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他改变了中国：江泽民传】
著者：[美]罗伯特·劳伦斯·库恩

【目录提纲】
引言 江泽民的经历
第一部分 根基 1926-1989年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第7章 1985-1986年“少说多干”
第8章 1986-1989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第二部分 领导地位 1989-1996年
第9章 1989年1月－5月“准备作长期斗争”
第10章 1989年5月－6月“我深感担子很重”
第11章 1989年7月－12月“人非圣贤”
第12章 1990-1991年“稳定压倒一切”
第13章 1992年“大胆探索”和“加速改革”
第14章 1993年“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依赖的”
第15章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第16章 1995年“精神文明”
第17章 1996年“讲政治”
第三部分 崛起 1997-1999年
第18章 1997年1月－9月“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第19章 1997年10月－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第20章 1998年1月－7月“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
第21章 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第22章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第四部分 展望 2000－2004年
第23章 2000年1月－6月“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第24章 2000年7月－12月“是不是中国间谍？”
第25章 2001年1月－7月“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第26章 2001年8月－12月“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
第27章 2002年1月－6月 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
第28章 2002年7月－10月“君子和而不同”
第29章 2002年11月－12月“希望同志们团结一致”
第30章 2003年－2004年9月“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结束语 江泽民的历史功绩
江泽民生平年表

【引 言】 江泽民的经历
有人说，江泽民不像毛泽东那样是一位高瞻远瞩的开国之父，也不像邓小平那样是一位勇敢的社会改革家。人们觉得毛和邓改变了中国，而江却没有。他们说，除了保持社会稳定并享受经济发展的好运气，他对中国的影响力微不足道。
上面这些只是假设，而下面这些却是事实。
2001年9月11日，北京午夜时分，亦即纽约正午时刻，短短数小时之前美国刚刚遭受了骇人的袭击，江泽民主席紧急致电乔治·布什总统。他是最早这样做的世界领导人之一。
江写道：“我谨代表中国政府和人民，向你并通过你，向美国政府和人民表示深切的慰问，并对死难者表示哀悼。中国政府一贯谴责和反对一切恐怖主义的暴力活动。”
翌日夜，江主席与布什总统通了电话，再次强烈谴责“这起骇人听闻的恐怖活动”，并保证“我们愿向美方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援和协助”。同日，在纽约联合国，中国投票支持美国提出的安理会反恐决议。根据北京的指示，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发言说：“昨天发生的袭击令全世界感到震惊，它虽然发生在美国，却意味着对整个国际社会的公然挑衅。”中国的外交支持明确而坚定，帮助美国在全世界范围内建立一个挫败恐怖主义的联盟。
在袭击发生之后，中国几乎马上派遣了32名反恐专家前往美国，前所未有地让美国人分享情报，这是中美关系的一个惊人的转折。在随后数月中，当美国开始策划反击时，中国的反恐人员与美国同行定期举行会晤。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关闭了与阿富汗和长期盟友巴基斯坦的边境，以防“基地”和塔利班领袖经中国逃窜。考虑到中国关于不破坏国家主权以及不干涉他国内政的基本政策，上述积极行为尤为世人瞩目。
10月，在上海，与布什总统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说，中国和美国在“同国际社会一道打击恐怖主义等方面，都拥有共同责任和利益”。11月，中国允许一艘美国航空母舰在前往阿富汗参战的途中逗留香港，这是一个毫不含糊的支持信号。
如果考虑到江泽民在1999年5月7日之后的言行，他的支持似乎令人吃惊。那天，美国空军的一架B-2隐形轰炸机从密苏里州的怀特曼空军基地出发，不停留地飞到南联盟上空，投下了5枚卫星制导炸弹，结果炸毁了中国使馆，并炸死3名中国记者。怒火在整个中国的大街小巷及各大媒体上迸发而出，中国人本来就相信，美国的政策就是遏制中国并阻挠其具有历史意义的复兴，现在这种想法更是给这场反美风暴火上浇油。成千上万的中国学生围住了美国在北京的大使馆，高呼口号，并向使馆投掷石块，而江泽民也严厉抨击了美国的“蓄意挑衅行为”。
江泽民对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说，北约轰炸南联盟是美国“彻头彻尾的炮舰政策”的一个实例，应该“引起各国政治家的警惕”。他还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否则中国人民不会答应。”第二天，在接见俄罗斯特使维克托·切尔诺梅尔金时，江说：“中国人民以游行、集会、声明、座谈等各种形式表达他们的强烈愤慨，表明了中国人民伟大的爱国主义的热情、意志和力量。”他还以无畏的气概宣布：“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伟大的中华民族是不可侮的，伟大的中国人民是永远不可战胜的！”
如果考虑到短短5个月前江泽民的态度，他对“9.11”事件的反应似乎也是令人吃惊的。当时，一架正在中国沿海监听电子信号的美国海军EP-3“白羊座”侦察机与中国的一架歼-8喷气式战斗机相撞，造成中国战机坠入南中国海，机毁人亡。受损的美国海军飞机则未经授权迫降于中国海南岛。消息传开后，波澜壮阔的中国民族主义情绪和学生的愤慨言论淹没了中国电台、电视台和报刊，遍布大街小巷，充斥了互联网。江主席再一次亲自表达了中国的愤怒。他说：“美国应该就此事件向中国人民道歉，并对由此产生的一切后果承担责任。”
尽管与在使馆被炸和撞机事件时江主席的愤怒态度相比，他有关“9.11”事件的“慰问与哀悼”似乎很像是一个大转弯，但事实并非如此。不了解江的真实信念，就很容易以为他在使馆被炸事件和撞机事件中对美国的严辞抨击是颇有算计和机会主义的，而且会以为他在利用这些不幸的偶然事件煽起国内的反美情绪。这一结论无疑是错误的，是基于对中国的误解而形成的简单化判断。
要理解江泽民的想法，就需要懂得中国的历史和文化，即需要注意江出生、成长、工作和生活的环境。在这一背景下所呈现的一系列主题都表明，江有关使馆被炸、军机相撞和“9.11”袭击的声明在哲学上来自同一个源泉，都与他对中国的长远整体看法和长期以来形成的对美国的认识相一致。
尽管江泽民反对他所说的美国“单边主义”，可是他欣赏美国文化、美国人民以及美国人民的理想。当许多美国人批评江泽民反美的时候，一些中国人却说他是“亲美派”。江泽民并不亲美，但他懂得美国。他首先是一名中国的爱国者，相信美中之间的良好关系对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是不可或缺的。
1989年，中国深陷于自人民共和国40年前立以来最大的各种危机之中。在全世界的注视下，大批抗议学生聚集在中国首都北京的心脏——天安门广场。政府作出了反应，先是发布戒严令，接着又动用了武力，随后发生的事招致了国际社会的责难。在一度混乱中，这个国家的最高职务——中国共产党总书记一职被交给了一位前工程师。此人因其忠诚、老练、文化价值观以及知识分子的多种兴趣而闻名。几乎每个人都认为，这个前额头发开始变得稀疏、戴着大号眼镜的名叫江泽民的大个子，不过是个“过渡性人物”，在一个新的强人登台亮相之后，他就得让出自己的位子。
10年过去了，江泽民仍然稳稳地坐在自己的位子上，不仅如此，他还得到了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国国家主席的职务，这使得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尽管他花费了多年时间革新政策、争取共识和纵横捭阖，但他确实让整个世界感到吃惊，因为他把他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经济超级大国。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发生了超出人们想像的变化，但是在1999年5月，这个国家却面临了一场严峻考验，起因是名副其实的“火”。
这年春天，以美国为首的北约部队对南联盟开始发动空袭，以迫使该国总统斯洛博丹·米洛舍维奇停止塞族人对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的进攻。5月7日，一架美国的B-2轰炸机携带4万磅弹药前往南联盟执行一次轰炸任务。在它的数个打击目标中，有一个塞尔维亚人的军事补给站，该目标的详细坐标已被输入轰炸机先进的制导系统，并已与精度达一米的美军全球定位卫星相匹配。
1999年3月24日至5月6日之间，在北约部队投到南联盟的9000枚炸弹和导弹中，只有7枚炸错了目标。5月7日这天，有5枚这样的炸弹落到了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炸弹摧毁了使馆建筑，并炸死了3名中国记者，另有20余人受伤。北约宣称这些炸弹并不是偏离了目标,问题是目标本身就是错的。为了辩解他们怎么会把那幢庞大、显眼的使馆建筑误认作一个军事补给站，北约的发言人将之归咎于“错误的情报”，说是中情局官员向军队决策者提供了不正确的资料——或者像美国情报部门所说的那样，是“旧地图”的缘故。
在使馆被炸之后的一小时内，江泽民召集国家的最高级领导人开了一次紧急会议。组成党的最高领导班子并管理着国家的7名政治局常委都出席了会议，此外还有所有相关部门的首脑，包括中央军事委员会、外交部和国务院新闻办。他们需要作出迅速反应，但作出反应是一件需要周到地考虑各种平衡的微妙的事。
时任外交部副部长、后任驻联合国大使的王光亚也参加了这次会议，他事后回忆了当时的微妙敏感之处。他说：“我们认识到，这一事件肯定会在民众，特别是在年轻人当中造成冲击波。学生们肯定会作出反应。”
对中国人来说，这起炸馆事件是对他们国家的一个侮辱，而且大多数人认定它是蓄意的。愤怒的群众开始在北京聚集，他们把怒火对准了美国大使馆——位于北京东部一个绿树成荫的地区——困在使馆里的美国驻中国大使尚慕杰简直成了人质。当人群越聚越多，情绪也越来越对立时，有经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认识到这场示威活动是自发的。
此时，在中南海——这是毗邻天安门的一片用高墙围绕的区域，里面是中国式的建筑，朴实无华，有宁静的湖泊、幽雅的环境，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就在这里居住和办公——人们注意到了当前局势的讽刺意味，多年来，美国政府一直批评中国对本国人民的意愿漠不关心，而现在，听取公众呼声就将意味着采取更强硬的反美姿态。
“告诉美国政府，中国人民不是好欺负的，”一位中年人在美国大使馆外对一名西方记者大声说道，“中国不是科索沃，更不是伊拉克。”
在听取了来自现场的报告并提了一些问题之后，江泽民请在场的几乎所有与会者都发表意见
“在大家都发表了意见并充分讨论以后，”王光亚回忆说，“最后就轮到江主席来平衡中国的长远利益和人民一时的情绪了。这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尽管大家都很清楚中国必须作出强烈反应。我们的主权受到了侵犯，国际法的准则遭到了践踏——我们知道中国的公众肯定会密切注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但是，”王光亚（他曾就读于约翰·霍普金斯大学高级国际关系研究中心）补充说，“我们也知道学生们可能作出过激反应。因此，我们大家立即认识到，当时我们所面临的最大挑战是怎样对待我们自己的公民，尤其是学生，怎样阻止不恰当的行为，怎样说服他们不要采取过激行动。”
最后，与会领导人共同决定了采取的行动步骤。第一步是，中止有关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谈判，暂停与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和军备控制磋商，并要求美国赔偿中国在此次袭击事件中所受的损失。第二步是，安排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发表一次电视讲话，讲话将具有双重目的，即既让听众感到中国政府是非常严肃认真地看待这一事件的，同时又敦促公众克制。“江相信，”王光亚说道，“尽管中国遭受了极大的委屈，但我们不能因为反应过度而危及我们的未来。”
“就在外交部这里，”王光亚说，“我们收到了民众发来的大量异常强烈的批评意见，有些态度极为不好。信件堆积如山。我们的电话总机给来电打爆了，我们部的网站也因为收到太多的电子邮件而几乎瘫痪。想想美国人总说在中国没有言论自由，这真是一种讽刺。”
“一些人要我们对北约或美国宣战，或者用导弹袭击北约总部作为报复，”王接着说道，“早前，俄罗斯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发表过一些激烈的讲话，有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听到这些不加掩饰的讲话后主张中俄两国建立一个能够抗衡美国的军事联盟。”
就在发生这样的激烈争论的背景下，江泽民强调保持经济发展和维护社会稳定的必要性。他敦促坚持当前的外交政策，因为这不仅有利于世界和平，也符合中国自身的利益。
长期以来，中国民众一直高度警惕外国侵略，他们把北约部队在中国的象征性领土上炸死3名中国公民一事视作奇耻大辱。江泽民意识到，共产党必须带头表达这种民族情感，否则将冒对当前的爆炸性局面失去控制的危险。
江主席和朱镕基总理相信，良好的中美关系对于改革中国经济和改善人民生活是十分必要的，这不是什么秘密，但并非他们所有的同事都完全同意这一观点。普通的中国人已变得越来越反美，这一态度的转变缩小了江泽民的回旋余地。1995年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表明，87%的中国青年人认为美国是对中国“最不友好”的国家，57%说他们最反感的国家就是美国。一名大学生在美国大使馆门前守到第三天时表示：“即使政府禁止抗议活动，我们还是要继续示威，直到美国人给我们一个满意的答复。”
一些人颇有点怀旧地谈到了毛泽东，赞扬他在朝鲜战争期间所采取的抗美行动。“现在，每个人都在讲毛主席真伟大。”一名陆军上校这样说道，“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粉碎美帝国主义。”
面对公众日益高涨的愤怒情绪，江决定要加以引导，而不是与之唱反调。他采取行动疏导人们心中的怒火，努力使政府的政策与抗议群众的呼声相协调。他希望确保两件事，一是他的国家保持稳定，二是他的政府安然无恙。总参谋长傅全有上将表态忠于党，并发誓“要保卫国家的主权和领土完整，确保它们不受践踏”。
官方媒体赞扬学生们支持政府。由党支持的学生团体租来了公共汽车，直接把学生们拉到了使馆区。
5月9日，将成为江泽民接班人的国家副主席胡锦涛出现在电视上。胡谴责炸馆事件是一起违反国际法的“罪恶行径”，他说中国政府“坚决支持、 依法保护一切符合法律规定的抗议活动”。但同时他又补充说，政府将“防止出现过激行为”。这是大多数人第一次听到胡发表讲话，这位下一代主要领导人树立了一个坚强果断的形象。
当学生们在发泄着对美国的怒火时，胡锦涛一边鼓励他们，一边努力让他们保持冷静。胡当时是最年轻的国家高级领导人。要想控制这场危机，疏导学生们的愤怒情绪至关重要，共青团（胡仍与之保持着纽带联系）向学生们提供标语并组织车辆把他们送到使馆区。
大约在同一时候，克林顿总统打来一个热线电话以表达他个人的歉意，但江拒绝接听电话。“这一错误让我十分震惊并深感不安，我马上打电话向江泽民道歉。”克林顿回忆道。他将这一悲剧性的误炸事件称作“这场战争期间最严重的一次政治挫折”。但中国领导集体已经作出决定，任何来自美方的道歉都必须以国家的名义正式作出，而不应该在两国领导人之间私下进行。克林顿放弃了外交礼仪，“公开并反复地”道了歉。
同一天，克林顿正式致信江，“代表美国人民”对炸馆事件表示“道歉和真诚的哀悼”。他强调说，这次袭击事件“绝对不是蓄意的，也不是故意的，而是一个显而易见的错误”。“我不怪人们为此而不高兴，我本人也对此感到不高兴，”克林顿说，“但我们在这件事情上需要把握分寸。”
在整个中国，愤怒的群众越来越多，并且变得更加喧闹。学生和工人继续向美国使馆投掷石块和垃圾，砸碎了仅剩的几块窗玻璃。在其他城市，人们也组织了针对当地美国使团的抗议游。美国国务院警告美国公民不要前往中国旅行，并建议那些已在中国的美国公民避开人群。
在被堵于使馆3天以后，美国大使尚慕杰发回了一份现场皑告。”我们现在在使馆内，我们被一条警察的隔离线围在中间，“他说，”使馆的建筑被扔进来的投掷物损坏了，窗户破了，昨天扔进来的土制燃烧瓶至少在使馆内引起两起火灾。“尚慕杰补充说。尽管克林顿总统作出了正式的道歉，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前往中国驻华盛顿大使馆表达了美国政府深深的哀悼，但中国媒体当天对这两个举动都未作报道。
就在炸馆事件发生数小时后，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召集报纸编辑开会讨论报道的口径问题。从那一刻起，每一份报纸——从时尚的《北京青年报》到党的喉舌《人民日报》——都用好几个版面报道炸馆事件，表达了一致的观点并经常使用同样的语言。以大字标题醒目地刊出《震惊-愤怒—抗议》、《这次轰炸是有预谋的》，中国报刊从尝试新闻多样性的道路上退了回来，又开始用同一个响亮的声音说话了。几乎每一家报纸都发表了大同小异的专栏文章，而这些文章又几乎出自同一些军事专家之手，他们提出“证据”证明这起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一直关注腐败问题的电视节目现在也开始批评美国。
对于西方来说，这看上去像是一场旨在改变舆论方向的宣传运动。事实却恰恰相反。尽管媒体始终不能质疑或反对党和政府的意见，大多数中国人都不会同意它当时还能操纵人们的思想或意见的说法。相反，是公众决定着媒体的报道。报纸的标题、愤怒的言辞以及专家的观点恰恰都是读者和听众想读到和想听到的，这就像受市场驱动的媒体在西方所做的那样。说炸馆事件是蓄意的，不过证实了大多数中国人所深信的一点，即美国希望遏制和控制中国，并将不遗余力地这样做。
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美国人指责中国政府煽动反美仇美情绪。他们天真地将中国媒体的报道解读为是北京利用局势的一种方式。他们错误地认为，炸馆事件将给中国领导人提供一个现成的借口，去做许多西方人害怕他们做的事——走上民族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
民意调查显示，有高达90%的受访中国人不相信北约有关这次炸馆事件纯属意外事故的解释——这一统计结果来源于与深谙时势的中国人的交谈。他们说，这一解释并不可信，因为像美国这样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不可能会犯这么愚蠢的错误。
鲍里斯·叶利钦给江泽民打来电话，表达了他对炸馆事件“最强烈的谴责”，并补充说：“俄对这一事件的立场与中方完全一致。”江把这次袭击称作“极其野蛮的行为”，并说中俄两国应加强在包括科索沃在内的国际问题上的合作。双方同意，对主权国家进行军事干涉是错误而危险的。在前往光明日报社悼念并赞扬死去的记者中的两位时，江称这次袭击“是对十二亿中国人民的公然挑衅，是对中国主权的粗暴践踏”。
尽管克林顿总统已经向江主席道了歉，但人们仍然觉得有待北约和美国作出正式道歉。中国取消了与美国的正常军事接触，中断了有关武器扩散、军备控制、人权以及国际安全等方面的磋商，双边关系进一步恶化了。
在为驻南联盟使馆工作人员回国举行的欢迎仪式上，江授予了3位死去的记者以“革烈士”的称号，并赞扬了中国人民所表现出来的义愤。他说，这充分显示了“中华民族的伟大爱国主义精神和巨大凝聚力”，并强调说：“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不可欺的！”3年来，江第一次用“霸权主义”来形容美国，这是中国专门用在敌人身上的贬称。他指责美国利用自己在经济和科技上的优势推行“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肆意干涉别国内政”。他说，“以美国为首的北约必须对这一事件承担全部责任，必须对中国政府提出的要求作出全面交代”，并警告说，“否则，中国人民决不答应”。
与此同时，江要求中国人民把他们的义愤转移到发展国家的经济力量、国防力量和提高中国的民族凝聚力中去。他宣称，必须保持社会稳定，并强调指出，中国必须“对国内外敌对势力伺机搞乱中国、破坏我们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图谋，时刻保持警惕”。人们都未忽略，江提到了“国内敌对势力”。
5月14日，在经过一周的紧张沉默之后，江主席接听了克林顿打来的一个电话。在30分钟的交谈中，克林顿再次对这一悲剧表达了他真诚的遗憾，并向受伤的中国使馆人员致以慰问，向遇难者家属表示哀悼。克林顿后来描述了他在炸馆事件后与江的第一场谈话。“我再次道了歉，并告诉他，我确定他不会相信我会在知道的情况下袭击中国使馆。江回答说，他知道我不会这么做，但他相信五角大楼或中情局中有人并不赞同我扩大与中国的接触，他们可能存心在地图上做了手脚，以引起我们之间的裂痕。江很难相信，一个像我们这样技术如此先进的国家会犯这样的错误。”然后克林顿若有所思地说，“我也很难相信，但事实就是如此。”克林顿向江保证，将对这一事件进行调查，并会尽快让中国人民知道事件真相。江表示，他“注意到”了美方的道歉，这个外交辞令意味着北京最终愿意接受克林顿的反复道歉。江声明，那些抗议活动都是人民自发的反应，并告诉克林顿，要想修复两国业已受损的关系完全取决于美方。
第二天，中国的官方媒体醒目地报道了克林顿的道歉，这场危机的热度达到顶点后开始消退。所有的全国性报纸都在头版报道了克林顿道歉的事，同时在显著位置还报道了江呼吁中国人民化悲愤为力量，把中国建设成一个未来不会再受到类似欺侮的强大国家。
在西方，人们把中国报纸对克林顿道歉一事姗姗来迟的广泛报道视为一种证据，认为这证明中国政府鼓励了全国各地兴起的抗议活动。但事实上愤怒的情绪首先来自中国民众，而不是他们的领导人。不管政府做什么或说什么，人们的愤怒都会爆发出来。从美国人的第一次道歉到中国媒体对此进行广泛报道，中间隔了4天时间这就给了这个国家的公民一个机会去表达纾解他们的愤怒。当媒体最后报道说美国道了歉，老百姓的气已经出得差不多了，这时候谈问题的解决办法，他们也能够接受了。
西方学者认为，炸馆事件将使美中关系倒退很多年。他们错了，事情的发展恰恰相反：江泽民利用这场危机巩固了领导地位，进一步明确了改革的进程。事后，中国媒体持续不断地赞扬了他对这场危机的处理方式。
6月中旬，美方以一种全面的、较为折中的方式就炸馆事件向中国人民作出了自己的交代。中国中央电视台在全国收视率最高的《新闻联播》中用很长一段时间对此作了报道。政府开始着手淡化对抗，就像江从一开始就主张的那样。“大多数中国人民相信（炸馆事件）是有预谋的，”政府的一名外交政策顾问说大话，“我们需要时间释放这种情绪。”
中国人民对这一悲剧的反应，反映了他们对美国的复杂态度。当时在美国使馆门前的抗议人群中，有一名大学生向记者气势汹汹地痛斥了美国的傲慢思维，即美国认为应把自己政治制度强加给世界上的每一个国家。当这名学生继续高声谩骂时，采访他的记者问，他打算这样骂多久。这位年轻人就事论事地回答说，他在这儿呆不了多长时间。他解释说，他必须回家准备即将到来的GRE考试——美国研究生院的入学考试。
就像在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地方一样，很多中国人渴望像美国人一样地生活，尽管他们同时也憎恨在他们看来美国所强加在他们头上的强权。中国人的感情可以用下面这个笑话加以概括：“二战以来，为什么除了美国以外的世界上每一个国家都生生过革命？因为美国是唯一一个没有美国大使馆的国家。”
美国人的缺乏敏感和自我中心主义的天真也于事无补。尚慕杰叙述了这样一件事，它发生在1997年的一次国会代表团访问北京期间。一位高级官员对代表团介绍了中国的国内和国际事务之后，主动请代表团成员提问。“我想知道，”一位议员提问道，“你是否已接受耶稣基督作为你个人的救主？”尚慕杰回忆，那位中国官员看上去惊呆了。
1989年，中国有些人呼吁美国帮助他们反对自己的政府。10年以后，他们又毫不客气地批评自己的领导人不敢挺身跟美国对着干。当初，标杆是政治自由；而这一次，是民族的自豪感。当年天安门广场的示威者们比他们的领导人更向外看；现在情形正相反，与他们的民族主义的批评者和老百姓相比，江泽民和他的政府更向外看。在短短的10年内，这个国家已经经历了一场巨大的变革，而这10年恰恰是一个人当政的10年。
要想充分理解中国在江泽民领导期间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几乎是不可能的。大多数中国人的生活水平得到了惊人的改善，这个国家的实力和活力也得到了极大的增强，这些变化在几乎每一个城镇里都是显而易见的。按购买力计算，中国的经济已居世界第二位；而在此后30年内，中国有可能跃居世界第一。中国企业把电子产品销往世界各地，中国的企业家正在互联网上创建私营公司。
尽管失业、腐败、收入不平衡、法律体系粗陋等诸如此类的问题确实存在，并将继续存在下去，而且颇为棘手，但在广大人民中间仍然存在着一种新的活力和自信心。物质上的富足只是部分原因。另外一个原因是他们不再害怕讲出他们的心里话。数亿人用上了手机，甚至用它来收发政治笑话；超过10亿中国人看上了电视可供他们选择的频道有数十个。服饰和娱乐的多样性，从电影到时装的艺术形式，个人行为的灵活性——选择工作、不受限制的旅行、性教育，所有这些都证实了这场变革的非凡惊人。中国赢得了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权，把自己的第一个宇航员送入太空，开始了有步骤的法律和政治改革，重振了它的武装力量，并且参与了每一个重大外交问题的解决。对国内事务充满信心，在国际上受到尊重，中国已成为世界大国中的一名领导者。
江泽民的一生和领导生涯几乎贯穿了中国历史上疾风骤雨的80年，可以说是这段历史的生动写照。他的一生就像是一首史诗，其中包含着战争、贫困、革命、政治动乱、社会动荡、经济改革、国家转型以及中国在国际上的重新崛起。在审视江的一生及其留给后代的精神财富的过程中，我们感受到了中国传统文化和动荡历史之间的冲突，感受到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艰苦卓绝的奋斗，所遭受的异常深重的伤痛，所怀有的高远志向，所面临的巨大挑战以及所取得的伟大胜利。
在某种意义上，那些最初对江泽民持怀疑态度的人说得也对。他是一个过渡人物，但并不是他们所指的那种。他坚持自己的理想毫不动摇，即便有些家长作风；他拥有进行政治活动的高超技巧，没人预料到他会有这一手；他充满毅力，甚至可以说是从不懈怠，出人意料地成了变革的代表，使饱受创伤的中国过渡到了一个稳定、自信而繁荣的社会，并正在新的世界秩序中迅速崛起。那些怀疑论者完全误解和低估了这个人，这个改变了中国的人。
【第一部分】 根基 1926-1989年
第1章 1926-1943年“我的背景就是我的家庭”
1926年，农历虎年，此时的中国处于一片风雨飘摇之中。虽然距清王朝被推翻和民国建立已有15个年头了，但是各派军阀及一些政治派别仍在和国民党政府争夺主导权。与此同时，东面的日本正在磨刀霍霍，令人担忧。就在这一年，在上海西北方150英里以外的大运河边的古城扬州，一个男婴降生了，他是一对名叫江世俊和吴月卿的年轻夫妇的第三个孩子。这一天是8月17日。
中国是一个非常重视家庭的社会，因此其传统是把一个人的姓放在前面，而不像西方那样放在后面。中国人给孩子起名时并没有一些通用的名字可供选择。所以，他们给孩子起的名字一般都有独特的意义。这些名字的所指可以无所不包，从祖先的传统到自豪的父母对未来的憧憬，而这些名字一般包括一个或两个字，每个字都有单独的意义。对于同胞手足，甚至是同辈的堂兄弟姐妹来说，用同一个字作为他们名字的开头并不少见，以强化对家族的认同。江家的孩子就是这样，这个新生儿像他的哥哥姐姐一样，名字也以“泽”字开头，这个字有“施予恩惠”或“帮助”的意思。这个“泽”与毛泽东的“泽”是同一个字，但毛的名字从字面上解释是“泽被东方”的意思（有人会说这个名字具有非凡的预见性，也有人则认为不然），而江泽民这个依据孔子经典所取的名字则意味着“泽被人民”。
“成为一位领导人靠的不仅仅是他本人，”江泽慧，江的妹妹，后来回忆道，“它还涉及一个家庭的历史与文化背景。如果不理解有关江主席的三件事，你就无法理解江主席：他的家庭传统、他的文化根基以及他的革命背景。‘三哥’（我一直这么称呼江泽民主席）成为国家领导人并不是偶然的。”
虽说这话对于经历了某一特定时期的中国领导人几乎同样适用，但也许没有任何人像在江身上那样，三者交织得如此紧密。江泽民的姓是“河流”的意思，这个家族起源于中国东部一片青山深处的一个贫苦村庄。但是究竟哪个村子才是江家的祖居地，一直存在争议。后来，江本人也对两个村庄之间纠缠不清的争论感到有点为难，便恳请双方“不要再胡乱猜测了”。如果有人要问，他会说他的老家在扬州，那个他出生的城市。
作为一座约有2500年历史的古城，扬州长期以来就是一个文化和商业中心。连接长江和淮河并穿城而过的邗沟是中国最古老的运河，开凿于公元前486年。在《马可·波罗游记》中，作者这样写道，当他来到扬州时，他觉得仿佛步入了仙境。有人认为扬州美女甲天下，以至于中国古代的帝王们常要到这里来选妃。当然，中国另外一些城市也声称自己才是帝王最为钟情的佳丽之都，这是一种荣誉。
即使撇开这些传奇不谈，扬州也是一座富有历史故事和内涵的城市。在明清两代，扬州深受富商巨贾和达官显贵的青睐，他们中的许多人在此买地置屋。瘦西湖岸边，从饭馆、茶楼到妓院、书店，各业繁荣，人们的各种欲望在这里都能得到满足。一到晚上，整个城市都沉浸在一片歌舞升平之中，人们乘着画舫泛舟河上，悠扬的笛声在空中萦绕。中国有一句古话说得好：“腰缠十万贯，骑鹤下扬州。”
清朝统治时期，一个名为“扬州学派”的富有创造性的学术流派在这座城市兴起。地方官员出资赞助赛诗会，而每天下午，听众们都会聚在一起听说书人说书。与此同时，这也是“扬州八怪”生活的时代，这是一群富有创新精神的扬州艺术家，他们实际上大概有15人。借着从绘画到诗词歌赋在内的各种表现形式，他们在艺术和政治之间建立了一种微妙的联系，抨击皇权统治和社会罪恶。他们一反因循守旧的笔法，创造出一种清新自然的画风。他们的画风改变了中国的艺术轨迹，并成为现代中国文化的先锋。
史可法是扬州历史上一个著名的人物，也是江泽民心目中的英雄和一直效仿的楷模之一。史可法生于1602年，他亲眼目睹了日益腐败的明王朝如何走向衰亡。他官至兵部尚书，1644年满族人攻占北京并建立清王朝以后，他仍拒绝承认他们的政权，并前往扬州准备守城。就在他抵达扬州的第二天，清军包围了这座城市。尽管力量对比悬殊，史将军仍然拒绝投降。他送信给清军将领说：“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劈尸万段，甘之如饴。”
一周后，扬州城被攻破。史可法被俘并遭到杀害，成为南明王朝第一个以身殉职的高级官员。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事迹被人们广为传颂，直至史可法之死被视为神圣的殉难，足以“惊天地，泣鬼神”。
在江泽民眼中，史可法代表了中国人最为崇高的理想：爱国、勤勉、忠贞、诚实、道德和奉献。1991年，在一次接受俄罗斯媒体采访时，江再一次自豪地说起他所出生的那座城市及其最著名的人物。江说：“我是江苏省扬州人。扬州梅花岭下有史可法的‘衣冠冢’。冢前有一副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
江泽民后来有一次回忆说，民族英雄史可法的墓就在他的家乡扬州，日本人侵略中国时，他和同学们星期天经常去凭吊，每当看到墓碑上的对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便激起一种抗日的激情，决心发愤读书，树立好的民族气节。
很久以来，扬州的繁华早已逐渐让位于其他城市，但这一命运却使它得以保留自身色古香的魅力。1934年写的一部描写江泽民的家乡的作品简洁明了地概括了人们对这个地方的褒贬：“这座城市缺少在一座大城市里可以找到的宽阔的马路、喧闹的汽车、耀眼的灯光、高耸入云的西式建筑。没有任何被金发碧眼的外国人占据过的痕迹，也没有传教士。这里可以说是完全的中国本土，因此他自然得以避免了其他大城市必须承受的帝国主义的侮辱和压迫。”
江泽民对自己的出生之地总是感到很自豪，并一直讲一口带有明显扬州腔的普通话。江最喜欢的一个作家朱自清（他父亲的同班同学）也来自扬州，他的作品也许最能道出扬州人和他们这座城市之间千丝万缕的关系。朱最有名的一篇散文就叫《我是扬州人》。在这篇文章中，他动情地写到这座城市：“我家跟扬州的关系，大概够得上古人说的‘生于斯，死于斯，歌哭于斯’了。”
直到7岁以前，江泽民随家人一起住在扬州田家巷的一座大宅子里。田家巷位于非常富裕的东关区内，毗邻大运河。田家巷得名于明朝后期，当时此地一户姓田的人家有一名才貌双全的少女得到了皇帝的垂青，做了皇贵妃（据说她精于围棋）。
江家的宅第是一座中间带有天井的传统中式大院，房子上面有着精美的石刻，房子里面摆满了书籍和艺术品。这样的一座宅子甚合江泽民的祖父江石溪的心意，他是一位学者和生意有成的商人。此外，他又是一名中医、诗人、音乐家、政治激进派和热诚的民族主义者。尽管在江泽民只有7岁的时候，江石溪就去世了，但他的价值观和信念对他的家人却有着深远的影响。江泽慧评述说：“我们家可以说是书香门第，一贯致力于学习求知，并酷爱文学艺术。我们家在读书做人方面的良好家风，一直是代代相传的。”
江的祖父在住所里收藏了丰富但并不昂贵的古籍字画。他能演奏许多种乐器，包括琵琶，他还喜欢唱歌；他爱好中国象棋，也经常在挥毫泼墨中自得其乐。但他最喜欢的还是做诗。“我们的爷爷是一位了不起的诗人，”江泽慧说，她和她那位著名的兄长长得非常像，“我有一本爷爷的诗集，里面的诗反映了他所生活的那个社会。令人难过的是，原来的墨迹在‘文化大革命’的政治风暴中被毁掉了。”
江的祖父的生活也不时过得很艰难。在清朝末年发生的一次饥荒中，他的两个儿子夭折了。虽然他行医深受尊敬，但并不足以养家糊口。1919年，他在49岁那年弃医从商，进入了一个他还十分陌生的天地。他当时的行为就像中国人时下所说的“下海”。他加入了大达（或叫做大运河）航运公司，不久便成为该公司驻扬州的代表。在这期间，他把家搬到了江泽民后来出生的那座舒适的宅子。
“我的祖父不是地主，也不是资本家，”江主席在时隔80多年后解释说，“但是他受过教育，有文化，而且非常有才干。早年，船在长江上航行时，螺旋桨经常被水里疯长的水草缠住。他便发明了一台能够割断这些水草的机器，并把机器以低于实际价值的价格卖给了一个著名商人。”
然而，在早年的岁月里，江泽民只是一个子孙众多的大家庭中的一个普通男孩。单是江的父母亲，就有三个儿子和两个女儿。在这个大家庭里，父母们希望每一个孩子都能够出人头地，也就是人们常说的“望子成龙”，就像当年他们的父辈对他们的期望一样。江家的宅子里不乏书香、音乐、艺术和有关政治的讨论，江泽民正是在这里逐渐培养起一生对这些事物的兴趣的。
江泽民7岁那年，祖父去世了，终年63岁。经济上的窘迫使江家搬到一个较为破落的地区，但是对他们来说，精神上的损失要远远大于物质上的损失。祖父一直是一个精力充沛、很有影响的人。尽管他后来从商，但他不曾放弃对文学艺术的兴趣——他在艺术界和学术界有很多朋友——并始终以不断磨砺自己的书法技巧为荣。像许多同时代的知识分子一样，他十分关心国事，并写了许多带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的文章。在20世纪之初，他曾批判过清王朝的软弱无能。后来，他目睹日军一步一步地蚕食中国领土，深感悲哀，并起而反对一个玩弄阴谋诡计登上帝位的军阀。他甚至把自己民族主义的文学作品改编成歌曲，从而通过这些充满讽刺意味的歌谣，把他那愤世嫉俗的思想传给更多的人。
在祖父的葬礼上，江泽民的叔父江上青吟诵了一首自己写的诗，名为《哭父》。（译注：据《江上青烈士诗抄》，该诗写于1933年中秋节前。江石溪先生病逝时，江上青在仪征十二圩中学任教，由于旧友反目而受陷，未能为父送葬。）他吟道：“常存济世心，向无凌人志。”这两句诗反映了这个家族的处世之道。就像他的兄弟姐妹一样，江泽民从小接受的教育是要力争上游，但同时要谦虚谨慎。到他祖父去世的时候，他已经在远近闻名的琼花观小学上学了，这所小学离他家只有20分钟的步行路程。学校的课程设置兼顾了现代和传统两方面。其中，传统课程部分围绕四艺——文学、音乐、书法和中国象棋——开设，这些都成为江泽民为之钟情一生的爱好。
也正是在这里，他养成了对音乐经久不衰的热情，学会了演奏各种各样的乐器，包括竹笛、钢琴和二胡。后者是一种起源于一千多年前的只有两根弦的中国乐器。几十年后，当一位著名的二胡演奏家因脑力不济而无法演奏时，坐在听众席上的江主席突然起立走上舞台，他要过了二胡，在一把椅子上坐定，拉了一首大家耳熟能详的曲目。
江氏谱系
江绍岳（石溪）1870—1933
妻范氏1873—1956
长子江世俊（冠千）1894—1973
媳吴月卿1897—1977
二子江世杰，早夭
三子江世豪，早夭
四女江世英1906—约1948
婿梁慕园
五子江世雄（慕陶）1909—1966
媳杨桂芬1911—1944
六子江世侯（上青）1911—1939
媳王者兰1911—1985
七子江世伯（树峰）1914—1993
媳胡齐德1916—1983
江世俊一支
子江泽君（蛰君）
女江泽芬
子江泽民，承祧江上青
子江泽宽（吴德新）
女江泽南（泽兰）
江世雄一支
女江泽群
子江乔生，早夭
子江庆生（均祥）
江世侯一支
子江泽民，过继
女江泽玲
女江泽慧
江世伯一支
子江泽中（执中）
女江磐
中国的古典文学构成了江泽民所受启蒙教育的核心。每天——甚至在江还不到上学年龄之前——他父亲就要他背诵唐宋名家的经典诗句，这当中充满了睿智的隽言和实用的忠告。
此外，江泽民还接受了大量的书法训练，与他所受的古典文学教育可谓相得益彰，这种书写中国繁体字的艺术，把语言概念和视觉概念完美地结合在了一起。虽然中国台湾和香港至今仍在日常生活中使用繁体字，但中国大陆在1949年以后已经改用一种简体字。不过，时至今日，江仍在使用繁体字，并经常用繁体字为一些他所支持的机构或活动题词。
每到放学的时候，江都会唱起一首歌谣，几十年后，这首歌仍然留存在他的记忆里：“……课毕放学归。……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盼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大家努力呀，同学们，明天再会。”学生时代的歌谣对江有着一生的意义。有一次，已是中国国家主席的江泽民，因为想不起某几句歌词而打电话给远在美国的老同学寻求帮助。
但是在外界残酷的现实面前，校园只能给学生们提供一时的庇护。日本人正打来，凶恶而残暴。1931年，就在江刚上小学后的几个星期。日本开始了对中国东北的疯狂蚕食。1932年，为了获得一个入侵中国内陆的基地，日本发动了“上海战役”。此役，日本的航空母舰第一次投入了实战。
而在他的家乡扬州，一场文坛骚动把整个城市搅了个天翻地覆。1934年，江泽民8岁那年，一本名为《闲话扬州》的书在上海出版，作者是一个名叫易君左的政府官员。易把自己在扬州所看到的东西贬斥为无处不在的堕落和冷漠，并把扬州描绘成一潭死水，是滋生懒汉闲人的温床。他在书中写道：“扬州像是一个没落中的大家族。”易还提到了勾结日本人这个充满爆炸性的问题，并顺带引用了8世纪时一位诗人所说的一句话：“全国的妓女都是在扬州培训的。”（译注：查《闲话扬州》，有以下一句：“古人说的烟花三月下扬州，全国的妓女好像是由扬州包办。”故这句话其实是易君左所说。“烟花三月下扬州”为李白名句。）扬州人愤怒了，并成立了一个“究易团”。该团体由一位非凡的妇女领导，她是10个孩子的母亲，并创办了一个天足会和一所女子学校。后来，该团体迫使易君左作了公开道歉并支付了800元的赔偿金。这本招惹是非的书遭到了查禁，出版商也同意销毁所有的存书以及该书的纸版。
但是让批评者三缄其口并不等于问题解决了。易君左书不仅仅是对扬州的辛辣讽刺，也是对全中国的批评。即使当日本军队从北方长驱直入的时候，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军队仍在相互厮杀。共产党进行了为时一年、行程6000英里的战略性撤退，这被称作“长征”。在此期间，在1935年8月，共产党提出停止内战，建立统一战线，共同抗日。但敌对的双方仍充满仇恨，无法搁置歧见。“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学生们呼喊着这样的口号。1936年12月，内战发展到了最紧要的关头。由于不满蒋介石一味“剿共”、消极抗日的政策，一些国民党士兵在张学良将军的率领下发动了一场小型军事政变。他们在蒋视察古城西安的时候挟持了他，并把他囚禁起来，直到他同意与共产党组成一个联合阵线，共同抵御外国侵略者。
作为中学入学考试的一部分，10岁的江泽民写了一篇文章支持张的行动。江家是一个颇有政治觉悟的家庭，江泽民从孩提时代起，就已经明白他应该站在哪一边。他考进江都县立初级中学时，入学考试成绩位列前10%的学生中。1937年夏天，他转入扬州中学就读，该校当年在江苏全省1800名考生中只录取了50名。
扬州中学以西方教育模式为基础，在校6年，学生们将接受严格的训练。这所学校当时已经培养出了许多政治家、科学家和文人，其中包括朱自清这位宁可饿死不吃美国救济粮的文学巨匠。毛泽东赞扬过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爱国行动，他称朱“表现了我们民族的英雄气概”。
上学时，江背诵了许多中国古典诗词，其中不少他到老还能倒背如流。他很欣赏生活于8世纪的唐朝诗人杜甫所写的《茅屋为秋风所破歌》。江曾引用过这首诗的最后一节，这也是中国诗歌中最为人称道的诗作之一，“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风雨不动安如山。呜呼！何时眼前突兀见此屋，吾庐独破受冻死亦足！”
江一直很喜欢爱国主义诗文。在公开场合和会议中，他都曾提到明末学者顾炎武的名句：“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他还经常讲述宋朝丞相文天祥的故事，文拒绝向外敌投降并写下了下面两句脍炙人口的诗句：“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心照汗青。”
江还曾讲起宋朝名将岳飞，他那首动人心魄的民族主义诗歌——《满江红》，使他的英名永垂不朽：“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后来，作为中国领导人，江泽民回首往事说：“当我们还是学生的时候，这些作品就深深地扎根在我们心里，使我们热爱自己的祖国。”
江还渐渐爱上了俄罗斯文学和西方文学。他阅读了许多译著，包括《战争与和平》、《安娜·卡列尼娜》以及《悲惨世界》。后来，担任国家主席后，他在出访途中常去向他心目中的文学大师致敬。在俄罗斯，他参观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法国，他专程前往马赛，参观了大仲马当年创作《基度山伯爵》的地方。在扬州中学时，江还涉猎了美国文化。他研读了托马斯·杰弗逊和亚伯拉罕·林肯的演说词。时至今日，他依然能背诵出《葛底斯堡演说》，这在1986年他担任上海市长时曾令四座皆惊。
“我受过三种教育，”江有一次曾总结说，“第一种是中国哲学，尤其是孔孟之道。从上小学起，我就开始背《三字经》。我所受的第二种教育是资产阶级教育，特别是西方科学。我所受的第三种教育是马克思主义教育。”
“我们江家有一大家子人，”主席的妹妹江泽慧回忆说，“我们所有人——祖父母、他们的四个儿子儿媳、一个女儿女婿以及他们的孙子女——都住在一起。没有人分家单过。”
像这样一家人住在一起，会使人想到中国人常说的“大家庭”。在这样的大家庭中，亲情纽带关系往往是既复杂又深厚的。江泽民虽然是这个家中的长子江世俊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所生，但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却属于整个家族。
“当然，这样会显得有点挤，但一家人住在一起也有很多好处，”江泽慧说，“爷爷把自己对文化的热爱传给了自己的子女，甚至也传给了三哥和我这一代，就好像对文学艺术的爱好已经被植入了我们的基因。在爷爷的子女当中，像我父亲、我大伯和我七叔都在古典文学和诗歌方面造诣很深。我父亲是第六个儿子，而我的大伯是长子，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什么？如果说江泽慧父亲和江泽民的父亲是兄弟，那么江泽慧就应该是主席的堂妹，而不是亲妹妹，难道不应该是这样吗？
“江泽民确实是我的三哥，这不是修辞手段，也不是中国式的习惯称呼，”她缓缓地说道，有意卖起了关子，“要想把这点解释清楚，那就得从我出生时讲起了。”
“那是1938年，也是虎年，”她开始讲述道，“江泽民那年12岁，也就是说三哥比我整整大一轮，我们都属虎。我出生在奶奶家里，在长江的一个小岛上。那时，日本人已经打进来了，整个中国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
祖母姓范，在男人们都离家之后，出身农家的她挑起了整个江家的重担。为了躲避日军空袭，她决定搬家。她把儿媳和孙子孙女集合起来，告别了在扬州舒适的家，匆忙返回了她乡下的老家。这是一个不起眼的村庄，虽然离城不太远，却不大可能受到袭击。
江泽慧的父亲，同时也是江泽民叔父的江上青，并不经常回家。他是一个革命者，正因为如此，他来才会对江泽民变得具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早在1928年，江上青17岁那年，他就秘密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团。在上海文科大学专攻文学，同时以笔为枪，写作了大量的诗歌、散文，并创办刊物和时事通讯，来批评腐败的政府，传播革命火种。当时，国民党已经顽固地坚持要消灭共产主义，这个年轻人被一个叛徒出卖了。江上青因为他的信仰而被捕入狱，但即使身处险境他也没有出卖同志。在随后几年中，他被抓了放，放了抓。尽管有好几次他都差点儿走上刑场，但他却从来没有动摇过自己的信念。不管是在狱中，还是在狱外，他都始终坚持为信仰而工作。
1932年，在党组织的援救下，他被释放出狱。（这时，他已经是中共正式党员了。）他回家调养身体，并又几乎立即投身到革命中去。他创办了一种激进刊物，当地方当局查禁了这刊物之后，他又毫不畏惧地创办了另外一种。警察对他进行迫害，把他从一个教师职位赶到另一个教师职位，但他仍然保持与共产党的联系，有时甚至就在国民党官员的鼻子底下。
尽管有进步思想，从事着地下活动，江泽民的叔父仍然和他的家人联系紧密。1935年，24岁的他甚至同意他的母亲为他安排婚事，他母亲给他挑选的妻子是自己的侄女——王者兰。而在那个时候，许多年轻的革命者已经抛弃了这种文化传统。在江上青看来，新和旧不仅可以和谐共存，甚至还能以旧促新。
1937年，中日冲突升级成全面战争，从此，江上青的人生轨迹也永远改变了。他在一首词中写道：“心事到眉梢，扶枕风萧，而今只合梦中邀。一夜催诗都是泪，便做愁浇。 隔雨听芭蕉，孤馆牢骚，破书囊里恨无刀。关外马蹄惊塞野，鼙鼓频敲。”
像许多年轻的爱国志士一样，江上青参加了共产党的军队。起初，他主要负责新闻和教育工作，这都是他擅长的领域。他组织了抗日宣传队和工作组，鼓励人民团结起来，抗击侵略者。而后在1938年，一位名叫盛子瑾的国民党官员认识到共产党对于抗战的重要性，便请求共产党派遣一些干部前去协助他。党派了7位同志前往安徽盛的驻地，指示他们在敌占区建立党的组织，并确保共产党人对当地抗日根据地的控制。这个秘密小组就是由江上青领导的。他的公开身份是盛手下的政务秘书和抗日保安司令部的政治部主任——那可是当地国民党的第二号人物——但在地下，他却是中共特别支部书记、中共皖东北特委委员。
这是一项棘手的工作。国民党政府可能随时都会发现他是共产党派进来的。而与此同时，在许多共产党人看来，他似乎已经投敌。他以公开身份协助盛的工作，并很快被盛任命为第五游击区政治部主任。但在地下，江上青一直在做当地民众的工作，使他们转而拥护共产主义。他还设法说服盛把两支共产党领导的游击队编入国民党军队。
江上青的工作进展顺利，这时他的国家却日益陷入深渊。1937年秋，日军加紧进攻中国沿海地区。12月，上海陷落。在接下来的一个月中，日军沿长江推进，一直打到南京。江泽民在扬州的学校被日军强行征用，他们将体育馆改成了马厩。学校里的书本被付之一炬，教职员工和学生被强行遣散。
不过，这座城市仍然可以说是幸运的。扬州陷落时相对流血较少。而仅在50英里之外，南京的市民却遭到了劫难。据估计，日军在这座拥有100万人口的城市里屠杀了4万到6万人。（译注：南京大屠杀中被日寇集体枪杀和活埋的有19万人，零散被杀居民仅收埋的尸体就有15万多具。）街道上，尸横遍野，烧杀抢掠成了家常便饭。这恐怖的一幕后来在西方被称为“南京大强暴”（在中国被称为“南京大屠杀”），因为在很大程度上，日军在这里的暴行是针对妇女犯下的。
有多达2万名中国妇女——下至7岁幼童，上至70岁老妇——被日军奸污，其中许多遭到轮奸。这些罪行都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当着这些妇女的丈夫、孩子犯下的。在施暴之后，日军士兵通常会杀掉受害妇女，有时还会割掉受害妇女的乳房，或用刺刀剖开她的肚子，而此种行为竟然得到了日本军方的默许。下至普通士兵，上至高级军官，所有的日军都参与了这样的暴行。据说，有一群日军士兵轮奸并杀害了一名孕妇，随后剖开受害人的肚子取出其中的胎儿，并将胎儿挑在刺刀上。当他们把这一战利品展示给他们的指挥官看时，这名军官竟然哈哈大笑。
“南京大屠杀”发生在德国入侵波兰并在欧洲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年前，以及日本空袭珍珠港并引起太平洋战争的四年前，这一令人发指的暴行在西方并没有引起关注。当其他中国城市逐一陷落时，日本人并没有丝毫收敛，而来自海外的反应依然冷漠。伴随着北平、上海、汉口（武汉）和广州的沦陷，日军仍旧四处奸淫掳掠、杀人放火。等到流血杀戮暂告中止时，已有超过250万中国人死于非命。日本人的暴行可说是骇人听闻、罄竹难书。他们强迫妇女充当性奴隶，在平民身上试验生物武器。对中国人来说，教训一目了然。如果他们的祖国想要生存下去，他们就必须掌握自己的命运。
在抗战持续阶段，江上青出任了安徽抗日军校的副校长。他还创办了一份日报，并使之迅速成为宣传抗日活动的喉舌。该报不仅报道战地新闻，还刊载共产党领导人的文章、讲话，包括毛泽东的《论持久战》。
他还为共产党最终夺取政权做了大量的播种工作。1939年1月，新四军一个师的师长、后来做过中国国防部长的张爱萍统率的两支部队对盛子瑾管辖的国民党统治区形成夹击之势。江上青建议盛与共产党人组成抗日联合阵线。
初次见面，张爱萍和江上青就一见如故。张一眼就认出了戴着墨镜的江，但他还没来得及叫“上青”，江已经招呼他“爱萍”了。在场的其他人还以为他们是老朋友。张爱萍只比江上青大一岁，而且他们有相似的兴趣和经历。他们的口音不同，但有着同样的抱负。他们讨论了争取盛子瑾的策略，是否要一个扮红脸一个扮白脸，还是两个都扮红脸。最后，由于实际上已处于包围之中，盛子瑾无法拒绝他们的“提议”。
同年6月，江上青中了一伙国民党士兵的埋伏并被抓住。这伙士兵的头目朱世林，以前是土匪，他对盛子瑾怀恨在心，因为此前在盛发起的一场剿匪战斗中，朱的兄弟被打死了。当朱发现江上青是盛的政务秘书后，便命令手下处死他。然而，他的上司及时插手阻止了他，并下令释放了江；前者随后与江上青握手告别。
当他的下属脱险而归之后，盛子瑾大大松了一口气，并摆开宴席以庆祝。在宴席上，江上青发表了讲话，他发誓将为抗日大业战斗到底，甚至不惜流尽身上的最后一滴血7月29日，盛子瑾一行在开会的归途中再次遭到伏击，这次伏击他们的是一股地方民团。这时太阳刚下山，江上青在前面带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一阵弹雨从所骑的白马上击中倒地，壮烈牺牲，年仅28岁。
在江上青的葬礼上，盛子瑾颂扬他是一个具有“非凡勇气”的”多才多艺的奇才”。张爱萍在悼词中说，“上青的殉国，不仅使我失去了一位知音，失去一位战友”，而且“使中国革命大厦失去了重要的栋梁”。一支抗日合唱队演唱了专为江上青谱写的挽歌《陨落一颗巨星》。这只是授予他的众多荣誉中的第一个。江上青起初葬在当地。20世纪50年代初共产党夺取全国政权后，他的墓被迁至烈士陵园。
然而，是他的大哥江世俊（也就是江泽民的父亲） 给予了他最重要的荣誉。江上青身后留下了两个幼女，但却没有儿子。中国传统文化非常讲究孝道，而继续家族血脉与祖先崇拜则是其核心。由于女儿将加入丈夫的家族，这些义务就必须由儿子来完成。江上青这一房的香火眼看着要就此断绝了。
在传统中国文化中，没有儿子是让人无法接受的，以至于人们找到了一种变通之道来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一个人有几个儿子，而他的兄弟又死后无嗣，他便会把自己的一个儿子过继给他的兄弟家。江世俊没有犹豫。他和他的妻子吴月卿，把他们的儿子江泽民过继给了江上青的遗孀王者兰。“我希望这个孩子能够继承他父亲的遗志，”江世俊在过继仪式上说道，“向万恶的敌人复仇。”那年，江泽民13岁。
“要理解江泽民主席，”江泽慧说，“就必须懂得他的养父，也就是我的生父江上青。他的生与死象征了三哥在长大成人的过程中所经历的那个动荡时代。”
在实际生活中，过继一事对江泽民的生活并没有太大改变。尽管江家逃到了乡下，并过着贫困生活，但他们仍然住在一起并保持着大家庭的氛围。这些年来，江泽民一直把王者兰当作至亲的婶娘，并把两个堂妹——江泽玲和江泽慧看作亲妹妹。他的生母仍然一如既往地爱他，就好像他仍然属于她一样。在过继之后，他与他生母及养母之间的关系只是稍有改变。
“在以后的日子里，江主席一直叫他的生母‘妈妈’，叫他的养母‘娘’，”江泽慧解释说，“在我们的文化中，这两个称谓都是‘母亲’的意思。不过，它们在亲密程度上还是有细微的不同。‘娘’要显得更亲一些，更像一个爱称。”（这两个称谓之间的区别很像英语里面“Mother”和“Mom”的区别。）
不过在另一种意义上，江泽民的生活彻底改变了。随着正式过继仪式的举行，他在法律上成为一名共产党英雄和烈士的儿子。他养父的牺牲，后来成为共产党革命的不朽事迹之一，尽管在那时他还不可能知道这些。
“江泽民真是我的三哥。”江泽慧重申道。
从三个方面来讲，她都是对的。中国人喜欢按照出生顺序来称呼他们的孩子，而不管是男是女。作为他祖父的第三个孙儿，江泽民在那个大家庭中就是三哥。另外，他也是他亲生父母的第三个孩子。后来，当他被过继给江上青后，他在某种意义上也成为这个家庭的第三个孩子——如果只管顺序不管年龄的话。
“即便在今天，我们仍然叫他三哥，”江泽慧说道，“他即便是国家的主席和党的总书记，但对他的家人来说，他永远都是三哥。”
“在我11岁之前，我唯一记得的就是无尽的贫穷饥饿，”江泽慧回忆道，“家里没有多少粮食，有时根本连一点儿吃的都没有。但我们是个有骨气的知识分子家庭，不管我们有多穷，家里始终重视学问和文化。不管是学校教育还是家庭教育，我们都非常重视。我们都因此才能够健康成长。”
随着抗战进入白热化，大家庭中的生活变得日益艰难。江泽民的学业被迫中断，江家的男人们都去打仗了，家里的生活十分拮据。每个人都被迫外出找工作，甚至连妇女都必须出去打工。江泽民的养母来自一个相对富有的家庭，以前从未工作过，但是，像家里的其他人一样，她也竭尽全力的帮助养家。
妇女们很快学会了适应她们的新角色。作为最年长者，江泽民的生母吴月卿当起了一家之主。虽然出身农家，她却受过良好教育，熟知古典文学、诗歌、现代小说和历史。另外，她在和外界打交道的时候还十分沉着干练，这在当时还被看作是“男人的事”。
1939年秋冬之交，江泽民的养母王者兰对丈夫的死感到悲痛欲绝，尽管路途艰难，她觉得自己必须前往安徽东北部她丈夫牺牲的地方凭吊。她自己从没出过远门，而此时又没有一个男人在家可以陪她同去。看到妯娌痛不欲生的样子，吴月卿提出愿意陪她去
外面到处都是日本兵和四处游荡的土匪，而年轻貌美的王者兰肯定会招惹男人觊觎。这趟旅途将经过已失去法治的地区，路上要花好多天时间。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她们必须通过重重关卡，穿过国统区、日占区以及一些已陷入无政府状态的混乱地区。
尽管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已经年过40，而且健康不佳，她还是一心想保护年仅28岁的妯娌。她作出了一个聪明的决定，那就是让王者兰女扮男装。
“不管发生什么事”吴月卿告诉她，“你都不能开口说话。你不能露出你是一个女人。不管遇到什么情况，都让我来处理。”
王者兰听话地换上男人的衣服，并戴上一顶男人的帽子。随后，两个女人便动身向北进发。今天，从扬州到皖东北可能花不了多少时间，坐汽车也就四五个小时，但果坐的是大伯母租来的人力车，这一路走来可就要辛苦百倍了——要在极端恶劣的条件下，走150英里的乡间土路。
这可真称得上是一个壮举，因为在战争所造成的真空地带，已经完全陷入了无政府状态。在理论上，国民党是国家的统治者，但实际上，整个中国已被相互竞争的各派力量瓜分殆尽。除了国民党和共产党外，还有地方军阀、民团、打家劫舍的土匪、乌合的帮会，尤其是日本人。两个女人经常被各式各样视打仗为家常便饭的男人拦下来盘问。每一次遇到这样的情况，大伯母都能沉着应付过去。最后，两个女人有惊无险地完成了她们的旅程，安然无恙地回到家里。“我们始终非常敬重我们的大伯母，也就是江泽民的生母。”江泽慧说道。
年轻的江泽民渐渐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灾难深重的国家”。在整个青年时代，他所知道的一切就是他曾经为之骄傲的祖国已经沦为奴隶，正在蒙受耻辱。“我在扬州度过了我的青少年时期，”他后来回忆道，“当时，整个国家和民族都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灾难包围了我们。就像我们的《国歌》所唱的那样：‘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每个人都被迫着发出最后的吼声。’正是在抗日时期那种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的激发下，我甚至在上中学时就参加了学生运动。”这是一个将伴随终身的感情印记。
像其他许多人样，他开始感到祖国的唯一希望是一场共产主义革命。对许多中国人来说，共产主义更多的是致力于自由、团结、平等和稳定，而不是经济制度。对江泽民而言，共产主义则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我们全家都是革命者，”江泽慧指出，“我的父亲、叔伯，甚至还有江泽民的大哥江泽君，他们全都出去参加了革命，既打日本侵略者，也打国民党。”
当学校在1939年底复课时，战争已在江泽民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根据日本殖民当局的规定，日语成为学校的必修课。尽管江每天都上日语课，但他却总是勉强及格，对像他这样一个具有良好语感的孩子，这不能不说是极大的反常。多年以后，他为自己成年后未能学好日语而感到遗憾，却从未后悔过少年时代的倔强。江主席说：“要不是那时我是被迫学习日语的，今天我的日语就会讲得好一些。”但那时，他却从英语学习中找到了安慰。
江泽民是一个前途无量的好学生，他的家庭也不遗余力地支持他的学业。由于经济拮据，他的养母四处托朋友和熟人帮忙介绍工作。最后，她在琼花观小学找到了工作，江泽民和他的妹妹都是从这里毕业的。她有时当老师，有时做管理人员，包括打扫教室在内的许多事她都做过。
功夫不负有心人。江在中学里出类拔萃，几乎各科成绩都是优秀，尽管他最喜欢的还是理科。受到家庭传统的熏陶以及叔伯们的训导，江继续下象棋、练书法、作画和唱歌。他在乐器演奏方面很有天赋，演奏钢琴、吉他、笛子和二胡的技巧日益进步。
1943年春，江泽民从扬州中学毕业，准备离家求学，此时距离他17岁生日还有两个月。在江苏最负盛名的高等学府——南京中央大学，有一个空缺正在等待着他。在那里，江将养成自己的两大爱好：科学知识与政治活动。此时，抗日战争即将进入尾声，一个新的时代即将拉开它的序幕。
第2章 1943-1947年“我是一个爱国者”
江泽民是南京中央大学机械电子系当年录的8名学生之一。他与该系的其他3名新生合住一个寝室，他是他们中间年龄最小的一个。“我对江泽民的第一印象是，他还只是一个少年，他真的非常年轻，比一个孩子大不了多少。”他当年的室友童宗海回忆说。童当时19岁，是4个人中年龄最大的一个。“但是我们很快发现，他绝对不是我们的‘小弟弟’。”
“我们的初次交谈是关于我们的家乡和家庭，”童宗海说，“他让我觉得很自在。我感到我能够信任他。”
大学生活使他们部分地远离了战争所造成的混乱。6年前，日军侵入并强占了这里的大片校区，将它改建成一个军营。“这里所受的屈辱实在是太多了。”童若有所思地回忆道。
这所大学的校园原来属于一所美国教会学校，按当时的标准看，这个公园似的校无疑是非常豪华的。江泽民的宿舍楼外观宏伟，是传统的中国宫殿式建筑，里面则装了西式的照明和通风设备。尽管宿舍房间显得很拥挤——里面有4张单人床和1张公用的桌子，但他们并不觉得有什么不适。江和童的床铺并排放着，中间隔着一条窄窄的过道。
江泽民满怀热情地投入到大学生活。大学第一年和第二年开设的数学和理工科课程使学生们都感觉到了压力。江学习努力，常常靠自学就领会课堂上所教的内容，随后，便会帮助其他同学理解这些东西。日复一日，他们一起在课堂上听讲，又一起做作业，慢慢结下了深厚的友情。他们的老师每周，有时甚至每天，都要布置大量习题。江痛恨在解题时半途而废，他会不停地尝试，直到解出棘手的难题。
江同时还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同学们觉得他很风趣，而他也善于交友。学生们的手头都很紧，如果需要某样东西，他们就得节省开支，存够了钱才能去买。江的衣服不多，但他总是衣着整洁。他在挑选密友时非常谨慎。尽管他年龄很小，许多人常来向他讨教。
“江生活简朴，”他的朋友童宗海说，“他逐渐成为我们中间的领头人。”
江泽民的一个室友是他的扬州同乡，家境富裕。有一次，同乡的父亲到学校来看他的儿子，两人邀请江到一家昂贵的饭店吃饭，但是当得知他们没有请另外的室友时，江礼貌地回绝了。父子俩坚持请他一道去，但他就是不肯答应。最后，同乡的父亲迫于无奈说，“如果你跟我们一起去，我就请上你的另外两位室友。”直到这时，江才同意一起去吃饭。
“我很高兴，因为江泽民的固执，我才能一起去吃饭。”童补充说。60年后，他也戴着眼镜，跟中国国家主席有些相像。
和普通学生一样，江和他的室友喜欢聊天和播放音乐，直至深夜。江还喜欢体育锻炼，尤其是引体向上。
“你想知道江泽民在大学时代最开心的是哪一刻吗？”童宗海问道，同时咧嘴一笑，“那是他赢得一次引体向上比赛的时候。我们把寝室门框的横梁当作单杠。搞这个比赛是江泽民的主意”。
后来，引体向上比赛在他们中间频繁举行，而且每次——总是由江先提议——他都能赢。在最佳状态时，他能做24个。
“他不会拉到‘一大半’就算数，”童补充说，“每拉一次，他都要尽力让自己的下巴越过横梁。”
尽管学习生活令人愉快，但现实世界的侵扰还是无处不在。由于南京当时是日本占领军支持下的汪精卫傀儡政府的首都，所以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们经常感受到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日本兵随处可见，总是以征服者的姿态招摇过市。政治问题距离学生们的思想并不遥远，学生们发现了人多力量大的优势，并日益渴望尝试解决他们国家的问题。
江泽民上大学第一年的12月中旬，鸦片泛滥成为学生们沮丧情绪的焦点。在国民党统治下，吸毒受到严厉查禁。任何人只要被抓到在抽大烟，都会被投入监狱，有些人甚至会被当场打死。然而，在日本人统治下，这一情况发生了逆转。占领军积极输入鸦片，在当地老百姓中间大肆兜售，以削弱他们的体质，瓦解他们的斗志，同时也为了赚钱。“日本人占领南京以后，”童回忆说，“大烟馆就像雨后春笋一样冒了出来，到处都是。很显然，有日本人在背后支持。我们极为憎恨他们的这种恶毒政策。”
对学生们来说，抽大烟是中华民族长期陷入昏睡状态的一种令人痛心的象征。一天下课后，江泽民一阵风似地冲进寝室。他向大家报告说，学生领袖们正在计划采取行动。“昨天晚上，我们的一些同学出去封烟馆去了，”激动的江告诉他的室友说，“但那些没有良心的烟馆老板叫来了日本宪兵，把他们毒打了一顿。有几名学生还受了伤。”由于有日本占领军给他们撑腰，那些烟馆老板根本就不怕报复。
“今晚，”江小声地说道，“我们要集体出动——人越多越好。我们都得去。”
要作出这样一个决定可不简单。因为1943年的南京仍处于日本人的铁蹄之下，为了控制中国老百姓，他们奉行臭名昭著的“三光”政策——即烧光、杀光、抢光。可能仅仅因为对某个人看不顺眼，日本兵就可以随便编造罪名，抓人、关人、打人和杀人。“我们是奴隶。”童宗海说。
游行示威反对日本人所支持的政策是需要勇气的，但还是有成千上万的学生----从大学生到中学生——走上街头参加了抗议活动。其中大多数学生出生在20世纪20年代。他们从出生起就一直生活在日本压迫者的阴影中。“我们在很小的时候就亲眼目睹了侵略者的残暴，”童说，“从我们一生下来，我们满耳听到的都是祖国的主权惨遭蹂躏的消息，和兄弟姐妹萦绕不去的号哭声。”
早在抗日战争以前，中国的学生们就时常把抗议作为一种促成变革的手段，且往往奏效。从民国建立到1919年现代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民族主义群众运动——五四运动，中国年轻的知识分子就勇于发表他们有关国家未来的见解。在示威活动中，学生们经常唱起一首名为《毕业歌》的歌曲。
同学们，大家起来，
担负起天下的兴亡！
听吧，
满耳是大众的嗟伤，
看吧，
一年年国土的沦丧！
同学们，大家起来……
歌词的最后一句是，“我们是要选择‘战’还是‘降’？我们要做主人，去拼死在疆场。”
多年的屈辱和失望，在江泽民这代人的心灵上留下了深深的烙印。他们长大后决心要为国奋斗。对许多学生来说，“清毒运动”成为他们借以发泄对日本人压抑多年的愤恨的机会。几乎整整60年之后，童宗海和江泽民，这两个当年的大学室友仍然记得《毕业歌》的所有歌词。许多年来，江在很多场合都唱过这首歌，包括他在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的采访时。
虽然他的室友们也很想打败日本人，但他们并没有立刻就响应江的号召参加行动。许多烟馆老板都是黑帮成员，除了日本人以外，还有有权有势的汉奸在背后给他们撑腰。学生害怕受到报复，更怕受到伤害。
“我们当然感到担心，”童说，“那些老板都是帮会分子。我们只不过是一些青年学生。我们凭什么和他们斗呢？当然，我们支持捣毁那些邪恶场所的主意。不过，到真正要动手的时候，我们害怕了。如果我们真的砸了一些烟馆，会怎么样？以后会发生什么？我们会被认出来，列入黑名单，一个一个地被清除掉。”
但江坚持道：“人少了不行”，他恳求他的朋友说：“请和我们一起去吧。不管怎样，我们今晚都得去。”他慷慨激昂地谈到了中国的历史、文化和民族性，直到两个室友同意加入。第三个室友说他愿意留守。“万一你们要是出了什么事，”他对他们说，“起码我还可以给你们的家人送个信儿。”
当晚，数百名学生在学校的运动场上集会，来自南京其他高校和中学的学生也同时向这里聚集。他们之所以选择晚上举行抗议活动，是因为这个时候烟馆的生意最为兴隆。很快，一支1000人的学生队伍开始沿着意为“和平”的太平路向市区进发。他们直奔烟馆最为集中的夫子庙地区。
“这是一个非常寒冷的夜晚，”童回忆说，“我们一边无畏地举起右臂，勇敢地握紧拳头，一边唱着抗议歌曲并呼喊口号。我们希望能吸引路人加入我们的队伍，尽管当时天已经黑了，还是有许多老百姓聚集在道路两侧观看。在行进途中，我们的队伍不断壮大——不断有学生加入，就好像被磁石吸引了一样。我们的总人数最后增加到了约4000。”
“我们感到充满了力量，”回忆往事的童宗海突然提高了声调，“那么多和我们站在一起。”
最初，只有17岁的江泽民和他的室友走在一起，但不久他开始在游行队伍中前后穿行，来回传递消息。
“他的脸上都是汗。”童。
每到一处烟馆，学生们都会给里面的瘾君子上一课，告诫他们吸毒的害处并劝他们戒毒。学生们还指责烟馆老板赚的是昧心钱，并指出他们的所作所为会贻害子孙后代。学生们宣称，贩卖鸦片是在犯罪。于是，他们要求烟馆老板交出鸦片和各种烟具。一些老板乖乖地交了出来，但另一些老板则试图反抗。
“如果烟馆老板交出毒品和烟具，我们就离开，”童回忆说，“但如果他们拒不交出，我们就开始砸烟具，把它们扔在地上摔得粉碎，并没收他们的毒品。我们雇了一些人力车来拉我们的‘战利品’。在回学校的路上，走到国府路原国会大楼附近的广场上时，我们卸下所有没收的东西，一把大火把它们烧了个精光。”
整个晚上，汉奸和荷枪实弹的日本宪兵一直尾随着学生队伍，但学生们继续前进，他们一路高呼口号，唱着歌，在凛冽的寒风中紧靠在一起。当没收来的鸦片和烟具被付诸一炬时，他们拍手大声喝彩，直喊到声嘶力竭。
学生领袖之一的厉恩虞发表了讲话。“我们今天的行动是勇敢的、胜利的，”他对周围的学生们说，“我们给了那些贩毒者和吸毒者一个教训。鸦片是中国的耻辱，它只能使我们的祖国蒙羞！”
厉随后提到了1840年英国发动的鸦片战争，这场战争最先引发了19世纪外国帝国主义瓜分中国的狂潮，并最终导致中国遭受日本的占领。这是一段长长的屈辱史，而它最为刺目的象征就是学生们刚刚成功地销毁的鸦片。
“我们决不能忘记这个历史教训。”厉恩虞慷慨激昂地说道。此刻，江泽民出神地站在那里，一动不动。他认识到，爱国主义的激情可以战胜一切。
厉恩虞的愤怒言辞似乎是冲着英国人的，但他真正的目标却是日本人。“让我感到痛心的是，直到今天，在我们这座城市里仍有这么多的人在抽鸦片，”厉最后说，“我们应该昂首挺胸，做一个自豪的中国人。就像我们的先辈所说的那样，‘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虽然仍处于日本军队的包围中，2000多名学生毫无畏惧地唱起了《毕业歌》。他们第一次感受到了自己的力量，并且认识到，如果他们联合起来，他们就能够战胜一切貌似不可战胜的强大力量。对于江泽民来说，这一时刻使他得到了很有意义的几点启发，他从中领会到，群众的力量既可敬又可畏。他也从中领会到了冒险的必要性。最后，他还认识到象征性变革与真正的变革之间的区别。这些启发将使他终身受益。
“他还意识到，”童宗海回忆说，“我们这场运动在本质上已经超出了反毒禁毒的意义。虽然还很年轻，但江泽民已经开始肩负起作为一个中国公民的责任，并甘冒生命危险走上对敌斗争的前线。”几十年后，江主席把对年轻人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作为自己关注的焦点。他说，如果一个人不懂中国历史，就不懂今日的中国。他还将面临另任务：他自己参加过学生运动，如何把他青年时代参加抗议时抱有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跟他的政府对学生的某些行动的遏制调和起来。这些运动在全世界看来似乎是相似的，它们的动力是同样的热情、理想主义和推动变革的爱国主义。
当时，江泽民和童宗海并不知道是共产党人发动了这场反毒品游行。对于那一代的南京学生来说，共产党为他们的愤怒情绪和日益提高的政治觉悟提供了一个宣泄的途径。那个晚上，江泽民有生以来第一次参加了公开的政治活动。这也是他第一次亲眼目睹了中国人如何奋起反抗并赢得胜利。他品尝了积极参与、和衷共济的乐趣。在一个通常以年龄论资历的传统社会里，一个17岁的年轻人能够发挥这样的作用实属难能可贵。尽管江直到后来才知道共产党在这场抗议活动中所起的幕后作用，但从那时起，他的命运已经同共产党联系在了一起，同他牺牲的养父所未竟的事业联系在了一起。
1945年9月2日，日本向盟军投降，这场旷日持久的消耗战终于宣告结束。中国学生个个兴高采烈。他们盼望着一个光明的未来，但是当国民党政府对久受忽视的高等教育开始予以关注时，结果却是灾难性的。9月26日，国民党发布一项政令，名为《沦陷区大学学生重考程序》。在日本统治下存在过的所有东西都被贴上“汉奸”和“非法”的标签、包括所有位于敌占区的教育机构。
教育部宣布，抗战期间，在这些学校修得的所有学分一律作废。所有的大学生都必须重新参加考试，都必须上“政训”课，在课上，学生必须研读蒋介石的文章——《中国之命运》，并要在此基础上写出一篇2万字的心得。如果他们不去上课，就毕不了业。更有甚者，他们都必须参加一次“甄别考试”，当局将根据考试成绩决定他们够不够格继续学业。就算他们通过了这一考试，他们还得分别参加所学各科的考试，以证明自己是否有资格拿学分。
“你能想像出我们内心的感受吗？”童宗海问道。时隔50多年，他的愤怒仍然丝毫未减。“真是荒唐！这么多年，我们在敌人的占领下忍受煎熬。到头来，我们却要受到自己政府的惩罚。我们感到苦闷极了。”
童不久得知有一种变通方法。他的一个朋友有国民党高层的关系，童从他那里得知，凡是学生中的国民党党员，其学分都可以追溯有效。“我的朋友告诉我，加入国民党看来是解决这一难题的捷径，”童回忆说，“他会试着去帮我安排一下。坦白地讲，我的兴奋。”
童回到寝室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江泽民和另外两个室友，也劝他们加入国民党，他以为他们会像他一样高兴。让童感到惊讶的是，江不仅不高兴，还勃然大怒。“连普通老百姓都知道国民党腐败透顶，”他说，“人人都能看透他们。你怎么能加入这种党？你真是个傻瓜！”
对于童的主意，江还指出了另外一个问题。“这种‘伪学生’的身份，”他继续说道，“不仅仅是我们几个才有，还有很多学生也跟我们一样。我们必须为所有人找到一个解决方法。”
“至于我们所受的教育，”江泽民分析说，“把我们所学的知识说成是‘非法的’毫无道理。‘合法的’和‘非法的’知识到底有什么区别？知识根本就不能被分成‘合法’或‘非法’。知识要么是对的，要么就是错的。科学就是科学，这没有什么可说的！我们没有做错什么。”尽管还不到20岁，江没有向压力低头。他能从理论和实践两方面进行抽象思维。直到这个漫长的世纪结束，这种才能一直都让他受益匪浅。
当童宗海面红耳赤、 无言以对的时候，江改变了语调，他感到自己可能对朋友过于严厉了。“我们一定能找到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他和颜悦色地说道，“不要灰心。打起精神来！”童终于没有加入国民党。
与此同时，共产党正在积极行动，努力争取在战争结束形成的政治真空中赢得优势。他们鼓励6所上海大学的学生组织起自己的学生会，示威抗议国民党的教育政策。1945年10月6日，愤怒的抗议学生高举标语、横幅和旗帜，在上海市区的各通衢大道游行，反对政府对学生搞“甄审”他们在醒目的地方悬挂标语，并散发了中英文的传单。另外，上海的共产党还组织了示威和请愿活动，并邀请中外记者参加记者招待会。
这时候，南京沦陷时期的中央大学被拆散。江泽民和童宗海都进入了上海交通大学（据说该校拥有全中国最好的工学院），但当他们初来上海交大时，只能住在临时宿舍内。
“他们不知道该拿我们怎么办，”童说道，脸上露出心满意足的微笑，“因为南京中央大学的学生在搞学生运动时积累了许多与政府谈判的宝贵经验，我们让南京的教育部很是头痛。也许、这就是为什么他们要把我们转送到上海的原因。”
战后上海的生活比在南京还要艰难。由于货币管理不善、贪污受贿、政府内部派系斗争以及内战再度爆发等，物价飞涨。而在没收敌产的幌子下，腐败官员为自己大肆搜刮钱财。他们利用已经垮台的伪政府中的卖国贼为自己谋取私利。抗战胜利后，中国人民曾希望国民党能重建一个廉洁的政府，但事与愿违，许多国民党官员的贪婪嘴脸在人们面前暴露无遗。他们追求所谓的“五子登科”——房子、车子、票子、女子和（金）条子。
为了养活自己，江泽民利用少得可怜的课余时间到上海青年会开办的夜校去教代数和三角学。他还给富家子弟做家教。当时，联合国一家救济机构向特定人群发放救济品，大学生也符合申领的条件。依靠领来的奶粉、面包和旧衣服，再加上自己的教书所得，江勉强维持了生计。
在整个抗战期间，学生们对国民党政府的厌恶日益加深。江泽民从大学时代就结识的挚友王慧炯还记得当时的反感。“我和江泽民都是在同一个背景下成长起来的。旧中国是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受压迫国家。国民党政府把中国共产党当作他们的头号敌人，而把我们的真正敌人，日本人，当成了次要敌人。这一政策激怒了许多爱国群众。”
在一次访问上海时，蒋介石遇到了一大群学生，抗议政府宣布他们的学分无效。许多参加示威活动的学生，包括江在内，都来自上海交通大学。尽管他们的学分已经得到恢复，但他们却仍然为那些没有如此幸运的其他大学的学生进行抗议。1946年3月，请愿学生取得了胜利。由于意识到学生的示威活动不会减退，国民党政府命令教育部改变了它的重考政策。
这次斗争是江泽民第一次参加由共产党公开领导的抗议活动。从那时起，他就成为学生运动的中坚力量。1945年12月，当1名教师和3名学生在昆明因为反内战而惨遭国民党特务杀害后，江协助组织了一场示威活动虽然参加示威的群众大多是工人，但学生们却最为斗志昂扬，他们不停地呼喊口号直到嗓子沙哑。在追悼大会上，一个接一个的学生走上讲台，许多人眼里噙满泪水，愤怒批判国民党发动内战和野蛮镇压学生运动。国民党秘密警察一直监视着示威活动，当他们开始抓人的时候，学生们四散而去。
“江泽民邀我参加了这次示威，”童宗海回忆说，“因此，他觉得应该为我的安全负责。当警察扑过来的时候，他把我拉到一边说，‘你自己先走，或者和两三个人一起走。不要再跟着大队了。直接回学校去。我们不要再见面。’因为我们是朝不同的方向跑的，秘密警察无法去跟踪所有的人。江泽民不仅是个出色的组织者，他还非常关心同学的安危，同时他很懂得怎样去进行街头斗争。”
1个月后，江成为一场示威活动中的学生领袖，这场示威足以显示当时的形势有多复杂。这场所谓的“反苏”示威运动，表面上看起来仅仅是要表达中国人的爱国热情，但实际上却是国民党和共产党所进行的政治角力的一部分。为了拉拢民众，国民党试图借煽动反苏情绪来挖中国共产党的墙脚。国民党大打“爱国牌”。他们说，苏联只不过是列强之一，试图控制中国、掠夺中国的土地并窃取中国的财富。
这场运动的导火索是一个叫张莘夫的政府官员，他在和一群苏联工程师争夺中国东北一家工厂的控制权时被杀。这家工厂原为日本人所建，厂里的先进设备也是日本人安装的，日本战败以后，工厂被遗弃。在战争即将结束的时候，苏联军队进军中国东北，随后开始和中国人抢夺战利品。张莘夫就是在试图阻止苏联人运走工厂里的机器时被杀的。
国民党把苏联人描绘成与中国共产党人有瓜葛的外国入侵者，企图为镇压共产党制造一个口实。对于共产党员和他们的同情者来说，这只是一个拙劣的花招，但随后发生了不祥的变化。他们得知，国民党组织者计划煽动群众去破坏俄罗斯人拥有的《时代日报》所在的大楼，并洗劫附近的苏联驻上海总领事馆。“大多数人并没有看出国民党的幕后动机，”童说，“他们出于爱国热情参加了示威。”
包括江泽民在内的一群支持共产党的学生，明智地决定与其阻止这场反苏抗议活动，下如加入其中，再设法改变它的进程，因为中国老百姓已经被“张莘夫事件”刺激起来了，强加阻止是不可能的。这样，他们在表面上是在支持国民党政府，但实际上保护了共产党的主要盟友苏联，使其免受损失。
大约3万名学生和其他群众参加了张莘夫的追悼大会。随后，庞大的游行队伍通过了上海闹市区，向外界展示他们高昂的爱国热情。但是在抗议者抵达《时代日报》办事处和苏联领事馆之前，两大群看上去十分忘我的学生出现在两栋建筑物所在的街道两头，阻塞了交通。后面蜂拥而至的示威者实际上无法靠近报馆和领事馆。
带头的国民党人被搞迷糊了。他们根本挤不过去，而挡住他们去路的学生似乎又是支持这场示威的（其实这些学生的真实意图是要保护苏联的机构）。人群越来越拥挤，后面的抗议者不知道前面的情形，只能不停地叫唤，“走啊！走啊！出什么事了？”但在呼喊了一些口号之后，大多数示威者失去了耐心，纷纷涌向旁边的小巷。苏联的设施保住了。
“表面上，”童宗海在回忆起这一事件时评述说，“我们学生响应政府的号召，支持了游行。但实际上，我们达到了自己的目的——保护了苏联的财产，控制了群众的情绪。每一件事都有两层含义，表面含义和深层含义。”
这种策略后来为江泽民终身依赖。这一计划就像中国功夫里的一个妙招，一下子化解了巨大的力量，而不是去硬碰硬。50多年后，江泽民又一次以这种方式化解了中国民众对外国人的怒火——但这一次的外国佬是美国人，而江已是中国国家主席。
1946年春，当教堂的钟声响彻校园时，江泽民正与张公纬在散步——张是江3年前在南京参加“清毒运动”时认识的。在江的同学中，张公纬是他的密友之一。作为江的同乡，张早在扬州时就听说过书香门第的江家，听说过江泽民的养父——江上青壮烈牺牲的事。张是受中共地下党支持的学生会的副主席，颇有职业革命家的风范。
尽管谈笑风生，看上去无忧无虑但他们对他们所戏称的“伪学生运动”却久久不能释怀。在那场运动中，张是“总指挥”，带领着3000名学生和教授冲进火车站，强征了一列火车到南京向国民党政府递交他们的请愿书。他们清楚地记得他们是如何呼喊口号的，“科学不伪！”“求学不伪！”他们还记得早前在南京举行的清毒示威游行中，他们如何在孙中山的铜像前肃穆地伫立，哀悼这位中华民国的缔造者。
1946年4月，江加入了共产党，此时距他20岁生日还有4个月。他的入党介绍人是王嘉猷，从南京到上海，他们一直是同班同学。上海处于地下的中共党组织的力量和人数正不断壮大，吸引了不少学生加入进来，其中几位后来成为中国政坛和以江泽民为核心的高级领导群体中的显赫人物。
同年6月23日，大约5万名来自超过300家单位的学生、教师、职员和劳工在上海北火车站集合，从这里出发举行反内战、要和平的游行。共产党组织的这次集会游行，标志着从4月以来所发生的一系列日益激烈的政治活动达到了高潮，尽管这些活动的公开目的是争取和平，但共产党的真实用意是要在与国民党争夺民心的斗争中赢得优势。到6月底，反战抗议活动开始把矛头指向国民党，指向二战以来一直是国民党盟友的美国。
然而，对江泽民的两个妹妹来说，这位年轻的革命者始终是一个玩伴。江泽慧对她哥哥的最初一些记忆也始自这一时期。1946年夏，江返回扬州老家过暑假，两个小妹妹便吵吵闹闹地吸引他的注意，要他展示一下力量。
“他伸开两臂，与地面约成45度，”江泽慧回忆说，“然后让我和姐姐一人抱住他的一只胳膊。我哥然后把我们两人吊了起来，直到他的手臂与地面平行。”
两个兴高采烈的孩子就像树上的猴子一样挂在他的手臂上。江泽民一直保持着这一姿势，“像个体操运动员那样，”江泽慧回忆说，“他真的对自已的膂力感到很自豪。”
江泽民也在政治上增强自己的力量。他已经深深地涉足政治，甚至开始让自己的家人也卷入了在当时是非法的活动。王嘉猷代表南京的共产党组织，询问江是否愿意帮助他们的老友厉恩虞（他曾领导过“清毒运动”）。作为组织过多次运动的共产党员，国民党正在通缉厉，他需要转入地下并找到一个安全的落脚点。江泽民毫不犹豫地提出让他躲到自己的姨妈家去。
厉恩虞以江泽民表弟的家庭教师的身份搬了进来。江和厉已经3年没有见面了，但两人在共同事业中所结成的友谊却丝毫未减。厉向江介绍了许多进步的革命著作，两人经常交流读书心得。他们尤其喜欢看的一本书是1934年出版的艾思奇写的《大众哲学》，毛泽东在撰写他的名篇——《实践论》和《矛盾论》时就曾参考过这本书。厉恩虞是江泽民眼中的“老大哥”，对共产主义的思想体系有广博的认识，他帮助江提高了在政治理论方面的修养。
江泽民还帮助厉恩虞维持生计。当时整个国家正面临着经济灾难，而厉又不能抛头露面，要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有时，两人会和江的姨妈一起吃饭；另一些时候，江会分给厉一些他从联合国机构领来的救济品，或者用自己的教书所得买的一些简单的食物。厉恩虞在江的照顾和保护下生活，直到1948年11月共产党即将取得全国控制权时为止。
在以后的岁月里，厉恩虞成为南京中学的校长；“文化大革命”期间，他受尽折磨，直到1975年才获得平反。1978年，他死于癌症。非常令人遗憾的是，他没能亲眼看到他曾经向之传授共产主义理论的年轻人最终成为世界上最大的共产党的总书记。1998年7月，厉逝世20周年之际，江席专门撰写了一篇文章《忆厉恩虞同志》。
“江泽民请我到他姨妈家去见厉恩虞，”童宗海说，“因为他想帮助我进的步。江泽民总是鼓励他的朋友求知上进。这是非常机密的事情，如果我不是非常值得信任的话，江泽民是决不会邀请我的。通过江泽民的介绍，我也和厉恩虞成为朋友。我们3人时常谈论人生、信仰和道德，有时也讨论共产主义理论。在这个方面，我把江泽民看作是我在思想上的良师。”
江主席后来不断强调中国人民应该维护“集体主义精神”，不应该只顾个人的前途，这实际上直接来自他当年参加学生抗议活动的体验。“这句话在我听来是如此熟悉，”童说，“江泽民身上的‘集体主义精神’具有深厚的根基。他看到了团结协作的力量。”
回首往事，童说，尽管江在那些抗议、请愿、游行和示威行动中扮演了日益积极和重要的角色，他并是单枪匹马地去做。“一个人是发挥不了这么大的作用的，”童说道，“江泽民甚至也不是主要领导者。这些都应归功于地下党。”
童宗海指出，江泽民敢于冒一些有备之险，他从不冲动或头脑发热。他在处理重要问题时非常谨慎，说话时也很小心。“在日本人侵占时期，”童回忆说，“有时我会哼唱一些抗日歌曲。如果我唱的声音有点大了，江泽民就会提醒我小点声。‘小心！’他会对我说，‘如果让特务或汉奸听到了，你的麻烦就大了。’”
同样，有一次，当童听到江在唱一首特别慷慨激昂的歌曲时便询问这首歌的名字，江说他也不知道。几年之后，童终于得知这首歌就是《国际歌》。即使到两人毕业的时候，童仍然不知道江已经加入了中共地下党。“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在政治思想上很进步，”童说，“江泽民从不给他的好友造成压力！”
直到1946年秋，江、童及他们的同学才被正式允许入读上海交通大学，被录取为四年级的工科学生。
这是一个动荡不定的时期。即便交大也在考虑严酷的裁员，取消除工科以外的所有课程。江继续参加公开的抗议活动，尤其是支持教育的抗议。这些抗议活动要求给贫困学生与教授以经济资助（并削减军费）；前一年的夏天，为此目的，学生还组织了“尊师”运动来筹款。
尽管肩负着许多校外活动的责任，但江的学习成绩依然保持优秀。上海交通大学工学院下设3个系：机械系、电力系和土木工程系。江选了头两个系的课，这两个系在上海交大排在最前。他主修发电和运输。
交大的课程非常严格。学生们不仅每周要上几乎40小时的课，而且每天还必须完成大量的作业和实验。每一个月下来都有一次评估测验。有一些课程，每学完教科书上的一章都要考试。学分的评定十分严格：以每一次月考的成绩加上期终考试的成绩（所占比重很大），再得出一个平均分。
江的时间非常紧张——他要阅读文学作品，参加学生运动，还要为共产党工作，因此经常和其他学生一样旷课。不过，正是因为缺课，他才更加刻苦勤奋，开夜车学习以补上白天拉下的课。
然而，江从不夸耀自己的学习本领。“我们的系主任有问题最喜欢问王慧炯，”江泽民几十年后很直率地对他的朋友们说道，王当时就在场，“他总能回答出来，还答得非常好。他喜欢学习，而且十分勤奋。他是我们的班长。”
“我们在一个实验组，”江回忆说，他是指王慧炯，“直到今天，我还留着我的实验笔记。我还保留着当年的无线电工程教科书。每次看到它们，比方说一个有关交流电的实验，我的记忆就会像潮水一样喷涌。”
“教学全用英语，”江继续说道，“教科书、实验报告、讲课、考试——这一切极大地提高了我们的语言技能。王教授的英语尤其流利；他的英语很棒，比我好。”
“到现在多少年了？”2003年末，江泽民充满感慨地问王慧炯，“57年了吧？”他在实验室中的老搭档点点头。这一刻，仿佛他们在中南海的晚宴和半个多世纪的时光全消失了，两个伙伴又回到了上海交通大学，而王依然是班长。
江也同样承认，有些同学是比他更好的工程师。江曾拿自己和一位同学作比较，这名同学后来成为当时一项复杂技术的权威。江说，“尽管我和朱麟五一起投身锅炉研究……我很惭愧地说，我从来没有达到过他的水平。”
在大学时代，江泽民没有放弃自己对音乐和文学的爱好。即便当他从事革命活动后，他也设法找机会练习他的技艺。当学生们演出宣传共产主义思想的小品剧时，他经常给他们拉二胡伴奏，而且不管什么时候举行班会，他都会指挥大家唱歌。同学们都管他叫“指挥家”。
当江情绪低落时，他不会对他的室友倾诉。通常，他会盘腿坐在自己的床上，读些悲凉的唐宋诗词。在大声朗读的时候，他时不时还会发出一些唏嘘感叹。
“不管心事多重，”童宗海回忆说，“江泽民都不会发泄或生气。江泽民背诵古诗的时候，通常都会找一首特别能反映他心情的诗。在高兴的时候，他就会选一些欢快的诗，总的来说，他是一个乐观主义者。”
朱物华是江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教授，他是一个电子学专家，也来自扬州。有一次，江选了朱教授的课。他决定上门拜访这位老师。在当时等级森严的中国，这对学生来说是一个大胆的举动。在朱教授家里，师生谈了很多话题，包括他们共同的故乡。
江记得，即使朱教授已经是一位声名远扬的学者，他仍然争分夺秒地学习。一有空闲，他就会坐下来阅读或写作。朱物华这种好学不倦、求知若渴的精神，使他成为江泽民一生仿效的楷模。
此中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在起身告辞以前，江碰巧和教授的夫人聊了几句，她几乎没受过什么教育。朱教授和他的妻子十分恩爱。尽管他们在学识上相差甚远，但他们彼此相敬如宾，这一点让江泽民感动不已。这次经历给他留下了久远的印象。
江所喜欢的另一位教授是顾毓琇，他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学者，美国麻省理工学院毕业的电机工程学博士，他还是中国最为卓越的院士之一。“江泽民的数学肯定很好，所以他在顾教授的课上能取得好成绩，”数十年后成为一名国际知名学者的王慧炯回忆说，“这是学校里最难的课程之一。”顾毓琇还是一位享有盛名的剧作家和大诗人，他写了13部现代戏剧和8000多首诗。
在他的一生中，江都会找时间跟自己的老友和老师们叙旧。1997年10月，在美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江主席让人捎话说他想见见顾教授（顾已移民到美国，定居费城）。此时，顾毓琇已是95岁高龄，但他立即准备前往华盛顿或纽约去见他的得意门生，就像在两年前江头次来访时所做的那样。但这次，江坚持亲自前往费城，以示他对恩师的尊重。
在走进教授朴素的公寓时，江致歉说他应该早点来看老师。“今天，”江说，“我到这里来看你。”两年来，他肯定一直都怀着愧疚的心理。
1993年，江的另一名教授去世，这时江正准备在两天后去看望他。“我今天起得很早，就是为了来向我的老师们致敬，”江主席在交通大学悲痛地说道，“不幸的是，沈尚贤教授刚刚逝世……我们中国人有一个伟大的传统：那就是不管你的职务或地位如何，你都应该永远尊重你的老师。如果我们全国上下所有人都能够保持这个光荣传统，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我们的祖国必将会有一个光明的未来。”
年轻的江泽民开始越来越多地参加政治活动，而大学四年级的他，此时刚满20岁。1946年圣诞前夜，两名醉酒的美国海军陆战队士兵强奸了一名十几岁的北京大学女生。中国的报纸上通篇都是社论，它们把强奸和“侵犯”中国主权画上了等号——一个普通的比喻说法现在变成了一桩真事。这一事件激怒了全中国的学生，引发了“抗议美军暴行的运动”。尽管美国和中国当局都极力低调处理这起强奸案，还是有5000名示威者走上北京街头呼喊反美口号。这场运动在全国20多个城市得到了响应，人们游行、集会和罢课。北京、上海、南京和天津的学校开始协调它们的政治行动。在上海，江泽民也参加了示威。
在整个1947年春季，江参加了一个接一个的抗议活动。从4月到6月，反内战的集会接连不断。5月，全国部分地区又爆发了多次反饥饿的示威。这场持续了一个月的名为“反饥饿运动”的系列政治行动揭开了纪念五四运动28周年的序幕，并把江泽民这代抗议学生和他们著名的前辈联系在了一起。
“如果不是中国人，就很难理解人们在那个动荡时代的心情，”当时大四的班长王慧炯说，“所有的知识分子，即便他们不是共产党，也反对蒋介石和国民党。首要的原因是腐败。国民党抓捕学生领袖的做法更加激起了学生们的不满，甚至包括那些不是共产党员的学生。那时我就不是共产党员；直到‘文化大革命’之后，我才入党。”
1947年5月30日，毛泽东发表文章，赞扬了学生们要吃饭、要和平、要自由的主张，以及他们所进行的反饥饿、反内战和反迫害斗争。毛在文章中写道，一切社会同情都在学生方面，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
不久之后，在1947年的夏天，江泽民毕业了。尽管只有21岁，他的学识却非常广博，以至于同学们都称他为“江博士”。在他的毕业纪念册上，他的朋友们题辞留念：
“江泽民兄是班里著名的‘博士’。”
“他的成绩经常名列前茅，尤其精于数学；他喜欢辩论并往往赢得胜利——鉴于此，我们授予他‘博士’头衔。”
“他热爱体育运动，特别喜欢单杠和短跑。”
“近来，他特别喜欢写诗和操琴，颇有乃祖‘江公’之风。”
江泽民接受了两种极为不同的，但对他来说却同等重要的教育。一种是西方科学与工程的教育；另一种是马克思主义和革命理论的教育。当江完成了正规的学校教育时，他已变得既“专”又“红”，这对他在共产党的权力机构中漫长而稳定的晋升尤为有用。
第3章 1947-1955年“我是工程师”

尽管握有名牌大学的电机工程学文凭，江泽民还是遇到了找工作的难题。他虽然听说在中国东北的发电厂有空缺职位，但此刻内战正酣，交通几乎断绝，他去不了那里。由于无事可做，他和他的朋友童宗海只能四处打零工。在空闲时，他们就回学校去碰运气，希望在系里面的公告牌上出现一个工作机会。
“江泽民和我有一个约定，”童回忆说，“如果他发现有适合我的工作，他就告诉我，而如果我发现有适合他的工作，我也会告诉他。”
但不久，因为江一直忙于他事，查看公告牌就成了童的职责。8月，他看到了上海海宁洋行（这是一家中美合资食品企业）的一张招聘启事。这张启事是他们的一位教授贴的。“找到江泽民以后，”童回忆说，“我们就直接去了那个教授的办公室。”第二天，两人怀揣推荐信来到了海宁洋行，一位经理热情地接待了他们。
“很显然，”童回想说，“已经有人向厂方介绍了我们的情况。”他随后微微一笑，说道：“谁想得到是我帮江泽民找到了第一份工作，而从此他会一路高升，最终成为党的总书记和中国国家主席？”
上海海宁洋行是一家生产冰激凌和果味冰棍的知名企业，在食品店和杂货店里都能买到海宁的产品。海宁最有名的品牌——“美女牌”是一个家喻户晓的名字，在冷饮市场占有很大份额。由于制冷设备庞大——在上海所有的外资企业中，海宁拥有最大的冷藏设备——海宁需要用两台发电机供电。江泽民和童宗海进了海宁洋行电力供应部工程科，开始了他们的见习生涯。
海宁的工厂位于上海市虹口区，这是个曾经繁华一时时商业区。1937年，日本侵略者摧毁这片地区以后，这里就沦为了贫民区，住的都是从江苏来的工人，他们中很多人都在海宁厂的流水线上工作。由于来自同一个省份，说着同一种方言，江泽民和工人们相处融洽，尽管他们的教育背景悬殊。
一天，一个工人要江泽民修理一台坏了的马达。“我大吃一惊，”江在50年后回忆道，他的感受仍然十分新鲜，“我根本不知道该如何着手。不管怎么说，我是个大学生。但我学过的微积分、物理和工程学课程却没有一门教过我如何处理这样的问题。”从此以后，江泽民必须成为“修理东西”的行家。
1947—1948年的冬天尤为艰难。内战引发的严重粮食短缺开始在全国蔓延；在上海，有大约500人死于饥饿。内战激烈地继续着，国民党在和共产党的争夺中丢失了越来越多的地盘，上海成为孤注一掷的国民党企图保住半壁江山的关键。蒋介石的战略是退守长江以南，组织长江防线。为了加强食品供给，国民党政府买下了上海海宁，向美国老板支付了30万美元的补偿金。
在海宁厂工作4个月后，童宗海决定转到湖北黄石的一家发电厂工作，从上海到那里需要溯江而上数百英里。童出发的那天，清晨5点，江泽民和厉恩虞（他仍然住在江的姨妈家里）来到上海码头送别他们的好友。
中国的政治形势依然风云变幻。从严格意义上讲，江现在正在为国民党政府工作。在频繁的通信中，江泽民鼓励童宗海与当地的共产党人交朋友，但同时提醒他不要暴露自己的真实信仰。江泽民的谨慎是明智的，这也是他的特点。“在我到黄石大约5个月后，”童宗海说，“我终于和这里的地下党接上了头。我于1948年参加了地下工作，并1949年初正式入党。”当地的共产党组织也十分谨慎，他们告诉童不要再和江通信，以免危及他们双方的安全。国民党秘密警察在检查来往邮件，童和江的通信不仅可能危及他们的生命，也有可能连累其他人。他们的友谊中断了数年。
他们的担心是有道理的。1948年5月，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对江的另一位同窗好友、学生运动的积极组织者——张公纬发出了逮捕令。接着，张和当局玩了两个月危险的捉迷藏游戏。有很多次，这个年轻人都是侥幸虎口逃生，直到最后，共产党安排他和另外8名遭追捕的同志坐船离开上海。张被告知到一个大百货商店去接头，这种人来人往的地方不容易被特务盯上。从那里，他和接头人将一同前往码头。
张公纬按照约好的时间来到了指定地点，但是却没有人来，他感到有些不安。突然，一辆美式吉普戛然而至，他的心一下子怦怦跳了起来。“难道行动暴露了？”他心中暗想。
他正准备拔腿逃跑，这时，从车上下来一个年轻人，正是江泽民。江一把抓住张，压低声音对他说：“跟我来。”江猛踩一脚油门，一溜烟地向指定的码头驶去。就要抵达目的地的时候，他把车靠到了路边的树荫里。“公纬，”他说，“我只能把你送到这儿了。到船那边去吧。其他人在等你。”
他们当时不知道，过不了多久，他们就再也用不着这样谨慎藏匿了。1946年，毛泽东曾预言要用5年时间打败国民党，但到1947年年中的时候，内战的天平已经在向他那边倾斜。到1948年时，国民党军队在全国各地屡战屡败。在靠近苏皖边境的大别山区（这里离10年前江上青遇难的地方不远），一位名叫邓小平的43岁的指挥官率领20万大军打了一个大胜仗。1948年秋，国民党在东北损失了将近50万军队。
1949年1月，共产党攻取了北平。中共中央指示上海的地下党保护好工厂、机关和学校，防止国民党破坏。上海地下党还被要求在夺取城市之后，配合人民解放军维持秩序，尽早恢复生产。4月20日，国共和谈破裂。第二天，毛泽东发出了“向全国进军”的命令，旨在“坚决、彻底、干净、全部地歼灭中国境内一切敢于抵抗的国民党反动派”。100多万解放军官兵横渡长江，向内地、向南方进军。
整个春天，解放军取得了一个又一个的胜利。当共产党军队以摧枯拉朽之势攻克国民党的首都南京时，一波又一波的难民潮涌向了台湾。在上海，国民党展开了报复行动，他们攻击各种类型的共产党团体并在一个警察局杀害了两名交大的学生。在5月初的时候，形势变得更加一触即发。当解放军打到上海外围的时候，江泽民担心国民党军队会在逃往台湾时运走工厂里的重型设备。“我们不能让他们拿走属于我们的东西，”江对工人们说，“那样我们就得喝西北风了。”
对江泽民而言，考验他和工人们的良好关系的时候到了。“我今天到这儿来是征求你们的意见的，”他告诉他们，“你们都比我年长。我们工人全靠这些机器吃饭。不管谁赢，不管工厂归谁，我们都得生活。如果机器被搬走了，我们就没办法养家糊口了。”工人们请江提个建议。凭着4年参加学生运动的经验，他把工人们分成三班，轮流保卫工厂，他们还把卡车从厂区开走，把小型工具隐藏起来。
不过，他所做的精心安排没有派上用场。国民党军队已是兵败如山倒，除了中央银行库存的金条和银元，他们几乎什么也没带走。他们没有时间去进行大规模的劫掠，在食品厂，江和工人们没有遇到任何冲突。上海战役仅仅持续了两周。5月25日，解放军突入市区，并在两天内占领了整座城市。不过，仗并没有打完。国民党后来轰炸了上海的发电厂。江亲手启动了工厂的备用发电机，以防止厂里的冰激凌融化变质。对解放事业的这一贡献使他终生感到自豪。
充满风险的岁月结束了，地下工作者转入地上。江泽民已不再需要隐藏他的共产党员身份。由于他保卫工厂的努力，江被任命为工厂的党代表，负责抓生产。与此同时，他还担任副工程师、工务科科长兼动力车间主任。
在被接管之后，工厂成为益民公司的一部分，并改名为“上海益民食品一厂”。整个公司都隶属于华东工业部。1949年9月的一天，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一位崭露头角的党的领导人）来工厂视察。在视察中，他看到了一家陈旧但十分整洁的乳品厂，到处散发着新鲜冰激凌的香味。此外，更重要的是，他发现了一个很有潜力的年轻人。
“江泽民充满了活力，”回忆起他们初次见面的情景，汪说道，“他是党员，而且给人一种值得信赖的感觉。我觉得他前途无量。”
“共产党人刚从国民党手中夺取了上海，”汪接着说，“这时离人民共和国建立还有一个月，我在上海军管会中负责重工业。益民是我们辖下的一家公司，江泽民就在益民所属的一家食品厂工作。当我遇到江泽民的时候，他才23岁。”
“江泽民在益民的总经理办公室等我，”汪说，“在我听了简单的汇报后，江泽民代表工厂向我报告了他们新的商业策略，包括一份有关获取原材料和商品销售新思路的详细报告。上海一家大的奶牛场是益民的供应商，由于供货稳定，生产能力充足，所以搞好工厂的关键在于销售——也就是要为益民的冰激凌、冰棍和饼干找到顾客。江泽民组织了许多销售小组，并把重点放在食品店和杂货店。”
汇报结束后，江和其他几名经理陪同汪道涵来到厂房内参观了益民的生产线，在当时的上海这可是最先进的。“江泽民干劲十足、精力充沛，”汪回忆说，“是一个工作勤奋的专家。”
在他们商讨用什么新招把那些冰冻美食送到饱受战争蹂躏的市民手中时，34岁的汪和江立即觉得彼此十分相投。尽管江在益民已经受到破格提拔——他已是技术保障科科长和副总经理——但他和汪的关系将帮助他很快升任总经理一职。这层关系后来又得到了进一步的加深，因为汪的妻子就是益民公司的董事长，是江的顶头上司。
“我负责全上海的工业企业，”汪特别提到，“我妻子在我的领导下管理着一家大型控股公司，而江泽民在她下面的一家子公司里工作。”
江泽民和汪道涵很快发现他们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都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他们都曾是地下工作者；江在汪的妻子手下工作；他们都有相似的技能和旺盛的精力；而且两人都与江上青——江泽民的养父——有关系：汪曾负责军需后勤工作，并像江上青一样，在游击战时曾在张爱萍将军手下工作过。
“因为江泽民是厂里的高级管理人员，是我妻子的下属，”汪回忆说，“他们越来越熟悉，江泽民成了我家的常客。我妻子比江泽民大9岁，我们开始把他当小弟弟看待。除了谈工作，我们也谈其他事情，比如说我们的家庭。江泽民的身世非同一般：他是江上青烈士的养子。我和江上青烈士并不相识，但我听说过他的英雄事迹和牺牲经过。”
在江泽民早年的生涯中，不管是在工作上还是在生活上，不管是碰上了充满机遇的挑战，还是碰上痛苦的磨难，他都会向汪的妻子倾诉。汪道涵和江泽民的相识相知也逐渐发展为一种终身不渝的友谊，并改变了两人的生活。
1949年10月1日，在北京市中心天安门广场上的一个高高的城楼上，毛泽东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他向群众许诺要建立一个“新中国”，没有外国占领，没有内战。但是和平不会轻易到来，繁荣也要经过长期的奋斗才能取得。上海共产党人的兴奋很快被他们的解放者的怀疑态度所冲淡。对于过惯农村生活、经常缺衣少食的解放军官兵来说，上海这些老于世故、生活西化的同志带有太多的资产阶级味道，尽管他们也是党员。
除此以外，城市处于混乱状态的现实也加重了紧张局势。物价飞涨，失业严重。米、煤、棉花和其他必需品都出现短缺。即使买一样简单的东西，也要排上好长时间的队。“三个人的食物五个人分”，毛发出号召，希望能有所帮助。但随着不满情绪的增长，示威者走上了街头。
不久以后，政府掀起了一轮揪坏人的运动，把目标指向了“敌特、反革命分子和政治流氓”。上海市政府下令，所有的前地下党员都必须接受一段时期的“整训”，旨在彻底消除他们的任何旧思想。“整训”的方式包括密集的讯问，以挖出国民党特务和暴露有资产阶级思想的人。
过去6年以来，江泽民一直冒着极大的个人风险支持共产主义事业，他对接受这样的“整训”深感羞辱，并为由此中断他在厂里的工作而不快。当人们正在忍饥挨饿的时候，食品生产却要受到耽误。江被带到位于上海市区以南25英里的松江，尽管他很恼火，但他还是接受了讯问，并顺利过关。仅仅一个月后，他又重返益民厂的老岗位，而且还多了两个新头衔：第一副厂长和党支部书记，而第二个头衔更为重要。这是他在共产党内的第一个正式领导职务。
共产党革命之后，中国的企业都建立了双重的管理机制：一重是党的领导；另一重是行政或业务领导。从20世纪50年代初直到90年代末，党的领导体系掌握着大部分的权力。作为益民的党支部第一把手，江有效地控制了企业，不久又成为行政第一把手。尽管只有25岁左右，他在益民食品厂的领导职务将使他成为上海工业界的精英之一，这为他以后在党内晋升奠定了良好的基础。1951年2月，他作为正式代表参加了上海市虹口区第一届人民代表大会。
对在20世纪80年代崛起的江泽民等“第三代”领导人来说，在工厂的工作经历被证明是他们提升的关键。他们中的许多人都是技术管理人员，都曾经管理过诸如工厂或研究所这样的国有企事业单位，并在这一系统中升上高位。这与前两代领导人形成了鲜明对比。在邓小平的“第二代”，个人升迁是靠戎马生涯和军功取得的，而毛的“第一代”则致力于创立思想体系，创造了出中国特色的马克思列宁主义。
作为益民食品厂的首脑，江实施了新的政策和计划。“美女牌”商标被废弃了，取而代之的是新的“光明牌”，这反映了从资产阶级向无产阶级的政治转变。今天，“光明”仍是食品行业最知名的品牌之一。
作为热情的共产主义者，江泽民还坚持让他的工人在工间休息时高唱共产主义歌曲。1950年，当政府试图将供电系统国有化时，工厂经常出现断电现象，江便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些空隙，领导厂里的工人高唱《咱们工人有力量》。多年后，已成为高级领导人的他，在视察一家工厂时，突然脱口唱出了这首歌。同时，他也懂得市场的重要性，并寻求通过富有创意的广告扩大益民的市场份额。
作为管理者，江努力让手下职工的生活过得舒适些。他提高了食堂里的膳食档次，并向夜班工人提供免费夜宵。职工还可以把饭菜带回家去给家人吃，这在当时是普遍的做法。（企业会大批量购买诸如鸡蛋这样的食品，将其发给职工以补贴他们微薄的收入。）江组织了许多文化活动，比如在工厂内组织表演小品和音乐剧，并且为文娱活动提供了场地。他已开始养成他特有的那种处事方式：关注上级的兴趣，同时关心下属的需要。
就在江升任厂长后的数月内，益民便超额完成了生产指标。益民成了模范工厂。很快，另一家生产“梅林”牌罐头的食品厂与益民厂合并，也受江泽民领导。
工作之余，江的心思转向了成家立业。1949年12月，23岁的江与自己高中时代的心上人王冶坪结婚，他和她相知几近一辈子。据说，“两人从小青梅竹马”。王是江的养母的亲侄女，从姻亲（而非血缘）关系上来说是江的表妹，他们的结合使这个大家庭变得更加紧密了。
江的妹妹江泽慧回忆了兄长当年的恋爱史，她说：“当三哥从南京转往上海交大以后，他经常去看望我的外婆——也就是我母亲的母亲，和我的舅舅——也就是王冶坪的父亲。我外婆和舅舅都非常喜欢三哥。1949年，当我母亲搬到上海时，她欣喜地看到三哥和她的侄女正在谈恋爱。”
这一恋情正是一个性格互补而吸引对方的佳例。江喜欢社交，充满自信，而他的新娘则文静和善，含蓄谦逊。王冶坪也同样多才多艺，受过良好教育，毕业于上海外国语学院。
为了改造中国社会和根除封建传统，共产党采取措施对婚姻法进行了趋于自由的改革。在共产党接管政权之前，男人主宰着他们的妻子，但在新制度下，妻子和她们的丈夫是平等的，还可以离婚。这一改革所造成的一个出乎意料的后果是，妇女婚后不仅要加入报酬微薄的劳动大军，出于传统还要操持丝毫未减的家务活。
江的新婚妻子和他有着相似的家庭背景。20世纪二三十年代时，她祖父在上海是一个成功的商人，还是一个古玩字画收藏家。她的父亲曾到过美国，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他拥有一家经营还算成功的工艺品厂，但在他早逝之后，王家的财富消耗殆尽。
当时以及在以后的多年中，一个谣言四处流传，说江的新婚妻子是一名共产党高级领导人的亲戚，而这位领导人也姓王。在中国，有超过7％的人都姓“王”。
大约100名宾客参加了那场历时3小时的婚礼及婚宴，地点是在于市中心靠近外滩的一家华丽的饭店。外滩是一条著名的滨河大道，它被称为世界建筑博览馆，因为你能在这里看到各种风格的建筑物。
“按照传统，”王慧炯回忆说，“每个宾客都送一个装钱的小纸包，有些还装在红纸包内。当然，宾客送的钱抵不上婚礼的开销。我和江泽民都参加了对方的婚礼，我还是他婚礼上的两个证婚人之一呢。”
“毕业后，我和江泽民的关系变得更加亲密，”王回忆说，“但是要想保持经常联系很困难，因为新工作的压力，还有时局的紧张，而且在革命胜利之前，暴露我们的共产主义或反国民党观点是很危险的。有一次，我们在街上邂逅，彼此间因为相当长时间没有联系而有些尴尬。自从1956年我离开上海以后，我们有20多年都没有联系。”
1952年，年轻的江泽民夫妇有了他们的第一个儿子，他们给他取名为“绵恒”，意思是“绵和恒久”。1954年，他们的第二个儿子也出生了，他们给他取名为“绵康”，意思是“绵和康健”。尽管肩负着厂里和家里的重担，江仍然照顾着他的两个小妹妹，甚至在他力所能及的时候娇惯她们一下。几十年后，当江泽慧回忆起当年她亲爱的三哥送给她的一件特殊礼物时，仍然露出了微笑。
“我们那时体育课要求穿运动鞋，”她回忆说，“由于许多同学都来自富裕家庭，他们都穿着时髦的运动鞋，特别喜欢向别人炫耀。我和我姐姐非常羡慕。我们没有运动鞋，因为我们买不起，这对我们来说是一大笔开支。于是我跟姐姐决定给在上海的三哥写信，向他诉说我们的‘困境’。很快，两双运动鞋就寄到了我们手里！我永远忘不了我是多么的快活，我向所有同学夸耀我的运动鞋怎么比他们的要好。‘我的鞋是上海的，’我说，‘你们的是扬州的。’”
两个小姑娘开始到江在益民食品厂的宿舍过暑假和寒假。他为她们安排了丰富多彩的活动：向她们展示了著名的“光明牌”冰棍是如何生产出来的，还教她们跳交谊舞。
“三哥总是给我们安排各种活动，”江泽慧回忆道，脸上露出少女般的欢欣，“有时，他会带我们去江湾体育场看比赛，或者带我们去公园看风景。尽管他在厂里很忙，但只要他有空，大多数时候是在星期天，他都会给我们找一些有趣的事情做。”
江和他的妻子住在工厂宿舍楼二楼的一套小公寓里。整个房子只有一间卧室和一个小阁楼，尽管很挤，但他们总是欢迎家人来住。当江泽慧的母亲搬到上海在一家银行找到工作后，她和儿子儿媳在一起住了5年。
江泽民还提出要把江泽慧和她姐姐接到上海她们母亲身边，但是七叔认为扬州中学能提供最好的传统教育，他担心上海会给小姑娘带来太多的诱惑。“我和母亲呆在一起的时间不多，对此我感到有点懊丧，”江泽慧回想往事时说道，“但我在扬州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也受到了良好的教育。七叔对我就像父亲一样。他和我的生父只差3岁；他们在战争中并肩战斗，并拥有共同的朋友。战后，七叔成为一名外国文学教授，后来专攻俄罗斯文学和中国古典诗词。”
与此同时，新中国政府正面临一场考验。就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3天后，美国政府宣布继续支持国民党政权。1950年6月25日，朝鲜半岛爆发战争，美国向它的韩国盟友伸出了援手，并命令美国第七舰队前往台湾海峡巡逻。美军一直把部队推进到中朝两国的界河——鸭绿江。本来对美国的介入深感不安的中国政府出兵支持北方。这场冲突在西方被称为“朝鲜战争”，在中国则被称为“抗美援朝”。
对许多中国公民而言，不管他们的参与程度如何，这场战争都标志着一个转折点。在蒙受多年的屈辱之后，中国终于迎来了一个统一而且真正独立的政府。毛泽东命令他的部队把美国军队从中国边境上赶回去。在经过3年的浴血奋战和付出了巨大牺牲之后，中国在势均力敌的情况下设法结束了战争。尽管有70万—100万中国人献出了生命，其中包括毛本人的儿子，中国人仍然带着一种自豪之情来看待这场战争。《朝鲜停战协定》的签署标志着长期以来中国总是在谈判桌上丧权辱国的历史的结束。许多中国人把中国重新崛起为世界强国归功于共产党人，尤其是毛泽东。此时，中美关系陷入历史最低谷。
1951年，汪道涵把江泽民调到中国制皂厂（后改名为上海制皂厂）。江上任时，该厂只开工一半，且正在亏损。年仅25岁的江被任命为副厂长。他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对工厂进行国有化改造。
经济千疮百孔，几个大城市正处于崩溃的边缘，面对这种形势，政府控制是实施改革的捷径。政府采取了极端措施以控制资源、企业和土地。计划经济在中国建立起来了，这不仅仅是奉行马列主义思想的需要，更是现实的需要。根据苏联的模式，国家将掌握所有的生产资料，并提前决定每个工厂的产量。与此同时，共产党还发动了一些群众性的政治运动，旨在净化党员队伍并使全国上下保持团结。
毛泽东试图用马列主义来指导他们的国家，中国进入到“苏联模式时期”。在北京，中央政府的计划者们模仿他们的苏联同行，开始推行农业集体化，发展重工业，并为每一家工厂制定生产指标。（举例来说，计划经济要求每个渔民每天不折不扣地完成捕鱼200磅的定额，但不管每天捕捞到的是鱼，是贝壳，还是泥沙与石头，只要这200磅被上交、过磅、记录在案，并向上级报告。）
人数逾40万的苏联专家来到中国，指导工厂的建设和运转。同时，成千上万名中国人被派往苏联，去学习他们的方法。回顾当时情况，人们可能会觉得费解，为什么刚刚获得解放的中国会让自己严重地依赖苏联。后者毕竟是列强之一，但毛泽东和他的高级官员们都是理想主义者，坚信社会主义的神奇团结力量。
1953年初，汪道涵被提升为北京新成立的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长。当时中国正在采用苏联的体制，该部被要求制定更高的生产指标，建立新的企业并组织研发工作。汪的使命是，为制造重型机械和电气设备集中最好的技术力量。汪努力给这项全国性的工作寻找最优秀的人才，为此，他把江泽民调到了该部设在上海的第二设计分局，并让他担任了一个新成立的电力设备部门的主管。对时年26岁的江来说，这只是一次平调，但给了他一次在技术要求更高的环境中发挥自己能力的机会。
之后不久，国务院便指示一机部起草本部门的第一个五年计划。由于这件事非常重要，汪道涵提议把江调到北京协助起草工作。这也没有直接给他带来提升机会，但这项任务使江对政府决策有了第一手的经验。
当时，人们把效益和规模画上了等号：他们相信，工厂越大，生产率就越高。1955年，在《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签订5周年之际，毛泽东致电苏联领导人，“对苏联政府帮助中国建设了156个大型工业企业表示由衷的感谢。”在这些新建企业中，最为重要的一个就是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位于北京东北约500英里的吉林省，该厂后来发展为中国首屈一指的轿车和卡车制造企业。在整整6年中，这个大工厂将成为江泽民的家。他在这里进一步提高了自己的管理水平，并慢慢领会到中央计划体制的一些内涵。
第4章 1955-1962年“我爱才”
1953年7月15日，在北京东北500英里以外的吉林省长春市开始兴建一家庞大的汽车厂。该厂由苏联专家设计，位于城市郊区的高粱地中，是仿造当时莫斯科附近的斯大林汽车厂而建。1954年11月，当江泽民被派到那里工作的时候，工厂还没有完工，但政府已经在为竣工投产的日子作准备了。
江终身的良师汪道涵解释说：“我们下大决心要建设中国的第一家汽车工厂，我们需要最优秀的人才。”
第一机械工业部计划选派700多名技术人员到苏联学习。为了给此行作准备，江泽民参加了在长春郊区举办的俄语强化训练课程。1955年4月，江和其他十几个人乘坐横贯西伯利亚的列车，经过漫长的路途西进莫斯科。在那里，江只要一有机会就练习俄语——在正式会议上，在与陌生人的邂逅中——他从来不觉得有什么不自在，他还鼓励那些沉默寡言的同事以他为榜样。
“要在这里取得成功，我们必须多听多说。”江告诫他们说，“千万别怕难为情。”除了学习工作所需的先进技术以外，江还陶醉于俄罗斯丰富多彩的文化之中。他早就喜欢看翻译成中文的俄罗斯文学作品，如今他更能读到他所钟爱的那些杰作的原文。他学会了多首俄罗斯歌曲，他喜爱丰盛的俄罗斯食物，尤其是一种俄文叫“列巴”的黑面包。
尽管江在新环境中生活很愉快，他还是常常想家。他不能将妻子和孩子们带在身边，他知道妻儿在上海要克服他不在家所带来的种种困难。当黯然神伤的时候，他拉二胡，唱中文歌。这种自我安慰法能让他稍稍舒缓心中的忧郁。
斯大林汽车厂规模庞大，是典型的苏联风格。指派给江的工作是学习能源知识、节约电力以及电厂和电网的管理。他大部分时光在中央控制室中度过，坐在凳子上面对一大堆监视工厂庞大电力供应情况的刻度盘、测量仪、控制板和各种仪器。
此时，在莫斯科——就在离江学习的地方不远，发生了一件非同寻常的大事，它震撼了整个共产主义世界。1956年2月26日，尼基塔·赫鲁晓夫在一篇激烈的演讲中大胆地攻击了去世仅3年的斯大林。这篇讲话发表在苏共二十大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代表们听得目瞪口呆。讲话谴责了斯大林“严重地滥用权力”。赫鲁晓夫称，斯大林通过“镇压和肉体消灭的手段不仅打击真正的敌人，还用它来对付那些没有犯下任何罪行的人”，“造成了不可估量的损害”。赫鲁晓夫补充说，残暴与镇压之所以成为可能，“是因为斯大林不择手段地推行个人崇拜”。
这位苏联领导人最后总结说：“同志们，我们必须废除个人崇拜。”
后来的历史学家会认为该演讲是20世纪最重要的演讲之一，但在当时，其全部意义并没有为人所理解。苏联大力声讨“个人崇拜”之际，正是中国接受“个人崇拜”之时，而且中国将要出现的对毛泽东的崇拜远远超过了苏联以往对斯大林的崇拜，后果也更严重。
1956年早春，就在江奉召回国参加长春汽车厂竣工典礼之前几个星期，他应邀出席欢迎中国共产党武装部队前总司令朱德元帅的招待会。朱到莫斯科进行正式访问，他想会见正在苏联首都学习和受训的中国留学生及专家。当江来到招待会上时，他惊讶地见到了自己的老朋友张公纬。自从8年前江帮助他逃离国民党的追捕后，就再也没见到过他。
“我从没想过还能见到你。”江说道。
张回答说：“我不愿打听你的消息，因为我怕听到自己不愿听到的消息。”
两个老朋友热烈地拥抱，他们全然不顾身边招待会的活动，一起回忆着过去的日子。
张能成功躲避国民党追捕的部分原因在于他改了名字，这是当时地下工作者的普遍做法。在此后的岁月里，两人在不同的事业领域中都取得了很好的发展，江泽民始终坚持叫他的老朋友“公纬”，而张为其他人所熟知的名字是余力教授，一位著名的矿业技术专家。
1956年春天，从苏联回国后不久，江回扬州探亲。他的祖母病了，他赶去探望。祖母于两个月后去世。借此机会，大家庭重新团聚了一次。江泽慧尤为高兴见到她的三哥。她回忆说：“那时我已经中学毕业，正在准备大学入学考试。三哥对我申请的院校非常感兴趣。在中国，选择合适的学校极为重要。”
几个月后，江泽慧失望地发现自己的前3个志愿全都没有被录取。这是3所中国录取条件最严格的大学：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她没有申请一所后备的学校。那个时候，对没有去向的考生的政策是由政府为其指定一所大学和一门专业。江泽慧曾希望学心理学和哲学。然而，她却被分配到了安徽农业大学主修林业学，她对这一领域一点都不了解，也不喜欢。
她回忆说：“我感到沮丧和痛苦，不肯去报到。但七叔和三哥都鼓励我。三哥给我写了封信，信里写道：‘中国有句老话，叫做三百六十行，行行出状元。你绝对应该去，而且还要成为林业学方面的权威。’”
这封信所传递的信息很明确：不管环境如何，江家总是尽可能去适应环境；而且要努力做到最好，不管他们最终能做到怎样。江泽慧听从了她哥哥的建议，并逐渐热爱上了这一不期而遇的事业。她成了一名世界一流的竹藤研究专家，并成为了中国林业科学研究院院长。
“我上大学时，三哥在长春工作，”江泽慧回忆道，“每个月他都给我寄10多块钱资助我，也给我姐姐寄10块钱。那个时候，这可是一大笔钱了，而他自己的工资很低。他还要供养父母、妻子、两个儿子，以及搬过去与他们同住的岳母。但他从没漏掉过一个月。”
当江泽民走进明亮的新工厂时，他已经被任命为动力处科长，下属两个实验室和100名员工。1956年7月15日，工厂生产的第一辆车——一辆解放牌卡车驶下装配线。几乎同时，江被任命为副处长，这是一次正常的提拔。由于他的两个上级中一个是苏联人，另一个不是党员，因此江还被任命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
处里的人在见到江之前都有些担心。他们中的很多人从没离开过出生地东北，对他们来说，这名在上海受过教育的领导似乎有些令人敬畏——他少年得志，身为知识分子、专家以及党的干部。但江泽民第一天兴冲冲露面时，身着一身蓝色工作服，开始和大家聊天，话题涉及各个方面，从大家的经历到各人的专业，从他们的业余爱好到各自的家庭。很快，江就得到了一个亲切的外号：“神侃”。
一位前技术员回忆自己第一次见到这位新领导时的情景：“我告诉江泽民说我喜欢听戏曲和音乐，尤其是京剧。他变得兴奋起来：‘太好了！我也喜欢京剧。’他问道：‘你会唱李多奎的《钓金龟》吗？’”
当这位技术员说“会”的时候，江搂住他的肩膀说：“来，咱俩一起唱！”
另一位同事陈运恒（音译）则有着更具敏感性的顾虑。作为动力总工程师，他是江的上级，但他却不是共产党员，这可能会造成尴尬的局面。他回忆说：“我当时非常担心自己能不能跟这个党员副处长搞好关系。”在一个革命化的国家，政治总是很敏感的。“但江泽民很好相处，”陈又说道，“他不摆出高人一等的样子，对我们非党员也很和善。”
江喜欢说：“我爱才！”那个时候，不是党员的专家会受到猜忌。当其他领导不敢让他们负责任的时候，江泽民却敢冒这个险。有一位很有创新精神的工程师一直未受重用，就因为其父亲曾开了一间小商铺，被认为是资本家。江在谈到他时说：“他父亲怎么样跟他无关！”在江的支持下，这个工程师后来作出了重要贡献，并且多次获奖。
精于数学和自动化的总工程师方明松回忆说，江本人不是最有才能的开发人员，但江了解和赏识其他人的才干。方说：“从技术角度讲，江泽民自己并没有做出太多改进。但作为动力处副处长，他挖掘出了每个人的潜能。那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江尊重知识分子。我从没感到过那种在党的领导干部面前通常会有的压力。他使我觉得自在。”
江泽民在长春交了几个亲密的朋友。其中一位名叫沈永言，也是动力工程师，负责设备安装。他们都是江浙人——来自江苏和浙江两省的人。这两个地区因食物、口音和文化相近而常被统称在一起。
沈回忆说：“江泽民和我认为我们是老乡。我们相识的时候都还年轻：他30岁，我29岁。我经常去他家。因为当时一到晚上也没什么可干的，我们就经常聊天。他经济负担很重。我们彼此之间非常坦诚。”
午饭时，两人都是从家里带饭吃，避免在食堂排队。他们吃得很快，随后打乒乓球。多年以后，他们这种友好的相互较劲还是显露出一丝痕迹。沈说：“江喜欢打乒乓球，但球艺一般，主要是削球，扣球不行。”
王冶坪和两个年幼的儿子也搬来了长春。她在同一座工厂的党委办公室里找到了一份工作。江一家分到了一套位于4层的单元房，三室一厅，包括江的母亲和岳父母在内一共住了7口人。尽管如此，这房子与当时中国许多家庭的住房比起来还是很舒适的，有中央供暖系统、煤气灶、自家用的卫生间，以及能将东北平原冬天的严寒阻隔在外的双层玻璃窗。
工厂里的3万名工人几乎全都住在类似的红砖楼宿舍里。工厂提供了典型的“从摇篮到坟墓”的服务，在未来的几十年中，这一切将给国有企业带来难以承受的负担。这其中包括照看孩子的幼儿园、提供打折商品的商店以及医疗服务等。一些国有企业甚至有“公司墓地”。
在工厂里，前途显得很光明，特别是对江泽民来说。他与苏联上司关系融洽，两人经常唱俄罗斯民歌。江的职责之一是陪同各类代表团参观工厂，有一次3个教过他的教授来访时他还专门款待了一下。江的工作开展得十分顺利，工厂也成功地完成了第一批汽车生产指标。
但好景不长。在毛主席的领导下，中国的政治形势日趋动荡。1956年，毛泽东发动“鸣放”运动，恳请知识分子说出自己真实的想法。他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宣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通过争取知识分子，毛泽东希望能促进新形式的艺术和文化体制的产生，这是他一辈子的热望。周恩来总理也寻求对中央政府的建设性批评意见。“政府需要人民的批评，”周在1956年的一次讲话中说，“没有这种批评，政府将无法发挥其人民民主专政的职能。”后来发生的事是悲剧性的：自由昙花一现，然后变为“引蛇出洞”与压制反对派的一种手段。
一开始，狐疑满腹的知识分子认为毛泽东的呼吁是一种计谋，几乎无人发言。可是，当毛泽东开始批评那些没有提出“健康”意见的人的时候，许多人屈服于他们压抑已久的渴望，提出了他们认为对改进管理有益的诚恳意见。可是当提出的意见开始关系到民主和人权，建议党应该“开放”，当批评信件开始像雪片一样飞来（在1957年年中6个星期的时间里，上百万封信涌到了中央的权威机构），这位伟大舵手不无理由地把这些批评定性为对他的领导的明目张胆的进攻。毛给反对派戴上了“右派分子”的帽子，并决定把“反右运动”升级。
这些所谓的“右派分子”都被加上了莫须有的罪名。一开始，只有几千人被清洗，但“反右运动”愈演愈烈，不久被宣布为“右派分子”的人就超过了50万。一个“右派分子”可以期望的最佳结局就是降职去“劳动改造”。有些被殴打并囚禁，有些被迫害致残甚至致死。
北京借此机会考验大家对党的忠诚。作为动力处的党支部书记，江泽民收到了需要从他手下清洗出去的“右派分子”指标。江觉得很多知识分子的观点和批评值得尊重，并且很有用。在身边的其他单位忙于清洗和惩罚的时候，江充满矛盾。
江向他的好朋友、刚刚入党的沈永言倾诉说：“肯定是什么地方出错了。我们中间怎么会有那么多‘右派’呢？他们都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呢？所有这些党培养和教育出来的知识分子怎么会突然变成‘右派分子’呢？这不可能。我们应当尽可能多挽救几个人。”
开始时，由于江的犹豫消极，他的下属中没有一个人被清除。与之形成鲜明对照的是，在比动力处稍微大一点的基建处，有11人被划成“右派”。随着时间的推移，江对这一官方运动的缺乏热情表现得更为明显，对他自己也更具危险。几个本来就嫉妒江的成就的狂热分子开始提出疑问，与他向沈永言提出的问题恰恰相反。一些人在私下说：“动力处有那么多知识分子，怎么会没有‘右派’呢？”
最终，江迫于压力确定了两个人。其中一个有着类似宗教的思想。但江还要勉为其难地再找一个。那时在动力实验室里有两种不同的车床。一种是苏联制造的，刚运来不久；另一种是在1949年以前从美国进口的。正是这两套设备的差异使江找到了第二名“右派”——一个名叫葛冬青的中层干部，其过错就是他认为苏联车床比美国车床噪音大。
“谁会怀疑葛冬青这句话的正确性呢？”多年以后，沈永言不无讽刺地笑着问道。“苏联和美国的两台车床就互相挨着，哪台机器噪音大是明摆着的事儿。只有聋子才会对此表示怀疑。”
但在那个紧张的年代，以任何方式赞扬美国的言论都足以毁掉一个人的事业。假如“噪音大”的言论在江报告之前就广为传播，江自己的事业可能也会被毁掉。如果想找证据，江只要看看他自己的家庭就可以了。他的姐姐江泽芬当时是江苏省的一位小学教师。她公开为一名她认为是被错误批判的人士讲话。为此，她也被打成了“右派”。尽管学校另一位老师为她辩解，她还是被降为临时教师，并被派到一所乡村学校。后来她被遣送回家，每月不得不靠8块钱艰难度日。
受到江的公开批评后，给车床“贴标签”的葛冬青便被免去了管理职务，贬去从事体力劳动。同时，他被迫经常进行自我批评并出席“批斗会”。
江始终对自己在葛被免职一事中所起的作用感到于心不安。“几十年来，甚至直到今天，江都非常后悔自己对葛冬青的做法。”沈永言回忆说。“江向他道歉了好几次。1962年给‘右派’摘帽的时候，江特别关照了他，葛是第一批被摘帽的。”
完成了抓“右派”的指标以后，江努力保护属下的其他职工。一个年轻的技术人员轻率地发表了批评意见。江发现后，严厉地批评了他，随后又真诚地与他谈心。
这位后来移居美国的技术人员回忆说：“我都准备好去死了。我害怕极了，当朋友告诉我，我被定成‘右派分子’，江要找我谈话时，我甚至想到了自杀。在等着见他的时候，我特别紧张，真是吓得浑身发抖。”
但在批评了这位年轻人之后，江只是要求他承认错误并努力工作。要换在任何别的处里，他早就被清洗了。
他说：“江的忠告不仅帮助我熬过了‘反右运动’，还帮助我度过了更具灾难性的‘文革’。江的忠告也许救了我的命。”
在1957年的“反右运动”后，毛泽东并不满足，又推动了1959年的“反右倾运动”。对于年轻的江泽民来说，他亲身体验了滥用权力的危害。这也教育他要具有政治敏锐性。
“他终于没有抓到足够数量的‘右派’，”沈永言评价说，“他在对‘右派’的批判会议——所谓‘批斗会’——上不大积极。他发言的调子总是太慎重、太平静。他明显缺乏热情，因此我对他可能面临的处境深感担忧。不过，江泽民幸存下来了。他的政治直觉肯定特别好。”
后来在2000年，在与一汽的老同事会面时，江记起了一个人，此人特别勇于保护他人。“雷文（音译）同志是个正直的老党员，”江说，“在政治运动（‘反右’与‘文革’）期间，他有勇气区别是非，保护了许多好同志。”
下一次挑战很快以“大跃进”的形式降临了。这是一场灾难性的运动。毛泽东幻想中国能在15年内赶上英国，试图在极短的时间里，提升这个国家的农业和工业产量。毛的计划开始于1958年，植根于共产党的理论中。他强调人力胜过机器，宣布劳动密集型的生产方式能与昂贵的技术一样有效。他将大批大批的农民集合起来，编入大规模的农村人民公社，从事集体农业。每个村子都建起了不可胜数的后院炼钢小高炉。“大跃进”的虚幻理念是，这样就不必建造大型的工厂了。
1958年2月，毛泽东到长春汽车制造厂视察。为了取悦于主席，领导干部们不顾一切地制定了极不现实的目标。他们承诺将卡车的年产量翻两番，达到4万辆，同时还把成本减半。他们还夸口要在5年内将产量提高8倍。任何怀疑这些荒谬目标的人都被打成“右倾”。从内心讲，江泽民是个现实主义者，他知道这些承诺永远无法实现。他努力以十分巧妙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同意见，但他知道任何公开的批评都将马上受到惩罚。
第一汽车制造厂开始自己轧、切钢板，这一工序消耗了大量的动力。到1958年年中，工厂为完成其过于雄心勃勃的目标，新建了一个动力分厂，江被任命为厂长。由于工厂荒唐的生产目标被一再抬高，其动力需求也随之增长。江使动力设备的运转能力发挥到了极致，甚至是超负荷运转。但随后钢的产量无法满足需求，而且质量也常常达不到制造汽车和卡车的标准。
为完成生产指标，无奈之下，有时不得不使用劣质材料。气泵和轿车的一部分零部件是木制的，等木头用完了就用竹子。没有足够长的钢材，就用短的焊接起来作卡车的车架。所有人都被动员起来参与“红旗”轿车的生产，包括江泽民和沈永言。他们用手工把质量较差的钢板敲成质量更次的车身。尽管他们奋力工作已到极限，但产品质量仍令他们非常沮丧。
“大跃进”的另一个不正常现象是滋生了一些会导致粗劣产品出现的土方法。比如“超声波装置”，其实就是一块在压缩空气吹动下产生振荡的金属簧片，却被当成是一种突破性技术。沈永言回忆说：“对动力工程师来讲，这是十分荒谬的。但每个人都对这一由共产党创造出来的技术赞不绝口，并将这些‘超声波装置’添加到各类机器上，从切割机到炊具。这么做的唯一实际结果就是使整个工厂的气压急速下降，生产率也随之降低。”
江泽民不能再沉默了。他毅然地表示不同意见，公开反对这一“超声波技术”，并引用一本英国人早在1930年就写成的书来支持自己的观点。该书不仅说明外国人早在多年前就已发明了这种所谓的革命性技术，还证实这一技术本身一文不值，只是将电力转换成了纯粹的噪音。“江下决心戳穿这一荒唐的装置，”沈说道，“但书记不支持我们。那时候，书记是真正的决策者，甚至在技术问题上也是如此。”
在像江这样受过训练的工程师看来，这种方式理应受到谴责。30年后，江在一次谈话中又提到了“超声波运动”，他仍对这种自己被迫屈从的错误思维方式难以释怀。他当时说：“我不反对试验，但问题是我们必须有一个科学的态度。”
1958年，第一汽车制造厂厂长向党中央保证，全厂每8小时将生产250辆轿车，而当时的设计生产能力为50辆。1964年，当沈永言告诉一位副部长自己的工作单位时，那位副部长大笑起来。他说：“你们真是吹牛大王！你们怎么可能让生产能力超过设计能力5倍呢？”
随着全部能源都被投入钢铁生产，中国的农业萎靡不振。为了支撑走下坡路的农业，74万个合作社的5亿农民们被编成了约2.6万个人民公社，要将粮食增产50％。同汽车工人一样，农民们没有足够的资源，专业技能又有限。到1959年初，饥荒已非常普遍。在随后的3年里，营养不良、饥饿和随之而来的疾病肆虐全国。至今尚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中国人死于这次创下世界纪录的大饥荒。
长春汽车制造厂的工人们被征召去帮助农村的农民。夏天，他们要投身于抗旱或抗洪；冬天，他们则住在货运火车的车厢里，维修堤坝和灌溉系统。在下乡的漫长路途中，江泽民虽然是领导，却从不坐在卡车前面的驾驶室，而更乐意和工人们一起坐在后面的敞篷车厢里。旅程常常长达数小时。当他们在颠簸的道路上前进时，为了鼓舞士气，江经常会带着工人们高歌。他常说：“如果你想干好工作，你就必须和群众打成一片。没有了群众，你什么也干不成！”
1958年底和1959年初，受中苏关系恶化的影响，长春汽车制造厂经历了一个重组过程。7个处合并成了新的动力分厂，下辖约1000名员工，负责所有分厂的动力需求。江泽民被任命为分厂厂长。
刚一接手，江就确定了两项工作重点：不间断的服务和工人的安全。他对工人们讲：“动力是工厂的心脏。如果这里出了问题，所有的机器都会停下来，生产也随之中断。我们必须保证心脏工作正常。”在安全方面，他非常严格，毫不懈怠，几乎每次开会都要强调。他也坚决支持那些对安全工作严抓不解的人。赵红庆是一个性格孤僻的负责安全工作的工程师，检查工作非常严格，汇报时也很固执，致使他跟同事们关系较为疏远，一直没能入党，“老赵，”江在他同事的姓前用了中国人表示友谊与尊敬的“老”字，对他说，“我全力支持你入党。只要你负责安全检查，我就放心。”
每天，江穿着蓝色工作服在厂里巡视。他和工人们聊天，询问机器的运转情况。他不懂就问，从不不懂装懂的态度是出了名的。他还很关心下属，无论是在工作还是在生活中。1960年，跟江同事的一个年轻工程师想结婚，但因为厂里没有能分给新婚夫妇房子而无法完婚。当时江和6名其他家庭成员仍住在那套三居室的小单元房里，但他却马上为这位朋友腾出了一间房。此后两年，这对小夫妻一直和拥挤的江家合住。
这当然是一个无私的举动。作为共产党的平等主义的典型事例，这无疑是值得称颂的，但这对江的家庭和其他家庭来说，会有什么影响呢？江的一家献身于共产主义的理想，以至于觉得理应作出如此的牺牲。
1960年，由于中国批评苏联“搞修正主义”，再加上边界争端持续加剧，尼基塔·赫鲁晓夫命令所有苏联专家和顾问离开中国。他们的离开恰逢中国最困难的时期。“大跃进”破坏了国家的经济。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也深陷困境。没有足够的钢材，没有足够的动力，没有足够的燃料，也没有足够的食物。车间里，工人们纷纷因饥饿而倒下。煤炭尤为短缺。在北京的中央政府计划者们情急之下决定将一些主要大型企业的动力分厂改造为使用原油燃料。长春由于靠近黑龙江省的大庆油田被选为改造工程的革新试点。苏联专家掌握这种技术，但如今他们已经走了。
一机部副部长周建南到第一汽车制造厂给工厂管理层下达了一个令人惊恐的发电系统煤改油的时间表：3个月。为了安全地度过这个冬天，没有任何失败的余地。江泽民受命全面负责（“担任总指挥”）这一看起来似乎不可能的任务，他的朋友沈永言则被派往大庆，保证原油供应，并将其运回长春。
这一期限似乎很荒唐，甚至很危险，但江泽民知道质疑这一决定的后果。他所做的是迅速投入行动，召集厂里最好的技术人员。大家听到任务后，惊得目瞪口呆。有些人担心用原油可能引发事故，其他人则对这项技术一窍不通。不过，所有人都认为3个月的时限太荒唐了。江努力给他们树立信心，称只要刻苦钻研，即使是最不熟悉的技术也是可以掌握的。他鼓励大家不要怕犯错误。他说：“我们不要有太多的包袱。我们必须努力去学习新东西。即使我们遇到了问题，大家也会理解的。”
江泽民制订了一个计划。第一步是建造储油罐。很快，4个各能容纳1000吨原油的庞大储油罐建成了。技术人员仔细研读苏联专家留下来的技术手册。大家三班倒，连轴转，工人从200人增加到了1000人。不少人因为疲劳过度、饥饿和疾病而倒下了。江自己也病了，但他仍坚持在现场工作，每天只休息几个小时。他十分细致，命令下属反复核对各项数据。引人注目的是，3个半月后，改造工作几乎按时完成了。
不停歇的工作、缺少睡眠、不按时进食和持续不断的压力使江的健康受到损害。他持续胃痛，经常靠压着右腹来稍微缓解一下。他可能还得了肝炎。后来，他告诫其他工厂的工人，不要像他那样忽视吃饭。仅就改造工程本身而言，它是成功的，是一个里程碑。江泽民认为，改造工程是他一生中最重大的成就之一。
“如果你们在年轻的时候吃过这种苦，以后无论什么时候回想起来都会感到自豪。”江有一次提到了这段经历，“完工后，我们开始用烧原油来提供动力，还有10万人在长春的严冬里得到了供暖。可惜我不是个小说家。否则，我一定要为这项工程写本书。”
这不仅是一次个人的成功，还是一个政治上的胜利。这一工程对北京来说极为重要，因此周建南副部长在整个改造期间一直呆在长春。在此期间，江泽民的业务和领导能力给周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正因为如此，后来他帮助调动并提升了江。离开长春汽车制造厂是江事业中的一次重大转折。如果没有那个引人注目的改造工程，这一切可能都不会发生。
当苏联人离开后，江失去了他的俄语对话者。但他和俄语翻译刘仁伟（音译）不久就成了好朋友。刘是锅炉房夜班组的组长。为了能赶上刘下班的时间，江总会提前上班。这样一来，他既可以说俄语，又能学到生产知识。差不多30年后，1989年底，江泽民当了总书记后，为他在莫斯科时的俄语老师及刘仁伟搞了一次聚会。在长达6个小时的时间里，3人一直在讲俄语，唱俄文歌。
江始终没有忘记与他一起工作过的苏联专家。当20世纪90年代中国汽车行业代表团访问俄罗斯的时候，江要求沈永言让代表团成员打听那些仍然健在的苏联专家的情况。江以一名中国领导人的身份向他们表示了敬意，并询问他们是否需要帮助。江对沈说：“他们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作出了巨大的贡献。我们不应该忘记他们。”
不过，当时江还有些很现实的事情要处理。3年经济困难造成了严重的食品短缺，为了生存，工人们不得不在宿舍旁边种庄稼。江下属某车间的工人们种了很多大豆，每个人大概能分到40磅。由于车间主任从来没有下地劳动，所以大家就给他少分了一些，车间主任很不满意。
江听到这一争执后，非常生气。“工人们种了豆子，白白给你，这已经很不错了，”江对他说，“你怎么还能嫌给得太少呢？”
江接着让他在全体人员面前做自我批评。
“这并不丢脸。”江开导车间主任说，“在工人中间，你是党的代表，而党不断壮大的唯一途径就是得到普通群众的支持。炫耀自己并凌驾于群众之上是绝对不允许的。”
江恪守这一原则，自己的生活非常简朴。虽然他作为行政13级干部享有不少特殊待遇，他的工资每月仍只有150元，加上他妻子的工资，全家人就靠200元生活。当然考虑到当时极低的生活费用，这样的收入也算不错了，不过江要供养很多人，包括他大家庭中的亲戚。有一次，工厂设法为员工弄来了一些西瓜，书记让江先给孩子们买几个。江回答道：“不了，谢谢。我买不起。”
书记说：“你每月挣那么多，你攒钱干什么？”
江说：“你不知道吗？你看我穿的这件毛衣，我上大学时就穿了。我没钱买新的。我哥的儿子在上大学，我每月都要给他寄5块钱。我还要资助几个妹妹。能节约的地方就要节约啊。”
江常常饿肚子。他当时说：“只要每天能吃到一个鸡蛋，我就非常满足了。”
当工人们对食堂有意见时，江特别重视。他要求党支部制订一项措施，禁止党员干部吃小灶和播队打饭。虽然江中午一般是从家里带饭，但有时也在食堂吃。他指示工作人员把他的消费情况详细记录下来。到月底账单过来的时候，江总是全额付清。
到1961年，中国的一些高层领导人，包括邓小平和陈云，试图扭转毛泽东在“大跃进”中的一些破坏性政策。有限的农村自由市场，包括蔬菜自留地和按劳分配制度，得到许可了。同时，很多虚报产量的工厂领导受到了处分或被撤职，尽管他们这样做只是为了响应北京提出的不切实际的生产指标。
江泽民也有他个人的计划。1956年他在斯大林汽车厂的苏联导师让他将自己所著的《机械制造厂如何合理利用电力》一书翻译成中文。当1959年苏联开始从中国召回其专家顾问时，这项任务变得更有实际价值，因为中国工程师们如今需要一切可以搜集到的技术资料的帮助。
江开始翻译这本技术论著，不过还没等到他完成，江就被调走委以他任了。直到1965年，江才最后完成了翻译。他将手写的翻译稿交给沈永言，让他校对和编辑。
“‘文革’开始以后（1966年），我肯定不能再弄外文书了。”沈解释说，“那太冒险了，会有生命危险。大部分书都被烧掉了，尤其是外文书。”
不管在那里承受了多少艰难，江泽民始终对长春怀有美好的记忆。20世纪80年代初，一个来访者事先没打招呼就敲开了江在北京的家门。江马上要出门参加会议，因此他姐姐出来应门，对不速之客说江不在家。这个人说：“我叫雷文，是从一汽来的。”他的话音未落，江就笑着出现了。
因为江有先约在身，两人只能简单地聊几句，但江说出了他长期以来一直想说的话。“老雷，”他说，“我走的时候，给你留下了大量的工作，我一直感到很过意不去。你得原谅我。”
在工厂的岁月中，江泽民成了真正的领导者。他以身作则，虚心待人，对部下的错误从不揪住不放。他会毫不犹豫地提问，还会情不自禁地唱歌。他这么做，不仅赢得了工人的尊重，还赢得了大家的友谊。午休时间，他从一个屋子到另一个屋子，和员工一起打桥牌；当他乒乓球打输的时候，他和其他人一样排队等下一轮。他玩捉迷藏，参加在附近湖里举行的划船比赛。每逢别人有困难的时候，江总是会出现在那里，如去医院看望生病的同事，帮着张罗他们父母的丧事。他很少与人发生冲突或拐弯抹角，绝不傲慢自大。
江在严峻的形势下实现了困难的目标。在“大跃进”中，当很多同事在生产的紧张和政治的压力下垮掉的时候，他却引起了北京正面的关注。这样一个有才干的人不会永远待在长春。1962年，在成为一名成熟的工业领导人之后，江泽民该离开了。
1990年，作为党的总书记的江亲笔为一汽出版的厂史题词。正如江向沈永言解释的那样：“毕竟我在厂里工作了6年多。如果我不答应题词的要求，我的老同事会误解的。”
第5章 1962-1976年“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
江泽民设法在“反右”运动和“大跃进”中幸免，相对而言安然无恙。到了1962年，他所有的考虑都集中于未来。促成他的调动的又是汪道涵。两人多年来一直保持着密切的联系。江每次因公出差去北京，都会拜访汪夫妇。汪当时是第一机械工业部的副部。随着经济开始复苏，他想让江泽民离中枢更近一些。汪把36岁的江从长春调到上海，让他担任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第一副所长，这是一个需要他的管理与技术技能的职位。
“在那里工作的有700多人。”曾培炎回忆说。曾在同一年进入该研究所，几十年后，他成为江主席最重要的部长之一。“年轻人和技术人员都喜欢同江交流。他是个组织者，又是个专家。他经常到我们实验室来，了解我们的研究工作进展如何。”
汪还安排江的妻子王冶坪在同一研究所担任总务秘书。此后的20年里，她的职务不断提升，直到担任研究室主任。在工作中，她非常热情并且很低调，下班后就赶紧回家照顾家庭。
在当时遭受“大跃进”破坏的中国，上海算是一个相对繁荣的“孤岛”。尽管如此，生活还是很艰辛。虽然江被提拔了，他拿的工资还是很低。他和妻子每天自己带午饭，送子上学，坐公共汽车上班。他们要一周数次设法排上最短的队购买生活必需品。不过，江的新工作有一个好处，就是在新职工宿舍分到了一套现代化的两居室公寓房。在上海拥有自己的房子曾是他们家庭的梦想，他们将在这套公寓中住上20多年。
人们充满乐观，看来，那些破坏性的政治运动似乎终于退潮了。以刘少奇和邓小平为领导的党的务实派在与激进的“左派”分子的斗争中越来越有魄力。刘在1959年接替了毛担任国家主席。（在中国，“左”和“右”的政治标签，就其在“保守派”或“自由派”方面的意义而言，跟在美国的情形正相反。“左派”是保守派，他们力图维护纯粹的社会主义制度和毛泽东推行的政治控制。右派是自由派，他们力图改变现行体制，以使其更符合西方自由的市场经济和开放的民主政府。终其一生，邓小平既与极左也与极右作斗争。继承他的事业的江泽民也将如此。）
1962年2月，刘少奇在七千人大会上指出，国家的灾难局面只有三分属于天灾，另外的七分属人祸。包括毛和刘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作了自我批评。邓将问题归咎于经验不足，他说所有人都有责任。毛继续被尊崇为新中国的缔造者。他在那次会议上表现出反常的顺从，但这些批评很可能已经激怒了他。4年以后，毛发动了对刘和邓的斗争，但当打倒这两人的时候，也几乎毁掉了整个国家。
而在当时，人们试图采用务实的方法解决中国的问题。最具革新精神的领域之一是由刘少奇的门生薄一波所领导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他营造了以工作成绩为奖惩依据的环境，像江泽民这样的人可以在这种环境中崭露头角。
“江在研究所的主要任务之一是发展国际合作，”沈永言回忆说，他在江到任后不久看望了江，“他说所长对这方面不感兴趣。”江泽民热爱学习语言，尤其是英语，加之思想开放，好奇心强，真是很有天赋。他访问了很多国家，他的国际视野开始形成。
1965年，一机部组织了一个代表团出席在日本举行的科技会议，江被选为代表团成员。由于中日没有外交关系，因此两国没有直飞的航线，代表团要途经香港。江对这个岛屿的繁荣与迅猛发展印象深刻。香港所有的行业——纺织、电子、航运、房地产和旅游业——都欣欣向荣。香港的出口额相当于中国大陆出口额的6倍之多！它跟上海的差距之大令人吃惊，而上海还被认为是中国的商业中心。岛上精致的百货商店及现代化的摩天大厦让江了解到一个中国的城市可以达到怎样的成就。
他此行的表现和随后所作的汇报给上级留下了深刻印象。1965年年中，部里有意将他调到北京，在那里他可以协助管理全国的电机生产，但是一项新的、更为重要的任务突然出现了。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包括一个原子能研究中心在内的一项重要工程——刚刚成立。汪道涵建议由不到39岁却有着动力工程领域过硬履历的江担任所长兼党委副书记。身兼两职给了江很大的权力，这一任命把江提拔进了高级领导干部的行列。
江对于这一任命心情复杂。虽然他将成为有300多人的新机构的领导，但他更喜欢在北京工作的前景。新职务的一个不利因素是，他的家庭没法与他同行。家人不得不留在上海——这是一段20年分居生活的开始。尽管江每年有一个月的假期可以与家人团聚，两地分居还是使这个家庭，尤其是他的妻子在情感上付出了代价。另一个不利因素是，武汉作为湖北省的省会处于政治主流之外。不过，事实很快证明，这一点反而是天大的喜事。在此后的几年中，政治的主流是任何人都最不愿卷入的。
1965年11月10日，迫在眉睫的厄运初见端倪。一家上海报纸刊登了抨击北京市一位副市长所写剧本《海瑞罢官》的文章。评论的作者是一个叫姚文元的人，他声称该剧含沙射影地攻击了毛主席，阴险地暗示有党的高级干部在背地里支持该剧。后来结果表明，姚自己才恰恰为他人所操纵，特别是毛的妻子江青以及上海的宣传干将张春桥。他们三个再加上一个名叫王洪文的工厂保卫干部将会成为臭名昭著的“四人帮”。
到了1966年3月，“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形成）毛危言耸听地说，“你的命令没人理会，你的权威正被人篡夺”。毛则认为可以通过净化中国的意识形态加速中国的发展，但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却来源于他的信念，这信念产生于他动荡的一生的晚年，即他必须再次使中国革命化。“文化大革命”开始是为了阻止中国走上苏联赫鲁晓夫式的“修正主义”道路，最终却化为十年浩劫，几乎毁掉整个国家。毛想造福的对象——工人和农民——全都变得更加贫困。
正像他以前所做的那样，毛又一次求助于人民，敦促他们谴责其领导人和被他称为“阎王殿”的党的中央委员会的一些部门。当年晚些时候，国家主席刘少奇和中央委员会总书记邓小平分别被打成“头号走资派”和“第二号走资派”。两人都遭到清洗。刘少奇夫妇受到了红卫兵长期的肉体和精神折磨。当监狱方面拒绝治疗刘少奇的糖尿病时，他的生命走到了尽头。邓小平也免不了承受较长时间的艰辛，但其命运要好得多。
类似的惩罚也落到了全国各地的知识分子和专业人士的头上。最初，他们并不认为这种疯狂能够持久，但在狂热情绪和激进分子与投机分子的推波助澜下，“文革”迅速升级，并失去控制。毛泽东，一个真正具有超凡魅力的人，其人格却被严重扭曲了，对他的崇拜笼罩着全国。年轻的红卫兵大多数没受过多少教育，他们挥舞着记录着毛主席语录的红宝书，好像它是神灵的启示一般，对任何他们认为是反革命的人加以审判。红卫兵呼喊着制造不和的口号：“破四旧”（即破除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和“永远忠于毛主席”等。
大学被关闭了，教授们被流放到农场去清扫猪圈或在水稻田中劳作。当“革命委员会”接管了为数不多的仍在办公的机构以后，运动进程告一段落。人们开始相互为敌——工人对工人、朋友对朋友、孩子对父母。随着数百万人遭到清洗，文明被扫进垃圾堆，整整一代人被毁掉了。30年后，江泽民说：“贬低和破坏美好文化艺术的荒谬行为是完全错误的。”
起初，江最担心的是他在上海的家人。到1966年11月，他意识到无政府状态并没有像多数人希望的那样快要过去，而是正在不断蔓延。12月，他请了一个短假去看望妻子和儿子。他决定取道北京，他这样绕道有其深意，是想亲身感受一下正在发生的一切。
到达首都后，江了解到，一机部所有高层领导都已经或即将被打倒，并发配到农村去扫猪圈和种稻子。汪道涵和江的其他朋友一样都被流放。他们销声匿迹了10年或更久。
上海的情景同样令人不安。潮水般的红卫兵蜂拥在市委大楼门前，高呼口号要求市委书记陈丕显和市长曹荻秋下台。两人都曾有过光辉的革命记录，现在却遭到攻击。据说是因为陈拒绝谴责刘少奇和邓小平。12月30日，聚众闹事者突破了军队把守的路障，洗劫了中共上海市委的办公室——该事件被称为“康平路事件”。此后不久，陈就被揪出来参加了3次批斗会和公审，电视台对此进行了现场直播。此后他和其他许多人一样也被清洗了。江泽民后来把这一阶段的动乱称为“史无前例的破坏时期”，其中有些是他亲眼目睹的。
1967年1月，江回到武汉，他发现“文革”的冲击已像冬日的寒风，横扫了这座城市。江保持了低调，他穿上旧军服，与普通人装束无二。不过，作为研究所所长，他很容易成为攻击目标，批判他的“大字报”贴到了墙上，其中之一写道“江专而不红”。他被指控为走“白专”道路，是“修正主义者”和“走资派”。他自己说过的话——“我们必须热爱我们正在从事的工作”——成了他的罪证，他还因为重复陈毅将军的话——“‘专’就是红，它们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而受到批判。
在江泽民身上，红卫兵找到了大量的攻击点：他的知识分子背景、他成长的文化背景、他所接受的精英教育以及他在苏联的留学经历。他能说多门外语这一事实意味着他“崇拜外国生活方式”。他们还指控江过着“资产阶级的生活”。
江的确非常注意自己的外表。他偶尔会在公开场合梳头并整理着装。他的朋友们有时候会以此开一些善意的玩笑，他们会说：“大脑袋小梳子。”江会微笑着回敬他们：“爱美乃人之天性。”
江默默地承受批判。与他的同学和同事相比，他知道自己是幸运的。他没有被清洗、流放或监禁。他有两个救命的优势：他生在一个“红色”的家庭；他专注于科学研究。用“文革”的语言来说，他是属于“靠边站”，而不是被“打倒”。尽管如此，他还是很愤怒：毕竟他曾为建设党和国家那么努力地工作。江后来告诉他的朋友和家人：“墙上的大字报真令人难以忍受。没办法同他们理论。对我而言，这是一种折磨与考验。”
红卫兵选了一个名叫刘振华的大学生来调查和审问江泽民，这可能是使江感到最为屈辱的事情，在审问中，江十分坦诚。他告诉这个神经过敏的学生：“你们年轻人必须保持清醒的头脑。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有各种各样的人。你必须学会如何用自己的头脑分析问题并发掘真相。”当刘指责他的“资产阶级生活”时，江愤怒了。
刘私下里告诉一位朋友，他非常感激江的忠告。
尽管如此，江被拉下了所长的位子，接受公开批斗，被迫交代自己的“错误”并写下检讨书。尽管他在心里可能有时觉得生气,有时觉得好笑，但江努力保持一个坦率正直的态度，不给那些坏蛋以任何借口对他进行变本加厉的迫害。即便如此，他拒绝为了开脱自己而牵连任何人。一段时间后，攻击他的人好像已经用尽了所有可以指控他的借口。
是什么原因使江泽民遭受的迫害相对较轻呢？首先，他离北京和上海比较远——那两个地方被看成是滋生反对毛以及破坏共产主义的“走资派”的温床。另外，江的个人行为无懈可击：他没什么财产，从不追求浮华的生活方式。为了把迫害他的人搞糊涂，江强调他的父亲是共产党的烈士，而对他成长的文化背景和所接受的精英教育则轻描淡写。那时江还不知道，他的母校扬州中学是红卫兵攻击的早期目标，他们用鲜亮的大红色把这栋“封建”大楼涂抹得面目全非。
江竭尽全力帮助所里的工作人员。他的办公室主任姓杨，曾经在中南海担任过10年的警卫工作，对党很忠诚，但由于曾给中央委员会写信批评“四人帮”（译注：当为江青等人。此时“四人帮”尚未完全形成）而被打成“反革命”。江对他说：“杨同志，你确实是一个好同志。你一定要相信只要我们的老一辈领导人还健在，只要人民解放军还在，天就塌不下来。最终，你会得到平反和正确评价的。”
在江被停职期间，他为技术人员组织讲座和课程，考虑到当时反知识的政治气候，这真是个小小的奇迹。其中包括用英语和俄语来授课，吸引了100多名学生。他还加深了自己对核工程学及马列主义的理解。头一次有了那么充足的时间，他可以如饥似渴地读书，特别是英语书籍，非常具有反讽意味也非常聪明的是，其中包括外文版的毛泽东著作。毕竟，怎么能够批评他读毛的著作呢？江的另一项自我完善是学游泳，这一技能成为他在以后岁月中最主要的锻炼方式。
9月，江探访了一些新入所成员的房间，注意到他们中的4个人挤在一个狭小的屋子里。在与一位名叫华明春（音译）的不到20岁的毕业生交谈时，他说：“小华，为什么不和我住到一起呢？”听到这话，新来的同志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是紧张地笑笑。“这不是什么大事，”江说，“所长和其他人都应该一样。领导决不能搞特殊。”当华到了江的房间，他惊讶地发现江已经重新放置了两张单人床，还把自己的小书桌放在床中间，与他共用。
1967年是“文革”的暴力活动达到高峰的一年。华明春回忆说：“有一天，我问江所长，他想不想出去看不同红卫兵派系间的武斗。他拍拍我的肩膀说：‘小华，你还年轻，你应当把时间用到学习上。如果我们没有知识，就不能建设我们的国家。’”
在华搬进来之前，江把所有业余时间都用于在宿舍里学习。他的床上总是堆着高高的书。如今他有了个室友，江便在办公室里读书，直到很晚才回来，几乎总是要到华睡着以后。“他总是很小心地开门，”华说，“他从不开灯，总是摸黑作上床前的准备。”
华和江在一起住了3年。他记得江从不抽烟或喝酒。不过，他的确记得江的宽边眼镜，还有那颇有意思的头发问题。华说：“我们所里有些人批评江的头发留得太长了。他们说江的发型是（解放前）30年代的。”
江别无选择，只能把头发剪短，但当他回来时，听到了同样的抱怨——说他的头发还是不够短。因此他再次回去，让理发师给他理了个政治上正确的寸头。当他这次再回来的时候，他摩挲着几乎已被剃光的头问他的室友：“小华，现在我的头发怎么样？”
华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好啊，江所长，短头发能防止被人‘揪辫子’。相信我，这次没人会批评你的头发了。”
江泽民在武汉的那几年里，只有很少的个人财产——一个旧皮箱、一个人造革手提包、一条蓝色碎花小棉毯、一顶旧蚊帐、一个小收音机以及一个煤油炉。研究所没有食堂，单身汉要吃饭就得到隔壁的武汉锅炉厂去。有时候，江工作或学习太忙，他会给华留一个字条，让他带碗米饭回来。其他时间，他会用煤油炉做点简单的汤面。“我们所里就有煤油，”华解释说，“但江总是到商店去买他需要的那一点煤油。”
“个人的就是个人的，”江说，“所里的就是所里的。我们必须公私分明。”
“在我看来，这有一点过分了。”华补充说。
1968年，有更多的人进所，由于没有空房子，两个人搬进来与江和华同住。江对华说：“我们要同甘共苦。”他的室友聊天打牌，但无论屋子里有多吵，只要江在屋里而又没睡觉，他就总是在读书。有一次，一个室友的家人来访，江建议所有其他人另找地方睡几天，让那家人有些私人时间在一起。
多年后（1991年），华明春惊讶地得知江泽民是江上青的儿子。“我们在一个小房间里生活了3年多，”华当时说，“但他从没对我提过他是烈士的儿子。”
1967年10月9日，周恩来总理——在这个灾难性的时期几个孤独的理性的声音之一——访问了武汉。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按要求夹道欢迎这位伟人，江与其他同事一样，都把这看成是一种荣誉。但是，就在周到来之前，江和另外6名靠边站的高级领导被强行关进一个空屋子里，不许出来。这让江感到苦涩和失望。他说：“今天，我最大的遗憾就是没能见到周总理。”江的同事从没见他这么沮丧过。
在停职近两年后，江泽民被要求接受党的严格审查，结论是在江的个人背景或政治行为中找不到任何严重问题。结果，江被送到“五七”干校。“五七”干校的得名是因为毛泽东在这一天号召知识分子去体验农民的体力劳动。干校位于一个农场，通过身体受苦的方式来改造人，据说这是锤炼政治纯洁性的火焰。吃饭就是用粗糙的饭碗，像农民一样蹲在地上吸溜面条。几十年后，江仍记得农场那“尘土满天、泥泞崎岖的乡村小路”。
江在农场住了一年多。由于性格使然，江充分利用了这段时间，并和一些人建立了友谊。除了按要求养猪和种小麦，他靠演奏乐器、练习书法和绘画来打发时间。文化兴趣又一次使他保持了良好的精神状态。转折即将来临，干校生活是江复出的第一步。
对包括江泽民家族成员在内的很多其他人来说，这个年代显得更具破坏性。他父亲的弟弟——五叔——在战争年代曾冒着生命危险为一家地下印刷厂工作，却在当时一次典型的大规模集会上被迫害致死。他的妹妹江泽慧被下放农村劳动。江泽慧平静地回忆说：“我是在学校负责管理学生的一名辅导员。在造反开始的时候，学生们不知道自己要做什么，所以他们首先攻击的是他们认识的人。”
她丈夫因为曾在苏联学习过，所以被认为是一个苏联间谍，受到清洗。江泽慧说：“每个人都会受到各种怀疑。他们把你划成什么，你就是什么。”
1971年初，江泽慧和她的丈夫还住在下放的农村时，他们被准假去南京她公婆家过春节。江泽民那时恰好也在南京（在他哥哥江泽君家中），但他不知道他妹夫的父母住在哪儿，便焦急地到处寻找。
江泽慧回忆说：“当他最终找到我们时，焦虑不安地提了一大堆问题。他想马上知道一切。‘所有帽子都摘掉了吗？’‘你们平反了吗？’‘现在生活怎么样？’”江告诉妹妹，党的调查人员已经完成了对他的审查工作，他已被证明清白。“他好像对那些徒劳无功的事很感沮丧，虽然他并没有怨天尤人。”江泽慧说。
江泽民的两个儿子，江绵恒和江绵康也成了那个时代的受害者。他们的学业，同30年前江本人的学业一样，被政治动荡打断了。江是被入侵中国的日本人，他的两个儿子则是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尽管江在武汉“靠边站”的时候两个儿子有时能来看父亲，但“文化大革命”改变了他们的生活。14岁的绵恒刚刚初中毕业就被送到农村，他同其他许许多多的知识青年一起接受农村的教育改造。绵恒在粮库工作，成天背大袋面粉。弟弟绵康在1968年初中毕业后参了军。直到1979年，两个孩子才得到了完成学业的机会。
江泽民以达观的态度来面对家庭和国家遭受的创伤。“我们经历过‘文革’的人，都会对曾经在肉体和感情上折磨过自己的人深恶痛绝。”江泽慧解释说，“但三哥鼓励我要以历史的观点看问题，要与人为善，即使是对那些曾经陷害过我们的人。他说，‘如果你能够赢得他们的心，他们将与你和平相处。’”
王慧炯解释说：“江主席很少跟我谈及‘文革’，我们不需要谈。我们忘不掉那些痛苦。们忘不掉被摧残的生命和被毁掉的一代。我们忘不掉那些对中国可怕的伤害。我们忘不掉那些激进的极左分子。我们俩都是知识分子、专业人士——没有必要说更多了。”
1969年4月，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相互竞争的派别之间重新分配了权力，恢复了一丝稳定，并指定军队领导人林彪为毛泽东的接班人。“文化大革命”的天下大乱势头已经减退，平反遭清洗干部的工作悄然展开。
1970年，江泽民离开干校回到北京。在“斗批改办公室”过渡了一段时间后，他成为第一机械工业部外事局的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这次调动标志着他的事业出现了一个根本性的转移：从工业到政治。被他称作“23年一线工作经历”和“基层时期”的阶段结束了，一个新的时期开始了。
“文革”期间，周恩来总理负责国家的外交事务。1970年，毛听从周的建议开始在外交政策方面探索新战略，特别是如何抵御关系仍然冰冷的苏联。两国在漫长而有争议的边境线上又爆发了一系列的武装冲突。中国希望在与这个强大的核邻国的对峙中获得一些回旋余地。
中国在当时被视作一个封闭的国家，在外交上没有什么力量。罗马尼亚是仅有的支持中国的国家之一。罗马尼亚一直试图摆脱对苏联的依赖。为了巩固中罗两国间的政治联系，中国同意应罗马尼亚政府的请求，帮助建立15座机械制造厂。罗马尼亚与中国之间这一半结盟的关系是基于一条古训：“敌人的敌人就是朋友。”这是对抗在共产主义世界中苏联主导地位的唯一制衡力量。
这一项目成为头等大事。周恩来将这一任务交给一机部，一机部挑选44岁的江泽民率领一个代表团出访罗马尼亚。此行的目的是进行建设15座工厂的可行性研究。经过罗马尼亚语的强化学习，江动身前往东欧。上次出国时他是一个学生，如今他将成为一个老师。
江的语言能力对他的领导地位极为重要。他抓住一切机会练习罗马尼亚语，当他不能用这门新学会的语言表达自己的想法时，他还可以同东欧人说俄语，同西欧人说英语。他发现罗马尼亚人民活泼热情、思想开放，他很喜欢与他们在一起。这是他在对外关系中的第一次官方经历。国内那些迫切希望能够取得任何形式外交胜利的上级认为，这是外交上的一个漂亮仗。江后来回忆说，此次经历让他“张开双眼看世界”。此行标志着他一生中留给后人的主要成就之一的发端：促进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的友好往来。
1971年9月，当江和代表团还在罗马尼亚时，林彪企图发动一场军事政变，包括密谋刺杀毛泽东。策划政变失败后，林和全家一起外逃，却在蒙古境内死于飞机失事。之的混乱使周恩来得以扩大自己的权力，他开始悄悄恢复有些被清洗的官员的职位。
林彪事件还暴露出党的宣传机器是多么不可靠。在“文革”早期，中国媒体曾将林美化为“毛最亲密的战友和最好的学生”。可是，他突然就成了叛徒。也许，媒体宣传的其他事情也是错的。“文革”可怕的迷雾开始被逐步拨开。
仍在拖拉机制造厂下放劳动的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信，承认了自己的“错误”并要求恢复工作。由于周恩来健康恶化，毛泽东需要帮助。1973年3月，邓恢复工作，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他立即开始执行搁置已久的改革方案，包括裁减机构臃肿、开支巨大的中国军队。周与邓有很好的工作关系，在他们的领导下，政府工作开始回到正轨。
1972年，江完成在罗马尼亚的工作后，再度担任一机部外事局的副局长。他从布加勒斯特回来后不久赴长春休假，去看望他在汽车厂的老朋友。他几乎有5年没有和沈永言联系了。沈在第一汽车制造厂招待所为他安排了一个套间。
“老沈，”江看着宽敞的房间说，“你这是什么意思？我不住套间。请给我一个标准间。”
这下是谦虚，这是不安。经过“文化大革命”持续的指责与批判后，江拒绝住套间。“他话比以前少了，”沈回忆说，“不像我所认识的那个热情洋溢的他了。经过那些可怕的岁月，他格外地谨慎。”
中国新战略的一个方面就是作出了一项历史性的决定，开始推动与美国关系的正常化。通过罗马尼亚（和巴基斯坦）的幕后渠道——江在布加勒斯特的工作起到了一定的推动作用，中国和美国的秘密谈判以惊人的速度取得进展。1972年2月21日，美国总统理查德·尼克松开始了他对中国的开拓性访问。尼克松会见了毛主席，并每天与周恩来举行会谈。就像国家对下放到农村去的大批官员所做的那样，中国也在为自身恢复名誉。
1973年3月，中国与罗马尼亚最后确定了关于援建15座工厂的协议。江泽民负责组织和完成整个项目，包括在布加勒斯特举办一个社会主义成就展。虽然从技术角度讲，“文化大革命”已经差不多了，但外事工作仍有风险。诀窍在于既要胜任工作，同时又要避免各种仍然很具威胁的指控，如“右倾”、“修正主义者或”“崇洋媚外”。现在以及以后，江在党内反复无常的斗争中长期积累下来的经验将会变得极为宝贵。
尽管他的事业有了起色，他的个人生活还是孤孤单单。江泽民继续住在北京简陋的宿舍里，他的妻子和家庭则留在上海。他多数时间在单位食堂和其他中层干部一起吃饭。江在工作中取得了稳步进展，最终被提拔为局长。
江泽民避过了极左和极右的政治风波，开始更加自由地发表自己的看法。有时，为了给重要的来访宾客留下好印象（或者是不让他们感到震惊），干部们会被要求从平时破旧的住所暂时搬进较为体面的房子。江谴责这种弄虚作假的行为。他后来回忆这一做法时说：“知识分子不能改变现实去适应形势。我们有责任面对现实。”
1975年，邓小平是常务副总理，但因为极左的“四人帮”仍然控制着宣传——他们解散了（宣传）部机构，却操纵着运转机器。邓在国务院设立“政治研究室”来与之竞争。利用这一新的机构，邓准备了一篇重要的文章《党与国家的工作总纲》。在文章中，他试图把党的工作重点，从阶级斗争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邓得到了胡乔木和邓力群的协助，前者是毛的前秘书。
尽管邓小平试图将毛泽东的思想结合进文章，毛还是得出结论，认为邓阳奉阴违，想让国家朝与毛指引的相反的方向前进。文章尚未发表，已成为邓小平“主要罪行”的“证据”。邓再次受到清洗——在1976年1月周恩来的葬礼上他宣读了悼词，这是他最后一次露面——但这一次，他的罢黜并未持续很长时间，中国幸甚。
第6章 1976-1985年“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有些中国人看来，1976年是天崩地裂的一年。3月，一颗巨大的流星在吉林省上空爆炸，曳光如雨，落石倾盆，覆盖了500平方英里的土地。7月，20世纪最具毁灭性的大地震毁灭了唐山，24万人丧生。
政坛上也同样发生了剧变。1月8日，周恩来在与癌症进行了长期斗争后逝世，150万群众排成长队目送他的灵柩远去。8个月后，9月9日午夜过10分，伟大舵手毛泽东去世，享年83岁。他的去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终结。举国上下佩戴着黑纱和白花，发自内心的悲痛使人们涕泪滂沱。不过，他们也不安地期待着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情。
在毛泽东去世后的几小时内，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以各种组合聚会，寻求联盟，筹谋划策。尽管毛任命华国锋做他的接班人，但以毛的遗孀江青为首的“四人帮”试图通过败坏华的名声来维护自己的权力。作为回应，华国锋与党内及军队稳健派领导人结成联盟。10月6日，华批准采取协同行动，逮捕“四人帮”的各个成员，同时占领了国家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社。“四人帮”的暴政终于走到了尽头。
但某些极左分子拒绝承认北京的新领导层。他们中的很多人集中在上海——“四人帮”的权力大本营。这些造反派拥有武装民兵，有3万多人的兵力和8万件武器。他们征用当地媒体喉舌，以阻断任何来自首都的消息传播。但最终未能与中央政府对抗。
党中央指派了一个14人的“工作组”到上海恢复秩序。成员中有时年50岁的江泽民，他对此颇感意外。但江是个当然的候选人，因为他对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企业非常熟悉。江对领受这一任务心情复杂，但别无选择。他很高兴与妻儿团圆，可这份工作充满利益争斗和暗藏的陷阱，看起来更像是他事业的中断而不是提升。江悄悄地征求汪道涵的建议，但因为汪还没有恢复职务，他很谨慎，没有说多少话。
江泽民的任务是重新振兴这座城市的工业和交通，这以前是被“四人帮”及其党羽控制的。在这座他曾经抗议过国民党的城市，江现在拥有了决定成千上万人命运的权力。这是项令人望而生畏的任务：很多人成了清洗的牺牲品，另一些人则得到了本不应得的工作。对每个案例都需要进行严密的审查。
江泽民以有组织、有条理的方式辅以自己的政治经验开展工作。江的第一个行动是把关键人物官复原职，并将许多非法任命的人员罢免。他瞄准了那些抵触情绪最为严重的企业，派出忠诚于中央政府的工作小组接管。“四人帮”的追随者不是被逮捕就是被审查。考虑到变化太突然可能会引起混乱，江慢慢地恢复在“文革”中被废除的高效管理制度。他还为工人们设立了有限的激励机制，并恢复了一些常识性的规矩，例如重工业工种的工人要穿粗帆布工作服而不是革命服装。
作为工作组的一员，按级别给江配备了汽车和司机，不过这种特权引起了他的不安。江一家人继续住在他们的旧公寓楼里，周围全是普通工人的简易住所。他对批评很敏感，不想让孩子们盯着他的车看，也不想让他的邻居在背后议论。江让他的司机在离家几条马路之外就把他放下，这样他就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走完剩余的路程。
工作组大获成功。江在上海待了一年，返回北京后，江重续一机部外事局局长的职务。不过，此后的几年颇令人失望。那是个政治过渡期。尽管“四人帮”受到审判，但整个国家似乎停滞不前。1977年8月（译注：指党的十一届一中全会）被选为党主席的华国锋，拒绝进行任何变革。他以“两个凡是”而闻名：“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维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江泽民很不适应这种保守的环境。第二年，两个副部级的职位与他擦肩而过。那么多的干部获得平反，使所有重要职位上都充斥着候选人。江泽民在52岁的时候处于事业危机之中。江考虑过离开政府到大学任教，10多年后他又考虑过这一变动。
幸运的是，变革出现了。在毛去世后，邓小平在他第二次被清洗后再度复出，成为华国锋领导下的4个副主席之一。邓小平时来运转，江泽民也有了好运。尽管他们当时还不知道，邓和江的领导地位将会不可分割地联系起来。
作为对华的“两个凡是”的回应，邓小平针锋相对地强调了“实事求是”和“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前者是对毛原有的思想更为理性的解释，这一思想在20年之久的意识形态狂热中长期休眠。后者引起了一场全国性的讨论。邓的这两句有力的格言向毛所坚持的主张——共产主义意识形态是中国的最高仲裁者——发起了挑战。所有人都知道新思维已在酝酿之中。
“我有幸参与了现代最重要的文章之一的起草。”滕文生回忆道。它的题目是“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是邓小平为1978年11月至12月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准备的发言。邓亲自准备了提纲，胡乔木参与了修改。这篇文章提出了两个重要的观点：摆脱旧的教条，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这打破了所有阶层完全平等这一神圣的教条。滕文生回忆，他当时想，“这是非常有勇气的”。邓的文章给在12月晚些时候举行的关键的中央委员会全会定下了调子。这次会议将成为中国历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并永远改变这个国家。
好时机一下就来了。1978年下半年，江泽民长期的良师益友汪道涵重返政治舞台。在作为低级官员经过多年磨炼和苦干之后，汪终于在党内得到平反，并恢复了他以前的职务，担任第一机械工业部负责对外经济关系的副部长。
对汪道涵来说，这是个漫长又创痛不断的阶段—-13年，更像一个历史时期—-在此期间，江尽力帮助他的朋友。汪的妻子患肾衰竭已有多年，于1965年去世。在她去世前，江泽民和他的妻子经常去汪的家里看她；江永远忘不了这位病情已到晚期的女同志，他的前上级，在20世纪50年代初的时候是如何给他忠告、给他抚慰的。
在这动荡的年代，两个家庭始终保持着联系。在汪道涵被清洗与罢黜之后，江泽民在武汉，江的妻子在上海给了汪的女儿以庇护。这不是没有危险的，因为任何与已被罢黜的汪的接触，都会给那些想打倒江的人以方便的借口。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汪道涵回到北京，过着平静的生活。江经常与他见面。这仍是危险的，因为汪的职务还未恢复。
“我们只是老朋友，”汪回忆道，“当然，我们会谈到政治——我们都知道，‘四人帮’必须清除，中国需要新的领导人--—但我们也谈论世界经济、 现代技术，还有文学。江跟我说起莎士比亚的伟大剧作（我有很多时间，所以读了许多书）。我很欣赏江知识的渊博。即使在最困难的时期，他也热衷于学习。”
在毁灭性的唐山大地震后，尽管“四人帮”仍然大权在握，江还是搬到了汪的家中。汪解释说：“北京仍然能感到余震，住在高楼上的人们感到十分紧张。很多人在寻找低层房屋作为临时避难所。江和他的母亲到我家住了几天。当时，她和江住在一座高层公寓楼的三层。我常去看望他们。江的母亲做的扬州菜非常好，对我就像对待她儿子一样。我每次去，她都要烧她最拿手的菜，如‘煮干丝’和有网球这么大、和蔬菜炖在一起的‘狮子头’。她受过良好的教育，喜爱读书，特别是中国古典小说。她很喜欢讨论小说中的人物。”
1978年12月18日，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使国家从困顿中摆脱出来。华国锋的“两个凡是”受到批判，华本人按当时流行的做法进行了自我批评。过渡期结束了，邓小平接掌了权力。这是一个庄严的时刻：邓将会组织并推动中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突进性增长。
毛是理想主义者，而邓是现实主义者。邓曾有名言云：“不管白猫黑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在中国，精妙的言辞能传递深远的含义，没有人会忽视其中务实的信息，没有人会忽略邓令人难忘的“白猫黑猫论”所比喻的两种经济体制，即计划经济和市场经济。
邓小平的讲话——“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成为中国共产党的新宣言，党的任务几乎从一夜之间由阶级斗争变为经济发展。在各项改革中，政府实行“对外开放”政策，欢迎外国（贸易和投资）机构参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政府还开始逐步地开放中国社会，慢慢放开个人自由。“四个现代化”——农业、工业、国防和科技现代化——成为邓的发展计划的基石。从此以后，经济目标实现与否将成为衡量成功还是失败的标准。增长与发展这一可量化的检验指标将决定政策与事业的升与降。邓说：“不改革，就只有死路一条。”
邓恢复了家庭农场（译注：指推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引入市场经济，鼓励消费品的生产，并促进了同韩国、新加坡、日本以及中国台湾和香港的贸易。他还开始挑战意识形态的教条。北京发表了关于真理标准的学习文件，并在全社会范围内鼓励讨论。任何一个人的思想——无论是毛泽东的、马克思的，甚至是邓小平的——再也不会被盲目并无条件地接受了。
此后，邓又宣告说，党应当停止讨论某项政策是“姓‘社’还是姓‘资’”，几十年来这一直是政策能否被接受的试金石。他还宣布市场经济并不一定意味着资本主义。他的意思是19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能照搬到20世纪的中国。邓一个耳朵的听力几乎全部丧失了，但他的幽默感丝毫没有受损，他就自己偏离“严格的”马克思主义开玩笑说：“马克思坐在天堂里，很强大。他看着我们正在做的事情，不大喜欢。所以他惩罚我，让我成了聋子。”
1978年10月，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前两个月，在安徽农村腹地一个叫小岗的村子里，18个赤贫的农民开了一次秘密会议。与会人各家全已濒临饥饿，于是大家达成共识：在共有制的集体体系内再也活不下去了，遂决定把公社大田分到每个家庭，由各户承包，“家庭承包责任制”由此产生。各自独立经营，可以使农民保留自己的劳动成果，而他们迅即获得成功的消息旋即引起邓小平的注意，并有助于改变中国历史的进程。
1998年秋，在“家庭承包制”实行20周年之际，江主席亲临小岗。今日的小村已拥有水泥公路、砖房、现代化校舍和碟状卫星接收电视天线。江主席看到了当年那份合同的影印件，上面摁的是真正蘸血的手印。江朗声念出那些走投无路之下决心辟出一条新路的词句：“……将来要是成功，我们不再向国家要钱要粮。要是不成功，我们这些当干部的愿意坐牢杀头，［我们］向活下去的人托付［受惩罚的人的］遗孤，请抚养他们到18岁。”江称赞这“生动又简明的”语言，并与当年那些农民合影，农民们你争我抢，尽量想跟中国的领袖靠得近一些。
1979年1月，中国和美国重新建立了外交关系。几个星期后，美国总统吉米·卡特款待正式到访的邓小平及夫人，这是自1949年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正式访美。美国人对中国的观感开始改变。人们说，邓这个戴上牛仔帽的小个子是美国方面可以与之“打交道”的人。
1979年4月，邓小平提议建立“经济特区”，鼓励外国投资者在特区内设厂，生产并口消费品。最初的经济特区位于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以及福建省的厦门，它们将成为改革的样板和象征。中国国务院设立了两个部级机构来贯彻实施邓的改革（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和国家外国投资管理委员会）。两个委员会由一个人任主任——一位老革命、国务院副总理谷牧。
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发表讲话说：“现在，我们的主要任务是要不拘一格地发现和提拔有前途的中青年干部。”他提倡“四个转变”，以产生新一代的共产党领导人员，要寻求“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人才。
听了邓的指示之，已后完全恢复权力的汪道涵找到谷牧，推荐江泽民在新成立的委员会中担任高级职务。（汪本人刚被委以中国最重要的职位之一：上海市市长。）谷牧在20世纪50年代当过上海市委副书记，他记起了过去的江，并任命他为两个委员会的副主任兼秘书长、党组成员。
经过4年蛰伏之后，54岁的江终于成了副部长。在几周之内，江以无投票权代表的身份列席了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并在会上作了有关建立经济特区的简要报告。江还首次被选举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委员。政协代表着中国的各界别、各团体、各少数民族和各民主党派，它们组成一个在共产党领导下的“爱国统一战线”。
江以后将把经济特区称作全国其余地区的“排头兵”、“窗口”和“试验田”。他在建立特区中分管的工作是保持经济发展与社会稳定的平衡。他必须鼓励外国投资，同时又要确保任何经济改革都不会危及社会主义的稳定或威胁党的领导权。政府希望经济特区能成为外国资金、物资和专项技术——而不是外国意识形态——流入的通道。为这一目的，经济特区将使用铁丝网和警犬以跟国内其他地区完全隔开。
1980年秋，主管特区工作的委员会奉命组织一次由联合国资助的旅行，考察12个国家的主要进出口中心和自由贸易区。江泽民被任命为代表团团长。代表团由10名中国人和一个联邦德国的向导组成，包括几个特区的市委书记和来自各部委的各类技术和法律专家。
在新加坡，对代表团的接待并不怎么友好，比如，不允许他们进入一家飞机零部件制造厂的生产区。第二天早上，在向坚持说英语的新加坡官员抱怨时，江发现翻译有点儿跟不上，于是江亲自承担了全部的翻译工作。身为代表团团长，这是极不寻常的。江对这些新加坡华人官员不说中文感到不太高兴，所以在下午的会上他坚持要求他们说中文。结果讨论才变得较有收获。
代表团在40天里走访了东南亚、北美和欧洲，最后在日内瓦——江在那里简要地向联合国官员介绍了情况——结束行程。“江的报告很有外交策略，”代表团成员、厦门市委书记陆自奋回忆说，“事实是除了我们在新加坡的会谈，整个行程一无所获。在其他任何地方，会谈都缺乏实质性内容。尽管如此，江泽民宣传中国新经济改革政策的工作仍是非常出色的。后来，是江推动了在厦门开辟2.5平方公里的经济特区的最终决策。在所有的经济特区，中央、省及市政府对控制权都有不同意见。”
陆补充说，“江是一个务实的专家。在整个行程中，他非常投入，诸事亲自操劳，没有一点高级干部的架子。”
尽管在国外待过相当长时间，江还是对中国与世界其他地区之间的差距感到震惊。他指定新加坡的巨龙工业园区和爱尔兰的香农自由贸易区作为中国可能学习的榜样，并有了如何组建特区的构想。
代表团返回以后，江泽民和他的小组准备了一份开拓性的报告。考虑到“文化大革命”的梦魇仍历历在目，报告中的建议确实是大胆的。其中包括的政策有允许地方政府授权减免税收、转让土地和保留外汇等。另外，报告建议允许外资企业按其自身意愿雇用和解聘工人。对一个共产党国家来说，这些都是激进的观点，只有党的最高领导机构中央政治局才有权批准。
江向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提交了这一提案，并成功地使人大有条件地同意推行该计划。（他在人大的发言得到了好评，被称作雄辩、幽默、有表现力和逻辑性强。）虽然提不是一致通过，而且江被告知经济特区将接受监督，但这一决议无疑是个历史性的突破——无论是对江个人而言还是对国家来说。他不再是个技术官员，而已经跃到政策制订的最前沿：江泽民已经成为邓氏改革的早期贯彻者，并成为代表中央政府在深圳作出实质性决策的第一人。他说：“经济特区的所有项目都应着眼于长远，并且与国际标准接轨。”江泽民现在已是日后被称作“邓小平理论”的理念的拥护者。这一角色将对他十分有利。
1982年的一天，在一次会议结束的时候，江泽民走向张爱萍将军，当时的副总理兼国防部长。他们以前见过几次面，但这一次江有件个人的事情。
“您还记得江上青吗？”江泽民问。
“当然记得，我们是好朋友。很可惜，他英年早逝！”
江泽民说：“他是我的养父。”
“真的？”张爱萍大吃一惊，“怎么以前没听你说过？”
“我觉得没有什么好说的。”
“这么多年来，我还一直打听寻找上青的亲属，没想到你就是他的儿子！”
“他牺牲时我才13岁。”江泽民补充说。
张爱萍喜不自胜，问了许多上青亲属的情况。
随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请求。“当地政府想为我父亲立个墓碑，我想请您题字。”
当天，张爱萍就书写了“江上青同志之墓”这7个字。墓碑的背面是逝者的同志所写的墓志铭。这时距他牺牲已有43年。
1982年3月，江任副主任的两个委员会同其他几个与经济相关的部委一起合并成为一个新的大部，被称为对外经济贸易部。当时唯一的女总副理陈慕华被任命为部长。当她宣布她的高级班子成员时，江泽民的名字不在其列。不过，这一次，他已有了两个强有力的支持者——国务院的谷牧和上海市长汪道涵。江又一次从好时机中受益：国务院刚刚决定批准建立一个新的电子工业部。
1982年5月，江泽民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第一副部长兼党组副书记。这是个重要的提升。
1982年9月，邓小平在第十二次党代表大会致开幕词，题为“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从此以后这就成为定义中国改革计划的词组。邓认为，马列理论必须适应中国文化，这也是江后来进一步发展的主题。对西方人来说，邓的改革似乎是试探性的蹒跚学步，但在中国，这些改革却被视为大胆而影响深远。
就在这次党代会上，江泽民成为中央委员会——制订政策并选举产生政治局——的第210名委员。通过进入中国政治权力的核心，江已经越过了成为高级职务候选人的最后一个障碍。他几乎完全符合当时的四项标准：出身革命家庭，做过30年有知识的管理人员，又是几个领域的专家，而且只有56岁，相对来说仍属年轻。
当江第一次出席党的中央委员会会议，坐到座位上的时候，他环顾四周，感到非常地亲切自然。他认识许多中央委员，包括几名在上海地下党时期的同事。一些老一辈的领导曾同他的养父江上青共同战斗过，其中很多人后来成了江的支持者，尤其是张爱萍将军。江最近的领导是副总理谷牧，谷还是中央书记处成员，这是个管理党务的机构。
当时，崇尚消费的观念开始出现，电子工业必须努力满足新的需求。据说在毛时代，大城市里结婚的年轻人希望拥有的是自行车、手表、电扇和收音机，到邓时代希望拥有的是彩色电视机、录像机、洗衣机和冰箱。为了迎接挑战，江自学了电子学速成课程，阅读书籍和论文，听取技术汇报，同专家交流。后来有一次在记者招待会上，当被问及他有何爱好时，江回答说：“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喜欢读书。我阅读与我工作有关的东西：一是机械，二是电子。”1983年6月，江第二次出访美国，在参观麻省理工学院时，江感觉就好像走进了科学的天堂。江后来留恋地说，假如自己走的是另一条生活道路，他倒愿意读一个麻省理工学院的博士学位。
作为电子工业部的代表，江副部长曾会见各家科技公司的人，其中就有惠普。江跟惠普签署了建立一家合资企业的协议，这是中国最早的合资企业之一。他访美的最后一站是旧金山，在那里中国惠普的总裁刘池宁（音译）博士提出由他做东，请代表团吃一次中式晚餐。江的代表团的成员之一在整个访问期间因吃不惯西餐，一直留在自己房内，错过了多次会谈。（刘博士的家常便饭中的面条产生了效果，让这个人在回国之前有了精神。）
刘 去机场迎接代表团，在驾车去他家的路上他告诉江泽民，除了中式晚餐外他还安排了一个庆典。
“庆典？”江问，“庆祝什么？”
“庆祝什么？”刘反问道，“你在开玩笑吗？当然是为了你被提升为电子工业部部长。”
“你从哪里听说的？”江大吃一惊，问道。他当时并未料到这次提升，也没接到正式的通知。
刘说他刚从朋友那里听说，江泽民进入电子工业部还不到一年，就被任命为部长。江问他是否能半路上停一下，给旧金山的中国领事馆打个电话，核实一下这消息。他有些担心，尽管没有流露出来。如果没有真的得到提升，他当然不想去参加庆典。在消息得到证实后，他高兴地参加了宴会，享受了献给他的一只大蛋糕。江泽民现在是个正部长了。
在此期间，江泽民见到罗纳尔德·里根总统，江抱怨美国限制向中国出售某种电子技术。
“我们担心你们把它用于军事目的。”里根说。
“那为什么你们卖小麦给我们？”江微笑着反驳说，“我们用它供养我们的士兵。”里根和江一起欢快地大笑起来。
尽管自大学毕业以来，技术变化很大，但江了解的电子知识足以发现需求和机遇。在解释自己的背景时，江说：“我的经历涉及工程、电子和电力工业，还有进出口行业。”江学习任何科目从不面面俱到，但他掌握的知识足以使他了解要做什么和应该让谁去做。正如他所指出的：“在工作中学习是我的习惯。”
在电子工业部，江泽民负责近1400家企业，近4000座工厂，其中很多是军工厂。有7.5万部属员工和近300万下属工厂工人在他的管理之下。他的任务是带领中国在计算机技术和电子消费产品方面赶上时代的最新发展步伐。这是个艰巨的任务。江说：“严格地说，中国在工业制造方面落后于世界15年，在基础科学和技术上落后近10年。”工厂处于混乱状态，企业不能满足大规模生产的需要；电子产品的进口额是出口额的5倍。
在1983年8月的一次采访中，江坦率地谈到这些问题。他说：“我们的生产水平，产品的质量和可靠性，乃至我们电子工业的经济效益，都是非常低下的。我们的科学研究落后，新产品的研制周期过长。况且，我们的工厂布局分散，既不能开展专门的大规模生产，也没有统一的协调。这些状况都不能适应这一行业的要求。”
部长职务也有令人不快的一面。1982年11月，江对中国电子进出口总公司深圳分公司大规模走私案件进行了调查，该案涉及上万台电视机和其他电子消费品，是自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走私案件。《人民日报》就此发表社论，题目是《提高警惕，推进严打斗争》。这是净化党的一个创举，也是江与腐败所作的持久而令人恼怒的斗争的第一仗。
就在江泽民刚被任命为电子工业部部长后，两个朋友又恢复了联系。沈永言说：“江对于电子产品在商业和国防应用领域中不断增长的重要性感到兴奋，并对把中国带到世界级水准的长期挑战感到兴奋。”
江泽民的老同学王慧炯也指出了一些变化。他回忆说：“我可以看出江变得更成熟了。他仍然出去买东西，自己买菜，过着普通的生活——他的确喜欢采购，他认为这有利于了解物价。但他变得更为谨慎。坦率地说，以前他是行动至上，不冲动，却咄咄逼人。如今他的言行变得更加深思熟虑。”
尽管责任重大，江泽民仍努力留出时间给家庭。他的姐姐江泽芬在“反右运动”中遭受的创伤仍在逐步恢复中，江便邀请姐姐搬到他家里来。“我弟弟经常很晚下班回家，”江泽芬回忆说，“一般都是在我们家吃完饭几个小时后。当我问他想吃什么的时候，他通常要的是一碗面条。对他而言，工作就是一切。他生活很简朴。”
1982年，江泽慧被任命为安徽农学院林业系副主任（译注：原文如此，但江泽慧的简历中写的是系党总支副书记，后来升为书记），她匆匆忙忙跑到北京去告诉江泽民。“‘文革’期间我在农场工作了整整10年，”江泽慧就事论事地说，“对我的提升，我感到自豪，我得赶快告诉三哥，给他一个惊喜。”在中国公务员体制中，她的新职务相当于县级干部或部里的处长。听到这个好消息，江泽民拥抱了他的妹妹以示祝贺，然后，给了她一些兄长式的建议。江说：“你现在是个县级领导了，我想赠你一副对联，以示鼓励。”
对联是一种两行的工整对句，每行包括5至7个中国字，用以激励或指导。江泽民给他妹妹的对联写的是有关诸葛亮的内容。诸葛亮生活在3世纪，被认为是中国最伟大的军事战略家。
一边写着“攻心”。——意即“努力赢得人心”。
另一边写着“审势”。——意即“判断时机”，换句话说就是估计形势。
江泽慧说，“我认真思考了这副对联的含意，以及它同我当时状况的联系。既然我成了一名主要干部，三哥在劝我要学会如何管理人。他希望我成为一个能把大家团结到一起的得力领导者。办事得体和判断准确也很重要。”
1983年年底，江的中国电子工业抢救与发展计划在国务院获得通过。该计划要建立一个工业基地，到2000年争取年产值比1980年增长8倍；削减收音机和黑白电视机的产量，扩大电话和彩色电视机的生产；以现行的国际标准取代过时的苏联标准。
在计划实施过程中，江把计算机和集成电路列为优先发展的项目，强调其军事用途。电子工业要制造出中国的导弹和卫星，这是江很乐于接受的责任。这关系到民族的自豪和国防。1984年4月，长征3号火箭成功地将东方红2号通信卫星发射到太空。中国成为第五个能够发射地球同步轨道卫星的国家。江亲临发射现场，并受到政治局和国务院的祝贺。
“在江泽民成为副部长的时候，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立目标和任务。”1984年调到电子工业部的曾培炎回忆说，“那时，很多企业都是重复建设的，而且位于山区（这是中国在20世纪60年代因担心苏联进攻而作的安排）。江多次到这些工厂视察，包括利用他自己的‘节假日’时间。我们有个口号：‘把研发与生产结合起来。’”
“江早就预见到软件是未来发展的关键，”曾培炎补充说，“据我所知他是中国第一个谈论‘知识生产’的人。他意识到通过教育和再培训提高人员素质的必要性。每年他都把电子工业领域的200到300名各级领导召到北京。他喜欢与科学家和工程师在一起，其中有些人甚至成了他的朋友。”
江泽民经常与上级部门沟通。他给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写报告，宣传加速电子工业的发展以支持中国的“四个现代化”。江指出，“电子”行业已经转变为“微电子”行业，尤其是为了支持计算机和电讯技术。受到他与惠普公司在1983年建立的合资企业的鼓舞，他在1984年举办了多次国际会议。
虽然江承诺的电子大革命没能在他领导期间发生——多年后他承认，中国的电子工业的发展“没能跟我原来的期望相一致”——他的成就包括使苦苦挣扎的军工厂成功地转轨为欣欣向荣的消费品生产者。他也获得了国际经验。
在邓小平改革的推动下，中国终于走出了“文革”的长期阴影。1984年是人民共和国国庆35周年，当时人们是如此乐观，10月的节庆成了盛大的庆典。在天安门广场上，学生们打出写有邓的名字的横幅向他表示问候——“小平，你好！”表达了普通中国人感觉到的同他们最高领袖之间的亲密关系。在毛泽东时代，这种亲切态度是不可想像的，这显示了一种新的、更为自由的环境。
更为宽松的环境符合江泽民直率、谦逊的风格。为了让受人尊敬的元老陈云了解最新技术，江带了很多道具。他用集成电路板、微处理器和一台用于观察电路板和微处理器的显微镜，帮助陈了解电子革命的含义，江还自始至终说着老人的上海乡音。威望大概仅次于邓小平的陈云，不仅赞赏江泽民掌握最新技术，还赞赏江善解人意，没有令他对不熟悉的东西感到不自在。
《人民日报》就这次会面发表了一条重要报道，文章描绘江既有技术敏锐性又有传统的尊老品格。这篇文章的部分目的是为了表明由面向西方的知识分子创造出的技术进步，与工农大众的革命并不发生矛盾。
为了表现自己日益增长的政治悟性，江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文章。在文章中，他呼吁要团结在胡耀邦总书记的周围。此时，江泽民已开始推行党的路线，而不仅仅是支持党的路线。江通过公开自己的鲜明观点——文章是他个人忠诚的象征——来确立自己的正统性。
1984年10月，中央委员会通过了一项关于改革的决议，强调经济增长，提出“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决议中庄严地载入了邓的“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观点，这个前瞻性的提法最早是邓于1982年就阐述过的，此后一直指导着改革实践。这是个里程碑：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不再相互矛盾。新的纲领断言，市场（经济）是社会主义发展的必经阶段。从现在起，中国的社会主义将是以公有制为其产业基础的市场经济。这是党对马克思主义的新阐释，并且成为日后改革的理论指导方针。
同年，邓小平“一国两制”的思想——为解决台湾问题而设计——成为法律。外交政策也开始发生变化。中国政府放弃了单纯反对美国和苏联两个超级大国的做法，采取维护中国独立及和平、追求国主动权的更为和谐统一的政策。
汪道涵的上海市长任期将于1985年届满，北京方面在物色他的接班人。不管是什么原因——有人说是汪年纪偏大，领导缺乏活力，另一些人将此归咎于缺少中央政府的支持，上海这一中国最重要的商业中心没有繁荣起来。
“我当然参加了让谁来接替我任上海市长的讨论，”汪道涵回忆说，“副总理万里来征求我的意见。他提出好几个极有竞争力的人选。我推荐了江。”
汪道涵告诫江，不要期待桂冠。据说，他告诉江，做上海市长就像是当总务科的“总管”。江回答说：“当1200万人民的总管，我感到战战兢兢，如履薄冰。”
由于对他的任命仍属保密，江借机开始重新熟悉这个他热爱的城市。尽管他仍承担着部长的职责，他已开始考虑上海。据说他穿上了退休人员的衣服作为伪装，然后花了大量的时间在市内到处走动，从他曾经学习过的校园到他在游行时曾走过的街道，再到他工作过的工厂。他随处可见的都只是上海没落的辉煌。环顾城市四周，破旧的危房以及残缺不全的基础设施让江泽民感到吃惊——他决心让它旧貌换新颜。
第7章 1985-1986年“少说多干”
“上海”的字面意思就是“在海上”，城市坐落于中国东海沿岸，长江入海口以南。20世纪早期，上海是亚洲最繁华的都市，也是一个充满活力的国际化城市及金融贸易中心，超过东京和香港这些新崛起的城市，被称为“东方明珠”、“中国的巴黎”和“冒险家的乐园”。但是，到了20世纪80年代，上海跌入低谷。从日本侵略和中国内战到中央计划体制和“文化大革命”，众多事件的共同作用，使这个以前的重要都市成了一座孤立和破落的老城。
甚至在邓小平开始改革之后（上海从未被划定为经济特区），进展仍然缓慢。而其他地区，特别是华南的广东省却正以非凡的速度发展。上海据说就像“老牛拉重车”。1980—1983年期间，上海的发展速度仅及全国平均水平的一半。
包括邓小平在内的很多高级领导人都亲自参与了振兴上海的计划。1984年春，邓这位最高领导人在视察完深圳后来到上海，发现两个城市的反差惊人。改革前的深圳只是一个棚户区，如今却已成为一个蓬勃发展的大都市。反观上海，曾经让上海引以为荣的基础设施甚至不能满足市民的需要。住房过于拥挤、交通堵塞、电信服务低劣和环境污染都制约着城市的发展。邓批评市里的领导：“我每年来上海。我看到的都是老样子。你们就不能加快点步子？下次来，我希望能看到大变样！”（后来，邓小平自我批评说，没有把上海列入20世纪80年代初期第一批经济特区是他的责任。）
问题既表现得具体，又带有政治性。当地政府中的僵化问题相当严重，以至于被谑称为：上海综合症。这个城市的新市长将面临巨大的挑战和压力，满怀期待的北京和心存疑虑的上海都将关注着他的一举一动。
就在江泽民接任上海市新市长前，他回到故乡扬州。他把亲戚叫到一起，对他们坦率地说：“古时候，‘一人得道（意思是顿悟成仙，长生不老），鸡犬升天（意思是当一个人达到了高位，他所有的家人及亲戚朋友都沾光）’。扬州离上海那么近，两个城市的人交往频繁。等我在上海开始工作后，你们决不能打我的‘旗号’（意思是不要以我的名义去争取优先的待遇）。”
在上海人的眼中，江被认为是北京方面的人。据说，当时“尽管观察家和一些官员没有低估他的能力，但很少人相信他能取得成功”。59岁的江泽民并未因人们对他期望不高而灰心丧气，立即着手作出自己的成绩。他身为市长的第一个正式举动就打破常规，没有发表讲话而是召开了一次记者招待会。江泰然自若，充满自信，邀请众多记者提问。此前一天，他曾告诉上海媒体，城市发展将以三大支柱为基础：基础设施建设，吸引外资与扩大出口，以及加强科技与培训。
他在回答记者询问时说：“我花了12天半的时间来听取汇报，并到很多地方实地考察。多年来问题堆积如山。我们只能逐个地加以解决。我们应该少说多干。”
上海的状况如此严重，江不得不首先关注食物。他要求粮食储备至少能够坚持3个月，并通过谈判从别的省市购进了肉食——这一临时措施后来被“菜篮子工程”所取代。“菜篮子工程旨在为市民提供充足的主要副食品。
这一“工程”使家畜饲养工业化，还为蔬菜种植划出3万英亩的土地。市里聘用专家检查供应系统的各个环节，从选种、收获到销售。这些步骤是战略上自给自足的解决方式，而不是这个城市曾经赖以生存的权宜性应急措施。江后来说：“上海市民非常讲究，要吃新鲜蔬菜。”
江的第二项优先任务是改善交通运输系统。他说：“我们必须改变上海的三个面貌。”他提及的计划包括建设新火车站，扩建国际机场，修建客运码头。大量的其他建设项目也开始动工兴建。
然而，新市长最远大的计划是为未来浦东新区的发展打下基础，这是影响及于全国的重大地区发展尝试。江泽民让汪道涵负责考察这一项目，草拟初步方案。
在家里，江面临着个人压力。尽管他得以与家庭团聚，但他夫人的健康状况开始下降，他年迈的岳母也需要照顾。接着，江到上海几周后，他敬爱的养母王者兰在扬州去世。
尽管江与他的大家庭分别已久，但他决定今后每年清明节都要回乡祭奠已去世的亲人。清明的字面意思是“清洁明亮”，在这个时候，人们要为先人的墓地打扫卫生，拔除野草，清扫尘土，以表敬意。几个月前，江曾到江上青的墓地祭拜。江上青牺牲30周年时正值“文革”高潮，红卫兵亵渎了烈士原先的安息之地。“文革”后，1982年，墓地修缮一新，并竖立起了3米高的墓碑，上面刻着江上青的指挥官与朋友张爱萍将军的题字。泽民去瞻仰的就是这座新坟。如今在经历了20世纪60年代的冲击之后，国防部长成了支持新市长的中坚力量之一。
在江就任前不久，发生了一起被媒体讥笑为“冷餐事件”的愚蠢的丑闻，令江非常难堪。在一个推广电子技术发展的招待会上，几百名客人带着自己的塑料袋或其他容器来哄抢自助餐台上的食物。招待会刚开始几分钟，所有的食物就被一扫而空。第二轮添加的食物刚出现，又被抢了藏起——还有300副不锈钢刀叉也不翼而飞。混乱中，人们拦截服务生，并掀翻了桌椅。
这一事件对一个本已受形象问题困扰的城市来说更是个耻辱。一位漫画家就此了一画幅画，题目是《请派交警来确保冷餐大宴的安全》。市纪委发布通报，认定这一丑剧造成了31370元的损失——或者说是每人为26元，相当于一位工程师一周的工资。
江很不高兴。他曾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这些人中有很多都是他的老部下。7月，在江当选上海市长两天之后，《人民日报》报道了江严肃处理官员腐朽生活方式的决定。江这样做是与长期的传统陋习作斗争，也是一场未竟斗争的延续。他从小处着手，提倡在因公宴请时实行“四菜一汤”制，而不是准备大量奢侈的食物。但是，中国的东道主们把这项政策理解成“四大盘菜加一大盆汤”。这样，在拘泥于字面规定的同时，他们可以给客人在四个盘子里放上不同的佳肴，一大锅汤里也有很多美味珍馐。
江勇敢地刮起了行动的旋风，为僵化的工作方式带来了生气。以前的中国领导人倾向于待在与外界隔绝的地方，靠报告和情况通报来发号施令，出行都是计划周密，安排妥帖。与之相区别的是，江在到任的第二天，就身着便装，悄悄地走到人群中，去检查上海糟糕的交通状况。在听完一名官员的汇报后，江和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感到不满意，便走出去视察一个新居民区。他们参观了两套公寓房，结果听到了一大堆的抱怨。（在任何地区，党的书记或者说“党的首脑”都是第一位的，而主要行政长官则是第二位的，所以对一座城市来说，党的书记是最高官员，市长则位居第二。）
江还帮助码头工人清理成堆的垃圾，然后又给工人们递毛巾送水。在另一场清洁城市的活动中，他铲西瓜皮，与街头小贩聊天。江经常在谈话中添加一些中国的民间谚语。
城市改革中也有弊端，北京对这种弊端的复杂后果准备不足。当党同意由市场来确定价格后，由于生产商利用长期被压抑的需求来抬高价格，通货膨胀率迅速蹿升。1985年，上海的零售价格上涨了17％，几乎所有生活必需品——食物、衣服和交通——突然之间都涨价了。这让30多年来只知道稳定价格的人们猛吃一惊。
中央政府对于采取什么应对行动出现了分歧。赞成市场改革的人认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有的人则认为需要控制价格以维持社会稳定。
学生的不满情绪开始爆发，此类现象一到社会转型期就会出现。在同济大学，对学校伙食和宿舍拥挤的不满，发展成为对更严重事情的抗议活动，比如对日本消费产品大量涌入、生活费用增加以及官员腐败等问题。为了绶和紧张局势，江去大学对一万名大体上友好的师生发表了讲话。江承认消费品价格的攀升出乎意料，但他为改革进行辩护，解释说，市场经济最终将把供求价格限定在合理的水平上。学生的骚动平息了，但这只是为即将发生的事件做了一次彩排。
江泽民上任不到一年，在离他60岁生日还有3个月的时候，他推出了《上海总体规划》，这是经过几年设计与论证的结果。这项规划聚焦于3个地域：包括黄浦江以东的广大浦东地区在内的市中心区域；呈手掌状展开的7座卫星城镇；其他众多的城镇和村庄。市中心地区将依靠高速铁路和高速公路与外围地区相互连通，同时由环形公路把卫星城镇连接起来。市中心地区的工业将逐步向外迁移，各县、镇也将发展自身的企业，主要是加工蔬菜、鸡蛋和家禽的食品加工厂。江宣布：“在下一个5年里，上海将经历历史上变化最大、发展最快的阶段。”
这些改进措施耗资巨大，政府急需资金，江泽民常常向海外投资者寻求投资。市府在国际资本市场上筹到了32亿美元，其中14亿分别用于建设地铁、桥梁、水处理工厂、机场扩建工程和电话交换机。为了建造大桥，他发行公债，向投资者保证投资收益至少达到15%，然后征收过桥费以确保承诺的兑现。但即使如此，仍没有足够的资金来建设江规划的所有新项目。
作为市长，江的管理风格植根于他那工程师有条不紊的思考方式。首先，他阅读或听取汇报，然后倾听专家的意见，接着进行现场调研，最后提出下一步工作的建议或要求了解进一步的情况。他和普通人一样早上8点钟左右到办公室，通常由于下班后有活动而很晚才回家。江的办公室里有超过3000本书，数量上仅次于汪道涵。午饭常常是市政府食堂的汤面，他因此得了个绰号——“面条市长”。他从未为此生气。
决策都是在每周的市长办公会上做出，参加会议的有市长、副市长及其他高级官员，大约有12个人。办公会通常在周一召开，有时候要开一上午，但很少提供午餐。会议程序很正式。议事日程会在上个星期五就发给每一个人，由会议主持人控制时间。每个问题都由分管这一领域的副市长先发言。讨论之后，由市长做总结。如果每个人都同意，这件事就算通过。否则，就要放一放，等以后开会再讨论。
“我的办公室和江市长办公室在同一幢楼里，但不在一个楼层，”主管财政的副市长叶公琦回忆说，“如果我要找他，就给他办公室打电话。如果他不在，我就约一个时间去见他。江也这么做。如果他要找我，他总是先打电话。他直接就到我的办公室来是失礼的。作为分管预算的人，我有时候发点牢骚是很自然的。从来没有足够的钱来干我们想干的所有事情。”
叶继续说道，“我把他当成兄长看待。毫无保留地与他交流思想及共同关心的事情。作为他的首席财政官，我向他坦诚地说出我的意见。他也从不把他认为优先的事情强加给我。”
叶公琦在江泽民担任市长的将近4年时间里一直与他并肩工作。“他是一个感情丰富的人，”叶说道，“当有好事发生时，他会不由自主地表现出他的热情。他会在会议或吃饭时对我们大家说，‘让我唱首歌为你们助助兴。’为他的下属唱歌？这在高级领导人中绝不是一个平常的举动！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感情，就像喷泉一样从他胸中涌出。江是个活力充沛的人。兴致高时，他会公开表露出来。当有不好的事情发生时，也许是某个官员不负责任的行为，他可能会变得非常恼火……”
“江很透明，”叶继续说道：“他怎么想就会怎么做。有些高级干部摆架子，但江从不，他总是脚踏实地。我作为上海市副市长分管益民食品厂和中国制皂厂两家工厂，多年前，江年轻时曾在那儿工作过。在工厂老员工的印象中，他是一个既能干又热情的人。其中一些人仍然和他保持着联系。”
尽管当了市长，江泽民的个人生活仍很简朴。除非是参加市里的活动，他很少去饭店，而是回家与家人一起吃饭，他十分珍惜饭后的时间，常用来读书和学习。他的夫人王冶坪不参加上海的社交活动，更喜欢待在家里。当他们家搬到康平路时，那里是上海一块警卫森严的地区，很多高级干部都住在这里，王冶坪为不得不离开20年的邻居们而感到难过。
新房子看上去很大，有3层楼3个卧室，大约5000平方英尺，但有10口人住在这里——两个儿子、两个儿媳、两个孙辈、岳母、保姆和江夫妇。因为他们的家乡扬州离上海很近，每年都会有五六次亲戚或朋友的来访，而且常常是几个人一起来，因为大家知道，江总是坚持让他们住在家里。这意味着要打地铺，王冶坪就会亲自到市政府招待所借被褥。
由于有十口人要养活，绝大部分家庭收入都用于买吃的。为了省钱，江早饭吃粥和馒头。晚饭是一天的主餐，通常有四个菜，三个蔬菜，一个肉或鸡、鸭。全家人围坐桌边。到了周末，他们会买只烤鸭打打牙祭。
由于通货膨胀，每个市民都感到手头很紧，江也不例外。当他们夫妇到市场上买食品的时候，听到人们大声抱怨飙升的食品价格。
江的妻子几乎从没买过昂贵的东西。但就在这一时期，她大大破了一回例。从江上大学时起，他就梦想能够自己拥有一架钢琴。但他经济负担这么重，买钢琴是不可能的。经深思熟虑的谋划，王从银行里提出了所有积蓄，又向亲朋好友借了些钱，勉强凑了2000块钱，买了一架聂耳牌钢琴（这是以一位著名作曲家命名的中国品牌）。
别人觉得上海市第一夫人应当看起来是什么样子或应当怎么做，王冶坪毫不关心。有一次，王去市府的一个大院看望一位来自北京的朋友，在门口被两名卫兵给拦住了，他们不认识她。王穿着一件棕色针织的旧毛衣，一条旧的黑裤，一双平口布鞋，还推着躺在婴儿车里的孙子。一名卫兵要求她履行正常手续，在进门之前填写访客登记表，而另一位则笑道：“别难为她了——只是一个不识字的保姆。让她进去吧。”就在这时，王的朋友跑出来恭敬地叫道，“冶坪同志！”名字一般在中国是各人不同的，所以大家都知道“冶坪同志”是上海的第一夫人（就像在克林顿当政时期，在路上叫“喂，希拉里”，会引起路人回头一样）。这位党的领导人的妻子不仅没有生气，而且还面带微笑地从两个目瞪口呆的卫兵身边走过。这两个卫兵如今可有了一段能终身讲给其儿孙听的故事了。
鉴于几名高级助手因为工作压力过大相继病倒，江泽民提出了一项旨在改善健康和提高士气的计划。他命令下属进行研究，以便了解哪些运动适合于让工作辛苦的中年干部保持身体健康。最后反馈给他两个答案：网球和保龄球。江要求高级官员从中选一样。两者都不是一般中年人力所不逮的选择。
早些时候，常务副市长朱宗葆在办公桌边心脏病发作，陷入植物人状态，在昏迷6个月后去世了。期间，江常到医院探望他，毫不理会工作人员认为他可以把时间用在更重要的事上的想法。叶公琦说：“江知道，他的到场对医生是一个信号，它表示这个病人非常重要。”
朱宗葆夫人在这一变故打击之下精神变得很不稳定，江就把为他们的女儿寻找一个好出路当成了自己的责任。他邀请孩子在澳大利亚的伯父来上海，商议他侄女未来的选择。他们一致认为，朱的女儿应该移居澳大利亚。江亲自安排她的旅程，当她因证件不齐在香港边境受阻时，江还在夜里十点钟亲自给深圳市长打电话。江还帮助朱的遗孀在上海找了一份工作。就在1989年赴北京前夕，他对叶公琦说：“请照顾好朱家。”江对他的副市长说，“我把照顾他们的责任托付给你了。”
当叶公琦也因病倒在离上海约140英里的杭州住院时，江专程赶去探望，并帮助安排治疗工作。1992年，他的另一位原副市长因心脏病去世。当时江已经是党的总书记，根据惯例，像他这么高级别的人去参加追悼会不大合适。然而，江坚持要去向他的老同事致敬。他以一个普通公民的身份返回上海。媒体没有报道他的到来，此行他也没有计划做任何别的事情。
当江的大学室友童宗海患了视网膜脱落时，江安排了上海最好的眼科医生为他治疗，这病在童的家乡是无法医治的。
“我当然知道江是上海市长，”童宗海说，“但我不想利用我们的交情。我感到羞愧，但我别无选择。我给他发了封简短的电报。第二天我就收到了回电。江写道：‘我已为你安排好一切。请立即来上海。’”
在童到上海时，他几乎已经失明了。江的秘书贾廷安到船上迎接他，给他安排了住处，然后帮助他尽快转到医院。贾是河南人，他是跟着江一起从电子工业部来到上海的。他的工作范围事无巨细。不论是国事访问还是私人请求，江泽民都可以托付给贾廷安处理。
“江泽民到医院看我，”童说道，“他让我不要担心自己是外地病人（这在中国是很大的问题）。‘要安心休养，’江对我说，‘不要因为不是来自上海就觉得自己是外地人。’江的探望引起了不小的骚动，他还带来了上海市卫生局的领导。医生告诉我，这是市长第一次来这家医院。我的视力后来完全恢复了。”
江对那些他喜欢和信任的人充满人情味，但对那些他不满意的人则很严厉，特别是那些行为和态度可能对国家有害的人。除了那些腐败和玩忽职守的干部，他还经常批评那些怀念共产党接管之前的日子的人。正如叶公琦所说：“那些人只要能够得到更多的食物，宁愿吃从外国人餐桌上掉下来的残羹冷饭，也不愿自食其力。”在江看来，这些人只关心钱，这令他愤怒。
1986年5月，江泽民和市委书记芮杏文举办了一个为上海市制定“文化发展战略”的研讨会。这是对欢迎西方投资的同时抵制西方价值观的一个委婉说法。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甚至包括那些赞成加速改革的人，都担心市场自由化会引发社会动乱。他们害怕西方的“物质主义和颓废思想”会破坏中国制度的稳定，并削弱党的权威。对江来说，关键是要制订出文化和人文标准，以便建立一种健康而自立的中国社会主义。
1986年10月，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二世到达上海。江以真诚的热情欢迎她。女王对于中国人来说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因为中国的王朝历史使人们对皇室传承非常尊重。两年前，当中英签署了确保香港回归中国的协议后，邓小平谈到了英国君主。他说：“在我有生之年，我希望能见到英国女王。”当邓终于会见女王时，由于女王不喜欢别人在她面前吸烟，嗜烟的邓礼貌地克制住自己。
似乎全中国都在为女王的来访作准备，这一访问象征着中国重新崛起为文化和繁荣的世界中心。江细致入微地投身于女王上海之行的各项准备工作。在具有历史意义的外滩，建筑物上的英国殖民遗迹都被清除干净。从虹桥国际机场到市区的长长的高速路被拓宽。草坪上安装了喷洒系统以确保草木郁郁葱葱。女王预定路过的每一条街道都张灯结彩。女王将下榻的国宾馆经过重新装修。当女王提出想从座车中观赏市容时，特制红旗牌轿车上的深色车窗就被换成了透明玻璃。
当女王走下专机的时候，1500名上海少年儿童挥舞旗帜，高举花束和手中的玩具熊猫。数千人表演了中英两国的传统舞蹈。还有两个儿童向女王和她的丈夫菲力普亲王献了花。江泽民用英语欢迎女王伉俪。
女王想参观豫园——一个有着400年历史的中国古典园林，其中的30多个亭榭个个都由曲曲折折的回廊和池塘上的小桥相连接，江建议她在湖心的茶亭里稍事休息，并在那里为她安排了一场雅致的表演。就在女王尝甜点、品龙井茶的时候，一位当地的民歌手和著名的笛子演奏家陆春龄为她作了表演。当天早晨，江专门拜访了陆，查看他所挑选的曲目，督促他要“做好准备”。在豫园的古风古韵之中，上海的江泽民坐在英国的伊丽莎白旁边，他们身后则是奇石耸立的园林和飞檐重叠的楼阁，陆吹奏了中英两国的几首曲目，包括《一个英国乡村园》。短暂的演出结束后，陆从自己私人的七支笛子中挑出一支送给女王，令她感到惊喜不已。女王还喝了两小杯可能是中国最好的茶。
大约10天以后，又一位不同寻常的访客抵达了上海，他就是民主德国国务委员会主席——埃里希·昂纳克。昂纳克参观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的旧址，在来宾留言簿上写道：“中国共产党的诞生为中国工人运动和全世界的革命斗争提供了强大的推动力。”随后，他又向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的塑像献了花篮。江为他举行了欢迎宴会。当然，那时两人都没有料到，3年后，昂纳克被赶下了台。
有时，江泽民不得不将市府的工作置于个人事务之前。当被江称为“娘”的养母于1985年去世时，江正在北京出席一个重要会议，因此他只好让他的妻子王冶坪和儿子绵恒料理葬礼。1987年，江领着全家从上海到扬州正式祭奠养母，他在墓前向养母表示敬意。同样，当他的生母去世时，他也没能亲自治丧。
江泽民的妹妹江泽慧说：“三哥非常爱他的母亲，无微不至地照顾她。”江的生父于1973年去世后，他的生母到北京和他同住在一起。多年前，当江还在长春工作时，他的父母曾去和他一起住过一小段时间。后来他们又回到扬州。“尽管三哥没有和父母住在一起，但他在经济上负责赡养。”熟悉家族史的江泽慧说，“母亲在晚年很高兴能和她的儿子及儿子的家庭一起过日子。”
1986年11月，国务院批准了江在前一年5月提出的《上海总体规划》，并宣布上海应该成为一座经济繁荣、技术进步、文化先进以及环境清洁的世界级城市。目标是将上海建设成为亚洲最大的工业和贸易中心。对于一个股票交易仍旧靠单一柜台操作、很多住房还没有卫生间的城市来说，这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沈永言，江的一位观察敏锐的朋友，注意到江的市长管理风格类似于他在长春时的工厂管理风格。“就拿安全问题来说，”沈指出，“尽管他治理城市非常忙，但每次重大事故发生，不管手里有什么样的要务，他都会立即放下，去努力想办法如何防止以后再出现类似事件。”
江还使自己成了一个谋求共识的高手，有一种和关键人物建立亲密关系的能力。毛、邓和其他国家领导人都定期巡视。要遵守严格根据级别而定的礼仪，还要符合无数细小的要求：食宿标准、专车型号、宴会时的座位安排，甚至包括报纸报道时所刊照片的尺寸。当地官员还理应知道上级的喜好、爱好、思想派别、政治倾向、个人目标以及各种需要和愿望。
到江泽民当市长的时候，他已经主持过数百次这样的接待工作了。在上海，他几乎接待过从邓小平以下的所有中国高级领导人。有一次，他在午夜时分亲自将一只蛋糕送到一位离休干部那儿，祝贺他的80岁生日。“这是宾馆里的最后一只蛋糕，”据说江是这么说的，“但我不想让您认为我忘记了您的生日。”
国家主席李先念很喜欢冬天回上海，江对他照顾得异常周到，以至于出现了一个毫无根据的谣言——说江泽民是李的女婿。政治领导人的亲戚身份会令人起疑。谣言一再传播表明，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对这位市长怀有善意。
尽管一位市领导接待老同志被认为是政治上正确的行为，但江这样做带有深深的敬意，而且在很多情况下，是发自真挚的感情。
邓小平这位中国最高领导人每年都要在上海过春节。如果说命运如何眷顾一个人是难以捉摸的，那么邓对上海的访问就是这种机缘的典型例证了。可能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让邓小平去了解江泽民了——对江的亲密了解，以后将会证明是至关重要的。
第8章 1986-1989年“我怎么会不知道呢？”
在整个中国，不满情绪在酝酿中。一些人富了起来，但其他人却仍在吃苦；腐败日益严重；报酬与工作实绩仍不挂钩。民间流传的一句话是“手术刀不如剃头刀”。1985年9月，北京的大学生举行抗议活动，大声疾呼：“打倒贪官！”
这次示威活动令中国领导层感到震惊。胡耀邦总书记试图解决问题。他支持打击腐败，提拔年轻干部，并且，最激进的是，对政治体制进行改革。最初，邓小平在探索政治体制改革方面给予了胡耀邦适度的支持，但也告诫道，“党必须维持最终的领导权”，而且“决策必须慎之又慎，以免造成混乱”。
而另一些领导人对改革的快速推进感到不满。在1986年9月的党中央委员会全体会议上，他们将“坚决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字样加到文件中。（“资产阶级自由化”似乎是指向以下几个方面转变的倾向，即西方式的多制党民主，这会取消共产党的执政；西方式的流行文化，这将淹没中国传统文化；西方式的经济制度，这将取消社会主义。）
邓小平的表态表明了他政治态度的明确和他政治感觉的微妙。“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我讲得最多，而且我最坚持。”他说，“自由化是一种什么东西？实际上就是要把我们中国现行的政策引导到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补充说：“这个思潮不顶住，加上开放必然进来许多乌七八糟的东西，一结合起来，是一种不可忽视的、对我们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的冲击。”邓的目标是双重的，即在推行改革的同时又不削弱社会主义制度。
江泽民的策略却较为简单。他感觉到了这种新的不稳定局面中的危险，因此坚定地遵守着党的基本原则。在8月中旬召开的一次党的纪检干部会议上，江就打击党内腐败和官僚主义问题发表了一篇措辞强硬的讲话。
知识分子也加入这场争论，着力表现出中国社会中的断层线。
12月5日，安徽合肥中国科技大学的1500名学生举行了一次校园抗议活动。“我们要自由选举！”他们高呼“民主万岁！”4天后，2000名学生走上城市的街头，高喊：“不民主，毋宁死！”当晚，他们向全国各地的同学打电话发出呼吁，恳请他们展开抗议，以示声援。
在江泽民的母校上海交通大学贴出了一张小字报，通报合肥发生的情况。第二天，小字报不见了，被撕掉了。学生们被激怒，于是很快出现了两张新的小字报：一张重述了合肥的情况；另一张则对新闻审查制度进行了谴责。这成了一个新的起点，上海各大学里类似的小字报如雨后春笋般出现了，尤其是在同济大学和复旦大学。
每天都有更多的小字报出现，吸引了更多的学生。12月15日晨，小字报变成了大字报，而且贴满了校园。大字报因为在“文革”中所起的煽动作用，已于1980年被明令禁止，这是此后第一次公开出现的大字报。不到一星期，上海交通大学所有的墙壁都为大字报所覆盖。
校方召开一次紧急会议，试图安抚愤怒的学生，后者正倡议举行一场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他们的要求之一是与市长对话。学生们知道，江泽民在一年前曾经和同济大学的学生进行过对话。他们声称，现在他也应该来一趟交通大学。毕竟，他是交大校友。尽管他的下属在这一问题上争论不休，江还是决定去。
江泽民要求更详细地了解学生以及他们所关注的事情。他的卷宗里含有一份交大党委书记递交的情况简报。有些问题是江能够处理和改善的，比如改善学校的生活条件，可是学生所要求进行的大部分变革都大大超出了江的权限。由于存在这些要求——政治改革、新闻自由、放松控制——双方是无法达成一致的。
会面于12月8日举行。到达校园时，江泽民的随行车队被人们层层包围，以至于延误了到场时间。在40年前，几乎是同一天，江自己曾是上海的一名抗议学生。那时是因为两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强奸了一位中国学生。示威活动对共产党的事业起到了推动作用。
有3000多人来听江的讲话。礼堂里挤满了学生；他们没想到自己会有如此强大的力量，为此更使劲地鼓噪，变得忘乎所以。当江走上讲台，他们开始杂乱地鼓掌。
江戴上老花镜，摊开一张小纸片，开始用一种温和的语气讲话。他的讲话提及当前的经济五年计划的成果，可这并不合情绪激动的听众的胃口，一些人开始吹口哨，并发出嘘声。喧哗声中传出一个年轻人的声音，对着江说，“你在讲话之前应该先倾听！”市长犹豫了，就在此时，响起群众的声音。许多人开始喊抗议口号。学生们不希望听到江想要说的话。
“平等地对待我们！”有人喊道。“我们应该先说。”另一个人叫着。
江泽民试图继续讲话，但人们开始报以嘘声。他停下来，严厉地注视着人群，似乎是看他们还敢不敢再发出嘘声。学生照嘘不误——这一次嘘得更响了。江挑出一名学生。“既然你好像有很多话要说，”他对这个年轻人说，“为什么不对大家说说呢？”起初，这名学生不接受这一提议，但在朋友们的怂恿下，站起来拿过了话筒。他还没说完，已经有一批人排起了队，每个人都有一个问题要问或有一个观点要表达。
“为什么不允许媒体报道有关游行的事情？”“为什么一名警卫殴打了学生？”“你是如何当上市长的？”学生们的胆子越来越大，变得咄咄逼人，而江却坐在观众中，倾听着这些问题。
在接下来的3个小时里，学生们群情激昂地概述了他们的要求：新闻自由，特别是对游行示威进行详实公正的报道；允许张贴墙报，以此作为公开辩论的一种方式；在法律上允许他们游行示威；确保不会对示威者打击报复。
市长把这些全记下了。等学生们提完要求，江走上了讲台予以回答。他告诉学生们，在共产党体制下，媒体是“党的喉舌”，必须报道对大众有益的事情。他说，只要不危害公共利益，就可以进行游行示威。在这种情况下，不会对游行抗议学生采取任何行动。但是他也警告说，如果抗议学生堵住道路并阻塞交通，他们就会破坏生产，阻碍改革。
江的话是真诚而温和的，但并不是抗议学生所要求的根本性的变革。人群似乎又激动起来。一个满面通红的学生抢过话筒喊道：“他是一个被委任的市长，不是我们选出来的。”
面对年轻人的爆发，江微微一笑，这令人惊讶的表情造成了片刻的安静。他说：“我一到校园，映入眼帘的都是要求建立‘民有、民治、民享’政府的大字报。”
“你知道这是谁说的吗？”一个学生打断了他。
“当然，我怎么会不知道呢？”江泽民反驳道，“这是1863年11月19日，美国第16任总统亚伯拉罕·林肯在其著名的葛底斯堡演讲中所说的。”
“现在让我问你们一个问题，”江向他的观众们提出了反问，“你们有谁能背诵整篇演讲？”
没等学生回答，江就开始用英语背诵葛底斯堡演讲，就像上海市长变成了一部关于美国内战的戏剧中的演员。他用其出色的演说技巧——对语速和语调良好的把握——饰演着林肯总统，赋予了每个字句以意义与情感。
“你们必须领会亚伯拉罕·林肯的深层含义，”背诵完后，江忠告大家，“你们只了解林肯演讲的字面意思，而不了解它的历史背景。”
接着他将中国与美国进行了比较。江说，如果一个人只有肤浅的认识，那么他就不会明白在中国实行美国式的民主会有多么危险。他说：“我们的国家有着不同的文化，不同的价值与传统，存在着不同的问题。”他告诉学生，尽管他们的出发点是好的，但需要更多的耐心。
大多数学生并没有得到安抚。他们要行动，不要空话，他们认为江的论辩是一种居高临下的教训。学生们开始众口一词地呼喊，“民有、民治、民享……”尽管这个下午是在令人沮丧的僵局中结束的，但曾经是示威学生和交大校友的江泽民，表现出了面对年轻一代的意愿。
第二天，上海各大报纸都没有报道这次会面，这使形势进一步恶化。许多学生逃课，聚集到校园的公告栏前，阅读未经审查的报道。报道的内容大部分都是有偏见的，受到这些评论的刺激，学生领袖们开始号召上海各大院校举行罢课。当天下午有3000多名示威学生涌上街头。他们一边举着标语和大字报，一边散发传单，聚集到了两个中心地区，其中包括人民广场。警方没有进行干涉。学生们堵住了市政府大楼和市委大楼的入口，在那里静坐等待。
时近黄昏，副市长叶公琦力劝抗议学生们赶快散开。“下班高峰就要到了，”他说，“请不要阻塞交通。”一些抗议者听从了他的劝告，但仍有约2000人留了下来，继续要求与江泽民会面。
江在去他的外滩办公室的路上时，他的司机突然紧急刹车，结果市长将前额撞到了车窗玻璃上。伤口很浅，但流血较多，对本已针锋相对的局面这似乎是个不祥的预兆。江用手帕做了简单的包扎，然后从侧门进入政府大楼。在对头部伤口进行了清理和包扎后——这是他承受痛苦的一个明显象征——他同意与学生代表见面，经允许学生们逐个进入了把守森严的前门。
会面只是重复了前一天的情况。江对街头的示威游行感到愤怒，称他们造成了混乱，无法容忍。学生们影响到了上海的年生产目标，而他是以个人名誉担保过这一目标的实现的，而且他们触犯了他对于秩序的重要性所持有的根深蒂固的信念。40年前，他曾乐意扰乱腐败的、受外国控制的国民党中国的秩序，但在他看来，现在是独立自主的新中国他决心要帮助他的国家取得成功。
江还推测，“左”倾和右倾机会主义者都会企图利用这种混乱。因此，江拒绝做出任何让步。对于学生的大部分要求他都不同意，尤其是对媒体不加任何控制，在他看来这会威胁到党的执政，威胁到国家的稳定。
学生领袖在离开时设想要在次日上班时组织一场大规模的游行，导致整个城市的瘫痪，恰恰造成江泽民曾警告过的那种混乱。这位市长下令警方疏散这些目光短浅的学生。但他并不想镇压学生。按照江的命令，约2000名不携带任何武器的警察温和地将2000名学生带上公共汽车，送他们到各自的学校，在那里有专门为他们准备的食物。这次疏散行动为有些焦头烂额的局面加上了一个暂时的乐观结尾，但学生们并没有泄气。“未来属于我们。”一些学生在乘坐公共汽车离开时高喊。
避免使用武力也许是一种估计错误。一小时后，有更多的学生走上了街头。当一万多名抗议学生席卷上海市中心时，市长表示他愿意与他们的领袖会面。北京的政策要求克制，建议江通过对话缓和紧张气氛。高层领导人正对此密切关注。
对话没有取得结果，第二天，是一个星期日，双方的对抗达到最高点。近10年来中国最大规模的一次示威游行使整个城市陷入瘫痪。
当示威游行的消息传开后，工厂工人和其他劳动者参加了进来，以示声援。其中几个说：“我们和他们是一条心。”一群工人破坏了一辆他们认为属于警察的小面包车，将汽车掀翻在地，致使汽油溢出。观察家们担心局面即将失控。
江泽民与上海市委书记芮杏文以及公安部门一道开始采取应对措施。他们在上海体育馆召开了有8000名党组织书记参加的大会，要求所有的党员行动起来去阻止学生的抗议，包括恳请父母亲去劝说他们的孩子不要使用武力。工人被禁止参加示威，违者不发奖金。芮说：“我们不能让工人和学生联合起来。否则上海就要陷入混乱并将波及全国其他地区。”
最终，大部分的应急准备工作都是不必要的。示威是突然开始的，而突然之间，示威的势头似乎也开始减弱。学生们返回了课堂，两天内，示威结束了。
一篇官方的新华社的稿件将这次的骚乱与“文革”动乱进行了比较。对于那些有知识、追求民主的学生来说，与盲目无知、否定民主的红卫兵相提并论一定是一种侮辱。但高层领导人是“文革”中的幸存者，他们都害怕动乱。中国历史明摆在那儿，他们说，在稳定与混乱之间没有中间地带。
“江同情那些学生，”叶公琦回忆道，“尽管他们很幼稚，但是大多数还是想加快改革进程，并希望得到更多的民主。这是可以理解的。江和我以及许多其他人也这么想！但是这里还有更多的问题。因为我们过去都曾经是学生运动的领袖，我们知道一定有‘长胡子的人’（也就是年长者）在操纵学生，从而将运动引向对抗。1986年是如此，1989年也是如此，只是第二次的后果更为严重。”
江在对游行进行反思时，认为这些情况的出现部分原因是思想教育不够。后来他将游行的学生定性为“头脑简单”，强调他们“根本就不像我们在1946年时那样”。
对参与者的惩处表明了政府是如何重视社会稳定。煽动掀翻小面包车的两个人被投入监狱，罪名是“流氓罪”。
江兑现了自己的话，没有逮捕任何示威学生，但有的受到“行政处罚”的威胁。上海的党组织开始处理那些参与示威的党员。全国的共产党领导人都把游行视为党的挫折。尽管示威者们现在平静了，但仍有小片的不安定区域在全国的主要城市中冒烟。从这时起，北京高层的争论将集中在学生运动上。
12月30日，邓小平召集了一次紧急会议，对胡耀邦进行批评。邓支持在与学生打交道时进行“对话与说服”，但警告说如果他们使社会秩序不稳，就必须采取行动，从而认可了江在上海的做法。
“在上海有传言，”邓说，“中央对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有两种不同的意见。他们正在等着看这将出现什么结果。”
10多天后，在一个看似平常的政治局会议上，解除胡耀邦职务的决定得以通过。
胡被指责没有服从党的集体决议，尤其是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过程中。赵紫阳被任命为总书记，顶替胡耀邦；李鹏接替赵紫阳，被选定出任总理。在作完必不可少的自我批评后，胡就隐退了，尽管还是政治局委员。
上海市委关闭了一家提倡现已被禁止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报纸。两天后，市委改组了《世界经济导报》的编辑委员会。
考虑到棘手的政治环境，江表现得相当不错，在应付学生运动和强硬派的过程中，他显示了他的个人能力和政治灵活性。这给中国的元老们留下了深刻印象。此外，能够用国际语言英语来背诵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讲的江泽民，开始作为新型的中国领导人为人所知。（江泽民还曾经能够背诵哈姆雷特的独白“生存还是灭亡”与雪莱的《西风颂》。）
“我们应该坚持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江泽民在1987年1月说，“在不复辟资本主义道路的情况下，打破传统的经济模式，采取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鲜明立场。然而，我们也要学习和吸收资本主义经济中积极的东西。”江坚持邓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一方面改革开放，另一方面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江在学生游行后的这些讲话，加上他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行动，强化了他作为一个坚定的社会主义者、社会稳定的维护者，同时又是一个有思想的改革者与国际主义者的形象。
1987年3月，江泽民接受了《洛杉矶时报》的采访。他穿了一件西式衬衫，打着领带，外套是一件带拉链的运动茄克，既有职业风度，又自信随意。江似乎急于向外国人证明，限制学生示威的目的是保护中国的对外开放政策。“如果有大批人上街示威，我们怎么能够吸引外国投资者到上海来？”他问道。就在这个月，上海吸引外国投资的总量跃升至第二位，排在广州（广东省的省会）之后，共为大约100个项目注入了20亿美元资金。
1986年初，江决定和上海市报纸以及电子媒体的编辑们定期举行会议。通常情况下，宣传官员负责这些报纸的内容。江亲自抓这项工作表明了他对媒体力量的深刻理解。当关于一次总水管爆裂的电视报道使市政府的官员显得非常无能时，江说，他期望人们能够理解上海基础设施中存在的问题，并能认识到市政府正在一步一步地解决这些问题。不管灾祸有多严重，不管原因是什么，江希望在对此进行报道时能有一条积极的主线，提到市政府或党的官员的作用时更是如此。江认为，老百姓对领导人有信心，对于社会来说至关重要。就这一点来说，媒体应是政府用来贯彻自己政策的工具，而不是评估其有效性的一种检查手段。
在1987年年中，江泽民的媒体概念，受到了另一起与水有关的事件的考验。上海《解放日报》刊载了一篇文章，叙述了江如何亲自下令修复上海火车站附近的一条破裂的水管。这篇题为《江泽民市长亲自关心漏水事件》的文章极为引人注目，对江的行为作了高度赞美。它写道，当地方上的检查人员向江抱怨，水管漏水已有3个多月，却没人采取任何措施，工程师出身的江马上就管起了这件事，下令马上解决这一问题。
几周后，在一家全国性报纸的第一版上出现了一则报道，不点名地批评了江事无巨细的工作方式。一名记者给文章起了个机智的题目，叫《“事必躬亲”的另一面》。文章批评“某某市长”干涉官员体系的工作，暗示这样的干预鼓励了政府下级官员的依赖性、被动性和不作决断。尽管文章没有提江的名字，但事件发生在上海，毫无疑问文章所指的就是他。
借用一个中国成语“事必躬亲”，他批评了江。这句成语的意思是“这位大人物每件事都要亲自去做”（或用口语来说，是“每个细节老板都要亲自处理”）。这来源于一个经典故事，说明一个领导人似乎对细枝末节的事情感兴趣，却另有深意在内。但这位记者的文章清楚地表明，在他看来，这件事是这种情形的“另一面”：一个领导者应鼓励（或是强迫）下属去解决问题，而不是越过下属自己去解决问题（作者承认，许多地方官员不负责任，只会相互“踢皮球”），这样才会产生更有效的政府。他引用了一个怒气冲冲的市人大代表的话说：“我不相信，这样的小事就一定要一个市级领导出面才能得到解决。如果这座城市的所有事情都要如此处理，上海怎么运转得起来呢？”
该记者指出，领导人“应该处理具有广泛意义的更大问题”，而不应“亲自处理任何细小的具体问题”。他接着批评“我们的媒体”“对这一问题不加注意”，而且更糟的是，“甚至发表文章称赞某某市长亲自处理一个出租车司机‘斩客’这样的问题”。在文章结束时，他写道，“那么我们应该自问，市物价局的局长、处长和其他官员，还有出租车公司的经理们都上哪儿去了呢？他们在干什么？”
“一读到《解放日报》上那篇关于江亲自下令修水管的文章，”这位记者多年后回忆道，“我就感到不安。这么大的一座城市的市长，不应为像一个漏水的水龙头这样的小问题操心。”
习惯于仔细阅读新闻报道的江泽民市长，却一点也不觉得这篇报道好笑。这个记者的文章嘲笑了他正在为解决这座城市的许多问题所作出的巨大努力。不管怎样，一座城市就是靠无数这样的小事运转起来的。如果领导人关心这些事，他就为下级官员树立一个好的榜样。如果市长也觉得过问这样的问题是他的职责，无伤他的体面，那么他们更加责无旁贷。
7月10日举行了一次上海市政府的扩大会议，也有负责媒体的官员参加。江特地从那篇文章里选了几段，在会上朗读。他点了那个让他生气的作者的名，反驳了他的批评并责备了这位记者。江说，他没有去了解真实的情况就发表他的公开批评，这种做法是不妥当的。市长评论说，该记者对如何管理一座城市一无所知，尤其是对一座像上海这样大而复杂的城市。“一座大城市的市长是这么容易当的吗？”江反问道，接着又补充说，“他肯定是个（天真的）书生！”江要求在场的《解放日报》总编辑把他的批评直接转达给这位记者。
当那些涨红了脸的编辑们回到报社的办公室时，他们忠告这位记者说，如果他看重自己的工作的话，最好尽快采取行动。
“当我听说市长的批评的时候，我变得很紧张，”这位记者回忆说，“我仍然认为我的文章是篇好报道，但这已无关紧要，我触犯了市长——这可不是件小事。我能继续在上海写作吗？我能继续做记者吗？”
他整夜未睡，起草并修改一封道歉信。第二天一清早，他就把自己的申辩送到了市长的办公室，他在信中解释了自己写这篇文章的动机。
“我没能完全理解您为体察民情所作的努力，”他写道，“我的观点是偏颇的。请您原谅我。”
他的忏悔让江泽民感到意外。江在7月11日晚读到他的信，在7月12日上午就作了答复。江用毛笔写了一封3页的亲笔信。在回信中，江用道歉的口气说，在总体上他同意记者的担忧和主要观点，理解他批评的本意。尽管他不同意记者对那个中国成语的“另一面”的用法，他“希望”这位记者“不要在意”。
“我欢迎你对市政府的工作提出更多的意见和建议,”江鼓励这位记者，“包括我个人的工作在内。”江补充说他知道自己的工作风格有缺点。“有时我的态度过于生硬，”他承认说，“有时过于严厉，用嘲讽挖苦的口气说话。”
几天后，当时身为上海市委常委的赵启正告诉江，这位记者在受到市长的批评后感到紧张，担心地方上的报纸不会再发表他的文章。赵继续说，但在接到江的信后，他就放心了。
江回答说:“在作出批评的时候，我们应当充分考虑到它对我们每一位同志所造成的后果。”
几天后，江读到了同一位记者的另一篇文章，指责官员把权力商品化。他告诉身边的一位《解放日报》的摄影师（他正在报道市长的活动），说这篇文章写得很好。“请向他转达我衷心的祝贺。”江说。让一个报纸的雇员来传递江的表扬，他肯定会让身边的人都见市长的话。
1987年10月，在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小组讨论中，在会议结束时将被选为政治局常委的乔石发言说，上海的经济应逐渐从以指令性计划为指导转到以市场经济指导，这需要在意识形态和实践中做出巨大变革。
江泽民同意乔石的观点。“这是上海唯一的出路。”他说。江告诉与会代表，他听说高层对上海经济局面不够活跃有些不满意见。“让我们甩掉坏名声，”江说道，站起身来，并用上海方言说，“上海人民商业才干有余，但智慧不足。”
但有位代表，当地一家银行的行长不同意市长的观点。江反驳说，“上海工业繁荣，靠的是国家从各地调拨便宜的原材料，这种日子恐怕一去不复返了。”前任上海市市长汪道涵插话说，“这就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改变旧观念、 抛弃旧做法的原因。”敢在上海毫无顾忌地打断江说话的也许只有汪道涵一人。
江也享受了不少乐趣——他所谓的乐趣。他创办了上海优秀学者进行的两个月一次的讨论会。每次会上他都会提出一个热点或敏感问题，并从讨论中得到很大乐趣。
秋末，芮杏文被调到负责党内日常事务的中共中央书记处担任书记。这样，江泽民就被提升到芮原来的位置上，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成为上海无可争议的一把手。根据惯例，北京和上海市委书记通常是政治局委员。在相对来说仍算较为年轻的年纪，61岁的江泽民成为了共产党最高决策机构，也是最高权力机构的一员。
党的第十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详细阐述了共产党的指导理论，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其观念是当前建立市场经济之类的改革措施虽然看上去很像资本主义，但实际上是建设社会主义长期计划的组成部分。共产党希望借此协调共产主义的核心思想与现代化、改革所要求的市场化之间的关系。
接替江担任市长的是人们知之甚少的朱镕基，他是明代开国皇帝的后代，出生在湖南省一个富裕的地主家庭。因此，他曾在政治上遭受罢黜，这并不令人感到意外。在1957年，他被打成“右派”。但一旦邓小平掌权，他就靠真才实干迅速得到了升迁。江和朱的性格迥然不同。朱意志坚强，以直率著称，能够做出成绩。江泽民和朱镕基相处得很好，这使所有人都感到吃惊，包括那些喜欢对共产党作出预言的人和外国专家。他们两人形成了互补，并在未来的日子里将共同领导整个中国。
这两位领导人以魄力和效率来共同解决上海的问题。问题之一是官僚主义作风。一家有国外投资的合资企业的审批要盖126个批准印戳（即所称的“图章”），历时15个月，涉及14个部门、19个办公室。“此类事件还在发生，我感到很羞愧，”江说,“以这种工作效率，我们怎么能期望外国投资者来跟我们做生意？外国投资者受不了这么多的繁文缛节。”一个处理类似事务的新的职能部门成立了。在朱镕基的领导下，该委员会有权对500万美元至3000万美元的任何合资企业进行审批。业务程序是“一个窗口，一个公章”，这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人们称朱镕基为“朱一敲”。
朱的任命意味着江从市长的日常事务中解脱了出来，能够更加专心地处理政治事务了。党的十三大要求增加党和人民之间的对话。江一直与市民进行公开座谈，现在他加大了与市民交流的力度。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中，他得知大约1万名上海市民的住房十分拥挤，人均只有两平方米。作为这次座谈会的成果，这些居民中有60%得以搬迁。
江泽民于1988年1月率领一个由上海市领导组成的大型代表团到广东省参观考察。上海长期以来是中国的商业中心。江泽民为理解广东这个富有活力的南方省份所作出的努力，本来可能被看作是一次令人尴尬的求助，但实际上却是公关上的一大成功。通过积极向广东省学习，江塑造了自己思想开放、实事求是的领导人形象。
在返回上海之后，江召开了一个由万名干部参加的会议。“我们首先要做的是解放我们的思想，”江说，“广东得以迅速发展的基础是改革、开放、明确的财政拨款、下放的责任制以及在所有企业、部门和管理部门中建立起来的奖励机制。”在2月召开的一次会议上，他的话更为明确，要求上海工业部门必须进行结构性转变。他说，权力必须下放给下级管理部门。他还敦促要充分利用乡镇企业的较低劳动力成本以及剩余生产力。要有更多的企业向股份制转变。应集中精力创立名优品牌。就在当月，新的数据表明，从1985年到1987年底，上海的外商投资额增加了3倍。
数字的确不俗，但江知道还能够更好。江对当地的经理人与外国投者的谈判方式非常关心。他批评他们目光短浅，认为这样会影响长远发展。“上海人很精明，但不聪明，”江引用了一个外国投资者的话，“商业谈判十中有九以失败告终。”他指示工作人员对30次失败的商业谈判进行分析，并对主管人员的缺乏战略眼光提出了批评。他建议地方管理人员降低赢利期望，让外国企业得到更大份额，这样就可以开设更多的合资企业。
但与此同时，江一直在外人面前保护自己人。当他听说外国商人抱怨上海人在谈中表现出的“精明”时，他就说：“精明是件好事；我宁可和精明的人打交道。仓促达成的协议会给双方带来困难和不快。”
江泽民的态度给来访的政要们留下深刻印象；他们在访问北京后总是会来上海。此外，江还带领官方代表团到国外访问。
江泽民的两个孙子女的出生，给他在上海的那些岁月带来了喜悦。1986年绵恒生了一个儿子，叫志成；1988年绵康生了个女儿，叫志云。跟江泽民这一代一样，他们的名字的第一个字也是同样的。“志”的意思是“志向”或“抱负”。“志成”的意思就是“有抱负就会成功”；志云的名字综合了抱负与云的意象（出典于一首唐朝的诗）。志成小时候头发很少，所以被昵称“毛头”，意思是“没有头发的小孩”（从字面上说，它的意思是“毛茸茸的头”，一个跟实际情况相反的滑稽名字）；志云的昵称是“妹妹”。
他们的祖父一见他们就眉开眼笑。他常常见到他们，因为整个家庭就在一个大单元房里同吃同住。当他们的儿子带着妻儿去国外学习和工作时，江和他的妻子就尤其感到难过——绵恒在儿子出生后不久就出国了。“三哥和他的妻子非常想念他们的孩子和孙子孙女。”江泽慧回忆道。
1988年2月大年夜，当邓小平精神健旺地步入上海展览中心的友谊厅时，人们都起立鼓掌。江泽民引人注目地站在邓的身边，表明了邓对这位热情的上海市委书记的信任。在观看了丰富多彩的歌舞、传统京剧和杂技表演后，邓登上舞台向艺术家们致意，江紧紧跟在他的身后。这一场面的照片刊载在主要的报纸上。
12个月后的1989年2月初，江泽民又与邓小平一起庆祝了新年。这一年将以政治上的争论开始，而争论后来在天安门广场的动乱中终于大爆发。邓小平已经八十五六岁了，为了能目睹中国的发展，他辛劳了一生。他已经来日无多，希望能快些看到成果。在上海，江泽民似乎正在实现他的梦想。
江泽民一直保持着对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关注，在1988年3月召开的一次有关政治价值标准的会议上，江引入了进步的思想。在毛的理论的基础上，江对20世纪末背景下的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概念进行了重新思考。“在理论研究上不应该有禁忌，应该允许研究者畅所欲言，”江对1000名听众说，“我们应该允许在理论研究中出现错误，就像在改革中会出现错误一样。”回顾了历史教训，他又说：“压制百家争鸣，搞一言堂的做法将会压制人民的意愿，窒息思想和导致对理论的破坏。”
在江泽民说“没有禁忌”的时候，他没有明说，但所有人都知道，是“在理论探讨仍处于马克思主义范围之内的前提下”或是“在理论研究者仍信奉马克思主义的前提下”。因此，江所说的“没有禁忌”，打个比方，跟一个精研美国宪法第一修正案，正在打一场有关言论自由的官司的美国律师所说的同一词语，意思是不一样的。尽管如此，江的表达方式似乎透露了他内心的斗争。江本身是个知识分子，真正爱好学问，他了解学术自由的条件与限制，即便他不能提供前者，也不能放松后者。江认为，学术自由是重要的，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权这么重要。
一个月后，在上海市人大会议上，副市长黄菊报告了上海接连发生的事故情况，这些事故给市领导造成了极大的压力。12月，在一起浓雾引起的轮渡事故中，有11人被踩死，76人受伤；下一个月由于毛蚶被污染引起的肝炎流行波及近30万人，造成数人死亡。
在会议上，几位副市长因失职而作了自我批评。渎职的责任人已受到记过、警告和降级的处分。江泽民感到自己也有责任，尤其是对肝炎流行事件，为此，他也作了自我批评。他承认自己对卫生工作不够重视，本来应该预测到随着私营企业的蓬勃发展而可能出现的问题。“作为第一把手，”江说道，“我应当承担这个责任。”
许多党员干部，特别是那些关心贫困和医疗问题的人，对45万元的选美费用大为恼怒。他们向报社写信并提出正式批评，对“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冠军将得到5000元奖金表示了厌恶，这笔钱比当时大多数工人一年的工资还要多得多。此外，联想到过去堕落的做法，有些人怀疑这次选美活动的真正目的是“为某些官员挑选美女”。
江不想给人留下守旧的强硬派的印象，那将有损上海走向世界的雄心壮志，但他又不能忽视党员们的群起反对之声。经过3个星期的深思熟虑，江取消了上海小姐”选美比赛，并谨慎地选择了他解释的措辞。他说，目前“条件尚不成熟”。换句话说，在原则上他并不反对选美比赛，只是上海还有更大的问题需要先予以解决。
最主要的问题就是飙升的通货膨胀率。政府采取的一项政策是通过放开物价管制来解决经济中价格严重扭曲的问题，但这项政策无济于事。人们开始疯狂采购。中国领导人被迫彻底改变他们的政策。
1988年下半年，李鹏总理决心冻结物价。新的楼房建设——特别是宾馆和写字楼——实际上被禁建。全国1万多个项目被中止。
现在也到了江泽民重新考虑自己的事业的时候了。1989年他将满63岁。传统上为退休的高级领导人准备的职务——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或全国政协副主席——并没有吸引力。江想彻底改变一下。他想成为母校上海交通大学的教授。
尽管江可以利用上海市委书记的职务来确保在大学里谋得一个席位，但他更希望通过自己的学术成就来取得。他回忆起翻译过有关电力问题的俄文著作，就和老朋友沈永言联系，希望恢复这项工作。在内心里，江仍然是一位知识分子，出版著作令他感到自豪。他还准备在大学里进行一次题为《当前电力节约与能源开发趋势》的讲座，他将就这一课题撰写一篇技术论文。
“江给我打电话时，我感到很惊讶，”沈说，“他急于知道自己的手稿的下落。坦白地说，我想不起来手稿到哪儿去了。已经过去20多年了，其中还有10年是消磨在混乱的‘文革’中。我告诉他我会找找看。”
沈在书架和壁橱中仔细查找，终于找到了这份如同出土文物一样的被遗忘的手稿。但他已找不到俄文原稿；为了安全，他的妻子可能在“文革”中将原稿卖掉或烧掉了。
“江大感欣慰，”沈说，“并告诉我他会与我们原来的俄罗斯顾问联系，再要一份俄文原稿。”江在一个月内就拿到了那本书，并寄给了沈。
“请帮我把手稿校对和编辑一下，”江恳求沈，“这本书对我很重要。”
“我了解他所说的话，”沈深思道，“除了退休后在学术界的个人计划，这本书的出版也将了却多年前江对他的俄罗斯导师许下的承诺。”
“我按照江的要求做了，”沈接着说道，“这项工作非常复杂而艰辛。所有内容——图示、草图以及翻译——都必须与原文匹配得天衣无缝。”
但正当江忙于为离开政界后的生活制定计划时，一场政治地震撼动了所有人的未来。
“我才完成手稿的一半，”沈永言说，“就听到了这个令人吃惊的消息：我亲爱的朋友，江泽民，成了共产党的总书记。‘好吧，’我想，‘我们小小的出书计划就此打住了。’”
【第二部分】 领导地位 1989-1996年
第9章 1989年1月－5月“准备作长期斗争”
1989年初，已经有许多事情造成了中国高层领导人之间尖锐的政治分岐。事实上，没有一位重要人物从根本上反对进行改革以刺激经济发展的必要性。分歧涉及改革的速度与方式。尽管如此，这种分歧将会导致一场地震，震中很快就会出现在天安门广场。
对有些人来说，邓小平的激烈改革——建立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分散中央权力和对外开放——威胁到了他们个人的权力。许多人都惯于生活在政府控制、中央计划与国有企业的“体制”之中，他们宣扬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以保护他们在仕途与生活上的利益。共产党体制内的有些人其实在试图束缚变革的手脚。除此之外，老前辈的理想主义者们渴望回到共产主义的“黄金时代”（指20世纪50年代早期和中期，在群众运动搅乱全国之前），当时追求的目标、共同的理想、同志式的平等和对党的忠诚达到了顶点，团结了全国。
对江泽民来说，他最没有预料到的就是政治上的晋升。他已决定在上海退休后做教授。数十年来，他被频繁调动。现在他已经回到上海，他的妻子王冶坪想让他在这里呆下去。她热爱上海，上海话也比普通话说得好。上海市委书记的法定退休年龄为65岁，这意味着再过2年多的时间，江就将退出政坛，他们夫妇可以在上海安度晚年了。
沈永言记得在1989年4月的一天，他给江的办公室打电话，是贾廷安接的电话。“贾告诉我，”沈回忆道，“江正在交通大学作讲座。”他正准备从一位高曝光率的公众人物过渡到低调的学者。
震撼大地的剧变始于一场悲剧。4月8日，政治局例行的星期五会议按惯例于上午9时在中南海召开，议题是教育改革问题。作为主持人，赵紫阳总书记坐在桌首，这张椭圆形的会议桌可以让20个人就座。他所取代的那个人，胡耀邦，坐在桌子中部，几乎就在江泽民的对面。
1988年胡耀邦的心脏病曾经发作过，身体一直不好。
会议进行了40分钟后，胡站起身，打断了总书记的讲话。
他说：“我感到不舒服，可以离开吗？”
“当然可以，要当心身体。”赵说道。
然而，胡并没有走出去，而是又坐了下来。他几乎以慢动作把双臂放在桌子上，将头埋在中间。
“谁有药？”赵马上问道。这是指高级领导人应随身携带的一包专门药品以备急救之需。“我们需要硝酸甘油！”
江泽民高声说：“我有。但我以前从没有用过。”他接着问，“有谁知道硝酸甘油怎么用？”
“我父亲犯过心脏病，”一位教育部门的官员朱育理说，“给我吧。”江跑到朱的身边，朱拿过药，把它放在病人的舌下。
医生被喊了进来，随后胡被送入北京医院。第二周，胡似乎有所好转。但在4月15日，他出现大面积心肌梗塞，10分钟后就去世了。
当天晚上，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发了这条令人悲痛的消息，数小时内学生们开始在北京各校园里活动，寻思如何纪念这位曾经捍卫过他们的权利的人。次日，北京大学的一群学生进入天安门广场。开始是纪念这位前总书记的活动，但不久变成支持他曾倡导的自由价值观的示威游行。学生们打出标语和旗帜，要求结束腐败、加强民主并允许更大的新闻自由。他们还要求重新为胡做结论。
当北京开始游行示威的消息传来时，上海华东师范大学的学生走上街头游行示威。有鉴于1986年的教训，上海市政府立即发出警告，以免运动失控。但是对于江泽民和朱镕基而言，问题倒不在于游行示威本身，而在于当地一家报纸《世界经济导报》对游行示威的报道方式。该报的创办人及主编是一位脾气执拗的老党员和知识分子，名叫钦本立，时年70岁，他习惯穿毛式服装，生活简朴。
尽管《导报》由上海市主管，但它享有非同一般的编辑独立性。《导报》成了报道党的改革和主张新的政治思想的先锋媒体。该报拥有30万高层次读者，在为全国性的讨论定调方面颇有影响力。
在胡去世后4天，《导报》的编辑们在北京的文化部举办了一个题为“胡耀邦同志永远和我们在一起”的研讨会。他们决心对官方有关胡的生平的结论提出挑战，邀请了一批著名的知识分子来发言。钦本立的指示是，研讨会的内容应该“带有实质性的东西，不是一般的哀悼之辞”。因此，与会者都畅所欲言，要求更多的民主和公开透明。
有些发言者公开批评反对胡耀邦的人。另一个人称胡的被迫辞职是“不合程序的”。许多人要求政府领导人承认他们的错误。他们谴责整党和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违背民意。
钦本立计划在中国共产党举行正式悼念活动之后两天，在4月24日的《导报》上刊出一个专版，报道这次研讨会的情况。这位前总书记的肖像将醒目地放在第一版，并配上标题《人民的怀念体现了改革的巨大动力》。
江得知有关这一专版的消息后，指示负责宣传的副书记曾庆红和宣传部长陈至立进行调查。两人与钦本立见了面（4月21日），要求在出版前看文章校样。编辑同意在次日上午予以提供。
校样直到次日下午4点半才送到，但曾和陈还是很快就在其中发现了不可接受的内容。在当晚8点半举行的紧急会议上，曾庆红对《导报》编辑说专刊中某些带有煽动性的部分必须删掉。他说，这对于在敏感时期维护稳定非常驻机构重要。
“既然江泽民同志（上海市党的一把手）还没有看到这些校样，”钦本立劝诱着曾庆红，“市委和宣传部就没有任何责任。”
“这不是在保护我们自己，”曾反驳道，“这是保护社会！”
钦本立拒绝让步。
4月19日，就在《导报》研讨会召开当天，学生开始封锁长安街上的中南海正门新华门。长安街是北京的主干道，把北京一分为二。示威者要求为胡耀邦恢复名誉，并要求李鹏出来同他们对话。第二天，因要求没有得到满足，学生们仍滞留在那里。他们深感失望，与警察出现了冲突。政府宣布学生受到“一小撮人”的利用，他们的行为是“不正常的”。
4月22日上午，胡耀邦的追悼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仪式由杨尚昆主席主持，中国大部分高级领导人都参加了。江泽民仍在上海应付不断恶化的局势，他送来了花圈以示悼念。
而在面积100公顷的天安门广场上，挤满了表示支持胡的思想并悼念这位受爱戴的领导人的学生和市民。他们将胡的巨大肖像竖立在广场中央的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来自北京几十所学校的人群逐渐扩大到了10万人。在静坐没有得到官方回应后，学生们提交了正式请愿书。当结果清楚地表明不可能恢复胡的名誉时，学生们愤怒了。他们呼吁全国罢工、罢课。他们越来越激动，沿着首都的街道游行，途中得到数千名旁观者的喝彩。
领导人们开始紧张起来，害怕发生暴力冲突。大约有1万名军人被召进城来控制人群。忧心忡忡的邓小平评论说，这次学生运动不像是一般的学潮。
《导报》的专刊将在两天内出版。当曾庆红向江泽民汇报钦本立拒绝删除煽动性章节时，他打电话给汪道涵，汪当时是《导报》的名誉董事长。
“江请求我的帮助，”多年后，汪回忆道， “我也认为维护稳定是重中之重。领导人必须阐明国家所面临的危险以及必要的安全措施。”
他们俩一起来面对《导报》总编，使用的是经典的策略，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尽管江泽民与钦本立的个人关系很好，但江并没有掩饰他的恼火——他唱的是“白脸”。他想阻止《导报》使党难堪，自毁前程。江批评钦无视党的纪律，尔后就走了，让汪道涵——他唱的是“红脸”——来说服钦作必要的删节。经过讨论，钦同意删除刺眼的段落，进行版面调整。修改过的版面将在次日下午完成，以便能按计划在4月24日早上印刷。
汪道涵一直待到凌晨1时，仔细阅读文稿，进行最后的修改。但令他大为惊讶的是，当天（4月23日）早上晚些时候送到他家的印刷的版本仍然是未经修改的原先的版本。很显然，16万份未经审查的报纸已经印刷，好几百份已送上一早飞往北京的航班。究竟是钦本立在同意进行修改时就口是心非，还是他在那帮年轻编辑们的压力力后来改变了主意，仍然是个谜。找不到钦本立让他作出解释，其办公室告诉打电话的人说他不在、休假或是生病了（说法显然在改变）。而与此同时，他的工作人员尽可能多地散发着那份原版报纸，希望其煽动性的内容能够点燃一场新闻自由的燎原大火。
以江泽民为首的上海市委坚持要求钦本立以修改过的版本代替未删节的原版，并收回所有剩下的原版报纸。国外报纸报道《导报》已被“查封”和“关闭”，关于这一没有根据新闻，共产党将之归咎于《导报》驻京办事处。
钦本立同意对星期一早晨（4月24日）出版的报纸进行修改，因为他承认自己已经向江泽民和汪道涵作出了承诺。但在同一天晚上，钦在自己家里举行了一个秘密会议。他介绍了他与市委领导人的谈话情况，然后征求编辑们的建议。“如果我们支持学生，”一人说，“我们就可能改变政府——只要我们坚持我们的原则并出版最初未经修改的版本。”
“我认为我们没有错，”钦本立回答道，“他们想要删除的正是我们想要强调的。”
第二天早上，经过修改的《导报》没有面世。怒不可遏的江泽民只没收了2万份报纸。
江泽民打电话给《导报》报社，要求得到解释。他又一次得到保证：修改后的版本将会按计划印刷。然而，这又没有发生。汪道涵辞去了该报名誉董事长职务。而许诺出版新版的把戏第二天又续演了一次。
4月25日晚上，《导报》的编辑们终于抛弃了伪装，在一封口气生硬的“急信”中向市委摆明了他们大胆的立场。“告诉你们”，信的开头冷冰冰地说。他们称钦本立生病了，不能出版修改过的版本。编辑们以一个不合逻辑的理由辩称，他们决定出版未经修改过的最初版本，这样是为了不“加剧冲突”。这是公然的挑战之举。其实质是，大胆的编辑们表示党无权干涉他们出版什么、不出版什么。
在听到这个消息时，江泽民说：“对胡耀邦同志做最终结论的职责在党中央，而不在《世界经济导报》。”
“我当时在场！”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回忆道，“我是直接见证人！答应我们是一件事——几个刺眼的词句会被删除——而我们发现的是另一件事——报纸印刷出来了，刺眼的词句仍赫然在目。这不是失误，我们被欺骗了。我们要对上海的安全负责。我们还能做什么？”
这段时间，江泽民曾给时任安徽农业大学林学系主任的妹妹江泽慧打电话，以获得对学生运动的独立评估。“他问我安徽的情况，”江泽慧说，“那里的学生也跟其他城市的学生一样活跃。三哥和我联系比较密切。我很喜欢学生，并试图阻止他们变得过于情绪化。有些学生不能控制自己，没有礼貌。我告诉三哥校园里的情况，并把我的真实想法及时告诉他。作为一家人，他非常清楚他完全可以信赖我。”
即便北京的形势不断恶化，赵紫阳仍按计划访问了朝鲜民主主义民共和国。他于4月23日离开北京。第二天，北京市委宣布，学生运动是“将矛头指向中共中央并企图推翻共产党”。当天晚上，李鹏代替不在位的赵主持召开政治局常委会。根据北京市委（可能还有军事情报部门）的报告，政治局常委投票支持北京市委的结论。
4月23日，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的墙报上登满了高级领导人亲属的姓名及其担任的职务。其中至少有一处错误，“政治局委员江泽民，原国家主席李先念的女婿。”不管江泽民、他的工作人员或他的亲属对此谣言否认了多少次，这谣言一直在反复地传播着，尤其是在国外媒体的报道中。
4月24日，北京38所高校的6万名学生开始罢课，声称他们将无限期地抵制上课，以求实行更大的民主，更多的新闻自由，尤其是针对《世界经济导报》危机。学生领袖们说，他们将派出代表团前往工厂，争取工人们的积极支持。
第二天早上，李鹏、杨尚昆和北京市委书记李锡铭到邓小平家报告正在恶化的事态。在听取李鹏的报告之后，邓对这场学生运动的性质作了定性，将其称为“动乱”。这是他在仍然身受“文革”创伤的国家中所能使用的最严重的字眼。“动乱”这个词是一个触发器。它将这次游行的危害提升到了最高等级。相比较而言，1986年学潮一直被定为纯粹的“骚乱”。“这是一场精心策划的阴谋，”邓说，“其实质是从根本上推翻共产党的领导，消灭社会主义制度……我们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这场动乱。”
北京市委随即根据邓的判断为《人民日报》起草了一篇社论。社论谴责学生的做法“扰乱了秩序”，把他们的行动定性为“非法”，呼吁制止动乱。社论以一句纲领性的话作为标题：《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4月25日晚上，中央电视台在全国电视新闻节目上多次播放社论。第二天早上，这篇社论在《人民日报》发表。
当时，江仍然在处理《导报》危机。《人民日报》的社论和《导报》的编辑们公然挑战的信息在同一个晚上到达。这两份报纸并排摆在案头，好像是在相互宣战。江泽民知道他必须采取行动了。
主编钦本立必须对此负责。从好的方面讲，他是无法约束住下属；从最坏的方面考虑，他是在阳奉阴违，恶意反抗。在4月25日半夜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上海市委决定，《导报》编辑及记者们将对一个5人编辑审查委员会负责，该委员会的成员由江任命。第二天下午，在一个坐满了干部的体育馆内，江泽民宣布解除钦本立职务并对《导报》进行“整顿”的决定。江以警告的口吻谈到了那些“想借国际批评来削弱我们决心”的人，表示此类伎俩是徒劳的。“他们决不会成功，”他宣布，“他们动摇不了我们维护稳定与团结的决心。”
江鼓励大家学习《人民日报》社论的“重要指导方针”。他也重申，党将“坚持改革开放政策”并改善经济。接着，他赞扬了《导报》在宣传改革方面发挥过积极作用。
4月27日，时任上海市委宣传部副部长的刘吉率领“整顿小组”进驻《导报》报社，却发现冲突并未结束。根据程序，报社的编辑人员必须在出版单上签字后报纸方能付印，但他们拒绝批准修改、删节过的版面。审查委员会找来了一位副发行人批准校样，修改版才最终得以付印。
第二天，《人民日报》刊登了一篇社论，赞扬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这立即引起了反响。北京33位知识分子联署了一封致党中央的公开抗议信。该信以《捍卫新闻自由》为标题，要求“上海市委更改撤销钦本立职务的错误决定”，并应对在纪念胡耀邦研讨会上发言的人进行“错误谴责”一事道歉。
北京的危机也在不断扩大。20万学生在北京举行大游行，谴责《人民日报》“诽谤”。游行持续了12个小时以上。到它结束时，政府同意和学生对话，但持续了3个小时的对话毫无结果，罢课仍在继续。
第二天，赵紫阳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返回。他在得知《导报》受打压的情况后，勃然大怒。他一直把《导报》看作是他的一块主要根据地。如果它受制于检查，他就失去了一个重要的支持来源。赵指责江泽民，“上海市委（在免去钦本立职务这件事上）过于匆忙地采取行动，把事情搞砸了。”
事态的发展证明，整顿小组并不能对《导报》实施有效的新闻审查。在这张报纸上，抗议罢免钦本立的大标题仍然不断出现。来自上海不少报社的记者们沿着外滩联合举行了示威。要求钦本立复职和要求江泽民辞职的标语并排高举。
5月3日，示威人数进一步增加，大约7000名学生和数以千计的其他人员涌上街头，质疑罢免钦本立的合法性。第二天，是1919年的五四运动70周年，当年学生们首次为反抗压迫、争取民主而游行集会。这一天，走上街头的人猛增数千，挥舞着标语，并高呼口号。他们的要求包括：结束官倒，提高教师待遇，进行民主改革，实行法治，以及新闻自由。在北京，20万名学生重新聚集在天安门广场。来自北京大约50所高校的代表发布了《新五四宣言》。北京各家媒体的成员也走上街头，宣布他们支持被免职的《导报》编辑。
“我们曾估计过整顿（接管）《世界经济导报》的影响，”江泽民承认，“但后果比我们预料的要严重得多。”有人指责他的行为引发了“上海大规模的示威”，而钦本立“走在游行队伍的前列”。作为回应，江泽民直率地说，“有些自由化分子跳了出来，在公众面前表演，这并不是一件坏事。问题是学生和其他知识分子被卷了进来。‘鱼目混珠’使我们的工作变得更为困难。”
“我们在《导报》事件上是严格遵守党的原则的，”他对政治局说，“我们从大局出发，严格区分了党员和普通群众。钦本立假装服从，企图欺骗党。他违反了党最基本的纪律，理应得到处分。问题是新闻界夸大了这件事。党对学生运动的立场是绝对明确的：我们决不允许示威扰乱上海的生产秩序和社会秩序，决不允许非法组织的成立，我们将禁止所有非法的游行和示威，禁止任何形式的串联，并在学生和教师中认真进行思想工作和指导。我们尤其要争取中间的群众，避免冲突，尽快解决问题。”
江当时希望通过自己的解释能够稳稳地渡过这场政治风暴，并不是以此来谋取更高的职务。无论如何，江对《导报》采取的行动将被中国的元老们视为果断之举，而果断正是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所需要的。
会场之外，“动乱”的范围不断扩大。5月13日，500到600名学生（大多数来自北京大学）开始在天安门广场进行绝食抗议。政治局决定派党的一名高层官员——阎明复，与示威学生进行协商。阎恳求学生们不要损害自己的健康，并责备他们，要他们维护“国家的尊严”，但他的话没有任何作用，绝食者越来越多。
党内争论也在升级。5月14日，一份香港报纸引用一位高层内部人士的话称，在政治局会议上，赵紫阳宣布既然《导报》事件“是上海市委挑起的，就应当由上海市委来结束”。这看起来是对江的公然批评。
与此同时，《导报》的编辑们准备刊登一篇前所未有的横贯两页的文章批评江泽民。同时还将刊登国外的责难文章和支持钦的公告。意料之中的是，整顿小组不准该期报纸出版，理由是它没有赶上期限。而江在没有请示北京的情况下就批准了推迟出版的做法。
江暂停《导报》的出版引起了骚动。国外记者纷纷指责这位上海市委书记，其激烈程度跟他们原来批评李鹏时相似。
公众的呼声只是加强了江泽民的决心。江坚持，只有当钦承认他在纪念胡耀邦的那期报纸上犯的错误时，他才能复职。钦本立也毫不让步。最终，双方都没有让步。钦再没有官复原职，报纸也失去了它的冲击力。
在北京，绝食抗议活动仍在继续。学生要求收回4月26日《人民日报》的社论，并现场直播与他们的会面，这些要求对政府来说是不可接受的。政府仍未采取行动，只是再次劝说学生们返回校园。
同一天，苏联总统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飞抵北京进行一次早就计划好的访问。对中国政府来说，再也没有比这更尴尬的时机了。对一个试图获取国际声望的政府来说，大规模的示威是令人尴尬和难堪的。欢迎戈尔巴乔夫的仪式是在机场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举行的，苏联领导人敬谒人民英雄纪念碑的计划也被取消了。戈尔巴乔夫来访的目的是在中苏长达30年的敌对之后恢复两国间的友好关系。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数百名记者来北京报道这一事件。但当他们看到大规模的示威人群，就知道他们有比两个共产党国家举行峰会更重大的新闻要报道了。
在上海，4000名学生在市委门前聚集，以显示他们与北京示威者之间的团结一致。这是一个寒冷的雨天，到天黑的时候只有几百人还留在那里。在上海，第一次对话是5月17日。代表17所高校的30名学生受到了邀请，5位市政府高级官员参加。江泽民不在其中。
他的缺席引发了更大的混乱。连续3天，1万名学生在上海游行。在党内，某些人也对江泽民施压，要求他处理他们所称的“学生的合法要求”。他们希望他与抗议者直接对话并宣布运动是爱国的、合法的。但江没有这样的权力，也不想这样做。
示威游行的势头有增无减。超过10万名示威者出现在上海蜿蜒的街道上，阻塞交通并威胁到了即将到来的苏联总统戈尔巴乔夫的访问。在滨江的外滩，数以万计的学生和工人举行的集会一直持续到深夜，而大约300名学生在市政府台阶上的绝食行动也进入了第二天。
在家中与7名元老、党的领导和军队高级将领开会时，邓小平说：“他们（我们的对手）试图从根本上推翻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党——这就是当前局势的关键。如果你们看不到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没有把握当前形势。如果你们看到了这一点，那么你们就懂得为什么我们要在北京戒严了。”邓对“文革”时的混乱心有余悸，样补充说，“有人反对用这个词（动乱），但它切中了要害。”戒严令使调动军队进入首都具有了法律基础。党内争议结束了。主张强硬者取得了胜利。
与在北京的尴尬情形相比，戈尔巴乔夫对上海进行的6小时访问非常成功。江对与苏联领导人会面感到很高兴，并泰然自若地应对了复杂的局面。当戈尔巴乔夫前去向江泽民最喜欢的诗人之一亚历山大·普希金的一座纪念碑敬献花圈的时候，车队被示威者挡住了去路。江命令1000多名身穿绿色制服的武警封锁了一个小小的十字路口，从而使戈尔巴乔夫和他的妻子赖莎能够将手中的康乃馨花束献到纪念碑前。访问期间江曾开玩笑说戈尔巴乔夫的到来使上海的天气也变好了。苏联领导人回答：“我很高兴看到中苏间的气氛也变得更好了。”
在外滩举行的绝食抗议已经进入第三天，媒体对此进行了密切报道。绝食人数已达450名左右，许多人已经开始昏倒。媒体播放了医护人员在现场对学生实施急救的镜头。
江泽民一直密切关注着首都的局势发展，他打破自己的禁令与上海学生进行了对话，他走出来，彻夜不眠地劝说学生们停止抗议活动。凌晨，江作出了最勇敢的举动，他手拿扩音器走到在外滩的人群中间。
“你们的爱国热情值得赞扬，”江通过扩音器对学生们说道，“而且，你们反对腐败、深化改革、推动民主的合理愿望与党和政府的目标也是一致的。我们正在努力实现这些目标。现在的首要任务是保护绝食学生的健康。你们是我们国家的未来和希望，你们必须身体健康才能学习好，才能为建设社会主义出力。”
江向他们保证，他与其他领导人会继续与学生们进行非正式的讨论。他告诫：“为了交流观点，达成共识，这样的对话只能在冷静和理性的气氛中进行。”
到了凌晨2时45分，已经绝食5天的学生们停止了行动。当天晚些时候，江泽民看望了住院学生并希望他们能够迅速恢复健康。江以非暴力手段出色地结束了上海的示威游行。而与此同时，他又向中共中央发去电报，表示完全支持实施戒严。
5月19日，赵紫阳进入了天安门广场。当天，随着政府的意图传到学生领袖那里，紧张程度进一步升级。晚上7时，他们决定停止绝食，但是仍然逗留在现场。晚上10点钟，表情严峻的李鹏发表了讲话，重申了政府的立场并号召采取“严厉措施结束骚乱”。两小时后，午夜时分，天安门广场的一个大喇叭宣布实施戒严。
20日清晨，李鹏总理发布命令，宣布北京市部分地区实施戒严。
作为回应，一些学生开始采取阻碍手段，如阻塞交通、破坏公共设施等。
江在电视上向观众发出呼吁时，对李鹏的讲话表示了支持。江说，在政府对示威者采取行动之前必须尝试所有的谈判途径。江的行动证实他所持的立场更为明智。
5月22日，部队试图进入首都，但是被大批市民和学生用匆忙设置的路障挡了回去。在上海，大约600名学生在大雨中游行。当天晚上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高级领导人参加的会议，开始实施罢免赵紫阳的步骤。
这期间，邓小平与中国的8位高级领导人见面，确定了赵紫阳的继任者。作出这一历史性的决定花了5个小时。
“经过漫长与仔细的考虑之后，”邓告诉以他为核心的领导集体，“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同志看来确实是个合适的人选。我认为他挑得起这副担子。陈云、先念同志和我都倾向让江泽民同志任总书记。其他人有什么看法？”
杨尚昆表示同意。他强调，“新的领导集体（必须）保持改革开放的形象，赢得人民的信任”，并补充说如果它“墨守成规，死板僵化，不思进取”，那么人民不会信任它，党员不会尊敬它，那就会不断出乱子，“经济增长也就无从谈起”。他说，中国如果再次闭关锁国，那将是“很可怕”的。
元老薄一波也支持新一代的领导人。“只要我们不碍手碍脚，放手让他们去干，”他说，“我想他们会做得很好。”
邓小平随后要求就任命以江泽民为总书记的新一届政治局常委进行正式表决。结果是全票通过。
第10章 1989年5月－6月“我深感担子很重”
江泽民接到书记处的紧急通知，要他立即赶到北京。当他匆忙赶到机场时，发现等着他的是一架专机，但是在北京南苑机场接他的汽车却是一辆普通的大众桑塔纳。直到此时，江才被告知邓小平将在西山别墅见他。这套伪装是为了防止江被愤怒的示威者认出而采取的预防措施。
当邓提出由他担任总书记时，江大为惊讶。他表示了他对邓的感谢和对党的忠诚，保证他会做党要他做的一切。“我担心，”江说，“我担当不起党赋予的伟大使命。”
江泽民对这一任命感觉很复杂。他是有抱负的，但并非野心勃勃。他在上海很愉快。当时，他向邓解释说，他没有在中央工作的经验是一个缺陷，在与那些已在中央工作数十年的同事打交道时更是如此。邓回答道：“我们都支持你。我们将帮助你克服任何困难，你不必担心。”当晚，江乘同一架飞机回到了上海。
在静静反思的时候，江泽民自问刚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这不是一场梦——邓小平清楚地说明，元老支持这一决定。但还没有任何正式的或官方的决定；元老们仍在开会讨论；中央委员会尚未投票——他们当中即便有人知道邓的提议，也只有很少人——江本人显然对此全然无能为力。任何事都可能发生。确实，一切都在不断的变化之中。
当江把这个消息告诉王冶坪时，她并不感到兴奋。她和丈夫分居20年后在上海一同度过的4年愉快生活就要结束了。她没有任何政治和社会野心，成为中国最引人注目的女性对她没有吸引。王是一个谦虚的研究人员，她更希望留在自己深爱的故乡。而且，她的身体状况一直在走下坡路，对承担新的责任非常担忧。江也有同感。所以他后来说“高处不胜寒”。
江也怀疑自是否能在北京的精英中站住脚。就像他以前经常做的，他拜访了汪道涵，征求他的意见。
“我知道他是总书记的合适人选，但是我能看出他的矛盾心情。所以我写了领导1840年抗英鸦片战争的中国民族英雄林则徐的一副对联来勉励他：”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大意是如果对国家有利，就要不惧生死。“
“我感觉他完全胜任这一职位的原因是，”汪接着说道，“江在处理1986年和1989年的学潮以及《世界经济导报》事件中所表现出来的勇气、信念和同情心。他的优点在于联系群众。他还有面对人民并讨论问题的坚强意志。”
“另一方面，”汪继续说，“我也感到担心，因为江没有在中央最高层工作的任何经验，而在那里存在很多复杂情况，有很多矛盾。有时会很困难，令人沮丧。我用林则徐这副对联告诉江泽民，他不应因为个人原因而放弃这个机会。不管前面是什么，他都应当接受这个重大挑战。”
汪的信心使江恢复了自信，江泽民决心接受邓的召唤。
虽然许多人对任命江的决定感到吃惊，但这是一个很自然的选择。据传，邓说：“如果我们推出的领导层看上去僵化、保守或者平庸，那么在将来会有更多的麻烦……我们会永远得不到安宁……我们必须让民众产生信任。”
江泽民处理上海的示威者时，表现出良好的直觉。他对示威者进行安抚并态度温和，同时又在涉及党的权力的问题上寸步不让。最后，他果断处理《导报》问题这件事表明在必要的时候，他愿意采取行动。
此外，邓认为中国的新领导班子要具备几项关键素质。最首要的一条是品德高尚。江在打击腐败的过程中积累了令人难忘的战绩，而且从没有迹象显示他与任何丑闻有联系。他的党员履历堪称模范，并一直支持邓对中国的改革构想。与之同等重要，江有技术专业知识、政治经验以及外交才能，可以透彻了解改革中的问题。他具有广博的文化知识，掌握外语技能，并受过科学训练——邓称江是一个“够格的知识分子”——他向外部世界展示出了一个具有魅力的领袖形象。还有一条最彻底也是最简单的理由，江为人们所爱戴，这是帮助这片一时四分五裂的土地愈合所必须具备的一项品质。
江主要的不利条件——没有坚强的支持基础——现在也变成优势。“我需要一个不搞小圈子的人。”邓说道。
江泽民在上海作了一次演讲，他知道这可能是自己在上海的告别演说了，但很少有其他人明白这一点。在上海闵行发电厂，他告诉工人们：“没有电，上海就没有稳定。”江现在不再只关心上海的稳定，而是全国的稳定。
5月29日晚上大约10时30分，一座类似自由女神像的37英尺高、名为“民主女神”的雕像被6辆平板脚踏车驮进了天安门广场。到了第二天中午，由中央美院的学生们制作的女神像重新激励了示威者，在一群欣喜若狂的学生和外国记者中间，一个学生高声朗读了《民主女神宣言》。
第二天，在上海的一次会议上，江泽民的讲话被从北京打来的一个紧急电话所打断，数小时之内他就再次飞往北方。
与此同时，邓小平将对江泽民的任命告诉了老资格的政治局委员。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强调了改革开的重要性。他说：“这次什么口号都出来了，但是没有打倒改革的口号。”邓又说：“关门可不行啊，中国不可能再回到过去那种封闭时代。那种封闭的方式也造成了灾难啊，例如‘文化大革命’。”
“新的领导班子一经建立了威信，我坚决退出，不干扰你们的事。”邓明确地说，“希望大家能够很好地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友好地团结。”
党内的争斗虽然暂时停止了，但外部的冲突却越来越严峻。
6月4日晚上，在中南海一处深宅，李鹏总理、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国务院秘书长罗干、外交部长钱其琛和宣传部长王忍之开了一个很长的会。他们召来了滕文生和另一演说词撰稿人，让他们草拟一封给全国的公开信。
“会议是由李鹏主持的，江泽民几乎一言不发，”滕文生回忆着这一重大时刻，“我了解制度的运作情况，很疑惑江泽民为什么会在那里。我完全没有料到，一无所知。我称他为‘江书记’，因为他是上海的市委书记。”
关于这封至关重要的信，李鹏作了唯一有实质性内容的发言，他给出了基本的大纲和主要的观点。“请到隔壁，”李鹏说，“我们会等你们写完。”
“我给两位可敬的学者一个半小时。”江泽民和颜悦色地补充说。这是他说的唯一一句话。
滕与他的伙伴1小时就写完了。他们回到开会的场所，大声朗读了信稿。与会者似乎很满意。只有李鹏作了几处次要的修改。他问其他人是否还有补充意见，其他人都没有。然后李鹏对滕文生说：“好吧，你们的工作完成了。你们走吧。”滕在离开的时候，还在想为什么江泽民会在场。
在“天安门事件”期间，江的活动仍是一个谜。一些报道称，这位新的总书记尽管没有卷入军事行动中，“但在危机处理方面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当时的美国驻中大使（前中央情报局特工）李洁明，在根据他的亲身经历写成的关于“天安门事件”的详细回忆中只提到了江泽民一次，那还是在提到他在上海“较为成功地对付示威者”的时候。
在谈到“天安门事件”时，江说：“领导人在处理全国性的动乱时必须做到谨慎和明断。”尽管如此，江一直为当时采取行动的人护。他总会问：如果即使数量只有十分之一的示威者在白宫、唐宁街10号或爱丽舍宫前面扎营近两个月，那么西方政府会作何反应？
目睹事态的升级，江汲取了教训。他决心要采取预防措施来确保他任之内决不再发生此类事件。他认为，防暴应当是警察部队，而不是军队的管辖范围。他看到有必要进行更好的防暴训练，并使用西方国家采用的非致命武器，例如橡皮子弹。江还认为外国新闻报道的内容使问题更加恶化，建议今后要加强控制。在江优先考虑的事情中，国家的稳定一直是最重要的。
当北京出事的消息传到上海，学生们在愤慨中爆发了。他们用公共汽车做路障以瘫痪交通，割车胎，并拦截列车。上海市领导人对暴乱分子发出了严厉警告：要么就此罢手，要么面对严厉惩处。警方逮捕了若干名最激进的学生，同时，市委动员了约4万名干部和市民搬开设在路口的路障。机动巡逻队防止学生阻塞交通。由于人们对混乱日益感到厌倦，这一战略开始奏效。到6月7日，上海基本上恢复了正常。
3周后，江泽民才被正式选举为总书记，在此期间，邓小平为平稳移交权力，有条不紊地做着安排。虽然续为军队的行动进行辩护，他也重申了实行经济自由化和开放政策的承诺。为了确保他的政策得以延续，邓表示支持民主的动乱的根源并不是他的改革，而是他称的“政治教育”的失败。
6月16日，邓小平跟至少8位元老与高级领导人见了面，向他们解释为什么第三代的集体领导应当有一个“核心”，并确定这个核心应当是江泽民。他回顾了中国共产党早先的历史，然后说：“任何一个领导集体都要有一个核心，没有核心的领导是靠不住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的核心是毛主席。因为有毛主席作领导核心，‘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把共产党打倒。第二代实际上我是核心。因为有这个核心，即使发生了两个领导人的变动，都有影响我们党的领导，党的领导始终是稳定的。进入第三代的领导集体也必须有一个核心，这一点所有在座的同志都要以高度的自觉性来理和处理。要有意识地维护一个核心，也就是现在大家同意的江泽民同志。开宗明义，就是新的常委会从开始工作的第一天起，就要注意树立和维护这个集体和这个集体中的核心。”
“领导核心”的概念是在“天安门事件”的景下产生的。“‘伟大舵手’及‘最高领导’这些称呼分别反映了毛与邓的威严与影响，‘领导核心’相形之下就逊色多了，”悉尼大学教授弗里克。台维斯写道，“江泽民新近被任命为总书记出乎所有人的预料，‘核心’这个称呼显然是专门用来加强他的地位的。”然而，“核心”的概念是跟不同时代的集体领导的概念紧密联系的，目的是平衡对享有权威的领袖的需要与禁止个人专断的需要。波士顿大学教授约瑟夫。福史密斯认为，“核心”的特点是“综合了正式与非正式的权威，它使一位领导人成为党的问题的最终裁决者—用中国人的话来说，就是‘拍板’与结束讨论的能力”。
随后邓小平宣布了离开政坛的打算。“新的领导一经建立有秩的工作以后，我就不再过问、不再干预大家的事情”，他告诉缄默的听众，并说他早些时候已告诉过李鹏和姚依林，可能就是在他通知他们元老们决定选择江泽民任总书记的时候。但这位地位至高无上的领导人想要隐退并不易如果他退得太快，江可能会应付不下来。在此后的3年内，他仍然经常要依靠邓小平的出面，有时还需要邓行干预。
达成一致意见的最后一个步骤，是召开了一次政治局扩大会议，有主要的元老参加，于6月19日至21日举行了3天。在6月23日、24日中国共产党的中央委员会召开正式会议，这就是十三届四中全会。毫不令人吃惊的是，赵紫阳被正式罢免职务。他被指控犯有“非常严重的错误”，“分裂了党。而从未想到过这一刻的江泽民，经过选举当选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我深感担子很重，”江对与会者发表了讲话，“我感谢同志们的信任，决心同大家一道，刻苦学习，加强调查研究，尽心尽力做好工作。”
1989年6月24日，江泽民作为新的总书记被介绍给全国。《纽约时报》报道称他“看起来有点闷闷不乐，眉头微微皱着”，并补充道，“他可能正在思考一个令人不安的现实：他所就任的职位危如累卵”。
全世界的中国问题观察家都大一惊。许多人得出结论，他的任期将会很短。香港的一位消息人士评论说，他的基础是“他的声望，但这在中国算不了什么。他没有像军队或国家安全部门这样的机构支持他”。一位西方外交官说：“这是一个临时性的继任政府，我不认为有人预料它会生存很久。”
其他人则看到了这一选择的优点。“这个决定给人民带来希望，”一位外国外交官指出，“至少，他可以和外国领导人握手。”一位中国问题学者做了一个有预见性的分析，他谈到了前进所必须进行的妥协。“从平衡角度考虑，”他说，“他看起来是个很好的选择——他是对外开放的象征，同时又和党的元老们合拍。”
其他称江为“非常机智、非常温和的令人喜欢的人”。一名曾在一次贸易展览会上见过江的咨询顾问热情洋溢地说：“我不认为在美国有哪位政客会有这种才干，”她说，“他走了进来，就像是君临现场。”
在北京，对的反应更为和缓。江被认为是“上海人”，这不是一个表示亲近的称谓。这标志着一个具有讽刺意的逆转。4年前，当江来到上海成为该市的新市长时，上海人给他贴上了“北京人”的标签。就像他在以前的整个职业生涯中一样，江必须要证明自己。这一次，是对整个中国乃至世界上的其他国家。
江宣布“严惩那些煽起了动乱和叛乱的阴谋家、组织者和幕后指挥者”。“对他们，”他说，“不能给予丝毫宽恕。”与此同时，他亲近知识分子，鼓励他们继续说心里话。
有人说江接管《导报》是非理性事件的发端。真相似乎要乏味得多：江只是在尽可能地做好他的工作。从他的天性和成长道路来看，江是一个文化传统主义者，同时也是个经济革家。他忠于党，并对邓小平充满崇敬。
对江的大家庭来说，听到江高升的消息让他们松了口气。从5月下旬，他们就注意到江不再公开露面，担心有最坏的事发生。“对上海市委书记来说，消失这么久是很少有的，”江泽慧回忆道，“特别是在有学生抗议和政治争端的时候。我们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当忧心忡忡的亲戚打来电话，王冶坪只能说“我们平安无事”，并神秘地补充说，“没有发生坏事”。6月24日，消息宣布了，江的家庭成员西方学者一样不知所措。
“如果三哥，就像他自己说那样，毫无准备，”江泽慧说，“我们就更没有准备了！真的让我们大吃一惊。我的第一反应是历史的重担已落在他的肩上。”
“我们并未感到极度快乐，”她吐露说，“我们当然也没有庆祝。他的任命不值得祝。这是在‘六。四’后不久，国家将向什么方向前进尚不清楚。这是段非常困难的时期。”
江泽慧一直与江的妻子保持联系。江的妻子看起来是以一种听天由命而不是兴高采烈的态度对待命运的安排。“她十分忧虑，担心她的丈夫和他们的将来，”江泽慧说，“她没说她很担忧，她也没有抱怨什么，但是我对她有这么长时间的了解，我能感觉出来。”
她的忧虑是可以解的。在此之前，毛泽东和邓小平指定的接班人结果都不怎么好。刘少奇在“文化大革命”中饱受屈辱，直到被迫害致死。林彪出逃，死在半路胡耀邦无奈辞职。赵紫阳被撤职。华国锋也只不过是一个令人尴尬的结局而已。（然而，空出的职务并不乏觊觎者，最高权力总是在诱惑人。）
这个消息对家庭中的其他员也是一个负担。当时，江的长子，37岁的江绵恒，正在费城的德雷克塞尔大学电气和计算机工程系读研究生。尽管学业被“文化大革命”耽误了，他还是从上海著名的复旦大学毕业，并获得放射能化学学士学位。在通过国家考试之后，他在中国科学院获得硕士学位，并于1986年进入德雷克塞尔大学攻读博士。
绵恒在1985年就被录取了，但一直付不起学费。他父亲的老同学王军孙（音译）移民美国，已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第二年给绵恒弄到了一份助教的差事，他才得以就读。绵恒、他妻子和刚出生的儿子一月只有800美元的生活费，住在一栋整洁的联排房屋的三层楼。他工作勤奋，从不招摇。“如果你不知道他是谁，你根本猜不出来。”他的导师之一科文。斯科尔斯说。在老师们的记忆中，他是个“极为聪明的研究人员”。
在“六。四”事件之前的这段时间里，绵恒一直专注于学习，避开校园内的集会。在“六。四”之后，他几乎完全隐居。他不知道在中国他父亲发生了什么事，但他知道他跟江泽民的父子关系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已尽人皆知，尤其是对那些中国学生来说。他们拦住他，对他当面吓唬，或是给他打怀有敌意的电话。绵恒知道他父亲在北京，但不知道为什么。他跟家庭的电话联系，平时是很有限的（因为当时线路有限，费用昂贵），这时已断绝数周。也许，绵恒也在猜想（正如他后来告诉朋友的）他父亲可能会得到提升，也许是担任政治局常委，甚至是总理。但是，政局动荡不定，任何事都可能发生。
6月24日，绵恒收到了系主任布鲁斯。艾森斯坦的紧急信息，后者是一个优秀的工程师，后来成为电力电子学院的院长。他让绵恒马上去他的办公室。
“你听说了北京的消息吗？”艾森斯坦教授问。
绵恒摇了摇头：他还没听说。他的心急速跳动起来：有事发生了。
“你父亲是新任的共产党总书记。”
“总书记？”绵说，他的脸涨红了。跟许多中国人一样，他也许以为自然的提升步骤是从总理提升为总书记，在“六。四”以后看来尤其是这样。
“我有两件事要告诉你，”艾森斯坦教授说，“首先，邦调查局和地方警察局已和我们联系过，他们愿意24小时保护你。我们不需要他们——我们会保护你。其次，我们会继续把你当一个普通学生对待。”
“这就是我需要的一切。”绵恒说。他的态度“赢得了所有同事的尊敬”。在他回到自己窄小的公寓的时候，电话已经在了。一个来自美联社的记者想要知道绵恒对他父亲的任命、他父亲的政策和“天安门事件的反应。绵恒措手不及，作出了一个有名的机智回答：”我父亲是我父亲，我是我。“
绵恒希望他的“美国式”答复会结束新闻界的刨根问底，保证他的默默无闻。他的答复既体现了个人独立，又机智而模棱两可。但他接受了有关美国媒体行为方式的初次教训：几家大报抓住他的话，编出了无数不朽的故事。他突然成了一个公众人物，这让他感到十分恼火。绵恒更决心保护他自己的隐私。他礼貌地拒绝其他采访。正如他对一个记者解释的那样：“我不想在公众前出名。”当对方强要他发表意见时，他补充说：“我真的不想谈论我自己、我的亲和我的家庭，所以希望你能理解我的处境。”
更糟的是，绵恒的一些同学继续寻找他。他们主要是为“六。四”事件激怒的中国学生。他收到令人不快的信件。
为了逃脱对他死缠的新闻界，和对他咄咄逼人的同学，绵恒到他父亲的老师、 著名的老教授顾毓琇家避难，当时顾已年近90.顾教授在宾夕法尼亚大学工作出色，此时已退休，生活在费城。尽管顾教授和他的子当时住在一套窄小的只有一间卧室的公寓里。在绵恒父亲晋升之后开头的那些困难日子里，他们还是高兴地接受绵恒他们家合住。艾森斯坦教授信守承诺，在大学保护了绵恒，使年轻的绵恒经受住了暴风雨，写完了论文，并获得博士学位。
在北京，江泽民面临着他自己的困境。就在“六。四”之后，经济改革基本止步政治改革则已销声匿迹。大多数新的政策、项目或合资企业又要按以前那种混乱的方式，分成“社会主义的”或“资本主义的”。属前者的就得到批准，后者则遭到拒绝。外国投资几乎干涸。
在他的晋升公布了四五天后，江泽民给沈永言打了电话。
江泽民给沈永言打电话，并不只是像过去经常做的那样和他聊天放松，这次他心里还有别的事情，一件仍然使他牵肠肚的事情。
“永言，”他说，“你得接着搞那本书啊。”他指的他的俄罗斯恩师有关电力方面早已过时的专著的翻译，这个工作已拖了数十年之久了。当他希望要成为一名教授时，他又重新着手做这件事了。
“泽民，你已经总书记了，”沈以怀疑的口吻回答说，“你还需要这本旧书做什么？”
“我们必须善始善终，”江回答，“虽然这位苏联老先生已经去世了，我却必须履行我的诺言。”
从那以后，江会时不时地打电话给老朋友询问那本书的进展情况。在出版商将书送给他之前，都没有放松过。他在书的“前言”里概括了内容，并对沈永言和其他人的帮助表示了感谢。它的写作日期是“1989年11月”。就在这个月，发生了一件里程碑式的事件，团结了江的领导层。显然，他白天在搞政治活动，晚上在写作。
书最终在1990年出版了。它的出版花了30年，但江遵守了诺言。它在技术上已过时，只有古董的价值，但江还是为这本书感到骄傲。第二年，他首次作为总书记出访苏联。他的恩师已经去世，但江专门送了一本给他的家人。江把有限的稿费捐赠给了上海儿童基金会；他还购买了一些书作为礼物送给第一汽车制造厂的老同事。
沈永言记得江在刚刚被提升的那段日子里经常在深夜给他打电话。“我们谈了许多事情，没什么大事，经常谈论他如何适应其新生活中日常事务的形式与挫折。他处于来自方方面面的重压之下，有时晚饭之后，他就会感到寂寞。他是同我们一样的人。他的家人还在上海。”江独自住在中南海，这是中国共产党以及国务院的总部所在地。
当时，尽管江泽民表面已成为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领导人，但有些事仍然使他感到非常烦心。中国处在“天安门事件”后的萧条时期，被国际社会排斥在外。全国上下充满了怨气和相互指责之声，腐败猖獗，经济停滞不前，外国投资也已中止。实际上，江所有的同事在中央政府的经验都比他丰富。此外，他当时是在一个临时性的住所里工作和生活，这是一栋朴素的小宅子，前面是办公室，后面是卧室。由于从没有在中南海停留过多长时间，他还需要弄明白哪栋楼是什楼，谁住在哪里。
江泽民是独自一人，而且并不是真的高高在上。他在高层没有支持他的关系网，在北京也没有个人班底。他和军队没有任何关系。他知道，实际上每一个人，从北京的内部圈子国外研究中国的学者，都认为他是个过渡领导人，一个临时看管职位的人。江后来评论说：“我感到如临深渊，如履薄冰。”
即使是向来对外交事务具有很好的判断力的理查德·尼克松，当初也不看好江泽民。
第11章 1989年7月－12月“人非圣贤”
江泽民向焦虑不安的香港与澳门代表再次重申了“一国两制”的理念让他们安心。“我搞我社会主义，你搞你的资本主，”江告诉他们说，“‘井水不犯河水’。”同时，他也告诫他们要尊重共产党的政策。“我不会在港澳和台湾搞社会主义，”他说，“你也不要把资本主义的一套搬到内地来。”
在对社会主义思想教育的松懈提出批评的同时，江也强调了与非社会主义世界的交流。“我们应大胆地从中国古代教育与外国教育中汲取所宝贵的东西”，他在一次会议上说；但在同一周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也表示：“在与资产阶级自由化斗争到底的同时，我们必须加强社会主义思想的教育。”
7月28日，好像是为了回应学生运动的要求，政治局宣布将对“人民群众普遍关心的事情”规定“七项原则”，其中包括根除腐败以党内的裙带关系。几个高层官员的后代很快就落入了法网。信息很明确：江泽民对打击腐败是认真的。（在接下来的2年里，实行了许条例以限制官员们范围广泛的特权：新年宴会被降格为茶话会；旅行受到限制——不允继续在风景胜地召开会议；禁止公车私用——不许购买昂贵的进口轿车；甚至年终奖金和发放的物品也被削减。）
7月，江泽民首次出京，视察的是庞大的三峡大坝未来所处的位置，这将成为世上最大规模的水力发电工程，是李鹏支持的。江返京后到医院看望了李鹏，在“天安门事件”后，这位总理就病倒了，现在正在医院中休养。李鹏在2002年退休后不久就出版了他的个人日记，在其中，李引用了江安慰他的话：“既来之，安之。长期的压力和疲劳会使人生病。”
“三哥被任命后，我第一次见到他是在8月份我到北京出差时，”江泽慧回忆道，“他请我到中南海与他一起吃晚饭。我儿子和我一起到了他在中南海的办公室勤政殿——这里也是他的临时宿舍。这里并没有么特别之处。最怪的是，在这次相聚中，我没有感到有什么不寻常的。”
当江泽慧提到家里正为纪念他们的父亲江上青牺牲50周年筹划一次盛大的纪念活动（计划于8月29日举行）时，江泽民对这个主意表示反。“正是动乱时学生们所抱怨的事情，”他说，“我们正在努力削减这些官方的庆典。”
江告诉妹妹，纪念会可以开，但必须遵守三条原则。第一，仪式从简；第二，亲戚们绝不能接受宴请和招待；第三，亲戚们决不能向地方官提任何特殊要求，外地亲友来访时也不应期望享受任何特殊待遇。江建议妹妹只献一个花篮。
8月初，江泽民前往上海视察，由同事朱镕基、吴邦国、陈至立陪同，所有这些人最后都去了北京，在中央担任显要职务。值得注意的是，这时江作了第一次职务任命，将时任上海市委副书记的曾庆红任命为党的中央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副部级）。这是个起协调作用的关键职位，具有很大影响。江任命他忠诚的秘书贾廷安为“江办”主任，这也是个副部级的职位。（贾随江从上海来到了北京。）
这一选择非常明智，曾庆红具有机智的政治敏锐感、完美的政治背景以及个人关系：他的父亲曾是军队指挥官、党的高级领导和政府高级官员，在华东很有影响，尤其在上海。汪道涵也是其父的门生之一。他的母亲曾是一位早期的党的工作，是参加过长征而幸存下来的少数女性之一，并曾任一家幼儿园园长，许多高干子女都曾在这家幼儿园就读。事实证明，不论是在行政工作还是在政治策略上面，曾庆红对江的帮助都是无可估量的。
1周后，江泽民支持了领导集体的决定。“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在于加强并完善党的领导，”江当时说，“而不是削弱、剥夺或废除党的领导。”
与此同时，江也显示出他不是一个因循守旧的人。中国一位知名的电影导演李前宽完成了一部名为《开国大典》的电影，该片记叙了共产党战胜国民党的伟大历程。内容包括三大战役，影的高潮是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
这是一部辉煌的、政治上正确的影片，但有一个问题，李决定将毛泽东的宿敌蒋介石描绘成一个相当正常的人，而不是过去在大陆影片中所描绘的那个单纯的恶棍。审查人员不准该影片公映，除非李改变对这位蒋委员长的描写，把他描述得更加凶残。但他拒绝这样做，这部备受瞩目的上下集影片被搁置起来。
“有几个人甚至直率地问我是否‘对蒋有好感’，”李回忆道，“在1989年这可是一种罪名。”
“中国的领导层刚刚经历了变动，”李接着说道，“政府正准备在1989年10月1日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40周年。该片打算为40周年献礼，但领导们对该片持有不同的意见对那些政府工作人员而言，批准一部有争议的影片上映总是得冒风险的。他们可以做的最安全和最简单的事情便是封杀它。明白当时的政治形势后，我变得非常心和失落，甚至是沮丧。我感觉像是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的孩子死去却束手无策的父亲。我的妻子是我的副导演，我们呆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真是吃不下也睡不着。我们太沮丧了。那是夏天，闷热潮湿的天气使我们的感觉更糟。”
负责传媒与文化的政治局常委李瑞环听说了这部电影，并决定进行干预。李瑞环凭着他的开放观点和机智敏锐受到了艺术家和知识分子欢迎。他建议李导演直接向新的总书记江泽民反映意见，李前宽与江素未谋面而且不了解其观点。
8月8日下午，影片将在中南海为江泽民以及其他政治局常委和5位军队领导人播放。“我这部影片的生死完全取决于那天的情况，”李导演后来说，“甚至就在前一天，一位高级领导人仍不同意让该片公映。”
“我被要求做一个15分钟的介绍，”李回忆道，“我的妻子对我可能说什么感到不安。她担心我作为一个导演总是以权威的口气说话，要其他人服从，并且我在很多时候都是板着张。她不断告诫我说话要谦逊，并且要面带笑容这些人是真正的国家领导人，她说，而不是哪部影片中通过化妆而貌似显贵的一群演员！”
李前宽和妻子萧桂云被领进空空的放映室10分钟后，一位工作人员通知他们，首长马上就到。主持会议的李瑞环第一个进来，等着江泽民。不，其他常委通过右边那扇同样的门依次而入：总书记江泽民第一个，其后跟着乔石和姚依林。接着是军队领导，包括刘华清将军和杨白冰将军。
李瑞环将充满敬畏之情的两位导演逐一介绍给每位领导人。在简单的寒暄之后，所有人都迅速落座，似乎每个人都知他该坐在哪里：常委在前排，将军在后排。
李瑞环走到大厅前面，会议正式开始，他用调门很高的声音说道：“李导演，请向江总书记和其他首长解释下：你是如何拍摄这部影片的。目前状况如何。给我们说说看。”
“作为一名艺术工作者，”李导演对江和其他高级领导人说，“我是带着对工作的热情和对国家的责任进行拍摄的。在这部影片中，我忠实于客观事实和艺术。大约8年前，当我妻子和我执导另一部描述解放战争的影片时，谭震林老军来到现场对摄制组说：”我们浴血奋战建立了我们的国家。数百万将士为了新中国献出了生命与鲜血。因此，你们艺术家不应害怕在拍摄过程中遇到的挑战。‘我深深地被老将军的热情打动了，我告诉他我期待着有这么一天，我可以再现那些历史时刻，尤其是五星红旗在天安门广场升起的时刻。同志们，这一天终于到来了……“
江泽民用掌声打断了他，并道：“很好！很好！”
这位导演结束讲时，江再次鼓掌，并说：李导演，请坐到这儿来。“他用手指着身边位于房间正中的空沙发。李知道座位的安排有严格规定，他犹豫了。
“我对自己说，”他微笑着回忆道，“我想，‘嗨，我是一个导演。我非常清楚自己该坐在哪里——当然不是那儿。那个位置肯定不是给我的。’因此我不安地回答江，‘总书记，我只是一个导演。应该坐到边上。’”
江民站了起来，指着身边的空位，再次说道：“请到这儿来。如果你的工作需要你坐在这儿，你就坐在这儿。”江并不只是出于礼貌：他保留这个座位是因为在放映期间他想向李导演提问题。
电影开始时，江侧身耳语道：“扮演蒋介石的演员是谁？”
“是孙飞虎。”李回答道。
“他看起来的确很像蒋，是吧？”
这位导演并没感到非得同意对方不可的压力。“他的长相看起来并不太像蒋。但他对蒋的气质和性情把握得很好。”
江点头说：“对，对。”
当一段黑白片出在影片中时，江问道：“这是你自己拍摄的吗？”
“不是，这里我用的是资料片，我把它糅合进这个场景中了。”
在放到下一个激动人心的片断时，江问：“这段资料片你是从哪里获得的？”
李又一次纠正了总书记：“不，这部分根本不是资料片。这段影片是我自己拍的，并运用特技使它看起来像资料片。”
江不断地提问题，直到他完全融入故事当中。电影结尾，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上挥舞着他的帽子并高呼：“人民万岁！”江泽民拍了拍导演的手。
“他两次拍了我的手之后，我知道他喜欢这部影片，”李回忆道，“要是只有一次，我会以为那能是意外。”
江站起来，对李的电影摄制水平给予了表扬，并解释了一些创新技术，这些技术都是电影放映期间这位导演向他介绍的。
“同志们，我认为我们刚才观看的这部影片非常有意思，”江对同事们说，“我还学到了一些电影摄制知识。李导演运用了历史资料片，并拍摄了特别的镜头将其与资料片巧妙地融合在一起，真的和假的糅合在一起——我都被骗过去了。他显然是个很有才华的导演。至于我个人对该片的意见，我想先听听你们的看法。”
江转向他身穿军装的客人们。“我从没打过仗，没有什么军事经验，”他说，“但我今天明智地邀请了这些身经战的老将军们与我一道观看该片。我提议让我们尊敬的军队领导同志在我们这些文职人员发表意见之前先谈谈他们的看法。”
随后与会者提了很多建议，但没有一条是关于蒋介石的性格特点的。大约40分钟后，每个人都发了言，江也发表了意见。
“同志们，我看这部电影的时候在思考一个问题。我们的年轻一代总是跨地域作横向比较。他们将中国与西方世界作比较；他们视美国和欧洲为先进，视香港和台湾为繁荣，他们变得羡慕不已。我们的年轻不善于跨时间作纵向比较。要意识到中国前进了多少，人们就必须意识到我们过去有多后必须意识到所有这些年我们的道路有多艰难。在我们的五星红旗上，有数百万烈士的鲜血。”
江转向李导演。“我为你的影片而感动，”他说，“但是，这部影片的主题是什么？我的建议是：”我们国家的建立来之不易。‘“
“江的讲话就是绿灯，”李回忆道，“我的电影保住了。”
这部电影不仅仅是保住了，接下来还赢得了“金鸡奖”（中国版的奥斯卡奖），并被认为是中国制片史上最重要的影片之一。影片的英文译名是“Birth of New China”（即《新中国的诞生》），是中国参加美1990年第62届奥斯卡“最佳外语片”评选的电影。
多年以后，李前宽仍然对江泽民满怀感激。“考虑到当时的政治局势，以及江泽民刚被任命为党的总书记，”李说，“他花3个半小时观看和讨论影片，并支持我以非传统形式塑造蒋介石，这是史无前例的。”
然而，放映室以的世界可没有那么令人愉快。国家仍然处于“六。四”余波的混乱之中，江必须在对抗议者采取行动和继续推行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两者之间谨慎行事。9月中，邓小平至少有两次与包括江在内的高级领导人，谈到了他即将退休。9月26日，江第一次面临世界性的考验，他和5名其他领导人将召开一个少有的记者招待会。观众中聚集了300多名中外记者，每个人的脑海中都只有一个问题。
这场记者招待会原计划为1个半小时实际上持续了2个小时。《洛杉矶时报》在评论这场记者招待会时写道，江泽民在批评国外对在北京发生的事件的报道时，“没有显示出一点反讽的味道”。“有一句谚语，”江说，“‘谎言重复一千遍就会成为真理。’”
江决心专注于未来。他强调，中国的济与政治改革的战略目标没有变。他说，绝大多数的学生和其他人卷入“动乱”，是出于对腐败和社会问题的不满。“这些年轻人是我们的希望，我们应当教育和团结他们。”
江回答了有关其前任命运的问题。赵紫阳同志为党服务的历史比我长，因此我认为他所应享受的生活待遇比我要高，“江说道，我们对赵紫阳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他做过一些有益的事情，但在执行具体政策上也犯有错误。”
江巧妙地应对了一个法国记者的提问：有谣言说一名女生被拘捕并被遣送到四川，在那里她遭到一群农民的强奸。“你会怎样处理这件事？”记者问。
这个问题出乎江的意外。他犹豫了一下，然后答道：“首先，我对这一事件未有耳闻。其，整个这段时期都充斥着许多虚假而荒谬的报道。”一家法国报纸评论认为江对这一挑战处理得很明智。“在记者招待会上回答问题是对国家领导人一大考验，”江后来告诉自己的朋友沈永言，“这将展或显露一个领导人的知识与智慧。”
就在记者招待会前，江泽民参观了陕西延安（这一行程被广为报道）——带有传奇色彩的长征的终点，新中国的神圣摇篮，毛泽东和其他元老在革命年代生活和工作过的地方。在这个实际上是革命圣地的地方，江说：“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并未过时。”
抵达延安的当天，江给沈永言打电话并告诉他的朋友说，在成为党的总书记后不久他就想尽快到延安，公开重申他对共产主义的信仰。“我称赞说，他这个主意很好，”沈回忆道，“但建议他不要照着官方安排走。我说他应该走访该地区的贫困家庭。江说他一定会那么做的，并要我收听随后的新闻广播。”
在陕西期间，江视察了省会城市西安，在那里，尽管程紧张，他还是会见了许多交通大学的老教授。即使面临着许多新的压力和焦虑，江在回忆起他们的课程时还是非常愉快。“我应该更经常地回到母校，”江说道，“来看望我的老师。”
10月1日，中国庆祝新中国建国40周年。军乐队和喜气洋洋的舞蹈队经长安街游行通过天安门广场，就在4个月以前，坦克和部队从同一条路线经过。作为党的总书记，江泽民在9月29日首次发表了对全国讲话，他把中国的“社会主义道路”以及正在进的改革描述为“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民主法制建设，江说，必须“从我国的实际出发，沿着社会主义的方向和轨道有领导有秩序地逐步进行。”在这个过程中，“他说，”我们可以借鉴资本主义国家的某些做法，但绝对不能照搬。“
江泽民回答了当时面临的复杂问题。他说，改革开放分为两种，一种坚持“项基本原则”，另一种是建立在“资产阶级自由化”（也即西方式的民主和资本主义）的基础之上的。这位新任总书记清楚地表明，他对社会主义的忠诚决不动摇。他还警告：“国际反动势力从来没有放弃敌视和颠覆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立场。”这反映了当时广泛存在的不少人对西方尤其是对美国抱有的敌意。
党中央号召全体人民学习江的讲话。《人民日报》称：大家必须“用它来统认识，统一行动，振奋精神，同心协力，夺取更大胜利。”与此同时，江也向那些不满群体表示亲近。考虑到知识分子因参与抗议而受到指责，并被边缘化，总书记敦促各级官员要“尊重知识，尊重知识分子”，并为他们提供良好的工作条件。他说，没有知识，就不可建设社会主义。
江还进行了一次鲜为人知的现代化变革，恢复了一项合理的决策方法。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1985—1998宋健博士回忆道，“六。四”之后，“一些人对我们使决策更加科学和民主的做法提出了批评值得赞扬的是，江支持我们的立场，之后其他人就可自由表达相似的观点了”。
江还宣布中国将继续向国外派遣留学生。在接见31名回国的留学生时，江说一些“被某些外国媒体误导”的中国留生，“不了解今年早些时候国内所发生的动乱的真相，采取了一些极端行为”是可以理解的。他说，一旦他们认识纠正自身的错误，还是欢迎他们回来的。“人非圣贤，”江说，意指那些抗议军事行动的人，“孰能无过？”在历时3小时的会见中，他听取了学生们的意见。“我在你们年轻人的身上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他说。
虽然如此，中国还是开始感受到来自国际社会的影响。旅游业滑，外国投资骤减，外交往来减少，援助计划被搁置。曾经高速增长的国民生产总值也急剧下降。然而，外国势力越给中国施压，江就变得越坚强。他自豪地提到朱自清，二战后，这位扬州诗人拒绝吃美国提供的救济粮。“中国的年轻应该以他为榜样，”江说，“不应对西方阿谀奉承和盲目崇拜。”对于那些持不同政见并与国外媒体合作的中国学生，他很鄙视。“我不知道，”他说，“那些人的血管里是不是还流淌着中华民族的血液？”
江的兄长江泽君于1989年秋天逝世。几年他刚患病时，江把他接到上海进行治疗，让他和自己家人同住。在生命最后时日里，江泽君很喜欢在电视上看到弟弟。江泽民写了首挽词以志哀悼。
今悉君兄逝世，不胜悲痛，赋词以挽，调寄《子夜歌》：
弟兄哀乐何能免，追思飞越情无槛。
湖畔携归，江头唱落晖。
东圈门里醉，淮上寻芳翠。
山水曲中音，溪翁翰墨瓶。
扬州东圈门是江的家族曾经居住之地。“淮上寻芳翠”指的是1938年年方20的江泽君前往安徽省东部（“淮河”）抗击日本侵略者，“寻芳翠”象征对更美好的世界的追求。
毛泽东有个著名论断，“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在中国，枪就是人民解放军，共产党一直 坚持对队的绝对领导。人民解放军的最高指挥机构便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从1936年起直至1976年逝世，毛泽东都没有放弃过这个职位，之后由华国锋接任。1981年，军功赫赫并在军内备受拥戴的邓小平取代了华。
邓小平现在担心他开创了一个危险的先例。一个稳定的政府对实现他对中国的构想至关重要。邓必须在他还具有很高的个人威信时采取行动，他开始了艰难的活动，使江泽民——一个毫无军事经验的人——成为中央军委主席。邓坚信，根据共产主义学说，军队的首要职责是服务于党的利益。从这一点出发，谁指挥党谁也应指挥军队。
整个9月和10月，邓都在为江路，他指出，总书记很好地处理了上海的学生抗议行动，比军队在北京处理得好。邓逐渐说服了党中央的其要员，他们都非常尊重这位德高望重的领导人的意见。（据报道，前国防部长张爱萍将军，曾是江的养父江上青的战友，在江泽民上任初期给予他坚定不移的支持。）
11月9日，江泽民当选中央军委主席。如今，他成了两个最具权势的机构——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的领导人。至少在名义上，他拥有了指挥300万武装部队的头衔。江在就职讲话中非常直率，并没有掩盖其军事经验的匮乏。“我在四中全会说过，选举我当中央总书记，没有思想准备。这次决定我当中央军委主席，也没有思想准备。没有做过军事工作，没有这方面的经验，深感责任重大、力不从心。党把这副重担交给我，我一定努力学习军事事务，尽快熟悉军队情况，认真地、积极地履行职责。”
虽然邓不再出席中央军委会议，但他仍然是中国的领导人。他安排全会任命另外两位军委领导人：杨尚昆主席成为中央军委第一副主席；杨尚昆同父异母之弟杨白冰将军成为中央军委秘书长，负责日常事务，并兼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一职。
杨尚昆从20世纪30年代以来就是高领导人，曾与邓长期共事。“文革”时涉嫌所谓窃听毛泽东的电话而遭到解职。之后，杨被邓小平官复原职，并成为他改革计划的最早支持者之一。同时，邓安排前海军司令刘华清也担任中央军委副主席。
江决心要取得成功，在接下来的两年中，他的足迹遍及100多个军事基地，询问那里军事行动的每一个细枝末节。他了解普通战士们的生活，也研究将军们的战略。他漫步于军营并品尝部队伙食，对军营图书馆特别感兴趣，强调这些图书馆应当藏更多的书籍。
有一个故事讲的是江在检阅军队的前一个晚上如何练习军人的步态。江在房间里来回地齐步走，精确地摆臂，有力地踏步，并在镜子里察看自己的姿态，检查自己的表情。这个故事集中体现了江对自己新承担的中央军委职责的全身心的投入。低估江泽民的人不会笑到最后。
“六。四”之后，有人认为改革正在搅乱经济，破坏共产主义思想的纯洁性江泽民重视邓的整体设想，又坚信社会主义的原则。在11月的中央全会上，江发言时强调，最大的教训“是国家绝不能”脱离国情，超越国力，急于求成，或大起大落“。
11月，在一次由报社总编参加的研讨会上江采取了强硬立场。“当大众传媒偏离了马克思主义，与人民利益相抵触时，”他说，“就会造成极大的危害。”以在过去的这个春天里所发生的“事件”为例，江敦促总编们要吸取教训。他说，以“爱国主义、社会主义、体主义以及自力更生和艰苦奋斗的精神”教育人民是他们的职责。他告诉他们，在任何国家都没有绝对的新闻自由。
年底，江视察了福州军区的部队，那里隔着海峡与台湾直接相望。在毛泽东曾经做过长篇大论的著名的革命根据地闽西，江告诉老红军们，“伟大舵手”的“革命理想”可以通过“加强部队的思想工作”来实现。
某一中国的消息来源称：“通过宣誓于毛主席在解放前曾宣传的价值观，江泽民告诉今天党内的元老和将军们，他将一直把他们的利益记在心中。”江亲近部队的努力开始获得回报。《解放军报》引用福州区一位战士的话称：“江主席抽出时间视察我们的连队。这意味着他对军队怀有正的感情。”在同一次巡视中，江告诉党的干部、工厂的管理人员和海外的投资者，邓小平的开放政策将加速推进，而不会被搁置。“无论国际环境如何变化，”江向他们保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不会改变。”
江所指的变化是指东欧发生的事情。11月，柏林墙坍塌，从而加速了整个地区共产主义的崩溃。稍容一点夸张的话，可以说推倒共产党执政的政权在波兰用了10年，匈牙利10个月，民主德国10周，捷克斯洛伐克10天，最后，在罗马尼亚只用了10小时。圣诞节那天全世界都目睹了一个士兵行刑队处决尼古拉。齐奥塞斯库和他的妻子埃列娜的情景，行刑队甚至在没有接到命令时就开了枪。
齐奥塞斯库曾是最早一批对中国府在天安门采取的行动给予支持的领导人之一，而对江来说，当他深情地回顾在罗马尼亚逗留的那段日子时，一直把齐奥塞斯库视为老朋友。在齐奥塞斯库被残忍处决这件事中，这新任总书记看到了一个必须认识到的重要教训。
1989年秋，中美关系开始解冻，尽管缓慢而且不动声色。美国大使李洁明开始谨慎地和中国恢复意义重大的安全合作关系，这一有利的举措使两国共享情报资源。
当时，中国正迫切希望国政府能够批准一个休斯通信卫星的出口，这颗卫星将在1990年春由中国火箭发射上天。对中国领导层来说，一起商用太空发射事件是举足轻重的，既能提高国家威望，又是他们技术发展战略的关键。李洁明大使向华盛顿方面解释说“卫星发射对中国开放全局有重要意义”——他强调与中国科学界的联系——在他的干预下，布什总统1989年12月搁置了国会的禁令。
10月下旬，前总统理查德·尼克松来到北京和中国领导人展开一番直率的交谈，他是重建中美外交关系的先驱，在中国享有盛誉。尼克松用“老朋友”的语气，提出他“从现实出发”的请求。不久，关于释放方励之和重获世界银行贷款的谈判开始了。
1990年1月10日，北京的戒严令撤销。这不仅标志着新的1年或是新的10年的到来，也预示着整整一个新时代的到来。
第12章 1990-1991年“稳定压倒一切”
中国保持着它的共产主义根基。“中国的周围都是友好邻邦，”江当时说道，“中国解放依靠的是自己的革命军队，不像东欧国家那样由苏联红军解放。”江指出，我们这支军队，“经过考验证明具有坚强的战斗力”，而且“是在党的绝对领导之下”。
世界范围内共产主义运动的危机为江加强党及其本人的权威提供了良机。他小心谨慎地对待进一步的政治改革。江还要求文艺界“在收外国文化精华的同时，注自己作品中的民族特点和风格”，并创作出更多反映社会主义建设和现实生活的作品。
尽管如此，江主要还是向党的传统支持力量伸出了手。1990年1月，他在山西省大同煤矿下到一口矿井内，向矿工们拜年，并对他们的辛勤工作表示感谢。他还走访了矿工家庭，同所遇见的每一个人交谈。他说：如果所有部都能与群众保持密切的血肉联系，我们将不可战胜。“就在同一个月，江视察了一座国家体育训练中心，与军系统的运动队员打成一片。在与一名世界级乒乓球女运动员打了场球输了之后，江说：”和世界冠军打球真不容易。“
就在中国农历新年前夕，江邀请沈永言来参观他在中南海的新家沈到北京主要是向中国人民银行申请一笔5000万元（约合600万美元）的贷款。这可是十万火急的事情。沈从1981年起就开始任副厂长的第一汽车制造厂正处在困难时期，无力向厂里的工人发放工资，沈想在春节放假之把贷款办下来。在他把有关情况向江说明后，总书记就给银行的行长打了个电话，帮助落实了这笔贷款。
“当我乘车进入这片象征中国权力中心并极富传奇色彩的深红色院墙时，我有一点担心，沈回忆说，”现在和老朋友在一起，感觉会不会不同了，会不会觉得无所适从？当时江担任党的总书记已有半年多时间，已经开始坐稳自己的领导位置。当我到家时刚一进门我们就拥抱在了一起。江还是和以前一样。“
尽管身体有些不适，王冶坪也同样热情地接待了沈。“我可以肯定，”沈说道，“她对权力或地位没有一点欲望；她对丈夫获得的新职位和威望并不感到开心。”
江生活和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小四合院， 中国典型的传统住宅，中间是一处露天庭院，四周围着房子。院内院外看起来都很简朴，它原先是皇帝卫兵的住地。当江带着他四处参观时，沈注意到了这个家庭继续过着俭朴的生活。除了卧室之外（其中包括王冶坪母亲的一间），只有一间小客厅、一间书房、一个餐厅和厨房。住处只有一台视机。
江坦承对他的妻子感到担心。他说道：“尽管当总书记的是我，她却比我还紧张。我很同情她。”尽管她最终学会了泰然自若地扮演自己的角色，然而在公众眼里，王冶坪根本就没有真正地感觉到自在。
“参观完之后，我们坐下来共便餐，”沈接着说，“6菜1汤。王冶坪几乎什么也没吃。我们喝了绍兴黄酒——江和我喝完了1瓶。他喜欢喝酒。”
1990年3月，江自担任总书记以来第一次出国访问。其目的地是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首都平壤，他会见了金日成，并为显示社会主义的团结而同金热烈拥抱。面对着4万名用中朝两国语言呼喊欢迎口号的孩子们，江说：“我由衷地高兴实现了多年的愿望。”他随后称赞了“我们两国间的深厚友谊”。
应金日成的迫切要求，讨论的议题集中在“共同关心的国内建设和国际问题”。两位领导人同意无东欧发生什么事情都要团结在一起，并发誓要在亚洲坚持社会主义。尽管此举让中国的领导人们感到宽慰，江却清楚地意识到，面对国内外的公众舆论自己简直像在“走丝”。在他上台之初的岁月里，这将是个反复出现的主题。
作为一种平衡，江邀请了13名北京大学的学生到中南海作客。当学生们走进怀仁堂时，江和他们一一握手。他告诉学生们：“我很高兴收到你们的来信。我原先打算给你们回信，但再三考虑后，我认为和你们面对面交谈可能更好些。我们应当坦诚地交换各自的看法。”
在听完学生们就诸如教育、成功的含义等话题发表的意见之后，江向他们提出了本人一直遵循的忠告。他说：“当代青年需要把自己的事业理想与祖国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如果离开社会、国家和人民的需要，没有人能够成有用之才。”
“孤立的个人奋斗是没有前途的。”江补充说。
在坚持党的路线的同时，江再一次表现出能够锐意进取。
开发上海东部广阔的浦东新区之所以能获得批准，部分原因正来自江泽民的这种素质。当邓小平依照惯例在1990年春节来上海过年时，汪道涵和其他一些人向他谈到了开发浦东的紧迫性。邓认为对这个项目应给予优先考虑，他还对江亲自抓该项目感到高兴。
后于1993年成为浦东开发区主任的赵启正（被戏称为“浦东先”），特别提到江对这新区的关注。“在江泽民为上海市市长之后，”他回忆说，“他对浦东开发计划作出了许多指示，其中既有战略性的，也有涉及具体事务的。在他成为总书记之后，每当他上海时，他都要视察浦东。在1999年国际工商界领导人上海《财富》论坛会议上，江主席说‘今晚我所在的上海浦东陆家嘴地区，6年前还是一些简陋的住宅和农田，如今已是高楼林立、生机盎然的金融贸易区。’把浦东称为‘上海现代化建设的缩影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象征’。”
“1997年，江主席在视察浦东时听了有关中国第一条通用隧道的介绍，”赵启正补充说，“突然，江提出他想要到地下去一看。他的随行人员大吃一惊。他们想劝阻他，向他解释说，通用隧道对他这种年纪的人来说，实在是太狭窄和太危险了。‘请您别下去。他们恳求道。但是江回答说：”我曾经当过工程师，所以我要下去看一看。’尽管他不是一瘦子，他还是爬下陡峭的梯子，在下面走了50米左右，并说：“很好，我现在了解了在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中的这种新进展。‘”
如果浦东想要吸引大笔外资，法律和组织结构就不得不符合国际标准。管这种改革包含有多少资本主义的特点，邓小平和江泽民仍然认为他们的政策没有背离社会主义的本质。对他们而言，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不同并不在于存的是市场经济还是计划经济，而是在于资产和企业的所有制性质以及社会发展的最终目的。
即便如此，当思想保守的人担忧共产主义的传统价值观正在遭到侵蚀之时，江却在发展和意识形态之间寻求一种协调。“发展经济和搞思想政治工作决不应该是相互对立的，”他说，“我们必须坚持改革开放，同时我们也必须坚决抵制腐朽的资本主义思的侵蚀。这是一个事物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
在纪念五四运动71周年大会上，江试图通过赞扬中国的2000万知识分子来缓解一些人的情绪。江说：“一小部分同志在不明真相的情况下，说了一些错话，办了一些妥当事情，认识到了，吸取了教训，就应该欢迎。对认识一时转不过来的一些同志，要继续热情帮助，耐心等待。”
江一面继续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一面大力提倡“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对西方人来说，二者是矛盾的，但对江而言它们则是互的。他强调指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并不意味着要放慢改革开放的步伐。与之相反，他解释道，这有助于通过维稳定来确保改革开放的成功。
在谈到“百花齐放”政策时，江敦促不同的人文与自然科学流派展开相互竞争。但是，他告诫说创作和学术自由必须以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为前提——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尽管在西方人看来，这是给真正的学术自由横加了一条苛刻甚至是可笑的限制，江却真诚地相信百家争鸣和坚持共产主义领导是相容的。他知道，即使有所限制，在思想的市场上展开的创造性竞争能够促社会发展，是应该鼓励的。
江同意在ABC电视频道上接受芭芭拉。沃尔特斯的采访。在回答她有镇压行动的提问时，江总书记解释说：“人民解放军保持了最大限度克制，事实证明，有近1000辆军车和装甲车，包括坦克被焚毁。”他补充说：“如果我们不采取坚决措施，中国的首都将完全陷入混乱，并导致全国性的灾难。”“但是，我们应当从这件事中吸取一些教训，”他继续说道，“正如中国一句谚语所说的‘吃一堑，长一智’。”江说在今后的事件中，将动用携带非致命性武器的防暴警察来维护秩序。他还向在行动中牺牲的人民解放军士兵表达了他的敬意。“我们怀念他们。”他说道。
“与此同时，”江补充说，“我们的各级政府对那些意外受伤或丧生的群众给予了高度关心。”他谈到了那张有名的照片，一个怒目而视的年轻人在安街上挡住了一辆坦克。“这张照片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他说，“这些坦克怎么可能被一个年轻人拦住呢？是因为他们不愿从他身上碾过去。这才是原因！”
沃尔特斯问江有关方励之的事。方由于参加1989年的抗议活动而成为中国头号缉的“反革命罪犯”，近一年来，他一直躲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中。江指出方的命运关系着中国的主权和尊严。“方励之受到中国法律的通缉，”江严厉地说，“他是去年事件的幕后操纵者之一。他们夫妻俩都是幕后策划者。”
“解决这件事情只能有两个前提，”江继续说，“首先，方励之必须认罪；其次，美国必须保证他今后不会做出任何反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事情来。方励之是中国通缉的罪犯，他却逃到外国大使馆得到保护。你觉得中国人会怎么想？我们不会回到旧时代，清朝已经永远亡了！从1949年开始，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
尽管他的话听来强硬——对江来说这些话显示了爱国心，是恢复中国受伤的尊严所必须的——实际上就释放方励之他提出的两个条件，给错综复杂的局面指明了出路。这个僵局成了双方的绊脚石，使中美关系裹足不前。江希望问题能得到解决，但只能在主权和尊严不受损害的前提下解决。
在采访束时，江的语气缓和下来，他改用英语交谈并努力让他的听众都能听懂。“尽管中美关系现在遇到了困难，”他对沃尔特斯说“我相信美国人民会逐渐了解去年在中国发生的事件的真相，并支持我们为复正常的双边关系而共同努力。”
1990年6月4日，《人民日报》的头版标题一语中的地指出：“稳定压倒一切。”
1990年8月萨达姆。侯赛因侵略科威特时，江召开了几次政治局常委会估计此事的国际影响。讨论的重点自然放在美国是否会利用这一形势来谋求对波斯湾石油资源的“霸权主义”控制。虽然中国最终支持了由美国主导的联合国解决方案，但中国寻求的是自己的国家利益，在当时，就是要在“天安门事件”电视曝光后年多的时间里，重塑中国受人尊敬的大国形象。
1991年美国在“沙漠风暴”行动中的速胜震惊了中国的军队领导，他们原以为美军会在陌生的沙漠地带陷于苦战。尤其是江，他对高科技武器的惊人发展发生了极的兴趣。他对那些照片入了迷，竭尽全力想要了解有关一切具体武器系统的信息。从此往后，对中国军队进行现代化改造成了江的首要目标之一。
11，经济特区成立10周年之际，江到深圳和珠海参加了庆祝活动。随后，江在温家宝等高级官员的陪同下飞回了北京。3个小时的飞行途中，江兴致勃勃讨论了尚处于萌芽和局部实验阶段的中国股市。人们对于这一尝试是有争议的——有些人指责它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产物。
“江总书记问了我许多问题，”后来成为中国证监会首任主席的刘鸿儒回忆说，“他还做了不少笔记。”
“股市的钱从哪里来？”江问道。
“95％的钱来自个体投资者，”刘阐述说，接着又赶紧加上一句说，公司的基本所有权不会改变，“因为60％以上的股票仍归国家或集体所有。”
“当股价升时，”江继续提问，“是谁赚钱，谁赔进？”
刘解释称，股价是由市场供求理论决定的。由于只有5家公司在中国被选作试点，太多的现金投向太少的股票。“需求十分旺盛，这是股价连续走高的原因，”刘说道，然后又补充一句：“这是不现实的。”
江还询问了管理和规章制度，特别是当党政官员购买了股票时该怎么办。
在飞行快要结束时，刘鸿儒对江泽民说：“无论如何，我们都应当继续我们的股市试验——我们的改革决不能走回头路。请相信我，作为一名老党员，我不会随随便便就去推进私有化。但是既然犯错误难以避免，我希望我们不要惩罚人或给人贴上政治标签，如果发生这样的事，就不会再有人愿承担责任了。”
江同意继续进行股市试验，但是告要对它进行仔细研究并且在中国还没获得更多经验之前不要再继续扩大规模。
在1990年一年当中，江在全国进行了视察——5月去海南，7月去西藏，8月去新疆，10月去辽宁，11月去广西。到1991年初，即将65岁的江已走遍了中国的边疆地区。这是一个充满勇气的行动，旨在表明共产党仍然牢牢地控制着中国，以及他是党的新领导人。亲眼目睹了中国农民的极度贫困并非常关注他们生活条件的改善。造成这种贫困的部分原因是乱收费和乱罚，它们大多是地方官员巧立名目，有时甚至是非法征收的。这种利欲熏心的做法，成为江反腐斗争的新目标。
自从1950年解放军进驻以后，西藏就一直处于共产党执政的中国中央政权的领导之下。1965年这一地区被命名为“西藏自治区”，此举允许当地居民保留并传承自己的风俗礼仪。1989年3月，西藏首府拉萨爆发了游行。国务院发布命令，在拉萨市实施了戒严。到江泽民前来视察时，戒严令才撤销不过10周。
江希望西藏人能对政府产生好感。为了支持当地经济建设，他批准建设一个新机场并许诺向当地派遣更多的技术专家。他同时告诫当地领导人要对“分裂主义者”采取更为严厉的打击措施。
在中国广袤的土地上，主要是在其漫长的边界线上，分布着许多少数民族聚地，他们不同的文化、语言和宗教被视为是对政治稳定的潜在威胁。例如在西北部的新疆，穆斯林人口占多数，他们有着自己的特殊需求和问题。江敦促各民族“与动乱和分裂活动作坚决斗争”，但同时也保证“民区域自治工作应当加以改进”。
10月，江继续他的“军队工作”，并登上了中国北海舰队的一艘护卫舰。在视察了指挥室后，江说：“我们去看一下厨房。”每一个人都劝他别去。“舷梯对您太狭窄了，”一位军官告诉他，“厨房内的温度非常高。您最好别去。”江执意攀下舷梯参观了“小如鸟笼”的房。
北京成为1990年亚运会的东道主。江称其为亚洲空前盛大的运动会，并说运动会将进一步增进亚洲人民之间的友谊。开幕式当晚在天安门广场点燃象征性圣火的是江泽民。
政治局常委们各自己分管的一摊，例如李鹏掌管着国务院，李瑞环负责宣传和媒体，乔石负责党的组织、纪律检查和国内安全等部门。而元老们，尤其是邓小平，仍积极参与政策的制订，并对管理提出建议。
江泽民会见外国要人时，他得和其他高层领导人商议。作报告前，江发言稿需在常委会所有员中传阅，听取他们的意见而且每人都要签名表示通过。如果有人提出疑问，他会直接写在文件上要求解释或解决。
这种权力共享和征求意见的做法正是中国集体领导体制的运行标志，也可说是共产党式民主和最高层制衡制度正常运作的一个缩影。不管怎样，在职初期，江对同事特别谦虚，欢迎他们的意见并寻求支持。虽然他通常认可尊重党集体领导制度，但随着权力的增长，江泽民也在逐渐强调他的个性。
为此，江泽民与中国的3位最高元老保持着密切接触，经常登门向他们请教。在1990年全年，江与邓小平频繁见面。12月，邓对过去18个月的工作表示满意。
1990年12月的党中央全会强调了“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并重申诸如“持续、稳定、协”发展和“量力而行”等理念。
邓小平决定前往上海，在上海发表了几次讲话，讲话被概括为4篇文章，刊登在2、3月份上海的党报《解放日报》上。这些文章使用了笔名，但是毫不掩饰地反映了邓的观点，抨击“思想僵化”，讽刺了那些对政策是姓“资”还是姓“社”的忧虑，提倡经济的强劲发展，并劝告上海领导人要“敢于冒险，大胆利用外资”。在北京出现的反击文章则暗示，有的说法代了“资产阶级自由化”。3月1日，在邓的住所，邓和江有一次私人会面，可能讨论了这些问题。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江泽民集中精力抓经济。除经常给起草第个五年计划的国务院计划者们提出建议外，江着重强调科学技术，把它提到了当前工作的首位。海湾战争显示出高技术武器的重要性，使江更加相信电子技术对国家的军事力量和国际竞争力至关重要。因此，他寻求通过发展先进的电子技术将工业和国防更加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在中国的领导人中，没有谁在信息流和军事的高新技术领域比江更有资历，这一专长帮助江扩大了他的影响。
2月，江向一位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提供了财政信贷，从而使陷入经济困境的苏联能够购买中国的商品。这对中国共产党来说，是一个外宣传机会，证明了他们长期宣传的一点，即中国式的社会主义优于苏联。就江个人而言，这是个令人愉快的历史转折点，他回想起中国几乎完全依赖苏联援助的岁月，以及30年前他所在的汽车制造厂在苏联撤走他们的顾问时所遇到的巨大困难。
江经常参加外事活动，会见数不清的访华代表团。就在1991年4月一个月内，江会见了来自英国、柬埔寨、巴布亚新几内亚、叙利亚、尼日利亚、澳大亚、突尼斯和苏联的官员。他还接待了美国前总统吉米。卡特和许多来自国内的代表团。
对改革速度缓慢依旧感到恼火的邓小平，将富有进取心的上海市委书记朱镕基提升为副总理。朱在国务院具体分管工业、农业和财政。尽管他们的个性不同，江和朱在上海时却合作得很好。作为一名热忱的改革者，朱镕基使国务院在政策问题上形成一种新的平衡。
数月后，邓小平和江泽民同意，出现了一个不露声色的变动，曾经和赵紫阳一起被免职的3位高层官员——政治局常委胡启立、书记处书记芮杏文和阎明复——被重新起（虽然官职较低）。
此外，在接受一家墨西哥报纸采访时，李鹏说江泽民“证明自己担任主要领导工作（党的总书记）是当之无愧的”，并补充说：“他非常博学”。几周后，国家副主席王震发表评论说，江泽民“精通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他具有坚定的共产主义信仰，而且具有广博的知识”。
江泽民一直讲改革。在199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成立70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江泽民呼吁开展反对平演变的思想斗争，强调国有企业是社会主义的“中坚力量”，并警告说“动摇生产方式中的公有制地位”将给社会主义和人民带来损害
当“天安门事件”临近2周年之际，江泽民赴莫斯科进行为期5天的访问，这是自1957年毛泽东之后第一位访苏的中共最高领导人。江泽民说，他此行的目的是与苏联“继续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经过4年的谈判，两国解了有争议的边界争端，并且发表联合公报，承诺要在各个领域加强联系。江泽民1991年对莫斯科的访问是对1989年戈尔巴乔夫访问北京的回访，两次访问都安排在5月是一个绝妙的巧合。
对江泽民来说，这次访问的亮点是重返大型汽车制造厂，35年前他曾作为一名实习生在此工作过。在与工厂管理人员会面时，江感谢工厂为中国培训了700多名技术人员。随后，他抛开礼节，使用有些生疏但还能交流的俄语和老朋友进行了交谈。
一个上了年纪的女工给江看了一张30岁的江泽民和一个漂亮的俄罗斯姑娘合影的照片。“这就是我！”那位女说道，“还记得吗？”她把照片翻过来，把背面江的签名指给他看。动力控制室的另一名工人说，大多数和江一起工作过的人都已退休，但是他们托人向他转达了亲切的问候。这名工人向记者们透露，总书记“在工人中很有人缘”。
分析家们推测，江的访问将开创中苏合作的新时代。他们错了。苏联向中国出售飞机和军事技术的协议没有达成，而且两国建设社会主义的途径大不相同。更重要的是，苏联很快就要不存在了。当江对莫斯科说再见时，他告别的是那个旧时代。
1991年8月19日，为了竭力维护党的至高无上地位，克里姆林宫里的强硬派领导人发动了一场政变，囚禁了戈尔巴乔夫。当时正在国西部青海省视察的江民立即赶回北京。第二天，8月22日，邓小平召开会议，和江泽民总书记、杨尚昆主席、李鹏总理以及外交部长钱其琛一起分析莫斯科仍处于混不清的局势。2天后当鲍里斯。叶利钦平息了政变时，许多人惊得目瞪口呆。尽管戈尔巴乔夫复了原职，苏已再无生机。几个月后，苏联解体，进行了70多年的“斯大林模式”的共产主义实践以失败告终。
这个教训对中国领导人不无影响。接下来几个月中，苏联共产党被宣布为非法，苏联倒台，江泽民召开了多次高层会议来讨论事变可能对中国造成的影响。大家显然都提高了警惕。关于“和平演变”的争论升温了。“和平演变”是指西方（尤其是美国）为推翻中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而（可能）采取的非完全军事行为社会变革手段。邓小平的改革是否会把国家“和平演变”为资本主义的争论尤其激烈。就江泽民而言，他要寻找苏联崩溃的内在原因。把苏联失败的原因归结为无法处理好辽阔国土上不同民族和种族之间的关系。他还认为苏联重心过多地放在了政治改革而不是经济改革上——公开性过多而改革不足。在中国，这个次序被颠倒过来：只有经济繁荣了才能保住党的执政地位。
“我们必须逐渐向政企分离的目标迈进，”在一篇支持邓小平改革的讲话中说，“我们必须减少对企业不必要的行政干预，这样它们在管理中才能有自主权，在经济上才能自负盈亏。”这篇讲话不仅标着江涉足经济决策事务，并向外界表明他的权力正在逐步增长。
10月，金日成来到北京进行为期10天的访问。江泽民陪同金日成到他的家乡扬州，参观了江心目中的英雄——史可法的纪念馆。
江泽民渐渐适应了自己的地位，越来越挥洒自如了，同时遵循着固有的行为准则。举个例子，他延续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每年夏天到北戴河度假的传统。北戴河是渤海海滨度假胜地，位于北京以东约200公里处。领导人除了度假娱乐、从事沙滩体育运动和与亲友叙旧外，还要举行政治讨论，制定党的政策，确定国家计划，议定敏感的人事升迁和退职问题。
由于地位、礼仪和经常出现在公众面前的需要，江已经感到没有个人生活可言了。他向老朋友沈永言抱怨他所受到的种种约束。“他不能决定自己的衣着，”沈注意到，“他经常不知道该穿什么。”有一次沈访问中南海时，一名助手打断了他们正要结束的晚餐，告诉江他需要更换服装参加下一场活动。我问道是否可以让我跟他去看看他怎么着装，“沈笑着回忆说，”当我们走进江的卧室时，他的衣服已经摆好了。由他要会见工人代表，他只能顺从地脱下他的西式运动茄克，换上扣子系得很高的毛装。但是他的助手，就像学校老师对7岁小学生说话一样，温和但简略地说：“不，您必须把衬衣也换掉。‘就连他的鞋子，也为他选好了。”
鉴于自由受到这么多的限制，江泽民也需要放松。他还需要锻炼。每天，他都要在中南海里绕大圈散步。随后，他会去毛泽东曾经使用过的游泳池游泳。
就在这段时间，中南海——过去的皇家宫室，现在的权力中心——的一些中式古典建筑被改造修葺一新，特别是那些专门用于会见外国达官显贵的地方。恢复这些精致典雅的中华文明的象征物，表明泽民力图恢复中国作为国际社会领导者这一历史性角色——一个看似遥远目标——的愿望。
有一座重新装修的茶楼大门对着南海，从这儿可以看到位于天安门广场的人民大会堂。江泽民在农历八月十五日，也就是中秋节那天，来到这儿对湖赏月。这是一个催人感怀、引人遐想的时刻，人们可以想像当江泽民陶醉在美丽的月色和中国的光明前景中时，他一定也回想起自己青年时代写下的诗句。
“我不到一年就不再担心了，”汪道涵说，“我感到惊讶的是我这么快就有了信心，相信江泽民能够达成他的目的并坐稳他的位置。我大大地松了一口气！然而，邓小平还健在，他答应过他将提供一切必要的支持。”
江泽民不以势压人。他更愿意用一种不显山露水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树立起作为中国最高领导人的权威。在他认为不能妥协的地方，他的态度坚如磐石。对于穷苦百姓的困境，充满同情。对于知识分子的渴求，他与他们心心相印。对于管理者和工人之间的摩擦，他深刻理解他们的问题所在。在自己的一生中，他经历过中国大多数阶层的生活方式。然而他仍然需要依靠元老，寻求共识，并设法提拔自己赏识的人。江泽民正是这个时代所需要的那个人。
第13章 1992年“大胆探索”和“加速改革”
直到去世之前，邓小平始终渴望中国能够稳走上发展壮大路。他对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的改革速度很不满意。1992年年初，这位87岁高龄的最高领导人决定把问题摆到台面上来。他乘火前往中国南方巡视，去为改革呐喊。他这趟充满激情的私人旅行将使中国恢复活力并重激发起江泽民的干劲。
1月17早上，当邓在北京火车站登上那列8节车厢的专列时，他只是一介平民。他的妻子卓琳及两个女儿邓榕和邓林陪他一同旅行。医生们曾劝告这位身体越来越虚弱的老人不要出巡，而且尽管邓仍受人尊崇，他的实权已经减小。甚至连过去亦步亦趋报道邓一举动的中国媒体，在差不多两个月的时间里，也没有报道他的重要旅程。
邓享受着他的退休生活，其中包括与一大家子人一起进餐，还有桥牌——他可是一位桥牌高手。尽管感觉不再敏锐如前，邓正是在从这种悠闲的生活中走出来，最后一次挺身投入政治争。为了建成一个与世界强国平起平坐的强大中国，邓知道必须令人刮目地扩大它的经济基础以及为经济注入新的活力。邓告诉身边人，他得离开北京。他选择去南方，到广东省他所创建的经济特区去，他期望在那儿找到对其改革思想的有力支持。此后邓这一行程就被称为“南巡”，意为“南方之旅”，但是蕴含着更为尊崇的意思。
邓的第一站是武汉，在那里他就直奔主题。“这就是我们目前的问题所在，”专列上，邓通过湖北省委书记向北京的中央委员会传去一个口头信息：“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他警告说，“谁就会被打倒。”邓正在为获取党的灵魂而努力，这次他不会回头了。
两天之后，江告诉官员们全党该“解放思想”，加快改革开放步伐。“我们必须大力发展尖端技术，一心一意抓经济建设。”他强调迫切需要“大力压缩不必要的会议，减少过多的例行仪式”。
邓小平即将动身之前，江泽民就敦促上“加快改革开放步伐”，并“采取新的措施深化改革”。1周后，江呼吁党的干部要朴实节俭以取信于人民大众。他说：“我们必须改变各级领导干部的工作作风。”
在中国经济奇迹的诞生地深圳，邓对热情洋溢的群众说：“不要害怕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邓又说：“多搞点‘三资’企业，不要怕。有的人认为，多一分外资，就多一分资本主义，‘三资’企业多了，就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就是发展了资本主义。这些人连基本常识都没有。”
邓补充说：“我国现阶段的‘三资’企业，按照现行的法规政策，外商总是要赚一些钱。但是，国家还要拿回税收，工人还要拿回工资，我们还可以学习技术和管理，还可以得到信息、打开市场。因此，‘三资’企业受到我国整个政治、经济条件的制约，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有益补充，归到底是有利于社会主义的。”他警告说：“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离开的时候，邓当着众人的对深圳市委书记说：“你必须加快发展！”这是个令人震的声明。因为在整个中国，深圳的改革步伐是最快的。北京的批评家们经常把深圳当作改革速度过快的实例。现在，邓却告诉深圳领导人要发展得更快些。他借用了毛泽东的比喻：“我们不能像小脚女人。”
“我们要警惕右，”邓在行程的下一站珠海说道，“但主要是防止‘左’。”他再次要求改革的反对者下台。
但是邓也兼顾了公平。“现在中央的班子，”他说道，对江泽民使用了代码短语，“干得不错嘛……问题当然还有很多，什么时候问题都不会少。”
邓的专列奔驰在中国南方的大地上。当这位最高领导人不停地发表直率言论时，大陆媒体的沉默变得颇成问题了。香港媒体对邓的整个行程进行了密切的跟踪报道，抓住了每一个重要时刻，但是在大陆报纸上却没有出现任何一条消息。很明显，高层作出了某种定。
由于不清楚邓的南巡将会产生何种影响，所以没有人想过早地表明自己的立场。然而，有关他南巡和发表激烈批评的消息仍然不胫而走。（邓已经利用上海和深圳的当地报纸，向大陆媒体全盘托出了他的见解。）邓小平是在进行一次远征，现在许多人都知道这一点了。
江泽民决定公开表达他的支持。他不仅认为邓小平的立场是正确的，而且还感到这位最高领导人最终会取得胜。在党内，要求支持邓改革的呼声日益高涨。在春节期间，江给在上海的邓小平打了个电话向他拜年。尽管这次广为报道的谈话并未涉及邓的南巡但就时间上的选择而言却并非偶然。同样并非偶然的是，江泽民在2月5日春节团拜会上呼吁“大胆探索”和“加快改革开放步伐”。
这还不够。流言蜚语正四处传布。江泽没有把谣言放在心上。在内心深处江也是一个经济改革者。
江泽民决定采取行动。他和富有政治头脑的曾庆红商谈后，和李鹏达成一致意见，决定加快改革。随后的几个月里，他们批准下达了大量刊载邓小平的谈话的文件，总数大概有20多件。江打定主意支持邓，而且不会在过程中三心二意。
一开始，在他的支持下，党的中央委员会准备了一份文件，总结了邓的主要思想。2月28日，《关于传达与学习邓小平同志重要讲话的通知》被下发到全国各级党组织。中央党校，这先进共产主义思想的堡垒，向2000名学员和教职员分发了邓谈话的书面稿。该校的毕业生在全国各级主要的的领导岗位上任职，党校可是个宣传新政策的理想途径。
3月上旬，政治局连续2天召开全体会议，认真学习了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会议最后作出了其有史以来最重要的决定之一即政治局同意支持邓的言论和思想。决议是一致通过的。邓的南方谈话从此将成为中国改革和发展的“伟大行动指南”，社会主义现化的核心，和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四大的主题。政治局如今强调说，整个党和国家，必认真学习邓小平关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重要谈话。
江泽民满腔热情地宣传这一新的思想，他的讲话总要引用邓的话语，并且几乎每次讲话都要号召切实加快改革步伐。5月，江要求治局成员用更大的热情学习邓的谈话和思想。6月，他对中央党校的毕业班学员作了一次开拓性的讲话。
在这篇高度受人注意的演讲中，江宣布任何批评或篡改邓的策的党员干部“随时都有可能被撤职”。虽然江抨击了西方腐朽的价值观，但他批评“左派”分子将改革与“走资本主义道路”混为一谈，同时他还对认为党的中心任务不是经济发展而是“阶级斗争”的看法作了批驳。
在这篇演讲的若干部分，所用的语言几乎与邓南巡时使用的一模一样。讲稿下发全党和武装部队（人民解放军）的所有单位，作为“认真学习”的必读文件。
这篇讲话还暗示会发生更大的变化。江泽民说在即将于9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会主义经济体制”这一目前使用的表述方式将被主题更加明确且更具改革性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所取代。在一个对措辞的微小变化十分敏感的文化中，这个新术语无疑是投下了一颗意识形态炸弹。政治描述语总是事涉敏感，任何变动都必须谨慎。经历了几十年“反右反资”宣传后，语言上过于突然的转变引起混乱。
“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个导词是怎样产生的呢？江曾下结论说，中国的新体制需要一个新的术语，在考虑了许多备选词后，他最喜欢这个。“市场”这个词必须引人注目，但也必须和社会主义制度相协调。
江泽民在党校发表讲话3天后，他来到邓小平家，寻求这位最高领导人对使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面改革新旗帜的同意。讲话前江没有和邓磋商。在邓南方谈话后，一切问题便由江自己来解决。在此意义上，南方谈话确实是对江的一次考验，而他的党校讲话正是最后一考试。
对邓而言，这个名词是再自然没有了。几年来他一直说资本主义制度也有计划，而社会义制度也有市场。讲话后，江也请教了陈云和李先念，两人均表赞。于是邓最后总结说：“如果大家都同意，我们就有了（党的十四大的）主题了。”
虽然“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要成为中国官方指导方针还需要再过几个月，但毫无疑问，正如《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所言，中国的改革已进入“前所未有的新阶段”。
“江的党校讲话非常敏感，”滕文生回忆说，“因为正好在邓南方谈话之后且要体现他的改革思想，但是党和国家对这样的新思想还没有准备好。抵触是有的；还要考虑不同的社会阶层。因此江的（讲话）基调是共同讨，而不是下达指示。他要寻求共识。”
这样，江就开创了一个先例。为了让党的领导人对每5年在党代会上制定的新政策有思想准备，他首先会在春天到党校发表讲话时预先透露一下自己的想法，允许大家对此进行热烈讨论，这样一来，等到季党代会正式提出该项新政策时，它早就被接受了。
一旦中国媒体获准报道邓小平的南巡，他的每一步都会引发一场“政治地震”，他的每一句话都成为昭然若揭的真理。几乎每一个有关公共事务的报道都会提到邓的“南巡”。大陆的记者们如今都在滔滔不绝地谈论邓，把新一轮的改革称作“吹遍全国的一股春风，吹散了人们心头的犹豫、焦虑和疑问”。中国的各个省份都在寻找改革的新路子。整个国家正在加速驶入快车道。从1992年起，中国的经济增长率一直高居世界首位。
当邓小平告诉大家“要警惕右，但主要是止‘左’”，他最终公开和过去那种僵化、教条、极左彻底划清了界限。虽然邓反对带有各种思想钳制的群众运动，他相信他是在发展——而是反对——毛泽东思想的精髓。从1978年邓开始改革到1992年的南巡，治意识形态的辩论一直在中国持续着，用邓的譬喻就是，“摸着石头”过改革的“河”。1992年后，争论结束了，道路扫净了，速度加快了。“如果没有邓小平南巡，”10年后一位高级领导人说，“我真难想像中国如今会是个么样子。”
为了庆祝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江泽民在4月份访问了日本。江很重视与渴望进入中国市场的日本工商界人士发展经济合作，为此，他参观了位大阪的松下电器公司总部，同时把两国围绕中国东海一组岛礁（译注：即“钓鱼岛”）的领土争端搁置一旁。江还会了明仁天皇，与天皇共进宫廷午宴。席间，江向天皇重申了对其访华的邀。
江最后还在这次访问中留下了个人的印记。出于对中国传统价值观的信奉，他坚持要专门拜访从1970年到1974年担任日本首相并开创了中日关系新篇章的田中角。和美国的理查德。尼克松一样，田中在日本也失去了人民的信任。他卷入了一起受贿丑闻，并因此被捕。但如同对尼克松，尽管他已再能发挥作用，中国人仍然把他视作朋友。时至今日，尼克松和田中在中国都作为伟大人物为人们所铭记。
当江泽民抵达田中传统式样的宅邸时，这位老人的许多家庭成员都在门口迎接。当江跨出轿车时，田中的一个孙女儿走上前来向他献上一束鲜花。田中的孙女用英语说道：“欢迎。”
“在中日邦交正常化20周年之际，我来到贵国进行国事访问，”江对田中说道，“对我而言，很自然就会想起你对中日关系正常化所作出的历史贡献。中国有句老话叫‘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今天就是来向你表示感谢，并向阁下致敬的。”
江和日本媒体在一起时显得很放松。在启程前，和日本记者谈到了即将进行的访问。当问到他的个人生活时，他谈到了他的妻子和两个儿子以及他们的妻儿，说他有一个幸福的家庭。“我们有一个孙子和一个孙女儿，”他笑着补充道，“这个数目是符合中国的计划生育政策的。”
江对记者说：“我坚持这样一种思想，那就是干一行，爱一行，钻一行。因此，我现在读一些有关历史、科技和世界事务的书。”江说他喜欢古典音乐，但也不排斥快节奏的音乐，比如迪斯科，“年轻人喜欢这个”。
江还接受了日本广播协会的电视采访。“闲暇时间您都做些什么？”记者问道。
“我想我没有什么闲暇时间。如果我有时间，我喜欢阅读文学作品。”
“以请您写下您喜欢的一句诗吗？这是毛笔。”
当江在纸上写下两诗时，摄像师把镜头拉近，作了一个特写。
“人们说您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记者一边端详着江的书法一边说，“我想这是一首唐诗。您能解释一下吗？”
“我写的是，”江说，“‘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这首诗的前两句是‘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
6个月后，日本的明天皇对北京进行了历史性的访问，这是日本君主首次踏上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土地。在宴会上，天皇破天荒地承认他的家对中国的入侵给中国人民带来了“深重的苦难”。
江泽民在领导岗位上看上去似乎挺舒坦，但偶尔也有谣言传说着相反的内容。尽管在所有的政治体系中都会产生谣言，但那些有关中国高级领导的谣传，特别是在西方，往往会夸大他们在相互倾轧方面投入的时间。当然，为个人谋求更好的位置始终是政治生活的一部分，但是中国的国家领导人和美国的国家领导人一样，把他们的主要时间用在共同治理国家上。尽管围绕什么才是中国实现自身目标的最佳途径会出现分歧，但对于这些目标应当是什么，他们却几乎完全一致。
10月召开的党的十四大，作出了三项意义深远的相关决定。首先，将邓小平的口号，即“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第二，明确指出国家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就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第三强调党必须把精力放在经济建设上。
特别是，会议把中国定义的“社会主义”思想同充满资本主义味道的术语“市场”联系在了一起，此举具有巨大的象征义。然而，当江泽民在大会上作定调子的工作报告时，他的言辞比起4个月前在中央党校发表的讲话要更为严密。一方面，他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最鲜明的特点”，而邓小平的“新革命”是“根本上改变经济结构，而不是仅仅对它修修补补”。另一方面，他又寻求和谐与平衡：“要坚持从实际出发，注意量力而行，搞好综合平衡，”江说道，“不要一讲加快经济增长，就走到过去的老路上去。”
江泽民提出到2000年前经济每年增长8%—9%——高于当初五年计划提出的6%的指标。邓小平观看江讲话的电视直播时说：“我应该为这个报告鼓掌。”
到党的十四大结束时，江泽民已经建立起他的威信，或者更准确地说邓小平帮助他建立了威信：首先，当年早些时候的南巡促江加快了市场改革；其次，建立了一个更具改革头脑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其中包括副总理朱镕基和49岁的胡锦涛（这位希望人物后来成为国家元首）江很乐意和胡锦涛共事。
很有意义的变动是中央顾问委员会——其成员至少都有40年的党龄——不再设立了。委员会成立于1982年，作用是向中共中央提供“政治协助和咨询”。不再设立委员会，加强了江和其他现任领导的决定权和灵活性。
江不仅赢得了一系列的政治挑战，他还在职权（政治、经济、媒体、军事）的所有方面发展了力量，提高了信心。后来在2003年，即他从总书记的职位上退下来的后一年，回顾历史时，江把1992年的这段经历称为他个人的转折点。
可政治仍然是复杂的。在新政治局常委会的领导集体中，这些有能、有责任心和有资历的人，对应当如何治理国家存有不同意见。尽管7个人拥有共同的目标但他们也都有着很强的个性，这意味着他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抱负和思想。李鹏是总理和政府首脑；乔石将成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的委员长；李瑞环将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的主席。
排在第五位的是在上海的同事朱镕基，他将几乎完全掌管经济。他并不认为寻求一致意见是自己职权范围内的事。第六位是将成为常委会中最后一名军人的刘华清；第七位是49胡锦涛，他负责党的组织和人事。
在党代会临近尾声时，事情已变得很清楚。至少对邓小平而言，江泽民是他的接班人了。时年88岁高龄的邓小平在女儿邓榕的搀扶下，来到人民大会堂，在大批的与会代表中，接见了新当选的高层领导。在随后的20分钟内，他和泽民并肩走在一起。而其他人，包括李鹏在内，都在几步之后跟着。这是中国最高领导人对江泽民的最终认定，而且中国中央电视台对此向全国进行了转播。“大会非常成功，”邓抓住他的接班人的手说，“我希望你们大家继续努力。”
江毫不犹豫地在所有方面加强他的权力。他成为党内负责经济事务、外交事和台湾问题的三个“领导小组”的组长，这使他可以在这些领域中直接负责决策工作。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和外交部长钱其琛进入了政治局。丁关根担任中央宣传部长。
在外交事务方面，江泽民进一步发展了邓小平的对外开放政策。1992年8月，中与韩国建立了正式外交关系，1个月后，江为来访的韩国总统卢泰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
中韩建交的经过说明江是多么喜欢接受信息以及他是如何与下级共事的。作为在科学方面受过训练的人，江很尊重国务委员宋健博士，宋是一位杰出的科学家和数学家，对中国的航天计划作出了重大贡献。在当选总书记后不久，江就对宋说：“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有你觉得我应该读一读的东西，就直接送到我的办公室来。”
宋健满足了江泽民的要求，给他送去报纸、论文和书籍。“我就让我的秘书去他那儿，把东西放在他的办公桌上，”宋回忆说，“我没有什么固定计划。有这么多各式各样我认为有意思或重要的材料，平均下来，我1个月左右就要给他送些东西过去。”虽然宋博士呈送过去的东西一般涉及的都是科学技术，但也有例外时候。
1990年冬天，宋博士的一位老朋友和老同事赵利济博士找到了他。赵是一位在美国接受过教育的韩国社会学家，当时在夏威夷大学著名的东西方中心担任主任。那时，韩国总统卢泰愚正在寻求建立秘密的高层渠道，传递他的国家想与中国建立经济和政治联系的信息，便要求赵博士斡旋。卢泰愚总统的创议正是通过赵利济博士传给了宋健博士，后者又按惯常的做法把信息传送给了江泽民。
在读了来信后，江判定时机和环业已成熟，便把信转给了中国外交部，正式启动了有关外交运作。1991年初，韩国和中国互设了贸易代表处，1992年年中，两国建立了外交系。
汪道涵，江的良师益友，也有与江联系的特殊渠道。当他被任命为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后，这点就显得格外重要。海协会是一个非政府组织，在台湾也有个相对应的组织。设协会的想法是非政府组织比起政府来要更加灵活，可以找到缓解紧局势的新路子。根据江的要求，汪道涵直接向他报告。
“我从来没有向江泽民隐瞒过情况，”汪说道，“我会毫不犹豫地告诉他任何事——尤其是当我觉得他还不知情的时候。他也经常询问我的意见。我们联系很密切。每次我到北京都会去他家。作为老朋友，我们会谈论许多问题，包括个人问题，就像在他成为国家领导人之前那样。江没有变。有时当他遇到烦心事的时候，他也会告诉我。他知道他可以信任我，我可以告诉他我的真实感受并对谈话的内容保密。如果他问及我不知道的事情，我先做一些研究，然后告诉他我掌握的情况或得出的结论。”
1992年岁尾将至时，江作出了一个改中国科学技术前方向的决定。按照惯例，由副总理朱镕基起草的下一年度的国家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将提交政治局会议讨论，而江作为总书记，将主会议。作为1993年计划的一部分，负责科技的国务委员宋健博士提出建议，中国鼓励发展由企业家兴办的高科技公司，并为此批准建立数十个高新技术工业园区。然而，朱镕基却坚决反利用企业家兴办的公司和工业园区来推动科技发展——他青睐大型国有企业——他的反对导致上演了一场引人注目的争论。朱副总理和应邀列席政治局会议的国务委员宋健，将有一场面对面的辩论。
“我负有责任，要为发展科学技术找到方法以帮助国家达成发展目标，”宋解释道，“早些时候，我就已经开始群策群力设法找到一些革新性的设想。”
第步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的“星火计划”，重在发展技术水平不太高的镇企业。到20世纪90年代初，中国已经准备好跨出第二步：在城市中发展高科技企业。就此而论，宋博士相信最好的战略将是一个大胆的战略：建立国家级的高新技术工业园区， 以优惠政策鼓励创办具有创新精神的公司。他和他的手下已制定出一详细的计划，以波士顿、硅谷和奥斯汀周围兴起的高技术园区为蓝本。宋博士在朱镕基的国家计划中写进了深思熟虑的一段话，确认了高技术企发展政策并授权批准建立高技术园区。但是，朱不同意宋博士的想法，他删去了这段话。
每个人都承认如果不大力促进科学技术，中国的发展就将成为无源之水，毫无前途可言。问题不在于是不是该做，而是如何才能做得最好。宋健博士认为，发展能够激发中国年轻科学家潜能的小企业、小公司是正确的途径。而朱镕则属意于可以大大增强中国工业实力的大型国有企业。
“我和朱副总理是好朋友，”宋特别指出，“但是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有很大分歧。除了把我们的不同意见带到政治局进行公开辩论外，我们别无他。”
这次会议是政治局全体会议，虽然开了3个小时，但是只有20分钟用来讨论高技术。朱镕基主张，他所负责的大型国有企业应当成为发展中国的先进科学技术的地方。不仅仅是因为国有企业有现成的管理体制，朱说，还因为它们有开展高水平研发所需要的基本条件。“我们有这么多的国企业，”朱力争说，“它们完全有能力把这件事做好！”
“作为他为国民经济制定的总体计划的一部分，朱镕基一心想振兴中国的国有企业，”宋博士解释道，“这是一个巨大的负担，并促使他得出这种分析结论。”
轮到宋博士发言时，他声明他的立场代表着中国科学界，而不仅仅是他个人。他争辩说，国有企业恰恰不是发展新科学技术的合适场所，因为创新一般说来是年轻人的工作，而大型国有企业的官僚主义和墨守成规的体制将会抑制而不是增强他们的创造力。
“在论资排辈的国有企业，年轻人怎么能有机会去做一些独创性的工作，去挑战那些陈规陋习呢？”宋问道，“年轻人决不会受到尊重，不管他们的想法有多好。”
宋博士解释了让科学家在国企业的束缚和限制下开展工作是何其困难。“如果我们对科技创新是认真的，我们就应当打破旧的模式，”宋在政治局恳切地说，“为什么就不能让中国最优秀的年轻科学家们自行创建充满活力的新企业呢？”
尽管只有朱镕基和宋博士两人在进行辩论，宋的上级并且是科学技术可靠支持者的李鹏总理支持他的新思想。作为主持人，江泽民没有加入讨论。他专心倾听了朱镕基和宋博士的辩论，还作了一些笔记。
最后，江泽民提出了他的观点。“我同意宋健同志的意见。”江直截了当地说。然后，他转向副总理：“老朱（这是个亲热称呼），你不应当这样一味反对这个想法。就让他们试一下。也可能他们会成功，也可能他们的努力会变得很重要。我们最有才干的年轻人无论如何也要把科技创新进行下去。过几年，我们可以回头检讨这个项目，对它作出一个恰当的判断。”
江泽民主持会议有他的一套按部就班的方法，这次就很典型。他先让主要发言人提出他们的想法，并鼓励所有与会者畅所欲言，在此之前，他自己不发表意见，而用大而清晰的字体记下谈话要点。在会议结束时，他会总结集体的结论，在房间里逐个询问，让每个人都参与进来。
散会后，宋士走到朱副总理身边，微笑着对他耳语说：“镕基同志，这一局我可是一比零赢了！”
“忙你的事去吧。”朱眨了眨眼说。
数年之后，宋博士反思了这个中国科技发展史上的里程碑事件。“江泽民在主持会议时有一种高度概括、很有自信风格，”宋说道，“他对处理不同意见驾轻就熟。即便在不可能达成全体一致的情况下，总书记也总能设法协调大家的立场以求得共识。他总是设法让所有与会者都感到自己参与了最终决定，即便不可能完全达成一致。正是由于这一点——同时也因为我和朱镕基是朋友——我才能在事后和朱开个玩笑。”
被称为“火炬计划”的项目就这样开始了，24个国家级高新技术工业园区—后来这一数字又增加到53个——建立起来了，其结果培育了大量高技术公司和新的产业。“火炬计划”是中国为加快科技发展所迈出的第二步。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的实施则要等到1995年。
在担任中国领导人期间，江一直很重视自己的老朋友，征求他们的意见和建议，享受与他们在一起的时刻。他喜欢回上海欢度农历新年，常常宴请他的老同事，席间他们会谈天说地，回忆往事。叶公琦（一位上海市前副市长）描述了有一次他到江在中南海的家做客的情况。“我们吃得很简单，”叶回忆说，“都是很普通的家常菜，大概有五个菜，没有什么奢侈的东西。他的家人也跟我们一起吃饭。在餐桌上，我们谈论了许多题，有时非常坦率，有时也谈论些个人的事情”其中有一点，叶说，是江对他的厨师做的红烧肉（总书记爱吃的一种猪肉加酱油炖出来的家常菜）不够满意。“不如上海做得好。”江抱怨说。叶还透露说：“江还告诉我按照医生的建议，他不能吃鱼皮，做前厨师就很尽责地把皮去掉了。‘鱼没有皮不好吃。’他很无奈地说。”
他家里有很多书，此外没什么其他东西“孩子们告诉我，我家的家具太旧了，”叶公琦评述道，“但是江的家具比我的还旧。”虽说陈设十分简朴，接待却总是充满热情，尤其是江的妻子王冶坪。王患有颈椎病，不得不把头歪向一侧。每当朋友来访时，王都亲自端茶，拿水果。当上海市的另一位市长去世后，她还邀请他的遗孀来家做客。王仍然宁愿做些家务，也不愿过中国第一夫人的迷人生活。
“这个家一直都是她在管，”她的小姑子江泽慧说，“多年来照顾家里的老人，像我的母亲、她的母亲和三哥的亲生父母，她还得教育两个孩子和孙子孙女健康成长。她很早就担负起家庭的责任，因为她的父亲去世得早。尽管生在上海的大户人家，她却一直过着简朴的普通人生活。她不喜欢抛头露面。我叫她三嫂。”
他们俩真可谓是互补的一对。在经过一天无休止的忙碌之后，江泽民期待着回家享受一下妻子烹调的美味的上海菜。然而，他最喜的还是扬州菜。
1992年底，中国经济开始出现过热现象，通货膨胀成为威胁。江重新回到国家的根本问题上，强调农业和农村工作对现代化至关重要。他知道中国的稳定最终还是要依靠大约占其庞大人口三分之二的农民。12月份，他到湖北省进行了一次计划外的视察，与当地的干部和农民讨论农业和农村改革。有些情况正在农村地区造成问题，江想接从当事人那里了解情况。
“种庄稼几乎不赚钱，”一位村党支部书告诉总书记，“生产成本提高了，但销售价格却下降了。而且，农民还要负担各种沉重的税费。”
“你看怎么解决这个问题呢？”江泽民问道。
“农民只对自己收获的粮食交税，”村支书回答道，“其他的税费应由村里承担，这样会提高民的积极性。”
在另一个子，江问道：为什么粮食价格这样低。有人说：“生产率提高造成供给过剩。”另一个人说：“主要的问题是销售。”“储存，”还有人说，“过去我们每家每户都储存粮食，但是现在人们有了‘新理念’（即那是有损体面的），不愿意把粮食放家里了。”
“他们的‘新理念’可能是不对的，”江说道，“民以食为天。”
在一个村庄，江注意到有一排普通的农舍，就叫司机把车停到路边。江和主管农业的温家宝下了面包车，来到51岁的泥瓦匠刘克举的土坯房中。
江伸出手来。刘说他从来没有过什么“大干部”，但愿意说说自己的想法。“我感谢邓小平解放了生产力，”他说，“过去就是不睡觉我们也不到多少钱，但是现在我们有了自主权，生活好多了。我希望包产到户的生产责任制不要变。”
“老刘，”江说道，“农村稳定了，国才能稳定。共产党‘让人民群众富起来’的政策是不会变的。”
“那为什么我们现在要交的税那么多呢？”刘问道。
“有哪些税？”江问道。
“多得数不清”刘说，“我们村每年花在吃喝上的钱就超过1万元。”
“是红白喜事还是招待费？”江问道。
“我是个泥瓦匠，”刘解释说，“所以我在附近许多地方都干过活。我见得多了，我看见那些别高的干部一到我们村开会或视察就大吃大喝。”
江泽民的心情很沉重。“只有农民富裕了，”他告诉在场的湖北党政干部，“新世纪的文明和进步才能得到保证。”
12月末，在武汉召开了农村工作会议，与会的有6个省的省长。由于刚刚掌握了第一手资料，江的讲话显得不容辩驳。他还重复了从农民那里听来的骂政府的顺口溜，没有人对此感到滑稽。
税费要控制在各地区平均净收入的5%以内。不允许再出现白条，江斩钉截铁地说，未兑现的必须兑现。（地方政府有种做法，不是支付农民现金，而是给他们白条，因为当地领导想把资金用于投资项目，比如在遥远的沿海新兴城镇投资房地产。这不仅伤害了农民，还长了通货膨胀。）
1992年晚些时候，当江泽民在上海促进城市尤其是浦东地区发展时，他说，当中国致力于经济建设时，同样要重视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江从此时起就开始宣传自己有关树立价值观和颂扬文化的设想，这将逐渐成为其领导艺术的志之一。
在外交政策上，江泽民同样使用了新的口号。比尔。克林顿刚当选为美国总统，取代了奉行对中国友好政策的乔治。H.W.布什。克林顿竞选得部分归功于“对中国强硬的言论”，中国领导人对他很是提防。12月，当江会见帕特里夏。施罗德率领的美国众议院的小型代表团时，他首次使用16字方针来描述中美关系：“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
到1992年12月，《解放军报》至少发表了12篇社论，拥戴江为“党的领导核心”和唯一的“军队统帅”。他的领导被称为反映了“老红军的传统”。江赢得了对中国武装部队的领导。
一旦掌握了军权，江就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做了。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所有高级军官的提升都要经过江的批准。对拟提升为少将和少将以上的军官，江都要亲自找他们谈话。这样，他不仅巩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还在全国范围内建立起强大的权力基础。1992年不仅仅是江泽民巩政治领导地位的转折点，它还标志着他思想上的转变。江是邓小平改革的先行者之一，如今他毫无疑问地担当起发展市场经济的重要责任。
第14章 1993年“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依赖的”
尽管有些人仍然认为这位党的总书记只是个过渡人物，但这种看法已经开始发生改变。“江泽民可能不像大多数人以为的那样，”资深的美国中国问题学者鲍大可说道，“中国的政权接替也不会像许多中国问题专家预计的那样突然和剧烈。”
江泽民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巩固自己不断上升的政治实力。在一次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江下令广泛印发邓小平的讲话。他召集了一次研究制定国防战的秘密会议，参加人员包括总军官和各军区司令。但其深层目的是在最近影响深远的人事变动后确保军队的忠诚。
此外，江不动声色地大大扩展了国家安全部，除了其情报和反情报的功能外，还增加了更多的职权用于维护公共秩序和追查腐败分子。借助打造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和国家安全部，江为人瞩目地建立起权力的基础。
6月，江进一步加强了在军队中的权威。他提拔了6名军队领导人至上将军衔，这是自1988年以来第一次授予这种荣誉。
2月，江泽慧当选为安徽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江马上给她打去电话。“你的职位是不是省里‘安排’的？”他直率地道。
“我把实际情况告诉了他，”江泽慧回忆说，“有两个代表团为我的提名做了工作：一个是合肥市（安徽省省会）科技文教代表团，因为我是安徽农业大学的校长。还一个是滁州市代表团，‘文革’时期我曾在那里的农村工作过十多年。他们对我都很了解，并且相信我会成为他们的好代表。三哥听很高兴——也放宽了心！”
“你应当努力为信任你的人民服务，”江对他的妹妹提出忠告，“这些年来你一直在大学里面搞教学，对整个社会缺乏了解，而且你对法律和立法程序也不了解。你应当学习法律，拓展自己的知识面，多到基层走走，要永远与各行各业的群众保持密切联系。”
在八届全国人大会议上，江泽民被选举为中国国家主席，在总共2909票中，只有60票反对或弃权。
外国媒体纷纷忙于核对政治信号。亚洲的一家新闻机构为，江之所以保持“谦逊的外表”是出于保住“摇摇欲坠的领导位置”的需要。文章暗示说，既然“中国的宣传机器一直‘充满诗意’地报道江的善良本性和平易近人”，他就仍是一个没有实权的挂名领袖。“他所获支持的消失只是个时间问题，而不是消失不消失的问题，”文章还引用了一名外交官的话说“在邓去世后的过渡期内，他可以再支撑一段时间。但是由于没有军权，他的最终让位是迟早的事。”然而，这个结论却是大错特错了。
同许多其他同行一样，这家新闻机构低估了正在不动声色地巩固其权力的江泽民。他近管理了最为重要的经济决策机构，中央财经领导小组。7月，他安排朱镕基为中国人民银行（中国的中央银行）行长，在经济过热的时候，这是个担风险的职位。朱决意整肃纪律，加强控制，他安排了3位新的副行长。
江的另一举措同平静但意义重大。3月，他把曾庆红提升为中共中央办公厅主任（正部级）。中央办公厅是党的行政中枢。曾取代了已任命为政治局候补委员的温家宝。现在，在这个新职位上，曾庆红就能利用其丰富的党务工作知识进一步提升江的影响和推进他的计划。有一家缺乏远见的新闻社称此举为“无关紧要的人事变动”。
尽管在这一时期压力很大，江还是设法享受了一下生活。在视察海南岛的途中，他访问了岛上的大学。在发表完正式讲话后，他走进了图书馆。当学生们认出总书记时，纷纷向他围了过来。“我看到你们学校有一座苏东坡的塑像，”江说道，他指是一位11世纪的诗人，“他对海南的文化影响很大。谁能背诵他的那首《水调歌头》？”有几名学生举起手。江带着自豪的微笑和几个学生一起背诵了其中的几句。
虽然当时正下着雨，但中国国家主席来到校园的消息还是迅速传开了。很快就有数百名学生赶来，围拢在这位著名的访客身边。“学生应该具有广博的知识，”江提出忠告，“文学艺术，例如托尔斯泰、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但丁、莱昂纳多。达·芬奇的作品，可以提高你们的审美情趣，丰富你们的思想和生活。不要局限在你们的专业里面。”江说，理科学生需要了解更多的文科知识，文科学生则需要了解更多的理科知识。“如果你们想学习其他国家的先进知识，”他补充说，“你们就必须掌握英语。在我的学生时代，我们每天早晨5点钟就起床，背诵60个英语单词。”海南大学的校长担心中国的元首会耽误行程，试图劝说江离开。不过，这个曾一度想做一名教授的人正在自得其乐。“中国的未来在你们身上，”江对周围的人说道，“当今世界的竞争主要是知识的竞争。一位古代圣贤说过‘天下兴亡，匹夫有责’。”江最后用毛泽东那句含义深远的话作为自己的结束语：“世界是你们的，也是我们的，但归根结底是你们的。”
商界开始把目光投向中国日益增长的经济“数字实在人炫目，”《亚洲华尔街日报》报道称，“在1976年，中国80％的生产由国家直接控制，而现在只有大约一半。中国的经济正灼热的12％的速度增长，这无疑是世界上最快的。外汇储备极为充足。该国的体制正在向国内新兴的中产阶级提供商品。在1980年，民众每天购买600台洗衣机，而今他们每天吸纳大约4万台。13年前每天销售的电视机约1万台，今天则为7万台。没有任何持怀疑态度的人可以对这些事实视而不见。”
与此同时，通货膨胀却一路攀升，并逐渐失去控制，在固定投资增幅46%的推动下，当年消费指数攀升了15%.江号召采取果断措施预防“经济过热，以免出现大起大落”，并补充说：“小规模的震荡不可避免。”
6月，江泽民来到邓小平家中，在紧缩计划中加强微观控制的做法得到了邓的支持。邓强调“财政工作”的重要性，告诉江说：“不管怎样，政府应该完全控制财政体系和市场价格，通货膨胀会给人民带来巨大损失。人民币不能贬值太多”
“令人惊恐的通货膨胀失控的阴影对江是一个重大挑战，”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回忆说，“我们如何才能既让经济冷却下来，又保持改革的动力？我们抓住了问题的症结，诸如未经批准的集资和过多的信贷。江主席把朱镕基派去当中国人民银行的行长。”——两人都认为必须压缩地方投资。
“1993年对江主席来说是关键的一年，”负责编辑整理高层领导人的文件以及国家和党的重要档案的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解释道，“经济过热不仅对改革而且对社会稳定都造成了相当大的威胁，江主席必须引导中国经历步入市场经济后的第一次宏观调控。在计划经济体制下没有必要使用这种手段。如果经济增长过热或出现通货膨胀，只要命令工厂停产或者改变其产量就可以了。现在中国正在试验一种新体制。”
“这是试验性的并且有风险的，”冷继续说道，“一旦软着陆成功，最大的好处是向人们展示新体制的优越性。到20世纪90年代中期，每一个人都可以购买和享受到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的新产品、新货物和新服务，这更加证明了新体制的优越性。这是江泽民所取得的一个大突破。”
对于邓小平“抓住机遇”加快发展的指示，江泽民列举了当前的三个问题：腐败、收入不均和通货膨胀。前两个问题将长期存在。“加快发展必须以中国前的实际情况为前提。”他说。
然而，江泽民还是把自己摆在邓小平理论的主要诠释人的位置上。在实践中，他领导着经济改革。在理论方面，他布置了一系列传播邓小平思想的研讨会。在军事上，他在一次同军队战略家们举行的秘密会议上说：“邓小平军事思想应当被视为人民解放军的‘支柱’。”
可邓平本人表明了在他看来纯属对他进行个人崇拜的厌恶。他对吹捧“邓理论”感到不悦，对颂扬他的展览表示不安，对给他塑像的计划感到不自在。“不要讲什么‘邓小平理论’十分伟大、绝对正确、包罗万象，”他说道，“它既不是博大精深，也不是完美无缺。有些方面还需要在今后的实践中进一步丰富、改进和修正。”邓补充说，“我不是谦虚，仅仅是实事求是。”
1994年8月，当江泽民去邓小平家庆祝他的90岁生日时，这位最高领导人抱怨说，许多组织正在搞颂扬他的活动。“我们不该那么做。”语气尖锐地下令。他不是故作谦虚或出于礼貌。“不许他们那么做。”他重复说道。
1993年春季，江把大约30名顶尖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和政治理论家组织在一起，让他们在北京西北郊玉泉山一个受到保护的、与外界隔绝的宾馆内为政府献计献策。在一系列的讨论会之后，15篇高水平的学术论文应运而生，江希望它们能成为改革的基石。
作为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江是制定经济政策的创议人。他也想取得知识分子的帮助，让他们参与国家管理。最后，通过为政治和经济理论设定议程，江加强了自己作为邓小平接班人的地位。在中国，人们通常认为最高政治领导人也应当是首屈一指的政治理论家。毛就是兼而有之，邓也一样。大约从这时起，江泽民思想将变得越加重要。
江授权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加强对媒体和艺术界的领导。媒体不能不受限制地自由报道敏感话题，“自由派”的影视作品将受到严格审查。按照江指示，丁要求媒体多做“正面”报道，避免涉及那些会给党造成负面影响的事情。
尽管如此，中国政府继续向世界开放示好。6月，江泽民写信给国际奥委会，重申北京将申办2000年奥运会。（这次申办后来没有成功：美国和另一些国家投了中国的反对票。）
几乎同时，江在会见泰国佛教领袖时，概括了2000年的中国佛教史，显示了他的博学。江重申中国宪法保护“正常的宗教活动”，他支持中国和海外的教徒开展交流。
4月，江泽民授权海协会会长汪道涵与台湾相应组织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在新加坡举行高度透明的双边会谈。这次史无前例的会谈是几十年来大陆和台湾最高层次的正式接触。
在类似的方面，围绕香港拟于1997年回归中国展开了一系列活动1993年7月，英国外大臣道格拉斯·赫德访问中国，来处理一场由港督彭定康所支持的“民主改革”而引发的外交争执。在重申了中国的立场后，江呼吁英国和香港商界注重常识。江主席告诉赫德，香港荣和稳定的最终保证是中国内地的巨大市场。在此之前的1月份，江对来访的香港客人说，“我们信守我们的承诺。我们将向全世界证明我们是可信赖的。”
中国进一步对外开放的信号是越来越多的选美比赛。虽然1988年江在上海当市长时被迫取消了一场选美，但是这种比赛近几年来在全国各地却越来越流行。选美曾一度被贬为“资产阶级腐朽堕落”的象征，而今在全国各地50多场选美比赛竞相登场。什么都可以编成一个头衔诸如礼仪小姐、葡萄酒王后、空姐等等。深圳在5月份举办了自称是第一场全国性选美活动。这场选美表演是一种传统服装、奢华的晚礼服、T恤和紧身短裤的奇特混合。
一天，美国情报的一次失误显示了美国政府对江泽民的态度。中国的集装箱船“银河”号在前往中东的途中，被怀疑运载用于制造化学武器（神经毒气）的违禁化学制品。出于对中国违反防扩散条约的怀疑，而货船的目的地又是伊朗，华盛顿方面指令美国海军战舰尾随货船，在彻底搜前禁止其卸货。
一番你来我往的尖锐交锋后，江不得不出面告诉来访的美国人，“银河”号上没有违禁化学制品。当时研究东亚问题的美国情报官苏葆立透露：“这个信息没有传达过来。”虽然美国驻华大使芮孝俭通过渠道报告说：“江的声明应该是可信的，因为如果经搜查证明他错了，他的声誉就会大大受损。”但是，据苏葆立说，“华盛顿对江的声誉不感兴趣”。美国情报界的防扩散专家组织了这次行动，决定让中国公开出丑。他们仍然认自己的情报而不顾江的声明。
敏感谈判的结果是同意由中国和沙特阿拉伯组成的小组对“银河”号进行搜查。美国专家不能登船，但可以向沙特人提出建议。用整整1周时间检查了全部782个集装箱后，美国人签署了一份船上没有违禁化学品的证明。
几周后，美国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把中国和伊朗、伊拉克、缅甸以及朝鲜归为“反对国家”，即为威胁“民主圈”的国家。他毫不通融的对策是“在外交、军事、经济和技术上孤立他们”。在中国，莱克的讲话被看作是再度证实了华盛顿对北京的纯粹敌视态度。苏葆立评价说：“中国国内对美国对华战略意图究竟是什么一存在争论，莱克的讲话打破了争论双方之间的平衡。”于是中国的战略分析家得出结论，美国已经设定遏制中国的政策，以阻止中国成为世界强国。
与此同时，江正面面对指责，有人批评中国在“银河”号事件上“反应软弱”。江泽民抬出了邓小平“不寻求对抗，不挑起对抗，不回避对抗，不害怕对抗”的方针。他力图坚持邓的路线，与美国开展建设性的合作，但这点正变得日趋困难。正当江主席即将和比尔·克林顿总统会面时，中美关系已经朝错误的方向走去。
1993年11月17日，江乘坐中国版的“空军一号”专机离京赴美问。这是“天安门事件”发生以来中国领导人首次访美。江的目的地是西雅图，他将在那里参加亚太经合组织（APEC）会议并与比尔。克林顿总统举行精心安排的首次高峰会。月前，江已告知中国驻外大使和外交部官员说，中国的目标是“把与美国的关全面恢复到1989年6月4日以前的水平”。
江泽民不顾来自两方面的反对，决定访美。在美国，国会中批评中国的人认为美国总统承认一个向示威学生使用武力的政府的合法性是错误的。在中国，人们没有忘记克林顿在1992年竞选总统时曾批评他的对手乔治。H.W.布什总统“纵容从巴格达到北京的独裁者”。
用苏葆立的话说，江的计划是“杂而近乎不可能……他既要显示自己是个强硬而意志坚定的领导人，反映国内领导集体对美国怠慢中国越来越强烈的愤怒，捍卫中国的立场（尤其在敏感的人权题上）；同时又要鼓励美国领导人对中国采取更为中庸的长期策略，和他本人建立某种和睦关系”。国会女议员南希。佩洛西是国会对华工作小组的组长，她极力主张克林顿和江泽民在西雅图初次见面时，“不要对江过于热情地微笑或打招呼”。
但中国主席头脑里虑的不只是外交。他渴望对外展示不断增长的中国经济和招徕新的投资。当江在旧金山作短暂逗留与工商界领袖聚餐时，他鼓励他们看中国时要把眼光放远些。“我确信，”他说道，“美国工商界具有强大的实力和丰富的经验，不会让机会从自己手指缝间溜走。”
江直接从西雅图机场来到了波音公司。在庞大的埃弗雷特工厂，他称赞这个飞机制造业的巨人是推动中美关系改善的先行者。他告诉3000名员工，中国是波音公司在美国之外的世界上最大的客户，以反击人们对中国在对美贸易中获得不正当顺差的普遍抱怨。到时为止，中国已经承诺购买或租用234架波音飞机，价值90亿美元。
出于自己独特的个性，江泽民提出想访问一个普通工人的家庭。波音公司安排33岁的装配工卡里。奎勒斯接待中国领导人。当江抵达奎勒斯家时，他用英语向他们一家打招呼，在而后的交谈中，他也不时地用英语说上几句。江对奎勒斯说：“我听说你有4次被评为‘本月最佳工’，你的工作一定很出色。”后，江接二连三地问了许多问题：是哪儿人，什么时候开始在波音工作的，上下班通勤时间有多长，夫妻俩是否拥有他们的房子，等等。
奎勒斯的妻子梅拉妮为客人上茶，并请江品尝她亲手烘烤的小甜饼。江送给主人的女儿一个玩具大熊猫。她回赠给客人一幅自己画的画。“为您画的是一幅‘睡美人’。”梅拉妮。奎勒斯解释道。“真漂亮，”江说道，“我把它送给我的孙，她也喜欢画画。”江从口袋里掏出他孙子孙女的照片，自豪地给屋子里的人传看。临走前，他送给这家人一些中国纪念品包括一幅猫咪刺绣，他说这是即将到来的感恩节的礼物。
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的第一次会晤远不是那么热情友好。双方对外均声称90分钟的会谈是“积极的和富有建设性的”，但事实上，这次峰会的氛非常冷淡，令人沮丧。克林顿据称是“阴沉而呆板”，江泽民则是“紧张”。
在克林顿致欢迎词后，江主席拿出一份早已准备好的、措辞强硬的稿子，照本宣科15分钟，简直像给对方上课，而不是双边会谈。江指责美国不理解中国的人权状况，不尊重两国间的差异。他声明，一国不能干涉另一国的内政。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说：“克林顿马上进行回击，向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有必要在人权领域作出改善。”
当克林顿当年早些时候批准延长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时表示，只有在北京改进其人权状况后，他才会再次延长这一待遇。现在他向江开列了美国要求改进的5个方面：红十字会有权探视监狱，释放“政治犯”，与达赖就西问题展开话，对“劳改产品”进行调查，以及允许“持不同政见者”的家属移民海外。
江没有给予正面回答。相反，他指出亚洲人“更加关注大多数人的利益而不是少数人的特权”。在武器扩散问题上，江表达了中方对美国向台湾出售F-16战斗机的愤怒，但同时也认识到美国中国向外出售武器的关切。
当江送给克林顿一支上海制造的萨克斯管时，气氛转变了。江还建议自己用二胡，两人来一段二重奏。但是这个提议，可能是由一场误会引起的。杜林认为，事情的起因是一位中国翻译不经意间听到克林顿对自的助手说了一句玩笑话“我应当把我的萨克斯管随身带着，来这儿练练。”据说美国总统当时是这样说的。翻译没有搞清这句话的意思，他告诉江：“克林顿先生说他想用萨克斯管为您吹奏一曲”。
在随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克林顿试图给这次会晤增添点亮色。“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两国关系有些疏远，”他以这句话作为开场白，“然而事实是，今天我们举行了会晤。我认为这本身就是个积极的信号，表明双方对决各自关心的问题感兴趣。”克林顿对江的回应作出了谨慎的评论，“我想我们已经开始对话了。今天就说这么多。”
江承认中美在人权问题上存在分歧。“我认为给最惠国待遇附加条件是冷战的残余，应当摒弃。如果我们承认我们之间的差异，就能够互相尊重……双方的共同利益远远大于分歧。”江又说：“一些美国人在人权问题上谴责中国，他们只着眼于极少数的违法者，这些人危害国家安全，从而违反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理应法办。每个国家都会这么做。”
为了积累积极的势头，江邀请克林顿访问中国。中国外交部部长钱其琛向外界表示：“克林顿先生说他期望在不远的将来能够成行。他说这是他从孩提时代起就想的事情。”
管克林顿和他的顾问们认为这次会晤很平淡，但江的表现在北京却赢得了声誉，因为他能够“既从克林顿总统那里获得改善中美关系的保证，又没有在人权和其他有争议的问题上作出任何让步”。军委副主席张震发表评论说：“他不卑不亢，全军指战员都为江泽民同志感到骄傲并深受鼓舞。”
3天后，当江泽民从西雅图飞往古巴，他所受到的欢迎要热烈得多。他是自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发动革命以来访问这个加勒比国的第一位中国国家主席。在那个风云突变的时代里，共产党执政的国家已经所剩无几，卡斯特罗对这位来自兄弟国家的元首给予了热烈欢迎。这次访问是有意做给美人看的，旨在表明中国将继续奉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江泽民极为欣赏20世纪初的作家鲁迅所写的一句话：“我们中国人是有骨气的。”这是对他内心世界的真实写照。1993年，在一次接受采访中，江引用了这句话，并在随后说：“我们决不屈从于外来势力强加给我们的无理压力。”
11月中旬，党的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问题的决定》。把“市场”和“社会主义”联系起来如今是中国经济政策的正式方向。同月，江适时地在一次庆祝《邓小平文选》（第三卷）出版的学习会议上发了言。第三卷共收邓的119篇文章，阐述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中国当代的马克思主义”。江高度评价了文选的出版：“为我们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一件大事……它把马克思主义和中国实结合起来，是社会主义事业的旗帜和民族复兴的精神支柱。”
12月江领导中国共产党庆祝毛泽东诞辰100周年。作为这次百年庆祝活动的一部分，中国的中央文献部门开始出版毛泽东的手稿——包括题词、信件、文章草稿、电报草稿、批注、备忘录、读书笔记、诗作和古典诗词作品。江泽民为该书题写了书名。
“对于毛泽东同志的最好的纪念，”江泽民在人民大会堂对1万名与会者发表讲说，“就是在（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的指引下……把他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开创的事业继续推向前进。”
1992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增长达到了前所未有的12.8%，远高于原先估计的6%.尽管这种热化的增长可能带来严重的问题，包括通货膨胀和腐败日甚，但它仍然会使中国成为一个迈向现代化和繁荣富足的经济强国。如果没有邓小平的南巡和江泽民适时的支持，这种发展可能要在许多年后才可能实现——如果最终能够实现的话。
第15章 1994年“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
1994年，消费者的恐慌和工人的不安加速了通货膨胀，这成了江泽民要对付的主要问题。粮食短缺的谣言引发惊惶失措的抢购和疯狂的囤积，使粮价一下子提高了50%。全国通货膨胀率在经济爆炸性的膨胀下高达22%，创人民共和国建国以来最糟糕的纪录；受房地产建设的暴利驱动，城市的通货膨胀甚至更厉害。生活困难的工人索求生活费，国家银行被迫以“稳定团结贷款”为名贷给陷入困境的工厂，而且毫无收回的希望。江对银行家们说这笔钱是“给工人们过年时包饺子吃”。
“如果放开控制，价格就会上升，”经济学家厉以宁解释说，“计划经济体制下就是这样。就像把一个球按在水里，一松手，球就会马上浮起来。”江泽民访问了北京市和山西省农贸市场。“老百姓开门7件事，柴米油盐酱醋茶，”江说，“小小的‘菜篮子’关系到社会的稳定。而改革和发展又离不开稳定。”在一肉摊，江问了价格，然后又怀疑地问道：“是不是因为我们今天来才临时降了点价？”
“要保持价格稳定，我们就必须非常重视农业这一块，”江在天津视察一处农贸市场时说，“在大城市周围要建立蔬菜生产中心和大型养猪场。要增加农业投资在整个投资中的比重。”
副总理朱镕基制定了一系列紧缩措施，政府开始实施严格的信贷和固定资产投资限制。春天，江开始巡视全国，告诫地方官员必须把“国家整体利益”放在地方利益之上。
尽管这一措施初见成效，然而财政困难的国有企业却苦不堪言。当江泽民听说像许多国有企业一样，上海益民食品厂因照顾退休职工等包袱过重而濒临破产时，心里很痛苦，那可是他大学毕业后的第一个工作单位。在这件事情上，江不想让市场按自然规律发展。于是，他要求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采取“积极措施给予帮助”。江说：“你绝不能让它倒闭”
但是江泽民相信邓是对的：发展中国经济的道路不是走回头路，而是更加着力于改革。他主张进一步放开价格，取消定额，实施新的税收和银行政策。他的目标是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他的经济方案针对三问：我们的发展能有多快？我们能承担（或容忍）结果吗？能给人民带来利益吗？
《解放军报》刊登一条消息，报道了江泽民承诺要把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建成“维护社会稳定”的一支“重要力量”。在谈到他们所进行的防暴训练时，江泽民，“我们应当具备这种能力，尤其是在大城市里……”
“经济建设，没有稳定团结的社会环境是不行的，”他继续说，“必须时刻警惕某些渗透进我国搞颠覆活动的外国势力。必须把任何危及社会稳定的迹象消灭在萌芽中。这是人民武装警察的职责。”
江一心关注着军队的要求。他授予19名解放军高级军官上将军衔，包括中南海警卫部队的指挥官。他以自己特有的精力，与军队各级指战员保持接触。实际上，每次当他到下面的省市视察时，他总要抽时间走访当地的驻军。他会在那里接见高级军官并与普通士兵拉家常。他走访军队和医院，了解衣食供应情况。视察军事基地的食堂几乎成了江的惯例，下令给解放军每人每天的伙食费增加1元。他还把部队的薪饷调高到超出同级地方干部的20%，因为他知道地方干部容易挣到外快。在视察军队时，江总是穿着橄榄绿的毛装。他不像毛或邓是军人出身，所以他要是穿上解放军的军装可能会显得过分自炫。而另一方面，他如果穿西装打领带又会显得太西化，从而与他想要交往的军队官兵显得有点格格不入。这些活动总会有军队刊物进行报道，通常也会成为全国性的新闻。
国防大学是中国的最高军事学府，每年到此视察三四次是江优先考虑的事情。江喜欢给学员们上课，和高级军官聊天，以及和教员们一起用餐。他尽可多地参加解放军的活动，不管是像军官晋升这样的正式仪式，还是像音乐会和义演这样的社会活动。在空闲时间，江学习一切可以学习的军事。他并不满足于读简报，而是喜欢阅读重要军事文件的全文，品味技术细节。20世纪90年代初期，他花在阅读军事文件上的工夫可能比花在读党内文件上的还要多。
8月，江得到来自军队的坚决拥戴。中央军委副主席张震上在党刊《求是》上发表了一篇文章，盛赞江“非常重视继承和发扬军队的优良传统”，并把江尊为毛和邓当之无愧的接班人。这一拥江的表态意义重大，因为张在高级将领中关系最广，威望最高。
江泽民对军队从不管得过细。他的座右铭是，“尊重从事专业工作的专业军人”。每当张震上将开出人事要求的单子，江都会立即批准。双方的默契是：在管理军队方面，江给予解放军军官前所未有的自治权；而军队对其领导地位给予支持。
当“天安门事件”5周年临近之际，江提出了一个有争议的观点：“坏事变成了好事。”他说：“结果使我们改革开放的步子得更稳，更好，甚至更快。”国外媒体批评江似乎要把使用武力合理化。然而，10年之后，许多知识分子和商界人士，甚至参加过1989年示威的那些人，不管多不情愿，也不得不承认江所说的是事实。政治稳定确实加速了经济复苏。
江泽民还尖锐地指出，克林顿的中国政策就是企图把中国变成西方的“附庸”。这是异常乎寻严厉的定性。但是，这说有助于他对自己人提出不留情面的批评，并向党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提出一个坚定的告诫。他说，只有两种危险会导致亡党，那就是如果中国经济不能保持良好的发展势头，或者是如果腐败继续蔓延。
为实现经济均衡发展，党决定让国内最富裕的地区支援最贫穷的地区。江怀着这一目的视察了广东和福建这两个省是世界上发展最快的地区之一。在视察福建的时候，他再次强调了国有企业是“国民经济的支柱”接着又辩解似地加了一句：“在我们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它们仍然发挥着带头作用。”他指责那些主张加速私有化的人，继续说道：“我们不应该对国有企业失去信心，把它们看成是国家的负担。”
1994年夏天的某一时刻，根据英国外交部的小道消息，江泽民曾“大发脾气”，原因是改善中英关系的努力遭到挫折。问题出在香港。港岛的回归规则早就已经定得清清楚楚，但在距香港回归只剩3年的时候，据说，英国却想改变其政治架构。英国自己在香港实施了150多年的帝国主义统后，竟突然对香港实现民主表示出兴趣，这看起来是多么伪善。
在与来访的美国国务卿华伦·克里斯托弗讨论中美关系时，江泽民用了一句俗语：“一口吃不成个大胖子。”《远东济评论》试图如此解读这句意义深奥的话：“是呼吁从目前的最低点一步步改善中美关系，还是以蔑视的态度把美国在世界舞台上区区的200年历，跟中国悠久的四五千年历史作一比较？”
为了在面临挑战的时刻有人辅佐，江主席有一个由能力超群且富有献身精神的专业人士组成的“智囊团”。他的主要政治顾问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曾庆红，他的主要私人助手是他长期的秘书、被任命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副主任的贾廷安。办公厅是中国管理体制中的神经中，控制着日常事务，负责联络，处理文件，召集会议，委托研究，提出政策建议，以及向下属机构传达指示。现在江有两个得力助手进入了军政的信息流通中心和活动指挥中心，这两个中国最有权力的机构。
曾培炎，江长期以来的同仁，专注于国内政策，主持党的财经领导小的工作。曾培炎个子很高，表情严肃，颇有知识分子风度，同时具备商人的敏锐和学者的严密。他强调分析要严谨，政策要有持续性。他作报告总是胸有成竹，引用大段的数据，陈述结构清晰，结论合情合理。尽管他与曾庆红没有亲戚关系，但两人经常被合称为“江的二曾”。
还有一个人是由喜贵，负责江的个人安全。由喜贵在“文化大革命”之前就一直在北京工作。他喜爱穿军装有一张犹如斧劈刀削般的粗犷面庞，是一个雷厉风行的人。
江的讲话撰稿人和从事研究工作的主要助手是滕文生，一个在党的意识形态和思想领域有着广阔背景的知识分子。
9月，江泽民对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作国事访问，此行主要是为增进友谊。他签署了各种各样的互不侵犯条约和贸易协定。在俄罗斯，他与鲍里斯·叶利钦总统举行的峰会在两个大国之间“正式确立了建设性合作伙伴关系”，这意味着他们同意不相互制约，建立仅次于双边同盟的关系。双方同意互不将核导弹瞄准对方，采取首先发动核打击的政策，解决恼人的边境争端，这些都象征着双方正在建立互信。
在俄罗斯，江访问了托尔斯泰的故居，在那里他对这位伟大作家的名著作了即席的文学分析，这让俄罗斯导游大为惊讶。他还参观了宇航控制中心，与飞行中的空间站宇航员交谈。江称赞他们在自动操作失败后，使用应急手工操作方法成功地使补给船与太空舱对接。
在法国，有机会讨论他对民主的看法。“外界对中国有很深的误解，”他对法国社会党第一书记说道，“他们认为中国不想实行民主。事实上，国人民为了争取国家独立、保护人民的基本权利和实现民主，奋斗了100多年……根本就不存在一种固定的民主模式，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东西。今天，中国实行政治改革，就是要建立和完善一种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民主制度。”
或许江此次出访最引人注目之处是他夫人王冶坪的随行。这是她第一次陪同江参加高规格的出访活动，在共产党中国的历史上，这也是国家最高领导人第二次带夫人出国进行正式国事访问。
当时，王冶坪被香港的一份刊物描述为“内向、仁慈、善良、热情”。文章介绍说，王天性好静，“她做事情执著认真，不好声张，过着平淡的生活，衣着朴素，不用化妆品”。和她喜欢交际的丈夫正相反，她喜欢“平静的日子”。她与各条科技战线的老朋友、老同事都保着联系，并且利用这些联系，使江了解到国内外高科技的最新发展动态。
“老有所为”是王冶坪的座右铭之一，尽管颈椎病给她带来痛苦，并妨碍了她的日常活动。她认为陪同丈夫是一种“负担”，因为她说她有点“力不从心”。她从来不喜欢“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她说，成为一个公众人物不符合她的个性。
对她来说不幸的是，中国外交部已开始认识到向国际媒体展现国家领导人正面形象的重要性其中可以使中国的形象人性化的一个方式，就是领导人带夫人出访。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是第一个带夫人（赖莎）出国访问的苏联领导人，她的优雅风度使世界改变了对改革的苏联的印象。
在中国，李鹏总理出国访问时总要带上他的夫人朱琳，这提高了李的外交家形象。在电力部门搞管理的朱琳透露说：“李鹏没有一丁点男子主义。不管是当普通干部，还是部长，甚至在当了总理之后，只要有空，他都会帮忙做家务。”
当江的飞机降落在莫斯科机场，抵达欧洲之行的第一站时，他对他妻子将如何应对乱哄哄大批记者的担心，可能超过了他对在边界和核武器问题上如何与俄方打交道的担心。
在俄罗斯、乌克兰和法国的10天时间里，王冶坪扮演了中国第一夫人的角色，仪态端庄，泰然自若。虽然她对这些完全不感兴趣，她成功地扮演了这个角色。尽管有身体上的病痛和理上的不适应——在巴黎的国宴上，她忍受病痛长达3个多小时——但她勇敢地时刻伴随在江的身边。她的丈夫感到高兴，不仅是为了中国的形象，而且他真的喜欢见到多年来与他患难与共的妻子在国际舞台上受到应有的尊重。
随着1994年的这次访问，党的媒体政策也发生了一些变化。党的一项内部指示要求中国的新闻机构“适度地报道江泽民同志夫人在国外访问时的有关活动”。过去，新闻媒体总是避免触及高级领导人的个生活。
1994年9月下旬召开的党中央全会着眼于“党的建设”，作出改革干部提拔制度的决定，包括使用民主选举的方法等。全会召开之际正是人们讨论从邓小平到江泽民的交接之时。虽然没有正式的文件，邓已经指示家人、工作人员和助手，他不再积极参与政治。6周后，11月11日，他告知身边的人说他不再与政治问题的讨论和决策工作了。他告诫说领导人决策时必须谨慎行事，他担心自己年纪大了会犯错误。邓小平说，现在是让以江泽民为核心的新一代领导为中国担起全部责任的时候了。
10月1日，中国国庆节那天的下午，邓小平乘车来到北京钓鱼台国宾馆，人们把他扶下车，又把他搀到一张轮椅上坐下。他曾在2月作了最后一次公开露面，那是在上海为一座桥梁题字时，当时已能明显看出他的老态。从此他就再也没有参加过任何正式活动。那天晚上，他设宴款待一批退休的党的领导人。这是90岁高龄的第一次坐在轮椅上与同事们见面。公开发表的邓的最后一张照片是他在观看国庆焰火。尽管照片上的邓显得迟而老迈，但是他对同事们的谈话却是清晰而富有远见的。
邓小平委托出席晚宴的薄一波（中国的“长寿元老”之一）代为宣读他的致词。“有个我一直在考虑怎么才能解决的难题，”邓告诉薄，“在党内以及在国内外，我个人的作用和影响被认为是特别巨大的，甚至是不可或缺的。这不是一件好事。有一天如果我真的死了，这可能会给党和国家造成动荡。我希望在很短的一段时间里，中央和省一级领导班子能统一思想，下定决心，紧密团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
薄一波在《人民日报》撰文称，从邓到江的过渡与1949年新中国成立时确立毛泽东为第一代领导人，以及1978年改革开始时确认邓小平为第二代领人有着同样重要的历史意义。“我们必须拥护江泽民作为唯一的核心。”薄写道。
这段时间前后，江把上海市委书记吴邦国调到北京，担任负责日常党务并拥有广泛权力的书记处的书记。这样，吴将协助胡锦涛处理党务工作。敏锐的观察家们指出，1992年已进入政治局的53岁的吴和政治局常委胡锦涛及政治局候补委员温家宝，将成为新一代的领导人。吴邦国和胡锦涛都曾读于清华大学，又是同年入党。据说他们彼此十分熟悉，“怀有共同的理想”，并遵循同样的路线。
与此同时，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起就同江泽民一起工作的上海市市长、新上任的市委书记黄菊，进入了由21名委员组成的政治局。
11月，江主席飞往印度尼西亚第二次参加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他也将第二次与克顿总统会晤。雅加达的气氛显然要比在西雅图时轻松得多，两位领导人讨论了广泛的议题，包括人权、北京向巴基斯坦和所谓“无赖国家”转让导弹和核技术问题以及朝鲜的核开发。
克林顿提出：“在人权问题上取得更大进展对于进一步发展我们两国的全面关系是十分重要的。”江回答说，中国正在社会内部扩大人权，但是不以牺牲稳定为代价，稳定始终是中国最优先考虑的问题。他强调，在处理包括人权在内的任何问题时，中国的主权都不容侵犯。
克林顿承认各国间存在着文化上的差异，但是他说他将“毫不愧悔”地追求自己的目标，努力影亚洲国家的人权政策。“任何一个地方的人民都渴望受到尊重，发表自己的意见，在选择领导人时拥有发言权，”出发前他在乔治敦大学发表演讲说：“我并不认为我们必须在增加贸易与促进人权及开放的社会之间作出选择。”
至于中国方面，泽民提出了在中美之间建立新型建设性关系的五项原则：要有长远观点；维持友好的同时相互尊重各自的国情；充分利用各自经济的优势；在国际事务中进行合作增进高层接触。这些原则都很宽泛，并不具体（如此往往易于达成协议），江再度重申了改善双边关系的16字方针。
尽管工作繁忙，江还是会抽空过问他一生热爱的科学事业。1994年晚些时候，在天津视察时，江中断了原定行程访问了南开大学，因为他想了解一下基础物理研究中的某个领域。一位授送给他几篇学术论文后问他：“您这么忙，会有时间阅读这些材料吗？”江回答说：“会的。这既是我的工作，也是我个人的兴趣所在。现代科学发展得这么快，我必须加强学习以跟上形势。”
随后，江信步来到图书馆并和中文系的学生进行了交谈。他当众背诵了王勃的《滕王阁序》和苏轼的《中秋见月和子由》，令学生们叹服。当江和大家告别时，他对学生说：“我很羡慕你们有这么漂亮的学校。我真希望能到这儿来学习。”
“江主席所受的理科训练和多当工程师的经历使他的逻辑思维特别好。”赵启正说道。赵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自20世纪80年代中期在上海时起，他就在江泽民身边工作。“他还通晓许多学科。我学的是核物理。在其他人面前谈论科学时，我很有自信，但在江主席面前我得十分小心。”
12月，江泽民决定让政治局委员听法律讲座，特别是有关国际贸易和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方面的法律问题。演讲者是上海的著名教授曹建明。对中国领导人来说像是上法学院的第一天（也只有在这里，教授会比学生更紧张）。安排课程的是曾庆红，他陪同曹来到江主席的正式会议室，那里铺着红地毯，是说中为全国制定政策的中心。他们绕过配有32张座椅的、巨大的椭圆形会议桌时，曾庆红鼓励曹建明说：“随便讲，大胆讲，告诉我们你的真实想法。你就把我们当作你的学生。”
首先发言的是江泽民，他先介绍了曹建明，然后发布了坚定的指示：每个人都必须懂法，相信法，守法和依法治国。曹作了热烈而精彩的演讲，讲解理论和法规时穿插了真实的案例。他没有回避中国的问题。他说，大规模地窃取知识产权不仅使外国公司十分愤怒，而且还伤害中国人的创造性。他又解释说，过高的关税促成走私活动的猖獗。讲到这一点时，江插话问道：“外经贸部的领导来了吗？”看到有一人举，江说：“你应该仔细听，好好学习这些观念。”
讲座结束后，疲惫的曹花了一点时间收拾他的书和物品。直到江的一个助手悄悄告诉他：“主席在等你。”他这时才注意到江一直耐心地站在门口。谢谢你，教授，”江说，“今天我们向你学了很多，你让我们大家受到了启发。”
12月底，江泽民集中精力抓文化工作。他说，弘扬中国的民族艺术对于教育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以及激发民族精神都是很重要的。他呼吁设立更好的艺术学校和高等学府，更多地关心民间艺术，改善艺术家的生活条件。他还赞美了传统的中国艺术形式。12月20日，为期1个月的京艺术节在北京开幕，江泽民也是观众之一。
第16章 1995年“精神文明”
江泽民正在逐渐进入自主角色。元旦那天，400名要人在人民大会堂出席茶话会。会上，江发表了以“精神文明”为题的讲话，强调要协调好市场经济下的个人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下的集体主义之间的关系。江对理想中国社会的这种“精神”追求，并无任何宗教含义。相反，它将成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文化融合的产物，在日益商业化和物质化的社会中，这将有助于提高道德水准和重塑传统价值观念。
在中国动荡的转型时期，“精神文明”还将担负起重树党的威信的重任，并将使江泽民成为中国的头号政治理论家。“精神文明”这一用语为邓小平在1979年末率先使用，此次江泽民又为它注入新的活力。这一概念将决定此后两年的政治议程。
主要的问题之一自然是经济增长过热。例如各省官员被夹在中央政府和所辖各级政府间，进退两难。上面要求控制通货膨胀，下面吵着要进一步加快经济增长。经济改革要取得成功，北京亟需合作、整合长远规划。
毛泽东、 邓小平经常可以发号施令，几乎所有人都会贯彻执行。而江泽民要与人达成共识。他的办法是把有关领导召集到一起，推出新政策，让大家讨论，鼓励提出修改意见，只有在他和他的下属确信此项建议能被接受和成功执行时，才制定成新的官方政策。
但一次经济过热十分严重，江泽民下定决心要管一管这些地方大员。在1994年底的一次省长会议上，他和李鹏、朱镕基众口一词，批评地方保护主义。江首先为谈话定调子，他问一位省长他管辖的省份里“1斤鸡蛋多少钱？”省长答：“3元多一点。”朱镕基插话说：“我看不是。几天前我还在那里，价格是5元多1斤。”
这一插曲是“山雨欲来”的预兆。江要求各省报告其1994年的通货膨胀速度和经济增长速度，并对1995年的情况作出预测。
江泽民点名批评了没能支持中央政府的省委书记和省长。他说对缺乏诚信者，要免去职务。当晚，江让他的工作人员为《人民日报》写了一篇措辞强硬的社论，要求地方“自觉维护中央的权威”。江和朱还与每一位省长进行了单独谈话。他们要求这些人表态拥护中央及其经济紧缩政策，但省长们却要各自去面对如何处理地方的反应这一难题。然而总体来说，这种会议大多是和风细雨的，它成为江泽民一直坚持的领导方式。
对于新闻媒体，江就不那么含蓄了。当年年初下达了一份名为《关于新闻管理十二条规定》的文件，这份文件是江加强政治思想工作计划的一部分。规定包括：禁止外国对中国报纸进行投资；禁止中国记者为国外出版物撰稿；重要新闻应该通过官方的新华社集中播发，而不能由地方作出解释；对重要人物进行采访应事先征得批准；禁止有偿新闻报道等。媒体应该“补台而不是拆台”，江说。他又补充说，媒体应当“团结所有社会力量而不是造成不和”。
在一次宣传工作会议上，江泽民就媒体应否报道的内容提出了“二十点指示”。根据江的指示，不应报道的容包括各种“负面现象”，应该报道的内容自然包括反映“团结和稳定”的报道，他认为这种报道对塑造“新时期”的公众舆论至关重要。
春节期间，江提出了将在未来几年中决定对台政策的“八项主张”。这篇题为《为促进祖国统一大业的完成而继续奋斗》的讲话，既承诺了保持经济繁荣，又威胁不放弃采取军事行动。
江说：“解决台湾问题无非有两种方式，一种是和平的方式，一种是非和平的方式……”
他接着向听众保证：统一不是大陆吃掉台湾，也不是台湾吃掉大陆。
他承诺，外国在台湾的投资及台湾与其他国家的民间交往不会受到影响，岛内将享有立法权和独立的司法权，可保留自己的军队并独立管理其党、政、军系统。江还称大陆不派军队或行政人员驻台，而台湾人还将被允许在中央政府内任职。尤其重要的是，他强调一个中国的原则是不违背和无法通融的。
与此同时，台湾岛内近期出版的一些书籍借机利用台海日趋紧张的局势。其中一本还对中国大陆“入侵”台湾可能使用的作战方案作出了详细预测。有人将该书送江时，江不表态。他说：“台湾市场上有很多这样的书。我一本都没有读过。”接着他又补充说：“我是中央军委主席，这些计划连我都不知道，怎么可能存在呢？”
江泽民的反行动导致了舆论的分歧。1995年2月，庞大的首都钢铁公司香港分公司总经理周北方因“重大经济犯罪”被捕。对有些人来说，这条消息意味着江泽民对于打击腐败是动真格的。而对其他人来说，周的被捕其实是中央政府控制有独立倾向的企业的一次行动，而不是为了惩治腐败。
在3月全国人民代大会会议期间，江的日常生活成为媒体报道的一个内容。他说：“在北京，我一般都围着中南海转，要不就去人民大会堂，到京西宾馆参加军队会议，或是到钓鱼台（国宾馆）参加国事活动。就是从来没机会到王府井百货商店或燕莎（汉莎）购物中心去转转。第一是因为我工作太忙。第二我也不想打扰大家。”
江泽民说他读书时曾学过游泳，但没学会“文革”时他有了这样的机会：被打成“走资派”“靠边站”，他有了很多时间在武汉的东湖练习游泳。江说，现在游泳是他的主要运动项目，他几乎每天都要游600米。
3月下旬，江总书记视察江西省，在那里他专程赶往前任总书记胡耀邦的骨灰安放地。此行中，胡的遗孀请求江为她丈夫立一纪念碑，上刻“光明磊落，无私无愧”。江当即同意。江说，胡耀邦生活俭朴，两袖清风——这表明他的无私。
4月10日，陈云去世，象征着老一辈领导人逐渐淡出。一些人称中国的经济体制改革更为稳固，而实际上，由于作为总书记的江泽民日趋强大，那些改革已毋庸置疑了。
就在同一个星期，北京市常副市长王宝森在京郊偏远山区向自己头部开枪自杀。王宝森曾指示一家银行为某私营电信公司贷款10亿元（约1.2亿美元），死前正接受审查。
新华社只在英语节目中播报了这令人不安的新闻。除此以外，国内没有报道这一事件，这使人们纷推测其中必有重大丑闻。有传言说，市委书记陈希同及其同伙都卷入了王宝森的违法活动——王被称为“陈的钱袋子”。
关于陈及其亲信的贪婪和傲慢传闻在北京比比皆是。他们腐败至极，收取贿赂肆无忌惮。“疏通关系”明码标价，审批同意要价更高。为支持申办2000年奥运会而筹集的资金不翼而飞；主管基建的副市长将利润最丰的项目交给了其兄弟开办的公司；甚至出租汽车司机也说，北京的市政资金被用来包养情妇和妓女。
恶事终有了结之日。一桩发生在遥远的无锡、涉案金额达3.8亿美元的集资丑闻经查证与陈希同“帝国”的组成部分——北京首都钢铁公司有关。反腐人员从1992年就开始关注这个非法集资骗局。1994年，他们在收集到确凿证据后开始收网。因案件涉及陈希同且存在重大腐问题，曾庆红开始亲自坐镇调查。
陈在倒台前也作过一番挣扎。王宝森自杀后，他曾大谈反腐败。陈说“王的问题是他自己的问题”，并将这个副市长的罪行归咎于“丑恶的资产阶级生活方式”。
1995年4月底，陈希同被免职。1997年，他因收受贿赂和挪用公款被判处12年监禁，他的名字成为腐败的同义词。“希同”在中文里和“系统”是同音词—而“陈系统”正代表了江试图铲除的那一类明目张胆的腐败官员。
陈的倒台自属罪有应得，但从中可窥见江泽民的政治敏锐性。为此他和曾庆红想方设法获得了每一位相关领导人的同意，从党内7位元老到政治局的同事李鹏和乔石，以及身体欠佳的邓小平的家人。尉健行全面负责调查腐败问题，并成为取代陈担任北京市委书记的首要人选。
在北京，几乎没有人同情陈希同，奢靡的生活使他声名狼藉：别墅、游泳池、情妇、看家犬和挥霍无度的开销。一名昔日参加过示威的学生调侃说：“如果政府允许游行人们会到街上去跳舞。”
江泽民在有北京市委领导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宣布免去陈的职务，此时，他既要强调遵纪守法和根除腐败的必要性，又要鼓舞那些心存畏惧、不知所措的官员的士气。
陈的出局使江“腐败斗士”的形象更加鲜明，也给那些屁股不干净的官员传递了一个明确的信息。江在陈被捕后不久说：“生活腐化、乱搞女人的干部不得提拔。”他警告任何以下5个方面不检点的官员——贪求权力、贪求钱财、贪求女人、贪求名望以及利用关系谋取不义之财——都将被免职。不过，江并不因此得意。在就这个案件公开发表意见时，他就事论事地说：“中央负责处理王宝森和陈希同案，在党内外都得到了积极的响应。因此，反腐败工作正在全面展开。”
1995年5月是历史、艺术和科学的一月。日本首相村山富市抵达北京，重申在中日这两个宿敌之间建立“面向未来的”关系。村山首相对北京郊外的卢沟桥——1937年引发侵华战争的冲突发生于此地——进行了隆重的道歉式的访问，对曾因日本侵略中断学业的江泽民来说，这一刻他的个人恩怨也得以了结。
5月初，江在朱屺瞻105岁寿辰这天看望了这位国画大师。几周之后，江主席就艺术家和作家发表了一次讲话，他们为“人类灵魂的工程师”。在这篇题为《弘扬民族艺术，振奋民族精神》的讲话中，江鼓励所有艺术家热爱祖国，不断创新江同时也告诫他们：“要自觉抵制拜金主义、个人主义等不良风气，绝不能不惜降低艺术品位甚至降低人格，去迎合一些人的低级趣味，导致庸俗化倾向。”
5月末召开了同类会议中规模最大的年度科技工作会议，国家科委主任宋健博士负责安排议程并帮助准备江主席的讲话。数月前，宋博士就已感觉到，中国已准备好迈出将科技提升为国家核心战略的第三步，也是最后一步。第一步是发展乡镇企业的星火计划，这一计划历时10年并取得了成功。第二步启动高科技公司的火炬计划也正在取得进展。宋博士称，当前亟需的是将这一战制度化。
宋回忆道：“在我与江主席商定后，我给他写了一封信，信上的日期是1995年3月14日，信中建议确立‘科教兴国’的国家战略。”
由于宋博士的这封信，江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讨论并通过了这项提议。因此，在5月的会议，江主席正式宣布了“科教兴国”的宏大国家战略。在讲话中，他指出应鼓励创新以促进科技进步，随后还强调了正确的教育的重要性。江曾多次说过中国传统的“应试教育”体制必须加以改革，向“素质教育”转变。
6月，江泽民偕夫人王冶坪前往吉林省视察工作。在长春，他们参观了第一汽车制造厂，见到了老朋友沈永言。而也看到，对于江的家庭来说，高层的生活并不轻松。王冶坪向沈坦言道，他们的家根本不像个家。丈夫总是开会或者参加各种活动，常常很晚才回来。她的母亲和他们住在一起，而老人年事已高，身体每况愈下。
王冶坪说，他们夫妇的两个儿子和他们的家人也不常回家，因为他们不想看成自己在利用父亲的职位。她说，他们想依靠自己获得成功。王冶坪告诉沈永言，她能感觉到丈夫没完没了的工作压力，有时候看到丈夫办公室里的文件摊得到处都是。
在公开场合露面始终让她作难，稍微动弹一下她就浑身痛。沈私下里对江说：“你和妻子一起出国访问的时候，你好像总是抓着她的胳膊拽着她走。在电视上，这样看起来有点别扭……”
江无奈地回答说：“我怎么办？要是我不扶着她，她就走不动。”
1994年王冶坪（随同江泽民）出访法国时，在一次国宴上，她自始至终都忍受着剧痛。她对沈永言说，她以后要尽量避免出国，而且再也不想参加宴会了，除非礼节上要求她非出席不可。但她仍然甘愿担负起必需的责任。沈感慨地说：“她变得那么坚强，真是不容易。”
江视察期间，沈永言邀来了江以前的几位同事，一起唱了几个小时的京剧。沈回忆说，“我把这一段录了下来”，并把磁带送给了江。“他非常喜欢；他紧紧握住那盘磁带，好像那是一份国家机密一样到现在我已经为他安排了两次‘京剧节目’了。对江来说，这是整个行程的高潮——也是他放松的最好方法。”
这种心情轻松的时刻少之又少。6月初，台湾李登辉在他的母校——纽约州北部的尔大学发表演讲，中美关系随之恶化。李登辉是第一个访美的台湾“首脑”，美国批准其入境激怒了中国政府。尽管李此行被冠以“私人访问”之名，但看起来这是迈向台湾“独立”的一步，也代表着美国政策的根本转变。李登辉似乎在利用这个机会撒播“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的种子，认为这种煽动性的言论悍然侵害了中国主权。在动身前往美国之前，李登辉还观看了军事演习，这显然非巧合。
江泽民认为这是美国总统的欺骗行为。区区几周前，在莫斯科庆祝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50周年的仪式上，中美领导人曾谈及台湾问题。据江说，克林顿承诺决不会允许李访美。江引用克林顿的话说：“美国政府奉行一个中国的政策，坚持只与台湾保持非官方关系。”但是，克林顿回到美国之后没几天就亲自批准了李的访问。
江在一次与外交部员的会议上指出：“美国的政客们不守诺言。即便是一个强大国家的总统也能够当面扯谎。我们对美国的政治局势和政客们缺乏足够的了解，所以很容易上当骗。”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江的分析是正确的。他的政府有着克林顿政府所没有的绝对权威。国会在众议院以396票对0票、在参议院以97票对1票通过了允许李赴美访问的提案，克林顿政府在国会的压力下改变了政策。但事实依然是美国总统作出了一个他不能履行的诺言。中国受到了侮辱，江感到愤怒。几乎每一次讲话，不管是对国内听众的公开讲话还是对国外领导人发表的私下评论，江都把美国的对华政策称为“混乱和傲慢”的政策，并指出“美国必将因粗暴践踏中国主权而付出代价”。
在与解放军高级将领进行的密谈话中，江暗示了采取军事行动的可能性。他说：“‘台独’活动已经失控，我们不能任其发展下去。我们必须提高警惕，加强我们的军力和战备。”一幅江在黄海与解放军海军部队在一起的照片使人联想起毛在40年前的一幅相似的照片。来自军队的压力要求他更加强硬，他一度每天收到800封解放军军官愤怒抗议李登辉访美的信件。中国召回了驻美大使，取消了与美国官员在武器扩散方面的会晤。江泽民于7月访问德国，在斯图加特的梅塞德斯—奔驰汽车厂，奖励性地批准了与戴姆勒·奔驰公司而非美国汽车公司建立合资企业。在慕尼黑和波恩，中国国家主席宣称中德关系正处于“全面繁荣”时期，令东道主喜出望外。
克林顿总统试图通过一封致江的私人信件修复与中国的关系，但中国国家主席认为李登辉访美是对他领导能力的一次考验，是美国台湾试探他处理危机能力的一次挑战。江断言，他唯一的回应是采取毫不妥协的立场，这样才能防止敌人得寸进尺，同时使国内的批评者相信他能够护国家利益。
年迈的邓小平发出了一条指示。他说：“要理性地处理中美关系和海峡两岸关系。”后来一篇报道引用邓的话称：“我们决不能让台湾分裂出去。”
7月21日至7月26日之间，中国军队向距台湾北部仅80英里的验区域内发射6枚地对地弹道导弹。台湾股市一日内暴跌4.2%。第二轮的军事演习在8月中举行，其中包括在东海进行海军演习。台湾股市再次受到重挫。
至9月初，局势平稳下来，政治分析家称江是“大赢家”，而台湾是“潜在的输家”。中国国家主席向世界表明他并不惧怕采取行动。10月，江观看了一次由导弹驱逐舰、护卫舰和潜艇参加的海陆空三军联实弹演。他在海上的一艘指挥舰上观看到导弹、鱼雷纷纷击中目标，他说“新的局势对海军建设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江强调说：“海军建设必须‘加快’，以促进国家统一大业的完成。”
江主席有一个习惯，每次出访总要看望一下中国使馆的工作人员。他在驻德国使馆侃侃而谈，不像一位国家主，却更像一位贤能长者。他教诲说：“不管你是干什么工作的，都应该把功名利禄看得淡一些。一个人跟一个民族是一样的，如果只崇拜质财富，没有精神追求，就不可救药了。”江引用了陆放翁的诗句：“利欲驱人万火牛江湖浪迹一沙鸥。”
在中国驻匈牙利大使馆，江把孔子——他称之为中国古代伟大的教育家——作为勉励自己学习的楷模。江引用这位中国伟大的先贤的名言说：“学，然后知不足”，“知之为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江在中国驻芬兰大使馆说：“不懂装懂是不行的。我管到了哪里，都要想方设法学点新东西。人的生命是短暂的，而学习是无限的。学的东西多了，人的精神境界就高了，精神境界一高，人也愉快了。”
在9月28日举行的一次党的会议上，江深化和发展了他的政治理论。为纪念毛泽东在1956年发表的《论十大关系》这篇著名讲话，他发表了论述中国“十二大关系”的讲话，探讨了互对立的社会和经济力量之间的紧张关系，其中包括：改革、发展、稳定，速度和效益，经济建设和人口、资源、环境，东部地区和中西部地区，市场机制和宏观调控，公有制经济和其他经济成分，扩大对外开放和坚持自力更生，中央和地方，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明建。
多年之后，这次讲话仍然为人所铭记。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在我个人看来，江主席‘十二大关系’的讲话至今仍在指导着我们。他为实现两个重要转变作出了贡献：他帮助指导中国从计划经济转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从粗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
江在国有企业一看似毫无出路的棘手问题上取得了进展。在副总理朱镕基的帮助下，制定了一套“抓大放小”的方案。政府使用银行贷款和投资来支持大约1万家最大的国有企业，而成千上万的中小企业则被允许以各种方式民营化。这项政策使政府能够维持社会主义“公有制”的性质，同时也能繁荣经济，使经济改革继续前进。这项政策是好的，但不能彻底解决问题。
秋季发生了一次小小的外交危机，显示出中美关系并未得到完全修复。10月24日，联合国召开了有史以来与会世界级领导人人数最多的一次盛会，纪念其成立50周年。但在此盛会举行之前的几个月中，中美官员都为一个问题绞尽脑汁：克林顿是否将借江主席在美国逗留之际邀请他进行正式的国事访问。
中方要求正式的国事访问，但是美方举棋不定，他们建议江进行一次远非隆重的“工作访问”。克林顿总统不愿冒险遭受已经充满敌意的共和党控制的国会或言辞激烈的“人权活动”分子的攻击。
最终，江泽民同意与克林顿总统举行“一次工作峰会”，但外交部长钱其琛指责美国缺乏以国宾礼仪接待中国国家主席的“政治意愿”。江出于自尊拒绝前往华盛顿，因此双方的会晤改在纽约。
在联合国，每个大国的领导人都有5分钟时间向大会发表演讲。江主席利用这个机会为主权国家反对世超级大国的权利进行了辩护。虽然他没有点名，但很清楚他指的是美国。他说：“有的大国常常打着‘自由’、‘民主’、‘人权’的幌子，侵犯别国主权”，“制造借口侵犯他国主权、干涉他国内政，终将自食其果。”
尽管江的讲十分咄咄逼人，但人们所期盼的两国领导人会面顺利得令人感到惊奇。当天下午在纽约的林肯表演艺术中心，中美两国元首走进接待大厅，互致问候之后，双方就座，并在正式开始会晤之前忍受着各种相机射来的强光。首先是中方记者拍照，随后是白宫记者单独拍照。
根据计划，两位元首之间的私人交谈将持续半小时，只有几名助手陪同参加。之后将再进行半个小时规模稍大的会晤。然而私人交谈的气氛变得非常积极，会谈竟然持续了90分钟。
尽管涉及一些常规话题——中国申请加入世贸组织、人权、台湾，但会谈的重点还是集中在恢复高层接触和互访所需的具体细节步骤上。江提议双方携手打击跨国犯罪、贩毒和恐怖活动，在改善环境方面进行合作，这是从克林顿在联合国的发言中得到的见解。克林顿重申华盛顿奉行一个中国政策，并承诺台湾官员访美的次数将“很少”，并且是“私人”性质的。
据会谈时美方记录员苏葆立讲，“江讲话沉着自信，没用文字稿，不断与克林顿作目光交流，以期与他进行真正的个人对话。他直截了当地谈论有争议的问题，偶尔用幽默的插话来缓气氛，有时还讲英语”。两位元首的会晤中，是第一次这么放松，两人的“谈话不完全是预先拟定的议题”。克林顿事后评述说：这是他第一次把江泽民作为一位政治家来理解和重视。
江真实的个性起了作用，那是在两天前当江和克林顿在联合国初次见面时。中国的国家主席问美国总统：“你的萨克斯得怎么样？”人们看到，这两位领导人在一起开怀大笑。
在纽约时，江主席邀请当时住在费城的他以前的数学教授顾毓琇前往纽约，以江的客人身份参加联合国的一次宴会。江非高兴能够向他以前的老师表示敬意，但使江不安的是，他只能邀请这位中国最杰出的学者之一的93岁老人来纽约，而不是自己前往费城看望他。这不符合中国的礼节。尽管自己中国国家元首的职责使无法前往费城，他还是感到很内疚，因此当他两年之后再次访问美国时，弥补这一礼节上的缺憾在江泽民的日程上被排在优先位置。
江继续为中国外交打开新的局面。11月，他历史性地访问了韩国，成为第一位访韩的中国国家元首。扩大经济往来和推动朝鲜半岛的和平进程是访问日程中的首要议。在对韩国国民大会发表的讲话中，江赞扬了两国之间共同的文化，并保证中国的军事力量“完全是防御性的”。
中韩都对日本采取的拒不悔过的傲慢态度（译注：指对过去的侵略行为）极为愤怒，两国在这一问题上的意见完全一致。此前不久，一位日本官员对记者说，日本在1910—1945年对朝的殖民统治期间“做了一些好事”，虽然这位官员随后辞职，但这并未平息人们的怒火。江泽民对日本军国主义的死灰复燃提出了警告。他严厉指出：“邻国必须督促东京准确地了解自己的历史。”
这一年的始末都与电影有关。2月，江邀请导演谢晋到中南海讨论谢计划拍摄的关于“鸦片战争”的史诗式巨片，这部电影将在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时发行。（第一次鸦片战争后1842年香港被割让给英国。）12月，江出席了中国电影90周年纪念活动，向200多名电影制片人、导演和演员表示了问候。当看到熟悉的面孔时他兴奋地谈起了他们在20世纪30年代出演的电影——他说自己仍然能够唱出许多电影插曲！江还提到了几部他在二战之后观看的外国电影，尤其《卡萨布兰卡》和《罗马假日》。
随着邓小平逐渐淡出，公共场合出现了一些象征这一交接的标志。一时有多幅描绘江和邓以各种姿态在一起的宣传画。其中一幅画的是穿着西装的江泽民和穿着中山装的邓平，两人都在微笑着鼓掌。另一幅以中国传统的水彩画描绘了两人站在一起的形象，江略微在邓后面一点，双手恭敬地握在一起。还有一幅宣传画，画的是邓拄着一根拐杖站着，江低头注视着他——新华社评价这幅作品“既有政治意义又有艺术价值”。具有象征意义的是，曾为毛和邓画过肖像的中国画家李琦，受命画一幅江泽民“同人民群众打成一片”的画像。这位画家说：“在作品中，我将尽量捕捉到总书记的领袖魅力，也要表现出泽民同志与普通百姓之间的和谐与融洽。”（译注：此画后来命名为《同心曲》。）
第17章 1996年“讲政治”
对江来说，“政治”是一种崇高的理想，体现了建立一个道德和质发展并重的文明富足社会的共产主义崇高使命。政治是增强党的活力和保持廉洁的机制，是一个光荣而有价值的主题。
江在1995年底的一次中央全会上说：讲政治，就是要讲“政治方向、政治立场、政治观点、政治纪律、政治鉴别力、政治敏锐性”。他指出：“西方敌对势力要‘西化’、‘分化’我们，要把他们那套‘民主’、‘自由’强加给我们，李登辉要搞‘台独’，我们不讲政治行吗？不警惕不斗争行吗？”
为了在全国开展“讲政治”运动，江在准备接替邓小平的同时集中精力加强党的建设。“讲政治”也可以被解释为“关心政治”或“强调政治”，虽然表面上听起来与毛泽东“突出政治”的告诫相类似，但两者之间有很大的不同。
1月，在对各省宣传部门负责人讲话时，穿着毛装的江泽民谴责“毒害人民的文化垃圾”。他说：“我们不能仅仅为了短期的经济发展而不顾文化与意识形态。”他还警告说，要“严厉打击”任何在意识形态上可能在问题的出版物。
江宣布了“精神文明”建设要与“物质文明”建设同步进行的思想。他认为，建设“精神文明”靠的就是“讲政治”。同时抓“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形成“江思想”的核心，他以此作为建设现代小康社会的指导纲领。江泽民遵从邓小平，一直把经济建设（物质文明）放在首位，但他也提出了与之平行的社会、文化和德发展（精神文明）的任务。他说：“我们把经济建设作为中心任务并不意味着其他工作就不重要。”
江开展的运动使传统的共产党人感高兴，他们对于中国一味追求物质发展而使马克思主义理想遭到削弱非常不安。这一年晚些时候，在学校、农村与工厂里，江还把党委和马克思主义置于更为重要的地位。在军队中，有2万名军官接受培训，使他们能够在江的理论指导下讲授毛和邓的理论。
党史学家和研究邓小平理论的专家冷溶副主任评论称：“江总书记在关键时刻提出了‘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中国正在大力发展市场经济，市场经济的本质便是竞争，中国的传统道德观念受到挑战。江主席特别提到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之间需要建立新的平衡，‘精神文明’建设必须‘物质文明’建设并重。这是一个大胆的举措，因为许多人认为中国要做的是不顾一切地一头扎进市场经济中去。”
“那么，在市场经济中，理想的共产主义者是什么样的呢？”党的知识分子们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毫无异议，新模式必定与以前有所不同。冷溶强调说：“然而，为了维护一个稳定而文明的社会，人们仍然需要一套连贯的社会准则和德规范。”
冷溶补充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中国面临着西方思想和价值观的冲击。我们常说强势的西方文化‘冲击’中国文化，这与塞缪尔·亨廷顿所说的‘文明的冲突 ’含义相似。随着全球化的发展，中国要么闭关倒退，在短时间内延续其文化，要么继续实施对其持续发展至关重要的开放政策，并找到保护其文化传统的新方法。”
江泽民意识到保护中国文化十分急迫。人口众多的中国正在经历着一场巨变，如果传统的信仰体系被冲垮，国家的社会结构就可能会分崩离析。他担心，借市场经济强劲的西风之力，强大的西方文化会使中国发生根本改变。冷溶在谈到江泽民的构想时说，只有“文化上具有连贯性”，中国将来才可能“作为一个独立的国家始终屹立不倒”。为了继续发展并确保独立生存，中国需要有自己的文化——但不是一种完全用反西方的术语堆砌起来的文化。
为此，江才提出了他的“精神文明”建设的思想。江本人一方面热衷于学习借鉴其他文化，另一方推崇保持和发展自己国家的传统价值观念。这恰恰体现了他本人的哲学。
过去，共产党将“道德”一词作为按照当时的政治标准对人们的思想信仰强行改造的手段。江泽民没有这么做。对江而言，“道德”代表着中国文明的纯而又纯的形式，涵盖着家庭、爱国主义、教育、社会秩序、科学技术、音乐、文学艺术、诚实、勤劳甚至包括礼节在内一系列崇高理想。
江泽民对自己家庭要求的标准最为严格。1996年初，他的妹妹江泽慧出任中国林业科学院院长。她整整一年都在犹豫是否应该接任这一职务。“我担心担任院长会给三哥造成负面影响，”她说，“人们会认为我是因为他才得到这个职位的。”
“你是一名科学家，”江对拿不定主意的妹妹说，“所以当院长和当中央政府部长不一样。你得到认可是因为你的成就，当然主意还是要你自己来拿。别忘了，林业是你的专业。”
江泽慧说：“听完他的话，我决定接受这一职务。3月，我和丈夫搬到了北京。刚到这儿，我哥哥就建议我要‘继续研究学习，争取更大成就’。”
江对妹妹说：“科研是好事。但作为院长，仅仅做一个杰出的科学家是不够的。你还应当扩大你的知识面，例如了解一下中国的长期发展战略。”
“他一直都在提醒我这一点。”江泽慧又说。
上海市前副市长叶公琦说：“我非常了解江泽慧。她不敢向她哥哥提任何个人要求。江主席喜欢一句名言：‘上梁不正下梁歪，中梁不正倒下来。’意思是说上级若举止不端，下级也会学样，结果党和国家都将遭殃。”
江泽民的妹妹说：“我们家有一个不成文的规矩，任何人都不要为家务事而麻烦他。我们不想干扰他的工作，给他增添麻烦。当然，过节假日时，他会邀请我们去他家团聚。但多数时候三哥和我都通过电话交谈。”
江泽慧接着说：“早在我哥哥成为政府官员之前他就是我们家的领人，他承担了很多责任。他了解每个家庭成员的情况，包括每个人的教育、生活和工作。他调到中之后，他的妻子，嫂王冶坪，承担了所有的家务。现在我哥哥的精力集中在江家的下一代身上。只要他们爱学习，如学习科学、外语、文化，做正当的生意，他就为他们感到高兴。我们的家庭和其他很多家庭一样，受了很多的苦——三哥和我经常谈起我们受过的苦，这时他总要深深地叹息。”
江泽民十分喜爱自己的孙辈，常常忍不住把他们的照片拿给朋友甚至是初次相识的人看。孙辈随父母一起住在上海，有时节假日到北京来，让爷爷、奶奶喜出望外。“我孙子上小学了，”1997江对《时代》杂志记者说，“我经常警告自己的一件事情是，不能过分溺爱他们。”
与台湾的对抗在上一年夏天一度升温，现在局势又有所激化。解放军某部移师海峡对岸的福建省，准备举行军事演习。原计划是调动整个集团军，但中央军委江主席否决了这个建议，认为“动作过大”会适得其反。最终只调动两个师前往福建省。
张万年将军全权指挥这次实弹演练。新的军事指挥体系把军区的海军舰队和空军部队整合在一起，并被赋予了“统一祖国的历史使命”。
3月8日，3枚地对地导弹以1小1枚的隔从福建省内的一条铁路上喷火而起。预定目标区域为台湾南部港口城市高雄以西47英里处。数小时后，中国军队领导人誓言将加大为统一而斗争的力度。在当天开幕的全国人大会议上，江重申他将继续奉行“和平统一、一国两制”的政策，但他同时也强调，中国将“绝不允许任何势力以任何方式改变台湾作为中国不可分割的一分的地位”。
这次为期9天的军事演习所选择的时机绝非巧合。演习于3月23日台湾“总统”选举前3天结束。自内战结束以来，台湾地区一直由国民党当政，这一统治地位正在走向尽头。在共产党人眼中，在台湾引进“民选举”是进一步推动台湾独立”的阴谋的一部分。更为糟糕的是，为人所不齿的李登辉（大陆媒体称其为“千古罪人”）可能当选。这是大陆自20世纪50年代炮轰近海岛屿金门、马祖以来最为严重的危机。
在为期约2周的时间内，大陆军方的实弹演习，实际上切断了台湾的上和空中航线。台湾海峡的自由航行被中断，完全依靠国际贸易的台湾经济的基础发生了动摇。
面对挑战，美国无法不作出反应。第七舰队“独立”号航母特混舰队开始在台湾海峡北端游弋，它拥有100枚战斧式巡航导弹及50余架最先进的战机，还有一支由先进战舰组成的小型舰队和一艘核潜艇。美国国防部长威廉·佩里透露说，美国的一艘导弹驱逐舰、一艘巡洋舰及侦察机正在密切监视着局势的变化。克林顿总统形容中国的行为是“挑衅性的和鲁莽的”。3月10日，美国公然使局势升级，又派遣了一个载有90架战机的“尼米兹”号核动力航母战斗群前往台海附近。随着紧张局势的升级，已有近40艘美国军舰开进了湾海域。美国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称，这些战舰旨在观察动向和“平息怒火”，并“在需要的时候提供帮助”。
包括江主席在内的中国领导人对美国的干涉感到愤慨。主张强硬的人提出可能成为战争爆发导火索的8种情况，其中任何一条都将引发中国对台攻击，但江只对其中两种情况表示认同：外国势力干涉或入侵；台湾宣布“独立”。这两种情况均未发生。李登辉当选后，危机得以缓和。政治局同意给李几个月的时间，看看他对一个中国政策持何立场。台湾方面也暗示将做出妥协，他们减弱了要求加入国际组织的声势，并同意考虑与大陆建立直航。
1个月后，江在和日本政治家谈话时主动透露，在美国舰队进入台湾海时，命令继续进行导弹试射的人正是他。
江激动地问道：“我们在自己的领土上进行军事演习，为什么其他国家要派出航母？”他接着解释说，中国进行“军事演习”是为了表明“我们对于台湾独立及外国势力干涉所持的立场”。江为自己情绪激动表示歉意：“我今天说话声音有点大了。我并不是故意这么做的。一想到过去，我会不自觉地激动起来。”
实际上，虽然江非常希望实现统一，但他并不希望与台湾或美国的紧张关系升级。但他同时也要让他的国家和军队相信，他处事是果敢的。美国前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在此期间拜会了江，他回忆说这中国领导人“想在不失中国人自尊的情况下化解这次冲突”。基辛格表达了对江的极度称赞赏，他们之间有着长久而坦诚的关系。基辛格指出：“在1996年的危机中，江主席选择了一个非常中国化的方式让我知道事态不会失控。我告诉他，当我见到毛主席的时候，他说中国为了解决台湾问题可以再等100年。我问江主席，‘那么，此话是否依然可信呢？’主席回答道：‘不，不再是这样了。那是24年前，现在我们只能再等76年。’”
基辛格接着说：“尽管这样，江主席在台湾问题上保持了非常强硬的立场。”
随着台海危机的缓和，政治题再次成为焦点。在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十五大之前，虽然其他政治常委与江同样享有决策权，但是江亲自承担起人事安排的责任。
江泽民采取更倾向于中间的路线，这可能是得自汪道涵的启发。有时，江会突然造访汪的住所。这不仅仅是一种友谊而是对汪的尊敬和对他意见的信赖。有一次，在汪前往美国访问之前，江亲自打电话给代表团的一位领导，叮嘱在访问途中要确保他这位年逾八的顾问能得到足够的休息。
在汪的启发下，江泽民在他最主要的政治格言“讲政治”中融入了更多的信息。他指示《人民日报》写道，这句口号的重点在于“为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提供强有力的保证”。这个口号响应了邓小平“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指示，再次保证不可能重走“空谈政治和政治压倒一切的老路”。
6月，江对负责宣传和新闻的高级官员发表讲话时说，一些“左”倾言论“扰乱了人们的思想”。他重申，邓的改革政策不会改变。江说：“我们这艘航船的航向已经确定，这将是不可更改的。”他还给党刊《求是》的一位编辑打电话，祝贺他为《人民日报》撰写了一篇反击“左”倾想的评论文章。权威性的《经济日报》发表了一系列民族主义的文章，批评外资在中国的影响力不断扩大，暗中挑战整个对外开放政策。《人民日报》在1个月之后对此进行了引人瞩目的公开批驳，详尽论述中外合资公司不仅带来资本，同时也把管理和技术带给中国。尽管党的喉舌承认，引进外资总会存在一些问题，但断言中国“不应因噎废食”。
汪道涵则求助于他与同辈人的密切关系，其中很多人都是曾与他共过事的退休将领和党的元老，征询他们的意见并敦促他们支持江泽民。
5月，江主席对非洲6国——肯尼亚、埃塞俄比亚、埃及、马里、纳米比亚和津巴布韦——进行了为期两周的国事访问，签署了20多个经济、技术和文化合作协议。在访问埃塞俄比亚时，江在非洲统一组织总部发表了以“中非友谊”为题的讲话。所有6国都重申支持中国在台湾问题上的立场。
6月，江泽民前往河南省视察，他选择的路线与毛泽东在20世纪50年代末来这里视察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时所走的路线相似。江与农民和地方官员交谈的方式让一些观察家回想起了毛其中的象征意义非常明显，媒体对他活动的报道也吝篇幅。江神采奕奕，笑容可掬，身着一件开领衫，脖子上围着一条红领巾，身边簇拥着一群装束类似的小学生，每个人都在热烈地鼓掌，酷似毛1959年在湖南老家所拍的一张照片。
同月，江会见克林顿总统的国家安全顾问安东尼·莱克。莱克带来一揽子“讨论热点”——贸易、人权、台湾（特别在近期紧张关系发生后）。但这位中国领袖并没于应付这些头痛的问题，而是对两人的名字产生了兴趣，“湖”（译注：英文中“莱克”是“湖”的意思）和“江”中都有水”，他用“地道的英语”解释其词义。待谈到“计算机芯片技术、中国诗歌和哲学”，江简直兴致勃发；其实江是在用自己的方式向学究气十足的莱克（研究对外政策的专职教授和学者）暗示，至少目前中美关系相当不错。莱克看了看几位助手，耸耸肩，把带来的“讨论热点”扔了一边。
6月末，江踏上了对西班牙、挪威、罗马尼亚、乌兹别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6国的访问旅途。中亚之行的主要议题是国家安全。中国的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直是穆斯林分离主义分子袭击的目标，北京认为这些恐怖分子是由边境线另一侧同样信仰伊斯兰教的势力所援助或指挥的。这条边境线长近3000公里且地形崎岖，难以监控。
他毫不在意嘲自己的外表。他体重大约210磅，比标准体重超出30到50磅。据说他曾妙语双关地说要把他从位子上“搬开”是很难的。当年年底，在视察广东省的一个军事基地时更充分地显示了他自我解嘲的幽默感。在检阅部队时，他想坐在一把折叠椅上，但失去平衡，跌倒在地。随行官员和士兵们不安地注视着，担心他们的领导人会如何反应。江很快就消除了大家的紧张和不安。他，早知如此一开始就该坐在地上，因为那样就无处可摔了。人们大笑起来。自嘲是国家领导人的一个优点，邓小平也偶尔为之。
与此同时，江对那些说他搞个人崇拜的指责很敏感。8月17日他过70岁生日时，他指示工作人员不要大操大办。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75周年前后，江提出了的“七大界限”理论。他探讨了包括马克思主义与非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明健康的生活方式与消极颓废的生活方式、以公有制为体的多种经济成分与全面私有化之间等差别，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作激情辩护。
江谴责那些外国批评者曲解了他的思想。他在庆祝建党75周年讲话（主要论高素质干部队伍建设问题）中说：“国外的一些报纸和杂志歪曲事实，宣称中国重新回到了以前以阶级争为纲的老路上。我们绝不会发动群众运动。”为了证实他与邓的一致性，江指示媒体加强对邓小平理论的报道，包括出版一套三卷本的著作。其中一个主题是，尽管邓提出了经济特区的改革原则，但这些经济特区却是在江的领导下才实现繁荣的另一个主题则是，邓曾自己承认说没有提前10年开放上海是一个“错误”，这一点可以证明现在向这座大都市倾斜的政策是确的。
然有些人把江的行动曲解为攫取专制权力，但实际上江扩大了常委会的职权，使其从毛和邓时代下宽泛的政策制定机构变成更为注重实际、讲求实效的办事机构。江像其他人一样也只能投一票，而一切问题都由多数票决定。江不止一次地说过：“我们是一工作班子。作为领头的，我只有一票，我的权力仅限于此。”
江泽民不懈努，扩大党的权力，特别是扩大由他的主要助手曾庆红领导的党中央办公厅的权力。在曾的手下，中办的主要工作人员增加了一倍多，达到了约350人，管辖的范围拓展到经济、反腐、国内安全等诸多领域。
曾庆红还建立了一个由中国一流学者和院士组成的一流思想库，提供政策咨询并推动江的事业，称赞这些人是“党的手和战略家”。以同样的精神，江泽民还加强了党内各个“领导小组”的决策权，其中包括外事、宣传以及财经领导小组。
在战略谋划的同时，江并未忘记到人民群众当中去的重要性。就在9月下旬的一次中央全会召开之前，江泽民对长达1500英里的京九铁路沿线7个贫困省份进行了为期5天的视察。为了更深入地了解贫困问题，江访问了多个农民家庭并与当地官员交谈，所表现出的同情心使他在政治生涯中广受爱戴。他说：“解决农民的住房吃饭问题影响着我们经济和社会发展的长期平衡和稳定。”
在党的全会之前下去视察是江最喜欢采用的方式。这样他可以带着最贴近现实的第一手资料参加高层会议。
在视察过程中，江还沿途访问革命老区，包括在传奇的长征途中那些疲惫的红军战士曾歇过脚的偏远山村。当年秋天，他在纪念长征胜利60周年时称长征为“中华民族一部惊天动地的英雄史诗”。他利用这一历史场景号召“将传统的革命精神与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结合起来”。江把扶贫行动与焕发革命热情联系起来，给他的“讲政治”运动加入了务实的成分。
10月初，党的中央全会通过了江“建设精神文明”的构想，又一次加强了江泽民作为政理论家的地位。中国的这一新议程被正式称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若干重要问题的决议》，它强调“思想道德”、“教育科文化”以及“进步的道德观”的重要性，其根基是“江民思想”的三大支柱——社会主义、爱国主义和集体主义。江说：“任何时候都不能以牺牲精神文明为代价去换取经济一时的发展。”
西方媒体担心他会重返共产主义正统，但江勇于将共产主义的核心价值观融入一个生机勃勃、科技发达和高度文明的中国，以此来振兴社会，而不是阻碍社会的发展。这绝非重返过去频繁的群众运动，甚至可以说是在反其道而行。
政治经济学家劳伦斯·布拉姆把江的“精神文明”称为迈向建设一个新的意识形态平台的积极尝试”，认为这将推动而不是阻滞在社会主义的中心——国有企业中进行必不可少但同时又高度敏感的改革。中国问题专家林和立称，从个人角度看，精神文明的法规化“有助于江泽民确立其在共产党内的哲学领袖的地位”。
1996年5月出版了一本由5名青年知识分子撰写的新书《中国可以说“不”》，书中称中国已到了维护自己权利的时候。书中认为，“‘自由世界’针对中国的一个大阴谋正在形成。”据称，这个战略阴谋以美国为首，通过攻击中国的人权政策、版权保护政策和台湾政策而达到“遏制”中国的目的。作者们，包括一位诗人、一位教授和两位记者，指控美国蓄意通过美化暴力和个人主义的电影侵蚀中国的文化。其言外之意，中国政府过于天真，过于通融，过于倾心经济增长而无力应对美国的胁。这反映了公众舆论的重大变化。
几乎与此同时，江泽民和克林顿宣他们有意在1997年和1998年彼此进行国事访问。虽然分歧依然存在，但似乎双方政府的关系已经好转。
在中国周边，江于11月对南亚进行友好访问。在菲律宾，同意“搁置”南中国海的领土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共同开发。江喜好演唱一如既往，虽演技平平，但性情可人，在菲律宾总统的游艇上举行的晚会中，他跳了“恰恰”舞，还与拉莫斯总统表演二重唱《温柔地爱我》。那些对江的政策一无所知的西方人，如今至少知道这位中国领导人喜爱艾尔维斯·普莱斯利的歌曲了。
他在印度的停留使他成为首位访问印度的中国国家主席，这一具有象征意义的事件使印度人民为之“着迷”。访问的目的主要是为了在这两个邻国（也是世界上两个口最多的国家）之间建立相互信任，并努力解决两国之间由来已久的边界争端，这一争端曾在1962年导致了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江引用了一首著名的中国古诗：“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
在巴基斯坦这一中国的传统伙伴国家，江扮演了和平使者的角色，敦促南亚所有国家“暂时搁置争议，集中精力进行发展和合作”。他能够在同一次出访中兼访巴基斯坦和印度，使中国重要性和江的个人信誉得到证明，这次访问被称为“多年以中国领导人在亚洲进行的最成功的外交斡旋之一”。在国内，人们称赞江巩固了中国“亚洲大国”的地位，这一看法也巩固了他自己的地位。
一条更大的新闻是相距仅6个月的香港回归。12月，江泽民会见了新近被任命为香港特别行政区候任行政长官的航运巨头董建华。董的任命并不是秘密：当江在1年前的一次预备会议上单独与他握手时，他就已经成为行政官这一职位最主要的候选人。
香港各界对董反映不一。商界认为这是一个积极的信号，显示出北京把香港看作是“经济旗舰”。而“民主派”则相对谨慎。虽然董在30年前已经是香港居民，但他究竟会向谁效忠尚不清楚。1986年，董的企业曾接受过中国政府提供的1.2亿美元贷款，从而度过了难关。
江泽民对董建华说：“英国统治香港一个半世纪，历代总督都由英国王室任命，从来没有咨询过港人的意见。你将是第一个由中国人担任的香港行政长官……”
江继续说：“‘一国两制’是我们既定的国策，不是权宜之计。我们决不会去干预属于（香港）特别行政区自治权范围内的事务。”
12月，江泽民对3000名中国最秀的作家和艺术家，就艺术和文学发表了重要讲话。在讲话中，总书记力求在学术自由的愿望与社会稳定的需要之间得平衡。作为国家领导人，他担心意见分歧可能引起混乱；作为一名诗歌和文学爱好者，他深知伟大的艺术不应该受到束缚；作为一名爱国者，他对中国文化可能被来自西方的影响所围困感到震惊。
江对听众们说：“文艺不可能脱离政治的”，“特别是在面临西方国家经济、科技占优势的压力和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情况下”。他警告说要提防“资本主义和一切剥削阶级腐朽思想文化的侵蚀”，要求党组织“强”对文艺工作的领导。
江努力调和创造力和稳定性之间天然的矛盾，他说：一方面我们应当“充分发扬艺术民主和学术民主，鼓励文艺工作者进行不倦的探索和创造”。另一方面，我们应当“在文艺工作中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坚持正确的创作思想，多出精品，把美好的精神食粮贡献给人民，郑重地考虑作品的社会效果”。
江在上海时结识的中国伟大的小说家巴金，也是他的老友之一。国家主席又一次与艺术家同台演出，他一次又一次地走上舞台与著名歌手同唱一首歌。
人们可以不同意他的观点，但没有人怀疑江泽民是一位文学的爱好者，而且做出了巨努力来改善中国社会的限制性政策。不管的政治目的是什么，江泽民在中国建设“精神文明”是他内在修养深厚积淀的结果。
在事情涉及西方对中国文化所产生的影响时，江的内心要坚定得多。他说：“如果丧失自己的创造能力，盲目崇拜、照搬西方资本主义的价值观念，结果只能是亦步亦趋，变成人家的附庸……”
他总结说：“只有首先赢得中国人民的喜爱，具有中国风格、中国气派，才能堂堂正正地走向界和屹立于世界文化之林。”
江已经采取了一些措施抵制西方的影响。1996年，政府禁止了4000个产品和公司的名称，因为它们“洋味十足”。尽管财政正在紧缩，他还是批准拨款1200万美元建造一座中国现代文学馆。
随着1996年过去，江泽民已在展望定于1997年秋召开的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他希望在下一年中取得卓著的成就，但从未料想到它将成为他一生中最为关键的年份之一
【第三部分】 崛起 1997-1999年
第18章 1997年1月－9月“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
1997年元旦，中国中央电视台开始播放一部关于邓小平生平的12集大型系列纪录片。纪录片由中央电视台与党的文献研究室合制，后者负责研究中国元老的生平及著述。片中穿插了对江主席和邓的家人的访谈。系列片制作耗时4年，很少有人会忽略此时播放的特殊含义。这位92岁的元老即将离世。他的住房几乎被改装成特护病房，医护人员日夜环伺在病床边。处于帕金森氏症晚期的他已渐失知觉。
邓小平是中国的最高领导人，他离去后，江泽民作为继任者，将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这一阶段的中国：经济强健，通胀平稳，社会安定，国际环境相当平静。
党的代表大会每隔5年才召开一次，在对十五大文件起草人的讲话中，书记作了策略性的开场白。
成就自己的伟大，江必须发展邓的理论。关键在于涉足邓理论没有涵盖到的一些领域。这样的领域共有4个，它们被写入1996年末出版的一本题为《与总书记谈心》的书中。第一是抑制通货膨胀以对付过热的经济；第二是他包罗万象的“精神文明”理论，通过强调道德和文化，遏制日益严重的物质至上主义和颓废；第三是推动科学技术，使之成为带动中国在21世发展的引擎；最后，江憧憬一种“大中华文明”，促进大陆、香港和台湾之间的团结与协作。
上述每一思想都蕴含着对邓理论的补充或发展。例如，邓曾发表一个著名的论点，“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而江在后面加了一句话，将其发展为“物质贫乏不是社会主义，精神空虚也不是社会主义”。前半句纯粹是邓的，后半句完全是江的，合成后浑然一体。
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恶化后，被转至解放军301医院。因吸烟过多，他肺部到感染。江数次到医院高干病区陪侍在邓的床边。在2月上旬春节前不久，邓让江转达他对人民的节日祝愿。他说：“这一年的两件大事——香港回归和党的十五大——将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的领导下取得成功。”这可能是两人最后一次交谈。2月19日晚上9点08分，人们长期以来意料之中的事情生了。在不平凡的20年中担任中国最高领导人的邓小平与世长辞。
1个小时之后，江泽民在停放邓遗体楼下的房间里召开了政治局常委紧急会议。这里一切都平静有序，一切已成定局，完全不像当年毛泽东去世后那样乱作一团。一切都经过事先周密安排。凌晨2点42分，也就是在邓去世大约5个半小时之后，新华社对外发布了邓去世的消息。官方声明称,邓因呼吸衰竭而逝世，一个以江泽民为主任的459人的治丧委员会正式成立。非同寻常的是，治丧委员会没有设副主任。
外国分析家们纷纷猜测幕后的活动。对此，政府发言人一概斥之为纯属捏造，而圈内人士则称之为夸大其词。北京始终很平静。没有出像毛去世后的那种歇斯底里的爆发，也没有出现像胡耀邦去世后那样的群众游行。金融市场保持着平稳。7年以来，邓一直在使中国为这一刻作好准备。此时，中国社会已经成熟。对于这位离去的领导人来说，没有什么比人们在此时所表现出来的镇定更好的悼念了。
接下来的数天内，政治局势迅速明朗起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发表了支持江的声明。3位高级将领也紧随其后。江对军队工作多年的投入获得丰厚的回报，证明了邓对其继承人所提建议的英明：“在每5个工作日中，要有4天与军队高层待在一起。”
2月24日上午，江主席率领排成长列的高级领导人在解放军301医院邓的灵柩前缓缓绕行一圈。行进中，江和排在第二位的李鹏之间明显拉开距离，比任何其他参加者之间的距离都要大。在对象征意义十分敏感的中国，这清楚地表明了江的至高地位。尽管邓的家人要求不要举行繁琐的仪式，身着黑色吊唁礼服、胸佩白花的所有领导人还是在邓的遗体前恭敬地三鞠躬，然后向邓的家人表示了慰问。
中央电视台向全国播放了悼念活动及邓的遗容，并反复播放邓小平赞扬江泽民的录音剪辑，“确定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是我们全党做出的正确选择”，公众一遍又一遍地听着这位撒手西去的领导人如是说。
庄严的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举行，江表现出深深的悼念之情。在1万名国家精英面前，他毫无保留地赞扬了他的前任光辉战斗的一生。他说：我们沉痛地悼念邓小平同志，“中国人民爱戴邓小平同志，感谢邓小平同志，哀悼邓小平同志，怀念邓平同志，是因为他把毕生心血和精力都献给了中国人民，他为中华民族的独立和解放、为中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50分钟的悼词中，江有5次停下来以帕拭泪。
江在追悼会上流泪颇具争议。批评者称之为蓄意做秀，但他们没有充分考虑到江对邓的个人感情。另外，作为一个虔诚的爱国者，他对这位为使中国强盛真正奋斗了一生的元老感到由衷的敬仰。对于数以亿计在电视机前肃穆地观看这次追悼会的中国人来说，江主席表达的大家的共同情感，同时他也赢得了每个人的心。
在他执政几近8年来旗帜最为鲜明地提倡改革的一次讲话中，江立推进邓式的经济改革。他：我们必须“把深化改革为扫除生产力发展的障碍、进一步推进整个事业的关键”。他接着号召“发展全方位、多层面的开放格局”，吸收世界各国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而不去考虑它们的社会制度如何。江也确实提到了需要在物质效益与他所憧憬的“精神文明”之保持平衡但今天是一个讲改革的日子，而不是意识形态。
江引用邓的话说，官员有两种行事方式：“一个是做官，另一个是做点工作。”这么说的时候，江似在给自己树立一个标准，并且已经全身心地投入到为十五大准备一份开拓性的工作报告中去了。
根据邓自己的遗愿，他的骨灰（他的遗体在八宝山公墓一个简短而只有亲人在场的仪式上被火化）由一架飞机撒黄海。电视播放了播撒骨灰的场景，摄影师拍下了邓的遗孀卓琳和家人痛哭流涕的镜头。镜头中的卓琳弓着腰，在她身边是负责护送骨走完最后一程的胡锦涛。两人一起将瓮里的骨灰撒入下方的大海。
追悼会结束两天之后，傅全有将军下令人民解放军和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全体指战员学习江主席所致的悼词。为避免含糊其词，傅将军要求军官“要绝对与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保持完全一致”。2月25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其中出现“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达9次之多。
3月1日，邓去世一个半星期之后，乔石在全国人大会议开幕式上对江的领导地位表示支持。乔对2808名代表说：我们应该“继承邓小平同志的遗志，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中央周围”。在全国人大的闭幕词中，乔再次重申江为新的领导的“核心”。他也提到要加大立法机关的权力，建立党的干部同样要遵守的“法律制度”。
中央军委资历最深的副主席刘华清将军也保证效忠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并赞扬了江的“军事思想”。大家都团结到了江泽民的周围。当从邓的医生那听说这位元老已处于弥留状态的消息后，江马上会见政治局委员和党内元老，谋划在邓去世后如何治党和治国。
到1997年初春，改革已成为十五大的主题，部分原因是日益严重的国有企业问题须快得到解决。争论集中在“所有制”和党是否应该支持将国有企业改组成股份制公司的问题上——即允许机构和个人，而不仅仅是国家，拥有生产资料。让一些思想保守者感到不舒服的是，这一行动看起来几近私有化，与共产主义背道而驰。
对于不甚了解政治意识形态斗争的西方人来说，“所有制”问题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又深不可测的问题，甚至是个毫无意义的问题。而在中国，谁应拥有什么是一个复杂、重大和极其严肃的问题。政治意识形态像宗教信仰一样，两者都是信仰体系，所以都会产生同样坚定不移的信念和狂热情绪。
所有制观念上如此戏剧性甚至激进的变化是如何产生的呢？这是党内各种力量和机制相互作用长期而复杂的过程的结果。在中国长达20年之久的改革过程中，所有制观念的转变是一个关键。
有人指责，新的改革将把中国引向“资本主义道路”。他们将腐败的泛滥归咎于市场改革——说腐败“比国民党时期至少严重好几倍”。
4月，为了加强高级领导人之间的团结，江召开了一次治局全体会议。他对与会的干部说：“当让我接任党的总书记职位时，我想一定还有比我能力更强和资历更深的干部。”这时，邓小平最亲密的助手王瑞林将军打断他说：“总书记，你自谦了。我们都知道这是小平同志做出的安排。”其效果是表明：江泽民有邓小平和邓手下人支持。
同时，江强调了党的突出地位。江重申：“如果政权——党政权力——不掌握党的手里，经济发展和其他成就都无从谈起。”通过支持邓的改革运动和突出党的地位，江将自己置于政治舞台的中心位置。这是一个他非常有利的制高点。从这里，他能够抵挡住来自“左”右两方面的攻击并推动中国前进。
在中央党校毕业班上发表的一篇具有突破性的讲话中，江公开了他即将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提出的新思想。这篇长达1.2万字讲话深受重视，几乎所有的中国高级领导人全部到场。它成为当代中国改革史上的一个里程碑。
讲话的重点是如何搞活中国困难的国有企业，有1亿多中国城市人口在国有企业就业，但国有企业整体处于亏损状态。企业争相申请破产，因为这是替工人争取政府补助的唯一出路。
但是，江泽民担心在缺乏有效的社会保障体制的情况下，太多企业破产可能造成失业人数剧增并危及稳定他倾向于采纳朱镕基倡导的战略，即让健康的企业“兼并”或“接管”不景气的企业，为此政府将提供近250亿美元作为鼓励。在许多情况下，成功企业被迫吸纳衰败的企业，以便努力保留工作岗位。当然，结果却往往是不景气的企业影响了健康的企业，使两者都走上衰退之路。虽然经济在1997年初看起来充满了希望，国有企业的持续衰落表明还存在着深层次的问题。
在人们期望甚高的讲话中，江泽民提出了将部分国有企业转成股份制公司的构想，这一概念与经典社会主义的核心原则似乎产生了矛盾。江避开了矛盾解释道，社会主义“公有制”原则并不一定意味“国有制”，可以通过不同的“所有者”来保持社会主义本质，诸如合作社、集体、动组织、地方和地区政府、其他国有企业，以及数量相对较少的私营企业、个人及外国资本。
他还支持诸如企业合并和股票上市交易等其他可用以搞活国家工业的金融市场观念。江指出，归根结底，更好的管理和更加有效的资本配置，可以生产出更多符合人民群众整体利益的产品和服务，从而达到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即便这意味着不采用传统手段。
多种多样的新所有制形式在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涌现。到90年代中期，私营经济成为中国发展最快的经济成分。许多经济学家现在认识到，转换成股份制公司是处境艰难的国有企业唯一的希望。这意味着为了跟上经济形势，党的策也将随之改变。这正是1997年党在江泽民领导下要做的。
自1996年秋开始，一个由大约40名专家组成的班子，在温家宝和曾庆红的领导下开始起草江泽民在第十五次党代会上要作的工作报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副主任陆百甫是其中的成员。
陆回忆说：“要理解江得的成功，人们必须了解当时的背景。中国的改革是没有先例可循的……”
陆说：“在现代改革的历史中，有三个难时期，第一个困难时期是在改革的初期，即1978—1980年。第二个困难时期是（1989年）‘六·四’之后到1992年。第三个困难时期是1997年筹备第十五次党代会期间。”
第一波改革的基本上是业，将生产责任交还给农民自己。第二次的重点在城市，废除对价格的控制。尽管这次改革在“天安门事件”后放慢了速度，邓1992年南方谈话使它又恢复了活力。
后来，经过5年的续增长，中国处在一个十字路口上。改革的走向将体现于江在十五大上所作的工作报告中，报告将决定下一个五年的规划。陆回忆道：“集体起草和修订报告的过程是很紧张的。”
陆说：“江总书记必须考虑两个基本问题，首先，中国企业的所有权应该仅限于国家吗？是否可以代表社会各阶层的各类人群所有？更具争议的是，中国应该像东欧那样允许私有化吗？”
陆继续说：“第二个问题是，如果国家是唯一的所有者，或者是主要所有者，或是次要所有者，那么在这不同的情况下企业经营战略是否要有所变化？所有这一切听起来可能是理论性的，但是请理解，在中国理论意味着意识形态，而这是整个社会与政治制度的基础。对所有制问题的争论如此激烈，原因也在于此。在某种意义上，整个体制都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广大群众加入了这场辩论，这一问题给党中央寄来了成千上万封信件。小企业主要求放松限制，而保守者则认为国有制是社会主义制度之必需。陆回忆道：“江以极其认的态度关注这场所有制的大争论。”在1996年末1997年初的那段敏感时期，江会见学者和官员，阅读杂志与来信，听取口头汇报，阅读文件简报。他重读了一些马列经典著作，并重温了自1978年以来中国改革的历史。
江逐渐认识到最好是以渐进的方式推进改革。陆说：“他用巧妙的心理战术赢取了部分反对者的支持。在我参加的一次会议上，江指出在列宁的一篇著作中——碰巧与粮食税有关——这位共产主义的导师说自己认识到，必须根据现实情况制定政策。列宁说，‘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革命者不应该被理论缚手脚。’江发挥了列宁的观点说：‘一切用事实说话，教条没有一席之地。’江希望在共产主义经典著作——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著作——中找到中国进行改革的先例。以这种方式，他就能够推动中国的前进，同时保持党内的团结。”
在1997年之前，中国经济的主导原则是，私营成分应该是国有经济的“补充”。江现在建议将私有经济划为国家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江主张国家应该从诸如零售和轻工业等领域退出，但要保持对自然资源和基础设施等关键行业的控制。更具有重要意义的是，江已经像中国众多的经济学家那样认为，股份制是国有企业的希望所在。
江在中央党校的讲话中第一次提出这些观点。陆解释道：“在汉语中，我们称之为‘吹风’。‘吹风’就是发出‘试探气球’，看看人们对它的反应如何。”
春夏之交，萦绕人们心头的是一场更为激动人心的交接。925天以来，天安门广场上巨大的“倒计时牌”一直在滴滴答答的钟声中走向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在这一天回归中国。数十年来人们都在期盼着这一历史时刻的到来。
6月30日，江主席成为有史以来踏上港岛的第一位中华人民共和国主要领导人。当他走下国航波音747飞机舷梯的最后一级时，他看起来有点迟疑，仿佛在品味这一时刻。刹那间，他就被四面八方手捧鲜花和高举旗帜的欢迎人群淹没了。
下午6时15分，在标志英国统治终结的日落典礼上，1万名来宾看了军乐队和舞蹈团盛大露天告别演出。香港总督定康发表了他的最后演讲，但江主席和香港候任行政长官董建华都没有到场。（英国统治香港150多年，彭定康却在最后几年推行“民主选举”，京谴责其虚伪。）
在香会展中心第5层举行了正式的交接仪式。人们称这座会展中心飞扑而出的圆屋顶“具有海鸟之翼的轻灵和韵致”，它拥有面向香港著名海滨的世界上最高的玻璃幕墙，一直延伸进维多利亚港湾。
晚上9时15分，为中国、英国和其他国家的领导人举行了盛宴。与会的有江泽民主席、英国王子查尔斯、美国国务卿玛德·奥尔布赖特。2小时后，4000名宾客抵达正式交接仪式现场，在英国和中国乐队演奏的欢快乐曲声中，来宾们被引导至各自的座位。似是为了强调双方的平等，在舞台后平行悬挂着英中两国的巨幅国旗。
距离午夜10分钟时，查尔斯王子宣读了一份简短的告别词。王子说：“我们不会忘记你们，当你们步入非凡历史的新时代之际，我们会以最大的兴趣予以关注。”他发言之后，英国国旗和香港区旗在英国军乐队演奏的《上帝保佑女王》的乐曲声中降下。
零点刚过，中国的五星红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就取而代之，香港的区旗上是当地的一种被称为紫荆花的兰花。当这两面旗帜升起时，中国军乐队奏起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在天安门广场，自1989年“六·四”以来最多的人群——10万名经过遴选的群众——通过大屏幕观看了这一盛况。中国国旗在午夜后8秒升至杆顶端，这是中英双方经复杂的谈判决定的时刻。街道上爆发出一片欢呼声，人们挥舞着中国国旗和香港特区区旗，一边欢呼，一边跳跃并舞蹈。156年的屈辱已经结束。新时代的曙光降临了。
午夜零时零4分，江主席在会议中心发表话。他以深沉而洪亮的嗓音宣布：“这是中华民族的盛事，也是世界和平与正义事业的胜利。”接着他重申将会坚持邓小平的“一国两制”方针，表明香港的日常生活将不会有什么改变。当主席发言完毕时，查尔斯王子和彭定康总督按照协议和礼仪告辞退场，随后直接前往英国皇家游艇“大不列颠号”。他们一登上甲板，就起航驶入夜幕笼罩之下的南中国海。
几分钟后，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和美国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也离开了会场。他们想以抵制特区政府的宣誓就职，表示对临时立法会由北京选择的委员选举产生的不满。
在宣誓就职仪式，江泽民坐在邓小平的遗孀卓琳旁边，两人都在第一排。当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在他的就职演说中提及邓的“一国两制”指导原则时，江请卓琳起来接受来自广大听众的雷鸣般的掌声。这是这位主席向邓小平表示敬意的一种方式，因为是邓小平直接促成了这一历史性的时刻。邓不仅创造了这一词组以弥合似乎无法超越的意识形态方面的分歧，而且他在1982年开始的中英谈判中，坚持中国无论如何也要对香港完全恢复行使主权。
早在6初，董建华曾就回归发表评论：“自由并不是不重要，但是西方就是不了解中国文化。现在是我们重申自己身份的时候了。在我们的社会，个人权利不像社会秩序那重要，这就是我们的实际情况。”
7月1日晚，有200万人聚集在维多利亚港湾观看声光表演的壮丽场景，它算得上有史以来最为精心构思的景观之一。中国的焰火在空中绽放，多姿多彩，交相辉映，完全压倒了前一天晚上英国的焰火展示。这是庆贺回归的一种恰如其分的方式。毕竟焰火是中国人在其帝国最强盛时发明的。庆祝活动耗资1300万美元——都是由私人捐赠的。除各种豪华设施外，还购买了一支由20艘画舫组成的小船队，每艘船后面都设有歌词显示屏，可以使岸的人们一同放声高歌。
江泽民和李鹏决定与北京市民一起庆祝香港归。7月1日中午，他们匆忙赶回首都。当天稍晚些时候，在北京工人体育场举行的回归庆典上，表情庄严而自豪的江泽民看上去神采奕奕，尽管日程紧张得让他吃不消。他对6.2万名来宾发表了讲话。演讲的主题是西方帝国主义强加的“一个世纪的屈辱”终结了。江在香港称之为“沧桑”，而现在他之为“国耻”。他说，未来将完全不同。
江泽民宣布：“西方产业革命以后中国所以落后了，一个重要原因是当时的封建统治者采取愚昧的闭关自守政策，不思进取，因而既不能追赶时代前进的步伐，也不能抵抗列强的侵略，留下一次又一次丧权辱国的记录。”
江继续说：“解放了的中国人民，要彻底改变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贫穷落后状况，必须专心致志地进行经济建设，必须同世界各国开展广泛的经、贸易、科技、文化交流与合作。”
这些光辉的盛典和豪迈的言词自然而然地将香港胜利回归与江泽民富有凝聚力的领导联系在了一起。
围绕准备党的十五大的工作很快又回到政治舞台的中心。江泽民5月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经济问题已有定论。
7月底，北京领导层开始每年夏天例行的程，动身前往戴河。这一海滨胜地可以使中国的高级官员免除日常事务的干扰，就下一年度将推动中国前进的决定进行非正式的讨论。虽然每年夏天出行已成惯例，但此时正值五年一次的党代会召开之前，这就使得北戴河会议意义大。
北戴河会议期间，在一则由新华社发布的不寻常的消息中，李鹏总理明确表示对江泽民的强烈支持。李在会见日本前首相细川护熙时说：“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国领导层是强有力的和团结的。”李鹏接着又号召大家支持江泽民。
8月中旬，报纸上刊载了一系列赞扬江的经济政策的文章，这些文章与他关于道德和伦理的论文讲话被放在了一起。有时这些文章还与毛泽东和邓小平内容相似的文章一起发表，这种平行的安排绝非无心之举。
第十五次党的代表大会前夕，依照惯例，召开了第十四届中央委员会最后一次全会。约300名正式和候补中央委员将对事先没能议定的关键问题出重要决定。为了显示团结一致，全会确定将“邓小平理论”写入《党章》，这样它就提升到与“毛泽东思想”等同的地位。
江的助手利用人们对邓理论的尊崇，开始邓为“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这一信息告诉人们，作为邓小平合法的接班人，江泽民正在按照这位元老的蓝图建设经济。有一件事是无可置疑的：总书记江泽民仍将是党的领导“核心”。
党代会召开的前3天，已被撤职的北京市委前书记陈希同被开除出党，并作为腐败丑闻的幕后主使受到指控。
9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五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式正举行。人民大会堂里坐了2048名正式代表和60名特邀代表（老党员和离休领导人）。中国中央电视台现场直播了这一盛事。江做了工作报告。报告长达两个半小时，这是他任内最具深远意义的讲话，报告号召进行改革和结构调整，并重申了中国的核心价观和道德观。江希望通过这一报告设定中国在21世纪的政策议程。
在邓小平理论的旗帜之下，江表明了积极的改革立场。他说，中国应该根据“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的基本标准评价每一项政策。这被称为“三个有利于”，是1992年初邓小平南巡时创造的说法。
江还强调了正统的重要性。他向党内的同志保证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一定不能丢，丢了就丧失根本。”同时他指出，像任何一门科学一样，马克思主义也要随着时代和环境的发展而改变。他还解释说，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中国将长期处于这一阶段（普遍估计至少100年）。江说，在这一阶段，中国必须通过市场力量来发展和实现工业化，“这是不可逾越的历史阶段”。
他重申要在变革中保持稳定。江说：“正确处理改革、发展同稳定的关系，保持稳定的政治环境和社会秩序，具有极端重要的意义。”他补充说，“没有稳定，什么事也干不成。
关于具体的改革，江强调要将国有企业——估计约有37万家——重组为股份制公司；他还表示要重视资本及诸如并购等现代金融市场手段的重要性。江说：“一切符合‘三个有利于’的所有制形式都可以而且应该用来为社会主义服务。”接着，他号召打破不合理的所有制对生产力的束缚，发展多种形式的所有制。尽管他说“公有制”应该始终在中国的经济中占主导地位，但他却扩展了这一名词的含义，使其囊括了很不同的形式，其中有集体所有制，甚至还有股份制公司。这一定义的扩大是一次思想上的突破。
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江主席使全党摆脱了思想桎梏，接受不同的所有制。但他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或社会主义。实际上，通过提出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新理解，他加强了党的建设——这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讲‘有中国特色的社主义市场经济’。”
在报告中，江明确地提出要政企分开，使国有企业成为能适应市场的竞争主体。他警告说：“政府不能直接干预企业经营活动，企业也不能不受所有者约束，损害所有者权益。”从此以后，市场的力量将起主导性作用。
江谈到“解放思想”的三个关键时期：1978年邓小平的“实事求是”战胜华国锋的“两个是”；1992年邓的南方谈话使改革恢复活力；改革所有制对经济进行重组的“新时期”。
与此同时，政府告诫各省领导，非国有化进程不要走得太快太远。另一维护社会主义制度的方法是挑选约1000家大型国有企业，给予源源不断的政府支持，目的在于使它们成为世界级的集团企，能够与像通用电气、三井和西门子这样的企业一决高下。
江的报告也重申了党要改革政治体制、完善行政制度和加强法制的承诺。这包括扩大基层民主的范围。同时，江明确主张摒弃西方式的民主体制。有些出人意料的是，江承诺中国将在今后3年内裁减军队员额50万。他还向代表保证，党将继续致力反腐败斗争。
江的讲话被盛赞为改革的突破，但他愿意把荣誉与他人分享。他在大会闭幕式上说，报告“是中央和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
十五大闭幕后，中央委员会随即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最终选定政治局和拥有巨大权力的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时候到了。没有人确切知道最终的结果究竟是什么。党内知情人士称其为“党内民主”的一次“跃进”。
江在报告中呼吁团结，不过事情很明白：虽然他可以要求团结，但他却无法强求。高层官员的选举不是他或其他任何人可以控制得了的。此次还将举行颇具竞争性的无记名票。中央委员可以为政治局出除正式名单之外的6至7名候选人，然后由21人组成的新的政治局以相同的秘密程序在他们中间再选出常委会委员。
江泽民仍旧是第一号人物，其后是李鹏。朱镕基成为第三号人物。李瑞环还像以前一样为第四号人物。他们之后是胡锦涛，他正在被培养成下一届党的总书记。接下去是尉健行。最后一是李岚清，他经是李瑞环领导下的天津市副市长。新的排名有两个出缺，一个出人意外，另一个使人吃惊。出人意外的是政治局委里第一次没有军方代表。这被认为是江加强了对军队控制的象征。
使人吃惊的是政治局常委中没有乔石。实际上，前一天当乔石的名字没有出现在中央委员会名单上时，这条消息就已经传了。这明白无误地表示，乔已经退休。
在十五大上取得巨大胜利之后江开始筹划未来。在新的政治局召开的第一次会议上，他表示，他将在2002年党的十六大上持胡锦涛成为总书记。江说：“我们年纪大了，应该给年轻常委更多的权力。”接着他向胡作了一个手势，说：“锦涛同志，还有其他年轻有为的干部将为党作出新的贡献。我们第三代领导应该更多地为年轻人铺路，把他们的障碍降低到最小。”像他之前的邓小平那样，江泽正在计划一场和平的交接。如从前一样，稳定是他考虑的首要问题。
1997年5月，美国有新闻电视的记者陈梦兰在采访江主席时问道：“您早晨醒来后，心里想到的最重要的事是什么？”
江回答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习惯。我通常很晚才睡，在我的心目中，就内政而言，最大的问题就是如何确保12亿中国人民的温饱。怎样才能改善他们的生活呢？从人权角度来，这是他们的生存权。对于一个没有面临和我们相同情况的国家来说，这是很难想像的……我总是想，怎样才能使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然后再实现共同致富的目标。一直以来，这都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我是学电机专业的，也学过高等数学，但我还是觉得这道题很难解。”
谈到他的作息，江说他习熬夜，“经常到半夜才睡觉……思考问题”。早晨他必须“为参加各种活动梳洗整装”，因此他“动作必须非常快”。
江告诉《时代》周刊说：“有时候，我会失眠，比如在发生自然灾害的日子里。尽管有现代科技，但我们主要还是靠天吃饭。我特别要感谢的夫人。她总是劝我说，毕竟饭还得吃，还得设法睡一会儿觉，因为第二天我还得继续工作。”
在这次采访中，江还谈到了他个人的兴趣。他说：“我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席，但我同时是一个普通公民，我有自己的兴趣和爱好。比如说，我喜欢读唐诗、宋词和元曲，也读过但丁、莎士比亚、巴尔扎克、托尔斯泰和马克·吐温的一些作品。这些作品都给了我极大的乐趣。我还喜欢听莫扎特、贝多芬、舒伯特、施特劳斯和柴可夫斯基的乐曲……我相信，艺术的各个领域都是相通的。”
他的妹妹江泽慧坦率地说：“三哥通常都在深夜给家里打电话，他仅有的个时间就是夜晚。他总对我说，他有‘学不完的东西’。除了报纸、书籍和杂志外，如果有外国人来访，他还得阅读有关他们国家文化、历史、经济和时事的材料。他看中央电视台的《闻联播》，还经常看《焦点访谈》，如果他看到一则引起自己担心的报道，就会给地官员打电话。如果我哥有时间，他喜欢看一些文艺类的节目。”
一个关于江如何处理他在电视上看到的问题的例子，发生在1998年春天。那次，他看到一个关于山东省400名小学生服用了劣质碘钙片中毒的报道，当晚即给卫生部的官员打了电话。江被告知是当地防疫站的副站长为牟取私利而出售了这些劣质药片。江非常生气，他给山东省委书记吴官正打电话说：“决不能允许这些被金钱和物质利益冲昏头脑的官员为非作歹，对这些罪犯必须严惩不贷。”除了要依法处理之外，江还努力确保这类事件不再重演。这个故事确能反映中国媒体开始发挥监督政府的作用。
江主席近50年的密友沈永言说：“江一般是在晚上10点半以后给我打电话，他给我打电话是为了放松，舒缓自己的紧张情绪，从困扰他的巨大压力中解脱出来。我们谈论各种各样的话题，一般聊上二三十分钟，仅此而已……”
沈笑着说：“他可能有点担心，如果我们聊的时间太长，我会要他帮忙办私事。他曾对我说过，如果我自己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办，比如要看急诊什么的，他会尽力帮忙，但我不能替别人操心。很多人知道江和我关系很密切。有的朋友遇到了真正的困难，比如遭遇到法律上的不公正或遭受方政府不公正对待等，但我爱莫能助。”有时江在白天给沈打电话，他们的工作人员就会听到从他们各自的办公室内传出的笑声。如果沈的秘书问是哪位打来的电话，江回答：“我是北京的，我姓江。”
沈永言说：“由于我们是多年的老友，所以我们也聊一些私人和家庭问题。难得有几次，和江谈及自己的私事。但有时，即使我听从他的建议，甚至有他的亲笔签名作为支持，还是有可能解决不了。有一次，在处理一个我认为不公正的，涉及到城市当局的问题时向他讨教。我一切根据他的指导来做，但最后还是以失败告终。后来当我告诉他说他的建议没有奏效时，他只是说，‘唔，那是地方保护主义。我有什么办法呢？’即使他权力也是有客观限制的。他担任总书记多年，可能是世界上经验最丰富的国家领导人，但是在中国还是有很多事情是他无法控制的。但我知道一点：江泽民是我真正的朋友。”
1997年，江主席有一次给他的科学顾问宋健博士打电话，提出了一个不同寻常的要求。江刚刚看完宋博士写的一篇关于中国古代年表的文章，他对其中引用的一段话非常感兴趣。这是著名的数学家兼哲学家伯特兰·罗素在1922年为中国开出的一个处方，此前一年他一直在北京大学讲学。罗素写道：“全中国真正进步的人们必须团结在一个具有高度纪律性的社会中，通过集体做出决定并迫使所有成员支持这些决定。”
江给宋博士打电话，要了10本罗素的原版作《中国的问题》，宋博士安排将这些书送了过去。宋评论道：“江主席对中国社会表现出深刻的洞察力。预见到如果中国采取西方式的民主，那将没有足够集中和强大的力量使国家保持团结并确保其持续发展。如同对其他国家一样，民主对中国来说是个有价值的目标，但中国当前还承受不起。”
第19章 1997年10月－12月“我的耳朵还很管用”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曾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全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中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国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闻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提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战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江泽民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国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回答记者的问题，熟练地引用西方历史和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江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扩展到人权问题上，他说：我认为这一理论也可用在政治领域。”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外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气候，这些姿态是必要的。克林顿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中国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清单，包括据说价值17亿美元的30架波音飞机。而在10月早些时候，江还曾邀请美国大使尚慕杰及其夫人到中南海共进家庭晚餐，这是给予美国使节的特殊礼遇。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于乐观。接着，经济恐慌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世界金融秩序。香港股市的总市值4天内缩水25%——这是从没有过的惨景——港币受到了投机商的冲击。中国领导人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动用大陆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港币。有人说，“在维护和促进香港的繁荣方面，北京不如刚刚离开的英国人。”江主席可不想听到这样的指责。但是还有3天就要前往美国了，江还在准备着期待已久的各项计划。
10月26日，江主席开始了他对美国为期8天的里程碑式的访问。尽管江主席与克林顿总统在此前经会晤过4次，但这次访问是自“天安门事件”以来中美两国首次举行的正式首脑会晤。正是因为意识到美国媒体近来对中国非常警惕——也许是由于在苏联解体后需要一个新的敌人——这位中国领导人告诉其助手要规划一次面的国事访问。但也并非每一项活动都要非严肃。江泽民认为，是到了向美国人民展示国新形象的时候了。
甚至在江抵达之前，这次访问就在美国国内引起了争议。一些特殊的利益集团主要是那些代表台湾和西藏闹“独立”的人，都计划在江主席露面的地方举行抗议活动。人权激进分子宣称将尾随中主席走遍他在美国的每一站—夏威夷、华盛顿、费城、纽约、波士顿和洛杉矶。江准备迎接挑战。他是有备而来的。中国最好的政策分析家为江汇编出访的情况简介。涉及题目包括外交、贸易以及存在争议的问题，如人权、台湾和西藏问题；甚至还有他将参观的每个地方的概况和当地历史及社会名流的情况。在访问前几个月，中国方面就派遣调研人员到华盛顿和纽约，以确定江应访问什么地方，会见哪些人，演讲的主题是什么，如何营造正面的媒体报道，以及双边关系中可能会取得什么样的进展。
在中国国内，批评美国的言论降低了调子。在江主席访几个月以前，报纸改变了风格；电台和电视台也改变了基调；批评美国的书籍悄然无声地撤下了书架；有关美国的新受到严格审查；态度尖锐的学者的讲话也被制止。
临行前，江主席在上海市郊接受了《华盛顿邮报》的采访，美国读者因而得以在他访美前对他有所了解。中国政府要求这家以调查性新闻报道出名的报纸，在会见之前把要提的问题先行上，这样，当记者提问时，江主席已经拟好答案，照本宣科就可以了。但在回答记者提问时，他偶尔会即席讲一些笑话，以英语词句以及中国的古诗和谚语来增加讲话的效果。当记者试图挑商定好的规则，随机出许多问题时，江主席很乐意作答。
接着，江将事先拟好的东西撇开，用英语来回答问题，表示他很愿意增加一些非正式的谈话内容，只要对这些内容“不作记录”。交谈中江主席表现得“踊跃，兴奋，友好”。在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坦率的交谈后，江说将让他的助手决定这次交谈中的部分内容是否能发表。《邮报》记者报道说，“后来我们得到允许，发表了其中最有意思的部分。”
其中有一部分是江泽民主席关于西藏问题的看法。在谈到西藏问题时，江提到了《葛底斯堡演说》。“林肯是一位卓越的领导人，特别是他解放了美国的奴隶。提到中国的奴隶制，中大部分地区在很久以前就已经消了奴隶制，但西藏除外，直到达赖离开时，我们才消灭那里的农奴制……我的印象是你们（美国人）无疑是反对奴隶制的，但你们却支持达赖。”
他继续以这种方式回答记者的问题，熟练地引用西方历史和理念来表达自己的观点。江把阿尔伯特·爱因斯坦的“相对论”扩展到人权问题上，他说：我认为这一理论也可用在政治领域。”江解释说：“民主与人权都是相对的概念，并不是绝对而普遍的……一个国家的人权状况不能与这个国家的实际况分离开来……毫无疑问，人权问题可以讨论，但我希望西方世界明白，我们的首要任务是确保所有中国人的温饱得以解决。”
谈到台湾问题，江说他读过《飘》，看过一部反映美国内战的电视连续剧，并委婉地质疑说:“你们内战的目的是统一美国，但在台湾问题上你们有些人却支持把台湾从中国分裂出去，而且不理解12亿中国人民渴望祖国统一的心情。这让人们觉得你们用在别人身上的标准和用在自己身上的不一样。”
为了最大限度地提高江事访问的成功率，两位领导人都使用了无声的外交语言，摆出具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个人姿态。考虑到华盛顿的政治气候，这些姿态是必要的。克林顿在国内面临着巨大的政治压力。对于美国对华贸易赤字问题，中政府宣布了赴美采购的主要货品清单，包括据说价值17亿美元的30架波音飞机。而在10月早些候，江还曾邀请美国大使尚慕杰及其夫人到中南海共进家庭晚餐，这是给予美国使节的特殊礼遇。
10月末，金融危机排山倒海般横扫整个亚洲地区。这场金融危机始于泰国，该国债台高筑且对经济前景的预期过于乐观。接着，经济恐慌迅速蔓延，严重威胁着世界金融秩序。香港股市的总市值4天内缩水25%——这是从没有过的惨景——港币受到了投机商的冲击。中国领导人担心他们可能不得不动用大陆1300亿美元的外汇储备支撑港币。有人说，“在维护和进香港的繁荣方面，北京不如刚刚离开的英国人。”江主席可不想听到这样的指责。但是还有3天就要前往美国了，江还在准备着期待已久的各项计划。
在10月25日，即赴美的前一天，江宣布中国同意签署《经济、社会及文化权利国际公约》该公约承认“人类大家庭中有成员的与生俱来的尊严、平等和其他不能剥夺的权利”，根据其规定，中国负有保护其公民免受歧视的义务。中国新华社罕有地承认，“在社会生活中仍存在着违反人权的现象”。新华社这样做是为了减少可预见的美国人的批评。新华社指出:作为一个受自然条件限制的发展中国家，在促进人民的经济、社会和文化权利的同时，中国不可避免地会遇到某些问题。”
1997年10月26日星期日上午，刚过9点，江主席乘坐的国航747—400专机降落在珍珠港附近位于夏威夷瓦胡岛的希卡姆空军基地。同机到达的还有他的夫人王冶坪，以及约80名中国官员、安全人员和记者，包括江的亲密助手、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特别助理及党的高层管理者曾庆红，国家发展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以及政策研究室主任滕文生。
江主席受到全套正式礼仪的迎接，这是中国方面对访问所提的要求。他走上长长的红地毯，检阅了仗队；由美国陆军105毫米口径榴弹炮发射了21响礼炮，隆隆炮声撼动着整个空军基地，传到了附近的海湾。
有100多名群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用英语和中文欢呼着：“欢迎！欢迎！”。在谈到中国政府认识到不断兴旺壮大的在美华人社团的作用时，一位第三代美籍华人房地产律师说：“他们认识到我们能够为增进中美友好关系提供帮助。
夏威夷是最适合江展开其美国之旅的地方，这里气候宜人，亚裔人口众多，抗议活动力量微弱。而且，珍珠港是一个很具象征意义的地方，这里凸显了中美曾经有过的紧密联系。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两国曾因为共同的事业而团结在一起。
在机场举行的简短欢仪式上，江发表了讲话，盛赞夏威夷是“太平洋上一颗璀璨的明珠”，是“中美两国人民进行交流的重要桥梁”。随后，一队由警车开道的车队将江主席一行送到珍珠港。江向海港中抛下一个花环，然后又在一面大理石墙边放置了一个白色康乃馨花环，墙上镌刻着日本偷袭珍珠港时被日击沉美国海军“亚利桑纳”号战舰上丧生的1177名美国官兵的姓名。江虽然没有发表讲话，但其象征意义是非常明显的。既然中美曾经是盟友，那么现在两国肯定也能够成为朋友和伙伴。
在接受《华盛顿邮报》采访时，江泽民谈到了这一重要史时刻的现实意义。“这一事件给我们的教训不能也不应该被遗忘，”江主席说，“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世界上许多家的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和平与发展是当今世界的两大主题，但世界仍然很不平静。中国的最大利益是和平和国家建设。”
刚刚访华归来的檀香山市市长杰里米·哈里斯设午宴招待江。午宴时，江泽民特别提到：“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先生就是在檀香山建立了中国第一个革命组织——兴中会。”他对参观亚利桑纳国家纪念馆作了评论，“在那里我得到了有关震惊世界的珍珠港事件的第一手资料”，他还回忆了“中美两国人民如何并肩抗击过西斯侵略”。就在午宴进行时，酒店外聚集了一支由50名亲台湾分子组成的小规模示威队伍。席间，江品尝了烤至半熟的嫩牛排，还有煎夏威夷笛鲷。
江在观看由100名草裙舞学校的学生表演的舞蹈，被学生的舞姿所感染，主动学习了一下这种摇摆动作。这引来了200名来宾的掌声与欢呼。“他的节奏感很强。”舞蹈团领队说。
当天傍晚，江在怀基基海滩当众下水游泳。在15名保镖的保护下，江在魁梧的美国特工与精干的中方警卫人员簇拥下，游离海岸300英尺，这使人们都感到非常惊讶。《华盛顿邮报》的约翰·庞弗雷特写道：“你好，江泽民。他一下子扣上一顶醒目的红白色泳帽，穿着一条高及腰部的鲜艳的蓝色佩斯利涡旋纹花呢泳裤，这位睿智的世界领导人在周日下午缓步入太平洋恬适的海水中。他不停地游着71岁高龄的江泽民在水中几乎游了1个小时……他的划水动作类似蛙泳。头部有节奏地在水中起伏。”
上岸时，江有些气喘和颤抖，但很快就恢复了过来，因对自己的运动成绩非常满意而微笑着。“很好，我觉得好极了。”他边擦身体，大声说。当记者问他是否喜欢夏威夷时，他用英语兴致高昂地回答道：“喜欢！”当天晚些时候，他对自己坚持游泳健身的原因作了解释。“我不会服老，”江解释说，“精神上年轻才能保持活力。”
江随后幽默地说：“我游得很慢。”也许，他是回忆起了1966年夏毛泽东在武汉长江大桥旁那次著名的畅游长江之举。当时党的宣传部门公布的数字非常惊人，那位72岁的主席在65分钟里游了约15公里，这一速度比世界纪录还要快好几倍。江泽民游泳的时间与毛差不多，但他游的距离却相当有限，只有1公里。
江是试图通过这次下海游泳来向美国人民展示自己吗还是为了国内宣传，借用毛的典故来显示自己是一个精力旺盛、身体健康的领导人？其实两者都不是。江这次游泳只不过是为了锻炼。他在中南海的浅水池中游泳几乎一天也没有间断过，他知道此次紧张的访美行程中可能只有这么一次游泳的机会了。
毫无疑问，陪同江出访的高层人士似乎不太擅长这项运动。曾庆红戴着太阳镜踏进夏威夷的海浪。《华盛顿邮报》写道：“曾庆红像一只戴着眼镜的海豚一样在水中扑腾，即使是在摆几下蝶泳姿势时也没有摘下墨镜。”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像个威严的佛教圣人，战战兢兢地了海。跟随其后的是中国驻美大李道豫，陪李道豫一起游泳的一个镖连袜子都没有脱”。
江主席一行继续其旅程，前往弗吉尼亚州的殖民时代城市威廉堡游览，他可以在那里满足一下自己对美国历史的兴趣。此时，亚洲经济的紧缩仍在继续，拖累美国的股票场不断下挫。10月27日，当江乘坐的专机在美国上空飞行时，纽约华尔街在这一天却遭遇了“黑色星期一”：道·琼斯平均工业指数暴跌554点，创历史最大跌幅。
尽管如此，江仍扮演着旅客的角色，在殖民时代城市威廉斯堡，尽情吸收大量的历史知识，会见了扮演爱国者帕特里克·亨利和开国元勋托马斯·杰弗逊的演员；为了照相，还戴上了一顶18世纪的金边黑色三角帽。江的夫人王冶坪的精神比在夏威夷刚下飞机时有所好转，人们向她送上一顶殖地时代缀有缎带的白色无沿女帽。而此时在100英尺以外的一些举着标语的激进分子基本上被人们忽视了。
弗吉尼亚州长乔治·亚伦请他的夫人、威廉斯堡市长苏珊·亚伦代为举行午宴。据称州长正在为共和党助选，这虽然确实是事实，但没有人相信这是他缺席的真正理。简单地说，会见中国领导人是要冒很大政治风险的。在午宴上，亚伦夫人绵里藏针地说到“作为美国立国之本的普遍人权原则——自由、自主和代议制民主”。
在江的祝酒词中，他对亚伦夫人“热心讲解”表示衷心感谢，并通过列举以下内容显示出他对威廉斯堡有所了解，“威廉斯堡曾为美国人民反抗殖民统治的斗争和国家独立作出过重要贡献”，而且“《独立言》的7签署人，包括起草宣言的托马斯·杰弗逊都毕业于威廉斯堡的（威廉与玛丽）学院”。
当天下午，重头戏正式开始上演。在飞行了100英里之后，江一行搭乘的飞机降落在华盛顿特区郊外的安德鲁斯空军基地。戈尔副总统到机场迎接江及夫人一行。三军仪仗队的迎接式标志着江主席正式抵达华盛顿。一列由20辆车组成的车队将他们送到布莱尔国宾馆，这是接待外国政要的官方住所。
几乎没有足够的时间整理一下——更不要说休息了——江就接见了中国驻美使馆人员。紧接着在晚上9点15分左，他应克林顿总统的邀来到白宫进行会谈，一位女发言人称这次会谈是“亲密的、个人的、非官方的”，克林顿的想法是，在第二天上午举行正式峰会以前“打破”两国领导人之间的“坚冰”。双方谈话涉及的范围很广，被美国官员称为“广泛而富有哲理的”一次会谈。江泽民和克林顿就双方关心的问题进行了交谈，包括贸易和人权问题。还进行了一项具体工作，批准设置一条专用的电话“热线”，以供发生危机时方便两国进行通信交流。
江夜访白宫的行程中包括对总统官邸的15分钟参观，其间的亮点是美国总统向中国主席展示了由林肯亲笔书写的葛底斯堡演讲稿（5份已知的林肯亲笔手稿之一）。当看到这些孩提时代就耳熟能详、自己还曾多次引用过的文字时，中国领导人显得非常高兴，他开始用英语大声朗读。
坚冰的确被打破了。江对美国历史文物中这一珍贵文件的尊崇和热情，使得两国领导人找到了一种在过去的会面中所没有找到的共鸣。据陪同参观的一位美国官员说，“此举促成了两国元首就人权问题进行一次论，这次讨论在他们前后有过的五次会面中是最深入坦诚的一次……是真正的交谈。”“尽管分歧仍然很大，”他补充说，“但并没有不欢而散。”
克林顿总统在其自传中回忆了夜间举行的这次非正式会晤：“与他认识5年后，江的政治谋略，他将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强烈愿望，在他领导下经济的快速增长，以及他的首相（原文如此）朱镕基，都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要求江释放一些持不同政见者，告诉他要使美中两国保持长期伙伴关系，我们的关系中必须给正当合理的分歧留出空间。”
两位元首一直谈到晚上11点，江因需休息而告辞。克林顿则在上床时“想到中国会因现代社会的强烈要求而被迫更加开放，在新世纪中，我两国更有可能成为伙伴而非敌手”。克林顿后来还将得出结论，江在美国之行中“表现出色”。
10月29日，是活动最为隆重的一天。上午江与克林顿在白宫举行期待已久的高峰会谈，下午是联合记者招待会，晚上则将举行盛大的国宴。在峰会上，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的主席与世界上最强大国家的总统将就安全、经济、环境和法治等广泛领域内的问题进行讨论，并希望达成一致意见。
上午10点15分，峰会在白宫南草坪拉开序幕。式按照国家元首的规格举行，包括21响礼炮及江主席检阅仪仗队。克林顿总统的态度虽然正式但很亲切，他对“中国在这么短的时间里所取得的成就”表示钦佩。在向江主席致辞时，他说：“您的改革使数百万人脱离了贫困……中国人民现在生活得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好。”克林顿还赞扬了江在珍珠港敬献花圈的举动，称此举表达了江“两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作为盟国所取得的胜利的敬”。他说：“我们两个伟大的国家必须再次携手。”
江主席自信而镇定地说：“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不是在减少，而是在增加；合作潜力，不是在缩小，而是在扩大。”他号召双方“在各个领域进行合作，妥善地处理两国间的分歧”。江最后说：“让我们中美两国人民携起手来与世界各国人一起为建设一个和平、稳定、繁荣的新世纪而奋斗。”
中国主席穿着黑色西服，戴着“一条橙红色的鲜亮的领带”，美国总统也身穿黑色西服，但“配着一条有白色菱形图案的黑色领带”。然而，当他下午一起出现在联合记者招待会时，他们的领带神秘地变得一致起来了。这是一个可爱的姿态，这是不是一个信号，表示江确实希望拉近中美系？
欢迎仪式中还有用横笛和鼓演奏的一曲“胜利之歌”，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一直关照着江的妻子王冶坪。事先有人告诉克林顿夫人说王身体不大好，这时就示意她坐下来，并将她搀扶到座位上。只要王冶坪需要坐来休息时，克林顿夫人就会陪她坐在一起，好让王安心。
正式会谈从上午10点30分持续到下3点15分——中午中断了一段时间，由副总统戈尔主持招待午宴——期间，克林顿和江进行了私下交谈。峰会的整体气氛亲切友好的，但也涉及了一些微妙的话题。其中一个是，据称中国卷入了美国国会政治献金案，自春季以来有关此事的争论一直在继续。江断然指出，中国没有做任何非法的事，并且保证中国官员会在调查中予以合作。江要求克林顿作出承诺，在1998年底以前接受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但这位美国总只能保证在不要求世贸组织成员国违反有关规则的情况下尽全力促成此事。
在其他事务上，双方非常一致。根据克林顿的建议，两位领导人同意美财政部长伯特·鲁宾与中国副总理朱镕基应共同努力“促进亚洲的金融稳定”。鲁宾刚刚在9月份率领一个代表团访问过北京，那是他第一次见到江。鲁宾回忆说：“我们不知道对方是什么样的人。我跟大多数西方官员一样，认识并尊重朱镕基，但确实不了解江主席。他十分推崇市场经济，这一点给我的印象很深，应该说是让我感到惊讶。他广泛的国际交游使他眼界开阔。他风度迷人，趣横生，我们谈得十分相投。”见到鲁宾时，江风趣地说：“对任何国家来说财政部都是最重要的部门。与财长见面会让你觉得自己会变得有钱。”
尽管两位领导人在人权问题上分歧严重，但他们都达到了各自的主要目标。克林顿总统得到中国的承诺，将与美国协作建立国之间政治、军事和经济联系。这是将中美国由“战略竞争对手”转向“战略伙伴”的大目标中的一步。在江这方面，他使美国重申了一个中国的政策，拓展了“中美的经贸联系，并得到了美国对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支持”。更重要的是，江受到国家元首级的正式接待，这意味着在美国政府看来，中国终于摆脱了“天安门事件”的长期阴影。这样江泽民就能够以世界领导人这样一个获得提升的身份回到北京了。个人层面上，尽管两国领导人之间存在有文化、年龄等方面的差异，各自也都承受着国内政治压力，但他们第一次建立了一种真正的友好关系。
美国外交政策官员称这次峰会是“巨大的成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表示，与以往的四次会面相比，江泽民与克林顿这次会面“交流更为灵活，没有那么强硬，争论也较少”。“我认为通过这5次会见两国建立了一种联系。”另一位美国官员直截了当地说，“当江说到‘我的朋友比尔·克林顿’以及（迄今）共见面5次时，他不仅仅是走走形式。”
在中美两国此前的会谈中，中国人总是非常强硬，在某些方面态度坚决，毫不妥协，但参加这次峰会的美国官员离开时都对江民怀着前所未有的尊敬。此次会谈中，双方似乎都是本着一种非常坦诚的精神。“1993年他们在西雅图首次见面时，进行的完全是照本宣科式的会谈，这次有了很大的变化，”一位官员说，“江非常愿意脱离既定的题，把观点明确而直接地讲出来。”暂且不论具体细节，仅峰会本身过程之顺利，就足以认为是成功的了。
在此期间，尽管有一些示威者，但是这并未冲淡人们的热情。与白宫隔着宾夕法尼亚大道的拉斐特公园里有2000多名示者。示威者中有各色人等：亲台湾分子、西藏人、内蒙古人、反堕胎者、反童工激进分子、环境保护主义者、传教士、工会领导人、自由民主党人士披着绛色袈裟的喇嘛和戴着克林顿卡通面具的美籍华人。示威者竭尽所能地大造声势，用了一排声器来高声责中国“侵害人权”。他们高举着各式各样的标语，有几条写的是“释放魏京生”。示威者还舞弄着两个特大的江和林顿模样的木偶，并让它们并排跳舞。示威者中有像理查·基尔和比安卡·贾格尔这样的社会名流。现场由警察层层把守，有的骑马，有的骑摩托车，有的驾车，有的步行，监视着这些示威者，将他们限制在公园中较远的一角。
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江主席很有风度地提到了那些抗议示威者。“我沉浸在美国人民的友好气氛中，”他说，“但有时会有一些杂音传进耳朵里。”
“根据中国的哲学，”江接着说，“孔子说过，‘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不过很自然地，我也注意到在美国可以表达不同的观点，这是民主的一种体现。就此，我想引用另一句中国的语，‘百闻不如一见’。在我这次访问中我切身体会到这一点。但是，我认为这不会对我们彼此交流有什么负面影响。”
令人瞩目的记者招待会当天下午在老白宫举行，有数百名记者摄影师参加，记者招待会既有正式的外交气氛、媒体的敏感性，又有令与会者惊讶的兴致勃勃的自发交流。克林顿总统首先列举了在刚刚结束的峰会讨论的各种问题，其中包括：安全对话与军事交流；在朝鲜“危险的核计划”问题上的合作；台湾问题；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问题；打击国际有组织犯罪、毒品贩运与非法移民；“法治”合作计划；经济增长问题；中国申请加入世界贸易组织问题；环境保护以及人权和宗教自由问题。他赞扬“中国无与伦比的人力资源将使中国在21世纪必然取得领导地位和广泛的繁荣”。克林顿说：“美国迎中国成为国际社会一个全面和建设性的伙伴。”
江主席着重强调了“相互尊重、互不干涉内政、平等互利、求同存异等原则”，他还描绘了中美两国关系的新发展，如元首定期会晤，官员会晤与磋商机制加两军往来，加强两国在“经济、科技、文化、教育和执法等领域的交流与合作”等。
在开场白之后，江主席说：“欢迎提问。”江点了一个提问者，他没有注意到克林顿这会儿也点了一个记者。一阵哄笑之后，两位领导人都扮了个鬼脸然后克林顿总统表示尊重客人的选择。
一个反响强烈的问题使中秋的天气骤然升温。有记者说：“天安门广场上的事件……（使得）许多美国人将中国视为践踏人权的暴虐国家。”引爆这一话题后，这名记者向两位领导人“开火”了。他问江：“您对‘天安门事件’是否感到遗憾？”对克林顿，他说：“您是否准备解除所有‘天安门事件’后对中国的制裁，如果不是，为什么？”
江先回答，他对这一问题的回答显然早有腹稿。他认为那次“政治动乱”事件“严重影响了社会稳定，损害了国家安全”。他认为，中国政府采取必要的措施”来“确保我们国家的稳定和改革开放的顺利进行”是正确的。
克林顿回答：“对‘天安门事件’的意义我们持有极为不同的观点。”他为：“中国对持不同政见者采取排斥态度，使中国失去了本应得到的世界其他国家的政治支持。”他提到了在和平利用核能合作问题上制裁的解除，而对其他领域表示要再“逐一审核”。
江当即进行了反驳。他向听众摇着右手食指，策略性地没有直接对着克林顿。他用英语说道：“就这个问题，我还想补充几句。”他立足于中美两国之间的差异——“不同的历史文化传统，不同的济发展水平以及不同的价值观”——指出：“我们在某些问题上有不同观点是很自然的……我们居住的这个世界是丰富多彩的，民主、人权、由的观念是相对的、具体的，是由不同国家的具体国情决定的。”
“我只再说一点。”克林顿接过话题，此举引起了急于看见这两位世界领导人自由辩论的听众的笑声。他说：“首先，美国意识到在历史上中国在许多问题上都是正的，我们对此表示欢迎。但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认为中国政府站在了历史的错误一边。”接着克林顿谈到了他自己：“在我们国家，有些关于我、我的家庭、我们的政府及政策的文章和言论可能令中国客人很惊讶。”最后，他说：“但是，经历这些事情之后，我仍然站在这里，我们的国家也更加强大。”
尽管媒体试图把这些言论炒作成两国之间关系紧张的证据，但是江仅仅将此看作是观点上的不同。江在整个记者招待会上始终保持微笑，他显然应对自如，乐此不疲，并多次口改说英语，称一位提问者为“黄衣女士”。
“毫无疑问，江主席在记者招待会上从有受到过这样的提问，”国家安全事务助理桑迪·伯杰评论说，“我认为这很好，很正常。”其他官员也松了一口气，尽管江明白地表示他听到了抗议声，但他没有对任何问题表示不满。“这表示他在一定程度上接受我们的传统。”一个官员说。
当晚的国宴上，大家的情绪都很舒畅。宴会的请柬无疑是几年中最热门的入场券了。在近期的记忆中，没有一份贵宾名单能与当晚的名单相提并论。如果有人怀疑中国对美国的重要性，那么请看这234名与会客人，几乎人人都地位显赫，这就证明这种猜疑是没有道理的。
来自政界的客人有：前总统吉米·卡特、前总统夫人伯德·约翰逊、五位国务卿（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及其前——亨利·基辛格、乔治舒尔茨、詹姆斯·贝克和亚历山大·黑格）、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美联储主席亚伦·格林斯潘和所有资深国会领袖。
有多达30位来自商界的首席执行官，其中包括通用电气公司的杰克·韦尔奇、美国国际集团的莫里斯·格林伯格、迪斯尼的迈克尔·艾斯纳、苹果电脑公司的史蒂文·乔布斯以及自“梦工”的斯蒂文·斯皮尔伯格。“我到这里来不是以一个商人的身份，”斯皮尔伯格幽默地说，这位有史以来最成功电影导演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我觉得自己是阿甘，正在偷听一个历史性时刻的声音。”
媒体领域则来了更多的世界巨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丹·拉瑟、国家广播公司的汤姆布罗考、美国广播公司的戴安娜·索耶。记者选出的“当晚最奇特组合奖”是玛德琳·奥尔布赖特和她的男伴、电影《星际迷航Ⅱ》中那精力充沛的秃顶船长皮卡德的扮演者——演员帕特里克·斯图尔特。
参加晚宴的著名美籍华人有：大提琴演奏家马友友、艾滋病学家何大一、华盛顿州州长骆家辉以及小说家谭恩美。谭幽默地说，她对中国政策“有许多复杂感觉”，但不会错过这次盛宴。“我认为人际关系和人权条件的跨越和改善，不能通过站在局外观望或是捶胸顿足的呼吁来完成。”她说。
为了与季节保持协调，希拉里·罗德姆·克林顿选择以杏黄色和金色这样的秋天色调来装饰大厅。在服饰上，希拉里“穿着一条淡紫色晚会公主缎子裙”,这条裙子是由晚会嘉宾之一，华裔美籍时装设计师王薇薇设计的。王冶坪女士则穿着“一条蓝色开衩连衣裙，外罩一件深紫色天鹅绒收腰外衣”。
晚上9点，国宴正式开始。两位首脑并排站在一起，装束很协调。克林顿穿着一套优雅的黑色小礼服。江穿着一件有风度的深蓝色“毛装”。这种“优雅但与众不同”的形象体现了江泽民对中国前景的看法。
在晚宴上，两位领导人相互敬酒以示友谊。克林顿总统引用了《易经》，而江则引用了美国诗人朗费罗的诗句：“只行动起来，们每个明天都会比今天进步，”中国主席大声朗诵，“行动起来吧！让我们马上就开始。”
在克林顿总统的正式致词中，提及晚宴主宾不平凡的一生：“主席先生，”他说，“您一生中目睹了在一个非凡的世纪里中国和世界发生的重大变。从您从事的不同职业中，您品尝了人类事业的丰富经验。”这位美国总统接着表达了他对中国历史的敬意：“很久以，在美国还远没有诞生之时，中国就已经是一个充满创造性、知识与财富的强国。从中国发明的印刷术到创作出的诗歌，从中药和数学到指南针以及人文主义哲学，中国的许多早期创造至今仍丰富着我们的生活。”
在祝酒和掌声之后，江主席将中美称作“两个伟大的国家”，认为它们“对世界前途负有重大责任”。对于“一时解决不了的”问题，他建议中美两国能“求同存异”。对于中美之间“广泛的共同利益”，江主席列举了“维护世界和平安全，促进全球经济发展与繁荣，以及保护人类生存环境”等方面。
再次举杯之后，晚餐开始了。《华盛顿邮报》报道，晚餐汇集了“亚洲与美国风味，做成了精美的海鲜牛菜肴。以酸橙叶和柠檬香草清蒸龙虾，配以玉米青韭香料做成的夹心烤饼是第一道菜，主菜是俄勒冈黑胡椒牛排，牛肉选用的是以美国安格斯牛繁育的亚洲牛。甜点是熊猫形的杏仁蛋白软糖、果子馅饼柑橘茶……拌入大块巧克力和柑橘的果子露”。
晚宴后，一支超大型的高尔夫电瓶车队迅速将尊贵的客人们送到了白宫南草坪的一个巨型帐篷中，此处已被改装成音乐厅，装饰了水晶吊灯和仿法式窗。等客人到达后，军乐队演奏了包括爵士乐《不必如此》在内的一组轻松乐曲。接着在临时搭建的舞台上，国家交响乐团在莱昂纳德·斯拉特金指挥下演奏半小时美国名曲，包括莱昂纳德·伯恩斯坦的《康第德序曲》，那是乔治·格什温《一个美国人在巴黎》的缩略版，以及阿龙·柯普兰的击掌乐《方形舞》。
近年来高层云集的最精彩的国宴即将接近尾声，克林顿总统用自己不太管用的声带开了一玩笑，向江主席告别——“我的嗓子快哑了，您还觉得满意吗？”——接着，他表示盼望明年将访问北京。江继续以音乐为题，用英语说道，“在夏威夷，我演奏了夏威夷吉他，但是，我知道您的萨克斯吹得很不错。”这时已近午夜，而对这位已71岁高龄的中国领导人来说，明天将是漫长的一天。
在前夜盛大的国宴之后，翌日一早即有一场棘手的遭遇战，江主席在早餐会上面对的是50位国会员，其中包括许多对中国言激烈的批评家。在早餐会之前，江不顾休息不足，坚持私下会见了参众两院的4位最高领袖——共和党的特伦特·洛特和纽特·金里奇以及民主党的汤姆达沙尔和理查德·格普哈特。这30分钟的会见在金里奇的办公室中进行，接着，4位领袖陪江参观圆形国会大厦。这座雄伟的圆形建筑连接着众议院和参议院。在参观过程中，金里奇即兴给江上了一堂历史课，他原是历史教授，总是那好为人师。
在90分钟的早餐会中，陪同江进餐的国会议员触发了所有敏感问题：人权、宗教自由、武器扩散以及摘取死刑犯的器官。江就所有的批评为中国进行了辩护，并表示希望“能有更多的国会员到中国访问”。他说，“我们可以宣告，中国社会从没有像今天这样繁荣和开放”，并补充说，中国将“扩大民主……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
国会领导人并不满意江的复，纷纷进行指责。金里奇一贯就是一副不受喜爱的蛮横样子，为此他曾激怒过许多同僚，这次他又用这种腔调说：“没有政治自由，就没有经济自由；没有宗教自由，就没有政治自由。你不可能拥有一个半极权半自由的体制。这种体制不可能存在下去。”洛特参议员告诉江：“对们国家来说，与援助伊朗的国家改善关系几乎是不可能的。”迪克·阿尔梅则交给江一份列有据他讲因宗教信仰而受到迫害的中国公民的名单，要求中国主席释放他们。
江没有落入对方圈套，国会领导人不由得对这位第一次坐在他们中间的中国元首感到钦佩。“一些参议员和众议员的问题确实够他受的。”民主党议员霍华德·伯曼说。江的回答虽然“不令人满意”，伯曼仍然欣赏他的应对能力，“值得称道的是，他没有采取一种防御的态度，没有勃然大怒”。2002年将成为议会少数党领袖的民主党人南茜·佩洛西说“他确实有所回避，但让人能够接受。”
上午11点半，江接受了公共广播公司《新闻时间》节目记者吉姆·莱勒的专访。他采取了同样的策略。莱勒提及当天出版的美国报刊都认为江与克林顿举行的联合记者招待会是“从未有过的率的交流，乎是世界上两个最强大国家的领导人之间的一场辩论”。“您是这样看的吗？”他问江。
“我认为昨天的记者招待会给了我们自由表达观点的机会，”江回答说，“真正的好朋友要坦诚相待，不隐瞒任何观点。”然后他又用英语反问：“你同意我的看法吗？”
莱勒紧接着又问：“但这是您对昨天的记者会的看法吗？您认为它是一次有益的交流吗？”
江主席没有任何犹豫，他说：“我的回答是：‘是的。’我不认为这会损害我们的关系。……在中国方面，我们历来认为应当求同存异。”
莱勒问道：“您被问及那么多有关人权的问题是否让您觉得不安？”
江回答说：“我根本没有感到不安。中国在人权领域没有什么不当之处。中国有5000年的传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历史文化……我已感觉到我受到大部分美国人民的欢迎。
这是经过磨砺的表演。对于最具争议性的问题，江已事先作了准备。他暗示中国终将发生变化，只是要给他的国家一些时间去决定何时以何种方式进行改变。
除了对江泽民—克林顿峰会进行了非同寻常的乐观报道之外，《华盛顿邮报》和《纽约时报》都提到了中国媒体的选择性报道。《邮报》的一篇题为“唉，每件事在中国都被夸大，主席访美之行完美无缺——但还有未作报道的内容”的文章指出，那天的“报道中无一不是溢美奉迎的照片和文章”。《纽约时报》一篇题为“江的家乡：玫瑰色的访美新闻”的文章还指出，中国媒体在强调盛况和象征性意义方面惊人一致，“赞颂访问中的愉快时光，饰不快的事件”。西方媒体对江泽民在夏威夷进行的一个小时的游泳进行大量报道，而中国媒体却没有报道。
下午1点10分，江泽民主席在一个由6个外交团体举行的特别论坛上发表了讲话。他称：“两千多年前，中国就有‘民惟邦本’、‘缘法而治’的朴素的民主、法治思想。”他追溯中国历史的演变说，“中国人民从备受欺凌和屈辱，经过顽强抗争，实现了民族独立和解放”；他希望中国人民通过苦奋斗建设一个强大繁荣的国家。江泽民承诺说中国“只会促进世界和平与稳定，不会对任何人构成威胁”，并保证“今后中国发达起来了，也永远不称霸”。
在谈及西藏问题时，轮到江给大家上历史课了。他强调，以前，西藏存在的是压迫人的封建制度。事实上这一点正是许多美国人通常会忽略或懒得去想的。江把解放之前的西藏形容为“处于带有浓厚奴隶制色彩的封建农奴社会”，接着又说，“农奴属于农奴主，根本谈不上享有任何人权”。他将“我们实行的民主改革，用和的方法使百万农奴翻身解放”与“美国历史上解放黑奴”相提并论。
在西藏问题上，中国人对西方人的伪善感到憎恶。欧洲人和美国人曾经使用武力手段对付弱势地区，这一点已经不秘密，而西方的批评者却又常常不由分说地对别人大加指责。江此前曾在北京为美国高级领导人举行过一次私人宴会，与会人士包括美国前国务卿利·基辛格和美国国际集团董事长莫里斯·格林伯格。会上却有一位客人咬着西藏问题吵个不，不断用衅性的问题纠缠中国主席。当他对主人的回答不满意时，又开始长篇大论，让所有人都感到不快。此时江突然站了来。满屋的美国人都很紧张，以为江受了冒犯而要愤然离去了。而江主席却在这时候深深吸了一口气，放声高唱美国传统民歌《牧场上的家》。这是一种非常艺术的方式，使得那位无礼的客人安分起来。
下午，江泽民率庞大的代表团离开华盛顿前往费城。江在费城只停留4个小时，随后他将前往纽约。但他在这几个小时中非常忙碌：他将在两个大学发表演讲，会见地方官员和3位大学校长，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地访问费城独立厅，并以私身份探望一位老朋友和一位他很尊敬的老师。一名记者描述了美国人在看到这位中国领人时的惊讶表现：“这座城市从江身上得到了没有料到的感受——与其他许多受到邀请预计要进行这3项时间紧凑的活动的政治家相比，江泽民更加美国化、气宇不凡而且懂英语。”
第一站位于费城西区的德雷克塞尔大学，江的长子江绵恒六年前在这里获得计算机和电子工程博士学位。德雷克塞尔大学校长康斯坦丁·帕帕达基斯在江泽民刚宣布要访问美国时就向他发出了邀请，名义是邀请“一位德雷克塞尔校友的父亲”，帕帕达基斯在后来的讲话中对江主席竭尽赞美之辞。
在江泽民的车队到达大学之前，警方征用了3辆空的大巴，停在示威者聚集的路边。一名记者称无意中听到一个警察说：“江泽民的随从不希望江看到任何一个示威者。”
“中国人要求我们将所有的示威者转移，那样主席就看不到他们了，”在江泽民访问费城期间陪伴他的费城市长爱德华·伦德尔回忆说，“我们尽量耐心地向他们解释我们不可以强迫那些人离开公共街道。”
快到下午5点30分时，江140余名陪同人员的伴随下到达德雷克塞尔大学一个有900个座位的礼堂。此刻，礼堂内已坐满了官员和公司领导人——他们刚刚参加完以如何在中国进行商业活动为主题的研讨会。礼堂里还站了数百名教职员工和学生。在主席台上与江主席坐在一起的政要有宾夕法尼亚州州长汤姆·里奇等人。
江的风采让听众着迷。远离了激烈的政治辩论，置身于友好的学术环境里，江很放松。“我要向德雷克塞尔大学领导和所有教授表示由衷的感谢，特别是对那教育过我孩子的老师表示感谢，”他使用英语讲话，听众反应热烈，“我想感谢他们教授他专业课程，使他获得了博士学位。”
他还补充说：“我们家现在有个博士了，可我只是一个学士。”人们热烈地鼓起掌来。
国会议员科特·韦尔登赠给贵宾一件红白两色的费城“飞人队”的球衣，球衣背面印有他的姓氏“JIANG”，这样，这位中国席就成为全美职业冰球联合会的名誉队员了。
江笑着站起来，拉着球衣的袖子，好在仔细端详，然后拿起麦克风。他说，自己心爱的孙子已跟他父亲江绵恒在费城住了3年了，小孙子一定非常喜欢这件礼物。“他很喜欢橄榄球。”江主席用英语说道。他对美国体育运动的喜爱引来了观众的掌声和笑声。
孙恒教授是江以前在上海交通大学时的同学，也曾是德雷克塞尔大学的教授，江绵恒在那里念书的时候孙曾经做过他的指导教授。江泽民和孙恒由于中国断裂性的现代史而分道扬镳。孙家在日本侵华之前曾是中最富有的家庭之一，他在20世纪50年代到美国深造。而此前江泽民则加入了中共地下党。
“我跑了，”孙沉思着说，“而他留了下来，并掌管了中国。”
虽然多数像他这样的有钱人都逃离了祖国，孙恒的父亲孙煜峰却留了下来，试图同共产党人合作重新建设这个国家。起初，孙的父亲被授予“民族资本家”的称号，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却受到严重迫害。财产被没收，尊严被剥夺，最终因得不到治疗而病逝。
孙教授加入美国籍已经50年了，他从没有回过祖国，甚至拒绝了江主席个人的邀请。“对这一切我百感交集，”他深思道，“在中国的体制下，我失去了父亲。但我对江主席寄予厚望。”
在德雷克塞尔大学，当孙教授向江主席解释，他是因为“个人困难”没有接受邀请时，江温和地回答：“我完全理解。”
在费城，江泽民还特别探望了自己的老师，当时已95岁高龄的顾毓琇教授。顾教授在美国为人所知的名字是“Yu Hsiu Ku”，使用的是西方的姓名顺序以及不同的音译方式。江不顾安全人员的劝阻，坚持要到顾教授的家中探访，这反映出他尊师重教的儒家信条。
江主席和夫人王冶坪来到顾教授家里做客。顾教授的家位于费城音乐学院后面，在一栋普通公寓楼中。江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期间他们在一起边吃饭边叙旧。此时，他的态度立刻从高级领导人转变成执礼谦恭的学生。这个当天早上勇敢地与50名不友好的会议员舌战的领导人神奇的转变过程，可能会令西方人感到困惑，但却不会使中国人惊讶。这意料之中的，如果不这样就不符合中国传统了。
当的中国外交部副部长李肇星回忆说：“中国国家主席和顾教授在一起的场面令人难忘：他彬彬有礼，像任何一个普通学生来拜见尊敬的老师一样。”
江送给顾一本中国文化方面的书，这时注意到顾教授把自己作的一首诗自豪地挂在他书房的墙上。诗曰：“重教尊师新地天，艰辛攻读忆华年。微分运算功无比，耄耋恢恢乡国篇”这首诗表达了师生50多年的情谊，如今重温此诗，江感慨地说道：“尊师重教是中华族的传统美德。能有机会拜访您，我觉得特别高兴。”江跟他革命的父亲一样崇信传统价值观在现代社会中的重要位置。
顾教授一家，包括他的夫人、3个孩子和许多孙子，用莲子汤和豆沙汤圆等家上海小吃来招待江和他的夫人王冶坪。江回忆说，以前顾教授上课从来不带教材，要讲的东西他都记在脑子里。同样，顾也回忆说年轻的江泽民当时坐在前排看起来很认真，做了很多笔记。
晚饭后，江起身告辞。他对顾说：“无论是作为一个电子机械工程方面的教授，还是作为剧作家和诗人，您都是非常杰出的。”
当顾被问及在过了这么多年普通人的生活之后，与江一起坐在聚光灯下是否感到不习惯，他轻声回答说：“，因为这是中国人的习惯。这对美国观众来说似乎很奇特。”
他罗列了与领导人不同寻常的关系，因为他是周恩来的朋友，所以他成为周恩来的继任者邓小平的朋友——接着成为邓小平的继任者江泽民的朋友，而江恰又是他学生。同样，他曾是蒋介石的顾问，因此他也得到了台湾历届国民党政府的信任。
但顾教授强调说，江泽民来访完全是私人性质的，没有任何政治议程。“他希望过来放松一下，”顾说，“就我们两个人。但是他倾听了我的建议，他会对此进行思考。我认为与世界和平相比所有的事情都是小事。而大学都是为了世界和平而教学，不是吗？”
“我不问政治，”他接着说，“我虽然有自己的观点，但我只是一个退休教授。我只享受生活。我不会试图去影响任何人。”在过去的10年中，顾有时会就政治和国际事务给江写信。
“当我1998年成为驻美大使时，”李肇星继续回忆道，“我拜访过顾教授。他是一个令人倾倒的人，对曾经与江主席联络感到非常自豪。当顾教授到俄克拉荷马州时，江主席要我国驻休斯敦的总领事去探望过他。”
当顾教授2002年去世时，江泽民深感悲痛，旧日时光一去不复返了。他打电话给顾教授的夫人，表示自己的哀悼，并送去了花圈，称顾的“高尚精神”将激励世代中国人。在正式吊唁信中江主席评价顾教授是“一代名师，终生勤于学习，关心祖国的统，为祖国统一献计献策”。
“江主席对顾教授的态度并不是一个孤例，”李肇星回忆说，“他非常尊重离退休老同志。1997年初，江主席视察上海时，他举行了一次私人宴会，邀请的是离退休官员，而不是在位的干部。这说明他非常重视中国的传统。我曾听江主席说过人与人之间交往时不能做势利小人，不论别人的地位如何，应该彼此学习，那些离退休同志有丰富的经验和智慧，以给我们以指导。”
因为时间很紧，江有许多事要做，他乘车来到宾法尼亚大学考古和人类学博物馆。在很快地参观过中国藏品后，江发表了简短讲话，对该校沃顿商学院为中国政府官员和国有企业的管理人员设立现代管理课程表示赞赏。江联系到自己与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顾教授的重逢，说道，“这使我回忆起自己的大学时代，大学时代是人一生中的黄金岁月——应该倍加惜。”他还引用了一句中国古诗：“人生何处不相逢。”
接下来是参观独立厅，由于观光时间有限，江一行直接到达会议厅，一名导游向大家介绍了这里的辉煌历史。而此时，江主席坐在一张旧橡木桌旁，《独立宣言》就是在这张旧橡木桌上于1776年签署的。
江泽民参观独立厅完全出自他本人的愿望。从青年时代起，江就开始学习托马斯·杰弗逊的思想和言行。当时中国正处在日本侵略者的铁蹄下，杰逊所说的“生存权、自由权和追求幸福的权利”给了他希望与启示——对他来说，亲眼看一看这些有象征意义的实物，意义重大。此外，江觉得他与这些美国革家一脉相承，那些人所赶走的英国殖民者正是当年从中国的领土上夺走香港的殖民者。这些革命者的行动都是出于爱国主义，这可能是凌驾于任何目的之上的。而江自视为爱国者。他对独立厅的访问不是一个政治姿态，而是他的个人追求。
在费城，尽管有一些抗议的声音，但总的来说江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但是在下一站——纽约——江受到了不同的接待在上午7点30分举行的早餐会上，高级官员中只有前总统乔治·布什愿与他见面，布什曾于20世纪70年代任美国驻华联络官。地方要员——乔治保陶基州长、鲁道夫·朱利亚尼市长、丹尼尔·莫伊尼汉与阿方斯·达马托参议员——都婉言拒绝席。他们或以“日程安排上有冲突”为托辞，或是明确拒绝以示抗议。眼睛盯着更高职位的朱利亚尼表示“对中国的人权政策严重关”。乔治·保陶基州长的发言人则以“即将到来的选举”为托辞，虽然他并不参选。
但是，江还是成功地向人们宣传了中国的发展。上午的第一项活动是参观纽约证券交易所。站在悬挂有中美两国国的楼厅上，俯瞰交易场，江荣幸地敲响了开市钟宣布交易开始。其中的象征意义是非常丰富的：尽管两国在许多问题上存在着争议，但是对自由场体系的积极意义，包括筹集资本的需要，双方是一致认可的。如果有人对共产主义已经完成了现化改造（这在很大程度上是江的个人功绩）抱有疑虑，他们只需要注意一下就会明白了：中国鲜艳的五星红旗——在朝鲜战场上，海浪一般的中国士兵猛攻美军阵地的时候举的便是同样的旗帜——如今正福佑着纽约证券交易所，17家中国公司的股票也在这里上市了。
交易所董事长兼总裁理查德·格拉索赠送给江一尊象征市场走势的牛熊雕塑。来而不往非礼也。江也回赠格拉索一尊绿色飞马，并用英语说：“我祝愿你们的股市像飞马一样充满活力。”
据称，有一次尚慕杰使去拜会江主席时，惊讶地发现江正在读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的传记。江想知道中国是否能够从罗斯福那里学到对付股票市场投机分子的办法，因为股票投机已成为中国掠夺式的初期资本市场中的严重问题。尚慕杰略带幽默地说，罗斯福请来一位主要的股市操纵者约瑟夫·肯尼迪——约翰·肯尼迪总统的父亲——来担任券交易委员会的主席。江答道，对中国来说这也许是一个好主意，“要是我能够断定谁是最大的股票操纵者的话”。
从曼哈顿南城的华尔街出来后，江前往位于纽约阿蒙克的美国国际商用机器公司（IBM）总部，它在曼哈的北郊，司执行总裁郭士纳前来欢迎他，并用中文说道：“老朋友，你好！”
IBM公司在中国有8家合资企业，它必须与中国政府建立良好关系，而不仅仅是为了粉饰。郭士纳经常提到他与江泽民的长期友谊及他们之间的多次会面，这巩固了双方的友好关系对江来说，此行还有另一个目的。江主席从前是电子工业部部长，也是科技爱好者，他渴望看一看最先进的计算机产品这次参观由一位美籍华裔科学家用中文进行讲解，这位科学家的父亲曾是蒋介石国民党部队的一名军官。
此行所公开宣称的目的就是了解这些技术在中国的适用性。可事实上，江喜欢技术。他对公司展示的3种超前设备兴趣尤甚：一种是像信用卡一样的装置，两人握手时（利用人体自身的传导性）可借此传递数据；一种是称作“亭式银行业务处理系统”的装置，借此可在互联网上进行金融交易；另一种则是用于天气预报的超级计算机。江在提问时用了不少英语术语比如“integrated circuits”（集成电路）、“prototype”（样机）、“chip”（芯片），这表明在技术问题上他几乎比任何美国政治家都行。
江风趣地对接待人员说：“我和你们是同行，但是遗憾的是我已多年没有接触这方面的工作了。”中午，江在其下榻的位于公园大街的华尔道夫宾馆与300名纽约华人代表见面。江告诉代表们，他年轻的时候读了很多有关西方的书籍，而且学习了多门语言。但是他说：“百闻不如一见，哪怕只见一次。”江与这群美籍华人一起合影留念，然后又去学习技术知识了。
下午，江穿过哈得逊河前往新泽西的两家电信公司参观，一家是美国话电报公司，在那里他参观了网络操作；另一家是朗讯科技公司，在那里他穿上了防护装——一件白大褂、一双一次性无菌鞋、像头巾一样的防护罩和双手套，进入一间封闭的“无尘室”，这里是制造最先进的微型芯片的地方。
“我当然不懂江主席提出的技术问题，许多美国人也不懂，”陪同访问的副外长李肇星回忆道，“但江是真的喜欢与科学家交谈；他热爱高科技。”
晚上，江同样兴致勃勃地参加了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和中美总商会在华尔道夫宾馆专门为他举办的晚宴。该委员会为争取给予中国永久性正常贸易关系一直带领着华盛顿的贸易游说团多方游说。来宾包括大约200名来自美国各大公司的首席执行官，每位来宾的入场餐费为1000美元。他们来此是想了解中国将怎样使得他们各自的大公司有更大的发展。19世纪，贫穷的中国劳工来到美国淘金——他们把这里称为金山。如今，富有的美国商人为了同样的目的倒转过来涌向中国。现在，美国在华投资项目达到2.3万个，签约额超过360亿美元，美国已经成为中国的第二大投资国。
这里是江的天地——这些首席执行官都在设法获得江的青睐，而不是要江去讨好他们。他们手中有金，但他手中有市场。所以江松轻自在且精神焕发，江在调动着人群，不断与人握手，宣传商机。今晚将不会再有人提及人权等问题了。
在描绘了美国企业在中国巨大的商机之后，他精明地阐述了自己的政治观点，对美国仍然每年就中国的最惠国地位（美国除了未将最惠国地位给予少数几个最具敌意的国家之外，其他国家都拥有了这一权利）进行审提出了谴。江说，这种不确定性带来的不稳定情况使得“同中国做生意和到中国投资的美国企业家，总感到头上悬着一把达摩利斯之剑”。对首席执行官而言，不稳定是最大的威胁。
江在讲话即将结束时提高了声调，高声承诺“我们将继续稳步开放市场”。江还引用了美国前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说过的话作为结束：“实现明天目标的唯一限制是今天的犹疑。让我们怀着坚定而积极的信念前进吧！”
江的讲话结束时，在场的美国听众纷纷起立报以热烈的掌声，当江举杯向大家祝酒时，还单独同亨利·基辛格碰了杯。
11月1日一早，江主席与随行人员前往波士顿，他计划在哈佛大学做一次举世瞩目的演讲。中美高级官员都提醒他在这里可能会遭到非常强烈的抗议，建议他不要去，但是江却拒绝了这个建议。哈佛大学是学术界的泰山北斗，如同华尔街一样是美国成就的殿堂。江对哈佛的学术造诣一直十分敬仰，因此他作出了一个勇敢的决定：到哈佛去。警告非空穴来风。有5000人走上了剑桥的街头，这可能是自越战结束以来聚集人数最多的场合之一，他们冒着冰冷的冬雨，呼喊着挑衅性的口号，要求中国实行民主，要求西藏与台湾“独立”。这些都是事先预料到的。但出人意料的是，聚集的人群中有1200多名民众挥舞着中美两国国旗，支持江。亲江的民众戴着由大波士顿区华人联合会分发的徽章，上面用中文写着“欢迎江主席”。
令人难以置信的是，两派人数竟相差无几。因为死硬的反江抗议者估计也不过1500人左右。但在嗓门大战中双方势力悬殊，因为当人们抗议某事的时候喊声似乎总比他们支持某事的时候要响亮。
在大多数地方，身处不同阵营的人都紧紧挤在一起，分不清他们各属于哪一边。其间有小争执爆发，但在几百名负责监控人群的警察面前，没有发生暴力事件。有处地，人权激进分子与西藏流亡分子叫喊着：“西藏独立，台湾独立。”而与他们并肩站在一起的一群大陆人则唱着中国国歌，用喊声回敬他们：“一个中国，只有一个中国。”抗议者的目标并不一致，这使得事态进一步复杂化了。例如，一些要求民主的中国激进分子也认为“中国的西藏”不应“独立”
只有那些事先安排好的友好团体，比来自剑桥华人学校的孩子们才被允许进入警察设置的路障之内。在江的车队驶近时，身着中国传统服装的孩子们从一家自助餐厅涌出，开始手舞足蹈地挥着花束。当黑色豪华轿车组成的车队到达哈佛大学校园时，江主席距数百名示威者只有几码的距离，在美国土地上，这是他与这些异见一族距离最近的一次遭遇。写有“西藏独立”字样的黑白相间的一面面巨大的旗帜映入他的眼帘，传入他耳中的是声嘶力竭的持不同政见者通过话筒用普通话喊出的口号。但也可以看见大量支持江的红色旗帜以及表达爱国情的中国国旗，这构成了混乱的美国民主万花筒。对于那些懂中文的人来说，他们需要一个记分牌来区分这两个派别和他们举的标语。哈佛大学医学院的一名学生说：支持者与抗议者人数都这么多，我想媒体会感到惊奇的。”
离上午11点的演讲开始之前好一会，哈佛大学最大的报告厅桑德斯讲堂已经坐满了人。听众达1000多人，超过了定员量，其中包括推选出来的学者与亚洲问题专家，一些记者，还有抽签选出的教职员工和学生。为了满足人们浓厚的兴趣，哈佛大学作出安排，通过闭路电视，用汉语和英语向校园内其他会场转播江主席的演讲。
哈佛大学校长尼尔陆登庭对江主席表示欢迎。他指出，哈佛大学的中国研究具有悠久的历史，但是江主席是第一个在哈佛发表演讲的中国领导人。对于江来说，次演讲事关重大，而且他已经作好了准备。
演讲开始了，江跟以往一样首先谈的是演讲地的一些特色。“哈佛是最早接受中国留学生的美国大学之一，”他说，“中国教育界、科学界、文化界一直同哈佛大学保持着学术交流。”接着江切入自己的演说前提，他解释说唯有了解中国，才能正确评判它，这是他对西方人解释时常说的一句话。他强调“为了推动中美关系的发展，中国需要进一步了解美国，美国也需要进一步了解中国”。
他继续说：“要了解中国，可以有很多视角。现实中国是历史中国的发展。中国是一个有五千年文明历史的国家，从历史文化来了解和认识中国，是一个重要的视角。”由此他回忆起他高中所学的第一堂微积分课。“老师给我们讲微积分。第一课就是讲《庄子》中的‘一尺棰，日取其半，万世不竭’，很形象地使我建立起极限的概念。”
微积分？极限？还有哪个国家的领导人曾在某次重大的演讲中提到过微积分的精髓、极限的本质呢？这不是说其他领导人没有学过微积分，而是说江对此极为着迷，从哲学视角来看，这就显示出他思维的特性。江正是从此切入，进而深入谈及古代中国的学术史的
江所做的描述妙趣横，表明对中国文化抱有极大的热情。江热爱博大精深的中国传统文化，这种热爱之情不但是其爱国主义的源泉所在，也是政治哲学的基础。他谈古代中国“天人合一”的宇宙观；谈各家各派的哲学思想；谈中国人在数学、音乐、医药等方面的贡献；谈丝织、陶瓷制造、冶金和造船；最后讲到“曾经改变了世界的面貌”的中国四大发明：造纸、火药、印刷术、指南针。
江以光的七彩之色做比喻来论述其政治主题：“阳光包含七种色彩，世界也是异彩纷呈。每个国家、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历史文化传统，都有自己的长处和优势，应该相互尊重，相互学习。江要求西方人不要从他们自己的视角来看中国，而是要在理解中国特有的文化历史的基上来看中国。江谈了四点“看法”，他希望“有助于诸位对中国的了解”。
一是团结统一的传统。（“中华民族是由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二是独立自主的传统。（“经过全民族百年抗争，又以巨人的姿态重新站立起来。”）三是爱好和平的传统。（“我们决不会把自己曾经遭受欺凌的苦难加之于人。”）四是自强不息的传统（“我们的先哲通过观察宇宙万物的变动不居，提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思想，成为激励中国人民变革创新、努力奋斗的精神力量。”）
江强调中国的政策都是建立在现实与历史的基础上的。此时，江主席换用英语进行最后一部分演讲，他赞扬“美国人民的求实精神和创造精神”，强调“我们在扩大开放、实现现化的进程中，重视学习和吸收美国人民创造的一切优秀文化成果”。
江通过对比美国的文化来结束他的演讲。“我很欣赏哈佛校门上的一段话，”江面对济济一堂的演讲大厅说道，“‘为增长智慧走进来，为服务国同胞走出去。’中国青年也把‘胸怀祖国，服务人民’作为自己的座右铭。”他接着说：“我希望中美两国青年在建设各自国家、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的事业中，加深了解，互相学习，增进友谊，为创造美好的未来而努力奋斗。”
在为时45分钟的演讲中，江遇到了一些挑战。在讲堂外面，示威者一直在大喊大叫，他们通过手提扩音器发出的声音在讲堂内听来虽有所减弱，但还是依稀可闻。江似乎未被这微弱的杂音所困扰，虽然有时他低沉的声音好像有所提高。
演讲之后便是自由问答，这是江同意的，却是他的助手们原本想避免的。江告诉他的手下，他同意安排答问。大学一方也作了让步，只安排15分钟的问答时间，而且所有问题都是预先拟定的，但事先并不向中方透露。为了使江主席免遭抗议或抨击，由哈佛4位学者组成的一个委员会负责从哈佛校内征集问题，该委员会由费正清东亚研究所所长傅高义与尼曼新闻学基金会主任比尔科瓦奇负责。他们挑选了5个在他们看来最有针对性的问题。
问题由傅高义朗读。朗读之，他告诉江，这些问题是十分刁钻的，接着，他对聚精会神的听说道：“我们希望江主席不要忘记哈佛是一个民主之地。”第一个问题如下：“江泽民要求西方国家不要搞对抗而是进行对话，但为什么他拒绝跟自己的人民对话？”
江泽民回答说，中国是个具有多样性的国家，要治理这样一个大国很难，但是在中国有各种各样的渠道可以了解人民的看法。然后，循着相同的逻辑，他语惊四座，这句话也成为了次日报纸的大标题：“毋庸讳言，我们可有缺点，甚至在工作中犯了一些错误。但是，我们在不断地改进我们的工作。”
在回答了另一个关于西藏的尖锐问题之后，江表示愿意让听众提一个问题。傅面对人头攒动的听众席说：“这是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回答问题，我希望大家想一个问题。”
楼厅上的一个人突然站起来，问起有关被监禁的持不同政见者魏京生的情况傅高义喝令这位提问者坐下。“我不认识你，”他说，“请你坐下。”然后他对听众说道：“江泽民主席说过他首先想回答美国人民的提问。这个机会是给美国听众的。”傅于是请坐在大厅后部的一位女士提问，她是来自《新闻周刊》的一名记者。她问中国主席对大厅外的抗议之声作何反应。
“对于民主的一般概念，我有自己的理解，”江开始耐心地回答这个问题，“但从夏威夷开始，我对美国民主有了更具体的认识，比我从书本上所学到的更加具体。虽然我已经71了，但我的耳朵还很管用。因此尽管我在台上发表讲话，我仍能听到从外面传来的扬声器的声音。但我认为我唯一能做的就是讲得更大声一些。”
甚至在江的回答被翻译成英文之前，听众中懂中文的人就爆发出了一阵笑声和掌声，当被译成英文后，笑声与掌声响成一片，甚至变成了欢呼。所有的听众都喜欢这个回答。
傅高义教授讲话盛赞江主席，他的话代表了许多人的心声，最后他说出了一个小秘密。就在江主席抵达哈佛大学之前，江向尚慕杰大使坦承，感觉“自己将在哈佛经历一次大考”。傅高义接着说：“我认为我们可以高兴地说他通过了这次考试。”如一位记者所说：“江谐地谈论美国的自由制度，但他并非是表示不屑。”对于江主席来说，这样的调门恰如其分。
听众中的中国问题专家给江的讲话与答问打了高分。波士顿大学的另一位授傅士卓指出：“他显然很放松并且乐在其中，当他回答有关对外面的示威者作何反应的问题时尤其如此。他一个美国政治家一样，以幽默避开锋芒。”波士顿大学的罗伯特·罗斯发现：“这是中国领导人首次自愿接受为期一周的诘问，而没有享受到正常情况下应给予一位中国领导人的礼遇。现在，他回国后就可以对自己的同仁说：‘我不但能甘受诘问，同时能一一化解，捍卫我们的价值观。’”
江主席同波士顿的200位商界领袖共进午餐，马萨诸塞州代理州长保罗·塞路奇与波士顿市长托马斯·梅尼诺都不像纽约的同僚那样不愿与江会面。塞路奇表示，该州决定在中国开展更多的商业活动，特别是要加强信、生物技术与工程方面的业务合作。
江脱开预先准备的讲稿，用英文插了几句话，开玩笑地说他讲得太快了，他的翻译都跟不上了。他说：“你们知道，我想节省你们的时间。”这话引起了笑声。此后，他回忆起14年前（江时任电子工业部部长）访问这一地区时的一个亮点，全场为之鼓掌。“我去过‘路边餐厅’，”江即说道，指的是波士顿萨德伯里郊区的一间餐馆，“那儿的牛柳味道很好。”
江泽民访美之行的最后一站是洛杉矶。专机在午夜前抵达。在下榻的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饭店房间里，江主席拿起电话给老朋友沈永言打了个电话，和他分享了自己的激动心情。“江问我是否看到了他在哈佛的演讲，”沈回忆道，“江对那次演讲感很自豪。他说整个美国之行比他预料的要好得多。”
11月2日，周日上午，江主席驱车前往休斯电子公司，开始了他在南加利福尼亚的访问。在休斯电子公司，他了解了为中国生产的卫星通信设备的情况后，他又参观了通用汽车公司的车间，在“别克君威”轿车上坐了坐，通用汽车公司将于翌年开始在上海浦东新区生产这种汽车。这位老工程师的注意力被4辆高科技汽车所吸引，这是通用汽车公司的未来型汽车，他急切地坐进了“SSC智能车”原型车的驾驶座，那是一辆配有计算机的面包车，装有车雷达，可防止事故发生，如果司机丢了钥匙，可以通过输入卫星信号来打开车门。
此后江主席一行返回贝弗利山庄希尔顿饭店，与来自商界、娱乐界与政界的750名南加州精英一道共进盛大的午餐。在与翘首以盼的客人共进午餐之前，江还私下会见了加州州长皮特·威尔逊及洛杉矶市市长理查德·赖尔登，讨论了商贸问题。洛杉矶不是纽约，这儿展开了官式欢迎的红地毯，显示出加利福尼亚在经济上正越来越依赖中国。
在午间的庆祝活动上，江与媒体大亨鲁珀特·默多克、前国务卿沃伦·克里斯托弗、未来学思想家阿文·托夫勒及舞蹈家西达·沙里塞这些来自加利福尼亚各界的人士打成一片。出席者主要是来自南加州技术公司、银行、媒体组织的商界领袖。
在午宴上，江自始至终都活力十足，魅力四射威尔逊州长坐在他右边，赖尔登市长坐在他左边，江与两人同时交谈，左右逢源。精心排练过的南加州大学特洛伊行进乐队奏响了激动人心的中国国歌，江主席脸上露出自豪的微笑，这群资本主义的精英似乎也随着高昂的革命旋律及鼓舞共产主义者士气的歌词（号召所有不愿做奴隶的人们“起来”）在齐步行进。
威尔逊州长在欢迎江主席时称加利福尼亚是“19世纪中人用体力（建造铁路）及20世纪高科技时代中国人用智慧建立起来的一个州”。这位最近曾肩负贸易使命去过中国的共和党州长在介江泽民时，间接地提到了民主价值观，而此时这位中国领导人正坐在讲台上，依然愉快地倾听着他的发言。“个人自由这一灵丹妙药是最好的处方，”威尔逊说，“在你们完成建设中国这一目标的过程中，它会加快你们走向成功的步伐，也会使你们事半功倍。”
在江访美之行中所做的最后一次重要演讲中，他向洛杉矶的听众许诺，中国与这座城市之间不断增强的友谊会在经济、科学与技术方面给双方带来利益。“中国已成为洛杉矶的第二大贸易伙伴，”他还指出，“加州已有19个城市同中国的有关城市建立了友好关系。”
在他为时20分钟的演讲的后半段，江开始用英语赞美洛杉矶。江以前来过洛杉矶两次，第一次是1980年，当时他是早期一个改革委员会的成员。“我花了17年时间得以看清这座国际名城的美丽，”他突然即兴发挥了一下。江最后引用了一句有名的中国谚语作为结尾：“千里之行，始于足下。”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中国问题学者包瑞嘉指出：“他在华盛顿面向外交与新闻界，在哈佛面向学术界，在弗吉尼亚面向史学界，在这儿和纽约则面向商界。每个领域他都顾及了。”
午宴之后，江私下会见了美国老资格的福音教派牧师葛培理。他们谈的是中国的宗教自由，这是引发许多抗议的根本问题之一。“20年前，整个中国几乎没有一座教堂开着，”葛培理在会见后发表的讲话中说，“今天，则有数万个教堂开着，我们应该对此感到高兴。”
江原计划是在当天下午离开洛杉矶。但为了当晚出席有大约900名美籍华人社团领袖参加的庆宴会，这位中国领导人将访问时间延长了1天。晚宴在洛杉矶市中心的比尔特摩酒店举行，这一特殊事件表明中国政府最近正努力赢取影响力不断增强的华人社团的支持，以促进与美国的关系，并挫败台湾的游说企图。
江对情绪高昂的人群发表了非正式讲话，在讲话中他肯定这次国事访问所取得的成果，并预测中美关系前景光明。他预言：“在21世纪，中国必将建成富强民主文明的现代化国家。为听众的热情所感染，江唱了几段他喜欢的京剧，听众大为高兴，并起立欢呼。一轮明月照窗下……”江脖子上仍挂着欢迎他的花环，笑着开始吟唱京剧《捉放曹》。接着，他指挥合唱简短而充满激情的歌曲《歌唱祖国》。当说普通话的江泽民学着说粤语时，大家开怀大笑。
江也没有回避台湾问题，这是在华人社团中分歧最大的问题。近年来，仅南加州一地的美籍华人就已增加到40万。来自大陆的移民改变了这里的政治倾向。多年来一直占主流的亲台湾派现在已经被支持北京的派别所超越。江提到最中国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当他说到“台湾问题最终将得到解决。祖国统一是包括海外同胞在内的整个中华民族共同的愿望”时，人们报以热烈的掌声。
翌日上午，江主席搭乘改进型的国航客机，准备凯旋。离开时，江在写给克林顿总统的信中说：“我亲身感受到美国人民对中国人民的深厚情谊。这种友谊，是中关系发展的强大动力。”
“江泽民将自己塑造成了一个重量级的外交人物，”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教授包瑞嘉说，“这是他所取得的一个重大成果——不仅是在这里而言，也是对在回国后面对的中人而言。”
江主席的访美是锦上添花。他刚在十五大上顺利接掌了中国的领导权，接着便必须交出答卷。中国有些人认为他秉性严厉，江向这些人展示了他有幽默感，表明他有能力与难以对付的美国国会议员及外国记者打交道，有能力吸引听众并赢得支持，更为重要的是，表明他能处理好美复杂的双边关系。
江的美之行被认为是一个领导人获得他人认可的一种仪式，此前他已经证明自己可以“成为”中国的领导人，但仍必须证明他“确是”中国的领导人。如今，他已经表明自己能够处理棘手的外交事务，促进商贸，并且有能力与难缠的抗议者和咄咄逼人的媒体周旋。
“这一年是属于江泽民的。”乔治敦大学一位研究中国问题的教授王冀说，“他需要美国政府助其树立自己的形象，他成功了。”
11月底，江主席参加了在加拿大温哥华举行的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这也成了江主席对加拿大进行国事访问的机会。尽管有一些抗议活动，但是加拿大安排了很高的格接待江主席。对于加拿大总理让·克雷斯蒂安而言加强中加两国之间本来已经很好的双边关系是他外交政策的头等目标之一。他希望通过加强与亚洲的贸易来降低加拿大对美国的依赖程度。
重访北美洲，江显得很高兴。路透社评论称：“江身着短皮夹克，面带自豪的微笑，他表明自己终于成了一个在国际社会瞩目之下仍能保持轻松自在的人。”在加拿大之行的后期，江头戴白色牛仔帽，这是另一种衣着语言，突其粗犷的个人形象，这肯定吸引了北美和中国国内的公众。
尽管江个人取得了成功，但是这些首脑会谈都无助于解决亚洲的经济问题。此前不久，货币贬值和股市下跌已经开始对中国产生严重影响。12月14日，江主席前往吉隆坡参加东亚地区国家首脑会议，江承诺在稳定货币和帮助东盟国家进行经济结构改革方面一定会尽力合作。此外，江还宣布中国向国际货币基金织捐助10亿美元用以援助金融风暴的中心——泰国。
两天后，江主席宣布了一个更加重要的决定：他保证人民币不会贬值，中国政府也不会补贴出口。这个消息大大缓解了一些国家因为担心中国货币贬值而出现的恐慌。货币贬值有助于中国维持其出口商品的竞争力，但是这会造成“多米诺效应”，使整个地区的货币进一步贬值，从而使危机升级。
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评论说：“如果中国‘顶不住’（让人民币贬值），一切都会动摇。中国顶住了压力，他们表现得极负责任。”鲁宾本人几年来也曾为恢复融稳定作出了超常的努力。
江还努力消除他国对中国的动机和最终野心的猜疑。“中国永远不称霸，”他说，“中国永远是东盟国家的好邻居、好伙伴和好朋友。”
1997年，中国经历了巨大的变化。随着邓小平逝世，权力和平移交给了江泽民。而随着香港回归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的发展，随着江主席的领导地位得到巩固，随着备受瞩目的对美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一个充满希望的新时代开始了。
美国《时代》周刊撰文称，江的“高超表现”迫使我们对他本人和他的访美使命作出“世界性的重新评估”。前美国外交官阿诺德·坎特说：“江外表敦厚率真，几乎老是作态解除别人的防范，实则精明过人，能力非凡。”
第20章 1998年1月－7月“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
江泽民主席把目光投向1998年，希望在这一年能巩固成果，集中抓好经济建设。这一年的工作开始于一件看上去微不足道但却有高度象征意义的事：提倡文明礼貌。《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一篇评论员的文章，题目是《论讲礼貌》。文章引用孔子、邓小平和江泽民的话，劝告人相互之间说话要讲文明。这篇文章仅仅是一堂礼仪课，更反映了中国领人的思路及其治国方略。
文章写道：“我国素有‘礼仪之邦’的美誉。讲究文明礼貌是我们族的优良传统。”文章引用了孔子在道德伦理方面的准则，这些是中国古代的行为规范，谴责“文化大革命”给前风气造成的破坏。文还说，极左分子把讲文明、讲礼貌、讲法制等同于“坏东西”。讲礼貌成了信奉封建主义、资本主义、修正主义思想，简言之，有礼的人就是资产阶级。这是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扭曲的看法，《人民日报》清楚地表明江泽民是不赞成这样做的。
文章指出，“古代的优良道德传统和其他国家文明礼貌建设的优秀成果”由于“长期‘左’的思想的影响，已经被“盲目地全盘否定”。文章还指出，礼貌“不仅仅是形式，而是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中不可缺少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篇文章就好像是江泽民自己写的。通过把良好的社会风气与建设成功的社会主义联系起来，江强调了传统中国文化的重要性。而这些传统文化却面临着丧失的危险江相信，通过重新强调传统价值观念可以“使我国以高度文明的精神风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这是这位只剩下5年在位时间的总书记最想留给他的国家的财富。
在江泽民的家乡江苏省，树立起一个文明礼貌的典型—张家港市，它是响应江建设精神文明的号召的典型。那里的行为规范被编辑成一本题为《文明市民读本》的小册子，要求所有市民不仅要背诵和遵守，还要张贴在住所和办公的墙上。书中出“六要”，规劝大家应该如何得体地说话和道歉；还有“十不准”，不准讲粗话，不准有下流行为，不准大声喧哗，不准违反交通规则等。对个人卫生也作了要求，如饭前便后要洗手，勤洗澡，勤剪指甲，不随地吐痰。而且张家港的公厕没有臭味，一尘不染，变化之大在中国堪称典范。
九届全国人大会议于3月5日召开。同以往一样，人事安排最引人关注。按去年秋天党代会上所作的决定，朱镕基将担任总理，李鹏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同时在意料中的是胡锦涛。他在49岁时就已经是中央政治局中最年轻的常委了，江泽民推举他为国家副主席。这个信号又一次说明，胡已经成为江接班人的最强有力的竞争者。
正如江泽民向党的中央委员会描述的那样，锦涛担任国家副主席得益于他“有高尚品德和崇高威望”。他得到了党内的拥护，也获得其他民主党派和少数民族的支持。回忆起他多次出国的感受，江主席深有感触地说，他经常有一种与大部分西方领导人不是一代人的感觉。他说这些国家的领导人年轻，知识更新快，精力旺盛。江承认，与他们在一起时，他有时候觉得精力比不上们。这种情况很快就会有所改变。
江还期望任命胡为国家主席能改变中国的国际形象。“外国人十分关注政府的人事变化，”江说，“但很可能没有人会想到我们会选择胡锦涛。人们不相信我们会提拔一个年轻人担任国家副主席。他们会说什么呢？看他们怎么下结论吧。”
3月19日，诚如人们预料，江泽民第二次被选为中国国家主席，继续担任国家元首，任期5年。得票率为97.8%。新任国家副主席胡锦涛获得的得票率为96.4%。胡除了拥有主席的支持外，他在年轻官员中也颇受拥戴。在团中央时，他就担任党的领导职务，有个人魅力，又很精明。他用近乎完美的超人的记忆力记住了代表的姓名及家庭详细情况，从而赢得了代表们的支持。党内的元老则看重胡的谦逊和对他们的尊重。像江一样，胡被看成是另个周恩来。周总理深受人们爱戴，一个月前，全国大张旗鼓地举行了周总理诞辰100年的纪念活动。
按照江的评价，周恩来把“高度的原则性同高度的灵活性”相结合，强调“正确的意见常常要经过多时等待‘遭遇多次挫折’才能取得胜利。这中间有许多艰苦的、细致的工作要做，才能使真理具体化，为大家所接受”。很明显，对于江泽民来说，周恩来就是其现代楷模。
江还有意扩大胡锦涛的权力，这将使胡成为中国第一位有实际权力的主席。江期待胡在今后可以负责某些专门小组，会见外国领导人，并且被普遍认为可能成为继任者。
江还提出，在适当时候，胡应当成为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胡在整个政治生涯中，一直搞党务工作，并赢得了很高的威望，但胡锦涛和在他之前的江泽民一样，没有在军队工作的经验。这项任命将给他时间和机会来学习军事。江认为，在适当的时间作出这样的任职决定，将确保“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
江泽民在这年晚些时候告诉人民解放军的高级将领说：“没有必要操之过急。但是，裹足不前也不行。”（1999年胡锦涛获得中央军委副主席的任命。）江还让胡锦涛更多地代表中国会见国外领导人并出国访问。这些举动一直被外界密切关注。有消息称：“中国外交官巧地向外国政府解释胡的特殊地位”
此次全国人大会议最有直接影响力的事件当属朱镕基出任总理。朱是主张实行市场经济的坚定改革派，以“铁面”著称。他决心改革中国的官僚体制并提高国有企业的效率。在精简机构的过程中，至少有11个部委——这些部委都是中央计划经济时代产物，阻碍了市场经济改革的发展——被裁撤、合并或改造成国家控股公司。这样就要立即裁减3.3万名官员，若对省一级政府和地方政府实行精简，涉及官员最高可达50万人。此外，朱还承诺要改革税制，重新考虑粮食购销体制，实住房私有化，并重组银行系统。朱雄心勃勃地把国民经济增长率的目标确定为8%，而这一年，亚洲金融危机正使整个地区其他国家的经济出现萎缩。
在他上任伊始举行的那次记者招待会上，朱总理作出了一个极为大胆的承诺：他将在3年时间里，使中国大多数国有大中型企业扭亏为盈。这个标似乎是不可能实现的，但朱从不担心个人失败的政治后果。“不管前面是地雷阵，还是万丈深渊，我都将勇往直前，义无反顾，鞠躬尽瘁死而后已。”
江泽和朱镕基在上海期间即是搭档。朱负责经济工作的具体实施，江泽民保留着党中央财经领导小组组长的职务，朱镕基是两个副组长之一，这个小组是这些领域的最高决策机构。这样，江泽民在利率、向大型企业贷款和与美国的经济关系等重要决策上都拥有决定权。
另外，江泽民还保持了对中国外交政策的控制，因为他认为自己能在国际关系上作出历史性的贡献，建立伟业。江曾说过“中国的改革现在已进入‘攻坚’阶段”，并且他也楚领导这次进攻的人非这位新总理莫属。
外国媒体竭力在所谓的江朱竞争上大做文章。有人说：“他们是决定同舟共济，还是互相算计，让失败者成为胜利者的替罪羊，这一切都还有待观察。”实际上，朱的擢升完全是江大力支持的结果。这两个人有着不的性格，但是却肩负着共同的使命：让中国成为一个世界强国。
朱总理开始实施他的改革计划。他把权力集中在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朱自1991年升任副总理时就开始组建这个超级大部，目的是为了使中国陈旧的理工业的各部政府控制下分离出去，使它们属下的国有企业更加适应市场环境。
国家经贸委不像已经裁撤的各部那样来管理工业部门，而是利用市场信息和工业政策来避免重复和浪费。这些部门管辖之下的国有企业都被重组为独立的法人实体，在市场的调节下主经营。
被选为国家经贸委主任的是盛华仁，他曾任中国最大的化工公司中国石油化工总公司的总经理。该公司年收入约为400亿美元，有大约100万员工。盛后来回忆说，“国有企业是中国经济的支柱，是邓小平和江泽民实行改革的关键所在。但是，没有先例可循，没有模式可仿，所有一切都需探索。等到这些国有企业自负盈亏的时候，我们就迈出了一大步。我们发现，我们需要在法律领域做大量工作（比如明确定义财产权），独立于政府之外的科学的管理机制等。所有这些都是新的，对许多人来说，是望而生畏的。”
盛面临的第一个考验是要完成朱提出的让大多数国有企业赢利的艰巨目标。盛回忆说：“我们并不害怕，但我们认识到这个任务的艰巨性。我们给这3年期限起了许多名称，如‘改革和减负’、‘苦战时期’。”
盛华仁又回忆起他陪同江泽民先后6次到国有企业进行长途考察的情景，在此过程中他对主席的领导风格有了相当的了解。“我们到这些省去集中考察国有企业——内蒙古、四川、陕西、西安（译注：原文如此）、山东、湖北、辽宁——有些地方还去了不止一次。江主席花大量时间阅读和研究汇报，但他是提出你必须亲眼看到这些问题，并亲自与有关人员谈话的第一人。江主席说，你只能亲自去，别的什么都代替不了。”
江泽民不仅仅关心国有企业的经济问题，也关心社会和政治问题。他的行程安排得满满的。江泽民同盛华仁和他的工作班子一起，白天在工里视察，晚上就动身赶路。在旅途中，他们会在一起长时间讨论，这些讨论的结果往往导致政策的改变。盛回忆说：“例如，在看到工厂过度膨胀、人员过剩的情况时，我们意识到我们必须削减规模，必须让一些资不抵债的亏损工厂破产。下岗工人将由政府负责照顾。我们必须想办法保障职工基本生活费，规划他们的再就业和再培训。”
尽管盛与江之间隔了两级领导，但江还是会直接把盛叫过来讨论问题。不过江主席对职权的分管还是很谨慎的，他每次绕过盛的直接领导吴邦国和朱镕基径自找盛时都会事先通知他们。
“我告诉你们一个秘密，”外交部长李肇星透露，“我们外交每一位司局长，驻外使领馆每一位高级外交官的私人电话号码——办公室、住宅和手机号码——江主席那里都有。他愿意直接获得信息，不是经过过滤的信息。他总是想同最了解情况的人谈话，即使对方非常年轻。他可以给何打电话。”
“你可以想像，”李继说，“江主席来电话成为外交部的传奇故事。大家要努力熟悉自己的工作领域，因为他们不知道江主席什么时候会给他们打电话！”
1998年春，一本新书出版，讨论的是意识形、改革与腐败等领域内的党内斗争——所有这些问题正是江泽民所最为关注的。这本名为《交锋》的书是由《人民日报》的两位资深家撰写的，书中描写了改革与“左”倾思想之间20年来的斗争。《交锋》强烈反三种负面的“崇拜”影响：“个人崇拜”被邓小平支持的1978年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所击破；“计划经济崇拜”被邓小平1992年的南方谈话所击破；“所有制崇拜”被1997年党的十五大所击破。这本书后来成为畅销书。
就在那年春天，江泽民参加了一次特殊的放映活动，观看的是轰动一时的电影《泰坦尼克号》。该片于上一年12月在美国上映。他对这部影片作了高度评价。“你们绝不要以为资本主义国家就没思想教育，”他对一些人大代表说，“《泰坦尼克号》讲到了财富与爱情、富人与穷人的关系，生动地表现了人们在面对灾难时的反应。”
在中国发行好莱坞大片尚处在试验阶段，3年前才开始，每年进口的数量限制在10部，一方面是为了保护处于困境的中国国内电影业，另一方面是为了避免被指责允许引进太多的“方污染”。在江主席对《泰坦尼克号》作了热情洋溢的评论之后，这部配有中文字幕的奥斯卡获奖影片就在中南海的大屏幕上为高级官员放映了。
“我并不是要宣传资本主义，”江解释说他为什么喜欢这电影，“但是正如俗话所说‘知己知彼’，你才能‘百战不殆’嘛。”
6月，克林顿总统将访问中国古城西安，并由此开始其在中国为期9天的首脑访问。当中国正在为这次期盼已久的盛事作准备时，从南亚传来了令人不安的消息。5月11日，印度政府进行了3次核试验。两天之后又进行了两次验。作为回应，巴基斯坦在其历史上首次进行了一系列核试验。两国的系列核试验震惊了美国情报机，并受到了国际社会的一致谴责；但是在国内却得到了各自有沙文主义情绪的群众的赞扬。为了证明其核武器试验的正当性，印度以“中国的威胁”作为借口。
克林顿访华前夕，江主席在接受《新闻周刊》的采访时说，他对印度核试验的理由感到十分困惑。他说：“1996年11月，我成功地访问了印度。印度政府和人民非常友好地接待了我。那次访问给我留下了非常美好的回忆。我对他们进行核试验感到非常惊讶。当他们把国作为进行核试验的理由时，我更加感到惊讶。我真不知道中国到底有什么威胁。”
不过，由于江泽民需要加紧准备与克林顿的峰会，关于核武器的问题暂时被搁置到一边。克林顿的此次问是9年以来美国在职总统首次访华，江感觉到，这象征着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的重新崛起。克林顿的中国之行，是他任内时间最长的专程出国访问，又是绝无仅有的一次：他不会在任何其他国家停留。双方都在为访问能够顺利进行而积极准备。
尽管此次峰会令人兴奋不已，但峰会本身只进行了两个小时。两位元首同意将在核弹头上已经设定好的对方目标予以删除，但暂搁置了北京提出的两国达成一项不首先使用核武器协定的建议。尽管这只是一个象征性的举动——导弹重新瞄准只需不到30分钟时——江还是说这项协议“向全世界表明，中美两国是合作伙伴，而不是对手”。鉴于最近南亚核试验的情况，此举也向世界传递了一个信息。中国过去可能被视为不稳定因素，但现在它正为维护世界和平起着积极作用。
江民与克林顿的联合记者招待会向全国作实况转播而不经新闻审查。所谈话题没有任何限制，包括对“天安门事件”的讨论。这比双方会谈的意义更为深远。中国老百姓第一次听到了对于“六·四”行动的批评。当然，批评者是克林顿，但这同样令人吃惊。
克林顿说道：“尽管我们有许多共同观点，但就这一事件的意义，我们仍然意见相左。”江此时表情严肃地站在一旁。这位美国总统接着说：“我个人认为，而且美国人民也认为，使用武力以及造成人员伤亡是不的。”
江重申了中国的官方立场，认为当时使用武力对保证国家的稳定和安全必需的。即便如此，公众能感受到现场辩论的气氛，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历史性的时刻。对于世界上其他国家来说，这件事情也标志着这个“中央王国”开始成熟，正在转变为一个负责任的大国。
对克林顿来说，“这次记者招待会的核心就是这种辩论本身”。他指出：“这是中国人民第一次目睹他们的领导人与外国元首辩论诸如人权和宗教自由等问题。”他又说：“江对自己在公众场合应对这类问题的能力更加自信，他相信我会强调我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相信我会采用比较尊重的态度来表达不同意见。”
这次记者招待会也是江送给克林顿的一件礼物。江泽民对记者说：“作为中国国家主席，我需要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克林顿先生是美总统，他同样需要维护美国人民的利益。”
后来当江打电话给他的老朋友沈永言时重新说起了这事情，解释说：“我特意说了这两句话，因为我想帮助克林顿在回国之后应对美国国内的政治压力。”当江主席同意把他克林顿总统的记者招待会向全国现场直播的时候，可以预想到他很可能遇到一些敏感问题，如“天安门事件”和西藏问题等。但他还是这样做了，他是在告诉美国，克林顿交好中国的努力是有回报的。江用自己的方式对克林顿信守承诺表示了感谢。
在晚间的国宴上，江泽民在致词中着重阐述了中国新的开放政策，而克林顿则对中国令人瞩目的发展大为赞叹。最后，克林顿引用了一句中国的谚语：不怕慢，就怕站。”
众所周知，两位领导人还有一个共同点，就是都喜欢引人瞩目。进餐后，江找到当晚为大家表演的军乐队指挥，问有没有萨克斯。
“克林顿总统可以为你们演奏一两首曲子。”江说。但是乐队没有带萨克斯。于是，乐队挥便邀请江主席指挥乐队。克林顿也怂恿说：“主席先生，您行的。去吧！”
江并不需要多少鼓动，便拿起指挥棒挥舞起来，热情洋溢地指挥了一首激情澎湃的中国歌曲《歌唱祖国》。中方参加宴会的来宾一同引吭高歌。后克林顿指挥乐队演奏了约翰·菲利普·苏泽的《越过海洋的握手》的片段。军乐队高声喊道：“太棒了！”兴奋的来宾则笑着报以掌声。指挥重上舞台，指挥乐队演了约尼·米切尔的《切尔西的早晨》，正是因为这首乐曲使克林顿给女儿取名为“切尔西”，现在她陪在父母身边。接着，又轮到江表演，他用二胡拉了一曲《稻草里的火鸡》。
6月29日，克林顿来到北京大学发表演讲并回答学生提问，方式与在哈佛所做的非常相似。江再次指示将整个活动过程向全国现场直播。学生们并没有怯场，他们质询了美国国内的民主和人权问题，并批评美国对台军售，就克林顿对个人权利和集体权利所做的对比出了疑问，还问他如果在讲堂外出现像江在哈佛演讲时的那种示威活动的话，他会有何感受。
当晚，克林顿夫妇应邀来到中南海，成为江主席夫妇私人晚宴上的贵宾。（就这次晚宴而言）克林顿在其自传中写道：“我与江在一起待的时间越长，就越加喜欢他。他富有感染力，说话风趣，极为自傲，但善于倾听不同的观点。尽管我跟他意见不总是一致，但我相信，他自认为正在努力尽可能快地改变中国，而且方向对头。”
5天后，克林顿在香港记者招待会上盛赞江泽民：“我很仰慕他的能力……他才智过人，精力旺盛，活力十足……眼光独到。他富有想像力。他能构想出一个不同于现在的未来。”
中国与美国之间新的双边关系是新中国50年外交政策的重大转变。如果中国继续沿着这个方向前进，成为一个世界大国，那么江泽民的时代将取得毛泽东和邓小平都未达到的成就。“在毛和邓的时代，人们主要把中国看作第三世界的领导，”有人说，“江的助手认为由于江的领导，中国已经取得了一个类乎第一世界的大国的地位。”
江泽民的表现对外媒体也有积极影响。《洛杉矶时报》撰文：“批评家们忽视了中国取得的巨大进步。”《今日美国》刊登了一篇由其创始人阿尔·纽哈思撰写的专栏文章，文中指出美国媒体对中国的大部分报道“既不真实，也不公正”。甚至竭力反共的《华尔街日报》也刊登了一篇头版文章，说中国人民的生活更好了，有了更多的自由，受到的控制也变得较为宽了，但随后又指出尽管有了这些令人鼓舞的巨大进步，“中国仍然不让美国的批评家闭上嘴巴”。《纽约时报》的一篇社论也指出，在中国出现了“意想不到的开放迹象”，并得出结论说这个国家已经变了。美国媒体的这种意识本身就是划时代的——同时也是对江泽民个人的肯定。
第21章 1998年7月－12月“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
江泽民抵达香港，参加香港回归中国1周年纪念仪式，并为香港庞大国际机场投入使用剪彩。没有让他的崇拜者失望。对在场的当地领导和大陆来的官员说：“香港回归祖国是中国历史上的千年壮举。”江强调，香港回归以来，中央政府全面而坚决地履行了“一国两制”原则，实现了“港人治港”。路透社在当年春天的报道证明这句话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报道说：“对中国在最近后过渡时期处理问题的方式，英国官员毫不掩饰地表示高兴。他们认为北京遵守了协议中不干预该地区事务的条文。”维持香港的自治一直是江主席的目标。对于中国来说，维持香港的繁荣比试图控制它获益更多。
在其行程中，江泽民表现得更像一个参加竞选的政治家。在一个老年中心，他用流利的上海话同老年人谈论麻将的技巧；而在购物中心，他则用广东话同周围欢迎他的人群打招呼。人们将他团团围住，都想同他握手。江俏皮地用广东话说：“我想同你们一个人都握握手，但是据我的经验，我知道如果我同这位握了手，而没有同那位握手，这不好—姆好！”尽管他的周围全是警卫和急切的崇拜者，但他还是同一个小姑娘谈了话。江告诉她，虽然他听得懂广东话，但他讲不好。
在不同地方参观的时候，江的穿戴都会有所不同。在购物中心，他穿的是开领的白色衬衫和棕黄色风衣。而在昂船洲海军基地走在红地毯上视察部队时，他穿的是草绿色毛式服装。江对驻扎在那里的400名部队官兵说：“你们的存在具有伟大的象征意义。它象征着中国人民站起来了。”
在江泽民访问香港期间，江的妻子王冶坪也和西方国家领导人的夫人一样受到人们品评。她淡雅的着装得到了当地著名时装设计师张天爱的好评。张天爱说：“江夫人是个含蓄又不张扬的传统妇女，不要忘了大陆妇女不喜欢把自己弄得太过花。”她说时尚的一般原则是“让自己和他人都感到舒服，不要让时尚掩藏你的本色”。
在北京，一场新的危机正在酝酿，这次危机关系到解放军。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军方越来越多地卷入商业活动。起初目的比较单纯，主要补充预算拨款的缺额，但现在军方的商业利益快速膨胀，已经发展成一个巨大的网络，涉及联系松散的数千家企业和公司，从酒店、夜总会、卡拉OK厅和高尔夫球场到航空公司、医药公司、移动电话网络、化妆品、股票经纪和电子公司。
更为严重的是，有的军队企业还参与走私活动，每年给中国带来大约120亿到250亿美元的损失。在有些城市，军警经营的公司出售非法卫星接收天线。
对江泽民来说，军队经商属不良现象，原因有二：一是使军队的注意力偏离了国防；二是军队易闹独立，摆脱政府的控制。说轻一些，军队办企业至少代表一种可能滋生腐败的利益冲突。说重一点，这是违法乱纪，可能腐蚀军队保卫国家的意志。难道军队是碰不得的吗？江泽民虽然看不得军队捞钱，他还是得选择合适的时间和地点来采取行动。在他命令全军放弃所有非军事的商业活动之前，他必须得到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层的支持。1998年7月，江准备就绪，在人民解放军和武装警察部队高级干部的联席会议上，他以中央军委主席的身份作出了决定。
江泽民正式宣布：“军队和武警部队对所属单位办的各种经营性公司，必须认真进行清理，以后一律不得继续从事经商活动。”江还进一步要求军队为社会树立榜样。
江讲话之后，总参谋长傅全有号召“每个单位和每个干部无条件地”执行江主席的新命令。江对副总参谋长和军事情报领导人熊光楷将军说：“受腐败威胁的军队不可能最有效地保卫国家。”
决定触犯了既得利益。熊将军认为作这样的决定需要“远见卓识和勇气”。毕竟政策的改变会使很多大人物损失惨重。但是江泽民通过多年的工作已经在军队里得到了足够的支持，拥有足够的威信。现在他以自己的威信为资本去推进这一行动。熊将军说：“因为军队是令行禁止的军事组织，所以对江主席的反经商、反腐败的政策的执行比在党或政部门的其他领域要迅速得多。正是这样，江主席的整个反腐败运动得到积极的推动。军队开展这样的反腐败运动为在其他部门迅速推行反腐败树立了榜样。”
7月，长江爆发了1954年以来最大的洪水，需要动员大批人员参加救灾。抗灾工作动员了30万军人，包括100多位将、500万民兵和800万地方官员、工人、农民。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强调说：“在所有的道路都被洪水淹没的情况下，运输和协调如此大规模的防洪大军在一定的时间抵达一定的地点，其后勤工作的复杂性不亚于真枪实弹的战场。从人的生命角度出发，江泽民指挥的这场抗洪斗争甚至更加伟大。”
到8月中旬，受灾死亡人数已经超过了2000人，另有2.4亿人因洪水肆虐而撤离家园。农业和工业遭受的破坏无法计算。这时江亲临一线鼓舞士气，并高度赞扬了人民解放军。“我们将要赢得最后的胜利，你们有信心吗？”江大声地问。“有！”战士们的回答响彻云霄。
与此同，洪灾地区爆发了传染病。江泽民在视察受灾严重的中南部的湖南省时，关注的重点是在冬天来临之前为流离失所的灾民建起时住所。“我们必须确保受灾群众有充足的食品、饮用水和衣物，”江说“他们必须有住的地方，并且能够迅速得到医疗救助。”
9月初，江泽民推迟了对日本和俄罗斯的国事访问，继续在洪涝灾区视察，此时死亡人数已逾3000人，5000多万英亩农田被淹，500万间房屋坍塌，经济损失达200亿美元。为了鼓舞士气，江赞扬了人们取得的成绩，并称他们的抗洪斗争证明了党、社会主义制度以及人民解放军的重要作用。他说：“这一胜利还充分说明中华民族具有自强不息、艰苦奋斗的光荣传统，是具有强大凝聚力的伟大民族。”
大洪水展现了江泽民作为工程师和诗人两方面的才华。他以雄辩的口才赞扬中华民族的光荣传统，讲述个人的英雄事迹；对于救灾和今后的防洪工作，他也作了技术上的指导，并谈到了重建家园以及兴水利设施的问题。
9月14日，在洪水险情最严重的时刻，中国前国家主席和革命领导人之一杨尚昆逝世，享年92岁。江主席在抗洪最紧张的时候抽空到医院看望了他。尽管杨曾要求死后丧事从简，但在江主席的主持下，杨仍得以隆重地安葬。
一周末，江泽民邀请包括李前宽、孙道临在内的15位杰出电影艺术家到中南海做客，讨论中国电影工业问题。也是江心目中的开心一刻。
“江知道我们的名字，”李导演回忆道，“他还认识我们中的几位。江热爱艺术，尊重艺术家。我们能像老朋友一样地跟他谈话，而不用把他当作国家领导人。他非常热情。”
按规矩，中宣部部长丁关根应该主持讨论，但他几乎什么也没说。在江自己喜欢的会议中，他不需要任何人出来组织或主持。江亲切地说：“我很高兴就我们的电影事业与你们交换看法。你们中间的一些人，我已经很久没见了。”
这次会面没有么议程。如江所言“就是利用周末的时间聊一聊”。每个人都发了言。“我们热情地谈论着中国电影业的现状，”李导演说，“我们是艺术家，不是政治家。坐在国家领导人边上，我们一点也没感到压力。我们开诚布公地发表了自己的意见。”
老演员田华现在经营着一所艺术学院。她说，她的学生在拍摄军事题材的电影时，需要各种各样真实的道具。总书记笑了，说：“田华，你这机会抓得太好了。这儿坐着我们的国防部长迟浩田上将。他能帮你解决这个问题。”
就在迟将军笑着表示无能为力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抓住机会，田华，别让迟将军跑了。赶紧跟他说说你需要的东西：军装、装备，拍摄过程中需要部队哪些支持，让你的学生到部队体验生活。快跟他说！”
同样，江也给孙道临提供了帮助。孙已近80高龄，准备拍摄一部关于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那穷困时期中国修筑第一条铁路的历史影片。他遇到的问题是，潜的投资方都认为这种电影没有商价值。在与江交谈中，这位年迈的导演激动地说：“现在想拍弘扬民族英雄和爱国主义精神的主旋律电影太难了。”听了孙的讲述，江泽民转过身，让前铁道部部长、现任中宣部部长的丁关根关注一下这个情况。后来铁道部资助了这部电影。
电影《詹天佑》（以一位献身中国铁路建设的人的名字命名于3年后上映，江赞扬这部影片生动地描述了为“中国的民族复兴”而奋斗终身的“品德高尚的人物，反映了“爱国主义精神”。他认为这部影片“对激励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青少年，具有重大意义”。
讨论过程中，还有一段争议性的话题。有一个姓王的年轻作家发表一通非常极端的言论。前不久，文化部长孙家正发表了一篇讲话，指出中国电影不应该局限于现实生活中的英雄人物和全社会的模范人物。他说，艺术家在选材时要有选择，要注重艺术性。孙讲话的观点是值得赞赏的，即中国的电影工作者应该创作各种类型的影片，而不应该受到意识形态顾虑的束缚。这位姓王的作家，公开与孙部长广受赞扬的讲话唱反调，而当时孙部长就坐在旁边。这个姓王的年轻人写过一个名为《雷锋日记》的剧本。雷锋是一名大公无的战士，他年轻时不幸牺牲，在20世纪60年代，他一直被奉为英雄人物的典型。
“我们并不是有太多的英雄主义电影，”这位作家大声说道，“恰恰相反，今天，我们银幕上的英雄人物实在太少了。我们需要更多的英雄。我们应该动员所有的资源，大张旗鼓地宣传我们英雄人物。”
一个年轻气盛的作家敢于当着江泽民的面公然批评高级官员的政策，而不担心打击报复，这本身就是一种进步。
在聚会中，其他领导人，像丁关根和曾庆红，都没有多说话。他们都跟着江一起倾听艺术家的言。最后，江泽民站起来做了总结发言。
“我非常高兴地看到我们老一辈艺术家热情饱满，决心十足；我们的年轻一代正在赶超老前辈。我们应该提倡‘百花齐放’。如果只开一种花，那我们的电影事业将会枯萎。我们必须允许种植、培育和欣赏更多不的花朵。只有那样，我们的世界才会变得更加美丽。”
讨论历时两小时。最后，江说：“好吧，我们一起吃顿午饭吧。”
大家都跟着中国国家主席走进近处的宴会厅里面有一张很长条形桌，每个人都按座签姓名牌落了座。这是一顿清淡而健康的午餐，共约10道小菜。午餐即将结束时，曾庆红说了几句。
“这是一次非常有创造性的聚会，”说着，他狡黠地一笑，“我们不该只一个劲儿地吃饭。你们艺术家得表演一下吧！”
曾庆红看到自己的领导江泽民兴致颇高，便邀请江背首诗。江从不怯场，他用俄语背了首诗。背完后，江指着孙道说：“我喜欢你给莎士比亚的哈姆雷特配的音。我尤其喜欢哈姆雷特的那段独白：‘行动还是放，这是个问题。’你配得太好了！”曾庆红立即会意，插话道：“道临，就给我们表演一段哈姆雷特吧。”孙道临背完后，江大声地为孙道临的表演鼓掌叫好。然后，一个接着一个，每个人都表演了一段。连赵实副部长都唱了一段京。“我认识她很久了，”李导演说，“还从没见过她的表演。”
演员田华背了首诗。她表演完以后，曾庆红说：“李导演歌唱得好，尤其是陕北民歌唱得好。”政治局委员李铁映也响应道：“是，是，那是。我甚至能从他的歌声中闻醋味儿（陕北人喜欢醋）。”这时，江泽民说：“李导演，我从没听过你唱歌，来一个吧！”
李导演站起来，高唱了一首民歌《信天游》。他性格外向，表演时不免些炫耀技巧。表演完后，江泽民评价说：“李导演不仅仅是一个优秀的导演啊，现在我知道他还是一位优秀的歌唱家。平心而论，这首不好唱，音域很宽。唱得好!”
江还向大家展示了他的白色雅马哈电子琴，这架琴可以储存演奏过的曲子。江说：“我最喜欢这架琴。它可以自动重播刚刚弹过的整首曲子。”
不出任何人的意料，江泽民主动地坐下来开始弹琴曾庆红立即请嘉宾们一起跟着唱。“李导演，”曾挑出了本来就天性外向的人群中最不害羞的一个，说，“总书记弹琴了，你得唱啊！”
江演奏的是俄罗斯旧日情歌《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李导演邀请年轻女演员于慧一起唱，其他人也跟进来，江泽民为他们伴奏。李和江合演了几首二重唱，接着，江邀请著名作曲家王立平弹一曲。王也演奏了一首很流行的歌曲《大海啊，故乡》。由于几乎所有人都知道歌词，大家都唱了起来——尤其是江本人，更是引吭高歌。几首歌后，江和每个人都合了影。
直到江泽民身边的一个工作人员进来带领大家参观中南海时，活动才结束。中南海宏伟的建筑和精美的绘画与皇家园林的格调得益彰。江认真地跟客人们一一握手道别。他边握手边说：“祝你们身体健康，幸福美满!我期待着看到你们的影片。”
李导演事后说，“江称艺术家为‘灵魂的工程师’。他期望艺术家不仅要跟上世界先进文化的发展步伐，还要开拓和创新。江说：‘中国的艺术家决不能被陈旧的思想观念所束缚，他们要跟上改革开放的步伐。’尽管我们都认识到中国社会中还存在一些限制，但这种情况在改。江喜欢和艺术家在一起；我曾多次到过他的家。”
此前数周，李导刚刚和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的田聪明局长讨论过中电影博物馆的项目。田说，这项工程最早是1958年周恩来总理提出的，但由于“文革”，被长期搁置，直到20世纪80年代才重新提了出来，结果却因为紧缩开支而再次搁浅。田跟李说：“如果一拖再拖，我们就永远不可能有一个国家电影博物馆。”
李导演以他特有的激情回答说：“中国电影业有近100年的悠久历史，至今仍然没有一个电博物馆，这是我们的耻辱。”田局长对李推心置腹地说，如果广电总局通过官方渠道提出这个项目，很可能因造价昂贵而再次到“枪毙”。
李导演大声说：“好吧，看我能不能帮上忙。这回让我们这些艺术工作者来提议。我们不走官方渠道。我们直接找江主席。”李知道，江个人非常关注中国电影业的发展；这位中国领导人曾参观过京、上海、长春等地的大型电影制片厂。
第二天，李前宽就给江泽民写了封信，并邀请其他一些著名艺术家跟他一起签名，约有20人联署。信中写道：“近百年来，在年生产量上，中国已经成为并将继续成为世界电影生产大国。有鉴于此，我们应当建造一座国家电影博物馆，这无论是对中国电影事业还是对我们艺术工作者来说，都是非常重要的。”最后，李还恳求江“亲自支持这个项目”以“解决所有的繁文缛节，从而使这个项目得以启”。
3天后，江泽民把李导演的信转给了中宣部部长丁关根，江在信直接批示：“请关根研究处理此事，并将最后决定报我。江泽民，1998年8月21日。”
虽然江既没有直接下令批准博物馆项目，也没有说他支持这一项目，但他的示无疑施加了“少许压力”，从而推动了项目的进展。这个项目的重要性还不足以让江不顾他人的意见而分出有限的政治资本来直接插手此事，但他的结束语——“并将最后决定报我”——却让善于领会领导意图的干部清楚地感觉到江是愿意建造这么一座博物馆的。李导演说：“在中国，我们都知道这句话的意思。”
由于江的“少许压力”，其他高级领导人都一路绿灯放行。在北京都国际机场旁边留出多1万亩土地。2005底之前，中国电影业诞生100周年的时候，中国电影博物馆将正式开放，并成为北京的一座标志性建筑。
对于那些可能被认为是对手的人，江泽民也很有雅量。10月中旬，江在北京与台湾海基会董事长辜振甫进行了一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谈。辜与汪道涵各自领导两岸的协会，共同探讨双方之间的关系这是5年来中国大陆与台湾之间的第一次正式接触，也是自1949年以来双方最高层次的接触。
尽管双方存有争议，尽管据说辜振甫对江泽民说，“只有中国大陆实现主，台湾海峡两岸才能谈统一的问题”，他们还是进行了深入讨论，话题从中国戏剧诗歌到达尔文进化论，无所不包。
辜说：“坚冰已经被打破，我们希望它会融化。”
11月，江主席对俄罗斯进行了访问。此行曾因国内洪涝灾害而被迫延期。江主席在莫斯科的一家医院里与突患肺炎住院的俄总统鲍里斯·叶利钦举行了会谈，并发表联合新闻公报，宣称“中俄国界东、西两段已勘定的边界在两国关系史上首在实地得到明确标示”。
第二天，江泽民在新西伯利亚的“科学城”发表讲话。他赞扬俄罗斯“在科学研究方面取得了丰硕成果”，并希望“俄科技界遭遇的困难只是暂时的”，并向这些科学精英介绍了中国的科技发展情况。
江决定讲话完用俄语，尽管中国高级官员认为这种做法并不明智可取。中国驻俄大使建议主席用俄语作介绍，其他讲话用汉语（由专业译员译成俄语）。这一意见未被采纳。江通篇使用俄语。
如果你认为江泽民从此以后会改弦更张，退守传统礼节，那说明你根本不了解这个人。用被访国的语言讲话是他的个人喜好；他以来表达对东道国文化的欣赏，也以此推动自己不断学习。
江主席从新西伯利亚直飞东京，开始对日本进行为期6天的国事访问。此次访问是中国国家元首有史以来第一次访日，具有重大的历史意虽然江泽民以前曾数次访日，但这是他第一次以国家元首的身份访日。目的是为庆祝《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缔结20周年。
这些年来，情况发生了很大变化。日本现在是中国的最大贸易伙伴，中国是日本的第二大贸易伙伴，国还是日本最大的受援国。即使如此，这两个曾经互相敌对的国家之间仍常怒目相向。在访问之前，北坚持，在江主席访问期间，日本必须为二战期间犯下的暴行明确谢罪。但日本国内一小撮势力强大的右翼分子却对任何一种“有损皇军尊严”的企图进行阻挠——实际上，“皇军”枪挑婴儿，强奸妇女，毒杀平民，早已臭名昭著了。
问题比表面上看起来要微妙。1995年村山富市首相在二战结束50周年时，对日本战时的“殖民统治和侵略”给“许多国家，尤其是亚洲各国人民”所造成的“极大的损害与痛苦”表示“深刻的省和由衷的歉意”。而就在江泽民访日之前，小渊惠三首相向韩国人民表示道歉，表达了政府“痛切的反省”。现在，中国也想得到同样分量的道歉。
但对日本人来说，中韩两国有着本质上区别。从1910年到1945年，日本对朝鲜半岛实行了长达35年的“殖民统治”。而在中国，它并没有进行殖民统治，只是在1937年到1945年间对部分地区侵占了8年时间。对在此期间失去2000万同胞的中国人来说，日本的这种“区分”是无礼且带有侮辱性的。
抵达日本后，江发表声明称：“认真总结中日关系的历史经验，对发展未来的两国友好作具有重要意义。”抵达日本的第一天晚上，在小渊首相举行的非正式晚宴上，两位领导人谈论的话题是双方儿孙、艺术等。江开玩笑，因为东京的气温比俄罗斯要高得多——同时也因为清酒——他终于暖和了过来，恢复了力量。
与此同时，日本与中国的政府官员沮丧地宣布，江主席和小渊首相不会签署将于高级会晤后发表的联合宣言。取消签字仪式反映中日双方对联合宣言中的日本道歉措辞仍存在着不可弥合的明显分歧。这一争议给江主席的整个行程投下了阴影。
东京方面提出了一项妥协方案，提出除在联合声明中的正式书面“反省”外，小渊首相将在与江主席进行正式会谈时做一个分量更重的口头道歉。但中国外长唐家璇对江会不会接受这一折中方案仍无把握。他对日方同行说，江泽民“属于另一代人”。毕竟，日本的侵略对江的爱国情结的形成有关键作用。最后因为日方不能为其战时对中国的侵略与暴“道歉”，两国明显地都为此感到十分尴尬，但双方都没有提及这一挫折的严重性。
尽管如此，江泽民继续表示他在日本感到很开心。他也向天皇夫妇赠送了一对稀有的朱鹮。这种红羽鸟在世界上仅存137只。但是，在表面礼节性的平静下却酝酿着一种紧张气氛。在两个小时的首脑会谈中，这种紧张关系终于爆发了。
在小渊首相按照事先拟定的计划进行了口头道歉之后，江主席发表了长达25分钟的关于中日关系的讲话。江表示他不认为“两国间已没有必要再谈历史”。相反，中国领导人认为，“坦率地讨论历史问题有助于加强伙伴关系”，并“有助于为今后的发展铺平道路”。江告诉日本首相，与近代侵略中国的欧洲列强相比，日本是加害中国最重的国家。
当日深夜，屡经波折的联合宣言最终发表，比原计划晚了5个小时，有关反省的声明离中方要求相去甚远。日本外务省一位官员表示：“双方都还没有为解决历史问题作好准备……因此先搁在那里，只展望未来。”
小渊的口头道歉也让中国人挑出了毛病。小渊首相选择了owabi这个日语单词，这无疑是由谋士们精心选择的。而对中国人来讲，owabi是个非正式的单词，相当于汉语中的“道歉”(译注：原文拼音标注如此，改为“抱歉”似更贴切)，是个日常用语，一般用于因为给人带来不便而表示歉意的场合，比如，不小心撞了对方一下。中国人更希望日本人用shazai这词，相当于汉语的“谢罪”，在汉语中一般用在悔过或悔罪的合。双方都拒绝让步，尽管日本官员声称两个单词之间没有任何区。
剩下的访日行程进行得很顺利，在经济发展和在台湾问题上坚持一个中国原则等问题上都达成了共识。但是在道歉问上的争议还是造成重大影响。江泽民似乎在时时寻机提醒日本人正视历史的重要性，他常引用一句中国古话，“前事不忘，后事之师”。无论是明仁天皇和美智子皇后举办的宫廷宴会上，还是在首相举行国宴上，江都在告诫对方。他对多少有些窘迫的来宾说：“从上个世纪末到本世纪中叶的50年间，日本军国主义多次发动侵略中国的战争，给中国人民造成了巨大损害也给日本人民留下了惨痛的教训……中日两国唯有以史为鉴，防止悲剧重演，才能发展长远的友好。”
日本人对中国领导人不依不饶地抓住这个问题觉得很不理解。江说：“我，作为一个历史的见证者，亲身经历了国土沦丧和民族危亡的痛苦，有责任这段史实告诉年轻一代。”
据说，江当着天皇和皇后的面，大谈日本战时的军国主义，日本官员的脸都变得煞白。显然，日本外省非常关注此事，他们找到中方，寻求达成一个交易。如果江能够停止谈论历史，日方会同意作出一定让步。中方甚至连所谓的“让步”是什么都没有问拒绝了。劝阻江泽民“停止谈论历史”是任何一位中国官员都不想尝试的差事。
争强好斗并不是江泽民的个性，江通常很有礼貌，在政治上很温和。因此有人疑心这是因为江需要通过大放反日言辞来迎合党内和军内的保守者，这完全是胡说八道。江对日本的批评完全是出原则。江认为日本人有责任毫无保留地道歉，他们在这一问题上的回避态度愈加证实了道歉的必要性。在这个特殊问题上，江泽民不会退却，他随时愿意面向未来，但在此之前，必须先把过去的问题妥善解决好。
在国内事务上，江同样面临着挑战。为受到亚洲金融危机和特大洪灾的冲击，中国当年的经济增长没有达到朱镕基预定的8%的目标。国民生产总值实际增长7.8%，这已经是相当惊人的成就了。据朱的估计，仅洪涝灾害一项就使增长率下降了1个百分点。尽管如此，朱总理还是受到了批评。批评者大多不满意他的削减政府开支的措施，不满意他高调地打击腐败，不喜欢他咄咄逼人的性格。
江泽民在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力保朱镕基，为他辩护。在会议闭幕那天，《人民日报》头版刊登了3篇有关江泽民提出“两个确保”的评论。所谓两个确保就是：“确保国有企业下岗职工的基本生活保障和再就业；确保企业离退休人员养老金的按时足额发放。”这“两个确保”顺利实现了。
1998年12月18日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20周年，当年邓小平提出始实行改革开放，而江泽民现在正领导着这个进程。“实行改革开放是社会主义中国的强国之路，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历史性决策。”江在讲话中说道，“完全可以这样说，改革开放，是新时期中国最鲜明的特征。”
第22章 1999年“我真是感慨万千”
20世纪的最后一年起步不太顺利。就在新年的第一天，50心怀不满的工人——其中很多为下岗工人——出现在中南海外并开始静坐示威。他们声称被一家与军方有关联的经纪公司欺骗，对方在一起涉案金额高达数百万美元的股市诈骗案中拒不履行还款义务。同一天，一名流亡海外的异议士声称，一些作家将不顾法律禁止成立反对党派的规定，准备组建中国劳工党。江说，这些颠覆行为将被“肖灭在萌芽状态”，中国绝不能容忍西方式的民主。
在国际上，除了在台湾问题和人权问题上麻烦不断之外，中国又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在美国，一位名叫克里斯托弗·考克斯的共和党员证实了一份尚未解密的报告的传闻，该报告指责中国20年来积极、系统而连续地窃取美国的秘密军事技术。这些指责暗示美国的家高科技公司——休斯电子公司和劳拉航天通信公司——曾向中国提供火箭制造导弹技术。作为特别调查委员会的主席，考克斯暗示还会有更多黑幕将被揭开。
中国的一位发言人在元旦当天就作出了回应。他称调查委员会的发现“纯属捏造”，是“对中国和平利用空间技术的歪曲，他指责该报告“刻意损害中美关系”。
颇具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天还是中美建20周年纪念日。江主席和克林顿总统互致礼节性的官方祝贺，认为双边关系取得了长足的发展，然而，现实却更为冷酷。
理应兴高采烈庆祝的元旦收尾时却黯淡无光。在1天中，江受到了中国最棘手的3个问题的困扰：经济改革中出现的出乎意料的后果、社会稳定与个人自由之间并不稳固的平衡以及中国与美国的微妙关系。在一个月的时间内，每个问题都会在他身边爆发。
4月25日，一个挑战出现了，而且是突然从地底下冒出来似的。一个叫做“法轮功”的邪教的1万多名修炼者突然出现在北京，并聚集在中南海——中国的权力中心的周围，而此前却没有丝毫预兆。破晓时分，满载着“法轮功”修炼者的大巴驶入了首都，其中的一些人甚至来自浙江省，一个远在800英里之外的南方省份。这一整天里，该教派成员占据了中南海周围的人行道，他们排成5行或6行，一言不发地坐着，许多人都在打坐。
“法轮功”最早是1992年在长春开始宣扬的。该邪教的创始人李洪志是一名曾在粮站工作过的中年退伍军人。李本人目前居于美国，他依然是“法轮功”的绝对领袖。他把气功、佛教和道教的概念与他自己的神秘理论相糅合，形成了一个他所谓的导致顿悟的“高级修炼系统”。
“法轮功”包括5套功法，练功时由中国民乐伴奏，有莲花坐姿和手部运动。因此，它有时被称为一种修炼法门，尽管它更像是一种从事冥想和类似于神秘仪式行为的迷信活动。根据这个教派的所谓“理论”，“法轮”，也就是“佛法之轮”，是一个旋转的高能体，并被李荒谬地描绘成宇宙的缩影。胡说，他把“法轮”遥置于每个练习者的腹部以收集宇宙的力量和消除人身上的“业”。一些“法轮功”修炼者说，他们能够感觉到“法轮”在他们腹中转动，所有的信徒则被告知要驾驭这种力量去治病，而不用药。有信徒受欺骗，生病不吃药，不及时医治，以致死去。“法轮功”的信仰体系融合了伪科学的健康学说、精神幻想和各种杂乱的哲学—神学思想。在这个意义上，“法轮功”更像是罗恩·哈伯德的信仰疗法、玛丽·贝克·埃迪的基督教科学派以及勃拉瓦茨基夫人的神智学协会这三者形成的大杂烩的亚洲版本——一种新时代的邪教。
这个邪教通过口头传播，在短短几年时间内，成员数量已攀升数百万之众。1999年初，外电报道称全中国的“法轮功”信徒可能多达7000万，政府的统计数字则显示已经确认的信徒约为200。但是在4月25日的示威活动之前，中国的一些高级领导人甚至从来没有听说过它的名字。
“怎么会这样？”江泽民大声问他的密友沈永言，“‘法轮功’怎么会在一夜之间突然冒出来？难道他们是从地底下钻出来的吗？我们的公安门在哪里？我们的安全部门在哪里？”
“法轮功”的头头声称，这一神秘的聚众事件并不是一场政治抗议，而只是一次请愿，他们要求释放45名因围攻一家杂志社而被天津警方拘捕的练功者。这家杂志社曾刊登一篇批判“法轮功”的文章。这样的解释并不能打消政府的疑虑：任何大规模、未经授权的群众聚集事件都是值得警惕的。
江批评情报失察。尽管忧心忡忡，中国的领导者们并没有立即就这一事件发表任何评论，媒体在两天内也没有对此事作任何报道。
在此期间，负责处理公众意见的国务院信访办公室的官员和“法轮功”练功者们进行了接触。“政府并不是反对功，”一位官员说道，“但是你们不能像这样聚集，你们必须离开。”双方达成了协议，练习者们安静地散去了。一时间，危机似乎已经过去。但是当高级官员们得知一些党的干部也混迹于示威者中时，他们震惊了。
通过沈永言，江了解到了另外一个让他感到震惊的“法轮功”信徒。“我告诉江，”沈回忆道，“我们汽车厂的一位女副总，她是著名的上海财经大学的毕业生，结果也练上了‘法轮功’，她患有高血压，因为拒绝接受任何治疗，最终死于脑溢血。江也认识这位女副总，他听完之后惊讶得说不出话来。”
“为什么这么多的知识分子会练‘法轮功’？”江问沈，“这些人脑里在想什么？”
从一开始，江主席对这个教派就比他的同事们存在更多的怀疑：他对其潜藏的动机更为敏感，对其超自然的伪装更感不安，对其可能造成的危害或许也更有预见力。他的立场是绝不妥协。就在当天晚上，江向其他高级领导人写了一封措辞严厉的信。他谴责“法轮功”“邪教”，他问道：“幕后有无‘高手’在策划指挥？”他怀疑有外部势力暗中施加影响。
“我不相信马克思主义就战胜不了‘法轮功’。”他写道。
他把法轮功”在中国做大的原因归结为部分主管思想和干部工作的党员干部的疏忽失职。他严厉批评安全部门未事先掌握这场大规模示威活动的情况。在第二天召开的政治局紧急会议上，江挥动着从互联网上打印下来的公开宣布“法轮功”在中南海集合的文稿说道：“谁说没有迹象表明‘法轮功’信徒将在中南海集中？”他警告说，“同志们，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然而，就当前而言，针对“法轮功”应采取的措施只有暂停。就在江的政府为应付国内可能发生的动荡而费神时，两起国际事件发生了，它们都涉及美国，而且，没有一件是好事。
第一起事件是5月初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了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就在中国的领导者们秘密商讨应如何对此事件作出适当反应的时候，全国各地的学生已经怒地走上了街头。10年前的天安门让世人难以忘怀，然而具有反讽意味的是，现在的抗议者们指责他们的领导人对美国“太软”。处理这件事需要采取谨慎策略：既要安抚民众，又不能疏远美国。几周以来，政府小心翼翼地试图化解紧张局势。
第二起，5月25日，所谓的《考克斯报告》在华盛顿出笼。这使得化解危机的工作雪上加霜。该报告满篇尽是煽动性的指责，声称中国政府不遗余力地窃取美国最敏感的军事机密，尤其是核武器设计和导弹制导系统。该报告的出笼紧随轰炸大使事件，时机之糟糕实属无以复加。
“中华人民共和国，”《考克斯报告》中写道，“已经窃取了美国最先进的热核武器设计的情报……其中包括一种微型的锥形弹头W-88，它是美国迄今研制的最先进的核武器。据称，被取的材料包括7种热核武器弹头的绝密资料，而这些弹头都被部署在美国的弹道导弹武器库中。“中国对我们的国家武器实验室的渗透至少可以追溯到过去的几十年间，而且几乎可以肯定的是现在还在继续。”更糟糕的是，中国长期以来的间谍活动还被指责为代表了一种官方的政策和中国的帝国主义图谋。“中国获外国军事技术的努力只是其争做一流大国并使中国最终实现其全球谋划的目标的一部分。”
“中国的长期地缘政治目标包括把台湾并入中国，并成为亚洲的头号强国，”该报告宣称，“中国并不排除对台动武，而中国对美国技术的窃取则提升了其使用武力的军事能力。中国还向其他东南亚国家和日本提出了领土要求，并以武力作为提出上述要求的杠杆。”报告的结尾以一种威胁的口吻说道：“中国的这些目标和美国当前在亚洲以及太平洋的利益是相冲突的，并不能排除中国与美国发生冲突的可能性。”中国还被指责向反美政权，包括伊朗和朝鲜，转让了这些技术。6周前，《纽约时报》一则新闻声称中国曾两次窃美国的核秘密。第一次是在20世纪80年代，但那些设计不管用，于是1995年中国情报人员卷土重来，展开又一轮的窃取。
在整个危机过程中，江泽民都保持着沉默。但是其他的中国官员则深感怒。4月份，朱镕基否认了这些指控：“我以非常负责任的态度说，我和江泽民主席都不知道有这回事，我们也询问过中国的高级将领，他们说也是毫不知情。”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对此进行了强烈谴责，称其是“对中华民族的极大诽谤”，斥之为“典型的种族偏见”。考虑到美国人在李文和案中歇斯底里的表现——在媒体的枪林弹雨中，他被指控并差一点被判犯有核间谍罪，对考克斯的指控不予置理并不是一件简单的事。
《纽约时报》于3月爆出李文和案的时候，将李称为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里“碍手碍脚”的美籍华裔科学家。其后的调和李所受的严酷监禁也反映出一种令人担忧的“恐华”心理。尽管针对他的间谍指控最终被撤销，但这位60岁的核物理学家被单独监禁长达278天，并被禁止以其母语与家人进行交谈。最终，李以“错误处理”核机密的罪名服罪，并被罚款100美元。审理此案的首席法官认为，政府对待这位科学的方式是极具侮辱性的，因此，在向法庭作正式陈述时，异乎寻常地向李正式致歉，并尖刻地指责了政府的这一行为。
在5月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赵启正主任发表声明说，中国的原子弹、氢弹和中子弹都可以证明，中国完全有能力发展自己的武器技术。所谓被窃取的美国核弹头情报在互联网上都可以获取，《考克斯报告》中并未列举出任何实质性的证据。赵历数了中国在没有得到外部帮助的条件下，在航天和武器研发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说中国需要得到外国的帮助能实现技术进步，与指控中国为“小偷”同样伤害中国人的感情。
不信任感并非是来自单方面。《考克斯报告》加上3周前的轰炸大使馆事件，这一切使得1年前还前景光明、发展迅速中美关系降到了一个新的低谷。由于江泽民和克林顿之间两次成功的峰会，两国都开始使用“战略伙伴”这个词来指称对方了。现在，他们又换回老的说法，“战略竞争对手”。北京和华盛顿的内部备忘录中甚至还都使用了一个更具威胁性的语：“头号大敌”。
在事态发展中，关于间谍案，江民没有发表任何公开的言论，直到2000年9月，他在麦克·华莱士主持的《60分钟》节目里有所表态。尽管所有的大国都对其敌国和潜在的敌国（甚或少数友好国家）从事间谍活动，但是从没有一个国家的领导人愿意当众谈论这些事情。称其为“看似可信的诿”应该比较恰当。江也是。他需要应付太多的国内问题而无暇顾及这些无谓的指责，特别是在各国强硬路线者伺机谋取政治利益的情况下
具有反讽意味的是《考克斯报告》中的指责对中国不无好处。通过展示中国强大的核武器能力和先进的导弹技术，有助于提高中国作为一个军事强国的声望。显然，这是考克斯议员始料不及的。
尽管江一直保持沉默，他改革开放政策正面临着考验。几乎在每一次讲话中他都反复讲，只有通过发展经济，中国才能真正变得强大。即使军事力量的提高也离不开经济的发展，而经济又离不开贸易、投资和技术——所有这一切，他强调说，如果不与美国保持良好的关系，都是不可能实现的。在一次讲话中，他鼓励全体中国人民把“义愤”化作力量，投入到建设祖国的“光荣工作”中去。
注意中国国内情况的分析家们，一直关注着中国要求加入世界贸易组织的申请，而在使馆被炸事件后，这项工作一直陷于停顿。朱镕基布，中断的世贸会谈将不会立即恢复。他援引江泽民对克林顿总统的话说：“现在还不是谈判的时候，气氛不好。”江的反应显示了他的风格：即在欲有所获之际，要从长计议。他喜欢的一句格言是：“坚持原则，不急不躁，循序渐进，水到渠成。”
1999年3月，人大投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邓小平理论确立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这就把一些原本为人们视作当然的东西正式写入了宪法。通过正式接受邓小平的方针，江泽民逐步稳固了实施其改革方案的法律基础。江可以稳妥地宣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已不同于世人所了解的意识形态僵化的社会主义。在这一点上，中国活跃的高级领导之间不存在分歧，他们紧紧地追随邓小平。中国所发生的事并非“新瓶装旧酒”；瓶子看上去可能还是老样子，是里面酒的味道早已大相径庭了。
江泽民是一个真正信仰社会主义的人。当他还是一名学生的时候，他就在共产党的旗帜下参加游行，反抗外国的控制，谴责国内的腐败积弱；长大成人后，他在驱逐腐败的国民党政权、恢复中国人尊严和建设新中国的过程中都发挥了作用。事实上，江坚信共产主义的核心宗旨。
江泽民说：“从本质上说，我是一个工程师，而不是理论家。制度可能得通，也可能行不通。行不通，就修改；行得通，就保留。关键在于什么对中国有利。”
7月7，李登辉在接受德国电台采访时声称，中国大陆和台湾之间是“特的国与国”关系，而且这一关系已经持续了“近10年之久”。7月20日，李又发表了他的分裂性言论。
“这不是一种合法政府和叛离组织之间的关系，”李说，“也不是‘一个中国’政策下的中央政府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现在并不存在‘一个中国’，它只能在民主统一之后出现。因此，中国大陆认为台湾是一个‘叛离省份’只能显示出北京方面完全无视历史和法律事实。”
对大陆的中国人来说，台湾与大陆的分离是积弱的象征和帝国主义造成的恶果。中国人普遍认为美国支持台湾并向其出售器是为了阻止中国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许多中国人认为他们的国家要想真正强大起来，就必须实现完全统一。用记者贾斯珀·贝克尔的话说，对江泽民而言，只有中国完全统一，台湾回归祖国，“中国才能享有自鸦片战争以来的首次和平”。贝克尔意识到，在江泽民统一国家的热切号召下，绝大多数海外华群情激昂。他打了个比方，“就像在中世纪的欧洲，人们坚信所有社会成员都得归属真正的天主教会”。香港已于1997年实现回归，而澳门也将如预期那样在1999年底回归祖国。对大陆人来说，台湾即是所缺的最后那一部分。
统一的进程戛然而止。北京的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会长汪道涵原计划于秋天访问台湾。现在这一计划被取消了。《人民日报》指责台湾当局高估自己的力量并密谋推进其分裂活动，还把李登辉比作企图“撼大树”的“蚍蜉”。
江主席的言辞甚至更为激烈。他说自己不是“好战的人，但是12亿中国人民非常关注台湾所发生的事情”。他一再澄清的政府的政策：台湾和大陆是实行两种制度并寻求最终实现和平统一的一个国家。决不允许有其他阐释。军事威胁的意味自然隐含其中。江的言辞不得不再一次维持一种适当的平衡：既不会招致国际社会的反感，同时又能安抚国内持强硬立场者。
在此期间，江泽民还得处理“法轮功”问题。对他来说，这个教派“真、善、忍”的口号是虚伪狡诈的，有篡夺共产主义道德权威之虞。从这个意义上说，“法轮功”为人们展现了一种奇特理想和前景，但实际上它是危险又具破坏性的。
据5月份的一份备忘录称，就在贝尔格莱德使馆遭北约的攻击后不久，江带着挖苦的口吻说道，“如果‘法轮功’大师能够预见一切，为什么他们没有预见到我们的大使馆会遭到轰炸？”但是他关于邪教的幽默感并没有持续多久。处理“法轮功”现在成了最令人担忧的国家事务。7月19日，江召集政治局常委开会，3天后，公安部颁布法令，宣布“‘法轮功’是非法组织，应予取缔”。
为防止任何人错误理解“非法”和“取缔”的意思，法令详细列举了所有现在被定义为非法的“法轮功”活动：宣传、公告、示威、聚众。党员禁止参加，否则将被开除党籍。教派的创立者李洪志被指控传播迷信和邪恶谬论以欺骗民众导致众多练功者死亡”而遭到通缉。一些“法轮功”骨干成员被拘禁关押。
“法轮功”的盛行程度令人费解，在取缔这一活动的过程中，中国政府采纳了西方国家镇压邪教时所用的一些术语。它发表了份关于“精神毒害”的报告，指责邪教不仅秘密参与政治活动，而且有时还从事诸如逃税、贩毒、走私、暗杀和绑架等一些犯罪活。报告称“法轮功”“威胁宗教自由和社会稳定”。
“法轮功”的反应又有其独特的荒诞意味，其发言人捏造江的言词，诸如“采用任何措施清除‘法轮功’都不为过”。
撇开这些愚蠢的指责不谈，政府认为邪教是对政权稳的一个重大威胁，而此前经济上的混乱和国际事件的发生都已经使稳定局面受到了震动。8月，共产党把与“法轮功”的斗争和正在进行的用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重振自我的努力结合了起来。《人民日报》号召所有党员学习一本名为《马克思 恩格斯 列 斯大林 毛泽东 邓小平 江泽民论唯物论和无神论》的新书。身为党总书记的江泽民开始发动了一次“整党”行动，试图在中国深化市场经济建设的同时，重申意识形态基础。江的“三讲”运动，最初旨在抵制腐败和重新回归马克思主义的价值观，如今重新以全国性的根除“法轮功”的努力为目标，并与之相结合。
与此同时，江泽民寻求在经济事务上取得进展。1999年4月，朱镕基总理旨在就中国入世问题达成协议的华盛顿之行进展不顺。此行之前，江和朱曾在内部说过，入世能增加国外投资，提高中国优势企业的竞争力，迫使效率低下的国有企业适应市场需求或是倒闭。江泽民甚至打算开放中国敏感的电信市场，他说这一市场“僵化”，还说它“有官僚作风，想搞产业垄断，虽然利润丰厚但毫无服务概念。一定要引入国外资金”。朱镕基在政治局会议上说：“我们已经谈了15年……黑发人谈成了白发人。是结束谈判的时候了。”
保守人士警告说，世贸规则会引入大量的国外竞争势力，这将使数百万失业工人涌上街头，成为社会动荡因素。此外，外国人会迅速占领重要产业，比如金融和零售业。
这场已经憋了好几年的争论如今因为朱镕基的访美使命而激化了。有的领导人认为此行“高风险”，因为美国的政治策略，从贸易到间谍活动，处处在恶意“修理中国”，“毒化了气氛”。另外，美国为首的北约恰好开始轰炸南联盟，这更给中国的反美情绪火上浇油，整个事情好像天意一般。
江泽民并未对他的同事表示异议，只是认为“考虑到我国的总体利益，这次访问应该按计划进行”。“我们必须继续和美国打交道，”江说，“没有必要因为消访问而引起许多误解……”
如果朱镕基不是在这个不合时宜的当口访美，以他富有魅力的直率风格，本来能够大获成功。不幸的是，尽管在开放中国市场的问题上，朱镕基作了更大让步，还是眼睁睁看着中国入世的最优出牌被克林顿总统踢开。
克林顿“很快意识到他的错误”，据傅士卓说，“4月13日，他给在纽约的朱总理打电话，承诺年底让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然而伤害已成定局。北京的民族主义政治情绪占了上风，克林顿的失误不啻火上浇油。
“朱总理在华盛顿时我们就达成了一致意见，”美国前财政部长罗伯特鲁宾提到，“但是我们认为如果延后几周来避开公众注意会给我们在国会争取到更好的机会。但让我们尴尬的是，我们的协议居然互联网上泄漏了出去——我们一直没有搞清是如何泄漏的，当然也没有预见到正式协议的推迟发布在中国引起的反响。尽管当年晚些时候，江泽民和克林顿有了重大突破。”
鲁宾是对的，但与此同时由于他们的让步公之于众，中国人火冒三丈，认为是美国人故意如此。傅士卓说：“这一公布在中国普遍被认为是公开给中国政府颜色看，必然会引起敌意。”毕竟这令人为难的消息披露在美国商业代表办公室的官方网站上。
这份未经认可的《中美联合声明》长达17页，被立既翻译后分发到了中国高层领导人手中。更糟的是，据傅士卓说：“这一公布使得公众意见在中国占据了一席之地。将会受到中国入世影响的大型企业和省份开始估算各自受到的冲击。这一公布使中国政府对信息流动失控。”
“反应就像6级地震，”一位朱镕基身边的内部人士说，“谣言在中南海愈传愈烈，不知道真实情况（以为朱同意美国人公布文件）人甚至说，‘老朱怎么能干这种事？’”网站文章和示威学生还把这事比作日本意图征服中国和将其沦为殖民地的阴谋。朱镕基自己说：“美国人看不起我中国人。这是政治，不是儿戏。”3周后美国轰炸中国大使馆，进一步掀起反美高潮。
傅士卓说，中国政府内部的批评人士认为问题在江泽民。“不管怎么说，鼓励和美国发展亲密关系，推动中国的入世，在美国—北约对科索沃事件上反应迟缓的都是江。美国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后，这刺耳的声音显得不容忽视。使馆被炸后紧接着的一段时间内，江处境维艰。”
江泽民在内部会议上对美国“言辞激烈”。他援引毛泽东的话说“美帝国主义不会消亡”，并且主张“忍辱负重，等待时机”。
8月，江泽民重新号召深化国有企业的经济改革，由此发出一个期待已久的信号：中国准备恢复加入世贸组织的谈判。在党的领导人结束了他们在北戴河滨胜地的暑期工作度假后，这个讲话很快就发表了。江再度重申他对朱的支持，重申他们与美和解的共同方针以及推进中国的入世计划。
9月7日，美国与中国重开“技术层面上”的世贸组织谈判，这是自5月7日中国使馆被炸以来中美贸易代表间的首次会谈。两天后，在新西兰的亚太经合组织峰会上，江泽民和比尔·克林顿进行了两个小时的磋商。这次会晤被称为非常富有成果、非常友好和十分全面”。江就台湾问题训诫了克林顿，并送他一本揭批“法轮功”的书作为礼物。克林顿要求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尽早在周日”恢复与中国外经贸部部长石广生的谈判。他说，他的目标是在年底前达成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协议。
尽管围绕台湾问题的紧张局势依然存在，但中美关系还是重新走上了正轨。“台湾问题一直以来都是中美关系中最突出的问题，”江泽民说，“在美国始终有一些势力想要破坏中国的统一。”
就在纷繁的争议和危机之中，江泽民迎来了这喧闹的一年中他期待已久的值得庆祝的日子。1999年10月1日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国庆日，在修葺一新的宏伟的天安门广场举行了盛大的表演和庄严的仪式。活动的高潮是大规模的阅兵式，国家主席检阅了受阅部队，并向全国发表贺词。
这是中国历史上规模最盛大的游行活动。舞狮者在街道上表演，金色、橙色和粉红色的巨龙——每一条都由24名壮汉擎举着——在大上蜿蜒而行。喷气式飞机在头顶掠过，坦克在大街上隆隆驶过，数千名战士身着军装，动作整齐划一地向前迈进。其无数的游行人员，身披鲜艳的丝巾，挥舞着国旗，高喊50句经审定的口号，还有90多辆精心装饰的彩车颂扬中国在诸如科学和技术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有两辆主题彩车是赞颂两位前任领导人毛泽东和邓小平的，还有一辆彩车是颂扬江泽民的。很明显，在几乎所有公开发表的画像上，与邓和毛相比，江所处的位置要稍低一些但却靠前一些。
江主席亲自决定要把这次庆典活动办得规模盛大。他坚持要同时展示中国的复兴和近10年来所取得的成就。
“在庆祝建国50周年这件事上，”江泽民在政治局的一次会议上说，“我们应当主要算政治账，不要因为算经济账而束手束脚。”因此，结合庆祝活，他还批准了许多大型新工程的建设，包括在北京市进行的67个大型础设施项目，如高速公路、地铁站以及大剧院。
当江站在一辆黑色豪华敞篷轿车上检阅部队、观看其他庆典活动时，他独自一人，气宇轩昂，这一切无疑都象征着他的地位和远见。他身着灰色的毛装，这种制服实际上是由孙中山发明的，当年既不完全采用西方样式，又能适应时代要求。正因为如此，在这种场合穿着就很合适。江的服式和1984年邓小平在那场显示中国复苏后初步繁荣昌盛的历史检阅中的穿着很相似。和邓一样，江通过安装在汽车车顶的3个话筒呼喊：“同志们好！”
“我们伟大的祖国已经走过了五千年的历程。”江说，“在五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中华民族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和卓越创造，为世界文明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新的千年中，中华民族必将以自己新的灿烂成就，为世界文明作出更大的贡献……一个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中国必将出现在世界的东方。”
这一天毫无疑问地向世人表明，是谁在引领这个国家走向繁荣。江泽民向全世界宣告：“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万岁！伟大的中国共产党万岁！伟大的中国人民万岁！”
10月，江主席开始了一次对英国的划时代访问，他下榻在白金汉宫并受到伊丽莎白女王的热情款待。在伦敦最大的露天广场皇家骑兵检阅场举行的正式欢迎仪式上，伴随着两国国歌声，中国国家主席受到了女王、托尼·布莱尔首相和其他显贵的欢迎。然后所有人都乘坐皇家马车，沿着绿树成荫的皇家大道前往白金汉宫。
第二天发生的一个小插曲集中体现了江主席对其国家的未来所抱有的期望。上午，江和夫人王冶坪参观了位于伦敦东侧的格林威治天文台。在穿过天文台和器械大厅的路上，江细心参观了所有展品。在一个叫做子午仪的特殊的大型天文望远镜前，他站定了。穿过子午仪上的十字丝，零度经线就被定在这里。世界上所有的地方都依据这条线划分东西，正如赤道把地球分为南北两个半球一样。江对此饶有兴趣，他两脚分开站立在这条著名的经线上方，在那一时，这位这个星球上人口最多国家的领导人一只脚踏在东半球，一只脚踏在西半球。
回国后，江继续致力于两个世界的沟通。11月7日，他就世贸谈判的进程与克林顿总统通了电话。克林顿总统愿意在如中国对美国纺织品出口配额等一些领域上作出让步，这给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在与朱镕基总理协商后，江总结说，如果对经济的负面影响能够得到控制，那么北京应该“加快入世的步伐”。
经过6天的谈判和两国最高领导人强有力的亲自干预，江宣布，中美双方结束了长期以来的贸易争端，签署了一项“具有深刻的现实和历史意义”的协议，这将是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关键。
在北京举办的欢迎美国贸易代表查伦·巴尔舍夫斯基率领的美国代表团的招待会上，江显得非常乐观又雄辩。他说，这项议将会“加速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步伐，将会成为推动全球经济繁荣和发展的动力”。用巴尔舍夫斯基的话说：“江主席是从一个战略角度看待和处理中国加入世贸组织的双边谈判的。”
这项协议的签署是泽民“大国战略”的一大胜利。他认为，通过跟主要大国，尤其是美国，构筑外交伙伴关系，中国将会在塑造新的世界秩序的问题上享有一个平等的地位。
江泽民面对的是国内反对国入世的巨大压力，但江只采纳他所认为对国家发展壮大最为有益的决策。傅士卓说：“中国入世协议的签订和1972年尼克松总统的访问北京以及卡特总统对中国的进一步外交承认，都是中国融入世界的一大步伐。”具有历史意义的世贸协议签订后，傅士卓评价说：“最大的赢家看来是江泽民。在过去两年里，江一直致力于和世大国搞好关系，如今协议的签订可以让他说——正确地说——中国现在也已经被承认为大国之一了。”
仿佛是象征着中国对未来的期待，11月20日，这个一千年前发明了火箭的民族成功地完成了太空飞船的首次试飞，这艘飞计划把中国的宇航员，亦即“太空人”，送入环绕地球轨道。飞船被江泽民亲自命名为“神舟”号。这是个谐音文字游戏，因为在古文中，中国又叫“神州”，字面上可译为“神圣之地”。“神舟”这个名字表达了中国人对他们所取得的成就的自豪感。
新华社摈弃了以往严守秘密的做法，发表了“神舟”号的首航彩色图片报道，并对发射现场、北京的太空飞行指挥中心和海上四艘负责监控的轮船上的气和紧张状况作了描述。几乎全体中国人一致支持“神舟”。这关乎国家的尊严，为此花费任何代价都是值得的。江于1992年批准了载人航天计划（据说到2003年已耗资逾20亿美元），根据他的说法，这还关乎激励国家的科技发展，具有轨道飞行的军事价值。
3天后，江泽民兴高采烈地在北京视察了开启“神舟”号返回舱的过程，并接见了指导这次航天飞行的工程技术人员。江鼓励大家要为中国的高科技发展，为国家国防实力的增强作出更大的贡献。
与此同时，中国社会中一些不那么光彩的方面也正受到深入的审查。12月16日，中国的审计长宣布，1999年，数百个政府机构、银行和国有企业存在资金使用不当现象。一些情况是由于缺乏市场专业知识造成的，但是其中多也涉及腐败方面的问题。
跟别的国家一样，腐败是中国经济发展的拖累，社会稳定的灾难。因为腐败会歪曲经济决策，破坏社会法制。而这两点对一个社会的稳定和繁荣是至关重要的。因此，腐败是不能容忍的行为。在一生的事业中，江泽民都在以这种或那种方式与腐败作斗争。他认为，腐败不仅会侵蚀人们的道德，而且是阻碍中国发挥一个强国全部潜力的最大绊脚石。
江泽民加大了反腐败斗争的力度，一些实权人物纷纷落马。中国最受欢迎的卷烟厂的一个头头，人称“中国烟王”，因盗用350万美元判处无期徒刑；一个公安部副部长、反走私行动的最高负责人，因“涉嫌串通走私分子”而被捕。江西省副省长先后索贿90次，金额高达65万美元，成为1949年以来中国被执行死刑的最高级别官员。
江泽民在这起重要事件的决策中起了“关键作用”。在播报这条新闻时，新华社评论反映了江的观点，“只有判处死刑才能捍卫国法，平息民愤，重整党纪，反腐倡廉”。又说，“在社会主义中国，任何人都不得凌驾于法律之上，没有任何特殊党员能逃避党纪，任何一名违法犯罪分子，无论他官有多大，权有多重，都不能逃避法律的严惩。”
最为触目惊心的腐败案件发生在港口城市厦门。这一案件涉及走私金额达到前所未有的数十亿美元之巨，因而成为50年来中国最大的丑闻。涉案的走私物品大到燃油，小至鞋子，还有名牌汽车，其关税高达100%，这就使得这些商品格外走俏。党、政、军的众多部门与远华公司有合作，在犯罪活动最猖獗的时期，公司向中国的整个零售市场提供了相大一部分燃油。
该丑闻被隐瞒了数月，当江发现这一情况后，他极为震怒。而当他听纪委的领导汇报说，这些人有强有力的庇护者，或者说后台，因而使调查工作受阻时，他非常气愤。
“现在我就是你的后台，”江说，“没有人的级别比我更高！”
在反腐败斗争中，朱镕基是江的盟友，他指示调查组“抓大鱼，放小虾”。那些受贿数额小，同意合作，并揭发大老板的人都被免予处罚。纪委甚至建立了一个“证人保护”制度，以对举报人员进行保护，在中国的司法体制中是很罕见的。朱镕基的名言是：“准备好100口棺材，99口装贪官，还有1口装我自己。”
在6月28日发表的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78周年的讲话中，江对一些消极态和不良倾向提出了批评。“有的同志对社会主义经过长期发展最终必然战胜资本主义，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前途，认识上产生了这样那样动摇。”他说，“有的私欲膨胀，在拜金主义面前随波逐流，以至利用职权攫取国家资产。”
为了遏制腐败，江加强了“不得利用职权谋私”政策的实施。高级干部的亲属不得在其父母或配偶的职权范围内经商，不得利用影响收受现金和礼品。
江的目标不仅仅是改革党的肌体中的这些最坏的部分，他要彻底改变这一切这是个富有意义的目标，却又是并不令人羡慕的任务。江的武器之一就是在党内发起再教育和整改运动，称为“三讲”：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三讲”的目的要提高党效能，增强党员素质。“党建”——江以此来指称加强党的建设——是他一贯关注的头等大事之一，无论是理论发展还是实践进程，江总是投入满腔的热情。
为了使党重新焕发生机，“三讲”运动于1998年12月在全国范围内发起，并在1999年全年深入开。它要求党员干部通过整天整天的会议开展批评、自我批评和教育，重新进行思想理论学习并重建其道德观。“讲”的是政治理论、政治觉悟和正确行为。运动由中央党校校长、国家副主席胡锦涛组织，以及3月份被任命为中央组织部部长的曾庆红协调。胡和曾是有着共同目标的下一代领导人，对于他们得的成绩，江感到非满意。
对江泽民来说，原本应该乐观向上的一年却充斥着危机和争议。现在，在这一年行将结束的时候，一切又重新变得乐观起来。他毕竟历尽艰辛经受住了这些非同寻常的挑战。12月中旬，中美之间就5月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被炸一事的赔偿事宜达成协，终于为1999年平静地划上了一个句号。
12月20日当中国欢庆澳门重回祖国怀抱的时候，中国人的民族自豪感再度被激发了起来。在一场正式庆典上，江泽民描述了这块前葡萄牙殖民地的宏大未来。在北京，3万多名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上举行了庆祝活动，喜迎澳门回归。午夜时分，这场活动变成了官方性质的庆典。所有的目光都聚焦在计算澳门回归时间的巨大倒计时牌上。伴随着绚丽多彩的焰火表演，还举行了演唱以及传统的舞龙舞狮表演。所有这些活动都进行了现场直播，这样全国人民都能感受这种爱国主义的热情。
这是一个世纪的开始，也是一个新千年的开端。整个国家都在各种庆典和节日中尽情狂欢。中华世纪坛是座融天坛造型与爱国标志为一体的现代建筑物，它纪念中国5000年的文明，激发人们的爱热情。在世纪坛上，江泽民主席身着黑色服装，从一群着装相似的高层领导人中走出来发表了简短、高昂的讲话，赞颂中国历史性的复兴。接着，他戏剧性地领头做新千年开始前的最后10秒的倒计时。在人民大会堂举办的新年音乐会上，两个民乐合唱团、两个交响乐团以及数十位音乐家除表演了现代民乐乐曲之外，还表演了西洋音乐和歌剧片断。在著名的万里长城上，一万名群众手持火炬，排成一条永久象征中华文明的巨龙，迎接新千年的到来。当新年的钟声敲响的时候，全国各地的2000对新婚夫妇紧紧拥抱在了一起。
在新年讲话中，江主席不仅谈到了中国的，还讲到了全人类的目标与理想。他说：“今夜，在世界的东方与西方、南方与北方，各国人民无分民族、无分信仰，都为这一历史时刻的来临而欢欣鼓舞。”
但是，即使在这种团结的氛围中，江还是表明中国的未来还得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他宣称：“中华民族将在完成祖国统一和建立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上实现伟大的复兴！”
尽管他口吻中充满了自信，但要实现这一构想，现实并不容乐观。过的这一年十分清楚地表明在几乎涉及中国人生活的所层面，江泽民所面临的处境有何等艰难。江仍然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维持经济发展势头，造就物质文明的繁荣，复兴中华民族的文化和文明，维护全体民的利益。
新年这一天，主席来到邻近安门广场的劳动人民文化宫，欣赏了用中国最新和最大的一套编钟——中华和钟所演奏的一场音乐会。这一套编钟，仿照有2400年历史的曾侯乙墓编钟铸造，由108件精心铸就的铜钟组成，其和谐悦耳的钟声据说能与人的精神产生共鸣。在最大的一个钟的底沿上，铸着由江泽民撰成并亲笔题写的“中华和钟，万年永保”8个字的铭文。
毫无疑问，他的新年愿望之一就是为这个在他治理下的国家留下一笔和平、繁荣、文明、壮美的遗产。尽管还有诸多问题尚待解决，在江泽民回顾他10年的领导历史时，还是有许多让他感到欣慰的东西。人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贫困和文盲比例降到了最低限度，经济迅速发展，社会保持稳定，香港和澳门回归祖国在国际事务中，中国也受到了尊重。几个世纪以来，可能也是有史以来，中国人第一次可以充满自信与乐观地向着新的世纪迈进。
尽管江泽民在着力地塑造着未来，但他从不忘记过去。尽管手提电话和算机可能早就把中国和世界连在了一起，但中国的历史遗产依然使它与众不同。江选择和他的一大家子人一起，辞别即将过去的世纪，迎接新世纪的开始，这样合时宜。12月底，他给妹妹江泽慧打电话说：“我们团聚庆祝一下吧。”他让妹妹邀请亲戚和好朋友到他的家里吃晚饭。自从他的叔叔，也就是他父亲那一辈的最后一位成员去世之后，江就成了他的家族里最年长的人了，因此他有义务把他们召集在一起。
尽管他自的儿子不在身边，但是当20多人应邀来到他在中南海的家时，江还是显得非常高兴。和江泽慧一家人一起到来的，还有他的另一个妹妹的儿子及其家人、他的已去世的那位叔叔的家人以及他的几位老同事和老朋友。
聚会开始之前，泽民回顾了20世纪的中国历史，既讲了江氏家族里一些人的往事，也讲了整个国家充满艰辛与胜利的传奇。说完后，他把年轻的一代叫到身边，包括他的孙儿们，让他们把刚才他所说的翻译成英语。江用英语和汉语向他们提问。如果他的问题用汉语提出，他们要先把问题翻译成英语，然后再用英语回答。如果他的问题用英语提出，那么他们直接用英语回答。江以前就曾想当一名教授，喜欢扮演老师角色，而“英语测验”正是江的天伦之乐。他对小字辈能够流利使用英语感到欣慰，对自己差不多能跟上他们的水平也样感到高兴。
就在晚餐开始前，江泽民提了个令人吃惊的要求：所有人，不论长幼都必须说英语。英语是21世纪的国际语言，同时它也是江氏家族在喜迎千年时的餐桌聊天语言。
晚餐吃得就像在各自家里一样轻松惬意，上的是家乡风味的扬州菜，讲究原汁原味和配料中的色彩搭配，而不是过分油腻。除了各式各样的带馅食品和其他菜肴，还有主席喜欢吃的“狮子头”——一种用猪肉制成、与白菜一起炖的肉丸子。晚餐过后是“联欢”，也就是家庭聚会了。
“我哥看起来非常高兴和自在，”江泽慧说，“可能是我见过的最开心的一次。我们有很长时间没有联欢了。我儿子在中央电视台做编导，他就了我们的主持人。”
每个人都得表演节目。唱的歌从歌剧和老民歌一直到当代的一些流行金曲。“当然，”江泽慧笑着说，“是三哥唱得最多了。”这并不是因为他是这个国家的领袖，甚或是家里的长者，而是因为他会唱许多歌。“他喜欢唱源自不同文化的歌曲。”她说。
这位中国的国家主席、家里的长者，演唱了京剧、抗日战争时期的爱国歌曲，如《黄河颂》，他还唱了20世纪50年代的苏联民歌以及30年代大学时代学的美国歌曲。他还唱了一段扬州道情，这是一种传统的地方曲艺，要求表演者一边唱着叙述民间故事，一边还要演奏一种有点像吉他的简单乐器。
不管他选唱什么歌，不管是西班牙语的《鸽子》，还是意大利语的《我的太阳》，江都用歌曲原来的语言演唱。“唱到大家都会唱的时候，我们就一起合唱，”江泽慧回忆道，“但大多数时候是我哥独唱。”就像他妹妹描述的那样，“他非常尽兴，非常开心。我可能是因为他知道这么多人聚会的机会太少了，同时也是因为他看到年轻一代正在逐步成长为社会的有用之材。”
晚饭前，就在江讲述中国的近代史的时候，他回忆起了前人所受过的苦难，一时陷入了沉思。“我们父母那一代人是非常不容易的，”他对一家人说道，“他们为新中国的建立付出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我们今天才能过上好日子。现在我们即将进入新世纪，我们的国家能够保持和平与繁荣，应该感谢他们。”
然后他又柔声地补充了一句：“今晚，我真是感慨万千。”
“感慨万千”是个中国成语，就是职业翻译也很难解释清楚。把4个字拆开看，“感”是感受的意思，“慨”是感叹的意思，“万”是一万，“千”是一千。“万千”的意思是数量巨大，用来表示大而多。“感慨”合起来是表示一种深沉的情感。不过当这4个字排在一起时，就出现了含义的变化——每个变化都再是单个字的字面意思——这里的感情包含着由某一事情所勾起的温暖的回忆和怀旧的情绪。一种可行的英语译法是“flooded with feelings”（很多感受不断涌入），但这并不准确，因为“感慨万千”应该暗含有一个分两步走的过程，里面有这么一种普鲁斯特式的意思：先得有某事发生，经其触发，怀旧的暖流喷涌而出
刚刚逝去的是一个喧嚣的世纪，刚刚过去的一年也像多事之秋。在家人和朋友的环绕簇拥下，回顾这个国家所走过的历程，江不由得感受到一种对历史苦乐参半的自豪和对未来所抱有的审慎乐观。可能对感慨万千一词最贴切的翻译应该是“all sorts of feelings well up in me”（各种感受汇于我心），而这正是中国领导人在这个新千年前夕的确切感受。
【第四部分】 展望 2000－2004年
第23章 2000年1月－6月“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
在世纪之交的这一年里，江主席强调三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开发中国的“西部”、提出共产党的一种新思想：“三个代表”。
在他一年一度的新年献辞中，江泽民强调了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的社会中和平融洽的重要性。同时，他也没有记作为中央军委主席的职责所在，重组了中国的武装力量，以“提高质量，打赢高技术战争”。在过去的50年中，陆海空三军一直依赖自己那一套独立的、从上到下的支援体系。现在，整个军将拥有一个系统的保障体系，这就使得人民解放军能够反应更为迅速，以更高的效率来运作。江为这个新的构已经忙碌了一段时间1月1日，这一新体制得以启动。
2月，江签署了一项新命令，旨在推动军队各级指挥部的现代化，打赢新世纪的高技术战争，提高指挥效率，给予政治思想教育以优先地位，并毫无保留地宣称军队必须听党指挥。他还在人民解放军极为现代化的总部大楼内，新设了一个“中央军委主席办公室”。这座大楼坐落在长安街上，天安门广场的面，为纪念建军节而被命名为“八一大楼”。与这支军队创建之初的简陋相比——当时它是由栖身石洞的一些性格粗犷的游击队员组成——这座优雅的大厦不为一个巨大的飞跃。主席办公室是很宽敞的一个套房，约占了其中一层楼的一大半，里面装备了最新式的电设备。对江泽民来说，这一切并不是为了炫耀。
1月，由曾培炎任主任的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自从1949年中国共产党革命成功以来第一次宣布：“私营企业应该同国有企业享有同等地位。”此外，曾还说，政府将取消对私人投资和私营经济发展不利”的税收、土地使用、开业和进出口等方面的所有限制和歧视性规定。私营公司还将可以在上海、深圳两地的中国股票市场上市。
在此期间，江泽民继续为党能承担起大的责任而努力奋斗。在中纪委一次反贪工作会议上，江发表讲话说：“越是改革开放，越是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越要从严治党。”“工农兵学商，党是领导一切的，”他说，“……治党始终坚强有力，治国必会正确有效。”他强调，各级党委都应该完善“责任制度”。一旦出现问题，就有人负责。他说，选拔干部应该遵循严格的规定，必须考察部的道德素质。
对于越来越盛行的谣言，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李鹏代表他的同事们站了出来。他在一次讲话中说：“现在，党内和海外又有传闻十六大的事。有很多说法，但全是空穴来风。”他还说：“没有任何人和任何小团体能把他们的意志加于集体领导之上。”
作为中国宏图大业的关键部分，江泽民努力想把经济落后但资源丰富的西部疆域改造成经济繁荣的地区。江反复说，“西部大开发”的成败决定着中国改革的前途，事实上也决定着中国自身的前途，中国的55个少数民族中，绝大多数都居住在西部。经过多年的发展，沿海地区的经济实力增强，东部和西部地区之间的差距大了。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认为：“对江主席来说，实现各地区的均衡发展是一项重要的指导原则。他担心地区差异会影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
尽管邓小平在1988年曾要求关注这个问题，江泽民多年来也一直极为关注，但1999年之前，他并未提出任何计划，这主要是因为他首先必须要确保沿海地区的经济完全可以自我支撑，这样中央政府才可以把注意力转向其他的地区。现在，西部大开发的时机终于成熟了。
江泽民号召全国，在建设西部时要“大胆”而“坚决”。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和自治区以及重庆市，覆盖中国疆域56%，矿产资源占全国总储量的50%。经济学家预测，如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发展不能迎头赶上东部，那么中国到21世纪中叶成为中等发达国家的目标将不可能实现。江要求富裕的沿海份要向贫困的西部省份提供更多的财政、技术和管理上的帮助。他向他们保证说，“西部区的发展，将给东部地区带来新的商机”。他批准了一种兄弟帮扶体系，要求中国最发达的城市和最贫困的省份结成帮扶对子。作为第一批，新疆和上海、贵州和深圳结成了对子。
在全国人大的会议上，江向青海省代表团阐释了他的战略部署。他说，关键在于培养人才。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推行一套既能够”积极引进全国各地的优秀人才，包括留学归国人员，同时还能充分发挥当地人才作用“的政策。他鼓励当地政府尽力为专业员创造一个更好的工作和生活环境，并建立经济激励机制，以吸引和留住专业人员。
此外，江还告他们一定要有耐心。尽管他预测5年到10年将初见成效，他还是告诫说，“整个国家都应该深刻理解，西部大开发是一项宏伟的战略目标，需要成百年的时间”。“西部大开发”现在是一件头等大事。尽管实现这一宏伟目标需要“好几代人的不懈努力”，但是提出这一宏伟计划应该成为江主席的主要功绩之一。
曾培炎说：“经过多年的梦想，从口号变成了行动，这是一个根本的、令人振奋的变化。”举例来，青藏铁路在20世纪50年就已做出远景规划，但由于技术落后和资金不足，一直没有付诸实施。江重新提出了这一规划，说这个重要的铁路工程对于刺激经济发展，建立东西部联系提高青藏地区少数民族的生活水平至关重要。（但这一计划也招致外国评论家的非议，他们怀疑中国设耗资如此巨的工程，首先是出于军事动机。）
但大发展也带来了些特殊的问题，江特别关心保护环境和保护当地少数民族的问题，他委曾培炎到美国考察学习美国开发西部的经验。
江泽民相信，经济建设实践与理论的指导是不能分家的。中国的发展离不开实事求，与时俱进，要发挥政策与理论的作用。因此，江打算提出新的理论。
2月，在考察广东省的过程中，在高州这个落后的小城，江泽民发表讲话，力图纠正普通农民经常抱怨的些问题。江向他们保证，党将会支持他们。他对600名村镇干部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代表着中国先进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以及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益，它就会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
这三短——先进生产力、先进文化、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是江第一次对它的表述，它还没有名字，也没有成为报纸头条，似乎只是在不经意间说出。然而，这并非事出偶然：江的言语简单，但其影响却非常深远。
数天后，在广东召开的一次关于党的建设的会议上，江重申了这几句含三层意思的话。尽管这几句话只是出现在新华社文章的字里行间，尽管这个新的思想仍然没有一个正式的名字，但它很快就主导了所有的政治性评论。
3月初，《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高度概括的评论员文章，这标志着江泽民提出的卓有远见旨在实现党现代化改革的思想，即“三个代表”的思想首次在全国范围内浮出水面。“我们党的一切奋斗，归根到底都是为了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人民日报》指出并补充道，“超越历史发展阶段，把成熟阶段社会主义的一些特征和做法搬到今天的实践中来，同样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这些论述的含义对西方读者来说似显矫饰，又难以理解，但对许多国人来说却是令人心驰神往的。作为党的喉舌，《人民日报》的意思实际上是说，在可预见的将来，放弃一些在现实社会中并不行的社会主义理想化原则是允许的。而且，它还承认，社会主义的已经过时的某些方面实际上会“阻碍”发展。
“江主席在2000年发表的关于‘三个代表’的讲话就像邓小平同志在1992年的南方谈话一样，”广东省省委书记李长春说，“是一个巨大的推动力量。”3年后，他将负责管理中国的意识形态和媒体。
“马克思主义有很多理论，”江说，“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我们现在的是能适合中国当下国情，有意义，又好记的。”
“江第一次讲话的时候，这一理论还只具雏形，”滕文生解释说“假以时日，它会发展成熟。”
江很清楚，要领导中国全球化的知识型经济，他必须对党的思想进行现代化改革，而“三个代表”正是这样一种机制。
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思想，对他来说有着更多的含义。这是他留给这个已经开始向新一代领导过渡的国家的遗产。事实上，正是在此期间，他开始明确地支持胡锦涛作为自己的继任者。在一次党的高层会议上，江称赞胡锦涛“思想坚定”，对胡在“三讲”学习中的领导作用给予了特别的赞誉。
在外国人眼中，江泽民提出的“三个代表”不过是共产主义修辞中又一个晦涩复杂的概念，是上面对下面干部的又一次洗脑运动而已其采用的“代表”这个词，在英语里也显得非常古怪。但“三个代表”这个词在中文里却显得连贯而精妙。江选用了“代表”这个中文常用词，它在字面上还可用于表述，比如，某外国企业或公司驻北京“代表”。江泽民的意图是，虽然工业时代模式的共产主义是不能以当代经济体系的形式存活下去的，但通过“代表”这三项强力的原则，共产党就可以使马克思主义适应现代化，与时俱进，并确保其作为社会先锋队的地位。正如江经常宣称的那样，共产党应该走在时代的前列。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
江主席还努力实现中国教育的现代化。一系列与校园有关的暴力事件引起了国家领导人的关注。一次，一个中学生“因忍受不了学习成绩名次和家长的压力”，用榔头打死了母亲；在另一个例子中，两个年纪轻轻的学生把一个同学砍死了；还有一起是由家长的暴怒行为而引发的案例，一个学生的父亲“因自己的儿没有被评上‘三好学生’和当上少先队大队长，带人把班主任给打了”。
江称这些报道“确实触目惊心”，并阐释了一套更为广泛的教育理念这套教育理念并非仅仅关学习成绩而把其他技能排斥在外。他呼吁学校减少家庭作业，教授一些培养“创新精神”的课程，并从“应试教育”转向“素质教育”。他还说到要培养“有较高德、智、体水平”的全面发展的人才”。
江还列举了中国古代学生“头悬梁，锥刺股”的故事作为反例，他说，“这方面的教训不少，要引以为戒。不能整天把青少年禁锢在书本上和屋里，要让他们参加一些社会实践，打开他们的视野，增长他们的社会经验。”
江的观点赢得了阵阵掌声，但也引发了不少争议。中国的教育历史悠久，所以总有些人因循守旧，墨守成规。
在有争议的问题上，江以其独特的，有时甚至是富有诗意的方式应对。在一年一度的全国人大会议期间，在江与记者非正式谈话时，有一位台湾记者问江，说与台湾开战是不是算一种“煮豆燃豆萁的行为？这句话来自三国时期魏国的一首影射手足相残的诗。
“你所说的是曹植的诗。”江平静地回答道。他完整地背诵了这首作于3世纪的诗：“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
“如果有人宣布‘台湾独立’，这就会导致一个‘相煎’的局面。”江接着说，“如果因为有些人推进‘台湾独’而导致‘兄弟相残’，那是他们自找的。‘我们本是同根生’——来自一个中国。为什么要搞‘台独’呢?”
尽管在场的人无不报以热烈的掌声，但是3月18日，北市前任市长陈水扁在台湾所谓“总统”大选中还是出人意料地获得了胜利。在一党执政50多年后，国民党失去了政权。尽管这名曾对当局有异议的前律师的竞选口号是要把台湾发展成为一个高科技的“绿色硅岛”，要促进台湾海峡的持久和平并维护台湾人精神，但他却也是第一个挑衅性地支持“台独”的台湾领导人
北京方面被激怒了。尽管70多年来国民党和共产党互为仇雠，但他们在很重要的一点上存在着共识。两党都信奉只有“一个中国”，大陆和台湾都是同一个国家的一部分。尽管国共两党在谁代表“一个中国”的合政府方存在重大分歧，但北京在国民党执政时，不必担心台湾会宣布“独立”。然而，随着陈水扁的当选，信奉“台独”党纲的民进党上台执政，形势骤然间改变了。从现在起，双方都得小心行事，以防铸成无法挽回的错误。
在陈水扁当选前，朱镕基理曾经警告说：“如果台湾选民在投票时意气用事，他们可能永远没有机会后悔。”大选结束后，朱镕基仍很强硬：们永远不会同任何鼓吹“台湾独立”的人或党派“进行任何对话”。
尽管想法相同，江泽民的反应却更有策略。“只要海峡两岸的对话协商是基于一个基础，即承认一个中国的原则，任何问题都可以谈，”江说，尽管他也用接下来说的话支持了自己的同事：“朱镕基总理很清楚地表达了我们的立场观点。”总体上说，江发出的信息是寻求和解的：“台湾地区的选举结束了，我们过去说过，现在还是这样认为，不论谁在台湾执政，大陆都欢迎同他对话，我们可以去台湾。”
不过在幕后，江泽民的立场则要强硬得多。他任命曹刚川将军——一名导弹专家—负责制定对台军事策略。江说：“如果我们要采取军事行动，宜早不宜迟”
尽管江主席注意到陈水扁只得到不足40%的选票——他把这一点理解为至少60%的台湾选民不支持“独立”——但他还是对未来表示担忧。江焦虑地说：“有了一个民进党政客的‘总统’，台湾民众支持‘独立’的比例可能会增加。”在一次内部讲话中，他严厉申斥支持“独立”的台湾政客为“奴性十足的美国崇拜者”，他说，“很多台湾政客对美国说的一切都说‘是’，但对大陆说的一切都说‘’。”
4月，江踏上了对以色列、巴勒斯坦、土耳其、希腊和南非的历史性访问程。这次访问显示了自从江任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以来中国已经在国际外交中取得了多大的成就。此前，从未有中国国家元首对以色列进行过访问，实际上，中国长期以来一直是支持阿拉法特领导下的巴勒斯坦的。江同时对两个国家进行访问，这就表明中国外交方面的成熟和在国际事务中的新地位。
以色列对江给予了热情接待，而江也高度称赞了以色列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把以色列在历史上曾享有的荣耀以及遭受过的苦难和中国进行了比较。在对以色列议会的演讲中，江说：“中华民族、犹太民族两个民族的友好交往追溯古远，友谊源远流长。”他继续说道：“早在1300多年前，我们两个古老而伟大的民族就通过著名的‘丝绸之路’彼此往来，并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二战期间，犹太人民遭受了纳粹法西斯的残酷迫害，数以万计的犹太难民逃难到中国（当时没有别的国家愿意接纳他们），虽然当时中国人民也处于非常困难的时期，但仍然向犹太人民伸出友谊之手，接纳并善待他们。”
对许多初次访问以色列的人，具有象征性意义的第一站都是耶路撒冷的亚德韦希姆大屠杀纪念馆，该馆是为纪念二战中被纳粹屠戮的600万犹太人而建。这里，访客深深感到以色列决不允许犹太人再度沦为种族灭绝牺牲品的强烈感情，而深知民族镇压是如何暴戾恣睢的江泽，也在那里体会到了他们难以言的深重苦难。在展出的一幅图片，一名犹太儿童惨遭纳粹士兵杀害。陪同江主席参观的中国驻以色列大使（译注：疑原文有误，似应为“以色列驻华大使”）说，她在北京的中国革命历史物馆里曾看到过一幅类似的照片，只不过其中的人物是一名中国儿童和侵华日军。
当天下午，江会见了以色列总理厄胡德·巴拉克。双方就双边关系和经济合作问题进行了友好谈，但其间也有紧张的局面。尽管以色列同意向中国出售先进的机载预警系统“法尔康”（将被装载于俄罗斯提供的飞机），但现在，它正受到美国要求取消这笔军售的压力。就在巴拉克总理在耶路撒冷会见江主席前不到24小时，他刚刚在白宫和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举行了会谈，克林顿对此表示了强烈不满，并警告称，对以色列而言，这笔总额为2.5亿美元的交易再过一些时将会升值为20亿美元，它将会危及美国对以每年近30亿美元的援助，而其中大部分与国防相关。美国立法者们担心，以色列生产的这种能够同跟踪多架敌机的极其先进的系统将会增强中国大陆攻击台湾的能力，或者在美国与中国万一发生突时，可能会危及美方人员。
以色列人对美国的立场深感恼火。出售“法尔康”系统并不涉及向中国转让美国的技术，因而并不违反美国的任何一条法律。一名以色列官员将美国的压力比作“压路机”，他谴责美国对以色列是一种标准，而对英国和法国又是另一种标准，这两个国家也曾试图与中国签订同类合同，只是败在了以色列手下罢了。
当时，巴拉克向江保证说以色列不会屈服压力。但7月初，以色列取消了这笔军售。对江泽民来说，美国此举公然干涉了中国内政。他觉得，要是没有被巴拉克欺骗的话，自己不会被搞得如此措手不及。9月，在纽约召开的联合国千年首脑峰会上，江拒绝会见以色列总理。
但是4月在耶路撒冷那个温的夜晚，以色列总理巴拉克为欢迎江主席举办了正式的国宴，江鼓励以色列人参与中国的高技术行业和西部大开发。在致辞中，这位中国领导人驳斥了所谓的“文明冲突”理论，他说：“我们认为，历史上所有文明都是人民缔造的，是全人类的共有财产。”
像往常一样，江从身边寻找可以借鉴的东西。佐哈尔农业实验站，他身穿短袖汗衫，头戴遮阳帽，在实验站里逛来逛去，参观各种生物技术培育的优质水果和蔬菜。实验站专门建在死海南端得内盖夫沙漠中，气候炎热干旱，土壤盐碱度高，自然条件非常恶劣。但得益于以色列世界领先的科学技术，在实验站的帮助下，现代化农业已经成为附近地区一项重要的产业。
江对各种农产品的技术特点和培育过程以及市场销售情况提出了很多问题，其中大部分问题都是用英语问的。他还就大棚内的温度控制、土壤改良过程、种子改和所培育的甜瓜味道是否会受土壤影响等一一发问。江对这些技术十分感兴趣，他对研究人员在如此恶劣的环境下所取得的成就表示赞赏。
“中国甘肃和青海省等西部一些地区的土质与你们这里土质类似，”江告诉以色列科学家说，“你们培育甜瓜和青椒等瓜果蔬菜品种的技术可供中国农民学习。”
中国国家主席继续他的高科技之旅，参观了几家世界级的企业——其中包括ECI电信公司。这家公司是电信业的领头羊，已在中国的大多数省份安装了光纤网络，其中包括世界上最长的光纤中枢网络，在内蒙古崎岖不平的地形上绵延4500英里。10多年来，中国几乎所有的国电话都是经过ECI公司的设备处理的。在访问该公司时，江主席使用公的IP电信设备，与远在中国的办公室工作人员进行了实时电话交谈。
根据其精心的平衡安排，江主席跨过长期流血冲突的边界，会见了巴勒斯坦国总统亚西尔·阿拉法特。江重申了友谊与和平的主张，扮演起所谓不偏不倚、风格高尚的调停人角色。在伯利恒召开的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一次特别会议上，阿拉法特也回应了江的友好主张，称“多年来，贵国一直是我们忠实的朋友，从来有抛弃过我们，也从未停止对我们的支持”。作为回应，江泽民宣布，中国一如既往地支持巴勒斯坦人的正义事业。“我们祝愿该地区各国人民早日‘干戈为玉帛’，携手共建美好的未来。”江说，“中国人民永远是巴勒斯坦人民可以信赖的朋友。”江主席的讲话不断被热烈的掌声所打断。演讲结束后，江泽民在巴勒斯坦立法委员会的贵宾留言簿上写道：“祝愿巴勒斯坦的明天更加美好!”
主席也没忘记放松一下自己。他来到死海，这是地球上海拔最低的地方，悠闲地漂浮在富含矿物质的水面上。在助手的陪同下，他头戴蓝色泳帽和护目镜，在以具有治疗功效著称的多盐、油滑的海水中漂浮了大约一刻钟。江走出海水后，穿上一件绿色的浴袍，高兴地说：“太棒了，太棒了。”
3年后，当江对中东问题进行反思的时候，他表达了无尽的遗憾。他说：“2000年4月，我访问了以色列和巴勒斯坦。我和许多以色列家庭聊过，他们的境遇深深地触动了我。我终于逐渐明白了，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犹太人荣获诺贝尔奖。我与阿拉法特以及一些巴勒斯坦领人也进行了一晚上的会谈。当时形势似乎还充满希望。现在（2003年末）看看那个地区，凄凉荒芜，处处瓦砾。没有人愿意再去那地方了。”
在土耳其，江提起了古老的“丝绸之路”，正是它，便利了东西方之间物品与思想的交流。但也正是这条路，使得信仰伊斯兰教的少数民族在国的西部省份繁盛起来。得到像土耳其这样的穆斯林国家认可中国对这些少数民族地区拥有主权的证，这对江来说，个重大的成就。似乎是为了强调这一点，土耳其议会的议长说：“在江主席的领导下，中国将会成为稳定的堡垒。”
结束访问回国后，5月，江泽民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第一次将“三个代表”作为公开议事日程中的头等大事提了出来。在一次党建工作座谈会上，江把“三个代表”称为“我们党的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
党开始加大力度宣“三个代表”思想。在与各级党委书记及新闻界人士共同召开的会议上，胡锦涛副主席满怀自信和热情地捍卫了这一思想。他说：“江泽民同的‘三个代表’思想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发展。我们必须克服由‘左’倾和右思想造成的各种干扰。”
5月中旬，江主席接待了对北京进行国事访问的菲律宾总统约瑟夫·埃斯特拉达。两位领导人同意解决现已导致两国关系紧张的南海领土争端。争端主要源于一处名为南沙群岛由众多小岛和珊瑚礁组成的岛礁群——这里凸显了亚洲领土争端的复杂程度，因为文莱、马来西亚和越南也声称对该群岛拥有主权。
埃斯特拉达说：“在我同江主席的会面中，他次向我保证中国对菲律宾不构成威胁。”
对菲律宾媒体来说，更有趣的是两位元首“以一首歌曲而不是一个亲吻确定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人民大会堂的国宴通常都显得庄重严肃，中规中矩，但现在江主席为埃斯特拉达总统举行的国宴却成为两国元首“联谊”时刻，埃斯特拉达从政之前曾是一位著名的演员。
在这场生动的晚会拉开序幕的时候，中方乐队演奏了《什么时候才是最后一次》，这大大出乎埃斯特拉达的意料——这是菲律宾一首关于忍受人生所遇苦难的流行歌曲。当听说首歌曲是埃斯特拉达人所作后，江善意地鼓动他唱上一曲，作为回报，他自己随后也起身演唱了《我的太阳》以及几首中文和英文歌曲，菲方代表团成员对此纷纷报以热烈的掌声。
还有一件好事。美国众议院通过了决议案，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在长达数月的激烈辩论，那些反对这项议案的人大谈中国对人权的侵犯，但他们的潜在动机却更多地来自美国工会施加的压力。工会对海外的廉价劳动力心忡忡。该议案的支持者则反驳说，通过使中国巨大的国内市场对美国公司和商品开放，美国也能输出自己的价值观。克林顿总统把给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作为自己最后一年任期中的一项主要工作。但是为了通过这项议案，他需要得到共和党的强有力支持，而在其本党民主党内部该议案却遭到很多反对。得克萨斯州共和党人、众议院赋税委员会主席比尔·阿彻称该议案的通过是“我们议会生涯中最重要的投票表决”。
议案随后送交参议院，在那里它几乎肯定会获得过，如此便结束了20年来对中国的贸易地位进行逐年审查的做法；此外，议案的通过还为美国支持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作出了象征性姿态。美国把贸易问题同人权问题脱钩，此举似乎是表明美国对中国外交方式的一种赞赏，这将加强美国在中国的影响，而不是像那些反对予中国永久正常贸易关系的人所说的那样，会削弱美国的影响。
几天后，江主席打电话给克林顿总统，对总统本人的大力支持表示感谢。尽管江认为美国国会增加的一些条件让中国难以接受，但他说北京和华盛顿之间的关系“总的来说，得到了平稳改善和发展”。两位领导人还同意在防止核武器扩散和维护朝鲜半岛稳定的问题上继续合作。克林顿建议江泽民与台湾新领导人陈水扁寻求面对面的对话，而江则提醒克林顿，妥善”处理台湾问题是进一步改善双边关系的关键所在。
在朝鲜问题上，江陷入了一个两难的境地。如果朝鲜不改革其经济体制，它就会崩溃，给中国造成巨大的间接损失。同时，作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长期盟国的领导人，江又得支持在金正日领导下的现政权。金正日在其父亲金日成逝世后已成为朝鲜的领袖。面临考验的是中国政府的信用，因为数十年来，中国政府的宣传一直在支持着朝鲜。
私下里，江主席对秘密访问北京的朝鲜领导人金正日进行了劝说。这是金正日17年来首次访华。之后不到1个月时间，金正日和韩国总统金大中举行了55年来首次朝韩首脑会晤。有人说是江泽民促成了这件开创性的大事。在给两位领导人的信中，称这位中国国家领导人他们举行会晤的决定体现了政治家的“远见卓识”。在给朝鲜领导人的信中，他说“对此次北南首脑会晤取圆满成功感到由衷的高兴，在此谨致以我热烈的祝贺”。在给金大中的信中他也表达了同样的喜悦之情。江称这次会具有“历史意义”，并说中国一贯支持朝韩通过对话和协商最终实现和平统一。
伊朗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一个难点。为了换取伊朗对穆斯林分裂主义分子的拒斥，同时也为了保障中国日渐增加源需求的石油进口，江的政府同意向伊朗进行一些武器技术转让。
美称伊朗是支持国际恐怖主义的国家，并宣布中国对伊朗的军事援助是改善中美关系的一个障碍。尽管1997年后中国削减了对伊朗的军事援助，但6月，伊朗总统赛义德·穆罕默德·哈塔米对中国进行了访问，并受到江主席的欢迎。哈塔米总统主要是为贸易而来，但也有可能是为了恢复对伊军事援助项目。
6月，时值国民党将领张学良百岁华诞之际，江给他发去了贺电并送去一束鲜花以示祝贺。张因为在促成国共合作、一致抗日的过程中所发挥的关键性作用而闻名于世。在著名的“西安事变”中，张学良和另一位国民党将领一起，于1936年12月12日在古城西安扣押了蒋介石，破釜沉舟地试图逼迫他停止同共产党打内战，调转枪口，共同抗日。周恩来作了举足轻重的斡旋，蒋介石毫发不伤地被释放。然而，张将军却因为“叛国”被蒋介石囚禁，后来又在台湾被软禁了几十年。64年前，年仅10岁的江泽民就曾以“西安事变”为题，写过（颂扬这一事变的）中学入学考试的文章。
江泽民称赞张学良“杰出的爱国主义行动”。而陈水扁也给张老将军发去了贺信。这位居住在夏威夷的老将军可能是一种象征：为了共同的事业，敌对双方应该以怎样的方式携起手来。
对江泽民来说，科学技术是他毕生的兴趣所在。而科技是加速中国全面发展，包军发展的内在推动力。这年年初，江要求宋健博士对“由现代科学创造的社会和工业发展史”进行简要概括。举个例子，量子理论是如何催生了激光、先进的医疗方法以及在天文学和宇宙学上令人震惊的突破的。在他其后的一些讲话中，江阐述说4种理论给世界带来了革命性的变化：相对论、量子力学、基学和信息科学，并称它们不仅拓展了人类的知识领域，而且对“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产生了深刻影响”。
6月，在著名的中国科学院和中国工程院的联合年会的闭幕式上，江泽民为中国制定的目标是，到2010年在科技方面跻身全球前10位国家之列。江说：“我们已经从中华文明的兴衰沉浮中学到，‘发展才是硬道理’。”江勉励中国科技界的领头人致力于知识和技术创新。江断言，“科学的本质就是创新”，而他也开始讲“三个创新”——制度创新，科技创新，理论创新——一段时期以来，这似乎成了他的思想的一个新的重要论述。
发展计划委员会主任曾培炎说：“江主席有两项核心发展战略：第一是‘科教兴国’；第二是‘可持续发展’。为达成这两个目标，江酝酿着科学创新。”在为一套科普读物撰写的言中，江鼓励每一个人都积极参与创新进程。他写道：“科教国，全社会都要参与。”
《科学》杂志把对江泽民的长篇专访刊登了出来，江视其为一项殊荣。该杂志是美国出版的科学方面的顶级专业杂志。该杂志还邀请江撰写一篇客座评论文章。对这位曾希望成为工程学教授的人来说，这是一个里程碑。其他任何国家的领导人都没有被《科学》杂志以这种方式承认过。
在为《科学》杂志撰写的评论中，江写道，我们“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鼓励他们进行‘好奇心驱动的研究’”。
在6月份发表的专访中，江奏响了两个主旋律：科教兴国和中国对国际科学领域的贡献。在详细论述了中国科学史上的兴衰和成就之后，江表达了自己的希望：中国决不会在曾经有过的光荣上止步不前。
“我的观点是，一方面，中国人民完全有理由为他们的古老文明传统而自豪，另一方面，我们不能停止学习，一天也不行，学习世界上所有好的传统。”江说道，“孔子说，‘三人行，必有我师焉。’他还说，‘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
在描述了基础性研究令人振奋的成就、互联网的前景与危害以及自己从政之前的理工科背景之后，江泽民以一种渴望的口吻结束了专访，他说：“我有点嫉妒克林顿、希拉克、布莱尔和施德的一件事，就是他们比我年轻。”从这句话里我们似乎可以看到一个充满希望的新世纪的曙光，而江泽民知道他在其中担任领导者的时间是有的。
但他仍然下定决心要赶上去，8月，他在北戴河海滨的疗养地接见了6位世界知名的科学家。他们都是中科院的外籍院士，其中5位获得过诺贝尔奖。
曾培炎主任说：“在百忙之中，江主席仍不忘抽出时间接见科学家和教育工作者并同他们交朋友。他还注意到科技前沿问题并叮嘱我们这些身边的人要紧跟科技进步的步伐。通常对于一个科学问题，他不仅仅会从质的一方面去了它，而且会从量化的角度加以很有深度的理解——我们没法回答他的问题，只有请专家来解答。”
即使如此，江并不羞于承认自己有时不能理解某些问题。他说：“我已经到孙儿们让我帮他们做作业的岁数了。”他提到有一个孩子让他做一道数学题，他很快用代数做了出来。小孩看了看答案，马上说：“不对。”江说，他还得回过头去用算术把问解决了。他坦诚地说：“我差点做不出来，真不大容易。”
我们不应该忽视这件生活轶事的象征意义。江说：“我们必须毫不犹豫地提拔更为年轻的干部到党和政府的主要位置上来。”
第24章 2000年7月－12月“是不是中国间谍？”
对俄罗斯，江泽民有一种强烈的兴趣。20世纪50年代，他曾在那里留学；俄罗斯的文学也一直是他的挚爱。随着他的时代临近结束，他对俄罗斯新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将会如何开始自己的新时代感到好奇。
7月18日，普京首度访华。有迹象表明，俄罗斯新领导人对由他的前任总统鲍里斯·叶利钦大力推进的中俄“战略伙伴关系”不是那么重视。数周以来，江的助手们都在准备将由两位元首签署的数项协议。
最为引人注目的一项协议是双方对美国的导弹防御系统发展计划的共同谴责。中俄指责美国“企图在军事领域和安全领域谋求单方面的优势”，声明说美国这种违反《反弹道导弹条约》的行为将引发新一轮军备竞赛，“这与冷战后世界政治出现的积极趋势完全背道而驰”。
在对记者谈话时，普京和江泽民都小心翼翼，避免任何可能指向中国和俄罗斯正在计划建立一个反美联盟的暗示。江说，“我可以说，我与普京总统的会晤是一次关键的对话，既继承了过去的遗产，又为未来揭开了新的篇章。”而普京则显得更加热情洋溢，他说：“他能用俄语交谈、唱歌，对俄罗斯的诗歌和历史了如指掌”。“我得说我感到很惊讶。由像他这样了解并喜爱俄罗斯的人领导今天的中国真是一件幸事。在这种情况下，我希望我们的合作将不仅仅局限在经济和军事领域，而且应当扩展到文化领域。”
会谈后发表的声明宣称，巩固和加深中俄两国人民之间的友谊“有助于多极化世界的形成和一个公正、合理的国际新秩序的产生”。“多极”这个词意味着世界上并不只存在一个超级大国。中国与俄罗斯协调一致的主要目的在于阻止美国发展其导弹防御系统，而不是要发展任何长期的联盟关系。从长远来说，江泽民知道如果要在亚太地区遏制美国的话，中国必须独自对抗这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超级大国”。
2000年9月初，在纽约的联合国总部召开了千年峰会，有150多位国家元首参加，这使之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世界领导人的聚会。江主席在此次大会上发表了简明扼要的讲话，把关注点放在维护和平、促进经济发展、建立国际新秩序并在新时代加强联合国的作用上。
除了参加盛大的集会，江泽民的此次出访还衍生出三件非同寻常的事情：一张照片、一次文化展以及一次引人注目的专访。一张照片是指一张公开发表的很有戏剧性的照片，对此，江解释说：“在峰会上，我邀请联合国安理会其他四个常任理事国的国家元首，克林顿总统、普京总统、布莱尔首相以及希拉克总统到我下榻的酒店。我们摆好姿势照了一张合影，所有人的手都紧紧地扣在一起。一切都是即兴之作，而我当时恰巧站在所有人的中间。”
当有访客意味深长地向江暗示说，这张照片表明，中国又重新回到了世界事务的中心时(即指“中国”在汉语中的含义，意为“中央王国”)，他犹豫了一下后又开玩笑地说，“我想，这是因为我是他们中最年长的吧。”
为了给这一刻增光添彩，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提议在江出访期间，中国在纽约同时组织一次盛大的文化展，江批准了。赵随即组织了一场为期3周的展览，称为“中华文化美国行，2000”，内容包括民乐音乐会和在纽约贾维茨会展中心举办的艺术、时装展。其间展出了280件由中国工艺大师制作的艺术和雕塑珍品，当然，最受欢迎的节目还是时装展，展示的是中国传统的民族服饰和先锋派设计师所设计的各式时装。亭亭玉立的中国超级模特展示了令人目眩的现代服装，而大量精美绝伦而又充满异域风情的民族服装则展示了中国众多少数民族的风采。
江泽民写道：“通过这扇窗口，美国人民可以看到中国数千年悠久灿烂的文明以及中国人民在祖先优秀文化传统基础上进行的新的文化创造和所取得的成就。”
就连批评家们也称江此次的行程“计划得异乎寻常地出色”。但是还需要一件能对公众产生影响的事件。江泽民采取了一个大胆而史无前例的举动，他邀请因言辞尖刻而臭名远扬的记者麦克·华莱士在美国收视率最高的电视新闻杂志节目《60分钟》上对他进行采访，而且没有任何问题限制。这让他的顾问们紧张不已。
节目开始时，江首先用英语回忆了1986年第一次和华莱士见面时的情景，当时他还是上海市的市长。接着他用英语说道，“我希望通过你的节目向美国人民转达我的美好祝愿”。
除了对人权问题和所谓的集权统治进行了一般性提问外，华莱士还挑了一些具体的、敏感的事情发问。在轰炸贝尔格莱德的中国大使馆问题上，江进行了巧妙的回旋，做到了既不引发美国公众的反感，也不和中国的国家政策相矛盾。
“你今天还认为美国是故意轰炸中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馆的吗?”华莱士问道。
江巧妙地避开了陷阱，他说：“我只能用另一种方式来表达。美国是一个科技水平很高的国家。因此，到目前为止，美国‘误炸’的解释难以令人信服。”
同时，他暗示了自己的政府在事发之后所发挥的作用——中国政府努力控制了国人的抗议活动，而不是像许多美国人想像的那样去煽人民进行示威。“我们引导我们12亿人民的怒火回到理性的轨道上，”江泽民重复了一句在轰炸事件刚刚发生时他对克林顿总统说过的话，“这并不容易。”接着他很策略地补充说，“这主要是因为你表着美国人，而我代表着中国人。要让我们在这一问题上完全达成一致恐怕非常困难。”
江泽民呼吁中美之间建立“建设性战略伙伴关系”，在此，他使用了气象学上的一个比喻来描述中美关系的起起落落。他说，“当然，这面也有风风雨雨，有时多云，有时甚至乌云密布有时也会多云转晴。”
华莱士又进一步追问江泽民，是否同意一份中国报纸把美国描绘成世界和平的威胁的说法，气氛顿时升温了。
在首先表达了他希望增进“共同的友谊和理解”这一愿望之后，江说：“我不主张使用太刺耳的语言。”江又继续解释道：“你们的经济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你们的科技已经发展到了这种程度，因此你们占据了较高的有利位置。结果你们就往往不能非常平等地对待其他国家。坦诚地说，……美国往往把自己估计得太高。我的意思是，美国的实权派往往有霸权主义、强权政治的色彩。”
因为江对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非常推崇，所以华莱士向江发问说，为什么林肯“民有、民治、民享”的理想政府不适用于中国?为什么中国的国家领导人不允许自由选举?
江回答说，他相信林肯所描述的政府即便在美国也尚未实现，而“仍是美国眼下领导人的目标”。他补充说：“我也是一名选举产生的领导人，尽管我们有不同的选举制度。每个国家都应该有它们自己的制度，因为我们两国有不同的文化和历史传统，有着不同的教育和经济发展水平。”
华莱士试图用一个他认为是贬义的中国成语描述江锋芒内敛的特点，以此来激怒江：“有些人说你成功的原因是‘绵里藏针’。这是你成功的秘诀吗?”
江回答说：“在中国，绵里藏针是对别人的赞誉之词。我们的前任领导人邓小平也获得了这样的评价。我不能跟他比。但是我可以说我是一个相当有决心的人。这是肯定的。我当总书记有11年了，我一直坚持自己的信念：我将尽最大努力为我们的祖国母亲工作。也许我的努力工作使我获得了你提的这种评价。”
在采访过程中，华莱士还试图用幽默来得分当江主席说“我在共和与民主两党的领导人中都有许多朋友”时，华莱士针锋相对地反问道：“所以双方的竞选你都给钱?”
江变得严肃起来：“你是在开玩笑吗?我们从未做过这样的事。我读过两党的竞选纲领，不管谁当总统都会（对中国）友好，因为这符合整个世界的战略利益。”当华莱士攻击“这像一个真正的政客说的话，没有任何诚意”时，江避而不答，说“我认为‘政客’不是个很好的词”。后来他用英语说，有人告诉他“不要去理会大选中候选人对中国的那些不友好的言词，因为一旦当选，他们就会变得友好起来”。他补充说：“我希望这是真的。”
采访中间也有言词上的尖锐对立。当华莱士指责江泽民是“独裁者”时，江反驳道，“你对中国情况的描述简直就是天方夜谭”。任何对中国政治有所了解的人都知道，江也必须严格执行政治局常委会多数成员所作的决定。中国不是西方意义上的民主国家这没错，但中国也绝非一个独裁国家。
尴尬但很精彩的一刻出现在华莱士询问江主席对李文和事件有何看法的时候。李是美籍华人，被指控为中国进行间谍活动
华莱士：“看起来在这次采访你第一次采取守势了。我感觉这对你是一个难题。”
江用英语说：“不，对我来说并不难。这是你的感觉。”然后他把问题转向了这位采访者。江问：“你的看法呢?”
华莱士说：“考虑这个问题的不该是我。”
江开始微笑起来。“是不是中国间谍?”他说。
华莱士说：“我的看法吗?”
江笑得更加开心了：“是啊。”
华莱士坐在那里没有作声。外界早已对此案提出了质疑。这件事最终以法官为李博士所遭受的美国政府的不公正待遇向他正式道歉而了结。
江说：“你可以好好考虑一下。”
华莱士说：“我正在仔细考虑，你打断我了。”
江还是用英语继续说道：“这是我第一次发现你遇到了难题。”
华莱士承认说：“是的，没错；我也许不该回答它。”
节目最后播出的时候，华莱士在此处插入了一句苦涩的画外音：“如果有什么时候应当改变话题的话，”他感叹道，“那就是现在了。”
华莱士接下来选择的话题是“天安门事件”，他想以此反守为攻。但是当江的回答让华莱士猝不及防时，他也让他在北京的一些同事们乱了阵脚。
“1989年风波中，我们确实理解学生的热情，他们在呼吁更大的民主和自由，”他说，“事实上，我们一直在努力改善民主制度。”
江主席提到了“我们的民主制度”，他以此表明了很重要的一点：尽管中国对民主的定义与美国不尽相同，这并不意味着其一些民主的形式不存在（或不能存在）。
华莱士然后问到了那个赤手空拳、手拎塑料购物袋只身阻挡坦克纵队的身份不明的示威者。他的照片被传遍了世界，已经成为“天安门事”中最持久的形象。
江回答说：“我不知道他现在在哪里，但从照片上看，他肯定有自己的主张。”
当华莱士穷追不舍的时候，江尖锐地回答说：“我知道你的用意何在，但我想强调的是，我们充分尊重每个公民自由表达愿望的权利，但是我不主张在紧急状况公开反对政府采取的行动，况且坦克停了下来，并没有从这个年轻人的身上压过去。”江强调这个人没有被捕，但没有说出是否辨明了这个人的身份。
在关于“天安门事件的简短、直接甚至有点尖刻的回答中，江提醒说，发生在1989年6月4日的不幸事件，不应该成为友好国家之间的障碍。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来看待这一问题的意愿，标志着向医治这一尚未愈合的伤口的漫长过程迈出了第一步。
作为一个拥有12亿人口国家的领袖，江主席扮演了一个不太可能的角色——大卫，听众一下子就喜欢上了他。而华莱士则是那个巨人歌利亚。当华莱士抱怨说江的回答太长时，主席马上反击说他的回答和华莱士的问题一样长。如果华莱士想要短一些的答案，他就应当问更短的问题。观众们都很喜欢这一段。
江泽民颇具长者风度，言辞坦率，黑框眼镜后的双眼炯炯有神。看起来，乐在其中，即使在对方穷追不舍之时。江绝不是那种让着了迷的观众失望的人，他对着华莱士唱了一首他年轻时参加示游威行时唱过的《毕业歌》。他迫切地想泰然自若地试试他那一口远非完美的英语。他也毫不掩饰自己能背诵《葛底斯堡演说》的那种自豪与喜悦。与麦克·华莱士一问一答是大胆而冒险的——对一个中国领导人来说绝对是惊人之举。连珠炮似的发问里有对江语言上的轻慢，但正是江在这种难以招架的处境的表现，成就了一出优秀的电视节目。江的姿态恰到好处——务实、坦率、谦逊、引人入胜而且绝不回避任何一个问题。他让自己变得招人喜爱，结果是，美国人民喜欢上了他。这次节目中，江泽民直接面对数百万观众，这是其他中国领导人所没有尝试过的。江以其风度翩翩，平易近人甚至是易受攻击的常人形象，引发了一些观众对他们心目中教条化了的中国印象的质疑——美国媒体长期以来把中国定型为一个僵化、对内独裁压迫的反美国家。《华盛顿邮报》把江接受采访的那期《60分钟》节目评为美国“本周最佳”电视节目。有人评论说江的露面是中国对美国公众的最好的一次展示。
也许最高的赞誉来自对付媒体的老手比尔·克林顿。在参加联合国千年峰会的各国元首共进午餐前闲谈时，克林顿赞扬了江主席在节目中的表现。他说：“我看到你简直风靡了美国电视。”“麦克·华莱士真让我们丢脸。他就像个小孩子一样（朝你）聒噪。我看了节目，非常好。”克林顿又微笑着说道：“我很羡慕。”
江泽民和克林顿在华尔道夫酒店举行了一次更为正式的会晤。克林顿同意了这一观点：台湾新领导人的言行是从一个中国立场上的倒退。当被问及中国对宗教的压迫时，江坚持认为中国没有压迫。回顾历史，他提醒克林顿说，由于跟西方对中国的“凌辱”有，中国的基督教背负着许多“包袱”。他说基督教伴随着外国的入侵一起进入中国，跟佛教及伊斯兰教的传入方式相比，这于其自身是不利的。
在与克林顿的会谈结束后，江主席参加了300位纽约各界名流为他举行的午餐会，其中包括亨利·基辛格、新泽西州州长克里斯蒂娜·惠特曼以及众多商界领袖。穿行于大厅间，与众人碰杯、叙旧，江显得轻松而擅长社交之道。他发表了一次45分钟的全英文演说，主题中国国内的发展和人权问题。主持人幽默地说，江主席用英文比克林顿总统用中文说得更好。说到克林顿，这位通常情况下的注目中心，那天当他离开酒店，发现纽约最有权有势的人都来与江泽民而不是他共进午餐，不知道他会作何感想。
第二天晚上，江泽民来到林肯艺术中心出席中国中央民族乐团举办的音乐会。在音乐会开始之前举行的来宾众多的招待会上，江遇到了一位老朋友，香港房地产大亨龚如心在众多深色着装的公司老总中，她以一袭高贵华丽的蓝色旗袍显得格外突出。发辫高束的龚如心被称为亚洲最富有的女人，是个颇有争议的人物。她连连就中国的教育问题向江泽民提出意见，这是她的众多慈善项目之一。在喧闹的人群中，江的回应是对她的新发型作了评价。
在纽约的时候，他对600名海外华人表示他将在本届任期满后从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的职务上退下来。江说：“我欲乘风归去。”这句话与宋朝诗人苏轼渴望退职还乡的心情形成了共鸣。江若有所思地说，他希望能重新享受没有担任国家领导人之前的自由生活。他并没有提及他的第三个职务，中央军委主席。
但是，李瑞环在北京会见各民主党派人士时说，未来党的总书记人选还没有最终确定。他说，“有很多党内外和军内的同志希望江泽民同志仍然留在岗位上，为党的建设、党的理论发展以及军队建设投入更多的精力。他们还希望朱镕基继续担任总理职务，使国有企业和金融改革更快更好地进行。”
似乎与他在《60分钟》节目中接受采访时的一流表现恰恰相反，几周以后，在一次对香港记者的新闻发布会上，江泽民发火了。当时，一位香港记者问江，他支持董建华连任香港特首是否就等于“钦点”。
江冲着那位记者大声说道：“你们不能故意哄闹，然后说这是一个大新闻，”他是指北京明确支持董的连任，“不要想弄一个大新闻，说现在已经‘钦定’了，然后把我批评一番。”
“我并没有说他是钦定的，”江继续说道，显然对那个别有用心的字眼感到愤怒，“根本不存在这样的考虑。你们不能说我们‘钦点’，然后（用你们自己的方式）对我进行批评。”
“你们媒体有必要提高自身的知识水平，”江接着说道，仿佛那些记者都是些犯了错误、需要接受训斥的学生一样，“明白这个意思吗?你们（香港人）有一个好处，你们跑到世界各地（报道新闻），你们比西方记者跑得还快。”
“但问来问去的问题都太简单，有时很幼稚!你们理解不?明白吗?作为一个长者，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一点。我不是记者，但是我必须告诉你们生活的真相。”
江泽民在这里用上了一句谚语：“中国有句话叫‘闷声大发财’。但是既然你们如此热情(热衷此事)，如果我一句话都不说也不好。我完全可以说‘无可奉告’，但是你们都会不高兴的。”江显然颇为生气，承认说，“我身经百战，见得多了。”
江主席拿香港记者与麦克·华莱士作了比较。江说，华莱士也问了他许多挑衅性的问题，但是他始终保持了良好的职业精神。江说，他们侃侃而谈，谈笑风生。
华莱士的发言人说，这位《60分钟》的老牌主持人已经看到了江对他的评价，并认为那是对他的“赞美”。发言人说：“如果有人还有什么别的想法，只要看看那次采访……很显然，我们提出的都是一些苛刻的问题。在向一位领导人提出苛刻问题的同时仍与他保持正常的关系，这是可以做到的。”
但是并非所有人都认为江泽民在华莱士的采访中表现不错。在北京，有的人抱怨江作为中国国家元首，接受华莱士咄咄逼人的采访。他们觉得这不是一桩小事，批评江这样做，也批评他的工作人员如此安排。而其他一些人，或许是那些更具国际眼光的人则感到高兴，为他们的领袖出色应对美国媒体的棘手采访而自豪。他们认为江在重重压力下表现出来的坦诚和热情、明确且直接的反应，使他更具亲切感和可信度，而他在数百万美国人心中留下的印象比以往任何一起公共关系事件更能改善中国的国际形象。美国新闻界几乎是众口一词地支持这一最新观点。
在中国历史上最大规模的厦门走私案中，中国与加拿大就引渡犯罪头目一事发生争执，因为加拿大拒绝向执行死刑的国家引渡犯罪嫌疑人。在进展缓慢之际，领导调查工作的朱镕基冲口说道：“关于这个案子，即使牵扯到江泽民主席，我们也要追查到他这一级。”
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原副委员长成克杰因收受贿赂被处决，他是党内因所犯罪行被处以死刑的级别最高的干部。江泽民曾面临压力，被要求减轻对成的判决。但江顶住了压力，这使他在人民群众中的声望得到大幅度提高。江认为只有通过严惩(“严厉打击”)措施，并进行思想教育和体制改革，才能从根本上铲除腐败。
10月，在一场旨在查处贪污案件的运动中，审计人员宣布他们发现，在中国政府的行政工作和商业活动中有110亿美元的资金被滥用。这似乎像是一场永远不会结束的战斗。
江打电话给沈永言。如果说江是想在日理万机之后，需要放松一下，那么他选错了时间，也选错了朋友因为他所听到的事情使他的心情变得更加沉重。“中国正面临一些严峻的问题，”沈开门见山就说。江让沈慢慢说，并且在他滔滔不绝地诉说时，非常耐心地倾听着。
沈简要地概括了他所看到的中国的主要问题。第一，严重的腐败问题。第二，日益明显的失业问题。第三，各种丑陋的社会现象。第四，贫富差距拉开。沈说对这4个问题他经考虑了1年左右的时间，只是在等待合适的机会将它们提出来。
江让他举些例子，沈就从第三类问题谈起。他告诉江说：“我在海南出差时想去理个发。但我的朋友告诉我有超过半数的理发店和美容院实际上是妓院，理发只是一个幌子，是为卖淫行为所作的掩护。他们诉我，走进一家美容院时，先要查看一下是否有隔间。如果有，那你跑得越快越好。”
江主席也经常听到这类问题，他同意沈所说的前三类问题，但是对于越来越巨大的贫富差距，江并不同意他的观点。他说：“当邓小平最初决定让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我们知道贫富差距会很自然地随之出现——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我们的期望是通过建立新的工商企业，让那些先富起来的人能够通过创造报酬更为优厚的岗位、新的产品和新的服务来带动民共同致富。政府的职能就是要照顾到仍不富裕的人，通过收入的再分配使贫富更为平衡，制止非法牟利。制度还不完善，但确实有效。我不知道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当然不能回到大家什么都没有的老路上去。”
在9月底江泽民的日程中有一件令人愉快的事情，那就是在澳大利亚的悉尼市举行的奥林匹克运动会。当中国的运动健儿带着28块金牌——这是中国参加奥运会的最好成绩，金牌总数居世界第三——回来时，江主席感到非常高兴，他对获奖运动员发表讲话说，“全国人民的心中都充满了喜悦”，“你们展示了中华民族自立于世界民族林的坚强信心和力量”。
所指的不仅仅是奖牌。9月初，关于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一事，他正式向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致信。他在信中说，“在中国政府和全中国人民的支持下，我坚信北京将以非凡的努力把2008年奥运会办成一次高水平的奥运会。”
江泽民一直是一个热情的爱国主义者。申办奥运会的愿望是他爱国情绪的一种表达。这年秋天发生的另外两件事也证明了他的种情绪。两件事都和中国文明有关。其中一件事关乎历史却涉及未来，另一件关乎未来但涉及历史。
11月，中国学者大张旗鼓地宣布，通过对古代文物时间的科学鉴定，中国最早的朝代向前推进了1000多年，也就是说被推进到了公元前的第三个千年，这样古代中国就和古埃及属于同一个年代了。这一名为“夏商周断代工程”的项目是根据中国最早的3个朝代命名的，项目为期5年，研究工作重点是标定这些朝代的历史年份。参与这项工程的共有200名各学科的学者，包括考古学家和研究古代铭文、天文历法以及古代手稿的学者。夏朝建立的时间被确定为公元前2070年，后来的一些报道甚至还将一时间提前到公元前2200年前后。中国媒体大事渲染这一新闻。这毫不奇怪。
消息一经公布，其他一些学者，大部分是外国学者开始对这一结论的科学性及其背后的动机提出质疑。外国批评家指责中国学者是在仓促之中强行得出一个自己想要，或许是预先确定的结论，他们指责大陆的学者们制造了“一个共识误区”。
还有一些外国学者替他们的中国同行辩护，称赞他们研究古代史的强烈奉献精神，并谴责那些发难的人，说他们在自己的断代史重建中有“既得利益”。随后爆发了一场激烈的学术争论。可想而知，中国的媒体被激怒了。
2000年夏天，一篇文章指责这项工程“正在中国煽动一种具有潜在危险性的民族主义情绪”。文章把矛头直接指向负责人宋健博士，说他“把挖掘祖国历史作为拥护现国家领导人的一种方式”。宋健曾任国务委员，他于1995年批准了这项年代学研究工程
事实上，宋健博士是一名真正的科学家。他在控制论和应用数学领域都作出了贡献，并被认为是国家环保运动的奠基人。在解释启动断代工程的原因时，宋这样写道：“没有断代的历史根本就不能称之为历史。它只能被称为传闻或神话。”
“不要担心那些批评，”江主席对一贯能言善辩的宋健说，“只管做好我们的研究工作。”然后他又强调：“我们应该保持最严谨的治学态度。”接着他又颁布了一条禁令：“党和政府都不应该对这项工程作出评价，这个工程纯粹是科学。”
第二个工程是新的“中国国家大剧院”，或称为“北京剧院”，这是一个具有未来派设计风格的建筑，计划中的选址在位于天安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的西侧。这个工程是由法国建筑师保罗·安德鲁设计的，基本的设计是一个长220米、宽150米、高49米，闪闪发光的卵形穹窿结构，漂浮在一个人工湖上。剧院不同寻常的顶部可以分开成两部分，是用玻璃和钛合金材料制成的。这是一非常令人吃惊的独特设计，几乎就像是一颗从大海中央涌现出来的巨大水滴，或者就像一个降落在海面上的不明飞行物。这座建筑物中将分别建有一个可容纳2416人的歌剧大厅，一个可容纳2017人的音乐厅和一个可容纳1040人的剧场。来宾将通过人工湖底的透明隧道进入剧院，人工湖的周围将种满花草树木。江主席是一个戏迷，他渴望用一种大胆的方式来宣扬中国的现代化，他支持这一出人意料地获胜的设计方案。
江喜欢站在中南海的南端赏月并观赏南海映月的美景，从这里沿着水面望去，可以看见这座美不胜收的大剧院款款落成。大剧院紧邻人民大会堂，象征着中国既敢于大胆直面现代化，同时又深深依恋着其悠久的历史与传统。
在其工作生涯中，江一直热衷于获取信息和原始素材。作为一名工程师，他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如果一家发电厂停产，仪表的读数是多少?如果一条生产线不能有效运作，问题出在哪里?作为政治领袖，他也处理了各种各样的问题。例如，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会对中国的环境污染产生何种影响?能作出什么样的预测?其他国家有何经验可借鉴?
作为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江拥有多种信息渠道。此外，江个人的办公室也可以接触无数的信息和咨询来源，包括国家的主要研究机构、智囊库和学术机构。但是对江来说这一切还不够。
江喜欢得到新观点，江向自己信任的人求助，比如说，他的多年至交王慧炯。
王教授是一个瘦削而结实的人，头脑聪敏，口齿伶。他长期担任享有极高声望的、中国最高的政策分析智囊机构——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高级研究员。他游历甚广，机智敏锐，但脚踏实地，为人谦逊，不好张扬，对经济发展、可续发展能力、能源政策金融政策、城市贫困问题、技术转让以及中美关系等方面有着浓厚的兴趣。系统工程师出身的王慧炯常常使用工程学中的系统方法来处理这些复杂的问题，这与江泽民的思维方式产生了强烈的共鸣。王会说流利的英语，对西方的行事方式极为敏感。他曾担任世界银行短期顾问，他的大女儿是计算机工程师，小女儿是知识产权律师，家住华盛顿特区附近。王虽然已年近八旬，但每年仍要参加多达10次的国际会议。
王慧炯说：“当我了解到一些重要的新东西，尤其是从国外得来的消息后，我会直接把这些信息传递给江主席。极少有人知道江是我的朋友，所以没有人会来我这儿特意炫耀什么。我给他提供事实，如处理是他自己的事。”
“我把自己对所有问题的看法毫无保留地告诉江，”知识分子本色的王继续说，“我什么也不求，没有向上爬的野心，不求任何地位。我们是多年的老朋友。我把真实的看法告诉他，事实怎样就怎样，特别是西方的情况和思想，我把事实和观点分开，不给他提政治建议。我从来不参政，我的观点都是学术上的观点。”
他接着说道：“作为一名学者，我能够做到真诚坦率。高级领导人必须应对情绪化和意料之外的反应。江需要掌握最的信息和最新的发展。他必须了解各种各样的观点。”
“我有时会打电话给王教授，向他请教些问题，”江泽民对一些朋友说，“通常会是些经济学问题，也可能是关于可持续发展和环境问题，但也可能是其他任何问题。”江很为他这位思想深刻、淡泊名利的朋友感到自豪，他也曾和政治局的同事谈起过“我的同学王慧炯”。
江每次邀请王去他家通常都是在傍晚时分，往往都是他们两人单独在一起自由自在地长，直到吃晚饭，晚饭通常吃些简单的扬州风味的饭菜。王说，“当江和我聚在一起的时候，我们就像老朋友在一起休息。我们的谈话非常自由，无拘无束。他与其他的高级领导人爱好有所不同，他对文、历史、科学和社会科学都有广泛的兴趣。他并不停留在过去。他特别喜欢科学和哲学。有时我们会一些严肃的话题开开玩笑，就像老朋友在私下里那样。我们当然都知道严肃的话题应该认真对待，但是有时开玩笑可以给人新的视角。”王笑着描述一次晚餐，“我们吃饭的时候用的当然是筷子。有时，一粒米饭掉在饭桌上，江主席就会用他的筷子把饭粒夹起来，放回碗里。江说，‘我们必须尊重农民的辛苦劳动。’”
江泽民偶尔还会向另一个人讨教，他就是宋健博士，他主管中国的科技工作长达10年之久。“我喜欢和江主席谈话，因为他对探索新观点有着一种强烈的渴望。”宋说，“他会打电话问我一些具体的问题，或讨论某个话题。其他一些情况下，他可能就想探讨一下某一个哲学问题。有一次他问我，世界为何存在于三维之中?我到他的办公室，整整和他谈了一个小时的N维空间!世界各国领导人中对第N维空间代数感兴趣的并不多。后来谈到一些数学家时，江开玩笑说，‘你们这些人是在多维空间里思考的；我还是得生活在三维里。’”
宋健接着说道，“江主席通常会在晚上10点以后往我家里打电话。接到他的电话我从不会感到诧异。最近他问我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有何差别，并问量子力学是如何与这二者相联系的。”
一次江提出了个有点像是究竟先有蛋还是先有鸡的问题，他问宋，“是先有理论还先有实践?”宋说，“我知道关于这点有各种看法：是理论指导实践使之更有效，还是实践发展理论使之更真实。实际上，这一个意义深远的问题，”宋又评论说，“作为一个工程师，江是从实践的角度来思考问题的。”尽管宋健是在科学的意义上来看待这一问题的，但江泽民念念不忘的却是政治理论。
“我对江主席说，我赞同现代哲学的观点，”宋健数周后得出结论，“先有实践后有理论——我们从现实世界的论据中推导出我们的理论，理论回过来可以检验并证实或驳斥的论据。这个过程叫‘归纳法’，其间科学发展出一般规则来解释具体事例。因此实践先行，理论和实践相结合。”江想了一会儿，然后表示同意。为这个看似矛盾的问题能被解答而感到高兴。
“通常当我们一起参加社交或政治活动时，”宋健接着说，“他会走到我跟前问我，‘你有没有听说什么新的理论?不要让我一无所知!’”江对于新的科学思想的浓厚兴趣，似乎赶得上某些人对新的谣言的兴趣了。
“对科学家和知分子来说，生活在主席领导下的中国，这是一件幸事，”宋说，“外国人无法想像贬低知识分子的那几十年，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情况是什么样子的。当时我们经常听到一些荒谬的口号，例如：‘不要读书，书读得越多越愚昧’什么的。江主席能给人以启发。这正是科学界给予他最强有力支持的原因——尤其是他的‘三个代表’思想，这极大地推动了‘先进生力’。”
如果你想通过他所交的朋友来了解一个人，那么王慧炯和宋健对江泽民就很有作为目击者的发言权。
他的另一个老朋友是亨利·基辛格。基辛格回忆说，“相交多年后，江主席开始向我阐释他对国国内发展进程的看法，并不特别征询我的看法。他说如果中国出现动乱，中国就无法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将会对全世界产生无法估计的影响。不管我说什么，江主席都会非常认真地倾听，既不表示同意，也不表示反对。有时，他可能会在后来的某个时间采取一些类似于我所建议的措施。”
江泽民还会为那些纯粹意义上的老朋友腾出时间来。童宗海是江的大学室友，还帮江找到了他的第一份工作。他们之间的友谊历经半个世纪的考验。由于时艰难，在1948年两人分开之后的数年间双方音讯全无。1952年前后，两人才在北京匆匆见了一面，当时江是在出差参观。童说：“江泽民找到能源工业部，当时我正在和苏联专家一起工作。我们紧紧拥抱，聊起了自己的生活和家庭，我们本来想出去吃顿饭，但我们谁也掏不起进饭馆的钱。”
“江主席还是和他以前一样，”童说，“我们见面的时候，聊起了老朋友和过去的伙伴，像厉恩虞，聊聊他们现在在哪里，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我告诉他一些他可能不知道的事情，而他告诉一些我肯定不知道的事情。比如，江告诉我他所了解的1943年南京的禁毒运动，讲地下党是如何利用日本人与中国的傀儡政府之间的矛盾而壮大自己的力量。在江告诉我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共党利用了这次斗争。他当时也不知道。我们只是出于信念和热情参加了抗议示威，因为我们认这对我们的国家有利。50多年后，我们一起回忆起当时的游行有多危险。对那些日本军警来说，向我们开枪根本算不了什么。”
童解释说，“这场禁毒运动是我们人生的转折点。我们终于能够表达自己的观点了，我们的社会良知得到了延伸，学生们之间的联系加强了。没有这样的运动，学生们就不会在国内革命战争中联合起来与国民党进行斗争了。江泽民很善于把同志们组织起来。我曾有几张学生时期和江一起拍的照片，比如我们毕业照，但由于我们穿的学士服被激进的‘左’倾分子认为是‘洋玩意儿’，所以在‘文化大革命’时他们撕毁了我的照片，只剩下了一张。”
第25章 2001年1月－7月“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在其职业生涯里，江经常使用诗词来表达观点，抒发感情，弘扬文化。有一次，他用亲笔书写的诗词与法国总统雅克·希拉克的诗作进行交流。《人民日报》曾刊登江为1998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创作的两首四行诗，表达了他对美好未来的展望。他以严冬之后春的复苏来比喻中国摆脱积弊丛生的困境：
江雪柳日新晴
玉树琼花满目春
历尽天华成此景
人间万事出艰辛
2001年伊始，“天安门事件”再次掀起了波澜，原因是《天安门调查》的出版。据称该书是以党内泄漏出来的文件为基础编写的，披露了1989年学潮期间，党内最高领导层谋划的内幕。该书以时间为线索，生动而细致地描述了引发“六·四”学潮的详细经过，刚一出笼就上了众多外国媒体的头版头条。
中国官方的一位发言人称该书是捏造的，重申党和政府“对于北京发生的那场政治风波已经作出了正确结论……这一结论不会改变”。2月，江泽民召集中央委员会工作会议，除了讨论了他对党的建设新观点（“三个代表”思想）外，每位政治局常委还确认支持两项敏感政策：首先是根除邪教“法轮功”的斗争；其次是1989年6月4日事件“党的结论的正确性”，这和《天安门调查》的出版有关。每位高层领导人都声明说，全靠政府对示威者采取坚决行动，才保证了社会稳定和中国经济的繁荣。
对于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件，人们似乎也正在形成更为公允的看法。时间让人们改变了看法，甚至某些曾参加过抗议示威的学生，也是如此。
对江泽民来说，1月份的重头戏是他在中南海主办了一次特别宴请，邀请了约20位老同学及其配偶。这履行了他7年前许下的诺言，当时他告诉王慧炯他无法参加北京的一个同学聚会。“请向我们的同学转达我的歉意，”对王说，“告诉他们我的位置让这事很难办，但是我答应在今后参加一次聚会。”
几年来，江泽民偶尔会感叹他一次都没有参加这些聚会。“我们的老朋友肯定会想我是因为自己的‘高位’才不参加的，”江对王慧炯说，“不是这个缘故，是因为每次我都被其他事情缠住。但我一定会遵守诺言的。”
当年第一个星期六下午3点，聚会开始了。一直到晚上9点，政府的车才将各位送回家。老朋友们一起唱了许多歌，包括《当我们年轻时》。江和夫人与每对老同学夫妇合影。在中国传统道德里，守信是很重要的美德。”王评论说。
数月后，一位老同学去世，江向其遗孀致电表达他的哀悼之情，虽然在聚会上他并没有见到她。后来有一次，王告诉江有个身体状况很糟的老同学，一生未婚，也没有亲戚，如今住在远在云南的敬老院里。尽管江泽民只记得他的名字，对他的面貌已经没有印象了，他还是给当地官员打电话，要求他们照顾好他。“江就是这样的人。”王说。
同样是从中国深厚的传统文化出发，江泽民号召在治理中国时，要将“伦理道德”放到和法律相同的高度，并谈到“以德治国”。在一次全国的宣传干部会议上，他指出：“对一个国家的治理来说，法治和德治，从来是相辅相成，相互促进的。”
江强调“道德”和“法律”相辅相成——这种说法明显带有儒家思想的色彩——这在方向上似乎是个转变，从而引起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揣测。数十年以来，中国古代的思想被共产党某些人视为“封建遗毒”。虽然江有意说得含糊不清，但人们还是提出了这个问题：他是否正在试图创建一个结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与儒家道德思想的新体系?
一些人将这一举措看作是抵御“法轮功”奇特诱惑的一种手段。“法轮功”分正在利用信仰的真空传播自己异想天开的理念。学者们纷纷研究江的新思想，他们不但视其为社会断层期健康道德指导方针的基础，而且也将其看作是探究曾遭“文化大革命”压制的中国丰富哲学遗产的契机。
一位研究者指出，江泽民是第一位将孔子学说的精髓引入共产主义的党的领导人。
江力图使党焕发新的活力，作为这一努力的一部分，他指出，大多数在“文化大革命”中成长起来的政府官员都曾接受过任何形式的道德教育。同时，江把党历史上的重大失误归咎于实施过程中的错误，而非共产主义的基本阐述之过。此外，还召开了大量的研讨会，探讨如何在“依法治国”的同时“以德治国”。
在与日本在野党社民党领导人会面时，江民提到中国共产党正在“认真地研究”是否取消禁止私营企业主入党的规定。“我们会毫不犹豫地根据当前形势改进我们的理论。”他说。这些看似随意的评论预先揭示了本年度的一个重要主题。
另一个表明时代变迁的迹象是，为了决定2008年奥运会主办城市，由17位成员组成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开始对北京进行最后一轮视察。北京是大热门，但政府决心要确保万无一失。人们对申办2000年奥运会失利的事依然耿耿于怀。
中国政府发起了进行基础设施建设与环境整治的耗资200亿美元的大规模战役，这次战役被称为“中国自建造长城以来所进行的最大规模的建设项目之一”。城市中四处都是“新北京，新奥运”的鲜亮标语牌。出租车司机开始学习英语。
江主席欢迎以海因·韦尔布鲁根为首的国际奥委会评估团来到中南海，并在一间装饰精美华丽的中式房间里举行了会见。“能与贵国政府最高领导人会面表明了中国政府对北京申奥的支持。”韦尔布鲁根告诉江主席，他祝北京在7月13日的最终投票决定中好运。
在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之旅的最后一天上午，他们参观了中国中央电视台——评估它能否满足需要，处理转播奥运会所需的巨大电信通讯量——下午，他们拜会了中国国家主席江泽民，向他告别。欢迎国际奥委会评估团视察中央电视台的是年富力强的台长赵化勇，他给这家国有电视台注入了活力和新思维。评估团留下了良好印象，赵终于可以松一口气了，他知道自己在中国具有历史意义的申奥工作中的任务已经完成。
当晚，赵化勇坐在他位于15楼的办公室里，观看中央电视台半小时的国家新闻节目“新闻联播”。“新闻联播”是中国最重要的电视节目，它在每晚7点首播，晚上10点重播，中央电视台的这一旗舰级的国家新闻节目拥有数以亿计的观众，其广告收入在中央电视台每年7亿美元的广告总收入中占的比例极大，在市场经济中，这方面的重要性日益凸现。更重要的是，它还是中国高级领导人定期仔细收看的节目。由于“新闻联播”的影响力，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每天都会仔细审查这一节目，就像一名元帅一样监控着播出的节目。
此时正是7点20分，专门接听高级领导人来电的红色电话机响了。在中国，接往主要媒体的热线电话的重要性不亚于军方热线的重要性，当这部话机响起来的时候，整个屋子都一激灵。很难想像丹·拉瑟会对来自白宫的电话很上心，但这是中国，赵的心头一震。
一个声音问道：“你是赵化勇吗?”在得到了略显不安的确认之后，那个声音继续说：“总书记要和你说话。”
“你好，是赵化勇吗?”一个非常熟悉的声音问道。
“晚上好，总书记，是我。”赵回答道，尽量掩饰着内心的不安，我刚才看到了‘新闻联播’对您的报道。会见奥运会评估团时您看起来真是太棒了。”中央电视台“新闻联播”的头条新闻总会报道国家领导人江泽民的活动。这一不成文的规定很少会出现例外的情况。
江并未因为受到恭维而分神。“谢谢，但是你注意到有什么问题了吗?”
“没有……总书记，对不起，我没有注意到有什么特别的地方。”赵的脸都红了。既然江亲自打电话过来，肯定是极端敏感的“新闻联播”出现了某个严重的问题。“总书记，我们出错了吧?”
“我可能是唯一注意到这个问题的人，”江继续说，“今天下午我在同一间会议室有过两次会见——一次是应当报道的，另一次则不应报道。在‘新闻联播’上报道我接见奥委会主办城市评估团是完全可以上新闻联播的，你们的报道搞得也不错。表现我问候代表团成员并与他们握手的镜头是准确的，但是随后播放的我们坐在一交谈的镜头弄错了。另一次我见的是一位私人老朋友。他是一家电子公司的高级管理人员——我担任电子工业部部长时就认他了——但我们是以朋友的身份在交谈，并非是出于官方目的。虽然你们有关奥委会评估团来访的画外音一直都是正确的，但是镜头却搞混了，播的是我与老朋友进行私人会面的画面。”
“总书记，我非常抱歉，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赵的语速变得急促起来，“我会立即调查这起事件，查明情况，尽快向您报告。我们将处理有关责任人，并保证不再发生此类事件。”
“其实这是我的疏忽，”江亲切地回答道，“我不应在同一间会议室里两次会见外宾。就像外国人所说的，我们在他们眼中都是长得差不多的，他们在我们眼中也是一样啊。”
赵几乎能感受到江在微笑，但是他知道任何这样的错误都不容轻视。“这是一个严重的错误，总书记，我们会立即调查。”
“虽然我们可以说这是我的疏忽，”江泽民现在用一种领导的口吻继续说道，“但你应当分析问题的起因，它看起来是件小事情，而且我估计奥委会评估团也不一定会注意到这个差错，但这么一个错误却反映了我们的专业精神和细心程度不够，不应再出现了。”
“是!是!总书记，您所言极是。”
“我是一个工程师。每个人都会犯错误，但是工程师必须分析错误的起因。看看它是偶然出现的问题呢，还是由于疏忽或是生产线上的系统性错误而造成的问题。这三种情况要区别对待。如果是生产线上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必须解决的问题。请别太自责，也别对你的手下大发雷霆。但必须确保晚上10点重播时的镜头是准确无误的。”
“我先去新闻中心，然后向您作全面汇报。”
“调查完了给我回个电话。我等着你。”
江之所以关心这个问题，原因有二，一是职业原因，二则是出于个人原因。作为中国的高级领导人，他知道媒体，尤其是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是高度敏感的。虽然这次出现的是个小问题，但错误自会造成混乱；作为一个老工程师，他实际上是想知道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搞混镜头的失误。
赵本能地抓起电话拨通了新闻中心。“‘新闻联播’出现了一个严重的问题，”他说，“在我到之前谁也不许动!”
当赵走进那布满屏幕的房间时，他发现这儿就好像出现了某些科幻片中时间静止的场景一样。当时真的是没有人在动，人们的脸要么是通红，要么是铁青，唯一能听到的就是沉重的呼吸声。
“把今晚的节目给我!”赵命令道，“总书记进行了两次会见。我要所有的镜头。”赵没有解释，这是解决问题而不是讨论问题的时候。“让摄像师到这儿来。”
作为一名经验丰富的新闻制作人，赵很快发现了问题所在。摄像师与编辑之间没有做任何交代，既没有书面的，也没有口头上的。江是在下午4点进行会见的，摄像师们在完成拍摄任务之后就匆忙往回赶——由于北京出名的交通拥堵状况，他们直到6点之后才到中央电视台——他们把录像带交给焦躁不安的编辑(这些编辑并未去过拍摄现场)之后，这些编辑为了赶在晚上7点之前播出，就冲到剪辑室剪片子去了。
摄像师们被告知，在没有另行通知的情况下，跟着江拍摄就是了，于是他们就拍了两次会见的场景。由于每次会见镜头都不长，而且没有做好记号——同一天，同一地点，同一人（江主席）——一场混淆的差错就在剪辑室发生了。赵知道，因为时间紧迫，而外宾们看上去也相差无几，编辑们很容易就会把两次会见混在一起。在迅速而仔细地换上正确的画面之后，赵多次检查了纠正之后的图像——并让摄像师确认无误，绝对确保这次再没有任何差错了。在他最终满意之后，赵化勇吩咐将修改过的新闻在中央电视台9点钟的新闻摘要(每个小时都有)及10点钟“新闻联播”重播时播出。
8点25分，赵回到了自己的办公桌边，准备给国家领导人打电话。他在拿起电话之前深吸了一口气。
“我是中央电视台的赵化勇，”他忧郁地说，“根据江主席的指示，我向他汇报情况。”
“稍等。”一个女声似乎会意地笑着说道。数秒钟之后，江接起了电话。
“您好，总书记。我们找到问题了：责任在我们，但已经改过来了，修改之后画面正确的片子将作为头条新闻在9点钟的要闻播报和10点钟的‘新闻联播’中播出。我们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我们甘愿受罚。”
“你的效率很高啊，化勇，我印象很深。但别忘了，我仍是一个工程师，我还想知道问题的缘由。”
赵于是详细地说明了这次事故的原委。
“和我猜的差不多。”江听完之后很满意，并用一种行家的口吻回答道，“你也像我一样在生产线上工作过多年，所以能够理解这种失误。制作电视节目与制造汽车是一样的：生产线上的各个环节进行良好沟通是非常关键的。你要有明确的计划，这样就不会再犯同样的错误。”
考虑到不要过多占用这位高级领导人的时间，赵在对江表示感谢之后就准备挂电话了。但江却继续往下说，此时的谈话更加亲切，他开始与赵谈起他与那位电子公司管理人员(就是他上了中央电视台的镜头才惹出了这起麻烦事)之间多年的友谊。随着谈话的进行，双方谈到了各种各样的话题，赵开始放松下来，觉得自己似乎正与某位亲戚或老师在晚上聊天。
最后，大约20分钟之后，江又回到了原来的话题，他最后说：“你看，这的确是我的疏忽。我在同一个地方会见两组外宾把摄像师给弄糊涂了。”
“不，总书记，是我们的过错。这是工作系统出了事故。我要负个人责任并愿意接受处罚，我也会处罚那些负有直接责任的人。”
“请不要这么做，”江嘱咐赵说，“你的记者、摄像师和编辑们工作都非常努力。只要鼓励他们努力工作，不断提高自身水平就行了。你看，我都没有给相关部门打电话(赵和中央电视台的上级)。我想在你我之间把这个问题解决掉就行了。”
赵化勇后来回忆这出幕后戏时表示：“当时的情绪就像是坐过山车一般，从开始到结束不过1个多小时。我明白江主席为什么要花这么多时间与我谈论与正事无关的事情。他是想让我在经过这次恼人的事情之后冷静下来，恢复我的信心。想想吧，国家主席亲自教导并安慰我，甚至不让我作出过度的反应，处罚我的手下。我非常感动，这一幕我将没齿不忘。”
3月底，《华盛顿邮报》的4位编辑来到中南海采访江主席。在正式回答了事先提交的问题之后，这位中国领导人以其喜欢的交谈式风格与他的交谈对象相互打趣，开玩笑，偶尔还用通俗的英语说上两句。
其中一位《华盛顿邮报》的编辑称江泽民“魅力十足，非常幽默”。这位编辑对于一位华裔研究者被控危害国家安全而遭拘留的案件非常关注，但他发现江似乎对媒体如此关注此事真的是大惑不解，而且也不明白为什么美国如此关注中国的人权状况。“我脑子里有一个很大的问号，”江说，“在经济与高科技方面，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军队也非常强大。你们有许多事情可做。你为什么老是关注这类事情呢?”
在这次采访中比较轻松的时刻，江承认当记者提问时他会感到紧张。“任何国家的领导人在会见外国记者时总会感到头疼，”江说，“美国总统也不例外，我个人也发现了这一点。”
江还拿这些年轻的客人开玩笑。“我想今天我们都看到了我们之间年龄的差距非常大，”江说，“当然，你们的精力比我要充沛得多。但我不得不说我可能在生活阅历上要更为丰富一些。这不是自大，是客观事实。”江泽民以一种毫不夸张的口吻缓缓说道：“我的一生与上个世纪几乎四分之三的时间有着密切的关联。”
一位编辑请江泽民评论一下“法轮功”奇特却强大的吸引力，并且问中国人民是否“已不再信仰共产主义，转而寻求其他信仰了”，试图以此来激怒江。
江主席承认可能有些中国人已经放弃了共产主义，但他突然用说不上好但却充满激情的英语说道：“但我仍然信仰共产主义。”他在学生时代就接受了共产主义。“在我年轻时候，”他若有所思地说，“我以为共产主义很快就会到来，但现在我觉得并非如此。”
这一问题继续困扰着江。江在2003年末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谈到这个题时说：“多年以前，当我们参加共产主义革命时，我们相信社会主义制度将在全世界实现，而且它将有利于全世界。今天，尽管我们依然坚定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是世界已经发生了变化，时代也已经发生了变化。”
“我常常思考历史，”江接着说，“我现在已经77岁了，我经历过发生剧烈变化各个时代。我完全相信各种不同的社会制度能够和平共处。”
但是就在江进行这种宏观思考的时候，一件意外的事发生了，提醒人们这种和平是多么容易被打破。4月1日星期天，一架美国海军的EP-3“白羊座Ⅱ”侦察机起飞执行例行的侦察任务，收集中国沿海的电子数据。EP-3侦察机的信号搜集范围是200至460英里，机组人员可通过机上的设备截取中国的各种电子通信，这些通信对美国军事指挥官具有重大意义。
几十年来，像EP-3这样的美国飞机经常从日本出发，到中国边境执行侦察任务，其行动也总是受到中国军队的密切监视。一般来说，美国侦察机总是在公海上空沿着自己的既定航线飞行，中国空军的战斗机则会紧急起飞，在安全距离之外跟踪入侵者。这是游戏的一部分：双方都想方设法了解对方的情况，但都遵守着没有明文规定却被广为接受的空中行为法则。不过，最近美国军队已日益对此感到担心，因为像有关消息来源后来所说的那样，中国的拦截行动越来越大胆。
这一次出现了特殊情况，两架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的“歼-8”喷气战斗机起飞追踪EP-3“白羊座Ⅱ”侦察机。其中一架飞机由一位名叫王伟的空中老手驾驶，他是一名出名的飞行员：中国人称他勇敢无畏；美国人则称他鲁莽轻率。碰撞发生了。尽管起因仍有争议，但结果确定无疑。美国飞机受损，中国飞机坠毁。根据第二架中国战斗机飞行员的证词，中国宣称体型较大的四引擎美国间谍飞机，突然故意朝较小的中国战斗机做大角度转向，并用螺旋桨打碎了“歼-8”的尾翼。美国机组人员的陈述证词则称这位中国飞行员是个“危险的冒失鬼”，那天两次驾驶自己速度较快的飞机贴近EP-3，相距仅几英尺之遥。而在第三次接近时，他撞上了EP-3的螺旋桨，造成了致命的后果。
不论哪种版本是真实的，结果却是一样的：空中撞击导致中国飞机损坏，据报告坠毁在南中国海。尽管可以看到王伟打开了降落伞，但没有发现他的任何踪迹，他被认定死亡。美国飞机一个机翼和发动机受损，随后宣布进入紧急状态，并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降落在了最近的跑道上——中国海南岛。之前在美国军队的历史上，从来没有出现过这样撞机或者紧急着陆的情况，更不要说使价值1亿美元的间谍飞机落入中国人的掌握之中。有关这场悲剧的各个方面都出现了争议，包括事故的地点。
第二天，新近宣誓就职的美国总统乔治·布什要求中方立即允许美方人员接管飞机，并要求将飞机交还美方，“不要再乱动它”。华盛顿方面还称，飞机享有“主权豁免权”，中国人不能登机。4月3日，江泽民主席指责美国应为此事件负责，而且由于感觉到了民众的强硬态度，同时还要求美国道歉。
在幕后，与这起国际纷争相比，江泽民则更加关心失踪飞行员的命运。中国前驻美大使（后任外交部长）李肇星记得江主席在事件发生之后召开的一次紧急会议上提出了许多问题：“我们有没有撞机地点的精确坐标?”“我们能不能确定降落伞确实打开了?”“飞行员都有什么样的救生设备?”“他带有多少食物和水?”“另一名飞行员到底是怎么说的?”“他真的看到降落伞了吗?”然后，江指示调动所有可以征用到的军用和民用中国舰船协助搜救。在高峰期，大约50艘舰艇、700艘渔船和70多架机机参加了这次大规模的搜救工作。江还询问了美国机组人员的情况。“在第一次会议时，”李肇星回忆说，“江主席唯一关心的就是人，中国人和美国人。”
作为对北京激烈言辞的回应，一位白宫发言人宣称，华盛顿不打算道歉，因为它“没有做错什么”。“我听到一些道歉的建议，”国务卿科林·鲍威尔说，“但是我们没有什么需要道歉的。我们当时遇到了紧急情况。”美国官员开始称其机组人员被中国政府“扣留”了。
对江泽民来说，撞机事件出现在一个很尴尬的时刻。他正准备动身前往拉美访问，在那里他希望得到政治支持并发展经贸关系。一年一度的批评中国的人权提案即将提交给联合国人权委员会；新任的布什政府正在对北京采取比克林顿政府更加强硬的路线；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能否成功也很快就要表决了。
为了首先打破敌对的气氛，美国外交官首次获准探望飞机的机组人员，并报告说他们的身体状况良好。第二天，为表示相应的良好意愿，科林·鲍威尔对中国飞行员王伟的失踪表示“遗憾”。中国外交部作出让步，承认实际撞机地点在中国领空以外，但指出美国飞机后来非法进入了中国领土。布什总统自己也对中方蒙受的损失表示“遗憾”，这是他发表的最具和解姿态的一次话，但是他仍然没有道歉。他说：“我们一直在为那名飞行员及其家人祈祷。”
由于相信危机不太可能升级，江主席按计划开始了他为期12天的拉美之行。随行的有中国的商界领袖，江继续进行他非常成功的活动，获得较小国家的支持以制衡美国的霸权。江决心增进对拉丁美洲的了解，在美洲为中国建立新的关系，整个行程中，对于间谍机造成的僵局，他只提到了两次。他访问了6个国家——智利、阿根廷、乌拉圭、巴西、古巴和委内瑞拉——每到一国，他都商谈贸易和投资，签署了约20项协议，他对经济发展机会的看法给东道主留下了深刻印象。
“我紧张地准备了两个月，”江泽民回忆说，“我的老师是外交部西班牙部门的负责人——他后来成了我们驻墨西哥的大使。为了给他们更大的惊喜，我演讲开始时用英语说我将试着讲几句西班牙语——随后我就一直用西班牙语作完了我的演讲。”
“我还开玩笑说由于我的西班牙语不怎么样，”江泽民接着说道，“我会发一份我的演讲的打印稿。但是我是在演讲结束的时候才告诉听众的，这样大家在我讲话的时候就必须认真听。”江也有严肃的时候。美国即将在联合国人权委员会上谴责中国。美国官员说这个时间安排是很早以前就定下的，和间谍机事件没有任何关系。自从1989年起，几乎每年都有一个西方国家发起中国的人权谴责，2001年的决议也和前九次一样，批评中国以“严厉手段”限制公民宗教、集会和言论自由。它还主张北京“保存和保护西藏和其他地区人民独特的文化、民族、语言和宗教特”。
但是每次提出决议，中国总能通过贸易和暗中游说的巧妙战略来争取到53位委员会成员中摇摆不定的票数，以最终避免被指责。并非出于巧合，江访问的6个国家中有5个就是委员会成员。“他走到哪里，就在哪里签署贸易和投资协议，”江主席的一位人权专家说，“这是中国每年运用的策略（来挫败决议），而且每次都奏效。”
江在拉美一行的尾声得到了委内瑞拉总统韦戈·查韦斯的信誓旦旦的保证，许诺他的国家将在联合国投票和北京2008申奥中支持中国。江打趣说委内瑞拉是他的最后一站，而根据中国的烹饪文化，“留在最后的一道菜是最好的”。但笑话归笑话，委内瑞拉的强烈支持使江的整个行程熠熠生辉。为表达感谢之情，江在西蒙·玻利瓦尔的陵墓前献上花环，赞扬他为“解放者”和“国家之父”。他还与胡里奥——西班牙超级歌星——共进午餐，这次意外的饭局是查韦斯总统安排的，而后不久，两位国家领导人在胡里奥的伴唱中一起放歌。4月19日，在离开正处于间谍机事件热潮中的中国12天后，江主席回国了——刚赶上事件的余波。
为了寻求一种解决撞机危机的最佳方式，江作了一个非常形象的比喻。“我访问过许多国家，我看到当人们在街上互相撞了一下，请求原谅或者说声‘对不起’是很正常的事，”他到达智利时说道，“但美国的飞机到了我国的边界上，却不请求原谅。这种行为能令人接受吗?”
在阿根廷，江宣布说：“在涉及中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的原则问题上，中国从没有屈服于任何外界压力。”在国外，一些批评家开始怀疑北京申办2008年奥运会的事情是否已经岌岌可危。
江泽民继续保持强硬，坚持他有分寸、有原则的处理方法。“考虑到我们两国的重要作用，”在阿根廷和乌拉圭他都这么说，“我认为我们应该找出一个合适的解决办法。”与此同时，《人民日报》开始为结束这场危机做公众的准备工作。承认民族尊严受到损害、国家遭到挫折之后，党的喉舌阐述了江的观点。“化爱国热情为巨大的强国力量。”它写道。
由于外交官创造了语义上的奇迹，使北京得以宣称华盛顿在正式信函中两次使用了“抱歉”一词，从而对这次事件表达了足够体面的歉意，对立过程中最艰难的阶段过去了。总统乔治·布什和国务卿科林·鲍威尔都对中国飞行员的失踪表示“真诚的遗憾”，信中还说美国对于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进入中国领空“深表歉意”，并承认飞机在海南着陆时未得到任何口头许可。
双方采取了一项明智的策略，这封信的最后措辞——经过了数个小时的争论——完全用英语来谈判，这是非常不同寻常的。由于双方仅就英文文本达成协议，因此中国人在对它进行翻译时具有更大的灵活性。“我们写了一封准确如实的信函，”一位美国外交官说，“这也是一封中国人认为可以接受的信……它留有少量的自由发挥空间。”第二天，北京宣布“基于人道主义考虑”将释放美方机组人员。
但是直到7月4日(但选择这个日子并没有什么特定的象征意义)，美国人被迫将这架美国海军飞机解体成可以装箱的部分之后，它才被运回美国。在那里，它将被重新组装，装备更为先进的电子设备，然后被派往世界其他某个地方继续执行任务。
4月14日，中国媒体减少了其连篇累牍的反美言论。除了一些有关飞行员家人的富有人情味的报道和寻求群众支持北京释放间谍飞机机组人员的决定的文章外，提及撞机事件的文章和尖刻的批评已经少之又少了。这种情况又一次使人回想起1999年。政府让人们发泄他们的怒火，但是这种发泄必须在严格控制的背景下和一定的时间内进行。
2001年4月，政府开始了新一轮的“严打”斗争，打击严重犯罪分子，这项严厉的政策受到绝大多数中国人民的欢迎。江泽民任期内的1990年至2000年，大赦国际组织统计到2万起死刑判决，这个数字被政府认为“夸大其词”，而评论家们声称远远低于实际数目。
推进“严打”斗争是由于对社会不安不断加剧的顾虑，包括以前在共产主义中国闻所未闻的犯罪，例如武装歹徒抢劫银行。据《人民日报》称，“严打”以暴力犯罪为目标：“爆炸、谋杀、绑架、投毒；有黑社会性质的犯罪和团伙犯罪；盗窃及其他危害公共安全的犯罪”。
“没有一个政府愿意在能够不使用死刑的情况下使用死刑，”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律研究所的教授刘海年说，“政府想减少死刑……但得切合中国的国情。我们不能为了减少死刑而给人民的生命和财产造成损害。”
大约就在这一时间，江泽民开始关注互联网，他对于这一既带来光辉前景又带来挑战的新兴媒体具有复杂的感情。有趣的是，他的两个儿子都在信息技术行业工作，他们与自己的妻儿住在上海。江要求中国制定信息和网络方面的法律，同时发展技术，帮助中国在互联网时代繁荣发展。江指出，主要问题是“迷信、色情、暴力和其他有害信息的传播以及互联网犯罪”。
6月，江把他的三大爱好(艺术、科学和教育)集中在一起，参观了一个以科学或灵感为主题的国际展览会，会上共展出了来自32所大学的700件艺作品。这些绘画、雕塑和书法作品大部分都与科学发现有关。江指出，这些作品不仅能给以艺术享受，而且能够增强人们对科学的理解。
同月，江在中国科技协会发言时称，“科学精神”是“人们科学文化素质的灵魂”，有助于树立“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另外还有许多其他益处。“我们工作中存在的一些突出问题，”江说，“很多就是因为没有按照科学精神办事造成的。”
江泽民身体力行，经常参加高层科学会议——如在7月份参加了纳米技术会议，8月参加了人类基因组测序会议。他通常会作主题讲话，也常常会见与会的外国科学家。江知道自己的出席能够提高媒体报道率，从而增强人们对大会主题的兴趣，有助于推动他的宏伟战略：“科教兴国”。但大众的福祉并不是他参加会议的唯一动机，他也很喜欢与科学家交往，讨论最新的发现和理论。对江泽民来说，尖端科学是趣味盎然的。
6月下旬，“三大男高音”——卢恰诺·帕瓦罗蒂、普拉奇多·多明戈和何塞·卡雷拉斯在紫禁城为3万名现场观众以及电视机前的数亿观众表演了一场盛大的音乐会。宏伟的故宫闪耀着明亮的灯光。紫禁城前的天安门广场成了数以百计豪华汽车的大型停车场。身着华丽晚礼服的端庄女士与身着正式服装的男士络绎不绝地到来。
第二天，江泽民邀请帕瓦罗蒂、多明戈和卡雷拉斯参加午宴，对其“出色表演”表示祝贺。他称赞这次表演“既向中国观众表现了西方歌剧艺术的精华，又向世界展现了历史悠久的中华文明的魅力”。自然而然地，大家开始唱了起来。“主席和我合唱了一曲《我的太阳》，”帕瓦罗蒂说，“我觉得唱得不错。我想说这样真的是很浪漫。”
有一个记者问帕瓦罗蒂，如果江主席改行当一个歌剧演员的话会怎么样。这位意大利超级巨星微笑着答道：“你想让我说些外交辞令吗?”稍作思索后，他说：“如果这个人能全心全意地表现自己，就算只在唱歌这件事上，他也肯定会成为一个巨星。”但接着他又补充了一句：“也许，他还需要练习。”
像接待其他许多贵宾一样，江在中南海典雅高贵的主接待厅（涵元殿）接待了帕瓦罗蒂，这里杰出的中国传统建筑反映了中国文明的伟大。接待厅里，豪华的扶手椅摆成了3个半圆形的圈子，总共大概有20多把。主宾坐在江的右首，处于里面圈子的中央位置，穿着亮红色长旗袍的年轻女服务员为他们斟上热茶。年轻的男子则像未着制服的警卫一样不显眼地沿着后壁坐着。不管会见的是谁，江通常都会了解客人的个人情况，用这方面的信息来创造融洽的气氛。
江主席的客人往往都会参观西苑——历史上中国皇帝们的禁地。对于克林顿总统或者帕瓦罗蒂这样的贵宾，则由中央警卫局(中南海的安全保卫机构)局长由喜贵将军担任导游。作为一名军人，由将军对于艺术、建筑和中南海非凡构造的历史知之甚详，能够说出日期、数字和事件等各个方面的细节。
但唯恐来访者对事务繁忙的自己留下错误的印象，由喜贵赶紧解释说导游并不是自己真正的工作。“保卫才是我真正的工作。”他说。“恐怖分子们都害怕由喜贵。”一位接近江的高级官员悄声说。没有人认为这句话是夸大其词。
2001年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纪念日，人们计划进行盛大的庆祝活动。每个城市都有自己的庆祝方式。在浙江省这个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地（译注：原文如此）有文化活动和巡回演出；在上海，有一系列以革命和爱国主义为主题的音乐会；在北京，有一个大型的文物展，包括在天安门广场上升起的第一五星红旗。
为了庆祝这一周年纪念日，电视台播出了长达18个小时的纪念节目，其中心内容就是总书记发表的重要讲话。江泽民对1万名现场听众讲话赞颂党使国在历经一个世纪的衰落后走向复兴，称赞了过去20年中的社会和经济改革，他还指出自己“三个代表”的新思想是党的未来的关键。但是在这次看似平常的讲话中隐藏着几个令人震惊的句子。
江的讲话翻译成英文大约有1.5万字，其要点是党需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回顾了共产主的历史之后，江温和地批评了教条的态度。他是在为自己投下重磅炸弹作准备。
江泽民告诉党的干部要放弃那些对共产主义的“不合时宜的见解”，宣布改革催生了由“非公有制”经济中的企业主、技术人员、管理人员、自由职业者和个体户组成的一个“新的社会阶层”，而私营经济中的大多数人从事的是“诚实劳动”，遵纪守法，并为社会作出了献。为了保持改革的动力，他提出也应当欢迎这些新的社会阶层成员中的优秀分子成为共产党员。他宣称这些群体“为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和他事业作出了贡献”。以一种经典的含蓄方式，江把一项令人震惊的政策放在了看似传统的政治框架中：“同时也应该把承认党的纲领和章程、自觉为党的路线和纲领而奋斗、经过长期考验、符合党员条件的社会其他方面的优秀分子吸收到党内来。”
他指出企业家和技术人员是中国“先进生产力”的推动力之一，如果这些人继续被排除在党组织之外，那么党就无法真正领导国家的发展。他这个阶层的潜在党员们采取了一个新的称呼，包括私营企业主和其他成员，他们被称作“新的社会阶层”成员。
“实现人民的富裕幸福，是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江说，“随着经济的发展，广大人民群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个人的财产也逐渐增加。在这种情况下，不能简单地把有没有财产、有多少财产当作判断人们政治上先进与落后的标准，而主要应该看他们的思想政治状况和现实表，看他们的财产是怎么得来的以及对财产怎么支配和使用，看他们以自己的劳动对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义事业所作的贡献。”
几天以后，“左派”针对江把党加以现代化的构想发起了最有力的挑战，这次挑战是以公开信的形式出现的。公开信在网上广为流传，它不仅鼓励了那些固守传统的共产主义者，激怒了有些党员，而且被各种政治势力所利用。公开信还对企业家本身展开了攻击，称他们“偷税漏税，只交纳了10%的应缴税款”，进行了“许多非规范以及非法的经营行为”，而且是造成腐败日益猖獗的主要“温床”。“送去一只鸡，换得一头牛。”公开信还写道，私营企业主正在加剧中国“贫富差距”，因为“贫富悬殊更主要的是表现在财富的占有方面”。
滕文生有不同的看法。“江主席的80周年纪念讲话是对‘三个代表’思想完全成熟和完整的理解，”滕评价说，“中国的经验证明了只有国有企业成分是行不通的，无法运行的。我们应该鼓励多种经济成分共存。”
在解释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这个引发争议的决定，滕以事实为根据。“我们有‘下海’（指经商）的党员，”他提到，“他们为人正直，合法挣钱，依法纳税，遵守党纪。为什么不让类似的人入党呢？如果一个方行可行，为什么倒过来不可以呢？”
“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滕补充说。
江泽民说如果不进行他倡导的改革，党就会逐渐消亡。这将意味着不存在任何形式的社会主义。《中国日报》的一篇社论说：通过党的现代化改造，江泽民使党避免了像前苏联和东欧那些兄弟党一样遭遇覆亡的厄运。社论还说：“人们可以想像一下，一个没有共产党的中国将是一场噩梦。”
江的发言在党内得到广泛的支持。在以后几天里，政治局的每个人都对此表示赞同。傅卓教授分析其政治背景时总结说，这次发言“得到了党内的强烈支持，代表了远远超出总书记本人的意见……（而且）意在传达一次大规模政治改革的计划，虽然不是（西方式的）民主制”。显然是接班人的胡锦涛注意到江总书记对这次讲话已经考虑良久，而且投入了大量的精力。胡锦涛说，江泽民的结论，既是建立在中国的国情之上又吸取了“世界上一些政党盛衰成败的历史经验”——这显然暗示着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制度的崩溃。
江泽民发起了一场反击。宣传部长丁关根亲自视察了各大媒体，告诫他们要拥护党的新路线，提高警惕，不要被人利用宣传“不正当”的思想。
江继续强调了他对马克思主义的坚持，同时指出了教条主义的危险。“我们应当将马克思主义视为一门随着实际情况的发展而发展的科学，”他说，“实践没有止境，解放思想也没有止境。”他接着说道：“在坚持中发展，在发展中坚持，这是对待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
7月13日，国际奥委会将在莫斯科宣布2008年奥运会的主办城市。在北京，当时正是星期五晚上，估计有40万名焦虑期盼的北京市民汇集到天安门广场，希望庆祝胜利。在预定的时间，当天大部时间一直在莫斯科进行现场直播的中央电视台在电视屏幕上用表示胜利的红色字体闪出一条消息：“我们赢了！”在天安门广场，这条新闻闪现在巨大的显示牌上，广场上立刻响起了一片欢呼，欢呼声由此传遍整座城市。
笑容满面的江主席与他的同胞们一样欢欣鼓舞，在简短的讲话中，江感谢国际奥委会、中国人民和其他支持北京成功申奥的国家，还号召大家共同努力，举办一届成功的奥运会。他随后回到天安门城楼，与在广场上的群众一同欢庆。
人们进行了盛大的庆祝，抛撒鲜花，挥舞旗帜，敲锣打鼓，行驶在北京各主要街道上的汽车不断响亮地鸣笛。“今年是中国三喜临门的一。”许多狂欢者都这样说，他们指的是建党80周年，中国即将加入世贸组织，现在申奥又获得成功。
就在中国欢欣鼓舞之时，各主要国家的领导人都打电话向中国的国家主席表示祝贺。西方的分析家指出，北京成功申奥标志着江泽民任期内的一顶点。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不仅提高了他在国外的地位，在国内也是如此。
北京申奥成功之后不到24小时，中国政府宣布将释放一名已在押4个月的美籍华裔教授。在5个小时的审判中，李少民在法律上被认定犯有间谍罪，现在他被勒令离开中国。人们曾普遍猜测李少民会在申奥进行投票之前被释放，从而降低对中国人权状况的批评，因为这一直被看作是对申奥的一个威胁，但他并没有得到释放。不管多大的压力也不能使中国政府动摇。即便是布什总统也无法说服江进行干预。但是既然现在申奥已经胜利，中国看来很乐于接受这一请求。民族自豪感高于国际需要。
一个令人高兴的巧合是，奥委会在莫斯科宣布奥运主办城市之后两天，江主席访问了这座城市，签订了新的友好条约，购买军事装备，巩固了他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良好关系。这次访问的高潮是江泽民在莫斯科大学的讲话，据说这所规模庞大的大学里面走廊的长加起来超过20英里。在包括普京总统在内的1000名学生及要人面前，江完全用俄语作了40分钟的演讲，畅谈了“中俄关系的美好未来”。这次他的俄语讲得不错，他一直学习这门语言。
江泽民他说每次访问俄罗斯，都有“宾至如归之感”当他谈到俄罗斯的悠久历史和灿烂文化时，他提到了普希金、托尔斯泰、柴可夫斯基这些俄罗斯的名家，听众席上发出一阵欢呼。江结束讲话之后，普京总统走上讲台说，在他看来，两国间没有任何重大障碍，甚至连语言障碍都不存在。
北京刚刚申奥成功，江在此时抵达俄罗斯对于他和他的国家来说都是一个胜利。多年以来，苏联一直是中国迈向共产主义道路上的导师，但是后来两国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俄罗斯全冲向市场经济和准西方式的民主，而中国则选择了更加谨慎的道路，逐步进行改革，并且时刻注意保持稳定。它的人民没有经历俄罗斯人所经历的那种政治和出版自由，但同时也没有经历这种自由所带来的后果。
4月下旬在安徽省视察时，江游览了被称为“中国第一奇山”的黄山。在那里他灵感闪现，用古文写下了一首简短的四行绝句。黄山对于中国人的意义，正如美国人心目中的大峡谷。历代的画家、诗人、学者和勇士都曾前来此地，赞颂它的壮丽，感它的宏伟。
在题为《登黄山偶感》的诗中，江表达了登山后的欣喜之情，并为黄山的“峭壁峥嵘，云变雾幻”而诗兴大发。他写道“江山如画，令人心旷神怡”，而自己如何“且持梦笔书奇景”，正当此时，“日破云涛万里红”。
红色的云和漫漫长路肯定在江的心目中，因为在两个星期前拉美之行期间，他曾送给菲德尔·卡斯特罗一首诗，其中也充满了类似的意象。至少，红云看上去反映了他对于共产主义精神大行于世的毕生感受。
第26章 2001年8月－12月“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
“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
尽管中国在江泽民的任期内实施了成效显著的经济和社会改革，这个国家仍然是一个无可争议的非西方式民主国家。问题在于政治改革何时到来。8月初，江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其中包括著名的外事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和《纽约时报》北分社社长艾里克·艾克荷姆。他们提出了这一问题。
“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我们始终不渝的奋斗目标，”江称，我们早就提出，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现代化。”随后他将“社会主义民主”定义为当“人民成为国家、社会和自己命运主人”时的一种状态。他提醒采访者，中国具有“上千年的封建专制历史”，而且只有在新中国成立之后，“中国人民的政治地位才向前跃出了一大步”，发生了“根本变化”。除非认清这个大前提，江说，“就不能从根本上正确认识中国政治制度的本质。”
接下来，江泽民坚称作为一个多民族的发展中国家，中国必须有坚强的政治领导才能团结12亿人民进行现代化建设。“不然的话，中国就像一盘散沙。”他说，从而揭示了政改革步伐缓慢的原因。
“我须要说明一点，”他说，“中国的民主不可能等同于西方世界所实行、西方人所选择的民主。”
“我75岁了，”他又说，“经历了上个世纪四分之三的时间之后，我以肯定地告诉你们：如果中国实行西方世界的议会民主政治，唯一的结果是12亿中国人民要饿肚子。结果天下大乱，如果是那样，对世界和平、稳定都没有好处。”
很多问题带有挑衅性。他们问江泽民，美国计划发展导弹防御系统对中国是否构成威胁。“你们只有2025枚导弹能够打到美国，如果我们筑起盾牌，你们就无能为力了。”
“坦率地说，”江回答道，“看来你们比我都清楚我们有多枚导弹。我必须说，对你们的数字是否正确，我表示怀疑。但是让我澄清一个事实。我们拥有武器的目的不是进攻，而是用来自卫。所以我们会保留适当数量的武器用以自卫。”
当江回答下一个问题——“为什么你让一个工人政党对资本家敞开大门?”——很明显，之前这个问题他已经回答过很多了。“我相信我能在大学里当一个很好的教授，专讲这个问题，”江说，“因为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与中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但是我们必须明白马克思和恩格斯生活在一个半世纪前。《共产党宣言》是153年前发表的。不能把他们那个时候写的每一个词或每一句话都应用到今天的现实生活中来。”
问他是否上网时，江说：“我孙子的术比我强得多。作为一名电气工程师，我上网不成问题。但必须承认使用鼠标对我来说还有些不习惯……”
北戴河的这片宅邸警备森严，里面都是宽敞的淡黄色二层小楼，与这个海滨疗养胜地的环境很相宜，但是在谈到它们时，江泽民对他的客人们说：“人们以为我们在这儿度假，但实际上根本不能休息，一天都不行”
“但每天我还要做一件事”——江突然插了一句——“在这11天里，不管是什么天气，我每天都去游泳。”
在接受采访这点上，江是身体力行。“主席强调中国的官员应当接触国外的媒体。”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正说。他说：“我们应当用外国人能够理解的方式表达我们的想法。我们应当提供中国的实际情况，让海外的记者得出他们自己的结论。江主席相信信息有助于理解。这就是他非常重视互联网的原因，中国互联网是在他的推动下得到迅速发展的。”
8月份剩下的日子是这位中国领导人最平静的日子。江呆在海滨别墅里，期盼着中国加入世贸组织，除了一些不太重要的政治活动外，眼前没有什么大事。
江把他的时间用来阅读书摘和几本论述经济学及外交事务的大部头著作。他还继续学习外语。那年夏天在北戴河，他带了几位语言专家一同前往，从而能够练习自己的语言技能。“如果你由于语言的差异而无法与他人交流，”江说，“你们怎么能交流观点或者达成协议呢?”
当会见外宾时，外交礼节要求江主席使用翻译，翻译人员通常由外交部指派。但是当正式会议结束时，尤其是如果要举行午宴或者晚宴，江就会转而说英语(或俄语)，享受这种自然的交流，他能够将这种交流处理得很好。如果某些政府成员或者工作人员跟不上的话，他就会利用善意的公共压力来刺激他们学习。“所有在这里的人当中，”江会微笑着说，“只有X先生和Z先生听不懂我们说的话（英语）。”就连江的司机也不能例外。“我必须重新开始学习英语，”他的司机说，“不然在我为主席开车的时候就会感到窘迫。”
反之亦然。在一次与高级工作人员召开的会议上，他注意到一位曾在美国学习过的助手没有发言。“老Y，你的英语说得棒极了，”江说，“为什么今天不用用?”这位中国的领导人随后开玩笑说，“也许你是担心跟我的对比会让我尴尬吧?”
“江主席的外语能力是有名的。”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说。他喜欢学习不同语言的新词汇，并和以外语为母语的人讨论词义的微妙差别。 “他总是建议身边的人员——甚至是那些低级别的助手——更加熟练地掌握其他语言，尤其是英语。他还纠正我们的错误发音或者外语词汇的错误用法。一次，我们正在讨论哪种核反应堆最安全，我把‘pressure’(压力)这个词中的‘r’发音发错了，发成了一个喉音。江纠正了我的发音并问我为什么会犯这个错误。我说因为我的第一外语是德语。”
江把能够使用即将访问的国家的语言进行交流视为外交任务的一部分。他每天都学习英语，并且有许多教师候命。在出国访问之前，江就会给自己施加压力，就好像他是一个临考前仓促用功的学生一样，来加强自己对相关语言的知识。
“在说外语这件事上，我是一个很有勇气的人，”他说，这一点并不是秘密，“我根本不感到难为情，即便我说错了也是如此。要学习，你就必须说。别担心，开口说!”
江也读科学著作和诗歌，而且几乎总是读到深夜。在北戴河时，因为公务的担子轻了许多，他更能够尽情地沉浸其中了。海滨胜地给了人自由的时间和独处的空间，便于沉思和思考。江泽民与许多朋友保持着联系，经常讨论一些闻所未闻的话题。8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江给王慧炯教授写了一封信，继续他们关于科学历史和变革的讨论。
江在信中亲笔记下了他深夜的思绪：“世界的知识是浩瀚的，宇宙的奥秘是无穷的。任何人毕其生去捕捉追求这些知识奥秘，也总是极其有限的。古今中外的哲人已经积累了许多知识宝库，但离开无可穷尽的宇宙，还相距甚远，永无止境。宇宙千变万化，但离不开存在的客观规律。人类的智慧，可以从发现其中许多规律，如回文、勾股、黄金分割，去不断扩展已知的领域。我们要珍惜生命的有限时间，去不断开拓知识的新领域。孔老夫子说得精辟，‘学，然后知不足’。”
江的信主要讨论了中国文学中的回文和对称勾股数。“回文”的字面意思是“倒过来”，指一行字母、汉字或数字，无论正读反读，看起来都完全一样。英语中的回文是一串正反方向看起来一模一样的字母，而含义（并非毫无意义）也相同。简单的例子有，“Madam，I’m Adam”(夫人，我是亚当)或“Draw,O Coward”(拔剑吧，哦，懦夫)，从左往右或从右往左读都是完全相同的。汉语因为用的是表意文字而不是字母，汉字组合的顺序决定语法和意义（或没有意义），汉语回文诗很难写，因为倒过来读时，语法和意义都改变了，而且往往变得面目全非。一个简单的例子是“上海自来水”和“水来自海上”。这就给中国的回文诗人提出难题，从任何一头读诗歌，无论含义和意境相近与否，诗句必须是优美典雅且富有艺术性的。
换句话说，英文的回文诗需要使两种读法的意义完全一致（因为两种读法的字母顺序是完全相同的），而中文的回文诗有更为广阔的空间来表达复杂而相关的思想感情。江举了两个例子。
“从前，”江写道，“一家饭店名叫‘天然居’，里面挂了一副对联：‘客上天然居 居然天上客’。上联倒过来读就是下联。”
江在信中没有解释这两句对联的不同含义，因为懂中文的人都知道它的意思，这两句对联的意思大致是：一个客人来到“天然居”(字面意义就是“天上的房子”)，惊奇地发现自己成了天上的客人。
在他给朋友的信中，江举的另一个例子是更复杂的四行回文诗，这首诗是唐朝的一位诗人写的。实际上这是同一篇中的两首诗，每一首都是另一首的回文。它是一个特例，因为尽管表达的感情不同，但意义惊地相似。顺读带有一种渴望、苦乐参半的调子：
纤纤乱草平滩
冉冉云归远山
帘卷堂空日永
鸟啼花落春残
意思大致相同，只是表达的感情更加迫切一些。汉语中的回文把所有字倒过来读还能保持意义不变，确是很奇妙的。
残春落花啼鸟
永日空堂卷帘
山远归云冉冉
滩平草纤纤
9月11日，当世界贸易中心和五角大楼被飞机撞击的时候，江泽民像许多人一样被这可怕的场面惊呆了。他的第一反应就是给布什总统和美国人民发出慰问电。
第二天，9月12日，布什总统致电江主席表示感谢。美国总统说他希望与国际社会的所有领导人一起合作，共同打击国际恐怖主义。为此，布什总统告诉中国领导人说他希望两国能够加强在联合国安理会中的作。
尽管江泽民明确表示了对恐怖袭击的谴责并真诚地愿意提供援助，但中国国内许多人持有与他不同的看法。尤其是互联网上的评论，显示出许多中国老百姓对美国远不像其领导人那么同情。多年来，中国一直受挫于美国的强大力量，1999年炸馆事件及最近的撞机事件更是强化了这一感觉。许多人认为美国“活该”，尽管绝大多数人对死者表示了同情，但是许多人声称，由美国总是要当“世界警察”，因此“必须至少承担一部分责任”。
江并不赞同这一看法，并在外交上采取了积极主动的步骤。他希望确保中国参与当前有关如何应对这次袭击的国际讨论，并且在此过程中保障中国自身的利益。此，江打了许多电话给安理会的其他3个常任理事国：俄罗斯、法国和英国。江告诉这3国的领导人，恐怖主义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威胁，并已成为一个公害。他还强调说，建立国际合作是非常有必要的，而且也是极为紧迫的。
江从长远的角度来看待问题，他知道美国即将采取严厉报复措施，因此力图对此进行制衡。他阐述了中国的立场，称打击恐怖主义的任何军事行动都必须有“确凿的证据和明确的目标”，确保不会伤及无辜，必须遵循国际法的准则，并尊重联合国安理会的作用。江还表示，所有的行动都应当符合维护世界和平的长远利益。
江主席发表这些警告有几个原因。他认为跨越边界的外国干涉在本质上是错误的。中国当然不想见到有人开创此先例，以免将来这种先例会在某种情形下用来反对中国。他还担心一个久拖不决的国际危机可能会危及中国的经济，而中国经济必须保持高增长才能避免大规模失业。他还担心反恐战争可能会进一步扩张美国的实力。美国军队的任何对外扩张——尤其是果美军中国边界附近长期驻扎——都不符合中国的长远利益。
在国内，江泽民担心新疆的恐怖分子可能会策划类似的暴力行动，他命令对安全规定进行检查并要求采取更严厉的措施。中国政府限制外交人员对新疆的些敏感地区进行访问；可疑的组织受到了严格的审查；飞往中东地区国家的航班也减少了。
中国对美国行动的支持并不是无条件的。中国将不反对在阿富汗的军事行动，但中国希望取得一些回报，具体来说，在对待中国如何处理新疆和西藏的国内恐怖威胁问题上，中国希望美国的态度能有所转变。中国对打击恐怖主义的限制条件就是“不能有双重标准”。
10月份在上海召开的2001年亚太经济合作组织论坛上，在两个月之前还不可想像的情况下，江泽民会见了乔治布什。布什的整个总统生涯已经为此次恐怖袭击所改变，反恐战争也将成为他未来的工作重点。在地缘政治的结构变化中，狂热分子、无政府主义者和潜的敌人横行现代社会，不加区别地滥杀无辜还以为在“替天行道”面对这个可怕的新世界，必须重新评估以往的对手。布什不再称中国是一个“战略竞争对手”，而这个提法曾在他参加2000年总统大选时甚嚣尘上。
布什在飞抵上海的途中对记者说，他希望发展与江的个人关系。“我希望见到他，”布什说，“这样他就可以看出我是真诚地希望建立良好的关系。我知道我们之间有共识也会有分歧，但我们会努力建良好的中美关系。”布什和江已经通话3次了——2次是“9·11”袭击之后——但布什称这还不够。
就在此前的4月份，布什曾捅过一个马蜂窝，他当时表示如果中国大陆进攻台湾的话，他将下令保护台湾。如今，这位美国总统突然变得更加成熟了，他说：“我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又说，“我期待着对江主席重申这一点。”
在他第一次会晤中国领导人之后的记者招待会上，布什赞扬了江主席和中国政府在“9·11”袭击之后立即作出的反应。“没有犹豫，”布什说，“也没有怀疑，在这段艰难的日子里他们将与美国和我们的人民站在一起……”
“两个大国难得会在所有问题上都取得一致”布什接着说道“我可以理解这一点。但我对江主席保证说，在处理分歧时，我们会本着相互尊重的原则。我们寻求的美中关系是开诚布公的、建设性的和作性的。”
就像为了强调这一点，两位领导人都没有详述传统的摩擦。布什没有提人权，江泽民也只是简单提了一句台湾。不，尽管两位领导人宣布他们是反恐战争中的盟友，但还是存在一些细微的分歧。江回避了北京是否支持对阿富汗进行军事打击的问题，他还重申了明确具体目标以免“伤及无辜”的重要性。
肢体语言表明了一种新建立的友谊。江一度抓住布什的胳膊肘，而当时布什正在江的耳旁窃窃私语。与此相应的是，当两人转身准备去赴午宴时，布什很随意地把手臂搭在江的身上。午宴有鱼翅汤、炸龙虾和牛排。他们看来都喜欢与对方在一起不过布什有时候与其说是兴高采烈还不如说是如释重负。无疑，两位领导人在双关系经历了大起大落的1年之后都在刻意展示相互之间的友好。
尽管在“9·11”之后的众多事件中，美国公众并没有完全接受新的中美关系，但《华盛顿邮报》称：“当江泽民政支持美国的反恐行动甚至是轰炸阿富汗之后，公众的批评消失了，这是冷战后中国首次支持美国的军事行动。”绝大多数中国人，尽管还对炸馆事与撞机事件心存怨恨，但据《南华早报》报道，他们都认为江主席支持美国的国际反恐战争“是北京近10年来最明智的决定”。
亚太经合组织最高会议在一场精彩的晚会和上海黄浦江上空壮观的焰火表演之后结束了，这标志着中国正在作为国际社会中一个生气勃勃、广受尊敬的成员逐步崛起。这是江泽民主席的一个胜利刻。
在亚太经合组织会议刚刚结束后举行的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名CNN记者用英语询问江泽民个人的未来打算。“如今你刚主持了一次重要的首脑会议，相当成功的会议，”这位记者说，“如果你选择年从你的领导岗位上退下来，这是不是你的告别演说，你的一个告别性成就?你会退休吗?如果不退，你明年再干一届的理由是什么?”
观众中传来了紧张的笑声。在中国，记者根本就不会向领导人问这种问题。在回答之前，江泽民犹豫了一下，转向他的口译，让他翻译。人们都能听到口译的话“他刚才问的问题是，”口译告诉江主席，“这次您成功主持亚太经合组织首脑会议是否就是您在明退休前的告别。”
“哈哈，”江笑着说道，“我刚才没听明白你的主要意思，”大厅内又响起了一阵笑声。“你关心的是我明年的退休问题，是这个意思吧?是这样么?首先，我明年是否退休，关于这一点，我可以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必须根据我们国家的法律规定来决定。”
这次亚太经合组织论坛的一个尽管被忽略但实际上更加有趣的特点是：每当江主席主会议的时候，他都使用英语。新加坡总理称赞了江的措辞，他注意到在这一周中，江对这门语言的运用越来越自如，为中国的孩子们“树立了一个良好的榜”。在江泽民的带领下，中国官员也使用英语来做媒体简报这除了能够增强中国的海外影响，还能够鼓励国内的英语学习。
江还把技术作为此次最高会议的一项优先事务，同与会的微软创始人比尔·盖茨在一起度过了很长的时间。陪同江主席参加会见的是他精通技术的儿子江绵恒博士，他正寻求结合中美优秀思维方式以创造一套新的价值体系，推动中国科技发展。
江博士1992年回国。从德莱克塞尔大学毕业后，他在南加州的普公司工作了一年左右，负责制定对亚太地区的发展策略，同时也在一所当地的大学进修商务课程。（据江泽慧说，绵恒回国的一个原是，江泽民想要他即将上学的孙子回国接受传统的中国教育。）
江绵恒加盟中国科学院上海冶金研究所后，负责一家技术公司的财务和衍生产品，该公司是以谋求市场利润为经营目标的。两年后，借助他迅速增长的商务才干，他为海市政府创办了一家投资公司，力求将科技成果商业化，并联合当地公司以应对中国入世后的国际竞争。后来他成为享有盛名的中国科学院的副院长。除了其他的分工，他还负责“神舟”载人航天项目。江博士对朋友说，他的梦想是为中国科学研究提供一种有效的能自我运行的模式，或许还想回到他的本行——高温超导——去搞科学研究。
江主席开始信奉被经济学家约瑟夫·熊彼得称之为“创造性破坏”的美国市场模式，并且已经在努力打破高度官僚化的国有企业中国电信垄断。江尤为关注美国20世纪90年代在信息技术领域的大发展，并开始逐渐相信美国快速发展的IT市场上的竞争，甚至混乱，才是其成功的首要原。
为了寻求在中国应用这种模式，江主席坚持不懈，亚太经合组织会议过后1个月，据证实中国电信将被拆开成为两个相互竞争的公司。随着时间的推移，中国的消费者从这种新的竞争获得了好处。
江的小儿子江绵康比哥哥小2岁，也从事信息技术工作。他从上海第二工业大学毕业后，开始在父母原先工作过的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供职。此后又在德国的跨国电器设备公司西门子公司接受培训。回到上海后，他为市政府从事信息系统方面的工作。
“绵恒和绵康有很好的工作作风，”他们的姑母江泽慧评价说，“他们在业务上反应灵敏，为人正直诚恳。绵恒更善交际，绵康更内敛沉稳。三哥和三嫂都很为他们骄傲。”
2001年11月10日，世界贸易组织在卡塔尔举行会议，一致通过接受中国加入该组织，从而结束了中国为加入这个全球贸易组织而进行的长达15年的奋斗历程。江说中国“作为世界贸易组织的一员，将在履行义务和享受权利之间小心谨慎地求得平衡”。
12月中旬，江主席参加了为期3天的全国宗教工作会议，它的召开是为了制定中国在新世纪的宗教政策。这是历来在中国召开的有关宗教问题的最高级别的会议，政治局常委会的所有7名常委都参加了会议。在讲话中，江首先肯定了宗教在维护社会稳定方面的贡献，他号召有关各方“要使宗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他指出了宗教的重要性并警告说不能低估它对世界事务的作用。
“要求宗教适应社会主义社会并不意味我们想要宗教工作者和信教群众放弃他们的信仰，”这位中国领导人说，“而是要求他们拥护社会主义制度和共产党的领导，遵守国家的规章制度……并为民族团结及国家统一作出贡献。”江赞扬了“广大信教群众”对国家的支持，并强调了宗教在诸如救灾等活动中发挥的社会作用。
但是，江也警告说，决不允许任何人“滥用宗教”来达到破坏党、社会主义和国家安全的目的——这明显指的是“法轮功”和其他未经批准的宗教组织——他还警告要防止“披着宗教外衣的外国势力的渗透”。
简而言之，只要这些宗教处于国家的控制之下，江就会允许宗教自由。大会制定了新的章程草案，允许教会和其他宗教组织作为独立的实体直接在国家登记。另一方面，那些选择不去登记的组织就有可能发现自己面对更加严格的限制。
作为一个尊重科学、讲究理性的人，江曾为宗教中有关预测和迷信的吸引力感到迷惑不解。他也赞成经典马克思主义对于宗教的观点。“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他在1年前说，“宗教已有相当长时间的历史，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将继续长期存在下去。宗教的最终消亡，准确地说，将是一个长期的历史过程，可能要比阶级和国家的消亡还要长。”
江曾经认为宗教的影响会逐步减弱。但他现在看到，相反的情况发生了。尽管教育水平在提高，但宗教作为一种社会力量却变得越来越强大了——不仅仅在中国，而且在全世界都是如此。江相应地修正他的见解，尤其是在1999年“法轮功”突然冒出来之后。宗教并不像他曾经认为的那样，重要性正在减弱，而是一股需要“重点关注”的力量。
政府估计中国信教人口大约有1亿，而非官方的估计则认为这一数字为2亿或更高。既然江泽民认为共产党继续作为执政党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它必须“代表”人民中的“绝大多数”——这是“三个代表”中的第三点，那么，若要照章办事，共产党就不能无视占全部人口10%或更多的这个群体。绝大多数信仰宗教的人——不管他们是佛教徒、天主教徒、基督教徒、穆斯林还是道教徒——也都是忠诚的公民。因此，江得出结论说他们也对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
自从江泽民的思想逐渐转向“以德治国”后，他就感到宗教可能成为社会中更加重要的成分——这是他的思想的一个重大变化。事实上，江现在着重强调宗教不能从政治中孤立出去。当年秋天参观一所佛教寺庙时，他甚至问高僧们在引导“年轻人对宗教的兴趣”方面有哪些见解。他认为这一点将既能够支持他有关民主文明社会的构想，又有助于支持压制“法轮功”这种破坏性因素的愿望。
江对其中一位高僧谈到在他自己生活中有关佛教打坐的一段插曲，他称之为“一次命运攸关的遭遇”。“我曾经练习过你们刚才所谈到的打坐，”江回忆说，“那是在一段非常困难的时期，是在20世纪50年代末——正值‘大炼钢铁运动’。我患了严重的胃病(当时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并练习打坐3个月——看来它治愈了我的疾病。打坐可以把人引入静思，这实在是很不可思议。”
12月，江泽民前往导弹先驱钱学森博士在北京的寓所，探望了他。这天是钱的90大寿，江坐钱的床边，就科学和技术怎样才能为国家的改革和现代化作出更大贡献，与这位令人敬的科学家交换了看法，并承诺将保护“科学家的创新精神、主动性和工作热情”。
1年前，在钱学森的89岁生日时，对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进行了思考。他谈到“要把科学和政治相结合”以及为什么高级领导人在需要具备政治能力的同时，还应当用“现代科学和文化知识”来“武装”自己。他把江泽民称作是“一个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因为马克思主义总是在不断向前发展。钱学森说江泽民对科学和政治这两者的“高层次”理解，使他能够提出“三个代表”的“整体原则，其中每一条，依据钱的看法，“都具有深刻的科学含义”。“三个代表，”钱说，“既不是纯粹的治，也不是纯粹的科学，而是科学和政治有机结合的产物。”他又说：“使它们结合需要智慧。”“看看全世界，”钱反问道，“还有哪个国家比中国发展得更好？”
钱谈到了他对江泽民的看法：“他有良好的科技底蕴以及广泛的兴趣爱好。他喜欢学习。每一次见面时，我们都会谈论科技问题。我还记得1989年他刚刚调到北京时……他对系统工程表现出了强烈的兴趣，所以我当场给了他一本我写的《系统工程论》。后来，他在发表讲时使用了系统工程的原理。”
1991年，钱突然接到江泽民的电话。江说：“学森同志，近来，物理学家们都在谈论超弦理论。能请你释一下吗?”钱送给江一篇他的文章，其中谈到了若干现代物理学中抽象的哲学问题。
“尽管他在忙于处理大量的国事，”这位传奇式的钱博士回忆说，“但江总书记还是设法抽出时间研究这些最尖端的物理学理论。他还邀请各方面的专家到中南海给高级领导人作科技、经济和法律方面的讲座。”1995年初，钱学森寄给江泽民一篇论文，题为《应当学习如何迎接21世纪》。两周后，江坐车来到钱的家中，就中国的长远发展热烈地讨了3个小时。
12月中旬，江主席1996年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全国艺术家和作家大会上发表了讲话。他说：“实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不仅需要发达的物质文明，而且需要发达的精神文明。”他将文化置于各种文明之间大竞争的中心位置。“当今世界激烈的综合国力竞争，不仅括经济实力、科技实力、国防实力等方面的竞争，”江对3000名中国的文化精英说，“也包括文化方面的竞争。”
“要把文学和艺术与政治分开是不可能的，”江阐述了他的基本主题，“尤其是在面对占据统治地位的西方国家的压力和对付西方识形态渗透时更是如此。”江警告说国家的命运取决于中国的文化是否强大得足以克服随着西方产品和服务被带进中国的“外国腐朽思想文化的渗透”。
江的这种民族主义文化观并没有支持者。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开始，许多艺术家和著名知识分子开始将他们尖酸刻薄的批评从自己的政府转移到西方身上。就连在中国被禁（译：原如此）的电影《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导演张艺谋也瞄准了西方媒体。“西方长期以来将中国的电影政治化，”他对记者埋怨说，“如果这些电影不是反政府的，他们就认为只不过是政府的宣传。”
江把“文学和艺术”描述成“民族精神的火炬”，这是泽民内心最为深刻的感触，表达了他对中国丰富文化的永恒热爱。“中华民族的精神，”他赞美说，“不仅体现在中国人民的奋斗历程和奋斗业绩中，体现在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和精神世界里，也反映在几千年来我们民族产生的一切优秀文艺作品中，反映在我国一切杰出文学家、艺术家的神创造活动中。”说，艺术家担负着“历史任务”，要“创作出无愧于我们时代、无愧于社会主义祖国和人民的优秀作品来”，他还列出了他们的工作领域——“文学、戏剧、电影、电视、音乐、舞蹈、美术、摄影、书法、曲艺、杂技，民间文艺、群众文艺”。
江泽民既具有一个知识分子对艺术的热爱，也具有一个爱国主义者对稳定的关心。江担心某些知识分子会利用西方思想来破坏对党忠诚。“脱离人民的文学作品是矫揉造作的作品，”他说道，“文艺工作者应坚持追求真理、反对谬误，歌颂美善、反对丑恶，崇尚科学、反对愚昧。”
江主席号召中国的文艺工作者参与他的意识形态构想，即“三个代表”思想。“建立先进文化将有助于发展国家的先进生产力”，他说，接着他又指出中国还需努力使“先进文化”对各地人民具有更大的吸引力，更加鼓舞人心。通过指出先进文化如何支持先进生产力以及两者如何共同给人民带来巨大利益，江巧地将“三个代表”的三个部分结合起来。这是2002年前他发表的最后一篇关于思想工作的讲话，2002年即将召开的党的十六大将决定中国的未来和江泽民的精神遗产。
这次大会还有一段小插曲。许多来到北的代表被安排在劳动大厦，这里的设施很差，噪音吵得人几乎无法入睡。劳动大厦的生活条件太差，因此代表们抱怨说他们没法休息，也没法开好大会。
江泽民身边的一名工作人员正巧来到这家宾馆。他注意到了那里糟糕的居住条件，并向主席汇报了他所见到的情况。江对这些知名艺术家被如此对待而大为恼火，并指示把所有住在简陋宾馆的代表都搬到合适的宾馆去。当晚，有200人搬进了装饰一的北京饭店东翼。当他们到达时，饭店工作人员已站在入口处迎接他们。“江主席会亲自处理这种琐事，我们都很感动，”电影导演李前宽说道，“这表明他对术家和作家特别关心。”
在2001年即将结束之际，北京的所有讨论转而集中在党的十六大的筹备工作上，这一大会计划在第二年秋天召开。大家所关注的问题是江泽民会从1个、2个还是全部3个领导岗位上退下。
第27章 2002年1月－6月 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
2002年将决定党的方向、中国的未来以及与之相关的江泽民的历史遗产。由于关系重大，中国的政治界、国外的观察家和评论家似乎都沉迷于新近发生的事件和各种猜测之中。党的十六大将在秋天召开，但具体日期还有定，这次会议将总结江13年来的功绩，制定前进的思想和路线，最重要的，要确定新一代领导人。在中国，重要人物仍然决定着政策，在位领导人的组成将是预测未来几年国家情况的最好依据。
国外的批评家往往只肤浅地描述中国政治的表象。在透视内幕时，他们关注的是摩擦，强调的是内部倾轧和政治斗争，而且有意无意地，描绘中国领导人的主要工作模式似乎是争论和交锋。西方和港媒体的报道与其看作是政治记者的文章还不如看作政治漫画家们的鸦。但是从“文化大革命”以后，除了1989年6月4日之前的那段时期，高级领导人的合作基本良好，他们的大多数会议和精力被用在治理国家的实务上，当然他们也有政治上的分歧，但是与那些画式文章所表现的相比，分歧微不足道，且只集中于某一时段。正如泰佛斯教授所言：“虽然外界观察家对冲突有各种预测，但以江泽民为‘领导核心’的时期显而易见地并无‘权力斗争’。”
在计划未来的权力交接时，中国的高级领导人，尤其是现任总书记江泽民和下任总书记胡锦涛努力使交接过程尽可能平稳、连续。中国现在是一个广受尊重的国家，其经济融入了世界经济之中，动荡的象会造成损害，是不能容忍的。
但是，谣言还是经常出现，愈演愈烈，而且它们对于那些喜欢进行这种猜测的人来说有无尽的乐趣。各种谣言主要涉及江泽民在十六大之后的职位以及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高级领导人的组成。另外一些传言则试图预测谁在党和政府中担任何种要职。但是最后，大多数谣言都回到一点上：十六大之后江泽民的作用和真正的权力是什么？
年初，解放军总参谋长傅全有使得江泽民会留任的传言有了一些依据。在一次党的扩大会议上讲话时，他强调中国军队“无论何时，何地，在何种情下”都要服从江。《解放军报》刊载了傅将军的讲话。从中可以看出江赢得了军队多大程度的尊重，而在一开始时，他与军方的关系是非常薄弱的。
胡锦涛聪明、稳健、风度翩翩，并几乎得到了全体的一致支持，他几乎肯定会成为总书记，在负责挑选和审查下一届央委员候选人的小组中，胡锦涛和曾庆红分别担任组长和副组长，这两位未来的领导人努力寻求平衡与和谐，而且他们看起来相处得很好。
1月份似有浓郁的中东风味。江主席会见了约旦国王阿卜拉、埃及总统胡斯尼·穆巴拉克，接待了阿富汗过渡政府主席哈米德·卡尔扎伊。阿卜杜拉敦促中国帮助“打破”中东的“暴力循环”；江告诉埃及媒体，“9·11”事件后“不稳定因素”增加了，中国和阿拉伯国家都面临着更多“新的问题和挑战”；江感谢卡尔扎伊在反恐问题上的立场，尤其是打击新疆分裂分子的立场，并申明中国支持阿富汗的重建工作，其后，这位中国国家主席开玩笑说：“我昨天说，你的服装已经引领世界时装潮流了。”
乔治·布什总统于2002年2月21日抵达北京，之所以选择这一日期是因为当天是理查德·尼克松总统1972年历史性访问的30周年纪念日。尼克松当时的访问在中美相互疏远了将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之后重新开启了中美关系的大门。从一开始起，治·布什就似乎决心要使自己有别于他的各位前任，尤其是的上一任总统。与热情洋溢的克林顿总统相比，布什的举止更加冷静，更加注重当前的事务。
“我们希望能在30个小时里谈论更多的事情，比克林顿在一星期内所取得的成果还要多，”一位白宫官员称，“对我们来说，这已足以具备象征意义了……要想为将来30年关系的发展定下基调，没有比这更好的方式了。”
这次访问远不同于布什20世纪70年代末第一次来中国时的那次旅行，当时他的父亲乔治·H.W.布什是美国驻北京的高级特使。那次旅行期间，当时30岁的乔治·布什喝中国白酒喝醉了，就去找几个中国女子约会，不过也不知道成功了没有。但有些事还是一样的。当时华盛顿与北京方面在冷战中实施情报共享以联手对抗苏联；而这一次，共同的敌人成了恐怖主义，中美两国长期处于停滞状态的情报合作再度建立了起来。
对江泽民来说，中国与美国的合作更多的是为了自身在国际上的崛起，而不是单纯地对抗一个共同的敌人。在毛泽东时代，中国的外交政策一直是以革命主义精神和第三世界领袖地位为基础来制定的。但最近的一系列事件——从中国经济的蓬勃发展到赢得奥运会主办权——使中国与“第一世界”的美欧更为接近。
布什和江泽民看起来相处得十分融洽。在正式最高级会晤之前进行了非正式的会谈，之后，双方都在联合记者招待会上对这次接触表示满意。布什感谢中国政府在“9·11”恐怖袭击发生后给予的有力支持，并呼吁在更多领域开展合作，如新能源技术、减少温室气体排放以及防治艾滋病等。布什还补充说，双方不仅应当共享情报，还应当分享希望。江则指出双方同意“进一步加强高层战略对话以及各个层次上的接触”，尤其在经济、贸易和科技方面。
美国记者就中国的宗教自由提出了一个按照中国的标准来看几近无礼的尖锐问题。“江主席，我能否怀着敬意问您一个问题，”美国广播公司的一位记者在问了一个有关导弹防御的一般性问题后说，“您能否给尚不了解原因的美国人民解释一下，您的政府为什么要限制宗教信仰活动?”
布什首先回答了导弹防御的问题，这样就给了江一些思考的时间。当布什回答完毕之后，一位中国记者(来自中央电视台)提了一个新问题，这样就给江解了围。
紧接着的问题是另一个美国记者问的，其中也不止一问，而且在最后又回到了宗教问题上：“尊敬的主席先生，我们非常想听到您对刚才提到的有关天主教主教在中国被捕一事问题的回答，也很想知道您总体上对宗教团体的态度。”
布什总统又一次先出面主动回答了他那一部分有关中国在反恐战争中作用的问题，然后又一次一个中国记者插进来问了两个问题：未来中国是否会成为“威胁”以及台湾问题。
等江给出事先准备好的答案之后，他犹豫了一下，接着说道：“现在我很乐意解答刚才美国记者向我提的问题。”
即使江主席在回答其他那些问题时，也肯定一直在考虑着那个有关宗教的问题，并在权衡哪一种情况更糟一些：是给一个肯定不能满意的回答呢，还是根本不去回答？在比较两种情况时，他很可能忽然意识到两次回避同一个问题会显得他在护短，似乎中国确实有错。他意识到，他的逃避将会被国外媒体所报道，可能还会成为头条新闻。
江主席重新赢得主动。他突然开始用英语发言——一种很高明的摆脱尴尬状态的手段——江说：“布什总统比我有经验得多。我想在跟新闻界打交道方面，布什总统更有经验。我会尽力回答好你的问题。”江接着用汉语继续道：“在第一个问题中，你提到一些天主教人士被捕。我想解释一下，自从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宪法明确规定，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中国有很多宗教，比如说天主教、基督教、新教……还有穆斯林的伊斯兰教和中国本土的道教(江用英语重复了一遍道教)。宪法明确规定了所有这些宗教的自由。”
江随后又谈起了他自己的信仰。“我不信教，”他说，“但我对宗教感兴趣，曾经阅读过各种宗教经典，如《圣经》、《古兰经》和中国佛教的《金刚经》。我也经常与国内宗教界领袖一起交谈。在新年或节假日我们有时聚在一起庆祝节日。但是无论信仰何种宗教，教徒都必须遵守国家的法律。任何人如果违反了中国的法律，那么不会仅仅因为他是某一宗教的信徒而得到赦免。在这一点上，即便作为国家主席，怕我也无权干涉司法事务。”
江没有回避这些敏感问题，观察家们对此大加赞赏，称这挽救了这一天—也挽救了他的公众形象，但是尽管有微笑和握手，双方的分歧依然存在。“美国与中国有共同的利益，”布什指出，“但我们也有分歧。我们相信我们可以本着相互理解与尊重的原则讨论这些分歧。”
其中的一个主要分歧就是中国对伊、伊拉克和朝鲜的武器出口。就在1个月以前，布什宣称这3个国家，共同组成了“邪轴心”。美国官员对中国援助伊拉克军队尤其感到不安，包括中国公司为伊铺设用于伊拉克雷达防御系统的光缆。
但是，几天后，中国外部的一位发言人宣称，中国准备与美国就限制武器扩散问题展开合作。
但是江泽民表明与美国的这种新的接近是有限度的，当问及可能对伊拉克动武的问题时，中国与美国保持了距离。“在会谈中，”江说，“我对布什总统表达了我的观点，我们希望他能够珍视和平。”
一旦繁忙的一天结束，任何这类分歧都被暂时忘记了。在当晚举行的欢迎宴会上，江叫来一位手风演奏者，并亲自为布什演唱了一曲他喜爱的《我的太阳》。尽管在记者招待会上他没有布什经验老到，在宴会上江则是无可争议的明星。观察家称江“出尽了风头”。江虽已75岁却依然充满活力，这位中国领导人还走进了舞池，他先是与劳拉·布什跳舞，接着又与美国驻华大使小克拉克·雷德的夫人莎拉·雷德跳，最后还与美国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跳了一曲。江似乎与赖斯女士配合得特别出色，因为她也会讲俄语。
“他跳了舞，唱了歌，”白宫发言人弗莱彻后来说，“这确实是令人愉快的姿态。”当被问及布什有没有跳舞时，弗莱彻回答说：“为了避免发生一次最高级别的国际碰撞，布什总统表现出了准确的判断力、周到的考虑和巨大的勇气，静静地坐在位子上欣赏。一起国际事件因而得以避免。”
尽管看来存在外交上的礼貌和真诚的良好意愿，经验丰富的江泽民仍在努力实现一个多极化世界。布什一离开，江就给巴基斯坦总统穆沙拉夫、俄罗斯总统普京、法国总统希拉克去了电话，通报了这次会谈的情况，这3国都是中国更为传统的盟友。
2月份，江主席在为期3天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上发表了讲话，讨论了中国不稳定的金融行业。此次会议筹备了整整一年。参加会议的人员几乎包括所有党政领导。中国人民银行副行长吴晓灵说，江的主题发言是一次精辟深刻的报告。报告酝酿了好几个月，江主席也整整讲了3个小时。
“江主席的讲话中使用了历史的方法，”吴副行长解释说，“他提到了旧上海的情况。他说，一旦贷款无法收回，许多银行家都要发狂了，他们会跳进黄浦江自杀。江问道：‘今天有多少银行家因为坏账跳到了黄浦江或其他什么江河里呢?’江主席的观点当然不是鼓励大家去自杀，而是要金融系统严肃认真地对待信用、贷款和债务问题。他还举了来自其他文化的相关案例，谈到‘监管’时，他提到了1720年英国的《泡沫法案》。”
“江的阐述，”她接着说道，“让即使非专业的人士也能够理解金融作为现代经济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应如何发挥作用——发行货币、控制信用、发展银行业、全球一体化，也能让人了解有些国家陷入困境的教训。江宣称中国的银行必须成为真正的商业银行。他说这是有效配置资源的最好途径。他呼吁借贷企业要有‘正确的信用文明’及‘良好的诚信’。”
“这超出了金融的范畴，”吴评论道，“这件事表明江主席多么热爱学习，他是多么努力地获取新知识。”
在同一月份，中国刚刚加入WTO两个月之后，一次WTO研讨会召开了。在这次会议上，江泽民告诫企业和政府要“在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掌握主动”。江称中国在WTO的表现“是一次新的学习，也是一场新的考试”，并强调包括“学习能力、应对能力、竞争能力、决策能力和创新能力”。他用了一个他最喜欢的比喻，“我们搞现代化建设，”他说，“必须到国际市场的大海中去游泳。虽然我们这方面的本领还不强，但要奋力地去游，并且要力争上游，不断提高我们搏击风浪的本领。”
3月5日晚，长春市8个国有有线电视频道的信号被“法轮功”控制。取代正常节目的是一段45分钟的镜头，自称是“一段澄清事实的录像”，要揭露“由国家发动的对中国法轮功练习者的迫害真相”。
“‘法轮功’结束对长春有线电视系统攻击后10分钟，9点10分，江主席打电话给我。”他在长春的老朋友沈永言回忆说。“我能感觉到出事了，”沈说，“(他的语气)根本不是闲聊。”
“‘法轮功’分子在长春有线电视里播节目!”江明显非常气愤，他说，“谁是你们市的市委书记?”
“我马上找他。”沈回答说。他给长春市市长打了个紧急电话，但只找到了市长助理，因为市长本人正在北京出席全国人大的会议。市长助理将沈的电话转到了市长的手机上。
沈永言接着打电话给江泽民，汇报了他所了解到的情况。“你的消息是准确的，”沈说，“长春市的有线电视系统遭到了攻击。由于是黄金时间，大家都看到了‘法轮功’的节目，整个城市闹得沸沸扬扬。市长告诉我抓住了一名袭击者。”
当时，吉林省的许多高级领导都在北京出席人大会议。
江主席4月份访问了利比亚和伊朗，从而使中国的外交政策与美国的外交政策鲜明地区分开来。利比亚被美国称为“无赖国家”，插手了1988年泛美航空公司103次航班的爆炸事件。那次，飞机在苏格兰上空爆炸，机上259人丧生。伊朗则一直遭受美国的恶评。
江的访问有两个考虑。第一是他的中心战略，建立一个“多极化”世界制衡美国的强权。另一个是石油。中国的工业增长造成了对这种液体能源的无尽渴求。中国从1996年起成为石油的净进口国，从那时起，中国就一直关注从尼日利亚、突尼斯、伊朗和利比亚得到新的石油供应——这些国家都是穆斯林国家，西方的石油公司在其中还没有确立优势地位——他以这次访问表明中国正成为穆斯林世界的新盟友。
在的黎波里——他是第一位访问利比亚的中国领导人——江出席了一项石油合同的签字仪式。在德黑兰，江在石油合作谈判中发表了他几个月以来最为强硬的讲话。在与伊朗强硬派宗教领袖拉夫桑贾尼会谈时，这位中国国家主席说：“北京的政策是反对武力战略和美国在中亚及中东的军事存在。”
但在伊朗也不全是谈地缘政治。江泽民参观了14世纪著名伊朗诗人哈菲兹的陵墓。哈菲兹是伊朗文学大师，以精神浪漫主义而著称。在参观过程中江写下了这样的话：“诗歌是人类思想交流的桥梁。”随后，在波斯波利斯的废墟(这里一度曾是大流士一世庞大波斯帝国的中心)，江在留言簿上写道：“伊朗是一个文明古国，继承了灿烂的文明。”
就在出访之前，江泽在位于甘肃省的酒泉卫星发射中心激动地观看了中国第3艘无人飞船“神舟”三号的成功发射。他指出，自从10年前决定发展载人航天计划以来，中国建造了出色的航天系统——运载工具、发射场和监控网络——养了训练有素的宇航员和保障人员。此次整个发射行动都由中国专家自行完成，江说这一成就“充分体现了中华民族自强不息的精神”，“必将极大地激发全国各族人民的自豪感和凝聚力”，并增强了包括国防现代化在内的“国家实力”。
4月，江强调了社会科学的价值，在中国，与自然科学相比，社会科学的地位要低得多。视察北京的中国人民大学时，江说：“掌握必备的哲学社会科学知识，对于人们正确认识纷繁复杂的社会现象，提高道德素养和精神境界是十分重要的。”
7月，江参加了中国科学院成立25周年的庆祝活动，并再次提出了同一主题。当时他听取了专家们对科学史、法律、经济预测、文理结合以及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关系方面的讨论。江听得非常专心，还作了笔记，他喜欢这种学术分析。在他接下来的讲话，江号召加强研究“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国际政治和经济、法学、历史学、民族学、新闻学、人口学、社会学、文学、语言学、考古学等”。
在同一时期，江泽民继续努力倡导“三个代表”。4月，中国中央电视台宣布将推出系列重要报道。每一集的开头都采用了同样的画面片断。太阳升起，接下来是一幅天安门广场的照片。然后是江泽民讲话的镜头。随后这一镜头渐隐，屏幕上出现了一面飘扬的红旗，接着飞出四个大字：“三个代表”，然后是北京世纪坛的照片。画面上出现放飞到天空中的各种颜色的气球。每集的结尾都会打出12个大字：“学习‘三个代表’，实践‘三个代表’”，在播出过程中，这12个字也会不时地闪现在电视屏幕的左下角。
尽管“三个代表”思想是一个真正的进步，但是在中国有另一种信息：反复强调不仅证明这种哲学的重要性，还可以在十六大前期的准备工作中再次证明江的权力。
5月31日出现了进一步的证据。江泽民没有去韩国为参加世界杯的中国足球队助威——这是44年来中国第一次出线，但江并不是一个足球迷——这位国领导人在中央党校的毕业典礼上发表了一次重要讲话。1992年和1997年，江在这里的讲话都是即将在秋天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工作报告的预演之作，为未来五年制定发展规划。这次讲话的听众范围很小，只有几百名最高级别的领导干部，讲话重申了“三个代表”思想的重要地位，提出要将其作为党在新世纪实现现代化的强武器。
一个用词上的转变引起了人们的注意。江泽民称现有的所有制结构是“不合理的”。当然，他是正确的。公有制复杂混乱的结构让人迷惑不，往往谁都不知道谁拥有什么。结果在许多企业中，不存在真正的或者积极的所有者，这意味着没有人对管理负责。江知道这种不确定的情况必须加以改变。
江还说：“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是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目标。”这是第一次提出“政治文明”的说法，表明政治体制改革，即便是渐进性的，也已经摆上了议事日程。一位大陆学者预言，政治生活将逐渐从绝对服从向一更为民主、法治的模式转变。“这是个漫长而痛苦的过程，”他警告说，“我们必须要准备为此付出相当大的代价。”
江也没有忽视仍然争论不休的有关允许私营企业主入党的问题。他运用了“新活力”一词来描述党的原有成员和新成员如何共同努力实现共同目标。
6月，江参加了在哈萨克斯坦举行的欧亚安最高会议，充当维和角色。这次会议几乎将重点完全放在了缓解印巴之间可能带来灾难的紧张态势之上。伊斯兰好战分子对存在争议的克什米尔地区发动了袭击，从而引发了这种紧张态势，其中包括最近数周中出现的令人恐惧的核威胁。
印度总理阿塔尔·比哈里·瓦杰帕伊声称不会与巴基斯坦总统佩尔韦兹·穆沙拉夫将军面，除非后者采取坚决措施，制止印度所谓的越界恐怖袭击。江泽民负责担当调解人。对中国来说，这是一个全新的角色，反映出这个国家新的威望。
江泽民决心做到不偏不倚。他知道就印度而言，这将是很困难的。40年来，中国一直支持巴基坦坦。1962年，中国还曾与印度发生一次血腥的边境战争，因为双方对于一些零碎而又无法居住的山区存在争议。但是现在，中国快速发展的经济远比那些鲜为人知的争议重要。江在许多场合下表示，如果中国要保持经济增长和继续实现现代化，那么它就需要国际和平与稳定。
江主席发表了公开声明，呼吁印巴两国领导人通过谈判解决目前的危机。与此同时，中国外交官一面与华盛顿和斯科方面进行协调，一面在新德里、伊斯兰堡和北京发表了相同的观点。江主席和俄罗斯总统普京共同努力，各自与冲突双方的领导人进行了会晤。对于中国的国家主席来说，与巴基斯坦一方的接触自然更加融洽，但是江主席也小心地公平对待印度总理。
江一开始回忆了1996年对印度的友好访问，并提醒印度领导人接到的访中国的邀请，指出“我们之间的共识远远大于分歧”。随后他切入了正题：“近一时期来，印巴关系持续紧张，大家都很关注。中国有句俗语说，‘和则两利斗则两伤’。世界上很多问题是历史遗留问题，很复杂。我们真诚希望印巴两国能通过对话和谈判妥善解决存在的问题。”印度感到满意的是，尽管巴基斯坦方面一再请求，但中国没有提出新德里该如消除与伊斯兰堡的军事对峙。
江泽民还抽出时间对较小的国家表示了他的尊重。在高峰会议结束之后，他对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和冰岛进行了简短的访问。虽然它们对中国无足轻重，但江主席对待每一个国家都尊重对方，十分亲切。他这样做不仅是出于自己的利益——他一直在台湾问题人权问题上寻求支持——也是出于一种历史的观点。中国媒体报道江的外交会见时，无论其国家主席会见的是小国领导人还是大国领导人，报道的力度通常都是一样的西方人认为这种平等对待的做法比较奇怪，但几个世纪以来，中国在世界事务上一直无所作为，中国现在是在这一方面进行弥补。对江来说，在外交上尊重小国可以再一次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的地位。
在家中，江的妹妹中国林学院院长江泽慧获得了一个环保奖，表彰她在中国“生态第一”工作方面作出的贡献。当她把得奖一事告诉江时，她提醒江几十年前，当她没有被第一志愿学校录取而无法学习喜爱的专业时，他是何鼓励自己在既定的专业方面力争一流的。
早些时候她曾送给他一本技术著作，总结了她在林业发展方面——尤其是竹和藤——的科学研究。“哎哟，泽慧，”江主席捧着这部沉重的巨著，翻看其中几百幅缩微照片，说道，“你的书可比我的厚多了！”
“但你的书（《论科学技术》），”泽慧回答说，略有些不好意思，“是关于科技兴国的理论。我的书只是林业理论——不能和你的相提并论。”
“我真为你感到骄傲。”江泽民说。
第28章 2002年7月－10月“君子和而不同”
随着十六大的临近，政治上的揣测越来越多。是否像谣言所说的那样，各省的省委书记和部队将领之中流传着要求江泽民留任的请愿书? 许多较高级别的干部期待江来保持稳定，他们相信，考虑到“复杂多变的世界局势”，江的智慧是不可或缺的。这些复杂情况中包括陈水扁正在推动台湾走向“独立”，还有各种多变的国内事，如工业重组和失业问题。
江最强有力的支持来自军队将领，其中有很多人都希望江继续领导军队。江并非军人出身，毫无军事经验，当他担任中央军委席时，有许多怀疑者。现在将领们则相信军队的现代化进程离不开他的领导，因为这一过程需要以科技为先导，而科技正是江的专长。
胡锦涛非常受人爱戴，他为人老练而诚恳。而且他的形象很好，这在这个媒体主导的世界上是一大优势。在国事场合，许多人希望看到由一位较年轻、更具活力的人代表中国站在世界舞台上与比尔·克林顿、乔治布什或是托尼·布莱尔并驾齐驱。江自己也呼吁作出这种改变，这方面胡锦涛正合适。
最后，还有一大部分人只是希望中国发展为一个更加开放和稳定的社会，一个“正常”的国家，为了实现这一目标，他们追求一种平稳、和谐的权力交接，而这在人民共和国53年的历史中还有待实现。江也同意这种观点。
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从未像某些外国批评家所的那样出现过一场“争斗”。江总书记长期以来一直支持胡锦涛有计划地提升。同时，江也相信，他在一段时间内继续掌握军队的控制权、参与党发展、国内政策和外交事务将有利于国家的繁荣昌盛。
《人民日报》头版的一篇社论称，为了“讲团结”，党员干部应当团结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虽然这一措辞是标准用语，但其背景和选择的时机有特殊的含义。江在十六大之后还会继续担当“核心”吗?这篇文章发表之时，高层领导人正在北戴河开会，讨论重大问题。这篇文章还提出“讲稳定，就要十分珍惜来之不易的好局面”，这指的便是在江13年的领导下所取得的成就。
媒体还利用这一时机强调江作军事统帅的卓才能。8月1日是解放军建军75周年纪念日，中国3家最有影响的新闻媒体——解放军主办的《解放军报》、新华社和《人民日报》——协调一致，都刊登了报道和社论，赞誉江对军队作出的贡献。
《解放军报》使用了全彩色的插页，发誓将永远忠于以江为核的党的领导。新华社的报道约有5000字，列举了江对军队作出的多方面的贡献。他13年的军事领导被称为是“继往开来的伟大征程”。毫无疑问，军方领导人正在鼓励江泽民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随后，在这过程中，中国的级领导人们突然遇到了来台湾陈水扁的直接挑战，他抛出了一个挑衅性的新理论，“一边一国论”，明显是一项推动“台独”的举措。
8月下旬，中国宣布党代表大会将在11月8日召开，这比通常的日期晚一些。有猜测说之所以选择这个日期是因为江已经得到了布什总统的邀请，将于10月份前往他的牧场做客，这样江在访问时就能保留他的全部职位了。
实际上，只有中央军委席是唯一希望保留的职位，而且现在有理由认为将会成功。军队的领导层已经站出来有力地支持江，而与台湾不断加剧的紧张局势也对他有利。江处理台湾事务已有10年以上，曾面对1995、1996和1999年的类似威胁。考虑到美国有进行干预的可能，每一个人都同意需要江来处理海峡两岸的复杂关系。
当江在北戴河忙于处理各种敏感的党内问题时，他收到了好友王慧炯的便条。王说他刚被诊断患了前列腺癌，得马上接受治疗。
“我写信给江主席只是想告诉他，如果他打电话来我可能不在，”王说，距当时还不到两个月，“那时候正在召开有全国影响的会议，我没想要他从北戴河我回音，但第二天他就这样做了。我非常惊讶。他让我在他和中国最好的医生商议之前先什么都别干。”
当日江自己给一位顶尖的专家打了电话。那人建议，考虑到王的情况和年龄，一个可供选择的方案是按当前的标准剂量治疗。但问题是可能有副作用。
“我和妻子都年龄很大了，”王说，“所以和威胁生命的癌症相比，这并不是什么要紧的问题。但是江觉得有必要给我妻子打电话把情况解释一下。不管是谁，尤其是家主席，给我妻子打电话说这种私事总是有些非同寻常，但我们是相交一生的密友。要知道，他参加了我的婚礼，我也参加了他的。”
8月中旬，江抽出时间会见了世界一流的科学家之一、物理学家斯蒂芬·霍金，当时霍金正在北京出席一“弦理论”会议，这一理论研究了物质和能量最深层的结构。尽管霍金离不开轮椅，几乎不能动而且必须通过电子合成器说话，他却使用量子理论和广义相对论深入研究了“黑洞”，“黑洞”存在于各星系之间的中心区域，其密度大得就连光线也无法逃脱其引力——这正是那种使江着迷的东西。在与霍金和其他科学家会面时，江向科学家们无与伦比的敏锐感表示了敬意，并说他们的发现会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霍金预言在未来50年中，中国将成为一个主要的科技大国。
第天，江在国际数学大会开幕式上颁发了2002年菲尔兹奖——相当于数学领域的“诺贝尔奖”。国际数学大会每4年才举行一次，它吸引了来自101个国家的4270名数学家，“2002年国际数学大会”能在北举行是对中国科学发展成就的一种褒奖。
8月底，江泽民和胡锦涛会见了各宣传部门和媒体的主管，他们是前来参加一次时间紧迫的会议的。江告诫他们必须增强公众对党的信心，使群众相信党能够在促进增长和发展的同时维护稳定和团结。失业和腐交织在一起，是极大的不稳定因素，江想要在任何群众示威发生之前就能未雨绸缪，防患于未然。江号召创建“健康的氛围”，他是想确保在11月党代表大会召开前不会出现动。媒体主管被告知不要报道党内任何不一致的观点，即所谓的“噪音”，也不要报道任何社会上的负面现象。
9月初在中央党校讲话时，胡锦涛表明了党内的紧密团结，称江泽民5月31日在党校发表的讲话是“另一篇重要的马克思主义文献”和“为迎接党的十六大而进的重要的政治思想和理论准备”。他还补充说，学习江的新指示可以加深对“三个代表”理论的理解。
9月5日，《纽约时报》刊登了惊的报道，题为《匿名作者透露，中国的领导人不会连任》。“尽管存在大量相反的猜测，”文章称，“但有关北京的神秘政治的一份新报告称，中国的江泽民主已经决定放弃他的最高职务。”这一披露以一本英文书的形式发表，书名为《中国的新统治者》，是一本名为《第四代》的中文书的英文节略本，该书声称是以“共产党的内部档案”为基础写成的。英文编者是哥伦比亚大学教授、中国政治问题专家黎安友和广受尊敬的记者、江的传记作者杜林，黎安友称中文原文“具有高度可信性，尽管还不能完全查证它”
《纽约时报》广为宣传了这一材料。“报告说，今年的试探气球暗示76岁的江应当保留一项或更多他的最高职务；而后来的消息说，江拟在11月份卸任共产党总记，明年3月份卸任国家主席，把权力移交给59岁的当继承人胡锦涛。”
不管是真是假，在任何情况下那本书的写作目的看起来都是在人事关系上做文章，并借用外国评论来影响政治权力交接。即便当前国际上对中国内部事务的猜测说明不了任何问题，它至少说明这个国家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成为一个多么重要的角色。
就在十六大日益临近的时候，也在准备前往布什位于得克萨斯州克劳福德的牧场进行访问。这一邀请表明，尽管这位中国领导人属于老一代，但是他与美国总统的友谊已经接近了托尼·布莱尔和弗拉基米尔·普京的水平。这将是江最后一次作为国家首脑访美，他希望一切顺利。
为了增进友好气氛，国务院新闻办主任赵启正宣布中国将向美国赠送一尊美国官小詹姆斯·福克斯上尉的铜像，这位军官的飞机在二战时一次支持中国日的任务中坠毁。在阵亡时，福克斯飞的是从印度东北部飞越喜马拉雅山脉著名的“驼峰”而进入中国的运输航线。据赵称，铜像上的铭文是江主席亲自撰写的：“这是一位在中国的抗日战场上英勇献身的美国飞行员，中国人民将永远记住他的名字：小詹姆斯·R.福克斯。”
而且，在江抵达美国之前，中国将与美国公司签订5项合同；中国加强了对军事技术出口控制；并释放了一名因从事所谓反革命煽动活动被判19年监禁的西藏尼姑。中美关系转而向着更好的方向发展，“9·11”事件的影响促成了这一趋势。
在其长期的盟友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问题上，中国采取了原则性的立场。但离江的访美之行还有不到1个星期的时候，朝鲜宣布它正在积极地推进其核武器计划，而且没有受到任何制裁。北京否认曾向平壤提供过帮助，声称甚至对这一秘密计划毫不知情，并敦促各方通过谈判和平解决这一问题。
在美国方面，邀请江泽民前往牧场是在表示重视。通过在自己的私人住所招待江泽民和他的妻子，布什表达了对中国领导人的尊重，不仅把他当作一个大国的重要领导人，而且把他当作自己的一位好朋友。
中国问题学者李侃如说：“这是一件大事。”他指出，“中国在地区和全球事务上新出现的重要性”促成了“更加明智和成熟的外交政策”。他说布什“在牧场亲自热情招待以示回报的做法是正确的”。
10月下旬，江主席飞抵芝加哥，奥海尔国际机场铺上了红地毯，江在那里受到市长理查德·戴利、一支美国海军军乐队、政界和商界要人以及来自该城华人社区1000人的欢迎。由于江以前是工程师，奥海尔机场的7条跑道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江间接地提到北京的首都国际机场只有2条跑道，说在2008年奥运会前要再建另外2条。
大约500名示威者(大部分是来自其他地区的“法轮功”分子)聚集在芝加哥中心密歇根大道丽思卡尔顿国际饭店外示威，而之所以选择下榻在这座饭店就是因为它的会议厅位于12层，根本听不到人群的喧嚣。由于江主席的大部分会议都在旅店中进行，因此在这座城市逗留的24小时中，绝大部分时间他都不需要冒险外出。“此行重要的是保证安全。”一位中方官员说道。
在与商界领导人的宴会结束之后，江泽民接见了中国领事馆的工作人员、留学生和芝加哥华人社团成员。
第二天在休斯敦，恢复了精神的江泽民参观了美国载人航天计划控制中心——美国航空航天局的约翰逊太空中心，乘车前往休斯敦西北100英里处的大学城，他在得克萨斯农工大学的乔治·H.W.布什总统图书馆发表讲话，向一位“中国人民的老朋友”(这是他所能给予的最高赞誉)表示敬意。
江主席用英语向包括美国前总统布什和中国篮球巨星姚明在内的600位客人发表了讲话，江泽民用自己很喜欢的一句话把两国联系起来：“中国是最大的发展中国家”，而“美国是最大的发达国家”。江说中国在处理外交关系时坚持求同存异的政策。在谈到双方的分歧时，中国领导人说这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引用了孔子在2000多年前说的话：“子和而不同。”并解释说：“和而不同，是社会事物和社会关系发展的一条重要规律，也是人们处世行事应该遵循的准则。”
江泽随后列举了人类在当前世界所依然面临的“严峻挑战”：恐怖主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地区冲突和环境恶化等问题。在这些问题上，他将中国和美国放在了同一立场上。“中美都是恐怖主义的受害者，”他说，“在反恐斗争中，中国人民一直与美国人民站在一起，……共打击恐怖主义这一国际公害。”江还呼吁作出类似的共同努力，以防止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维护朝鲜半岛、南亚（印巴）、中东等地区的和平与稳定”，他将这些称为所有追求世界和平与稳定的人民关心的重大问题。
江在讲话的结尾提出了美好的前景。他展望两国经济具有很强的互补性，说两国在经贸、能源、环保、科学技术和教育等方面的合作潜力巨大，并呼吁中美建立“建设性合作系”。
随后江主席与乔治·布什举行了非正式最高级会晤，会见在布什位于得克萨斯州中占地1600英亩的“草原教堂”牧场上进行。它在韦科西南大约18英里处，几乎正处于奥斯汀和达拉斯的中间。江早早动身开始了这漫长的一天，他首先从休斯敦飞往韦科，随后从机场驱车前往牧场，其间为了避开示威者而走了一条较为僻静的路，车队在大约30分钟之后抵达牧场。风度翩翩的布什和劳拉在门口迎接了江和他的妻子。“欢迎来到牧场，我舒适的家。”布什说，“您和王冶坪女士能够来我们家，我和劳拉都非常高兴。”
在后来各大报纸头版刊登的一张合影上，人们可以看到两对夫妇都衣着随便，看起来像是老朋友。人们评论说王冶坪看上去风度十分优雅，从她初次成为中国第一夫人到现在经历了很长的历程。
在4个小时的访问中，重点是两位领导人举行的私人会谈，江在会谈中指出“过去一年来，我们的合作扩大了，相互信任加深了”。他着重谈论了远景，这种美好远景的基础是中美双方拥有“广泛而重要的共同利益”。看起来他好像是希望在退休之前明确他在重大问题上的立场。
分歧总是存在的，但是这一次他们讨论了新的问。在伊拉克问题上，美国日益强调无赖国家所带来的危险；江则说他希望所有的问题能够通过联合国来解决。在朝鲜问题上江声称对这个中国长期以来的盟友的核武器计划“一无所知”。但是他强调：“中国一贯支持朝鲜半岛无核化，希望朝鲜半岛能保持和平与稳定。”其他的问题包括人权、宗教自由和军事交流。
会谈结束后，布什和江泽民与他们的夫人们一起进行了一次得克萨斯风味的烧烤野餐——美国南方的炸鲶鱼、烤肉和烤猪排，还有牧场风味的豆子、豇豆沙拉、土豆沙拉，加上墨西哥胡椒粉，还有山核桃馅饼。 其后两对夫妇坐上乔治·布什的白色福特小卡车，男的在前座，女的在后座，就像旧时的牧场主一家子，简短地作了一番参观。
在克劳福德举行的最高级会晤并没有引起美国媒体过多的注意，而江上次访美则引起了媒体的巨大兴趣。现在，其他更能够引起注意的报道占据了头条。在双方会晤的前一天，华盛顿连环枪击案的凶手被抓获了。当天，明尼苏达州参议员保罗·韦尔顿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在莫斯科剧院，车臣分裂主义分子劫持了700名人质。而伊拉克问题正日益突出。由于江建立建设性伙伴关系的战略，中美成为了朋友，一旦这一点实现以后，两国之间的关系就不再是头条新闻了。江的首次和最后一次访美期间情况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
离开得克萨斯之后，江前往墨西哥城市洛斯卡沃斯，参加包括21个成员的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PEC)第十次年度最高会议。由于之前不久在印度尼西亚巴厘岛、菲律宾和莫斯科都发生了致命的袭击事件，恐怖主义阴影笼罩着整个会议过程。在这种悲观情绪下，江主席坚定地发挥了一位年长政治家的作用。中国领导人就像一个自由贸易的老牌支持者那样发表了讲话，他敦促各成员国“停止贸易保护主义”。他还号它们团结一致打击恐怖主义。
但是，尽管发表了这么多建立紧密关系的谈话，有一个国家江泽民还是难于与之和好。日本首相小泉一再参拜将日本战犯与战死者供奉在一起、被认为是日本军国主精神中心的东京靖国神社，造成了中日关系紧张。2001年的参拜引起中国的强烈不满后，小泉曾承诺不再参拜，但是就在两个月之前，在日本民族主义团体的压力下，小泉再次参拜了靖国神社。江愤怒了，不是小事。在墨西哥会见日本首相时，江在他们45分钟的会谈中3次提出了这一问题。他要求小泉“不要再冒犯中”，并称这一问题“伤害了13亿中国人民的感情”。
小泉试图平息这个问题，但是江泽民的态度并未缓和下来。他一次都没有提到日本首相访问中国的计划。江把战争中受害的普通日本人民与发动侵略战争的军国主义分子“严格地区分开来”，并直截了当地小泉建议说：“所以不去靖国神社会更好一些，永远不去。”
江泽民离开墨西哥回北京之前在旧金山作了短暂停留。为了照顾江主席紧张的日程安排——在旧金山留是为了加油——在机场举行了与当地要人的午餐会。在他简短的讲话中，江赞扬了上海和旧金山之间的姊妹城市关系，称这样的城市间接触和合作是国与国关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江最后说道，“今天下午，我将把美国人民的友好情谊带回国。”
尽管时间很紧张，江泽民还是唱起了歌。午餐后，江领唱，引得布朗市长和参议员迪安·范因斯坦都加入了进来。
江泽民动身前往美国的那一天，党中央宣布北京市委书记贾庆林和上海市委书记黄菊将离开现任岗位进入党的“中央领导集体”。突然之间，这两人成为党的代表大会结束后入选政治局常委会的热门人选。
两天后，曾庆红辞去了中央组织部部长的职务。人们广泛认为这一举措也预示着他将被提拔进政治局常委会。
公告发布的时机是最令人注意的，因为在发布时江不在国内。这似乎表明交接正在平稳进行，所以总书记都用不着在场。同时，江的得克萨斯行是曾庆红第一次没有随江而进行的重大国访问。在此之前，他们一直是密不可分的旅伴，即便在国内出行时也是这样。可能的原因是，这一时期标志着曾庆红自身从一个顾问向高级领导人的转变，因此在大会之前，他有很多事情要办。
一个有先兆意义的任命是由刘云山担任宣传部长，负责全中国的媒体。刘是一位专业人员，这意味着党将继沿着江泽民制定的路线前进，而且这一路线得到了胡锦涛的支持，他将努力保持稳定，逐步增加自由。
江在即将把党的领导权交给胡锦涛的时候任命党的高级官员就好像是即将卸任的克林顿总统任命高级内阁成员，而接任的布什总统必须接受一样。但是这个类比是不能成立的，因为中国的政治制度中只有一个派，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作为一件“党内”事务经过仔细商谈的。因此，一个更为妥当的类比是：如果克林顿主动同意把他的总统职位让给副总统戈尔，尽管根据法律他不必这样做，但作为交易的一部分，克林顿会提出建议，而戈尔接受建议，克林顿的几位助手将获得内阁部长的职务。但是这个类比也不尽准确，因为在中国的行政体制中，有权指定党的高层领导人的是党的中央委员会而不是党的总书记。而在美国体制中，行政首脑即总统，能够全权指派（在某些情况下也要经过参议院的认可）任何人担任政府职位。中共中央委员会享有高层人事任免权。
实际上，江的影响力从未像现在这样巨大。在江执政的整个期间人们都低估了江泽民，即使有了这么多相反的证据他们现在还是如此。
第29章 2002年11月－12月“希望同志们团结一致”
11月8日星期五上午，2000多名正式代表、数十名特邀代表和数百名列席代表汇聚在人民大会堂，党的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隆重开幕。大会首先由党的总书记作主旨报告。
十六大的准备工作划分为三块：工作报告、修改党章和人事安排。每一块由一个小组分工负责。每个小组单独向筹委会负责人胡锦涛汇报，由胡向江泽民汇报。工作报告的撰写是一项长期而复杂的工程，起草工作小组由30人组成，耗时逾年，由胡代江负责协调。设计这样一个复杂而正规的程序是为了保证党的集体领导原则，以便创作出一份获得广泛共识的权威性文件。在理论上，这份68页的报告浓缩了党对过去未来的统一认识；在现实中，它还反映了江的个人观点。他亲自参加了报告的写作，特别是在开始阶段安排日程，在收尾阶段加入自己的观点和思想。
江第一次接见起草报告的30名专家是在2002年1月，大约在党代会召开前10个月。胡锦涛任起草委员会主任。30名起草人来自三个方面：各大部委（如国家发展计划委员会和国家经济贸易委员会）、党的研究机构（政策研究室、文献研究室和中央党校）和一些省的领导人。
“与江总书记的第一次正式会面，我至今记忆犹新。”中国史学会会长金冲及说。金是负责毛泽东和恩来传记写作的官方撰稿人（曾参与工作报告撰写的整个过程）。“1月14日，我们在中南海集合，会议开了大约两个半小时。虽然起草人会小会已经开了几个月了，但总书记亲自讲话这还是第一次。”
“一开始江再次强调了党的十六大的重要意义和工作报告中要完成的主要任务，”金冲及继续说，“他划分了几个主题——对1997年十五大以来5年工作的回顾，贯彻‘三个代表’需要完成的任务。他认为‘三个代表’是党走向现代化的关键他把主题定为建设小康社会。他列出了一些想法，经济改革、政治改革、文化发展，当然还有党的建设。江阐述了自己对日新月异的世界的看法，特别是科学技术。他说科学技术加快了经济发展，改变了军事战略，影响了社会发展，催生了全新的思维方式。江强调说，国必须比照其他国家来评价自己。这个话题把我们带回到如何推进中国的‘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三个代表’中的两个）。江的思维在各年份之间有很大的连贯性，我们把这份报告看作是一个总结。”
起草组在12周之前，即2001年10月26日，就已成立。到十六大召开之前止，历时逾年。第一次会议是在中南海举行的，胡锦涛主持会议。起草组分成8个调研小组，分到16个省份进行实地调查。
“我们想知道的是省委书记和基层官员在想什么，”兼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的金冲及说，“我们还要发现群众需要什么。每个小组都召集各行各业的人进行了10次深入讨论——领导、学者、科学家、农民、工人、经理。总共有80场讨论会，每次两三个小时。我们在外地花了两个星期进行初步研究，11月中旬回来。每个小组撰写自己的报告，我们把报告综合到一起，形成了一个反映们对各省主要问题的想法的总报告。12月中旬，写出了第一稿，江读了这份报告后，准备在1月14日跟起草组正式见面。”
在江讲话之后，30名起草人又按主题划分成小组，按讲话的指示精神，列出了报告的详细提纲。1个月后，他们就提纲取得了一致意见，胡锦涛把提纲送交政治局常委会讨论，每一位常委发表意见后，2月下旬获得通过。这时，全体人员都住在北京西北部远离中南海的玉泉山上。
“第一项任务是开一次大会，综合7位常委的所有意见，”起草组成员之一的金冲及说，“修改后的提纲分送给23名政治局委员（包候补委员），他们的意见也同样融了进去。”
4月份就详细提纲达成了共识，于是写出第一稿。“我们写得很快，”金及说，“我们遵循同样的程序。先把草稿送给7位常委，综合他们的意见之后，再把修改稿送交全体中央委员。几个月的过程中，胡锦涛与起草人开过许多会。他与江泽民保持联系，汇报进展情况，带回反馈意见……”
“5月31日，江总书记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把一些主要观点透露给更多听众。讲话的概要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这样我们可以从更多党员干部那里得到反馈。”
7月26日，一份工作报告的草稿下发到178个部委和地区的3100名党的干部。要求每个单位就此报告召开一次正式讨论会，写出详细的反馈意见、建议，以正式文件的形式送交起草组。（如美国汉学家梅瀚澜所言，“如果代表在十六大上听总书记大声宣读（工作报告）的时候觉得不那么聚精会神至少部分原因是他们此前已读过报告的全文，有些代表已是几度重温了”。）
“这178个单位在一周内作出反馈，”金冲及说，“他们接到的指示是，对报告提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是当前的首要任务（真正的紧急情况除外）。意见包括逐句的评论和修改建议。”
收集到178份评议之后，起草组全体人员来到北戴河海滨，进行对刚刚收回的大量反馈意见的处理工作，在认真修改的基础上撰写第二稿。这时正是江泽民、胡锦涛和全体高层领导在北戴河海滨的季节。起草人需要这种便利，因为要做出许多涉及敏感问题的决定，有时甚至涉及单个词的选择。
“想想这有多么复杂，”金冲及感叹道，“对每一个思想、每一句话每个词，都可能有178不同的建议！更糟的是，许多多的建议经常互相矛盾。当然不是真有178种想法，但对关键部分，常常有几十种意见和建议。”
为作出最后决定，30名起草人分成5个小组，每组6人，各负责一个部分：总论；经济；政治；文化；党建。重大问题提交全体人员讨论，定期举行全体会议。
“每个小组设一名组长，”金冲及说，“遇到疑难问题必须作出决定时，就找胡锦涛，由胡跟江泽民通气。”
修改稿完成后，再次由政治局常委和委员传阅，集中每个人的意见后，再写下一稿。8月末，该完成最后一稿了，这时江泽民亲自介入。
“8月30日到9月17日，江集中精力看报告，用8个整天时间仔细研读，作最后定稿，”金冲及说，“他想得到第一手意见，与各部委、军队、省市的代表座谈。9月18日，他与起草组举行工作会议。这是他第二次跟所有起草人正式会面。”
这次会议非常细致，”金冲及说，“江增加了8个小点，我们将其一一融入文本。例如，他要求把国防单独作为一部分，出它的重要性。他指出，不允许国有资产归市以下的农村地区所有。还有一比较有意思的意见，他想在报告中传递一种‘忧患意识’，以反映世界的真实现状。江强调说：‘不要以为好日子会永远存在，中国正面对许多重大挑战，包括激烈的外国竞争，我们必须保持战略一致，维护团结统一。’江要求我们修改报告的倒第二段，加强这种忧患意识，我们做了修改。”
“但即使如此，”金及补充说，“江一直没停止对报告的思考。10月访美期间，他还不断与同行的曾培炎、滕文生、王沪宁讨论。回国后，江又增加了一句话，是关于城市化的适当程序和正确结构的。”
报告的终稿在十五届中央委员会第七次全会上正式发布。（按规定，本届大会的工作报告是代表上一届中央委员会作的。）编缉工作十分紧张：在11月3日至5日的七中全会上作了几处修改，11月8日十六大就开幕了，江在这一天宣读了报告全文。
报告的题目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报总结了领导中国13年的江泽民对中国的审视和对党的未来的憧憬，反映了他为国家和党作出的贡献。
江泽民发表了讲话，他身着黑色西服，系着带红色圆点的领带。通过广播电视的实况转播，数亿国民收听了他的讲话。1375名中外记者在北京报道这一盛事，这个数字是破纪录的。
江的嗓音深沉而独特，有一股自喉间的气势，充满魅力，听了让人觉得安心。这是一位对自己的工作领域信心百倍的领导人用其独特的韵律和节奏发表的一篇演说。
报告的大部分内容都遵循可预见的模式，但即使是措辞上细微的差别也都意味着政策上的重大调整。透过那些保持历史传统和思想路线的党内套语，党的各级干部都在密切关注措辞的微妙变化，甚至重音的不同，因为这些都传达着不同的含义。
这基本上可以说是江的告别演说。他从1989年自己被任命为总书记以来中国所取得的成就说起，在这个时期里，中国的综合国力大幅跃升，社会长期保持稳定。毫无问，中国人民生活的方方面面都比5年前有了改善。
我们“经受住一次又一次考验，排除各种干扰”，江说，“保证了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航船始终沿着正确的方向破浪前进。”
不出所料，江强调“三个代表”思想是党内革新的指导方针，为国家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江说，贯彻这一新的思想“关键在坚持与时俱进”，“三个代表”思想是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推进中国社会义自我完善和发展的“强大理论武器”，是“党必须长期坚持的指导思想”。
重要的是，江还把“三个代表”思想称作是“全党集体智慧的结晶”。几乎每一次提到“三个代表”，都会加上“重要思想”这个短语，通过把“三个代表”思想看作集体的成果，江把它的重要性提升到了空前高度。
以前，江曾经多次讲述过“三个代表”思想，但这一次却有所不同。这是党的代表大会的报告，这就意味着重大的成功。
在宣讲他的理论时，江强调，党的领导干部必须“自觉地把思想认识从那些不合时宜的观念、做法和体制的束缚中解放出来，从对马克思主义的错误的和教条式的理解中解放出来，从主观主义和形而上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与此同时，他将“三个代表”植根于马克思主义，指出“三个代表”是由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衍而来，旨在实现“解放和发展生产力”这一马克思主义要求。
通过这种推理方法，江把话题引向他最具争议的观点——吸纳企业家和私营业主加入中国共产党。他重申了工人阶级的重要性，并暗示工商业者已构成一个新的社会阶层。简单地说，他们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建设者”。
江泽民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核心并不在于业主和工人的区别，更重要的其实是其最终目标和独特的方法论。其最终目标仍是共产主义，但是为了实现这个目标，其方法论必须“与时俱进”。党似乎正好及时地作了自我再造，更准确地说，是江让它获得了再造。
江说，企业家和私营业主应当得到“鼓励”、“保护”和“表彰”。对那些能够理解措辞奥妙的人而言，这是一种明显的嘉许。在推动这场惊天动地的改革进程中，江取得了成功。
江使党更加多元化，更具现代性，也更富活力。他认为，只有“以改革的精神”为党的肌体注入“新的活力”，才能保持党领导国家的“先锋队”地位。“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意义重大。”江对热烈鼓掌的代表们说，它可以使我们党“始终与时代发展同步伐，与人民群众共命运”。
把“三个代表”思想确立为党的指导思想后，江泽民在其报告中明确指出，在未来20年里，中国的总目标是建设“小康社会”，使13亿中国人民的生活达到更高的水平。中文里的“小康”在被翻译成英语时，意思是“富裕”(well-off)，其实，“小康”并不是那些母语是英语的人所理解的富裕。从字面上理解，“小康”的意思是“小的富足”，学者给这个词的定义是，没有到“富裕”的程度，但比“温饱”要强。江希望，到2050年，整个中国能够发展成为一个“中等发达国家”，与现在的葡萄牙的发展水平相仿。根据这一计划，到2020年，中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将达到2000年的4倍。
在这个过程中，需要采取的步骤包括大力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实现可持续发展，推动信息技术进步，发展中国的“非公有制经济”(这是对私营企业的婉称)。江说，我们必须“充分发挥个体、私营等非公有制经济在促进经济增长、扩大就业和活跃市场等方面的重要作用”。
“私营”这个词已经公开使用了。虽然夹在语句中并不显眼，但这个过去受到嘲讽的词语如今以正面的含义出现在官方文件中。而且，江表示，私营企业投融资、税收、土地使用、市场准入和对外贸易等方面不应处于劣势。他还保证要给予私有财产更多的法律保护。
他认为，只要公有制仍占主导地位，政府就可进一步支持发展“非公有制”经济，这是保持经济高速增长的础。江没有为“公有制”和“主导地位”下定义，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这两个词的范畴日益宽泛。
江对眼前不能实行“按需分配”个共产主义原则表示肯定，这是已经发生而且是几乎人人都承认的一个事实。他说，中国应“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与此同时，江在寻求一种实现收入水平合理的新平衡，防止贫富悬殊和绝对平等这两种极端。或者，正如他所说的，“既要对平均主义，又要防止收入悬殊”。
政治改革则是另外一回事了。江拒绝把“西方式的民主”引入中国，尽管他提倡学术和政治开放。“要坚持从我国国情出发，”他说，“绝不照搬西方政治制度的模式。”江指出，政治改革将通过加强法治、规范制度、打击腐败，而不是通过多党民主或全民选举来实现。
江的报告的最后一章是关于加强党的建设的。对于这位即将离任总书记来说，这是一切事业的基础。江强调实行“民主集中制”，意思是用民主原则指导重要领导的任命，用集中的则指导国内民主的开展。江说，与此直接关的是他称之为“党的生命”的“党内民主”。
他号召“扩大市、县党代表大会常任制的试点”，赋予党代会监督主要领导的权力。他的远期目标是通过党代会对党的领导实行长期、全面的监督，打破地方党委书记和常委会（县级常委会一般由11人组成）的独断专行。
江希这些机构改革将会抑制腐败。“不坚决惩治腐败，”他警告说，“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就会受到严重损，党的执政地位就有丧失的危险，党就有可能走向自我毁灭。”
江的另一个核心目标是文化进步。他号召全中国人民使我们的文化成为世界文化中的佼佼者。他努力给人灌输一种“伟大的民族精神”，他认为这对维护中华民族的统一至关重要。对江泽民来说，弘扬中华文化是一项爱国主义责任。
国防和外交也是富有爱国意义的重要主题，尤其是台湾问题。江强调采取“积极防御”的军事战略，号召借助科学技术取得跨越式发展，全面普及信息技术。他还重申“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强调“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作为结束语，江总记为中国提出了一个令人振奋的前景：“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加快推进社会主义现代化，使社会主义中国发展和富强起来，为人类进步事业作出更大贡献，这是我们党必须勇敢担负起来的历史任务。”
报告之后，接下来就是人事问题，也就是谁来管理这国家。11月13日，举行了一次初步投票以决定党的新一届中央委员会，这是一个关键的领导机构，所有的最高领导都将从其中出。除胡锦涛外，其他现任政治局常委都没有被列入候选人名单。这个引起无猜测的问题终于有了答案。7名政治局常委中的6名，包括江泽民和比较年轻的李瑞环都要退休。
第二天，也就是十六大的最后一天，进行了正式投票。代表们大红选票选举新的中央委员，用粉红选票选举新的中央候补委员。中央委员会356名委员和候补委员中，180名是首次当选。委员平均年龄55.4岁，超过20%的委员不到50岁。基本上所有的人——98.6%——都受过大教育。其中有女性委员27名；少数民族委员35名。
选举结果宣布之后，人民大会堂随即爆发出热烈的掌声，这是代表们对即将退休的领导人，特别是对江泽民表达的敬意。新华社赞扬“他们政治视野开阔，精诚团结”。代表们认为这是一个创造历史的事件：中国经历了一次和平权力交接。
投票结束后，大会通过关于修改《党章》的决议，批准了江在报告中提出的影响深远的修正意见其中的一个重要修正是开篇对党基本信仰的阐述，党的使命由原来的“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扩展为既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又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这就把人们一段时间以来公认的事实明确下来：共产党已经从一个致力于“阶级斗争”的“革命党”转变成为以发展国家为首要任务的执政党。
紧接下去的文字援引了“三个代表”思想原则作为党的指导思想。随后一段，也就是《党章》第二段，“三代表”重要思想与前辈的思想并排列出：“中国共产党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虽未具名，江泽民开创性的理论，却从此被载入《党章》。
在对《党章》修正案进行投票时，江泽民主了众多代表的表决，这样似乎顺理成章。江与其他高级领导人一道端坐在主席台上，要求进行表决：“同意这一议案的请举手。”
当全场手臂高高举起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集中到主席台前排，代表们图揣测坐在那里的党的最高领导人的反应。当然，不要指望他们当中有谁会投票反对该决，但通过仔细观察他们的细微表现——面部表情或是举手的动作，或可洞察他们的内心世界。主席台前排的领导人们或快或慢都举起了手。
“反对这项议案的请举手。”江说。在大会堂四周，工作人员的声音一个接一个地响起来：“没有。没有。没有。”
“有没有人弃权?”江问道。
声音再次像机枪速射一样响了起来：“没有。没有。没有。”“议案获得一致通过。”江宣布。
这时，江最后一次作为党的总书记走上讲台，台下响起了雷鸣般的掌声。他发表了简短的讲话在《国际歌》的歌声中，党代表大会闭幕。
第二天（11月15日）上午，寒风刺骨，但严酷的天气并不能遏制当天人们的激动心情。快到中午的时候，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国新一代领导人——终于出现在世人面前。他们排成一队，依次从装饰着巨龙图案的屏风后走出，大厅里聚满了记者和摄影师。数月来的猜测到此结束。
不出意外，第一个出场的是胡锦涛，众望所归的新一任党的总书记。有些出人意料是第二位吴邦国，翌年3月他将成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第三位是温家宝，由他接任总理已成定局。另一个是贾庆林，列第四位，比预计的排位要高，有望成为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主席。第五位是曾庆红，内定主管书记处的工作。第六位是黄菊，他将成为务副总理。第七位是吴官正，他是主管反腐工作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的新任负责人。第八位是李长春，他将分管思想工作、宣传工作和媒体。第九位是罗干，将分管法制、国家安全和情报工作。
在这次简短的仪式上，胡锦涛面带自信的微笑挥手致意。还不满60岁（差1个月）的胡发表了态度亲切的就职演说，向世界媒体介绍了自己的同事。胡未带发言稿，他也是唯一一个发表讲话的人。胡锦涛说，“我们定不辜负全党同志的重托和全国人民的期望。”他承诺保持他前任的政策的连续性。
西方媒体指出，9名常委中的5人与江的关系特别密切，但他们并没有认识到江和其余4人，特别是与新任总书记胡锦涛之间密切的关系。江泽民与新一届常委中所有9名成员都建立了长期的关系，这个事实意着，团结和凝聚力都将比过去更强。
有趣的是，新一代领导人都是工程师出身。新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9名成员，都是学理工科的，作为工程师，他们都有解决实际问题的经验。他们的确是有共同语言的一群人。克里斯托弗指出：“几乎可以肯定地说，北京政治局常委的平均智商比美国总统内阁成员的平均智商高。”（克里斯托弗还说，中国新领导层除智力超群之外，还显得“谨慎而不张扬”，这对于领导快速变革中的13亿人口的中国不是坏事。）这是江泽民使中国长期受益的功绩之一——由实干的专业人士管理的一个政府。
在被问及为什么大部分美国政治领导人都是学法律的，而大部分中国政治领导人则是工科出身时，江泽民说，他曾经思考过两者的不同。“在我们那个年代，”他解释说，“中国贫穷落后，吃尽了苦头，很多爱国青年都试图通过发展科学和工业来拯救祖国。我出生于书香门第，热爱科学，但更热爱文学，我和许多同辈人都认为只有通过发展科学技术才能救中国，所以我们选择成为工程师。我学工是因为我想为祖国建设贡献自己的力量。当今的许多领导人都是这么想的。”
江还保留了最后一项荣誉：在全军、全党、全国强有力的支持下，他留任了中央军委主席一职。
即使是最知情的观察家，都认为中国问题专家的预测“大致准确”。中国史专家、记者梅兆赞说，黎安友和杜林的预测是“够大胆的，但并不完全成功……”据他们对新的政治局常委会所作的预测，认为仍将由7人组成，并说对了其中的6个，在中国政治这个隐秘天地里，这似乎已经是一个极佳的预测，尽管这只是9个人中的6个，而不是7个人中的6个。
真正的难题并不是说出新一届常委姓甚名谁，而是评估十六大后江的权力和影响力有何变化。而在这个关键问题上，许多专家却恰恰搞错了。他们以为听到了江退休的钟声，结果却变成了为江的新时代奏响的号角。
胡锦涛在中央委员会上发表的风格很高的就职演说也证实了这个观点。在讲话中，他保证在重大问题上将向前任“请教和听取意见”。胡锦涛是在党内领导人参加的一次内部会议上说这番话的。这本属机密，但后来被听到正式传达的至少两名官员透露给了媒体。据这些官员称，胡的用词非常坚决，并非一般人想像中新领导人向前任领导人表达敬意时的敷衍态度。此外，新的领导层将这些正式简报发送给党的主要机关的高级干部，明确宣布江是新一代人的导师。
根据正式安排，大家同意，在所有重大问题上都应征询江的意见。与此类似，当新的政治局成立后，25名委员达成一项协定，至少2年内，他们在遇到疑难问题或他们内部发生争执时，都会征询江的意见，由他作出具有约束力的裁决。
中国问题观察家表示：“十六大开幕一周来，江灵活自如地掌控着大会的进程，令人叹服”，关键人事安排也尽在掌握之中。“不错，他现在不是总书记了，但除此之外，他能得到想要的一切。”一位西方外交官评论道。在新的常委会中，所有江器重的人都是经验丰富且能力超群的——对江泽民刚刚获得的政治胜利的评价是不失公允的。
江泽民和此前的邓小平一样，将执掌兵权，指导那些管理着党的政治接班人。在江泽民的3个领导职务中，从某种意义上说，中央军委主席一职最为重要。它使江得以控制军队，所以也对外交政策和国内安全拥有强大的影响力。此外，这个位置非常隐秘，又没有任期的限制。
评论家猜测，江可能会在2003年3月举行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辞去中央军委主席一职，但知情人士明白，他将会留任更长一段时间。党代会结束后一周，在接见一个美国政府代表团时，江被问及他留任中央军委主席的时间会不会很长。江字斟句酌地回答道：“我是在中央军委同志们的强烈要求下，才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的。”他并没有作出详细说明，没有发表个人意见，更没有提到他会留任多长时间。
世界各国纷纷坐视美国作何反应，以资效仿。几个星期后，布什总统给江发来贺电。美国终于作出了反应。
“我一贯重视与你一道开展工作，努力建立两国人民之间更加紧密的关系并促进世界的和平与繁荣。”布什写道。美国领导人用毫不含糊的语言传递出一个明确的支持信号。
江泽民在11月15日留任中央军委主席，而布什的贺电内容在12月13日才得以报道，这中间的延误极不寻常，在平静的表面下其实暗流涌动。这一延迟至少表明美国专家觉得有必要对江留任这一职位可能持续的时间作出评估。若作更深入的分析，人们可能会推测，布什的贺电——无疑备受江及其顾问的欢迎——是为了支持江的政治进程而作出的有意安排。
傅全有、于永波和熊光楷这三位高级将领公开表示支持，正如于永波上将说的那样：“他（江）续任军委主席对维护全军乃至全国的稳定至关重要。”精明的熊光楷上将说：“全军将士热切盼望江主席留任。”
新任总书记胡锦涛和江泽民一样，也希望平稳过渡。胡具有非常敏锐的洞察力，而且他还年轻——比江担任总书记时年轻3岁。成功不仅需要保持内部的和谐，而且还需要外部的团结。有报道说，正是胡锦涛向新一届政治局(江不再任政治局委员)建，江继续担任中央军委主席。
胡已经建立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开局平衡。就连他在中央委员会上的讲话也保持了正确的调子：寻求江的指导，倾听江的意见。
那天下午，江泽民和胡锦涛一同出现在人民大会堂宴会厅里，他们绕场一周，同2000多名代表中的许多人握手交谈，照相机记录下这历史性的一幕。这是中国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刻。权力在赞许声中和平地由一交给了下一代。中国不仅经济获得发展，管理体制也日见成熟。许多党内元老也在场，其中包括谷牧和乔石、杨白冰等。大家一起感受盛会的热烈气氛。
一上任，新的领导集体便开始扶贫助困——帮助那些被中国充满活力但发展不均衡的经济抛在后面的群众。在12月中旬一次新的政治局常委会上，胡锦涛提议增加对贫困家庭的应急救济。他督促党员干部要群众中去，“特别是要到那些存在大量困难、问题和矛盾的地区去。”候任总理温家宝身体力行，他视察的第一站就是中国最贫困的贵州省。在那里，他与村民亲切交谈，显示出新政府关心贫困地区的特征温的行程也志着他同胡锦涛的伙伴关系，胡锦涛曾担任贵州省委书记。
与此同时，社会稳定仍是首要问题。周永康被任命为领导全国160万警察的公安部长，这是25年来首次由政治局委员出任公安部。社会秩序似乎将得到加强，而不是放松。
12月底，前国家证券监督委员会主席周小川被任命为中国人民银行行长，这是中国最重要的金融职务。周知识渊博，获清华大学系统工程博士学位。他承诺要为中国的金融体制树立新的职业风范。江泽民对周小川的成功感到欣喜。周的父亲周建南曾任一机部副部长，而江泽民曾在一机部工作过20年。1962年，周建南到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交给江一项看来不可能完成的任务——3个月内把发电系统燃料从煤改成重油。江把这项任务称作其终身值得自豪的成就。
对于江泽民来说，这是一段美好的时光。甚至那些在代会后几个星期里私下会见江的外国客人也注意到，江为顺利完成政权交接而深感自豪。
大约1年以后，江反思说：“胡锦涛同志比我年轻16岁，我很高兴他已经接过了担子。他已经在政治局常委工作10年了，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我在10年前就看中他了。”
年终，江沉浸在中国文化和技术发展的喜悦中。12月30日，他观看了新年京剧晚会。整场演出集老、中、青、少四代京剧演员，荟萃了传统剧目和新创剧目。第二天晚上，他又同6000名观众一起观看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北京新年音乐会，这是一场英国皇家乐乐团与北京交响乐团联袂演出的音乐会。当天的早些时候，中国载人航天飞船“神舟”四号，在最后一次试飞中发射入轨，这是在2003年中国将第一位航天员送入太空前的最后一次试验飞行。江主席为这一“历史性成就”发去贺电，称之为中国的“一个重大胜利”。
第30章 2003年－2004年9月“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1月，江距离卸任中国国家主席还有不到3个月时间。他密切关注伊拉克和朝鲜的严峻危机。特别是在伊拉克，事态似乎正朝着战争的方向发展，而这正是江竭力想避免的。俄罗斯、德国和最积极的法国都赞成这一观点。不难发现，这四个国家在伊拉克都有巨大的商业利益，有累计达数十亿美元的债务尚未得到偿还，尤其是法国和俄罗斯。
中国企业在伊拉克从事基础设施建设，包括一项价值8000万美元的电信合同，但这并不是江反对美国对伊拉克动武的最重要的原因。更重要的原因是石油。中国是石油净进口国，因此不希望世界石油供应出现任何波动。同样，中国担心战争会阻碍全球贸易的开展，高速增长的中国经济对此依赖性很强。美国若取得胜利，将会扩大其政治势力，从而影响中国的诸多利益，这是中国要尽力避免的。更为险恶的是，如果美国成功解放伊拉克，将会开创利用跨国干预更迭别国政权的先例。江泽民反对任何侵犯国家主权的行为，这是一个原则性问题。
与此同时，他又与其他反对美国的大国保持距离。江强调，联合国武器核查应得到加强，而不是废除，但他也强调，伊拉克“有义务作出进一步的解释和澄清”。他的战略反映出在处理国际外交事务上，中国已经变得越加娴熟了。他既没有一味地反对美国提出的议程，也没有自动地与中国的传统盟友站在一起。江巧妙地采取了一个维护和平的立场，置身于纷争之外，又不疏远任何一方。
“我们作壁上观。”一位中国官员说。
2月下旬，美国国务卿科林·鲍威尔抵达北京，与中国领导人就迫在眉睫的伊拉克和朝鲜危机进行磋商。第二天上午，胡锦涛总书记接见了他。下午，在江主席接见时，鲍威尔对江说，中美关系已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并引证说，中美贸易往来不断增加，在危机问题上密切磋商，在国际反恐斗争中紧密合作。
江主席也认为，在进去的一年里，双边关系在各个领域都有了新的进展。中美两国的“共同利益增多了，合作领域拓宽了”。但是，他明确提出要将台湾问题放在首要和中心位置。对他来说，尽管伊拉克和朝鲜问题很麻烦，但台湾问题才是关键。他再次强调，“妥善解决台湾问题”对“中美关系的未来发展”至关重要。江希望美国给予某种回报，例如减少对台湾的武器销售以及更重视中国大陆的利益。
据报道，中国方面后撤了一些部署在面对台湾的福建省境内的短程导弹（这一说法受到美国方面的质疑），那里原先部署有约400枚导弹。江的这一举动表明，随着时间的推移，北京方面在台湾问题上的信心是增强而不是减弱了——经济上，台湾的工商业日益依靠大陆；政治上，对“台独”政客的支持可望越来越少；军事上，大陆可以花费比台湾更多的钱用于购买现代装备。
在与科林·鲍威尔会谈2天后，江接待了古巴的菲德尔·卡斯特罗。为表达“社会主义国家间的团结”和私人友谊，江承诺中国会与古巴加强双边关系。为体现这一承诺，他特意陪同卡斯特罗访问了南京。
也许曾经有段时期，支持古巴是同美国的“单极”国际秩序抗衡的一种明智之举，但那段时间已经过去了。有许多中国人很喜欢卡斯特罗，对他们来说，这个蓄着络腮胡子的古巴人是一个无所畏惧而又十分浪漫的革命者，他勇敢地与美国对抗，忍受了数十年的制裁。江和其他人一样，被他的人格魅力所感染。
2天后，江接见了微软公司总裁比尔·盖茨。江与卡斯特罗谈论的是中国进口原糖和出口大米、芸豆的事，现在他转而讨论起信息技术和源代码的共享。这1周很有意思：科林·鲍威尔和比尔·盖茨的访问之间夹着菲德尔·卡斯特罗。
关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江主席在1月初和2月同乔治·布什的电话交谈中都表示，中国反对平壤突然决定退出核不扩散条约。他重申，朝鲜半岛应该无核化。虽然全世界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伊拉克，但对中国来说，朝鲜局势所造成的威胁要大得多。
可是中国对朝鲜的影响力并不像表面上那么大。“如果朝鲜领导人告诉江主席，除非江给他更多的援助，否则他要进行核试验，我们该怎么做?我们只能给他增加援助，别无选择，”一位负责平壤事务的中国分析家说，“我们对朝鲜只是有一些影响力。”
如果朝鲜拥有核武器，日本可能也会受到压力而进行核武器的研制。美国可能就会有理由在台湾部署核弹头。结果会怎样呢?另一方面，如果朝鲜政局发生大变动，中国不仅要面对庞大的难民潮，而且还要面对与自己“唇齿相依”的社会主义兄弟国家动荡的难堪局面。在中国看来，朝鲜问题最好的解决办法就是维持现状。如果有意外，中国将不得不在自己的过去与未来之间作出抉择。
从国家经济情况说，江对自己离任时留下的财富当可自豪。当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经济正陷入停滞或衰退时，他留给继任者的中国却发展势头强劲。中国经济在2002年的增长率为8%，2003年则高达9.1%。中国公民的态度也让他感到满意。当世界充满越来越多的不稳定和混乱因素时，中国似乎成了秩序良好的避风港。“中国现在肯定是情况最好的地方，经济快速增长，公共安全稳定，”一位曾在美国接受教育的科学家说，“没有人在这里搞恐怖活动。”
江现在可以把目光投向未来了。3月的第一个星期，也就是十届人大和政协会议召开的前几天，代表名单获得通过。上一届政治局常委会的7名领导人中只有江泽民和胡锦涛留了下来，再延续一个5年任期，江在人大上海代表团，胡在西藏代表团。
在十届人大的第一次全体会议上，李鹏主持了他最后一次正式的公开活动。同一天，朱镕基作了长篇报告，这也是他在退休前的告别讲话。他的报告，回顾了政府在过去5年里所取得的成就，对未来作了展望。
江泽民显得非常轻松。在与上海代表团座谈时，当看到正在谈上海农产品生产的那位代表比较瘦弱时，江说：“你是农委主任?你应该肤色很黑啊，怎么看起来更像个白面书生?”代表们爆发出一阵笑声。
距他离任国家主席还有不到1周时间，江泽民被更深地卷入了朝鲜和伊拉克危机之中。他白天忙于参加“两会”，深夜则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不断通话，中国的新闻媒体多有报道。3月10日，江与布什总统就朝鲜问题通了电话。江说：“对话的形式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双方是否有诚意，对话能否有实质内容和结果，是否有利于实现半岛的无核化，是否有利于解决美朝各自关切的问题及维护半岛的和平与稳定。”分析家猜测说，江作了一个微妙的突破，这意味着中国将不会反对美国的立场——任何与朝鲜的对话都应是多边会谈，不能仅仅由美朝两方参加。在此之前，在这个问题上，中国与俄罗斯支持朝鲜的要求，敦促美朝双边会谈。
在伊拉克问题上，分歧就更大了。布什强调国家安全，坚决要采取军事行动。江则坚称，核查应当继续下去。为了保持平衡，江最后让步说：“伊拉克必须全面、严格、切实执行联合国安理会的决议，不能拥有大规模杀伤性武器。”
中国新一届领导人的主要选举工作于3月15日举行。尽管结果早已确定，但仍有一定的悬念。在整整一代人离职之后，出现了政府高级领导层的彻底变更。伴随着人民大会堂中的中国民乐，代表们一个接一个地投下他们的无记名选票。
选举工作进行得井然有序，结果很快揭晓。吴邦国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胡锦涛当选为国家主席，江泽民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曾庆红当选为国家副主席。担任国家主席10年任期已满的江立即站起来与胡锦涛握手。他与胡轻声地交谈了几句，近3000名代表一起鼓掌。
胡锦涛获得了压倒性的2939张赞成票，只有4票反对，3票弃权，是名副其实的“最高得票者”。已经在位13年的江得票率稍低一些，达到了92.5％。稍过片刻，同样被视为在职当选的曾庆红得到了87.5％的赞成票。不过，江泽民作为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出现于大庭广众，这本身就是中国政府变得越来越开明的另一个标志。
对于江和曾来说，他们实际掌权已经10多年了，一定数量的非赞成票既不令人惊讶也没有什么深刻的含义。曾庆红是政策的执行者和制度的实施者，受欢迎程度稍低是在预料之中的。
选举结束后，胡锦涛向台下三鞠躬，江泽民面带微笑向人群挥手致意。在离开大会堂的时候，江迈着轻松自信的步伐走在胡锦涛、李鹏和朱镕基的前面，表现出一如既往的活力和威严。
第二天，备受欢迎的温家宝被选为总理，得到了高达99％的选票。一天后，温总理公布了由28个部委组成的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这个团队将在未来5年中管理中国政府。4个副总理中包括黄菊和主管经济和工业的曾培炎。
3月18日，人大举行了最后一次会议。新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吴邦国向全体人大代表发表了简短的就职演说。胡承诺，他一定忠诚地履行宪法赋予的职责，“决不辜负各位代表和全国各族人民的重托。”
胡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称赞江泽民在担任国家主席的10年间领导有方、成就卓著。他说江以“与时俱进的政治勇气和励精图治的工作精神，赢得了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爱戴和国际社会的普遍赞誉”。胡还强调说：“尤其是他集中全党智慧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对于我国各项事业的发展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指导意义。我们向江泽民同志表示衷心的感谢和崇高的敬意!”
有报道说，江会在此后的整个5年任期内保留他两个平行的党和国家中央军委主席职务，直到2007年党的军委主席才会到期，2008年国家的军委主席才会届满。江向一些上海代表透露过他的想法。他解释说，需要有人来“压阵”。离任的国家主席说：“我向外国朋友解释过这个概念。但无论翻译怎么译，他们还是不明白‘压阵’这个词的意思。最后我就干脆挑明了。我说：‘我留下来帮助胡锦涛。’”
数月后，江对这次交接班进行了反思。他对几个同事说：“历史上，无论是哪个时代，哪个社会，领导层的变动几乎总是伴随着冲突、斗争和激烈的对抗，有时甚至更糟糕。现在，全世界都看到了，中国已经实现权力向新一代领导人的平稳过渡。我们中国人都对此感到非常高兴。”
十届人大结束的第二天，美国使用精确制导炸弹，对伊拉克“首要目标”发起攻击，战争开始了。第二天下午，中国外交部发表声明，“强烈呼吁有关国家停止军事行动”。这是一个例行声明，缺乏力度。尽管中国与法、俄、德反战阵营存在着许多共同利益，但江知道，与美国对抗不符合中国的利益。
战争之初，中国报纸发表了对战争有严重倾向性的观点，夸大美国的过错、失误、问题和损失，反复播放子虚乌有的伊拉克新闻部长可笑的声明。中国的读者很可能会因此认为美英联军已陷入类似越南战争的泥沼。
中国的媒体向来是个敏感领域。对于媒体应该如何变革，胡锦涛有一些新设想。他决定，政治局每次开会，媒体都应进行报道，这是朝着提高执政透明度迈出的又一步。胡告诉主管媒体的官员，电视新闻把太多时间用于报道高级干部开会和日常视察。胡呼吁播出更多“真正的新闻内容”以及人民群众关心的事件，减少对高层领导人日常活动的报道，他在内部会议上批评这种做法是“浪费时间”。
媒体在2003年初报道了两起危机，从中可以看出有关方面对于媒体报道的态度正在发生改变。第一起是中国最著名的两所大学——北大和清华的校园内发生了两起爆炸，相关消息迅速得到全面报道，从而转移了人们的恐慌心理。危机很快得以解决。《人民日报》认为，媒体的“透明度在阻止谣言传播和防止恐慌方面发挥了极大的作用”。
但在第二起危机中，人们没有像上次那样幸运了。
2002年末，爆发了令人恐惧的新型传染病，即非典型肺炎(简称“非典”)。媒体一开始是置之不理，等到情况较严重的时候，媒体仍轻描淡写。这种疫病始发于中国南方的广东省和香港，接着又爆发于北京。2月9日之前，在官方媒体中关于这种致命疫病的消息被完全封锁。2月25日以后消息再次被封锁。
就在“非典”病例急剧增加之时，中国各大报纸上连续刊出局势“得到控制”，病例正在“减少”和“不再构成威胁”的报道。
4月3日下午，卫生部长张文康在记者招待会上称，北京的疫情已经得到“有效控制”。在全国性的电视讲话中，他言之凿凿地说，北京只有12例“非典”。
各种传言充斥北京，游客纷纷取消到中国旅行的计划。很快，国内外的公众压力迫使当局改变了政策。4月17日，胡锦涛下达命令：政府各级部门“绝对不许隐瞒‘非典’疫情”。胡锦涛主席和温家宝总理要求中国的卫生部门说真话，媒体要如实报道。他们警告说，任何少报、缓报或瞒报的干部都将受到严肃处理。
有关方面匆忙在4月20日安排了一次记者招待会。这次记者招待会本应由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长孟学农主持。但两人都没有到场，代之出席的是卫生部常务副部长高强和他的一名助理。他公布说，北京的“非典”病例为346例而不是37例，比原先发布的数字高出8倍多。至于没有露面的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新华社发表的一则简讯说明了原委：他们被免去了职务。
分析家们都目瞪口呆。卫生部长曾在上海一所大学担任过高级职务，后调到了北京。而北京市长则是一个正在崛起的新星，上任才3个月。但是政府的合法性——说得重一些，是国家的稳定已经受到威胁，必须作出牺牲，胡和江作出了相同的决定。
一夜之间，关于“非典”的报道充斥中国的新闻媒体，成为人们的主要话题。尽管眼下报道的情况异常严峻，但出人意料的是，民众却比以前更加乐观。中国读者觉得自己了解到了“非典”的真相。
政府承担起自己的责任。有一篇报道的标题是《张文康和孟学农失职丢官》。中央组织部部长贺国强在文章中坦率地公开评价了对卫生部长和北京市长的处理：“为加强北京地区非典型肺炎的防治工作，确保首都大局的稳定，中央决定调整北京市政府主要领导。”有人认为，公开发表上述言辞是“罕见、直率而又十分公开地承认失职行为”。
虽然出现了一些乐观气氛，但死于“非典”的人数仍在增多。每一天都有新发病例和死亡人数。中国的首都笼罩在不安的气氛之中。学校停课了，学生被要求在家通过互联网自学。大学生被禁闭在校园里。有些医院实行了隔离，有的医院不接纳疑似患者。人们抢购商品，退守家中。还有人选择了逃离。这座常年熙熙攘攘的大都市随着餐馆、剧院和迪斯科舞厅纷纷关门而陷入萧条。
“我们不能怨天尤人，而应该奋起抗争。”温家宝总理说。为表示同舟共济，温在北京大学食堂与大学生共进午餐，还在医院向医务工作者鞠躬，对他们作出的牺牲表示感谢。
江泽民一直住在上海。4月底，他在会见印度国防部长时，首次针对“非典”发表公开讲话。他说：疾病“给人民的身体健康和生命安全带来了严重威胁。党中央、国务院对人民是高度负责的。我们已经就做好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提出一系列政策措施，要求各地区各部门把非典型肺炎防治工作作为当前的一项重大任务来抓”。
江借与外国客人交谈之机，首次就防治“非典”发表了公开讲话，这比他直接表态所传递的信息更加委婉。几乎与此同时，作为中央军委主席，江命令解放军派遣1200名医务人员，支援北京抗击“非典”的斗争。
“非典”虽然可怕，却促使新闻报道方面有所突破，它使中国更加自由和开放。最早的事件出现在5月2日，有媒体报道称，中国海军的一艘潜艇因机械故障失事，艇上70名船员全部罹难。政府控制的媒体报道军方的灾难，而且是在“五一”节期间，这种做法极不寻常。
同一天，身为中央军委主席的江泽民向死难官兵的家属表示慰问，对这次“重大损失”表示痛心。他把遇难官兵称为“人民的好儿子，祖国的忠诚卫士”。江和胡锦涛接见了遇难官兵家属，这是自“非典”疫情爆发以来，两人首次同时露面。在每次中央军委会议的公开报道中，胡锦涛虽然身兼党的总书记和国家主席两个职务，都是以“副主席”的身份，按礼仪排在江泽民主席之后。
另一个事件同样能够说明媒体的变化：有关部门决定通过中央电视台最重要的第一套节目对伊拉克战争进行基本上不作删节的实况转播。这是中央电视台有史以来第一次实时直播来自福克斯新闻频道和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的原始素材，包括记者的现场报道，并提供同声传译。
新华社的报道内容涵盖战场上的突发新闻和美伊双方的外交活动。面对一个有多种新闻来源的市场经济，新华社别无选择。如果它不报道真相或不保持相当的公正，就会失去观众。比如，萨达姆·侯赛因的残暴行径、万人坑和极端的镇压手段都相继被曝光了。而在此之前，对一个反美的贸易伙伴是不会这样描述的。对美伊战争的报道是空前的，千百万中国人能更全面更细致地了解世界，在这以前是不可能的。
4月20日，就是召开那场令人震惊的“非典”问题记者招待会的同一天，还有一个显示中国正在发生变化的信号。吴薇，一个”自信、健康”的年轻女性，在一次备受瞩目的选美大赛中，从全国2000名参赛者中脱颖而出，赢得“中国小姐”的称号。所有主要报纸都图文并茂地对此进行了报道。
4月中旬，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同意与美国在北京就其核武器计划进行会谈。中国也将全面参与谈判。这是对江泽民的外交才能的一种证明。江提出了一个保全双方面子的说法，那就是对话形式“并不重要”，这样双方都在立场上不作出让步的前提下轻松地进入协商。据一位发言人称，美国之所以作出妥协，原因就在于“中国在安排三边会谈中发挥了关键作用”。
但首轮会谈并未取得成果。在官方声明中，中国表示谈判促进了相互了解，有助于寻找解决办法。
会谈的象征意义是很明显的。朝鲜战争结束50多年之后，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地位发生了改变，已经从谈判桌上的一方转变成许多国际争端的公正仲裁者。其立场向世界表明，今天的中国与昔日的敌人美国拥有更多的共同之处。但是，中国支持的并不是美国，而是世界和平。维护国内外的稳定是江政策的鲜明特征。
江泽民为中国能够在解决这一争端中发挥重要作用而骄傲，但美方把出现的问题基本归咎于中方，又使他非常无奈。江在一次会谈中会突然改变话题，向美方提及此事。有人天真地回答说：“许多美国人认为朝鲜似乎是中国的‘属国’，因此，中国理应解决这个问题。”对此，江作出了本能的反应。
“不是那么回事!”他大声说道，一脸严肃的表情，“我跟布什总统说过的。朝鲜在决策上是很独立的。他们是一个独立的国家。当然，中朝是友好邻邦。”江最后沉吟着说：“世界上很多事情的确是非常复杂啊。”同样，江也会主动与来宾谈一谈自己对伊拉克问题的看法。在回顾了他与“世界其他国家领导人的交谈”和自开战以来发生的一系列重大事件之后，江承认说，美国的迅速取胜令他“震惊”。但他补充说，战争结束后发生的战斗“促使我修正了自己的想法”。江列举了上周美军的伤亡——“一架直升机被击落，16人丧生，另一架直升机上有6人丧生”。他总结说：“伊拉克问题不是那么快、那么容易就能解决的。”
从这一点，江很自然地转到了他最主要的外交政策基调上。“处理当今世界的问题，”江表示，“美国不能奉行单边主义。中国和大部分欧洲国家一样，相信世界应该是多极的。多极化趋势是不可抗拒的。”
除外交政策外，江忙于他目前担当的唯一职务——中央军委主席。他极其认真地履行着这一职务。每次会议他几乎都参加，这在以前他身兼数职的情况下是无法做到的。他集中精力推进军队改革，特别是提高人民解放军的高科技能力。
4月底，全国正处于抗击“非典”战役的高潮，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在全党兴起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新高潮”的工作。胡锦涛总书记主持了这次会议。掀起学习的新高潮，“就是要使全党对‘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时代背景、实践基础、科学内涵、精神实质和历史地位的认识上达到新的高度。”会议还研究了“非典”对经济的影响，并呼吁各地区、各部门不要忽略“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一方面继续搞好经济建设，另一方面要全力以赴做好‘非典’的防治工作”。
中国的最高领导人有自己的远见，那就是中国绝不能陷入恐惧，自乱阵脚。他利用自己的权力来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如果中国经济就此停滞不前，整个国家就会蒙受更大的损失，更多的人会受到危害。
令人刮目的是，在几个月的时间里，中国战胜了“非典”，经济恢复了活力。这是一个耐人寻味的时刻。江是在一场企图推翻中国政府的内乱之后走上领导岗位的。而今天在其退休之时（虽然尚未全退），几场危机没有打垮政府，反而促进其发展。无数迹象表明，中国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2003年7月1日，在纪念建党82周年的讲话中，胡锦涛主席提出要“全面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
胡主席开始发表自己的见解，但他希望发展江的观点而不是取而代之。胡年轻且更加务实，与时代精神更为合拍。胡喜欢到民众中去，倾听他们的呼声，帮助他们，理解他们，就像是在进行一场现代西方的政治竞选活动。胡锦涛把自己的国内事务看作是实实在在的和从不间断的工作，如扶贫、实行党内民主，他也继续支持江泽民制定的中国的远期目标和策略。
胡提出了中国发展的新思路，叫做“科学发展观”，即改变过多依赖国内生产总值（GDP）增长（可能会被高消耗的“形象”工程歪曲），更加注意“以人为本”的“全面的”发展。胡锦涛提出：“努力走上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的文明发展道路。”在国际上，胡锦涛的自信和尊严展示出一个受尊敬的大国形象。
为了他退休后的新生活，江泽民拥有两套住宅，一是中南海内朴素的庭院，还有就是上海的住所。与往常一样，江每天游泳600米来锻炼身体，他说他可能准备游更长的距离。
“一般说来，他们都可以按退休时的级别终身享受相应的待遇，”常驻北京的评论家龙安志说，“但是他们不能像美国领导人那样出来赚取巨额演讲费。”在中国，人们通常希望退休的领导人“安享晚年”，不要“公开发表声明或对国家政策施加影响”，也不能发财致富。对于共产党的元老来说，像美国前总统比尔·克林顿那样当一个职业名人，写书，演讲，在公司董事会任职，都是不合适的。
但是“退休”后的江泽民，这个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领导中国走进一个夺人瞩目的新时代的人物，用不着通过演讲或是著书立说来保持自己的发言权。他只要拿起电话就可以了。大多数分析家认为，在今后若干年内，江泽民将会继续施加“相当的影晌”。
江泽慧建议说：“我希望他把自己写的东西整理一下。我个人希望他能从一个国家领导人的角度，来考察科技对国家发展的作用。当然，他现在还是很忙，兴趣那么广泛，不知道他会不会有时间。”
江泽民现在无拘无束了。“现在我不再担任正式的党政职务，”他说，“我是无官一身轻。”
但他对发号施令更为谨慎了。有一次，江让一位部长决定是否应该带某位外宾参观某地，那位部长把他的话当作指示。
“我马上带他去。”部长回答说。
“我不是这样说的，”江纠正他说，“我没有说某某先生应该去。我是说由你来决定某某先生是否应该去。”
这位前任国家主席仍然在中南海富丽典雅的接待大厅接见外国政要——2003年6月来访的印度总理和法国国防部长，7月来访的英国首相托尼·布莱尔。还接见了2004年4月来访的美国副总统迪克·切尼。江对他说，中国绝不允许任何人以任何方式把台湾从祖国分割出去。次周在会见朝鲜的金正日时，他呼吁进行“深入而坦率的交流”，以应对“复杂而多变”的局势。同一周他在会见俄罗斯国防部长时说，愿他们的双边友谊“一代接一代地”发展下去。2004年7月，他在会见美国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赖斯时重申，中国“绝不容忍‘台独’”，这一报道上了《人民日报》的头条。（有关报道还提到，2002年赖斯陪同布什总统访华时，江和她一起跳过舞，还曾用俄语交谈过。江告诉赖斯，她“看上去比以前更年轻了”。）
中国的“主要代表”乐于谈论自己充沛的精力和年轻的外表。“我77岁了，”他愉快地对朋友们说，“很多人都说看不出来。比我年轻的人皱纹都比我多。”据报道，布莱尔跟江说，他看上去很年轻，江回答说：“我感觉很年轻!”
他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他的头发虽然日见稀疏，但仍然乌黑，整齐地向后梳着。他看起来精神矍铄，充满活力，体重也减轻了一些，声音依旧是那么浑厚有力。这或许是因为他游泳健身的时间多了，出席官方宴会的次数少了。

在江担任领导职务的头几年，外国批评家讥讽他“不具领袖魅力”。如今，他浑身上下洋溢着伟人的风采和从容的自信，十分迷人。打个非常恰当的比喻，江个人身上的变化折射出中国整个国家的变化。
虽然在2003年下半年保持了低调，但江仍然关注着军队建设。11月，作为中央军委主席，他寻求加快军队现代化的步伐，使解放军能够打赢未来战争，特别是高科技和信息战争。他号召深化军队改革，提出“减少数量、提高质量”，“以质取胜”，“规模适度、结构合理、指挥灵便”。他紧抓军队的“党建”工作和作为培养军事人才“主要基地”的军队院校的建设工作，革新军事理论，发展军事技术。他说：“科技和人才是关键。”
10月，中国首位航天员、“太空人”杨利伟完成了绕地球飞行14圈的壮举。中国成为继美国和俄罗斯之后第三个成功发射载人飞船的国家。全国人民引以自豪，欢欣鼓舞。江泽民喜气洋洋地称赞这次飞行“再次证明，中国人民有志气、有能力攀登世界科技高峰”。
江说：“我相信，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一定能够谱写我国航天事业以及整个科技事业更加绚丽的篇章。”仿佛是实现了一个毕生的梦想，江又说道，“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一定能够实现!”
这是回报的时刻。他要向那些多年来帮助过他的人表达谢意。2004年1月上旬，江邀请长期报道他的活动，特别是国外活动的电视工作者，来到中南海——第一天上午请来6位记者，第二天上午请来7位制作人和编辑。他们一起度过了两个小时，追忆过去，交流见闻。如，有一次一位摄影师为找到最佳拍摄角度，跨越护栏，站到非洲一处陡峭的堤坝上，身体摇晃起来。江本能地伸出手让那人抓住，避免了摔伤。交谈过后，江请大家吃午饭并参观。
跟电视从业人员聚会的主意源于江泽民和中央电视台台长赵化勇的一次电话交谈。两次聚会赵都参加了。他讲的是在《新闻联播》节目中出差错的伤心事。
这期间，江在另一次电话交谈中告诉赵，要让中国人学习欣赏古典音乐，因为他认识的许多国家领导人都非常喜欢古典音乐。有些中国人认为古典音乐是阳春白雪，江说音乐可以陶冶情操，应予普及。不到3个月时间，中央台就开播了一套新节目——第十五套。这套节目由一半中国古典音乐和一半外国古典音乐组合而成。基本是由中国交响乐团演奏的。节目开播时，江泽民给赵化勇打电话表示祝贺，说他已经欣赏了好几个小时了。
“古典音乐在中国的普及基本上归功于江泽民一人，”余隆说，他是中国爱乐乐团的青年指挥家，北京音乐节的艺术指导，“1992到2002这10年是中国文化史上最兴盛的时期之一。人们常谈论中国的经济复兴，我认为我们的文化复兴同样重要，它将滋养许多代人。江主席对艺术，特别是古典音乐的爱好，对全国人民都会产生影响，这一点毫无疑问。”
1月下旬，江在中国南方旅行了3个星期，参观工厂、农村、军营和主题公园。香港媒体称之为继邓小平1992年南方之行之后的一次“江的南方之行”。报纸头版上刊登了江在中国民俗文化村跳舞的照片，这证明江身体强健，活力依旧。
照片透露出丰富的含义。江在各种公开场合与其他9位常委在一起呈现9+1的格局。例如，2004年4月上旬的一天，北京人民种树300万棵，江和9位常委出现在北京最大的朝阳公园。他们身着相同的深色茄克衫，手持同样的绿色铁锹，排成一排齐步行进，每两人之间夹着一名身穿红、白服装的儿童。江泽民和胡锦涛处在中央，两侧各4人，严格按职位排列，位高的在内，位低的在外。尽管按惯例胡的名字在标题中排首位，但所有人，包括胡都尊江为前辈。
江泽民此时心平气和。2004年中期，中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推动着世界经济的发展，展现出稳定而强大的国际形象。向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新一代领导集体的权力过渡进行得平稳而顺利，像在一般国家一样。似乎江应该履行自己的责任，或者说行使自己的权力，完成最后的权力移交工作，辞去中央军委主席这一最后正式职务。
但江泽民很谨慎。陈水扁的“台独”活动在悄然进行（3月份台湾曾经历过一次很乱而离奇的“总统”选举），香港的一些利益集团，特别是“民主派”屡屡施压，这一切都推动或迫使江在政策制定中发挥更大作用。2004年早些时候，他在深圳对当地官员讲话时，强调了邓小平的告诫：“香港领导层的主体必须由爱国人士构成。”随后中国国内媒体受命发表文章指责香港“民主派”不够爱国，美、英等国外势力正在插手中国内部事务。
有人说江重新对政策施加影响会与胡主席产生冲突，这种想法是错误的，胡自身也坚决反对“台独”，强硬抵制香港2007年行政长官直选和2008年立法会直选。胡锦涛仍然尊重江泽民的意见，同时仍继续派同事担任省、市职位，做好扶贫工作。
这位前主席在路线上似乎采取一种毫不妥协的强硬立场。如在台湾问题上，他要求加紧备战。
江泽民认为，他的所有决策都是确保中国政治稳定所必需的，否则国家稳定增长的经济实力和综合国力就会遭到削弱，但有些决策却被国外媒体指责为倒退。在江看来（以他大家长的眼光），什么也不能阻止中国变成强大的世界一流大国。
江如何权衡相互冲突的利益呢——他需要完成权力交接，又要保护中国的核心利益。在自己的政治智慧和退休时间表之间权衡再三之后，这位终身爱国者又一次选择了爱国之路，可能也再一次震惊了低估江泽民和他的爱国之心的那些人。
2004年9月19日，江泽民辞去了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经中央委员会决定，不出意料地由胡锦涛接任。胡锦涛集党、政、军领导权于一身，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在此过程中，全国一切如常，这是新中国的一次和平权力移交。胡的上任再一次明确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的至高原则，得到一致赞扬。（胡锦涛自1999年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副主席以来一直在默默努力赢得军方尊重。）
江泽民的辞职是在中共中央第十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四次全体会议上宣布的。这次会议由胡锦涛主持，主要议题是通过增加透明度和合理性加强党的执政能力。新的改革强调对政府的制衡，在选拔党政官员时提倡公开竞争。
一份措辞严谨的公告表示，全会“高度评价江泽民同志（13年来）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特别是“在国际国内十分复杂的形势下”。公告称他创立的“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贯彻到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各个领域，体现在党的建设的各个方面。
公告还赞扬江担任中央军委主席15年来，“深刻洞察和把握世界新军事变革的发展趋势”，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建军思想，“创立了江泽民国防和军队建设思想”。（在现代军事思想前冠以他的名字，江的功绩得到进一步确认。）
这一惊人消息宣布之后，媒体将聚光灯对准这两位大人物。中国中央电视台将黄金时段留给这一交接过程：78岁的江泽民和62岁的胡锦涛一同走进人民大会堂，热烈握手，全体中央委员簇拥在他们周围发出雷鸣般的掌声。
在基本政策上一致的胡和江摆姿势照了相。胡锦涛说：“今天我们大家都非常高兴。在党的十六届四中全会胜利闭幕的时候，我们敬爱的江泽民同志特地来看望大家。让我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江泽民同志作重要讲话。”
“讲三句话，”江作了一个简短而充满感情的告别演说，“第一，衷心感谢中央委员会接受我的辞呈。第二，衷心感谢这么多年来同志们对我工作的支持和帮助。第三，希望大家在以胡锦涛同志为总书记的党中央领导下，努力工作，继续前进。我坚信，我们党的事业必定会不断地取得更大的胜利！”
据官方的新华社报道，胡锦涛向江泽民表示敬意，感谢他“为党、为国家、为人民作出的杰出贡献，衷心感谢他对我们新一届中央领导集体的工作给予的支持和帮助”。
此前，江泽民在9月1日的一封正式信函中向政治局提出辞职。江以清晰有序的措辞表示他“一直期望着从领导岗位上完全退下来”，他提议胡锦涛接替他担任中央军委主席。他称胡“担任这个职务是完全合格的”。江还称赞胡领导全党“推动党和国家各方面事业都取得了新的成绩，赢得了广大干部群众的支持和信任”。尽管有传言说他受到政治压力和健康困扰，但江认为自己的退休是自愿的，是为了国家利益。他写道：“经过慎重考虑，我想辞去现任职务。这对党、国家和军队的事业发展都有利。”江坚信，党的成功或生存有赖于胡锦涛成为掌握实权的无可争议的领导人。
新的中央军委由7人增加到11人。在第一次会议上，新任军委主席赞扬了他的前任。胡在谈到应邀与会的江时，说“他高瞻远瞩，深谋远虑”，“江主席品格高尚，襟怀坦白，给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江称胡为“年轻而富有朝气”的领导人，有“丰富的领导经验”和“出色的能力”。他表示：“我们党、国家和军队的高层领导完整地实现了新老交替和平稳过渡。现在，我完成了自己的历史任务，尽到了自己的历史责任。”
江继续说：“当年小平同志把军委主席这个班交给我，我真是感到千钧重担在肩啊！”“15年来，对小平同志的重托，我是尽心尽力、尽职尽责的。对军委主席这份责任，我是抱着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来对待的，从不敢懈怠。对国家的主权和安全，对军队的建设和发展，可以说是夙夜在心。”“我虽然退下来了，但我的心永远同军队连在一起，同军委的同志们连在一起。”
在9月1日的辞职信中，江说他对党和人民始终怀着深厚的感情，党和人民的事业就是他的生命。他说：“我永远忠于党和国家的事业，永远是中国共产党的忠实党员。”
1958年，江泽民还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工作的时候，有人说苏联机床比美国机床的“噪音大”，结果江迫于压力把那个人确定为“右派”。2003年，同样是江泽民，使党向包括私营企业主在内的“社会新兴阶层”敞开了大门，并让中国加入到美国领导的打击恐怖主义的斗争中。
1988年，江任上海市委书记时取消了一次选美比赛，他当时说因为“条件尚未成熟”。2003年，“中国小姐”大赛成为全国性的活动。各家报纸竞相报道夺冠者将参加争夺“环球小姐”的桂冠。
2003年11月，在庆祝中国首次载人航天的集会上，江泽民授予杨利伟“航天英雄”的荣誉称号。
2004年3月，跟早些时候写入《党章》一样，江的“三个代表”思想被写入中国的宪法。同时被写入宪法的条款还有“国家尊重和保护人权”（标志着中国第一次以法律形式保障人权）；“公民的合法的私有财产不受侵犯”（个人财产从而获得了与公有财产平等的地位）。
从“选美大赛”、航天飞行到企业主和私有财产，再到反恐战争和保护人权的新法律条款，虽然仍面对无数积弊陋俗，但江泽民领导下的中国正在“与时俱进”。
【结束语】 江泽民的历史功绩
西方对中国的误判和对江泽民的曲解屡屡发生。他们不能正确理解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心，对中国日益强大的国力忧心忡忡。这种误解延伸到了江泽民身上，很多人认为他是一个强硬的独裁者，统治着一个好斗的极权主义国家。这使他非常失望：因为事实并不是这样。
很多中国人抱怨说，美国人不了解中国。其实，很多中国人也并不了解江泽民。中国涌现出了一代新人，他们受过良好的教育，越来越富有，他们没有经历过“文化大革命”，更不用说“大跃进”、“反右”运动、国共内战和日本侵略了。在他们眼里，江泽民不过是一位已经退休的老人。他们对中国在他的领导下取得的成就浑然不觉。但是，这些年轻人现在可以到自己想去的地方生活，吃自己想吃的东西，穿自己想穿的衣服，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思考，说心里想说的话。
临危受命的江泽民既不是共和国的缔造者，也不是军界强人。当年他接任总书记时，正值1989年风波发生之后，中国政治出现裂痕，社会形势紧张，经济发展停滞，民众精神低落，在国际上孤立无援。江面对着无数难以解决的问题——失业加剧，腐败蔓延，国有企业日渐衰落，贫富严重分化——他还必须时刻防备着来自“左”的和右的意识形态方面的攻击。
然而江泽民挺了过来，最终保持了社会稳定，放开了经济，加速了经济发展，极大地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扩大了经济和社会自由。他还把握住了中国社会中一些主要矛盾——贫富之间、城乡之间、沿海与内地之间、私有制与公有制之间、劳资之间、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之间、中国历来的价值观念与传统的共产主义思想之间、西方文化与中国文化之间、对外开放与保持中国特色之间等等，使之得以协调。
江泽民曾经说过，“放眼中国近代史，我所看到的是苦难与凌辱。”正是他让中国近代以来首次恢复了世界大国的地位。江访问过每一个与中国有外交关系的重要国家，让中国在世界事务中举足轻重。
同江自己生活了大半生的中国早先的情况相比，他离任时留下来的中国要美好得多。未来的历史学家一定会作出这样的结论：在江泽民执政期间，中国发生了不可逆转的根本性转变，也正是这位一再受到低估的领导人，凭借自己的远见卓识和英明举措成就了中国。
在问到她的“三哥”本人认为自己取得的最重大的成就是什么时，江泽慧说了4点：“科教兴国”、“可持续发展”、“西部开发”和“三个代表”。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主任赵启正的评价是：“江主席实现了党和军队的现代化改革，开展了反腐败斗争。他推行法治，张扬美德。他施行了全面的经济改革，包括对国有企业、金融、农村经济和外来投资等方面的改革。在国际事务中，他领导中国人民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的中心。只有了解两次世界大战之后中国的无望处境的人们才能理解我说这话的深刻含义。”
“1989年江被任命为总书记时，中国基本上仍实行计划经济，”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冷溶说，“向市场经济转变是个全新的课题，谁也不知道会出现什么结果。人们会问，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这事或那事该怎么办。比如，如何改进所有制结构，如何制订宏观经济调控措施，如何改革企业管理机制，如何强化法律体制，如何精简政府机构，如何确立价值体系和道德标准，这一切都不能违背社会主义原则。这是一个未知的领域。1989年以来，中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而江主席的思想也取得了长足的发展。根据邓小平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真谛是‘实事求是’，江泽民则补充了‘与时俱进’。”
“1989年以来的经济增长是中国历史上最快的，”微观经济政策资深顾问宋宁说，“当时还要面对国内外的严峻挑战，特别是最初几年，确实来之不易。如果没有出现这么多的难题，我们还不能真正体会江主席的智慧。因为他知识渊博，擅长达成共识，他没有犯过一次大的错误。把一个革命党转型成为一个执政党是需要聪明才智的。”
江泽民本人则总是用一种哲人态度看待自己的任期和政绩。“在人的一生中，十三四年(从1989年起)并不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若有所思地说，“但也不算太短。至于我自己，我不敢说这些年里我取得了多大的成绩。我只能说我在脚踏实地地为党工作。我还能回想起刚来北京(1989年)时的情景，那时真的很难。但十四大(1992年)以后，我们取得了全面而迅速的发展。”
他说，“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这一观念的确立是一个重大突破。“把这一观念摆上议事日程时，”江回忆说，“有些代表说我们应该只用‘市场’一词，没有必要加上‘社会主义’。我不同意。还有人说马克思从来没有说过市场经济，他们的意思是，既然马克思从没说过社会主义能够运用市场机制，我们就不应该那样做。这我也不同意。看看过去的10年，我们干得非常出色……”
“在考虑问题的时候，”江继续说道，“我总是把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结合起来。我读过很多马克思的著作，在马克思那个时代，微积分还没有运用到经济学中，因此，现在的边际效用概念还没有形成。在应用马克思主义时，我们必须考虑到那个时代的知识局限……”
“社会科学中的变量要比工程学中多得多，”江说道，并表示这正是他晚年的兴趣所在，“因此，社会科学更加复杂。学得越多，我发现要学的东西就越多。至于政治问题，那就更加复杂了。”
“江主席宣布把‘科教兴国’作为一项国策时，我非常高兴，”新成立的北京前沿科学研究所所长宋健博士回忆说，“许多年来，中国很多一流的科学家都讨论过这样一个伟大的构想。现在我们的领导人相信我们的事业对中国的未来至关重要。”
“江主席总是非常支持我们科学家，”宋继续说道，“他从来不干涉我们的工作，而且要求党和政府的其他干部也不得干涉。身为政治家的江主席告诉我说，纯科学研究‘不关我们的事’。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江对我们的研究项目有着浓厚的兴趣。”
江不仅因为它有实用价值才支持科学，而且从本质上相信科学的方法论。用江的话说，一个“尊重科学家不同寻常的敏感和创造精神”、提倡“科技创新”的社会，是不可能搞极权或继续保持极权的。
自1978年以来，20万赴美留学的中国学生(仅2002年，在美留学的中国学生就超过6万人)中有5万人回国参加国家建设，江泽民为这些人感到骄傲。江接见在美国留学的中国青年学者时，鼓励他们无论是选择回国还是继续留在美国，都要好好工作，开明豁达的江说，不管他们选择哪一条道路，都能够为促进中美两国的友谊作出贡献。
虽然江排除了通过直接选举产生高层领导人的可能性，但他还是呼吁加大社会、学术和人员的开放程度。西方人对他所取得的成绩可能并不满意。传遍中国的手机短信是人民大众越来越有活力和越来越无所畏惧的表现之一。2003年春节的两周期间，发送手机短信达58亿条，是2002年同期的5倍。截至2003年底，发送的手机短信达到了2200亿条。
今天的中国人可以用发送手机短信的方式，表达他们对高级领导人的意见。这是中国人变得自由自在、无惧无畏的一个缩影。江当政多年之后，今天的中国人民享受到的自由比5000年以来的任何时候都要多。
“1989年以来，我每年都见到江主席，”经常来中国访问的亨利·基辛格博士说， “他的自信心和地位不断提高。20世纪90年代后期，他表达的是自己的观点，政府也反映他的观点，而在20世纪90年代初期，很明显，他更多的只是陈述众人的意见而已。江再三强调，他并非个人专权，而是代表中国的领导集体来施政。”
江泽民把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中国的文明放在首位，当他发现19世纪的两条原则在21世纪行不通时，他明白必须加以改变。第一条是一味强调阶级斗争的专政理论。第二条是国家应当拥有一切生产资料。阶级斗争和公有制观念起源于19世纪中叶的工业化时代，不适合21世纪初的信息时代。今天知识产权和商业企业是国家的真正财富，而知识型工作者和企业创始人是经济的推动者。江泽民必须为党创立一个新思想，把新的社会阶层囊括其中，否则就无法顺应时代潮流，很快就会失去合法地位。
江没有改变作为党的四项基本原则之一的人民民主专政，但他扩充了“人民”的内涵。“人民”不再限于工人和农民，正如“三个代表”中的第三个代表所言，意指“最广大的中国人民群众”，这一范畴涵盖了那些发现知识和创造财富的中国精英。
西方需要理解，江泽民为什么会以满腔热情，把中国共产党从一个过去搞革命的政党转变成一个现代执政党。他对共产主义的坚定信仰形成于青少年的后期，在以后的几十年里，这一信念不断得到加强，并与他的爱国主义结合起来。但是，当经济发展开始使那些对中国有利的东西和共产主义的教条相背离时，江下决心要对党实施现代化改革。
对成长于20世纪40年代的江和他的同学来说，共产主义是拯救者，是打败卑鄙的日本侵略者和消灭可恶的国民党统治集团的群众运动。作为满怀理想主义热情的青少年，他们献身共产主义是从做地下工作开始，在革命取得胜利后又开展公开工作。中国人民正是在共产主义这面旗帜下前进、斗争，并最终在世界面前“站起来”的。“共产主义”——它的观念和理想——象征着中国复兴的力量源泉。那些为实现共产主义而奋斗的人终身都铭记着那种令人如痴如醉的幸福感，那是个人的信仰被集体的胜利证实后常有的一种愉悦感。
江泽民回忆说：“我读中学和大学的那段时间，正好是共产党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的民族民主革命走向高潮的年代。我就是在那个时候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并参加了党领导的反对日本法西斯侵略和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我为自己选择的政治信仰和人生道路感到自豪和幸福。”
江泽民的信仰体系可以说是由4个层次构成的。最根本的一层有两大支柱：中华民族的自豪感和爱国主义精神以及中国的价值观和文化底蕴。这对江来说是终身不变的，是一切赖以建立的基础。
第二层是经济发展，在现代世界里，这是增强国力和振兴文化的唯一途径。
第三层是党的领导。江坚信，只有共产党才能保证国家的稳定、统一和前途，这是中国发展经济、弘扬文明和恢复自尊所必不可少的。
第四层是江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政治信仰，如今已经在“三个代表”思想中面目一新。
长期以来江泽民的这些核心信仰坚定不移。有些观察家可能以会为江在这个政策上有过摇摆，在那个立场上有过回避，于是就下结论说他不坚持原则，只跟随政治风向。这些人没有看清他的真实品格。他有时是会改变主意的，那是因为情况有所变化，或者有必要作一些妥协，也可能是他认识到自己以前做得不对，但促使他改变的根本原因往往都是同样的：那就是更好地体现他的一生不变的信仰。
无论何时，在江的内心爱国主义始终置于优先地位。谓予不信，请看香港。有人认为江承诺不干涉香港事务只是缓兵之计，只要世界各国稍不留神，北京就会在那里迅速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有这样想法的人根本不了解江泽民主席这个人。他坚定支持香港保持资本主义制度，不仅是为了信守“一国两制”的承诺，而且还基于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即资本主义在那里运转得更好，而且如果香港繁荣了，中国也会繁荣起来。江是一个支持改革的马克思主义者，同时更一个是爱国者，既然他想要提高而不是削弱香港的国际地位，他就会非常严格地防止大陆各部委和官员干涉香港事务。
江泽民绝不是一个空想家。他是一个工程师，有着25年解决各种实际问题的经验。如果一家发电厂出现故障，他就必须修复它，用的不是理论，而是要现实地面对生锈的管道和爆裂的锅炉。因此，当事实证明在竞争激烈的全球化市场中，指令性经济和禁止私有制发展是造成国家停滞不前的关键所在时，江必然会遵从邓小平提出的“实事求是”的号召。
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80周年的重要讲话中，江用自己的话转述了邓的思想：“要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对江泽民而言，他所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飞速发展的社会里找到维护党的权威的方法。他相信，党是团结和领导人民的重要力量，离开了党，国家就会四分五裂，陷入混乱。但是他也承认，有些思想已不再适用。他所面临的困难可以用一句俏皮话来概括：“不改革是等死，改革是找死。”（前半句话是正确的，后半句则不然——其错误在于把处于执政地位的党和它的一些过去的经典说教混为一谈。）
江努力把共产主义目标、自由市场经济和中国的传统价值观念结合起来，使之适应当代社会的发展。为了加强党的建设，他运用了各种概念，开展了教育运动，其中包括“精神文明”、“讲政治”、“三讲”以及最后的“三个代表”思想。
正如江泽民及其主要顾问设想的那样，江的思想融合了上述所有理论和表述，阐明了他完整的政治哲学。作为其精神财富的核心，江的思想是在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基础之上“对马克思主义的进一步发展”，而且他要使这一思想成为党在21世纪的指导思想。
建立在诸多格言和警句之上的江思想具有三个相互关联的目标——物质文明、精神文明与政治文明——“三个代表”便是实现这些目标的途径。三个“文明”是最终目标，“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是其手段。物质文明指的是经济财富，包括各种产品与服务。精神文明包括文化、道德、伦理、哲学、文学、艺术、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政治文明则是最终达到某种民主的社会与法制体系。
江泽民认为，为了使“三个文明”协调发展，就必须加强和改进党的建设，以便使党的指导思想跟上当前形势。他总结说，达到上述目标的方法是加强对党员干部的培养，明确党的治国目标。对党内的要求是“三讲”，党内外的目标则是“三个代表”，江所展望的国家发展的近期目标是使中国实现“全面的小康社会”。
第一个“代表”，“先进生产力”，创造性地使用了马克思主义的术语：“生产力”。第一个“代表”是党振兴中国的首要目标，即建设“物质文明”。对江泽民而言，第一个“代表”体现在科学和技术创新之中。如此一来，党就能代表知识分子，并且党自身也会知识化。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科技界最先热情拥护并支持江的新理论。
中国的知识分子终于迎来了他们早就该有的翻身日子。在毛的“文化大革命”时期，这些人曾蒙冤含垢。如今，时隔30年，他们成了中国新时期的先锋队。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政治运动接踵而来，作为一名胸怀崇高理想的忠诚的共产党员，年轻的江对知识分子受到严厉惩处感到非常不安，因为在他眼里，他们本是建设中国的生力军。现在，作为同一个党的领导人，江总书记终于能颂扬和重用中国的知识分子了，因为他们是推动“先进生产力”的杰出人才。
第二个“代表”，“先进文化”，把道德、文明同高尚的品格和先进的社会理念、共同的信仰以及所有的艺术形式结合到一起。它是共产党振兴中国的补充目标，涵盖“精神文明”的建设，用江泽民的话来说，就是要“有理想、有道德、有文化、有纪律”。江认为，在先进的文化中，崇尚科学必须蔚然成风。
先进文化还标志着对中国数千年灿烂文明与伟大成就感到满怀自豪。尽管共产党因为解放中国而得到赞扬，但也因为损害，有时甚至是破坏中国传统文化而受到批评。例如，几十年来，儒家思想被作为“封建思想”受到批判。江拥有深厚的文化根基，他力图恢复中华文明的价值观和传统美德，并使之与马克思主义相结合。
第三个“代表”再次明确了党为人民服务的角色，涉及中国所有的社会阶层(“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虽然第三个“代表”只是清楚地表明要为人民谋幸福，但它使党的范畴从传统的基础——工人和农民——扩大到所有人群，包括那些创造知识的人（如科学家），还包括争议较大的那些创造财富的人（如企业家）。
江泽民因为放宽入党的阶级条件，将那些科学和商业领域的创业者网罗进党内而招致批评。在江看来，唯有把创造代社会知识和财富的人吸收入党，才能使党继续执政。
对冷溶这位知识渊博的党的理论家来说，“三个表表”是一种方法论。“它不解决什么具体问题，”冷教授解释说，“但它是归纳和分析问题的方法，从而使问题得以解决。它不违背马克思主义，而是把传统理论与当前现实结合起来，是对马克思主义的延伸和发展。”“三个代表”是党适应高科技信息时代的指导方针。“创新，创新，再创新，”冷溶说，“这就是党在‘三个代表’思想指导下的面向未来的方法。”
江泽民把“三个代表”置于至高的位置。对他来说，“三个代表”是立党之本、执政之基、力量之源。他说：“我是在经过长期思考之后才提出这一理论的。”
2001年下半年，江应国防大学邀请阐述其新的政治观点，他有些迟疑地说：“有人说我已经说得太多了，我得小心些。”他又加上了一句：“我说的并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
他怎样说明自己“没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的范畴”呢？以马克思主义的方法论或最终目标作为检验标准，是可行的。对江来说，马克思主义的伟大理想超越其任何孤立的教条。这样，马克思主义就成为一个“科学的思想体系”，一种进行政治、经济和社会分析的方法，完全抛开了某种事情必须做或必不可做的过时包袱。
对于共产主义最终目标，江从来没有动摇过。他说：“我们坚信马克思主义关于人类社会必然走向共产主义这一基本原理。共产主义只有在社会主义社会充分发展和高度发达的基础上才能实现。”他说，这样的社会“将是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都能够自由而全面地发展的社会”。但是，他又告诫说：“实现共产主义是一个非常漫长的历史过程。”
党的一位作家写道，“三代领导集体”在“三个历史性关头”提出了“三个教导”。毛泽东使“中国站了起来”，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邓小平“解放了中国社会的生产力”；江泽民“实现了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到达“中国发展的新里程碑。”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构成“一条不间断的传承线”。
只有牢牢把握其与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的理论关联，江泽民的切实可行的观念才能得到维护。党的政治学就是意识形态上的传承，这也是为什么说把“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在继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邓小平理论之后写入党章是达到了一个顶峰时刻。
“江泽民对‘三个代表’颇为自豪，”江最亲密的朋友之一沈永言评论说，“在我们的多次夜谈中，我很明显感觉到他对这一重要理论的钟爱之至。”
2004年初，笔者曾问过江长期的撰稿人滕文生：江泽民发表的最令人难忘的讲话有哪些？滕说：“我说不上来。我只是把江主席的想法记录下来。这是他的成绩，不是我的。”滕主任接着又说：“邓小平和江泽民有5次讲话，我感到特别值得一提。按时间顺序依次为：邓小平1978年12月作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启动经济改革）；邓在1980年8月作的《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启动政治改革）；江泽民于1992年6月在中央党校作的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讲话（确立了市场经济的地位）；江泽民在2000年2月作的关于‘三个代表’思想的讲话（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江泽民在2001年7月庆祝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使党现代化）。”
政治改革是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区域，江泽民力求采取一种谨慎而克制的方法，限制滥用权力，如建立党政部门的例会制度，逐步扩大改革的范围，同时使其受到严格的监控。作为国家的领导人，江认为其首要任务是为众多的中国人提供生活的必需品，这是一件比允许部分人拥有全方位政治自由重要得多的事情。
正因为如此，江毫不愧疚地拒绝西方式民主，因为他坚信竞选会引起社会的分裂和动荡，从而给13亿中国人民造成各种各样的创伤。这也正是许多中国同胞的共识。正是出于这个考虑——为群众利益而保持稳定——江力求防止任何党内或政府内部的分歧、性格冲突或政治斗争被公开或泄露，保持团结一致的形象。但大多数中国人对这些限制并无恶感，还支持严惩犯罪。
对大多数西方人而言，民主有一条简单化的非此即彼的检验方式。如果某个国家一人一票自由选举最高领导人，它就是民主国家。西方人相信，中国的体制不是民主就是独裁：政府不是承认多党制和直接选举，变得民主起来，就是保持一党专政，继续独裁下去。
但如果看一下现实生活的方方面面——衣、食、住、行、婚姻、教育、思想、言论、收入与消费方式、短信内容——中国人今天拥有的个人自由几乎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要多。尼古拉斯·克里斯托弗在谈到江泽民当政时期时说：“中国没有搞政治多元化，但正在走向经济多元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多元化。”他说，极富说服力的证据是“中国现在有7000种报纸、500家出版社、3000家电视台、2.5亿移动电话用户和7000万网民”。虽然中国对政治自由有某些限制，却向全体国民提供如此大量的信息和言论机会，这在同类国家中是罕见的。那些坚持将中国归入高压社会的人必须对此作出解释。
事实上，中国大多数城市居民所拥有的个人和社会自由与西方人相比毫不逊色。更为难能可贵的是，全国数量庞大的人口终于可以免受饥饿、瘟疫、流离失所、文盲、大规模政治运动和各种社会灾难的侵害。这是邓小平的构想，却在江泽民任期内得以实现。而且，江的政府开始采用民主制度下的行为方式，如进行民意调查。
江泽民能在政治改革方面走得更远一些吗？人们会认为这是可行的。然而，让几个外国人动动嘴皮子当然轻松，但真正在中国加速实现自由，又谈何容易？正如亨利·基辛格指出的那样：“我们十分擅长告诉别人该如何如何管理国家。那个国家越是古老，我们的态度就会越直率。”
江的政治框架是在国家发生风波时期形成的，是建立在社会迫切需要稳定的基础之上的。如果他决策失误，他也总是会朝着社会稳定的方向去失误。这可能反映出他对中国人民怀有类似家长式的心态。可能是因为他洞晓中国的社会本质，因为他对中国的历史了然于胸，因为他对社会动荡有深切的体验。虽然江泽民反对在中国复制西方民主，但他执政期间所奉行的经济、社会、文化和道德价值观无疑更符合中国的最高利益，更能满足中国文明和中国人民的需要。
这就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西方民主体制在任何时期、对任何国家都是最好的吗？如果公共政策当真由多数人的意见来决定，有些国家，包括一些中东国家，将会对他们认定的敌人（包括美国在内）发起更多而不是更少的暴力攻击，而这对他们自己有百害而无一利。
在中国，早产的民主将把有限的资源浪费到政治纷争上，为短期的政治自由而牺牲中长期的经济和社会利益。早产的民主也会在不同部门、团体和阶层之间重新分配收入，长期来讲，就很可能削弱经济潜能，无法给最大多数人带来最大化的利益。如果1989年中国实行了多党民主和新闻自由，那么人民不可能达到今天的生活水平。
然而，在进步到一定阶段之后，这种经济活力会发生逆转，民主的不足从此会抑制而不是推进中国的持续发展。（例如，在政治民主和新闻自由之下，腐败才会降至最低。）中国的新领导人必须计算出这一拐点何时出现（工程师是懂得拐点理论的）。
江泽民所塑造的共产党模式是一个生机勃勃、以行动为导向的先锋队组织，它受意识形态远大目标的激励，但不受其教条的束缚。作为执政党，中国共产党以全体中国人民的福祉(包括物质和精神两方面)为己任。在中国的体制中，共产党作为执政党寻求与8个规模较小的民主党派的“合作和政治协商”。江模式的共产党还承担着确保国家统一，高举民族主义火炬的职责。江的“三个代表”思想保留了共产主义的旗帜和最终目标， 但使其经济结构和社会制度现代化。
为使党获得新生，江泽民在党内倡导一种民主气氛，即“党内民主”， 使争论发生在党内而不是在不同党派之间。由于党内政见有所差异的人们各自努力扩大自己的影响，左右政策，推举人选，因此它们发挥着类似于多个政党的作用，形成了相互制衡的民主雏形。
外国分析人士不应过多贬损这些党内差异，而应设法理解它们的存在，只要保持合理的竞争关系，对中国民主的巩固和发展是有利的。一个政治体制下竞争缺失，跟人类的本性和社会学原理是相悖的，是绝对不正常的；这种情况只能存在于绝对独裁专制之下，而中国的制度并非如此。
冷溶副主任说：“在我们党内达成共识的程序跟美国制度下的程序并无二致。”两者都是广泛采纳多种不同意见，达成一个几乎每个人都能或多或少接受的多数人的决议。“江泽民深谙此道。”冷说。当然，中国的不同之处在于其一党制，不同观点之间的交锋，公众是看不到的，但江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更好地维护稳定。
江面临的挑战是如何在同辈人中达成共识，而不是依靠过去的强制措施，而这些同辈人大多长期在中央政府中工作。冷溶说：“江泽民使党‘正常化’。”江泽民执政时，每一个人，不管是领导还是群众，对重大事件了解得更多了，发表独立见解也更加自信了，在这样一个个人意见越来越多的环境中，只有善于达成共识的人才能获得成功。江的功绩之一就是今天的中国已成为一个正常的国家：几乎没有人愿意退回到过去时期去。
“美国的民主也有自己的发展史。”郑必坚解释说。他在胡锦涛任中央党校校长期间任常务副校长。“别忘了，第一批移居美洲的人来自英格兰，而且美国有两百多年相对和平的时期来发展自己的制度。而中国拥有相当数量的贫困人口，很多人都没有受过教育，他们仅仅经历过封建制度、内战以及外来入侵和占领……”
“所以，正如江主席所言，给我们一些时间来发展我们的民主，”郑表示，“请理解我们的做法，我们需要反复试验，必须慢慢来。但是，正如我们在经济方面取得了进展一样，我们也会建立起自己的民主制度。”
考虑到这种民主仅存于“党内”，中国可以说是一个“精英民主”国家，这些精英来自社会的各个阶层，从农民、工人直到科学家和企业主。这些精英就是占中国人口总数5%的党员，他们之间的竞争决定了领导人的任免和政策的制订。从这一点来说，中国的管理者基本是那些受过良好教育又富有事业心的人。这种体制不能很好地解决腐败问题，这种体制不能也不应长此以往一直照这样存在下去；但它可能是解决中短期复杂局面和当前社会矛盾的最有利的制度。
事实证明，江泽民是一名斗士。江的事业是从一系列意外事件中起步的，他能熟练运用自己敏锐的政治本能，最终成为一位给中国带来巨大变化的领导人。江从众多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当中脱颖而出，这令批评家大感意外，他们本以为他只不过是一个无足轻重的过渡性人物。尽管是意外就职，而且并没有野心，但江巩固了自己的地位。
“邓小平逝世后，江主席要保持政治稳定是不容易的事，”阎明复说，“国内外危机频发，他都能一一化解，我向他致敬。”
邓小平给江泽民提出了管理国家的四大原则：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继续推进改革；集中精力抓军队，确保“党指挥枪”；防右，更要防“左”；选用业务合格、政治可靠的人。
江泽民刚刚担任中央军委主席时，对军队所知甚少。但他全身心地致力于军队事务，争取军队的拥戴，提高部队的现代化水平。在提升军队高科技能力的同时，他削减军队数量；精简军队机构，提高作战能力，缩短反应时间；增强信息技术的实力，推动信息技术的普及；提拔更多掌握高科技的专业干部；建立广泛的教育和训练计划。但是，江最具胆识的决定当属他把军队从大量商业活动中分离出来。军队的商业活动使军队偏离了重要的国防工作，也是腐败滋生的温床。江曾数百次视察部队，对普通战士怀备至，在国防大学发表讲话，提拔对党忠心耿耿的高级军官。
江还是一位文化方面的斗士。他常说，如果一个中国人对贝多芬的交响乐和莎士比亚的戏剧一无所知，他就是精神贫儿。江告诫身边的人说，中国应该吸收外国文化的精华，但是决不能抛弃自己的传统。他把中国的传统文化称为抵御西方文化侵蚀的堡垒。他担心，如果西方文化吞噬了中国文化，那么中国的完整性将面临威胁。因此，江告诫中国的作家和艺术家要保持自己的活力、品格和独立性，不要让西方流俗淹没了自己。他鼓励学生要通晓中国文学、艺艺、音乐、历史和哲学。就像他是一个自豪的政治爱国者一样，江还是一个热心的文化爱国者。
作为中国的领导人，江鼓励振兴中国的科学和艺术他本人也喜欢与中国著名的科学家、艺术家、作家、音乐家、演员和电影导演共度时光。在他看来，通过知识和文化来丰富中国人民的精神生活是一项终身使命。
江热爱中国人民，他相信自己最懂得如何改善人民生活。他对人民的理想有自己的看法，并努力通过丰富的物质生活、社会主义理想、传统的道德观和丰富的文化生活来实现人民的理想。如果再融入爱国主义、民族自豪感和国际声誉，这可能是中国曾经制订出的最为广阔的未来远景。
江泽民为塑造中国作出了贡献，同样中国也塑造了江泽民：他在日本入侵中国和内战时期形成的爱国主义；他受家庭熏陶而产生的对中国文化和传统的热爱；他广博的科学和人文知识和由此形成的知识分子形象；他学生时期参加革命工作受到的政治历练；他在“反右”运动、“大跃进”、“文化大革命”中的不凡经历；以及他作为一名工程师和管理人员所学到的解决问题的方法和团队合作的精神。
“和他们那一代的很多知识分子一样，江泽民受到了振兴中华和复兴民族文化这种思想的驱使，”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说，“江经历过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亲眼目睹了被压迫、受屈辱的中国所遭受的掠夺。事实上，他一直受到两大问题的困扰：第一，1000多年来中国一直是世界上最大的经济体，拥有领先的技术，为什么这样一个国家如今却远远落后于西方？第二，为什么世界上那么多国家的执政党最终都丧失了政权?这就是江为什么把自己的两个目标确定为振兴中华和实现党的现代化的原因。他相信，实现这两个目标是一项崇高而神圣的使命。”
江非常痛心地意识到，从19世纪中叶的鸦片战争到20世纪中叶新中国成立期间，中国逐渐走向衰落。善于分析问题的江想要知道为什么中华民族如此不堪一击。他总结了3条原因：政治腐朽，经济落后，科技薄弱。在成为领导人后，他决心改变这3种局面。这就是至少在中国公众的眼里，江泽民似乎过于迁就美国利益的根本原因：作为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他知道，与美国建立良好的关系将有助于中国的经济与科技发展。
我们可以从同一个角度来看待江作为国内改革家所持的立场。江的改革政策，是以推行其核心信仰为目标的一种手段，且与文化和道德观念相一致。因此，他是一位伟大的改革家，因为改革是使中国人民过上富裕生活、使国家重新赢得国际社会尊重的唯一道路。问题的关键是，如果没有对20世纪50—60年代毛泽东的共产主义思想进行改革，那么今天的中国看上去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
江泽民主席为什么支持古巴和朝鲜呢？古巴和朝鲜跟中国一样，追求共产主义的目标。对江泽民来说，共产主义仍然是人类的终极目标尽管政策失误引发了晚近的诸多困窘。从中国主席的地缘战略的实用政治理念出发，支持这两个国家加强了中国的外交独立性，推动了世界多极化，分散了针对中国关键利益的美国的注意力和资源。而且中国不应抛弃老朋友，也不能让别人看到自己抛弃老朋友。最后一点，经过数十年的宣传之后，中国的自我形象与古巴和朝鲜已不分你我，中国人的爱国主义情绪自然地迁移到这些国家身上。
中国的批评者认为他在美国问题上立场软弱。美国的批评者则说他操纵中国舆论诋毁美国。他们谁也不了解他始终不变的品格——他曾在日军侵华期间和“文革”时期亲眼目睹人性中最丑恶的一面，但仍对未来保持乐观向上的态度。江为使中国重新崛起成为经济、文化上的世界大国而竭尽全力。
作为一名领导人，这位和蔼可亲、想当教授的人从来没有像毛泽东或邓小平那样赢得人们的无限敬畏。街头巷尾流传的一句顺口溜是这样说的：“毛泽东的话一句顶一万句，邓小平的话一句顶一百句，江泽民的话一句就顶一句。”这句话或许意在贬江，但事实上却是在赞美他。在江的领导下，中国已经成为一个权力越来越分散的社会，不再仰仗于某个人的心血来潮和反复无常，中国人对此应感到万分庆幸。
然而，江要在历史上留下自已的印记并非易事；他没有简洁的豪言壮语可以用来塑造公众意识。毛泽东“统一中国并使中国在世界上‘站起来了’”。他的远见卓识是很容易被人理解的。邓小平“结束了政治斗争，改革开放，使人民富起来”。他的伟大业绩显而易见。但江面对的是贯彻邓小平的改革政策中所遇到的一切琐碎细节和不曾预料到的后果——收入差距拉大，宏观经济调整，控制通胀，反击腐败，增加税收，重组国有企业，安置下岗工人——这些事情既不易得到理解，又无特别鼓舞人心可言。
在他担任总书记的头几年，有人称江为“风向标”。据批评家说，这是因为“他的思想随着最轻微的政治气流而改变方向”。所有政治家都必须容忍别人对自己的嘲笑，但这些讥讽被证明都是肤浅的。另外一种解释更加贴近事实：江的行动印证了他的核心信仰的坚定和政治上的精明。江具有“精明地改变自己的立场，使自己得到各方接受”并“避开意识形态斗争”的天赋，表现出一种“适应性很强的实用性”。“当然，事实证明，”李洁明说，“他是一个善于达成共识的人，一个善于左右局势的人。”
但1997年以后，也就是接替邓小平、香港回归、改革步伐加快以及访问美国之后，人们又是怎样称呼江泽民的呢？1998年特大洪水和禁止军队经商以后呢？1999年取缔“法轮功”、中国使馆被炸、加入世贸、台湾抛出“两国论”、“三讲”教育以后呢？2000年西部大开发、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以后呢？2001年中美撞机事件、申奥成功、“9·11”事件和反恐斗争以后呢？2002年江保持与新常委的密切关系，“三个代表”写入党章，继续担任军委主席，成为新一代“主要代表”之后呢?
经历了这些形形色色的重大事件后，人们对江泽民又有些什么样的称呼呢？批评家、学者和新闻工作者会对江泽民作出各种各样的评论，但他们不会再用“风向标”之类来影射他了。
有时，江泽民说话幽默，喜欢当众引吭高歌，但是事实证明，他的每一点功绩都有着无比深远的意义，堪与毛和邓的功绩相提并论。泰伟斯教授说，江泽民“所处的执政环境比他的前任（毛和邓）要复杂得多，他不拥有建立在革命基础之上的权威”。泰伟斯指出“江的角色的复杂性”可以“用西方企业的一个词来概括，这就是‘首席执行官’——全面负责大企业各项工作的总经理……他（江）应被看作今日中国的‘首席执行官’，即CEO，这样最合适不过了”。从结果来看，江独特的领导方式，以机敏的说服和审慎的行动见长，这正是处于探索时期又强烈希望强大起来的中国所必需的。
虽然有人经常批评他过于迁就美国利益，在争取中国的国际利益方面做得不够，但江泽民的宗旨在于制定一个连贯而恰如其分的对外政策，能够在确保安全和稳定的情况下度过动荡时期，维护国家利益。他抵制美国制裁，抗击美国的压力，又与美国保持了良好的关系，并以此作为中国繁荣和强大的基础。
“天安门事件”之后，因为两国之间的敌对政策压倒了明智审慎的外交政策，江泽民的处境很困难。华盛顿和北京的强硬派使江主席和美国总统的可供选择的策略十分有限。比如说，对台湾加大威胁，美国政界就会加大保台承诺的力度；美国政界批评中国侵害人权，中国领导人对其具体要求愈加不予理睬。（中美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使江的《60分钟》访谈节目更加大胆，也更加有用。）
中国奉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江主席不会在台湾问题上作出妥协而危及国家利益。然而，他设法调整了对台方针，从20世纪90年代中期的对抗，转变为2004年的经济一体化。只要台湾不寻求“独立”，海峡两岸就能相安无事。
或许，最难能可贵的一点就是，虽然江泽民身为13亿人民无可争议的领导人，但在内心里他还是一个率真的人。江爱家庭，爱祖国。他喜欢显示自己的身体技能，上大学时做引体向上，在夏威夷时下海游泳。他会大大方方地用各种不熟练的外语跟人交谈几句。他的行为会很好笑，他会发脾气，他也会挑剔自己的外表。他有毕生的私交，他向他们吐露心声，倾诉心中的失落，分享自己的快乐。在向他人展示自己孙子孙女的照片时，他会高兴地笑。
江喜欢美食，特别是扬州和上海的家常便饭，但他不得不注意自己的体重。他喝酒适度，这一点与毛不同；他讨厌抽烟，这与烟不离手的邓完全相反。
在招待俄罗斯总统弗拉基米尔·普京的国宴上，江邀请同他唱俄语歌曲。普京回答说：“体育方面我什么都行，但就是不会唱歌。”江毫不介意，转而邀请普京夫人跳舞，让一些外交官惊得合不拢嘴。
的确，江热爱音乐，喜欢表演。没有比这更能让他身心放松的事了。然而，他还认为，在公开场合放声高歌向世界展示了中国人性化的一面，中国的领导人是一个普通人，而不是一个皇帝。一个略显可笑的领导人要比一个骄傲自大、不近人情、自以为是的领导人好得多。江泽慧笑着说：“他一点都不像西方人在别的国家看到的那些严肃刻板的共产党领导人。”
有些人揣测说，这是江成为中国领导人之后自我膨胀使然。这种推测是错误的。正如一位部长所言，江“生性如此”。
另有人私下批评江事事都想当专家，从政治理论、经济分析到文学、诗歌、艺术、科学。但对江来说，其动力来自满足内心需要，而非渴望他人尊敬。他对一切都充满好奇，求知欲极强。
江总是以工程师的眼光来考虑解决问题的方法。他能设法找出切实可行的办法，会做过于具体的指导或干涉。他会为自己的成就而骄傲，也会因为他人得到比自己更多的奖赏而嫉妒。他会改变观点，如对私营企业的看法。他有时会作出过度的反应，就像在对待“法轮功”问题上。有时他的反应又力度不够，就像刚开始对待“非典”时那样。
有时，他会把原则置于利益之上，如他坚持日本应就侵华战争向中国道歉。他本人就曾是一名激进的示威学生，他在“天安门事件”中“理解学生要求更多民主和自由的感情”，但他又为中国政府采取的武力压制辩护。他渴望中国文艺的繁荣，却又对中国作家和画家的创作自由予以必要的限制。他是一个幻想家，一个浪漫主义者，他吟诵古诗，欣赏美妙的旋律，人生的奥秘也会令他神往。
继伍德罗·威尔逊之后，很难再列举出一位美国总统像江泽民这样真正热爱知识。无论是对物理学的着迷，还是对诗歌的热爱，江都堪称一位真正的知分子，没有任何伪饰。他醉心于中西方文化，为古典文学而感动，为数学的美妙而惊叹。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会享受思考哲学问题的乐趣，但一旦听说有朋友生病或身体不适，他会放下手头的任何急事去给予帮助。他用心寻求自我完善，也劝诫身边的每一个人，从高级部长到普通工人都这样去做。
江泽民成功的秘诀之一就是他能够把不同类型的思维模式融会贯通。在江看来，他在工程学方面所受的教育和20多年来在工业部门的从业经验使他的思维架构得以成型。在政府部门工作的30多年中，尽管江学会了像政治家那样运筹和抗争，但他从来没有忘记像工程师那样去分析和计算。他还是一个求知若渴的知识分子，一个喜欢吟诗作诗的文学爱好者。他热爱科学，钟情艺术。各种各样的知识积累使他得以用自己的方式来看待这个世界。再加上他的民族自豪感、爱国主义和他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江形成了一整套独特的思维方式。这种兴趣和经验的独特组合，集中在一个人身上实属罕见，集中在一个国家领导人身上则更为罕见，这种独特的组合赋予了江泽民特殊的品质。
从江泽民退休那天起，一个时代就载入了历史。未来的一代不会对日本的野蛮侵占和使中国大伤元气的内战留有真切的记忆。江以后的领导人没有经历过20世纪50年代毛泽东的革命理想主义的岁月，他们对“反右”运动和“大跃进”的破坏力也会变得印象模糊。新一代人确实经历过“文化大革命”，可是对其中大多数人来说，这仅仅是下乡锻炼耽误了自己的前程，并不是真正的羞辱、迫害和苦难。
新一代中国领导人对此会有或多或少的理解。由于他们没有经历过那些虔诚的信仰和政治狂热，对那些背负着厚重历史的事件，比如中日关系、党政改革和对1989年“天安门事件”的官方评价等，他们的反应将会多一些理性分析，少一些感情色彩。在党的总书记、国家主席胡锦涛的领导下，新一届领导集体经过长期努力，将会留下他们自己的印记，而且在这个过程中，江泽民的一些政策可能会被改变。变化是在所难免的，江自己也这么说。江预言，正如他们这一代超越了前辈一样，他的接班人也将超越他。
胡锦涛主席的身上打着在合适时间上任的合适领导人的所有印记。他拥有领导这个泱泱大国的睿智，拥有处理形形色色历史遗留问题的务实作风，拥有创立新的发展战略的非凡能力，有着让全体国民都分享到中国成功果实的贴近群众的情感。江的功绩簿上，还有不可或缺的一笔：封建制度结束之后，这是中国大陆首次完成无创痛的和平权力交接。黎安友和杜林虽然指责这一交接太过隐秘，但也不否认从江泽民到胡锦涛的交接班是“经慎重审议的精英管理过程”。
对中国未来做出各种各样的设想是件非常时尚的事，发表类似中国会从内部崩溃，或者中国会迅速崛起成为国际舞台上的一个咄咄逼人的挑战者之类的见解，是非常容易引起轰动的。但是，中国未来的道路似乎是相当平坦的。除非发生灾难性的事件，中国经济将会继续增长，人民生活水平将会持续提高，中产阶层会继续快速壮大，由于电信业的发展，个人的自由度也将会增大。中国的问题将仍然存在。收入不均、失业、腐败等诸如此类的问题不会消失，但从长时间来看，有可能得到逐步改善。“没有任何东西能长期遏制中国。”泰德·费什曼写道。“如果有哪个国家会在未来国际市场上取代美国的地位”，他的结论是“非中国莫属”。
本世纪中叶，中国将成为世界上经济规模最大(虽然不是以人均来计算)的国家。杜林预言，中国很可能会出现某种中国式民主。克里斯托弗同意这一看法，但他认为“很可能我们两人都猜错”，因为“中国观察家的预言鲜有准谱的时候。中国的历史也充满无法预料的坎坎坷坷”。克里斯托弗的结论是，无论采取何种政治形式，中国“都会扮演本世纪的主角之一”。
江通常从历史角度出发来思考问题。他常常思考这样一个事实：在大部分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上，中国一直是世界头号经济大国。1820年，中国经济约占世界国民生产总值的三分之一，和现在美国国民生产总值所占的比例相当。如果中国按照目前的发展轨迹前进，重新回到世界第一的位置，这将是一个“历史性的奇迹”。到那时再回顾历史，未来的历史学家将很可能会把这一切归功于江泽民时代。
在当今世界上，社会制度或政治体制的差异几乎已经毫无意义了。从经济角度讲，对效率和革新的追求正在创造一个巨大的全球化市场，几乎每个国家都要参与其中的竞争。真正争斗的双方，一边是秩序和现代性，另一边是无政府主义和宗派主义。在争取世界和平与繁荣的斗争中，中美两国已经成为同盟，而不是对手。
历史将会怎样评价江泽民呢？他有着深厚的中国文化与传统的根基，有着受压迫而产生的爱国主义情怀，拥有受到早期社会主义影响的理想主义，他具有工程师解决问题的思维方式，知识分子涉猎百科的雅趣，这样一位历经扬州、上海、长春、武汉、北京的江泽民，最终于20世纪后期横空出世，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理想的推动下，他成为永久性改变了中国的人。
虽然他不是经济学家，但他实施了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在他人协助下）引导宏观经济和产业政策安全驶过惊涛骇浪。虽然他没有从军经历，但他对军队实行了现代化改革，赢得了军队的拥戴。虽然他不擅政治伎俩，但他却成为协调众议、理顺党内关系、巩固权力的行家。虽然他不是律师，但他规范了党和政府的法律、法规和议事程序，让地方官员处在人大的监督之下。虽然他不是法官，却能惩恶扬善，给广大民众带来空前的财富。虽然他不是哲学家，却能阐明社会矛盾，传承文化、道德、文明和美德。
在短短的几年内，江泽民领导中国完成了惊人的转变——从一个因“天安门事件”而动荡不安的国家转变为世界经济发展的主要发动机和商业文化中心，成为一个充满活力和开放的国家。10多年间，中国发展成为备受尊重的外交大国。江泽民的贡献之一就是使政府体制正规化，至少对那些追随其后的人来说是这样。如果说，江最深切的愿望是使自己深爱的祖国在经历了几个世纪的耻辱之后，重新走上复兴之路，那么这个出生在扬州的和蔼可亲的工程师已经获得了成功，他的功绩超出了所有人最大胆的预想，无疑也包括他自己的预想。
这一切是多么的不可思议，江泽民12岁读中学时，日本侵略者强占了他的学校；17岁时，他在被日寇占领的南京参加“反毒品”学生示威；23岁时，江在被战争摧残得千疮百孔的上海分销冰激凌；31岁时，江被迫在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批判“右派”，接着奋力将其发电设备改燃原油；41岁时，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江在武汉被红卫兵剥夺了受周恩来总理接见的机会；54岁时，在邓小平尝试推行改革政策的头几年里，江为经济特区奔忙；62岁时，也就是1989年初，身为上海市市长的江泽民开始制订退休计划；66岁时，也就是1992年，江总书记面临着经济挑战和政治斗争。谁能料想到这一切呢?
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正在进行历史上最深刻的变革。江泽民的一生，堪称当代中国的编年史。至于江泽民的卓越功绩，那就是缔造了中国的未来。
【江泽民生平年表】
【江泽民生平年表】
1926年8月17日出生于江苏扬州。
1926—1943在中国传统的书香门第长大；读完小学和中学；喜爱文学、音乐和科学；成为革命烈士的养子；江泽慧成为他的妹妹。
1943—1945在南京中央大学学习工科；参与反毒品运动；结识室友童宗海。
1945—1947在上海交通大学学习机电；参与中共领导的学生运动和地下工作；加入中国共产党（1946年）；结识王慧炯并成为同学和终身好友。
1947—1951参加工作，在上海益民食品一厂任副工程师；提升为总经理；结识汪道涵，成为至交。
1949与王冶坪结婚。
1951—1953上海制皂厂副厂长；熟悉上海工业；长子江绵恒出生（1952）。
1953—1954一机部第二设计分局（上海）电器专业科科长。
1954--1955协助一机部制定第一个五年计划；次子江绵康出生（1954）。
1955—1956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学习俄语，喜爱俄罗斯文化。
1956—1962在长春一汽度过6年；提升为动力分厂厂长；花三个月时间将燃煤改为燃油；忍受“反右”和“大跃进”；结识沈永言，成为终身好友。
1962—1965一机部上海电器科学研究所副所长。
1965—1968调到武汉，任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批评，“边站”（但没有被打倒）。
江泽民生平年表1966—1976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恶梦般的经历。
1968—1970受到严格的政治审查，被送进河南渤海农场“五七”干校接受再教育。
1970—1971回到北京；任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这是他的第一个正式的政府职务。
1971—1972率中国技术小组在罗马尼亚进行15个工厂建设的可行性研究。
1972—1976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提升缓慢。
1976毛泽东去世；“四人帮”被逮捕；十年动乱结束。
1976—1977“文革”后被作为“14人小组”成员派往上海恢复秩序。
1977—1980回到北京，继续担任一机部外事局局长。
1978邓小平上台，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长达20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国开始实行改革开放政策。
1980—1982任为贯彻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新政策而设立的两个新委员会（进出口和外国投资）的副主任（副部长级）；帮助设立经济特区；率团参加联合国发起的40天世界参观（第一次赴美）；全国政协委员；列席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
1982—1985电子工业部副部长、部长、党组书记；1982年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访问美国，包括波士顿的麻省理工学院和旧金山的惠普公司；与惠普签订中国最早的合资协议之一。
1985—1989在上海度过5年时间，任市长、市委书记；建设城市，加速发展和投资；迎接外宾，如伊丽莎白女王二世和戈尔巴乔夫；1986年处理学生抗议事件，背诵“葛底斯堡演说”；接待常到上海的中国元老（特别是邓小平）。
19894月胡耀邦去世后发生大规模学生示威；江撤消自由化的《世界经济导报》主编的职务；在不流血的情况下恢复上海秩序；6月当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11月当选中共中央军委主席。
1990—1991开始行使权力；视察若干省份和军事基地；出访朝鲜、苏联。
1992邓小平南方谈话重新给改革开放注入活力；江支持和推行邓的改革方针；在中央党校阐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在党的十四大上，经济发展成为中心目标，江又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
1993—1994当选国家主席；经济起飞，但开始过热；通货膨胀加剧；“软着陆”成为改革的突破口；江作为中国领导人第一次访美，第一次会见克林顿总统；偕夫人王冶坪访问法国。
1995提出“精神文明”的概念与物质文明相平衡；提出解决台湾问题的“八项主张”；腐败官员陈希同被解职和逮捕；江制订“科教兴国”计划；李登辉访美后两岸关系紧张；江前往纽约参加联合国成立50周年纪念活动，会晤克林顿总统；访问韩国。
1996整顿党风，提出“讲政治”；台海局势进入最紧张时期，进行军事演习；寻求把艺术和文学引入政治。
1997邓小平去世，全国哀悼；党、政、军团结在江周围；香港回归；党的十五大上“所有权”得以放松；江再次当选为总书记，成为中国无可争议的领导人；高调访美，与克林顿举行记者招待会，在哈佛大学发表演讲，大获成功。
1998朱镕基被任命为总理；改革步伐加快，政府机构精简；抗击特大水灾；禁止军队经商办企业；访问日本，在“道歉”问题上发生争议。
1994月“法轮功”分子围攻中南海，7月被宣布为非法组织；北约和美国轰炸中国驻南大使馆，引发中国公众强烈反应；李登辉的“特殊国与国关系”论调破坏大陆和台湾之间的关系；群众游行庆祝建国50周年；中美在中国入世问题上达成协议；江采取反腐败措施；提出“三讲”，整顿党风；“神舟”一号飞船发射。
2000提出“西部大开发”战略；提出“三个代表”思想，使党现代化；访问以色列、巴勒斯坦和土耳其；出席纽约联合国千禧年峰会；抓科教工作；接受哥伦比亚广播公司《60分钟》节目精彩采访。
2001美国侦察机与中国喷气战机相撞，中美关系陷入僵局，中国公众反应强烈；江访问拉美；发表纪念建党80周年讲话，用“三个代表”思想革新全党，提出允许包括私营业主在内的中国“新的社会阶层”人士入党；北京获2008年奥运举办权；“9·11”恐怖袭击事件发生，反恐战争开始；江在上海亚太经合组织论坛上与布什总统会晤；中国对宗教采取宽容态度。
2002为重要的党的十六大做准备；在北京会见布什总统；大力宣传“三个代表”思想；在得克萨斯农场会晤布什；在十六大（11月）上总结中国状况和他个人任职期间的成绩，展望未来；“三个代表”思想写入党章；权力和平移交给新一届领导人；江被称为他这一代的主要代表，新中央政治局常委大多为与江关系密切的同事；再次当选为中央军委主席；经济保持快速增长。
2003江两届国家主席任满，胡锦涛接班；保留军委主席职务；在军队事务和国际关系方面表现活跃（与他同辈的其他领导人都已退休）；非典肆虐中国但得到控制；参与伊拉克和朝鲜问题的外交活动；中国第一位航天员进入地球轨道。
1989—2002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13年。
1989—2004担任中共中央军委主席15年。
1993—2003担任国家主席10年（两个5年任期）。
2004退休后的江泽民继续作为他这一代人的主要代表，向新一届领导人提供意见和建议。
【注释】
【注释】
［1］ 我和江主席在一起的场面凑巧被新华社拍摄下来，成为官方发布的照片。这幅照片刊登在2000年9月10日包括《人民日报》在内的中国各大报纸头版上。
［2］ 还有一点我当时没有意识到，就是朱亚当会成为我未来的合作伙伴——当时他是一名干部，只有22岁，精力旺盛，思想活跃（获得过语言文学学位），被派来给我当翻译。朱亚当在费城天普大学获工商管理硕士学位，我们从1994年开始一起工作。
［3］ 我家里还有两个人与中国有缘。我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库恩是以演奏恰恰图良而著名的钢琴师，担任北京三家乐团的钢琴独奏演员。我女儿丹妮拉是演员，在中央电视台两台戏剧系列节目中担任主角，还在一部即将发行的由李前宽导演的有关朝鲜战争的历史片中扮演角色。
［4］ 美国公共电视台的《探索中国》录像可在www.shoppbs.org购买。
［5］ 《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纽约：电视图书，2000）是美国公共电视台纪实片《探索中国》的配套书。
［6］ 对书名略作介绍。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我注意到有一本同名的儿童读物，即赛珍珠的《改变了中国的人：孙逸仙的故事》（纽约：兰登书屋，1953）。我对采用相似的书名有些担心，但兰登书屋的编辑（还有其他人）认为那本书已是半个世纪之前的老书，而且新书使用老书的名字并不鲜见。她说，更重要的是我们的书名很吸引人，点明了本书的主题。当然对这个主题可能会存有一些争议。我考虑到，孙和江都“改变了中国”，虽然改变的方式大不相同，但对中国的今天都是至关重要的。对这个相似而不相同的书名我是事后才想到这么多理由，虽然是歪打正着，但令我十分喜爱。中国之所以在20世纪以大国的身份屹立于世界，就是由于他们对中国重要和多方面的改变，如果这两个雷同的书名能让读者读懂这一点，我想是再好不过了。
【后记】
【后记】
我曾3次见到江泽民本人，其中两次与音乐有关。第一次是在1993年，我在古巴哈瓦那的国际饭店高层上与他擦肩而过，我感到十分吃惊，当时他正在古巴进行国事访问，而我是陪妻子多拉·塞维亚里安—库恩，她在古巴国家交响乐团的演出中担任钢琴独奏。第二次是2000年9月，在纽约的一次招待会上，当时江主席参加在林肯中心举办的一次音乐会，这是2000年“中国文化美国行”活动的一部分。这是一次中国艺术和服装展示活动，我和合作伙伴朱亚当参加了组织工作。[1]第三次是2003年11月在北京，我聆听了他关于几个问题的非正式讲话。
我第一次来中国是在1989年3月，在学生涌向天安门的一两个月前，但一直到几年之后，我才开始对那里发生的事件有所理解。当时我是应中国国家科委之邀，为中国的研究所做处于起步阶段的市场经济的顾问。作为一名投资银行家，我所受的训练是科学方面的，而不是律师方面的。我开玩笑说，可能我不是那么危险。
我从刚到中国那一刻起就被吸引住了，中国的改革引人注目，人民精神振奋而且非常乐观。中国人的热情可能有些单纯，但却非常鲜活；他们渴望知识，一心要改善自己的物质生活和精神生活。那时我就意识到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大国的文化、历史、经济和政治将对美国产生重大影响。但对于中国对我个人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我那时还并不清楚。［2］
从第一次访问之后，我就投入到中国的事务中去了。［3］我在多家公司和机构任职，多为科技、财务和媒体机构。20世纪90年代初期和中期，我举办了许多有关并购的讲座和讨论会，旨在阐述自由开放的并购市场不仅能够使管理良好的企业得到发展，减少管理不良的企业，还能够保护国有资产（这种观点与主流意见相悖），防止人们利用特殊关系捞取好处。
他改变了中国后记1996年，我在中国出版了第一本书，这就是译成中文的《投资银行学》（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这是中国同类著作的第一部。1999年，我的一本关于交易的书《交易人》（经济科学出版社）得以出版，这本书的读者更加广泛。2000年，《走近真实》（经济科学出版社）在中美两国同时出版，这是美国公共电视台关于科技、意义和未来的系列节目的同名书。
1999年，我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创作了8集纪实片《资本浪潮》-—中国国家电视网络播出的有关并购的第一部系列片。我还与中央电视台合作制作了一部探索中国改革的纪录片《探索中国》，于2000年9月8日在美国公共电视台播出，同一天晚上，江泽民主席出席了纽约林肯中心的音乐会。
由于中央电视台坚持要求对《探索中国》美国版的剪辑拥有否决权，我也坚持同等的对中央电视台对中国观众播出的《资本浪潮》的最后剪辑拥有否决权——出人意料的是，在合同中我竟然得到了这一权力。（中央电视台并未使用它的否决权，这是创纪录的；台领导内部经简单的讨论之后决定，在美国公共电视台首播时，甚至连审查都免去了。）
对编辑的控制是不可逾越的。在早期与媒体高层官员的会议中，我发言说，如果我们关于中国的纪实片百分之百都是正面的，西方观众就会一点都不相信。我说，我们制片组对“正面”和“负面”之间的比例并不太在意；我们只是想用能够体现当代中国风貌的人物故事尽可能反映真相。令人高兴的是，中国官员最终对我们美国公共电视台的纪实片表示满意，甚至包括其中关于（哈尔滨）阿城糖厂破产的“负面”片断，大量下岗工人的人生悲剧（中央电视台摄制组人员与他们共同度过了东北严酷的寒冬）。中国新闻传播学的教授说，他们将把这部片子用作教学观摩片。[4]
我写作这本书的重要原因在于人们的两个错误观念：认为中国对美国本质上充满敌意和把中国领导人江泽民视为“独裁者”。如果说21世纪的和平与繁荣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中美双边关系，那么这两个错误观念是极其有害的，而且可能是危险的。
我热爱中国，热爱中国文化和中国人的品格。我敬仰江泽民，他受到轻视，受到来自各方的批评，受到各种非议，人们甚至对他永远地改变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大国的功绩无动于衷。我也体会了一次小小的心理历程——努力去认识江的政治哲学和领导艺术所依赖的观念和感情经历。
本书立足于大量而广泛的采访和一些特殊（尽管有限）的渠道，对于这些我未作增减。我得到许多意见和建议——有些有帮助，有些与我的观点相反——但我们都达成协议，编辑权归我个人。
本书是一本由江泽民的朋友和同事讲述的个人传记，而不是他的批评者和反对者讲述的政治性传记。我着眼于我认为真实的内容，而尽量减少无法证实的情节。要写一本全面而公正的传记必须等到主要材料——资料原件和大规模采访——得以公开之后才能做到。我所讲述的当然不是江泽民的全部故事，但我认为是相当大的一部分。
如果不能理解江泽民所处的时代背景，就无法理解江的行为和信仰。我的前一本书《中国制造：新革命之声》［5］，主要有两个对理解中国必不可少的主题——中国人对中国的一切事物所表现出的自豪感，和他们对稳定的狂热追求。如果能认识到自豪感和稳定这两个主题的种种表现，就会对这个国家和它的领导机构有相当多的了解。
2000年9月，我观看了江主席接受《60分钟》节目主持人华莱士的采访。尽管我自认为对中国很了解，但直到这时我才恍然明白了他所处的重要位置。我对中国的改革有了全新的认识，第一次产生了了解和描写江泽民的想法。我在采访中探索了他如何改革共产党和中国——大多数西方人对此一无所知（或不明真相）。我发现自己被江的个人故事所吸引，我的收获之丰出乎我的意料。我一开始本来想写一本探索他对改革所起的作用的书，最后却写成一部讲述他的生平、历史功绩、他的思想和感受的书——一本江泽民的传记。
中国领导人进行自我宣传被认为是不合适的，虽然官方媒体中不乏语录和照片的登载，但传记却单单被排除在外。如果审视一下中国的历史记载，就会找到充分的理由。从古代皇帝到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屡屡把国家推入动乱的深渊。邓小平所推行的改革项目中，最为重要的就是废除个人崇拜。但中国如今成熟起来，走向了世界，成为世界上一流的大国，真实的传记必然会促进国家间的友好关系。当今世界媒体和名人广受追捧，传记能使中国“与时俱进”。
我被当作中国人民的老朋友来看待，我对此感到十分荣幸。这一崇高的荣誉是在15年的学习和授课，工作和娱乐，吃饭和探索，以及人际往来中赢得的。我把这本书献给那些善良的人们，特别是我在中国的朋友和同事，他们的敬业精神、前瞻眼光、坚忍和勇气正在强化中国的经济、社会、政治改革，推动中国去理解世界，也让世界理解中国。
坦白地说，我在中国有商业利益。人们自然会问，我与这个国家之间的金钱关系，是否会改变或影响我对其领导人的看法。对此我只能回答：我希望“不会”。这个回答可能并不令人满意，但我的自尊显然让我更看重自己作为知识分子的名誉，而不是自己的银行存款数额。人人都会有偏爱和偏见，我的偏爱和偏见在书中暴露无遗。
我并没有自诩为不加个人感情的公正的中国问题观察家。我就像一名本地球队的忠实球迷一样为中国欢呼喝彩；当中国政府的行为为中国增光时，我为之欢呼，当不得不面对相反的情况时，我为之痛惜。我努力把事实和个人观点区别开，把实际情况和能够或应该出现的情况区别开。与科学精髓并行不悖的是，我尊重目前所能确定的真理。这本书就是我在当前所能确定的江泽民的真实情况。［6］
（ 全文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