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年与二十天

十年与二十天
　第一章 引子
　　1918年9月底，我作为一个年青的潜艇艇长和施泰因鲍尔海军上尉(他因功曾荣获骑士勋章)各率一艘潜艇在亚德里亚海岸奥地利的普拉军港今属南斯拉夫准备启航。我们要出海协同作战，到马耳他附近海域等待英国穿过苏伊士运河从东面驶来的大型护航运输队，利用朔月时光在水面对其发起攻击。我们打算利用潜艇侧影小，不易被发现等有利条件，先从水面穿过敌人的驱逐舰护航兵力，然后驶近护航运输队的核心，对多列商船纵队实施水面袭击。我们约定在西西里岛东南50海里、方位315°处的帕塞罗角会合。据我们所知，两艘潜艇协同作战这还是第一次。在这之前，潜艇一直是单独作战的；他们单独出航，单独行进，单独自卫以对付反潜兵力，并单独搜索和攻击敌目标。那时，潜艇的通信手段——无线电报还无法使潜艇实施协同作战。当时尚无短波和长波通信，潜艇一下潜即失去任何无线电联络。在水面状态通信时也必须在两根桅杆之间架设一部天线，以便能用长波发报。但这种办法耗电量太大，而且通信距离也很有限。在发报时，潜艇处于半潜状态，处境非常危险，而且无法实施任何攻击。
　　1918年10月3日晚，我艇如约到达西西里岛东南的会合点，在那里等待施泰因鲍尔，但他却杳无音信。后来我才知道，由于修艇，他推迟了启航时间。
　　深夜一点左右，我艇值更官在指挥台上发现东南方向漆黑的天空中声一个黑色的香肠似的庞然大物在蠕动。原来它是一个拴在一艘驱逐舰舰尾的系留气球。这艘驱逐舰就是所谓的“清道夫”之所以称这艘驱逐舰为“清道夫”，是因为它在护航运输队的前面沿“之”字形航线左右机动行驶，为其“清扫”航道，以迫使敌方潜艇尽早下潜，使之无法实施攻击，即敌护航运输队护航兵力的“开路先锋”。不久，我们发现在黑暗中蠕动的黑影越来越多，看见了另外一些驱逐舰和护航舰艇，最后我们终于看到了船队的庞大的侧影：这是一支满载货物的护航运输队，从东亚的印度和中国来到马耳他海域并向西航行。我艇悄悄地穿过了敌驱逐舰护航兵力，准备对外侧的那列商船纵队的第一艘商船发起攻击。突然整个船队转向，朝我驶来。这种突然改变航向的做法可能就是按预定方案沿“之”字形航线航行的一种方式。整个护航运输队这样按“之”字形机动航行，目的在于增加潜艇实施攻击的困难。当然，这就增加了我的困难；于是我急忙下令转向，紧跟在刚才我想攻击的第一艘商船的后面。突然我发现我艇正处于第一列和第二列商船纵队之间。于是我立即从这个位置对第二列商船纵队中的一艘大型商船进行攻击。一条巨大的明亮的水柱在那艘商船的前面升起，紧接着是一阵震耳欲聋的爆炸声。这时一艘驱逐舰劈波斩浪向我急驶而来。我急忙发出警报，下潜，并等待着深水炸弹的攻击。但是毫无动静。也许驱逐舰舰长怕误伤己方的船只，而未敢投放深水炸弹。
　　我艇从水下摆脱了敌护航运输队，然后小心翼翼地上浮，我独自扒在刚露出水面的指挥台上向外嘹望，发现护航运输队在继续西行。在我艇附近还有一艘敌驱逐舰，它就在刚才被我鱼雷击中而沉没的那艘商船旁边。我下令把水柜全部排空，让潜艇完全浮出水面，跟随在那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的后面，我企图尽可能利用黑夜对它再次实施水面攻击。然而黎明来得太快了，当我艇追上护航运输队时，天已经大亮了，我只得再次让潜艇下潜。现在，我打算在潜望深度实施水下攻击，但事与愿违。由于我艇(一艘B-III型德国潜艇，曾在船厂进行过重大改装)失去平衡，艇内突然出现一片混乱；电解液外溢，灯光熄灭，我们在黑暗中迅速下沉。我们下面还有相当的水深，约2500-3000米。当艇下潜到60-70米深度时，我们便不敢让艇继续下沉了，因为这已是艇壳所能承受的最大压力了。我下令排空所有压载水柜，停车，然后倒车并急转舵，尽力制止潜艇继续下沉。这时能干的值更官米森中尉用手电筒检查指挥台里的压力表。指针仍向右急转，潜艇仍在急剧下沉，最后指针在90和100米之间来回颤动，然后又迅速回转。排空压载水柜还真的起了作用。排空了水的艇体轻盈地上升，就象一根压入水中的木棍在解除压力后迅速上浮到水面一样。我打开指挥台的舱口盖环顾四周，外面已经大亮了。我艇位于护航运输队中间，驱逐舰和商船都挂上了信号旗，汽笛声此起彼落，商船已转向，并用舰尾炮向我艇射击；驱逐舰也向我艇驶来，并向我开火。当时情况非常紧张。我本想尽快地再次紧急下潜，但已办不到了，因为压缩空气已经耗尽，潜艇已中弹，开始进水。我知道这就是我们的结局，于是我下令：“全体人员离艇。”
　　我们解开了白天准备好的拴在甲板上的一大捆软木，每个艇员除穿上救生衣外尽量再携带一块软木。使我痛心的是已有7人阵亡，其中包括少尉机电长耶申。
　　潜艇沉没了，敌人的护航运输队继续西进，我们飘浮在海面上。后来敌人的一艘护航驱逐舰返回，把我们从水中捞起。
　　这样，就结束了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航行活动。但最后一夜的战斗使我懂得了一个基本原则：潜艇在夜暗的掩护下从水面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是大有成功希望的。同一时间发动攻击的潜艇数量越多，局势对每一艘潜艇来说就越有利。因为舰船的爆炸和沉没会使敌人在黑暗中变得混乱，使担任掩护的驱逐舰失去行动自由，并由于大量诸如此类的事件而被迫分散行动。除此之外，出于战略和战术上的原因，需采用多艘潜艇攻击一支护航运输队。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战曾取得了巨大战果，但自从1917年英国采用护航运输队的编队方法之后，潜艇战便失去了其决定性的作用。由于有了护航队，海洋上很少遇到货船，德国潜艇单艘地在海上游弋，长期一无所获。有时，突然遇到一大批商船，约30-60艘以上，但其周围有各种军舰担任强有力的护航，因此无法对其实施攻击。有时，一艘潜艇意外地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并对其发起攻击，艇长的意志异常坚强，几天几夜连续攻击，直至全艇官兵精疲力尽为止。攻击结果纵然有一、两艘甚至更多的商船被击沉，但这个损失数对护航运输队而言，只是一个微小的百分比！护航运输队依然继续前进。在通常情况下，它们再也不会碰到德国潜艇了。它们安然地抵达英国，并把大批生活资料和原料运回国内。
　　因此，对拥有大量舰船的护航运输队，必须尽可能使用许多艘潜艇来对付之。
　　我带着这种认识被押进了英国的战俘营。1919年7月我重返家园。当时，在新的帝国海军的基尔海军基地司令部里，有人问我是否想洗手不干了。我反问说：“我们不久就会有潜艇，您信不信？”
　　但这一点战胜国在凡尔赛条约中完全限制了我们。
　　他答道：“我当然相信，但并非大家都相信。我们希望在两年之内拥有潜艇。”
　　这个回答给了我继续在海军服役的最后动力，因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曾是一名出色的艇员。艇员们依靠自己坚强的信念和智慧在辽阔的海洋上独立完成任务的那次出色的远航，我至今仍记忆犹新。我留恋那同事间亲密无间的战斗情谊。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事业把我们紧密地团结在一起，谁也离不开谁，谁也少不了谁。每个人心目中只有辽阔的海洋和任务，我们感到自己就象国王那样富有，对其它一切全都漠然置之。
　　因此我就问别人，我们是不是很快会有潜艇。
　　但事与愿违。德国一直受凡尔赛条约的束缚。在1935年之前，我们不许拥有潜艇，我也就没有与潜艇打过任何交道。在这段时间里，我曾当过水面舰艇的驾驶员、战术研究员、鱼雷艇艇长、鱼雷艇支队长，也曾在波罗的海海军司令冯·勒文费尔德海军中将的旗舰上担任过航海长，后来又担任过“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这些情况，是因为我在这几年中对水面舰艇战术有了非常深刻的了解。由于受凡尔赛条约的限制，这几年帝国海军相当虚弱。为了弥补这些弱点，使海军变得强大和富有朝气，我们进行了基本的航海、射击和战术训练。更重要的是，要认清和演练那些使弱者有较大希望迫使敌方无法充分发挥其优势的战术情况。这首先是指夜战条件下的战术情况。它需要海军人员进行大量的训练和掌握过硬的本领。即使在和平条件下进行这种训练也不是没有风险的。对处于劣势的一方来说，夜间作战比白天具有更大的优越性。在夜暗的掩护下，他们可出其不意地对敌实施攻击，并能重新荫蔽起来。当时还不能用雷达来测定方位。在20年代，杰出的战术家海军总司令岑克尔海军上将成了组织部队进行紧张战术训练(尤其是夜战训练)的教练官。
　　这几年我有幸在和平环境下使我的战术知识更加丰富和全面。这些知识对我1914-1916年在黑海的“布雷斯劳”号军舰上取得的作战经验作了必要的补充。在黑海战场我们深深感到俄国舰队有着很大的优势。我们之间的战斗犹如猫捉老鼠一样，在每次军事行动之后，我们就设法重新回到能掩护我们的唯一“洞穴”——博斯普鲁斯海峡。此外，20年代的经历对我1916-1918年在潜艇上担任值更官和艇长时获得的作战经验也作了必要的补充，早在1916-1918年期间，我对使用潜艇发动攻击的战争有了初步的了解。在战争与和平时期我在水面和水下、进攻与防御这两方面所进行的战术训练和积累的经验，对我后来从1935年开始的使用新式潜艇武器进行的训练是大有裨益的。
　　我认为，培养一名潜艇指挥官，不能只进行潜艇勤务训练，而应该让他经受上述正反两个方面的训练。同样，凡是担负护航任务和反潜任务的海军将领也应该有当过潜艇艇员的经历。只有这样，他才能根据自己的经历去认识两种战斗类型的本质，才能避免盲目的探索而采取正确的措施。丘吉尔，一位罕见的英国杰出的政治家和国务活动家，他对海战问题有深刻的理解。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他也认识到上述问题的必要性，因此他在1942年委派马克斯·霍顿海军上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有经验的潜艇艇长，后来又任战列舰舰长和巡洋舰编队指挥官)负责掩护和组织对英国生命攸关的大西洋护航运输队，于是他就成了我的劲敌。
　　我率领“埃姆登”号巡洋舰结束了在非洲和印度洋的旅行后，于1935年7月到达亚德河口威廉港前沿的席林锚泊地。当时的海军大将、名誉博士雷德尔海军总司令来到了我的舰上。同一天，“卡尔斯鲁厄”号巡洋舰舰长吕特晏斯海军上校(后晋升海军上将和任舰队司令，1941年5月在“俾斯麦”号战列舰上阵亡)也从南北美洲旅行回来。我们在我的舱室里向海军总司令汇报了航行情况，并对我们下次的出国航行提出了建议。按照海军总司令部当时的计划，吕特晏斯应率领“卡尔斯鲁厄”号再次到北美洲去，我则率领“埃姆登”号访问日本、中国、当时的荷属印度、南洋和澳大利亚。吕特晏斯提议，是否将我们对换一下，以便让“卡尔斯鲁厄”也能领略一下文化悠久的东方国家的风光。我对此表示反对，理由是，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由冯·米勒中校率领的“埃姆登”号的前身所进行的一些著名的战斗航行，“埃姆登”号在传统上就属于东亚地区。
　　使我和吕特晏斯感到惊讶的是，海军总司令严肃地说：“我的先生们，你们都别争了，你们两位都得离开巡洋舰。吕特晏斯将在海军总司令部担任军官人事处处长，负责为新组建的海军部队配备军官。你，邓尼茨，将去接管一支新组建的潜艇部队。”
　　这个决定出乎我们的意料之外。与英国签订海军协定决定了这次指挥官的变动。我对这次调动并不感到高兴，因为原定的远东之行对我有着极大的吸引力。在组织均衡舰队的整个计划中潜艇只是很小和很不重要的一部分。我认为我被安排到一个次要的岗位上了。
　　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我当时的看法错了。海军总司令在1935年7月下的命令对我漫长的生涯直至今日都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它给我带来了能充实人生的一切：责任感、成功、失败、人的忠诚和尊敬以及必要的考验和痛苦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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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章 新的任务
　　1935年6月18日德英双方签定海军协定。德国在该协定中承担的义务是，把海军装备限制在英国的35%以内。
　　这种自愿的自我限制是出于当时德意志帝国所处的地位。当时德国不得不屈从于凡尔赛条约的规定。该条约使德国不断裁减军备，而战胜国却不履行条约中所承诺的裁减军备的条款。希特勒想逐步挣脱这个约束，于1935年3月16日宣布德国拥有国防主权。他为了使英国不会受到其他战胜国的反对，因此与英国就签订一项海军装备协定问题进行了谈判。他认为这样做可以消除英国将来在政治上的对立情绪，因为通过自愿限制海军装备这一协定可以证明，德国不打算进攻英国。事实证明，当时国家领导的这种想法是很荒谬的。英国对一个欧洲国家的敌对态度主要是由其强权政策和世界经济观点决定的，即使它还没有受到这个敌对国家的海上威胁也是如此。当欧洲的另一个国家将要变得强大时，就会与英国人强烈的自信心、它的权力欲和它谋求经济优势的努力发生冲突。众所周知，英国的欧洲平衡政策的根源就在于此。尽管签订了海军协定和限制了德国的海军装备，上述这种情况在1935年以后仍会显示出来。
　　英国在1935年接受希特勒的提议是可以理解的。根据德英海军协定，德国舰艇的总吨位只许占英国的35%，每一种类型的水面舰艇也要受此约束。只有潜艇的吨位可以达到英国的45%，必要时经过友好协商还可提高到100%。
　　根据英国海军在1935年所拥有的舰艇吨位，按照协定允许我们建造的各种舰艇的吨位如下：
　　战列舰
　　184,000吨
　　重型巡洋舰
　　51,000吨
　　轻型巡洋舰
　　67,000吨
　　航空母舰
　　47,000吨
　　驱逐舰
　　52,000吨
　　潜艇(45%)
　　24,000吨
　　对于重新组建一支德国潜艇部队而言，上述的潜艇吨位数具有重要意义。虽然已占45%，但数量仍然是最少的。这是不难解释的。由于英国是一个岛国，其生存主要靠从海上运进生活资料和原料。此外，通向殖民地的海上交通线对维持英帝国具有生死攸关的意义。因此，英国几百年来一直明确指出，保护海上交通线是英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任务。这项任务只能由水面舰艇，而不是由潜艇担任。可想而知，由于潜艇在水面极易受到伤害(如火炮的攻击)，航速慢，观察高度低，视界小，它不适合担任上述任务。然而潜艇却是一种特殊的战术进攻武器凡本书中提及的“进攻武器”，均须从军事战术角度来理解，它与“侵略”和“进攻战”毫无联系。后者是一种政治性事件。。英国当时还没有想象的对手，不需要在一场军事冲突中用大量的潜艇去破坏敌国的海上交通线，因而英国海军也就不需要有较大规模的潜艇部队。因此，英国潜艇在30年代发展缓慢，数量很少，例如仅相当于法国潜艇数量的三分之二左右。(1939年英国拥有潜艇57艘，相反，法国却有78艘。)所以在英国海军中潜艇只起次要的作用。尽管英国允许德国的潜艇建造吨位可达45%，甚至在必要的时候还可达到100%，而不是象其它的水面舰艇那样只达到35%，但从上面的吨位分配来看，实质上数量还是相当少的。因此，这些数量的潜艇在德国新组建的均衡海军中也不能成为重要的因素。
　　对此还要补充说明的是，一些海军强国于1936年在伦敦签订了一项完全符合英国愿望的关于军事上使用潜艇的议定书。1930年的伦敦海军条约并非对所有签字国都有效，因为法国和意大利拒绝批准这一条约。因此，所有缔约者于1936年再次在伦敦集中，将1930年协定中有关潜艇战的第二十二条款以伦敦潜艇议定书的形式形成为一个独立的条约。关于潜水艇战争法规的议定书(1936年11月6日订于伦敦)“第二十二条：以下规定应被接受作为国际法的确定法则：(一)潜水艇在对商船的行动中，必须遵守水面军舰所应遵守的国际法法规。(二)特别是，除经适当召唤仍坚持拒绝停驶或积极抗拒临检搜索外军舰无论为水面船舰或潜水艇，不得在预先安置旅客、船员和船舶文书于安全地方以前，击沉商船或使其不能航行。就这一目的而言，船舶的小艇不得视为安全地方，除非在当时海上和气候情况下，由于接近陆地或者有另一船舶在场可以将他们带上该船，因此旅客和船员的安全已获保障。”根据这项议定书，潜艇要拦截和击沉商船时必须象水面舰艇那样在水面行驶。即使商船装备有“只用于自卫”的火炮，也不能改变这一规定。商船仍可按国际法的规定享受应有的保护。这就意味着潜艇必须按照捕获法“捕获法”对作战舰艇根据国际协定拦截、搜索和击沉商船的权利也有规定。浮出水面拦截和搜索商船。
　　如果根据捕获法的规定可以击沉这艘商船，那末潜艇就有责任考虑船上人员的安全。在远洋，由于商船上的救生艇数量不够，潜艇就须把船员安置到本艇上，但一般不可能这样做，那末就必须使商船上的人员尽量远离击沉地点。
　　1935年德英海军协定签署之后，1936年11月23日德国也同意了上面所提到的1936年签订的潜艇议定书。于是潜艇的军事价值就更加降低了。
　　最后还要补充的是，英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多次公开发表了有关对付水下潜艇的新型探测器(Asdic“潜艇探测设备研究委员会”的缩写。)即声纳的报道，这种声纳装置利用超声波的作用能探测到几千米距离上的潜艇。因此，根据英国官方的观点，潜艇就成了一种过时的武器。英国人认为，其它国家已不值得再去建造潜艇了。
　　由于上述原因，德国海军在1935年对建造新潜艇的全部意义均表示怀疑。然而对那些年青有为的军官、士官、水兵和轮机兵来说，虽然在潜艇上服役无疑会遇到较多的风险，但德国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所表现的较强的独立行动的能力和不可磨灭的荣誉仍然吸引他们在新潜艇上工作。
　　新的潜艇部队的装备情况如下：1932年以来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就着手准备建造潜艇，以致在1935年初与英国谈判之际，德国海军的潜艇已上了平台。这是一批相当小的250吨级的潜艇。1935年9月底，其中6艘潜艇U-1至U-6号分配到“反潜学校”(后改为潜艇学校)，归斯勒福格特海军中校指挥，他采用了令人十分敬佩的方法对学员进行了第一次技术训练和下潜训练。
　　1935年9月28日由另外3艘250吨级的潜艇(U-7、U-8、U-9)组成的第一支前线潜艇支队——“韦迪根”潜艇支队服役。我作为海军中校担任该支队的司令。在以后的几个月里，同一型号的另外9艘潜艇(U-10至U-18号)也陆续编入本支队。
　　当时，特德森海军中校是我支队的机电业务长，我们彼此比较熟悉。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他是一艘潜艇的机电长，1921年至1923年他任“G-8”号鱼雷艇机电长，当时我任艇长。在海军总司令部看来可能没有比他更好的人选了。
　　同样，选择各潜艇艇长和本支队的其它军官也是非常慎重的。他们都是军官中的佼佼者。
　　不言而喻，为了顺利地组建这支新的潜艇部队，我把全部精力都用上了，我又成了一个潜艇迷。
　　从1918年以来，在经过很长一段的潜艇空白期之后，我一直没有得到上级有关训练第一支潜艇支队的任何命令、指示和原则。这是正确的，太好了，我对此感到非常高兴。对训练这个支队我有一套自己的想法，并对自己提出了十分明确的原则性目标。其要点是：
　　1. 我要使艇员们热爱和信赖他们的武器，教育他们要具有忘我的精神。只有具备这种精神，才能在艰难的情况下取得潜艇战的胜利。光有军事技能是不够的。我首先必须消除艇员们由于英国继续研制反潜探测器(声纳)而经常产生的潜艇已过时的变态心理。
　　我相信潜艇的战斗力。我也始终认为它是海战中出类拔萃的进攻武器和最佳的鱼雷携载工具。
　　2. 尽可能按实战要求训练潜艇部队。我要让潜艇在和平时期就体验我想象中的战时可能出现的每一种情况，而且要尽可能地细致、具体，以便使艇员在战时遇到任何情况都能处置自如。
　　3. 我规定潜艇要在600米的近距离上实施水面攻击或水下攻击。在这样近的距离上实施攻击，即使发射诸元出现误差，也几乎不会产生影响。近距离发射肯定能命中目标。即使被攻击的舰船已发现潜艇在发射鱼雷，但任何规避机动也来不及了。1935年夏，潜艇学校曾要求那些年青的艇员在水下发射鱼雷时必须与目标保持3000米的距离，否则会先被英国的声纳装置发现。我在1935年9月底任“韦迪根”潜艇支队司令时便坚决反对上述观点。我认为声纳的可靠性并没有得到证实。无论如何我决不会由于英国的报道而立即退缩或丧失信心。以后的战争证明，我这个目标是正确的。
　　4. 我认为，潜艇是一种出色的鱼雷携载工具，即便在夜间实施水面攻击时也是如此。早在1900年以前，蒂尔皮茨曾经设想过，用一艘小型的鱼雷艇在夜间近距离对敌实施鱼雷攻击，因为鱼雷艇上层建筑低矮、侧影小，因而难以被敌发现。现在，这个想法可以由浮出水面的潜艇来实现。在近几十年中，由于任务和敌我双方作战能力的不断变化，使以前蒂尔皮茨设想的作为理想的鱼雷携载工具的小型鱼雷艇和后来的鱼雷快艇、驱逐舰，因体积和观察力方面的原因，已不再适于夜间近距离攻击。相反，潜艇实际上只有指挥台露出水面，在夜间特别难以被发现。因此，我非常重视利用潜艇在夜间实施水面攻击，并尽量把鱼雷艇的战术原则和经验运用到潜艇上，凡能采用的我都用上。
　　5. 考虑问题、确定目标和训练工作都应把重点放在战术方面。在此需解决以下几个新问题：
　　(1)在攻击某个预定目标时，必须能使用尽可能多的兵力，就是说要通过战术指挥和战术协同，集中多艘潜艇攻击预定目标。这种方法可用来对付每一个极有价值的单个目标，当然更适用于攻击集群目标，如一个舰艇编队或一支护航运输队。就是说，要用集群潜艇来对付集群目标。
　　(2)潜艇的观察高度低，即使在水面行驶速度也慢。因此在单位时间内潜艇观察范围较小，特别不适合执行战术侦察任务。所以，它需要适合担任侦察任务的作战工具与它进行战术协同。而飞机是担任侦察任务的最理想的工具。
　　然而关于上述两个问题一直未找到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至今潜艇一直是单独行动。
　　从1935年10月1日起，我们按照这些原则开始对“韦迪根”潜艇支队进行训练：
　　潜艇需要在尽可能辽阔的海域、在各种气象条件下进行较长时间的水面和水下训练。目的是使艇员完全习惯艇上生活，适应各方面的海上习惯，尤其要确保天文导航的准确可靠。
　　每一个项目的训练都是认真、系统、有条不紊地进行的。一开始我就明确地告诉艇员，下半年的训练将分成几个互相关联的阶段进行。他们尤其要掌握各方面的基础知识。例如，在1935年12月进入第一个鱼雷发射阶段之前，每艘潜艇必须先完成66次水下攻击和同样次数的水面攻击训练。
　　按实战要求进行的训练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潜艇在敌海域的行动；保持荫蔽性(艇长必须“感觉灵敏”，懂得什么时候在水面会被敌发现，什么时候不会被敌发现)；当发现飞机或舰艇时，指挥官应作出决断，什么时候必须下潜，什么时候可以浮在水面，尽量少用和正确使用潜望镜实施荫蔽攻击——在夜间时要充分利用背景、灯光、风、浪和本艇最小的侧影，掌握基本战术知识，例如，荫蔽地与目标保持接触，先敌占领有利阵位以及昼夜交替时的潜艇行动方式，脱离接触；敌采取反潜措施时潜艇的行动，如从水面或水下撤离，停在潜望深度进行观察，或者深潜荫蔽从水下高速脱离并突然改变方向，或者悄悄地溜走；在各种水深和尽可能接近实战的情况下掌握潜艇的操纵和下潜技术；紧急下潜时的防火炮射击等。
　　我和特德森中校对上述训练活动极感兴趣。我们两人是新潜艇部队中仅有的经历过战争的军官。从1935年10月开始，我们在海上从一艘艇登上另一艘艇进行讲课。特德森负责讲授潜艇的航行操作和下潜技术，我主要负责讲授潜艇在潜望深度和水面状态的攻击战术。我们风雨无阻地在海上积极从事上述活动。
　　不久“韦迪根”潜艇支队的潜艇艇员们愉快而又兴奋地被安排在各自的工作岗位上。通过系统而全面的训练和丰富的海上生活，艇员们感受到了训练的意义，它使艇员受到了激励并增长了知识，这一切都有力地推动了潜艇支队的工作。我的工作方式是亲自指导，这样艇员们就很快地了解了我。于是我们相互间取得了信任。
　　潜艇部队的精神状态很好，在以后几年潜艇部队逐步壮大的过程中也是如此。在“韦迪根”潜艇支队的第一年训练结束后，1936年秋我担任了潜艇部队司令。后来的几次大规模演习也都是在全体人员满怀激情之下进行的，在这些演习中每个人都参加了战术试验和战术研究活动。
　　在后来的整个战争过程中，艇员们在艰巨的、殊死的战斗中所表现的自我牺牲和勇敢拼搏的战斗精神，正是潜艇部队这种良好的精神状态的反映。
　　一位当时曾在“韦迪根”潜艇支队担任过艇长的军官在1957年回忆第一训练年(1935-1936年)的训练情形时说：“在这一年，艇员们训练紧张、要求他们尽最大努力掌握更多的知识。这一年他们获得的知识为进一步扩建潜艇部队、解决有关选择艇型、武器装备和训练方式等问题奠定了基础。”
　　“在以后的几年中，潜艇战术不断改进，日臻完善：在发现英国有可能采取敌对行动时，潜艇战术必须适应公海海域和护航编队的新情况。但基本原则一直未变。”
　　“1935-1936年这一年的训练最明显的效果是，使全体官兵从思想上消除了这样一种确实广为流行的观点：潜艇已经过时，在新研制的先进的反潜装备面前潜艇已无所作为。”
　　我认为，这位当时“韦迪根”潜艇支队的艇长所作的判断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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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三章 集群战术
　　关于潜艇与飞机、潜艇与潜艇相互协同的两个战术问题，还有几点要加以说明。第一个战术问题将在以后的有关章节加以阐述，这里谈谈第二个战术问题。
　　人们总希望有尽可能多的兵力参加战斗，并能有其他部队的援助，而不想孤军作战，这是最理所当然的要求之一。从远古时代起人类就懂得集中起来投入作战，或者在统一的领导下集合在一起作战。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海战中，尤其是潜艇没有遵循这个基本原则，它总是单独行动和孤军作战。
　　当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采用了护航编队之后，潜艇战的这个致命弱点便暴露得更加明显了。
　　1917年春，受舰队司令部指挥的潜艇部队司令、当时的海军中校鲍尔，曾建议把即将建成的第一艘巡洋舰调给他使用，他想乘坐该舰亲自去爱尔兰西部实地考察一下，看看在这里潜艇能采用何种协同作战方式来打击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但他的建议没有被采纳。
　　到1939年，准确地说是到1957年我才知道，当时的两位海军少校罗泽和奥托·舒尔策也曾先后在1917年和1918年提出过潜艇协同作战的建议。
　　遗憾的是，这些提议和这方面的其他一些想法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并没有被所有艇员接受。潜艇支队受到上级各种指挥机关的制约，因此上述思想难以在整个潜艇部队中普及和推广。当时很可能认为这些思想在理论上有一定根据，但实践中不一定行得通。
　　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潜艇战败于护航编队。
　　因此，1935年当我刚开始担任第一个潜艇支队的司令时，我就清楚地认识到，潜艇协同作战的问题必须解决。我晋升为潜艇部队司令后，从1938年开始得到了当时的海军少校戈特在这方面的大力帮助。戈特是我的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后来在我的参谋部任作战处长。
　　为了更好地说明在1935年底“韦迪根”潜艇支队第一次潜艇协同训练中所遇到的问题，我在此引用两个材料，第一个材料也是当时的一个艇长写的，第二个材料是我本人于1946年9月在纽伦堡等待判决结果时写的，记述了我最后几年的主要情况。
　　该艇长谈到，1935年9月底开始的“韦迪根”潜艇支队的战术训练时说：
　　“支队司令对发展潜艇战术提出了初步的设想。在集中兵力打击某一单个目标时，在指定的海域或作战区参战的潜艇有必要实施战术协同。”
　　“重要的是，发现和通报敌情，集中尽量多的潜艇对敌实施攻击。”
　　“于是，在1935年底产生了‘狼群战术’，后来又逐步地加以完善。这个从产生到完善的过程经历了许多阶段。起初，我们在执行侦察和掩护任务时是采用鱼雷艇战术。这种战术是以配置侦察或巡逻幕开始的，最先发现敌舰的潜艇在通报敌情之后立即发动攻击，其余各艇再集中围攻。事实证明，这种方法只能对付速度较低的敌舰船。因此后来又在侦察和巡逻幕后面再配置一个或数个潜艇群来对付所发现的敌舰船，从而使上述战术更为完善。”
　　“在大量的训练和演习中，我们试用过各种各样的战术队形。最后采用了环形配置方式，敌舰一旦进入这个环形配置海区，第一艘发现敌舰的潜艇就与其保持接触，位于环形海区弧线上的其它潜艇则作为支援群投入战斗。训练中获得的所有认识不断写进战术条令中，因此这些条令篇幅不断扩大、内容经常修改。”
　　我本人于1946年9月在纽伦堡写道：
　　“在潜艇协同作战的试验中遇到了大量的具体问题。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
　　a)指挥方面的问题。对潜艇的指挥能实施到何种程度？只是指挥到战术协同，还是也指挥到实施攻击？怎样才能把指挥与潜艇的独立行动最有效地结合起来？是否必须从海上(在一艘水面舰艇或潜艇上)实施指挥？在一艘潜艇上究竟能否实施指挥？为了指挥其它潜艇，指挥艇应在海上什么位置？能否完全或部分地从岸上实施指挥？是否还需要在海上设立下级指挥机关？怎样划分这两级指挥机关之间的指挥权限？
　　b)通信方面的问题。当潜艇处于水面、潜望深度和全潜状态时，如何与其他潜艇、水面舰艇和岸上指挥所联络？为此，需要使用何种通信器材？应使用何种波段：短波、长波还是超长波？在昼夜各种海洋水文和气象条件下的通信距离应该多远？
　　潜艇的发报条件如何？指挥艇必须具备什么样的收发报能力？
　　另外还有无线电测向信号的收发和报告、下达命令和发报时密码的使用等一系列问题。
　　对上述问题的探讨和试验，使我们在改进收发报机方面遇到许多技术课题。
　　c)战术方面的问题。协同作战时潜艇应如何行动？在开进途中，潜艇是集中航行，还是分散航行？应采用什么队形？潜艇在实施侦察时，或者在支援其它潜艇进行侦察时，或者由其它潜艇接替侦察时，采用什么样的配置和行动最理想？担负攻击任务的数个潜艇群应如何配置？是密集配置还是疏散配置？横向配置还是纵向配置？艇与艇、群与群之间的间隔距离是多少？如果完全疏散配置，那么是采用线式配置好，还是采用方形配置好呢？
　　为确保同敌人保持接触，需用多少潜艇？要不要，能不能为它们划分区域？潜艇与潜艇的交接班如何进行？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何时实施攻击？以及其它许多问题。”
　　我认为，上述两个材料确切地反映了当时人们所作的尝试和存在的问题。
　　德国国防军在1937年秋举行的一次规模较大的“国防军演习”中，第一次采用了潜艇协同战术。我以潜艇部队司令的身份在基尔乘坐一艘潜艇护卫舰，用无线电指挥东波罗的海的潜艇。这些潜艇的任务是在波莫瑞湾和东西普鲁士海岸以北的波罗的海公海海区搜索，跟踪和攻击敌方一支舰艇编队和护航运输队。在演习中，集结的潜艇十分成功地接近了敌编队；这次成功的演习令人难以忘怀。在北海进行的另外几次大规模演习之后，于1939年5月潜艇又在西班牙半岛和比斯开湾以西的大西洋上进行了“集群战术”演习。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大力支持我的演习计划，并给我调遣了演习所需要的水面舰艇。1939年7月我在波罗的海为海军总司令举行了同样的潜艇演习。所有的演习都证明，集群战术的原则问题已经解决，具体细节问题也基本上清楚了。因此，到这时，集群战术问题总的来说是解决了。
　　对于能否从本土对遥远海区(如大西洋)的潜艇实施指挥的问题还不太清楚。对此，我曾设想从海上实施指挥，并对专门为此配备有通信设备和设有参谋人员舱室的指挥艇寄予希望。但后来的战争证明，指挥必须而且只能在陆上实施。
　　早在1935年底就已拟定了第一个“集群战术”条令，以后不断加以修正。但到战时它才终于编入《潜艇艇长手册》。
　　值得注意的是，英国海军对德国1935年以来演练“集群战术”是如何反应的。
　　在1935-1939年那段和平时期，我个人认为这样一种新战术是无法加以保密的，因为在演习时所有德国海军的潜艇编队都试验并采用了这种战术，已有数千人对这种战术有所了解。在1939年1月公开出版的我的《潜艇部队》一书中，我虽然没有谈到“集群战术”，却非常生动而有力地强调了潜艇在夜间实施水面攻击的优点。这实际上也不是什么秘密，因为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潜艇就已应用这种战术了。使我感到非常惊讶的是，直到战争开始英国人对于潜艇实施水面攻击和采用集群战术毫无准备。1954年英国的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其著作罗斯基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海上战争》第1卷，第354页。中写道：
　　“上面已经谈到，在1940年6月到10月这几个月里德国各潜艇艇长是怎样取得巨大战果的。当敌人的潜艇数量不足时，邓尼茨除了让各艘潜艇独立行动，发挥各艇长的能力外，别无他法。但是，当邓尼茨海军上将拥有较多数量的潜艇时，他就能指挥多艘潜艇实施协同攻击。他早就希望改变潜艇战术，于是在1940年10月-1941年3月逐步推行了‘狼群战术’。这种战术的改变出人意料，使我们猝不及防。”
　　在同一页上罗斯基尔海军上校继续写道：
　　“英国认为，敌潜艇战术的发展给我们带来了严重的问题，因为敌人采用了我们从未见过的攻击样式，我们无论在战术上还是在技术上都没有准备好对付措施。”
　　接着罗斯基尔海军上校阐述了英国对“狼群战术”感到突然的原因，英国海军虽然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也曾进行过潜艇夜间水面攻击的训练，但一般以水下攻击为主。结果是英国海军便把“他们的力量和注意力仅集中在对付水下潜艇的攻击上”。英国海军发明了利用声纳探测潜艇的方法。这种方法能利用超声波测出水下潜艇的位置。英国人对这种方法寄予厚望。因此，1937年英国海军部向“海运防御咨询委员会”报告说，“潜艇再也无法使我们面临象1917年那样的困难了。”同上，第1卷，第34页。
　　由于有了对付水下潜艇的有效方法，英国海军中的某些人在两次大战之间的那些年月里对潜艇的威胁采取视而不见，高枕无忧的态度，对潜艇的危险性估计不足。我认为，除上述原因外，英国海军部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的基本思想方法起了主要作用。这种思想方法可从罗斯基尔上校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海上战争》第1卷第355页上看出来：
　　“读者必然会问，为什么我们没有预料到敌人会使用狼群战术，为什么我们把力量和注意力只集中在水下的潜艇上。如果我们再次回顾一下两次世界大战之间英国海军的训练和思想，就不难看出，英国海军的训练和思想都集中于水面舰艇之间的作战，就连商船的防卫也主要是从敌人实施水面舰艇攻击的角度来考虑的。1939年8月第一海务大臣在参谋长委员会里当众断言：对我国商船的可能的威胁将来自敌方担负经济战任务的水面作战舰艇。此论断足以证明，战前这种观点对英国海军思想的影响有多深。”
　　我认为这种思想方法值得注意，也值得一提，因为它不仅对英国海军、而且对各国海军都是不利的。这种思想方法表明，对一个只受过水面作战训练和教育的海军军官来说，要他去理解并记住用潜艇进行另一种样式的海战的意义是何等困难。这是常人可以理解的，因为他是根据自己的战争观念来进行作战的。当他精力充沛、目标明确时，他所考虑的便是使用一切可能的手段去争取他所期望的水面作战的胜利，并对这种作战充满希望和信心。正因为如此，甚至连海军也对潜艇的重要性没有充分认识，或者认识太晚，就象第二次世界大战和上面那段引语所表明的那样；英国海军就是如此，尽管德国潜艇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曾使英国陷入历史上最严重的危机之中。
　　就连德国海军的某些指挥机关和德国的首脑人物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没有及时、充分地认识到潜艇的重要性，因此没有及时地在这方面投入必要的财力。这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潜艇战的不幸。关于这个问题以后还要详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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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章 1935年至1939年的潜艇建造方针
　　决定一个国家海军建造什么样的舰艇，从原则上讲无疑是海军最高领导的事情。只有负实际责任的最高司令才能与国家领导保持联系，在海军中只有他一个人能从国家领导那里了解政治形势，因此只有他才知道海军将面临什么样的敌人，只有他才能据此提出相应的战略构想。
　　在考虑战略问题时，第一个重要问题是明确战略任务。然后根据战略任务再提出第二个基本问题：在海战中使用何种兵力兵器才能完成战略任务？在经过研究得出明确结论后，就可以准备兵力兵器，而不必拘泥于本国或外国海军的传统观念或概念。
　　1935年签订的德英海军协定是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而采取的一种特别的政治措施，其目的是为了争取英国执行一项共同的政策。按照该协定的规定，德国海军舰艇包括各个舰级的总吨位必须限制在英国海军的35%以内。这样德国海军指挥部对与英国有关的上述第一个原则问题便毋须进行研究和答复，因为已不能把英国作为敌人来考虑。根据德英海军协定的规定，德国海军在和平时期应是一种政治力量，在战争时期应能与欧洲大陆上的某个敌人作斗争。很明显，这样来研究海军由此而产生的战略任务势必是非常不可靠的。例如，在德国同某个欧洲大陆国家作斗争时，盎格鲁撒克逊海军不加干涉，这从政治上来说是可能的吗？
　　在考虑第二个原则问题，即需要使用何种海战武器来完成对付某个大陆国家这一海上战略任务时，德国海军必须遵守协定所规定的建造各种舰艇的百分比，至于建造何种舰型则可灵活掌握。
　　尽管如上所述，海军建造什么样的舰艇原则上是由总司令部决定的，但总司令部在作出最后决定之前往往还要征求前线军人的意见。
　　潜艇的建造更是如此。其原因是，一方面，德国海军中断潜艇建造已达17年之久，对有关潜艇建造的许多问题普遍感到陌生；另一方面，海军总司令本人很重视倾听前线潜艇指挥官们在这方面的意见。在潜艇建造问题上，我的看法是否产生了影响和影响有多大，将在下文中予以说明。
　　根据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以及当时潜艇技术和武器发展的水平，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潜艇在战术和战役方面的作用如下：这种想法今天只能说部分正确。定位技术器材的发展，飞机的重要的作用，使得人们不断改变对潜艇的要求。
　　如上所述，潜艇是一种很好的鱼雷携载工具，但却是蹩脚的火炮携载工具。由于其平台低，观察高度有限，因此不宜使用火炮。
　　潜艇特别适合于布雷，因为它能荫蔽地潜入敌沿岸水域和敌舰船航行最频繁的海区，能在没有引起敌人怀疑之前，就悄悄地返航。
　　潜艇的航速低于所有的水面舰艇，因此不宜与水面舰艇直接进行战术协同，此外，由于其观察高度太低，因此它是一种很差的侦察工具。
　　在考虑建造何种类型的潜艇时，还要补充说明下述人所共知的一种观点：潜艇只有在极特殊的情况下才会与潜艇作战。因此，在确定潜艇的大小和战斗力时，无需考虑这样一个对其它作战舰艇来说十分重要的问题，即潜在对手的同类型舰艇性能如何。所以，选择潜艇型号时可以不考虑其它国家海军潜艇的大小。潜艇的建造不应当出现象水面作战舰艇那种互相“荡秋千”的现象，这种现象是本世纪各国海军出于对敌国相应的作战武器的担忧而出现的。在某些国家的海军中曾出现过这种情况，它们致力于扩大各种类型作战舰艇的体积，认为这样能增强战斗力；结果使潜艇的建造也受到了这种思想的影响。然而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因为潜艇的战斗力绝不会象其它作战舰艇那样随着体积的增大而增强。相反，潜艇超过了一定的体积，许多具有特殊作战能力的特性便会受到损害。潜艇从水面状态下潜到水下安全深度所需要的时间会更长，下潜机动会更加困难，潜艇大幅度前倾也会更加危险，因为较大的潜艇随着倾斜角度的逐渐加大，前倾的倾向也会加大。水下航行的情况也是如此，下潜的潜艇的整个操纵技术更加复杂，使负责下潜操纵的机电长更加没有把握。操纵一艘大型潜艇到潜望深度要比操纵一艘小型潜艇更加困难，因为艇体长，产生前倾和后倾时容易使艇冒出水面，特别在公海的风浪中处于潜望深度航行时更是如此。
　　另外，艇体越大，机动性和灵活性就越差：无论在水面或水下，潜艇的旋回圈越大，在旋转同样角度时所需要的时间也就越长。因此，在适应快速多变的战斗情况方面，大型潜艇同小型潜艇相比速度较慢、性能较差，这尤其对于夜间攻击来说是个突出的弱点。此外，艇体越大侧影也越大，夜间易被发现。
　　但另一方面，较大的潜艇所携载的武器、给养和燃料当然也较多，从而可增大活动半径和改善艇员的居住条件。这个观点很可能对某些主张扩大潜艇体积的海军是有利的。但这里必须注意，即使改善了居住条件，艇员的体力也不是无限制的，在通常情况下，艇员经过两个月的战斗巡航后就需要休息。因此，正是由于这一原因，一味地增大活动半径，意义不是太大。
　　上述这些考虑使选择艇型有了一个广泛的范围。我们从这些矛盾中寻找最佳的综合方案：一方面要考虑到潜艇下潜性能和技术操纵的方便、视野的开阔和战术机动能力，另一方面还要使活动半径尽量满足设想的作战需要。我们采用了“黄金分割”法选择了500吨左右的潜艇这是根据1922年华盛顿会议所规定的对各国普遍有效的标准排水量公式计算的(1华盛顿吨=1016公斤)，燃料储量不计在内。根据排水量，该艇约重700吨。为最佳潜艇，以满足两方面的要求。
　　下述观点简单明了，但对潜艇的性能来说却特别重要。这个观点是：海上有若干个阵位，如果能各派一艘潜艇加以占领，那要比只能派一艘潜艇(哪怕是一艘很大的潜艇)占领其中的一个阵位，更有希望发现敌人和取得战果。这个观点是支持建造500吨左右的中型潜艇的。但对水面舰艇来说，这个简单的道理并非完全正确。当然，潜艇的侦察范围本来就很有限，即使是一艘较大的潜艇，其侦察范围也扩大不了多少。
　　在潜艇的总吨位受到条约限制的情况下，如何尽可能合理地分配有限的潜艇吨位，这个问题就显得特别重要。从这一点出发，建造4艘500吨的潜艇，而不是建造1艘2000吨的潜艇，对我们更加有利。
　　1935年夏德国海军已建成或正在建造的潜艇有；
　　1. 12艘II型潜艇：标准排水量约250吨，艇首装有3个鱼雷发射管，水面航速12-13节，活动半径3100海里；这是一种简单而实用的潜艇，但是太小。
　　2. 2艘I型潜艇：排水量712吨，艇首装有4个、艇尾装有2个鱼雷发射管，水面航速17节，活动半径7900海里，这种型号并不理想，在快速下潜时前倾厉害，要有熟练的操纵技能。
　　3. 10艘VII型潜艇：排水量约500吨，艇首装有4个、艇尾装有1个鱼雷发射管，水面航速16节，活动半径6200海里；这是一种性能良好的艇型。
　　1936年我对潜艇建造问题的看法如下：
　　不再建造“韦迪根”潜艇支队所装备的II型(250吨)潜艇，因其战斗力(只有3个艇首鱼雷发射管，无艇尾鱼雷发射管)，活动半径(3100海里)和水面航速(12—13节)均太小。
　　I型潜艇由于下潜技术难以掌握，也不宜再造。保留VII型潜艇。这种型号是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B-3型发展而来的，B-3型潜艇是由两位优秀的潜艇设计师[一个是当时的建筑顾问许雷尔(船体建造)，另一个是布勒金(机器制造)]研制的。根据“扎尔茨韦德尔”潜艇支队对这种潜艇所进行的非常认真的试验和获得的实践经验，很快就证明它是一种便于操纵、性能可靠的潜艇。
　　就VII型潜艇的大小而言，其作战能力已达到了最大限度：仅500吨(按华盛顿吨计算)的艇体能容纳4个艇首和1个艇尾鱼雷发射管、12-14枚鱼雷。下潜时间只需20秒，水下性能特佳，水面航速相当高(16节)，而且操纵方便。该艇不足之处是储油量太少，只有67吨，因而活动半径也小(6200海里)。尽管如此，我认为这种潜艇符合各方面的要求，是一种理想潜艇。只要稍微加大一些艇体，储油量就能明显提高，从而能使该艇有较大的活动半径。我的机电长特德森提出了一个切实可行的建议。通过巧妙地利用该艇尚可利用的空间，将该艇的吨位再增加工7吨(标准排水量)，就可使储油量提高到108吨，活动半径可达到8700海里(VII-b型为517吨)VII-b型从1939年1月开始变为VII-c型，该型艇体稍有增大，艇首和指挥塔有所改进。详见附件1表格。。
　　在1936-1937年这段时间，新的集群战术(也称狼群战术)已逐步形成。它基本上是一种潜艇在水面的机动战术，即通过预定的战术配置使潜艇能够发现敌人，在水面与敌舰保持接触，并尽可能召唤其它潜艇前来实施协同攻击。这种战术主要是夜间在水面实施。灵活而快速的VII型潜艇对这种战术协同具有特别强的适应性。因此，我在1937年春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下列建议：
　　应根据特德森关于增加储油量和适当加大艇体的建议，集中力量建造VII型潜艇，把德英海军协定所规定的潜艇吨位的四分之三用于建造该型潜艇。
　　此外我还建议，将剩余的四分之一的吨位用于建造740吨的IX型潜艇，使其活动半径提高到12000-13000海里，以便能在远洋单独行动。
　　但海军总司令部的人对此却另有看法。他们从战术和战役的角度提出的理由是：总司令部中大多数人认为，潜艇在未来战争中仍将是单独行动和单独作战。我发明的集群战术遭到海军总司令部权威部门的反对。它们认为，这种战术在作战过程中必然会打破无线电静默，潜艇就会被敌人测出，从而暴露潜艇的位置。我则持相反的意见，认为不管是否使用无线电通信都只能作为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而已。如果通过无线电通信能使我们集中大量的潜艇，从而取得更大的对敌作战的胜利，那么会打破无线电静默这一缺点就得暂且容忍。
　　尽管我提出了上述反对意见，但海军总司令部仍然认为：必须建造大型潜艇，如2000吨级的巡洋潜艇；这种潜艇活动半径大、鱼雷舱大，而且特别适合于水面炮战，因此应该优先加紧建造。
　　由于对未来战争中潜艇的战斗类型和行动方式以及对建造何种最理想的潜艇问题看法不一致，使得海军总司令在1935年以后的那些和平年代中对潜艇建造问题未明确表态，因而延缓了继续建造潜艇的工作。下面的潜艇建造数字可说明这一点。历年交付使用的潜艇数为：
　　1935年
　　14艘
　　1936年
　　21艘
　　1937年
　　1艘
　　1938年
　　9艘
　　1939年
　　18艘
　　在1937年底、1938年和1939年，海军总司令部和潜艇部队司令之间在潜艇建造问题上的分歧日益尖锐。我越来越感觉到，虽然签订了海军协定，但希特勒的政策以及不断增长的德国军事力量必然会引起英国的敌对情绪。根据1870年9月2日这一天是普法战争中的色当决战日，拿破仑三世及其39名将领、10万军队全部被俘以来的经验，我决不相信，今天英国对德国的强大会心甘情愿，无动于衷，因为从那时以来英国对德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一直怀有不满和对立的情绪。我反而认为，不久将可能同英国发生战争；因此，我迫不及待地再三向上级请求加速潜艇部队的建设。在潜艇支队进行训练时，我按照自己的观点行事，开始尽可能在公海上，如有可能即在大西洋应用集群战术来打击敌护航运输队。1937年底，我向上级提出，为进行上述训练，最好把“萨尔”号潜艇供应舰、若干艘500吨的潜艇以及U-25和U-26两艘I型大型潜艇调到大西洋使用，但这项建议遭到拒绝，因为德国的政治领导不愿意在西班牙战争期间“由于潜艇在大西洋的神秘活动”希特勒在阐述拒绝使用潜艇的理由时说的话。而节外生枝加剧政治局势。
　　1937年我组织实施的演习很快表明，在辽阔的海域使用集群战术时，如果没有一艘装备特殊通信器材的指挥舰，是无法实施指挥的。当我要求一艘这样的指挥舰时，海战指挥部拒绝了我的要求，因为按照它的设想，潜艇在未来的战争中仍然是单独作战。直到最后由于海军总司令的亲自过问才使我要求得到一艘指挥舰“埃尔温·瓦斯纳”号。的愿望得以实现。
　　我认为，1938年我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的下述建议是可以应付当时迫在眉睫的紧张政治局势的：
　　“在和平时期就把一个潜艇支队部署到国外海域，以便在此期间能施加军事战略影响，迟滞战争爆发。一旦战争爆发，潜艇便随时可以打击敌人的重要交通线。”
　　为达到这一目的，我建议：
　　1. 在潜艇部队实行一项为期3年的训练计划，第一年用于训练，第二年进行演习，第三年到海外活动。
　　2. 为此需配备2艘修理船，随同各潜艇支队及其供应船到海外活动。
　　1938-1939年冬季，在一次军事演习中我和大家一起探讨了有关集群战术的许多问题，如在辽阔的大西洋上潜艇的指挥、配置、搜索、引导和对敌护航运输队的攻击等。演习双方不受任何约束：对护航运输队的指挥可在整个大西洋范围内实施，护航运输队的航线可自由选择。
　　这次演习的收获如下：
　　1. 如果敌人如我所预料的那样采取了护航编队，那末我方在前线至少需要300艘潜艇，才能实施卓有成效的经济战。这300艘潜艇中，100艘应在船厂检修和让艇员休息，100艘往返于战区的途中，另外100艘在战区作战。我坚信，这样多的潜艇一定能取得经济战的胜利。
　　2. 潜艇部队指挥官自1939年9月19日起，潜艇部队指挥官改称潜艇部队司令只凭岸上指挥所对战区内参与协同作战的潜艇实施全面指挥看来是不可能的。因为，我认为远离战区的潜艇部队指挥官缺乏“身临其境之感”，特别是对敌人的防御情况、当时的风向和天气等情况了解甚少。我的观点是，潜艇在搜索敌护航运输队时的战役和战术配置虽然总的来说必须由潜艇部队指挥官在本土指挥，但攻击护航运输队时的指挥权应交给一艘与敌保持一定距离的潜艇上的下级指挥官，这艘潜艇应尽可能保持在水面状态。
　　为此我要求给正在建造中的部分潜艇配备性能特别可靠的通信设备，以便让这些艇充当指挥艇。
　　3. 从现有潜艇的数量、允许建造的吨位数和最近几年的建造速度来看，潜艇“在经济战中只能起到刺一刺敌人的作用而已”。
　　我在向当时的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和海军总司令呈交的一份备忘录中汇报了这次军事演习的收获。舰队司令态度明朗，坚抉支持我的想法和要求。
　　我认为，进行这次军事演习的理由是，尽管双方在1936年签订了潜艇协定，但战争一旦爆发，敌人必将采用护航编队。然而当时这种观点并不普遍。如果都严格执行潜艇协定，那么采用护航编队本来就没有必要，因为潜艇也必须严格按照捕获法行事，包括对待那些“只是为了自卫”而装备武器的商船。但我不能用良好的愿望来设想敌人的商船会象平时那样，按照潜艇协定去做，轻易地让附近一艘水面潜艇击沉，而不预先向其它舰船发出通报或采取防卫措施，特别是在它们装备了“只用于自卫”的火炮时。况且商船“为了自卫”而配备武器的理论在军事上是极其含糊的。到底在什么时候开始实施自卫？是否在潜艇按照捕获法准备击沉商船时实施？或者是在商船发现潜艇时就实施？因此，潜艇协定中的这些规定都毫无实际意义。
　　颇为有趣的是，在同一时期英国也在评论有关执行1936年潜艇协定和采用护航编队的必要性问题。1937年英国海军部和空军司令部召开联合会议，讨论战时如何最有效地保护英国的商船问题。英国海军部认为，及早采用护航编队既可对付潜艇威胁，又可对付空中威胁。空军司令部担心，集中大量舰船编成护航运输队，将会给敌人的空袭提供更大的成功希望，从而会使大量舰船遭受损失。
　　英国海军部的观点是，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艇装备的水下探测器(声纳)可对付潜艇的攻击，用高炮可对付空中袭击。空军司令部对这两点均表示怀疑。
　　尽管如此，双方还是取得了一致意见，1937年12月2日英帝国防务委员会同意了他们的意见。他们得出的一致结论是：战时敌方很可能对英国的商船进行无限制的潜艇攻击和空中攻击，护航编队必须采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4页。
　　在1938年的《商船队防御手册》中《1938年商船队防御手册》(DMS)(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详见附件2。，英国海军部就商船航行问题作出的规定是，一旦发现潜艇就须用无线电报告潜艇方位，在“商船上必须安装海军通信报警装置”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1卷，第353页(纽伦堡对作者的判词)，也见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103页。。
　　这个规定是违反1936年的潜艇协定的，该协定禁止商船参加任何战斗。这说明，英国在和平时期就已不想遵守这个协定了。
　　同样，根据1938年的《商船队防御手册》的规定，英国商船在战争爆发后不久就装备了武器。《1938年商船队防御手册》，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89页；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1卷，第353页。给商船装备火炮并非是为了骗人的“纯粹的自卫”，这一点从战争爆发后武装商船对待所发现的潜艇的举动上可以看出来：只要它们一发现潜艇，就立即用各种方式对潜艇进行射击。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介绍战争最初几个月的情况时还要详细谈到。
　　这里要说明的只有一点，那就是英国在1938年就已经作出了一些违反潜艇协定的规定。从1937年起，英国就打算在战时采用护航编队，不想执行1936年的潜艇协定。
　　1939年战争爆发时任英国海军部长的丘吉尔在其回忆录第l卷第379页上写道：
　　“我在9月4日晚上举行了海军部的第一次会议。由于这次会议的结论相当重要，我在凌晨就寝之前就用我自己的措词记下了这次会议的决议，以便传达和执行：
　　1.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如日本仍保持缄默，意大利态度不明保持中立，那末敌人的主要袭击目标可能是大西洋上通向英国的航道。
　　2. 护航编队必须建立。此护航编队专指反潜护航而言。所有关于对付巡洋舰和重型舰船的问题在此均未加讨论。”
　　由此可见，德国从1937年起进行潜艇训练，是对形势作出了正确判断的结果。当时进行潜艇训练的目的，是演练同护航运输队作战和要求建造大量的潜艇。这一事实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史：海上战争》(罗斯基尔著，第1卷，第356页)一书中得到了公正的评价：“战前邓尼茨已经估计到，假如我们采用全球性护航编队的话，德国要取得决定性的胜利，将需要300艘潜艇。他至少对护航编队的作用没有估计错。”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五章 1939年至战争爆发时的关键性的几个月
　　在前一章我阐述了对当时军政形势和潜艇部队任务的看法，并且还谈到了有关潜艇训练和潜艇建造的建议以及有关的结论等问题。
　　我作为一名下级前线指挥官直到1939年夏才得知海军总司令部当时已制定了与我的意见不一致的计划，其大体内容如下：
　　1938年5月底，希特勒通知海军总司令，应将英国列为可能之敌，尽管当时还没有直接与英国发生冲突。于是，海军总司令在1938年秋在海军总司令部成立了一个计划委员会，专门研究由于这个新的潜在之敌而产生的海军的任务及完成这些任务所需要的海战兵器。
　　计划委员会研究结果认为，破坏英国的商船运输是德国海军的战略任务。为完成这个任务，海军总司令向希特勒建议，建立一支具有强大战斗力的均衡舰队。这支舰队必须以战斗群的编队形式攻击大西洋公海上的英国航线，并以这个方式实施经济战，同时摧毁敌人的护航兵力。海军为组建这支舰队拟订了一个长期的造舰计划，也就是所谓的“Z”计划。按照这个计划，预计到1948年将建成下列舰艇：
　　1. 50000吨级的战列舰，6艘(不含“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
　　2. 20000吨级的装甲舰，8艘(后改为12艘)；
　　3. 20000吨级的航空母舰，4艘；
　　4. 大量的轻型巡洋舰；
　　5. 潜艇，233艘。
　　1939年1月希特勒批准了上述计划，并要求在6年内完成。
　　海军总司令指示，在执行该计划时优先建造战列舰和潜艇。预定的巡洋潜艇应于1943年建成。
　　由此可见，“Z”计划的重点是建立一支水面舰艇部队。
　　这个方案与我当时对整个形势的看法及根据这个看法所提出的建议是不相符合的。我认为“Z”计划存在以下缺点：
　　1. 实现该计划至少需要6年时间。在这期间德国海军若与英国作战势必处于无装备状态，何况这段时期的政治局势又相当紧张。
　　2. 如果我们着手建造大批的战列舰、巡洋舰和航空母舰，那毫无疑问敌人也会急起直追。在随之而来的军备竞赛中我们肯定会处于劣势，特别是刚开始时我们服役的大型军舰还远远不到敌人的35%。
　　3. 由于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出现了空中威胁，在停泊港和修船港的德国战斗群易遭英国空军的攻击，而且距离很近无法躲避。对于潜艇，我们能建造钢筋水泥洞库来加以防护，而对于大型水面舰艇则不可能。相反，英国舰队却能疏散到英国北部海区，而使德国空军鞭长莫及。
　　4. 该计划没有考虑到与英国相对的我国的地理位置。德国所要打击的英国生命线位于英国本岛以西的大西洋公海上。德国海军兵力要在这里发挥作用，就必须进入这些海区，并能在这里站得住脚。因此，在选择我方的海军兵力时要考虑它们是否完全符合上述先决条件，这是十分重要的。
　　可想而知，德国所处的地理位置十分不利于德国海军向大西洋海域推进。相对于英国的海上航线而言，我们可以说是处于后院。位于我国对面、依靠其天然地理位置控制着北海水域的就是英国。由于战时英吉利海峡难以通行，因此德国海军部队在经北海向设得兰-挪威海峡航行的过程中，从一开始就极易被敌人发现和遭到袭击。而且，当英国的飞机和海军轻型部队发现了德国舰艇的行踪时，即可在与其南北走向的岛屿平行的漫长的航线上，对德国舰艇进行轮番攻击。由于航空兵的发展，德国舰艇出海航行时的处境与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相比是每况愈下。只有在特别有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悄悄地进入大西洋。德国水面舰艇在大西洋公海上逗留和作战期间战斗力所受到的损失和限制必然比敌人更加严重，因为受损的德国舰艇必须冒着敌人的袭击危险通过漫长的航线经北海才能返回本国修理，而可供英国舰队使用的修理场所就在邻近大西洋战区的大不列颠的西海岸。
　　与英国相比，德国在地理方面所处的不利的海洋战略位置，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就明显地暴露出来了。
　　1914年我们的海洋战略思想是，通过海战来完成对英国作战的任务。因为海战的胜利必然会产生巨大的军事和政治后果，足以对英国的制海权问题产生决定性影响。然而对英国来说，只要德国不破坏英国大西洋上的交通线，或者不干扰英国从北海北部对德国实施的远程封锁，从战略上来讲它就不会主动地挑起海战。而德国海军由于活动范围有限，要完成上述两项任务也是力不从心的。就是在力量对比使我们有希望赢得海战胜利的时期，德国海军也竭力克制不与英国人交战。到了后来双方兵力对比使德国失去成功希望的时候，被限制在北海南部海区的德国海军显然也就不再有什么决定性的海上战略任务了。这项任务就转交给德国潜艇部队了，它们能在大西洋上袭击英国海上交通线。正如舍尔海军上将在日德兰海战又译斯卡格拉克海战报告中所指出的那样，德国远洋舰队的唯一任务是为潜艇执行上述任务而保持航道畅通无阻。
　　与英国相比德国在海洋战略位置方面的短处对潜艇部队的影响并不大：
　　首先，由于潜艇能下潜，而且不易被发现，因此无须与敌水面舰艇交战就能通过北海驶往大西洋去打击英国的生命线。由于同样的原因，加上潜艇比水面舰艇具有更大的活动半径和续航力，即使敌水面舰艇控制了这个战略上很重要的海区，潜艇仍可长时间地在该海区活动。因此，暂且撇开潜艇作为进攻武器所具有的那些特别有利的特性不谈，仅根据上述这些因素，潜艇就是一种合适的海战兵器，它能够直接攻击英国的交通线和实现德国的海上战略目标。
　　正因为如此，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潜艇几乎使英国遭到失败。
　　联系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海战的教训，我越来越坚信，有朝一日英国会成为我们的敌人，潜艇则是我们在这场战争中最合适的兵器。由于集群战术的发展，以及这种战术在和平时期演习中所显示的威力，我十分希望使用这种战术来战胜曾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拯救了英国命运的护航编队。这就是我从1939年春开始置“Z”计划而不顾，竭力要求尽快组建一支大型潜艇舰队的原因。如前所述，“Z”计划规定到1948年只建造233艘潜艇，其中包括优先建造的火炮巡洋潜艇，这表明海军总司令部没有采纳我的潜艇建造方案，包括潜艇种类、数量(300艘作战潜艇)和建造速度。然而，当时认为从1939年春开始必须加速建造大批潜艇的人并非我一个。
　　不久，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英国宣布了对波兰的保证。1939年4月26日希特勒废除德英海军协定。废除这个在1935年才签订的协定，是一个极其强硬的政治行动。它清楚地表明，德国与英国的联合政策已告结束，同英国的关系不仅在短时间内，而且在可以预见的时间内将难以改善。
　　从那时起，我们就应该清楚地看到，完成长期的“Z”造舰计划的首要条件——长时期的和平，已得不到可靠的保证。由于废除海军协定而造成的德英之间的紧张关系，使任何政治领导都没有把握阻止由紧张局势转化为军事冲突。因此，从现在开始德国海军应该提出这样一个首要任务，就是通过建造潜艇来加速扩充军备。海军其它部门中也有许多人与我所见略同，他们除了希望加速建造潜艇外，还要求建造大批轻型、简易的水面袭击舰。这种舰特别适合直接袭击大西洋公海上的敌交通线，可收到事半功倍的效果。以我之见，这种想法完全可以采纳，尽管使用这些水面袭击舰也会遇到通过北海时的危险问题。
　　不言而喻，除了必须建造在大西洋上作战的进攻性兵器外，为了保证德国水域内各航道的安全和畅通，我们还要建造其它所有的舰艇，如驱逐舰、探雷艇、扫雷艇和破雷舰。
　　1939年6月，我向海军总司令汇报说，我和我的军官们担心不久可能会同英国发生战争。尽管我当时只不过是一名海军上校和处于下级地位的前线指挥官，但我请求他把我们的意见转告希特勒。我说，在一场即将到来的对英战争中，潜艇部队将担负海战的重任。但因潜艇数量太少，潜艇部队只能对英国人“刺一下”而已。因此，海军总司令于1939年7月22日在施维诺威斯切向在“蟋蟀”号通报舰上集合的全体军官传达了希特勒的答复：他将设法决不同英国发生战争；因为这将意味着“德国的完蛋”；全体潜艇军官尽管放心。
　　国家元首和政治领导人一口否定与英国交战的任何可能性，这无疑对我们起了极大的安定作用。
　　尽管如此，我们的担心仍然没有完全消除。但不管怎样，我们还是放心了一些，虽然在海军总司令讲话后我对军官们说：“有一点我是坚信不疑的，无论何时爆发战争，英国必将站在敌人一边。对此你们思想上要有所准备！”
　　当天我向总司令提出要休假，以便进行一次较长时间的疗养(此前，由于种种原因，已将假期一推再推)。总司令准了我的假。但在8月15日我又被召回，原因是当时的政治局势十分紧张，潜艇部队将进行远航动员。这几天，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实际上已十分明显，我认为，必须利用这个时机，再次以书面报告的形式，向海军总司令陈述我对形势的看法和立即着手大规模地建造潜艇的必要性。1939年8月底正逢海军总司令在基尔，我当面向他谈了我的看法，并请他在与我一起飞往施维诺威斯切的途中看一份备忘录的草案。总司令同意了这份草案，并要我尽快把我所需要的潜艇型号和数量以备忘录的形式交给他。
　　于是在1939年8月28日潜艇部队指挥官第172号绝密文件。我向海军总司令和舰队司令递交了一份题为“关于建设潜艇部队的设想”的备忘录。我在其中写道：
　　“从目前英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和爆发战争的可能性考虑，我确信，海军特别是潜艇部队目前是没有能力完成战时它们应担负的任务的。虽然我们希望现在战争不要爆发，但不能认为英德之间的政治局势在近几年会有根本的改变，尽管双方有时也有可能出现友好和安宁的现象。潜艇是最合适的作战兵器，而且建造速度也比水面舰艇快。所以，海军必须迅速地组建潜艇部队力争使自己在今后与英国的冲突中处于比较有利的地位。”
　　关于所需要的潜艇数量和型号，我在备忘录中写道：
　　“我在对1938-1939年潜艇部队举行的军事演习所作的总结报告中提出了下列意见：在大西洋进行潜艇战的主要武器是鱼雷潜艇；VII-b型和IX型潜艇是合适的型号。为了能卓有成效地进行作战，需要100艘随时作好战斗准备的潜艇，因此这些型号的潜艇总数不得少于300艘。当然，多多益善……
　　现在看来，VII-b、VII-c型和IX型潜艇在数量上的比例应是3:1。”
　　在提出建造少量的特种潜艇的要求后，我作了如下总结：
　　“为了能对英国进行一场卓有成效的战争，上述兵力数量是必需的。”
　　我继续写道：“凭现有的潜艇，再加上按现行计划建造的潜艇，估计还无法对英国施加沉重的压力，还无法在不久的将来同英国商船队打一场决定性的战争，而只能给英国的贸易来往‘刺痛’一下……
　　从中得出的结论是：
　　潜艇部队必须打破常规，采用一切手段，使自己能在战争中完成击败英国这一主要任务……
　　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采取下列措施：
　　a. 海军总司令部和海军总司令应对下列问题进行审核和作出决定：为了建造潜艇，哪些项目可暂缓进行？哪些船厂可专用于建造潜艇？哪些船厂需增加建造潜艇的设备？哪些辅助工业工厂可用于建造潜艇？
　　b. 拟订一个紧急造艇计划。该计划应对VII-b，VII-c和IX型潜艇予以特别重视。
　　c. 在解决上述问题的同时，在最终确定造艇计划之前，也应着手解决由于加速建造计划而产生的其它一些任务，例如：供应舰、捞雷艇和修理船的建造；港口和基地的建设；武器和燃料的补给；修船车间的设备；用于指挥的无线电通信器材；各级人员的配备；战时和平时的组织指挥问题……
　　只有使其它事情无条件地服从这个大目标，上述问题才能解决。然而关键性的措施首先要有组织上的保证才能得到执行。因此，应设立一个拥有广泛权力的、直接对总司令负责的中央机构，来处理与扩建潜艇部队有关的一切事宜。”
　　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完全支持我的意见。1939年9月3日——英国对德国宣战的那天他写给海军总司令的报告的最后一段话是这样的：“必须立即把一切力量高度集中起来，用以解决这个唯一的关键问题，一切无助于实现上述目标的其它建造计划应坚决往后推。”
　　以上就是我作为潜艇部队指挥官在1939年关键性的几个月中对当时形势和海军装备任务的看法。对我来说这种看法的形成无疑要比身居柏林的海军总司令容易。因为希特勒的政治观点对他有一定的影响和束缚。
　　当然，在1939年，也应考虑到，在废除德英海军协定后，德国若按照我的计划大量建造潜艇，英国会有什么反应。有人会说，这种事情无法保密，英国人必然会相应地增加其反潜工具。
　　诚然，这个观点是无懈可击的。但是，分散地建造潜艇总比按照“Z”计划建造引入注目的大型舰艇要容易保密。即使敌人大量增加反潜工具也抵挡不住我们的潜艇战，这已被后来的经验所证明。如前所述，值得注意的是，英国人在平时把反潜活动仅限于防御德国潜艇详见第三章中的说明。的水下攻击；英国海军部过高估计声纳的作用和过低估计德国潜艇的危险；从这些情况来看，英国究竟会以何种有效的方式来对德国的潜艇建造作出反应，这还是一个很大的疑问。无论如何，“英国人会增加反潜工具”这一观点决不能成为我们立即放弃建造潜艇的理由。而且英国人对我们建造大型舰艇的“Z”计划也不会不采取对抗措施，这无疑会使我们卷入一场由各种原因造成的、对我们极为不利的大规模的军备竞赛中去。
　　另外，今天还有人提这样的疑问，在废除海军协定之后德国大量建造潜艇对德英政治关系带来了什么样的后果。按照这种思路，如果希特勒在1939年8月不准备动用武力，而想通过政治谈判来解决波兰走廊问题的话，那末一旦潜艇建造迅速进行，就会比缓慢地建立一支“均衡舰队”更容易成为英国对我宣战的理由。另一些人则说：建立一支大型的潜艇舰队，我们比如在重新与英国谈判时就有了较多的政治资本。
　　我个人认为，上述各种议论都是不足为据的。在废除德英海军协定之后，我们就应该尽快做好即将与英打仗的准备，不管战争是否真正爆发，都必须大力加紧潜艇建造。我还认为，关于德国船厂和工业力量在1943年以前不具备大规模建造潜艇的能力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直到1943年，德国海军在战争中用于军备方面的钢材还未达到全国钢产量的5%。而且建造潜艇不仅可以利用沿海的船厂，还可以利用内河的船厂。因此，船厂和工业力量是足够的。关于这个问题在以后谈到战争中的潜艇建造时将再作一些说明。
　　现在，回过头来再谈谈1939年8月底发生的事件。我在8月28日的备忘录中还抱有这样的希望：在德国取消了原定8月25日对波兰的进攻之后，但愿战争暂时还不会爆发。但这个希望成了泡影，真是事与愿违。9月1日开始了对波兰的敌对行动。9月3日英、法对我国宣战。德国海军就象一个残缺不全的躯体，潜艇部队中作好战斗准备的潜艇总共只有46艘。这个数字在57艘现役潜艇中所占的百分比已相当高了。但这46艘潜艇中只有22艘能到大西洋作战。其余的是250吨的小型潜艇，因活动半径有限，只能在北海海域作战。这就意味着平均只有5-7艘潜艇能在大西洋与敌周旋。后来更为严重的是，有一次这个数字甚至下降到2艘。
　　除此之外，还得估计到现有潜艇的数量还可能继续减少，因为新增加的潜艇毕竟弥补不了战争中的损失。在1936-1939年期间我们的潜艇建造都没有达到海军协定中所允许的吨位，现在只好自食其果了。我们只能利用仅有的56艘现役潜艇参战。假如我们从1935年开始就按占英国45%的吨位量建造潜艇的话，现在有能力到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就可能不少于16艘。据我们所知，现在的潜艇数量还没有达到低潮，最糟糕的是，低潮期还在后面。1941年2月这种现象终于发生，那时我们的作战潜艇只剩下22艘了。
　　在一场战争中一个兵种的武器数量少到如此程度实在罕见。这样少的武器只能起到刺痛敌人的作用，而不可能使一个世界大国、第一流的海军强国求和。
　　因此，从我们当时海军装备的低劣水平考虑，无论如何也应该避免在1939年发生战争。在德国的力量不断增强的情况下，同英国的战争是否可以长期地完全避免呢，对此谁也不敢断言。而我却不相信这一点。对方在1914年以前连俾斯麦群岛上的小小德意志民族国家都不能容忍，更何况堂堂的大德意志帝国。由此可见，如果认为这场德英武装冲突是不可避免的话，那么德国就必须在海军装备政策方面采取断然措施。可是德国首脑人物却没有看清这个实质性的形势。
　　海军总司令曾提请国家领导注意上述情况。但是他还得按国家领导的指令行事。于是在德国海军史上一个最悲惨的局面便产生了。
　　战争爆发后，海军总司令立即下令停止所有(包括未下水的)大型军舰的建造，并撤消了“Z”计划中的潜艇建造方案，开始按照我在1938-1939年军事演习和1939年8月28日备忘录中所要求的型号和数量加速建造潜艇。
　　不言而喻，当时海军的当务之急就是要尽快建立一支大型的潜艇部队，特别重要的是，应尽快地动用最大的力量，采取各种非常措施，并把这项工作列为海军建设方针中的绝对重点。
　　因此，我决定离开从1935年以来一直由我领导和训练的前线潜艇部队，这时正是潜艇部队面临战争考验的时候。我请求在柏林的海军总司令把当前组建大型潜艇部队的这一最重要的任务交给我。我作出这个决定是不容易的。我把全部心思都集中在这支新的潜艇部队和艇员身上，我已取得了他们的信任。在我定下这个决心之前，我的参谋部里曾为此事进行过一番争论，组织处长冯·弗里德堡海军中校和我的作战处长戈特海军少校认为，从事业考虑我这个决定没有必要。起初我对他们说：“当部队要经受战争考验的时候，按理是不应该调走指挥官的！”但后来还是我的理智占了上风，我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竭力克制自己的感情，终于定下了这个决心。接着我在1939年9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官的战争日志里写下了这一切：
　　“我坚信：由我自己担任潜艇局局长来接受扩建潜艇部队和类似的任务是正确的。本来作为一位从一开始就负责训练这支新的部队的前线指挥官，他对官兵们的才能和官兵们对他的情况彼此都十分了解，在目前正要考验其部队的训练水平时却要离开指挥岗位，这确实是错误的。即使在将来，这位最有经验的指挥官也有责任维持这支部队良好的精神面貌和很高的训练水平。然而我们面临的情况是，如果目前不能成功而迅速地组建一支有足够数量和很有战斗力的潜艇部队，那末我们现有部队的对敌作战行动和指挥工作就将会很快变得软弱无力。
　　因此，必须把扩建潜艇部队看作是整个潜艇部队最重要的指挥任务。把这项任务委托给最有经验的，无须亲临战场也能知道前线最需要什么的军官来办无疑是正确的。”
　　我请求上级赋予我适当的指挥权。
　　但是，9月5日晚海战指挥部参谋长施尼温德海军少将通知我说，海军总司令拒绝了我的请求，因为他认为，潜艇部队指挥官应留在前线。他打算把新设立的潜艇局划归潜艇部队指挥官邓尼茨当时任此职领导。潜艇部队指挥官可根据前线的需要向潜艇局提出各种要求，潜艇局则应尽量予以满足。对此我答道，我认为下级机关要行使这样的权力是不可能的，只有柏林的指挥中心才能实施有力的、统一的指挥。潜艇部队指挥官1939年9月9日战争日志。
　　战争期间潜艇建造的过程表明，我的上述观点是正确的，因为我无法对柏林的总司令部施加必要的影响，使之从前线的需要出发来考虑潜艇建造问题。
　　虽然当时建造潜艇的任务是迫在眉睫的头等大事，但海军总司令作出的不同意我的请求的决定，正如战争所证明的那样，是完全有道理的。前线十分需要我，因为我已得到部队的信任。各级领导直至司令亲临前线对部属进行指导，是战时军人应具备的一个最重要的品质。
　　要求越是严格，互相之间就越信任。一支部队团结得越紧密，自我牺牲精神越强，战斗力就越高。光凭军事技能是不够的。应要求士兵在战争中随时作好献身的准备。这就要求士兵在精神方面具有同样高的境界。
　　在海军总司令作出上述决定后，我即在前线指挥潜艇作战。建造潜艇的任务则由柏林的总司令部负责。
　　在纽伦堡的判决书中，由四个战胜国组成的法庭明确宣判我无策划战争罪。因此我对战争的爆发也可不承担责任。然而对我判罪的理由，正如判决书中所说的，是“当时使仅有的少量潜艇为战争作好了充分的准备”。
　　一个军人就因为他在和平时期训练了部队，使之作好了战争准备而受到惩处，这种事情在任何一个时代和任何一个国家中都是罕见的，实际上他这样做是在履行对政府和人民应尽的职责。但是，纽伦堡的判决书对下述一点却说了真话：
　　德国潜艇部队在和平时期就尽力为战争进行了良好的训练。
　　现在，他们应该经受战争的考验了。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六章 潜艇战的第一阶段(1939年9月至1940年3月1日)
　　在英国于1939年9月3日对德宣战之后，德国海战指挥部在当天下午13点30分下达了“立即开始对英作战”的命令。同一天，西线海军集群司令扎尔韦希特尔海军上将、舰队司令伯姆海军上将和我都赶到威廉港附近的指挥所开了一个碰头会。我们进行了认真而严肃的讨论。我们都很明白，一场同英国进行的战争意味着什么，英国海军的兵力是何等雄厚，几乎用之不尽，虽然它们才刚刚逐步展开，但很快就会发挥越来越大的优势作用。舰队司令伯姆上将以激烈的措词表达了他对当前危急局势的忧虑。
　　9月4日英国飞机对威廉港的船闸和停泊在港内的军舰实施了第一次空袭。英国人在空袭中大胆地采用了低空战术，但没有取得明显的效果，我和潜艇军官们在威廉港基地内的一艘潜艇供应舰上目睹了这次袭击。军官们为我方的防空取得成效而感到十分高兴。于是我把他们集中起来，并对他们谈了我对这场已经到来的战争的看法：“你们必须极其严肃地对待这场战争！务必保持清醒的头脑！战争将是长期的，也许要持续7年之久。如果这场战争能以平局告终，我们将感到欣慰。”我的观点使潜艇军官们深感惊讶，并给他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以至今日还有人记住我当时所说的那些话。
　　我与所有较老的德国海军军官一样，在战争开始时就对这场战争的艰难性不抱任何幻想。我作为一个军人对此作出的唯一的反应就是全力以赴地做好我所应该做的一切工作，相信我们会赢得战争的胜利。任何其它的杂念对一名军人来说都是不允许的。在这种情况下谁要是不履行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谁就会动摇军人品质的基础，从而危及国家的安全。
　　在1945年的纽伦堡法规中，对参加进攻战争的军人已规定了具体的刑罚条例。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1卷，第11页。当时，在任何国家法或国际法中都未曾有过这样的刑罚条例。这个新制定的法规在纽伦堡具有追溯效力，它违反了国际上普遍有效的一个法律原则：服从命令乃军人之天职。
　　至于一场战争是不是进攻战争，这纯粹是一个政治问题。任何一个国家的政策都是力图证明对方是进攻者，或者表白本国是在面临威胁时才不得不拿起武器进行必要的自卫的。因而从政治上去确定谁是真正的进攻者，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如果将来军人参加了一场进攻战争就要受到这一新的国际法律的惩处的话，那每一个国家的军人应有权在战争爆发时要求其政府作出说明，这场战争是不是进攻战争，并有权查阅所有与战争爆发有关的政治文件，因为他必须自己作出决定，是否参加这场战争。在那种情况下，既然他可能会因为参加一场进攻战争而受到惩处，那末在他没有决定参加这场战争之前，他可以不服从战斗命令。
　　上述结论证明，要执行纽伦堡法规中的刑罚条例是完全不可能的。自从这个法规公布以来，各国都不执行这个刑罚条例。在朝鲜战争和1956年11月的英法对苏伊士的进攻中都没有按这个法规办。但是，最近在英国却有一名英国军人因拒绝参加进攻苏伊士的行动而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并因他不服从命令而受到惩处，根本不遵守纽伦堡法律规定。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战胜国法庭也没有对几百万德国军人执行这个具有追溯效力的刑罚条例。唯一例外的是本书作者，指邓尼茨本人因为他被指责为“并非是单纯的集团军级或师级指挥官”，“敌方的主要损失几乎都是他的潜艇部队造成的”(对我的判决书中所言)。
　　我所以在此提及这个不合理的纽伦堡“法规”和有关的判决情况，是为了进一步强调：作为一个军人在接到政府“现在是战争时期，你必须参战”的命令时，不言而喻，其义务就是立即执行命令。因为政治支配军队。如果一个军人拒不执行这样的命令，那末他将被谴责为极不道德的人。因此各国的刑法法典中都含有军人不服从命令就应受到惩处的条款，尤其在战争时期这种惩处更为严厉。
　　这说明纽伦堡法庭对一名有奉命参战行为的军人进行判决是完全不合伦理的，这些行为在其发生的时代是不受惩罚的。反之，如果他不奉命行事，那末根据任何一个国家有效的刑法法典他都将受到最严厉的惩处。
　　战争开始时，我除了一心想履行我的义务外，别无他念。当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怎样尽可能有效地完成我所担负的任务，即以极少的兵力兵器去战胜第一流的海军强国。
　　在作战方面我直属海战指挥部领导。该指挥部从总体战争的利益出发，给我下达各项指令。在战争初期，当我在北海指挥潜艇作战时，负责指挥北海海战的西线海军集群司令也有权对我下达有关潜艇使用方面的指令。
　　在战争初期判断敌情时我们认为，在战争第一阶段敌方的多数商船将单艘航行，因为组织护航运输队需要时间，只能逐步完成。在这些单艘航行的商船中很可能有一些中立国的商船驶往英国。因此，英国人必将在北海海域和英国以西尽可能远的海域对我潜艇实施广泛的侦察。能最有效地遂行此项任务的，是英国空军。除了港口和濒陆海区的重要航道之外，估计英国人使用轻型海军力量遂行侦察任务的可能性很小。护航运输队可能直接由担任护航任务的战舰如驱逐舰、护卫舰和武装渔船进行掩护，濒陆海区也可能由飞机掩护。
　　潜艇必须按照捕获法进行经济战。该捕获法与1936年伦敦的潜艇议定书中的有关规定是一致的：如前所述，潜艇在拦截或搜查一艘商船(不管它是否有武器装备)时，必须象水面舰艇那样先浮出水面。如果按照捕获法关于国籍和商船装货的规定，允许击沉商船，那末潜艇必须首先考虑到商船上人员的安全，因为在公海海域商船的救生艇数量不足。
　　根据捕获法的规定，对下述商船可不履行检查义务而将其视为敌方战舰：
　　1. 由作战舰艇或飞机护航的商船。“凡是需要兵力支援的敌商船，必然也作好了使用武器的准备”。
　　2. 参加战斗或企图抗拒检查的商船。
　　3. 运兵船，因为它为敌方作战服务，理所当然地也属于敌武装力量的一部分，因此，应象对待作战舰艇那样予以对待。
　　在战争开始时，潜艇的作战命令是符合捕获法的各项规定的。在遇到上述敌情时，都是依据捕获法规定的限制条件，最合理地使用少量潜艇去遂行任务。为此，采用了下述作战方式：
　　A. 袭击单艘商船：
　　为遂行这一任务，潜艇都部署在爱尔兰和大不列颠岛以西各作战海区。因为潜艇必须根据捕获法来与敌人的商船作斗争，所以作战海区不宜在濒陆海区，而必须向西移到较远的海区。潜艇应尽可能位于敌岸基航空侦察力量无法到达的公海上。
　　即使在北海，潜艇也得按捕获法进行经济战，以控制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多数中立国家的海上贸易。这些国家的商船通常在斯卡宴角周围航行，或者在更远的卑尔根以北横越北海向英国东海岸航行。
　　在这种作战中得到的经验是，敌人总是千方百计地阻止潜艇根据捕获法实施经济战。敌方通常采取的措施是：
　　a. 英国人从濒陆海区向西直到大西洋，都部署了空中警戒力量。英国海军部在那里部署了航空母舰，利用舰载飞机来对付潜艇，以保护这一海域的安全。公海上的这种航空兵威胁，对应在水面执行经济战任务的潜艇来说，是很有害的。1939年9月17日由格拉特斯海军上尉率领的U-39号潜艇在作战海区发现了一艘正在游弋的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并对其发起攻击。U-39号潜艇向航空母舰发射了3枚磁性鱼雷，由于引信过早起燃，使鱼雷未触及航空母舰就已在水中爆炸了。这样就使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丧失了一个获得重大战果的机会。此外，由于鱼雷过早爆炸而引起的巨大水柱使伴随航空母舰的敌驱逐舰发现并击沉了这艘潜艇。但艇员最终还是被救上来了。
　　1939年9月19日由舒哈特上尉率领的U-29号潜艇在其作战海区对英国“勇敢”号航空母舰进行了袭击。该潜艇很幸运，它发射的鱼雷爆炸及时，炸沉了敌航空母舰。
　　由于这两件意外事件的发生，英国海军部感到派遣如此贵重的航空母舰在这一海区执行警戒任务太冒险了，于是他们从大西洋撤回了所有的航空母舰。显然，这大大有利于我潜艇对敌商船进行作战。
　　b. 潜艇艇员们很快发现，商船是通过无线电装置发现潜艇的。当他们发现潜艇时，就发出“SSS”信号，并同时报告潜艇的位置。通常，信号发出后，英国的飞机或海上兵力就迫使潜艇下潜并放弃对商船的攻击。这种特殊的无线电信号(是SSS而不是SOS)的反复出现使我们确信，这种信号是根据英国海军部下达的某个合同命令而确定的，该命令把商船也编入了敌通信网这种做法违反伦敦议定书中的规定，该规定禁止商船参与作战。。不久，英国海军部在1938年下达的一些命令都落到了我们手中(见附件2)。
　　c. 1939年9月6日，U-38号潜艇在观察时被一艘商船发现，第一次遭到其火炮攻击。两周后，英国发表了一篇关于商船向一艘潜艇开炮并将它驱逐的报道，显而易见该报道是将这件事作为一个值得效法的例子而大加宣扬的。9月26日，英国海军大臣丘吉尔宣布，英国的商船装备了对付潜艇的武器。这样，他就公开证实了：到那时为止被我方发现的个别商船上的武器装备，只是意味着英国开始给所有的商船安装武器装备。1939年10月1日，英国海军部通过无线电广播要求商船从侧面撞击德国的潜艇。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1卷，第353页。
　　就连中立国的商船也采取了上述措施。U-3号潜艇从北海报告了有关这方面的情况：“夜晚明月高照，瑞典‘冈’号商船被我截住。船长在船上。证件可疑。据称船上的36吨炸药是运给比利时国防部的。但商船的位置却在林纳斯内斯以南15海里、280度的航线上。我们正准备将其捕获时，商船突然急转舵高速向潜艇撞来，潜艇只能竭尽全力迅速避开商船的船首，尔后，根据捕获法将其击沉。”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10月3日战争日志。
　　d. 一般来说，商船也象作战舰艇那样在夜间总是闭灯航行。对潜艇来说，要在夜间判断一个黑影是一艘辅助作战舰只还是一艘商船，是相当困难的。为了弄清真相，潜艇必须紧随那个黑影航行。如果潜艇不断使用莫尔斯灯或探照灯，势必会影响自身的战斗荫蔽性，甚至会在离商船最近的时候暴露潜艇的确切位置。如果那个黑影是一艘有武器装备的军舰，或者是故意给潜艇设下的一个圈套，那末潜艇就有可能被敌人的密集炮火击沉。
　　敌方采取的各种措施增加了潜艇按捕获法进行经济战的困难，此外，德国在潜艇战方面也采取了一些限制措施。促使德方采取限制措施的直接原因是在战争开始时发生的一起事件：1939年9月3日U-30号潜艇击沉了英国的“雅典”号客船。该船在微光下偏离正常的航线作曲折机动航行。U-30号潜艇的艇长认为该船是一艘辅助巡洋舰，因而将其击沉。尽管该艇长处理这件事的愿望是好的，但我还是严厉地批评了他。如果他再稍微仔细一点的话就会发现，该船并不是一艘辅助巡洋舰。由于这个事件，潜艇在1939年9月4日接到了下述命令：“根据领袖这里指希特勒的指示，目前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要对客船采取敌对行动，即便它采用护航编队也罢。”
　　由于这个命令，就使客船处于一种特殊的地位，因为按照国际法的规定，客船若采用护航编队航行，就可立即将它击沉。
　　对所有法国的舰船，也指示要给予特殊的对待。1939年9月3日，潜艇接到命令：“法国宣布从17点起它同德国处于战争状态。我方所有对敌行动，包括对敌商船的行动，暂时只能是防御性的。”
　　1939年9月6日，潜艇接到了比上述更为严厉的命令：“德法之间的局势还没有明朗。我方的对敌行动，包括对付敌商船的行动，只能是防御性的，对发现的法国商船不要阻拦，严防与法国发生意外的冲突。”
　　由于这些命令，任何一艘法国商船受到的待遇甚至比任何一艘中立国家的商船受到的待遇还要好；因为根据捕获法的规定，潜艇可对中立国家的商船进行拦截和搜查，在它运载禁运品的情况下可将其俘获，甚至击沉。根据1939年9月6日的这个命令，潜艇艇长在拦截每一艘商船之前必须确定该船不是法国商船，如果是法国船，他就无权进行拦截。这对他来说是十分困难的，往往是难以做到的，尤其是在夜间更是如此。
　　所有这些命令都严重地限制了潜艇的作战行动，同时对潜艇艇长在采取每一个行动之前的观察和判断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他们的责任更大了。此外，这意味着潜艇面临的危险性也更大了。为了能准确判断所发现的目标，潜艇在白天不得不较长时间使用潜望镜，这样就容易暴露自己。夜间，位于敌舰船附近危险区的潜艇为了识别目标经常延误攻击时间，甚至顾不上抓住最有利的战机，迅速采取行动来应付瞬息万变的情况。
　　这些命令是希特勒下达的，因为他想让西方列强单方面采取敌对行动，尤其希望避免真的扩大同法国的战争，尽管法国名义上已经宣战。直到这个希望完全破灭，他才于9月底撤消了束缚潜艇对法国舰船采取行动的命令。
　　同样，海军总司令部的海战指挥部对前面所述英国采取的各种违背伦敦潜艇议定书的措施所作出的反应也是逐步的，谨慎的。随着一系列命令的下达，对潜艇战的一些限制性规定也逐渐减少了。最初下达了允许潜艇使用武器对付装有无线电设备、闭灯航行或有武器装备的商船的命令，接着又下达了允许潜艇攻击每一艘已发现的敌舰船的命令(作为对英国下达的其商船应撞击德国潜艇这一命令所作出的反应)；直至后来宣布了作战区，开始只限于局部地区，从1940年8月17日开始包括了英国周围的全都海区。在这些作战区，德国可以对任何舰船不事先发出警告而实施攻击。
　　可以肯定，起初德国海战指挥机关对执行伦敦议定书中的国际法条款是非常谨慎的，后来由于对方破坏了这些条款，我方才不得不逐步放松直至最后取消执行这些规定详细介绍海战法和国际法在这方面的发展过程的资料有：(1)已退休的海军审判员克兰茨比勒的辩护词，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17卷。(2)赫伯特·佐勒尔的《潜艇战和国际法)，见1956年9月《海军评论》杂志副刊第1期。(3)海因茨·格尔德黑尔姆的《海战法中的作战区》，见路德维希-马克西米利安大学论文集，慕尼黑，1952年版。。
　　由于这些变化和下达关于潜艇实施经济战的命令，会对外交政策产生影响；因此，这些事情都是海战指挥部同外交部、国家领导共同协商决定的。与英美给其潜艇部队下达的作战命令相比，德国的有关命令在政治上已相当克制了。如1940年4月初，丘吉尔对斯卡格拉克海峡的英国潜艇下令，昼间对所有德国舰船、夜间对所有舰船均可不事先发出警告而实施攻击。这个命令规定的攻击目标范围大大超过了德军命令中规定的范围。从那时起，甚至夜间在这一海区开灯航行的中立国商船也被英国潜艇击沉。1940年5月8日丘吉尔在英国下议院的声明。
　　随着1941年12月7日对日战争的爆发，美国也立即宣布整个太平洋为作战区，并在那里无限制地实施潜艇战。由此可见，美国的所作所为走得有多远，而且又是多么不顾政治影响。美国海军上将尼米兹在1946年5月11日在纽伦堡法庭对作者的诉讼中明确而坦率地陈述：“为了便于对日作战的指挥，特宣布太平洋地区为作战区。海军部部长于1941年12月7日下令对日本实施无限制的潜艇战。”(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108-111页)
　　于是，我作为前线指挥官，从海战指挥部那里得到了上述逐步下达的关于我方出于政治原因而实施潜艇战的各种命令。随着这些命令的下达，我们逐步废除了伦敦潜艇议定书中的有关规定，这完全符合我的心意和要求。由于敌方违反了潜艇议定书的规定，使我们的潜艇面临的危险日益增大，我对此感到忧心忡忡，认为应该废除那些不合理的规定。
　　即使撇开上述情况不谈，我当然也得服从海战指挥部下达的每一项命令。尽管如此，纽伦堡法庭却认为，潜艇部队司令应对根据这些命令而实施的战争行动负主要责任。
　　鉴于英国方面在和平时期就已经给其商船下达了一些不符合商船特性的指示，以及考虑到英美在战争中为盎格鲁撒克逊的潜艇战所作的一些规定，纽伦堡法庭并没有因为对德国潜艇战提出的控诉而对我判罪。
　　从1939年9月3日至1940年2月28日，德国潜艇按照捕获法和上述不断更改的命令，总共击沉199艘商船，总(登记)吨位达701,985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15页。
　　B. 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无限制的袭击：
　　根据和平时期的经验，在这方面可望取得很大的战果。因此，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我又反复地进行了试验，把多艘潜艇组合成群，采用和平时期演练的战术来对付护航运输队。1939年8月19日在潜艇起航时，我事先已将第2、第6潜艇支队司令另外随艇派遣到海上，以便在可能的情况下让他们充当必要的下级指挥官运用狼群战术指挥潜艇实施攻击。
　　事情的真实经过如下：
　　10月上半月，船厂有9艘潜艇可完工投入使用。我相信，战争开始后我们所盼望的那种机会终究会到来的。
　　关于这一点我在1939年10月1日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上写道：1939年9月19日，潜艇部队指挥官改名为潜艇部队司令。
　　“我方形势的特点是可供使用的潜艇数量少。
　　“鉴于敌方以护航编队的方式行动，我认为不宜将潜艇以单艘为单位分散在很辽阔的海区。我们的目标必须是拦截敌护航运输队，并利用现有的少量潜艇集中力量将其歼灭。但在辽阔的公海上搜索敌护航运输队并非易事，因此，我方必须将兵力集中部署在敌海上交通线必经的海区——英国的西南部海区和直布罗陀海峡附近。
　　“英国的地理位置给我们带来的好处是，进军路程较近。但是英国近海基地多，戒备森严；在目前这个季节，估计那里的气候条件对我们也是不利的。直布罗陀海峡的缺点是路途远，但由于德国潜艇的进军航线与商船的航线在那里相交，因此在那里很可能会有所收获。直布罗陀海峡的另一优点在于它是海上较大的交通枢纽。那里的气候条件比北方可能好得多。敌人只能从直布罗陀港和卡萨布兰卡港派出兵力对直布罗陀海峡进行警戒，根据我们手头掌握的少量情报来看，敌人进行警戒的目的主要是维护海峡本身的安全。
　　“因此，我决定派遣潜艇部队去袭击直布罗陀海峡的交通线。
　　“实施方法：参战的潜艇越多，攻击的突然性越高，就越有把握取得较大的战果。潜艇是在数天之内分批出动的，它们首先占领了爱尔兰西南的一个作战区，根据迄今为止击沉的舰船数量看，该海区一直是对我们最有利的作战区。所有潜艇到达该作战区后，便在那里待命，等潜艇部队司令根据当时的情况下达起航的命令后再继续前进。作为大西洋潜艇群司令的哈特曼海军少校乘坐在U-37号潜艇上，以便在袭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实施必要的指挥，如果他认为在直布罗陀海峡作战成功的希望不大，他有权指挥潜艇变更部署，到离敌人基地稍远的地方，沿西班牙-葡萄牙的西部近海航行，只拦截南来北往的敌商船。”
　　但是，发生了出人意料的事情：因船厂误期、损失和执行特殊任务的潜艇就占去6艘，这样就只剩下3艘潜艇可用于对护航运输队进行协同作战。10月17日，这3艘潜艇在作战中取得了战果，共击沉3-4艘商船。由于鱼雷故障，没有取得更大的战果。其中一艘潜艇因鱼雷耗尽，只能撤出战斗返航，另外两艘潜艇也与有飞机掩护的敌护航运输队失去接触。
　　在10月下半月和11月初，也发生了类似的情况。常常因为可供使用的潜艇数量不足，而未能在公海上对护航运输队进行拦截和协同攻击。这足以证明，备用潜艇数量太少，以致于不能集中足够的力量去打击敌人。因此，我决定暂时把刚出厂的潜艇一艘又一艘地派到大西洋去。直到1940年夏，才得以重新开始潜艇的协同作战。这种战术取得了重大战果，例如：1940年10月在两天之内敌3支护航运输队中就有38艘舰船被击沉。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1939年10月初，虽然我们的潜艇数量较少，但我们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袭击敌护航运输队所取得的战果表明，潜艇是能够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斗争的。在上述战斗中发现了这样一个问题：在同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指挥官乘坐潜艇在海上进行战术指挥并不安全，而且也没有必要。这一点在后来的战斗中也得到了证实。如果指挥官为了能在水面指挥作战，而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空中掩护兵力有效活动范围之外的海域，那末他就发现不了护航运输队，也就不能得到足够的“战场感性认识”。如果靠护航运输队近一些，他就会象其他任何一艘战斗潜艇一样处于不利的防御状态中。再说在战斗潜艇数量不够的情况下，我们很难再专门指定一艘潜艇担负指挥任务，如果这样做对于保障作战成功并非绝对需要的话。况且本土也迫切需要这样的下级指挥官负责潜艇新人员的训练工作和做好赴前线参战潜艇的准备工作。
　　根据海上实施战术指挥的上述不利因素，得到了这样一个正确的认识：我在本土也许能够担负对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全部战术指挥任务。这项任务主要是：将各个情报部门提供的敌情资料通报给海上所有潜艇，以纠正他们所得到的不确切的甚至相反的情报，确定某些潜艇或潜艇群的配置位置，调派潜艇与敌人保持接触，在它们与敌人失去接触时，帮助它们采取坚决的措施。因此，指挥工作到潜艇发起攻击时为止，而对攻击过程中的作战行动则不加干预。在攻击中，由每个艇长独立指挥战斗。按我的意图进行的作战能否取得战果，取决于各艇长的才能、主动性和坚韧不拔的斗志。他担负着战斗的重担，因此取得胜利的荣誉当然也应属于他和他的艇员。所以，培养这些艇长具有独立作战和灵活机动的能力是潜艇训练最重要的目的。
　　我的“战场感性认识”和对于大西洋形势的了解要比预料的还好。每次作战之后，我都让各艇长亲自向我详细报告作战情况。通过这些报告以及各艇长给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人员就某些专门问题提供的补充报告和各艇长的战争日志，使我在整个战争过程中对海上的情况都了如指掌。在对护航运输队作战时，根据天气预报和各参战潜艇发出的无线电报，使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也能很快地掌握敌方的特别情况。由于潜艇通信采用短密码，使敌人很难甚至完全测不出其所在的位置，这一点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当我的“战场感性认识”有不足之处时，我就在指挥所用无线电询问，半小时内便可得到答复。当我需要详细了解战场某些情况以利于作出特殊决定时，我便按照事先与某一艇长约定的时间亲自用无线电向他交代。这样我对自己的指挥任务就一清二楚了。不过，这种做法只是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采用。
　　一般说来，我的海军总参作战勤务军官经过军事学院总参业务训练，在海军各总参谋部和其他高级参谋机关工作的军官，称海军总参勤务军官。他们不同于一般的海军参谋军官以及派去专门负责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军官都是一些经过考验的富有实战经验的潜艇艇长和战斗员。厄尔恩海军少校、黑斯勒海军少校和施内海军上尉曾长期在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里担任职务，充分具备完成任务的前提条件。我的参谋长戈特海军少校反应迅速，思路特别敏捷，这非常有助于作出符合实际的判断。
　　因此，只要有可能，陆上的潜艇部队司令与前方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潜艇艇长就应保持密切的联系，以便统一思想和行动。
　　总而言之，在战争时期，前线和作战参谋部之间犹如一个共同的血液循环体，相互之间及时交流思想和观点是十分重要的。
　　C. 潜艇布雷：
　　在战争开始时，由于潜艇的活动受到各种命令的限制，加之潜艇数量又少，因此我对经济战的成功的可能性没抱很大的希望。当时我认为，重要的是，要在离敌岸3海里的领海区内对敌人进行破坏，也就是说要尽量在敌港口附近和航运频繁之海域打击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选用了两种沉底水雷，一种是TMB型，装药400-500公斤，可布设在水下25-30米的深处。从1940年初开始，我们采用了TMC型水雷，装药1000公斤，最大布设深度达35米。这些水雷都由过往舰船的磁场引爆。这两种型号的水雷技术性能良好。它们是罗特尔海军中将领导的主管水雷与障碍物研究工作的监察部门作出的杰出贡献。
　　在敌国领海布雷而不事先发出警告，这是国际法所允许的。再者，在紧靠敌港口附近对敌舰船实施鱼雷攻击的成功希望也较大。
　　在敌港口附近和交通枢纽附近海域使用潜艇布雷，要求潜艇艇长具有卓越的才能和坚强的信念，因为那里水浅流急，敌人戒备森严。艇长们表现得非常出色，经受了极大的考验。
　　起初大家都认为这种虎口拔牙的布雷作战是一种非常冒险的行动。艇长们认为，我在和平时期根据动员计划拟订好的相应的作战命令难以贯彻执行。但后来事实证明，计划中的布雷行动几乎都能付诸实施。在战争的头几个月中，敌人的防御尚处于建立阶段。
　　这样的布雷行动共进行过34次，只有2次(一次在克莱德，一次在多佛尔)遭受损失：U-16号(艇长韦尔纳上尉)和U-33号(艇长冯·德雷斯基上尉)潜艇被击中。其它的潜艇都凯旋而归。
　　北海的布雷行动由250吨的小型潜艇实施，该艇体积小，是合适的“潜行者”。
　　到1940年3月1日止，德国潜艇布设了水雷的海域如下：
　　英国西部沿海：埃韦湾，克莱德湾，利物浦，斯旺西，布里斯托尔湾，福尔兰；
　　英吉利海峡的英国近海：法尔默思，波特兰，韦默斯，朴次茅斯，多佛尔；
　　英国东部沿海：因弗戈登，邓迪，福恩湾，布莱斯，纽卡斯尔，哈特尔甫，内道辛，纽瓦克，克罗斯桑德，洛斯托夫特，奥福德岬，邓杰内斯，克罗马蒂，大雅茅斯，霍夫登，北欣德尔，弗兰伯勒(见图)。
　　根据我们在布雷后直接截获的敌人情报来看，水雷障碍的效果是令人满意的。据我们所知，英国海军部把利物浦附近的几个海区宣布为危险区。这是伦普上尉率U-30号潜艇在该浅水区布雷后几小时发生的事。英国海军部的这个措施表明，显然有舰船驶入该雷区而触雷了。最后英国海军部甚至不得不在一段时期内停止对西海岸最大也是最重要的港口——利物浦港的使用。他们相信，只有这样做，才能避免舰船的更大损失。
　　从截获被击沉和受伤的商船发出的遇难信号来看，在其它港口及海上交通枢纽附近海域布设的水雷障碍也取得了相应的效果。
　　根据英国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海上战争的历史著作中所公布的数字，到1940年3月1日止，英国共有115艘舰船触雷沉没，总(登记)吨位达394,533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15页。
　　以上是德国水雷给敌商船造成的全部损失情况。在这些战果中，除潜艇之外，德国驱逐舰也有很大的功劳，它们在海军准将邦特的率领下，于1939-1940年冬季利用黑夜在英国海岸布设了水雷。
　　在直接于敌方近海进行的潜艇作战行动中，有些主要是对敌方水面作战舰艇进行的，并取得了战果。这里重点介绍一下普里恩海军上尉率领U-47号潜艇突入英国斯卡帕湾军港的战斗行动。对这次行动的周密的计划工作、普里恩海军上尉执行这一计划的果断行为和这次行动所产生的效果，有必要在此详加叙述。
　　战争开始以来，我就一直想派遣潜艇袭击斯卡帕湾。但一想到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冯·亨尼希海军上尉和埃姆斯曼海军中尉组织实施的两次行动因在导航和航海方面遇到特大困难而遭到失败时，我就心有余悸，想放弃这种念头。
　　在斯卡帕海域，主要困难在于水流湍急，如波特兰湾的流速高达10节。因潜艇的水下最高速度只有7节，而且只在有限的时间内才能保持这种高速；所以这意味着潜艇在水下将随波逐流，无可奈何。当然，我们还必须估计到，在通向最重要的斯卡帕港的入口处，敌人必定会采用防潜网、水雷和木桩以及废船和警戒兵力实施封锁。在这方面富有经验的英国海军部和本土舰队的舰队司令一定会认为这些措施是十分有效的，英国舰船将平安无事。
　　这样的突袭行动可算是所有冒险行动中最担风险的了。曾记得有一天我又坐在斯卡帕地图前考虑这个问题。当时我的目光落在厄尔恩海军上尉身上，他是我参谋部中办事极为认真的总参作战勤务军官。厄尔恩用十分自信和坚定的口吻对我说：“我相信，一定能找到突入该海域的办法。”我这位总参勤务军官的断言使我定下了最后决心，一定要彻底解决斯卡帕湾问题。我准备根据调查结果再作出决定。战争一爆发，我就要求海战指挥部根据掌握的现有情报制订一份突袭斯卡帕湾港的计划。计划应考虑到在进出斯卡帕湾港的各航道上可能会遇到的各种障碍。1939年9月11日，我从第2航空队那里得到一张照片，该照片拍摄了斯卡帕湾、弗洛塔以北地区、斯维萨和里沙之间海峡内英国轻、重型兵力的部署情况。此外，预先被派遣到奥克尼群岛海域的U-16号潜艇艇长韦尔纳尔海军中尉，对那里敌人的巡逻以及灯塔、海流情况作了非常重要的汇报。他认为，穿过霍克萨海峡，避开敌封锁区就能突入斯卡帕湾。于是我们请求第2航空队再对斯卡帕湾的各航道的具体设防情况拍摄一些尽可能准确的照片。9月26日，照片拍摄成功。
　　经过对照片的判读，我的结论如下：
　　a. 要突破霍克萨海峡的障碍是难以办到的，穿越什维萨海峡和克勒斯特罗姆海峡也无成功希望，因为那里也设置了障碍。
　　b. 霍尔姆海峡已被3艘沉船堵塞。2艘横在柯克海峡的航道中，另1艘在其北侧。沉船以南直到兰伯·霍尔姆这一带水深7米，有一条宽17米的水道通向浅水区，在沉船以北还有一条狭窄水道。沿岸两旁无人居住，我认为趁落潮之时利用夜暗从水面突入是有可能的，主要困难在导航方面。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10月15日战争日志。
　　于是我决定进行这一尝试。我挑选了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梅军上尉来执行这一任务。我认为他具有完成这一任务的军人素质和航海能力。我将有关资料都交给他，让他决定是否接受这项任务。我要他在48小时之内作出决定。
　　在对作战计划作了认真研究之后，普里恩接受了任务，并有了一套成熟的方案。
　　然后，我亲自向柏林的海军总司令口头报告了我的打算，因为要使我们的计划取得成功，就必须严格保密。我认为这次行动最合适的时间是10月13日的夜晚，因为在这一天两次落潮都将在夜间发生，而且又刚好是朔月。普里恩在10月8日从基尔起航。我决定用G-7e型鱼雷装备他的潜艇，而不用水雷，因为必须直接袭击的目标肯定是我们预料中的目标。
　　10月14日11点钟，英国广播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被一艘潜艇击沉的消息。10月17日普里恩率领U-47号潜艇返回威廉港。他汇报了他的战斗行动经过：“潜艇进出霍尔姆海峡极其困难。沉船周围水道狭窄，海涛汹涌，水流速度达10节。霍尔姆海峡无人守备，在斯卡帕湾附近只有‘反击’号和‘皇家橡树’号军舰。在首次攻击中，1枚鱼雷击中‘反击’号前部，紧接着又装了2枚鱼雷，进行第2次攻击，这次3枚鱼雷击中‘皇家橡树’号，几秒钟后该舰立即爆炸。然后我们马上撤离。在离开霍尔姆海峡之后，我们回首嘹望斯卡帕湾(在这里布有深水炸弹)，发现敌人正在进行严密的搜索。强烈的北极光耀眼夺目，对我潜艇行动极为不利。”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10月17日战争日志。
　　普里恩海军上尉在经过充分准备之后，凭着丰富的军事知识和出色的才干，谨慎而又利索地完成了我交给他的任务。
　　显然，在这次行动成功之后，英国人肯定会彻底搜查并完全封锁所有可能被我方突入的航道。与此同时，他们会将本土舰队撤出斯卡帕湾，转移到其它停泊地。我估计，敌人向埃韦湾、福思湾和克莱德湾转移的可能性较大，因此潜艇战将在这些地区进行。现在潜艇主要装备水雷，因为我们无法肯定在潜艇突入这些海域时，是否会遇到敌舰艇。
　　在埃韦湾，U-31号潜艇(艇长哈贝科斯特海军上尉)投放的水雷使“纳尔逊”号战列舰遭到重创。同样，U-21号潜艇(艇长弗劳恩海姆海军上尉)在福思湾布设水雷障碍后也使“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触雷。然而我们也沉痛地获悉，航行到克莱德湾进行布雷的U-33号潜艇(艇长冯·德雷斯基海军上尉)却遭到全艇覆没的恶运。
　　英国关于海上战争的历史著作在描述普里恩勇敢突入斯卡帕湾及其采取的一系列行动时写道：“必须充分肯定普里恩海军上尉的勇气和决心，这是他完成邓尼茨计划的先决条件……
　　“对于他究竟是从哪一条航道突入的问题一直没有弄清。他既可以从巡逻艇很少的，能绕过栅障碍的入港航道突入，也可以从封锁力量薄弱的东面航道突入。但有一点可以肯定，所有航道上的警戒力量本应最起码起到一种迟滞潜艇突入的作用。但这需要时间，在这段时间内英国本土舰队将无法利用已选择好的阵地。具有讽刺意义的是，有一艘废船按计划本应事先就沉在德国U-47号潜艇突入的那条航道上，但它却在‘皇家橡树’号被击沉后的那天才到达斯卡帕湾……
　　“‘皇家橡树’号被击沉后，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在10月18日的内阁会议上宣布，目前斯卡帕湾完全不适合作舰队基地。经过慎重的讨论研究后，决定在改进斯卡帕湾的防御状况的同时，埃韦湾暂时仍作为基地使用。但是敌方已经正确地估计到，我们会进行这种变动，因为埃韦湾的守备状况还不如斯卡帕湾，所以福布斯上将的旗舰‘纳尔逊’号在12月4日被一枚水雷击伤并不使人感到意外，这些水雷是一艘潜艇在5个星期之前布设在入港航道上的。11月21日‘贝尔法斯特’号新巡洋舰因触雷而炸断了龙骨。这个事件说明，福布斯海军上将担心在驶向罗赛斯的漫长航程中会被水雷击伤是有充分根据的……
　　“到1月4日为止，敌人在入港的航道上布设的18枚水雷中有5枚爆炸。只有把‘纳尔逊’号送到朴次茅斯船厂去修理才会有绝对安全。这件事虽对敌人严加保密，但所造成的混乱是极其严重的。打那以后，我们的各个主要港口和基地不得不封锁几星期之久，直到我们找到对付磁性水雷的有效办法为止。”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74页、78页、88页。
　　上述叙述清楚说明，潜艇的战斗行动除了使英国的舰艇遭到重大损失外，还给他们的基地带来极大的麻烦。
　　斯卡帕湾战斗行动标志着同敌水面军舰的斗争的开始。为了继续进行这种斗争，我们考虑到了这样一个问题，即英国在失去斯卡帕湾基地后，其舰队最有可能在哪个海区落脚？关于这一点我在1939年10月18日的战争日志上写道：
　　“在U-47号潜艇袭击斯卡帕湾之后，我认为在奥克尼群岛以西遇到英国舰队的可能性最大。”因此，U-56号和U-59号潜艇被派往那里。
　　1939年10月30日，我收到了U-56号潜艇(艇长察恩)从该海区发来的电报：“10点‘罗德尼’号战列舰、‘纳尔逊’号战列舰、‘胡德’号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位于240度，3492的方格内。发射3枚鱼雷，失灵未炸。”
　　U-56号潜艇的艇员在水下听到3枚鱼雷击中“纳尔逊”号的3次声响，但鱼雷没有引爆。这次攻击是潜艇突入敌方由12艘驱逐舰组成的警戒兵力中间实施的。当攻击行动失败后，艇长极度地灰心丧气，于是我决定暂时免去他的艇长职务，让他在国内负责潜艇训练。
　　后来我们得知，当时丘吉尔正在“纳尔逊”号舰上。我现在对在纽伦堡那段时间听到的证实这个事实的那段新闻报道仍记忆犹新。
　　U-56号潜艇这次行动的失败是军事上的一个重大失误。
　　但事实证明，把两艘潜艇派往奥克尼以西海区的意图是正确的。
　　在战争第一阶段(到1940年3月1日为止)，下述几点值得一提：
　　艇员们的战斗士气高昂，他们深信潜艇在海战中具有很大的意义。
　　同样，所有三种型号的潜艇，如小型潜艇(250吨的II型)、中型潜艇(517吨的VIIc型)和大型潜艇(740吨的IX型)都不负众望。特别是VII型潜艇，除了拥有较多的武器和便于操纵等优点外，其活动半径也比我们平时估计的要大。例如，在1942年，这些潜艇从法国比斯开湾的港口出发，前往北美的东部近海作战，途中无需补充燃料。
　　这种对潜艇的战时适用性的良好评价只是在下述两点上应加以限制，一是有一部分潜艇因发动机底座太弱，不能维持长时间的远航，因此必须更换。但到厂里去更换必须用较长的时间，这样一来作战的时间就要大大减少。二是排气阀的问题。排气阀的作用是，在潜艇下潜时关闭两个柴油机的排气孔。由于设计上存在缺陷，排气阀是顶着水压关闭的，因此不能严密地关闭，导致排气孔不能密封。特别是在深潜的情况下尤其如此。大量的水从排气孔涌入艇内，在面临敌长时间的追击时会造成危险。一些在战争初期失踪的潜艇很可能由于艇内逐渐进水而无法下潜，只能被迫上浮，然后即成了敌水面兵力的猎物。
　　我认为潜艇在和平时期就进行深潜训练是正确的。在战争中潜艇经常需要处于深潜状态，因此，在和平时期就应对艇员进行深潜技术操作训练，对潜艇也须进行这方面的试验。1936年，我担任“韦迪根”潜艇支队司令时，就对该支队的潜艇进行了这方面的训练。除了U-12号潜艇外，所有潜艇都成功地完成了这一训练任务；U-12号潜艇因为材料缺陷让水涌入艇内而几乎葬身大海。根据这一情况，海军总司令下令，为了安全起见，下潜深度不得超过50米。我认为这个决定并不正确，因此请求他撤消这个决定。我觉得，凡是在和平时期没有试验过的事情，在战争中势必要付出更高的代价。
　　但总的说来，我们的各种型号的潜艇在战争中经考验证明性能都是很好的。这是海军总司令部、特别是两位设计师许勒尔和布勒金的杰出功绩。
　　然而潜艇的鱼雷武器却性能不佳。它们经常失灵。战争爆发后不久，结果就证明，无法使鱼雷的磁性引信恰好在被攻击的敌舰船下面起爆。经常过早引爆，即在鱼雷到达敌舰船之前就爆炸；或者在经过敌舰船下面时应炸而不炸，直到航程终了时才炸；或者根本不炸。鱼雷的定深也不准确，要比预定的深度大得多。此外，触发引爆器也不完全都起作用。
　　自战争开始以后，由于鱼雷失灵，不得不经常修改给潜艇艇长的命令，因为一些技术专家在刚开始时尚未发现失灵的真正原因。在1940年1月21日的战争日志中，我记载了一些由于鱼雷失灵而造成的不幸事件的经过(见附件3)。
　　在下一章中，我将谈到后来发现鱼雷失灵的原因及排除故障的办法。
　　潜艇在这段时间的经济战、水雷战和同敌战舰的战斗中所取得的成就，是在付出14艘潜艇的代价下取得的。这个代价是相当大的，但这并没有使潜艇部队司令感到惊奇，出现这种情况是在预料之中的事情。重要的是，只要有可能，就必须对每一次损失进行认真的研究，找出原因，以便使潜艇的指挥和作战方法能始终比敌人的防御措施略胜一筹。
　　敌人的防御力量大体上与我在和平时期估计的差不多，既不更强也不更弱。英国的声纳定位器并不象英国人在和平时期所崇拜的或至少是吹嘘的那样完美无缺。否则U-39、U-29和U-56号潜艇就不可能击中在驱逐舰掩护之下的“皇家方舟”号、“勇敢”号航空母舰和“纳尔逊”号战列舰。
　　英国声纳装置在适用性方面的局限性也不出我以前的所料。
　　今天，有人为了给德国在签订了德英海军协定以后的1939年4月潜艇数量不足的问题寻找托辞见鲁格《1939-1945年海上战争》一书，第26页。，竟说我在战争爆发后不久曾在战争日志上写过，敌反潜力量并不象我所预料的那样强大。这是一种误解。实际情况并非如此，在战争日志上我并没有这么写过。
　　德国在这个阶段损失了14艘潜艇，约计9500吨位，付出了约400名潜艇官兵的沉痛代价。
　　在同一时期，潜艇击沉敌人舰船199艘，总(登记)吨位达701,785吨。潜艇通过布雷炸沉敌舰船115艘，总(登记)吨位达394,533吨。此外，潜艇还击沉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29,150吨)和“勇敢”号航空母舰(22,450吨)，击伤了“纳尔逊”号、“巴勒姆”号战列舰被U-30号潜艇用鱼雷击沉。和“贝尔法斯特”号巡洋舰。
　　通过上述对比可以看出潜艇战带来的经济效益是，使用较少的兵力，取得了显著的战果，而受到的损失没有越过己方的承受能力。
　　纳尔逊在谈到海战问题时曾说：“唯数量能胜敌！”这对潜艇战尤其适用。在潜艇数量相当充足的情况下，总的战果必定是很大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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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七章 “挪威”行动和鱼雷危机
　　1940年3月初，德国在海上的潜艇数量下降到了最低点。这是不足为怪的，因为2月份投入的潜艇比较多。但到3月中旬，又有8艘潜艇准备驶往大西洋，6艘小型潜艇准备驶往北海。我打算让大西洋的潜艇采用集群编队方式协同攻击敌护航运输队，让北海的小型潜艇攻击从波罗的海沿岸国家和斯堪的纳维亚各国通向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为此，我准备将潜艇配置在挪威近海交通线各出发港的航道附近。为了达成上述两个企图(即大西洋作战计划和在北海进行经济战)，已经签署了给参战潜艇的作战命令。
　　1940年3月4日，潜艇部队领导接到了海战指挥部有关这项计划的命令：
　　“暂时停止其它潜艇出航，已经出航的潜艇也不准在挪威濒陆海区活动。
　　“所有海上部队必须加速做好战斗准备。不必作特别准备。”海战指挥部作战处1940年第226号绝密文件。
　　第二天，我在柏林从海战指挥部了解到了上述命令的作战企图：通过登陆部队闪电式的双管齐下的登陆行动来占领挪威和丹麦。在挪威登陆的地点选在纳尔维克、特隆赫姆、卑尔根，埃格尔松、克里斯蒂安松和奥斯陆。派去占领前四个港口的部队完全由海军负责输送，派去占领后两个港口的部队由海军和运输船输送。另外，还准备用飞机把部队运送到斯塔万格、克里斯蒂安松和奥斯陆。
　　各种明显的迹象证明敌人也在策划对挪威采取军事行动。这就促使德国决定先下手为强。
　　在我方的行动尚未开始之前，我们就估计到了敌人可能会采取的措施。敌人对我们的登陆行动必然会作出强烈的反应。他们的行动目标可能是攻击被我们占领的诸港口，也可能建立他们的基地。此外，无论如何也应估计到，敌人将会设法切断挪威与德国之间的交通线。
　　我们必须根据对形势的分析和总的计划采取具体的措施。所有准备工作限于3月10日之前就绪。但是，我们也必须估计到，由于波罗的海的冰冻，有可能使作战行动推迟。
　　针对敌人可能采取的措施，潜艇部队在这次作战中的主要任务是，在我海上部队突入预定的登陆港之后，从海上对其实施掩护。
　　为执行上述任务，在我方登陆部队一进入挪威的有关峡湾后，潜艇部队只要数量允许，就应立即尽可能成纵深梯次队形紧跟其后。登陆作战的重心必须放在纳尔维克。因该港位置孤立，并具有向德国输送铁矿石的经济作用，敌人很可能首先对这里发动攻击。
　　潜艇部队的另一项任务是同敌人的反登陆行动作斗争。但是，由于登陆场较多，采用潜艇直接掩护各峡湾的方法可能行不通。这种做法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危险：在错误的地点使用太强的兵力，而在正确的地点却使用太弱的兵力。因此，对遂行上述任务来说，最好的方法是将潜艇群作为机动预备队事先配置在受威胁地区附近的公海上。在判明敌方登陆作战的主要方向之后，就可使用这些潜艇群对敌发动袭击和实施海上封锁。
　　这些潜艇部队应完成的第三项任务是，打击企图切断挪威和德国之间海上交通线的敌海上兵力。
　　如果敌人在开进过程中就受到打击，那我方就能一举达到上述三个目的。因此，正确的办法是，将潜艇配置在尽可能靠近敌方基地的敌舰船开进航线上。要完成这些任务，需要有大量的潜艇。而前线现有的潜艇数量对于完成上述任务来说是不够的。因此，我下令，暂时停止在波罗的海的潜艇训练，把6艘小型教练潜艇调到前线参战。正在试航的U-64号和U-65号新型潜艇也奉命停止试航，并尽快做好参战准备。
　　这样，我们把所有可以动用的潜艇都用上了。预计可参加挪威作战行动的潜艇有：12艘远洋潜艇、13艘小型潜艇和6艘教练潜艇。
　　根据上述考虑及各类潜艇的作战特点(取决于活动半径和艇长的作战经验)，我确定了以下的任务和兵力部署：
　　1. 掩护登陆场：
　　纳尔维克，4艘潜艇，成纵深梯次配置。
　　特隆赫姆，2艘潜艇。
　　卑尔根，5艘潜艇，用于封锁通向内水道的航路。两条主要的进港航道各由2艘潜艇担负警戒，第五艘直接配置在港口前方。
　　斯塔万格，2艘潜艇，1艘直接配置在港口航道上，另1艘配置在外水道附近，以便同时掩护埃格尔松港又译豪格松。
　　2. 组成两个机动预备群作为攻击群使用，以对付敌人的反登陆行动。北面那个预备群由6艘中型潜艇组成，配置在设得兰群岛东北面海域；南面那个预备群由3艘小型潜艇组成，配置在奥克尼群岛以东海域。
　　3. 在彭特兰湾的东、西两侧海域配置一支由4艘小型潜艇组成的潜艇群，估计那里将有敌海上兵力活动。
　　4. 在斯塔万格前方海域配置由2艘小型潜艇组成的预备群，在林纳斯内斯角以西海域配置由3艘小型潜艇组成的预备群，以对付企图切断我海上交通线的敌海上兵力。教练潜艇由于活动半径较小，也编入这些潜艇群中使用。
　　潜艇部队的配置情况如图2所示。
　　有关潜艇作战的所有必要的规定都写在代号为“哈特穆特”的作战命令中，以密封的形式发给各艇长，规定他们要到作战海战才能奉命拆封。在潜艇部队内，除了我以外，只有与我关系最密切的负责作战事务的参谋部知道这次行动计划。至于这次行动要达到的目的，没有一个艇长知道。但所有的潜艇都为此作好了战斗准备，并异乎寻常地在本土港待命。这一切都是为了保密。
　　至于能否圆满完成上述任务的问题，我认为有些情况可能对潜艇不利。潜艇在进入峡湾抵达敌方的濒陆海区之后，绝大部分时间只能潜在水下活动。北方短暂的夜晚只有几个小时的夜暗可以掩护潜艇充电。导航困难。水深较浅，将限制潜艇的安全。水面平静，会使潜艇容易被敌人发现。狭窄的海域会使潜艇的战术机动性大受限制。
　　但是，除上述不利条件之外，也有一些有利条件。敌方舰船也同样受到峡湾狭窄水道的限制，它们必然要从潜艇近旁通过。只有在能见度很差的情况下，它们才能不被我潜艇发现。特别是在我方多艘潜艇成纵深梯次配置的情况下，将会有较多的机会攻击敌舰船。除教练潜艇和刚从试航中调来的潜艇外，其他潜艇的艇长和艇员均富有战斗经验，有的还在以往的战斗中立下显赫战功。如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和U-48号潜艇艇长赫伯特·舒尔策海军上尉，也奉命参加这次挪威行动，他们都曾荣获过骑士铁十字勋章。
　　因此，我对潜艇完成上述任务信心百倍。后来事态的发展经过如下参见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3月和4月的战争日志。：由于担心英军在挪威登陆，海战指挥部于3月11日下令，立即按预定计划在纳尔维克港和特隆赫姆港前方海域配置潜艇。3月14日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中发现在北海有大量的英国潜艇活动。在斯卡格拉克海峡前方海域、日德兰半岛以西海域和泰尔斯海灵岛附近海域发现有14处驻有英国潜艇。我预计我方的作战行动不会在3月20月之前开始实施，因此我派遣了8艘小型潜艇先暂时对付这些英国潜艇，当时未取得任何战果。直到4月10日U-4号潜艇(艇长欣施海军中尉)才在斯塔万格港前方海域击沉英国“蓟”号潜艇。
　　1940年3月20日，德国驻奥斯陆的海军武官报告，在埃格尔松附近发现60艘英舰。因此，我将所有出海的潜艇全部调往挪威近海。但事实证明海军武官的情报是错误的。U-21号潜艇在搜索英舰时，由于导航错误在曼达耳港东南的挪威海岸搁浅，被挪威当局拘留。在此之前，德国潜艇还从未因导航错误而搁浅过。这种现象在尔后的整个战争期间也没有再发生过。此事偏偏发生在已下令在实施登陆之前必须避免在挪威近海发生意外事件之时，真是不幸。幸好没有产生不利的政治影响。
　　4月2日海战指挥部通知潜艇部队领导，4月9日为预定的作战行动开始日。于是，其余的奉命参加这次作战的潜艇此时也都纷纷起航。4月6日，所有潜艇均奉命启封代号为“哈特穆特”的密令。我估计4月9日晨所有潜艇都将抵达指定的阵位。
　　4月9日早晨，水面部队报告，已按预定计划占领各登陆港。于是我下令，凡是尚未进入指定阵位的潜艇必须进入各峡湾的阵位。
　　早在4月8日，根据对敌人无线电通信情况的分析，就已得出结论：敌人在海上必定有较多的兵力。4月9日拂晓，在韦斯特峡湾以西海面，掩护德国驱逐舰向纳尔维克开进的德国战列舰“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与英国的一艘战列舰发生接触。
　　9时20分，U-56号潜艇报告：在斯塔兰纳西南海域发现2艘向南航行的战列舰。通过我方飞机侦察，证实了潜艇的这一报告。根据这一情况，潜艇群的部署作了变动，以应付发现的敌舰。18时15分，U-49号潜艇发现向北航行的敌舰编队。21时，U-51号潜艇报告：在韦斯特峡湾发现敌5艘驱逐舰向西南航行。4月10日1时59分，U-49号潜艇在斯塔兰纳以西海面又发现2艘巡洋舰。4月10日，第4驱逐舰支队长向潜艇部队指挥部门报告，拂晓时，敌驱逐舰利用下雪天能见度差的条件突入了纳尔维克附近的奥福滕峡湾。在尔后的交战中，双方均有损失。由此可见，部署在韦斯特峡湾的潜艇也没能阻止英舰的突入。
　　根据敌人在纳尔维克港附近海域的行动，根据在特隆赫姆以西海域发现敌人的报告，可以推断，英国人很可能将其主要作战方向选在这两个地方，因此，我建议另外再增派4艘潜艇到纳尔维克，2艘到特隆赫姆。我的这一建议与海战指挥部下达的命令不谋而合。于是，第5潜艇群便奉命行动。
　　由于原计划中用于支援纳尔维克的一些补给舰船没有到达，海战指挥部命令尚在本土港待命的U-26、U-29、U-43号潜艇必须立即作好向纳尔维克港输送物资的准备工作。这些潜艇各装载40-50吨的步兵武器和高炮弹药以及其它陆军补给品向纳尔维克港进发。但是，由于纳尔维克的制海权在盟军手中，这些潜艇不得不中途折向特隆赫姆港，并在那里卸载。后来又有3艘潜艇各装载130吨的航空炸弹和航空汽油，驶向特隆赫姆。为了运送汽油，潜艇的燃料柜专门进行了改装。但这种使用法对潜艇来说不是没有危险的，因此后来便不再这样使用了。有一次，当潜艇正在潜航之际，汽油挥发的气体弥漫舱室，几乎使潜艇濒临灭顶之灾。使用潜艇向挪威输送补给品总计8个航次。
　　4月12日，U-38号潜艇报告，在韦斯特峡湾西北发现一艘驱逐舰和两艘货船向东北方向驶去。由普通商船组成的运输队是不会在该海区航行的，因此，我估计这支运输队可能与敌某个登陆行动有关。敌人这次行动的目标很可能在纳尔维克以北的一个峡湾。同一天我又收到一份被截获的电报，内容是一艘英国巡洋舰和两艘驱逐舰从斯卡帕湾向瓦格斯峡湾(纳尔维克以北)航行。该电报证实了敌人企图在纳尔维克以北实施一次登陆的推断，其目的是从那里开始对纳尔维克实施进攻。因此，我认为应该在瓦格斯海域配置潜艇，并从向东北方向航行的第5潜艇群中抽调U-47、U-48和U-49号3艘潜艇前往瓦格斯。问题的关键在于这些潜艇必须赶在敌运输船之前及时赶到瓦格斯。
　　从4月12日的这份电报还可以看出，敌人似乎还打算在纳姆索斯(纳姆斯峡湾-福尔达峡湾)和翁达尔斯内斯(罗姆达尔峡湾)进行登陆。因此，海战指挥部下令，除了向瓦格斯派遣3艘潜艇外，还应向上述两地再各派1艘潜艇。后来又向纳姆斯峡湾增派了2艘小型潜艇。
　　4月13日下午，得到这样一个情报：一支由1艘战列舰和9艘驱逐舰组成的英国舰艇编队已进入纳尔维克前方的奥福滕峡湾。该情报来自我国驻纳尔维克的海军情报军官，而不是来自潜艇。这说明潜艇当时不仅未能阻止敌舰的突入，甚至连它们的影子也未发现。海战指挥部感到纳尔维克附近的局势相当严重，于是下令将现有的大、中型潜艇派往韦斯特峡湾。我在回电中建议：所有在特隆赫姆海域(包括在纳姆斯和罗姆达尔峡湾)的潜艇都留在原地，因为它们赶到韦斯特峡湾可能为时太晚，而留在特隆赫姆海域却可及时截击敌登陆部队。4月14日，当英军开始在纳姆索斯和翁达尔斯内斯登陆时，海战指挥部认为我的建议是正确的。
　　4月16日，我又把U-65号潜艇派往瓦格斯峡湾，因为我仍然认为那里是英军进攻的重点。同一天我们从破译的无线电密码中得知，一支敌护航运输队已从罗弗敦群岛以西海域向北航行，据判断可能是驶往瓦格斯峡湾。看来敌军在该峡湾附近登陆的可能性已越来越明朗化，当然对究竟在哪一具体地点登陆还不得而知。我个人认为在拜格登峡湾登陆的可能性最大，因此命令U-47号潜艇前往占领这一阵位。但海战指挥部认为拉旺恩和格拉唐恩是敌最可能登陆的地点。因此，我打算在U-65号潜艇到达瓦格斯峡湾之后，派遣U-47号潜艇前往上述两地侦察。(见图3)
　　4月16日4时10分，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上尉报告，在拜格登峡湾发现英国运输船，并向这一长列相互连接的停泊中的运输船发射了8枚鱼雷，但毫无战果。
　　从挪威之战开始以来，潜艇作战几乎毫无所获。这促使我在4月11日要求驻纳尔维克的潜艇群通过无线电报告情况。当时我感到有必要弄清毫无所获的原因。当时对潜艇在该地区发无线电报尚无顾虑。若敌人发现这里有潜艇，可以对他们起到威慑作用。我们对此颇感兴趣。在后来的几天内潜艇按上述要求不断发来电报，看来情况很不妙。
　　4月11日收到的电报：
　　“4月10日晚对英国2艘驱逐舰实施鱼雷攻击，爆炸后效果不明。U-25号潜艇。”
　　“12时30分对英国重巡洋舰‘肯布兰’英国重型巡洋舰，10000吨。号齐射3枚鱼雷，未命中目标，有1枚鱼雷到航程终点才爆炸。21时15分对英国巡洋舰‘约克’英国重型巡洋舰，8250吨。号齐射3枚鱼雷，提前爆炸。鱼雷定深7米，地点在第4区。U-48号潜艇”。
　　4月12日收到的电报：
　　“4月10日22时50分对敌舰发射2枚鱼雷，没有命中目标。一枚在安全航程在艇前方300米处。的终点爆炸，另一枚在30秒钟后在敌驱逐舰前方100米处爆炸。U-51号潜艇。”
　　4月15日收到的电报：
　　“4月14日在韦斯特峡湾对英国战列舰‘厌战’英国的战列舰。号和2艘驱逐舰发射鱼雷，没有爆炸。U-48号潜艇。”
　　“对敌运输舰齐射2枚鱼雷，毫无战果。U-65号潜艇。”
　　4月16日收到的电报：
　　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报告：
　　“4月15日下午发现敌驱逐舰在进行警戒和搜索。从驱逐舰不规则的航线来看，许多海区布有水雷。
　　“晚上，3艘特大型运输舰(每艘30000吨)和另外3艘大型运输舰在2艘巡洋舰的掩护下，停泊在拜格登以南海域，运输舰的部队换乘渔船向拉旺恩-格拉唐恩方向航行。运输舰和巡洋舰停泊在拜格登峡湾的狭窄水域内，因此彼此之间离得很近。
　　“22时，潜艇在水下实施首次攻击，方法是对巡洋舰、特大型运输舰、运输舰、絮弗伦型巡洋舰各发射1枚鱼雷，然后再进行装填，实施第2次攻击。
　　“22时42分，发射了4枚鱼雷。最近发射距离为750米，最远发射距离为1500米。鱼雷定深4米和5米。敌舰船坚如磐石，鱼雷攻击无成效，敌未察觉我行动，然后再装填。
　　“午夜后在水面重新发动攻击。发射诸元相当准确。艇长和第一值更官对所有校正工作都进行了极仔细的检查。发射4枚鱼雷。鱼雷定深与第一次攻击时相同。没有战果。1枚鱼雷偏离航道触礁爆炸。我艇在撤退时搁浅，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重新摆脱了敌人的警戒力量。但遭到深水炸弹的攻击。因机器受损而被迫撤退。U-47号潜艇。”
　　4月18日收到的电报：
　　“在冰岛和设得兰之间海域发射2枚鱼雷，均提前爆炸。U-37号潜艇。”
　　4月19日收到的电报：
　　“发现‘厌战’号战列舰和2艘担负掩护任务的驱逐舰。从900米处发射2枚鱼雷，无效。1枚鱼雷在航程终点爆炸，致使敌驱逐舰围追我艇。U-47号潜艇。”
　　“在瓦格斯峡湾出口处对英国巡洋舰‘绿宝石’英国的轻型巡洋舰，7550吨。号发射鱼雷，22秒后引信提前引爆。U-65号潜艇。”
　　在各艇回港后，艇长们对上述情况又作了口头补充。总的结果是：潜艇对“厌战”号战列舰共进行4次攻击，对巡洋舰进行了14次攻击，对驱逐舰进行了10次攻击，对运输舰进行了10次攻击，但只击沉一艘运输舰。
　　虽然在前几个月中我们对鱼雷的问题极为忧虑，但这次挪威作战行动中的事故突然增多，确实令人感到意外。在4月11日由U-25、U-48和U-51号潜艇发射的12枚磁性引信鱼雷中，有6-8枚未到达目标就自行爆炸，也就是说有50%-66%失灵。4月15日U-47号潜艇对锚泊的运输舰发射的触发鱼雷则是100%的失灵。
　　突然有这么多的鱼雷失灵，其中必有原因。从4月11日收到第一批无线电报后，我就想采用一切办法尽快查明原因并加以改进。在挪威行动期间，我的大部分时间和精力都用在解决鱼雷危机问题上了。
　　4月11日潜艇发射的是磁性引信鱼雷。磁性引信鱼雷在挪威北部海域之所以不适用必定有其特殊原因。早在1939年11月，我就曾告诉鱼雷监察部门，我怀疑磁性引信在该海区的效用。当时我得到的答复很明确：在北部“0”号由于地磁的纵向分力向北极逐渐减弱，海洋按其纬度和相应的磁场强度被分成几个区域。地区还没有发现会使磁性引信提前起爆的物质；虽然在斯堪的纳维亚北部有丰富的矿藏，但估计不会对挪威地区产生磁影响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1日战争日志。。4月11日，当我把那天鱼雷引信过早引爆的情况告诉鱼雷监察部门时，得到的乃是同样的答复。他们劝我们按以往的操作方法去办，在进行扇面齐射时，无论是采用触发引信还是磁性引信，必须间隔8秒钟时间。这样，引信万一过早引爆，扇面中其它的鱼雷就不受影响。鱼雷监察部门还指出，如果因磁性引信不好而改用触发引信的话，那么一旦定深误差超过1.5米左右，鱼雷就可能从目标下面穿过而不能击中吃水浅的驱逐舰。为便于理解这种情况，必须指出，即使在天气很好的情况下，鱼雷的定深也不能小于水下3米，否则鱼雷会冒出水面。
　　于是，我决定给潜艇下达下述命令：
　　“1. 准备在0号区域和更北面的区域发射3枚调到A调到A位的鱼雷采用触发引信发射，用M-Z调节的鱼雷采用磁性引信发射。位的鱼雷和1枚磁性鱼雷。
　　2. 鱼雷攻击商船时只采用A位。其定深比目标吃水小2米。
　　3. 对驱逐舰必须发射2枚鱼雷，先发射调到A位定深为3米的鱼雷，然后再发射磁性鱼雷，其定深比目标吃水多1米，发射的间隔时间尽可能保持8秒。”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1日战争日志。
　　在对舰攻击方面，我们寄希望于触发引信。因此，为了确保对目标的命中率，我们有意识地放弃使用磁性引信鱼雷。
　　4月16日，U-47号潜艇的无线电报使我们的希望化为泡影。原因是触发引信鱼雷对那些抛锚停泊着的吃水深的运输舰船同样无效。这些舰船互相连接，静止不动，击不中是完全不可能的。由此看来，不是鱼雷的发射深度比技术部门估计的深得多，就是撞针有问题，因此我们的鱼雷无论是磁性引信的还是触发引信的，在北方海区均不起作用。
　　为了立即进行补救，我以个人名义打电话给海军总司令，邀请鱼雷监察长第二天到威廉港来进行商谈。商谈的内容有以下几点：
　　1. 有一批潜艇装备的新式鱼雷(四叶螺旋桨)，其引信可能有问题。这种鱼雷未经充分试验就装上了潜艇。
　　2. 经过与海洋观测所磋商后，他们认为在挪威峡湾内鱼雷的磁性引信会受到磁场干扰。
　　3. 鱼雷监察长对采用触发引信有很大的疑虑，因为他再也不相信触发引信鱼雷定深的准确性了。
　　商谈的结果，我和鱼雷监察长一致同意向各潜艇下达下列有关调整鱼雷定深的新命令：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4月17日战争日志。
　　a)G-7e型鱼雷在航行时深度可能要比定深低2米以上。
　　b)因此，今后除了狭窄的峡湾，在“0”号区域的潜艇不再使用调到A位的鱼雷，而使用磁性鱼雷，因为磁性鱼雷在狭窄的峡湾之内提前引爆危险性较大。
　　c)在使用磁性鱼雷时，不定时实施齐射，而按射击指挥表进行多次发射，或者按命令每间隔8秒钟成扇面发射一次。
　　d)在采用磁性鱼雷时，定深与目标吃水相同，对付驱逐舰定深4米，对付潜艇定深3-4米。
　　e)在使用触发引信鱼雷时，一般定深4米，天气良好时定深3米。
　　这些命令是根据鱼雷监察部门的推测而下达的。它们认为磁性引信在公海北部的“0”号区域是适用的，只是在峡湾中由于受海岸影响才无法使用。给潜艇下达的这些新命令实在有些繁琐，我之所以下达这些命令也是完全出于无奈。这充分说明我们和鱼雷技术部门面对鱼雷失灵一事简直是一筹莫展。这些大量的、受到各种限制的、不断补充的有关鱼雷使用、引信方式和定深等方面的命令，对于潜艇艇长和潜艇鱼雷兵来说，确实是沉重的负担。每次更换引信都离不开耗费时间的装卸工作。
　　然而在第2天，就证实这些命令的出发点也是错误的。4月18日，U-37号潜艇报告，在冰岛和设得兰之间的公海上(即在“0”号区域)发射的2枚鱼雷都提前爆炸。此外，鱼雷监察长打电话通知我，说在最近一次试射中已发现G-7e型鱼雷在航行中的深度比预定的低2.7米，要完全改用触发引信已经不可能，因为吃水深小于5米或6米的目标均不能使用鱼雷攻击(后来结果证明，在某些情况下，鱼雷在航行中的深度还要低得多)。
　　这实际上等于当时的潜艇没有装备武器。
　　在接到U-47号潜艇关于在瓦格斯峡湾鱼雷对运输舰攻击无效的报告，以及4月19日鱼雷监察长关于在本土试射中再次发现鱼雷定深过低的报告后，我就将潜艇从瓦格斯峡湾、韦斯特峡湾、纳姆斯峡湾和罗姆斯达尔峡湾调回。这些潜艇在那里缺少攻击敌驱逐舰的武器。触发引信鱼雷从驱逐舰底下穿过，磁性鱼雷提前爆炸。因此，潜艇在这些海区如何作战的问题一直解决不了。这样，潜艇在挪威沿岸海区(战斗的炽热点)的作战行动便宣告结束。连那些在南部海区活动的潜艇在4月17日也接到了海战指挥部有关撤退的命令。
　　4月20日，U-47号潜艇在韦斯特峡湾的西南部遇到一支向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尽管它当时处于较有利的攻击阵位，但艇长普里恩放弃了攻击机会，因为他对鱼雷的攻击效果已失去了信心。在此之前，他曾对英“厌战”号发起攻击，但由于鱼雷失灵(到航程终点时才爆炸)，导致敌舰用深水炸弹对潜艇跟踪追击。U-47号潜艇于1940年4月19日的简要汇报。他率艇返回后向我报告说：“他再也不想使用这类似木头般的武器了。”
　　所有潜艇艇员都有这种看法。当时人们对鱼雷的信任感已一落千丈。这些在过去几个月的战斗中曾浴血奋战的艇员们现在非常沮丧。
　　挪威行动结束后，我派人十分认真地调查了潜艇惨遭失败的各种情况，并命令各潜艇也进行类似的检查。当然这种检查得首先从我本人和潜艇指挥部门开始。潜艇指挥部门的任务是，在对潜艇进行部署或变更部署时，应使潜艇能在关键的位置上发动攻击。这项任务对指挥部门来讲并不困难，因为敌人的企图并不难识别。从潜艇对敌战列舰、巡洋舰、驱逐舰和运输舰的无数次攻击来看，说明潜艇所处的阵位是正确的。
　　但就处于峡湾中的潜艇本身而言，情况却并不那么简单。狭窄的海区，短暂的黑夜，平静的海面，以及敌方沿岸附近的强大的防御兵力，给潜艇执行任务带来了重重困难。U-47号潜艇从瓦格斯峡湾发来电报说：“敌人的防御非常强大并有充分的准备，如同英国重要基地的防御状况。”据估计，那里对掩护装载英国部队的运输舰是至关重要的。尽管如此，潜艇仍发动了36次攻击。在对这些攻击有关数据见本书第92页(本章)。进行了认真的分析后发现，如果不是鱼雷失灵，肯定会命中目标：对战列舰攻击4次可命中1次；对巡洋舰攻击12次可命中7次；对驱逐舰攻击10次可命中7次；对运输舰攻击6次可命中5次。
　　攻击有无效果对挪威行动的进程具有重要作用，这是十分清楚的。U-47号潜艇及时地赶到了瓦格斯峡湾，当时英国运输舰正要开始抛锚卸载部队。如果普里恩对运输舰发射的8枚鱼雷不失灵的话，那末英国在纳尔维克的行动将完全是另一番情景。
　　在挪威行动中，我方损失4艘潜艇。
　　在这些作战行动之后，对是否继续使用这种缺陷较多的鱼雷我一直犹豫不决。我的作战处长戈特海军少校坚决认为，在鱼雷没有彻底改进之前，对重新派遣潜艇参战我们将不承担责任。但是我觉得，我“在鱼雷还没有对部队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时，不能轻易地停止使用潜艇”。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5月15日战争日志。
　　部队士气低沉。现在我决不能让部队的士气低沉下去，他们必须重新振作起来。哪怕只要有那么一线微弱的成功希望，我也要将潜艇战继续进行下去。新上任的鱼雷监察长库梅茨海军少将所采取的有力措施使我产生了这样的希望：不久之后，鱼雷将会有一种经过改进的触发引信。我希望届时也能很快掌握鱼雷的定深。
　　在挪威行动后的几个星期中，我经常在前线各潜艇支队中来往，有时也到波罗的海训练场去。我与我所了解的并信任我的艇员们交谈。于是，士气低沉的危机得到了克服，潜艇部队重振旗鼓，又投入了战斗。全体德国潜艇艇员毫不动摇的意志表明，危机是可以征服的。不久事实证明，我作出的让潜艇重返战场的决定是正确的，这是毋庸置疑的。
　　以上谈到的是我任潜艇部队司令时有关挪威行动的情况。当时我虽没有参与整个计划的制定工作，但今天我想就其战略上的必要性谈点我的看法。从当时的战争态势来判断，我认为进行这次作战行动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英国人企图占领挪威的迹象非常明显。伯姆退役海军上将在《英德之间的挪威》一书中根据同盟国的材料对同盟国占领挪威的企图作了详细阐述。但究竟什么时候占领令人难以判断。由于这种占领将威胁到我海洋战略地位和德国的战争经济，因此必须对此采取预防措施。
　　有人想先让英国人进入挪威，然后再将他们赶出去。这种想法有许多不可靠性，因此不能据此形成作战方案。毫无疑问，如果英方占领了挪威，德国从斯堪的纳维亚诸国输入矿石的通道必将丢失，英国人就会对波罗的海构成威胁，从而大大增加我们穿越北海西部海区进入大西洋的困难。
　　占领法国北部很可能会使我们的战略和经济地位很快得到重大改善，但在制定挪威行动计划时，对这一点人们尚未理解。那时总参谋部还认为，对法战争将是一场在马奇诺防线进行的长期而艰难的战争。
　　1939-1940年冬海军总司令指出了英军占领挪威的危险性，并要求对此采取必要的预防措施，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
　　由于在挪威行动期间发生了一系列鱼雷失灵事件，雷德尔海军元帅于4月20日下令成立一个鱼雷委员会，以查明鱼雷失灵的原因。鱼雷委员会认为，除了已知的引信失灵原因之外，在很大程度上还与撞针初速太慢和装药起爆失效有关，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5月15日战争日志。当命中角小于50度时触发引信就失去作用。鱼雷战斗部引信的设计命中角为21度，加上射击技术方面的因素、船体水下部分的弯曲和舰船的规避机动，因此实际命中角经常要小于50度。
　　海军总司令公布的鱼雷调查委员会的调查结果如下：海军总司令1940年7月23日第M261号机密文件。
　　1，根据挪威行动期间使用G-7a和G-7e型鱼雷的经验教训，我已下令对鱼雷的缺陷和失灵的原因进行调查。
　　2. 调查结果认为，鱼雷本身的弱点和发射前准备工作上的缺陷是鱼雷失灵的关键因素：
　　a)G-7a和G-7e鱼雷的深度控制和定深都不符合对前线实用武器提出的要求。
　　b)磁性引信的撞针在技术方面没有达到完全适用的水平，触发引信也没达到人们对它提出的要求。
　　c)基尔海军船厂的鱼雷专业部门及技术试验研究所的试射单位发现了鱼雷发射准备工作方面存在的一些缺陷，并对此进行了特别认真的检查。
　　根据上述调查结果，海军总司令下令进行审理，由军事法院对鱼雷试验研究所的负责人作出判决。海军总司令1942年2月9日第83a号机密文件。见附件4原文摘录。
　　虽然鱼雷委员会的调查和军事法院对鱼雷失灵的原因作了详细的解释，但挪威行动期间潜艇发射鱼雷毫无成效的最终原因直到1942年2月才弄清。
　　1942年1月30日，U-94号潜艇从大西洋发来电报说，在一次未经允许而对艇上一枚鱼雷进行的检查中，发现定深器内的压力过大。根据U-94号潜艇的报告，鱼雷监察长对准备运往前线而还在本土的鱼雷就这方面的问题进行了检查。检查结果，发现大部分鱼雷定深器不密封。主要是转向拉杆通向定深器的部分不密封。定深器必须完全密封才能正常工作。因为定深器必须利用水压使鱼雷设定深度达到零点。达到零点的前提条件是定深器内要有一个正常的大气压力。如果定深器承受的压力过大，零点就会随着压力增大而降低，这样一来鱼雷就会失去控制而向更深处航行。由于潜艇在水下航行时要经常向艇内排入压缩空气，这样潜艇艇内的压力必然过大，这是由于潜艇的水下航行所决定的。因此，潜艇潜航时间越长，艇内压力则越大。因此，除上面已谈到的磁性引信在0号区域不宜使用和触发引信的缺点之外，还对挪威行动期间鱼雷经常意外失灵的问题作出了最后一种解释：在这次作战行动中，潜艇每天在水下潜航达20小时之久，这样艇内就产生了过高的压力，从而使不密封的定深器将鱼雷的深度定得过深。普里恩在攻击英方锚泊中的运输舰时所发射的全部鱼雷很可能是由于这个原因而失灵的。定得过深的鱼雷从运输舰下面通过，然后通常是在其航程终点处沉到海底。只有普里恩发射的8枚鱼雷是因陀螺失灵而偏离了峡湾的纵向航道，使鱼雷在悬崖附近的深水中爆炸的。
　　潜艇部队从挪威行动中撤回来后，我派人对鱼雷失灵情况的报告进行详细调查。调查中把因发射距离较远而失败的(虽然也存在鱼雷失灵问题)都作为未命中目标来处理。尽管对发射情况作了这样的限制，但仍有33%肯定属于鱼雷失灵问题。在军事法院进行调查时，鱼雷监察部门的专家也对发射情况作了同样的限制，结果是鱼雷失灵率为32.4%。但我认为所有这些计算都是不可靠的，因为在他们调查鱼雷失灵的原因时还没有发现定深器不密封和由此而产生的难以控制鱼雷定深过大等问题。因此，在挪威行动中发射的大量鱼雷未命中目标都被解释为无法控制的缘故，而没有计入鱼雷失灵之列。
　　在后来的战争阶段，鱼雷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真正有效的武器。1940年6月，我们规定只许用触发引信，因为磁性引信在所有海区都不可靠。从鱼雷的爆炸效力来看，我们又回到了1918年的情景。但是，还要再补充一点，由于尚未弄清鱼雷定深出现误差和由此而造成的、连对锚泊中的舰船都不能命中的原因，潜艇艇长倾向于尽量把鱼雷的定深定得浅一些。但由于不是每一枚鱼雷都出现定深过大的问题，这就使有些鱼雷的命中点往往过高，因此爆炸效力依然在继续降低。
　　因此，在1942年12月德国采用新型的磁性定时引信(Pi-2型)之前，鱼雷的杀伤效果一直不如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两次大战期间前线部队提出了这样的要求：使用一枚鱼雷就能炸断一艘战列舰的“脊梁骨”，并使其沉没。技术部门认为这是有把握的，但因定时引信失灵而未能如愿以偿。
　　为了弄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触发引信鱼雷攻击的效果，对潜艇部队于1942年1月-6月发射的816枚命中雷进行了分析。其中有40%的舰船是被1枚鱼雷击沉的，38%的舰船是被2枚及2枚以上的鱼雷击沉的，22%的舰船中了1枚至4枚鱼雷后逃遁。在许多情况下，如1940年在大西洋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和1942年在西大西洋的作战中，潜艇都没有利用有利的时机来袭击商船，因为潜艇把鱼雷用在它们认为可以给对方以致命一击的关键性地方了。1942年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也出现过类似情况。
　　结果表明，在形势对潜艇战有利的那几年中，由于鱼雷定时引信性能上的缺陷，大量敌舰船未能被击沉。
　　鉴于自战争开始以来不断出现鱼雷失灵问题，海军总司令下令更换鱼雷监察部门的领导，1939年12月21日任命海军少将库梅茨为鱼雷监察长。他不带任何偏见地调查前线报告的鱼雷失灵事件。他不掩盖鱼雷存在的问题。他不遗余力地了解鱼雷失灵的原因。他在这方面的首要功绩是，通过认真的试验，找出导致鱼雷失灵的多方面的因素，并加以排除。
　　触发引信的缺点终于克服了。自1942年年底以来，定深器得到改进后鱼雷的定深完全可靠。从1942年12月起，前线潜艇部队得到了第一批新型定时引信的鱼雷样品。新的引信同时还具有触发引信的性能。与此同时，还向部队提供了一种新型鱼雷，这种鱼雷在跑完预定的航程后还能返回，并能迂回航行。这种鱼雷提高了攻击护航运输队的命中率。1943年9月音响鱼雷开始交付使用，该鱼雷能根据舰船螺旋桨的噪声自动导向目标。于是鱼雷武器在技术上已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尽管战后技术上有了很大的进展，但尚无别国海军在技术上超过这个水平。
　　在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我国鱼雷失灵的问题时，有人指出，美国海军的鱼雷也有类似的缺陷，也缺乏试验经费，和平时期也缺乏实弹试验的能力。我认为这种观点是不正确的。这种解释没有讲清问题的实质。只有对自己的缺点和现状有清醒的认识才能学到东西。
　　触发引信能否起作用，在和平时期也可以通过使用学用鱼雷头进行试射来确定，而不需要进行实弹射击。磁性引信也同样如此。
　　但是鱼雷试验部门在和平时期由于相信磁性引信的作用，对触发引信只进行过两次使用学用鱼雷头的试射，而且没有一次被认为是成功的。这是不可原谅的。
　　对磁性引信来说，起关键作用的是鱼雷与舰艇磁场之间的距离。鱼雷的定深必须设定准确。然而鱼雷的研制部门对定深问题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战时磁性引信的作用多么不可靠，可从下述说明中看出：在使用磁性引信时，鱼雷的航行深度必须控制在鱼雷能紧靠敌方舰船底部通过；就是说，定深必须准确地符合所设定的深度。由于地球纵向磁力的作用而在舰艇周围形成的磁场，会使引信中的磁针发生偏转，从而使鱼雷直接在敌舰底部爆炸。地球纵向磁力向两极逐渐减弱。因此，磁针必须根据不同地区作调整，否则的话，鱼雷就会在刚靠近敌舰磁场而未到达敌舰时爆炸，或者根本就不爆炸。另外，在鱼雷遇到风浪而剧烈震动时，也会引起磁针偏转而爆炸。但如果磁针很不灵敏，又会因为磁场力太小而不爆炸。特别是当鱼雷定深过大时更是如此。由于鱼雷的定深并非完全可靠，因此，无论灵敏度调得如何，总是隐藏着这样一种危险：或者提前爆炸，或者完全失灵。
　　鱼雷的深度储压器既要完全密封又要通过一根舵轴，在技术上这是一种很不科学的做法。此外，触发引信的撞针不是按照自然的方向击发引信，而是先通过杠杆机构旋转180度。因此，撞针必须向前撞击才能起爆。如果鱼雷用锐角击中目标，杠杆就容易卡住，鱼雷就不会爆炸。从技术上看撞针要旋转180度也是很笨拙的。由此看来这些技术上的缺点本来是能够克服的。这两种不科学的结构都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采用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还没有采用这种结构。那时德国的鱼雷是很不错的。
　　我认为，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的资金还是很充足的。在研制炮兵武器，如射击指挥装置、稳定装置和远程控制装置方面所耗费的巨资可以说明这一点。
　　现在来谈谈造成鱼雷研制和试验工作落后局面的真正原因。原因之一是，作为海军业务单位的鱼雷试验部门自己研制鱼雷，从设计、制造到试验都一揽子包下来，甚至连前线应使用何种鱼雷也由它来决定。我认为这种做法是很错误的。国防军应向私营工业部门提出战时需要何种武器的要求，而不应自己制造武器。然后，国防军对在工业竞争中制造出来的精良武器要在尽可能接近实战的条件下进行试验。经试验证明其性能良好之后，再决定购买。即便是因为在鱼雷研制过程中需要在公海上试验而不能将这项工作交给私营工业部门，国防军也决不可以将研制、试验，连同决定前线需要何种鱼雷等工作一手包办下来。
　　和平时期我国鱼雷试验次数少的另一个心理上的原因，是鱼雷试验部门居功自傲，毫无自我批评的精神。在和平时期鱼雷发射中发生的一些现象，鱼雷技术部门早应该给予认真的对待。在和平时期前线怀疑鱼雷能否在战争中发挥作用的呼声也一直未断，但鱼雷专家却始终坚持认为鱼雷没有毛病。
　　有一种观点认为，主管某种武器的技术研制和试验工作的军官应具备杰出的技术才能，受过特殊的技术训练，是一名“军事技术人员”。我认为这没有必要。这种军官必须根据实战经验来考虑应继续发展哪些武器，必须从军事上和战术角度出发准确地了解前线需要什么样的武器，以及对武器有什么样的要求。对他来说，航海和战术方面的基础知识和才干要比专业技术知识或特殊技术训练重要得多。与这种军官一起工作的技术设计人员应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然后再对这种训练进行必要的补充。把具有专业技术才能和经过专业技术训练的军官调到技术部门的军事岗位上工作甚至会带来弊病。因为既懂军事又懂技术的人毕竟很少，在这种情况下，军事上的要求往往得不到满足。这主要指武器的发展、舰艇的类型及其装备而言。从事技术研制和设计工作的海军军官必须具备象英国人所说的那种“远洋素质”。否则的话，就会出现一种技术专家们的思想处于明显支配地位的局面。
　　在两次世界大战期间，鱼雷技术有了进步：1918年鱼雷航行时会产生轻微的浪花，后来则根本没有浪花。此外，由于技术的发展，1918年初问世的无水泡电动鱼雷也开始在前线使用。但其它方面所取得的进步在战争初期却并不见效。
　　由于潜艇的鱼雷失灵，德国海军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不但在经济战中而且在同作战舰艇的战斗(如1939年9月14日对“皇家方舟”号和1939年11月30日对“纳尔逊”号的攻击)中失去了取得重大战果的机会。潜艇实施攻击时因鱼雷提前爆炸而被发现，并被击毁(如U-39号和U-27号潜艇)。因鱼雷失灵产生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因此有必要在这里对此事给以详细的毫无保留的说明。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八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一阶段(1940年7月至10月)
　　潜艇部队在参加了挪威海域的进攻性作战之后，大部分潜艇需要检修，从而加重了船厂的负担，延长了维修时间。因此，到6月初才能使用若干潜艇重新开展潜艇战。总司令部在所下达的指令中着重强调：“应将尽可能多的兵力使用于大西洋。”
　　3个月前，为了在挪威战区集结兵力，我们将潜艇部队撤离了大西洋。因此，潜艇部队领导对大西洋的敌情一无所知。大西洋上的商船航行情况有无变化？濒陆海区是否还有单独航行的商船？这些商船是否已组成护航运输队？其警戒兵力有多强？使用飞机没有？警戒兵力能为向大西洋西部海域航行的护航运输队护航多远？在什么地方解除警戒？英国警戒兵力会在西部海域多远的距离上迎接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然后它们会驶往何处？是否一如既往驶向爱尔兰南部进入圣·乔治海峡和英吉利海峡，或者驶向爱尔兰北部进入北海峡？英国反潜兵力的发展状况如何？是只在护航运输队中配备反潜舰艇，还是到处都有反潜群在活动？敌空中警戒力量能到达大西洋多远的地方？
　　我除了对上述情况不清楚之外，对鱼雷的效能和对潜艇人员是否完全消除了因挪威行动失败而造成的沮丧心理也不甚了解。尽管我相信他们会以新的勇气投入战斗，但我还是向他们强调，潜艇是有战斗力的，我坚信这一点会很快重新得到证实。
　　首战告捷对我来讲关系重大。U-37号潜艇(艇长厄尔恩海军上尉)于5月15日作为第1艘潜艇驶向大西洋。该艇装备的是经过改进的触发引信鱼雷。我们希望大西洋的磁性区最好不同于挪威的北部地区，磁性引信失灵的次数不要太多。
　　在我还没有掌握大西洋海上交通线的新情况之前，我就派遣U-37号潜艇前往菲尼斯泰尔角的西北海区，即进入英吉利海峡的西部。以前这里曾是海上交通频繁之处，对进行经济战相当有利。
　　不久，厄尔恩报告说，他发射的5枚磁性鱼雷可能有2枚提前爆炸，2枚未炸。这对他来说真是出师不利。根据这一结果我认为，磁性鱼雷完全不适于实战使用。从现在起，鱼雷技术部门对磁性引信失灵的原因再作任何解释对我已不起作用。我不能使潜艇部队再次因鱼雷失灵而陷入困境。因此，我完全禁止使用磁性鱼雷而只准使用触发引信鱼雷。看来这种改变还是颇有成效的。我的观点是，鱼雷的毁伤作用可以小些，但一定要可靠。从后来所取得的战果和逐步得到的对磁性引信失灵的认识来看，我的决定是正确的。
　　1940年6月9日，U-37号潜艇从大西洋返回威廉港。它在海上26天共击沉敌舰船43,000总吨位。疑团终于被解开。潜艇重新显示了它的战斗力。我对潜艇的信赖是正确的。我对U-37号潜艇艇长所取得的战果深表谢意，也是理所当然的事。因为他心中也有数，这次作战的成败关系重大。其它潜艇也满怀信心出海作战，也希望能取得与U-37号潜艇同样的战果。人们终于消除了挪威行动中因潜艇失败而产生的悲观心理。
　　“大西洋战役”的第一阶段开始了。战役进行得非常顺利，因为当时的形势对实施经济战很有利。为了遂行挪威作战行动和掩护英吉利海峡，英国人显然曾从大西洋地区调用了海、空兵力。潜艇在海上遇到大量单独航行的商船。敌护航运输队的警戒兵力很薄弱。也并不是总有飞机为其担任掩护。1940年6月我们查明英吉利海峡的西部出入航道是主要的海上交通区。在5月10日开始的法国战局正在顺利进行的过程中，我们占领了法国西部沿海地区和比斯开湾沿岸地区，英国的远洋运输被迫从爱尔兰南部移向爱尔兰北部的北海峡。我们原来估计敌护航运输队的商船会在这个地区分散航行，但事实并非如此。敌方可能是兵力不足和准备工作费时，所以没有这样做。敌护航运输队通常是沿着罗卡尔沙滩的纬线航行的。
　　关于英国的海上交通方面的情况，是潜艇经过一段时间的周密侦察后才逐步查明的。我经常担心能否及时掌握敌海上交通变化的情况。如果我两天得不到潜艇关于发现英国商船的报告，我就会作出变更潜艇兵力部署的决定。当成功的把握越来越大时，我希望在大西洋上的每一艘潜艇不要毫无战果地虚度海上的时光。潜艇必须尽可能地提高效率，即提高所有在海上的潜艇击沉敌舰船的平均数(按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战果计算)。
　　进行这次战争的一个主要特点是把握性不大。因此，对兵力部署所作的变更是否正确，我一直感到茫然。这需要用战果来证实。
　　今天我们才知道敌人当时在英国和爱尔兰西部海区为对付德国潜艇所采取的措施。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43页以及后面几页。1940年5月至10月的几个月中，英国本土力量对开往海外的护航运输队起初只能护送到西经12度线，后来也只能护送到西经19度线。开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也在大约相同的经度线范围才能得到英国本土护航兵力的掩护。从美洲开出的运输队由加拿大驱逐舰从出发港一直护送到400海里处的大西洋。从其它航线远渡大西洋的护航运输队往往只能由一艘辅助巡洋舰护航。
　　为了改善护航运输队护航兵力不足的状况，丘吉尔领导下的英国战时内阁采取了强有力的措施。1940年5月8日，英国占领了冰岛，使大西洋的护航兵力获得了海空基地。1940年夏，丘吉尔用西印度群岛的5个殖民地以及英属纽芬兰、百慕大群岛和英属圭亚那的海空基地换取了美国的50艘驱逐舰。
　　英国政府的这些措施表明，当时英国对德国潜艇的防御力量是何等薄弱。虽然英国海军部把部分海上运输转移到新海区，并改变了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但取得的效果并不明显。“敌人很快发现了我们商船的新航线。”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49页。看来，以上提到的经常变更潜艇部队的部署，是很有必要的。它搅得敌人很不安宁。
　　自1940年6月在大西洋的新的战斗阶段开始以来，我希望尽快地与护航运输队交战，使用多艘潜艇以集群战术或狼群战术来打击一支护航运输队。我对此希望能获得卓著的战果。但我觉得由于潜艇数量不够，要在公海上搜索到敌护航运输队是困难的。尽管我们已占领了法国西部地区，但是暂时还没有一支自己的空中侦察力量。因此我给潜艇部队下达了一道原则性的命令，务必报告所有护航运输队的情况，并在情况允许的条件下继续对它们进行跟踪。此外，我还通过海军总司令部从破译机关所截获的敌无线电码来掌握有关敌护航运输队的其它情况。但是，能否及时地破译电码这就要碰运气了。当然这取决于是否在任何情况下都拥有破译能力。敌电码的内容通常是说明敌商船队与护航兵力的会合地点。在6月到9月间，根据所掌握的敌会合地点的情况，我试图使用多艘潜艇对敌发动攻击。但是6月份的两次行动和8月份的一次行动都没有取得成功，因为敌人神不知鬼不觉地改变了会合地点。8月份那次搜索敌护航运输队的行动，其失败的原因很清楚：我们迟了一天才得到敌人的会合地点移动50海里的消息。这样，就使部署好的潜艇只能尾随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行动。由于能见度差和海浪很大，只有一艘潜艇发现并追上了护航运输队，然而只击沉一艘商船。
　　在9月份，我们在事前第4天就截获了一份有关来自北美洲的护航运输队与英国本土护航兵力的会合地点的无线电码。时间是很宽余的。于是我派遣4艘潜艇在大西洋边缘西经19度50分之处寻找商船。结果配置在最东北方向的潜艇发现了预期的船队。1940年9月10日这一天虽然天公不作美，但潜艇在8级风浪的情况下仍击沉了5艘商船。此时U-47号潜艇的鱼雷已经用完，根据我的命令，该潜艇充当“天气预报艇”，在西经23度的位置为了使那些未当过海员的读者易于理解，这里有必要明确说明：该位置约距英国西岸1200公里。每天两次向我报告天气情况，这对德国空军袭击英国是很需要的。9月20日，当U-47号潜艇正在该海区发送天气情况报告时，一支来自北美的护航运输队它标有英国护航运输队的符号HX72。HX护航运输队是一支快速的，通常是由造价昂贵的舰船组成的护航运输队，它来自新斯科舍半岛上的哈利法克斯港。径直向它驶来。按理说当时英国的无线电测向台每天有两次机会可测听到U-47号潜艇的无线电报，并由此来确定潜艇的位置。可能是因为距离太远、敌方测向仪精度不高，所以没有命令护航运输队对潜艇采用规避航线。于是普里恩指挥的U-47号潜艇与这支护航运输队保持了接触。9月21日至22日夜，所有的5艘潜艇集中对这支满载货物的护航运输队实施了攻击。根据英国海军部的资料记载，11艘舰船被击沉，1艘被击伤。见伦敦H·M·文书局出版的《大西洋战役》，第22页。除U-47号潜艇的鱼雷已经用完外，其它潜艇的鱼雷也所剩无几。详见本书第93页(上一章)的叙述。因此，无法进一步扩大战果。尽管如此，这一夜所取得的战果也是令人难以忘怀的。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最近两天的战斗行动表明，我们在和平时期制定的关于在敌海区使用无线电通信和训练潜艇打敌护航运输队的原则是正确的。”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9月22日战争日志。
　　10月中旬，又同敌护航运输队进行了两次战斗。U-48号潜艇(艇长布莱希罗特海军上尉)于10月16日夜在罗卡尔浅滩西北的作战海区与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相遇。另5艘原来部署在罗卡尔浅滩东西和北面的潜艇也驶往那里参战。它们是U-46号、U-99号、U-100号、U-101号和U-123号潜艇。但U-48号潜艇在遭到一枚深水炸弹的攻击后便与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为了继续搜索护航运输队，潜艇部队组成了一个巡逻幕，该巡逻幕与假定的敌航向垂直，而且只能设在离护航运输队刚才位置以东较远之处，因为潜艇进入新的伏击阵位需花费时间。另外，该巡逻幕应该准确地位于护航运输队的前面，而且必须标好护航运输队经过巡逻幕时恰好是白天。10月18日晨所有潜艇都进入阵位。真是一切如愿，18日下午护航运输队象我们预期的那样进入了巡逻幕。我们又逮住它了！当天夜间潜艇对护航运输队发起了攻击。在水面经过反复较量后，潜艇共击沉舰船17艘。该护航运输队的代号为“SC7”，它满载着物资从加拿大的新斯科舍半岛的锡德尼港出发驶往英国。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U-99、U-101和U-123号潜艇因鱼雷耗尽，于10月19日晨返回基地。同天上午，U-47号潜艇在驶往罗卡尔浅滩以西作战区的途中又发现了另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当时参战的还有U-46、U-48和U-100号潜艇，这些潜艇前一天夜间刚参加过战斗。此外，如果U-28号潜艇早已进入其攻击阵位的话，U-38号艇(艇长利贝海军上尉)和U-28号艇(艇长库恩克海军上尉)也能投入这场战斗。在10月19日夜间，上述所有潜艇(除离其攻击阵位尚远的U-28号艇外)都向U-47号艇发现的护航运输队发起了攻击，它们共击沉舰船14艘。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这是一支来自哈利法克斯港的护航运输队HX79。
　　当天夜晚，这些潜艇又与来自英国的代号为HX79A的护航运输队遭遇，共击沉了7艘舰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这样，8艘潜艇在3天的夜间攻击中共击沉3支护航运输队中的舰船达38艘。在这些战斗中我方潜艇无一损失。在战争日志中我作了如下总结：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0月20日战争日志。
　　1. 这些作战行动证明，自1935年以来在发展潜艇战术和训练潜艇部队时遵循下述原则是正确的：潜艇部队对敌护航运输队实施集中攻击。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通信技术的发展，使这种集中攻击成为可能。
　　2. 只有那些经过这种基本训练的艇长和艇员才能实施这种攻击作战。因此，有必要在辽阔的海区进行这种大规模的、长时间的训练。如果波罗的海有敌人干扰的话，这种训练就会无法进行。
　　3. 只有当作战区的潜艇数量能满足需要时，才能实施这种作战。然而，迄今为止，作战区的潜艇数量只是有时能满足需要。
　　4. 在作战区投入的潜艇数量越多，则耳目也越多，发现敌舰船的机会和次数也越多，实施集中攻击的可能性就越大。
　　5. 投入的潜艇数量多，并不意味着在进行这种攻击之后通向英国的航道就太平无事，因为几乎所有的潜艇在鱼雷消耗完之后必须暂时返回基地。
　　6. 象在上述作战中取得那样大的战果并不是常有的事；浓雾、恶劣的天气以及其它一些不利因素，都可能使一时出现的成功希望成为泡影。
　　然而，艇长们的才能永远是决定性的因素。
　　我认为以上几点概括了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问题。在此我对最后一句话“艇长们的才能永远是决定性的因素”谈谈我的看法。在挪威行动之后的大西洋战役的第一阶段，许多勇敢的艇长得到了任用，如普里恩、赫伯特·舒尔策、克雷奇默尔、舍普克、恩德拉斯、利贝、吕特、弗劳恩海姆、沃尔法特、厄尔恩、耶尼施和其它有胆有识之士。所有这些人在和平时期均受过基础训练，在战争的最初几个月经受了考验。他们依靠才智，大胆而谨慎地投入了打击英国海上交通线的战斗。他们无论是单艇作战还是多艇协同作战均能在短促的战斗中取得辉煌的战果。他们觉得自己就象“海上之王”，优越于敌人的防御兵力。具体情况如何，请看克雷奇默尔在其战争日志中对10月18日夜间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情况的记述：
　　10月18日
　　23时30分：我对敌护航运输队倒数第2行右侧的商船发起了攻击。我对一艘大型货船发射了艇首鱼雷。因该船船首太尖，鱼雷从船首旁穿过，航行了大约1740米后却击中了邻近一艘更大的货船。这艘船约7000吨位，前桅处的水下部分被鱼雷击中，船首迅速前倾入水，估计前两个舱装满了货物。
　　23时55分：在750米的距离上对一艘6000吨位的大型货船发射艇首鱼雷。击中该船前桅部位。鱼雷爆炸后使船首到驾驶台的部位被炸断，海面上火光冲天，浓烟滚滚，烟云约有200米高。看来船首已断裂，船体继续在绿色的火焰中燃烧。
　　10月19日
　　0时15分：3艘驱逐舰向燃烧的货船接近，排列成单横队在周围搜索。我不遗余力地向西南方驶去，很快又与敌护航运输队保持了接触。这时我们还不断听到其它潜艇发射的鱼雷的爆炸声。驱逐舰自感无能为力只好发射照明弹，但由于皓月当空，照明弹的效果并不好。我抓住这个机会开始从后面来分割敌护航运输队。
　　1点38分：我在945米的距离上对6000吨位的满载货物的大型货船发射鱼雷，击中该船前桅部位，货船在爆炸声中沉入海底。
　　1点55分：在975米的距离上对另一艘约7000吨位的大型货船发射鱼雷，击中该船前桅部位，在40秒钟内货船沉没。
　　从1940年5月到10月，德国潜艇共击沉287艘舰船，计1450878总吨位。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15-616页。仅10月份就击沉63艘舰船，计352407总吨位，这个月是取得战果最大的一个月。其原因是在这个月协同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采用了集群战术或狼群战术。
　　根据英国的统计，9月份被击沉的舰船中有70%是在夜间被水面航行的潜艇击沉的。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这个比例数对1940年10月潜艇与护航运输队的夜战情况也是适用的。我们利用夜战打击了敌人的“防御最薄弱之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50页。
　　在这几个月中潜艇除击沉商船外，还击沉了“安达尼亚”号、“卡林西亚”号、“邓维根·卡斯特勒”号、“斯科特斯汤”号和“特兰西瓦尼亚”号6艘辅助巡洋舰，计49234总吨位。另外还击沉1艘“旋风”号驱逐舰。
　　在这几个月中每艘潜艇的效率都很高。6月份每艘潜艇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514总吨位，7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593总吨位，8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664总吨位，9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758总吨位，10月份平均每个舰日击沉舰船920总吨位。根据英国公布的舰艇击沉数计算。
　　在大西洋战役的这段时间内，为取得上述战果，德国损失了6艘潜艇。其中有U-32号潜艇(艇长耶尼施海军上尉)，该艇是在10月28日击沉42000吨位的“英国女皇”号货船之后而沉没的。当时，英国的这艘船已被德国飞机击中起火。
　　虽然潜艇的每次损失都使我们深感痛心，但与敌人的损失相比毕竟还是微不足道的。
　　也许有人会问，取得这样大的战果，到底使用了多少潜艇。
　　到1940年9月1日止，即在战争的头一年，德国潜艇的实有数如下：战争开始时，正如上文提到的，德国共拥有潜艇57艘；在战争的头一年共有28艘新潜艇服役，而这一年损失的潜艇也是28艘。因此，到1940年9月1日，德国潜艇的数量仍然是57艘，与战争开始时一样。
　　1939年9月1日，德国的57艘潜艇中可供作战用的有39艘。到1940年7月止，这39艘潜艇中平均有12艘能同时出海作战。如果按每艘潜艇有一半的时间用于往返航程来计算的话，那么到1940年7月止，也就是在战争的第一年，在作战区与敌人周旋的潜艇平均只有6艘。这就是对英作战的潜艇兵力。
　　1939年9月1日可供作战用的潜艇有39艘，而到1940年9月1日就只有27艘了。其原因有两点：一、1940年9月1日参加试验和训练的潜艇数比1939年9月1日的多；二，1940年9月1日训练艇的比例数较高。训练艇的数量是在挪威行动之后增多的。为了在波罗的海对全体艇员进行基础训练，这样做是很必要的，因为这些艇员从1941年年初开始将在新型潜艇上服役。
　　尽管如此，1940年7月至10月每艘潜艇所发挥的作用和击沉商船的数量仍然大于战争初期的头几个月。这除了作战条件对我有利外，主要原因是我们使用了比斯开湾的洛里昂这个新的基地。
　　从1940年5月起，德国潜艇部队领导不断地关注着德国陆军在法国战局中的进展情况。一旦战胜法国，就可以占领英吉利海峡和比斯开湾的海岸地带，将它们作为我们对英国进行海战的出发基地。这是我们求之不得的事，它将迅速地明显地改善我们与英国相比所处的不利的战略地理位置。我们的舰艇兵力就可从北海东南角——我们的“后院”中调出来，部署到大西洋的边缘海域，同英国进行海上决战。英国采取大规模措施封锁德国潜艇出海的可能性就不复存在，因为这种封锁只有在较浅的北海才有可能实施。除此之外，潜艇通向大西洋英国主要航道的路程也大大缩短了。甚至连250吨的小型潜艇也能到大西洋上活动。另外，我们还可获得新的修船厂。德国本土的船厂就可减轻修船任务，以利于建造新的潜艇。总而言之，占领比斯开湾海岸对潜艇战具有重大意义。因此，对德国海军来说，当务之急就是动用一切力量，尽快利用已得到改善的海上战略地理位置与英国进行海战。潜艇部队没有能够参加对法战争。来往于英法之间的运输队不仅有强大的护航兵力护送，而且还有英吉利海峡两侧水雷障碍的掩护。U-13号潜艇(艇长马克斯·舒尔特海军上尉)试图对护航运输队进行袭击，然而却付出了全艇覆灭的代价。
　　当德军在5-6月间正在占领法国北部地区时，潜艇部队领导就下令准备好一列火车，以便在休战之日让人员随同鱼雷和潜艇所需要的物资一起上车，开往法国的比斯开湾各港口。在6月初，我从我的参谋部中抽调一个侦察小分队到法国去，其任务是在德国占领法国后迅速查清比斯开湾各港口中哪些港口可用作潜艇基地。我本人毫不怀疑，如果前线潜艇部队转移剧法国西部地区，那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也必须转到该地区。对我来说，最为重要的是，要与潜艇艇员，首先是与艇长保持密切的联系。如果距离太远，就难于保持这种联系。我认为，我应该尽量向前靠近前线潜艇部队，这样做虽然会使我远离柏林的海战指挥机关和本国的潜艇训练基地，但我可通过建立最佳的通信联络来弥补这一缺陷。我亲临比斯开湾地区，对于将来潜艇部队与德国空军的协同作战也是相当重要的。
　　为了能对这些问题作出最后的判断，1940年6月23日停战之后我亲自到比斯开湾地区视察。根据视察中所掌握的第一手材料，我认为可以分下述几个阶段实现将比斯开湾各港口用作潜艇基地之目的。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7月2日第1049号密件。
　　第一阶段：使各港口具有燃料、给养和淡水的补给能力。
　　第二阶段：使各港口具有短期修理能力。
　　第三阶段：在比斯开湾各港口具有对大西洋作战的多数潜艇进行补给和维修的能力之后，即可将指挥机关迁来。
　　第四阶段：使各港口具有潜艇大修能力。
　　后来，经总司令部有关部门的积极努力，比斯开湾各港为潜艇驻泊作好了准备。7月7日，U-30号潜艇作为第一艘潜艇从大西洋到洛里昂港补充鱼雷和燃料。8月2日洛里昂港的船坞便开始维修潜艇了。打那以后，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如要检修就不需要再返回德国本土了，只要回到比斯开湾沿岸就行了。8月29日，我将威廉港的森克瓦尔登指挥所暂时迁到巴黎，等到洛里昂港附近的凯纳韦指挥所的通信设施扩建完毕后，再将指挥所迁移到比斯开湾海岸地区。
　　由于比斯开湾洛里昂修船厂的潜艇维修能力超过了负担过重的德国本土的修船厂，因此前面提到的潜艇从比斯开湾出发在作战行动方面所处的优越地位就更加明显了。如果说从1939年9月至1940年7月这一时期每2.35艘作战潜艇中才有1艘潜艇在海上活动的话，那末到1940年7月至1941年7月这个数字就下降到1.84艘；就是说现有潜艇的经济使用率提高了22%。这样在海上活动的作战潜艇的总数就比以前增加了。此外，潜艇的航海日增加了，而用于往返作战区的时间却减少了。1940年7月之前，潜艇驶往大西洋必须穿过北海，绕过英国北部，航程达450海里。而现在每次行动可节省一星期的航行时间。因此，潜艇在作战区逗留的时间就相对延长了，对敌作战的潜艇总数也就更多了。
　　由于发挥了大西洋基地的直接作用，尽管有一段时期前线潜艇的绝对数有所减少，但实际参战的潜艇甚至增加到8-9艘。而且与战争头几个月相比，战果非但没有减少，反而有所增加。
　　显而易见，如果我们在那几个月拥有更多的潜艇，那会取得多大的战果啊！潜艇数量的增加除了能提高每艘潜艇击沉敌舰船舶数量外，还会给我们带来间接的好处。潜艇的数量越多，则海上耳目越多，发现敌运输队也就越容易，从而可节省潜艇等待敌运输队的时间。这样一来，每艘潜艇每天在海上击沉敌舰船的能力就可大大提高。
　　然而，1940年夏要想增加前线作战潜艇的绝对数量是不可能的。当时潜艇的数量正处于减少的趋势；如前所述，到1941年2月，前线潜艇只有22艘。1940年夏季，有人反复向我建议，完全停止在国内为装备新潜艇而组织潜艇训练，把训练艇腾出来用于前线作战，以便充分利用当时在潜艇战中颇有希望获得重大战果的良机。
　　我没有采取这种措施。这种措施只有在下述条件下才是正确的：前调这20左右艘训练艇(其中大部分是小型的)，能击沉更多的敌舰船，因而能迫使英国求和。但我认为这是完全不可能的。我始终认为，只有大幅度地提高英国舰船每月被击沉的吨位量，才能迫使英国求和。而要实现这一点，就应象我在和平时期所要求的那样增加大量的潜艇。我一直认为，尽快地组建一支庞大的潜艇舰队是海军最重要的任务。其中也包括对那些即将登上新潜艇的艇员的及时培训。因此，抽调训练艇到前线作战并非上策。相反，如有必要，还应把前线的潜艇交给潜艇训练部门使用。
　　1940年夏季，我仍然认为战争将是长期的。当时一些正在受训的年轻潜艇军官对我说，他们担心在战争结束前可能没有机会到前线作战。我回答说：“别着急！几个月之后你们就可能对战争感到腻烦。你们别忘了，我们是在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上强国作战。”
　　1940年6月18日英国政府发表声明，它无论如何也要继续战斗下去。我认为这表现了他们真正的不屈不挠的意志。这符合英国民族的特性。英国人打仗从不会半途而废，而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这也符合以丘吉尔为首的国家领导人的精神状态，符合英国的作战传统和实际情况，只要他们的岛国及其生死攸关的海上交通线还没有受到致命的威胁，英国决不会采取停战的政策。其盟国——法国在大陆上的失败对它当然是不利的，但这并没有直接影响英国的生存。因此，我全然不信在法国被我们打败后，英国会接受德国提出的任何一个和平提议。除了与这个海上强国继续战斗下去之外，我们别无他法。问题在于我们需要采用一种最终会使他们准备进行和谈的作战方式。
　　当然，在这方面，最彻底、最省时间的办法是占领英国，也就是入侵英国。1940年夏，德国国防军就着手准备实施代号为“海狮”的作战计划。在这一计划中，也准备动用全部潜艇(包括训练潜艇)。我对这次入侵行动缺乏信心，觉得成功的可能性不大。海军总司令向希特勒提出要求：应具备这样一个先决条件，即德国在英吉利海峡作战区必须拥有绝对的制空权。我认为这是完全正确的。但除此之外，我方掌握英吉利海峡的制海权也是入侵成功的必要条件。因为这不仅关系到要将部队一次运过去的问题，而且还涉及到尔后要长期依靠海路向这些部队提供各种物资补给和人员的补充与加强。无论是制空权还是制海权，我们当时都还没有能力去获得。因此，我觉得海战指挥部在这种情况下拒绝入侵英国的态度是正确的。在取得海战指挥部的同意后，我在德国为入侵英国而进行准备的阶段，一方面继续在大西洋进行潜艇战，另一方面仍在本国加紧对新潜艇人员进行训练。1940年9月5日，我向海军总司令汇报了上述情况，他对我的做法表示赞同。他本人对有可能中断潜艇的训练，把训练艇也用于入侵行动的做法持保留意见。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9月5日战争日志。
　　对英国还可采取另一个战略行动，即由轴心国占领地中海地区，把英国赶出近东。这样做将会对英国造成严重的后果，从而大大改善我们在欧洲南部的地位。但是，对英国来说，失去地中海地区和近东地区的阵地，如同失去法国这个盟国一样，受到的打击虽然是严重的，却还只是间接的。因为这对英国本土的安全和通向英国的生命攸关的海上交通线未构成直接的和致命的威胁。再则，要占领地中海地区仅靠意大利是不行的，只有在德国的支援下才有可能。在那里，也肯定需要投入德国的海军兵力。这支兵力只能从主要战区——大西洋战场抽调，尽管面对最强大的海军强国英国，我们本来就感到大西洋的兵力已十分不足。在制定地中海地区战略行动计划或向国家领导提出这方面的建议时，海军必须考虑到这些问题。
　　我认为，要迫使英国求和，只有采取第三种办法：就是袭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这对英国是直接的打击。英国的海上交通线与英国民族的命运休戚相关。英国要进行战争非依靠海上交通线不可。一旦海上交通线面临生死存亡的威胁，英国的政策必定会作出反应。对法战争的胜利，使我们取得了极有利的对英战略态势。当前，就是要千方百计地利用这一态势，将德国的整个作战战略转到从这一态势出发对英国进行海上战争，除了这一主要任务之外，没有什么比这更为迫切！
　　显而易见，消灭敌舰船必定是一个长期的作战任务。1940年英、美造船厂每月的造船吨位估计为20万总吨位。当然，再过几年这种能力肯定还会提高，但需要经过一个逐步发展和日臻完善的过程。此外，敌人对舰船吨位的需求量也会不断增加。因为英国任何一个扩大战争的行动，都需要相应的舰船吨位作后盾，所以我们的任务是要尽快地减少敌人的舰船吨位。其前提是，我们必须快速、大量地建造经济战中的主要兵器——潜艇。这就是我随时随地明确强调的观点。1940年10月，我8艘潜艇一举击沉了敌63艘舰船，共计352507总吨位。这对英国来说是一个严重的损失，它大大减少了英国舰船的总吨位。如前所述，我一贯认为要取得对英战争的决定性胜利，在作战区同时参战的潜艇就不能只有8艘，而是需要100艘。因此，从现在开始，必须千方百计地在“大西洋战役”中尽快投入强大的潜艇部队。众所周知，我过去和现在一直反复强调的这个观点并不是我一个人的想法。丘吉尔有一个观点象一根红线一样贯穿在他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中：他认为德国潜艇对英国来说是主要威胁，仅这一点就使他感到诚惶诚恐，并认为，如果德国人不惜为建造潜艇而孤注一掷，那就聪明了。详见附件5。
　　丘吉尔本人在战争中采取了相应的措施。他是反潜艇委员会的主要人物，同时又是“大西洋战役委员会”的主席，该委员会是为解决与大西洋战役有关的所有问题而专门成立的。战时内阁成员、各部部长、第一海务大臣、空军总参谋长和一批技术顾问均是该委员会的成员。见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64页。
　　就这样，大不列颠在首相的领导下集中了一切力量来对付潜艇的威胁。
　　然而，我们在这方面又做得怎样呢？即便在战争开始之后，也没有将各个有关的国家部门组成一个由国家首脑领导的统一的主管机关，否则的话，这个机关就能集中一切力量尽快地铸造潜艇部队这把利剑，以构成对英国的严重威胁。在潜艇建造方面，没有达到应该达到的水平。
　　看来我们对这场海战的认识是不足的。我们缺乏象英国国家和军队首脑以及英国公民那种对“大西洋战役”的清醒认识和理解。我们的目光较多地盯着陆上战役。有人认为，通过夺取陆上战役的胜利，我们同样也能战胜海军强国英国。令人遗憾的是，那些只注重陆上战争的德国的国家和军队首脑们，始终没有清楚地认识到：在大西洋战场，德国的少量潜艇担负着同英国进行决战的重任。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九章 潜艇部队的组织和战争第一年的潜艇建造
　　潜艇部队司令应具有哲那斯罗马神话中的两面神式的头脑。他既要看到大西洋的情况又要看到本国的情况。其中一个面孔要向着在远海活动的潜艇。他和他的作战参谋部在考虑问题和制定计划时，必须考虑到前线潜艇部队的战斗行动、所面临的威胁和艰苦的生活条件。必须随时传递潜艇部队的报告、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和指示。他与艇员们共享胜利的喜悦，共尝失败的苦果，为他们的命运而牵肠挂肚。当他在很长一段时间因得不到某艘潜艇的音讯而万分焦急时，如果突然得到了这艘潜艇的音讯，他立即会产生如释重负的感觉。一艘潜艇返航时，只有当他顺利地通过了敌潜艇潜伏区和布有水雷的近岸航道，终于平安地返回基地之后，潜艇部队司令才能放心。潜艇的每一次损失都是对潜艇部队领导一个沉重的打击。这种情绪往往要经过一段时间后才能消除，然后重新振作精神，鼓起勇气再干。
　　只要条件允许，我经常在艇员们返航后立即去看望他们。当他们带着消瘦、苍白和满脸胡须的面孔，系着因油污和海水浸蚀而变得污渍斑斑的革具指制服上的皮制腰带，肩带等疲倦不堪地出现在我的面前时，我的心会一下子本能地紧缩起来。我们觉得彼此之间是亲密无间的。在问候和交谈的同时我又以海军总司令的名义授予艇员们应有的荣誉称号。当然这首先要由艇长提议，然后我再加以考核，尽量做到公平合理，一视同仁。在潜艇部队的表彰工作中不存在文牍主义或官僚主义的问题。艇员在潜艇进港后，可佩戴在最近一战斗中获得的奖章回家休息几天，他的乡亲们也会为此而感到自豪。我认为，及时地给那些浴血奋战的前线官兵授予荣誉称号，将会在心理上对他们产生重要的作用。凡是官兵们应该得到的东西和能使他们高兴的事，我们都应该立即去做，否则的话，在下一次战斗中一旦死神夺去了他的生命，拥有授奖权的上级就会因没有行使这一权利而深感内疚，会觉得很对不起他。
　　潜艇部队司令的另一个面孔要向着国内，因为人们渴望得到的潜艇在国内建造，新潜艇艇员的训练和新服役潜艇的试航也在国内进行。
　　在简述潜艇训练任务之前，有必要先谈谈在最近一次战争中德国潜艇部队的组织情况。
　　在和平时期，训练是主要任务。这些任务应结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出的战术和战役任务在同一海区遂行。因此，这两个方面的计划可以在我的领导下由一个联合的作战和组织参谋部去制定。然而战争一爆发情况就不同了。对敌作战成了本人最重要的职责，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潜艇部队的指挥所必须设在最便于与作战潜艇和海军其它高级指挥机关联系的位置。但另一方面，新潜艇人员和新服役潜艇的训练只能在无敌人骚扰的波罗的海进行。战争爆发后，在改组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时，必须考虑上述情况。
　　潜艇部队的作战和训练这两项任务必须由统一的领导机构来组织实施；当时对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在国内对新潜艇和艇员的训练，必须坚决地按照今后作战的需要进行。为此，必须把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每天收集到的前线作战潜艇的经验教训、敌情的变化发展和敌方的防御情况，经过必要的整理之后，迅速地不断地转告国内的训练部门。要设法将这一训练原则尽快地落实到实际训练中去。为此，必须从前线抽调有经验的军官和士兵担任教员和训练员，在潜艇部队作战指挥机关和国内训练部门之间，有必要经常相互通报各种命令、信息和兵力调动情况。只有通过这种密切的合作才能使新潜艇做好必要的参战准备。也只有这样做，才完全有可能使潜艇避免因训练不足或不适应敌方的防御措施而造成不必要的损失。
　　由此可见，潜艇的作战指挥和训练始终应该在统一的领导下实施。
　　1938年，当时的海军中校冯·弗里德堡被调来协助潜艇部队指挥官工作。根据战前海军总司令部制定关于军官调动的长期计划，他将于1940年4月1日接替我担任潜艇部队指挥官。我本人则在预定的东亚之行结束之后，将于1940年10月1日率领一个由4艘刚服役的“希佩尔”型重型巡洋舰组成的大队作一次较长时间的环球旅行。但战争改变了这项计划。
　　弗里德堡是一个聪明而精力充沛的军官，他具有非同一般的组织能力。在他的海军生涯中经常被选派到重要岗位上任职。尽管他的军龄和年龄对适应潜艇生活都偏高，但我还是先让他当艇长，然后再到我的参谋部工作。与每一个来自水面舰艇部队的军官一样，在他全身心地投入工作之前，他需要用较长时间来适应潜艇部队的另一种生活。他曾对我说过，他参加了1938-1939年冬季举行的那次军事演习，当时我们在辽阔的大西洋采用了狼群战术，因此他终于相信了德国潜艇的重要作用。直至他1945年5月逝世，他一直是我忠实的战友和部属，用他自己的话说是潜艇部队的忠实“奴仆”。弗里德堡及其参谋部立下了卓著的功勋。
　　1939年9月17日，我派弗里德堡乘坐我的指挥舰“埃尔温·瓦斯纳”号从威廉港(那时我的潜艇部队指挥所就在该港附近)前往波罗的海。陪同前往的有我的参谋部中主管组织、技术和武器技术工作的负责人，其中有与我共事多年的亲密的同事机电长特德森海军中校。弗里德堡的任务是在波罗的海对新服役的潜艇和艇员进行训练，以及处理各种人员、技术和武器技术方面的问题。前线各潜艇支队有关这方面的问题也由他负责解决。
　　1939年10月17日，总司令部批准了这个组织。弗里德堡任潜艇部队的组织处处长，该组织处是一个独立机构，归我领导。随着潜艇部队的发展壮大，在尔后的几年中他的职务也不断变动，起初任“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后来成为“潜艇部队海军指挥将官”。以后，这个组织没有发生什么根本性的变化，该组织经受了考验，一直保留到战争结束。
　　年青的潜艇人员，不论其军衔级别如何，都要到弗里德堡的各潜艇教导总队里学习理论，然后到各总队附属的潜艇教练支队进行实际训练。未来的艇长要学习鱼雷射击课程，而对技术军官则按照对潜艇机电长的要求进行全面系统的培训。在军官训练结束后，已服役的那些潜艇还得进行一次彻底的试验性训练。在实际训练中，都是以狼群战术打击假设的尽可能近似真实的有强大兵力护航的敌运输队，作为训练的高潮而结束的。
　　在训练中，我们对潜艇尽量进行类似实战的下潜训练。该训练科目由前机电长汉斯·米勒上尉负责，他在这方面具有特殊的才能和丰富的经验。此外，还对潜艇进行各种干扰试验，如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的攻击，直到主机和升降舵在水下航行中完全失去作用为止。因此，新艇员都能满怀信心地参加他们的第1次战斗航行，因为他们即将遇到的战场情况和危险情况已在本土的训练中预先演练过。对于这些情况他们从思想上和实践上都已有了准备。
　　当弗里德堡同组织和技术方面的专业人员离别之际，正是我的作战参谋部与戈特领导的作战处合并之时。当时，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戈特海军少校任作战处处长，他后来晋升为海军少将。这个组织也经受了战争的考验，一直保持到战争结束。
　　我在法国西部海岸的指挥所里关注着国内的情况，因为我非常重视对未来潜艇战具有决定意义的问题，那就是迅速而大量地建造新潜艇。在第五章中已经指出，这项任务由海军总司令部新成立的潜艇局来执行。潜艇局在潜艇建造方面应重视潜艇部队司令提出的要求。
　　1939年9月8日，我在一份综合报告中再次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了上述要求潜艇部队指挥官1939年9月8日第482号机密文件，详见副本即附件6。。此外，我在报告中还重申了以前提出的关于建造3艘潜艇供应舰的要求。这些供应舰将用于海上为作战潜艇补充燃料和食品，以延长作战潜艇在作战海区停留的时间。我还向总司令部提议，继续建造在和平时期就已着手建造的火炮巡洋潜艇，但应减少火炮，加大活动半径，作为快速鱼雷潜艇使用。
　　1939年9月28日，希特勒到威廉港视察潜艇部队。我当着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大将的面提出以下几点看法：
　　“……
　　“4. 潜艇部队在通讯方面已取得了很大的进步。今天可以按计划将潜艇派遣到最遥远的海区去，并使之进行协同作战。这样我们就具备了集中使用潜艇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先决条件。敌护航运输队就会成为该海区所有潜艇的攻击点。1939年5月11-15日在比斯开湾举行的演习已经证明了这种作战方法的可实施性。
　　“5. 经过对与潜艇战有关的所有问题进行检验之后，我深信我们能给英国最薄弱之点以致命打击的有效武器仍然是潜艇。
　　“6. 只有拥有足够数量的潜艇，才能卓有成效地遂行潜艇战。为此至少需要300艘潜艇。就是说有必要建造300艘以上的潜艇，才能弥补因战斗损失和设备破坏而造成的数量不足。
　　“7. 以这些数量的潜艇为基础，我相信潜艇部队定能取得决定性的战果。”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9月28日战争日志。
　　我曾亲自对国家领导人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提过我对建造潜艇的要求。希特勒对我的要求没有表态。
　　1939年9月，海军总司令就舰艇建造一事命令如下：撤消战前制定的舰艇建造计划；新的舰艇建造计划包括下述几个紧急项目：
　　1. 按潜艇部队司令在建议中提出的型号建造新型潜艇；
　　2.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即“俾斯麦”号和“蒂尔皮茨”号战列舰、“欧根亲王”号和“赛德利茨”号巡洋舰以及“策佩林”号航空母舰；
　　3. 建造驱逐舰、鱼雷艇、探雷艇、扫雷艇和控制近岸水域所需要的拖网渔船，以及快艇。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作战处1939年9月10日第233号机密文件，1940年9月28日海军武器局和经济局第935号机密文件，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按照这个新的计划，每月要建成29艘潜艇。每艘潜艇从定货到交货的时间规定在1年7个月到2年半之间。海军总司令部海军设计局一处(ZB)1939年12月8日第1870号机密文件。这个期限未免太长了。按一般经验，一艘潜艇在交付前线使用之前还要经过三四个月的训练和试航。因此，在1941年下半年前，即在开战后近两年的时间里，我就不可能指望得到更多的供前线作战用的潜艇了。
　　实现海军总司令部这一新的舰艇建造计划的前提条件是，海军应使工业界认识到这项任务的紧迫性，应获得必需的工业原料和劳动力。1939年10月10日雷德尔海军元帅请求希特勒授予他这方面的一切权力。希特勒口头上同意他执行海军的建造计划，但没有授予他处理紧急问题的权力。海军总司令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了有关这个问题的书面的决定：国防军统帅部国防经济参谋部参谋长1939年10月23日第2630号机密文件。
　　1. 领袖同意海军下列建造计划：
　　a. 继续建造5艘大型军舰；
　　b. 限制轻型舰艇的建造；指前面提到的用于袭击近岸海域航线的小型作战舰艇和快艇。
　　c. 执行所建议的潜艇建造计划；
　　2. 鉴于戈林元帅拥有统辖各方面的广泛权力，领袖兼国防军最高司令认为，无需再为实施潜艇建造计划另授特权。
　　这项决定使海军在潜艇建造过程中得不到所需要的指示。海军总司令出于无奈，在1940年3月8日把潜艇建造计划中规定的每月造艇总数暂时降低到25艘。
　　尽管海军为了获得更大的工业生产能力而再三努力，但帝国元帅戈林和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始终没有应允。例如，海军用于生产军备的钢只占全国钢产量的5%还不到。而海军提出的增加用于建造潜艇的钢材分配额的要求却一直得不到满足。
　　1940年6月，海军总司令部不得不规定，原来暂时将每月潜艇建造数削减到25艘的计划将长期有效。
　　然而，连这样的建造计划无论是在每月的交货数量还是在建造时间方面也都是难以实现的。为了能在潜艇战中迅速投入强大的兵力，当然建造时间越短越好。海军总司令部各有关部门和潜艇部队领导不得不反复强调时间问题的重要性：
　　“……在当前潜艇的损失率还较小，敌防御措施(其中包括美国的商船建造，它要到1942年底-1943年初才能达到较大的规模)尚不完善的时候，我们唯一的也是最重要的办法是通过最快的途径使作战潜艇的数量达到最高水平。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今天所耽误的，即使今后再增产也是无法弥补的……”海战指挥部1941年战争日志，第UII2495号机密文件，第C4部分。
　　在1940年上半年，每月新潜艇的实际交货量只有2艘，下半年提高到6艘。1941年上半年每月只有13艘，而不是原计划的29艘或25艘，下半年才上升到平均每月20艘。
　　那时德国海军没有花大力气去组建一支强大的潜艇舰队，以发挥它们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战时我们在军备方面所犯的这一错误使英国人大得其利，他们对此也感到迷惑不解。
　　1945年7月我被囚在蒙多夫监狱时，一位英国海军军官给我一张英国海军部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况征询意见表。开头两个问题是：
　　1. 当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已对潜艇进行了全面试验，并深知潜艇的威力后，为什么却不竭尽全力建造潜艇？
　　2. 为什么拖延到战争爆发，直到放弃入侵英国的念头后还不加紧建造潜艇？证书号码：驻德英国海军总司令办公室，1945年7月20日，第3061号。
　　战争一爆发，英国人如何估计德国会大规模地迅速地建造潜艇，从丘吉尔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中可以看出这一点。他在叙述1939年9月的形势时说：
　　“显然，德国将大量建造潜艇，其数量当以百计，而且毫无疑问，无数的潜艇也正在造船架上，处于各种不同的建造阶段中。我们预料，在12个月或18个月内必然会发生大规模的潜艇战。”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文版第1卷，第392页。
　　在《海上战争》这部英国出版的关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的著作中，英国海军上校罗斯基尔就德国在战争的头几年潜艇建造数量不足一事评论如下：“德国发展潜艇的速度如此之慢，乃英国之大幸也。”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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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1940年11月至1941年12月) 贫困和四分五裂的一年
　　根据两次世界大战的情况，人们普遍认为，顾名思义潜艇多半是在水下航行，偶尔才上浮到水面，这才符合“水下艇”的真正含义。其实这种看法并不正确。直到1944年，无论外国的还是我国的潜艇，只有当必须保护自己或者在白天为了攻击时才下潜，而一般情况下总是浮在水面。因此，实质上它们是能下潜的水面舰只，即一种能通过下潜而不易被发现的舰只。潜艇之所以尽可能浮出水面，是因为它需要有尽可能广阔的视界，保持最大限度的机动能力，以便能根据攻击的需要而高速占领有利阵位。这些在水下是无法实现的，因为当时各型潜艇的水下速度最高不超过7节，而且只能在短时间内保持这种高速。潜艇要接近速度比自己快得多的敌水面舰船，并占领必要的攻击阵位，靠这样的速度是完全不行的。因此，在水下几乎是静止状态的潜艇其作用犹如一枚水雷，它只能盼望、等待着敌舰船意外地直接向它驶来。当然，在这种情况下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如果潜艇一直保持这样一种水下待机状态，那就犹如一只饿极了的野兽，趴在草丛中静候某个牺牲品偶尔落入它的利爪之中。潜艇采用这种办法是不能取得重大战果的。
　　在晴朗的天气里，当一艘潜艇在辽阔的海面上远远发现一艘敌舰船时，其首要任务是从水面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换言之，即占领敌航向正前方的阵位。由于鱼雷从发射到击中目标还得有一段时间，而在这段时间里，目标本身也在运动。在一般情况下，只有从前方阵位发射鱼雷才能击中目标。如果从敌舰船后面发射鱼雷，鱼雷就要追逐运动的目标，在大多数情况下往往是追赶不上的，鱼雷到了其航程终点时就自行停止前进而沉入海底。
　　由于这些原因，1935年以来德国潜艇部队的训练指导思想和基本战术原则都是强调机动地使用潜艇。新的集群战术是一种非常灵活机动的战术。这种战术充分地利用了潜艇现有的速度，使潜艇可以连续几小时甚至几天去接近所发现的敌舰船，并且可以把多艘潜艇配置成巡逻幕或侦察幕向目标逐渐接近或与敌保持接触，有时则可进行夜间协同攻击。
　　由此看来，潜艇的水面机动是其作战成功的前提。但潜艇能否长时间地在水面机动行动，这是我从1936年以来甚为担忧的问题。潜艇水面机动的主要威胁来自飞机，因为飞机可迫使潜艇下潜，使它静止不动。因而我希望能提高潜艇的水下速度，但在组建新潜艇部队的那些年中我的这一愿望始终没有实现。潜艇仍然缺少合适的水下推进器。天才的工程师瓦尔特在1936年拿出了设计方案，他使用一种过氧化氢的主机提高了潜艇的水下航速。当时我和特德森海军少校异常兴奋地拿起设计方案跑到海军总司令部那里请求对瓦尔特的重大发明给予有力的支持。对瓦尔特的发明情况，留待后面再加以叙述。在这里，在叙述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战况之前，我先要强调一下潜艇机动的重要性问题。当时各种型号的潜艇只在水面才有较好的机动能力。
　　第八章已叙述了1940年10月底以前大西洋战役的情况。现在我们接着将大西洋战役的情况提纲挈领地介绍到1941年12月为止。
　　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里，有两间名叫“情况研究室”的房间，潜艇的作战计划就是由我的参谋部在这里拟定的。这里每天举行情况报告会，并对潜艇战作出决策。墙上挂着我们所需用的海图。海图上用针或小旗标出潜艇的位置和我们所掌握的敌情数据，例如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及其航线或敌防御兵力的活动范围和作战半径等。另外，我们还通过图解注记对海图加以补充。这些图解注记主要说明不同于指挥所所在地区的战区(特别是大西洋西北部)的时差、海流、潮汐、冰和雾的情况以及每天的气象、作战潜艇的续航力，港内潜艇的出厂和离港日期等事项。面对一个直径1米多的地球仪，使我们有亲临大西洋之感；它为我们精确地测量较远的距离提供了方便。从海图上我们只能获得近似的数据，因为地球曲面对利用海图测量较远的距离会产生不利的影响。
　　除了“情况研究室”外，我们还有所谓的“博物馆”。“博物馆”的墙上挂有各种图表，上面标绘了被击沉的舰船，潜艇的损失和护航运输队的活动等情况。为了便于分析，在战况图上，首先形象地标上我方作战的效果。潜艇的战果，即每个舰日击沉敌舰船的平均数，是用曲线表示的。被击沉敌舰船的总登记吨位只能根据潜艇的报告来计算。经验证明，这些报告虽然难免有些夸大，尤其是在报告夜间的击沉数时更是如此，但是曲线还是相当准确地显示了潜艇每月战果的升降情况。我特别重视经常观察这些下降或上升的曲线。就象病人的体温曲线可给医生提供病人的健康状况一样，上述曲线也可使潜艇部队领导掌握敌区近期的形势，是向有利于我的方面发展还是向不利于我的方面发展。不过，这种曲线对战场瞬间的战况变化(是成功，还是失败)似乎还无法表示。
　　通过对图表曲线的分析，我们发现，虽然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的这几个月中潜艇的作战效果仍处于高峰状态，但与前几个月相比却有所下降，因此必须找出其原因。
　　原因之一是天公不作美。那一年强劲而持久的暴风席卷着整个大西洋，视界受到很大的限制。艇员们说他们是在海上艰苦条件下进行“操作”的，因为潜艇在风浪的颠簸下难以实施攻击。在这种气象条件下，汹涌澎湃的波涛往往淹没了潜艇的指挥塔。舰桥上的瞭望哨——1名军官、3名士官和兵，必须用皮带互相捆绑在一起，以免怒吼的浪涛和来势凶猛的漩涡把他们从舰桥上掀进波涛翻滚的汪洋大海。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作战，艇员们真正体验到了咆啸的大西洋的巨大威力。
　　每当我在指挥所接到潜艇发来的“天气恶劣，难以实施攻击”的电报时，由于担心海外的潜艇，我的情绪就会变得很坏。我一直在反复考虑这样一个问题，把潜艇转移到天气较好的海区，这样情况是否会好一些。但是，我每一次都否定了这一想法。我在1940年12月13日的战争日志中作了如下记载：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3日战争日志。
　　“虽然北部海区天气不好，但由于那里航运频繁，在单位时间内击沉的商船仍然多于南部海区。因为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对战争结局具有重要意义，所以我仍然坚持把重点放在大西洋的北部海区。”
　　当时我认为尽管北部海区的条件不如南部海区，但潜艇的战果会大于南部。我的这个看法当时纯粹是出于估计，并无事实证据。直到1941年5、6月才得到这样一个证据。当时，由于其它原因(后面将谈到)，我们把一些潜艇派到大西洋中部海区作战，在几次战斗中潜艇取得了一定的战果。尽管如此，在那段较长时间的战斗中潜艇每天击沉敌舰船的平均吨位数，还不如它们在1940年11月到1941年1月天气恶劣的几个月中在英国西部战区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
　　除了天气情况外，从1940年11月开始潜艇击沉敌舰船数量下降的另一个原因是：英国对“西部航道”(英国人把英国以西到西经15度的海区称为西部航道)的警戒有所加强。由于这一海区对潜艇进行机动作战相当重要，所以英国还派遣飞机对这一海区实施警戒。丘吉尔决定，优先满足海军部关于空军派飞机参加大西洋反潜战的要求。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360-361页。鉴于敌方的警戒不断加强，艇长们根据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有关命令，决定将潜艇作战区继续向西转移，一直延伸到广阔的大西洋。潜艇部队不愿意也不应该静止不动。由于上述一些战术原因，潜艇必须保持水面机动能力。直到1940年10月，潜艇的作战重点还在西经10度至15度之间，但到1940年11月则西移到西经15度以西的海区了。这样一来，海域更为广阔，潜艇发现护航运输队也就更困难了。因此，潜艇与敌接触的机会就必然减少，与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次数也就随之减少。如果说1940年10月取得战果的原因是成功地采用了狼群战术的话，那么随着使用这种战术的可能性的减少，潜艇的作战效果势必会降低、
　　因此搜索护航运输队的问题必须解决。进行海战应采用的一个理所当然的办法就是通过大范围的空中侦察来支援海上的潜艇部队。但是，德国在整个海上战争过程中都没有调动飞机来配合潜艇作战，这是一大错误。后来，我在1943年对希特勒说：“在编写历史时，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海上战争会有不同评述，因为他们都是从本国的立场、观点出发来看这场战争的。但有一点他们的看法必然是一致的：那就是德国在20世纪这个飞机世纪里进行海上战争时却没有自己的空中侦察兵力和航空兵配合作战，就好象根本没有飞机存在一样，这简直是不可思议的。”
　　在这个方面，我必须对海军航空兵的必要性问题和战时飞机与潜艇协同作战的尝试作特别详细的叙述。
　　在一个战区的所有兵力均应统一使用，这是战时的一个基本要求，各种兵力之间的协同越密切，集中指挥的必要性就越大。数百年来的战争史证明，侦察是作战行动的组成部分，必须将侦察兵力使用于需要它的地点和时间，这是毋庸置疑的。为了便于协同执行任务，侦察部队和战斗部队都同样必须掌握己方的战术和作战方法，它们在军事上必须使用“共同的语言”和同样的通信工具，这是尽人皆知的道理。因此，在和平时期就按同样的原则对他们进行教育和训练是有必要的。这对于进行海上战争尤为重要。海上战争是在海洋上进行的，一望无际的海洋对于居住在陆地上的人来说自然是陌生的，海上战争有其本身的规律。要掌握这些规律同样需要经过长期的训练和积累经验。
　　鉴于这些原因，从空中实施的海上战争应同在水面和水下进行的海上战争一样，必须由海军统一指挥。为此所需要的兵力在组织上和训练上均应统一归海军领导。
　　然而戈林将军对此表示反对。自从1933年开始组建新的德国空军以来，他一直坚持下述观点：“凡是天上飞的均属我管。”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在1933-1939年期间曾三番五次进行交涉，希望国家领导同意海军拥有自己的必要的航空兵力量。但是未能如愿。1939年1月27日，海军总司令和空军总司令有关这个问题的谈判最后以戈林的胜利而告终。谈判达成的协议书规定，空军也参加海上战争。海军在实施舰队联合作战时，可得到配属的只供侦察和战术空战用的飞机。这支海上航空兵部队的建设、部署、隶属关系和训练都由空军决定。见埃里希·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5章。
　　这个决定在和平时期对我这个潜艇部队指挥官来说有着深远的意义。要经常进行潜艇与飞机之间协同作战已无可能。只有在进行较大规模的潜艇部队演习时我才能向前海军军官、现任海军航空兵主任的盖斯勒少将提出派几个海军航空兵中队参加演习的要求。我指挥的这些演习，其范围从德国的北海海域向北延伸，直到“远程水上侦察机”DO-18型远程水上侦察机，最大航程约2600公里，飞行时间约16小时。的极限航程为止。这些飞机最远可到达设得兰群岛上空。我认为带有空中侦察科目的联合演习的范围要尽量扩大，因为这样可以适应战时可能出现的各种需求。在长时间的飞行中，飞机在空中因受到诸如气流这样一些因素的影响，会发生飞行误差，这种误差会使飞机报告的目标位置和侦察结果很不准确。例如，在一次演习中，两架担任侦察任务的飞机在飞行几小时后报告在北海北部海区发现了同样的目标，但它们所报告的目标位置却在两个不同的方位上，这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感到不知所措，弄不清到底是两个护航运输队呢(按一般情况，可能性不大)，还是同一个护航运输队？报告的两个位置究竟哪一个准确？或者两个都错？在这种情况下该把潜艇派往哪里？
　　因此，有效的侦察要求对飞机进行准确的导航，把目标位置报告错了就可能对部队指挥官定下决心产生致命的影响，要取得整个作战的胜利就会大成问题。
　　参加这种联合演习对于飞行员来说也是难得的机会，因此他们在演习中都能聚精会神，全力以赴。出于演习的需要，他们往往要飞很远的距离，以至出现燃料几乎耗尽的现象。很可惜，由于海军航空兵需执行其它任务，而且又不属于海军领导，所以这种方式的演习在和平时期进行得太少了。当时协同训练不足的缺陷虽有所暴露，但要完全认识和消除这些缺点是不可能的，需要经过大量的训练和试验才能得到补救。
　　在战争开始时，潜艇部队和德国空军之间是无法协同作战的，因为那时就连作战半径最大的飞机也无法从德国的空军基地飞到位于英国以西的潜艇作战区去。
　　在德军占领了法国北部地区，并将空军机场转移到大西洋沿岸之后，海战指挥部于1940年6月8日要求通过空中侦察来支援潜艇部队在大西洋的作战行动。海战指挥部在请示报告中写道：
　　“……飞机可以从新占领的法国西北部的作战基地起飞实施空中侦察，以查明敌护航运输队的航向以及敌在爱尔兰南部和西南部甚至更远的西部及北部的兵力部署。
　　“在侦察航空兵与潜艇部队的协同作战中，飞机的任务是搜索敌护航运输队及其它一些有价值的攻击目标，并与其保持接触，即使因夜暗而失去接触，也要在第2天一早恢复……”
　　但是，要执行上述任务靠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够的。由于缺少合适的远程飞机，或因数量不足——有时一架飞机在昼间只能出动一次，而且只能到达爱尔兰西南部的海区——致使1940年7月到12月间的空潜协同作战一次都没有取得成功。尽管海战指挥部作了很大的努力，但前线的实际情况仍然很糟糕，具体情况可从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
　　“10月1日，在作战区(罗卡尔海滩)的北部、东北部、南部、东南部和西部都需要空军实施侦察，尽管我竭力争取，但空军仍没有派遣这方面的力量……
　　“12月9日，第406机群(主要是BV-138型侦察机)担任空中侦察任务，因这种型号飞机技术方面的故障，必须中断很长一段时间(预计2个月时间)……
　　“12月14日，到目前为止下述部队零打碎敲地采取了一些协同行动：
　　1. 驻布雷斯特的第406岸基航空兵群。它在战术作战方面归西线海军集群指挥。该群的BV-138型远程飞机因技术故障被停止飞行2个月。
　　2. 驻法国波尔多的第40水平轰炸机联队。全文为Kampfgeschwader 40。它与潜艇部队无隶属关系，全靠个人联系进行协同作战。所使用的是FW-200型飞机。目前，昼间通常只出动一架飞机。
　　3. 第5航空队。听召唤出动，到指定的空域实施侦察。但到目前为止只进行过一次空中侦察。最近几天曾再次要求派飞机实施空中侦察，因兵力不足而遭拒绝。”
　　我们占领大西洋海岸已5个月了，但潜艇部队尚未得到空中侦察兵力的足够支援，也未能根据作战的需要由潜艇部队领导来指挥空中侦察部队遂行任务。
　　因此，1940年12月14日，我再次向海战指挥部全面地重申了我的愿望：
　　“……战争已经证明，用多艘潜艇袭击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潜艇战术是正确的，是可以取得重大战果的。但是，在任何情况下，单独一艘潜艇与护航运输队发生首次接触，那都是很偶然的巧合。只有当护航运输队从这艘潜艇附近经过时才有这种可能。如果潜艇没有遇上护航运输队，那末就得在海上白白地等待数天。由于缺乏为潜艇担任侦察的必要兵力，潜艇就可能失去与敌人接触的机会。”
　　潜艇部队司令知道，海战指挥部长期以来一直要求空军司令部派遣飞机担任相应的侦察任务。潜艇部队司令对空潜协同作战的观点如下：
　　A. 潜艇是一种很不理想的侦察工具。潜艇的观察高度很低。它的航速太慢，难以在短时间内查明较大海区的情况。潜艇的数量满足不了这方面的需要，话又说回来，假若真的把潜艇用于这方面，那就意味着浪费潜艇的战斗力。如果潜艇不采用一连数周的守株待兔的做法，而是根据预先的空中侦察情况有针对性地直接进入猎物必将经过的区域，那么潜艇就会取得更大的战果。每一种兵器都有自己的侦察工具，唯独潜艇没有。
　　B. 通过远距离的空中侦察，空军可以把敌人的行踪告诉我们。空军可通过这种手段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侦察结果，以利于合理地部署潜艇部队。
　　C. 此外，为了支援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空军还可采用下述办法：对部署有己方潜艇的海区尽可能周密的侦察，随时报告有价值的目标。这样，凡是在潜艇活动范围以内的敌舰船都无法逃脱潜艇的攻击，而且凡是要通过潜艇观察区的敌舰船也都几乎无法避免不被潜艇察觉。
　　D. 空潜协同并非只限于侦察方面。白天，飞机可与目标保持接触，直到潜艇赶到，或者用无线电信号把潜艇引向目标。一旦失去接触，飞机可在次日凌晨重新与目标恢复接触。因此，这是在统一的作战行动中的最密切的战术协同。
　　E. 飞机在执行上述任务时绝不妨碍它自己对海上交通线的袭击。当这些飞机攻击、击沉或击伤敌舰船时，敌人会惊恐万状，四处逃窜，这对潜艇是很有利的。凡是有潜艇潜伏的海区也是飞机空袭成效最大的海区，因为潜艇往往配置在航运的辐辏之地。即使潜艇就在附近也不会使飞机的空袭受到限制。对飞机唯一的约束就是不能袭击潜艇。根据以往的经验，飞机往往会把敌我潜艇搞错，因此，即使飞机已判明前面是敌潜艇，也得严格遵守这个规定。
　　F. 象这种形式的协同作战最好事先直接与空军有关部队进行协商。为了使协同作战能取得成效和扩大战果，应注意下列两点：
　　1. 参加协同作战的兵力必须数量充足；
　　2. 指挥权限和隶属关系必须明确。
　　侦察计划必须由需要侦察支援的一方来制订。发现敌护航运输队后的其它协同作战行动，如飞机与敌保持接触，飞机在昼间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以及任务和目标的确定等，在不干涉空军飞行中队战术指挥的情况下，由主要担负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任务的一方来组织。也就是说，飞机侦察的区域、参战的飞机数量和兵力的配置等都应由潜艇部队司令来决定，以保证真正统一而有效地进行作战……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4日战争日志。
　　1941年1月2日，我在柏林向雷德尔海军元帅汇报了这个问题。他让我当天去见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便让我亲自向他说明目前潜艇战难乎为继的局面和我在这方面的要求。事情很清楚，我必须说服他。我要求每天派12架航程最大的“神鹰”式飞机进行日常侦察。驻波尔多的第40轰炸机联队已装备了一些这种型式的样机。
　　我与约德尔交谈的结果，促使希特勒在1941年1月7日过问由帝国元帅戈林主管的空军事务，并将第40轰炸机联队归我指挥。当我得到这个消息后，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这个命令的下达，使潜艇战向前迈进了关键性的一大步。虽然已迈进了第一步，但由于目前的飞机数量有限，大量的技术问题有待于解决，因此它的作用还不可能是很大的。但我相信，按照这个方向走下去，协同作战必定会大见成效。”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月7日战争日志。
　　希特勒作出了上述决定时没有征求戈林的意见，当时帝国元帅正在休假。他是不同意把一部分空军兵力给海军指挥的。1941年2月7日，戈林的指挥列车在法国我的指挥所附近停车。他邀请我到他那儿去。这天是我第一次见到他。谈话中他想让我同意撤消领袖的上述命令。我生气地拒绝了。谈话结束后他请我用餐，我婉言谢绝。就这样我们不欢而散。
　　于是，戈林就把第40轰炸机联队交给一位前海军军官哈林豪森中校指挥。他具有非凡的精力和胆略。他的联队在他的领导下发挥了很好的作用。
　　第40轰炸机联队的“神鹰”飞机是FW-200运输机改装的。这种改装在当时只不过是权宜之计而已。
　　空军总参谋长韦威尔将军在1935年就已经正确地认识到，进行一场大规模的战略空战需要一种装备4部发动机的轰炸机。1936年，第一批DO-19和JU-89型远程试验飞机问世。1936年韦威尔将军不幸与世长辞，为适应战略空战而建造其它远程飞机的设想也就作罢。在空军的计划中，“战术”使用已处于突出地位。这样就导致采用俯冲轰炸机。为了能满足俯冲轰炸的需要，就新设计了一种装有4部发动机的He-177型远程轰炸机，并在1938年已开始订货。因此，该机在设计上就存在缺点。这种设计方面的缺点到战时才得到克服。但是，这种飞机在后来的发展过程中因新出现的缺点未能得到克服而被淘汰。
　　因此，在战争开始时，我们没有远程作战飞机。为了弥补战略空战方面的重大缺陷，于是就把现有运输机改装成作战飞机。可是这种飞机的飞行性能远不如民用飞机，在当时无可奈何的困境下只好将就使用。
　　当最后一次空潜协同作战(后面还要谈到)于1941年年底结束时，这种临时应急的飞机因作战半径小已不能适应日益发展的大西洋战役的需要。这样一来，我们仍然缺乏一种经过长期设计的，性能良好的远程作战飞机。这个缺陷是我们在空战方面最终失败的主要原因，也给潜艇战中的空中侦察带来了非常不利的后果。
　　第40轰炸机联队归哈林豪森指挥后，就开始配合潜艇部队的作战行动实施空中侦察。每天平均有2架“神鹰”式飞机被派往英国西部海区巡逻。它们从法国西部机场起飞，其作战半径只能到北海峡(爱尔兰以北)以西和西北部的重要海区，在返航时则要横越英国，在挪威西海岸的斯塔万格降落。但是，不能经常如此，因为挪威海岸地带经常是低云密布。第40轰炸机联队在遂行大西洋侦察任务时曾想方设法用携带副油箱的办法来扩大FW-200飞机的作战半径。
　　1941年1月，我们已两次把潜艇派往侦察机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美国西部海区。但两次都没有成功。其原因是为了第二天与护航运输队恢复接触而派出去的唯一的一架飞机没有找到目标。航程如此之远，搜索区又如此之广，与敌失去接触是不足为奇的。因此，有必要用数架飞机进行大范围搜索，形成一个宽搜索带。这样，重新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概率就大得多，尔后才有可能组织已接近护航运输队的潜艇实施攻击。
　　在以后的几个月里，我们进行的尝试都取得了成功。有一次，一艘潜艇意外地位于飞机所发现的敌护航运输队的附近，根据飞机的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在当天就找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然而，这种协同作战通常却是这样进行的：担负日常侦察任务的1架或2架飞机，因作战半径有限，只能一刻不停地往返飞行于通往主要航运区即北海峡以西潜艇作战区的航线上，没有时间在目标海域上空停留，因此，即使发现护航运输队后也没有时间把潜艇引向目标，使其与目标保持接触。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通常只能收到飞机关于发现敌护航运输队的报告，而并不知道护航运输队准确的航向，以致经常把与目标相距很远的潜艇派往那里。在这种情况下，就有必要让飞机在第二天重新发现护航运输队，并报告其具体位置，以便把较近的潜艇派往那里。
　　此外，我们还发现飞机报告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很不准确，有时误差达80海里。在远程夜间飞行中，飞机常常会偏离航线。如1941年2月至3月初，尽管出动了可供使用的所有潜艇，但两次作战都完全失败。因为虽然有了宽搜索带，但潜艇根据飞机报告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仍然找不到目标。
　　我们对作战半径有限的数量不多的几架FW-200型飞机的侦察方法也是逐步知道的。这些飞机一般是在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时才报告目标情况，因此，根据飞机的这一次报告就派潜艇的做法是很不可靠的。于是，在英国西北部的主要作战海区，我们不得不放弃直接协同作战方式。但每天仍派1至2架飞机在该海区进行一般的侦察还是有必要的。它们至少还能把海上航运密度告诉我们。了解海上航运密度，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但在主要作战海区配置潜艇部队时，必须考虑到潜艇部队应依靠自己的力量去搜索敌护航运输队。
　　相反，在西班牙以西海区却可直接进行空潜协同作战，因为这一海区离比斯开湾海岸我方飞机场较近。这一海区是多数来自直布罗陀和少数来自西非的护航运输队驶往英国的必经之地。但这种与空军的直接协同作战在1941年春只得向后推延，因为FW-200型飞机的数量太少，必须等到第40轰炸机联队有较多数量的飞机可供使用时才能实施。
　　在这期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研究出了一种能使飞机在报告目标位置时避免差错的方法。这种方法是，飞机发现护航运输队时先不报告位置，而是先用短波发出“我将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的短密码信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立即把该信号转发给潜艇，使潜艇作好用长波接收飞机信号的准备。然后，在护航运输队附近上空的飞机再用长波给潜艇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潜艇再用短波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报告它们根据罗盘测得的目标方位和它们自身的位置。我就立即在指挥所的海图上用定向线标绘出各个潜艇的方位，根据这些定向线的交叉点，可以相当准确地知道敌护航运输队和我方飞机的位置。然后，我们再把用这个简单办法找到的目标位置转告各潜艇，以便它们向目标遂行作战行动。
　　事实证明这种方法是可行的。采用这种方法测出的护航运输队的位置是可靠的。采用这种新的方法初看起来有些费时，但是很有必要。因为飞机发送的关于护航运输队位置的无线电报告经常有很大的误差，如果没有上述措施，仅根据飞机报告的位置去作战，必定会遭到失败。
　　1941年7月，我们用这种方法在西班牙以西海域再次与空军组织了一次有效的协同作战。被攻击的是来自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这些护航运输队的船只同来自西大西洋海区的护航运输队的船只相比，船体较小，因而造价也较低。尽管如此，但由于第40轰炸机联队不断地、往往是连续数日将潜艇引向目标，再加上FW-200飞机对商船的轰炸攻击，这次协同作战还是取得了很大战果。
　　在西班牙以西的同一海域。我们还进行过一次有飞机、水面舰艇和潜艇参加的协同作战。在这次作战中，它们轮番地发挥了各自的作用。现将这次有其自己特色的协同作战行动简述如下：
　　单独驶往大西洋中部海区的U-37号潜艇，在驶到西班牙海岸的文森茨角以西海区时，发现了一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因在该海区没有其它潜艇，所以无法组织其它潜艇实施协同作战。但这支护航运输队正好位于波尔多机场的德国飞机的作战半径之内，因此我命令U-37号潜艇采取攻击行动，与敌保持接触，并用长波把敌护航运输队的方位告知空军。飞机在150海里的距离上就收到了潜艇发出的信号，于是它们继续飞行，一直飞至其作战半径的极限。飞机找到了护航运输队，用炸弹进行了袭击，空袭取得了成功。U-37号艇自己也击沉了4艘商船，这时，“希佩尔”号巡洋舰正好从布雷斯特港又译布勒斯特港突入大西洋到达护航运输队附近。U-37号艇接到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命令：在攻击之后继续留在护航运输队附近，给“希佩尔”号发送无线电测向信号。“希佩尔”号根据潜艇发送的信号击沉了护航运输队中一艘掉队的商船。
　　这就是空军、潜艇和水面舰只在大西洋实施的唯一的一次协同作战。
　　从上述与空军的协同作战中可以看出，在我们发现协同作战方面的缺陷以及找到克服的办法之前，我们曾在战争中错过了多少良机，付出了多少代价。
　　如果我们在和平时期就通过统一指挥和统一训练来认识协同作战的必要性和发现不足之处，及时设法补救，并装备重要的远程飞机的话，我们将少走很多弯路，避免很多不必要的损失。
　　直到1941年夏，我们仍然没有解决如何在北大西洋这一主要作战海区搜索护航运输队这一重要课题。为了搜索护航运输队，我们把潜艇的作战区西移到格陵兰以南海区，北移到冰岛以南海区，东移到爱尔兰西北海区。但这样做仍不能解决问题，潜艇除了偶尔几次与护航运输队交锋外，经常无效地停留在海上，找不到敌人。当然这就降低了潜艇击沉敌舰船的效率。如何改变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反复地进行了研究。问题很清楚，主要原因是在辽阔的大西洋缺少众多的“耳目”——潜艇。但是，潜艇部队难以发现护航运输队的踪迹是否还有其它原因呢？例如，敌人有没有可能在发现我方潜艇之后绕道航行呢？
　　战前，我们开始进行狼群战术训练时就考虑过敌人可能会利用潜艇的无线电通信而测出潜艇位置的问题。因此，开战以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十分注意在我方进行无线电通信时敌方发出的每一个测向信号和敌方采取的相应的防御措施。战争的头几个月，从我们所掌握的敌人测向准确程度来看，并没有什么使我们感到特别忧虑的事情。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在掌握了检查的方法后我们发现，测向的误差与离敌海岸的距离有关。例如，在离敌岸300海里的距离上，误差平均为60-80海里，有时还要更大些。据我们所知，测向误差最小的是30海里，其位置在法国西部海岸附近。在600海里的距离上测向的最大误差为320海里……”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月23日战争日志。
　　显然，随着时间的推移，英国人定会扩建测向网，以期取得较好的效果。从设得兰群岛到兰兹角的英国西南角的测向基地在位置和长度上已为他们向西测向提供了优越的条件。随着冰岛、格陵兰和纽芬兰的新测向站的启用，英国就有可能设立一个覆盖整个北大西洋的测向网。因此我们必须估计到，敌人将会截获和测出潜艇的每一个无线电信号，然后根据这个信号确定潜艇的位置。从这个意义上讲，潜艇每发送一次无线电信号就是一次不祥的征兆。所以在发送信号之前必须考虑它能给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带来多大的好处，然后再作出相应的决定，是发还是不发。当然要潜艇完全不发送无线电信号是不可能的，但应尽量地加以限制。在敌护航运输队比较集中，潜艇的袭击有较大的成功把握时，使用无线电通信是潜艇部队获胜的一个重要条件。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试图通过训练和下达命令的方式来使潜艇艇长能对无线电通信的利和弊作出最佳的判断。在通信命令中，规定了潜艇艇长应遵循的基本原则：
　　“在攻击海区：只在有重要的战术情况需要报告时，或者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潜艇要报告情况时，或者潜艇的位置反正已被敌发现时，潜艇才能发送无线电报。
　　在往返途中：按上一条原则行事。偶尔可发送不重要的电报，必须注意的是，不能因发报而暴露已在发报海区或将驶往该海区的其它潜艇。
　　在技术方面：经常变换波段(频道)；增加通信网络，严守发报纪律，以增加敌人测向的困难。”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6月9日第243号作战命令。
　　敌方对潜艇的无线电通信是否作出了反应，作出了多大的反应？对此，虽然经过周密的分析，但仍没有把握判定。从敌人对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作过几次重大改变的情况来看，似乎有所反应。但有时也出现过这样的情况，尽管潜艇在某一海区发送无线电报，甚至击沉过商船，并与护航运输队直接发生战斗，但敌人仍让单艘船只或护航运输队再次驶入同一海区。
　　根据上述经验，我不赞同下述建议：故意让潜艇发送无线电报，使敌舰船避开这些海区，而驶往表面上看来平安无事，实际上却潜伏着保持无线电静默的潜艇的海区去。对此，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用无线电通信真真假假地诱骗敌人的方法在理论上是很容易理解的，但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却很复杂。在深入而全面地考虑这个问题并从中作出结论时，应结合敌人的情况加以考虑(如敌方是怎么想的，我方是怎么想的，因此我认为应该……)，事实上我们很难得出符合客观的判断。另外，在某些情况下敌方测位的差错还会使我方的无线电欺骗恰好起到弄巧成拙的作用……”
　　不过，有时我也尝试进行无线电欺骗。例如，1941年6月29日，一批正在返航的潜艇按我的命令在爱尔兰西南部海区发送无线电报，企图阻止在爱尔兰以西300海里处发现的一支护航运输队南进。但此计未见成效。
　　在研究解决为什么难以捕捉敌护航运输队这个问题时，我还得再次重申增加“耳目”的要求。不言而喻，敌人可以在从亚速尔群岛到格陵兰和冰岛的广阔的北大西洋海面上任意选择护航运输队的航线。由于占领了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海空基地，以及美国对从北大西洋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见第11章。提供了日益有效的援助，这就为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创造了优越的条件。
　　由此可见，这个问题只有通过增加潜艇的数量才能解决。因此我想在此说明一下，在1941年，哪些措施和事件导致了我方在北大西洋海区潜艇数量的增加或减少。
　　1940年7月24日，意大利海军提议派遣大批潜艇在德国的指挥下参加大西洋战役。鉴于我方潜艇数量欠缺，经请示海战指挥部后我欣然接受了这个建议。7月25日，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给意大利海军指挥部回电，对此建议表示同意。
　　此后不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帕罗纳海军上将光临我处。他那机灵而富有特色的性格很快就赢得了我的好感。他表示愿意竭诚地与我合作。我们之间很快就建立了信任感。我们商定如下：
　　1. 总的作战指挥、整个行动的控制，战区的划分和协同作战样式的确定均由德国潜艇部队司令负责。
　　2. 在这个统一的高级指挥部内，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有很大的自主权和职权。意大利潜艇部队不应只有受意大利人指挥的这种感觉，而且事实上也应如此。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1月5日战争日志。
　　此外，我们还商定了另外一些措施，如让意大利潜艇艇长乘德国潜艇去远航，在我们的波罗的海潜艇训练支队受训等，以便意大利人熟悉和了解大西洋的情况以及我们的潜艇机动战术。
　　意大利把波尔多港作为大西洋沿岸的潜艇基地。为便于我们之间的密切合作，帕罗纳海军上将把意大利海军军官塞斯蒂尼派到我的参谋部，除了这位优秀、能干的军官外，帕罗纳上将没有更理想的人选了。我把曾当过艇长和支队长的勒辛海军少校派往帕罗纳的参谋部。
　　为了熟悉大西洋的情况，意大利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后即驶往亚速尔群岛海区。尔后有27艘潜艇从亚速尔群岛海区出发，先后到达它们的新基地——波尔多港。当时我到基地看望了他们。这些官兵在我的脑海里留下了很好的印象。毫无疑问，他们也象德国的潜艇艇员一样是经过专门挑选的。但我很快发觉，他们要参加大西洋战争还有许多东西要学。我和帕罗纳上将都认为，当务之急是要尽快地弥补训练上的这种缺陷。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在君士坦丁堡曾亲眼见到德国陆军元帅科尔马·冯·德尔·戈尔茨男爵是如何受到土耳其士兵和人民无限尊敬和信赖的。从他身上我学到了东西，即在与盟国打交道时，要特别尊重一个国家及其军人本身认为应具备的特点。他们的作风、思想方法和教育方式都与我们不同，因而他们的性格特点和能力也就不一样，有好有差，有强有弱。所以在与盟国交往中必须毫无偏见、谦虚礼让和注意分寸。德国潜艇部队与意大利人进行合作时就是遵循这个原则的。在我的战争日志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5日战争日志。中明确地记载了为意大利艇员授课的原则：“要采取循循善诱的方法使他们自觉自愿地接受我们的经验，以弥补他们的不足，而不应采取生硬莽撞的做法。”
　　意大利潜艇部队经过首次对亚速尔群岛海区适应性试航后，于10月初开始与德国潜艇一起在北海峡以西的主要航运区活动。我把意大利潜艇部署在德国潜艇活动区的西面和西南面，因为那一带英国的空中警戒兵力薄弱。但愿他们在那里对侦察行动有所帮助，以实现我多年来梦寐以求的“增加耳目”的愿望。
　　但是，在1940年10-11月的8个星期中意大利潜艇部队的活动使我大失所望。意大利潜艇没有一次能引导德国潜艇去截击敌人，他们对敌情的报告不是不准确，就是太迟了，使我们既不能对敌发动攻击，又不能与敌保持接触。当德国潜艇发现了敌人的行踪，与敌保持接触并引导其它潜艇围而攻之时，意大利潜艇却不能及时赶到参加协同攻击。
　　从下列对比中可以看出德、意潜艇战绩的差别之大：1940年10月10日至11月30日意大利潜艇在同一作战区的出航日为243天，在这期间它们击沉一艘4866吨位的商船，平均每天的击沉率为20吨位。在同一时期和同一海区德国潜艇的出航日为378天，共击沉商船80艘，达435189总吨位，平均每天的击沉率为1115总吨位。击沉的商船数是根据英国今天的公开资料，由国防研究协会的于尔根·罗韦尔博士计算的。
　　意大利潜艇的作战效率如此低下的原因在哪里呢？后经证实，意大利潜艇部队在战前只按陈旧的潜艇战传统观点进行训练，例如把单艘潜艇配置在预定海区，在那里等待目标，然后在水下发动攻击。潜艇上精良的火炮武器是用来攻击敌沿岸基地目标的。它们很少象德国潜艇那样长年进行机动作战训练。它们不了解敌人的情况，不善于日以继夜地隐蔽地与敌保持接触，不能充分利用最大视界来发现敌人，缺乏以编队追击敌人的顽强性，不会预先占领攻击阵位，以便乘夜暗用快速的机动战术在水面攻击那些有兵力掩护的作曲折运动的瞬息万变的敌护航运输队。
　　意大利潜艇部队在训练方面的这些缺陷并不是靠几个星期就能补救的。另外意大利潜艇在设计方面也没有预先考虑到与护航运输队进行机动作战的问题。德国潜艇的设计原则是：指挥塔要尽量矮小，要尽可能不被敌发现。指挥塔的最高点就是瞭望哨的望远镜，这样嘹望哨可在指挥塔刚一露出水面时就能先敌发现目标。意大利潜艇的指挥塔又长又高，无论是昼间还是夜间侧影都很清楚，而瞭望哨却设置在高大的指挥塔下面。
　　除此之外，意大利潜艇在指挥塔里没有安装柴油机通气管，这就是说它们在水面航行时必须打开指挥塔舱口，使柴油机获得必要的空气。这在地中海风平浪静的气象条件下一般不至于有什么问题，但在大西洋上却不行，因为汹涌的海水会通过启开的舱口进入艇内，损坏内部技术设备，尤其是重要的电子设备。
　　为了弥补以上缺陷，帕罗纳海军上将想尽了办法。他把艇长派遣到波罗的海接受德国海军的训练，并参加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演习，希望以此来提高各艇长的作战能力。为了使潜艇适应新的任务需要，他让波尔多港船厂尽快改建潜艇指挥塔。这项工作由他能干的机电业务长费诺海军上校来负责，我对他也很敬重。后来指挥塔变得矮小了，并装上了柴油通气管。
　　根据上述经验教训，我不得不暂时放弃与意大利潜艇部队时协同作战的打算。我那“增加耳目”的愿望又一次化为泡影。
　　在征得帕罗纳海军上将的同意后，我把意大利潜艇部署在德国潜艇作战区的西南和南面进行独立行动。在那里一些意大利潜艇袭击单艘商船颇有成效。
　　如前所述，在1940年12月到1941年2月的几个月中德国作战潜艇的数量继续下降，有一段时期大西洋上只有18艘德国潜艇参战。其中与敌接触的只有三分之一，一般情况下不会超过6艘，有时甚至只有3艘。按此计算，我们整个潜艇部队中只有120-240人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强国——英国作战。我们将潜艇的舷号编到U-570或U-820，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拥有相应数目的潜艇，这样做旨在虚张声势，迷惑敌人，使其难以发现我方潜艇数量不足的弱点。
　　在北大西洋为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搜索敌护航运输队的“耳目”越来越少。这时，意大利在大西洋部署了较多的潜艇部队，共有25艘潜艇。
　　鉴于单艘意大利潜艇在德军作战区以南海区所取得的战绩和它们在这期间进行的训练，促使我在1941年2月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试图重新与意大利潜艇部队进行直接的协同作战。1941年2月18日我命令意大利潜艇部队向北运动，向位于冰岛以南海区的几艘德国潜艇靠拢，使潜艇阵位向南延伸。
　　至5月初，双方的战术协同告一段落，其成效仍然是出乎意料的少。虽然意大利潜艇部队也击沉过几艘单独航行的商船，但在搜索和打击护航运输队方面却帮不了什么忙。与德国潜艇相反，在这方面它们毫无作用。因此，它们不宜与护航运输队作战。
　　所以，我在5月5日作出决定，德意两国潜艇部队在北大西洋不宜协同作战，今后也是如此。5月15日我和帕罗纳海军上将商定将下列海区作为今后意军的作战区：
　　a. 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
　　b. 德国作战区以南的北大西洋海区，
　　c. 弗里敦附近的海区。
　　在这些南部海区，一些意大利潜艇在独立打击单艘商船的战斗中取得了很好的战果，尤其是后来在加勒比海和巴西沿岸海域，它们更是大显身手。这些战果与同一时期德国潜艇在这些海区取得的战果不相上下。表现突出的意大利艇长有：瓦谢洛·加扎纳海军中尉，隆戈巴尔多海军上校，卡尔洛·费奇阿，科萨托、焦万尼尼和隆加内西-卡塔尼海军上校。科萨托和加扎纳曾荣获骑士铁十字勋章。科萨托曾击沉16艘商船，总吨位达86438吨。加扎纳曾击沉11艘商船，总吨位达90601吨。
　　意大利潜艇在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海区的独立作战中取得了显著的战果，但在气象条件复杂的大西洋北部海区打击敌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情况却截然相反。究其最终原因，我认为是意大利人的性格及其军人素养所造成的。他们很善于猛打猛冲，在某些情况下他们对敌攻击时比我们还勇敢，而我们在这种情况下也许会控制自己的激情。如在一次海战中，在博尔盖塞的指挥下3枚意大利人操纵的鱼雷闯进了亚历山大港，击中停泊在该港的英国“伊丽莎白女皇”号和“勇士”号战列舰，使其受到重创。另外，意大利潜艇“托维切利”号、“加利莱”号和“费拉里斯”号在自沉中也表现出非凡的献身精神。以上这些事例足以证明意大利潜艇部队在对敌作战中的英勇气概。
　　然而，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为了完成这种耗神费力的作战任务，不仅要有勇敢的和自我牺牲的精神，而且还要有不屈不挠和坚韧不拔的毅力，要善于日以继夜地监视敌人的动向，不得擅自发起攻击，要持续地在敌护航运输队附近活动，等待其它潜艇到来，以实施夜间协同攻击。
　　我认为，德国人所具有的顽强的坚持能力远远超过意大利人。
　　对于在北大西洋执行搜索敌护航运输队这个艰巨的重要的任务来说，意大利潜艇作用甚微。
　　因此，在新潜艇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才能服役的情况下，我尽力不让德国在北大西洋的潜艇数量有所下降。如在1940年下半年，我就没有按上级的决定把北大西洋的潜艇派往南大西洋。另外，我还拒绝了把一大批潜艇从大西洋调往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去执行一些次要任务的做法。凡此种种，都是我在这方面所作的努力。
　　战争中有一种叫佯攻的概念，具体含义是通过扩大攻击范围迫使敌人的防御兵力撤离主战区而投入到另一战区，从而减轻己方主要兵力在作战中的压力。但这种佯攻行动只能在对己方全局有利的情况下才进行。如果对完成主要任务不利的话，则毫无意义。因此，决不可为了达到佯攻的效果而削弱有助于达到主要战略性目标的力量，除非这支力量在佯攻的同时也能象在主战场上一样完成本身的任务。
　　当时德国海军的海上战略任务是实施经济战，即要击沉尽可能多的敌方商船。关键在于击沉敌方的商船，因此，就不需要采取在理论上看来似乎很正确的佯动措施，这会降低击沉敌舰船的总数量。
　　如果人们设身处地替敌人想一想，那么就能理解上面这段话的正确性了。我无疑清楚，敌人会怎样回答下列问题：是我使你到处打防御战，并尽量使你们打大规模的防御战，但总的来说却使你损失的舰船较少好呢，还是尽可能不到处“牵制”你的兵力，却能击沉你更多的舰船好呢？你究竟喜欢哪一种？
　　1940年我又一次被迫把数量较多的潜艇派往南大西洋，以达到佯攻的目的和获取即将到手的战果。关于潜艇的补给，海战指挥部计划用水面供应船来提供。鉴于在英国以西主要作战海区内的我方潜艇已为数不多，我下不了把许多潜艇调往南大西洋去的决心。多一艘潜艇就意味着在搜索护航运输队时多一双眼睛。就一艘潜艇来说，它本身击沉的舰船数在统计学上是无足轻重的，但是对整个战果的影响却很重大。况且潜艇在英国以西海区作战的潜力很大，前面已叙述过。因此，即使潜艇在南大西洋战区能击沉很多商船，但长时间的往返航行也会使每天的舰船击沉数受到很大影响。出于同样的原因，我当时反对为达到佯攻目的而把潜艇转移到南部海区的做法。正是这些原因使我在北部海区天气很恶劣的条件下，也拒绝把潜艇向南转移。
　　当然，了解南部海区的情况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还是很有价值的。因为将来很可能在某一时候会不顾路途的遥远把潜艇战的战场转移到南部海区，以在那里获取更大的战果。
　　因此，我在1940年6月派了一艘U-A号潜艇到南部海区去。该潜艇原来是为土耳其海军建造的，战争之初被我们接收。这艘潜艇的尺寸和操纵性能难以适应在北部海区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1940年11-12月，U-65号潜艇也被派遣到南大西洋。该潜艇在战斗中取得了理想的战果。但与北部海区相比，它在长时间的作战中所取得的战果还不算大。依据海战指挥部的一项合同指令，我在1941年初又派U-37号潜艇到南大西洋。
　　直到1941年2月，当潜艇在北部海区的需要量有所下降时，我才决定将一些大型的IX型潜艇派往南大西洋的弗里敦作战海区。在头4个月，这些潜艇取得了相当满意的战果，以至几乎弥补了当时从北部海区将它们撤走所造成的损失。然而，即使它们在该战区所获得的最大战果也不及我们1940年夏在北部海区所取得的最大战果。
　　在北大西洋，对于有效地搜索和打击敌护航运输队来说，就是缺少必要数量的潜艇。当1941年种种迹象逐步表明在大西洋已没有可能再增加大型舰艇(对此在本章结束时还将谈到)时，集中海军的一切力量进行潜艇战就显得更为必要和紧迫了。对这一特点，我们的政治领导并没有理解，在1941年他们只看到潜艇取得的战果不大，而没有认识到主要原因是潜艇数量不足，因而缺少发现敌踪迹的“耳目”。政治领导对此至少是不完全明白。我无法见到并说服希特勒，使他同意我的观点。因此，我只好反复给海战指挥部讲清利害关系并提出建议。尽管如此，仍然未能取得满意的结果：即把现有的全部潜艇集中用于大西洋作战。而在1941年夏反而出现了这种倾向：参加大西洋作战的潜艇经常被抽调去执行一些次要的任务。这些潜艇几乎不适合执行这些任务，因为在给潜艇提要求时没有考虑到潜艇的特点及其军事上的能力。
　　根据空军总司令部的要求，有2艘作战潜艇被派遣到预定海区执行气象报告任务，每天要报告2-3次，因此它们就不能参加潜艇战。在大西洋总共只有4艘潜艇的情况下，抽调2艘去执行这种次要任务而不能参加潜艇战，这种做法是很不合理的。
　　随着对俄战争的爆发，有8艘潜艇被派到波罗的海参加对俄作战，但它们几乎连一个目标也没有捕捉到，因而毫无战果，于是在1941年9月这些潜艇又归我指挥。
　　从1941年7月起，又有4-6艘潜艇被派往北冰洋同俄国作战，尽管那段时期同盟国在海上没有进行补给运输。这些潜艇在海上同样找不到目标。我曾多次反对这些做法。关于在北冰洋作战的这些潜艇，我曾写道：
　　1. 到目前为止潜艇取得的直接战果太小，微不足道。原因是：用鱼雷来攻击交通线上的小型舰船收效不大……；
　　2. 作战重心必须放在英国港口的入口处。潜艇是这场战争的主力，其它兵力是不能取而代之的。而对俄作战的重心则应放在大陆上的，潜艇只能起次要的作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166-167页。
　　德国的辅助巡洋舰、突破封锁舰、补给舰和战利品船在漫长的往返途中经常要有一艘潜艇陪同，尽管这艘潜艇对它们免遭敌袭击或在它们的前导舰被击沉时往往无能为力，起不了多大的支援作用。因为这种袭击不是来自飞机就是来自远距离的敌作战舰艇的火炮，同时敌舰也十分谨慎，怕靠近德国舰艇，以免进入预想的德国潜艇的攻击范围。它们即使在击沉目标后，仍与目标保持较远的距离，而后在海上消失。
　　除了派2艘潜艇用于气象勤务外，1941年11月初海战指挥部又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再派14艘潜艇去执行一些次要的任务，这样我们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只剩下5-10艘了。对此我表示反对，并写道：
　　“潜艇部队司令一直坚决认为，潜艇战的主要任务是攻击敌舰船，只有通过攻击才能使潜艇在英国面前显示威力。如果潜艇战停止几个星期，那只能使英国感到高兴。出于政治战略的需要，部分潜艇已分散部署，这是势在必行，迫不得已的事。但我认为，为了一些次要的任务而不断分散潜艇，使大西洋潜艇战面临瘫痪状态的现象应该坚决避免……
　　“由于抽调潜艇而造成潜艇战兵力的削弱是不能按抽调潜艇后所造成的击沉敌舰船的百分比的下降来具体计算的，失去一艘潜艇所产生的影响远比此大。在侦察中减少一艘潜艇就意味着减少侦察情报和减少搜索目标的机会。而搜索目标却是潜艇战中最棘手的问题。
　　“除搜索目标外，缺少一艘潜艇也意味着减少于与敌保持接触和中断接触后重新恢复接触的希望。
　　“在攻击中，实施攻击的潜艇数量愈多，每艘潜艇获得成功的希望就愈大，突破敌防御的把握也愈大。总而言之，这就是说：
　　被抽调去执行次要任务的潜艇不仅失去了其本身取胜的希望，同时也将大大降低其它剩余潜艇在潜艇战中取得成功的希望。
　　……总之，潜艇部队司令的观点很明确，为一些次要任务而抽调潜艇，以致削弱或推迟一场卓有成效的对英潜艇战，是十分错误的。”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220-221页。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10日战争日志。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166-167页。
　　我之所以提及上述情况，是因为这些情况对潜艇执行主要任务(击沉商船)关系重大。当然，所有潜艇的调动都有其意义和目的，但与潜艇击沉敌舰船这一主要任务相比，总是弊多于利。为执行这项任务需要集中一切兵力。
　　一个基本的作战原则是，要在关键的地方投入尽可能强大的兵力。因此，决不能轻视大西洋上潜艇袭击商船的这场战争。英国人很清楚，我们的一些做法对他们是很有利的。丘吉尔和罗斯基尔在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历史著作《海上战争》一书中谈到了我们直到1942年仍在使用错误的“佯攻”战术对他们是何等有利。正是这种“佯攻”战术才使他们的许多舰船幸免被击沉的厄运。而英国人最担忧的也正是这一点。在下面描述1942年的战况时还将再次谈到我们的“佯动”给英国带来的好处以及丘吉尔和《海上战争》一书对这个问题的论述。
　　在进行大西洋战争的过程中，除了存在上述兵力分散和障碍重重等缺陷外，从1941年9月开始又发生了一件几乎使大西洋潜艇战面临绝境的事件。那就是地中海海区不利的军事形势，这种形势是一大批潜艇被转移到地中海后而引起的。
　　地中海的不利形势是怎么形成的呢？
　　1939年1月30日英国政府批准了海军部拟制的同德意进行战争的计划。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41页。该计划也估计到日本今后可能会积极参与这场战争。
　　在英国的这个计划中，把保护大西洋的海上交通线置于首要地位。它被称为“头等重要”。因为对海上交通线失去较长时间的控制就意味着带来一场“迅速而彻底的灾难”。
　　对英国来说，地中海具有第二位的重要性。因为英国来自波斯湾的油船和大部分来自印度和远东的商船都要经过地中海。由于意大利有强大的海空兵力，英国要利用地中海的航道看来已无可能。因此，英国人在该作战计划中决定，来自波斯湾和远东的商船准备绕过好望角驶向英国。尽管这样，有力地控制通向地中海西部的直布罗陀海峡和红海东部的通道仍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占领直布罗陀海峡除了具有封锁意大利的作用外，还关系到大西洋南北航道的安全。
　　按照上述计划，从1940年春开始英国商船都是绕好望角航行的，尽管当时意大利仍采取中立态度。1940年6月法国的战败给英国在地中海的海上利益带来了不利的后果，致使法国海军被剔出同盟国。英国海军部认为有必要将海军兵力从东地中海地区撤出，而集结在直布罗陀海峡。为了保护大西洋的重要通道，英国海军部作出了上述决定。在失去法国海军之后，英国除了只能在大西洋执行主要任务外，已不可能始终将地中海控制在自己手中。但丘吉尔却对此加以干涉并阻止这一决定的执行。他承认海军部所阐述的各种理由，但同时又担心在这种情况下会丧失马耳他和埃及。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90页和392页。
　　英国所采取的全部措施使我们看清了英国对地中海问题的基本态度。而轴心国却根本没有针对这种情况制定一项意大利和德国统一作战的协同计划，也同样没有为在地中海作战拟定计划。
　　1940年6月10日，意大利参战。从以下的一些事例可以看出，意大利没有制定在地中海作战的战略方案。按理意大利应首先确保它在北非的阵地的安全，并使这些阵地向西和向东扩展，因为它们是意大利本土漫长海岸线的屏障。从这些阵地出发可从海上，特别是从空中对英国在地中海的东西航道实施袭击，甚至还可向埃及和为英国提供重要石油补给的近东地区进击。
　　巩固和扩大意大利在北非阵地的先决条件是意大利海军公开攻击在地中海的英国海军，特别是封锁马耳他岛，因为它是英国的海、空基地，威胁着意大利对北非的补给线。从兵力数量上看，意大利的海、空军是能够胜任这些任务的。
　　然而意大利军队领导却没有去追求这一宏大的战略目标，仍试图在法国南部寻求战果。直至1940年9月意大利才开始从利比亚向埃及发动了一场软弱的攻势，而且进展不大。与此同时，意大利人又从阿尔巴尼亚向希腊发起进攻。同样，这次进攻很快就陷入了困境，1940年12月当英国在利比亚发起反攻时，意大利遭到了惨败，丢失了昔兰尼加。
　　意大利海军和潜艇部队所发挥的作用并非象它的朋友和敌人所预料的那样有效。他们没有采取进攻措施对付英国海军。在与英国海军的所有交锋中均未取胜。庞大的意大利潜艇部队在地中海付出了巨大的代价，而取得的战果却很小。相反，在该海区的英国潜艇却战绩斐然。
　　1940年9月雷德尔海军元帅根据海战指挥部的两份备忘录向希特勒提议，德国应把战争的重点移到地中海(当时海战指挥部尚不知道希特勒打算在明年动用陆军和空军进攻俄国的企图)。其目的是，使近东国家处于轴心国的控制之下。陆军和空军可以协同意大利军队共同打击主要的敌人——英国。但雷德尔并没有让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和潜艇为其提供援助，因为德国海军的任务在大西洋这个主战场上。
　　北非的战局继续朝不利的方向发展。在1940年底1941年初的冬季，由于英国的进攻，意大利面临被逐出北非的危险。这时意大利才接受希特勒给他们提供几个德国师的援助，而在1940年意大利曾拒绝这种援助。1941年2月隆美尔到了利比亚，发动了一场猛烈的进攻，将英国海军逼退到埃及边界。在这个目的达到后，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出于对补给问题的担心而令其适可而止。这种忧虑是有充分根据的。英国人对隆美尔在进攻中的弱点很清楚。他们首先从马耳他用飞机、潜艇和水面舰艇袭击意大利驶往非洲的补给护航运输队。意大利人无力从海上对这支运输队提供充分的支援。当初在对非洲采取行动之前意大利没有封锁马耳他，现在只能自食其果。对此德国海军总司令部的联络官魏希奥尔德海军将军曾反复指出过。此外，意大利海军没有在战争爆发对立即对兵力薄弱的英国海军进行攻击，现在也得到了应有的报应。对护航运输队仅采取防御性的保护措施解决不了确保通向北非的海上交通线的安全问题。这也是由于对希腊的进攻使意大利海军的兵力消耗过多，运输负担过重、兵力分散以及油料不足所造成的后果。
　　从1941年7月起，驶往北非的意大利舰船每月被击沉或击伤的总损失量达70%。隆美尔陷入补给不足的困境。非洲军危在旦夕。此时，希特勒进行了干预，他命令海军把德国潜艇派往地中海。1941年9月底，第一批6艘原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通过了直布罗陀海峡。11月初又有4艘潜艇前往。这批久经考验的潜艇及其艇员们刚一出现在地中海就立即大显身手。1941年11月13日U-81号潜艇(艇长古根贝格尔海军上尉)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海域击沉了英国“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11月25日U-331号潜艇(艇长冯·蒂森豪森海军上尉)在地中海东部海域击沉了英国“巴勒姆”号战列舰。12月14日U-577号潜艇(艇长保尔森海军上尉)在亚历山大港以西海域击沉了英国“活雕像”号巡洋舰。
　　除了调动潜艇部队，希特勒在10月底还下令把德国第2航空队(凯塞林元帅指挥)调到地中海。第2航空队的任务是在受威胁最大的西西里海区夺取制空权。他们取得了很大的成功。首先，马耳他岛这个英国用作袭击意大利护航运输队的基地险些被封锁。由于第2航空队立下了汗马功劳，德国潜艇击沉了英国的作战舰艇，再加上德国在特里波利斯前沿的布雷以及意大利人操鱼雷突入亚历山大港，见本章第145页。造成了英国地中海舰队的大量伤亡，凡此种种几乎使英国中断了对为非洲军提供补给的海上交通线的袭击。于是本来因补给品不足而在1941年底几乎被逼退到原来出发阵地的隆美尔部队，在1942年1月又可以发动一场新的攻势了。地中海中部的海空态势明显地向有利于我的方面转化。
　　当然把潜艇从大西洋抽调到地中海必然会大大削弱进行大西洋战争的兵力。但我认为这在所难免，因为德国非洲军的危险必须解除。1941年11月22日，我接到了海战指挥部下达的关于把全部前线潜艇重点投入到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的命令。其理由是：
　　1. 根据英法在法国-北非登陆的情报以及英国在北非的攻势，整个地中海和意大利已处于非常危险的境地。就直布罗陀海峡对战争的影响而言，它对于这种局势的继续发展以及扭转危机方面都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因为这里是敌兵力东往西来的必经之地。
　　2. 当时的形势和占领地中海对整个战争的作用都迫使我们使潜艇战要形成有力的重点，直到形势有根本的好转。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1941年11月22日，A部分。
　　根据海战指挥部1941年11月29日的指示，15艘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两侧、10艘潜艇在东地中海长期待机。要不断地满足这个要求就意味着要准备数量较多的潜艇，因此有可能将前线的全部潜艇都用上。这样一来，大西洋主战场的作战就得停止。
　　我认为往地中海海区派遣如此之多的潜艇是不正确的，尤其是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于是我多次向海战指挥部提出口头和书面建议，希望我的观点能发挥作用，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第242页，260-261页、285-286页、290-295页。以达到将潜艇部队从直布罗陀海峡撤回而用于大西洋战场的目的。
　　我不相信英国为了从埃及发动进攻，竟会从西面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渡过航程漫长的地中海将兵力运至埃及。我认为，他们从东面，即绕过好望角穿过红海进入苏伊士运河向驻埃及的英军运送增援兵力和补给品的可能性更大。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1月26日战争日志。今天我们知道，当时我的估计是正确的。“驻意大利的德国海军司令部”在11月21日发出了关于英、法军队这里是指英国和法国戴高乐领导的军队将在法属北非，大约在奥兰或阿尔及尔登陆的情报，对此我也表示怀疑。在地中海西部海域似乎并无这方面的迹象，虽然那段时期集结在直布罗陀海峡的商船很多，但这并不是反常的现象，而是直布罗陀护航运输队在驶向英国前司空见惯的事。英国并没有在直布罗陀海区增加登陆作战所需要的海军掩护兵力，相反由于“皇家方舟”号被击沉，英国在该海区的兵力已大大削弱。
　　因此，依我所见，派遣由15艘潜艇组成的这样庞大的潜艇群常驻直布罗陀海区，在战略上没有必要，从战术上看其配置也是不妥的。直布罗陀周围海区很容易受到来自附近空军基地的英国飞机的不断监视。同样从直布罗陀海军基地出发的英国反潜舰艇也可不必途经漫长的航程而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另外，在第一批德国潜艇进入地中海后，英国人立即于1941年9月底从大西洋抽调兵力以加强直布罗陀海区的反潜力量，尤其是当他们觉察到大西洋的潜艇战即将销声匿迹时。因而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以东海域活动的潜艇就不能露出水面，它们几乎一直处于水下状态，随时都可能遇到危险。这样一来潜艇的视界就小得多，发现来往商船的可能性也就大为减少。实际上潜艇在部署于这一海区的整个期间都没有发现东、西方来往的商船。潜艇处于静止的水下状态时，只有当商船偶尔从其旁边驶过，潜艇才有可能对其实施袭击。此外，我们还损失了一些潜艇。第一批在9月份驶入地中海的4艘潜艇在穿越直布罗陀海峡时没有受到损失。而第二批潜艇中就损失了1艘潜艇，原因是敌在此期间加强了反潜兵力。以后到达地中海的潜艇中又损失了3艘，有5艘被航空炸弹所重创，被迫放弃穿越直布罗陀海峡的行动，而返回比斯开湾基地。这样损失和受伤的潜艇约占全部被派遣潜艇的33%。
　　面对敌人的这种抗击，要把集中在地中海的潜艇重新撤回大西洋是相当困难的。从大西洋通过直布罗陀海峡而流向地中海的一股经久不息的海流(紧靠海岸的逆流不算)也是很强的。当然这有利于潜艇进入地中海，因为这时潜艇为了不被敌人发现，可从水下顺着这股海流进入地中海。但是，这股海流对潜艇通过直布罗陀海峡向西进入大西洋却非常不利。为了在夜间凭借黑暗的掩护让潜艇从水面迎着这股逆流驶向大西洋，这在当时的战争情况下耗费的时间太长。由于敌侦察发现潜艇的可能性很大，潜艇不得不采取水下航行。但是这种航行在海峡中部几乎难以进行，因为海流猛烈地把潜艇推向地中海，在这种条件下海峡两侧的导航也是相当困难的。正如我在战争日志中所形容的那样，这些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一进入地中海就如关进了“捕鼠笼”。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18日战争日志。因此，对于调到地中海的兵力数量，应慎重考虑，因为根据上述原因，以后要再将这些兵力投入其他作战区几乎是不可能的了。
　　这样一来，潜艇在地中海作战的实质问题已弄清楚。德国海军——主要是潜艇部队——压倒一切的最重要的任务是在大西洋交通线上打一场对英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经济战。大西洋彼岸是英国的力量源泉，主要有美国这一世界强国作其坚强的后盾。出于同样原因，英国也把这条生命线的安全看作重要的海上战略目标。因此，我们只有在迫不得已，万分紧急的情况下才能从大西洋抽调德国的兵力，数量也不宜过多，只要能满足克服危机的需要即可。
　　在迫不得已把大西洋兵力抽调到地中海的这种情况下进行海上战争是违背德国海军意愿的。海战指挥部曾要求德国国家领导打一场针对埃及和近东的战略上正确的战争。他们认为有可能不要使用德国海军兵力到地中海去作战。但这个愿望并没有实现。意大利海军在地中海战争中无法单独完成在北非向东挺进的任务。最后德国潜艇不得不放弃主要任务而被派遣到地中海去作战。在它们的协助下地中海的险情得到了缓解。但德国潜艇却没有能力去解决地中海的补给问题。
　　制空权问题是控制通向北非航道的一个主要问题，对我们唯一有利的做法就是封锁马耳他岛。因此，必须尽可能限制潜艇到地中海去。在我看来，从大西洋全部调走作战潜艇，使该海区的潜艇战停顿达7星期之久，这种做法是很不合理的。
　　海战指挥部迟迟才接受我反对向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区派遣潜艇的意见。1941年12月7日日本参战，这样英国的海军很可能被牵制在远东，因此英法军队已不可能在地中海以西登陆，然而德国海军所规定的作战重点在这个时候仍没有改变。这种坚持把潜艇集中在直布罗陀海区的做法(直到1942年初潜艇在与美国海军进行作战时)仍产生了不良后果。
　　对于无视大西洋的主要任务而把潜艇兵力重点用于地中海的做法我是反对的，我的这个观点的正确性后来在英国官方人士阐述德国在地中海的潜艇战情况时得到了证实。罗斯基尔上校在《海上战争》一书中写道：
　　“……但德国针对我们袭击利比亚补给线所采取的对抗措施，包括从大西洋派遣潜艇和德国空军重返西西里岛等也起了作用由于英国未能利用袭击利比亚的战果。。
　　“尽管如此，德国潜艇不仅在新的战场遭受了重大损失(11月和12月被击沉的潜艇不下7艘)，而且由于它们撤离了大西洋而大大减轻了我们在这个生命攸关的战场上的负担，这是非常令人高兴的。德国海军总司令部下令把潜艇调往地中海时并不知道日本在12月7日发动进攻的企图。因此它没有预料到一个新的盟国会给意大利很大支持，以解轴心国在非洲的军队之围。但从长远观点来看，德国潜艇的转移是否对德国有利，这是值得怀疑的，特别应考虑到，潜艇转移到地中海，大西洋的攻势必定会减弱这一情况。”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540页。
　　在阐述北大西洋主战区潜艇减少的原因时，我还得提一下德国水面舰艇在大西洋作战的情况以及它们对潜艇战产生的后果。
　　为了执行对英国实施经济战的战略任务，战争开始时雷德尔元帅还十分果断地动用了战列舰、装甲舰和巡洋舰等大型水面舰只，虽然它们在数量上处于劣势。为了执行上述战略任务，它们在作战中奉命避免与势均力敌或占优势的敌人交战。关键是要击沉敌商船。此外，海战指挥部希望这些舰只的出现会引起敌海军强烈的反应：敌人会被迫在预期有德国舰艇出现的海区使用尽可能占优势的兵力，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动用战列舰，来掩护其护航运输队。所以，把大型舰只派到大西洋是一种完全正确的战略思想。
　　为此，在战争爆发之前德国海军就派出了“德国”号和“施佩伯爵”号装甲舰，以便它们在战争开始时能及时到达它们的作战海区。1940年秋海军又派“舍尔海军上将”号装甲舰去参加经济战。此后，“希佩尔海军上将”号重型巡洋舰和1941年1月在舰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指挥下的“沙恩霍斯特”号(舰长霍夫曼海军上校)和“格奈泽瑙”号(舰长法因海军上校)战列舰又相继被派去参战。
　　“施佩伯爵”号的命运已众所周知。但尽管敌兵力十分强大，其它大型舰只的作战却取得了成功。克兰克海军上校率领的“舍尔海军上将”号击沉敌舰的数量相当可观。他一共击沉19艘舰船，总登记吨位达137000吨，并捕获了2艘油船作为战利品带回本土。“舍尔海军上将”号的作战持续了161天。这2艘战列舰在2个月内共击沉敌舰116000总登记吨位。由迈泽尔海军上校率领的“希佩尔”号共击沉14艘舰船，并重创英巡洋舰“伯威克”号。
　　海战指挥部对敌海上兵力进行牵制的目的也已达到。英国的每一支护航运输队都有一艘战列舰担任护航。“沙恩霍斯特”号和“格奈泽瑙”号曾在1941年2月8日和3月7日与敌护航运输队遭遇。但我方战列舰奉命没有对它们进行袭击，因为它们如果受到战斗损伤的话，那么它们在大西洋其它海区的行动就可能会受到很大影响。
　　但是当我们于3月7日在大西洋中部佛得角群岛东北方向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后，却成功地派遣了U-105号和U-124号潜艇前往。按照舰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率2艘战列舰)的意图，这2艘潜艇的任务是歼灭为护航运输队护航的英国战列舰“马来亚”号，以便德国重型舰只随后能发起攻击。但这个企图没有成功。这2艘潜艇面对护航的英国战列舰却一举击沉了护航运输队中的5艘商船。直到14天后当“马来亚”号又在大西洋南部为一支驶往英国的运输队护航时，才被U-106号或U-105号潜艇发射的鱼雷击中。
　　正是在潜艇数量不足的几个月中，派遣大型舰只对在大西洋孤军作战的潜艇进行支援，这是正确的，也是成功的。当“舍尔海军上将”号在1940年11月5日首次袭击了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后，英国感到有必要派战列舰护航，毫无疑问，这意味着占用并分散了英国海军很大一部分兵力。作为潜艇部队司令我感到有一件事当然是不会发生的，那就是英国人取消护航运输队中用以对付潜艇的警戒兵力和减少反潜空中警戒力量。
　　遗憾的是，在以后的几个月中由于战列舰“格奈泽瑙”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及后来的“欧根亲王”号在布雷斯特港抛锚，给潜艇战带来了不利后果。
　　经过2个月的战斗后，1941年3月23日我们的2艘战列舰驶进了比斯开湾沿岸的布雷斯特地图上译为布勒斯特港，“沙恩霍斯特”号因主机故障很长一段时间不能出航。4月6日“格奈泽瑙”号在布雷斯特港中了1枚鱼雷和4枚炸弹，好几个月不能使用。为了修理这2艘战列舰，海军从德国在比斯开湾的所有基地抽调了800名造船工人到布雷斯特集中。到目前为止这些工人一直是为从战场返回的潜艇进行维修工作的，以便使这些潜艇能继续参战。由于抽调了劳动力，结果使潜艇一直停在船厂里，短时间内无法修复。船厂维修时间的延长对经济地使用为数不多的作战潜艇产生了有害的影响，不利于发挥潜艇击沉敌舰船的效能，当然这只能对敌人有利。
　　为了修复这2艘战列舰，海军放弃了潜艇这一对英国作战的主要兵器的大量维修工作，也不让本国工人接受这项维修任务，对这种做法我表示反对。因为我们在全面肯定大胆使用大型军舰取得的战果及其在整个战争中对敌所起的迟滞作用的同时，不能忽略我们的主要目标，那就是通过大量击沉敌舰船给敌造成实质性的损失，争取尽快地结束战争。对于实现这个目的来讲，潜艇是一种十分有效的、经济的对英作战的武器。按照我的观点，无论如何不能为了大型军舰的作战而通过抽调船厂劳动力的办法来剥夺最有效的作战武器——潜艇进行战争的权利。于是，1940年夏季海上作战潜艇的数量与它们的总数之比每况愈下。
　　特别是当事实证明重型军舰已不再可能实施大西洋海战时，我于1941年11月26日在一份备忘录中向海军总司令再次重申了反对抽调劳动力和有必要把船厂生产能力集中用于潜艇方面的意见。我写道：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缩短潜艇在船厂的修理时间将能大大增加作好战斗准备的潜艇的数量。因此必须把招集潜艇修理工人的工作看作是增加海上作战潜艇数量的最有效和最必要的措施。
　　“象我们这样的经济状况，海军不能指望从外面调进工人。以我之见，为了增加维修工人，海军必须自力更生。这就要求我们集中海军所有的修船工人，专门建造或维修在这场战争中绝对需要的作战舰艇。
　　“因此，按照潜艇部队司令的意见，应检查一下当前迫切需要的潜艇工人是否仍在修理战列舰、巡洋舰，或在维修和建造驱逐舰，而这些舰只是不是战争绝对需要和必不可少的。
　　“我们是在与地球上两个最强大的海军国家作战，它们控制了对海战有决定意义的大西洋海区。我们的水面舰艇突入该海区作战是无比勇敢的行动。然而由于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我认为现在已不是派水面舰艇到该海区作战的时候了，水面舰艇突入大西洋的作战方式已不能获得预期的效果。由于敌人的抗击，我水面舰艇的作战目标很快就会改变，避免与敌交战的防御性目标将取代原来袭击敌海上交通线的进攻性目标。
　　“事实证明，用水面供应船来实施补给是行不通的。
　　“因此，只有潜艇可以突入制海权已被敌掌握的海区，在那里停留和战斗，因为它不需要与敌争夺制海权。该海区出现的敌战列舰和巡洋舰越多，并不意味着对潜艇的危险越大，相反却给潜艇增加了求之不得的攻击目标。
　　“因此，就大西洋作战而言，潜艇部队司令想说明的是，战列舰和巡洋舰并不是绝对需要的。如果这些军舰也不能执行其它任务(如占领岛屿)的话，那么明确的合乎逻辑的结论是，这些军舰已不是进行这场战争迫切需要的武器。因此，当参加这场战争的潜艇需要维修力量时，再也不能把维修力量用到战列舰和巡洋舰上”。潜艇部队司令第3618号机密件。
　　在这份备忘录中，我从潜艇战的利益出发提出了尽可能多的要求。我作为潜艇部队司令必须这样考虑。然而，我的这份备忘录并未见效。当海军总司令在决定分配海军的维修力量时，其它一些观点可能占了上风。我本人后来在1943年任海军总司令后也为大型作战舰只的留用和维修在希特勒面前说过情。不过当时我也指望从国家领导那里为潜艇的建造和维修争取我需要的一切。当时大型作战舰只和潜艇之间(在维修方面)已不再存在利害冲突。但在1941年，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必须反对因维修大型舰只而贬低潜艇战的观点。
　　丘吉尔也将潜艇战在战争中的作用看得比大型战舰大。他在回忆录中阐述了我们用大型舰只作战给英国带来的问题后，接着把话题转向了潜艇战，他写道：
　　“除这些问题之外，还有一种更为严重的危险。在战争中真正使我担惊受怕的是潜艇的危害。”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英文版第529页。
　　在此我还得对不幸的“俾斯麦”号的作战行动以及它对潜艇战的影响和潜艇对“俾斯麦”号的援助讲几句话。在这次大胆的作战行动的准备阶段，舰队司令吕特晏斯海军上将于1941年4月8日与我在巴黎会晤。我对他十分敬重，我们彼此之间都很熟悉。我俩曾在同一年分别任出国访问的“卡尔斯鲁厄”号和“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出访结束时，我们一起停泊在西班牙的维哥港，然后一起返回本土。战前我任潜艇部队指挥官的那几年中，吕特晏斯任鱼雷艇部队指挥官。我们经常在一起，并有公务上的联系，对一般海军方面的问题看法比较一致，能同心协力，共同奋斗。在巴黎会谈中我们作出了潜艇支援“俾斯麦”号在大西洋作战的决定：
　　1. 继续按通常的潜艇战观点部署潜艇。
　　2. 如果我战斗群在大西洋逗留期间有可能与潜艇协同作战的话，就进行协同作战。为此特派一名有经验的军官到“俾斯麦”号舰上。
　　3. 舰队司令随时通过潜艇发出的无线电通信来掌握潜艇的位置和了解潜艇部队司令的意图。
　　1941年5月24日凌晨，“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在突破冰岛和苏格兰应为格陵兰之间的“丹麦海峡”时击沉了一艘英国的“胡德”号战列巡洋舰。虽然“俾斯麦”号受了伤，但这2艘德舰继续向大西洋前进。当时我们的一支潜艇群位于“俾斯麦”号几百海里处。1941年5月24日我在战争日志中记下了这件事：
　　“在考虑我们的潜艇是否对‘俾斯麦’号战斗群提供某些支援时，得出的结论是，首先必须了解舰队司令的意图。在与西线总司令西线总司令扎尔韦希特尔海军大将主管对“俾斯麦”号的作战支援事务。打电话时，他同意我的上述看法。我暂时停止实施经济战，将全部潜艇交给他使用。只要舰队司令一发表意见，西线总司令肯定会提出要求的。”
　　同一天舰队司令吕特晏斯要求这些潜艇在格陵兰南端以南的海区排成正方形阵位。他想把已保持接触的英国舰船吸引到这个正方形阵位中。按照其要求我将该潜艇群的7艘潜艇进行了配置。当德舰这里指“俾斯麦”号和“欧根亲王”号及其追击者(英舰)到达我方潜艇阵位之前，它们都出乎意料地向南，然后又向东南方的比斯开湾港驶去。据我们后来所知，临时改变决定的原因是由于“俾斯麦”号的前部中弹，引起油料不断损耗。为了准备让“俾斯麦”号重返大西洋军港，遵照扎尔韦希特尔海军将军的作战命令，潜艇在那里配置成一个巡逻幕。其中刚从战场返航处于途中的U-556号和U-98号潜艇没有装备鱼雷。但它们作为侦察艇还是有用的。该巡逻幕的另一艘潜艇U-74号由于被深水炸弹击中而失去战斗力，也同样处于返航途中。该艇准确地看到了形势的严重性，并报告了自己的情况，说最迟在第二天凌晨可到达比斯开湾潜艇群附近的阵位。因此，它也作为侦察艇配置在巡逻幕中。
　　没有装备鱼雷的U-556号潜艇在优秀的沃尔法特海军上尉的指挥下，受到了跟踪“俾斯麦”号的英国特混舰队的追击。沃尔法特在其战争日志中写道：
　　……1941年5月26日
　　位置：兰兹角以西640海里处
　　天气：西北风，风力6-7级，海浪5级，晴，少云转晴。
　　15点31分：在飞机来袭之前已下潜，在水下听到几声如开炮似的爆炸声。
　　19点48分：警报！一艘“乔治国王”级战列舰和一艘航空母舰，可能是“皇家方舟”号，冲破雾气从后面快速驶来。目标右舷，方位10。如果我现在有鱼雷该多好啊！我连动也不用动，即可在原地进行一次很成功的袭击。敌人没有驱逐舰掩护，没有作曲折运动！否则的话我就可以插入两艘舰之间同时将它们干掉。航空母舰上鱼雷飞机正在起飞。这时也许我能帮助“俾斯麦”号。
　　20点39分：上浮，发信号：“发现敌一艘战列舰，一艘航空母舰，航向115度，高速航行，方格BE5332”(北纬48度20分，西经16度20分)。然后继续发送失去接触和声测的信号，直至22点06分。我试图用最后一点燃料从后面进行冲击。下潜进行声测，报告声测情况和发送测向信号。
　　21点30分左右我们接到“俾斯麦”号的无线电报，说它已被航空鱼雷击中，停泊在北纬47度20分，西经14度50分的位置，几乎不能动弹。
　　几分钟后，约21点42分，所有装备鱼雷的潜艇均接到了一个万分火急的电报，火速赶到上述正方形阵位，援救“俾斯麦”号。但由于暴风骤起，潜艇还得与风浪搏斗，因此未能及时赶到沃尔法特所指示的位置。
　　当英舰对“俾斯麦”号采取行动时，5月26日夜间只有沃尔法特(没有鱼雷)在其附近。他在战争日志中继续写道：
　　1941年5月26日
　　地点：布雷斯特以西420海里处
　　23点30分：警报！迷雾中突然驶来一艘驱逐舰。当我艇位于水下30米时，这艘驱逐舰呼地一下从我艇上方驶过，在艇内听到螺旋桨的声音。后来又听到螺旋桨的声音。无深水炸弹攻击。
　　0点(5月27日)：西北风5级，海浪5级，狂风暴雨，能见度一般，漆黑的夜晚，上浮到水面。我能为“俾斯麦”号干些什么呢？我观察“俾斯麦”号发射的照明弹和防御火力。突然遭到火炮的袭击。一种恐怖感向我袭来，我就在附近，却无能为力。我只能继续侦察，引导携载鱼雷的潜艇前往。我在视界的极限距离上与其保持接触，报告位置和发送无线电信号，以引导其它潜艇前来。
　　3点52分：我从东向南往战斗地点移动，很快我的活动达到了燃料所能允许的最大限度，我再前进的话，将无法返回。
　　4点：海浪越来越大，“俾斯麦”号在继续战斗。为空军报告气象情况。6点30分我发出最后一次与敌接触的情况报告。发现U-74号，我用目视信号向U-74号潜艇交待与敌保持接触的任务。我艇尚可用电机慢速在原地航行。水面航行需要燃料，我艇必须返航……
　　在“俾斯麦”号进行战斗时发生了一系列不利的意外情况。其中有一个情况是，当“俾斯麦”号进行最后的战斗时，在“俾斯麦”号附近我方只有无弹药的U-556号潜艇和失去战斗力的U-74号潜艇，而英方却有半个舰队的兵力。
　　“俾斯麦”号的沉没清楚地证明，敌人在大西洋的警戒已取得很大进展，它使我方大型作战舰艇在该海区作战的时代宣告结束。从此德国的水面舰艇中只有辅助巡洋舰在海战指挥部的指挥下还在大西洋上作战。这种舰原是配有武器装备的商船，经过仔细伪装后保留下来的。它们依靠自己的能力在海上大胆航行，取得了很大的战果。其作战费用与大型作战舰艇相比还是比较小的。使用这种舰只作战是对潜艇战的一种补充。但到了1941年它们在大西洋的作战也告结束。
　　本章前几页探讨了1941年在打一场有效的战略上正确的潜艇战方面所存在的缺陷和阻力。这些不利因素及其分歧当然大大增加了潜艇战的困难。但我总是从艇员们毫不动摇的英勇行为中吸取新的活力。我也尽力使他们从我这里得到力量和信心，他们再用自己的模范行动向我表示谢意。这样我们就自然而然地成了一个不畏艰险的坚强集体。
　　在我们从领导角度对潜艇战作了介绍之后，还有必要简单地介绍一下1940年11月到1941年12月艇员们在前线的表现。当然要对每一次事件，每一次勇敢的行动以及英勇的艇员们每一次的胜利作面面俱到的介绍是不可能的。尽管只提到个别的事件、少数人的名字，但并不等于说其它人取得的战果就不大。
　　继1940年10月潜艇战大捷(第八章已提到)后，大西洋在11月暂时出现了潜艇空白。潜艇在夜间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鱼雷消耗很快，只得迅速返回基地补充鱼雷。11月份重新出海的第一艘潜艇是U-99号，艇长是克雷奇默尔海军上尉。他是一位优秀的艇长，遇事冷静，从容不迫。他善于判断战术形势，抓住最佳战机，然后沉着、坚定和机智地对敌发起攻击。
　　1940年11月3日，克雷奇默尔在爱尔兰以西的大西洋海域遇到了2艘执行反潜巡逻任务后返航的英国辅助巡洋舰。其结果是，克雷奇默尔在一个夜晚就把这2艘体积和战斗力都大大超过潜艇的辅助巡洋舰一一击沉。它们是排水量为11314总吨位时“帕特洛克罗斯”号和排水量为18724总吨位的“劳伦蒂克”号辅助巡洋舰。当天夜晚克雷奇默尔还击沉了1艘英国“卡萨纳尔”号商船。在此我想引用克雷奇默尔本人的话来说明一下这次战斗的经过情况：
　　22点02分：发现第二艘商船，方位240度，同时又发现第三艘商船，方位300度。第二艘船转向后高速航行。我艇对继续按原航线航行的第三艘船实施攻击。当我靠近敌船时才看清，原来是一艘客船，该船有2个烟囱，一个前桅。后桅已折断。另一艘似乎是辅助巡洋舰。该舰的舰首几个舷窗没有遮光，因此肯定是一艘作战舰只。该舰没有全速航行。
　　22点50分：在1500米的距离上发射1枚鱼雷。该舰用明码发报：“轮机舱中雷，停车。”于是该舰失去机动能力，但似乎下沉不深。甲板上亮着灯，舰桥上发射出一连串红色信号弹，吊放救生艇。这艘船是英国18724总吨位的大型客轮“劳伦蒂克”号，后来可能改装成辅助巡洋舰服役。尔后又发现第二艘商船，距离越来越近。
　　23点28分：对停车的“劳伦蒂克”号发射鱼雷，但不知何故未命中目标。
　　23点37分：在580米的距离上发射鱼雷，击中该舰前烟囱以下部位，效果不大。
　　23点40分：“劳伦蒂克”号发射照明弹接着发射炮弹，然后又不断发射照明弹。我艇高速航行，向第二艘商船靠近。该船已停车，正在接收一艘救生艇上的人员。
　　1940年11月4日
　　0点02分：对停泊的商船发射鱼雷，射距1200米，击中舰桥前部。该舰用明码发报，报告舰名和舰位，并放下救生艇。这是英国11314总吨位的“帕特洛克罗斯”号客轮，现在可能已改装成为辅助巡洋舰。
　　0点22分：向“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二枚鱼雷，射距1200米。击中舰后部。无特大效果。舰上有很多圆桶。一部分空桶被扔入海中。
　　0点44分：向“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三枚鱼雷，射距950米，击中舰桥侧面。舰员将更多的桶抛进大海。舰稍向下沉，向右倾斜。我决定用火炮干掉它。
　　0点58分；在100米的距离发射4发88毫米炮弹，命中2发。其中一发击中上层建筑甲板上的备用弹药，引起爆炸。然后我艇转向规避，因为“帕特洛克罗斯”号开火还击，而且用的是延时引信炮弹。
　　1点18分：对“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四枚鱼雷，命中前桅侧面。除了见到更多的圆桶外，没有多大效果。由于鱼雷装填较慢，我利用空隙从仍浮在水面的“劳伦蒂克”号旁驶过向“卡萨纳尔”号接近。
　　2点15分：在“卡萨纳尔”号沉没处我们向5艘救生艇中的1艘艇询问有关情况，此时突然发现一架亮着航行灯的“桑德兰”式飞机在500米的距离上围绕我们飞行。
　　2点39分：下潜。
　　4点：鱼雷装填完毕。4点04分上浮。在驶往2艘辅助巡洋舰的途中发现1艘护卫舰。我们必须在它到达之前把这2艘舰击沉。
　　4点53分：在1400米的距离上对“劳伦蒂克”号实施第二次致命性打击，击中该舰尾部。舰尾在几分钟内沉没，舰上的深水炸弹爆炸。
　　5点16分：对“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五枚鱼雷，命中前货舱。舰上人员继续扔桶。攻击无特殊效果。
　　5点25分：对“帕特洛克罗斯”号发射第六枚鱼雷，击中舰中部主机舱，该舰前桅部位断裂。后部仰翻立即沉没。前部慢慢下沉。我艇迅速撤离。因为敌护卫舰已到，并打开了探照灯，然后从6点05分到9点一直发射照明弹。
　　11点18分：发现飞机1架，方位110度。我艇立即下潜，飞机在远处投掷炸弹。14点03分，我艇再次上浮。
　　克雷奇默尔的自述证明，英国辅助巡洋舰适应战争的能力较差，它们怎么也没料到会在夜间遭到一艘潜艇的水面袭击。但这件事也说明德国鱼雷的爆炸效果不够理想。见第七章第93页。虽然英国的辅助巡洋舰因装载空桶而难以击沉，但U-99号潜艇所用的鱼雷也实在太多了。这种情况往往会使潜艇缺乏鱼雷而丧失其它的攻击时机。
　　克雷奇默尔在这次成功的作战中共击沉敌舰20万总吨位。当我在11月4日接到他发来的有关这次战况的电报时，我在电话里就提议给他颁发橡树叶骑士勋章。在当天通过电报他荣获了骑士勋章。我为他感到高兴，并得知，克雷奇默尔艇上的每一个士兵，都为此感到自豪，并为他们所取得的战果能如此迅速地得到肯定而受到新的鞭策。
　　1940年12月1日，U-101号潜艇(艇长门格尔森海军上尉)在爱尔兰以西300海里处发现一支进港的护航运输队。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记载了这次作战经过：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2月1日战争日志。
　　“潜艇的总体配置对攻击这支护航运输队极为有利。当最西面的U-101号潜艇与敌保持接触时，其它所有潜艇都位于作战半径以内。部分潜艇有希望在当天夜晚到达，其余的最迟将在明晚到达该作战海区。这次作战的首要条件是要始终与敌保持接触。因此，U-101号潜艇接到命令，在其它潜艇奉命赶来与护航运输队作战之前，不准擅自实施攻击。
　　“U-101号潜艇与敌保持接触一直到第二天清晨。然后它报告：‘弹药用完，柴油机故障’。此时其它潜艇已经接近护航运输队。我命令U-101号潜艇继续与敌保持接触，直到其它艇来接替为止。”
　　于是，潜艇在12月1日和2日的严寒深夜对这支护航运输队发起了攻击。根据英方的统计，有10艘商船被击沉，1艘受伤。12月2日夜，U-94号潜艇报告：“敌护航运输队溃散。”这次战斗的胜利主要归功于门格尔森。由于他死死地咬住敌人，才使其它潜艇得以群起而攻之。
　　1941年1月和2月，其它的敌护航运输队在作战中共损失60艘舰船(包括单独航行的商船)，总吨位达323565吨。
　　3月初，我们把潜艇的主力集中部署在冰岛以南海区，因为我们估计，英国已把护航运输队的航线移向西北海区。5天后潜艇发现一支即将进港的护航运输队，其中有5艘商船被击沉，2艘被击伤。自这次战斗之后海上出现了一个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深感不安的平静阶段，海上看不到任何商船。后来我们发现有5艘潜艇在该海区沉没，该海区的敌情加深了我们的忧虑。这5艘潜艇是U-551号潜艇(艇长施罗德海军上尉)，U-70号潜艇(艇长马茨海军上尉)，这2艘潜艇的艇长资历较浅。其余3艘潜艇的艇长资历较深，战功卓著。他们是U-47号艇的普里恩海军上尉，U-99号艇的克雷奇默尔海军上尉和U-100号艇的舍普克海军上尉。U-551号和U-47号在战斗中全艇覆没，U-100号和U-70号艇的部分艇员被救，U-99号几乎全体艇员被救。普里恩、舍普克及其全体艇员和U-99号艇的损失使我的参谋部，尤其是使我本人的心情十分沉重。舍普克是一个敢打敢拼的人，战争开始以来他表现突出，共击沉商船39艘，总吨位达159130吨。克雷奇默尔在历次出色的战斗中共击沉44艘商船(总吨位达266629吨)和1艘驱逐舰。普里恩最了不起的功绩是在斯卡帕弗洛海域击沉了“皇家橡树”号战列舰。在实施经济战中他共击沉28艘商船，总吨位达160935吨。普里恩是一个全面发展的人，他性格开朗、热情、充满活力和乐观精神，对工作一丝不苟，全力以赴，天赋使他具备了完成任务的各种才能。他为人们树立了榜样。从以下他在和平时期的话语中可看出他对潜艇事业的态度：“对我来说，参加一次出色的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演习比最舒适的休假更有价值！”在战争中尽管他由于在斯卡帕弗洛海域的英勇战功而一跃成为受人尊敬的头面人物，但他仍然是一个坦率、谦虚、朴实，并一心想再立新功的勇敢的军人。他与我的关系特别亲密。
　　由于冰岛以南海区无航运活动以及我方几位出色的艇长遭到莫名其妙的损失，因此我在3月底就把兵力从冰岛以南海区撤出，向西南方面集中。这一措施取得了成功。4月2日配置在新海区的潜艇发现一支从北美驶往英国的“SC26”护航运输队后，立即对其实施协同攻击，共击沉商船10艘。后来情况逐渐清楚，3月份潜艇的大量损失并非是什么特殊原因造成的，也并非是敌人新式武器所致。几艘久经考验和富有经验的潜艇在同一时间被击沉纯属偶然。
　　1941年3月和4月潜艇共击沉商船84艘，总吨位达492395吨。
　　从5月份开始，大西洋北部海区昼长夜短的季节来临。这对英国商船队的护航是极为有利的。其空中掩护可一直持续到黄昏之后。第二天凌晨飞机便又可追逐潜艇并迫使其下潜。而有利于潜艇在夜间实施协同作战的时间却十分短暂。尽管如此，潜艇在北大西洋两次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仍取得了胜利。第一支护航运输队被击沉5艘商船。第二支“HX126”护航运输队在大西洋中部遭到袭击。当船队在一个夜晚损失5艘商船后，运输队指挥官担心集中的商船再度受到潜艇的协同攻击而下令解散，要求每艘商船设法单独驶往英国。结果又有4艘商船被击沉。从此，英国海军部接受了这次教训，再不允许任何运输队在无护航的情况下进入北大西洋海区。
　　当5月份在北大西洋的潜艇由于白昼时间长战果有所下降时，集中在南大西洋弗里敦港附近的潜艇却受益非浅，它们发现了一个很有利的攻击区。1941年春，弗里敦港是来自好望角和南美驶向英国的所有船只的会合点，航速较慢的商船在此编成护航运输队，航速快的商船则分散单独北进。为了使潜艇在这遥远——从比斯开湾各港到弗里敦港全程2800海里——的海区的作战尽可能经济些，海战指挥部计划在大西洋中部的会合点用水面供应船为潜艇补充燃料和鱼雷。这样潜艇就可在弗里敦战区先后进行两次战斗。在这两次战斗中7艘潜艇共击沉74艘商船。参战的潜艇有：U-106号(艇长厄斯滕海军上尉)、U-105号(艇长舍韦海军上尉)、U-124号(艇长舒尔茨·威廉海军上尉)、U-103号(艇长许策海军少校)、U-38号(艇长利贝海军上尉)和U-69号艇(艇长梅茨勒海军上尉)。U-69号潜艇还在几内亚湾的拉各斯港和塔科拉迪港布设了水雷，使一些商船触雷沉没，迫使英国海军暂时封闭这两个港口。
　　在南部海区作战的潜艇中，战绩最大的是黑斯勒海军上尉指挥的U-107号潜艇。他一共击沉14艘商船，总吨位达87000吨，这是黑斯勒了不起的功绩，这与他掌握丰富的战术知识和射击技术有关。在以往的战斗中他的表现就非同寻常。弗里敦海域一战所取得的辉煌战果使他打破了保持较长时间的最高纪录，从而为授予他骑士勋章创造了条件。但我却下不了决心为他提出申请，因为他是我的女婿。最后还是海军总司令结束了这种状态。他让人对我说，如果我始终不为黑斯勒申请勋章，那他将为黑斯勒申请。于是我只好为他提出申请。这样黑斯勒很快就荣获了勋章。
　　1941年5-6月，在弗里敦和北大西洋海区潜艇共击沉119艘商船，计635635总吨位。
　　而在7-8月，潜艇的战果就小了。从格陵兰到亚速尔群岛的广阔海区里，只有8-12艘潜艇在零零散散地搜索着商船。如果我把它们的间隔距离拉长，那么当某艘潜艇发现护航运输队时，潜艇就无法采用狼群战术实施协同作战。如果我把它们集中编成一个潜艇群，那么对可能碰巧遇上的护航运输队，则需要其它兵力的协助，以引诱该护航运输队进入潜艇配置海域。在潜艇数量不多而又无侦察兵力支援的条件下实施潜艇战并非易事。
　　英国人在弗里敦海区受到重大损失后便尽量减少了商船的活动。因此，我决定重返北大西洋，将潜艇部署到东部海区。前面已提到的准备与空军第40轰炸机联队(飞机的数量已增加)重新组织海空协同作战的意图见本章第136页。也促使我作出了上述决定。后来在空军的配合下，我们在爱尔兰以南海区对来自直布罗陀的一系列护航运输队进行了袭击。虽然击沉船只的数量不少，但总吨位却不高，因为往返于直布罗陀和英国之间的大多数是1000-3000吨的商船。我们除了在爱尔兰以南海区进行潜艇战外，还在没有空军侦察的情况下设法截获爱尔兰以北海区往来的船只。但潜艇在这里无多大效果。它们非但找不到可袭击的目标，反而成了敌强大的空中巡逻机的攻击对象。因而在7月和8月击沉数相当有限，总共只击沉45艘商船，计174519总吨位。
　　1941年9月，我决定向西对大西洋再来一番彻底的“清扫”。为此，我根据潜艇数量把潜艇编成2-4个群，以侦察幕的形式用比平时稍高的速度横扫辽阔的大西洋。我们把潜艇一直部署到格棱兰的东岸海区，因为我认为来自北美的护航运输队在越过纽芬兰岛东南的拉斯角后，会立即向北前进。这个推理有3点根据：第一，美国在1941年没有宣战就已援助英国，这将在下一章中谈到；第二，靠北的航线可以得到以冰岛为基地的空中警戒兵力的掩护；第三，在7-8月南部的航线很少发现护航运输队。这个推理的正确性很快得到了证实。1941年9月11日，我潜艇发现在靠近格陵兰东岸的海域有一支护航运输队驶往英国，其代号是“SC42”。这次潜艇袭击一举成功，共击沉16艘商船。由于第二天晚上(9月12日)大雾弥漫，该护航运输队才免遭更大的损失。
　　在大西洋西部海区我潜艇也发现了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共击沉其4艘商船。当月还有一支来自弗里敦港的护航运输队在北大西洋也被我一支潜艇群发现。这支由11艘商船组成的船队有4艘军舰为其护航。其中有7艘商船被击沉。
　　在同一个月内被潜艇群袭击的还有第4支护航运输队，它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往英国的。这支护航运输队是被空军第40轰炸机联队的侦察机发现的，其护航兵力十分强大，共有10艘驱逐舰和小型护卫舰。尽管如此，仍有9艘商船葬身海底。
　　9月份英国在潜艇战中共损失53艘商船，共计202820总吨位。
　　在1941年的最后3个月，大西洋的潜艇战(就参战潜艇的数量而言)最不景气，进入了“大西洋战役的萧条时期”。英国的《海上战争》一书把这个时期称之为潜艇战的“低潮”。主要原因是潜艇被调往地中海，这在上文已经提及。但是出现这种低潮还有其它原因。10月15日潜艇还击沉了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中的9艘商船。在尔后的几周内，由于在北大西洋部署的潜艇稀少，我们的运气不好。11月1日一艘在最西面担任瞭望哨的潜艇在纽芬兰海滩附近发现一支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部署在这支护航运输队东侧的一个潜艇群要实施攻击的话是十分有利的，然而由于一连数日的浓雾使这次作战一无所获。
　　这就是1941年11月潜艇在北大西洋与敌进行的最后一次接触。由于潜艇数量太少，以后连续几周搜索都毫无成效。于是，11月底潜艇向直布罗陀海区转移，结束了这一时期的战斗。
　　1941年11月和12月德国在大西洋南部的海战中也遭到了厄运。德国辅助巡洋舰“阿特兰提斯”号在罗格海军上校率领下于1940年3月驶离本土，在巡航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的20个月中战果显著，共击沉22艘商船，计145697总吨位。1941年底它绕过合恩角(智利)向东航行，于11月22日到达大西洋赤道以南海区，驶往与U-126号潜艇约定的会合点进行燃料补给。U-126号艇长鲍尔乘坐舢板到“阿特兰提斯”号舰上，与罗格海军上校商谈补充燃料的具体细节。但由于英国“德文郡”号巡洋舰的出现使谈话很快中断。这艘英舰奉英国海军部之命在该海区巡逻，企图搜索潜艇补给舰。英国商船在弗里敦海区一战中遭到的惨重损失促使英国采取了这一行动。执行侦察任务的舰载机发现了德国“阿特兰提斯”号辅助巡洋舰。当时德国巡洋舰处于千钧一发的危急时刻，U-126号艇长无法返回本艇。第一值更官下令紧急下潜。由于英国巡洋舰离潜艇太远，无法对其实施攻击，而“阿特兰提斯”号却被击沉。在英国“德文郡”号巡洋舰远离之后，潜艇上浮，把乘有“阿特兰提斯”号的幸存者的救生艇拖回。
　　当我们得到这个不幸的消息后，我派遣U-124号潜艇(艇长莫尔海军上尉)和U-129号潜艇(艇长克劳森海军上尉)到大西洋中部去协助U-126号潜艇拖带“阿特兰提斯”号的救生艇。途中U-124号潜艇在距圣·保罗山崖巴西东北角。东北约240海里处击沉了英国“达尼丁”号巡洋舰，该舰与“德文郡”号巡洋舰一样担任搜索潜艇供应舰的任务。
　　与此同时，海战指挥部令“巨蟒”号潜艇供应舰去接收“阿特兰提斯”号的幸存者。该舰于11月24日和25日执行了这一任务。
　　海战指挥部预先确定了一个会合点，以便“巨蟒”号潜艇供应舰对各潜艇提供补给。该会合点位于“阿特兰提斯”号巡洋舰沉没点以南1700海里处。但这个会合点也被敌人发现，“巨蟒”号(舰上还有“阿特兰提斯”号的幸存者)于1941年12月1日被英国担负搜索潜艇补给舰任务的“多塞特郡”号巡洋舰击沉。
　　为了接收“阿特兰提斯”号和“巨蟒”号上的414名幸存者，4艘潜艇在出事点附近工作，遇难人员分别被安置在各潜艇上。潜艇舱室狭小，无法使每人都得到一张床铺。床铺只够夜间值勤人员使用。每艘潜艇接收了100名左右的幸存者，艇内拥挤不堪，人们几乎动弹不得。这样一来，潜艇当然无法进行战斗，原来计划的行动也就告吹了。在返回本土的航行中，当它们通过赤道的热带海区时，艇内温度高达摄氏38度。我命令这4艘潜艇在佛得角群岛以北与4艘意大利潜艇会合，这4艘潜艇是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在波尔多交给我使用的。意大利潜艇分载了一半遇难者。1942年1月底8艘潜艇全部平安抵达比斯开湾基地。这项援助行动在航行了5000海里的情况下一举获得成功。
　　这个事件证明，用水面供应舰在大西洋为潜艇执行补给任务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以后应该由在战争开始时建造的潜水油船来执行这一任务。
　　前面已经提到，1941年12月在赤道以北的大西洋上，潜艇潜伏在直布罗陀海峡两侧。它们所期待的往东行驶的护航运输队却连影子也没有。感到庆幸的是在12月14日一支从直布罗陀海峡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却自投罗网。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潜艇群和另外3艘在比斯开湾各港待命的潜艇奉命去拦截这支护航运输队。因为英国人知道在直布罗陀海峡附近有潜艇埋伏，所以我们估计英国这支运输队的护航兵力一定非常强大。护航运输队中有一艘“大胆”号辅助航空母舰。从12月14日到22日潜艇昼夜轮番连续攻击，但结果却令人失望。虽然在12月21日“大胆”号辅助航空母舰和“斯坦利”号驱逐舰被U-751号潜艇(艇长比加尔克海军上尉)击沉，但运输队本身被潜艇击沉的只有2艘商船。相反在这场战斗中我们却损失了5艘潜艇。它们是U-574号潜艇(艇长根格尔巴赫海军上尉)、U-131号潜艇(艇长鲍曼海军中校)、U-127号潜艇(艇长汉斯曼海军上尉)、U-434号潜艇(艇长海达海军上尉)和U-567号潜艇(艇长恩德拉斯海军上尉)。其中恩德拉斯海军上尉是最杰出、最有经验的艇长之一。
　　鉴于这次遭到的失败和前两个月令人不满意的战绩，我的作战处长认为，我们对护航运输队已无能为力。根据迄今为止的经验，鉴于这样惨重的失败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还只是一次这一事实，我是不能同意他这一观点的。在那次作战中，天气对潜艇极为不利，无风，或1级风，海面风平浪静，使英国的反潜兵器极易发现潜艇。当时我们虽然估计到敌人的护航兵力一定很强，但今天我们才知道，敌人的这次胜利是在集中使用十分强大的反潜兵力的情况下取得的。在我潜艇对驶经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实施了成功的袭击后，英国海军部一直不敢轻举妄动，直到他们在直布罗陀海峡集结了特别强大的护航兵力之后才在12月份派遣了这支代号为HG76的护航运输队。这支护航兵力由“大胆”号辅助航空母舰、3艘驱逐舰、7艘轻型护卫舰和2艘辅助炮舰编成。“大胆”号上的舰载机从空中不间断地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掩护。此外，这支护航运输队还可得到直布罗陀英国空军基地的飞机的掩护。直到12月17日这些掩护兵力可一直在护航运输队航行的海区进行掩护。然后，护航运输队就由英国南部派出的飞机迎接。因此，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兵力自始至终非常强大。况且指挥护航的又是沃克，他是“整个战争期间护航运输队掩护部队中最著名和最有战功的指挥官”。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478页。
　　天气不好再加上敌极其强大的防御兵力，都给潜艇袭击护航运输队的行动造成很不利的条件。我没有因这次事件而作出否定潜艇袭击护航运输队的作用的原则性的结论，以后的发展证明我的观点是正确的。我们在1942年到1943年3月间还在打击最大规模的护航运输队。鉴于英国的舰船在这些作战中受到的损失，英国海军部在1943年3月，当大西洋战役的危机对英国来说正处于低潮时，尚在考虑有无必要取消护航编队，因为他们再也无法承受潜艇在夜间使用狼群战术给他们所造成的巨大损失。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忧虑和苦恼中度过了1941年。1942年开始了，它给潜艇战带来了丰硕的战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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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一章 1941年12月11日前美国同我国的战争
　　随着1941年12月11日对美国宣战，在大西洋美国海区的潜艇战出现了新的局面。
　　但这并不是说，在对美国宣战之前我们与美国在大西洋上一直是和平相处的。实际情况完全相反。虽然美国没有对我宣战，并按国际法保持中立态度，但在战争开始后他们越来越明目张胆地援助英国。他们的海军以战争行动支援英国。美国雄厚的军备与经济力量随时都可为轴心国的敌人提供方便。今天美国人自己把他们在1941年12月正式参战之前参与大西洋战役和援助英国的那段时间的行动称之为“不宣而战的战争”。《世界危机和美国外交政策》。兰格和格利森：《1940-1941年不宣而战的战争》。金海军五星上将：《海军大事记》，第131页。
　　美国违背国际法的这种做法对英国来说在军事、物质和精神方面起了重大的作用。这对潜艇战是有很大影响的。
　　美国对英国的援助是如何逐步发展的呢？
　　早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头几年，当时美国尚持中立态度，但英国就从美国那里获得了大量的军用物资和贷款。美国的船舶和公民可不受其政府的法律约束通过英国周围的作战区。美国与英国在战争经济上的瓜葛导致美国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一个债台高筑的国家是不会听任命运摆布的。美国驻伦敦大使沃尔特·佩奇在1917年3月5日给威尔逊总统的电报中说：“从现在开始日益逼近的财政危机的压力已超过了摩根王朝为英法政府支付押金的能力……为了维持我们大好的经济形势并避免混乱，唯一的出路是向德国宣战，这并不是不可能的。”(斯文赫丁：《陆战中的美国》，第191页)。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前几年美国不想在一场未来的战争中重蹈覆辙。他们打算摆脱外国的战争。因此，1937年颁布的中立法禁止向交战国出口战争物资和提供贷款以及禁止美国船舶和公民通过其它国家的作战区。
　　该规定体现了广大美国公民要求在一场其它国家之间的战争中保持中立的愿望，但这与罗斯福总统的政治思想却是格格不入的。他虽然依照美国的中立法于1939年9月4日禁止美国船舶和公民通过大西洋的欧洲战区，但在1939年11月他又废除了关于禁止出口武器和战争物资的规定。从那时起对武器和战争物资开始执行“现购自运”的补充规定。根据此规定，如果买主能立即付款并用自己的船将物资运走，那么美国就可以对一个交战国提供援助。然而德国在这方面却无能为力。由于开战以来英国在大西洋上拥有的制海权使德国的商船无法通过世界各大洋。美国中立法的修改只对英国有利，它们的商船仍一如既往地横行大西洋。
　　丘吉尔对罗斯福所采取的迫使美国公民取消中立法的一些措施也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为了使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尽量慷慨地支援英国，丘吉尔绞尽脑汁，费尽心机。战争爆发后不久，罗斯福要求英国海军部长丘吉尔与他保持通信联系，告诉他所有他想让他知道的事情，丘吉尔欣然同意。通过大量的信件往来，丘吉尔掌握了罗斯福援助英国的意图，并运用巧妙的手法对“罗斯福的良好意愿”施加影响。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53页。丘吉尔不断向美国提出援助的要求，他通过忧郁地描述己方的危急局势和对美国未来的命运完全不切实际的预言来阐述美国对其进行援助的必要性。他想以此来使罗斯福总统找到使美国人民和国会认为执行援英政策是合情合理的办法。丘吉尔本人把这种巧妙地影响美国总统的做法说成“在幕后他费尽了口舌”。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55页。
　　1940年5月15日，丘吉尔作为张伯伦的继承人担任首相后不久，他在信中要求罗斯福给予他“除动用武装部队以外”的一切援助。首先他希望从美国得到50艘旧式驱逐舰。他也知道，如此明目张胆地违背中立法把驱逐舰交给英国是违背1907年海牙协定第八条款的。该条款规定，如果中立国的船只改装后在某个交战国用于战争目的，那末中立国政府有责任使任何加入交战国作战的舰艇受到该中立国的法律制裁。在美国人民中肯定会引起麻烦。所以，他在1940年5月25日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说道，如果英国人不得不把他们的舰队交给德国的话，那么这对美国来说是最糟糕的事。这纯粹是一种无稽之谈，象丘吉尔这样的人决不会相信会出现这种情况。但这个“黑夜的幽灵”对美国还真灵验。出于毫无根据的担忧以及害怕英国舰队会落到德国人手里，美国国会批准向英国提供驱逐舰。对此丘吉尔在回忆录中写道：
　　“向英国提供50艘美国军舰，是美国采取的一个果断的非中立的行动。按历史惯例，这无疑给德国提供了一个向美国宣战的理由。”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358页。
　　美国的这些驱逐舰换取了英国人在1940年9月将前面提到过的英国基地出租给美国，为期99年。见本书第8章第102页。
　　1940年11月罗斯福再次当选总统后，丘吉尔便开始进行一系列广泛的活动。1940年12月8日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494页及以后几页。他以书信的形式给罗斯福总统写了一篇长长的备忘录，其中谈到，通过大西洋的潜艇战来制止舰船的继续损失，这将对战争的结局起决定作用：
　　……
　　6. 我们舰船的损失情况几乎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糟糕的那一年相同。在11月3日以前的5个星期内，我们舰船损失的总吨位达420300吨。为了使我们的作战活动保持充分的活力，估计每年需要运进4300万吨物资。但是，9月份的进口吨数只达到3700万吨，10月份为3800万吨。如果吨位继续这样减少下去，后果将不堪设想。
　　……
　　12. 最紧迫的任务是立即防止或减少大西洋上通向我本土的航线上舰船的损失。为了实现这个目的，可采用下述两个办法，一个是增加抗击敌人攻击的海军兵力，另一个是增加我们所需要的商船数量。
　　根据上述理由，丘吉尔在信中向美国总统提出了下列请求：
　　1. 美国派军舰支援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希特勒不会把这种做法当作宣战的理由，因为他不想卷入对美国的战争。
　　2. 美国继续向大西洋东部海区扩大制海权，这对英国极为有利。
　　3. 本来就数量不足的英国舰船已有三分之一消耗在毫无效益的活动之中，为对付潜艇战英国被迫组成护航运输队，并采取了绕道而行和曲折机动的航行。英国每年生产的舰船吨位为150万吨，这是远远不够的，每年还需要另外增加300万吨商船。只有美国的造船工业才能满足这个要求。
　　4. 英国需要大量的美国作战飞机和军用物资。
　　5. 英国无力对美国援助的舰船和军用物资兑付现金。为了同仇敌忾战胜轴心国的共同利益，请求不要立即付款。
　　丘吉尔在其回忆录中说，这是他一生所写的信中最重要的信件之一。
　　罗斯福收到这封信后就着手为实现英国的这些愿望创造合法条件。他所采取的办法是，使美国人民相信美国本身受到轴心国的严重威胁。1940年12月29日在一次“壁炉漫谈”中他通过无线电广播向美国人民宣称：
　　“自从詹姆斯敦和普利茅斯·罗克詹姆斯敦1607年的建立表明了英国在美洲的殖民地史的开始；1608年“五月花”号船在普利茅斯罗克靠岸。时期以来，美国的文明还从未受到如今这样严重的威胁。英国一旦沦陷，轴心国就将控制欧洲、亚洲、非洲和澳洲大陆，它们可以从陆上和海上使用大量的辅助手段来对付我们这个半球。我们整个美洲就将在枪口的威逼下生活。这支枪的枪膛里装满了在经济和军事方面的危险炸药，这样讲并非言过其实。”
　　这种不可思议的言论果真起了作用。1941年3月11日，经美国国会批准，英国上述无限制、无代价地要求美国提供舰船和军用物资的愿望终于在租借法中得以实现。国会表决时265票赞成，165票反对；美国参议院中60票赞成，31票反对。
　　英国从美国获得的纯军事援助也取得了同样的进展。
　　1939年9月5日，罗斯福紧急宣布美国大西洋沿岸的水域为安全区域，该区域一直向东延伸几百海里。当美国军舰在该海区实施“中立巡逻”时，交战国舰艇禁止通过该海区。偌大的一个海区禁止交战国的舰艇通过是完全不符合国际法规定的。按国际法规定，这种措施只适用于领海区，一般来说领海范围只有3海里。
　　战争爆发后不久，美国海军随即在大西洋采取了一系列违背国际法的军事行动。他们暗中监视从美国港口驶出并准备返回本土的德国商船。他们用无线电报把德国商船的位置通报给英国作战舰艇，以便英舰对德国商船发动攻击。结果使我们的船只除了自沉外，别无生路。
　　为了与英国海军部在军事合作方面作好充分的准备，1940年7月罗斯福总统派以戈姆利海军将军为首的军事委员会到伦敦进行会谈。这次会谈之后，美国海军司令部立即拟定了美国可能参战的计划。该计划规定，美国在大西洋最重要的任务可能是掩护护航运输队。美国从1941年4月1日起派作战舰艇为护航运输队护航。
　　继伦敦会谈之后，又于1941年1月和2月在华盛顿继续召开由美国海军部、英国海军部以及陆军和空军总参谋部参加的扩大会议。经过两个月的讨论，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认为大西洋作战和欧洲战争是这场战争的关键。美国海军的主要任务是保护大西洋上的航运和海上交通线。只要美国海军有此能力，这项任务就应立即付诸实施，因为这与美国是否宣战毫无关系。英国将在英国区域内为美国海军提供完成大西洋的作战任务所需要的基地。1941年3月27日ABC-1参谋协定。
　　美国海军按照这些协议采取了行动。1941年2月1日金海军上将领导的大西洋舰队成立。他在1941年4月18日宣布，美国的大西洋安全区将向大西洋东部海区延伸到西经26度线。这距美国沿岸(纽约)2300海里，距欧洲(里斯本)仅740海里。这样一来西半球大西洋的五分之四海区被宣布为美国安全区，从那时起美国海军就密切监视着德国海军，并把德国舰艇的位置迅速通报给英国，以便英国对德国舰艇发动攻击。
　　采用命令的形式自行扩大和决定安全区，这在国际法上是找不到任何依据的。
　　1941年7月7日，美国接受了英国提出的“保护冰岛”的要求。在莫里森著的《大西洋战役》(美国第二次世界大战海战史，第1卷)中，作者谈到接受“保护”冰岛的任务时说，“虽然冰岛政府在受到英国的压力时请求美国保护，但冰岛居民对占领其国土很不乐意。强烈的民族感和地方主义使他们觉得这种保护没有必要。”他们的军队进驻冰岛，并在那里建立了海、空军基地。
　　与此同时，美国把安全区又向东延伸到西经22度线，这样就把冰岛也包括进去了。
　　占领冰岛后，美国的责任是直接掩护美国驶往冰岛的护航运输队中的美国舰船和倾向美国的一些国家的舰船。另外，美国海军还得到指示，如战略形势需要的话，他们还要对北大西洋的其它护航运输队实施掩护。大西洋舰队司令，1941年7月19日的第6号作战计划。这意味着美国对英国舰船的掩护范围一直扩大到冰岛附近海域。
　　德国政府对战争爆发以来美国所采取的上述一系列违背国际法的措施反应如何呢？从1939年9月开始，希特勒对实施海上战争的指示是，无论如何不得与美国发生冲突。德国政治领导尽力克制并想方设法避免发生类似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参战对付德国那样的事件。希特勒坚定不移地坚持这一立场。难怪罗斯福在把50艘驱逐舰提供给英国时深信希特勒是会容忍这个措施的。因为对希特勒来说，美国对英国即使提供大规模的援助也要比德国与美国处于实际的战争状态好。下列事实证明，美国总统的这种看法是符合实际情况的。
　　起初美国人离英国周围的封锁区较远，在该封锁区德国的潜艇可自由进行攻击，因此，直到1940年夏都没有与美国人发生冲突。但在1941年6月20日U-203号潜艇在封锁区与美国“得克萨斯”号战列舰遭遇。因为迄今为止，美国军舰一直是绕开这一封锁区航行的，所以U-203号潜艇艇长怀疑该舰是否仍属于美国，是否和美国的50艘驱逐舰一样已移交给英国。于是他对这艘舰实施攻击。但攻击无效。潜艇也没有被美国战列舰发现。艇长用无线电把在封锁区发现美国军舰这一情况作了报告。当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接到他的报告后，我立即下达预先命令：“即使美国军舰进入封锁区也不得对其实施攻击，因为我觉得目前仍有效的允许攻击的命令已不再符合领袖的政治企图了。”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6月20日战争日志。
　　在此之前德国潜艇是可以攻击封锁区内每一艘作战舰艇的，因为鉴于美国迄今以来的态度，德国总认为美国的舰船是不会侵入该作战区的。
　　第二天根据希特勒的指令，潜艇部队接到下列命令：
　　“领袖命令，在以后几周中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均须遵循这一原则。此外，对确认无疑的敌舰的攻击，也仅限于巡洋舰、战列舰和航空母舰。熄灯航行的军舰并非是敌舰的象征。”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6月21日战争日志。
　　这个命令意味着潜艇对它们最凶恶的敌人即驱逐舰、护卫舰和小型护卫舰，当然也包括英国的舰艇在内，不得进行攻击。现在，由于美、英两国海军舰艇混杂在一起，使德国的潜艇战处于前所未有的困境。所有为护航运输队担任反潜和护航任务的英国作战舰艇都用所有的武器来对付德国潜艇。而所有这种方式的攻击却不会遭到抵抗和反击。
　　直到后来下达了一道补充命令后，连续受到攻击的潜艇才可以奋起抗击。而海战指挥部下达的甚至限制潜艇进行自卫的有关命令是：“潜艇在摆脱敌舰的追击后，不得擅自对曾跟踪和攻击过它的敌舰采取类似报复或预防性的攻击行为。”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CIV部分，第151页。
　　这样一来，英国的反潜兵力便可安闲自得。因此，奉命处于消极被动状态的我方潜艇只能任凭敌驱逐舰的深水炸弹或火炮的攻击，尽管潜艇面临被消灭的危险，也不能为自卫而及时还击。
　　当然这个命令也增加了潜艇打击护航运输队的困难。商船四周的掩护舰艇对潜艇来说是神圣不可侵犯的。如果潜艇无法回避这些掩护舰艇的话，那就必须放弃对护航运输队的打击。因为潜艇被禁止使用鱼雷去攻击掩护舰艇以打开接近船队的通道。
　　从整个政治形势考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只得委屈求全。但德国政治领袖竭力避免与美国关系恶化的做法是丝毫不起作用的。罗斯福是想打仗的。他企图乘美国海军在大西洋战区逗留之机，混杂在英国海军之中以间接的方式引起军事冲突。这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
　　1941年9月4日U-652号潜艇被一艘驱逐舰跟踪追击，驱逐舰向它投放了3枚深水炸弹。为了自卫，潜艇发射了2枚鱼雷，驱逐舰规避成功。次日，该潜艇艇长收到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电报后才得知，这是一艘美国“格里尔”号驱逐舰。
　　美国参议院海军委员会对这次事件进行了调查，并听取了海军总司令斯塔尔克海军上将有关这件事情的报告：
　　“8点45分，一架英国飞机通报‘格里尔’号驱逐舰，在其航线以西10海里处发现一艘处于水下状态的潜艇。‘格里尔’号加大航速，采用曲折机动航行向所指定的地点驶去。当该舰的音响探测器刚探测到潜艇螺旋桨的噪音时，驱逐舰就立即进行跟踪，并用无线电报告了测位情况，以利于可能在附近海区活动的每一架英国飞机或驱逐舰掌握这一情报。这一切与上级下达的继续发送情报、但不要实施攻击的命令是一致的。10点32分，一架英国飞机投放了4枚深水炸弹，但未击中目标。20分钟后，飞机停止追击。但‘格里尔’号仍盯住潜艇不放。12点40分，潜艇改变航向，向‘格里尔’号接近，并发射了一枚鱼雷，鱼雷从驱逐舰一侧穿过。‘格里尔’号奋起反击，但没有成功。”
　　1941年9月11日罗斯福总统在对美国人民的一次广播讲话中声称“格里尔”号莫名其妙地遭到了德国潜艇的恣意攻击，德国潜艇的这种行为纯属海盗行为。
　　“现在，需要我们冷酷无情的时刻已经到了，我们必须正告那些惨无人道和贪得无厌的妄图征服世界、建立永久性世界霸权的冒险家们：
　　‘你们蓄意把我们的子孙后代置于你们的恐怖统治和奴役之下。现在，你们侵犯了我国的安全。到目前为止，不许你们再继续下去了！’……
　　‘当人们看到一条穷凶极恶的响尾蛇时，决不会等闲视之，让其伤人，而是先将它打死’……
　　‘在那些看来对我们的防务很有必要的水域，美国的作战舰艇和飞机不能长时间地等待那些在水下的轴心国潜艇或大洋上的海盗船先对我们发起致命的打击’。”
　　与此相反，美国的历史学家兰格和格利森在有关世界危机和美国对“格里尔”号事件所采取的外交政策方面的历史性论述中却写道：
　　“美国官方和公民对这次偶然事件竟表示如此的愤慨，这是很难理解的。请想一想，当‘格里尔’号首先追踪德国潜艇长达几小时之久，并发送情报让英国飞机对其实施攻击时，而面临死亡的猎物最终却不反击它的追踪者，那岂不是咄咄怪事。”《世界危机和美国外交政策》“1940-1941年不宣而战的战争”卷中的“射击战”一章，第744页。
　　1941年9月15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向美国舰队发出命令：“采取一切可行手段对轴心国不管是水面还是水下的海盗舰艇统统给以截击和消灭。”
　　由于美国总统下达了这个“开火命令”，实际上从1941年9月起，美国就已在大西洋战场上与德国处于战争状态了。莫里森着《大西洋战役》，第1卷第80页：“从1941年9月4日爆发格里尔号事件开始，美国事实上已加入了与德国的大西洋海战。”罗斯基尔著《海上战争》，第1卷第472页：“根据英国的看法，1941年9月所发生的变化使美国加入大西洋之战变为既成事实。这个事实对长期为这场攸关重要而连续不断的战争而拼搏的英国海军部、各位将军、上校及所有舰艇和飞机的乘员意味着什么，是后代难以完全理解的。”
　　现在从纽芬兰到冰岛的子午线这一海区内，美国开始为所有的护航运输队(包括英国的)担任直接护航。在这个经度线上由美国的护航舰艇把船队移交给英国的作战舰艇。
　　1941午9月1日，即在“格里尔”号事件之前，美国大西洋舰队司令金海军上将就已发布了相应的命令。大西洋舰队司令，第7号作战计划。
　　莫里森在其新著《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美国的海战史》一书中谈到这个命令时说：
　　“为了驳斥掩护护航运输队基本上是一项作战任务这种不同意见，我们提出这样的理论，即为美国两个基地之间的运输队护航，其目的是为我们在纽芬兰的阿金夏和冰岛的驻军提供补给，而不是为那一个交战国提供补给。这在以往的作战计划中就已作出规定，不管哪个国家的船只，只要愿意加入美国的护航运输队均能得到支持，这一小小的措施使得同盟国的大量商船都能享受到美国海军的保护。”
　　这些话赤裸裸地暴露了美国所下命令的实质。
　　由于担心罗斯福下达“开火命令”而引起的混乱，雷德尔元帅在1941年9月17日请求希特勒给予指示。我陪同雷德尔前去进行这次谈话。海军总司令认为，德国海军正处于一种忍无可忍的境地。但希特勒仍坚持这一命令，就是只有当潜艇遭到攻击时才能进行防御。
　　冲突的继续发生是难以避免的。1941年10月17日，在一次打击英国SC48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美国的“奇尔尼”号驱逐舰被命中一枚鱼雷，该舰是这支运输队的护航兵力。
　　1941年10月31日，德国潜艇在冰岛西南方向打击英国HX156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美国“鲁本·詹姆斯”号驱逐舰被一艘德国潜艇击沉。
　　德国要么完全停止大西洋海战，但这对英国有利。否则，在美国不顾国际法积极参加大西洋海战的情况下，这种意外事件就会接二连三地发生。
　　美国的历史学家兰格和格利森谈到美国外交政策时说：
　　“人们奇怪的并不是击沉了几艘美国舰船，而是没有击沉更多的美国舰船。”“不宣而战的战争”卷中的“射击战”一章，第748页。
　　美国大西洋海军司令金海军上将对美国海军当时的态度进行解释说：
　　“尽管人们一直用国际法的观点来观察这种形势，但美国海军对大西洋事件所持的是一种现实主义的态度。”1944年3月27日给美国海军部长的报告，第157页。
　　随着1941年12月7日日本参战，德国也在12月11日向美国宣战。于是两国之间在战争史上和国际法中纯属罕见的状况才算结束。
　　尽管是我们开始宣战的，但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判决是，德国没有对美国——同样也没有对英国和法国——发动进攻战。
　　从现在起正式与美国交战的状态给以后潜艇战的继续进行带来了重要的后果。
　　卡尔·邓尼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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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十二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三阶段(1942年1月至7月) 在美国水域的战斗
　　1941年9月17日希特勒与我们谈话时，见本书第188页(第11章)。他再三嘱咐避免与美国发生任何意外事件。当时我们还简要地分析了这样一种形势，战争一旦扩大到美国，将会给潜艇战带来何种后果。我请求在此之前尽早得到有关指示，以便战争一爆发潜艇就可以位于美国沿岸海域。只有这样才能充分利用“击鼓”战的优势，以袭击敌防御薄弱的海区。
　　但是情况发生了变化。由于日本在1941年12月7日袭击了珍珠港，使德国感到非常突然。因此当时在美国海域连1艘德国潜艇也没有。
　　1941年12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才接到海战指挥部的通知，希特勒取消了所有限制潜艇打击美国和泛美安全区内舰船的决定。同一天，我向海战指挥部提出了抽调12艘潜艇到美国沿岸海域作战的要求。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这次作战寄予莫大的希望。到目前为止，战争一直没有波及到美国海域。那里的商船惯于单独航行。连那些驶往加拿大各港(主要是哈利法克斯港和锡德尼港)然后再集结成船队驶往英国的商船也不例外。不过，由于英美两国海军的密切合作和经常交换意见，我们预料美国沿岸水域必定会有反潜配系。但是，很可能美国在反潜方面缺乏经验，因此不宜将它估计得过高。总而言之，我们认为在那里实施潜艇战的条件不错，至少会出现象一、二年前在英国海域出现过的那种令人满意的状况。
　　当然，刚开始的那些有利形势迟早会恶化的。当我们的潜艇出现在西大西洋时，美国人肯定会加强他们的反潜兵力，反潜措施也会日臻完善和有效。不久的将来，那些单独航行的商船必然被护航运输队所取代。由此看来，“必须在情况发生转变之前尽快地充分利用目前的有利条件，先下手为强”。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9日和1942年1月11日战争日志。
　　但是，禁止在美国海域进行潜艇战的规定被取消之后，还给潜艇战带来了另一个有利的作战条件。在那些已被划分为作战区的辽阔海域出现了无数不同的航运汇集点，这些汇集点成了我们任意攻击的新目标。这样我们就可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攻击的重点从一个点移到另一个点，以达到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效果。因为，美国人是不可能以同样的方式同时去保护所有的航运汇集点的，因此他们只能跟在掌握了主动权的进攻者后面疲于奔命，东堵西挡。采用这种办法就能达到真正牵制敌防御兵力的目的。
　　潜艇战的作战原则同样适用于美国海域这一新战场。潜艇战的原则是以尽可能少的兵力击沉尽可能多的敌舰船。也就是说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敌舰船的数量必须尽可能地多。只有在这种情况下才能把潜艇派到遥远的海区和航运汇集点去，即潜艇虽然经过长途跋涉，消耗了一定的时间，但在那里的成功把握仍比附近的作战区更大。因而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重要的是要正确而及时地掌握遥远海区敌航运集中区和防御的“薄弱点”等有关情报。我们决不能让袭击战遭到失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指望在美国战场的“处女”海区里能获得大捷，虽然需要潜艇长途跋涉，但也在所不惜。
　　在美国海域发动一次袭击战需要多少艘潜艇呢？在潜艇部队司令的1942年1月1日的战争日志中对现有潜艇的数量作了精确的统计。当时德国在前线的作战潜艇共91艘。其中性能最好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19日战争日志。的23艘在地中海。另外3艘根据海战指挥部的指示也要进驻地中海，6艘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4艘分配到挪威海域。剩下用于吨位战的55艘潜艇由于缺乏修船工人有60%在港修理。从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15日的战争日志中可看出，因缺少工人，使新型潜艇的完工推迟了多长时间。
　　在海上活动的潜艇只有22艘，其中有一半往返于航行途中。因此，在1942年初，即在战争爆发后两年零三个月的时间内我们只有10-12艘(占现有作战潜艇的12%)潜艇可用来同时遂行海战的主要任务——吨位战。罗斯基尔谈到潜艇对美国沿岸的航运造成的重大损失时说：
　　“正视一下1942年最初几天潜艇在美国沿岸海域所造成的破坏情况，使多数人感到惊讶的事实之一是，那里从未有过12艘以上的潜艇同时作战。”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96页。
　　在美国近海的首次袭击战中所用的潜艇甚至连这个数量也没有达到。1941年12月9日我向海战指挥部建议，立即派遣12艘潜艇到美国沿海去作战，但被拒绝了。为了达到使用12艘潜艇的目的，我请求上级把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的6艘IXc型大型潜艇(740吨)调往美国沿海。这些潜艇特别“不适合在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作战”。“它们比VII型潜艇更容易被敌发现，而且装备更为复杂，经受不起深水炸弹的攻击，很难控制下潜深度。这种艇的主要优点是燃料储存量大，作战半径大，但在地中海和直布罗陀海峡反而无用武之地。”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11日战争日志。
　　我又补充道，与大洋上的其它海区相比，这些潜艇在直布罗海陀峡成功的希望是渺茫的。
　　然而我的建议没有得到同意。
　　海战指挥部认为，削弱地中海兵力的这个责任是担当不起的。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区的潜艇也不能从它们的防御阵位撤出，只能让我用6艘潜艇的兵力在美国沿海实施首次袭击。其中只有5艘潜艇于12月16-25日从比斯开湾各港陆续起航。因此，我们只能用5艘潜艇遂行第一次“击鼓”战。
　　从比斯开湾到美国海域最有价值的各攻击点的距离是：
　　锡德尼泊地 2200海里
　　哈利法克斯 2400海里
　　纽约 3000海里
　　特里尼达 3800海里
　　基韦斯特 4000海里
　　阿鲁巴 4000海里
　　大型IX型潜艇到达上述各海区后所剩下的燃料还足够维持2-3星期的作战需要。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在上述各海区附近的商船是单独航行的，因此潜艇不必集中航行，而应分散在一个较大的海区内。这个海区不能太小，以免在敌改变航线或停止使用该海区时就会使许多潜艇同时处于不利境地。但这个海区也不能太大，以免无法充分利用其中一切取胜的可能性就把整个辽阔的海区都作为危险区看待。最后，我决定把第一次“击鼓”战限制在这样一个海区进行，即敌人无法从我们在该海区的出现而推断出我们将可能很快也在其它航运汇集点出现。因此，首批潜艇的攻击区选择在圣·劳伦斯河和哈特腊斯角之间。
　　为了保证这些潜艇袭击的突然性，我命令潜艇从纽芬兰海滩向美国东海岸航行时不要被敌发现，途中只能攻击真正有价值的目标，即10000总吨位以上的商船。我还预先规定，5艘潜艇在美国沿海同时发动攻击的时间通过无线电报下达，该时间必须看天气情况和潜艇西行的航速而定。
　　1941年12月底，首批5艘潜艇按上述指示向美国东岸航行，艇员们怀着潜艇部队领导对他们从未有过的信赖和希望，充满着战斗激情驶往目的地。
　　在这期间我还尽最大努力争取更多的潜艇到美国海域作战。我再次提出反对迄今还在加强直布罗陀海峡和地中海兵力的做法。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11日、12月23日战争日志；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30日战争日志中记载的潜艇部队司令1941年12月30日第783号绝密文件。(1)根据海战指挥部第2024号机密文件，已经下令在东地中海使用10艘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以东和以西海域各使用7-8艘(共15艘)，这意味着要向地中海派遣约34艘潜艇。(2)目前在地中海有23艘潜艇。根据上述命令还得再派遣11艘到地中海。这个数字比潜艇部队司令第763号绝密文件中所报告的多，因为这期间出现了损失，海战指挥部作战处第2047号绝密文件命令填补所蒙受的损失。(3)自从“皇家方舟”号被击沉后，凡通过直布罗陀海峡的潜艇有33%遭受损失。在“皇家方舟”号击沉后派入地中海的24艘潜艇中有4艘在直布罗陀海峡沉没，4艘被炸伤后被迫撤回，只有16艘突入地中海。要再派遣11艘潜艇到地中海意味着要准备17艘潜艇，估计在直布罗陀海峡可能损失或损坏5-6艘。(4)出于同样原因，为了能同时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奉命投入7艘潜艇，就要准备约10艘潜艇，因为必须估计到，虽然在朔月期间，但在警戒兵力十分强大的海区，潜艇仍会遭受损失。(5)因此，必须仔细考虑一下，在地中海和直布罗陀附近海域使用潜艇的军事价值和潜艇获胜的希望是否能抵消潜艇的上述重大损失。a. 到目前为止，东地中海的潜艇战已经减轻了非洲战场的负担，如果能在那里再配置一艘重型舰只，那末我方通往非洲的运输航线的安全将大大改善。那里敌反潜兵力很弱，另一方面敌船只往来却很频繁。因此潜艇在东地中海作战是正确的。到目前为止，成效卓著，损失微小。b. 直布罗陀以西和以东海域敌反潜力量强大，即使月夜也有飞机不断巡逻，到目前为止，敌人向东行驶的商船很少。海战指挥部估计，当军运船和其它的目标通过此处时，防御兵力一定十分强大，虽然已在直布罗陀海区部署了对付它们的力量，但成功的希望仍很渺小，取胜十分艰难，只有准备付出巨大代价。(6)因此潜艇部队司令认为，命令在直布罗陀海区同时投入15艘潜艇并不经济，潜艇部队司令觉得(参看潜艇部队司令的建议，即第736号绝密文件)在直布罗陀以东和以西海区配置2至3艘潜艇用于监视偶尔突入海峡的敌舰是正确的。(7)因此他建议：a. 再派遣2至3艘潜艇到地中海。此后暂时就不必再派遣潜艇到地中海了。潜艇部队司令并不指望这些潜艇在近期内返回大西洋。(参看关于控制直布罗陀海峡西部航道的建议，即潜艇部队司令第763号绝密文件。)b. 在直布罗陀以西海域同时只配置3艘潜艇。(8)第七点建议对恢复大西洋作战也有利。出于同一原因，潜艇部队司令认为，不必把兵力束缚在直布罗陀海区，如果这种束缚很少值得，而且并非绝对需要派较多数量的潜艇进入地中海的话。否则，这些配有优秀艇长和乘员的潜艇就无望用于大西洋之战了。(9)请求作出决定，以便潜艇部队司令对现已作好准备的潜艇作出相应部署。根据上述意见海战指挥部于1941年12月24日批准把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的潜艇撤到亚速尔群岛海域。这项决定于1942年1月2日以第2220号密件的方式下达：
　　1. 再派2-3艘潜艇到地中海，到此为止，今后不再派其它潜艇到地中海了。
　　2. 重点在地中海的东部海域，地中海的西部海域只需配置2-3艘潜艇。
　　3. 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要经常保持3艘潜艇。其他潜艇向亚速尔方向撤离一事由潜艇部队自行安排。
　　我在1942年1月2日的战争日志中提到此事时写道：
　　“此决定意味着今后将不再向地中海派遣潜艇，基本上中断了2个月、实际中断了6个星期之久的大西洋之战可望重新开始。”
　　这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又可以支配潜艇了。因为一些最有经验的优秀艇员及其潜艇都在地中海，所以重新在大西洋的主要战区进行吨位战主要靠一些初次上阵的潜艇。1月中旬，第二批4艘潜艇在比斯开湾各港作好了启航准备。由于第一批5艘潜艇正处于驶往美国东海岸的途中，我决定将第二批潜艇派往大西洋西部阿鲁巴-库腊索岛-特立尼达之间航运频繁的海域，以对敌进行突然袭击。
　　特立尼达是商船南来北往的必经之地，对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判断比较准确。阿鲁巴和库腊索岛是主要的产油基地，肯定会有许多油船进进出出。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月8日和1942年1月11日战争日志。
　　在这两个新的美国战区尚未取得作战经验之前，我打算把新建成的大型潜艇平均用于这两个战区。
　　乘1941年12月9日上级同意我们在美国海域进行潜艇战之机，我们对在该海区使用活动半径较小的VIIc(517吨)中型潜艇的可能性作了研究。
　　经过计算，这种中型潜艇不仅能达到新斯科舍半岛附近的航运区，而且剩余的燃料还足够它在那里停留较长时间，在必要的情况下还可用高航速作战。但把它用于离美国东岸更远的南部和西部海区看来其续航力是不够的。因为从战争爆发以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需要的潜艇供应船尚未建成，无法给这些潜艇在中途补充燃料，所以我认为不能把这些艇派往比新斯科舍半岛更远的海区去。据估计，第一批潜艇供应船要到1942年3-4月份才能交付使用。
　　当1942年1月2日海战指挥部下令把原来准备进驻地中海的VIIc型潜艇重新用于大西洋作战时，我立即命令在亚速尔群岛-直布罗陀海区的或准备驶往地中海的7艘VIIc型潜艇改变航线，向西驶往新斯科舍半岛-纽芬兰海区。
　　这样我们将现有的兵力均部署妥当。此外，考虑到潜艇的维修和建造，为了尽快增加可投入使用的潜艇数量，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竭力阻止把船厂工人撤回到陆军去。
　　1942年1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第一批5艘潜艇将于1月13日到达美国东部沿海，因此，同时实施突然袭击的时间就规定在这一天。
　　这次袭击我们取得了辉煌战果。潜艇在美国东部沿海看到的几乎是一片和平景象。沿岸灯火通明，城镇里闪烁着耀眼的灯光。用于航海的信号灯、灯塔和灯标的光芒虽然有所减弱，但仍亮着。商船在往常的航道上亮灯航行。美国宣战虽有5星期之久，但看来很少采用反潜措施。他们虽然也进行反潜巡逻，然而缺少实际经验。例如，单艘驱逐舰在商船航道上以一定的规律进行巡逻，使潜艇很快掌握了巡逻时间。潜艇知道驱逐舰将在什么时间返回，返回之前那段时间对潜艇是很安全的。美国巡逻艇虽然也曾用深水炸弹攻击德国潜艇，但他们缺少应有的韧性，过早地停止了攻击，尽管水浅成功的希望较大。他们所派遣的飞机也未进行过反潜训练。
　　敌商船使用无线电报毫无限制。他们经常自报船位，使潜艇得到了整个航运的重要线索。商船的船长对潜艇的攻击方式，尤其是对夜间攻击估计不足，因此思想上毫无准备。
　　实践立即证明潜艇的下列活动程序是很有效的：
　　白天它们在距离商船航道几海里处下潜到50-150米的深度。黄昏时它们潜航接近海岸，乘黑夜上浮到水面，在川流不息的商船之间从水面进行袭击。
　　5艘潜艇在首次“击鼓”战中取得的战果是相当可观的。U-123号潜艇(艇长哈尔德根海军上尉)报告共击沉8艘商船，总吨位达53360吨，其中3艘是油船。U-66号潜艇(艇长察普海军少校)报告共击沉5艘商船，总吨位达50000吨，其中1艘是装载矿砂的大型货船，2艘是油船。U-130号潜艇(艇长卡尔斯海军上校)报告击沉3艘满载的油船和1艘货船，总吨位达30748吨。其余2艘潜艇的战果同样卓著。
　　潜艇在这次战争中取胜的可能性究竟大到何种程度，可从哈尔德根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
　　“太遗憾了！我在纽约港的那天晚上，再有2艘布雷潜艇把水雷全部布下就好了。如果今夜除我艇之外，还有10-20艘潜艇那该多棒啊！我敢保证，每艘潜艇都能发现大量目标。我总共看见大约有20艘商船，一部分熄灯航行，这些船中还有一些无攻击价值的小型货船。它们都紧靠海岸航行。”
　　对此，我在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中写道：
　　“从各个艇长的报告中可以清楚地看出，如果在这次作战中可供潜艇部队司令使用的潜艇不是6艘，而是12艘的话，那么这次‘击鼓’战中潜艇的威力就将更加强大。虽然我们抓住了这一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并取得了令人鼓舞的战果，但这次所失去的东西，我们再也捞不回来了。”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2月8日战争日志。
　　在参加“击鼓”战的这批潜艇离开美国沿海战场之前，另外3艘大型潜艇U-106号艇(艇长拉施海军中尉)、U-103号艇(艇长温特尔海军上尉)和U-107号艇(艇长格尔豪斯海军中尉)到达了切萨皮克湾，这批潜艇是由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1月中旬派出的。于是，长期占领这个有利战区就有了保证(虽然这些兵力目前对取得作战成功来说少了一些)。
　　被派往新斯科舍半岛-纽芬兰海区的中型潜艇的处境并不好。那里的天气特别恶劣，雾、大雪、风浪和寒冷严重地影响了潜艇作战，致使鱼雷难以命中目标和失灵。以下是一位艇长叙述他在布雷斯顿角以东15海里处袭击商船的情形，这一例子生动地说明了上述情况：
　　“1942年1月18日0点30分……，重新机动前进。敌可能已发现我将对其攻击，立即用中速航行。而我在竭力与其保持平行的同时，只能慢速前进。我艇在与海浪的搏斗中进了许多海水，甲板上冻结了厚厚的冰，我打算从较远的距离发射鱼雷……，1点19分……，II号发射管和IV号发射管瞄准了目标。方位80，航速15节，距离1500米，准备发射。未命中目标。虽然距敌商船较远，而且又有黑夜的掩护，但商船还是发现了我们，并立即后撤，从而使鱼雷从商船旁边穿过。当我正准备向右转向，发挥艇尾鱼雷的威力时，在斜方向约300米处发现一艘美国‘克雷文’级驱逐舰快速向我驶来。我使出吃奶的劲把艇转过来，这时该舰距我艇只有10米，高速驶来，我艇紧急下潜！上浮后发现商船后面似乎还有第二艘驱逐舰。由于柴油机气压阀门冻结，使8吨水进入舱内，潜艇只能静坐海底。潜艇坐在岩石上虽不舒服，但我们只好暂时在海底静坐，停止一切活动。敌驱逐舰没有对我攻击，估计因冰冻使他们的深水炸弹投放装置失灵。2点10分潜艇离开海底，我们先从水下航行……”
　　在这种条件下，第一批派往该海区的潜艇战果是微小的。因为它们是从驶往亚速尔群岛的途中被派往美国海域的，事先已消耗了一部分燃料，因此已不能再把它们调到气象条件好的西南海区去。
　　第二批中型潜艇满载燃料从比斯开湾港驶往哈利法克斯以南海域。在以后的几周内它们一直推进到纽约和哈特腊斯角。后来在实践中证明，它们的实际活动半径要比理论上按燃料消耗情况和以往经验所估计的大得多。这种潜艇在以往的战争中曾用来对付护航运输队，经常采用高速运动。因此，在那种情况下尽可能节省燃料不能作为它们的行动准测。但现在在美国海域作战情况就不同往常了。在大洋上航行时，机电长试用各种方法按各种速度航行，以尽一切可能节省燃料，就是一点一滴也好。当顶着西袭的风暴航行时，艇长命令下潜，潜艇在水下不仅没有减速，反而节省了燃料。
　　另外一个重要因素也增加了中型潜艇的活动半径。为了使该型潜艇也能在美国海域作战，艇员们想尽办法，依靠自己克服困难。他们腾出部分淡水柜装燃料，在住舱中尽量腾出空余地方堆放远航所需要的食品、备件和日用品。德国潜艇的舱室在正常情况下就比其它国家的潜艇更拥挤，因为其建造的原则是，为了提高战斗力尽量把每一吨排水量用到武器、航速和活动半径上去。现在艇员们自动放弃仅有的一点“舒适”空间，把艇内的舱室装得满满的。就连床铺也堆满几星期的食品箱，艇首舱和艇尾舱一开始总显得拥挤不堪，连个坐的地方都没有，人只好从狭缝中通过。
　　当我得悉艇员们采取的这些“自助措施”后，担心会超出潜艇所规定的安全标准，于是我下达了相应的限制性命令。
　　由于增加了食品和装备，再加上往返途中艇员的操作方法娴熟，终于使中型潜艇也能到美国东部海域作战了。它们到达作战区时还有20吨燃料，这些燃料在有利的条件下对于维持2-3周的战斗是足够了。因此，中型潜艇在战斗中也取得了很大的战果。
　　据英国统计，1942年1月在美国海域被潜艇击沉的商船共有62艘，达327375总吨位，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485页。这是一个相当可观的数字。
　　1942年初，为了将数量很小的德国前线潜艇部队一切可用的兵力尽快地投入到西大西洋的有利海区去，我于1942年1月24日命令来自本土的新潜艇必须火速驶往法国西部海港，装载完毕后立即从那里驶往美国海域。
　　这个命令下达后几小时，我就接到了海战指挥部一个出乎意料的命令。为了挪威的安全，要求我们在冰岛-法罗群岛-苏格兰海区配置8艘潜艇。于是我把正从本土驶往比斯开湾的潜艇从途中调往那里。这样一来，我们长期要求加强潜艇攻势兵力的愿望又一次因防御目的未能实现。
　　1942年2月1日，大西洋战区潜艇的分布情况如下：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2月1日战争日志。
　　7艘潜艇在挪威海区担任掩护任务，3艘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执行同样的任务，只有6艘潜艇在美国沿海进行攻势作战。因此，在大西洋战区的16艘潜艇中就有10艘担任掩护任务，只有6艘用于执行袭击敌商船的主要任务。
　　重新派遣潜艇保护挪威一事是怎样发生的呢？
　　1942年1月22日在领袖大本营举行了一次会谈，在座的有海战指挥部参谋长弗里克海军上将。希特勒在谈话时说，他担心盟军会对挪威发动进攻：
　　“挪威是决定这次战争命运之地。在目前的情况下，必须不顾一切地使用水面和水下武装力量来加强这一地区……，必须使所有潜艇开赴挪威，详细地侦察敌情，进行有效的防御……”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1942年1月24日和1942年2月2日，A部分。
　　看来希特勒在1月23日就对形势作出了冷静的判断，海战指挥部的战争日志中有这样一段文字：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1942年CIV部分，第14页。
　　“……1942年1月23日下午海军上校冯·普特卡默尔跑来告诉说，领袖对在美国沿海被击沉的敌舰船的增加有了令人高兴的认识。他问了那里需要多少潜艇后，表示愿意不断地向那里派遣潜艇。领袖的这一愿望与1月22日给海战指挥部参谋长下达的命令相比是180度的大转弯，具有重要意义……”
　　这一意见表明，在领袖的大本营里他们对现有潜艇的状况以及不断向美国沿海派遣大量潜艇所需要的兵力情况没有一个明确的概念，否则的话，就不会再向挪威海区派遣任何潜艇。
　　虽然希特勒已不那么坚持他一开始下达的那个命令，但海战指挥部仍在1月24日下达了把8艘潜艇派往挪威担任防御任务的命令。但抽调潜艇的事并没有到此为止。1942年2月6日海战指挥部根据领袖的指令发出命令：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2月6日战争日志。
　　a)把北海现有4艘潜艇增加到6艘，2艘潜艇在纳尔维克或特罗姆瑟海域作好战斗准备。
　　b)在特隆赫姆海域和卑尔根海域各派2艘潜艇作好战斗准备。
　　c)以8艘潜艇继续占领冰岛-赫布里底群岛海区。
　　此外，海战指挥部还考虑，在需要时利用潜艇为驻挪威地区的国防军海、陆、空部队运送补给品。为此，潜艇目前在构造上要作一些必要的改变，现在首先要确定它们的尺寸。海战指挥部要求2艘大型潜艇和2艘中型潜艇在法国西部港口和本土港口作好改变构造的准备。
　　海战指挥部还命令，在2月15日之前必须把20艘潜艇派到挪威海区。于是，潜艇部队从本土港口出发为大西洋战争运送补给品的工作又不得不暂停。
　　我个人并不相信盟军会在挪威登陆。为此我提请海战指挥部考虑，是否可以通过潜艇实施经济战来间接地起到保护挪威的作用。
　　“对英美而言，进攻挪威首先需要解决船舶和护航兵力的问题。不管在什么地方，他们的船只被击沉得愈多，对其在大西洋上生死攸关的航运的威胁也就愈大，就愈能迫使敌人去直接地保护海上运输线。这样，敌人用于挪威登陆的运输船和护航兵力就越少，没有足够的补给，登陆作战必定会失败。因此，潜艇在大西洋的战果越大，敌人就越不敢发动这样的登陆行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2月25日战争日志。
　　但海战指挥部对盟军进攻挪威的可能性却另有看法。它对我在1942年2月25日所提的上述意见作了如下答复：
　　“毫无疑问，击沉每一吨位的敌商船都会削减敌在海外作战的兵力。但海战指挥部认为，虽然敌商船被击沉不少，但敌人还是能为实施挪威行动腾出所需要的吨位。他们运送10万名全副武装的人员约需125万总吨位的商船。为其部队每月运送所需要的补给品需要3万-5万总吨位的船舶。
　　“因为敌人已把所有的吨位用到民用和军用方面去了，所以只有从其它任务中抽出一部分船只才能满足吨位方面的新要求。但是，当敌人根据情况判断，认为有必要发动一场登陆作战并有成功希望时，就会宁可暂时限制民用方面的船只。虽然他们在美国沿海不断损失大量的船只，但仍有可能随时对挪威采取行动，因为他们迫不得已会腾出所有用于其它军事目的(如加强近东和中东的力量)的商船投入这场战争。”
　　因此，海战指挥部认为，希特勒采取行动改变对挪威的保护措施是不正确的。
　　然而要按原来打算从新增加的来自本土的潜艇中及时为保护挪威提供规定数量的潜艇，我是办不到的。由于1941-1942年严冬受波罗的海冰冻影响潜艇不能按期建成，我不得不从比斯开湾抽调6艘准备到美国海域参加经济战的潜艇去挪威海域担负防御任务，其中有4个艇长在大西洋作战中表现特别出色。
　　在整个2月份，最高领导似乎在冷静地注视着敌人在挪威登陆的危险性。在这期间经常有20艘潜艇在挪威海区处于战备状态。但是在1942年3月12日这些潜艇的任务又从“保护挪威”变成阻止敌舰船驶往摩尔曼斯克海域和阿尔汉格尔斯克海域。为此我建议，把执行这一任务的潜艇交给挪威海德国海军将官指挥，因为他对该海区的敌情了如指掌。建议被采纳了。但是潜艇在北冰洋的收效甚微。这是预料中的事情，因为在这一北方海区，这几个月正是能见度较好的时期，从4月份起夜晚就越来越短。然而此时在美国海域的潜艇却收获甚大，因此，我再次反对毫无目的地把潜艇派遣到挪威海区。
　　1942年5月3日我提出如下建议：海战指挥部战争日志，1942年CIV部分，第133页。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在挪威海区击沉敌商船和破坏海上补给线对陆上战争固然有十分重要的影响，但目前用较多的潜艇去打击在挪威海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只有在下列情况下才合理：
　　“1. 在该海区击沉敌商船及由此而产生的军事影响较大，潜艇在这里所取得的战果与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及其对整个战争的作用相比不相上下。
　　“2. 能达到军事上的防御目的或至少能卓有成效地抗击敌人的一次入侵行动。
　　“对第一个问题，潜艇部队司令的看法是：北方海区夏夜如同白昼，潜艇的作战会受到严重影响。在大西洋对付护航运输队的卓有成效的夜间攻击战术在此并不适用。由于敌岸基飞机和舰载机的作用，就是气象良好时潜艇进行水下攻击的效果也很差，因为前进的速度太慢。在天气不好风浪很大时潜艇根本没有攻击的可能性。但在这种情况下必须考虑到，英国倒有可能乘天气恶劣之机让护航运输队出动，这似乎已有先例。在持续时间较长的白昼，要与敌保持接触或者要摆脱敌人的跟踪，都是相当困难的。总而言之，成功的希望是渺小的，这一点已从被袭击的护航运输队得到证实。到目前为止，在挪威海使用的潜艇通常是16-20艘，它们击沉敌商船数分别为：3月份14400总吨位，4月份26000总吨位。如果把同样数量的潜艇投入到大西洋，假设潜艇在港口和船厂的时间占全部时间的48%，以目前每艘出航潜艇每月12000总吨位的击沉数计算，那么在大西洋3月份可击沉商船96000总吨位，4月份可击沉120000总吨位。
　　“对第二个问题，潜艇部队司令的看法一直是，就潜艇的作战方式而论，潜艇并不适宜打击机动性强、速度快的海上兵力和运输编队。对于抗击首次登陆和对付重型护航舰艇来说，它总是姗姗来迟。不过在敌人首次登陆后，潜艇在打击敌人对固定卸载场进行补给的运输船队方面却可能是大有作为的。为能执行这项任务，必须及时提供潜艇，特别是以后在潜艇又开始从本土源源不断开往前钱的时候。另外还必须考虑到，由于北方海区防卫条件较差，潜艇所面临的损失和损害要比大西洋大得多。为了弥补这些损失，必须不断把潜艇派往那里。由于挪威和本土地区的维修能力差，在港潜艇和在航潜艇的比例也不尽合理。在北方海区使用20艘潜艇就意味着大大减少了用于大西洋进行经济战的潜艇。
　　“总而言之，潜艇部队司令认为，把潜艇调到北方海区作战是无利可图的。即便在敌人实施登陆行动的情况下，潜艇完成任务的最佳途径也不是在自己的海岸之下去抗击敌人的登陆，而是通过击沉敌舰船来粉碎敌人正在实施的登陆行动。”
　　无论过去和现在我始终认为，在美国海区极其有利的情况下，如果我们当时把全部潜艇都投入经济战中，那将会为整个战争创造极为有利的条件，1942年我们在对付英国这一主要敌人的攻势作战中只有一种十分有效的武器，那就是潜艇，1942年尽管潜艇数量很少，也只得将它用于攻势作战。
　　敌人对我在挪威海区使用潜艇是如何评价的呢？对此，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写道：
　　“由于希特勒的‘直观判断’，现在使我们在大西洋的压力得到减轻，这使我们感到高兴……
　　“……1月25日邓尼茨接到了完全出乎意料的命令，要他派遣8艘潜艇到冰岛、法罗群岛和苏格兰之间的海域去，以防止挪威可能遭到即将来临的入侵。德国最后确定的防御计划规定，为执行这一任务至少需要20艘中型潜艇。尽管邓尼茨本人激烈地反对调动他的潜艇，但看来德国海军总司令部并没有作认真的努力，以充分的证据来反对希特勒关于敌人可能要在挪威登陆的错误判断。邓尼茨不止一次地指出，这样做会给大西洋战场带来不良后果。正当他们在美国沿海的攻势大有成功希望的时候，这种做法势必不可避免地减弱那里的攻势力量。”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00-101页。
　　罗斯基尔海军上校继续写道：
　　“1942年4月丘吉尔先生通知英国武装部队参谋部，要他们考查一下在挪威登陆的可能性，以减轻敌人对我方在挪威海航行的运输队的压力。这样做也许是有利的。然而，他的建议却从未正式列入计划，因为他的这一建议与盟军首先对北非发动进攻的战略计划是背道而驰的。”
　　事实证明，对丘吉尔来说，他至少考虑过在挪威北部登陆的问题，尽管这种想法在1942年4月才有。虽然如此，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回顾1942年上半年的大西洋战役时得出结论说：
　　“今天看来，这一年最初几个月中所投入的潜艇数量之少乃是大西洋战役的关键因素，这与盲目地调走潜艇有关。”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04页。
　　关于1942年的头几个月从经济战中调走潜艇所产生的影响问题，将在以后研究击沉敌舰船数与敌舰船建造数的比例时再谈。
　　继1942年1月首次“击鼓”战之后，美国海域的潜艇战情况又怎样呢？
　　如前所述，第二批5艘大型潜艇在1月初已由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派往加勒比海。它们应该出其不意迅速在那里出现。1艘潜艇配置在阿鲁巴岛前方海域，1艘潜艇配置在库腊索岛前方海域，另1艘在巴拉那瓜半岛的西北岸近海，以打击大量来往的油船。另外2艘潜艇的攻击区域在特立尼达附近的航运汇集点。我还下令尽可能在夜间用火炮袭击阿鲁巴和库腊索岛海岸附近的油库。按一般经验，这种夜间的对岸射击效果往往不好。为了使夜间射击不影响执行击沉敌舰船这一主要任务的突然性，避免打草惊蛇，我命令必须等攻击命令下达后并已击沉了敌商船之后，潜艇才能用火炮射击岸上目标。为了确定总攻击的时间，我命令它们在通过西经40度线时必须报告，这样就可以算出它们到达作战区的时间。最有利于潜艇直接在敌港口和近岸海域按预定计划实施作战的时间是1942年2月中旬的朔月期间。因此，我规定2月16日为潜艇的总攻击时间。
　　潜艇部队遇到了很多油船，攻击立即奏效。U-156号潜艇(艇长哈滕施泰因海军上尉)在击沉2艘油船后准备射击阿鲁巴岛岸上油库。但当该艇在夜间对敌港口前沿袭击时，由于操作上的错误，炮弹在炮管中爆炸，只好停止射击。根据海军总司令的命令，以后几夜也应反复对岸射击，然而这已无可能；因为这期间岸上已实行灯火管制，测定方位十分困难。一艘准备对阿鲁巴岛进行第二次袭击的潜艇因与敌巡逻艇遭遇，被迫离开敌港前方海域，放弃对油库的袭击。
　　在该海区航行的商船对商船被袭击一事反应很迅速，似乎要比在美国东部沿海遭受“击鼓”战袭击时的反应更快。他们时而中断航行，时而改变航线，空中警戒也有明显加强。但是因潜艇大多数是在夜间行动，而敌商船通信使用的又是明码电报，即使使用密码，在几天后也能被我破译通知潜艇，因此，敌方的上述措施对潜艇的击沉率并无多大影响。此外，潜艇部队又接到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下达的“自由机动”的指示，这样在敌改变航线后潜艇就不必局限在无猎物的原海区活动。于是U-129号潜艇(艇长克劳森海军上尉)满怀信心地向圭亚那沿岸前进。U-161号潜艇(艇长阿希里斯海军上尉)勇敢地闯进特立尼达岛的西班牙港和圣·卢西亚岛的卡斯特里斯港，并在那里击沉了一些锚泊中的商船。3月初第六艘潜艇U-126号到达战区。我命令这艘艇在向风海峡和老巴哈马海峡之间的海区活动。14天内鲍尔海军上尉的潜艇共击沉9艘商船，后因鱼雷耗尽便与其它5艘艇同时返航。
　　这样，潜艇在美国海区的第二次攻击也取得了圆满的胜利，不过对岸射击的战果并不理想。
　　2月初，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得知在非洲西海岸的弗里敦、塞拉勒窝内又有英国大规模的南北航行的船队出现。这些商船来自远东和印度，绕过好望角驶往英国，或者从英国返回印度和亚洲。海上运输在这些海区重新繁忙起来是我意料之中的事。1941年10月我们发现，那里的商船寥寥无几，原因是英国人已把航运的重点向西转移到泛美安全区域，当时希特勒考虑到美国的中立态度，禁止潜艇公开在该海区作战。但在美国与我国交战后，我潜艇恰好在美国安全区域活动，于是英国以前把航运重点移到该海区的理由已不复存在，反之，从现在起将航运再次东移到以前的较短的邻近弗里敦的航线上倒是很理智的。当前我们虽然在美国沿海取得了巨大战果，但我还想抽调一批潜艇到大西洋东部海域再来一次突袭，理由是，美国海军到目前为止尚无能力阻挡德国潜艇在其海区取得巨大战果。这种损失继续下去将使他们无法承受，因此美国很可能会一反以前战争的常态而求助于英国的反潜兵力。英国由于把兵力分给美国，那么它在东大西洋安全区的防御兵力也许会减弱。考虑到敌人对我在美国海区作战可能作出的这些反应，我决定在2月中旬派2艘潜艇去袭击弗里敦海区的航线。这2艘潜艇于3月初到达那里，它们发现弗里敦以南和西南海域成群结队的商船来往频繁。它们共击沉11艘商船。这种声东击西的战术还是有成效的。我潜艇突然成功地出现在该海区，可以阻止英国把大量的反潜兵力调给美国海军使用，这样就有助于使我方在美国海区较长时间地处于有利态势。今天我们才知道，自我们在1942年1月出现在美国沿海以来，英美两国关于英国海上兵力转交给美国用于反潜一事经过了“长时间的商讨”，直到4月中旬英国才将2支护航编队交给美国使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97页。
　　但是，在美国海区很有收获，所以它仍然是我们的主要战场。在该海区进行的为期2个月的海战已经过去了。美国需要经过多长时间才能使其防御力量强大起来并取得一定的经验以阻止我潜艇取得这样巨大的战果，对此我们无法预计。从1942年3月中旬至4月底我方只有6-8艘潜艇同时参加这场卓有成效的战斗。这是2月中旬把潜艇调到挪威海所造成的后果。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决定把少量的准备到大西洋作战的潜艇派往直接靠近美国东岸的海区。只要还有可能，潜艇就应利用这航运最密集的海区打击敌人。这些潜艇紧靠海岸从纽约向南活动。它们很快就掌握了夜间商船航行的时间间隔。事实证明哈特腊斯角这一海区对潜艇作战最为有利。商船为了避免潜艇的袭击尽量沿着近岸的浅水航行。尽管如此，潜艇依然对它们进行了攻击。当时潜艇作战的海区水深只有8-10米，在这个深度潜艇一旦遇到敌反潜舰艇或飞机简直无法下潜。即使这样，U-123号潜艇(艇长哈尔德根海军上尉)在萨凡纳东北的浅水区仍击沉了多艘油船。所有参战的潜艇都取得了累累战果。U-123号潜艇击沉11艘商船，U-124号潜艇击沉9艘商船，U-552号潜艇(艇长托普海军上尉)、U-203号潜艇(艇长米策尔堡海军上尉)和U-160号潜艇(艇长拉森上尉)各击沉5-6艘商船。这些艇长善于迅速判断战术形势，为了充分利用有利战机敢于承担风险。于是一批新的潜艇艇长又成长起来了。
　　除了美国近海这一商船航运的主要海区外，一个偶然的机会潜艇又发现了哈特腊斯角东南方的另一个航运汇集点。U-105号潜艇(艇长舍韦)在横渡大西洋时，因天气特别恶劣在航行中遇到了不少意外情况，他认为要到达预定的哈特腊斯角作战区，恐怕燃料不够。于是他决定在哈特腊斯角以东300海里处停下来，并发现这里是北方、东南方和西北方航运的汇集点。这个海区对潜艇实施袭击战极其有利，直到1942年4月底潜艇仍一直在该海区活动，尤其是在望月期间；但是在这种条件下潜艇要直接在美国沿岸海区作战是不行的。
　　到4月底，各种迹象表明美国对近海商船航行的控制和采取的反潜措施已取得一定的成效。例如，通过哈特腊斯角的商船只在白天以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距离航行，单独航行的商船少了。通常是多艘商船“结群”航行。因此，在一群商船驶过后，海面又恢复了长时间的平静，直到又一群商船通过该海区，但这一次它们却改变了航线，所以在原来的航线上发现不了它们。这种办法使潜艇要发现来往的商船非常困难。除此之外，到4月底由作战舰艇和飞机组成的护航兵力也有明显的增加。在近岸水域更是如此，美国的反潜兵力显然巴不得一开始就将德国潜艇驱逐出去。
　　但是，敌人的这两项措施——控制商船航行和加强护航兵力并没有使德国的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惊慌失措。我决定潜艇继续在美国海域作战，同时根据情况的变化相应调整我们的作战方案。从1月中旬开战到4月底为止德国在哈特腊斯角以东海域仅损失U-86号1艘潜艇。在同一时期内在美国海域被德国潜艇击沉的商船的确切数字是198艘，共计1150675总吨位。这还是最低限度的数字。这个数字是美国海军部统计处根据这一阶段在美国海域遭受损失最严重的海区的损失情况统计出来的。所谓损失最严重的海区是指每月损失商船7艘以上的海区。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97页。
　　1942年4月14日罗斯福的私人顾问霍普金斯先生正在伦敦，他打电话给总统说，盟军在3个月内共损失商船120万总吨位，其中一半以上是油船。莫里森：《大西洋战役》，第5卷，第413页。
　　当时确实是潜艇战在经济上最合算的时期，我们只用1艘潜艇的代价就能换得敌人惨重的损失。
　　在美国海区我潜艇兵力明显地超过了敌防御兵力。但对东大西洋的英国防御兵力而言我潜艇的这种优势就不可靠了。单艘潜艇在横渡大西洋驶往美洲时，在辽阔的海面上发现护航运输队的机会很少。有一次1艘潜艇遇到2艘快速航行的运输舰和2艘驱逐舰。在第一次攻击中潜艇击沉了英国的“贝尔蒙特”号驱逐舰。但后来追击以14节航速航行的运输舰时却找不到重新攻击的机会，虽然在以后的3天内又来了3艘潜艇，但也无济于事。运输舰用这样高的速度航行，潜艇是无法占领必要的攻击阵位的。
　　1942年2月底，U-155号潜艇(艇长皮宁海军上尉)在拉斯角(纽芬兰)东北600海里处发现一支向西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这就是英国的ONS67护航运输队。在距U-155号潜艇200-300海里处另外还有5艘德国潜艇。U-155号潜艇连续3天跟踪这支护航运输队，直至其它潜艇纷至沓来。敌8艘商船被击沉，其中6艘为大型油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97页。潜艇无一损失。
　　但是，在取得这次成功经验的同时却发生了三件使潜艇部队领导深感不安的事情。U-82号潜艇(艇长罗尔曼海军中尉)于2月初返回基地的途中在比斯开湾以西海面发现一支护航兵力似乎较少的护航运输队。但不久该潜艇发送的与敌保持接触的信号中断了。它被击沉了。3月底U-587号潜艇在同一海区也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其遭遇同U-82号潜艇一样。4月15日当U-252号潜艇(艇长莱尔兴海军上尉)报告在同一海区也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时，我感到忧虑不安，根据最近一段时期的经验教训，我命令他小心谨慎，只有在夜间有利时机才能进行攻击。但是这艘潜艇也被击沉了。这3艘潜艇所发现的护航运输队与我们对英国护航运输队在该海区活动规律的推算不符，因此引起了我的怀疑，当时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我认为英国人很可能故意让一支由特种反潜兵力组成的假船队通过这个海区，而这个海区正是德国潜艇向西航行的必经之地，从而为德国潜艇设下陷阱。因此，命令潜艇部队，凡是在BE方格区(在西经10度-25度，北纬43度-50度之间)内发现敌护航运输队时不得进行攻击，应在远处监视和报告情况。让潜艇部队冒险去执行一些成功希望不大的次要作战任务，是错误的；而在同一时期，在美国海区却危险较小，形势有利，成功的希望很大。”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4月15日和19日战争日志。
　　关于对引诱潜艇上钩的“假船队”的看法只是猜测而已，并无真凭实据，由于对连续损失3艘潜艇的原因没有弄清，潜艇部队领导与1941年损失普里恩、克雷奇默尔和舍普克等3位艇长时一样感到万分的不安和忧虑，担心英国人可能采用新式的秘密反潜武器。事实证明，在1941年潜艇遭受损失时产生的上述疑虑是毫无根据的。现在情况不同了，据我们今天所知，1942年2月至4月损失3艘潜艇的原因是英国人第一次使用了短波定位“雷达”。众所周知，因为电波在水中是不起作用的，所以长波搜索仪只能搜索浮在水面的潜艇。但新型的短波雷达能非常精确地捕捉很远距离上的目标。只要潜艇的侧影一露出水面，不管是夜间还是在白天视野很差的情况下，都会被雷达发现。这就是说在潜艇本身发现目标之前，无论是在白天和夜间的各种情况下，都会被敌先“发现”。有关这方面情况，罗斯基尔在《海上战争》一书中写道：
　　“当敌人在西部海域造成人们认为本来可以避免的(只要美国改进防御方法)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96页。巨大破坏时，而离此3000海里之远的东部海域情况却截然不同。英国的反潜战术和反潜武器无论是水面的还是空中的都有了飞速的发展。他们研制了敌人所不知道的雷达装置，这些装置可安装在护航舰艇和飞机上。空军在比斯开湾上空的活动以及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在水面和空中实施的反击，给敌人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并使其惶惶不可终日。OS18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在2月6日击沉了U-82号潜艇，WS17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在3月份用同样方式击沉了U-587号潜艇，OG82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在4月份击沉了U-252号潜艇。”见本书第211页(本章)。
　　在我们发现敌人有了这种新式的、十分有效的水面搜索定位装置后，我们采取了哪些措施，这个问题待以后再谈。
　　1942年中，美国似乎把反潜兵力主要集中于美国东部沿海。因为在最近几周由于他们的攻击，我潜艇在这里遭受的损失较大；因此，我决定将一批4月底就作好参战准备的潜艇派往美国各个海区，以便同时袭击美国数个航运汇集点的商船。其目的在于迫使敌人为了支援其它受威胁的海区而撤走和分散在美国东部沿海的主要防御兵力。
　　由于第一艘潜水油船U-459号(船长冯·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海军少校)在4月底已服役，使我对美国实施“全面”袭击的意图得以顺利实现。XIV型潜水油船是一艘1700吨重的大型潜艇。它不是攻击潜艇，没有鱼雷，只备有用于自卫的火炮。潜艇艇员们将这种潜水油船称为“奶牛”。这艘潜艇共装载700吨燃油，它可为作战潜艇提供400-600吨的燃油(不包括本身的燃油)。如果为每艘中型作战潜艇补给50吨燃油的话，那么这些燃油可补给12艘中型作战潜艇，从而使这些潜艇能够到加勒比海最远的海区作战，或者为5艘大型潜艇各补给90吨的燃油，使其能到好望角去作战。
　　1942年4月22日U-459号潜水油船在百慕大东北500海里处首次为潜艇补给燃油。14天后，12艘中型潜艇和2艘大型潜艇在该补给点补充燃料。“奶牛”输尽“奶汁”后返回本土。在补给行动中有时因天气恶化不可避免地要中断和延迟补给，这样就会使一批等待补给的潜艇聚集在这艘潜水油船的周围。这种聚集潜伏着很大的危险，每一次都使我担惊受怕。
　　4月底经过U-459号潜水油船补给的潜艇驶往它们预定的发动全面攻击的阵位。16-18艘中型潜艇部署在塞布尔角和基韦斯特咽喉地带。另外9艘在巴哈马海峡到向风海峡之间的海区，墨西哥湾，古巴南部到尤卡坦海峡之间的海区，以及在库腊索岛、阿鲁巴、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沿岸等海区游弋。
　　看来这个作战计划很有成功的希望。然而在执行过程中却又使我感到意外，并使我得到新的启示，在战争中总会出现一些意外的不可靠的因素。4月底，在美国东部沿海，潜艇部队出人意料的没有取得很大的战果。因为当时正值望月之际，我盼望即将到来的黑夜能给潜艇带来有利的形势和战果。但是从潜艇发来的一系列电报中都说没有遇到来往的商船。该沿岸海区长时间以来一直是潜艇打击单艘商船很有成效的海区，以至我起初难以觉察这里所发生的变化和接受这一无可改变的事实：美国在这些沿岸海区已采用了护航编队。
　　英国人早就劝说美国人采取这种最有效的防御编队。但美国人一直举棋不定。从1942年5月初开始，美国的第一批护航运输队却沿大西洋东岸航行。由于这一原因，潜艇从4月底到5月底这段时间在该海区一直没有发现商船，其效率普遍比前几周低。只有佛罗里达沿岸海区的情况仍然是一如既往。在这里作战的是U-333号潜艇艇长克雷默海军上尉和U-564号潜艇艇长祖伦海军上尉，他俩骁勇善战，特别能干，虽然处于浅水区敌强大的海空警戒兵力的威胁之下，但2艘潜艇仍象以前一样取得了卓著的战果。U-333号潜艇在1942年4月底的一个望月之夜对一艘油船进行水下攻击时已被撞成重伤，但是它仍坚持在近岸浅水区作战。5月6日当该艇进行夜间攻击时遭到一艘驱逐舰的突然袭击，在30米水深的海区被深水炸弹连续攻击达几小时之久，该潜艇再次受伤，艇体被击穿一个洞，然后下潜到海底。这一次浅水救了它的命。艇员们堵住被深水炸弹击穿的漏洞，排除了其它故障，然后又以最低航速悄然无声地在深水处航行，再一次死里逃生。
　　4月底到5月中旬在美国东部沿海潜艇遇到的商船不多，因而收效甚微。
　　然而潜艇在加勒比海的情况却好多了，在这里敌人损失惨重。那里的每一艘潜艇都击沉了6-10艘商船。看来，美国人对德国潜艇在最遥远的加勒比海和墨西哥湾的出现感到意外。我们又一次抓住了他们的“薄弱环节”。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考虑到潜艇在美国沿岸海域的不利因素和在加勒比海的有利条件，便立即从北美的东岸海域抽调6艘潜艇到加勒比海。另外，几艘来自比斯开湾的潜艇在以后几周直到7月中旬也将其作战重点移向加勒比海。
　　我们之所以能成功地利用距比斯开湾基地3000-4000海里外的这一有利战区(它的纵深达500-1000海里)，还得归功于U-459号(船长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海军少校)、U-450号(船长舍费尔海军上尉)和U-116号(船长冯·施密特海军少校)3艘潜水油船。它们从4月底到6月中旬在将近3个月的时间里，为战斗在加勒比海的37艘潜艇中的20艘潜艇先后提供了补给。
　　潜艇在加勒比海所取得的战果及其作战的经济效果是相当可观的。其中U-159号潜艇(艇长维特海军上尉)的表现尤为突出。1942年5月到6月仅在加勒比海就击沉了148艘商船，共计752009总吨位。参看罗斯基尔对美防御措施的评论《海上战争》，第2卷，第97-99页。
　　1942年任加勒比海司令的美国海军上将胡佛曾动用海空力量全力以赴地抵挡蜂拥而来的德国潜艇的攻击。1957年他在信中以友好的口吻对我说：1945-1956年这段时间无疑使你们的神经感到紧张，但1942年当你们在加勒比海实施一场令人惊讶不已的潜艇战时，同样也扰乱了我的神经。
　　但是，从1942年6月底开始，潜艇在加勒比海的击沉率也降低了。与5月初的美国东部沿海一样，敌人在这里也逐步采用了护航编队。因此可以预言，不久的将来潜艇战的重点还得转到狼群战术上来，以打击敌护航运输队。
　　为了攻击可能发现的敌护航运输队，5月初我已在北大西洋集中了一个由8艘潜艇编成的潜艇群。这批潜艇的前进目标是大西洋西部海区。在这里它们应该与其它所有潜艇一样，尽量长期而充分地利用美国海区的有利条件打击敌人。但当这个潜艇群正向该目标航行时，为了使其获得更佳的经济效果，我准备将这群潜艇配置成一个宽侦察幕，这样向西航行就有可能碰上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为此，潜艇必须在5月14日占领一个巡逻幕的阵位，该阵位位于纽芬兰海滩与冰岛以北的北海峡之间最短航线上，该航线约在西经30度的大环形航线上。据估计，由于我们的潜艇从1942年1月以来不再袭击大西洋上的护航运输队，而是到形势对我有利的美国海域作战，英国的护航运输队肯定会选择大西洋上这条最近的航线而不会从其它航线绕道而行。
　　5月11日，U-569号潜艇(艇长欣施海军中尉)在驶往预定的巡逻幕阵位的途中，即在大形环航线海区发现一支向西南方向航行的护航运输队。于是，预定的巡逻和侦察幕就不需要了。在附近的另外5艘潜艇开始对敌发起攻击。头天夜晚就击沉了7艘商船。以后几天因天气恶劣，能见度差，只能偶尔辨认出敌护航运输队。为了尽量准确地重新捕捉护航运输队，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潜艇组成一个侦察幕。但是护航运输队却悄悄地从侦察幕的空隙中驶过。因为有1艘潜艇没有跟上队，所以才出现了这个空隙。
　　参加这次战斗的6艘潜艇在拉斯角(纽芬兰)以南600海里处得到了燃料补给。
　　我们的破译部门发现在大西洋最大环形航线上的这一海区有一支驶往英国的HX护航运输队。不久潜艇在同一海区的大雾中又发现了另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看来不出我的预料，英国人目前果然正利用这条航线。于是，我决定让6艘补充过燃料的潜艇留在西大西洋对付护航运输队，主要原因是当时美国海区战况也不佳。
　　6月1日我们又发现了另一支ONS96护航运输队，由于来自西部的风暴使潜艇的攻击告吹。6天后我们又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其中“含羞草”号小型护卫舰和4艘商船被我击沉，共计19500总吨位。
　　6月初，我以同样的方法把准备同时驶往西大西洋的多艘潜艇编成一个群，以便在航行途中攻击一支从直布罗陀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战斗中U-552号潜艇(艇长托普海军上尉)击沉了5艘商船。这种穿插作战并不妨碍潜艇在西大西洋的继续作战，因此是很值得的。
　　当然，我不可能逐一叙述1942年上半年的全部战斗，以及逐一评价所有的潜艇、艇长和他们的成就。回顾1942年上半年的情况，总的印象是，实际战果要比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1月中旬在美国海区开始进行潜艇战时所迫切期望的大得多。开始时敌人的防御力量比估计的要弱，但敌方加强防御和控制航运所耗费的时间比我方预料的要多。我方为数不多的潜艇所取得的战果却出人意料的大。1942年前6个月中，轴心国潜艇共击沉585艘商船，共计3080934总吨位，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01页。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区击沉的。德国仅以损失21艘潜艇的代价换取了上述战果。这21艘潜艇占平均每月在海上活动潜艇总数的3.9%。21艘潜艇中有7艘是在地中海损失的，在美国海区仅损失6艘，尽管那里是当时的潜艇战的主要战区。所有在大西洋作战的潜艇莫里森：《大西洋战役》，第2卷，第413页。，其击沉率在1942年1月份平均每艇每日为209总吨位，2月份上升到278总吨位，3月份上升到327总吨位，4月份降到255总吨位，5、6月份又回升到311总吨位和325总吨位。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485页。这些数字中还包括为挪威的安全而派遣的潜艇及它们的出航日，而这些潜艇只击沉了极少的商船，如果不把这些潜艇计算在内，那么每艘潜艇每天的击沉率还可提高50吨位。从这个数字可以看出，由于把潜艇撤到挪威海区，使潜艇的击沉吨位有所下降，在这一时期内，潜艇击沉数字至少减少了50万总吨位。按英国公布的被击沉舰船的数字计算。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三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四阶段(1942年7月至9月) 打击护航运输队和远洋作战
　　德国潜艇在美国海区连连获胜的几个月中，吨位战的作战原则再一次经受了海战指挥部和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检验。
　　根据1939年8月31日国防军统帅部下达的第1号作战指令，海军的主要任务是：“实施经济战，重点打击英国。”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确定这个目标是正确的。只有消灭同盟国的商船，我们才能给英国以决定性的打击。英国人的生活和作战能力都依赖于商船吨位，或者如丘吉尔所说：“大西洋战役是整个战争的决定性因素，我们任何时候也不能忘记，无论在陆地、海上或空中所发生的一切最终将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我们在被其它各种忧虑纠缠的同时，也怀有希望或恐惧，日复一日地注视着大西洋战役变幻莫测的命运。”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5卷，第6页。
　　海战指挥部第三处收集了我方得到的有关敌方舰船损失和新舰建造能力方面的各种情报。虽然这些有关敌人实际损失和新造舰艇数量的情报在战时往往要过一段时间才能到我们手里，但一般来说并不要等到战后。不管怎样，德国海战指挥部在美国参战前几年早已估计到美国一定会向英国提供新的军舰，以代替战争中所损失的英国商船。从1940年12月丘吉尔写给罗斯福的信中可以证明这一估计的正确性，这封信的内容在战争结束时我们才知道。为了求得援助，丘吉尔在信中说：
　　“英国每年只能建造150万吨商船。这个数量是不够的，每年另外还要补充300万吨。只有美国的造船工业才能填补这种空缺。”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2卷，第494页及后面几页。
　　1941年6月德国海战指挥部估计，英、美两国每年能建造250万总吨位的商船。一年后，1942年6月海战指挥部从情报中得知，美国根据造舰计划准备从1939年秋到1943年底建造2290艘商船，共计1680万总吨位。根据这个计划还有1530万吨商船将在1942年和1943年间建成。海战指挥部认为，这些数据还是有根据的，尽管许多德国造船专家对这么短的时间内造这么多吨位的商船表示怀疑。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不断从海战指挥部获得有关敌人增加商船吨位的各种信息，为了保险起见，基本上按新造商船的最高吨位数估计。
　　以下是海战指挥部第三处在1942年6月根据估计而制成的表，表内列有新建商船的吨位数，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认为此吨位数是能够成立的。海战指挥部所估计的数字在1942年C部分的战争日志第211-212页中就有记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引用的数字摘自一份报告的原稿，该报告是我在1942年5月14日奉海军总司令之命向希特勒作的汇报。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7月15日战争日志。为了便于比较，表中列出了根据英国战后公布的新建商船的实际吨位数(以百万吨为单位)。
　　--
　　1942年
　　1943年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总数
　　美国
　　英国
　　加拿大
　　总数
　　海战指挥部第三处的估计数
　　5.4
　　1.1
　　0.5
　　7.0
　　每月90万总吨位
　　10.8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的估计数
　　6.8
　　1.1
　　0.6
　　8.09
　　8.7
　　1.1
　　0.5
　　10.3
　　英国公布的实际新建商船吨位数
　　5.19
　　1.3
　　0.6
　　7.09
　　12.29
　　1.2
　　0.9
　　14.39
　　根据上表的数字计算，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我们在1942年每月应击沉70万总吨位的商船，若根据英国公布的实际新建商船的吨位来计算，每月须击沉59万总吨位的商船；这样，才能阻止敌商船总吨位的增长，使其增减数保持平衡。只有每月击沉敌商船数超过70万总吨位或59万总吨位才能使敌商船总吨位有所下降。而对敌人来说，从1942年开始商船的吨位减少对其是极不利的，因为这时他们对商船吨位的需求量急剧增加，他们必须满足海外作战越来越高的要求。
　　海战指挥部相信，只要3个轴心国的所有武装部队共同奋战，每月的击沉数可远远超出70万总吨位。战后人们才知道，德国潜艇部队所报告的击沉敌商船的吨位数，虽经海战指挥部的核实，仍比实际略高一点，而德国空军和日本武装部队所报告的数字则大大超过了实际数字。
　　商船的击沉和建造之间的关系清楚地表明，由于我国领导在战前没有采取一切措施迅速而大量地建造潜艇，战争爆发后又没有把现有少量的潜艇集中用于经济战这一主要任务上，这一切给战争中的德国带来了多么严重的后果。
　　1942年上半年潜艇战虽然战果辉煌，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却忧心忡忡地注视着潜艇战的进展。我越来越感到失去的时间已无可挽回。我们与英国交战两年半以来，可供使用的潜艇数量一直很少，而这些潜艇只是我在1939年提出的为取得更大的战果所必要的一小部分潜艇。见第36页和第45页(第5章)。
　　战争期间，当获悉美国正在大力加快商船建造时，对德国海战指挥机关来说唯一的出路就是千方百计、不遗余力地提高商船的击沉数。1942年5月14日我在给希特勒的报告中谈到这个观点对说：
　　“我只能反复强调，重要的在于尽快地击沉商船和尽可能多地利用海上参战的潜艇使敌人遭受损失。今天击沉敌商船的作用将比1943年击沉敌商船的作用大得多。”
　　关于在何处击沉敌商船或是否应该首先袭击某一固定的商船航线的问题，我在1942年4月15日的战争日志中写道：
　　“……各敌对国家的航运是一个庞大的整体。从这个关系上看，无论在何处击沉商船都无关紧要，最终还得用一艘新船来补充。
　　“从长远的观点看，击沉商船和建造商船之间的竞争将决定着战争的命运。但造船与装备中心位于美国，英国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是敌国在欧洲的前哨和门户。如果我方对该中心的运输线，特别是针对其油船运输线给以打击的话，那可以起到釜底抽薪的作用。在那里海击沉1艘商船意味着敌人损失的不止1艘商船，而是意味着敌人的造船和装备在发展过程中也同时受到了损失。
　　“对于敌方利用其欧洲的门户——英国来说，商船的吨位也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只有当它拥有必要的吨位数时，才能被用于欧洲作战。仅仅加强英国的装备是不可能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因此，无论在哪里击沉敌商船都会直接加强对法国和挪威的保护。在这方面，一艘潜艇击沉敌商船所产生的效果也许比一艘在挪威海区的潜艇所直接提供的保护效果要好。
　　“因此，我认为必须在最适合使用潜艇、最有效地造成商船损失的地方打击敌商船。随时随地击沉敌商船要比在某个固定的战果小的地方击沉敌商船更为重要。我认为，运往美国的补给品与美国运往英国的补给品一样重要，因此只要美国东岸海域的防御情况不变以及我们仍有取得成功的可能，我们必须一如既往地把潜艇战的重点放在那里……。”
　　1942年上半年潜艇数量增长情况如何呢？1941年下半年平均每月有20艘潜艇服役。在一般情况下，1艘潜艇从服役之日到首次出航作战须经过4个月的时间。参看有关潜艇训练问题的叙述，第121页(第9章)因此我估计，到1942年头几个月每月将有20艘新潜艇参战。然而事实并非如此。由于1941年底至1942年初的冬季特别寒冷，德国的波罗的海诸港和波罗的海南部水域全部冰冻，潜艇的训练区无法使用，航行也全部停止。我们的军官光在静止的潜艇上讲课是不够的，新艇员在首次参战前的训练因此而大大推迟。此外，严寒还延长了潜艇的建造时间。这样，从1942年1月至3月每月平均只有13艘新潜艇参战(而不是预期的20艘)，从4月至6月甚至每月只有10艘新潜艇开赴前线作战。
　　此外，在1942年上半年服役的69艘潜艇中有26艘(将近40%)被派到挪威海区作战，2艘被派到地中海。
　　在大西洋我们又损失了12艘潜艇。这样一来，1942年上半年到前线作战的69艘新潜艇实际上只有29艘用于大西洋进行经济战。据统计，1942年7月1日用于大西洋的作战潜艇共有101艘。6月份平均每天有59艘潜艇在海上活动，42艘在船厂修理。在海上的59艘潜艇中19艘在战区作战，其余的在往返途中。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7月1日战争日志。
　　面对这种令人不满的局面，为了解决整个海战的核心问题，我作了一切努力，争取尽快地获得更多的潜艇。
　　1942年6月21日希特勒要我派一支潜艇群到马德拉群岛和亚速尔群岛海区作战，以防英、美军队在该岛可能的登陆。我拒绝了这种要求。因为这样做意味着我们又一次把本来数量就不足的潜艇用到防御方面去，而实施经济战所需要的潜艇数量却又得不到满足。
　　我反对这种要求的理由如下：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21日战争日志。
　　1. 鉴于敌人明年将大规模增加新舰船，以我之见，潜艇最重要的、决定战争命运的任务是迅速击沉敌舰船。
　　2. 因此，只要不出现使我在战争中蒙受失败的危险，就应优先考虑第一项任务，而把其它所有的防御任务均置于第一项任务之后。只有在潜艇数量和形势允许调走作战潜艇而又不影响实施经济战时，才能抽调潜艇去执行其它的防御任务。
　　3. 假如上级要我派遣一支潜艇作战群去防御敌人对马德拉或亚速尔群岛采取的军事行动(这是对当前潜艇情况的错误估计)，那我则有必要在6月24日汇报一下有关潜艇的情况。
　　在列举了可供作战用的少量潜艇数之后我继续写道：
　　“在目前潜艇数量少得可怜的时候调走潜艇事关重大。由于敌人不久可能采用停航、改变航线或以护航运输队的形式集中航行和加强防御等方法，将会使现在对我作战尚十分有利的加勒比海的态势恶化，也就是说即使以后使用数量较多的潜艇也难以取得现在用少量潜艇所取得的战果。因此，可得出结论：立即用现有的一切武器打击敌人。”
　　为了缩短潜艇的维修时间，我反复要求增加修船工人。我用下述一段话结束了我的请求：
　　“为了使海上作战潜艇的数量能迅速增加，以期取得巨大而具有决定性的战果，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是海军应采取的最重要的措施。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解决劳动力的问题如今已刻不容缓，因为它关系到1942年在敌人增加防御兵力和新舰船以破坏我潜艇战的效果之前尽可能多地击沉敌商船的问题。”
　　这次，海战指挥部支持我对派遣潜艇保护亚速尔群岛一事所持的态度，使希特勒放弃了他的要求。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除了竭力争取更多的潜艇外，对如何保持潜艇战斗力的问题也很关切。
　　我已讲到过，由于潜艇莫名其妙的损失见第211页(第12章)。曾引起我们很大的不安，因此我们特别注意在5、6月份见第216页(第12章)。与护航运输队的战斗，目的在于发现英国人是否已经研制了新式反潜装备，特别是水面探侧仪。
　　1942年6月17日我用密码与优秀的潜艇艇长莫尔海军上尉联络，当时他正在指挥一个潜艇群攻击ONS100运输队。我问他在这次作战中有何收获：
　　“15点7分，潜艇部队司令问，从敌防御情况来看，你本人对水面探测仪是否已有所了解？”
　　“15点10分，莫尔海军上尉：昨天我曾7次艰难地突破驱逐舰的重围。艇位推算的结果发现，敌人的掩护兵力往往都从舭部前端出现。潜艇下潜2次，敌驱逐舰带恐吓性地投掷了深水炸弹后再次消失。在其它的情况下我认为没有被敌发现。我认为驱逐舰的曲折机动是正常的大幅度运动，因为它没有笔直地向我驶来，驱逐舰在规避机动时也未向后转向……”
　　因此，莫尔海军上尉认为，在英国驱逐舰向它驶来时，预先并没有测出水面状态的潜艇，因为驱逐舰没有直接向潜艇逼近。
　　当艇长们经过5、6两个月与护航运输队的作战返回后，潜艇部队领导向他们进行了更为详细的询问，特别是关于敌人是否使用了新式水面探测仪的问题。多数艇长以一系列理由说明敌人还没有装备这种新式仪器。于是我们便作出结论，敌人在护航方面尚未使用新式探测仪。但是不久事实教训了我们，我们发现敌人实际上早就装备了一种新式的、十分有效的探测仪。
　　从1941年以来，英国人出动飞机特别加强了对比斯开湾的侦察，因为该海区是德国潜艇进出法国西部基地的必经之地。但潜艇在通过该海区时并没有感到困难，尤其是在天气晴朗，能见度良好的白天和黑夜。
　　白天，潜艇指挥塔上的瞭望兵发现飞机要比飞行员发现潜艇更早，因此，潜艇要及时潜逃是有充裕时间的。
　　夜晚，在水面航行的潜艇一般不会被飞机发现，只有在恶劣的天气或能见度迅速变化的白天才偶尔有深水炸弹袭击水面航行的潜艇。但在这种场合，飞机和潜艇显然几乎是在同一瞬间突然互相发现的。
　　从1942年初开始，我们发现英国对比斯开湾的空中侦察有所加强，特别是速度较快的飞机也纷纷出动来执行这项任务。从现在开始我们必须估计到，在月明之夜也可能遭到飞机的袭击，但没有料到白天的袭击也颇为频繁，这很难说是由于潜艇瞭望兵没有全神贯注而使飞机先发现潜艇所致。因而我们怀疑，英国飞机能在白天从阳光和云雾中发动攻击，很可能是预先测出了潜艇的位置，然后在潜艇观察范围之外的空中待战。1942年6月，比斯开湾的潜艇在黑夜首次遭到飞机轰炸，这使我们的猜疑得到证实。当时一道探照灯光突然从1000米到2000米的距离上照到了潜艇。炸弹也就接踵而至。6月份出航的3艘潜艇在比斯开湾因遭到这种方式的袭击而损失惨重，在无法下潜的情况下被迫返回比斯开湾港。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与海军总司令部的主管探测技术的业务部门经常保持联系。1942年春，当潜艇在比斯开湾连续遭到此类莫名其妙的突袭时，潜艇部队领导就询问该技术部门，在潜艇进入飞机的观察范围之前，飞机能否发现潜艇。技术部门的回答不是模棱两可，就是干脆否定。在水面发现象潜艇这样小的目标是相当困难的，尤其是在有风浪的情况下，只有在很近的距离上才能发现它。无疑这种看法与海军根据普通的长波无线电测量仪所掌握的经验是吻合的。由于我们对使用短波的基本科学原理缺乏相应的研究，因而对英国秘密使用的短波探测仪所具有的探测距离和精度高的优越性一无所知。
　　但是，当我们弄清被英国飞机夜袭的真相之后，我于1942年6月在巴黎的指挥所里与总司令部的技术部门共同进行了研究，决定采取以下对策：
　　立即给潜艇装上雷达观察仪，潜艇通过该仪器就能确定是否被敌发现；
　　潜艇应尽快地装上性能独特的雷达，但其探测距离却受到目前水平的限制；
　　为了对付水面搜索，应进一步研究潜艇的伪装问题，使搜索潜艇的敌人即使能发射无线电脉冲，但也收不到回波，因为发射的脉冲被潜艇吸收，无反射回波，敌雷达也就无法测定。
　　当位于比斯开湾的3艘潜艇遭到敌机的夜间轰炸后不能下潜时，我曾请求担任大西洋空中掩护任务的航空兵指挥官派遣飞机把受伤的潜艇护送回港，以防再遭袭击。但他除了只派1架“FW-200”飞机外，便再也不能提供空中掩护兵力了。因为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还一直未从空军总司令部那里获得执行这一任务所需要的兵力。关于这个问题，我在战争日志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11日战争日志。中有如下记载：
　　“敌机对U-105号潜艇的袭击，再次证明潜艇在比斯开湾航渡时所面临的重大危险。由于对英国的‘桑德兰’式飞机和重型轰炸机缺乏防御手段，比斯开湾简直成了英国空军的游乐场。据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的通报，英国竟动用了他们最老式的‘桑德兰’飞机。
　　“随着英国机载雷达的不断发展，潜艇面临的危险越来越大，潜艇受损的程度也比以前严重，其结果将导致全艇覆灭。对潜艇艇员来说，当他们的潜艇遭空袭而不能下潜并失去防御能力时，如果得不到其它兵力的掩护而再次遭受空袭，那是最使人沮丧的事。哪怕只有几架远程驱逐机或几架现代化的战斗机就够了，它们足以把一直沿比斯开湾海岸飞行的无战斗机掩护的敌侦察机驱逐出去。利用这些飞机至少可以把受伤的潜艇护送到由探雷艇和巡逻艇前来迎接的安全地带。”
　　在与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取得一致意见后，经海战指挥部批准，我亲自飞抵德国空军的大本营，同空军指挥参谋部交涉，还飞抵罗明腾，与帝国元帅戈林进行交涉。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为了达到多分配一些飞机的愿望，请求潜艇部队司令出面帮助。我终于如愿以偿，使24架JU-88C6型重型驱逐机归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指挥。
　　6月24日潜艇部队接到命令，由于“比斯开湾空袭危险极大，潜艇必须不分昼夜地潜航，只有在充电时才许浮出水面。”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6月24日战争日志。
　　除此之外，我们还采取了其它的措施，在设计安装大口径高炮武器之前，每艘潜艇先增加4座8毫米C/34机关枪，以暂时加强对空防御能力。
　　所有这些都是防御性措施，也许能较好地保护水面状态的潜艇免遭敌空中侦察后发动的袭击，但这些措施也无法改变英国已成功地研制了精确的远程探测仪这一事实，这样，飞机就突然成了对潜艇具有最大危险的劲敌。它不仅对每艘受到突袭的潜艇具有非常大的危险，而且也危及我们整个潜艇战的战术，即尽可能利用水面机动的潜艇以集群或狼群战为主的战术。在敌空中侦察兵力强大的海区已无可能再实施这种方式的潜艇战。一旦英、美两个海军强国在所有的海区，如在整个大西洋经常实施空中侦察，那么潜艇的水面机动战术及其水面联合攻击战术将必败无疑。
　　因此，以前提出的潜艇必须具备水下高航速的要求现在又显得异常重要了。“瓦尔特式潜艇”就是这样一种潜艇。它是由战前杰出的工程师瓦尔特设计的，后来被海军总司令部采用。但是，开战以来，由于缺乏资金以及迫切需要大批经过检验的各型潜艇尽快参战，而使该艇的试验和建造一再推迟。当然，除了这个主要原因外，海军总司令部对该艇在前线的适用性也有某些疑虑。
　　应瓦尔特的请求，我曾多次在海军总司令部力争使该艇建造计划付诸实施。1942年1月18日我终于呈交了一份提案。在确定敌人研制了水面探测仪后，我又于1942年6月24日上书海军总司令：潜艇部队司令第269号机密文件。
　　“不管对俄战局是继续进行还是就此结束，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海军的决战将在海上进行。因此，海军就成为这场决战的最大目标，它们肩负的责任极为重大。
　　“目前从我国海军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海军的对比情况来看，我们进行这场海战不能使用和敌人一样的水面舰艇，而只能使用潜艇来实施进攻战。
　　“因此，有必要不断地检查潜艇的战斗力是否符合这个高要求，目前敌人的防御是否已经影响了潜艇的袭击力，以及今后敌人的防御能力究竟有多强等。
　　“尤其是在当前进行这种检查是很合适的，当潜艇在敌防御薄弱的海区取得较大战果时，要我们对潜艇的战斗力和敌防御兵力之间的情况作出有利于潜艇的正确估计是很困难的。因此，下面将对潜艇的战斗力、存在的弱点以及由此而产生的战术上的缺点和必要的补救办法逐一进行探讨。
　　“德国潜艇在整体设计、艇体和主机建造上均达到了最佳效果，这种效果可以通过基本型潜艇的生产线来实现。这种基本型潜艇具有水面和水下两种形式的动力装置。根据我们战时对外国潜艇了解的详细情况，我们认为，我国潜艇要比它们的优越。鉴于这种潜艇的今后建造计划已经确定，潜艇也已经建成，因此艇体和主机再也不能改动。我本人也认为，这批基本型潜艇的艇体和主机是不会有更大改进的。
　　“我们在研究应使潜艇具有较大的下潜深度以便能更安全地摆脱敌舰跟踪这一要求时，就已经指出，这些型号的潜艇已不再可能通过加固耐压壳和加强武器来增加潜艇重量。
　　“战争证明，德国潜艇具有高度的稳定性。同时也证明，德国潜艇的速度也较高，不仅适于阵地伏击战术，而且也适于对护航运输队采用机动和集中攻击的狼群战术。
　　“但是也有潜在的危险存在。如果敌人大量建造速度较快的商船，那么护航运输队的速度也会加快，这样潜艇就难抢先进行攻击。
　　“如果敌人通过水面探测仪发现了尚在视距之外的潜艇，他们就可以在潜艇对护航运输队发动攻击之前先用驱逐舰把潜艇逼到水下。采用这种方法同样可以使潜艇无法抢先实施攻击。这实际上意味着潜艇机动战的结束，尔后潜艇只能进行阵地伏击战，最后只能在那些敌防御薄弱的海区取得战果。
　　“如果潜艇具有较高的水下航速，无须浮出水面在水下就能驶向每一支敌护航运输队，迅速占领攻击阵位，那么上述危险就不复存在。
　　“因此，瓦尔特式潜艇就是一种能排除上述危险的兵器，这种危险威胁着潜艇实施机动战。
　　“在抗击敌人对现有潜艇所采取的防御措施方面，瓦尔特式潜艇在今天各种类型的潜艇中也遥遥领先。敌人面对这样一种崭新的、其性能令人吃惊的高速潜艇，开始时不可能有对付的办法，这样就有希望取得决定性的战果。
　　“因此，用最快的速度研制、试验以及迅速地大规模生产瓦尔特式潜艇，对战争将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我认为，在上述建议中尽可能地考虑到了未来的情况。
　　现在再重新回到1942年7月。当时大西洋战场的态势如何呢？为适应当时的形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指挥潜艇战有何打算呢？
　　随着美国4月份在东岸沿海以及后来又在加勒比海采用了护航编队之后，在美国海区的潜艇战状况越来越不妙。因此，继续将潜艇战的重点放在那里已毫无价值。然而，只要发现美国的航运区域防御薄弱，我们仍然可以加以利用。同样我们的潜艇也可以到遥远的海域实施攻击，其条件是：这种攻击很经济，很有价值，能使我方得到一些额外的收获，能迫使敌人到处设兵防守，从而分散其兵力。
　　但是经济的潜艇战还得将重点重新转移到较近的大西洋海区打击英国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上来。要尽可能在远离英国陆地、其空中掩护兵力鞭长莫及的海区发动攻击。在这些海区，潜艇能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机动能力，能使狼群战术在水面行动和攻击的各个阶段最少受到障碍，因此仍有取胜的可能。
　　潜艇的作战计划正是按照这些观点拟定的。由于本国各船厂增加了工人，海军总司令部得以使1941-1942年寒冬季节结集的许多新潜艇离港起航，于是从1942年7月到9月每月开往前线参战的潜艇达到30艘之多。
　　潜艇数量的增加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能够把潜艇编成两个潜艇群来对付往返于英、美两国之间的护航运输队，同时又可根据情况采取快速多变的战术将其它潜艇派往较远的有价值的战区去。
　　在这方面加勒比海始终是我们考虑的目标，特别是特立尼达以东和以南海域，是护航运输队从东面和南面驶往加勒比海的必经之地。1942年7月美国在该海区还不可能建立护航编队，因此潜艇在那里有很大的成功希望。
　　此外，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准备派潜艇重新占领弗里敦海区。与1942年4月派遣2艘潜艇时所得出的结论一样，见第208页(第12章)。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估计，往返英国的南北护航运输队为了采用时间最省、航程最短的航线，目前会更加频繁地通过非洲西岸海域。在几内亚湾我潜艇也有取得战果的希望。但是，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把更大的成功希望寄托在开普敦海域的一次突袭上。潜艇到达那里的航程为6000海里，即使用IXc型潜艇到该海区作战也必须要有一艘潜水油船在中途为其补给燃料。尽管如此，我认为进行这样的作战是有价值的，因为我估计，在“处女地”战区潜艇一定会迅速地获得丰硕的战果。
　　我认为，在开普敦作战的潜艇还可以把作战范围延伸到印度洋的东非各港口。如果10月份IXD2型潜艇(1365吨，活动半径31500海里)作好战斗准备的话，这一点是肯定能做到的。这批潜艇是由战前的“火炮巡洋舰”改建成鱼雷潜艇的。潜艇部队司令1939年9月8日机密文件，见副本即附件6。
　　但是，我们首先应为在开普敦海域作战准备一支IXc潜艇群，尽量挑选经验丰富的艇长，另外再配备一艘潜水油船。它们必须在8月下旬同时起航。
　　另外，巴西海岸也是我们考虑的作战目标。我们与巴西的政治关系越来越激化，海战指挥部所发布的堵截巴西商船的命令也越来越强硬。
　　1942年1月27日，作为德、美两国进入交战状态所带来的政治后果，巴西和德国中断了外交关系。此前，德国未击沉过巴西1艘舰船。尽管在1941年12月9日为潜艇战开放了北美安全区，但潜艇仍避免在北纬20度以南的南大西洋泛美区活动。巴西与我们中断外交关系后，如果能遵守国际协定保持中立的话，我们仍会象对待所有中立国的舰船那样对待巴西的舰船。
　　然而，为了维护国际协定，德国潜艇在1942年2-4月用鱼雷攻击了7艘巴西商船，并按照捕获法将其合法击沉。因为潜艇艇长们无法确认它们的中立态度，它们配有武器装备，采取了曲折机动和闭灯航行，船体刷成灰色，既不悬挂旗帜也无中立标志。
　　后来，所有的巴西商船都逐渐配备了武器，因此海战指挥部在1942年5月16日下令可以对所有可以辨认的配备了武器装备的南美国家的商船(除阿根廷和智利外)实施攻击，事先不必发出警告。
　　1942年5月底，巴西航空部宣布，巴西飞机已经袭击了并将继续袭击轴心国的潜艇。这样一来，巴西虽然没有宣战，但实际上已与我们处于战争状态。从那时起，经我国领导同意，于1942年4月4日潜艇部队攻击了所有的巴西商船。
　　1942年7月的第一周，在制定今后的区域广大的潜艇战计划时，我询问了海战指挥部，对于在拉普拉塔河口的潜艇战是否有所考虑，因为那里是英国冷藏运输船的汇集处。这些冷藏运输船对英国的肉类供应起着十分重要的作用。考虑到阿根廷的意见，外交部不允许在阿根廷沿海进行潜艇战。外交部对5月份以来在巴西沿海的潜艇战却没有提出反对意见。因此，在按计划于弗里敦海区部署潜艇以打击南北来往的护航运输队的同时，我打算派1艘潜艇到巴西沿海去作战。
　　总而言之，在整个大西洋都具有实施一系列潜艇战的可能性。除了在北大西洋对敌护航运输队作战外，我打算视情况充分利用这些可能性。我对此寄予胜利的希望。
　　重要的是，我们在此时必须保持主动，尽量出其不意地打击敌人，在敌人企图通过改变航线或加强护航兵力来克服其弱点之前就利用敌人的弱点给以打击。
　　由于英国采用了护航编队，加强了空中侦察，西大西洋的潜艇战形势逐步发生了变化。英国海军部在1942年5月中旬显然会考虑：今后几个月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将会把攻击的重点移向何处。今天我们根据英国1942年7月的一份关于“当前大西洋战役紧张局势”的形势分析材料才知道，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99页。当时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庞德海军上将推测德国潜艇部队将会对特立尼达以东的海上航运汇集点发起猛烈攻击。对此他写道：
　　“我坚信，潜艇战即将面临一个新的转折点。”
　　他估计，由于美国海域加强了防御，德国潜艇在那里作战的经济意义不大，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将会把潜艇重新调到东大西洋，以对付那里的护航运输队。
　　“因为与派遣兵力去袭击遥远的美国海区的护航运输队相比，邓尼茨宁可用4-5倍的兵力打击在东大西洋的每一支护航运输队。”
　　7月27日我在德国报刊上指出，潜艇将进行艰苦的战斗，并说潜艇战必将面临更加困难的时期。我认为这种警告是有必要的，因为这可以对德国人民在言论、报刊和广播中对前几个月潜艇所取得的伟大战果而流露出来的过分狂热的情绪加以正确的引导。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英国海军部把我在报刊上的那次说明作为“直接来自马嘴的预言”进行了“详细的研究”。我对潜艇将遭受更大损失的暗示倒成了我准备再次袭击大西洋英国护航运输队的证明。
　　英国第一海务大臣在制订他的计划和考虑问题时，对美洲的同盟国是否会用它们的护航舰艇来援助英国防御东大西洋可能遭到的袭击，或者至少对能否调动4月份已转让给美国的英国护送队，表示极大的怀疑。
　　庞德认为，为抗击德国新的进攻，两个盎格鲁撒克逊国家的海军部队有必要采取统一战略，因为这场进攻的规模将比1941年的要大。
　　于是，德国潜艇部队和英、美防御兵力在尽最大能力作好战斗准备之后，双方进入了1942年大西洋战役的第二阶段。究竟胜败如何，尚难确定。
　　潜艇很快与护航运输队发生了战斗。在北大西洋我们得到的经验是，往返于北美的英国护航运输队仍然象4月份那样采用最短的航线在大环形航线上行驶。当我们的潜艇在大环形航线的海区内进行攻击时，这种情况仍无任何改变。至少英国人再也没有把他们的护航运输队“散布”在整个辽阔的大西洋上，象1941年那样增加我们寻找护航运输队的困难。
　　今天我们才知道其中的原因，并非象当时一部分人所估计的那样是由于英国人“死心眼”，而是缺少护航舰艇和燃料才迫使英国海军部往大西洋最短的航线上派遣护航运输队。南北航行的塞拉利昂护航运输队的情况也是如此，该护航运输队里的商船从东方世界绕过好望角而来。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命令到弗里敦海区作战的潜艇在西班牙以西海区就以联合的侦察幕队形在英国南北护航运输队可能经过的航线上向南航行。在这里潜艇每次都能发现敌护航运输队，因此，在向作战区航渡的途中潜艇就能取得战果。
　　这样，1942年的“寻敌问题”再也不象1941年那样突出了。除了英国护航运输队一直采用最短航线外，目前由于潜艇数量的增加使“耳目增多”，这也给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搜索带来了方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配置的巡逻与侦察幕更宽大了，因而覆盖的海区也更广阔了。
　　除了上述这些比较有利的条件外，我们的有利之处还在于，海军总司令部内对敌人无线电通信进行监视的“无线电侦收部门”通过利用英国大量重要的无线电报，多次成功地破译了英国的密码。因此，“无线电侦收部门”多次而及时地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了有关敌护航运输队的准确位置。
　　潜艇在搜索敌护航运输队方面虽然有以上这些有利因素，但从另一方面来说，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却更加困难了。因为潜艇在逼近护航运输队和采用狼群战术时所需要的机动性经常受到敌护航运输队空中警戒兵力的限制。飞机迫使潜艇不断地下潜，以此来使潜艇常常静止不动，从而无法靠近护航运输队和占领所需要的前方攻击阵位。针对这种情况，我们力求在大西洋中部打击敌护航运输队，因为敌人的岸基飞机无法到达该海区。我们估计，在这种情况下那里几乎没有或者只有少量从护航航空母舰上起飞的护航飞机，护航航空母舰属于护航运输队固定的护航兵力。1941年在北大西洋中没有空中警戒兵力的自由海区是从离岸400-500海里处起始的；而现在，1942年，我们不能不注意到，不但在来往于英、美之间的护航运输队的北大西洋航线上，而且在向南的航线上也有四引擎岸基飞机作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担任侦察任务，这些飞机可在距下列空军基地800海里处执行任务：北美的格陵兰，冰岛，北爱尔兰以及弗里敦。与1941年相比，没有敌空中侦察力量而有利于我打击护航运输队的自由海区显然小多了。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力图通过适当的潜艇部署尽可能在护航运输队的“出发线”上捕捉护航运输队。这就是说，对来自美洲的护航运输队应在纽芬兰的拉斯角东南面海域开始搜索目标，对于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则应在西经25度附近海域开始搜索。这意味着当它们尚在岸基飞机护航之下时，我们就应该将它咬住，以便我们能在没有敌空中护航兵力的航线上利用一切机会发动攻击。
　　采用这种方法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往往要历时数日，特别是在远处的潜艇需要很长时间才能赶来加入狼群编队。于是那些要赶上护航运输队并参加夜袭的潜艇就必须高速航行1-2天。
　　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第二个困难是前面已经提到过的敌水面探测仪的问题。敌护航运输队中连护卫舰艇也大多数装备了新式的短波探测仪——雷达，因而潜艇要接近护航运输队或突入编队发动攻击就十分困难。而且，在夜间或白天能见度很差的时候，常常有驱逐舰或其它护卫舰艇突然逼近潜艇，开火的距离也很近。这说明敌人已预先发现了潜艇。
　　因此，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危险性越来越大了。由于敌人具备了新的探测能力，再加上能见度不良和大雾的影响，与1941年相比，目前情况对潜艇更为不利。在这种气象条件下主动性和突然性多数掌握在敌人手里。
　　面对敌人这些新的优势，潜艇艇员首先要保持坚强的战斗意志，在敌防御措施不断改善的同时潜艇艇长应不断地增长知识和善于熟练地处置各种情况。在参加同护航运输队作战的潜艇中，常常有75%的潜艇是由新艇长指挥的，他们首次同自己的艇员一起战斗出航。总的来说，他们表现出色，经受住了考验。这说明，在弗里德堡的领导下，在本土由“潜艇部队第二海军将官”的各主管部门组织实施的基本教育训练工作取得了非常令人满意的效果。
　　由于气象条件好坏不一，英国护航运输队指挥官的技能高低有别，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艇及其配备的新式探测仪数量不同，特别是防空兵力强弱不等，因此潜艇每次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果也就各不相同。
　　当潜艇在一些不利的条件下攻击失败，而敌人避免了重大损失并成功地歼灭了进攻的潜艇时，敌人就感到洋洋得意。但敌人也经常在连续几天的战斗中蒙受了重大损失，无法击沉我们的潜艇。
　　在1942年7月至9月这段时间内，在北大西洋，作战行动连续不断，很少有较长时间的停息。英、美海军和德国潜艇之间处在不间断的战斗之中，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根据情况需要不断地制定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计划，根据需要来配置和派遣潜艇。
　　潜艇部队经常从一次战斗立即转到下一次战斗。艇员们的体力到了精疲力尽的地步。两次战斗之间有些潜艇的燃料几乎耗尽，但鱼雷没用完，仍可进行下一次战斗。它们还得奉命到远离敌护航运输队的“奶牛场”去补充燃料。但这个措施也不能连续采用。在潜艇经过2-3次每次连续数天的作战之后，根据艇员们的强烈要求需要让潜艇返回基地休整。
　　为了清楚地说明问题，在此我从1942年7-9月的大量战斗中选择几个战例加以叙述：
　　7月12日夜间，一支向南航行的英国护航运输队在加那利群岛西北海面被袭击，5艘商船沉没，总吨位为32186吨。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损失U-136号潜艇(艇长齐默尔曼海军上尉)1艘。7月17日从美国沿海返航的U-202号潜艇(艇长林德纳海军上尉)在偏北方向也意外地发现了第二支往南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但这次作战情况更为不利。虽然作战区离最近的敌航空兵基地有800海里，但四引擎岸基飞机却随伴护航。U-564号潜艇(艇长祖伦海军上尉)报告了攻击的经过：
　　“0点14分：当四引擎岸基飞机出现时，我艇紧急下潜。看来该机装有探测仪，因为它依次飞向在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所有潜艇，似乎没有携带炸弹，可能离岸太远的缘故……
　　0点30分：在护航运输队前方停车，然后逐渐调整位置，直到护航运输队密集的右舷纵队处在我有利的发射阵位上。目标是3艘约5000吨的中型货船和1艘双烟囱上层建筑高大的8000吨的客船，双烟囱可能是一种伪装，以冒充强大的辅助巡洋舰……
　　2点30分：方位50度，距离1000米，1至4号鱼雷管发射鱼雷。所有鱼雷冲向目标。尔后我立即操纵潜艇竭力向左转向，以便用艇尾鱼雷管发射鱼雷。这时海上两处起火并冒起一团黑烟，然后第三处又起火，爆炸声震耳欲聋，只见一艘商船被熊熊的烈火所吞噬。这就是有双烟囱的那艘船，船上装有弹药。后来又出现了第四处的火焰和浓烟，鱼雷击中了第四艘商船的中部，在我艇周围落下许多碎片。我命令舰桥上的艇员离开舰桥，以免被纷纷下落的碎片砸伤……”U-564号艇战争日志。
　　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首次发现敌岸基飞机能在这么远的距离上提供空中掩护，确实感到吃惊。但我们并没有从中得出根本性的结论，例如，把北大西洋的潜艇重新配置在离岸更远的海区。这样做是正确的，因为罗斯基尔说这是英国第一次在这么远的距离上为这支护航运输队提供空中掩护。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108页。“实际上这是海岸指挥部的一次意外收获，该指挥部得到了一个联队的美国‘解放者’号飞机。一般来说要在9个月以后才能提供这么远的空中掩护。”
　　7月22日在北大西洋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被一艘潜艇(该潜艇位于由9艘潜艇组成的狭长的巡逻幕中)发现。于是该群潜艇中的其它潜艇也立即向护航运输队接近。看来成功的希望很大。当时天气也很好。但是，突然刮起一阵风暴，掀起了万丈海浪，潜艇无法使用武器。
　　U-552号潜艇(艇长托普海军上尉)仍然击沉了2艘商船，但没有继续进行攻击。当时这支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在格陵兰以南，离我在巴黎的指挥所有1500海里，是继续与其作战还是鸣锣收兵，由于根据不充分我难以决定。因此我在指挥所与作战经验最丰富的托普海军上尉进行了一次无线电通话。具体内容在此公布，以便说明这种通话对于指挥机关弄清遥远大西洋当时的实际战况是一个多么重要的手段。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7月25日战争日志。
　　“……潜艇部队司令：天气如何？潜艇在215度航向上的速度是多少？”
　　“我是托普，风向西-南-西，风力8级，海浪7级，旋风，能见度约400米，用一部机器慢速航行。”
　　“敌防御情况如何？还有什么原因使攻击护航运输队产生其它困难……？”
　　“敌护航兵力很强，因天气突然恶化使攻击困难，敌人灵活地利用这种天气把航向改为360度这就是说，该护航运输队采用全圆形航行。，许多潜艇与敌失去接触。”
　　“你看有无希望再从护航运输队中捕获任何一个攻击目标，例如掉队的单艘商船？”
　　“天气虽然很坏，但护航运输队队形整齐，在这种天气要恢复接触可能性很小。”
　　“如果潜艇向南航行你认为怎样？这条航线距可能的敌护航运输队位置是否近一些？是走南航线还是再往南一些？”
　　“明天早晨准备与前天一样改为南-西航线。”
　　“好，托普，总之你要攻击的那2艘商船肯定是利用恶劣的天气溜走了。”
　　根据上述情况，我命令潜艇停止战斗。潜艇所取得的战果甚微。在这次战斗中我方损失了U-90号潜艇(艇长奥尔德普海军上尉)。
　　几天后潜艇对一支向西航行的ON115护航运输队进行了攻击，战果也不大。只击沉2艘商船(16568总吨位)，击伤1艘商船(10627总吨位)。正当战斗即将取得圆满成功时，浓雾突然降临。
　　U-43号潜艇曾经历了一次在能见度不良条件下的作战，它的经历证明，哪怕是一些微小的技术上的缺陷和不足都可能带来严重的后果。海军的技术部门想尽办法反复研究其中的原因，以采取预防性措施避免损失。例如在潜艇上安装防震仪，这样在潜艇遭深水炸弹攻击时可以防止震动。对此，U-43号潜艇艇长施瓦德海军中尉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4点32分：1颗照明弹几乎直接落在我艇后面。后来前方出现了我开始发现的那艘护卫艇，距离约900米，我顶着巨大的艇首波转向，以便进行火炮射击……
　　4点33分：警报！指挥台舱口关不上，舱盖无法闩上。我认为中间不会被什么东西卡住。中心舱口随时都可关上。我必须下来，准备潜艇下潜。2个艇员紧跟在我身后。当水涌进来时，舱口盖也关上了。(后来经检查，发现舱口盖稍微扭偏了一点，这样一来，舱口盖与舱口边缘的插销就对不上。)整个下潜延迟了20-30秒钟，因此当潜艇在17-20米的深度向前倾15度排气时，已遭到首批深水炸弹的攻击。整个艇受到巨大的冲击，灯火熄灭，电动机不转。“帕彭贝格25米测深仪”和“负荷秤”掉落，“150米测深仪”升到70米后不动，“25公斤蒸汽锅炉的气压针指向0”。艇首、艇尾舱报告，“测深仪掉落，指向0”。右舷电动机运转很费力，左舷电动机不能运转。潜艇前倾5-8度。测深仪指针停在70米处。我们考虑：要么留在水面，要么停止使用所有的仪器，用“全速”前倾下潜到深水处。在把小控制阀移到艇外的指挥台舱口旁后，我们采用了第二种办法。潜艇稍向后倾7度。1分半钟后潜艇开始前后摇摆，我们都呕吐了。潜艇大幅度前倾下潜，这时25米测深仪开始工作。在120米深度时我艇遭到第二枚深水炸弹的攻击。结果，1名艇员由于受到激烈的震动造成骨折，并有多处内伤……
　　在两次作战失利之后，第三次作战较为幸运。参加前两次在恶劣天气条件下袭击护航运输队的潜艇在纽芬兰东北400海里处组成一道巡逻幕，以便截击第三支护航运输队。U-593号潜艇(艇长凯尔普林海军上尉)在8月5日发现这支护航运输队。这是一支从纽芬兰的锡德尼港驶向英国的SC94护航运输队。一部分潜艇距护航运输队还有200-300海里的距离，有些还落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虽然潜艇经常遇到坏天气，好几次意外地与敌护航兵力遭遇，还得忍受深水炸弹的疯狂攻击，但潜艇仍与敌保持了好几天的接触。
　　其余的潜艇也终于接近了护航运输队。战斗打响了。潜艇报告击沉6艘商船，共计41000总吨位，还击伤7艘商船和1艘驱逐舰。关于这个情况我在战争日志中写道：
　　“报告的战果并非完全准确，很可能估计过高，由于敌护航兵力的干扰，潜艇很少能看清击沉的情况。”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8月11日战争日志。
　　现在我们已清楚，实际上这支护航运输队中被击沉的商船是11艘，共计52461总吨位。我方损失潜艇2艘。U-210号潜艇(艇长莱姆克海军上尉)被“阿西纳博因”号驱逐舰撞沉。该驱逐舰此时也受重伤，不得不返回本土。U-379号潜艇(艇长克特纳海军少校)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被迫上浮后被“戴恩瑟斯”号小型护卫舰撞沉。另外还有3艘潜艇受伤。
　　在夜间的混战中，鱼雷和深水炸弹的爆炸声此起彼落，3名英国水手认为他们的商船被鱼雷击中，急忙弃船，其中2人知道有误，又重新返回到船上，第3个人拒绝返回。后来这艘船被潜艇击沉。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09页。
　　英国海军部动用了所有的护航舰艇，为那支面临威胁的护航运输队提供援助，此外，从8月9日开始，该护航运输队还得到了从800海里外的北爱尔兰空军基地起飞的四引擎岸基飞机的掩护。
　　除了1名潜艇艇长外，其余参加这次战斗的艇长都是一些无经验的年轻人，“尽管敌掩护兵力强大，潜艇仍能顺利地发动攻击。”这件事可成为打击其它护航运输队的一个范例，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8月11日战争日志。这是我从中得出的结论。
　　在北大西洋截击下一支护航运输队的作战更为艰难，在雾天和蒙蒙细雨中，在潜艇群的所有潜艇都接近护航运输队之前，往往又会与敌失去接触。后来这个护航运输队终于又被U-660号潜艇(艇长鲍尔海军中尉)发现。U-660号潜艇以全速向所报告的位置赶了33个小时，最后9艘潜艇都与敌恢复了接触。攻击开始了。在大雾降临之前潜艇已击沉4艘商船，共计17235总吨位。后来，因有雾，无法再实施攻击。
　　与此同时，从亚速尔群岛东南海域出发驶向英国的“塞拉利昂”护航运输队(SL118和SL119)中有5艘商船(41984总吨位)被潜艇击沉；此外，1艘离队的单艘商船也被击沉，“切奇尔”号护航舰被鱼雷击伤。在这次攻击中，U-566号潜艇(艇长雷姆斯海军上尉)在下潜时被撞。艇员们经过几天的工作，用电焊把舰桥上撞坏的钢板从指挥塔舱口切割下来，潜艇又作好了“紧急下潜”的准备，并能踏上返航的路途。
　　9月初，我潜艇在大风暴中结束了一场短促而无效的战斗后，在北大西洋发现了一支向西航行的ON127护航运输队。经过4天的激战，敌7艘商船(50205总吨位)和“渥太华”号驱逐舰被击沉，4艘商船(36141总吨位)被鱼雷击伤。潜艇无一损失。这次战斗战果卓著。今天我们才知道，这支护航运输队的护航舰艇当时尚未装备雷达。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0页。
　　后来潜艇又发动了两次攻击，均无效果。因为在发现护航运输队的时候，其余潜艇尚未集结成群。当它们几天后赶到战场时，两次都与开始发现的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
　　9月中旬，在北大西洋我们第一次集结了20艘潜艇同时作战。我们企图伏击驶往英国的SC100护航运输队。这支护航运输队在9月18日被潜艇发现；潜艇向它接近。由于这次潜艇群兵力特别强大，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这次战斗的成果翘首以待。然而天公不作美，战斗被迫中止。护航运输队位于拉斯角东南约200海里外的海面上，那里强劲的西风变成了风暴。当时敌护航运输队的船舰和我们的潜艇只有一个共同念头，就是如何采取有利的航向和最合适的航速来战胜风暴。双方都无心恋战。即使敌我双方距离很近，一方也不能伤害另一方。只是在战斗刚打响时，敌护航运输队中有3艘商船(16900总吨位)被击沉。
　　这就是7-9月我们在北大西洋进行的战斗，虽然时运有好有坏，但基本上还是有收获的。
　　在这同一时期，位于遥远海区的潜艇作战条件有何变化呢？
　　7月上旬潜艇在美国沿海作战的战果很小。除此而外，我们一直得不到U-701号潜艇(艇长德根海军上尉)和U-215号潜艇(艇长霍克纳海军上尉)从该海区发来的电报，因此我们只好估计他们可能阵亡。U-402和U-576号潜艇被深水炸弹炸成重伤。由于敌方拥有了强大的海空侦察力量和建立了护航编队，在这些沿海海域出现了我们早就预料的趋势。我只得将那里的潜艇撤回，它们已不宜在那里久留。于是，从1942年1月在北美沿海开始的潜艇战眼看就要收场。但我总感到加拿大沿海，甚至圣·劳伦斯河口的条件可能会好一些。因此，我不顾最近在美国沿海海区作战的教训，把2艘新潜艇派往圣·劳伦斯湾。据我们判断，那里会有绕过冰岛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和单艘商船出现。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这次作战中运气特好。果然不出所料，我们遇到了商船，共击沉商船9艘，共计32998总吨位；击伤2艘，共计11994总吨位。
　　这里空中侦察兵力虽然十分强大而且不间断地活动，以致潜艇在白天基本上都处于水下状态，但该海区不同的水层使敌海上兵力很难发现和跟踪潜艇。这种水层是由于支流、淡水和咸水的交叉流动而形成的。
　　该海区不同的水介质使音响探测仪和声纳的作用受到影响，因此潜艇还能直接潜伏在加拿大一些沿海城市附近的海域。我又把第三艘潜艇U-513号(艇长吕格贝格海军少校)派往纽芬兰的康塞普西翁湾，以伏击从沃巴纳来的铁矿船。该潜艇击沉了两艘铁矿船，后来在一次攻击中被撞伤，不得不进入公海。后来在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港外又取得了战果。
　　7月份潜艇在加勒比海击沉的商船数与前几个月相比也有所减少。于是潜艇奉命转移到加勒比海以东的作战海区。这里来自东南经过特立尼达的商船依然是单独航行，但航线在不断改变。我潜艇抓住这个“金矿脉”，充分利用8月份6艘潜艇在这里形成作战重点的这一有利形势，几天内共击沉商船10艘。
　　7月底一批来自本国的新潜艇被派到作为转向点的百慕大东南海域，准备在“奶牛”那里补充燃料后驶往加勒比海。由于敌人采取了护航编队，那里的条件变得对单艘潜艇的作战很不利。在这些有强大的空中侦察兵力的狭窄的沿海海域难以使用狼群战术。因此在我决定部署这批来自本国的新潜艇时，既要考虑单艇作战的形式，也要考虑偶尔实施协同作战的可能性。在这种情况下，应特别注意利用岛群之间的海峡(如向风海峡)，因为在这些海峡由于岛群的地理位置的限制，护航运输队的航线是固定的。这样配置潜艇可取得充分的战果。
　　有许多次当一艘潜艇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后，虽然敌方有强大的空中侦察力量，但该潜艇仍能把第二艘或第三艘潜艇引导到护航运输队必经的航道上去。
　　整个8月份，通过这种方式的作战，我们共击沉商船15艘，共计87603总吨位；击伤3艘，共计21418总吨位。敌侦察机显然已装备了水面探测仪；因为我潜艇在夜间也受到了攻击。艇长们积累了经验，他们懂得，当潜艇荫蔽地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附近或中间时，按护航运输队的航线航行，避免大幅度地改变航向，可免遭敌飞机的袭击，因为飞机无法在探测仪上辨别己方的舰船和敌方的潜艇。
　　在取得以上成果的同时，我们损失了2艘潜艇，U-94号(艇长伊泰斯海军上尉)和U-654号(艇长福斯特尔海军中尉)。
　　9月份，采用这种样式配置的潜艇在加勒比海的袭击也不奏效了。于是潜艇便奉命撤到特立尼达和圭亚那沿海，9月份在这里遇到很多商船，取得的战果相当可观。9月份在这些海区被潜艇击沉的商船有29艘，共计143248总吨位。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本希望在弗里敦一带海区通过潜艇的奇袭获取胜利，但事与愿违，在那里很少发现来往的船只。2艘驶向弗里敦以西500-600海里外的一个补给点的潜艇在公海意外地发现了护航运输队使用的“交通干线”。尽管第一批5艘商船被击沉，可是敌人在短暂的停航后仍继续使用这条航线。因此，潜艇留在那里是值得的。后来它们又击沉了6艘商船。
　　在取得这次令人满意的战果后，我把潜艇调到弗里敦的西南海区，在这里潜艇又幸运地遇上了敌商船，共击沉4艘商船。
　　U-507号潜艇(艇长沙赫特海军上尉)在非洲和南美之间的海峡和巴西沿海一带活动。它在领海以外的海区击沉了5艘巴西商船。当时，艇长是根据国防军统帅部在与外交部协商后所下达助指示行动的。见第233页(本章)。巴西政府则把德国潜艇对这些商船的攻击作为对德宣战的理由。
　　虽然这种宣战表面上看起来没有改变我们与巴西的关系，因为巴西早已采取了对我作战的行动，但由此而导致巴西正式参战，则肯定是一个错误。正确的做法是，应从政治原因考虑避免这种后果。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和作为军人的艇长们只能执行命令，无法预先考虑或分析同意击沉巴西商船而产生的政治后果。
　　1942年7-9月，敌对国家被轴心国潜艇击沉的商船共有302艘，共计1505888总吨位。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485页。其中1298000总吨位根据英国“BR1337”统计表(限于战争期间被敌人击沉或击伤的英国和外国商船)。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作战经过大体如上所述。在同时期的3个月中德国损失潜艇32艘，7月份损失数占出航潜艇的15%，8月份占9%，9月份占6%。
　　潜艇的战斗力，即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平均击沉吨位数在7月份为181吨，8月份为204吨，9月份为149吨。这些数字是根据英国被击沉的商船数算出来的。
　　这些战果应归功于潜艇艇员的才能和他们坚强不息的战斗精神，再加上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这些战斗中好运气。但我出于对各海区不断加强的空中侦察力量的担忧，尽量抑制了对上述战果的自满情绪。当我在8月21日的战争日志中叙述了这种日益严重的危险之后，我总结道：“随着这种趋势的不断发展，潜艇战的种种困难定会导致大量的无法忍受的损失，并使潜艇战的战果及成功希望大为减少。”
　　罗斯基尔在其反映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的《海上战争》一书第2卷第210页上写道：“……邓尼茨绝对没有为他的新攻势所取得的首次战果而喜形于色。这一点可以从他当时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因此他的这种判断和紧接着阐述的理由都是正确的：探测仪和空中侦察力量的发展使我对未来充满了忧虑。在我谈及我们如何采取办法改进潜艇的战斗力来对付这一威胁之前，我必须先叙述1942年9月12日所发生的一件事，敌人利用这个事件大肄宣传，并向德国潜艇部队和我本人进行攻击。这件事就是击沉“拉科尼亚”号和我所下达的与此有关的命令。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四章 “拉科尼亚”号事件
　　1942年8月16日至19日，我4艘IXc型大型潜艇和1艘潜水油船在久经考验的艇长们的率领下从比斯开湾各港驶往开普敦海域，准备在那里进行一场计划已久的战斗。它们是U-68号潜艇(艇长默滕海军少校)、U-504号潜艇(艇长波斯克海军少校)、U-172号潜艇(艇长埃默曼海军上尉)、U-156号潜艇(艇长哈尔滕斯泰因海军上尉)和U-459号潜水油船(船长维拉莫维茨-默伦多夫海军少校)。它们一起向南挺进。到南纬5度的位置它们就可以发动攻击了，但为了保持这次开普敦海域首次攻击的突然性，它们继续向南朝最有攻击价值的目标航行。9月12日，U-156号潜艇正好在开普敦海域击沉了英国19695吨位的“拉科尼亚”号客船。这艘船被英国海军部作为军事运输船使用。根据英国的舰艇手册，该船配有14门火炮。后来根据“拉科尼亚”号枪炮官的交代获知，该船共配备8门火炮，其中2门15厘米火炮用于对舰射击，另外还配有若干门高炮、深水炸弹和探测仪。
　　当这艘船下沉时，U-156号潜艇艇长听到船上有意大利人的呼救声，后来在营救那些落水者时，发现船上有意大利战俘。后来据英国资料披露，该船上有436名英国乘员、268名正在休假的英国人(其中有80名妇女和小孩)、1800名意大利战俘和160名作为看守人员使用的来自俄国的波兰战俘。
　　9月13日零点12分通过无线电报我获悉了有关击沉这艘商船的情况，“哈尔滕斯泰因击沉英国‘拉科尼亚’号，位置7721方格区，航向310度。可惜船上有1500名意大利战俘。迄今为止，捞上来90人，157立方米，19枚鱼雷，信风3级，请指示。”
　　根据这份无线电报，我作出了一项违背各交战国关于海上战争救援原则的决定。按照1907年10月日内瓦条约的规定，德国海军对待遇难船只的原则是，在不危及本舰和不影响军事任务执行的情况下对遇难船只应给予帮助。但履行这一义不容辞的光荣义务的前提是，必须等到战斗结束之后。在战斗期间，或者估计仍有战斗行动的话，救援工作必须停止。
　　舰艇的指挥官应独立地根据情况作出判断，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本舰的安全是否允许履行救援义务。
　　其它国家的海军所执行的也是同一个原则。美国海军五星上将尼米兹作为证人在纽伦堡法庭解释道：“按照一般的原则，如果救援会给潜艇带来不必要的额外危险，或者阻碍潜艇执行其它任务的话，美国潜艇是不救敌方幸存者的。”《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110页。
　　德国潜艇在这场战争的头几年，在许多场合都是按照日内瓦条约的这个原则抢救落水者的。
　　但是，到战争的第三年，即1942年，大西洋的战争形势继续发展，几乎没有出现战斗行动即将要结束的迹象。至少潜艇艇长们再也无法可靠地确定哪些海域比较安全，因为在大西洋几乎到处都有可能突然出现敌人的飞机。这对潜艇是相当危险的，因为潜艇下潜大约需要1分钟时间，在这段时间内快速的飞机已能到达潜艇上空，如果这架飞机在很远的距离上(即在潜艇的最大观察距离之外)事先还未被潜艇发现的话。潜艇只有在航行状态时，并且只有在指挥塔上人员很少的情况下，才能迅速下潜。因此，当潜艇为了救援落水者而须停止航行时，潜艇乘员就会拥挤到潜艇甲板上，这样潜艇就无法紧急下潜，随时都可能遭到空中的袭击。
　　1942年下半年，各海区敌空中侦察兵力的不断加强使我越来越感到忧虑。我在1942年8月21日(即“拉科尼亚”号事件之前)的战争日志中，记述了这种不断增长的危险，并作出如下结论：
　　“作战的困难在增大，照此发展下去，必然会蒙受巨大的、难以忍受的损失，从而使潜艇战的战果和获胜的希望大大减少。”
　　从1942年9月2日至8日的战争日志中也可看出，潜艇的处境是多么的危险，它们必须估计到随时都会发生战斗行动。在短短的几天内，7艘潜艇被飞机发现，分别遭到袭击，或被炸沉。
　　尽管形势如此险恶，结束战斗已无可能，但艇长们在自行处理这些情况时还得考虑救援问题。
　　因此，在U-156号潜艇击沉“拉科尼亚”号后，艇长根据惯例对战斗是否已经结束，是否可履行救援义务等问题作出决定。他对这些问题作出肯定的判断之后，就进行救援工作，并把这一切通过无线电报向我作了汇报。
　　在我得到这个消息时，根据我多年的经验和经历，我难以相信，在空中危险始终存在的情况下，实施救援的潜艇会不发生战斗。因此，我考虑，是否应该阻止他执行救援义务，这样做在军事上也许是正确的，因为按照我的看法潜艇所面临的危险实在太大，或者是否应批准他这一行动，但必须对他提供支援。最后我决定，即使有其它的军事行动，我也要支援他，以救起811名英国人中的800名，1800名意大利人中的450名。我取消了驶往开普敦海区的那几艘潜艇的行动，把它们迅速派遣到“拉科尼亚”号的击沉点，以协助救援落水者。
　　另外，我还把在弗里敦海区作战的U-506号潜艇(艇长维尔德曼海军上尉)和U-507号潜艇(艇长沙赫特海军少校)派往击沉点，并要求在波尔多的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把在同一海区作战的意大利“卡佩利尼”号潜艇也派去执行救援任务，意大利潜艇部队指挥官同意了我的要求。要接收全部的幸存者是不可能的，因而我考虑让潜艇把他们送到法属象牙海岸，在那里让他们上岸。但海战指挥部通知我，将请法国维希政府让接收这些幸存者的法国军舰从达喀尔港起航。
　　与往常一样，海战指挥部也收到我的电报，领袖大本营也从中了解了有关情况。海军总司令批准了我的决定，但他让人转告我，潜艇在进行救援时不能受到伤害。
　　希特勒让人通知我，开普敦海域潜艇的战斗行动不能受到妨碍，潜艇在救援时决不许陷入危险的困境。
　　但是我仍然坚持我所作出的决定。
　　一开始只有U-156号潜艇在击沉点。头一个晚上该艇救起193名幸存者，其中有英国人也有意大利人。该艇在9月13日清晨又捞救起200名落水者，将他们安置在尚没有坐满的救生艇上。
　　“拉科尼亚”号在9月12日22点22分被鱼雷击中后通过600米波长的船用电报用英文发出了SSS明码含义同“非保密”。电文，报告其船位及被鱼雷击中的情况。22点26分该船在下沉时用25米波长的电报发出了一个密码报告，并又一次用明码电报作补充，报告它已被鱼雷击中。9月13日凌晨6点甚至连德国的U-156号潜艇也用25米波长的明码发出了下列电文：
　　“任何愿意援助‘拉科尼亚’号幸存者的舰船我将不对其进行攻击，假如我艇没有受到舰船和飞机袭击的话；我艇已捞救了193人，南纬4度52分，西经11度26分，德国潜艇。”
　　6点10分该电文在600米的波长上采用国际信号又重发了一遍。毫无疑问，当这些无线电报发出后，英国当局肯定会知道“拉科尼亚”号被鱼雷击中和德国潜艇进行救援的情况。哈尔滕斯泰因报告他艇上有193名被救者，这不免增加了我对救援潜艇安全的担忧。
　　因此，在9月13日零点27分我用无线电发出命令：
　　“哈尔滕斯泰因留在击沉点附近，随时作好下潜准备。其它分散的潜艇接纳幸存者的最大数量必须能保证潜艇随时下潜。”
　　9月14日7点40分我又再次命令：
　　“所有潜艇，包括哈尔滕斯泰因在内，接纳被救者的数量必须使潜艇下潜时行动能完全自如。”
　　在此期间，维希政府曾答应，把法国作战舰艇派往沉船点。这样，我就可以遵照希特勒的命令重新腾出潜艇(除U-156号潜艇外)，以用于开普敦海域作战。这些潜艇在9月14日7点40分接到命令：“只要艇上没有被救者，立即继续向南航行。”但来自弗里敦海区的U-506号和U-507号2艘潜艇仍被派去与U-156号潜艇一起执行救援任务。它们在9月14日、15日到达沉船点后立即投入了救生工作，一起把救生艇和木筏拖到集合点，以便移交给法国舰船。
　　这时U-156号艇上已有260(！)名幸存者，后来约有一半移交给U-506号艇，艇上还剩55名意大利人和55名英国人，其中有5名是妇女。U-507号艇也装满了幸存者。
　　9月16日中午发生了这么一件事，U-156号艇艇长在战争日志中作了如下记述：
　　“11点25分，在另外2艘潜艇到达之前不久，从70度航向出现了一架有美国标记的四引擎飞机。为表示友好，我在舰桥上朝飞机来的方向出示了2米×2米的红十字旗。飞机突然飞到我们上空，在附近盘旋了较长时间。我艇用莫尔斯信号发出‘从哪里来？’以及附近是否有商船的信号，但没有得到回答。该机向西南方向飞去，半小时后又返回……
　　“12点32分空中又出现了相同型号的飞机。飞机从艇首80米的高度越过，约3秒钟后投掷了2枚炸弹。当我们解开艇后的系有4条小艇的拖缆时，飞机又扔下1颗炸弹，落在小艇中间。1条小艇被炸翻。飞机在附近盘旋，不久又从2000-3000米的高度扔下第四颗炸弹。炸弹投完后离去。2颗炸弹有1颗在几秒钟后落在潜艇中部。指挥塔象黑色的水钟一样消失了。中心舱和艇首舱报告进水。准备救生衣。命令所有英国人离艇。尔后电池舱里的意大利人也离艇。(我们没有潜水救生员救他们)……
　　“13点11分，用4个不同的波长发出战时紧急电报，每份电报发3次。重新驶向救生艇，所有的人都离开该艇。撤消进水报告，无裂缝……
　　“13点45分下潜。潜艇失去平衡，航向270度……
　　“16点尽一切努力排除故障。
　　“结果：对空潜望镜不能动，对海潜望镜无法旋转，7个电池舱的电池液流出，其余的也靠不住。柴油机冷却水凸缘破裂。回声和音响探测装置失灵。技术人员在精心而周密地工作。”
　　哈尔滕斯泰因在9月16日用无线电报告了这次事故的情况：
　　“哈尔滕斯泰因报告：在拖曳4条装满落水者的小艇时，尽管美国‘解放者’号轰炸机已清楚地看到舰桥上4平方米的红十字旗，但仍5次采用低空飞行对我艇实施轰炸。我艇的两种潜望镜不能使用。救援行动停止，全部落水人员离开潜艇，向西航行。进行抢修。哈尔滕斯泰因。”
　　当我接到哈尔斯泰因的报告后，立即发出下列命令：
　　“9月17日0点19分。不要让潜艇的安全受到影响。大胆采取一切措施，包括停止救援行动。指望敌人宽容和怜悯的想法是完全错误的……”
　　根据这次敌人对U-156号潜艇的攻击，军事上正确的做法应该是，从一开始我就应该下令停止全部救援行动。这次对U-156号潜艇的轰炸充分证明，潜艇的处境是多么危险，而且这些潜艇还装满了幸存者。
　　在我的参谋部里人们对此进行了热烈的讨论，讨论中也有人发表了这种合理的观点，即今后我们可以不履行救援的义务。但我却下不了停止救援的决心，因为这项工作已经开始，最后我用下面的一段话结束了这次讨论：“现在，我不能把这些人往水里推，我得继续干下去。”
　　当然，那时我非常明白，如果潜艇因遭敌人的再次袭击而受损或被击沉，我是要负全部责任的。
　　但对下面这种情况我是毫不怀疑的：
　　根据“拉科尼亚”号发出的SSS电报和U-156号潜艇用英文发出的明码电报，敌人对“拉科尼亚”号的击沉和幸存者的困境是完全知道的。但是，在持续4天的救援工作中，敌方不仅没有采取任何行动来救援落水者(其中约有100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相反却利用这个机会来攻击潜艇。
　　鉴于英方在这次救援中采取漠不关心的态度，在我决定自挑重担让潜艇继续执行救援任务时，我把接收落水者的范围理所当然限制在盟友意大利人方面，因为从现在起把落水者救到艇上对潜艇的危险特别大。
　　于是我在9月17日1点51分发出命令：
　　“U-506和U-507注意：潜艇必须随时做好紧急下潜的准备，要保证水下有良好的活动状态。艇上的被救者可适当地分到各救生艇上。艇上只留意大利人。驶往会合点，把艇上的人员交给法国人，对敌人的飞机、潜艇和活动情况要格外小心。”
　　我担心U-506和U-507号潜艇的艇长也会象U-156号潜艇的艇长哈尔滕斯泰因一样，轻信红十字旗的作用，于是我在9月17日又发出下列命令：
　　“不要出示红十字旗。1，国际上还没有这方面的规定；2，出示红十字旗决不会使英国人产生任何宽容和同情心。”
　　事实很快证明，继续进行救援工作在军事上是失策的。9月17日12点22分U-506号潜艇在携载142名落水者(其中有妇女和儿童)的情况下遭到一架重型飞机的袭击。潜艇没有被击沉，这要感谢细心的瞭望员。当潜艇下潜到60米时3枚炸弹爆炸了。
　　在9月17日的救援过程中，英方对接收幸存者没提供任何援助。而法国的“阿纳米特”号和“光荣”号军舰却到达了约定的会合点，接收了潜艇上的幸存者。
　　据意大利人讲，当鱼雷击中“拉科尼亚”号后，船上的英国人把通向俘虏住舱的舱门锁了起来并用武力阻止意大利人到潜艇上去。U-156号和U-507号潜艇战争日志。结果被救的意大利人数量很少。
　　在把幸存者交给前来救援的法国军舰之后，在这次持续了数天、充满危险的整个救援行动结束之后，我深深地懂得了，下次决不可再让潜艇和艇员们去冒这种救援的风险了。
　　在海战中必须每时每刻估计到会有敌人的飞机出现，我们的行动必须适可而止。
　　1942年9月2-12日，也就是在击沉“拉科尼亚”号之前，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里记载了大量有关发现飞机、飞机袭击潜艇以及各海区潜艇因遭飞机袭击而损失的情况。我曾反复向艇长们指出，对来自空中的危险可能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我们经常见到这样的情况，就是艇长们经常低估敌机袭击的危险性，特别是瞬间所出现的袭击。当一艘潜艇没有发现飞机时，艇长就认为潜艇十分安全；而一旦发现飞机，他们就会感到潜艇已陷入绝望的境地。因为潜艇上的瞭望兵从舰桥上到下面的舱室需要1分钟的时间。在这段时间飞机至少可飞行6000米的航程。因此，如果潜艇要想来得及下潜逃走的话，就必须最迟在飞机离潜艇还有6000米的距离时发现敌机。
　　但是，潜艇仅仅消失在水面以下是不够的，还必须达到能足够防止炸弹攻击的深度。
　　实际上这意味着潜艇必须在最大的观察距离上发现飞机。因此，潜艇在水面航行时必须时刻保持最高级的紧急下潜准备状态。其中也包括尽量采用高速航行，因潜艇的航速越快，下潜的时间就越短。另外，只有舰桥上的瞭望兵可以在指挥塔上，以便下潜时能尽快地从上面下来。
　　这些先决条件只有在良好的气象情况下，即在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能见度很好的时候，才能具备。但潜艇在进行救援时，所有这些条件都是无法达到的。因为在救援时潜艇处于停泊状态，为了捞救落水者，艇员们都在上甲板上。在这种情况下要做好紧急下潜的准备根本无从谈起。潜艇只好无可奈何地暴露在每一次空袭之下。
　　在敌人飞机越来越神出鬼没的情况下，潜艇进行救援行动就等于自杀。我多次下达的只要潜艇没有危险尽管去救援的指示已不再适用，“拉科尼亚”号事件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9月17日19点3分我又收到U-507号潜艇在中午受到一架飞机轰炸后发来的电报，电文如下：
　　“……9月17日19点30分把意大利人交给‘阿纳米特’号。‘拉科尼亚’号的航海长和其它的英国军官留在艇上。7艘救生艇安置了约330名英国人和波兰人，其中妇女15人，儿童16人。所有幸存者都有热饭、热菜和饮料，人人都有衣服穿，而且可以自愿结合进行交谈。另4艘救生艇在方格FE9619的位置。在这两个地方把幸存者送上‘光荣’号军舰，‘光荣’号立即起航继续寻找……”
　　这份电报证明了受过海员传统教育的德国海军军官具有处处助人为乐的精神。但是我们没有责任再履行这样的义务。如上所述，对我们的潜艇和艇员来说，这种义务意味着极大的危险。当“拉科尼亚”号被击沉后，为了救援落水者，我把我自己的潜艇都派出去了。而相反的是，敌人为了消灭正在进行救援工作的德国潜艇，而置英国幸存者的生命于不顾。现在，驻巴黎北约总部的美国罗伯特·C·理查森将军在沉默了21年之后已经对此作了解释，见1963年8月4日的《星期日快报》：“我曾下令炸死‘拉科尼亚’号的幸存者。当时我们并不知道，他们之中还有英国人。但纵然我们知道这一点，我们也会同样对待的。无论如何我得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是战争，潜艇非消灭不可。”这位美国将军对他在战争中曾下令轰炸正在实施救援工作的潜艇一事至今仍供认不讳，他的上述表白清楚地说明上当时德国方面已没有义务再派潜艇去进行救援工作。因此，现在我必须下一个命令，以避免以后再出现类似的情况。无论空中危险情况是否允许进行救援工作，都由艇长自行决定是否实施救援行动。也就是说，在这项命令中规定，不允许再把估计的或实际的空中情况作为是否可进行救援的前提。我必须向他们说明，这些船上的船员作为参战人员是应被消灭的，而潜艇却要在继续战斗的情况下冒着极大的危险去救援这些船上的人员，这样做是不合理的，是违背各国所遵循的原则的。
　　同盟国的商船装备有火炮和深水炸弹，船员经过反潜训练，他们和船上的海军士兵共同进行反潜作战。另外，敌人还把商船编入了军事体制。由此可见，同盟国商船上的船员有目的地采取军事行动是肯定无疑的。
　　出于上述原因，9月17日潜艇艇长们接到了下述禁令，该禁令中所说的“消灭敌商船和船员”是指消灭敌商船及其船员：
　　“停止救援被击沉敌船所属人员的一切行动。这些行动包括：营救落水者，把他们安置在救生艇上，扶正倾翻的救生艇；提供食品和淡水，等等。因为救援行动是不符合消灭敌方商船和船员这一战争最起码要求的。”
　　在纽伦堡的诉讼中，英国的检查机关把我这个禁止救援的命令指控为凶杀令，说这是一项要求艇长杀害遇难者的命令。对于这种观点，甚至连有4个战胜国参加的国际军事法庭也无法表示同意。因此，我本人和潜艇部队都没有因进行海上战争而在纽伦堡受到判决。
　　在数千次的战斗行动中德国潜艇仅出现了唯一的一次意外情况。在这次事件中，一位艇长对遇难者采取了行动。U-852号潜艇艇长埃克海军上尉在击沉一艘商船以后准备用火炮排除飘浮在水面的商船残骸，否则这些残骸被空中侦察机发现后会导致潜艇的暴露。出于对自己潜艇安全的担心，这位艇长的行动太过火了，他在向这些商船残骸射击时，没有考虑到遇难者的生命。
　　就在这次战斗行动中，U-852号潜艇因遭敌机轰炸而沉没。在橡皮艇中的艇员(其中有的已经受伤)受到了一架飞机机枪的扫射。
　　埃克海军上尉及其参加这次行动的军官被英国某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于1945年11月30日被枪决。
　　战争结束后，我在纽伦堡才听说埃克向遇难者射击及其潜艇沉没的情况。我对这位艇长处理问题的方法是不能容忍的，因为军人不可以偏离作战的道德原则。然而在纽伦堡法庭对我审问时，我在否定这种做法的同时又作了以下补充：“我还想说明一下，当时的处境使埃克海军上尉很难作出决定。他要对他的潜艇和艇员负责，在战争中这个责任是相当重大的，如果他当时估计到潜艇一旦被发现就会被消灭这个原因的话，那么这个估计并非毫无根据。因为据我所知，在同一海区同一时间有4艘潜艇遭到轰炸，如果他是由于上述原因作出这种决定的话，那末德国的军事法庭无疑会考虑到这种情况的。但我认为，战后人们对事情的看法与我们不同，他们缺乏那位不幸的艇长所具有的强烈的责任感。”
　　其它3艘参加“拉科尼亚”号救援工作的潜艇连同他们的艇员在尔后的作战中均遭敌机轰炸而沉没。由此可得出结论，空中的威胁确实很大，为了排除我方潜艇在这方面面临的危险，下达禁止救援的命令是完全有必要的。
　　英国的起诉和敌人的宣传使这样一个观点在全世界广为流传。这个观点是：我发布了一项有关“拉科尼亚”号的凶杀令。但是由美国人、英国人、法国人和俄国人组成的国际军事法庭在判决中都没有同意这一观点。在纽伦堡提出的审判中，德国潜艇部队及其领导人不可能、实际上也没有因潜艇战而判刑。直至今日，仍然在尽量地对国际社会隐瞒这些事情。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五章 改进潜艇装备
　　1942年下半年，尽管潜艇取得了巨大战果，但是敌人在战术上采取的反潜艇措施仍占上风，这个事实是毋庸置疑的。敌驱逐舰、护卫舰艇和飞机的水面搜索活动使我潜艇在攻击中的主要战术优势(如荫蔽性和突然性)难以充分发挥。只有采取根本性的措施才能改变这种情况，重新恢复有利于潜艇的态势。这种措施就是把潜艇的机动性转移到水下，也就是说应有一种在水下高速航行的潜艇。由于重量问题，看来只有一种潜艇具有这种性能，那就是水面水下使用同一台主机的潜艇。
　　在现有的许多设计方案中，由过氧化氢燃气涡轮机推进的瓦尔特式潜艇最有希望迅速达到我们提出的要求。但到它能交付使用(我们认为在1942年夏)，还得有一段时间。
　　因此，在这一段时间之前，我们还得对现有各种潜艇的装备进行改进，使它们尽量又快又好地适应敌反潜战的发展。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通过一系列书面报告和建议从各方面强调了最广泛地加速武器装备研制的重要性。在1942年6月24日的备忘录中，在提出加快建造瓦尔特式潜艇这一重大要求的同时，我又指出了改进现有潜艇武器装备的必要性。
　　“虽然设计人员所设计的德国潜艇在艇体和主机的结构方面是第一流的，但潜艇在这次作战中却暴露了许多缺点。因此，改进武器装备对现有潜艇来说具有决定性的帮助作用。这种帮助在许多方面都是迫切需要的。由于武器装备方面的缺点，就潜艇目前的性能而言是难以对付敌人的反潜措施的……”
　　在该备忘录的最后几段，我一一阐述了改进武器装备的必要性。在总司令的亲自督促下这些武器的改装工作在军械部门加速进行。
　　1942年9月28日，各有关部门在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那里召开了一次会议。会上制定了一些必要的措施，并在同一天向希特勒报告了会议情况。当时我一边拿着地图一边说，北大西洋中部敌人岸基飞机飞不到的“自由区”在去年已缩小了许多，如果这种趋势继续下去，再加上英国又采用新的水面探测仪，这对潜艇战将会带来很大的危险。
　　希特勒回答说，敌人想利用飞机对北大西洋所有海区实施监视，那是不可能的。但是，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提出的在前线尽快使用瓦尔特式潜艇及改进现有潜艇武器装备方面的建议。
　　武器装备的改进涉及到下列几个方面的问题：
　　1. 最紧迫的是要采取对付英国水面探测仪的措施。8月份使用了“雷达观察仪”后已大大减轻了潜艇的压力。潜艇通过这种仪器就能确定潜艇有没有被敌人发现，什么时候被发现的。在多数情况下，潜艇都能及时下潜逃脱，结果使敌人的空袭次数为之减少。
　　但是，“雷达观察仪”只有一个很狭窄的波段。如果敌人采用其它的波段，那么这种仪器就失去了作用。
　　1942年8月底，在打击ON122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由于大雾弥漫，潜艇在无法确定是否被敌发现的情况下就多次遭到敌驱逐舰火炮的意外攻击。因此，潜艇本身必须装备无线电探测仪，即使敌人没有发现潜艇，潜艇也能发现敌人。
　　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建议，潜艇除了装备能旋转360度的雷达观察仪之外，还应装备一部探测仪。有了这种装置，艇长就可根据当时的战术情况决定使用哪一种仪器，以便及时采取下潜、防御和攻击机动等战术。
　　这种发展方向是正确的。目前的雷达观察仪随时可能有失灵的危险。
　　罗斯基尔写道：“刚开始时在比斯开湾的对潜攻击似乎大有希望，但由于德国采用了雷达观察仪，在1942年10月对潜攻击出现了停滞状态。”在比斯开湾上空担任侦察任务的英国飞机，其探测仪一直是在1.5米的波长上进行探测，以至我们在飞机进行搜索时就能用我们的探测仪发现飞机。为了恢复以前的效率，这种飞机必然会采用正在研制的10厘米波长的最新式的探测仪。进攻德国的英国轰炸机部队到目前为止一直优先装备这种10厘米波长的探测仪，但现在他们必须把这种优先权让给比斯开湾的侦察机，因为“比斯开湾空中反潜攻势的失败被看作是非同小可的事情”。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05页。
　　由此可见，象在其他许多情况下那样，英国领导在对待轰炸德国和防御潜艇这两个有争议的问题上，把反潜作战置于优先的地位。正因为如此，把德国潜艇看作最大的危险这是理所当然的事。
　　我方所采取的另一个措施就是对潜艇加以伪装，以对付敌人的水面搜索。海军根据以往的经验继续在这方面进行尝试。
　　海军总司令部询问了德国所有有关的研究所，有没有其它办法防止潜艇被敌发现，但德国的科学家们找不到比海军采用的更好的办法。
　　在受到英国新式探测仪威胁的形势严峻的头几个月中，我参谋部的通信军官梅克尔海军上尉为采取必要的措施而出谋划策，作出了贡献。他是一个能干的军官，具备一个军人应有的想象力丰富和专业知识面广等相当重要的特点。
　　2. 有一点是很明确的。即使潜艇成功地装备了雷达观察仪和探测仪，以对付敌人的搜索，但敌人飞机的突然袭击总是会出现的。这时艇长要选择正确的行动每次都感到很困难：如果他决定下潜，当潜艇尚未到达安全深度之前，也许在下潜机动时炸弹已临头，那末潜艇就有极大可能被击沉。如果他认为为时已晚，决定不下潜，而留在水面用机枪来对付飞机的话，无论如何这会引起一场激烈的战斗，在这场战斗中指挥塔上的防空炮在敌机的机枪下往往要吃亏。尽管如此，这场战斗还得进行下去，如果潜艇没做好下潜准备，或者时间很紧迫的话。因此，重要的是应确保潜艇防空武器的使用效率。这是相当难办的，因为在下潜时指挥塔上的机枪是固定不动的，在水下航行时机枪又会受到海水的侵蚀。
　　除此之外，机枪的威力必须大大提高。为此有必要扩大潜艇的指挥塔，以便增设第二个平台并在上面再增加一门双联装20毫米高射机枪。
　　1942年9月初，U-256号潜艇被敌机炸成重伤后返回基地，似乎不宜再作为战斗潜艇使用，因此我们建议把它作为“飞机陷阱”来使用。其任务是在比斯开湾对付敌人的飞机，并用火炮掩护在该海区受伤的和无法下潜的潜艇。我们提议对U-256号潜艇进行相应的改装，加固耐压壳以防炸弹袭击，增加火炮门数，并给舰桥围上防弹钢板。关于该潜艇在改装后的使用情况后面还要谈到。
　　为了尽快而有效地使潜艇对付日益增加的敌机威胁，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建议把我们自己的远程战斗机作为歼击机使用，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8月21日战争日志。因为调给大西洋航空兵指挥官的JU-88C VI型飞机作战半径小，只能用以对付近岸海域的威胁。
　　长期以来我们一直盼望着He-177型远程飞机到前线作战。它的突防纵深达2200公里。在某些海区，潜艇倘若能得到德国飞机的援助以抗击敌空中掩护兵力，那么潜艇是可以继续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因为这些He-177型飞机是能够到达这些海区的。
　　海军总司令向空军总司令部强烈要求把He-177型飞机用于海上作战。结果空军总司令部答应派He-177型飞机支援潜艇战，但只能使用几个月的时间。其实，根本就不准备派这些飞机去前线作战。
　　此外，我还在1942年9月3日的一份申请报告中向海战指挥部提出，“从进行一场积极的潜艇战考虑，坚决要求研制一种作战能力强的飞机。这种飞机的作战半径要比He-177型的突防纵深大，因而能有助于大西洋的海上战争。”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9月3日战争日志。
　　在空军总司令部里，海军总司令对这项要求表示了积极的支持。空军总司令部在1942年10月3日答复如下：
　　“……关于研制一种能在遥远的大西洋掩护潜艇作战的飞机的要求，目前还无法给以满足。这种飞机必须与‘美洲式轰炸机’的性能要求相适应。尽管这种飞机很受欢迎，但目前还不具备研制这种飞机的技术条件……”
　　由此可见，在和平时期就应根据战略计划进行研制工作，到战争爆发时再进行就为时太晚了。
　　3.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同样努力地让潜艇装上更有效的反敌驱逐舰的武器。只要敌驱逐舰没装上水面探测仪，一艘驱逐舰还不足成为水面潜艇的大患。在大多数情况下，潜艇要比驱逐舰先发现对方，可及时采取相应的措施。但如今在黑夜或能见度不良的气象条件下潜艇受驱逐舰袭击的危险在增大。因此，我们迫切希望，当驱逐舰狭窄的侧影已经直接向潜艇逼近时，仍然有对付它的办法。
　　在这种情况下用普通鱼雷攻击成功的希望不大，因为驱逐舰的舷侧面小，不易命中。将来能克服这种缺点的最好武器是音响鱼雷。这种鱼雷能跟踪敌舰螺旋桨的噪音，即使敌舰侧影小不利于鱼雷攻击，也能被命中。因此，从现在起应该尽量加速这种鱼雷的研制工作。
　　能否从潜艇上发射火箭来打击驱逐舰，对这种可能性我们正在考虑和继续探索。
　　4. 在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发起的这场改进潜艇武器装备的“总攻势”中，还必须反复强调普通鱼雷的适用性问题。对此，我在1942年6月24日的报告中说：
　　“经过两年半的失败、试验、挫折和改进之后，尽管我们作了不懈的努力，但鱼雷的定深和引信装置仍然没有达到1918年的水平……鱼雷的爆炸和破坏作用——指触发鱼雷——也不够理想。大量事实证明，一艘普通的货船要耗费许多鱼雷才能将其击沉……”
　　实际上鱼雷的定深一直不可靠，而我们还总是用触发引信鱼雷。
　　从1942年1月到6月，潜艇击沉404艘商船用了816枚鱼雷。改用非触发引信鱼雷可以保证1枚鱼雷击沉1艘船，因此这等于使潜艇能贮备双倍的鱼雷，这样将大大提高舰船的击沉数。
　　所有这些措施的效果如何，下面还将谈到。潜艇部队信赖他们的领导，并认为，为使潜艇能对付敌人的各种新式反潜兵器，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已尽了一切努力。在战争的第三年，艇员们在大西洋战役的艰苦条件下仍然精神饱满，保持了随时准备献身的军人气质。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保持了这种战斗精神。它希望通过有计划地改进潜艇武器装备，能产生有利的结果。通过雷达观察仪的使用足以证明，潜艇的作战条件有待改进。1942年潜艇击沉敌船的数量仍然相当可观，而本身的损失却一直没有增加。此外，前线作战潜艇的数量也在不断上升。看来当前的形势还是有利的，近期内似乎大有希望。这些情况给了我信心，但总的来看，我对未来潜艇战的各种问题还是忧心忡忡。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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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投笔从戎
　　第十六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五阶段(1942年10月至12月) 与护航运输队作战规模的扩大和远洋作战行动
　　从1942年10月起，我们在北大西洋经常保持两个潜艇群与护航运输队作战。这两个潜艇群在大西洋的东部和西部各组成一道巡逻幕，在护航运输队的“出发线”上打击护航运输队。
　　东部潜艇群的任务是截击向西行驶的敌护航运输队，西部潜艇群的任务是截击向东行驶的敌护航运输队。这两个潜艇群都应在敌护航运输队到达“潜艇作战区”之前就与其保持接触，而作战区应位于敌岸基飞机所不能到达的大西洋中部的公海上。
　　在潜艇部队司令的指挥所里，我们把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的航线认真地标绘在海图上。见第125页(第10章)。在对有关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航线和位置的各种信息进行认真的验证之后，我们才配置潜艇巡逻幕。巡逻幕基本上配置在敌护航运输队白天可能通过的海区，因为白天敌护航运输队溜过巡逻幕的危险性小一些。如果在预定的这一天直到晚上还没有发现敌护航运输队，那末巡逻幕就在当天晚上采用与估计的敌护航运输队相同的航速向护航运输队的航向前进。第二天天刚亮巡逻幕又迎着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驶去，以便用这种办法尽量在离敌护航运输队“出发线”较近的海区截击敌护航运输队，就是说要尽量利用没有敌方空中警戒兵力的作战海区。“无线电侦收部门”在破译敌无线电密码过程中的新发现，目力观察报告，气象情况，尤其是对敌可能改变航向或采取反潜措施的“敏锐感觉”等等，经常促使潜艇部队转移作战重点，潜艇的配置也因此而发生较大的变化。
　　由于10月初的那几天里狂风暴雨，潜艇与护航运输队的两次作战均告失败。我们迫切希望位于纽芬兰东面海区由10艘潜艇组成的艇群能够发现预期在10月11日驶向英国的SC104护航运输队。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直到第二天才接到位于巡逻幕北端的一艘潜艇的无线电报告，说它在10月11日下午发现一艘小型护卫舰。由于天气干扰，在发报12小时之后才收到该无线电报。
　　我认为这艘小型护卫舰一定是所预期的护航运输队中的兵力，尽管电报推迟了很长时间才收到，但我仍命令该群潜艇全速向东北方向前进。如果我的这种做法错了，用潜艇的行话说，这就叫追赶“蝴蝶”，那么敌护航运输队就很可能在这期间绕过我们向西南方向航行。这就意味着我们这次行动的失败。在这种情况下潜艇只能是浪费燃料和时间。
　　有一艘潜艇在10月12日幸运地重新发现了那艘小型护卫舰。潜艇紧追不舍，这样一来，那艘小型护卫舰实际上就把潜艇引向了护航运输队。我们终于找到了敌护航运输队。
　　暴风虽然减弱了，但波涛仍汹涌澎湃。这有利于潜艇发动攻击，因为敌人不易发现它。在前两个晚上，U-221号潜艇(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中尉)击沉了7艘商船，其中一艘是12390吨位的“南方快车”号油船，它是为护航舰艇补给燃料的。其余的潜艇除击沉一艘商船外没有更大的战绩，这是令人遗憾的。
　　所有潜艇都感到，从1942年10月14日开始，敌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护航兵力有明显加强，在风平浪静的天气里无法突破敌警戒幕。
　　在以后几天的作战中，狼群的时运有好有坏，战绩平平。
　　10月24日，一支狼群潜伏在格陵兰东南海域。我们等待着一支西行的敌护航运输队。10月25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从截获的一份英国电报中得知，敌护航运输队在10月22日位于北海峡以西500海里处，航向240度。
　　10月24日，U-606号潜艇在同一方向发现了一艘桅杆冒出水平线的驱逐舰，但航向大于240度。我立即命令该潜艇群高速向西北航行，因为我再次希望所发现的驱逐舰属于期待中的护航运输队，但是护航运输队却不见了。10月26日，另一支驶往英国的HX212护航运输队却驶进了我新配置的潜艇巡逻幕。
　　这表明潜艇作战的依据是多么不可靠，意外事件在这场大范围的海战中起了多大的作用。
　　于是，我们将两翼的潜艇巡逻幕向中间的护航运输队接近。潜艇在10月29日夜晚冒着惊涛骇浪，也就是在不利于敌人发现潜艇的条件下对敌发起了攻击。它们击沉6艘商船，总吨位达51996吨，另外还击伤了1艘7350吨的商船。被击沉船只中包括16699吨位的“科斯莫斯II”号油船。
　　由于指挥技术方面的原因，有必要给潜艇群起名字。到目前为止，我的参谋部除了喜欢给它们起一些传统性的名字外，还喜欢采用一些猛兽的名字。1942年10月份，大西洋的风暴特别频繁，对潜艇来说仅航海这一点就够艰苦的了。潜艇无休止的摇晃和震动对艇员造成的体力消耗，使他们渴求安静和轻松，以便头脑能恢复清醒。考虑到艇员们的这些心理状态，我参谋部的作战参谋把我们在10月份部署在纽芬兰东北和格陵兰以南海区的一个潜艇群命名为“紫罗兰”群。在充满各种艰难困苦的战斗中，甚至连这样一件有趣的小事也有益于潜艇部队领导和战斗在遥远的大西洋的潜艇部队之间的互相理解。
　　10月30日，一艘在美国海域航行的潜艇发现驶往英国的SC107护航运输队正紧靠纽芬兰南岸航行。
　　恰巧在这时我方又意外地截获了一份英国的密电，里面含有该护航运输队从拉斯角出发后的航向数据。
　　“紫罗兰”潜艇群此时燃料不多，特别希望能尽快地投入战斗。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把所有的情况都标在海图上。估计敌护航运输队很可能按原定航向航行。因此把“紫罗兰”潜艇群组成一个短而密的巡逻幕横拦在该护航运输队的前进方向上，巡逻幕一直延伸到纽芬兰海滩的雾区边缘。
　　如果这个估计错了，那么这次行动就可能完全失败。但我相信，英国护航运输队的指挥官一定会让护航运输队穿过纽芬兰海滩的雾区，航向不会有较大的改变。
　　我们的运气不坏，敌护航运输队果然径直驶进我潜艇巡逻幕。不久，敌护航运输队改变航向向东航行，但这时已有6艘潜艇咬住了敌护航运输队，敌人别想再溜掉。连续两个晚上，SC107护航运输队中共有15艘商船被击沉，总吨位达87818吨，我方仅损失U-520号(艇长施瓦茨科普夫海军上尉)和U-132号(艇长福格尔桑海军上尉)2艘潜艇，这个战果令人欣慰。根据英国的报告，这2艘潜艇是被护航运输队的护航飞机炸沉的。当时我们认为，U-132号潜艇是在夜间攻击一艘军火船时因引起的爆炸而祸及自身的。
　　当“紫罗兰”群在寒冷而多雾的纽芬兰海滩地区取得大捷的同时，配置成宽侦察幕向弗里敦海区挺进的“战斧”潜艇群在加那利群岛以西海区发现了从南驶往英国的SL125护航运输队。经过连续几天反复顽强的攻击，潜艇击沉了13艘商船，总吨位达85686吨。但是在取得这个胜利的同时却造成了意想不到的损失。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对此评论如下：
　　“这支护航运输队所遭到的不幸，从另一方面来说却给同盟国的作战带来了意外的收获。在潜艇袭击SL125护航运输队时，第一批开往北非的军火船队此时正通过邻近的海域。假如敌人不忙于袭击SL125护航运输队的话，就会察觉运兵船和补给船的大规模行动，并向它们发起攻击，或者发现其企图和目的地，这样一来，登陆部队极为重要的突然性就会完全丧失。”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3页。
　　同盟国在北非的登陆对于轴心国来说真是犹如晴天霹雳，这次登陆的背景是什么，它怎么会达成对轴心国的突然性的？
　　在美国参战之前，英美共同会谈中就作出了规定，一旦美国参战，战争的重点也应放在欧洲。见第183页(第12章)。1941年12月同盟国再次强调，主要目标是德国和意大利，其次才是共同对付日本。因此，必须在美国登陆部队的援助下，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一开始，按美国的计划准备由英国在欧洲大陆开辟第二战场。但经过周密的研究后发现，在1944年之前是不可能采取这个行动的。但同盟国认为有必要在1942年就采取行动，因为他们担心俄国人单枪匹马是无法长期抵抗德国进攻的。很久以来斯大林一直在责备他的盎格鲁撒克逊盟国，因为盟国再三推迟为减轻红军的负担而应诺的入侵欧洲的行动。1942年7月，同盟国决定在北非登陆。他们认为，北非很快就会被他们控制，这样就能消除德、意对近东的压力，而且也能确保地中海地区的安全，西班牙和法属殖民帝国也会因此在将来保持中立。只有先占领北非，才能进一步看清进攻欧洲的战略目标。
　　同盟国对在北非登陆的计划严加保密，并巧妙地作了各种伪装。
　　在美国参战后，德国的领导人是如何看待第二战场问题的呢？对这个问题他们考虑了很久。德国虽然在挪威和法国沿海岸构筑了防御工事并增加驻军，以消除轴心国在战区西侧的威胁，但是德国领导人对美国可能在西班牙登陆仍感到十分担忧。另外美国也有可能通过在达喀尔的登陆来占领西非。
　　敌人为了制造假象而散布的种种消息使我方对上述各种推测更加深信不疑。而对敌人为在北非登陆而进行的大量准备工作，如集结大量舰船，装运部队和物资等，德国领导人却一无所知。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的情报和谍报系统完全失灵，就象它在整个战争期间没有给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过一个有用的情报一样。原因是德国的政治领导没有估计到与英国的一场战争，更谈不上考虑一场对美战争。因此，面对这两个海上强国，德国的情报工作在和平时期没有及时地得到发展。
　　战争中德国海战指挥部对整个战略形势作了非常深入细致的分析。1942年10月20日(北非登陆前几个星期)，根据对形势的观察，他们觉得敌人很可能登陆。他们认为同盟国还不具备在欧洲开辟第二战场的军事能力。在这个基础上他们还研究了同盟国可能对法属西、北非地区采取行动的问题。从1942年10月初以来，在直布罗陀海峡，英国海军部队和商船不断增加。海战指挥部认为，这是为驶往马耳他的一支护航运输队而准备的兵力。根据对敌人现有措施的分析，看来敌人在北非登陆的准备工作是很不充分的。况且法属北非殖民区都筑有防御工事，由法国维希政府的军队守卫。
　　海战指挥部认为，这些军队是可以抵抗英美登陆的，特别是英国在奥兰和达喀尔英海军曾在1940年7月初向在奥兰和达喀尔的法国舰队开火，当时法国舰员损失惨重。的军事行动激起了法国海军对英国的仇恨。
　　人们推断，“同盟国对法属地区的进攻必将导致同盟国与法国关系的彻底破裂，并使维希政府更加向德国靠拢。”
　　出于这个原因，同时根据对形势的分析，海战指挥部希望国防军统帅部对继续联合法国海军的问题表示关心，以此来改善德国与法国的关系。海战指挥部不相信英美会在北非登陆，所作的结论是：
　　“……如果敌人目前和今后一段时间内尚无能力动用和运送强大的陆、海、空部队，或者也不愿意将法国完全推到轴心国一边，那么它们就会先打击德、意装甲军，把轴心国赶出北非，一直逼到突尼斯边界，以形成法国不可能倒向轴心国的战略态势。然后依托这些新的阵地向轴心国最薄弱的部位发起攻击，再向意大利挺进……”
　　相反，海战指挥部似乎认为，敌人占领达喀尔的可能性较大，尽管由此而产生的意料之中的政治后果是维希政府会更加靠近德国，这对实施这项计划是不利的。
　　上述对形势的分析说明我们对敌登陆方向的判断尚无把握。这对于到处可以利用海洋作为通道来大量运输物资及可以在它们认为最有利的地方对大陆强国的漫长海岸线发动攻击的海上强国来说是极为有利的。因此可以说主动权掌握在海上强国手里。如果大陆强国的整个海岸都能同等程度地防御敌人的进攻，那么就能在一定程度上可靠地消除敌登陆的危险。但是这超出了它们的手段和能力，因而它们始终处于危险的境地，被握有主动权的海上强国牵着鼻子走，采取对抗行动又往往为时太晚。
　　因此在敌人入侵北非之前，海战指挥部除了按原来的部署配置兵力外，就没有其它的办法了。在敌人入侵北非和西非的情况下，他们唯一的作战兵器就是潜艇。即便在最有利的情况下，他们也只能给敌人的入侵计划造成一些困难，却不能阻止敌人的登陆行动。在对敌人具体的登陆时间和地点缺乏了解的情况下，在到处可给敌人提供登陆机会的漫长海岸线上，潜艇部队要预有准备地集结在一起是不可能的。这样做的唯一的后果必然是严重影响潜艇部队完成其本来的经济战任务。
　　毫无疑问，敌人在登陆时除了要求得到大量掩护兵力和运输舰船之外就没有更好的办法了。
　　此外，潜艇预先集结在一起还有以下危险：由于敌人故意散布假情报，潜艇很可能不是把地点搞错了，就是把时间搞错了；这样，在有利于敌人登陆的时刻潜艇就发挥不了威力，因为潜艇必须进行补给。
　　因此，在英美登陆之前几周内海战指挥部没有派遣潜艇去抗击敌人可能的入侵行动，这是正确的。海战指挥部只在1942年11月4日给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下达了派遣6艘潜艇到地中海去的命令，以弥补1942年1月以来在这一海区所遭受的损失。
　　1942年11月8日早上6点30分，海战指挥部在电话中告诉我美军在摩洛哥沿岸登陆的消息。我等不及上级下达命令就立即把比斯开湾和佛得角群岛之间的所有燃料充足的潜艇派往摩洛哥沿岸海区。与海战指挥部协商后，我决定把北大西洋的潜艇战也停下来，把那里的潜艇调到直布罗陀海区去。我在11月8日的战争日志中对形势作了如下判断：
　　“……显然，在阿尔及利亚和摩洛哥沿岸的登陆是一次大规模的入侵行动。为了这次入侵，敌人需要源源不断地输送大量的补给品。动用潜艇参战以阻止敌人的首次登陆行动已为时太晚，因为第一批潜艇最快也得在11月9日或11日才能赶到。但是潜艇参战仍能对敌人后续部队的大规模卸载及补给线(尤其是通向地中海的补给线)造成威胁。但对成功的希望不可估计过高……在浅水区发动每一次攻击都意味着必须投入全部潜艇，但破坏敌补给线的重要性要求我们不惜一切代价使用潜艇……”
　　不出我们所料，当潜艇于11月11日到达摩洛哥登陆海区时，发现敌人的防御力量已十分强大。正在卸载部队的运输船四周都有护卫舰和驱逐舰掩护，另外还通过岸上和舰上的无线电探测仪来提供保护。大量的反潜飞机不断在空中出现。
　　该海区离岸20-30米的地方水深不到100米，这样浅的水深极不利于潜艇的活动。11月11日傍晚，第一艘潜艇U-173号(艇长施魏歇尔海军中尉)冒着极大的风险突破了位于费达拉锚地的美国运输船的掩护兵力，3枚鱼雷命中目标。由于敌人采取反潜措施，当时无法观察攻击的结果。后来根据美国通报，1艘运输船、1艘油船和1艘“汉布尔顿”号驱逐舰被鱼雷击伤。
　　在同一天，U-150号潜艇到达摩洛哥沿岸海域。夜晚，由于敌雷达搜索，它无法从水面到达锚地。第二天该艇艇长千方百计从东北角尽量靠近海岸的浅水区潜入锚地。艇长卡尔斯在战争日志中描述了他在11月12日的作战经过：
　　“……11月12日13点21分，费达拉以北20海里处潜艇离开海底，我打算先航行到30米等深线上，然后沿着海岸驶向费达拉锚地，对敌实施攻击。敌海上警戒兵力万万没有料到在如此紧靠海岸的地方会有潜艇活动。
　　“14点40分，在23米水深处艇底轻擦海底……
　　“16点整，我现在才看清该锚地约有20艘敌舰船，其中靠南面的是一艘航空母舰，直接靠岸边的是一艘三脚桅巡洋舰和两艘油船。其余的都是大型货船和运输船。西岸水域和作战舰艇附近有一些护卫舰。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必须小心翼翼地航行。对于海面情况只能在短时间内一瞥而已。我在寻找离我最近的攻击目标……
　　“18点28分至18点33分，艇首鱼雷发射管发射4枚鱼雷，然后转身用舰尾VI管发射鱼雷，V号管失灵。击中3艘大型现代化货船，响起一片爆炸声，编队上空浓烟翻腾。(后来根据美国资料透露，当时‘爱德华·鲁思-莱杰’号，‘休·L·斯科特’号和‘塔斯克·H·布利斯’号3艘运输船被击沉)……敌人肯定认为我艇会向西或西北方向的深水区航行，但我重新在25米等深线沿着海岸顺利地向东北方向航行……”
　　以后来到该海区作战的潜艇碰到的困难更多。U-509号潜艇(艇长沃尔夫海军上尉)准备突入卡萨布兰卡锚地时，一枚水雷在艇尾爆炸，该艇受伤，被迫返回基地。当其它潜艇赶来时，登陆场前面的锚地已空空如也，因为在这段时间内美国人已撤离港口，卸载已转移到港内进行。
　　到达直布罗陀海峡的潜艇有6艘被调到地中海，其余配置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11月12日夜间，U-515号潜艇(艇长亨克海军上尉)的作战经过如下：
　　“……19点15分，我艇浮出水面，发现敌巡洋舰编队，2艘巡洋舰为“伯明翰”和“弗罗比歇”型，另外还有3艘K级驱逐舰，航向东，航速15节。我艇开足马力全速前进5小时之久，赶上了敌编队。但数次都被驱逐舰赶走，我艇雷达暂时用139厘米波进行搜索。
　　“0点15分，向位于编队后面的‘伯明翰’型巡洋舰驶去，我一次发射的4枚鱼雷中，其中2枚在水面打转，另一枚在70秒钟后击中敌舰中部的主机舱。该舰立即停车，3艘驱逐舰为其担任掩护。另外一艘巡洋舰高速向东驶去。
　　“1小时后我艇突破敌警戒幕。在1点28分和1点48分各发射一次鱼雷，以给其毁灭性打击。第一次鱼雷击中距舰中部40米这就是说第一发炮弹落在该舰中部向后40米处。的舰后部，该舰向右舷倾斜。2点1分，我艇对沿着巡洋舰舷侧行驶的一艘驱逐舰发射鱼雷，击中该舰后部。猛烈的爆炸激起高大的水柱，舰尾的深水炸弹也引起爆炸。
　　“2点6分，敌巡洋舰又遭到我鱼雷攻击，但该舰一直未沉。敌驱逐舰发射照明弹驱赶我艇。我艇转舵失灵，配电盘着火，被迫下潜，在120至160米的深度遭深水炸弹攻击。再装填鱼雷。
　　“4点30分上浮。向半沉在水中的巡洋舰驶去，一艘驱逐舰拖曳着该舰缓慢地航行。突然我艇遭到担任护航任务的敌驱逐舰和巡洋舰舰首火炮的攻击。我艇再次紧急下潜。听到大量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和水下超声波探测仪的噪声。
　　“6点13分，我艇再次上浮，驶向敌巡洋舰。遭敌驱逐舰的火炮攻击。6点50分I号和II号鱼雷发射管同时发射鱼雷，打击同一目标。一枚鱼雷命中目标。然后我艇再次深潜，受到深水炸弹和音响探测器的跟踪。使用化学伪装弹这是一种带有化学药品的容器，可从潜艇的鱼雷管中发射出去，化学药品在水中产生气泡，在敌进行水下搜索时，这种气泡可形成类似潜艇本身发出的回音面，常常诱骗敌人用深水炸弹袭击该回音面，而不去袭击潜艇。效果良好。
　　“第二天我们听到几百发深水炸弹的爆炸声。从潜望镜中我们发现了敌机和反潜群……”
　　在这些困难面前亨克仍然坚韧不拔，战斗不息，几次想把敌人葬身海底，对这种精神怎么赞扬也不会过分的。他击沉的不是一艘巡洋舰，而是一艘英国海军的“海克拉”号供应舰。那天晚上他从那艘舰的侧影来看，以为击沉的是一艘巡洋舰。此外他还击伤了英国的“马恩”号驱逐舰。
　　在此期间，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潜艇在不断增加。这些潜艇按棋盘式配置在海峡的前方海域。它们在白天只能象1941年12月那样潜伏在水下，而晚上也只能实施有限的水面作战，因为当时已开始使用雷达。
　　11月4日夜间，当U-155号潜艇(艇长皮宁海军上尉)驶向棋盘式阵位时遇到了一支运输船队。该艇意外地正位于船队与其驱逐舰警戒幕之间。突然附近亮起了探照灯光，紧接着深水炸弹的攻击接踵而来。很可能是另一艘潜艇被敌驱逐舰发现。同时敌运输船也转而驶向U-155号艇，这样皮宁只得下令在远距离射击。
　　发射鱼雷后，该艇面对急驶而来的驱逐舰，只好迅速潜入水下。尔后皮宁清楚地听到了数声鱼雷爆炸声，并向我作了相应报告。
　　其实他击沉了“复仇者”号护航航空母舰和11,272吨位的“埃特里克”号运输船，另外还击伤了一艘运输船。
　　除了当时听到一些不准确的传说外，关于该护航航空母舰被击沉的消息我们直到战后才知道。这个例子说明，同盟国是多么懂得保守其损失的秘密。
　　另一艘潜艇U-413号(艇长珀尔海军中尉)在驶向直布罗陀海峡的预定阵位途中击沉了敌运输船队中的“沃里克城堡”号运输船，这是一艘价值昂贵的20,107吨位的运输船。
　　直布罗陀海峡前方海域的潜艇配置使我们取得了类似1941年的战果。当时果然有许多护航运输队通过了此海区，但这些护航运输队均有强大的水面和空中护航兵力作掩护，使潜艇的攻击无机可乘。相反，潜艇还经常被迫下潜，在24小时内几乎没有充裕的时间无干扰地浮到水面充电。在试图打击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补给运输船以阻止其登陆的战斗中，U-98号潜艇(艇长艾希曼海军中尉)和U-173号潜艇(艇长施魏歇尔海军中尉)沉没，另外还有4艘潜艇带着重伤返回基地。
　　于是我把直布罗陀海峡前方海域的潜艇继续向西转移到敌防御力量较弱的海区，尽管潜艇巡逻范围会因此而大为增加。
　　位于潜艇配置阵位西边的一艘潜艇击沉了一支开往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中的2艘商船，但是其余位于该护航运输队前进方向上便于攻击的潜艇却无法下手，因为在潜艇接近运输船之前敌反潜兵力就及时地把潜艇逼到水下。在诸如直布罗陀海峡敌防御力量如此强大的近岸水域，当时这种水下航速慢、充电必须浮出水面的潜艇是无法完成其任务的。
　　因此，我又象1941年9月那样，怀着忧虑不安的心情注视着直布罗陀海峡潜艇作战的情况。潜艇在这里白白浪费时间，毫无战果，而此时在大西洋的其它战区却有很多击沉敌舰的机会。毫无疑问，现在大西洋其它战区的情况正是对潜艇特别有利的时候，因为同盟国在非洲的登陆作战迫使他们集中大量的护航舰船。我既不相信让潜艇继续留在直布罗陀海峡是合理的说法，也不相信海战指挥部的说法，他们认为大西洋敌舰船击沉数的大量下降可“通过袭击驶向地中海的补给运输船所取得的军事上更有价值的战果来弥补。”
　　11月16日我接到命令，第2412号绝密文件，记载于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18日战争日志。为弥补地中海的损失让我把大西洋潜艇调往地中海，并把20艘潜艇继续长期留在直布罗陀海峡以西和墨西哥沿海，于是我便在11月18日向海战指挥部阐述了我的看法：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1日日第508号机密文件。
　　“总而言之，潜艇部队司令认为，今后继续破坏通向非洲的海上交通线可能会遭受很大的损失，而成功的希望则极小。这种成功是无法与我们初期在特殊情况下与敌人作战所取得的巨大成功相比较的，在敌人继续执行其计划的情况下，这种成功的希望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这样使用潜艇必定对大西洋的吨位战十分不利，潜艇部队司令始终认为，进行这场吨位战是潜艇的主要任务。潜艇实施吨位战也许能对战争的结局作出重要的贡献。敌人已清楚地认识到这一点，即使在目前，他们的主要忧虑仍然在大西洋战役方面，换言之，是为潜艇击沉其舰船而使他们力量不断受到损失而担心。
　　“如上所述，潜艇部队司令认为，目前在大西洋取得的相当大的战果与非洲的作战是互为因果关系的，如果现在把潜艇撤到直布罗陀海区和地中海，势必会减少大西洋的战果，这只能符合敌人的心意。从长远来看，这会起到加强敌人而不是削弱敌人力量的作用。
　　“潜艇部队司令认为，这里必须解决一个具有极其深远影响的问题。潜艇部队司令确信，潜艇作战的重点必须放在大西洋，潜艇在吨位战中将为整个战争作出最有效的贡献，因此，必须充分利用当前有利的条件，背离这个原则只能给整个战争带来损失。
　　“从上述考虑出发，潜艇部队司令请求重新审议所下达的命令。”
　　但海战指挥部没有完全同意我的观点。他们的答复是：“由于缺少其它兵力，在这场战争中潜艇是我们能使敌人的行动多少受到阻碍的唯一手段。”
　　他们拒绝撤出直布罗陀海峡以西海域的潜艇，但在11月23日又同意把潜艇数量减少到12艘，其余4艘派到地中海。
　　但我还想使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12艘潜艇远离这个危险区，因此向海战指挥部建议，利用这些潜艇在亚速尔群岛以西的自由海区来袭击通往直布罗陀海峡的英国海上补给线。
　　“……如果找不到护航运输队，那么这次行动就会失败。但另一方面，即使只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获得一次成功，其战果也会远远超过到目前为止所取得的总战果……”潜艇部队司令1942年11月25日战争日志。
　　海战指挥部同意了我的意见。于是我把这12艘潜艇以侦察幕的队形派往大西洋西部，并将它们部署在西经40度线上。1942年12月6日，有4艘驶往直布罗陀海峡的商船在这里被击沉。其中有“塞拉米克”号运输船。但潜艇没有发现驶往直布罗陀海峡的护航运输队，因为护航运输队穿过大西洋后还要向南航行，而潜艇由于燃料不足无法到达那里。
　　当这批潜艇根据燃料消耗情况不得不返回基地时，海战指挥部在1942年12月23日取消了在地中海同敌运输队作斗争的指令。于是潜艇在北非与同盟国军队的作战就此结束。
　　当11月8日同盟国开始在摩洛哥登陆时，我把大西洋的所有潜艇统统调往那里，但不包括那些在北大西洋的燃料不足的潜艇，因为这些潜艇的燃料只够一次战斗使用，因此无法到达直布罗陀海区。因此我把它们留在北大西洋编成一个“狼群”。在打击ONS144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它们获得成功，击沉了5艘商船，总吨位达25396吨，另外还击沉1艘“观音兰”号小型护卫舰，我艇无一损失。从这次战斗后，这批潜艇的燃料已所剩无几，无法进行连续数天的战斗，因此我解散了这个狼群；它们在纽芬兰以东还击沉了许多单独航行的商船。
　　我一直让那些留在北大西洋的潜艇在海上作战，直到它们的燃料不允许继续作战为止。各艇长在与ONS144护航运输队作战之前就给我发报，说他们只剩下很少的燃料和食品了，我回答说：“潜艇部队司令不会让任何人饿死。”
　　但正如生活中经常遇到的那样，命运很快给我作出了答复，对于所应诺的事我太夸口了。在潜艇把所有的鱼雷用完后，我决定在1942年11月21日在亚速尔群岛西北500海里处为潜艇提供补给。它们应在那里与U-460号潜水油船会合(船长施诺尔海军上尉)。
　　从美洲海域返航的潜艇也奉命来到这个会合点，这样共有9艘必须补充燃料和食品的潜艇集中在“奶牛”旁边。正在此时天气突变，风大浪急，持续不断，潜艇无法加油。有几艘只剩下几升油的潜艇不能行动，只得在汹涌的波涛中随风颠簸。有些潜艇不得不关闭灯光、停止使用电子仪器和放弃热餐供应。它们连充电用的燃料也不够了。
　　此时此刻潜艇若被敌人发现，只好束手就擒。它们还多次被狂风吹散，为了再次集结在一起，只好使用无线电通信。这样就更增加了被敌发现的危险性，几天后天气好转，补给迅速进行。所有潜艇开始返航，并安然地到达了比斯开湾各港。这时我心中的一块石头才落地。我又一次懂得了，在充分利用潜艇的自给力方面也必须适可而止。
　　自1942年4月第一次使用潜水油船以来，事实证明它对作战具有很大的优越性。在许多情况下，它起到了把比斯开湾基地向西推进1000-2000海里的作用。当然敌人很快就知道了我们为作战潜艇提供海上补给的这种新的能力，并竭力想方设法搜索和歼灭正在进行补给的潜水油船。因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补给点的选择十分谨慎，这些补给点是辽阔的大西洋海区中的“死角”，敌人舰船到达这些地方的可能性不大。到目前为止我们所选择的补给点还是成功的。
　　在海战指挥部于11月23日把直布罗陀海峡以西的潜艇减到12艘以后，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可把来自比斯开湾的潜艇重新派到北大西洋去打击敌护航运输队。我们计划用这些潜艇拦击驶向英国的一支护航运输队，这支护航运输队将在12月4日到达西经45度的海区，在那里我们把潜艇配置成一个巡逻幕。
　　该巡逻幕中的U-524号潜艇(艇长冯·施泰因埃克海军上尉)上有一种特种接收仪，能收听敌超短波无线电通信。12月4日1点，该接收仪收听到了英国的无线电报。由于我们对该仪器的作用距离掌握得不太清楚，对所收听到的无线电报，究竟是来自遥远的地方，还是来自所等待的较近的护航运输队，还不好作出肯定的判断。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认为，后者的可能性较大，并决定采取相应的行动。“狼群”高速驶往东北方向，果然两天之后我们发现了敌护航运输队。
　　部署在东北方向更远的一群潜艇也奉命向同一目标驶去，结果共有22艘潜艇参战。
　　与护航运输队的战斗打响后的第一天夜晚，我们紧张地期待着胜利的消息。但随着夜晚时间的流逝，我开始担心起来。因为在这短短的时间内我的指挥所共收听到11次英国无线电报，这些无线电报是敌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兵力发出的。其内容是报告他们已发现潜艇，并向潜艇发起进攻。看来那天晚上敌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兵力似乎特别强大。
　　这一点后来得到了证实。潜艇的收效甚微。据潜艇报告，击沉6艘商船，击伤3艘商船和1艘驱逐舰。但这次战斗中没有一艘潜艇因受敌攻击而损失。
　　但在这次作战中，却发生了一起一艘德国潜艇冲撞另一艘潜艇的事故。这种事故还属首次。
　　在运用狼群战术时潜艇之间互撞的危险总是存在的。在和平对期我们就担心这种危险，但考虑到这种战术在军事上的很多优点，我们在这方面就不作过高要求了。
　　在和平时期由于艇长和嘹望哨的高度警惕，1935年以来所进行的潜艇协同演习中都未曾发生过意外事故，1936年11月令人痛惜的U-18号潜艇的沉没是由于其它原因造成的。该艇在潜望镜深度准备发动攻击时被一艘鱼雷艇撞沉。
　　就是在战争时期的夜间协同攻击中，在发生此次事故之前也没有发生过碰撞事故，尽管那时在波涛汹涌的大西洋中对瞭望哨来说要在夜间滚滚海浪中看清另一艘潜艇的指挥塔是相当困难的。另外，战争时期瞭望哨要对敌人保持不同于和平时期的高度警惕性。有时在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潜艇已存在碰撞的危险，但由于艇长谨慎的驾驶和迅速的规避，顷刻之间又化险为夷。然而这一次遭遇是很不幸的。U-221号潜艇的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上尉(最优秀的艇长之一)于1942年12月8日在他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这次事故的经过：
　　“高速追赶护航运输队。21点34分，一片漆黑，海浪5级，狂风暴雨。右舷前方发现一艘潜艇。虽然使劲转舵，仍轻微地碰撞了防水前甲板，艇内几乎没有感觉。
　　“那艘潜艇仍在水面，但航行时逐渐下沉，艇上有手电筒灯光，约30人在准备救生具和救生衣。我们打开探照灯，让他们保持镇静，不断听到呼救声。我们用绳索捆上救生衣用机器或人力把绳索扔过去，因海浪太大几次都未成功。派几个人把绳索扎在身上从水中送过去，也没有成功。最后只有1名军士和3名艇员抓住了我们扔给他们的绳索，在一片熊熊烈火之中被救起，此时火焰已漫延到舰桥。这就是U-254号的结局……我们打开探照灯经过两个多小时的拼搏后，东方升起了两颗照明弹，一艘船开着两盏灯……”
　　U-254潜艇的损失，连同其优秀的艇长吉拉多内和几乎所有艇员在内，使我们感到万分悲痛。但从另一方面却进一步说明了潜艇之间在行动上协调一致的必要性。当我在12月28日从U-221号潜艇的无线电报告中获知此事时，我就在战争日志中记下了这次事故情况：
　　“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发生两艇碰撞事故并因此而损失一艘潜艇，这还是第一次。总的看来，这次不幸事件是在波涛汹涌的黑夜中发生的，因此据估计，那艘撞击潜艇可能没有责任。在使用大量潜艇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我们已把这种损失计算在内了。计算结果认为，一般来说，打击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潜艇数量不得超过13-15艘，这个数量比较适当。但任何企图通过战术上的限制(如攻击潜艇数量、攻击时间和进攻队形的限制)来避免潜艇碰撞的想法都是不允许的，因为当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殊死战斗的时候，对潜艇在这些方面哪怕是最小的限制也是错误的。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艰难战斗中，潜艇一方面要果断地抓住每一个战机，另一方面还不能光为了安全而违背我们应永远牢记的原则：‘尽快向前占领阵位，尽快发动攻击，迅速抓住每一个战机……’”
　　12月中旬，我们在西风怒吼的天气中作战，战斗中只击沉了为数不多的商船和一艘“火龙”号驱逐舰。直到12月底，在北大西洋才打了一个胜仗。
　　12月26日发现一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一些潜艇在27日就已接近了该护航运输队，头一天晚上就击沉了4艘商船。第二天雾气沉沉，但U-260号潜艇(艇长普尔克霍尔特海军上尉)利用水下音响探测器这些潜艇都配备了音响接收器，这种接收器在潜艇下潜时接收效果最佳，它可消除水面航行时艇体周围经常出现的海浪的噪音干扰。因此，想通过音响探测来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必须在途中反复下潜，以侦听到敌人的位置。与敌护航运输队成功地保持了接触，并使其它潜艇也能在恶劣的气象条件下向护航运输队接近。傍晚时分突然雾消云散，潜艇突破敌护航运输队的外层警戒幕向商船接近。夜战打响了。敌外层护航兵力无法及时赶来增援，内层护航兵力又寡不敌众。
　　该护航运输队中有13艘商船被我潜艇击沉，共达67437吨位，一艘7087吨位的商船被击伤。这一年结束时，北大西洋战役取得了良好的战果。
　　1942年10月至12月其它战区潜艇战的情况如何呢？
　　今年初，我方直接在美国近岸海域作战，后来因敌防御力量增强，我们便转移到加勒比海海域，又因战绩平平，再把潜艇战的重点转到与加勒比海东界相连的美洲海区及特立尼达以东和以南海域。
　　9月份潜艇在特立尼达附近的海上航运汇集点取得特别重大的战果。由于同盟国损失惨重，我认为敌人一定会想尽办法来对付潜艇的攻击，以保护重要的航运汇集点。因此，我估计10月份潜艇在该海区不会取得很大的战果。
　　事实证明我的看法是错误的。敌人的掩护兵力，尤其是空中掩护兵力虽然大大加强，但是在夜间搜索和攻击方面敌人却缺乏经验。
　　在各种因素中，对于我们在该海区实施潜艇战来说最重要的因素是敌人尚未建立护航运输队，商船仍是不定期地按固定航线航行，美国当局甚至在接到被袭击商船的呼救信号、已知道潜艇发现这条航线后，仍然墨守陈规，不让商船改变航向。因此我们在10月份仍然使用以前的战术，即一发现海上交通的“金矿脉”，就尽可能迅速引导所有潜艇对其实施攻击。
　　于是我们集中兵力打击奥诺科河口前方的交通要冲，然后再到距海岸300到400海里的自由海区及特立尼达到阿鲁巴以西的海区作战。
　　每一次作战都颇有价值。从10月1日到11月7日潜艇在这些海区共击沉25艘舰船。U-512号潜艇(艇长沃尔夫冈·舒尔策海军上尉)在战斗中被敌机击沉；还有好几艘潜艇遭美国飞机的轰炸而受轻伤，有2艘受重伤。U-505号潜艇(艇长切希海军中尉)在敌机的突然袭击中虎口余生。当时一架快速低飞飞机从它旁边飞过，第一颗炸弹击中舰尾37毫米炮引起爆炸。虽然艇被击伤，但进行攻击的飞机由于本身炸弹的爆炸而坠毁，因此U-505号潜艇没有受到敌机的继续攻击。该艇一边撤离一边修理，在重新恢复下潜能力后，艰难而侥幸地“拐”到了比斯开湾的基地。
　　从10月底以来，潜艇在特立尼达以东海域的战绩逐渐下降。显然敌人把商船都集中到护航运输队中去了。这些护航运输队从南方穿过弗里敦海区驶往特立尼达，所到之处都有敌方很强的空中侦察兵力，因此难以进行搜索。
　　10月1日我“鸡貂”潜艇群到达弗里敦海区附近。潜艇成扇形配置，其顶点位于弗里敦，采用这种配置方法能使潜艇覆盖整个海区，而且潜艇在各自的范围内都能自由活动，彼此互不干扰。
　　首先我们应该查明敌人商船航行的方式和航线。根据以前在弗里敦海区作战中所取得的经验，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希望这次在该海区的潜艇战也能取得丰硕的战果。U-333号潜艇(艇长克雷默海军上尉)在保持扇形配置队形的情况下尽量使潜艇靠近弗里敦港，以侦察船只的来往情况。
　　当时他遇到了这样一件事，这件事特别清楚地说明了当时潜艇的瞬息多变、生存难料的命运。他在战争日志中记述了此事。
　　“……1942年10月6日，4点整，弗里敦以西70海里处，黑夜，能见度很差，下雨。我打算在水面为通向弗里敦的扇形队形担任警戒。5点26分通过200米等深线。6点不到我走下舰桥，以便亲自检查导航和测深的准确程度。几分钟后传来‘请舰长上舰桥’的声音。约在右舷后方500米处敌一艘小型护卫舰飞快地朝我驶来。在这种情况下潜艇已没有下潜和溜走的可能。小型护卫舰肯定会在潜艇下潜时撞击潜艇。
　　“几乎在我走上舰桥的同时，小型护卫舰的火炮和机关枪一起开火，我困难地向右转舵，花费了3倍于平时的力气。顷刻间所有的舰桥值更员包括艇长在内都因受伤而倒下了。第一值更官和我迅速地重新爬起来。一颗子弹穿透他的颈部，我的手臂也中了好几发子弹。一颗炮弹爆炸产生的气浪把我们两人一下子推进了指挥塔内，但很快我们又重新爬上舰桥。第一值更官的手臂受伤后，我命令他到舱里去，我一个人留在上面。我用另一只没有受伤的胳膊把所有躺在舰桥上的伤员扶进指挥塔。
　　“在这段时间内，敌小型护卫舰的炮击连续不断。通过费力的操舵机动，总算避免了敌舰对我的撞击。然后我下令：‘准备好救生衣和救生具。’这时我的头部又受伤了，又被炮弹的气浪推进指挥塔里。当我重返舰桥时，胸部又中了一块弹片。敌小型护卫舰迅速转向，几次想撞击我艇。这时我因流血过多而非常衰弱，在眼里满是血，我只能用一只眼睛看东西，最后我决定采取最紧急的办法——下潜来拯救潜艇。我把潜艇操纵到与敌小型护卫舰相平行的航向，在它前面航行，当敌小型护卫舰向我撞来时我急忙转向，使敌舰只能触及到我的舰尾，然后我朝与敌航向相反的方向驶去，在距敌1000米处下潜。这样敌舰来不及向后转向，在我下潜时无法向我撞击。敌小型护卫舰舰长很可能认为潜艇已沉没了，因为舰桥已经象筛子一样千疮百孔，他断定舰桥上的值更军官都已牺牲。由于进水，潜艇触到了海底(水深100米)。
　　“进水问题尚可解决，通过抽水泵排水后潜艇不久便从海底浮起。这时敌小型护卫舰又投掷了深水炸弹。
　　“当时天色尚黑，主抽水泵已坏，潜艇在水下要想把进入艇内的水都抽完已没有可能，而且潜艇随时有遭深水炸弹攻击的危险，因此我决定利用最后45分钟的黑夜从水面航行。敌舰追踪而来，并发射了照明弹……”
　　该艇艇长和第一值更官伤势很严重。潜艇只得驶到与U-107号潜艇(艇长格尔豪斯海军上尉)会合的地点。一位在学习期间曾参加过一次战斗航行的“实习艇长”，从U-107号潜艇来到U-333号潜艇上担任艇长，把潜艇开到了他所在的基地。
　　这次潜艇在弗里敦海区的作战没有取得预期的效果。对此我在1942年10月31日的战争日志中写道：
　　“值得注意的是，据大量谍报人员的报告，目前敌人大批部队和物资正在运往弗里敦港。美国占领利比里亚后，这些部队和物资也源源不断地运往利比里亚。可以设想，英国人也可能已成功地在这些港口建立了大规模的护航编队，这是继1942年7月大量舰船被击沉后才开始采用的。由于弗里敦前方海域敌空中和海上侦察活动频繁，加上那里水浅浪静，潜艇要接近敌护航运输队是十分困难的……”
　　今天我认为，上述这些谍报是同盟国故意散布的假情报，目的是为了转移我们对它们预定在北非登陆的注意力，以欺骗和迷惑我们。它们的这种做法在我身上和在弗里敦海区产生了作用，取得了完全的成功。
　　此外，我为了查明从弗里敦到特立尼达敌人航运的情况，在11月我将弗里敦海区的潜艇和从好望角返回来的潜艇一并集中在巴西海岸与圣·保罗山崖以北400海里处之间的海区。开始一无所获，后来到了12月份一共击沉7艘商船。
　　另外两艘潜艇则到刚果河口向敌发起攻击。但它们没有遇到海战指挥部和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期望的大量商船。唯一的战果是U-161号潜艇(艇长阿希里斯海军上尉)击沉了英国的“月亮女神”号巡洋舰。该潜艇是在从美洲的西班牙港和卡斯特里港驶往刚果河口的途中击沉该巡洋舰的。见第207页(第12章)。它自己却报告击伤了一艘“巴尔奇”型驱逐舰。由此可见，在攻击时根据侧影来判定一艘作战舰艇的类型是多么困难。
　　派往刚果河口海域的另一艘潜艇U-126号在水下实施攻击时，被深水炸弹击中上甲板鱼雷发射管的部位，舱内进水，潜艇迅速下沉。这时只有立即用压缩空气排空所有水柜，采取全速前进的措施，才能在240米的深度制止潜艇继续下沉。这是IXc型潜艇最大的下潜深度。在这种情况下24个大气压10米高的水柱所产生的压力与地球周围的大气对海平面地球表面的每个物体所产生的压力强度相同，即1个“大气压”。因此，在水深为240米的时候，对潜艇产生的压力为24大个气压=24个地球大气压。的水压还不至于将固壳压坏。当该艇在夜幕降临后上浮到水面时，电池已无电，压缩空气也用完了。潜艇再也不能下潜了。在水面它又会遇到什么情况呢？艇长对此作了记载：
　　“……20点57分上浮。敌驱逐舰在我艇后600米处慢速航行。我用一台柴油机让潜艇吃力地“慢速航行”，悄悄地撤离了现场。这一天总的战果是微小的，但是，虽然敌人如此穷追不舍，我们对潜艇良好的性能和艇员们顽强的战斗精神仍充满了无限的信赖……”
　　1942年9月14日我们击沉“拉科尼亚”号商船后离开了驶往开普敦的“北极熊”潜艇群。在开普敦海域的作战计划是，先派2艘潜艇对开普敦海域的锚地进行一次突袭。据谍报人员报告，该锚地同时停泊了50艘左右的商船。只有在这次突袭取得成功之后，其它的潜艇才能实施攻击。
　　U-68号潜艇(艇长默滕海军少校)和U-172号潜艇(艇长埃·默曼海军上尉)在南大西洋补充油料时就约好了会合的时间和地点。当它们按预定时间到达开普敦附近海面时，发现该锚地一艘商船也没有。它们立即报告了这一情况并请示对敌采取攻击行动。得到允许后，所有潜艇都实施了攻击。看来这次突袭好象并不走运。尽管如此它们在以后的3天内还是击沉了13艘商船。
　　与由IXc型潜艇组成的“北极熊”潜艇群同时到达好望角海域的还有新造的第一艘IXD2型U-179号远洋潜艇(艇长佐贝海军中校)。在南大西洋该艇高速航行赶上前面的“北极熊”潜艇群。佐贝在首次战斗中击沉了一艘商船，然而却在同一天被敌“积极”号驱逐舰击沉。到1943年夏为止，这是该海区被敌击沉的唯一的一艘潜艇。
　　10月下半月，“北极熊”潜艇群必须返回基地，这时另外3艘远洋潜艇到达开普敦海域。这样开普敦海域始终有潜艇在活动。
　　潜艇在开普敦海域的作战取得了辉煌的战果。10月份我方一共击沉27艘商船，达161121总吨位，其中有许多商船装载的是“重要的军用品”。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69页。此外敌人还损失了大量宝贵的运兵船。10月9日敌20043吨位的“奥龙赛”号运兵船被击沉，10月10日23456吨位的“奥卡迪斯”号运兵船被击沉。在阿森松岛以北海域20119吨位的“阿索尔公爵夫人”号被我鱼雷击伤后沉没。这些都是敌人的重大损失，因为“在战争期间损失这样的船只是无法弥补的。”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70页。
　　我们可以心满意足了。
　　后来，3艘远洋潜艇又把作战扩大到印度洋。它们一直活动到洛伦索-马贵斯沿海。到年底在那里共击沉20艘商船。罗斯基尔说：“潜艇的攻击很有收获。这些潜艇与曾在该海域作战的前驱——伪装的辅助巡洋舰相比，所付的代价要小得多，而给我们造成的损失却大得多。”
　　从英国方面对我们袭击开普敦海域的航运汇集点所作叙述中可以看出，英国海军部长期以来为那里缺乏大量的护航舰艇而感到顾虑重重。
　　当时英国海军部设有“潜艇跟踪室”，其任务是密切监视我方所有潜艇的行动，并从中推断潜艇战的打击目标。1942年9月21日，“潜艇跟踪室”发出警告，说大西洋的潜艇似乎即将向南运动。因此，在开普敦海区敌人采取了防范措施。然而这些措施仍然不能阻止潜艇对商船的袭击，那里的航运仍然遭受重大损失。
　　英国海军部从中得出的结论是：“尽管敌人在相距较远的几个海区的攻击行动迫使我们和美国人严重地分散了本来就不足的护航兵力，但我们仍必须加强反潜力量，而且要扩大范围”。
　　“这几个月中，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采用的不断攻击我防御薄弱点的办法已大获其利，即使为此他们得把潜艇派往几千海里的遥远海区，但那也是很值得的。”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70-271页。
　　潜艇部队在1942年最后3个月内取得的战果如下：
　　根据英国的统计，10月份94艘商船(619417总吨位)、11月份119艘商船(729160总吨位)、12月份60艘商船(330816总吨位)被潜艇击沉，其中绝大部分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
　　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敌舰船的吨位数是，10月份为172总吨位、11月份为220总吨位、12月份为96总吨位。10月份我们损失潜艇12艘，11月份损失6艘，12月份损失5艘，各占当时海上潜艇总数的12.4%、6.3%和5.1%。
　　潜艇在11月份击沉的商船数最多。每艘潜艇的击沉率在这个月也达到了该年第四季度的最高水平。虽然当时有一大批潜艇从实施经济战转而派去对付同盟国对北非的入侵(这些潜艇中只有少数到达入侵区)，但11月份仍取得了辉煌战果。
　　11月份取得战果的原因之一是，敌人为了北非的登陆作战而减少了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英国海军部为这次登陆作战集结了“约100艘护航舰艇”。在这期间敌护航运输队在缺乏护航兵力的情况下之所以损失不很大，其原因正如英国人所说的“敌人把很大一部分兵力撤走(尽管为时已晚)而用于对付登陆作战。”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218页。
　　11月份英国为了进行登陆作战集结了大量的反潜舰艇，因此，虽然德国从大西洋撤走了许多潜艇，但仍然取得了丰硕战果。这个事实说明，把潜艇调到入侵区用于抗击敌人的登陆作战是否完全正确，这一点是值得怀疑的。无论如何，如果把这些潜艇留下来用于大西洋的“吨位战”，那末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肯定要超过在北非沿岸所取得的战果。
　　在1942年整整一年中被轴心国潜艇击沉的商船数量是相当可观的，总共有1160艘商船(约6266215总吨位)被击沉，其中大部分又是被德国潜艇击沉的。
　　从同一时期的潜艇损失率来看，我们感到很欣慰。1941年所损失的潜艇占每月出航潜艇的11.4%，1942年上半年在美国水域获得大捷的几个月中，潜艇的损失率降到了3.9%，而在1942年下半年当那里采取了简单的防御措施时，潜艇的损失率又上升到8.9%。
　　尽管当时敌人主要使用飞机和水面探测仪来增强反潜力量，但潜艇的上述损失百分率仍低于1941年。
　　我们作战潜艇的数量也有所增加，尽管每月平均只增加17艘，而不是预期的20艘。
　　战争期间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对击沉商船数的估计高于实际击沉数，因为各潜艇艇长的报告不免有夸大之处，这种误差是人为造成的。
　　虽然各潜艇也想精确地报告击沉数，但当许多潜艇在夜间与护航运输队作战时，由于黑暗，又是多艇同时攻击，再加上不可能用太长的时间去仔细观察攻击效果，因此很难弄清敌船是谁击沉的。
　　在各潜艇单独击沉敌舰的情况下，潜艇的报告经过后来的证实基本上符合敌实际损失情况。但总的来说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对潜艇部队所取得的战绩估计还是偏高。
　　经过3年多的战争以后，我们已完全明白，英美两个世界海上强国的力量在不断增长，对于单独承担与这两个国家进行海上战争重任的德国潜艇部队来说，这将意味着什么。敌人的水面和空中侦察兵力的加强使我们越来越感到忧虑。1943年我们唯一的目的只是保持潜艇的作战能力和艇员的士气，尽可能经济而有效地使用它们。
　　现在我们才知道，敌人在1942年底是如何评论大西洋战役的。罗斯基尔写道：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85页及以后几页。
　　“在1942年最后几天，海军部对大西洋战役的问题和前途再次作了总结。海军部一位老资格的官员作报告时说，我们的航运从来没有象1942年那样困难，我们的护航舰艇和空中侦察兵力数量太少。纵然北非登陆获得了成功，但我们对未来的进攻计划仍感到十分担心，很可能因缺少运输船会使计划延迟或失败。尤其是燃料的储存量已下降到最低的数字。12月中旬英国燃料库的储存量只剩下30万吨，而每月的消耗量就达13万吨……”
　　关于舰艇的损失和补充问题，罗斯基尔说道：
　　“至于这一年我们所遭受的损失无疑是巨大的，敌人使我们在1942年又损失了约100万总吨位的商船……
　　“英国的商船进口量下降到340万吨以下，比1939年减少三分之一。英国海军部清醒地认识到，这场在护航运输队交通线上进行的战役还胜负未定，敌人的实力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强大，在这场旷日持久的战争中危机即将来临。”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七章 受命任海军总司令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看法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
　　1943年1月中旬，海军元帅雷德尔给我在巴黎的指挥所打来电话。他告诉我，他打算辞职，准备提议让卡尔斯海军将军或我作为他的继任人担任海军总司令。他要我在24小时后作出答复，我的健康状况是否允许我担任这一职务。
　　对于他的电话我感到非常意外。我没想到雷德尔海军元帅会有辞职的打算。我也没想到，希特勒与他之间会因使用大型战舰打击从挪威北部海区驶往俄国的护航运输队的问题而在1942年12月底产生分歧。当时大型舰只没有取得希特勒所预期的那种战果。因此，他命令大型舰只退役，他认为这些舰只已失去军事价值。
　　雷德尔海军元帅对这项命令持反对态度，当希特勒坚持执行这项命令时，他提出辞职。希特勒对此也感到意外，做了一些工作，想使雷德尔回心转意，但无济于事。结果只好同意他辞职。
　　24小时后，我告诉雷德尔，我的身体很健康，完全有能力接受海军的最高指挥权。
　　雷德尔提议，卡尔斯海军大将和我都可以作为继任者。“如果希特勒想强调潜艇部队目前对他来说是居于首位的话，那么选择邓尼茨是完全合理的”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290页。。
　　希特勒决定由我任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所陈述的理由在这件事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也许他认为，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在大型舰只退役问题上与他有共同的看法。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希特勒的海军副官)：《令人不安的海洋》一书中的《希特勒和海军》一章，第53页，维也纳卡尔·屈内出版社。
　　在此之前，除了和所有的国防军高级领导人一样向希特勒作一些军事汇报(如在“埃姆登”号巡洋舰出国访问开始和结束时)或者奉命向他汇报情况外，我与希特勒没有任何个人接触。这种汇报在1934年到1942年共有9次。海军总司令常常为此下达命令。
　　现在，我自己当上海军总司令后，我与作为国防军最高司令和国家元首的希特勒就有了直接和经常的接触机会。
　　在介绍我与希特勒的工作和私人关系以及这种关系的发展情况之前，我想先简单谈谈我对当时的民族社会主义的基本看法。
　　我出生在普鲁士。我的祖宗几百年来一直是萨勒河口地区易北河旁古老的日耳曼新村的世袭庄园主和村长。后来从这个农民村长的家族里也出现了福音新教的牧帅、军官和学者。
　　在青年时代，我就对普鲁士的历史，尤其是对“老弗里茨”和自由战争的情况有不少了解。童年时代我就知道，我的父亲，正如他自己所说的，为了“威廉老国王”(威廉一世皇帝)宁可粉身碎骨也在所不辞。在我的家庭里个人主义占不了上风，而是普鲁士的集体主义占统治地位。我当了兵成为军官后，不言而喻受到了这种精神的熏陶和感染。在我离家时我就树立了这样的信念，履行我的职责是头等大事。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我从1912年开始乘坐“布雷斯劳”号巡洋舰在国外航行。这段时期对我的影响特别大。它激发了我的爱国主义热情。我看到了德国美好的远景，并把它与其它国家和民族作比较。当时我对德国内部的弱点还不甚清楚。
　　与每一个热爱祖国的德国人一样，1918年的失败给了我沉重的打击。
　　我认为帝国海军的军官不去过问政党的任何政策，这是很自然的事。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圆满地完成任务，为整个民族和人民所创立的国家服务。
　　军人应该毫不犹豫地坚决执行这个原则。军事和航海方面的大量工作充实了我们的生活。不过，当时对于国内所出现的各种运动和潮流，我们还是表示赞同的。我们觉得这些运动和潮流的精神似乎与我们的精神是一致的。如果我们不回忆那些爱国者、下层人物和忠于职守者的传统美德，不把个人的荣辱与集体相联系，我们就不能从凡尔赛和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就谈不上恢复我们整个民族的平等和自由！
　　1924年到1927年，我在柏林的海军指挥部工作。当时我对海军指挥部司令岑克尔海军将军和帝国国防部长格斯勒极为敬重。我的工作范围是处理与海军有关的国内政策方面的事情和国内政策中有关抨击海军的问题。后来冯·施莱歇尔(后来成为将军)领导的处专门处理海军和陆军中存在的这些事情。此外，我还充当过主管维护纪律和量刑等工作的军方负责人。
　　我的工作范围使我与国会及其所属的委员会有所接触。对于许多党派之间的分裂、在国会决议中经常明目张胆地把党派的利益置于国家利益之上以及在全体会议上为选举而进行无休止的辩论等现象，我感到很厌烦。在国会中如何策略性地处理一些军事问题，这倒是很重要的事情。我喜欢简单扼要、实事求是的态度，这符合军人的习惯。但光有这些是不够的。
　　从1930年到1934年我在北海海军基地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
　　我作为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和海军总参业务部门的领导人还负责制定防止北海海军基地发生“内乱”的有关措施。
　　那几年是中立党派很不景气的年代。在1930年9月14日的国会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成为第二大党。共产党为第三大党，获得450万张选票和76个议员席位。在1932年7月和11月的选举中，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选票名列前茅，成为第一大党。共产党仍居第三位，但得到了国会的支持，获得约89个、确切些是100个议员席位。
　　这几年，左右两派政党之间你死我活的斗争非常激烈。始终存在更大规模的动乱危险。在这种情况下，陆军和海军的总参勤务军官(其中包括我在内)一直为准备动用国防军、时刻加强对军事设施(如军用仓库)的防护和防止盗窃武器事件的发生而奔波。我们多次被召到柏林的国防部，讨论防止内部动乱的有关措施。这些措施由国防军处处长冯·布雷多夫上校在冯·施莱歇尔将军的部长办公厅讨论决定。讨论的题目是国防军同左右两派激进党，也就是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进行斗争的必要性。概括地说，这场斗争意味着反对德国人民的大多数。1932年11月当冯·巴本总理为阻止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和德国共产党进一步发展而决定解散这两个党时，国防军领导认为，一场公开的内战很可能会爆发。
　　由于力量不足，国防军根本不可能同时控制这两个党派而避免发生这样的内战。冯·施莱歇尔将军让人把这一点转告给了冯·巴本内阁。
　　然而国防军对内战的态度还取决于下述事实：第三大党，即共产党，依然获得选票。一旦他们掌权，这就意味着德国将向共产主义过渡。只是由于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出现，才使共产党在前几年直至目前没有成为德国最强大的党。在这种情况下共产党很可能通过一场流血的革命来夺取领导权。20年来，资产阶级党派和民主国家的首脑都没有能够阻止共产党的蓬勃发展。在一场即将来临的内战中，国防军不可能同时对付左右两个党派，因此，它必须作出决定支持其中的一个党派。不言而喻，这个党决不可能是共产国际的共产党。于是国防军终于支持任命希特勒为帝国总理。
　　在民族社会主义德意志工人党的集会上，希特勒要求结束阶级斗争，建立一个新的社会主义制度，在政治上摆脱对外国的依赖，联合一切力量以消灭失业，建立一个秩序井然的国家，生活在外交政策上毫无自由、经济萧条、内政分裂的德国的每一个爱国公民都会拥护这些要求。希特勒提出的这些目标与军人的本质以及平时在履行这方面的职责和义务方面对军人所进行的教育，是一致的。我认为德国走上了正确的道路。
　　1933年上半年，我有幸到当时的荷属印度、苏门答腊、爪哇和巴厘以及锡兰和印度进行了一次富有启发性的国外旅行。
　　这是德国总统冯·兴登堡每年赏赐给国防军一名军官的例行旅行。
　　我回到德国后，在北海海军基地的管辖区内，海军和冲锋队之间的关系日益恶化。冲锋队提出了一些干预国防军合法任务的要求。虽然海军基地司令奥托·舒尔策海军将军(因功而荣获过骑士勋章)与当地的冲锋队队长冯·朔莱默男爵之间进行了多次谈话，但情况并没有好转。相反据我们所知，冲锋队企图通过政变来夺取政权，并企图通过威廉港冲锋队的头目在政变一开始就把舒尔策海军将军及其参谋长和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即我)“软禁”在各自的住宅里。在其它军区也发生了类似的事情。
　　因此，国防军认为，为了恢复和维持内部政局的稳定，镇压罗姆暴动是很有必要的。关于当时发生的一些恐怖性谋杀事件我们海军基地的参谋军官知道的并不比公开发表的多。当时我们的看法主要受到内阁决议的影响，该决议对所有与镇压政变有关的措施都作为“国家紧急防卫”措施予以合法肯定。
　　1934年11月，我以“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的身份出国防问，绕过非洲，进入印度洋。直至1935年夏这次访问才结束。与1933年夏相比，我的印象是，德国在国外的声誉已有明显提高。特别是1935年1月13日在萨尔举行公民表决之后，这种趋势更为明显。这次在国际监督下进行的表决使德国获得了压倒多数的选票。
　　如果说以前德国与英国海军和英国政府在开普敦的代理人之间的关系虽然是友好的，但还是有所克制的话，那么到1935年初这种情况可以说有了明显的好转。
　　一位英国海军将领当着他的那些对英国政府现有措施不满的军官们的面对我说：“我们需要一个希特勒！”而且英国对我——“埃姆登”号舰长的邀请也越来越频繁，凡此种种都是德国威望提高的结果。1935年3月16日我在国外听到了关于德国国防主权的声明，这个声明对于进一步提高德国的声望起了作用。
　　1935年夏我回到德国。从那时起我把全部时间和精力都用于组建新的潜艇部队(将这一使命委托给我，使我感到意外)。我们在海上进行训练。当然，我与全体德国人民一样为德国从希特勒执政以来所取得的明显的发展而感到自豪与喜悦。希特勒开始执政时，人们普遍认为，他在解决大量问题时也会象以往的政府那样遭到失败。但这种现象没有发生。
　　1933年1月，德国的失业人口为600万以上。而现在失业现象已经消失。分裂人民的阶级斗争已不复存在。强调劳动的伦理学和强调每一个忠于职守的人(不管他干的是什么工作)都应该受到尊重的思想使内部的团结大大加强。对劳动者在精神状态方面的变化，我们军官们感受很深。
　　例如，对我们军官来说，在20年代，很不习惯着制服路过船厂和工矿企业区。那时工人看到军官很不友好而且远而避之。但现在完全不同乐。当工人或近或远迎面与军官相遇时，态度和蔼可亲，真诚坦率。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军人纪念碑上有这么一句话：“先生，给我们自由！”现在我们已经自由了。从萨尔表决的成功到发表有关国防主权的声明和占领莱茵兰直至合并奥地利和苏台德地区，这都是德国在外交政策上取得的接二连三的扣人心弦的伟大胜利。当德国经历了那些耻辱和贫困的年代后，哪一个爱国者，哪一个军人会不拥护德国这种蓬勃向上的发展呢？我们的祖先曾期望德国成为一个团结、伟大的德意志帝国，如今这个夙愿终于实现了。
　　我并不感到意外，甚至连德国的老对手丘吉尔在1938年发表在《时代》报上的“致希特勒的公开信”中也这么写道：
　　“我曾反复讲过，如果大不列颠在战争中失败的话，我希望我们能发现一个希特勒，以使我们在各国之间重新取得合法的地位。”
　　从丘吉尔发表在《时代》报上的其它信件的内容来看，虽然他在1938年对希特勒的看法已经有所改变，但在前几年他确实存在上面所说的那种想法。难道我们德国人在那时候还应该有其它想法吗？
　　在1938年秋以前的战前年代里，我对民族社会主义阴暗面的情况几乎一无所知。海军只要一上舰就与党的机关没有接触了，这样相互之间也就不可能发生矛盾了，我本人是在1940年认识赫斯，1941年认识戈林，1943年才认识希姆莱的。
　　对于迫害犹太人的一些骚乱事件(后来在“打砸抢之夜”“水晶之夜”，指1938年11月9-10日夜间反犹太暴徒们对德国犹太人的攻击，第二天街上到处都是被砸碎的玻璃，故被讽刺地称为“水晶之夜”达到了高潮)，我们这些军官们毅然表示反对。在1938年11月9日事件发生后的第二天一早我就赶到我的上级——舰队司令伯姆海军将军那里，并对他说，这种事件必将遭到主持正义的全体军官的一致反对。我请求他把这一意见转告给海军总司令，使总司令就这次暴行向国家领导提出申诉时，肯定会象我所估计的那样得到前线的支持。当时我是以海军上校和潜艇部队指挥官的身份以及全体军官的名义同舰队司令谈话的。鱼雷艇部队指挥官吕特晏斯海军上校(后任舰队司令，在“俾斯麦”号巡洋舰上阵亡)也采取了同样的做法。今天我从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回忆录中才看到，舰队司令确实把我们的抗议转告给海军总司令了。雷德尔：《我的一生》，第2卷，第133页。
　　对德国这种形势的继续发展，尤其是对1939年3月15日德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以后的形势发展，我开始忧虑不安。我感到与英国发生战争的危险越来越大。对于当时我所采取的有关措施在第五章中已经提到。见本书第44页(第5章)
　　在战前的最后几个月中，国家领导对英国的思想状况是否有正确的估计，我表示怀疑。我只能希望希特勒绝对不要与西方国家发生战争。当我听到德国不可避免地入侵波兰的消息时，我表示很大的怀疑，虽然这个消息没有使我感到惊奇，但对英法的宣战却使我感到心情沉重。
　　但后来因为战争已在所难免，我即采取了明朗而坚决的态度：作为军人，我唯有与外来之敌进行殊死的战斗。军队在思想上团结得越紧，战斗力则越强。这种思想上的团结表现在，当他们的祖国面临战争时，军人应毫无条件地执行国家领导的各种决策。任何偏离这些战略决策的做法都意味着对己方力量的削弱和敌人在军事上的胜利。与我们的全体军人一样，我在战争中的责任是，尽一切力量，想一切办法去赢得军事上的胜利。其中还包括以我的地位维护国家和国防军之间的团结。对一位军事指挥官来说，如果除了应在战争中指挥一切对付外来之敌的责任重大的艰苦战斗外，还要为内部的一些问题操劳，甚至还要与政治领导作斗争，那末对他的要求就太苛刻了。关于这个问题我准备在谈到7月20日事件时再作一些补充。
　　1943年1月，我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当时，对我所承担的责任是何等重大，我心里是完全清楚的。作为军人我在战争中唯一的义不容辞的责任是全力以赴地抗击外敌，这个态度我始终没变。
　　每个民族都要求其军人具有这种态度，并通过最隆重的宣誓来强制他们无条件地履行这种义务。即使在军事形势不利的时候，也不能改变这种态度。一个国家如果在军事形势不利或没有希望的时候，允许它的军人不再把全部力量投入战斗，甚至让每一个军人自己去判断情况是否如此，那么就会动摇这个国家自身存在的基础。
　　一个国家的武装力量不必去打听在什么时候要与谁打仗的问题。这是政治领导的事情，政治领导在这方面比军人享有优先权。同样，结束战争也是政治家的事情。
　　但对某一军种的领导来说，他有义务在战时向政治领导详细汇报他任务范围内的军事形势。此外还要对这场战争在军事上是否有完全成功的希望发表意见。
　　我经常向希特勒阐述，我对我们的这场海战是如何充满希望的。
　　但我从没有对他讲过(特别是1943年夏潜艇战失败之后)我们在这次战争中不再可能取得军事上的胜利，因而必须谋求和平之类的话。
　　我认为敌人是不会同意和平谈判的，因此我觉得讲这样的话纯属多余。
　　1939年英国参战，原因是，大德国合并了奥地利之后变得强大起来，使英国的强权利益和经济利益受到了威胁。英国的历史学家和军事文学家富勒在他的著作《第二次世界大战》一书中写道：英国政府参战的真正原因是，“要使大不列颠存在下去就应坚定不移地执行传统的政策，而德国的强权政策、生活方式、经济政策和金融政策与英国的利益是对立的，如果英国忍气吞声的话，就会使德国在欧洲占据统治地位。”I·F·C·富勒：《第二次世界大战》，德文版，洪博尔特出版社，第21-22页。
　　消灭德国的这种政治和经济力量是英国的战争目的，美国支持英国的这种目的，而且在行动上有过之而无不及。
　　一些盎格鲁撒克逊人公开宣称，“讨伐”民族社会主义和希特勒只不过是出于道义上的目的。这种讨伐并不是他们主要的战争目的，其斗争的目的主要是针对德国人民及其工业力量。在1945年希特勒自杀和民族社会主义被消除后的头几年，也就是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在德国人民中间失去共鸣的时候，我们明白了这一点。希特勒和民族社会主义失去德国人民的同情和支持的原因倒不是由于盟国所采取的各种措施，而是德国人民在1945年以后了解了这个政权所犯下的罪行。
　　富勒继续用下面一段话道出了英国的战争目的：“从都铎王朝到1914年，大不列颠的政策一直是，维持强国之间的平衡，也就是说使大陆强国处于对抗和分裂状态，使它们之间形成平衡。这种平衡作用的结果使人们自然要考虑谁是敌人的问题。这个敌人当然不是那个声名狼藉的国家，而是另一个其政策对大不列颠或英帝国威胁更大的国家。”
　　罗斯福和丘吉尔在1943年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作出决定，要不顾一切地继续将战争打下去，直至德国和日本“无条件投降”，美国政府和英国的战时内阁批准了这一决定。这就是说，我们被征服后连一点合法的要求也谈不上，只有听凭战胜国的老爷们任意摆布。
　　这意味着什么，从斯大林在1943年11月底召开的德黑兰会议上所提的要求就可以看出。在会上他要求德国至少向俄国遣送400万名德国人作为永久性的劳动力使用。
　　1944年一些身居要职的将军，如隆美尔，曾积极主张我们可与西方缔结和约，以集中德国的全部军事力量来对付东方，但当时外部的政治条件尚不具备。盎格鲁撒克逊一直反对这项提议。
　　尤其是罗斯福对斯大林和苏维埃俄国的态度一直很主动，例如，罗斯福总统错误地认为，今后还得靠斯大林来征服日本，因而要使英美与苏维埃俄国脱离关系是不可能的。因此，德国政府在1944年夏除了无条件全部投降外，包括向斯大林投降，似乎没有其它停战的可能性。但是对投降国来说，投降意味着：停止战斗，束手就擒，去当俘虏。这样一来，德国政府就得把当时尚在俄国纵深作战的几百万德国东线士兵作为牺牲品交给斯大林。这是决不可能的！
　　此外，“摩根索”计划表明，我们预料中的事可能会发生。该计划是1944年9月罗斯福和丘吉尔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的，内容是准备摧毁德国的工业和所有的工厂。从此德国将变成一个牧场。
　　因此，面对敌人要求我们无条件投降的这种情况，对于一个在1943年或1944年就认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无法打赢的德国指挥官来说，在这个时候去提醒希特勒必须结束战争缔结和约是无济于事的；因为除了在1943年和1944年人们提出的未被采纳的无条件投降的办法外，这个军人也没有其它的办法。
　　但是，从原则上来讲，一个处于领导地位的军人，当他认为军事局势已无望取胜的时候，即便同意无条件投降，也应提出缔结和约的要求，这样做有可能提前中止战争。历史告诫我们，在战争中出乎意料的政治变化和某些事件有可能改变无可挽回的形势。
　　虽然我已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但在这种外部政治形势下，我除了尽力组织好战斗外，也别无它法。
　　雷德尔海军元帅移交给我的那部分部队在思想感情上和我的部队很融洽，因此战友之间的友谊和部队的纪律都有所加强。海军从1917和1918年的舰队暴动和卡普叛乱的后果中得到了教训，在20年代初就纯洁了其“内部组织”。经过海军指挥部首脑们多年的教育工作，主要是1928年以来在雷德尔海军元帅的努力下，德国创建了一支在战争中能坚持不懈，顽强战斗、经受住各种考验的军种，尽管这个军种与两大海上强国的优势兵力相比悬殊较大。我所接受的是一支基础良好、思想健康、体格强壮的军种部队，即使在未来的更加艰苦的战争年代，这支军队必定会实现我的愿望。
　　虽然我知道我所面临的任务很重要，也很艰苦，但仍为我的任命而感到高兴。我希望能随着我职务的提高，我的影响能力也有所扩大。在已往的战争年代中，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我不得不经常忍受我们的政治领导和国防军统帅部所坚持的大陆主义的态度，尽管雷德尔海军元帅多次进行规劝，但他们仍没有认识到英国是我们的主要敌人。海军没有及时和充分地得到为完成战争中举足轻重的作战任务所必需的兵力兵器。我打算改变这种局面。要达到这个目的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我亲自对希特勒施加影响。光靠书面报告是不够的。在一些关键性的问题上通过在领袖大本营里担任要职的将军来反映海军的要求也是不够的，必须由总司令亲自出面来说明。根据以往的经验，仅仅满足于在希特勒那里作一次简短的汇报是不行的；应该长时间留在那里，直到一次汇报所产生的影响得到充分的巩固为止，这也是有必要的。此外，还得准备应付以后的反对意见，如有必要的话有时还要反复恳切地阐明自己的观点，使其生效。事实证明，自由生动地表达自己的愿望是比较合适的，这样可以激发希特勒生动的想象力，而不是“仅触及他的表皮”。
　　为了使那些为实施海上战争而必需提出的要求得以实现，我必须在工作上取得希特勒的信任，没有信任就根本谈不上给他施加足够的影响。要使他了解我，只有经常或间隔几天就到大本营去。我相信，我上任之后采用这种办法就能巩固我在希特勒那里的地位。
　　一开始我就遇到了麻烦。当我在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的那天向他汇报时，他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为什么要大型军舰退役的问题。他讲完后，我对他说，我对我现在这一新的职务的使命还没有充分的领会。
　　1943年2月8日，我看了一下大型军舰的退役计划，这个计划是我的前任拟订的。起初我对该计划没有提反对意见。
　　但很快我发现有关大型军舰的报废问题必须重新研究。经过调查我认为，大型军舰退役，尤其是军舰报废需要花费劳动力和工业力量，这两者都不会给人力和物力带来值得一提的好处。这些措施必然会在军事和政治上产生不良后果。
　　根据与我前任提出的同样的理由，我得出结论，上述计划是错误的。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作了有关这方面问题的汇报。我简单明了地向他解释了我不能同意他的命令的理由，并请求他撤消这个命令。当时他感到意外的难堪，因为他万万没有料到我这个一向要求大力支持潜艇战的前潜艇部队司令会有这种态度。他十分恼怒，但最后还是愤愤地同意了我的请求，并对我下了逐客令。
　　打这次汇报后的一段时间内，我曾怀疑，我担任海军总司令的日子是否能长久。但很快我发现，我反对希特勒的结果完全不象我所想的那样，后来他对我异乎寻常的客气，这种态度一直保持到1945年4月底。他喜欢用我的军衔称呼我，而不用别的。当着我的面他从没有打破这个惯例，也没有改变这种态度。
　　在向希特勒作了首次汇报后，我仍然遵循我的原则：在他的面前开诚布公，不隐瞒海军的弊端或失误。例如，我曾毫不犹豫直接了当地向他谈了我对潜艇战的忧虑。1943年5月当潜艇战崩溃之际，我丝毫没有受到希特勒的责备。此后不久，在一次大规模的形势讨论会上，有人向他报告，说一艘重要的油船在达达尼尔海峡附近被英国潜艇的鱼雷击中，这艘油船是从黑海驶往被我占领的希腊途中遇到潜艇的。希特勒怒气冲冲地说：“当然，英国的潜艇是能做到这一点的，可是我们的潜艇在直布罗陀海峡却一无所获！”当时我站在他的对面靠近地图处，周围约有20人，都是国防军的首脑人物。这时我立即用强硬的语气答道：“我的领袖，我们的潜艇必须与世界上最强大的海军作战。假如我们的潜艇也能象英国潜艇在达达尼尔海峡前方海域那样如入无人之境的条件下作战，那么它们起码也会取得同样的战果。我派往直布罗陀海峡的都是一些地中海优秀的艇长，他们比英国人要能干得多！”
　　由于我的回答措词激烈，当时整个会议厅鸦雀无声，希特勒面红耳赤十分尴尬，但即刻就恢复了平静，并对那位向他报告情况的约德尔将军说：“请说下去！”我对希特勒的这种评语十分恼火，随即离开了会议桌走到窗口旁。当讨论会结束的时候，我走在后面，但希特勒走到我面前，用亲切的口吻问我，是否愿意与他共进早餐，我表示同意。他把戈林、凯特尔和约德尔打发走后，只留下我一人。
　　我所以这样详细地描述这一次争论的场面，是因为我觉得这件事对事业带来了重要的后果。此后，希特勒再也没有干预过海军的事情。他似乎相信我会尽力而为的，对我可以信得过。当其它人向他提出对海军的建议或要求时，或在他面前以某种方式指责海军时，他经常这样回答：“海军元帅一定会尽快按要求去办的！”
　　这种关系的逐步发展，大大方便了我对海军的领导。
　　但是，这种关系对我的地位也带来了反作用，使我面临其它军种和帝国当局的非难。
　　戈林喜欢在希特勒面前指责其它军种。他的这种行为给我的前任雷德尔元帅带来不少困难。当雷德尔移交最高指挥权告别希特勒时，为了助我一臂之力他对希特勒说：“请您在戈林面前支持海军和我的接班人。”
　　很快我觉察到了戈林所耍的手腕，那就是经常把其它军种的失误当作头条新闻不切实际地告诉希特勒，结果我与他之间发生了冲突。最激烈也是最后一次的冲突发生在一次大的形势讨论会上。会议一开始戈林就报告，德国的快艇在英吉利海峡沿岸的某港受到英国飞机轰炸，损失惨重。造成这次事件的原因很可能是海军的快艇没有分散隐蔽，为了图舒服“一古脑儿”地集中在一起。
　　我立即反唇相讥：“我不允许您抨击海军的事，元帅先生，您最好还是去关心关心您的空军吧，那里够您忙乎的。”
　　顿时会议室里死一般的寂静。后来希特勒要求那位作报告的军官继续讲下去才打破了这种沉闷的空气。
　　这次讨论会结束后，又出现了与第一次同样的情况：希特勒有意挑逗性地留我吃早饭，而与戈林握手告别。
　　打这次后，戈林再也不敢象上次那样指责海军了。他似乎也打算与我和解，这次冲突后短短的几天他出乎意料地给我送来了用钻石做的航空兵徽章，但是我觉得对于这种姿态我无法回敬。
　　我在希特勒面前仍然坚持我的坦率而坚定地表达自己观点的原则。在好多情况下我曾讲过：“我这个海军总司令可能干不长了。”
　　希特勒曾命令，凡是与瓦解国防军战斗力有关的刑事案件均应交给人民法院处理。但由于我的抵制，这项命令对海军来说等于无效。只有在海军中，由于我的反对，才使得1944年委派的民族社会主义指挥官没有对部队的指挥活动产生多大影响。遇到诸如此类的事情，我总为海军作出特殊的规定。
　　1944年7月20日以后，希特勒不再邀我与他共餐。我只能在大庭广众中见到他，与他说说话。但他对我的亲切态度仍一如既往。
　　由于在工作上我幸运地得到希特勒对我的信任，从而使我能为海军争取到他的许多支持。凡是海军装备方面需要的物资，一般都能如愿以偿，虽然当时正在进行的轰炸要求德国工业生产力大大超过前几年。关于这一点我将在第十九章中谈到。
　　限制每个负责人的职权范围是希特勒的原则，与海军无关的问题他从来不问我，更谈不上征求我对这些问题的意见。
　　实际上我想关心一下其它方面的事情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从1938年以来不再举行内阁会议，我只好要求在其它部门的首脑向希特勒汇报情况时我能参加旁听，或者能得到这些报告的文字材料。但这两种办法都行不通。因而我对职权范围以外的一些主要问题缺乏系统和足够的了解。由于不了解情况我对这些问题无法进行客观的判断，因此我在希特勒面前除了过问少数的特殊情况外，无法过问我职权范围以外的事情。凡是我对这些问题提的建议，总是被希特勒用相反的理由加以驳斥。这主要是我对事情缺乏全面的了解，不得不同意他的理由。但是，这种对我的任务范围的限制，并不能打消我作为海军总司令想经常了解整个军情的愿望。要实现这一愿望，经常性地参加大本营召开的大的军事形势讨论会是很有必要的。
　　纽伦堡法庭对我判刑的原因之一是，我在“战争期间与希特勒就海军问题进行过120次会谈”。
　　世界上哪里有直接隶属于国家元首的某军种总司令是采用其它办法来完成他的每一项任务的呢？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八章 大西洋战役的第六阶段(1943年1月至5月) 从最大规模的反护航运输队作战到潜艇战的失败
　　1942年12月，有9艘新型潜艇调到前线作战。这样，到1943年1月前线作战潜艇的数量分别为：大西洋64艘，地中海24艘，挪威海21艘、黑海3艘。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1月1日战争日志。
　　关于向黑海派遣潜艇的情况我将在下一章谈到。
　　12月，在大西洋的作战潜艇，平均每天有98艘在海上，其中39艘在作战区，59艘往返于作战区的途中。
　　在1942年潜艇战战果最大的那个月，大西洋潜艇部队平均每艘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为220吨。人们还记得1940年10月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率反而是920吨。这有力地证明两大海上强国的反潜力量已发展得多么强大。这是我们预料之中的经过3年的战争之后必然的发展趋势。由于我们预料到肯定会出现这种趋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战争期间曾多次敦促有关部门尽快建造大批潜艇。现在要取得象战争头几年那样的战果，就必须投入比当时多3倍的潜艇。因劳动力和原料不足，新潜艇的建造速度和数量一时还上不去。所以对我来说，如何尽量经济地使用现有兵力是相当重要的问题。
　　1942年12月8日我在柏林再次请求海军总司令，把挪威海区的潜艇用于大西洋作战。挪威海区的潜艇从1942年1月1日至11月30日只击沉敌船262,614总吨位，而同一时期相同数量的潜艇在大西洋却击沉敌船约91万总吨位。由于把潜艇调到挪威海区，使击沉敌船的吨位减少了约65万总吨位。1942年1月，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反对把潜艇派到挪威海区时就已经预料到了这种趋势。被击沉的敌舰船吨位数的减少，给我方的整个战争行动带来了极为不利的影响，而对敌人、尤其是对通过挪威海区和大西洋的敌运输船队则极为有利。海军总司令接受了我的意见，并下令在挪威海区只允许留下6艘潜艇。见本书第107页(第8章)。
　　1942年的最后几个月，北大西洋狂风大作，白浪滔天。从这时起一直到1943年1月，风暴连续不断，势不可挡，给潜艇的活动带来了极大的困难。夜里看不到星光，航行特别困难。各潜艇阵位之间常常产生很大的间隙，要想系统地搜索敌舰船是不可能的。即使偶尔与敌船遭遇，天气也大大限制了武器的使用。陆地上的人们可以想象一下，1943年1月在大西洋上风暴呼啸、恶浪滔天的气象条件下潜艇艇员特别是舰桥上的值更官们处境是多么艰难。用皮带牢牢拴住的艇长和指挥塔上的嘹望哨不仅要忍受怒吼的海浪对潜艇劈头盖脑的冲击，还得冒着被卷入漩涡的风险。在诸如此类的情况下，潜艇只能偶尔取得一些小小的战果。
　　但是天气条件并不是1943年1月头两个星期里找不到所要打击的4支护航运输队的唯一原因。在这个月里我们有这样一种印象，即英国护航运输队对以往保守的做法已有所改变。英国人似乎又采用了规避航线，让他们的护航运输队分散在广阔的大西洋上。显然护航运输队又变得灵活机动了。我们在指挥所里每天标绘出“潜艇配置图”，标出的潜艇位置与敌人根据观察和无线电报告而对我潜艇配置情况可能作出的估计一样。然后我们问自己：敌人对潜艇的这种配置将会作出何种反应？我们考虑，敌人护航运输队要么改变航线绕道而行，要么敌人料到我们的潜艇会根据敌规避机动情况而转移阵位时，它径直进入了我潜艇原来的配置海区？
　　为了针对敌人多变的措施而及时采取对策，我们作以上“第一步或第二步”考虑都是必要的。1942年我们在这方面多次作出正确的推断，而现在1943年，我们觉得“这盘棋”越来越复杂了。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情况确实如此。1942年11月英国海军将军马克斯·霍顿爵士接受“西部海防区”最高指挥权，在此之前他一直是英国潜艇部队总司令。从那时开始，丘吉尔把指挥“大西洋战役”的重任托付于他。在霍顿海军将军的指挥下，英国的反潜作战在物质和技术方面有了重大改进，尤其在战术指挥和增强士气方面的进展更为显著。霍顿作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最优秀的潜艇部队指挥官，最善于判断德国潜艇战的实施情况。因此，他们所采取的措施给我们的作战造成了重大困难。“他的学识、才干、果断和旺盛精力无疑使他成了邓尼茨的劲敌。”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217页。
　　在北大西洋，由于风暴和敌人采用规避机动战术，使我们在年初头几个星期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未能取得较大的战果，而同一时期在亚速尔群岛以南海区的战斗却特别富有成效。
　　1942年12月底，我在纽约-加那利群岛的大环形航线上部署了一个代号为“海豚”的潜艇群。该群从北向南散开，配置成一个侦察幕，向西搜索。我们希望能在这个海区发现驶往直布罗陀、增援北非登陆部队的敌护航运输队。与北大西洋的航运密度相比，经过这个海区的护航运输队是比较少的。此外在这些低纬度海区护航运输队分散航行的可能性特别大，而不会去延长它们的航线。鉴于这支护航运输队对美国在北非发动攻势来说极其重要，我当然想发现这样的护航运输队并与之作战。
　　1943年1月3日，U-514号潜艇(艇长奥尔曼海军上尉)在“海豚”艇群西南900海里处的特立尼达海区活动时发现了一支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油船队。到那时为止，“海豚”艇群已进行了4天无效的搜索。
　　U-514号潜艇用鱼雷击中一艘船，此后与敌船失去接触。
　　我可以断定，这支护航运输队来自库拉索-阿鲁巴石油区，而且是从特立尼达的西班牙港驶往直布罗陀，为美军在北非登陆提供大量燃料的。这批燃料运到后，对尔后几周和几个月内的敌方北非进攻作战的开始和进展都将产生决定性的作用。
　　发现该护航运输队的地点与“海豚”潜艇群的位置相距约1560公里。敌护航运输队会走什么航线，我们并不知道。但我认为，它必定会采用大环形航线上那条最短的航线。因此，我决定派相距甚远的“海豚”群前往截击，尽管我们刚刚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而且对它的航向只能估计而已。如果把这种情况换到陆上来解释，这就等于位于汉堡的潜艇奉命向东南方向航行，去捕捉一支大约在米兰发现的估计向东北方向航行的护航运输队。
　　于是潜艇立即起航，火速驶往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所估计的有可能搜索到护航运输队的地点。
　　可以想象，在浩瀚的大海，而且又是在无空中侦察的情况下，德国对潜艇实施战术指挥的根据是多么不可靠，他们只能进行推断，并把推断的所有情况标示在图上，然后以已提出的各种设想为基础进行作战。
　　“海豚”群奉命在1月3日向西南方向航行。U-514号潜艇及其附近的U-125号潜艇(艇长福尔克斯海军上尉)的任务是，在第一次发现护航运输队的东北方向实施搜索，发现后想方设法与其保持接触。但是它们并没有搜索到敌护航运输队。
　　正当“海豚”群奉命即将起航时，U-182号潜艇(艇长尼古拉·克劳森海军上尉)在驶往好望角海区的途中，约距“海豚”群以东600海里处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正向“海豚”群的方向驶去。现在看来，利用“海豚”群来对付近得多的而且又是驶向该群的护航运输队是正确的。然后还可以根据情况把潜艇派到遥远的南面去拦截护航油船队。
　　遗憾的是U-182号潜艇很快与敌船队失去了接触。1月5日凌晨3点，“海豚”群组成的巡逻幕已经在其南端发现了一支西行的护航运输队。如果这支护航运输队就是U-182号在1月3日所发现的那支护航运输队的话，那么它在这段时间内采用的航速必然是14.5节，这样的速度是相当快的。即使这是另外一支速度较慢的位于巡逻幕南面的护航运输队，那末对巡逻幕北面的潜艇来说，这个位置是极其不利的，因为这些潜艇最快也需10个小时后才能到达作战海域。
　　虽然一个战斗目标就在我们附近，但我总觉得成功的希望很小。所以我打算让“海豚”群继续向南航行，去袭击在特立尼达东北方向所发现的那支护航油船队。经过夜间的讨论后，我在我的参谋部宣布了我的决定，但却遭到了反对，他们一再劝说我，说手中的麻雀胜过房顶上的鸽子。因此，打击那支已发现的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肯定要比日夜兼程航行几百海里去打击那支完全无把握的护航油船队更为正确。而我认为，那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并非手中的麻雀，它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如此高速前进，一定是空船。因此，打击这支护航运输队的结果必将是，潜艇因高速前进而大量消耗燃料，而收效却不大。所以我坚持我的观点，仍然决定去打击南面的护航油船队。
　　“海豚”群接到命令后，于1月7日14点在加那利群岛以西配置成侦察幕。该幕由8艘潜艇组成，采用245度航向、7节航速驶向预期要打击的护航油船队。它们拦截的正面宽度约120海里。
　　到了夜间月亮西下之后，该侦察幕以9节速度相对而行，也就是迎着预期要打击的护航油船队的同一航线航行，以防止护航油船队可能在黑暗中溜过侦察幕。
　　为了搜索这支护航油船队，我们想尽了办法。不过我们还真走运！在月落之后我们最后采取的与护航油船队同一航线前进的这个措施还真起了作用。1月8日凌晨，天刚麻麻亮时，该护航油船队恰好与侦察幕潜艇相遇，船队驶入了侦察幕。当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第一次接到潜艇发现该船队的报告时，我顿时如释重负。我们追逐的并不是一只蝴蝶。
　　潜艇对这支护航油船队的攻击一直持续到1月11日。该队共有9艘油船，其中7艘被击沉，潜艇无一损失。这是一次特大的收获。正如罗斯基尔所形容的，那支护航油船队一下子被打得“落花流水”。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页。
　　驻北非德军总司令冯·阿尼姆大将(隆美尔的继承人)特来电向我致谢。他懂得，燃料的损失对敌人意味着什么。
　　在这次作战中，U-436号潜艇(艇长赛比克少校)、U-575号潜艇(艇长京特·海德曼海军上尉)和U-571号潜艇(艇长默尔曼海军上尉)表现尤其突出。
　　在叙述1943年2月的潜艇战之前，我必须说明，1943年1月30日我就任海军总司令时仍兼任潜艇部队司令。我认为这种兼职是正确的。因为潜艇部队的军官和士兵都拥护我，而且当时海军的高级军官中还没有一个适合担任潜艇部队司令这一职务的军官，他们在潜艇战方面的知识和经验都不如我。
　　为了离我近一些，我的参谋部作为海战指挥部的第二处编入了柏林的海军总司令部。这种组织上的变化并不影响我对前线潜艇战的指挥，相反还是十分合适的。
　　有关潜艇战的指挥，我仍委托戈特海军少将来负责，他作为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长曾与我共事多年，他在和平时期为发展潜艇战术以及在战时的潜艇作战使用方面立下了丰功伟绩。他手下有经验丰富的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黑斯勒少校。黑斯勒与其它几个海军总参勤务军官主要负责潜艇战中的参谋工作。
　　这样，在我被任命为海军总司令后，潜艇战的指挥仍和以前一样，如出一辙。
　　1月底，北大西洋西风凛冽，U-456号潜艇(艇长泰歇尔特海军上尉)发现了一支向东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当时在其附近只有5艘潜艇，尚没有组成一个战斗群，而且多数潜艇位于护航运输队的西面，这样它们只好尾随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要赶上的话起码要好几天。
　　泰歇尔特海军上尉以惊人的毅力单独与护航运输队保持接触达3天之久。他击沉3艘商船(24823总吨位)。其余潜艇均无战果。据U-456号潜艇报告，它攻击的是一支速度较快的护航运输队。根据我们所画的线路图来判断，这是一支HX224护航运输队。我们估计两天之后，第二支驶往英国的SC118护航运输队将随之而来。
　　从截获的无线电报中得知，这支护航运输队于1月24日离开纽约，装载着一批极贵重的军用物资驶往摩尔曼斯克，现正在驶往北海峡的途中。现在的问题是，它会避开前面HX224护航运输队遭受攻击的海区吗？或者英护航运输队的指挥官会认为，两天后正是潜艇撤离该海区的时候，为了追赶前面的HX224护航运输队，潜艇可能已向东转移。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考虑的是“第一步”方案，它把同一海区里的所有潜艇都集中起来编成一个“箭”潜艇群，让该群潜艇组成一个侦察幕向西迎面拦截所期待的敌护航运输队。2月4日，我们接到U-632号潜艇(艇长卡普夫海军上尉)发来的电报，说他们两天前从被击沉的HX224护航运输队的一艘油船中捞起了一名英国海军军官，据他交待，另一支护航运输队将按照HX224护航运输队的航线出发，看来这盘棋我们走对了。当天中午，我们所等待的护航运输队果然进入了我们的侦察幕，战斗打响了。由于所载物资价值昂贵，这支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海空掩护兵力特别强大。我方的伤亡程度可证实这场战斗的艰苦性：损失U-187号(艇长明尼希海军上尉)、U-609号(艇长鲁德洛夫海军上尉)和U-624号(艇长格拉夫·冯·佐登-弗劳恩霍芬海军上尉)3艘潜艇，另外有4艘潜艇遭深水炸弹攻击和空中攻击后受到重创。
　　英国在介绍这一场战斗经过时说：“我海空掩护兵力进行了猛烈的战斗，敌四分之三的潜艇受到深水炸弹的攻击。”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页。
　　我们的损失使敌人付出了13艘商船(59765总吨位)的代价。
　　这次很可能是这场战争中最艰难的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我们应该向日夜战斗在寒风凛冽的大西洋上的各潜艇艇员和艇长们表示敬意。在连续4夜的紧张战斗中，艇长不能离开舰桥，他们顷刻之间所作出的决断往往关系到艇员的命运。在潜艇刚摆脱深水炸弹的追击后，艇长又要下令让潜艇重新上浮，再次向敌发起攻击，重新突入犹如满身长刺的刺猬一样的护航运输队的警戒圈内，而且胜负难料。这一切对艇长来说是多么艰难，需要作出多大的克制，这是难以估量的。
　　潜艇艇长们在这几次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所付出的是两次世界大战中潜艇战史上最大的代价。
　　英国人从这次战役的失败中得出了如下结论(这些结论不久就产生了作用)：
　　“我们方面懂得了，在白天即使用远程飞机对护航运输队实施长时间的掩护也无法阻止某些潜艇接近护航运输队和在漫长的冬夜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显然，‘堡垒’式和‘解放者’式远程飞机必须尽快地装备‘利式灯’”“利式灯”是飞机上用的一种强烈的探照灯。。
　　“虽然这支护航运输队有非同寻常的庞大兵力作掩护，但损失还是很严重。在总结这次作战的经验教训时，我们感到这种损失是一种令人不安的因素。由于美国从冰岛派出了增援兵力，在敌潜艇实施攻击的高潮阶段，在这支护航运输队的周围我方甚至有12艘作战舰艇，相当于平时护航兵力的一倍。但是这些增援兵力并没有充分发挥作用，因为它们平时缺乏猎潜方面的训练。从那时开始我们懂得了训练要比护航舰艇的数量更为重要。
　　“另外一个教训是，象这样一次时间较长任务艰巨的战役要耗费大量的深水炸弹，因此，商船也必须携载备用深水炸弹。
　　“然而更为重要的是，我们认识到，当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受到袭击时，‘支援群’的增援是多么重要，用霍顿海军将军的话来说，它们对‘实现真正的安全’具有生死攸关的作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6-357页。
　　2月17日，U-69号潜艇(艇长乌尔里希·格雷夫海军上尉)在惊涛骇浪中在纽芬兰以东海域发现一支向西航行的ON165护航运输队。我两艘潜艇悄悄地紧随它达2天之久，击沉其2艘商船。
　　由于大雾、风暴和无线电干扰，我无法派遣其它潜艇前往战。U-69号和U-201号潜艇(艇长罗森贝格海军中尉)被敌“名望”号和“子爵”号驱逐舰击沉。这两艘驱逐舰在1942年10月就击沉过我们的2艘潜艇。这两艘驱逐舰所取得的新成绩更坚定了霍顿海军将军的看法，即训练和经验比数量更为重要。
　　对我们来说，这次作战即使取得了战果，也令人沮丧，因为损失2艘潜艇才换取2艘商船，代价太大了。
　　2月18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接到报告，说在北海峡以西300海里处发现一架飞机在护送一支护航运输队。该护航运输队发出的无线电报被德国驻巴黎的“空军无线电侦听团”截获。看来，这一个情报就够重要的了，于是我火速派遣两个潜艇群到该海区去。第二天“空军无线电侦听团”又测出该护航运输队可能向西南航行的动向。接着我们在预料的海区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有一个潜艇群所处的位置对打击护航运输队十分有利。
　　这场战斗从2月21日一直持续到25日，该护航运输队向西且战且走，航程达1100海里。敌我双方展开了一场持久的激战，我2艘潜艇U-606号(艇长德勒海军中尉)和U-225号(艇长莱姆屈勒海军中尉)被击沉。但敌方损失14艘商船，共计88000总吨位，另一艘9382吨的商船被我击伤。在这场战斗中我方获得了全胜。
　　2月21日正在航行的U-664号潜艇(艇长阿道夫·格雷夫海军上尉)发现了第三支向西航行的敌护航运输队，战斗中击沉了2艘商船(计13466总吨位)。因为该艇无法继续与敌保持接触，所以不能召唤远处的潜艇前来参战。
　　1、2月份由于缺少潜艇，遥远的战场上出现了“潜艇空白”区。此外，这些战场上的有些情况变得对潜艇越来越不利。从那时起，有兵力掩护的护航运输队已取代了单独航行的商船。
　　U-124号潜艇在特立尼达以东海面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击沉4艘商船，计23566总吨位。
　　在开普敦海区也没有单独航行的商船，所有商船都编成护航运输队，紧靠岸边航行，而且有强大的海空兵力进行护航。因此，潜艇在2月底只好转移到德班和洛伦索-马贵斯海区。有关它们在该海区的作战情况以后再介绍。
　　我们必须承认，1月份我们的潜艇侦察幕在发现敌情方面又不走运。当然，在经过几次失败后我们对这方面的问题重新进行了彻底调查，即敌人是否从我们的潜艇部署中发现了什么情况，如果敌人识破了我们的意图，发现了潜艇的搜索队形并通过绕道航行来使之无效的话，那末作战方案和措施再好也无济于事。
　　为了尽量杜绝任何泄密事件，我们经常反复地检查保密规定。我们很清楚，在我们占领的法国地区的潜艇基地内很可能有错综复杂的敌间谍网。一个出色的敌情报机构必定能随时随地掌握潜艇在各港口的分布情况，以及潜艇出港和返航的日期，甚至能掌握敌潜艇将要驶往的那些海区的详细情况。我们经常反复检查潜艇无线电密码的可靠性。但总司令部内海军情报部门的领导每次都认为，敌人无法破译我们的密码。直到今日我仍不能肯定，敌人究竟在战时破译了我的密码没有。
　　我在本书中曾多次提到德国“无线电侦收部门”屡次破译敌密码的卓著功勋。正因为如此，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才有可能不仅掌握英国的无线电通信情况和他们对护航运输队下达的命令，而且在1943年1月和2月偶尔还能得到英国人所掌握的我“潜艇部署”方面的情报。该情报是英国海军部发给海上护航运输队指挥官的，其中包括他们发现的德国潜艇在各海区的实际或推测的配置情况。这个有关“潜艇部署”的情报为我们查清敌人是如何得到我潜艇或多或少近似正确的情报提供了有价值的材料。调查的结果是：“除2至3次情况不明外，英国的情报是根据他们获得的有关潜艇位置的线索对潜艇运动进行推测，再加上逻辑推论而得到的。最重要的调查结果发现，敌人很可能利用机载雷达查明了德国潜艇的准确配置，从而使护航运输队成功地采取规避机动战术。”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3月5日战争日志。
　　于是我们得出结论，敌人是通过远程机载雷达掌握我潜艇配置的重要线索的，然而我们却没有可靠而有效的办法对付它。为了至少能给敌人搜索我方潜艇造成困难，1943年3月5日我下令，潜艇一接到敌搜索雷达脉冲后立即下潜30分钟。但这个规定只是一种应急措施，其效果是很成问题的。
　　当时，我没有任何可供使用的航空侦察兵力，而我的对手霍顿海军将军却摸清了我的底，对此我束手无策。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国在没有空军支援的情况下实施海上战争，这在当时是违背时代精神的，同时在大多数情况下这又是一个起决定作用的特征。
　　2月底我方“猎鹰”和“城堡司令”两个潜艇群在纽芬兰以东海区按一定的角度配置成巡逻幕，以搜索驶向英国的护航运输队。2月27日在该巡逻幕的北侧发现了一支快速向东航行的HX227护航运输队。我们击沉敌2艘商船，共14362总吨位。我曾试图把巡逻幕北侧已经位于敌护航运输队后面的潜艇调来协同攻击，但由于天气太坏，风雪冰雹同时降临，使我的企图未能实现。
　　接着又一支驶往英国的SC121护航运输队穿过了潜艇巡逻幕。尽管潜艇在黑夜中采取与护航运输队同向航行的有效方法，但仍未能发现这支护航运输队。
　　该护航运输队一直航行到巡逻幕东北方向90海里处时才被一艘潜艇发现。这样潜艇又一次落在护航运输队的后面而一筹莫展。虽然我刚刚调动潜艇追击HX227护航运输队的企图没有成功，但我仍命令潜艇去追赶SC121护航运输队。
　　这次我们的运气不错。由于敌护航运输队遇到了风暴、浓雾、冰雹和大雪，密集的队形被弄得七零八落，追上来的潜艇击沉了其13艘商船，共计62198总吨位，此外还击伤了一艘商船。我方无一伤亡。
　　3月9日，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接到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报告，说它发现了驶往英国的HX228护航运输队的准确位置。这个位置在“处女地”潜艇群以西300海里处。根据以往的经验，我们估计敌人通过探测会掌握我方数天来向西航行的“处女地”潜艇群巡逻幕的情况，并且还可能采取规避行动。因此，我立即命令该潜艇群向北转移120海里。但是我们这一步走错了。几天后敌护航运输队从巡逻幕的南端驶过。如果我潜艇巡逻幕不向北移的话，护航运输队正好进入巡逻幕中间。这说明这种战术较量也会失误，“按部就班考虑问题”的方法也存在着危险。我们的对手英国很可能估计到德国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会走这一步棋，因此仍然按原来的航线航行。由此看来，它也是“走一步想一步的”。
　　当然，也可能由于种种不利的情况，敌人这次没有发现我潜艇的位置。
　　现在所有潜艇都位于敌护航运输队的北侧，这个位置很难迅速向护航运输队接近。在这次战斗中只击沉4艘商船，共计24175总吨位。一贯表现不错的U-221号潜艇艇长特罗耶尔海军上尉在这次战斗中表现尤其突出。在一次水下攻击时，他的潜艇差点葬身海底。特罗耶尔在他的战争日志中对这次战斗作了如下记载：
　　“……1943年3月10日……西经30度，北纬51度。我艇在暴风雪中迎着护航运输队径直驶去。当护航运输队在风雪中出现时，潜艇上浮……在护航运输队中间占领有利阵位后，开始发射鱼雷，但没有命中。再次发射，距离3100米，击中商船。
　　“21点31分，向一前一后排列着的两艘大型商船实施了两次鱼雷射击，第一次射击命中一艘商船，这艘船被炸得粉碎，火光冲天，浓烟翻滚，铁片夹着弹片象纸片似地到处飞扬。
　　“接着另一艘商船被击中，发出同样的爆炸声，船首到舰桥部分下沉，大量碎片向潜望镜飞来，潜望镜转动很困难，整个艇内劈啪声，轰隆声响成一片。我潜艇下潜脱离了这个环境，但艇底稍触海底。当我艇上浮时正好观察到敌商船被击中后的情景。
　　“第三次发射鱼雷预定要攻击的目标是一艘5000吨的有好几个双桅的现代化商船。为了远离正在爆炸的商船，我们尽量往后撤。攻击效果如何我把握不大。这时潜望镜突然漆黑一片，几乎什么也看不见，大量的碎片劈劈啪啪地不断向下掉，艇内嘈杂声震耳欲聋，就象被炮弹接二连三地击中一样。当嘈杂声减弱后又是一片寂静。我准备收起潜望镜，擦洗一下镜头，但是只能下降1.5米，因为潜望镜已经弯曲。正在这时，声测舱报告发现了驱逐舰螺旋桨的噪声。我升起潜望镜，但由于浪涛加之潜望镜又蒙上雾气而未看清。几乎同时我在指挥塔里也听到了驱逐舰螺旋桨的声音，于是我立即命令：‘下潜，全速前进。’但8枚深水炸弹已落在附近。指挥塔舱口敞开，海水从那里涌进来。潜艇剧烈地颠簸，但仍然摇晃着潜入深处。”
　　在这次战斗中，英国护航舰艇中的指挥舰“收获者”号撞沉了U-444号潜艇(艇长朗费尔德海军中尉)，但“收获者”号本身也被撞伤，无法规避另一艘德国潜艇即U-432号潜艇(艇长埃克哈特海军上尉)的鱼雷攻击，以至包括英国护航舰艇指挥官在内全舰覆没。不久，U-432号潜艇又被自由法国的“乌头”号小型护卫舰击沉。按照罗斯基尔的说法，这是“敌我双方殊死拼搏的生动战例，它很好地体现了这次战斗的特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这次战斗之后，我命令参加这次战斗的潜艇在3月14日和15日在西经20度的海域重新组成一个侦察幕，向西搜索航行，等待着下一支HX229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根据3月13日破译的无线电报，这支护航运输队位于拉斯角东南海面，航向89度。
　　3月14日，无线电侦收部门又截获了新的情报，下一支SC122锡德尼护航运输队已在3月13日20点接到命令，从某一位置按67度的航向前进。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这些情报很有价值。这些情报说明，在海战中拥有自己的空中侦察兵力是多么重要。空中侦察兵力本身的任务应该是查明和通报敌护航运输队的位置和航向。
　　现在当务之急是尽快搜索到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我先把一个潜艇群派到东部海域搜索SC122护航运输队。第二天晚上该群中的一艘潜艇在风浪中发现了一艘向东航行的驱逐舰。这艘舰很可能是SC122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潜艇继续搜索，但一无所获。第二天清晨，即3月16日，却在侦察幕的东南方向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起初我们认为这就是SC122护航运输队，因为在同一时间我们破译了一份无线电报，说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为了避开德国潜艇区，已改变原89度的航向，而紧靠纽芬兰东岸向北航行。但我们很快发现这个情报是假的，很可能是敌人故意以此来诱骗我们。实际上在3月16日清晨发现的乃是HX229护航运输队；因为在第二天夜间我们在更东面的120海里处又发现了第二支航速较慢的向东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这才是SC122护航运输队。较快速的HX229护航运输队经过几天几夜的航行渐渐赶上了SC122护航运输队。最后它们合在一起，在一块面积有限的海区形成了“一支大型船队”。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于是3个潜艇群的38艘潜艇象“狼”一样先扑向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发现锡德尼护航运输队后又向该护航运输队驶去，最后逼近了两支联合的护航运输队。第一天深夜，即3月16日夜，护航运输队尚无空中掩护，潜艇不失时机地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当时虽然空中明月高悬，对潜艇进行水面攻击不利，但潜艇在第一天夜间结束后即报告击沉了14艘商船，共计90000总吨位。
　　从17日清晨开始，敌护航运输队不断得到空中掩护。英方专门派出舰艇，加强对护航运输队的水面掩护。天气不时变幻，开始风浪较平静，海面上的目标清晰可辨，忽然又刮起了东北风，目标变得模糊不清，在这种天气，潜艇要顶着海浪实施攻击是相当困难的。
　　这场战斗从3月16日一直持续到19日，潜艇日以继夜地发动攻击，同时还要抗击护航运输队海空掩护兵力的攻击。U-384号潜艇(艇长冯·罗森贝格-格鲁斯齐恩斯基海军中尉)于3月19日被飞机击沉。几乎所有的潜艇都遭到了深水炸弹和航空炸弹的攻击，2艘潜艇受重伤。但是，战果也很可观：潜艇共击沉21艘商船(共计141000总吨位)和1艘护航舰，击伤若干艘护航舰艇。这是到那时为止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取得战果最大的一次，正如罗斯基尔所说的：“对盟国来说，这是一件非常不幸的事件。”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6页。
　　英国海军部对这次惨败印象特别深刻，后来在谈到此事时说：“德国人从来没有象在1943年3月头20天那样几乎掐断了新旧大陆之间的交通线。”
　　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他的《海上战争》一书中继续写道：
　　“每当我们回忆起这个月中所遭受的损失就会不寒而栗。开头10天我们在各海区损失了41艘舰船，过了10天又损失56艘。也就是说在这20天中我们被击沉的舰船达50多万总吨位：在这一个月中护航运输队的船只几乎有三分之二被击沉，更糟糕的是损失还不止这些。危机过后，海军部写道：‘看来我们再也不能把护航编队当作有效的防卫措施了。’在3年半的战争期间，护航编队逐渐成了我们海洋战略的法宝，如果护航编队已失效的话，那么海军部该怎么办？海军部心中无数。但海军部必然已感到失败已降临到他们头上，虽然没有人会承认这一点。”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5页。
　　不过，这个月取得的辉煌战果也是德国海军在与敌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取得的最后一次重大胜利。
　　3月26日，潜艇发现一艘为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担任近距离护航任务的航空母舰。这艘航空母舰上的舰载机百般阻挠我潜艇向护航运输队接近。
　　据我们估计，在同一天另一支驶往英国的哈利法克斯快速护航运输队必定会在该海区的东南处经过。这次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考虑的“步骤”对头，把潜艇准确地转移到了该处。3月28日，我潜艇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本来就已很恶劣的暴风天气这时变得更加可怕了，“堪称为特大的飓风”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6页。。尽管天气如此不好，我仍下令继续战斗，因为我认为护航运输队也会受到这种天气的影响，队形必然会松散，潜艇就有取胜的机会。但是这种机会只出现了一次，由于海浪汹涌，使用武器相当困难，潜艇只击沉了一艘7176吨位的商船。U-260号潜艇(艇长普尔克霍尔特海军上尉)在他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这一夜的情况：
　　“……U-260，1943年3月28日，西南风11级，海浪9级。西南方刮起飓风。20点30分，发现一艘约8000吨位的商船在破浪前进，距离4000米。我艇位于它的右舷，我决定在夜幕降临之前从水面实施攻击。当时海浪特大，加上水气，能见度极差，只有1至2海里。21点零5分我潜艇从斜方向顶浪进行攻击。后来攻击停止，因为对敌船的航速和位置估计有误。什么也没有发现，情况不明。由于风浪的干扰，商船已有一段时间离开了我们的视线。我决定继续追赶，准备尽量在黑夜之前再次实施攻击。因为在当时的海浪和夜幕的掩护下商船溜之大吉的可能性极大。
　　“22点，停止追赶。我开足马力让潜艇顶海浪高速航行，但两次都使潜艇的艇底触到海底，经过费力的转舵、排气和减速后，潜艇又浮出水面。人无法在舰桥上久留，艇长和值更官在舰桥上只呆了半小时就成了落汤鸡，几乎丢了半条命。在极短的时间内从指挥塔舱口，传话筒和柴油机的通气管中就涌入了5吨海水。
　　“商船在顶风逆浪中航行，我们之间的距离增大，我们只好忍心停止追踪……”
　　当时飓风真是异乎寻常地可怕，这从敌人方面发生的一件事中可以看出，英国护航运输队指挥官所在的舰只，在飓风中倾翻后全舰覆没。
　　我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感到奇怪的是，虽然风暴这样大，但护航运输队的空中掩护却始终没有间断过。尽管飞机无法对潜艇实施攻击，但至少可以阻挠潜艇在风浪中接近商船。几天后当天气转晴时，潜艇远远地落在商船后面，发动攻击已无希望。这场风暴断送了我们对护航运输队一次成功的攻击。
　　这几天我方一架飞机为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提供了一份情报，说在西班牙海岸西部菲尼斯特雷角附近海区发现了一支向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于是我立即派遣U-404号潜艇(艇长冯·比洛海军上尉)和U-662号潜艇(艇长海因茨·埃贝哈特·米勒海军上尉)前去接敌。它们击沉了4艘商船，计23830总吨位，击伤一艘7174吨的商船。
　　在北大西洋，多数潜艇在风暴中经过一场激战后都必须在海上补充燃料，然后再返回基地。只有一个战斗力强的潜艇群留在战区，以打击下一支驶往英国的哈利法克斯护航运输队。该潜艇群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但只击沉了其中6艘商船，计41949总吨位，因为当时航空母舰为护航运输队提供了越来越强大的掩护兵力，许多潜艇无法航行到护航运输队前面去占领攻击阵位。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敌人的反潜力量已发展得非常强大。英国人准备已久的护航航空母舰在3月份已投入使用。航空母舰的出现终于弥补了北大西洋上空无空中掩护的“空白”。使英国护航运输队始终处于飞机的掩护之下。
　　与此同时，敌人在战场上投入的“支援群”也越来越多，每个支援群由4-6艘猎潜舰组成，一般由英国海军的一名上校实施指挥。这些舰只都经过协同反潜战术的严格训练。其任务是，加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力量，以对付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攻击。当它们一旦发现潜艇时，即离开护航运输队，拼命地跟踪潜艇，直到把它消灭为止。而原来的护航舰只在这种情况下一般不敢恋战，否则就无法执行其直接护航任务。
　　第三个关键性的因素是，敌人在大西洋战役中用于对付德国潜艇的“超远程轰炸机”的数量增多，这使敌人在潜艇战方面获得了优势。
　　德国潜艇在1943年3月前3个星期中所取得的非同寻常的胜利又引起了英国海军部和空军之间一连串的争论。轰炸机司令部和空军总参谋部认为，夺取海战胜利的先决条件是，通过持续不断地使用重型轰炸机摧毁敌陆上目标，以达到“消耗”敌兵力的目的。
　　但英国海军部却不同意这种意见，他们认为，“大战略的艺术在于动用一切力量，以实现各种兵力向欧洲发动战略进攻的共同目标。而坚持和实施这一进攻计划的必要前提是摧毁德国的潜艇。”
　　“这两种相互对立的观点成了一个要由内阁来决定的问题，首相的‘反潜委员会’在内阁中产生了重要作用。”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69页。
　　丘吉尔决定采纳海军部的意见。
　　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对这次关于“超远程飞机”使用问题的争论和丘吉尔的决定进行评论时最后写道：
　　“笔者认为，我们在1943年春遭到了小小的失败。如果说我们确实遭受了这种失败的话，那么历史将会作出判断，其中主要原因就是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中还缺少两个‘超远程飞机’联队。”
　　1943年3月底，为了战胜德国潜艇，英国政府集中了所有的兵力。经过3年半的战争，我们几乎使英国海军在大西洋的作战中遭到失败，而我们的潜艇数量还只有我们再三要求的数量一半。
　　如果在1939年春废除海军协定后尤其是在对英战争爆发后我们立即从国家领导那里获得资金和劳力，加速建造大批所需要的潜艇，并使这些潜艇投入使用的话，那么还为时不晚，我们的潜艇战在伟大的战争进程中也许会另有一番景象！
　　实际上我们的国家领导人根本没有吸取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我们又一次在潜艇数量不足的情况下卷入了世界战争。既不顾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教训，也不想方设法发展潜艇，因为政治领导和陆、空军的顾问们认为，在一场以最强大的海军强国为主要对手的战争中，至迟到1942年底就能取得地面战争的胜利。
　　敌人采用的一切新的或更强有力的作战手段，如护航航空母舰、支援群和“超远程飞机”，之所以能取得成功，主要借助于一种波长仅10厘米的极短波雷达。这种雷达使敌人能够不分昼夜地在任何气象条件下，在黑暗、浓雾和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发现水面的潜艇，并引导飞机直接对潜艇实施攻击。
　　由于敌人装备了这种雷达，潜艇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境况变得更为不利了，这可从1943年3月中旬潜艇在亚速尔海区与一支驶往地中海的美国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看出来。由于在突尼斯海岸阵地的德国部队的情况日益恶化，我们必须尽一切力量给予支援。我们几次试图在较远的西部海区就捕捉到为美国登陆部队运送补给物资的护航运输队，然后在它们向东航行的大西洋自由海区予以迎头痛击。
　　3月12日，我们将一个代号为“无畏”的潜艇群派到亚速尔群岛西南500海里处，组成一个搜索幕，以伏击一支向西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当天晚上该搜索幕中的U-130号潜艇(艇长克勒尔海军中尉)报告发现了这一支护航运输队。第二天晚上U-130号潜艇被敌人击沉，这样就与敌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直到14日新的搜索幕重新组成后才恢复了与护航运输队的接触。
　　这时9艘潜艇已位于该护航运输队附近，但无法靠近运输船。虽然当时空中没有敌掩护兵力，但潜艇在距护航运输队10至15海里的水平线上就被敌远程掩护兵力中的护航驱逐舰用雷达发现，于是驱逐舰驶向潜艇并以深水炸弹进行驱逐。
　　针对这种情况，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3月16日下令，各潜艇进行接近机动时，应与护航运输队保持最大的距离，即在商船的烟云附近、或者用自己的无线电观察仪与敌探测仪保持接触，使潜艇位于敌驱逐舰的探测距离之外。潜艇按这种方法到达协同攻击的阵位之后，在护航驱逐舰前导舰尚未发现之前便应潜入水下准备实施水下攻击。
　　采用这种方法时，如果进行曲折机动的护航运输队突然在此时改变航向，那末潜艇就可能丧失水下攻击的机会，对此潜艇只有忍耐而已。
　　尽管这样，这种方法还是取得了一定的效果。在水下攻击中有4艘商船被击沉，计28018总吨位，还有若干艘商船被鱼雷击伤。从3月17日开始，护航运输队受到从直布罗陀海峡起飞的飞机的掩护。由于飞机的出现我们在3月19日撤出了战斗。
　　从这几次战斗可以看出，在风平浪静有利于雷达搜索的海区，护航运输队中只要有一艘护航舰就足以使潜艇难以从水面接近船队，这是完全可能的。
　　3月底，“无畏”潜艇群中的部分潜艇在加那利群岛和非洲海岸之间的狭窄航道上又与另一支护航运输队展开了一场激战，潜艇实施水下攻击，击沉其3艘商船。可是，在这次战斗之后，护航运输队便始终处在岸基飞机的强大掩护之下，使潜艇在连续4天的追踪中都无法接近它。几乎是所有的潜艇都遭到了航空炸弹和深水炸弹的袭击，3艘潜艇由于伤势严重只得撤到较僻静的海区。
　　1943年3月，我们发现，就连一些比较遥远的海区，如加勒比海东南的特立尼达海区，敌人的反潜防御也因有雷达搜索而更加有效。3月8日奈策尔海军少校率领的U-150号潜艇在圭亚那海岸的卡宴附近海域遇到一支开往特立尼达的护航运输队。U-150号潜艇抓紧有利时机连续追击2天，击沉3艘商船(计18240总吨位)，击伤5艘(35890总吨位)。这5艘商船虽然被鱼雷命中但未沉没这件事非常有力地说明，缺少可靠而有效的非触发引信鱼雷对潜艇战是多么地不利。如果有了这种非触发引信鱼雷，只要有一枚鱼雷击中商船的龙骨就可将它置于死地。见本书第93页(第7章)。
　　甚至在开普敦附近海域，在3月份每艘潜艇平均也只击沉1至2艘商船。只有拉森海军上尉率领的U-160号潜艇战果比较卓著。他在德班南部海域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击沉4艘商船(计25852总吨位)，击伤2艘(计15224总吨位)。
　　3月份潜艇与护航运输队经过几次大的交锋后，绝大部分潜艇的燃料和鱼雷都消耗得所剩无几，因此被迫返回基地。由于这一原因，4月初北大西洋出现了“潜艇空白”的局面。直到4月中旬我们才在纽芬兰的拉斯角东北方向上部署了一个代号为“山雀”的新潜艇群。与此同时，其它一些潜艇也正陆续从比斯开湾出发。其中一艘潜艇往南航行到亚速尔以北400海里处时发现了一支向东航行的护航运输队。这就是HX233护航运输队，它为了规避北部主航线上可能的潜艇群，而改道向南航行。
　　另4艘单独航行的潜艇也向该护航运输队驶去，于同一天陆续到达指定海区。在南部这些风平浪静的海区，几乎所有潜艇都很快被该护航运输队的强大护航兵力用雷达发现，而且连续遭到深水炸弹的追击。该护航运输队除了建制内的护航兵力外，还得到了“无处不在的”“奥法支援群”的加强。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2页。经过激战，一艘7487吨位的商船被击沉，但我方损失了U-175号潜艇(艇长布龙斯海军少校)。
　　在下一批驶往英国的护航运输队中也有一支护航运输队改道往南航行，于4月18日被我一艘潜艇发现。看来英国人已经知道我们在北部海区部署了“山雀”潜艇群。
　　我并没有调动该海区数量很少的潜艇去攻击这支向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因为风和日丽的天气对潜艇十分不利。
　　“在这种海区作战，通常都是得不偿失”(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4月18日战争日志)。
　　当我们在南面又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后，便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两支护航运输队都避开了“山雀”潜艇群，那么该潜艇群应该在何时和向何处转移呢？问题在于下一支HX234护航运输队是否也会改道在南面航行，或者也许它将继续在大西洋北部航行，因为在它之前的HX233护航运输队曾在南面遇到过潜艇。当我收到“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情报后，问题便迎刃而解。原来HX234护航运输队是从拉斯角出发向北航行的，这样既可避开南面的潜艇，又可躲过西面的“山雀”潜艇群。
　　于是“山雀”潜艇群奉命高速向西北前进。4月21日该群发现了HX234护航运输队。同时该群中的一艘潜艇与另一支向西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相遇并开始对护航运输队发动攻击。
　　在这次战斗中，敌护航运输队中3艘商船(13428总吨位)被击沉。当天晚上由于大雾和风雪，潜艇又与这两支护航运输队失去了接触。
　　但初赴战场的U-306号潜艇在艇长冯·特罗塔海军上尉的率领下于4月23日又发现了HX护航运输队，虽然当时敌防御森严，海上能见度极差，但它仍然顽强地与敌保持接触，使其它潜艇能在当天接近该护航运输队。然而在这个能见度极差、大雾、雨雪交加的气象条件下，潜艇未能取得预期的较大战果，仅击沉2艘商船(17394总吨位)，击伤一艘商船(5313吨位)。U-189号潜艇(艇长库雷尔海军上尉)和U-191号潜艇(艇长菲恩海军上尉)却在这次战斗中被击沉。
　　1943年4月，我们在弗里敦附近海区取得了辉煌的战果。敌5艘单独航行的商船在港口前方海域被我潜艇击沉。此外，U-515号潜艇(艇长亨克海军上尉)在打击一支驶向弗里敦的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取得了罕见的战绩。艇长在报告中说道：
　　“……4月30日，21点，位置在弗里敦以南90海里处。在方位145度、距离15海里处发现烟云。一支由14艘满载货物的商船(平均重量6000至7000总吨位)、3艘驱逐舰和5艘护航舰组成的护航运输队正向西北方向驶去。在黑暗和阴雨中停了下来，我用梅托克斯接收机测出敌雷达音量为4，波长为141厘米。鉴于该护航运输从前面和两侧的护航兵力甚强，我决定从后面突破。
　　“22点56分至23点01分，一片漆黑，空中偶尔出现耀眼的闪电……单发发射6枚鱼雷，定深5米，目标5艘货船和1艘油船。全部命中船腹……靠右舷的护航兵力发射照明弹和照明火箭。一艘驱逐舰在正前方，另一艘驱逐舰和护航舰在左舷。我艇下潜到170米处，深水炸弹在水中爆炸。沉船声很大。装填3枚电动鱼雷。
　　“5月1日，1点30分上浮。驶向击沉商船的地点。海面上由东向西飘浮着一片废物。许多救生艇和筏子灯火通明，一艘大型护航舰正在捞救幸存者。我欲对这艘舰发射鱼雷，但未能如愿。在搜索该海区时未遇到被击伤的舰只。继续搜索。
　　“5点13分，在一片黑暗中又与护航运输队恢复了接触。慢慢从后面突入护航运输队……
　　“5点40分，分别发射了3枚鱼雷，定深7米，目标3艘大型货船，全部命中目标，货船开始下沉……
　　“5点49分，敌发射照明弹和照明火箭，2艘驱逐舰从前面驶来。发出警报，紧急下潜。水深只有80米。听到深水炸弹的爆炸声和声纳的噪声，潜艇潜坐海底。整个沿岸地区的水层对潜艇很有利。我艇未被发现。右舷听到了沉船声。远处传来一片深水炸弹的爆炸声……”
　　以上是亨克海军上尉简要的叙述。我认为，要取得上述战果，需要具有多么丰富的知识和多么冷静的头脑，这一点即使外行也不难理解。亨克海军上尉经过考虑和判断，报告击沉了8艘商船，计50,000总吨位。根据今天掌握的资料，他实际上是击沉了8艘商船，计49,196总吨位。
　　从战争开始以来我多次叮嘱各艇长：“估计数字要准确、慎重，我们是一个诚实的公司！”与亨克当时的情况相比现在好多了，不必再提醒了。
　　4月底，克服了各战区中的潜艇空白区。5月1日有4个潜艇群准备好同时打击护航运输队。这4个潜艇群是在全面分析了最近几周的各种情况之后被派往敌护航运输队很可能要经过的北大西洋航线的。
　　从5月1日至3日，有3个潜艇群在纽芬兰以东海区发现了一支护航运输队，这是一艘潜艇用音响探测器发现的，但未获战果。原因是该护航运输队从西面绕过了潜艇搜索群，同时又通过巧妙的佯动——把一个掩护群派到东面并发射了照明弹——把我潜艇引开了。
　　正当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准备对被引开的潜艇巡逻幕重新部署时，一支从东面驶来的护航运输队恰好撞进潜艇巡逻幕中。于是一个极其有利于潜艇攻击的战术态势便形成了。第一天夜晚就有11艘潜艇接近了护航运输队，击沉5艘商船。护航运输队在遭到袭击之后不得不分散航行，因为第二天我们只看到几个由驱逐舰护航的小群商船在各自航行。现在我们才知道，当时有5艘驱逐舰从纽芬兰的圣·约翰斯港前来加强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后来又有5艘军舰组成的“第一护航大队”和从冰岛起飞的“超远程”飞机赶来支援。因此，敌掩护兵力变得空前强大。尽管如此，5月5日那天仍有4艘商船被击沉。当晚仍有15艘潜艇继续与其保持接触；第二天晚上的战斗虽然将更加艰苦、激烈，但估计仍有取胜的希望。
　　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记述了后来战斗的经过：
　　“夜幕降临前约2小时突然下雾，而且越来越浓。于是今晚大好战机便化为乌有。几乎所有的潜艇都与敌失去了接触。凌晨4点最后一次看到护航运输队。如果这场大雾迟6小时降临的话，肯定可以击沉很多商船。然而大雾夺走了良机；潜艇再无获胜的希望。在大雾弥漫的情况下15艘潜艇遭到深水炸弹攻击，其中6艘在雾中还受到驱逐舰火炮的突然袭击。没有办法对付敌雷达搜索。毫无疑问潜艇已陷入失利、无望的境地。”
　　作战行动停止了。敌人损失了12艘商船，共计55761总吨位。不幸的是我方也损失了7艘潜艇。如此重大的损失真让人受不了。虽然我们也击沉了12艘商船，但我认为，我们打了一个败仗。
　　这次作战之后，我得出了如下结论：
　　“飞机和水面舰艇的雷达不仅最严重地直接影响单艘潜艇的作战，而且使敌人有了极其有效的方法发现和规避潜艇预设阵位。这就是说，这个办法使潜艇失去了它最重要的特点，即隐蔽性。”
　　今天我们才知道，护航运输队的掩护兵力都装备了波长10厘米的最新式雷达。我们的接收仪无法接收这样短的电波，因而潜艇也就不能预先防备敌人的搜索和发现。在潜艇没有装备能接收敌短波雷达的新型接收仪之前，今后在不利的气象条件下，就再也不能与护航运输队作战了。
　　在5月9日至13日与HX237和SC129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我们取得了同样的经验。
　　例如，那次与SC129护航运输队作战时，能见度很好，“……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中，在天尚亮时就有11艘被敌护航舰只发现并遭到追击。这么多潜艇被发现，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百分比。从这里可以看出，敌人显然是采用令人惊讶的准确而可靠的方法发现了护航运输队附近的我方所有潜艇的……这样准确地发现潜艇的现象过去还从来没有发生过，毋庸置疑，敌人一定研制了新式而有效的探测仪……”潜艇部队司令1943年5月14日战争日志。
　　在与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的战斗中，潜艇仅击沉5艘商船，共计29016总吨位，但却损失了3艘潜艇。虽然“咬人者”号航空母舰的飞机大大地增加了潜艇对HX237和第二天对SC129护航运输队攻击的困难，但结果再次表明，仅海上护航兵力就足以完成及早发现潜艇和阻止潜艇实施攻击这一任务。
　　在对后来的SC130和HX239两支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敌人在反潜防御方面的绝对优势更明显了。护航运输队本身的护航兵力与经过专门反潜训练的“支援群”配合默契。此外，空中还有持续不断的掩护兵力，这些兵力是由舰载机和超远程岸基飞机组成的，它们都装有新型雷达和新式重型深水炸弹，而且还配备了经过改进的投掷装置。所有这些都使潜艇无法继续与护航运输队作战。在这次战斗中，SC130和HX239护航运输队无一损失。对于我们在与上述两支护航运输队作战时所蒙受的损失，以及在其它海区特别是在比斯开湾、冰岛附近和北大西洋海区在1943年5月对潜艇战至关重要的日子里所蒙受的损失，我逐渐深信无疑。每次战斗之后，损失数都在迅速上升。到5月22日为止，我们已丧失了31艘潜艇；这么高的损失数真使人感到突然，因为在战争的第四年，虽然敌反潜兵力大有增强，但潜艇损失数会上升得如此之快，是人们无法预料的。
　　出航潜艇每月的损失百分比如下：
　　1939年
　　17.5%
　　1940年
　　13.4%
　　1941年
　　11.4%
　　1942年(1月-6月)
　　3.9%
　　1942年(7月-12月)
　　8.9%
　　1943年(1月-3月)
　　9.2%
　　从以上这些数字可以看出，战争开始的头几个月损失数最高，这是因为潜艇技术上存在缺陷见本书第72页(第7章)。和艇员缺乏作战经验所致。1942年上半年在美国海区作战时损失最小，当时敌防御力量较薄弱。
　　如果不计潜艇损失数最低和最高的那两个时期，那末在1942年底以前，出航潜艇每月的平均损失数为1l.2%，1942年下半年潜艇的损失数相对地低于平均数。
　　从1943年初开始，潜艇对护航运输队的攻击越来越频繁。这一点从护航运输队船只被击沉的数量在被击沉船只的总数量中所占的比例就可以看出。1942年下半年被击沉的护航运输队的商船数量平均占被击沉船只总数量的39%；但1943年3月却占75%。由多艘潜艇协同攻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无论如何要比单艘潜艇在遥远海区的作战困难得多，也危险得多。虽然潜艇越来越多地转向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但潜艇的损失率却增加较少，只从8.9%提高到9.2%。
　　不管怎样，这些损失并不是一种警告人们潜艇损失竟会象现在这样突然上升的信号。
　　在潜艇战中，我们遭受的挫折和危险已经不少了，这种情况在任何战斗中都是难免的。但我们多次克服了这种局面，因为潜艇部队基本上保持了战斗力。然而现在的形势发生了变化。雷达、尤其是机载雷达几乎使潜艇完全丧失了水面的战斗能力。在空中侦察力量变得无比强大的北大西洋主战区，潜艇的狼群战术将无法继续使用。只有潜艇的作战能力有极大的改进，潜艇战才有可能恢复。
　　这就是我的结论。于是我命令潜艇撤离北大西洋。5月24日我要求潜艇小心谨慎地撤到亚速尔群岛西南海区。
　　在大西洋战役中我们战败了。英国人对他们的胜利写道：
　　“这场战役决不会再达到如1943年春那样令人不安的力量均衡状态。确切地说，这里所提到的胜利就是这场战争中一个关键性的转折点。这场连续45个月的战役要比我们的后人所能想象的厉害得多，激烈得多”。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7页。这场战役之后，尤其是在出现新型雷达之后，两大海军强国的庞大海空防御力量终于挫败了潜艇战。
　　在这期间我们认识到，美国在反潜方面除研制的雷达外，其它的研制成果也发挥了重要作用，如舰载短波测向仪，以及1942年以来对德无线电密码的破译等。有关这方面的详细情况，我在附件9作了说明。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十九章 1943年至1945年我任海军总司令时的任务
　　1. 海军装备问题
　　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海军的作战任务基本上没有变化。
　　英国人民的生存依赖于盎格鲁撒克逊人之间的海上交通线，保持这条交通线的畅通无阻是盎格鲁撒克逊人实施全面战争的先决条件。
　　两大海军强国实力强大。存在的问题是如何把人员和物资从海上运到需要的地方。这也是它们实施整个战争计划的关键。
　　运用海上和空中作战的一切手段来阻止同盟国的海上运输，仍然是我们实施海战的最重要目标。这就是说，吨位战仍是德国海上作战的主要任务；潜艇仍是最重要的作战兵器。因此，想方设法地加强潜艇战也就是最使我忧虑的问题。
　　这一时期，敌人也同样看到了战争中的这个问题。在1943年1月召开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曾作出决定，同盟国的首要任务是击败对方潜艇部队，盎格鲁撒克逊人的轰炸机部队最重要的攻击目标是潜艇基地和船厂。
　　1943年2月的英国新闻报道体现了卡萨布兰卡会议的这个决定：潜艇被称作头号敌人，并要求集中一切力量，赢得大西洋战役的彻底胜利。
　　除了以主要精力用于反潜作战外，敌人还将大力建造商船。
　　1943年2月我们认为，盎格鲁撒克逊人从1942年以来已经建造的舰只要比我们所能击沉的多，估计在1942年12月和1943年1月这2个月中，同盟国的商船吨位增加了约50万总吨位。海战指挥部1943年2月20日对形势的分析，侦察处1943年第Ib560号机密文件。
　　今天我们才知道，当时的估计并不准确。实际上，由于我们的海上作战，同盟国的吨位在不断减少，到1943年7月止，新建的舰只数量才刚刚超过被击沉的数量。罗斯基尔海军上校在《海上战争》一书中就这一问题写道：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79页。
　　“假如我们不能在建造新商船方面取胜，那末护航驱逐舰、飞机和商船船员的伤亡便成了无谓的牺牲。只要敌人击沉的船只数量比我们所能建造的多，那末最终的胜利就值得怀疑。德国人对这一点十分清楚。”
　　我们当时估计盎格鲁撒克逊人新造的船只数量已超过了我们所能击沉的数量，因此从1943年2月起一直认为，要在吨位战中战胜两大海军强国几乎是一种奢望，认为在3年半的战争之后，现在很可能已经太晚了。德国国家领导已贻误了战机，没有在战争爆发时就把一切力量投入到大西洋之战中去，也没有及时地准备好作战兵器——足够数量的潜艇。然而现在虽然已无法切断敌海上交通线，但吨位战还得继续进行。因为它是我们手中对付两大海军强国的唯一的进攻性武器，利用这个武器我们仍能象以前那样给敌人造成严重的损失。
　　就整个战争局势而言，我们在1943年2月显然处于防御阶段，东线主要是对付俄国这个大国的压力，在北非的突尼斯海岸阵地上对付盎格鲁撒克逊人对地中海海区的进攻。上述防御作战还必须得到海上吨位战的支援，因为不但我方运往北非的军事补给，而且同盟国提供给俄国的大量物资，都依赖于海上运输。
　　然而尽管敌人在大西洋作战中的防御力量已发展得相当强大，以至我们无法再使他们的吨位遭受重大的损失，但我们还是应当继续努力，为破坏同盟国的海上交通线而不停地战斗，以保持对敌人的威胁和牵制作用。
　　在海战指挥部召开的一次形势讨论会上，人们谈到吨位战对敌人整个军事局势所起的作用时说：海军总司令部海战指挥部1943年6月8日第C1629号文件。
　　“吨位战更大的作用在于，它使敌人为积极防御潜艇而投入大量的海、空军部队，耗费巨大的人力、物力和资源。没有吨位战的威胁，敌人肯定会腾出难以估量的军事力量投入其它地方作战。
　　“除了这些对陆上、尤其是对空中局势所起的作用外，吨位战对海战形势所产生的后果是，敌人将不会把大量轻型海上兵力用来对付我方的海上交通线，由于掩护兵力不足，德国在濒陆海区现在就难以与敌占优势的海上轻型兵力相抗衡，而要依赖海上运输才能得到补给的挪威即使没有敌人入侵也会因补给中断而无法生存下去。
　　“因此，对德国实施战争来说，关键是要继续发挥吨位战的作用。
　　“……即使潜艇战无法完全克服目前的困难因而不能再取得以往那样的战果，潜艇部队也必须全力以赴，因为潜艇战将使敌人消耗几倍于我们的军事实力或牵制住敌人数倍于我们的力量……”
　　除上述进攻性任务外，海军还担负着防御性任务。这些防御性任务包括对我抗登陆地区的海岸地带进行警戒和用火炮进行防卫，掩护“濒陆海区”的出海航道和海上交通线。
　　在挪威我们要保卫一条长达2200公里的海岸线，它从北角以东的芬兰边界一直延伸到瑞典的斯卡格拉克海峡。海岸线继续向丹麦、荷兰、比利时、北非及西非延伸。波罗的海沿岸、法国南部的地中海、达尔马提亚和希腊及德国占领的黑海沿岸地带都面临同样的防御任务。海军主要负责保卫沿岸的所有港口。各港口之间的沿岸地带的防御则由陆军实施。海军通过设置在各防御要点的远程火炮予以支援，但整个沿岸地带的防御准备和指挥则由陆军统一实施。
　　由我掩护兵力来控制濒陆海区，具有特别重要的作用。如沿岸没有这种保护，我们的潜艇和快艇则无法进出各港口。
　　我方能否实施攻势作战，依然取决于能否防止敌人在我濒陆海区航道上布雷和利用飞机和潜艇发动袭击。
　　出航时，德国潜艇从基地到自由海区的深水区，一路上都有扫雷舰、巡逻艇和破雷舰护航。返航时，潜艇从预定的会合点起，经濒陆海区浅水区尤其是危险区，一直到它们的港口，同样由这些舰艇护航。如1942年在大西洋沿岸为潜艇担任护航的舰艇就有1024艘这些数据及下面的一些数据均引自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3月1日第642号绝密文件。。其它的海上兵力以及突破封锁为我们运送重要原料的造价昂贵的舰只在通过濒陆海区时也同样由掩护兵力护航。
　　我轻型海上兵力在掩护从德国到被占领国家的濒陆海区内的海上交通线方面任务更为繁重。这些交通线用于为德国国防军输送补给品和发展德国与这些被占领国家的经济往来。例如，占领挪威的作战行动，完全靠海上航线来为德国国防军作战部队运送补给品。从基尔克内斯和纳尔维克向德国运送矿砂及从佩特萨莫输送镍、铜、铝等稀有金属，都是经过挪威的濒陆海区。从挪威进口鱼类的情况也是如此，1943年德国从挪威进口鱼类预计为50万吨。
　　1942年单为挪威的驻军部队就从海上运送了231197名士兵、7192匹马、8974辆运输车辆和907822吨物资。这些数字表明了我掩护部队的掩护任务多么艰巨。
　　同样，向芬兰及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运送补给品，从瑞典运回重要的军用物资——铁矿石以及在德国和丹麦濒陆海区的频繁的经济往来，这些活动都需要掩护兵力。
　　在北海，近岸海区的航运主要是从斯堪的纳维亚半岛把铁矿运到德国西北各港口和荷兰诸港口，再从水路继续把它们运到莱茵-威斯特法伦工业区。工业区的煤和焦炭再经同一交通线运回北欧。
　　当时斯堪的纳维亚国家的经济完全依赖于德国的煤。
　　我在地中海的海军部队也担负同样的掩护任务。只要战斗持续进行，就必须向突尼斯和克里特运送补给品，必须保护在德国势力范围之内的南非原文如此，应为“南欧”和希腊的沿岸交通线的安全。在黑海的德国海上部队还担负着掩护陆军的补给线的任务。
　　能否顺利完成这些任务，取决于海军现有作战兵器的数量和质量，而数量和质量又取决于制造这些作战兵器的工业能力。
　　1943年初，对德国国防军来说，没有统一的装备计划。海军和空军可以自行决定它们的装备，只有陆军的装备由军械部长施佩尔决定。
　　当时属海军使用的造船厂和工厂是完全固定的。工业生产能力(包括分配给三个军种的专业工人)受到严格的限制。用于生产各种装备的最重要的原料——钢，由军械部组成的一个委员会按“中央计划”进行分配。该委员会由施佩尔部长领导，隶属于负责空军装备的米尔希元帅。
　　在我担任海军总司令时，海军与中央计划是没有直接关系的，尽管它与空军一样都是单独生产自己的装备。海军所要求的钢铁数量在中央计划中从来只落实在书面上，而且只能少量地得到满足，在这种情况下海军装备只得忍受极大的不幸。另外，一些为海军服务的工厂由于没有转移和扩建能力，在因飞机袭击而遭受损失时，也必然会减少潜艇、护航舰只和各种武器的产量，或者至少会减慢生产速度。
　　不仅军械部长领导的陆军装备部门，而且空军的装备部门，在工业生产能力的分配上都只为自己的利益而争斗。由于军械部长和空军总司令的影响更大，因此海军在装备方面的要求经常得不到充分的满足。
　　当我于1943年1月30日就任海军总司令时，有人向我报告，仅仅为了满足2月份最紧迫的装备需求，海军除应得到的那份钢材外，至少还需要从军械部长那里获得4万吨钢材。然而如果没有希特勒的决定，施佩尔是无法为了海军的利益而改变原定的2月份钢材分配计划的。因此我请求希特勒2月份再分配给海军4万吨钢材。希特勒批准了这一请求。这样一来，这个月的钢材分配量就够了，但是其余各月仍成问题。当然从长远来看，这个问题总不能靠我每个月向希特勒呈交报告来解决。因此，我派人对海军所需钢材数量作一次准确的调查，并写在一份备忘录上。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3月1日第642号绝密文件。
　　调查结果是，战争开始时海军每月可得到16万吨钢材，1941年每个月平均得到17.7万吨，但到1942年虽然钢产量上升，但海军的分配额却下降到11.9万吨。这样一来海军1942年就不能按装备计划平均每月建造22.5艘潜艇，而只能建造19.8艘。一些绝对需要的轻型战斗舰艇的建造，如鱼雷艇、快艇、探雷艇、扫雷艇、巡逻艇、破雷舰、平底渡船这种吃水浅的船只也适合在浅水区执行运输和掩护任务。等也都因为缺乏钢材而受到更大的损失，它们被削减了46%。
　　仅仅为完成现有的1943年建造计划，每月分配给海军的钢材量就应从6万吨提高到18.1万吨，尚且不谈我打算提高海军装备一事，此事我以后还要谈到。即使海军能实实在在地得到这些分配额，也只不过占德国总钢产量的6.4%。
　　由于我抓住“钢材问题”进行了详细阐述，终于使希特勒作出了一项新的决定。他在1943年3月6日规定，以后每月可增拨4.5万吨钢材给海军生产装备。这样，钢材的分配量至少可保证暂时满足最为紧迫的需求。
　　另外一个影响新建舰艇数量和作战舰只维修时间的问题，是分配给海军的技术工人数量太少。由于缺少工人，潜艇在船厂停留时间不得不一再延长。这就直接影响到出海潜艇的数量及击沉敌舰的战果。1941年和1942年初，一艘作战潜艇的出航时间与在船厂时间之比为60:40，到1942年底却下降为40:60。1942年我作为潜艇部队司令为缩短维修时间绞尽脑汁，想了不少办法，但都无济于事，因为就连海军总司令部也无力解决工人问题。
　　海军在装备生产方面缺少工人的主要原因是，船厂工人都被抽调到陆军去了。我觉得这个办法甚为荒唐。只要厂里尚有储备人员，一些训练有素的海军专业工人就调到陆军去当新手，而用一些外行的需要经过长时间艰苦训练的工人来代替他们。
　　1943年2月8日，我把这个情况及其后果向希特勒作了汇报，并请求把潜艇建造、武器生产和战舰建造所需要的为潜艇部队服务的工人统统“全面和彻底”地从陆军的纠缠中解脱出来。我又向他呈交了一份早已准备好的关于防止抽调工人的决定。他在与施佩尔部长和凯特尔元帅再次交换意见后，于2月9日签署了这份决定。
　　由于有了增加钢材分配数额和防止抽调工人的决定，落实1943年的海军舰艇建造和武器生产计划便有了重要的先决条件。但是，随着敌人进攻和防御兵力的不断增长，显而易见，这个计划所确定的舰艇建造数量在将来必定是远远不够的。不但进攻性兵器(潜艇和快艇)，而且防御性掩护兵力也面临数量不足的问题。为了保持同以前一样的作战效率，首先必须加强我们的进攻兵器，因为与过去相比，单艘潜艇的击沉敌舰船的效果降低了，要取得以前那样的战果，海上就需要有更多的潜艇。因此必须相应地建造比以前更多的潜艇，而且建造速度要更快。
　　快艇的情况也一样。我们占领了极其有利于快艇发动进攻的法国北部的英吉利海峡沿岸。在对面的英国沿岸有定期的护航运输队航行，这些护航运输队把从大西洋驶往大不列颠的商船分散送往各港口，此外沿岸还有英国国内的船舶往来航行。我们的目标是尽可能多地利用快艇对其实施经常性的攻击。然而我们一直只有少量快艇担负这个任务，因为新建的快艇数量很少，无法弥补损失量。因此，根本问题在于提高潜艇和快艇的建造速度。
　　在计划加强海军进攻兵器的同时，海战指挥部还对目前的海军装备计划是否足以保证弥补掩护兵力的损失问题进行了调查。如果说当时每月新建的舰艇数量尚可以弥补所遭受的损失的话，那么将来当敌人对我沿岸交通线的袭击不断增加时，是否也能维持上述状况呢？为了在以后条件越来越严重的情况下完成掩护任务，现有的和计划中的掩护兵力的数量是否完全够用呢？
　　调查结果是，在各类舰艇中，目前大都是损失数超过了新建舰艇的增长数。用新舰艇来弥补损失，仅靠目前舰艇建造计划是不够的。因此我命令制订一个较大规模的海军舰艇建造计划。
　　该计划预定从1943年下半年开始每月建造30艘潜艇，而不是目前的22.5艘。快艇的建造从每年24艘上升到72艘。该计划还包括每年建造18艘鱼雷艇、74艘探雷艇、72艘扫雷艇、300艘巡逻艇和护卫艇、38艘破雷舰和900艘平底渡船。
　　该计划在军事上提出的要求与技术和工业能力是一致的。但实现这一计划的首要条件是，海军每月还要增加3万吨钢材，并需调进5.5万名技术工人及分配相应的生产设施。即使这样，分配给海军的钢材也仅占德国总钢产量的8.3%。1943年4月11日，我把这个新计划呈交希特勒，希特勒完全清楚该计划在军事上的必要性，但他却对我说，他认为要从工业部门抽调出这么多的工人是不可能的，把这个庞大的装备计划转交工业部门去实施可能要好些。他认为向军械部长提出的增加钢材分配数额的要求也应同其它战争经济要求协调起来，并认为我应该设法与施佩尔共同找出一种实施我的计划的办法，而没有必要象我所要求的那样把技术工人从他们目前的工厂抽调出来。关于德国的钢产量是否还可增加一些的问题，他答应找施佩尔、勒希林和杜易斯贝格商谈一下。
　　希特勒的决定促使我立即着手研究下述现象是否正确：象海军这样一个军种战时其作战舰艇和武器的生产要在自己的装备部门自行解决，但绝大部分的工业力量却又集中在军械部长手里。战时的条件与和平时期相比完全不同。在我与军械部长联系之前，我必须对此得出明确的结论。
　　军械部长手中控制了德国整个工业能力的83.3%。海军和空军总共只有剩余的16.7%。当某些工厂遭受损失无法生产时，军械部长可以把生产任务转到其它工厂，而海军正如已经提到的，只有有限的几个固定的工厂和船厂，在遭到意外损失时生产只能处于瘫痪状态。此外，在修复遭到轰炸的工厂企业时，军械部长首先关心的是自己负责的工厂及其生产情况，结果必然导致军械部长和海军之间发生利害冲突。
　　经过认真的研究之后，我确信这种现象是不对的，不利于发展海军装备和完成海军任务。在战争中军种是负责打仗的。它应当向军械部长提出自己在军事装备方面的要求，只要国家领导予以批准，军械部长就有责任满足这些要求。而军械部长承担起这个责任后，就应该为海军装备分配所需的人力和物资，并在生产设施遭到破坏时运用他所拥有的较大的机动能力，关心加速海军恢复生产的问题。
　　我问施佩尔，是否愿意承担起大力发展海军装备的责任。他研究了我的要求后表示同意只要希特勒能够批准停止部分民用工业的生产就行。为了完成较大规模地发展海军的计划，这样做是必要的，因为不能因海军装备计划的扩大而限制空军和陆军的装备。
　　希特勒批准了上述请求。于是我与施佩尔签订了一个海军装备协定，规定施佩尔负责生产海军所需的作战舰艇。为了使计划建造的各型作战舰艇的设计详图一开始就与我们的军事工业能力相适应，我们专门成立了一个“舰艇建造委员会”，由海军总司令部的军官、建筑工人、工业界及军械部的代表组成，由海军总司令任命的一位将军领导。舰艇建造委员会按照军事上的要求确定要建造的作战舰艇型号，进行设计。如果委员会内海军的成员和军械部的成员之间为某些问题争执不下，则由海军总司令最后决定。这样就可以保证由海军来决定建造什么舰艇。
　　托普海军少将领导下的舰艇建造委员会对于后来造舰计划的实施发挥了极其有效的作用。实践证明，以后准备担负造舰任务(包括制造武器和主机)的工业界代表也参加这些舰艇的设计过程是完全正确和值得的。为了在技术上实现军事方面的要求，来自工业界的工程师们会经常采用各种海军技术人员所想不到的更新、更切实际的办法。这样，在以后的生产过程中，我们就不必要一再推迟并反复修改计划了。
　　我认为成立这样一个由军事、军事技术和工业部门的代表共同组成的装备技术机构不仅在战时很有必要，而且在平时也同样需要。
　　1943年3月31日，希特勒批准了海军装备协定。从此，施佩尔负责每月建造40艘潜艇以及该协定中规定数量的快艇和护卫艇。
　　在1943年7月22日签订的一个联合决定中，我与施佩尔就贯彻“1943年海军舰艇建造计划”一事在组织上达成了具体的协议。见附件7，本书第480页。从此，总司令部“潜艇”司的任务也就结束了。在由海军自己解决装备问题的时期，由朗格海军少将和克拉岑贝格海军少将领导的潜艇司曾为加速潜艇建造作出了最大的努力。
　　为了说明究竟最终应当建造哪种型号的潜艇问题，我还要谈谈在第十五章中已经提到的一种水下高速潜艇的优点。由于存在被敌人发现的危险，这种潜艇需要尽量不浮出水面。读者知道，从1937年以来我们就渴望得到一种由过氧化氢作动力的瓦尔特式潜艇。潜艇司令部多次要求尽快使这种型号投入前线使用。
　　为了搞清楚前线何时才能得到瓦尔特式潜艇，1942年11月在我的巴黎指挥所里举行了一次形势讨论会。参加者有瓦尔特教授、海军总司令部设计局的有关专业人员、功勋潜艇设计师许勒尔局长、副局长布勒金以及海军建筑工程主任厄尔夫肯及海军高级建筑顾问瓦思。
　　遗憾的是，讨论结果人们一致认为，将瓦尔特式潜艇交付前线使用的条件尚未成熟。在战争最初几年，当所有的建造能力都集中于研制前线所需要的各种试验型潜艇的时候，瓦尔特式潜艇的研制工作进展并不大。因此，1942年11月我们就很难保证瓦尔特式潜艇可以立即投入批量生产，而这又是能否尽快给前线提供大量该型潜艇的首要条件。由于担心敌人即将大力研制反潜武器来对付“水面的潜艇”，因此这次讨论的结果对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来说是大失所望的。
　　于是，许勒尔和布勒金在这次巴黎会议上提议，充分利用现有潜艇中已经经过试验的瓦尔特式潜艇的水下流线型，并把蓄电池的容量扩大一倍，以建造一种水下高速潜艇。他们认为，这种潜艇即使水下速度可能尚达不到瓦尔特式潜艇的速度，但较之迄今为止的所有潜艇来说，速度也将有明显的提高。从相对于敌护航运输队的平均航速来看，这种航速对于潜艇的水下战术使用也足够了。瓦尔特教授还建议，给潜艇安装一种通气装置，利用这种装置潜艇可以在水下航行时吸进柴油机所需要的空气，同时把废气排出水面。有了这种装置，潜艇就不再需要浮出水面去充电。利用这种办法将使现有潜艇拥有较快的水下航速，成为至少能够达到战术要求的“完全的潜艇”。由于大家对动力原理都很熟悉，而且对这些原理又进行过试验，因此这种潜艇要比瓦尔特式潜艇能更快地投入作战使用。
　　我非常同意这些建议，并让他们赶快动手设计。瓦尔特教授建议的通气管装置应立即在本土进行实际试验，这种装置后来经过改进，投入作战使用时取名为“通气管”。
　　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于1943年6月审查了一种水下高速潜艇的设计图纸。这种1600吨的大型潜艇需要安装双倍蓄电池。这种潜艇水下航速为18节时，续航时间为1.5小时，并能以12至14节的航速持续航行10小时。由于现有的潜艇实际上只能以5-6节的最大水下航速航行，上述水下航速显然是明显的提高了。上述航速对潜艇从水下攻击运输队的战术行动来说是足够的，因为敌人在短时间内尚不可能把它们护航运输队的速度提高到10节以上。上述航速也足以使潜艇从水下摆脱敌人的跟踪。这种潜艇以5节的慢速可航行60小时。同时这种新型潜艇下潜深度也较大，还装备有经过改进的水下音响探测仪。另外，在这一期间，“通气管”的设计、试验都已经完成，可随时交付使用，因此这种潜艇可以在水下充电。
　　我决定选择这种潜艇作为“完全的潜艇”，因为这种潜艇较之瓦尔特式潜艇能更快地交付前线使用，而又可不必放弃瓦尔特式潜艇的研制工作，因为仅仅瓦尔特式潜艇的25节水下航速就足以使潜艇战发生彻底的革命性变化。
　　我决定继续完成3艘正在进行的瓦尔特式潜艇建造工作，原来决定的1943年开始建造26艘新型瓦尔特式潜艇的计划仍然不变。
　　这种“完全的”1600吨的潜艇被命名为XXI型；由于它拥有强有力的电子装备，故也称为电子潜艇。除这种潜艇外，我们又设计了一种较小型的结构形式相同的300吨的潜艇，取名为XXIII型。这种潜艇的水下最高航速达12节，专用于北海紧靠英国沿岸的浅水区和地中海的浅水区作战。
　　海军总司令部属下由富克斯海军将军领导的设计局奉命就这两种新型潜艇将在何时大量投入使用、需要耗费多少技术力量、物资和人力等问题作出计划。
　　设计局计划先建造2艘XXI型试验艇，1年半完工，经过试验后再投入批量生产。他们认为，新型潜艇如不经过试验就投入批量生产，一旦出事他们将负不起责任。根据该计划，首批2艘潜艇要到1944年底才能建成，这样，1945年之前就无法大规模地建造了，XXI型潜艇最快也要到1946年底才能赴前线作战。同时，该计划还规定，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必须把潜艇建造摆在所有装备计划的首位，并确实保障所需的物资和专业工人。但当时对空袭可能造成的损失没有加以考虑。
　　漫长的期限让人无法忍受。我要求军械部长施佩尔制定一个建造新型潜艇的计划。
　　施佩尔把马吉鲁斯船厂的总经理、并非造船出身的默克尔先生派到“造船总委员会”担任领导。按照协定规定，该委员会实际上负责海军装备。施佩尔所以挑选了这位优秀的实干家，是因为在他的印象中，一些船厂没有充分采用现代化的生产方法(如传送带流水作业法)。而默克尔建议，建造新型潜艇时不要让各个船厂建造整艇，而应分段建造，到最后阶段再把各段艇体组装的任务交给各船厂。(当时美国造船厂的凯泽也是采用同样方法按造舰计划建造商船的。)这种建造方法的优点是大大节省时间。后来事实证明，采用这种办法成批建造XXI型潜艇只要26-30万个生产小时即可完成，而用以前的办法建造同样大小的潜艇则要耗费46万个生产小时。按照默克尔的计划，第一艘XXI型潜艇在1944年春即可建成。另外，他相信，他能负责使新型潜艇立即投入批量生产。这就是说，从1944年秋开始就能大量生产这种新型潜艇。
　　我面临困难的决策。鉴于当时的战争形势，海军设计局所需要的建造时间我是不能同意的。而默克尔计划中分段建造的办法在潜艇建造中还从未采用过。尽管这些潜艇在艇体和主机制造技术方面采用的基本部件都是以前人们已经熟悉的，但立即让这批潜艇投入成批建造是要冒很大风险的。
　　我征求了许勒尔局长的意见，问他是否反对分段建造，特别当考虑到深水炸弹的攻击将对耐压艇壳提出很高的要求时。许勒尔并不反对分段建造。于是我同意了施佩尔计划，并于1943年7月8日将它呈交希特勒审批。
　　潜艇建造计划转到了建造XXI型和XXIII型潜艇上来。
　　“潜艇建造计划规定每月生产40艘潜艇。不能因为这一转换而使生产过程出现停顿现象。”海军总司令和军械部长1943年8月13日命令。
　　从这时开始，由军械部长负责该计划的实施。海军方面主要尽一切可能负责其他作战舰艇的建造。
　　这些计划后来执行的结果如何呢？
　　在制定舰艇建造计划的时候，敌方的空袭对德国工业的影响还很小。而该计划的实施工作却不得不在敌机密集轰炸的条件下进行。从1943年秋开始，对德国军火重地的空袭日益频繁和加剧。从长远来看，要完成计划已无可能。鉴于工厂和交通工具大量毁坏，必须多次向其它工厂转移。各部件建造过程中互相制约的期限也必须经常重新调整。巴肯克勒海军将军领导下的海军总司令部军备局和默克尔总经理领导下的造船总委员会经常就这方面的问题共同协商并作出重新安排。
　　尽管情况较制订计划时不利得多，但海军的装备还是有了发展，虽然在数量和期限方面没有实现原定的计划。
　　1944年下半年共有98艘XXI型和XXIII型新型潜艇服役，1945年第一季度共有83艘潜艇服役。
　　1945年1月到3月每月平均建成26艘潜艇，共28632吨。而前几年的月产量为：
　　1940年
　　4.1艘潜艇
　　2650吨
　　1941年
　　16.3艘潜艇
　　13142吨
　　1942年
　　19.9艘潜艇
　　16380吨
　　1943年
　　23.6艘潜艇
　　19055吨
　　1944年
　　19.5艘潜艇
　　18374吨
　　在水面舰艇的建造方面，扫雷艇和快艇的建造数量也有所增加。如1944年共有87艘扫雷艇和62艘快艇交付使用，而1943年只有52艘扫雷艇和41艘快艇，前几年则更少。
　　由于空袭，其余各类舰艇的新建数量未能增加，其中有些舰艇已没有重要的军事价值，原计划的数量就比较少。
　　从1943年秋以来敌人对德国工业要地日益加剧的空袭证明，把海军的造舰任务委托军械部长负责是多么地正确。在生产设施遭到破坏的时候，只有他能不断地提供新的机动能力。
　　在当时海军自己的装备能力有限的情况下海军肯定完全没有能力来恢复炸毁的工厂；生产肯定会很快陷入瘫痪状态。
　　2. 地中海战场
　　从我开始接任海军总司令起，海军装备问题就是我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之一。
　　但是，在我任总司令期间，我还得处理其它一些问题。今天我只想就某些问题谈谈我的看法，对这些问题我今天已经找到了可靠的资料，根据这些资料我可以进行准确的阐述。但由于资料不够齐全，我在此只能作些概述，因为我不打算只根据回忆来写作。
　　由于以上原因，我在本书中对于我任海军总司令期间所经历的那些事件的描述比起潜艇战来要概略得多。但愿以后能有机会再作补充。
　　1942年初，同盟国在北非登陆。这次登陆的目的是占领北非，重新打通通向地中海的海上航线(不再绕道好望角走那条远得多的航线)，从北非出发，向防御薄弱的欧洲南翼实施突击。
　　在反击战中我们于1942年11月10日占领了突尼斯城。只要这一海岸阵地一直控制在德意手中，通向地中海的航路对同盟国来说就依然是危险的，他们从北非出发在南欧登陆的下一步行动就会困难重重。
　　只要我们控制着突尼斯，敌人企图在北非登陆的战略目标也就不可能实现。
　　德意部队在突尼斯的作战取决于意大利能否给他们从海上提供补给。因此使执行这一任务的护航运输队免遭海上和空中袭击是意大利海军当时的主要任务。为德意非洲集团军运送物资的船只能够到达突尼斯港口的数量越多，控制突尼斯海岸阵地的希望也就越大，同时同盟国敢于在南欧实施登陆作战的危险性就越小。
　　当时敌人对这个战略问题也是这么看的。北非盟军总司令艾森豪威尔将军向英美总参谋部提出：
　　“如果不能迅速缩小对德意两国的突尼斯集团军的增援规模，那么不但美军、而且英军驻北非的第8集团军的形势无疑也将日益恶化。”布拉西海军手册(1948年)，第313页。
　　我打算尽一切可能对执行补给任务的意大利海军在人员和物资上给以援助。对此我向希特勒作了报告，并告诉他，我打算为此专程飞往罗马去拜访意大利海军参谋长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希特勒表示同意，并给墨索里尼写了一封信，告诉他我此行的目的。
　　我于3月17日到达罗马。随后在里卡尔迪海军上将的陪同下拜访了在帕拉佐威尼斯的杜切。意大利文Duce的译音，“领袖”之意，本书特指墨索里尼。
　　墨索里尼用德语同我交谈，对于德军参加掩护驶向突尼斯的运输队这一支援行动，他表示完全赞同。
　　接着我与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和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军官进行会谈。我首先尽力消除他们的疑虑和使他们的自尊心不受到伤害，因为他们对我的努力感到不悦，他们认为我想插手纯属意大利的任务。我感到，在我与杜切会谈之后，这种不信任情绪在里卡尔迪身上表现得特别明显。里卡尔迪不会德语，因此谈话没能继续下去。从始终参加会谈的德科尔滕海军上将身上可以看出，这种不信任情绪是非常明显的，当时他竭力想排除德国方面的任何一种明显的影响。德科尔滕海军上将后来在巴多利奥政府期间接替了里卡尔迪海军上将的职务。一直到我使里卡尔迪及其伙伴们确信我只不过是想在他们从自己的利益出发为突尼斯提供补给时给予援助，双方才达成了一致协议，即同意由一位对指挥和掩护护航运输队颇有经验的德国将军率领一个德国参谋部进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达成这项协议主要还由于得到了德国海军武官勒维施海军中将和我的意大利联络官塞斯蒂尼司令的支持。除此之外，双方还商定，为了掩护运输舰船，德国海军负责提供防空武器(包括有经验的操纵手在内)，意大利海军则把6艘前法国鱼雷艇转让给德国海军用于在突尼斯交通线上执行掩护任务。由德国海军一方完全掌握掩护护航运输队的指挥权是不可能的。在协商中双方达成协议，凡是德国方面为掩护突尼斯护航运输队而提出的要求应尽最大可能予以满足，意大利方面的指挥要求也应予以满足。
　　我决定由鲁格海军中将担任驻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德国参谋部参谋长。自从1940年占领法国北部地区以来，他一直是担负法国北部和西部海岸地带保安任务的司令。在那里，他经受了各种考验，在濒陆海区执行掩护任务和掩护护航运输队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相信他在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的工作和在德国对护航运输队进行援助方面也会很快取得丰硕的成果。4月份对突尼斯的补给率就高于前几个月。
　　但即使取得了上述成果，也无法改变德意突尼斯集团军的命运。在同盟国空军夺取了我海岸阵地附近的机场后，我海上补给即完全陷入瘫痪状态。1943年3月18日，在向希特勒汇报我与意大利海军签署的有关协议时，我曾说明，“对确保海上补给线的安全来说空军必不可少”，“仅靠海军单枪匹马必然难以抵御目前和将来的空袭”。
　　希特勒同意我关于抵御空袭方面的意见，但却希望由海军采取措施使低空防御的现状得到改善。1943年3月18日在领袖大本营的谈话记录。
　　事实上后来意大利的运输船在紧靠非洲海岸的地方还是经常被敌人的高空轰炸机击沉，尽管运输队的掩护兵力预先已在远洋击退了潜艇和飞机的所有攻击。我们在歼击机方面的劣势是如此严重，以致最后当敌人在非洲海岸附近日益加剧对突尼斯护航运输队的空袭时竟束手无策。
　　在突尼斯海岸阵地于1943年5月丢失之后，就必须充分估计到同盟国将会很快对意大利诸岛发动一场进攻。我们所以会失去突尼斯，是因为未能及时进行海上补给，使非洲军缺少重型武器和弹药。
　　现在，在敌人进攻撒丁岛和西西里岛时，我们必须千方百计地设法阻止同样的情况重演。因此，我认为抓紧时间，在敌人发动进攻之前，趁其战术压力、尤其是空中优势尚小之时，对敌人最可能进攻的目标西西里岛实施补给是极为重要的。
　　为了与意大利海军领导讨论战略形势，并再次给他们提供援助，我于1943年5月12日飞往罗马。在会谈开始时，根据当时的谈话记录，里卡尔迪海军上将对西西里岛和撒丁岛的补给情况是这样说的：
　　“空袭使墨西拿海峡遭受重大损失。要给西西里岛提供补给已相当困难。因为通向西西里岛的铁路交通已完全中断，因此必须从那不勒斯出发给西西里岛提供海上补给。西西里岛上改进运输方法的唯一可能性是增加载重车辆。战前西西里岛储备了40天的补给品，而现在只有8天。给养情况每况愈下，因为敌空军力量不断发展。撒丁岛上的局势也一样，卡利阿里的大多数码头设施均遭破坏。托雷斯港的价值不大，因此只剩下奥尔比亚港。撒丁岛的铁路已被炸得破损不堪，载重汽车是解决运输问题的唯一办法。”
　　意大利海军领导认为，撒丁岛将会先遭到进攻，入侵西西里岛估计要晚一些。
　　我对意大利方面上述观点的回答也记录在案：
　　“德国海军总司令认为，敌人的进攻已迫在眉睫。他断言，我们的兵力太少，以至于无法挫败敌人的计划，即既无力摧毁敌人的上船港也无法消灭敌人在航行中的入侵部队。他尽管相信潜艇对于阻止入侵从来是无能为力的，但仍将向地中海派遣潜艇。潜艇只能起到干扰敌方入侵的作用。因此，我们的全部问题在于实施成功的陆上防御。
　　“作好海战准备是必要的，但并不是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陆上的交战才是决定性的。因此海军最重要的任务是尽量保障陆上作战的进行。这意味着必须保护海上补给线。由于我们的兵力有限，这个问题必须作为当务之急来考虑。如果我们能给航渡中的敌人造成损失，那当然更好，不过这种行动只有在对我们的补给系统不会产生不利影响时才能实施。否则，本来已经相当困难的补给问题将会更加艰难。在突尼斯我们已经看到，当敌人开设的机场离我们的海上航线越来越近时，我们骤然之间增加了多少困难。甚至连撒丁岛上一个小小的包括敌机场在内的登陆场就对我们构成了严重的威胁。北非之战给我们的教训是：只要条件对我们还有利，我们就必须利用这段时间运进储备物资。储备物资的多少取决于运输、护航及卸货能力。只有这些才是关键性的因素。这些因素需要有一个配合密切的庞大组织。如果补给系统遭受破坏，那么一些岛屿则难以守住。相反，海上作战的失败将不会起决定性的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利用现有一切兵力，尽可能多地向岛上运送物资。甚至连小型运输工具都可用于浅水港和无设防的海滩。有关储备物资的分配问题可以以后再考虑。如果小型运输工具的数量不够，那还得动用潜艇。巡洋舰也得经常为运送储备物资快速奔波。总司令完全相信，我们必须充分利用现有可供支配的时间，因为困难在不断增大。因此，我们的目标必须是，一切为了储备物资。港口设施必须充分予以利用。意大利的主管军官也有权派遣这方面所需要的民工。我们在北非由于补给系统不起作用而被击败的类似事件决不能够再次发生。海军总司令将在他的权力范围之内尽一切可能援助意大利海军。
　　“4艘防空炮艇、3艘鱼雷艇及尽可能多的海上渡船将提供给意大利海军用于运输补给品。尽管潜艇可用于对敌进攻，但总司令还是想把德国潜艇作为补给运输工具使用，因为他觉得这是最重要的问题。如果连最小的地方都能用来卸载储备物资，那么守住诸岛就有希望。”
　　以上就是当时会谈的记录。
　　5月13日我拜访了意大利军队统帅部参谋长安布罗西奥将军。5月14日意大利国王接见了我。在他面前我也强调了海上运输问题具有非同小可的重要性。
　　然而所有这一切努力均没有收到预期的效果，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没有果断地把全部力量都投入到防御任务上去。
　　当1943年7月10日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时，情况表明，许多地方的意大利部队没有作好战斗准备。而许多年青的意大利海军军官却表现了相当勇敢的战斗精神，这些军官已经在担任护卫艇或潜艇艇长时经受了考验。
　　1943年7月，意大利军队在西西里岛表现出来的松散现象对政治也产生了影响。全体意大利人民的反抗意志消沉。墨索里尼在7月25日辞职并被逮捕。巴多利奥元帅担任国家元首。希特勒对意大利这个新政府的可靠性表示怀疑，并估计该新政府不久将会与同盟国进行秘密谈判。因此我方必须使驻意德军部队作好必要的准备，以防备意大利与同盟国签订停战协定甚至转到敌人方面去。在1943年7月26日举行的意大利形势讨论会上，我对希特勒说，以我所见，很大一部分年青的意大利海军军官将会站在德国一边。我相信，他们会觉得与他们休戚相关的是王朝，而不是杜切及法西斯党。
　　因此我们应该避免采取一些会被看成好象是针对萨伏依王朝的措施。
　　我不相信巴多利奥政府会继续和我们站在一边而共同战斗，尽管他当时口头上仍这样说。我觉得重要的是，我们不必为英美与意大利新政府突然采取联合行动而感到吃惊。
　　隆美尔和冯·里希特霍芬元帅与我所见相同。但希特勒和约德尔却认为，法西斯党会重新复活。凯塞林元帅则认为，当前的意政府是可以信赖的。他对我方的每一种干预都表示不满。
　　为了解救墨索里尼，希特勒决心采取代号为“大学生”的行动。我要求鲁格海军中将谈谈他对当前形势的看法。他的原话(注明日期是1943年7月27日)如下，
　　“墨索里尼毫无任何反抗地下了台这件事充分说明法西斯党几乎已面临彻底崩溃的境地。由于补给品急剧减少及交通方面的混乱，形势越来越糟糕了。新政府为了维护其统治也采取了积极的步骤，这些步骤表明他们是想继续把战争进行下去的。至于这种态度能维持多久，那就很难说了。意大利海军支持萨伏依王朝。年青军官不拥护大多数年纪较大的海军指挥官，因为后者在战争中没有全力以赴。年青的军官们希望进行一场更加激烈的战争，但人们不应把这种战争看作是支持法西斯主义的战争，至少在目前不能这样认为。法西斯主义在人民中已完全失去了它的影响，因此‘大学生’行动或许会在一些地方得到支持，但是它必将遭到军队和大多数人民的反对。这次行动很可能会导致交通中断，现在要维持交通要道的通畅就已经很困难了。没有意大利人的合作，我们的部队要撤出岛屿是完全不可能的。
　　“总而言之，我认为现在执行解救墨索里尼的预定计划会使我们脱离尚在坚持作战的意大利军队的绝大多数。这样一来，德国就会因无力改变当前的状况而在历史上丧失信誉。”
　　我向希特勒转告了鲁格的意见。希特勒没有同意。他希望通过解救墨索里尼并恢复他的政府首脑地位来重新稳定意大利目前对德国不可靠的态度。
　　在这一期间，我们获悉，意大利政府与敌人建立了联系，而不顾他们曾作出的各种与此相反的保证。德国领导打算在意大利投向敌人的情况下至少仍要守住意大利北部地区。
　　在地中海，德国海军没有力量阻止意大利舰队可能出去与同盟国海军建立联系，尤其是无法采取一些预防性措施，如用水雷封锁意大利军港。这样的行动意味着对一支表面上仍是我们的盟军采取军事行动，这正好促使意大利转向敌人。这种政治现实，虽然我们将会看到，但我们自己却不能去促成其早日到来。
　　意大利于1943年9月3日秘密地与盟国签订了一项停战协定。根据停战协定的有关规定，意大利舰队于9月8日夜晚驶离斯培西亚港、塔兰托港和的里雅斯特港，被同盟国监禁在马耳他海域。巴多利奥宣布了停战协定。10月13日意大利政府宣布与德意志帝国处于战争状态。
　　鉴于意大利地区的这种必然的军事和政治发展趋势，德国海军不得不动用其为数不多的海上轻型兵力将德国师从西西里岛穿过墨西拿海峡及从撒丁岛和科西嘉岛运向意大利。我们所有的轻型兵力以及原属意大利或法国的鱼雷艇、护卫艇和探雷艇(德国艇员后来被逐渐派到这些艇上)在地中海表现都很突出，直至战争结束。在接二连三的军事行动中，轻型兵力完成了濒陆海区的掩护任务。但后来这支兵力就逐渐抵挡不住敌空军的优势了。
　　快艇的情况也一样，在这几年的所有作战行动中，这些快艇用鱼雷和水雷在地中海向优势的同盟国海军发动了强有力的和卓有成效的进攻。
　　如果再看一下这些轻型部队的战争日志，就更能全面地评价他们的英雄事迹了。
　　我方潜艇部队在地中海的作战条件特别艰苦。
　　在第十章中，我已经对德国在1941年把潜艇派到地中海的原因作了说明，其中也谈到了当时这个措施对于在大西洋上袭击英国护航运输队的决定性战斗曾起了多么不利的作用。但在1943年和1944年，根据我的命令，潜艇又一次被派往地中海。这一方面是由于大西洋的作战条件已起了变化，因为事实已经表明，潜艇要在吨位战中取得决定性的成功已为时太晚，另一方面是由于当时不仅非洲外围阵地面临象1941年那样的危险，而且由于从南面向西西里和意大利登陆，使得“欧洲要塞”本身也面临威胁。面对这种迫在眉睫的危险，德国海军方面必须采取一切办法援助在意大利进行的防御作战。
　　在地中海的狭窄地带内，敌人可以用飞机对其整个海上交通线实施掩护。沿岸附近经常有船只从苏伊士运河和亚历山大港到托卜鲁克和马耳他及从直布罗陀到北非和马耳他往返航行。从岸上对它们实施掩护是很容易的。因此地中海的潜艇从一开始就得对付强大的反潜兵力。此外，由于那年大部分时间天气条件良好，海洋上风平浪静，使敌人极易发现并追踪潜艇，而潜艇却很难进行突袭。因此应该说潜艇在地中海的战果还是不小的。
　　关于潜艇在1941年11月和12月击沉“皇家方舟”号航空母舰、“巴勒姆”号战列舰及“活雕像”号巡洋舰的情况，我在前面已经谈到过。
　　1942年6月以前，德国潜艇主要是在东地中海活动。从亚历山大港出航支援英国第8集团军的敌方补给运输船在这一带是靠近非洲海岸行驶的。在1942年头6个月内，英国的“水中仙女”号和“赫米昂”号巡洋舰分别被德国U-565号(艇长耶布森海军上尉)和U-205号(艇长雷施克海军上尉)潜艇击沉，另外，“梅德韦”号航空母舰、5艘驱逐舰和12艘运输船或油船也被击沉。
　　1942年7月至10月，潜艇逐渐向地中海西部海区转移，以攻击通向马耳他的海上补给线，因为自从隆美尔率部推进到阿拉曼后，英国便不再从海上经东地中海给陆军运送补给品了。
　　1942年8月11日，U-73号(艇长罗森鲍姆海军上尉)潜艇击沉了英国航空母舰“鹰”号，该航母是为一支驶向马耳他的护航运输队担任护航任务的。它在护航运输队后面相当远的距离上航行。在它前面有一艘运输船，当时有很好的射击机会，但罗森鲍姆还是让该船过去了，尽管他可能因此而失去任何成功的机会，如果运输队再来一次曲折机动的话。他把击沉航母看得特别重要，这是正确的，因为击沉航空母舰后，德意飞机从空中对付无护航的运输队则有更大的成功希望。罗森鲍姆的这个目标终于完全达到了：在击沉“鹰”号航母后，由于德意飞机的轰炸，该护航运输队实际上遭到了更为严重的损失。
　　1942年11月和12月，潜艇被派去对付英国在阿尔及尔和奥兰的登陆。在最艰难的作战条件下，潜艇在那里击沉了6艘运输舰(计66000总吨位)和4艘驱逐舰。
　　在1943年和1944年中，潜艇主要破坏敌人通向北非诸港的海上补给线，后来又攻击通往西西里和意大利南部的海上交通线。两艘英国的巡洋舰“佩内洛普”号和“威尔士人”号分别被U-410号(艇长芬斯基海军上尉)和U-617号(艇长布兰迪海军上尉)潜艇击沉，另外还有约30艘运输船被击沉。
　　地中海的德国潜艇部队由“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指挥。1941年11月我曾把这项任务委托给厄尔恩海军少校，他在担任艇长和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期间表现非常出色。
　　1942年1月克赖施海军上校接替他出任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克赖施来自鱼雷艇部队，是一位有贡献的军官，他在担任“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期间，在领导部队及组织作战方面取得了最佳战绩。1944年1月维尔纳·哈特曼海军上校继任他的职务。哈特曼是一位老潜艇专家。曾担任潜艇值更官和艇长，和平时期进行过训练，战时任艇长，在波罗的海担任某教导大队大队长时，主管潜艇训练工作，表现十分突出。
　　我坚信，地中海德国潜艇部队取得的战果，是在当时当地的防御条件下所能取得的最大的战果。
　　但是，与1943年前潜艇在大西洋所取得的战果相比，在这里的击沉率还是小的，而损失却不小。
　　从1941年开始陆续派入地中海的潜艇共有62艘，其中48艘都在海上与敌人交战过。由于潜艇在港内无掩蔽工事，停泊期间就有11艘潜艇遭空袭而沉没。
　　3. 海军领导职位和小型作战兵器
　　我担任海军总司令后，首先必须立即决定，是保留海军主要指挥机关的原班人员不变，还是重新加以任命。雷德尔海军元帅向我移交工作时与我谈到的许多问题之一，便是对一些已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长时间服役的海军高级军官的看法。他劝我对人员进行部分变动。这样的变动对于精简海军领导机关也是有必要的。按照1943年3月以前的领导机关的组成，舰队司令部不是直接隶属于海军总司令部，而是隶属于它所在地区的集群司令。集群司令有权在指定海域内对舰队、掩护兵力、潜艇和在战术上配属给海军的空军兵力实施作战指挥。也就是说，集群司令负责实施他所在地区的总体海上战争。这种组织形式对实施协同作战是需要的，但1943年初的海上战争形势已使协同作战不再可能。
　　于是北方集群司令部和舰队司令部合并成一个机构。舰队司令施尼温德海军上将兼任“北方集群”总司令。
　　促使我想让年青人担任领导职务的另一个原因是，作为海军总司令的我在资历上要比当时担任领导职务的部分海军将领浅得多。
　　尽管在评价卡尔斯、伯姆海军元帅及登施、舒斯特尔和马沙尔等海军将领的功绩时我都怀着肃然起敬的心情，而且其中有些人还是我的老朋友，但我认为出于人们不难理解的各种原因让一些年青人担任领导职务还是合适的，否则就可能对年青人的工作造成不利影响。除了已经提到的更换北方集群的领导以外，我还任命克兰克海军上将为西方集群(法国和比利时)总司令，弗里克海军上将为南方集群(爱琴海和黑海)总司令，弗尔斯特海军上将为北海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西利阿克斯海军上将为挪威海海军总司令部总司令。在此之前，弗里克海军上将一直在海军总司令部里担任海战指挥部参谋长。现在这一职务由迈泽尔海军中将接任。
　　后来的战争进程表明，这种用年青的将领“接班”的做法达到了预期目的。
　　1943年2月初，在我与海军人事主任巴尔策海军少将谈话时，我告诉他希望把海耶少将换下来归我使用。他应该为海上小规模作战筹备兵力和兵器。
　　到那时为止，德国海军一直没有这样的“小型作战兵器”。小型作战兵器包括能在水下把水雷和炸药包固定在被攻击目标上的所谓的“战斗蛙人”，袖珍潜艇，人操鱼雷，爆破艇以及诸如此类的兵器。这些兵器耗资少，需要的人员少，在某些情况下却可能取得很大战果。例如博尔盖塞侯爵及其战斗蛙人就曾在1941年12月亚历山大港的作战中使英国的“伊丽莎白女王”号和“勇士”号战列舰遭受重创。
　　我觉得海耶适合担负这一新任务，因为他想象丰富，足智多谋。但是人事主任却说服我，让海耶担任舰队司令部参谋长，并建议让魏希奥尔德海军中将代替他筹建小型作战部队。魏希奥尔德曾任海军学院院长和舰队参谋部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表现不错。后来又担任联络官，负责与意大利海军保持联系，战争最初几年他曾多次指出地中海战场的一些战略问题，如保护通向北非的海上交通线的重要性及占领马耳他的必要性等。但到1943年2月，形势对实施这样的进攻计划已为时太晚，实际上当时重要的是，通过对驶向北非的意大利护航运输队实施最佳的护航和最娴熟的指挥来减少损失。在这种困难的局势下要能对意大利海军总司令部施加令人信服的影响，我觉得魏希奥尔德的实际经验尚不足，因此我让门德森-博尔肯海军少将代替他任联络官，在突尼斯海岸阵地形势万分紧急的时候，在护航方面最有经验的鲁格海军中将将成为他的领导。
　　魏希奥尔德海军中将在执行筹建小型作战部队的新任务方面，主要是确定组建小型作战部队的理论基础。对他来说，当时存在的不利因素是，在海军总司令部、军械部长施佩尔和工业界之间尚没有建立密切的联系，后来证明这种联系在客观上对于发展小型作战兵器是特别有利的。
　　在损失“沙恩霍斯特”号后，舰队司令部的任务不断减少，我终于把组建小型作战部队的任务委托给至今一直担任舰队司令部参谋长的海耶少将。无论是从物资准备工作来讲，还是从人事建设工作来讲，他都胜任上述任务。在组织上，我为他铺平了所有道路。他既是前线司令又是海军总司令部里主管前线任务的负责人。这种解决办法是少有的，而且违背任何一个组织原则。但在当时这种特殊情况下这样做还是必要的，以便能在战时迅速组建一支配备新式作战兵器的新型作战部队。一些功勋军官(主要是潜艇艇长)都作为支队司令配属给海耶将军领导。人员由海军各兵种的各种军衔的志愿者组成；从1944年底起，则大部分由潜艇部队中的一些年青军官组成。
　　德国小型作战部队的兵器有“人操鱼雷”、爆破艇、能下潜的“单人潜艇”以及后来生产的有2名艇员的“海豹”袖珍潜艇。这些小型作战兵器的乘员的斗志和随时献身的精神与“战斗蛙人”集群一样，对他们怎么赞扬也不过分。
　　虽然这支部队取得了卓著的成效(其中有些战果[如“海豹”的战绩]要到战后才能证实)，但由于敌优势兵力的迅速增长，尤其是空中力量的发展，使这支部队的作战能力仍受到限制。
　　4. 大型作战舰艇问题及其在北方海区的最后作战
　　在第十七章中我曾谈到，雷德尔海军元帅所以辞职是因为他在大型舰只的使用问题上与希特勒有意见分岐。希特勒想在1943年1月让大型舰只退役并加以拆毁，因为他对它们的作战价值已不抱任何希望。
　　因此雷德尔曾在1943年1月10日的一份备忘录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1月10日第Ib154号机密文件。中阐述了德国水面兵力对战争所具有的重要性。只要我们把大部分重型舰只部署在挪威北部海域，敌人就必须在北苏格兰和冰岛海区部署至少同样数量的重型舰只，这样一来敌人就无法把这些重型舰只用于地中海作战或用于太平洋对付日本舰队。
　　关于德国重型舰只的作战能力，雷德尔在其备忘录中写道：
　　“从1942年春以来，由于缺乏足够数量的空中兵力为我们的舰艇担任侦察和掩护，加上我们又缺乏航空母舰给我们的舰艇提供空战能力，使核心舰队的作战指挥受到了限制，这是取得成功的障碍。
　　“但另一方面，我们必须承认，即使在今天，只要发现了各种可能性并等到了有利的时机，我们的舰艇也还是有成功希望的，即使空中侦察和护航兵力不足，只要利用有利的气象条件完全有可能获得出其不意的成功。”
　　然而希特勒仍固执己见。
　　在向我移交工作时雷德尔海军元帅再次向我指出，重型舰只在挪威海很可能仍有作战的机会，但在使用它们进行作战时切不可由于受到政治领导的束缚而加重它们的战斗负担，为了维护它们的声誉，不可冒险使它们蒙受损失。
　　因此，在我担任总司令以后，我立即着手研究这个问题。经过仔细考虑后，我认为雷德尔在其备忘录中所阐述的保留重型舰只的理由是令人信服的。因此虽然我起初反对继续使用大型舰只，但我还是在1943年2月中旬请舰队司令施尼温德海军上将及其参谋长海耶少将来柏林讨论这一问题。他们说，只要抓住有利战机，即使敌人的雷达搜索能力占有优势，我大型舰只还是可以作战的。
　　到目前为止一直担任北方战斗群指挥官的库梅茨海军中将也持相同意见。他根据亲身的经验补充说，必须着手增加海军自己的航空兵部队，以支援按计划实施的海军作战行动。另外，战斗部队还需要有预先演习的机会。他认为战斗群成功地实施作战的条件是，它们的司令以后有必要摆脱各种政治约束。
　　对此，我告诉他，我准备大力支持他的要求，但他必须再次担负这支战斗群的指挥任务，因为他在指挥北方海区和战斗群的作战方面经验最丰富。
　　经过仔细考虑，并根据行家们关于大型舰只仍有作战能力的一致意见，我决定只让一些无作战价值的大型舰只退役，其余尚有作战能力并可用于人员训练的大型舰只则继续留用。
　　根据这项决定，“希佩尔”号、“莱比锡”号和“科隆”号巡洋舰以及“西里西亚”号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号旧式战列舰应退役。但我准备保留“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欧根亲王”号和“纽伦堡”号巡洋舰及“吕措夫”号和“舍尔”号装甲舰。“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应与一些驱逐舰组成一个战斗群，以支援在挪威的抗登陆作战，并在适当时机在挪威海袭击驶向俄国的运输队。其余舰只则在波罗的海进行训练，如果当时局势不需要它们参战的话。
　　这个计划基本上与雷德尔海军元帅的观点和想法是一致的，正是这些观点和想法导致了他被解除职务。
　　1943年2月26日，我向希特勒报告了上述计划，他大吃一惊后甚感不快，但后来终于表示同意，尽管很勉强。
　　继这项决定之后，水面舰艇部队司令接到我的指令，其中阐述了驻挪威北部海区的战斗群对敌护航运输队实施作战的原则：海战指挥部一处作战科1943年第502号绝密文件。
　　“水面舰艇部队有效打击穿越北方海区的敌舰船的机会将很少，因为根据以往的经验敌人肯定会派遣对我占有压倒优势的兵力为其护航运输队担负直接或间接的护航任务。尽管如此，对无护航或护航兵力薄弱的单艘船只或小型的护航运输分队发动袭击的机会还是有的。不论在何处只要一有这样的可能性，就应该坚决地加以利用，当然要遵守战术原则。
　　“也可考虑下令动用全部兵力对敌护航兵力较强的运输队发动袭击，如果这支运输队特别重要，歼灭它将对整个战局起决定作用的话。”
　　1943年3月，“蒂尔皮茨”号和一个驱逐舰支队已部署在挪威北部的阿耳塔峡湾。但“沙恩霍斯特”号却仍在波罗的海。它在1942年2月穿越英吉利海峡时遇到了水雷，只得在那里进行维修。它为了增援“蒂尔皮茨”战斗群，于1943年初第二次试图穿越北海驶向北方。但每次出航均被敌空中兵力发现，只得返航。直到1943年3月，当时气象条件特别有利，才终于顺利通过。
　　为俄国运送军用物资的同盟国护航运输队从1943年3月开始已不再穿越挪威海区驶向摩尔曼斯克；而是采用当时已可利用的穿越地中海进入波斯湾的航道。直到1943年底护航运输队才重新采用驶向摩尔曼斯克的航道。因此1943年夏在挪威海区无攻击机会。
　　9月6日库梅茨海军上将指挥的战斗群开往斯匹次卑尔根群岛海域，摧毁了英国人在那里的煤矿开采和转运设施。同时，这次作战使战斗群及其所属的驱逐舰都驶入了该群岛海域。
　　在这次作战之后，“蒂尔皮茨”号和“沙恩霍斯特”号重新回到它们在阿耳塔峡湾的停泊地。“沙恩霍斯特”号在郎峡湾，“蒂尔皮茨”号在卡峡湾，它们是阿耳塔峡湾的两个支湾。为防止潜艇的攻击，“蒂尔皮茨”号四周设立了栅网障碍，只要堵住栅网障碍的缺口(该缺口是留给所需的交通艇使用的)，敌潜艇就无法突入。
　　1943年9月底，一艘英国潜艇拖带3艘袖珍潜艇来到阿耳塔峡湾前沿海域，然后这3艘袖珍潜艇驶入峡湾。其中“X-7号”和“X-5号”两艘潜艇被我防御兵力歼灭，而第三艘“X-6号”却穿过恰好开着的缺口突入棚网障碍，并在“蒂尔皮茨”号舰尾下系了一枚特种水雷。“蒂尔皮茨”号的螺旋桨轴和舵因水雷爆炸而遭重创，以至需要整整5个月的时间才能修复。
　　“蒂尔皮茨”号这么长时间不能参加作战活动，在军事上产生了不利的影响。当同盟国护航运输队在1943年底重新使用通向摩尔曼斯克的航线时，我战斗群的兵力只有“沙恩霍斯特”号及其所属的驱逐舰。
　　库梅茨海军上将从1942年6月以来一直驻守在北挪威的各峡湾里。1943年11月，他出于健康原因需要返回德国疗养一段时间。根据舰队司令部和海战指挥部的提议，我指定驱逐舰部队指挥官拜海军少将接替他。与库梅茨海军上将一样，拜也是在鱼雷艇部队中锻炼出来的，在和平时期和战争时期都受过全面的战术训练。
　　我在下面谈到的最后一次战斗及“沙恩霍斯特”号的沉没等情况，其主要依据是我们的对手英国海军上将弗雷泽在1944年1月28日向其海军部呈交的战况报告。发表在英国皇家文书局1947年8月5日的“伦敦公报副刊”上。
　　对“沙恩霍斯特”号最后一次作战行动的描述很可能是很不全面的，因为我们始终无法了解已阵亡的战斗群指挥官——拜海军少将当时采取这种行动的原因。我们也不知道在某些情况下是否还有其它更好的办法，所以也无法提出批评，而只能提些问题而已。从这个角度来看，有必要对所描述的导致“沙恩霍斯特”号沉没的经过进行分析判断。
　　1943年12月22日，一架德国飞机在特罗姆瑟(北挪威)以西约400海里处发现一支向东北航行的护航运输队。
　　12月23日中午时分，德国空中侦察机第二次发现了该运输队(航向未变)。这支护航运输队由17艘商船和3艘油船组成，3至4艘巡洋舰和9艘驱逐舰或轻型护卫舰为其护航。
　　在同一时间，位于北挪威阿耳塔峡湾的我方战斗群由“沙恩霍斯特”号战列舰(舰长欣策海军上校)和第4艘驱逐舰支队的5艘驱逐舰(约翰内松海军上校率领)组成。战斗群指挥官是拜海军少将，他在“沙恩霍斯特”号上。该战斗群直接隶属于舰队司令部。根据飞机报告，该战斗群在1943年12月22日接到了在3小时内作好起航准备的命令。
　　12月24日，这支仍取东北航向的护航运输队在挪威北端以西250海里处被发现，毫无疑问它是一支向俄国运送物资的船队。
　　为了截击这支护航运输队，挪威海潜艇部队指挥官彼得斯海军上校在熊岛以西海域部署了一个巡逻幕。
　　12月25日，一艘潜艇报告，9点该护航运输队位于方格AB6720处，航向60度。
　　中午该潜艇又一次发现了这支护航运输队。据报告，当时天气情况是：南风，风力7级，雨，能见度2海里。
　　此后的情况是：
　　这支为俄国运送军用物资的护航运输队在一艘巡洋舰的护航下驶经我战斗群所在海域的附近，敌人的这艘巡洋舰正好航行到我战列舰的后方。当时我方兵力对该运输队的位置、航向和航速都了如指掌。由于熊岛附近海域有冰块的限制，加之我战斗群的速度相当快，这支运输队是无法规避我兵力的攻击的。
　　敌人的一艘重型舰只没有发现我海上侦察兵力，当然这并不能说明我海上无侦察兵力。海上侦察兵力完全可以在离护航运输队较远的地方活动，以便使“沙恩霍斯特”号的突然袭击有成功的希望。
　　这批由大约20艘船只向俄国运送的军用物资无疑将大大加强俄国的的进攻力量。因此，如果具备有利的机会，我方就应派出战斗群加以阻击。我和舰队司令部及海战指挥部都认为这是给“沙恩霍斯特”号提供的一个极好的战机。
　　于是我于12月25日命令“沙恩霍斯特”号在第4驱逐舰支队的伴随护航下出航。下午，舰队司令部发出相应的命令。
　　我特别关心的是使战斗群尽快地接到出航命令，因为我认为，战斗群指挥官一定会召开一次会议，与“沙恩霍斯特”号舰长和负责军官，以及与第4驱逐舰支队的支队长及其各舰的舰长们共同讨论这次作战问题，我必须给他留出必要的时间。
　　我认为，在战斗群出发之前发电报说明这次作战的必要性和意义是正确的。
　　电报内容如下：
　　1. 敌企图通过这支重要的护航运输队为俄国运送粮食和武器来增加我东线陆军作战的困难。我们必须援助陆军。
　　2. 由“沙恩霍斯特”号和驱逐舰对护航运输队实施攻击。
　　3. 要巧妙、大胆地充分利用战术情况，乘胜追击，不可半途而废。抓住战机，充分有效地加以利用。成功的希望很大，因为“沙恩霍斯特”号的火炮占有优势，应尽力发挥它的作用。应适时投入驱逐舰作战。
　　4. 下令停止攻击之前须对战况进行认真的判断。原则上应在出现敌方重型兵力时才能停止攻击。
　　5. 按此精神调配舰员。我深信你们的进攻精神。
　　在这个指令中我觉得第3条特别重要，这一条可使战斗群指挥官在与英国轻巡洋舰交战时克服任何风险和障碍。
　　舰队司令部给战斗群下达的指令如下：
　　(1)“沙恩霍斯特”号及5艘驱逐舰组成的战斗群于12月26日凌晨(约10时)开始对护航运输队发起攻击。
　　(2)只有在作战条件(天气、能见度、敌情明确)相当有利对，才可实施集中突击。
　　(3)如“沙恩霍斯特”号无有利战机，驱逐舰则单独实施攻击，“沙恩霍斯特”号可留在所占领的阵位上，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甚至可留在战区外围的峡湾的待机阵位上。
　　12月25日19时，“沙恩霍斯特”号和第4驱逐舰支队起锚，23时到达挪威诸岛外侧水域。从那里以25节航速、10度航向向护航运输队将于12月26日10时左右到达的地点航行。12月25日夜晚的天气情况是：西南风，风力6级，海浪中等、5级，多云，能见度良好。
　　从“沙恩霍斯特”号上的一些幸存者口中获知，该舰在峡湾无聊地锚泊了很长一段时间，在接到这次作战命令时大家都欣喜若狂，表现了迫不及待的心情。
　　12月25日夜晚，驻挪威海海军将官告诉舰队司令部，由于天气变坏，他不同意战斗群进行作战。舰队司令部认为他的考虑是正确的，建议海战指挥部因天气不佳而同意下令停止作战。
　　当海战指挥部司令把上述意图告诉我时，我回答说，无疑只有作战海区的司令才能对天气情况作出判断，而不是我们。因此必须由他决定在当时气象条件下是否出击。必须把这个精神电告拜海军少将。
　　在舰队和海战指挥部间就这个问题进一步交换意见后，战斗群在12月26日1时37分收到舰队司令部发来的下列无线电报：
　　“如果驱逐舰无法经受住剧烈的海浪，则由‘沙恩霍斯特’号单独按巡洋舰作战的方式执行任务。具体情况由战区司令决定。”
　　虽然我认为“沙恩霍斯特”号单独出击并不妥当(参看我给战斗群的指令)，但我在得知这个电报的内容后，加以干预也不合适。“沙恩霍斯特”号在12月26日早上和中午接连两次交战。事实证明，“沙恩霍斯特”号在无己方驱逐舰的支援下也能取得赫赫战果。
　　12月25日23时55分，即尚未收到上述无线电报时，拜海军少将曾给舰队司令部发出下列电报：
　　“预测作战区内有西南风6-8级，严重影响驱逐舰使用武器，航行受限。”
　　是什么原因促使战斗群指挥官发出了上述无线电报呢？
　　他在发出这份无线电报时，事先并没有向与“沙恩霍斯特”号一起行驶的驱逐舰支队司令约翰内松海军上校询问，在当时天气条件下驱逐舰的作战能力如何。此外，战斗群应当知道，舰队司令部对当时的天气情况也是清楚的，因为潜艇已经报告了天气情况。然而，战斗群还是宁肯为这份无线电报而打破战术上极其重要的无线电沉默。究竟为了什么？我们不得而知。
　　现在，我们只能作出这样的估计，即敌人已获悉“沙恩霍斯特”号在海上航行，而且可能已测出了它的大概位置。
　　事实上英国本土舰队司令弗雷泽海军上将在该无线电报发出3小时后即接到海军部的通知，说“沙恩霍斯特”号很可能已起航。
　　1时37分，拜海军少将接到舰队司令部的无线电报，这时他询问了在“沙恩霍斯特”号附近航行的第4驱逐舰支队司令对天气的估计。约翰内松根据目视观察向战区司令报告说：
　　“在目前的8级风浪中尚未遇到困难，但缺乏预测天气的依据。我估计天气会好转。”
　　从第4驱逐舰支队司令的这份莫尔斯电报中可以看出，他认为不管发生什么情况，也要让驱逐舰继续作战。
　　12月26日6时30分，战斗群位于预期的护航运输队航线以东。这个位置又是一艘德国潜艇发现的。“沙恩霍斯特”号以12节航速向西南方向迎着护航运输队驶去。在它前面约10海里处，驱逐舰配置成一个侦察幕向同一方向行驶。
　　今天，我们根据英国弗雷泽海军上将的作战报告，知道了当时英国海上兵力的数量和位置。
　　该护航运输队由19艘商船和担任直接掩护任务的数艘驱逐舰和护航驱逐舰组成。正如潜艇所报告的，它位于熊岛以南50海里的海面上。在这支护航运输队以东约100海里处是英国的“第1编队”，由“贝尔法斯特”号、“诺福克”号和“谢菲尔德”号巡洋舰组成，在伯内特海军中将率领下向西南航行。
　　弗雷泽海军上将自己在12月23日夜晚率领“第2编队”离开冰岛。该编队由“约克公爵”号战列舰、“牙买加”号巡洋舰和4艘驱逐舰组成。
　　他已得知德国飞机发现了驶向俄国的护航运输队。因此他估计护航运输队可能会遭到袭击。12月26日3时39分，他接到英国海军部的无线电报，通知他“沙恩霍斯特”号可能已经起航。
　　因为他位于北角以西，距护航运输队270海里之处，无法派他的重型战斗群去阻止对护航运输队的袭击，因此他命令护航运输队稍偏北航行，以便使“沙恩霍斯特”号难以发现它。除了采取其它一些措施外，他还命令“第1编队”向护航运输队靠拢。
　　这样，“谢菲尔德”、“贝尔法斯特”和“诺福克”号便与“沙恩霍斯特”号相遇了。9时21分，“谢菲尔德”号发现了“沙恩霍斯特”号。9时24分，“贝尔法斯特”号开火，稍后“诺福克”号也相继开火。“沙恩霍斯特”号只用舰尾炮还击。9时40分，“贝尔法斯特”号和“诺福克”号停止射击，因为此时距离又拉大了。
　　“沙恩霍斯特”号高速向南驶去，然后又向北航行。当时拜海军少将的想法可能是为了避开3艘巡洋舰，从北面向护航运输队发起攻击，这样就不必与巡洋舰纠缠了。
　　拜海军少将避开巡洋舰的原因可能是他怀疑英国的巡洋舰或许已行驶到“沙恩霍斯特”号和护航运输队之间起着很大的保护作用，但它们在9时20分与“沙恩霍斯特”号相遇时已陷入十分危险的境地了。
　　“沙恩霍斯特”号的装甲防护和稳定性，尤其是火炮均大大优于敌巡洋舰，除了性能独特的中口径火炮外，“沙恩霍斯特”号还可用9门重型28厘米身管炮对付英巡洋舰上的中口径炮。
　　基于“沙恩霍斯特”号的这种优势，拜海军少将准备在黎明时分与英国巡洋舰展开炮战的想法是有道理的。将巡洋舰歼灭或重创之后，再对付仅由护航驱逐舰掩护的护航运输队就可不费吹灰之力了。
　　这正是弗雷泽海军上将担心的事。当时这支运输队仅靠巡洋舰与德国的重型舰对阵，而他自己乘坐的“约克公爵”号尚在相距200海里以外的远方。
　　在黎明前的短暂交战中，“沙恩霍斯特”号好象并没有击中对方，而自己却中了2发炮弹，一发击中火炮甲板，但没爆炸，另一发击中前樯楼，炸毁了那里一个无线电探测仪，使“沙恩霍斯特”号无法在60-80度区域内进行探测。
　　第4驱逐舰支队虽然在凌晨看到了这次战斗的照明弹，但因为没有接到战斗群新的命令，因此继续在侦察幕中向西南方向前进。10时27分，第4驱逐舰支队才接到命令：要他们以70度航向，25节航速，于11时58分到达“6365方格”作战。这样，“沙恩霍斯特”号和第4驱逐舰支队之间就不再保持战术协同关系。
　　在“沙恩霍斯特”号开始向南、然后又向北改变航向时，伯内特海军上将决定不跟踪“沙恩霍斯特”号，而是率领他的3艘巡洋舰向护航运输队靠拢，以便在“沙恩霍斯特”号重新发动进攻时能担负掩护任务。这一决定无疑是正确的。
　　“沙恩霍斯特”号在向北行驶途中，于11时接到一架德国飞机的报告，说在北角西北面的远方、即离“沙恩霍斯特”号约150海里处发现5艘舰只。
　　在基尔的舰队司令部接到这个无线电报后，认为这是我方的5艘驱逐舰，它们可能是根据“沙恩霍斯特”号不用驱逐舰也可完成任务的建议而被准予驶离战区的。舰队司令部和海战指挥部无论如何没有理由因为飞机的这一报告而干预战斗群指挥官目前的行动，因为它们对这一行动的具体情况还不清楚。
　　直到“沙恩霍斯特”号遭到损失后才清楚，德国飞机实际上已经报告了：“北角西北部5艘舰只，其中一艘可能是重型舰只。”
　　在向舰队司令部和“沙恩霍斯特”号转发这个无线电报时，机长让删去了“其中一艘可能是重型舰只”这句补充语，因为他不想报告估计的情况，只想报告一些实际情况。
　　我们不知道，当拜海军少将在11时收到发现这些舰只的报告时有何想法，当时这些舰只离他尚有150海里左右。他也许估计到了这是英国的重型舰只。得救的海军四等兵施特雷特尔的叙述可以说明这一点，据他所说，15时左右“沙恩霍斯特”号的舰员得到通知，说英国的一个战斗群在战列巡洋舰的西面向东行驶。这个通知的内容事实上只能是以11时飞机的报告为依据。
　　不管怎样，拜海军少将还是决定从北面截住护航运输队。
　　12时左右，“沙恩霍斯特”号位于护航运输队的北面，此后不久即对英“第1编队”的巡洋舰发起第二次袭击，“第1编队”此时又移到“沙恩霍斯特”号和护航运输队之间。在第二次袭击中，“沙恩霍斯特”号毫无损伤。相反却至少击中了2艘英巡洋舰；如“诺福克”号被2发炮弹击中，舰尾炮塔及全部无线电探测仪被损坏，有一部已无法使用，人员遭到伤亡。“沙恩霍斯特”号上死里逃生的格德斯海军一级下士对他目睹的第二次战斗作了如下叙述：
　　“12点半稍过一会，舰上很多人(包括我自己)同时发现并报告前面有3个黑影。根据无线电探测的结果，警报早已经发出。但在我重型火炮开火之前，‘沙恩霍斯特’号上空升起第一批照明弹。敌人的弹着点离我舰很近。我重型火炮的首次齐射压制敌人的火力。我亲眼看到，在第三和第四次齐射后，一艘巡洋舰上的舰尾烟囱部位燃起了熊熊烈火，另一艘巡洋舰的舰尾和舰前部也着了火，火光冲天，烟雾弥漫。
　　“火炮继续齐射后我又发现，第三艘巡洋舰的前部也命中了一发炮弹。顷刻间那里喷出了强烈的火焰，但很快又熄灭了。浓烈的烟雾不断弥漫，估计舰中部也已起火。此后敌人的射击则变得无规则了，当我们改变航向时，敌巡洋舰也随之转向，并消失在暴风雪中。在这次作战中，敌舰前部和两舷的情况可以看得见。我舰上向敌开火的是A和B火炮，有时舰首部的两门15厘米火炮也用上了。关于‘沙恩霍斯特’号被敌方一发炮弹命中的情况，我当时既无法通过电话，又无法采用其它途径打听。在第一次作战中，敌舰情况几乎什么也看不到，而这次借着将近中午时分的微光则可以很好地看清它的轮廓。而且距离也比上午近得多。”
　　当中午这场战斗展开时，英国的驱逐舰不在附近，因为在英巡洋舰发现“沙恩霍斯特”号转向100度时，驱逐舰还在斜对面约4海里处。
　　尽管中午这场战斗形势对我很有利，并且已经在攻击英国轻型巡洋舰的作战中取得了明显的战果，但拜海军少将还是停止了这场战斗。他在12点40分发出的无线电报中说明了其原因：
　　“在方格AC4133，与众敌作战，雷达遭重型舰只炮击。”
　　我们搞不清楚，“沙恩霍斯特”号上怎么会出现“雷达遭重型舰只炮击”这个观察错误的。因为敌3艘巡洋舰可以看得很清楚，它们绝不会被“沙恩霍斯特”号看作“重型舰只”的。唯一的可能是，它把“诺福克”号20厘米火炮炮弹爆炸所激起的水柱看作是一艘看不清的重型舰只发射的炮弹爆炸所激起的水柱。
　　这个判断错误的后果是严重而不幸的：在战局有利的时候拜海军少将没有紧接着发挥“沙恩霍斯特”号上重型火炮齐射的巨大威力，使英国巡洋舰丧失战斗力，甚至把它击沉，而白白放弃了取胜的大好希望。否则的话，通向护航运输队的道路就可畅通无阻。“沙恩霍斯特”号在返航途中的处境也会截然不同，一些能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同样高速的敌舰就不会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接触了，而且弗雷泽海军上将也许就不可能发现“沙恩霍斯特”号了。
　　“沙恩霍斯特”号约于12时40分以很高的航速向南和向东南方向往挪威海岸行驶。
　　对此有必要提一个重要问题：“为什么‘沙恩霍斯特’号要采用这条航线，在这条航线上不但英国的巡洋舰、而且穿越大洋的驱逐舰都可以追击它？”而任何一条稍偏西一些的航线都可以使它很快把保持接触的敌巡洋舰远远甩在后面，因为顶风浪航行时德国战列舰的速度肯定要比英国轻巡洋舰和驱逐舰快好几节。弗雷泽海军上将在其战斗报告中说，由于天气的原因，“沙恩霍斯特”号拥有“速度快4至6节的优势”。
　　在海战中采用顶风浪的航向来甩掉在这种条件下只能采用低速的敌轻型舰只的跟踪，是众所周知的常用办法。
　　但很可能拜海军少将认为，采取稍偏西些的航线，极有可能到达11点时所发现的那5艘正在航行之中的舰只附近。也可能他担心那艘重型舰只会采用稍偏西些的航线来跟踪他？因为从他12时40分发出的那份无线电报来看，他错误地估计那艘重型舰只已在他的附近。
　　因此，拜海军少将只好任凭英国“第1编队”的舰艇与他保持接触。这对“沙恩霍斯特”号的命运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在同一时间弗雷泽海军上将的想法是，只要“第1编队”中的某艘轻型舰只能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接触，他就能发现“沙恩霍斯特”号。
　　因此，对“沙恩霍斯特”号来说，在它于中午12时40分左右停止了战斗后，如果选择一条向西南到向西的航线，就至少还有躲避被“约克公爵”号歼灭的可能性。今天我们知道，这条航线也直接通向护航运输队。
　　然而事情的发展已无可挽回。弗雷泽海军上将不断从与“沙恩霍斯特”号保持接触的“第1编队”得到有关它的位置的报告。他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并发现了“沙恩霍斯特”号。在从16时48分持续到18时20分的炮战中，“约克公爵”号的10门35.6厘米火炮却未能击败“沙恩霍斯特”号。相反两舰之间的距离再次拉大，弗雷泽海军上将担心“沙恩霍斯特”号再次溜之大吉。因此派遣驱逐舰发动攻击，驱逐舰在较近距离用鱼雷命中了“沙恩霍斯特”号，当时它并无己方驱逐舰掩护，正向着有利于敌驱逐舰接近的航向行驶。
　　于是“约克公爵”号就可用火炮再次投入战斗。
　　19时45分，“沙恩霍斯特”号沉没。
　　1900名落水者中只有36名士官和水兵得救。
　　第四驱逐舰支队按照11时08分接到的战斗群指挥官下达的命令向护航运输队方向行驶，但在13时43分却收到一份没署名的无线电信号：“第四驱逐舰支队停止行动。”这个命令使人感到十分意外，因此约翰内松海军上校向战斗群指挥官提出反问。这个问题在14时20分的“入港”命令中得到了解答。第四驱逐舰支队没有发现护航运输队。
　　“沙恩霍斯特”号的沉没对我们在北挪威的战略形势有着深远的意义。由于对它沉没的原因一直没有完全弄清，除上面已经谈到过的设想外，再考虑其它情况也是多余的。如开头所述，以后的历史在介绍这次作战情况时，特种关系将会更加明朗化。但最重要的见证人，战斗群指挥官拜海军少将却永远不能发言了。
　　根据幸存者的汇报，舰员们直至最后时刻一直斗志昂扬，宁死不屈。
　　“蒂尔皮茨”号也遇到了同样的厄运。
　　1944年3月该舰重新修复。但是，由于这段时间内敌空中优势的不断增长，该舰要在北方明亮的夏夜对付护航运输队已无可能。那时敌通过空中侦察可及时了解“蒂尔皮茨”号的每一个动向，另外他们还不断增加舰载飞机来掩护护航运输队。
　　但是“蒂尔皮茨”号留在北挪威海域的作用仍然象以前那样是缠住敌在北欧海区的重型舰只，使它们无法调到其它战场作战。
　　此外，“蒂尔皮茨”号在北挪威海域可继续起到防止敌人在该区登陆的作用。在我战场的其它地方就没有使用它的必要了。要让它穿过北海千里迢迢返回本土，且不被敌发现，途中不受到敌强大的海空优势兵力的袭击，也是不可能的。
　　“蒂尔皮茨”号驻在北挪威海域的重要条件是，数量充足的歼击飞机可随时给它提供援助。
　　1944年春夏，“蒂尔皮茨”号不断受到空袭。1944年4月，由于英舰飞机的袭击，该舰装甲甲板上的上层建筑部分损坏，但没有影响战斗力。
　　1944年8月，英国人用6吨重型炸弹轰炸“蒂尔皮茨”号，其中一枚击中舰首部，损坏严重。
　　因此我命令“蒂尔皮茨”号以后只作为保卫北挪威的浮动炮台使用，不必保持战斗出航准备状态，舰上只留下火炮操纵人员。为了避免因轰炸而可能翻沉的这种最坏情况，它应该位于战术上较有利的尽可能较浅的水区。
　　根据这项命令，战斗群司令彼得斯海军少将在特罗姆瑟附近的一个峡湾内找了一个地方。但由于挪威峡湾沿岸很不规则而且十分陡峭，因此“蒂尔皮茨”号底部的水深很不均匀，达不到期望的浅水区水深。彼得斯设法通过垒土来弥补这一缺陷。该舰停泊在经过这样准备的停泊场上，再倾翻的可能性就降到了最小程度。
　　1944年10月22日英美飞机又用6吨重型炸弹轰炸。“蒂尔皮茨”号的重型火炮用榴霰弹击退了飞机的攻击。不久，根据我的要求，“蒂尔皮茨”号得到了歼击机中队的掩护。
　　1944年11月12日，一个星期天的早上，我空情报知部门又一次报告敌机向“蒂尔皮茨”号飞去。我方歼击机却没有及时赶到。于是，“蒂尔皮茨”号只好用它的高炮孤军应战。飞机到达了“蒂尔皮茨”号的上空，不幸的事发生了，最大口径的特种炸弹全落在该舰的左舷一边，使左舷凹陷，而且靠峡湾一侧的浅水海底出现了很深的弹坑，这样“蒂尔皮茨”号就可能翻沉，后来真的翻沉了，此时在装甲甲板下面舱室内的舰员全被封在里面。后来，为了把封在里面的人救出来，只得锯开该舰的钢板装甲底，但也只有少数人得救。
　　由于损失了“蒂尔皮茨”号，德国利用水面舰只实施的海上战争在11月便结束了。这里已经展示了这样一种趋势，飞机的出现使重型舰只面临的危险日益增加，这种趋势最后促使英美战列舰在1957年和1958年退役。
　　关于德国潜艇在挪威海的活动情况，我希望以后能再作介绍，如果有这方面的资料可供我参考的话。
　　5. 黑海战场
　　1941年8月德军在东线推进到黑海地区，到1942年9月已占领了俄国在黑海的整个沿岸(东南方向从图阿普谢到巴统这一段除外)。这样一来，由俄国、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四国包围的这一海区也就成了海上作战的战场，这个战场比波罗的海要大。
　　由于土耳其采取中立态度，一些非沿岸国家的海军无法穿过达达尼尔和博斯普鲁斯海峡进入黑海。因此，不仅我们，甚至英美人也都无法通过这条航道向黑海派遣兵力。
　　俄国黑海舰队的兵力大大超过了我们的盟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在黑海拥有的少量轻型海上兵力。在黑海的俄国舰队由1艘战列舰、1艘重巡洋舰、5艘轻巡洋舰、10-12艘驱逐舰、6艘鱼雷艇、30艘潜艇、50艘炮艇、3个快艇支队和大量装备武器的摩托艇和辅助舰艇组成。
　　起初德国在黑海当然没有自己的海上兵力，海军只能利用占领的沿岸和港口掩护陆军推进。1941年冬，陆上战场遭受挫折，加之在泥泞和冰冻季节无法利用陆上交通线运送补给品，因此派遣海军的必要性就体现出来了。只有通过海路才能对克里木和突入库班-高加索纵深地区的陆军部队提供充足的补给。因此雷德尔海军元帅在1942年春把北海和波罗的海的一些适用的舰艇经易北河调至德累斯顿，再沿公路把它们运到累根斯堡，然后沿多瑙河进入黑海。到1944年为止，在这条长达2400公里的道路上运送了大批快艇、扫雷艇、海上平底渡船和潜艇。
　　事实表明，兵力占优势的俄国舰队并没有展开大规模的攻势活动。由于俄国这种以防御为主的态度，由于德国空军和德意海军在袭击俄国作战舰艇和商船方面取得了战果，加之德国又占领了克里木半岛，使得兵力处于劣势的德国海军逐渐掌握了黑海地区的作战主动权。
　　1943年，在黑海海军指挥将官基泽尔里茨基海军中将的指挥下，德国在黑海进行海上战争的情况尤其如此。他在参谋长冯·康拉迪海军上校的协助下，尽管兵力很少，仍在组织和战术方面巧妙地完成了海上战争的多方面任务。
　　除了用火炮和障碍物来掩护海岸和港口之外，除了德国快艇部队(由比恩巴赫尔和克里斯蒂扬森海军少校率领)和潜艇部队(由罗森鲍姆和佩特森海军上尉率领)实施攻势作战之外，德国海军在黑海的主要任务是对克里木和库班及米乌斯的陆上战场提供补给以及保护敖德萨、康斯坦萨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之间的贸易往来。例如，1943年，用于遂行这一任务的船只共有2030艘，共计1350000总吨位。这个数字及本段中提及的所有数字均见黑海海军指挥将官的战争日志。
　　除上述这些经常性的护航任务之外，1943年初，德国海军还担负下述任务：帮助高加索一带的德军部队经刻赤海峡后撤。因为1943年2月斯大林格勒已陷落，俄国收复了罗斯托夫，从陆上向北撤退的道路已被封锁。因此，朔伊尔伦海军少将为执行这一特殊任务集中了海军全部的运输和护航力量。
　　从1943年1月底至3月底，在俄国不断袭击的情况下，从海上共运走了10.5万人、4.5万匹马、7000辆机动车和1.2万辆骡马车。
　　1943年9月，当德军被迫撤离库班桥头堡时，第二次运输活动又开始了。这期间共运送了202447人、54664匹马、1.5万辆机动车、2万辆骡马车、1200门火炮和9.5万吨军用物资。
　　在执行这些运输任务的同时，继续对克里木提供补给和对博斯普鲁斯方向的商船运输队进行掩护。克里木对于这些驶向西南方向的护航运输队起了犹如盾牌一样的保护作用。只要一直把它控制在我们手里，俄国人要袭击我方为爱琴海部队运送补给品和油料的护航运输队的危险性就小了。
　　在1943年10月16日的形势讨论会上，我向希特勒指出了失去克里木将对黑海整个局势造成的必然后果。1943年10月16日与领袖谈话记录：“如果失去克里木，尤其是塞瓦斯托波尔等重要军港，就会根本改变黑海的海上形势，不但将对我们在黑海北岸的海上运输，而且首先将对西岸达达尼尔方向的海上运输造成严重的影响，那里的海上运输关系到对爱琴海的补给。”
　　1943年10月27日在大本营召开的另一次首脑会议上，我们讨论了从海上对克里木提供补给和从海上运走我克里木部队的可能性。我对希特勒提出的与此有关的问题一一作了答复，我告诉他海军利用现有的海上运输工具每月至少可向克里木运送5万吨军用物资，而运送20万名携带全部武器和物资的人员则约需80天。
　　希特勒认为尽量长时间地控制克里木很有必要，因为万一克里木失守，俄国的战线推进到罗马尼亚油田附近就很危险，这必然会在政治上对我们的忠诚盟国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以及中立的土耳其产生反作用。讨论结束时希特勒决定：
　　“只要恢复东线南部的局势尚有一丝希望，就尽量不要撤离克里木。如果撤退势在必行，也应该从海上进行。不管发生什么情况，都要采取必要的步骤事先准备好运输工具，因为无论向克里木半岛实施补给还是从那里撤出部队都迫切需要运输工具。必须以最快速度加强陆军和空军。”
　　1943年11月初，俄国人切断了我们从克里木半岛经彼列科普地峡至俄国南部大陆之间的联系。从那时开始，对克里木的补给只能从海上和空中实施。
　　后来在一个浓雾弥漫的夜晚，克里木的俄国人在刻赤城的南北两个登陆场登陆。虽然对这两个登陆场可以由我陆军部队加以封锁，但却无法在反击中重新把它除掉。于是我们可能丧失钳制这两个登陆场的刻赤城，随之失去克里木的危险也就增大了。只要能阻止俄国人在夜间越过刻赤海峡为登陆场运送补给，就可能排除这种危险。
　　因此，必须在夜间对这两个登陆场实施不间断的封锁。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原准备在刻赤海峡以北采取行动，但由于一方面那里航道太窄，另一方面那一带被俄国部署在丘什卡沙嘴的炮兵和探照灯所控制，只好放弃了这个打算。相反，在南部的埃利季根登陆场处，刻赤海峡的宽度倒有8海里，于是我们从那里实施了连续5周的封锁。在克拉斯曼海军上尉指挥下，我海军部队在连续几天的夜战中击沉了8艘俄国炮艇、2艘快艇及43艘平底渡船和载有部队和弹药的轻型舰只。
　　这样一来，俄军的补给被完全切断了，敌部队的战斗力因此而大为减弱。1943年12月4日，德国和罗马尼亚军队成功地清除了埃利季根登陆场。
　　基泽尔里茨基海军中将为这次封锁作出了很大贡献，但他却没有看到这次作战的成果。他在1943年11月19日敌机的低空袭击中阵亡，当时他正准备视察卡梅什·布伦港，该港位于刻赤海峡，是我海上封锁部队的基地。
　　1944年4月8日，俄国开始从北面和东北面对克里木发起进攻，并成功地突入了克里木。大部分德军部队从克里木南岸，一部分从临时码头，由海上平底渡船运往塞瓦斯托波尔。为了保证我部队从海上撤走，尽可能长时间地控制塞瓦斯托波尔就显得十分重要了。
　　从俄国人重新占领的克里木沿岸撤离的我海上和陆上部队被合并成3个营，在霍斯费尔德海军少校、维尔纳海军少校和克勒姆海军少校的率领下，为控制德国在塞瓦斯托波尔的登陆场、保证我部队顺利上船，一直战斗到最后时刻。
　　1944年4月20日，德国和罗马尼亚的军队在塞瓦斯托波尔地区共驻有12.5万人。到1944年5月12日为止，通过海上和空中运输共运走了11.6万人。但由于俄国的空袭，海上运输途中损失严重。
　　继克里木之后，俄国人又开始进攻德涅斯特河沿线的德罗战线。罗马尼亚对这次进攻不进行抵抗。1944年8月25日，罗马尼亚投敌后，该战线彻底崩溃。保加利亚也转到敌人一边。土耳其宣布废除德土友好条约。
　　黑海的海战到此结束。我海军舰艇自沉海底。
　　由于罗马尼亚转向敌人，德国在多瑙河下游的200艘左右海岸防御船、运输船及卫生船均被封锁，这些船上载有德国平民、士兵、伤员、难民和来自德国各修船厂的工人。
　　在这个危急关头，主管黑海海军船厂和装备工厂工作的齐布梅军少将毅然决定担任这批船只的指挥官，并立即率领它们向多瑙河上游进发，以便穿过还由德国控制的地区。8月26日，为了首先突破罗马尼亚的炮火封锁，他指挥进行了一场历时2小时的战斗。德国编队在这次作战中损失12艘船只，共350人。在继续航行中他还得对付罗马尼亚的火炮攻击并在我方再次遭受损失的情况下抵御俄国的空袭。
　　尽管如此，到9月2日为止，大部分船只还是通过了敌占区，船上人员均获救。2600多名伤员(主要是“班堡”号卫生船和另外3艘小型卫生船上的伤员)终于交给了德国的护理机构。
　　6. 入侵诺曼底
　　驻法国和比利时的德国海军部队除潜艇外均隶属于西线海军集群司令部，克兰克海军上将任该司令部总司令。这部分海军部队包括快艇和掩护濒陆海区的轻型海上兵力及海军陆战队(主要是配备海岸炮的海军炮兵部队)，担负着掩护近海航线和海岸防御的任务。
　　在我们所占领的欧洲各国，其海岸防御作战均由陆军指挥。在法国，海岸防御作战从1942年3月以来一直由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的司令部指挥。尽管占领区的海军炮兵和海军高炮部队从“部队勤务”来讲，也就是说从它们严格和合法的隶属关系来说，以及从作战、装备及给养方面来讲，均属于海军，但它们在海岸防御的准备和作战方面则隶属于主管的陆军司令。因此西线海军集群司令部在海岸防御问题上必须执行西线总司令的指令。
　　1943年11月，隆美尔元帅从希特勒那里受领任务去法国检查海岸防御情况。1943年12月12日，他被任命为B集团军群总司令，在西线总司令领导之下具体负责从荷兰到比斯开湾的海岸防务工作。
　　在扩建沿岸防御设施的过程中，海军只有建议权，决定权则在陆军手里。
　　一个准备入侵的海军国家在战略和战术上拥有主动权。它可决定登陆地点。因此对于一个必须保卫其海岸的大陆国家来说，要找到正确的防御重点是困难的，因为不可能在整个漫长的海岸布置同样强大的防御兵力。大陆国家的作战决心也要等到海洋国家对登陆地点作出选择后才能定下。
　　由于敌方拥有现代化的技术辅助工具，例如特种登陆舰艇和由沉箱组成的人工防波堤，加上拥有海上优势(准备了大量的远程炮舰)和空中优势，法国北部、比利时和荷兰的许多地方都可能成为敌人的登陆场。
　　陆军认为英吉利海峡以东的索姆地区最有可能成为敌人的入侵之地。因为对进攻者来说，达到下列目的是至关紧要的：
　　1. 必须消除新式武器(V型导弹)发射场，其中加来海峡附近尤为危险，因为这些地方对伦敦造成威胁。
　　2. 必须在法国西部总体防御的后方迅速向巴黎突贯，以切断同塞纳湾以西包括各潜艇港在内的所有其余海岸的联系。
　　3. 登陆场必须便于越过比利时-法国工业区迅速向德国的生存中心鲁尔区挺进。
　　4. 登陆场离英国海岸越近，航渡的时间就越短，从英国起飞的飞机(包括歼击机)突入入侵区后方的纵深就越大。
　　5. 在勒阿弗尔以东发动袭击可以避开塞纳河这个唯一的天然大障碍。
　　虽然陆军对敌人的战略目标作了上述估计，但海军认为，从航海角度考虑敌人在索姆地区登陆的可能性不大，尽管敌人拥有各种现代化的登陆运输工具。因为那里不仅经常性西风凛冽，而且海岸的形状也使登陆十分困难。海军也不相信敌人会在布列塔尼半岛的多岩石海岸登陆，因为那一带的海情和天气状况都不利于实施登陆。
　　相反，海军指出，塞纳湾是一个对敌人极其有利的登陆场，因为那里有一个能避西风的宽阔沙滩。虽然入侵者拥有各种现代化的辅助工具，又具有在无港口设施的沿岸设立人工港的能力，但是入侵者在入侵开始后不久即需要一个高效率的码头，因此海军认为对于塞纳湾登陆来说勒阿弗尔附近也有可能成为敌人的着陆场。
　　第二个观点不一致的问题是，在敌人登陆的情况下，应把主要战线放在哪里，是直接放在海滩附近，以便迅速打击入侵之敌，还是放到很远的后方，利用那里的机动兵力向登陆之敌发动反击，待切断其水上退路后再歼灭敌人。
　　定下正确的陆上作战的决心是陆军首脑的事情。冯·龙德施泰特元帅认为，必须让敌人上岸，然后再用机动兵力对付之。这个看法他曾对我说过。相反，隆美尔却要求把陆军部队前调到尽可能靠近海岸的地方，以便迅速打击正在登陆之敌。
　　海军还被卷入了海岸炮配置问题的争论之中。1944年春，克兰克海军上将向我报告，说他在海岸炮如何配置的问题上观点与陆军不一致。他认为海岸炮必须靠近海滩配置，以便能以直接瞄准的方式使向海岸航行的敌人尽早受到我炮火的杀伤，并在敌人最危险的上陆阶段给敌以迎头痛击。因此，海岸炮应该配置在其最短射程能打到海滩的位置上。原则上火炮必须配置在能直接命中目标的地方，因为在某些拦阻射击地段，以间接的扰乱射击来对付行动迅速的海上目标，没有获胜希望。
　　相反，陆军认为海岸炮兵连应该配置在远离海滩的后方，实施间接瞄准射击，因为靠近海滩极其危险，尤其是空中威胁太大。
　　我的看法是，应该尽可能在敌人刚卸载完毕、准备上陆或利用平底渡船向海滩推进时就把敌人重新赶到水中去，因为敌人在这个阶段最不便于展开兵力。我们应该尽力阻止敌人构筑登陆场。因此我认为克兰克海军上将的观点是正确的，他的配置方法使海岸炮兵连可以实施直接瞄准射击。这种射击比间接瞄准拦阻射击命中率要大，杀伤效果要好。依我看来，靠近海滩的火炮，其危险性不见得比后方配置的火炮大。
　　由于这个问题至关紧要，在领袖大本营举行的一次军事形势讨论会上，我向希特勒汇报了海军对海岸炮兵连配置方式的看法，但他在国防军统帅部几位将军的支持下，在几乎长达1小时的马拉松式的讨论中始终坚持与陆军相吻合的观点。
　　隶属于西线海军集群司令部总司令的少量海军兵力，无法经常在海上监视敌可能的登陆行动。从1944年3月起，我方出港舰船经常被敌无线电探测到，接着便遭到敌海空兵力袭击。甚至出动快艇部队也不能获得侦察结果和袭击效果，因为它们在途经英吉利海峡时就会遇到优势的敌海上兵力，不得不卷入与它们的交战中去。伤亡的惨重使日常的巡逻警戒活动都无法进行，更不用说突入敌岸进行侦察了，如果我们不想在敌登陆之前就消耗完这支为数本来不多的兵力的话。西线海军集群把这种局势向西线总司令、领袖大本营和我作了汇报，大家听了后都感到这种局势在所难免。出于同样的原因，在塞纳湾也不可能重新设置非触发定信水雷障碍。派去的布雷部队在塞纳湾集结时遭敌袭击，还得先修理舰艇。在塞纳湾也没有布设近岸水雷，因为西线总司令和领袖大本营反对西线海军集群的意见，坚决命令首先保护勒阿弗尔以东海岸。
　　当同盟国军队在6月5日夜间在塞纳湾登陆时，他们并没有遇到有效的水雷障碍，海面上连巡逻艇也没有。
　　西线海军总司令认为，这次登陆并非为了佯动，而是真正的大规模登陆行动。因此他在当夜即向所有隶属于他的海军指挥机关发出了预先为这种情况所规定的暗语。于是，当时可供使用的海军部队便被派到敌人入侵海区。
　　我得到敌在塞纳湾登陆的消息是在夜里2点左右。清晨5至6时在领袖大本营的海军代表福斯海军将军打电话告诉我说，国防军指挥部参谋部对于立即把全部可供使用的师调往入侵地区犹豫不决。我让人接通了约德尔将军的电话，对他说，我觉得这次塞纳湾登陆是大规模登陆行动，因此我感到必须刻不容缓地采取对抗措施。他对我说，西线总司令对这次登陆是否是大规模登陆还表示怀疑。后来我飞往大本营。
　　在军事形势讨论会上，我向希特勒报告说，我认为敌人决不会再在布列塔尼半岛登陆，因此至少应该把部署在那里的几个师立即派到塞纳湾地区。
　　作为海军总司令我并没有对敌入侵地区的我陆军作战行动施加我的影响。
　　德国轻型海上兵力面临的是兵力占绝对优势的敌人。我们共有30艘快艇、4艘驱逐舰和9艘鱼雷艇，而英美在入侵海区却集中了700至800艘作战舰艇。其中6艘战列舰、2艘浅水重炮舰、22艘巡洋舰、93艘驱逐舰、26艘护航驱逐舰、113艘护卫舰艇，另外还有快艇、炮艇及其它作战舰艇。
　　德国海军尽了最大努力，有时甚至还取得了一些战果。但不久它们即遭到敌优势海空兵力的阻击而被迫撤出了战斗。
　　鉴于当时形势危在旦夕，敌人的入侵随时可能获得成功，因此我们在这个敌方有强大警戒兵力的海区也投入了潜艇部队。有关详情将在第二十一章中再作介绍。
　　海军在敌入侵区采取的第三种手段是使用小型作战兵器。其中包括人操鱼雷，即在一枚由乘员操纵的鱼雷上系挂一枚爆破鱼雷，由鱼雷上的乘员把这枚爆破鱼雷发射出去。在敌入侵海区使用的另一种小型作战兵器是爆破鱼雷，该鱼雷装有高效炸药，由一艘指挥艇遥控驶向目标。由于大胆使用这些兵器，小型作战部队也击沉了入侵海区的敌舰。
　　但海军这些微不足道的战果在强大的敌人面前是起不了决定性的作用的。敌人绝对的空中优势很快使德国的海上兵力再也不能依赖塞纳湾附近的补给场了。由于这个原因，海军的作战行动不久就停止了。
　　只有各参战国的军事部门公布了战争日志后，才能写出一部具有重大价值的有关同盟国军队在法国北部发动入侵事件的历史性著作。在此之前，人们在评论入侵何以取得成功的原因时，在介绍具体情况时，总是小心翼翼的。取得成功的主要原因至少可以说是由于敌人具有压倒的空中优势，这种优势给了敌人行动上的完全自由并使它战胜了我们。
　　有待于澄清的大量与入侵事件有关的问题是：
　　陆军从大陆战略的观点出发认为敌人将在索姆地区登陆，这个看法对防御的准备和抗击入侵的计划产生了何种影响？
　　如果隆美尔和海军关于在海岸附近打击登陆之敌的观点能作为统一的意见被采纳的话，那么，这对于入侵前的防御准备工作及陆军部队的部署和登陆以后的整个作战进程会产生什么后果呢？
　　虽然敌人占优势，但空军和海军在入侵前一天和入侵开始的当晚在侦察敌情方面难道真的就束手无策了吗？因为这几天的潮汐情况使敌人很有可能登陆。
　　如果西线总司令部、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都能当机立断把敌人在塞纳湾的登陆行动看作主要入侵行动的话，那末又会发生什么情况呢？我认为，如果能实事求是地检查以上这些问题的话，尽管敌拥有空中优势，入侵也未必能成功，这种可能性是有的。
　　敌人入侵成功以后，我们不得不在陆上多个战场与敌交锋。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无望取胜。和平也成了泡影，因为敌人认为只有消灭德国才能实现和平。军人必须继续战斗。
　　7. 波罗的海战场
　　1942年几艘从喀琅施塔得出发的俄国潜艇幸运地通过于我在芬兰湾设立的水雷障碍而进入波罗的海，但它们的战果甚微。我方驶向那里的相当一部分护航运输队几乎并无损失。
　　1943年春，我们成功地用一直布设到海底的钢制反潜网把芬兰湾全部封锁起来。这项工作是由契尔希海军上校领导下的网障碍设置队实施的。
　　此后，直到1944年秋，俄国潜艇完全停止了对我往返于波罗的海船只的袭击。从瑞典运输矿石、大量的贸易往来及为波罗的海陆军运送补给品等则可经常地不受干扰地进行。
　　1944年7月9日，我参加了一次有关俄国战场形势恶化的讨论会。该讨论会是希特勒与莫德尔元帅、弗里斯纳中将和里特尔·冯·格赖姆大将一起举行的。希特勒问我，俄国陆军一直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将对我军在波罗的海的任务产生何种后果。我答道：
　　“控制波罗的海对我们至关重要。波罗的海对输入我们的军备工业所迫切需要的瑞典矿石，对我们的新潜艇部队，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可使我们封锁芬兰湾以对付俄国舰队的最西的地理位置是雷瓦尔即现在的塔林。以东地区；占领波罗的海诸岛对达成这个目的同样也具有重要意义。但如果敌人继续向南突破波罗的海，如在立陶宛或东普鲁士设立基地，那末芬兰湾和波罗的海诸岛对海上局势就将失去意义。在我们邻近的地方有敌人的海上基地，就会使我方运送矿石的工作面临威胁或者完全无法进行，而且还会使我潜艇训练场受到干扰。按我所见，其它的一切都是次要的，甚至连撤回北面的集团军群也是如此，我们的主要目标是阻止俄国人突入公海。万一敌人突入公海，那末我侧翼的海上交通线就将处在俄国在立陶宛设立的机场的威胁之下，这样一来要从海上对北面的集团军群和芬兰实施补给就毫无可能了。”1948年布拉西海军手册，第401页。
　　因此对海上局势来说，敌直接突破库尔兰以南防线是最大的危险。
　　为了在俄国陆军推进到波罗的海沿岸时，我方能从海上支援陆上作战，我们把尚具有作战能力的大型作战舰艇，如“欧根亲王”号、“吕措夫”号、“舍尔”号和“希佩尔”号以及几艘驱逐舰和鱼雷艇编成第二战斗群，归蒂勒海军中将指挥。当时这些大型作战舰只正在波罗的海作为训练舰使用。
　　1944年8月，里加湾附近的俄国军队到达波罗的海。第二战斗群用舰炮从海上支援德国陆军部队并再次击退了俄国人。在以后的时间里，俄军战线继续向前推进，第二战斗群仍然担负支援陆军的任务。到1945年3月和4月，罗格海军中将率领下的第三战斗群也接受了同样的任务。
　　1944年9月，芬兰投降。于是我们为封锁芬兰湾而设置的障碍便失去了意义。俄国潜艇又在波罗的海出现，不过战果仍然不大。但它们在波罗的海、尤其是在瑞典东岸附近海域(那里行驶着向德国运送矿石的船只)的出现，却使瑞典在1944年9月26日宣布停止向我提供矿石。
　　俄国人没有派遣战列舰、巡洋舰以及驱逐舰突入波罗的海。
　　随着俄军的推进，就愈加要求海军从海上对被切断的德国陆军战线输送人员和物资，或者把这部分陆军从海上运走。因此，在波罗的海所有可供使用的德国海军水面兵力都越来越频繁地用于执行这项任务。
　　在执行这种海上运输任务方面，对库尔兰集团军提供补给和运出这部分陆军，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1944年7月9日，我曾经向希特勒谈到过俄国人在波罗的海沿岸出现后我对波罗的海局势的分析。此外，我还在多次形势讨论会上就库尔兰集团军的补给和运输方面的技术问题作了说明。我也对这类问题发表了我的看法。1945年1月18日、1945年1月19日、1945年1月20日、1945年1月22日、1945年1月28日、1945年2月15日、1945年2月17日和1945年3月18日的形势讨论会。
　　在1945年3月17日于领袖大本营召开形势讨论会前夕，陆军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对我说，希特勒作出的令人失望的守住库尔兰的决定很可能部分地与海上局势有关。我回答他说，我相信希特勒的决定并非受海上局势的影响。但如果他(古德里安)作这样推测的话，那我认为有必要把这个问题讲清楚。我在古德里安汇报东线局势的同一天向希特勒作了如下报告：海军认为，“目前占领西普鲁士照样头等重要。由于当前的海上局势，海军对保卫库尔兰已无兴趣，为库尔兰运送储备品只会给海军增加负担。”
　　于是希特勒对他因何不放弃库尔兰的原因作了解释。这些原因归结起来只是为了满足实施陆上作战的要求。1948年布拉西海军手册，第465页。
　　海军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除了执行多方面的运输任务外，还要把难民从德国东部地区经海上运送到西部地区。这方面的情况我将在第二十二章中详述。
　　海军及商船队的舰船为了执行由于陆上形势变化而变得很有必要的一些任务，在波罗的海一直活动到战争完全结束。但这些舰船在执行任务过程中，经常遭敌空袭，到投降时已几乎损失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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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章 1944年7月20日
　　7月20日事件和它存在的各种问题成了德国公众议论的话题，并在我国人民中引起了不同的意见。象以前一样我们需要取得一致。因此如果能消除因对7月20日事件持不同看法而产生的对立情绪，那将是很好的。
　　要达到这一目的，首要条件是要善意地理解双方的不同态度和观点。只有正视事实真相并不带任何政治色彩地看待7月20日的问题，才能有助于消除分裂。
　　在考察7月20日的事件时必须分清，从人性和道德观念出发，这种行为是否应受到批判，还是从政治上看它是否正确。另外明确地分清界线也是必要的，即这种行为哪些地方有点过分，而从人性和道德上来讲又是合理的。
　　1944年7月20日中午，福斯海军中将从东普鲁士希特勒的大本营给我在柏林以北的兰克指挥所来了个电话。他告诉我，情况紧急，要我火速赶到大本营去。关于原因他在电话里无法说明。
　　我于7月20日傍晚赶到那里，福斯和希特勒的海军副官冯·普特卡默尔海军少将告诉我，后备陆军的几个总参勤务军官行刺希特勒。对这次抵抗运动的规模、人员组成及其动机我一概不知，因此谋反和行刺希特勒确实使我大吃一惊。我觉得好象难以理解，军官们在战争期间竟会做出这种事。
　　我是如何看待形势的呢？
　　前线正在与外来之敌进行殊死搏斗。东线、南线和西线的德军兵力几乎损失殆尽，尤其东线，为了阻止强大的俄国占领东欧和德国，情况更是如此。前线的军人当然都渴望和平时期，渴望留在家中，但他们还是作好了随时为祖国为人民而献身的准备，正是这种态度才使他们还能守住东线。在海战中，潜艇部队在蒙受巨大损失的情况下仍表现了高度的自我牺牲精神。即使已无望获取任何胜利，他们仍艰苦战斗，目的是为了牵制两大海军强国，使它们不能动用不可低估的力量来对付德国，其中包括使它们不能出动大批的四引擎轰炸机，这些轰炸机通常都是用来轰炸德国居民的。
　　于是，德国就象一个被围困的要塞，要付出代价才能抵御外来之敌，而要塞内部的斗争无论如何总会干扰和削弱对外作战，甚至可能导致前线的完全崩溃并随之导致失败。
　　谋刺成功无疑意味着一场内战。阴谋策划者指望在本土军队中会有一小撮追随者，他们需要这样的人，以便在于掉希特勒之后能在德国真正地掌握并巩固政权。
　　大多数德意志人民始终支持希特勒。对抵抗者所了解的并促使抵抗者们采取这一行动的事实，人们是无法想象得到的。仅仅干掉希特勒，民族社会主义国家的权力工具还不会被砸碎或被接管。因此，可以预料，它的各级组织必然会起来反对新政府，结果造成内部混乱。
　　所有这一切都只能削弱前线的抵抗力。同时人员和物资的补给也有可能中断或者完全停止。考虑到前线的这些情况，人们除了希望军队内部不要发生任何暴力革命之外，还能指望什么呢？
　　军官必须要求他们的士兵在战争中始终作好献身准备。他们可以做出至少会削弱前线战斗力、严重危及士兵生命的事吗？
　　以上就是我对形势的看法。作为一个军种的总司令，我在1944年7月20日采取了相应的行动。为了使海军保持有对付外来之敌的战斗力，必须尽快并果断地逮捕海军中每一个动摇者。对付外来之敌是军人的唯一任务，为进行这场战斗而维持他们的团结和战斗力是我的责任。决不能由于这个内部动乱的事件而使我手下的军人变得不可靠。因此我在7月20日晚对海军的广播讲话中明确表示反对这次谋刺行动。
　　今天我对这件事又是如何看的呢？
　　在战争期间，海军没有象陆军那样受希特勒的亲自领导。他对海上战争是陌生和厌烦的。战争后期希特勒对海军的事情不加任何干涉。因此他与海军领导之间没有形成那种由于他直接领导陆军而在他和总参谋部之间免不了形成的对立。东线的一些将领和总参勤务军官们对希姆莱在后方的活动及其各种毛病有所了解，而海军则既没有看见也没有听说过。由于海军经常在海上和岸边活动，因此与党和各级组织的接触要比本土的陆军部门少。
　　因此，海军除两人以外，其余全部军官和文官都与这次抵抗运动及谋刺行动的计划和准备毫无关系。
　　相反，如果德国的男女公民们在经过心灵深处的激烈斗争之后确信，走这条谋反的道路可以拯救面临没落的民族，那末我也不会否认他们的做法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当他们知道了我们现在所知道的那些罪行时。
　　如果他们决心采用谋刺，也就是采用政治谋杀的这种手段，那么我对此也可以谅解，但前提条件是他们必须准备为此而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自己的良心面前这种自我牺牲的精神可以被感觉到是对谋刺的抵偿。我承认谋刺者的动机是合乎道义的，尤其是因为他们已经知道了希特勒政府灭绝人性的行径达到了何等地步，这样一来，就必然要使我扪心自向：假如我当时也知道了这些犯罪行为，我又会怎样对待呢。
　　可以肯定，我是无论如何不会容忍而会反对这些罪行的。
　　用什么方式表示反对呢，我不好说。但是不管怎样，在这种情况下我肯定要考虑到我是担任要职的军人，我们正处在战争时期。
　　对诸如此类的有关问题再提出各种推测和看法是不必要的，也是多余的。
　　7月20日谋刺行动在政治上是否正确，如果谋刺成功，它是否能经受住历史的考验，这是第二个问题。
　　今天看来，毋容置疑的是，作案者在对外交政策的期待上陷入了严重的错误之中。战争对手对“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丝毫没有改变。希特勒的去世决不会象有些人所认为的那样使流血就此中止。对这个问题继续进行讨论已无补于事，因为这些讨论再也不能为历史的发展过程所证实。但无论如何，这次谋刺如果成功，则随之而来的必然是内部的分歧，前线抵抗力的减弱和崩溃、敌机的轰炸，无条件投降和俄国对我尚在遥远东部的百万陆军的监禁，俄国人并吞东德以及东德人民的抵抗等等，总之，可能还要流很多血。
　　当时我认为，7月20日谋刺者所寄托的期望是错误的，今天我仍然这么看。他们即使谋刺成功掌握了政权，也无法抵挡最后的失败。与1945年5月的失败相比，这种失败会是什么样子，是不言而喻的。
　　很可能还有这样一种说法：只是谋刺者的背叛行为才导致了崩溃，如果希特勒还活着的话，战争可能会有一个好的结局。我认为，这种看法肯定会在德国人民中造成分裂，这种分裂甚至要比7月20日事件造成的意见分歧还要大。持这种看法的人在很大程度上觉得，他的不幸是由于己方的背叛所致。
　　要使德国人民重新清醒过来是多么困难！
　　要使德国人民对自己采取符合情况的实事求是的态度又是多么不易！这种态度是内部稳定及对其它国家采取正确态度的前提。
　　因此我今天认为，谴责那些内心经过激烈斗争，认为只有采取这种办法才能拯救祖国，从而决定走叛逆和谋刺道路的人是错误的，如果他们已作好为此而献身的准备，而且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的话。
　　谴责那些忠于誓言、满怀信心、在他们的岗位上坚持战斗直到最后时刻的那些人也是错误的。
　　最后，把这种或那种行为夸大得神乎其神的做法也是错误的。人民中总会有一部分人不相信它。这样做不但不能消除裂痕，相反只会加深矛盾。
　　我已经说过并再重复一次，在特定的条件下从人性和道义的立场出发我对这种叛逆行为是理解的。我必须再补充一点，我认为把军事秘密出卖给敌人的行为是可鄙的。
　　如果一个公民起来反抗他认为对人民的不幸负有责任的国家领导人，那是可以谅解的。但他决不可狂妄自大，危害那些与他一样的，与政府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的同国人，或有意识地把他们送往死亡之路，在这种情况下他就站到敌人那边去了，等于帮助敌人消灭他本国的人民。把军事秘密出卖给敌人的人是没有好下场的。每个公民，每个国家都鄙视这种人。甚至连敌人也瞧不起他，只是利用他而已。一个民族如果不对这种叛逆行为抱如此明确的态度，那么不管它采用何种统治方式，其稳定的基础都会发生动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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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一章 从1943年5月至战争结束时的潜艇战
　　1943年5月所发生的事件清楚地表明了两大海军强国的反潜防御能力超过了我潜艇的战斗力。
　　潜艇还需好几个月才能装备上当时正在研制和生产的经过改进的武器。在1944年年底前，新型水下高速潜艇估计也还不能问世。
　　1943年6月，我遇到了整个战争期间最难作出决断的问题：应从所有海区撤出潜艇，停止潜艇战呢？还是应当不管目前敌强我弱的兵力，继续让潜艇随机应变地作战。
　　德国在各个战线上均处于守势。我陆军正陷于艰苦的防御战之中。同盟国对德国领土的轰炸日益加剧。在这些情况下停止潜艇战会对我方的整个战争形势产生何种后果？我们可以放弃潜艇战吗？从我们的艇员考虑，我们能否不管我们的明显劣势而叫他们继续作战呢？
　　潜艇战曾迫使海军强国以护航运输队的形式进行海上运输。根据他们自己的陈述，采用这种方法较之采用单独航行的商船，运输吨位要减少三分之一以上，因为单独航行的船只可以采用最高航速，选择最短航线，而且不必等待集合后才开赴指定的集合地点。此外，商船结队同时抵港引起装卸方面的种种耽搁，又产生了浪费现象。为了反潜，各海军强国不得不在所有海区出动数以百计的驱逐舰、护航舰艇和数百架飞机。
　　这些舰艇和飞机又需要有庞大的船厂、仓库、基地和机场，包括大批地勤人员、工人和数不清的物资。
　　如果我们停止潜艇战，那么敌人就可以腾出这些力量用在其它地方来对付我们了。
　　举个例说，如果昔日敌用于反潜的轰炸航空兵从现在开始都用来轰炸德国，并给德国居民造成无可估量的损失的话，那末人们就会问，难道我们能容忍这种情况吗？潜艇艇员难道可以对此熟视无睹并对妇女和孩子们说，他们必须忍受这一切，他作为军人不愿意再承担牵制这支轰炸力量的重要义务了？问题是明摆着的，答案也已明确。
　　但另一方面的实际情况是，如果我们继续打潜艇战，不管我们怎样千方百计加速改进防御武器并实施更加有效的掩护，潜艇的损失也会达到令人吃惊的程度。毫无疑问，继续战斗可能就是一种真正的自我牺牲。
　　在征得我参谋部成员一致同意的情况下，我得出继续战斗万分必要的结论。潜艇部队不能独自退出战争，而坐视着把它们迄今承担的全部责任统统推到德国其它正在浴血奋战的军队和居民身上。
　　其次，在潜艇战停止了很长一段时间后再用新型潜艇来恢复潜艇战是很困难的。因为即使最精锐的部队，这种间断也会使士气一蹶不振。最后，既然我们还得与敌人继续交战，那末如果我们对敌情没有完整系统的了解，以后就只能在极其不利的条件下从头开始了。
　　现在的问题是，潜艇部队是否看到了打这场不再能获得重大战果的战斗的必要性，并愿意无私地、以自我牺牲的精神投入这场战斗。
　　在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相信我们必须继续战斗这一点后，我准备在我作出决定之前，再倾听一下前线的意见。
　　于是我让比斯开湾沿岸的各潜艇支队司令到“西线潜艇部队指挥官”勒辛海军上校那里开个碰头会。他们是第九潜艇支队司令勒曼·维伦布罗克海军少校、第十潜艇支队司令库恩克海军少校、第七潜艇支队司令佐勒尔海军少校、第六潜艇支队司令舒尔茨海军少校和第三潜艇支队司令察普海军少校。他们都是一些经验丰富的优秀指挥官，与本支队的艇员们接触最频繁。
　　我向他们提出了潜艇战的问题。
　　在这次讨论会上我们只有一个信念，那就是必须继续战斗。我们相信大多数艇员会感到这个决定是正确的。潜艇部队的实际行动证明了我们的这种信任是合乎实际的。直到战争结束，他们一直斗志昂扬。
　　支队司令讨论会结束后，我作出了继续战斗的决定。1943年5月31日我向希特勒报告了我们在5月份遭受的严重损失及已经采取和准备采取的一些措施。
　　我还接着谈道：“但是潜艇战究竟还能取得多大战果，发挥多大作用，还是难以预料的。敌人势必加强水面和空中反潜兵力。至于他们如何加强，我们对此很不清楚，也摸不准。1940年每艘潜艇每个出航日的击沉吨位约为1000吨，而1942年底却只有200吨左右。从中可清楚地看出，随着反潜兵力的增强，潜艇的战果则有所下降。尽管它已无望再取得较大的战果，我还是认为潜艇战必须进行，因为它所牵制的敌人兵力相当大。”(海战指挥部一处1943年第1614号绝密文件[1943年6月5日])。
　　当务之急是加速改进潜艇部队的武器装备。
　　在最重要的雷达方面，我们成立了“海军科研指挥参谋部”，由屈普夫米勒工学博士担任领导。他最紧迫的任务是帝国研究局及科学界和工业界的权威人士合作，生产一种新型的具有较大频率的供潜艇使用的测向接收机。这种接收机同旧接收机相比能捕获更大的敌雷达搜索波幅范围，因此对付敌人的突然袭击也就更有把握。
　　第二件事是加强高炮火力，使艇员们在受到敌机的突然攻击时不至于束手无策，能在来不及下潜的情况下顶住敌机的攻击，摆脱敌机。
　　潜艇装备方面第三项根本性的改进是音响鱼雷。这种鱼雷可在驱逐舰正好驶向潜艇时自动地根据驱逐舰的螺旋桨噪音行驶。在施佩尔部长的协助下，这项工作从开始研制到完成投产，时间有所缩短，原计划1944年秋完工，实际上1943年8月这种鱼雷就交付前线使用了。
　　这些新型武器究竟又会使潜艇的战斗力增强多少，事先是很难估计的。它们的实际效果如何，在下面叙述潜艇战情况时将同时予以介绍。
　　比斯开湾的潜艇在驶离基地后不久和抵达基地前不久的那段时间里所面临的威胁最大，敌人在这一带使用的空中兵力最集中，因为对这些基地本身难以从空中加以攻击。
　　1940年10月25日，我有幸向希特勒报告了上述情况，当时他与佛朗哥会晤后回国途中逗留巴黎附近。他问我，比斯开湾沿岸的潜艇需要用什么样的掩体。我回答说，如果在潜艇装备、停泊及维修阶段的所有停泊场都采用混凝土掩体，潜艇在港口的安全就有保证。潜艇的维修车间也应采用同样方法加以保护。
　　希特勒说，他将尽力按要求去办，我不必为此再操心了。我只对总司令雷德尔海军元帅报告了这次谈话的结果。
　　几天后托特部长来到我处，和我一起研究确定了修筑各潜艇基地内潜艇掩体的顺序、样式和数量。
　　政府建筑工程师多施先生受托特组织之托具体执行这项规模庞大的任务，在庞大而流动的组织中多施先生及其协作者在令人吃惊的短时间内完成了这项工作。于是，1941年底洛里昂港和拉帕利港的潜艇，1942年中期布雷斯特港和圣·纳泽尔港的潜艇，直到再晚些波尔多港的潜艇均完全处在掩体的保护之下。德国本土也建造了同样的掩体，但数量较少，这项工作由海军总司令部里的埃克哈特局长负责。
　　英国人没有在掩体建造期间从空中用炸弹攻击比斯开湾沿岸的掩体，这是他们在作战指挥方面的一大失策，因为当这些掩体在建造阶段处于防水沉箱后面时尤其易受损害。但英国的轰炸机部队却只注意轰炸德国城市。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1卷，第459页。待潜艇进入混凝土掩体后，他们再要轰炸就为时太晚了。
　　尽管如此，英国首相还是在1943年大西洋之战的关键时刻作出了轰炸法国城市和潜艇基地的决定，而且把以前担心这样做将给法国居民造成损失的顾虑置之脑后。罗斯基尔：《海上战争》，第2卷，第351-352页。
　　空袭使四分之一的法国港口城市沦为废墟，但对潜艇维修却毫无影响。只有一次，一个尚未按预定计划加固的潜艇掩体的顶部被一枚特重炸弹炸毁，几乎炸通，但没有造成其它的损失。
　　虽然潜艇在基地掩体里不怕空袭，但它们通过比斯开湾时却受到飞机的困扰。由于德国空军在这个直接位于我大西洋诸港前沿的“濒陆海区”没有掌握制空权，潜艇部队指挥机关不得不经常研究，如何使潜艇靠自己的力量以最小的损失通过该海区。
　　研究结果，第一艘作为“飞机诱饵”改装的潜艇U-441号在1943年5月22日从布雷斯特港出海。艇长是格茨·冯·哈特曼海军上尉。该艇配备两门20毫米四联装高炮和一门半自动37毫米速射炮，其任务“不是吓退敌机，而是将其击落”。应该尽可能使英国飞机因与高炮潜艇打交道经验不足而减少向水面潜艇实施攻击的兴趣，至少应让它们感到这样做比以前危险多了。
　　起初，似乎一切都按计划进行。1943年5月24日，U-441号在比斯开湾受到一架“桑德兰”型四引擎飞机的低空袭击时命中了该飞机。由于U-441号上的艇尾炮失灵，使该飞机虽被命中但还能投掷炸弹，以致潜艇也负伤返回基地。
　　U-758号潜艇(艇长曼泽克海军上尉)，是防空火力得到加强的第一艘作战潜艇(增加了一门20毫米四联装火炮)。它于1943年6月8日与舰载飞机发生了一次战斗。艇长对这次战斗报告如下：
　　“19时18分：莱桑德式单引擎舰载飞机从右舷方向低空向我袭击。我用舰炮抗击，在它突进之际被我命中多弹。飞机急转向并紧急投掷4枚80至100公斤重的炸弹。炸弹落在右舷约200米以外处。飞机又在附近投下发烟浮标后返回。
　　“我以全速驶向西南，2架飞机(一架莱桑德式和一架马特莱特式)来接替受伤的飞机。它们在3000米高空、距潜艇4000-5000米处盘旋，没有发动攻击。偶尔扫射一阵，但未命中。
　　“19时45分，又一架马特莱特式飞机从右舷低空向我艇实施攻击。我艇命中其多弹，飞机艰难地越过我艇尾后转，并扔下4枚炸弹。这些炸弹落在距我艇尾约25米处。飞机拖着黑烟坠入大海。我觉得可以用火炮将敌人阻挡在3000至4000米以外。好几架飞机飞到距我艇2000-3000米处折回。20时，2架马斯坦式歼击机实施低空袭击。这2架飞机多处中弹。一架受伤的飞机返回，后由另一架歼击机接替。
　　“两门20毫米自动炮因直接被击中而发生故障。单炮的俯仰和旋回装置失灵。炮兵及嘹望哨等11人受轻伤。我决定下潜。”
　　我们认为，潜艇的得到增强的高炮火力对这两次作战起了积极的作用。
　　以前我们取得的经验是，潜艇编队经过比斯开湾时，用双倍的火力和统一分配高炮火力的办法可迫使来袭敌机转向，或至少降低其投弹的准确性。根据这个实践再加上“飞机诱饵”潜艇U-441号的经验，我们决定在1943年5月底再试一下，原则上让潜艇编队通过比斯开湾。
　　到6月10日为止，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收到各艇长的第一批报告都是令人鼓舞的。若干潜艇群毫无阻挡地通过了比斯开湾。另一些潜艇也用加强的火力击退了敌机的多次袭击。
　　但两周之后敌人开始采用新的战术。飞机发现潜艇群后，就在潜艇的高炮射程外与潜艇保持接触，而且又守在近到使潜艇不敢冒险下潜的位置，因为此时潜艇下潜势必遭到袭击。等到其它飞机到来后，就开始实施协同攻击。
　　例如，有一次一个由5艘潜艇组成的潜艇群击退了好几次单机攻击后突然受到4架重型战斗机的同时攻击。U-155号和U-68号人员伤亡严重，被迫返回基地。
　　这个事件说明潜艇白天在水面航行危险太大。于是我们又开始采用老办法，即白天基本上潜航，只有在充电时才上浮。如果白天空袭来势凶猛，那么充电则推到夜间进行。
　　1943年6月底，英国海军部使用专门的反潜群加强对比斯开湾的封锁。1943年6月，潜艇在比斯开湾编队航行的损失比5月份明显降低，但现在由于敌人采取了上述措施，潜艇在7月份的损失又有回升。在潜艇不得不上浮充电时，飞机便引来反潜群攻击潜艇，而我们又没有水面兵力来驱逐这些离我潜艇基地很近的敌人。
　　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力所能及的事是每天向潜艇发送有关情报，告诉它们敌人的海上封锁兵力和空中作战的重点。这些情报只能根据我方空中侦察和无线电探测的结果面获知。
　　第二次使用“飞机诱饵”潜艇所取得的经验并不令人满意。
　　1943年7月11日，U-441号在比斯开湾与敌3架重型战斗机交战。尽管一架敌机被击中，尽管U-441号的舰桥四周都采用了装甲护板，但敌机的连续炮击仍使U-441号潜艇10人阵亡，13人(包括艇长)重伤，最后只得停止战斗。幸亏该艇抓住有利时机下潜，才幸免于难。后来该艇军医普法芬格尔侥幸地把艇驶回布勒斯特港。
　　该艇刚入港，潜艇支队的基本成员中就有许多人自愿报名，要求代替遇难和受伤人员乘U-441号潜艇重新出海。
　　但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认为，这次战斗表明，潜艇在同敌机的交战中缺乏坚实的基础。因此改建和使用“飞机诱饵”潜艇的计划便停止了。
　　虽然有人反对潜艇结群通过比斯开湾，但权衡利弊的结果还是采用了这个办法。1943年7月1日到20日，75%的潜艇是结群通过比斯开湾的。结果只损失3艘，而其余25%单独行驶的潜艇中却损失了4艘。
　　1943年7月底，2个潜艇群准备出海。因当时正好有几艘德国驱逐舰，我便让它们护送潜艇到西经8度处。到达这里后，各艇艇长便可自行决定，是单独行驶还是继续结群航行。后来他们仍决定编队航行。
　　一天后，潜艇群中的一艘潜艇报告，该群在西班牙北岸奥特加尔角以北150海里处与5架敌机交战。于是9架JU-88飞机便被派来增援，但因燃料不足这群飞机未能到达战区。与此同时，在比斯开湾的另外4艘潜艇又报告受到敌机袭击，而且附近还发现敌海上兵力。于是我就把手头仅有的3艘大型鱼雷艇派去增援。
　　看来敌人这次为封锁我潜艇出海所作的努力已达到登峰造极的地步。因此在尚未搞清这次作战的结局及参战潜艇的命运前，即在当天，1943年8月2日，我就下令停止其它任何潜艇出航。
　　德国鱼雷艇全速向一艘被炸弹击伤的潜艇驶去，这艘潜艇因受伤而只能下潜到有限深度上。
　　遗憾的是，当这艘潜艇听到会合点附近我鱼雷艇的螺旋桨噪声时，它已重新浮到水面。潜艇看到了鱼雷艇的桅尖并向它驶去。以后情况艇长报告如下：
　　“19时25分，一架‘桑德兰’飞机从右后方飞来，距离800米，飞行高度中等。我们立即开火，该机向右转并在我火炮射程之外盘旋。为了不让敌机有机会从正面攻击我艇，我们必须向左旋转，这样一来我们与鱼雷艇就离得更远了。
　　“2分钟后，第二架‘桑德兰’破云而出，在我艇周围盘旋。这两架飞机占领了有利阵位后便开始各从我左右舷45度处向我艇袭来。我艇火炮猛烈反击。20毫米四联装炮对付右舷敌机，单管炮和两门81Z型(8毫米)机关枪对付左舷敌机。右舷敌机在激烈的炮火中稍微避开了些，它在离艇尾50米处至少投下6枚炸弹，使我艇剧烈震动。另一架飞机的炮弹几乎同时在左舷爆炸，使四联装火炮的2名瞄准手和2名弹药手阵亡。在替换四联装火炮的操作手时射击暂停，使敌机乘机逃逸。
　　“电动机左配电盘被震落，起火。右舷柴油机停转，艇内烟雾弥漫，海水大量涌入。艇向左侧倾斜。
　　“5分钟后，两架飞机从左右舷发起第二次攻击。火力分配情况如同第一次。3名单管炮操作手被飞机机关枪击倒。两机飞越我艇，投下多枚炸弹，在我艇附近爆炸。使我艇又遭重创。左舷柴油机也停转。艇失去机动能力，因两台电动机也不转了。两组电池散发出强烈的气体。艇尾明显下沉，因抽水泵也不再抽水了。
　　“20时零8分，一架飞机离去。也许它在第一次袭击中被我四联装高炮击伤。两分钟后留下的那架‘桑德兰’发起第三次攻击。由于大部分炮手已阵亡，替换上来的都是一些技术上不熟练的新手，因此对目标的命中率较低。该机飞越我艇时，枪炮齐发，并投下4枚炸弹，在右舷艇尾后10米处爆炸。艇下沉更甚，据机电长报告已维持不了多久了。
　　“‘全体人员离艇！’甲板旁放下充气橡皮筏。除5名炮兵外，其余人员均跃入水中。
　　“20时15分，第四次攻击开始。由于机枪扫射猛烈，水中多人受伤，许多橡皮筏被击碎。飞机仍瞄准水中的游水者扫射。艇尾甲板已被水淹没，靠定深舵使艇首翘起。
　　“艉柱随时可沉。
　　“飞机又多次飞越我艇扫射。我艇弹药耗尽。我和最后5名炮兵跳水。不久随着艇内一声巨大的爆炸，在游水者的一片乌拉声中潜艇顷刻沉没了。
　　“飞机仍多次飞越我艇，未扫射，投下2枚发烟浮标后离去。36名艇员在水中穿着已破损的救生衣留在一艘较大的橡皮艇旁，一直坚持到黎明，直到3艘鱼雷艇赶来把我们救起。”
　　这个报告对于叙述敌机歼灭一艘潜艇的具体经过来说是很典型的。
　　后来逐渐发现，从7月20日至8月初共有10艘潜艇损失，数量之高，实在令人吃惊。袭击潜艇的飞机数量剧增，它们集群进行攻击，以压倒编队航行的潜艇的总火力。因此我们再也不能指望以潜艇的高炮来打开通往比斯开湾的航路了。潜艇只好采用老办法，只要无线电探测仪一发现敌人在搜索，便立即下潜，用这种方式偷偷地进入比斯开湾。由于频率范围扩大的新型无线电探测仪要到1943年8月底才能投入使用，因此我下令我在8月2日发布的潜艇不再出海的命令继续有效。此外，我还命令返回的潜艇必须紧靠西班牙沿岸航行。由于那一带的环境对潜艇特别有利，所有采用这条航线的返航潜艇都得以安然抵港。
　　新型高炮在其它战区使用的经验也和在比斯开湾的使用经验相类似。截止1943年9月，大多数艇长报告，高炮的使用情况是好的。据他们观察，敌机不敢象以前那样放肆了，有时遇到一艘作好防御准备的潜艇时甚至会放弃攻击。结果潜艇在9月份的损失总数又降到10%。但从1943年10月初开始空袭增多，于是潜艇损失又重新增加。虽然潜艇击落了一批敌机，而且有些飞机可能在返航途中坠毁，但这一切都帮不了潜艇多少忙，因为飞机接二连三地反复袭击，潜艇终究要被击中、击伤或击毁。只有在高炮火力十分强大，足以使敌机慑于它的威力而放弃攻击或足以在敌机进攻之前将其击落时，才算达到了高炮的使用目的。
　　然而遗憾的是，有些战斗经历，例如U-267号潜艇的战斗经历，却很清楚地证明了我方高炮武器所处的劣势。该艇在10月17日对飞机的一次攻击作了如下报告：
　　“飞机在进攻时被我一连串炮弹击中，但却没起作用。潜艇瞭望哨发现，20毫米炮弹连续从飞机驾驶舱弹回。”
　　用于反潜的重型轰炸机和飞艇现在在机体下方都有厚厚的装甲，一般情况下20毫米高炮是击不穿的。只有这个原因才能说明为什么飞机明明中了一百多发炮弹却没有坠毁的道理。
　　自从1943年5月在北大西洋攻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失败以后，我们现在又倾向于采用老战术，即“抓住敌人的弱点”，重新派潜艇去占领那些遥远的、认为能取得较大成果的战区。至于在这些战区内敌反潜力量究竟弱到何种地步，则必须由实践来证明。
　　为了把作战行动扩大到危险较小的一些海区，我决定把潜艇也派往印度洋作战。
　　我驻东京的海军武官文内克尔海军将军为德日在海战过程中的有效配合而奔波忙碌。他在1942年12月报告，日本人建议，把位于日本势力范围内的槟榔屿港或沙璜港提供给在北印度洋作战的德国潜艇作基地用。
　　但要利用这些基地首先要考虑到德国潜艇所需的燃油和润滑油、机器磨损及备件，尤其是可口的食品在那里是否能长期得到满足，因为习惯于吃欧洲食品的潜艇艇员必然不习惯吃日本人喜爱的食品。根据德国海战指挥部的要求，日本人于1943年春开始对槟榔屿基地作技术上的准备，并在1943年春的晚些时候多次表示希望德国潜艇前往那里。
　　但在大西洋尚有充分战机击沉敌舰的这段时间内，我一直没有接受日本人的建议。
　　自1943年4月起形势发生了变化，于是决定在6月底把IX-c和IX-d-2型潜艇派到印度洋去，让它们在西南季风停止时先在印度洋北部海区发动几次突袭，然后再驶向槟榔屿基地，因为这种季风引起的汹涌波涛和不良的能见度对海上作战十分不利。
　　潜艇在印度洋及往返印度洋的航路上共击沉57艘舰船，计365,807总吨位，另外还击伤了一些舰船。战果最突出的IX-c型艇是U-510号，艇长是艾克海军中尉；IX-d-2型艇中是U-181号，艇长是弗赖瓦尔德海军中校。遗憾的是，为取得这些令人鼓舞的战果，到战争结束时止，派往印度洋的潜艇中共损失22艘，其中16艘肯定是被飞机击沉的，而且大部分是在已经踏上大西洋的征途时被击沉的。
　　由此可见，整个大西洋都处在敌空军的严密监视之下。即便在大西洋中部和南部海区，无论是四引擎远程飞机或者是美国航母的舰载飞机，均用于反潜。甚至在印度洋也有一些飞机用于反潜，尽管数量有限。英美两个海军强国在各大洋都明显加强了以空军对付潜艇的作战行动，直到战争结束，这种趋势有增无减。
　　一些在其它遥远海区作战的潜艇的经历也是如此。
　　派往这些海区的潜艇在1943年6月中旬以前，在亚速尔群岛以西尚能不受干扰地从潜水油船上补充燃油，然后驶向作战海区，这些作战海区从美国东岸的佛罗里达海峡到南部的里约热内卢，从达喀尔一直到非洲沿岸最里面的几内亚湾。每个艇长都可以分配到一个很大的海区，他可以根据敌人在那里的航运和防御情况相机行事。因此，为了不引起敌人集中相应的反潜兵力，潜艇没有采取任何集中行动。
　　起初，战况似乎对潜艇有利，因为开战不久它们就击沉了16艘舰船。但很快敌人就加强了空中警戒力量，以致潜艇连停留在指定的作战海区都感到十分困难，尤其是在美洲海区更是如此。
　　同时潜艇从潜水油船上接受补给也变得极其危险，后来只得放弃并提前结束战斗。
　　据我们所知，我们在这些遥远的作战海区所蒙受的损失归根到底也是由敌方飞机造成的。原来我们打算通过在这些遥远海区的作战行动来减少我们的损失，结果未能如愿以偿。
　　6月份出海潜艇的损失尚不到20%，而7月份则达到30%以上。后来的统计结果表明，潜艇在通过比斯开湾的短短几天内所蒙受的损失相当于它们后来在作战区停留几周所蒙受的损失。因此，8月2日禁止潜艇出海的命令是根据实际情况作出的正确估计。
　　1943年8月下半月，比斯开湾基地的首批潜艇配备了“哈格努克”式新型无线电探测仪。同时每艘潜艇又装备了4枚刚制成的“音响鱼雷”，代号叫“鹪鹩”。
　　除了增加防空火炮外，我们还尽力为这些潜艇改进其它所有最重要的装备。艇员们为操纵这些新装备都经过了专门训练。
　　我们的打算是让这些潜艇由水下隐蔽地进入北大西洋，在那里与飞机和驱逐舰配合袭击敌护航运输队。
　　我们想再次加强北大西洋的兵力，是因为我们的“无线电侦收部门”发现，在1943年7月大批敌机对汉堡实施的空袭中，也有英国“岸基海军航空兵”的第十五和第十九机群的几百架四引擎轰炸机参加，许多汉堡居民成了这次轰炸的牺牲品，景况惨不忍睹。而在此之前这些飞机一直仅在北大西洋用于反潜。显然，这是由于我在5月24日下达了先撤回英国以西海域潜艇的命令后，才使英国得以暂时把这些轰炸机从北大西洋撤走。
　　我们怀着极度紧张的心情注视着1943年8月底通过比斯开湾驶向北大西洋的潜艇。新型无线电探测仪能使潜艇比以前更有效地防止敌机的突然袭击吗？
　　比斯开湾的潜艇虽然面临着敌最强大的空中警戒兵力，但遭受袭击的次数并不多。这说明情况好象有所好转，这只能归功于新型的“哈格努克”式探测仪。确实，装备“鹪鹩”鱼雷的潜艇群在通过比斯开湾时一艘也未损失。
　　从这时开始到1944年5月在该海区的潜艇平均每月损失1-2艘。看到这种发展趋势，我们大大松了口气。
　　“鹪鹩”潜艇群好不容易到达了预定的作战区，1943年9月20日夜晚在大环形航线上发现了预期的敌护航运输队，天刚亮就有2艘商船被潜艇从水下击伤。后因敌方空中和水面掩护兵力甚强，潜艇再次与敌船队失去接触。原定由潜艇同时在水面协同抗击敌空中掩护兵力的计划在第一天即告失败，因为各艇之间的距离太大。但当天夜晚潜艇与船队又重新恢复了接触。
　　现在潜艇要对付的主要是强大的水面护航兵力。于是潜艇首次使用了新型音响鱼雷。
　　第二天几艘潜艇成功地以防空火力使来袭的敌机无法准确地投掷炸弹。现在它们可以在水面航行去占领攻击阵位，接近护航运输队。
　　战斗进行了4天，因大雾战斗不时中断，最后终因大雾而结束。潜艇报告用新型音响鱼雷击沉了12艘驱逐舰、用普通鱼雷击沉9艘商船，共计46000总吨位。损失2艘潜艇。
　　我们认为这次袭击护航运输队所获得的战果是令人满意的，尤其是在第二天的大雾肯定还使潜艇失去了不少攻击时机的情况下。
　　根据报告我们觉得“鹪鹩”的效果不错。后来才搞清，艇长们对击沉敌护航舰只的数量无疑估计过高了。其中原因是，潜艇在近距离发射音响鱼雷后必须立刻下潜到60米水深处，否则音响鱼雷就会被自己的螺旋桨噪音吸引而发生危险。因此，近距离发射时潜艇无法观察鱼雷的爆炸效果，只能听声，因而容易把这种声音和深水炸弹的爆炸声搞错。
　　根据今天掌握的英方统计资料，在这次作战中有6艘商船(共计36422总吨位)和护航舰“圣克鲁瓦”号、“波利安德”号和“伊切”号被击沉，“拉根”号被击伤，但尚能被拖入港内。罗斯基尔上校今后在叙述这次作战经过时可能会公布护航舰只的其它损失，或者说明敌方采取了哪些措施来限制音响鱼雷的可靠效果。
　　从1943年10月首次使用“鹪鹩”对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我们得到的经验是，大雾在特殊情况下也能掩护潜艇免遭空袭；因为雾过之后潜艇就再也没有可能同敌空中掩护兵力进行有效的斗争。首次“鹪鹩”作战令人满意的战果此后再没有获得过，相反以后几个月的事实表明，甚至那些改进了的装备也不能够使潜艇恢复战斗力。我们只好彻底放弃使用潜艇群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为了牵制敌人的兵力，我们只能进行牵制作战，并要尽可能节省我们的兵力。潜艇对海上交通线的压力不可放松。但要造成这种压力也得有足够数量的潜艇，只有使敌人担心潜艇随时可能以集群方式实施作战，才能使敌人不至于减少用来对付潜艇的飞机和海上兵力，不至于把它们用以遂行其它任务。
　　实施这种牵制作战究竟有多么艰难，可从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6月1日的战争日志中看出来：
　　“根据潜艇的观察、谍报部门的报告和无线电侦收部门的情报，牵制敌兵力的任务到目前为止完成情况是好的。敌方派遣的飞机、护航舰艇、反潜群和航空母舰的数量有增无减。
　　“对潜艇艇员来说，进行一场以牵制敌人为主的战斗是特别艰难的。全体潜艇艇员为获取胜利而作出的个人贡献比迄今任何其它兵种都大，这种勇于自我牺牲的精神使他们在敌人的防御面前表现了特殊的坚韧不拔和顽强不屈的战斗意志。现在，成功的希望越来越小，而难从虎口逃生的可能性则越来越大，最近几个月来，参战潜艇每月只有70%能够安然返回。”
　　因此，我们反复考虑，面对如此惨重的损失，继续实施潜艇战是否还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否应该采取其它的办法？但是，鉴于我们潜艇部队牵制的是敌人庞大的兵力，因此我们再次得出了潜艇战绝对必要的结论：
　　“必须利用现有兵力继续实施潜艇战，尽管损失惨重，大大超过了我们所取得的战果，但对此必须忍受。”1944年6月1日潜艇部队司令战争日志。
　　当时没有其它的部队能象潜艇部队那样牵制敌人如此庞大的兵力。
　　为使战斗有重新获胜的希望，必须有一种无须浮出水面充电、水下速度快且续航力又大的潜艇。我们感到欣慰的是，这种潜艇已经出现了，这种潜艇在前线服役的日子也一天天迫近了。
　　1944年春天，第一批旧式作战潜艇装备了“通气管”，这种“通气管”能使潜艇在水下充电并更新艇内空气。这意味各种传统型的潜艇在作战过程中不再需要浮出水面。5月底，这种新装置原有的一些毛病已得到克服，并取得了初步的实践经验。
　　就在这个时期，潜艇部队指挥机关由于盟军入侵法国而处于难以作出决断的困境。能把潜艇派到英吉利海峡的浅水区去吗？那里有敌人数以百计的各种类型的护航舰只，而且飞机在空中不断地飞行。潜艇到底能否逗留在那里？往那里派遣大量潜艇能否取得相应的战果呢？
　　从1940年以来，我们一直未在象英国沿岸那样的浅水区中作过战。现在有了“通气管”，我们就可以在那里作战了。不过，潜艇必须在连续几周的作战中潜伏在水下。艇员们在体力和精神上能忍受得了这种辛劳吗？在警戒如此森严的海区，通气管能正常使用吗？
　　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难以解答上述问题并定下决心的原因是，它只能根据敌人公布的消息来获知潜艇在入侵海区的战果和境况，直接听取返回的潜艇艇长的口头汇报则要在几周以后，因为潜艇无疑是不能从该海区发送无线电报的。
　　另一方面敌入侵的成功与否对于整个战争的进程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潜艇正好是唯一能以少量代价获取重大战果的作战工具。潜艇上人员较少，只要能击沉一艘满载军火、坦克或其它武器的船只，即使自己被击沉也是合算的。而要在陆上消灭敌人同样多的军用物资，那得要牺牲多少人，耗费多少物资？在陆上我方人员的损失肯定要大得多。对这个问题我绞尽脑汁苦思冥想，最后终于决定，一旦敌人实施入侵行动，务必派遣潜艇前往阻击。
　　当敌人于1944年6月6日开始入侵时，第一批潜艇开赴塞纳湾。我对它们发出如下命令：
　　“凡敌用于登陆的每一艘船只，哪怕只运载50名士兵和一辆坦克，都是潜艇全力打击的重要目标。即使我方蒙受损失，仍要发动攻击。
　　“只要有利于靠近敌登陆部队，则不必顾虑浅水、水雷或任何其它的危险。
　　“在敌登陆之前消灭其一个人或一件武器都能减少其成功的希望。
　　“潜艇，只要给敌登陆造成了损失就是完成了它的最崇高的任务，它的存在才有价值，即使遇难也是有意义的。”摘自给艇长们的“海峡”作战命令。
　　于是潜艇部队开始了连续几周的最艰苦的战斗。返回来了的艇长们汇报了他们所获取的战果，这些战果表明继续派遣潜艇作战是正确的，尽管由于连续几周的水下生活艇员们在体力上已精疲力尽。艇员们的战斗意志无论给予怎样的赞美也不过分。
　　最后，我自己却丧失了艇员们在那些日子里所表现的那种勇气。由于担心作战潜艇的命运以及敌人可能集中大量反潜兵力使我潜艇难以招架，我便在8月24日和26日召回了当时所有在塞纳湾的潜艇。使我感到莫大宽慰的是，5艘潜艇报告它们在返航途中又获得了理想的战果。
　　从1944年6月6日至8月底在入侵海区内进行潜艇战的总战果如何呢？
　　30艘装有“通气管”的潜艇陆续参加了45次作战行动，其中20艘被击沉。我方遇难者约1000人，其中238名获救。
　　根据英方的统计，潜艇在蒙受上述损失的同时共击沉英方：
　　5艘护航舰艇；
　　12艘商船，共计56845吨；
　　4艘登陆舰艇，共计8404吨。
　　据英方统计，另外还有一艘军舰被潜艇所布水雷击沉；被鱼雷击伤的有：
　　1艘护卫舰；
　　5艘商船，共计36800吨；
　　1艘登陆舰。
　　另外还有2艘商船被水雷击中。
　　所有被击沉的船只都满载军用物资。这意味着什么，战争期间引自美国空军《训练手册》由美国罗得岛州匡塞特角海航站的大西洋舰队飞机反潜发展支队编写，见莫里森《大西洋战役》，第1卷，第127-128页。的一段话最清楚不过地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段话的大意是：
　　“假如潜艇击沉2艘6000吨位的商船和1艘3000吨位的油船，那末我方的损失为：42辆坦克、8门152毫米榴弹炮、88门87.6毫米火炮、40门40毫米火炮、24辆装甲侦察车、50挺布朗式自动机枪、5210吨弹药、600枝步枪、428吨坦克配件、2000吨储备品及1000桶汽油。如果这3艘船能安然抵港和卸载的话，那将会起多大作用！敌人如果要用空袭来炸毁这些军用物资，必须出动3000架次飞机并进行有效的空袭。”
　　后来我在战争日志中也回顾和分析了潜艇在敌入侵海区的作战情况：
　　“在英吉利海峡的潜艇战结束了。战斗中潜艇部队又一次表现了不屈不挠的战斗精神。整个战况证明，打消先前的各种顾虑及连续不断的各种怀疑派遣潜艇去作战是正确的，就当时那样艰难的条件来说，潜艇还是取得了很大的胜利，尽管损失不小，但尚可忍受。潜艇即使没有给敌人的补给造成决定性的重大损失，也减轻了陆上部队的负担。”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9月15日战争日志。
　　由于英美入侵部队在1944年8月4日突破了阿弗朗什，使我们无法再利用比斯开湾附近的潜艇基地，因此于8月底到9月底我们逐步把潜艇调到了挪威。
　　1944年6月1日我下令今后在大西洋不许再使用无“通气管”的潜艇。于是，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把装备了“通气管”的潜艇重新派到英国沿岸海域，这是1940年以来的第一次。在那里，可以将作战海区无限制地扩大到公海。
　　在潜艇部队司令1944年9月11日的战争日志中记载了有关情况：
　　“所有潜艇都得到了根据它们所在位置的东部或西部海区的防御情况相机行事的命令。对在东部海区行动的各种限制只能取消。领导机关十分清楚，在敌防御十分强大的情况下，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原则上只实施水下作战，这对艇员尤其是年轻艇员的能力提出了最高的要求。
　　“在敌沿岸海域行动的各艇艇长又一次接到命令，可根据敌防御情况自行决定，是否需要暂时或长期撤离(乘撤离之机汇报情况！)，或者是否由于艇员和潜艇负担过重需要在燃料和鱼雷尚未耗尽之前返回。”
　　据对这次作战的第一个报告，这次作战进行得相当顺利：U-482号(艇长格拉夫·冯·马图施卡海军上尉)在爱尔兰以北的北海峡占领阵位，据英方报告，它在那里击沉了“赫斯特卡斯尔”号驱逐舰和4艘商船(共计31610总吨位)。
　　潜艇在直接靠近爱尔兰海岸的作战行动及在英吉利海峡西部出口处和瑟堡港前方海区的活动也取得了重大战果。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在较遥远的作战海区表现也不错。根据英方报告，U-1232号(艇长多布拉茨海军上校)于1944年10月在哈利法克斯、新斯科舍半岛海域击沉了2支护航运输队中的4艘商船，共计24331总吨位，并用鱼雷击伤了一艘2373吨位的商船。甚至在直布罗陀以西海域作战的U-870号潜艇(艇长黑希勒海军少校)也取得了令人满意的战果。
　　因此，到1945年1月底我们便得出了令人振奋的结论，那就是“通气管装置”甚至能使旧式潜艇重新恢复战斗力。在过去的3个月中，潜艇在同一个作战海区的作战效果与1942年8月一样大！但潜艇的经济使用率却根本不同了，1942年潜艇在100天中有60天在海上，其中有40天呆在作战海区，而1944年12月(我们已失去了比斯开湾的维修场)潜艇在海上和返港时间之比例则于我们更不利，加之由此而造成的潜艇航程之增加，而且途中采用潜航，速度慢，时间又长，因此潜艇平均只有37天在海上，其中只有9天在作战海区。因此击沉敌舰的实际数量大大低于1942年。只有新型的水下高速潜艇服役才能改变上述状况。
　　1945年1月底人们发现，上几个月最令人满意的是潜艇损失明显减少；它只占出海潜艇的10.4%，与1942年下半年相差无几，甚至还低于1940年和1941年。
　　这样一来，由于安装通气管取得了良好的效果，以及由于全体指战员孜孜不倦的奋斗精神，潜艇战又从牵制作战变为在敌岸水区的进攻性作战了。
　　事实证明，潜艇停留在近岸附近的浅水海区甚至还有许多优点，那里沿岸地形复杂，海流急，敌巡逻艇的音响探测器材难以发现水下潜艇。
　　我一再向在浅水区作战的各艇长指出，在行动上务必完全出敌不意，例如尽量不要从深水区而从沿岸浅水区攻击船队，攻击之后应立即向岸边躲避。
　　鉴于潜艇的损失不大而且尚能取得战果，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在1945年1月底决定，把准备在2月份服役的潜艇也派到敌岸水区去作战。
　　作出这个决定并不是容易的。敌人势必会在他们的水域加强防御。在那里潜艇发报不可避免地几乎要完全受到限制，这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就要在好几个星期后，也就是在通气管潜艇结束作战后，才能了解到潜艇在作战海区的命运及出现的不利趋势，而不象以前只要7至14天使可得到上述情报，这样往往会使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本来可以采取的一些对抗措施为时太晚。
　　但从另一方面来看，我们在英国海岸击沉每一艘驶向法国和斯海尔德河口为入侵部队运送军用物资的商船却可以减轻陆上作战的负担。
　　还有很重要的一点是，通过我潜艇的袭击可把敌轻型兵力牵制在它们自己的沿岸水域，使它们无法脱身来袭击我在北海、斯卡格拉克海峡和沿漫长的挪威海岸的近海航运线。例如从1944年11月底起，在这一航线上就不断地有大量德国部队被运往德国增援前线。
　　我在1945年1月底作出的按上述几个星期同样的办法派遣潜艇的决定，在1945年2月至3月初从各作战海区返回的艇长们关于战况对我有利的报告中得到了印证。
　　但是3月份我们又开始忧虑重重。因为从敌无线电广播中了解不到任何有关潜艇活动的消息。相反我们却在1945年3月13日收到U-260号潜艇(艇长贝克尔海军中尉)发来的无线电报，说他的潜艇在80米深的水区内，在离海底约20米的水深处被一枚水雷重创，他好不容易才浮到水面，现在准备让艇员离开下沉的潜艇去爱尔兰海岸。
　　这证明敌人在深水区布设了对付潜艇的水雷障碍。潜艇部队指挥机关已经预料到这种反潜措施，从1944年10月以来便告诉潜艇如何对付水雷障碍。在通过预计设有水雷障碍的海区时，潜艇的潜航深度不应超过15至30米，因为水雷不可能布设在这样浅的深度，否则就会危及他们自己的舰船航行。
　　由于对我潜艇的作战效果缺乏任何确凿的消息，加上U-260号潜艇的报告，我们便用无线电通知潜艇，撤离敌岸水区或者干脆返回，如果敌反潜力量十分强大的话。
　　但是直到投降，我们对各次战斗的情况和所采取的措施的作用几乎一无所知。直到战争结束后，我们才获悉我方遭到了多么惨重的失败。潜艇损失的数量从1945年1月份的6艘上升到4月份的29艘。损失数上升的原因要参看英方有关这一时期的海战著作才能完全搞清。
　　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里，由于敌空军对德国日渐缩小的地区压力越来越大，潜艇在德国的港口和水域内也蒙受了巨大损失。
　　在XXI和XXIII新型潜艇试航及艇员培训期间，我们又遇到了一系列技术上的新问题，这是很自然的，因为这些新型潜艇是按新方法建造的。虽然这些问题延缓了训练和试航时间，但最后试验结果还是令人十分满意的。XXI型的最高水下航速为17.5节，水下巡航速度5.5节，这个速度是相当高的，而且几乎无噪音。XXI型的活动半径相当大，它可以到达大西洋的所有海区，如远至开普敦，在那里经过3至4个星期的作战后无需补充燃料即可返回本土。利用新型仪器及按照新的射击方法，这些潜艇可在能见度不良的情况下获得精确的发射数据，并从50米水深处发射。
　　XXIII型的性能与XXI型基本相同，只是由于XXIII型艇体较小，其水下最高航速和活动半径也相应较小。
　　这些新型潜艇的出现终于打破了敌人从1943年以来主要依赖超短波实施水面搜索而取得的反潜优势。潜艇停留在水下，在安全深度上活动，并从那里进行攻击，可以不被敌人发现。潜艇部队又开始展现出新的作战能力，新的胜利指日可待。
　　在战争的最后两年，英国人对上述新型潜艇的发展忧心忡仲。在1945年2月举行的雅尔塔会议上英国代表要求斯大林尽快占领但泽，因为德国30%的新型潜艇是在那里建造的。“盟军的空中和水面兵力要对付这些新型潜艇将十分困难，因为这些潜艇水下速度快，而且又装备了技术上最新式的仪器。”美国国务院官方雅尔塔文件，德文版，第69页、60页。62-63页、67页。
　　在雅尔塔会议结束时，罗斯福总统和丘吉尔首相的盟军参谋长们作了如下报告：
　　“德国潜艇可能再次对我们在北大西洋的航运造成严重威胁。这种可能性使我们极为不安。”美国国务院官方雅尔塔文件，德文版，第245、246、247页。
　　由于盟军对德空袭日益加剧，第一批XXIII新型潜艇推迟到1945年2月才赴前线参加作战，第一艘XXI型直到1945年4月才开赴前线。
　　XXIII型潜艇在英国东岸近海取得了良好的战果。如U-2336号潜艇(艇长克卢斯迈尔海军上尉)突入福思湾后即在五月岛东南击沉2艘商船。艇长们对他们的XXIII型潜艇评价如下：
　　“它是近岸水区短期作战的理想潜艇，速度快，机动力强，定深简单，受敌探测和攻击的面小。敌人多是感觉到有潜艇存在，而查明潜艇的确切位置却不大可能。”
　　事实证明，我们原来把XXIII型的自给力估计为2至3星期是少了。如U-2324号潜艇的实际出海时间为36天，这个天数超过我们预期的几乎两倍。
　　被派往敌岸水区冒险作战的8艘XXIII型潜艇没有一艘损失。
　　第一艘XXI型潜艇U-2511号被交给一位特别优秀的艇长施内海军少校和一位同样富有经验的机电长祖伦海军上尉。1945年4月30日该艇从挪威的卑尔根出发开始它的首次作战。1945年5月4日，为贯彻我结束战争的措施，所有潜艇均接到停火命令。施内海军少校对U-2511号的短途战况汇报如下：
　　“出发途中首次与敌猎潜群遭遇。我发现，由于我艇水下速度快，敌猎潜群对我无可奈何，我稍将航向改变30度后就可从水下溜走。5月4日接到停火命令即向卑尔根返航，几小时后遇到英国巡洋舰和多艘担任护航的驱逐舰。我从水下突入护航群，在500米距离上对巡洋舰实施了水下攻击。我未被发现，后来我在卑尔根受审时与该巡洋舰上的一些英国人交谈中证实了这一点。
　　“我的实践经验是：该艇是先进的，在攻防作战中潜艇艇员有全新的感觉。”
　　我想用丘吉尔的话来结束我对德国潜艇部队最后几个月实施潜艇战的情况介绍。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第6卷，第472页。他写道：“甚至到1944年秋季以后，当他们已被迫放弃比斯开湾的基地时，他们并不感到绝望。现在服役的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当潜在水底给蓄电池充电时，便可以通过一根管子来通气，这不过是按照邓尼茨的计划用于海战的新型潜艇的一种。他早就期待着这种新型潜艇的出现，这种潜艇现在则在大批建造之中。首批几艘正在试航中。德国把成功的希望寄托在这种潜艇能大批早日服役上。它们的高水下航速向我们提出了威胁性的新问题，而且实际上正象邓尼茨所预言的，将会使德国潜艇战发生革命性的变化。”
　　在回忆录的最后一卷中，丘吉尔用下面一段话结束了他上面那段对德国潜艇的描述：
　　“大约还有60至70艘潜艇以惊人的毅力，不顾一切损失，继续在前线活动并几乎坚持到战争结束。它们的战果并不显著，但它们始终希望海战局势发生逆转……最后阶段的战斗行动是在德国的沿海水域进行的。盟国的空袭摧毁了许多潜艇，然而当邓尼茨命令潜艇投降的时候，在海上至少还有49艘潜艇。这就是德国的顽强作战和潜艇艇员们不屈不挠的反抗精神。”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第二十二章 国家元首
　　1945年1月德意志帝国政府搞到了英国代号为“日食”的作战命令。该命令的内容包括关于在德国无条件投降后“占领德国的计划和各项准备措施”。
　　在该命令的一张附图上，标有苏联、美国和大不列颠等国瓜分德国的情况。除法国的占领区外，瓜分情况基本上与后来实际的区域划分情况相符，法国的占领区一直到1945年2月的雅尔塔会议上才得到盟国的承认。
　　瓜分德国的企图和在摩根索计划中规定的准备处理德国的办法，使我们为整个民族的末日而忧心忡仲。
　　这些苛刻的条件使德国在政治上对通过无条件投降来迅速结束战争这事产生了很大的顾虑。
　　除了政治上的这些顾虑外，在实际执行过程中也出现了许多困难。
　　1945年1月12日俄国人开始向我东线发起进攻。他们突入西里西亚地区后，进而到达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我东部边境的德军部队无力完成他们保护德国东部居民及其家乡的这一理所当然的军事任务。因此东部居民纷纷涌向西部，以便逃离俄国的占领区。他们惊恐万状，他们懂得俄国的军队将给他们带来什么。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我觉得拯救德国东部的居民也是德国军人首要的责任。如果我们因遭受苦难而无力为德国东部的百姓保住他们的家园的话，也决不可以置他们的生命于不顾。仅仅为了这一点，军人就应该在德国东线坚持战斗。
　　但是还需要补充的第二点是，按照同盟国的意愿，德国除了无条件投降外，根本不可能再有其它的途径来结束战争。对于德国军队来说，这意味着，随着投降书的签署他们应停止任何活动。他们必须就地放下武器，乖乖地当俘虏。如果我们在1944年冬季的几个月内投降，那末距离英美战场尚远的东线将有350万德国军人成为俄国的俘虏，对俄国人来说，即便能发善心，但要有组织地接收、供给及安置他们也是无论如何不可能的。他们只能在严寒的天气里露宿野外，死亡人数无疑是很大的。甚至当西线德军在季节上比较有利的5月份投降时，也发生了英美人无法满足德国战俘给养、以致造成大批战俘死亡的一系列事件。这说明要一下子安置和供给大批战俘是多么困难。
　　事实很清楚，如果按照同盟国提出的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在1944年冬结束战争，那末这就意味着在东线有几百万老百姓和军人死亡。当时国防军中没有一个要人同意采取这一步骤，没有一个来自东部的可怜的逃亡者甘愿被移交到俄国人那里，没有一个德国军人愿意被俄国人俘虏。军人一定不会服从“放下武器，束手就擒”这样的命令。他们也会象老百姓一样到西部来逃生。因此每一个领导人都会懂得这样做他将失去人们的信任，懂得这样做将会使东部大量德国人的命运听凭敌人摆布和宰割，因此没有一个领导人会在这种时候签订投降协定，对这样一种决定是无人敢于承担责任的。
　　迫于1944年冬的情况，我们还得继续战争，还得忍受各战场和各大洋上我国军人的大量牺牲和空袭给百姓造成的伤亡，这当然是十分痛苦的，但所有这些只能看作是迫不得已情况下的权宜之计，因为这些损失毕竟要比过早地放弃东部战场来得小。每个军事领导人，在向他提出是否在这种时候投降痛苦会小一些这个问题时，他决不可以只从西部或东部的立场来判断，而应从整个德国的命运来考虑。虽然他可以对德国西部居民要求结束战争的愿望表示理解，因为对他们来说战争多继续一天就多一天灾难。但是他决不可以顺从这种要求。因为这种要求是片面的，对东部的德国同胞来说也是不可容忍的。不容忽视的是，在满足这种要求时，来自西部的军人甚至将成为牺牲品。军事领导人也不可以受这个或那个大区指导部部长的错误影响，因为这些大区负责人往往不顾其它大区的百姓，而只想使他那个大区的人民在战争结束时能从预料之中的德国崩溃中摆脱出来。
　　我已经在第十七章中说明了为什么我不主张接受敌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而国家领导人并未向我这个海军总司令提出过是否应该结束战争这个问题。
　　鉴于上述种种原因，只要东线德军离英美战线尚远，即使国家领导人向我提出这个问题，我也会持否定态度的。
　　要达到拯救德国东部居民这一军事目的，首要条件是前线和国内的安定。任何混乱只会造成更多的流血牺牲。考虑到敌人的情况，当时要公开这个军事目的当然是不可能的，但这个军事目的正是我当时下达许多命令的原因。
　　有一点我在1944年冬并不相信，那就是认为西方盟国和苏联之间的关系将会发生破裂，因而战争还得继续进行下去。尽管我对英美人从自己利益出发、彻底消除大陆德意志力量的政策不可理解——因为因此而产生的真空必然会被东方国家的势力扩张所填补——但我却不相信当时的西方盟国已看清了这一点，从他们的战争宣传和反对民族社会主义德国的政治观点来看，这显然都是不可想象的。
　　从1944年夏开始，随着芬兰的背信弃义、东线逐渐向德国边境靠近以及东普鲁士面临的威胁，德国海军通过波罗的海向东线运输人员、武器、弹药和物资，再把伤员、难民和士兵运回西部的这一主要任务就显得更加重要了。当俄国人在1945年1月突入德国后，东波罗的海沿岸的陆地、船厂和训练基地就受到威胁或被占领；这时很清楚，潜艇部队再也不可能大规模使用它们多次战胜过敌反潜兵力的新型潜艇了。
　　因此，潜艇战已不再是海军的主要任务。我把大部分潜艇用来支援东线和拯救德国人民。我把准备分配给建造之中的潜艇或战舰的海军人员或并不急需的其他人员都给了陆军，或者把他们编成海军陆战分队和海军陆战师加入陆上的对俄作战。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中，以这种方式在德国东部陆上作战的海军人员约有50,000名。第2海军陆战师师长朔伊尔伦海军中将不幸在这场战争中以身殉职。
　　在北海和挪威海区除维持海上交通所需的兵力外，其余的海军兵力都被我抽调到波罗的海，去执行掩护运送东线难民的海上运输船和商船的任务。对波罗的海的运输来说，德国商船的吨位具有决定性的作用。帝国海运特派员、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负责商船运输工作。作为帝国海运特派员，他在执行这一任务时直接归希特勒领导。但鉴于当时德国东部的整个形势和东线的情况，有必要集中使用那里的全部力量。因此，现有的商船便归我管辖，以便在海军的统一指挥下尽可能高效率地将它们用于波罗的海的运输工作。我把最高指挥权委托给恩格尔哈特海军少将。他在海军任职多年，在商船运输方面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的主要功劳是，在战争的最后几个月内，使海军除了为东线运送补给品外，还成功地通过水路从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越过波罗的海把200多万人运到西方。
　　在西波罗的海组织前线运输工作的指挥官是驻基尔的东线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在东波罗的海主管东、西普鲁士运输工作的是布尔夏迪海军上将。这两人都主管多方面的工作，设立了相应的特别参谋部。但顺利完成这些运输任务，主要还应归功于在前线不停地来回奔波的作战舰艇和商船的乘员们，他们都是这方面的行家。
　　我曾经关照过，任何部队都不得阻挠或破坏、干涉留在我们手中的各港的造船和港务活动。为了使商船和作战舰艇随时作好起航准备，各船厂必须高度紧张地工作。这些船只在港口和海上随时处于敌机的空袭之下，经常被俄国潜艇的鱼雷和水雷击伤，加之主机工作量大，因此需要经常检修。为了完成运输任务，这一切都得尽快进行。
　　1945年3月19日希特勒下达了众所周知的代号为“焦土”的破坏命令，当时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在我的权限之内采取一些能使海军免遭这次灾难的措施。我终于在1945年3月23日得到希特勒的一次命令，内容是各海港的破坏需得到我的批准。这一点在国防军统帅部1945年3月25日颁布的实施细则中作了明确规定。在各海港城市我授权各海军指挥机关作为我的机构负责处理与此有关的全部问题。
　　同时我还得让希特勒委托我负责德国北部的煤和燃油的分配工作，这对于领导海上运输工作来说也是需要的。我必须能保证运输舰船得到必要的燃料。
　　当俄军向奥得河中游的库斯特林和法兰克福地区实施突击、美军向德国中部推进、德意志帝国面临分裂成南北两部分的威胁时，希特勒为防万一在4月10日下令，准备将德国北部地区的指挥权移交给我。不过却又说明，如果此令生效的话，我仅有权对民事方面的事宜作出决定，只有当希特勒和国防军统帅部撤离北部地区，转到南部地区之后，军事行动的指挥权才移交给我。
　　为协助我完成陆上各项任务，不来梅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作为帝国特派员被派来负责处理民事问题，金策尔将军被派来负责指挥陆上的军事行动。
　　在执行希特勒上述规定的过程中，我在俄军包围柏林的前夕，即1945年4月22日前往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普伦。
　　在把德国北部的指挥权移交给我的这件事情上我并没有插手。我觉得这个措施原则上是正确的。根据我当时在普伦进行的调查，我很快就全明白了，执行希特勒关于保卫德国北部的命令实际上已没有可能。但我的任命使我陷入这样的境地，那就是只要来自德国东部大陆的难民队伍继续需要我指挥，我就需要和民事机关和国家机关协调一致地行动。任何混乱都会干扰和阻碍海上或陆上的运输，而且必然会有人员伤亡。擅自行动或不相互配合都会对难民的流入和安置工作产生不利的影响，因此必须阻止和避免这种现象。为此，我在4月23日邀请梅克伦堡大区、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大区和汉堡大区的指导部部长到我所在的普伦来，以商谈互相配合事宜。他们之中只来了两位，汉堡大区指导部部长考夫曼没有来。他不同意合作。不久我就明白了，原来他从4月中旬以来一直竭力想尽快实行汉堡的特别投降。但我在这种时候决不同意这种擅自把汉堡及其相应的战区交给盟国的做法。因为要接收东、西普鲁士和波莫瑞从陆上或海上来到西部的大量难民，就必须要有一个足够大的地区。可以考虑用于此事的只有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因为根据我们所了解的盟国的占领图，梅克伦堡属俄国占领区，因此不能指望它一直控制在我们手里。此外，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有海军港口基尔，该港是海军在波罗的海整个运输工作的基地和出发点，同时又是当地海军部队指挥机关的驻地。汉堡投降就会使英国人不费吹灰之力立即得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随之而来的便是海军港口及一些用于运回难民的尚未被占领的通航港口的丢失。一些执行海运任务的海军军事机构将被英国的占领军撤消，军人将被俘虏，于是难民的运输也就只好终止，来自东部的难民从此将再也无法登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被英国人占领之后，是否还会为接收从陆上来的难民队伍而继续开放，就很难说了。总之这取决于英国人是否同意，但我们对英国人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并不了解。
　　因为英国人十分可能会照顾他们的盟友俄国人的利益，因此同样难以预料，他们会不会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逮捕与难民一起从奥得河左岸向西撤退的德国魏克塞尔集团军的成员。据我们后来所知，美国前线部队拒绝接收难民，甚至对个别手无寸铁的舍尔纳集团军的士兵也是如此，而且还用武力阻止他们西逃，把他们驱赶到一起交给俄国人。
　　由此看来，汉堡单独提前投降只会给难民和来自东部地区的德国士兵造成不可估量的损失。4月30日我收到考夫曼发来的一份电报，我明白了他的意图。于是我便在当天下午，也就是在我被任命为政府首脑的前一天给他作了以下答复：
　　1. 在目前形势下，军事领导的主要职责是拯救德国和德意志民族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因此，作战的重点显然是在东部。只有在军事上竭尽全力地阻止俄国人在梅克伦堡地区的挺进，或者至少尽可能长久地守住阵地，才能使德国人逃出来。
　　2. 只有敞开通往西部的大门，让难民穿过在雅尔塔商定的占领区的边境线，逃亡才有可能实现。如果现在易北-特拉弗运河被英国人封锁，我们就会把700万德国人的宝贵生命断送在俄国人的暴政之下。
　　3. 因此，坚韧不拔地保卫易北河阵地以对付西方的进攻是绝对必要的。在执行这项战斗任务过程中，物质上遭受的损失将通过拯救德国东部人民的生命得到千倍的补偿。但除此之外就不要再去破坏港口或工业设施了，在任何情况下都要阻止这种破坏。
　　4. 对上述战斗任务无保留地支持，您和汉堡市就能为决定我国人民命运的战斗立下不朽功勋。
　　因此，汉堡在4月份单独提前投降会铸成大错。如果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已经完成了接收和运输难民的任务，那末汉堡则又是另一种情况。在这种情况下我决不会考虑无用的防卫问题。但现在则需要守住通向西部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的易北河战线以对付英国人，以便该战线后面的难民接收区不被占领。尤其是通往汉堡的易北河桥梁不可落入英国人之手。防卫行动应尽可能向西南方向推进，因为这样同时可使汉堡及其居民远离防御地带。西北线军事总司令布施元帅负责下达这方面的命令。
　　因此，汉堡战斗指挥官沃尔茨少将尽量多派遣一些兵力守卫汉堡是十分重要的。在汉堡港有许多潜艇艇员，由于军事局势的变化，他们已无法再在潜艇上工作，于是便穿上了灰色的军服成为沃尔茨少将的部下。沃尔茨少将让他们编成一个反坦克营，由海军少校克雷默、海军上尉佩谢尔和台特尔指挥。虽然我对潜艇艇员的战斗精神是了解的，但我对他们能否胜任陌生的陆地战争仍充满忧虑。沃尔茨少将把海军反坦克营、警察及空军分队编在一起用以执行合适的突击任务。它们突入已被英军占领的汉堡西南部地区，并在4月18日至20日这段时间内歼灭了英军40辆坦克和一些装甲车辆。根据沃尔茨少将的战斗报告，所取得的这些成果中克雷默营所占比例最大。英国人由于这些意想不到的损失，在该区暂时停止了进攻，向汉堡的推进也就推迟了。汉堡因此而幸免了一次遭受直接攻击的灾难，直至由于局势的发展允许它投降为止。
　　4月23日我搞清楚了德国北部的指挥问题。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国防军统帅部从柏林迁到莱茵斯贝格。这样，按照4月初下达的命令，德国北部的作战指挥权就掌握在希特勒以及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控制的国防军统帅部手里。我的工作主要是负责波罗的海的海上运输和为难民队伍的陆上运输创造方便条件。
　　4月28日我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去。我想亲自了解一下东线的军情。从普伦到莱茵斯贝格的路上挤满了逃往西方的难民队伍，有的坐着车，也有的不坐车。载有伤员、军人和老百姓的军用车辆与他们一起缓慢行进。英美的歼击机朝拥挤不堪的街道扫射。只要飞机一来，在路旁耕地的农民就慌忙离开马和犁，到附近去寻找可躲避的地方。由于敌机扫射，难民死的死，伤的伤。
　　当我到达莱茵斯贝格的国防军统帅部时，我看到希姆莱也在那儿。在形势讨论会结束后，他把话题转到了希特勒的接班人问题上，假如希特勒在柏林遇难的话。他问我，如果希特勒的接班人委托他而行使国家职能的话，我是否愿意为他效劳。我说，当务之急是避免可能引起更多流血牺牲的各种混乱，因此我愿为任何一个合法的政府效劳。
　　在军事方面，这次形势讨论会告诉我，“魏克塞尔集团军”已经不再可能持久地阻止俄国人的挺进。估计梅克伦堡不久也将失守，从这里我只能得出一个结论：继续采取一切办法，加速从海上或陆上运输难民。
　　在莱茵斯贝格举行的讨论会很清楚地表明，德国的首脑已无法再在与外界隔绝的柏林地下室里实施统一的领导。虽然那里有电话与外界联系，而且我可以通过海军通信分队的无线电通信与那里保持可靠的联系，该通信部队配备了新型的不为外界所发现的绝密电码。凡我用这种办法得到的情报无论如何都是可靠的。但是在柏林要自己对形势作出任何一种判断是再也不可能的了。
　　当时被定为国家元首接班人的戈林正在德国南部。
　　4月23日我从柏林的帝国总理府那里得到消息，说戈林准备发动一次政变，希特勒决定解除他的一切职务。里特尔·冯·格赖姆大将可能成为空军总司令。
　　后来发现，对戈林可能发生政变的估计是错误的。但是这种情况反映了当时政治气氛的紧张，也反映了置身于与外界隔绝的地下室里的希特勒多么容易作出错误的决定。
　　4月23日在得到解除戈林职务的消息时，我就明白了，戈林已不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接班人了。
　　从那时开始，我就不再相信还有可能形成一个统一的领导。我决心只要有一丝可能，就要在最后时刻使用海军去执行拯救来自东部的人民这一政治意义重大的军事任务。一旦形势的发展不允许我们再这样继续下去，也就是说我们海军的努力也无济于事的时候，我准备和海军一起投降。
　　1945年4月30日我收到了从帝国总理府用海军绝密电码拍来的一份电报：“新的背叛活动正在进行。根据敌台广播，帝国领导人(希姆莱)已通过瑞典向盟国提出投降。领袖指望您飞快而果断地处理所有叛逆者。博尔曼。”
　　我觉得这又是一件海军中称之为“违法事件”的事。对我来说，这时在我的主要任务中维持秩序是最重要的。命令让我飞快而果断地对付尚掌握警察部队和党卫队的帝国领导人，这意味着什么呢？我可丝毫没有掌握对付他的统治工具。
　　为了执行运输任务，海军的全部舰船都出海了，海军还派了海军陆战师和海军陆战营支援陆军作战。没有派一个人到我这里来保护我或我在普伦的参谋部。因此我完全无法用武力来对付希姆莱。我也不愿意采用暴力，因为其后果必然是混乱。因此我的决定是简单的，也是迅速的。我请求与希姆莱碰一次头。我想知道，他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们约定在卢卑克的一个警察营房里会面。
　　中午时分，正当我准备启程时，海战指挥部司令迈泽尔海军上将及大区指导部部长韦格纳来到我处。他们对我说，如果我只身到希姆莱那里去，他们很为我个人的安全担心。我安慰他们不用担心。
　　迈泽尔借此机会对我说，今后，我再也不能仅由我的一只狼狗来保护。他请求我同意，让他至少把克雷默海军少校连同他的潜艇艇员派到普伦来保护我。我表示同意。
　　卢卑克的警察营房里几乎集中了党卫队的所有高级司令，希姆莱让我等一下。他似乎觉得自己已经成了国家元首。我问他是否听到了这种传说，即他准备通过伯纳多特伯爵与盟国建立联系。他说，这种说法纯属捏造。他同样认为，现在，在面临战争结束的时候，决不可以由于内部意见分歧再引起混乱。我们友好地分了手。
　　投降之后不久我就得知，他否认他的行为实际上是骗了我。
　　4月30日18点左右我重新回到普伦，在那里我遇上了波罗的海海军总司令库梅茨海军大将，他准备向我报告波罗的海的局势及海上运输情况。此外，军备部长施佩尔也在场，他很长时间以来一直呆在德国北部。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海军少校当着这两位先生的面把一份从柏林的领袖地下室用海军绝密电码拍给我的电报拿给我看。电报内容如下：
　　FRR邓尼茨海军元帅：
　　领袖任命您，海军元帅先生，为他的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书面的委任状现在途中。您必须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博尔曼。
　　对这个任命我感到十分意外。从1944年7月20日以来我仅在公众场合与希特勒谈过话。他从来没有向我暗示过他考虑把我当作他的继承人。我也从未从其它方面得到这方面的暗示。我也不相信其他任何一个首脑人物会猜到这一点。虽然我在4月底的几天中已经明白，戈林已不可能成为希特勒的继承人了。但很明显，希姆莱在四出活动，企图代替戈林的位置。我自己也从未想过，这种重任会落到我的头上。经过一段单纯的军人生活后我完全不可能会有这种念头。当我接到那份电报时我仍没有搞清楚，这个任命是怎么回事。后来我才知道了以下的情况：帝国部长施佩尔在4月23日再次从德国北部飞往柏林的帝国总理府，他准备向希特勒告别；施佩尔后来在1945年冬告诉我，就在那天他访问希特勒时，正好希特勒在考虑起草一份他的遗嘱，于是施佩尔自己向他提议，任命我为希特勒的继承人。希特勒显然对此经过了一番慎重考虑，每次当他处理非常事件时总是这样。经过施佩尔的这番解释，我认为希特勒是根据施佩尔的提议才想到让我担任他的继承人的。这是有可能的。
　　但在1945年4月30日，我接到这份任命电报时，当时也在场的施佩尔却没有给我透露他与希特勒的这次谈话。
　　我推测，希特勒决定由我来担任这个使命是因为他想通过一位军人毫无约束地走结束战争之路。直到1945年冬，当我在纽伦堡得知希特勒的遗嘱时，我才知道，我当时的估计错了，希特勒在遗嘱中曾要求继续战斗。
　　当我读完这份电报后，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这个任务。最近几天我一直担心，缺乏一个负责而集中的指挥机构将会引起混乱，这种混乱又会导致数十万人无意义、无目的的毁灭。现在我相信，通过迅速地采取行动和下达一些具有普遍约束力的命令，这种混乱局面是可以控制的。
　　我很清楚，我现在正面临一个军人生涯中最黑暗的时刻，即军事上无条件投降的时刻。我也知道，我的名字将永远和它连在一起，人们会恨我，会不顾事实真相地攻击我的声誉。但我的责任要求我面对所有这一切而毫不在乎。
　　我的政府纲领是很简单的。它的要点是尽可能多地拯救德国人民。这个目标与德国在战争最后几个月中的目标是一致的。采取的所有措施必须从这个观念出发。如果我反对这一点，那末在执行这项任务中就形不成统一的领导。许多地方就会出现单独投降或者声明坚守到底的现象，甚或在同一地方同时出现这两种现象，其结果显然是军纪松散，部队各奔东西，内战不断，一片混乱。在这样一种混乱和各行其是的局面中敌人也将乘机继续战斗，横冲直撞，德国的所有城市必然会继续遭受轰炸，因为任何有约束力的，能使敌方有义务停止战斗行动的投降条约都还没有签订。在德国所产生的混乱也会对我们还占领的地区产生反作用，首先是荷兰、丹麦和挪威。这些国家的居民对德军的反抗及德军对这种反抗的制止也会引起斗争和流血，而且还会使我们同这些国家人民的关系更加紧张。因此，我必须立即采取行动。首先我得搞清楚希姆莱的事。在我的任命电报到达的那天下午，他的态度给我的印象是，他认为他将成为国家元首。这对我来说是个危险。他到处都掌握着他的统治工具。而我却没有。对现在这个新情况他会甘心情愿吗？现在，在我负责人事安排的时候要和他合作，对我来说是不大容易的。我的计划不允许我受任何政治压力。尽管当时我对希姆莱所犯的过错了解不多，但我已经明白，他是不会容忍我的。因此，我在4月30日晚上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委托我的副官请希姆莱(他和我刚在吕贝克分手)马上到我所在的普伦来。他在电话里拒绝了我副官的邀请。于是我就亲自打电话给他并对他说，他很有必要来一次，他终于答应了。
　　与此同时我还在4月30日晚为按照我的意图实施集中领导下的投降而采取了第一步措施。为了尽可能多地把我东线战场的军人和后面的难民救到德国西部的英美占领区去，我还得继续进行东线的战争。因此，对我来说，同盟国从1943年2月以来就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可能接受的。所以我打算只在西部尽快向英美集团军群实施局部投降。首先可考虑让德国的“西北方”集团军群向其当面的英国元帅蒙哥马利投降，但其前提条件是，我们已不再需要或不再可能在易北河畔继续作战，以便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让难民和军人从梅克伦堡地区进入属于英占区的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
　　于是，我用几句简短的话向4月30日晚21点左右来探访我的戈特海军上将概括了我的这一决定，他马上把我的话记录下来：“结束吧，这场英雄之战已经打够了，保护人民的财产，停止无谓的流血牺牲。为了拯救军人和百姓免遭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尤其是考虑到在梅克伦堡的难民、在勃兰登堡的文克集团军和在帝国保护区指捷克斯洛伐克。的舍尔纳集团军级集群，就还必须继续对东方之敌作战；为了敞开卢卑克和劳恩堡之间的大门，就必须在劳恩堡附近的易北河畔继续作战。”
　　因为对西北方集团军群来说随时都有可能立即与蒙哥马利元帅进行投降谈判，因此我在4月30日晚约请弗里德堡海军上将于5月1日从基尔到普伦来，把我的意图告诉他。我打算委派他为我方代表去与蒙哥马利谈判。
　　希姆莱在当天夜晚12点钟左右在6名武装党卫队军官的陪同下来到我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接待了这批随从。我在我的工作室里递给希姆莱一把椅子，我自己则在写字台后坐了下来，我已事先在这张写字台上的纸下面藏了一把打开保险的手枪，准备随时射击。在我的一生中我还没干过这种事。但这次会见将引起的后果对我来说却是凶吉未卜。
　　我把当晚收到的我的任命电报递绐他。“请看！”我注视着他的脸部表情。他读电报时惊奇不已，甚至露出惊慌的神色。看来他的希望已破灭了。他脸色煞白，然后起身鞠了个躬，并对我说：“请让我在您的国家里当第二号人物吧！”我告诉他，这是办不到的。我用不着他。
　　在明白了这一切后他便在深夜1点钟向我告别。我松了口气。虽然我不能完全肯定希姆莱在以后的日子里是否还会策划反对我的各项措施，然而我所担心的一场武装冲突及其会引起的一切不利于内部安定和拯救德国人民的后果总算避免了。
　　现在我有了采取下一步行动的自由。当天夜里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大将也接到到普伦来找我的命令。为了决定我下一步的措施，我准备尽快亲自了解一下军事形势。
　　5月1日早晨，我收到柏林的帝国总理府在7时40分发来的第二封电报。电文如下：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到您那里来。在我到来之前建议您不要公布这一消息。博尔曼。
　　从这封电报中我推断，希特勒已经死了。实际上当第一封我的任命电报在4月30日18时15分在柏林发出时，希特勒已经离开人世，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为什么要对我隐瞒这一点，我也不知道。我认为现在很有必要把所发生的一切尽快告诉德国人民和德国国防军，而不应该象博尔曼在第二封电报中所说明的“暂时不要急于公布上述消息”那样去做。我担心希特勒逝世以及我作为他的继承人这一消息会通过其他渠道以不利的形式公布于众。结果将会引起人民的混乱和军队的瓦解，特别是因为军队在国家元首逝世后会觉得不受誓言的约束了。在向德国人民和军队公布这一消息的同时，我还要告诉他们我今后的打算。出于这些考虑，我便于1945年5月1日通过北德意志广播电台向德国人民公布了上述消息。
　　从第二封电报“遗嘱已经生效”这句话中我只能推断，希特勒已离开人间。关于他自杀的情况我却丝毫不知。根据我对他性格的了解，我认为他是不可能这样做的，我估计他是在柏林的战斗中遇难身亡的。因此我认为应该采用一种充满敬意的措词来公开他逝世的消息。他刚一逝世就立即贬低他，我认为这是无聊的，我隐约感到周围似乎就要发生这种现象。
　　正是这种趋势使我准备采用有利于希特勒的措词来公布这个消息。反正总有一天历史会对他作出公正的评价。当时我对民族社会主义国家惨无人道的行为了解甚少。直到战争结束我才震惊地获悉了这一切。当时出于礼貌我认为自己应该如实地公布这一消息。我也相信，如果我今天还是处于当时的那种地位，对当时的制度还是很少了解，那末，我还是不会采取其它做法的。
　　当时面对大量急需解决的任务，我并没有把公布希特勒逝世这一消息的形式当作什么主要的事情来处理。这个公告涉及的是过去的事。而对我来说重要的是将我未来的打算告诉德国人民。
　　因此，我在1945年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说：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在这命运攸关的时刻我接受了这一领导德国人民的重任，我意识到我责任的重大。我的首要任务是拯救德国人民，使其免遭挺进中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歼灭。仅仅为了这个目的，战斗还要继续进行。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止我们实现这个目标，我们也将继续对他们进行抵抗并同他们继续作战。英美人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人民的利益，而仅仅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主义。”
　　同时，我还在5月1日对德国国防军发布了以下命令：
　　“领袖指定我为他的继承人充当国家元首和国防军最高司令。我接受德国国防军各军种的最高指挥权，决心把反对布尔什维克的战争继续下去，直至英勇奋战的部队及德国东部地区的数十万家庭摆脱奴役或毁灭。只要英美人阻止我进行反布尔什维克的斗争，我就要把战斗一直进行下去。”
　　5月1日，上午弗里德堡海军上将来到我处。我告诉他，我准备让他去与蒙哥马利元帅举行投降谈判并向他交待了谈判的方式。因为他随时可能被派往蒙哥马利那里，因此我要求他在基尔时刻作好启程准备。
　　另一件事对我来说也是非常紧迫的，为了应付即将面临的外交任务，我需要有一位与最近几年德国外交政策无关的颇有经验的人在我身边。我希望前外长冯·诺伊拉特又译牛赖特男爵能在我组成的临时政府中担任外交部长和首席部长的职务，我是1915年认识他的。我的副官吕德-诺伊拉特奉命寻找他的下落。他打了个电话给普伦附近的冯·里宾特洛甫先生询问此事。结果里宾特洛甫来到我处，并表示他自己是一个合法而适当的外交部长；英国人肯定很乐意与他打交道。我拒绝了他的要求。
　　冯·诺伊拉特男爵的下落不明。后来我才知道，当时他正在福拉尔贝格。我只得另选他人。
　　在我被任命为国家元首的前几天，财政部长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曾到普伦我的住处拜访了我。
　　我们这是初次相识，在此之前从未打过交道。当时我们就整个局势交换了意见。他对形势明智的分析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我相信，他关于德国属于欧洲西部的外交政治观点是与我不谋而合的。
　　因此，我在5月1日与施威林·冯·克罗西克伯爵取得了联系并告诉他，只要还需要内阁来处理一些尚待解决的问题，我就希望他能在我组阁的政府中担任政治顾问和内阁首脑。我对他说，我很清楚，我们可能会一无所获，但落在我和他身上的责任要求我们从德国人民的利益出发来接受这个吃力不讨好的差事。他请求让他考虑一下。这是可以理解的。5月2日他来到我处对我说，他随时听候吩咐。
　　我与希姆莱不同的性格对他这次作出决定起了一定的作用。
　　事实证明，我除了这样做以外，别无更好的选择了。这位性格坚强、头脑明智、对每个问题均深思熟虑的人所提的建议对我后来几周的工作都起了很大的作用。结果表明，我们在所有原则问题上看法都是一致的，尽管他在职务上仅负责民事方面的工作，但后来我要求他也参加军事讨论会。事实也证明，他对军事上一些问题的必要性的判断也往往与我的观点不谋而合。
　　从4月30日到5月1日奉我之命来到我处的还有国防军统帅部参谋长凯特尔元帅和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大将。
　　我对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由于它长期孤立地在希特勒周围，现在要作出最合理的决断，恐怕还缺乏对战场情况的足够了解。但是我对约德尔大将客观而敏捷的思维方式和正直的军人气质还是颇为赏识的。
　　四月底，在我担任国家元首之前的几天，冯·博克元帅和冯·曼施泰因元帅也来过我处。我们讨论了军事形势。曼施泰因特别强调，必须逐渐撤回东线的集团军，把它们派到英美战线附近。这个想法完全与我的观点一致。因此，我于5月1日下令接通曼施泰因的电话。我准备请他取代凯特尔，从现在开始接受国防军统帅部的指挥权，但可惜没找到他。于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大权仍在凯特尔和约德尔手里。
　　他们两位在5月1日抵达，从那时开始每天向我汇报整个军事情况。
　　下面我想简单地追述一下，我对那几天的军事形势的看法以及后来在被监禁的头几周内我根据清醒的回忆向我的副官口授的当时的军事情况：
　　1. 最后几个月由于不断的空袭，一切军工生产均下降到最低限度。弹药、武器和燃料等储备物资都消耗殆尽。交通运输完全瘫痪，在这种情况下要对各种原料、产品或粮食进行平衡或转运，即使不是完全不可能，至少也是极其困难的。
　　2. 在意大利的那个集团军群已经投降。凯塞林元帅指挥下的西线陆军部队正在瓦解。
　　3. 在东线，东南方集团军正在有秩序地朝南斯拉夫撤退。在厄斯特马克地区的伦杜利克集团军群还坚守着他们的阵地。舍尔纳集团军群正在前线同俄军作战，尚无多大损失。但是这两个集团军群都只剩下能供短时间使用的弹药和燃料。
　　4. 援救柏林没有成功。布塞集团军试图突围向西撤退。文克集团军的进攻没有奏效，它也正在西撤。
　　5. 在东线北段的集团军群正在向梅克伦堡地区溃散。
　　6. 在东、西普鲁士的德军部队已经被俄国优势兵力所击败。库尔兰战线仍在坚守。但是由于补给物资奇缺，再也无法给该战线提供任何弹药和燃料。因此，这个战线的部队迟早也会和舍尔纳和伦杜利克的集团军群一样被打败，这仅仅是个时间问题。德国海军打算把库尔兰和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尽可能多地援救出来。
　　7. 在德国西北部，东弗里斯兰和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还没有被敌人占领。但这些地区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抵抗敌人即将发起的进攻了。因此只得把陆军部队从东弗里斯兰和易北河以西运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地区，这样也许可以守住这个地区。但5月2日的事件表明，即使这样，兵力仍然不够，那天，敌人从劳恩堡穿过易北河发起进攻，迅速推进到了波罗的海沿岸，向卢卑克和什未林挺进。
　　8. 荷兰、丹麦和挪威与比斯开湾港口、海峡群岛和敦刻尔克一样仍为德国所占领。目前这些地区还是宁静的。
　　9. 由于俄国军队日益迫近，几百万难民，尤其是德国北部的难民，象潮水般地涌向西部。
　　10. 由于敌对各港口的轰炸以及连续不断地为挪威以及东部地区执行运输任务，德国海军的水面舰艇(鱼雷艇、探雷艇，快艇和护航舰艇)受损严重。大型舰只中只有“欧根亲王”号和“纽伦堡”号尚完好无损。潜艇部队正面临重新实施潜艇战时期，因为从5月份开始大批新型潜艇就要开赴前线与敌作战。
　　11. 空军兵力所剩无几，由于缺少燃料，它们的作战受到极大限制，作战机会越来越少。
　　整个军事形势清楚地表明，战争在军事上已告失败。由于政治上已没有可能改变德国的整个局势，作为国家元首的我也只能由此得出尽快结束战争的结论，以便减少继续流血牺牲。
　　对形势的这种看法是我采取下列各项措施的基础。同盟国曾规定，德国要结束战争，就必须同意无条件全面投降的要求。但全面投降意味着把东线的德军交给俄国人当俘虏，因此我必须尽可能久地推迟这一步。
　　所以我想把我们的东方战线向后移到我们所熟悉的英美占领区的边境线上，并把尽可能多的难民带到西部地区去。为了这一目的，海上运输必须加快进行并动用现有各种型号的大小舰船。在撤回东线德军部队方面，我最担心的是舍尔纳元帅率领下的中央集团军群。因为要把库尔兰集团军和在东西普鲁士的部队从海上运回是有可能的，“魏克塞尔集团军”和第九、第十二集团军离英美占领区的边界线比较近，因此也可获救。只有中央集团军群还守在捷克斯洛伐克东部边境的阵地上，它与美军战线之间被捷克斯洛伐克的全纵深国土所隔开。我们不知道美国人是否打算占领捷克斯洛伐克，还是把它分给俄国。因此，我在5月1日的形势讨论会上认为，立即把舍尔纳集团军群从它们尚坚守的苏台德阵地向美国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这种做法应该是正确的。依我所见，它们应该尽快向西南地区靠拢，以便在即将到来的投降时能尽量靠近美国战线，这样士兵就能被美国人接收。但是国防军统帅部的凯特尔和约德尔将军却劝我不要立即下达撤退命令。他们认为，中央集团军群放弃它们的阵地时很可能会土崩瓦解而被俄国人一举歼灭。
　　在这种情况下，我不得不在亲自听取舍尔纳或他的参谋长冯·纳茨默尔中将的意见之前，违心地迁就了他们的意见，收回了撤退的命令。后来，我约请他们两位到普伦来见我。
　　另一个复杂的，也使我极为不安的问题是涉及尚被我们占领的一些地区的问题，除了捷克斯洛伐克，主要还有挪威、丹麦和荷兰。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的一致意见是，坚决拒绝把占领区作为“抵押品”用以换取敌人让步的所有建议。面对我们这样一个惨败国，敌人要得到被我们占领的其它国家的地区，完全不必要向我们回赠任何礼品作为代价。反正他们会很快得到这些地区。对我来说，至关重要的是，设法制止在这些国家内由于人民的暴动和德国占领部队的反抗而引起的战斗和流血，力求找到一个能保证在投降时把它们平安无事地移交给对方的最佳方法。因此除了舍尔纳元帅外，我在5月1日还约请驻捷克斯洛伐克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驻荷兰的帝国特派员赛斯-英夸特、驻丹麦的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及驻挪威的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炮兵上将伯梅等一并前来见我。
　　要把捷克斯洛伐克以东的战线及居民撤到西部，我们还需要8至10天的时间。因此我必须设法把我们向苏联的投降也延迟同样多的天数。
　　虽然我在5月1日的广播讲话中已经阐明了我的总意图，只要我在东线的目的尚未达到，我就不得不将继续在西线的战斗，但有一点是很明确的，那就是我只有真正向英美投降，才能真正结束这场与英美的战争。但在“全面投降”的口号下局部投降能否成功，我并无把握。但至少我得尝试一下，而且要绝对不露声色，否则这种尝试肯定会因俄国人的干涉而倍受阻挠。
　　局部投降的第一步是结束在德国北部与蒙哥马利元帅指挥的英军的战争。我与国防军统帅部一起确定了公布我方谈判代表的方法。
　　于是我准备在西部签订投降协定，在此我得提一下执行这些协定的德国国防军是如何效忠于我的事。
　　国防军军人都受效忠于德意志帝国领袖和德国国防军最高司令阿道夫·希特勒本人的誓言的约束。由于希特勒的逝世，这个誓言在形式上已不复存在，但这并不能意味着，从现在开始每个军人可以不受其义务的约束而回家去。国防军必须继续完成它们的任务。只有这样，才能避免混乱和更多的牺牲。面对这几天德国绝望的军事形势和土崩瓦解的陆军战线，要想使武装部队作出效忠于我的宣誓，事实上是办不到的。但另一方面，使军人履行服从我的义务是有必要的，确切地说这不仅有利于执行其它由我决定的所有措施，如撤退军队的命令，而且对于我即将代表德国国防军签订停战协定也是不可缺少的前提，因为这个协定国防军必须执行。局势紧急，它要求我在缺少自愿和个人履行誓言的法律基础的情况下来解决誓言问题。因此，我在5月1日的命令中对德国军人们说：
　　“我要求大家遵守纪律，服从命令。只有不折不扣地执行我的命令，才能避免混乱和灭亡。今天谁要是逃避责任而给德国妇女和儿童带来死亡或奴役，谁就是懦夫和叛徒。你们中间的每一个人以前对于领袖的效忠誓言，从现在起就得统统用在我——领袖指定的继承人——身上。”
　　随后到来的那些日子表明，德国国防军各首脑人物都无条件地服从我的命令。这一点是很重要的。
　　在我叙述如何向当面地段的英军部队实施局部投降之前，我还想提一下发生在5月1日的另一件事。15时18分我在普伦接到帝国总理府14时46分发出的第三份也是最后一份电报：
　　FRR海军元帅邓尼茨(密件)，只传达到军官。
　　“领袖昨日15时30分去世。4月29日的遗嘱委任您为帝国总统，帝国部长戈培尔任帝国总理，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任党务部长，帝国部长赛斯-英夸特任外交部长。按照领袖指示，为了公布这份遗嘱，特将遗嘱从柏林取出交给您和舍尔纳元帅。帝国指导部部长博尔曼争取今天到达您处，向您讲清当时情况。向部队和人民公布遗嘱的形式和具体时间由您自定。
　　收件证人：戈培尔，博尔曼。”
　　由此看来这份电报的内容是以希特勒的遗嘱为基础的。但是遗嘱中有关人事安排的命令与我为结束战争而挑选的顾问和政府成员完全不一样，而且与我已经采取的一些措施相矛盾。从形式上看，这份电报与第一份授权于我“立即采取适应当前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的电报也是不尽一致的。因此，不管在哪一方面我都不愿意按照这份新电报的旨意去做。我要走而且必须走我自己的路。于是我命令副官妥善地收藏好这份文件，防止任何内容被泄露。只有这样，我才能避免内部的骚动和混乱，否则大家一旦了解了这份电报的内容，骚乱现象必然会发生。在当前的局势下，保持安定是最重要的事。
　　出于同样的原因，我下令，如果戈培尔和博尔曼真的来到普伦的话，那就立即逮捕他们，在我们当时所面临的困难局势下，我绝对不能容忍纠缠和干扰。
　　于是，多事的5月1日总算过去了，在那一天里我作出了许多决定。与此同时，从海上向西部运送伤员、难民和部队的工作正在进行，陆上的难民队伍正在向他们的目的地前进，波莫瑞、勃兰登堡和西里西亚地区的军队正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方向撤退。5月2日形势发生了迅速的变化。
　　英国人自4月26日起在易北河东岸的劳恩堡筑起了一个桥头堡，5月2日从那里发起进攻，一举攻破了德国不堪一击的防线，接着英国部队和坦克便迅速向卢卑克推进。与此同时，美国人在南翼也越过易北河，不费吹灰之力便到达了维斯马。于是，从那时开始，从波罗的海到易北河一带到处都有英美人员，在梅克伦堡至荷尔斯泰因的公路上则挤满了难民队伍和撤退的“魏克塞尔集团军”部队。通向西方的大门不再开放，那末能否把军人和难民在俄国人迫近之前救到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英占区去，这要看英国人是否同意。我们所以还在易北河畔继续与西方作战仅仅是为了给逃往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的大批难民保持一条通畅的道路，而现在，在英国人控制了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之后，我们的抵抗也就失去意义了。因此我下令，按照预定计划立即进行投降谈判。为了表示德国西北地区军队的投降意愿，弗里德堡应先到蒙哥马利那里去一次，一旦这件事大功告成，便再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向他说明交出整个德国西部的问题。
　　我通知弗里德堡，要他作好准备，并到我这里来一次。瓦格纳海军少将和金策尔将军将陪同他前往。瓦格纳自1943年以来与我共事，对今年尤其是对最近几周作出的所有决定都十分清楚，因此，在谈判中他可以给弗里德堡提供宝贵的帮助。金策尔将军则可以在有关陆军的问题方面对弗里德堡提供帮助。
　　汉堡战斗指挥官从国防军统帅部那里得到指示，于5月3日8时派一名停战谈判代表到英国人那里去，负责同英方协商汉堡投降事宜和向英方说明弗里德堡的代表团组成情况。
　　我与弗里德堡5月2日的会面推迟了。荷尔斯泰因公路整天不断地处于英国歼击机的射击之下，道路无法通行。我得知英国人突破卢卑克后，就立即下令把我的指挥所从普伦迁到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我必须设法尽可能长久地保持我的行动自由。我若是在普伦的简易营房里，很快就会被英国部队抓获。在普伦的营房周围敌机轰炸整天不断，因此那天我一直等到空袭减弱后才迫不及待地见到了弗里德堡，并把我的参谋部迁到了米尔维克。
　　在这段时间里，里特尔·冯·格赖姆元帅及其妻子汉纳·赖奇来到我处。格赖姆是他勇敢的妻子用飞机送到普伦来特意向我告别的。他的一只脚绑着绷带，只能用拐杖走路。在最后一次飞向柏林时他受了伤。
　　我满怀同情地与这位杰出的军人交谈起来。他辛酸地说，军人们满以为，忘我的献身精神有助于达到一个纯洁的目的，但现在在这场灾难中一切都完了。他准备了却此生。我们激动地相互告别。
　　傍晚时分，歼击机的轰炸逐渐停止。我约请弗里德堡经基尔附近的威廉皇帝运河在21点到莱文绍高桥来。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顺利地到达了那里。我要求弗里德堡向蒙哥马利说明德国北部地区实行纯军事的局部投降的意愿。要他特别强调在英占区东部边界上的难民的撤退问题。尤其是他应设法使陆上和海上的部队运输和撤退工作不因投降一事而受到影响。天黑时他带着我们的愿望离开了我们，我们祝愿他马到成功。
　　施威林·克罗西克、吕德·诺伊拉特和我继续前往米尔维克。英美人的空袭又开始了。歼击轰炸机用探照灯把公路照得通明，并不断袭击运输车辆。我们只得再次中断前进。夜晚2时左右我们总算到了米尔维克。稍睡片刻后，我开始对一些军事司令提出的问题作出决定。这些军事司令们处在介于和平与战争的中间状态，弄不清楚他们该采取什么态度，这是情有可原的，
　　5月3日清晨，我特别忧虑。弗里德堡在这空袭不断的夜晚是否到达了汉堡和蒙哥马利的司令部？蒙哥马利对他的要求会作出何种反应？而他的要求与盟军提出的全面投降的要求是不相一致的。
　　在5月3日上午，歼击机和轰炸机最近几天的连续袭击停止了，我开始希望，但愿这是弗里德堡到了蒙哥马利那里后所起的作用。后来我得知，当蒙哥马利得知弗里德堡前来履行其使命的消息时，他立即命令已经准备起飞的飞机停止起飞。
　　那天我方控制区的民事领导人和军事司令陆续到达我处。中央集团军群来的不是舍尔纳，而是冯·纳茨默尔将军。他向我转告了舍尔纳的意见，如果他的集团军群放弃了修筑得很好的苏台德阵地，就会陷入崩溃的境地。因此他的观点和国防军统帅部的看法是一致的。我告诉他，为什么我认为尽快向美军战线撤退很有必要。撤回集团军群的一切准备工作必须立即进行。
　　驻波西米亚与摩拉维亚的帝国保护长官弗兰克对我说，如果由俄国人来解放捷克斯洛伐克，那么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党肯定会对这个国家未来的内政感到担忧。他提议，由这个国家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向美国提出投降，并要求美国占领捷克斯洛伐克。我不相信这个建议会对盟国无疑早就确定的有关处理捷克斯洛伐克的计划产生影响。但我还是同意他作相应的尝试。弗兰克重返捷克斯洛伐克，但一去便杳无音讯。5月6日布拉格发生暴动。按照弗兰克自己的看法，当时这个国家正处在革命的前夜，但他不顾个人的安危，仍愿重返这个国家，以争取即使是最小的可能性使问题得到较好的解决。这种精神使他获得了好评。
　　荷兰、丹麦和挪威的情况则不同。这些国家的大权尚在我们手里。但能否在这些国家顺利地进行移交工作，这一点使我十分担心。我和赛斯-英夸特约定，对荷兰应该尝试一下局部投降。决不允许再发生任何破坏和侵扰事件。但因为第二天荷兰即纳入了我们向英军投降的范围之内，因此荷兰单独的局部投降就成为多余的了。
　　帝国全权代表贝斯特博士和林德曼大将从丹麦赶到我处。林德曼向我保证，说他在丹麦的部队战斗力不会减弱，而贝斯特博士却劝告我，在丹麦地区继续战争要十分慎重。但是，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及我的副官都回想不起来，贝斯特博士当时是否曾对我说过，如果德国在本土各战线崩溃以后想在丹麦地区继续战斗，那末瑞典就会进行干预。在保存至今的我的副官所写的日记中也没有这方面的内容。直到1958年1月8日，当新闻界公布了瑞典的白皮书时，我才知道当时由瑞典方面告诉贝斯特的这个意图。因此，说瑞典的这种“威胁”对我在4月30日就已经作出的“避免把任何战争扩大到占领区”的决定产生了影响，这纯属无稽之谈。
　　在取得施威林·克罗西克、林德曼大将和贝斯特博士的一致同意之后，我下达指示，在丹麦即将投降之前，要避免与丹麦民众发生任何冲突。
　　第二天与蒙哥马利举行了投降谈判，丹麦的移交问题也明确了。
　　希姆莱带着他的总队长、国外保安处长舍伦贝格也突然赶来与帝国特派员特博芬和伯梅将军讨论挪威问题。挪威的司令们报告，挪威的局势稳定，由于德国占领军的结局很快就会如预料的那样，挪威的老百姓不愿意冒无谓的流血牺牲之风险而起来反抗。
　　舍伦贝格建议，让挪威向瑞典投降并请求能把德国在挪威的占领军部队扣留在瑞典。这样就可以使德国的占领军不当英美的俘虏。从这里可以看出，希姆莱早已派他的间谍头子舍伦贝格去瑞典就这个问题进行过联系了。瑞典很可能已经秘密地同意了拘留德国军队的这个建议。
　　我认为在背后进行这种非官方谈判，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值得怀疑的。且不论它的动机，仅这种做法本身也是错误的：我们怎么可以在我们一败涂地的时候还对盟国“耍花招”，不让挪威向它们投降，而向一个中立国家投降呢！同时我认为把德国部队拘留在瑞典的好处也是极不可靠的。谁能保证，将来有一天瑞典在俄国的压力之下不会把德国部队交给俄国人呢！后来在马尔默登陆的德国人被移交给了俄国。
　　因此，对施威林·克罗西克的提议，我只是表示同意并让舍伦贝格去了解一下，瑞典究竟是在英国默许还是在英国坚决赞同的情况下表示同意的。我是绝对不会授权舍伦贝格去签订任何协定的。
　　此后我再也没有听到他的消息。由于我在后来几天所宣布的投降，这种模棱两可的交易也就结束了，这使我感到颇为满意。
　　5月3日，我接到凯塞林元帅从南部地区发出的电报，说他以自己的名义为西南方集团军群(菲廷霍夫将军)在5月2日宣布的投降作担保。他在无线电报中请求我同意他独立地与西方敌人进行东南战线的停战谈判。我立即表示同意，因为我们对美国人(而不是俄国人)进驻任何地区都会“感到高兴的”。
　　午夜前不久，弗里德堡在同蒙哥马利会谈后返回。他立即向我汇报了这次会谈中最关键的问题：蒙哥马利没有拒绝局部投降，也就是说，并没有要求包括俄军战线在内的所有战线实行全面投降。
　　5月4日早上弗里德堡当着施威林·克罗西克、凯特尔和约德尔的面向我作了详细的汇报。蒙哥马利接受我们在德国北部地区的局部投降。但他还要求把丹麦和荷兰划入投降范围之内。弗里德堡当时曾对他说，对于这个扩大投降区的问题他无权决定。但他可以肯定，这样作是符合我的心意的。此外，蒙哥马利还要求交出所有投降区内的作战舰艇和商船。这个问题关系到对我们来说是相当重要的难民运输问题。因此弗里德堡向他说明了我们担心这样一来是否还能把尽可能多的人从东部救到西部。蒙哥马利答道，对于单个士兵的转移他并不阻拦，但决不容许整个部队转移。关于老百姓中的难民问题他拒绝作出任何保证，因为当时的投降指的是单纯的军事投降，这里面并不包括老百姓的问题。但他又补充说，他“并不是不通人情的人”。蒙哥马利的另一个要求是，不许破坏、也不许销毁或者击沉投降区内的作战舰艇。弗里德堡请求能向我作汇报，因为对这些要求作出答复是超越他的权力范围的。
　　以上就是弗里德堡的报告。至于把投降扩大到荷兰和丹麦一事，我和施威林·克罗西克对这种情况都很想得通。我们感到很高兴，我们可以“摆脱”这两个国家了，而且很快就可用这种办法按照协议的规定把它们移交出去。
　　要交出舰船的这个要求使我感到坐立不安，这意味着向西部运送难民和部队工作的结束。但根据弗里德堡对蒙哥马利在这个问题上的态度的汇报，我得出的印象是，至少有可能让一些正在海上的舰船继续向西航行。但这些船上的伤员、部队和难民只得在丹麦港口上陆。30万德国人一下子抵达丹麦，这不仅会给它带来政治负担，而且更主要的会给这个运输工具不多的国家造成很大的组织上的负担。要保证这么多外国人，而且又是敌国人的安置、给养及医疗肯定是相当困难的。但是对这些不利条件，也只好暂且忍耐一下。弗里德堡在汇报英国人不许我们破坏、也不许击沉作战舰艇的这一要求时，出现了对立的意见。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都认为应该接受这些条件。如果拒绝接受这些条件，那就有损于我们作为讲信用的缔约一方的声誉，而且对我们为了拯救人民而实行局部投降的基本意图也是不利的。相反，国防军统帅部却认为，交出武器，尤其是把他们最明显的运载工具作战舰艇也交出去，显然是违反军人尊严的。
　　我自己也很明白，交出这些作战舰艇将违背我们及所有国家海军的一贯传统。如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曾设法击沉在斯卡帕湾的舰队，以此来坚持各国所遵循的维护民族和军人尊严的法则。但我对现在必须下令交出作战舰艇这一点是毫不怀疑的。现在的情况不同于以前任何战争。这是关系到使大量的德国人，包括妇女和儿童在停战之前免遭死难的问题。如果我为了声誉而拒绝交出舰船，那么局部投降就不会实行。对德国北部的空袭又会重新开始，大量德国人又会遭到新的损失。这种现象决不允许再发生。于是我作出决定，同意移交作战舰艇。有人曾向我提出，在投降生效之前我们尚有时间来毁灭武器和击沉舰艇，我拒绝了这种方案，并答道，这种做法与我们投降的本意不相符合。蒙哥马利在5月3日，得知我们准备交出丹麦和荷兰的意图，就立即停止了空袭，虽然那时投降尚未实行。
　　因此，我在这次5月4日早晨举行的讨论会上就对国防军统帅部下达了禁止销毁武器的命令。在我阐明原因的同时，海战指挥部司令也接到命令，取消原定的代号为“彩虹”的击沉己方舰船的行动。因此，除了停战生效之前有一部分潜艇于5月4日夜被它们的艇长下令沉没或炸毁外，再没有发生过此类行动。海战指挥部关于停止销毁舰艇的命令到达之前，其他潜艇也已做好了销毁的准备。艇长们认为销毁潜艇也是按我的意图进行的。他们深信，我下达这样一个“移交命令”只是出于迫不得已。
　　5月4日上午我授权弗里德堡接受蒙哥马利的要求。他重新飞到英国司令部，并奉命在与蒙哥马利达成局部投降的谈判后继续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将军，以同样的理由和同样的方式向美国部队实行局部投降。
　　在接到弗里德堡5月4日的报告后，我们如释重负。局部投降的第一步基本上是成功的，我们用不着把德国士兵和居民交到俄国人手里。
　　从这次开始结束与西方对手的战斗行动这件事中我进一步得到了教训。蒙哥马利在投降谈判中要求停止一切海上军事行动，要求交出投降区内包括荷兰、德国西北部、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丹麦海区的所有德国作战舰艇。我在5月4日中午下令立即停止所有海域的潜艇战，这是超出协议的要求的。在英国同意了我的投降提议后，我只想在所有地区尽快结束与西方的战争。
　　5月4日晚，我接到弗里德堡从蒙哥马利司令部打来的电报，说他已签署了局部投降书参看驻荷兰、德国西北部(包括全部岛屿)和丹麦的所有德军部队的投降书：1. 德国国防军统帅部声明，同意把德国驻荷兰、德国西北部地区包括佛里斯兰群岛和黑尔戈兰岛及所有其它岛屿、石勒苏益格-荷尔斯泰因和在丹麦的所有军队交给第21集团军群总司令。上述地区的所有舰船也包括在内。这些武装力量必须放下武器，无条件投降。2. 英国夏令时间1945年5月5日星期六上午8点，德国军队必须在上述地区停止海、陆、空一切军事行动。3. 凡同盟国今后对每件事下达的命令，德军有关指挥机关必须立即执行，不得反对和评论。4. 凡不服从命令或者执行命令不得力者，均被视为违反这些投降条件；同盟国将按照公认的法律和军事上的惯例予以处理。5. 这些投降条件是相互独立的，不附带任何先决条件。这些投降条件在同盟国或受同盟国的委托提出了对整个德国和德军都有效的总的投降条件之后，将自行无效。6. 本投降书的条文均用德文和英文订立，以英文版为准。7. 不管对投降条件的解释或说明有何疑问和不同意见，均以同盟国的决定为最后有效的决定。(B·L·蒙哥马利元帅，1945年5月4日，18时30分。冯·弗里德堡，金策尔，G·瓦格纳，波莱克，弗里德尔。)并准备再飞到艾森豪威尔那里去。投降书从5月5日8时起生效。
　　从这时开始，在所有规定的地区范围内都停止了一切军事行动。
　　5月6日早晨，金策尔将军到米尔维克来见我。他是弗里德堡代表团的成员。他奉弗里德堡之命，从兰斯赶来见我，向我报告与艾森豪威尔进行的投降谈判的情况。金策尔向我报告说，艾森豪威尔的态度与蒙哥马利相反，他一口拒绝了我们的要求。艾森豪威尔决不同意局部投降。我们必须立即宣布包括俄国战线在内的全线无条件投降。德国军队必须就地原封不动地放下武器，就地束手就擒当俘虏。德国国防军统帅部的责任就是使这种无条件的投降行动(包括海军作战舰艇和商船的移交工作)顺利进行。
　　对艾森豪威尔的这种态度我们感到很担心。如前所述，我在1945年5月1日对德国人民的广播讲话中曾宣布，只要西方阻止我对东方的战斗，我就要和西方继续战斗。“在这种情况下，英美两国的继续作战已不再是为了他们本国的人民，完全是为了在欧洲扩散布尔什维主义了”。后来我从美国的电台广播中得到了艾森豪威尔司令部对我上述声明的回答，“这就是众所周知的纳粹在艾森豪威尔及其俄国同盟国之间进行挑拨离间的伎俩之一”。
　　艾森豪威尔最近采取的一些行动方案也表明，他对现在已发生的世界政治局势的转变并没有加以考虑。自从美军在雷马根附近越过莱茵河后，对美国来说，战胜德国的这个战略目标就已经达到了。现在应该以政治目的来代替军事目的，就是说在俄国人突入德国之前应为英美西方国家占领尽可能多的德国领土。对美国军队来说，尽快向东推进，抢在俄国人之前夺取柏林，这在政治上应该是正确的。但艾森豪威尔没有这样做。他仍一味地协同红军力求达到消灭并战胜德国这样的政治目标，他在易北河畔停了下来，任凭俄国人占领了柏林和尽可能多的德国东部地区。他尽力按照华盛顿那里给他规定的政治框框行事。看来他对当时世界局势的迅速变化似乎毫不了解。对美国在战争结束时的这种态度我当时就觉得是错误的，而且现在仍然这样认为。
　　那还是在波茨坦会议之后，一位美国陆军上校曾对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说，俄国人是否占领整个德国，对他来说都是无所谓的。看来这一定也是美国公众的态度。
　　如果我接受金策尔将军在5月6日早晨通知我的艾森豪威尔提出的投降条件，我就得立即把东线的德国军队交给俄国人。我之所以不能同意这样一种要求，是因为东线的部队是不会按照这种要求去做的。
　　其结果必然是大批人员乱作一团地向西方逃窜。
　　出于这两个原因，我不能满足艾森豪威尔的要求，我只得再作一次尝试，使他相信我不会让德国士兵和东部的居民落到俄国人手里。我是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才请求局部投降的。
　　金策尔汇报之后，我即约请约德尔大将来我处。他应该协助弗里德堡带着我的新指令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和我一致同意给约德尔下达以下指令：
　　“再作一次尝试，讲清我们希望向美军局部投降的原因。如果您象弗里德堡一样遭到艾森豪威尔的拒绝，那么您就要求按以下过程实行全面投降：即投降分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停止战斗行动，但德国军队还可以行动。到第二阶段才取消这种行动权。您要设法尽量拖长这两个阶段之间的时间，无论如何要允许逃散的单个士兵进入美军阵地。这样才可以把更多的德国士兵和难民救到西方”。
　　除上述指令外，我还给了约德尔一份书面的全权证书，给了他签署所有战线全面投降书的权利。但这种权利只有当第一个目标即局部投降未能实现时，才可以行使。而且他在实行全面投降之前，还必须事先把全面投降的内容告诉我，并在我发出电报明确表示同意后才可实施。谈话结束后约德尔于5月6日飞往兰斯去见艾森豪威尔。
　　5月6日深夜1时左右，我收到约德尔从兰斯发来的电报：
　　“艾森豪威尔将军坚持要我们今天签署条约。否则，同盟国将封锁所有战线，任何企图单独投降的人将不再准许进入，所有谈判将予以中断。我看除了混乱或者签字，就别无出路。为此，请即电复，我是否有权在投降条约上签字。签字以后，投降即可生效。双方将于5月9日德国夏令时间零时起停止敌对行动。约德尔。”
　　后来我们知道，艾森豪威尔又一次一口拒绝了局部投降，而且对我们提出的全面投降在时间上分阶段进行的要求也直截了当地加以拒绝。他曾对约德尔说，他会下令向任何一个德国军人射击的，即使对那些不带武器到美国战线来投降的人，他也会这样做。日内瓦公约禁止采取这种行动。后来似乎是由于他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的建议，加上约德尔的解释，说我们在通信设施损坏的情况下，要向部队传达投降命令至少也得两天，他才同意了两天的期限。但是同意这一点的前提是，德国必须立即签署投降条约。因此我必须刻不容缓地对约德尔的电报作出决定。根据电文，从5月7日签署全面投降条约到5月9日零时停止一切军事活动，尚有48小时可用于部队撤退。
　　我担心这点时间对于拯救全体军人和难民是不够的。但从另一方面来说约德尔到底还是争取到了一段时间。利用这段时间把大批德国人救到西方还是有希望的。
　　这两天时间对于要从东部地区逃到西部地区的难民来说实际上是不够用的。如果我以此为理由而拒绝了艾森豪威尔的要求，那也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其结果必然是造成更大的混乱、毁灭和生存危机。因此，我在当夜1点钟打电报给约德尔，告诉他有权在上述基础上宣布全面投降。于是约德尔即在5月7日深夜2时41分于兰斯签署了全面投降条约。
　　也许是应俄国人的要求，5月8日又在苏军司令朱可夫元帅的司令部，柏林的卡尔斯霍尔斯特重演了这场全面投降的签署活动。凯特尔元帅、施通普夫大将和弗里德堡海军大将分别代表德国三个军种在投降书上签名。在他们签名之前，西方盟国和苏联都坚决要求他们出示由我以国防军最高司令名义签署的全权证书，以证明他们有权作为德国国防军合法的代表，并经过检查认为符合规定后才同意他们签字。
　　现在是决定东线德军和正在涌向西方的难民的命运的关键时刻。南方集团军群(伦杜利克大将)的大部分军人因已成功地逃到了美占区分界线以内而获救。但勒尔大将的东南方集团军群的形势却糟糕得多。5月9日那天，东南方集团军群的大部分人员距英美占领区分界线尚有2至3天路程。勒尔想方设法通过他与南斯拉夫人的私下谈判为他的士兵争取到了最好的条件。但尽管这样，他们中仍有万把人死在南斯拉夫的俘虏营中。
　　在北部，美国的加文将军率领的空降师在5月2日向卢卑克推进的同时又占领了梅克伦堡地区，在作战上他隶属于英国集团军群。他允许“魏克塞尔集团军”的剩余部队撤到英美战线以内。但尽管这样仍无法阻止大量晚到的难民队伍在分界线附近落到随后赶来的俄国人手中。
　　中央战线的第十二集团军在4月的最后几天受命向东部进攻以解柏林之围。该集团军在其久经考验的总司令(当过兵团指挥官和总参勤务军官)文克将军的率领下成功地到达了波茨坦地区，从而为保卫波茨坦和第九集团军(布塞将军)向西部的撤退打开了通路。大批难民队伍随着他们一起行进。但在第9集团军、第12集团军及波茨坦防御部队的士兵被准许越过易北河畔的美军战线时，美国人却不许老百姓中的难民通过易北河。文克集团军想方设法不被美国人发现让尽可能多的难民混在越界的士兵中逃到了西部地区。但仍有很大一部分不幸者由于这个非人道的禁令，最终还是落到了俄国人手中。可怜这些不幸者为了逃避俄国人，已连续几周在途中疲于奔命。
　　舍尔纳集团军群士兵的遭遇比第9、第12集团军更为糟糕。他们大部分人都已到达了美军战线，但大多数人却未获准通过。相反他们还被美国人用武力驱赶到一起，交给了随后赶来的俄国人。他们在战争中勇敢地尽了自己的职责，在战争结束后却仍被关在俄国的监狱中多年，有的饿死，有的冻死。
　　我曾在5月1日顺从了反对舍尔纳集团军群立即撤退的意见。这是我的过错。一开始我担心在自愿的迅速撤退过程中集团军群可能会土崩瓦解，但这种现象看来在以后的撤退中照样无法避免。当然从另一方面来说，即使舍尔纳集团军群的士兵能早一些到达美军战线，究竟他们是会获准通过，还是会同样受到阻止，这个问题也还是没有解决。
　　东部地区士兵和难民的撤退完全依靠海军从海上运输。陆路已被俄国人封锁。在1月23日至5月8日这段时间内，通过海上运输从库尔兰、东西普鲁士，以及后来从波莫瑞湾及梅克伦堡地区，有2204477名人员被救到西部。在航行过程中，要不断地对付英、美、俄的飞机及俄国的潜艇、快艇的袭击，并且航行是在布满水雷的航线上进行的。在此期间，“威廉·古斯特洛夫”号(载有4000人)和“戈亚”号(载有7000人)运输舰以及“施托伊本”号(载有3000人)卫生船的沉没是骇人听闻的。尽管这些船只的伤亡人数令人痛心——但数量只占全部装船人数的1%，99%的幸运者仍安全抵达波罗的海西部港口。相反，陆路上的难民队伍蒙受损失的百分比却高得多。
　　由于舱位太少，加上利保尔港码头设施不足，库尔兰集团军中只有一小部分人被救出。
　　5月9日零点，各战线均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国防军5月9日的最后一次报告说：
　　“从午夜起所有战线开始停火……奉海军元帅之命国防军停止了毫无希望的战斗行动。于是，几乎长达6年的英勇搏斗终告结束。这场搏斗给我们带来了巨大胜利，同时又带来了惨重的失败。最后德国国防军被敌方强大的优势兵力所战胜。
　　“忠于誓言的德国军人竭尽全力为德国人民作出了难以磨灭的贡献。后方人员自始至终全力支援前方，为他们作出了重大牺牲。前线与后方所作出的前所未有的贡献将在日后公正的历史评价中得到最后的承认，德国陆、海、空三军所作出的伟大贡献和牺牲连我们的敌人也不得不表示钦佩。因此每个军人可以坦然和自豪地放下武器，在我国历史上最艰难的时刻，满怀勇气和信心地为我们民族的永久生存去工作。
　　“此时此刻国防军十分怀念那些已阵亡的战友。面对着满布创伤、血流遍地的祖国，死者在表现无条件的忠诚、服从命令和遵守纪律方面尽到了他们的职责。”
　　直到今天我一直认为这个报告的基本内容是正确的。
　　5月7日弗里德堡和约德尔从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返回我所在的米尔维克。弗里德堡带来了一份供美国士兵看的“星条旗”报。报上登载了几幅德国布痕瓦尔德集中营的照片。这些图片惨不忍睹。我们觉得，即使在战争最后几个星期中由于运输和补给情况的混乱可能会加剧集中营里健康状况的恶化，但图片上所揭露的那些状况毫无疑问是犯罪，是任何理由都无法为之辩护的。我和弗里德堡都大吃一惊。我们过去总认为这种情况决不可能！但是，这种可憎恶的事实(不只是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才有)，直到这几天当一艘载有集中营囚犯的商船驶入弗伦斯堡时，我们才亲眼所见。他们的身心确实受到了令人吃惊的损害。弗伦斯堡的埃尔特斯特海军基地立即采取一切措施尽量为这些不幸者提供补给和医疗条件。我们不能不责问自己，对发生在德国中部的这种事情我们怎么会毫无察觉？
　　在1939年以前建设海军的那些年里，我作为“埃姆登”号巡洋舰舰长不是驻在国外，就是和新建立的德国潜艇部队一起出海。战争一爆发，我就坐在我的军事指挥所里，开始在东佛里斯兰的森瓦登，后来在法国巴黎和比斯开湾沿岸的洛里昂。这些指挥所都是军事上的世外桃源。与德国居民很少接触与往来，甚至根本就没有接触。我脑子里整天考虑的是如何指挥潜艇战和提高潜艇部队的技术水平。对敌人的报道我也只听与潜艇战有关的方面。毋容置疑，敌台和我台的广播一样，都得受战时宣传部门的控制。因此双方的电台广播我都不听。
　　在我于1943年担任海军总司令后，有极长一段时间我是呆在柏林以北的贝尔瑙和埃伯斯瓦尔德之间偏僻的代号为“珊瑚”的指挥所里。我到领袖大本营去也是为参加军事讨论会，希特勒叫我去也只是问问有关海军方面的事情。战争期间这些问题已使我投入了全部的精力。要我再关心除此之外诸如上面所述的那些事情，实际上已无此可能。
　　在1945年投降后的那几个月和在1946年我所获悉的民族社会主义制度非人性方面的行为，使我大为震惊。
　　我对民族社会主义的态度和我与希特勒的关系在前面几章已经谈到过。我说过，以纯洁的民族和社会这个词的含义为基础的民族共同体思想及在此基础上形成的德国人民的内部团结曾使我受到鼓舞。我觉得是希特勒把德意志各种族联合成了一个共同的帝国，从而实现了德意志自古以来的梦想。我国所以会四分五裂，其根源是战胜国在为结束30年战争而缔结的威斯特法伦和约中所作出的裁决。我们在欧洲的一些敌对民族在近代史的初期就已经形成了统一的国家，他们希望我们衰弱，几百年来一直在千方百计地阻挠我们的统一。只有民族社会主义才成功地克服了种种阻力实现了国家的统一。这就是它的历史功绩。
　　但现在我终于完全看清了民族社会主义的阴暗面。从而也使我改变了对它所创立的国体的看法。
　　不从事实中吸取教训是愚蠢的，也是软弱的。在纽伦堡宣判前，在我的诉讼结束语中我得出了结论，并说：
　　“人们经常谈论被告中有人曾经参与了阴谋活动。我认为这些说法是出自一种政治信念。对这类事情人们是无法证实的，只能相信或者不信。但是大部分德国人民永远也不会相信：他们的灾难竟是由这样的一种阴谋集团造成的。政治家和法学家可以对此提出诉讼，但是，他们只会使德国人民更加难于从这次审讯中吸取这样一个教训：将领袖原则视为政治原则是错误的。这个教训对于德国人民正确地认识过去，对于德国人民将来的发展，都是极其重要的。
　　“领袖原则在全世界所有军队的军事指挥中被证明是最适用的。据此经验，我曾认为领袖原则在政治领导中也是正确的。特别是在1932年德国人民正处于绝望境地的时候。新政府取得的巨大成就，整个民族中出现的一种前所未有的幸福感，似乎可以说明这个原则是正确的。
　　“但是，尽管德国人民极大多数富有理想，行为正直，而且具有献身精神，但如果领袖原则最后只带给德国人民灾难和不幸的话，那末这样的原则无疑是错误的。这个原则之所以错误，是因为人的本性显然不可能只利用这个原则的力量去做好事，而不屈服于这种力量的诱惑。”
　　当我在1945年5月那几天得知集中营的这些状况时，我扪心自问，我能为这件事做些什么呢。
　　我已经提到过，我在1945年4月30日曾与希姆莱发生过争执，那时要彻底和他决裂是不可能的，因为当时他手中握有警察这个统治工具，而我却一无所有。
　　随着德国领土完全被占领，这种情况发生了变化。5月6日我解除了希姆莱的一切职务。后来当我听到集中营那些令人憎恶的暴行时，我很后悔让他走了。因为我觉得这些事情是德国自己的事，我们必须对所发生的一切非人道行为作解释并追究罪犯的责任。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在这个问题上与我的看法一致。他很快给我看了一道命令，根据这道命令帝国法院有权调查和判决所有残暴行为。我把这个命令及一份详细的报告寄给艾森豪威尔并请求帝国法院对这项工作尽力而为。在一次与艾森豪威尔的政治顾问、美国大使墨菲谈话时，我再次明确地提出这个请求并希望他能给予帮助。他也答应帮助我。但此后却杳无音信。
　　在考虑通过局部投降来实现最有利的投降并为此采取相应措施的同时，我从5月1日开始考虑成立一个看守政府的问题。一开始事情就明摆着，我需要一位外交政策顾问。至于内政方面我觉得将来德国人民会处于最黑暗的时期。在失去东部地区以及德国其余地区被战胜国瓜分之后如何才能避免饥荒？能否成功地保证各个地区粮食的平均分配？如何才能使交通运输和经济重新恢复正常？要消除住宅紧张局面需要从何处着手？我们的资金和货币会起何种变化？为了援助难民，在千头万绪之中应该先干什么？我们如何才能把另外几百万东部的难民安插到本来已很拥挤的德国西部并把他们划入那里的居民和经济体系之中？
　　对我来说有一点是肯定的，那就是对这些涉及整个德国人民的问题必须要有一套对所有四个地区都行之有效的处理办法。出于这个原因，必须建立一个相应的统一的帝国政府机构。因此集中所有各个领域的专家也是十分必要的，以便能使他们协助占领国进行工作。首先要拯救德国人民的生命。因此我方必须尽我们所能，采取一切办法做好相应的准备工作。
　　当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来到我处时，成立临时帝国政府的考虑更加成熟和具体化了。他除了担任外交部长和财政部长外，还负责内阁的全面领导和组织临时政府。尽管临时政府的成员只能是一些留在德国北部的人，但一个有工作能力的内阁总算成功地组成了。它的组成情况如下：
　　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负责全面指导临时政府的工作，并任帝国外交部长和帝国财政部长，施图克特博士担任帝国内政部长和文化部长，施佩尔担任帝国经济部长和生产部长，巴克担任帝国粮食与农林部长，泽尔特博士担任帝国劳动部长和社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担任帝国交通部长和邮政部长。
　　我们都很明白，临时政府要主动地开展任何一项活动暂时肯定是不可能的。但临时政府的每个成员都在各人的工作范围内拟订关于如何在集中领导之下控制困难局面的计划和备忘录。有一部分备忘录和有关的口头汇报使我感到意外，因为它们对短期内的情况作出了比较乐观的预测。如多普米勒博士虽然年事已高，但他却充满活力地向我报告，说他愿意承担责任，在6个星期之内使德国的交通和运输事业恢复正常。理所当然的条件是，应该在各个方面，尤其是人员方面给予他处理问题的自主权。
　　这些计划和备忘录关系到能否对人民生活极为重要的各个方面实施有效的和集中的领导。因此我们把它们送交在米尔维克的西方盟国和苏联政府的代表。在一些专门场合我们还口头阐明过我们的提议。一开始好象我们的合作愿望已被接受。
　　但只不过看起来是这样而已。5月中旬交通部长多普米勒博士和粮食部长巴克接到盟国下达的飞往美国司令部的命令。因为他们就其职权范围内的问题与米尔维克的盟军管制当局往来一直特别频繁，因此他们认为，这次兰斯之行对他们今后在工作范围内的有效协作定会有所裨益。但是他们去后便杳无音信。过了很长一段时间我才得知，至少巴克没有去与盟国协作，而是飞到了监狱里。
　　鉴于此事效果甚微，于是便产生了我是否应解散临时内阁的问题。我的逐步实行投降的任务已经完成。即使我们住在尚未被盟国占领的属于我方领土的米尔维克，但不言而喻，我完全在敌人的控制之下。整个德国都被敌人占领了。敌人统治着德国。对我来说要采取象实行投降时那样的独立行动已再无可能。
　　鉴于上述这些情况，主动地解散这个徒有虚名的内阁，结束其使命，而不是眼睁睁地等待着战胜国采取完全意想不到的措施，难道这样做不值得吗？不言而喻，实行投降后，我坐在那里碌碌无为，这种味道是很难受的。
　　施佩尔部长首先认为，我们应该引退。他本人相信，美国人会继续与他合作的。
　　相反，施威林·克罗西克伯爵却认为，我们必须留下来，尽管敌人可能会故意公开嘲笑我们。帝国总统及其临时政府显示了帝国的统一。在无条件投降中只有国防军已明确地投降。但德意志国家仍然存在。尽管我在实际行使政府职能的过程中受到阻碍，但我是德意志帝国的国家元首这一点却没有改变。在5月8日签订投降书时，敌方国家要求德国国防军三个军种首脑出示我的委托书一事也说明，敌人也承认这一点。因此我只有在考虑好一位继承人以后才能引退。
　　我觉得施威林·克罗西克的观点是正确的。一开始我只把我的任命理解为：只要结束战争，我的使命也就结束了。但现在不管今后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也决不可以自动地解散帝国临时政府。否则的话战胜国就有理由声称：因为主管德国各个地区事务的政府已经溜走，我们除了在各占领区设立特殊的德国政府机构，由自己的军政府掌握各地区的主权外，就别无它法了。
　　出于这个原因，我就只能向暴力屈服，否则的话，我在德国今天面临的分裂问题上，至少在形式上会给敌方留下政治把柄。我的辞职，也就是自动放弃得到盟国承认的我的职位，可能会铸成我在投降之后的政治错误。
　　这种想法并不排除我过去和现在一直认为德国人民的意志可以决定由谁占据国家最高职务的这个观点。
　　因此在重新改选和盟国采用武力来解除我的职务之前，我必须在1945年5月竭力保住那时属于我的这一职务。
　　从1945年5月中旬起，敌对国家似乎也面临着对是否保留我的政府要作出决定的问题。
　　全面投降以后在米尔维克出现了一个盟国监督委员会，由美国鲁克斯少将和英国福特准将领导，不久又有俄国代表加入该组织。我曾与监督委员会的这两位英美首脑商谈德国内部的形势达1小时之久。我对他们说了我认为必需采取的那些措施。我也准备采取同一办法与英方发言人沃德先生交换意见。我想通过这些谈话来支持帝国临时政府递交的备忘录。为了帮助德国人民，我很重视利用可能产生作用的每一个机会。我的告诫和提议也是为了达到同一个目的，它们关系到今后东欧外交政策的进一步发展。但它们很少被人理解。
　　在与盟国代表打交道的过程中，我发现他们方面在上述几次谈话中态度都很冷淡，然而又无可指责。我们互相致国际上流行的军礼。我帝国政府的成员及我本人为不失我们的尊严也采取了同样冷淡的态度。这是理所当然的。
　　从5月中旬开始，我停止了与监督委员会代表的会谈。敌方新闻界尤其是苏联广播电台开始谈论起“邓尼茨政府”。俄国人拼命攻击我。很明显，俄国人不希望有一个主管所有地区事务的德国联合政府。临时政府和英美驻米尔维克的代表迄今的合作已引起了他们的怀疑。
　　看来丘吉尔一开始好象是反对把我排挤掉的。他想把我当作“有用的工具”使用，并通过我向德国人民转达各种命令，这样英国人就用不着亲自“把手伸进骚动的蚁穴中”去了。丘吉尔还认为，如果我对英国人有用的话，他们可以对我担任潜艇部队司令以来所犯下的罪行一笔勾销。见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一书，第6卷，第646页，丘吉尔首相1945年5月14日给英国外交部的信。丘吉尔的这种态度果然不出我所料，从当时英国的对外政策中我已估计到这一点。在他们达到目的之前，他们会一直需要我。
　　大概在1945年5月15日，艾森豪威尔考虑到与俄国的友谊，提出了应该把我排挤掉的要求。
　　1945年5月22日，我的副官及朋友吕德·诺伊拉特通知我，盟国监督委员会的首脑要求我同弗里德堡和约德尔在第二天早上到监督委员会的所在地“帕特里亚”号兵营船上去。我只回答了一句话：“准备行李！”我相信，通过逮捕来排挤我的时候到了。
　　当我们走上“帕特里亚”号的舷梯时，那里出现了一番不同前几次我拜访监督委员会时的情景：没有一位英国中校在下面迎接我，也没有向我致敬的岗哨。相反却涌现了一大批新闻记者在抢着拍照。
　　约德尔坐在“帕特里亚”号上方，弗里德堡和我坐在一张桌子的一边，另一边是监督委员会的首脑们，中间是美国的鲁克斯少将，两旁是英国的福特将军和俄国的特鲁斯科夫将军。在预感到我们的命运已经是大势已去的时候，我的两位同伴和我都镇定自若。鲁克斯将军向我们公布了一项宣告，并说他根据这项宣告和艾森豪威尔的指示必须逮捕我，德国政府和国防军统帅部的成员。从现在开始我们就得把自己看作战犯。
　　他问我是否还有什么话要反驳的。我反唇相讥地说：“每一句话都是多余的。”
　　今天，当我回顾战争结束时我的活动时，我意识到我人道主义的行为还是很不够的。有时最佳的意图往往被证明是错误的，或者在贯彻过程中也证明是很不完善的。因此我根本不敢相信，我在此叙述的当时我的一切考虑和行为以后会被认为是正确的。
　　但是，即使今天我仍认为，我对德国人民是尽了职的，我负责结束了战争并尽力避免了混乱。分阶段逐步投降的成功拯救了许多人的生命。我得感谢命运，它使我在履行最后的使命中发挥了有益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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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三章 结束语
　　1945年5月14日，在以我们的投降而结束战争之后的短短几天内，一位战功最显赫的潜艇艇长沃尔夫冈·吕特海军上校因一个悲惨的不幸事件而在弗伦斯堡附近的米尔维克遇难。吕特海军上校是海军中仅有的两名被授予最高战功勋章——“配有橡树叶、宝剑和钻石的骑士铁十字勋章”——的军人之一。集中在弗伦斯堡的海军军官们在海校的大礼堂里向他的遗体告别。这是一种象征性活动。
　　从1909年以来在米尔维克经过训练的皇家海军、帝国海军和德国海军的候补军官在他们的长官率领下就在这个充满传统色彩的地方参加各种隆重的集会。在德国刚刚结束战争及前途渺茫之际，我们在这里举行葬礼，不仅是向吕特，而且也是向我们尊敬的海军表示我们最后的敬意。
　　直至最后时刻海军仍一直忠于职守。他们衷心希望各国间能相互谅解，以达到长久的和平，但事与愿违，他们只得在1939年无人过问和装备低劣的情况下投入了这场与大不列颠海军的战争。
　　他们利用现有的为数不多的兵力，充分发挥聪明才智，力战英美两国，并且取得了与他们的兵力极不相称的重大战果。他们之所以能取得这些战绩，其中并非最不重要的原因是海军在精神上团结一致，如果没有这一点，他们在两大海军强国如此强大的物质优势面前就不能坚持战斗。
　　海军所具备的战斗和牺牲精神不单单是靠教育和训练培养起来的，这种精神还受到全体德国人民在战争的最后时刻所表现出来的那种力量的鼓舞。
　　然而尽管人们具备了这种精神，并已作出了极大的牺牲，但得到的却是全面失败的悲剧。
　　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情？现在人们应该如何看待这个问题呢？
　　一些不受任何外界压力影响的历史学家根据手头目前尚未公开的档案材料是可以对这个问题作出相当明确的判断的。
　　我在此只能对部分问题谈谈我今天的看法。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和毫无理智的凡尔赛和约的签订，使德国在20年代和30年代初期在经济和内政上面临重重困难。在魏玛时期，德国人民给自己制定一部宪法。但这部宪法与德国人民的政治成熟程度不相称。魏玛时期的国家机构面对内部的四分五裂、经济衰退及失业现象一筹莫展。于是德国开始走向专制。布吕宁除了采用公布紧急命令的办法来维持统治外，就别无他法了。到30年代初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和反布尔什维主义的专制之间进行选择。
　　在对两者进行选择时，希特勒在大多数德国人民心中似乎成了一位救世主，而少数人则把他看作小小的祸害。鉴于当时的条件，希特勒的上台是可以理解的。
　　当时希特勒的目标是使欧洲摆脱共产主义。这个目标不仅得到德国大多数人民的赞同，而且也得到西方政府的支持。战前推行希特勒政策的结果是，德国因而起码也可以说是东欧没有受到布尔什维主义思想意识的影响，而且他把德意志各邦联合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其它国家的人民早在几百年前就已实现了这种联合)。德国成了欧洲反布尔什维主义最坚强的堡垒。
　　希特勒曾提倡和宣传的一些原则——一个民族各个组成部分的命运的共同性，劳动伦理观，根据这个观念每一个在他的岗位上为共同的幸福而履行义务的人都应该受到普遍的尊重——是被广大德国人民所理解的。这些原则迎合了人们内心深处对社会安定的强烈渴望，并使希特勒赢得了许多工人的支持。这些工人在此以前是与国家相对立的，而现在他们拥护这个国家，因为这个国家也是他们的，是所有德意志人的国家。
　　希特勒具有魅力的个性及其所产生的诱惑力无疑对他的上台起了促进作用。这种力量甚至使他经常能争取到一些本来与他势不两立的人——只要这些人经常围着他转，就一定会出现这种情况。
　　我自己对这种影响力也常有感觉，每当我在大本营呆了两天之后往往就会感到，为了摆脱希特勒的这种诱惑，我得再次溜走。后来他在我心目中不仅成了我唯命是从的合法合理的掌握实权的国家元首，面向军人的政治家，而且我还把他看作一位足智多谋、精力充沛的人。对他魔鬼的本性我看透得太晚了。
　　希特勒认为英国决不会容忍德国力量的不断增长。他对英国心理状态的这种认识导致了世界战争。于是一场本来他想避免的冲突就爆发了，因为按照他自己的说法，这场冲突必然会导致“日耳曼完蛋”。
　　凡是1939年9月初在德国呆过的人都知道，当时德国人民对战争并不感到高兴。尽管如此他们还是忍受了这个事实，并为此作出了重大牺牲，德国军人忠于职守，在战争中表现了罕见的自我牺牲精神。人民和国防军自始至终目标一致，不管是胜利还是失败。
　　今天，每一个真正的德国人都为某些人在第三帝国里背着德国民族所犯下的罪行深感羞愧。
　　让全体德国人民为极少数人的行为担当集体罪责，这种做法是违背任何一个法律观点的。有些人对某些事情一无所知。对这些人是不能判罪的。
　　那种认为一个民族从总体上来说在道德上要比另一个民族更坏些的想法本身是不切实际的，尤其是当这种观点来自那些在战时和1945年后同样干了许多违背法律和道德的事情、并使几百万德国人民成了其牺牲品的民族时，那更是不合理的。
　　个别德国人拒绝为了整个德意志民族而反复自咎并公开地承认总的罪责，我认为这是错误的。这样的一种行为会使我们失去其它国家的尊重。没有哪一个国家会干出我们所干的那些非人道的事情。
　　领袖原则不主张对权力进行监督，这在希特勒身上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因为没有哪一个民族在选举一位领袖时能未卜先知，这位领袖的哪些品质将占上风。因此从中只能吸取这样的教训，必须在宪法中具体规定如何避免滥用职权，必须使自由和法律成为共同生活的基础。
　　因此可以肯定，对一个发展水平较高的民族来说，采用能保证个人自由和法律保障不受侵犯的民主政体才是正确的。对所有的公民都同样的实行这些原则，是民主立法和内政工作的主要任务。
　　如果我们从过去的教训中已经懂得，骄傲自大和滥用职权会有怎样的后果，那我们应该从另一方面认识到，我们民族复兴的基础必须是一种朴实自然的民族感。这种民族感来自对家乡、对本族语言、对德意志民族及其文化和历史的热爱。这种民族感也是我们处理国际关系的前提条件，因为正如这句话本身所说明的那样，在处理各国人民之间的关系方面，首先要考虑到民族关系问题。所以说民族感并不妨碍与其它国家建立友谊。
　　那种在“国际的”概念中牵强附会地加进去一种对自己的国家来说是反民族的观点的做法是错误的，也是不以国家之间的利益为重的。除了德国有人暂时这样做外，没有一个国家会这样做的。
　　我重申一遍：我们必须重新恢复那种朴实、健康而适度的民族感。对下一代的教育也应该本着这种精神。为此有必要告诉他们德国过去的历史真相，不要让他们接受由于占领国“再教育”的影响而产生的一种片面的看法。
　　我一生中耳闻目睹了大量我部下的军人自我牺牲和忠贞不渝的动人事迹，使我对他们充满了感激之情。谁也不应贬低这些军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这种气质；否则就会伤害人们对那些在履行职责中不幸牺牲的人们的崇敬之情。
　　自我牺牲和忠贞不渝是我的信念，它对我们民族的经济恢复、团结一致和重新兴起也是十分必要的。
　　卡尔·邓尼茨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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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附件
　　附件1
　　附件2
　　摘自《1938年商船队防御手册》和国际军事法庭档案第40卷第88页。
　　(A)《商船队防御手册》第3章第1节第55条：
　　报告敌情
　　商船船长一旦意识到所发现的舰船或飞机为敌方目标，他首要的职责就是用无线电报告敌目标的性质和位置。及时发出这样的报告不仅能挽救商船自己，而且还能挽救一些其它船只。这样可以向己方的舰艇或飞机提供摧毁来犯者的机会，因为这种机会可能不再出现。发出敌情报告和遇险信号的方法和时间在第2篇第6章已作说明。船长和高级船员必须熟悉此章内容。
　　《商船队防御手册》第2篇第6章第1节第150条：
　　报告的重要性
　　(a)第三章的第一部分强调了单艘商船以无线电报告所发现的任何敌舰艇或飞机及其位置的重要性。根据实际情况，须将这作为“敌情报告”或“遇险信号”处置。
　　(b)敌情报告和遇险信号只能经船长或值更的高级船员亲自批准方可发出。
　　(c)尽一切可能快速发出这些电报十分重要。商船附近可能会有己方军舰，它及早收到信号可能会救援其它船只，或对敌采取行动。
　　(B)《商船队防御手册》第2章第7节第53条：
　　允许开火的条件
　　(a)对付按国际法行动的敌人。商船上的武器装备完全是为了自卫，它只能用来对付显然想捕拿或击沉商船的敌人。设想敌人在战争爆发时将按照国际法行动，因此只有当敌人明显表示出捕拿商船的意图时才可对其射击。如为了阻止敌人捕拿商船而显然需要进行抵抗时，可及时对敌开火。
　　(b)对付违反国际法行动的敌人。随着战争的发展，如敌人公然违反国际法，采取对商船不预先警告便实施攻击的方针，那末只要能阻止敌人占领有利的攻击阵位，则允许在敌开始攻击前或发出投降信号前对敌水面舰船、潜艇或飞机实施射击。
　　……
　　《商船队防御手册》第3章第3节第66条；
　　遭敌潜艇水面攻击时的行动方法
　　(a)总则——任何商船都不应该轻易地向敌潜艇投降，而应尽最大努力脱离潜艇。决心脱离敌潜艇的商船才拥有成功的良机。
　　(b)……
　　(iv)对于装有防御武器的船只来说，如认为敌人明显试图夺取本船或逼近本船以阻止你脱离，则可对敌开火以阻止敌向你接近。如敌向你射击，你应开火还击。
　　附件3
　　摘自潜艇部队司令1940年1月21日战争日志
　　今天鱼雷勤务监察官打电话给我。根据对T123鱼雷的发射试验(试验结果这种鱼雷同样没有爆炸)和对现有的鱼雷所进行的磁性测量，他认为可以证实存在不爆炸问题。
　　战争爆发以来，对潜艇部队精神上压力最大和对他们获取战果危害最严重的是，他们的主要兵器——鱼雷在前线很不适用。所发射的鱼雷中至少有25%失灵。根据对截止1月6日的发射统计，有40.9%的鱼雷发生了失灵现象，因而毫无战果。其中还不包括在头3个月内由于一些尚未搞清的原因而造成的不爆炸现象，因为这些现象均作为未命中目标估计。
　　对鱼雷失灵问题，经历了长期的、复杂多变的斗争。它的经过如下：
　　1. 1939年8月，正值潜艇准备出航的紧张时期，在鱼雷试验场召开了一次讨论会，会上鱼雷试验场场长韦尔海军少将认为，潜艇部队司令怀疑引信的作用是否可靠是没有根据的。
　　2. 9月14日U–29号潜艇用无线电报告，鱼雷跑完安全航程后曾两次发生提前爆炸现象。开始鱼雷勤务监察官想把失灵原因归之于潜艇的舰位误差(30-60海里)。我不同意这种解释。于是，鱼雷勤务监察官建议，为了降低引信的灵敏度，把战斗部引信调低2圈；但在对付3000吨位以下的商船时，由于引信场小，在水下发射时就不能保证起火。因此对付这些船只必须发射触发引信鱼雷。潜艇部队司令在9月14日给潜艇部队下达了有关指令。
　　3. 但是鱼雷失灵现象仍然没有象预期的那样得到排除。提前爆炸的报告接踵而来(U-27号潜艇报告艇内因爆炸而轻度受损)。在搞清引信失灵的原因之前，鱼雷勤务监察官下令把引信(Pi)调到“A”位，这个位置有可能排除电引信起火。
　　4. 调到“A”位后，潜艇部队司令在10月2日下令，只许发射触发引信鱼雷。这样，才暂时排除了提前爆炸的危险。在彻底搞清提前爆炸的原因之前，这个措施对潜艇的安全是必要的。
　　5. 10月初鱼雷勤务监察官告诉我，说经调查，G7e鱼雷提前爆炸的原因很可能是电缆设置不当引起的。后来已对电缆的铺设作了改变，因此G7e鱼雷可以重新进行水下发射。G7a鱼雷提前爆炸的原因很可能是受机械影响。因此在彻底搞清这个问题之前必须禁止水下发射。
　　我对上述提前爆炸原因的各种解释表示怀疑。由于鱼雷勤务监察官保证G7e鱼雷现在安全可靠，我决定进行一次试验并准许G7e鱼雷用磁性引信进行水下发射。
　　6. 10月18日U-46号潜艇报告，在攻击一支护航运输队时G7e鱼雷出现提前爆炸现象。由此可见，虽然经过改进，但G7e的引信仍然不可靠。因此我再次下令，G7e也采用触发引信和避免电引信起火的办法(调到“A”位)。
　　这样一来我们又回到了1914-1918年那种情况。但是为了避免因自己的武器而造成潜艇损失，为了能获得战果，避免当时我们找到的鱼雷失灵的唯一原因——提前爆炸现象，我必须作出这个决定，放弃我们经常赞不绝口的有许多优点的磁性引信。
　　7. 10月20日鱼雷勤务监察官打电话告诉我，说他今天了解到，鱼雷(G7a和G7e)在驶向目标时的实际航行深度要比预定的定深深2米。许多潜艇报告触发引信发射时尽管发射数据正确无误，但仍没有爆炸。根据这种现象估计，鱼雷驶向目标时的深度同样也比预定的定深度大，因此从目标下面驶过。对触发引信鱼雷来说，这是一个新的十分重要的失灵原因。为了不使鱼雷定深方面的毛病影响发射效果，我在10月20日下令，在发射触发引信鱼雷时定深最大为4米。
　　根据鱼雷勤务监察官的提议，我又对上述命令作了补充，触发引信鱼雷的定深必须小于目标吃水2米。但为了避免鱼雷从水面驶过和产生非爆现象，鱼雷定深至少得3米，在遇风浪时为4米。这样一来，所有发射的鱼雷都只能击中吃水浅于5、6米的目标，也就是说对驱逐舰就无法实施攻击了。
　　8. 10月23日潜艇部队司令在威廉港与鱼雷勤务监察官和鱼雷试验场场长举行了一次讨论会，大家认为：
　　(a)在鱼雷定深方面，必须估计到会再次出现比目前更大的偏差；
　　(b)提前爆炸的原因未搞清；
　　(c)按照潜艇部队司令的要求，必须在近期内克服迄今也经常发生的鱼雷要到其航程终点才起爆的现象。
　　由此可以确定，鱼雷的适用性受到了最大程度的限制：
　　在采用触发引信时，存在从目标底下通过的危险；
　　在采用磁性引信时，存在提前爆炸的危险。
　　9. 11月5日又提供了一种新的引信(Pi)。人们希望，把撞针稳定后这种引信可以完全防止提前引爆造成的失灵。引信用Pi(A+B)来表示。有了这种引信后可重新采用磁性引信。规定定深为目标吃水+1米。对G7a鱼雷来说，由于机械情况相当复杂，因此实施速射仍然受到限制。现在我们把全部希望寄托在这种引信上，其它一些对迄今为止的引信失灵的详细报告看来对我们都不那么重要了。
　　10. 首批装备Pi(A+B)引信的潜艇U-28号和U-49号于11月8日、9日出航。11月19日U-49号潜艇报告，1枚G7a鱼雷在跑完安全航程后提前爆炸。1枚G7e鱼雷可能因未引爆而失灵，2枚G7a鱼雷在行驶200米后爆炸。
　　这一次又使我们大失所望，它使我们良好的愿望化为泡影。这就是说目前的状况并无明显改进。后来其它潜艇又不断有提前爆炸或者不起爆的报告送来。我与鱼雷勤务监察官商量后，认为目前不可能存在不起爆的现象，鱼雷勤务监察官十分肯定水下发射时一定会起爆。提前爆炸的原因可能是海浪使机械对撞针产生了影响。我希望把鱼雷射入较深的平静的水中后能排除因此而引起的失灵可能性。在征得鱼雷勤务监察官同意后，我下令在天气不佳时鱼雷的定深必须大一些，并要遵守操作规章中限制起爆的有关规定。
　　11. 有关提前起爆和不起爆的报告连续不断。鱼雷勤务监察机关的部分专业人员提议，调低圈子(比规定的圈子图低2圈)来降低引信的灵敏度以防止提前起爆。
　　如果定深与目标吃水一样的话，鱼雷就会推进到离敌方舰船更近；但是，这样一来，尽管鱼雷引信的灵敏度较小，但目标的引信场仍会对它产生作用。因此我反对这种措施，因为这种措施还是会使鱼雷受到海浪的影响而存在提前起爆的危险，鱼雷勤务监察官和另一半专业人员也同意我的意见。因此，在和鱼雷勤务监察官取得一致意见后，我的命令未作变动。
　　12. 引信(Pi)的小小改进(铜盖绝缘，磨光压力盘)没有使情况有多大好转。有时也起了些作用，提前起爆的现象有所减少。我们希望对水下发射也不断进行一些小的改进。因为光采用触发引信会导致鱼雷从目标下面穿过而产生大量失灵现象。
　　13. 关于发射数据虽然可靠，但引信没有起爆的报告仍接踵而来。鱼雷勤务监察官认为水下发射时绝对会起爆，引信不可能失灵。我让鱼雷勤务察察官向所有认为鱼雷没有起爆的艇长们了解一下原因。鱼雷勤务监察官认为这次失败是因为鱼雷从目标旁驶过，并认为未命中目标的原因尚搞不清。鉴于大量报告详细汇报了在发射数据可靠的情况下仍出现多次不起爆的现象，我不再同意这种判断。我认为鱼雷在许多情况下不起爆完全可以证明引信(Pi)失灵。在1月19日与鱼雷检验指挥部的人员谈话时我明确地强调了这个观点。
　　14. 此后在对T123鱼雷进行试验发射时也发现，许多引信在水下发射时都没有起爆。现在鱼雷勤务监察官才认识到鱼雷失灵可能是引信没有起爆造成的，他在1月21日向潜艇部队转达了下列指示：
　　(1)打4000吨位以下的目标，打驱逐舰和上浮的潜艇，定深为4米。
　　(2)打1000吨以下的目标，必须估计到有不起爆的可能性。
　　(3)打其它所有目标时，定深为目标吃水+1米，气象不良时也如此。
　　这样，鱼雷就会推进到离目标更近，进入目标引信场的可能性就更大，但另一方面鱼雷又进入波涛汹涌的海水中，也可能导致鱼雷失灵。
　　这项指令的执行效果如何，人们翘首以待。
　　15. 除对T123进行消极的试验发射外，还对鱼雷外壳和电池箱重新进行了磁性测量，从那里以不规则和不稳定的方式散发出来的对引信过强或过弱的电磁辐射会导致提前爆炸或者不爆炸。库存的鱼雷必须进行消磁。鱼雷勤务监察官对这些措施是否有效、效果能维持多久表示怀疑。所以说我们还没有掌握鱼雷失灵的原因。
　　16. 艇长和乘员们对鱼雷的信任已明显动摇。虽然敌反潜力量十分强大，但潜艇仍反复尝试在尽量有利的条件下使用鱼雷。尽管艇员们经常果断而大胆地使用鱼雷，但他们仍遭失败，失灵现象不断，使潜艇面临危险。由于鱼雷失灵而使击沉的敌舰船吨位下降少说也有30万总吨位。我可以肯定，U-47号潜艇(艇长普里恩海军上尉)在攻击伦敦级巡洋舰时也一定遇到过鱼雷提前爆炸的现象。虽然潜艇部队在和平时期经过了严格的训练，但由于鱼雷失灵而未能取得他们预期的战果，这使各艇长和潜艇部队领导深感苦恼。
　　为了保持潜艇部队的斗志，尽管遭受了各种挫折，我还得对他们施加我的全部影响，为能找到并排除失灵的根源，我们必须继续发射。但只有不断地改进技术水平，才能使艇长和乘员们重新逐步树立对鱼雷的绝对信任。
　　附件4
　　海军总司令 柏林，1942年2月9日
　　1942年第83a号机密文件
　　交分发者
　　——本人地址——
　　事由：调查鱼雷失灵
　　事情经过：海军总司令1940年6月11日给海军人事局下达的第2864号秘密文件
　　一、正如军官们所知道的，战争最初几个月中出现了鱼雷失灵现象。这种现象曾一度动摇了前线对鱼雷的信任。尤其是潜艇战中出现的大量失败，使海战未能取得重要的战果。
　　存在的问题有以下几点：
　　1. 由于鱼雷定深太大，致使鱼雷在采用触发引信时从敌舰下通过，在采用磁性引信时又不起作用，因而无法命中敌舰。
　　2. 在鱼雷航行过程中，战斗部引信中的磁性引信部分对机械震动十分敏感。于是就会常常出现因自动起爆而导致提前爆炸的现象。这样一来就无法击中目标，反而对自己的潜艇造成危俭。此外，这会使敌人提前知道存在这种非触发爆炸现象，从而立即采取相应的立竿见影的磁性自卫措施。
　　3. 虽然设计的战斗部引信每个冲击角在21度以上，但在前线出现失灵现象后经过检查才发现，只有在冲击角为50度以上时触发引信才可靠。
　　上述这些问题是逐步发现的，尤其是当定深过程中的问题与引信失灵混合在一起时，失灵的一些现象就更为复杂。这就导致了指挥机关多次反复地更改有关鱼雷使用的指示，从而引起了前线部队的不安情绪。
　　要精确统计从战争爆发直到挪威作战行动结束时这段时间内因鱼雷失灵所蒙受的损失是不可能的。但下列事实已足够说明问题，即在战争头8个月内鱼雷失灵的次数为战时一般可接受的失灵次数的2倍，目前几乎达到3倍。
　　我在1940年6月11日给海军人事局下达的第2864号秘密决定中已经表示，我得如何严肃地处理这些失灵事件。如果因为研制或试验过程中的疏忽而造成这些缺陷，那我必须毫不留情地追究罪责。我确实这么做了。
　　……
　　帝国法院对上面提到的4位军官和文官提出控告，经过6个星期的审判得出犯罪事实如下：
　　1. 鱼雷的定深
　　由于鱼雷从目标底下通过而造成失灵的主要责任是对G7a和G7e鱼雷的定深试验不够。在研制阶段试验也极不充分。这两种鱼雷的定深没有达到规定的定深偏差，而是下倾2至3米，导致鱼雷从目标底下通过，当1936年第一次发现定深出现偏差时，他们也没有引起必要的注意并采取积极的措施。其中发射时用的深度记录仪的不准确起了特别重要的作用。排除定深偏差的试验也毫无结果。主要原因是研制工作好高骛远，没有考虑到立即排除定深偏差的必要性。甚至在鱼雷试验场副场长于1939年春明确下达了一项命令后，他们还是没有这样做。虽然发现这些问题已好几年，但直到战争爆发，这些问题依然如故。直到1939-1940年冬才解决这些问题。
　　糟糕的是，鱼雷试验场普遍对鱼雷精确定深的重要性认识不足。甚至连场长本人也觉得这个问题在军事上无关紧要。其理由是因为有磁性引信存在。其实采用磁性引信也要求定深精确，要求起到磁性引信鱼雷必须起到的爆炸效果。此外，由于磁性引信在非领水区使用范围有限，因此必须随时作好发射触发引信鱼雷的准备。此时精确地控制深度尤为重要。当鱼雷试验场在战争前一年得知盟国磁性自卫问题已经得到解决时，就应该对鱼雷的定深问题引起注意。因为从那时开始必须估计到磁性引信实际上就会失去存在的意义。
　　2. 战斗部引信中的磁性引信部分
　　虽然磁性引信的基本结构是正确的，但它存在一个缺点，即鱼雷在航行过程中因机械震动而导致自动爆炸的现象。这个缺点经过前线使用后才被发现。按理人们应该对G7a和G7e鱼雷进行试验，以克服磁性引信部分容易因机械震动而受到干扰的缺点；但人们没有及时这样做。引信在G7a和G7e鱼雷中不密封，但在旧式的G7v鱼雷中是密封的，而这种旧式鱼雷却没有出现上述缺点。此外，由于鱼雷试验场中断了对引信使用材料的系统分析，致使一些可能引起自动爆炸的原因一直未搞清楚。
　　3. 战斗部引信中的触发引信部分
　　有一种错误观点认为，早在一次大战中就已使用过的触发引信是绝对有效的。这种观点导致了在将G7a和G7e鱼雷交付前线使用之前没有对触发引信进行充分的试验。即使不把这一点作为控告的内容，但事实上后来也没有补做这种试验。当人们在1938年底至1939年初的冬季开始对触发引信的有效性产生很大的怀疑、并发现以前的试验很不充分时，就很有必要进行这方面的试验。在这方面，也象在对待定深问题上那样，过分相信磁性引信的作用，从而导致了灾难性的后果。
　　……
　　最后我强调指出：
　　事情到此结束了。经过鱼雷勤务监察官和鱼雷试验场的努力，造成首次失败和成为诉讼理由的一些缺点已经消除，危机也已克服。从那时开始所取得的对敌作战的胜利就是证明。继续保证和促进鱼雷在军事上的使用，是所有肩负鱼雷生产和保管重任者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在提到我1940年6月11日的决定时，可以适当的形式宣布我所作的说明。
　　雷德尔(签字)
　　附件5
　　摘自丘吉尔《第二次世界大战回忆录》，英文版
　　第2卷第529页：
　　在战争中唯一使我感到真正害怕的是潜艇的威胁。敌人的入侵，早在敌人实施英国空中战役之前，我就断定它是不会成功的。空战胜利以后，战事有利于我方。我们能够在对我们有利而敌人也显然知道对他们不利的情况下，淹死或杀死可恶的敌人。在战争这么残酷的状况下，能够打这种战争，我们就应该满足了。但是，现在我们的生命线，甚至连远洋航线，特别是英伦三岛的出入航道，也受到了潜艇的威胁。我对于这场战斗结局的担忧，超过我对光荣的空战(即所谓的英国空中战役)的忧虑。素日与我保持亲密友谊和密切联系的海军部，也同样忧心忡忡。
　　第3卷第98页：
　　在纷至沓来的严重事件中，有一件事使我们最感不安。战斗可胜可负，冒险可成可败，领土可得可失，但是支配我们全部力量、使我们能够进行战争甚至得以生存下去的关键问题，就是控制自己的远洋航线以及使我们的船只得以自由驶近并出入我们的港口。我在前一卷曾谈到德国占领北起北角、南至比利牛斯山脉的欧洲海岸线给我们带来的危险。敌人的潜艇在速度、续航力和活动半径方面都不断有所改进，它们能够从这条漫长的海岸线的任何港口或海湾出击，破坏我们依赖海路进行的补给和贸易。
　　第4卷第107页：
　　潜艇战是我们最大的灾难。如果德国人对此不惜孤注一掷，那就聪明了。
　　第5卷第6页：
　　在整个战争进程中，大西洋战役一直是举足轻重的因素。我们一刻也不可忘记，在其它地方的陆上、海上或空中所发生的一切情况，最后都取决于大西洋战役的结局。在我们忙于其它一切事务时，始终抱着希望或不安的心情，一天天地观察着大西洋战役的变化。
　　附件6
　　潜艇部队指挥官
　　第482号机密文件
　　威廉港1939年9月8日
　　致柏林海军总司令部
　　事由：潜艇建造计划
　　事情经过：1939年9月8日施尼温德海军上将与潜艇部队指挥官的电话通话。
　　1. 按照潜艇部队指挥官在1939年9月1日的第172号绝密文件中所规定的比例继续建造VIIc和IX型潜艇。
　　2. 不再建造小型潜艇，因为这种潜艇基本上只适用于本土水域，在不久的将来则可能失去在波罗的海的作战使用价值，在北海的使用也可能成问题。但可把VIIc型潜艇用于北海，同时也可将它们用于大西洋。
　　3. 按照下达的任务继续建造Xb型。这些潜艇用于非欧洲水区(如开普敦、西蒙斯敦、科伦坡、新加坡水域)的布雷很适合。
　　4. 继续建造XI型。它的主要价值在于能在遥远海区形成战略压力。这种潜艇上的火炮的使用可能性令人怀疑，因此潜艇部队指挥官建议，在建造该型潜艇时减少其火炮数量，将它们只作为具有大活动半径的快速潜艇来使用。该型潜艇也可在大西洋上与装备鱼雷的潜艇配合使用(用于发现从美国起航的护航运输队，该型潜艇要比慢速的潜艇更易同敌保持接触，一旦失去接触，也容易恢复，并能把大西洋东部的鱼雷潜艇引向目标)。它也可作为舰队潜艇使用。建议称其为远程潜艇。
　　5. 不再建造XII型(以前的舰队潜艇)。这种潜艇在速度和活动半径方面是否能符合要求还很成问题。但XI型却能很好地达到这些方面的要求。
　　6. 建造3艘2000吨级的潜艇供应船，用来为潜艇补给燃油和食品，速度可稍慢些，但装载燃油和食品的容积要大些。
　　总之，所要建造的潜艇总共有下列几种：
　　a. VIIc型和IX型鱼雷潜艇；
　　b. Xb型大活动半径的布雷潜艇；
　　c. 快速大型远程潜艇；
　　d. 潜艇供应船。
　　邓尼茨(签字)
　　附件7
　　(对第十九章第一节中注释7的说明)
　　海军总司令 柏林，1943年7月22日
　　海战指挥部参谋部1943年第14930号秘密文件
　　帝国军械部长
　　中央处1943年第320-2463号密秘文件
　　秘密！
　　海军总司令和帝国军械部长共同决定
　　事由：执行1943年舰队建造计划
　　为了确保增加海军的武器装备和建设商船队，就需要最高度的集中，需要海军部队、帝国海运特派员和帝国军械部长之间最密切的协作。
　　因此，达成了下列协议：
　　1. 由海军总司令部负责新型舰艇的草图设计工作，需要时可请教科学家、设计家和由帝国军械部长向海军总司令部提出的专业人员。
　　2. 为了制订新型舰艇的生产计划，并根据海上形势的需要对现有各型舰艇进行改装，帝国军械部长负责组建一个舰艇建造委员会。该委员会的主任由海军总司令任命。委员会由下列成员组成：委员会主任，约6名海军人员(海军军官、工程军官和海军的文职施工管理官员)，1名帝国海运特派员的代表，6名科技、设计和制造方面的专家，舰船建造总委员会主任，帝国军械部长所属的主管研制和生产工作的各司司长及主管舰船建造与海军计划工作的代表。6名海军人员由海军总司令提名，帝国海运特派员的代表由帝国海运特派员提名，6名科技、设计和制造人员由帝国军械部长提名。委员会成员由帝国军械部长任命。为了处理一些具体的专门任务，还应成立机构相似的下属委员会。如果委员会内部对作战舰艇建造问题意见不一，则由海军总司令最后裁决。如果是关于商船建造的问题，则由帝国海运特派员的代表裁决。
　　3. 在帝国军械部长那里设立一个舰船建造总委员会。它负责调节各项任务，具体地说就是：确定造船厂，控制维修任务，控制备件的供应和分配。实施这种调节的目的主要为了保证海上战争的军事利益。生产方案的制定，舰船建造委员会如何把订好的生产计划提交给舰船建造总委员会，这是舰船建造总委员会应处理的事情。总委员会还要负责分配定额，调配企业资金和机床，组织义务劳动和制订必要施工计划。确定造船厂、备件供应单位、新舰船交货单位和维修单位等事宜，仍只由总委员会和帝国军械部长主管的有关单位负责。这样一来，海军所需要的工业力量就得到了保证，由海军和帝国海运特派员统一控制船厂和船厂辅助工业也有了保证。
　　4. 舰船建造委员会委托舰艇建造总局进行检验、计算和制定计划。
　　5. 舰艇建造总局的各处在业务上隶属于主管舰船建造总委员会工作的帝国军械部长。人员仍归海军总司令部领导。
　　6. 由于上述海军总司令部和帝国军械部长之间任务分工所产生的影响，使得高级造船指挥部和工程监督部门的任务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这些部门将来只为海军担负下述任务：对部件进行试验和验收，对已建成的舰艇进行验收和试验，检查新舰艇的技术设计，检查生产计划和施工规程的执行情况。海军机关对生产情况不再拥有干涉权。工程监督和验收部门只有在工作不符合设计时才有权拒绝对部件进行试验和验收。
　　7. 关于海军的武器、弹药和仪器生产等任务的分配问题，将另行决定。
　　我们希望，鉴于当前局势的严重性，所有主管机关都能投入一切力量，完成交给它们的各项任务。通过海军总司令部和帝国军械部长之间的紧密合作，在困难条件下不断产生的有关海军、商船航运及舰艇建造方面的各项任务一定可以胜利完成。
　　海军总司令：邓尼茨(签字)
　　帝国军械部长：施佩尔(签字)
　　证人：处长 克拉耶
　　附件8
　　1939-1945年德国潜艇战的一些数据
　　1. 1939年9月1日，德国潜艇部队拥有57艘潜艇。
　　2. 从1939年9月1日到1945年5月8日，德国海军共有1,113艘潜艇服役，其中1,099艘是德国船厂新造的，4艘是外国船厂新造的，10艘是从敌人那里缴获的。
　　3. 在1,170艘服役的德国潜艇中，有863艘曾到前线经历过一次或一次以上的战斗航行。
　　4. 在战斗航行中潜艇共损失630艘，其中603艘被敌击沉，20艘损失原因不明，7艘因意外事故损失。
　　5. 在本土水域和使用港口内因空袭和触雷共损失81艘潜艇，另有42艘因事故损失。
　　6. 在撤离海外基地和战争结束时，有216艘潜艇由艇员自行炸沉(其中一部分被盟国重新捞起)。战争期间38艘潜艇因无法修理或陈旧而退役。11艘潜艇受伤后移交给外国海军或被囚于外国港口。153艘潜艇在战争结束时被运到英国或盟国港口。
　　7. 德国潜艇在同敌方舰船的作战中取得了下述得到盟国方面证实的战果(包括水雷击沉的)：
　　型号
　　击沉
　　受伤
　　舰队航空母舰
　　3
　　--
　　护航航空母舰
　　3
　　2
　　战列舰
　　2
　　3
　　轻型巡洋舰
　　5
　　6
　　布雷巡洋舰
　　1
　　1
　　驱逐舰
　　34
　　11
　　护航驱逐舰
　　18
　　13
　　护卫舰
　　2
　　4
　　小型护卫舰
　　26
　　3
　　小型护航舰
　　13
　　4
　　远洋探雷舰
　　10
　　--
　　潜艇
　　9
　　--
　　海岸猎潜艇
　　3
　　--
　　炮艇
　　1
　　--
　　快艇，扫雷艇
　　3
　　1
　　登陆舰艇
　　13
　　--
　　仓库船
　　2
　　--
　　海上飞机供应舰
　　1
　　--
　　总计
　　149
　　48
　　8. 德国潜艇共击沉2882艘商船，计14408422总吨位；击伤264艘商船，计1989703总吨位。
　　各作战海区击沉的敌舰船数量分别如下：
　　作战海区
　　击沉数量
　　总吨位
　　潜艇部队司令(大西洋、印度洋)
　　2462
　　13008833
　　西线潜艇部队指挥官(北海)
　　105
　　224615
　　地中海潜艇部队指挥官
　　135
　　532805
　　挪威海潜艇部队指挥官
　　29
　　64885
　　波罗的海
　　18
　　8600
　　黑海
　　26
　　45426
　　用水雷击沉的总数
　　55
　　199236
　　附件9
　　于尔根·罗韦尔教授、博士和汉斯·梅克尔退役海军上校1975年初的研究结果
　　1. 护航舰艇上的雷达设备
　　1942年以前，同盟国的护航舰艇均装备1.5米波长的286M型雷达。这种雷达当时只能搜索相当狭窄的区域，在正常的气象条件下，发现潜艇的距离不超过4-5海里。
　　1942年期间，先是英国、后来是加拿大的护航舰艇也逐渐装备了波长9厘米的271M型雷达。1943年春，在北大西洋航行的大多数护航舰艇都装上了这种雷达。与286M型相比，这种雷达的主要优点是，它可通过自动旋转的天线向四周进行搜索，并把所有搜索结果显示在屏幕上。然而这种雷达在正常的气象条件下作用距离也很少超过6-7海里，在遇有3至4级以上的海浪时，由于回波的作用，作用距离会立即缩小。对于较大型的舰船来说，作用距离当然要大一些。
　　在能见度正常的情况下，潜艇在白天和夜晚用目视发现护航舰艇的距离要大于护航舰艇用雷达发现潜艇的距离。(只有美国驱逐舰装备的雷达作用距离较大，这种雷达安装在桅杆顶上，在风平浪静的海面及搜索条件十分有利时，作用距离可达10至12海里。)
　　但是当能见度不良时，形势就会迅速变得对潜艇不利。潜艇就会盲目地撞上装有厘米波雷达因而能“洞察”四周的护航舰艇。
　　2. 舰载短波无线电测向仪HF/DF
　　1942年下半年，首批舰载无线电测向仪(FH3型)投入使用，有了这种测向仪护航舰艇就可以测出进行无线电通信的潜艇的位置。1943年又开始改装效率有显著提高的FH4型。这两种测向仪都装有自动的目视指示仪。
　　1943年春，在一支护航运输队中，装备有这种测向仪的护航舰只通常很少超过一艘。问题在于，如何尽早捕获潜艇使用的频率，因为使用这种测向仪只能监视数量有限的频率。操作手的训练水平对HF/DF测向仪的工作效率十分重要。因此，各护航队中都配有引导艇。这种艇实际上能测出护航运输队周围的每一种无线电信号，而对于其它舰艇来说，这是根本办不到的。人们必须考虑到，当时驱逐舰上的通信人员较少，而且本身也还要进行无线电通信，在必要时还要与空中掩护兵力进行无线电联络。
　　如果一艘潜艇被HF/DF测向仪测出，那么一艘护航舰只就会被派到这个被测定的方向。它向定向射线方向驶去，并用雷达及声纳捕获下潜的潜艇。这种办法绝对不会一直成功，因为潜艇在接近到雷达的作用距离之前，往往可以先发现护航舰只而下潜。所以因HF/DF测向仪的报告而被歼灭的潜艇数量很少。
　　然而有许多护航运输队却被潜艇发现，但没有交战，因此谈不上战果。这些行动失败的原因是，在其它潜艇迫近护航运输队之前，第一艘与敌保持接触的潜艇已被逼退了。
　　3. 无线电报的编码和破译
　　英国在1974年的出版物中曾声称，设在白金汉郡布莱奇利公园的破译站在1941年曾成功地解开了德国的“哑谜”密码机程序，破译于国防军的秘密电报。约从1942年中期开始，共有万名男女从事破译和解释工作。
　　据德国密码专家分析，德国国防军的“哑谜”密码机(经过技术改进后在海军中作为“M密码”使用)是绝对可以防止泄密的，即使该机的样本落入敌手也无关紧要，这一点在战争期间无疑是考虑到了的。由于该机配有各种轧辊、栅网和插塞连接装置，该机内部和外部的调节能力及由此而产生的通用能力相当大，以致单单拥有这种机器就要破译编成密码的无线电报是不可能的。但如果各种调节每天及每周密码变化的书面资料落入敌手，那敌人就可以读出无线电报的内容。
　　在长时间的作战中，潜艇必须携带使用期为3至4个月的特殊密码资料。因潜艇特别容易遭受危险，这些资料是用可溶水文字打印的。
　　如果担心某艘潜艇可能落入敌手，那可以用一种只有艇长知道的暗语来改变密码数据。战后我们获悉，战争期间一艘带着全部密码数据的潜艇曾两次落入同盟国之手。从那时开始盟国大概读出了3个月以内的潜艇无线电通信内容。
　　根据英国最近公开的报道，我们必须看到，敌人的破译机关也截收了潜艇的无线电通信，并读出了无线电报的内容，虽然这是借助于缴获的资料，但也得到了第一部数字计算机的帮助。1942年只是偶尔发生过这种现象，但到了1944年却不断发生。
　　根据我们自己的破译部门所取得的成功经验，我们知道，如果破译过程中耽搁了时间。那末所破译的无线电报就肯定不能利用了。但一些要几天以后才有效的无线电报(例如关于会合点的数据或潜艇部署情况)如被敌人读出，那对我们肯定是极其不利的。
　　只有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对更多的最好是官方公布的英国档案材料进行准确的历史的分析研究，才能作出更详细的评价。
　　于尔根·罗韦尔
　　十年与二十天
　　王雅芬、季星明、王文昌
　　超星数字图书馆
　　PowerCJ
　　投笔从戎
　　后记——1980年对大西洋战役的历史研究
　　邓尼茨海军元帅的《十年与二十天》这部著作有一个特别重要的特点，就是它不同于大多数有关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回忆录：这些回忆录的大多数作者几乎只能根据回忆或个人的一些札记撰写，而邓尼茨海军元帅1956-1958年撰写的初稿是以他本人担任潜艇部队司令时的战争日志为依据的。因此，他在叙述事实经过，尤其是潜艇战的经过以及当时他对形势的看法和作出的决定等情况时，必然不会象他的大多数陆军和空军同事那样只凭自己的记忆。因为原稿是作者直接从施潘道监狱释放后开始写的，所以他对10年、20年的经历的回忆很少搀杂着他事后从谈话和出版物中所得到的认识。因此这部回忆录有助于进一步直接加深对战争日志中一系列内容的理解。一部叙述事实准确可靠、具体而生动地专门反映战争时期各种考虑和想法的回忆录就是这样产生的。对于历史研究工作来说，这部著作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因而作者和出版社曾决定，对现在出版的第七版不作修改，这种做法理应受到欢迎。但是，该书从第一版问世后已有22年之久，在这些年中进行的研究工作已取得了当时人们还没有的一些重要认识，因此，在这篇后记中向读者概要地介绍一下目前国际上对大西洋战役的历史研究情况还是有必要的。在关于同盟国的无线电侦察问题的秘密档案披露以后，这种国际性的历史研究已进入对以前所了解的情况作重要修正的阶段。
　　邓尼茨海军元帅在开始撰写他的著作时，除了根据他的战争日志外，还借助了他女婿京特·黑斯勒海军中校在战后头几年利用部分德国档案为英国海军部所写的调查报告。黑斯勒海军中校从1940年开始担任潜艇艇长，后来在潜艇部队司令的参谋部任首席海军总参勤务军官。报告中把潜艇战划分为8个阶段，这种划分在50年代的专业文献中已得到广泛的承认。这8个阶段间的转变都是与当时某个有重要影响的战役变化相联系的，有些则是因为采用新技术兵器而引起的。具体划分情况如下：
　　1939年9月至1940年6月为潜艇战的第一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只有极少量的潜艇在英国周围水区和比斯开湾海域单独行动。开始只有部分同盟国和中立国家的商船以护航运输队形式编队航行，因此潜艇可捕捉大量单个目标。1939年10月、11月和1940年2月最初几次关于集群作战的尝试，虽然证明了作战指挥机关的计划是正确的；但由于潜艇数量太少以及鱼雷失灵等原因，这些尝试几乎毫无成效。
　　占领挪威和法国西部使潜艇得到了新的有利基地，在1940年7月至1941年3月的第二阶段中，潜艇从这些基地出发，采用集群或“狼群”战术对付往返于北海峡前方海域的护航运输队，并取得了重大战果。由于敌方把驱逐舰派去防御对方可能的入侵行动，这些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很弱。在这个阶段，德国重型水面舰只也参加了北大西洋的经济战。
　　1941年春，英方认为要缓解入侵的危险必须集中反潜力量，尤其要集中北海峡前方地区的近岸引导飞机。这样，潜艇不得不在1941年3月至12月的第三阶段向大西洋纵深地区转移，在那里潜艇配置成侦察幕在辽阔的海面上大范围搜索从6月份起在哈利法克斯-英国航线和弗里敦-直布罗陀-英国航线上航行的护航运输队。在这个阶段，美国海军也开始逐步参与海上作战。
　　1941年下半年潜艇战战果大为减少，此后随着美国的参战，潜艇在1942年1月至7月的第四阶段，在打击美国东岸海区无护航的往来船只的历次作战中，开创了它们的第二个“黄金时期”。
　　鉴于敌方在西大西洋采用了护航编队，潜艇部队指挥机关被迫把作战重点重新转移到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的航线上。在1942年7月至1943年5月的第五阶段中，那里的潜艇群与拥有海空护航兵力的护航运输队展开了决定性的搏斗，这场搏斗的胜负越来越取决于技术发展的水平。在1943年3月同敌护航运输队作战中取得最佳战果(当时同盟国总体战略的支柱——护航编队遇到危险)之后，1943年5月潜艇战却出人意料地很快失败了。潜艇战失败的原因是敌护航舰只和飞机装备了新型9厘米波雷达和在北大西洋加强了空中掩护力量。
　　第六阶段(1943年6月至8月)之后，单艘潜艇规避到一些较远的海域，以寻找敌兵力薄弱之点。1943年9月至1944年5月，同盟国企图封锁比斯开湾海域的潜艇，于是开始了潜艇战的第七阶段。在这个阶段，由于采用了新技术和新武器(雷达探测装置、高炮、音响目标搜索鱼雷)，潜艇部队指挥机关打算先使北大西洋，后使直布罗陀航线上的战局再次出现转机。但在取得了短暂的初期战果之后，尝试又失败了，使本来想通过扩大潜艇战尽量牵制同盟国强大海空兵力的意图无法实现。
　　最后，第八阶段从同盟国1944年6月入侵诺曼底开始直至1945年5月战争结束。在这个阶段，德国海军力图使用装有通气管的潜艇在平静的近海海域实施水下作战，给同盟国的补给品海上运输造成损失，并尽量牵制敌强大的护航兵力，但主要目的是为正在建设中的新型快速潜艇部队的使用积累经验。然而同盟国实施战略空战的结果，使我方大大推迟了新造潜艇计划的执行，最后在同盟国东线和西线军队的冲击下我方前线出现了崩溃的局势，这样一来，任何企图采用新型的，能抵消同盟国优势的技术来重新恢复潜艇战的想法都成了泡影。
　　通过对黑斯勒的研究报告和潜艇部队司令的战争日志的分析，人们得出的印象是，潜艇战发生决定性转折的主要原因是敌方在探测手段方面因装备了9厘米波雷达而出现了技术上的突破，其它因素都是次要的。这种雷达能使潜艇在夜间攻击护航运输队时照样被发现，并迫使潜艇在敌空中掩护区内日夜潜伏在水下。于是，德国的狼群战术或集群战术(这种战术是德国在北大西洋主战场的战略基础)便无法得到运用。这个观点象一条红线贯穿在英美直至50年代中期公开发表的著作中，因此没有理由对这种评价加以怀疑。
　　在作出上述评价时，下述事实无疑起了作用：对大西洋战役的分析首先是集中在同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上；在这些作战中不是潜艇击沉大量商船，就是护航运输队的护航兵力使潜艇遭到重大损失。因为从1943年起，在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术阶段，护航舰只和飞机的雷达事实上起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因此参战双方在回忆中特别强调这方面的因素是不难理解的。但是这种定位雷达的使用是可以很快被察觉到的。由于人们把注意力都集中在雷达测位上，使其它两个因素几乎被忽略，这两个因素导致避免了同护航运输队的作战。
　　由陆上潜艇部队司令的中央指挥所操纵的用以对付护航运输队的狼群战术，其成功的关键主要取决于首批驶近护航运输队的潜艇能否有正常地发出保持接触的信号。潜艇部队司令利用这些信号则可把集群中的其它潜艇引向目标。对于发出这种保持接触的信号，开始人们还有顾虑，但后来终于毫无顾忌了，因为1940年和1941年的经验证明，从陆上测定的这些信号的方位显然是太不准确了，因此不能作为护航舰艇实施反潜作战的依据。技术部门在答复我们的询问时说，同盟国要成功地制造出一种小型的、在护航舰艇上使用的、在几秒钟内能准确测出短波信号的测向仪，几乎是不可能的。但是，同盟国经过坚持不懈和目标明确的研制工作，竟然达到了这个目的，并从1942年起越来越多地在护航舰艇上安装了这种设备。后来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被潜艇发现的护航运输队都测出了潜艇发出的第一个保持接触的信号或第一批保持接触信号中的某个信号。这些护航运输队由一艘或几艘装备HF/DF型短波测向仪的护卫舰护航，沿着定向射线行驶的护卫舰有规则地把潜艇逼迫到水下，使之与正在改变航线的护航运输队脱离接触。这时，由于敌方唯一的一艘装备有HF/DF型测向仪的护卫舰常常落在后头，因此便于另一艘潜艇及时地跟上，并与敌保持接触。如果另一艘潜艇不能及时跟上，那么敌护航运输队就会逃走。于是，许多护航运输队虽已被潜艇侦察幕发现，但还是逃之夭夭。
　　另一方面，在详细研究1942年7月至1943年5月与护航运输队作战的过程时，人们发现，对那段时间之前的雷达的实际作用估计过高。直到1942年年中，大多数同盟国的护卫舰还装备1.5米频率的雷达，在能见度正常、风浪较小的情况下这种雷达只能捕获从潜艇指挥塔到护卫舰桅尖或烟囱这段目视距离之内的潜艇，这样在敌人发现潜艇之前，潜艇就先发现了敌人。只有在能见度很差或大雾弥漫时以及潜艇什么也看不清的情况下，护卫舰才能“看清”潜艇，而且经常给潜艇带来严重后果。直到1942年底，由于英国护卫舰采用了9厘米波长的雷达(加拿大护卫舰到1943年才装上这种雷达)，同盟国的护航形势才略有改善。但是，同盟国舰船上的天线安装得太低，因此在能见度正常和稍有风浪的气象条件下，雷达对潜艇的探测距离还没有潜艇的目视观察距离远，如美国的护卫舰艇就是那样，它们的天线全都安装在桅杆顶端。
　　1943年5月潜艇战出现转折之后，这种雷达才在飞机上发挥强大的作用，给人们留下了难忘的印象。原来飞机使用的1.5米波长的雷达虽然在风平浪静的海面上很有效，但只要有一点风浪，便很难捕获到潜艇。随着1943年2月采用9厘米波长雷达后，这种情况才发生变化，但在1943年5月以前只有少数飞行中队装备这种雷达。
　　经过详细调查后发现，在德方过高估计敌雷达作用这件事上，下述事实显然起了作用：潜艇艇长们关于采用“零位”直接驶来的驱逐舰或者来袭飞机的情况报告，极易被雷达截获；实际上这是HF/DF型测向仪测向的结果。这对于英方对雷达这种作用很内行的专家来说是很幸运的，因为这种作用可以使他们把取得成功的最重要的秘密隐藏在“表面现象”后面。
　　直到1974年，通过英国空军上校F·W·温特博瑟姆所著的《超级机密》一书，人们才知道，英国在布莱奇利公园的密码专业人员曾成功地揭开了德国“哑谜”无线电密码机和该密码机发出的海军无线电密码“M”的秘密，并不断破译德国空军、陆军和海军无线电通信的重要内容。如果说在这本由一位当时身居要职的战事参加者根据回忆而写成的著作中也还有缺点和错误的话，那么1976年解密的主要是英、美海军的“超级”档案，则可以较精确地说明当时双方无线电侦察对大西洋作战行动的影响。这些情况在各种文章，其中包括在《海军评论》杂志的文章和前英国海军部“潜艇跟踪办公室”副主任帕特里克·比斯利所著的《超级情报》一书中均有反映。在英国公开出版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英国情报机构》一书对各个领域的“情报机构”的背景作出了明确的评价。该书共分3卷，由H·欣斯利教授为首的编写组编写还可参阅《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无线侦察及其作用》。它是1978年11月15日至18日在波恩-巴特戈德斯贝格和斯图加特召开的一次国际会议的文献集。由于尔根·罗韦尔和埃贝哈德·耶克尔编辑，斯图加特莫托尔布赫出版社1979年出版。
　　根据这些出版物可以看出，从同盟国的作战指挥角度来看，通过破译无线电报获得“超级情报”来了解德国作战企图的做法对整个大西洋战役，尤其是对该战役的第三和第五阶段的作战进程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因此，需要对各种关系，其中包括对大西洋战役过程的叙述、对该战役各个阶段的划分、对潜艇战给整个战争进程所产生的作用和后果，重新进行评价。
　　30年代，波兰的密码破译局在法国情报机构的支持下成功地解开了德国使用“哑谜”密码机的程序并复制了这种机器。此外，波兰的密码专业人员还运用数学分析法研制了破译各密码键位的程序。英国在布莱奇利公园的破译机关从1939年以来就同波兰和法国的破译机关紧密合作，最后在1940年5月制成了第一部“炸弹”计算机，借助这种计算机可以相当迅速地解开最重要的空军“哑谜”密码每天的调整情况，因此破译结果能在作战中发挥作用。在缴获了海军的“M”密码机备用的3个电码转子并了解了它们内部的线路情况之后，人们才成功地破译了海军“M”电码。估计其中一个电码转子是在1940年2月击沉“U-33”号潜艇时缴获的，另外2个转子是英国突击小分队在1941年3月3日突袭罗弗敦时缴获的。
　　早在1941年3月同盟国就有可能破译德国海军的无线电通信密码，然而却拖延了3-4个星期，使破译成果没有在作战时得到利用。英国方面在5月和6月通过其它行动俘获了在无线电侦察中发现的德国气象观察船，从而使它们缴获了“慕尼黑”号和“劳恩堡”号气象观察船上的密码资料和密码机。另外，在1941年5月10日U-110号潜艇被击沉后，英国不但从该艇上捞起了一部完好无损的密码机，而且还搞到了有效的密码资料。这样，英国从1941年5月底至7月底就可以迅速地判读出德国无线电通信的内容，此后直到1942年1月底，根据在这段时间所了解的情况和通过对适当改进的“炸弹”计算机的运用，英国即可在1-3天内掌握使用范围最广的“本土水域”、“九头蛇”密码每天的内容，并利用缴获和复制的密码机破译出每天的通信内容。尽管密码专业人员获得的这些成果对当时同“俾斯麦”号的作战来说已为时太晚，但却可以从中知道敌方为这次行动而在大西洋设立的所有补给组织。虽然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没有破译使用范围很少的“非领水区”、“挪威海神”密码(“挪威海神”用于在海外作战的辅助巡洋舰的无线电通信)，但“阿特兰提斯”号辅助巡洋舰还是成了英国无线电破译机关的牺牲品，因为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及时地破译了德国潜艇通过“九头蛇”而发出的有关补给会合点的密码。
　　1941年下半年使德国潜艇打击护航运输队的战果急剧下降的原因主要是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工作的结果。使德国潜艇战出现第一次重大危机应归功于英国海军部对护航运输队的近乎完美的指挥。当编队而行的来往潜艇部队意外地发现一支护航运输队、而“超级情报”又无法加以阻止时；或者当潜艇部队根据直布罗陀航线上的间谍和空中侦察的报告正在驶向一支护航运输队的所在海域，而潜艇部队在该海域往往又会遇到及时得到加强的反潜兵力时；——只有在这些情况下，海军部才允许护航运输队作战。经过准确的估计，采用这种方法使同盟国在1941年下半年在北大西洋航线上的吨位损失数如表中所示减少了约150万总吨位。
　　这种新的认识使人们有必要在将来把迄今为止划定的第二阶段的时间一直延长到1941年5月底。这样，一些尚未受到同盟国“超级情报”影响的作战行动，如最后一次动用德国重型水面舰艇的“莱茵河演习”也可以包括进去，而新的第三阶段则可以从6月初开始。这样划分同时也可与为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组建全程反潜护航兵力和与美国海军把巡逻活动一直扩展到大西洋东半部海区等活动更好地协调起来。也可能会有人建议，把这个新的第三阶段划分为两个小阶段，第一小阶段到8月底即德国集中兵力在直布罗陀航线上作战时止，然后从9月份开始为第二小阶段。第二小阶段以美国海军开始恢复北大西洋航线上的搜索活动并积极参与护航作战为标志。这里存在这样一个尚未解决的问题：如果没有“超级情报”，潜艇与一部分由美国护航的运输队的作战无疑会频繁得多，不可避免地会出现大量意外事件，那么这些事件对政治局势的发展会产生何种影响呢？
　　不管“超级情报”在第三阶段的影响有多大，把德国在第四阶段在美国近岸海区所取得的巨大战果归咎于从1942年2月1日起情报来源的中断是错误的。通过从“九头蛇”密码破译出大西洋潜艇的情况，并把它转入一种新的自己的“梭尾螺”密码中；为截获潜艇的无线电通信而采用新型的“M4”密码机造成“无线电通信中断”——这些做法在该阶段只起了有限的作用，因为在单艘潜艇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作战中无线电指挥仪的作用要比在集群作战时小得多。人们还不可忘记，在这个时期“九头蛇”密码通信一直是可以被破译的，因此英方可不断收到护航舰艇关于放走或扣留来往潜艇的情况报告，这样英方对海上潜艇的数量就了如指掌。
　　在第五阶段，无线电侦察对作战的影响越来越明显，按照北大西洋护航运输队作战的重点来划分的话，这个阶段必须分为有和没有“超级情报”两个小阶段。直到1942年12月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才解决了“M4”密码问题，估计一部分问题是在缴获了地中海U-559号潜艇上的战利品后解决的。1942年下半年根据对无线电通信和无线电测向情况的分析，英国只能偶尔引导护航运输队绕过潜艇配置海域，而德国潜艇群在无线电侦收部门越来越有效的支援下，在其配置海域中心区捕获了大量的护航运输队，但到1943年1月这种情况开始发生急剧变化。从那时开始英国海军部借助“超级情报”又能引导护航运输队准确地绕过潜艇配置海域，结果使北大西洋潜艇的每日平均击沉率迅速下降。(参看图表)
　　下面两个例子可以说明，从那时开始潜艇部队要等待很长时间才有机会同护航运输队作战：2月份由13艘潜艇组成的“骑士”潜艇群按理可以不采取任何规避机动便可在待机一天后在巡逻幕中间一个很理想的航道上发现SC119护航运输队的，但却等了6天之久，最后才袭击了一支在南侧海域通过的、事先被另一个潜艇群发现的护航运输队；与此同时，另一个由10艘潜艇组成的“海王星”潜艇群按理可以在一个很理想的配置海域在2月20日捕获HX226、在2月24日捕获SC120和在2月27日捕获HX227护航运输队的，如果这些护航运输队没有及时改变航线的话。结果，只有最后一支护航运输队恰好在配置海域最外端一个成功希望不大的位置上被发现。如果按照1943年头8个星期德国方面在作战海区的潜艇每个出航日击沉航线固定的护航运输队的商船吨位的平均率来计算，那末可以算出，由于护航运输队成功地改变航线而少损失约40万总吨位。
　　如果损失这些吨位，那将会加深同盟国1943年头8个星期中所出现的危机。造成当时危机的原因是：一方面是德国无线电侦收部门特别成功地破译了同盟国的密码，掌握了其潜艇的位置，截获了护航运输队的航线指令、改变航线的命令和配置情况报告，常常使德国潜艇能及时地采取对策；另一方面是由于德方重新更换密码也给布莱奇利公园3月份前20天的工作造成困难，这些困难使人们一时担心，最重要的侦察手段有可能象1942年那样再次较长时间地失去作用。在德国潜艇数量增加的情况下，要有计划地引导护航运输队绕过潜艇配置海域就没有可能了。因此，如果象3月份前20天那样，4支按顺序先后出发的护航运输队的共202艘商船中损失达41艘的话，那末整个护航编队这种方法是否可行也就值得怀疑。如果在较长一段时间内舰船损失率超过20%的话，那末商船船员的士气也是难以维持的。然而由于集中使用了所有破译辅助手段，布莱奇利公园破译站终于在危机迫使人们作出重大决定之前解决了密码问题。这也许就是同盟国方面密码专业人员作出的最卓有成效的一个贡献。
　　从3月20日起，破译工作又开始有规律而及时地进行。现在，同盟国可以按最佳方案将起初数量还很少的舰船和飞机用于大西洋战役。由于在运输队航线上的潜艇数量增多，护航运输队要完全绕过所有的潜艇配置海区是不可能的；因此，重要的是，5个支援群(每个支援群编有4至5艘驱逐舰)、2艘护航航空母舰和零星到达的“超远程”解放者式飞机(在最好的情况下每次能有30%在作战区)能及时地在那些护航运输队无法绕过潜艇配置海区的地方作好战斗准备，以支援它们突破潜艇配置海区。
　　毫无疑问，如果没有“超级情报”而要想使战局出现转折，那就要增加好几倍的支援群、护航航空母舰和远程飞机。1943年春同盟国在大西洋地区还不具备这些力量，尽管丘吉尔和罗斯福在1943年1月的卡萨布兰卡会议上把取得反潜作战的胜利放到了优先地位。1943年4至5月，在北大西洋出现严重危机时，虽然可以从地中海甚至可以从太平洋抽调兵力，但这要付出代价：推迟1943年7月和9月在西西里和意大利的登陆，或者推迟1943年11月在太平洋中部地区的进攻。不过，在1943年夏季之前这些部队的行动即使被推迟也几乎不可能产生影响，因为从1943年年中开始，美国开足马力生产大量的新型舰艇和飞机，完全可以提供必要的补充力量。如果大西洋战役的转机至少晚3个月出现，而同盟国在这段时间内的吨位损失又增加50至100万吨位的话，那末同盟国在这个阶段的整个战略计划就会破产。1944年夏能否入侵法国也就可能很成问题。
　　人们必须注意到，在第六阶段美国护航航空母舰群在中大西洋卓有成效地袭击德国潜艇补给点的作战中，“超级情报”也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同样，在第七阶段，同盟国的护航兵力也借助“超级情报”很快地挫败了德国潜艇部队准备使用新型武器重新打击护航运输队的企图。在第八阶段，“超级情报”所起的作用较小，因为潜艇在那时只是单独行动，很少使用会给盟国无线电侦察提供发报点的无线电通信。
　　“超级”密码或者“超级情报”在大西洋战役中的作用方式有两种：1941年下半年和1942年12月至1943年3月，同盟国成功地引导护航运输队绕过了德国潜艇配置海区，也就是说使护航运输队避免作战行动和因此而造成的损失。1943年3月以后，“超级情报”使得有可能制定反潜兵力的最佳作战方案，然后反潜兵力就可按此方案在战术范围内使用其它的传感器(HF/DF测向仪、雷达、声纳)和新式武器实施作战。
　　毫无疑问，“超级情报”大大缩短了大西洋战役的时间。没有它，同盟国要最终战胜希特勒德国和日本，道路必然要漫长曲折得多，而且在许多方面会出现完全不同的战争进程，甚至很可能会出现对胜利者和战败者都不幸的可怕结局。
　　于尔根·罗韦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