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西莫夫逸闻趣事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怀特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




致谢

　　我实在不想说那些乏味的客套话，但在写此书的过程中，确实得到了许多人可贵的帮助，因此，我要向他们表示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艾萨克的夫人珍妮特。尽管她也正在写一本关于艾萨克的书，但还是大度地为我提供了一些素材。

　　同时，我还要向以下各位致以最诚挚的谢意。他们是拉瑞·阿什米尔、詹妮弗·布莱尔、珍妮特·希尔、杜鲁门（麦克）·塔利与波士顿穆格图书馆的伊丽莎白·伯顿。还要感谢布莱恩·阿迪斯、杰科·科恩、艾思·斯德瓦特、麦姬·麦克唐纳、尼克·奥斯汀、弗雷德·波尔、瑞琪尔·克莱门、克里丝·荷利菲尔德、夏伦·伍德和戴伯拉·碧尔。在此，还要感谢我的太太丽莎。数月以来，对家中成堆的阿西莫夫平装本，她一直持容忍态度。这些书，有的堆在餐桌上，有的塞在沙发后，有的摇摇摆摆地擂在楼梯上，有的从壁橱里散落出来，还有的搁在床头柜上或湿漉漉地躺在浴池边上。最后，怀着同样诚挚的谢意，我还要感谢牛津大学OXFAM的全体员工，他们不辞辛劳地为我尽量找全了写这本传记必须参考的各种书目。这些书多得出奇，后来我把它们都堆在了家中。谢谢，谢谢，再次向你们表示感谢。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序言






序言

　　13岁时，我第一次看艾萨克·阿西莫夫的书。当时，我们班中有个古怪的男孩，课余时间就在那儿研究对数表规则或看破旧的25便士一本的阿西莫夫平装书。

　　有一天，我注意到他在看一本名为《基地与帝国》的书。我问他书里讲的什么，他说（据我看，他当时很不耐烦）这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写的三部曲中的一部。由于书名听起来很有吸引力，并且我也很喜欢关于帝国的书，于是我多问了一些问题。他告诉我，书中讲的是一位名叫哈里·夏尔登的科学家创建了两个基地，第一个基地上住着一群科学家，能制造出核桃大小的核反应堆，并能在超空间中旅行；第二个基地上住着一群能看透人心事的数学家。他说这番话时，语调懒洋洋的，还带着一丝优越感，让我有点恼火。

　　当时，我觉得自己对科学还是很在行的。在上次的物理考试中，我曾以87分的成绩打败了这个自以为是的笨蛋，可怜的他只得了72分。我知道要建造一个核桃大小的反应堆绝非易事，便毫不掩饰地讽刺他：“我想，这些基地人都是永生的吧，是不是？”他却当头给了我一棒，说：“别冒傻气了，这是科幻小说，不是童话故事！”

　　当时我就觉得，如果要坐稳班上最聪明的3A生的交椅，我得赶紧弄清楚科幻小说这东西是怎么回事。即便是那些留着难看发型、穿着不合身灰色校服的英国笨学生也能看得出来，带领我进人科幻小说这个新世界的，显然不是别人，而是《基地与帝国》的作者——艾萨克·阿西莫夫。

　　我买了一本《基地与帝国》，没过两天就看完了。接着，我便跟父母闹着要钱。我是那么地理直气壮，父母只好妥协。我飞奔出门，买了三部曲的第二、三部。自那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每到周六，我一周30便士的零花钱，几乎都用在了买阿西莫夫的平装本上。我故意读得很慢，生怕周四看完了，剩下的整整两天便得过着没有阿西莫夫的生活！

　　那时，每到周六，我站在家附近的书店里，总是拿不定主意看哪一本好。是看《太空洪流》还是看《钢之洞》？如果读者曾有过这种感受，就会了解我当时有多痛苦。唉！探险历程刚开始几个月，我就看完了最后一本阿西莫夫的书，再无更多的世界有待去发现了，也无新的疆域需要去探索了。我体验到了希拉里与坦欣登上埃弗勒斯峰后的心情，也感受到了大人物们写完《一生一世》这类书后产生的失落感——今后我该怎么办呢？

　　当然，我很快便冷静了下来，发现这世界上除了阿西莫夫之外，还有别的科幻作家。我拜读了克拉克与亨纳恩的大作，畅游了托克思与C．S．刘易斯的小说世界，赶上了“新浪潮”——那时它们确实是有新意的——甚至还找来了H．G．威尔斯与朱尔斯·弗斯的作品。但我的科幻小说情结仍源于阿西莫夫，他的作品始终是我的最爱。

　　尽管在我十来岁那段时间，阿西莫夫写完《诸神》后便再无科幻新作问世了，后来我还是不断地阅读他的著作。我上大学时，便看了他的科普丛书与杂文集，甚至还用过他写的课本，如经典之作《理解物理学》。作为消遣，我流连在赫曼·荷斯、约翰·福尔斯、陀思妥耶夫斯基、亨利·米勒等人的作品中，但在下意识里，我仍然期待著有一天能再看到《基地与帝国》系列的续篇。终于，阿西莫夫的新书问世了，尽管只有几部我比较喜欢，其余的让我很失望，但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是阿西莫夫再次发挥了他那无人可及的想象力。

　　1992年3月底，我在纽约时曾向编辑瑞琪尔·克莱门提及自己想写一本关于儿时偶像的书。她带我去见了她的上司阿诺德·多林。当时多林告诉我，阿西莫夫病得很重，顶多再活一二年了。4月5日，我回到英格兰，第二天早上刚醒来，便听到了阿西莫夫去世的消息。

　　说实话，我与逝者素昧平生，与其家人、朋友也无往来，因此乍一听到死讯时，我产生的第一个念头是极为自私的——“天啊！这下我再也看不到《基地》的续篇了。”后来随着我对艾萨克·西莫夫这个既是普通人又是曾创作出了众多优秀小说的伟大作家有了越来越深刻的了解时，我对他的逝世也有了更多的认识，特别是在我见过他高贵的妻子珍妮特及他在纽约的与其他地方的好友后，我自私的想法更是一扫而光，取而代之的是不可遏止的悲痛：文学界失去了一位最富色彩、最有情趣和最具创作天才的人物——在这个世界上，这种人委实为凤毛麟角！

　　在这部传记中，我将尽量实事求是地揭示他的生活，客观实际地评价他的作品，同时在书中，我也坦言了他的一些行为和人格。我相信，阿西莫夫的过失与其伟大一样，都是他自身的组成部分。

　　艾萨克·阿西莫夫写了那么多的书，但没有一部是关于他自己的，因此听信他对自己的生活与作品缺乏客观性的介绍，未免将失之偏颇，我认为有必要从一个旁观者的角度来讲讲他的故事。我希望自己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同时我想艾萨克·阿西莫夫也会同意我这么做。

　　　　　　　　　　　　　　　　　米歇尔·怀特

　　　　　　　　　　　　　　　　　 1993年10月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一章　移民






第一章　移民

　　艾萨克·阿西莫夫于1992年4月6日逝世时，我们不仅失去了有史以来排名第三的多产作家，而且也失去了一位现代科幻小说的奠基人、美国头号科学普及者、演说家。无可救药的花花公子、写作机器及一位可爱的人。还有谁能在被麻醉后神志不清地躺在手术台上时，尚能瞪着大夫，信口胡诌着一首打油诗：

　　大夫，大夫，穿着绿衣服，

　　大夫，大夫，割着我的喉咙；

　　你割开后，大夫，

　　千万别忘了把它缝上。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596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在波士顿大学穆格图书馆的一间宽敞的、设有温控装置的储藏室里，我开始寻找真正的阿西莫夫。这里收藏着他的全部著作与信函。这些特殊的收藏占了将近1000只纸盒子，井然有序地排列在标有从A到Z字母的架子上，每只盒子上都精心列出了目录。

　　读者在进入这间屋子前，必须先存放好外衣和提包，然后带着纸和笔，戴上白色的阅读手套，在墙角视频摄像机的监视下，阅读丰富的藏书。波士顿大学曾是阿西莫夫生前作为学者工作过的地方。据估计，这里的收藏品近五万份，包括书迷来信、各种单据、明信片、纪念品和阿西莫夫一些最著名作品的手稿如《我，机器人》、《繁星若尘》、《空中卵石》等，无疑这些手稿是最为珍贵的。

　　许多人认为，阿西莫夫巨大的创作量正是导致他失败的原因。他在全球拥有数百万的书迷。有人认为，他不过是个文乞，一个写了太多书的笨蛋。而其他人则认为，他是位被低估了的天才、一位神秘的巨人，他拥有高超的写作技巧，能够随性所至地写出任何作品。

　　阿西莫夫生前创作了460多部书并写了数以千计的文章与评论。他的创作量如此之大，单独一家出版社已无法承担其作品的出版，因此，在他的写作生涯中，他一直同时与几家大的出版社保持联系。众人常常忘记，尽管阿西莫夫以其科幻小说名闻天下，但他大部分的文学作品都涉及科普领域，并曾有过14年内未写一篇科幻小说的记录。

　　当有人问起阿西莫夫的创作量时，他总是声称自己是“不得不”写。他说，写作是一种动力，如果他离开打字时间稍长，就会犯瘾。

　　毫无疑问，阿西莫夫是个固执的家伙，但幸运的是，他的固执用对了地方，为他带来了巨大的成功。阿西莫夫临死时名利双收，完全得归功于他的作品。他既不炒股票，也不参与房地产投机，甚至拒绝了好莱坞的高价交易。在他的事业临近终点时，出版商曾以每本书10万美元的价格预购他的书。这使得他声名赫赫，同时也表明了他在科幻小说与科普创作领域的地位。早在40多年以前，他就曾致力于这一创作领域的复苏。

　　阿西莫夫活着是为了写作。他很少旅行，甚至拒绝乘坐飞机，认为飞行是“不公平”的；如果乘车，还有可能在车祸中生还，但飞机若掉下来，那就死定了。然而，可笑的是，这位拒绝飞机的人却给我们讲星际飞船在太空中激战的故事，讲旅行者奔赴遥远的未来、飞越多维空间及遥远星云的故事。

　　尽管阿西莫夫以近乎苦行僧的态度对待写作，但他绝对不是和尚。他人缘很好，有几位终生的朋友；他是个称职的父亲，同时与父母也保持着良好的关系，直到他们去世。另外，他还为自己找到了第二职业——他是位极为成功的业余演说家。

　　他结过两次婚，第一次婚姻以离异而告终。在第一位妻子的眼中，阿西莫夫始终是个花花公子。但他的朋友们可以证实，自从娶了第二个妻子珍妮特·杰普逊后，他从未有过不轨之举。在珍妮特身上，他找到了自己一生中的伟大爱情。

　　阿西莫夫自知有写作的天份，因此对自己的才能也从未谦虚过，有人认为他自我膨胀、自以为是，他却喜欢称自己的冒失为“阿西莫夫式的狂妄自大”。

　　在穆格图书馆成堆的手稿、剪报和书迷来信中，第316号档案盒内的一篇文章生动展示了阿西莫夫对自己名声与成功的信心。70年代中期，一本名为《布丽尔》的无名杂志上，登载了一篇评论阿西莫夫及其作品的文章。在第一页的顶端，有一行阿西莫夫的手写笔迹，道劲、简洁地写道：大知道该文作者从何处取得的素材，传记作者请勿信之！

　　艾萨克·阿西莫夫不清楚自己的生日是哪一天，很早以前，他就将1920年1月2H定为自己的生日。之所以不清楚，是因为他出生在莫斯科西南约250英里的一个名叫彼得罗维奇的小村庄里，村里没有关于出生、死亡或婚姻状况的正式记录。

　　艾萨克的父母是俄国犹太人。他的出世对母亲安娜·瑞琪尔来说，是件痛苦而难忘的事。艾萨克的父亲朱达是位粮商，在当地也算是体面人。艾萨克出生前五年，他曾说服一位医生到村中定居。十月革命后，医生决定搬走，村中从此没有了专业的医疗机构。艾萨克显然不愿来到这个世上，母亲的生产持续了三天两夜，当时帮忙的只有一位无经验的助产妇。

　　幸亏安娜·瑞琪尔年轻体壮，挺了过来。艾萨克出生时，她只有24岁，个子矮小，身高仅4英尺10英寸，典型的斯拉夫人长相，不怎么像犹太人。她长着一双蓝眼睛，年轻时一头金发，与朱达的长相极不相同。朱达比她小一岁，却比她高出近一尺。他有一双棕色眼睛，头发呈深褐色。艾萨克与弟妹们都继承了母亲的肤色，但三个孩子中，惟有艾萨克继承了斯拉夫人的高颧骨，而且他的个子也与他父亲5英尺9英寸的身高相差无几。

　　安娜·瑞琪尔与朱达不仅长相不同，性格也相去甚远。艾萨克的母亲是个风风火火、脾气急躁的女人，在少年时就生机勃勃，爱卖弄风情，富有冒险精神。相比之下，朱达显得严肃、保守，是个只知道埋头苦干的人；但他很聪明，并善于思考。他喜欢给懂事后的艾萨克讲道德故事，无疑是位能领着一家老小闯过种种难关的一家之长。艾萨克全心全意地相信父亲在遇到母亲时还是个童男子，并且她是他唯一的女人。但他确信母亲准保不是这么回事，尽管他对此无从考证。

　　艾萨克出生时只有4．5磅重，是个小不点。父母几乎不相信他能捱过第一年。事实却是快到2岁时，他才得第一场大病，差点死于肺炎。

　　据阿西莫夫家族记载，艾萨克是当地肺炎流行时唯一幸存的孩子。当时村里17名婴儿染上了疾病，16名在几周内相继夭折，被请来治病的医生也放弃了对艾萨克的治疗，病情不断恶化。据说，安娜·瑞琪尔的母亲曾劝女儿接受艾萨克将会死的事实，说他不过是个婴儿。她还可以再生一个。

　　母亲的这番话令安娜·瑞琪尔极为愤怒。她扔掉了医生开的毫无疗效的药，一直把孩子抱在怀里，直到他病情好转。艾萨克一直记得，母亲直到老了，提起外祖母仍是满脸的不屑——她不能原谅母亲的无情无义。

　　艾萨克痊愈后不久，朱达与安娜有了第二个孩子。这是个女孩，生于1922年6月17日，取名为曼雅。她长大以后，自己改名为玛霞。几乎就在玛霞出生的同时，他们收到了一封美国来信，由此引发的系列事情从根本上改变了阿西莫夫一家人的生活。

　　安娜的哥哥约瑟夫·伯曼当时已在纽约的布鲁克林定居数年。他写信给彼得罗维奇村的教士，打听妹妹的下落。信件交到了安娜手中后，双方开始通信。约瑟夫很快就表示，愿意为家族中其他想离开俄罗斯的人提供帮助。

　　阿西莫夫一家人反复商量，最后决定接受约瑟夫帮他们移民的提议。对他们来说，这将是一次前途未卜的旅程，但他们也曾听说过关于别人在那块富饶土地上为自己创立家业的传闻。尽管存在语言、文化方面的障碍，但相对于他们在革命后的俄罗斯所过的贫困生活，约瑟夫的邀请毕竟给了他们希望。约瑟夫会帮他们安顿下来，而且他们还年轻，还能有所作为。然而他们要离开俄罗斯，必须得到政府的允许。

　　新成立的布尔什维克政府并不允许人们随便离开俄罗斯。要求在海外定居的小小愿望被人视为是耻辱，而获得许可证的程序则充满了官僚式的繁琐，政府办事效率低，处处都是繁文缛节。幸亏朱达有位朋友在政府机构中身居要职，他给有关方面写了封信，称阿西莫夫一家希望与已定居美国的亲戚团圆，这才帮了这家人的忙。这个借口在某种程度上使政府能网开一面。

　　即便如此，取得必要的证件仍非易事。朱达用了一周的时间由彼得罗维奇村赶到了一个名叫戈米尔的小镇，而后又辗转来到莫斯科。在那儿，他走马灯似地拜访了各位小官，每到一处都要花钱。而当朱达一家要移民的消息传出后，由于害怕他会被投人监狱，朋友都不愿借钱给他们了。企图离开祖国，这在当时可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安娜还是设法弄到了贿赂官员们所需的大量金钱，令当时身在莫斯科的朱达困惑不已。那时正是俄罗斯的隆冬，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他已在朋友家的地板上睡了一周，吃的是黑面包与青豆。

　　他们花完了所有的积蓄，只留下了旅费。1922年12月13日，这家人终于取得了护照及离开俄罗斯的许可证。

　　朱达返回彼得罗维奇村后，卖掉了所有带不走的东西。然后，他与安娜开始打点行囊。1922年的圣诞节前夕，一家人踏上了漫漫旅程。

　　旅行用了近六周的的时间，他们度过了一个又一个的难关。离开村子没几天，在距莫斯科尚有50英里时，玛霞得了重病，好不容易才找到医生，给开了一些药。她康复得很慢，一周后，一家人才又开始启程前往莫斯科。在莫斯科，他们取到了在拉托维亚首府里加乘船的证件。

　　1923年1月11日，阿西莫夫一家离开了俄罗斯。自那以后，艾萨克再也没有回去过。

　　他们原计划从拉托维亚乘船到法国，然后再赴美国，但就在阿西莫夫一家抵达拉托维亚时，法国占领了鲁尔并封锁了边界。这家人只好改道刊物浦，从那儿乘船横跨大西洋，到了英国。然而他们却发现证件已先期抵达他们原先计划的停歇处——法国的夏布尔。当时，幸亏有了利物浦犹太移民援助会的帮助。在得知他们改道的消息后，这个协会帮他们从法国政府有关机构取回了证件，并为他们安排了新的旅行计划。阿西莫夫一家终于登上了开往纽约的“巴尔提克”号轮船。

　　1923年2月3日，在埃利斯岛上岸的欧洲移民的长串名单上，多了阿西莫夫一家四口的名字。他们办理了在美国定居所需的手续，一家人被分开接受查询。当时艾萨克出了麻疹。这家人在“巴尔提克”号最廉价的船舱中熬过了艰苦的旅程，好不容易抵达后又得办理种种手续，确实让他们精疲力尽。

　　从许多方面看，阿西莫夫一家还是幸运的。1923年是美国政府接收外国移民相对宽松的最后一年。如果他们晚来一年，很有可能将被遣送回国。在抵埃利斯岛四天后，办理完种种手续，一家人终于又团聚了。约瑟夫·伯曼将他们接到了布鲁克林，在此建立家园，朱达与安娜也将在此度过余生。

　　19世纪20年代的布鲁克林，住宅楼与工业建筑鳞次栉比，移民也大多集中在这个地区，布鲁克林有着很浓的社区意识，尤其是在为数众多的犹太人群中。对于那些有能力成为办事员的人来说，机会就在眼前——桥的那头就是曼哈顿；况且在大萧条前，沿着布鲁克林海岸线，星罗棋布地散落着6000多家工厂，可容纳20万劳动力。

　　阿西莫夫一家汇入了这个挑挑攘攘的社区：父亲、母亲和两个孩子，口袋里没揣几个钱，又无栖身之地，只能暂时先住在伯曼家中。他们所拥有的只是工业化前俄罗斯乡下人的老实巴交；而眼前是个崭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世界，人人说的都是英语，他们不得不抛弃母语，改变习俗。刚开始时，的确是一种完全陌生、不可思议的生活。

　　艾萨克比他的父母亲更快地适应了新环境，而玛霞则根本觉察不出有什么异同。艾萨克回忆说他一点都记不清来美国前的事情了，很快就学会了英语，开始了新的生活。虽然在他年轻时，为了追求异性，他曾炫耀自己是出生于俄罗斯，一旦习惯了布鲁克林的生活后，再没有什么人比他更如鱼得水了。

　　最初，阿西莫夫一家住在贫民区的范西科特大街上，既无电也无暖气，照明用的是煤气灯，取暖用的是旧铁炉。朱达·阿西莫夫在当地的小作坊、小工厂中卖苦力，收入微薄。他曾干过一段时期的推销员，但天生笨嘴笨舌，根本没本事说动人家购买他的杂志或化妆品，只能以失败告终。

　　对艾萨克的父母来说，刚到美国的头两年是很艰辛的。从心底他们是不愿接受伯曼一家给予的帮助的。在俄罗斯时，朱达所受的教育要远远超过他的大舅子，但在这个陌生的环境中，伯曼一家却拥有更多的实用经验，不但能提供物质帮助，还可为他们出谋划策。每当此时，骄傲的阿西莫夫夫妇的自尊心便得经受一次考验。

　　新来的移民被称为“新手”。阿西莫夫一家在俄罗斯时也算是上层社会的成员，而且有着受人尊敬的家庭背景，被叫做“新手”对他们而言简直不啻于奇耻大辱。阿西莫夫一家在渡过大西洋的同时，也从社会的最高层跌到了最底层，他们每天都得面对这个现实。

　　艾萨克也是个小“新手”。直到一位怒气冲冲的邻居找他父母算帐时，他才知道不能随便在街上撒尿。获萨克只能通过学习语言、了解生活习惯及日常生活习俗将自己融人这个新社会，他的父母根本帮不上忙。他经常向同区的大男孩们询问单词的读音和拼写，扰得他们都很烦他，但他却以这种方式学会了阅读。为了学习，他不得不忍受讥笑和挑衅。功夫不负有心人，5岁时他向母亲展示了自己的水平，着实让他们大吃了一惊，父亲的语言水平刚能赶上儿子。

　　艾萨克上的第一所学校是幼儿园。它有个很烂漫的名字叫PS182。他刚适应了那儿的生活，一家人就搬出了范西科特大街破旧的住所，在仅一区之隔的米勒街上租房住了下来。这个住所比原先的要舒适得多，有电和中央暖气，但这也只不过是艾萨克儿时生活的一个暂时落脚点。1926年春，朱达与安娜意识到，如果朱达一天到晚在小工厂里卖苦力，他们这辈子别想过上体面的生活。于是，他们决定用辛苦攒下的一点钱开家糖果店。这一决定使艾萨克的童年生活在一夜之间发生了彻底的变化。

　　第一家糖果店开在萨特街752号，与他们在米勒街上的家遥遥相对，除了卖糖果，还卖报纸、汽水、香烟、名片、邮票及各种日常生活用品。这家小店为顾客们提供了方便，他们可以在此买支烟，换开整钱，只要他们买汽水，他们愿意在那儿与朋友聊多久都可以。

　　店里的工作很辛苦，早上6点就开始营业，凌晨1点才关门。尽管是小本生意，要忙的事情却很多。他们必须清点存货、记账、跑银行，报纸得有人卸下，还得分类摆好，饮料机得时常想着给灌满，生意上的种种决策得做出安排。

　　朱达经营起自己的小买卖倒是轻车熟路。他原本就是做粮食交易的，对做买卖心中有数，再也不用去大街上白费劲地推销别人的产品，或在工头的监视下在小作坊里当牛做马了。对艾萨克来说，糖果店的开张意味着在街上尽情玩耍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单调的校园生活由此开始。像父母一样，他被这个店拖住了。由于是家中的长子，他必须承担起责任，不再有自己的空余时间，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16年，直到他离开这个家为止。

　　尽管店里的工作繁琐，但艾萨克在回忆起给父亲打工的日子时，总是感到温馨满怀。他说自己总是一边在店里干活，一边上学，难得有个机会与同街区的孩子一块玩耍，但他对此从未有过真正的抱怨。

　　艾萨克在其它方面获得的收益足以抵消不能与朋友们玩耍的损失。在父亲店里帮工使他学到了许多东西，这些经验令他一辈子受益匪浅。成年后的阿西莫夫是个严格的守时者，这完全归功于父亲的守时习惯。他学会算数、记账及基本的经济学，而学校到很晚才开始讲授这些知识。司以说，如果父亲没开这个糖果店，阿西莫夫恐怕不可能成为科幻小说家，也可能永远不会得到启蒙影响——流行书刊。这些书刊都是些廉价的平装本探险读物，充斥着聪明的侦探与阴暗的黑社会之类的故事。朱达·阿西莫夫看不上这些书，认为它们是给游手好闲者看的垃圾文学，但销路不错，所以让它们留在了店里。当他禁止儿子看这些书时，艾萨克反击说他看到父亲也看了。朱达说自己是通过看杂志学英语。总之，艾萨克被禁止接触这些书。当然，事情不会就这样结束了。

　　尽管父亲反对，艾萨克还是偷着尝了禁果，还因此而养成了另一个终身的习惯。为了做到既能看到报纸，又能不留下痕迹，他发明了一种方法，在看报纸时甚至连报刊的折线都会不弄皱。结果，艾萨克一生中都以同一种过分仔细的方式看报纸，并声称没人能分辨出哪一份报纸是他从头到尾看过的。

　　不管流行杂志有无益处，总之，它们为艾萨克开启了阅读之门。从那时起，他就没停止过看书。他对知识产生了一种渴求，这不仅给他带来了学业上的成功，还将他引入了写作生涯。

　　与此同时，艾萨克在学校的处境也变得复杂起来。一方面，老师们很快意识到班上有个超级灵童，但同时也发现这个聪明的孩子是个讨厌鬼。艾萨克在展示自己令人惊叹的记忆力并考高分的同时，也是个无可救药的碎嘴，总是给老师们找麻烦。

　　尽管有这些缺点，父母和老师们还是肯定了他的天才，结果他跳了一级。与原年级的孩子们相比，他的年龄已经算小的了，跳级后他几乎比同年级的孩子们小了两岁。由此带来的好处是，他比同龄人提前完成了小学、中学乃至大学学业，但也产生了负面影响：他难得有好朋友。

　　阿西莫夫对自己的学业成就非常自豪。尽管他比其他孩子小得多，但整个中学时代，他的学习成绩始终名列第一。他每到一个新学校，或升到更高一班，总能击败所有的对手，成为班上的一号尖子，这几乎成了他的专门荣誉。他也有自己的弱点，虽然他素有全能多面手的美称，对经济学却一窍不通。他还惊讶地发现，数学在达到一定程度后就不如原来那么容易了，甚至无法弄明白——这给他在大学的学习带来了许多困难。

　　1928年，朱达认为该找所更好的房子开店，于是，他们开始了到布鲁克林后的第三次搬迁。这次搬到了东区半英里外的埃塞克斯街。

　　新店有了很大的改进。它地处布鲁克林较繁华地段。对8岁的阿西莫夫来说，最重要的是店里多了台角子机。他似乎本能地感觉到，不能随便动这台机器。他知道机器里并没有下赌注的人，但对它的机械结构产生了兴趣。通常，他站在一边看别人玩，有时机器出了故障，只要父亲不要求他躲修理工远点，他肯定是要好好看着机器里面是如何工作的。

　　阿西莫夫总爱声称，他很小的时候就对机器怀有浓厚的兴趣。其实，即使在儿时，他的兴趣也只是集中在了解机器的运作原理上。奇怪的是，他从未想过要成为工程师或机械师；他的兴趣是纯理论的，不掺杂有半丁点的实践。

　　他们搬到埃塞克斯街时，碰巧他的母亲又怀孕了，艾萨克在店中的工作因此而增加了许多。在此之前，艾萨克的主要工作只是在店外的小亭里收取路人买报纸时付的钱。放学后跑跑腿、打点杂，而现在，母亲不能再干那么多的活了，艾萨克得帮着站柜台、发报纸、为固定客户传递电话信息（在那个时代，这是项很重要的服务，当时布鲁克林没几户有私人电话的）。

　　艾萨克与其他孩子在一起玩的时间本来就少得很，而现在是根本没时间。当他放学后，做完作业，帮父亲干完店里的活，剩下的时间他就看流行杂志上的英雄历险记，看从社区图书馆借来的书，偶尔，他也到当地影院看部无声片。

　　回顾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少年时代，家庭将他挂在了糖果店，平时只有年岁相近的妹妹玛霞陪他，不论在家里，还是在学校，他的生活都与正常孩子的不同，但长大后他却是那么合群、友善，这实在让人吃惊。

　　他在社交方面起步较晚，为弥补失去的时间，他过分炫耀性格中外向、风流的一面，有时甚至到了荒唐的地步。他的家庭背景不同寻常，小时候又受到严格的管教，再加上从小使承担起家中的一些责任，因此有很强的责任感，所有这一切不可避免地将阿西莫夫塑造成了后来那个自觉、自律、自己给自己施加压力的工作狂。在他的一生中，停止写作几乎能够给他带来生理上的痛苦。

　　在学校里，艾萨克成了真正的扬声器，这似乎是为了补偿在店中工作时的循规蹈矩。他爱唠叨的毛病不仅使他在教员中名声远扬，就是同学们也将他视为古怪、没教养的怪物，他的嘴没有闭上的时候，这使他在校内颇受欢迎，但一出校门，谁都不愿理他。

　　阿西莫夫记不清自己在学生时代的不同阶段，他都曾有过哪些同学，但同学却都记得他。成年后，他偶尔也会遇到旧日同学，他早就把他们忘得一干二净了，但他们总能记起他瞎起哄、与老师对着干的种种往事。

　　这种分裂人格伴随了阿西莫夫的一生。只要他去拜访出版商、代理人或其他与他工作有关联的人，他总要闹得尽人皆知他的存在。在楼道里秘书隔着好几间屋子，都能听到他的声音。他总爱到处闲逛、开玩笑、向员工们兜售黄色故事，而正事总是排在最后，几乎让人以为是因为他平常极少离开书房，所以才能积蓄多余的精力，留待出门办正事时胡闹一通。

　　阿西莫夫对孤独的喜好及对书房的深深依恋源自儿时。小时候，他总喜欢呆在宁静、阴暗的地方。他尤其喜欢他们曾住过的一套房子的厨房，那间屋子没有窗户，总是那么温暖、舒适。他羡慕地铁站里的卖报人，因为他们可以坐在小亭子里，看一整天的书。他的一些习惯是在很小的时候养成的。自从尝到读书的乐趣后，艾萨克完全着了迷。他在当地图书馆办了借书证，定期去借书。开始时还让母亲陪着，后来他便自己去了。按规定，每次只能借两本，而且只能有一本是小说。通过这种方式，他不仅看了希腊神话，认识了狄更斯、杜马斯、路易莎·梅、艾尔科特及其他一些作家，还读到了有关罗马帝国、世界地理、科学及其它许多知识的文章。阿西莫夫总爱称自己拥有近乎完美的记忆力，并将自己能轻松自如地写任何题材的作品归功于少年时在布鲁克林图书馆的自学。

　　他有着强烈的求知欲，并且毫不挑剔，什么都想学。他一本接一本地看书，以满足对知识的渴求，并总爱在从图书馆回来的路上就翻看开来，使得他的父母亲很恼火。尽管他如此地勤奋，但图书馆里20世纪的小说很少，可供他阅读的主要是19世纪的文学作品，其中还有大量令人一知半解的古代文本。艾萨克选读的书都要经过父亲的检查。《惊奇》杂志创刊于1926年，但直到多年后，艾萨克才第一次看到这份杂志。这是一份影响很大、极为畅销的杂志，与《惊诧》杂志一道被书迷们视为科幻杂志的鼻祖。尽管朱达·阿西莫夫的店中也销售这种杂志，但艾萨克只敢偷偷翻开《惊奇》杂志的彩色封面，瞄上两眼。直到著名的科幻小说出版商雨果·杰恩思贝克创办的《科学奇异故事》创刊后，艾萨克才终于迫使父亲让步，同意他看科幻小说杂志。

　　朱达之所以不同意儿子看这些杂志，是因为他看不出《惊奇》杂志中刊载的乱七八糟的故事有什么价值，他认为儿子应该把时间花在更有价值的追求上；为改变他的看法，艾萨克指出，《科学奇异故事》这份杂志实际上很有教育意义，毕竟，刊名里有“科学”这么个极有分量的字眼。朱达哑口无言，只能妥协。一旦打赢了这一个回合，艾萨克略施小计便让父亲相信了《惊奇》杂志其实也是一份教育性很强的刊物。20年代末30年代初，每月都有大量的新杂志上市，它们给艾萨克带来了真正的启蒙。他看了店里订的每一期杂志。由于得到了父亲的许可，他不必再偷偷摸摸地看了，那种犯罪般的刺激感也随之消失，但令人兴奋的故事及故事中提到的种种令人大开眼界的描述足以弥补这一小小的缺憾。

　　阿西莫夫一家决定经商，实在是个明智之举，而且也找对了时机。糖果店开张了三年后的1929年7月，美国进入了经济萧条时期，当时艾萨克的弟弟斯坦利刚出生几个月。因为有着自家的小本生意，一家人的生活才有了保障。与其他人一样，他们的日子也不好过。即使在大萧条时期，人们也得吃饭啊，大公司纷纷倒闭，而大部分小店却幸存了下来。整个大萧条期间，那些曾自以为拥有金饭碗的人一夜之间发现自己失了业，而阿西莫夫一家却没少吃一顿饭。尽管为了生活必须一天工作16个小时，但他们还是挺了过来。

　　1930年，艾萨克进人初中，就读于纽约东区第149初级中学，距范西科街的旧居很近，但从新居出发就得搭学校班车了。学校条件不是很好，但艾萨克很快便适应了。短时间内，他就为自己确立了与小学时相同的形象：一个非常聪明的孩子，但爱闹事，被同学们认为是个怪人。人初中后不久，艾萨克就开始了最初的文学创作。他曾看过一本书，名叫《一群来自达拉维尔的大学生》，这部长篇连续小说记述的是一群大学生的古怪事例。他决定模仿着写一本类似的书，书名就定为《一群来自格林维尔的大学生》。

　　在一本练习本上忙了几天，写出八章后，艾萨克却写不下去了。这次失败给了他一个深刻的教训，那就是无法恰如其分地写自己一无所知的事情，他毕竟还只是个住在布鲁克林的初中男孩，要写住在乡村小镇上的大学生的故事当然有困难。

　　1932年夏天，艾萨克初中毕业，接着该上高中了。父母对儿子的前途早有安排。当地男女同校的杰弗逊高级中学显然是不行的。而社区内最好的学校是布鲁克林男子高中，而且这所学校只招收区内学习极为优秀的男孩。艾萨克的成绩不成问题，顺利被录取了，同时进人这所学校的还有他的两位校友。暑期结束后，他去学校报到时只有12岁，而大部分同学都已15岁了。

　　1933年，艾萨克入学后6个月，他们又搬了一次家。这次搬到了布鲁克林较富裕的里奇伍德区。一家人在这又住了三年，糖果店的规模也扩大了。在这段时期内，家里买了第一台收音机。在此之前，只有店里才放收音机，现在则全家人都能听节目了，而且对孩子们收听的节目大人们也不加以干涉。艾萨克的视野突然间拓展了许多。

　　在布鲁克林灰色街道与砖瓦房屋构成的小天地外的广阔世界里，战争阴云密布，各国都正在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做准备。1933年前，学校与当地图书馆是艾萨克看世界的主要窗口，而现在通过收音机，他就能亲耳听到关于德国扩张主义的演说，了解到大洋彼岸争端的不断升级。在13岁左右，艾萨克萌发了最初的政治意识。虽然他从未就国家政治问题发表过激进的演说，但他总是辨明是非，并敢于直言。广义上讲，他是个自由主义者，既非激进的社会主义者，也不是激进主义者。他对世界有着清晰、理智的认识，天生具有人道主义意识，并对世界如何才能最合理地运作有着一整套见解——尽管他知道人们很难认同他的理想。

　　在里奇伍德的生活坚定了少年艾萨克的政治情感。当反犹主义在欧洲盛行时，阿西莫夫一家的邻居们以一些微妙的行为，使艾萨克首次意识到自己的与众不同。这些邻居大部分是信基督教的德国移民的后裔。学校里，一些信奉反犹主义的温和派教师尤为不喜欢艾萨克这个说起来没完、自以为是的家伙；社区里，一些顾客也不知为什么不再到店里购物。这使他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是个犹太人，他觉得很不舒服，更加觉得自己是个局外人。

　　可笑的是，这家人其实对宗教毫无兴趣，艾萨克几乎没去过犹太教堂，他13岁时，甚至没举行过男孩成人仪式①，这在不信东正教的犹太人中，都是很少见的。

　　①犹太男孩成人仪式（barmitzvah），系犹太男孩在13岁时举行的一种仪式，表明其已经长大成人，应开始承当宗教义务。

　　在学校里，虽然他的操行不好，但学习一直不错。大部分科目他都能得最高分。即便如此，只要有一门未达到90分，父亲就得审问他；如果在班上的名次下降，等待他的则是更为严厉的盘查。

　　艾萨克的父亲是大批勤恳移民的典型代表，他们在新世界创立家业，不光是为自己，主要还是为了下一代。朱达明智地意识到，现代社会中，教育才是开启成功之门的钥匙。他非常严格地将自己的信念付诸于实践。作为家中的长子，父亲这种望子成龙的迫切心情着实令艾萨克遭了不少罪。由于朱达认为儿子应将所有空闲时间都用于温习学校的功课，他对儿子看流行杂志、科幻小说持否定态度。在他看来，儿子养成这一兴趣，有点大任性了。相对而言，斯坦利后来的日子则要好过得多。

　　在学业上，艾萨克面对的并不仅仅是父亲一人的粗暴态度。1934年，他的英文教师组菲尔德先生在学校开设了一门写作课，从不愿错过机会展示自己天才的艾萨克抓住这个机会，准备打着做作业的幌子写篇小说。这一事件差点断送了他的整个文学创作生涯。

　　这门课的第一篇作文按要求应该是篇描写性的散文。艾萨克不假思索，很快便决定描写一个美丽的春日。他将写《一群来自格林维尔的大学生》所得的教训抛在了脑后。这是他犯的第一个错。他不写布鲁克林春天的早晨，却天马行空地描绘起了想象中乡下的一个春晨。

　　交作文的日子到了，老师问有谁愿意起来读读自己的文章。艾萨克这时又犯了第二个错误，迫不及待地举起了手，被请到了讲台上念自己的大作。

　　艾萨克的作文以鸟儿鸣唱、花儿开放这种温情脉脉的描写开篇，全文充斥着19世纪小说特有的废话，真不愧是看了好几年19世纪的小说家的作品。他的这篇作文写得天真、幼稚，在班上一群“饱经世故”的十五六岁男孩的眼中，他只不过是个14岁的毫无经验的小男孩，他的作文简直太幼稚了。他们开始大声笑了起来。老师也站起来，没等艾萨克念完整句话就打断了他。

　　“狗屁不通！”老师说得很大声，也很清楚。艾萨克的脸红了，是明媚春天里第一朵带露的玫瑰才拥有的颜色。

　　值得文学界庆幸的是，尽管纽菲尔德先生苛刻的话曾伤了艾萨克的心，但并没有造成永久性的伤害。此时的艾萨克正忙着看科幻小说，那些故事让他着了迷；正忙着接受新知识，那些知识令他感到振奋；正忙着尝试写作，单是提笔写点东西就能使他快乐无比。相形之下，这点早期的小挫折根本无法令他气馁。数月之内，他就完成了一篇名为《小兄弟们》的幽默小故事，并刊登在了校刊上。对艾萨克这名小男生而言，这是个启示，让他开始意识到写故事所能带来巨大的满足感。

　　自从在纽菲尔德先生面前出了丑后，在接下来的几年内，艾萨克开始认真地写东西了。大学未毕业，年仅18岁的他就已经卖掉了第一部作品。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二章　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遗产






第二章　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遗产

　　人们通常认为，科幻小说源自1816年夏季，一群英国贵族因天气不好而被困在阿尔卑斯山中，为供消遣而写的那个故事。

　　当时，玛丽·雪莱及其丈夫——诗人伯西·雪莱和包括拜伦勋爵在内的一群朋友，出门徒步旅行，途中被风雪围困，百无聊赖中，各自讲起了记忆中的鬼怪故事。有人提议，如果每人试着创作一篇恐怖故事，则一定更有趣。就这样，玛丽写出《弗兰肯斯坦》。

　　许多评论家认为，《弗兰肯斯坦》实际上只是一篇恐怖故事，不能算是真正的科幻小说。然而，他们忘记了这篇作品的创作年代。与欧洲上流社会的一部分人一样，玛丽·雪莱对“伏特（VOLTA）”及其他与电有关的新发现很感兴趣。那时，尚无人能够理解这一奇怪现象或意识到它的潜在威力，而玛丽·雪莱却以此为素材，写出了自己著名的故事，这正是科幻小说创作非常重要的一种技巧。在随后的100年中，科幻小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始终没有离开在既成事实科学观念的基础上进一步发挥想象这个中心。19世纪晚期，全球掀起了科学发明的巨大浪潮，科幻小说因此备受瞩目。直到此时，它才成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

　　在欧洲与美国，这一世纪交替是人们对世界的认识发生了巨大的变化的时期。在艺术与科学领域，人们的观点也日趋多元化。从19世纪刀年代到20世纪20年代这短短50年中，单是绘画就由现实主义过渡到后印象主义，最后发展到德国的表现主义。音乐也摆脱了肖邦、门德尔松及其他人的浪漫主义影响，演变为勋伯格式的随意与马勒、肖斯塔科维奇式的隐喻。与此同时，科学也由牛顿物理学通向了量子论与相对论。

　　这个新生事物层出不穷的时代造就了一批科幻小说创作先驱，其中包括美国作家埃德加·爱伦·坡、爱德华·贝拉米、埃德加·莱斯·巴勒斯与法国人儒勒·凡尔纳。

　　巴勒斯首先以其作品，如《火星少女朱维亚》（1920年）、《火星人》（1922年）及《金星上的海盗船》，掀起了星际神话的热浪，而E．E．史密斯等人正是以此为跳板进一步想象出了帝国与银河系的历险，这才最终导致了阿西莫夫、亨纳斯、范·沃格特与阿瑟·C·克拉克等作家的诞生。在同时代的作家中，唯有巴勒斯才可谓是“黄金时代”空间剧的鼻祖。

　　如果巴勒斯的科幻小说只是莽汉式的一种探险，那么英国作家H．G．威尔斯的作品则有一定的深度。当巴勒斯在哗众取宠时，威尔斯已开始严肃地看待科幻小说写作，给予了它应有的重视，团此，其作品受欢迎的程度超过了以往任何一位科幻作家。

　　威尔斯对科幻小说创作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兼顾科学精确性与合理性的同时，发挥了讲故事的卓越天才。阿西莫夫后来意识到，这是科幻小说创作中一种极为重要的技巧。

　　威尔斯共创作了九部科幻长篇小说，其中最重要的有：《时间机器》（1895年）、《莫罗医生之岛》（1896年）、《隐身人》（1897年）与《星际战争》（1889年）。小艾萨克在父亲店里帮忙时就已遍读了这些书。20世纪30年代初，当阿西莫夫从当地图书馆每次只能借两本书看时，威尔斯已是文坛上一位有声望的人物。尽管威尔斯的书不在必读之列，但父亲并没有对艾萨克多加干涉。

　　本世纪的头20年是科学普及的鼎盛时期。世纪之初，工程与技术的发展掀起了大西洋西岸的科学热。怀特兄弟造出了第一架飞机，爱迪生因其发明而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物，世界发生着日新月异的变化。通俗文学必须反映这些变化，并以此为基础发展自己。对于住在布鲁克林单调无味的后街上工人家的孩子来说，流行杂志可以使他们避开现实，进人外星人的世界。在那儿，他们个个都成了星际战舰的指挥官。

　　这些10美分一本的廉价杂志，最初发表的都是西部探险或其他地方的冒险故事。雨果·杰恩斯伯格开创了在这些杂志上刊登科幻故事的历史，当时科幻故事尚未得到正名。围绕杰恩斯伯格对科幻小说的贡献这一问题，至今仍有许多争议。许多书迷奉他为“科幻小说之父”，但一些人却认为他给科幻小说带来了灾难性的影响，至少受人尊敬的科幻小说家兼评论家布莱恩·艾尔迪斯是这么认为的。他认为，杰恩斯伯格不仅使科幻小说演变成了幼稚的空间剧，还阻碍了欧洲科幻小说的发展，若不是他的妨碍，欧洲科幻小说创作在威尔斯那样的文坛领袖带领下，早就繁荣起来了。

　　1911年，杰恩斯伯格只是一本名为《现代电子》杂志的编辑，这是当时典型的一种流行的非小说类作品（NON－FICTION）出版物。不管杰恩斯伯格有什么错，他很有胆量，这点是不可否认的。他决定在杂志上连载自己的一篇故事，并且起了个动听的名字——《拉尔夫124C41＋：2660年的浪漫曲》。

　　故事登出后，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此后，杰恩斯伯格开始不断地在《现代电子》上发表自己的故事，直到几年后杂志停刊。与此同时，其他主要登载历险故事的刊物也开始发表其他题材的作品。埃德加·莱斯·巴勒斯于1913年期间在《故事会》上发表了他的第一个火星人故事，专门刊载恐怖和神话故事的杂志也开始发表由著名恐怖作家如H．P．拉夫克拉夫特、埃德加·爱伦·坡等编写的科幻故事。尽管科幻小说发展有了起色，但只是到10年后杰恩斯伯格创办了科幻小说杂志，它才真正得到巨大发展。

　　1923年，杰恩斯伯格出任新杂志《科学与发明》的编辑。当时他已经有拍板的权力，便大胆地发行了一期权威科学故事的专号，并称之为“科学化专刊”。这次他取得了成功，于是促使他极力劝说杂志出版人创办一份新杂志，以迎合读者对某种形式故事的兴趣，他称这种形式故事为“儒勒·凡尔纳、H．G．威尔斯、埃德加·爱伦·坡式的故事——兼有科学事实、先知预见、引人入胜的浪漫故事”。①

　　①罗伯特·斯格尔斯与爱瑞克·拉伯金：《科幻小说》第37页，纽约牛津大学出版社1977年版。

　　这份新杂志定名为《惊奇》，它可能是20世纪30年代唯—一份重要的流行科幻杂志。这本杂志第一期上发表的作品尚忠实于杰恩斯伯格对科幻小说下的定义（“科幻小说”一词的发明应归功于杰恩斯伯格，他最先使用“科学化”这个不幸的词，后历经沧桑演化成“科幻小说”）。《惊奇》上陆续登出了威尔斯的30多篇作品，凡尔纳的9篇作品，爱伦·坡的5则短篇及杰恩斯伯格自己的一些零碎之作。但不久，杰恩斯伯格便意识到，必须培养一批新作者，因为那些描写虚拟智能（pseudo－intellecture）的作品已经过时，读者需要的是富有刺激性的机器时代的作品。

　　在《惊奇》杂志故事之外的现实世界中，技术与社会的发展极为迅速。为保持杂志在竞争中的领先地位，科幻小说作者们不敢轻易尝试创作有关近年来的作品，也不敢将社会学与科学兼容进自己的作品。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科学家们已经发射了火箭，并公开表明太空旅行是可行的。1926年，伦敦的一名外科医生做了第一例心脏手术，英国广播公司向全球近一亿人报道了这一新闻。在10年前还被视为是可笑的幻想的一些重大成就，纷纷都成为了科学现实。在阿西莫夫的童年时代，技术就已有了迅猛的发展，科幻小说作家与编辑们也开始进一步探索遥远的未来。

　　当阿面莫夫在布鲁克林一天天长大，在后屋偷看《惊奇》杂志时，杰恩斯伯格的计划也正在一步步壮大。一年之内，他几乎完全靠自己的力量培养出了一批青年作家，他们有着与老派作家威尔斯、凡尔纳及其他人完全不同的新观念。杰恩斯伯格创立的将科学奇迹与泛银河历险相结合的写作模式在当时特别受欢迎。

　　1929年，股市风波使杰恩斯伯格遭受了一次暂时的挫折。之后，他又创办了其他的杂志以满足读者对科幻故事不断扩大的需求，其中有《奇异故事与科学奇异故事》，发行几期后，刊名缩短为《奇异故事》。1930年，杰恩斯伯格又创办了《惊诧》杂志。此后数年内，《惊奇》与《惊诧》为争取读者，展开了绵延不断的商战，而许多读者总是想方设法凑足钱同时购买这两份杂志。

　　建立了科幻小说流行杂志市场后，杰恩斯伯格对科幻小说的第二大贡献，恐怕就要数他发现了E．E．史密斯。史密斯对后来几代作家都有着深远的影响，其中包括阿西莫夫。他最重要的作品无疑是《水晶体人》系列。这部作品在1934年至1937年期间，以连载形式刊登在《惊奇》杂志上，后来又整理成系列小说出版。《水晶体人》是第一部以银河系为背景的系列小说，不仅篇幅大，故事情节也十分精彩。作者对星际距离、银河文明、战争及极度冒险的描写，令人瞠目结舌，这就是最初的“太空剧”丛书。自那时起，类似的作品一时充斥了整个科幻小说界。

　　今天，人们认为史密斯的作品是极其幼稚的，塑造的人物毫无生气，故事情节简直是写给小孩子看的，但《水晶体人系列》还是有其独特的勉力。毕竟，这些作品是于本世纪30年代创作的，那时飞越大西洋还仅仅是一种可能。

　　毫无疑问，史密斯忽视了作品的个性与敏锐性，只顾一味地追求冒险和刺激，但这种莽汉式的冒险与近乎幻觉的背景创造，正是他兴趣之所在，也是他所擅长的，而且恰是令读者、包括少年阿西莫夫在内为之倾倒之处。

　　史密斯对阿酉莫夫作品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虽然《基地》系列远比《水晶体人》系列含蓄、精致，但史密斯的冒险故事使阿酉莫夫认识到可以围绕一个宏大的主题展开故事，这样作者不用搜肠刮肚便可以编造出不可想象的距离。时间及各种不可能的想法。阿西莫夫所做的，不过是将史密斯的银河构想与自己创作时代巨大的科学、文学成就有机地结合起来罢了。

　　在杰恩斯伯格、E．E．史密斯的同一时期，科幻文坛出现了另一位作家，不仅对阿西莫夫的事业，甚至对整个科幻小说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这就是约翰·W·坎贝尔。有趣的是，给阿西莫夫及该领域其他人带来如此重大影响的并非是坎贝尔的作品，而是他作为一名编辑所拥有的无人能及的才华。布莱恩·艾尔迪斯及许多现代评论家均认为，是坎贝尔真正将科幻小说推人了现代。

　　1930年1月，坎贝尔首次在《惊诧》杂志上发表作品，那是篇名为《当原子失利时》的小故事。他很快成为史密斯的潜在对手。同时，他又化名唐·斯图尔特在《惊诧》杂志上发表作品，尝试一种新的科幻小说创作模式，一种更为低调、情绪化的作品。虽然冒险情节很少，但与史密斯作品单调的刺激性情节与粗糙的文字相比，却更耐人寻味、更吸引人。

　　许多读者，包括阿西莫夫在内，一开始都认为斯图尔特的作品晦涩难懂。据阿西莫夫称，它们远远不是一个十几岁少年所能看明白的，直到多年以后，他才看得懂坎贝尔以斯图尔特为笔名发表的作品。

　　作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坎贝尔获得了成功，于是他产生了当主编的念头。1938年春，27岁的坎贝尔成了《惊奇》杂志的主编。该杂志的前任主编是奥林·特瑞门思，坎贝尔继任时，杂志已经出版了5期。特瑞门思是个好主编，只是更喜欢杰恩斯伯格式的科幻小说。坎贝尔上任不久，《惊奇》杂志及整个科幻小说便红极一时。许多文章都记载坎贝尔在《惊奇》当编辑的这段时光，许多人都认为他为众多伟大的科幻小说家创造了就业机会，许多科幻小说迷将坎贝尔在《惊奇》担任主编的头10年称为“黄金时代”。

　　坎贝尔是当之无愧的出版早期科幻作品最重要的协调者。在任编辑时期，他成功地培养了一批有影响的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一直深深感激坎贝尔曾给予他的帮助与鼓励，视其为唯一曾对他早期写作生涯产生过重大影响的人。坎贝尔是名严格的编辑，他一心想从自己手下的作家中选拔出最优秀的人才。他天生知道如何让作者们尝尽甜头。如何煽起他们的虚荣心，哄人的技术堪称一流。他也知道什么时候该声色俱厉。艾尔迪斯曾在其《一兆年的狂欢》这篇科幻小说的概览中写道：

　　　　在30年代，为流行杂志写文章一定是件痛苦

　　的事。你必须循规蹈矩地按模式写，否则只能滚

　　蛋。没有文化惯例可供查询，低酬金造就了大多

　　的劣质作品。是坎贝尔一扫当时文坛的这种习

　　气，以一种富有逻辑、成熟的观点来看待科幻小说

　　创作。他想要培养一批科幻小说写作的核心力

　　量，使科幻小说摆脱史密斯那种幼稚的创作模式

　　的影响。重新为它设定一种令人信服、连贯一致

　　的框架。

　　阿西莫夫并非唯一受益于坎贝尔智慧的人。罗伯特·亨纳恩、范·沃科特、西奥多·斯特金与哈利·哈里森，这四位名噪一时的科幻小说家最早都是由坎贝尔介绍给读者的。他们中都是在他的指导下走向成熟，每一位在成为国际知名的科幻小说家之前都从他的杂志写作中获取了经验。

　　阿西莫夫与坎贝尔的关系并非总是波澜不惊。当阿西莫夫羽翼渐丰，从流行杂志中脱颖而出后，他与坎贝尔有过许多争执。在许多问题上，包括政治在内，他们都存在着分歧，但这并不影响他俩的友谊，直到1971年坎贝尔去世。坎贝尔喜欢那种既有实在内容又有刺激情节的科幻小说。他对史密斯式的平庸肤浅、极度冒险的作品不很热心，但喜欢他气势宏大的宇宙主题。他非常重视人类对事物发展所起的作用，强调以人类为中心，并深信人类是地球上最重要的生命形式。在他自己及其麾下作者的作品中，他喜欢将外星人塑造为人类或人类的朋友，或者是被人类所统治的某种生物。阿酉莫夫难以接受坎贝尔的这些观点，但为了得到《惊奇》的工作，他还是很快学会了将这些观念揉进自己的作品中。

　　1938年春，坎贝尔在任《惊奇》杂志社主编前，阿西莫夫还只是一名大学三年级的学生，但他已经在《惊奇》上发表了一封信，当时特瑞门思尚在职。数月之后，坎贝尔才注意到艾萨克·阿西莫夫这个名字，两人这才真正见了一面。而在当时，阿西莫夫更关心的是如何拯救自己岌岌可危的大学生涯，根本顾不上要成为著名作家的美梦。当阿西莫夫与坎贝尔终于见面时，这次见面犹如一剂催化剂，对阿西莫夫开创自己的写作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三章　大学与坎贝尔






第三章　大学与坎贝尔

　　1935年春，艾萨克·阿西莫夫还是个脸上长着雀斑、迟迟的少年。他不善言辞，见过他的人大多数都认为他毫无灵气可言，谁也没料到，7年之后他却脱胎换骨，由一名笨拙的少年转变成为一名自信、直率的成年人，并在科幻小说领域里确立了自己的重要地位。

　　15岁时，艾萨克已发育成熟，身高为5．9英尺，开始换声，并将由高中升人大学。父母决定让他上医学院，将来当名医生。在那个时代，医生被犹太移民视为最体面的职业。在此方面，艾萨克没有选择的余地，况且他也没有别的想法。如果他能考上医学院，是进人医学界的第一步，至少这块牌对谋求职业有帮助。要进人大学却不是容易之事，对犹太移民的孩子来说就更难了，所以选好大学很关键。最方便的就是附近的市立大学，它招收的大部分学生是犹太人，但有资料表明，进入这所大学，对于那些想进医学院的学生来说，无疑是走进了一条死胡同。相比之下，塞斯罗学院比较不错，尽管人学较难，但从这里毕业则意味著有了一个良好的开端。塞斯罗学院附属于哥伦比亚学院，是哥伦比亚大学的一部分。哥伦比亚大学是一所优秀的大学，那些因种种原因而未能进入该校学习的学生，始终将它作为自己的奋斗目标。它的学生主要来自移民家庭，都是些最聪明的孩子，不光有犹太人，还有意大利人，以及其他少数民族。

　　艾萨克的面试不是很成功。当时他有些不知所措，给人的印象极为内向，毫无个性，他离开考场时，他觉得自己命中注定只能进入市立大学，想要从医的希望已经破灭，因此在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乃至毕业后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他都忧心忡忡，觉得大祸将至，甚至不愿意将这个消息告诉父母。

　　出乎意料的是，过了几周，他突然得到通知，被塞斯罗学院录取了。他的父母明白塞斯罗学院无法和哥伦比亚学院相比，但也深知种族因素在大学招生中的影响，因此还是接受了这个事实。尽管如此，在整个大学期间，艾萨克却一直都觉得自己是个二流的学生。

　　在中学的最后一个学期，艾萨克有了第一台打字机。父亲慷慨地花了10美元，买了一台二手货的“安德伍德5号”。一开始艾萨克发现，学习打字很难。他不愿意参加速成班学习，也不看指导手册，纯粹是靠自己瞎学，竟用一个手指打字。父亲发现后，强烈要求他学习正确的打字方法，当时店对面住着一位名叫玛姬的年轻女子，正在上商业打字课，父母知道后便请她来教艾萨克。自此，艾萨克开始有所长进，并受益匪浅。

　　后来，艾萨克回忆说，当时他感兴趣的不是玛姬能教他正确的打字方法，而是他有生以来第一次能有机会单独跟一位漂亮女孩呆在一起。他学得很快，不久打字速度就走过了玛姬；再过一段时间，竟达到了每分钟打90个单词的速度。

　　一学会打字，艾萨克便立刻投入了创作之中。对于这些早期的尝试，没留下原稿，他自己也回忆不清了，只记得其中有一篇是关于魔术师与小精灵的故事，还带点“托尔基内斯克”的韵味。这些都是在《赫比特》和《指环之王》上正式发表文章之前的尝试而已。

　　1935年，艾萨克进人塞斯罗学院。学院位于布鲁克林的保罗希尔区，离自家的糖果店有5英里，他得花5分钱搭一段地铁。

　　艾萨克在大学里没有一个旧时朋友，大部分中学同学都进人了市立大学。整个学生时代，艾萨克都比较喜欢独来独往。后来在塞斯罗学院里，结识了一个好友西尼·科恩。这是个好学、坚毅的学生，在科学上与艾萨克有着同样浓厚的兴趣，但大学毕业各奔东西后，旧日的友情也很快烟消云散了。

　　大学第一年，艾萨克过得不是很好。他发现自己在语言、艺术方面缺少天赋并且也不是个实际意义的科学工作者。解剖课对他来说尤其困难，即便是杀死一只猫（他一直都很喜欢猫）都觉得于心不忍。因此当教授要求他去捉一只野猫，杀死后处理好，并在上生物课解剖时，他几乎是硬着头皮强迫自己敷衍了事。一找到机会，他就放弃了生物学这门课。

　　上二年级时，学校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作为独立的塞斯罗学院关了门，同学们都成了“大学肄业生”。令艾萨克生气的是，塞斯罗的学生并没有被收人哥伦比亚的其他学院，而是被冠以新头衔分开了，这就意味着尽管他们与正牌的哥伦比亚大学学生完成了同样的学业，有时甚至一起听讲座，但他们仍然是二等公民。这种不平等感，更增强了艾萨克的种族歧视意识。

　　学校的变化使得上学的路也延长了，坐地铁单程就需一个小时，这使阿酉莫夫与同学们更加疏远了，在校外他也没法与人交朋友。

　　1936年底，阿西莫夫一家搬到了他们的第四家糖果店附近，糖果店位于温莎街上，靠近希望公园，艾萨克对这家店铺的印象最为深刻。在这个店中，他对科幻小说的迷恋越来越深，少年时期就这么度过了。

　　这次他们的家没在店铺大楼上，而是安在了街道对面。这是艾萨克那时住过的最好的房子。几年来，阿西莫夫一家的糖果店一直收益颇丰，良好的经济基础使得他们能在更繁华的街区找一套更宽敞的房子住。艾萨克第一次有了自己的房间，并获许将科幻杂志留在壁橱里。住在里奇伍德街时，根本没地方搁书，30年代早期的《惊奇》与《惊诧》均被随手扔掉，而这些书到了现在仍被认为是有价值的收藏物。

　　这个家给艾萨克留下了美好的回忆。阿西莫夫一家在这儿一住就是16年，是他们居住时间最长的地方。25年后，当艾萨克重返旧地时，却发现店铺已成为废墟，房屋也被出租给了别人，不禁悲从中来。

　　在温莎街，阿西莫夫开始了认真的创作。他很清楚地记得，1937年5月29日这一天，他坐在打字机旁认真地写第一篇连贯故事时的情形。在此之前，他一直在学打字，并为校刊写报道及稚嫩的新闻稿，偶尔也试着写点支离破碎，构思不佳的小故事。这篇作品就是《宇宙之钻》，故事的主人公是个时空旅行者。在这部最早的作品中，阿西莫夫已经知道了运用现代科学概念，并在此基础上，发挥合理的想象编织出整个故事。

　　在1937年的春天和初夏忙着写这篇作品的同时，艾萨克也意识到得挣点钱为二年级做准备。上个暑假，他靠打工每周赚的15美元，都用在了买书和路费上，所剩无几。为减轻父母的负担，他到学院的心理系做助手。他的工作是为心理系主任格列高里·雷泽伦教授打杂，其中一项是参加一个小组，为教授制作所需的统计表。但阿西莫夫很快就发现，他不是个能与人合作的人，总是自顾自地准备自己的表格，并在教授的指定范围外做自己的研究；当他实际上与系里的其他人进行合作时，又总是为各种小问题与别人发生争执，并明确表示自己是对的，别人都是错的。他无法再在小组中呆下去了，大部分时间都是自己干，而教授之所以没让他走人，是因为尽管他无法与别人合作，但确实能干出点名堂。

　　艾萨克发现自己难以与别人合作，这无疑是他从未有过文学代理人的原因。据出版商们称，与他一起准备书稿非常愉快，但那是因为他写书，他们出书，出版商们尊重他的意见，他也尊重他们的付出，他们并非干同样的工作或就某一工程紧密地配合。当然，他与弗雷德·波尔短暂的合作是个例外。

　　为庆祝1938年新年，这一天也碰巧是他18岁的生日，他写了一篇日记。他终身都保持着写日记的习惯，尽管有时候热情会有所消退。据他自称，这些早年的日记像小报告一样，都很乏味，但还是为探索他心灵深处的情感或动机提供了宝贵的线索。从一开始他就决定，自己的日记只能记载事实，以便日后论定是非，而不是用来记载幻想或对生活的梦想及其他更深的思考。

　　中学时代，阿西莫夫是个有天分但又爱闹腾的学生，进人大学后仍然如此。尽管他的成绩一直都很好，但许多讲师都开始讨厌他。一年级还没上完，差点就有二门课不让再修。因为他总是在课堂上插科打泽，拿老师取笑。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聪明，他早就被赶出去了。

　　有一件事差点断送了他的大学生涯，令阿西莫夫到老都无法忘记。三年级时，他决定选修英国文学，当时讲授这门课的是才华横溢、口若悬河的莱恩教授。莱，gy教授是个戏剧迷，经常兴致勃勃地向学生介绍他新近看过的戏剧，但也是个非常严厉的人，从未有人敢与他作对或对他的观点提出质疑。有一次讲课时，莱恩决定给学生介绍一下他刚看过的莎士比亚的戏剧，当时城里正上演着这些最新排练的剧目。

　　事有凑巧，阿西莫夫最近也刚听到有关“布莱克斯”的消息。“布莱克斯”是当时的一种下流剧院，那一年的头条新闻就是纽约的道德模范市长费尔莱罗·拉加蒂尔下令关闭了城里所有的“布莱克斯”剧院。就在莱恩在教室里踱着方步，以近乎可笑的热情，细致地介绍着他看戏的经过，描绘着演出的精彩场面，声称自己为学生感到惋惜，因为他们今生无缘看到那种场面，感受不到那种无与伦比的演技时，被莱恩夸大其辞的演说搅得很不耐烦的阿西莫夫突然大声地插嘴道：“是的，我们是看不到了。拉加蒂尔把它们都关闭了，我们怎么能看到呢？”

　　话刚出口，阿西莫夫就后悔了。教室里先是一片寂静随后爆发出无法抑制的大笑。哭笑不得的莱恩试图让学生们安静下来，但毫无效果。这时，下课的铃声响了，莱恩飞快地离开了教室，同学们也鱼贯而出，边走还边拿阿西莫夫的话开玩笑。阿西莫夫躲过了批评，但他没走，在教室里和西尼·科恩商量着被学校开除后的工作问题。

　　幸运的是，莱恩教授似乎并没有把阿西莫夫的话放在心上。第二周上课时，他向阿西莫夫眨了眨眼，意味深长地点了点头，事情就这么结束了。这门课修完后，阿西莫夫取得了很高的分数，莱恩教授还专门提出了表扬。

　　阿西莫夫善于对事物做出快速、机智的评论，而且往往带有天然的分析倾向。他的这一天赋，为他在生活的另一领域起到了极其有益的帮助。上大学时，阿西莫夫就开始向科幻小说杂志投稿，对每期的故事进行评论，并按故事要素标准打分。这一举动所引起的反响起出了他自己的预料。首次看到自己的名字印在《惊奇》杂志上，艾萨克激动不已，对科幻小说更加着迷。1938年5月10日，《惊奇》杂志未能如期出版，阿西莫夫有些担心了，几天过去后，仍未见到该杂志出版时，他沉不住气了，决定去出版社看个究竟。当时，《惊奇》杂志是由斯特瑞特与史密斯出版社出版的。接待员将他领到五楼一位叫克利夫德先生的办公室。这位先生解释说，出版日期已改为5月30日。阿西莫夫这才心满意足地回家等待他的杂志。果然，第二天杂志就到了。

　　回首往事，阿西莫夫觉得这件看似无足轻重的小事，实际上是他一生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正是这件事促使他走上了创作科幻故事的道路。当时他心目中的英雄，就是那些在每期《惊奇》与《惊诧》上发表文章的作者。当某期杂志未能按时收到时，他发现自己对这些杂志的依赖已经很深：如果没有这些杂志，唯一的弥补方式只能是自己动手写故事了。

　　对斯特瑞特与史密斯出版社的拜访，还使阿西莫夫意识到杂志上的那些作家并非高不可攀。他可以轻而易举地就走进了出版社，走进了那个收集故事，并对它们进行甄选、发表的地方。为什么就不能作为一名作家而迈人那个世界呢？这时，他想到了《宇宙之钻》。这部作品尚未完成，还躺在家中的抽屉里。几分钟内，他乘地铁由出版社返回到家中，将自己第一次认真创作的作品拿在手中。看到稿纸已略微有点卷角，他当时便下定决心，要改写这部作品，并将他投给《惊奇》杂志。

　　阿西莫夫没有向任何人透露过他的《宇宙之钻》及写小说的想法。在对故事做了满意的修改以后，他还得决定怎样才能以最好的方式将它投递到《惊奇》杂志社。他去和父亲商量，父亲建议他亲自把稿子交给坎贝尔。他吃了一惊，但事实证明，这确实是他得到的最好建议。

　　阿西莫夫与坎贝尔初次见面是在1938年6月21日。当时，阿西莫夫还是个年仅18岁的大学生，而坎贝尔比他年长10岁，已是位功成名就、经验丰富的杂志编辑。坎贝尔收下了阿西莫夫的稿子，说一定看，几天后就能还给他，同时做出答复。对于坐在大编辑对面的阿西莫夫而言，坎贝尔同意见他已经是很了不起的事了。

　　自然，坎贝尔没有发表《宇宙之钻》，而是如约在两日内将稿件还给了阿西莫夫。他的批评不带任何感情色彩，从文章的开头到人物性格塑造、单薄的故事情节乃至结尾，将故事批得几乎毫无是处；但尽管是全篇否定，坎贝尔在信的结尾还是写了几句鼓励的话，使阿西莫夫保留了一丝希望，让他觉得尚未彻底失败，应该继续努力，再进行尝试。作为一名编辑，坎贝尔拥有高超而又少见的技巧——毫不留情地指出作品的弱点，必要时甚至完全摧毁，但仍为作者保留一丁点希望。对任何编辑来说，这都是很重要的一项技巧。

　　阿西莫夫很快便开始投入了新的创作。这次退稿令他受益匪浅，并由此与坎贝尔建立了联系。他认为自己已经弄清楚了一篇“惊奇”故事应有的文体与要素，于是便开始写一篇6000字的新篇《偷乘者》。

　　《偷乘者》讲述的是一些人前往木星的一颗卫星加里斯托，结果发现这个星球上住着一群对磁场有反应的奇怪动物。

　　与此同时，阿西莫夫每月继续在《惊奇》杂志上发表评论文章，甚至还收到了一些作家的回信。这些作家定期在杂志上发表作品，有的对他的评论提出了疑问，有的则感谢他的指正。阿西莫大无意之中展开了自己的联网活动。正是这些信件，促使他在6月的一个下午首次进入了坎贝尔的办公室，与众多的作家、读者建立了联系；而正是这些作家和读者，引发了科幻小说的革命，使得《惊奇》与《惊诧》这两份杂志能正常运作。

　　阿西莫夫又开始了孜孜不倦地创作，直到6个月后的1939年1月1日，坎贝尔终于看中了他的一篇作品《艾德·阿斯特拉》，将它登在了《惊奇》上。在此之前阿西莫夫共计拜访坎贝尔7次，收到退稿9次。

　　1939年初，是阿西莫夫写作生涯中一个硕果累累的时期。在坎贝尔将他介绍给《惊奇》的读者之前，他已卖出了一部作品《被放逐的背心》。他的这篇最早的作品，曾被坎贝尔拒收，但《惊诧》杂志在1938年10月21日收下了它，并将它刊登在1939年1月的《惊诧》上。今天，它已成为阿西莫夫最著名的一篇故事。1939年2月，阿西莫夫与小杂志《科学故事》达成了第三笔买卖。《科学故事》与《奇异故事》是姐妹杂志，至此他算是真正入了行。

　　坎贝尔收下《艾德·阿斯特拉》，并不是受了阿西莫夫在《惊诧》获得成功的影响。他是看中了这篇故事本身的优点才接受的。《被放逐的背心》受到了《惊诧》杂志读者的热烈欢迎，阿西莫夫收到了读者的一些卡片与便条，他们认为这是一月号上最棒的故事。

　　阿西莫夫自然从自己的第一笔交易中赚到了钱。那时候从事写作不是非常有利可图，给他的酬金是按每个字半美分到一美分计算的。这意味着6900字的《艾德·阿斯拉特》为他挣了69美元。杂志不同，酬金也不同。大杂志的发行量大，当然给的就多，而《科学故事》给的就少点。

　　科幻流行杂志的书迷与读者们开始注意到阿西莫夫。他的故事也越写越多，越写越快。阿西莫夫的一位朋友及科幻小说写作同行弗雷德·波尔提出做阿西莫夫的代理，并帮他改写被退回的作品。开始时，阿西莫夫对这个提议不是很热心，因为他自知是个很难与人合作的人，但过了没多久，他答应试试看。两人的伙伴关系在1939年没持续几个月，只取得了一点点成功：波尔帮他在几家小杂志上发表了几篇故事。

　　波尔作为评论家比做代理更合适。阿西莫夫一直铭记着自己在事业上遇到困难时波尔给予的帮助与鼓励。那时的阿西莫夫刚人行，还很稚嫩，他常常答应写心中没数的东西，结果只能自食其果。

　　这次短暂的合作使波尔与阿西莫夫成了了好朋友，但两人均认为，他们还是保持私交为好，这要比他们成为正式的商业伙伴强得多。

　　取得这些早期的成功后，阿西莫夫正式成为一名流行杂志作家，他忙碌了起来。除1942年中某一短暂时期因家务与战争的影响他曾暂时搁笔外，他几乎每月都在科幻小说杂志上发表作品。这时的阿西莫夫还只是个大学生，一边得争取学位，一边为家里分忧解难，同时还得为实现自己的写作梦而努力。

　　30年代末40年代初，新兴的科幻小说俱乐部犹如雨后春笋，遍布美国各地，其中以纽约尤甚，因为主要的几份科幻杂志都是在这里出版。通过写作及参加一些科幻小说俱乐部，阿西莫夫终于交上了几个朋友。

　　阿西莫夫参加的第一家俱乐部是“大纽约科幻小说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名字毫无特色，会员主要是来自纽约5个区的一群少年流行科幻小说迷，定期在昆斯区聚会。

　　聚会时，会员们探讨各种杂志上刊登的科幻小说，朗读自己的作品，或就某篇故事的一个小细节给杂志写信，而其中最重要的则是攻击别的俱乐部。孤僻的阿西莫夫被这种少年的狂热深深吸引了。完成大学功课，做完店里的活，傍晚时分穿过纽约，对他来说简直就像是冒险。尽管他已满18岁，但晚上很少出门，参加俱乐部给他单调的生活增添了新花样。

　　当时的科幻小说俱乐部寿命都不长，发展到一定阶段后，会员们常常因对科幻小说的持的一些小分歧发生争吵，这些争吵往往升级为两败俱伤的混战，最终导致俱乐部的解体。然后，经过合并、重组，成立了新的、同样短命的俱乐部，而会员与原来的那班人并没什么区别。

　　阿西莫夫是个不善与人合作的人，但在两派相争的斗争中，他却令人诧异地扮演了中间人的角色，出现分裂后，他总是两边讨好。阿西莫夫并未将俱乐部内不同阵营间的小打小闹当回事，也无意在这个拥挤的科幻小说迷的小圈子内成为某种形式的“领袖人物”或得到什么荣誉。他只是对阅读、写作科幻小说感兴趣，并没有成为小圈子内大人物的野心。

　　阿西莫夫年轻时期，科幻小说俱乐部的成员几乎都是男性。三四十年代，除了仅有的几个例外，科幻小说几乎是男性的特权。这种风气在近代改变了许多，可能是因为好莱坞影片的影响。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俱乐部结识了许多男友，其中一些人，如山姆·莫斯何维茨、弗雷德·波尔、斯普雷格·德·坎普等，还成了他的终生好朋友。当时，最有名气的俱乐部是“未来者”俱乐部，后来的一些文坛名人，如弗雷德·波尔、詹姆士·布利斯、丹蒙·耐特、罗伯特·亨纳恩，当然，还有艾萨克·阿酉莫夫，都曾在不同时期成为其成员。这个阶段对阿西莫夫成长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有着重要的影响，它使阿西莫夫能与志同道合的人交流自己的思想，探索在科幻小说创作领域哪些是可能的，哪些是不可能的。科幻小说，尤其是当时的科幻小说，是科幻迷自娱自乐的作品。任何一位作者在谋求发展的过程中都必须注重了解自己的行业情况，“未来者”俱乐部中的思想交流为阿西莫夫的早期作品提供了创作素材，亨纳恩、波尔及其他一些作家也从中汲取了最初的创作能量。

　　艾萨克的少年时代几乎没交过女朋友，因为他的时间大多用于在科幻小说俱乐部讨论宇宙飞船与时空旅行了。直到20岁，他才开始与女孩约会。他的第一任女友，是大学化学系一位名叫艾琳的女生。虽然他们之间的关系没维持多久，并且也没撞出什么火花，但从1939年冬到1940年初这段时间里，他们还是断断续续约会了几次，使得艾萨克首次有了与女孩子交往的经验。尽管艾萨克当时已是个小有名气的短篇小说作家，并在自己的银行帐户中存了几百美元，但他却不知潇洒为何物，对调情一窍不通，遑论扮演一名绅士了。对第一位女友多少有些吝啬，他总是请她到便宜的小饭馆吃饭：他心痛钱，不愿将前花在戏票或吃顿豪华大餐上。

　　与艾琳刚开始约会，就发生了一件事，几乎断送了他们刚起步的关系。1940年，艾萨克带艾琳去参观世界博览会。艾萨克觉得，经过6个月的接触，他们的关系应由纯精神阶段跃进到实质性阶段。他认为带艾琳去博览会坐穿山车，将为实现这一飞跃起到推动作用。按他的设想，当车转到可怖的高度时，艾琳肯定将吓得直往他怀里钻，这时他就可以乘机吻她一下了。但事与愿违，艾萨克自已被可怖的高度吓傻了。当车跃上第一个顶峰时，他吓得紧紧抓住艾琳，甚至尖叫了起来。车停下时，他已抖若筛糠，整个晚上都不得不忍受着艾琳的冷嘲热讽。

　　和艾琳的关系很快就结束了，他又恢复了旧日的生活——与男友们来往、上学、帮父亲料理糖果店并继续他的科幻小说写作（这是最重要的）。几个月后，他又遇到了一位年轻女士杰特鲁德。

　　1942年初，艾萨克通过一位朋友吉·哥尔德伯格认识了杰特鲁德。艾萨克在“未来者”俱乐部呆了一段时间后，转到了布鲁克林作家俱乐部，在那儿结识了吉·哥尔德伯格。吉的女友丽想让自己的一位朋友见见吉，评判一下他作为托付终身的对象是否合适。显然，如果能组成两对是最好不过了，于是吉找到了艾萨克。

　　他们花了几周时间才最后定下约会的时间和地点，四个人终于见了面。吉曾向两位女士介绍说，艾萨克是位留着胡子的化学家，还是个俄罗斯人。一年前艾萨克确实留了胡子，但1942年初他已将胡子剃掉了。说他是个俄罗斯人，他对俄语一窍不通，而且他当时还只是个正与化学课较劲的学生，但无论如何，第一次约会很顺利。

　　从艾萨克自己对这段往事的回忆来看，他显然更在乎这次约会给他造成的经济损失，而对是否与杰特鲁德保持联系并不是很在意。

　　当时的艾萨克还是个愣头青，不知如何穿衣打扮，对时尚毫无兴趣，更不知如何有利地把握社交机会。他还只是个22岁的青年学生，性格内向却又口无遮拦。他出身于劳动阶层，父母是移民，没什么钱。他身上有种心不正焉的气质，属于那种“傻教授”型的人，人长得也不是很精神，看上去甚至还有点蠢笨，说起话来带着很浓的布鲁克林口音（这一特色伴其一生），连他自己都承认，有时单纯得连他自己都觉得不好意思。说完了这些，该回到正题上来了。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有了发展。继1942年2月的第一次约会后，他们一直保持着联系。刚开始时，他们还是与吉和丽一起出去，后来两人便单独行动了。他们或是去曼哈顿看场电影，或是找个便宜的地方吃顿饭。

　　即使在笨拙的青年时代，艾萨克也是个讨人喜欢的人。十几、二十岁时，他根本不知道如何与女性相处，与那些高手相比，确实显得可笑。他在大学里不停地惹麻烦，但他坦诚、亲切、可靠一女人们总是很欣赏男人这些优点的。并且，他无疑是很聪明的，毫不羞于展示自己的才智。在开始第一次正式约会的同时，艾萨克有了改变。尽管他从未学会老于世故，仍保持着孩子般的单纯的幽默感，但突然间，他有了自信。在这个时期，他发挥出了潜力，变得风流起来。许多后来认识他的人都觉得很难想象，阿西莫夫曾是一位在女人面前不知所措、害羞而内向的人。在他20岁刚出头时，他对社会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自那以后，他对异性的态度也就完全不同了。几乎是一夜之间，他由一个见了女人便瞠口结舌、不知所措的小男孩变成了一个抓住一切机会、对任何女人都大献殷勤的男人。

　　对这一变化所能做出的最好解释，就是自1942年起，艾萨克从感情上和智力上都独立了。另外，他适应了大学生活，并在学业上小有成绩。和杰特鲁德在一起的感觉不错，他没费什么劲就给对方留下了好印象。最重要的是，他写了几篇成功的故事。他向自己及科幻小说界证明了他能写出商业性强、又有水准的作品。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印成了铅字，他的虚荣心得到了极大的满足。阿西莫夫一辈子都是个喜欢让人奉承的人，这使他性格中长期被压抑的一面得到了释放。突然间他发现自己不再是那个满脑子只是科幻小说、不谙世事的古怪少年，开始能与女性交流了，而在此之前，女性对他来说一直是个未知数。有了新的性意识后，他对女性的态度多少有些放纵起来。从那时起，他已不仅仅是个爱说俏皮话的聪明小子，逐渐成了个花花公子。

　　可笑的是，促成艾萨克这一转变的竟是杰特鲁德。在他颇具成就的学业及早年流露出创作才华的基础上，杰特鲁德推了他一把，使他加入了成年人的行列。

　　杰特鲁德生于1917年，几乎比艾萨克大出3岁。她以前一直住在加拿大，19岁时，全家搬到了纽约。她的生活比艾萨克要精彩得多，也交一些男朋友。

　　艾萨克初遇杰特鲁德时还是个童男子，性方面一片空白，但他与杰特鲁德似乎很快就达成了默契。他们刚认识时，艾萨克显然是穷追不舍，杰特鲁德则表现得相当矜持。无论怎样，这段爱情还是开出了花朵。杰特鲁德被邀请到艾萨克家做客，艾萨克也得到了回请。两人开始正式谈情说爱。

　　三年的大学时光对艾萨克来说是个不间断的奋斗过程。这段时间内有三件事情对他来说意义重大。首先，他的科幻短篇小说写作不断取得进步。他收到了很多退稿，但从不气馁，经过不停的努力，终于将故事卖了出去。他不断从坎贝尔那里，从他的朋友们、科幻小说迷们及一些青年作家那里得到启迪。认识杰特鲁德时，他已卖出了许多故事。仅1941年一年，他靠写作就挣了1000美元——虽然算不上是笔大财富，但交学费已绰绰有余。

　　艾萨克关心的第二件大事便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他从一开始就关注着这场战争。尽管他对宗教一无所知，但他确实把自己看成是全球犹太人团体中的一员。他认为希特勒对欧洲犹太人的迫害就是对他的迫害。他有一种受挫感，但又无能为力。

　　1941年，德军两线作战。战争进人了对峙阶段。俄罗斯的冬天及苏联红军阻拦了希特勒的东进，但在西线，英国和德国的庞大军队在远东和非洲均陷入了僵局。

　　1941年12月7日，星期天，日军轰炸珍珠港，美国正式参战。阿西莫夫非常兴奋。他意识到，战争是一种疯狂的行动，数百万人因为战争而失去了生命与家园，大国也因参站而被拖垮，但他同时也意识到，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挫败希特勒。他相信美国是站在正义一边的，并且坚信盟国必胜，这只不过是个时间问题。

　　第三个问题，也是他青年时代最沉重的包袱，那就是他的学业。1939年9月，他达到了学业标准，进入了研究生院。他仍是哥伦比亚的学生，但依旧入不了一等公民的行列，问题的根源仍在于种族隔离。另外，他与学院里许多有影响的教授均有过节，这些教授如打定主意不让他过好日子，他只能自食其果。

　　当时任哥伦比亚大学化学系主任、曾获得过诺贝尔奖的尤雷教授，就很不喜欢艾萨克。两人有过许多小冲突，尤雷明确表示，他根本就没功夫理会艾萨克·阿西莫夫在尤雷的课上成绩不佳，其他的许多课程也仅勉强达到标准。尤雷认为，阿西莫夫是个自以为是的懒学生，永远也不会有什么出息。阿西莫夫永远都不会讲出实情：他一边得尽最大努力完成学业，一边还得帮家里料理生意，每日乘地铁往返奔波数小时，还得写科幻小说挣学费。

　　1939年，在学院的研究生选拔会上，尤雷煞费苦心，企图让阿西莫夫落选，但他失败了。但是，令阿西莫夫生气的是，尤雷的一项提议获得了通过。他提出先让阿西莫夫试读一年，如届时能按要求取得学分，才可转为正式的研究生，否则就退学。

　　当时，欧洲的战事不断升级并到了紧要关头，而在这整整一年中，阿西莫夫收敛了写作的热情，全身心地投人到了学业中，最后终于排除了障碍。他晚上学习到深夜，早上还得早起帮店里干活；他在地铁往返途中看书，并与一切朋友失去了联系。1940年底，他以优异的成绩正式成为哥伦比亚的研究生。

　　医学院是阿西莫夫所面临的下一个难题。有一段时间，他不仅对上医学院不抱一点希望，甚至坚决反对这个决定。不巧的是，父母一心想让儿子成为医生。在他们看来，哲学博士的学位毫无价值。阿西莫夫对此不以为然。

　　那时，他已对纯科学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尤其是化学。他在大学里学习困难，不是因为没掌握学习技巧或对学习缺乏兴趣，而是因为生活中的其他压力。他也不喜欢哥伦比亚的教育体系。在塞斯罗学院学习时，一年未满，他就意识到自己要比大多数给他上课的教授们聪明得多。他们中的许多人乏味无比，除了自己的专业外，几乎一无所知，对这种人阿西莫夫无法肃然起敬。

　　事如人愿，他果真不用再为上医学院苦苦争辩，也不用再做任何决定了，因为没有一所医学院愿意录取他。阿西莫夫松了一口气，开始为自己的将来做打算。

　　父亲朱达自然很沮丧，认为这是儿子学业上的失败。阿西莫夫费了很大的劲说服父亲，让他相信事情并非那么糟——他说这没准是件好事，况且今后的日子还长着呢。

　　艾萨克决定去哥伦比亚，取得化学硕士学位。这样他就有资格从事研究，进而取得博士学位。1940年，他通过了研究生的考试。1942年初，在认识杰特鲁德前，他取得了哥伦比亚的硕士学位。在此期间，他过了一段相对轻松的日子。硕士学位考试并非容易之事，所以他仍得努力，到时他将全力以赴。他知道，只要自己认真听课，做好笔记，并多看些书，保持对化学的兴趣，就一定能通过考试。

　　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满怀着新的兴趣与热情，又开始了科幻作品的创作。他恢复了与坎贝尔及当地科幻小说俱乐部朋友们的联系，并在写作上取得了巨大的进步。从1940年到1942年，他陆续发表了最早的机器人故事、经典短篇小说《夜幕》以及后来被收人《基地三部曲》的一些早期作品。

　　阿西莫夫的决定——稍稍放松点学业，专心从事写作——被证明是明智之举。与1940年的研究生人学考试相比，硕士资格考试没费什么周折就通过了。1942年2月2日，他顺利取得了硕士学位，并马上开始申请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课程。

　　1942年初对阿西莫夫而言是段快乐的时光。他获得了硕士学位，银行里存了1000多美元，还发表了许多作品。尽管欧洲战事绵延不绝，自己前途未卜，但他还是很乐观。1942年4月，他鼓起勇气向杰特鲁德求婚，那时他们刚认识没几个月，可能他是有点操之过急了，杰特鲁德被吓了一跳，但艾萨克却非常认真。他的求婚无疑进一步表明了他对自己有信心。

　　杰特鲁德拒绝了他，并曾试图结束他们的关系。她甚至告诉艾萨克，她不爱他。尽管她说这话时一本正经，但他并没有因此而气馁。有一段时间，他不再提这事，但不到一个月，在劝说杰特鲁德与他继续保持一般的朋友关系后不久，他又发动了进攻。那天，他与杰特鲁德在哈德逊河边漫步了数小时。两人边走边谈，最终他说服了杰特鲁德，接受了他的求婚。

　　阿西莫夫的生活以惊人的速度发生着戏剧性的变化。在将被逐出大学校园的危难关头，他排除万难，转危为安，并取得了学习博士课程的资格；在科幻小说界，他得到了书迷与同行们的认可，并且还赢得了自己所爱姑娘的芳心。虽然前途荆棘密布，但在1942年的春天，阿西莫夫无疑正处在事业与生活的一个浪尖上。

　　就他的事业而言，20世纪40年代早期是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创作最具成果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他开始确立自己作为美国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之一的地位；他是坎贝尔的少数几个宠儿中的一个，同时，他也是科幻小说“黄金时代”的一盏引路明灯。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四章　机器人






第四章　机器人

　　阿西莫夫在25岁之前，便创作了《基地三部曲》中的大部分故事、十几篇机器人故事及科幻经典之作《夜幕》，这实在令人惊叹不已。并且，他不是那种年轻时辉煌一阵，尔后便悄声匿迹的作家。尽管阿西莫夫光凭《基地》及一些机器人故事就可能名垂文坛，而他却在这些早期成就的基础上开创了他辉煌的写作生涯。

　　阿西莫夫的第一部专业作品是发表在1939年1月《惊奇》杂志上的《被放逐的背心》。这是个关于运用科学技术谋求生存的故事。它确立了阿西莫夫的写作特色——在故事中精确地虚构科学。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有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通过科学认识解决问题。《被放逐的背心》就非常鲜明地突出了这个主题。这篇故事构思简单，没有次情节，人物的性格刻画很少，也无曲折之处。它实际上不过是个文学谜语，只因为是阿西莫夫的第一篇专业之作，所以才出了名。不算他早期创作的机器人故事，应该到他的第32个短篇《夜幕》问世，他才开始真正成为名副其实的短篇小说作家。像阿西莫夫的许多早期作品一样，《夜幕》是在对坎贝尔的一次拜访中诞生的。

　　那是在1941年3月17 R，当时坎贝尔正在着拉尔夫·沃尔多·爱默生的一篇小说《自然》，第一章中的几行字深深打动了他：

　　　　如果千年之中，星星只在一个夜晚出现，那么

　　人们该会怎样虔诚地膜拜，并世代缅怀上帝之城

　　的丰采……

　　坎贝尔将书递给了阿西莫夫，让他看这段文字。待他看完后，坎贝尔问：“你认为会发生什么事呢？”看到阿西莫夫一脸茫然，坎贝尔笑了。他一本正经地说：“我以为，如果一千年中，人们只能在一个晚上看到星星，他们非疯了不可。我希望你写这样的故事。”就像人们所说的那样，剩下的工作就是编写历史了。4月9日阿西莫夫将文稿交给了坎贝尔。

　　阿西莫夫晚年时，仍清楚地记得写《夜幕》时的情景。当时他尚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写一篇有史以来最著名的科幻故事。它后来曾多次被评为最佳小说。对阿西莫夫来说，它不过是第32个故事罢了。同时，他对《夜幕》也非常敏感，因为有些人过分地吹嘘坎贝尔对这篇作品的贡献。阿西莫夫非常正确地认为，被要求就某一主题写篇故事是一回事，回家后面对白纸，打出题目，开始实际写作完全是另外一回事。

　　阿西莫夫后来视《夜幕》的诞生为其事业上的一个转折点。尽管1941年前，他已开始为许多杂志定期写稿并被坎贝尔视为其麾下可能是最有前途的作家，但直到《夜幕》诞生，他才被推到了科幻文坛的水银灯下。在《夜幕》发表前，坎贝尔麾下的其他许多作家均已成名，如亨纳、范·沃格特与德·坎普。但在《夜幕》发表后，阿西莫夫成了科幻文坛最耀眼的新星。

　　年复一年，《夜幕》一直被认为是有史以来唯一篇最精彩的科幻短篇。30年后，“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这么一个有权威的机构也对它做出了如上评价，这更提高了它的声望。然而，阿西莫夫从未将它视为自己最喜爱的作品（他的最爱是《最后的问题》、《活了二百岁的人》和《丑陋的小男孩》）。

　　那么，《夜幕》到底有何独到之处，竟能打动那么多读者的心，并在半个多世纪里独领风骚呢？

　　《夜幕》的故事发生在拉加斯行星上的沙罗城内。故事围绕几个主要人物展开，他们是：记者莱尔蒙762，沙罗天文台台长艾顿77，及心理医生夏琳501。

　　拉加斯星球上有6个太阳。每隔2049年，5个太阳将同时落下，而剩下的一个太阳贝塔则将被一颗巨大的卫星遮住，从而使拉加斯星球在半天时间内陷入一片黑暗。传说夜幕降临时，星球上的人将陷入疯狂，因为在6颗太阳的普照下，他们日夜生活在耀眼的光明中，根本不知黑暗为何物。

　　一个迷信“夜幕”的宗教组织在拉加斯星球上壮大起来。这个被称为“卡尔特”的组织到处传播《启示录》，书中称日落时，“卡尔特”的信徒将看到被称为星星的物体。

　　事情发生在沙罗大学天文台。那里到处人心惶惶。尽管他们都是科学家，但“卡尔特”的影响已深人人心。科学家们的家人及政府官员虽已采取措施远离了各居民点，但因为这个星球的人们日夜生活在光明中，从未发明过任何形式的光技术，因此，他们就不能躲在灯火通明的掩体中，等待太阳的重现。他们最多只能靠火焰与燃木取光。

　　心怀疑虑却又不知究竟的记者莱尔蒙762被派往天文台对日落进行报道，在那儿他遇见了心理学家夏琳501。两人在天文台私下进行黑暗实验，想看着黑暗到底是怎样的。天文台的两名宇航员也失踪了，当他们再出现时，他们宣称自己曾在一间黑屋中做了实验，觉得黑暗极为恐怖。自然，几个主人公均未意识到他们面临的真正问题。

　　《夜幕》中有两个精心编织的次情节。第一个是关于“神秘隧道”。它讲的是两年前，在琼格勒100周年展览会的集市上，出现了一个黑洞洞的隧道，在它被关闭前，有数百人发了疯，三人丧了命。

　　第二个情节是关于出现在天文台的一名宗教狂，拉蒂莫25，为执行破坏实验的使命，他混入了天文台。他与“卡尔特”的首领们都认为实验是亵渎神灵的。

　　当最后一颗太阳出现日全食，整个星球陷入一片黑暗时，故事达到了高潮。200年来第一次，人们看到了星星。他们所见的，并不是我们在地球上透过被污染的大气层看到的点点繁星。拉加斯星球处在一个巨大星系的中央，夜降临时，天空被阿近无数颗明星照得雪亮。

　　《夜幕》之美，在于阿西莫夫选择了一个深得读者之心的宇宙主题，我认为这也是这篇作品成功的关键。它讲述的并不仅仅是使拉加斯居民发疯的黑暗，如果只是这样，那是很肤浅的；它揭示了一种突然的领悟，一种对宇宙中还有其他星球、可能还有其他文明存在的认识。拉加斯人领悟到，宇宙并非只有他们居住的星球那么大，它是无限的——对从未意识到这一点的拉加斯人来说，这是很可怕的。

　　《夜幕》的故事节奏掌握得恰到好处，阿西莫夫成功地缩短了读者与外星人之间的距离，让我们认识了与你我完全不同的拉加斯人。同时，故事又兼顾到了一部刺激之作应有的速度。

　　阿西莫夫还在故事情节中溶入了历史深度。我们了解到了拉加斯的科学发展情况——他们近期总结出万有引力定律，但在其他许多方面又比20世纪的地球科学家高明得多。当然，这是有可能的。在一个拥有6个太阳的星球上，计算引力效应肯定比牛顿发现引力时要难得多，毕竟地球只有一个太阳。

　　《夜幕》是个阴惨惨的故事，全骗给人一种下意识地做恶梦般的感觉。我们预见到了主人公所不知的结局，故事未结束，我们就意识到他们不会喜欢将要看到的景象。在故事的结尾，人们开始疯狂地放火焚烧一切，企图遮住可怕的星星。文中最后一段话让人不寒而栗：

　　　　在窗外的地平线上，在沙罗城的方向，一片红

　　光开始冉冉升起，越来越亮，这不是太阳的光辉。

　　漫漫长夜已至。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夜幕》，载《惊奇》杂志1941年9月。

　　所有的希望统统破灭了。与他的其他作品相比，在这部短篇中，阿西莫夫笔下的人物更有深度、更有个性、更有人情味。

　　评论界对阿西莫夫最普遍的批评是：他似乎不会表达人类真实的情感，无法通过人的表面揭示其内心。他总是对机器、技术、科学正确性、阴谋与巧妙的计划更感兴趣，而对任何与感情有关的东西或真正富有哲理的东西漠不关心，但这部短篇是个例外。

　　文学评论界与曾出过一本评论阿西莫夫作品之书的小约瑟夫·卜帕特罗奇博士都认为《夜幕》稍稍有些生硬。但我不这样认为。阿西莫夫的许多短篇确实如此，他的说明总是太繁琐，人物缺乏生气，为追求情节而忽略了一部好作品所必须具备的其他方面的细节，但《夜幕》不在此列。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甚至可以原谅他蹩脚的英文语法（这些错误不仅仅出在《夜幕》中），在我看来，《夜幕》是阿西莫夫最优秀的短篇。我衷心地希望，在下一个50年代中，它仍能保持“最佳科幻短篇小说”的桂冠。

　　坎贝尔对《夜幕》也很满意，在做了小的改动后，他按例为《惊奇》收下了这篇作品：他从不给阿西莫夫去信，告诉他作品已被采用，而只是给他寄张支票。

　　阿西莫夫在4月24日收到了这张金额为150美元的支票，他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按每字1美分计算，《夜幕》共计12，000宇，就是120元，坎贝尔显然多付了。阿西莫夫是个非常诚实的人，他马上打电话给坎贝尔，指出这个失误。令他高兴的是，坎贝尔并没有算错帐，因他对这篇作品评价甚高，所以按每字1．25美分付了钱。不仅如此，《夜幕》还上了《惊奇》杂志的封面，阿西莫夫三年的梦想终于实现了。

　　阿西莫夫对《夜幕》的一个小失望也与坎贝尔有关。坎贝尔未征询阿西莫夫的意见，便擅自在终稿上加了自己写的一小段。阿西莫夫对此作法有三个不满之处。

　　首先，他不同意坎贝尔在未经作者同意的情况下擅自进行编辑改动的行为。公平地说，坎贝尔很少这么做，即使作了改动，也比许多其他编辑审慎得多。第二，在坎贝尔添加的段落中提到了地球。阿西莫夫正确地指出，这与故事的其他部分不一致。拉加斯星球上的人显然对地球的存在一无所知，因为阿西莫夫在故事中小心地避开了地球。尤其令阿西莫夫生气的是，许多读者与评论家后来都以此段落为证，称阿西莫夫能写出富有诗意的东西，尽管他一再申明自己没有这种才能。

　　阿西莫夫指出，这一段落不合他的本意，他提到地球是个极为严重的文学错误。坎贝尔在星星出现后插入了这么一段：

　　　　这些不是地球上能看到的3600颗闪着微光

　　的星星。拉加斯是一个巨大星群的核心。三万颗

　　巨大的恒星冷冷的放射出援人心魄的清辉。它们

　　洒下的阵阵寒意，胜似这荒凉冷漠的世界上吹过

　　的刺骨寒风。

　　这显然不是阿西莫夫的风格。很可能这就是坎贝尔对它施以厚爱，而阿西莫夫却未将其列入自己最喜爱的五篇作品之列的原因。

　　在开始《夜幕》的创作前，阿西莫夫已写了三部机器人短篇。按写作时间的先后顺序排列，它们是：《罗宾》、《理智》与《撒谎者》。其中的第二部《罗宾》刊登在1940年9月的《超级科幻故事》上。当时该杂志的编辑是阿西莫夫的朋友弗雷德·波尔，他慷慨地付了39美元的稿酬。

　　《罗宾》（以《陌生的玩伴》为名刊登在波尔的杂志上，阿西莫夫后来又将其改回《罗宾》）无疑不是第一个关于友善的机器人的短篇。阿西莫夫坦率地承认，他在写这部作品时，大量借鉴了曾发表在1939年1月《惊诧》杂志上的依安多·宾德的《我，机器人》。

　　1939年5月10日，阿西莫夫开始创作自己的机器人故事，这些故事发表后激起了读者的共鸣，并从此开创了一个系列，这些作品后来成为他重要的代表作之一。

　　《罗宾》的故事发生在1998年的地球。罗宾是阿西莫夫塑造的机器人中最简单的一个。它不会说话，能力也极为有限，但阿西莫夫赋予了它可爱的性格，使读者一下子就喜欢上了它。

　　不幸的是，《罗宾》暴露出了阿西莫夫在写作上的稚嫩。他开始创作这个短篇时，刚满19岁，对女人几乎一无所知，除自己家外，几乎没有别的家庭经历。与他两年后的作品相比，《罗宾》显然属于他少年时期的作品。作品还显得呆板，并且总表现得过火，过分情绪化。格劳丽娅是个被宠坏的孩子，而怕老婆的威斯顿先生与大权在握的威斯顿太太则是可笑的固定模式。

　　故事的情节是这样的：威斯顿太太担心女儿太依赖机器人保姆，便将它交还给了制造商。格劳丽姐当然是大哭大闹，威斯顿先生只好使出浑身解数来解决问题。他一边得讨得任性、难伺候的女儿开心，一边还得讨好更任性、更难伺候的老婆。

　　最后，威斯顿先生设法为女儿领回了罗宾，并躲避了悍妻的怒火，这简直就是个童话故事．令人难以置信。这个短篇不过是个无足轻重、轻松、文雅的小故事，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一篇不错的童话。

　　1939年5月23日，阿西莫夫将《罗宾》交给坎贝尔，几天内便被退了回来。这部作品在阿西莫夫的抽屉里呆了将近一年。直到有一天．已是《超级科幻故事》杂志编辑的弗。雷德·波尔邀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并提出他想在自己的杂志上登出这篇故事。这着实让阿西莫夫吃了一惊。

　　自坎贝尔拒收《罗宾》后，阿西莫夫没再尝试过写别的机器人故事。他已开始集中精力创作其他作品。其中包括：《混血儿》——他的首部中篇小说，刊登在1939年12月《惊奇》杂志上，《偷乘者》与《相同的太阳》——刊登在1939年12月《惊奇》杂志上，阿西莫夫认为这一期的《惊奇》是“黄金时代”最优秀的一期科幻杂志。

　　直到第二部机器人短篇小说《理智》写成，阿西莫夫的机器人故事才真正有所起色。这一故事的诞生极为偶然，

　　并且又受到了坎贝尔的巨大影响。

　　坎贝尔不仅在自己的作品中积极贯彻“人类是最优秀”的这一原则，而且要求其麾下的作家在创作中也应遵循。他崇拜人类的锐意进取精神，对于那些讲述外星人最终统治人类、丑化人类或将人类置于配角地位的作品，概不录用。而且，坎贝尔的哲学还不仅仅止于此。他毫不掩饰自己的种族歧视情绪，这一情绪比他在作品中表露出的泛银河种族主义观点要强得多。他认为美国人与欧洲人比其他种族优秀，并为此与阿西莫夫发生争执，甚至发展到在阿西莫夫（还有其他作者）的作品中添油加醋地阐述这些观点的地步。这些擅改的行为显然是违背作者本意的。尽管坎贝尔是个优秀的编辑，但阿西莫夫在认识他多年以后，开始意识到他同时也是个讨厌鬼。

　　阿西莫夫之所以认为坎贝尔的观点令人难以接受，是因为他自己曾尝过种族歧视的苦头。他根本无法对坎贝尔所认同的那些发动席卷大半个星球血腥战争中的人类产生丝毫的敬意。为解决这个问题，并避开坎贝尔的无理要求，阿西莫夫将眼光投向了机器人。

　　1940年10月23日，阿西莫夫向坎贝尔讲述了这么一个故事创意：一个机器人拒绝相信自己是由人类制造的，因此必须纠正他的观点。如阿西莫夫所料，坎贝尔同意了这个创意。

　　这就是《理智》的诞生。阿西莫夫在这篇作品中首次塑造了迈克尔·唐纳文与格雷商里·鲍威尔这两个人物形象，他们后来频繁出现在其他机器人小说中。这两名卫士受雇于全球机器人的制造商美国机器人公司，不论何时何地，只要机器人出了问题，都将由他们负责解决。《理智》的故事发生在5号太阳站上，那里安装着一台能量转换器，它能汇集太阳能并将它反射回地球。机器人QT－1（柯蒂）带领着一组机器人负责该站的维护。在一次适应性的测试中，柯蒂认为它不是由低能的人类造成的，能量转换器才是它的上帝。

　　唐纳文与鲍威尔被派往太阳站解决麻烦。在故事中，阿西莫夫将两人写得极为情绪化，甚至发出一灼热的土星啊，我们得对付一个机器人疯子！”这样的感叹；而且他们的愤怒之情表达得极为美妙——“除非铱都变成了小行星！”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理智》，载1941年4月《惊奇》杂志。

　　尽管他们想尽了一切办法企图让柯蒂明白自己可悲地误入歧途，但柯蒂根本不听他们的。如果不是在她们们抵达太阳站时将发生太阳风暴，这也许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但这场风暴将使能源光束消失，由此将给地球带来灾难性的后果。柯蒂认为，地球只是个光的幻象，并非它的制造者居住之地。为了让何蒂保护能源光束，两人苦口婆心地劝说柯蒂，企图让他相信自己是人类制造的，但他们最终发现。根本不需要费那么大的劲，因为机器人定律保证了柯蒂必须执行设定的程序，不管他信仰什么。

　　《理智》这篇小说的构思独具匠心，巧妙地攻击了原教旨主义。比如，当我们无畏的卫士将机器人的注意力引向飞船上的图书室及人类历史文献时，柯蒂声称，这些书是由“主”——能量转换器放在那儿的。

　　坎贝尔之所以喜欢这个故事，不仅是因为情节引人入胜，而且阿西莫夫让人类最终取得了胜利。故事于1940年11月18日交到坎贝尔手中，他马上就收下了。这是阿西莫夫创作的第二部机器人短篇。从这部作品完成到第三篇机器人短篇《撒谎者》诞生之前这段时间中，阿西莫夫对机器人故事的整个构想改变了许多。

　　许多读者是通过《我是机器人》这篇短篇小说集才认识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的。这部小说集由高曼出版社于1950年首次出版，其中收集了阿西莫夫在1939－1950年期间创作的9个短篇，分别是：《罗宾》、《四处奔波》、《理智》、《抓住那只兔子》、《撒谎者》、《迷失的小机器人》、《逃亡》。《证据》与《不可避免的争执》。

　　艾萨克当时正忙于应付学业并进行新的创作，《我是机器人》这部书就由杰特鲁德打了出来，最初的书名定为《心与铁》。在进行最后编辑时，负责出版这部集子的马丁·格林伯格提出用《我是机器人》这个名字。阿西莫夫同意了，但指出，依安多·宾德曾在1939年1月的《惊诧》杂志上发表过一篇同名小说。格林伯格对此的反应是“让依安多·宾德见鬼去吧”。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记忆常青》第591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79年版。

　　数年来，阿西莫夫创作了《机器人与帝国》、《黎明时的机器人》、《完整的机器人》及其他一些机器人作品，但除了《其余的机器人》外，没有一部能与《我是机器人》相抗衡（《其余的机器人》是《我是机器人》的续篇，1969年由双日出版社出版）。

　　《不可避免的争执》在杂志上登出不久，《我是机器人》便出版了。在《空中卵石》确立了阿酉莫夫的地位后，这部小说集中的故事又被编成了一个系列故事。一些人对《我是机器人》这本集子耳熟能详，但却不是很留心10年间发表的原作故事。对他们来说；阿西莫夫直至开始创作《撒谎者》，才真正总结出著名的机器人三大定律，这可能有些令人吃惊。

　　这三个定律诞生于1940年12月23日，阿西莫夫在坎贝尔办公室内与这位编辑进行的一次交谈中，这已不是什么值得奇怪的事了。

　　阿西莫夫去坎贝尔那儿与其探讨一个故事的构思。这个故事将围绕一个机器人展开，因为生产线出了故障，这个机器人具有了看透人的心思的能力。坎贝尔喜欢这个构思，但在阿西莫夫叙述情节时打断了他，说：“阿西莫夫，你必须记住，任何机器人都必须遵循三条定律。首先，它们不能伤害人类；第二，它们必须执行命令，而同时又不能伤及人类；最后，它们必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四处奔波》，首刊于1942年3月《惊奇》杂志。

　　这些启迪使阿西莫夫想到了制定“机器人三大定律”的可能性，但几乎直到一年后，即1941年10月4日，他开始创作第四篇短篇小说《四处奔波》时，才正式阐述了这三大定律。这部短篇对三大定律是这样阐述的：

　　机器人三大定律

　　　　1、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或因不运动而使人

　　类受到伤害；

　　　　2、机器人必须执行人类的命令，除非这些命

　　令与第一条定律相抵触；

　　　　3、在不违背第一、二条定律的前提下，机器人

　　必须保护自己不受伤害。

　　乍一看，这三条定律实在过于矫揉造作了，但我们所读的是科幻小说。阿西莫夫通过使用“不运动”这样的字眼，照猫画虎地模仿了牛顿的三大机械定律。然而，阿西莫夫是个科学家（他创立这三大定律时还只是个学生科学家），他坚信应将科学运用到科幻小说的创作中——那么，为什么不模仿已有的科学定律呢？

　　这三大定律成了小说中的金科玉律，阿西莫夫之后的所有科幻小说家都将使用这些定律视为理所当然的事。阿西莫夫的三大定律使小说中机器人的所有奴仆获得了解放，也使《科学怪人》的妄想——坎贝尔前时代的荒诞巨人过了时。阿西莫夫的机器人都必须经过严格的程序设定——在他们违反三大定律前，就将自我毁灭：这使得机器人反抗其创造者的任何情节都将被视为是科幻小说创作的离经叛道之举，无人再敢问津这种情节的创作。

　　阿西莫夫为自己创立了一套假科学定律而沾沾自喜。尽管在20世纪40年代早期，机器人科学尚属于纯虚构之物，但不知为何，他却认为总有一天，这些虚构的定律将成为制定一套新定律的基础。

　　如同《夜幕》的创作一样，许多人认为是坎贝尔，而不是阿西莫夫真正创立了三大定律。即便坎贝尔未像阿西莫夫那样正式阐述三大定律，但毕竟是他提出了这三大定律。而实际上，坎贝尔也是从阿西莫夫的前两部《罗宾》和《理智》中提炼出这三大定律的，对此，他本人也供认不讳。在《罗宾》中，威斯顿先生说：“你必须知道，机器人是不可能伤害人类的；没等它来得及违背这第一条定律，它就得完全失灵。”这段话其实就是对第一定律的阐述。

　　在制定机器人定律的同时，阿西莫夫还发明了其他一些新词。他是第一个使用“机器人学”这个词的人，当他发现字典里没有这个词时（现在自然是有了），他反倒觉得奇怪。他只是按照“机械学”、“弹道学”及其他一些固定词的构成方式，想当然地发明了“机器人学”这个词。

　　阿西莫夫觉得有必要为他的机器人短篇小说构造一个连贯的体系。在他的笔下，机器人的脑子是一种铂一铱海绵体，它们按正电子电路原则进行工作。在阿西莫夫创作早期机器人小说的时代，正电子只是当时假设的几种微粒中的一种。他根本就不知道机器人脑该如何工作，只是认为“正电子”只是当时假设的几种微粒中的一种。他根本就不知道机器人脑该如何工作，只是认为“正电子脑子”这个词听起来很富有吸引力，便将它写人了作品中。

　　通过2057年一位记者对机器人历史的调查，阿西莫夫将各个机器人短篇联系到了一起。我们从故事中得知，美国机器人公司建于1982年。当时一位名叫劳伦斯·罗伯逊的人建立了美国机器人与机械人公司，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奇异的工业巨人”。①

　　最重要的是，阿西莫夫在完成第三篇机器人短篇《撒谎者》时，已向读者介绍了三位后来频繁出现在机器人短篇小说中的主要人物，除《理智》塑造的负责解决机器人麻烦的工程师唐纳文与鲍威尔外，他还创作出了机器人生理学家苏珊·卡尔文。

　　在《心满意足》的引言中，阿西莫夫称他已经渐渐爱上了自己创作的人物——天才机器人心理学家苏珊·卡尔文。他是这样描述她的：

　　　　绝对是个令人望而生畏的人——比我创作的

　　机器人更符合机器人的一般概念——但不管怎

　　样，我爱她。②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我是机器人》引言部分，高曼出版社首版1950年版。

　　②艾萨克·阿西莫夫：《心满意足》引言部分，纽约双日出版社1964年版。

　　苏珊·卡尔文的原型是当时一位与阿西莫夫有密切学术交往的女人——他在哥伦比亚的研究生导师玛丽·凯德维尔教授。凯德维尔教授的性格与苏珊·卡尔文毫无共同之处，然而阿西莫夫在创作《撒谎者》时，显然是以凯德维尔为原型的，因为在故事初稿中，他称这个人物为苏珊·凯德维尔。在故事即将付印的前几天，阿西莫夫动摇了，他对在作品中使用了导师的名字感到害怕。他赶到坎贝尔的办公室，想问问他是否能改一个名字。碰巧坎贝尔因病未来上班，他就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了坎贝尔的秘书凯瑟琳·特伦特。凯瑟琳笑着问：“你是想让我把稿子从头到尾着一遍，改个名字吗？”阿西莫夫彬彬有礼地答道：“请帮个忙。”

　　她又问：“那么，改成什么名字呢？”为尽量少做改动，他说就用“卡尔文”吧。于是，这个名字就这么定下来了。

　　苏珊·卡尔文是阿西莫夫塑造得最好的女性。她充满智慧、机智灵敏、能力过人，与其交锋的男性通常都是她的手下败将。从表面上看，她个性冷漠、毫无性经历，更无性感可言——实际就是个干瘪的老处女，这可能再次显示了阿西莫夫当时对女性的无知。言归正传，尽管如此，卡尔文在其初次亮相时还是有点内涵的，并且她还拥有一种奇异的勉力。一些评论家认为，《撒谎者》是阿西莫夫最出色的机器人短篇小说。在这篇作品中，他创作了一些不同寻常的故事情节，这实际上是个关于人的感情——尤其是虚荣心的故事。阿西莫夫的其他许多机器人小说只是精巧、极富娱乐性的智力演示，多以解决某一技术难题为主题，而这篇作品则有了令人耳目一新的改变。

　　《撒谎者》讲的是机器人赫比的故事。因制造过程中的错误，赫比具有看透人的心思的能力。这一能力显然与机器人三大定律发生了冲突，因为赫比必须说主人想听的话在对此错误进行的一次调查中，由于赫比无心的介入，引发了人们自身的弱点，调查小组内产生了种种误会。苏珊·卡尔文的弱点在于，她暗恋上了组里的一名男性成员米尔顿阿什，而赫比的误导竟使她误以为阿什对她也有好感。

　　阿西莫夫巧妙地在7个不同的场景中刻画了5个主要人物，使读者一目了然地看清了各个人物的行为，而他又以极为高超的技巧将这些独立的场景连到了一起。当卡尔文在赫比的蛊惑之下，破天荒地开始描眉画目、甚至微妙地挑逗阿什时，我们不禁真的为她感到难过。当卡尔文最终意识到赫比一直都在扯谎时，她几乎要气疯了。她将所受的挫折与压抑全部归咎于可怜的赫比，立志要毁灭宜。她成功地诱使赫比违背了第一定律，从而导致了赫比的毁灭。

　　阿西莫夫将卡尔文对赫比的毁灭描写得极为残忍，令人看过之后心里有种惶惶不安的感觉。在那些将阿西莫夫的机器人视为机械化的人而不是机器的人看来，卡尔文不仅仅“杀害”了赫比，她还“逼疯”了他。尽管阿西莫夫在卡尔文首次亮相时，向我们展示了她最残酷的一面，但读者仍对她显示出的力量赞叹不已。在同一故事中，阿西莫夫也向我们展示了她脆弱、野蛮的一面，但最终她做出了自己该做的事。通过她的刻毒，我们进一步看到了她感情上的伪装、她的自我崇拜与性挫折。在这部作品中，卡尔文充分演绎了人类的种种感情，而在其他机器人小说中，她通常被刻画成一个纯智慧的角色，有时连故事中的其他人物都不屑地把她当成机器人。

　　在许多机器人故事中，阿西莫夫都将苏珊·卡尔文塑造成最重要的人类角色。他围绕她漫长的职业生涯构筑故事。正是苏珊·卡尔文的存在，使《我是机器人》成了一部完整、连贯的作品。

　　在四五十年代成功地创作了首批机器人短篇的基础上，阿西莫夫又创作了四部机器人小说《钢之洞》（1954年）、《赤裸的太阳》（1957年）、《黎明的机器人》（1983年）及《机器人与帝国》（1985年）。在这四部作品中，他创造了便衣警察阿利沙·贝利与机器人丹尼尔·奥利弗。四本书均获得了巨大的商业效益并赢得了评论界的好评。一位评论家甚至称《赤裸的太阳》是“阿西莫夫最佳之作”。贝利与机器人丹尼尔的个性鲜明，两人是好搭档。在这里，阿西莫夫写了一个与《星空与网笼》等作品相类似的人类“伙伴故事”。在《钢之洞》中，地球人住在一个个被遮盖的大城市中，每个城市之间相隔数百里，每个城市的居民都数以亿计。地球受到其他星球的排斥，因为宇宙人——很早以前离开地球的人类殖民者的后代——认为地球人很脏、低践。在《赤裸的太阳》中，贝利来到了一个宇宙人的星球——索拉利亚星球。这里居住着一群一丁点大的宇宙人，他们腼腆、闭塞，这是个与贝利的家乡地球截然不同的世界。

　　在这四部小说中，有三部讲的都是贝利被派出侦破案件的故事。在丹尼尔的协助下，他成功地完成了任务。贝利与丹尼尔之间曾有些龃龉，因为地球人自小就害怕机器人却又藐视他们。后来，贝利终于学会了克服自己的厌恶情绪，两人成了“朋友”——这个过程具有典型的好莱坞风格。

　　尽管阿西莫夫认为《钢之洞》是侦察小说与科幻小说完美结合的第一部作品，但一些评论家却对他的这四部机器人小说持怀疑态度。在《钢之洞》、《赤裸的太阳》、《黎明的机器人》这三部机器人神秘小说中，阿西莫夫试图将侦探小说与机器人有机地结合起来，但这一尝试失败了。据说，这主要是因为尽管阿西莫夫煞费苦心地企图使我们大吃一惊，但故事情节太过于直白，除了两位主角外，其他人物刻画得无力，且缺乏真正扣人心弦的故事应有的节奏。这些评论多少还是有些真实性的。至少在前两部机器人小说中，阿西莫夫对配角——安德比督察、宇宙人、法斯托尔弗博士、格拉迪亚、克罗丽莎及其他人的刻画都很粗略，而在制造悬念方面，他根本就无法与阿加沙·克里斯蒂相提并论；但阿西莫夫毕竟将两种文体结合到了一起。大部分读者也认为他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

　　对阿西莫夫而言，他在80年代恢复了机器人小说创作有其特殊的目的，并不仅仅是出于将自己最喜爱的故事人物从50年代中重新挖掘出来的单纯愿望。对此，我将在后面的章节中详述。

　　在阿西莫夫创作的所有机器人小说中，他最看好的作品是《最后的问题》，这其实也是在他所创作的所有作品中他最喜爱的一部作品。这个故事是在1956年6月，应《科幻小说季刊》主编鲍伯·劳恩思之邀而写成的，实际上是关于一部名为“马尔蒂瓦克”计算机的第二个故事（第一个故事是在四年前，在1952年的总统选举期间写成的《弗兰西斯》）。阿西莫夫分两次将《最后的问题》写毕，每次都是一气呵成。6月1日他收到了劳恩恩请他写篇小说的信。4日他就将初稿寄出，11日收到了稿酬。阿西莫夫本人认为，这是因为这篇小说给读者带来了恐惧感。他认为，读完这篇小说后，读者会产生一种不自在的感觉，不管他们怎么努力，这种恐惧感都将始终萦绕在他们的记忆中，挥之不去。

　　《最后的问题》在《科幻小说季刊》上首次刊登出不久，竟成了马萨诸塞州本福德的唯一神教派布道的主题。阿西莫夫不知怎么得到了这个消息，便决定去听听。他悄悄地坐在后排，没人注意到他。事后他没有发表对这次布道的感想。一位企业界的科幻小说迷还按《最后的问题》中的场景，制作了一个天文馆景观，同时播放小说的原文朗读和幻灯图片。1972年4月16日，阿西莫夫在罗彻斯特首次看到这种表演，不禁目瞪口呆。直到那时，他才感受到这个故事的巨大力量，并意识到他无意之中将故事的6个小段落处理得每一段都比前一段更为短小、更富有戏剧性，是何等巧妙的技巧。这种突然的领悟使阿西莫夫产生了一种非常真切的不安与焦虑感。这在阿西莫夫身上是极少发生的。

　　这部小说完全属于阿西莫夫著作中“重科学”一类的作品。如果我们将阿西莫夫的作品放在天平的两端，一边是以《撒谎者》或《基地三部曲》中的《骡子》为代表的对人施以更多笔墨的感性故事，另一边是纯科学的、分析性的故事，那么，《最后的问题》应是属于天平这一端的。

　　阿西莫夫仅用了4，700个字，便讲述了人类在10兆年里的生活。故事讲述了在人类历史的6个不同阶段中，每至一个阶段，人们就要向这个时代最先进的计算机咨询同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怎样才能扭转能量耗尽的局面？随着故事的发展，各个时代的马尔蒂瓦克变得越来越先进。第一台马尔蒂瓦克用于在2061年为地球提供能量，从它算起，计算机的进化经历了“行星马尔蒂瓦克”、“银河自动计算机”，最后进化到了“宇宙自动计算机”的惊人高度。最后的问题随着人类对自身灭绝的担心出现了。在故事的开头，两位工程师向第一台巨型马尔蒂瓦克提出了这个问题，当时这台计算机已使地球接收到了太阳能。表面上，他们这么问是为了裁定对人类能生存多久这一问题的争执，但当他们意识到连马尔蒂瓦克也不能对此做出回答时，他们极度恐惧。

　　在人类进化的亿万年长河中，这个简单而又可怕的问题被反复提出来。人类进化成了超太空旅行高手、银河殖民者，最后演变成了纯能量；太阳毁灭后，他们终于与“宇宙自动计算机”融为一体，但同一个问题仍然存在：“能扭转能量耗尽的局面吗？”答案总是一成不变的：“数据不足，不能提供有意义的答案。”

　　最后一丝能量耗尽，“宇宙自动计算机”已变成了万能的上帝，它对最后的问题作出的回答是：“想让哪儿有光，光就会在哪儿出现。”

　　《最后的问题》是将科学幻想发挥到极限的一部作品。从传统意义上看，几乎不能将它视为一篇小说，但正如阿西莫夫明确表示的那样，他希望将机器人或计算机能力发挥到极限，而这在正式的文体中是无法做到的，但他确信，他的这些想法可以通过虚构的形式最好地表达出来，因为读者将被故事情节所吸引，从而更易于接受故事中表达的观点。

　　这就产生了一个问题：阿西莫夫通过这部作品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他是否有意无意地试图通过作品传播自己的哲学呢？如果真的如此，那么这些哲学又是什么呢？机器人是否暗喻着少数民族？阿西莫夫在许多故事中都描写了人类对机器人的仇视，他是否有意无意地在表达自己对种族主义的憎恶呢？

　　阿西莫夫很少故意在自己的科幻小说中使用讽喻，最能说明这个问题的例子就是他在《火星人的方式》中对麦卡锡主义失败的讽刺。阿西莫夫在对自己的作品进行评论时，只字未提机器人故事中的讽喻。阿西莫夫最多也只是承认，他以少数民族为原型创作机器人文化，是为了逃避坎贝尔的人类中心论。

　　阿西莫夫在塑造机器人时下意识地牵扯到了种族问题，这当然是值得探讨的。阿西莫夫无疑是个自由主义思想家，并且有很强的民主意识。他憎恨种族主义，并且也曾稍受其害，所以阿酉莫夫笔下的英雄总是具有民主意识，非常正直，他总是赋予人们极强的正义感。因此，有人认为，他是以被压迫者为原型塑造机器人的。

　　阿西莫夫视机器人小说为其最大的文学成就，这是无可辩驳的。他自己曾说，尽管从经济角度来看，《基地》系列的收获要稍多一些，但他个人还是更喜欢机器人小说。其他作家也曾写过阿西莫夫的机器人主题。现在可以买到其他作家创作的许多科幻小说，这些创作都是建立在阿面莫夫创作基础上的。在最近发行的一部名为《终极机器人》的光碟影片，囊括了人们想了解的一切关于机器人的情况，不管是虚构的还是真实的。

　　除本章中探讨过的一些后期创作的机器人小说外，阿西莫夫的早期文学作品是非常稚嫩的，但有些作品也透出了成熟与自信。从创作这些早期作品到成为全球重要作家，阿西莫夫的生活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但在讨论这部名著前，必须先看看阿西莫夫的个人生活发生了哪些变化，以及由此给他的创作所带来的影响。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五章　婚姻与战争






第五章　婚姻与战争

　　1942年2月，阿西莫夫开始在查尔斯·多森教授的指导下攻读哥伦比亚大学的博士课程，当时他刚认识杰特鲁德不久，硕士学位证书上的墨迹还未干。

　　阿西莫夫与多森一见如故，他非常欣赏多态的才智。学院分给他一间研究室，他与另一位博士研究生一起在那儿开始了工作。但他在哥伦比亚并没有呆多久。

　　3月，阿西莫夫见到了著名的科幻小说家罗伯特·亨纳恩。当时，亨纳恩到新泽西约翰·坎贝尔家中拜访。坎贝尔认为，该是让这两位作家见面的时候了。

　　阿西莫夫差点没能找到坎贝尔的家。虽然他当时已经22岁了，但从纽约到新泽西的旅行对他来说简直就是件大事，好几次他都差点迷路。他找到坎贝尔家时，已经很晚了。做完介绍后，他又很不明智地喝了杯酒，一下便醉倒了。尽管如此，那天晚上休息前，亨纳恩提出请阿西莫夫去他工作的宾夕法届亚海军造船厂当一名化学家。

　　阿西莫夫犹豫了一段时间。如果接受这份工作，他将开始挣薪水，开始时年薪是2600美元；但这时他在学业上已有了一定的独立能力，并且与多森教授相处得很愉快。但一份真正薪金的诱惑实在难以抗拒，况且他也喜欢亨纳恩的公司。在与父母、杰特鲁德、多森反复商量后，他最终决定，如果他通过了求职面试，就接受这份工作，等战争结束后再继续攻读博士学位。与此同时，婚礼计划也进展迅速，日子定在7月。

　　阿西莫夫在上班前，曾去过宾夕法尼亚两次。正式被雇用后，他平时就得住在那儿，只有到了周末，才能返回纽约看望父母与杰特鲁德。

　　阿西莫夫与杰特鲁德母亲玛丽·布鲁格曼的关系一直不好。他认为她是个专横跋扈的泼妇。据阿西莫夫称，她对女婿的才华不屑一顾，并一直认为他配不上自己的女儿。而阿西莫夫也对玛丽·布鲁格曼满心憎恶，只要她在场，他总要说些刻薄话。

　　杰特鲁德的母亲对癌症有着近乎病态的兴趣。她没完没了地谈这个话题。阿西莫夫曾刻薄地取笑她，说她嫉妒每一个得了癌症的人。杰特鲁德的父亲是个沉默寡言的老实人，家中人人都喜欢他。他一切都听妻子的，极不善交际。阿西莫夫虽然喜欢他，却从未真正了解过他。

　　阿西莫夫后来称，岳母对杰特鲁德的影响是造成他们夫妻婚姻破裂的主要原因。他称杰特鲁德对母亲太恭顺了，并总是将母亲的愿望排在第一，而把他放在后面。尽管阿西莫夫与布鲁格曼太太互相敌视，7月26日，艾萨克还是与杰特鲁德举行了婚礼。仪式安排在布鲁格曼家，场面很温馨。在场的有双方父母、杰特鲁德的弟弟约翰、阿西莫夫的弟弟斯坦利、妹妹玛霞。

　　双方家中都不信教，主持仪式的神父是通过电话本找到的。这位神父坚持说，必须有个不相干的证人在场才能举行仪式。杰特鲁德的父亲只好将他能找到的第一个人拽进来当证人。但神父又称，证人没按规矩穿戴，必须戴顶帽子，事情几乎变得有些可笑。布鲁格曼只得翻箱倒柜地找出一顶帽子借给陌生人戴上，仪式这才开始。

　　两家人接着便奔赴科尼岛，在半月酒店举行了结婚庆祝酒会。这对新婚夫妇早早就离开了，赶往曼哈顿市中心的一家廉价旅馆——迪西旅馆度他们的良宵，只留下客人们尽情地豪饮狂欢。在这对新婚夫妇驱车离开酒店时，布鲁格曼太太狂呼：“杰特鲁德，记住。如果你不幸福，就回家来。”

　　阿西莫夫毫不避讳地承认，他们的新婚之夜是个灾难。结婚时两人都是童身，根本不知道该做些什么。两人过得都是闭塞的生活，从未接受过性教育，也未得到过父母关于这方面的指点。杰特鲁德一直对性生活不是很感兴趣，在阿西莫夫的朋友与同事中，已是件众所周知的事。阿西莫夫最喜欢的笑话之一是问：犹太人的性生活前热身运动是怎样的？答曰：恳求一个半小时。①阿西莫夫称，这个笑话总让他想到杰特鲁德。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又笑了》，哈普·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

　　新婚之初，阿西莫夫并不是很在意他们不成功的性生活。他被杰特鲁德弄得神魂颠倒，认为她美极了。早年时，妻子的美貌令他觉得自卑，尤其是当他知道她不是因为他的长相才嫁给他时。后来，他们之间几乎不存在的性生活导致了性不和谐和婚姻危机，最终使得两人离异。

　　阿西莫夫夫妇在艾拉本·爱克斯的凯茨基尔斯渡的蜜月，这是个比较便宜的度假胜地，纽约的劳动阶层频繁光顾。杰特鲁德与阿西莫夫似乎都认为这地方不怎么样，但像许多新婚夫妇一样，只要两人能在一起，环境是次要的。

　　渡完一周的蜜月后，8月2日，他们回到了纽约。两人决定一起搬到宾夕法尼亚，并马上开始寻找他们的第一套公寓。

　　海军造船厂的工作环境与阿酉莫夫以前的工作环境相去甚远。他从事的战争物资实验，这些物资包括炸药、用做伪装涂料的材料、食品与战地医药等。这个小组的每位化学家都有自己的项目，阿西莫夫无须与别人进行小组合作，这令他很高兴，但他又不得不与一小组人共用一间实验室。

　　阿西莫夫有一大堆关于海军造船厂的故事。他的这些故事使人觉得，他在造船厂的日子并不是那么糟。造船厂建在宾夕法尼亚附近的沼泽地带，地方很糟糕，天气通常也很恶劣。但阿西莫夫与亨纳恩相处融洽，两人虽不在一起工作，却经常共进午餐，有时晚上还一块出去消遣。

　　阿西莫夫对造船厂食堂的饭菜尤为不满。他觉得伙食太差，认为自己有义务煽起大伙的情绪，向上司提出抗议。亨纳恩当时专门负责食堂，并且职务也比阿西莫夫高出几级，对他的抱怨极为恼火。为了反击阿西莫夫的无理取闹，他煽动造船厂出台了一条新规定：任何抱怨饭菜不好的人，都将按言行的轻重被处以罚款。结果，在损失了几美元后，阿西莫夫决定宁愿带三明治上班，也不愿冒破财之险。数年后，当两人在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碰面时，这一小插曲成了轻松的笑谈话题。

　　阿西莫夫与亨纳恩有许多共同之处：他们曾在海军造船厂共事，两人都是科幻小说作家，又都曾为约翰·坎贝尔与《惊奇》杂志拉过磨，这一切使两人成了好朋友，并保持了终身的友谊。令人高兴的是，当代最杰出的三位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亨纳恩与阿瑟·克拉克，尽管他们之间存在竞争，但彼此都是好友。

　　阿西莫夫是在战争结束后认识克拉克的。阿西莫夫在海军造船厂工作时，克拉克正在英国研制雷达。直到20世纪50年代，克拉克才以其备受好评的作品，如《童年的结束》，跻身于顶尖科幻小说作家的行列。60年代，阿西莫夫与克拉克成了朋友与竞争伙伴。1972年，两人拟订了克拉克—阿西莫夫条约，申明克拉克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科幻小说家；阿西莫夫则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科普作家。他们的自我膨胀简直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只要克拉克去美国，如1969年期间，他应哥伦比亚广播公司之邀介绍阿波罗号登月，一般都要与阿西莫夫联系，两人一起共进晚餐或在晚会上碰面。后来，每当克拉克收到奇思异想者的大批来信，提出疯狂的科学构想时，他总在复信中建议：“阿西莫夫博士可能对此有兴趣，他的地址是……”

　　在造船厂工作的日子中，曾有一则轶事令阿西莫夫最为开心。事情牵扯到厂里一位自视颇高的女秘书。一天，她上班时戴了一条非常招摇的手链，是她的男朋友头天晚上送给她的，金链子表面上镶满了大粒的宝石。她抱怨说，美中不足的是，早上这条手链弄脏了。阿西莫夫碰巧听到这话，便建议说实验室有可以清洗手链的化学制剂，秘书顿时笑逐言开，把手链递给了阿西莫夫。

　　“不，不，”阿西莫夫急忙推辞，“我没有时间，还是找个技工为你洗吧。”

　　阿西莫夫将秘书领到实验室，叫来了一位女技工。她对秘书递来的精美的链子赞叹不已，马上开始用最弱的制剂——稀释的酒精清洗手链。

　　不一会儿，女技工面无血色地找到了阿西莫夫，结结巴巴地说：“出大事了。”她哆嗦着拿出项链的残骸——手链成了白色，一半的珠宝都落到了烧杯里。

　　阿西莫夫只是笑着说：“如果我是你，我根本不会担心。不过，今晚我可不愿是她的男朋友。”

　　阿西莫夫的刻薄并未随着年岁的增长而有所收敛。他不能再攻击老师了，但如果谁想在嘴上占他的便宜，他会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将他打败。

　　另一位秘书碰巧汗毛稍重，她以为阿西莫夫反应迟钝，结果反被阿西莫夫羞辱了一番。当时阿西莫夫刚蓄上胡子没几天。有天早上，他去实验室上班，这位秘书对他说：“艾萨克，你该不会是想留胡子吧？”阿西莫夫反击道：“为什么不呢？你不是都留成了吗？”可怜的姑娘泪水立刻夺眶而出——为此一星期都没理阿西莫夫。

　　还有一次，一位非常苗条的女孩决定攻击一下阿西莫夫的便便大腹。由于杰特鲁德的悉心照料，再加上平时缺少锻炼，他的肚子最近挺了起来。当时阿西莫夫正往烧杯里倒腐蚀性化学药品，事先戴了个橡胶围裙，使得肚子越发显得突出。女孩拿起一支玻璃管，说：“我真想用这管子在你肚子上穿个孔，把空气放出来，这样你看起来就更像个男人了。”艾萨克马上反唇相讥：“如果你真有这想法，我建议你还是用管子把胸部吹起来，这样你看起来就更像女人了。”愤怒的女孩抓起一把椅子向他砸了过来。艾萨克丢下手中的活，落荒而逃，直到她的怒气平息后才敢回来——这次他差点因自己的无理而身负重伤。

　　在战争的头一年，阿西莫夫夫妇的家庭生活还是很温馨。早年，他们思恩爱爱，有共同的兴趣、品位和愿望。杰特鲁德是个好厨师，也是个尽心尽职的妻子。然而，从阿西莫夫似乎将妻子当成了母亲，倚重于她提供的物质享受与精神支持，有时几乎像个孩子。他不能忍受与她有片刻的分离，杰特鲁德稍有离去，对他都是一次感情上的磨难。

　　婚后不久，杰特鲁德发现，尽管丈夫是美国人，她仍只拥有在美国的暂时居住权。她必须回加拿大几周，办理有关证件，然后才能取得永久居住权。在妻子离开的日子里，阿西莫夫忧心忡忡，生怕杰特鲁德会被拒绝人境。他无法集中精力工作，整个晚上都在屋中踱来踱去，掰着指头数着日子等杰特鲁德回来。

　　婚后的初期生活给阿西莫夫留下了永久的美好回忆，尤其是他在宾夕法尼亚海军造船厂工作的那段日子里，他们共同度过的那些周末。他们婚后的第二个家安在一个叫温格特汀的地方。每个周六的夜晚，他们都过得颇具特色。晚饭后，阿西莫夫到附近的店里买回早到的周日报纸，两人蜷在沙发上一块看，先是看连环画，再看满是战争情况的当日新闻。在寒冷的深冬，他踏雪回到家中，妻子端来一杯滚热的可可奶，收音机里传来科尔·波特的歌，阿西莫夫尤其喜欢在这种氛围里与妻子一块蜷在沙发上看报纸。有时，两人在下班后乘直达火车回纽约度周末。周日，他们偶尔也会康尼岛的大道上的环岛散步。有时，杰特鲁德的弟弟来和他们一起度周末。小伙子即将应征入伍，他们谈论各自的未来计划，在温馨中度过一个轻松的纽约仲夏夜。

　　1944年春，欧洲战事正明显地朝著有利于盟国的方向发展，但征兵的阴云仍威胁着像阿西莫夫这样不愿人伍的人。有些士兵在军中服役已超过18个月，由于要对他们进行轮换，因此必须征召第二批年轻人。

　　战争开始时，阿西莫夫的应征等级是“2B”，这意味着他无须担心被选上。“B”代表他的健康状况，因为近视眼，他没能得“A”，“2”代表他不在优先之列，因为他在海军造船厂为战争工作着。尽管如此，1944年与1945年的大部分时间，阿西莫夫都是在忐忑不安中度过的。他的创作才能似乎也因此而冻结了相当长一段时间。大部分时间里，他根本无法令自己写出点什么。

　　尽管他当时精神紧张，创作困难，他还是写出了被许多人认为是他力作之一的《骡子》。这部作品后来成为《基地三部曲》的基石。当他静下心来写作时，灵感又回到了他的身边。这部作品充分反映了当时萦绕他心中的问题。《骡子》中随处可见军队的影子，同时，这部作品中还塑造了两个主角——一对年轻夫妇。这在阿西莫夫的作品中是罕见的。

　　在那令他神经紧张的时期，他得参加系列体检，去各种委员会接受人伍资格评判。得到“1A”便意味着得随时待命，这是他最害怕的。为避免这样事情的发生，他想尽了一切办法。在人伍的一次目力测验中，医生让他读出屋子那头测试板上的字母，他以“克罗奇·马克思”式的幽默问道：“什么测试板？”

　　尽管阿西莫夫不是个绥靖主义者，但他认为，动用武力是最落后的，是解决争端最无效的方式。在他的作品中，我们所看到的英雄不到万不得已是绝不会诉诸武力的，他总是在作品中倡导消极抵抗。在他看来，二战所牵扯的谁是谁非已是很清楚的了，他坚信必须阻止希特勒。同时，他也不是懦夫。他从不主动使用暴力，但一旦觉得自己受到不公正的待遇时，他也会采取果断行动。晚年时，他面对无理之举总是义愤填膺。他通常总是通过法律来讨回公道，但有一次，如果不是被人拉住，他差点接了一个傲慢而又不知悔改的司机。这名司机竟闯进他的车里，威胁他的孩子。阿西莫夫有他自己的法令：“暴力是无能者最后的避难所。”但像许多人一样，必要之时，他也能证明自己是无能的。

　　如果征兵名单上有他，那他就得抛下在纽约的妻子及家人，被派往地球上的某个遥远的地方，还不知要呆多久。一想到这些，他就惶惶不可终日。他幼稚地为妻子发愁，并不知道他不在时，妻子将得到政府资助。他最不愿想的就是自己孤零零一人在外。

　　从1944年到1945年11月间的18个月中，阿西莫夫都在为逃避兵役奋斗着。由于最高年龄限制是26岁，他得拖到1946年2月2日才能躲过。

　　1945年5月欧洲战事结束。1945年8月美国在日本投下两颗原子弹，远东的战争也停止了。海军造船厂也相对松懈下来。阿西莫夫与一群科学家、技工一块儿仍在继续工作，但要求已不是那么严，这样他就能经常回纽约，有时还请假回去。他利用这一机会与征兵委员会拖时间。如果他在纽约，他便假称自己正在宾夕法尼亚体检；如他在宾夕法尼亚，他则称自己在纽约体检。这一招似乎还管点用，但阿西莫夫最终还是没能躲过。距到龄仅剩2个月，他正在与杰特鲁德一起在纽约时，他收到了自己最害怕得到的“1A”通知书，人伍时间定在10月26日。即便如此，他还是以需要很多的时间处理个人事情为由，设法将时间拖到了11月1日。但此后他再无计可施。他当了兵，近期的前途也已决定了。

　　阿西莫夫痛恨在军队中的每一刻时间。他每时每刻都在想着如何能脱下军装，每时每刻都在渴望着回到杰特鲁德身边。他还怀念在实验室里与同事们一起工作时的情景。尽管海军造船厂是个军事机构，但他是在实验室工作，与同事的关系也不错。军营对他来说则是个完全陌生的地方。

　　在宾夕法尼亚参加了入伍仪式后，阿西莫夫成了一个士兵。接下来的又是一次体检。当天晚上，他被送上了火车，奔赴马里兰州巴尔的摩附近的一个陆军基地米德堡。阿西莫夫感到极为孤独。读看他本人关于这段抑郁生活的记载，让人既同情他又厌烦他幼稚的心态。他不能适应所处的环境，从一开始似乎就打定主意要采取不合作的态度。他在军营中没有几个朋友，至少一直到他退役时都是这样，这次经历他一无所获。显然，自他接到入伍通知书那刻起，他的态度就是：“好吧，如果你们不顾我的反对强迫我去，我除了非干不可的事外决不会多干点。”

　　在抵达米德堡的头天晚上，阿西莫夫就因对一名下士无礼而被通报批评。他很快学会了管住自己的嘴，意识到自己在学校的那套油嘴滑舌在这里是行不通的。在米德堡度过的第一个晚上是他人生中的一个最低点。他竟想家想得直犯恶心。他觉得自己离家有100万里，再也见不到杰特鲁德与家人了。他唯一的安慰是现在不用真的去打仗了。他发现这天正好是星期五晚上，便决定去军中的教堂参加安息日祷告。他从不信教，一直是个彻底的理性主义者；他很清楚，人在最脆弱的时候最易接受宗教的影响。他在教堂里唱着赞美诗，试图忘掉一切。他唱得那么大声，还跑了调，牧师只好过来问他是否愿意领唱。他不能想象自己领唱会是怎样一种情形，因此便改成了默唱。

　　新兵到后没几天，便接受了一系列的心理测试，其中有一项是军事情报测试，被称为“AGCT”。阿西莫夫令驻地的每个人都大吃了一惊。他竟得了160分，这是驻地心理学家给过的最高分。一般人的AGCT成绩都在100分偏上点，阿西莫夫的160分使他立刻被同伴及上司奉为“天才”。几个月后，他才知道，那不同寻常的分数令上司意识到他在军中将一无所用，根本不用他。他在答卷方面可能是个天才，但却连左右脚都分不清。

　　数年后，阿西莫夫听到此事时很是愤愤不平，不是因为他不同意上司对他的看法，而是因为如果他早就知道他们是这么想的，那他在体能训练当中就不用那么紧张了。

　　继米德堡之后，阿西莫夫与其他一些新兵一起被送到了纽约南300公里的弗吉尼亚州利兵营，在那接受为期4个月的体能训练。在那儿，他遇到了一系列令他极为不快的事。有生以来第一次，他得与别人一块洗澡。阿西莫夫对自己的体型毫无信心，而且天生厌恶男性的身体。据他的朋友说，他后来与众多女人发生关系时，对自己的身体很是敏感。他的一位情人透露，与女人在一起时，阿西莫夫从未赤身裸体过，因为他自知体型不佳觉得很尴尬，如果对方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那他就更不自在了。因为憎恶自己及别的男人的身体，阿西莫夫觉得每天例行公事的集体淋浴极难适应。另外，他还得忍受与别人一起上厕所这样的耻辱，这比公共淋浴更令他痛恨。为了能独自享用厕所，他养成了凌晨3点起床的习惯，但即使起那么早，厕所里也总是有人。

　　他痛恨军队的体能训练，思念遥远的亲人，痛恨之深与思念之切几乎达到了同一程度。阿西莫夫向来不喜欢体育活动。因为吃不上杰特鲁德的美味饭菜，他的体重渐渐减了下来，但身上仍至少多出25磅的肥肉，还属于超重之列。对他来说，体能训练简直就是对他精神与肉体的摧残。像对待军旅生活的其他许多方面一样，他以一种不合作的态度对待训练。

　　阿西莫夫发现，尽管得参加训练、测试、操练与阅兵，但还是有许多时间可供自己支配。他在营地呆了很长一段时间后，才知道那个有藏书颇丰的图书馆。他给亨纳恩写信，给海军造船厂的一位朋友罗纳德·梅塞尔写信，给约翰·坎贝尔、斯普雷格·德·坎普及父母写信，并以每天一封的频率给杰特鲁德写信。当时，杰特鲁德已搬回纽约父母的家中。杰特鲁德偶尔才给丈夫去封信。阿西莫夫称，当时，她正忙着给父亲新开的公司——亨利纸箱公司帮忙。亨利·布鲁格曼是在战争结束时开的这家公司，当时陷入了困境。布鲁格曼先生病倒了，约翰·布鲁格曼正在服兵役，偏偏员工又忙中添乱，提出了不合理的加薪要求。担子全落到了杰特鲁德的肩上，她得维持着这个从一开始就摇摇欲坠的小企业。从阿西莫夫本人对当时情形的记载来看，杰特鲁德对丈夫的思念显然不像他对她那样深切。但这也是情有可原的，为了维持父亲的公司，她得一天忙到晚。显然，在与阿西莫夫共同生活的早期，杰特鲁德对生活的态度更为务实，更善于吃苦耐劳。她敢于面对现实，并总是努力把事情办好。

　　在利兵营里呆了几周后，1945年12月初，阿西莫夫首次获许回家度周末。他自然选择了纽约，搭便车先到华盛顿，而后踏上了开往纽约的列车。旅途花了将近一天的时间，直到后半夜，他才抵达纽约。杰特鲁德已从亨利公司抽空出来，夫妇俩在纽约的一个小旅馆里过了一夜。周日，阿西莫夫又不得不早早踏上了归途。他必须在天黑前返回驻地。

　　回到利兵营后不久，阿西莫夫在图书室里的一大发现扭转了他的军旅生涯。在那儿，他看到了一条关于允许从事研究的化学家退役的命令。在此后的几个月中，他想方设法企图使上司明白，他就是个从事研究的化学家，应该允许他返回哥伦比亚大学。不料，上司们对阿西莫夫企图退役的请求置若罔闻。在上司们眼中，他是个公认的胆小鬼，一个没有勇气面对自己职责的人。他们不能想象，这个智商高得可笑、傲慢无礼的家伙竟然不愿意呆在伟大的美国军队中，简直是军人的耻辱。数月过去了，阿西莫夫在闲余的时间里读遍了图书室里的书。尽管上司的意见明摆在那儿，他却奇怪地确信，自己的愿望最终一定能实现。因此，他改变了态度，决定充分利用自己的时间。他很快就发现图书馆里的打字机可供使用。每分钟90个单词的打字速度使他得到了驻地办公室的青睐。很快，他就被提升为驻地的打字员，并获得了重新开始写作的机会。

　　即将返家的信念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阿西莫夫写出了机器人短篇《证据》，后来被收人《我是机器人》专集中。

　　1946年初春，人伍后的第三个月，阿西莫夫差点干出一件对不起杰特鲁德的事。在一次为军人举办的舞会上，他结识了一位姑娘，并把她带回了住的地方，但事到临头，他又打了退堂鼓，找个借口逃回了军队驻地。他后来才知道，如果第二天搭头班车返回，他将因早点名迟到而被处以擅离职守的罪名，自己真是太走运了。

　　事后不久，他被调到了另一个驻地，早日还乡的希望被戏剧性地击得粉碎。起初，他并不知道要去哪儿，他胡乱猜想着，欧洲？远东？似乎哪儿都有可能。结果很快就宣布了，去夏威夷。没有比这更糟糕的地方了！

　　3月3日，他们起程，6日抵达加利福尼亚西海岸的斯通曼兵营。1946年3月6日，他们搭乘“海斯总统号”开赴夏威夷。这是阿西莫夫第一次离开美国本土。抛开他3岁时来美国的那次不算，这也是他初次乘船。他们最初驻扎在瓦胡岛。从后来来看，这是他军旅生涯中最愉快的一段时期。一天到晚，除了寻思为什么把他们派到夏威夷外，士兵们无事可干。阿西莫夫发现当地居民很友好，景色更是美得惊人。他在岛上四处游览，尽情享受。他最大的遗憾莫过于自己是被迫在此服役，而不是与杰特鲁德一起在此度假。

　　阿西莫夫很快弄清楚了他们来这儿的目的。因为受过专业的科学教育，他也算是“专家”了。他将与其他一些科学家一起被派往比基尼岛，参加一项代号为“跨越行动”的联合计划。该计划的目标是爆炸一枚原子弹并研究其效应。这是轰炸广岛与长崎后的首次原子弹试验。

　　5月13日，他收到杰特鲁德的一封信，说她这个月未能按期收到每月50美元的军属补贴，经查询，被告知她丈夫即将退役。阿西莫夫马上投入了对此事的调查。他不厌其烦地向一名又一名的军官询问此事，直至找到负责此项计划的指挥官。阿西莫夫给他看了妻子的信，并解释了情况。这名军官并不知晓阿西莫夫为离开军队所采取的种种举措，问他是否真的曾申请过退役。阿西莫夫说是的。军官略微想了一下，上下打量了阿西莫夫几眼，叹了口气说：“‘跨越行动’太重要了，我们不能让随时都有可能退役的人参加。”他从桌上拿起一张退役表格，马上开始填写。由于华盛顿方面的财务差错而使杰特鲁德的补贴被裁，从而使阿西莫夫轻易退伍，这是他绞尽脑汁都没能想到的，他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好运气。离军舰开赴比基尼岛仅有数天时，他接到了无条件退役的通知。同伴们尚未抵达试验基地，他就已登上了返回加利福尼亚的飞机。

　　这是阿西莫夫唯一的一次飞行经历。因为是上级命令，他无法违抗。6月5日，他回到纽约，结束了7个月的军旅生涯。据他的日记记载，他已有101天或2418个小时未见到杰特鲁德了。在纽约一下火车便见到她，是到那时为止他所经历过的最幸福时刻。

　　由于阿西莫夫随时都可以重返哥伦比亚大学继续他的研究工作，1946年秋，他又回到了那里。但在静下心来搞研究之前，他和杰特鲁德不得不花整个夏天的时间在纽约找了个合适的住处。当时，阿西莫夫对金钱尤为上心，虽然靠写作赚了一小笔钱，也有学校的助学金，但他们还是没有安全感，仍觉得不足。军队给了他一笔钱让他重新开始学业，但钱数是按服役期限定的，他只不过才服役半年多，当然得不到多少钱。

　　阿西莫夫一生之中都对钱患得患失，甚至在靠写作赚了数百万美元，生活得极为富裕后，他仍一如既往地为钱担心。他的这种忧患意识源于童年时代的艰辛及家人的价值观对他的影响。初到美国时是个穷光蛋，他害怕再过那种苦日子。这种根深蒂固的恐惧始终伴随着他——这是出身贫贱的许多成功人士共有的恐惧。如果他认为价钱还能讲下来，那么，多花一分钱都让他心疼不已。他几乎不允许自己或杰特鲁德稍稍挥霍一下，享受点小奢侈，让日子过得好些。在年轻而又贫困的岁月中，他对物质奢侈品没什么兴趣。

　　在退役后的6个月中，他与杰特鲁德搬了好几次家。1946年9月底，他返回了哥伦比亚继续从事研究工作。那时，他们住在布鲁克林的迪恩街，地方很小，仅比一间半的屋子稍大一些，房租为每月70美元，在阿西莫夫看来，贵得简直有点离谱。

　　初回学院时，他工作起来比较吃力。在他离开的日子里，课题研究有了大发展，为尽快赶上，他得看大量的新书与新资料。他喜欢这种挑战并很快赶了上去，再次展示了自己的学得快的天才。多森教授又成了他的导师，两人很快恢复了战前那种愉快而又富有创造性的合作。

　　此时重返哥伦比亚的阿西莫夫，已不再是11年前那个初入校园时害羞、孤僻的男孩了，那个既自大又内向，呆头呆脑，毫无灵气的少年已消失得无影无踪。重新于1946年9月迈入校门、又很快找回自信的阿西莫夫，已是个26岁的已婚博士研究生，去外地工作过，当过兵，还到过夏威夷。他的成熟使他与多森教授的关系更为融洽，与研究生班同学的关系也要比大学时代好得多。现在，他可以全身心地投入到了学业中，再也不用为了给店里帮忙而乘地铁匆忙往家赶了。

　　在多森教授指导下，阿西莫夫的博士研究进展顺利。有许多次他遇到了困难，但都在导师的指点下又走出了迷津。多森是个责任心强、乐于助人的教授。他一边从事自己的研究，一边尽心尽力地帮助学生。他发现阿西莫夫是个天才的理论型化学家，但动手能力差，于是尽力帮助他，督促他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在他的影响下，阿西莫夫克服了种种弱点。

　　按照博士生课程安排，阿西莫夫还得主持研讨会，偶尔也开办些讲座。多森与其他几位教授参加了他的首次讲座。阿西莫夫虽然紧张但仍表现得很出色。多森当时便意识到，艾萨克有种罕见而又可贵的天才，能将事物解释得清清楚楚，并使听众获得启迪。正是这些早期的讲座，使阿西莫夫真正产生了写小说的同时，尝试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的念头。

　　尽管搬家与重新适应学院生活令阿西莫夫忙得不亦乐乎，他并未忘记写他的科幻小说。在写博士论文的同时，他首次开始认真地创作一部长篇小说，这就是后来的《空中卵石》。

　　1948年5月，阿西莫夫获得了博士学位。他为今后能被称为艾萨克·阿西莫夫博士而欣喜不已，便约了多森教授及哥伦比亚的一群朋友前往酒吧。为了庆贺，他要了杯“曼哈顿”，感觉不错，又要了第二杯、第三杯、第四杯，当喝到第五杯时，酒劲发作，很快便烂醉如泥。

　　多森教授与其他人费了很大的劲，才把阿西莫夫送回家。虽然，阿西莫夫本人对那天晚上发生的事一点都记不起来，杰特鲁德却清楚地记得。安顿好阿西莫夫后，她在厨房里还听到他在醉梦中的傻笑声，不时地还含混不清地喊道：“阿西莫夫博士！阿西莫夫博士！”

　　得意之情与酒后的头痛一块逝去后，阿西莫夫回到了严峻的现实中。现在，他不得不离开学院谋职了。多森再次帮了他的忙。经他介绍，阿西莫夫得到了给哥伦比亚学院的爱德菲尔德教授当博士后研究助理的职位。尽管薪金微薄，但阿西莫夫还是接受了，并于1948年夏末开始了工作。但这个工作并没能持续多久。第二年1月，爱德菲尔德教授得知他的下一年研究基金将被取消时，便通知阿西莫夫，1948—1949学年结束后，将聘不起他了。

　　然而，阿西莫夫运气不错。在1949年6月之前他必须再找一份工作，而在1949年初，一位意想不到的人物就为他提供了一个工作机会。波士顿医学院的威廉·波依德教授已与阿西莫夫书信往来数年，两人经常探讨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这时，他写信来问阿西莫夫是否愿意到他的系里任助教。阿西莫夫一时拿不定主意。一方面，他在哥伦比亚的助学金即将枯竭，另一方面，他刚在纽约重新安定下来，不希望离开朋友们。是等待其他的机会还是抓住这个送上门来的晋职机遇呢？在与杰特鲁德、家人及多森教授多方商量后，他接受了他们的劝说，决定去面试。

　　1949年2月9日，阿西莫夫踏上了开往波士顿的列车。他想象着在那座陌生城市中的新生活。如果他喜欢那份工作，他将籍此与杰特鲁德在那定居，开创自己的学术生涯。

　　面试非常顺利。第二天，在返回纽约的途中，他就已经在计划未来了。杰特鲁德赞成迁居。尽管对即将离开长期生活的城市感到有些茫然，但他知道，既然他在波士顿找到了工作，他就应该在那里安家立业。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六章　《基地》






第六章　《基地》

　　大多数评论家与书迷都认为，《基地三部曲》是阿西莫夫最伟大的文学成就。对许多读者来说，是通过这部科幻三部曲首次认识阿西莫夫的，也是他们首次看科幻小说c 今天的读者都习惯于看长篇科幻小说，而这一三部曲却是以系列短篇小说的形式创作的，这不能不多少有些让人吃惊。这些短篇小说都是在1941年8月至1949年3月之间的7年半时间里创作的，随后又用了4年时间才将它们收集成书出版。

　　同样，这些故事也是在坎贝尔的办公室中诞生的。当时，阿西莫夫的大部分作品均被《惊奇》与其他杂志拒收。那天，阿西莫夫乘地铁时正看着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歌剧剧本集。他翻到了《艾俄兰斯》。这部军事题材的作品使他想到了军队、战争与帝国。还没到坎贝尔的办公室，阿西莫夫就已想好了要写一部以罗马帝国兴衰为原型的银河帝国小说。

　　一走进坎贝尔的办公室，阿西莫夫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了自己的新计划。很快，坎国尔也对这个计划产生了同样的兴趣。他意识到，这次他们的合作远不只是短篇小说，或像阿西莫夫所提议的是部中篇小说，这将是部规模更为宏大的作品。按坎贝尔的构想，这将是一部短篇、中篇兼有的系列故事，它们将连贯地构成一段历史，在这段历史中，随着一个帝国的没落、衰亡，在它的废墟上将崛起另一个帝国。他让阿西莫夫回家去写个“未来历史”的提纲。他希望阿西莫夫能以在那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他的办公室中两人所拟定的大意为基础，设计一下银河帝国历史发展纲要。

　　阿西莫夫不喜欢写什么提纲。以前所有的短篇小说，他都是一挥而就。在后来的与作生涯中，虽然有时他也被迫为自己的一些小说与非小说类作品拟订提纲，但他始终对此带有厌恶之情。

　　在1941年之前，阿西莫夫还认为创作一部“未来历史”毫无意义。他知道罗伯特·亨纳恩已写过这个主题，虽然情节稍有不同，但因不是原创，并无新意。遵照坎贝尔的吩咐，他开始了创作，可没写多久，情节就变得一团糟，只能把稿子扔到纸篓里。他决定写个切实点的故事。

　　1941年8月11B，距刊登在9月《惊奇》杂志上的《夜幕》引起轰动的前4天，阿西莫夫开始静下心来创作《基地三部曲》的第一篇故事。9月8日他完成了，坎贝尔当场就收下了这篇故事。9月17日，阿西莫夫收到了《惊奇》杂志寄来的一张支票，按一字一美分计算，12，600余字的小说给他带来了126美元。这只是第一笔罢了。在此后的几十年中，《基地》系列为阿西莫夫带来了数百万美元的收入。

　　第一篇故事以《基地》为名，刊登在1942年5月的《惊奇》杂志上。在《基地三部曲》中则被改名为《博学者》（《基地》第二部）。

　　《基地三部曲》篇幅巨大，可能除了30年代早期的E．E.史密斯外，在阿西莫夫之前尚无人敢问津这样的宏篇巨著。刊登在30年代流行杂志上的史密斯的《水晶体人》系列也是以短篇小说形式创作的，但阿西莫夫的这部作品远超过了它。

　　阿西莫夫坦白承认，在创建虚构的帝国时，他借鉴了一些别人的作品。许多评论家认为阿西莫夫是从爱德华·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中获得了主要的启示，但他还从别的书中获取了大量的创作灵感。他后来开玩笑说，他从不用为他的《基地》丛书编写情节，因为它们都是现成的。

　　系列的前三个短篇所受的直接影响来自吉本的著作及另一部大型历史巨著、24卷的《历史学家眼中的世界历史》。从第四个短篇小说起，吉本的影响开始减弱，阿西莫夫又从当时流行的一套历史系列丛书、阿诺德·汤因比的《历史研究》中找到了新的灵感。在创作《基地与帝国》时，他受这部书的影响很深，但当开始创作《第二基地》里的故事时，他又将这本书抛到了一边。

　　《基地三部曲》的故事发生在遥远未来中的特伦特星球。哈里·夏尔登是位数学家，他创立并完善了心理历史科学。这门具有强大威力的学科能精确地预见人类的未来，但只有当两个基本条件实现时，它才能起作用。第一个条件是，必须有庞大的人口，换而言之，就是只能用以10亿为单位的数字来表示对未来的精确预测。这意味着整个银河系才有可能成为心理历史学家的研究对象，而个人或小团体则不可能。第二个条件是，预测必须在被分析的对象——人——不知情的情况下进行，以保证他们的行为不因被预知到而受影响。

　　在创立这门虚构的学科时，阿西莫夫自己的学术知识发挥了极大的作用。具体地说，心理历史学的规则大致是以化学的动力学规则为基础的。化学动力学研究的是气体的运动，其中一个重要的前提便是，为保证测算的精确度，必须有大量分子的存在。

　　阿西莫夫在这套系列的第二个短篇《市长》中，实际上已经提到了这个前提条件。在《市长》中，主人公萨尔沃·哈丁说：

　　　　　即使是夏尔登先进的心理学也有其局限性。

　　　它不允许有大多的变量。正如气体动力学原理不

　　　适用于一个分子一样，他的理论对单个人起不了

　　　作用。他的理论只能对整个星球的人群生效，并

　　　且只能‘蒙蔽’那些对自己的行为将造成的后果一

　　　无所知的人。①

　　①《基地》中的《市长》，高曼出版社1951年版。

　　精通心理历史学的哈里·夏尔登的研究表明：正值鼎盛时期的帝国将很快崩溃，并将在几百年内完全灭亡。他还进一步预测到，在此后的两万年内，人类将生活在野蛮状态中，直到第二帝国的崛起。

　　为此，他倒有个颇为勉强的解救办法。他建议在银洞系的两端各建立一个他称之为“基地”的社会，在此囤积人类所有的知识，并孕育新的帝国，这将在理论上使野蛮状态缩短为1，000年。

　　自然，没有人相信他的预测。贵族们自然对夏尔登的理论极为不屑，但最终，夏尔登还是说服了帝国的实权人物总督林中·陈。这样，两个基地在“银河系的两端”建成了。

　　《基地》系列前半部重点讲述了特米勒斯星球上的第一基地的故事。这个小星球在银河系的顶端，是银河帝国的外域。

　　前六个故事①讲的几乎都是第一基地的事。它们围绕基地的历史发展中的主要人物展开，讲述了他们为创建第二帝国，如何克服一个又一个困难的故事。

　　①最初只出版了5篇，第六篇《博学者》是在收集成书后完成的，作为书中的开篇。

　　《博学者》是阿西莫夫创作并发表在《惊奇》杂志上的第一个故事。故事的背景是在特米勒斯星球，当时夏尔登已经死了50年（基地建成后不到一年他就死了）。故事情节围绕着几个主要人物展开，其中有被子孙后代视为民族英雄的萨尔沃·哈丁与颇具传奇色彩的基地长老。正是哈丁意识到夏尔登已安排好了基地的历史，因此他们将定期地面对所谓的“夏尔登危机”：

　　　　……未来不是模糊不清的。夏尔登已经为我

　　们做出了安排。我们历史上连绵不断的每一个危

　　机都是预先设计的，每一个危机的开始都有待于

　　上一个危机的圆满解决。①

　　①《市长》。

　　夏尔登死前在特米勒斯星球上建立一个“时光小屋”，每一次危机过后，不管有没有人在场，他的影像都将在那儿出现，称赞基地在危机中取得了进步，并严格执行了“夏尔登计划”。基地中的英雄们清一色地都是预见了“夏尔登危机”的人，并且（大多）引导基地闯过了难关。

　　第一次危机比较简单，是一场与基地近邻安那克雷恩星球之间的权力之争。

　　在得知安那克雷恩星球已经丧失核能力后，哈丁运用萌芽状态的强权政治手段，挑起星球间的冲突，从而避免了基地被安那克雷恩星球奴役的命运。另一方面，《博学者》也介绍了一套完全不同的学术、政治运作规则。基地的博学者们都是些头脑简单、自以为是的家伙，根本无法胜任要职，而哈丁则是久经风雨，善于操纵时局。故事中的英雄并非一名手持激光武器的超级战神，而是一名中年政客。

　　阿西莫夫可能是创造这类英雄形象的第一位流行杂志作家。他从多方面刻画他笔下政治英雄们（哈丁是其中的一位）的性格，从而成功地塑造了他们的形象。哈丁的魅力在于，他不是个单调乏味的权欲怪人，他擅长于哲理性的思考，他的警句与他的战略同时流行于世。如“暴力是无能者最后的避难所”这样的警句为他乏味的独自增色不少。

　　在创作第二个基地故事时，阿西莫夫在构思与写作上均遇到了很大的困难。在第一个基地故事的结尾，他通过萨尔沃·哈丁之口，使自己不得不接着写续篇。哈丁称：

　　　　……第一个危机的解决办法是显而易见的。

　　明显得如同我们所经历的一切苦难！①

　　①《基地》中的《博学者》，高曼出版社，1951年版。

　　由于为续篇铺就了道路，并得到了坎贝尔的认同，这使得阿西莫夫沾沾自喜，但喜悦之情转瞬即逝，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得在很短的时间内写出续篇。有了第一篇故事，就必须在下期的杂志上登出第二篇。他怀着紧张的心情投入了创作。

　　在打字机边上一坐，阿西莫夫便文思如潮，三天之内便写了17页。他得意洋洋地去找坎贝尔办些别的事情——坎贝尔见了他，第一句话却是：“阿西莫夫，给我那篇基地故事！”

　　这句话使阿西莫夫的灵感消失得无影无踪。故事写不下去了，他只是坐在那儿，瞪着打字机发呆。阿西莫夫后来回忆说，这是他经历的为数不多的几次创作障碍中的一次，它几乎将他的写作事业扼杀在蓓蕾初绽时期。他不能让坎贝尔失望，但按原定的情节他根本写不下去。

　　为此，阿西莫夫想尽了一切办法：强迫自己写下去，修改原定情节，将它暂时搁在一边过段时间再看，但都不管用。最后，在茫然恐慌中，他找到了挚友弗雷德·波尔帮忙。弗雷德·波尔偶尔也充当他的文学顾问，并在当时重又开始帮他向流行杂志出售故事。他们从布鲁克林桥的一端走到了另一端（这是他们常走之路，因为波尔的第一个妻子纳斯丽·佩里不能容忍阿西莫夫，根本不允许他进门）。漫步时，波尔帮他理清了情节并给了他许多指点。阿西莫夫飞奔回家，一蹴而就，完成了创作。

　　这就是《笼头与马鞍》。萨尔沃·哈丁又一次成了主角。故事发生在30年后，当时特米勒斯星球上的第一个基地建成80年。哈丁创立了一个宗教，它的影响遍及四大王国，而基地则是四大王国的权力中心。王国中日益野蛮的居民将特米勒斯星球与基地视为这一宗教的圣地，普通公民被送到这里接受培训，成为神父，神父们掌握着由基地专门提供的技术，这些技术由万能的银河神灵操纵着，被蒙上了一层神秘的宗教外衣。

　　在阿西莫夫的笔下，哈丁利用基地作为宗教中心的杠杆作用，拓展了基地的影响，挫败了安那克雷恩人的再次进攻，并在银河系的外围创立了帝国的雏形。

　　一些人认为四个王国的居民竟毫不怀疑地接受了基地所创宗教这一情节令人难以置信，因此这是这个故事的一个小小败笔。基地只用了30年便在整个银河外围传播了宗教，而且整个地区竟如此迅速地陷入了野蛮状态；30年内，人们竟能心甘情愿地抛弃历史成就与文明，接受一个根本毫无说服力的宗教，这些也都令人难以接受。

　　我们只能认为阿西莫夫是以罗马帝国崩溃并随后陷人黑暗时期这一历史阶段为其故事创作的背景原型。这一情节错在银河外围的人们是从比罗马人先进得多的文明上坠落下来的，可能阿西莫夫是要说明“爬得越高跌得越惨”这个道理吧。坎贝尔要么是疏忽了《笼头与马鞍》中的这一情节失误，要么是觉得无所谓，总之，1941年11月他收到这篇故事后，马上就将它登了出来。

　　1941年至1945年期间，坎贝尔麾下的许多作家都卷入了战争。由于迫切需要作品，他提高了稿酬以吸引投稿。因此，阿西莫夫的这篇故事是按新规定的每字1．5美分计，共400美元，这是截至当时为止他收到的数额最高的一笔稿费。

　　写完《基地》中的第二个故事后，阿西莫夫的创作由于战争而暂时告一段落。当他重新开始接着创作这一系列时，几乎已是两年之后了。

　　《笼头与马鞍》（《基地三部曲》中更名为《市长》）刊登在1942年6月《惊奇》杂志上，《商业王子》（原名《大与小》）直至1942年10月才开篇。这个短篇字数超过了22，000，是当时阿西莫夫创作的最长的故事，一直到1944年1月才写成，刊登在1944年8月的《惊奇》杂志上。

　　这个故事讲的是基地如何通过贸易手段及在《笼头与马鞍》中创立的宗教扩大势力的故事。故事的主角是赫伯·梅罗，他凭着自己的勇敢与胆识，终于在故事结束时，成了基地精英中的一员，而这些精英都是些哈丁式的人物。

　　基地在扩展其贸易王国的过程中遇到了麻烦，最大的难题是如何在不诉诸武力的情况下将各国纳人自己的统治中。

　　《商业王子》的故事发生在基地建成150年后，科瑞尔星球的阿斯帕司令企图利用银河帝国的最后一小撮残余势力以征服基地。

　　我们的英雄赫伯·梅罗意识到第三个夏尔登危机出现了。与萨尔沃·哈丁所面临的危机时的情况一样，梅罗被迫两面作战。首先，他必须让基地政府意识到科瑞尔星球的威胁；其次，他还必须解决特米勒斯星球上新出现的一个社会问题——“商业王子”的出现（由超级富裕的商人组成的团体，它的强大已对基地产生了威胁）。他成功地做到了第一点，但却未能解决第二个问题。阿西莫夫在创作第一个故事时，为写续篇，曾在结尾留下一个未解之谜，结果给他造成了创作障碍。他显然未吸取教训，又在这个故事的结尾留下了一个未解的社会问题，作为下一个故事的创作背景。

　　基地靠经济手段，而非军事优势挫败科瑞尔星球，这一胜利当然是早已被夏尔登预见的。基地巧妙地渗透了敌人的整个经济体系，它向敌国的芸芸众生灌输宗教思想，让他们依赖于基地生产的原子能装置——早在战争爆发的前几年就卖给了他们。当这些装置开始出现故障并无法修复、替换时，军事梦想只能让位于经济需求了。

　　这个故事与罗马帝国历史有着紧密联系。古罗马在其帝国时期曾发生过两次大规模的“贸易战”。第一次是与俄罗斯发生争执，结果导致了四次军事行动。更重要的一次则是与中国进行的。当时的贾斯汀尼皇帝将蚕卵引人康斯坦丁堡，使罗马人生产出了自己的丝绸，从而打破了中国对丝绸贸易的垄断。这些历史无疑促使阿西莫夫联想到了经济实力是挫败军事优势的潜在可能。

　　阿西莫夫给他的第四个故事命名为《楔》。坎贝尔在1944年4月收到了这个短篇。它是全书的第四部分，所用标题为《商人》。这个故事不到7000字，是全书中最短的一篇，它不过是简单介绍了基地的一小段历史。几个月后，阿西莫夫完成了《死手》的创作。在《基地三部曲》中，它是第二部《基地与帝国》中的第一章，标题为《将军》。

　　阿西莫夫于1949年8月将这篇故事交给了坎贝尔。25，000字的数目使它成为他所写过最长的一个连载故事，并为他赚了437．5元。《楔》与《死手》都是阿西莫夫在海军造船厂时创作的。当时正值战争最激烈的时候，这两部作品明确反映了那时的阿西莫夫满脑子都是与战争有关的事。

　　《将军》是《基地三部曲》中情节最精彩的片段之一。它充满了刺激，并且与整部作品完美地融为一体。故事的主角就是书名所提到的将军，旧帝国最后一员干将贝尔·里奥斯。

　　夏尔登死后200年，帝国进入了垂死阶段，这时它遭受了致命的一击，而这一击正是由里奥斯完成的。在银河系中谁还能与帝国为敌？帝国正在滑向野蛮的深渊，而方圆之内再没有外星人或其他有人迹的星系存在。正是这一搜寻对手的过程中，里奥斯发现了基地，他立即踏上了追求荣誉与鲜血的征途。

　　正如夏尔登所预见的那样，里奥斯根本没有获胜的可能。那时统治帝国的是一位雄心勃勃的帝王。一位有雄心的帝王与一位追寻荣誉的将军，他们之间的联盟是不稳定的。里奥斯的巨大成功令帝王感到了威胁，因此除掉了他。夏尔登的第四个危机就这样解决了，度过危机的基地将迎接明天的战斗。

　　1944年8月，阿西莫夫写《死手》时，《大与小》已在当月的《惊奇》杂志上刊出。这篇故事上了封面，被称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系列之一”——这是他的基地故事首次被归为系列。

　　尽管这些都促使阿西莫夫继续这个题材的创作，但到1944年秋天时，他开始厌倦整个构思。他已一口气写了三个《基地》故事，几乎占用了他整年的创作时间。他想写点新的东西了。

　　由于上述原因及战争所带来的巨变，基地故事的创作停了几个月。1945年1月，阿西莫夫拜访坎贝尔时，这位编辑说，他希望阿西莫夫能写一个完全粉碎夏尔登计划的故事。这想法吓了阿西莫夫一跳。毕竟整个系列是围绕夏尔登计划展开的，粉碎它简直无异于亵渎神灵。但阿西莫夫无法说服坎贝尔放弃这个念头，只得打道回府按其大意进行创作。

　　从写作技巧、情节安排及人物性格塑造方面，《骡子》比前几篇基地故事要成熟得多。故事中的许多人物显然就是以阿西莫夫身边的人物为原型的。麦格尼菲科、贝塔·戴瑞尔与特伦·戴瑞尔是三个主要人物。从相貌上看，贝塔是以杰特鲁德为原型的，而特伦的性格其实就是阿西莫夫自己的性格。在故事中，特伦是个对周围事物有些茫然的年轻人，他快嘴快舌，有时还稍稍有些过分敏感。从外型上看，特伦体魄健美，高大壮硕，恰恰与阿西莫夫相反。

　　骡子麦格尼菲科是这篇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同时在整套三部曲中，他也是除夏尔登外的又一个中心人物。从外型上看，骡子是以阿西莫夫在海军造船厂工作时的一位朋友雷昂纳德·梅赛尔为原型的。梅赛尔是个性格开朗的家伙，他至少也曾有过一次将阿西莫夫从沮丧的深渊中拯救出来的记录。梅赛尔的相貌最有特点之处，就是他那硕大坚挺的鼻子。他还是个不错的音乐家，喜欢唱歌，爱讲笑话。麦格尼菲科不仅扮演着宫中弄臣的角色，而且他还经常弹着一种称为“维西索诺”的乐器。他的这种演奏天才能造成破坏性的后果。

　　另一个人物艾伯林·米斯是整个故事中的关键人物，尤其是在最后一幕中。不知阿西莫夫是以何人为原型塑造这一角色的，他很可能是阿西莫夫的大学教授们与俄罗斯民间故事中惯见的聪明老头的结合体。

　　阿西莫夫在这个故事中塑造了一对新婚夫妇，并围绕年轻女人展开了情节，这都不是无缘无故的。除那些关于苏珊·卡尔文的故事外，这是阿西莫夫首次在其故事中塑造了一个坚强的女性人物。创作《骡子》时，阿西莫夫正陶醉在新婚的喜悦中，这无疑对他的写作产生了重要的影响。因此，以杰特鲁德为原型的贝塔在最后一刻拯救了基地并非是巧合。

　　《骡子》的故事发生在基地建成300年后。它讲述了有史以来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基地被一个具有通灵能力、藐视夏尔登计划的异形挫败的故事。贝塔拯救了银河系的未来，在她的努力下，骡子未能找到第二基地。特米勒斯星球衰亡之后，第二基地是创建夏尔登帝国的唯一希望。

　　因为这个故事是在战争期间写就的，所以它与军事的关系最为密切。阿西莫夫在塑造骡子这个形象时，脑子里肯定想的是希特勒。但骡子的性格比希特勒复杂得多。尽管他苦心钻营、野心勃勃，但他并不是个单纯的极权独裁者。骡子最让人感兴趣之处就是他的脆弱。他为什么会变得如此贪恋权力？他运用自己的强大能力征服了银河系，其实是想躲避这种权力？他的最终目标是什么？为什么贝塔对他有那么大的吸引力？

　　所有这些问题都有着详略不一的答案。关于骡子的确凿情况，我们所知甚少，但阿西莫夫的只言片语已足够促使我们发挥想象填补这一空白，并使我们认识到这是个有着奇异的魅力、极为忧郁的人，他为感情付出了代价，使得自己的能力被毁，与其说他是个有着虐待狂倾向的疯子，不如说他是个具有通灵能力的厌世者。

　　《骡子》是《基地》系列中第一部提及骡子及其征服第一基地诸细节的短篇，它构成了《基地与帝国》的下半部。阿西莫夫用了三个半月时间写完这个故事，1945年5月他把稿件交给了坎贝尔。这是他完成的最庞大的写作计划，共计50，000字，几乎达到了一部中篇小说的长度。这部作品还让他得到了自从写作以来收到的金额最大的一张支票——875美元。

　　奇怪的是，阿西莫夫并未为写出这部成功之作而自得，因为他认为一切来得过于容易了。他在日记中做了罕见的反省，其中的一句是：“某些成功使人享受不到搏击的乐趣。”①

　　①《记忆常青：艾萨克·阿西莫夫自传，1920－1954年》第420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79年版。

　　当时，对兵役的恐惧时时困扰着阿西莫夫。唯一令他宽慰的消息是欧洲战争结束了，而亚洲战争的消停也不过是个时间问题罢了。《骡子》在1945年12月的《惊奇》杂志上刊出时，阿西莫夫已应征入伍。1945年的感恩节，他在利兵营看到了这份杂志。直到他退伍并重新安定下来后，他才再次开始计划写篇新的基地故事。这时已是1946年的秋天。

　　在新创作的故事中，阿西莫夫再次提及了整套系列中最强大的角色——骡子。这个故事后来成了《第二基地》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所用标题为《骡子的探索》。它讲述了骡子一心想找到第二基地，但终未获得成功的故事。

　　当故事刊出时，结尾部分的内容是：在通灵战斗中，第二基地挫败了骡子，并对他施以感应之术，令他返回了自己的帝国。但在原稿中，结尾并非如此。阿西莫夫为这个短篇起名为《发现》，他于1947年2月2H将书稿交给了坎贝尔。这个故事仅有25，000字，长度只是《骡子》的一半，但它的重要意义在于，阿西莫夫决定将它定为整个系列的收篇之作，为它写个干净利落的结局。

　　坎贝尔根本不同意阿西莫夫的观点，坚持让他重写，为下次的连载留下一个未完的结局。阿西莫夫已断断续续地写了五年半的《基地》故事，对整个基地的构想烦透了。他想换换口味，写自己的机器人故事。他一直认为机器人故事要有趣得多，同时他还想写一部长篇小说，但因在出版界关系不多，他只得继续与坎贝尔合作。他回去后按要求做了修改，第二天就将改好的稿子交了出去。如我们在《基地三部曲》这套小说中所见，这次，他写了个未完的结局。坎贝尔非常满意，很快便给他汇了一张500美金的支票。

　　成功的喜悦与经历了战争以来长时间清贫后的“突然富裕”，使阿西莫夫少见地冲动了一次。他给杰特鲁德买了件价值200美元的褐色貂皮大衣。

　　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发现》才在1948年1月的《惊奇》杂志上刊出，这时距它创作完成已有一年的时间。尽管阿西莫夫当时已创作了许多有影响的作品，但1948年初的那段时间是他写作生涯中的低谷。这段时间里，他没写什么短篇小说，正致力于创作一部长篇并考虑着将它卖给谁，而这比他原来想象的要难。尽管他喜欢写短篇小说，但他知道不能以此为正式的职业。如果他确实想以作家作为自己的第二职业，他就得有所突破，不能只为流行杂志写东西。与此同时，他的学术工作进展顺利，他在其中投入了许多精力。

　　1948年整个上半年，坎贝尔一直都在催促阿西莫夫写下一个基地故事，并且同意将这篇故事作为整套系列的收尾之作。他终于说动了阿西莫夫。《发现》交稿后的18个月多一点，阿西莫夫又回到了两个基地的世界，写出了最后一个连载故事。他给它起名为《消失》，以便与这一系列中的前几个故事相衔接。

　　阿西莫夫于1948年10月开始动笔创作这个最后的故事，但进度很慢。他从一开始就意识到，必须先简要介绍一下前面的内容，因为每一个故事都是相互关联的。毕竟，上一个连载故事刊出距今已有一段时间，第一个基地故事发表已是6年前的事了。结果，为了使这个故事与前面所有的故事顺利接轨，他将情节写得越来越复杂。

　　在《消失》（编成小说时改名为《基地的探寻》）的开头，故事的一位主人公，十几岁的小女孩阿卡迪亚·戴瑞尔正在按学校的要求写一篇历史短文。阿西莫夫以这一方式简述了基地的历史。我们很快便了解到，阿卡迪亚正是伟大的贝塔·戴瑞尔的孙女。早在60年前，贝塔就认出麦克尼菲科是骡子，从而拯救了第二基地。

　　当第一基地的阴谋败露时，故事的节奏迅速加快。参与阴谋的是以阿卡迪亚之父特伦·戴瑞尔博士（贝塔的儿子）为首的一群学者。他们认为，第二基地对第一基地的未来是个重大威胁，因此决定摧毁它。

　　在所有的基地故事中，《基地的探寻》的情节最为复杂。它一边讲述着阿卡迪亚卷入阴谋的简单故事，一边描述着第二基地的复杂计划。故事结束时，第一基地再次度过了难关。他们在一场实战中取得了胜利，并误以为已毁灭了第二基地。

　　自然，如果以为夏尔登建立两个基地的目的是为了在未来的某次危机中，让一个基地消灭另一个基地，那就太可笑了。阿西莫夫从一开始就想好了，在夏尔登的计划中，两个基地将向着完全不同的两个方向发展，一个将取得重大技术进步，而另一个，也就是第二基地，将具有阅读人脑的能力。最终的目的是，在未来的某个时候，两个基地将统一，并创立一个新帝国，一个与纯技术的第一帝国完全不同、更为强大的帝国。

　　第二基地在暗中引导着整个故事情节的发展。它完全操纵着故事中人物的心理，引导着事件的发展，以挽救夏尔登计划，并推动第一基地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

　　1949年3月，阿西莫夫在交付这最后一篇基地故事时，他与坎贝尔同时意识到，该是故事结束的时候了。再也不会有基地故事了，这部史诗已经完成——至少暂时如此。

　　《消失》使阿西莫夫得到了一张1000美元的支票。这样，他的8篇故事共为他创益3，600美元。

　　故事本身可能是结束了，但《消失》（分三期刊出，1949年11月的《惊奇》刊载了第一期）的交付并非意味着整个故事的结束。

　　弗雷德·波尔试图将整个基地系列出版成书，但好几次都是一开始便失败了。后来，他找到了出版界的一位同行马丁·格林伯格。格林伯格同意将此系列改编成书。

　　格林伯格创立了一家高曼出版社。到1951年为止，他们已出版了阿西莫夫的专集《我是机器人》，而纽约的双日出版社那时也已出版了阿西莫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空中卵石》。

　　由于拥有双日和丽特尔两家出版社的布朗拒绝出版《基地》，阿西莫夫显然为高曼出版社愿意收下它感到高兴。

　　1951年2月28日，阿酉莫夫收到了第一本书100美元的预付金。这本书后来成为《基地三部曲》中的一本。除去弗雷德·波尔应得的10％，阿西莫夫的实际收入为90美元。

　　格林伯格建议将书分为三卷出版，但苦自然划分，第一卷仅6万字，稍微短了一点；他同时还认为，故事开始得大突然，建议阿西莫夫写篇序论。阿西莫夫照办了，这就是三部曲中的第一部分《心理历史学家》，这个全书的开篇是最后完成的。这一部分介绍了哈里·夏尔登本人，并为萌芽状态的第二帝国的未来历史埋下了伏笔。

　　1951年5月，阿西莫夫将《基地》的最后修订稿交给了格林伯格。在随后的两年半内，另两部的修订稿也陆续交付出版。其中的最后一部《第二基地》，于1953年出版。

　　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是一无法估量的伟大成就。这三部书被视为是20世纪四五十年代以来“成熟”科幻小说的最佳典范。但是，我们在本书后面的章节中将会看到，除了流行杂志所拥有的有限读者外，阿西莫夫的这部作品当时并未引起更多人的注意。这种情形一直持续到60年代。那时，三部曲开始畅销全球，卖出了数百万册。这套书在西方少年中风靡一时。正是这套书，使这些从未看过流行杂志的孩子们真正认识了空间剧。

　　对于那些刚成年，但已在科幻小说界立住脚跟的年轻人来说，《惊奇》杂志上的基地故事为他们创作自己的作品提供了启示。例如，1965年出版的曾引起巨大轰动的弗兰克·赫伯特的《沙丘》系列，就很明显地受到了基地故事的影响（甚至在场景描写中用了未来主义的百科全书式的手法》；再如，首刊于1950年杂志的詹姆士·布里什的《飞行的城市》，将历史观点、社会学者“史密斯”式的冒险结合起来，在很大程度上也借鉴了基地故事。

　　《基地》出版数年后，那些对科幻小说不屑一顾的人仍认为它是一种不入流的文学形式。在他们的想象中，这些小说里尽是些鼓着眼的怪物与浑身发绿的火星人；他们不喜欢它的复杂。直至60年代，不明真相的人们仍认为科幻小说只是写写激光枪的威力与“飞碟”的可能性。这些怀疑者们哪里知道，自40年代初的“黄金时代”以来，像阿西莫夫这样的作家就已经开始创作复杂、高深的社会与心理题材的作品，并在其中融人了比现实先进得多的科学。

　　《基地三部曲》为科幻小说的发展铺平了道路，它在这方面所做的贡献可能要比其他任何一部科幻小说都大，60年代中期创作的《星际艰旅》无疑也得益于它的启迪。同时，它还激起了70年代的科幻影片浪潮，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作品是乔治·鲁卡斯的杰作《星球大战》。这部影片无疑是从《基地》中得到了启迪，至少在某些方面如此。特伦特星球统治下的泛银河帝国与拉克·斯凯沃尔克等人的帝国无甚区别。

　　然而，《基地三部曲》并非是部无懈可击之作。作家布莱恩·艾尔迪斯愉快地记起基地故事于1941－1949年间发表时曾经给他带来的激动，但他认为这套作品出版成书后并非上乘之作。“你简直无法想象等待下一期载有基地故事的《惊奇》杂志是多么令人激动。”他说，“但当它们出版成书后，你再看时，就会发现其中有许多失误。比如，骡子乔装成麦格尼非科这一手法就与最后一个故事中写普林姆·帕尔沃的手法是一样的。”

　　三部曲与机器人小说一道，将阿西莫夫推入了科幻小说创作领域的上层。当基地故事在流行杂志上发表时，他已是科幻小说界的名人了，而当这套故事出版成书后，他则在更为广阔的出版界中拥有了更大的声望。在三部曲之后，他创作了系列科幻长篇小说。多年以来，这些长篇著作在世界各地畅销不衰，使他成为了也许是那个时代全球最伟大的科幻小说作家。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七章　家庭与背叛






第七章　家庭与背叛

　　阿西莫夫夫妇于1949年7月底搬到了波士顿，在那里一住就是21年。1970年，与杰特鲁德分居后，艾萨克才独自搬回了纽约。

　　搬家时，他们已经结婚7年。7月26日离开纽约前，他们刚过完结婚周年纪念日。从许多方面看，他们都是美满的一对，雄心勃勃，满脑子都是远大计划；但私下里，两人之间危机重重。4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夫妇的性关系已恶化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此时，阿西莫夫正同时从事着两个．职业。他既无经济安全感，又无足够的自信可以抛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1949年时《空中卵石》尚未出版，流行杂志仍是他的主要市场。他还需在大学里工作9年。只有在渐渐得到出版界的认可后，他才能与杰特鲁德单靠他的创作收入过上舒适的生活。

　　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他在哥伦比亚读博士时，偶尔也讲过课，并且很成功。他自己也喜欢讲课。从某种意义上看，他后来的许多作品其实就是在讲课。他的非小说类作品限于科学知识领域，但当他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更具有信心时，便开始写任何自己喜欢的东西。

　　在波士顿大学，他成为一名讲师。他并不是助理教授（如比尔·波依德原先所指出的那样），而是一名讲师。这个职位只比助理教授低一级，意味着他将在从事部分教学的同时开展纯研究。

　　1950年2月，他讲了第一堂课，题目是“简单的类酯物”。后来，杰特鲁德声称，“今天，我们讲简单的类酯物”是最令她恶心的一句话，因为艾萨克在家里走来走去，不厌其烦地念这句开场白。

　　尽管阿西莫夫几天前扁桃体发炎，但第一堂课还是获得了成功。在到校的头一个月，他便与学生打成一片。学生们向他请教问题，喜欢他平易、亲切的讲课方式。但系里许多保守的教师并不喜欢他，讨厌他与学生随随便便，认为他古怪、自负——那时已是公认的了。阿西莫夫并不在乎这些。

　　阿西莫夫对选修他这门课的女生关心得更多些，因此曾不止一次地被指责为与她们过从大密。一小群本事差点的男生很快便妒火中烧，称阿西莫夫偏袒女生。阿西莫夫很快便意识到自己得谨慎点了。一方面，一群讨厌他的讲师们对他不屑一顾，另一方面，又有人指责他偏袒女生，这更糟糕，他的处境简直有如在走钢丝一般。虽然这些风波很快使平息了，但在随后的8年中是非不断。对阿西莫夫来说，大学里难得有风平浪静的时候。

　　由于他那典型的狂妄自大，阿西莫夫的日子更不好过。他自恃受广大学生欢迎，便大言不惭地宣称自己是学院里最优秀的讲师。

　　50年代初发生了这么一件事。一位参观者在走廊上听到另一层楼传来的起哄声，随后又是欢呼声和掌声，便问陪同的教员：“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教员愤愤回答道：“哦，可能是阿西莫夫在讲课。”

　　在大学里，阿西莫夫确实也有些朋友。1950年，比尔·波依德出国旅行了近一年后，回到了学院。他和阿西莫夫成了好朋友。阿西莫夫总是与出版界里的同行交朋友，但大部分人都住在纽约。坎贝尔、波尔及其他一些好友经常来波士顿看望他，所以他当初完全没必要担心会被孤立在纽约市外。

　　阿西莫夫是个优秀的讲师，但是个差劲的研究人员。从到波士顿大学的那一刻起，他就为此与一些教员发生了多次冲突。他的顶头上司亨利·雷蒙博士是他所参加研究项目的负责人，两人从一开始就不合。雷蒙几乎在各方面都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他是个办事彻底、讲究精确、具有奉献精神的研究员，但在教学方面没什么特别之处并且极端保守。他不喜欢阿西莫夫那种爱出风头、爱开玩笑的作风及他的古怪观点。他认为，一位学者应尽量把时间多放在自己的研究上。他不赞成阿西莫夫的写作雄心，认为这是给学院丢脸，有损波士顿大学的尊严。他竭尽全力地给阿西莫夫找麻烦。

　　幸亏艾萨克与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关系不错。沃克也是与阿西莫夫极为不同的两种人，但他非常尊敬阿西莫夫，并不认为雷蒙的批评是对的。

　　阿西莫夫尽可能地逃避研究，并且讨厌写研究报告。他不喜欢固定的正式文体，因为这使他没有自由表达的余地。

　　岁月流逝，50年代中，阿西莫夫在大学里的研究越来越少，所上的课越来越多。尽管他才在波士顿生活、工作了两年，但在50年代早期，他就已经能够完全放弃学术事业，专门从事写作了。1952年，当年的文学创作给他带来了8，550美元的收入，而他在大学的薪金才5，500美元。1953年，他的创作收入几乎高达10，000美元，到这年年底，他已经出版了9本书，同时还为流行杂志写了大量的故事。创作前途一片光明。1950年12月，杰特鲁德怀上了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大卫。

　　艾萨克一贯对周围的事物反应迟钝，不善于察言观色，因此他几乎是最后一个意识到杰特鲁德怀孕的人。

　　公平地说，艾萨克吃了一惊是有些理由的。夫妻俩的性生活称不上频繁，而且在几年前，阿西莫夫就已得知自己精子的成活率低。到1950年时，他们几乎对要孩子不抱什么希望了，所以也不怎么想这事。但不管怎样，当杰特鲁德告诉他自己怀孕的消息时，他确实是又惊又喜。

　　他们考虑的第一件事便是搬出这套一年前刚到波士顿时租的公寓，并马上开始行动起来，准备找套大点的房子。

　　怀孕初期不是很顺利。1951年1月底，杰特鲁德怀孕两个月时，开始出现了剧痛。艾萨克惊恐万分，开着六个月前刚买的新车将她送进了马萨诸塞州的纪念医院。医生担心杰特鲁德流产，便让她住院观察两天。艾萨克痛苦极了，一连几天，他都在医院里踱来踱去，有时还干扰医生的工作。当医生宣布杰特鲁德安然无恙时，病房里传开了一个笑话：“杰特鲁德没流产，艾萨克倒流产了五次。”

　　大卫出生于1951年8月20日。那时，阿西莫夫夫妇已在沃斯汉姆的劳威尔街找到了房子。房中的电话有拨号装置，这样他们就不用麻烦接线员了，唯一的问题是，花钱太多，搬入公寓时，他们还买了台冰箱，花了270美元。在他们看来，这几乎是个天文数字。

　　波士顿的夏天通常湿热难当，而冬天又寒冷无比。阿西莫夫喜欢寒冷的天气，只有真正大幅度降温时，他才觉得冷。他痛恨炎热的天气，从未对太阳浴有过兴趣，并且讨厌波士顿夏日的潮湿。他们在这个城市中所租的寓所都没有装空调，室内温度比室外还高，因此暑假时几乎不可能在室内写作。

　　劳威尔街寓所的一大优势就是它多少还有个阳台，并且在最高一层。艾萨克与杰特鲁德都充分利用了这一优势。艾萨克总是将打字机搁在荫凉处，在屋外工作。到了杰特鲁德怀孕的后期，即便是荫凉处的温度也高达90华氏度时，艾萨克便在阳台的另一头支起一张小床，让她睡午觉。

　　大卫是个早产儿，出生时块头很小，头四天是在育婴箱中度过的。他小时候常生病，父母总为他的体重担忧。整个童年时代，他一直很瘦，后来渐渐长成了一个害羞、缄默的男孩。甚至感到与同龄的孩子交流有点困难，也不愿和他们一块玩。当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第二个孩子罗宾出世时，大卫已经三岁，开朗了些，也开始与其他孩子一块玩了。相反，罗宾是个活泼、闹腾的孩子，与哥哥截然不同。

　　家庭扩大的同时，阿西莫夫正忙着创作他的科幻小说。这期间创作的大部分作品使他后来名扬四海。1950年，杰特鲁德打出了《我是机器人》的底稿，这部书在年底出版了。那时，她刚怀上了大卫。从杰特鲁德怀上大卫到1955年2月罗宾出世的这段时间内，阿西莫夫创作并出版了《基地三部曲》、《繁星若尘》、三部幸运儿斯塔尔系列、《太空洪流》与《钢之洞》。在杰特鲁德怀大卫期间，艾萨克正与高曼出版社合作，准备将基地故事出版成书。与此同时《空中卵石》取得了不错的销售业绩。罗宾出生前不久，阿西莫夫写成了《永恒的终结》。

　　这一时期是阿西莫夫创作生涯中一个明显的转型期。他的作品引起了评论界的持续关注，并为他带来了源源不断的经济收益。50年代初，他的写作收入已远远超过了学院的薪金，他完全可以辞去教学工作，转而专门从事创作了。

　　1950年到1955年期间，阿西莫夫的创作收人从4，700美元爬升到了15，000美元，而他在学院的薪金依然保持不变。显然，如果他专门从事创作，而不是在工作之余零敲碎打的话，他可以赚更多的钱。但那时，他仍下不了辞职的决心。他喜欢长长的、薪金照付的假期，也喜欢教书，而且他从事的那点研究工作并不是特别难以接受。更重要的是，他喜欢大学教授的名声。

　　结果，艾萨克迟迟未能做出辞职的决定，不仅如此，还与同事发生了争执，引起了不快。

　　他在大学任教的头几年，处境艰难，但他总能设法博得系主任沃克教授的好感。有件事使这一好感更为巩固。那是在1950年，比尔·波依德向阿西莫夫建议，两人合作编写一本生物化学课本，很快沃克教授也应邀加人进来。这样，阿西莫夫既讨好了上司，手头又多了一件武器。他告诉自己，一旦他在学院的位置受到威胁，他便将威胁退出这项合作计划。

　　没过多久，阿西莫夫便意识到了在同意编写这本生物化学课本时，并未考虑到不利的一面。结果，他得干大部分的累活，而且尽管出版商很有信心，但这本书从一开始就注定要失败。这本定名为《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的书终于在1952年5月写成，还未出版就已经过时。不仅如此，书中错误百出，在出第二版前还得进行修改。

　　作者们面临的主要难题还在于，至少还有另两本更占优势的书要同时出版，堵死了他们的市场。结果，阿西莫夫－波依德－沃克课本只卖出了几百本，成了一次小小的惨败。阿西莫夫为这本书费尽了心血；甚至不辞劳苦地编写了极为复杂的索引，最后换来的只是在学院里的一小点人为的安全。对他而言，与出版《空中卵石》、创作《繁星若尘》、《太空洪流》的辉煌相比，这本书简直不值得一提。

　　1951—1952年间，阿西莫夫曾认真考虑过要换一个地方教书，他觉得学院给他的待遇不好。他希望学院能给他开工资，而不是从雷蒙教授的研究基金中拨给他钱。与此同时，他还希望能晋升为助理教授。

　　1951年底，在沃克教授的帮助下，阿西莫夫成功地摆脱了对雷蒙研究基金的依赖。之后，他又承受了18个月的压力，才晋升到助理教授的职位。

　　为了让学院将他的名字列入工资单，他威胁要辞职。尽管一些教授们不喜欢他，但沃克知道他是一个好教师，并且，包括校长福尔克勒在内的一些比沃克职位更高的人，已预见到阿西莫夫日益增大的名气是他们的一项资产。

　　持反对意见的有雷蒙博士及沃克博士的上司查尔斯·基福博士，而持认同意见的只有校长及他的一些直接下属，如无实权的比尔·波依德和稍微有些影响的沃克教授。两派之间交战了数年。1955年夏天，阿西莫夫终于晋升为生物化学助理教授，实现了他为之奋斗的夙愿。这是他学术生涯中的一个重要里程碑。这不仅使他有了职称，同时还意味着他将享有学院的终生学术职位，除非他犯了大错。

　　如果不是沃克教授于1956年11月从系里辞职，而由一位年轻的外来户马洛特·西奈克斯接任的话，可能一切仍将沿著有利于阿西莫夫的方向发展。

　　西奈克斯是个和善的人，但经验不足，并且初来乍到，不愿与顶头上司基福博士发生冲突。西奈克斯接任时，基福与雷蒙已公开显示他们对阿西莫夫的敌意，甚至明确表示希望他滚蛋。在此之前，由于那本生物化学课本的缘故，每逢基福为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挑起事端时，沃克总是站在阿西莫夫这一边为他说情，而现在，阿西莫夫与基福之间再无调停人了。雷蒙又担起了后卫之职，双方摆开了争斗的架势。

　　与此同时，由于阿西莫夫的晋职及随之而来的职称，夫妇便开始考虑购买自己的住房。自然，这个主意是杰特鲁德先提出来的。无论他们在银行里存了多少钱，艾萨克可能永远也不会想到要买房子。但一旦想明白了，他觉得这个主意很不错。他考虑到，尽管与基福、雷蒙有冲突，但晋职已稳固了他的地位，况且他的写作事业一帆风顺，财源滚滚而来。

　　即便如此，他们还是过了一段时间才开始将想法付诸行动。阿西莫夫夫妇漫不经心地一边看房子，一边考虑着他们所能支付的价钱。不知何故，他们从未找到合适的房子，也从未正式与人签过约。

　　1955年，艾萨克的弟弟斯坦利在婚前买了自己的住房。他们的父母也在这一年里退了休，靠积蓄度日。艾萨克这才感到自己落后了。1956年，阿西莫夫夫妇终于在西组顿找到了房子。西纽顿是个整洁的中产阶级聚居的郊区，住户大都是些商人和学者。购房花去了他们23，000美元。

　　艾萨克一反常态，提议直接从存款中取钱购房。他们已存了35，000美元。当时，他们已有了两个孩子，而且艾萨克在波士顿大学的事业并非蒸蒸日上，因此杰特鲁德反对在这个时候花去2/3的存款。结果，他们申请了15，000美元的贷款，其余的用现金支付。1956年2月，他们迁入了新居。

　　说起来可能有点奇怪，艾萨克以前从未自己住过一幢房。他总是与家人一起住在公寓、店铺上层的屋子或宿舍里。在他36岁时，他终于有了自己的房子。这时他已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还获得了助理教授的头衔，并出版了一系列小说。

　　这幢房子共有三间卧室，一间兼做餐厅的客厅，一个大厨房及一个大花园。最令人满意的是，顶楼已改造成了两间屋子，正好可作为办公室。搬入后不久，艾萨克便开始收拾顶楼。他将打字机搁在屋子一端的架子上，写字台摆在U形拐角处，而装得满满当当的文件柜则占据了另一端。他做了几个书架，摆放参考书及不断增多的自己所著的各种不同版本的书。同时，他还收藏刊有自己作品的各类杂志的合订本。到1957年，他已收集了27本合订本。

　　阿西莫夫发现早上不必等邮件了。一里地外有个邮局，早上8点就开门，他可以开车去那儿亲自将退稿与信件取回办公室，这至少可省出一个小时的工作时间。

　　这一习惯使阿西莫夫不久就在邻居中赢得了工作狂的盛名。不管天气是好还是坏，他每早必定出现在邮局门口，这成了记者们津津乐道之事。

　　5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的家庭生活和谐美满，写作事业一帆风顺，但在学院里的处境却一天不如一天。失去了沃克庇护的他得直接面对基福，两人很快便展开了一场决斗。

　　1956年，全国心脏研究所请阿西莫夫写一本关于血液的学术论著。他们提出以补助金的方式为他支付稿酬。阿西莫夫则建议将补助金拨给学院，他需要时再动用。研究所似乎更愿意直接把钱给阿西莫夫，但阿西莫夫却决定将利用写此书时所收集的一些资料，同时用来写一本与血液有关的商业性著作，以此来扩大他的创作量，这也是他与一位占有极大市场份额的出版商之间的一笔交易。研究所同意了他的计划，并且将钱拨给学院。阿西莫夫认为，他为研究所写的这本书是高品位的学术论著，有助于提高学院的声望，学院不该反对他在工作的空余时间里写自己的那本商业书。

　　诚实的秉性很快便给阿西莫夫带来了麻烦。他认为自己在从事这一写作的同时，还捎带着干私活赚钱，因此不该再去支取拨给学院的那笔钱——拨给他第一年的补助金是2500美元。到1957年底，这笔钱已在学院的保险箱中呆了近一年时间。一天，全国心脏研究会写作计划的负责人打电话给阿西莫夫了解著作的进展情况，刚对阿西莫夫的工作表示满意时，听到阿西莫夫顺口说出自己分文未支，他又吓了一跳。这位官员告诉阿西莫夫，他的过分诚实将给研究所带来麻烦，因为这牵扯到纳税等种种问题。他希望阿西莫夫为研究所着想，尽快支取这笔钱。

　　阿西莫夫径直找到基福，要求将钱支取出来。令他震惊的是，基福拒绝了他的要求。阿西莫夫当时便被激怒了。他虽然不需要这笔钱，但这笔钱是他的，他随时可以动用。

　　事情很快演化成原则问题。

　　基福的理由是，阿西莫夫是利用工作时间写书的。但这并不是事实。阿西莫夫意识到，基福是想利用此事激怒他，迫使他辞职。如果他辞了职，就将失去职称。阿西莫夫可不会上这个当。他很清楚，没有极为充分的理由是不能随便解雇他这位助理教授的，他也不会因一时冲动而干出鲁莽的事来。

　　两人之间的战争持续了近一年。阿西莫夫声称，如果他被迫辞职，人们会认为学院与基福是愚蠢的。作为世界知名的作家，只要他承认自己与学院有联系，便可极大地加强学院的公众形象。不仅如此，他还指责基福的行为是不道德的，甚至是非法的，钱是他的，并不属于学院，如果基福固执己见，利用此事做文章，他，阿西莫夫，将把它公之于众。

　　到1957年时，阿西莫夫已不需要波士顿大学，也不再想要这份工作了，但他仍想保留助理教授的头衔与职称。这主要是因为他喜欢被人称为教授并视之为一种安全保障，如果写作事业失败了（当然这是不太可能的），他还有退路。基于这一考虑，他开始与基福周旋，并希望如能达成妥协，他将同意辞职，但得保留职称。

　　经过不懈的努力，他达到了自己的目的。刚开始时，他没什么把握，基福根本不考虑他的建议，甚至还顶住了上司的压力（阿西莫夫不知他是谁，但此人极想借阿西莫夫的名气为学院扬名）。双方僵持了数月，但在1958学年快结束，阿西莫夫以为自己只能起诉基福与学院时，他们终于妥协了。阿西莫夫后来承认说，这个结局还不错，因为当时他还没有自己的律师，甚至连人都不认识。这场战争最终转化为基福与阿西莫夫之间的个人恩怨，基福想把阿西莫夫清除出校门，而阿西莫夫则援引学院的规则，成功地保护了自己的职称与头衔。

　　1957—1958学年是他在波士顿大学从事教研工作的最后一年。自那以后，他再没有返回过讲坛。他巧妙地强调了自己在波士顿大学象牙塔外的广阔世界里占有如何重要的地位，从而在离开讲坛的同时保住了职称与头衔。

　　此次纷争结束后，在学院的一次活动中，阿西莫夫遇见了校长。他这才知道，只要他找找关系，便可省去很多麻烦。校长告诉他，如果基福执意要赶尽杀绝，他一定会站出来为阿西莫夫主持公道的。

　　1953年春，阿西莫夫夫妇维持了近11年的婚姻出现了裂痕。

　　艾萨克风流成性，他对此也毫不避讳。许多人认为这是他性格中既可爱又可笑的一面。晚年时，他严然为自己树立起了“可爱的老色鬼”的形象，这个称谓并没有使他感到有丝毫的不自在。自1953年起，他的性观念有了很大的改变，这最终导致了他婚姻的崩溃。

　　我曾在前文中提过，杰特鲁德对性生活不感兴趣。从艾萨克本人对此事的记载及从这对夫妇的一些朋友那儿了解到的情况看，杰特鲁德的性冷淡实际已发展成为性无能。她极有可能根本达不到性高潮，结果使阿西莫夫的性生活成了一种敷衍了事的过程。很难说清是什么导致了杰特鲁德的性无能，因为她不可能与他人谈论性生活的感受。我只能认为有可能是因为不和谐。艾萨克具有他那代一人的典型特点。他所受的教育不允许他公开探讨性感受，除非是讨论临床医学问题。双方都开不了口，互相怨恨之情又不断加深，这无疑将使事情变得更糟。

　　1953年4月，艾萨克请一位在医院里认识的年轻女人共进午餐，她带了个女友一同去了。结果艾萨克与这位女友一拍即合。餐桌上，他极尽挑逗之能事，不断说着自己常说的那些轻薄话，而那位女友竟对艾萨克的接连轰炸应对如流。这使得整个情形非同一般，当即便给艾萨克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午餐后，阿西莫夫将朋友送回家。那位住在坎布里奇的女友又请他送她回家。接着，她又请他进屋喝咖啡。事情一步步地发展，最后两人上了床。

　　艾萨克称，他是被人勾引的，并且事后他马上产生了一种犯罪感，觉得很羞愧。他以前从未越轨过，觉得自己陷入了一个失控的境地。他可能是失控了，但他喜欢这种失控的感觉。

　　艾萨克竭力表示，这次经历令他开了眼。有史以来第一次，他在做爱后觉得自己是个成功的情人，他很快得出结论，不是他就是杰特鲁德有问题，否则的话，杰特鲁德不会如此厌恶性生活，致使整个过程总是那么机械。两人结婚时都是童身，他们的性关系是在新婚之夜笨手笨脚的基础上开始的，11年过去了，似乎也没长进多少。

　　虽然阿西莫夫感到内疚、惊恐，但他也为自己满足了一个女人的需要而洋洋自得。直到那时，他才意识到自己需要的是什么，他声称自己并没有马上开始一连串的徽情与婚外性生活，但大量证据表明，自1953年起，艾萨克就已获得了性解放，随着不忠行为的日益增多，他有了许多婚外性伴侣。久而久之，他的内疚与恐慌也烟消云散了。

　　尽管艾萨克没有把自己在坎布里奇的艳遇告诉杰特鲁德，但她对丈夫的变化并非毫无觉察。艾萨克讲了一件事。事情发生后不久，一次，一家人利用周末开车回纽约探望亲戚，他注意到杰特鲁德似乎对他不满，并无缘无故地乱发脾气。另外，她还提到了离婚，这可是结婚以来的第一次，进一步证明了杰特鲁德对发生的一切是心中有数的。我们可以认为杰特鲁德是心甘情愿地忍受艾萨克对她的冷淡、对工作的全身心投入，但当她发现了丈夫的不忠时，她开始觉得这段婚姻走到了尽头。据艾萨克的自传记载，这第一次婚姻裂痕出现在1953年，当时他与坎布里奇的那位年轻女人第一次发生关系并没多久。

　　从其他任何方面来看，阿西莫夫一家都给人留下了欢乐家庭的印象。经历了这次风波，他们并未离婚，看来杰特鲁德权衡再三，还是觉得他们婚姻中积极的方面要多些。她要么是决定接受丈夫的不忠，要么是当这件事没发生过。从艾萨克本人对当时情形的记载来看，他认为杰特鲁德对他的婚外情毫无觉察，但他一直都害怕她会发现。多年以后，他极力向世人，尤其是他的妻子，展示自己“可爱的（但不是实际意义上的）老色鬼”形象。但他骗不了别人，更骗不了杰特鲁德。

　　即使那时，在婚姻如此动荡的情况下，艾萨克也没足够的时间来陪杰特鲁德，这一点显而易见。他当时正忙着写后来令他声名远扬的那些书。他不是个好丈夫，却是个好父亲，特别宠爱罗宾。在杰特鲁德试图解决家中的现实问题时，艾萨克把自己埋在了工作中。他多次承认，他经常把写作当作一种逃避方式。

　　50年代时，学院里的麻烦无疑给艾萨克带来了压力，同时，他又总是忙着寻找新构思，开始下一个写作计划。无性的婚姻极有可能是他必须在工作中寻求安慰的主要原因。不能让妻子达到性高潮无疑损伤了他的自信。打字机与一系列无性描写的太空故事使他获得了第一次解放，第二次解放则是在坎布里奇的一间公寓里、在一位年轻女人的怀抱中实现的。

　　艾萨克认为，这次艳遇使他性格中隐藏着的一面得到了释放，使他重新找回了自信。这表现在他大得惊人的创作量及他认为代表着他科幻小说创作顶峰的作品上。

　　在阿西莫夫看来，整个50年代，他最好的作品是机器人侦探小说《钢之洞》与《赤裸的太阳》。但我认为，他的杰作应该是《永恒的终结》。不论将哪本书视为他最伟大的成就，它们都是在他获得性解放的这一小段时光中创作的。

　　奇怪的是，在这段时期创作的作品中，他几乎没流露出自己的性感受。他在作品中对性的描写总是拘谨得让人诧异。当有位朋友问他为什么从未想过要写本性科幻小说时，他粗鲁地回答说他不愿意。这位朋友接着说有人认为他根本不知道该怎么写时，阿西莫夫上钩了。几周内，他创作了一部极为不尽人意的短篇小说《离开希尔达独在马斯波特》。

　　在将故事交给那位提出挑战的作家朋友时，阿西莫夫甚至还要求不要用他的真名发表这部作品。数年后，大概是感到时代不同了，他才同意将这部个篇收入他的一个短篇小说集中。

　　有了婚外性经验后，阿西莫夫小说中唯一的变化就是在《永恒的终结》中有了一段爱情故事及男女主人公之间一次简单的、近乎不存在的性场面（将在下一章中进一步讨论）。

　　尽管阿西莫夫将创作量的增大及想象力的更为丰富归功于1953年的性觉醒，但他显然有意避免将自己的真实生活经历写人作品。

　　这实际上也是阿西莫夫小说经常面对的、具有广泛性的批评——他几处从未将现实世界的感情人物与他所创造的技术——动力世界联系起来。阿西莫夫在小说中极少描写人物的生活，他们似乎都生活在真空中，周围塞满了机器及过去与未来的种种影像。

　　阿西莫夫在描述历史远景、壮观的尘世与太空方面极富想象力，但他对人物性格或感情的刻画却苍白无力。人物所处的环境背景毫无寓意，他们的生活也毫无深度，通常只是些在银河系这个大舞台上演戏的剪纸人物。我们之所以关心他们，是因为我们对宏大的全景、对历史的描述以及对渗透银河系各个角落被称为人类的生物（却没有展示其灵魂）的无法无天的行为感兴趣。阿西莫夫讲故事的独特技巧使读者更关心故事所讲述的宏伟计划，而忽略那些在故事中扮演角色的个人。可以说，这是一种客观、科学的写作方式，不过，它仍能激起读者对故事的兴趣。

　　那么，阿西莫夫是对自己的婚外性经历史大感惭愧而不愿在作品中提及一丝半点，还是他根本写不出来呢？极有可能的一种说法是，自从他开始写科幻小说并建立了自己的风格后，他已意识到不能随便改弦更张，突然写一部满篇是性的小说。即便是迟钝得近乎可爱的阿西莫夫都不敢想象，他这么做不会露出马脚来，那时即使想掩人耳目恐怕都不行了。

　　在我看来，阿西莫夫之所以未在其小说中描写性，是因为他所接受的教育要比他的性解放意识更为根深蒂固。1953年之后，他的写作模式只是有了些小变化，但不是完全改变。

　　据记载，阿西莫夫曾宣称自己不喜欢看色情文学作品。他说：“我每次看这种书都觉得难为情。”①朋友们可以为此作证。他曾在婚后光顾过纽约的下流剧院，但只去过一次，他认为整个过程枯燥乏味。有一次，在第42大街上，一位妓女找上了他。他后来声称，当时他根本不知道她是在拉皮条，但当他弄明白后，他吓得拔腿就跑。

　　①载赫伯今肯尼文：《令人吃惊的阿西莫夫》，1969年10月12日《波士顿周日环球杂志》。

　　阿西莫夫夫妇终于度过了婚姻危机。从1955年罗宾出世，到1969年两人离异，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又共同生活了14年。然而650年代中期起，他们生活在一起只是为了图方便。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孩子及他们舒适的生活。杰特鲁德只是接受了自己是一名蒸蒸日上的作家的妻子这一地位。这是一个名扬四海的男人，一个她爱着的、却又不能与其共享全部夫妻乐趣的男人。夫妻俩组成了一个高效益的小组，从这个意义上看，两人倒是对好搭档。

　　50年代末是阿西莫夫一生中最快乐的时期。1958年夏季，他辞去了波士顿大学的工作，但保留了助理教授的头衔。他从离开学院的那天起就成了一名专业作家，并马上进入了他最具经济效益的创作时期。

　　虽然没有在短时期内暴富，但阿西莫夫一家生活得很舒适。迁入新居不到一年，他们就还清了贷款；他们在银行里的存款比取钱买房子时要多。离开波士顿大学时，阿西莫夫每年的写作收入已超过了20，000美元。在随后的几年中，收人更是有了极大的增长。

　　在回顾阿西莫夫成为国际知名作家的岁月前，我们先看看他的一些作品，正是这些作品推动了他的科幻小说创作事业的发展，使他由一名成功的流行杂志作家成为国际知名作家。在距其第一部长篇小说《空中卵石》出版约半个世纪的今天，他的许多小说仍畅销不衰，深受读者喜爱。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八章　长篇科幻小说






第八章　长篇科幻小说

　　50年代是长篇科幻小说的时代，而艾萨克·阿西莫夫正是这种具有创新意义的新文学形式的带头人。从1950年1958年，除《基地》外，他还创作出版了6部成人长篇小说与大卫（幸运儿）·斯塔尔系列中的6部小说（青少年读物）。

　　1958年写完幸运儿斯塔尔系列中的最后一本后，阿西莫夫长达14年的科幻小说创作生涯暂时告一个段落，期间只有一次破例——他改编过一个电影剧本《神奇的旅程》。阿西莫夫是靠着写小说出名的（主要是机器人与基地丛书），他在1950年至1958年期间创作的系列成人小说更加巩固了他的地位，它们是：《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太空洪流》、《钢之洞》、《永恒的终结》与《赤裸的太阳》。

　　阿西莫夫的第一部长篇小说最初是以《相伴到老》为名的，此名被认为是引自罗伯特·白朗宁的诗《本·艾扎位教士》。阿西莫夫当初并没有查对一下确切的诗句，在摘引时漏了一个词。在花了两年时间推销自己作品后，他才发现这一令人难堪的错误，尔后做了修正。①

　　①原诗句是“grow old along with me”，意思为“伴我到老”，而阿西莫夫在引用时漏掉了“along”这个词，这样可理解为“和我一起衰老。”——译注

　　尽管阿西莫夫自称从不迷信，但却认为这一错误是个不祥之兆。将错误改正后，他对这本书的感觉一下好了许多。出于巧合，他很快为它找到了出版商。在付印前不久，它最终被定名为《空中卵石》。

　　1947年5月，当时任《精彩奇迹》杂志编辑的山姆·墨维想为姐妹杂志《惊异故事》找一部4万字的头版小说，于是，《空中卵石》便诞生了。

　　想到写上40，000字就能赚到800美元，阿西莫夫的创作灵感油然而生。他立即开始了写作，仅用了一个多月便写出12，000个字。他持续工作了整整一个夏天，随着创作的不断推进，他也曾给墨维看过些片段。墨维总是对他带来的东西表示满意，每次都鼓励他好好干，并叮嘱他一写完就马上交稿。

　　1947年9月底，阿西莫夫带着全部手稿到了墨维的办公室。当时墨维的心情很不好，因为杂志社的管理层做了调整，老板决定改为刊登不同风格的故事。也就是说，《惊异故事》将摒弃长期以来一直刊登的文雅、有深度的故事，转而刊载那些充满血腥的、刺激的故事。

　　阿西莫夫并不为此感到担心，因为他与墨维已签了合同。但墨维却失踪了。一周后，他接到一个电话，说他的小说被退稿了。阿西莫夫怒气冲冲地闯人《精彩奇迹》与《惊异故事》杂志社，找墨维的老板雷欧·马古莱论理。企图息事宁人的墨维拦住了他，说如果他能全篇改写的话，稿子还是有可能被采用的。接着，墨维又提出一些修改意见，但阿西莫夫认为他的修改还不如原来的好。

　　阿西莫夫有些大冲动了，他一把从墨维手中夺过书稿，叫他“见鬼去吧”，便冲出了杂志社。从此，两人结怨数年，阿西莫夫再未给过墨维任何作品。

　　事后，阿西莫夫承认自己当时是有点过分了，编辑理所当然有权选择作品，但墨维鼓动他将整个夏天的时间都花在了写一部小说上，尔后又拒收，这没法让他不生气。

　　1947年，阿西莫夫在创作《空中卵石》这部作品的初稿时，长篇科幻小说还不多见。尽管科幻小说读者总体上年龄见长，科幻小说作品也更趋于成熟，但它仍是一种流行杂志文学，出版商尚未考虑将它引人成人文学市场。

　　弗雷德·波尔使这个故事得以再生，并为阿西莫夫开启了从事长篇小说创作的大门。

　　与墨维闹翻后，阿西莫夫又带着《相伴到老》找到了坎贝尔。坎贝尔认为故事太长，得分成两部分，但两人谁都没能找出故事的自然分段处来。结果，经过反复的商榷，阿西莫夫极不情愿地将他的第一部长篇搁进了抽屉。

　　1948年初，此事经波尔的努力有了起色。他将这部书的手稿交给了一位朋友马丁·格林伯格，当时他的高曼出版社刚刚起步。格林伯格表示喜欢这本书，但因种种原因，他迟迟没有采取什么行动，这部手稿在他的办公室里几乎闲置了一年。

　　1949年初是阿西莫夫写作生涯中的一个最低点。一切似乎都停滞了。他当时正在创作基地系列的最后一个连载——《消失》，竟找不到一丝灵感；他的学术工作进展缓慢；摆脱流行杂志、进人更为宏伟的图书出版界的愿望似乎也成了泡影；而格林伯格拿着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的手稿，却无任何举措。

　　1949年2月，在波尔的帮助下，事情有了可喜的突破。当时，出版界巨头双日出版社正计划出版一套新的科幻小说丛书。阿西莫夫与波尔原打算将《骡子》交给他们，但最后决定给他们《相伴到老》，波尔从迟迟未动的格林伯格手中将书稿要出来交给了双日出版社。

　　1949年3月底，在坎贝尔收下最后一个基地故事的同一周，阿西莫夫终于从波尔那儿得到了好消息——双日出版社将出版《相伴到老》。他们将先付给他150美元，但他必须修改一遍，将字数增至7万。如果他们满意改写的作品，将再付给他350美元，并按销售业绩付给他版税。阿西莫夫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机会。

　　《空中卵石》是个极其简单的故事，与阿西莫夫后来创作的几部长篇相比，几乎显得有些孩子般的单纯。尽管看每一页都让人有“处女作”的感觉，但故事写得很有意思，情节也比阿西莫夫后来创作的一些小说更精彩。虽然这部作品不足之处甚多，但时至今日，它依然畅销不衰。

　　阿西莫夫在这部小说中塑造了一个与传统的英雄人物极为不同的形象约瑟夫·斯图瓦茨。这是一个小人物，一位退休的裁缝，由于一次非常偶然的事故，他被送入了数万年后的未来世界。在整部书中，斯图瓦茨由始至终都搞不清楚究竟发生了什么事，直到最后，还是由配角解决了问题。

　　《空中卵石》的故事发生在银河时代927年的地球。由于全球核大战的爆发，大部分地区都遭到了放射性污染，成为不毛之地。地球被银河系的其他星球视为麻风星球，而地球人则称本星球之外的所有人为“外人”。地球上的人活到60岁便自行安乐死，以保持人口平衡。银河帝国残酷地镇压一切反抗，地球就处在它的统治之下，但它的统治并非一帆风顺。

　　20世纪40年代末，芝加哥某实验室里出了一次小规模的核事故，此后不久，斯图瓦茨被送到了数千年后的未来世界。他很快发现自己卷入了一起错综复杂的事件中，此事还涉及利欲熏心的政府官员——巴尔基斯部长、科学家夏克特博士（他发明了一种能提高人类智商的机器），以及高大英俊的学者贝尔·阿瓦当。阿瓦当那时正在进行一项研究，力图证明人类起源于某一星球，而这个星球就是地球。

　　斯图瓦茨发现自己来到了芝加哥夏克特博士的诊所。而这个芝加哥正是他以前的家乡芝加哥，如今已是一片废墟，人烟稀少。夏克特医生把斯图瓦茨当成了试验品，用来实验他的大脑机器——神经转换机。当坏蛋巴尔基斯误以为斯图瓦茨是间谍时，情节变得更加错综复杂起来。

　　当时，双日出版社负责阿西莫夫作品的编辑瓦尔特·布莱德伯利认为，有必要加人点浪漫情节，这是流行杂志很少要求的。于是阿西莫夫加入了一段阿瓦当与夏克特博士女儿波拉之间的爱情故事。

　　当夏克特、波拉、阿瓦当与斯图瓦茨都被坏蛋巴尔基斯拘捕并关押起来时，小说达到了高潮。这时，巴尔基斯正准备通过细菌战发动地球叛乱，灭绝银河系的大部分人口，唯有地球才能幸免。自然，是斯图瓦茨这个故事中最不可能的人物拯救了整个银河系。因为神经转换机产生的附带效应，他拥有了神奇的精神力量，特别是拥有了精神杀伤力。

　　然而，斯图瓦茨遇到的所有人都在某种程度上利用他。被自己的经历弄得晕头转向的斯图瓦茨几乎不知该听谁的好，结果听信谗言，将自己的能力用于对忖好人——阿瓦当与夏克特父女。

　　小说中所有的人物与大部分情节我们以前几乎都曾见过。夏克特博士是基地系列最后一部《消失》中的艾伯林．米斯与达拉尔博士的混合。这个故事几乎是与《空中卵石》在同一时间创作的。巴尔基斯则是个常见的坏蛋。他是基地系列《将军》中克莱恩二世皇帝的宠臣布罗得里格与《市长》中威尼斯的结合体。故事的整体构想——下属阴谋篡权，也是在《基地三部曲》故事中反复用过的。

　　阿西莫夫显然有让弱者反败为胜的喜好，结果斯图瓦茨的功绩超过了贝塔·戴瑞尔、拉桑·戴维斯，甚至超过了基地本身。

　　这一时期，阿西莫夫显然对精神力量及大脑改换装置着了迷。神经转换机与戴瑞尔博士的脑静态装置如出一辙，而斯图瓦茨的精神奇能则是模仿骡子的天生威力。

　　然而，《空中卵石》与《基地三部曲》更深层的联系还在于对场景的选择上。如果我们对阿西莫夫的小说做个总体调查，就会发现他的故事有个明显的整体框架，那就是阿西莫夫一些作品的封面上所昭示的“阿西莫夫的银河系小说”。它指的是故事情节发生在银河帝国这个框架内的长篇小说与短篇小说。

　　随著作品一部部地发表，各个故事间的联系也越来越复杂。起初，阿西莫夫并没有制定宏伟计划，但渐渐地，他有了写一组系列故事的想法，并且这种想法越来越明确。阿西莫夫在《空中卵石》中又提到了特伦特星球，故事显然是发生在基地故事中提到的同一银河帝国时代的极早期。①

　　①让人不解的是，在1982年格林纳达出版的《基地边缘》这个收篇故事的结尾，阿西莫夫说：“《空中卵石》中的故事发生在第一银河帝国的鼎盛时期。”这个说法有误，因为在早期基地故事中，我们一再看到第一银河帝国在哈里·夏尔登之前就已存在上万年了，只是在哈里生活的那个时代，帝国才开始逐步衰败。

　　在《空中卵石》中，我们再次看到了相同的构思，银河文明失去了根，忘记了它曾源于某一星球。这是50年代阿西莫夫在其长、短篇小说中经常写到的一个主题（80年代他又开始了这一主题的创作）。

　　从阿西莫夫四五十年代创作的作品中，我们可以找到三条独立的线索。一条是以不远的将来为背景的机器人短篇小说与长篇小说，如苏珊·卡尔文、鲍威尔与唐纳文等人的故事；第二条是以并非太遥远的未来为背景的，如《钢之洞》与《赤裸的太阳》；第三条就是银河帝国小说。第一条与帝国毫无瓜葛，第二条也只有些微弱的联系。

　　银河帝国丛书中的故事都发生在泛银河系文明中。银河系中数以千计的星球上都居住着人类，但他们已忘记了自己的根。这些星球拥有非常先进的技术，但没有机器人。阿西莫夫曾不止一次地明确指出，他的银河帝国不是在机器人技术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直道80年代基地丛书出版，我们才明白了他说这番话的原因。我们将在最后一章中讨论这些作品。

　　50年代，阿酉莫夫创作了两部机器人长篇小说《钢之洞》与《赤裸的太阳》。它们与《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太空洪流》及《基地三部曲》中银河帝国的唯一联系，就是这两部机器人小说讲述了极早期的银河殖民过程。两部机器人小说的故事都是发生在数百年后，地球刚被部分殖民化的时候。这时，由于殖民者们断绝了与地球的联系，地球的孤立时期开始了。而《空中卵石》的故事则发生在几千年后，这时的殖民者已彻底与地球断绝了联系，而且也忘记了自己由何而来。这一点我觉得极不真实。《基地》故事则开始与11，000年以后，这时的银河帝国已摇摇欲坠。

　　显然，阿西莫夫在开始创作银河帝国短篇与长篇小说前，心中并无整个宏伟计划。他不像托尔金，能够坐下来悉心编织自己的神话。这不是他的工作方式。他的神话是自然成长的，越来越复杂，最后以他生命中最后10年创作的四部基地小说自然收尾。

　　1949年，阿西莫夫按双日出版社的要求开始对《相伴到老》听起来过于浪漫，阿西莫夫同意了。他引用了文中的一句话作为书名，这样，他的第一部长篇最终定名为《空中卵石》。出版社决定于1950年2月出版这部书。

　　在小说出版前的那个秋天，双日出版社向阿西莫夫要一张相片做为封面照。他给了他们一张他与杰特鲁德5年前的合影，当时他才25岁。出版社把照片剪成了两半，阿西莫夫的那一半后来出现在他的许多书中。阿西莫夫特别喜欢这张照片——照得比他本人英俊，使他看起来有点象电影明星。他认为象加里·格兰特。直到70年代，阿西莫夫仍要求继续使用这张相片，但不得不承认自己老多了，而照片上的人却风采依旧。从50年代开始，众多的女性崇拜者开始不断地给他写信。后来，杰特鲁德告诉他，再用这张25岁时的照片似乎不太合适了，尤其是在所有崇拜他的女性在科幻小说迷聚会上初遇他时都会大失所望的时候。

　　这故事尽管是开玩笑，但也暴露了一些问题。阿西莫夫的狂妄自负与他那不善掩饰的虚荣心总是携手并行的。他对自己的岁数很敏感，并且随着岁月的流逝，他一定对自己的相貌更无信心。有意思的是，绝大多数表示对阿西莫夫有兴趣的女人都认为，阿西莫夫最吸引人之处是他的智慧、他的幽默感及后来的名望与财富，他的长相倒排在最后。阿西莫夫清楚自己并非相貌堂堂，所以当他找到一张如此抬举自己的相片时，当然就要物尽其用了。

　　1950年1月19日，《空中卵石》出版了。针对这部作品发表的书评，大部分都是赞美之辞，并且从第一天起，它的销售情况就不错。阿西莫夫当时不知道出版社有剪报处，会主动将书评寄给作者。结果，在这本书刚上市的头两周，他匆匆跑到街上买回了能找到的刊有有关该小说书评的所有报纸。

　　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界的朋友们，包括他最敬重的罗伯特·亨纳恩与斯普雷格·德·坎普，都纷纷致信祝贺并称赞这本书。就连他当时任教的波士顿医学院的校长也对他说，他与学院均为能与这本书沾上边而深感荣幸。

　　不久，某图书俱乐部看中了这本书，这使阿西莫夫感到很意外。其实，这只不过是个名为独角兽出版社的小俱乐部，但它出1000美元购买阿西莫夫这本书的俱乐部版权。这笔钱将由双日出版社与阿西莫夫平分。在此之前，他根本不知道一本书在与出版商签约后，还可以通过连载在多家刊物上发表及国外版权销售等方式赚钱。

　　《空中卵石》得到了出版界的认可，它最重要的意义在于为阿西莫夫开启了与双日出版社进一步合作的大门。

　　早在1949年10月，《空中卵石》出版之前，阿西莫夫就曾找过沃尔特·布莱德伯利，与他商谈另一部小说。布莱德伯利颇感兴趣，让阿西莫夫写个大纲及两个章节的样本。阿西莫夫一贯痛恨写大纲，总是尽可能地避开，但他深知，自己的写作事业已发展到了关键时刻，他得把长篇小说推销出去，而不能只向坎贝尔推荐短篇小说。他毕竟是和一家大型的国际出版社合作，所以必须按他们的规矩办事——至少暂时是这样。

　　他马上开始拟写大纲并创作章节样本，几周后就交给了布莱德伯利。布莱德伯利在一个星期内看完了样本，但不是很满意。他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并解释了拒收的原因。他认为阿西莫夫写过了头，过分的描写与过分的说明，患的是典型的“第二部小说综合症”：可以原谅第一部小说的幼稚，但不能允许在第二部小说中重犯类似的错误——阿西莫夫现在应将自己视为一名专业作家。

　　阿西莫夫垂头丧气地回到家，开始了第二次创作。布莱德伯利希望阿西莫夫从头开始，写出6个新章节。阿西莫夫做到了。1950年2月——《空中卵石》出版后的一个月，他的第二次创作完成了。

　　3月初，修改稿又被退了回来，仍是写过了头。这次，稿子上满是红墨水修改的痕迹，但退稿内还附了张便条，要求阿西莫夫进行第三次创作。

　　阿西莫夫受到了很大的震动。继1950年美妙的开端后，他形容自己当时的感觉是“……一个被炒了鱿鱼的科幻小说家。”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记忆常青》第586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79年版。

　　4月1日，他撕毁了后来成为《繁星若尘》这部小说的第二遍文稿，开始了第三次创作。一周后，他带着新创作的第一章去见布莱德伯利。布莱德伯利觉得不错，鼓励他顺着这个思路写下去。到5月7日时，阿西莫夫接布莱德伯利的要求完成了1/3的创作，并已将成稿寄了出去。一个星期之后，他从再次给他当经济人的弗雷德·波尔那里听说，双日出版社打算出这部书，并将预付750美元。阿西莫夫松了口气——双日不仅收下了它，而且预付稿酬也比《空中卵石》的多出一半。

　　过了这一难关，一切便快速运转起来了。阿西莫夫在9月前完成了全书的创作。当时，有一份试图与《惊奇》杂志竞争的新杂志《银河科幻小说》的编辑赫瑞斯·戈尔德听说了这本书后，想在杂志上连载它，但提出了一个条件：希望在故事中加人另一个人物——这个人一直在寻找一份秘密文件，最后发现文件原来是部美国宪法。

　　阿西莫夫当即拒绝了这一建议。他极为精确地指出，这个情节完全不可信。故事发生在1万年后的遥远未来，在这么一个时代找到如此晦涩的一份文件的可能性有多大？！更重要的是，谁会想要它呢？但戈尔德固执己见，并将此列为收稿条件。他甚至提议，小说在杂志上登出时加入这个情节，出书时再删掉。

　　阿西莫夫曾考虑将故事卖给坎贝尔，但那时正是坎贝尔最热衷于神秘主义的时期，《惊奇》上刊满了与戴安纳提克斯新兴伪科学有关的作品，阿西莫夫对此极为反感。结果，阿西莫夫非但没能让戈尔德带着他愚蠢的想法滚蛋而将故事卖给坎贝尔，自己反而投降了：他按戈尔德的要求添加了一段辅助情节。

　　阿西莫夫再见到布莱德伯利时，提及了戈尔德的建议。当他笑着说完这个愚蠢的想法时，令他吃惊的是，布莱德伯利却认为这个想法不错，并极力鼓动他加人小说中去。

　　后来，阿西莫夫说，《繁星若尘》是他最不喜欢的一部作品，并举出了两个原因：其一，这本书费尽周折才写成，并且也是最后一本他同意写大纲的书；其二，他一直对被迫加人寻找宪法这一辅助情节耿耿于怀。

　　当《繁星若尘》的第一期连载刊登在1950年12月的《银河》杂志上时，阿西莫夫已开始考虑他的下一部小说了。

　　与此同时，他的早期作品也开始被收集成书出版。马丁·格林伯格的高曼出版社于1950年出版了《我是机器人》，并于1951年初收下了曾发表在《惊奇》杂志上的基地故事。

　　1951年3月，阿西莫夫给沃尔特·布莱德伯利寄去了他新作中的一段章节样本。这是个关于泛银河系的精彩故事，讲的都是些阴谋，定名为《太空洪流》。布莱德伯利当即看中了样本，非常利落地替双日与阿西莫夫签定了这本书的合同。这时，他已对阿西莫夫有了充分的信心，不再要求他写提纲了。他还发现，写提纲及无休止地创作章节样本并非阿西莫夫的最佳工作方式。布莱德伯利鼓励作者发挥优点，尽量避免弱点，确实是名称职的编辑。

　　阿西莫夫将这部小说的连载权卖给了坎贝尔。令他欣慰的是，坎贝尔只要求做一些小改动。1952年4月，这部书写成后，坎贝尔买下了连载权。以一字3美分计，扣除波尔的那一份，这部70，000＄的小说给阿西莫夫带来了他所见过数目最大的一张支票——1，890美元。故事在那年晚些时候开始连载。

　　这时，阿西莫夫的创作信心大大地增加强了。到1952年初时，他已出版了4部小说——1950年的《空中卵石》。《我是机器人》，1951年的《繁星若尘》与《基地》。此外，《太空洪流》业已完成，定于12月出版。在为《幻想与科幻小说》杂志及戈尔德的《银河》杂志写作的同时，他仍继续为其他许多杂志写短篇小说，包括为坎贝尔定期供稿。他发现，创作长篇科幻小说原来很容易，于是决定尝试写点新的东西。

　　几乎就在创作《太空洪流》的同时，阿西莫夫决定尝试写一部少年科幻小说。他曾收听过《孤独的骑兵》这个广播连续剧，认为可以创作一部叫做《太空骑兵》的电视连续剧剧本。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弗雷德·波尔与沃尔特·布莱德伯利，两人均认为可行。

　　电视剧本后来不了了之，但那个想法确实促使阿西莫夫创作出了《太空骑兵》系列丛书。这些书深受青少年的欢迎，阿西莫夫也因此成了一名超越成人科幻小说创作领域的作家。

　　5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创作了6部以大卫·斯塔尔为主角的太空骑兵小说。因为故事都发生在太阳系内，所以起的书名都是诸如《幸运儿斯塔尔与小行星上的海盗船》、《幸运儿斯塔尔与木星的卫星》之类的。斯塔尔最初的名字是大卫——1951年的夏天，杰特鲁德正大腹便便地怀着他们的第一个儿子大卫，显然当时这个名字在阿西莫夫的心目中占据着显著位置。然而，当第一本书出版后，他开始创作第二本书时，他便觉得一名太空骑兵叫大卫这个名字有点太平淡了，虽然不能改个名字，但给他起了个绰号——“幸运儿”。

　　太空骑兵的奇特之处在于，它们是阿西莫夫唯一用笔名创作的书。我们尚不清楚他此举的动机何在，只能认为他是急于将自己的成年人作品与青少年作品分开，以免误导书迷。他希望用一个毫无特色、远不及自己真名的名字，在反复斟酌之后，决定用保罗·弗兰奇。后来，他意识到根本没必要起这个笔名时，便放弃了这个念头。

　　沃尔特·布莱德伯利认为《太空洪流》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写过的最出色的一本书，并且在此书于1952年夏季付印前，他就已经邀请阿西莫夫考虑为双日写第四部小说了。

　　阿西莫夫发现，他已为自己的小说创作及作品的连载建立了一套有序的运作程序。他与高曼出版社达成了口头协议，高曼与双日将轮流出版他的作品。因此，高曼出版了《我是机器人》与基地系列，而双日则出版了其他几部小说。他与《惊奇》杂志的坎贝尔及《银河》杂志的戈尔德也签订了同样的协议，戈尔德得到了《繁星若尘》，《太空洪流》就给了坎贝尔。1952年4月，阿西莫夫找戈尔德谈创作一部新小说的打算时，提议写一部长篇机器人小说而不是短篇故事。戈尔德当即便觉得这个主意不错，于是建议阿西莫夫写一部以人类一机器人警察合作为主题的机器人侦探小说。

　　按照这一思路，阿酉莫夫创作出了《钢之洞》。这是他与双日合作的第四部小说。

　　在创作这部小说期间，阿西莫夫对高曼出版社越来越失望。阿西莫夫与马丁·格林伯格一直合作得非常愉快，但格林伯格的出版社办事效率太低，阿西莫夫渐渐对它失去了信心。1953年5月，阿西莫夫收到了基地丛书的最后一本《第二基地》的新书样本。为表祝贺，格林伯格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同时也想借此机会谈一下他们的下一步合作计划。

　　阿西莫夫觉得格林伯格这个人不错，但他知道，高曼出版社根本无法与高效的双日出版社相匹敌，如果再将自己的书交给高曼出版，简直是傻透了。阿西莫夫从不清楚高曼为他卖出了多少书，因为格林伯格从未给他看过正规的销售报表，所以也不清楚自己该得多少钱。高曼出版社账目上一团糟，只能勉强达到不出乱子的程度，并且支付给阿西莫夫酬金的方式也很不正规。在他创作事业这个阶段，他决不想涉人这滩浑水中。他告诉格林伯格，《第二基地》将是他与高曼合作的最后一本书了。

　　格林伯格很生气，指责阿西莫夫破坏了协议。其实他们的协议——在高曼与双日之间轮流出版他的小说——只适用于高曼已出版的四本书。但阿西莫夫并不急于点破这个事实，相反，他要求格林伯格提供已出版三部书的最新销售报表。格林伯格一下子傻了眼。显然，他事先并没想到要准备什么销售报表，因此只得让步。尽管发生了这么一次小龃龉，但两人并没有闹翻，阿西莫夫最终得到了应属于他的所有钱，而且也没有闹出不愉快的场面。格林伯格是个城实的商人，只是他的办事效率太低，令极富条理性、头脑清晰的阿酉莫夫大感失望。

　　有关人士均对《钢之洞》表示满意，阿西莫夫本人也以此第一部侦探小说为荣。就连戈尔德也是在稍微提出点修改建议后就给他开了一张支票。扣除波尔的佣金，此次阿西莫夫夫妇的银行帐户中又多了2，520美元的存款。

　　阿西莫夫在创作《钢之洞》的同时，也没有冷落了为杂志写作。许多人错误地认为，阿西莫夫在为成为一名长篇小说家而努力时，完全放弃了短篇小说的创作。其实，他在50年代创作的短篇小说量与他专门从事流行杂志写作时期的创作不相上下。

　　1952年中期，阿西莫夫意识到，他应该尽量利用自己与双日出版社的关系，将短篇小说创作的潜能发挥到极致。于是，他向布莱德伯利建议，希望能出版一部短篇小说集。出乎他的意料，布莱德伯利马上就同意了这一想法，并让他写个样本故事。

　　阿西莫夫心中早已想好了这部专集的第一个故事。尽管他从来不是个政治积极分子，但他一直支持民主党并对麦卡锡主义的兴起极为反感，认为这种政治势头将迅速腐蚀美国的民主制度。他决定写篇稍带点政治色彩的故事表述自己对此事的看法，于是，《火星人的方式》应运而生。这个故事讲述了一个反动、强大的地球政府与一小撮火星人之间的纠葛。这些火星殖民者以清扫地球宇宙飞船的残骸为生，阿西莫夫借此讽刺了麦卡锡主义。他站在被压迫的殖民者一边，支持他们反抗地球政府极端主义迫害的斗争。

　　阿西莫夫对这个故事很满意，将它放在了《火星人的方式与其他故事》这个短篇小说集的头篇位置。但令他奇怪的是，竟从没有人来信与他探讨故事的象征意义。他后来认为，自己的讽刺一定是太微妙了。

　　阿西莫夫的小说经常遭人非议之处，就是作品鲜有女性出场。在《火星人的方式》初稿中，这一特点被发挥得淋淳尽致：故事中没有一个女性人物。当沃尔特·布莱德伯利指出这一缺陷时，阿西莫夫顺从地加写了一个次要情节，给某位火星人找了个老婆。这个人物具有典型的阿西莫夫风格，是个蛮横无礼的家庭主妇，此人塑造得过于夸张，毫无新意。

　　1953年11月，阿西莫夫在创作《钢之洞》的同时，试图构思下一部小说，但没找到灵感。在短短的四年时间里，他已出版了七部作品，而且还有一部正待出版。换了别的任何一位作者，可能都会对此成绩心满意足，但阿西莫夫却不是容易满足的人。有人曾告诉他，波士顿大学的图书馆藏有自1928年以来所有的《时代》杂志。阿西莫夫认为这些杂志没准能为他创作下一部作品提供点启示，便开始翻阅这些收藏，从第一期一直看到了1953年11月的最后一期，每期必读，无一挂漏。

　　由于经常光顾图书馆，馆里的工作人员便给他起了个“《时代》教授”的绰号。令人高兴的是，他的一番工夫没有白费。刚看到第二卷，也就是1928年下半年的合订本，他发现了一则小广告，很快激起了他的创作灵感。

　　当时，他正创览着广告栏，突然注意到有幅图形似原子弹爆炸后产生的蘑菇云。这让他吃了一惊，因为他清楚地记得这是20年代末的一本杂志啊。当然，这只是他乍眼一看时的印象，当他再仔细端详时，才发现图中所摄的是黄石国家公园里的老信徒天然喷泉。当时他便想到：如果这真的是一则用蘑菇云做的广告，那会怎样呢？它代表着什么？

　　答案在《永恒的终结》这部作品中得到了体现，那就是时空旅行。

　　在此之前，阿西莫夫也曾写过关于时空旅行的作品。实际上，他写的第一个科幻短篇《宇宙之钻》讲述的就是一个时空旅行的故事。这位旅行者漫游到了未来，发现那时的地球空无一人。在《空中卵石》中，时空旅行也起了开篇作用，它将斯图瓦茨送人了芝加哥的未来世界，但那时它只不过是一种手段，仅在开篇中发挥了一次作用。《永恒的终结》则不同。这是阿西莫夫首次专门讲述一个时空旅行的故事。围绕这个主题，他创造了一个完整的宇宙，包括它的过去、现在和将来。

　　从1953年12月初到1954年2月的第一周，阿西莫夫花了两个月的时间完成了《永恒的终结》这部书头稿的创作，当时它只有一部中篇小说的篇幅。他试图将这部作品卖给《银河》杂志的戈尔德，但几天内，他却出乎意料地收到了退稿。戈尔德没看中这个故事，他建议阿西莫夫重新再写。阿西莫夫根本不同意他的建议，并将自己的观点如实地告诉了对方。他非但没有重写，反而将它作为一部长篇小说的样本拿到了双日出版社碰运气。

　　双日对这部作品的看法截然不同。布莱德伯利当即看中了这个故事，并与阿西莫夫签了一部长篇小说的合同。

　　自《空中卵石》起，双日给阿西莫夫的预付金就不断增多，布莱德伯利信心十足地预付了《永恒的终结》1250美元。双日正日渐注意到他的才华，这令阿西莫夫感到欢欣鼓舞。现在，他们显然已把他视为旗下较有分量的作家了。但阿西莫夫最终并没能把《永恒的终结》卖给《惊奇》、《银河》或当时的任何一家杂志。虽然戈尔德最后总算同意收下这部作品，但又宣称一年后《银河》才能刊登它。按阿西莫夫与《银河》签定的合同条款，他的作品必须在《银河》上登出后方能成书出版，这就意味着这本书必须等到一年以后才能上市。布莱德伯利没有这份耐心，与《银河》的交易也就泡汤了。

　　阿西莫夫只得回过头来找《惊奇》，但坎贝尔当时手头上的小说已泛滥成灾，也拒绝了他。结果，阿西莫夫的这部小说未曾连载就出版了，使他蒙受了近3000美元的损失。

　　在我看来，《永恒的终结》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所创作的最完整、最精彩的小说。在他的其他作品中，几乎都缺少一个元素——爱情。

　　尽管阿西莫夫风流成性并且在多年以后毫不避讳地承认自己是个名副其实的大众情人与偷情老手，但直到70年代创作《诸神》前，他似乎一直不好意思在自己的小说中描写性或浪漫场面。在《永恒的终结》中，这种模式几乎完全被打破。我说“几乎完全”是因为故事情节虽围绕男女主人公的恋情展开，但其中唯一的“性场面”却令人大失所望。

　　当杰特鲁德听说艾萨克的最新小说中有一段“性场面”的描写时，曾兴奋地要求拜读一下。但读完后，她看着丈夫说：“你不是说有段性场面的描写吗？我怎么没看到呢？”她又重看了一遍，当读到以下这段描写时，她笑了：

　　　　……他不知道她是什么意思，但突然间，他不

　　在乎了。他全身像着了火一般。他笨拙地张开双

　　臂，摸索着。她没有反抗，只是与他熔为一体

　　……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永恒的终结》第56页，黑豹出版社1959年版。首版于1955年，纽约双日出版社。

　　“哪儿是床上戏呢？”她问。

　　“你刚看完。”阿西莫夫面红耳赤地回答道。

　　从这段小插曲中，我们看不出阿西莫夫的破绽，却对杰特鲁德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如果真如阿西莫夫再三向朋友们申述的那样（杰特鲁德死后，他就公开向读者们申述了），杰特鲁德对性生活没有一丁点儿兴趣，那么，她为什么如此热衷于《永恒的终结》中的性场面呢？也许只是她对丈夫在从事写作数年后，终于触及到这个主题感到好奇吧，但仍存在一个问题：阿西莫夫夫妇之间的性生活不和谐，是否应该完全归咎于杰特鲁德呢？毕竟，我们只有阿西莫夫的一面之词，他自称在第一次偷情后才发现自己是名猛男。他当然会这么说。阿西莫夫能为自己辩护，而我们却只能臆测杰特鲁德的心思。一方面，阿西莫夫自称在婚姻关系之外才真正找到了性爱，而另一方面，他却从未能在作品中展示其应有的描写诱惑场面的天才。对此我们绞尽脑汁，仍百思不得其解。杰特鲁德从未解释过此事，也未留下任何有关的文字记载，所以我们可能永远都不会知道事实的真相。

　　如果撇开阿西莫夫蹩脚的性虚构不谈（“与他熔为一体”，他真是太科学太客观了，而且天知道“摸索着”是什么意思），那么《永恒的终结》则具备了一部流行小说所必须具备的其他一切元素。它拥有构思巧妙、令人信服的情节，极富冒险、充满悬念，并且读者很快便被吸引到主人公一边，义无反顾地支持他们，这不仅仅是因为他们善良、正直或申张正义，这些在阿西莫夫的许多小说中是常见的，而是因为他们彼此相爱。

　　故事围绕着主人公安德鲁·哈兰展开。哈兰生活在永恒之境——时空之外的“无时之地”，时空旅行者们，即‘永恒者”就在此生活、工作。永恒之境的宗旨及永恒者们的工作，就是监视人类历史并及时进行修正，使其沿着他们认为最合适的轨道发展。永恒者们漫游到各个不同的时代，对历史进行微妙的修改，以使未来完全符合他们的远大计划。

　　为了最大限度地减少抵抗，永恒者们将人类历史停滞在了永远不能探索太空并将最终灭亡的阶段，这自然惹出了麻烦。这些永恒者们并没有意识到自己造成的破坏，甚至还自认为干了件好事。他们将全力以赴地维持这种社会状态——毁灭生命、破坏伟大的艺术和科学成就、使夫妻不能结合、涂炭生灵、使生命不能降生……所有这一切，都是为了实现他们所认为的更伟大的完善。

　　读者不久就能发现，这是个彻底腐败的制度。同时，永恒之境这么个庞然大物显然又是不可推翻的。在阿西莫夫的笔下，惟有爱情的力量，才能使人类返回正常进化的轨道。美丽的诺伊丝·兰本特出场了。她并非永恒者，只是个普通的凡人，一个“时限者”。尽管永恒者与时限者间严禁发生个人关系，哈兰还是爱上诺伊丝。这就是故事的核心。

　　诺伊丝将被卷入一场现实的演变中，这是永恒者们为使现实符合他们的计划而进行的一次再安排。哈兰发现，如果这一演变发生，诺伊丝将不复存在。他自然被这个念头惊呆了，于是决定干扰永恒之境的计划，挽救他的爱情。

　　随着情节的发展，我们了解到永恒者们所知道的人类历史。我们发现，24世纪一位名叫维克科·麦兰肖恩的科学家发明了“临时场”，首次创造了时空旅行。这被认为是人类原始历史的一部分。我们的英雄哈兰碰巧是位研究原始历史的专家，他发现了一个反论，认为麦兰肖恩不可能研制出“临时场”，因为研制工作中所必须的数学直到27世纪才能发明出来。

　　在得出此结论的同时，哈兰接受了一项任务，教导一名新加人的永恒者，一个“无知”的年轻人。这是个刚出场的人物，叫布林斯利·库柏，生于78世纪。哈兰的工作是教授他原始历史——他的老本行。不久，哈兰开始收集线索，但得出的结论不对。他意识到，必须教会库柏原始历史，让他返回24世纪去教会麦兰肖思创造永恒之境所必需的27世纪的数学。换言之，永恒之境这个能让人飞越数万个世纪的巍巍大厦是建立在一个反论的基础上的。

　　随着故事的发展，诺伊丝与哈兰的关系也更加复杂。我们发现，哈兰的理论在一个关键的细节上出了错。他根本不用教库柏原始历史以便其去教麦兰肖恩数学：库柏就是麦兰肖恩。

　　我们很快了解到，库柏确实生于78世纪，但他被送回到了24世纪，并在那儿遇见了麦兰肖恩。哈兰竭尽全力想教会库柏时空旅行的原理，但库柏尚未学会，麦兰肖恩便在一次事故中丧生。库柏无法返回自己的世纪了，情急之下，他便假冒成了麦兰肖恩，最后终于亲自创造了时空旅行。但是，哈兰、库柏、麦兰肖恩及包括被牵连在内的诺伊丝·兰本特和整个永恒之境，都处在一个不能被打破的时空循环之中。哈兰必须继续教库柏历史，库柏必须及时返回24世纪，发明时空旅行，从而创造出永恒之境，而哈兰出生就是为了教库柏，库柏又得及时返回……

　　不用说，是诺伊丝·兰本特的介入，才打破了循环。结果，库柏却被送到了错误的世纪，永恒之境将面临着不复存在的威胁。

　　而后，哈兰与读者一道从故事中的另一重要角色——超级计算机兰本·忒塞尔那里了解到了有关时空循环的一切。计算机做出决定，在库柏走错地方后，哈兰必须千方百计地找到他，并修正他的错误，这是永恒之境继续存在的唯一机会。哈兰同意了这个决定，但有一个条件：诺伊丝必须与他同行，且任务一旦完成，他们就能生活在一起。忒塞尔别无选择，只能答应他的条件。于是，哈兰和诺伊丝两人启程奔赴原始时代，寻找迷失在某处的库柏。

　　他们将库柏误人的时间缩小到了20世纪的前1/3。哈兰很快意识到，只能通过查找他专门收集的20世纪的杂志，才能找到库柏的具体下落。

　　这样，我们绕了一大圈，才看到阿西莫夫创作这部小说时所获得的启示。哈兰用了数周的时间查阅他收集的庞大收藏，企图找到点线索。他终于找到了，这是一则广告：

　　ALL THE

　　TALK

　　OF THE

　　MARKET

　　这则广告不仅每行的每一个字母由上而下连起来组成了原子弹（ATOM）这个词，而且在整个广告的边上还画了一个——你肯定猜到了——一形似蘑菇云的圈子：这才真正泄露了秘密。

　　这时，故事已接近尾声，但这里还有一个情节。哈兰带着诺伊丝去找库柏，他们来到了1932年，根本不见库柏的踪影。正当此时，哈兰突然给诺伊丝来了个袭击。他推断出，诺伊丝来自更为遥远的“超时”，这是永恒之境中一个鲜为人知的地方，那里的居住者与永恒者们不相往来，也不允许他们进人那个时空。哈兰认为，诺伊丝的目的自始至终就是要毁灭永恒之境。尽管他很爱她，但他不能允许这种情况的发生，因此他决定杀死诺伊丝。

　　阿西莫夫自然给我们一个皆大欢喜的局面。哈兰这次又出了点小差错。诺伊丝确实来自遥远的时空，那儿的人们也确实想毁灭永恒之境，认为这是最终消灭人类的关键。在他们看来，由于过份的小心，人类永远不会有所创新，最终将窒息在自己单一、枯竭的世界中——这与在基地丛书及其“帝国”小说中起基石作用的银河帝国的构想截然不同。

　　当然，诺伊丝说服了哈兰，不再管库柏。库怕被困在麦兰肖恩出生前300年的时代里，对一切都无能为力，根本不可能创造永恒之境。按照时光的本质，哈兰刚一决定不杀诺伊丝并与她一起留在20世纪，永恒之境立即消失了，只留下了男女主人公无忧无虑地生活在一个永恒之境尚未被创造出来的时代里。

　　许多评论家认为，《永恒的终结》是阿西莫夫所创作的小说中最令人满意的一部，同时也是最复杂的一部。这部小说完成后不久，阿西莫夫便开始创作《钢之洞》的续篇《赤裸的太阳》。该书于1957年出版时，《永恒的终结》已出版了两年。

　　《赤裸的太阳》的出版标志着阿西莫夫科幻小说创作生涯中长达14年之久的停笔时期的开始，在此期间，他只出版过一本少年科幻小说（《幸运儿斯塔尔与土星之环》，1958年）及1966年将剧本《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

　　除去晚年创作的几部作品《诸神》和两部机器人侦探小说及另四部的基地系列，此章提及的几本书构成了阿西莫夫的长篇科幻小说全集。这些书至今仍畅销不衰。在过去的40年中，阿西莫夫的小说发行过多种版本，并被译成多种文字，销售量大得惊人。《空中卵石》在上市的前18个月中．就已卖出了13，000多册精装本。

　　在生命的最后10年，阿西莫夫重又返回到科幻小说文坛。虽然此间创作的几部书销售业绩都很一般，但他先前的11部重要作品（包括前三部基地系列和前两部机器人专集）数十年来却一直畅销全球。正是这些作品为他赢得了很高的声望，使他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早在1950年，坎贝尔就已经称赞阿西莫夫是“世界上最伟大的科幻小说家之一”。①1974年，书评家小约瑟夫·帕侨奇称：“对许多人来说，艾萨克·阿西莫夫这个名字就是科幻小说的代名词。”②

　　①《记忆常青》613页。

　　②小约瑟夫·帕侨奇：《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纽约双日出版社1974年版。

　　那么，究竟是什么使阿西莫夫50年代的小说如此受欢迎呢？许多人对阿西莫夫的众多作品提出过口头批评，说他的故事太冗长、人物呆板、对话太多、动作太少、有时故事根本就不可信。然而，尽管如此——确实，所有这些不足在不同的作品都不同程度地存在——阿西莫夫的小说仍然卖得不错，并吸引着一代又一代的热心书迷。从《基地》问世至今，科幻小说经历了巨大的变化，但不论从商业角度，还是从在书迷们心中的地位来看，克拉克、亨纳恩、赫伯特等老将们仍在该领域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而其中阿西莫夫无疑是最重要的。

　　我个人认为，阿西莫夫成功的原因在于他具有罕见的讲故事的天才。他的故事情节虽然错综复杂但完全可信，运用对话推动情节发展的技巧更是无人能及。但阿西莫夫最具特色之处，还在于他创造另一个世界的高超技艺，并且这个世界能够科学地自圆其说，富有逻辑性，引人入胜。

　　阿西莫夫的短篇小说通常都是些肤浅之作，构思简单。随便，惟有《夜幕》与几篇机器人短篇例外——基于机器人定律这一宏大构想之上的机器人故事当然不会是平庸之作。

　　在其最优秀的小说中，阿西莫夫创造了一种完美的故事节奏，他一步步地推进着情节的发展，犹如在由浅人深地解释一个科学原理。他的书面表达能力也很强，使读者立即就产生了一种亲切感，并被他深深吸引。

　　有一位记者这么评价阿西莫夫的写作风格：

　　　　为什么我觉得他的写作风格如此与众不同？

　　让我来告诉你，那时因为他是在与你聊天，而不是

　　对你说教。他就在客厅里，坐在沙发上，喝着一杯

　　晚餐剩下的咖啡。他只是顺便进来打个招呼。他

　　是一个老朋友，一个能聆听你心声的人。你知道，

　　他就是那种人，握手很有劲，笑起来满脸相子，但

　　很亲切。①

　　①萨尔玛·杰曼门：《萨尔玛的通思》，摘自《波士顿环球邮报》？

　　当然，阿西莫夫的作品有的也很平庸，有些甚至还很愚蠢。在描述人物不同的说话方式方面，其能力之差无人能及。别的作家在形容人说话时从未用过那么多的副词——从“尖叫地”一直到“低沉地”。然而，尽管存在这些错误（他一直到老似乎都没能将这些错误改正过来，1993年出版《基地在前进》中，类似的副词用法随处可见），阿西莫夫仍是最受读者喜爱的作家之一。他讲故事的那种古老风格及字里行间流露出来的亲切，使他获得了很大的成功。不论故事情节多么只重技术和缺少人气，读者还是一下子就被他创造的世界深深吸引住了。

　　正如他从未真正提高过英语水平一样，阿西莫夫也从未丧失过自己强有力的表达能力。有趣的是，编辑们似乎也认为，只要是在合理的范围内，就无须去挑阿西莫夫的毛病，所以一些错误的语法也被故意保留了下来。他们认为，一旦改正了这些错误，阿西莫夫的许多小说就不再是“阿西莫夫式”的了。

　　在其创作能力达到顶峰时，阿西莫夫成功地将一部小说的各个方面有机地结合到了一起。《永恒的终结》代表着他创作的最高点，但他在1954年创作这部作品时，就已经意识到，自他18岁开始写作以来，一直源源不断的科幻小说创作灵感正在迅速地枯竭。

　　幸亏他还有其他的写作天赋。这真是：山重水复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从科幻小说领域退出后，他又开始了对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的探索。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九章　传奇的离婚经历






第九章　传奇的离婚经历

　　自他在郊外家中的顶楼办公室中安置下来，成为一名专职作家的第一天起，阿西莫夫就开始为改变自己的职业方向而奋斗。据他的日记记载，那一天是1958年7月1日。从那时起，他不断地进步着。

　　60年代，阿西莫夫创作的小说极少，但正是在这一时期，他成了一名非常成功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者和公众演说家。

　　早在1957年，阿西莫夫就加人了由一位名为哈里·沃克的企业家开办的一家小机构。该机构专为东海岸的各处会议提供演说家。加人这一机构没几天，阿西莫夫便有了第一次的演说机会，地点是在距波士顿几英里的一个地方，报酬为70美元。

　　阿西莫夫喜欢在集会上发表演说，扮演就餐后演说家的角色或讲授科普知识。他很快意识到这是成名的另一条途径，并能增加收人。他的公众形象非但不会影响书的销售，反而可能有助于提高他在出版界的声望。

　　他在哈里·沃克那里没干多久。在离开波士顿学院前也就是在1959年的初春，他就与哈里·沃克分道扬镳了——有一次，阿西莫夫以为让他就空间探索发表一次演讲，结果被众人当成了笑料。那个晚上的演讲是一次惨败，结果使得阿西莫夫马上就终止了与该机构的所有合同。

　　但这并没有妨碍他的演说事业。他已在波士顿地区颇有名气，有时甚至到纽约或宾夕法尼亚去发表演讲。50年代末，他每演讲一次就能获得500美元的酬金，并且不用给任何机构交纳佣金。而那时，他成为专业作家才一年多。

　　有一个流行的说法，每一位当时活着的成年人都记得肯尼迪总统遇刺时自己在干什么。多亏了公共演说事业，阿西莫夫直到多年以后还清楚地记得当时他在哪里。1963年11月22日，他应邀到纽约演讲。当听到从达拉斯传来的噩耗时，他和主办人都认为当晚不会有人来了。阿西莫夫甚至提出不要报酬了，准备回家。主办人建议他等等看。结果，出乎意料，晚上7点半时，大厅里挤得水泄不通，许多人还进不了场——看来人人都想出来排遣一下心中的悲痛。

　　阿西莫夫在演说开始时说，他本来是打算做一次轻松点的演说，但因为发生了枪击事件，他觉得自己应该讲一个更为严肃的话题。当发现人群中有些骚动时，他意识到他们真正想听的是一次轻松的演说，马上改变了主意，开始了他所擅长的半开玩笑式的演讲。这正是听众所需要的。数年后，阿西莫夫回忆起来时，仍认为那天晚上的演讲是化解当天悲痛的一剂良药。

　　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每月平均做二至三个演讲，每次固定收费1000美元。当他到纽约去演讲时，顺便也去拜访了出版商。他称这种拜访为“例行巡视”。

　　在这一段的创作中，阿西莫夫一头扎人了非小说类作品。偶尔写的小故事，均成了科幻杂志的抢手货，并且在《狂想与科幻小说》杂志上开辟有固定的专栏。

　　在纽约，阿西莫夫最亲密的同事与朋友是双日出版社的沃尔特·布莱德伯利及在他1964年辞职后的继任者拉利·阿什米德。阿什米德后来在促进阿西莫夫与双日出版社的合作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并且两人的私交也甚密切。

　　阿什米德愉快地记得他第一次遇见阿西莫夫时的情景。1961年，他还是双日出版社一名年轻的实习编辑。在他上班的第一周，上司交给他一份阿西莫夫的文稿《生活与精力》，让他看一遍，如需改动就写信与作者商讨。于是，这位刚参加工作的年轻毕业生怀着满腔的热情给阿西莫夫写了一封长达12页的信。几天后，阿西莫夫打电话到编辑部找阿什米德，两人约定在阿西莫夫下次来纽约时见面。一周后，阿西莫夫来到了阿什米德的办公室，花了半个小时使这位编辑认识到，自己信中提出的76点意见是错误的。阿什米德回忆道：“他指正我的错误时是那么的幽雅大度而又谦恭有礼，这给了我一个很好的教训。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朋友。”在此之后的14年中，两人合作了44本书，直到1975年阿什米德离开双日出版社。

　　阿西莫夫是个很受欢迎的人。在他有生之年的熟人。朋友不计其数，还有少数几个关系非常密切的私交。除拉利·阿什米德与沃尔特·布莱德伯利是出版界的编辑外，其他的密友都是科幻小说界与科学界的同仁。在他20多岁、30岁刚出头时，他最密切的朋友是约翰·坎贝尔、多森教授与罗伯特·亨纳恩；但到了后来，阿西莫夫疏远了坎贝尔，也极少见到昔日导师多森，就连亨纳恩也只是在一些会议上偶尔遇到。

　　自60年代起，阿西莫夫最亲密的朋友是：作家哈兰·艾利林、本·波瓦与拉斯特·戴尔雷，编辑朱迪·林·戴尔琳，宇航员卡尔·萨岗，诗人马丁·格林伯格与拉利·阿什米德。阿西莫夫与其中的每一位都保持着自然、轻松的关系，他们在一起时创作的一些小笑话往往妙趣横生，令人忍俊不禁。在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阿西莫夫与艾利森的双人表演尤为受欢迎。每逢这种场合，他们至少得留下一两句“经典名言”，或者为与会的书迷与朋友们表演一番“唇枪舌剑”。如果没有他们的表演，整个聚会就会像缺了点什么。

　　有时候，两人之间这种玩笑式的尖酸与谩骂如此地激烈，致使有些书迷在离开后竟误以为两人是死对头。实际上，正是因为两人彼此爱护，互相深知，他们才能表演得如此生动形象，逼真传神。

　　哈兰·艾利森被认为是60年代中期在科幻小说新浪潮中涌现出来的优秀作家之一。他是个与阿西莫夫截然不同的人，在其大部分的写作生涯中，他专门从事短篇小说的写作——其中有获奖作品《我没有嘴，但我必须喊》与《向世界之心呼喊爱的野兽》。他是个外向的人，思维敏捷，言语尖刻，喜欢在聚会上成为众人的焦点。1953年，在宾夕法尼亚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两人初次相遇。

　　艾利森为他们的关系定下了基调。当时，艾利森羞怯地走到阿西莫夫面前，问：

　　“先生，您是艾萨克·阿西莫夫吧？”

　　“是的，年轻人。”阿西莫夫答到。

　　“真的？您就是伟大的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阿西莫夫高兴地笑了，“我就是。”

　　“我的天，别开玩笑了。您就是艾萨克·阿西莫夫？”

　　“是的。”

　　“哦，我以为你是个——”这时艾利森的声音突然充满了轻蔑，“无名小卒！”

　　有那么一会儿，阿西莫夫完全惊呆了，但接着便听到了周围的人发出的哄堂大笑，才意识到对方是在跟自己开玩笑。一段美好的友谊就这么开始了。

　　据他所知，艾利森惟有一次是被别人沾了便宜，这便成了阿西莫夫津津乐道的话题。他不能肯定这个故事是真的，但他愿意相信它是真的。

　　有一次，在一个科幻小说界的聚会上，艾利森走近一位美女，摆出他最具男子汉气概的姿势，问：“咱们玩玩，你意下如何？”美女立即答道：“你好，小混蛋！”①

　　①原文“What would you say to a little fuck？”，也可理解为一你会对一个小混蛋说点什么呢”，于是，女士回答说：“你好，小混蛋（Hello，little fuck）。”——译注，

　　阿西莫夫喜欢与聪明的人交朋友。他曾声称，他只见过两位比他更聪明的人，真是典型的“阿西莫夫式”的大言不惭。这两人都是他的好朋友，一位是人工智能专家马尔文·明斯基，另一位是宇航员卡尔·萨岗。在与阿西莫夫相处时，萨岗总爱提及阿西莫夫的上述言论，尽情取笑。一次，阿西莫夫对这种反复提醒实在是不耐烦了，便假装生气地对宇航员说：“卡尔，我可能说过你比我聪明，但我可没说过你更有天赋。”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302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有人说，艾萨克与他唯一的儿子大卫之间没能建立起正常的父子关系。从阿西莫夫本人的文字记录及言论看，他显然宠爱罗宾，很少谈到或写到儿子。与这家人关系密切的朋友们认为，艾萨克认为自己的儿子智力低下，过于平庸，有损于他这位全球闻名的学者和作家的脸面。

　　父子俩后来很少见面。显然，艾萨克与儿子的关系远不如他与父亲朱达·阿西莫夫相处得那么融洽。有人说，大卫从未有过固定的工作，也从未对传统的生活感兴趣。成年后，他大部分时间住在加利福尼亚，除罗宾外，几乎与家人没什么来往。阿西莫夫的朋友说，艾萨克不断应儿子的要求给他寄钱，一直持续到1992年他逝世为止，却从未要求儿子还过一分钱。这种慷慨之举是否代表了他姗姗来迟的内疚感？这个问题还有待于探讨。他如此心甘情愿地资助儿子，似乎有背于他自己的责任意识，并且也与他自己相对艰苦的童年有所抵触。他的童年是在父亲的糖果店里打工度过的。对他此举最可能成立的解释是，他学会了接受儿子的性格，并且很高兴与他保持距离。从某种程度来说，他也许是这么考虑的，他付钱给大卫是为了让他躲远点儿。

　　如果这是真的，那么它暴露了艾萨克性格中更为阴暗的一面，同时也进一步说明了他缺乏自信。他如果对自己有信心，就不会在乎别人怎么看他的儿子。我曾在别处写过，艾萨克的这种态度，尤其是对待女人的态度，是他内心缺乏自信的一种表现。他必须与他认为是个失败者的儿子保持距离，可能是他这种心态的又一表现。大卫本人不希望与家人有过多的牵扯，但人尽皆右，艾萨克对这种安排也确实很满意。

　　60年代中期，艾萨克离开杰特鲁德与孩子们的时间越来越多。他从未离开过大长时间，最多一个星期，但因为接受的演讲不断增多，他经常不在波士顿，也经常去纽约的出版社，并到全国各地参加科幻小说聚会。

　　艾萨克不喜欢旅行，并且不管事情有多急、多重要，他从不乘坐飞机去办事。唯有在军队中服役时，他有过一次乘飞机的经历，从那以后，他再也不信任甚至害怕乘飞机旅行。这就意味着他无法参加在波士顿方圆二三百公里外举行的科幻小说聚会，同时也意味着他无法与某些地方，比如加利福尼亚的朋友和同事见面。

　　多年后，好莱坞曾多次邀请他任电影顾问写电影剧本，但因为他痛恨飞行，不得不谢绝这些赚钱的买卖。同时，他也因此无法去拜访远方的密友。自他的双亲于60年代末迁居佛罗里达前，他一直没能去探望他们，直到1969年他父亲去世。罗宾去佛蒙特上大学时，艾萨克有点闷闷不乐，因为他知道，自己不能去那里看望她。固此，家庭生活的一切都必须优先考虑艾萨克的这一飞行恐惧症。罗宾上大学后，他不认为“我只要逼着自己坐飞机就行了”，而是想“我见不到罗宾了，除非她来波士顿看我”。

　　由于经常不在家，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开始疏远。早在60年代中，杰特鲁德就怀疑艾萨克在纽约有个女人了。这种疑虑与日俱增。实际上，他当时与众多女人有着婚外关系。正如他的一位朋友所言：“在他的第一次婚姻中，艾萨克只与送上门来的约10％的女人发生了性关系！”

　　事实很简单，艾萨克既有机会又有动机。随著名望的提高，他很快发现，自己根本不缺女人。她们都愿意与他这位著名的、成功而又富有的知识分子上床。阿西莫夫曾尝试过背叛的禁果，发现性生活其实远不像他婚姻中的那么苍白。他是个风流成性的情场老手，只要有机会，他从不会放弃。

　　显然，艾萨克继续千方百计地欺骗着杰特鲁德。朋友们说，她的怀疑不时地爆发出来，但只要阿西莫夫让她相信自己并没有背着她图谋不轨时，她又平静了。

　　60年代中期，因为要赶写接手的大量作品，艾萨克的压力不断增大，他热爱写作超过了其他一切，并以此为乐。写作意味着赚钱，但这还是次要的，如果出版社的合同项目很精彩，他便无法拒绝了。他写作的速度很快，而且多才多艺，随着知名度的提高，他的任何作品几乎都能自动卖出。与此同时，他发现自己完全被工作淹没了，几乎没有时间与家人在一起。

　　正如阿西莫夫本人在其第一百本书《作品100》的引言中写的：

　　　　给一位写作成瘾的作家当老婆，这种命运比

　　死还悲惨。因为你的丈夫虽然身在家中，却经常

　　魂不守舍。再没有比这种结合更悲惨的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主部分第16页，波士顿率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尽管艾萨克宠受罗宾，但总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他不喜欢旅行并痛恨被人从打字机边拽开去度假。即便当他同意与家人去度假时，他也总要提出两个条件：第一，必须是陆路旅行；第二，他们进行太阳浴或观光时，必须让他工作。

　　不难想象，在整个60年代，随着婚姻的破裂，杰特鲁德一定是越来越失望了。一方面，事实明摆着，丈夫在外面至少有一个女人，尽管他坚决否认；另一方面，一家人并没有享受到艾萨克的成功所带来的回报，他们也没有搬到更繁华的街区，住更宽敞的房子。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一家已经非常富裕了。艾萨克每年都能赚10万美元。他们的存款至少有25万，但他们仍住在波士顿一个极为普通的郊区住宅区中的一套一般家庭住宅里，并且从未出国旅行过。

　　尽管杰特鲁德不断提出抱怨，艾萨克仍拒绝搬到波士顿别的地方。早在60年代初，在他离开波士顿学院不久，他就已经对这个城市感到厌烦了，只迫切想搬回纽约。他是在那个城市里长大的，只有在那里，他才真正觉得是到家了。况且，一旦已在西纽顿舒适的楼顶办公室安顿下来，他就不想再挪地方了。他不愿意仅仅为了搬到波士顿的另一个地方而移动他的书房及那些正在创作的文稿。

　　杰特鲁德沮丧极了。他们应该住更大的房子。她想扮演一个富裕的犹太人妻子和母亲的角色与富人及名流们来往，实现每一个住在布鲁克林的贫穷移民都曾做过的美梦但这梦想却一直都未能成真。杰特鲁德所能享受的只是照顾孩子们，而艾萨克则去参加各种聚会和会议，并与她所能想象到的至少一个女人鬼混。

　　这对夫妻在60年代中似乎达成了一份无言的协议，同意在孩子们长大成人能照自己后再离婚。同时，他们还将维持是幸福一对的表面现象，仍住在西纽顿。只要不搬家，杰特鲁德可尽情享受条件许可范围内的一些小奢侈。他们在波士顿和纽约都有很多朋友，艾萨克尽可能频繁地与他们联系。这么做一方面是为了让杰特鲁德高兴，另一方面也是为了保持许多对他越来越重要的友谊。

　　除了在60年代末那次彻底毁灭他们婚姻的恶战外，1965年夏到1966年春是两人关系最为恶劣的一段时期，当时阿西莫夫正在创作《神奇的旅程》。

　　这一事件是由1965年4月班腾图书公司的一个请求引起的。该公司获得了将好莱坞影片《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权力。这部影片当时正在制作中，他们提出以5000美元的价格，请阿西莫夫将剧本改编成小说。阿西莫夫自然拒绝了。班腾公司再三请他重新考虑，并提出见面深谈。阿西莫夫最后同意与他们一块吃顿饭，谈谈此事。

　　在餐桌上，班腾派来的代表提高了稿酬，甚至考虑给阿西莫夫版税的可能性。吃完饭时，阿西莫夫至少同意了看一眼剧本。

　　《神奇的旅程》是关于一台能将物体缩小的机器的故事。因为使用这种机器，一艘潜艇及船员都被注射进一位患者的身体内部，开始了船员们在人体内的探险历程。他们缩小成微型的时间是有限制的，时间一到，机器就会产生反作用，潜艇便要恢复原形。自然，如果他们不想把续局搞得一塌糊涂，就必须在时限之前离开患者体内。

　　在理论上，这是个很好的构思，但当阿西莫夫看到剧本时，却发现情节中有许多致命的错误。其中最糟的莫过于当微型潜艇上的船员逃离患者体内后，潜艇却留在了那里。阿西莫夫明确指出，潜艇恢复原形将使患者丧生，但好莱坞的剧作家却争辩说潜艇将被白血细胞消化掉。对此，阿西莫夫称，白血细胞不能消化金属，就算真的可以，构成潜艇的单个原子也会扩大，给患者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失。

　　阿西莫夫错就错在看完剧本后，尽管这个故事缺乏科学性，但他却很喜欢它并且不想让别人将它改编成小说。他后来大言不惭地声称，他认为别人都胜任不了这个工作。

　　最后，他对制片商和班腾公司说，如果让他在书的结尾将潜艇从患者体内处理出来，他就同意合作。他们同意。此外，他还声明，好莱坞可以随便改动电影，但不能对这部小说指手画脚。

　　朋友们说，阿西莫夫与班腾及好莱坞最终达成这笔交易非常赚钱，给他带来了远不止5，000美元的收益。尽管如此，阿西莫夫还是很痛恨这个项目。在长达一年的小说创作及电影制作过程中，他不停地与制片人及原剧本作者发生争执。当然，他不愿旅行，因此也不能去好莱坞据理力争，只能通过第三者或电话陈述自己的意见，而且，因为是在改编别人的故事，而这个故事与他本人根本没有什么关系，他觉得很压抑。

　　书出版后，电影也终于上映了，但影片前端所列的姓名表中，根本没有阿西莫夫的名字。好莱坞甚至还拒绝了原先达成的将此故事在《幻想与科幻故事》杂志上连载的交易。他们认为杂志社出的钱太少，不值得他们浪费时间。当时阿西莫夫正在此杂志上发表专栏作品，这个交易就是他给牵的线。这令他大光其火。几周后，他又得知原剧作者与《周六晚间邮报》做了笔好买卖，这家报纸出多少钱购买连载权虽未透露，但据说数额巨大，这更令阿西莫夫感到没面子。但他也没什么好抱怨的——毕竟人家合情合理地给了他一笔钱。

　　总而言之，从经济角度来看，《神奇的旅程》这个项目还是收益颇丰的，但对阿西莫夫本人而言，却使他觉得有一科极为受挫的感觉，有时甚至觉得受了侮辱。朋友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艾萨克有过像那个时期那么坏的脾气。这显然极大地影响了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使得全家人都惴惴不安。艾萨克花许多时间在纽约改编小说，杰特鲁德对其不忠的怀疑也达到了顶峰。

　　阿西莫夫夫妇勉强维持着他们的关系。艾萨克从写作中及好友那里寻找安慰。但在60年代里，他生活中真正最重要的一位人物是他未来的第二任妻子珍尼特·杰弗逊。正是这个女人，在他与杰特鲁德彻底决裂后，帮助他完全改变了自己的生活。

　　1956年，在纽约举行的一次科幻小说迷聚会上，艾萨克初次遇见了珍尼特。她是个科幻小说的老书迷，并认为是阿瑟·克拉克的《童年的结束》使她对科幻小说产生了最初的兴趣。与许多后来成为情人甚至有时成为终生伴侣的人不同，珍尼特与艾萨克并没有在初次见面中撞出火花。

　　1957年，艾萨克说，自己根本记不清两人初遇时的情景了，但这正可能是他选择记忆的一个例子——他经常吹嘘自己有一流的记忆力。而珍尼特则记得，第一次相遇时，艾萨克简直有点令人讨厌。

　　当时，她递过一本《基地与帝国》请他签名，他在书的扉页上龙飞凤舞地签上了大名，甚至没抬头看她一眼，就问她是干什么的。珍尼特答道：“我是个心理学家。”

　　“好极了，”阿西莫夫马上接口说，“咱们上床吧。”①

　　①《欢乐永存》第66页。

　　珍尼特“啪”地合上书，转身就走了。这以后许多年，她都一直认为阿西莫夫不过是个卑劣的下流胚，压根儿不想再见到他。

　　艾萨克的幽默感与风流并非放之四海而皆准，这次在珍尼特身上碰了壁。一些女人认为他举止下流，但他却自视对女人的非礼不过是些无伤大雅的玩笑罢了，即便是他的非礼往往招致反面效应。在一次聚会上，他在一位朋友之妻的屁股上拧了一把，结果却惹得这位女士大发雷霆。

　　“天哪，阿西莫夫，”她生气地嚷道，“你怎么总是这样？真的非常痛。难道你不知道这非常下流吗？”这次他被好好地教训了一顿，长了点儿记性，以后再没拧过她的屁股，但这并不妨碍他去拧其他女人的屁股。

　　一位纽约的编辑回忆到，早在50年代早期，他在双日出版社的秘书中就已享有“千手男人”的称号。

　　尽管如此，阿西莫夫仍天真地以为自己是情场老手，任何稍有姿色的女人，他都能游刃有余地与之调情，并为此深感自豪，有一次，一位侍者问他是不是意大利人，他答道：“和女人在一起时才是。”

　　阿西莫夫怎么会这样呢？一些人认为在他轻浮的外表下面，隐藏着的是一颗缺乏自信的心。他很有可能是为了使自己这个相貌平庸的名人看上去对女人更有吸引力，而处心积虑地扮演舞男这个不合适的角色。他显然是在20岁出头初遇杰特鲁德时发现这一公式的，并意识到了调。情的力量。在他名利双收后，他根本没必要再这么做，但多年以来习惯于伪装的一面已成为他性格中的一部分，想抛弃已没那么容易了。另外，从50年代初，阿西莫夫的婚姻就出现了问题，尤其是在性生活方面。他被拒绝的次数可能要比被接受的次数多，也可能因此令许多女人义愤填膺；但如果他一些最密切的朋友所提供的证词是真实的，那么，他的战果也是够辉煌的。

　　当艾萨克与珍尼特开始接触时，他们的关系似乎是建立在一种真正的友谊上的。自那次初遇后，他们有两年半时间没见过面。但在一次偶然的机会，在一个神秘作家协会举行的晚宴上，他们又相遇了。这一次还是在纽约。

　　这一次他们谈得很开心。艾萨克告诉珍尼特，他对他们的初次相遇没有一点儿印象，并且在多年后把自己在1956年初遇到的那次无理归咎于肾结石造成的疼痛。肾结石造成的痛苦确实陪伴了他一生，并使他多次住院。

　　第二次见面时，他们相处得很愉快，彼此情趣相投，整个晚上都在一起，顾不上理睬别的客人，这个晚上结束时，艾萨克甚至握住了珍尼特的手，而她也没有不快的表示。

　　60年代，两人的爱情还是纯柏拉图式的。他们成了亲密无间的朋友，互相扶持着度过难关。珍尼特是个充满智慧的女人，学识丰富，喜欢自然与历史，精通文学与神学。艾萨克难以相信自己的好运，竟能找到这么位女性朋友，聪明灵敏，善解人意、与她在一起时，他总倾吐自己的心声。一旦他摘下了令人讨厌的假面具，与她正经地交谈时，珍尼特完全被他吸引住了。相比之下，杰特鲁德没有一点儿学术气质，尽管她也很聪明和擅长交际，但却对任何与知识有关的东西缺乏悟性。艾萨克除了与她谈谈家庭琐事外，从未能再谈点儿别的东西。新婚之初，他被杰特鲁德的美貌弄得神魂颠倒，没有考虑到两人的关系缺乏坚实的基础。

　　40年代初，艾萨克曾认为年轻的杰特鲁德酷似奥丽维亚·德·哈维兰。珍尼特虽不具备杰特鲁德年轻时的美貌，但艾萨克认为她拥有许多令人想往的气质，而这正是杰特鲁德所缺乏的。另外，艾萨克与杰特鲁德的婚姻几乎是一场无性生活的婚姻，这就不难理解他们的关系到了何等岌岌可危的地步。

　　岁月催人老，艾萨克当然也不例外，而且他还日益发福了。可笑的是，这竟然使他平添了一副令许多女人都喜欢的小笨熊模样。她们往往将他视为无恶意的玩具熊，而那些与这只玩具熊做爱的女人常觉得他很顺从。战争时期，杰特鲁德身材苗条，但35岁时她也开始发胖，到40岁时已经是个大胖子了。

　　杰特鲁德有抽烟的习惯，艾萨克则痛恨抽烟，由此滋生出了他们婚姻中更大的麻烦。无论他说什么都没能劝她把烟戒掉。艾萨克越发认为杰特鲁德的这种态度是她不再爱他的表现。他理论道，如果她不能放弃那令他深恶痛绝的东西，那么是她根本不在乎他了。

　　我们回过头来看，可以将艾萨克对此事的愤怒理解为他企图以此为借口将婚姻失败的责任推卸给杰特鲁德。不论她是否抽烟，事实上他才是背叛者，而他以为杰特鲁德不能戒烟就是不再爱他的标志，这种想法只能表明他的幼稚。在西纽顿的家中，杰特鲁德并不快乐，她希望能拓宽自己的视野，过更充实的生活。她不能改掉一个终生养成的习惯，这并没什么可奇怪的。由此我们大概能看出，杰特鲁德至少已从下意识里认识到了丈夫的不忠，从而将这点习惯视为了她生活中的最后一丝自由，除此之外，均是丈夫的意愿和决策主宰着生活中的一切。

　　然而，艾萨克确实对家中经常有股弥漫不去的烟味痛恨万分，烟味甚至蹿到了顶楼他的私人禁地中。尽管他应该对此习以为常，或者把它作为妻子的一个小缺点而接受下来，但事实却在那明摆着，珍尼特就不抽烟，而且与艾萨克一样憎恶这一习惯。如果杰特鲁德是借此来展示其最后一点个性的话，她最终将引火烧身。

　　形势显然已对她很不利，但杰特鲁德还蒙在鼓里。艾萨克与珍尼特对生活中几乎所有方面的问题都有着相同的见解——政治、音乐、食物、科幻小说，甚至珍尼特比艾萨克还更喜欢文学。她看过许多现代与古典小说，而阿西莫夫则没看过多少现代文学作品。

　　珍尼特有点健康狂的倾向，艾萨克对此则无甚兴趣；珍尼特很在意自己的饮食，而艾萨克则从来不关心自己吃什么，只要好吃就行。在其他方面，两人简直就是天生的一对，这一点他们自己也心中有数。和她在一起，艾萨克就不用再扮成意大利人；有她在身边，他就有了安全感。他们的友谊源自于感情与智力上的依托和支持。

　　尽管两人如此投缘，但珍尼特与艾萨克很少见面。他去纽约时才去找她。两人更多地是在聚会与会议上碰头。珍尼特的弟弟约翰在波士顿学院学医，有时她也去波士顿。每逢此时，两人便一块儿吃饭、聊天。

　　1969年8月，阿西莫夫的家庭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正如阿西莫夫所形容的那样——在那个月中，“一切都土崩瓦解”①

　　①《欢乐永存》第498页。

　　当年夏天，杰特鲁德决定带罗宾去英国度假。她已意识到他们的婚姻发发可危。那时，大卫已经18岁，正上高中，罗宾也14岁了。事‘请已经很明了，如果不采取什么措施，这段婚姻将很难维持到两个孩子大学毕业。到国外旅行，分开一段时间可能有利于他们勉强凑合著继续维持下去。

　　杰特鲁德与罗宾于1969年8月2日一起起程，艾萨克便立即投入了新的创作，这部书命名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倒颇具有讽刺意味。

　　艾萨克又一次从写作中得到了安慰。他非常清楚这种反应，并多次把它当作保护伞。毫无疑问，当他与杰特鲁德之间出现问题时，他通常是逃到打字机边而不是勇敢地面对问题。而杰特鲁德的避难所则是家庭与一个有限的、不能令她满意的社交圈。相对而言，艾萨克的天堂至少还能令他恢复活力。

　　杰特鲁德与罗宾离开两天后，艾萨克正坐在他的书房里想着下一个笑话时，突然电话铃响了，这次是斯坦利打来的，他说父亲去世了。

　　艾萨克非常尊敬自己的父亲，并且一直珍视与父母的关系。为了给家人创造一个舒适的生活，老人在美国奋斗了数十年，并取得了令人吃惊的成功。刚到美国时，他身无分文，但在多年奋斗后，他获得了事业的成功，赚了钱并过上了连做梦也想不到的生活。艾萨克对此钦佩不已。

　　1968年，父母退休后搬到了佛罗里达，但一直住不习惯。阿西莫夫兄弟俩很快做出决定，在把朱达·阿西莫夫的遗体运回纽约安葬的同时，必须将母亲安娜·瑞棋尔一起带回来。参加宁静葬礼仪式的直系亲属只有艾萨克与斯坦利，但他们照顾到了所有的细节。奇怪的是，他也没与大工联系，直到葬礼结束之后，才把事情告诉了他。

　　第二天，斯坦利与艾萨克利用他们的影响，在纽约的几家报纸上登了讣告。

　　在这种无与伦比的悲痛场合，艾萨克竟然糊涂了，不知道什么是该做的，什么是不该做的。举行葬礼的那天晚上，艾萨克本来在马萨诸塞州的布兰迪斯大学有一场演讲，但在斯坦利的坚持下，艾萨克取消了这个演讲。

　　“我以前从未取消过演讲。”艾萨克抗议道。

　　“是的，你以前也从未失去过父亲。”斯坦利冷冷地回答说。①

　　①《欢乐永存》第499页。

　　自然，学校找了替代人。但尽管如此，葬礼一结束，艾萨克便立即飞奔到学校看自己是否还有机会做个快速演讲以弥补取消预约而带来的遗憾。替代人的演说很成功。他在演讲开始前介绍了阿西莫夫缺席的原因，接着宣布，他将把所得的酬金捐给学校，设立一个朱达·阿西莫夫奖学金。演讲结束后，共收到了1200美元作为启动基金，资助无法支付大学学费的学生。朱达如果有灵，一定会很吃惊，而且会非常自豪。

　　杰特鲁德与艾萨克都很清楚，试分居是他们婚姻的最后希望，然而只要两人一打越洋电话，所谈的便是离婚。

　　当时，杰特鲁德与罗宾住在英格兰朋友的家中。20年后，这家人仍然记得杰特鲁德与艾萨克是如何在电话里唇枪舌剑，争论财产分割的。尽管受到新近丧父的悲痛打击，甚至哀伤到了自愿不将此事告诉妻子女儿的程度，阿西莫夫仍在为财产顽强奋战着。那位朋友说：“可笑的是，这两人在那讨论著怎么分那数百万美元的财产，这个数字一点都不夸张，但却为谁来付这次的电话费而争执不下。”

　　“艾萨克的观点是，”这位朋友接着说道，“所有的钱都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凭什么分一半？”

　　对于杰特鲁德和艾萨克两人来说，这是段令人痛苦的时期。尽管艾萨克确信他们的婚姻已经完了，并且也想做个彻底了断，但仍然情不自禁地有些伤感。毕竟，他们共同生活了27年。

　　来自两方面的安慰，将艾萨克从沮丧的深渊中拉了出来。一方面，艾萨克一直都将他的工作视为一种慰藉。许多人在经历了离婚打击后，尽管周一不得不去上班，但工作对他们来说已无足轻重了。艾萨克不是这种人，他放下电话后便可以全身心地投人到最新的创作项目，尽管这只是本笑话故事集。另一个出乎意料的安慰来自他的朋友珍尼特·杰弗逊。

　　在父亲的葬礼过后几天，艾萨克打电话给珍尼特，请她共进午餐。他们开车去了新英格兰，一起度过了一个美妙的下午。他们在林中漫步，沐浴在八月的阳光里；参观了康科德镇周围的历史遗址，并到爱默生的坟上扫了墓。

　　这次旅行加深了他们的友谊，同时也大大缓解了丧亲之痛与婚姻巨变给艾萨克带来的双重压力。艾萨克发现珍尼特确实是个完美的伴侣：聪明、机智，对一切都充满了兴趣，小到生活中的琐事细节，大到政治、艺术、科学与文学。艾萨克觉得在过去的27年中，他娶错了人。

　　但是，当杰特鲁德和罗宾返回波士顿时，杰特鲁德与艾萨克却挽狂澜于既倒，短暂地挽救了他们的婚姻。

　　公平地说，当杰特鲁德发现艾萨克正承受着丧失慈父的巨大悲痛时，她的愤怒消融了。在余下的夏季、秋季及第二年的初春，他们的婚姻都很风平浪静，但仍潜伏着危机。1970年初，事态又开始恶化了。

　　新年简直就是个灾难。阿西莫夫在波士顿的出版社豪顿·米弗林为他举行了一个晚会，庆祝他50岁的生日。尽管全家人都去参加了这个聚会，但欢乐只是表面现象。

　　2月初，阿西莫夫参加“迪克·卡维特节目”的制作，对节目的另一位特邀嘉宾，一个年轻漂亮的女演员说了些被视为在一套房子里，却数月几乎未说一句话。他受够了。他觉得住在波士顿犹如被囚在牢笼里，从21年前他与杰特鲁德搬到波士顿的那刻起，他就渴望着回到老家。与杰特鲁德分手，为他创造了搬回纽约的极好机会。他的律师建议，如果艾萨克搬到纽约，离婚会更容易些。这正是他所需要的借口。

　　1970年7月3B，搬运工从西纽顿的家中搬走了艾萨克的书架、桌子、书籍与文件。那到，距他与杰特鲁德的第28个结婚纪念日还有25天。他对妻子说了声再见，彻底离开了这所房子。而他的《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幽默宝库》业已于6月13日完成。

　　阿西莫夫半开玩笑地问这位年轻女人，制作完节目后有什么安排，电视台在转播节目时竟没有把这句话删掉——尽管阿西莫夫在发现自己失言之后曾特意要求把它抹掉。

　　杰特鲁德早已习惯了丈夫的油嘴滑舌，并与众人一样，深知这是他的一种秉性，但在晚会上与人调情与在人国数百万观众面前与女人稻情，显然有着天壤之别。

　　罗宾当时正在朋友的家中收看这个节目，她难堪极了，对父亲非常生气。杰特鲁德默默地承受着痛苦。挽救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的最后一丝希望破灭了。从那以后，夫妇两人互不理睬，艾萨克更深地投入了工作中，并开始为未来做打算。

　　他与朋友及斯坦利谈了此事，也与珍尼特探讨过他的婚姻问题，并试图制订出一个计划，以使他与杰特鲁德在离婚时，从头到尾都能将痛苦减少到最小。

　　1970年6月初，艾萨克做出了决定。他与妻子共同住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章　科学、上帝与一切






第十章　科学、上帝与一切

　　除《神奇的旅程》和少数几个短篇小说外，整个60年代，阿西莫夫都致力于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在这10年结束前，他写的书竟奇迹般地达到并超过了100本，而其中的大部分都是发表于1960—1970年之间。

　　阿西莫夫并不真正相信写科幻小说的日子，他对创作科普丛书极富兴趣，从《圣经》分析到笑话故事，写出了大量题材各异的作品。

　　从许多方面来看，阿西莫大无意之中放弃科幻小说的创作是明智之举。60年代，科幻小说经历了全新的变化。机械的创作、对计算机与空间旅行的好奇已经过时，取而代之的是更为内省的写作方式，变得更加注重于探索人类的灵魂，揭示幻想毒品文化之间的联系，即更加注重于揭示内在深层的东西，而不仅仅停留在肤浅的表面。在这种大环境下，以哈兰·艾利森、雷·布莱德伯利、拉巴特、西尔沃伯格及菲利普·迪克为代表的一代科幻小说作家开始走红。在这种新形势下，阿西莫夫很可能将被新人的光辉淹没，甚至如恐龙般地消亡。

　　阿西莫夫本人几乎比其他任何人都更早地意识到，科幻小说界正进行着彻底的变革。尽管60年代初，他已不怎么写科幻小说了，但仍继续参加在离他家较近的地方举行的科幻小说界聚会，而且他的许多朋友都是科幻小说界成功的作家。

　　他对新形势的感受如此深刻，以至他经常谦虚地对好友们宣称，他根本不敢再提笔尝试科幻小说创作了，因为他已感到自己落后了。他曾说过：“我已跟不上潮流了，我不想证明这个事实。”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欢乐永存》第417页，纽约双日出版社1980年版。

　　《神奇的旅程》获得成功后，1976年，哈兰·艾利森曾劝他给自己正在编写的一部诗集《危险的幻象》写篇稿，但阿西莫夫拒绝了，说自己的风格与艾利森及这部作品定的格调不相符。

　　对于自己的赶不上趟，阿西莫夫似乎不是很难过。可能他从未真正承认这个事实，也可能他已意识到，如许多创造领域一样，写作的流行模式也是经常轮换的。最后，是作家兼出版商拉斯特．戴尔雷的第一任妻子艾弗林·戴尔雷，最终让阿西莫夫打起了精神。她问阿西莫夫为什么不再写科幻小说了呢，他答道他觉得自己已赶不上潮流。对此她说：“艾萨克，你写，你就是潮流。”

　　尽管这些评论让阿西莫夫感觉良好，但除了一些短篇神奇故事外，当他开始创作一部新的科幻小说《诸神》时，已是4年之后的事了。

　　自然，阿西莫夫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生涯是以科学丛书为开端的，其中第一部作品是那本失败的生物化学课本《生物化学与人类新陈代谢》。该书于1952年出版，是与威廉·波依德和伯恩汉姆·沃克共同合作写成的。两年之后出版的《生命的化学元素》是他的第一部非小说科普作品。

　　最初，他的非小说作品大都是由豪顿·米弗林与阿巴拉德·斯楚曼出版社出版的，其中包括《数字王国》与《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均在1959年出版）。阿西莫夫创作了大量诸如此类的作品。通常，在合同签定后的数周内，他便能迅速交稿。他以此种方式赚到了很多笔酬金，只是数目相对较小（在1，000美元以内），但一年下来，收人也颇丰。

　　自然，随着创作量越来越多，他不仅名声越来越大，还能从日益增多的书中得到版税收入。

　　阿西莫夫在50年代初创作的科幻小说，销路一直不错，每年都能一次性地为他带来大笔的收入。1969年夏，仅从双日出版社那里，他就获得了4万美元的版税收益。

　　《数字王国》是阿西莫夫非小说作品创作的速度之最，从开始动笔到最后定稿，仅用了13天，仿佛东西都在他的脑子里，他只是动动笔把它们记在纸上。

　　当他将写作题材拓展到生物化学以外的领域并开始随心所欲地创作成人作品时，他的速度慢了下来，他经常查阅各类书籍，包括《大不列颠百科全书》、科学与医学辞典、天文学图册、各类目录表、地图和外语词典等。尽管已写过几部较有把握的非小说作品，但他承认在认真创作第一部涉及自己专业以外题材的非小说作品时，他还是有些诚惶诚恐。

　　不算第一本非常基础的《数字王国》，天文学题材是他在自己专业知识以外首次尝试的领域。他之所以选择天文学领域，是因为他觉得这方面的知识与科幻小说关系最密切，并且自己也很感兴趣。这时，他已是名专业作家，不再是学者，可以冒险，就一个自己没有专业知识的题材写一部作品。他的第一部有关天文知识的书便是《我们赖以生存的时钟》，这部书获得了很大成功。

　　在这一成功的鼓励下，阿西莫夫一鼓作气创作了系列科普作品。这不仅使他被视为是位才华横溢的多面手，同时也为他带来了丰厚的经济效益。

　　阿西莫夫对任何知识领域都兴趣盎然。当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就意识到自己缺乏经济方面的才能，并且他的数学水平也只停留在微积分与生物化学研究所所需的数学上。除此之外，其他知识领域都是他的乐园。

　　有些人指责说，只要出版社肯给钱，即使一无所知的题材他也写，并且是随心所欲地瞎写。对此，阿西莫夫很不谦虚地充耳不闻。有时他竟然在没有得到出版社任何承约的情况下，也写出整本整本的书来。

　　由于写作欲望过于强烈，阿西莫夫经常是在约定的时限之前写完书，为此常常把自己弄得神经很紧张。他痛恨延期交稿，宁愿昼夜不停地写，也不愿违约。而且，他能像魔术师变戏法似的同时写几部书，并视之为一种享受。

　　尽管他自己有时也在写作中犯点小错误，并且不得不改正一些细心读者指出的问题，但他仍是一个非常注重细节的人。他喜欢自己编写索引，因此对出版社不顾他的意愿为他雇请的专业索引编写者极为苛求，永远都要挑他们的毛病。在他成名后，他坚决要求自己编写索引了。

　　阿西莫夫在非小说创作方面的精湛技艺，很快便声名远扬。早在1961年，一位书评家，蜚声国际的古生物学家乔治·盖罗得·辛普森，就曾赞誉阿西莫夫是“国家的奇迹与自然的资源”。阿西莫夫对此非常自豪。

　　奇怪的是，埃德加·胡佛竟然也看起了阿西莫夫的书。尽管阿西莫夫本人对此一无所知。但在1960年，联邦调查局就已为他设立了一份档案。事情是这样的，一位读者在看了阿西莫夫的《原子之内》（1956年）后，对作者的一段描述愤愤不平，因为作者竟然也认同前苏联比美国更早拥有核电站这一观点。这位不知名的读者将书寄给了联邦调查局，同时还附带一封信，指出阿西莫夫出生在前苏联。按照《信息自由法案》规定于1993年解密的文件表明，胡佛同意对阿西莫夫的家进行电子监视并窃听他的电话。从监视中收集的材料至今仍属机密，不能透露。直到阿西莫夫去世后，那份档案才被公开，珍尼特收到了一份复件。她认为，整件事是个笑话。

　　1965年，联邦调查局在共产党的一份名单中发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阿西莫夫可能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就已被他们视为可疑分子。

　　实际上，阿西莫夫对政治没什么真正的兴趣，对共产主义也无半点同情心。从这一事件能看出来，当时阿西莫夫的知名度有多高！

　　60年代阿西莫夫最成功的非小说作品是《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1959年5月，基础丛书出版社的雷昂·斯沃斯基请阿西莫夫写这本书。在50年代晚期，阿西莫夫已被视为科学界的全能者，这一名声不断扩大。斯沃斯基到他在纽顿街的家中找他，建议他为既聪明又有兴趣的门外汉写一本科普读物。阿西莫夫认为这是个野心勃勃的想法，但尽管如此，他还是喜欢迎接这个挑战。阿西莫夫从来就是个喜欢别人拍马屁的人，斯沃斯基深知这一点并已做好了准备。他极尽奉承之能事，吹捧阿西莫夫本人及其取得的众多科学成就，并表明全美国只有他一人能胜任此项工作。斯沃斯基为这本书预付了1，500美元——这是到那时为止，阿西莫夫收到的数目最大的一笔预定金。最终，还是钱起了作用。

　　会面后没几天，合同就寄来了。就在阿西莫夫刚在上面签字然后给斯沃斯基寄回去的片刻，他突然对在一部书中要解释如此众多的科学科目感到了紧张和不安，几乎要终止了整个计划。最后，他又花了近两个月的时间，才鼓起足够的勇气签了合同。

　　非常重要的是，这次阿西莫夫找到了珍尼特商量是否接这部书。7月，他给她打了电话，告诉她这笔交易并解释了自己惶恐的原因。珍尼特告诉他，她认为这个构想听起来不错，他肯定有能力写这本书。挂上电话后，不一会儿他就在合同上签上了字。那个周末，这份合同就回到了基础丛书版社。

　　早些时候，这部书的书名一直是争论焦点，斯沃斯基之所以以它为名，是因为它让他想起了萧伯纳的《聪明女士的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指南》。阿西莫夫认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个名字听起来像是专门写给优秀人物看的，将会影响到销售，因此建议将书名改为《科普指南》。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斯沃斯基时，这位出版商却不以为然。他声称，他起的书名将真正产生促销效果，因为买书的人即使不聪明，也会认为自己是聪明的。阿西莫夫承认了这一点。

　　真正令人吃惊的是，当时竟没有一个人提出来，这个书名可能带有性歧视倾向。在今天，像《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这样的书名肯定会被出版社当作笑柄而否决掉，但在50年代末，尚未有人意识到这个名字简直是大男子主义的表现。数年后，因为这个书名的缘故，许多人开始纷纷指责阿西莫夫。他只得声称，书名中所指的那个聪明男人实际上是作者本人，才巧妙地避开了这个问题。

　　10月初，阿西莫夫终于开始了这项新的创作。

　　斯沃斯基的最初计划是写一本由1901年起至1960年止的科学概览。阿西莫夫很快意识到这并非写这部书的最佳方式。在从事按年序的科学知识介绍文章写作时，首要规则是必须先介绍一下上世纪的科学成就，而不能武断地确定一个日期，再假定各领域的科学都是由那时开始的，因此从1901年写起是毫无意义的。阿西莫夫认为，介绍整个科学领域的唯一途径，只能从宇宙写起，然后往下一步步介绍人类的各种知识，最后归结到人类的智慧；在介绍各门学科时，又按历史发展阶段来划分，首先介绍它的最初发现或最初的理论应用，然后沿着历史的发展一直介绍到今天的情况。阿西莫夫的推理是，所有的学科在其早期都是简单的，介绍每一学科的起始使他能在由过去走向现在的介绍过程中一步步地揭示越来越深奥的知识，逐渐促进人们的认识。这是一种非常成功的模式，阿西莫夫在他其他的几部书中曾反复使用。

　　为了尽量使书写得精彩些，并让人们产生敬畏感，他把无知的人都写成了恶棍，而把优秀的科学家写成了努力探索宇宙奥秘的英雄。

　　与往常一样，他的创作速度出奇的快。11月时，他已完成了全书的第一部分。尽管创作前他曾有过惶恐，但在动笔后他发现写起来很容易，每天能写1万多字。到1960年2月2日他40岁生日时，阿西莫夫写完了《指南》的初稿。这几乎让人难以置信——在不到3个月的时间中，他竟写了40多万字。

　　尽管阿西莫夫未按斯沃斯基最初要求的方式来写这本书，但斯沃斯基在11月读完寄给他的这部书的一个小片段后非常激动。面对阿西莫夫清晰而富有逻辑的格式安排，他迅速意识到自己原先的方式是愚蠢的。但他对《指南》提出的建议又引起了极大麻烦。

　　1960年2月，除最后两章外，阿西莫夫将书稿交给了斯沃斯基。因为篇幅大长，一卷无法出完，斯沃斯基打算将书的容量删掉一半。阿西莫夫被激怒了，坚决不同意这一决定。他还差两章没完成，因此决定不将这两章交给斯沃斯基。他不会归还预定金，并且万一被迫妥协，他也不会主动找斯沃斯基谈话，相反地，他决定坐等对方的反应。

　　斯沃斯基用了两周时间才转过弯来，终于做出让步并打电话告诉阿西莫夫不会改变原稿，同意分两卷出书。

　　但故事并未结束，又冒出了另外两个不同意见。当全稿交付完毕，阿西莫夫收到校样时，斯沃斯基宣称他已找人为此书写了篇序言。不知何故，阿西莫夫很痛恨让别人为他的书写序言，因此提出了强烈抗议。但这次斯沃斯基取得了胜利。当得知作序者是乔治·比得尔时，阿西莫夫收回了抗议，甚至转而表示感谢，因为他非常崇敬比得尔。这位卓越的遗传学家竟然愿意为他写序，着实让他感到荣幸。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这次是关于书的编辑，问题更为严重。斯沃斯基承诺过不会将书一分为二或将它压缩为一卷，但当阿西莫夫收到编辑过的校样时，吓了一跳，他发现至少有30％的素材被删除了。

　　由于斯沃斯基习惯了为科学家编辑著作而并不擅长为专业科普作家服务，他已养成了将文章中多余文字删除的习惯。其实，阿西莫夫的非小说作品极为简练，并且措辞严密，并没有多余的字，这就意味着斯沃斯基过于严格的编辑使得文章面目全非，许多地方已看不出原文的意思。如果斯沃斯基这次得逞了，这本书恐怕得改名为《看不懂的科学指南》。

　　阿西莫夫立刻找到了斯沃斯基，要求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复原。接着他念了一遍原文，将所有删除的部分又加了进去，并简洁明了地解释了为什么不能删去的原因。然而，他发现自己的速度并不够快，既没来得及将被删除的部分复原，也没时间将错误之处更正过来。结果，这部书就这么进了印刷厂，破绽百出，前后不一致之处甚多，解释也含混不清。

　　因为斯沃斯基的弄巧成拙，本应为自己的成功感到得意的阿西莫夫，最终只能视《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为耻辱，并一直将此书列为他最不喜欢之作。收到给作者寄的样书时，他甚至懒得翻开封面。幸运的是，公众与评论界并不这么看待，它受到了一致好评，并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效益。

　　1960年10月，在《指南》出版的那一周，阿西莫夫首次接受了《新闻周刊》的采访，访谈录登在了1960年10月5日的《新闻周刊》上。由于这部书在全国各地都受到了好评并获得了国家图书奖的提名，它马上成了畅销书。不久之后，阿西莫夫也名正言顺地称此书为“他的非小说类作品中的《夜幕》”。

　　书的预付金很快就偿清了。1961年11月，当收到第二张版税支票时，面额竟是25，600美元。阿西莫夫又惊又喜。这是他在大学任教时薪金的4倍，同时也是他迄今为止所见过的数额最大的一张支票。

　　《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获得如此如此神奇、迅速的成功，这无疑令阿西莫夫兴奋不已，但与此同时，他又有些莫名其妙的沮丧。他认为，这张支票标志着他已到了顶峰，从此以后他只能走下坡路了。其实他这是把人忧天。《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一直畅销不衰，尽管后来它再未让他收到面额如此之大的支票，但他每年的创作收人却持续看涨。

　　1964年，阿西莫夫愉快地接受了让他对该书进行重新编辑的邀请，这使他有了机会改正头版中的所有错误。新版本将两卷合为一卷，并更名为《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这本书一直令阿西莫夫感到自豪，并且销路也不错，为阿西莫夫在整个60年代中不断增加的收入又做出了一份贡献。

　　到创作《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时，阿西莫夫已为自己的非小说类作品创作建立了一套工作系统，并找到了令人羡慕的创作节奏。他对写作有一种近乎偏执的热情，这使得家中摩擦不断，但同时也使他保持了惊人的创作量。

　　阿西莫夫发现，他的创作速度如此之快，一个主要原因就在于他能自如地从一个主题转到另一个主题。他从未有过写不下去的时候，部分是因为他热爱写作这个过程，但同时与下述事实有很大关系：他如果写累了或厌倦了某部作品时他能轻而易举地转到手头另一部作品的创作中去他还发现，只要快速地阅读一遍几天或几周前一直在写的作品，他就能毫不费劲地继续接笔往下写；但这只适用于非小说作品的创作。他一贯坚持在写故事时，歇笔的时间越少越好，以避免为重新投人故事、寻找人物的感觉而花费大量时间。

　　阿西莫夫不仅在写作时速度惊人，他修改稿件的速度也是一流的。他的一条规矩是，除非情况极为特殊或有非常好的理由，否则他只对作品修改一遍。此中理由有二：第一，如果一部作品修改得过于频繁，也就失去了原有的味道。这倒也合情合理。第二，修改一部作品时间过多，将会耽误下一部作品的创作。对于此条理由，我不敢苟同。

　　阿西莫夫最伟大的天赋之一，就是他总能直截了当地说明事物。其作品的一致性在小说和非小说创作中是罕见的。并且他总能准确无误地表达清楚自己的意思；但在其他方面他也有草率之处。从其创作量之大及写实作品题材范围之广这方面考虑，他确实没出什么实际差错；但如果能对书中的许多地方再稍事修改，可能会使作品更为出色。遗憾的是，阿西莫夫的专横态度，往往使得与他合作的许多编辑无法真正对他的作品进行任意修改。

　　毋庸质疑，阿西莫夫是一位无人能及的科普大师。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写了许多书，而且与他天生的施教能力有关。他是个超级解说员，热爱传授知识并发现自己能将这一才能与另一项更大的爱好——写作——结合起来。令他高兴的是，他发现这一组合还能令他致富。

　　作为一名科普作家，阿西莫夫赢得了国际声誉、巨大财富以及世人的尊敬，但即便如此，他仍一直为自己离开学术界，成了一名作家而感到内疚。他深知自己不是，并且这辈子也成不了一名真正的学者，但在骨子里头，他却奇怪地认为自己光写科学而不从事实际科学研究是一种投机取巧的行为。最能体现他这种心态的，莫过于他在得到赏识其作品的科学家赞扬时所表现出的那股高兴劲儿了。到60年代末，阿西莫夫每周都要收到众多的书迷来信，但只有那些真正从事研究工作的科学家们的来信，才能给他带来最大的喜悦。

　　阿西莫夫喜欢创作过程中研究阶段的工作，但只有真正的写作过程才能给他以最大的满足。他曾说过：“……我不为别的，只为写作而活着。”①

　　①《欢乐永存》第275页。

　　我们可以把这句话看成某种奇谈怪论，但由此我们不难看出他的观点：研究是很愉快的，且使他受益匪浅，但对他而言，与真正写作时体验到的那种喜悦相比，研究就显得无足轻重了。

　　对于阿西莫夫成为写作狂的根源，曾有过多种理论，我认为应该更深地究其原因而不能只听他自己的一面之词——他认为，只要以如此有序的方式从事写作才能向自己证明，他是在做一项“正当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这是他表明自己像父亲多年辛勤经营糖果店那样努力地工作的唯一方式。也正是这强大的工作信念，使他如此在乎书的数量，并时刻被一种危机感所驱使着。

　　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即使就此搁笔，也能让一家人过上非常舒适的生活。那时，钱已不再是基本动机，但小时候就已植根于他心中的对贫穷的恐惧一直困扰着他，使他一生对钱都非常小心在意。

　　完成《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后，阿西莫夫写了许多系列书，所涉及的题材日益广泛。与此同时，他开始了一套大型科学传记的创作。

　　这套出版时名为《阿西莫夫的科学与技术传记百科全书》的著作花了他三年时间才写成，共有50多万字，比《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的原稿还要长，也比正式出版后的书要长得多。这部书由为古今各国最重要的1000多名科学家的小传组成，1964年出版后立即成为畅销书，直到80年代仍反复再版。至今，它仍被当作一本工具书在世界各地的许多大图书馆中得到广泛使用。

　　双日出版社特意在书中加入了作者的名字，阿西莫夫的声望由此可窥一斑。阿西莫夫在创作时用的书名为《科学与技术传记史》，但他的编辑汤姆·斯隆息却不喜欢这个名字，称“‘史’这个字是影响销售的毒药”①（时代的变化是多么快！我想，如果汤姆·斯隆恩先生是《时间简史》的作者，一定会对这本书火爆销售量感到乐不可支）。双日出版社的销售员已注意到了阿西莫夫的名字在市场上的分量，因此建议换个名字。他们绝对是正确的！到60年代中期，阿西莫夫被视为是电视、广播节目中的科学代言人，其名声已是家喻户晓，加入他的大名，无疑将使此成为一本热销书。

　　①《欢乐永存》第306页。

　　完成这部科学传记后，阿西莫夫开始写一本有关《圣经》分析的书。可以预想得到，书名自然是《阿西莫夫圣经指南》。这部书是与《神奇的旅程》同时进行创作的，分为两册，第一册于1968年出版，第二册也在第二年出版。

　　在分析完圣经后，他毫不担心可能会累着自己，又转而吹毛求疵地分析起了莎士比亚。结果他又完成了两卷本的巨著——《阿西莫夫莎士比亚指南》。然而，他并没有就此打住。整个60年代，他一边写大部头的作品，一边还写了几本关于历史的书。1962年夏天，他写了一本关于本杰明·富兰克林的书《赢得解放的风筝》后，又开始他的历史作品题材的创作了。

　　这又是一本引发作者与编辑之间矛盾的书。该书是与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签的合同。阿西莫夫与这家设在波士顿的出版社有着极好的工作关系，并且为它写了许多成功之作。问题出在按计划，《赢得解放的风筝》将被编人一套系列丛书，投放到少儿市场，阿酉莫夫的手稿显然不符合要求。

　　几乎是刚收到手稿，丛书的编辑斯德林·诺斯就将稿件退给了阿西莫夫，并给整篇文章做了修改。阿西莫夫怕他与斯沃斯基之间的旧事再重演，当即决定收回原稿，并给他在豪顿·米弗林出版社里最熟悉的一位编辑——成人非小说作品编辑奥斯肾欧尼打了电话。欧尼很快意识到问题与阿西莫夫的写作无关，只是他的作品与系列丛书中其他作品的风格不相符合。为了不使它白白流失掉，欧尼决定单独出版这本书。

　　正由于此，《赢得解放的风筝》成了阿西莫夫最喜欢的书之一。这本书虽然没赚到什么钱，而且是他所著的最默默无闻的书之一，但他本人却对它情有独钟。这完全是一部他自己的作品，没有一丝编辑的痕迹——这对阿西莫夫具有非同寻常的重要性。

　　他如此渴望掌握对自己作品大部分的编辑控制权，这正是他过分自信的又一表现。尽管他将这种对自己能力的强大信心归结为“毫不谦虚”，但这其实是他人格的一个非常真实的方面。在他眼中，没人能比他更好地写出有关科学的作品，因此他憎恨编辑对他的作品进行删改，他认为过是一种干扰。在有了与斯沃斯基的经历后，他发现很难罚对非小说类作品编辑产生信心；但说到小说，阿西莫夫多少松了口气。他知道小说更重观点，因此也愿意承认，旁观者的意见是有价值的。

　　尽管《赢得解放的风筝》没能创造什么经济效益，但在其他意义上，它却独具重要性。阿西莫夫写此书时感觉很好，结果发现自己非常有兴趣按同样的方式写一系列历史书。第一部是《希腊人》，仍由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出版。阿西莫夫总爱向人夸耀奥斯汀·欧尼是如何接受了他创作《希腊人》的想法并跟他签了合同的。但欧尼接着申明，他只想要一本关于希腊人的书，而不是两本，一本关于希腊人，一本关于罗马人；如果《希腊人》情况不错，他才可以考虑让他写另一本书。

　　两个月后，《希腊人》出版了，阿西莫夫径直去找欧尼。欧尼觉得这本书确实不错，并对最近的销售情况感到满意。受到鼓励的阿西莫夫提醒他曾说过看《希腊人》情况如何再决定是否写部罗马人的作品。

　　欧尼记起了这事，他让阿西莫夫放心，并说他随时都可以开始写那部有关罗马人的著作。听了这话，阿西莫夫马上从包里一把拽出已经完稿的《罗马共和国》，扔在欧尼的桌子上。欧尼从震惊中回过神来后，不禁哈哈大笔，接受了书稿。

　　阿西莫夫纯粹是由于无法抗拒在创作《希腊人》的同时撰写罗马人的诱惑。当时，他已对自己的能力及作品在市场上的销售情况有了充分的信心，因此也敢于冒这个险。然而，即使出版社不接受这本书，他仍愿意写，这对他来说乃是一种乐趣。

　　虽然，阿西莫夫的历史书和文学评论的销路不如他的科普系列那么好，但还是不错的，因此他的出版商，尤其是豪顿·米弗林与双日出版社，决定继续出版这类书。阿西莫夫在完成《罗马共和国》之后，又接着写了《罗马帝国》、《埃及人》、《近东》、《黑暗时代》、《英格兰的形成》等。所有这些作品都是在60年代内完成的。在70年代早期，他又写了其他几部作品，这些书从法国历史开始，一直写到了美国的历史和康士坦丁堡的历史。

　　对于60年代末的阿西莫夫来说，他几乎对写历史着了迷，他对《新闻周刊》的一位记者说：

　　　　从1939年到 1949年，我认为自己是个科幻

　　小说作家；从1949年到1958年，我仍然自认为是

　　个生物化学家；从1958年到1965年，我认为自己

　　是个科普作家。现在我不知道该把自己看成什

　　么，我的兴趣是历史。①

　　①哈维·安罗森的文章载《新闻周刊》，1967年3月18日。

　　阿西莫夫在创作系列历史书、大型百科全书《神奇的旅程》及偶尔也来几篇科幻小故事和其他各种非小说类纪实文学作品的同时，还在《幻想与科幻》杂志上定期发表专栏作品。这本杂志被通称为F＆SF。这一新任务开始于1958年，那时他在一本短命的杂志《冒险科幻》上发表了四篇作品，而这个杂志的编辑罗伯特·密尔斯同时也在给《幻想与科幻》杂志兼职。《冒险科幻》杂志倒闭后，他问阿西莫夫是否愿意写一个每月4，000字左右的专栏，内容不限。阿西莫夫毫不犹豫地答应了。

　　第一篇文章是有关地球与月球表面的大气灰尘。在那以后的数百篇文章中，他几乎无所不写，从数学难题一直写到了女权运动——全凭阿西莫夫的高兴。这本杂志的销路一直不错，直到今日仍势头不减当年。阿西莫夫一直坚持着他的专栏写作，直到1991年因健康状况恶化而无法写第400篇文章为止。这个令人难过的事实使他痛苦万分，因为他对数字的追求是那么的狂热，而且写作又能给他带来欢乐！

　　就是通过这个固定的专栏，阿西莫夫创立了自己友好、坦诚地直接诉诸读者的风格，并频繁地运用于写作中。这也是他第一次在介绍栏中被称为“好医生”，后来阿西莫夫就极为可爱地用此称谓来称呼自己。

　　定期专栏有诸多好处，其中之一就是使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界中还保留了点影响。这本杂志基本上是面向科幻小市场的，因此阿西莫夫的名字仍然留在了读者们的心中。

　　阿西莫夫从《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获得的另一个收益，则是他每季都精明地将专栏文章收集成书，交给双日出版社出版。刚开始时，他并没有预见到这一收益，因此1962年出版的第一本书《事实与幻想》，是从他的第31篇作品才开始挑选，最后收集了阿西莫夫喜爱的17篇文章。后来，他出版了一本又一本的专栏文集，几乎是每年一本，直到他去世。最后一本文集为《极限II》，由杜鲁门一塔利图书出版社于1993年出版。

　　将这些文章收集成书，阿西莫夫试图同时实现两个目的。一方面，他确实觉得应该让更多的读者看到这些文章并且应该将它们收集成册，冠以如《阿西莫夫谈天文学》或《阿西莫夫谈数字》这样的书名；但另一方面，此时的阿西莫夫对自己出版书的数量的狂热追求已占了上风。摘自《幻想与科幻》杂志专栏的文集使他所出之书的数量大增。虽然，到他去世时阿西莫夫所出的书总数已达467本，但这多少带有点欺骗性，因为其中包括了许多诗集与科幻小说集重新组合成的再版（《三角》是个例外。该书由双日出版社于1961年出版，是由《空中卵石》、《繁星若尘》和《宇宙之流》合订而成的小说集。由于书中未曾加一个字，阿西莫夫觉得把它列为新书，名不正言不顺，让他很失望）。正因为他在1964年对《聪明男人的科学指南》作了如此之多的改动，结果他把《聪明男人的科学新指南》也列人了新书的名单。

　　阿西莫夫对自己所出著作数量的狂热追求是他一种非常奇怪的性格特点，同时也成了尽人皆知之事。在他事业的相对早期，出了可能有四五十本书后，他的高产就已经引起了记者们的关注。1969年，《纽约时报》的一位记者做了总结，给阿西莫夫访谈录冠以这么一个标题《艾萨克·阿西莫夫——写了7，560，000个字的人》①。

　　①刘易斯·尼科尔斯的文章载于1969年8月3H的《纽约时报》。

　　旁人不一定能真正理解阿西莫夫对数字的狂热。早在1957年12月，在离开波士顿大学前，他已出版了24本书。就在那时，他首次萌发了要写100本书的念头。当他把这个想法告诉杰特鲁德时，她颇不以为然，一针见血而又苦涩地说道：

　　　　有一天，艾萨克，当你感到生命快到终点时，

　　你会想起自己竟在打字机边花了那么多时间，你

　　会为自己错过了原本可以享受的一切快乐感到惋

　　惜，你会为自己浪费了那么多年的光阴而只为写

　　100书感到后悔，但那时，什么都已经太晚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作品100》引言部分第14页，波士顿豪顿·米弗林出版社1969年版。

　　自60年代初起，阿西莫夫不仅以他的科幻小说及科普作品闻名天下，他的创作量之大也让他声名远扬。70年代中，他在纽约参加一个狂欢晚宴时，碰巧遇见了流动陆军外科医院的爱兰·爱尔德。当阿西莫夫做了自我介绍后，爱尔德看着他，嘲讽道：“你好啊，怎么不在家里写书呢？”

　　甚至，阿西莫夫的惊人出书量还被写人了一部科幻小说之中。在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合著的《效仿》中，有这么一段对阿西莫夫对数量之狂热的有趣讽刺：

　　　　“你看过阿西莫夫早期创作的亲犹太人诗作

　　吗？《犹太人被放逐前》，就是他在2000多年前写

　　的那部作品？”

　　　　“孩子，我有个规矩，从来不看古典作品。我

　　只听说过那个指导编纂了《阿西莫夫的银河百科

　　全书》的阿西莫夫，这个书名也太狂妄了。”

　　　　“我说的就是他。我不明白你怎么会认为他

　　狂妄呢，毕竟是他写了这部书啊。”

　　　　基因雕刻家猛地打了个冷颤，并把手放到了

　　她的裙子上，说：“什么，所有的 5000册都是他写

　　的？”

　　　　“小心你的指甲——是的，他是个工作狂。这

　　可怜的家伙，没有别的事干。当他们创造出永生

　　的程序时，他已89岁了。如果你有兴趣，数据库

　　里还有一篇回顾他的作品，叫《作品 6000》。”①

　　阿西莫夫可能永远也写不出《作品6000》，但早在1969年，他的《作品100》倒是出版了。

　　1968年秋天，阿西莫夫与奥斯汀·欧尼及豪顿·米弗林出版社的其他几位编辑在波士顿共进午餐时，首次产生了写一部书回顾阿西莫夫出版的前99本书的想法。他们谈到了他所出书的总数。阿西莫夫指出他刚收到第97本书《黑暗时代》的样本，另外还有7本书正在印刷中。这时欧尼建议，第100本书应该特殊点，可以是前99本书节选片段的合集，其间穿插对作者的一些个人看法，将这些片段连接起来。

　　自然，阿西莫夫很喜欢这个主意，正如他自己所言：“任何一位虚荣透顶、妄自尊大的作家——比如，我本人——都会愿意写这种书的。”②

　　①罗瑞·巴内斯与戴米恩，布德瑞克：《效仿》，这段文字亦可见于布莱恩·艾尔迪斯与戴卫·温格罗夫：《一兆年的狂欢》，伦敦帕拉丁出版社1988年版。

　　②《作品100）第15页。

　　这本书于1969年10月出版，当时阿西莫夫已写了100多本书。他的新作有的业已付印，继《作品100》之后即将出版。

　　豪顿·米弗林出版社在波士顿为这本书的发行举办了一个庆祝会。当阿西莫夫满面春风地与波士顿的朋友们周旋时，他一定又在暗暗地想在有生之年还能写多少书了。他马上就要过50岁的生日了，在过去的19年时间里，他共写出了100多本书，私下里，他可能在梦想着将这个数字翻一番，以便在10年之后，能参加另一个庆祝他《作品200》的出版。但有一点我敢肯定，即便是在阿西莫夫最狂妄的时候，他也没有想到自己能在有生之年，亲眼看到360多部作品的出版。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一章　离婚与新爱






第十一章　离婚与新爱

　　1970年7月4日，一个周五的傍晚，阿西莫夫独自回到了纽约。他住进了克伦威尔酒店。这是他来纽约时常住的地方。但与往常只住一两个晚上不同的是，这次他打算长住一段时间。

　　第一个晚上他极为孤独。他知道自己是对的，应该离开与杰特鲁德在一起时那种死水一潭的生活，离开波士顿那令人恐怖的闭塞；但下一步他该何去何从呢？写作是他的避难所，但现在，书房正由一个运输公司打包运往纽约，要几天后才能到。他不能在周末去出版社，正值法定假日，住在这个城市的许多朋友也已纷纷度假去了。他后来声称，那是他一生中度过的最可怕的夜晚，也是他自25年前在军营中度过第一夜以来情绪最低落的一个晚上。

　　珍尼特再一次将他从悲惨的沮丧之境中拯救了出来。尽管她已机警地意识到杰特鲁德的律师可能会对她在阿西莫夫夫妇婚姻破裂中扮演的角色提出质疑，她还是提出艾萨克在纽约安顿下来之前，可以暂时搬到她在中央公园西区80号的寓所内，但艾萨克决定不急着接受邀请。于是他只能在克伦威尔酒店度过第一夜，但他一夜未眠，辗转反侧，反复考虑着未来。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出现在了珍尼特的门前。

　　这一举动将两人的未来连接在了一起。在度过了孤独的星期五之夜后，艾萨克与他的这位密友共享了一个美妙的周末。他们在中央公园漫步，从周六早上一直谈到晚上；周日，他们又开车去了威斯彻斯特（珍尼特的父母住在那儿，但那时他们恰巧不在）。愉快的周末治愈了离异给阿西莫夫带来的心理创伤。周末过完时，他觉得自己又恢复了活力和信心，随时可以迎接这个世界及未来的种种挑战；而有着自己心理学事业的珍尼特也得回到她的病人之中。

　　当意识到自己不能马上开始写大部头的作品时，阿西莫夫开始陷入了烦躁不安之中。他担心自己因为所受到的精神创伤太深而再也写不出东西来。在克服了这种不合逻辑的迷信想法后，他强迫自己写了一个乐观的科幻故事，起名为《最伟大的资产》。虽然原定的杂志拒收这篇作品，阿西莫夫却在当天将它卖给了坎贝尔。他又开始写作了。

　　艾萨克与珍尼特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多，他发现自己呆在珍尼特公寓里的时间远远超过了克伦威尔酒店。经过一个多月的两地奔波，珍尼特最终建议艾萨克搬到她的寓所，而将酒店的房间当做办公室。克伦威尔可以作为他的邮件地址，还可以把他的书房也设在那儿。珍尼特的公寓离酒店并不远，地方也足够两人住。艾萨克很快意识到他可以将自己的两台打字机各搁一处，万一突然有了灵感，写起东西来也很方便：这是个好主意。阿西莫夫接受了她的邀请。

　　随着日子一天天地过去，1970年夏天，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意识到，两人坠入了爱河。当8月尚未结束，艾萨克到纽约还不到两个月时，他们就公开了两人的关系。艾萨克带珍尼特出席了朋友们共进晚餐，其中有些人是她认识的。很快，他们便与戴瑞斯夫妇、本·波瓦、拉利·阿什米德及其他朋友一起出人于公众场合了。艾萨克的朋友们都接受了这个新安排，并与珍尼特相处得很融洽。

　　拉斯特·戴瑞尔与艾萨克是多年的老朋友了。坎贝尔任《惊奇》杂志编辑时，他们就一起为这份杂志撰稿。拉斯特的第一位妻子与艾萨克关系非常好，但在1969年的一次车祸中不幸丧生，戴瑞尔于1971年再婚，妻子朱迪·琳·本杰明也是艾萨克多年的好友。她在进伯兰亭图书出版公司前曾在《银河》科幻杂志社工作过一段时间，因此像艾萨克的许多朋友一样，她与艾萨克之间是一种公私兼杂的关系。

　　70年代初，艾萨克又焕发了青春。朋友们开始注意到他比以前似乎愉快多了。当然，他一贯擅长于隐藏自己的真实感情——信心十足地吹口气，掩饰自己所有的压抑——他自以为这是个有效的办法，而实际上并非如此。好友们都知道，他与杰特鲁德的关系已是何等糟糕，逃离波士顿的生活束缚，对他来说有多必要。与珍尼特在一起，艾萨克又找回了自我。

　　珍尼特的爱情给艾萨克带来了极大的幸福，但新的风暴又来临了。70年代，艾萨克虽然获得了解放，并与珍尼特两情相悦，但这个年代对他而言的确是个多事之秋。

　　麻烦是从1971年7月约翰·坎贝尔的逝世开始的。尽管从50年代末，阿西莫夫与坎贝尔就已渐渐疏远，但两人仍有书信来往，并且他们的私人关系也未因为哲学观点的不同而受到影响。阿西莫夫一向憎恶伪科学，而坎贝尔却情有独钟，与红极一时的流行作家罗恩·哈伯德创立的戴安纳提克斯宗教团体及类似的一些组织过从甚密；同时月西莫夫坚决反对坎贝尔的政治、社会理论。坎贝尔是极端的亲英派沙文主义者，阿西莫夫则是憎恶尼克松的极端自由主义者。但这些观点的不同，并没有减轻阿西莫夫在听到好友噩耗时的悲伤。

　　坎贝尔死于主动脉破裂，当时他正看着电视，享年61岁。成年后，他一直是个大烟鬼，且深知自己患有很严重的动脉硬化症，死神随时都有可能降临。

　　一些好友参加了他的追悼仪式。阿西莫夫读了赞美诗第二十三节，然后众人回到坎贝尔的家中喝了杯闷酒。

　　阿西莫夫说听到坎贝尔去世的消息时，他的悲痛仅次于两年前他的父亲朱达死时他所经历的悲痛。他第一个声称，他的文学成就应归功于坎贝尔并称赞他是“我的文学之父”。

　　33年前，阿西莫夫认识了坎贝尔。尽管近15年来，他卖给坎贝尔的故事没多少，但他知道，他欠这位《惊奇》杂志编辑的实在太多了。要不是在年轻时曾得到坎贝尔的指导和启迪，也许他不会如此顺利地取得文学上的巨大成功，并获得丰厚的经济收益。

　　坎贝尔去世后不到6个月，阿西莫夫的生活又出现了一次危机。1972年1月，在一次例行体检中，他被发现患有甲状腺癌，必须马上动手术。

　　这是他活到52岁以来，第一次想到自己有可能英年早逝。他并不怕死，却极其奇怪地害怕他所认为的死后的难堪，他担心人们会嘲笑他只活了52岁，以为他是个病秧子。

　　手术非常成功（尽管他在开第一刀时给大夫背了一首关于他喉咙被割开的打油诗，令大夫紧张万分）。不到三个星期，他就出了院，又回到了打字机旁边。主刀大夫曾嘱咐他好好休息，但艾萨克就是艾萨克，他抗拒不了自己生命中两项最大的诱惑——写作和做爱。出院后第四天，他就回到了设在克伦威尔酒店的办公室。如果不是受到珍尼特的“人身束缚”，他可能回去得还要早。

　　艾萨克并不认为手术后做爱会危及健康。他开玩笑地告诉大夫，做爱没有给他带来任何不适。大夫却不理睬他这一套，甚至发了脾气。艾萨克这才答应老实点。

　　尽管艾萨克经常用开玩笑或讲滑稽故事的方式排遣焦虑（甚至于在做危险手术过程中），但他确实曾病得不轻。如果甲状腺继续肿大，他很可能会有生命危险。手术进行的也不是时候，正赶上他与杰特鲁德围绕离婚问题而闹得不可开交。艾萨克声称，双方应该好合好散，他最不希望的就是与已分居的妻子展开拉锯战。

　　几乎在艾萨克从西纽顿家中搬出的同时，两人便开始办离婚了。初始时一切看起来都还很顺利。艾萨克提出给杰特鲁德一笔钱，杰特鲁德与其律师都认为是合理的。但没过多久，不知何故，杰特鲁德突然认为原先给的钱数不够，并解雇了原来的律师，重又雇请了另一位，更加咄咄逼人。当这位律师冻结了艾萨克从豪顿·米弗林应得的收入以待裁决时，事情变得很棘手了。

　　艾萨克不服裁决，最终使得法庭改判。他并不是非要钱不可，但出于原则，他重新向法院起诉。他一向辩称自己应该得到家中大部分财产，因为钱是他挣的。杰特鲁德则称在他写书时，是她一直在维持着这个家并抚养两个孩子长大成人，因此完全有权要求分得一半家产。可阿西莫夫似乎不认为杰特鲁德的要求是合理的。

　　战争继续进行着。在艾萨克的经济与法律文件细节作为证据公开后，新闻界获得了他的个人档案。一家波士顿报纸披露，艾萨克每年能赚20多万美元。“只不过是”一个科幻小说作家，竟有如此惊人的收入，媒体将这一事实炒得沸沸扬扬，甚至还成了马萨诸塞州电台广播的一条新闻。

　　为办离婚手续，艾萨克不得不经常返回波士顿，不仅耽误了工作，也打乱了生活秩序。这对他的事业很不利。令他痛恨的是，与杰特鲁德没完没了的争吵使他无法保持惊人的创作量。但艾萨克喜欢战斗，为了原则，他可以不惜一切代价，战斗到底。在这方面，他似乎有着非常奇怪的道德准则，并不认为欺骗妻子是不道德的；但如果在商店里别人多找了他一分钱，他会马上还回去。

　　艾萨克称，自己根本没有通奸行为。这只是因为杰特鲁德没找到证据。她的律师无疑是想通过指控艾萨克有通奸行为，使案子对她更有利，从而得到更多的财产。但艾萨克一定已把事情办得滴水不漏，以至于对方根本无法指控他。还有一种可能，那就是杰特鲁德不愿意相信自己的丈夫在分居前就已背叛了她，因此拒绝深究这一点。

　　在绵延数月的辩论、要求与反要求中，杰特鲁德的律师玩着小孩子式的把戏。他们所喜爱的消遣是，要求开庭审理，这样艾萨克就必须到庭参加；然而在最后一刻，他们又取消了开庭，艾萨克等于往返白跑了500多英里的路程。这种把戏玩得太多了，以至于审判终于在1973年11月16日举行时，艾萨克毫无准备而有点吃惊。那一天，终于达成了协议，艾萨克与杰特鲁德正式离婚。

　　艾萨克极力颂扬自己离婚时的慷慨之举。他公开声称，他想多给杰特鲁德点财产，以至于连他的律师都认为如果那样就给得太多了；而且，他甚至让他的律师不要再为削减赡养费争论不休了。他说，他没有听取自己律师的意见，而是坚持要求杰特鲁德接受自己最初提出的非常慷慨的建议。

　　所有这些，听着实在不像是他说的话，完全不可信。实际上，他的这番声明与他好友们回忆起的夫妇俩之间的争吵恰恰相反。最有说服力的是，据艾萨克自己透露，离婚的法律费用就花掉了他5万美元。如果从一开始他就能如此宽容大方地坚持给杰特鲁德一笔多于她所应得的钱，那这笔诉讼费确实是大得可笑了。

　　在长达3年半的离婚大战中，艾萨克与他的新伴侣必须面对的还不仅仅是法律和经济上的争执所带来的痛苦。艾萨克刚做完甲状腺手术不久，珍尼特便发现自己的左边乳房得了乳腺癌。1972年7月，她被送进医院做了探测手术，医生发现了肿块，为她做了乳房切除。

　　从手术中醒来后，这个消息令她万念俱灰。艾萨克坚持陪在她身边，并称自己必须是她看到的第一个人。这是珍尼特经历过的最痛苦的事情了。她自然认定，这种毁形意味着艾萨克将离开她，投向别的更年轻、更健康的女人。

　　艾萨克安慰她，说她简直是在说傻话，他决不会做出这种事的，还说他爱她至深，只要他一脱身就马上娶她；但他的话并没起什么作用。当他意识到这一点时，他想到了自己著名的幽默感。他声称，如果她是个歌舞女郎，如此悲伤是可以理解的，切掉一只乳房可能意味着她将失去平衡，从而影响她的事业，但事实却是她不是歌舞女郎，还有什么好担心的呢？

　　这个幽默起了作用。几天来，珍尼特第一次露出了笑容，并慢慢开始习惯了这种情形。

　　两人共同度过了手术的难关，并一起克服了随之而来的心理与生理的痛苦，这无疑使他们更加亲近，对彼此的感情更有信心。然而，这并不是与离婚同时进行的最后一场感情战。

　　1973年6月，珍尼特又一次患了重病，这次是蛛网膜下出血——一种以脑外膜为中心的内出血。

　　出血的那天，艾萨克正在波士顿。下午他给珍尼特打电话时，觉得她说话有点含糊不清，颠三倒四；但她让他放心，说只是没睡好觉有点累了。艾萨克信以为真，也就没多想。直到珍厄特的一位患者在电话中发现她已完全语无伦次时，警钟才响了起来。这位患者设法从珍尼特口中问出了她的医生名字，开始打电话求援。珍尼特马上被送往医院。艾萨克也随即接到了消息。他很快就赶回纽约来陪她。

　　当时还不能确定珍尼特是否需要做脑手术，但最终医生决定不做。她在医院里住了近三个星期，进行各类检查。直到第六个星期，她才觉得好些。

　　然而，这次事件仍不是灾难的终结。8月，珍尼特出事后的两个月，艾萨克的母亲安娜·瑞琪尔去世了。当时，马上就是她的78岁生日，且几乎刚好距她丈夫去世四周年。

　　瑞琪尔一直没能从失去朱达的悲伤中走出来，甚至还希望自己能早点死。尽管艾萨克为失去了母亲深感悲痛，但终究不像1969年父亲的去世对他的影响那么大。艾萨克知道，死对母亲来说，其实是种解脱。

　　从许多方面来看，这都是艾萨克一生中最黯淡的一年。似乎是为了使这一年有个圆满的结局，1973年11月，又发生了不幸之事。就在离婚将最后判决，即艾萨克与杰特鲁德婚姻将要结束的前几天，罗宾得了重病。

　　1973年夏，罗宾去了佛蒙特的温德汉姆大学，在那里过得很愉快。10月底她以为自己患了重感冒，随着病情越来越重，她住进了校医院，检查结果发现她的白血球数很低。杰德鲁德赶到学校，把罗宾带回到波士顿，并去儿童医院做了诊断检查。白血球数很低的说法自然使艾萨克以为他的女儿患了血癌，但经过全面检查，医生排除了这个可能性。罗宾服了大量的青霉素，在医院住了几天后病情就开始好转。

　　罗宾不得不呆在家中修养一段时间，因此也就无法完成温德汉姆大学的学业。她与父亲谈了此事。经过几个月的反复思索，她最终决定不再返回温德汉姆大学，而于1974年进了波士顿大学。

　　1973年底，在与珍尼特共同处理完他的一系列家庭问题后，艾萨克开始认真考虑再婚的可能性了。11月底，他正式向珍尼特求婚，珍尼特接受了。几天内，他们就已开始计划婚礼。两人都对举行宗教仪式毫无兴趣，也不喜欢市政大厅毫无情趣的登记仪式。他们决定在珍尼特的寓所举行婚礼，日子定在1973年11月30日。

　　每当回忆起当时的情景，艾萨克总是满怀温馨。那是个浪漫的时刻，从珍尼特的客厅望去，能清楚地看到夕阳正从曼哈顿的高楼大厦往下坠去，灿烂的余辉将道道金光洒入屋中。道德文化协会（艾萨克与珍尼特都与此协会有关系）的爱德华·艾里克森为他们举行了仪式；他们的两位朋友艾尔和菲利斯·巴克做了证婚人。仪式开始前，珍尼特将电话的听筒摘了下来，结束后她刚挂回上去，铃声就响了，是奥斯汀·欧尼从波士顿的豪顿·米弗林出版社打来的。他告诉了他们一个好消息，出版社打算接受珍尼特的一部科幻小说《第二次试验》。这是她首次尝试卖小说，能被接受，真是令她大喜过望。这也是个好兆头，预示着这对夫妇未来共同生活的一个美好开端。

　　珍尼特与艾萨克的结合，可谓是珠联壁合。她从不干涉他的工作方式，知道艾萨克是个工作征，一天必须在打字机旁呆10个小时以上，与他需要氧气和食物一样自然，她尊重这个事实。她鼓励艾萨克更多地参加社交活动，使他走出了自我封闭。更重要的是，她治愈了他的旅行恐惧症。

　　但即便是珍尼特，也没能把艾萨克拉上飞机，尽管两人一块儿发现了仅次于飞机的最好方法——乘船旅行。

　　在此之前，艾萨克已经意识到不用坐飞机就能环游世界的可能性。1973年夏季，他曾乘坐“堪培拉”号前往非洲海岸看日食。接着在这一年末，他又与珍尼特搭上了“QE2号”去看“科浩泰克”结星。但，真正的突破是在他1974年对英国的访问。

　　这次旅行是由门撒国际①组织的。该机构认为这是让阿西莫夫为它做宣传的好机会，同时他还能在英国促销自己最新小说《诸神》。这本书是他经过长时间的沉寂后重返科幻小说界的标志。在此之前，阿西莫夫的飞行恐惧症一直是他访问欧洲的绊脚石，但现在他有了乘船旅行的新爱好，没什么能阻止他了。

　　①门撒国际（MENSA），系一国际组织，成立于1946年，其成员都曾在正规的智力测验中居前2％。——译注

　　1974年6月5日，QE2号停靠在南安普敦港口门撒国际的史蒂夫·奥德尔前来迎接。他是他们在此逗留期间的导游。他们参观了许多著名的景点：去了斯通亨格，乘车游览了考茨沃兹，在牛津小住了几天，并随一个旅游团游览了伦敦。阿西莫夫在查林克罗斯路的福尔斯书店举办了一个签名售书仪式。在仪式上，阿西莫夫在英国平装书的出版商黑豹出版社的代表，向他透露了一个消息，说阿西莫夫作品的销售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出版的任何一种书。在伯明翰，阿西莫夫发表了一次与门撒国际组织有关的演讲，阿瑟·克拉克在演说开始前替他做了介绍。

　　有一段时间，阿西莫夫私下里曾怀疑过智商理论的价值，但门撒国际这个组织对他很友好，尤其在英国时给了他很多关照。

　　艾萨克一直都未意识到自己是个亲英分子，但这次旅行让他觉得如果自己生来是个英国人，那该有多么惬意啊。他一直喜欢住在城市，热爱在纽约那种紧张、热闹的生活，但实际上，欧洲较缓慢的生活节奏同样令他感到舒适。艾萨克与珍尼特都是历史迷，在未曾亲自游历旧世界前，艾萨克就曾研究并撰写过有关欧洲历史的著作，而珍尼特则煞费苦心地收集与欧洲历史有关的资料。对两人而言，英国都蕴藏着众多给人以启示的东西，当离别之际到来时，他们真希望此次旅行能安排得长一些。

　　就在这次旅行中，阿西莫夫首次对人文主义产生了兴趣。这种思想流派将人类文化与成就放在哲理思考的第一位，完全摒弃了宗教式迷信的观点。

　　人文主义的第一个观点听起来似乎有点像坎贝尔式的理想者或超人，但事实并非如此。人文主义并不认为人类优越于其他形式的生命或宇宙中可能存在的其他种族，但它极为强调人的思想与创造力。它摒弃任何以为人类是由某位不明之神创造的观点，认为人类的命运掌握在自己的手中。

　　阿西莫夫对人文主义抱有严肃的态度。他经常发表与其相关的演说并写文章甚至整本书来探讨。晚年时，他成了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主席，担任此职务一直到他去世。

　　自然，阿西莫夫的所有作品都受到其政治与哲学观点的影响。尽管随着岁月的流逝，他对事物的看法有了微妙的变化，但在一生中，他的社会、政治与哲学观点的主体始终是连贯的、一致的。

　　阿西莫夫深信，教育与知识是最重要的，并坚信把持政权者的无知是世界产生种种问题的根本原因。如他的许多朋友和同事一样，他为许多人对科学的无知感到悲哀与震惊。他认为，对于那些受过高等教育的人来说，这种无知就更骇人听闻了。阿西莫夫天生是个教师，在他以施教为乐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渴望，即将他认为是最重要的东西讲授给听讲者。

　　在阿西莫夫的演说及众多非小说类作品中，一个反复出现的主题就是：他认为这个世界人口已经过剩，这种倾向继续与否将是影响未来的关键，关系到未来世界是充满了灾难与饥荒，还是能够健康发展，使其居民享有安稳舒适的生活。在他的小说中，他也强调了这一主题。《钢之洞》描绘了地球大都市的恶梦及由于人口过剩、食物短缺而造成的必须由计算机来控制的管制局面。在此书中，阿西莫夫认为人口过剩、食物短缺几乎是未来不可避免的一个特征。

　　阿西莫夫引起人们警觉的能力是有限的，但作为世界最著名、最成功的科普作家，他尽心尽力地发挥着自己的作用。通过在美国人文主义协会的工作，通过他的作品及他在电视、广播讲座中频繁露面的机会，他不断探讨、分析有关未来世界的重要问题，并提出解决这些问题的可能方案。他以此方式加入了由爱因斯坦、伯纳德·罗素等伟人开创的事业。他有着与他们共同的理想，主张建立一个世界政府，实行全球裁军，运用科学来解决社会的种种问题，并防止新问题的出现。

　　虽然阿西莫夫并未公开卷入政治，但他是个安坐于扶手椅中的激进的民主党人。在所有的政治家中，他对尼克松最为痛恨，甚至宣称如果魔鬼撒旦成为民主党的总统候选人参加竞选，他宁可投撒旦的票也不会支持尼克松。水门事件爆发前几年，阿西莫夫对尼克松就已有疑问，事发后，更是幸灾乐祸，认为这是尼克松罪有应得。

　　尽管他未曾支持哪个政党，但从更广泛的意义上看，阿西莫夫还是讲政治的。他参加过旨在揭示人口过剩问题的“非双亲日”游行。当田纳西州的原教旨主义团体试图在公立学校废止进化论的教育时，他也参加了为此进行的多场战斗。他认为，不论是在何处，也不管采取何种方式，打败无知都应是自己的责任。

　　1974年秋天，回到纽约后不久，阿西莫夫夫妇开始考虑搬出珍尼特的公寓。

　　珍尼特看中了西六十六街上的一套住宅。这是个理想的居所，位于一座33层大厦的顶楼，是纽约最封闭的住宅区之一。房屋宽敞、宁静，靠近博物馆，还能俯瞰中央公园的美丽景色。

　　一位出版商曾介绍说，80年代末，他到同一街区去看一套现代得多的公寓住宅，带他参观的房产商指着街对面比他们低许多层的一间顶楼房屋说：“那是阿西莫夫夫妇的家。”这位出版商目瞪口呆地回答道：“哦，我以为是一个室内足球场呢。”

　　艾萨克对搬迁并非很热心，但承认这是必须进行的。珍尼特希望能有个大点儿的家，而且楼上新搬来的住户喧闹异常。艾萨克每天仍去克伦威尔，但那个地方也出现了变化，业主正将它改建为一座住宅楼，原很宁静的酒店里施工噪音不绝于耳，也令人很烦躁。

　　直到第二年春，他们才安排好了种种搬迁事宜，那时阿西莫夫正在写一篇新的科幻故事，这就是他最著名的《活了二百岁的人》。这部作品于搬迁前夜在克伦威尔封笔，这也是他在这家酒店完成的最后一部作品。随后，他废弃了这个办公室，将他心爱的书房及价值无限的手搞搬到了新家。

　　阿西莫夫很快适应了新环境。这是他一生中的最后一次搬家，他在那里生活、工作，直到他去世，前后近20年时间，这是他在一个地方住过最长的时期。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世界科学名人了。他在宴会与科学会议上发表演说的酬金达到了很高标准，并经常应邀上电视。自从1957年第一次在有线电视节目上露面以来，到了六七十年代，几乎每个月，这位“好医生”都要上电视谈谈科学新动向。1974年，他甚至被载人《大英百科全书》，阿西莫夫，艾萨克的名字和科幻小说界的其他伟人，如亨纳恩和克拉克等，一块儿被列在了“科幻小说”这一条目之下。

　　阿西莫夫还引起了好莱坞的关注。他的许多小说，包括《钢之洞》、《赤裸的太阳》和《我是机器人》等的电影版权都被好莱坞购走，但始终未被拍成电影。其中《我是机器人》这部作品差点儿上了银幕。

　　1977年，好莱坞制片人约翰·曼特利、爱德华·刘易斯和麦尔德雷德·刘易斯开始行动起来。他们购买了这部机器人小说集的电影版权，并请哈兰·艾利森改编成电影剧本。这次购买行动是在《遭遇第三类》与《星球大战》引起全球轰动没多久进行的。当时，这两部电影使科幻小说风靡了全世界。这部电影的预算是3亿美元。艾利森写出了长达200万字的剧本，但拍摄计划却很快因艾利森和制片人意见不统一而告吹。艾利森不喜欢新近泛滥成灾的《星球大战》式的科幻电影，而好莱坞需要的则是更多类似的影片，而不是艾利森改编后的那种很前卫的剧本。阿西莫夫本人很欣赏由艾利森改编后的剧本《我是机器人》。与其产生拍摄念头一样，好莱坞以同样迅疾的速度取消了计划。

　　除那次应邀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的不快经历外，阿西莫夫从未与好莱坞打过交道，其主要原因在于他顽固地拒绝旅行。但在那时，凡是初涉科幻小说领域的人都会想到艾萨克·阿西莫夫。从他的作品在世界各地的畅销程度来看，他是位非常引人注目的作家。

　　不仅如此，阿西莫夫还积极推动科学知识的普及，参加社会与政治问题辩论，频繁地在电视和报纸上亮相，并享有高产作家的美誉。他经常接受邀请，为科幻片的拍摄做顾问；但因不愿动驾前往加利福尼亚并从未考虑过要搬到那住一段时间，他的参与最多不过是与制片人草草聊上几句。

　　《星际艰旅》的制片人吉恩·罗登伯利在60年代初与阿西莫夫成了朋友。他在拍摄科幻系列片时，经常向阿西莫夫请教。罗登伯利经常与影片的摄制人员发生争执。这些人对科学一窍不通，但却常常对他剧本中的一些科学观念的可行性提出质疑。每逢此时，罗登伯利便给他这位著名购朋友打电话求援。当那些被他视为伙计的人都敢怀疑他的想法时，不难想象罗登伯利所感受到的愤怒与挫折的程度。阿西莫夫是他行之有效的秘密武器，并且总是让他旗开得胜。

　　阿西莫夫非常喜欢《星际艰旅》，并在70年代参加了许多这部影片的影迷聚会。这些“旅行者聚会”在当时曾风靡一时，阿西莫夫偶尔也以星际发言人的身份出现，为怪异的“旅行者”们做些表演，有时参加聚会的人数竟高达数万。

　　伍迪·艾伦可能是第一位来找阿西莫夫的电影制片人。在其影片《沉睡者》尚处于计划阶段时，有一次，艾伦邀请阿西莫夫共进午餐，希望能检验一下剧本中的科学问题，以保证其想法的可行性。阿西莫夫让他尽管放心。两人聊了有一个小时，这是阿西莫夫最后一次见到艾伦。事后，他连封感谢信也没收到。

　　与此类似，保尔·麦卡特尼也来找过阿西莫夫。两人在纽约见了面。麦卡特尼说明了他正在构思的一部电影的创意，讲的是一群外星人假扮成一个著名流行乐队的故事。他问阿西莫夫是否能简单起草一个剧本。阿西莫夫同意了。期限未到，阿西莫夫就早早交了稿，但被退了回来。此次阿西莫夫的劳动成果得到相应的回报，但也是他最后一次听说这部电影的拍摄计划。

　　阿西莫夫与电影界最密切的一次接触是在1975年，史蒂芬·斯庇尔伯格请他出任其新作《遭遇第三类》的技术顾问。两人初次在纽约见面时便一见如故。尽管阿西莫夫认为这部片子不错，但他还是谢绝了斯庇尔伯格的邀请。

　　一些人对阿西莫夫对电影界的态度感到惊讶，但从现在看来，这并没有什么奇怪的。毕竟，他在将《神奇的旅程》改编为小说时曾经历过重大的挫折。阿西莫夫从不善于与人共事，在其事业中也极少与人合作。更重要的是，他根本没必要卷入电影界。

　　70年代中，阿西莫夫已是拥有数百万资产的富翁了，无意再因到处奔波或因往返于纽约与加利福尼亚之间而打乱自己的生活。他并不需要钱，而且在科幻小说界已享有极高的声望，卷入电影界根本不会使他的名声再提高到哪里去。另外，他也不觉得在电影圈内工作有什么乐趣。

　　他曾宣称：“我讨厌好莱坞，总是想方设法躲它远点。”①在别的场合，他也说过：“电影界真的不合我的口味。”②他说自己并不为未涉足电影界而感到后悔。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阿西莫夫又笑了》第50页，纽约哈普·科林斯出版社1992年版。

　　②《欢乐永存》第717页。

　　70年代初，因健康出问题后，在珍尼特的敦促下，艾萨克同意保养自己的身体。他开始控制体重并越来越注意营养。在珍尼特的坚持下，他们还经常一起去度假。1976年他们离开纽约，搭乘QE2号前往加勒比海旅行，度过了非常有意义的两周。自然，艾萨克并未完全放弃工作。他每天至少写作两个小时，只是不再像以前那样，为了创作整个假期都将自己关在屋里，也不像他呆在家时那般刻苦了。

　　尽管如此，70年代末，他的身体状况仍然急转直下。自1971年甲状腺手术以来，他的健康出现第一次恶化是1977年的冠状动脉栓塞的发作。

　　这其实是个警告，但奇怪的是，直到事件结束后，艾萨克才知道自己是心脏病发作。

　　1977年5月，艾萨克正在宾夕法尼亚州做系列公开演讲。当演说进人到一个非常紧张的阶段时，病情发作了。刚开始他以为是肾结石这个老毛病又犯了——在过去的20年中，这个病症曾一直困扰着他。

　　他认为，疼痛可能是由于临睡前在酒店的卧房里吃了块油腻的奶油蛋糕而引起的，但不管是什么原因，凌晨时，一阵剧痛又将他惊醒，这次他以为自己快要死了，甚至将葬礼安排及所希望的悼念仪式都一一向珍尼特做了交代。

　　天亮后，疼痛消失了，他不顾珍尼特的反对，决定按原计划继续行事。尽管当时他感到极为疲乏，甚至觉得快喘不过气来了，但他仍一边演说，一边声称：“我没时间得心绞痛。”

　　回到纽约数天后，由于珍尼特的强烈抗议，艾萨克终于去看了医生并接受检查，检查结果让他大吃一惊，几天前他感觉到的剧痛确实是一次心脏病发作，只是比较轻缓，让他走了一次运。

　　几小时后，艾萨克便被送往医院，接受更严格的检查和观测。他在医院住了三个星期，头几天住在特护病房，接着又搬进了单间，处于全天候的监视之下。

　　被强制关了两个星期后，艾萨克简直要疯了。他终于说服医生，在严格的监督下允许他每天工作一小段时间。这才使他的日子好过了点。珍尼特每天都来看望他，第二周，拉利·阿什米德也打了几次电话来询问病情。

　　三周后，艾萨克终于出院了，但医生要求他减轻20镑体重，减少工作量，经常彻底地休息，在度假时完全忘却工作。他同意了第一项要求，在出院一个月后减掉了20镑体重，而其他几项，都只有部分达到要求。

　　尽管这十年给他带来了种种的磨难和问题——离婚时法庭上令人沮丧的场面，他本人和珍尼特频繁地住院，对女儿健康的担忧——但他还是实现了自己的梦想，在《作品100））出版后的十年多一点的时间里，他出版的著作总数又翻了一番。1979年底，《作品200》出版后，他亦作为文学历史上的前十位多产作家之一，被载人了记录丛书。

　　整个70年代，阿西莫夫一本接一本地不断发表非小说类作品，巩固了作为世界科普领袖这一令人敬畏的地位。然而，他还是抽出了时间发展别的兴趣并取得了新的成就。正是在这十年中，他重返科幻小说界，令热爱他的百万书迷兴奋不已。

　　尽管时间间隔了15年，但当阿西莫夫再度回到科幻小说创作领域时，仍向世界表明，他的创作魔力并未消失，这期间写的一篇科幻小说甚至还被人奉为他最优秀的一部作品。这部书出版后，阿西莫夫又成了科幻小说界的宠儿，得到了最高的荣誉。早年的科幻小说大师重出江湖，他写的新书仍是最成功的著作之一，评论界的掌声及全球百万册的销量再度令他名利双收。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二章　重拾旧爱






第十二章　重拾旧爱

　　20世纪60年代，众多的生活领域发生着变革。这种变革也延伸到了科幻小说界。以阿西莫夫、亨纳恩以及坎贝尔麾下其他名人为代表的50年代作家的作品，在许多方面都反映出了那个时代相对的纯朴；但自1964年始，情况迅速发生了变化。

　　在阿西莫夫的第一次科幻小说创作浪潮中，他的最后一部作品是1957年出版的《赤裸的太阳》。他之所以停止写科幻小说，一部分原因是感到乏味，另一部分原因则是在此方面他已才思枯竭，而在非小说作品创作中又找到了灵感。然而，他一直是个科幻小说迷，看过很多的科幻小说并一直零敲碎打地写些小故事。

　　60年代初，科幻小说界开始了一场变革。据一些刚人行的年轻作者称，阿西莫夫的小说像恐龙一样已经过时。

　　这种新的科幻小说被阿西莫夫的朋友、作家兼编辑朱迪斯·麦瑞尔称为“新浪潮”。英国作家迈克尔·穆尔科克是这次运动的领袖人物。在他的影响下，涌现出了一批新的科幻小说作家。尽管在60年代，穆尔科克还只是被视为一名受人尊敬的、极为成功的作家，但我们完全可以将他看成是“新浪潮”时代的约翰·坎贝尔。

　　1964年，穆尔科克接任科幻杂志《新世界》的主编之职后，他立即为当时一批前卫的科幻小说作家提供了一个施展才华的舞台。这些作家从此成为科幻小说界的一代宗师——T．D．伯纳德，布莱恩·艾尔迪斯以及穆尔科克本人。

　　在《新世界》杂志上发表作品的“新浪潮”作家，企图彻底改变科幻小说的写作方式。自科幻小说诞生之日起便占据主导地位的那种彬彬有礼、绅士式的创作方式已令他们腻烦透顶。他们希望赋予它力度，创作出更富有文学性和社会道德感的作品。

　　“新浪潮”的这种风格恰恰与阿西莫夫的写作相反。阿西莫夫从未特意注重过文学形式。虽然他曾心不在焉地写了些类似《火星人的方式》之类的故事，但他却从未有意识地赋予其作品以社会意识信息。他有很强的自由观念，但并没有把此观念用于情节的描写和人物的刻画。“新浪潮”作家则完美地做到了这一点。

　　据称，阿西莫夫对“新浪潮”的大部分作品并不赞同。有一位作家甚至指出，阿西莫夫加入了一个“旧浪潮”的写作团体，威胁要从与“新浪潮”作家打交道的出版商手中收回作品，企图以此来阻止“新浪潮”的发展。此种说法似乎不太可能，但阿西莫夫的道德标准确实经常有不一致的时候。有时，他似乎是为自己定一套标准，而给别人定另一套标准，因此可以想象得到，他有可能干出那种小肚鸡肠的事情来。他信奉个人自由，认为应该允许作者随意表达这一观点，坚决反对新闻检查；但同时，他又不赞同“新浪潮”运动背后所隐藏的文化精神，甚至认为给整个科幻小说界带来潜在的破坏。除了他的一些朋友是“新浪潮”作家外，阿西莫夫与这个运动没有任何联系。他知道，他的抗议根本影响不了像哈兰·艾利森这样才华横溢的作家，但他也可能认为自己有责任阻拦“新浪潮”一把，以防他们走得太远。

　　最有可能的一种解释是，在一次科学界聚会上或在与朋友交谈时，阿西莫夫可能说了一句不客气的话，大意是，如果他们继续抬高他极为厌恶的“新浪潮”运动的形象，他将通过罢工来威胁出版商。不论是哪一种说法，如果他真的试图干扰“新浪潮”的发展，他真是太专横跋扈了，并且也不会获得成功。

　　60年代，阿西莫夫曾反复指出，他不能再写科幻小说了，因为他已赶不上潮流。他无意改变自己的写作风格，并且正对非小说类作品的创作兴趣盎然，尽管有时他也为《惊奇》与其他杂志写些小故事。

　　如果让他写“新浪潮”风格的作品，他一定会感觉很不舒服的。露骨的性描写与淫秽的语言，是当时许多短篇故事和著作中不可或缺的因素，对于在科幻作品中出现这两样东西，阿西莫夫感到极为厌恶，并且也不赞成穆尔科克负责编辑的《新世界》杂志上许多故事所表达的观点。

　　“新浪潮”与当时的社会潮流紧密相连，表达了那个时代的反叛精神。“新浪潮”作品中充斥着毒品、两性人、流行文化，甚至还与后来被称为“剑与巫术”的以幻想和神话为基础的一种小说有着纠葛。像J．G．伯纳德的《暴行展览》和沙米尔·德森利的《爱因斯坦交叉点》这样的作品，与阿西莫夫温文尔雅式的泛银河太空剧有着天壤之别。

　　《暴行展览》创作于60年代，但因为书中残忍的描写引起了争议，这部书直到1972年才出版。当时，因一位高级决策者提出了反对意见，原出版公司在临出版前又取消了计划。不难想象，这种厄运是不会降临到阿西莫夫的《钢之洞》这类小说的头上的。

　　1966年，尽管当时阿西莫夫已长时间放弃了科幻小说的创作，并且“新浪潮”业已开始在欧洲和美国站稳了脚跟，但他却因《基地三部曲》荣获了科幻小说界最高的、最令人垂涎的一项大奖——“雨果奖”。

　　在此之前，他从未获过雨果奖，并且也不在乎别人知道。1966年9月，第24届世界科幻小说大会在克利夫兰召开——恰好是在阿西莫夫的活动范围内，他们全家人都受到了邀请。这次旅行令他们极为兴奋，因为在加利福尼亚和伦敦召开的第22届和第23届大会他们都没能成行。

　　大会的组织者在那一年特意设了一项雨果奖，准备授予“空前最佳小说集”。他们对此概念的定义是，一套至少由三本内容相互关联的小说构成的作品集。

　　获得这一奖项提名的作品有：J．R．R．托尔金的《指环之王》，罗伯特·亨纳恩的未来历史系列，E·E·史密斯的水晶体人系列、埃德加·莱斯伯拉夫的火星人系列，当然，还有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基地三部曲》。阿西莫夫认为，《指环之王》获奖的可能性最大。他暗中希望自己能排在莱斯伯拉夫或史密斯之前，名列第四位。

　　哈兰·艾利森被选为大会的颁奖人。在挤满了上千名科幻迷的大厅中，他故意制造紧张气氛，将整个仪式推向了高潮。他插科打诨，拿所有的候选人开心。玩笑开够之后，他才开始宣读被提名者的名单，并故意漏掉了基地系列。直到艾利森继续宣布“获奖的是……”时，阿西莫夫还在大声抗议；但当艾利森说完“基地系列”时，他发现自己处于了一种对他来说极为不自然，也极为少有的状态中——他哑口无言。

　　这可能是阿西莫夫写作生涯中最大的荣誉了。由于高曼出版社糟糕的运作机制，他丝毫不清楚基地系列的销售情况及评论界对它的反应，他已经习惯于他的《夜幕》被认为是“空前最佳科幻短篇小说”。

　　在阿西莫夫的记忆中，那个夜晚充满了欢笑与巨大的个人成就感。他被好友和家人包围着。长期以来，他们一直支持他，现在他终于为自己的佳作赢得了大奖，他们为他感到高兴。约翰·坎贝尔也来了，是他开创了阿西莫夫的整个事业；醉心于新近的“新浪潮”运动的同行们也来了，向他表示衷心的祝贺，尽管他们不想像老派人物那样写作，但他们中的许多人仍是非常敬仰这些被他们视为现代科幻小说奠基人的作家的。

　　很难精确地估计购书者对此奖的重视程度，但自1966年获雨果奖后，《基地三部曲》的销量有了大幅度的上升。五年前，双日出版社从马丁·格林伯格所经营的不景气的高曼出版社手中买入了该系列的出版权。双日真正知道该如何出版阿西莫夫的著作，并知怎样让书店接受它。

　　其实，阿西莫夫在数年之前就已意识到应该从高曼出版社撤回自己的书了，但他担心这样做得起诉自己的老朋友格林伯格。幸运的是，双日没费什么周折就从高曼那儿以低价买进了基地系列。结果，格林伯格成了这次交易中的真正输家，因为这套书后来销出了数百万册，成为阿西莫夫最畅销的作品。

　　有两件事标志着该书的成功。1972年，罗宾念高中时，选了一门科幻小说课，发现父亲的名作也出现在阅读书目中。另一件事是，1975年，一家名为卡迪蒙的磁带公司购买了基地系列的录音权，并雇请以詹姆士·科克上尉形象闻名全球的男演员威廉·萨特勒来朗读。而录音图书在70年代还是很少见的。

　　尽管他的著作风靡全世界，并在1966年的科幻小说大会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但阿西莫夫重返科幻小说界，却已是五年之后的事了。这次，他推出了又一部力作《诸神》。

　　阿西莫夫的这部重出江湖之作，刚开始时只是一篇短篇小说。创作该书的启迪源自于1971年1月的文学界聚会上提出的一次挑战。

　　在那次聚会上，作家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宣称，一部优秀的科幻小说应该更注重人物的刻画而不是情节中的科学观点。他情绪激动地挥舞着双手，随便举了个例子说，没有人在读到如钸－186这类东西时会感兴趣的。

　　会后，阿西莫夫与西尔沃伯格聊天，表示不同意他说的那番话，并说他就能写出一篇关于不存在的化学元素饰－186的短篇小说来，保证非常好看。西尔沃伯格说，如果他能写出好看的故事来，他将把它收人自己正在编辑的一部原创小说集中。

　　阿西莫夫马上开始了创作。一提起笔来，他又找到了那种熟悉的灵感，根本无法让自己停下来。按原计划，这只是个5，000字的短篇，在按要求写作方面，阿西莫夫堪称是个专家，让他写什么，他就能写什么；但只要他愿意，他也能源源不断地将故事写下去。

　　2月8日，他的创作完成了，作品长达20，000字。阿西莫夫很快意识到，对于西尔沃伯格的小说集来说，显然太长了；但可以想点别的办法，因为双日出版社正打算出版一部文集，他可以劝说拉利·阿什米德将书加长点。

　　阿什米德看过这个故事后，表示很喜欢。没过两天，他就给阿西莫夫打来电话，建议将这个短篇扩写成一部长篇小说。阿西莫夫不同意这么做。他认为，这个故事只能是这样，对原文进行扩充将有胡拼乱凑之嫌。话虽然这么说，但他脑子里又有了新计划：他可以围绕主题，从不同的角度再写两个部分，现在的这个短篇可以作为第一部分，从而完成一部由三部分组成的长篇小说，给整个故事一个圆满的结局，而不采用现在这个低调的结尾。

　　这下轮到阿什米德犹豫了，但最终阿西莫夫还是说服了他，让他相信这个计划肯定能行。这笔交易就这么定了下来，一周后，双方签了合同。

　　《诸神》无疑是阿西莫夫作品中最不同寻常的一部小说了，尤其是对中间的部分，他最为满意。全书写成时，他认为自己写出了真正不同的、富有新意的东西。

　　书名取自弗里德里希·冯·席勒的名句“诸神信徒劳的抗争着愚行”。书的第一部分取名为“抗拒愚行”，第二部分为“诸神”，最后部分为“徒劳的抗争？”，加了一个关键的问号。这些小标题与作品的各部分内容极为吻合，而整部书的名字也起得很合适。

　　“抗拒愚行”部分具有典型的阿西莫夫风格，讲的是一人与整个庞大势力抗争的故事。这个主人公是哈里·夏尔登或沙尔沃·哈丁式的人物，面临的挑战来自于他发现了一个无尽的能量资源，并意识到这一资源将毁灭整个世界。

　　2070年，弗里德里希·哈兰姆在他的实验室中发现了一种新的“不可能”存在的物质。经过大量的试验，他做出直觉判断：这一物质来自另一个宇宙。这一发现使他立刻扬名全球。但这个利欲熏心的家伙却建造了一个“电子发生器”，用来在不同宇宙之间传递物质并制造能量。

　　哈兰姆是按照居住在相似宇宙的生物的指示建造这个电子发生器的。它们的技术似乎更为先进，并且就能量传输而言，它们简直是在炫耀。但是，除了能量的传输和建造电子发生器所需的指示外，两个宇宙再没有其他的联系。

　　我们的主人公彼特·拉曼特，一直对此事抱有疑虑，并收集到了证据证明使用电子发生器将使我们的宇宙出现不平衡，引起太阳过热而最终导致毁灭。自然，没有人愿意相信他的话，尤其是发现了这一物质而成为世家最伟大科学家的哈兰姆。

　　“抗拒愚行”故事的结局处理得很低调，主人公看起来处于劣势，似乎只能眼睁睁地看着太阳越来越热，引起大火灾，最后导致整个太阳系的毁灭。

　　尽管“抗拒愚行”情节紧凑，让人读着津津有味，但整个故事有点过于生硬，更像是一篇科学知识讲稿，让人一看便知过去的十年他一直都在写非小说类作品；但这并不影响人们欣赏这个故事，因为阿西莫夫非常姻熟地及时刹住了车，避免了过分的啰嗦。

　　小说的第二部分“诸神”，与阿西莫夫以往的创作风格完全不同。按正常的思路，“抗拒愚行”结束后，应该接着写另一宇宙居民，从他们的角度来讲述整个故事了。阿西莫夫也确实是这么写的，但他并不仅仅描绘了另一个居住着生命的相似宇宙。这几乎是他第一次决定在作品中创造一个外星人的世界，一个有着自己政治、性生活、感‘清、语言及其他想象中的社会所必须具备的各方面细节的完整的世界。

　　自他创作早期及与坎贝尔发生争执以来，阿西莫夫一直避免写外星人。可能就是这种自我监督导致物极必反，使他在《诸神》中完全打破了所有的禁忌。

　　相似宇宙的居民是一种半气体的、模糊不清的生物，分为三种类型：“感情型”、“理智型”与“家长型”。所有外星人家庭都是由三个不同类型的生物组成，而不是由父母与孩子共同构成。总体而言，这些不同类型的成员都在为家庭和社会做着不同的贡献。

　　“诸神”通篇都是关于性的描写。阿西莫夫曾一再避免写外星人的性生活，但这次他似乎打破了常规。我说“似乎”是因为他并没有真正大胆地进行描写。他完全抛弃了传统的性描写方式，尽量将性场面写得符合外星人的特点，从而避免了暴露出自己在这方面的缺点。

　　这一部分的三个中心人物——“感情型”的杜娅，一个模糊的女性角色，与两个“男性”、“理智型”的奥丁和“家长型”的崔特——总是尽可能地找机会“融合”。就像外星人与固体人相距甚远一样，相似宇宙的性生活与地球上的性生活也截然不同。外星人的三种气体形式，并不是它们宇宙唯一的生物类型。由“融合”所产生的后代，就成了固体的生物。它们实际上是三种气体形式的合并。换而言之，一个家庭中的三种气体生物其实只是外星人生命周期中的一个暂时阶段。当它们融合时，他们暂时形成了一个固体；经过反复融合后，当时机成熟时，一个固体就从它们三个中“诞生”出来了，这样它们就进人了物质生命的新阶段。

　　在这个故事将近尾声时，我们发现一个一笔带过的人物——固体科学家艾斯瓦尔德，实际就是创造电子发生器并向地球传输物质这一计划的负责人。

　　当杜娅与地球上的拉曼特一样，开始怀疑艾斯瓦尔德，认为他所做的一切都是错误时，情况变复杂了。杜娅渐渐发现，将物质传输到另一个相似宇宙将毁灭（我们的）星系，因此试图阻止这个计划。杜娅面临的问题与拉曼特所面临的有所不同。在另一个相似宇宙中，科学家艾斯瓦尔德很清楚，传输物质输往宇宙将毁灭我们的太阳，但为了挽救他们的世界，他不得不这么做，因为他们的太阳已经老化，正逐步趋于灭亡。杜娅面对的问题，不是来自人类的贪婪，而是出于简单的生存需要。

　　“诸神”的结局与“抗拒愚行”极为相似。杜娅的行为也受到了周围外星人（她的那个社会政府）的阻止。杜娅、奥丁与崔特的融合使艾斯瓦尔德终于完全成型，电子发生器的计划继续被执行着。

　　小说的这一中间部分是全书的关键，并为《诸神》赢得了赞誉。在我看来，这是阿西莫夫写过的最有趣的故事之一。它的构思与写法都非常精美，并注意到了所有必需的细节，使故事具有说服力。阿西莫夫这次真正让科幻小说界吃了一惊。

　　一些评论家曾暗示，阿西莫夫照猫画虎，试图模仿“新浪潮”的风格，结果发现效果不佳。阿西莫夫自然否认了这一点，声称他只是按自己一贯的方式行事，写自己想写的东西。他痛恨人家以为他受到某种流派的影响，尤其是这一流派恰恰是他强烈反对的。

　　70年代初，“新浪潮”非常活跃。一位尚在这一流派外围徘徊、几乎不入流的作家菲利普·K·迪克，几乎包揽了相似宇宙主题，其代表作有《空中的眼睛》（1957年）与《尤比克》（1969年）。菲利普·K·迪克的风格及其相似宇宙这一主题的表现与“诸神”是完全不同的，但正因为阿西莫夫选了这个新的、浪漫的主题据为已有，而在此之前又从未对此主题有过兴趣，所以才引起了人们的怀疑。不仅如此，阿西莫夫还决定要写非常不同的外星人——又是一个新动向，并且还要在接下来的另一个故事中挑战性主题——这又是一个第一次。

　　令“新浪潮”作家愤愤然的主要原因，可能并不在于阿西莫夫写了外星人或相似宇宙，而只是因为他如此不同寻常地描写了性，而且小说中间部分的风格显然是故意要涉足“新浪潮”的领域。毕竟，“新浪潮”作家信奉的主旨之一，就是在他们的作品中，公开、大胆地描写性主题。而阿西莫夫这个科幻小说界的假正经，如今竟也效仿起了他们，而且写的还是一个气体三角性关系，这自然要触怒他们了。

　　如果“新浪潮”作家们为此感到不安，那么他们未免有点像阿西莫夫试图给他们制造麻烦那样过于心胸狭窄了。70年代初，“新浪潮”的地位已如此的稳固，领导该潮流的人物根本无须担心阿西莫夫的作品会对他们造成威胁，因为市场对新旧两派的作品均有需求。“新浪潮”作家们的行为可能只是一种反击，只是为了回报阿西莫夫早些时候对他们的存心阻挠。

　　阿西莫夫对“诸神”部分非常满意，并对其中着墨甚多的性描写有自己的一套说法。当时，平装本出版社看了拉利·阿什米德拿来的全书第一部分后，表示十分愿意出版，但他们又问阿什米德，阿西莫夫是否能在书中描写点性场面。阿什米德很生气地回答道，他认为绝对不可能。当阿什米德将这事告诉阿西莫夫时，却轮到了阿西莫夫愤愤然了，当时他就决定，一定要尽自己所能，在中间部分多点性描写，并要以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表现出来。他非常直率地承认，那时，一些人老以为他写不出与性有关的东西来，这种看法让他越来越觉得不舒服，他那庞大的自我意识驱使着他，要向他们表明，他绝对能写得出来。

　　在“徒劳的抗争？”中，阿西莫夫又恢复了书迷们所熟悉的形象。他温文尔雅，以老式的风格讲着故事。从整部小说来看，这个结局写得并非十分成功，字里行间能明显看出，“诸神”这一力作已耗尽作者的才思，以致于这时他只想匆匆结束故事了。

　　在“徒劳的抗争？”中，故事场景转移到了月球，事情发生在“抗拒愚行抗争”结束数年后。故事的主角是本杰明·丹尼森，几乎是他，而不是他的对手、自大狂哈兰姆，发明出了电子发生器。像前面的拉曼特一样，丹尼森意识到了电子发生器有些不对劲。哈兰姆发明了电子发生器并因此而改变了世界，尽管这令丹尼森感到痛苦，但他并没有犯拉曼特的那种错误，试图与当局为敌，也未曾要夺回这个世界所得到的最伟大的礼物。相反，他有一个想法，即在月球上建造另一种发生器，用于运输来自第三宇宙的物质，从而抵消原有发生器所引起的不平衡。

　　“徒劳的抗争？”使《诸神》终于有了一个乐观的结局。丹尼森获得了胜利，他指定受众人怀疑的拉曼特负责计划的实施。他得到了一位姑娘的爱情。她是位有着特异功能的人，曾帮助他在月球上建造发生器。整个世界得到了持续的能源供给，再也不用担心会给哪个宇宙带来灾难。

　　阿西莫夫创作这部小说时，距他前一部成人小说《赤裸的太阳》的创作已有14年，而且作品所触及的是极为不同的主题，明显反映了阿西莫夫已经意识到了人类所面临的全球问题。

　　多年以前，当大多数人尚未意识到人口过剩、大气污染与自然资源枯竭这些问题时，阿西莫夫与其他一些科学家和作家就已开始竭大声疾呼，提醒政客与公众注意了。阿西莫夫对人类的未来极为悲观，这在《诸神》中非常强烈地得到了表达。在分析人类的本性时，阿西莫夫是个现实主义者，对腐朽势力的影响有着很深的认识，从开始创作起，围绕未来科学、军事展开的政治阴谋就一直是其作品的一个中心主题。在《诸神》中，他将政治、科学及超越其时代的生态信息成功地结合在一起。

　　1971年9月初，阿西莫夫完成了《诸神》的创作后，将连载权卖给了两家杂志社。由于《银河》杂志决定更换主编造成的混乱，最后“抗拒愚行”及“徒劳的抗争？”刊登在了1972年《银河》双月刊的三月号和五月号上，而中间部分，也就是阿西莫夫描写外星人发生三角性关系的那一部分，则刊登在了1972年《银河》的姐妹杂志《如果》的四月号上。《如果》四月号刚开始发售时，阿西莫夫便从其朋友、杂志的负责人朱迪·琳·戴瑞尔处获悉，这份刊载有他首次探索外星人性行为作品的杂志，很快被抢购一空。

　　尽管《诸神》不是他最极好的小说，但它获得了极大的商业效益。尽管有一些主要是那些苛刻的“新浪潮”书评家写的不是很友好的评论，但整体而言，评论界对它的评价仍然不错。这也是阿西莫夫个人所喜爱的作品。在科幻小说界内，这部书取得了惊人的成功，并荣获了雨果奖和1973年最佳小说奖——星云奖。

　　在阿西莫夫的讣告中，记者约翰·克鲁特曾这么介绍这部小说：

　　　　《诸神》可能是他写过的最好的故事。它对社

　　会科学的介绍及对相似宇宙数学的描绘，极为通

　　俗易懂。”①

　　①见约翰·克鲁特写的讣告，载《独立报》1992年4月7日。

　　奇怪的是，阿西莫夫并未决定接着写更多的科幻小说。与此相反，他又重新开始了非小说作品的创作。他从事的各类创作令人眼花绿乱，其中包括编写古典文学的注释本、收集故事出版成书的科幻小说集和撰写纯神秘故事，甚至还尝试着写起了幽默作品。

　　1969年，他曾创作过一部幽默作品。那是在凯茨基尔斯度假时，突如其来的创作灵感的产物，但他真正开始有计划地写幽默作品，还是得益于某位出版商的一句离题话。

　　1971年3月12日，阿西莫夫与贝恩·沃克共进午餐。贝恩与山姆共同经营着一家小出版社——沃克夫妇出版公司。用甜点时，他们开始讨论诸如《性感女郎》之类的色情文学作品最近走红的现象。贝恩·沃克突然问道：“艾萨克，你为什么不写本色情书呢？”

　　艾萨克对此建议看得太认真了，声称自己从不创作垃圾文学；但他很快记起了自己有与方圆一百码之内的任何女人调情的爱好，便接着乖戾地补充道：“再说，对于性，我能知道些什么呢？我所能写的也就是《性感的老色鬼》罢了。”

　　贝恩·沃克却没有一笑了之，而是把他的话当了真。她拍着手大笑起来，说：“太棒了！那你就写吧。”

　　这下可把阿西莫夫难住了。他并没有把这个主意当真，但又不能打退堂鼓，只能笑笑，寄希望于贝恩把这事给忘了。

　　贝恩·沃克却不断地给阿西莫夫打电话、写信，要他签定她已准备好了《性感老色鬼》的合同。阿西莫夫终于同意了。在珍尼特的公寓里，他仅用了一个周末，便写出了16，000字的作品。当时他正在与杰特鲁德办理离婚手续。

　　在创作《性感老色鬼》的全过程中，他特意不让珍尼特看他在写些什么，生怕会引起她的不快。当他写完时，他对自己的作品颇为欣赏，发现它比自己原先想象的要有趣得多。这是个幽默的小文章，简直就是对《性感女郎》这类书进行全面的讽刺性模拟。其实这也没什么，只不过是对他自己风流行径的文字记载而已。他让珍尼特看了写成的初稿。珍尼特觉得它不仅滑稽可笑，而且完全无伤大雅。

　　第二天，也就是1971年4月26日，在开始写《诸神》第二部前，阿西莫夫将这部作品的手稿寄给了沃克夫妇出版公司。一个多月后，他收到了该书的样本。

　　书的封面上登了一幅阿西莫夫的画像，可笑地用副胸罩遮着双眼，著者的名字是A博士，无疑又是模仿《性感女郎》的作者“J”。第二天，阿西莫夫画像成了迪克·凯维特节目的嘉宾，登上舞台时眼睛上也罩着一只胸罩。

　　这本书获得了成功，但阿西莫夫并不打算写续篇，玩笑到此为止。他又开始继续创作严肃的非小说作品，偶尔也写些科幻短篇故事，但他显然对幽默故事割舍不下，因为到1974年时，他已经在考虑收集100首打油诗编辑成册出版。沃克夫妇出版公司也觉得这个想法不错。1975年初月西莫夫写出了100首打油诗。他决定给每首打油诗附上一个小故事，介绍其创作过程及如何去理解它。沃克夫妇出版公司对书稿很满意。同年该书便以《黄色打油诗》为名出版了。

　　随后的几年内，阿西莫夫又出版了几部打油诗集。他把写这些诗当成一种乐趣，尽管书的销量不佳，但沃克夫妇出版公司却让他放心，只要他写出成批的100首，他们就不断地为他出版。于是，就有了《更黄的打油诗》（1976年）。《愈加黄色的打油诗》（1977年）。

　　这一系列的最后一本书，是与诗人约翰·席阿迪合作出版的。阿西莫夫在1950年就认识了他。

　　当时，席阿迪正计划通过诺顿出版公司出版自己的打油诗集。这本集子收集了144篇作品，定名为《粗鄙的打油诗》。席阿迪给阿西莫夫写信，建议两人各写144首，编成一本容量为原书两倍的书集，取名为《打油诗：污言秽语》。阿西莫夫很赞成这个主意，于是这本书于1978年问世了。

　　没料到三年后，在美国南部阿拉巴马州的伯明翰，《打油诗：污言秽语》竟然引起了一场风波。

　　一位中学教师买了这本诗集，作为新年礼物送给她所教那个班的班长——一个品学兼优的好学生。当这位18岁男孩子的父母在他的屋里发现这本书时，立刻找学校交涉。这位教师被停职后，事情闹到了法庭。法庭要求阿西莫夫就该书是否适合少年阅读出庭作证。最终这位教师打赢了官司，恢复了职位并得到赔偿。

　　从一开始，阿西莫夫便觉得这件事有点不可思议。要不是对那位教师的事业与生活造成了如此巨大的影响，他可能会认为此案很滑稽可笑。在他看来，这些打油诗根本就无伤大雅，挑起事端的那些人，从家长到法庭，都有点神经过敏。

　　在写打油诗的同时，阿西莫夫还全身心地投入到一些正经、严肃的小说与非小说的创作。尽管他在50年代末全面退出科幻小说界后，也写过一些很不错的科幻短篇，但都没有产生什么深远的影响。1974年8月，他开始创作《活了二百岁的人》。这是他最受欢迎的作品之一，得到评论界的一致赞誉。

　　阿西莫夫本人对这个故事也相当满意。他一生中创作了百余部短篇，这部作品在他心目中排名第二。他甚至声称，在写这个故事的结尾时，他几乎把自己感动得热泪盈眶。

　　无疑，《活了二百岁的人》是阿西莫夫最具有感情色彩的故事之一。与他的另一部得意之作《丑陋的小男孩》一样，它深深地打动了读者的心。故事讲述的是机器人安德鲁·马丁的故事。由于某种电离子偶然造成的原因，这个机器人生来就具有艺术天赋。他发挥自己的才能，售卖自创的艺术品，为主人赚了一大笔钱。

　　安德鲁的主人“先生”，是个非常慷慨的人。他是个律师，认为安德鲁有权得到自己劳动所得的一半，于是关于机器人所有权的法律就被修改了。

　　安德鲁得到了主人一家子马丁家族的宠爱。“先生”去世后，随后的几代人又继续拥有他。安德鲁开始具有越来越多的人类性格特点。他靠卖艺术品攒够了钱为自己赎身。他开始穿上了衣服，并享有了人身自由。虽然每前进一步，他都得打一次官司，但每次他都打赢了。这是因为，首先他有钱，其次他雇请了马丁家族的法律公司为他服务。

　　故事的标题代表了安德鲁的心愿。他希望在200岁生日时，自己能得到法律的认可，成为真正的人。在200年的漫长岁月中，他已渐渐消除了自己与人类的区别，用有机材料替换了自己的身体部件，并争得了人类享有的法律权利。但现在，他想跨越最后一道界限，成为真正的人。自然，这也是最难的一步。

　　问题的关键在于，安德鲁与人类不同，他是永生的。一个永生的机器人变成了人，肯定会让只活到70岁的人愤愤不平。安德鲁得知这一言之有理的歧视后，认为消除这种歧视的唯一办法就是做一次手术，让自己的电离子脑子能量耗尽，这样他就能自然“死去”。

　　当外界得知这个为获得做人权利宁愿做出最后牺牲的消息时，机器人安德鲁已实现了他的愿望，但在成为人后就“死去”了……

　　　　安德鲁躺在床上，意识正一点点地离他而去。

　　他绝望地想抓住它们。人，他变成了一个人！

　　他希望这是他最后的意识。他带着这个意识消融

　　——死了！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活了二百岁的人》第23节，最初发表于《星光》杂志1976年1月号。

　　《活了二百岁的人》原定是要收入由内奥比·戈登编辑的一本以1976年美国200周年国庆为主题的小说集中，但与创作《诸神》时一样，阿西莫夫发现自己一旦开始写作，便再也收不住笔了。按内奥比．戈登的要求，他应写75，00字，结果却写了15，000字还未能收笔。后来阿西莫夫提到这个故事时，说：“它自己从打字机里蹦出来的。”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机器人展望》中的引言《机器人编年史》P19，伦敦维克多·高兰兹科幻小说出版社1990年版。

　　阿西莫夫花了两周时间写成《活了二百岁的人》。与此同时，他还写着别的书。作品完成的那天，正好是阿西莫夫夫妇从珍尼特高所搬出的日子——1975年3月14日，阿西莫夫写完最后一笔后，将手稿交给了喜笑颜开的内奥比·戈登。

　　这篇作品从未在戈登女士的小说集上发表过，她的计划泡了汤，阿西莫夫亦将预付的订金交还给她。最后它被收入了由朱迪·琳·戴瑞尔编辑的《星光一2）这部小说集中，于1976年1月出版。

　　《活了二百岁的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同时它也是1977年唯—一部同时荣获雨果奖和星云奖（最佳小说奖）的短篇小说。

　　四年前，阿西莫夫曾因一部长篇小说荣获雨果奖和星云奖，而此次在短篇小说领域又获此殊荣，真可谓锦上添花，使他极度高兴，以至于当他发现美国科幻小说作家协会在奖章上错拼了他的名字时，他也没怎么放在心上。

　　《活了二百岁的人》出版后不久，便有人来问他是否有兴趣将大名借给某份杂志，使它更名为《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提出这个建议的是一位名叫吉尔·戴维斯的戴维斯出版公司的老板，阿西莫夫此前也曾偶尔在这家公司发行的《艾勒里·奎因神秘小说杂志》上发表过浅易的神秘故事。

　　当时戴维斯正打算扩大发行刊物的种类，恰巧他手下的一名高级职员刚带着孩子参加完“星际艰旅”聚会，回来后便向他建议，公司应开拓科幻小说杂志市场。戴维斯希望能给新杂志冠以一位著名科幻作家的名字，因而自然想到了阿西莫夫。

　　为说服阿西莫夫同意颇费了一番功夫。起初，阿西莫夫并不喜欢这个主意，认为让自己的名字与照片出现在一本杂志的封面上，杂志倒是出了名，但他自己则成了个傻瓜。另外，写作已令他忙得不可开交，他也没时间参与编辑工作。戴维斯让阿西莫夫放心，说会找个能干的编辑来负责这本杂志，他只需同意将名字借给他们用用，并允许他们选一张照得比较威严的照片登在杂志的封面上。

　　最后，阿西莫夫被说动了心。1976年12月16日，首期杂志出现在各个报刊亭内，封面上赫然印着阿西莫夫威严的画像。此时，阿西莫夫已完全认同了戴维斯的建议，望眼欲穿地等着第一期杂志的发行情况，甚至还在上面发表了一篇编者论谈。

　　阿西莫夫根本无须为这份杂志的命运担心。因为无论从哪个方面看，它都没有给他丢脸，而且越办越红火，直至今天仍畅销不衰。

　　70年代末，阿西莫夫重抬旧业，又开始了科幻小说的写作。在“新浪潮”统领科幻文坛的岁月里，由始至终，阿西莫夫作品的销售量都未曾有过丝毫的下降。此时，阿西莫夫完全可以问心无愧地说，他作为一名科幻小说作家的名声甚至要比70年代初大得多。科幻小说写作曾是他的旧爱，而如今他又重新在此领域里站稳了脚跟，恢复了自信，并不断地取得新的成就。

　　自80年代初，阿西莫夫开始同时创作小说与非小说类作品，但花在科幻小说创作的时间要更多些。在他生命的最后12年中，他写了一批长篇小说，每一部都从出版商那儿得到了数额很高的预定金。这些书不仅使他成为全球最富有的作家之一，而且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他发现自己的作品首次被列人了全国最畅销的小说名单中。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三章　绅士作家






第十三章　绅士作家

　　1977年的心脏病发作并没有使艾萨克放慢工作节奏，但他毕竟还是同意了要多休息，并且在珍尼特的坚持下，两人度假期间，他放下了工作。可能是日益意识到余日不多，他开始享受远离工作的乐趣。

　　80年代中，艾萨克与珍尼特经常出去旅行。他们再次乘QE2号前往巴黎。其他几次则都是围绕巡回演说进行的。他们到过加拿大，每年夏天都要在百慕大度过两个星期，并且经常参加天文岛巡游、观测彗星与望星空等团体旅游活动。

　　每年的7月或8月，他们都要花一周时间参加“人与科学会议”。这是美国知识界的一个聚会，与会者大都是些科学家与作家。他们发表演说，组织讨论会，轻松的交谈与充满智慧的讨论和谐地交织在一起，使会议有点类似于堪达罕小说界的聚会。会议每年在凯茨基尔斯以南25英里处的伦赛勒维尔小镇召开，每次组织者都要选出一个不同的主题，演说与讲座则围绕这个主题展开，内容从太空旅行到社会与环境等，不一而足。

　　尽管在珍尼特的坚持下，艾萨克多了许多休息，但在80年代的前三年，他的心绞痛越来越厉害。1983年底，他的私人医生建议他接受一次心脏手术。这种手术是心脏手术中最复杂、最危险的一种。

　　艾萨克对动手术感到非常紧张。保罗·艾瑟门医生告诉他，在手术过程中，他的心脏将停止跳动，他将被接到一个心一肺功能机器上，着实令他不寒而栗。特别是最近他刚读到一篇文章，说手术中有可能出现患者脑部供氧不足的危险，更是令他忧心忡忡。他竭尽全力向负责手术的大夫解释说，他的脑子是一台非常精密的仪器，并且对氧气非常敏感，请大夫多费点心。

　　后来双方终于达成共识，手术后艾瑟门大夫将对艾萨克进行检查，以确定他的脑子供氧是否充足且完好无损。手术后，艾萨克刚清醒过来，医生便让他做首打油诗。艾萨克张口念道：

　　从前有个老医生名叫保罗

　　他的阴茎出奇的小……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著：《艾萨克·阿西莫夫又笑了》。

　　听到这里，艾瑟门医生慌忙让他住嘴，宣布他的脑子没有任何问题。

　　艾萨克在医院中住了数月。这是个漫长的康复期，也是他成为专业作家以来首次被迫完全停止工作，并且在今后也只能慢慢恢复工作。出院后，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手术过程与住院经历写成了一篇幽默故事，倒也符合他的性格特点。

　　康复期的禁烟并未阻止艾萨克外出社交。1983年12月31日，他从医院被解放出来，1984年1月2日，他就与珍尼特、朱迪·琳及拉斯特夫妇一起出去庆祝他的64岁生日。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他都是与他们共同度过自己生日的，此次他们去了第69街那家他们最喜欢的福勒德里斯餐馆，晚餐后又去了百老汇。

　　自1970年回到纽约，艾萨克的社交活动明显增多。与好友在一起，令他感到身心愉快，并且他还持之以恒地享受着与女人打情骂俏所带来的乐趣，直到1992年他最后一次住院。

　　在这一时期，他交往比较密切的都是些50－60年代的老朋友——戴瑞尔夫妇、拉利·阿什米德及马丁·H·格林伯格。艾萨克总是称格林伯格为马蒂。在整个80年代，马蒂每个晚上都要给艾萨克打电话，每次两人都要聊上至少一个小时，无所不谈。电话热线及午餐约会，使格林伯格成了艾萨克最亲密的朋友。

　　拉利·阿什米德则是艾萨克的另一位密友。在60年代至70年代初，两人曾是合作伙伴。尽管在阿什米德于1975年离开双日出版社后，两人没合作过几本书，但这并未妨碍他们成为好友。

　　只要有空，他们两人便一块儿去华道夫·阿斯特瑞亚酒店的孔雀坊吃豪华大餐。两人都是美食家，甜点总要点上双份。当第二份端上来时，艾萨克总要转过身叮嘱阿什米德：“你干什么都行，就是别告诉珍尼特。”

　　艾萨克不仅喜欢阿斯特瑞亚的美味，还是俱乐部的常客。自60年代起，他就加入了“活门蜘蛛”俱乐部。这个俱乐部的成员都是各界的成功人士，他们定期聚会，吃吃喝喝，交换些幽默故事。

　　另一个艾萨克尤为积极参加的组织是“AA制俱乐部”。他与阿什米德都是那儿的常客，艾萨克甚至还被选为俱乐部主席。这也是一个非正式的小团体，成员也都是各个行业的成功人士。他们经常请著名的演说家来俱乐部演讲，并且每周聚会一次，吃顿饭，讲一些下流故事。

　　此外，艾萨克生活中的另一内容就是关注他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地位。

　　从商业角度来看，这本杂志从起步开始，效益就很不错，但阿西莫夫的主要兴趣还在于它为默默无闻的年轻科幻作家提供了施展才华的舞台。

　　阿西莫夫一直念念不忘40年代流行杂志为他创造的突破机会，尤其是约翰·坎贝尔曾给予他的无价启迪。到了晚年，他认为自己必须为科幻小说界做点什么，而这本杂志正好为他提供了再好不过的机会。

　　在1976年，他只同意为创刊号写篇编者论谈，但后来他决定每期都写稿。这个惯例一直保持到1991年，直到他不得不完全停止写作为止。

　　《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杂志》的现任责任编辑希拉·威廉姆斯，自16岁起就是阿西莫夫的崇拜者。一次，阿西莫夫将去她的家乡做演讲，女孩的父亲写信问，演讲后能否与他聊聊天。阿西莫夫回信说，如果他们能阻挡住激动的书迷们，他将非常愿意。

　　到了演讲的那天晚上，希拉坐在观众席上，满心敬畏地盯着讲台上她心目中的英雄。演讲结束后，父亲与女儿向阿西莫夫走去。当然，他记起了他们，在随后举行的晚宴上，邀请他们坐在了他的身边。希拉做梦都没想到，自那一夜过后不到10年，她竟然成了艾萨克·阿西莫夫杂志的负责人，并与他建立了私人交情。

　　艾萨克坚持每天早上都到杂志社来。虽然他不来，杂志也能办得很好，但他喜欢参与到这份工作中。每周他至少要花两个小时与希拉在一起，除了浏览样本、探讨他的评论，剩下的就是与希拉插科打挥，胡诌打油诗，要不就背诵《吉尔伯特与沙丽霎作品集》的小片段，并配上即兴编出的抒情韵文。

　　80年代初，艾萨克身体还算硬朗，尚能招待前来纽约的朋友。由于他与珍尼特都不愿意在家里兴办晚宴，他们总是在附近他们喜欢的几家餐馆中设宴招待朋友们。

　　艾萨克一直与老朋友们保持着联系，直到去世为止。当弗雷德·波尔或哈兰·艾利森来到纽约时，他尤为感到高兴，并喜欢听他们讲一些新鲜事。艾利森来之前，总要事先打个电话，约好饭局。每次打电话时，艾利森总要捏着腔调说话，戏弄艾萨克十来分钟，而艾萨克则从未听出对方是谁。

　　在这10年中，除非是在纽约举行，一般他很少参加科幻小说界的聚会，这就使得他与科幻小说界的联系淡漠了许多，因此这些科幻小说界朋友的来访对他来说，意义颇为重大。

　　从手术中完全恢复后，艾萨克的体重仍超出正常许多，他断然决定采取新措施，更加注意保养身体。他是个馋鬼，但在听了珍尼特的忠告后，他努力减少了肥肉、奶油点心及糖果的摄入量。这确实有点难为了他，因为他从不抽烟，酒也很少喝，而美食则是他生活中最大的乐趣之一。结果他的体重真的降了下来，自己也觉得健康了很多。在他1983年拍摄的照片中，我们见到的是一个颧骨微突、面貌一新、我们有点不太熟悉了的阿西莫夫。他那络腮胡还在，但因为掉了至少30磅的肉，多少还是失去了以往人们熟悉的那种“可爱的臃肿”。

　　1981年6月，阿西莫夫买了他的第一台电脑，对它感到很满意。这是一台“无线电TRS80”。他以前总是抱怨电子打字机的速度太慢，跟不上他的思维，而这台电脑他认为恰好能跟上他的速度。拉利·阿什米德给阿西莫夫做了评论，说道：“艾萨克，他们永远也造不出一台速度能赶得上你的机器。”

　　阿西莫夫从来不将自己写的东西存盘，他几乎是把微机当作打字机使用，并直接进行屏幕打印。即便如此，他仍喜欢用他那台旧的电子打字机打出初稿，微机只是用来创作短篇或誊写终稿。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奇怪，但许多作家确实都有这种爱好。

　　阿西莫夫写作时的另一个特点，是在写作过程中从不给作品分出章节，总要等到初稿全部写完后，从文章中找出自然分段处，然后再加以修改，使得各章节衔接起来。通常他早上大约6点左右就开始创作（他一直是个早起者），到下午结束，每天要写上十几个小时。他在家中的创作室与珍尼特的工作室隔着大厅，写作时他总是把百叶窗拉下，只有偶尔响起的电话铃声或来访者才能打断他的思路。

　　1981年夏天，纽约出版界流传着阿西莫夫第一天使用微机的故事。他在打字机上完成了新作的草稿后，准备用微机打出终稿，但在键盘上鼓捣了20分钟，微机仍是一声动静没有。他只得给制造商打电话，大声抱怨。一小时后修理工赶到了公寓，走到微机前一看，帮他按下了开关。

　　1984年，阿西莫夫被评为本年度的人文主义者，令他极为自豪。自70年代初加人这一运动以来，他一直投身于宣传人文主义，并且利用一切机会进行公开探讨。到了70年代末，这一话题已成为他公众演说的重头戏之一。他尊重别人的宗教信仰，也从不反对宗教，认为宗教辩论无论怎么说都是一种侵犯他人个人观点的行为，不愿涉足这个领域。他承认宗教是许多世界性问题的根源，但同时又觉得宗教与个人的情感性格有着非常密切的联系，因此不愿则它妄加非议。

　　80年代初，阿西莫夫开始接着创作基地系列。这些及他的最后两部机器人长篇，是他在那个时期最成功的文学作品。当时，他在双日出版社的编辑是凯特·麦迪娜。1984年，她因故离开几个月，接替她的是她的助理，但没过几天，助理也离开了双日出版社。

　　工作的任务便落到了助理的助理、年轻的詹妮弗·布莱尔身上。当时她刚刚毕业，并没有什么编辑经验，出版社的意图只是先坚持一阵，以便找到替代凯特·麦迪娜的人选。

　　在阿西莫夫的整个创作生涯中，他一直很重视与出版商保持良好的私人关系。自1970年搬回到纽约后，他每周都要去一趟双日出版社。

　　有一次，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将其新近创作的《机器人与帝国》的全稿交给了詹妮弗。两人交谈几分钟后，阿西莫夫便离开了。

　　那天晚上，詹妮弗看了一遍手稿稍微做了些修改。她知道自己刚出校门，没什么经验，但不想让别人觉得自己笨手笨脚的。同时，她也明白阿西莫夫的名气之大及他对双日之重要性，并不想惹他不高兴。另外，她确实觉得这本书写得不错，只需稍加润笔便可。

　　第二周，当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时，詹妮弗将稿件交还给了他。

　　阿西莫夫有点愣怔，他没想到詹妮弗会亲自动手修改稿子。那个晚上，轮到他来审阅修改的稿件了。

　　第三周，阿西莫夫到出版社时，将詹妮弗叫到了一边，说他很满意她的工作，尤其欣赏她的评注，认为所有的意见都是积极的，对她指出的问题，他已做了修改。

　　自那个下午起，两人成了好朋友。随后的几个月中，詹妮弗在凯特·麦迪娜的支持下，继续与阿西莫夫保持合作。凯特回来后不久，便跳槽去了兰登书屋，阿西莫夫对到底由谁来编辑他的著作心中没数，决定去拜访双日出版社的总裁亨利·瑞斯，建议由詹妮弗·布莱尔接替凯特。

　　瑞斯认为詹妮弗经验不足，无法胜任编辑一职，只同意她与阿西莫夫继续在文字上的合作，而在技术上他的书则列入主编山阶沃汉姆的编辑书目。阿西莫夫对此安排很满意。几个月后，当詹妮弗升任编辑有了自己的书目时，阿西莫夫的著作成了她的主要业务项目。从1984年起，詹妮弗开始接手阿西莫夫在双日出版社的所有作品，直到阿西莫夫去世后，她仍负责整理他的零散遗作。

　　詹妮弗就像是艾萨克的第二个女儿，同样她也是罗宾的一位密友。在艾萨克的晚年中，詹妮弗每周至少见他两次，而艾萨克随着年龄的老化，也越来越倚重于詹妮弗帮他整理作品。

　　在80年代，艾萨克生活中的一大乐事，就是加入了纽约的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社。他一直是个音乐迷，只要有该社的作品上演，他几乎每场必到。1984年，他甚至参加了该社创作的一部讽刺剧的演出。这是由D．加利诺编写的一部独幕剧，剧名为《惊喜的旅途》，也称之为《巴士奇遇》。这次经历又给艾萨克一个在观众面前炫耀自己的机会，令他洋洋自得。他一直声称，如果他没成为作家，恐怕早就加入了演艺圈。

　　艾萨克还给詹妮弗买了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社的会员资格证。她与阿西莫夫夫妇经常一起去观看演出。

　　80年代中期，当艾萨克正在创作《基地与地球》时，有一段时间，他觉得自己写不下去了，同时也感到很苦闷，因为早些时候创作的一部小说没能上畅销书排行榜。他忧心忡忡，睡不着觉，情绪非常低落，生怕这回让双日出版社失望了。他总是说：“詹妮弗，双日在这部新作上投入了那么多钱，而我却什么都写不出来了。更糟糕的是，上次那本书连排行榜都没上。”詹妮弗十分为他担忧，安慰他说，钱算不了什么，虽说上一本书没成为畅销小说，但从总体来看，书的销路还是不错的。

　　遗憾的是，这些话似乎并没起什么作用。这时，詹妮弗想了一个主意。那天晚上，她在家中的一张纸片上写下了“马克·吐温”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这几个字——这两个都是阿西莫夫的所爱。她想，没准他愿意就其中的一个题目写本书。

　　第二天早上，她自己先否决了马克·吐温，因为关于他的作品已经很多了。下午，阿西莫夫来到出版社时，詹妮弗见他仍闷闷不乐，便建议他写本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书。

　　这一招果然灵验，阿西莫夫听了后立刻来了精神。他笑道：“我一直想写一本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注释本，但总以为没有人会愿意出版这种书。”离开出版社时，他又恢复了老样子，步伐中还带着一种新增的活力。

　　六个星期后，当阿西莫夫再次出现在詹妮弗的办公室时，他将一叠厚厚的手稿搁在了她的桌子上。

　　“这是什么？”詹妮弗问道。

　　“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书啊。”阿西莫夫答道。

　　詹妮弗一时不知如何是好，因为即便是阿西莫夫的书也得经过编辑部理事会许可后方能出版，而她一直未将这个主意告诉同事们。等到下一次开理事会时，她急切地解释了事情的整个经过，说阿西莫夫又有了笑容，已经开始接着写《基地与地球》了，并且也摆脱了上一部小说给他带来的失望感；但是，他想写一部关于吉尔伯特与沙利文的作品。出乎她的意料，其他编辑都很赞同这个想法。

　　“他什么时候能交稿？”他们问。

　　“昨天！”詹妮弗答道。

　　1982年，在他的基地系列新作《基地边缘》（有关这本书将在最后一章讨论）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后，阿西莫夫突然转移到了另一个不同的领域，这是他从事写作以来最为辉煌的时期。

　　《基地边缘》取得的成功几乎可以说是空前绝后的，在他的其他作品中没有哪一部曾在如此短暂的时期内引起这么大的轰动，这反而令他有些失望。但无论如何，阿西莫夫还是为自己在扔了14年之后仍能重新开始创作基地系列而感到骄傲。

　　1985年1月2日是阿西莫夫生活和事业的一个里程碑。这一天是他66岁的生日。他从未想过自己要退休，为庆祝生日同时向世人表明，作为一名作家他仍充满活力，他与珍尼特在第66街他们所喜爱的一家中国餐馆举行了盛大的晚会。这个被称为艾萨克“非退休”的晚会，邀请到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50名客人，艾萨克的所有新朋友和老朋友难得地聚到了一起：弗雷德·波尔与哈兰·艾利森乘飞机赶来了，欧洲的朋友们越洋赶来了，纽约的朋友们也赶来了。除了老友中的拉利·阿什米德、马丁·H·格林伯格、拉斯特与朱迪·琳·戴瑞尔夫妇外，阿西莫夫的家人也到场祝贺。晚会给人们留下了美好的回忆，他们将整个餐馆包了下来，艾萨克与朋友分别致辞，席间美酒芳香四溢，众人频频举杯，直到凌晨才结束。客人们各自散去后，艾萨克才与珍尼特信步当车，穿过数个街区，回到了他们的寓所。

　　这是这群老朋友们的最后一次聚会了。9个月后的10月16日，艾萨克最亲密的一位朋友兼同事朱迪·琳得了脑溢血，陷入了昏迷状态，不久便撒手人衰，年仅43岁。这突如其来的噩耗令阿西莫夫悲痛万分。

　　在《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杂志》的下一期编者论谈中，他发表了一篇哀悼朱迪·琳的悼词，深情地追忆了他们共同度过的美好时光及她捉弄他的一些恶作剧。整个科幻小说界中，他最崇拜的就是朱迪·琳了，他这么写道：

　　　　在我所认识的女人中，你是最热情、最敏锐。

　　也最有才华的一位。①

　　①《哀悼朱迪·琳·戴瑞尔的悼词》，发表于《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杂志》第106期。

　　在这篇悼词中，艾萨克回忆了朱迪·琳有一次是如何捉弄他，竟使他真的以为她和拉利·阿什米德偷偷私奔了。在1985年4月艾萨克与珍尼特的第15个“结婚纪念日”上，朱迪·琳与拉斯特、拉利还赶来祝贺，但没过6个月，朱迪·琳却已不在人世了。

　　他追忆了朱迪·琳是如何从70年代初一步一个脚印地干到了《银河》杂志编辑的位置。他还记得这么一件趣事。有一天，他收到了封名为弗丽兹·凡盖尔森年轻女子写来的信，自称是《银河》杂志新来的编辑。阿西莫夫满心好奇地给杂志社打电话，被告知弗丽兹出去了。于是他们便开始了书信往来。不到两个星期时间，两人便在信中缠绵起来。艾萨克拿出了他与女人调情的伎俩，把信写得极为撩人。这时朱迪·琳才怒气冲冲地宣布她就是那个弗丽兹·凡盖尔森，艾萨克如梦初醒。接着她又酸溜溜地抱怨他转眼就把她给忘了，迫不及待地与她的继任者调情去了。

　　确实，自朱迪·琳去世后，艾萨克从未忘记过她，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后，他才逐步摆脱了她的去世给他带来的失落感。

　　1990年秋，艾萨克听到了杰特鲁德死于乳腺癌的消息。好几年前，他就已知道她身体不适。她一直是个大烟鬼，而抽烟显然对她的身体没好处。尽管在离婚后的20年中，艾萨克与杰特鲁德不通音信，也极少见面，但她的死仍让他不由地悲从中来。

　　在全家人中，罗宾与杰特鲁德最亲，常去看望母亲，父母离异时她才15岁，是受打击最大的人。艾萨克自己搬回纽约而将一家人扔在西纽顿时，大卫已上了大学，与家人的关系越来越疏远，自然就只有罗宾被夹在了父母之间。幸运的是，她与双亲的关系都很好。

　　杰特鲁德死前不久，艾萨克曾见了她最后一面，当时两人都知道时日不多，但在心平气和地说话、彬彬有礼的背后，他们的心中仍深深地怨恨着对方。杰特鲁德死后不久，艾萨克便写了他最后一部幽默著作《阿西莫夫又笑了》（这本书在艾萨克去世一周后才出版），这是一本笑话兼滑稽故事集，其中有许多篇章是极力贬低杰特鲁德的轶事。显然，艾萨克是要发泄一下自己对第一次婚姻的怒气，但又觉得只有在杰特鲁德去世后他才能这么做。

　　80年代后期，艾萨克的健康状况又出了一系列问题。年轻时，肾结石是他的常发病症，每次都要疼上大约一周的时间才能转好，但隔上数月或几年又将复发。将近70岁时，肾结石引发了一系列肾病，为此他多次住院。同时他还患有心绞痛，变得非常虚弱。

　　70年代后期，艾萨克的朋友们经常发现他由于病痛而不能出家门。珍尼特为此更多地承担起了保护人的角色，越发注意他的生活起居。她一直试图鼓励他注意身体，提高饮食的质量，多点运动，但她的话往往被当做了耳边风。直到1983年动了心脏手术后，艾萨克为病魔所困时，珍尼特才能开始按自己的计划安排他的饮食起居。因此艾萨克的朋友们说，即便在他觉得身体还行时，要让他出家门也非易事。

　　据艾萨克的一位朋友、生物学家杰克·科恩博士说，如果他或其他朋友碰巧来纽约，他们就会给他家里打电话，要是艾萨克接了，要想出门就只能骗珍尼特说他有急事，得赶紧出去一趟，五分钟就回来。只有这样，他们才能见到艾萨克，一块儿上咖啡馆坐坐或去中央公园走走。

　　珍尼特如此缜密地看护艾萨克可能是对的，因为他对自己的身体实在是大不负责了。另一方面，在生命快到尽头时，艾萨克竟然奉行起这么一套哲学来：既然活不了几天，为什么不稍稍享受一番呢？他没有什么坏习惯，但是个贪嘴的人，尤其是喜欢吃那些他明知道对自己没什么好处的东西。

　　住院时，只要珍尼特一回家，他往往请求来看望他的某位朋友赶紧出去给他买个热狗或汉堡包，说医院的健康食品使他烦透了。他们无一例外地满足了他的要求。这足以让他幸福10分钟。

　　从80年代到90年代初，艾萨克的健康状况持续恶化。1991年夏季，他的前列腺又开始出了问题。这无异于雪上加霜，使他原本就患有肾病和心绞痛的身体又多了一种疾病。从那时起，他频繁地进出医院，不是因为这儿痛就是因为那儿病。那年夏天，他与珍尼特没能去伦赛勒维尔参加一年一度的“人与科学会议”，他感到非常失望，因为在整个80年代，他们每年都要去参加这个会议，这已成了他们生活中的一件大事。

　　杜鲁门（麦克）·塔利是艾萨克最早的一位同事，曾参与过艾萨克的一些科幻小说平装本的出版工作。他回忆起1991年与艾萨克共进午餐的情景时说：“他看上去非常疲惫，憔悴不堪，用餐时几乎一声不吭，这完全不符合他的性格。我猜想他当时正接受大量的药物治疗。”

　　有几次，艾萨克似乎暂时恢复了健康，詹妮弗于1989年离开双日出版社，但她仍担任阿西莫夫的自由编辑，与双q的另一位责任编辑珍尼特·希尔一起协助阿西莫夫的工作。两位女士成了好友，并经常一起陪同阿西莫夫参加在纽约的商务拜访和会议。阿西莫夫喜欢让两位年轻迷人的女士陪着自己出现在公众场合，左右各一个，有时罗宾也加人进来。每逢这时，他觉得自己简直要被宠坏了。

　　詹妮弗与珍尼特亲切地回忆起艾萨克参加1991年在纽约举行的全美图书协会年会时的情景。她们到公寓去接他，扶他上了出租车。车子启动后，艾萨克才意识到把手杖落在了家里。尽管他不喜欢手杖，但这时他已离不开它了。

　　“我得回去拿手杖。”阿西莫夫说。

　　“如果你直到现在才发现忘了拿，说明你其实并不需要它。”詹妮弗与珍尼特同时答到。

　　艾萨克笑着接受了她们的逻辑。

　　“艾萨克忘记了他的手杖，这果然是件好事，”珍尼特·希尔回忆道，“几个星期以来，流言已传遍了纽约文学界，说艾萨克快要死了。可是你看他，和我们两人绕着看台漫步，连手杖都不拿。当然，艾萨克喜欢成为众人的焦点，能够带着两位年轻的女士参加全美图书协会年会，这确实令他感觉良好，至少，在那个下午，他让所有人都相信了流言是毫无根据的。”

　　然而不幸的是，他更多地依赖于妻子珍尼特和詹妮弗帮他完成作品的创作。其中很大一部分原因是由于药物治疗所产生的副作用，到1990年下半年时，他的双手开始抖得很厉害，越来越难于操作微机或打字机。他只能口述他的最新作品，由詹妮弗帮他打出来，然后两人一起审阅稿子，艾萨克修改完后，再重新打一遍。

　　整个80年代，阿西莫夫在创作基地系列终结篇及最后两部机器人小说《黎明时的机器人》与《机器人与帝国》的同时，他坚持每个月在《幻想与科幻》杂志上发表专栏文章；自1958年以来，他一直坚持为这份杂志写稿。在他创作生涯的末期，由于健康状况的日益恶化，有许多稿件是他与妻子合作的。当他病得根本不能再动笔时，他发现自己已给《幻想与科幻》杂志投了399份稿件，尽管曾与妻子商量合作写第400篇文章，但这个愿望一直未能实现，这令他深感悲伤。

　　艾萨克过去总爱开玩笑地说，作家的唯一死法应该是累死在打字机上，当人们发现时，他的鼻子还夹在键盘中。虽然这种情形并没有发生在他的身上，但整个1991年冬天和1992年春天，他不断地出入医院，突如其来的一点感冒或肚子疼都使得他必须接受观察，而一次看似无碍的鼻腔出血竟引发了他最后一次的心绞痛。

　　那时，艾萨克已对频繁地住院习以为常，根本没当回事，也不再反对珍尼特一再坚持的要防微杜渐的观点，此次他被送到了纽约市第一大街上的纽约大学道奇医院，当晚便留院观察。就是在这次住院中，他得了肾衰竭。随着病情的不断恶化，他已处于半昏迷状态，但据朋友们说，即使到了这个时候，医生还认为他能缓过来，他的死完全出乎他们的意料。

　　艾萨克去世的那个晚上，詹妮弗·布莱尔呆在家中。她知道阿西莫夫快不行了，因此让他的家人陪着他。她希望一旦他去世，自己能在25小时内听到消息。

　　夜里二点，她接到罗宾从医院打来的电话，告知艾萨克已去世。她哭泣了数小时，直到最后含泪睡去。

　　去世前，罗宾与珍尼特·阿西莫夫一直守在艾萨克的身边。他的弟弟斯坦利也立刻得到了噩耗，同时一封电报送到了加利福尼亚大卫·阿西莫夫的手中。

　　1992年4月6日清晨，全世界都听到了这个消息：有史以来最著名的一位作家——无疑也是自H．G．威尔斯以来最受人们喜爱的科幻小说作家——离开了人世。

　　《阿西莫夫又笑了》是阿西莫夫逝世后出版的几本遗作之一，书中的尾篇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后所写的文字，同时也是阿西莫夫一生为数众多的作品中，拉利·阿什米德最为喜欢的一篇。在文中，艾萨克感人至深地表现了对珍尼特的爱情，使那些认为他不能在文字中表述感情的批评之辞不攻自破。他是这样写的：

　　　　“珍尼特与我是在1959年5月1日相识的，

　　当时可谓是一见钟情。不幸的是，对于这段感情

　　我无能为力，因为我是个已婚的男人。尽管这段

　　婚姻并不幸福，但我改变不了自己已婚的事实，而

　　且我还有两个年幼的孩子。”

　　　　“因此，我们只能靠书信来往，彼此渴望着对

　　方，一直坚持到了我的婚姻结束。从那以后，我们

　　住到了一起，并结了婚。更重要的是，在这32年

　　中，我们一直深深地相爱着。”

　　　　“生命的旅程快要到头了，我不奢望自己能活

　　多久。然而我们的爱情是永恒的，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

　　　　“在我的一生中，我拥有了珍尼特，我拥有了

　　我的女儿罗宾和我的儿子大卫；我拥有众多的好

　　友，我拥有我的写作及它带给我的名望与财富；因

　　此不论现在发生什么事，我都已心满意足，我这一

　　生过得很幸福。”

　　　　“因此，请不要为我担忧，也不要为我难过。

　　相反，我希望这本书能够给你们带来一些欢

　　笑。”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第十四章　《基地在前进》






第十四章　《基地在前进》

　　自60年代中期双日出版社首次出版了《基地》系列后，阿西莫夫便不断收到读者来信，希望他继续接着写这套书。尽管公众兴趣盎然，但阿西莫夫却从未想过要续写这套耗尽了他20岁时的年华且现在已有些生疏的作品了。最后还是他的出版商和朋友们略施小计，才使他重又开始了《基地》这部史诗的创作。

　　早在1971年，拉斯特·戴瑞尔就已开始催促阿西莫夫，让他接着写《基地》，理由是故事结束时，基地已享有了400年的太平盛世，两个基地应该已经建成了一个新帝国。“阿西莫夫应该接着写，”戴瑞尔抱怨道，他本人也想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他说，阿西莫夫大不讲理了，让一大群书迷等得心焦。

　　然而，阿西莫夫总为自己分辩说，这套系列已让他才枯思竭，他想写点别的东西。1973年的某一天，戴瑞尔与阿什米德共进午餐时．决定给阿西莫夫施加压力。两人都是阿西莫夫的好朋友，对他的弱点了如指掌，于是便联手设下一个圈套，即戴瑞尔将告诉阿西莫夫，他打算替他续写这本书，并准备起草一份提纲交给阿什米德。

　　阿西莫夫听到这个计划后，自然是怒不可遏。他不允许别人来替他完成作品，即使是他最好的朋友也不行。虽然对《基地》这部巨作已有些生疏，但毕竟是自己写的，犹如亲生的孩子一样，他不能容忍他人碰它。当他将戴瑞尔的计划告诉阿什米德时，这位编辑只是说：“哦，没错，他是给了我一份提纲，看起来不错。”这对阿西莫夫来说，不啻于奇耻大辱。他当即保证，他将尽快续写《基地》。

　　1973年初，《诸神》刚出版，阿西莫夫便投入了《基地》系列的创作。这是自1951年阿西莫夫完成三部曲中的第一篇《历史心理学家》后，创作的第一部基地系列小说。

　　作品被命名为《闪亮的权杖》。阿西莫夫一口气写了14页后，便写不下去了。不知为什么，他找不到过去的那种感觉了，只能决定先写点别的东西，等有了灵感再说。

　　《闪亮的权杖》便被闲置在了阿西莫夫办公室的一堆稿纸下。即便是戴瑞尔的威胁与诡计，也无法再度激起阿西莫夫的创作欲望了。他手头总有忙不完的活儿，只有先把这些活儿忙完之后，他才能潜心投入《基地》续篇的创作。

　　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70年代末。1977年，双日出版社当时负责阿西莫夫作品的编辑凯瑟琳·乔丹提出建议，问他是否有兴趣创作一部大部头的作品，一本很有分量的书——“续写一部《基地》系列，如何？”然而事与愿违，阿西莫夫却决定写一本自己的传记。在随后的两年里，阿西莫夫洋洋洒洒地写了一套关于他生活的大部头作品，这就是《记忆常青》（1979年）和《欢乐永存》（1980年）。

　　当阿西莫夫完成了这个在他看来近乎奢侈的创作享受之后，双日出版社的高级编辑国蒂·布拉什克决定给阿西莫夫提个醒，以便让他收回心来继续《基地》的创作。

　　1981年1月，阿西莫夫去双日出版社见他的编辑。当时凯瑟琳已经离职，继任者是肾奥耐尔。两人聊了一个小时，谈完该谈的事情后，奥耐尔告诉阿西莫夫，贝蒂·布拉什克在33楼的办公室里等他。

　　阿西莫夫喜欢夸耀，说双日曾提出给他一大笔预定金，并断定《基地》新篇将弓愧轰动，成为最畅销的小说，为让他动笔，他们简直是极尽利诱之能事；然而利诱终究不比威逼，最后是他们声称如果他再不签合同，就将他从贝蒂·布拉什克办公室的窗口扔下去，这才将事情敲定。

　　双日自然不会把他们的宠儿从那么高的窗口扔下去。他们对阿西莫夫是很有信心的——如果你把出示一份合同、提供五位数预定金，只是为了让他尽快写一部《基地》新篇这种作法称也为信心的话。阿西莫夫抗议说，他得写这写那，根本没有时间，但双日毫不退让。

　　阿西莫夫与双日的合作一直很愉快，觉得自己能取得事业上的成功，双日功不可没。他也不想让他们失望，终于在1981年2月5日下定决心，签定了创作《基地》新篇的合同。

　　然而即便是在那时，阿西莫夫仍没有找到创作的灵感。双日强行预付给他的大笔定金，使他感到压力很大。他一贯认为，干多少活拿多少钱，因此颇为痛恨还没干活儿即在他的脖子上挂了一副巨额支票的枷锁。同时，由于创作其他作品产生的压力，再加上担心让双日失望，阿西莫夫直到四个月后，才开始动笔写这部新作。

　　他决定重新读一遍前三部的《基地》小说——这在30年来是第一次。然而，当他读完《第二帝国》最时，他的第一个想法竟是：这都是些什么呀？！全书没有动作，人物间只知道对话，除了他最喜欢的《骡子》之外，他看不出这部书还有哪些引人之处。直到他读到詹姆斯·岗恩在该书首次出版后写的一篇书评时，他才改变了自己的看法。这篇书评写道：

　　　　三部曲的成功不在于动作与爱情——所有的

　　动作基本上都是在台下完成的，而爱情几乎无影

　　无踪——但它犹如一部精彩的侦探故事，悬念迭

　　起，引人入胜。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基地背后的故事》，载《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第61期。

　　事隔近10年，阿西莫夫重新翻出写了14页的《闪亮的权杖》读了一遍后，觉得它仍然如初写时那样有新意，便坐了下来，写起了第15页。

　　很快，他又恢复了创作《基地》时的激情，文思如泉涌，在年底就写出了全书的草稿。1982年1月17日，他将终稿交给了双日出版社——此时距贝蒂·布拉什克劝说他续写《基地》几乎整一年。

　　双日对阿西莫夫的文稿非常满意。自阿西莫夫动笔以来，休·奥耐尔便不断收到写成的片段，认为写得很棒。开始时，书名仍沿用70年代初的《闪亮的权杖》，但很快奥耐尔就明智地意识到，应该将“基地”一词插人题中。1981年，有一阵他们曾考虑用《基地危机》这个名字，但在全篇完成后不久，两人决定用《基地边缘》。

　　奥耐尔读完全书的最后一章后，当再次在双日出版社见到定期而来的阿西莫夫时，问道：“太棒了，艾萨克，您当初为什么不一直写科幻小说呢？”①

　　①《基地背后的故事》。

　　阿西莫夫显然对《基地边缘》也很满意，并已为自己能续写这部巨作感到自豪，因为他故意在故事中留下了一个未解的线索，以便将来再写续集，也就是整套系列的第五本书。

　　《基地边缘》保持了原来系列的风格，是三部曲的自然延续。它讲述的是另一位阿西莫夫创造的典型的英雄，议员格兰·崔维兹的冒险历程。

　　崔维兹认为，骡子已经彻底破坏了夏尔登计划，基地政府假称计划仍在进行，其实是在欺骗人们。他同时还认为，第二基地并未被摧毁，它正操纵着第一基地的命运。

　　故事开始时，崔维兹与基地的市长发生了争执。市长哈拉·布朗洛被称为“青铜布朗洛”，是位上了年岁的女人，性格刚强。她担任市长已有数年，这是基地历史中相对和平和稳定的时期。她非常渴望在有生之年能见识一些冒险之事，并且私下里也相信第二基地仍然存在，因此设法让崔维兹卷入了一场公众丑闻，将他流放出了基地，安排他踏上了寻找对手的征途。

　　故事接着转移到了第二基地。正是阿西莫夫的这种。情节设计，使得《基地边缘》真正成为了前几部基地小说的不朽续作，激起了读者的兴趣。在前三部作品中，我们对第二基地所知甚少，只认识少数几个第二基地人如贝利·肯厅恩，凯尔甘的夫人卡利雅及第一发言人普林姆·帕尔沃。顾有看过第一基地故事的读者都想更多地了解神秘的第二基地。《基地边缘》则将我们带人了第二基地的心脏、它的中心圣地——发言人会议。

　　从哈里·夏尔登时代开始，第二基地就一直在发展心智威力。这种威力能看穿人的心思并轻而易举地操纵别人的思维，因此尽管第二基地的成员为数不多，但他们真正控制着整个银河系的命运。

　　前三部的结尾曾提到，第二基地是在特伦特星球——也就是老帝国的所在地建立起来的。真正的第二基地人是12名发言人，他们组成的小组控制了一切。另有几千名第二基地人维持着社会的运转，但发言人会议拥有最强大的心智能力和最精确的数学能力，监督计划的执行，并控制着“璀璨明灯”——引导银河系未来的指路灯。

　　年轻有为的发言人斯托·杰恩迪伯雄心勃勃并富有远见——属于基地议员崔维兹式的人物——与其他几位发言人的想法完全不同，他也认为夏尔登的计划失败了。他还得出结论，认为银河中另有一组织存在，就如第二基地控制着第一基地一样，这个组织也正控制着第二基地。结果杰恩迪怕重复了崔维兹的命运。发言人会议做出决定，杰恩迪伯必须进入太空，寻找这一组织，并在必要的时候摧毁它。

　　与此同时，崔维兹已找到了这个组织——盖阿星球。在这个独立的星球上住着独立的个人，他们被一张心灵之网（或称为集体的无意识）联系在一起。由此而产生的超能远远大于个人的能力。随着故事的发展，我们发现盖阿星球的居民实际上都是些机器人。故事中还捎带着提到，骡子原来就是盖阿星球的叛徒。

　　骡子是个自大狂，想远离盖阿星球上的众人。而星球上的其他人却认为，他们得到了指示，必须推翻夏尔登的计划，创造出一个更美好的未来，以取代旧帝国灭亡之后的黑暗时代或取代夏尔登的两个基地。由于盖阿人能保持一定程度的独立存在，并拥有联合起来而产生的巨大威力，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的方式是人类最美好的未来——换句话说，就是创造一个银河盖阿。

　　但盖阿面临着一个问题。因为这些独立的个人都是机器人，不能决定自己的计划是否真能为人类创造出更美好的未来，因此他们必须遵照机器人的定律，找一个拥有强大直觉能力的人来为他们做出决定。于是崔维兹成了最合适的人选，他必须对人类的未来做出决定。

　　当崔维兹、杰恩迪伯与第一基地市长都抵达盖阿星球时，故事达到了高潮。为决定人类的未来，他们展开了一场智慧与力量的较量。

　　最后，崔维兹被迫做出明确决定，选择留在了盖阿，而杰恩迪伯与市长则被送回了各自的基地。他们相信自己已完成了使命，将发生的一切忘得一干二净。

　　在《基地边缘》的结尾，崔维兹发现对自己的决定并没有把握，但为了建立银河盖阿的机制却已经启动。阿西莫夫巧妙地在结尾开了个口，以便接着写续集。即在下一个故事中，崔维兹将竭力寻找证据支持他的决定。

　　在写《基地边缘》时，阿西莫夫虽不得不联系到前几部《基地》系列中的故事，但也加人了一些新的素材。这些素材都是以20世纪下半期现实世界的种种发明为基础的。如在早期的《基地》丛书中，阿西莫夫并没有真正提到计算机，但在《基地边缘》中，他却对计算机进行了充分的利用。崔维兹驾驶的一艘奇妙的“远星”号超现代飞船，就是由一台与崔维兹大脑联网的计算机操纵的，而这是第一基地创造出的最高级机器。

　　此外，盖阿构想对阿西莫夫构思的这个故事也产生了有力的影响。在阿西莫夫写这个故事时，英国化学家詹姆斯·拉夫洛克已创立了他的“盖阿假说”，假定地球是一个独立的生物，能够自我调节，保护自己不受外界的影响。这个假说给阿西莫夫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在创作《基地边缘》及其续篇《基地与地球》时，他围绕这一理论编织了大部分的情节。另外，阿西莫夫对“超级生物”这一概念也很感兴趣。在他1956年写的《最后的问题》中，人类在某一阶段竞融为一种超级生物。拉夫洛克的盖阿假说使阿西莫夫继续编写故事有了一个更为牢固的框架。

　　同时，阿西莫夫也受到了时事的影响。特米勒斯的女市长、“青铜布朗洛的原型无疑就是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早在1981年，她就以态度强硬闻名于政坛，被称为“铁女人”。

　　《基地边缘》的结构与早期的《基地三部曲》完全不同。前三本书是短篇小说的合集。这些短篇在10年中断断续续写成，直到后来才被编辑成书，而《基地边缘》则是一部长篇小说，讲述的也只是某一时间段里的一个特定故事。这本书于1982年10月出版，紧接着便跻身于《纽约时报》的畅销书行列，上榜时间长达25周，令阿西莫夫惊诧不已。

　　过去，阿西莫夫从未写过一本畅销书。虽然他所有的作品几乎都卖得不错，但它们都是在较长的时间内才取得令人瞩目的销售成绩；如果他的《基地三部曲》能在短期内创造出当初的销售成绩，自然早就成了头号畅销书。《基地三部曲》曾令数代科幻小说迷如痴如醉，人们急切想看到这部长篇故事的续篇；而现在，经过了30年漫长的等待，终于有了结果。到1980年底，《基地边缘》单在美国的销售量就超过了100万册。

　　《基地边缘》不仅跻身于畅销书排行榜，还获得了1983年雨果奖的最佳小说奖。评论界对它的反应也不错，一致认为它不愧是《基地》系列的续篇。詹妮弗·布莱尔认为，这本书之所以能写得这么出色，是因为阿西莫夫积蓄了30年的创作激情一下子得到了释放。

　　双日出版社自然也为这本书的成功感到高兴，甚至在它未出版之前，就催着阿西莫夫签另一份合同。阿西莫夫抗议说，他没那么多时间，并且创作《基地边缘》已让他殚精竭虑了。然而，他的编辑奥耐尔却轻松地建议阿西莫夫取消其他计划，专心致志地创作科幻小说。

　　1982年春，珍尼特在读《基地边缘》的终稿时，对阿西莫夫说：“艾萨克，我想让你现在就写下一部小说。”

　　想到又要接受一份巨额预定金，投身于另一部小说的创作之中，阿西莫夫突然焦躁不安起来；但他已别无选择，只能同意。

　　从许多方面来看，我们都很难同情阿西莫夫因接受双日巨额预定金而产生的焦虑。1985年，罗伯特·亨纳恩的最新著作《穿墙之猫：讽刺习俗的喜剧》，仅美国的预定金就收了100万美元，而在此之前他还收取过数额不小的预定金，已是不言自明之事。另外，阿西莫夫的所有作品，都不仅能保证将预定金收回，而且通常都能为出版商及他本人赚到大钱。他焦虑的根源应是他卑微的出身——一个糖果店出身的男孩，难以接受没送货就付钱这个事实。

　　好在阿西莫夫很快就摆脱了焦虑，投入了新的小说创作之中；但这次他决定不急着写《基地》的续篇，而是写艾利加·贝利与R．丹尼尔的第三个故事，也就是1957年出版的《赤裸的太阳》的续篇。在编织《基地边缘》故事情节的同时，阿西莫夫就已经开始收集整理自己四五十年代作品中的各种线索了。

　　他曾说：“实际上，我在大部分时间里，一直都在开采自己22岁时发现的矿藏。”①尽管如此，但真要将银河帝国。机器人甚至《永恒的终结》中的永恒者都混编在一起，创作出后来的15部长篇小说，确非易事。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有个性的小锡神》，载《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杂志》1985年5月号。

　　在《基地边缘》中，阿西莫夫解释了骡子的身世，而在早先的《基地》的作品中骡子只是个次要的神秘人物。另外，他还捎带提到了永恒者，并暗示是他们通过改变人类的历史，才使得早期的银河殖民成为可能，从而也使太空探索成为可能。他还在这篇故事中加入了机器人，这在前三部作品中也是绝无仅有的。

　　《黎明的机器人》是他的第三部机器人小说，又是这26年来的第一部，在这本书中，阿西莫夫重又拾起了他头两部机器人小说《钢之洞》和《赤裸的太阳》中的银河早期殖民这个主题。

　　实际上，早在1958年《赤裸的太阳》出版后不久，他就已经开始了第三部机器人小说的创作。原打算给这部作品起名为《无限之边界》，但刚写了前四章就搁笔了。阿西莫夫自称，放弃这个写作计划是因为前苏联发射人造卫星这一空间计划的实施，使他对创作非小说类作品产生了兴趣。还有一种可能是，阿西莫夫在科幻小说创作方面已经江郎才尽。

　　多亏到80年代初，阿西莫夫又获得了创作科幻小说的新动力，才接着就25年前未完成的那部小说的结尾，开始了新的写作计划，并将书稿暂时定名为《黎明的世界》。1982年9月开始动笔，5个月后便交了稿。

　　《黎明的机器人》的故事发生在奥罗拉星球，这是前两部机器人小说中曾提到过的外星人世界中的一个。书中大部分人物也都曾在《钢之洞》和《赤裸的太阳》中出现。主人公仍是艾利加·贝利。这次他再度与其机器人伙伴R．丹尼尔·奥利瓦合作侦破了另一起谋杀案。天才的机器人制造家法斯托尔伏博士也再度登场，另外还有一位新人物——机器人吉斯卡德也初次亮相。

　　《机器人与帝国》是阿西莫夫的第四部，也是最后一部机器人小说。这部小说于1985年出版，在内容上与《黎明的机器人》密切相联，许多故事情节都已在上一部作品中初露端倪。故事发生在《黎明的机器人》结束后的200年，因此在机器人系列中，是第一部也是唯—一部未写艾利加·贝利侦破谋杀案的小说。相反，这部故事将焦点集中在丹尼尔与吉斯卡德的身上。

　　《机器人与帝国》将近结尾时，阿西莫夫已将自己诸多作品中的各种松散线索揉合在一起，插入了故事情节中。为使这一混合工程达到天然去雕饰的效果，他颇费了一番苦心。

　　这些小说中一个最重要的进展，就是引进了另一条“机器人定律”，即凌驾于前三条定律之上的扎罗斯定律。在《机器人与帝国》中，这条定律是客观解释的：

　　　　机器人不能伤害人类，而且必须保护人类不

　　受伤害。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机器人与帝国》，1985年双日出版社首版。

　　这一定律与前三条明确简洁的定律相比，要复杂得多，不仅给机器人增加了麻烦，就连它对人类的影响也变得复杂起来。问题的根源在于，人类自己尚说不清楚哪些对自身是有利的，哪些是不利的，遑论机器人了。这个问题是永恒者在《永恒的终结》中发现的，当然，他们为此付出了代价。

　　在《黎明的机器人》与《机器人与帝国》中，只有负责制定扎罗斯定律的两个机器人丹尼尔和吉斯卡德知道这一定律的存在。丹尼尔对这一定律应付自如，并在后来的章节中使它发挥了有益的作用，而可怜的吉斯卡德则被它复杂的哲理弄得晕头转向，结果在《机器人与帝国》结束时“不幸身亡”（碰巧的是，针对吉斯卡德之死，许多读者纷纷致信阿西莫夫，其量之大，又创一项记录）。

　　在小说的结尾，吉斯卡德解释了他的困惑：

　　　　丹尼尔老兄，我实在不能接受扎罗斯定律。

　　你知道，我曾饱鉴人类历史，总发现一些人对另一

　　些人犯下了滔天大罪，但却总是能得到原谅。因

　　为是出子民族、国家、甚至人类的需要，这些罪行

　　都成了是替天行道。由于人类是个抽象的概念，

　　人们可以随时随地地将它用来做挡箭牌，为自己

　　的任何行为辩护，因此，你的扎罗斯定律是行不通

　　的。①

　　假如阿西莫夫能以这种方式写下去，他可能会走出一条科幻小说创作的新路来，也比他后来实际遵循的规则要有趣得多。但不幸的是，《黎明的机器人》与《机器人与帝国》充其量不过是在阿西莫夫15本小说集中凑数罢了，因为故事本身既没有吸引力，一些人物也很乏味，那个艾利加·贝利早就该退休了。

　　尽管与《基地边缘》相比，这两部作品显得底气不足，但还是创下了不错的成绩。它们没能达到《基地边缘》所创造的高度，可能也反映出读者对阿西莫夫创作模式兴趣的消失。两本书在《纽约时报》畅销书榜流连了数周。《黎明的机器人》出版后，在18个月中甚至还创下了逾100万册的佳绩。但这次评论界的意见却出现了分歧。加利福尼亚记者克林顿‘劳伦斯写道：

　　　　《黎明的机器人》又一次展示了阿西莫夫讲故

　　事的天才。它与前几部机器人小说衔接紧密，情

　　节生动有趣，主题引人深思。阿西莫夫的书迷们

　　肯定能一饱眼福。②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机器人与帝国》，第385页。

　　②克林顿·劳伦斯的文章载《加利福尼亚子弹报》1983年12月1日。

　　而科幻小说家兼评论家布莱恩·艾尔迪斯和戴卫·温格罗夫却这么评论道：

　　　　在《机器人与帝国》中，阿西莫夫的写作苍白无

　　力，缺乏真正的激情。似乎作者本人也已觉察到整

　　个故事的创意是如何地缺乏新意，充其量不过是起

　　到了联系两种不同类型小产的作用罢了。①

　　①布莱恩·艾尔迪斯和戴卫·温格罗夫：《一兆年的狂欢：科幻小说史》第498页，维克多·高兰兹出版社1986年首版。

　　这两部小说的真正问题在于，作者只是肤浅地罗列出问题而没有解决问题的实际行动。阿西莫夫本人也意识到他的许多故事都塞满了对话，而看不到任何明显的动作，他的作品之所以如此受欢迎，是因为他对故事的节奏把握媲熟、对“气势宏大的题材”情有独钟以及他在策划阴谋方面的高超技巧。

　　但在这两部机器人小说中，故事的节奏慢得令人感到乏味，主题也缺乏恢弘气度，而阴谋不是让人一目了然，就是跑题。

　　完成《机器人与帝国》后，阿西莫夫又开始接着写《基地》系列的第五本书《基地与地球》。

　　尽管阿西莫夫本人十分看好这本书，但它可能是他所有科幻小说中最平庸的一部作品。这确实有点悲惨。这个故事接着《基地边缘》的结尾展开，讲述了阿西莫夫的新英雄、基地议员格兰·崔维兹的冒险历程。有崔维兹这样的英雄挑大梁，并有前四部《基地》系列的帮衬，阿西莫夫本应将这部作品推向另一个高度，甚至应该超过《基地边缘》，但他却犯了小说创作的大忌，结果使得《基地边缘》的许多热心读者、甚至旧日的一些最忠实的书迷都弃他而去了。

　　《基地与地球》的情节刚开始就有两处败笔。第一是关于盖阿星球的构想，第二是“原始星球问题”，他的一些早期小说都曾提到这个问题，因此显得过于迂腐。

　　在《基地与地球》中，崔维兹渴望找到无可辩驳的证据来证明自己站在盖阿星球一边是对的，但阿西莫夫却将故事写成了一篇游历报告，一直写了500页才让崔维兹找到地球。

　　故事结束时，作者事无巨细，照顾到了一切。我们通过夏尔登计划的监护人、机器人丹尼尔·奥利瓦，对过去两万年的历史了解得点滴不漏。

　　《基地与地球》虽然无法与《基地边缘》相提并论，但其成绩还是可观的。它又为阿西莫夫创下了100万册的销售记录。该书于1986年10月出版，当时《基地边缘》出版已四年。它一出版便上了《纽约时报》的畅销小说榜，名列第12位。该书持续上榜时间达15周之久，曾一度蹿到第七位。《洛杉矶时报》曾这么评价这本书：

　　　　《基地与地球》是部续作，也可以独立成篇。

　　如果说它少了些1941年21岁的阿西莫夫创作第

　　一部《基地》小说时所拥有的年轻人激情与创新精

　　神的话，那么，它无疑向公众显示了已趋向于成熟

　　的大师扎实的功底和高超的写作技巧。①

　　①约翰·G·克莱梅的文章载《洛杉砚时报》1986年10月26日周日版。

　　即便没有其他独到之处，这部书的基本功肯定是“扎实”的。全书共551页，是阿西莫夫最长的一部科幻小说。不幸的是，情节过于拖沓了，其实只需用一半的长度就可将故事讲完。小说中充斥着各类说明、科学信息背景知识及对一些无关紧要之事的解释。

　　然而，整部书中最让人心烦的还是两位人物崔维兹与盖阿的机器人布丽丝之间的不停斗嘴。阿西莫夫企图以此种方式来解决困扰崔维兹的问题，帮助读者得出结论，不想弄巧成拙，又成了败笔。故事结束时，读者只能被迫接受一个银河盖阿的成立，但布丽丝实在太令人讨厌，并且她对盖阿理论的支持也十分缺乏说服力，以致让整个银河系按盖阿的方式发展成了读者最不希望的事。

　　如此辛苦劳地看完长达500多页的《基地与地球》，但我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回报，阿西莫夫让我们大失所望。

　　他的编辑詹妮弗·布莱尔说，阿西莫夫对盖阿构想很有兴趣，并且视《基地与地球》为其得意之作。他认为这是自己所构筑的宏伟未来历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但它并不是一个出色的故事。阿西莫夫可能成功地完成了自己的宏伟计划，但也为此付出了代价——整个故事枯燥无味，而阿西莫夫正是以擅长讲故事而扬名文坛的。

　　《基地与地球》创作完成后，阿西莫夫原来打算接着第510页再写一部续篇，讲讲可怕的太阳人法仑对人类的威胁。这个法仑是崔维兹在旅程中遇见的。在詹妮弗·布莱尔的反对下，阿西莫夫最终放弃了这个打算，决定写《基地》系列中遗失的另一人物——心理历史学缔造者哈里·夏尔登。为此，阿西莫夫投入了余生所有的精力，为我们留下了最后两部《基地》作品。这就是出版于1988年、在《基地》系列中排行倒数第二的《基地序曲》和在他去世后，于1993年出版的《基地在前进》。

　　除《黎明的机器人》写作时间极短外，阿西莫夫创作一部小说通常需9个月的时间——诚如詹妮弗·布莱尔所形容的“仿佛婴儿出世”——他每况愈下的健康状况意味着《基地序曲》需要更长的时间。这部书确实要比《基地与地球》强，但仍无法与原先的《基地三部曲》相媲美。

　　写到哈里·夏尔登及他的两个基地时，阿西莫夫似乎更为得心应手。大部分读者显然也更喜欢这方面的故事。重返特伦特星球上的帝国全盛时期，看到年轻的哈里·夏尔登叱咤风云，你会觉得阿西莫夫又一次发挥出了他讲故事的水平。

　　在最早的《基地》小说中，哈里·夏尔登是个形象模糊的匆匆过客，没等我们看到第35页，他就已经一命呜呼了。在《基地序曲》中，我们了解到心理历史学的起源。

　　不幸的是，《基地序曲》又被写成了一部游历讲稿，这次的故事全部发生在特伦特星球上。

　　哈里·夏尔登在一次数学界的会议上以历史心理学为主题作了一个演讲，他的理论引起了有关各方的注意。他们都企图利用哈里·夏尔登以达到自己的目的。可怜的哈里为躲避皇帝的间谋及其他人的纠缠，只得被迫逃亡。《基地序曲》讲的就是夏尔登被迫逃亡的故事。

　　可笑的是，此时的历史心理学还只是个朦胧不清的理论，却人人都想插上一腿，这令夏尔登极为愤怒。

　　夏尔登在逃亡途中，经历了种种冒险，并解决了一些关于历史心理学发展的问题。他还遇到了一些人，他们为他的工作提供了帮助，并使他免遭危难。其中的主要人物有：多尔丝·凡娜比莉，她后来成了夏尔登的妻子；热水管道工尤果·阿马利尔，夏尔登发现他是个伟大的数学家以及流落街头的苦孩子瑞奇，夏尔登与多尔丝后来收养了他。自然，阿西莫夫通过巧妙的情节，将机器人故事及《基地》系列中更多的线索都集中到了这个故事中。

　　故事结束时，夏尔登已经知道该如何继续历史心理学的研究，同时他还遇见了人类的守护者。

　　这一银河历史时期的皇帝是克莱恩一世，他的顾问是参谋长兼第一大臣艾托·德马塞尔，其实就是丹尼尔·奥利瓦。丹尼尔（德马塞尔）操纵着一切，并真正把握着大权。只有处于这种角色，他才能最顺利地引导事物的发展，最重要的是，督促夏尔登沿着正道发展历史心理学。

　　《基地序曲》比前三部作品要好看得多，没有人物间令人厌烦的争执，机器人与《基地》其他故事线索的插入也更为巧妙，最关键的是，故事情节的发展始终围绕着绝大多数读者认为最有趣的部分——哈里·夏尔登与基地。另外，我们对夏尔登也有了更多的了解，这在先前的《基地》作品中都是个明显的空白。阿西莫夫凭着高超的技巧，填补了这一空白，他对历史心理学缔造者的刻画令人信服。

　　然而，至今为止，在阿西莫夫1980—1990年创作的全部《基地》和机器人小说中，最优秀的作品应该是他的最后一部小说、写于他生命最后一年的《基地在前进》（1993年）。

　　曾在《黎明的机器人》及后来几部小说中出现的败笔，在这部作品中全然不见。尤为关键的是，在《基地在前进》中，阿西莫夫重新采用了早期《基地》作品的体裁——中篇小说集。

　　在这部作品中，阿西莫夫原来打算写5个相互关联的中篇，结果由于健康每况愈下乃至最后去世，使得第五个故事只能提早结束，因而也成了整套作品的尾篇。

　　在这部最后的小说中，阿西莫夫紧接着《基地序曲》，开始讲述新的故事，在全书的第一篇，故事围绕着夏尔登与艾托·德马塞尔的关系及他们参与的战斗展开。帝国内部出现叛乱，严重破坏了德马塞尔为银河系的未来所做的安排。

　　为保卫帝国，夏尔登和德马塞尔与叛乱分子展开了战斗。第一部分结束时，德马塞尔失踪了，可能是去解决银河系的其他问题，也可能返回他在月球上的藏身之地。

　　第二个故事的标题为“克莱恩一世”。这时的哈里已步入中年，由于德马塞尔的失踪，他现在出乎意料地成了第一大臣。尽管哈里并不想当这个官，但他还是干得不错，同时在历史心理学最大的崇拜者克莱恩一世的支持下，仍继续着历史心理学的研究。

　　在科学研究过程中，哈里得到了他的得力助手尤果·阿马利尔的鼎力相助。尤果是个热水管道工出身的数学天才。两人携手创办了一个由数学家与心理学家组成的小组，在皇宫区的斯兑尔林大学研究历史心理学。

　　在这一篇中，夏尔登又被卷入了一场企图推翻帝国的阴谋。这次事件导致了流血冲突。在故事达到高潮时，夏尔登也卸下了第一大臣之职，重新投入了对历史心理学的专门研究。

　　在第三部分中，阿西莫夫将重点转移到了夏尔登的伴侣多尔丝·凡娜比莉的身上。这时的夏尔登已上了年纪，正争分夺秒地研究历史心理学，试图挽救摇摇欲坠的帝国。

　　忙中添乱的是，他又面临着一次谋杀。结果发现，是他手下的一名同在大学共事的历史心理学家企图暗杀他。他的守护神与妻子多尔丝挽救了他，使他幸免于难。故事结束时，与哈里共同生活了30年的妻子死了，夏尔登这才知道，多尔丝原来是机器人，而派她来担任妻子这一角色的不是别人，正是无所不在的丹尼尔（德马塞尔）。

　　在第四与第五个中篇中，夏尔登已步入了生命的黄昏。他现在将全部精力都投入了历史心理学的研究中。但因为当时政局的改变，权臣及公众都不信任他，他成了政治上不受欢迎的人。结果，他几乎得不到任何支持，时刻面临着被敌人谋杀或受诽谤的危险。

　　这一部分中最重要的人物是夏尔登的孙女汪达。她曾在第三部分出现过，当时还是个幼童。在最后一篇的第一节中，汪达已是个十几岁的少女，在历史心理学的未来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在历史心理学即将面临彻底失败的那一刻，人们发现汪达拥有心智威力，从而使夏尔登的毕生心血得到了挽救。汪达与一群拥有同样能力的人共同组成了第二基地的核心。这些天才使哈里·夏尔登的历史心理学，连同人类的未来，回到了原来的发展轨道。最后一部中篇结束时，第二基地已在特伦特大学内创建起来，夏尔登计划也已制定完毕。

　　在第五个中篇中，阿西莫夫原本打算讲述夏尔登生命中最后一年的生活，并介绍在特米勒斯星球上建立的第一基地的情况。不幸的是，阿西莫夫只写了2，000多字便力不从心了，因此在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周，他的编辑詹妮弗·布莱尔与他一起将它改编成了一部尾篇。

　　阿西莫夫创作的这一最后片段尤为感人，因为这就是他自己的写照——夏尔登独自坐在桌边，慢慢死去。

　　在这一片段中，还提到了夏尔登这位伟大的科学家晚年时的助手盖尔·多尼克。多尼克对第一基地的创建起着关键性的作用。

　　这样，我们绕了一大圈，又回到了《基地三部曲》的开篇部分，它讲述了多尼克如何遇到夏尔登及在“银河系的两头”两个基地是如何建立起来的。

　　在阿西莫夫生命的尽头，哈里·夏尔登显然成了作者的另一个自我。尤为令人痛心的是，当阿西莫夫感到自己已濒临垂危，显然是不能趴在键盘上死去时，他竟然让夏尔登坐在椅子上去世了。

　　詹妮弗·布莱尔与阿西莫夫经常探讨《基地》系列的深层寓意、故事背景及故事的内容。在他弥留的最后一个月中，有一次，詹妮弗问他为什么不早写夏尔登的故事，他回答说那时他还不认识哈里·夏尔登，到晚年他才真正了解了自己创造的这个最著名的人物；他对夏尔登是那么了解，所以才能写得有说服力。

　　在《基地的酝酿》中，自然有阿西莫夫生活中的许多痕迹。詹妮弗经常与他探讨最后几部作品中的人物原型。阿西莫夫告诉她，江达当然是以他的女儿罗宾为原型的；老年的多尔丝·凡娜比莉是以他实际生活中的守护者珍尼特为原型的；而出现在《基地序曲》中的年轻多尔丝，又无疑是詹妮弗了。

　　《基地的酝酿》是阿西莫夫最令人满意的小说中的一部，用它来作阿西莫夫的绝笔是最合适不过的了。它拥有阿西莫夫在最佳状态下创作作品的那种旧日感觉与节奏，可与《基地》系列中的任何一部相媲美。这部作品完全满足了我们的渴望，为我们揭开了故事幕后策划者神秘的面纱。它对哈里·夏尔登生活历程与时代环境的描述，又是那么具有说服力，令人确信不疑。阿西莫夫在创作《基地的酝酿》时，确实深入了解了夏尔登这个人物，而且，夏尔登已成为他自己生命中的一部分。

　　阿西莫夫去世后，他生前的一些著作陆续出版。在他生命的最后里程中，他曾与友人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合作，将自己早期的一些短篇故事扩写成长篇小说。《夜幕》是其中的第一部，接通而来的是《时代宠儿》，由阿西莫夫最喜爱的故事之一《丑陋的小男孩》改编而成；第三部是《活了二百岁的人》扩写为《正离子人》。

　　这几部作品均获得了成功。但实际上与阿西莫夫的关系不大，扩写这些书时，阿西莫夫正忙着汇总自己的小说。这才是他的最爱，因此无暇顾及这些扩写工程。

　　80年代，阿西莫夫还与珍尼特合作，为儿童创作了一套机器人故事丛书，故事的主角是个名叫诺比的机器人。与此同时，他还续写了《神奇的旅途II：终极智囊》，该书于1987年出版。

　　80年代末，阿西莫夫还写了一本有趣的小册子《阿扎瑞尔》，讲的是一个有魔力的小精灵的故事。这本故事集中的其他短篇都是围绕詹妮弗很喜欢的一个故事创作的。当这些故事在杂志上登载时，阿扎瑞尔变成了一个小外星人，但詹妮弗却比较喜欢让他是个小妖精。故事被编辑成书时，阿西莫夫也觉得自己愿意让阿扎瑞尔保持原来的童话形象，于是又让他变回成了小灵精。

　　整个80年代中，与这些新作同时出现在书店里的，还有阿西莫夫的各种文选，数量多得惊人，如《完美的机器人》（1982年）、《变幻之风与其他故事》（1983年）、《明日之边》（1985年）等等。其中的许多部作品都是由阿西莫夫的好友、尊敬的文选作家马丁·格林伯格编辑成书的。

　　阿西莫夫真正亲手编写的最后一本书，是他的幽默故事集《阿西莫夫又笑了》。在他去世之前，他已完成了《基地在前进》一书的终槁，但终究没能等到该书的出版。

　　艾萨克·阿西莫夫究竟出版了多少书，对于这一问题颇有些分歧。每收到一本给作者的样书时，他总要给它编上号，再放进书房的书柜中。他编的最后一个书号是第467号，此后至少又出了7本书；在他去世时，它们尚处于不同的成书阶段，其中包括《基地在前进》。

　　这样，在阿西莫夫生命的尽头，他不仅为自己的创作，也为自己最著名的作品划上了满意的句号。在写了20年的非小说类作品后，他又踌躇满志地回到了阔别已久的科幻小说文坛。他的一些早期作品，如写于20岁刚出头时的《夜幕》又再度受到青睐，被改编为长篇小说。他又一次在科幻文坛上收获辉煌，取得了前40年写作生涯中从未取得过的成就——他写出了系列排名畅销书榜的佳作。

　　在他漫长的写作生涯中，阿酉莫夫跨越障碍，在小说与非小说类作品这两个领域中均获得了成功，这真是了不起，在文坛上也属罕见。他既是一位家喻户晓的科学家，又是一位深受全球数百万科幻小说迷热爱的作家。最重要的是，他给后代留下了一笔宝贵的遗产：一批在数量上举世无双的著作，既富有启迪性、趣味性，又充满灵气，令人耳目一新。

　　阿西莫夫的小说通常力度不够，像许多富有创作天才的人一样，他的作品也是良善不齐。在创作第一批科幻小说作品时，他的写作水平和讲故事的技巧发挥得最为出色，而第二批则没能保持50年代经典作品的水准，能与《太空洪流》、《永恒的终结者》之类佳作相媲美的只有《诸神》、《基地边缘》和《基地在前进》。其余的相形之下都是二流之作。

　　他从未想过要将作品写得文体堂皇，寓意深远，也没有这种雄心壮志；他将毕生的精力都用来创作精彩的小说和剔透的非小说类作品。有人可能会认为他很庸俗，视他为为追求情节而不讲究文体作家的典范，但那些追随了他半个世纪的书迷们肯定不会同意这种看法。

　　如果把他的作品比作一扇透明的玻璃窗，阿西莫夫会说：“一扇绘画玻璃窗是很美丽，但常常又是晦暗的。在你看它时，你会被绘画玻璃本身所吸引，会对创造它的艺术家肃然起敬。透明的玻璃窗虽然产生不了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但是，你却一眼能看透它。”

　　阿西莫夫不是一位伟大的艺术家，但他是一个文字匠，一个艺术工匠，这也正是他一直在孜孜以求的！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尾声






尾声

　　艾萨克·阿西莫夫去世第二天，罗宾·阿西莫夫与詹妮弗·布莱尔来到麦迪逊大街的坎贝尔殡仪馆与他的遗体道别，并安排了丧事。

　　詹妮弗·布莱尔说，她最后一次瞻仰阿西莫夫时，感到非常难过，甚至还觉得有点奇怪，毕竟几周前他还坐在自己富丽堂皇的家中。詹妮弗被领人殡仪馆的一间小屋，屋中有一个基座。基座上立着一具简朴、粗糙的松木灵柩，灵柩上写着“阿西莫夫”几个字，灵柩内躺着艾萨克，身上只裹了一条医院的被单，皮肤已呈灰色。

　　詹妮弗剪了一缕他的头发，连同他的一副眼镜和一套保罗领结，至今仍珍藏着。同一天晚些时候，詹妮弗与罗宾将珍尼特从西区护送至坎贝尔殡仪馆，同艾萨克见了最后的一面。

　　两周以后的1992年4月22日，在道德文化中心举行了阿西莫夫的悼念仪式。除大卫·阿西莫夫外，艾萨克的家人都到齐了，还有艾萨克在出版界的同仁及来自世界各地的许多朋友。

　　这自然是个肃穆的场合，但它同时也充满了欢笑。尽管许多人在致悼词时泣不成声，但所有的来宾都有一个同感：他们来这里为了颂扬一个取得了诸多成就的人，是为了纪念一个将自己潜在的才能发挥得淋漓尽致的人！

　　阿西莫夫不相信有来世。他认为人死后一切都完了，但全球数百万的书迷及参加悼念仪式的好友与家人深知，他的伟大事业已让他获得了永生！

　　阿西莫夫生前为世人留下了双份礼物：首先，他留下了一批精彩纷呈的小说和扣人心弦的故事，这将使世代的读者大饱眼福；其次，他的非小说类作品令读者心中充满了敬畏，惊叹宇宙的不可思议。

　　纵观阿西莫夫一生，他并未找到治愈癌症的新方，也不是第一个登上月球的人，更没有车轮底下勇救儿童的壮举，但他是一流的知识传播者，一个带领其他人进人宏伟壮观。给人以启迪的人类知识迷宫的人，为此人们将永远铭记他。

　　在道德文化中心举行的悼念仪式上，朗读一篇艾萨克自己所做的悼文，这可能是他最感人的一篇文章了。

　　　　　　　　　　　永别了，朋友

　　　　所有关爱了我30年的尊敬记者们，我必须向

　　你们道别了。

　　　　我这一生为《幻想与科幻》杂志写了399篇文

　　章。写这些文章给我带来了巨大的欢乐，因为我

　　总是能畅所欲言。但我发现自己写不了第400篇

　　了，令我毛骨悚然。

　　　　我一直梦想着自己能在工作中死去，脸埋在

　　键盘上，鼻子夹在打字键中，但事实却不能如人所

　　愿。

　　　　幸运的是，我既不相信天堂，也不相信地狱，

　　所以死亡对我而言，并不是什么可怕的事。但对

　　于我的妻子珍尼特、我的女儿罗宾及我的编辑如

　　詹妮弗·布莱尔、希拉·威廉姆斯和艾德·福曼来

　　说，我的任何不测都将令他们十分难过。

　　　　我曾和他们每个人都单独交谈过，劝慰他们

　　正视我将死去这个现实，当死亡降临到我的头上

　　时，希望他们不要过于悲伤。

　　　　我这一生漫长而又愉快，因此我没有什么可

　　抱怨的。那么，再见吧，亲爱的妻子珍尼特，可爱

　　的女儿罗宾，以及所有善待我的编辑和出版商们，

　　你们的厚爱我受之有愧。

　　　　同时，我还要和尊敬的读者们道别，你们始终

　　如一地支持我。正是你们的支持，才使我活到了

　　今天，让我亲眼目睹了诸多的科学奇迹；也正是你

　　们，给了我巨大的动力，使我能写出那些文章。

　　　　让我们就此永别了吧——再见！①

　　①艾萨克·阿西莫夫的文章载《艾萨克·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杂志1992年。









阿西莫夫逸闻趣事--艾萨克·阿西莫夫小说目录






艾萨克·阿西莫夫小说目录

　　《空中卵石》双日出版社1950年

　　《我是机器人》高曼出版社1950年

　　《繁星若尘》双日出版社1951年

　　《基地》高曼出版社1951年

　　☆《大卫·斯塔尔：太空奇兵》双日出版社1952年

　　《基地与帝国》高曼出版社1952年

　　《太空洪流》双日出版社1952年

　　《第二基地》高曼出版社1953年

　　☆《幸运儿斯塔尔与小行星上的海盗船》双日出版社1953年

　　《钢之洞》双日出版社1954年

　　☆《幸运儿斯塔尔与金星之海》双日出版社1954年

　　《火星人的方式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55年

　　《永恒的终结》双日出版社

　　☆《幸运儿斯塔尔与水星的大恒星》双日出版社1956年

　　《赤裸的太阳》双日出版社1955年

　　☆《幸运儿斯塔尔与木星的卫星》双日出版社1957年

　　《地球是个大屋子》双日出版社1957年

　　☆《幸运斯塔尔与土星之环》双日出版社1958年

　　《死亡交易者（死亡的呼吸）》艾文出版社1958年

　　《九个明天》双日出版社1964年

　　《机器人的小憩》双日出版社1966年

　　《神奇的旅程》豪顿·米弗林出版社1966年

　　《透过明镜》新英语文库出版社1967年

　　《阿西莫夫的神秘小说》双日出版社1968年

　　《夜幕及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68年

　　☆《最棒的新东西》世界出版社1971年

　　《诸神》双日出版社1972年

　　《阿西莫夫早期作品选》双日出版社1972年

　　《艾萨克·阿西莫夫精粹文集》斯菲尔出版社1973年

　　《你见过这些吗？》NESRAA出版社1974年

　　《黑鳏夫的故事》双日出版社1974年

　　☆《收购木星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75年

　　《天国的主人》沃克出版社1975年

　　《全美图书会议上的谋杀》双日出版社1976年

　　《优雅的品位》启示出版社1976年

　　《活了二百岁的人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76年

　　☆《关键字眼与其他神秘故事》沃克出版社1977年

　　《黑鳏夫故事集》双日出版社1980年

　　《完整的机器人》双日出版社1982年

　　《基地边缘》双日出版社1982年

　　《变幻之风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83年

　　《联合俱乐部的神秘故事》双日出版社1983年

　　☆《糊涂的机器人诺比》（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3年

　　《黎明的机器人》双日出版社1983年

　　《黑鳏夫的盛宴》RH出版社1984年

　　☆《诺比与迷失的公主》（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5年

　　☆《诺比的其他秘密》（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5年

　　《明日之边》双日出版社1985年

　　《消失者与其他故事》双日出版社1985年

　　《机器人与帝国》双日出版社1985年

　　《多么美好的一天》双日出版社1985年

　　☆《诺比与皇后的项链》双日出版社1985年

　　☆《诺比与人侵者》（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6年

　　《另一个阿西莫夫》双日出版社1986年

　　《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双日出版社1986年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神秘故事精粹》双日出版社1986年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科幻小说精粹》双日出版社1986年

　　《基地与地球》双日出版社1986年

　　《机器人之梦》双日出版社1986年

　　《神秘的旅程II：终极智囊》双日出版社1987年

　　☆《诺比识恶棍记》（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7年

　　《艾萨克·阿西莫夫的另一个宇宙》双日出版社1987年

　　《基地序曲》双日出版社1988年

　　《阿扎瑞尔》双日出版社1988年

　　☆《诺比赴地球记》（与珍尼特·阿西莫夫合著）纽约爱斯书社1988年

　　《复仇女神》双日出版社1989年

　　《黑鳏夫的困惑》双日出版社1990年

　　《夜幕》（与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合著）英国维克多·高兰兹出版社1990年首版

　　《时代宠儿》（与罗伯特·西尔沃伯格合著）英国维克多·高兰兹出版社1991年首版

　　《基地在前进》双日出版社1993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