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张云逸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张云逸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07张云逸》

本书包括张云逸部分著述以及从网上下载的资料。

张云逸张云逸（1892.8.10 —1974.11.19），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军事家。原名张运镒，又名张胜之。生于广东文昌（今属海南省）头苑区造福乡上僚村。1908年入广东陆军小学堂。1909年加入中国同盟会。1911年4 月在广州参加黄花岗起义。同年10月辛亥革命中，又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的战斗。1912年入广东陆军速成学校。1914年毕业后，被同盟会南方支部派入军阀部队，从事秘密反袁世凯斗争，历任粤军排长、连长、营长。1915年参加护国战争。1923年任广东省揭阳县县长。1924年到粤军许崇智部任旅长。1926年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4 军25师参谋长，同年10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秘密掩护和支持25师主力参加南昌起义的行动。同年12月后，在广州、香港等地从事中共秘密工作。

1929年7 月，被中共中央派往南宁，与俞作柏、李明瑞建立关系，任广西军官教导总队副总队长、警备第4 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重视并坚持对所辖部队实行改造，为举行起义奠定了基础。同年12月11日，与邓小平等领导百色起义，创建中国工农红军第7 军，任军长，指挥红军打退桂系军阀的反扑和进攻，建立了右江苏区。1930年4 月率红7 军主力转战桂黔边，曾攻占贵州榕江城，6 月率部回师，攻占百色、奉议、恩隆等县城，10月，根据中共中央关于攻打柳州、桂林的指示，与邓小平、李明瑞率部离开右江苏区，转战于桂、黔、湘边界地区。1931年1 月在广西全州召开的红7 军前委会上与邓小平等决定停止执行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险计划，转向湘粤边开展游击战争，适时向中央苏区转移。2 月全军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他率军部和58团大部，迂回突破粤军封锁，于3 月中旬进入湘赣苏区，与湘东独立师会合，成立河西临时总指挥部，任总指挥，进行了永阳镇等战斗。4 月在永新与红7 军主力会合，改任河西总指挥部参谋长。随后，与李明瑞指挥所部连克安福、茶陵、安仁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同年冬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参与组建军委机关和领导红军的参谋工作建设。1933年任粤赣军区司令员，后任红军总司令部和红一方面军司令部副参谋长兼作战部部长。研究和总结红军的战略战术和参谋工作，发表《战斗指挥研究事项》等指导性文章。1934年10月参加长征，任中革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协助军委领导组织侦察、开路设营、部署军事行动。到陕北后，兼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1936年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936年两广事变后，受中共中央派遣，往来于广州、香港、南京、武汉、福州、桂林等地，在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中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抗日战争初期，参与领导新四军的组建、整编等工作。1938年春任新四军参谋长兼第3 支队司令员，指挥了清水潭、马家园等战斗。11月率两个连到江北无为地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组建江北游击纵队，后率部东进，开辟皖东抗日根据地。1939年5 月参与组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指挥和中共前委书记。指挥第4 、第5 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在淮河以南、津浦路两侧积极打击日伪军。1940年1 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与书记刘少奇等指挥第4 、第5 支队主力先后取得大桥、半塔集反顽作战和夏季反“扫荡”的胜利，巩固和发展了淮南抗日根据地。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 师师长，抗日军政大学第8 分校校长。直接领导第2 师同敌伪顽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经济封锁进行斗争，同时注重加强根据地建设。1943年1 月专任新四军副军长。

1943年11月陈毅代军长赴延安后，他主持新四军军事工作，根据中共中央指示，1944年7 月部署第4 师主力西进，基本上收复了豫皖苏边区根据地。同年冬部署第1 师一部渡江南下，开辟苏浙皖边敌后新区。接着又指挥新四军各师开展对日大反攻作战，歼灭大量日伪军，收复大片失地。1945年6 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

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新四军第一副军长兼山东军区第一副司令员、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等职。1945年秋执行战略部署的调整，组织领导了新四军一部北移的工作。随后指挥主力一部，在地方武装配合下破袭津浦铁路（天津一浦口），迟滞国民党军北上。1946年11月，组织胶东、鲁中军区部队发起平安战役，歼国民党军1.5 万人。1947年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实行重点进攻时，指挥军区地方部队配合主力作战。同年8 月兼中共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书记，在战争规模不断扩大的形势下，整顿后方，克服困难，为淮海战役和渡江作战提供数亿斤粮食、动员上百万民工支援前线，保障了作战的需要。1949年9 月，任中共中央华南分局第二书记。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被授予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是中共第八至第十届中央委员，第一、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4年11月19日病逝于北京。

张云逸著述红七军的诞生一、诞生前敌人的情况当在1928年秋天的时候，我党中央估计国内形势有了新的变化，蒋桂军阀双方的矛盾日益加深，明争暗斗就发展到武装冲突，这个军阀战争经过长期酝酿，终于1929年口月在武汉等地爆发了。战争的结果，桂系军阀失败，蒋介石集团战胜了归附蒋的桂系军阀将领李明瑞、杨腾辉、俞作柏等。蒋给李为广西总司令，杨为副总司令，俞为广西省主席，统率部队南下收复广西。没有多久，李、俞等又反蒋，大举反攻归蒋的军阀陈济棠，在半途中，李军所部军队为敌收服，均叛变归附李、白再投蒋介石，李、俞单身逃脱。

二、我党在广西秘密工作的情况我们党根据上述形势估计，决定派一部分同志抓紧时机利用各种社会关系到广西李、俞军政中去活动，培养革命力量，乘机夺取军政领导权，创造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和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们同志陆续先后到南宁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袁也烈）、符克振（独立团营长）、胡斌、符录、冯达飞、徐狄生、李谦（上3 人都是黄埔第一期生）章健、许进、许卓、余兴、李朴、何世昌等，在小平同志领导下进行工作。

我到南宁时，适办军事教导总队（抽调各部队的班排长来训练的），我被派去教导总队为副总队长，主持教育工作，队里的政治教员和连长都是我们同志担任，工作进行较顺利，只有2 个月已发展党员300余人，这是红七军骨干一部分。我又兼任第四大队队长，李谦同志副大队长，这部队是旧军队，纪律不好，我们决定半月内迅速改造，将教导总队的党员（李天佑、广辉武同志等）和进步分子接替原来的营连排长，很快把这个大队巩固起来。

在李、俞决定进攻广东时，我们党估计是要失败的，只设法把我们领导的教导总队，第四大队、第五大队留在后方训练，以保持力量，李、俞口口前方后，我们又利用南宁警备司令之职权接管省军械局，准备在得前线失败消息，即把所有武器弹药等运到右江去，扩大部队之用。适李、俞在前线失败的消息传来，南宁人心波动，教导总队内部无发生动摇，我们即提出同第四大队到右江办扩充训练，待机反攻，一面坚决反对叛变投敌，争取大部分过来和第四大队到右江，同时将军械局武器全部（山炮、迫击炮、轻重机枪、步枪和弹药、无线电等）装上9 艘汽船向右江进发，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主力沿右江而上，第五大队由俞作豫率领到左江去。

广西在1925年大革命时期，有许多地方都有党和农民协会的组织活动。大革命失败，被国民党反动派李、白、黄等军阀严重的破坏与屠杀，只有右江装运在韦拔群同志等领导下，坚持斗争。至1928年党派雷繁（经）天同志回桂联络失散的同志，恢复广西党的组织，邓小平同志到后，又决定出右江地委书记，开展该地区工作，同时由第四大队派一营部队进驻百色，打算在右江建立革命根据地。

三、我们到右江后的情况我们到了右江地区，在部队和地方都公开宣传党的主张，发动和组织群众，发展地方武装，进行反地主恶霸斗争。同时整顿补充训练第四大队，扩大教导总队，训练干部，并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国民党原设右江督办）统一管理地方各县行政。当反地主恶霸斗争开展之时，右江封建势力勾结国民党第三大队开来右江协防（实际是准备向我们进攻）。我们将计就计引诱他们到乘马地区，集中力量完全消灭之，局势稳定了。

此时党中央派龚饮冰同志来右江传达中央指示：将右江原有部队转变成为红军第七军，以张为军长，邓为政委。并询问何时能宣布成立。我（当时邓不在家）说：我们坚决执行中央指示，但还须有40天的准备工作。龚返中央，邓回来即召集会议，决定于1929年12月11日宣布成立红七军，军部设在右江百色城。并决定扩大和整编部队，把第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以李谦同志为司令，沈静仑同志为政委；以机关枪营和一部分地方武装编为第二纵队，以胡斌同志为司令，以袁任远同志为政委；以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凡地方武装编为第三纵队，以韦为司令，李朴同志为政委，并组织军部机构。

我们依照决定在部队加紧进行政治思想教育，同时坚决暗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和不法分子，保证纯洁部队。到了12月11日即在百色宣布红七军成立，右江各县都开军民大会热烈庆祝，特别是百色平马发动群众参加大会，热烈庆祝自己的军队——红七军诞生。

百色起义与红七军的建立一大革命时期，广西也和南方其他各省一样，在党的领导下，蓬勃地展开了革命运动，“打倒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减租减息”等口号，春雷一样响遍城市、乡村，工会、农民协会等革命的群众组织纷纷建立。当时，党也掌握了一部分武装，领导人民展开了武装斗争，声势浩大。

蒋介石国民党反动集团叛变革命，进行清党反共、屠杀工农群众、出卖国家民族利益、勾结帝国主义之后，中国共产党坚持中国革命斗争，反对国民党投降叛变，号召全国人民组织工农武装建立苏维埃政权，继续承担中国人民革命的光荣任务。大革命失败时，广西党的组织和工农群众的工作也受到了极大的摧残，成千成万的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被反动派捕杀或监禁了，其余的转入了地下继续斗争，只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着右江地区的群众，仍坚持着公开的武装斗争。

1929年初，蒋桂军阀战争结束，李宗仁部师长李明瑞和杨腾辉，当了广西省绥靖正、副司令，俞作柏做了广西省主席。那时，我们党中央决定利用这个时机，派遣一些同志利用各种社会关系进入广西，到李明瑞部队中进行工作，也有的分头到左、右江农村进行工作，发展革命力量，争取领导权，以便创建红军，建立苏维埃政权。先后到达广西的有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李干辉、袁振武（也烈）、李谦、冯达飞等同志，由邓小平同志负责领导。

二我们到达南宁后，经过党的活动，并通过党员俞作豫同志（他任广西警备第五大队长，是俞作柏的弟弟，李明瑞的表弟），向李明瑞建议开办一个训练初级军官的教导总队，并且活动由我去负责。李明瑞果然答应了。

教导总队有3 个营9 个连，都是从部队里抽调来的班、排长，后来，我们又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陆续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除袁振武同志和一部分同志到第五大队进行工作外，其余的都安插在教导总队各个连队里当干部和学员，建立了各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以便于开展工作。这时，全队共有1000多人，9 个连的干部都是共产党员，排长也是挑学员中思想左倾、比较接近我们的来担任。另外有些党员，则以教员的名义在总队部工作，袁任远等同志就是当时的政治教员。在我们控制全局的优越的条件下，紧张地展开了活动，加强对学员进行革命的政治宣传教育，加强党的秘密组织工作，两个月便发展了300多个新党员，李天佑、卢绍武等同志都是在这时候入党的。

这时期，我们对政治上反动的旧军官，采取了“调虎离山”的办法，给这些人以较高的职位，让他们专门担任军事训练，实际上却是剥夺了他们的指挥权力，使他们与群众隔离开来。这样，他们的反动思想和行动，就无法影响群众，更无法利用指挥实权去支配群众和阻碍我们党对群众的领导。

我们将党的基层组织秘密设在连队里，也是能迅速争取群众的重要原因。正由于支部设在连队里，教育群众、争取群众的问题，就自然的成为支部的一项日常的任务，使党员能更加适时地、灵活地、因而是有效地对更多的群众进行党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同时，我们又把政治水平较高的党员都尽量地配置到连队里当学员，充实支部的力量，使每个党员都能与群众保持最广泛、最密切的联系，更便于教育、争取他们到党里来。

在上述条件的保证下，我们抓紧时机积极发展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力量益发增强。如果没有这个时期的大发展，我们就没有可能使革命的影响在全队占据上风。从而争取更多的群众到革命方面来；也没有可能在后来给四大队输送了100 多个党员，保证了党对四大队的改造。

一个多月后，通过党的活动，我又兼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队长。这是李明瑞来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的队伍，成分复杂，纪律极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国民革命军第四军里由于有共产党员进行政治工作，战斗力之强是十分闻名的，那时我曾在那支队伍里干过师参谋长，李就想利用我来帮助改造四大队。他找我谈话，我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第一，军队太坏，要我兼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他犹豫了一下，点头答应了。

党组织接到我的报告后，决定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并给予指示。我们一到那里，立即按照党所指示的原则，发动士兵群众，揭露克扣军饷、虐待士兵的军官的罪恶行为。士兵群众一经发动，斗争异常坚决、勇敢，一致要求严厉惩办那些反动军官。我们当即严办了两个营长，只留下一个姓梁的营长（李明瑞的表弟）未动。连长以下的军官，除一部分撤职外，大多数送到教导队当学员，进行教育改造。却又从教导队调来了100 名左右的党员，担任连排干部，符禄和何子祁2 同志当了营长，连长以下的军官，几乎全是我们的人。这样一来，便基本上掌握了这支部队。然后又进行整顿，进行革命的教育，并且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和学生参加。只一个月，部队就从原来的1000多人扩大到2000人，面貌焕然一新。

在党的秘密领导下，我们在四大队所采取的一系列的坚定、果断的措施，保证了我们能够迅速地掌握和改造这支旧军队。首先是我们掌握了大队的领导权，从而大队以下的各级的领导权也迅　　速地被我们掌握，这就使党的意图，能够通过行政的命令予以实现，并且得到贯彻的保证。在旧军队里，官长的命令是足以左右一切的。

其次是发动群众。在广大士兵群众中，进行革命的民主教育，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通过斗争，一方面揭发了反动军官的罪恶，打掉了他们的威风；另方面，群众的革命觉悟也在实际的斗争中进一步得到提高，更加拥护我们党的主张，从而益发密切地团结在我们的周围。通过这一斗争，我们深入地了解群众中的积极分子，并加以培养教育，吸收到党的组织内来，以建立或充实连队党的秘密组织，使党的工作能够在每一个连队中都得到组织的保证。这是改造旧式军队的最有效的方法之一。

再次，是迅速果断撤换旧军官。经过士兵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抓住群众要求惩办反动军官的时机，接受群众的意见，坚决撤换反动军官，并立即派遣党员干部掌握各级领导权，建立党的秘密支部，这样连队党的秘密领导核心，便迅速形成了。

最后，改造部队的成分。除了加强政治教育外，从组织上注意增加工农成分的比例，也是十分必要的。一支旧式军队，如果其中工农成分不占优势，那么他的坏作风、坏习气，就很难改变，这支部队也就很难为我们所掌握、很难得到巩固。我们在改造四大队过程中，大量吸收了工人、农民和进步学生参加，迅速增加了部队中工农成分的比重，这对我们能迅速巩固这支部队、联系和团结群众，起了决定性作用。

综上所述，如果不依靠党的正确领导，不依靠群众的积极参加和支持，要改造旧式军队为新型的革命军队，是不可能的。

我们到南宁还不到3 个月的时间，李明瑞和俞作柏突然决定反蒋，在这年9 月，便大举进攻广东的陈济棠。李明瑞只有3 个主力师，内部又不一致，来广西时间很短，立足未稳，政治、经济基础都很薄弱。我们党内根据上述情况，估计他们一定会失败，因此，决定利用军阀混战之际，大胆的发展我们的力量，便借口还没有训练好，不能配合作战，建议他们不要把教导队、四大队及五大队带去作战，而担任维护后方的任务。经我们一再说明和坚持，李、俞终于同意了我们的意见，只是从教导队调走了300 多人回各师去。

他们出发后，我们党随即决定第四大队派一个营去右江地区，五大队派一个营去左江地区，准备今后的工作，并协同地方党发动群众；其余的留守南宁，继续加紧整顿补充。并且活动由我兼任了南宁的警备司令，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省军械库等机关。军械库里储存着五六千支步枪以及山炮、迫击炮、机枪、电台和堆积如山的弹药。同时，将汽船预备好停在邕江边待用，并且在部队中作各种应变的准备工作。

谁知，李、俞的失败来得比我们预料的还要快。原来杨腾辉和黄权、吕焕炎等师长，久已心怀不满，队伍刚到桂平就立刻叛变，把3个师及特务营全部带去投降了李宗仁。李、俞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黯然逃走。李、俞一回到南宁就向左江去了，前后只一个多月的时间，就结束了他们的一场好梦。

一听到前方的消息，我们即按照原来的决定，立刻组织了大批的部队和民工，把军械、弹药搬上船，准备撤退上右江去。

失败的消息在教导队里却掀起了轩然大波。原来学员们大多是从3 个师里调来的，一听说部队倒戈，都闹着要回去。党员们虽然积极展开了活动，可是由于有些坏分子从中鼓动，风潮却越闹越大。

当夜，我们党组织就把各支部的书记和委员找来，研究对策。决定第2 天分为许多小组，各组都有党员参加，对那些反动分子进行斗争，在群众面前尽量地揭露投降分子的反动本质，坚决反对投降的可耻行为，使他们在群众中孤立起来。同时，指出革命的光明前途，以争取大多数可以争取的人到我们这边来。经过一天的反复争论，大部分人都认清了是非，解除了实际顾虑，表示愿意跟我们到右江去干革命，但是还有些人坚持要走。

采取分散的小组的形式，组织群众与反动分子进行争论，是解决反革命分子起哄闹事的办法。因为分散，反革命分子相互之间就无法联系，在态度上，情绪上，也就不能互相支持、互相影响，易于被我们各个击破；同时，小组形式的会议，容易掌握，适合于我们作说理斗争；在真理面前，反动分子的恐吓、欺骗和煽动，是很难影响群众的。

在小组斗争胜利的情况下，我们在这天午后，把全体学员集合起来。我说：“有些同学还是要走，这也可以，我们革命部队是由有革命觉悟的人组成的。现在就站队，愿意跟我们去右江继续革命的，站在这边，愿意去投降反动派的，站在那一边！”队伍立刻散乱了，大部分拥到我们这边来，那些反动的军官、兵痞、坏分子，就往那边集中。还有些人在中间犹豫，许多党员和进步的学员们就喊他们的名字：“××，站到这边来吧！”“一失足成千古恨哪，看清前途，不要跟反动派去呀！……”那些犹豫着的，甚至已经跑到那边去的人，又陆续走过来一些。最后查点人数，愿意跟我们的，有五百数十人，坚决要走的有100 人左右。

三第2 天，我们还特地举行了一次欢送会，对这些投降分子，作了最后一次教育工作。学员们纷纷上台讲话，都是说：我们是同学，是一家人，你们到那边干，我们在这边干，都应该为劳苦大众利益尽力，不要替军阀升官发财去卖命打仗……。我们把这批人的枪统统留下，发给路费，把他们送走了。这场斗争，由于党采取了依靠群众的办法，不但争取了大多数群众到革命方面来，而且提高了党员、积极分子的政治思想水平，有力地教育了广大群众；而对投降分子来说，也是给他们上了一次严峻的政治课。

因为形势有了新的变化，在南宁时，党决定加强有江地区的领导。在1929年6 月，先派雷经天等同志到右江，建立党的右江　　特委组织，加强党对右江工作的领导，恢复工会、农会的组织，和开展群众的武装斗争。当时党的右江特委机关就设在田东（又名平马），特委书记是雷经天同志。在特委的领导下，右江沿岸各县都有群众的武装斗争与韦拔群同志领导的群众武装呼应起来，声势更大。

在李明瑞、俞作柏逃往左江后，邓小平同志即率领着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先两天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我带着教导总队及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前进。几天后，来到田东。从此，我们党便由秘密工作状态变为公开了。

我们到达不久，军械船也到了。过不一会，忽然看见叶季壮同志陪着一个不认识的同志，向大队部走来。那位同志中等身材，20多岁年纪，神采奕奕，举止安详。我们连忙迎上前去，叶季壮同志就给我介绍说：“这位就是邓小平同志！”——“哦！你就是邓小平同志！”我不禁欢呼起来，三四个月来，我经常得到他的许多宝贵的工作指示，解决了许多工作中的疑难，但却一直没有见过面。小平同志也很激动，紧紧握着我的手不放，同志的温暖感情充满心间，使我们一时忘记了说话。坐下来后，雷经天和特委会的几位同志也来了，大家互相介绍，兴奋地谈笑。这时邓小平同志说我们明天到百色去，大部分军械都带去，目前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田东的山区里保存起来。大家都赞成这个意见，便马上行动起来，继续走了两天，到达百色。从此，小平同志就和我住在一起。这时已是10月了。

小平同志首先召开了一个党的委员会议（后来称前敌委员会，书记是小平同志）。会上决定了几件事：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我们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是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工作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将枪支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是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根据党委的决定，大家立刻行动起来。在部队中公开宣传党的主张，严办了一向克扣军饷、打骂士兵、为大家所痛恨的梁营长（即先派驻百色的第三营），因而大大推动了部队的民主改革，战士的政治觉悟普遍提高，革命积极性也增强了。

部队整顿之后，便分散各地帮助群众打地主恶霸，收缴其武装，并将没收其财产，发给群众。在部队和地方党的共同努力下，当地的群众革命运动便大大地开展起来。群众政治觉悟提高，热爱自己的军队，纷纷报名参军，因而部队便迅速地扩大了。革命烈火燃烧着有（左）江地区，声威震动了全省各地。右（左）江是壮族人民占多数的地区，革命运动的开展，也标志着壮族人民和汉族人民以及其他各族人民的团结斗争；而韦拔群同志则是右江地区出色的群众领袖，他领导着群众坚持英勇的武装斗争，作出了有历史意义的贡献。

我们在党委会上还研究了这样一个问题：四大队不能指挥地方政府，必须有个公开的行政名义，才能取得税收，为起义筹措经费。大家想到旧政府原设有右江督办和左江督办，便决定使用这个名称，并在右江宣布我为右江督办，在左江宣布俞作豫同志为左江督办。宣布后，我立即通知右江备县县长、税务局长将全部税款上缴。这一带比较富庶，特别是烟税更加可观，我们一次便收得了几万银元。

可惜的是那时毫无经验，对政权的重大作用认识不足，对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体会亦浅。因而，当我们取得政权之后，只知道收税解决财政问题，却不会利用它来做更多有利于革命的事情。例如那时候我们完全可以发动农民群众向政府告状，揭发地主豪绅的罪恶及种种不法行为（如私设公堂、监狱、杀害人命等），然后利用政权的力量，抄没其家财，收缴其武装，将他们一网打尽；也可用各种办法，如以编训名义，将各县土豪武装分别集中起来，然后缴下他们的枪械。我们没有这样做，这就使后来发动群众斗争依然遭到困难，并且影响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这　　是当时我们工作中的一个最大的缺点。

正如上述，地主恶霸没有受到致命的打击，反革命气焰还十分嚣张，因此，我们发动群众，将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坚决地展开后，有的大豪绅竟跑到南宁去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三大队，请求他们到右江来驻防，以对付我们革命的群众运动。我们已先获得消息，早作了布置，决定让他们进到田东，立即坚决、干脆予以消灭。当该大队长熊镐派人前来联络时，我便佯作欢迎。结果，预定的计划执行得非常顺利，来敌除了一部分稍稍抵抗了一阵外，其余的几乎没有费我们一枪一弹，1000多敌人全部当了俘虏，缴了700 多支枪。地主们这着棋被打垮后，气焰顿时收敛了不少。我们趁着有利形势，配合地方武装，展开活动，群众便大大地发动起来。

四过了几天，我们派到上海向党中央请示的龚饮冰同志秘密回到百色，向我们传达了中央的指示。中央批准了我们的建议，要我们在左、右江地区创建根据地，创建红军，颁给的番号是红七军，委任我当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治委员。左江地区的部队编为红八军。我们再派龚回上海，把撤退到右江地区后部队和地方的情况，向中央作了汇报，并且表示，我们坚决执行中央的指示，大概需要40天的准备，就可在百色宣布起义。

小平同志当即召开了党委会议，传达了中央的指示。在这次会上，决定加紧准备，在12月11日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宣布起义，成立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小平同志便带着一部分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了。后来，俞作豫同志领导的第五大队，在红七军成立之后，于1930年2 月，也在龙州宣布成立了红八军，俞作豫同志任军长，何世昌同志为政治部主任。那时，俞作柏已逃去香港，李明瑞经过几番挫折，在我党的影响下，转到了革命营垒，随后加入了共产党，成　　为坚定的革命战士。红八军成立后，有力地策应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但不久就遭到李宗仁的进攻。他们进行了英勇的战斗，终于因为部队基础较差，敌我力量悬殊，而遭致了严重的失败。红八军最后剩下的几百人，由袁振武等同志率领，转战到右江，与红七军汇合，并加入了红七军。

在小平同志去左江后，我们便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 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李谦同志担任纵队司令，沈静斋同志任政委；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胡斌同志任司令（后为冯达飞同志），袁任远同志任政委；第三纵队是由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由韦拔群同志任司令，李朴同志任政委。一个纵队实力约相当于一个大团，后来改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 个师。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韦国清等同志，就是当时从第三纵队抽调来教导总队学习的。这时，部队成分也较前大有变化，战士中，从旧军队来的只千余人，其余的都是右江的农民和工人、进步学生。军部各部的机构也建立起来了，参谋长是龚鹤村（到中央苏区后调任中原军区参谋长，后来叛变了），政治部主任陈豪人（1931年1 月我军占领全州时，离开了队伍），供给部长是叶季壮同志（后任政治部主任）。

准备工作就绪后，我们就在1929年12月11日，在右江地区的百色起义，公布红七军的番号，同时在田东宣布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军的干部和战士们，每人都领到一套新灰色军服，军帽上缀着引人注目的红五角星，个个精神抖擞。周时，上自军长，下至战士，都同样地领到了第一个月的薪饷——20块银元。

这一天，右江各县城乡，都热烈庆祝右江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的诞生。前委派我到田东去参加当地的庆祝大会。天气特别晴朗，田东万人空巷，都聚集到镇北的广场上来。红军战士们威武、　　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农民们敲锣打鼓，妇女和小孩穿红着绿，从百十里外赶来，广场上挨挨挤挤站了足足5 万多人，红旗如海，欢声雷动。庆祝会开过后，就在广场上进行了各种文艺活动，演戏、唱民歌等等。这一带农村已经进行了土地改革，饱受国民党和地主豪绅摧残而新翻了身的农民们，当着他们自己的苏维埃政府和红七军成立的时候，怎不欢欣鼓舞呢。这一整天，人们都沉浸在狂欢中，右江苏维埃政府招待到会的5 万人吃了饭，让大家尽欢而归。

下午，我们乘着一艘挂满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时，沿岸农民都从沸腾着的村庄里涌到江边来，敲着锣鼓，举起红旗，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我们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地向他们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汇成一7 一股巨大的声浪。这时，晴空万里，阳光耀眼，红旗招展如画，许多同志在此情此景下，激动得流下泪来。大家都说：“我们一定要在共产党领导下，发展革命力量，巩固胜利！我们一定要把红旗插到全中国去！”

红七军能够这样迅速、顺利地建立与发展，首先是由于党的坚强的领导，和党员们团结一致、艰苦努力的工作。我们部队里的党员，虽然有些是外省来的，有些是广西地方上来的，还有大部分是在部队中新发展的，但是大家非常团结，革命热情很高，都能自觉地服从组织的决定。他们都是红七军的政治骨干，也就是红七军能够发展和巩固的有力保证。

其次，是教育群众、争取群众。从旧式军队转变为新型的革命军队，这是一个群众性的问题，必须提高广大战士的革命觉悟。、而反动军官正是压制民主、阻碍群众革命积极性的一种恶势力，是改造旧军队中的绊脚石。广大士兵群众对反动军官的虐待非常痛恨，我们如果不搬掉这块压在群众头上的石头，就不可能更好的联系群众，甚至会脱离群众；另一方面，也只有通过与反动军官的斗争，我们才能最迅速地取得士兵群众的拥护。因此，发动群　　众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就成了改造旧军队的最实际也是最有效的方法。正由于我们从一开始就一直抓紧与反动军官的斗争，因而我们就教育了群众，从而争取了群众站到革命方面来。

第三是争取领导权。我们采取了由上而下和由下而上相结合的方式，一方面，通过党的活动，取得了部队的领导权；另方面，发动群众与反动军官进行斗争，在群众积极要求惩办、撤换旧军官的愤激情绪下，我们接受群众要求，即分配党员干部担任各级领导。由上而下地采取命令方式，使撤换、调配干部的工作顺利进行；又由下而上地得到了群众的支持，这两者一结合，我们所掌握的领导权便不可动摇了，从而达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保证了党的政策的贯彻执行，同时，部队也才能更加巩固。

政治上、经济上官兵平等，同甘共苦，也在制度上固定下来了，促使部队内部益发团结一致。这也是红七军建成和得到巩固的一个重要的因素。

除了上述部队的内部因素以外，革命武装的发展必须依靠地方党和广大群众。当时，广西还有韦拔群同志领导的一支群众武装在右江地区坚持斗争，党和群众的基础较好，因此，我们党选定在这块地区创建根据地是正确的。我们如果不到右江和当地的革命群众会合，便很难在短时间内建成红七军和得到巩固、发展；同时，也由于有了革命武装的配合，右江群众的革命运动也才能进一步开展，并且迅捷地建立了右江苏维埃政权。依靠党的领导、依靠群众、依靠政权，这是革命武装建设的最重要的条件。

关于红七军在湘赣边活动的一些情况1930年立三路线统治时期，决定红七军打大城市，与朱毛红军会师武汉，我们公开的提法是：开始打柳州，然后打桂林，会合朱毛红军。具体的任务是：搞总暴动，打大城市（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建立两广政权，与全国红军会师武汉。中央派邓刚为中央代表，监督贯彻执行。当时红七军有一万多人，执行此任务有些困难，红七军党代表邓小平同志，曾对此产生怀疑，与中央代表有些争执，后来还是执行了中央的决定。为贯彻立三路线，组织了行动委员会，曾冒险攻打柳州。因部队训练差，完不成任务，连受严重损失，两门山炮也埋掉了，根据地丢掉了，以后就没继续攻打桂林。到了全县（此时中央代表邓刚回上海），行委接受了教训，但考虑到当时如果重新建立革命根据地，需要两三个月，困难较大；乃决定到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这一决定是正确的。此时七军已由原一万多人减员为4000多人，只有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每团9 个连。从全县经湖南道县到江华，沿途与敌挨户团进行战斗。在江华城受敌袭击，我们守城门，外有敌人进攻，城里有内应到处打枪，有一连未撤出来。部队受阻后，又返回全县（此时正值1931年元旦），改道向广东进发，在连县打了一仗，至乳县与湘粤军六、七团之众作战一天，部队损失很大，牺牲师长一人，伤师长一人，团长2人。此时部队只剩3000余人。当时部队相当疲劳，到乐昌西北的梅花地区（大革命即有党的基　　础）找到地方党的组织，才听到立三路线是错误路线的传达。在梅花得到地方党组织的帮助，休息了两天，决定继续东进到江西去。在乐昌以北过乐昌河（武水）时，由于船只少，部队过河慢，敌人从韶关、乐昌用汽车增运兵力，向七军进攻，此时邓小平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两个营过河后经湖南汝城、桂东到达赣南。被阻于河西之五十八团一个营和军直属队一部和伙食担子等，由我率领抵抗韶关方面来的敌人，未能过河，又返回梅花地区，整理部队，丢掉大行李，留下不能走的伤病员，把军直属队的警卫连、特务连（李天佑任连长）和五十八团的一个营编为两个营6 个连。

休息了两天，在地方党的帮助下，从梅花转道向湖南进发，梅花地方党组织派人担任向导，经湘粤交界之坪石（属乐昌）乘由群众伪装之运粮商船，于夜间顺利地渡过武水，这是群众的力量，群众的支持，没有群众是不行的。过武水后群众帮助带路，到达郴县东××山岭休息了四五天，湘军分数路进攻，部队转到了桂东、资兴。在资兴附近过的旧历年。敌又以3 师兵力进攻，又转移到酃县王里塘，迂到当地游击队（朱总司令建立的，有几十个人）。这时汝城大恶霸匪首胡凤璋和他的儿子带1000多人追来，当即将其击溃，缴了百多条枪，休息一下过了水口，在酃县附近一个山上与王震同志率领的湘东独立第一师第三团会合了。这时大约是1931年2 ～3 月间（旧日历年一月）。

会师后，七军与独一师两个部队共约2000人，后向茶陵进发。在严塘与陈光中的部队打了一仗，俘虏了一个团长。到达茶陵苏区，补充了一部分棉衣，受到苏区人民的热情招待，部队情绪高涨。吃尽了没有根据地的苦头。到了根据地感到有了依靠，感到根据地人民的亲切，深深认识到毛主席创建井岗山根据地和他的根据地思想的英明伟大。

以后到莲花休整了一个短时期，就到永新与湘东南特委机关会合，安置了后方与伤病员，留下了河西教导队，特委给七军补充了七八百人。这时没有接到中央指示，我们也没有过河东的打算，与红七军主力也没有联系上，我们就在湘东南特委的指导下进行行动。

中央红军反对敌人二次“围剿”时，红七军的部队和独立第一师与红二十军会合（军长肖文久、政委曾炳春）在河西积极配合行动，进攻敌人。

为了统一指挥河西部队行动，临时组织了河西总指挥部，我为总指挥，红二十军政委曾炳春兼总指挥部政委。当时红三军团政委滕代远同志正在湘赣，我们有事即和他商量。这时的军事行动任务是湘东南特委决定的，主要是配合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巩固扩大苏区，开展游击战争。

红七军、红二十军、独立一师，在总指挥部指挥下统一行动，大约是四五月间，首先进攻吉安永阳镇敌人的一个旅。独一师部队作战是勇敢的，和七军进攻永阳，二十军在战斗中垮了下来。敌人迂回到后面包围了我们的指挥位置，相当危险，后终于打退了敌人。敌人跑了，我们占领了永阳，这个仗是胜仗也是败仗，二十军的战斗力太差。永阳镇战斗后，我即带部队去找红七军主力。会合之后，七军和独一师向安福方面行动（二十军没有去），安福之敌向我进攻，我将敌打垮，追至城下，包围了敌人，大家商量确定进攻守城之敌，打了一下，没有打下来就不打了。

袁州（宜春）行动是因为那里敌人对群众摧残的很厉害，红军好久没去，群众情绪低落，地方工作开展困难。于是特委决定七军和独一师到袁州附近游击一下，相机歼灭敌人（找点小仗打），以鼓励群众斗争情绪。部队在袁州西活动，为了找报纸看消息，曾打了一个靖卫团的据点，几十个靖卫狗子向袁州逃跑，部队追了一下到河边也就回来了。没有攻城，我也不记得打过泰和。

由于没有电台和中央联络，当时交通十分困难。在二次反“围剿”中，中央没给什么指示。行动是由湘东南特委确定的。在中央红军粉碎敌人二次“围剿”之前（5 月），滕代远和张启龙同志就带特务团过河东去了。

袁州行动之后又向湘东南行动，曾两次攻克茶陵，又打开攸县和安仁县城，两次占领酃县，后回永新。六七月间中央命令七军过河东，这时已粉碎敌人二次“围剿”，正当反三次“围剿”开始，七军过河东是为执行反敌三次“围剿”任务的。王震同志率领独一师送七军到赣州以西之沙地，我们从赣州以北过了赣江。

一次重大的失策“九。一八”事变以后，日帝国主义步步进逼，企图变我国为殖民地。民族危机迫在眉睫，抗日救国已经成为当时全国人民群众一致的要求。可是，卖国贼蒋介石却悍然不顾民族存亡，继续驱使其军队进攻我红军根据地。1933年1 月，我党发布了宣言，表示红军愿意在3 个条件下与一切军队合作抗日。这个宣言，受到各阶层广大爱国群众的热烈响应，并且也影响了一部分国民党的军队。当时，被蒋介石从上海抗日前线调来进攻红军的十九路军，便是仇恨日本侵略者，反对蒋介石内战政策，响应我党抗日宣言的一支国民党军队。

1933年春，我们粉碎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四次“围剿”以后，驻在福建的十九路军的领导人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错，先派陈公培，后又派秘书长徐名鸿与陈公培和红军谈判。

和不和十九路军谈判？在党内曾一度引起争论。当时统治全党的第三次“左”倾错误，把反资产阶级和反帝反封建并列，对当时国内形势和阶级关系的变化，更是毫无认识。正如我党中央在“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的：“……特别是‘九。一八’事变发生以后，中国阶级关系有了一个明显的巨大的变化，但是当时的第三次‘左’倾路线则不但不认识这个变化，反而把同国民党反动派统治有矛盾而在当时积极活动起来的中间派别断定为所谓最危险的敌人。因而‘他们拒绝和十九路军谈判。’”

这种错误主张，遭到了一部分同志的反对。这些同志认为十九路军本质上是代表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小资产阶级、乡村的富农和小地主的利益的，与帝国主义和代表着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利益的蒋介石当权派存在着矛盾，因此，它有反共的一面，也有对日仇恨、对蒋不满的一面。现在日寇紧逼，而蒋介石却把他们从抗日战线上调来打内战，并且从政治上、经济上进行种种压迫，因而他们的反蒋情绪就必然发展起来。在这种形势下，被迫与我们合作，是完全可能的。而我们联合十九路军，不仅在政治上对全国人民、对国民党军队会起到重大的影响，在与蒋介石的军事斗争上，也会产生直接的对我有利的作用。经过一番争论，“左”倾错误的领导乃不得不同意和十九路军进行谈判。

中央派我（军事方面的代表）和方方同志（福建省委的代表）等来到河州。谈判的主要内容是订立抗日反蒋协定及划定边界问题。经过十多天的磋商，把南北各线边界划定，作出了抗日反蒋的文字协定，并决定双方互派代表。

“左”倾路线领导在军事上同样采取了错误的措施，我们谈判期间，东方军仍在北线与十九路军打了好几仗。我们虽然把谈判的结果通知了北线我军，告他们在前线与十九路军联系，可是却没有能改变“左”倾路线的这种错误的行动。

这年9 月，蒋介石开始了对我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围剿”。相隔不到两个月，十九路军将领联合国民党内李济深等一部分势力，在福州宣布成立“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正式举起了抗日反蒋的旗帜。这时，蒋介石立即调“围剿”军一部向东去打十九路军。

一天，党中央总书记博古同志忽然找我去，告诉我十九路军方面要求我方出兵配合作战，并派一个军事代表去。因为我是广东人，大革命时期和十九路军有些关系，中央决定派我立即去福州担任军事代表。博古同志特地指示我：此行的目的是设法争取点队伍过来。可是，关于如何利用这个有利时机推动革命形势发展，如何出兵配合作战，支持他们反蒋抗日，克服其软弱动摇等等问题，他却一字未提。

我思之再三，对于中央所采取的方针，始终不敢苟同，也觉得此去工作甚是为难，作为一个军事代表，就要决定问题，可是在这个错误方针下，我又怎能决定问题呢？因此，我便建议此去不叫军事代表，而只以军事联络员的名义进行工作，有什么问题，请示中央，这样可以取得转寰的余地。博古同意了我的建议。

由于福建方面敦促甚急，我接受任务后，带了一个机要员和密码本，很快就出发了。

辗转来到福州，福建政府主席李济深立即接见了我。寒暄一番以后，他劈口就问我：“你们部队究竟什么时候出动？”

我早就估计到他们会提出这个问题，便答复道：“三军团已经出动了，现在到了那里，还不知道，我可以打电报去问。但是，还希望你们能把前方的情况随时通知我。”

李济深的脸色阴暗下来，好半天，才又低声说：“司徒飞旅被消灭了；廷锴不久就要从前方回来了。”

听了他的话，我暗暗着急。看来：十九路军难于抗拒蒋介石大军的压逼，福建政府的上层人物已经开始动摇。如果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候，我军毅然出兵猛击蒋军侧背，这股反蒋势力，或许不致这样迅速地被扼杀。可是，党中央会不会改变既定的方针呢？

后来我才知道，这时，十九路军果然已经决定放弃福州，陈铭枢、蒋光鼐已经消然去港，李济深的行期也只在这一两日了。

这些天，蒋介石的飞机来福州轰炸扫射，街上人心惶惶。码头上更是混乱不堪，达官贵人，豪绅政客，纷纷登轮逃命，到处是一片败亡的景象。

第3 天晚上，蔡廷错从前方回来了。由于战争失利，他已经完全丧失了锐气，成天忙干部署撤退。

我见他这样悲观，便鼓励他说：“红军即使不能赶到，只要保持住有生力量，事情还大有可为。第一步，可以退泉州，第二步，可以退漳州，最后，我们背后还有这么大的根据地，不管他有多大兵力，也奈何我们不得！”

可是，这时他意气已尽，无心再图进取，回来后第3 天，便率司令部渡过乌龙江，撤退到莆田。接着又继续南撤，形势急转直下，十九路军的部队跑的跑，降的降，诞生不足两个月的福建政府就这样迅速地被国民党反动派摧毁了。

我来到福州仅一个星期，便亲眼看到这个反蒋政权的灭亡，不胜惋惜。这并不是因为十九路军是革命的军队，相反的，他们不过是国民党内部的一个派别。他们之所以反蒋抗日，无非是为了避免在反共内战中损失自己的力量。他们软弱动摇，空喊民主口号，不知道发动和组织人民群众与广大士兵，其失败早在意料中。但是，假如我们利用这个大好形势，积极帮助并领导他们，使这个从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反蒋抗日力量，得以生存发展，这样，不但是粉碎蒋介石对我中央苏区第五次“围剿”的重要关键之一，整个中国革命的形势也会更快地发生变化，抗日高潮会来得更早。可是由于“左”倾错误的领导，竟把这个有利时机错过。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就在蒋介石猛烈进攻十九路军，福建政府摇摇欲坠，亟需红军支持的时候，“左”倾错误领导却不让红军打击蒋介石部队的侧后方，反把红军主力西调，劳而无功地去攻击永丰地区的堡垒。这样就使蒋介石在消灭十九路军后，得以从容驱军南下，继续围攻我中央革命根据地，以致使苏区大部沦丧，中国革命战争濒于绝境。所以说，“左”倾错误对福建事变的政策，无论从政治上、军事上来说，都是一个重大的错误。

回忆及此，不禁联想到1936年的西安事变。当时，我曾经跟随周恩来同志去西安，参予了我党代表团的工作。同样是敌人内部分化出来的抗日势力发动的政变，同样遭到反动的亲日派的武力威胁，也同样产生过动摇。可是事情一落到毛泽东同志手里，处理便完全不同。一方面，为了停止反共内战，迫蒋抗日，说服张、杨释放蒋介石，粉碎了亲日派企图扩大内战，以利日寇进攻的阴谋，促成了国内和平的实现；另方面，坚决支持张、杨的抗日要求，当亲日派何应钦廿万大军兵临潼关威逼西安，张、杨表现动　　摇的时候，毛泽东同志立即调红军主力开赴蓝田、商南一线，壮其胆而振其气，克服了张、杨的动摇。谈判结束，为了防止亲日派制造磨擦，破坏统一战线，又立即命令部队以一夜140 里的速度撤离了前线。一进，一退，高度表现了原则的坚定性和策略的灵活性。正由于毛泽东同志的英明领导，正确处理了西安事变，在上述两个方面，防止了“左”倾盲动和右倾的错误，终于推动了抗日高潮的到来，展开了轰轰烈烈的全民抗战的伟大局面。

对待福建事变的政策，是“左”倾错误在革命任务与阶段关系问题上的错误观点的产物。他们混淆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并主观地急于要超过民主革命，主张整个地反对资产阶级以至小资产阶级，因而对那些可能争取和孤立的中间势力，采取了关门主义的政策，并称之为“最危险的敌人”。“左”倾错误和其他错误结合一起，就使中国革命遭到空前的损害。而毛泽东同志从马列主义基本观点出发，根据当时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任务，正确地对待和处理了各阶级的关系，制定了党在民主革命阶段中的一整套的英明政策。关于建立统一战线的问题，便是其中的一个重要部分。

从上述对待两个事变的政策的对比中，我们可以鲜明地看到，毛泽东同志的正确领导，是中国取得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论皖东武装磨擦（1940年）

在今年3 月以后，皖东我新四军曾与皖东地方政府及地方部队发生了相当严重的武装冲突。事实的经过，外间知其真相者甚少，特略论如下。

我们所说的皖东，是指淮南铁路以东，淮河以南之安徽所属地区，有津浦铁路纵贯其间。淮南津浦两路，均为敌寇所占，如是又将皖东分为津浦路东与路西两个区域。在皖东各县城及所有村曾为敌人占领，受遭敌寇的蹂躏，至今除开定远、含山、和县县城没有敌人，来安、盱眙县城被敌人占领，经我新四军收复以外，其他如凤阳、滁县、全椒、嘉山、合肥、天长、六合、仪征、江浦各县城与各重要据点，现仍为敌人所盘驻。即是说皖东曾为沦陷区，虽经我新四军四、五支队2 年来艰苦作战，虽收复失地，至今皖东的四边及纵贯中心的津浦路，仍有敌人，并且时常出来扫荡我军，烧杀和掠夺人民。

我新四军四支队活动于津浦路西地区，五支队活动于路东地区，并有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活动于无为地区，这是2 年前安徽前廖敌主席正式划归我们新四军驻防作战的区域。在这区域之南为长江，隔岸与我新四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相望，在淮河北岸，则有六支队活动并与山东苏北之八路军活动地区相联。所以，皖东为联系我八路军与新四军之枢纽，又为大别山之前卫，我军必须坚持在皖东地区活动。

我新四军四、五支队来到皖东驻防抗战，已经2 年多了。当　　我们来到皖东时，直至最近，没有任何其他的正式国军到皖东来，到最近才有江苏的八十九军三十二师之一旅及预备旅到皖东盱眙天长地区。在很长的时期，除地方游击队外，只有新四军四、五支队在皖东坚持抗战。我军曾几次粉碎敌人对皖东的扫荡，收复来安、盱眙县城，经过大小400 余战，虽然我军伤亡巨大，但是收复了不少的失地，保卫了皖东人民。我军在皖东并且诚意的执行了统一战线原则，诚意要与友党友军的人士共同来建立皖东民主的进步的抗日根据地。我军为尊重行政系统起见，当每次收复失地之时，所有行政人员均由省政府委派，即一乡保长，我军亦从未委派和保荐过。其他一切行动及与友党友军接触，均无不小心谨慎，务求团结抗战，能达于美满之地位。但我军这一切努力与顾全大体的行为，均被反共派顽固派误认为软弱可欺的表现，给他们以反对我军、破坏我军，进行磨擦的机会。而皖东的反共派、顽固派、投降派分子的活动，就更加猖狂起来。

首先，来到皖东的行政党务人员，大多是经过选择与上过磨擦课的专家。他们来到皖东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我军进行磨擦。他们曾召集乡保长会议，要乡保长动员人民控告本军的所谓“不法行动”，他们伪造出千百件情报去蒙蔽上级，他们禁止人民援助本军抗战，不许人民为本军抬伤兵、买粮及运输。他们禁止人民参加本军抗战，他们向人民说：“谁参加新四军的，就要烧谁的屋子，杀谁的头。”因此本军官兵家属被枪杀蹂躏者不下数百人。他们到处断绝本军与其他方面的交通。曾有某机关之密令谓：对新四军之少数来往人员可以逮捕枪决以不了了之，不以上闻云云。因此本军交通及来往人员被逮捕、枪决、暗害、失踪者已有数十人。他们禁止人民参加本军所召集之民众会议，禁止人民接近本军，禁止人民阅读本军所出版之书报，禁止青年投奔本军，禁止本军伤残退伍官兵回乡居住，并逮捕拷打驱逐他们。本军江北部队系大别山及豫南内战时之游击队改编而成，因此本军不能不在大别山及豫南设立留守处，照顾我们历年来伤病残废官兵及官兵家属，然　　此亦不能见客于反共派，于去年冬初首先袭击我豫南竹沟留守处，屠杀我伤病残废官兵及官兵家属100 余人，我军为此曾派交际科长王恩九同志前去与当地确山县政府交涉，王同志亦被该县常备队所杀害。我军在经扶之留守处，也于今春被包围袭击，死伤数十人，至今我数百伤残官兵及官兵家属无家可归，露宿山谷旷野之间。至于他们在民众大会造谣诬蔑辱骂本军，则更不知几几。本军对此横逆之未，一贯忍辱退让，不与计较，除开交涉向上级请求制止外，本军对于这些无法无天之行为从未尝予以还击。但这并不停止反共派顽固派对本军之攻击。

事情发展到最近，是愈加恶化了，反共派顽固派已开始对本军进行武装攻击，企图用武装歼灭本军，如是发生大规模之武装磨擦。

反共派顽固派在今年春即在皖东到处宣传，要驱逐本军出皖东，说本军将奉令调江南，甚至某些区、乡、保长也以高傲命令的口气向本军说：你们南调，你们倘若不走就打你们！如是要本军南调之空气弥漫于皖东。

当时我们想，反共派顽固派的目的，是企图消灭本军的，本军是不能如反共派顽固派的愿望南调的。因为：（一）本军在皖东抗战已有2 年，皖东敌人还时出造谣，又还没有其他的国军到皖东来，本军保卫皖东的成绩也并不坏，那为什么还要本军南调呢？本军可以到江南抗战，难道就不能在皖东抗战吗？如有别的国军队可以来皖东抗战，本军在皖东地形、敌情已经熟悉，为何又不能在皖东抗战呢？留本军在皖东抗战，比本军南调及调别的军队来皖东均来得适宜，那又为什么一定要本军南调呢？因此“醉翁之意”已不难明了。（二）江南京芜地区狭小，本军军部及一、二、三支队均在江南这一地区，还有国军十多个师也在京芜附近，江南抗战部队不独嫌过少，且嫌过多。本军一、二、三支队在京芜狭小地区内游击已不能回转，若本军江北部队再行南调，则简直无法活动，若敌人出击，反共派顽固派对本军不讲客气之时，则　　本军全部均填炮坑无路逃生，因此本军绝不能照此行动。（三）本军四、五支队均系大别山及豫南两淮健儿，现大别山及豫南周围均有敌人，本军已丢弃了自己的家，自己的根据地，这还不足，还不让本军在皖东立足，必欲逐本军出皖东而歼灭之。当然为本军将士所极不愿意，本军首长也不能不顾及这种情形。（四）长江天险为敌占驻，军人来往阻碍尚多，大军南渡更不可能。自长江被敌占后，至今尚无任何国军大部队南北调度者，而必欲本军于此时南渡，实为不近情理之言。综以上这4 项，本军无法南调，本军早已申明：虽有明令，本军也不能南渡。然而这就成为反共派顽固派进攻本军的资本，说本军不愿执行命令，“所以该打”。从这以后，就形成了反共派武装进攻本军的全部思想。

从今年一月份以后，皖东五区专员李本一所指挥之第十游击纵队，安徽省政府皖北行署（驻定远）主任颜仁毅所指挥之第十二游击纵队，前五区专员赵奉藻所指挥之第二十游击纵队，定远县长吴子常所指挥之常备队后备队，及皖东地方顽固土劣谢少臣、王桂东等，就不断向本军小部队进攻，俘捉我军人员，围缴我军小部队的枪支，逮捕枪杀我军官兵及家属，掠夺我们布匹资财之事，已几数起，捆绑我军人员在街上抽打示众，说谁还当新四军的请看榜样。并逮捕我军女同志剥脱衣服游街，我军官兵家属之妇孺及60余岁之老父亦有被杀者，甚至侮辱到我高级军官之家属。就我张云逸妻室小儿近从江南来到江北，携款7 万元，也联同护送人员20余人，长短枪11支，在无为县之襄安被当地保安第八团所逮捕，至今尚无下落，我军派出交涉之人也被扣留，事变是一天一天来得严重。至2 月底，乃在滁县县长樊公纯领导之下，滁县常备队及后备队千数百人开始向我在滁县驻防甚久之第七团武装进攻了。

起初，滁县常后备队向我七团部队攻击，捉去我17人，缴去枪16支，我未还击，向该县长交涉还枪还人，县长置之不理。次日，该县长又指使数百人向我攻击，我仍未还击。第3 日又向我攻击，并不还我枪支及捕去之人员，我忍不可忍，乃子还击，且将其击溃，并缴来枪支30余支，当即送信给县长与专员李本一，声明我军还击之原因，请将捉去我军人员、枪支发还，我也照还滁县常备队之枪支。但李、樊等仍置之不理，并借此扩大冲突，并动员其游击纵队调集五区集结，常备后备队数千人，向我七团进逼不已。我见事态有扩大趋势，仍于3 月7 日派人转信（附后）向李本一交涉。声明我愿将七团调离滁县县境，避免冲突，并愿交还所缴滁县常备队之枪支，但愿李也交还我军枪支人员及物品。但李仍不愿口口口口□，置我提议于不顾，并乘我七团调离滁县之际，于3 月7 日乘虚调集两千余人配合由北面西面而来之颜仁毅、吴子常之部队，三面合击我驻无恙之指挥部及四支队司令部与我后方医院。杀我死伤数十人，至使我军乃不得不下决心给以坚决之抵抗。首先在界碑集附近，击溃由东而北向我指挥部进攻之李本一部千余人，再击溃由北面口口□方面而而来之吴子常部五六百人及由西面高塘集方面而来之颜仁毅部千余人。因此，乃发生大规模之武装冲突。自此以后，我指挥部难保无恙，但颜、李、吴、樊各部即不断进袭我军驻各地之部队。当我驻定远红心铺之部队为敌寇袭击包围，我军经过定远附近前去救援红心铺之时，县长吴子常派队袭击我军，因此我军对各地进袭我军之部队，不得不予以坚决之还击，直至将颜仁毅、吴子常所部大部击溃，无力再行进袭我军，冲突始得适当停止。

在冲突中缴获了颜仁毅、吴子常及李本一的不少文件，在这些文件中证明反共派顽固派进攻我军之目的，是企图完全消灭我军，并且有长期的布置和计划。我军幸而未遭其毒手。兹将这些文件摘要如下：1 月21日行署主任颜仁毅致其廿队长密电云：“对于某部（即新四军）表面尤宜极端和平，兹定办法如下：遇见其着便衣之队伍，以其作土匪名义剿之，我也派便衣队假装民众或假装土匪袭击之，暗地着便衣参入民众内面围剿之”。又云“无论用何种办法前往剿办时，不可使其知道系我们的部队，并且来去不可同道路”。“此电看后即付火定铎子马戍”云云，下有颜之刻章。由此看来，我军小部队之屡遭攻击，及我军人员之屡被逮捕，是有这些反共分子命令之下发生的。

颜仁毅又在3 月2 日午后子时的命令上面说：（一）嘉凤、定远近日发现冒充军队之“土匪”（此为对我军之重大侮辱）。（二）本部为巩固后方计，奉令“肃剿”。（三）各部之任务分别于左：1 、第一支队（除派一大队归吴县长指挥外），其余应控制于二十墩、宋府集、孙家岗之线，将定远本乡“土匪”肃清。2 、吴县长掌握之一大队于徵日推至张桥左翼与第一支队联络，右翼与谭家巷第二支队联络，发动民众“肃清”定远东南乡之“匪”。3 、第二支队归李大队长，口口推至谭家巷左翼与吴县长联络，右翼与本支队联络，肃清大桥（我指挥部所在地）方面之“匪”俟，与莫支队长取得联络后，再“会剿”口口王回岗、界碑集（即我各军后方机关所在地）之“匪”。4 、第二支队（缺第三大队）县特务大队及步炮两门于江日护送点验委员至界碑集，再联系其行动指挥谭家巷之李大队长“协剿”大桥、王回岗、界碑集、得胜集（我后方医院所在地）之“匪”。5 、凤阳县长在本部“南剿”定远东南乡“股匪”时，应与本部驻扎孙家岗之第一支队取得联络。6 、王英珊全部（重机枪连、步兵炮、特务中队归该员指挥）控制于高塘镇。（四）各部“肃剿”方法必须以政治与军事并进。（五）（略）。（六）（略）。

注意：此密电只发至县长及大队长上，中队长以下用口传达。

司令颜仁毅（私章）

由此看来（一）我军是国家委任的正规军队，该颜仁毅称我军为“土匪”，实属重大的侮辱我军；（二）颜仁毅是奉令“肃剿”我军；（三）江日“护送点验委员至界碑集”之事实是已于3 月2 日午后10时以前即已定妥了的进攻我驻大桥指挥部之阴谋；（四）该部进攻我军是有全盘布置的。

又吴子常于3 月18日致安徽省政府民政厅之密电上曰：“东冬两日新四军乘我县队回防不及之际于大桥镇、三关集、老人仓、得胜集、王回岗等处，□□□徵日（5 日）率县队及武装民兵数千进取老人仓，驱逐大桥之某部大本营，与之一拼死而后已”。

吴又于徵日（5 日）特致民政厅一电云：“职又（4 号）晨率常备二中队出城将某部‘扫荡’，并于石板集结武装民众数千分4 路向老仓进犯，经20余里之小战，某部节战节退，战至徵晨已停，职于徵日进占老人仓，某部伤亡数十，我常备二中队长吴均四战亡，重伤3名，某部张云逸、戴季英部计千余人退在三官集、大桥矣。”

由此看来；（一）驻大桥、三关集、老人仓、得胜集、王回岗等处之部队并非‘土匪’，而为新四军，且为新四军之大本营；（二）该县长率常备队两中队并集结武装民众数千‘扫荡’我新四军；（三）他分四路向老人仓进发，“且经20余里之小战”，我军是节战节退，该县长进占了老人仓，我军伤亡数十，我军张云逸、戴季英退至三官集、大桥。由此证明是该县长进攻我军，而我即在伤亡数十之后，仍不断思退，并不是我军进攻他们。

由此看来是忍着避开的。

又颜仁毅在第五战区第十二游击纵队司令部3 月7 日午后7 时定远参字第258 号命令说：（一）某部连日因友军之压迫，大部集结于大桥、王回岗、曹家岗、肖家墟一带，有向西、北两方突围模样。

（二）本部有堵截与清剿该部之任务。

（三）决以分进合击之处置“歼灭该部”，兹区命于下：1 、着第一支队（缺第二大队）附迫〔击〕炮2 门，以大桥为目标，以老人仓、大桥、马家桥3 点集合，职向南搜索推进；2 、着第一支队第二大队于老人仓附近地区选择据点分向东南两方面严密警戒，并掩护主力向前推进。

（四）第二支队（缺第三大队）附特务大队迫〔击〕炮2 门、重机关枪两挺，以王回岗、曹家岗为目标，该支队应作左侧之部署：A 、以第一大队沿胡村欧庄子之前前进……向谭家巷、王回岗之“股匪”严密监视。

B 、该支队长亲率主力沿张桥公路前进到达张桥后（子），即派一中队在张桥南端占领伏势村庄向江巷梁园方面监视，再将主力向东南之汤杨坊、大河庄挺进以进击王回岗“股匪”。

（五）王英珊大队控制于高塘铺附近。

由此看来：（一）我军是因友军之压迫（即指受李本一军之压迫）汇集大桥，并未向任何友军攻击（此事实关系第七团从滁县自动撤退至大桥附近与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口为避免冲突而撤退也），我们要继续向西北两方撤退而没任何进攻友军之表示。（二）颜仁毅游击纵队是要来“堵截”与“协剿”本军；（三）颜仁毅之目的是要“歼灭”本军；（四）颜仁毅之手段是以“分进合击之处口”向我驻大桥及其附近之指挥部及各机关攻击。

从这此文件看来，反共派顽回派是有计划的决心要消灭本军，毫无疑问，本军至此已不能够再行退让，如再退让，本军就只有死亡！因此，乃于3 月7 日对各路进攻我军之反共武装予以坚决的抵抗，乃将各路分别击溃，缴枪数百支，俘获数百人（向其解释口官兵，施行释放）。如是颜仁毅、吴子常等其势凶凶的反共头子，也只得抱头鼠窜，滁县之反共武装，也被我军全部击溃；有严重汉奸嫌疑之县长樊公纪也只逃之夭夭；南面的李本一也只能建筑工事，固守不出。我想这不过是给这些反共英雄们以小小的教训，他们反对我军第一个计划，已被打破了！

现在我军已停止反击，避免冲突，只要反共派顽固派，再不以武装进攻我军，则我军也再不向他们还击了，他们捎去与杀害我们之人员，我军当然希望释放与抚恤。本军在此异族敌人深入国土，民族危机深重之际，是绝不愿意向一切抗日父老磨擦的，只有在被迫不得已时才予以抵抗！这是我军一贯的主张。

但是，事情并不能就此了结，冲突似有再行扩大之势！被击退的反共派顽固派他们将要蒙蔽事实，造作各种报告，以便挑起更大之武装冲突。据闻，大别山方面已有大批正规军队动员，并向皖东开展；反共派顽固派也正在眉飞色舞，他们仍在做更大的计划企图歼灭本军于皖东。然而本军除一方面公布事实真相，并向各方面呼吁和平，请求和平解决外，对于从某方面而来之武装进攻也决不畏惧，本军只得准备一切抗抵对于我军之任何进攻！我们知道，在目前民族敌人深入国土之时，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赞助的！我军之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所以我们不怕反共派顽固派的任何进攻，也只有彻底击退反共派顽固派的进攻，抗战才能坚持，团结才能巩固，国家民族才能得救。否则让他们猖撅下去，统一战线就会在他们的挑拨之下破裂，抗战就不能坚持，中国就会亡国。

然而，我们是衷心诚意的希望精诚团结，抗战到底，我们前电请蒋委员长、李司令长官、白主任、李主席及其他各界领袖，呼吁和平，请求停止军事行动，一切问题均由和平途径商讨解决！因此，我们更希望各界领袖、贤明人士同声呼吁，化干戈为玉帛，固团结以抗战，则国家幸甚！民族幸甚！本军所求者为生存，为要有立足之地，为要能够坚持抗战，此外别无所求。我们相信：在各界同胞一致赞助，要求和平的舆论之下，冲突是能避免的！反共派顽固派是无从挑拨的！抗战是能胜利的！中华民族是一定要独立解放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新四军成立后，我在皖南军部担任参谋长。当时党组织在大别山有一个中共安徽省工作委员会，书记彭康，不久就改为鄂豫皖区党委，郑位三任书记。新四军在江北有一个第四支队，是由两支武装合并组成的：其第七团和第九团是高敬亭领导的原鄂豫皖中国工农红军第二十八军，第八团是周骏鸣从河南竹沟带来的原桐柏山红军游击队。

1939年5 月初，军长叶挺到江北来视察，于5 月中旬在庐江东汤池宣布成立江北指挥部，由我担任江北指挥部指挥，徐海东任副指挥（时在延安），邓子恢担任政治部主任，赖传珠担任参谋长，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7 月，以第四支队的第八团为基础，又成立了第五支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周骏鸣，政委郭述申。第五支队是我们独立自主搞起来的。

抗战初期，江北的地方党和新四军的关系是相互关系，不是领导和被领导的关系；地方党受长江局领导，军队受皖南军部领导。1937年以后，由于上海、南京失守，不少青年学生从城市撤退到农村，要求武装抗日。如果我们当时向敌后发展，这是一个最好机会。但是由于王明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强调发展武装要经国民党批准、承认。因此，虽然发展了一些武装，但都不是新四军领导的。其实，我们是完全可以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的，并不需要国民党承认，国民党也不会承认的，只要群众承认就行了。我到江北后，便将第四支队第九团、挺进团和游击纵队恢复起来，并扩大了游击纵队。但王明主张精兵主义，说一个支队只要两个团就够了。当时国民党安徽省政府主席兼二十一集团司令廖磊也说：“你们没有钱，兵要精，不要多”。在这点上，右倾机会主义者与国民党的观点是一致的。我曾当面驳斥廖磊说：我们的力量并不是多，而是少。你为什么要往大别山，而不到安庆、合肥去呢？蒋介石为什么要到四川而不到上海、南京去呢？这是因为你们的力量不够，怕日本打！由于东南局主要负责人什么都讲合法，怕破坏统一战线，所以皖南军部的武装一点也没有扩大。

在江北时，国民党无理扣减我们的弹药，我们就搞税收，还办了一个教导队，把干部训练一月或半月后就放出去搞武装。我们武装抗日是为了打败日本侵略者，为了无产阶级解放事业，虽然是国共合作抗日，但国民党始终是想消灭我们的武装力量的，我们要求得生存，磨擦是一定会产生的。我当时与东南局负责人争论说：我们现在之所以有磨擦，是国民党欺侮我们力量太小，什么事都还要向廖磊请求，如果我们的武装发展到10万人，那时国民党就不敢与我们闹磨擦了，什么事情还要反过来请求我们，不然他的省主席就当不成。

党中央的指示是要我们向敌后大力发展，独立自主地发动群众，扩大武装，建立根据地。但东南局负责人却要一切通过国民党，向国民党要委任状，不执行中央向东发展的指示，硬要把已到苏南的部队调回皖南。当时国民党为了割断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我们皖东的第四支队和豫皖苏边区彭雪枫的第六支队调到江南去。廖磊还无理限制我们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30里之内进行活动，企图借刀杀人，让日军打我们。当时我们没有接受国民党这个命令。针对这种右倾错误，毛泽东有过指示：对国民党不合理的命令，要进行抗议，不仅中央可以抗议，哪个军队都可以抗议，我曾故意对廖磊说：如果我们与日本打仗失败了，你当司令也不光荣。

以国民党的面目来进行革命，大革命时期我们搞过，但由于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只搞表面宣传工作，不敢争取领导权，同国民党右派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结果使大革命失败。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的正确方针是：坚持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又斗争又团结，以斗争求团结，采取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原则，达到团结的目的。王明只讲团结，不讲斗争，这是重复陈独秀的错误。他们害怕破坏统一战线，不敢独立自主地发展武装；建立抗日根据地。他们不了解抗战是全民的要求，不是少数人的要求。为什么蒋介石在表面上也要抗战？因为他也懂得，不抗战人民会起来反对他。毛泽东说过：人心向背，是革命成功与否的关键，右倾机会主义者就是看不到人民群众的力量。当时华中比华北的发展机会好，完全可以在华中敌后大力发展武装，建立根据地。但由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没有这样做，失去了在华中发展的最好时机。

1939年11月底刘少奇来到皖东后，右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才开始得到纠正。刘少奇来之后，传达了党中央的正确指示，批评了王明的“苦力政策”，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国民党的工具是极端错误的。他还指出，要抗战一是要有枪杆子，二是要有“家”——建立根据地，只有这样才能把群众发动起来。他还向江北的广大干部介绍了华北工作的经验，从而扭转了局面。

1939年12月，日军约有两三千人向我们发动“扫荡”，江北指挥部把第四支队全部兵力调上去反击敌人“扫荡”。我们的装备虽然比较差，但因为在战斗中采取了“敌进我退、敌驻我扰”的战术，战士们作战又勇敢，所以最后在全椒县周家岗一带粉碎了敌人“扫荡”，并乘胜追击到古河。在日军“扫荡”开始不久，驻古河的国民党专员李本一部队都跑掉了，我们占领古河后，李本一才敢回来。这一仗是随刘少奇从延安来皖东不久的江北指挥部副指挥徐海东指挥的，此战政治影响很大，给群众的印象很好。群众从国民党部队和我们新四军对日军“扫荡”两种不同的态度上认识到：新四军是真正打日军的抗日部队。

这一仗以后，在刘少奇领导下，我们在皖东地区进行了发动群众、扩大军队等一系列工作。邓子恢当时说：我们就是要发展“人、枪、款”。我认为是很对的，革命就是要建立武装、建立根据地，才能有立足点。自从刘少奇来传达了党中央、毛泽东的指示后，皖东的抗战局面才彻底打开。我们江北党和军队的同志都一致拥护刘少奇为首的中原局的正确领导。

1940年春天，国民党桂系军队在淮南津浦路西向我们发动进攻。我们调第四、第五两个支队主力在路西反击，从藕塘镇打到定远县城，先后建立起定远、凤阳、滁县、全椒、合肥、含山、和县等县政权。我们在路西反磨擦斗争正激烈进行之时，国民党江苏省主席韩德勤以10个团的兵力进攻半塔集，我方仅有五支队后方机关和一个教导大队及少量留守部队，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顽强坚持了一个星期。后来路西的主力调到路东支援，陈毅也派叶飞的挺进纵队赶来配合，打垮了韩德勤的进攻。这一仗是建立淮南抗日根据地决定性的战斗。战后，在路东先后成立了嘉山、来安、盱眙、天长、六合、高邮、仪征等县政权，自定远和半塔自卫反击战以后，桂系李品仙部再不敢轻易向我们发动进攻了。

各级政权建立以后，立即发动群众搞减租减息。津浦路东反动地主出自对新政权的仇恨，组织武装暴乱。当时来安县屯仓区我们的区长被地主杀死了。因为这关系到新政权能不能站住脚的问题。我们对反动地主武装进行了坚决镇压，把地主武装暴乱迅速地镇压下去了。

经过减租减息，广大群众发动起来了，群众组织扩大了，有了自己的政权作依托，很短时间内，新四军武装力量就得到了很大的发展，打开了华中抗日的新局面，在淮南津浦路两侧广大地区建立了淮南抗日根据地。

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在军事上必须研究的几个问题（1944年5月）

一、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问题从我们在华中敌后，开展抗日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任务基本上完成以后，坚持敌后游击战争的战略，即已经由战略进攻方针（即发展的阶段）转到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了（即巩固与坚持的阶段）。现在，为了大家了解怎样执行这一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我想把它讲一下，但又因为它与一般战略原则和抗日战略问题都有关系，故须先把一般的抗日的战略问题约略说之：（一）一般的战略与抗日战略（1 ）在一般战略中有战略进攻，亦有战略防御。但对进攻与防御的采用，并不是根据考察防攻本类利害多少凭主观愿望而选择，乃是估计敌我双方力量对比谁优谁劣而决定。如我强敌弱，而我欲达到消灭敌人，扩大自己之目的，则采用战略进攻；反之，我弱敌强，而我有拒止敌人，巩固自己之目的，则必须采用战略防御。这两种战略方针，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互相联系的。如在进攻中有防御，在防御中亦有进攻。譬如，我们实行进攻时，有突击方向和箝制方向之区分。突击方向采取坚决进攻的动作，箝制方向则暂时采取防御动作。我们实行防御之时，也有守备部队与突击部队之分。守备部队其任务为坚守阵地，而突击部队则待机进行反突击（进攻）。可是，进攻中的防御，防御中的进攻，都属于次要的与辅助的地位，亦是暂时的。这就是说进攻的防御是为着辅助达到进攻之目的，而防御中的进攻则是辅助达到防御之目的，二者不能机械的去看，亦不能孤立的去看。所有这些，就是一般战略运用中的基本原则。

（2 ）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我们领袖毛泽东同志在《论持久战》中早已英明的指出——是防御的，持久的，同时又分为退却、相持、反攻3 个阶段。现在已进到敌我相持阶段了。在6 年抗战过程中，事实证明了这一论断是完全正确的。此问题在《论持久战》一书中已有详论，这里不多说了。

在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所执行的战略问题，我认为亦可分为3 个阶段：第一阶段是战略的进攻（这仍属于整个抗日战略的局部进攻）；第二阶段是积极的战略防御（同整个抗日的相持阶段）；第三阶段是战略反攻阶段（同整个抗日战略的反攻阶段）。现在已经进到第二阶段了。这3 个阶段之间是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着，与整个抗日战略各阶段也都互相联系互相作用的。

（二）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什么我们目前在敌后所执行的战略，不是战略进攻阶段，已是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阶段。这种战略任务既不同于消极的防御，亦不同于单纯防御，更不是战略退却。它是在防御中，一方面善于拒止敌人，打击与削弱敌人。不仅军事上是这样，就是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也要采取各种办法，积极去破坏它，瓦解它。另一方面又要善于保存自己力量，加强与积蓄自己的反攻力量（军事上，政治上，物质上，都要如此），转变敌我形势，伺机反攻，消灭敌人。如果只要防御，不要进攻（反攻），或者只要进攻，不要防御，这都是不完全的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因为现在采用积极的战略防御，是为着将来待机大举反攻。但在条件未够，时机未熟，为着达到防御目的，亦必须采用部分进攻。二者要能互相联系互相变动的运用。至于如何变动，则是依当时敌我具体情况而来决定的。

我们正在执行积极战略防御的阶段。这一阶段，乃决定今后坚持敌后抗战胜败得失的阶段。能保存过去与现在所得的成就多少，能争取将来反攻的胜利大小，都由于这阶段工作的好坏程度如何而定。为着保证正确执行积极战略防御方针之实现，又必须坚决反对单纯防御的保守主义，同时又要反对盲目进攻的冒险主义。以上这些，就是积极的战略防御的主要内容，也是它的总方针。

（三）为什么现在要执行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呢因为目前坚持敌后斗争已进到第二阶段——积极的战略防御阶段，在这阶段中，如果不懂得采取积极战略防御方针，就不会适时的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向，也就不会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群众各方面作战略防御的准备——保卫根据地的准备工作。尤其军事部署，如一旦遇到情况新的变化——被敌人严重进攻的情况，将会惊慌失措，无法应付，这是非常危险的。

可是有些人说：我们在敌后是执行游击战争的任务，游击战争是采取进攻的，不应该采取什么战略防御，以使自己处于被动的不利地位。是的，游击战争一般的采取进攻，但这只是它的一方面。另一方面游击战争在某种条件下，也有采取防御的必要，如进行游击战争之时，每把游击地区分为主要与次要方面，在次要方面，常是采用迷惑敌人，牵制敌人的战法，这种战法则属于防御的，或者建立地方工作，与整训部队的时候，游击战争的活动，主要的也是防御。再就敌后抗战来说：我们在第一阶段所采取的是战略进攻，如从整个抗日战略意义上来说，还是防御的，因为抗日战略是防御的，这乃属干整个的动作而言，我们在敌后第一阶段所执行的战略进攻，应属于局部的动作，也就是整个战略的一部分。原则上部分的动作要服从整个动作，所以我们在敌后，第一阶段的战略进攻，应当为着完成整个抗日战略的防御任务。这就是对立底统一例子。但这又不能说我们在敌后所有游击战争的动作，都要样样服从于整个的动作，我们现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仍是在统一战略企图之下，独立自主的游击战争的总方针。

又有些人说：我们最初进到敌后开展游击战时，采取战略进攻方针，不是已经得到很大的胜利吗？假使现在要采取战略防御方针，则从前执行的战略进攻，不是错了吗？

不！我们在第一阶段所执行的战略进攻是对的，因为当时敌人正集中大兵向我正面进攻，敌后空虚，我有进攻的良好时机与胜利的条件。同时我为了停止敌人正面进攻，为了创造敌后抗日根据地，也必须在敌后采取积极进攻，牵制敌人，与打开新的局面，以达到我正面战略防御之目的与完成创立敌后抗日根据地之任务。因为这样，从前采取战略进攻是完全正确的。不过这还是指敌后战略进攻而言。如上面所说在全国抗战来看，这个敌后战略进攻，仍是局部的进攻，又是为着达到整个抗日战略相持阶段之目的（当然也是为着将来的反攻），不是整个战略进攻的。

现在的情况与过去不同了！过去敌人主要是对我正面进攻，现在是主要的转向我敌后根据地扫荡了。这是一方面。在另一方面，过去我们在华中敌后是大的发展游击战争，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时候，现在是开展敌后任务基本上完成，又转到坚持与巩固根据地的时候。因此，我们敌后执行的战略进攻方针，应暂告停止，即应该转到开始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了。只有认清这一方针，坚决执行这一方针，加紧准备反扫荡与反清乡，才能打破敌人的企图，才能够坚持与巩固根据地。如果没有根据地，就成为没有阵地的作战，结果将会失败的。

要知道，在敌我力量没有基本起变化以前，我们在敌后的战略进攻是有一定限度的，敌人的防守也是有一定时间性的。如果没有认识这点，会忘记了我们的战略是防御的，持久的方针，将会走入极错误的速战速决战略论中去。我以为我们在敌后有个别地区，不能坚持而失掉，就是由于只知道过去的战略进攻，不会相机的转到战略防御，同时也不能适时的部署战略防御的各种工作所造成的。所以这些都充分的说明了在敌后游击战争，只要进攻不要防御的见解，是错误的。

那么现在敌后游击战争，采取积极战略防御方针是根据什么条件呢？它是根据下面的几个具体条件：（一）敌人对我全面战略进攻业已停止，现在采取保守其占领区的方针，因此估计敌人对我敌后军用抗日根据地的进攻，将是必然的，并且现在敌人已开始这样做了！但敌人这一企图是很难做到的，因为他兵力不足，我国幅员广大，它并不能处处进攻，亦不能处处驻守，更不能作永久的扫荡与清乡与永久驻守很多地方。同时敌人进行的是侵略的野蛮战争，在政治上处于寡助，没有得到国际国内人民的同情，尤其被占领区人民的不同情，因此敌之力量是向下的，它是越打越弱的，最后必然失败的。

（二）我们在敌后发展的任务基本上已完成，现在主要的是粉碎敌人的扫荡与清乡，保存与巩固根据地和军队的时候，不是继续战略进攻的时候了。目前我之力量虽处于劣势，处于被进攻的地位，但我有击退敌人完成战略防御之任务，同时我所进行的是保卫祖国的正义战争，在政治上是占绝对优势的，有广大人民的积极赞助与参加，又有国际爱好和平人士的同情，特别沦陷区人民对敌人的仇恨，对祖国的关怀，热烈的赞助我们。因此我们力量是向上发展的，是愈战愈强的，结果胜利是属于我们的。

（三）我们总的任务是继续坚持敌后抗战，完全巩固根据地，聚集力量，准备反攻，这是互相联系的三位一体的任务，不能孤立的去看（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决议）。在目前情况下应该以巩固与坚持根据地为中心，因为根据地能够巩固与坚持才能继续坚持抗战，才能保存与聚集力量，准备反攻，以取得最后抗战胜利。如果根据地不能坚持与巩固，新的力量就无从准备，即原有力量，也难保存，而没有力量，就谈不到巩固根据地与坚持敌后抗战，更谈不到取得反攻胜利了！所以目前必须动员一切力量，首先要完成坚持与巩固根据地之中心任务。

由上述情况与任务来看，如果我们完全采取战略进攻，不转到战略防御的话，那就会实行过早的与敌决战，这是不对的。反之，完全采取消极的战略防御，实行退却逃跑，放弃根据地，则更是错误。现在坚持敌后斗争，只有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的正确方针，才能完成总的任务。

（四）怎样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呢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任务，就应从以下几方面去做：第一，要在思想上一致，这就要做到全体干部与军民都认识积极战略防御方针，乃现阶段坚持敌后抗战的正确方针，只有坚决执行这一战略方针，才能完成巩固根据地之任务，同时又要认识这样的战略防御是处在敌强我弱形势之下执行的，为一种极困难极复杂的事情，如果粗枝大叶，出于主观卤莽态度，则必致于偾事，务须细心多方研究，有了认识一致，思想一致，才能共负艰巨，达到积极战略防御的任务。

第二，要有正确的军事动作，依我各根据地目前的情况，其一般的动作应该是：（一）划分游击区与准备战场和后方：甲、划分游击区：应把根据地周围，划成为若干个游击区（大的可再划分为若干小的），就地坚持，就地游击。这些游击区的划分须依敌我情况，以及地形交通等条件而决定。但每一个游击区，都要对着一个或一方面的敌人游击活动；又要依地形状况及河流、铁路、公路等交通线状况划分。一般的划法就是把交通要线与战略战术上要点，应划归一方负责，不可把它划为分界线，以免发生两不管现象，造成空隙为敌所乘的危害。

乙、准备战场：为什么要这样呢？主要是为着便于游击（伏击、袭击、扰击等），其次是运动战之用一般的选择地点，多在估计敌人可能来的方向去准备，并要在地形与群众条件利于我，不利于敌的地区，最好每个方向要准备2 个以上的战场，便于机动。至干部队的位置，亦须预先准备，它的位置通常选择在各战场之间（或附近），以及封锁消息，部队运动通讯联络宿营供给等都便利的地方，也要准备两个以上的位置为好。

丙、准备后方：对后方所在地的准备，应该群众条件好，地形好，交通不便利，敌人不甚注意的地方选择，并须准备不大转动的（负伤员与物质）与时常行动的（后方人员）两种，每种多准备几个，以便分散隐藏及通常移动，这些后方不仅大的游击队要准备，就是极少的游击队也要准备必须的隐藏地。

（二）游击部队与侦察通讯的组织：甲、各游击区的部队组织，应有游击兵团（大的游击队）、基干队、便衣工作队、便衣侦察队（班）、通讯队（班）等，这些部队主要重质不重量，愈精干愈好，特别是基干队与便衣队尤要着重于政治上巩固与坚强，因为他通常分散独立活动的。

乙、侦察组织是军队的耳目，也是指导战争者不可少的东西。除武装侦察组织外，还要有秘密的侦察组织，这个组织应分为军事的（战略战役战斗等侦察）、政治的（政治设施经济政策……侦察）两种组织系统，并组成侦察网。它是由根据地最高指挥部拟定总的计划，转令各游击区分别执行。这一工作，不仅军事机关做，还应动员全根据地游击区党政军民各组织去做，更加保证情报灵通。

丙、通讯联络的组织，在游击战争中通讯联络是保证领导与指挥顺利的最重要工具，也是保证战斗胜利的主要武器之一，必须把这件事办好。因此各游击区与中心区之间，前后方之间，游击区相互之间，游击队与主力之间，各游击部队相互之间，均应设立公开通讯站，同时又须设立秘密通讯站（要可靠人员做）并准备两条以上的路线（平时不利用，只在战时用）。

（三）部队一般的活动方针：甲、在敌人未扫荡（清乡）前游击部队活动的方针是向边区敌占区开展游击战争，在军事上打击敌之出扰部队与特工，同时对敌侦察警戒，在政治上展开政治攻势，宣传与组织群众，培养新的游击队，加强敌伪军工作，军事活动应以服从政治活动的一般原则。

乙、在我根据地周围之敌（据点与部队），对我威胁甚大者，只要有机会与可能，必须集中力量消灭之。如对我威胁不大，攻亦不易者，暂不取硬打的办法。但对其出扰部队，必须坚决打击之，以遏其锋，各根据地与各游击区指挥部，应依此方针，定出具体活动计划，使各部队相互配合，共同指定方向活动，求得协同动作。

丙、当敌向我根据地扫荡（清乡）时，我们的动作方针是要各根据地的指挥部，即依当时情况，来估计和下决心适时订出作战计划，规定各游击部队主力部队新的任务及主要动作，使其依照执行，以免混乱。

各游击区的部队活动，仍执行就地坚持，积极游击的原则。并相机向敌占区或敌背后动作牵制与迟滞敌之前进。在必要时，抽调一部协同主力作战。

主力部队的动作，是决定根据地的存亡得失与否的，其作战的主要动作，是在被动中求主动，在防御中寻求进攻（反攻），从战略的内线作战，求得战投战斗的外线作战。如果没有胜利的把握则不打，敌情未明，时机未到不打，硬拼消耗不打，反之，我主力自己有准备而又有胜利把握时，则必须坚决打击之，因为打胜仗根据地可保，否则根据地必遭损失，正因为这样，所以我们要对退却逃跑的避战及漫无计划的浪战两种倾向作斗争。

要采取以上所说的动作，必须不断的研究当时当地的具体情况及机动运用之，不能久停于一套办法。如在反扫荡中最主要的有两个动作，我们指挥员应该慎重考虑的：（一）是怎样打敌人。在未行动之先，就要想到那个敌人好打，那个不好打，需要多少部队打和派那个部队打。如果实行打的话，应该在什么地方？什么时候打？采取怎样打法，打胜了或打败了又怎样办？要是敌我对峙着又怎样办呢？这些，都是需要思想上预作准备好。

（二）怎样转移部队。在未转移之先，就要想到转移好，还是不转移好？要转多少部队呢？除留坚持部队外，那个部队需要转移和转移到什么地方去？要经些什么路线？甚么时候走好？又甚么时候可到达目的地呢？如都想好了又准备好了，这才下决心转移。同时，又须想到如果情况变化了怎样办？路上遇到敌人又怎样办？这些都需要思想上预作准备的。

第三，要积蓄自己力量：（一）首先要加强军队战斗力。凡脱离生产之武装，无论主力军或地方军都要精干，军事政治都须强，做到以一人当10人，以10人当百人之用。

我记得过去红色游击队有许多队员在行动中，他是战斗员也是指挥员，同时又是宣传者与组织者。他不仅懂得与敌人作公开斗争，还懂得与敌人作秘密斗争，样样都很坚强。现在我们如要求每一个战士都做到这样，除一般进行军事政治训练外，特别要抓紧干部教育，因为干部是部队骨干，如干部强战士一定强，其教育方法是：一面总结每一个战斗与工作的经验教训实际教育之（主要的）；一面利用战斗间断中经常教育之，同时又要办学校与训练班，进行比较更有系统的教育，提高干部质量（不仅部队干部如此，其他干部也如此）。

（二）储蓄群众武装力量。在根据地的民众和武器，都要组织在民兵（自卫中精壮的）与自卫军中，作为坚持根据地的主要力量之一（军事建设杂志中有民兵专论，这里不重谈）。但民兵的教育内容在军事上只教以简单的军事知识——如打枪、打手榴弹、侦察警戒、行军、宿营、伏击、扰击时的动作，在政治上是主要的以民族的、民主的、生产的、阶级的教育。这些教育如果只讲空洞理论，不讲实际生活内容，则将收效极微，必须把它本身所获得的利益与他现在和将来所负的政治任务联系起来讲，才能启发其觉悟与认识。这就是大处着想，小处着手的做法。

这样群众力量，不仅在根据地游击区内要广泛的组织，同时还要积极的向边区敌占区，利用各种方法与方式繁殖起来，这对将来反攻有莫大的作用。

（三）实行党员军事化。我们党——中国共产党，是领导中国人民为解放斗争最进步最正确的政党，现在，正负责领导全国抗日的伟大责任，为了将来领导更众多武装人民开赴前线，大举反攻，即必须许多善于武装斗争的党员，作为人民的领导者，才能指导取得反攻胜利。如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实行党员军事化，因为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斗争主要法宝之一，如果不懂得武装斗争，我们无产阶级就没有政治地位，中国革命就不能得到彻底的胜利。

（四）准备大量资材。现在战争的胜败，不仅看人力之多寡，还要看物力财力之充足与否而决定的，特别是我们持久抗战中更应看他为重要。因此我敌后各根据地，对于军用资材，必须有计划的生产（兵工粮服必需品等），适当的配备，并尽一切可能求大量蓄存，如资材越多，取得抗战胜利亦愈大。甚至节省一钱一物，对于抗战贡献都有意义的。

第四、动员一切力量来配合，因为游击战争不仅完全依靠军事动作（当然这是主要的），同时还须要各种方法与方式斗争来和他相配合。如在政治上有公开的政治斗争，又有秘密的反奸细斗争；在经济战线上，一面加强生产，一面又要打破敌人的经济封锁及其种种的阴谋诡计作斗争；文化战线上，不仅从思想上教育自己，还要从思想上来打破敌人，瓦解敌人；群众工作上除平时有组织的共同动作外，战时亦要有民兵协同作战的配合。所有以上这些配合，又赖于党政军民各部门动作的一致。如果要工作上互相协调一致，先要思想上取得认识一致。这样动员一切力量，运用一切方法，善于从各方打击敌人，即可完成积极的战略防御任务，达到最后战胜敌人，保存自己之目的。

我讲以上这些，是依据我所知道的材料而讲的，仍希望同志们多多研究，以充实今天我们执行的积极战略防御的具体内容和机动的动作，这对于学习与坚持敌后抗战，都是有帮助的。同时更要我们在每一次新的战役战斗中不断的研究战争的新经验，学习这些经验，不断地提高自己的战略战术的新知识。因为现代的战争发展，是与时俱增的，尤其是我们现在坚持敌后的抗战是复杂与艰巨的，如果我们老是一套，停留于一个地方不动，没有力求进步，没有随着情况的发展而求日新月异的作战方法，想战胜我们的敌人，一定是困难的。所以我们要一致奋起努力学习，共同努力学习！

二、坚持与转移问题为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必须研究和了解坚持与转移的动作，它是实现积极战略防御方针的主要问题，我想分为：一、什么是坚持；二、什么是转移；三、坚持与转移的联系怎样；四、为什么要坚持与转移；五、怎样坚持与转移；五个问题来研究。

（一）什么是坚持所谓坚持，在战略上说，是坚持华中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也是坚持全国抗战。在战役上说，就是坚持根据地中那个或几个地区。在战术上说就是坚持某阵地某战线而言。坚持的主要内容，包含有坚持阵地，打破敌人，适时转移3个动作。这是三位一体的动作，是互相联系与作用着，不是完全分开的。如果做到坚持原有阵地，必须打破敌人；要打破敌人，又须适时由内线转移到外线作战，也只有适时转移到外线作战，才可大量破敌；有大量破敌，才可保持阵地。如果只要一个或缺一个动作，都是不完全的东西，所以必须具备坚持阵地，适时转移，打破敌人3 个动作，又要联系起来运用，才是真正的坚持方针。

（二）什么是转移所谓转移，就是由此地转移到彼地。在战略上说，是由此根据地转移到另一根据地；在战役上说，是由此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在战术上是由这一阵地转移到另一阵地，或由这个战线转移到另一战线而言。转移的具体内容也是包含有适时转移，打破敌人，坚持阵地3 个动作。这些具体内容都是相互联系不是孤立的。如适时转移，是为着打破敌人，打破敌人又是为着坚持阵地，要坚持阵地，必须打破敌人，要打破敌人，又须由内线作战适时转移至外线作战。如果只要一个或缺一个动作，都是不完整的东西。所以必须具备上列三个内容，又要相互联系运用，才是完整的转移。

现在我们各指挥员，主要是首先研究与了解战役上与战术上的转移，为目前所使用，其次再研究战略上转移。这并不是说战略转移不重要，相反的，它是关于全局的问题，非常重要的。这种战略转移，通常是由军部决定，不是由各地区自行决定的（只有特别情况时则在例外）。

（三）坚持与转移的联系怎样任何事物没有互相联系，则不能起作用。但它的相互联系，又有主要与次要之分，不是完全一样的。所有事物既是如此，坚持与转移也是如此。为了懂得运用坚持与转移的动作，就必须研究它的联系问题。它的联系又是怎样呢？

如当在我们坚持某一阵地的时候，就要一方面积极的主动的部署各种坚持工作，另一方面亦要有转移的打算，以免无备之患。如果只照顾坚持一方面，而没有照顾到转移之准备，一旦遇到情况变化，将会处于被动与混乱的状态，甚至有受莫大损失的可能。如道了大的损失，则阵地亦难坚持了。因为这样，在情况有新的变化之时，只有适当将主力转移，保存力量，有力量才可乘机破敌，才可坚持阵地。所以坚持必须联系转移，才可达到坚持之目的。

如当在主力部队由此地区转移到另一地区的时候，也须一面作转移的部署，同时又须以一部坚持原阵地作为转移配合，才可获得转移的成就。如果只照顾转移一方面，没有照顾到坚持一方面的部署，结果成为无目的之转移，这样就会把阵地失掉，再图恢复，已不容易。此时只有适当部署坚持，才是正确的转移。所以转移也要联系坚持，才能达到安全转移之目的。

上面已说明坚持与转移的联系了，但这些相互联系不是把二者并列为一样的，而是有重要与次要之分。如现在我们执行坚持根据地任务之时，应以坚持为主要的，转移为辅助。因为转移是为着坚持而服务的。但在另一种情况下，主力部队需要转移之时，则应以转移为主要，坚持为次要（暂时的），因为此时坚持主要是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同时亦有坚持阵地之任务。这就是坚持与转移，又有互变其主要与次要之作用。它的互变，是看当时具体情况的变动而决定，不要预先想好的。

（四）为什么要坚持与转移呢我们有巩固敌后根据地，继续坚持敌后抗战之任务。而敌人正加强扫荡我根据地，企图巩固其占领区。在这情况下，我们为着粉碎敌之企图，完成上述任务，一定要采用坚持的动作。

可是敌军现仍强大、又处于外线作战优势的地位。它持这优势，采取分进合击我军和根据地；而我军力量现尚弱小，又处于内线作战的地位，但我占有政治上优势。在这情况下，我为着打破敌之企图，争取坚持之胜利，必须运用各个击破的战法。运用战法，一定要主动的由内线作战转之外线作战，因此又要采取转移动作了。

这就是主客观需要坚持与转移的根据，不是单凭主观愿望决定的。

（五）怎样坚持与转移呢第一，要有正确的作战指导。战略的指导在上面讲执行积极战略防御方针时已说了，现只说战斗指挥的一般办法。战斗指挥必须有主动的计划周到，准备充分，严守秘密，突然动作，特别是指挥员要不慌不忙，看清情况，寻求良机。如发觉对敌不利对我有利的地方，应即乘机以我之利击敌之不利，并积极扩张我之有利敌之不利，而至战胜敌人为止。如果粗心大意，不问情况，不择时间，单凭自己想打就打，想走就走，结果会吃大亏。或者犹豫不决，模棱两可，想打又不下决心打，想走又不下决心走，这更是有害的。

因此，我们现在坚持某地区的时候，或要向某地区转移的时候，凡吾指导作战的各级指挥员（政委）就要精密考虑与切实把握有利情况，有利时间，有利地形与道路，不失时机的确定坚持与转移的决心，采取坚决的动作，否则，欲达到坚持与转移之目的是很困难的。

要知道坚持敌后根据地的斗争，我军在战略上是处于内线作战，但在战役战斗上我要力求外线作战，并采用各个击破之方针，才能战胜敌人。因此我军在根据地内坚持之时，各级指挥员尤其直接指挥作战的指挥员，必须预先想好准备好两套办法，一是准备以主力坚持，一部转移，一是准备一部坚持，主力转移。这两套办法的运用，是看当时当地敌我实际情况决定，应用那一套即用那一套（当然还要略加修正与补充），其他一套作为应付新情况之准备。

那么，在什么情况下以主力坚持一部转移呢？又在什么情况下以一部坚持，主力转移呢？要在什么时机转移呢？这是、由当时敌我的具体情况决定，不能预先想好的。但一般来说，如在敌人来向我进攻之前，我多以一部兵力向边区及敌占区游击活动。主力则在根据地整训和准备各方面的工作，或是对我进攻之敌兵力不大，我有把握在原地区战胜敌人之时，则以主力坚持原地，伺机破敌，只以一部转向边区及敌占区活动，牵制另一方面敌人，或威胁敌人之侧背，配合主力作战，这就是主力坚持，一部转移的办法。如果在敌人大举向我根据地进攻之时，估计敌人兵力强大，我主力难于在原地坚持活动的时候，在战役初期，则应避免过早与敌决战，而适时将我主力转移到原地区（敌企图合击地区）以外活动，待机破敌，只留一部在原地区与敌游击，坚持原地，并能配合主力回击敌人，这就是一部坚持，主力转移的办法。

至于转移时机的选择，在内线作战一般的动作，通常是选择在敌人已分进将到合击线（就是利害分界线）以前的时机为宜，如过早转移，各路之敌尚未分进，则我之企图已先暴露；如过迟转移，各路之敌已合拢来，则我地区狭小，又不能周旋，都是不利的。

然而转移时机的选择得宜，即由于努力搜集情况的精密研究情况，正确判断情况而来的。因为这样，我们指挥员如欲求得坚持与转移的动作运用自如，即应该以搜集、研究、判断情况为最重要的问题了。如果不这样，将会被危险不利的情况所吓倒，被复杂、似是而非的情况所迷惑，亦会为可以克服的困难所沮丧，为不应摘取的小利所引诱。所以不贪得，不喜功，败不馁，胜不骄，审情势之趋向，见良机而动作，老成待重，胸有成竹，此乃我们指挥员指导坚持与转移动作的原则，也是正确的态度。

第二，要有根据地各种工作配合。为着保证坚持与转移动作做得好，不仅依靠作战指导的工作（当然是主要的），还要依靠根据地各种工作的配合。如果没有群众热烈的参加，没有军民的合作，没有民主政府的协助，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没有党政军民的团结与共同协力，欲达到坚持与转移的任务是很困难的。因此，我们就要加强根据地的工作，首先是群众工作，民兵工作，生产工作，以及民主政权，经济建设，文化教育等工作，一致配合起来。只有这些工作做得好，配合得好，则坚持根据地动作，或转移地区的动作，就会便利了。

第三，要有敌占区的工作。这些工作主要是在政治宣传上，尽量暴露敌人的滔天罪恶，揭破敌人的种种阴谋，同时宣传我必胜，敌必败，以动摇其人心，瓦解其组织，争取其群众。在经济斗争上，要极力破坏其经济设施与封锁，并煽动其人民起来反抗抽捐抽税，同时加紧我根据地的禁粮出口工作，以断绝其粮源，混乱其秩序，为达到上述目的，必须有公开与秘密的各种各样的斗争配合。如果把这工作做好，对我们与敌斗争有莫大作用。

所讲这些，就是执行坚持与转移的一般办法，现在举例来说：在1943年春季，我三师在盐阜区反扫荡之时，当反扫荡初期，敌人以万余之众，疯狂的分向我根据地进犯企图找我主力决战，消灭我军与根据地。在这情况下，我三师领导同志，即决心以我主力分向淮海与盐东转移，避免与敌过早决战，只留一部主力配合地方武装分散就地坚持游击与敌纠缠，一面保持阵地，保护民众，一面牵制敌人，掩护主力安全转移，亦为将来配合主力回头破敌。至反扫荡中期，敌人分散建筑据点，并开始撤退的时候，我三师即集中力量回击敌人，打下陈集、八滩，攻克东沟、益林等地，恢复我原有地区。从此来看，在敌集中力量大举扫荡初期，我主力必须适时转移，暂避决战保存力量。但这时转移，并不是单纯为着避免决战，保存力量而转移，正是积极为着打破敌人与坚持根据地而转移的。同时亦须有一部就地坚持游击配合，否则不能达到坚持之任务。假使我三师采取单纯坚持或单纯转移，没有把这两个动作联系运用，则我三师部队与盐阜根据地可能受到大的损害。相反的，这次反扫荡得到胜利，主要由于我三师各领导同志善于把握坚持与转移的战术，以及运用其他战术的结果。

根据这次我三师在盐阜区反扫荡的战例，已可证明在敌后斗争中，如我们同志能够学会正确灵活的运用坚持与转移的战术和其他战术动作，最后歼灭敌人，达到坚持根据地与保存力量是有充分可能的。

三、隐蔽与暴露的动作问题为了坚持敌后抗战，为了实现目前积极战略防御的方针，以达到坚持根据地的目的，又必须研究隐蔽与暴露的动作，因为它也是坚持游击战争中的主要问题，我想分为3 个问题来说：一、隐蔽与暴露动作的作用怎样？

二、隐蔽与暴露动作的联系怎样？

三、怎样运用隐蔽与暴露的动作？

（一）隐蔽与暴露的作用怎样隐蔽是为了秘密自己的力量和行动企图，蒙蔽敌人，遮掩自己，使敌人视听不灵，失去其侦察情报的作用，不能发现我之目标，如在“迷魂阵”中，莫知所向，而陷于情况不明的困境。我们若能很好的隐蔽了自己，则在情况紧张时，或大敌进逼时，可以保存我之力量，不致遭受不必要的损失，同时也能使我之行动自如，获得在隐蔽中争取我之行动的主动。

暴露是为了使出自己的力量，来打击或消灭敌人；以我之暴露来暴露敌人，支配敌人的行动，求得争取战斗或战役的胜利。在必要使用暴露时，其动作应如急风骤雨般，出敌不意，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使敌人促不及防。若我之暴露的时机适宜，动作积极，则可以主动的有力的打击敌人，威胁敌人，同时又因我暴露的时机倏忽不定，出没无常，可以迷乱敌人，使其莫知所措，而陷于处处受我牵制和支配的被动地位。

（二）隐蔽与暴露动作的联系怎样隐蔽与暴露的动作，本是两个东西，但又不是绝对分开的，而是相互联系和作用着的，如在执行隐蔽的动作中，常有暴露的动作配合，在执行暴露的动作中，也有隐蔽的动作配合，如果只要隐蔽动作不要暴露动作，或者只要暴露动作不要隐蔽动作的话，都是不对的，和不完全的。但是在隐蔽中的暴露动作，及在暴露中的隐蔽动作，都是居于配合的服从的地位，前者应该为主，后者应该为辅，不能等量齐观，同时并重。关于隐蔽与暴露的联系就是这样。

（三）怎样运用隐蔽与暴露的动作在一般使用这两个动作，对自己是多用隐蔽动作，对敌人则是力求暴露其动作，并常以我之隐蔽对敌之暴露（如伏击敌人），也有以我之暴露对敌之隐蔽（如武装侦察搜索等），但不是绝对分开与固定的运用，而是有联系有变动的运用。如当我采用隐蔽动作时，不是单纯的顾到部署隐蔽动作，还要注意暴露动作的配合；同时，当采用暴露动作时，也须顾到隐蔽动作的配合。如这里隐蔽我主力，同时又在那里暴露我一部力量，迷惑敌人，以掩护我主力安全隐蔽，这就说明了隐蔽动作须要与暴露动作联系配合运用，才能达到隐蔽之目的。又如在伏击敌人时，它在未暴露之前，是极秘密的埋伏着，待敌人进入我埋伏圈，即以迅雷不及掩耳的动作，如狂风暴雨般打击敌人，这又说明了暴露又要与隐蔽配合运用，才能达到暴露之目的，二者都不可偏废的。

同时当使用这两个动作的时候，不是依靠考察其本身利害，从主观愿望出发来决定，而主要是应经过详细研究当时敌我力量对比，以及地形、时间、天气等条件谁优谁劣，又根据自己所负的任务，综合判断而决定使用隐蔽动作抑是使用暴露动作，并不是机械不变的东西。

现在坚持敌后抗战的第二阶段中，对于隐蔽与暴露的动作，更有研究它的重要性，因为我军所采取的动作，主要是根据游击战争的总方针，我们游击部队的活动，常常采用忽然暴露忽然隐蔽的动作，以迷惑敌人，打击敌人，和保存自己，所以我们每个干部都要学会这两个动作，尤其要学会这两个动作的相互配合运用，才会把游击战争打得更好些。

如在敌人向我根据地扫荡的时候，它每每采用分进合围的战术，我们亦时常运用一部，分途牵制其数路，集中主力突击其一路，以各个击破它，这个战法，在牵制方面的各部队，就要到处扰乱、迷惑、引诱、消耗敌人，以阻滞它的行动，使它不能齐头并进，想做到这点，必须懂得使用暴露的动作。在突击方面的主力部队，就先要选择良好的地形，秘密部署，适时出击，突破敌人，想做到这点，又须懂得使用隐蔽的动作，更要懂得把这两个动作统一运用起来。又在强大敌人攻入我根据地寻求我主力决战的情况下，我们为暂时避免不利的过早决战，有时采用隐蔽的动作，把主力转移隐蔽于适当地区，伺机破敌，也有时采用暴露的动作，把主力转移到敌人后方去积极打击它所必救的地方，威胁与引诱敌人离开我根据地，这就是“围魏救赵”的战法。以上这已够说明，在坚持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斗争中，都要求我们学会把握隐蔽与暴露的动作。

总之，不管隐蔽动作也好，暴露动作也好，都要为着打破敌人，保存自己，以达到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储蓄力量，准备反攻之目的；如果不为此目的而隐蔽或暴露，便是无的放矢的盲动，因此你们使用这两种动作的时候，必须反对躲避斗争的埋伏主义，也要反对耀武扬威的冒险主义，只有坚决反对这两种现象，才能保证正确执行隐蔽与暴露的动作。

兹再举最近的战例来说，如民国31①[ 即公远1942年。] 年冬，我四师在淮北反扫荡战役中，曾经采用隐蔽与暴露的动作，最后击退敌人，保卫了我淮北根据地。当在11月14日夜，我四师党的军政委员会，对反扫荡战役讨论决定的作战方针是这样：第一步主力跳出敌合击圈到适当地区隐蔽，以一部配合地方武装就地坚持与敌纠缠。

第二步主力转移于敌之翼侧或后方，协同我敌后部队（如宿东区睢铜）打击敌人实行破击战。

第三步如敌伪建立据点，则制造并找寻其弱点而集中袭击拔除之。

我四师负责同志能正确的决定这些方针，就是善于灵活运用隐蔽与暴露之动作，同时它的各级干部在反扫荡战役中，又能切实执行这个方针。如第一步把主力不失时机的跳出敌合击圈，转移到隐蔽地区；第二步又不失时机的把主力暴露于敌后进行破击战，威胁与吸引敌人撤退；第三步亦适时的暴露主力，坚决打下敌新占之青阳、金锁镇、马公店诸据点。在此战斗中又赖我英勇的指战员努力奋斗，和有群众的配合作战，终于12月15、16两日，敌人分途败退，我军乘胜追至泗州城下，敌人一场大的扫荡遂告粉碎。我被占阵地（青阳、金锁镇、马公店诸大市镇）也告克复，这次反扫荡我们是赢得胜利了。

由这战例的主要动作来看，已证明了在反扫荡的战斗中，如果我们能够学会把握游击战争中正确的隐蔽与暴露动作，以及其他战术诸动作，最后是可以战胜敌人，达到坚持根据地与保存力量之目的。

四、集中与分散动作的问题在坚持敌后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游击战争中，对于集中与分散的动作，是经常要用的，如弄不清这问题，就不会掌握“坚持与转移”的动作，亦不会掌握“隐蔽与暴露”的动作，更不会执行积极的战略防御方针，所以我们每个干部必须了解这两个动作，现在我只提出4 个问题来研究：一、为什么要集中动作？

二、为什么要分散动作？

三、集中与分散动作相互联系怎样？

四、怎样使用集中与分散动作？

（一）为什么要集中动作所谓集中动作就是集中自己的一切力量向敌人施行有效的打击，为什么要集中动作呢？因为我们在打大仗的时候，经常都是使用很多的兵力于主要决战方向，才能够迅速获得战斗的胜利，所以要集中的动作。现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我各游击部队，亦常是分散活动，如果老是这样分散在各地，没有轮流整训，既不能大的打击敌人，又妨碍部队进步，因此集中动作，不但是作战需要，就整训来说也是需要的。

（二）为什么要分散动作所谓分散动作，就是把自己的部队分散于各地向敌活动，为什么需要分散动作呢？因为现在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斗争，是处于敌人四面包围中进行的，我们为了牵制敌人，疲惫敌人，引诱敌人，而便于各个击破敌人，则常采取分散活动，或是在做地方工作的时候，亦采取分散游击掩护工作，所以必须要分散的动作，就是在集中打仗或集中整训的时候，也要派一部分散动作，担任对敌人的游击侦察警戒，才能保证集中动作之安全，这样看来，分散动作也是在军事斗争上不可缺少的动作了。

（三）集中与分散动作相互联系怎样集中动作是为了打大仗，分散动作是为了打小仗，但是打大仗要有打小仗的配合，才能取得胜利，而打小仗也要有打大仗的打算，才能大量破敌，二者是有一定联系的，不是孤立的。因此在打大仗的时候，不单是照顾到集中动作方面，还要照顾到打小仗的分散动作方面；在打小仗的时候，亦不单照顾到分散动作方面，还须照顾到打大仗的集中动作方面，如果只有集中动作不要分散动作，或只是要分散动作不要集中动作，都是片面的，不是完全的东西。这两个动作虽有相互联系，但它的相互作用不是一样的，从一般战争来说，集中动作是主要的决定作用的，分散动作是次要的辅助作用的，但在另一个条件下，分散动作也是很重要的，如游击战争中分散动作，经常站在主要地位，并不是固定不变的。

（四）怎样使用分散动作与集中动作从一般军事斗争来说，在大的进攻敌人的时候，多用集中的动作，在防御敌人前进的时候，多用分散动作，在游击战争中，亦多兼用这两个动作。如敌人分散行动时，我则使用集中动作，以打击敌人，围歼敌人，如敌人集中行动时，我则使用分散动作，以扰乱敌人，牵制敌人，疲惫敌人，寻机打击敌人，求得达到逐渐削弱以至打破敌人之目的，这就是集中打敌分散游击的办法，也就是以我之集中对敌之分散，以我之分散对敌之集中的游击战法。但这些战法的使用，不是依据考察它本身的利害得失与主观所想以决定，而是正确估计当时当地敌我的一切情况，对比孰优孰劣决定的，并要互相配合使用之。

当在敌人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扫荡或清乡）之时，如我们估计敌人力量不强，又是分散进攻联络困难的时候，有利于我破敌之条件，同时又估计自己的力量及地形、群众、时间等条件亦有战胜敌人的可能，此时则应采取集中动作，以我之强大的兵力迅速围歼敌一路或一部，并继续各个击破敌人，粉碎敌人的进攻。但次要的各方面亦须以小部兵力游击，箝制敌人，配合主力作战，以保证我主力对敌集中打击之顺利进行。

假若向我抗日民主根据地进犯的敌人力量很大，而我的兵力弱小的时候，但我有坚持抗日民主根据地的任务，此时我军则应采用分散动作，并配合地方武装和群众等力量就地游击，就地坚持，以分散敌人，诱惑敌人，造成敌人弱点，如一发现敌人这个弱点，即应抓紧时机迅速打击敌人，求得逐渐削弱敌人的力量，集小胜为大胜，改变敌我的形势，再图大的破敌，巩固根据地，这就是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主要斗争的动作。

又就“坚持与转移动作”，和“隐蔽与暴露”动作来说，这些动作有时以集中动作行之，也有时以分散动作行之，那么在什么条件下才集中动作呢？又在什么条件下才分散动作呢？这是应该看当时当地敌我兵力大小与强弱，情况的缓急，地形的好坏，居民的影响，时间的多少，以及我的任务诸条件加以正确的估计，与双方利害得失的对比，谁多谁寡，用实事求是办法来研究判断，然后审情决定，不是预先想好的，兹分别叙说之：在实行坚持动作时，如敌人强大，情况严重，地形与居民也好，时间亦许可，而我不求或不宜与敌过早决战的条件下，则应采取分散动作，与敌游击，坚持根据地；相反的，敌人不很强大且又分散，情况不很紧张，地形与居民亦不坏，而我有歼敌之时机与条件下，则应采取集中动作，乘机破敌，达到坚持根据地之任务。

在实行转移动作之时，如敌人兵力强大，情况紧张，地形、时间、居民均不许可，我的兵力较大，目前又无打敌的机会与条件下，则应采取迅速分散转移的动作；相反的，敌人兵力不甚强大，情况和缓，地形、居民、时间均许可，而我又有破敌的机会和条件下，则应采用集中转移的动作，寻机破敌。

在实行隐蔽动作之时，如敌情严重，地形、居民、时间皆不适宜，而我目前又没有迅速打敌的时机与任务下，则采取分散隐蔽的动作，相反的条件下，则又应采取集中隐蔽的动作。在实行暴露动作之时，如敌情严重，地形、居民、时间虽适宜，但我的兵力不大，又不应过早决战的时候等条件下，则应采取分散暴露的动作——游击活动，相反的，敌情不很严重，地形居民不很坏，而我有破敌的时机等条件下，则采取集中暴露的动作，消灭敌人。

然而，决定实行上述诸动作之时，不仅根据情况的判断，还要根据自己的任务。譬如，敌情目前对我虽是不利，但我有破敌的任务，在这种情形下，如为严重的敌情吓倒，不执行自己的破敌任务，退却逃跑，或者不顾一切与敌人硬拼，吃大败仗，结果也不能完成任务，这两种行动都是不对的。正确的办法是：既不放弃任务，又不硬拼消耗，它是在敌我情况中找出敌我的强弱与利害，以我之强对敌之弱，以我之利对敌之害，并努力把自己的强处和有利之处发展，又将敌人的弱点害处扩大，造成我日战日强，敌愈战愈弱的形势，最后达到破敌的任务。现在我们坚持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斗争中，也就是运用这些办法来进行的。

为着把握集中与分散动作的灵活运用，第一，要经常调查研究和了解根据地及其周围的敌伪情况，不仅了解它现在的情况，还要了解它将来可能转变的趋势，就是要摸熟它的脾气。第二，须经常调查研究自己的部队的实况，懂得它的组织状况训练状况与现在的活动位置，又要懂得各个部队的政治情绪，及其特长与缺点。第三，须调查研究根据地内及其周围的地形与道路情况，不仅了解它的形状，尤要了解它在军事上的价值。第四，须调查根据地内及其周围居民的情况，懂得他的组织工作教育情形与现在的斗争情绪，更要懂得他对我军与敌人的关系。第五，须要有坚强的指导，又有坚决秘密迅速的动作。只有认真的把这五件事情弄好，才能够使集中与分散动作运用自如。

我们在坚持敌后抗战现阶段中，使用“坚持与转移”或隐蔽与暴露“诸动作，不论集中动作也好，分散动作也好，它是互相配合达到坚持根据地的，如果只要集中动作一方面，不要分散动作的配合，或是只要分散动作一方面，没有集中动作的筹划，都是不对的，因此在实行集中动作的时候，应反对只要一个核心，不要外围的绝对集中主义，在实行分散动作的时候，亦须反对只要到处分散不要中心的绝对主义，如果不坚决对这两种偏向作斗争，则既不能保证集中与分散动作的正确执行，也不能实现积极的战略方针，更谈不上坚持根据地了。（关于集中与分散进攻的战例从略）

五、军民密切合作问题我们在敌后打游击，如果没有人民大众同情与积极协助，是不可能打得好的。所以，毛主席曾经这样说：“抗日游击部队与人民的关系，好象鱼与水的关系一样，鱼在水中才能生存与长大，游击部队有了人民依托才能生存和长大”。这些道理，我们在抗战的实际斗争中都已证明其正确了。可是，有少数同志尚未深刻认识人民大众的力量对于游击部队的活动是有伟大作用的；另有些同志在实际斗争中已经体验到人民的力量配合游击战的重要性质，但又没有很好的研究它的所以然。因此，把军民密切合作问题提出研究也是急要的。关于这问题，我想分为两个问题来谈：一、怎样发动军民密切配合动作？

二、在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军民怎样实际配合动作？

首先讲第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我只谈下面4 点：第一、要宣传教育根据地内所有军民都认识到反扫荡和反清乡的胜利，保卫根据地争取最后抗战建国的胜利，这是每个抗日军民共同应尽的光荣任务，且要了解到这些任务是重大与困难的，非少数人能够完成的。假若只靠军队单独与敌人英勇作战，没有根据地人民大众积极帮助与参加，将有受到失利的可能。如军队失利了，不仅是军队的损失，而且人民大众同样受到亡国灭种的苦痛；或者只有人民大众与敌人残酷斗争，没有军队努力协同作战，则人民大众斗争亦将有挫败的可能。如果人民大众斗争受到挫折，军民都要同受敌人的摧残。显然的，只有军民群策群力，同心同德，一致为共同任务而奋斗，才能够战胜敌人，保存自己利益，若非大家都懂得这一点，则不能做到军民自动密切合作的。

第二、要宣传教育根据地内每个军民都懂得军民的密切关系，懂得军民本是一家，亲同手足。无军队则人民大众不能安居，无人民大众则我们军队亦不能生存。尤其现在处于敌后残酷斗争的环境中，如果没有我们军队在前方与敌苦战，捍卫根据地，则人民大众那能在后方生产安居乐业呢？或者没有人民大众在后方积极努力生产供给我们军队，帮助我们军队，则我们军队就没有饭吃，军队没有饭吃那里有力量作战呢？又怎样生存和长大呢？显然的，只有军民休戚相关，患难相助，才能共同生存。如非令大家懂得这一点，欲求密切合作，是很困难的。

第三、要在军队与人民中广泛开展拥政爱民与拥军的运动，并深入这一教育，使军民都一致了解其意义，我们军队尤要认真执行拥政爱民的政策，首先把拥护民主政府，爱护人民大众的工作做好，因为我军的斗争历史，一贯就是为人民大众利益斗争的历史，如过去10年独撑的土地革命和苏维埃运动的斗争，3 年游击战争，万里长征，近数年来坚持华中敌后的游击战争，牺牲无数头颅，流了许多热血，都是为着争取人民利益的。同时，我军原有三大纪律，十项注意，铁的纪律，有保证团结人民，巩固自己的优良传统，应在部队中尽量发扬外，还要研究和执行党中央和党华中局选次给我们的指示“我们应当始终与老百姓在一起，保护其生命财产与自由，遵守纪律，不脱离群众，不浪费民力，要向人民群众作宣传工作，不仅要保护根据地的人民，还要扶救敌占区的人民，必须团结全国人民，才能战胜敌人”以及朱德总司令的训示：“要我们象儿子忠实他的母亲一样的忠实于中国人民”和陈军长今年在“七七”纪念中的指示“人民乃本军之母亲，本军乃人民之卫士”。所有这些宝贵的指示，我们不但在部队中做深入的教育，且要切实做到具体帮助人民大众争取应得的利益。至于我根据地的民主政府，是人民与抗战的政府，它组织人民领导人民参加抗战与实行民主政治，配合我军作战，筹备我军供给，我们应该竭诚拥护这样的政府，尊重政府人员，执行政府法令。凡是人民大众与政府人员有合理的请求，我们指战员应该看为上级命令一样执行（有大的战斗任务时例外），不好借故推诿，这样人民大众与政府人员都会爱戴我们拥护我们，帮助和配合我们作战，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又要在人民大众与政府人员中进行拥军的教育，使他们认识我军不怕一切困难，不惜一切牺牲在前方打仗，都是为着保护人民拥护政府的，自动把我们军队的事看为自己的事一样，关心我军，爱护与帮助我军，如看护伤病员，优待抗属，归队运动及参加配合作战工作等。只有军民双方进行深入教育，加以实际相互帮助，使彼此都得到利益，都体验到军民团结密切合作，便是打败敌人保护自己的利益的有力武器，自觉的配合动作起来。

第四、领导干部要团结军民大众中的积极分子，作为联系军民大众的核心，只有经过坚强的核心联系群众，团结群众，才能够真正发动全体军民密切合作。

以上所讲这些，如果切实做到，则军民大众在思想上就有认识，在组织上亦有准备，推动彼此密切合作，一定会做得到的。

其次讲到坚持敌后游击战争中军民怎样实际配合问题，这里我只想谈以下四点：第一、要在军民大众中做深入的动员工作，不仅说明这次抗日战争的意义，尤要深刻说明这次抗战胜败得失与它的切身利害的关系，激动他们，特别要说服干部，因为干部是在斗争中起核心作用的，如果军民大众在思想上都一致认识配合作战的重要性，又有核心领导这样一定会积极的密切配合起来。

第二、要各根据地的指挥部，除规定我们军队的行动计划外，还须定出我根据地的民众及其武装的动作计划——如民兵动作，坚壁清野，侦察放哨，送信运输等，都应有一般的指定给它们执行，并把我们军队一般的行动告诉民众的领导干部（在不妨碍军事秘密的条件内）使他们了解一般的情况，便于机动的配合。

第三、要加强军民的战斗准备，如在敌人没有进攻根据地之前，我们军队应该积极向口区与敌占区游击活动，一方面打击与牵制敌人，及对敌侦察警戒，保卫根据地的安全，另一方面又要向敌占区人民进行政治宣传和组织的工作，以及敌伪军工作。动摇其民心，瓦解其组织，给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在耕种收获两季中我们军队更要加紧战斗准备，保护根据地人民生产的安全，当敌人扫荡或清乡的时候，我们军队应该打击阻止敌人，掩护人民生命财产，同时号召人民备战参战，尤其民兵的配合作战，但给民兵的任务，要轻易做到的为好。

第四、我们军队在平时要帮助民众组织自卫武装（民兵与自卫队），教育群众自卫武装，并指导民兵演习，最好带他们到边区去活动，锻炼他们胆大，锻炼他们懂得夜间的行动，懂得配合主力作战。但在他们行动中，要关心他们安全与生活问题。此外还要有组织的帮助民众生产（当然要在不防碍战斗与整训任务下进行）；增加根据地的收入，这不仅是人民得到丰衣足食，而且充实抗战的物质资材。

总之为了发动军民密切的合作，主要是须把人民大众的利益，和我们军队的利益完全结合起来，这就是说我们军队打仗是为着人民大众，又是为着军队自己，人民大众帮助我们军队是为着我们军队，也是为着民众自己，二者都不可分离的，不过我们军队中要强调爱护人民大众，帮助人民大众。在人民大众中要强调拥护我们军队，帮助我们军队，不可一样看待，但在战斗时不论军民都要服从战争，努力争取战争的胜利。因为战争的目的，就是为着人民取得利益的。

给饶漱石并华东局的信（1948年6 月7 日）

漱石同志并华东局诸同志：此间许多问题由康、曾、舒面谈，我只想提几个军事上的问题说一下：一、目前华东情况已经好转，我完全取得主动。但现在敌尚退守坚固据点，准备作持久挣扎，尤其青岛、烟台、威海、济南等据点，是美指[ 使] 蒋企图久占，准备对苏的战略基地，他是不会轻易放弃的。同时敌人兵力分散，还有些据点被我完全包围，处在孤立的状态，这又给我们各个消灭之便利。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彻底解决这个敌人是有可能条件，但须经过比较长期的艰苦斗争才行，特别胶东沿海的敌人。因此，我们目前作战方针是：对于孤立而又易于攻破的敌人据点，或战略战术上有关的敌人据点，应分别先后打下（如沂水、苏村、日照、石臼所、蒙阴、淄博等），使我们后方获得巩固，作为长期战争的依靠；对于其他据守的敌人，应普遍展开游击战争，深入土改，发动群众配合军队斗争，以乡村包围城市，以中小城市包围大城市，使敌人陷于孤立。再看当时具体情况，分别逐渐各个击灭。不宜急于求速效。在战术上应注意研究夜间战斗、攻坚战斗，集中兵力，集中使用各种火力和统一各种火力的指挥，步炮协同，爆破动作进逼作业等。

二、中央决定，军队占总人数3 ／4 ，地方1 ／4 ，主力军占军队人数2 ／3 ，地方军占1 ／3 的原则来整编部队。我们山东现应有军队人数共37.5万人，要以2 ／3 编主力军，则占25万人。除现在4个纵队外，我认为大鲁南、胶东、渤海（现已有两个师）3 个军区各再编一个纵队（暂由军区指挥）。所余人数再编为独立旅或团，看具体情况决定为军区或军分区建制，坚持原地斗争。

三、过去我们前后方的后勤工作不统一，浪费很大，毛病百出，我认为必须依朱总司令指示强化统一。我去冬赴冀中与肖克同志等谈，晋察冀军区后方组织是：设后勤司令部，军区参谋长兼司令，财办主任兼政委，掌握财政后勤司令部，参谋长主持日常工作，主要为野战军服务，前方需要什么，由后勤司令部负责供给。野战军司令部不设庞大后勤组织，主要重心负责指挥作战与整训部队，设一副参谋长指导后勤工作（如兵站勤务等）。这样前方野战军司令部机关轻便，利于行动。我认为在解放区内线作战，这样组织很好（当然到大举反攻外线作战时要改变），请考虑。

四、现在敌人据点建筑多有地堡和核心工事。为克复这工事，就前次与总司令及肖克同志谈，攻石家庄敌人的地堡采取抵近射击收效甚大，这就是利用地形地物或近迫作业，接近敌人地堡（多是夜间）到百米以内的距离（因距离远看不见地堡），以炮兵抵近射击，一炮就可打掉一个地堡。我又与向明谈八纵克复地堡的办法是：（1 ）组3 人的逼近战斗组，各持炸药（做如手榴弹样子，柄长些，一斤半重能打25米突）和冲锋枪。其动作：（A ）对围上或碉堡的敌火应先用我炮火压制之，并以机枪射击地堡的火力巢，援助逼近战斗小组前进。（B ）逼近战斗小组乘我炮火压制敌人的时机跳跃前进（不是低俯跃进），因为地堡射击设备是低的，只能打我脚部。（C ）逼近地堡到25米左右的距离，即向地堡投炸药，如打在地堡附近或上面均能将地堡打垮，如打远一些也能振动地堡，并可烟盖地堡。射击空一短时间，我小组即乘机逼近再炸之，便奏效。

（2 ）用烟幕炮弹射击，乘机逼近，投炸药炸之。没有烟幕弹可用火力造成烟幕，乘机接近炸之（但浪费弹药）。

（3 ）用石灰或辣椒粉捆绑手榴弹上，向地堡投去，可刺激守敌流泪，我战斗小组乘机迅速逼近地堡炸毁之。

五、我与军大研究班学员同志谈，据他们说，过去我们攻村庄或攻据点时，各种火力多不集中使用，射击又没有统一的火力指挥和统一的射击计划，便不能发扬火力应有的效果。因此，我认为现在我军的装备已接近现代化，各部队都有各种炮、掷弹筒、枪榴弹、重机枪、轻机枪等火器。为了统一指挥各部队各种武器，在组织上（如连、营、团、师、纵队、野战军司令部），均应增设火力指挥员，专任指挥各种部队的火力进行战斗。在连、营、团指定副连长、副营长、副团长（参谋长）兼负统一指挥火力之责。在组织战役或战斗时，则由火力指挥员依总的作战计划，拟出射击计划和步炮协同动作计划，由首长决定执行。各级首长则指挥火力队、突击队、箝制队三部份的动作。在苏联步兵条令中，也是有火力队、突击队，箝制队的组织。最近，我曾与美国的留学生谈美军兵种，不是步、骑、炮、工、辎，而是火力兵种（各种炮兵）担负破坏防御工事，杀伤敌人，开辟进攻道路的任务；运动兵种（坦克车、装甲车、骑兵等）担负突击包围迂回的任务；占领兵种（步兵）担任占领、修复和阵地的任务。上述两种组织较科学的，可作我们参考。

六、这次检查渤海部队，干部的成份不纯实是警［惊］人，我想其他区的部队也难例外。为了改造、纯洁、巩固部队，为了保证无产阶级的领导，必须培养提拔贫雇农成份干部代替旧的干部。我们认为，团以上各级指挥部要有轮训班，将贫雇农成份中选择年轻、聪明、勇敢能造就的同志分别抽调训练，培养新的干部。同时，在部队（地方军在内）中每连调3 个年轻有为的贫雇农、工人成份到军大受训半年，准备充任排级干部，毕业后派回连队任副排长，在战斗中学习战斗指挥后再升充正排长，这样可改造部队干部成份，特别是俘虏成份多的部队更要如此。这次军长回来谈，一、四纵队前在鲁南战役中处境比较困难，俘虏成份逃亡比较多，但解放区贫苦的新战士这时对巩固部队起很大作用，工农干部表现多能受苦，能做模范，能照顾战士生活。知识分子有些议论纷纷，作用较差些，这是历来斗争一般的规律，兹提起我们注意。

以上意见是否妥当，请考虑。余再报。

致以敬礼！

张云逸给刘少奇的信（1955年7 月21日）

少奇同志：我在学习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中，发现有这样一个问题——就是培养工农知识分子和工农专门人材的问题。

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中，规定5 年内高等学校招收新生共有54.33万人，中等专业学校招收新生100.57万人，派遣赴国外的留学生有1.1万人，高级中学招收新生108 万人，初级中学招收新生共603.8 万人。以上总共有867.8 万人。

我认为，在现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的情况下和目前工农学生的条件下，招收这样大量的新学生，必须优先录取工农青年、烈军工属子弟及在职青年干部入校学习，以争取迅速培养一批工农知识分子，培养一批工农的政治可靠的技术专门人才，掌握生产技术，作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和社会主义改造事业的专业人才的骨于。同时争取迅速改变各学校的学生成分，保证我们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顺利完成，这是符合我们党的阶级路线的。

我所主张的优先录取，并不是一般的优先录取，即不仅在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与工农青年学生同考70分的情况下，优先录取工农青年，而是只要工农青年或烈军工属子弟、在职青年干部在考试中能够得到合格的分数（如60分或多一点），特别是主要课程能够得到合格分数和估计入学后能够跟得上功课，即使地主资产阶级子弟考得较好（如70分），也要优先录取工农青年而不取地主资产阶级子弟。但是，我也反对像过去有个别地区，为了录取工农成分的新学生，而把不及格的工农青年分数增加到合格，勉强录取一些成绩太差的工农青年，结果使他们跟不上功课的做法。这不仅造成不好的影响，而且也耽搁了我们培养人材的计划。在考试中，如发现有成绩优良、来历清楚的资产阶级子弟，亦须录取培养。如果名额还多，对一般成绩的非工农成分学生也应选择录取，但要注意做好教育改造工作。

又，在计划中规定，初级中学5 年内毕业学生409.3 万人，而在同时期高级中学和中等技术学校共招收新生208.57万人，尚有200.73万人不能升学；高小毕业生2015万人，而初级中学招收新生只603.7万人，尚有1423万人不能升学；高级中学亦有一部分毕业生不能升学。对于这些不能升学的学生，除大多数应组织参加农业生产，另外也可根据国家经济部门和其他部门的需要，有计划地组织一批不能升学的毕业生，加以短期的专业教育，然后分配到各生产单位或其他部门中去工作。

此外，为了照顾到今后每年均有相当数量的毕业生不能继续升学的情况，应在初中、高小学校教育中酌情增设一般生产知识的课程，尤其是农业知识的课程，以打下今后就业的初步基础。

以上意见是否适当，请您考虑决定处理。

致以敬礼！

张云逸上网上资料张云逸大将传奇　王熙兰当年的北伐军少将参谋长，几经周折辗转南国，被国民党广西军界委以要职。尔后，他却按照那尚未晤面的中共代表邓斌（邓小平同志）的指示，趁蒋、桂军阀混战之机，把队伍拉到了百色地区，打出了“右江督办大人”的旧官号……

上海滩头受重任1928年8 月的一个深夜。

黄浦江畔秋高气爽，月明星稀，外国商船和租界巡捕们的小汽艇在江中来回乱窜，一束束红光射向江岸，似乎在向人们抖示带血的威风。

上海新问路一栋小楼中，两位中年男子正在用广东白话低声交谈。这种粤地方言，在北方人乃至上海滩的人听来，如同舶来西语。然而，这种无法听懂的南国方言，对他们所谈要事，倒是十分利于保密。

“胜之兄，由于国内局势突变，中央决定要你放弃去苏联学习的机会，另行安排去处。”中共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对张云逸说道。

张云逸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念书时曾用名“张胜之”，杨殷当时就读于广州圣心书院。张云逸长杨殷一岁，所以杨殷总称张云逸为“胜之兄”。

“孟揆（杨殷字），眼下革命处于低潮，党需要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张云逸看着杨殷，期待他说出中央的具体安排。

杨殷不慌不忙地起身踱步：“胜之兄，你我都是17年前在广东参加同盟会的青年会员，追随中山先生革命，后来你我都成了共产党员，想到拯救国家和民族，岂料蒋介石叛变，杀我革命志士，去年年底广州起义虽然失败，但革命火种犹存，恩来同志要求我们重新振作起来，到各地组织军事斗争，就算东山再起吧。”

“中央打算派我去哪里？”张云逸问道。

“去广西。”

“去广西？为什么要去广西？”张云逸不甚明白其中奥妙。

杨殷告诉张云逸，李宗仁、白崇禧与蒋介石的矛盾越来越激化，蒋桂双方在中原、两湖对峙，桂系内部的黄绍竑、俞作拍、李明瑞等人与李宗仁、白崇禧同床异梦，“广西这大后方是个空档，正是我党开展工作的好去处。所以，中央决定派一批得力的干部赴桂去开展工作。”

“看来，我们又得去碰老对手了。”张云逸说。

“老对手，不打不相识嘛。”杨殷笑道。

“去年，要不是桂系插一杆子，我们该占领海南岛了。”张云逸想起第一次跟桂系打交道就吃过一次大亏，真有点不是滋味。

那是1927年10月，张太雷在广州起义中牺牲后，杨殷以广州苏维埃政府代理主席身份到海南岛参加琼崖特委扩大会议，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当时，张发奎只晓得自己部下少将参谋长张云逸是个人才，却不知他是留在北伐军中做秘密工作的中共党员。于是，张发奎为驱逐桂系在琼势力，便派原籍海南文昌的张云逸带800 人去海口取代黄镇球任琼崖守备司令，而张云逸则和杨殷与中共琼崖特委暗中商定，就此机会举行海南秋收起义，夺取全岛。岂料新桂系老奸巨猾，暗中抢先收买了海口驻军副团长叶肇。张云逸的队伍一离船上岸，便被叶军缴械。好在张云逸本人乘坐的船尚在海上，闻讯后便返航转道香港，到上海找到了党组织。

“孟揆，你知道我曾经栽在桂系手下，这回去广西，棋逢老对手，能否打开局面，我还没把握。”

“吃一堑，长一智嘛。”杨殷告诉他：“党需要你再去会会老对手，这回将有几十位党的干部分头赴桂，你的任务是利用自己北伐军官的特殊身份，设法打进广西军界，到时候伺机行事。另外，中央还将专门派一名党代表去，负责指导你们的工作。”

“党代表，是谁？”张云逸问道。

“现在是非常时期，我还不能告诉你，这是党的纪律，到时候他会跟你联系的。”杨殷拍了拍张云逸的肩：“胜之兄，放心去吧，到了香港，你可以跟韩碧嫂子团聚一段时间再走。这年头，牛郎织女，夫人也够苦的。”

“好吧，既然你这军事部长说了，我服从命令，去看看她。”张云逸说道：“一旦与党组织联系上，我一定尽快赶到广西去。”

英烈血染黄浦江1928年8 月24日，张云逸正准备买船票动身赴港，党组织派来的一位联络员撞进了他的寓所。

“张将军，情况不妙，周恩来同志要你暂时留下。”来人神色惶惶。

“到底出了什么事？”张云逸忙问道。

“党内出了叛徒，彭湃、杨殷、颜世昌、邢士贞四位同志在经远里参加江苏省军委会议时被租界巡捕逮捕，过两天可能引渡给上海警备司令部。”

“现在怎么办？能否设法把他们救出来？”张云逸十分着急。

“恩来同志专为此事派我来，通知你参加今晚的紧急会议，商量营救办法。”

“好，我一定准时赴会。”

8 月27日深夜，由周恩来、张云逸等人指挥的营救行动开始了。他们组织了一个特别行动队，计划于28日清晨，趁外国巡捕把彭湃、杨殷等人转解龙华监狱时，在囚车必经的枫林桥进行武装劫救。然而，这次经周密策划的营救行动却因为临时擦枪延误时间而未能成功。8月30日，彭湃、杨殷等四位革命志士在龙华被松沪警备司令部枪杀。一代英烈，鲜血染红了黄浦江……

第2 天，周恩来正在为彭湃、杨殷等同志的牺牲起草《告人民书》，张云逸秘密化装前来请示工作。

恩来把笔搁在一边，对张云逸说：“云逸同志，杨殷部长牺牲了，但他生前对你的安排不变。今后，我们要用行动来回答反动派的屠杀。你尽快去广西开展军事斗争，拉起队伍，实行工农武装害据……，，”周书记（周恩来当时是中央军委书记），我不会忘记这笔血债，更不会忘记杨殷同志生前的嘱托。“

“打进广西军界，伺机行事。”周恩来接过话茬：“要让烈士的在天之灵看到你们在广西揭竿而起。”

“炸弹队长”叙旧情1929年5 月间，张云逸从上海乘船到达香港，与夫人韩碧团聚。有孕在身的韩碧坐在椅子上，拉着张云逸的手：“云逸，这回既然来了，就等孩子出生再走吧。”

“好，我答应你。”张云逸注视着韩碧那祈求的目光：“阿碧，这几年，我南北奔波流徒，欠你的确实太多了。”张云逸靠近夫人坐下，脸上露出几分愧色。

几天后，张云逸按照联络地点、暗号，秘密地同在港党组织接上了关系。负责与他接头的叶季壮为他开了一张到广西去的组织关系介绍信。叶季壮告诉张云逸，蒋、桂之间爆发的战争，因广西军人俞作柏策动李明瑞、杨腾辉两个师在前线投蒋倒桂，导致桂系军队土崩瓦解，李宗仁、白崇禧已流亡国外，广西政局动荡，倒戈的原桂系军官可能回桂掌权，我们应抓紧这个时机入桂做工作。

“云逸同志，党组织希望你马上启程赴桂，有什么困难吗？”

“没困难。我准备一下，明天就走。”张云逸爽快地答道。

事不凑巧，张云逸的夫人韩碧偏偏在这时生下了孩子。

“云逸，儿子刚下地你就要去广西，要走，还是先给儿子起个名字吧。”

张云逸从夫人手上接过包成一团的儿子：“小宝贝，你刚下地我就出远门，就起名‘远之’吧。”

“远之，叫他‘远之’？”韩碧反问道。

“一是为了革命我不得不远离你们母子，二是儿子前途远大。”张云逸把孩子送到韩碧怀里：“阿碧，你我都是总理夫人宋庆龄的同乡，我们要学习中山先生和孙夫人的精神，为革命牺牲自己……”

“好吧，你安心走，我会带好孩子的。”韩碧说着，眼眶湿润了：“这世道很乱，你要多加保重……”

两天之后，张云逸来到了羊城，出现在广东海军总司令陈策寓所。

“胜之兄，这两年混得好吗？”

“好得很，好得无路可走。”

“此话怎讲？”陈策不知内情，便想问个究竟。

“汪兆铭与蒋介石若即若离，李宗仁又跟老蒋大战一场，我们这些北伐军官还不知向着谁好呢？”张云逸故叹怀才不遇：“北伐胜利了，我也失业了。”

陈策笑了笑：“想当年北伐，我们兄弟俩同为炸弹队长，后来还是你智勇双全，才华出众，向华（张发奎）提拔你当了二十五师参谋长。我呢，直到今年才时来运转，托我们陈家祖宗的福，广东陈主席铭枢、陈总司令济棠让我来充任海军总司令，与海打交道，惊涛骇浪，前程莫测啊！”

“陈兄眼下正青云直上，鹏程万里，何不也拉兄弟一把。”张云逸继续试探着。

“好说好说，陈总司令与你是陆军速成学校老同学，我跟他说一声，你原来的少将衔肯定少不了你的。”

“陈兄，我跟你说实话，广东虽系北伐革命源头，但也是个多事之地，我不愿留在这里。”

“你想去哪里，去海南老家？”

“不。我想去广西。”

“去广西？”陈策惊了一下：“李宗仁、白崇禧刚刚败逃，广西已成土匪、乱兵的天下，你这时去那里，又有何作为？”

张云逸笑了笑：“陈兄有所不知，几天前老蒋已委任俞作柏为广西省主席，李明瑞为第四编遣区主任兼广西省绥靖司令，听说他们已带兵入桂接管军政，百废待兴，正需用人。”

陈策一拍张云逸肩膀：“胜之兄有远见，有远见。俞作柏是我知己，我写封信把你推荐给他，定能委你重任。”

将才岂可空闲置1999年7 月的一天，邕城南宁格外炎热。共产党员俞作豫按照中共中央党代表邓斌（邓小平）的指示，来到哥哥俞作柏的省主席公馆。当时，俞作柏正与绥请司令李明瑞在客厅议事。俞作豫走进去默不做声地坐到一旁。

不一会儿，随着一声“报告”，俞作柏的副官走进了客厅：“蒋委员长派来一百多名黄埔军官，听候俞主席安排。这是委员长的亲笔信和军官名单。”

俞作豫的表哥李明瑞拿过名单瞄了一眼，气愤地说道：“送什么‘黄埔军官’，这分明是‘黄鼠狼给鸡拜年’。我们一个也不要。”

俞作柏沉默了一会，忧心冲忡地说：“裕生表兄（李明瑞字裕生），老蒋为人高深莫测，这些人确实不能要。不过，广西匪患横行乡里，军政腐败，民不聊生，我们如果再不充实力量，就是挡得了蒋介石的暗箭，也难抵住黄绍竑的明枪呀。”

“眼下有什么办法呢？”李明瑞也似乎很为难。客厅里顿时鸦雀无声。

“有办法！”坐在一旁的俞作豫打破了一时的沉寂。

“哦，备豫（俞作豫字备豫）有何高见，何不说来听听。”李明瑞忙问道。

“二位兄长，为什么我们不能自己培养一批人才呢？”俞作豫以反问作答，顿时引起了胞兄和表哥的兴趣。

“备豫，你说说，自己如何培养人才？”

“中山先生曾利用黄埔培养军官，后来有的被蒋介石利用了。我们不开军校，办一个教导队怎么样？”

“好啊，表弟这主意不错。”李明瑞高兴地站了起来：“开办教导队，自己培养一批军事人才，充实到下面去，这样保险。不过，由谁去组织这个教导队的工作？”

“有位将才正闲着呢。”俞作豫说。

“谁？”俞作柏问道。

俞作豫说“广东陈策总司令介绍来的张云逸，当年是北伐第四军二十五师少将参谋长，两位兄长对他的军事才能恐怕也早有所闻吧。”

“对，张云逸最合适！将才岂可空闲着。陈策亲自写信推荐，让我给他安排，这些天一忙就遗忘了，你看我……”俞作柏十分满意弟弟及时荐才。

俞作柏、李明瑞采纳俞作豫的意见，立即委任张云逸为教导总队总队长，不久，又让他出任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广西警备第五大队大队长职则由俞作豫担任。这样，中共中央派桂人员很快便掌握了广西部分军权。

后来，张云逸向李明瑞提出，由他给四大队推荐二名副大队长，李明瑞当即答应。于是，共产党员李谦当了张云逸的副手。张云逸迅速采取果断措施，对成分复杂的第四大队进行改造，使大部分营、连的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人手中。

一天，叶季壮来到南宁西乡塘四大队部找到张云逸，向他传达了中共中央党代表邓斌（小平）的指示：“党代表要求我们，尽快在各个连队和大队部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对工农成份的积极分子，大胆发展为党员，以壮大我们的力量。”

根据党代表的指示，张云逸领导着一批共产党员迅速开展工作，大量招收工人、农民、学生参加第四大队，选派骨干到教导总队，并把党的组织建到基层。仅仅两个多月时间，便在教导总队发展了300多名新党员，在第四大队发展了100 多名新党员。

留守南宁另有图俞作柏、李明瑞回到广西执政没多久，形势便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

一个炎热的午夜，张云逸刚在四大队秘密开罢党员骨干会议，五大队长俞作豫来到了西乡塘他的住处。

“云逸同志，有个重要情况。”

“什么情况？”

“我哥今天告诉我，国民党改组派头目汪精卫、陈公博派薛岳到了南宁，游说我哥和我表兄，拉他们与张向华（发奎）联合反蒋。”

张云逸一听心里一惊，忙问题：“备豫，你哥他们意见如何？”

俞作豫叹了口气：“他们在武汉倒戈不久，就觉得是上了老蒋的当，回桂主政，又屡受蒋介石钳制，心里早就对蒋不满，薛岳这次来桂拉拢，几乎是一拍即合。”

“这事非同小可”张云逸说：“伯陵（薛岳）与我是广东陆军小学时同窗，后来，他曾与张发奎、叶挺3 人一起分担孙中山总统府警团3 个营的营长，他的军事才能还算出色，口才也不错，汪精卫叫他到广西当说客，也算是煞费苦心了……不过，张向华收罗桂军残部组为‘护党救国军’，羽翼未丰，令已回桂主政又立足未稳，他们仓促联手反蒋，成败难说呀。”

“是啊。”俞作豫看了看张云逸：“我当时曾劝说过他们，但他们听不进去。”

张云逸想了想：“备豫，此情事关重大，你设法与叶季壮、陈豪人等同志联系，请他们速向中央党代表汇报。”

两天后，陈豪人来到西乡塘，向张云逸传达党代表邓斌的指示。

“云逸同志，俞、李反蒋一事，邓代表已跟中共广西特委的同志认真研究过了。”

“我们的对策是……”

“局势瞬息万变，我们要尽最大的努力发展有利的方面。”陈豪人说。

张云逸着急地说：“我们好不容易经营起这支队伍，难道拉去参加军阀混战？”

“你别急，我还没说完呢。”陈豪人告诉张云逸：“邓代表和广西特委派人力劝俞、李稳住广西，不要出兵，结果俞、李一意孤行，他们想以两广为根据地，走李宗仁、白崇禧的老路，与将介石逐鹿中原。我们要利用这个时机，大力发展自己的力量。”

“具体怎么办？”张云逸急忙追问道。

“邓代表指示我们力争把自己掌握的部队留守南宁，俞、李反蒋若胜，形势对我们当然有利；若反蒋失败，我们就把队伍拉到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革命根据地。”

“邓代表高瞻远瞩，委实令人钦佩。”张云逸高兴地说。

第2 天，张云逸专程赶到广西绥靖司令部李明瑞寓所。李明瑞设宴招待了他。

“胜之老弟，我可要托你的福了。”

“李将军，你这是从何说起呀？”张云逸反问道。

“我和俞主席已决定与张向华联合起兵反蒋，你的教导队和四大队是我们的骨干力量，养兵千日，用在一朝呀！”

张云逸故作为难的样子：“李总司令，你也知道教导总队组建不久，我接管第四警备大队也时间很短，各项训练都未完成，你说养兵千日，我可养兵不到百日啊。”

“谁不知胜之老弟带兵有方，教学得法，百日胜千日嘛，哈哈哈哈……”李明瑞笑罢，又冷静下来对张云逸说：“蒋介石两面三刀，又拉又打，这两天连发几个电报拉拢我，只想牢牢控制两广。中国要是由这个家伙掌握，将会国无宁日，家无宁日呀！”

张云逸郑重其事地说：“蒋介石兵力强大，如果我们倾巢出动，后方必然空虚，到时候，‘赔了夫人又折兵’，可不是闹着玩的。”

“你的意思是……”

“我建议把教导总队和四大队留守南宁，还有你表弟作豫的五大队也驻守市郊，由我们保卫后方，你尽可放心。这样即使讨蒋失利，你和俞主席也有个退路呀！”

“嗯……这倒也是……”李明瑞摸着下巴：“胜之想得周到，我深表钦佩。我把你的意见转告俞主席，由他定夺。”

李明瑞跟俞作柏商量后，同意张云逸的教导总队和第四、五警备大队留守南宁。原来，党代表邓斌已在此间派俞作豫向其兄俞作柏做了工作，所以才使李、俞不得不考虑后路。

留得青山有柴烧1929年9 月底，俞作柏、李明瑞委任张云逸兼任南宁警备司令。张云逸利用这个职权，接管了广西省军械仓库等要害机关。

俞作柏、李明瑞不听中共的再三劝告，于9 月27日通电反蒋。10月1 日，俞、李在南宁召开反蒋誓师大会，成立“讨蒋南路总司令部”，俞作柏任总司令，李明瑞为副总司令。随后，俞、李亲自率兵进攻亲蒋的广东军阀陈济棠。

10月2 日，部队刚开到桂平县，形势便发生了急转直下的变化。

俞、李所部的吕焕炎、杨腾辉、黄权被蒋收买叛变，3 个师及特务营全部投蒋。

2 日晚，蒋介石下令免去俞作柏广西省主席职务，委任新编16师师长吕焕炎为省主席兼“讨逆军第八路副总指挥”（陈济棠为总指挥）。

10月3 日，吕焕炎在梧州通电就任。同日，75师师长杨腾辉通电拥蒋，李明瑞下属旅长黄权被蒋介石派人重金收买，倒戈投蒋，当日即被蒋提升为15师师长。至此，俞、李的“讨蒋南路军”全部瓦解。

10月5 日，蒋介石免去李明瑞第四编遣区主任职务，任命杨腾辉接任。杨腾辉随即指挥部队进军南宁，并干10月12日发出通电，逼俞作柏、李明瑞下野……

俞作柏、李明瑞亲征讨蒋，不到半月便告失败，2 人只带了几个警卫人员逃回南宁。真可谓——“出征时干军万马，归来时寥寥几人”。两位北伐老将，一时莽撞冲动，落得如此结果，好不凄凉！

1929年10月12日下午，张云逸以南宁警备司令官身份为2 位败将和老上司“接风洗尘”。

在一桌丰盛的酒宴上，张云逸对李明瑞说道：“李将军，还记得我说过的话么？”

“当然记得。”

“要是我们不留这一手，你这位北伐虎将和俞主席恐怕就无家可归了。”

“蒋介石王八蛋！”李明瑞骂了一句：“丢他妈海，老蒋先是许给吕焕炎一个省主席，又叫他派黄勉兜着30万港币去收买黄权，真是不择手段！”

“蒋介石老谋深算。”俞作柏悻悻地说。

“胜之，往后你看……”李明瑞看着张云逸。

“留得青山在，何愁没柴烧。”张云逸对俞、李2 人说：“实话告诉2 位，为保存力量，以利发展，我们教导总队和四大队已决定开赴右江地区发展革命力量，令弟作豫将率五大队去左江龙州。”

“非得要走吗？”李明瑞有些不甚理解。

张云逸反问道：“不走能行吗？明摆着，叛军从梧州、桂平向南宁步步进逼，兵临城下，此处岂是久留之地。”他看了看俞作柏、李明瑞那无可奈何的神情：“如果2 位愿意，可以跟我们一起到右江地区，或随令弟去龙州。”

“你们想在广西搞红色苏区？！”李明瑞睁大着眼睛，显得十分惊讶。

见到李明瑞那般神态，张云逸激动起来：“军阀混战，民不聊生，为了干百万劳苦大众，我们的前面只有一条路——实行工农武装割据，打破蒋介石的黑暗专制！我希望2 位与我们同行。”说着，张云逸高高地举起了酒杯。

俞作柏两只手颤抖着，久久不敢去端酒。这时，只见李明瑞突然拿起酒杯，高举过头，伸出去与张云逸的酒杯“咣当”一碰。

“我和俞主席兵败回邕，愧见乡亲父老，今蒙张将军至诚相待，真是三生有幸！”说罢，李明瑞一饮而尽。

“好样的。”张云逸说完，也随即干了杯。

1929年10月14日晨，邕江上泛起淡淡的晨雾，90只大船在码头停靠着，数百名士兵正来回地把一个个大木箱扛上船去。

张云逸走到俞作豫身边：“作豫，有这些枪支弹药，够用了吧。”

俞作豫笑了笑：“按现在的队伍人数，每人3 支枪都有了，按革命发展的需要，武器弹药多多益善。全靠你当机立断接管了军械仓库，要不然，我们一人一枪都不够呢。所以我得好好感谢你。”

“不要感谢我。”张云逸说：“搞这批武器是邓斌和雷经天等同志的安排，是中共中央和广西特委的决定。”

“邓斌这位神秘的中央特派员，都几个月了，我还不知他是什么模样。张将军，你见过邓代表吗？”

张云逸摇了摇头：“广西形势复杂，党组织与我们都是单线联系，中央特派员邓代表每次给我的指示，都是通过陈豪人、叶季壮传达过来，迄今为止，我也从来没见到过邓代表本人。不过我相信，过不久一定会见到他的。”

平马欣逢邓代表船队已装满武器弹药和各种行李、给养，邕江码头千帆待发。

张云逸、俞作豫正要上船巡视，忽见城里走出一队全副武装的士兵。

张云逸吃了一惊，他定睛一看：“哦，是符禄他们。”他连忙迎上前去：“符禄，任务接上了？”

“接上了。”符禄答道。

原来，头天晚上，叶季壮告诉张云逸，说中央特派员邓代表安排一特殊任务，要张云逸派一名共产党员带一连人马另候调遣，张云逸派了符禄集合警卫连前往接受任务。

符禄指着队伍中的两名年长的士兵：“张大队长，你看谁来了！”

张云逸的眼睛沿着符禄指处一看，许久才说出一句话来：“啊——，俞主席、李总司令，两位将军都成了普通一兵！”

身着士兵服装的李明瑞走近张云逸：“这何足为奇，自从跟随中山先生革命，我一直就是一个普通战士。胜之，还记得前几天你置宴接待我们两员败将时说的话么？”

“记得，记得——欢迎2 位与我们同行！”张云逸紧紧握住李明瑞的手：“李将军，我们总算走到一起来了。”

李明瑞面带愧色地微笑道：“胜之，北伐时我就很佩服你们这些共产党人，如今，蒋介石把我逼到了绝境，我也不得不参加了。”

“时危见臣节，世乱识忠良。李将军审时度势，今日果断抉择，也为时未晚。”

这时，俞作豫走近俞作柏：“大哥，你打算怎么办？”

俞作柏迟疑了一下，回答说：“邓代表亲自找到我们，问我们去右江还是左江，我跟裕生商量了一下，还是跟你去左江好。”

“你这是因为……”

“这不是因为兄弟关系才跟你去，而是考虑到左江上游的龙州靠近越南，能进能退。我现在手上还有一笔钱，除资助你扩编队伍，还想叫徐光英到越南买飞机。”

“对，我们在龙州起事，可与右江地区策应。”

听到俞氏兄弟的谈话，叶季壮走过来插话道：“邓斌（小平）同志同意李将军和俞主席去龙州。”

张云逸忙问叶季壮：“邓代表现在何处？……杨腾辉、黄权就要进攻南宁，他的安全……”

叶季壮告诉张云逸：“邓斌同志已收拾行装，准备随军械船和警卫部队去右江地区，让你带着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从陆路西进，约定在平马镇会合后一起到百色。邓代表说，百色是个好去处，韦拔群同志已在那一带作了4 年的工作，农民运动的基础很好。”

张云逸拍了一下叶季壮的肩：“好，到平马会师，我这就去组织队伍。”

“邓代表指示，一定要在3 日内出发。”

“3 天，我保证不误。”

薄雾渐渐散去，太阳从东方冉冉升起。送走俞作豫五大队和随行的俞、李2 人，张云逸迎着朝霞回到了四大队总部西乡塘。

1929年10月20日，张云逸带领教导总队和第四警备大队，经过3天日夜兼程，终于到达右江畔的平马镇。当天下午，溯江而上的军械船和警卫部队也到达平马。

张云逸正与几位负责同志在队部临时办公室——平马商会一间小店铺里研究工作，忽见时季壮陪着一位陌生人走了进来。张云逸打量了一下那人，只见他神采奕奕，举止和蔼可亲，人约20多岁。张云逸马上迎上去：“老叶，这是……”

“这就是中央特派员，党代表邓斌同志。”

“啊，邓代表，我早就盼着见你了。”

邓斌握住张云逸的手：“云逸同志，你们辛苦了，把这么大的队伍拉出来，不容易啊。你干得很出色，我都派人向中央汇报了。”“邓斌同志，这几个月虽然没见到你，但每项工作都得到你的指点，有你把舵，我们觉得踏实。”张云逸给邓斌搬过一张旧木凳：“邓代表辛苦了，请坐下。”

“云逸同志，不用叫邓代表，就叫我邓斌吧。”

“好，邓斌同志，请坐。”张云逸挨近邓斌同志坐下：“这几天队伍行军劳累，你们也刚上岸，是否休整一两天？”

邓斌笑了笑：“张将军关心士兵身体无可非议，但目前形势太紧，时不待我呀。”说着，他做了个手势：“黄权的部队已逼近南宁，李宗仁、白崇禧也乘机跑回了广西，我们想尽快控制右江地区，就得马不停蹄！”

“你的意思是……”张云逸看着邓斌。

邓斌果断地说：“今晚休息一夜，明天一早就开向百色。”

张云逸站起身来，走了几步：“邓斌同志，我同意尽快赶到百色去，但是，几大船的武器弹药不能继续上驶，搬上岸又带不完那么多，这个问题，你看……”

“当前的革命形式是武装斗争，离不开枪杆子。”邓斌说道：“我们要尽最大努力把大部分枪支弹药带走，目前暂时不用的重武器，先疏散到东兰、奉议等县的山区保存起来。你们各位的意见怎么样。”

“同意邓斌同志的意见。”张运逸和在场的几位负责人异口同声地说道。

“同志们，我们党掌握的队伍已经拉到右江来了。”邓斌对在座的党员领导说：“现在，我们可以公开宣传我党的主张，团结工农大众，开展土地革命。形势有利，但也不可掉以轻心。第三警备大队还属反动军官掌握，我们要有所提防。”

“在南宁时，我看三大队长熊镐心怀鬼胎，便暗中在他那里发展了几位秘密联络员，一有情况，他们会马上报告我的。”张云逸插话道。

“云逸同志可是个细心人。”邓斌笑着说。

“邓斌同志，刚才我听到一个情况。”留苏回国的共产党李朴汇报道：“东兰县的反动县长勾结当地土豪对抗农军，韦拔群同志那边有些吃紧。”

“这帮上豪劣绅，真是本性难移。”邓斌很气愤。他跟身边的张云逸低声说了一句，便对李朴说：“李朴，你和黄明春同志马上赶到东兰去，协助韦拔群同志工作，巩固和壮大农军，为建立红军作准备。”

“你们在东兰扎稳了，我们进驻百色，这样，百色、平马、东兰即为犄角之势，互相呼应，向周围发展，这一大片地方就会完全成为我们的根据地了。”张云逸一边说，一边用笔杆指着墙上那张自己草绘的地图比划着。

公兴当铺共筹谋这里正是南国的金秋。

晴朗的天空没有一丝云彩，澄碧河与鹅江两股清流在这里交汇，构成了一条新的河流向东奔去。这就是右江——珠江上游的主要干流。两条河流汇合的地方，有一座依山傍水，风景优美的山城——百色。

1929年10月22日，邓斌、张云逸率领教导总队直属队分水陆两路来到了这座山城。

大块石料砌成的“公兴当铺”——原“清乡总办公署”的大洋楼被重新布置。在这里，邓斌主持了党的核心领导会议。

“同志们，我们这次拉出来的队伍，是张云逸同志一手掌握的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人员结构成份和政治军事素质总体还不错。这都是因为云逸同志事先做了大量工作，在各连队配备了一批工农干部，发展了不少党员。”

“但是，”张云逸接着说：“因我们接管时间不长，个别连队和部分官兵的旧军队恶习尚存，要把这支军队完全改造为人民的红军，还需要我们继续做工作。为了充分发挥这支部队的革命性和战斗力，以保证武装起义取得成功，我们要认真讨论一下军队中思想政治工作的具体做法。”

“现在是党委会，请各位充分发表意见。”邓斌说道。

参加开会的党员领导干部你一句、我一句，提出了各自的见解。会议最后作出了四项决定：第一、公开在部队和群众中宣传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发动群众；第二、整顿补充部队，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反对军阀制度，反对贪污，反对虐待士兵；第三、组织和武装群众，在有基础的地方，通过地方党组织把枪枝发给群众，以便进行反霸斗争；第四、继续清洗部队中的反革命分子。

邓斌在会上郑重地指出：“我们拉出来的这支部队是转变为红军的基础，务必加紧整顿改造，加强党组织领导，以迎接正式建立红军那一天的到来。”说着，他转向张云逸：“云逸同志，你过去是这支部队的头，现在还是，将来变成红军，仍由你挂帅指挥。整顿改造部队的工作，要靠你多操心了。”

“请党组织放心，作为一个共产党员，我一定按照党的决议，为建成一支真正的革命军队尽心尽力。”张云逸公开表态，博得了与会者一阵掌声。

党委会最后还作出一项决定：为筹措武装起义的经费，决定在左右江地区打出公开的且利于地方接受的行政机构，即利用旧有“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为“右江督办”，俞作豫为“左江督办”。

根据党委会的决定，张云逸亲自领导展开了对部队的整顿改造。他把党员骨干分派到各个连队，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对官兵开展多种形式的思想教育，并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贪污行为和军阀作风。

“各位不要有顾虑，凡是有损于我们这支军队的行为，只要讲出来，我们一定从严处置。”张云逸下到连队为士兵壮胆撑腰。

部队整顿一开始，便有几位士兵悄悄找到张云逸：“大队长，我们三营的梁祝南营长一贯克扣军饷，打骂士兵，谁也不敢惹他，不知大队长敢动他么？”

“只要事实确凿，有什么不敢动的？！”张云逸果断地回答。

“他仗着是李明瑞将军的亲戚，胡作非为，可是老虎的屁股摸不得呀。”

“李将军是北伐名将，一贯主张军纪严明，对他的亲戚，我们更不能姑息纵容。你们回去发动大家一齐揭发他，看我敢不敢摸他的老虎屁股！”

张云逸说到做到。几天后，三营营长梁祝南受到了严办。还有几个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也先后被撤换、“调训”或“礼送出境”。在较短的时间内，张云逸采取措施，使部队结构发生了质的变化，坏的被清洗，并从农军中选调了一批优秀青年补充到各连队，此后部队面貌一新。

桂系军阀伸黑手百色县城那栋高大坚固的“公兴当铺”洋楼大门口，“清乡总办公署”的牌子被砸烂在地，换上了一块“右江督办公署”的新牌子。在这里，张云逸这位“地方行政长官”签署“走马上任”后的第一道命令。

几位官兵站在张云逸面前，等候着“督办”大人的吩咐。

“你们把这个命令马上送到各县县长、税务局长那里，要他们在5 天内把所收得的税收款全部上交督办署。”张云逸把命令用信封分装好：“告诉他们，谁要是违抗命令不交税款，本督办将从严查办。”

命令分头送了下去，各县税官不敢有违。几天时间，督办公署便收到4 万多块银元。右江地区乃是云南鸦片东出的集散地，烟毒贩子要从此地过境，一般少不了要给地方交大量烟税。张云逸一道命令收获数万，半数以上则是来自这种税收。殊不知，这笔款后来居然成了右江起义和红七军转战桂黔湘粤赣的军饷。

正当邓斌、张云逸等积极准备武装起义的时候，企图将革命扼杀于摇篮的黑爪伸了过来。

南宁西门内老道台衙门一座小公馆里，刚刚“打回老家”的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立友）三位新桂系台柱，正在筹划东山再起，重新北伐的雄图大略。

“离开4 个多月，我们又回来了。蒋介石想置我们于死地。可是，天无绝人之路。”李宗仁说道。

“德公（李宗仁，字德邻），情势并不乐观呀。”白崇禧有些不安：“我们是两面受敌。”

“健生，何谓‘两面受敌’？”黄绍（立友）反问道。

白崇禧张开双手比划着：“东面，陈济棠占着大半个广东，一切唯老蒋马首是瞻。粤军已进入桂东、桂南，眼下是大军压境；西面，张云逸把原来守南宁的几千人马拉到了右江地区，李明瑞下野出逃后受共产党策动，跟俞作豫一起带着两干人枪到了龙州安营扎寨。倘若他们闹起赤色革命，左右江遥相呼应，顺流而下，迅达南宁，其能量也不可低估呀。”

“健生老弟洞察秋毫，不愧是‘小诸葛’。”黄绍（立友）笑着对白崇禧说。

“眼下东边粤军3 个师正窥觑南宁、柳州，我桂军仅2 万余众，挡得了东边，就会保不住西边，健生，你看还有什么万全之策？”李宗仁问道。

“我们集中力量驱逐桂东粤军。至于西边，主要危险在百色张云逸那里。”白崇禧一手托着下巴边想边说：“现在他们赤色起义情况未明，我想先牵住他们。”

“派谁去牵住他们？”黄绍竑问道。

“熊镐！他已表示死心踏地投靠我们。”

“就是那个老土匪头子，他那人‘有奶便是娘’。”李宗仁似乎对白崇禧推荐的这个人不放心。

白崇禧喝了一口茶，故意漫不经心地说：“德公，张云逸可以把第四大队拉到百色，熊镐的第三大队为什么就不能跟着西去。季宽（黄竑站）兄，你说呢？”

“妙哉，健生，马上让熊镐来一趟，我要好好跟他谈谈。”黄绍（立友）似乎对这个老土匪、兵痞有着极大的兴趣……

“督办”巧设“鸿门宴”

遵从黄绍竑的旨意，熊镐行动可谓神速。张云逸刚离开平马镇3天，熊镐便带着他的第三警备大队1000多人马在一帮地主豪绅的吹打欢迎下驻进了这个右江至南宁的水路咽喉小镇。

1929年10月25日，张云逸收到了熊镐派人送来的一封信，熊镐在信中说，他要亲自到百色“拜见张大督办”，与第四大队“商谈防务”。

“邓斌同志，你看熊镐葫芦里装的什么药？”张云逸把那封信递给邓斌。

邓斌把信看了一遍，笑着抖了抖那封信：“黄鼠狼给鸡拜年，他是想亲自出马探个虚实。然后再把鸡吃掉。”

“我们何不来一个顺手牵羊。”张云逸做了个手势。

“对，将计就计，先下手为强！”邓斌果断地说。

“熊镐这老匪奸猾刁钻，第三大队的军官多是为他两胁插刀的把兄弟，要对付熊镐和第三大队，我看最好是智取。”

“怎么个智取？”

“这样，”张云逸从邓斌手上接回那封信：“他要来百色，我就成全他，给他回信，邀请他到这里作客，我将好好欢迎他。”

“嗬！好家伙，你要准备鸿门宴。”邓斌大笑起来。

" 鸣门宴的戏剧性情节太多，我可没那么多雅兴，他来了，我们就快刀斩乱麻，拔掉这颗钉子。“张云逸并拢五指向下一砍。

“快刀斩乱麻，好呀！”邓斌也做了同样一个手势：“不过，我们还要认真研究一下具体方案，越细越好，这样才能万无一失。”

10月28日，熊镐从平马乘坐一艘小火轮溯右江而上，午时到达百色下船。他趾高气扬地走向岸边，身后紧随的一个班卫兵，一个个荷枪实弹，好不威风。

“熊大队长大驾光临，我因公务在身，有失远迎，还望见谅。”在岸上路口等候多时的张云逸迎了上去。

“张大队长，不，不，不，张督办大人，你现在是官居显位，威震右江，熊镐当刮目相看。”熊镐阴阳怪气，皮笑肉不笑地说道。

“熊大队长，我张云逸受命于右江百姓，这些天是为民做了些事，往后，还望熊大队长协力配合。”张云逸不露声色地说道：“听说你要来，我已吩咐部下设了两桌便宴。为熊大队长及随行弟兄接风洗尘。”

“据说，督办大人一道命令，便收取了数万税款大洋，随便漏出几块来，也够我们今天开怀痛饮。好，既然张督办一片盛情，我熊镐定来他个一醉方休！”

在督办公署的楼上，张云逸及几位“陪客”向熊镐频频敬酒。熊镐原有点戒心，后来见张云逸一片热忱，疑云也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他的那班卫兵被安排在楼下一间耳房喝酒。见到那一桌丰盛的好酒好菜，卫兵一个个狼吞虎咽，无所顾及。

张云逸看了看怀表——“午时三刻”已到，他侧耳倾听着楼下的动静，楼旁练操的四大队战士整齐的脚步声越来越近。这时，酒兴正浓的熊镐正在与一位“陪客”碰杯，嘴里吐出含混不清的桂南方言。

“张大队长，张督办大人，听说你炒牛下水很拿手，兄弟已酒过三巡，怎么还不见你的牛下水？”

“牛下水？！”张云逸冷笑一声：“对，牛下水，我今天就是要炒你的牛下水。来人，把这个老土匪拿下！”

席旁的两名虎背熊腰的卫兵一齐上来，一把揪住了熊镐。

“张督办，你……你这是……”熊镐叫嚷着。

“熊镐，李、白、黄正等着你提我的头去领赏，而我却想先借你的头给百色起义祭旗！”张云逸站起身来，拔出短枪在熊镐面前晃了晃，只见熊镐这个作恶多端的杀人魔王竟吓得两腿筛糠。

与此同时，督办署大楼外佯装练操的几十名武装战士出奇不意地冲进了楼下的宴席间，将熊镐带来的那班卫兵全部缴械生擒。秉承桂系军阀黑旨意，阴谋破坏革命的反动军官熊镐被“督办公署”判处死刑、立即送上了断头台。

紧接着，张云逸率四大队一部乘船顺流而下，邓斌另率一部走陆路抄近道向平马镇进发，这时，由右江特委负责人雷经天指挥的农民自卫军也正从奉议、恩隆、思林等县向平马集结。

夕阳西下，晚霞映红了天际。正值晚饭时分，第三大队驻守平马镇及镇外两处营房的1000多人正在吃饭，便全部被从天而降的神兵包围。那些追随熊镐的反动军官还没弄清怎么回事，就乖乖地被缴械。

3 艘小火轮载着缴获的枪枝弹药，在宁静的夜色中缓缓上驶。火轮上，邓斌、张云逸一起扶着栏杆在回味今天“鸿门宴”的精彩场面……

“云逸同志，你炒了熊镐的牛下水，我们又把新桂系收买的三大队一锅端了，就等着李、白、黄一起来哭灵吧。”

智歼熊镐三大队计划的实现，粉碎了桂系军阀妄图扑灭右江革命烈火的阴谋，为举行百色起义，建立红军革命根据地扫清了障碍。

右江两岸义旗红完成百色起义前的筹划部署之后，中共中央特派员、党代表邓斌并没有轻松。他知道，李明瑞、俞作豫正在龙州焦急地等着他前往指导龙州起义和左江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1929年12月1 日，邓斌打好了出发的轻装。他紧紧握住张云逸的手：“云逸同志，百色起义时间不变，记住了吧，还是广州起义两周年那天。”

“党代表放心，我们一定准时起义。”张云逸说。

邓斌边走边说道：“按照中央的决定，你出任红七军军长，我对内是前委书记，对外是红七军政委。我这一走，起义时的具体工作就由你和陈豪人同志主持。龙州那边随后也将起义，成立红八军，中央还要我去兼任政委。”

“邓代表身负重任，两处都要顾及，够辛苦的。”张云逸说。

“其实，我只是跟你们一起开了个头，不少工作留给了你们。中央指名要我去上海汇报广西的情况，我到龙州停一两天又得走。”邓斌说着，跨上了那匹桂西山地马。

“嗒嗒嗒嗒……”马蹄声由近及远，直到完全消失。张云逸站在大路口，目送着那位为开辟革命根据地而深谋远虑的领导人远去。

1929年12月11日，人们终于盼到了这一天。百色县城东门广场红旗招展，锣鼓喧天，鞭炮齐鸣。一大早，工人、农民、教师、学生、商人和城镇居民5000多人聚集在广场上，等待着那个庄严的时刻。

张云逸穿起了崭新的灰色军装，他把腰上的皮带束紧，又端端正正地戴上了红星军帽，系上了红色领带，然后迈着雄健的步伐走出了粤东会馆大门。他注目前方，几千双眼睛在期待着，起义部队集合的方块队前，一面鲜红的大旗迎风招展，东方绚丽的朝霞映衬着红旗上绣着的镰刀锤子，旗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9 个隶书字分外夺目。

张云逸心潮激荡，久久不能平静。40多天的紧张筹谋，今天就要正式付诸实施，一股划时代的责任感在这位北伐少将身上油然而生。运筹帷幄、决策大计的中共中央邓代表虽然离开10天了，但这位起义礼花的设计师早已在焰花筒里装好了“特制火药”，它会迸发五彩的火花。现在留给张云逸的，是用他那颗燃烧的心，去点燃起义礼花炮筒的导火索。

“吹集合号！”他发出了第一道命令。

军号声响彻右江上空，驻百色的四大队、教导总队官兵着一色灰军装，佩戴红领带，头顶红星帽，扛着步枪，以整齐的队形、整齐的步伐来到广场上。顿时，广场上的数千群众掌声雷动，欢呼雀跃，经久不息。

张云逸、陈豪人、韦拔群等起义领导人登上了主席台。陈豪人操着带有浓重福建口音的普通话宣布：“同志们，乡亲们，今天，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这里光荣诞生了！”

一时间，整个广场沸腾起来，人们举着枪，敲着锣鼓，呼喊着，歌唱着，庆贺这支人民军队的诞生。

沸腾的浪潮稍稍平息，陈豪人宣布红七军领导机构成员：“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邓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

张云逸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欢呼的军民群众频频挥手致意。

群众大会结束后，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红军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土豪劣绅！”“打倒蒋介石反动政府”……口号声一阵接一阵，回荡在山城上空。

这一天，人们在百色县城的大街小巷里，看到了由军长张云逸、政委邓斌、政治部主任陈豪人签署的红七军司令部、政治部布告：“……本军应革命之要求而产生，其目的在驱逐帝国主义出华，推翻国民党统治，肃清贪官污吏、豪绅地主等反动势力，建设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以解除民众痛苦为标志。”

张云逸走在游行队伍的最前面，回头看着这支向着朝阳迈进的队伍，心情十分激动。他想起了中央党代表邓斌两个月来的精心谋划；想起了在上海时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的叮嘱；想起了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在龙华英勇就义前对他的安排。

他默默自语：周书记，按照你的指示，广西的工农武装割据开始了；邓代表，放心吧，一切都在按你设计的程序进行；杨部长，你的遗愿实现了，反动派绞杀了你，但他们永远不能绞杀革命！

张云逸在右江的活动　农武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中共中央任命张云逸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长。右江活动这段历史，在张云逸从事革命斗争的一生中，占据着重要的位置。

（一）

1929年6 月，新桂系军阀在蒋桂战争中失败。广西左派军人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军政大权。他们要求与我党合作，党中央便利用这一机会，派邓小平等一批共产党员到广西。那年7 月，张云逸通过社会关系，从广州到达南宁找俞作柏。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被派到俞、李新建的警备第四大队去当大队长，还担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为了把这两支旧军队改造成为新型的革命军队，张云逸依靠党的领导，根据邓小平的指示，采取了一系列坚定、果断的措施。他把广东和广西地方党派来的工人、学生党员大部分都安插到教导总队各连当干部和学员。在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各连建立党的秘密支部，形成领导核心。对于这两支部队中的反动军官，张云逸分别采取：“升迁”和撤换的办法，来剥夺他们的实际指挥权。经过不长的时间，这两支部队的各级领导权基本为我党所掌握。为了争取和教育群众，张云逸在第四大队中对广大士兵进行民主教育，开展士兵运动，提高士兵群众的政治觉悟，发动他们起来同反动军官作斗争。在改造这两支旧军队的过程中，张云逸还十分注意在部队中发展党员，壮大党的力量，新吸收党员300 多名。在张云逸的领导下，经过全体共产党员的紧张工作，在几个月的时间里，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的面貌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从政治上、思想上和组织上为后来的武装起义、建立红七军奠定了基础。

1929年9 月下旬，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反蒋，在风云突变时刻，邓小平等果断地作出决定，将我党掌握的武装开赴右江、左江地区，为举行武装起义作准备。

（二）

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3 省交界，聚居着壮、瑶、苗等兄弟民族。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就派出党员余少杰等到这里开展工作，建立农民武装，领导群众反对贪官污吏，打击土豪劣绅的斗争。

1929年10月上旬，根据广西形势的新变化，张云逸派第四大队一个营的武装进驻右江，加强右江的防卫工作。10月13日，俞、李反蒋失败后，张云逸等立即组织部队和民工，把省军械库里储存的武器弹药，搬上了汽船，准备运走。10月17日，张云逸带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陆路掩护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朝右江上游前进。10月20日，陆路和水路的两支队伍2000余人，同时到达恩隆县（今田东县）城平马镇。在平马，根据党的决定，张云逸拨出部分武器送给恩隆、奉议、思林、果德、向都等县农民自卫军；命令第四大队留3 个营分驻平马、田州（分一个连驻扎那坡镇）、果化。第2 天，部队分头出发。10月22日，邓小平、张云逸等率领教导总队及特务营到达百色县城。23日，张云逸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部队党委（即桂军委）会议，根据党的“六大”决议和广西省党代会精神，研究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和今后的斗争策略。

会后，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一起，以大无畏的精神，坚决贯彻党委会的各项决定。首先，认真抓紧部队的整顿和补充工作。他在部队中宣传我党的政治主张，进行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实行官兵平等，建立士兵委员会，发扬民主，发动士兵揭发旧军官的罪恶行为和军阀作风。在广大士兵起来斗争的基础上，严办了一贯克扣军晌，打骂士兵，深为大家痛恨的一个营长。对其他屡教不改的旧军官和兵痞流氓，张云逸则采取撤职、“调训”或“礼送出境”等办法加以处理。同时，在部队进行无产阶级、共产党、共产主义和唯物史观等教育，坚定了干部和战士的斗志。并从教导队里抽调一部分党员加强连队党组织，先后发展新党员200 余名，从农军中抽调一些优秀分子补充连队。这样就使部队出现了崭新的面貌。

部队整顿后，张云逸派部队分散到各地，配合地方党组织，发动群众，开展对豪绅地主分子的斗争；组织部队和农军攻打土豪、团局反动武装，收缴其武器，武装革命群众。张云逸和邓小平等，到百色城苦力工会和省立第五中学（今百色中学），给工人和师生演讲，宣传革命道理，号召工人群众和师生积极投身革命活动。经过一段努力，右江地区各县的工会、农会组织进一步发展壮大，群众武装斗争广泛地开展。

张云逸以“右江督办”的名义，召集右江各县县长、税务局长开会，通知他们将全部税款上缴，交出武器，并保管好公共财产和文书档案。结果收到几百万银元的税款，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了经费。对这次会议，凌云县县长拒不到会。会后，张云逸派第四大队干部胡斌率一连武装进驻凌云县城，代行县长职权（原县长闻讯先逃走），收缴税款，维持地方秩序。11月，张云逸委任共产党员李植华为凤山县长，加上原来省里委派共产党员担任县长的东兰、奉议、恩隆、思林、果德、向都等县，右江各县基本上为我党所控制。

在党的领导下，革命风暴席卷了右江各县。右江地区的豪绅地主把群众的革命斗争视为洪水猛兽，他们勾结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妄图绞杀革命力量。我党及时识破了敌人的阴谋，决定解除第三大队的武装。10月28日，张云逸以“商谈防务”为名，邀请第三大队的大队长熊镐到百色。这天上午，熊镐及其随从人员按照商定的时间，乘汽轮来到百色。熊镐一上岸就东瞧西望，观察四周的动静。当他看到一切正常时，就大摇大摆地朝大街上走去。这时，张云逸和几位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也到了。熊镐被接到选好的“公兴当铺”。双方坐下交谈了一会，“招待”熊镐的宴会随即开始。张云逸及我方官员同熊镐及其主要随从在一席，双方警卫人员的酒席安排在另一个房间里。张云逸首先在宴会上讲话，对熊镐到百色来表示“欢迎”，希望他多喝几杯，然后再“商谈防务”。酒过三巡，熊镐狂妄地说：“第三大队人多枪多，现有防地太小，第四大队最好把右江地区让出来，到别的地方去驻防。”张云逸继续劝酒说：“老兄酒量大，别的暂不说，来来来，再干几杯！”见酒不要命的熊镐又喝了几杯。正当“宴会”在热烈地进行，熊镐酒兴正浓的时候，预定歼敌的时间已到。突然，“咣当！”一声响，张云逸将手中的酒杯往地上一掷，这是按原计划发出的擒敌的信号。顿时，我方的“陪客”和“招待人员”，同在宴会厅外面佯装出操的几十个武装人员一起，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冲上前去，只经过短短的几分钟搏斗，熊镐及其一伙即全部俯首就擒。那天，雷经天统一指挥各县农军同第四大队驻平马、田州的部队，向第三大队在平马、田州的反动武装发动袭击，将敌全部缴械。第2 天，张云逸又亲自带队消灭了第三大队驻扎在那坡的一连武装。围歼反动的第三大队的战斗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共俘敌1000多人，缴枪700 多支。为举行百色起义扫清了障碍。

11月初，党中央批准在广西举行武装起义的指示传达到百色。张云逸参加邓小平主持召开的中共广西前敌委员会（10月30日成立）会议，传达中央的指示，并就武装起义的重大问题和具体部署作出决定。

反蒋失败后，随警备第五大队到龙州的李明瑞，于11月中旬从龙州来到百色。张云逸与邓小平一起，在百色耐心诚恳地做李明瑞的思想工作，肯定他在北伐战争中为革命立了功，这次主政广西又为革命作出了贡献，劝他与共产党一道打起红旗革命到底。经耐心的谈话，使李明瑞认清了“共产党的前途是光明的”，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并迅即返回龙州，参与领导龙州起义的准备工作。

应中共中央电召，11月底，邓小平经龙州，前往上海向中央汇报工作。邓小平离开百色后，张云逸同其他负责人一道，领导右江地区军民完成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在组织上，进行部队整编。将参加起义的部队和地方武装编成3 个纵队。第一纵队由原来第四大队和凌云、百色农军组成，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由原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奉议、恩隆、思林等县农军组成，纵队司令胡斌（后冯达飞），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由东兰、凤山县农军组成，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同时，拟办干部训练所，扩大教导总队，以训练干部和培养初级指挥员。起义前夕，部队总人数扩大到4000多人。在思想上，进行充分的发动。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深入基层，亲自给部队的干部、战士作报告，印发材料和丛书，宣传我党的革命纲领，讲清进行武装起义的目的和意义；组织干部、战士就当红军的光荣和红军的任务进行热烈的讨论，集中大家学唱《国际歌》，使部队营区内外到处是一片热气腾腾的革命景象。12月10日，张云逸等在百色城主持召开警备第四大队士兵代表会议、百色县工人代表会议和百色县农民代表会议，分别讨论和通过了广西警备第四大队举行起义建立红军和建立苏维埃政府的决议案。当天，张云逸下令第四大队，在工人、农民武装的配合下，将百色县公安局、禁烟局以及百色、田州、那坡、平马、果化等城镇商会、商团的武装全部缴械，收缴各种枪300 多支。

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陈豪人在大会上庄严宣告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举行武装起义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红七军成立的当天，中共广西前委随即改为中共红七军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常委张云逸等3 人。

同一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成员，雷经天任主席。

12日，庆祝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的万余群众大会在平马隆重举行。张云逸专程从百色到平马参加庆祝大会，并讲了话，他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我们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自己的优秀子弟参加红七军。有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红七军一定会迅速壮大，革命一定胜利。右江苏维埃政府是工农自己的政府，领导农民兄弟打土豪，分田地，保护工农劳苦大众的利益。现在，我们右江成立了工农自己的政府，有了自己的红军，而广西其它地区的工农兄弟还在受反动派的压迫，反动派是不会甘心他们在右江一带的失败的。因此，我希望每一个红军战士，每一个工农兄弟，都要拥护共产党，拥护苏维埃政府。要提高警惕，随时准备反击敌人的进攻，保卫我们的革命根据地。”他讲完话后，代表上级党委把右江苏维埃政府的印章授给雷经天。会后，张云逸返回百色途经那坡镇时，当晚该镇各工会、商民协会召开群众大会，热烈欢迎张军长莅临那坡。张云逸在大会上讲了话，指出共产党领导的红军和国民党反动派组织的军阀不同，他说：“兄弟希望各位对于红军不要害怕。红军是代表工农群众谋利益的，各位见着‘拥护工农兵一切利益’等等的口号，也不用怀疑，因为工农兵是最穷苦、最大多数，红军是要为大多数人谋利益的！还有好多学生们，小商人们，也同样的受大资本家、军阀等的压迫，许多学生们因为无钱，不能升学读书，许多小商人受着大商人、帝国主义的压迫，以致营业破产。这种种的情形，都是社会组织不好的原故。现在我们要把从前一切组织不好的制度，通通打破去。所以，我们要组织工农兵的政府——苏维埃。有少些反动派，说共产党是杀人放火的，是奸淫掳掠的，这通通是他们的造谣。请各位不要相信。杀人放火的只是军阀的行为，红军是代表工农群众利益，自然不做这种事。本军此刻有4 个纵队，有成万多人，又有革命的工农民众来拥护。此外，还有各省、各地红军和革命民众，我们相信在最短期间，一定能得到胜利。我们希望你们大家团结起来，同做革命工作，组织苏维埃政府。我们缴了豪绅资产阶级的枪械，都要交给你们组织赤卫队，以便你们自己保卫自己。”13日早晨，当张云逸乘坐的汽船回到百色城时，广大居民群众涌到江边，举着红旗，敲锣打鼓，朝船上欢呼：“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军万岁！”船上的同志也不断向岸上的群众挥舞红旗，高呼口号。河上河下口号声、欢呼声连成一片。

百色起义不久，粤桂军阀战争继起，南宁空虚。1930年1 月中旬，张云逸参加红七军前委代理书记陈豪人（此时，邓小平还在上海）在平马主持召开的前委会议，决定调动红七军大部向右江下游移动，待红八军成立后，请李明瑞到右江共同指挥，待机两军会师攻南宁。会后，由张云逸将前委的决定电告在龙州的李明瑞。接着，张云逸根据前委的决定，领导红七军做好攻打南宁的准备工作，并派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率第一纵队队部和第一营进军隆安，占领了该县县城。1 月21日，第一纵队党委协助当地农运领导人，组织成立隆安县苏维埃政府，使隆安成为拱卫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前哨阵地。按照预定计划，李明瑞前来右江的时间将到，张云逸亲自到镇结县去迎接。1 月29日，张云逸带领一个连队，从平马出发，经思林、果化、（禾农）圩，30日到达镇结县城。随后亲自会见该县农会领导人冯镜等人。31日，张云逸在县城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我党主张和红军宗旨，号召群众起来闹革命。并派员在县城及附近的屋墙上书写“打倒帝国主义！”等标语。当天，李明瑞率60多名武装从龙州经天等来到镇结县城与张云逸会合。2 月1 日，张云逸、李明瑞在镇结县城召开县农会领导人会议（龙茗县农会主任汤学礼也参加），研究成立县苏维埃政府事宜和拟定政府领导成员名单。2 日，因有紧急军事任务，张云逸和李明瑞离开镇结，前往思林县。

红七军前委作出攻打南宁的决定在社会上广为传播，桂系军阀闻讯，惊恐万状，从前线调4 个团兵力进犯右江革命根据地。2 月4 日早晨，桂系军阀派出的部队在李画新指挥下，向驻守隆安的红七军部队陆续发起攻击。红军进行了英勇的抵抗。5 日，张云逸和李明瑞率红七军增援部队相继抵达隆安。经过3 昼夜激战，打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为了保存实力，张云逸等指挥红七军撤出战斗。

红七军撤出隆安后，张云逸等率部退到恩隆县七里山区。敌乘机进占右江沿岸各城镇。为了打击敌人，张云逸和李明瑞又指挥红七军，与敌进行了马鞍山、亭泗战斗，重创了一批敌人。尔后率部转移到东兰、凤山一带休整。2 月底，张云逸在凤山县盘阳乡参加前委会议，总结前一段斗争的经验教训，研究部队今后的行动计划。为了扩大红七军的政治影响和补充装备、给养，前委作出第一、第二纵队到桂、黔边境开展游击战争，第三纵队留在右江，保卫根据地的决策。在会议期间，张云逸、陈豪人介绍李明瑞加入中国共产党。

根据前委规定，红七军成立后的头两个月，从军长到战士，每人每月发20元银元的薪金（不包括伙食）。1930年2 月份以后，因为脱离城市，经济较为困难，决定停发。当部队在东凤休整期间，张云逸等亲自向全体指战员进行解释，讲明现在部队的后勤面临困难，老百姓的生活还很困难，我们红军要“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经过做思想工作，大家都能团结一致克服困难。

3 月底，张云逸等率领第一、第二纵队从东凤向河池进发。在红七军离开根据地到敌人统治地区作战的时候，张云逸十分重视部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和政策、纪律教育。规定红七军到外线作战，不准借端滋扰良民，不准奸淫掳掠，不准拉夫，要公平交易等纪律。4 月初，红军抵达河池县城稍事休息后，东进占领了怀远镇。部队在这里住了3 天，召开了几千人的群众大会。张云逸在大会上讲了话，向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经过做商界的工作，红军在怀远镇筹集了几万银元作军饷，后继续向桂、黔边界前进。4 月下旬，第一、第二纵队进入贵州边境的苗山。张云逸反复强调，红军进入苗山时，要尊重苗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不准乱鸣枪，不准拿群众的东西。由于红军纪律严明，秋毫无犯，使苗胞深为感动。他们从害怕逃跑上山，到怀疑持枪监视，最后主动送粮送菜。还主动给红军带路，遇到险处，帮助开路、架桥等。在苗胞的帮助下，红军3000余人，用一个星期的时间，顺利地通过了苗山，秘密进抵贵州省榕江县附近。4 月30日清晨，红七军向敌人发起进攻。榕江县城依山傍水，城墙高大，易守难攻。红军连战3 个小时仍未能攻下。张云逸等深入第一线，听取指战员的意见，最后决定用云梯和打竹钉到城墙缝隙中爬城攻击。并提出“攻下榕江城，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鼓舞指战员的士气。下午5 时，张云逸和李明瑞亲临前线指挥，命令加强火力，掩护攻城突击队登城。结果攻击成功。经过一个多小时的激战，完全占领了榕江城。这次战斗，共歼敌500 多人，缴获电台一部，大炮数门，步枪600 多支，子弹10多万发，以及一大批军用品。还筹集得军饷几万元。榕江战斗的胜利振奋了红七军的斗志。

还在隆安战斗发生期间，2 月7 日，邓小平从上海回到龙州，4月5 日来到东兰武篆。5 月中旬，李明瑞、张云逸率红七军主力从贵州回到河池。邓小平立即赶到河池与他们见面。大家见面十分兴奋。接着，邓小平召开党员大会，传达中央指示，讨论今后行动问题。会议决定红七军回右江一个短时期，在右江开展土地革命及发展、改造红军。会后，张云逸和其他负责人率红七军主力回师右江。

百色城于2 月间被敌人占领后，成了桂系军阀在右江的一个反革命大本营。城里驻扎有桂军岑建英团和税警队、民团1000多人。6 月初，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主力又回到百色的外围山地。根据侦悉敌人兵力的布置情况，张云逸和李明瑞制定了围攻百色城的部署，决定分3路攻城：一路从东蚕过牛坡，直取大西门后，到较场圩、一路从东坪攻入长蛇岭后，直进北胜街，冲向较场圩；一路自羌园坡下南阁亭，经观音堂、大码头、二码头，直奔较场圩。3 路进军部队从东面、北面、西面3 个方向切断敌人的退路，形成对百色城的包围。当天下午，张云逸一声令下，攻城战斗开始，敌人陷入一片惊慌，纷纷夺路逃命。但是，第二纵队第一营攻到长蛇岭脚下时，突然被山上敌人的一个大碉堡喷出的密集火力封锁住去路。摧毁敌人的这个大碉堡，成了收复百色的关键。红军集中火力进行长蛇岭攻坚战，各种轻重武器同时向敌人阵地猛烈射击。敌团长岑建英为了作拼死的挣扎，也不断向长蛇岭碉堡调集兵力。并亲自到碉堡内督战。由于敌人占据有利的地形，红军多次强攻均未奏效。战斗持续到第2 天下午，碉堡仍未攻破。这时张云逸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从敌碉堡的侧面爬上长蛇岭，到离敌500 米处去观察敌情。在现场召开军事会议，决定用山炮将敌碉堡摧毁。由于只剩下3 发炮弹，必须做到弹无虚发，才能保证战斗的胜利。为此，张云逸和李明瑞决定将一门山炮移到离敌500 百米的山头，不用曲射，实行水平射击。当山炮在指定的位置安装好后，张云逸、李明瑞等围到山炮前，作射击前的最后检查。李明瑞亲自测定距离，校对瞄准器，下达开炮的命令。“轰隆”一声巨响，第一发炮弹打响了。只见敌碉堡火光一闪，烟尘腾空而起，碉堡被炸开一个大口。红军士气大振。炮手接连射出第2 、第3 发炮弹，都击中目标。预先埋伏在敌碉堡附近的攻击部队，在第3 发炮弹射击后，一跃而起，往前冲去，迅速拿下了长蛇岭碉堡。敌人在这里丢下10多具尸体，残敌狼狈逃向城内。红军乘胜前进，冲入城内，同敌人展开激烈的巷战。经过短时间的交火，敌人纷纷溃退。一部分逃过河，一部分当了俘虏，岑建英化装坐小船逃跑。晚上10时，战斗结束。这一仗，共歼灭敌军600 余人，缴获枪枝500 多支，迫击炮2 门，子弹4 万余发，以及其它军用品。接着，派部东进，收复了奉议、恩隆、思林、果德等县。

6 月中旬，云南军阀取道右江，出师攻打南宁桂系军阀。滇军张冲部过右江时，张云逸率七军撤出百色城开往恩隆、思林、果德一带山区待命。为了打击敌人的嚣张气焰，宣传红七军，以影响全国。根据前委的决定，7 月初，张云逸等指挥第一、第二纵队和思林、果德等县赤卫军，在鹧鸪坳伏击滇军尾部，激战5 昼夜。敌军损失五六百人，惊叹“从没有遇到过这样有战斗力的队伍”。

伏击滇军后，7 月下旬至9 月底，张云逸和邓小平等领导红七军在恩隆、奉议、思林、果德一带开展土地革命，整训部队，扩大红军，建立地方政权，巩固根据地。按照分工，张云逸和李明瑞集中军直部队和第一、第二纵队3000多人在平马整训，总结红七军成立以来开展军事行动的经验教训，并由教导总队举办训练班。7 月15日训练班在城隍庙举行开学典礼，张云逸主持会议并讲了话。此后，张云逸还亲自给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和战略战术等课程。在部队整训期间，张云逸和邓小平等到思林县那叭村看望伏击滇军战斗中的伤病员。随后张云逸到恩隆、奉议一带检查工作。根据前委决定，张云逸将恩隆、奉议赤卫军改编为红七军第四纵队，由黄治峰任司令员。经过3 个月训练，干部战士的政治觉悟和军事技术水平都有了提高，党的工作也加强了，又补充了3000多名战士，全军发展到8000多人，整个部队精神饱满，斗志昂扬。

平马整训后，前委提出按原计划向湘粤边发展的问题，决定在10月1 日出发。出发前一日，南方局代表邓拔奇（邓岗）到达平马镇。10月2 日，邓拔奇在红七军前委会议上，传达中央政治局6 月11日通过的决议和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对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前委有不同的看法。张云逸等认为，红七军刚成立不久人数不足万人，武器装备很差，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打下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是很困难的，不赞成把红七军拉去打大城市。但是，中央的命令又必须执行。会议最后仍决定按中央指示执行，部队到河池集中。10月3 日，张云逸等到奉议县田州镇，在镇东北角的草坪上举行出征誓师大会。参加大会的有红七军部队、工农兵代表和田州镇的居民数干人。誓师大会正式开始，在鸣礼炮、奏军乐之后，工人、农民代表先后发言，接着张云逸讲了话，他说：“我们红七军指战员将要离开可爱的革命根据地，离开亲爱的家乡，离开父母、妻子、同志、朋友了。但是我们的离开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去执行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去打击敌人。我们相信，日后会胜利回来的。帝国主义、国民党反动派过去把我们害得太苦了，只有消灭他们，方能过上好日子。当然，这是件艰巨的事情，但只要我们坚决奋斗，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我们一出发，反动派必然不会放过我们，一定会用所有的力量来阻止我们的行动。因此，前进是有很多艰难险阻的。我们一定要听共产党的话，跟共产党走，克服一切困难，才能战胜敌人，光荣地完成任务。对每一个同志来说，这是一场严峻的考验。我们相信，在我们这支队伍里，每个同志一定能经得起这场考验的。工农同志们，党政工作同志，希望你们继续为保卫右江苏区而斗争！”

誓师大会后第2 天，张云逸率领红七军第二、第四纵队从田州出发；军部直属部队和第一纵队从平马出发。7 日前后，两支队伍等五六千人集中龙川一带。接着，张云逸和李明瑞、陈豪人等率部继续前进。9 日，到达凌云县城，休息两天；张云逸等曾前往参观了该县有名的胜景——水源洞。14日，到甘田圩，休息3 天，17日，到乐业镇，休息7 天；23日，红八军第一纵队与红七军在乐业会师，张云逸热烈欢迎八军第一纵队转战千里，不辞劳苦，前来加入红七军的行列。随后，张云逸等率军往逻西经天峨、南丹去河池。在进军乐业时，张云逸先后在甘田圩场和乐业镇召开有800 余人、9000多人参加的群众、军民大会，宣传革命形势和我党我军的方针、政策。同时，派人沿途开展宣传活动，在圩场、村屯、路口书写“红军的胜利就是工农的胜利！”、“岑团（指岑建英）象只鼠，红军是猫捕鼠！”等标语。此外，张云逸还安排部队，一路横扫反动团局武装，打击土豪劣绅，为广大贫苦百姓撑腰除害；重点没收一批豪绅地主的财物粮食作为军需，并分出一部分救济贫苦农民。这样革命声势大振。各地群众议论说：“穷人不要慌，富人不要狂！”真是土豪劣绅闻风丧胆，贫苦人民扬眉吐气。

11月初，红七军各纵队先后到达河池。11月7 日，军第一次党代表大会在这里举行。大会在邓拔奇主持下，通过了执行中央命令的决议，提出了“打到柳州去”、“打到桂林去”、“打到广州去”的口号。会后，把红七军四个纵队改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3 个师。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李明瑞任总指挥。9 日，全体指战员集合在河池三里亭前举行阅兵式。张云逸等检阅了部队，并进行北上动员。阅兵后的当天晚上，二十一师师长韦拔群带领一个由80多人组成的连队返回右江根据地，张云逸亲自给他送行。两位革命战友在皎洁的月光下一面走一面谈。他们从右江的农民运动谈到百色起义，从红七军的建立谈到土地革命的开展，从右江和全国革命的形势，谈到今后艰巨的战斗任务。他们回顾了他们在共同的革命目标下建立起来的亲密无间的革命情谊。张云逸恳切地对韦拔群说：“主力部队撤走后，右江苏区的困难一定很多，今后的斗争将更加艰苦，更加残酷。但是，军阀之间的矛盾很多，总的形势对革命是有利的。只要我们善于使用干部，掌握武装，一定会取得胜利的。”

韦拔群满怀信心地说：“我们一定坚持到胜利！”

在交谈中，韦拔群很谦虚地请张云逸给他提批评意见，张云逸说：“拔群同志，我们虽然相处不久，我知道你是一个各方面都很好的同志。你立场坚定，对党忠诚，斗争坚决，不怕困难，光明磊落，纪律性强，这些都是你很突出的优点。我觉得你有一个弱点，就是太重私人感情。这一点要特别注意。我们干革命，要依靠党，依靠一切真诚革命的同志。要知道，在阶级斗争中私交是靠不住的！”

韦拔群听了之后，心里热呼呼的，感到这些话正说到自己的心坎上。他紧紧地握住张云逸的手说：“是的，这是我的弱点。今后我一定好好克服！”

他们就这样边走边谈，不知不觉已经走出了20多里，可是要说的话还很多。这一带是游击区。反动豪绅地主武装还很强大。韦拔群请张云逸返回军部，不要再送了。但看到张云逸只带了两个警卫人员，他马上又对张云逸说：“你这样走我不放心。我送你一程。这一带我还熟悉，就是遇见敌人，也好对付。”这样，韦拔群带着他一连人又往回送10多里。两个人这样来来回回，弄到天交半夜。在离河池只有几里路的地方，张云逸无论如何也不肯让韦拔群再送了。这样，他们才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握手告别。

11月10日，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等率领红七军7000多人，从河池出发北上，去执行中央交给的任务。

（三）

红七军从河池出发向白区进军，当天占领怀远镇。原来拟定攻打宜山庆远镇后下柳州，到怀远后，发生了是否攻庆远的问题：一种意见是，中央指示集中攻坚，应攻庆远；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认为庆远是敌重镇，敌必出死力固守，反对攻庆远，主张及时渡江向桂林前进。一路上，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团结一致，坚持正确主张，不断与坚持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同志进行激烈的争论。由于左倾错误路线未得到克服，部队仍然受到很大的损失。1931年1 月2 日，部队进占全州时，在邓小平召开前委会议上，张云逸同意邓小平的意见，决定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改变硬打攻坚战略，部队开往湘粤赣边界，到江西与中央红军汇合。2 月5 日，部队到达广东省乐昌、韶关之间的杨溪长来渡口，横渡武水东进。日暮时分，敌军从韶关和乐昌两个方向同时扑来，将红七军截为两段。邓小平、李明瑞和五十五团已渡过武水。张云逸率未过河的军直属队和五十八团共约600 人，甩开敌人，撤至乳源县瑶族聚居的必背、半岗岭、埋坑山里。至此，红七军兵分两路活动。2 月6 日，五十八团开回到梅花大坪村，张云逸将非战斗人员武装起来，共编成两个营6 个步兵连，仍用五十八四番号。后张云逸率五十八团沿湘东南向江西前进，3 月9 日攻占酃县县城。3 月14日，在酃县沔渡与前来接应的湘赣独立师三团会师。两支部队与红二十军配合作战，打击侵犯湘赣根据地的敌人。4 月4 日，五十八团、湘赣独立师、红二十军由张云逸统一指挥，攻占吉安县永阳镇。不久，五十八团与五十五团在永新县天河会合。月底，张云逸在永新参加红七军第二次党代会，清算第二次左倾错误路线的危害。在这前后，张云逸等率红七军与湘赣独立一师、红二十军等兄弟部队并肩作战，先后打了安福、茶陵、安仁等几个大仗，配合中央主力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同年7 月初，张云逸等率红七军尚存的老战士2000余人渡过赣江，22日到达于都县桥头镇，与彭德怀率领的中央红三军团胜利会师。

从右江到赣江，在漫长的征途中，张云逸等率领红七军行程7000里，转战桂、湘、粤、赣4 省，历时9 个多月。英勇粉碎了敌人多次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愿望。此后，红七军编入红三军团，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纪念百色起义　袁任远韦国清陈漫远莫文骅吴西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组织领导的广西百色起义，至今已经五十二年了。这次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的指引下，在毛泽东同志创造的工农武装割据的推动下爆发的，它为祖国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历史，写下了光辉的篇章。

一当时的中国，正处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榨之下，灾难深重，民不聊生。蒋介石、汪精卫控制的国民党，已经背叛了孙中山先生决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政策，屠杀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如同全国其他地区一样，广西的革命运动，这时也几乎被军阀摧残殆尽。但是广西的党组织和革命人民，并没有被征服、被杀绝，他们转入地下，继续着各种方式的斗争。

１９２９年初，爆发了蒋桂战争。桂系军阀在混战中失败。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了广西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他们执掌广西军政大权后，要求与我党合作。党中央即派邓小平同志（当时名邓斌）为中央代表，前往广西负责党的领导工作，到了广西南宁，即以中共中央代表的身份，和俞作柏、李明瑞建立了较密切的合作关系。当时，俞作柏、李明瑞注意建立新军。新建的警备第四、第五大队，即以党中央派去的共产党员张云逸、俞作豫同志为队长，张云逸同志还担任了训练干部的教导总队副主任。同时，经我党的要求，俞作柏、李明瑞释放了“清党”中被桂系军阀监禁的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进步分子，并吸收他们到政府和军队中工作；俞、李还同意开放工农运动，恢复工会和农民协会组织，给韦拔群同志领导的右江农民自卫军发了一批武器装备。党的广西特委还抓紧恢复和建立党的各级组织，召开了广西省第二次党代表大会，决定武装农民，加强城市工人运动。

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转机的时候，俞作柏、李明瑞公开宣布反蒋。结果不出十几日，由于蒋介石收买了他们手下两个师长倒戈，粤军入桂进逼南宁，俞、李反蒋遂告失败。俞作柏去了香港，李明瑞到了龙州。在此风疾云涌的关键时刻，经过中央批准，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决定按原计划把我党掌握的武装拉出南宁，到左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开展武装斗争。去右江的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一部，携带辎重，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率领下，到达百色。警备第五大队在俞作豫同志带领下开到了左江地区的龙州。

广西右江地区地处桂、滇、黔三省交界，原来就有我党的工作基础，特别是农民运动领袖韦拔群同志，素孚众望，即使在大革命失败后的白色恐怖时期，这里革命斗争也没有停止过。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到达后，根据当时当地情况，立即筹划武装起义。邓小平同志召开了党委会议，决定进一步发动群众，宣传党的“六大”主张；改造和扩大部队，建立政治工作制度，组织士兵委员会，实行官兵平等；通过地方党组织，武装农民，开展打土豪劣绅的斗争。于是，右江地区的革命活动日益发展。至１１月初，党中央批准了在左右江地区举行武装起义的计划，颁发了红七军、红八军的番号，任命了领导干部。邓小平同志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立即在百色和龙州筹划一切，具体部署武装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二１９２９年１２月１１日，也是广州起义两周年纪念日，百色城头高高升起了武装起义的红旗，宣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诞生。按照党中央的任命，张云逸同志为军长，邓小平同志为政委和前委书记。下辖三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军部经理处长叶季壮。第二天，在平马召开了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选举产生了右江苏维埃政府，雷经天同志任主席，韦拔群、陈洪涛等同志为委员。

翌年２月１日，左江英雄儿女聚集在边陲重镇龙州，宣布红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成立。红八军军长俞作豫，政委邓小平（兼），下辖两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何家荣（后离队），政治部主任潘思文；第二纵队司令宛旦平。同时还宣布邓小平同志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政委，李明瑞同志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这时，左右江红色区域有２０个县，１００多万人口，成为当时全国瞩目的革命根据地之一。

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的革命风暴，沉重地打击了国民党反动派黑暗统治，极大地鼓舞了南部边疆各族人民的革命斗争，使桂系军阀大为惊恐。敌人首先以四个团的兵力，袭击龙州。红八军由于内部尚不巩固，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尽管进行了英勇抵抗，但不得不放弃龙州。后来，红八军剩下的一部分，辗转进入右江地区，编入了红七军。

这期间，为了发展右江革命根据地，红七军在隆安等地重创敌人后，一、二纵队即转向桂黔边界活动。邓小平同志在东兰县与率领第三纵队的韦拔群同志等一起，则着力开展根据地的土地革命。邓小平同志向干部们介绍了井冈山地区土地革命的情况和经验，阐述了土地革命对于扩大红军、巩固和发展工农民主政权的重要意义。韦拔群同志是广西著名的农民领袖，工作的开展至为顺利。１９３０年５月１日，右江苏维埃政府颁发了《土地法暂行条例》，宣布没收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贫苦农民耕种。接着，红七军一、二纵队从贵州边境回师右江，进行整训，并开展以土地革命为中心的根据地建设工作。经过土地革命，有２０多万群众参加了农会、工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地方赤卫队发展到数万人，各级党政机关举办的干部训练班、少数民族训练班、乡村宣传队，以及劳动小学、农村夜校等，遍布山寨村镇。整个右江地区呈现一派生机勃勃的景象。

１９３０年９月间，红七军前委决定依托右江革命根据地向东发展。恰在这时，党中央又派来代表，指令红七军离开革命根据地，冒险去攻打柳州、桂林和广州，保证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的首先胜利”。后来发现这些大城市都有敌人重兵防守，我军处境不利，邓小平等同志力主放弃攻打大城市的计划，但是这种意见当时属于少数，没有通过。由于执行左倾路线，红七军遭受了重大的损失。

这时已进隆冬，行军途上雪花纷飞，寒风怒号。红七军指战员们还穿着单衣、草鞋。大家凭着坚强的革命意志和信心，翻山越岭，忍饥挨饿，且战且走。１９３１年２月初，红七军在粤北乐昌渡河时，遭敌截击，邓小平、李明瑞同志指挥主力渡过河去，向江西崇义前进；张云逸同志率领的另一部在坪石以北渡过小北江，进入湘赣根据地。４月，这两支部队在永新会合。旋即协同红二十军、独一师在安福打了一个胜仗，连克茶陵等五城，配合中央红军取得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七军自１９３０年９月离开右江，至１９３１年７月到达兴国县桥头镇与中央红军会合，在长达１０个多月的时间里，转战桂、湘、粤、赣四省，英勇地粉碎了敌人的围、追、堵、截，战胜了难以想象的各种困难，终于实现了“汇合朱毛红军”的殷切愿望。从此，红七军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在毛主席、朱总司令直接指挥下，转战南北。

三从百色起义到红七军进入中央苏区这一段时间里，许许多多党的忠诚战士，优秀的红军指挥员、战斗员，为了无产阶级和劳苦大众的事业，前仆后继，英勇战斗，不惜抛头颅、洒热血，献出自己宝贵的生命。红七军北上后，韦拔群同志根据党的指示，在极其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坚持了右江地区的革命斗争，与一万多名“进剿”的敌人进行周旋，给了他们沉重的打击。１９３２年１０月２０日，由于叛徒出卖，韦拔群同志壮烈牺牲。龙州起义失败后，红八军军长俞作豫同志到了香港，在找党的组织关系时，不幸误与叛徒接头，在深圳车站被国民党反动派逮捕入狱。在狱中，他拒绝敌人的引诱，进行了坚贞不屈的斗争，并留下绝笔诗：“十载英名宜自慰，一腔热血岂徒流！”１９３０年９月初，被害于广州红花冈。

这里，我们还要沉痛悼念党的英勇战士李明瑞烈士。

李明瑞同志早期参加北伐战争，是一位著名的勇将。１９２９年６月，他和俞作柏主政广西后，作了不少有益于革命事业的事情，对我党在广西能够公开或半公开地活动，提供了条件。反蒋失败后，他随俞作豫同志到龙州。不久，龙州被叛变部队占领，形势异常危急。李明瑞同志沉着冷静，和俞作豫同志一起指挥战斗，收复了龙州，稳定住了左江局面。１１月间，邓小平同志到达龙州，部署武装起义。李明瑞同志毅然同意参加武装起义，并且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不久增补为红七军前委委员。在红七军开向中央苏区的艰险而漫长的征途中，李明瑞同志经受住了严峻的考验。他勇挑重担，指挥明智，忍受艰苦，临危不惧。李明瑞同志在指挥和维护部队方面是有重要贡献的。到中央苏区后，毛泽东同志亲切接见了他，党中央委任他为红七军军长。

１９３２年，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党中央，搞肃反扩大化。红七军一些受过血与火考验的好同志，都遭到了不应有的打击，李明瑞同志也在这次肃反扩大化的错误中含冤而死！党对他们的冤屈业已昭雪。他们为人民事业而英勇奋斗的革命精神，永远值得我们学习和纪念。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经过历史风雨的洗刷，百色起义作为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命时期所领导的许多次武装起义中的一次起义，至今仍然光景如新。它是毛泽东同志“实行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在广西左右江地区的一次重要革命实践，是对中国革命的一个重大贡献。它的历史经验，丰富了我们关于建党、建军和建政的思想宝库，特别是它所表现出来的无产阶级革命精神，正是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让我们在党中央的领导下，高举社会主义的旗帜，发扬共产党人坚韧不拔的战斗精神，同心同德，排除万难，鼓足干劲，奋发图强，为建设高度的物质文明和高度的精神文明，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革命军队，而奋勇前进！

张云逸等同志到右江工作的情况　中共百色地委党史办1929年党中央派邓小平、张云逸、叶季壮、袁任远、陈豪人、龚鹤村、李谦、冯达飞等到广西工作。他们在南宁秘密进行工作一段时间之后，由于情况变化，根据中共广西行动委员会的决定，邓小平、张云逸等同志撤出南宁，进到右江工作。这些同志到右江后的工作情况，邓小平同志已写有资料，现将其他同志到右江后的情况（各人担任的职务、会议活动、提出主张、实践情况和所起的作用）简述如下，供自治区写专题时参考。

（一）起义之前1929年10月17日，张云逸等同志率领警备第四大队和教导总队的部份学员，沿右江向百色方向前进。10月20日，和邓小平同志在平马镇会合。会合后，第二天继续前进，10月22日到达百色。

到百色后，张云逸等同志和邓小平同志一起，积极筹划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0月下旬，邓小平同志主持召开部队党委会议，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同志参加会议，经过讨论，作出了四项决定。为了更好地开展工作，会议还决定利用国民党旧有的督办官衔，宣布张云逸同志为右江督办。通令各县县长上缴税款，保存文书档案等等。

会后，在部队党委集体领导下，张云逸等同志抓紧部队的整顿工作和开展农民运动，并经过党委研究，由张云逸同志用右江督办名义，“邀请”阴谋扼杀革命力量的警备第三大队大队长熊镐到百色“商谈防务”，将他捉拿；同时，秘密调集恩阳、恩隆、奉议、思林等县农军，配合驻平马第四大队的一个营，向熊镐部突然袭击，顺利地消灭了反动的第三大队，俘敌1000余人，缴枪700 多支。紧接着，又收缴了右江各县反动民团的武器。

此外，张云逸等同志还和邓小平同志深入工厂、街道、学校宣传发动群众，领导群众打击地主恶霸，没收他们的财产分给穷苦百姓。同时号召军队同志到群众中去，规定每个连组织七八个人的宣传组深入山村、街道，广泛地开展宣传活动，密切军民关系。经过广泛的宣传发动，右江地区的革命运动轰轰烈烈，为举行武装起义准备好了群众基础。

1929年11月初，派去上海向党中央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同志回到百色，带回党中央批准的举行武装起义、建立红军和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的计划，党中央颁给的红七军番号和任命，以及党中央的指示。张云逸、陈豪人、龚鹤村同志参加了邓小平同志召开的部队党委会议，详细分析形势，具体部署百色起义的各项准备工作。

会议结束，把工作布置后，邓小平同志带着一部份干部，到左江地区去布置工作。小平同志去左江后，张云逸等同志根据党委决定，将部队编成3 个纵队：原四大队编为第一纵队，将机关枪营、特务营以及黄治峰同志和阮殿煊同志所领导的思林、奉议、恩隆等县地方武装合编为第二纵队，韦拔群同志领导东兰、凤山一带地方武装编成第三纵队。同时，扩大教导总队，从各纵队和地方武装中，抽调班排连长及优秀的战士来训练，以培养初级干部。

（二）起义以后经过周密的准备，1929年12月11日，百色起义胜利举行，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正式宣告诞生。红七军军长张云逸，政治委员、前敌委员会书记邓小平，政治部主任陈豪人（后脱党），参谋长龚鹤村（即龚楚，后叛变），下辖3 个纵队：第一纵队司令李谦，政治部主任沈静斋；第二纵队司令胡斌（后由冯达飞担任），政治部主任袁任远；第三纵队司令韦拔群，政治部主任李朴。叶季壮同志任经理处处长。同一天，右江第一届工农兵代表会议在平马召开，选举成立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雷经天当选为主席。张云逸同志代表红七军前委到平马祝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那天在平马召开有数万人参加的庆祝大会，张云逸同志代表红七军讲话。他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优秀儿子踊跃参加红七军。有了广大工农群众的大力支持，红七军一定会迅速壮大，革命一定胜利。

当七军在右江工作有了相当进展，七军本身军事政治训练也有了相当成效之后，正值蒋桂在粤北江桂北一带激战。七军前委错估形势、认为南宁空虚，决定联合红八军进攻南宁。根据前委决定，张云逸等同志率军向南宁前进时，桂系军阀也派3 个团攻右江。1930年2 月3日早，双方在隆安城边遭遇，发生战斗。此时，正好红七、红八军总指挥李明瑞同志从左江来到，立即投入指挥战斗。双方激战5 天5 夜，敌死伤600 多人，我伤亡400 多人。隆安战斗失利后，李明瑞同志和张云逸等同志又指挥部队进行马鞍山战斗和亭泗战斗。连遭这3 次打击之后，七军士气为之衰颓，一部分干部士兵失败情绪甚浓厚。所以，亭泗战斗之后，部队在盘阳（今巴马县）休整一个多月。因为3 次战斗武器弹药大量消耗，加上东凤交界山区供给困难，为了补充装备和筹备军款，前委决定向外游击。张云逸等同志和李明瑞同志率领一、二纵队前往河池，到黔桂边一带进行游击战争，于1930年4 月30日攻克贵州榕江。此役缴枪400 多支，大炮一门，子弹十多万发，迫击炮、机关枪各2 挺，无线电台一架。退出榕江后，因第三纵队和红八军消息尚未得到，及湘粤边界有国民党重兵驻扎，前委乃决定回师河池，待与第三纵队红八军取得联络后，再向湘粤边前进。到河池，适逢邓小平同志从东兰来到，带来中央指示，要七军在右江深入土地革命，扩大红军。前委接受中央指示，决定回师右江。当时重回右江是根据以下的策略而定的：（1 ）攻敌不备，收复右江沿河各县政权，肃清豪绅；（2 ）深入土地革命，分配土地；（3 ）扩大红军组织，改编赤卫军为红军；（4 ）联络第八军第一纵队。策略决定以后，邓小平、李明瑞和张云逸等同志带领队伍从河池返右江，经东兰向百色前进。过百色边境时，敌人约两营来进攻，驻凤山的第三纵队一部，加上七军主力，出其不意，将其击溃。龙川战役，敌受重大打击。6 月初，我军到百色时，敌岑建英部约一团人及豪绅武装数百人，据坚固之炮台顽抗，经过一天激战，将敌击败，收复了百色。此役得步枪500 支，迫击炮2 门，机关枪一挺，子弹三四万发。接着分兵东进，连续收复了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

不久，滇军一万多人经百色下南宁与桂系军阀作战。我军没有利用这一机会和他们搞统战。反而于7 月中旬，在果德鹧鸪坳一带伏击滇军尾部，造成两败俱伤，我军在榕江、百色两役所获得的弹药又基本耗尽。然后在平马集中整训。

红七军的诞生　莫文骅这是1929年的事了。

9 月下旬，正是秋末时分，国民党一部分反蒋军队占领广西不到2 个月，便掀起了反对蒋介石的运动。可是，在南宁开了一个讨蒋大会才3 天，部队就被蒋介石收买而叛变，因而失败了。广西政局又处于混乱之中，作为省会的南宁，更是乱纷纷的，政权在土崩瓦解。正当此时，亲蒋的部队很快便开进南宁来了。

当时，在南宁，由共产党员领导的部队是教导队一部分和广西省警备第四、第五两个大队（即两个团）。这些都是新成立的以汉民为主的部队。我党利用了当时的形势，决定把这些部队开到左、右江一带去开辟新局面。所以一听到前线失败的消息，我们第四大队和教导队一部分，于10月初在大队长兼教导队副队长张云逸同志率领之下，由南宁向百色开进（第五大队由俞作豫同志率领开到龙州，后来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部队沿着右江江岸走，辎重（南宁军械局所存辎重武器和弹药）乘船沿江逆流而上。当时，跟随着这支部队行动的还有南宁的许多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一些国民党左倾分子。

部队在隆安休息了一下，便一直开到百色，大队部就驻在这个依山傍水、景致清秀、不到一万人的小城市——百色。

部队驻下后，便进行整顿：加紧进行阶级教育、宣传官兵平等、组织士兵委员会、发展党团员、淘汰一些政治上不坚定的旧军官；在地方上配合当地党组织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实行打土豪分田地。

以百色为中心沿着右江一带的政治情况是很复杂的。我们的队伍在党的领导下一天天地革命化；在东兰、凤山、果化、平马、向都一带以当地农民领袖韦拔群同志为首的壮、瑶、苗少数民族的农民游击队，以复仇的姿态重新公开举起红旗，打土豪分田地，和我们联合。他们是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后一直坚持下来的，是一支经过几年严酷的阶级斗争成长起来的人民队伍。然而，在我们的队伍进到右江地区不久，由熊镐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部队亦进入右江，进驻平马、那坡（今田阳县）一带。它是一支反动的军队，支持地主势力，反对我们的做法。于是，土豪、劣绅、恶霸、土匪就和他们勾结起来。半个多月中，这个地区犬牙交错地驻着这两支敌对的武装，斗争一天天地尖锐化、表面化，社会空气异常紧张，谣言蜂起，人心动荡。

反革命的企图是很明显的。我们知道在革命任务的面前，就必须坚决迅速歼灭这支反革命的军队，否则将会被敌人歼灭。于是，在10月底的一个晚上，第四大队便有计划有准备地在同一个时候分别对反动的第三大队包围、袭击。经过剧烈的战斗，两天内将它全部干净地歼灭了，把那只狗熊（第三大队长熊镐）也击毙了。这样，政治空气为之一变，革命势力占绝对优势了，反革命分子害怕了，人民的革命情绪活跃了，各地农民军队纷纷组织起来，地方苏维埃政府也成立了。

12月初的一天早上，在百色的大队部里，参谋长叫我到他的跟前。他说：“我给你做一件事，很重要又很秘密，你能办到吗？”“一定能办到。”我回答。

“好吧，你到街上去做一面红旗，旁边写上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军部，中间是黄色的镰刀、锤头。另外，再找人刻圆形的关防和长条戳子各一件。”接着他把红旗的尺寸告诉了我。交代任务后，他又问我：“你高兴吗？”

其实，这是我几年来的愿望。过去，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末期，由于广西没有革命军队，所以我们许多共产党员、共产主义青年团员和左倾青年都被捕了，不少人被杀害了！虎口余生的我，现在已有了一支党领导的革命军队作为自己的家，可以随着这支军队战斗，贡献自己的一切，实现自己的共产主义理想。所以听着参谋长告诉我做旗子、戳子的时候，我的心直在跳动，那种快乐的、战斗的、看到光明前途的心情，不是文学家的我，是不能用笔墨把当时的情形描写出来的。当我听到他问我时，我立即回答道：“当红军是我的理想，现在达到了，太高兴了，一定好好的干。”

“好！”他微微地笑着说：“你3 天内把事情办好。”

我向他敬了一个礼，便走了。

这件事情给我的印象很深，27年后的今天回忆起来好象还是昨天才发生的事情呢。

当我把做红旗、戳子的事办好之后的第3 天，即12月11日广州暴动两周年纪念日的那天早上，镰刀、锤头的红旗，高高地挂起来了，宣布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的诞生！出了一大张宣布工农红军第七军宗旨的安民布告。军长是张云逸同志，政治委员是邓小平同志。同时，在平马成立了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主席是雷经天同志。

这是一件翻天覆地的大事。这件事，是从太平天国革命运动以来广西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最彻底的、最广泛的人民革命运动。选择广州暴动纪念日来举行起义，这意味着我们要沿着广州暴动所指示的道路，踏着烈士们的鲜血前进！红七军的同志兴高采烈地庆贺自己的新生，每人领子上扎着一条红带，神气十足地在街上走着，十分引人注目；在营房里，讨论着当红军的光荣和任务，提出了“打土豪分田地”、“游击战”、“学习朱毛红军”、“汇合朱毛红军”的口号；政工人员普遍地教战士、干部唱起国际歌来。一些码头工人、店员工人，手执红旗，在河边集会庆祝；农民们听到这个消息，拿着土枪、长矛，穿着破烂衣服，手执红旗，一二十个一群的入城示威了。一般的商人，以惊奇的眼光看着红旗，窃窃私议。由于红军的政策是保护商业，市面交易又都是用现洋，又加之红军官、兵、夫每人刚得20元现洋的饷（照当时宣布，每月每人现洋20元，以示一律平等，但发了2 个月以后再没有发），因此，市面不仅是照常营业，而且相对地繁荣起来。离军部不远的福音堂，有些外国神甫们，穿着长袍，捻着胡子，看着高举的红旗，叽哩咕噜的不知他们说些什么；也有些开着窗子，探头张望，看外边发生什么事情。因为没有惊动他们，于是又回去划十字，祷告上帝了。虽然如此，市面并没有平稳下去，反革命还在暗中活动。

暴动的第2 天晚上，县苏维埃政府的一个水夫老李，在挑水回来的路上，忽然被一个土匪用手枪威胁着：“不要作声，回答我问你的话，不然就给你吃花生米。”

“什么？”老李吃惊地回答。

“百色街上有多少红军？”

“不知道，我是县政府的。”

“那么告诉我，百色县主席是什么样的人？”

“是个工人。”

“他的名字是苏什么？”

“不！他是姓关。”

“不对，你胡说！你不老实说就送你到西天去，他不是苏什么主席么？”

“唷！你听错了。苏维埃是政府的名字，主席本人是姓关。”

“唔！真的？那么奇怪！你去吧。”

反革命匪徒们并没有睡觉，并不甘心他们阶级的灭亡，他们要在苏维埃政府和红军刚刚诞生的时候就给以严重的打击，以达到消灭这个苏维埃新政权的企图。所以几天来，反革命谣言纷纷，说什么土匪要来进攻啦，地主武装要暴动啦，李宗仁的部队快打来啦，这些谣言自然引起了我们的警惕。

才竖起红旗不几天的百色，一天早上忽然被土匪四面八方进攻了。那时我们的主力都分散到各地去开展工作去了，军部只剩下一个教导队（即一个连）、一个特务连（即警卫连）和一个机枪连。在这紧急关头，部队立即出城与敌人展开激战，而城内除了机关以外，便没有战斗部队了。由于敌人四面八方打来，路又熟，我们抵抗不及，所以敌人很快便进入城来，到处抢劫。正在紧急关头，军部所有的参谋、副官、经理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都自动地各自为阵，分批分头去迎击敌人，并向敌人反复反击。这样，经过约4 个钟头的战斗，2000乌合之众的敌人被击退了。敌人尝到了初生的红军的铁拳，他们企图打击新政权的尝试失败了。过了几天，千余敌人又来进攻一次，又被我们迅速击溃了。

两个多月来，在共产党的正确领导下，改造了旧军队，和当地农民游击队合编，发动了农民，组织和发展了红军，歼灭了当前敌人，举行了起义，成立了包括汉、壮、瑶、苗各族战士5000多人组织起来的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成立了广西右江苏维埃政府，并粉碎了反革命的反击。一系列的极紧张的战斗和胜利，使红色政权在右江一带十几个县份相对稳定下来。从此，在中国南部的一支新生的革命力量——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在共产党领导下，也就开始了为巩固和发展苏维埃土地革命运动的新的更严重的战斗生活。

战斗在桂黔边　莫文骅1930年春，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第一、二两个纵队3000多人，从广西河池县出发，第2 天便占领了怀远镇。怀远镇是一个六七千人口的商业重镇，市面繁荣。我军在怀远驻了3 天，在那里召开了群众大会，宣传土地革命、维护城市工商业政策以及揭露桂系军阀剥削、压迫的罪恶行为。我军首长也在会上讲了话。由于我军纪律严明，群众反映说：“国民党说红军象个妖怪，这都是造谣骗人，世界上哪儿见过这样讲道理的军队！”

我们在怀远筹借了几万元的现洋，给部队以必要的物资补充，随即向思恩开进。

一天，天刚麻麻亮，“嘀嘀哒哒”的起床号还没落音，忽然，驻地周围响起了密集的枪声，敌人围攻我们来了。指挥员们立即指挥部队投入战斗，抗击敌人。

张云逸军长站在村边的一棵大树下，用望远镜向四周观察。战斗打得很激烈。由于我军准备不足，因而处在被动地位，而敌人的后续部队还在源源不断开来增援，我们两个纵队也被敌人隔断了。为了不打无把握的仗，避免部队的伤亡，张军长（那时邓小平政治委员已去上海向中央报告工作去了）立即决定：第二纵队向北进，第一纵队向西撤，并以号音指挥第一纵队撤退。为了保存实力，执行新的任务，两个纵队暂时分开行动了。

军部率领第二纵队，经过几天的艰苦行军，到达了宜北县。驻军两日，休息整顿后，部队又沿着崎岖的山道，穿行在高山野林中，向贵州省荔波县的板寨前进。

这正是春光明媚的时候，这个地区每天上午白雾弥漫，或下着毛毛细雨，到中午时才映着淡淡的阳光。

队伍曲折地通过田畴，又蜿蜒地爬上山坡。当我们快到荔波县的板寨时，得到一个消息：板寨方面来了红军。军首长估计是第一纵队来了，但又不能立即肯定。遂派参谋陆琼去探听情况。侦察的结果证明，确实是第一纵队来了。

两个纵队又汇合了，全体人员莫不欢欣鼓舞，歌声、笑声、谈话声响彻云霄。一群一群衣服褴褛的男女老少都围拢来看热闹，人民群众也在庆贺我们胜利的汇合。

两个纵队汇合后，前委决定了新的行动：向苗山进军。那时已是4 月下旬了。

苗山，是苗族聚居的地方。苗族人民被汉族封建地主、官僚压迫赶到这里来，他们过着落后和贫困的生活。因而造成了苗、汉对立。他们不服从汉族官僚地主的管辖，有自己的酋长，一般苗胞是不和汉人往来的。间或有个别与苗族有关系的汉族小商人，挑着日用必需品，进入苗区做买卖，但也是以不等价的交换，换取他们贵重的山货。过去国民党桂系军阀部队是不能进入苗区的，要进来，就得开火。当我军初进苗山的时候，苗胞都走光了，因为他们习惯上认为汉人的军队都是压迫他们的。我们一些懂苗话的同志，沿途向苗胞打招呼，高叫着：“不要怕”、“我们是工农红军，是爱护苗族的军队”、“红军是打国民党反动派的”等口号，宣传党的民族政策。于是，他们也就不和我军采取敌对行为了。但是还持着枪站在山顶上，对我军进行监视。

苗胞走了，房屋没有了主人，长途跋涉的英勇健儿们，饥肠辘辘，得不到粮食，怎么办呢？随便拿么？这是和红军纪律不相容的；如果不拿，军粮又如何解决？部队正在为难的时候，军政治部通知来了，决定各个大单位统一征集住户的粮食、猪和蔬菜，并且按汉人区的市价给钱，食物在哪里拿的，便把大洋留在哪里，并写清征集给养的原因、数量和留给的款项数目，此外还贴上政治部印制的宣传我军宗旨和民族政策的宣传品，希望他们和我军合作反对国民党。同时，政治部还出了布告，布告里说明如果苗胞没有拿到钱的，可以亲自来我军领取。经过这一系列的工作，既解决了部队给养问题，又执行了民族政策，维持了纪律。次日，部队继续前进。苗族中有些人是懂得汉文、通汉语的，他们看了布告和宣传品后，便奔走相告。这样，苗胞开始了解了红军和国民党军队的本质不同。自此之后，我军每到一处，苗胞都来欢迎，并拿出一些食物来卖。我军用大洋和他们交易，粮食也容易买到了。为了迅速筹措军粮，酋长登高一呼，呼啸一声，四周山谷都听到了。不一会，各家都有人用背篓背粮食出来，交给酋长。我们的给养就靠着苗族同胞的大力支援，很好地解决了。

由于苗区山高路险，又遇着连续几天的寒风山雨，因而行军艰苦异常。好在我军民族政策正确，政治纪律严明，所以苗胞不仅没有为难我军，而且除卖粮食、肉菜之外，还主动给我们带路，遇到难走的地方，还帮助开路架桥，使我军顺利而秘密地到达了榕江边境。

4 月30日正午，我军出了苗山，突然奔袭榕江县城。那时，正是贵州军阀和湖南军阀在湘黔边境鏖战之际。榕江，是贵州军阀的后方，许多军需、辎重囤集在这里，有一个敌军副师长率领的600 人的武装守城，还有数百名警察。我军一到，迅速地向城外山地的守敌猛攻。敌不支，纷纷向城内溃退，我军随即尾追攻城。

敌人对于我军情况事前一点也不知道，当我军突然兵临城下向他们攻击时，他们以为是“土匪”，毫不在意。后来看我军攻势猛，战斗力强，才知不妙。但是，到底我军是从什么地方来的，是什么部队，敌人却不知道，只好没头没脑，仓促地登城应战。

我军当时的意图是乘敌人毫无准备之际，一鼓作气攻下榕江。战斗一打响，我军便在城南缺口处爬城。一霎间，双方的枪声、炮声、号声、喊杀声震撼四野。我军前仆后继的进行猛攻，敌军则猛烈地向我军射击。由于我军没有攻城火器，子弹又缺，加上几天来在山地雨天里长途跋涉，几门迫击炮有的运来了炮筒，却没有炮座；有的没瞄准镜，只好把炮筒捆在树上打，但是打不准，轰轰的炮声只能壮壮军威，却不能起歼敌作用。而且，部队是陆续到达的，随到随投入战斗，这就无法组织坚强的突击力量。一直攻击了约3 小时，毫无进展。这时摆在军领导者面前的严重问题是：继续攻下去么，照这样的办法是不行的。因为开始时是奔袭，急袭，现在已形成对峙，敌方有了准备、不打么，问题更大。如果不能攻占榕江，已有的一二百伤员便无法处理，带来的弹药消耗很多，以后作战就会发生困难，部队的政治情绪也会或多或少受到一些影响。那时，第一纵队长李谦同志，在最前线指挥，他视察了地形，窥测敌军力量不多，战斗力也不强，而我军的战斗情绪却十分旺盛，人人有攻下榕江的决心，便积极向张军长提议，非攻下不可。张军长随即批准了他的建议。于是加强了政治工作，鼓舞战斗情绪，提出“攻下榕江纪念五一节”的战斗口号。指挥员们又细心选择了几个攻击点，部队重新准备攻城的云梯、大竹钉等。整个部队从军长到士兵，都在紧张地进行攻城准备工作。掩护攻城的迫击炮、机关枪和步枪、稳妥地安置在离攻击目标几百米的地点，攻击部队也埋伏在指定的攻击出发地的坟堆或洼地。一切都准备好了，只等军部下达攻击命令。

下午5 时，一连3 发迫击炮弹向城中射去，这便是发起冲锋的讯号。随即机关枪、步枪向城堡扫射。攻击部队随着密集的枪炮声，如猛虎一般带着云梯、大竹钉，迅速地向城上缺口处爬。敌人的火力也集中地向攻城部队射击。在敌人的枪林弹雨下，不少同志牺牲或负伤了。由于城墙高，上不去，突击部队又退了回来。但这种挫折并未挫伤我军攻城的锐气，经过简单的政治动员和整顿，第2 次攻击又立即开始了。这次攻击更为勇猛，敌人的火力也加强了。战士们急了，眼红了，咬着牙，一股劲冲到城下，用大竹钉钉进城墙的砖缝中，再踏着竹钉爬上城墙去。一个倒下了，又上去一个，一个接着一个不停地向上爬。好在这个旧名古州的城墙，久已失修，缺口较多，所以攻击不到一个钟头，便有几个战士爬上去了。接着，一连连长杨光同志也爬上了城墙，他使劲地挥动着红旗。在红旗的鼓舞招引下，各处攻城部队发出了震撼天地的喊杀声，许多部队登上了城墙。登上城墙的部队即在城墙上攻击敌人，敌人也企图消灭我登城部队，双方在城墙上进行肉搏战。敌人本来就士气不高，此时我军又攻上了城墙，因而敌人军心更乱了。在城墙上肉搏了10多分钟，敌人便纷纷溃退。我军攻击部队大部登城，又下城开了城门，主力大队蜂拥而入，并很快就肃清了城内残敌。至此，我军完全攻占了榕江。时间是下午6 时20分。这一战斗，敌人（包括主力部队和警察）伤亡惨重，约500 人被歼灭。我军也伤亡约300 人，而首先登城的杨光连长，在城上和敌人肉搏中也英勇牺牲了！特务连长李天佑同志以及一些干部在攻城的时候，身先士卒，指挥攻城，也负伤了。

攻城时，不只战士、军官们英勇善战，而农民群众出力也是很大的。城郊的农民，包括汉族和兄弟民族，由于他们饱受封建军阀、地主的压迫，生活太苦了。听到红军的宣传，又看到红军战士将自己仅有的衣服脱下来送给他们，态度和气，纪律很好，知道红军是他们自己的队伍，穷人是爱穷人的，他们多么高兴啊！因而当我军发起攻击时，许多群众，不论男女，甚至背着小孩的妇女也纷纷帮助红军送饭、送水，帮助抬担架，埋尸体。从这里可以看出，我军深得人心。榕江之所以能迅速攻下，也要归功于基层群众的支援。

次日上午10时，细雨初停，烟雾消散，天空中露出火红的太阳，这象征着榕江的广大劳苦人民，开始拨开乌云见青天。就在这时，军政治部召集纪念红色“五一”节的群众大会开始了。到会的群众约有一万人。在大会上宣传了纪念国际劳动节的意义，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的，中国工农红军是打土豪，主张公平买卖、维持城市秩序的。同时，将没收地主和官僚的衣服、粮食等物分发给贫苦人民。群众觉得很奇怪，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军队。所以当分发财物的时候，开始有些人还不敢要，经过一再解释说服，他们才把东西拿回去。他们伸着大拇指说：“红军真是‘干人’（即穷人）的队伍。”

大会到下午1 时结束，有些群众还恋恋不舍，后来看到部队整队走了，才慢慢散去。

攻陷榕江的战斗胜利，对部队情绪鼓舞甚大。全军在榕江驻了3天，进行休息整顿，补充了数十名新战士，筹得几万元的款，并在战斗中缴获了几尊大炮，600 多支步枪，十多万发子弹，还有一部无线电台以及其他军用品。这次胜利解决了许多困难，又获得了战斗的锻炼。大家懂得，战斗只要决心正确，不怕牺牲，坚决奋斗，谁能够坚持到最后，谁就能够取得胜利。

这时，贵州军阀王家烈因榕江被我军攻下，派军回援。由于我军这次行动的目的是在广西、贵州边境打游击，发动群众，扩大政治影响，而现在部队的辎重多了，伤病员也有200 多名，队伍笨重了，长驻榕江不是良策。前委即决定：回师右江。主力部队以战斗的姿态沿河北岸行进，少部沿河南岸行进，伤员和辎重坐船，50艘大小帆船由西而东，顺流而下，水陆并进，走了5 天便到达广西边境的福禄镇。获悉敌人4 个主力团从北边追来，我军为了避免背水作战，连夜渡河。次日拂晓，敌人果然追到，但是只好望河兴叹，隔河鸣枪“欢送”我们。

难忘的日日夜夜　欧阳山记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1934年6 月间，正当全国第五次反围剿进行得异常激烈的时候，中央决定张云逸同志去湘鄂西工作，我是他的随同医生。

张云逸同志在红军中早有很高威望。1929年，党派他到广西与邓小平同志等一起，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创建了红七军，他已到不惑之年，个头不高但很结实，目光炯炯，精力充沛，一张从容而又愉快的笑脸使人感到格外亲切。我们这支队伍共300 多人，编成一个西征支队，张云逸同志任司令员。就在我们行至赣南一个大山谷隐蔽休息时，突然遭到数倍于我之敌的包围。激战4 个多小时，支队突出重围。张云逸同志因连续急行军和紧张战斗，终于病倒了。上级指示把张云逸同志留在南雄北山养病，一同留下的还有其他伤病员，加上警卫员、挑夫和我，共23人，只有4 条短枪。

南雄西北山，地图上叫大庾岭，位于广东南雄西北部，扼南粤与湘赣之要冲，地形复杂险峻，为古今兵家所必争。山上，松竹遍地，茅草满坡，野兽成群出没；山外，广东军阀陈济棠部队层层封锁，频繁地进行搜山。当时，我们每个人除了一身破单衣，其余的粮食、背包和用具都在突围中丢光了，困难是可以想象的。张云逸同志由重感冒并发大叶性肺炎，体温上升到40度以上，时常昏迷，病情严重，我和警卫员小张紧紧地守护着他。张云逸同志病成这样，作为随同医生的我，苦于没有药品，焦急万分，有时禁不住籁籁落泪。然而，张云逸同志却是那样安详自若，他安慰我们说：“我的病不要紧，慢慢会好的，不必着急。”歇了歇又鼓励我们说：“‘天无绝人之路’嘛！俗话说，靠水吃水，靠山吃山，同志们多多想办法，再大的困难都是可以克服的。”为了治好他的病，我发动大家献单方，采草药。这些土方草药还真灵，张云逸同志的烧终于退下去了，病情渐渐好转，同志们都为此而庆幸。进山初期，由于没有跟地方党组织和游击队取得联系，我们没有粮食吃。张云逸同志亲自领着大家采香菇、挖野菜。香菇和野菜是用清水煮的，别说油，连盐也没一粒，又苦又涩。张云逸同志首先盛了一碗，大口大口地吃起来，边吃边打趣地说：“大庾岭是个大聚宝盆，吃的东西可不少。”他将碗一举说：“你们说，这‘山珍海味’，是不是老天爷对我们的优待呀！”逗得同志们一阵开怀大笑，野菜不知不觉下了肚。过了一些天，地方党得知张云逸同志在南雄北山养病的消息后，派游击队带着菜、米、油、盐上山，对我们的生活与安全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为了防止敌人搜山时发现目标，张云逸同志叮咛我们不要搭棚子，大家都在大树底下露宿；每天的饭，乘早晨大雾弥漫时全部做好；每星期或10天转移一次。首长体弱，我看到他和年轻人一样风餐露宿、日晒雨淋，心里委实过意不去，于是背着他搭了一个小小的草棚。他看到后赶忙制止，严肃地对我说：“我和同志们患难与共，你不要让我搞特殊！”于是这个小草棚就只好当作临时的简易伙房用了。有一次转移，他还在发高烧，警卫员和挑夫要背他，他说啥也不肯，执着而恳切地说，“你们不要管我，快去背其他的重伤员吧。”说着便柱起竹棍，迈开了不太稳的步子。沿途，溯溪涉水，攀崖爬坡，张云逸同志不知摔了多少跤。他每次摔倒了都爬起来再走，坚持不给同志们添负担。

张云逸同志大病过后很消瘦，眼珠凹陷，显出大大的眼眶。一次，好不容易为他买到一斤多白糖，他这个一勺，那个一勺都分了。只给自己留下一点儿，冲上一杯开水，我以为他该痛痛快快喝下去了吧，哪知他轻轻呷了一口，急急忙忙三步并作两步地给老炊事员送去。为了给张云逸同志补补身体，游击队的同志费了几番周折，特意弄来一只鸡，香喷喷的鸡汤送到他面前，他接过来往大锅里一倒，一边用筷子搅动，一边喊：“来，咱们有福同享吧！”这时一个同志急了，指着他颧骨突出的面庞，略带埋怨的口气说：“您老这样，我们可有意见啊！”张云逸同志一手叉腰，一手拍拍胸膛，故意提高嗓门大声地说：“看，比你们不差！象我这样的身体，阎王爷是不会要的，哈哈！”几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每到一个新的宿营地，张云逸同志顾不上自己休息，总是首先逐个查问重病号的情况。为了让炊事员多休息，他不是拾柴、烧火，就是煮饭、炒菜。同志们亲切地称呼他“老炊头军”。本来，我是他的保健医生，他却叫我多去照顾其他的同志。一天下午，我正在给一个伤员洗伤口，在一旁放哨的管理员老何突然使劲拽我，我猛一抬头，只见敌人只离我们十几米了。一个家伙大声喊叫：“有共军！抓活的！”远近的敌人也都叫了起来，看样子大概有一个连的兵力。我们一个箭步跳下悬崖，不顾一切地穿过几十米宽的沼泽地，朝对面山背跑去，引开了敌人，敌人东跳西窜也没有搜到我们，乱放了一阵枪，悻悻地溜了。天黑后，我们摸回来。张云逸同志上前一把将我抱在怀里，问长问短。同志们也高兴得在旁边你一言我一语：“这半天，首长坐立不安，饭也吃不下！”“敌人一走，他就派人寻找你们去了……”是啊，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张云逸同志是那样镇定泰然，但我们遇到一点情况，他却那样紧张着急。望着首长慈祥的面孔，我激动得好久说不出话来。

张云逸同志是广东海南岛人，方言口音较重，但能听懂。他说话时常习惯地摸摸胡须，做各种引人注目的手势。他几乎每晚都给我们讲革命故事，大家簇拥着他静静地听。银白色的月光洒满树梢，落在身上……张云逸同志用大芭蕉叶啪嗒啪嗒地驱赶着蚊子，讲到第三次反围剿中，红七军和兄弟部队遵循毛泽东同志的战略战术，回师千里，5 天打3 仗，三战三捷，活捉敌师长的生动情景时，津津有味，喜形于色。

10月，中央红军向西南转移的风声传到山上来，一向笑呵呵的张云逸同志变得深沉了，有的同志感到前途渺茫，提出“我们怎么办”的问题。张云逸同志透彻地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讲革命必然战胜反革命，革命低潮必定让位于革命高潮的道理，用很多通俗的比方来教育我们。他把手有力地朝前一挥说：“革命就象大海行船一样，不会是一帆风顺，总会有挫折，但这是暂时的。蒋介石一定被打败，革命胜利的目标一定能达到！”听了他富于哲理的分析，望着他坚定的神态，同志们有了主心骨，觉得光明就在前头。他还提出：“如果我们回不了部队，就和游击队联合组成粤北纵队，就地坚持武装斗争，开辟新的革命根据地。”这个计划，由于后来中央指示我们归队，才没有实现。

张云逸同志对游击队十分关心，游击队的同志们也非常敬爱这位朴实和蔼的领导同志。游击队的杨政委是个农民出身的硬汉，积极而热情，就是方法比较简单。一次晚上行动，一个伤员因负伤掉队，被他责备得哭了。张云逸同志知道后，马上找杨政委谈心。他说：“作为领导，处理问题，批评下级，要调查研究，实事求是，合情合理。我们游击队和红军都是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和国民党军队有本质区别。指挥员要关心战斗员，不能有官架子，要做到上下一致、官兵一致啊！”他还说：“政治工作很重要，宣传教育平时就要多做、做好。激发了人的觉悟，军事工作和其他工作就好办了。”从此以后，老杨经常与群众打成一片，找同志们谈心，做了很多思想工作。在张云逸同志的关怀和教育下，游击队的革命性、政策性和组织纪律性都有很大进步。

我们从7 月进入南雄北山，到11月归队，共在这里度过了130 多个艰苦的日日夜夜。虽然已经过去了40多年，但仍然是那样令人难忘。

闽浙赣、闽东游击队下山改编侧记　孙克骥一1937年8 月、9 月间，我在中共南方工委党训班学习。

先是1936年冬，闽中特委受中共南方工委之命，设法同活动在闽东的叶飞红军游击队沟通关系。于是，1936年冬天，闽中特委委员俞长樾委托福州大众社进行此事。经派大众社成员胡伯香携带《八一宣言》等文件前赴闽东游击区，胡伯香找到闽东红军游击队部队，但以后就不见回来。事后，得悉胡伯香因被王助怀疑，王助轻率地把他杀掉了。这件事也就暂时搁置起来。正在这个时候，1937年春节之后，闽中特委遭到一次严重破坏，书记王于洁，委员王孝敏、潘涛、陈炳奎、俞长樾等人被捕，不久，5 人在福州遭国民党杀害，福州大众社成员也有数人被捕。虽然在西安事变之后，福州仍笼罩在白色恐怖气氛之中。6 月间，我撤退到香港，找到中共南方工委。南方工委同我接关系的同志是负责人之一老孔（以后知道他名叫薛尚实）。我向组织口头报告了特委遭破坏和找闽东红军游击队的详细情况，同时又写了详细的书面报告。薛尚实安排我住下来，以后与我经常接关系的有蒲特（即解放后在广东省委工作的饶彰凤）、姚铎和石昂（现名赖石昂）。不久，“七七”事变爆发。一天，薛尚实同我碰头，他告诉我：“组织决定你先到党训班学习，以后再安排你的工作。”8 月间，我到党训班学习。这就是我到南方工委的前因后果。

党训班设在香港九龙城宋皇台附近一片住宅区的一家四层楼上，同学约有十数人，有几位是海南岛人，据说是从广州监狱释放出来的。课程有党的建设、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职工运动、农民运动、游击战术。薛尚实讲的是职工运动，王集成同志讲的是游击战术，这是以后到新四军才知道他的名字；其他教员的名字，他们不说，我们也不问。同学中互相间从不谈姓名和过去的经历。9 月间，学习结束。同学陆续走了一些。有一天，薛尚实来，把我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你准备同我到一个地方看一位领导同志。”

我穿好衣服，准备跟他走。

薛打量着我说：“有没有好一点的衣服？”

我说：“除了两套换洗衣服之外，身无长物。”

“那就算了，不过，皮鞋该擦一擦。”

我笑了笑。的确，我这双旧皮鞋至少有几个月没有上过油了。我换了一件干净的衬衫，走了几步，朝薛尚实说：“就是这副尊容了，实在没有办法！”

“就这样罢！”说着，我跟薛到九龙油麻地弥敦道的一家豪华的旅馆。我看看门面，这才理解要我打扮得象样一点的用意。我们走进一间陈设很讲究的房间，沙发上正坐着一位约莫50多岁的老人，看到我们来了，赶忙站起来握手、招呼。这人个子很矮，穿着一套乳白色的西装，敞着领口，没有打领带，装束随便得很。

“这就是小孙，福建人。”

这位老人慈祥地望着我，和蔼地笑着自我介绍说：“我叫老张。”

接着，他问我是福建那里人，家庭情况，什么时候参加党组织？开始时我有点拘束。这时，他叫来了咖啡、茶点，一再要我吃，神情非常恳切。我一一回答了他问的问题。

他凝思了会儿，又问我：“你谈谈你们去找叶飞的事。”

我看了一看薛尚实，又把派人找叶飞的事详细地讲了一遍。接着说：“我已向南委作过详细的报告。”

薛尚实点了点头。我又讲了西安事变之后，国民党部队继续在福建“围剿”闽东、闽北红军游击队的情况。闽北的黄立贵就是这一年春天牺牲的。

老张笑了笑说：“这是国民党的手法，他们一方面否认福建还有红军游击队存在，一方面又疯狂‘围剿’，想尽可能消灭他们。”

随后，又问到福建的一般政治情况。接着他又谈到他在“福建事变”时，曾到过福州和十九路军打过交道。

这次会见在非常轻松愉快的气氛下结束。

我们告别了。我私下忖度，老张无疑是党的一位高级领导人，这样老的高级领导人我还是第一次见过。这次见面之后，可能要我去执行一件新的任务，内心极为兴奋。我私下问薛尚实。薛神秘地笑了笑，说：“你以后会明白的。”

过了几天，薛又来找我。带我到九龙油麻地另一家旅馆里第2 次见到老张。这次，是开门见山地交待我的任务了。

原来，老张就是八路军的副参谋长张云逸。他不久就要到福建同国民党商谈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我的任务是送文件到闽东游击区找叶飞。要我先回福州等他，他随后就来。要我给他留下一个可靠的通讯处，他到福州后好通告我去同他见面。最后，张云逸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什么意见，还有什么困难。

我表示：“党给我的任务，一定坚决执行，我在福州等你。”又问“我何时动身合适？”

“回闽的一切技术问题由老孔安排，动身的时间由老孔通知你。我们在福州再见。”

第2 次会见就这样结束了。同薛尚实分手后，心绪极不平静。我没有立即回到党训班住地，顺路到宋皇台附近的海滨漫步。海面碧空无际，沙鸥点点，凉风吹来，略有秋意。相传这里就是南宋陆秀夫背着小皇帝赵（日丙）跳海殉国的地方，后人为了纪念，便把此地称为宋皇台。这是700 年前中华民族的一出悲剧。现在，日寇已深入华北，上海战端已开，广州也频遭空袭，神圣的抗日战争已经全面开展。今非昔比，有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抗日战争的前途无限光明，南宋的民族悲剧是永远不会再重复了！我在沙滩上来回徜徉，直到晚霞满天，才回到住处。

过了几天，薛尚实来找我，要我看一份中央的指示。这是1937年8 月1 日《中共中央关于南方各游击区域工作指示》。要我看后熟记其中各要点，特别是第三点武装问题，鉴于闽南何鸣、吴金事件的沉痛教训，在同国民党的和平谈判过程中，“一定要保存与巩固革命武装，保障党的绝对领导，”“严防对方瓦解与消灭我们的阴谋诡计与包围袭击。”概括成一句话，就是“独立自主靠山扎”。同时，又给我一份同样内容的用航空信纸以极小的字体抄写的文件，他告诉我：“内容是一样的。你可以把它秘藏好，到苏区后，交给负责同志。”

随后又约好通讯密码。是用香港报纸中一篇文章做乱码，不进位加电报明码编成密码，然后以密写寄出。他又给我一个香港信箱的号码。

我于1937年10月间回到福州。

二我在福州等了半个月，接到张云逸的信，约我到妙巷的一家旅馆见面。旅馆座落在国民党福建省政府机关附近，福州闹市区中的一条小巷里面。我见到与张云逸同来的一位广东口音的青年人，全国解放后才知道他名叫林青，曾任四机部副部长。

张云逸告诉我：“他已同陈仪见了面，但是国民党方面一口否认闽东有叶飞部队存在。现在约定：双方各派一人同去找叶飞，决定由我同国民党方面的人员共同前往。国民党方面出面与他商谈的是建设厅长林知渊。问我对执行这一任务有没有困难。我表示服从党的决定。他又问：”中央的文件保藏好了吗？“

我说“按照南委的指示，蜡封秘藏在一块肥皂里。”

“很好。你放心，现在国共合作，他们不会怎样为难你的。文件在必要时应销毁。你今天来看我，你的政治面目已公开了，你应当把福州的一切社会关系切断，住到旅馆里同国民党打交道。”

“林知渊是个老滑头，在福建是出名的政治不倒翁。”

“我知道，要作两手准备，万一林知渊指派同你前去的人失约，你应立即设法到闽北去找黄道，闽北同国民党已开始谈判，送给叶飞的文件，可请闽北方面迅速转送。”

张云逸匆匆离开福州，临行前，邀我到南台的一家酒馆里吃了一顿饭。

我遵命搬到闽江边的一家小旅馆里，并如期应约到另一家旅馆找国民党指派和我同去的人。此人约三十岁上下，矮个子，圆扁脸，大眼睛，态度十分傲慢。我不准备同他多谈，便开门见山提出启程的日期。到了约定的日期再去找他，此人不在。询问帐房，说是此人已于日前他去。我知道发生枝节，便发函质问林知渊。林知渊约见我，一见面就多方解释，并要我代向张云逸表示歉意。并说，指派的人是保安处的，他对保安处也无能为力。交涉毫无结果。

事态已成僵局。我知道这又是国民党在搞什么阴谋，留在福州无济于事。只有按张云逸的指示，去闽北找黄道，并将详情及今后行止报告了南委。

这时闽北正在同国民党地方当局谈判，红军游击队已改名为抗日义勇军，部队正在从各地分别向江西铅山石塘集中。我先到崇安的长涧源，找到闽浙赣边区党委的财务科长王忠华，而后，由王忠华派交通送我到省委，将文件交给黄道和曾镜冰，并要求他们尽速派交通送给叶飞。

稍事休息数日，我本应返南委复命。黄道和曾镜冰一再同我谈，现在抗日战争已经开始，你回香港去做什么，不如留在闽渐赣工作。我想也是，但总觉得对南委应该有个交代，不然，一去如泥牛入海，总不是好办法。黄道说：“对，这好办，中央秘书长涂振农就在南昌，由他向南委打个招呼不就行了。”

我便因此留在闽浙赣工作。

三1938年1 月间，在江西铅山石塘见到叶飞。这时，闽东已经同国民党谈判。我党又派顾玉良到闽东。这次叶飞和顾玉良去南昌，就是为了向军部汇报谈判和下山的情况。

我向叶飞谈到张云逸在福州谈判以后国民党百般刁难的经过，叶飞说：“我们打了几个胜仗，他们才不得不和我们谈判。”他又笑着显了显身上穿的一套毛料军服说：“这就是国民党保安旅旅长的，一次战斗的战利品。”我说：“你就是穿了这一套衣服去福州的？”叶飞说：“不仅穿到福州，而且穿了这套衣服出席国民党的宴会。”我说：“国民党的人看了作何感想？”叶飞说：“有苦难言，心照不宣而已！”叶飞去南昌不久，又经石塘回闽东去了。

2 月间，黄道同志也自南昌回来，在石塘召开了边区党委扩大会，传达了东南分局和新四军军分会的指示。这时，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决定闽浙赣和闽东两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闽渐赣的部队改编为五团，闽东的部队改编为六团，改编就绪，即将开赴江南敌后开展游击战争。闽浙赣边委也改组为闽渐赣特委。在老区成立留守处；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由王助任办事处主任。

1938年春节前，张云逸由南昌到石塘筹建新四军第三支队机构。张云逸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任三支队司令，参谋长赵凌波，政治部主任胡荣（到浙江开化才到差）。并抽调一批干部到司政机关工作，我被调到支队政治部任宣传教育科科长。五团团长饶守坤，副团长曾绍铭，参谋长桂逢洲，主任刘文学；六团团长叶飞，副团长阮英平，参谋长黄元庆。六团的政治处主任暂缺，以后到皖南才分别由张友来、刘松青先后担任的。

张云逸在石塘筹建完毕，决定再次到福建。他的任务有二：一是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在福州成立新四军办事处，二是了解闽东部队改编情况。2 月中旬，张云逸和秘书王白如（即徐平羽）、新华社记者马骏，以及王助和我一行5 人，从石塘返福建。江西大雪初霁、杉岭上白雪皑皑，松林做生，竹丛青翠。过温林关，到福建崇安地界，气候转暖，一山之隔，气候差别竟如此之大。经崇安县城顺建溪而下，抵南平，改乘汽船沿闽江到古田县的谷口镇，在镇上江边的一家乡间客店中休息。江岸几树桃花正吐蕊怒放，江水清澈，鸭群嬉水，不竟想起“隔岸桃花三两校，春江水暖鸭先知”的诗句。此时南京已陷入敌手，半个中国迷漫在烽烟之中，此间竟然谧静如许，国破犹觉河山美，留连景色，久久不能离去。

在谷口住宿一晚。翌日，改乘汽车，随张云逸抵古田县城。张云逸往访古田县长，得悉六团已由叶飞率领，于日前取道浦城出浙江去了。当晚，古田县长设宴款待张云逸，驻军保安旅旅长某也在座。我暗想，这大概就是叶飞身上那套军服的主人吧。席间，古田县长谈论到六团集中出发的情况，狂妄下断语说：“我看叶飞的部队，到不了浙江，就要跑光了。”

张云逸笑着回答说：“不见得，这是一支有政治觉悟的部队，不要看他们大多数是大老粗。退一步说，如果真的跑光了，不正是日本人所高兴的吗？”

县长大人碰了软个钉子，搭讪着“顾左右而言他”，转向那位旅长敬酒，着实地把他恭维了一番。那位旅长一杯酒下肚，居然得意忘形，大大地吹嘘起与蒋介石的师生关系来。

张云逸似乎有点不耐烦了，便故意问：“蒋委员长近来好吗？我和他已多年不见了！”旅长愣了一下。“我同蒋委员长还是民国初年在许崇智的幕中共过事，几十年不见了，”张云逸几乎是故意在摆“老资格”了。

张云逸在旧军队的地位很高，这位旅长毕竟资历浅，见识差，有眼不识泰山，只好调转话题，向张老前辈敬酒。

晚间，回到旅馆。马骏说：“今天是‘舌战众儒’”，有谁搭腔：“不是，是舌战群丑。”

第3 天又回到谷口，张云逸准备同王助去福州同国民党商谈组建新四军福州办事处，命我先送一封信给叶飞。于是，我沿叶飞部队开进的路线，一路赶去，到浙江常山县的球川镇才找到部队。六团一路跋涉，正在球川镇休整。我将信交给叶飞，传达了张老的口头嘱咐，沿途千万要警惕国民党的阴谋。

大约是2 月下旬，部队开进到浙江开化的华埠镇。五团、六团在道里汇合。在华埠成立了三支队司政机关。当时部队的装备很差，五团的步枪都配不齐，有相当一部分战士扛的是梭标，子弹更少。但是，部队士气很高，纪律严明，给群众留下良好的印象。连一向敌视我们的地主阶级人物也不得不满口称赞。华埠的镇长就说：“你们部队的纪律严明，秋毫无犯，可谓王者之师；不过你们的装备行吗？抗战以来，多少装备精良的部队都被日本人打得丢盔弃甲，你们靠梭标能打日本人吗？”抱有这样观点的人不止华埠镇的镇长。有不少基本群众也为我们担心，他们的担心是出于善意的。但是，他们都犯了一个错误，他们只看到武器装备，没有看到这是一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有高度政治觉悟的部队，没有看到这支部队是人民的军队，能得到人民的全力支持，能在广大的人民之间扎下深根，茁壮成长。

3 月间，支队率五、六两团由开化翻过马金岭，到安徽的歙县岩寺，同一、二支队汇合。军部驻岩寺，支队率五团驻西溪南、六团驻砖桥。在这里，军部决定成立先遣支队，从六个团各抽出一些部队，由二支队副司令粟裕任司令，挺进到江南敌后，首捷韦岗，开辟了江南茅山抗日民主根据地。5 月，六团率一、二营挺进江南敌后。8 月间，支队率五团和六团三营接替国民党一四四师红杨树到青弋江一带防务，武汉失守之后，又转移到南陵、繁昌、铜陵一带开展游击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和发展（节选一、江北抗日根据地的开辟1937年12月13日，侵华日军攻占南京后，随即渡过长江，沿津浦铁路北犯，与华北南下日军会攻徐州。另两路日军沿扬州、芜湖北犯。中国第五战区第十一集团军、第二十一集团军在沙河集、明光、池河等地与日军激战。1938年5 月19日，徐州失陷。在这前后，淮南地区的蚌埠、滁县、九龙岗、舒城、合肥、寿县、巢县、和县、含山、江浦、六合、仪征等地相继沦陷，第十一集团军、二十一集团军相继西撤，地方政府逃散，土匪蜂起。处在日军铁蹄下的淮南地区人民饱尝沦亡之苦，纷纷揭竿而起，抗击日寇，保卫家乡。同年6 月，日军沿江淮孔道从浦（口）信（阳）、安（庆）合（肥）公路，穿越大别山麓西攻武汉，第五战区主力撤往平汉铁路以西，留廖磊部在敌后大别山区坚持，改番号为鄂豫皖游击司令部，由廖磊接任安徽省主席。6 月至8 月，舒城、六安相继失陷，安徽省政府（原驻安庆），由六安再迁至立煌（金寨）。

1937年10月共产党同国民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全军共10，300 余人。鄂豫皖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高敬亭任司令员，林维先任参谋长，肖望东任政治部主任（东进时由戴季英接任），吴先元任经理部主任，全支队3100余人。日军攻陷南京，继续北犯，会攻徐州，江北战局危急。1937年12月28日，毛泽东指示周恩来、项英：“高俊（敬亭）率部可沿皖山山脉进至蚌埠、徐州、合肥三点之间作战。”同年12月29日，周恩来在武汉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临时联席会议，听取傅秋涛、高敬亭、张青萍分别汇报红军长征后，留在湘赣、鄂豫皖、鄂豫边的红军坚持游击战争和党组织的情况，认为这些地区的红军、游击队在极艰苦条件下英勇奋斗，基本上正确地执行了党的路线，完成了中央交给的任务。其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就鄂豫皖红军改编、东进抗战、开辟根据地等进行了一系列部署。1938年1 月，周恩来、叶剑英致电毛泽东、朱德、彭德怀，鄂豫皖红军以一部参加新四军整编，余部仍在鄂豫皖边界力求发展，以扩大和发展中州游击运动。同月，受中共中央委托，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在武汉向高敬亭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开展敌后游击战争、发展抗日力量的指示，要四支队从湖北省黄安县七里坪、河南省确山县竹沟东进抗日，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坚持抗日游击战争。1938年2 月15日，周恩来主持中共中央代表团和长江中央局联席会议，鉴于日军以突破黄河、夺取武汉为新战略中心，会议决定在长江、黄河间设立一个军区。还决定武汉不守时，从长江局转移一部分干部到新四军第四支队，建立长江、黄河间的领导机构。2 月，叶剑英、罗炳辉分别赴七里坪、信阳县邢集，动员红二十八军和桐柏山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东进抗日。

1938年3 月，攻占蚌埠的日军北犯徐州，高敬亭率新四军第四支队从平汉铁路附近的七里坪、邢集出发，东进到以合肥为中心的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在第五战区战斗序列内，参加津浦、平汉战区抗战，在徐州会战中，奉命担负开展淮河流域的抗日游击战争，第四支队司令部驻舒城西南山区西港冲。5 月12日，第四支队一部在巢县蒋家河口伏击日军，新四军首战告捷。

1938年5 月19日，徐州失陷。5 月22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徐州失守后华中工作的指示》致长江局，要求立即成立鄂豫皖省委，领导津浦路以西、平汉路以东、浦信公路以南的广大地区的工作，武装民众，准备与发动游击战争，有计划地建立几个基干游击队与游击区，使高敬亭支队成为这一区域的主力。在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广大地区内，即应建立一个能独立领导工作的工委，其主要任务为，发动游击战争。江苏省委即应派一些得力干部去。6 月，日军重兵集结合肥，西犯武汉，新四军第四支队在东线参加保卫武汉战役，经连续作战，歼西犯之日军近千名，炸毁日军汽车百余辆，收复淮南铁路两侧地区广大国土，并于同年冬攻克庐江、无为两座县城。在中共安徽省工委（后为鄂豫皖区党委、皖东工委）的配合下，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敌后“初步开创了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的抗日根据地。”同年7 月，以第四支队第八团为基础成立第五支队，罗炳辉任司令员，郭述申任政治委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赵启民任参谋长，方毅任政治部主任。同年夏、秋在以张云逸为书记的江北指挥部前委的领导下，经过两个多月的连续作战和发动群众，第四支队开辟了以定远东南藕塘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西抗日游击根据地；第五支队开辟了以来安县东北半塔集为中心的皖东津浦路东抗日游击根据地。江北游击纵队仍坚持巢县、无为地区的抗战，一部进至和县、含山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活动。同年11月，新四军江南指挥员陈毅、副指挥粟裕组织苏皖支队北渡长江，向仪征、扬州、天长、六合地区挺进，与第五支队罗炳辉部会师，开辟该区抗日根据地。至此，皖东抗日根据地初具规模。

1939年11月，中共中央代表、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偕徐海东率中原局机关进入皖东敌后，与驻定远藕塘附近的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会合。1939年12月和1940年1 月、2 月，刘少奇连续召开中原局会议，贯彻中国共产党六届六中全会关于“发展华中”的方针，并直接指挥皖东斗争，建立抗日民主政权。

1939年冬至1940年春，在中原局、刘少奇和江北指挥部指挥下，皖东新四军第四、第五支队粉碎了日军4000余人对皖东抗日游击根据地的大“扫荡”并在江北游击纵队以及前来增援的苏皖支队、苏北挺进纵队和李先念部豫鄂挺进纵队配合下，击退在第一次反共高潮中进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第四、第五支队司令部的国民党军李品仙、韩德勤部，胜利保卫了皖东抗日根据地。中共中央指出：四、五支队反对韩德勤、李宗仁向皖东进攻的自卫战争是绝对必要和绝对正确的。1940年3 月21，中共中央书记处发出关于发动群众击退反共势力进攻，巩固皖东抗日根据地的指示，致胡服及江北新四军负责同志并告项英及朱、彭，中共中央指出：“你们的决心及布置，均是正确的，望坚决执行。在这种坚决方针之下，发动新四军全部官兵的积极性，发动凤阳、定远、合肥、无为、含山、全椒、和县、滁县、嘉山、来安、盯眙、天长、江都、六合、江浦等十五县数百万民众的积极性，肃清反共势力，建立民主政权，争取中间势力，争取一切进步的及中间的国民党，并极力讲究作战方法，就能各个击破反共势力的进攻，并在这种艰苦斗争中巩固这个战略上极端重要的抗日根据地。在民族敌人深入国土的时期，反共派的进攻是没有人民援助的，你们的自卫战争是能够胜利的。八路军正设法援助你们，但你们不要靠外面的任何援助，要用完全独立自主与艰苦奋斗的精神战胜一切进攻者。”中共中央急令华北八路军黄克诚部增援华中新四军。皖东新四军经一个多月的苦战，终于将李品仙、韩德勤部击退，取得定远自卫战和半塔保卫战的重大胜利，为建立皖东抗日民主政权创造了条件。6 月下旬到7月上旬，我军又平息了国民党顽固派策动的津浦路东来安县屯仓、天长县大通等地反动地主暴乱，击退从淮（安）宝（应）间来犯的韩德勤军。8 月，罗炳辉、张劲夫等率新四军第五支队、第四支队第七团开辟淮宝抗日根据地，并与南下驰援皖东的八路军黄克诚部会师，打通了皖东、皖东北和苏北的联系。

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取得胜利之后，中原局不失时机地指示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委任皖东各县县长，将鄂豫皖区党委从大别山撤到皖东的千余名干部派到各县，建立各级抗日民主政权。在刘少奇直接领导下，定远县抗日民主政府于1940年3 月17日在定远城成立，魏文伯任县长。接着，凤阳、滁县抗日民主政府成立，组成定凤滁三县联防办事处，魏文伯兼主任。在这前后，嘉山、来安、盯眙、天长、高邮、宝应、仪征、六合、淮宝、合肥、和县、含山、巢县、无为等县抗日民主政权相继建立。1940年4 月18日，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成立，贺希明、邓子恢、方毅先后任主任。同年8 月1 日，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委员会办事处成立，黄岩、童汉璋先后任主任，魏文伯为副主任。津浦路东、路西抗日根据地政令所及人口达200 万。皖东抗日根据地抗日民主政权的建立，开创了淮南地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新民主主义新秩序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新局面。从此，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雏形便在皖东津浦路东、路西形成。

1941年1 月13日至18日，津浦路东召开第一届临时参议会，到会议员131 名，内有开明士绅50名。会上，邓子恢作《抗日民主政府一年来施政工作总结报告》，邓子恢继续当选为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方毅为副主任；邓子恢当选为参议长，爱国人士朱雨江、赵坚为副参议长。2 月，颁布《津浦路东各县联防办事处抗战时期施政纲领》。同年9 月18日，津浦路西召开第一届第二次临时参议会，选举童汉璋为津浦路西各县联防办事处主任，魏文伯为副主任；选举魏文伯为路西参议会参议长，爱国人士刘子谷为副参议长。

皖东抗日根据地是在对日伪顽三角斗争中建立起来的，不单要同日伪军不断战斗，而且还要同顽固派不断地进行自卫斗争。1940年4月至8 月，来犯的韩德勤部第八十九军主力被我军击退到运河以东，此后，津浦路东地区的新四军部队主要是同日伪军作战；路西地区则一直处于同日伪顽尖锐的三角斗争之中，这是淮南敌后抗战的主要特点。

二、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1941年5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根据皖南事变以后的斗争形势，将华中抗日根据地划分为7 个战略区，建立中共盐阜、淮海、淮北、路东、路西、苏中、苏南等7 个区党委和舒（城）无（为）桐（城）庐（江）特委。皖东抗日根据地的路东、路西区党委和舒无桐庐特委统归皖东党政军委员会领导，书记郑位三。路东区党委以刘顺元、方毅为书记，管辖来安、嘉山、天长、盯眙、仪征、六合、高邮等7 个县委；路西区党委黄岩为书记，管辖定远、滁县、全椒、凤阳、合肥、寿县、定东南、含（山）和（县）等8 个县委；舒无桐庐特委书记何伟、李步新。皖南事变以后，在皖东的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罗炳辉任副师长、郑位三任政治委员。辖第四、五、六旅（分别由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改编）及津浦路东联防司令部（独立旅）、津浦路西联防司令部。

1941年春，新四军第二师在津浦路西粉碎了日伪“扫荡”及顽固派军队的进攻，巩固了路西根据地以后，主力遂转向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开展破袭战，经金牛山等战斗，歼日伪军800 余人，粉碎了敌军对路东根据地的进犯。路东军民继1940年9 月粉碎日伪军10000余人的大“扫荡”后，1941年5 月又粉碎了日伪军5000余人的“扫荡”，巩固了路东根据地。

1942年，是淮南抗日根据地最困难的时期，由于日军频繁而残酷的“扫荡”、“蚕食”，李品仙部的进攻，加上严重的干旱，给淮南军民造成严重的困难。

为了战胜困难，淮南军民坚决击退日伪军进攻，保卫敌后抗日根据地。1942年1 月至3 月，新四军第二师击退日军2000余人对津浦路西地区的“扫荡”。10月，李品仙部第171 师进犯藕塘；11月，日伪军10000 余人大举“扫荡”淮海、淮北和淮南抗日根据地，其中，由明光、滁县、定远等据点出动的日伪军3000余人向定远地区“扫荡”，均被津浦路西军民粉碎。1943年6 月，津浦路东我军在东南边区发起反“蚕食”、反伪化的斗争，攻克仪征县谢家集据点，收复仪征、江都县20多个乡，成立甘泉县，打通二师淮南抗日根据地和一师苏中抗日根据地的联系。8 月，二师主力一部，击退进犯六合县解放区的日军，取得桂子山战斗胜利。

为了战胜困难，淮南抗日根据地厉行精兵简政，紧缩机关，充实基层。新四军第二师主力缩编，加强地方武装，津浦路东8 县合并为4 个办事处（县）。1943年3 月，根据中共中央华中局指示，淮南抗日根据地实行一元化领导，撤销路东、路西区党委，组建淮南区党委，谭震林任书记，刘顺元任副书记，辖津浦路东、路西两地委。赵启民、陈光先后任路东地委书记，李世农任副书记；谭希林、黄岩先后任路西地委书记，谭光廷任副书记。成立淮南苏皖边区行政公署，辖津浦路东、路西两专员公署，汪道涵、郑抱真分别任专员。周元斌、李竹平分别任副专员。新四军第二师师长罗炳辉兼淮南军区司令员，谭震林为政治委员，辖路东、路西两军分区。

为了战胜严重困难，淮南军民掀起大生产运动，战胜自然灾害和敌人封锁，改善军民生活，为反攻作物质上准备。

1943年1 月，中共中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从苏北转移到皖东抗日根据地盯眙县黄花塘，直接领导皖东斗争。

1943年，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新的发展时期。1944年，淮南新四军转入局部反攻，至1945年7 月，淮南抗日根据地发展到2 万余平方公里，人口达280 万，新四军第二师兵力扩大到4.4 万人，并在南京城郊建立上元县。

1945年8 月，抗日战争进入战略反攻阶段。朱德总司令命令在华东的日军由南京日军最高指挥官同村宁茨直接派出代表至新四军军部驻地天长地区，就日军投降事宜，接受陈毅将军的命令。新四军军部发表粟裕为南京特别市市长、方毅为副市长，黄克诚为江苏省主席，罗炳辉为安徽省主席。新四军第二师组织南京支队渡江南下，进抵南京城郊。第二师在战略反攻中，收复定远等6 座县城，占领津浦、淮南铁路各一段。9 月2 日，日本无条件投降。至此，抗日战争胜利结束。

鸦片战争以来，中华民族屡遭侵略，饱受屈辱。抗日战争的胜利，是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反对帝国主义侵略者斗争中取得的伟大胜利，为争取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的胜利打下了良好的基础。在八年抗日战争中，新四军第二师歼敌2 万余名，在南京附近建立了拥有330 余万人口的解放区，第二师由其前身新四军第四支队成立时的3100余人发展为近5 万人的兵团。这是淮南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浴血奋战取得的伟大胜利。

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赖传珠、高敬亭、郑位三、罗炳辉、谭震林等领导淮南军民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淮南军民为中华民族解放事业和世界反法西斯斗争作出了重大贡献，也付出了巨大牺牲。半塔烈士纪念塔和藕塘新四军第二师抗敌纪念塔记载着烈士们的英雄业绩，永垂不朽！

注释：（1 ）本文节选自龚意农、杨联主编的《淮南抗日根据地财经史》，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1 版，第6 ～16页。题目和文中小题为原书第2 章第一、二节。节选时略有删节。

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筹建前后　叶建忠1937年“七七”事变爆发后，全国人民纷纷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在民族危亡时刻，国民党被迫接受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同年10月2 日，国共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湘、赣、闽、粤、浙、鄂、豫、皖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陆军第四军。1938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转设南昌，下辖4 个支队，8 个团，总人数10300 余人，其中，福建的人数占全军一半以上。

为了在福建开展统战工作与恢复党的组织，党中央决定在福州成立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1938年2 月党中央派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再次来福州与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这一问题。2 月9 日张云逸从南昌到达闽浙赣特委所在地江西省铅山县石塘镇。随同张参谋长来福州的有王助、孙克骥、张的秘书徐平羽（又名王白如、白丁）、新闻记者马骏以及警卫员、机要员等十几人。他们一行于2 月23日到达福州，24日上午张云逸偕同王助出见福州记者并发表谈话。

1938年春节前一天，新四军第六团（闽东红军游击队）在屏南县城接到军部电报，立即开赴前线。叶飞、阮英平在农历正月初三把队伍带去了。闽东特委工作由范式人负责。叶飞等走后，范又接到新四军参谋长张云逸的电报，即到福州见张，张说：他此行的目的要办两件事，一是，1937年10月间在漳浦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张又说，陈仪不同意成立福建办事处，只同意成立福州办事处，人数限制不超过20人。于是范式人便留在福州参加办事处工作。

1938年2 月底，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正式成立，地点设在福州市城内安民巷27号（现53号），办事处人员有新四军参议、办事处主任王助（因军部不能委任将级军衔，所以用参议名义显得位高），新四军上校秘书范式人，副官章水和。1938年八九月后又增加工作人员庄草（现名林楷），看门兼烧饭林书壮，并配备一个警卫班。办事处人员都穿灰色军装，挂“抗敌”臂章，门口后来挂上黄底黑字的“国民革命军陆军新编第四军驻福州办事处”的牌子（有的同志回忆当时没有挂过牌）。

办事处成立后，则致力于恢复和建立福建党组织，开展抗日救亡运动，号召群众团结抗战，反对妥协投降，组织进步文化人创办刊物、教唱革命歌曲、义演、募捐、办美展、办夜校、支持开办生活书店、保护抗属、红属，为抗日救亡做了大量工作。1939年5 月由于日寇进逼福州，办事处迁往南平。1940年6 月办事处接到省委有关避免遭受国民党暗算，撤退红色干部的通知，决定自动撤销，因而完成了它的使命。

办事处筹建到撤销前后经历了一年半的时间，它的主要历史作用是：一、执行党中央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指示，积极主动“联蒋抗日”，推动全民族抗战。1937年10月中旬党中央曾派张参谋长和机要员林青第一次到福建找国民党福建省主席陈仪谈判有关释放政治犯和福建红军游击队改编问题，竟遭到陈仪无理拒绝。11月上旬，在武汉的博古、叶剑英、李克农又派顾玉良随带叶挺将军的介绍信到福建找陈仪谈判有关改编问题，陈仪逼于形势，不得不答应，但又使出调虎离山之计，以图借日本之刀来消灭共产党军队。我党为了全民族利益不计既往嫌隙，在闽西、闽北、闽东等聚集4 个团5000多人的兵力，组成新四军4 个团，另一个连，开赴前线抗击日本侵略者。

抗日大军开赴前线以后，党中央为了团结抗战，扩大统一战线，1938年春又派张云逸、王助等第二次来福州找国民党省主席陈仪谈判，主要办3 件事：一是，在漳浦事件中我方有数百人被国民党缴械，要追回人和枪；二是，谈判成立办事处；三是，要求释放政治犯。以上三点陈仪基本上都答应了。漳浦数百人与被释放的政治犯一起由张参谋长带赴前线参加抗日，后方成立办事处，办理有关军部后勤事宜。这是我党长期斗争的结果，也是党的政策“联蒋抗日”的胜利！

二、恢复和发展党的组织。新四军驻福州办事处是对外的办事机构，对内则代表福州地区党的组织。福州从1934年党组织遭到破坏以后，党员失去了联系。办事处成立后，一方面积极恢复过去在福州和邻县失去党组织关系的同志的联系，如张立、江国荣等；一方面培养发展了一批新党员，如何思贤、王一平、林涧青、郑震霆、卢懋榘、舒成、高力夫、梁真等。同时派出党员干部分赴各地领导抗日救亡运动，如连江林涧青、梁真等，古田陈必猛（即林聿时）、福清陈金来、永安王一平、沙县陈振芳。1938年5 月间办事处又提出成立“民先”，团结更多的进步青年开展抗日救亡工作。

办事处又通过卢懋榘等同志联系进步知识分子和文化界知名人士郁达夫、楼适夷、黎烈文、杨骚、许钦文等，开展抗日救亡活动。如1938年6 月，著名爱国人士李公仆来福州，请他作了“唤起民众，不做亡国奴”的讲演。10月。郁达夫、黎烈文、卢懋榘等在于山戚公祠举行纪念鲁迅逝世两周年大会，号召团结抗日，共赴国难。

办事处还利用合法组织和一切机会开展宣传教育工作，占领宣传阵地，教唱抗敌歌曲，组织歌咏队，举办美展、募捐、义演、办夜校等等，发展进步势力，团结各界爱国人士。

三、传播共产主义思想，动员和组织有志之士，献身革命。办事处通过各级党组织，组织进步青年阅读革命书籍，成立读书小组、读书会、办短期培训班，引导有志青年走上革命道路。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办事处派何思贤、卢懋榘、林白、陈必猛、黄辰禹、郑震霆、薛碧香等到南屿和南港等地，训练武装人员，筹集枪支，派林涧青、梁真、林君玖等到连江丹阳溪东乡以办农业合作社名义，培训武装干部，准备开展游击战争。

四、争取团结抗战，反对制造磨擦。抗战初期，国民党对南方红军游击队采取“清剿”政策，妄图消灭我们军队，如1937年7 月15日闽粤边发生的“何鸣事件”，1938年3 月闽中发生“泉州事件”，都是国民党一手制造的。1938年3 月国民党顽固派突然袭击宁德我军留守处，当场打死我军警卫排长石头梯，并打伤多人。留守处被砸烂，40多位留守处人员被押送福州市。办事处成立前后对国民党制造的磨擦事件，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终于得到了妥善解决。既揭露了敌人阴谋，又争取团结抗战，保持了我党军队的独立性。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　张凯每当我回忆起，自己当年在新四军中生活、学习、战斗的岁月，“东进，东进！我们是铁的新四军！”军歌的战斗旋律，便使我这个老战士的心激动不已。

多年来，我有个心愿：要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成立前后这段历史再回忆一下。这对于我们记取历史的教训，悼念在抗日战争英勇献身的革命先烈，深切怀念原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人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徐海东、罗炳辉、赖传珠诸同志，进而对展望未来，也许是不无意义的……

一1937年7 月8 日，即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卢沟桥事变的第2 天，我们的党中央发出通电，号召全国人民、政府和军队团结起来，筑成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坚固长城，抵抗日寇的侵略，宣布了抗日战争的开始。同年8 月，中国工农红军改名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华北敌后，坚持抗日游击战争。而主力红军长征后，留在南方8 省13个地区坚持游击战争的红军，则改编为新四军。1938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在江西南昌正式办公。叶挺任军长，项英任副军长（实际是政委），张云逸任参谋长，袁国平任政治部主任，邓子恢任副主任。全军共编为4 个支队。江南3 个支队，江北1 个支队。

1938年3 月14日，第四支队首先集中于皖西霍山县流波疃地区；继而于4 月进抵舒城、桐城、庐江、无为地区。3 月，军部亦由南昌迁至岩寺，第一、二、三支队也于4 月在皖南岩寺集结。至此，一支雄壮的抗日铁流业已出现在大江南北两岸广大地区。

新四军军部在岩寺住了一个短时期，很快转到皖南泾县的云岭。各支队经过一段短期整顿，继续东进。1938年5 月，第一支队挺进江南敌后，到达镇江、句容、丹阳、金坛地区。同年7 月，第二支队挺进江南敌后江宁、当涂、溧水、高淳地区；第三支队则进入皖南铜陵、繁昌地区。新四军的东进，有力地打击了苏皖的敌伪军，钳制了沿江向华中内地进犯的日寇军力。深入到沦陷区的各部队，大大鼓舞了敌后人民的抗日情绪和坚持斗争的胜利信心。

然而，新四军取得的每一胜利，却是十分不容易的。我们不但面对日寇的疯狂进击和蒋介石伙同地方顽固势力的干扰，而且还要同内部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等思想倾向进行艰韧的斗争。当时，我们在贯彻执行党中央关于东进方针的过程中，的确是有过一段难忘的曲折过程。遵照党中央指示，1939年5 月和11月，先后成立了新四军江北和江南两个指挥部，势如破竹，打开了大江南北敌后抗战的大好局面。

二当时在江北的第四支队，下辖七、八两个团，另属一个手枪团，一个特务营。全支队约3000余人，由高敬亭任司令员，郑位三任政治委员（未到职），戴季英任政治部主任，林维先任参谋长。该支队根据党中央“东进”的战略方针，1938年2 月，七团和八团、手枪团分别从湖北省黄安七里坪和河南省确山竹沟出发，三四月间到达安徽省桐城、庐江、舒城之间蒋冲东西汤池流波疃一带。先后收复了淮南路西的无为、庐江、襄安等城镇，为继续向淮南路东地区挺进、开展敌后抗日游击战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但是，由于四支队主要领导对党中央、毛主席制定深入敌后的东进方针理解不深，因此，除了八团遵照党中央的方针，继续东进深入到淮南路西的地区外，其余部队在桐城、舒城地区停留时间较长，没有及时东进。

1938年12月，中央指派军参谋长张云逸同志到达江北无为地区，了解情况，检查四支队工作，督促四支队继续东进。随后不久，邓子恢同志亦由皖南到了江北地区。

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到了江北以后，积极开展与安徽桂系当局的抗日统一战线工作，并将庐江、无为地区地方党领导的一部分游击队和人民自卫军组织起来，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纵队，由孙仲德任司令员，黄岩任政治委员。张云逸、邓子恢同志向第四支队的广大干部传达了党中央关于东进的战略方针。经过耐心工作，四支队逐步向淮南地区两侧活动。

这时，桂系当局已在大别山区暂时站稳了脚根，在日寇诱降和蒋介石的指示下，公开转向反共。四支队广大指战员对党中央的东进指示有了进一步的理解，面对这种局势，纷纷要求东进。1939年3 月，部队到达合肥附近地区。

三1939年4 月底，叶挺军长亲临江北（随行者有罗炳辉、赖传珠等同志）。根据党中央的决定，于5 月4 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任命张云逸同志兼指挥，先后任命罗炳辉、徐海东同志为副指挥，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兼任江北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的成立，对扭转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起了重要作用。

高敬亭同志问题处理以后，徐海东同志兼任四支队司令员，辖七、九、十四三个团。徐海东同志原是鄂豫皖根据地创建人之一，1939年9 月受到党中央委派，到新四军江北部队担任领导工作。由于紧张而艰苦的战争生活，他身患肺病，又没有休息和治疗条件，病情加重，但他一直带病坚持敌后抗日游击战争。特别是他兼任四支队司令员后，日寇和国民党顽固派不断向我淮南路西地区进犯，徐海东同志于1939年12月下旬，在周家岗战斗中，带病指挥部队与敌人激战3 昼夜，毙伤日军160 余名，并乘胜收复了大片土地。这是我军在皖东首次反扫荡中取得的重大胜利，这次胜利大大鼓舞了中国人民抗日的信心，打破了所谓新四军“游而不击”的反动欺骗宣传。

1939年7 月，以四支队八团为基础，成立了新四军第五支队，下辖八、十、十五3 个团，罗炳辉同志为司令员，郭述申同志为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副司令员，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主任。从此，五支队在罗炳辉、郭述申等同志率领下，坚持在淮南津浦路东地区开展抗日游击斗争。

罗炳辉同志身高体魁，一口云南乡音。他平时总是着装整齐，裹绑腿，扎腰带，在腰上挂支左轮手枪，那身影、嗓音、风度，给人一个直观印象：确是一个标准的军人。他作战勇敢，身先士卒，是我军一位优秀的指挥员。日寇从津浦路滁县出发，占领铁路东边的来安县城，国民党的旧政权人员不是闻风而逃，就是附敌为逆。为了坚持保卫路东抗日游击战争根据地，扩大我军的影响，鼓舞路东军民的抗战士气，罗炳辉同志亲自部署和指挥，先后3 次攻打来安城，第3 次兼用火攻，消灭日军100 余人，伪军200 余人，粉碎了日伪的“扫荡”计划。从此，“罗司令三打来安城”的故事，就在淮南苏皖边区到处流传，五支队也威名大振。

五支队刚成立时，部队没有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基础较差，罗炳辉同志就组织领导整训部队，从基础训练做起，亲自做示范，手把手地教，有时还经常出题目考问战士，他总是讲：“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他就是这样严格要求部队的，同时对待下级或战士又是十分关怀、体贴。天气尚未转寒，他就关照供给部的同志及早为战士们准备冬衣；部队有了伤病员，他常常嘱咐炊事班的同志，照顾好他们的生活，做好一点的东西给伤病员吃，部队到了宿营地，他亲自检查床铺和生活安排得怎样；休息时，就找干部掰腕子，比臂力，给战士们讲故事。那种平易近人的作风，官兵亲密无间的情景，深受广大干部战士的拥护和爱戴。

我是1939年秋，从皖南来到江北地区的，当时军部组织了一个巡视团，共十余人。由军政治部民运部副部长陈再励为团长，军部教导总队教育长冯达飞为副团长。巡视团还带了一个20多人的服务队，开展部队和地方上的宣传、文艺活动。巡视团的任务，主要是到江北四、五支队和江北游击纵队，检查帮助工作。这年冬天，陈再励、冯达飞两同志奉命返回皖南，我则留在新成立的江北政治部，担任组织科长。这时江北政治部才算正式成立起来，总共不到十五六人（服务队除外）。从此以后，我就在江北皖中、皖东地区与江北部队一起活动，再没有返回皖南。

当时的鄂豫皖区党委，在1939年7 月前，曾受到王明错误路线的影响，没有将主要力量放在敌人占领的地区，放手发动群众，发展武装，而是把大批干部留在大别山国民党第五路军部队所在地，帮助五路军建立大别山根据地，事实上，为国民党桂系当了“苦力”。到了1939年7 月，接到党中央指示才进行了转变，有计划地把党领导下的抗日青年和进步人士，分批转移到新四军主力活动地区。致使江北的广大地区在抗日初期未能取得更大发展，错过了1938年下半年和1939年上半年的大好时机。回忆起来，很使人感到可惜！

由此可见，这一时期，由于受到王明的“一切为了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错误路线的影响，使江北的局面未能有更大的发展。这种状况，一直到1939年秋冬，少奇同志到了皖东以后，才完全扭转过来。

四1939年11月初，党中央、毛主席派中原局书记刘少奇同志，以中央代表身份，到了皖东新四军江北指挥部，领导华中敌后军民进行抗日战争。

少奇同志到了江北指挥部以后，他为了团结教育干部，指导进行抗日斗争，与干部战士亲密无间。他走到那里，就深入到那里进行调查研究，不拘形式地找干部谈工作，谈思想，谈生活。由于我当时工作在江北指挥部，有幸亲身感受到了少奇同志那种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崇高品质，亲耳聆听过不少他的教诲。

当时，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抗战以来的第一次反共磨擦，在经济上进行封锁，在政治上制造磨擦，限制“异党”，破坏抗战。他们妄图削弱新四军的力量，完全暴露了他们反共反人民的真面目。少奇同志正确贯彻党中央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方针，在中原局干部会议上，多次强调：领导干部要明确树立独立自主地发展人民武装，依靠群众创造根据地，坚决反对国民党顽固派制造磨擦。少奇同志指出：深入敌后发展游击斗争，在整个抗日战争中有着极其重要的作用。他说：“我们不但要打日本鬼子，还要坚决地对国民党顽固派搞投降分裂的勾当进行斗争；如果不在反磨擦斗争中取得胜利，敌后就没有我们的地位，就没有抗日根据地。”他还意味深长地说：“抗战光说不行，要有钱，有枪；有了枪，没有家也不行，还要有个家，建立家就是建立抗日根据地。”当时，皖南军部少数领导人，在王明路线影响下，指责“独立自主”地发展部队，自搞武器，自筹抗日经费的正确行动是“人、枪、款主义”，是“破坏抗日统一战线的冒险政策”。少奇同志针锋相对地反驳说：“我们的政权是人民的、民主的政权，人民承认它，这是最合法的！”当时，我们听了少奇同志的多次讲话，觉得茅塞顿开，心明眼亮。这对于江北广大干部提高认识，贯彻执行党中央的方针政策，抵制王明错误路线影响，起了决定性作用。

1940年2 月，桂系李品仙在津浦路西向我进犯。少奇同志号召我们，要以“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的自卫原则，坚决打退顽固派的进攻，决不让步！根据少奇同志的指示精神，我们一方面采取自卫，一方面做敌人的分化瓦解工作，取得了这次反磨擦的胜利。与此同时，苏北的韩德勤部向我路东地区大举进攻，妄图以东、西、南三面围攻我军兵力很少的半塔集守备部队，进而消灭我淮南地区的部队。对此，中原局决定：先留少数部队坚守半塔，主力集中到路西打退桂顾的进攻，在打退桂顽后，再将主力回师东进，解半塔集之围。并要求苏南，苏北的部队积极配合这一行动。江南指挥部陈毅司令员和粟裕副司令员，当即令叶飞同志率领的挺进纵队和陶勇同志率苏皖支队，沿运河西进，星夜赶来支援，共同向蒋介石的嫡系韩德勤部展开反击。经过十多天的激烈战斗，粉碎了顽固派的进攻，共歼敌两三千人，缴获了大量的枪枝弹药，残敌丢盔弃甲，狼狈地向三河以北溃退。

至此，津浦路东，路西广大地区连成了一片，津浦路南段东、西两侧，淮河以南，长江下游以北广大地区，在新四军各部队的控制之下，坚持抗日游击战争。

半塔集保卫战胜利以后，皖东抗日游击战争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根据中原局的指示和中央关于独立自主建立敌后抗日根据地的精神，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除领导部队政治思想工作外，还大力领导地方工作。领导建立了路东8 个县的抗日联防办事处和联防司令部，邓子恢同志担任主任，方毅同志为副主任，这是华中地区第一个由我党领导的抗日民主政权。联防办事处在邓子恢同志的领导下，展开了大规模的群众发动工作。提出了“三七分租”、“分半给息”、“废除旧债”等口号，进行减租减息运动；规定了惩治汉奸、组建农会、组织抗日人民政府等办法，建立各级组织，进行剿匪、反霸、反汉奸斗争；同时，还从部队中派出一批干部到地方做群众工作，加强了军民团结，密切了军民关系。

邓子恢同志从事农民运动有着丰富的经验，大家称誉他为“农民运动专家”。凡派往各县做地方工作的党、政、军干部，在去以前他都要召集大家讲话，交待政策、任务，并特别强调党中央提出的“坚持抗战，反对投降；坚持团结，反对分裂；坚持进步，反对倒退”的原则和在反顽斗争中“有理、有利、有节”的方针。他主张发动农民既要靠思想教育，也要解决一些实际利益问题。他常常告诫干部，苏维埃时期的红军为什么能得到群众的爱戴与支援呢？就是因为红军有正确的政治方向和严明的群众纪律。邓老他不仅口讲，而且常常亲自深入农村，召开各种座谈会，宣传党的政策，提高对抗日战争的胜利信心。由于邓子恢同志的正确贯彻党中央的方针政策和密切联系群众的工作方法，使淮南地区广大军民更加团结一致，克服各种困难，取得不断的胜利。

五但是，就在这以后不久的1940年冬至1941年春，国民党顽固派发动了第二次反共反人民的高潮。1941年1 月上旬，蒋介石一手策划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皖南地区的新四军军部和所属的八九千人遭到了巨大损失。

为了对付时局的突然变化，“皖南事变”后，中央决定重新组建新四军军部，整编部队。全军共编为7 个正规师，一个独立旅。任命陈毅同志为新四军代理军长，刘少奇为政治委员，张云逸同志为副军长，赖传珠同志为参谋长，邓子恢同志为政治部主任。

江北指挥部所属的第四、五支队和其他一些地方部队被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下辖四、五、六3 个旅。以江北指挥部为基础建立二师师部，江北政治部改为第二师政治部。至此，江北指挥部和江北政治部结束了它的历史使命。

二师的师长，初由张云逸同志兼任，后由罗炳辉同志担任，郑位三同志任政治委员，周骏鸣同志为参谋长，郭述申同志为政治部主任，张劲夫同志为政治部副主任。后肖望东同志任二师政治部主任。

少奇同志去苏北。皖南事变后，经党中央批准，原来的中原局与东南局合并为华中局，统一领导华中地区的抗日游击战争。

回忆这段历史，我亲自经历和目睹江北指挥部的建立过程及江北部队的发展壮大，并且看到了新四军曲折的发展过程，它说明了这样一条真理：没有武装斗争就没有人民的政权；要进行武装斗争，就离不开人民的支持；但最主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路线来指引。江北地区所以能够战胜艰难险阻，最根本的是正确地执行了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可是皖南地区，军部领导同志由于没有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和方针政策，不但没有使部队迅速壮大，反而遭到了“千古奇冤”，使革命力量受到了巨大损失。

虽然，我们伟大的国家已经进入了建设四化的新的历史时期，但是，这一惨痛的教训，仍每每在我们这些老战士的心中萦回。记取这一惨痛教训，对于我们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的周围，始终和党中央政治上保持一致，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我想，这也是我们对在抗日战争中献身的革命先烈的英灵的最好悼念……。

注释：（1 ）张凯，曾任新四军政治部组织部长。

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在东汤池成立　杜金山　李明胜1938年3 月中旬，新四军四支队的七、八、九团和手枪团在金寨会合后，由支队司令高敬亭率领进入舒城、庐江、桐城、无为地区。为了统一领导江北之部队，于1939年5 月5 日以张云逸同志为首，在庐江西乡40华里之东汤池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罗炳辉，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副主任张劲夫。指挥部和政治部分别住在八字门和屯井虞家。

当时江北指挥部所属的新四军四支队分别驻扎在舒城的东江冲、西江冲和汤池大小马槽等地，所有驻军纪律严明，军民关系非常密切。同时还成立了服务队（宣传或文工队），化装宣传，张贴标语，内容是号召民众团结起来，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日本鬼子。通过宣传教育，广大群众对抗日斗争情绪高涨，纷纷要求参军，仅在东汤池参军即达600 多人。江北指挥部成立后，除整编四支队外，以周骏鸣领导的八团为基础成立新四军第五支队，罗炳辉任支队长。

1939年冬江北指挥部所属部队，奉中央指示向东伸延。叶挺军长渡江至皖北，于1940年5 月初在东汤池月形地，召开千余军民联合大会，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分裂，站在一条战线上，打倒日本鬼子。

同年5 月底，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和舒城东进抗日，所属部队全部开拔到津浦路西之定远、全椒两县交界地区的青龙场、白龙场、周家岗等地，开展抗击日寇斗争。

当时，江北指挥部离开东汤池，留下老七团所属的庐南游击大队之郑子铮同志，坚持庐南、桐城、无为边境，开展抗日活动。

新四军第二师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　周骏鸣肖望东刘顺元等伟大的抗日战争已经过去50年了，我们在新四军第二师工作过的同志，对二师的抗战历程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记忆犹新，难以忘怀。

新四军第二师是皖南事变后，由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整编而成的，是坚持华中抗战的主力部队之一，在长期尖锐复杂的日伪、顽、我“三角斗争”中，转战在淮南的广大地区，坚持抗日。在抗战中，不但要粉碎日、伪军的“扫荡”，还以很大的兵力执行对西防御的任务，反击顽军的破坏和进攻，并协同兄弟部队向东发展，为淮南和华中地区的抗日斗争作出了应有的贡献。新四军第二师的发展壮大与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是密不可分的。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在反“扫荡”、反磨擦斗争中，于1940年3 月以后创建起来的。它位于淮河以南的津浦铁路两侧，是联接我皖江、淮北、苏北、苏中根据地的枢纽地带，它对南直接威协日伪的指挥中心南京，对西防御桂系顽军（简称桂顽）东犯，是我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前卫，是支援、配合友邻地区创建、巩固和发展华中抗日根据地的战略要地。

我二师在与日、伪、顽反复较量中所以能立于不败之地，这是由二师部队和淮南地区的特点与条件决定的。中共中央中原局（后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先后设在淮南多年，直接领导和指挥我们抗战；二师认真贯彻执行了党的各项抗日方针和政策，正确地处理了日伪、顽、我“三角斗争”的矛盾；淮南地区的党政军民对部队和根据地的建设都很重视；二师部队有较多的红军骨干，战斗力较强；淮南地区临近南京，人民群众长期受“三座大山”的压迫剥削，具有强烈的反抗精神，对共产党有较深的了解，对新四军和抗日民主政府衷心拥护；我二师和淮南各级民主政府始终重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特别是对伪军的争取工作做得较好。这些对我二师部队的发展壮大和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回忆我二师的战斗历程，大致经过了3 个阶段一、坚持淮南，支援淮北1940年下半年至1941年，国内外形势发生了急剧变化。德、意、日法西斯积极准备并猖狂扩大侵略战争。日军为向太平洋地区扩张，对蒋介石加紧诱降，对我抗日根据地加紧“扫荡”、蚕食。国民党顽固派加紧反共，以华中为重点，发动了第2 次反共高潮，制造了震惊中外的皖南事变。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日、伪、顽军的军事进攻、政治破坏和经济封锁下，处于最艰苦、最困难时期。日伪军不断对我进行“扫荡”，在淮南根据地周围增设据点120 余个，部署兵力约3 万人，常驻淮南地区与周围据点的日军有第十三混成旅团，伪军有第四、六师和警卫二师，“扫荡”时还从第十五、十七、六十一师团和伪军第三、二十四、四十六师抽调兵力。顽军频繁地向我进攻，经常同我对峙的先后有桂顽一三八、一七一师，第十游击纵队和第三、六、八保安团，加上土顽武装共约2 万人，向我大举进攻时还有一七二师等部参加。日、伪、顽军有时还默契配合夹击我军。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在此形势下，面临着极端严重的局面。

（一）整编所属部队，阻止桂顽东犯皖南事变后，为适应抗日斗争形势的需要，反击蒋介石的反共行径，遵照党中央将新四军整编为七个师和一个独立旅的命令，江北指挥部及其所属部队于1941年2 月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副军长张云逸兼师长，郑位三任政委，罗炳辉任副师长，周骏鸣任参谋长，郭述申任政治部主任（未到职），张劲夫任副主任，胡弼亮任供给部部长，官乃泉任卫生部部长。下辖3 个旅9 个主力团，1.5 万余人；两个联防司令部和地方部队9000余人。四支队改编为第四旅，旅长梁从学，政委王集成，参谋长詹化雨（后黄序周），政治部副主任张树才，辖第十、十一、十二团；五支队改编为第五旅，旅长成钧，政委赵启民，参谋长张元寿，政治部主任侯政（后祝世凤），辖第十三、十四、十五团；江北游击纵队改编为第六旅，旅长兼政委谭希林，参谋长朱绍清，政治部主任徐祥亨，辖第十六、十七、十八团；路西联防司令郑抱真，政委谭光廷，参谋长李国厚（后杜国平）。同年底，陈庆先任副司令，吕清任政治部主任，辖独一、独二、独三、独五团，1942年又组建了独四团；路东联防司令杨梅生，政委刘顺元，副司令罗占云，参谋长赵俊，政治部主任王敬群，辖独三、独四团。同时，将皖中的巢（县）、无（为）、含（山）、和（县）地区与活动在该地区的江北游击纵队第二团（缺一个营）及地方武装，划归皖江地区和七师。同年9 月后，我师又成立了军工部和社会部，吴师盂任军工部长（后王新民），侯政调任社会部长。二师通过整编更加坚强，走上新的发展阶段。

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后，国民党顽固派置抗战大局于不顾，复令“进剿”淮南区的总司令李品仙率一三八、一七二两个师向我淮南进攻，并限两个月内完成任务。

根据中原局和新四军军部指示，我二师的任务是，坚持淮南津浦路西，阻止桂顽向我东犯，确保淮南津浦路东，坚持淮南敌后抗战。作战方针是加强对西防御，配合友邻向东发展，随时准备粉碎日、伪军的“扫荡”，击退顽军的进攻。针对桂顽在路西对我蚕食、围剿的态势，以最大的决心坚持路西，保障路东，决不让桂顽越过津浦铁路向东进犯。因此，我师以路东为基地，将六旅及五旅第十三团部署于淮南津浦路西地区，坚持路西阵地。调四旅到路东整训和机动，并在地方武装配合下，准备策应路西作战，保卫路东。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团，继续配合兄弟部队向东发展，巩固和发展淮（阴）宝（应）、淮（阴）泗（阳）及皖东北地区。

时隔不久，国民党顽固派发动的第2 次反共高潮即被我打退。桂顽经我自卫反击后，士气沮丧，又见我军斗志昂扬，充分地作好了反击的准备，遂停止了对我的进攻，于二三月撤回了向我路西地区进攻的部队，其东犯企图被我粉碎，我在路西反顽斗争的形势暂时有所缓和。

（二）粉碎日顽进攻，保卫淮南地区1941、1942年期间，路东地区的日、伪军加紧了对我蚕食、“扫荡”。在路西地区，不但日、伪军加紧对我蚕食、“扫荡”，顽军也于1941年10月以后又加紧对我进攻。为了坚持路西，确保路东，粉碎日、伪、顽军的“扫荡”和进攻，我淮南党政军民进行了频繁激烈的艰苦作战。

在路东地区，1941年4 月，日、伪军在天（长）、仪（征）、扬（州）地区增设据点，修筑天——仪公路，蚕食我路东根据地。我四旅第十二团、五旅第十五团和路东独四团等部队，在天、仪、扬地区发起了反蚕食作战，在谢家集、铁牌店、十二里岔等地，毙伤敌200余人，击毁汽车3 辆。战斗结束后，我十二团转移到金牛山以南地区。日、伪军遭我打击后，恼羞成怒，进行报复，又从扬州、仪征出兵700余人，偷袭我驻金牛山的部队，遭我四旅第十二团迎头痛击，经一天激战，毙伤日军200 余人，伪军300 余人，俘日军2 人，伪军30余人，给敌人以沉重打击，迫敌狼狈溃退。

日军在天、仪、扬地区遭我痛击后，又以5000余人的兵力于5 月28日在飞机的掩护下，对我路东地区进行报复性“扫荡”。我师四旅第十一团在来安县张山集、屯仓与敌激战两天，打退了敌人的进攻，毙伤日、伪军300 余人。6 月3 日，我四旅第十团在盱眙县车棚击溃了向盱眙县马坝等地“扫荡”的日、伪军，毙伤敌100 余人。

经过这几次战斗，沉重地打击了日、伪军。与此同时，我积极开展了对日、伪军的争取工作，正确地执行了对敌斗争的政策和策略，使我路东地区的形势，有一年多的时间比较稳定。

1942年7 月，扬州地区的日、伪军企图“扫荡”苏中地区。我师为配合苏中一师反“扫荡”，发起了天、仪、扬公路破击战。六旅第二六、十七团、师部特务营和路东独四团，深入日伪统治的心脏地区，袭击了十二圩、东沟等地的日、伪军，攻克了大仪集伪军据点，共歼灭伪军数百人。在新城消灭日军一个小队。天、仪、扬公路破击战打乱了扬州日伪军“扫荡”苏中的部署。

在路西地区，我党政军民同心协力，在路东军民的全力支援下，反击日、伪、顽军大规模的“扫荡”和进攻。

1941年2 月正当桂顽一三八师等部向我进攻最紧张的时候，我军退守中心区定远县藕塘等地坚持斗争。日、伪军与顽军默契配合，乘我处境困难、欢度春节之际，从明光、定远、凤阳、滁县、蚌埠、水家湖、刘府等地，纠集3000余人分路向我路西走远、凤阳、滁县地区进行大“扫荡”。我师六旅第十七、十八团、五旅第十三团及地方武装一部，在殷家涧、朱家湾、靠山集、永康镇、皇甫山、花山、施家集、普益公司等地抗击敌人，奋战半个多月，毙伤日、伪军500 余人，粉碎了敌人的大“扫荡”。

在路西定远以南的谢圩子等据点，盘据着谢黑头、牛登峰、陈华斌、王华锦等6 股土顽恶霸武装，他们与日、伪军勾结，经常袭击我区乡政府，杀害我干部和人民群众，危害极大，路西人民深恶痛绝，我决心扫除此害。6 月，我六旅和五旅第十三团，发起对谢圩子等土顽据点的攻坚战。经半个月战斗，毙土顽180 余人，拔除了油坊户、谢六巴圩、花张集等土顽据点，打击了土顽的反动气焰，迫使他们不敢恣意出扰，安定了民心，保护了群众利益。

1941年春，桂顽侵占我路西的企图被粉碎后，其一三八师撤退到古河和淮南路西地区。但到10月，同一三八师换防的一七一师以及第十游击纵队各一部，又侵占了靠近我路西中心区的广兴集和大桥镇。为反击顽军进犯，我师组成路西野战司令部，集中了第四、五、六旅的6 个主力团和路西地方部队，于11月16日晚在大桥等地对顽军发起了反击作战。四旅第十一团、六旅第十六团在大桥镇、新张家，经过激烈战斗，一举歼灭顽军五- 一团两个营及地方武装共1400余人，收复了被顽军侵占的地区。

11月底，桂顽一七一师三个主力团和第十游击纵队一部，分路向我藕塘中心区和赫郎庙进攻。我扼守赫郎庙阵地的第十三团顽强阻击，歼顽军300 余人。顽军遭重创后溃退。经过这两次战斗，初步稳定了路西地区的形势。

1942年1 月，驻定远县城的日、伪军，为了分割我路西定、凤、怀地区和中心区的联系，蚕食定、凤、怀地区，修通了从定远县城至寿县的公路，并沿途增设了十八里岗、西三十里店、永康镇、清洛涧等据点，经常对我“扫荡”。我路西独三团和定凤怀总队，不断袭扰打击敌人。路西联防部队第十八团为打击敌人运输线，于同年3 月在柏家圩伏击了从水家湖往永康镇运输物资的敌人，歼灭日军一个小队，伪军一个中队，俘日、伪军30余人。

10月，桂顽乘我精兵简政，部队减少，路西地区只有3 个主力团，兵力比较薄弱之机，以一七一师、第十游击纵队和保六团等部共6 个团的优势兵力，长驱直入，占领我中心区藕塘镇。我师四旅第十、十一团和路西联防部队第十八团，在罗炳辉副师长的指挥下进行反击，连续10天艰苦奋战，打退了顽军的进攻，歼顽1500余人，生俘了保六团副团长。这次反顽战役，军部首长非常重视，战前，陈毅代军长明确指出，路西地区的得失，对我坚持华中全局影响甚大。战后，陈代军长又来电慰问嘉奖说，击退了桂顽进攻，保卫了根据地，意义甚大。

（三）配合友邻，向东发展根据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指示，我师五旅等部从1941年到1943年8 月，配合新四军第三、第四师向东发展，阻止汤恩伯、王仲廉顽军东犯。巩固与开辟淮（阴）宝（应）、淮（阴）泗（阳）和皖东北的南部地区。

1941年3 月到5 月，我师五旅第十四、十五团先后在淮宝、淮泗地区作战。在淮宝县高良涧打退了日、伪军的“扫荡”，扫除了白马湖土顽惯匪，并配合三师九旅，迫使洪泽湖上顽水警大队长陈培华率部投降，建立了洪泽县抗日民主政府。同年8 月，根据华中局决定，将淮宝县、洪泽县及其所属地方武装划归淮北地区。

遵军部命令，我五旅旅部率第十四、十五团于7 月初进抵皖东北地区，配合三师九旅（后为四师九旅），防止淮北津浦路西和苏北顽军东西对进，掩护四师主力在淮宝地区休整。并视情况，相机发展。到8 月中旬，连克苏家圩、罗圩、双蔡圩、旗杆杨、霸王城、草沟等伪顽据点，扫除了这些地区的伪军和同日伪勾结的顽军及土顽武装，恢复了泗县南北地区。

8 月24日，我师五旅第十四团配合九旅第二十五团，攻打对我危害极大、与顽军相互勾结的张海生伪军据点张楼，毙伤敌300 余人。正当我继续攻歼守敌时，泗县县城的日军500 余人分两批乘汽车来援，先后遭我第十五团一个营和第十四团三营七连的阻击，我七连在连长彭家祥的指挥下，在何宅子（村）与敌顽强拚搏，浴血奋战，激战8小时，打死打伤敌人200 多人，胜利地完成了阻击任务。不久，陈毅代军长亲临五旅视察指示，给部队以很大的教育和鼓舞。

五旅在皖东北地区活动中，第十四团协助当地县委恢复了泗县南北地区。第十五团协同泗五灵凤县委开辟了新区，由两个区扩大到10个区。

1941年7 月，在我五旅奉命西进皖东北的同时，四旅旅部率第十、十一团进到淮泗地区，支援友邻部队作战。到淮北后，因淮南地区情况紧张，四旅旅部又率第十一团返回淮南，留下第十团在淮泗地区活动。该团于8 月先后袭击了泗阳城北火神庙伪据点，乘胜攻击了泗阳县城，在薛庄反击并粉碎了日、伪军的“扫荡”。9 月，韩顽乘我淮宝地区空虚，不断渡过运河西犯。我第十团一部又奉命返回淮宝，在林家码头打击韩顽，将顽军击溃。10月，配合第三、第四师各一部，在淮泗地区程道口战役中，全歼了韩顽王光夏常备六旅，打通了淮南、淮北、淮海、盐阜根据地的联系。此次作战，我第十团俘顽军300 余人。

1941年底，我五旅在皖东北地区完成任务后，又奉命回到淮宝、淮泗地区，仍然担负巩固发展淮宝、淮泗的任务。1942年1 月，该旅第十三团由淮南津浦路西到淮宝归建。在1942年，第十三、十四团在淮宝、淮泗地区先后攻克了陈双庵、三棵树等日、伪军据点，在三岔伏击了日本兵。又奔袭了淮阴城，缴获大洋马30余匹，粉碎了九十月日、伪军9000余人对淮宝、淮泗的“扫荡”，巩固和扩大了淮宝、淮泗地区。

1942年秋皖东北形势吃紧，为支援淮北四师作战，我六旅第十六团北渡洪泽湖，进到淮北泗县半城地区机动作战，不久因津浦路西形势紧张，遂到路东和全旅一起返回淮南津浦路西地区。

1943年3 月，五旅第十三、十四团配合四师参加泗阳地区的山子头战役，反击并歼灭了侵占我淮北中心区的韩顽，韩德勤被我抓获。此役我五旅歼灭顽独立六旅1000余人，顽旅长李仲寰被我击毙。这一战役的胜利，粉碎了王仲廉、韩德勤东西对进夹击四师，侵占皖东北的企图，使淮北津浦路东根据地更加巩固。

（四）加强各项建设，坚持敌后抗战为了战胜严重困难，坚持敌后持久抗战，我淮南党政军民在与日、伪、顽军频繁作战的同时，认真贯彻执行党的各项政策，加强军队、政权和党的建设，深入发动群众，开展统一战线与敌伪工作。

我二师在抗战中，一贯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团结各阶层爱国进步力量，共同抗日。张云逸、罗炳辉等领导同志在淮南期间，都强调并亲自作统战工作。各级领导和政治机关，通过多种形式和途径，进行宣传和联络，争取爱国进步人士参加抗日。

在反摩擦斗争中，我既坚持自卫立场，又掌握“有理、有利、有节”的原则。在加强抗日民主根据地和军队的建设中，充分注意吸收旧政权中和社会上的爱国进步人士参军参政，不少人担任了我游击队长，营、团长，参议员，副参议长，其中梅竹樵、谢禄轩、魏立成、夏雨宜、王养吾、胡公球等同志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根据党中央关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权实行“三三制”的决定，协助地方进一步加强了政权建设。早在1940年建立民主政权时，各级抗日民主政府就相继实行了“三三制”，这样既保障了我党的领导地位，确立了工农群众的政治优势，又团结了各界爱国人士和开明士绅抗日。1941年1 月与9 月，淮南津浦路东和路西，分别召开了第一届临时参议会，选举了正副参议长。路东参议长邓子恢，民主人士朱雨江、赵坚为副参议长；路西参议长魏文伯，民主人土刘子谷、梅子明先后为副参议长。抗日民主政权建立后，立即着手制定法令、条例、制度，废除苛捐杂税，发展生产，保障供给和兵源补充，发展文化教育事业，开展拥军优属活动等。由于人民政权的职能作用和威力日益发挥，使坚持长期抗战有了可靠保障。

农民是抗日的主力军，为了调动农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1942年初，根据党中央指示，放手发动群众，贯彻了减租减息政策。一方面实行“三七分租”、“分半给息”、“退还押板”、“老债停息还本”，减轻农民负担，改善群众生活；另一方面在减租减息的前提下交租交息，保障地主在政策允许范围内的合法权益，最大限度地争取地主参加抗日。从而削弱了封建剥削，缓和了租佃矛盾，加强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

同根据地建设密切相关的军队建设，也始终摆在重要地位。我江北部队整编为新四军第二师后，为了吸取皖南事变的教训，针对我二师的实际情况，于1941年3 月18日在天长县赵庄，召开了历时20天的全师政治工作会议。二师政治部副主任张劲夫对江北部队两年来的政治工作作了总结。张云逸、邓子恢、郑位三等领导同志作了指示，一致提出要提高部队军政素质，为建设正规化的党军而奋斗。会议强调了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明确了部队政治工作的原则、制度和任务，号召加强团结，反对各种不良思想作风。会后，各部队通过召开党代会、政工会、英模会，认真贯彻“3.18”政工会议精神，加强基层建设，逐步建立与健全了工作、生活制度，使部队精神面貌、官兵关系、思想作风、纪律状况和行政管理都有了显著的进步。各部队除利用作战间隙抓紧练兵外，还有计划地轮流集中整训，针对我军特点和实战要求，加强了近战、夜战、袭击、伏击和射击、投弹等战术技术训练。政治教育除进行中日民族斗争教育外，还特别强调阶级教育、时事政策教育，鼓舞斗争意志，增强胜利信心。文艺宣传工作在政治教育中起了很好的作用。二师抗敌剧团的叶华同志编写的剧本《两肩仇恨》给部队演出后，收效很好。此外，我师还针对部队中文盲多、文化水平低的情况，狠抓了扫除文盲的工作，要求大家过识字关。张劲夫副主任还亲自编写了识字课本。所有这些，对巩固部队，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加强正规化党军建设发挥了重要作用。

为了贯彻党中央的精兵简政政策，使主力部队精干化，加强地方武装建设，1942年2 月我师决定，以主力部队的1 ／3 编入地方部队，将3 个旅的9 个团减为6 个团，撤销第十二、十五团，第十八团划归路西联防司令部建制。同时减少机关层次和人员，充实基层和战斗部队。1943年，路东8 个县合并为4 个办事处，路东地方部队整编为4个县支队，同年6 月，又成立了甘泉县支队。路西地方部队的独立团，除淮西独立团外都撤销了，各县武装为县总队（定合县总队由十八团兼）。路东、路西的区有中队、乡有小队，还有不脱产的自卫队（民兵）。这样，便形成了主力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体制，加强了对敌作战的力量。

在加强部队建设中，还很重视办好军校，培训干部。早在1939年7 月，江北指挥部就组建了教导大队，1940年4 月改为江北指挥部军政干校，1941年2 月又改为新四军第二师干校，5 月改为抗大八分校，张云逸、罗炳辉兼正、副校长，冯文华任教育长，高志荣任政治部主任。1943年4 月抗大八分校改称第二师教导团。到1945年8 月共培训军政干部4 期，近3000人，他们分赴抗日前线，为抗战胜利和根据地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

为加强党的建设，增强党员的党性，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建设正规化的党军，从1941年下半年开始，二师认真贯彻了党中央关于增强党性的决定，加强请示和会议汇报制度，严格党的生活，开展了创造模范党员和模范党支部的运动。在加强淮南地区党组织的建设中，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修养》和《做一个好的党员，建设一个好的党》的两篇著作起了重要的作用，为加强广大党员的党性修养，反对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意识，提供了强大的思想武器。

1942年4 月，二师军政委员会在新铺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罗炳辉、张劲夫同志传达了1 ～3 月在阜宁单家港召开的华中局扩大会议精神。扩大会议提出的关于坚持华中敌后抗战、为争取中国抗战最后胜利的各项任务，对进一步加强我淮南地区和二师的对敌斗争与军事建设，巩固、扩大根据地，准备战略反攻具有重要的意义。

二、壮大抗日力量，准备战略反攻1943年特别是下半年以后，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形势逐步好转。为了加强与聚集力量，准备战略反攻，争取抗日的最后胜利，我师满怀信心地加强了对敌斗争和根据地建设。

（一）实行党的统一领导，加强斗争力量为了进一步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密切党政军民关系，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和华中局及军部关于实行“一元化”领导的指示，1943年2 月撤销了皖东军政委员会，成立了淮南区党委、淮南行政公署和淮南军区（由二师师部兼），统一领导淮南地区的抗日斗争。区党委书记谭震林兼任二师和军区政委，刘顺元为区党委副书记，方毅为行署主任，罗炳辉师长兼军区司令，韩振纪任二师兼军区参谋长，詹化雨任二师兼军区副参谋长，肖望东任二师兼军区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任二师兼军区政治部副主任。原来的路东、路西两个区党委及其联防办事处、联防司令部，分别改为路东、路西两个地委、两个专员公署、两个军分区。路东、路西军分区，分别由五旅和六旅兼任，实行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路东军分区司令由五旅旅长成钧兼任，地委书记和军分区政委由五旅政委赵启民兼任，专员公署专员汪道涵。路西地委书记、军分区司令、政委由六旅旅长谭希林兼任，专员公署专员郑抱真。同年9 月，六旅建制撤销，旅长谭希林率十六团加强七师，十七团划归五旅，改为十五团。四旅兼路东军分区，旅长梁从学兼路东军分区司令，路东地委书记陈光兼路东军分区政委。五旅改兼路西军分区，旅长成钧兼路西军分区司令，旅政委赵启民兼路西地委书记和路西军分区政委。原属皖江根据地的巢合县和七师的巢北支队，划归淮南津浦路西地区领导。

实行党的“一元化”领导后，进一步密切了党政军民的关系，增强了党的团结。各级领导同甘共苦，同心协力，战胜困难，形成了步调更加一致，共同对敌的斗争力量。在党的统一领导下，进一步加强了主力部队、地方部队和民兵的协同对敌斗争，同时也加强了对工、农、青、妇、文各界抗敌协会和儿童团组织的领导。1941年底，津浦路东地区有组织的群众仅17万余人，路西仅12万余人，到1945年，人民群众绝大多数都参加了各级抗日组织，在各方面的发挥作用，成为抗日民主根据地的铜墙铁壁。

（二）开展攻势作战，巩固与扩大解放区1943年特别是下半年后，随着形势的逐步好转，淮南地区的对日作战，由游击破袭战，逐步转入攻击敌占据点，以缩小敌伪区，扩大根据地的攻势作战。在路东地区，加强了边缘区的对敌斗争，经过一系列大小战斗，进一步巩固和扩大了根据地。

在我师五旅兼路东军分区期间，于1943年6 月组织十三团和东南支队，在仪征县谢家集打击日伪军，拔除了谢家集的伪军据点，全歼伪军200 余人。8 月，又组织十三团和特务营在六合县桂子山痛击七八百日伪军的“扫荡”，经过一天浴血奋战，毙伤日伪军300 余人。同年8 月，我甘泉支队伏击由大仪集出扰的日伪军，激战3 小时，毙敌60余人；不久，又奔袭伪二十四师的黄珏桥据点，全歼守敌，俘70余人。经过这几次作战，扩大了路东根据地，巩固了新建的甘泉县民主政权，使高邮湖以西与路东的东南地区联成了一片。

1943年下半年至1945年，我师主力都在路西，路东军分区的盯嘉、来六、天高、甘泉、东南5 个支队和独立四团，在军分区首长的领导指挥下，独立担负在路东的作战任务，部队越战越强，频繁地向各县的日伪据点出击，扩大了解放区，保卫了华中局、新四军军部、淮南党政军机关和路东地区的安全。

为打开盱嘉地区的对敌斗争局面，盯嘉支队3 次攻打了盱眙县城。1944年1 月这一次，盱嘉支队3 个连和一个侦察排及一部分基干民兵在支队司令兼政委朱云谦率领下，攻进盱眙县城，全歼伪警察局、伪县政府，搞掉伪保安队一部，共歼200 余人，改变了盯嘉地区原来比较被动的局面，振奋了抗日军民的信心，使日伪军龟缩在县城，不敢轻举妄动，下乡“扫荡”。

1944年2 月，我浦六工委武工队，夜袭六合瓜埠镇伪区公所及伪军，歼俘伪区长以下200 余人。

12月，来六支队在六合县城北羊山头伏击日伪军，全歼日军一个分队和伪军一个营，受到军部的通令嘉奖。

1945年2 ～4 月，罗炳辉师长调集了路东的地方武装3000余人，反击向我天长、高邮、盯眙等地进犯的日伪军，经两个月24次战斗，攻入高邮湖西的黎城、金沟等地，截获敌运输船80余只，毙伤日伪军少佐以下260 余人，俘日军4 人，伪军525 人。粉碎了日伪军打通淮河到高邮湖的交通线、控制高邮湖西和分割淮南与苏中、苏南根据地联系的企图。

1945年6 月，路东独四团攻克六合县东沟镇的伪军据点，全歼伪军一个营380 余人。同月，嘉山县总队在师特务营的配合下，发起了黄泥岗战斗，激战两天一夜，毙伤俘敌110 人。

在路西地区，为加强这个地区的对敌斗争，适应局部反攻的需要，1943年9 月以后，我师四旅部队部署在东南部的得胜集一带，担负机动作战任务（后方机关在路东）；五旅的部队，部署在西南部的宣家岗一带，担负巩固和扩大路西根据地的任务。在我对日伪军发动攻势作战的过程中，桂顽仍置国家民族利益于不顾，与日伪军默契配合，更加频繁地进攻我路西根据地。因此，我路西部队采取了北攻南防的作战方针，对北线的日伪军展开攻势作战；对南线的桂顽，在东自全椒县鸦窝集西到合肥谢圩子一线构筑碉堡工事，分兵进行自卫。

1943年10月，我五旅第十四团在定远县总队配合下，在北线主动出击日伪军，拔除了定远县东兴集、陈圩子等据点，歼伪军徐郁堂部300 余人，击溃了由定远城出援的日伪军600 余人。正当我在北线出击日伪军之际，南线的桂顽五一一团和第十游击纵队进攻我五尖山阵地，企图直捣我中心区。我师五旅十五团顽强抗击，将其击退。11月，五旅部队又击退了向我定远县占鸡岗阵地进攻的桂顽2000余人。我在北线、南线的胜利，使路西的形势趋于稳定，由被动开始转为主动。

10月，为打击驻全椒县平塘（村）的顽军第十游击纵队的一个中队和武装特务“白刀队”，使我根据地不再遭其骚扰破坏，我师四旅十一团奔袭了平塘，全歼顽军250 余人，拔除了对我危害极大的一个反动据点。

12月，为了反击桂顽对我五尖山、占鸡岗等地的进攻，配合七师粉碎桂顽对我皖江地区的进犯，我师四旅十团奔袭全椒县程家市的顽军据点，经两小时战斗，全歼顽军500 余人。

1944年3 月，桂顽五一二团一部和第十游击纵队进攻我滁县的枣林集，被我师四旅十团打退，毙伤顽军200 余人，俘80余人。

5 月，日伪军3000余人，分3 路合击我中心区藕塘镇。我师五旅采取敌进我进的战法，对敌交通线和据点发动进攻，奔袭并攻克了凤阳县殷家涧等日伪据点，攻进了定远城，给敌以重大杀伤。日伪军在我内线外线的打击下，被迫溃退。

9 月，我师五旅第十三团在定远县总队配合下，在定远县陈家集及其周围伏击徐郁堂部一个支队，支队长以下106 人全部被俘。接着，我又攻打徐郁堂的老巢陈圩子据点，全歼了守敌。

11月，日军第六十一师团一部和伪军近万人分7 路“扫荡”我路西根据地中心区。我师四、五旅与路西军分区部队同敌周旋半个月，歼敌700 余人。在我反“扫荡”的同时，日、顽默契配合，日伪军在撤退前，将我对顽的防御工事全部破坏。桂顽一七一师四个营及土顽一部乘着日伪军刚刚撤退，我还未得喘息之机，进攻我占鸡岗等地。我师五旅和路西军分区十八团，在占鸡岗地区反击桂顽，奋战2 天，全歼桂顽4 个营和土顽一部，共2000余人，俘五一二团团长蒙培琼和3 个营长以下1000余人。同月下旬，我师四旅十团反击侵占我周家岗的顽军，歼其大部，收复了周家岗。这次反“扫荡”、反摩擦战斗的胜利，进一步改变了路西地区的斗争形势，巩固和扩大了路西根据地，策应了第七师在皖江地区的斗争。

1945年3 月，为支援七师粉碎桂顽对巢县、无为、和县、含山地区的进攻，我师五旅又先后攻克了被顽军侵占的界牌集、肖家圩等10余个顽军据点，歼顽军五一一团一个营及土顽300 余人。

4 月，桂顽又企图再度进攻我路西根据地中心区。为了反击顽军和恢复被顽军切断的二师、七师交通联系，军部决定，由谭震林、彭明治同志指挥，进行了淮南津浦路西黄疃庙反顽战役。我师四、五、六旅在师首长的亲自指挥下，协同三师七旅，在肥东的王子城、富旺集、八斗岭等地，打击桂顽一七一、一七二师和土顽武装，经4 天激战，我师歼顽军1800余人，生俘了五一三团团长，其中四旅全歼了顽军一个营。在战役进行中，军首长饶漱石、张云逸也来到路西指挥作战。

7 月，桂顽一七二师4 个营进攻我肥东白龙厂阵地，我巢北支队三连，顽强抗击，坚守阵地7 昼夜，后我师五旅十四团、六旅十八团和巢北支队主力赶到增援，打退了顽军的进攻。

（三）开展整风、生产运动，加强思想、物质准备1942年6 月8日，党中央发布了《关于在全党进行整顿三风学习运动的指示》。1943年4 月3 日，党中央在《关于继续开展整风运动的决定》中，要求在整风的同时，进行一次普遍审查干部的运动。我二师和淮南抗日根据地从1942年秋季开始整风。1943年4 月，淮南区党委在盱眙新铺召开了高级干部会议，谭震林同志作了《开展淮南的整风运动》的报告，这次会议对端正部队思想作风，克服不良倾向，起到了很好的作用。到1945年5 月，二师分期分批组织营以下干部到二师整风队学习，团以上干部到盯眙县新铺的华中局党校学习。二师整风队共办3 期，每期半年以上，都由领导同志作报告上课，经过深入学习整风文件、自我检查和审查干部等阶段，联系自己历史和思想实际，进行深刻反省，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弄清思想，纠正错误，本着对党忠诚，襟怀坦白的要求，全面交待历史情况。在审查干部阶段，路西地区的部队有一段时间出现过乱抓“托派”、“特务”等扩大化偏向，并涉及到连队，但一经发现，很快就得到了纠正。通过这次整风，加强了党的团结，纯洁了党的组织和干部队伍，促进了党的思想建设，提高了干部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为坚持抗战，准备反攻奠定了思想基础。

在整风的同时，为了减轻人民负担，改善部队生活，渡过困难，我师坚持一面打仗，一面生产。过去没有条件搞生产，部队发展快，国民党给我们军饷6 饷既少又靠不住，连每人每天1 斤粮、5 分钱菜金的最低标准都难以保证。皖南事变后，国民党政府对我断绝了一切供给，部队经费更加困难。从1942年开始，开展了大生产运动，自己动手，发展生产，利用战斗间隙，开荒种粮、养猪、养鸡、捕鱼、种菜、榨油、磨粉、做豆腐、帮助农民收种。同时，还组织手工业生产，开办小型工厂，如军工厂、修械所、织布厂、榨油厂、烟厂、纸厂等，除生产被服、绑带、皮带、毛巾、水壶、香烟等生活品外，特别是军工生产成绩显著，可自制枪榴弹、平射炮、手榴弹、迫击炮弹等大批武器弹药，保证了部队物资的部分供应。军工部副部长吴运铎就是军工战线上著名的优秀代表。据不完全统计，仅1943年，二师就收获粮食200 多万斤。发展生产对改善部队生活条件和武器装备，打破日、顽的经济封锁，减轻人民的负担，提高部队战斗力，发挥了重要作用。

（四）开展敌伪工作，孤立打击敌人在开展攻势作战，坚决打击出扰、蚕食我根据地之敌的同时，为了分化瓦解、孤立敌人，扩大解放区，我师采取各种手段，通过地下党组织和统战关系，深入边缘区、敌占区和伪军内部，开展工作，建立“两面派”政权和情报网，组织伪军反正，惩治日伪的爪牙和耳目，获取敌人情报，掩护我军行动和来往人员。如战斗在津浦路南段的铁路工委及所属便衣大队，在争取伪军工作中，建立了连接路东、路西两地区的交通线，变敌伪据点为我之联络站、情报网，变敌封锁线为我“安全走廊”。战斗在长江北岸和南京北大门的（江）浦六（合）工委，插入敌占区，以“两面派”政权为桥梁，利用各种关系和身份，出入敌区，为我办事，掩护我大江南北的交通联系。战斗在淮南根据地东南前沿的（高邮）湖西工委和湖西办事处，深入到长江边，扬州城附近及高邮湖以南地区，从争取地方实力派入手，利用帮会盛行的特点，因势利导，以“洪门”对付“青帮”的办法开展工作，同时，积极开展便衣武装斗争。到1943年6 月，湖西工委和高邮湖南畔的水南工委合并，组成甘泉县。经甘泉支队积极作战，解放黄珏桥等地区，把伪化的“和平模范区”逐步变成了根据地，从而打通了淮南与苏中、苏南的联系，维护了淮南抗日根据地和上海地下党组织的联系。

此外，被俘日军10多人经过教育，组成了淮南反战同盟，帮助我搜集情况，管教日俘，散发传单，进行反战宣传。在一次反“扫荡”中，还识破了化装民工向我偷袭的一个日军大队，为淮南人民抗日斗争做了有益的工作。

（五）动员青年参军，壮大主力部队1944年12月至翌年初，在华中各抗日根据地逐步巩固和发展的大好形势下，为准备执行新的作战任务，我师四旅恢复了3 个团的建制；五旅免兼路西军分区，准备渡江南进，后因情况变化，南进计划没有实现；重建第六旅并兼路西军分区，旅长兼司令陈庆先，政委黄岩，副司令兼参谋长饶守坤，政治部主任汪少川。辖十八团、巢北支队、淮西独立团和定远、定凤怀、凤定嘉、滁全、定合等县总队，6 月又组建了第十七团。

为了壮大主力部队，1944年底和1945年初，淮南地区掀起了大规模参军热潮。路东、路西地委和军分区动员青年参军，模范队（基干民兵）上升为主力部队，仅参军的青年就有1.5 万余人。到1945年底，二师主力部队发展到3.5 万余人，地方武装为1.5 万余人。

两年多来，我淮南抗日根据地军民，经过艰苦努力，积极对敌作战，日伪被我压缩到津浦、淮南两条铁路沿线和一些孤立据点。顽军的不断进攻被我粉碎，部队得到了加强和发展，根据地得到了巩固与扩大。这一系列的胜利，为迎接战略反攻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三、参加战略反攻，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1945年8 月，抗日战争的局势发生急剧转折。8 日苏联对日宣战。9 日苏联红军开进我国东北，对日本关东军发起进攻，我党中央主席毛泽东发表《对日最后一战》的文告，10日日本发出乞降照会，同日朱德总司令命令八路军、新四军和抗日军民向日伪军发起进攻。新四军军部指示我师向津浦铁路南段和淮南铁路沿线出击，迫使日伪军向我投降，并与第三、第四师共同占领津浦线。17日，我二师集中路东部队，组成淮南独立旅，加强反攻力量，旅长罗占云，政委李世焱，副旅长兼参谋长谭知耕，政治部主任王敬群。

为了反对蒋介石垄断受降权利，夺取和保卫抗战胜利果实，根据军部的命令，我师一方面向日伪军开展政治政势，发出限期向我投降的通牒；一方面积极对日伪军采取军事行动，各部队分别向津浦、淮南两条铁路和长江北岸的日伪据点进击。四旅向滁县、全椒进击，攻克了陡岗、腰铺等10余处据点。五旅向蚌埠及其外围刘府、炉桥等据点进击，直逼蚌埠城下，歼敌200 余人，缴获山炮一门。六旅向淮南铁路沿线进击，攻克了朱家巷、柘塘街等据点，逼近了水家湖，歼敌100 余人。独立旅向长江北岸进击，收复了水口镇，消灭日军30余人，缴获步兵炮一门。三师第七、第八旅在师长兼政委黄克诚率领下，进到淮南津浦路西定远地区，与我师部队会合、准备与企图向我东犯的桂顽决战，后因情况变化，三师部队又回师苏北作战。各县地方武装向本县境内日伪据点出击。我淮南部队先后收复了来安、定远、盱眙、嘉山、六合、天长等6 个县城，拔除了日伪军的村镇据点，使淮南的广大地区连成一片。8 月13日，争取了伪警卫三师师长钟剑魂率部3000余人在六合起义。我师还组织了南京支队，曾兵临南京城下，准备配合一师接管南京。我师部队反攻持续了半个月，作战200 多次，歼敌（合起义）9000多人，在蒋、日、伪合流的情况下，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蒋介石为了抢占大城市和交通要道，在美帝的支持下，调集部队迅速向被我解放区包围的大中城市开进，并不断进犯我解放区。在淮南地区，1945年8 月，桂顽第七军3 个师进占津浦、淮南铁路沿线的蚌埠、合肥、滁县等城市。1946年1 月，国民党整编七十四师五十八旅攻占长江北岸的我六合县城，另两个旅进占南京到龙潭一线的长江两岸。因此，反对蒋介石发动内战已是十分紧迫的任务。

1945年9 月19日，党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总方针。中央军委遂决定，山东大部主力调赴东北，新四军大部主力调赴山东。我二师师部和第四、五旅于1945年10月由罗炳辉师长率领，北上鲁南，与四师九旅合编为新四军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罗炳辉，副司令员韦国清，参谋长詹化雨，在津浦铁路中段作战，打击北犯之敌。同月，淮南行署分建为华中苏皖边区政府的第三（路东）、第四（路西）两个行政区。二师主力北上后，淮南区党委和淮南军区于1945年12月重新组建，周骏鸣任军区司令，肖望东任区党委书记兼军区政委，梁从学任副司令兼参谋长，余立金任政治部主任，朱云谦任副参谋长，胡弼亮任供给部部长，阮汉清任卫生部部长。辖六旅、独立旅和华中第三（路东）、第四（路西）两个军分区。1946年1 月，津浦前线野战军第二纵队改称山东野战军第二纵队，司令员韦国清，政委赵启民，参谋长詹化雨，政治部主任邓逸凡。同年5 月中旬，国民党调集桂军9 个团的兵力，侵占了我淮南津浦路西地区。6 月，内战全面爆发，为准备反击蒋介石对路东地区的进攻，我师五旅于7 月初由山东回师淮南，组成新二师，师长周骏鸣，政委肖望东、副师长成钧，副政委赵启民，副师长兼参谋长梁从学，副参谋长宋云谦，政治部主任余立金，下辖五旅、六旅、独立旅、特务营和路东、路西两个军分区，共3 万余人。7 月中旬，国民党集中第七十四师五十八旅和新五军等部队大举进攻路东地区，我淮南部队经半个月的奋勇抗击后，于7 月底奉华中军区电示，除留下少数部队坚持淮南敌后斗争外，分别转到苏中、淮宝地区作战。

淮南抗日根据地是华中抗日根据地的重要组成部分，是全国19块解放区之一，到抗战胜利，淮南根据地拥有人口330 万，面积3 万平方公里，建立了17个县的抗日民主政权。我二师在巩固和发展淮南抗日根据地的战斗历程中不断发展壮大，主力部队从其前身算起，由一个支队的3100余人发展到4 个旅11个团共3.5 万余人；地方部队以一部分主力部队和游击队为基础发展到两个军分区15个县总队（独立团）共1.5 万余人；民兵20余万人。此外，二师还调给七师一个红军团，抽调了一个旅的各级干部到东北地区工作。二师在坚持淮南敌后抗战的斗争中，牵制和打击了军事上占优势的敌人，保卫了淮南人民。据不完全统计，二师（包括其前身）在抗战中，对日、伪、顽军作战大小3400多次，共歼日、伪、顽军6.1 万余人，并缴获了大量的武器装备与物资。二师和淮南人民在抗战中涌现了大批的英雄人物，同时也付出了很大的代价，共伤亡2 万余人，其中先后牺牲和病故的县团以上干部就有高敬亭、文明地、徐庚、桂蓬洲、田丰、曾昭铭、刘树藩、王少香、何结荣、顾士多、徐世奎、刘景胜、高昆、漆承宏、凌云、纪正、方和平、郑行郯、林英坚、程式、汪立斌、余海青、陈世新、王枫、吴师孟、浦风、汪心泰、王凤岐、陈宗胜、李秉初、童汉章、陈之道、许言希、郑维发、朱茂绪、徐康明、刘述叙、许午阳、何于庆、王福生、桂本奎、梁明伦、王胜凯、彭济五、周传学等同志，他们用血汗和生命谱写了光辉的史章。胜利是来之不易的，先烈们的光辉业绩将永远激励后人奋勇前进。

淮南二年　邓子恢淮南抗日根据地是鄂豫皖红军改编的新四军开辟的。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和红二十五军先后长征后，鄂豫皖红军成立红二十八军，由高敬亭任军政委，领导整个鄂豫皖边区党政军工作。抗日战争爆发后，红二十八军和豫南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第四支队，辖七、八、九3 个团，高敬亭担任四支队司令员。

新四军成立后，党中央的意图是要新四军到敌后去建立根据地，江南新四军向上海（京沪铁路两侧）挺进，江北新四军向津浦路东挺进。但高敬亭消极执行中央命令，坚持将部队留在皖中舒城、无为地区，中央派董老、郑位三去说服都说不通，1938年底，军部又派军参谋长张云逸率2 个连过江到江北，沿途见了高敬亭部下林维先（支队参谋长）、詹化雨（九团长）等干部，传达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他们都赞成中央路线，唯高个人反对，东进未成。1939年4 月底，中央决定派叶挺、我、赖传珠和罗炳辉带一人到达江北高部视察。并于5 月5 日在庐江东汤池成立了江北指挥部，指挥张云逸，副指挥徐海东（时在延安）参谋长赖传珠，我为政治部主任。解决高敬亭问题之后，重新改组了江北部队。以周骏鸣为团长的八团，加上新组建的十团、十五团成立五支队，罗炳辉任五支队司令员，周骏鸣任副司令员，郭述申任政委。

不久，我带了十余名干部到达津浦路东。当时路东有一个党的工委，领导来安、六合、盯眙、嘉山等县。我们到路东后，立即开办训练班，发动群众进行减租减息，发展地方武装。但是原长江局的右倾机会主义在江北影响很深，当时项英对我们在江北百般指责，要我们帮助国民党在当地搞保甲制度，搞合法工作，从而影响了皖东局面的打开。

1939年11月下旬，刘少奇同志率中原局来到淮南津浦路西，在定远县藕塘召开了几次会议。少奇同志在会上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发展华中的指示，及时指出了长江局的右倾错误是一种“苦力政策”，不是中央的方针。他反复强调了中央的政策是放手发动群众，独立自主地发展抗日根据地，独立自主地发展新四军，新四军要向东发展，一直发展到东海之滨。他还及时提醒我们说，我们要发展，国民党肯定要同我们磨擦，必须提高警惕，以反磨擦对付磨擦。由于贯彻了党中央的正确路线，清除了长江局的右倾机会主义的影响，极大地鼓舞和振奋了皖东军民的抗日积极性，短短3 个月时间，根据地就出现了一个崭新的局面。各地群众纷纷组织起来，自己筹款，建立抗日游击武装，没收汉奸财产，收缴地主武装。到1940年二三月间，江北新四军武装力量完成了发展3000人的计划。这时，整个皖东地区党的组织也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0年3 月，在国民党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桂系顽军从津浦路西向我初创不久的根据地发动进攻。当时，少奇同志和张云逸、赖传珠、罗炳辉、戴季英等同志率领四、五支队主力在路西对付桂顽；江苏国民党顽固派韩德勤部10个团兵力乘机向我路东进犯。少奇同志派我和周骏鸣、郭述申等同志率五支队一个营的兵力，在地方游击队的配合下，坚持路东半塔地区，牵制韩顽。我们在半塔整整坚守了7 天7 夜，最后在路西反顽获胜后，少奇同志及时指示把主力抽出来支援路东。陈毅同志在江南也派两个团来增援，才把韩德勤打败。4月9 日，我们赶到马坝，韩德勤部已逃过淮河，我们在马坝召开群众大会，宣传抗日主张，没收汉奸财产分给农民。后回到半塔集中全力发动群众，成立自己的抗日民主政权。先后成立了嘉山、来安、盱眙、天长等路东8 县抗日民主政府，独立自主地委派了自己的县长。当时，原来在大别山地区的领导同志郑位三、张劲夫等早已到了江北。我们把从大别山撤退下来的大批干部分派到各县，领导群众进行减租减息斗争，成立区、乡农会和农民抗日自卫队。4 月份成立了淮南路东各县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8 月份改选我和方毅为正、副主任）。接着召开各界代表大会，通过了减租减息条例，规定：三七分租；取消旧租；退回押租金；取消无偿劳动；取消债务；分半给息等等。同时还规定取消国民党的一切苛捐杂税，但抗日公粮照完，这些规定受到了根据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拥护。

从此，津浦路东、淮河以南、长江以北、运河以西的苏皖边区，完全在我们掌握之下，成为敌人的心腹之患，也成为后来我军战略反攻的基地之一。

路西自反顽斗争胜利后，形势缓和下来。徐海东这时病情很重，离开四支队到路东半塔养病。四支队司令员戴季英、政委郑位三（中原局委员）。路西定远县是淮南最早成立县政府的，但形势不稳定，所以其余各县政权建设迟于路东。我到路西传达了路东工作情况和经验，路西也开展了各县政权建设和减租减息、发动群众的工作，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淮南路西各县人民抗日联防委员会。

1941年初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决定在盐城成立新的新四军军部。代军长陈毅、政委刘少奇，副军长张云逸，参谋长赖传珠，我被任命为政治部主任。淮南新四军统一改编为二师，师长张云逸兼、副师长罗炳辉，政委郑位三，参谋长周骏鸣。不久中原局改为华中局，华中局来电派我到淮北工作，任四师政委兼淮北党政军委员会书记，后改为淮北区党委书记。从此，我就离开了战斗2 年的淮南，赴淮北投入新的战斗。

注释：（1 ）本文系1960年访问邓子恢记录整理。

（2 ）邓子恢曾任新四军政治部主任，江北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淮南抗日联防办事处主任等。

回忆抗大五分校的建立和第一期学习情况　徐承连1940年9 月，淮南路东反“扫荡”结束后，在天长汊涧镇召开了总结大会，刘少奇、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同志在大会上都讲了话。这次会上还决定将新四军江北干校（校址在汊涧镇）解散。干校的二、三大队原址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第八分校，一大队前往苏北，成立抗大第五分校。

我是1940年7 月参加大马场战斗后调到江北干校一大队二中队学习的。汊涧会议后没几天，一大队在刘少奇、张云逸等同志率领下，经过四五天的行军到达盐城，先住在城内的海陆中学，后搬到北门外千佛寺。

11月初，抗大五分校在盐城正式成立，（这个分校是新四军抗大总校）。校址设在海陆中学。校长由陈毅同志兼任，政委由刘少奇同志兼任，副校长是张云逸、教育长是谢祥钧，后由冯定同志担任。分校编为5 个大队和一个机炮连，我们一大队仍编为第一大队；第二、三大队是从苏北干校和其它干校改编过来的；第四、五大队是从地方招收的学生队，五大队是女生队，对外叫鲁艺学校，全校干工、学员共3000多人。

分校成立大会和第一期开学典礼，是在海陆中学大操场上举行的，刘少奇、陈毅、张云逸、邓子恢等领导都出席了大会。刘少奇同志在讲话中说：抗日军政大学是为部队培养骨干的，你们都是各部队选送的优秀干部和老战士，毕业后就是一名大学生了，就是部队的基层领导和骨干了，你们学习很重要，任务也是很艰巨的，希望大家努力学习，刻苦钻研，尽快地提高自己的政治水平和军事技术水平，为打败日本侵略者而英勇奋斗！刘少奇同志的讲话，使我们明确了学习的目的，端正了学习态度。

5 个大队的学习重点各有不同，一、二大队为军事队，三大队为政治队，四、五大队是为部队培养文化、宣传、文艺骨干的队，我们军事队以军训为主，突出技术和战术训练。技术方面，主要是射击、刺杀、投弹、土工作业等；战术方面，主要是单兵动作和班排连攻、防训练，以及游击战术等。还学习一些其它军事常识，制式教练也是一项重要军事内容。军事队每周二、四用两个小时学习政治，主要是学习社会发展史，党的基本知识人民军队的性质，宗旨，任务，三大纪律，八项注意，还学习一些自然科学知识等，刘少奇还作了3 次《论共产党员的修养》演讲，对我们教育很深，至今还留下深刻的印象。当时，还把《论共产党员修养》印成小册子发给党小组，星期六党日活动时组织党员学习讨论。

此外，文化学习抓得也较紧。由于学员中大多数不识字，学校就组织这些同志认字，写字，教员们头天晚上写5 个字，叫大家认，再布置作业，次日下午收回作业本批改，晚上发给学员，再布置5 个字。那时，纸、笔、墨都很困难，只好每人做一支木笔，先在地上写，写熟后，再用铅笔抄到本子上，行军时也不放过学习机会，每个人背包上绑小板凳，上面挂个硬纸牌，也写上5 个字，让后面的同志边走边认，大家学习的劲头都很足。

那时，学校的生活既紧张又艰苦，冬季每天早上5 点半钟起床，一直忙到晚上9 点才休息。训练时，大家都懂得“平时多流汗战时少流血”这句话的道理，不怕苦，不怕累，摸爬滚打，晴天一身汗，雨天一身泥，都想多学点本领。星期六早上，大队一般都要进行会操，有时全校组织会操，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同志也常参加，有时还亲自进行讲评，周末都要开个生活检讨会。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互相间有什么问题，就当面锣鼓当面敲，大家的心情都很舒畅。文艺生活也很活跃，一周学会一首歌曲，部队一集合起来，就互相拉歌子，很热闹。

分校的校舍不足，又比较简陋，我们一大队的一、二中队和大队部都挤在一座庙堂里（三中队住海生桥，离我们两里多路），地铺一铺就没有空地方了。上课时把背包背出来，坐在外面地上听课，雨天就把地铺的稻草堆到墙角在室内上课，桌椅凳也没有，记笔记，写字就在腿上或扒在背包上。寒天里我们从来没有洗过热水脸，每天清晨总是砸开冰冻进行洗漱。伙食费每人每天8 分钱，但大家吃得都比较满意，那时生活都很苦，部队每人每天只有5 分钱伙食费，我们学员够优厚的了。

我们在学习期间，正值皖南事变。事变发生的第2 天早晨，刘少奇同志来到操场讲话向我们宣告这个消息，并动员我们做好战斗准备，等待中央指示，打到皖南去，营救军部的同志，后来，校领导几乎天天早上都要向大家通报军部被围情况。一天早晨，刘少奇、陈毅等同志站在大操场上，心情很沉重地说，军部已经与我们中断了电台联系，军首长和同志们可能遇到危急情况。我们听后，义愤填膺，纷纷骂蒋介石是一个反共、反人民的顽固分子，是最大的卖国贼。当时有许多同志把戴有国民党军队的帽徽摘下来，当场甩掉，有的气得连帽子也扔掉不要了，一致要求打到皖南去，消灭国民党反动派，营救被围同志。

那一段时间里，全校处于临战状态，每人准备了两双鞋子，15天的粮食，整装待命。当时我们除了加紧训练外，其它活动都围绕着“皖南事变”进行，如开会、学习、讨论等都是讲这个事，各个班还专门办起了墙报，把个人参战要求的决心书贴在上面。记得饶漱石还看了我们的墙报栏，并表扬了我们的求战决心。后来，听学校领导说党中央有指示，不去皖南了。

“皖南事变”后，蒋介石又大肆狂叫，宣布新四军是“叛军”，取消其番号，妄图彻底消灭新四军，针对蒋介石顽固派的罪恶阴谋，党中央采取了针锋相对坚决反击的方针，一方面揭露“皖南事变”的真相，一方面发布命令，重建抗战有功，驰名中外的新四军军部。1941年1 月底，重建新四军军部大会在海陆中学大礼堂召开，分校全体学员都参加了大会。会议由陈毅同志主持，刘少奇同志宣读了中央命令，任命陈毅为代军长，刘少奇兼政委，张云逸为副军长，饶漱石为副政委，参谋长赖传珠，政治部主任邓子恢。新四军各部队也进行了整编，我们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扩大了，原5 个支队编为7 个师后，每个师辖3 个旅，一支近900 多人的抗日队伍，英勇奋战在各个抗日的战场上。

我们在学习期间，还参加了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战。1941年2 月，日寇进攻盐城，并向苏北大举进攻，为保卫苏北抗日革命根据地，保卫刚成立的新四军军部，我们全校师生都参加了这场保卫战。我们一大队奉命到盐城北的上岗镇阻击南下之敌，部队刚到镇西，鬼子已占领了镇东头，我们立即占领有利地形，阻击敌人，虽然敌我力量悬殊，不少同志受了伤，有的已献出了宝贵的生命，但同志们发扬了不怕流血牺性的革命精神，与日寇进行殊死的战斗，连续阻击了7 天7 夜，没有后退半步。后来，军部调来特务团增援，学员队与特务团的指战员一道，一举击溃了日本侵略者的进攻，打击了敌人的嚣张气焰。

上岗战斗胜利后，我们二中队又奉命奔赴九里窑守卫，后又调到秦南仓的五里窑十字河口，控制日军的船只活动，敌人知有我军把守，始终未敢从这里通过船只，使敌人的进攻受到了一定限制。

3 月初，我们从战场回到学校继续学习，回城不几天，日本侵略者不甘心他们的失败，又派飞机轰炸盐城，妄图配合蒋介石反动派消灭新四军，海陆中学和军部的房子都被炸毁了，军首长们住的小院里，落下了几枚炸弹，几栋小楼亦被炸坏，庆幸的是军首长都在城外九里窑开会，免遭此难。由于敌机的狂轰滥炸，学校和军部不得不撒离出城过着野外生活，我们上课、吃饭、睡觉都在露天，虽然困难较多，但大家情绪饱满，学习抓得也很紧。敌机一连炸了七八天后逃走，我们又回到城内学习。

4 月下旬，第一期学习结束，开了结业典礼大会，发了结业证书，上面还贴了本人照片。结业时，我们进行了会餐，每个人一斤猪肉、还有酒、香烟。会餐这天中午，刚吹号开饭，刘少奇、陈毅、张云逸、赖传珠等首长都来了，看到首长到来，大家立即站好队欢迎首长，这时只听陈毅同志说：“你们会餐也不打个招呼，也不邀请我们参加，好啊，你们不请，我们就自己来嘛！”陈毅同志的几句风趣话，把大家都说笑起来。开饭后，首长们端起酒杯走到每个班跟前敬酒，并说：你们学习取得了很好的成绩，现已圆满结业了，希望你们再接再励，不辜负党和人民的重托，为党为人民立下新的战功。

忆张云逸副军长的几件事　沈华新今年（1 ）是张云逸同志诞生100 周年，这不禁使我想起抗日战争时，我在新四军司令部门诊所工作时，他给我留下的深刻的印象。

他平易近人和群众打成一片；处处以身作则，以一位普通战士严格要求自己；非常关心干部、战士和群众的疾苦，以一个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公仆出现在群众之中。还有……，这些高尚品德永远印在我的脑海中，他确实是我们学习的楷模，我们永远崇敬他。

亲自为老大娘请医生1942年，我们军司令部住在江苏省阜宁县停翅港。有一天上午，张副军长突然来到我们门诊所，和蔼可亲地对我讲：“小沈，我的房东老大娘病了，请你到我家中替她看看病。”我立即回答说：“我就去。”接着又说：“首长，只要叫通信员或警卫员来叫我一下就行了。……”他听了后，又很亲切地拍着我的肩膀对我讲：“小沈，听你的口气，似乎我就不能来了，你应该知道我们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是人民的子弟兵吗，我为什么不能来？你快去吧，我还要去四科有事。”我立即背起药包去替老大娘看病。我一边走，一边浮想联翩，心潮翻腾。记得有一次，张副军长警卫员跑来找我，要我给张副军长的家属去看病，恰巧，被张副军长看见，他就对警卫员说：“门诊所工作很忙，他们不但要为司令部许多单位巡诊，还要做防病保健工作，有时还要替人民群众看病……，以后凡是我的家属有病，只要自己能跑去看病的，都要自己去门诊所，不要门诊所派人来。”可是，他对房东老大娘却不一样，他在去四科工作途中，还亲自跑到门诊所，叫我出诊，去为房东大娘看病。他真是爱人民甚于爱自己的亲人，以实际行动教育了我们。当我对老大娘讲，是张副军长叫我来的，在场的人民群众都感动得热泪滚滚。

一定要儿子背着背包去上中学军部移到淮南黄花塘以后，一年9月的一天早饭后，张副军长见有一匹马不在，就问警卫员：我们的一匹马到哪里去了？这下很为难了警卫员。他深知在张副军长面前是不能讲假话的，如果说了假话，不但要受批评教育，还要严肃处理。更知张副军长以身作则的模范作风是一贯的，对自己和家属的要求是很严格的，从不允许破例。所以，警卫员还是老实地告诉了张副军长：“我和饲养员看小张年纪小，背着背包等东西，还要走这么远的路，怕他吃不消，所以用马送他去上学。”他听了后，立即下命令，叫警卫员将他儿子追回来。在追回后，他和他们就此事开了一次小讨论会。老饲养员首先讲：“是我看小张年龄小，同时我也有空就送他去了，千万不要怪他们……。”警卫员接着说：“是我叫的，这事做得不妥，以后我保证不这样做。”可张副军长却和蔼可亲地对他们说：“我们都是老同志了，都知道我们部队在红军时代就有许多红军小战士，现在也有不少抗日小战士，他们不管刮风下雨，天寒地冻，爬山越岭，身上背着背包和我们一样行军几十里，甚至100 里以上，有的还要照顾伤病员。他们中的大多数和我的儿子年龄差不多大，有的甚至还比他小，他们能这样做，为什么我的儿子做不到呢？何况，他背的东西比小战士轻，又是白天，路又好，走的路程又比小战士少。绝不能因为他是副军长的儿子就特殊，要知道我和你们都是普通的革命战士，和那些可爱的小战士之间是同志关系，只是我分工担任副军长……。”听完张副军长的发言。大家一致认为用马送小张上学的做法只对他有害。小张听后也抢着发言说：“爸爸，妈妈，叔叔们！请您们放心，我一定向红军抗日小战士学习，学习他们不怕苦的好思想。”讲完后，立即很愉快地背上小背包上学去了。

在战士中过节日我记得每逢中秋节或春节，只要张副军长在军部，他都要到战士中去过节日。有一年的中秋节，我到他那里去巡诊，他老伴对我说：“他一早就去特务团了，要和战士们一起过中秋节了。”这使我想起也是这一年春节的上午，我去炊事房检查饮食卫生和炊事员中有无患病的。正好遇到我们的张副军长已在那里和炊事员一起包饺子，他边包边和他们谈家常。他问炊事员在参军前在家里过春节的情况，炊事员们都踊跃发言，当有几位同志讲到那时在家过春节时，想吃一顿饺子都很困难时，这时，张副军长用启发式方法发问说：“这是不是你们的命苦，地主的命好决定的。”炊事员们说：我们说不清楚，请首长跟我们说说。张副军长很亲切地说：“什么命苦命好都是一些骗人的鬼话，我们的命都是一样的，只困为地主老财家占有很多土地，而你们家有的没有土地，有的也仅是有很少的土地。因要吃饭，那只有给地主种田，或租地主的土地，而地里收的粮食又大部分被地主拿去，收上来的粮食不够吃，只有向地主借钱，借粮。借钱是要付高利息，借粮一斗要还2 至3 斗，这样一来，你们家就越来越穷，所以过年时想包一顿饺子都困难，你们说对不对？”听了张副军长的一番话，炊事员们都齐声答：“是这样的道理。”张副军长继续说：“我们是为人民服务的军队，不但要使全国人民在春节时能吃上饺子，而且要使全国人民都富裕起来，生活越过越好。在平时也能吃上饺子、鱼、肉等好东西。这种情况只有在日本侵略者被我们赶出去以后，把代表地主老财的阶级推翻，把地主的土地分给农民，你们有了自己的土地，粮食才能归于你们自己，日子才能越过越好。所以，我们当前首要任务是要将日本侵略军赶出中国。”炊事员们听完了这席话，都喜笑颜开地说：“到那时就好了。”有一位炊事员激动得站起来讲：“到那时我一定请首长和同志们到我家过春节。”逗得大家都笑了。

下午，我又去警通连巡诊。连队领导为使战士们过一个愉快的春节，不但这几天伙食搞得好，还组织一些文体活动。突然战士们都站起来齐声鼓掌并高喊：“我们的张副军长又来拜年了。”我抬头一看，果真是张副军长，只见他面带笑容，不断地向同志们招呼讲：“同志们！我又来向你们拜年了，祝你们节日愉快，身体健康，在今年的各项工作中，取得更大的成绩！”他见战士们正在做拔河比赛等文体活动，就说：“同志们，我来当你们拔河比赛的裁判员好吗？”战士们个个都高兴地鼓掌道：“欢迎！欢迎！”这时连队文体活动更加热烈了。当他的拔河裁判基本结束向战士们告别时，战士们又以热烈的掌声欢送张副军长，并齐声高呼：“祝首长身体健康！”一直等他走了很远，才继续进行各种文体活动。

张副军长就是以普通一兵的身份生活在群众之中。回忆起当时印象最深刻的3 个事例，脑中很自然的又出现张副军长在行军中的形象。当他看到哪位同志患病，他就跳下马，让病人骑上他的战马，而自己和战士们一起行军的情景。

张副军长！我们怀念您，崇敬您。您为我们作出了榜样，我们一定踏着您的足迹，永远向前，为实现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奋斗终身！

注释：（1 ）[ 指1992年。] 缅怀郑位三张云逸同志（节录）　陈祥每当我回忆起在新四军四支队和二师时期那段生活，心头总要浮起对两位领导同志的深深怀念。一位是新四军第四支队长兼任政委、后为二师的政治委员郑位三同志；一位是原新四军参谋长，江北指挥部指挥、后为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的张云逸同志。他们在30年代末到40年代初，对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创建和巩固，对军队的扩大和建设都作出过卓越的贡献。这两位领导同志虽已离开人世，但他们的共产党员优秀品德却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从1939年秋开始，位三同志就一直随四支队部队行动。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再次掀起反共恶浪，终于在1941年初制造了干古奇冤的皖南事变。这时，四、五支队改编为新四军第二师，位三同志任政委，张云逸同志兼任二师师长。这两位领导同志是淮南地区党政军的优秀领导，他们情同手足，军政工作十分协调。

张云逸同志是1938年11月由党中央和毛主席派来领导江淮地区的抗日斗争的。1939年5 月他任江北指挥部指挥。1941年1 月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等职。云逸同志是我党我军的老前辈之一，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早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时期就担任过红军副总参谋长的职务。

记得1941年夏，二师在黄花塘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当时正值云逸同志50寿辰，师政委郑位三同志代表中共二师军政委员会和师党委号召全师向张师长学习，给予部队广泛的影响和深刻的教益。

云逸同志是一位杰出的军事将领。他在担任江北军事指挥和任二师师长职务时期，曾指挥过许多著名的战斗。例如1940年春，第一次反共高潮到来，国民党桂系军队和韩德勤部集中数倍于我的兵力，向我军大举进攻。我军在张云逸同志统一指挥下，经过数十次战斗，歼灭了大量敌人，粉碎了敌人消灭异已的阴谋，为胜利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云逸同志十分重视和关心部队的建设，重视培养干部战士的军事素质。他曾亲自兼任抗日军政大学八分校校长，经常到学校为学员授课。他的治学态度十分严谨，一丝不苟，以他渊博的军事知识结合古今中外的战例，深入浅出地为学员讲授军事理论，并经常亲自教操，亲自作战术示范动作。他十分耐心，循循善诱，对于没有弄懂的理论问题，只要提出来，他总是耐心细致地进行解答，直到弄懂为止。谁的军事动作不合要求，他便反复纠正。一个高级指挥员能够这样，确是可贵的，在军事史上也堪称楷模。

云逸同志的组织观念是非常强的。他身为副军长兼师长，外出活动或下部队时，总是要向其他领导同志或参谋人员打招呼，说明自己的去向，从不擅自行动。他为人谦和，平易近人。有一次军政治部主任邓子恢同志参加抗大八分校开学典礼，云逸同志即以校长的身份请子恢同志作指示。我们当时想，张副军长怎么还向政治部主任请示呢？后来大家才领悟到，一个革命者，任何时候都应当谦虚谨慎，军事指挥员尊重政治工作者，是我党我军的光荣传统。云逸同志以身作则，使学校工教人员和学员们受到了教育。

云逸同志作风民主，他在作出一些重要决定前和指挥作战时，总是尽量征求各方面的意见。而且他的下级不论有什么意见，都敢于随时向他提出。身为副军长兼师长的云逸同志，在战斗频繁的敌后环境里，很少坐在屋里听汇报。不论是军事行动，部队训练，还是做思想工作，他总是要到基层调查研究，去看望战士们，去找各级干部谈心，虚心地听取指战员的意见。1941年，我在八分校政治部做组织工作，张校长每遇学校召开会议处理政策性问题时，都参加会议听取各方面的意见，最后作出结论。

云逸同志联系群众，关心群众疾苦。1941年春，抗战进入艰苦的阶段，部队生活十分困难，几乎天天吃绿豆。为了改善部队伙食，云逸同志经常深入伙房，了解情况，与大家研究改善部队伙食的办法。他几次将学校营团干部召到师部驻地，讲授军事课和野外战术动作，同时设法给学员们加两个菜，改善生活。云逸同志在艰苦的战争环境里真正做到了和广大指战员同甘共苦，保持了官兵一致的优良作风。

每逢我回忆起这个时期的战斗生活，总会深切地缅怀两位革命先辈，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今天，我们缅怀先烈，悼念老一辈，就是为了学习他们忠于党、忠于人民，为共产主义事业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革命献身精神。

记新群烟草公司创建（节录）

抗日战争时期，新四军二师供给部创办的新群烟草公司，是华中敌后根据地开办最早，规模最大的一家公营机器卷烟公司。它所生产的飞马牌香烟，牌子最响，声誉最高，不仅获得淮南根据地军民的好评，就是在邻近根据地和一些兄弟部队中也是很受欢迎的。解放战争中，烟厂随军北渡黄河，转移途中坚持生产，所到之处，军民也是争相购买。后来大军南下，由开形势发展的需要，新群烟草公司不存在了，可是飞马牌香烟在华东地区仍有几家烟厂生产，供应市场，历史事实证明，新群烟草公司在保障供给，增加财政收入，开展对敌经济斗争方面，做出了重要的贡献。

一、新群烟草公司生产的背景及其名称的由来香烟是军民都需要的消费品。可是由于日伪封锁，机制香烟进不来，当时淮南根据地除有一家私营小烟厂外，全靠手工卷烟，远远不能满足群众的需要。就部队来说，问题更加突出，有的烟瘾大的同志没有烟抽，索性把树叶、麻叶、棉絮用纸包起来抽。部队首长对这一情况很重视，张云逸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对二师供给部胡弼亮部长说：“我们当领导的要关心干部战士的生活问题，吃的、穿的、用的都得关心解决，我们能不能办个烟厂，解决干部、战士的抽烟问题？”胡部长向张副军长报告说：“我们也有这个打算，准备自己动手办个烟厂。”并把办烟厂的计划作了汇报，张副军长听后很高兴，当即同意了办厂计划，并说：“好啊！将来在供给制中把发香烟也作个规定，你们看好不好？”又指示说：“我们办烟厂，头一条重要意义：就是要配合政治开展对敌经济斗争，这也是根据地建设的一个项目，要作为一项政治任务来完成。”这里须要谈一下我们二师合作社对当地私营烟厂的支持与合作关系。它是我们产生自办烟厂打算的一个重要因素。抗战初期，日寇侵占扬州、天长、六合等县城后，铜城镇及其附近广大地区是国民党统治区。当时，由于敌人实行经济封锁，机制香烟进不来，手工卷烟供不上，于是铜城镇有几位商人，集资筹办起一个“群众烟草股份有限公司”，搞了一部卷烟机，生产名叫神龙牌的香烟，供应市场。但在国民党政府的敲诈勒索之下，当我军解放该镇时，这个烟厂已奄奄一息，难以维持下去了。师领导了解到这个厂的困境后，指示合作社支持该厂一部分现金，以解决其燃眉之急。但是要长期生产，他们还是不断感到资金不足，于是到1942年底，私商就要求我们投资，合股经营。经请示上级，同意合作社投资入股，公私合营，并派出干部、战士进厂参加生产和管理。这就使群众烟厂能够继续生产下去，并得到一定发展。而我们也从中学到了烟厂管理经验和业务知识，使我们产生了自办烟厂的念头，为筹建新厂创造了条件。从这个意义上说，它是我们新群烟草公司的前身。

自办烟厂的方案确定后，给厂和香烟取个什么名字好呢？我们多方征求意见，经过一番议论，最后大家认为：既然公私合营的烟厂名叫群众烟草公司，出品神龙牌香烟，那么，我们就取名为新群烟草公司和飞马牌香烟吧。其意义是：1 、烟厂取名新群烟草公司，意为新的群众烟草公司。它既有别于又要胜于合营的群众烟草公司，同时含有根据地的群众是新型的群众之意。2 、香烟取名飞马，意为赛过神龙，同时含有象征革命发展如骏马奔腾之意。

二、因陋就简艰苦创业购买卷烟机和聘请开机技师，是筹备工作中的关键问题。因为没有机器就谈不上办厂，没有技师就开不动机器。但是这两个问题在根据地是无法解决的，都得到敌占区才能办成。当时敌人对机器的控制比对布匹、药品的控制更严，尤其从敌占区城市请一个技师到既危险又艰苦的农村来，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通过商人关系，想方设法，费尽周折，才搞进来一部卷烟机，又通过他们做了大量细致工作，给予技师优惠待遇和各种生活照顾，终于聘请来一位技师，从而把关键问题解决了。如何解决大批烟盒印刷问题，也是一大难题。因为当地只有一家仅有三、五个工人的石印作坊，连印刷神龙牌烟盒都来不及，当然更不能承担我们飞马牌的印刷任务了。当时，我们想到，淮南日报社有圆盘机，可以解决问题，于是与报社印刷厂联系，他们答应可以承担印刷任务。但缺乏制作锌板的条件，这又需要到敌占区去办。我们又托生活书店的同志，冒着危险，到敌占区做了几块锌板，这样就解决了烟盒的印刷问题。

新群烟草公司的管理干部和工人，主要来源于师合作社。因为此时合作社撤销了，大部分人员就转到烟厂，从经理到会计、采购、营业等，都是合作社原班人马，这是建厂的骨干力量。同时，从部队调进一批干部（其中有几位老红军）、战士和随军家属（当包烟工人），还招雇了当地部分男女工人。部队同志实行供给制，雇请工人实行计件工资和月工资制。我们称部队同志为内工，雇请工人为外工。厂址选择在铜城镇西边小李庄，是一个地主家的院落，房屋约20余间。10间较大的正房和厢房当车间用，炮楼当会计室，楼下办公，楼上放钱和住人，其余零星房屋就当宿舍。根据生产工序的不同，厂里分卷烟车间、制丝车间和包装车间。我们的车间不是一级行政组织，不设专职管理干部，每车间指定一名专人负责，不脱离生产，厂部实行精兵简政，不设职能部门，脱产管理人员也很少。当时的设备非常简陋，卷烟机没有动力设备，我们就做了个大木轮，套上皮带，用人力摇。在包装间，我们做了几张长桌当包装台。制丝间仅有一部切丝机，又买了一口大铁锅，砌了个锅灶用来炒烟丝。我们就是这样因陋就简，因地制宜地很快将烟厂筹备就绪，于1943年上半年开始投产，当时，每天产烟600 余条，大部分供应部队，实现了张副军长提出的在二师部队供给制中增添香烟一个项目的要求，初步解决了部队吸烟难的问题，多余香烟就在市场销售，供应群众，开始缓和了市场香烟紧张的状况。

三、精工细作力创名牌我们从建厂的头一天起，就树雄心，立壮志，一定要使飞马烟胜过神龙烟，力争创出名牌。所以狠抓质量，主要抓了四个方面的工作：一是采购上等烟叶。烟叶好差是决定香烟好差的基础，安徽定远、凤阳一带的烟叶色质精良，闻名全国，所以我们专门采购这些地方的上等烟叶。从铜城到定远，必须穿过敌人津浦铁路封锁线。尽管有一定危险，但我们仍决心把好烟叶搞到手。于是选派了得力干部、自备骡马10匹，组成运输队，不间断地出发到定远朱家湾一带采购烟叶。运输队的同志冒着危险，顶着严寒酷暑，长年累月地往返于津浦路东西之间，有时自身力量不够，还雇请当地老乡帮助运输，从而源源不断地将大量烟叶运回烟厂，保障了烟叶供应。二是精心炒制烟丝。烟叶进厂后，我们进行挑选，将优等烟叶加工成丝，次等烟叶另作处理。加工前先把烟梗全部抽掉，然后才刨成烟丝。炒丝时要求达到不焦不碎，香料要搅拌均匀。三是科学配加香料。我们对香料配制缺乏经验，就再一次通过来往于敌占区的商人，想方设法搞到上海大烟厂的配方。在此基础上逐步摸索经验，取长补短，终于搞出了一个较成功的香烟配方。四是认真搞好包装。我们要求技师认真卷烟，包装工人细心包装。每支香烟都严格做到不紧、不松、无空头。

由于我们重视香烟质量，千方百计精工细作，因而使飞马烟一出厂就深受好评，广大军民交口称赞，越传越广，声誉迅速提高，真象是一匹飞腾的骏马，奔驰在淮南抗日根据地。群众争相购买飞马香烟，前来订货的商贩络绎不绝。烟厂门前经常排有长长的队伍，甚至夜里还有人睡在那里等候批货，寂静的小李庄，顿时变得热闹起来。为供应市场更多的香烟，我们于1944年上半年又添置了卷烟机、切丝机各一部，盖了20间竹草结构的厂房，增加100 多名工人，并加开了夜班，每天生产香烟1200余条，较好地缓和了市场供烟紧张状况。在这一段期间，新群烟草公司前后两任经理分别是刘保华、李德秀。

四、统一领导发展壮大1944年下半年，为了适应根据地经济事业日益发展的新形势，上级决定，部队的企业单位交给地方政府统一领导。于是我们新群烟草公司和路东军分区创办的生产工农牌香烟的东联烟草公司，统归路东专员公署建设处领导。公私合营的群众烟草公司，这时也归属建设处领导。为了便于管理，建设处决定在新群烟草公司的基础上，成立新群烟草总公司，总公司下设一厂（新群烟草公司）、二厂（东联烟草公司）、三厂（群众烟草公司），总公司设在铜城镇，各厂仍在原址生产。总公司机关设有总务股、营业股、会计股以及铜城、汉涧两个分销处。总公司及3 个厂共有职工约600 余人，拥有卷烟机5 台，切丝机3 台，分别生产飞马牌、工农牌、神龙牌香烟，日产量约2500余条。

1945年前后，总公司及一、二厂（三厂已并入一厂）相继搬迁到盯眙县古城镇附近。总公司设在古城镇上，一厂在镇东朱家四，二厂在镇西斗山。抗战胜利后，我军收复盯眙县城，总公司于1946年初进入了盯眙县城。这时，新群烟草总公司的组织机构及干部配备，有了大幅度调整。在机构设置方面，撤销了两个厂部、其职能人员并入总公司有关业务股，一切生产业务统由总公司办理。总公司下设总务股、工务股、会计股、营业股以及盱眙、铜城、议涧、竹镇、古城5 个分销处，同时还成立党支部和工会，以便对工人进行思想教育和福利等工作。总公司党支部书记刘智惠，工会主席殷毅。进入盱眙之后，生产规模进一步扩大，全公司拥有卷烟机8 台，切丝机4 台，动力设备已取消了落后的人力木轮而改用柴油机，职工也猛增到近千人，日产香烟3500条。工资发放，除外工仍实行计件工资和月工资外，内工均改为低薪制，按折实标准发薪。这一时期，可说是新群烟划公司的鼎盛时期。

五、度过难关迎接解放1946年8 月，国民党撕毁停战协定，对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我们为了夺取最后胜利，暂时放弃部分地区。当国民党军疯狂进攻盯眙县城时，新群烟草公司被迫抢渡淮河，用骡马和牛车，载着沉重的机器和原料北上，长途跋涉。即使在这样困难的情况下，烟厂仍不断利用间隙，就地装机生产，直至1946年底，撤退到山东沂水县界湖镇时，才暂住下来，这期间，新群烟草总公司一面进行整顿，一面恢复生产，二师供给部的勤富烟厂也合并进来。在沂水期间，我们还派出部分干部、工人带一部卷烟机，到鲁中第三军分区协助他们开办新生烟厂。1947夏天，敌人大举进攻鲁中和胶东等地，我们的烟厂北渡黄河，撤退到渤海地区惠民县境内。当时，这里是华东后方，环境较安静，烟厂又住下来，开动机器，坚持生产。这时，全厂保留卷烟机2 部，干部和工人200 余人。

1948年春天，在我华东野战军准备解放济南、青岛的前夕，为了做好对大城市工厂企业的接管工作，新群烟草总公司并入山东大鸡烟厂，并在以后直接参加了对济南、青岛、徐州等烟厂的接管工作，有的同志至今还是这些地方烟厂的骨干。济南、徐州等烟厂回到人民手中后，都曾生产过飞马牌香烟。上海卷烟厂至今还把飞马牌香烟作为一种保留产品生产、出售。解放初期在华东军区后勤部开办的勤丰烟厂和安徽省军区开办的建新烟厂中，都有新群烟草公司的干部和技术人员。可见新群烟草公司不但在战争年代发挥了作用，而且也为新中国经济建设培养了力量。（刘俊、王德明整理）

张云逸在田东的踪迹　黄大昆阳春3 月，朝霞满天。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云逸同志风尘仆仆地来到曾战斗过的地方——广西南宁市和田东，并到东兰去给书拔群烈士扫墓。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大家去看当年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去看右江苏维埃政府旧址，并到县烈士墓扫墓。这是张老对田东县各族人民的深厚感情、对为革命牺牲的战友的怀念。

张云逸同志领导百色起义，时间已经过去60年，他已于1974年11月19日和我们永别了。但是他在那硝烟弥漫中的战斗身影；在那千山万水中留下的脚印；在那壮家瑶寨里与人民谈心的音容，都时刻地铭记在田东县各族人民的心中。

扫开路障1929年春，李明瑞在俞作拍的鼓动下，倒桂搞蒋，得到老蒋的委任状。6 月，与俞回桂主政。俞作柏、李明瑞分别担任省政府主席和省绥靖司令。当时，我党在广西已有群众基础，加上俞、李原来受我党影响，同情革命。他们与蒋、桂军阀之间矛盾重重。因此，他们执掌广西政权后，想借助我党的力量来巩固其地位，要求我党派干部到广西工作。为了发展广西的革命力量，抓住有利时机，我党中央及时派邓小平为党中央代表到广西工作，与此同时，张云逸同志也通过李明瑞的战友，粤军海军司令陈策写信介绍到广西工作。经过党的活动，张云逸被调到俞、李新建的警备第四大队去当大队长，还担任广西教导总队副主任。但第四大队是李明瑞到广西后，收容土匪、民团、散兵游勇编成为队伍，成份复杂，纪律很坏。李明瑞知道，大革命时期，张云逸曾在国民革命军里当过师参谋长，这支队伍纪律严明，战斗力强，曾闻名于军界，李就想利用张云逸来帮助改造第四大队。当李明瑞征求张云逸的意见时，张云逸当即提出了两个条件：军队太坏，要我兼任大队长可以，但要由我提名配一个得力的副大队长协助；第二，改造工作必须采取坚决、迅速的措施。李明瑞稍微犹豫，也就点头答应了。经党组织决定，选派李谦同志担任副大队长。该大队经过短时的整顿，调来党员担任基层干部，招收农民、工人和学生来补充，部队掺了沙子，显得更有生气。再加上，对反动军官采取“升迁”、“调训”等办法进行处理。结果该大队很快成为一支我党领导的革命军队。同年10月初，李明瑞和俞作柏不听邓小平和张云逸的奉劝，突然决定反蒋。然而，李明瑞部下的杨腾辉、吕焕炎、黄权等三个师，都给蒋介石收买而倒戈了。俞、李只剩下身边的几个马弁。张云逸同志深知李明瑞的困境，立即派兵接应李明瑞返回南宁。正如李明瑞对俞作柏所说：“全完了！要不是张云逸派部队接应我，我可能还回来不了。”当时，李明瑞对张云逸是多么的感恩啊！

反蒋失败，遂于1929年10月14日，李明瑞和俞作柏逃往左江。10月17日，邓小平同志即率领党委和在地方作秘密工作的同志离开南宁，并指挥军械船和警卫部队，溯右江上驶，前往百色。张云逸带着教导总队及第四大队，从陆路沿江掩护前进。20日，水陆两路，先后到达平马。虽然，邓小平同志在南宁工作三四个月，代表党组织对军队工作作过许多宝贵指示，但为了保守党组织的秘密，张云逸一直未能与邓小平见过面。到平马时，经叶季壮介绍，张云逸才第一次见到邓小平，战友见面，分外激动。当天省农协右江办事处在平马召开了欢迎大会。参加大会的有警备第四大队、教导队和当地农民群众等几千人，张云逸在大会上公开提出，打倒国民党，建立苏维埃的口号，大大鼓舞了人民群众把革命进行到底的信心和决心。会上群情激奋，场面热烈。第2 天，部队启程百色，大部份军械部带去，暂时不用的重武器和弹药则疏散到东兰，恩隆（今田东下同）七里区等深处保存。同时，将第四大队一个营留驻平马、一个营住四州、一个营下驻果化，领导机构率教导总队、直属队到达百色。

自从张云逸同志率部到右江后，革命活动由秘密走向公开，革命烈火犹如干柴堆加上了汽油，越烧越旺。广大群众日盼夜盼，闹翻身求解放的日子终于来到了。然而，妄想听命于卷土重来的新军阀的熊镐，便带上1000多名的士卒，象警犬一样紧紧跟踪我党领导的第四大队，分驻有江重镇，虎视眈眈，伺机吃掉我军，盘踞右江。幸好邓小平和张云逸两位同志，心明眼亮，看穿了敌人的阴谋，做到勇谋取胜，先发制人。果断地于10月28日，在百色、恩隆、奉议（今田阳，下同）迅速地歼灭了反动的第三大队。张军长还在百色设“鸿门宴”，智擒了三大队长熊镐。这一仗的胜利，为百色起义的准备，开辟了大道。张云逸同志说“如果说百色起义是高潮，那么消灭第三大队就是序幕。”可见，消灭第三大队敌军是多么重要的一着啊！

严冬时节，寒气袭人。各地的土豪劣绅，看到农民运动的蓬勃发展，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并与国民党反动派互相勾结，妄图扑灭农民运动。张云逸同志早就看到这一步棋，下定决心把他们消灭掉。恩隆、思林（今田东、下同）、奉议等县各路农军，密切配合张云逸同志所率领的第四大队，围剿土豪劣绅，打击地主恶霸的反动势力，革命活动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于1929年11月1 日，张云逸同志派一连人枪，和滕国栋、黄治峰率领恩隆、奉议农军共千余人枪，围攻韦宁村大土豪黄曹山团局武装；11月21日，张云逸同志又派第四大队第一营长王抗节率部会同思林、恩隆县的黄永达、滕国栋等带领农军共2000余人枪，汇集于恩隆县万巩乡，进攻同老土豪黄贵朝的巢穴；11月底，张云逸同志再派一个连和滕国栋、黄永达、蒙元升率领农军共1000余人枪，分4 路向那坡进攻，拔掉恩隆县五毒俱全的大地主谭典章这颗钉子。谭典章认为，自己多年经营的老巢，牢不可破。但经过我军7天7 夜英勇奋战，攻下了层层布垒，匪徒们被打得焦头烂额，鼠窜逃遁。谭典章也只身逃到那领屯旁的山沟里去躲住。在搜捕中，我队员韦少荣发现谭匪在深山沟里，一枪打中了他的左腿膝盖上，还企图潜逃，最后被打死，并割下头颅送到平马镇示众。各族人民为除掉这个恶惯满盈的“土皇帝”，无不拍手称快。

张云逸同志不但狠抓部队的改造工作，提高部队的素质，发展共产党员，壮大革命队伍，收缴反动军队武装，而且还与我县农军紧密配合，围剿土豪劣绅，从而增强了广大人民树立革命必胜的信心，为百色武装起义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成立作好准备。

百色起义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1929年11月初，中共广西党委派往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请示工作的龚饮冰回到了百色。龚饮冰向部队党委传达了中央指示。中央同意邓斌、张云逸等同志在左右江地区创建红军和革命根据地，中央颁给的部队番号是：进驻右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进驻左江的部队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八军。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俞作豫为红八军军长，邓斌为红七、八军总政委。前委还决定在广州起义2 周年即12月11日举行百色起义，红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同时诞生。

这天早晨，睛空万里，右江河面光波粼粼，朝霞撒满平马上空，古城锣鼓喧天，歌声嘹亮，鞭炮齐鸣，响彻云宵，好一派欢乐景象，大街小巷贴有红绿色标语：“共产党万岁！”“中国工农红军万岁！”“打倒军阀官僚！”“打倒土豪劣绅！”街上人山人海，附近百数十里的有组织的农民，都汇合来了。三营战士，自卫队队员全副武装，背着步枪、手持梭标、长矛；工会、农会会员拿着斧头、铁锤，扛着锄头；学生们打鼓吹号，挥舞红旗；妇女小孩穿着红绿的节日盛装，手持一面小红旗，从四面八方涌向平马镇北广场。

这一天上午，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在恩隆县平马镇经正书院隆重开幕。百色、那坡、田州、平马、果化等城镇工会选出的工人代表，百色，恩阳，奉议，恩隆、思林、果德、隆安、向都、镇结、东兰、凤山等11个县农民协会选出的农民代表，红七军士兵委员会选出的士兵代表，共80多人出席大会。红七军军长张云逸已在前一个晚上到达平马，指导大会的召开。大会奏完国际歌后，陈洪涛同志报告了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筹备工作情况，张云逸军长在大会上宣布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胜利诞生。这喜讯给到会代表极大的鼓舞。大会讨论建设各级工农民主政权，扩大红军、组织地方赤卫军，实行土地革命、肃清反革命分子等问题，并通过了实施政纲。大会选举了雷经天为右江工农民主政府主席，还选有肃反，劳动、军事、土地、财政等委员。

这天的12时许，平马镇广场红旗如海，歌声雷动。各县代表排着整齐的队伍，到广场参加庆祝大会，他们每人的胸前佩挂一张“右江地区第一届工农兵代表大会代表”的红布代表证；红七军指战员穿着新灰色军装，撕掉了青天白帽徽，系上红领带，整齐地排列在主席台前，个个精神抖擞，英姿威武。广场上参加大会的挨挨挤挤2 万多人。当雷经天、陈洪涛、黄治峰等陪同张云逸军长登上主席台时，全场起立，并鼓起雷鸣般的掌声。

陈洪涛同志主持会场。他宣布庆祝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全场欢声雷动，鞭炮齐鸣。在这掌声、欢呼声、口号声中，张云逸军长含着微笑，从座位上站起来，大步流星的走到讲话台前，用带广东口音的普通话演讲。有时他还捻着自己的那（纟咎）小胡子。他说：“红七军的成立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的诞生，是工农群众的一件大喜事。红七军是工农自己的军队，是保护工农群众利益的。欢迎右江父老兄弟选送优秀儿子踊跃参加红七军。”张军长讲完话后，把一个包着红布的大印交给雷经天主席。雷经天主席接过大印后，表示要为工农兵掌好印，还宣布政府各项政策。

下午5 点多钟，张云逸同志和随员，乘着一只挂镰刀、铁锤红旗的汽船回百色。各县来参加会议的代表、部份群众到平马一（礻马）码头欢送张军长。张军长在雷经天、陈洪涛、黄治峰、滕煊甫、滕国栋、黄永达等同志的陪同下来到码头，人们鼓掌，各县代表站在靠近汽船的地方，和张军长握手告别。顿时，岸上、船下，锣鼓喧天，红旗招展“共产党万岁”、“苏维埃万岁”、“红七军万岁”的口号声和右江的波浪声汇成一股巨大的声浪，回响在右江山谷林涛。

右江红旗升起来了，经济工作怎么办？张云逸同志对军部和政府的经济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指示：要认真做好军需工作。张军长还亲自在恩隆县创办铸锭厂、兰芳兵工厂、被服厂、解决了当时急需的困难。

是年12月的一天晚饭后，张云逸同志和警卫员一起来到平马铸锭厂负责人陆启瑞家。陆启瑞和妻子苏春凤，见到张军长亲临寒舍，似见如故，陆请坐又沏茶。张军长说：“自已人，不要客气了。”接着和陆启瑞促膝谈心，从家常谈到铸造银锭工作情况。谈着谈着，张军长道出了来意，他说：“无事不登三宝殿。老陆呀，我和你商量一件事，现在军部和政府有一批从地主豪绅、资本家没收来的银器和碎银元，是否可以铸成银锭兑换银元，给红军军响和苏维埃政府解决一些财政的困难。”“这个可以办到。”陆启瑞信心十足地说。

张军长接着说：“老陆，那我拜托你负责这个工作了。”第2 天，陆启瑞就召集陆启荣、吴顺保、凌保、苏春凤等十多人进行讨论分工，分为5 个小组，一个小组一个风箱，自制统一的模型，各个组都有铁锤、铁枕、铁钳等工具。铸银锭小厂就在这样因陋就简地迅速建办起来了。厂设在文昌庙（今庆平小学），主要任务是将手饰、耳环等旧银器熔铸成银锭、每块银锭重16两（旧称），相当于14块光洋的值。每天可熔铸出银锭约150 斤，建厂一个多月，计产银锭6750多斤，确实为苏维埃政府弥补了一定的财政困难；同月底，梁维祯打报告给张军长，请求派师傅和工人来修烂枪、造弹，张军长立即批复，并写介绍信到南宁找兵工厂的人员来，后来梁维祯就派梁天才到南宁去，果然从南宁带回来一个叫李荣周的师傅来。他上来办好合同手续后，转回南宁，过了20多天，又率领30多个工人和搬来工具箱。这样兵工厂就算筹建起来了。该厂建在兰芳村爱桑屯，故命名为爱桑兵工厂。厂长是阮丽千，经理是梁天才。该厂内设有造枪、造弹、维修3 个车间，工人师傅利用简陋设备，靠自己双手制造枪支弹药。建厂仅数月，制造新枪200 多支、子弹6 万多发、修理坏枪80多支，新枪除补发给赤卫军战士使用外，余下的卖给当地群众，收得经费作为厂的经济收入，改善工人的生活。工厂建立后，屡次遭到敌人的破坏，厂址先后搬迁到布干、弄足、市绒、弄图等地方，人员也多次变动。工人散伙了又集中起来，集中起来又散伙。一次是搬到弄图，敌人又来破坏，并打死了一个工人，这个工人叫黄标。丧心病狂的敌人，对兵工厂的建立，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到处围剿。1934年，兵工厂基本完成它的史命，终于停办了。这时，有的工人跟着部队去，有的也散伙回家了；同月底，张云逸同志又指派平马车缝工会主席黄木生，负责创办被服厂，厂址设在黄木生家（今中山街17号），约有40个工人，他家只能安置4 台衣车，其余30多台分散在各户生产。红七军代表，恩隆县苏维埃政府委员陈皆玉分管被服厂工作。该厂办后，为红七军生产军服500多套，棉大衣200 余件，干粮袋及子弹带1500多条，剪制各区乡苏维埃政府的犁头红旗数百张和红七军战士的红色领带标志1000多条。该厂于1930年2 月，隆安战斗失利后才停办。

迎接李明瑞　保卫苏维埃1929年10月初，李明瑞和俞作柏反蒋失败后，随同俞作豫率领的广西警备第五大队赴龙州。俞作柏即出越南转去香港，李明瑞却被法越当局以有“通共”嫌疑拒绝过境而留在龙州。11月中旬，李明瑞鉴于当时刚复辟的李宗仁、黄绍竑指挥黄权等部驻在桂东南与蒋介石的粤军相遇，无力后顾，南宁兵力空虚，便想回来占领南宁，以图东山再起。李明瑞先商量得俞作豫的同意，由俞集中第五大队，随后开到崇左一带待命。他亲自赴右江找张云逸，联络第四大队去攻打南宁。李明瑞到右江后，张云逸恳切的向他说明，我党的主张是建立革命根据地。左、右江群众基础较好，依靠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大有发展前途，如果不建立可靠根据地而纠缠军阀混战是没有出路的。同时，张云逸同志还说明我们也同意向南宁发展，但要在革命根据地建立和巩固以后。并表示左、右江正式建军后，我党准备请他担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希望他走革命道路。李明瑞听罢张云逸的话，不禁大吃一惊，急忙摆手说：“不行，不行，我到这里，还是个战士，那能挑得起如此重担？”李明瑞一副严肃的样子。

张云逸也一本正经地说：“请不要客气，只有你能挑得起这个重担，论资历，你是著名的滇军讲武学堂出身；论打仗，你指挥过干军万马，是北伐军的虎将；论跟蒋桂打交道，你最熟悉他们的脾气。现在有共产党领导，你一定能胜任。”李明瑞说：“行了，行了，旧事已如烟云。过去，苦头也吃过不少。现在我倒是想在共产党领导下，从头做起，当一名战士。”张云逸见他一再谦虚，只好进一步交底说：“原来中央考虑任命你担任红七军军长，但邓代表和我们一起研究过了，我们认为你担任总指挥，统领红七、红八军更合适。请你考虑。”李明瑞觉得张云逸的话真挚诚恳，合乎当时的革命形势，就心情舒畅地说：“行呀，你们先在右江举起红旗，我们左江跟上。”李明瑞欣然接受劝告，表示愿意参加革命。张云逸就派了一个步兵连护送李明瑞转回龙州。1930年元月29日，张云逸按前委在平马召开的全会的预定计划，率领一个特务连从田东，经思林、果化等地，经过两天行程到达镇洁，迎接李明瑞正式就任红七、红八军总指挥职务。这天，风和日丽，大地复苏，高高的木棉挂满蓓蕾，含苞待放。张云逸率领一连战士在路边等候。李明瑞一下马，张云逸就迎上去：“李总指挥，幸苦了！我是专程来迎接你的！”“不敢当！不敢当啊！以后还是叫我李明瑞嘛！”张云逸笑着说：“不叫总指挥，难道叫特派员好？”说得随从的人员都笑起来。2 日，因桂系在战略上有了改变，其主力移到南宁，决心以南宁及左右江为后方，向廉、钦攻广东，在此战略，乃分3 个团攻右江，兵临隆安县城，战事告急，张云逸和李明瑞立即离开镇洁，前往思林县城赴隆安督战。经过邓小平和张云逸过细的思想工作，以及马列主义陶冶，李明瑞终于成为红七、红八军得力的指挥员。

隆安战斗失利后，我军只能暂时驻扎在平马附近的山区，平马镇遂被敌人占领，其实这就打乱了张云逸和李明瑞的原计划（到东兰休整）。张云逸说：“平马镇是右江工农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给敌人占去，影响可不小。如果敌兵不多，我们要打一下收复平马。”侦察员说：“平马镇有覃兴一个团驻守。”“趁敌人没后援，攻它一下。”李明瑞接着说。2 月12日，平马战斗打响了，红军和赤卫军，分兵3路，首先攻下平马的屏障——马鞍山，击溃敌人一个营，又乘胜追击敌人直到牛行街。敌人虽然森严布垒，但我军采取“分兵把守，分路挺进，全面开战，形成包围”的战术，弄得敌军丧魂落魄。经过5 昼4 夜的激烈战斗，整个平马镇除了东庆街的城隍庙（今庆平小学）和观音庙（今县政府）这两个据点还没有攻下外，而这两处弹丸之地仅占平马镇的五分之一的面积，其余全部被我军占领。敌军有小部份据险死守，大部份已惊慌逃遁。因我军得知杨骏昌团，从田州方向回头增援平马覃兴团。在不明援敌多少的情况下，惟恐敌人援兵夹攻，所以张云逸军长下令收队。虽然没有攻下平马全城，但我军勇猛善战，杀了桂军一个回马枪，威慑了敌胆，牵住敌人的尾追，使我军顺利地挺进七里山区。这场战斗，击毙敌军100 多人，缴枪100 多支，大大地激励红军指战员们革命必胜的信心和决心。

1930年4 月初，红七军外出到黔桂边游击，6 月，胜利回师右江后，于7 月初，我军派往云南的侦察员汇报紧急情况：“南京政府，命云南龙云部取道龙州、百色，沿左右江进攻南宁，其经右江的张冲师已到富宁，将经剥隘入百色。”过几天后，二纵队第二营六连的战士，在百色那毕方向，又抓到4 个头戴北伐军式的大沿帽，帽脚围着一条红布带，身穿深绿色军装的兵，送到红七军军部，经张云逸和李明瑞审讯，得到他们交来一封信，信中写道：“敞军假道百色，沿右江南下进攻南宁，绝不侵犯贵治及骚扰军民，幸勿误会，请借百色至南宁通道……”。

张云逸同志认为，这是蒋介石的诡计，当时，桂系军队留少数看守广西老巢外，大部份由李宗仁、黄绍竑、白崇禧亲自率领出发湖南，协助粤军张发奎部、湘军唐生智部、和北方军阀阎锡山、冯玉祥联合反蒋。李宗仁、白崇禧指挥的桂军先头部队占领长沙，直指岳州，黄绍（立友）、黄旭初指挥的后续部队也到达湘边，开向衡阳，形成第二次反蒋的高潮。故蒋介石即命粤军余没谋沿西江向南宁进逼，又命云南军阀龙云迅速出兵广西，妄图扰乱桂系军阀后方，牵制桂军北进。龙云派卢汉为总指挥，率滇军两个师约19000 多人，由滇桂边界的旧州进入广西。卢汉蛮横地要求我军退出百色、恩隆、果化至南宁一线走廊，给他们让路。鉴于滇军兵力数倍于我军，红七军前委乃决定暂时让开，待滇军兵力大部通过后，乘袭击其后路，拦截辎重。7 月下旬，张云逸军长率军部和第一、二纵队撤出百色，经田州、平马到达思林，部队埋伏在思林县古芬村、果德县可恒村一带交界的鹧鸪坳，指挥所建在那叭屯（今田东县定广村）。当滇军大部队开过后，我军突然猛击其后续部队。滇军闻警迅速组织反击。双方反复争夺阵地，战斗非常激烈。经过5 昼夜的冲杀已达到伏击的目的，我军也十分疲劳，张军长只好下令撤出战斗。而滇军急于向南宁进军，也不敢恋战。这场战斗滇军伤亡600 多人，其中击毙一个团长，重伤一个特务营长，俘获官兵500 多人，缴获步枪400 多支，10多匹骡马，几十担烟土等。我军也伤亡400 多人。战斗结束后的第2 天，部队就到平马进行整训。

平马整训　胜利转战我军在鹧鸪坳攻打滇军撤出战斗后，就收队回师平马，本来欲想恢复百色，但原来距离大部队约60里处，担任向百色警戒任务的第二纵队一营一连的连长，暗中勾结少数反动排长和兵油子，将营长和副营长杀害，率队向百色逃去，一般干部和士兵受挟被迫而跟去。这事变说明，当时部队尚未彻底肃清和改造好旧军官、兵油子，故军前委决定：部队在平马一带进行整训。在整训中。部队一方面帮助地方建立武装，组织县、区赤卫队；另一方面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打土豪，分田地。为期3 个月的平马整训开始了。

张云逸军长等选择在平马整训，这是正确决策。因为平马镇是右江苏维埃政府所在地，是老革命根据地重要组成部份，群众基础好，右江地区武装敌人较少。另滇军和桂军阀互相斗勾，也没办法抽出兵力来对付，这对集中整训是十分有利。1930年7 月15日，在恩隆县平马镇古老的城隍庙（今庆平小学）里，红七军军部教导队开学典礼开始了。在开学典礼会上，张军长给学员们讲了话，要求参加人员努力学习政治、军事、积极参加社会活动。教导队有队长、指导员、教务主任，下设3 个区队，每个区队3 个班，共有学员100 多人，教职员和学员大部份是20岁左右的年轻人，少数民族学员占大多数。在学习期间，张云逸军长还经常到班上看望大家，做军事技术示范，和同志们促膝谈心。在整训期间，恩隆苏维埃政府按照右江工农民主政府颁发的《土地法暂行条例》开展打土豪、分田地的土地革命运动。土地革命开始在百谷、那恒、林凤、上法等乡村搞试点。田舍区上法乡陆子明带头在群众面前公开烧毁家里的地契约，群众也陆续拿出契约烧掉，并没收地主陆献臣、陆正良等的土地和财产，然后按人口平均分配给贫苦农民。经过3 个月的整训，部队的政治素质，阶级觉悟和军事技术都有了很大提高。地方政权也得到进一步的巩固。

红七军原定于10月1 日，离开右江苏维埃根据地北上，但在出发前一天，中央派代表邓岗（拔奇）同志赶到平马，传达中央指示。于是红七军的行动计划只好暂时推迟。对于中央给红七军的命令，前委有不同的看法。张云逸等少数同志认为，红七军刚诞生，人力、物力、财力都有明显的不足，要完成中央交给的任务，攻下柳州、桂林，消灭两广军阀是很困难的，不赞成把红军拉去打大城市。但中央一声号令只能执行，不能违抗。出发前，在平马召开了军民群众欢送大会。张云逸军长向战士和群众讲了话，他说：“英勇的红色战士们、军官们，亲爱的工农群众！今天，我们要离开可爱的苏维埃根据地了，离开亲爱的家乡、父母、妻子、同志、朋友了。但是，我们离开只是暂时的。现在，我们去执行党中央交给我们的战斗任务，去打敌人！我们相信，日后一定会胜利回来的。”“工农同志们，党政工作同志们，希望你们继续为保卫苏区而斗争！再见吧！”全体官兵、广大群众报以雷鸣般的掌声和欢呼声。10月4 日，张军长离开平马，与李明瑞、陈豪人、龚鹤村、叶季壮等率领红七军一、二纵队和新编的第四纵队集中龙川（今属百色市）绕道凌云、乐业、上天峨、南丹，赴河池整编。

关心同志　秉公办事曾在张云逸身边工作过的许多同志都这样说：“我们的张军长，在战场上是叱咤风云的将军，在同志们中是和蔼可亲的慈母。”是的，这是对张云逸军长切实的评价。

百色起义后，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炯，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和爱护。1930年2 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长符禄等同志光荣牺牲，许多同志负伤，军长叮嘱军医处长吴清培同志，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同志，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同志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禄同志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面的马鞍山上。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张军长对工作深入细致，对战士的生活也非常关怀。同年7 月上旬，红七军伏击滇军撤退后，张云逸军长和雷经天主席研究决定在那叭屯设立红医站，把伤员约300 多人集中医治。房子没有怎么办？张军长找来当地干部群众共同商量，发动群众献工献料，不几天就建成了30多间留医用的简易房子。他高度赞扬了群众的革命热情，还亲自到病床前慰问伤员同志，给群众极大的鼓舞和安慰。廖春盖父子3 人都在红医站里给伤员治疗，张军长常向他们问长问短，问他们家有什么困难极需要组织上去帮助，使他们父子3 人安心为伤员治疗。当时经他们父子3 人用中草药治疗的200 个伤员中，经治疗无效的仅死2 人，其余的伤员都治愈重返部队。张云逸军长在那叭屯红医站看望伤员时，还和当时专为红军等粮的思林县农民赤卫军一营二连副连长廖忠德攀谈。问：“你做什么工作。”答：“我是为部队筹粮的。”问：“你去那里找米，价钱怎么样？”答：“我是在思林街上买米的，5 枚铜板一斤，而我出6 枚给人挑到家。”张军长听了点点头说：“合理、合理！”

在鹧鸪坳打滇军时，缴获了一批辎重弹药、烟土、被服、法光等胜利品，装上12匹马驮。当时，张云逸军长就把这个任务，交给赤卫军营长梁维祯，梁营长又委派连长廖利甫和黄荣敬、黄力等3 人护送到定广村那叭屯军部指挥所。可是，他们3 人见利忘义，心怀鬼胎，送到半路就把2 匹马驮的法光，运往林秀村弄太屯，后又转到平果县太平乡那洪村那袍屯3 人分赃，只交10匹马驮到军部。军部发觉少了2 匹马驮法光。当晚，张军长马上传讯梁维祯，限他10天后把案查明。后把案件查出，贪污人就是廖利甫、黄敬荣、黄力3 人。当时，张军长就下令把他们逮捕归案。廖利甫深知自己贪赃枉法，军规不可置容，于是就妄违逃命。最后，只抓得黄荣敬、黄力2 人押往平马枪决。当时，对广大干部、军民都受到一次深刻的教育。

隆安、平马、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同志们反映了张云秋同志的一些缺点错误。张云逸同志给他及时的做思想工作。从家庭身世，谈到兄弟俩的成长，从国家的危难深渊，谈到人民的流离失所。使其弟从迷途醒悟，反省过去，从零做起，展望未来。张军长不但做弟弟的思想工作，还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同志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半个多世纪过去了。张云逸同志近一个世纪的一生，经过历史风雨的洗刷，使他磨炼成为一个无产阶级的坚强战士。特别是在田东短暂的踪迹，他那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谦虚谨慎，作风民主，刚正耿直的优秀品质，正是今天我们建党、建军和经济建设的思想宝库，正是今天我们抚今追昔所要学习的主要内容。每当我们想起敬爱的老将军——张云逸同志，一幕幕往事就呈现在人们的眼帘，记起当年田东各族人民对将军的称颂：斧头不怕硬丝柴，红军不怕反动派，豪绅地主威风倒，张军长英名传山寨。

真挚的友谊　覃国翰　黄超　谭庆荣怀念张云逸同志1980年初春，美丽的桂林城飘着细雨，虽仍感寒意，但毕竟是春天了，寒风中夹着暖气，大地正敏感地开始披上绿色的新装。我们3 人聚集在覃国翰同志家里，情不自禁地谈论着我们红七军的老军长张云逸同志，大家按老习惯，称他张老。我们红七军老战士和张老的友谊，源远流长，诚挚，深厚。谈起这种友谊，真是春风送暖，把我们带到半个世纪前那种战火中的青春年华。

1929年红七军成立时，张老就和我们有着深厚的战斗友谊，不！还更早一些，在为创建红七军和右江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就有了。这种友谊，是在战斗中建立的，也只有在战斗中，才能充分地体现出来。

1930年，红七军奉命从右江北上，艰苦的行军，残酷的战斗，张老为同志们的安危焦虑，为死难的同志几次流出了眼泪。

部队刚出发不久，就在四把、长安打了两仗，增加了不少伤员，有些伤员被安置在老乡家里，但也舍不得离开部队，一拐一拐的偷偷跟着部队出发。张老见到这种情景，眉头紧皱，站在部队中不动了，见一个伤员走过，就上前问问，有时还扶着走一程，嘱咐部队干部照顾好。我们见张老又忙又累，就请他放心，我们包管好好照顾伤员。张老考虑了一下，交待说：“他们是我们的战友，什么东西都可以丢掉，不能丢掉战友！”这话很快传遍了部队，同志们热情地帮助伤病员，伤病员咬紧牙关，紧跟部队，部队出现了团结战斗的新气氛。

最使张老动感情的数梅花战斗，这次战斗干部伤亡大，张老含着眼泪向这些为革命献身的战友的遗体告别。李谦师长在这次战斗中负重伤，临牺牲前要求见见张老，张老急忙赶去，李谦师长一见张老，眼泪刷刷往下掉，紧紧握着张老的手，深情地说：“军长！我不能跟随您了，望您保重。”说完，安祥地闭上了眼睛，张老抱住李谦同志的尸体，眼泪象泉水一样地涌出。李谦师长是员猛将，从在南宁改造广西警备第四大队起，一直是张老的得力助手，他的牺牲，张老如失左右手。此后数十年，张老一直深深怀念这个亲密的战友。

张老深情怀念战友，在部队渡乐昌河时表现得更感人。邓小平、李明瑞同志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部分过河后，敌军大部队压来，张老率领其余部队过不了河，后面部队情况危急，随时有被敌军包围的可能。可是，张老好象不知自己所处的严重局面，一个劲地念叨：过河部队是不是摆脱了敌人？他们在哪里？还能不能汇合？什么时候汇合？在部队分开的几个月的时间里，张老那个愁劲就不用说了，没有安静地吃过一顿饭，香甜地睡过好觉，有时想急了，见到谁就抓住谁问：邓小平同志、李明瑞同志在哪里？当不能得到回答时，他只好叹口气走了。

张老也有高兴的时候，那是在乐昌河，分离的两支部队重新会合时，他摸摸这个，看看那个，对别后的情况问得那么细，听说部队进展，同志们都很好，他笑得那样快活。自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以来，我们还没有看到他这样乐过。

张老这种战友的感情，红七军的每个战士都有很深的感受，红七军战士也同样深深热爱自己的这位老军长。记得，他从红七军调走时，大家都舍不得，不少同志还闹了情绪。黄超同志说：“张老调走时，我心里很难受，好象丢掉什么。好在那时还没有打仗，如打仗，肯定要受点影响。”

温暖我们的张老，是一个叱咤风云的大将，但在他领导下的指战员，都在他身上体验到慈母之心的温暖。

“张老对我们，完全是慈母心肠。父母死，我没有掉泪，张老死，我痛哭了一场。”覃国翰同志这样开始了他的回忆。

“1929年12月11日成立红七军，我在红七军里，只是一个基层干部，与张老接触并不多，可几十年来，我深深地记着他，没有想到，他也深深地记住了我。

“1950年1 月，我带领150 名干部，在刚起义过来的二十一兵团做整编、改造工作，突然接到通知，说张老点名要我回广西。张老那时是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省军区司令员。

“到达南宁后，我住在省委招待所，第2 天去见张老，张老急于去开会，没有详谈，只是简单地告诉我：”去百色分区当司令员，任务很艰巨。‘艰巨怕什么？红军战士哪一个不是从艰巨的任务中走过来的？我高高兴兴上任去了。

“到百色后，一看，确实很难，土匪多，国民党的散兵游勇多，我们的兵少得很，只有一个独立团。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平北分区当司令员时，还指挥4 个团呢！说老实话，我不仅没有泄气，反而把气鼓得足足的，平生的劲都使了出来，我就不相信革命力量消灭不了反动势力。但两个月后，到南宁开会，在张老面前却发开了牢骚，我说：”给我兵，给我枪，百色是红七军生长的地方，反革命杀我们的人还少？杀了6 万多！今天，我杀这个数的1 ％、1 ‰不行吗？‘最后还非常任性地提出：“答应我！不然，我不当司令员了。’张老没有生气，他开始眼睛有点湿润，为百色地区死难的战友而难过，继而用慈祥的面容看着我，缓慢而温柔地说：”百色起义时，四围都是白色统治区，今天，全国大部分都解放了，再困难也没有那时困难。力量从哪里来？靠发动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对反革命，要宽大与镇压相结合。我知道你干得好，做了不少艰难的工作，到我这里发点牢骚，可以嘛。‘会议的间隙，张老邀我到他家作客，他爱人韩碧大姐，待我比亲人还亲，问寒问暖，毫无外人的感觉。张老的话，张老的待人，真象是慈母的手在轻轻地抚摸着我的心，再有什么问题，也解决得了。他下面的干部，再调皮，也得老老实实回去工作。

“又过了一段时间，在南宁开会研究重点进剿土匪的问题，张老对百色的情况很了解，想减轻我们身上的压力，要我们撤出百色，把党政军机关搬到田东去。我虽然对这种关心很感动，但考虑百色是有光荣革命传统的城池，群众吃过不少苦头，再不能让土匪糟蹋群众了，于是说：”不放弃百色，有我覃国翰在，就有百色在。‘张老慈祥地笑了，充满着信任地说：“那就不要动了。’”我参加革命半个世纪多，各个方面都在不断成熟了，但一到张老面前，我还是个孩子，高兴了就在他面前笑呀！跳呀！不高兴时就在他面前耍脾气、发牢骚。所得到的是爱抚、嘱咐、教育，没有给我戴过帽子，打过棍子。现在，张老死了，他那慈祥的面容，善良的心，我永远不会忘记。“

扫墓1961年清明节前夕，张老来到南宁，大家都很照顾他，他总是说：“广西就是我的家，我回到自己家里，不是客人。”推却各种照顾。但他也有个要求，要到东兰去给韦拨群同志扫墓。

张老带着卢绍武、陆秀轩、黄超等一些红七军老战士从南宁出发去扫墓。黄超同志叙述了这次扫墓的经过：“第一天到达田东，张老带着我们去看1929年10月28日消灭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的地方，说我们打第三大队，指战员机智勇敢，战斗进行得很顺利。现在，有许多好的同志不在了。他问黄治峰、阮殿煊等一些同志是怎么牺牲的，大家一一作了回答，他严肃而沉痛地说：”死难烈士永垂不朽‘！

“第2 天到巴马，我们陪同张老去看亭泗战斗的地方。1930年3月红七军隆安失利，经马鞍山一战，开进东、凤革命根据地休整，在亭泗把尾追的敌人打退了。战斗中，韦拔群同志组织大量人力、物力投入战斗。战斗后，韦拔群同志把经过训练的老兵、老赤卫队员补充第一、二纵队，使红七军得到了很好的休整、补充，对红七军的发展起了很好的作用。我们边走边谈，张老高度赞扬‘韦拔群同志度量大，没私心’。回到巴马县城又住了一天，张老很关心老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到处看看，最后还组织人员画了一张巴马建设的远景图。

“从巴马到东兰，就住在机关里，张老每天跟我们谈论韦拔群同志，他说韦拔群是个很好的同志，对敌人斗争坚决、勇敢，从1921年回到家乡闹革命，经过1923年打东兰的失败，1926年的东兰惨案，以后敌人的围剿、烧杀就更多了，他没有退缩过，把东、凤一带建成为一个好的根据地，为红七军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极有利的条件；他对党对人民忠心耿耿，服从党的决定，从不讲价钱，要人给人，要枪给枪，再大的困难自己承担。我们大家都要学习他。

“清明节那天，我们在韦拔群同志墓前，默哀献花圈后，张老饱含着眼泪，谈到在河池与韦拔群同志分别的情景。那是1930年10月，邓小平同志和张老率领红七军主力北上前夕，韦拔群同志把好战士好武器交给第十九师、二十师后，带着几十人的一个连队，打着二十一师的旗帜回东兰去，张老送韦拔群同志几十里路，韦拔群又回送张老几十里。张老说：”那时，我已经预料到，敌人会乘红七军主力北上的机会，对右江地区进行残酷的围剿，想到韦拔群同志的担子太重了，想到右江人民会受到摧残，有许多话要嘱托，韦拔群同志也有许多话要向我讲，走走停停，完全忘记了时间，但时间不等人，我们还是分别了。没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诀别。‘张老的话，使我们每一个人的眼睛里，都饱含着泪水。

“扫墓后，回到住地，大家还在议论韦拔群同志的战斗故事，以及在人民群众中的传说。一些好心的群众，说韦拔群是天上的红神，大海的蛟龙。一说到这些，每一个人都破涕为笑了。张老说：”劳动人民把自己尊敬的英雄神化，说明群众对英雄寄予了莫大的希望。‘我们说：“神，解救不了大众的苦难，共产党人都能把劳苦群众从苦难中解放出来。’张老说：”韦拔群同志就是模范共产党员‘。

“在东兰住了3 天，张老对东兰的革命和建设都一一地询问，和县的领导一起研究如何把东兰建设好。临走时，县领导和群众都感谢张老对老革命根据地的关怀，张老情意深长地说：”我应该感谢你们，在红七军成立和战斗中，壮族人民的子弟支持了我，不然，我这个军长当不成。‘“

我们听了黄超同志的回忆，感慨万千，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张老怀念壮族人民的优秀儿子韦拔群同志，是对壮族人民深厚的感情，在战斗中播下的友谊，将万古长青，永不凋谢。

看望张老每到一个地方，只要听说有红七军的老战士在，就要去看望；红七军老战士只要知道张老在那一个地方，也一定去看望。对这个问题，我们谈得更热闹。

谭庆荣同志说：“长征中，我在五军团当参谋。过娄山关前，有一天，毛主席带领中央机关经过我们部队，大家虽然紧张地在准备战斗，但很兴奋，增强了胜利信心。大概过了100 多人，就看见张老来了，那时，他是中央情报局长。他走到我身边问：”战斗准备得怎样？‘我说：“正在准备’。他听我说广西话，问我‘原来是哪个部队的？’我说：”红七军的，您是我们的老军长。这里有个便衣排，一半多是红七军的。‘张老高兴地笑了，嘱咐注意警戒，走出十几米远，又走回来，拿出地图摊在地上，指着地图说：“你们两头都要设防。’他对我们关心备至，走时，回头告诉我：”向同志们问好！不能一一看望他们了。“‘黄超同志说：”张老一次去大连，路过沈阳，听说我在沈阳军区工作，当即打电话给我，却打错了地方，打到黄惠良同志那里去了。黄惠良同志原来也是红七军的，接电话后，高兴地告诉我和谭庆荣同志。我们立即去看他，他非常高兴地接待我们，说总想找我们谈一谈，我们和张老在一起，可以说是无话不谈，从红七军的创建谈到新中国成立后的情况，每当他听到红七军老战士在什么工作岗位上工作得很好的时候，总是点头微笑，好似得到莫大的安慰，大家边说边用指头算开了，张老越算越高兴，把一只手的5 个指头伸开说：“红七军有50来个将军，一个将军是在多少次战斗中打出来的，50个将军加起来多少次？’谈了一阵，我们向张老告别，他恋恋不舍地一再嘱咐：”你们有机会，一定常来跟我玩玩。“‘覃国翰同志说；”1965年深秋，桂林的天气比较冷了，张老路过桂林，住在榕湖饭店，事先没有通知我们，我们不知道，没有去看望他。一天上午，他突然来到我们军队的干休所，先到我家，说我们这里好冷，我才知道张老身体有病怕冷，劝他早点回去，他笑了笑问我：“这里住有多少红七军老战士？’我告诉他后，他硬是一家一家去看望，勉励我们好好把身体养好，如果国家遭受侵略，别看我们这把老骨头，还可以顶一阵子，讲得大家都笑了。以后他又把我们找到榕湖饭店，谈右江革命根据地的历史，谈红七军的战斗历程，他说这是广西壮族人民的光荣史，今天的广西，是多少革命烈士用鲜血换来的啊！我们是亲自走过来的，能不能用笔把它写出来呢？写出来，能激励自己，还可以教育后代。

“‘文化大革命’时期，我们都成了革命对象，还讲什么光荣历史。今天，该实现张老这个遗愿了。”

覃国翰同志这么一提，我们都争着说开了：到战斗过的地方去走一走，想一想，不怕麻烦，不怕再白几根头发，把能记住的东西都拿出来。

最后，我们很自然地谈到“文化大革命”中的情景。那时，我们想去看张老，要受到不少限制，难得很。覃国翰同志说：“1969年在北京学习，我要去看张老，硬是不准假，又不讲理由，没有去成，以后，张老逝世了，再也见不到了。”覃国翰同志眼里含着晶莹的泪花，我们心里也难过，有点说不下去了，还是黄超同志打破了这个短暂的沉寂，继续说：“1969年，我也在北京学习，覃国翰同志和我一起请假，不知道为什么，只批准我一个人去。一个人去就一个人去，我坐公共汽车去，下车后，一步一步走到张老家，张老看到我很高兴，说：”见到你们很不容易，还有什么人来？‘我说还有覃国翰同志，没有请到假，很有意见，张老默不作声，也为见不到而难过。那时，他的身体已经很不好了，更加想见见自己的老战士，这是可想而知的。最后，他派车送我走，他那表情，真像自己的父亲一样，慈祥、亲切。至今，我还记得当时的情景。“

张老逝世了，我们之间真挚的感情永存！

注释：（1 ）覃国翰，原任广东省军区副司令员；黄超，原任沈阳军区后勤部油料部政委；谭庆荣，原任沈阳军分区副司令员。

对一位革命长者的怀念　李晓光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我注视着陈放在案头的一张照片，沉浸在对往事的回忆之中。

这是张云逸同志的身着大将戎装的照片，他那慈祥和霭的目光，像往日那样凝视着我，要说什么似的。记得他送我这张照片时，亲笔在背面写了“晓光同志惠存，张云逸，1961年12月15日。”从那时以后，我又多次看望过他，每次见面，他都给我以极大的教益。

最难忘的是“文化大革命”中的一次见面。那时我已受到不应有的株连，但张云逸同志还是毫无犹豫地接见我，给了我许多安慰和勉励。我发现，同他赠送像片时相比，他苍老多了，谈话时，头不由自主地在颤动。这一次他谈到了许多老同志，他深有感慨地说：“现在不知他们怎样了。”接着他陷入了深思，似乎在追寻往事的踪迹，表现出了他的愤慨和伤感，这时，他头颤动得更加厉害了，我怕他过于劳累，不敢久谈，只好扶他回卧室休息。想不到，五年之后他逝世了，这次见面竟成永诀。

我第一次见到张云逸同志是1947年。年初，鲁南战役结束，我从前方调到参谋处工作，从此每天都有报告和通报由我起草，经来光祖处长、袁仲贤副参谋长和张云逸副军长审批发出。部队改称华东军区后，大家还是习惯地称呼张云逸同志为“张副军长”。这期间，我每天都见到他。他常常低着头，戴上老花眼镜，紧闭双唇，凝神思索，用一支派克钢笔或小楷毛笔，认真地修改电文稿，像语文教师给学生修改作业似的，一丝不苟。有时他也亲自起草电文，如以华东局或华东军区首长名义向中央军委的作战建议电报，多是他亲自起草的。他工作起来，总是那样聚精会神，十分严肃。那年我刚17岁，第一次接触高级首长，起初有点拘束，但几次接触以后，就自然多了，觉得他是一位十分和霭可亲的首长。每当他改完电稿，只要没有别的事，他都耐心指点我这个电稿为什么这样修改。那时，我们就听说他早年参加辛亥革命，是粤军和北伐军中的著名幕僚军官，在红军中也是少数最优秀的参谋工作者之一。他又是一位身经百战的指挥员，他治军整军有方，大至改造旧军队成为钢铁红军，在军事斗争中，运筹谋略，纵横捭阖，指挥部队作战，小至实施军事教育，研究战略战术，以至参谋工作的文书业务，他都有丰富的经验。我读过他多篇关于参谋工作的文章，阐述参谋工作者应有的作风和修养，以及战时和平时，战斗前、中、后参谋工作的要领，是他的这些教导，引我进入参谋文书工作之门。他特别强调要培养参谋人员的战略眼光和工作预见性。在参谋文字工作方面，他对军语的使用，文字表达，要求都十分严格，每一份文电都要十分简明准确。有一次，我接东西南北方位在电稿里写了河流的一岸。他指出，在军事文电中，要按河流的流向写明左岸或右岸，只有这样准确地表述，才不致引起误解。他还指出，必须勤查地图，核对清楚，不能照抄照转。又一次，他问我：“你学过写革字吗？”接着又说：“在电报稿里不要写草字，要考虑到译电报困难。”他看我有点窘，微笑着解释说：“不是不可以知道草字怎么写，只是不要写在电报稿纸里，电报要求字体工整。”

我在参谋处工作一段时间后，张副军长要我去给他当秘书，因为首长原来的秘书刘平同志调司令部做政治工作。刘平离任前，向我交代了办好电报、管好文件，管好生活等三项任务。前后我在张老身边工作不到一年时间，但朝夕相处，使我从这位革命长者的言行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我先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后在华东局秘书处党小组过组织生活。张云逸同志也是参加作战科党小组生活的。他经常强调首长、干部在党内首先是一个共产党员，所有党员都要遵守党章。他亲自缴纳党费，按时参加党小组会，从无疏忽，从不特殊。在党小组生活会上，他经常结合形势、任务对党员同志提出严格要求。当山东各地掀起轰轰烈烈的土改运动时，他在小组会上提出党员干部要自觉地参加土改运动，参加驻地附近的群众斗争会，受过苦的要找到受苦的根源，没受过苦的也跟着喝一点苦水，一起提高觉悟。对我这个入党不久的共产党员来说，这是一次深刻的阶级教育。我的父母都是老共产党员，我出生于白色恐怖下的上海，后经组织同意把我送到山东老家生活过一个时期，于是我就有了一个地主阶级的社会关系。在土改中，我写信给老家的农会，表示坚决支持土地改革。部队的报纸（大概是《军直小报》）报道并表扬了我的正确态度和坚决行动。这和张老的教育也是分不开的。

华东局和华东机关由沂水地区向胶东转移时，在掖县城附近，张云逸同志乘坐的吉普车被一部分轻伤兵拦阻，要强行乘年。为解困，我跑步到掖县公安局调来一个班，当我带着这个班赶到时，张云逸同志已表白了自己的身份，在向他们训话了。这次首长发了脾气，我第一次看到他那么严厉地批评人。以后，再也没见他那么严厉过。这些伤员明白违犯了纪律，面面相觑，诚惶诚恐。但当张云逸同志知道他们距集中地点还有较长路程，粮票将要用完时，就亲自批条给兵站部于眉部长，请他为这批伤员解决粮票问题。他们受了一次教育，表示康复后重返前线的决心，然后欢欣鼓舞而去。我带着公安局的这个班站在那里，手足不知所措，深深地意识到自己的幼稚，我也受了一次教育。

不久，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一分为二，饶漱石、张鼎丞、黎玉等率少数人员留在胶东，张云逸、邓子恢等率大部人员去渤海，并组织华东后方工委。出发前夕我忽然生病发烧，将动身时高烧还是不退，手足冰凉。政治部舒同主任的秘书林路同志，把我生病的情况报告了张云逸同志。张老便和舒主任跑来看望和慰问，叫人端来热水，亲自把我的手脚按在盆里烫洗，并找来医生诊治，安慰我坚持到达驻地再好好休息。顿时，我感到一股暖流涌进心头，激动得流出了眼泪，多么慈爱的首长啊！我真后悔！自己怎么偏偏在这个时候生病呢？

张云逸同志平易近人，待人诚恳，十分关心爱护干部。我在他身边工作期间，看到多位旅以上干部找他谈心，或来信请求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不论分配工作，还是治病休养，他都根据实际情况，尽可能给以圆满的解决。成仿吾同志从华北寄信给陈毅和张云逸同志，要手枪和提琴，信中说：“手枪以自卫，提琴以教学。”张老看到来信后，立即交有关部门去办理。他的一位特务员，从江北指挥部时期就跟他工作，张老很关心和尊重他，曾对我说：“他文化低，没能调他去学习，去部队锻炼，很对不起他，但革命是有分工的啊！”我听了这话，心里大受感动。

张云逸同志自律以严，生活简朴，他穿的汗衫常是补了又补，特务员要给他丢掉再领新的，可怎么说他也不准丢。行军时，他则尽量轻装，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食品分给作战科和机要科的同志，有时还把驮骡空出来帮助几位老参谋驮行李。

1947年10月底，调研室需要调一批同志去工作，张云逸同志答允从司政机关选调。于是我被提名，首长同意了，张老亲自告诉我组织上的这一考虑。但那时我的党性觉悟较低，表示不愿作这种埋头苦干的工作，希望到战斗部队锻炼，或者先到军政大学学习，然后再到前方。因我自回后方后，一直怀念前方的战斗生活，何况这时正风传“准备10万干部下江南”呢。张老看我不愿去调研室，春节前便同意我去了军大。这不是无原则迁就，而是耐心地等待我的转变。5 月的一天，调研室一位科长突然出现在我的面前，他告诉我副军长来参加会议，叫我去一下。我从一大队二中队驻地阳信县王家集来到校部所在地流坡坞时，正是傍晚时分，张云逸同志吃过晚饭后，正在同余立金、陈铁君等校首长围坐在露天的一张桌边打扑克。我来到副军长面前，他第一句话就问：“李晓光同志，他们还要调你去，你已经学习过了，还有什么意见？”我很难为情地说：“我服从组织决定。”但心里还有点勉强。他接着说：“这个工作很重要，你要做好工作。”我没有别的话说了，便立即到调研室报到。从此以后，除了“文革”中调出工作七八年外，我一直战斗在这条战线上，我经历了从不安心到安心，以后热爱这工作，把青春的最好时光贡献给了它，直至双鬓染霜。这一过程同党的教育是分不开的，同首长和同志、革命工作实践中的集体的教育和帮助也是分不开的。而张老的言传身教和耳提面命起了更大的作用。

解放以后，我同张老见面机会较少，但我每次去北京，都去看望他。大概是1962年春，我曾几次见到他，每次见面，他都问起我们的工作情况。有一次，我陪尹耕莘同志一起到张老家，张老谈了学习问题。他强调学习是革命者的责任，要一面学理论，一面学业务，至少要学一门外文。张老说，毛泽东思想就是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要结合实践坚持学习毛泽东著作，不断地学习，不断地提高。革命长者的殷切期望，使我们受到了深刻的教育。

又有一次，我去看望张老，留下一本册页请他题字，老人家欣然同意。后来，他把册页带来南京，上面的题字是引用刘少奇同志《论共产党员的修养》中的一段话，张老写道：“晓光同志：我们共产党员要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的修养，要有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去研究和处理各种问题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革命战略战术的修养；要有无产阶级的思想意识和道德品质的修养；要有坚持党内团结，进行批评和自我批评，遵守纪律的修养；要有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的修养；要有善于联系群众的修养，以及各种科学知识的修养。张云逸一九六三年七一节，于北京”。“文革”中，组织通知收缴有关刘少奇同志的材料，张老的这个题词也没法完整保留了。我十分踌躇，后来还是动了剪刀和浆糊，留下“我们共产党员要善于联系群众”几个字拼裱起来，保留了下来。如今，回想起来，一则为保留了张老的遗墨而庆幸，又则因未能完整地保留下来而引为终身的遗憾。1974年11月19日张老去世的时候，我在溧阳县城，从广播中听到了这个不幸消息，我抑制不住悲痛，遥寄无限的哀思。张老是卓越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他为中国革命立下的不朽功勋和他那革命长者的风范，将长留天地，久驻人间，永存我心的。在迎接他的百岁诞辰和纪念馆开馆之际，我想到他对我的关怀和教育，心情激动，感奋不已，爱以此文，作为对他的深切缅怀和永久纪念。

1992年3 月15日于南京注释：（1 ）李晓光，原任南京军区司令部第三部副参谋长。

怀念张云逸同志　韦国清张劲夫胡立教朱云谦陈锐霆今年１１月１９日，是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忌辰。他离开我们已经整整十年了。我们想到他革命的一生，高尚的品德作风，激起了无限追怀之情。

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是广东省文昌县人，生于１８９２年。他于１９２６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踏上了新的革命征程。张云逸同志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革命生涯，忠心耿耿，奋斗不息，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作出了重大的贡献。他品德高尚，严以律已，宽以待人，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为人们所称道，给我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一）

张云逸同志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在党的领导下积极地参加北伐战争。他入党后，利用社会关系，在国民革命军中做了大量有利于我党的工作。蒋介石叛变革命后，他在第四军二十五师任参谋长，由于他的秘密掩护，使该师大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他说服张发奎任命共产党员卢德铭同志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警卫团长，后来该团转入湖南，参加了“秋收起义”。

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我党派邓小平和张云逸同志进入广西工作。张云逸同志担任了原桂系李明瑞部军官教导总队负责人，广西警备第四大队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他根据党的指示，为把教导总队和警备第四大队改造为革命的军队，做了大量的工作，并取得显著的成效。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同志的教育帮助下，后来参加了革命，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使他成长为一位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１９２９年１２月至１９３０年２月，在邓小平同志领导下，有张云逸、韦拔群、李明瑞、俞作豫等同志参加，先后举行了“百色起义”和“龙州起义”，创建了工农红军第七军和第八军，建立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当时，张云逸同志任红七军军长。

１９３０年２月至３月，红七军粉碎了桂系军阀的猖狂反扑和进攻。４、５月间张云逸和李明瑞等同志率部到敌人统治薄弱的黔桂边境进行游击战争，攻占贵州榕江，全歼守敌。６月初，红七军回师右江予敌以重大打击，重新攻占百色和解放右江沿岸的奉议、恩隆等县城。后来，红七军奉令北上，在邓小平同志直接领导下，抵制了“立三路线”攻打桂林、柳州等城市的错误，沿粤桂边界率领该军到达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合。红七军在一年多时间里，经历了一系列战斗，辗转七千多里，终于胜利到达中央苏区，得到了中央“转战千里”的奖誉，张云逸同志受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同志的亲切接见。

后来，张云逸同志曾任粤赣军区司令员、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等职，参加了第二、第三、第四、第五次反围剿战争，跟随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同志，踏上了二万五千里长征的道路。长征中，张云逸同志协助刘伯承总参谋长组织完成突破乌江的任务。他亲自察看地形，指导部队架设浮桥，保证党中央和红军主力安全渡过了乌江。１９３６年１２月７日，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抗日战争爆发后，根据我党与国民党谈判达成的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统一整编为新四军，党中央任命张云逸同志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他是组建新四军的领导人之一，参加了新四军的整编、集中、展开的一系列工作。１９３８年４、５月间，党中央、毛主席指示新四军第四支队在江北皖中展开，１１月，张云逸同志率军部特务营到达江北舒城地区，传达贯彻东进方针，恢复已被取消的挺进团，指挥四支队八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扩编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抗战任务，推动四支队全部东进。１９３９年５月，成立江北指挥部，张云逸同志兼任指挥，并任前委书记，统一领导新四军江北部队。在张云逸同志领导下，积极贯彻中央指示，发展抗日武装力量，扩编部队。除第四支队外，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五支队。五支队挺进到津浦路东，四支队进到淮南路以东、津浦路以西的藕塘地区，从而完成了战略展开。到１９４０年，实现了北与八路军打通关系、东与苏中新四军取得联系的任务，为开辟淮南边区抗日根据地打下了基础。

１９３９年１１月，刘少奇同志到达江北指挥部，传达了中央向敌后发展的方针。张云逸同志坚决拥护中央的指示和少奇同志的领导，推进了皖东的抗战局面。１２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１９４０年３月，蒋介石命令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李品仙，向我津浦路西进攻，接着又令鲁苏战区副总司令兼江苏省主席韩德勤，向我津浦路东进攻，企图夹击消灭我军。张云逸同志坚决贯彻党中央反摩擦的方针和中原局刘少奇同志的指示，积极做好自卫反击的准备，坚决贯彻先击桂顽、后击韩顽的方针，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了定远城，取得了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又指挥四、五支队及由苏中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和苏皖支队，展开了以半塔集为中心的反韩自卫战，取得了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创造了以少胜多、以弱胜强的范例，打击了反共顽固派的气焰，开辟了皖东抗日根据地。陈毅同志曾经说过：“先有半塔，后有郭村；有了半塔，才有黄桥”，高度评价了半塔自卫战的重大意义。

皖南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被任命为新四军副军长并兼第二师师长，直接领导二师坚持淮南地区的斗争。１９４１年３月１８日，他同邓子恢同志主持召开了政治工作会议，进一步贯彻中央关于反顽斗争的指示，加强部队的政治工作。夏季又召开了参谋工作会议，作了《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的讲话。１９４２年夏，他调回军部专任副军长前，指示二师供给部开办了飞马烟厂，后来又在二师供给会议上作了《克服浪费、厉行节约》的报告，有力地配合了政府开展对敌经济斗争。

１９４３年秋，新四军军长陈毅同志去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张云逸同志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在此期间，他指导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予敌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苏根据地的斗争。１９４４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同志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三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

１９４５年日本投降后，中央确定了“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决定华中局和山东分局合并为华东局，新四军军部兼山东军区。当时，陈毅同志由延安返回山东即到鲁南前线指挥作战，张云逸同志领导了部队北撤工作，并率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实现了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解放战争期间，陈毅同志兼任野战军司令员，主要精力在前方指挥作战，军区的军事工作由张云逸同志主持。１９４７年，蒋军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时，张云逸同志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就地坚持斗争，避免了损失，赢得了胜利。同年，华东军区机关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由张云逸、邓子恢等同志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张云逸同志任书记，领导华东后方工作和渤海地区的土改复查工作，进行了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工作，提高了干部、战士的阶级觉悟，克服了暂时的经济困难，对巩固后方，支援战争作出了贡献。

全国解放后，张云逸同志历任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直接主持广西工作，大力进行经济恢复，取得了土改、剿匪的重大胜利。

（二）

张云逸同志有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他参加了“国共合作”下的国民革命军工作。１９３３年１１月，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成立福建人民政府。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以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名义到长汀，与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代表，谈判闽西边界与交通问题，达成了协议。１９３４年１月，张云逸同志又奉命到福州，担任我党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同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代表潘汉年同志一起，参加了同福建人民政府关于合作反蒋的谈判。由于党的第三次“左”倾路线错误的领导，没有采取正确的方针，张云逸同志虽然尽了自己的努力，终未取得成功。后来他写了《一次重大的失策》一文，阐述这次失败的经验教训。“西安事变”后，张云逸同志跟随周恩来同志参加我党代表团的工作。１９３７年４月，由延安去西安，同国民党谈判红军改编问题，在离延安五十里的劳山山口遇匪阻击，周恩来和张云逸同志临危不惧，脱险后又踏上征途，为建立和发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继续战斗。

抗日战争初期，为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张云逸同志奉党中央指示，奔走于南京、武汉、福州、南昌、桂林、香港等地。党中央还派他到澳门去迎接叶挺同志出任新四军军长。

张云逸同志在江北指挥部时期，鉴于以往参加统一战线工作的经验教训，在新的情况下，他始终坚持了我党又联合又斗争的政策，对反共顽固派进行了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张云逸同志曾多次同国民党第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兼安徽省主席廖磊谈判。国民党限制我军发展抗日武装，企图割断江北新四军和八路军的联系，“命令”皖东我四支队和豫皖苏六支队调往江南，并无理限制皖东部队只准在津浦路东西三十里之内地域活动，企图借刀杀人。张云逸同志坚决拒绝了国民党的无理要求。廖磊的继任者李品仙，１９４０年初入皖，正值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对我限制与摩擦愈加厉害，直至向我发起进攻。张云逸同志一面提出团结抗战，强硬抗议国民党的限制和挑衅；一面坚决粉碎反共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取得了胜利。

（三）

张云逸同志对党忠心耿耿，把党的事业和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他为人宽厚，平易近人，待人热情诚恳，关心干部，爱护同志，个人生活俭朴，工作刻苦，一贯被同志们称道为德高望重的革命长者。

张云逸同志一贯谦虚谨慎，对党中央的指示坚决执行，对毛主席、周总理、刘少奇同志、朱总司令和邓小平、刘伯承、陈毅同志都十分尊重。他一贯重视维护领导核心，遵守集体领导的原则，从不突出自己。他总是兢兢业业地工作，诚诚恳恳地团结同志，他既是一个好“主角”，也是一个好“配角”。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当“配角”时则主动配合，精诚合作。解放战争时期，他已年近花甲，常是夜以继日，带病工作。

张云逸同志注意从政治上关心同志，很珍重革命友谊。红七军撤出右江，北上江西时，他同韦拔群同志依依借别，相送分手时赠言：“不要太重私人感情，在阶级斗争中只能依靠自己的同志”。肺腑之言，语短情深，十分感人。

张云逸同志对待犯错误的同志，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热情帮助，耐心教育。抗战期间，张云逸同志从皖南到江北后，曾耐心地对高敬亭同志做思想工作，争取他贯彻东进的方针，对于解决高敬亭的问题，张云逸同志一直主张以宽厚态度处理。有一位团的干部在战斗中失利，被误解为临阵脱逃，将被严厉制裁。张云逸同志得知后，立即根据实际情况保释了他，保护了干部。

张云逸同志对干部的工作和生活关怀备至。新四军北撤山东后，各地到军部分配工作的团以上干部，张云逸都亲自接见谈话，许多同志都深感张云逸同志待人亲切无微不至。凡经他谈话分配工作的同志都愉快赴任。有个同志不愿做敌军工作，想到部队带兵打仗，张云逸同志对他说，派你去策反敌人，比多几个师、几个旅都重要，说服了他，后来在策反敌军工作中起了重要作用。张云逸同志特别关心患病和负伤的干部。１９３９年，徐海东同志患病，张云逸同志亲自安排他治疗和休养，并派了一个加强步兵连警卫和保护。

张云逸同志工作刻苦，深入细致。他是我军的一位老一辈参谋工作者，对我军的参谋工作建树颇多。抗日战争时期，他对参谋工作作过许多精辟的报告，而且以他自己的艰苦细致的工作作风给部属作出了榜样。他对工作要求十分严格，一丝不苟，经常强调指挥员对情况要了如指掌，参谋处一定要确实弄清。起草各种文书，都要文字准确，不容含糊。他对作战、情报、机要、通信等部门十分关心，亲自找干部谈话，做思想工作，帮助解决实际困难。红军时期，张云逸同志任军委副参谋长时，是在作战局党小组过组织生活的，抗战和解放战争中，也是在参谋处作战科党小组过组织生活。

张云逸同志生活俭朴，战争年代一件汗衫常是补了又补；分给他的食物常常节省下来分给周围的同志食用；行军时用自己的驮骡帮助机关年大体弱的同志驮行李。胜利后，他还是保持着艰苦朴素的优良作风。

张云逸同志十分关心下级和年轻干部的成长，经常要求他们要刻苦学习，注意在实际工作中增长才干，接好革命的班。他的兼职逐渐减少以后，仍然注意联系群众，经常深入到工厂、农村、部队、老革命根据地去调查研究，并帮助解决实际问题。他经常看望离休干部，勉励干部发扬优良传统，鼓励青年要把共产主义事业一代一代接下去。

张云逸同志逝世十周年了，他的革命精神和一生业绩，永远留在我们的记忆中，他的高尚品质和优良作风，永远值得我们学习。

回忆张云逸　林青张云逸是我的老首长和同乡，我们都是广东省海南岛文昌县人，他家在头苑镇上僚村，与我的家文教镇相距只有二三十里路。但是，我们真正相识是在1929年广西百色起义前夕。当时，我们有11个海南岛同乡参加了这次历史上有名的武装起义。此后，我曾有几年时间在他的直接领导下工作，他那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的崇高品质、可亲可敬的音容笑貌，时时萦回在我的脑际。

（一）

张云逸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曾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在北伐战争中，他身先士卒，骁勇善战，享有较高声望。1929年夏，蒋桂战争结束后，俞作柏、李明瑞掌握了广西的军政大权，党派张云逸到广西开展革命活动，那时，我因身体不好，又痛恨军阀混战，离开了军队（原在国民党第十一军新兵教导团任见习排长），在广州住在同乡陈铣（原名陈泽农，在长征途中牺牲）家里休养。在陈铣的帮助下，我懂得了不少革命道理，向往革命。不久，我们听说广西政局发生了有利于革命的变化，决定前往南宁。陈铣先动身，他到南宁后就在我党控制的警察局工作。我与另一位同乡林镇（后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于7 月间从广州坐轮船经梧州到达南宁。之后，我于9 月中旬到右江的奉议县（今田阳县）任警备队长，在我党领导下控制该县的地方武装。百色起义后，我由奉议调到百色，分配在红七军军部经理处金柜股工作，有很多机会见到张云逸。他对经理处的工作非常关心，经常过问军费收支、被服和枪支弹药的情况，反复要求我们要廉洁奉公，精打细算，注意节约，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认真做好军需工作。我们经理处全体人员牢记张军长的教诲。百色起义后不久的一天拂晓，1000多土匪突然袭击百色城，当时、留守的部队和军直机关仅四五百人，情况十分危急。我们经理处的人立即采取紧急措施，将贵重的财物分散埋藏起来，并把部分纸币、黄金和银元分给工作人员保管，大家手里拿着枪，肩膀上背着装满法国“自由神”或中国“大袁头”银元的干粮布袋，构筑简易工事，警惕地坚守岗位，誓与经理处共存亡，经理处长张逸秋（张云逸的弟弟，后牺牲）、金柜股长云广英等都参加战斗。这时，张军长正在平马镇，他接到土匪袭击百色的消息后，心里非常焦急，立即调一个营兵力赶到百色增援，在援兵到达前，我们经过四五小时的激烈战斗，终于击溃了敌人，保住了百色，我们的钱财和军需物资没有受到任何损失。

（二）

百色起义，红七军以新型的人民军队出现在祖国的南疆。部队实行官兵政治上平等的原则，在生活待遇上，从军长、政委到每一个普通战士，都领一样多的薪饷，吃一样的饭菜，穿一样的衣服。张云逸同志不抽烟，不喝酒，生活艰苦朴素，除了因工作需要多配一匹马外，其余跟战士的待遇完全一样。他对干部、战士十分关心、爱护。有一次，他看到战士缺少理发用的剃刀，便立刻从自己的的薪饷中拿出几个银毫买了一把剃刀，送给战士们用。现在，这把剃刀保存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里，成为革命优良传统的教材。

1930年2 月间，我军在隆安与敌军激战，第一纵队政治部主任沈静斋和军部特务营营长符禄等光荣牺牲，负伤甚众。张军长亲自到卫生所看望伤员，叮嘱军医处处长吴清培，要尽最大的可能救护他们。他看到负伤和牺牲的将士，心里无比悲痛！当他得知符禄身负重伤在抬回平马途中牺牲的消息后，立即赶来与符的遗体告别，将烈士埋葬在平马镇东南方一个山坡。他参加培土后，站在墓前默哀流泪，迟迟不愿离去。

隆安、亭泗战斗后，部队撤到东兰县武篆休整了大约两个星期。这时，指战员们反映了张逸秋的一些缺点和错误，张军长知道后，对大家说：“我的弟弟有缺点错误，大家要坚决给予揭发、批评，否则，发展下去，就会给革命事业带来严重的损失！”不久，便把他弟弟调离军部，经理处处长由叶季壮接任。这件事充分体现了张军长不讲情面、刚直无私的革命精神。

1930年4 月31日，红七军主力在张云逸、李明瑞的指挥下打下贵州的军事重镇榕江，“五一”举行庆祝胜利大会。接着，部队在榕江休整3 天，随即回师右江。这段时间，部队长途跋涉，张军长十分劳累，但还经常深入基层找干部、战士谈心，关心大家政治上的进步，并亲自介绍几位干部入党。在张军长等的带动下，经理处的党员也经常找我谈心，培养我入党。这年6 月1 日，我经叶季壮和陈铣两人介绍入党，后来又担任经理处出纳科科长。张军长为我的进步感到高兴，见面时，总是对我微笑点头，脸上流露出鼓励、爱抚的神情。

1930年10月，红七军离开右江革命根据地，挥师北上。在艰苦卓绝的征途中，张军长把战士的冷暖时刻挂在心头，经常嘘寒问暖，并想了许多办法，解决部队的粮饷问题。他常把乘马让给伤病员骑，自己却坚持步行。我们离开右江向江西中央苏区进发的近10个月里，张军长一直留着长胡子不刮。大家问他：“张军长，你什么时候刮胡子？”他干脆而有力地说：“不同朱毛红军会师，我决不刮胡子。”由此可见，他的革命意志十分坚强，充满胜利的信心。

1931年2 月在抢渡乐昌河（即武水）战斗中，前头部队五十五团在邓小平总政委、李明瑞总指挥带领下，胜利地过了河，后续部队被敌炮火截断。张军长当机立断，命令五十八团和军部直属队迅速后撤，迂回于崇山峻岭之中，并妥善安置了伤病员。当时，部队的处境艰危，张军长又是独挑重担，即要全面了解和分析敌情、民情、地形等，作出正确的处置，又要深入各营、连，掌握部队的思想动向，做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他日夜操劳，顾不上吃饭、睡觉，身体消瘦了许多。我们深感忧虑，劝他说：“军长，你要注意休息，保重身体。”他乐观地说：“没啥！我自己会注意的，请你们放心！”在张军长的周密部署以及乐昌地下党宣传部长谷子元和当地群众的大力协助下，部队在坪石、宜章之间安全渡过武水，冲破敌人的重重阻击，胜利地到达湘赣苏区，与当地红军以及红七军五十五团会师，之后，在配合中央红军进行第二次反“围剿”中，打了几个胜仗，从此红七军英勇善战的声威大震。

1931年7 月，红七军到达中央苏区于都县桥头镇，与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红七军归红三军团建制，在彭德怀、滕代远指挥下，参加了第三次反“围剿”的战斗。在这之前，上级党组织调张云逸到中央军委任一局局长，我便连续几年没有同他见面。

注释：（1 ）原文共三部分，这里节选前两部分。

（2 ）林青，曾参加百色起义。原任第四机械工业部办公厅主任。

张云逸同志二三事　覃国翰张老是我的老首长，每当我回首往事时，就油然想起他。1969年我到北京中央军委办的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学习，曾经想请假去探望他，却没有实现。谁知事隔刚几年，我就接到他逝世的噩耗，心情万分悲痛，不禁流下了辛酸的热泪。现在想起来，心情还久久不能平静下来。他那高尚的品德，他那慈母般的心肠，一言难尽……

慈母凡是和张老相处的同志，无不说他有慈母之心。

1950年，广西刚解放不久，张老就要我回广西工作。当我从湖南回来向他报到时，他正准备到中南局开会，很忙，但仍然对我问寒问暖，接着就直截了当地交代了任务，说：“明天你就到右江军分区（后改为百色军分区）当司令员，我就要去中南局开会，有话回来再说。”我见首长对我如此信任，二话没说，第2 天背行李就走。

岂知，我到百色以后，情况相当复杂。军分区刚成立，百事待兴。干部配备不齐，兵力又不多，只有一个独立团，物资补充又不够。加上右江流散的散兵游勇、士匪多，工作难度大。工作了一段时间后，我就回南宁向张老会报，说“不好工作，担子太重。”他问我：“怎么不好法？”我就发牢骚地说开了：“你还不懂？抗日战争时期，我当军分区司令员，有3 个团，包括一个骑兵团，现在也当军分区司令员，只有一个独立团。土匪多，又没有干部，叫我怎么工作，打开局面？”我诉说一通之后，望着他，准备等着他训我一顿。只见他那慈祥的脸上，显得很平静，不时捻着胡子，似乎很理解我的心情，不吭声，不动人，也不板面孔，就连一点怒色也没有。等我平静片刻之后，他问我：“你看怎么办？”

“请军区解决，多给一点兵。”

“我是党委书记，又是军区司令员，也有困难呀！”

“你有困难，有中南军区上级解决，我有困难，只好找军区解决。”

张老在房子里踱步起来，然后说：“你把地委、军分区搬到田东来好不好？”我听张老这么一说，不禁震动了一下，他的话是话中有话呀，他是试探我是有决心干下去，还是把百色让给敌人。这真比打我一巴掌还厉害。我想到这里，脸上顿时热辣辣起来。我说：“不能把桂西让给敌人，我国翰没有向敌人低过头。抗日战争时期，我有困难，自己解决。现在我有个独立团，死也死在百色镇里。”他见我的气慢慢地消了，信心增强后，就说：“这就对了，有决心，就有办法克服困难啊！”停了一下，他又说：“广西是李、黄、白的老巢，土匪多，全省都还有困难，以后再给你一个团吧！”谈来谈去，还是一没人，二没钱，三没有干部。我见他已交了底，就不再说什么。他又拍着我的肩膀，似乎把我向前推了一步，我紧锁的眉头慢慢地展开了。谈完后，他叫我一起进晚餐，我说：“明天我就走。”他说：“发牢骚够了没有？还有什么话也可以到李天佑同志那里再谈一谈。”我又一阵脸红，说：“够了，心情也轻松得多了。你也有困难，但我不喊不成呀！”他哈哈大笑起来，我的若恼，顿时烟消去散。

事后，我跟覃士冕同志交谈，他说：“在新四军的时候，张老是副军长，谁要是有火气，到张老面前，气就消了。”这次我自己亲身体会到了。

让贤1952年，我从中央军事学院学习回来。这时，张老担任广西省委第一书记、省主席兼广西军区司令员，李天佑同志担任军区副司令员。

一天晚饭后，张老约我到邕江边散步。我们沿着邕江边信步，面对着波浪滚滚的邕江，我们心潮起伏，思绪万千。党把建设广西的重担委托给我们，深感责任重大。张老慢慢地说开了，他说：“现在我兼职太多，忙不过来，年纪又大了，精力有限，我想把省军区的担子让给别的同志来挑好了。”听张老这么一说，我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说：“怎么，把省军区这一摊子让出来？”

“是呀！让出来！”他毫不含糊地肯定。

“司令员，你对广西情况熟悉，工作需要你，你应该继续干下去。”我劝他说。

“不，兼职太多，容易犯官僚主义，再说，别的人也上不来，还是让年轻能干的同志来干的好！”

“那谁能胜任这个职务？”

“李天佑同志。他是红七军上来的，很有基础。”他胸有成竹的说。

“要是真的这样，李天佑行。”我同意了他的主张。

是的，李天佑同志是张老一手培养起来的。他原是红七军的特务连长，经过南征北战，在革命战争中，锻炼成长为人民解放军的好指挥员，任过军长、兵团副司令员。今天张老推荐他出来当广西军区司令员，正是很适合的人选。张老把自己培养出来的人接班，和自己平起平坐，并不认为低人一等，相反感到很光荣。他的胸怀多么宽广啊！我又问他：“这是谁的主意？”他说：“我早已反复考虑过。”原来张老时刻考虑着把革命的旗帜接过来，传下去了。这是我们党的事业兴旺发达的重要标志啊！我的脑海在翻腾，他又说：“还有你，也可以在军区司令部里多负一点责任。”我知道自己力不能及，急忙推托着说：“我不行……”“怎么不行，才干是锻炼出来的，你也是红七军上来的呀！”张老打断我的话，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下来。当晚，我一夜没睡着。

后来，经中南军区批准，中央军委备案，1952年6 月，李天佑同志担任广西军区司令员，我担任了军区参谋长。

张老自动让贤，在广西党内、军内，开创了先例。

关怀1965年冬，一个北风呼呼的早晨，突然有人来敲我的大门。我开门一看，面前站着一个70多岁的老人，他白发苍苍，两边太阳穴青筋突起，脑袋已有点摇晃了。他，原来就是张老，多年不见面，他竟然变得这样衰老了，这是为党为国分忧太多了！我连忙请他进屋里坐，一边递上热茶，一边问张老：“天气这么冷，怎么来到这里？”

“北京更冷，受不了，我要到南宁过冬，听说你们都在这里。就在这里停一停，看看你们！”

“你为我们操心太多了，你要多保重啊！”

他问我的情况，我说：“按少将离休年龄的规定是55岁，可我53岁就离休了。”他说：“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嘛，安心休养吧！”接着他说：“听说，你们这里是将军村了。”

“不能这样说吧，只有姜茂生和我是少将级。”我解释说。

“我听老百姓说的呀，你们不要小看自己，群众是尊重你们的，你们这里是将军村、荣誉村。”张老这一番话，把我说得心里暖乎乎的。喝完茶后，他看了看房子，又看看周围，口里不停地说：“不错，不错，党和人民没有亏待你们呀！”我说：“够优待的了。”他看完，就回榕湖饭店去了。临走时，叫我和几个原红七军的老同志到他那里。

下午，我和姜茂生、谭庆荣、黄超、杨维森、覃思忠等同志都去了。一进房子，暖气向我们扑来，加上好不容易才能和张老在一起，身体更感到暖和了。我们坐下来，就热烈地交谈起来，张老说：“你们没有工作，可以给年青人讲讲革命故事，也可以写点东西，教育后一代呀！”我们说：“写东西，困难不少。”他说：“我年纪比你们大，困难更多，我也要写。你们应该写一点，有病就看病嘛！”他还问我们，回农村过没有，他说：“有时间，要到农村去看一看，不要老是‘孤守城池’。”他把我们逗笑了。他的话听起来虽然很轻松，但意义极深刻，一是要我们写革命回忆录，把革命传统传下去；二是不要脱离群众，时刻关心群众生活，离休了也要密切联系群众。这就从根本上提醒了我们，要保持红军光荣的本色。他的话，至今仍在我的耳边萦绕着。当天下午，他又搞了一桌饭，请我们一起进晚餐。

1969年，中央军委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我和黄超去参加，趁机请假去探望张老。黄超得批准了，我因有“反革命”问题，未得批准。黄超去到张老那里，张老关心地问：“国翰不来？”黄超告诉他，来不了。张老知其原因，就说：“你们回农村去吧！”意思是说，林彪整你们，不相信你们，你们就回去吧！不要等着挨整，避开算了。当时张老也挨林彪整得够呛，他身体病得更厉害，连回忆录也写不成了。他和我们是患难同当的，张老是被林彪折腾致死的。他时刻关怀我们，我们更永远纪念他。

缅怀张老　学习张老　金冶吴健今年（2 ）是张云逸同志诞辰100周年。回顾张老的革命一生，我们无限怀念，无限敬仰。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曾担任新四军副军长，那时，我们有幸在新四军司令部参谋处张老的身边工作多年，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耳濡目染，深受薰陶。回忆半个世纪前，张老对我们言传身教，关怀备至，我们永记不忘。今天，海南省文昌县纪念张老诞辰100 周年活动，是一件很有意义的事。现特撰文，以表达我们对张老的深切怀念。

我们早就知道张老是一位德高望重的革命老前辈。50年代初，我们从北京到广州检查工作，在参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时，讲解员向我们介绍说：当年差点闹成“七十三烈士”的笑话。为什么？回答说：“孙中山领导同盟会发动广州起义时，原有张云逸参加，后因他又另有任务，所以幸免于难……”。从他那传奇般的叙述中，佐证了我们早就闻知的张老是辛亥革命的参与者。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由武汉迁移南昌，张云逸被任命为新四军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11月，他由皖南渡江北上，到了安徽巢湖之滨，庐江以西的东汤池（现称东池镇），位于桐城、舒城两县交界处。这里群山环抱，地形复杂。1939年7 月经党中央批准，由新四军军长叶挺主持，在东汤池正式成立新四军江北指挥部，张云逸为指挥、前委书记，徐海东为副指挥，邓子恢为政治部主任，赖传珠为参谋长，统一领导江北部队，开展对日伪军的斗争。江北指挥先后领导第四、第五、第六支队，江北游击纵队，豫鄂挺进纵队。张老到了江北，认识到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右倾错误：不敢大胆发展武装，不敢大力向敌后发展建立根据地。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到皖东后，传达了中央指示，批评王明右倾错误，指出不发动群众，不发展武装，不建立政权，做了国民党的工具。刘少奇又指出，抗战主要靠枪杆子，有了枪杆子，还要有个“家”，即建立抗日民主根据地。张老紧密配合刘少奇，扭转了皖东局面，扩大了军队，建立了政权与根据地，抵制了项英“一切经过统一战线，一切服从统一战线”的右倾错误。1941年皖南事变后，党中央发布重建新四军军部的命令，任命张云逸为副军长。1943年秋，陈毅军长赴延安，准备参加了“七大”后，张云逸代理军长，主持新四国全军的军事工作，指挥新四军各师与地方武装，坚持华中敌后艰苦的斗争，并实现从战略相持阶段向战略反攻的转变，迎来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

张老是我党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我军杰出的参谋工作者。早在10年内战的第三次反围剿斗争时，他先后担任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副参谋长，中央军委作战局长。在担任新四军参谋长时，在皖南召开的两次参谋工作会议上，他作了《参谋工作建设》的专题报告，后又在新四军第二师参谋工作会议上，作《作战参谋战时怎样工作》、《目前建军中的几个基本要求》的报告。他对司令部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业务建设、作风建设都非常重视，特别注意工作经验的总结，在每一个战役或每一次战斗后，都要求各级司令部抓紧时间认真进行总结。他根据陈毅提出的一面打仗，一面建设，“以战教战”的方针，注重在实践中不断提高司令部参谋人员的思想政治水平与军事业务素质，以及优良作风的培养。司令部原有参谋人员都知道张老是我军参谋工作的楷模，我们在他们身教言传下，学会战前、战中、战后参谋工作的基本功。“饮水不忘掘井人”，我们永远不会忘怀在8 年抗战中张老对我们的栽培。

在抗战的战略反攻前夕，张老亲自领导全军的整风运动。他率先在党的会议上作了自我批评，并在高级干部总结党的历史经验的学习阶段中，作了《王明博古宗派机会主义路线在抗战时期的具体表现及对华中各地的影响》的报告，系统地揭露和批判了王明在抗日战争中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总结了华中敌后抗战的经验教训，对提高广大干部的马列主义水平和统一广大干部的思想，起了积极的促进作用，从而为全军转入反攻打下了坚实的思想基础。

他还领导全军的大生产运动，开展根据地经济建设，在淮南根据地时，他亲自创办了“飞马牌”香烟工厂，大大增加了经济收入，解决了广大干部战士的实际困难。在军部机关的生产运动中，他处处为干部战士做表率，他亲自捡粪种菜，在房前屋后种上西红柿。他种的西红柿长得最好，每当我们年轻人经过他的家时，总要我们尝尝他的西红柿，大家吃后总是赞不绝口。他的实际行动对军部机关的生产运动起了积极的推动作用。

张老很关心部队的练兵运动，他领导第二师的战术技术训练，是全军出色的一支劲旅。为了使战士有健壮的体质，他同罗炳辉都很重视部队的体育训练，有时还指定干部亲自跳越沟渠，做得好的，当场予以表扬或奖励，进一步促进了部队的练兵和体育训练运动。他对军部机关人员军容风纪礼节很重视，机关不少人员是来自敌占区青年学生，生活比较散漫，不大讲究军容风纪礼节，他除在各种会议上不断教育外，还身体力行带头作表率。如机关有些人员见到首长迎面而来，不是躲开，便是侧身而过。为了教育他们，每当张老同这些年轻人迎面相遇时，他便先给你敬个举手礼，给他们做出榜样。

岁月流逝，张老离开我们已近20年了，但他的光辉形象，却永远留在我们心中，我们深深地怀念他，他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永远鼓励着我们前进！

注释：（1 ）金冶，原任南京军区副参谋长；吴健，中共中央党校教授。

（2 ）[ 指1992年。] 人们怀念张老　黄妙到今年[ 指1984年。]11 月19日，我们敬爱的张云逸同志长辞人世已经整整10周年了！10年来，时光在流逝，景物在变迁，然而，张老的音容笑貌仍清晰地浮现在人们眼前。曾经在张老身边工作的同志，至今都在深切地怀念着他，大家一提起他，无不表示衷心的敬佩和沉痛的悼念。

在张老逝世10周年前夕，我走访了解放初期在张老身边工作的秘书、干事、司机和警卫员。大家一谈起张老来，记忆依旧是那样鲜明，感觉仍是那样亲切。

1949年12月广西全境解放。解放初期的广西，百业待兴，千头万绪。身兼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广西省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和政委的张云逸同志，工作十分繁重，特别是当时广西的剿匪任务紧迫。张老除主持各种重要会议外，还经常深入基层了解情况。由于公务繁忙，他几乎每天都工作到深夜，有时通宵达旦。1950年元月下旬，恭城、玉林等地发生土匪暴乱，张老说：“剿匪任务迫在眉睫，刻不容缓。”他召开高级干部紧急会议，制订剿匪计划，调兵遣将。在广大军民的共同努力下，迅速歼灭了残匪，从而保证了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新生的红色政权也得以巩固。广西在剿匪中曾荣获中共中央中南局的表扬。

1950年10月下旬至11月初，广西召开了第一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那是解放后广西各族各界人民的首次集会。会议总结了解放后10个月来的工作，集中商讨了剿匪、减租和土改3 个议题，最后由张云逸同志作总结报告。过去，不少人都听说过张老，但只闻其名，未见其面。11月2 日，他在会场一出现，立即把代表们的注意力吸引住了，有的站立起来看，有的走上前去瞧。报告一结束，大家就谈论开了。这个说，张老早年就投身于辛亥革命；那个讲，他是中国红军第七军的军长。会议期间，张老宴请各兄弟民族代表，大家纷纷上前与张老握手。席间，女代表饶梦祥斟了满满一杯酒，怀着敬佩的心情，走到张老身边说：“张主席，我敬你一杯！”接着，“我代表苗族人民敬张老一杯！‘”我代表瑶族……“一个接一个上前敬酒，欢快的笑声夹杂着热烈的掌声，震荡着宴会大厅。大家对张老的敬佩之情，溢于言表，此情此景，同志们至今回忆起来，宛如昨日刚发生似的。

张老十分注意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对一些知名人士的来信、来访，他总是那么严肃、认真、热情地处理、接待。他常常亲自阅读来信，亲自接待来访，细心倾听各方面的意见。对某些信件，他口授秘书廖荣铿同志作复，有时还亲自执笔。起初，在张老身边工作的工干事感到不理解，张老说：“这是我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在民主革命时期，共产党人出生人死、流血牺牲，各民主党派和无党派民主人士对革命也给予同情和支持，有的多次资助过革命，也有的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我革命同志。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我们怎能忘记他们啊！何况，还要团结他们一道建设新广西呢！”凡以张老名义写的复信，他都要求秘书注意语气谦和，态度诚恳，字体端正。

张老度过了几十年的戎马生涯，他不仅关心部队的同志，而且关心广大群众。一有机会，他就深入群众，了解情况，体察民情。1950年冬，张老乘车往柳州，当汽车到达大塘附近时，路边遇到两个农民在打柴，张老叫司机陈宝桂停车。身边的警卫员看到那两人手上都拿着砍柴刀，怕张老不安全，忙劝道：“首长，不要停车了吧！”张老不听，他走下车来，亲热地和他们打招呼，拍他们的肩膀，询问他们的生产、生活情况。他们不知张老是谁，只见他和蔼可亲了，也就无拘无束地谈了起来。在一旁的警卫员见了，一再催促：“首长，不要谈了，还是快赶路吧！”张老说：“你不懂，别管。”好不容易等张老上了车，警卫员才悄悄对张老说：“这两人很可能是土匪。”张老回答说：“不对，他们是老乡，你不懂看人。”汽车开动了，从车窗往外看，只见那两位老乡仍站在原地，目送汽车很远很远。

张老住南宁市桃源路3 号时，常到群众中进行“家访”。警卫员说：“：首长常‘乱跑’，又不带我们去，真叫人担心。”1950年一个寒冷的冬夜，警卫员庄宝玉值班时，发现张老突然“失踪”了，问秘书、司机，都摇头说不知道。庄宝玉慌了，连忙到处打听，好不容易才在附近一个居民家中发现了他。事后，警卫员提意见了：“首长，你独自一人到处走，出了事怎么办？”张老除对大家表示歉意外，还耐心地说：“他们都是我们的群众，不接近怎么行呀！”

大家在回忆张老生平时，还列举了不少事实，说他堪称遵守制度、以身作则、廉洁奉公的模范。解放之初，实行供给制，张老吃小灶。有一次，炊事员把饭菜一端上桌，张老立即把爱人和孩子叫走。炊事员说：“算了，首长，让他们一块吃吧！”张老认真地说：“不！要按制度办事。”张老的小儿子小广东童年时代特别爱坐汽车，一天，他上保育院，叫司机陈宝桂开车送去，回来时，张老问司机：“你开车上哪儿去了？”“送小广东。”“这么近，不能走路去吗？”从那以后，司机再也不敢私下开车了。

同志们最难忘的是张老关怀体贴部下的炽热心肠。凡在张老身边工作过的人，都讲我们不愿离开他。临时给张老开车的司机范光明听说张老要走，不带他去，流着眼泪说：“首长太好了，我要跟他去，再苦再累也情愿。”张老的小儿子可以入托了，保姆吴阿姨对张家恋恋不舍。警卫员庄宝玉也曾对张老表示：“首长，我一辈子都跟你就好了。”张老问：“你是党员吗？”“是。”“是党员，就要考虑今后为党、为人民多做工作。老是跟着我，以后能独立工作吗？”张老只让跟他3 年。尽管他不让跟，可大家还是想跟。同志们怎能不眷恋他呢！身兼要职、公务缠身的他，仍不忘关心大家的学习和生活。警卫连的一个班长病了，张老一夜来看望两次。警卫人员中，不少人没上过学。张老多次劝告：“解放了，我们要管好国家，没有文化怎么行！”他掏钱给大家买书、买本子。当时，警卫员李项德、庄宝玉一字不识，听说要学文化，心里直嘀咕：“我们当警卫员的，枪打得准就行，认字干吗？”而张老抓大家的学习却很认真。一天，庄宝玉正在值班，张老走了进来，问：“小庄，你的练习本呢？快拿来给我看！”宝玉推说正在值班，张老坚持要他去拿来。小庄忙连忙回屋拿本子，因本子还没写姓名，他急匆匆把名字写上给张老送去。张老一看，不由得笑了起来：“你叫什么？”“叫庄宝玉呀！”“你看看，上面写的是不是宝玉？”小庄定睛一看，自己也忍不住笑了。原来，他在匆忙中把庄宝玉写成了“庄宝宝”。在张老的督促下，大家每星期要交一次作业，由张老亲自过目。他看完作业，常鼓励：“很好，有进步。”写错了字，当即指出。所以，同志们学习都很有长进。庄宝玉在回忆这段学习生活时，无限深情地说：“我学文化就是在张老身边开始的，如果不是他严加督促，可能我至今仍大字不识一个哩！”

张老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黄荣韦纯束骆明廖联原纪念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张云逸诞辰一百周年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曾经在他直接领导下工作，亲聆他教诲的老干部、老战士，怀着无比深厚的感情，缅怀他光辉的一生，高尚品德和这位严父慈母般的革命老前辈。

大将风范光辉一生张老原名运镒，字胜之，1892年出生于海南文昌县一个贫苦的家庭。他高小毕业后到县城及广州当工人，到黄埔陆军小学学习时加入同盟会，毕业后，先后参加1910年广州起义，担任炸弹队队长。陆军速成学校毕业后任排、连、营长，参加反袁和陈炯明之役。曾任揭阳县县长、旅长。1926年北伐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1926年11月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7 月受党的派遣到南宁从事兵运工作，在中央代表邓小平领导下，以俞、李政权的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南宁警备司令的名义，率部运军火到百色，发动百色起义，任中国红军第七军军长，开创了右江革命根据地。1930年末至1931年春，与邓小平、李明瑞率广西子弟兵7000人小长征去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转战佳、黔、粤、湘、赣五省沿途遭国民党军截击、围堵，艰苦卓绝，英勇作战，终于战胜顽敌，保存了2500名红七军精锐，与中央红军会师，得到毛泽东和朱德接见，备受赞扬，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委员。1931年底任中央军委作战局局长，后又担任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对粉碎国民党围剿作出贡献。长征时，任中央纵队先遣队司令员，率侦察队先行，侦察敌情，参与拟订作战计划，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作出重大贡献。1935年10月到达陕北后，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任西北军委办事处参谋长。1936年4 月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渡河东征抗日，任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先锋军副总参谋长兼任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回师提供了保证。1937年末，任新四军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对组建新四军起了重大作用。1939年5 月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统一指挥新四军江北部队。1941年1 月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并兼淮南军区司令员，对发展新四军和扩大淮南抗日根据地功绩昭著。1943年底至抗日胜利，代军长陈毅去延安期间，由张老主持新四军工作，积极向江南发展。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华东军政大学校长，为支持解放战争作出努力。1949年9 月22日，中央任命张老为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同时，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

他在北京和宋庆龄见面时，互认同乡，握手致候，张老亲切称她为“妹妹”，宋庆龄高兴地说：“我为有你这样的哥哥感到荣幸，共同为建设新中国、新家乡出力吧！”张老返回广西后，兼任军区司令员、政委、政协主席，并任华南分局第二书记、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主持广西全面工作，领导剿匪、建立和巩固各级政权、恢复和发展生产、土地改革等社会改革运动，使广西面貌发生极其深刻的变化。张老年登花甲，积劳成疾，毛泽东主席亲自写信，要求张老治病休养。1952年秋赴苏联疗养，次年归国，在中央工作。1955年9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在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均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以后，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年老体弱，仍深入各地视察、检查工作。1974年11月19日，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邓小平同志在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致悼词说：“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主席、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坚定不移统战楷模张老执行党中央的方针路线是坚决的，他一生从事武装斗争，转战南北，身经百战，在历次战争中，他无所畏惧，沉着指挥，英勇作战，克服种种困难，争取胜利。从红七军到中央红军长征，从新四军到解放战争、广西剿匪，张老在军事上的成就卓著，不庸我们赘述了。

这位独当一面的大将军，曾经是我党发展统一战线与国民党政府和各地方实力派谈判并完成重大使命的代表，对统一战线作出了重大贡献。

1933年冬，张老被派为中华苏维埃政府的代表，与十九路军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谈判，签订协议，团结抗日反蒋，任中共中央驻十九路军军事联络员。

1937年4 月，他随周恩来去西安参与同国民党谈判，去西安时，与周恩来副主席同乘一辆卡车，在离延安35公里的崂山遭遇匪徒袭击。张老命警卫人员保护周副主席撤离，自己带11名战士猛冲过去与敌激战，周副主席脱险回延安，警卫人员大部分牺牲了，张老指挥部分战士与敌两百余人苦战，半夜才撤回延安，化险为夷。5 月，他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到香港，开展华南统一战线工作，联络爱国民主人士，共商抗日救国大计。6 月抵桂林，与李宗仁、白崇禧商谈，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刘湘代表会谈，同他们达成团结抗日协议。他在桂林时3 次向毛、周、朱用电报汇报请示，得到中央的肯定和赞扬，中央电示，同意他的活动方针，并作了具体指示。6 月26日，又将与桂系当局及四川代表拟定的团结抗日7 条纲领草案电报毛主席。次日，毛泽东复电：“纲领草案是对的，我们赞成本此去做，并促请桂方和粤、港、沪各方也努力去做。”

“七。七”抗战爆发后，张老与李宗仁商谈，李通电支持抗战，并请张老留桂磋商抗日事宜。毛泽东电示张老：为促蒋抗日，各方面应表示拥护南京政府抗日，不可有牵制之意，并要求张云逸以后仍来往粤桂港之间，督促李宗仁、白崇禧出兵抗日。白崇禧飞南京见蒋介石，就任副总参谋长，李宗仁任第五战区司令长官，并派桂系廖磊等两个集团军到上海投入抗战。以后张老又到广州与余汉谋多次谈判，余同意国共合作抗日，得以在穗建立八路军办事处。我党对桂、粤、港、川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成绩昭著。

1938年底，张老到安徽金寨县，与安徽省政府主席廖磊谈判省政府对新四军供给问题。廖表面很尊重张老，但他限制新四军活动范围，欠饷半年不发，见面时廖说：“两广老乡，有失远迎，失礼失敬。”张老说：“我是来讨新四军军饷的。”张老又说：“你是省主席、二十一集团军总司令，为什么要住大别山，不住安庆、合肥呢？蒋介石为什么要住重庆，不住南京、上海呢？就因为抗日力量不够嘛！你不给我们发饷，叫我们怎么去打仗？你限制我们在津浦路以西15公里内活动，叫我们如何出击日寇呢？”廖磊不得不立即支付法币4 万元，子弹2 万发。张老派黄荣去领款，叮嘱说：“你要讲几句白话，老乡，大家都是广西人，帮帮忙吧！”对方派警察和马车，护送军晌到了张老住所。廖磊还答应新四军可向淮南及津浦路南段活动；同意成立江北游击总队；新四军四支队军饷由省政府拨给。1938年廖病逝后，继任者李品仙配合蒋介石发动第一次反共高潮，向新四军进犯，张老指挥江北新四军坚决还击，歼灭其2000余人。然后，张老出面谈判，形成以津浦路为界、东西分治的有利局面。

1949年秋末，张老邀请在港、穗的爱国民主人士回广西参政。一起从广州同船返桂的有知名人士雷沛鸿、陈此生、陈良佐、雷荣珂、莫乃群、陈雄，还有王力教授和他的儿子秦似同志。随后，李任仁、吕集义等先生也由北京回广西任职。反袁宿将、广东军政府的军长林虎，也被邀请来南宁参政，参加土改，后任政协副主席。张老要求有条件的县都有一位爱国民主人士任副县长，加强统一战线工作。

关心广西　建设广西张老对广西有特别深厚的感情，把广西当作自己的“第二故乡”。解放前，他关心广西各族人民的翻身解放。解放后，又时刻关心广西的建设和人民的疾苦，孜孜不倦地工作，人们都以为他是广西人。

早在1945年抗日战争刚胜利结束，新四军军部还在山东省临沂的时候，张老就和军长陈毅按照中央指示精神，派遣廖联原、黄传林回广西开展地下党工作和武装斗争工作。廖联原毫不犹豫地接受任务回到广西家乡开展工作。

1949年秋，中央决定派张老回广西主政，亲自动员一些在华东工作的广西籍干部如黄荣、贺希明、骆明、廖联原等同志回广西工作。他们在华东工作多年，工作都比较顺利，工作条件也比较好，如黄荣当时担任华东电讯管理局副局长兼上海市电讯局局长，工作条件较好，是否回广西正在犹豫。张老亲自耐心地做他们的工作，说：“人家东北都支援广西，你是广西人，怎么不回去？”几句中肯的话，说得他们心服口服，便愉快地回广西。接着，张老便动身从上海回广西。和他一起回来的还有雷经天、贺希明、骆明等。到了广州，他就发特急电报给在桂中游击支队司令员廖联原，叫廖到梧州，并令其带身边的部队集中到桂平江口待命。廖到梧州时，张老和他亲热如故，问寒问暖，叫人拿来新军装给廖换去破旧衣服，对廖大加赞扬，说廖搞得不错，3 年来没被敌人吃掉，反而搞起几千人的队伍。指示廖部编入正规军，参加剿匪、反霸、土改等。张老还当即拨款，给廖装备部队，并决定骆明留下任梧州行署专员，迅速成立各县政府，发动群众、征粮剿匪，支援解放军解放海南。廖联原随同张老乘轮船离开梧州。到桂平江口时，正是1950年元旦，张老上岸热情慰问桂中支队，在向指战员讲话中充分肯定桂中支队艰苦奋斗取得的成绩，勉励大家向解放大军学习，更好为人民服务，要彻底消灭国民党残匪，巩固政权，发展生产，改善人民生活。张老还召开连级以上干部座谈会，强调要认真贯彻执行党对新区政策，并请全体指战员会餐，共度元旦。大家深受教育和鼓舞。

广西是革命老区，比较贫穷落后。张老在制定政策上坚持从实际出发，加快广西经济建设，改善人民生活。广西刚解放，百事待兴，张老深深懂得“恢复经济首先要恢复交通”的重要。1950年春节，张老不休息，召来负责交通和公路工作的黄荣商量“凡是未通汽车的县城都要通车”的问题。邕江第一座大桥兴建时，张老已离开广西去治病，但他仍关心支持。当时黄荣和韦纯束负责建桥工作。从城建长远考虑，大桥设计长800 多米，宽24米。国家计委只给数百万元包干，不够用。张老主张募捐，又帮助去找国家计委解决，广西终于建起当时全国桥面最宽的第一座邕江大桥。3 年困难时期，韦纯束到京开会，去拜访张老，张老深夜接见，吩咐韦要帮助百色、河池地区修公路，还要韦把他的话原原本本地转告韦国清主席，要解决少数民族地区人畜饮水困难问题。韦国清很快在韦纯束转告张老意见的信上批字，要办公厅通知民政厅、水电厅、计委等部门提出计划，具体落实。南宁吴圩飞机场的兴建，张老也付出心血，在征地、搬迁、用水发生矛盾的关键时刻，他在韦纯束陪同下，亲自去吴圩乡，说服教育干部群众“局部服从整体利益”，矛盾很快得到解决。此外，老虎岭水库、良凤江水库的修建，张老都亲自过问，并不辞劳苦到水库视察指导。解放初期，张老也曾在郑少东陪同下，多次到邕宁县五塘乡看望农民，召开农民座谈会，研究农村如何发展生产和建设问题，并和工农代表合影留念。

张老虽然离开广西，但对广西仍十分眷恋，每隔几年都要回来看看，越是在困难的时候，他越想念过去为革命牺牲的烈士和艰苦奋斗的各族人民。解放初期，他就派黄荣、覃应机作代表去看望老区人民。1960年，年近古稀，头发斑白稀疏的张老，穿着大将服，风尘仆仆，专程从北京回来给韦拔群烈士扫墓。他由衷地说：“像韦拔群这样的民族英雄、党的优秀儿女，我们不能忘记啊！”扫墓回来后，他又在南宁住了几天，讲述广西红七军和苏维埃的创立和发展情况，成为研究广西党史军史的珍贵资料。1965年冬，张老回广西，又到桂林干休所看望原红七军的几位老战士，并请他们到榕湖饭店共进晚餐。他勉励同志们离休以后，不要“孤守城池”，脱离群众，应多到下面看看。他还吩咐同志们多写革命回忆录，教育后代，提醒大家要保持红军的本色。

张老即使在晚年，还为广西的建设出大力。1965年，正是援越抗美，要紧急修国防公路，而民工修不快，质量又不高，区党委派黄荣到中央求援，张老给予大力支持，打电话给中央有关部门，得到谷牧同志的重视，有关部门拨给了几十台机械设备，几十万元，还调了两个团来支援修路。张老交代黄荣说：广西要修水利，发展农业、要抓粮食、抓蔗糖生产，多搞农业机械，扶持山区生产。这些话，对加快改革开放的今天仍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直至1973年，张老病重，还吃力地对黄荣说，希望广西工农业生产赶上全国先进水平！这是张老对广西各族人民最后的衷心遗愿！

如今，广西经过十多年的改革开放，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张老的遗愿大部分已化为现实，张老可以安心地安息了。未实现的，广西各族人民将继续为之而奋斗！

爱兵爱民　亲如严父慈母张老爱人民、爱战士、爱护干部，就像慈祥的母亲一样。但如果干部的工作出了毛病，他毫不放过，严格批评，耐心教育，促使改进。

百色起义前夕，黄荣从凤山县苏维埃送钱到百色作为起义经费，他是县常备连指导员，张老接见黄荣时和蔼地问“你家有几口人呀？”“什么时候参加游击队，打过仗吗？”“你们干些什么工作，群众拥护吗？”黄荣一一作了汇报后，要求留下来当兵。张老问：“你读过书吗？”“高小两年。”张老安排黄荣到经理处（后勤部）当文书。一年后，调到张老身边当警卫队员。小长征到广东乐昌河边，军部和五十八团700 余人过不了河，和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的大部分指战员失去联系。撤退上山时，黄荣扶着疲乏的张军长走路，马已给伤员骑了。张老说：“由于敌人封锁，我们过不去，已面临严重困难。但我们有党的领导，一定能克服困难，一定要过河，找到五十五团，和中央红军会师。”张老带领这支红军，在上游渡河。在湘赣边界的山上，天气很冷，有个战士把农家茅棚草扯下来烧火取暖，张老看见就严厉批评，命令战士割茅草，给这一家修好房子才走。快进入苏区时，张老见大家头发很长，衣服很脏，他叫警卫连长李天佑买几把剪刀，让大家剪发，下河洗澡洗衣服。有两团地方反动武装追击我们，张老说：“要打个胜仗，才能建立威信。”他下令“李天佑，把这个山头夺过来！”李说“可以！”带着手枪连，一个冲锋打垮了敌人。不久，与李明瑞总指挥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了。张老生了病，随军治疗休息。在安福县，他带病和李明瑞指挥消灭敌军一个团，缴枪1000余支。红七军在兄弟部队配合下，在河西粉碎了敌人的“围剿”。1931年7 月在于都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一部分。

毛、朱二位亲切接见了李、张两位。中央军委给红七军特授了“转战干里”的大锦旗。第三次反“围剿”中，李、张率红七军在东固全歼逃敌五十二师。黄荣被派到三军团学无线电。长征到了道州，张老见到黄荣，便亲切地叫：“黄荣、黄荣！”下马来看看他发肿的双腿，叮嘱说：“黄荣呵，征途遥远，保护双脚！”一别又是两年，1937年初，在延安任电台报务员的黄荣到窑洞去探望张老。张老说：“你学无线电很好嘛，毛主席说无线电是千里眼顺风耳，你要精通业务，更好地为革命服务。”1938年11月，黄荣奉命到新四军工作，跟张老到江北去，由一个营护送。张老对黄荣说：“电台通讯工作很重要，要保持和中央的联系，失去联系就会迷失方向。”皖南事变后，张老任新四军副军长兼二师师长，驻来安县莲花塘村，黄荣任通讯大队长。张老亲自给黄荣介绍对象，把舒平从供给部调到电台来做文化教员，在他俩的结婚报告上亲自签批：“祝你们做一对革命的伴侣。”婚礼只在机关加点菜，张老夫妇来了，说：“希望你们革命感情加爱情，结合在一起。”关怀无微不至。

1946年，新四军北上山东时，有些同志舍不得苏北鱼米之乡。张老动员时说：“我们丢了一个李果，换来一个大苹果，何乐不为。多则五年，少则三载，全国都是我们的，还舍不得走么？”经张老谆谆教导，大家高高兴兴北上了。

张老回广西途中，对随行的同志反复谈话，特别关心广西地下党的同志，他说：“广西地下党的同志在极端困难的条件下长期坚持斗争，有一段时间曾经与中央失掉联系。这么困难的情况下，仍能坚持下来，是广西一支重要的革命力量，你们算是南下干部，一定要同他们团结，依靠他们工作。他们有什么困难，要关心帮助他们解决。”他还要求地下党的同志同南下干部亲密团结，互相帮助，互相学习，取长补短，大家都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共同建设广西。

张老戎马生涯，转战万里，自己生活总是那么艰苦朴素，平易近人，作风民主，与人民同甘共苦，爱人民、爱战士、爱护干部，像他这样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的大将，使人们终生难忘。

注释：（1 ）黄荣，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大常委会主任；韦纯束，原任中共广西壮族自治区委员会副书记，自治区人民政府主席；骆明，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人民政府副主席；廖联原，原任广西壮族自治区政协副主席。

中华民族精英　共产党人楷模　张爱萍张劲夫莫文驿一今年8 月10日是张云逸同志的诞辰一百周年。我们曾长期在他领导下工作，谨以无限崇敬的心情缅怀他革命一生的光辉业绩和高尚品德，以为自励，并励来者，作为对他百年诞辰的纪念。张云逸同志一生追求革命，从一个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为自觉的坚定的共产主义战士。

他出生在海南文昌一个贫苦农民家庭，童年即参加劳动，后随同乡军官当勤杂工。少年时，正值清廷腐败，帝国主义加紧侵略。1909年10月，他在广州黄埔陆军小学秘密加入同盟会，献身于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先后参加了1910年广州起义、辛亥革命黄花岗之役和攻击两广总督府之役。在攻击两广总督府的战斗中，担任炸弹队长。中华民国成立以后，进虎门广东陆军学校深造，1914年毕业后，赴海南岛北洋军队中进行反袁工作，任排、连长。继到粤军任营长、参谋。陈炯明背叛孙中山，许崇智占领潮汕时，他任揭阳县长。后任许部旅长，参加讨陈东征之役。1925年，粤军编为国民革命军，他随军参加二次东征和北伐，屡立战功。1926年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

中国共产党的彻底民主革命纲领，共产党员在北伐中的英勇牺牲精神，使他深受教育。他阅读了《共产党宣言》等马克思主义著作，觉悟到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推翻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中国的统治，使劳动人民获得解放。1926年11月，他在武汉加入中国共产党，时年34岁。他说过：“我入党时年龄已经很大，薪俸相当高，我是为了解放劳动人民才来入党的。”从那以后，他由激进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者转变成了自觉的共产主义者，抱着坚定的理想、信念，坚持革命斗争，始终不渝，奋斗终生。

他在白色恐怖下，坚持开展党的秘密工作，在隐蔽斗争和武装斗争的战场上，冒险犯难，百折不挠。

1927年冬，他准备配合地方党发动琼崖武装暴动时，在海口遇险，逃脱虎口到上海找到党中央。1928年8 月，中央军事部长杨殷向他转达中央决定，派他赴广西进行兵运工作，面对全国处于革命低潮，敌人对革命者进行残酷镇压、屠杀的形势，和未来千钧重担的任务，他无畏地、毫不犹豫地表示：“完全服从组织的决定。”

张云逸在广西进行兵运工作不久，在邓小平领导下举行了百色起义，以后率红七军转战千里，终于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合，表现出张云逸英勇无畏的革命精神和军事才能。

1940年，张云逸的妻子韩碧同志携幼子远之，从新四军军部赴江北指挥部途中，在安徽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部队扣押，企图以人质向我施加压力。正在前方指挥皖东反顽自卫战的张云逸闻讯后，处变不惊，不为所动，一面向蒋介石、李宗仁提出抗议，一面继续指挥作战，狠狠打击敌人，表现了共产党人无私无畏的高风亮节，终于迫使国民党将韩碧母子释放。

二他参加了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革命战争的全过程。在长期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在建立革命统一战线，加强党的建设中，造就成为有深厚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理论基础和无产阶级战略策略修养的优秀的革命领导人。他有组织和领导群众进行革命斗争，开创革命局面，领导建军、治军和指挥作战的精湛艺术才能，丰富的革命斗争经验。

他为我党建军作出了重大的贡献。大革命中，他在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任参谋长。为使我党掌握武装，1927年向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力荐共产党员卢德铭任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长，后来卢率部参加秋收起义。在张云逸的秘密支持和掩护下，二十五师大部分人员由李硕勋、周士第率领参加八一南昌起义。

他是百色起义和红七军的重要组织者之一。在第一次蒋桂战争中俞作柏、李明瑞从桂系中分化出来，控制了广西局势。张云逸7 月到南宁工作，9 月开始在邓小平领导下争取俞、李和准备武装起义。经过党组织的活动，张云逸出任南宁军官教导总队副队长，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调离了在这两支部队中的反动分子，建立了秘密党支部，掌握了各级领导权。以后利用俞、李出师反蒋失败的机会，获得兼任南宁警备司令接管省军械库的大权。10月22日，同邓小平率队到达百色。后同中共右江特委和农民土地革命武装相结合，消灭了反动的广西警备第三大队。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于12月11日宣布百色起义，成立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任军长、前委常委。同时成立右江工农民主政府，建立了包括十多个县的右江革命根据地。后来，李明瑞在邓小平、张云逸帮助下加入中国共产党，任红七军、红八军总指挥，成为优秀的共产主义战士，著名的红军指挥员。

百色起义后，张云逸、李明瑞率部给予向左右江革命根据地反扑的桂系军阀重创后，留部分部队坚持斗争，主力转移至黔桂边境开展游击战争。4 月下旬攻克榕江，全歼守敌。尔后回师右江，重占百色。继又解放恩隆、奉议、思林、果德、向都、恩阳等县，以土地革命为中心进行根据地建设，扩大红军。11月，红八军从龙州撤出的部队和红七军合编为红七军。尔后，韦拔群率少数人员回东兰坚持斗争。1931年1 月，红七军转移至湘粤桂边界，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向湘粤赣发展。7 月间东渡赣江，在于都桥头圩与中央红军胜利会师。不久张云逸在瑞金壬田寨受到毛泽东和朱德的亲切接见，当选为中华苏维埃中央政府执行委员，红七军得到了中华苏维埃授予“转战千里”锦旗的奖誉。

百色起义在我国南疆建立了工农武装割据的重要革命根据地，扩大了红军，进行了土地革命，为中国革命和武装斗争的历史，谱写了光辉的篇章。

他在长征中出色地完成了进军川黔、突破乌江等计划组织工作。1931年底，张云逸调任中央军委作战局长。此后，又担任副参谋长兼作战局长。1934年底，长征中红军向贵州进发，他率侦察队先行，保障主力占领黎平。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接受毛泽东的主张，放弃原定北上湘西与二、六军团会合的计划，决定西渡乌江北上。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投入进军川黔的计划组织工作，部队迫近乌江时，他亲自勘察地形、选择渡口，完成组织突破乌江任务。1935年1 月，他率工兵部队架设江界河浮桥，保障一军团主攻部队和中央军委直属部队渡过乌江，甩掉国民党“追剿”纵队，占领遵义。遵义会议后，在毛泽东正确军事路线指引下，红军摆脱了被动局面，走向胜利。后来，他回忆说：“什么是大事？部队过乌江时，毛主席指示去架桥，架桥便是大事。”他把这个在特定条件下的战术任务，提到军事家的战略视角和政治的高度，抓住了军事问题的本质。

长征到达陕北后，张云逸协助周恩来、叶剑英主持后方工作。1936年4 月，红一方面军与陕北红军渡河东征后，张云逸在兼任渡河司令员的工作中，为东征部队回师陕北，提供了有力的保证。

他多次圆满地完成统一战线的重大使命。1933年冬他奉派为中华苏维埃政府代表，与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后建立的福建人民革命政府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与交通条约》，后任中共中央驻十九路军军事联络员。1934年，福建事变失败后撤回。1937年4 月，随周恩来到西安，参与同国民党谈判的中共代表团工作。5 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抵香港，开展华南抗日统一战线工作。6 月，到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会谈，又经李宗仁介绍与四川当局刘湘的代表会谈，最后同他们达到协议，拟定了关于团结抗日的七条纲领草案，得到了毛泽东的肯定和赞扬。以后，又到广州同余汉谋谈判，促成余同意国共合作，全面抗战，在广州设立八路军办事处。

他在新四军的组建中，起了重大的作用。1937年10月，中共中央与国民党达成协议，将南方红军游击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他受命任参谋长兼三支队司令员。建军之初，他曾代表中共中央到澳门迎接叶挺出任军长；先期到武汉、南昌参加组建军部；到福建向红军游击队传达党中央关于南方游击区域保存革命战略支点及部队改编后坚持共产党领导等指示；与国民党福建当局陈仪谈判，解决福建各地游击队改编北上集中等问题；并亲率叶飞、胡荣等部到达皖南。他四处奔波，为新四军组建成军而卓著勋劳。

他为贯彻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开拓了江北抗日局面。1938年11月，他到江北贯彻党中央关于新四军向东向北发展的方针，后任江北指挥部指挥，统一指挥皖东、豫皖苏部队。先是推动四支队东进，以八团为基础成立五支队，扩编江北游击纵队，逐步形成了四支队以淮南路东津浦路西、定远藕塘为中心的路西游击区；五支队以津浦路东来安半塔为中心的路东游击区和江北游击纵队，坚持皖中游击战争的战略布局。实现了北与八路军，东与新四军苏北部队打通联系的任务。

1939年11月，刘少奇同志经豫皖苏游击支队到达江北指挥部，统一中原党政军领导后，张云逸组织部队粉碎了日伪顽军多次“扫荡”和进攻。1940年3 月，挫败了李品仙、韩德勤向我津浦路西、路东的进犯。先集中主力于津浦路西，攻克定远城，取得反桂顽作战的胜利，继指挥四、五支队和向路东增援的挺进纵队，苏皖支队，开展以半塔为中心的反韩顽自卫战，从而取得了皖东反顽自卫战的全胜，这就是新四军战史上著名的“半塔保卫战”。这是第一次华中反顽作战的重大胜利，成为开创淮南抗日根据地关键的一战。

张云逸在领导皖东抗日斗争中，在政治上把蒋系、桂系区别开来，对桂系采取一打一拉、又打又拉的政策。他拒绝李品仙要我四、五支队南调的无理要求，进行针锋相对的斗争，受到毛泽东的赞扬，誉为统一战线中坚持独立自主原则的一个好例子。

他把淮南抗日根据地建成为巩固的华中后方。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军委命令重建新四军军部。张云逸任副军长兼二师师长，并兼淮南军区司令员。从此，淮南抗日根据地进入了巩固、发展的时期。在他的领导下，建立和完善了部队的统一组织指挥，大胆放手扩军；在创造主力兵团同时，抽调主力部队骨干，加强地方武装；建立了淮南行署、路西专署各县政权机构和群众抗日团体。到1941年底，淮南津浦路东、路西地区面积发展到2241平方公里，人口近700 万。地方的财经、税收、生产建设都有很大发展，部队供给得到了有力保证。他领导淮南军民贯彻生产自给方针，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还在财政、粮食等方面，支援了兄弟根据地。后来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也都迁到了淮南地区。

他审时度势，主动地做好抗日大反攻的准备，迎来了反攻的胜利。1942年11月，张云逸到军部协助陈毅代军长工作。1943年陈毅去延安，张云逸代理主持全军军事工作。他根据抗日游击战争处于积极防御阶段，我军总任务是粉碎敌人“扫荡”与“清乡”，坚持敌后抗战，巩固根据地，聚积力量，准备反攻等实际情况，连续组织各根据地反“清乡”斗争，并开展减租、减息、发展生产、整训部队，从思想上、组织上、物质上、军事上做了反攻的准备。

1944年春、夏，他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组织部队配合四师的西进行动。经4 个月连续作战，淮北根据地扩大了一倍，延伸了继续西进的阵地。同年冬，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1945年二三月间，他组织粟裕、叶飞率部渡江南下，与浙东、苏南部队合编成立苏浙军区，多次取得了粉碎日伪军进攻和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我在江南的反攻前进阵地。日寇投降后，他部署新四军部队举行反攻，至1945年9 月2 日止，解放县城32座，占领了大江南北广大区域，使华中解放区连成一片。抗战胜利后，他组织领导了新四军部队的北撤和新四军同山东军区的合并。

他在主持华东后方工作中，忠实地全面地贯彻人民战争的指导思想，为保证解放战争的胜利，建树了不可磨灭的功勋。抗战胜利后，他组织了以备战为中心的各项工作。1946年内战全面爆发后，他部署指挥山东北线的自卫战，打破了敌人半个月打通胶济铁路的计划。组织地方武装配合野战军作战，发动了广泛的人民战争。他领导地方武装和民兵建设，组编地方部队升级为野战军，为前方源源不断地补充兵员。他呕心沥血、日夜操劳，同邓子恢、张鼎丞同志一起，组织了千百万人的支前大军，提供了数十万野战军的作战物资保障，车轮滚滚，直至战淮海，渡长江以后，气势磅礴，规模之大为中外战史所罕见。

张云逸在他一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从来都是以军事从属于政治的观点，从政治、经济、文化等多方面互相关联的整体上去了解和把握军事问题，一贯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把革命军队建成铁的党军，要为党的政治路线而斗争。一面打仗，一面建设，建党、建政、建军一起抓。他治军有方，既抓前方作战指挥，又抓后方保障建设。他在武装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的统一战线工作经验，在阶级斗争政策策略的运用上得心应手，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三张云逸同志党性坚强，始终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堪称共产党人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的楷模。

全国解放以后，张云逸同志是广西党政军的主要负责人，还参加了中南和华南的领导工作。他为领导清剿土匪、土地改革、城市民主改革和其他社会改革，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推进民族区域自治等做出了贡献。1952年以后，积劳成疾，在毛主席关怀下离职休养。毛主席曾亲笔函嘱：“视身体情况许可酌量看些文件，参加一些党的和国家机关的会议。”1955年，张云逸同志被授大将军衔。1962年，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他还是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国防委员会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委员。即使在养病期间，他也一直保持着和人民群众的联系，深入实际，调查研究，经常访问工厂、农村、部队和老革命根据地，重视信访工作，倾听群众呼声，帮助解决实际问题。文化大革命中，他反对林彪、“四人帮”反革命集团篡党夺权的活动，坚持实事求是的原则，惦念身处逆境的战友，，担心党和国家的前途。1974年11月19日，张云逸同志在北京逝世。在他病重弥留之际，刚刚恢复工作的邓小平同志来到医院看望，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是老战友，相识45年啦。”他当时说话已经困难，但也紧紧地握着小平同志的手，颔首示意。他逝世后，小平同志于11月25日，代表党中央致悼词，指出：张云逸同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他的逝世，“是我党我军的一大损失。”

张云逸同志的高尚品德和优良作风，我们永远难以忘怀。

他有坚强的党性和高度的组织观念，从不计较个人得失，职位高低。他对创建红七军有功劳，但两次调离红七军领导岗位，他都十分自然地服从调动，真正做到了党叫干什么就干什么，叫干就干，叫走就走。他一生服膺毛泽东的政治路线、军事路线的正确领导。偶有工作失误，从不推诿回避，都是认真进行自我批评。解放初期，广西剿匪虽已取得很大的成绩，但是中央根据当时的形势，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批评和更高的要求，张云逸同志立即代表省委进行自我批评，调整部署，采取有力措施，取得了剿匪斗争的重大进展。毛主席致电张云逸同志称：“广西工作大为开展，”“成绩甚大，我及中央同志都很高兴。”他遵守集体领导原则，时刻注意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一贯谦虚谨慎，从不突出个人。当“主角”时，能集思广益，从善如流，成为团结的核心；当“配角”时，能主动配合，精诚合作，做维护核心领导的模范。他先后在邓小平、周恩来、刘伯承、叶剑英、刘少奇、陈毅直接领导下共事，对他们都保持着应有的尊重，良好的合作关系和深厚的同志友情。

他为人正派公道，诚恳真挚，与人为善，和蔼可亲。他不仅尊重上级，对同级、下级也一视同仁，一样尊重。他平易近人，从来不摆架子，不使人有居高临下，望而生畏之感。他为人的风度，众口交誉。陈毅同志呼他为“同志长兄”，说他有“大海容人之量”。我辈都以长者视之，深为他的长者风范所倾服。他爱护同志，很客观地对待干部在战斗中、工作中的失误，宽慰、开导，使能正确接受经验教训，解除懊恼情绪，振作奋进。他信任干部，放手地使用干部，往往把最危险最困难的任务，交给最信任的干部去执行，不因信任而偏爱姑息。他重视发挥干部的主动性、创造性，在交代情况、任务，说明原则要求后，从不过分干涉下级职权范围的事。我们深感这对一个指挥员来说，是十分难得的。他经常亲自同干部谈话，勉励他们努力学习，积极工作，也注意从生活上关心照顾。战争年代物质条件困难时，每有可能弄到一点衣食被服，他都分给别的同志，对伤病的同志尤为关怀。我们都感到他亲切，既是领导，又是师长，愿意同他说心里话。

他位高不倨，自律綦严，始终同群众打成一片，以普通一兵、普通一员要求自己。一直保持着艰苦奋斗和勤俭朴素的作风。

他身为高级军事首长，却把自己首先看作一个士兵。他的爱兵观念十分明确和强烈。战争年代时时从保证每个战士的衣食住行考虑问题，组织生产，保障供给。在军事训练和学校教育中，他带头整顿军容风纪，服装绑腿穿扎得整整齐齐。抗日战争期间，有时还亲自做战术、技术示范埃。

他是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但处处以普通党员要求自己。他说党的领导人首先是一个党员，以身作则，严格参加党的基层组织生活，数十年如一日。毛泽东称赞他是模范共产党员。

他生活简朴，吃的是普通饭食，穿的是缝补过的旧衣服，住房陈设简单，不讲排场。他经常教育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不搞特殊化，“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思有时”，不忘劳动人民本色。

张云逸同志不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共产党人的楷模。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在我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新的历史时期，为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尤其需要发扬革命先驱者的精神。我们要永远不忘为人民服务，做一个道德高尚的人。

张云逸同志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注释：（1 ）本文原为纪念张云逸诞辰一百周年而作，原载1992年8 月9 日《人民日报》。征得作者同意，作为本书代序。

骁将雄风　德高望重　莫文骅深切怀念张云逸同志今年（2 ）8月10日，是我们敬爱的原红七军军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同志诞辰100 周年。这位优秀的中国共产党员、忠诚的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军事家，他以无比坚定的革命信念、丰富的军事阅历、杰出的指挥才能、百折不挠的刚强毅力、坚强的党性和表率作用，在红七军中树立了崇高的威望。他不仅在壮乡遐迩闻名，深受红七军指战员和广西各族人民的景仰、爱戴，而且在全国中也负有盛名！

岁月悠悠，往事历历。半个多世纪来，我有幸曾两段时间在张老身边工作。一段在他的麾下奔赴沙场，共“枕寒流”；另一段是打回广西时做他的助手共“育桑梓”。在共同的战斗和工作中，我们建立了深厚的、真挚的、难忘的上下级之间革命情谊，他给我教益匪浅。现在，我作为红七军的一名幸存者，在心头的屏幕上，总是浮现着他那戎马倥偬、驰骋疆场、指挥若定的雄姿丰采；在我记忆的长河中，总是扬起他那襟怀坦荡、肝胆照人的风帆……

（一）

张云逸同志是红七军主要缔造者之一，也是批准我加入革命武装行列的好首长和介绍我由共青团员转为共产党员的一位好导师。

我第一次与张云逸同志相见是1929年10月中旬的一个星期天晚上。

当时，曾在北伐战争中担任国民革命军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的中共党员张云逸同志，肩负着中共中央军委的重任，从上海来到广西开展革命武装斗争工作。他到南宁后，在中共中央代表邓小平（化名邓斌）同志领导下，积极开展兵运工作和统战工作，先后担任了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广西省政府警备第四大队长等职务。他依靠党的骨干，对这两支成分复杂、纪律涣散、旧气习和旧作风较严重的旧军队，进行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整顿、改造、教育工作，使部队面貌焕然一新，其领导权很快掌握在共产党员手里。正当广西革命形势有了新的转机时，主桂的国民党左派俞作柏、李明瑞（后参加革命牺牲）错误估计形势；不听中共劝告，于1929年10月初出兵参加反蒋战争，很快败回南宁。在广西政局将发生突变的关键时刻，邓小平和张云逸等按照事先准备的应变计划，当机立断，决定把中共在南宁掌握的部队及南宁军械库里的武器弹药，转移到农民运动基础较好的左、右江地区，准备举行武装起义，建立革命根据地。

那时，我和五哥文骢及好友黄奇彦正在广西军校学习。邓小平和张云逸等同志率队撤离南宁前一天，恰是星期天。这一天，我与黄奇彦回到南宁近郊亭子村我家里，晚饭后，回校时已近黄昏。我们走到南宁洋关码头（即现在广西军区驻地），见那里有很多部队和满载军火的车辆。我们两人顿时一怔，不知其究竟。过一会，碰巧遇见俞作柏的少校秘书陈叔度同志，他是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同我一起坐过牢的难友，他对我们的情况比较了解，当我们知道他们要撤往右江地区时，我俩迫切要求同他们一起到右江地区去。他考虑了一会，便写一条子给我们，要我们立即乘运军械的汽车到郊区找张云逸大队长。这样，我来不及告诉家人和在军校的五哥文骢，便同黄奇彦同志登上一辆开往市郊的卡车。半个多小时后，我们顺利地在西乡塘的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部里找到了张云逸同志。

我们向他敬了一个军礼，说明来意。他看了我们是军官学校学生打扮，又看了陈叔度同志写的条子，便捻着山羊胡子，笑眯眯地操着浓重的海南口音，询问我们俩是否在大革命时期坐过牢、是否是军校学员、是否是共青团员等问题，我俩一一作了回答后，他高兴地站起来拍拍我们的肩膀说：“好吧，你们俩在大革命时期就加入共青团，坐过牢，经受了大革命的锻炼，很难得。欢迎你们加入第四大队，现在，我任命你们俩为中尉副官，具体工作由大队部副官处安排。”

我俩一听，真有说不出的高兴，立即到副官处报到。晚上，我激动得无法入眠，想不到张云逸同志这么快、这么干脆批准我们的请求，并立即委以重任。这是他对大革命时期广西遗留下来一批干部的厚爱和充分信任。正因为这样，当时先后共有几十名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奔赴左右江地区，参加百色、龙州起义，后成为红七军、红八军中的一支骨干力量。

百色起义胜利举行和红七军建立后，张云逸同志担任红七军军长兼中共红七军前委委员，他的工作虽很繁忙，但没有忽视对干部政治上的关怀和培育。当时，我曾在起义前夕写一信给张云逸同志，向他汇报自己的思想工作情况，并大胆提出由团转党的要求。他接到信后，经与邓小平同志商量，决定由他和陈豪人（军政治部主任）、叶季壮（军司令部党支书）3 人组成一个审查小组，负责审核我的历史。他们通过调查、了解，很快核实我在狱中参加绝食斗争、不暴露身份、不泄漏团的秘密等表现，又结合考察我到百色后各方面的表现，结果，党支部于1930年1 月初正式通过我的转党申请。张云逸同志亲自担任我的转党介绍人。他曾找我谈话，对我进行党的性质、任务和纪律教育，并对我今后提出更严格的要求。那时我之所以成为该支部吸收的第一个新党员，（军司令部党员有邓斌，张云逸，龚楚，叶季壮，后又调来钟鼎。）这是与张云逸等同志的热情培育分不开的。

我人党后不久，被调任司令部参谋处中尉机要参谋，与张军长同住在百色粤东会馆二楼上，同他一起在会馆的大厅里吃饭，接触机会也较多。他平易近人，没有官架子，同其他官兵一样，同领一样的薪饷（每月20块大洋），同穿同样衣服，同吃一样的饭菜，既不抽烟，也不喝酒，没有特别嗜好。他深知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和带兵贵在爱兵之道，经常深入士兵群众，尽力帮助士兵解决生活困难问题。有一次，他发现战士们理发的剃刀旧了，便拿出自己的薪饷，给战士们买了一把新的，现此刀存展在中国军事博物馆里。此事虽小事，但表露了他爱兵之心和他为这支劲旅的成长所倾注的心血！

（二）

坎坷铸大志，险境砺将才。

张云逸同志在关山征战的险恶情况下，勇于“负重”，临危不惧，泰然自若。这给我留下极为深刻的印象。

1930年11月，红七军主力在以李立三为首党中央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影响下，奉命北上。在转战桂、黔、粤、湘、赣五省七干里的悲壮征途中，几乎每天都是在同敌人的险战、恶战和与恶劣自然环境的斗争中度过。

1931年2 月初，红七军在广东省乳原县梅花村（今属乐昌县）与敌进行一场惊心动魄的鏖战后，冒着纷飞大雪，来到杨溪附近强渡乐昌河（又名武水），当邓小平、李明瑞率五十五团和五十八团一部分先渡过河时，突然，枪声大作，炮弹横飞，广东军阀部队从韶关和乐昌乘汽车赶来，直扑渡口，用猛烈的炮火封锁河面，不久，敌人又控制了滩头阵地，我军继续渡河已不可能，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张军长同五十八团大部分和特务连、后勤工作人员约六七百人留在河西岸，我是其中之一员（当时是二十师辎重队长）。接着，对岸敌人往我们这边打炮，特务连政治指导员吴西等同志被炸伤。面对这突而其来的情况，大家正茫然不知所措时，张军长骑着一匹高大黑马从渡口下游方向奔来了，大家都把眼光投到他的身上，他沉着、刚毅站在高地上对大家说：“同志们，敌人已封锁了渡口，我们暂时过不了河，但是，任何力量也阻挡不住我们铁打的红七军战士的前进道路！我们一定能渡过河去，一定能够会合朱毛红军。现在，我命令大家，立即从原路后退30里！”

大家听了张军长简短有力的话，看到他如此沉着、冷静、果断、坚定、稳操胜券，一时像吃了定心丸似的，紧张而焦灼的心情慢慢平静下来。

在张军长的鼓舞、带领下，我们摸黑经过三四十里山路的急行军，便在一座高山附近的小山村停下宿营，很多战士因连续几天行军、打仗，疲劳至极，一倒头便入睡了。张军长虽然很困，但他没有睡，他为部队的前途命运而忧虑，深感自己肩上担子的沉重。他慢步走出屋外，一边看望分散在各处休息的战士，一边思索着如何把眼下这支部队带到中央苏区去，还找经理处长叶季壮、五十八团团长黄子荣等同志商量、研究突围办法、路线等问题。那一夜，他又几乎整夜不入眠。

第二天早上，为加强部队战斗力，轻装前进，张军长集队宣布丢掉伙食担子、箩筐和扁担，把非战斗人员编入战斗部队。然后，他便带领这支部队，在当地党组织和革命群众帮助下，经过几天急行军，神速绕过乐昌县城，转到乐昌河上游的坪石北面，乘着雨夜，悄悄地渡过了乐昌河，后来，经历种种艰难险阻，战胜了许多难以想象的困难，这支经过千锤百炼的红军队伍，终于到达湘赣苏区，在江西永新县与原分开的李明瑞等同志率领的五十五团会合后，于1931年7 月，到达中央苏区，与中央红军会师，成为中央红军的组成部分。这里，突出表现张军长独撑危局的雄才大略和卓越指挥才能。

（三）

张云逸同志功勋赫赫，德高望重，但他谦虚谨慎，严于律已，襟怀坦荡，光明磊落，肝胆照人，奋进不息。这又给我留下极其深刻的印象。

1949年12月，张云逸同志满怀建设壮乡的豪情，带领一批干部回到满目疮痍的广西，先后建立了广西党、政、军的领导机构，他被任命为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委、广西省政协主席等职。当时，我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四野战军十三兵团政治委员，司令程子华调走，由我率三个军参加解放广西的战斗。南宁解放后，我先后担任中共广西省委副书记、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省政协副主席、南宁市军管会主任、市委书记和市长等职，这样，我又在张老直接领导下工作、战斗，心里感到无比高兴。

张老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政策，继承和发扬党的密切联系群众的优良传统，紧密依靠广大各族干部和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民主人士，虚心听取各方面的意见和建议，充分发挥各族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精神和革命积极性，使解放初期广西各方面的工作取得较大的成绩。

因广西是桂系军阀经营多年的老巢，其反动基础比较深厚，加上国民党军阀逃离广西前夕，精心布置留下几万名正规部队，故解放初期，广西匪患极其严重，社会很混乱。至1950年上半年，在张云逸等同志领导下，我驻广西的部队虽然已歼灭了近10万名土匪，但匪势仍十分猖獗。尤其是朝鲜战争爆发后，匪势的发展更为严重，给广西的革命和建设及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的危害和影响。党中央和毛主席对广西的剿匪工作十分关注，来电指示和批评我们的剿匪工作，要求广西必须在1951年5 月前彻底肃清全省股匪。

张云逸同志接到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后，立即召开干部紧急会议，研究、分析匪情，总结、检查过去的剿匪工作，制定新的计划，调兵遣将，决心以歼灭全省股匪的实际行动支援抗美援朝战争。他曾于1950年11月，连续三次以省委四位主要领导人（张云逸、陈温远、莫文骅、李天佑）的名义发电报或写信给毛主席，表示诚恳接受批评，虚心检查过去的工作，并汇报我们今后的部署，其中第一份电报的电文是我起草的。11月底，省委召开第三次高级干部会议，他在会上作了题为《为坚决贯彻毛主席的指示，在半年内肃清全省股匪的任务而斗争》的报告。他在报告中，对过去剿匪工作出现的一些缺点、偏差作了自我批评，主动承担责任，号召全体干部和党政军民一齐动员起来，布下天罗地网，打一场围歼股匪的人民战争。结果，经过半年的艰苦奋战，胜利完成了党中央和毛主席提出的剿匪任务。1951年5 月16日，毛主席亲自致电嘉勉广西剿匪斗争工作。

随着革命的进程，我们的革命友情日益增深、发展。我在南宁患病开刀做手术时，他立即到家里看望我，我调离广西时，他在广州买了象牙笔筒、狮、象等3 件礼物送给我留念。我和张老调到北京工作后，仍保持密切来往。1955年，国务院授军衔时，我们曾合影留念。我在撰写《回忆红七军》一书过程中，他不仅给予热情提供有关史料，而且亲自审阅书稿，并于1957年1 月16日给我寄来亲笔信，对书稿提出不少宝贵修改意见，现此信此稿刊登在《将帅墨迹选》上。尤其令我感动的是：1974年5 月，我心肌梗塞住院，张老也正在住院，他听到我病危消息时，心里很担念，坐卧不安，他的脚不能走路，便坐着手推车，在他夫人韩碧同志陪同下，来到病房看望我。真是：日月潭深千百尺，不及张老同志情！

张老离开我们已18年了。或许因我们过去结下的情谊笃深、交往甚密的缘故，我总拂不尽心头的哀思和怀念。现在，以毛泽东同志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开创的、邓小平同志倡导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正在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下，不断发展，蓬勃向前，一个光辉灿烂的前景展现在我们面前。我想，如果张老能活到今天，那该多好呀！

注释：（1 ）莫文骅，曾参加百色起义。后曾任红七军直属政治处主任等。建国后，曾任广西省军区副政委兼南宁市市长等。

（2 ）[ 指1992年。] 英雄业绩光照千秋纪念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今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海南人民的优秀儿女，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张云逸同志诞辰一百周年。张云逸同志的一生是光辉的战斗的一生，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为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事业，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他的英雄业绩，光照千秋！

张云逸，原名张运镒，曾用名张胜之，1892年8 月10日诞生于海南省文昌县头苑镇上僚村的一个贫农家庭。早年，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学习，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和推翻清朝政府的武装起义，担任革命军的炸弹队队长。辛亥革命后历任排长、连长、营长、旅长和县长，参加过反袁（世凯）、讨龙（济光）、伐陈（炯明）的斗争。1926年7 月，参加北伐，他任第四军第二十五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处长；1926年10月，参加中国共产党。大革命失败后，张云逸在国民党军队从事党的秘密工作。1927年11月，根据中共南方局的《经营琼崖计划》，他受党的派遣回海南筹划发展工农武装，受挫后撤离海南岛，经香港到上海转回广东参加了党领导的广州起义。1929年夏，中共中央派他和邓小平等一批同志进入广西开展革命工作，担任广西教导总队总队长兼广西警备第四大队长，在邓小平领导下，采取了一列坚定、果断的措施，把部队改造成新型的革命队伍。10月，按照邓小平同志指示，他带领教导总队和第四大队，从南宁开往百色。1929年12月11日，在百色发动武装起义，建立了中国工农红军第七军，中央任命张云逸为红七军军长，邓小平为政治委员，为创建右江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不朽的功勋。1930年初，为保卫根据地，他率领红军抗击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予敌以重创。3 月初，他按前委决定带领第一、二纵向广西、贵州边境开展游击战争，攻占贵州的榕江城。5 月上旬，回师右江革命根据地领导打土豪，分田地，开展土地革命。

1930年11月根据党中央的命令，红七军四个纵队在河池整编为十九、二十、二十一三个师，张云逸和邓小平、李明瑞率领第十九、二十师从河池出发，执行中央交给的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任务。部队在东进中占怀远、攻四把、打长安、大战武岗城。1931年1 月2 日，红军进占全州县城。前委在这里召开了会议，决定抛弃“左”倾冒险主义，取消攻打柳州、桂林等城市的冒险计划，决定北上江西与中央红军会师。会后，他率领红军经湖南道州、江华到达湘、桂、粤3 省交界的桂岭，将十九、二十两个师缩编为五十五、五十八两个团。2月初，在广东乐昌渡河时，遭到敌军的袭击，红七军被截为两部分，他带领五十八团一部分和卫生队、休养连、供给处等七八百人渡河后，进入湘南酃县的黄挪潭，击败汝城土霸、民团团总胡凤璋带领1000多地主武装。2 月底，在湖南的水口镇与王震领导的红军独立一师三团会合。3 月中旬，张云逸统一指挥部队击败何键部两个团的进攻，先后占领了茶陵、攸县和酃县。3 月下旬，红七军五十八团和独立师第三团到达湘赣革命根据地的中心永新城与红二十军会合后。湘赣省委决定成立“河西总指挥部”，由张云逸任总指挥。4 月初，他指挥红七军、独立一师和红二十军进攻敌人盘踞的吉安县永阳镇，歼灭了大量敌军。随后，他带领红七军五十八团南下，在永新县的天河与五十五团重新会合。5 月中旬，他指挥攻打安福县，取得了消灭敌军一个团的重大胜利，乘胜连克茶陵、安仁、酃县、逐川等县，有力地配合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军民粉碎敌人的第二次反革命“围剿”。7 月，他奉命率红七军在于都县桥头墟与中央红军会师。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和总司令朱德亲切接见了他，对红七军的战绩给予高度的评价，特授给“转战千里”的大红锦旗。

在第三次反“围剿”斗争中，他坚决执行党的“避敌主力，打其虚弱，乘退追击”的作战方针，带领红七军全歼敌韩德勤的五十二师，为粉碎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作出了贡献。11月，他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12月，调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过中央军委一局局长兼红军第一方面军副总参谋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933年“八一”建军节，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授予他二等“红星奖章”。同年“福建事变”后，他以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代表的名义，与福建人民政府方面的代表谈判，达成了一系列协议。接着他又担任中共驻十九路军的军事联络员，为党同十九路军、福建人民政府建立抗日反蒋统一战线作了大量的工作。1934年10月，中央红军开始长征，他担任中央军委副参谋长兼作战局局长。1935年初，他协助刘伯承参谋长组织部队完成了突破乌江的任务。1935年9月，中央红军同四方面军会合后，党中央决定由中央红军主力组成北上先遣支队继续北上，他任北上先遣支队副参谋长，到达陕北后任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办事处参谋长，协助周恩来工作。1936年2 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东征期间，他负责后方负责联络、后勤工作。红军西返时，他任渡河司令部司令员，亲自布置迎接部队回师河西各项工作。保证红军顺利西渡黄河。

1937年春，张云逸受党中央派遣到华南，争取地方实力派和各界人士共同抗日，为实现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他在香港，利用各种关系和场合，对在香港的爱国民主人士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同他们共商团结抗日救国的大计。6 月，他从香港到广西桂林，同李宗仁、白崇禧进行商谈。同时，经李宗仁介绍，他又同四川省主席刘湘在桂林的代表张斯可商谈。接着前往广州同广东当局谈判。他按照党中央的指示，为争取香港、广西、广东、四川的地方实力派和爱国人士支持国共合作，实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做出了重大贡献。

抗日战争爆发后，为落实中共中央关于将南方各省红军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的方针，张云逸亲自到澳门同叶挺取得联系，接着又到福建闽西地区向邓子恢、张鼎丞等传达了党中央的方针，深入红军游击队做细致的政治思想动员。为组建新四军作了大量工作。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他被任命为参谋长兼第三支队司令员。1938年2 月，他根据党的指示，到福州、漳州同国民党当局进行谈判，使之同意在福州设立新四军办事处，释放被捕的共产党员，追回被缴去的闽中游击队，和“漳浦事件”中我何鸣部被抓去的人员和枪支，将这些人员和闽北红军游击队一起，带到安徽岩寺编为新四军第三支队。12月中，他率领军部特务营到达第四支队司令部所在地舒城的东汤池，向广大干部传达贯彻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和中央的东进皖东、皖中敌后，建立抗日根据地的决定，以军部特务营为骨干，将无为、庐江地区的抗日武装统一改编为新四军江北游击总队，担负开展皖中地区的抗战任务。1939年夏，他兼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指挥部前委书记，指挥江北部队开赴津浦路西和路东地区，展开了敌后游击战争，打开了皖东敌后的抗战局面，开辟了以定远的藕塘为中心的津浦路西游击根据地和以来安的半塔集为中心的津浦路东游击根据地，新四军江北部队发展到7000人，初步完成了向皖中、皖东敌后的战略展开任务，为进一步创建皖东根据地打下了基础。1939年11月底，中原局增补张云逸为委员。1940年春，他按照党中央和中原局关于皖东反磨擦斗争的指示，粉碎了安徽李品仙和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民主根据地。11月，中共中央决定中原局、东南局合并，改称华中局，张云逸为委员，主持皖东的工作。12月，他同徐海东、罗炳辉对“扫荡”的日伪军采取“诱敌深入，敌退我进，敌守我攻”的作战方针，取得了皖东反“扫荡”的重大胜利，江北部队由七千余人发展到一万余人。

1941年皖南事变后，中共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发布了重建新四军的命令，任命他为新四军副军长兼第二师师长。4 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新四军各师成立军政委员会，他任第二师军政委员会书记。1942年2 月，淮南军区成立，他兼任军区司令员。在此期间，遵照党中央、华中局及军部的指示，他为提高部队的军事、政治素质，加强党的组织建设、地方政权建设和民运工作等方面，为淮南抗日根据地的巩固与发展做出巨大的贡献。对此刘少奇在1942年3 月召开的华中局第一次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时曾提出表彰。1942年夏，他奉命到新四军军部专任副军长。在1943年底到1945年秋，新四军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和党的“七大”期间，由他主持全军军事工作。他指挥二师、三师一部的皖东反顽斗争，取得了津浦路西占鸡岗首战歼敌一个团的胜利，以后又给顽军予以重大打击，有力地策应了我军恢复豫皖根据地的斗争。1944年冬，根据党中央和军委的指示，他部署了开辟苏浙皖边区的斗争，由粟裕率部渡江南下，成立苏浙军区，取得了粉碎日伪军多次进攻和3 次天目山反顽战役的胜利，扩大了江南反攻的前进阵地。1945年夏，他被选为七届中央委员。8 月，遵照党中央、延安总部的指示和命令，张云逸率领华中军民迅速向敌伪展开了战略反攻，取得了重大胜利。

抗日战争胜利后，根据党中央的“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他组织领导了苏南、浙东、皖中、皖南的机关、部队北撤和主力北上的工作。10月，他率领新四军军部到达山东临沂。12月中旬，中央书记处批准由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五人为常委组成华东局，领导华东地区的斗争。1946年1 月，新四军军部和山东军区合并，他任副军长兼军区副司令员。他一方面在党中央领导下争取国内和平民主，揭露国民党破坏和平发动内战的阴谋；一方面领导华东军民做好自卫战争的准备。6 月，全面内战爆发，他领导了山东军民配合野战部队进行自卫战争，粉碎敌人的军事进攻。1947年1 月，中央决定取消新四军番号，成立华东军区和华东野战军，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华东军区工作。4 月，蒋军开始对山东解放区进行重点进攻，他组织、指挥地方部队坚持斗争。8 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机关由他和邓子恢率领转移到渤海惠民地区，组成了党的华东后方工作委员会，他任书记，领导华东和渤海地区土改、整风、三查三整和整顿后方等工作。1948年11月1 日，华东野战部队整编为华东野战军（后改称为第三野战军），同时按地区建立各级军区，华东军区为一级军区，下辖山东军区第二级军区。他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兼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1949年3月，他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会后，他主持召开了山东军区会议，传达二中全会精神，作出了关于建军、治安、生产、支前等工作的决定，领导山东军民为进一步加强人民军队的建设，恢复和发展生产，巩固解放区，支援大军南下解放全中国作出了贡献。

随着人民解放军向长江以南进军，广西取将解放。9 月22日，中共中央决定张云逸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和广西省人民政府主席。9 月下旬，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在北京召开，他出席会议，当选为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务委员会委员。随后，他又被任命为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广西解放后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广西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和广西省政协主席。同时，他还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委员、华南分局第二书记和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等职。他在主持广西工作期间，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的路线方针和政策，团结广大干部和各族人民群众，团结各民主党派和爱国民主人士，共同努力，取得了国民经济恢复时期各方面工作的重大胜利，使广西的面貌在短短的两三年内发生了巨大的变化。长期的艰苦战斗生活和紧张的工作，使他积劳成疾。党中央和毛泽东、刘少奇等中央领导人，对张云逸的健康十分关心，毛泽东亲自写信要张云逸抓紧治病和安心休养。1952年11月，他到苏联疗养，1953年夏回国后在中央工作。由于张云逸在长期革命斗争中为人民建树的卓越功勋，1955年9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在党的第七、八、九、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张云逸均当选为中央委员会委员，在第一、二、三次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上，当选为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1962年10月后，他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在他的晚年，虽然体弱多病，但他始终保持一个共产主义者的革命精神和高尚品质，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他虽然担任高级领导职务，但仍保持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本色，平易近人，密切联系人民群众。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注意调查研究。在担任人大常务委员时，经常深入基层视察工作，了解情况。1974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中国人民的忠诚战士张云逸同志因病在北京逝世，终年82岁。11月25日，在中央召开的追悼会上，邓小平致悼词，对张云逸的一生作了高度的评价。悼词说：张云逸同志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几十年来，他在毛泽东、党中央的领导下，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在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忠于党，忠于人民，努力学习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积极工作，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地为人民服务，为革命事业贡献了一生。

英贤虽逝，精神犹在。张云逸同志的革命精神和崇高品德是值得我们和子孙后代永远学习的。我们要学习他坚韧不拔、奋进不息、对党对人民的事业忠贞不渝的革命精神,学习他无私无畏、廉洁奉公、艰苦奋斗的崇高品质，学习他实事求是、密切联系群众、勤勤恳恳为人民服务的优良作风。我们一定要以邓小平同志重要谈话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会议精神为指南，坚定不移地全面贯彻执行党的基本路线，进一步振奋精神，解放思想，抓住时机，大胆探索，为加快海南经济特区改革开放的步伐，为实现我省经济超常规发展的战略目标，为完成张云逸等老一辈革命家的未竟之志，为把祖国宝岛建设得更加美好而作出我们应有的贡献！

在张云逸身边工作的日子里　程介一我在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身边工作的日子，时隔今日已有50多年了，1938年我由江西省委介绍到新四军政治部分配工作，安排我给张云逸参谋长当随从秘书。我是在学生运动中入党的，总想到前线去锻炼自己，事与愿违，思想上有点别扭。在工作中，张云逸同志看出了我这个思想问题，但他没有批评我，总是耐心教育我，说革命分工不同，都是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解放中国。

张云逸的工作很忙，我报到时，他已到江北去作廖磊的统战工作，调解与我新四军四支队的关系。廖磊是安徽省主席，又是广西部队的集团军总司令。因为我四支队驻在舒城一带，靠近大别山腹地，这是国民党所不欢迎的。而我军为了扩大进步力量，必须向东面扩大敌后开展游击战争，威胁并控制津南段，为此部队必须动员起来，向东挺进。我们在国民党南京失守之后已失去一段时间，如再不积极推进，将使我开辟华中战场与建设根据地更加困难。当时的四支队某些领导人，由于3 年游击战争，长期与中共失去联系，因而对当时的抗日战争的战略问题理解还不深，所以直到云逸同志北上时还未积极行动起来。四支队必须东进敌后，这是不言而喻的。四支队是我党我军在偌大的华中唯一的一支部队，所以，云逸同志这次去江北的任务是重大而艰巨的。为此，我由潭知耕同志带到四支队司令部驻地，一安顿下来，他就要我们去直属部队了解他们对东进方针的认识情况。我们去了教导大队、司令部及留守处，接触了许多老同志以及由延安来的一些知识份子干部，他们对党有深厚的感情，对党的政策的拥护和上前线杀敌的勇气，都使我非常感动。如关大圣同志是鄂豫皖3 年游击战的老战士，当时虽然受到不适当的处理，也依然毫无芥蒂，表现出了拥护党的方针极大的热情。我们把这些情况向云逸同志作了汇报。经过几天准备，张云逸同志召开了四支队直属队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传达六届六中扩大会议精神。中央特派员何伟同志也参加了这个会议。经过这些工作之后，云逸同志便启程去立煌和廖磊谈判，何伟同志也以新华社记者名义到立湟去。

张云逸是海南人，大革命时期，在广西担任过国民党的高级军官和政府职务，又是百色起义领导人之一，所以他也是国民党广西军队的老前辈，廖磊当时还是他的下级。在立煌，他谢绝了廖磊请他住省政府的房子的盛情，（他曾要我去看房子，房子是在省政府驻在地，我向他汇报后，他说那不能去，那样对特务太方便了），住在一个偏僻的小山村庄里。这期间，常有一些广西部队中下级军官来看望他，他便抓住这个机会宣传党的抗战方针和统一战线政策。其中也有个别不怀好意的特务来纠缠，我记得有一个国民党上校叫张岳灵的就来过几次，和我们套近乎，没话找话说。张云逸同志了解他的底细，事先就同我们打过招呼，因此我们把什么东西都收拾得干干净净，说话也很谨慎，最后使他一无所得。我们在这个偏僻山村里接待了廖磊的拜访。在这期，云逸同志也曾要我去联系过地方的同志，作联系工作。由于我军的方针并不要与广西军争夺大别山，矛盾是不大的，而当时国内反共磨擦尚未全面兴起，因此四支队问题也就初步解决了。于是我们就离开立煌回舒城。

在归途中，张云逸视察了四支队八团，会见了团长周骏鸣与政委林凯（林是从苏联学习回国的老同志）。老八团的组成不属于鄂豫皖地区游击战争的部队，而是由周骏鸣同志从河南竹沟带出的骨干扩建而成的部队。因此知识青年参军的不少，如70年代任军委副总长的胡伟同志就是那时八团教导队指导员。这是一支很有生气的部队，后来事实也证明不仅是八团，七、九两团在以后反顽与抗战两面作战中都是很有名气的。之后又去合肥官亭，视察了程明远和桂俊亭在当地组织的游击大队。在部队酝酿东进，组建过程中，又准备以当时过江来的军部警卫营为基础再成立一个纵队，趁这个机会，我向张云逸同志提出下部队锻炼的要求。因为他现在又有一位老同志作秘书，比我强得多，而我这个未经受战火锻炼的党员要求到部队也是顺理成章的事了。云逸同志同意了我的要求，分配我和欧坚到正在组建的二纵队去工作。

我在云逸身边的工作时间不算长，但他对我的影响是终生难忘的。云逸同志来江北的大事是，动员江北部队深入敌后，扩大进步力量，发展部队，建立根据地，决不能与国民党在没有沦陷的地方与之纠缠。说服部队领导同志的工作是很费力的，那一段时间他总是奔走于司令部、参谋处（他们的司令部与参谋处不在一处，而是隔着一座山）和政治部这几处村庄。他去立煌以前连马也没有一匹（过长江不能带马），只是带个警卫员翻山越岭来回跑。那时他已是近50岁的人了。有一次给我印象特别深，一大早我去政治部找戴季英，刚坐下来，云逸同志急匆匆地来了，在他和戴主任谈话时，我忽然发现他只穿了一双用布条打成的草鞋，我感到很奇怪，他怎么也穿草鞋呢？即使在当时的条件下，他也完全可以穿一双较舒服的布鞋的。我们曾先后二次进驻舒城，不论是第一次还是第二次，张云逸同志都是常常走路去找那里的领导干部谈话，很少见到那些干部主动来找云逸同志，这个原因有的是不好来，而有的则是不愿来。我们跟随张云逸到舒城的几位同志也曾议论过这些事，觉得不太应该。在江北那段时间，为开拓江北局面，工作是非常艰苦的，而且是他一个人撑持局面。记得以后在一次行军中我又遇到了他，那时的政治环境已有了变化，与国民党的磨擦增加了，他的面容显得疲劳憔悴，人也又黑又瘦，直到江南过来许多人，且派来了邓子恢同志，江北的工作才轻松了点儿。

张云逸同志的道德修养是非常好的。他生活俭朴，不搞特殊化。当时新四军创立只一年多，各方面都很困难，只是在淮南根据地创立后，对高级领导才有一些照顾，但当时的伙食也还是一样的，天天是青菜。记得在舒城，一天晚上，我们几个人加班工作得很晚，大家都饿了，他才叫伙房做点饭吃，吃时，他拿着筷子指着菜说：“这也算是特殊了。”他对自己的学习抓得很紧很紧，在舒城那段时间，只要晚上没事，他总是戴上老花镜认真读书，有时他也和我讲学习问题，一次他问我：“介一，你说西班牙的革命还能不能胜利？”这一问把我问住了。1936年西班牙发生了共产党革命，因而发生了内战，在中国的学生运动中也唱起了保卫马德里的歌曲，就是说引起全世界革命人民的关注。欧洲不少进步人士也参加了保卫马德里的战斗。可是欧洲反动势力支持反革命的佛郎哥，特别是德国纳粹政权公然派兵反对革命，因而使法西斯的佛郎哥上台，在西班牙实行法西斯专政，革命当时是失败了。可是我怎么回答呢？真有点难呵！我想了一想说：“人民还会起来革命的，西班牙的革命将来还会胜利的。”他接着说：“这只是暂时的失败，革命总是长期的事。”他就是这样联系革命实际，教育我们这些晚辈要认真学习，提高理论水平。

我不仅在云逸身边工作的时候得到他的谆谆教导，就是在我离开后，在同他几次的接触中也受到了他的教诲。1941年我在淮南师范当教员时，有一次得知他路过这里，我就赶到镇上去看望他，并汇报了我的工作情况。吃饭时，他给我介绍了谭希林同志，并说谭同志也当过教员，于是他又对我谈起教育工作的重要性。鼓励我要当好教员，树立好革命的需要就是一个革命者的最大理想。

1959年我转业前，到北京他的住宅去看望过云逸同志。我已经有近10年没有见到他了，他仍然记得我，并非常热情的接待了我。那时他是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我们交谈中，他忽然记得他的儿子张远之曾在淮南联中读书，就叫他出来同我见面。我们就像一家人一样愉快地交谈着，我就在这样融洽的气氛中度过了一个下午。这也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我在云逸同志身边工作时间并不长，以后的接触也是短暂的，但他的革命到底的精神和高尚的品德，我永远铭记心中。

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张云逸同志永垂不朽！

敬爱的父亲，我们永远怀念您　张远之王婷父亲张云逸出身于贫苦农民家庭，自幼参加劳动；青年时期在广州黄埔陆军学校加入同盟会，参加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34岁（1926年）那年参加中国共产党，成为一位自觉的共产主义者。

1929年5 月，父亲接到党的指示，毫不犹豫地离开妻子和刚出生几个月的长子远之，到广西组织革命武装和开辟革命根据地。他参加领导了著名的百色起义，以后又率领红七军转战干里到达苏区，参加了第二次至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在漫长的岁月里没有父亲任何音信。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前后，党派父亲到港澳、华南开展统一战线工作。为了掩护工作，组织上将妈妈、远之接到香港同住。这是在相隔8 年多之后，一家3 口在异地他乡第一次重逢，9 岁的远之才得以见到父亲，感到还没有来得及熟悉爸爸，党又派父亲去组建新四军，在1938年初就匆匆离别妻儿奔赴抗日前线。直到1940年母亲和远之被国民党扣押了7 个月后，历经劫难，到达新四军江北指挥部之后才和父亲重逢。父亲在任何时候都是把党的事业、革命工作和人民利益放在第一位。

建国后不久，远之听从父亲的劝告，克服文化低的困难，用3 个月时间突击补习了中学课程，考上了上海交通大学。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远郊的原子能研究所工作，只能在周末进城看望父母。虽然我们和父亲相聚的时间不多，但他对革命事业无限忠诚，总是把革命利益放在第一位，对待同志宽厚热情，对待亲友关怀备至，对子女儿孙们慈祥的爱以及生活上艰苦朴素，克勤克俭，都给我们留下永不磨灭的印象。

回想起来，父亲一生中值得我们奉为楷模的事迹确实很多，现仅就一些片断的回忆写写我们的感受。

父亲生前从不和我们谈论党和国家机密，其他首长来谈工作，甚至他给秘书交待任务时，子女均不得在场。记得1951、1952年，刘少奇两次看望父亲，他事先对我们和工作人员说，少奇同志来看我是谈工作，你们要回避不许随便出来。我们都很敬慕少奇同志，但只能在他离开时，躲在房间里隔着纱帘偷偷地看一眼。

父亲积劳成疾，“文革”期间一个深夜，他的胆石病发作，疼痛难忍，他捂着肚子在走廊来回行走，嘴里不停地喊着：“毛主席呀！毛主席……”把我们从睡梦中惊醒。他似感到自己身体不行了，还有满腹的话急要向毛主席诉说，但又说不出来。父亲常常和我们谈处世作人之道，他总是称誉毛主席倡导实事求是；朱总司令待人宽厚；少奇同志的党性修养；周总理忘我工作、关心周到……这些都是他身体力行的。

“文革”初期，他看到街上到处都是大字报，叫我们选些重要的抄给他看。我们抄了一大本子，他看时面都毫无表情，一言不发，在第2 次抄给他各地揪出的“叛徒、特务、走资派”名单时，他看了几眼，把本子往桌上一摔，怒气冲冲地说：“以后不要再抄了！”那一时期，在打倒“刘、邓”的高潮中，专案组要父亲写揭发材料，父亲写好后要王婷帮他誊写。他说：“邓小平在崇义离开红七军到中央汇报工作，是经过前委讨论，大家一致同意的。”在一些群众组织找他调查问题时，他首先给他们念毛主席语录：“共产党员必须随时准备坚持真理，因为任何真理都是符合人民利益的。”“对待思想上的毛病，决不能采取鲁莽的态度，必须采取治病救人的态度，才是有效的方法。”他手抄的这两段语录总是放在案头，便于随时给来访的人读。他的手迹我们至今仍珍藏着。他所写材料，严肃认真，按照历史的原来事实，实事求是。即使面临非常困难的情况下，也没有屈服于咄咄逼人的压力。

在养病期间，他和人民群众也一直保持着密切联系，深入实际搞调查研究。他说：“我是广西人民代表，要为广西人民办几件实事。”为了给贫困的广西创造发展经济的条件，力争给广西一个出海口，他四处奔波游说，坚持把钦州、合浦、北海等地从广东省划过来。他经常说，家乡海南经济非常落后，长期没有解决温饱问题。父亲曾向海南的同志介绍发展热带经济作物的经验，推广种植咖啡、胡椒等，并在文昌县亲手种下胡椒和柑桔。他在百色地区视察时，亲自到贫困的老红军家中看望。一次走在途中发现身后的警卫员提着一个热水瓶。他生气地说：“怎么能拿着热水瓶去看望群众呢？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群众养育了我们，现在胜利了，群众的水就喝不得了吗？”在山区看到公路边的山林起火，他立即叫司机停车，让全体随员和群众一起灭火，直到把山火扑灭了才继续往前走。

父亲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就像对待自己的子女一样，关心他们的工作、学习、婚姻以及家庭中的困难。帮助工作人员创造学习条件，使他们在他身边工作几年后能够到专门的学校去学习，好担当更重要的工作。逢年过节都把工作人员请来和家人一起会餐。平时亲友送来南方的时新水果或家中包饺子、蒸包子也让子女给工作人员送去。60年代初，警卫员小孙山东老家受灾房屋倒塌，父亲拿出200 元给他寄回老家去修房。他经常教育我们要尊重保姆的劳动，他说，没有保姆帮你们带好孩子，你们就不能安心工作，要把阿姨看作是一家人。我们从上海带来的刘阿姨突然发现患了晚期子宫癌，父亲叫司机开车送她到医院检查治疗，又把她哥哥从上海接来，给他们钱送她回上海继续治疗。刘阿姨的病终于在上海肿瘤医院治好了。

父亲对待自己的母亲和妻子的态度体现了真正共产主义者的人性。他身经百战，出生入死，但一谈到自己的母亲总是非常动情，眼中充满泪水。他常对我们说：“要孝敬母亲，没有娘的孩子最可怜。我幼年家境贫寒，母亲很年轻就死了，不久两个幼小的弟妹也死了。”父亲的前妻是被敌人打死的，他常说阿娘是一位极贤惠的母亲。解放后他曾多次到广东给前妻扫墓。对我们的母亲韩碧更是视为生死与共的战友和伴侣。母亲长期在白色恐怖下生活，在完全不知道父亲下落的情况下，靠着当理发工人挣得的一点微薄收入，抚养远之，历尽艰辛。1939年7 月经组织上安排，母亲带着远之绕道越南，经广西、湖南、江西，长途跋涉到达皖南新四军军部。就在到江北指挥部途中，刚过长江，在无为县襄安镇被国民党扣押，坐了7 个多月的牢。1945年母亲生下小妹妹远明，万没想到聪明可爱的小妹妹在一岁半时突然得了急病，根据地缺医少药，母亲眼巴巴地看着心爱的小女儿死在怀里。这接二连三的打击使母亲受到极大刺激，她精神失常了。以后严重的神经分裂症不时发作，弄得父亲日夜不得安宁，也影响了他的工作和健康。不少同志善意地劝父亲把母亲送到精神病院去，父亲始终不肯。他说在家里大家都很体贴她，又有两个心爱的孙儿陪伴，对她的病有好处。母亲怎么闹，他都不发火，还经常陪她到风景幽美的地方散心，尽量使母亲心情愉快。在父亲关怀照顾下，经过多位著名中西医治疗，母亲的病逐渐好了。1957年我俩调到北京后，父亲告诉我们“五月初九是母亲的生日，你们应该有所表示，让她高兴高兴。”我们给她买了一套绣花绿绸衣服，母亲非常喜欢，这套衣服她一直保留至今。从此以后，每逢母亲的生日我们都送一件她最喜欢的东西，孙子们每年也都给祖母送生日礼物。

父亲还把两位孤寡姐妹接到北京家里，一直供养到她们90多岁，安然辞世。

父亲对儿子儿媳及孙辈都是既严格要求，又非常关心疼爱。他首先要求子孙们不脱离群众，不搞特殊化。他对儿子找对象毫无世俗的门第观念。我们在上海工作时，每逢年节，他或亲自或派人到北京一个小胡同里的破旧大杂院中看望儿媳的家人，有时送点布料，有时送点钱资助他们。

父亲工作忙，年迈有病，但他无时不在关心我们。我们在学校读书，在工厂劳动，在农村搞四清，不管在哪里，都常接到父亲的来信。他和我们谈家常，和我们同志式地讨论问题，要我们密切联系群众，和工人农民交朋友，向他们学习，鼓励我们上进。

他的长孙张小龙参军后，发现食堂和仓库里有很多老鼠糟踏粮食，写信要家里帮忙买些鼠夹。爷爷见信后非常高兴，买了许多老鼠夹寄给所在部队，并写信给小龙表扬他关心集体，爱护国家财产。

一次他看到孙子小健的作文本放在秘书的办公桌上，他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之后，把小健喊过来生气地说：“我们培养你，希望你做一个有用的人，诚实的人。你为什么叫叔叔帮你写作文？”小健连忙对爷爷说：“作文是我自己写的，叔叔一点没帮忙。”爷爷听罢，脸上有了笑容，高兴地说：“这篇作文写得很好，字也写得好，爷爷错怪你了。”爷爷疼爱孙子，孙子也最爱爷爷。空闲时祖孙一块游泳，下棋，打扑克。孩子们生病他比我们还着急，孙子参军他亲自送行，孙子们入了党，他亲笔写信祝贺鼓励。这位德高望重的老将军，在儿孙们的心目中是世界上最慈爱最值得敬重的人。

父亲也以同样的爱心对待烈士子女和几个没有父亲的子侄们。红七军烈士张逸秋的女儿张念环，在父母牺牲后流落在广西一地主家当使女。解放后父亲派人多方寻找，几经周折才把她救出困境。他像对待自己亲生女儿一样，把她培养成为一名军医。念环常对我们说：“张老就和我的亲生父亲一样。”

父亲一生勤劳、节俭。他爱整洁，外出时非常注意军人仪表。平时在家里衣着十分朴素，衣服鞋袜破了，补了一遍又一遍。他经常自己洗内衣、袜子，饭后自己洗碗筷，做自己力所能及的一些劳动。3年困难时期，他带头吃粗粮，并在每个房间里贴上亲自写的‘节约用电，节约用水’的纸条。他常对我们说：“生活要节俭，不能铺张浪费。”“钱能养人，钱也能害人。用得当可为人民做好事，用得不当会使人成为腐化堕落分子。”他在厨房的墙上贴着“有时需作无时想，莫到无时想有时”。至今我们仍坚持人走灯灭，用洗过澡的水洗衣服，然后再冲马桶，用洗菜和洗米的水浇花。

亲爱的爸爸虽然已经永远地离开了我们，他没有给我们留下什么物质财富，但他对人民的无限忠诚，对祖国的挚爱，他不忘劳动人民本色的风范，永远铭刻在我们心里，并要世世代代传下去。

张云逸将军轶事　丁芒我在解放军总政治部《星火燎原》编辑部工作期间，曾替已故张云逸大将代笔过几篇文章。1964年冬，为了进一步修订《百色起义与红七军》及《一次重大的失策》两篇文章，也为了搜集更多的素材，我随张老来到广西南宁，住在东郊的一座宾馆里。张老曾多次邀请当年的老战友来此聚会，并带我去各处拜访红七军老战士。因为和张老住在一起，闲谈的机会多，话题有时就不完全局限于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想到什么就谈什么。有时是在散步，有时是在车中，因此，许多材料只是事后凭记忆写下来，加之他一口海南官话，听不很清楚，往往只能记个梗概。可惜“文革”，期间，我这些宝贵记录本被抄劫一空，至今思之犹觉痛心。

这里仅凭记忆，记叙张将军几则鲜为人知的轶事，以纪念他轰轰烈烈的一生。

险为黄花岗烈士张云逸将军是海南岛文昌县人。16岁（1908年）入广州黄埔陆军小学，旋秘密参加同盟会。1911年初夏离开陆军小学，投身民主革命。前一年，孙中山与黄兴、赵声等在槟榔屿议定辛亥广州起义计划，会后由黄、赵在香港组成统筹部，派人至新军、巡防营和会党中活动，并向海外募集经费。选骨干800 人组成先锋队（敢死队），在广州设立秘密机关30余处。时张云逸年方十九，即踊跃担任革命军炸弹队队长。因事泄，清两广总督张鸣歧严加戒备，被迫改变计划。1911年4 月27日，黄兴率敢死队攻入两广总督衙门，与清军展开巷战。起义军奋战一昼夜，终因寡不敌众，死伤过多，被迫退却。喻培伦、林时爽、方声洞、李文甫、林觉民、徐广滔等100 多人，英勇牺牲。

当时清军围逼，张云逸身边炸弹已经打光，人员死伤甚众，奉命撤出战斗，但由于道口均被重兵把守，搜捕极严，虽化装亦无法出城。张乃与几个同志隐蔽在一民宅中。翌晨，他独自挎一竹篮上街买菜，其实是探望情况，觅求突围道路。返回时，见清军已入所居民宅，搜捕了全部同志，枪杀于路口。张因身材矮小，相貌敦厚，挎一竹篮掩身于路人中，清军从他身旁啸呼而过，竟未发觉。

后来，广州人民收殓烈士遗骸，得72具，葬于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称“辛亥广州起义”，震动全国，不久即爆发了武昌起义。

张将军曾幽默地对我说：“如果那时我不出去买菜，就将是‘黄花岗七十三烈士’了。”

在盛大的欢迎后面张云逸将军在北伐时曾任第四军二十五师参谋长，与国民党军许多将领有旧。1937年5 月，党中央就派他从延安到香港，在华南进行抗日统一战线工作。抵港后，他先派人同李宗仁手下的刘仲容联系，请他为之先容。6 月上旬，即辗转乘飞机抵南宁。

他原担心此去李宗仁、白崇禧的态度如不积极，将费一番唇舌。谁知下飞机一看，白崇禧竟亲自恭候于前，南宁各界人士杨旗鸣号欢呼于后，旗上大书：“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莅桂！”声势煊赫，气氛热烈，实出意外。

接着，白崇禧前导，请他登车。却是敞篷汽车。白请他居中站立，自已则毕恭毕敬侧身一旁，径向南宁市中驶去。街道两旁已预有布置，学校、机关、人民团体列队挥旗，鞭炮齐鸣，不断高喊“热烈欢迎共产党代表！”的口号。到人群稠密处，白崇禧干脆请张云逸下车，携着他的手，面露笑容，缓步通过，时而举起相握的手，向欢呼的人群致意。

自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共产党一直被追捕残杀。现在李、白发动如此盛大的欢迎，张云逸立即意识到：固然有人心倾向团结抗日的因素，也显然是李、白在故意张扬其事，是对蒋介石表示的一种姿态，以便讨价还价。果然，后来从刘仲容那儿了解到：李、白和陈济堂曾于前一年（1936年）掀起反蒋、抗日的“六一”运动，遭到蒋介石的围攻，直到9 月才和平解决。从此蒋介石施展故伎，分化桂系，扩展其在桂势力的活动，益发加剧。对张云逸此次来桂，李、白专门召开高级会议，决定接受共产党巩固国内和平、团结抗战的主张，并且以此要胁蒋介石。

张云逸分析了上述情况，两次致电中央。得中央指示后，坦率向李、白说明：只有以抗日的行动，与蒋介石比进步，才能生存发展，如以军阀政策与蒋比高低，只有失败。

谈判从6 月12日开始，26日就达成了纲领草案七条。不久，七七事变就爆发了。

敦请叶挺出任新四军军长张云逸将军是民主革命老战士，和国民党不少高级将领有旧，例如薛岳，就是他小时候坐在一张课桌旁多年的同班同学。因此，当国共达成合作抗日协议的时候，党中央就派陈毅同志和他分头到南方八省联络我党游击部队，下山整编为新四军。陈毅同志负责湘鄂赣各省，张云逸同志负责闽浙粤诸省。在奔走联络过程中，他们都随时与中央取得联系，汇报情况，接受指示。

可就在这之前，张云逸还为组建新四军完成了一件特殊的任务。一天，他突然接到中央电令，要他立刻去澳门，邀请叶挺同志出来担任新四军军长。叶挺自从率领南昌起义部队南下到潮汕，在三河坝地区遭到失败以后，就离开部队，避居澳门，一住10年，但仍一直注视着时局的发展。

张云逸化装成华侨阔佬，通过国民党军界上层人物的关系，平安到达澳门，并按党中央告知的地址，顺利地找到了叶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他们在广州就相识。张云逸的到来，对苦闷的叶挺来说，不啻大旱之遇云霓。张云逸详细向他介绍了十年来的情况，以及大敌当前，党中央适时实行战略转变，与国民党合作抗日。考虑到军长必须是国共两党均能接受的合适人选，党中央决定请当时还不是共产党员的叶挺来担任。张云逸随即出示了党中央的的敦请叶挺的电报。叶挺接电看后，激动不已，神情昂奋，立即表示决不辜负共产党对自己的信任。于是马上束装就道，接受中央指示，奔赴上海，与周恩来同志会见。从此结束了他10年幽居的历史，重新开始了叱咤风云的革命生涯，张云逸从澳门回来后，继续执行他联络各地党组织和游击队的任务，促成了新四军的组建。

我党对杨虎城的最后敦劝西安事变的发动者张学良和杨虎城，都因对蒋介石的反动本质及其阴鸷险毒的秉性，认识不足，均思以诚待他，或可感化，结果适遭其害。共产党有见及此，均曾谆谆劝诫，而不被接受，致成憾事。张学良陪同蒋介石登机去南京，以示“兵谏”之诚意（国民党说成是“负荆请罪‘），事前未和当时在西安的我党代表周恩来商量，终致囚居终生，这已是众所周知，而对杨虎城，我党也曾作过最后诤劝，这却鲜为人知。

原来杨虎城被蒋介石遣送欧洲“考察”，七七事变后，于当年11月下旬，又满怀抗日壮志，匆匆返回祖国，奔赴国难，准备请缨杀敌。路过香港时，张云逸是中共中央驻香港代表，按党中央指示，特别去拜访了他，后又设宴款待。张向他转达了我党中央欢迎他同我们党共筹抗日的意见，并具体建议他直接到武汉会见周恩来同志，然后到延安去。张云逸也向他概述了张学良一片愚忠得到的结果，以及抗战后蒋介石的一些作为，希望他能引鉴前车，洞察其奸，临事慎重，不要再蹈覆辙。无奈杨将军当时对蒋介石的本性，仍然认识不足，以己心度之，以为既然同意合作抗日，何分彼此，如去延安，反授以口实，因而拒绝采纳共产党的建议，率然去见蒋，谁知，蒋介石根本没有等到他来见他，就先下了手。杨虎城从香港来到长沙、南昌，就落入特务头子戴笠之手。从此铁窗冷雨，幽室凄风，长期监禁，直到全国解放前夕，终于全家惨死于蒋介石屠刀之下。

大事年表1892年8 月10日，出生于广东省文昌县头范区造福乡上僚村一个贫苦农民家庭。

1908年，考入广东陆军小学，开始受到军事熏陶。

1909年10月，与同班的几个爱国学生秘密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

1911年4 月，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黄花岗起义。10月，辛亥革命爆发，加入革命军行列，充当炸弹队队长，参加攻打两广总督府。

1912年，到广东陆军速成学校学习。两年后毕业，由同盟会南方支部派遣，到海南岛北洋军中做反对袁世凯的工作。在此期间，秘密发展反袁“三合会”成员80多人。

1921年，到粤军工作，任香山护沙营营长。

1923年，任广东揭阳县县长，为政清廉，受到廖仲恺的赞扬。

1924年，积极拥护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受派到广东许崇智部任旅长。

1925年，所在的部队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先后两次参加讨伐陈炯明的东征作战，屡立战功。

1926年7 月，参加北伐战争，任国民革命军第25师参谋长、第二方面军参谋长。先后参加汀泗桥、贺胜桥、武昌、河南等战役战斗，为北伐战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10月，在武汉参加中国共产党。

1927年7 月，与周士第等秘密组织、掩护第25师的大部分人员参加南昌起义。11月，任国民革命军海南岛绥靖司令。遵照党的指示，执行“经营海南计划”，在登陆海口时情况突变，机智脱险，到上海找党组织。后根据党的指示，回广东参加广州起义。

1928年8 月，中央决定他到广西做兵运工作。

1929年7 月，任广西教导总队副总队长兼警备第4 大队大队长。在此期间，采取措施，改造部队，使之发生了根本变化。10月17日，带领1000余人撤出南宁，掩护中共派往广西的代表邓小平及军械船只到达右江地区。10月20日，与邓小平会见。22日，到达百色后即研究起义问题。28日，率部歼灭了反动的警备第3 大队1000余人。12月11日，中国工农红军第7 军宣告成立，张云逸任军长，邓小平任政委。在庆祝红七军和右江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

1930年3 月，率红7 军到桂黔边界开展游击战争。在此期间，筹措了大量经费和物资，攻占了榕江等城市，歼灭了不少敌人。

1931年1 月2 日，红7 军占领全州。前委会讨论中央指示，在是否攻打大城市的问题上，由于他和邓小平的坚持和斗争，决定放弃攻打桂林、柳州等大城市的计划，去江西和毛泽东、朱德领导的红军会合。2 月3 日，红7 军整编为两个团，在抢渡乐昌河时被敌截为两部，张云逸率未能过河的第58团一部在水口与红军独立1 师会合。3 月，指挥红7 军和独立师在茶陵击溃敌两个团。4 月初，任红7 军河西独立师指挥部总指挥，和李明瑞等指挥红7 军第55团、第58团攻占安福县城，歼敌一个团。接着，连克茶陵、安仁、遂川等县城，有力地配合了中央苏区第二次反“围剿”作战。7 月22日，率红7 军在雩都县桥头圩与中央红军会师。毛泽东、朱德高度评价了红7 军的战绩。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特授予“转战千里”的锦旗。11月，任中华苏维共和国中央政府执行委员会委员，并奉调到中央军委工作，先后担任红一方面军副参谋长兼第1 局局长、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副参谋长作战局局长、粤赣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红军总司令部作战部部长。在此期间，撰写文章，总结作战经验，发表在《红星报》上。

1933年11月，代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同中华人民革命政府闽西善后处代表谈判，签订了闽西边界及交通条约的具体规定，推动了第19路军与红军联合，共同抗日反蒋，接着，又奉命支福州对李济深、蔡廷锴等开展统战工作。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后，兼任军委纵队先遣队司令员，参与制定红军的行军路线和作战计划，为红军进军贵州、抢渡乌江、占领遵义等作出了重要贡献。

1935年9 月，任北上抗日先遣队（陕甘支队）副参谋长。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西北军委成立后方办事处，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主持后方工作。

1936年4 月，任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副参谋长兼渡河司令员，为部队东征与回师做了许多工作。12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

1937年5 月，以中共中央代表身份支华南搞抗日统战工作，与桂、闽、川等地方当局的代表谈判，订立共同抗日协议，在广州、福州等地建立八路军办事机构。同时，到闽、浙等省传达中央指示，为新四军的整编做了大量工作。

1938年1 月6 日，新四军军部在南昌成立，任参谋长兼第3 支队司令员。3 月19日，他在参谋会议上作了题为《参谋工作建设》的报告，11月，带领军部特务营到达无为地区，和国民党豫鄂皖边游击总司令廖磊谈判，建立了统战关系，并把我党领导的庐江、无为地区游击队整编为江北游击纵队，担负皖中作战任务。同时，他指挥新四军第4 支队第8 团挺进淮南路东，开展皖东游击战争。

1939年5 月，任新四军江北指挥部指挥、前委书记。在此期间，整顿了新四军第4 支队，组建了新四军第5 支队，创建了以半塔集、藉塘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完成了新四军向皖中、皖东战略展开的任务，11月，任中共中央中原局委员。

1940年春，和刘少奇等领导淮南军民英勇作战，粉碎了安徽李品仙、江苏韩德勤等顽固派发动的军事进攻，巩固了淮南抗日根据地。11月，任中共中央华中局委员。12月，和徐海东等指挥部队，取得了对日伪军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1年，皖南事变后，任新四军副军长兼第2 师师长、师军政委员会书记。在此期间，他大力号召和组织军队发展生产，自力更生，克服困难，取得了显著成绩。

1942年2 月，兼任淮南军区司令员，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和战斗力、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和发展根据地作出了很大努力。同年夏，他奉命专任新四军副军长，在代军长陈毅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和党的“七大”期间，主持全军军事工作，领导淮海、淮北和淮南军民取得了冬季反“扫荡”作战的胜利。

1943年3 月，部署了新四军第3 、第4 和第1 师的反的“扫荡”作战。

1944年，部署和指挥苏北、苏中部队连续开展了春夏季攻势作战，进行局部反攻，攻克了许多重要据点。8 月，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部署新四军第4 师西进作战，收复了8 个县，恢复了豫皖苏边根据地。同年秋，部署新四军第1 师渡江南下，创建新的抗日根据地。

1945年6 月，当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8 月15日，日本宣布投降后，参与领导华中军民继续向日伪军发动进攻，解放淮阴、淮安等30多座县城，歼灭日伪军3 万余人，使新四军发展到30多万人。9月，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饶漱石等部署江南部队北上工作，组织华中军区、华中野战军和华中局等机构。10月，率新四军军部北移山东临沂，与由延安返回的陈毅会合。12月28日，中共中央决定组建华东局，批准陈毅、饶漱石、张云逸、黎玉、舒同为华东局常委。

1946年1 月，兼任山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新四军军部和军区工作（陈毅司令员在前线指挥作战）。

1947年1 月，任华东军区副司令员，主持日常工作。8 月，华东局和华东军区移至渤海惠民地区，成立了党的后方工作委员会，任书记，领导华东地区的土改、支前、整风和地方武装、民兵建设等工作，为华东野战军发展壮大作出了贡献。

1948年11月，兼任山东军区司令员，继续在后方主持华东军区和山东军区的工作。

1949年1 月初，提出了支援解放军渡江南进的准备工作问题，并制定了兵员、干部、民工、粮食等支援计划。3 月，参加党的七届二中全会。9 月22日，中央决定他任中共广西省委书记、省人民政府主席。在全国政协一次会议上，他当选为政协委员，后以任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12月，率领一批干部赴广西工作，同时任中南军区党委委员。

1950年2 月，在广西省委、省军区扩大会议上，提出了以清剿匪特、巩固治安，发动群众作为全省部队压倒一切的中心任务。至年底，全省消灭土匪11万多人。

1951年，全力组织和领导广西剿匪工作，胜利完成了党中央提出的在5 月1 日前消灭全省土匪的任务。毛泽东致电嘉勉。

1952年2 月，经党中央批准，在杭州疗养，后到苏联治病。

1953年，任中南行政委员会副主席。

1954年，当选为第一届全国人大党委会委员，同时任国防委员会委员，以后又连任第二、第三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和国防委员会委员。

1955年9 月，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并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1956年9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八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62年3 月，作为中央军委人民武装力量委员会副主任，对沿海七个省军区参谋长发表重要讲话。9 月，任中共中央监察委员会副书记。

1969年4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九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3年8 月，出席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第十届中央委员会委员。

1974年11月19日，因病医治无效，在北京逝世，享年82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