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罗瑞卿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罗瑞卿 《共和国十大将军传——08罗瑞卿》 第一章斗军阀入黄埔雏鹰志正昂 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1924年1 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了，正式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这标志着国共合作正式建立。国共合作的建立，有力地促进了全国工农运动的发展。在工农运动的影响下，各地的学生运动也如雨后春笋，蓬勃兴起…… 1924年5 月11日。四川省南充县立中学。 东方刚露出鱼肚白，校园里便热闹起来。 学生会正在召开紧急会议。罗瑞卿、邓德光等十多名青年学生聚集在一起，群情激昂。 “我们应该充分发挥作用，给军阀何光烈一点厉害尝尝！”罗瑞卿举着紧握的拳头说。 “对！”邓德光也气愤地说道，“不给他点颜色看看，他就不知道我们的厉害！” “瑞卿，你说说看！怎么干，我们听你的！”其他学生都十分焦急地望着罗瑞卿。 正在这时，学生会办公室的屋门“咣”的一声被撞开了。 一个学生匆忙喊道：“各位，告诉你们一个重要消息，秦同淮暗地里已经到乡下催收捐税去了！” “啥子！何光烈这小子竟然又派他的狗腿子到乡下去了？！” “妈的，跑得倒是挺快，我们跟踪追击！” “对，逮住他，狠狠地揍他狗日的一顿，给我们南充老百姓出口气！” “苛捐杂税越来越多，说不定明天呀、吃饭拉屎、爹死娘嫁都要掏钱了！” 这个消息使大家非常气愤，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来。 “你们先在这里等一下！”罗瑞卿说，“我和任白戈、邓德光去找李鸣珂老师！” 李鸣珂，四川南充县人，成都高等蚕业专科学校毕业。大革命时期加入中国共产党。此时只有二十五岁，风华正茂，英俊潇洒，公开身份是老师。 在征得了李鸣珂老师的同意后，罗瑞卿和学生们兵分四路，立即行动起来，阻碍收捐，宣传群众。 泥泞的乡间小道。几十名学生风风火火地向前赶路，他们挽起袖筒和裤脚，身上冒着汗珠和热气。一群生龙活虎的青年抄东边近路，正在寻找追赶秦同淮。 出城过江，这群青年学生一口气跑了几十里山路，来到了龙门镇。 龙门镇不大，一条街巷横贯中间，像一条肠子穿过镇中。 他们停往脚步，仔细地打听了一番。原来，秦同淮又去了擦耳场。 “别让‘秦大狗’跑掉喽！”一个身材不高，但很壮实的学生说道，“我们要继续追！” 大家顾不得一路的劳累，又追赶到擦耳场。没想到他们又扑了空。 秦同淮到什么地方去了？当地百姓说法不一。有的说去了会龙镇，有的说可能去了四面山，到底哪一种说法正确呢？这群学生一时无法弄清楚，叽叽喳喳议个不休。 罗瑞卿仰头看了看天，太阳正对着头顶。他挨个打量了一下同学们，大家又热、又累、又气。 “‘秦大狗’大概是属兔子的吧，不然怎么跑得这么快！”一个高个子青年诙谐地说。 罗瑞卿招了招手，把大家聚拢到一块，轻声地说：“我们先填饱肚子再说吧！” “你们说，秦同淮这小子是去了四面山，还是去了会龙镇？” “谁知道？！” “依我看，秦同淮很可能去了会龙镇！”罗瑞卿接过话茬：“那里是个集镇，秦同淮一定先到那里吃饭、休息，再去四面山！” “瑞卿说得有道理！”邓德光点了点头。 “那我们赶紧就去会龙镇！” “不过，为了以防万一，我们要兵分两路，一路去会龙镇，另一路去四面山，说啥子也得逮住秦同淮！” 夜幕笼罩大地，星星缀满天空。 罗瑞卿、邓德光等几十号人来到会龙镇小学。一位老师远远看到大群青年学生走来，疑惑地迎出门口。 “老师，打扰您了！”罗瑞卿客气地说。 这位老师微笑道：“哪里，哪里！” “老师，我们是南充县立中学的学生，是来追赶征收‘佃当捐’委员秦同淮的！” “欢迎！欢迎！你们来得正好！秦同淮今天早上到了会龙镇。这家伙一到镇上，就召集全镇居民开了个大会。他在会上讲，何师长平时如何如何极重仁政，爱民若子。自何师长接防以来，时时处处为百姓着想，不重赋苛税，不拉夫，致使南充一带无匪之乱，无争杀之苦。现在，为了保护百姓，就要整肃兵马，所以只得向百姓征收一点捐款。……听秦同淮这么一说，百姓们叫苦不迭，家家在犯愁，人人无对策，你们来得好，来得好呀！这时候，秦同淮正在茶社打麻将呢！” 一听说秦同淮果然在会龙镇，大家一天的劳累顿时烟消云散，一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 罗瑞卿和邓德光核计了一下后，把大家召集到一起说：“我们不要都进去，先对付秦同淮。其余各位，要把茶社前大门、后大门把守好，到时要见机行事。另外，刘玉良、史海涛你们几个负责向群众宣传……” 一切布置妥当之后，罗瑞卿微笑着对大家说：“今天呀，我们是闭门打‘狗’，不要让这条老‘狗’跑掉，更不要叫‘狗’咬着！不过，不认得秦同淮，万一打错了人就不好说喽！” 秦宗海说，“我认得！”“好！宗海你带我去认认他！” 罗瑞卿、邓德光、庞小龙等几个身高力大的学生，衣袖里裹着木棍，向茶社走去。 会龙镇是一个山区小镇，白天人就不多，行人更少。今天晚上却不同，行人多于往常。 秦同淮来这里催收典当捐的事一传出，小镇周围一带的百姓趁晚饭后的空闲时间都赶来打听收捐消息。他们三人一伙，五人一群，正在悄声议论着典当捐的事情。 罗瑞卿带着几个人来到了茶社屋门口。 屋门虚掩着，从门缝里一眼看去，里面灯火通明，时时传出吆五喝六的打牌声和狂笑声。 罗瑞卿轻轻将门推开，里面烟雾缭绕，酒气弥漫。 几个人酒足饭饱之后，围着方桌打麻将，周围站着一些人观战，另外一些人在聊天。 秦宗海指着坐在上座的大胖子说：“那个就是秦同淮！” 罗瑞卿顺着他手指的方向看去，只见那人五十岁左右，整个身体正好装在太师椅里，嘴叼烟袋锅，鼻梁上架着一副镶边的眼镜，高高的脑门在灯光下泛着一层亮光。 罗瑞卿一努嘴，邓德光会意地一笑。两个人悄悄地走过去，站到了秦同淮背后。另外几个也紧接着进来了。 秦同淮赌兴正酣，丝毫未觉察到罗瑞卿他们的到来。 罗瑞卿问道，“你是秦委员吗？” 秦同淮抬起眼睛，斜视了一下来人，以为是问催捐的事，很不耐烦地说，“有啥子事明天再说！”说罢又搓起麻将来。 一个学生问道，“你到底是不是秦委员？” 秦同淮理也不理。 坐在对面有个绅士模样的人极不高兴地说，“他就是下乡收捐的秦委员，不是说了嘛！有啥子事明天再来喽！你们还呆在这里罗嗦什么！去去去！” 秦同淮也没好气地说，“没看见吗？我现在没空！你们是哪里的？净在这里捣乱！” “你就是秦委员！”罗瑞卿说道，“好悠闲呀，今天收获一定不小喽？” 说着，罗瑞卿向邓德光递了个眼色，俩人一左一右将秦同淮的胳膊扭到太师椅后面。 “你们是啥子人？如此放肆！”秦同淮“哎哟”一声叫道。 “啥子人？！睁开眼睛好好看看！”罗瑞卿说。 这时，对面的两个学生也走了过来。 秦同淮一看，是几个青年学生模样的人，于是，贼眼一瞪，嘴角一撇，没好气地说，“你们……你们想干啥子哟？” “干啥子？！来交典当捐！” 几个同学把秦同淮一下子提起来，“扑通”一声扔到桌子上。麻将牌“哗哗啦啦”地溅得四下里都是。 对面的那个绅士模样的人被学生们这突如其来的举动惊呆了，还没有明白怎么回事，就被人摁在坐位上，动弹不得。 外面的学生听到里面有动静，知道动了手，都闯了进来。 许多老百姓也涌进茶社。不一会儿，屋内屋外挤满了人。 “乡亲们！”罗瑞卿双手叉腰大声地说道，“不要害怕！此事与你们无关，我们是来找秦同淮算帐的！秦同淮这个狗腿子，死心塌地为何光烈卖命，交典当捐就是他想出来的鬼点子。他为了讨好何光烈，竟出如此馊主意！何光烈和秦同淮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他们巧立名目，征收苛捐杂税，搜刮地皮，掠夺百姓！乡亲们，你们想一想，我们还何以聊生？！这不是把我们百姓逼上绝路了吗？！今天我们来找他，就是讨回公道！” 一时间，喊“打”的呼声高涨起来。几个人举起木棍朝秦同淮的屁股打过去，边打边骂：“叫你收典当捐！” “叫你鱼肉百姓！” 秦同淮顿时嚎叫起来，狼狈不堪。肥胖的身子像猪猡一样躺在桌子上。 罗瑞卿又大声说道，“乡亲们，秦同淮平日里在南充一带称王称霸，欺压百姓，坏事做尽。如今，他又向何光烈献媚言，设毒计，搜刮民脂民膏，该不该打？” “该打！该打！” “打死他！打死他！” 在这片怒吼声中，木棍啪啪地落在秦同淮的身上。 平日里对秦同淮恨之人骨的百姓，也是你一拳，我一脚，他一棍，纷纷打了起来。 “姓秦的，今天让你也尝够老子的棍棒！” “‘秦大狗’，让你也晓得咱百姓不是好惹的！” 接着，又是一阵猛打。 秦同淮被打得皮开肉绽，七窍出血，连声求饶、直到答应不再催交典当捐，明天一早就回南充时，人们方才罢手。 勤劳、纯朴的乡亲们，纷纷将这些为自己出气的学生邀回家中，端上了热气腾腾的饭菜。 军阀何光烈官邸。 何光烈听说秦同淮被打，犹如一头被激怒的狮子，暴跳如雷，脸色铁青。 他敲着桌子吼叫道：“妈的，这帮穷小子反了，简直是无法无天！立即到学校去查处凶手！” 何光烈派兵卒包围了学校，并砸毁了校牌。城墙上、校门口都架起了机关枪，周围都是荷枪实弹的官兵。他们还在城里鸣枪示威，并扬言“学校不交出‘凶手’，就要踏平学校！” 一时间，恐怖气氛笼罩着南充城，笼罩着县立中学。 学生会在校长张澜①的支持下，把学生组织起来，发放木棍，铁器等武器，武装保护学校。 张澜对何光烈欺压鱼肉百姓的行为早就深为不满。他嘱咐学生，要保护好罗瑞卿、邓德光等同学，并说：“同学们，都不要怕！有我张澜在，谅他何光烈也不敢太无礼！” 鉴于张澜先生的德高望重和何光烈在南充的根基并不牢固，所以何光烈不敢同张澜闹翻。 这天，张澜身着长衫，手持拐杖，一脸严肃，带着几个老师来到了何光烈的官邸。 张澜进门就对着何光烈说：“何师长，你知道忘恩负义是什么意思吗？” “先生息怒！先生请坐！”何光烈连忙起身让座。 “你记得当年你被陈书农打得穷途末路，深夜跑来找我，苦苦哀求的事吗？你还记得南充的父老乡亲是怎样组织起来帮你打退几路大军的进攻吗？你还记得我又是怎样通信给刘湘、①张澜，字表方，清末秀才。四川南充人。辛亥革命前参加立宪派。1911年是四川保路同志会领导人之一。 后任四川省省长、成都大学校长，四川安抚委员会委员长等职。 杨森出兵救了你的吗？如今你官大地位高喽，就翻脸不认人喽？！你巧立名目，欺压百姓，殴打学生，出兵示威，你的良心到哪里去了？！“ 何光烈被骂得坐立不安，脸红一阵，青一阵，显得很尴尬。 然而，何光烈仍不罢手。他说：“先生，贵校学生打了秦委员，该把带头闹事之人交出来，我们要依法惩治‘凶手’！” 张澜也据理力争，毫不示弱：“惩治‘凶手’可以，那么应该首先惩治立‘典当捐’的人。再说，学生在校外的事，学校怎么能负责呢？学校是学生学习的地方，乃文明之地！你派兵包围学校，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这成何体统？！何师长，你不是要惩治‘凶手’吗？那好，你就把我侄儿张默生抓来审问吧！”说完，张澜拄着拐杖气呼呼地走了。 后来，张澜又把“典当捐”一事捅到了成都、重庆，各家报刊先后用头版头条报道此事。一时，舆论哗然，社会各界纷纷抨击何光烈的蛮横无礼行为。 慑于张澜在社会各界的威望，且知众怒难犯，何光烈只好认输，于是撤回了包围学校的官兵，随后，又宣布取消了“典当捐”。 从此，罗瑞卿成了南充中学引人瞩目的人物。罗瑞卿的名字传遍了南充县城。 深宅大院，朱漆大门。 身穿绸缎大褂的鲜锦堂此时正倒背着手，满脸怒气地在屋里走来走去，一遍遍数落着罗瑞卿：“吉娃子，你越来越不听话！我把全部希望都寄托在你身上，培养你长大成才。可你！可你真让我失望！我是怎么给你约法三章的？”鲜锦堂用手指指着罗瑞卿说：“你背给我听听！” 罗瑞卿跪在地上，低声背道：“一、不准看鼓吹‘异端邪说’的书刊；二不准参加任何党派；三要老老实实地读书！” “违章怎么办？” “要停止经济供应和上学的一切费用！” 鲜锦堂听罗瑞卿背完，长叹一口气，说：“不过，我念你是初犯，外公就原谅你这一次！以后要是再犯，就像你刚才背的那样，停止一切费用！” 为了能够继续求学，罗瑞卿答应了他外公的要求。 说到吉娃子，还有一段鲜为人知的故事。 1906年5 月31日（阴历四月九日）下午三点多钟，在四川省南充县舞凤乡清泉坝村的一户农家，传来“呜哇……呜哇……”一阵婴啼声，一个小生命来到了人间。他是母亲婚后六年的第一胎。所以小名就叫“接娃子”。 在接娃子百天时，老人为图吉利，就把“接娃子”改叫“吉娃子”。 从此，“吉娃子”便在左邻右舍叫开了。 1925年，在南充中学已有了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并且进行秘密活动。这时，党组织根据斗争需要也秘密地建立了共青团的组织。 罗瑞卿和任白戈、王义林等同学一起，阅读了许多进步报刊，如《新青年》、《新蜀报》，思想越来越趋向进步。他曾对任白戈说：“因为我和外公有约在先，所以目前暂时还不能参加共青团（简称C.Y）组织，但一旦有什么事，我会和大家一起干，我和革命生死同心！”正如罗瑞卿说的那样，什么事他都积极地走在前头。 这年秋天，共产党员吴玉章以国民党员身份来到四川南充县。此行目的是整顿国民党，也就是想争取何光烈到国民革命方面来，但何光烈毫无争取的希望。于是，吴玉章把何光烈手下的两个旅长秦汉三和杜伯乾都争取过来了。他俩都被当选为国民党左派南充县党部监察委员会的委员。后来，这两个旅参加了刘伯承等同志领导的顺庆、沪州起义。 吴玉章在南充受邀，经常到军队、学校、工厂四处演讲，而且每晚都要接见工人、学生等进步势力的代表，发展革命势力。 罗瑞卿在这个期间，经常抽出时间去听吴玉章的演讲。 后来，经任白戈引荐，罗瑞卿拜访了吴玉章。由于吴玉章已经从任白戈那儿知道了罗瑞卿的基本情况，所以一见面，吴玉章就十分高兴地说：“听说去年你们抗‘典当捐’干得很好，你们表现得非常勇敢。好啊，青年人就应该这样！” 罗瑞卿默不作声地微笑着。 “抗‘典当捐’这一斗争，使何光烈收敛了不少！”吴玉章感慨地说。 罗瑞卿想了想说，“是啊，我们这么做，就是要煞一煞他何光烈的威风，谁叫他欺压搜刮百姓呢？！” “这样很好！不过，只靠几个人是远远不够的，必须将广大的民众唤醒。 那办法呢，你们应该深入工人、农民中间去，开办夜间识字班，教他们学文化，给他们宣传革命道理，启发他们的阶级觉悟，唤起他们起来为本阶级、本民族的利益而斗争！“ 吴玉章在讲了中国和世界的革命形势后，又讲到军事工作、武装斗争等问题。最后，吴玉章语重心长地说道：“人生在世，要做出一番对人民有益的轰轰烈烈的事业，如同小说、舞台上的英雄豪杰一样，他们一出来，人人高兴。青年人，你们肩负着历史的重任，你们不但要读书学习，而且还要关心国家啊……” 罗瑞卿站起来激动地说道：“吴先生，今天我算是彻底理解了‘与君一席谈，胜读十年书’这句话！” 是的，吴玉章的话，使罗瑞卿深受启发和鼓舞。他觉得自己豁然开朗了。 随后，他便积极深入到工人中间去了。 1925年冬天，罗瑞卿和南充中学的一些进步学生来到了工人中间，成立了工人夜校。 罗瑞卿在夜校识字班里任教，既是老师，又是学生。他倾注了自己的全部热情讲课。当看到绝大多数工人连自己姓名都不会写时，罗瑞卿的心里隐隐作痛。心想：是他们不愿意读书吗？不！是这黑暗的社会不允许他们读书：是他们笨吗？不！他们才是创造社会财富并具有智慧的人。这些憨厚、朴实的工人一年到头拼死拼活地劳动，到头来，连妻儿老小都养不起，他们哪里还有钱读书？！这些工人一旦用知识武装起来，一旦懂得了革命道理，会很快觉醒，那么，革命的力量也会大大增加，革命的声势会浩浩荡荡，革命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罗瑞卿教工人写字时，手把手地教，一笔一划地写。他讲课讲得仔细、认真，工人们听得聚精会神。无论哪一个人提出疑难问题，他都会耐心反复他讲解，直到对方明白为止。 不仅如此，罗瑞卿还参加了声援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 1926年。南充总工会成立。 5 月的一天，罗瑞卿、任启愤等积极分子为反对南充六合丝厂资本家湛克勤，进行了周密地策划和充分地准备。 罗瑞卿说：“上次我们去六合丝厂宣传失败的原因在哪里呢？依我看，是我们没有把反对资本家的斗争和工人的切身利益结合起来。也就是说，我们的演讲只是泛泛他讲些大道理，没有注意解决实际问题。若是将二者很好地结合在一起，我想工人们就会被动员起来。这样，反对资本家的斗争才能取得胜利！” 经组织上研究决定，先派学生中的积极分子到丝厂去串联好一批工人骨干。然后，发动全体工人团结起来，号召他们为提高工人的工资而斗争。到了6 月，南充总工会经过周密的准备，又组织了几百名工人。罗瑞卿和六合丝厂的工人一起和资本家谌克勤进行了面对面的斗争。 那一天，太阳火辣辣的。罗瑞卿和几百名工人来到了谌克勤办公室门口。 他大胆地走上前去，向工人们宣讲斗争的理由。 罗瑞卿大声说道：“你们终年累月辛辛苦苦地做工，到头来却吃不饱，穿不暖，而他们那些资本家不劳动，却过着花天酒地的生活。你们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过去，你们总是相信自己的‘命运’不好。难道说，他谌克勤的命运就好吗？不！你们贫苦的原因，就是谌克勤这样的资本家剥削了你们！” 谌克勤气势汹汹地走出办公室，眼珠子转动了一圈后说：“工人给我劳动，我按期付给他们工资，公平合理，你怎么说我剥削他们呢？岂有此理！” “谌克勤，你不要装模做样，你的话骗得了这些工人，却骗不了我！” 罗瑞卿气愤地说道：“工人劳动，你付工资真的公平合理吗？不！工人劳动创造的价值远远超过他们的工资，工资之外的呢？让你给剥削去了！” “胡说！简直是一派胡言！” “胡说的是你谌克勤，从前我们穷，都自认为命不好，现在我们算是明白了，我们贫困的真正原因就是你剥削了我们！”许多人也气愤地反驳。 紧接着，工人代表向谌克勤提出了要求：“我们要提高工人工资，要改善工人的福利，否则，我们全体工人就不上班了！” “谌克勤，你看到了吗？工人的力量是巨大的，谁要是把工人逼上了绝路，谁就没有好下场！你应该怎样做，我想，你心里明白。工人提出的要求你要好好考虑考虑！”罗瑞卿最后警告说。 谌克勤看到局面不好收拾，才不得不做出一些让步，提高了工人的工资，工人福利也得到相应的改善。 这一斗争又一次轰动了小小南充县城。之后，其他工厂的工人们也都相继开展反对资本家剥削的斗争，也提出了“增加工人工资、改善工人福利” 的口号，并且都取得了胜利。 罗瑞卿参加了声援南充六合丝厂工人反对资本家的斗争一事，很快传到外公鲜锦堂的耳朵里，罗瑞卿受到外公的严厉训斥。从此，罗瑞卿的一切费用被停止了。 杨柳依依，轻风吹拂。 罗瑞卿沿着堤岸向前走去，烦躁的心绪很久平静不下来。 自从与外公鲜锦堂闹翻后，几天来，他一直在思考着一个问题：走？还是留？今后的路该怎样走？……这些问题一直萦绕在他的脑际，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他想起了他那善良而又要强的妈妈，想起了好吃懒做、游手好闲的父亲，想起了如此绝情的外公…… 罗瑞卿觉得这里已没有什么值得他留恋的了。最后，他决定离开这里，到外面的世界去闯一闯。 关于离家出走的原因，罗瑞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当时，我母亲已死。我对于那个家失去了任何的留恋，加之对于我那个旧式婚姻的不满，因此就想逃离这个家。当时并没有多少革命觉悟，就是闹一点所谓家庭革命，或者叫作赶时髦，当然也幻想学一点本领，能够做一点事业。加之我所钦佩的两个教师李鸣珂、列士训（都是共产党员）都是成都高等蚕桑学校毕业的，所以就决心去成都投考这个学校……当罗瑞卿一想到要离开生于斯、长于斯的故乡，想到要离开他生活了三年多的南充中学，想到要离开那么多朝夕相处的同学和辛勤培养自己的老师，心里又充满了无限的留恋。这里的一切一切，是那么熟悉，那么让人感到亲切，那么令人动情。这里曾经闪现过他的高大身影，留下过他的深深足迹，回荡过他那嘹亮的歌声…… 想来想去，罗瑞卿最后还是决定远走高飞，到外面去寻找属于自己的一片天地。父亲、外公、妻子、弟妹，都未能挽留住他。 1926年6 月底的一天早晨，罗瑞卿和同学郑培济结伴上路了。 罗瑞卿曾经这样回忆当时的情景：由于决定要走，钱就发生了很大的问题，首先是学费怎么办？我想，考上了学校再向我的外公要，估计他可能给我，因他是主张我学实业的。没有路费怎么办？我就让姑母去说服我的祖母，并利用她们的旧思想，向她们说上省里读书将来可做大事。祖母被我说动了，第三天就赶到姑母家来看我，并问我到省里念书会不会做官。我说会。于是她高高兴兴地给了我三锭银子，十几块大洋，还有几吊铜元，我因此就得到了路费和到成都后的短期生活费。 我刚要出走时，我的父亲和我的外公发觉了。我的外公要我父亲赶到姑母家，把我叫回去。我只好同父亲回到外公处。他大发雷霆，训了我一顿，说我“反”了。我当时表面认了错，说听外公的话，不走了。他们信了我，可我暗中约好了同路人郑培济。一天，我借口说到银铺取回祖母给我的路费，他们真的以为我不走了，同意我去取钱。我到银铺里将钱取出后同郑一起跑了。我们怕后面有人来追，每天跑一百里、一百二十里，实在走不动时，就雇乘滑竿赶路……就这样，罗瑞卿离别了生他养他的故乡——清泉坝，离别了山青水秀的南充城，离别了川流不息的嘉陵江……1926年7 月中旬。成都。 罗瑞卿和郑培济一起钻进了商业街一间破旧的房子。这是他们临时租借的，在这里准备参加成都高等蚕桑学校的考试。没过多久，罗瑞卿果真顺利地通过了成都高等蚕桑学校考试。 但是，没钱交学费，无法入学。 罗瑞卿在接到录取通知书后的当天，就十分高兴地给外公写信。他认为，不管怎样，外公多少还应该看在他妈妈的份上，帮他度过难关。 不想，鲜锦堂不但分文未给，还用极尖刻的言语、将罗瑞卿大骂了一通。 怎么办？罗瑞卿一愁莫展。 正当罗瑞卿陷入艰难、绝望的困境时，来成都的同伴李继皋高兴地跑了进来。 “瑞卿，瑞卿！” “啥子事？那么高兴？！”罗瑞卿没好气地问道。 “你猜我见到谁了？” “谁知道？！”罗瑞卿有气无力地说。 “你猜一猜看！”李继皋笑着拉了罗瑞卿一把。 “我怎么能猜得出？你告诉我吧，碰见谁了？” “就是不告诉你！”李继皋故意地逗罗瑞卿。 “不告诉我，我就要送你一份薄礼！”罗瑞卿笑着举起握紧的拳头朝李继皋晃了晃。 “好！告诉你，我在成都大学见到了袁诗荛老师。他知道你也在成都，非常高兴，袁老师还要见见你呢。咱们一起去喽！” 袁诗荛是四川省盐亭人。少年时曾参加过反袁运动：五四运动时成为成都学生运动的领袖之一，大革命时期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他曾在南充中学教过罗瑞卿。 罗瑞卿一听，兴奋地一拳击在了李继皋的身上，几天来的愁绪此时一扫而光。 “走！”罗瑞卿拉着李继皋的手飞快地向成都大学跑去。 两个人风风火火赶到成都大学，罗瑞卿见到离别两年的袁老师时，激动地握着袁老师的手，久久没有松开。 “袁老师，您离开南充中学后，我们都好想您啊！” 袁诗荛亲切地说：“我也很想念你们呀！” 他们分别谈了离别后各自的经历，对现实的态度和今后的想法。 袁诗荛说：“广东革命政府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和推动下，决定用革命战争推翻帝国主义和北洋军阀的统治，将革命推向全国。7 月9 日、10日国民革命军从广州正式出师北伐了……革命形势正在迅速发展。为了适应革命的需要，黄埔军校在武汉成立了分校（后改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分校要在全国各地招收共青团员和革命青年，重庆也要设考场了！” “好极喽！真是好极喽！”罗瑞卿听到这个消息高兴地跳了起来。 袁诗荛微微一笑，继续说道：“革命需要大批你们这样的进步青年。到重庆去报考军校吧！”说完，袁诗荛以鼓励的目光看着罗瑞卿。 罗瑞卿激动得脸上泛起了红晕。他连连说道：“谢谢您，谢谢您，请袁老师放心吧！我不会辜负您的期望的，我这就去！” “好啊，一路小心，预祝你成功！” “请老师多多保重！” “后会有期！” 师生二人紧握着的手终于松开了。罗瑞卿又离开了他钦佩的袁老师。 罗瑞卿在成都呆了两个多月，从家带来的钱早就用完了。别说去重庆，就连欠的饭钱也还不起。 怎么办？他在一位同学的帮助下，终于想了一个好办法，请看罗瑞卿的自传材料：……决心去重庆投考黄埔，彻底与我的那个家庭决裂。但是没有钱，还不了寄宿舍的饭费，亦没有路费，还是走不动。于是，我就在一位同学的劝说下，佯装愿意回乡去，要外公寄路费来。外公相信了我的话，兑了二十元钱来。我还了饭费就同一位姓郑的，还有一位姓张的同学跑到了重庆。 这是10月的一天清晨，罗瑞卿、郑培济等离开了商业街的那个简陋的小屋，离别了成都，告别了站在岸边前来送行的同学，乘小船南下，到他向往的地方去了。 嘉陵江畔。山高水长。罗瑞卿一行上岸后，即向市区奔去。喧闹的重庆市区，小商小贩的叫卖声不绝于耳。 在重庆，罗瑞卿没想到，首先碰到了南充中学时候的好朋友任煜和抗“典当捐”的伙伴王义林。当晚，罗瑞卿他们就住在了任煜、王义林就读的中法大学。 这一天，他们高兴得很。三人畅谈了一整夜。 王义林告诉罗瑞卿：“任白戈现在共青团省委搞宣传工作，忙得很，整个一个政府官员的样子！” 罗瑞卿问：“他是什么时候来重庆的？” “在你离开南充不久，他就离开了那里，来到了重庆！” “噢，是这样！”罗瑞卿沉思着。 王义林说：“瑞卿，南充有共产党组织！” “真的？” “真的！” 第二天，王义林和罗瑞卿一起来到了莲花池任白戈的办公处，并通过任白戈结识了任伯芳等共产党员，还倾听了四川著名共产党员、党的负责人杨闇公、刘伯承的演说。罗瑞卿两次对任白戈等人提出自己想搞军事工作、到国民革命军中去的愿望。任白戈也向罗瑞卿简要地介绍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招生的情况。 这个时候，北伐战争取得了初步胜利，全国各地的工农运动已经蓬勃地开展起来，搞得轰轰烈烈，广大民众的革命情绪空前高涨。 为适应迅速发展的革命形势，培养革命骨干已成为当务之急。北伐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派陈维中到重庆，与主持四川省国民党“左”派工作并负责招生事宜的杨闇公、李筱亭等人组成了招生委员会，吸收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和同情并倾向革命的青年入校。其他人一律不准报考，政治审查很严格，而且只收莲花池省党部介绍来的人。 “白戈，开介绍信就全仰仗你了！”罗瑞卿担心地说。 “放心吧，罗大哥，抓紧时间复习，准备迎接考试！” 任白戈非常赞同并支持罗瑞卿投笔从戎，投考黄埔的决定。他立即给罗瑞卿写了介绍信，并帮助他报了名。 10月25日，罗瑞卿便参加了考试，并以优异的成绩考取了黄埔军校武汉分校。 但是，和他同来的郑培济未被录取，后来他考上了唐生智办的军官学校。 在1933年中央苏区第四次反“围剿”时，被我军俘虏。关于当时的情况，罗瑞卿在他的自传中这样写道：投考学校时，我同任伯芳都被录取。原先同行的郑、张二人却没有考上。我们乘学校招生机构包的轮船东下武汉。那个姓郑的也与我们同行。以后，他考上了唐生智的军官学校——亦称长沙分校。1933年中央苏区反第四次“围剿”时，他是国民党五十二师的一个连长。该敌被我们全歼后，他被我军俘虏。找到我后，在那样艰苦的条件下，我还买了一只老母鸡款待他。后来他被送往瑞金，经教育后释放，临走时还曾写一封信给我，表示感谢。可他一回到南充，即到处活动，逢人便说：“罗瑞卿在共产党里当头子……”并以此到我家去进行敲诈，这是我妹妹和我那个女孩子到延安后告诉我的。 1926年12月初，“其春”号客轮迎风破浪，离开了四川，直奔武汉。 罗瑞卿站在甲板上，扶栏沉思，感慨万千。 任伯芳、徐彦刚、张锡龙、潘先知、陈刚秉、陈伯钧和一些女同学赵一曼、游曦、陈德芸等站在罗瑞卿旁边，他们遥望江涛，心潮难平。 这些热血青年聚集在客轮的甲板上，侃侃而谈。谈当时形势，论国家前途，讲故事，说笑话，谈古论今…… 其中，有一个叫陈德芸的姑娘，是重庆第二女子师范的学生，涪陵县人，是独生女儿。她是瞒着父母报考军校的。此次出川赴武汉，未来得及和父母告别，所以当客轮经过涪陵时，她只能站在甲板上望一望自己的故乡。此次一别，谁知何时再见到父母呢？ 陈德芸朝故乡的方向望着望着，就呜呜地哭了起来。看到陈德芸的样子，大家都不由得伤感起来。 罗瑞卿的眼圈也红了。但他还是走过去，安慰陈德芸说：“家国之间，不能两顾。当今之际，还是以国为重吧，无国哪里还有家呢？” “罗大哥说得对，无国哪里还有家呢？”大家异口同声地说：“等到革命胜利的那一天，我们都要回故乡去看一看！” 不久，船过万县，在云阳靠了岸。 几个同学相约去游览张飞庙。大家边走边欣赏，罗瑞卿兴致极浓，便给大家讲了张飞在阆中的故事。还给同学们介绍了相传《出师表》是岳飞的手笔。由名家张仲雅手雕上石…… 第二天，客轮继续东行，很快，来到了著名的长江三峡。大家都被三峡秀丽的景色迷住了，不时传来他们的一阵阵惊叹声…… 船过三峡，行至宜昌，又改换“快利”号客轮继续沿江东讲…… 1926年12月底。武汉。国民革命政府所在地。 一派热烈而繁忙的景象跃入眼帘：一队队革命军迈着整齐稳健的步伐从大街上走过，戴红袖标的工人纠察队昂首阔步在街上来回巡逻，一群群青年学生唱起了嘹亮的歌声：打倒列强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街头有许多成群结队的青年男女在贴标语，听口音就知道他们来自全国各地：山东、福建、江西、广东以及湖南等省。 罗瑞卿看到这些后，心想：这真是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他仿佛来到了一个梦幻般的境地，被眼前发生的一切深深地陶醉了。 罗瑞卿住在武昌蛇山脚下斗级营街客店里，本想安静下来复习功课，迎接复试。可是，附近的客店住满了前来复试的年轻人，你来我往，热闹异常，真有点门庭若市的样子。在这样热闹的环境里根本无法安下心来复习。 这天，罗瑞卿独自一人在街上漫步。 “瑞卿！”一个亲切而又非常熟悉的声音传来。 罗瑞卿被这突如其来的叫声给怔住了。他举目四望，并没有看到认识的。 心想：明明听见有人喊，怎么不见人？！难道是我没听清楚？！他正感到纳闷时，突然，一只大手有力地放在了他的肩膀上。 罗瑞卿回头一看，面前站着个一身戎装、神采奕奕、威武英俊的青年军官。 “李老师！”罗瑞卿惊讶地喊道：“是您？！什么时候报考了军校？！” “瑞卿！还记得我们分别时，我说过的那句话吗？” “记得！‘在革命的队伍里，我们会有重逢的一天！’” “想不到会在这里见到你！” “李老师，那次南充一别，您就直接来到了武汉军校吗？”罗瑞卿急切地说。 “不，那次南充一别，我辗转去了广州，考入了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后，组织上把我分配到黄埔军校武汉分校，现在任教官！”李鸣珂好像想起了什么，忽然问道，“瑞卿，你这次来武汉是不是参加军校的复试？” “是啊，斗级营街一带的客店里住满了全国各地前来复试的青年，我也住在那里！”这时，罗瑞卿有些纳闷而又十分客气地问道，“李老师，恕我冒昧地问一句，您是共产党员吗？” “你说呢？” “我想一定是！” 李鸣珂微笑着轻轻地点了点头。 最后，李鸣珂说，“瑞卿，好好补习一下，我相信，你一定会成功的！ 考完以后，我们再细聊！“ “好吧，老师再见！” “再见！” 罗瑞卿站在那里，目光注视着李鸣珂远去的背影…… l927年2 月1 日，罗瑞卿和全国各地前来的青年一起走进了考场。 由于罗瑞卿考前的努力补习，他以优异的成绩通过了复试。被录取的还有同来的任伯芳。当然，也有不少人落选。 张榜那天，罗瑞卿一早就赶到那儿。他十分焦急地等待考试结果的公布。 当他看到“罗瑞卿”三个字出现在榜首时，高兴得连客店也没有回，就直奔李鸣珂的办公室，将这一喜讯告诉了李鸣珂。 师生二人又是一阵欢快地谈笑。 复试后，罗瑞卿被编入入伍生总队（属黄埔军校第六期）政治第一大队第二队。军校的生活从此开始了。 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设在武昌兰陵街两湖书院内，原是武昌高等师范学校旧址。自从武昌高师迁址后，这里显得异常荒凉。此时的两湖书院却呈现出一片生气勃勃，热火朝天的景象。 1927年2 月12日，军校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一千二百名新学员，身着崭新的灰色军装，腰扎武装带，头戴大盖帽，肩扛步枪，迈着整齐有力的步伐进入了会场。从一个个稚气未脱、喜气洋洋的脸上，可以知道，新的军校生活给他们带来的欢快和幸福。 全校新老学员共三千余人整齐地集合在大操场上，无一人说话，静得连一根针掉在地上都能听到。 邓演达、宋庆龄、何香凝、孙科、谭平山、吴玉章，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军事总教官蓝腾蛟、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和一名苏联顾问出席了典礼。 宋庆龄、邓演达、郭沫若、吴玉章等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鼓励大家要发奋学习本领，致力于国民革命。 最后，邓演达发表了十分精彩的演说。 他，高高的个子，身穿呢子军装，高筒皮鞋擦得锃亮，讲话时神态严肃，声音洪亮，吐字清晰，间或加上一两个手势，更增添了一股力量。 罗瑞卿由衷地敬佩邓演达，更欣赏他的演讲风格。日后，他十分注意学习邓演达的演讲。1936年，毛泽东称罗瑞卿为共产党的邓演达。 军校的政治教育由恽代英主持。他对学生要求非常严格，但他从来不命令学员，而是说服教育。恽代英和蔼可亲，平易近人，见人总是面带微笑，讲话也有其独特的风格：引经据典，博引旁证，深入剖析，以理服人。罗瑞卿十分崇拜恽代英的博学多才，所以平时他注意模仿他的言行。其他学员开玩笑称罗瑞卿为“恽代英第二”。 军校的生活十分紧张。每天天刚亮，学员便分队出操跑步，从两湖书院跑到武昌东门，来回就有二十多里。军事训练非常严格，丝毫马虎不得。军事课包括队列操练，野外进攻，野外演习，瞄准射击等。罗瑞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在学校过的是很严格的军事生活，训练很紧张，很严格。冬天手和脚都冻坏了。出操时前面有泥水，教官不喊停步，大家就走到泥水中去…… 军校的军事训练由总教官蓝腾蛟负责。在学校大门两侧写了“党纪似铁，军令如山”八个大字。严格的军纪与训练，使罗瑞卿很快成了一个地道的军人。政治课有政治学、社会进化史、中国革命简史、三民主义等。来军校讲课的有陈独秀、周恩来、毛泽东、苏兆征、郭沫若、邓初民等。罗瑞卿在这里学习了马列主义的基本理论，接受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启蒙教育。 当时，由于革命军正在北伐，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成了国民政府在武汉的基本力量。 这期学员很受重视，除了规定的军事、政治课以外，他们还有机会听到一些重要报告，例如，毛泽东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刘少奇的《在太平洋劳动大会上的讲演》等，罗瑞卿从中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了解了当时国内外的革命形势。 在此期间，罗瑞卿又一次见到了吴玉章。 这天下午，罗瑞卿来到了武汉国民政府办公大院吴玉章的办公室。 身为武汉国民政府秘书长、五人行动委员会委员的吴玉章在百忙之中，热情接待了罗瑞卿。 此时，坐在吴玉章对面的还有一位青年人，看上去，精明干练、知识渊博。他就是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吴玉章随后又介绍罗瑞卿认识了郭沫若。 对于郭沫若，罗瑞卿是仰慕已久的。今天见到自己非常尊敬的吴玉章，又认识了郭沫若，他感到由衷地高兴。 吴玉章仔细端详着身材高大，身着戎装的罗瑞卿。他对郭沫若说：“沫若，革命现在正需要大批这样的英俊武生啊！有了他们，就不愁革命不胜利哟……” 最后，吴玉章、郭沫若热情勉励罗瑞卿：不仅要苦练杀敌本领，还要努力学习文化知识和政治理论，唯有如此，才算是一名合格的军人，才能担负起历史赋予的重任。 罗瑞卿庄严地向他们行了一个军礼：“是！我一定不会辜负您们的殷切期望！”吴玉章、郭沫若脸上露出了满意的微笑。 1927年1 月1 日。武汉。 风雪交加，寒气袭人。 街头人山人海，犹如过年一般热闹。市民举行盛大集会，庆祝北伐战争的胜利和国民政府迁都武汉。 1 月3 日下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组织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前江汉关广场讲演。听众极多，但秩序井然。 也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中，发生了一场流血事件。英国水兵突然冲出租界，用刺刀向听众乱刺，当场刺死中国海员一人，重伤五人，轻伤三十余人。英舰还鸣炮威吓。英国侵略者制造了汉口“一。三”惨案。 英帝国主义的暴行，激起了武汉的工人及各界群众的极大愤怒。5 日，武汉市民三十万人在总工会代表李立三、刘少奇的指挥下，举行反英示威大会，坚决要求收回英租界。 消息传到了武汉军校。校园里像炸开了锅。罗瑞卿更是气愤不已。他亲自动手草拟宣言，并发表讲演。其他学员忙着刷写横幅标语，还制作了一批小三角旗。学校决定，以军事示威配合武汉人民收回汉口英租界。 三千名学员，人人手举三角旗，步伐整齐，面容严肃地走进了英租界。 游行的群众也来到这里。霎时间，这里人头攒动，锣鼓声、口号声响成一片。 罗瑞卿站在队伍的一边，不断地领呼口号：“打倒列强！” “坚决收回英租界！” “英国鬼子滚回去！” 英国“鬼子”听到这愤怒的声音，龟缩在房子里不敢出来。 武汉国民政府支持群众的正义要求，派外交部长陈友仁交涉。声势浩大的群众运动、军事示威同武汉政府的外交谈判相结合，租界终于收回了。 武汉的街头此时呈现出一片繁忙热闹的景象：工厂、学校、机关、商店纷纷燃放鞭炮，男女老少载歌载舞，以示祝贺。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消息传来，所有的人们莫不为之震惊。 1927年5 月17日。中央军事政治学校。 校园寂静。绿荫匝地。 校长邓演达站在主席台上神情严肃。三千余名学员整齐地站在操场中央。此时此刻，这里静得出奇，大家都在等待重大事情的宣布。 邓演达心情沉重地说，“我现在告诉你们一个不幸的消息：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13日勾结杨森、刘佐龙部队在鄂南发动叛乱，率部进攻武汉，现在已经占领了距武汉四十里的纸坊镇。情况十分危急，校党委研究决定，由军校学员和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武装学员编为中央独立师，配合叶挺的部队阻击敌人！” 听到这一消息，大家都纷纷议论起来。 不一会，一位三十岁左右，中等身材的军人稳步走上了主席台，他就是十一军二十四师师长兼武昌卫戌司令叶挺。 叶挺向大家行了庄严的军礼之后，用洪亮的声音开始讲话。只见他左手叉腰，右手有力地挥动着。他说：“同志们，夏斗寅勾结杨森叛变，他的先头部队已逼近纸坊，现在革命处在危急关头，武汉危在旦夕。你们中央独立师的任务就是迎击西来的夏斗寅叛军，保卫武汉。你们是中国的希望，革命的中坚，应该勇敢地担负起革命重仕，毫不手软地消灭敌人！” 叶挺继续说，“同志们，你们有没有信心打败敌人？” “有！” “誓死保卫武汉！” “坚决打败叛军！” 操场上响起了一阵愤怒的口号声。 最后，叶挺大声说道：“现在，我宣布：晚饭后8 时出发！队伍分成五路纵队！”听了邓演达、叶挺的讲话，罗瑞卿犹如听到了咚咚的战鼓声，他浑身的热血沸腾起来了。他想：杀敌的机会终于盼来了。养兵千日，用兵一时，不灭叛贼誓不还！ 参加消灭夏斗寅叛军的还有任伯芳、徐彦刚、张锡知、赵一曼、潘先知等。他们和罗瑞卿被编在第三纵队。一个个精神抖擞，摩拳擦掌！ 李鸣珂也参加了这次战斗。他被编在第一纵队。 晚饭前，罗瑞卿、任伯芳等人见到了李鸣珂。 罗瑞卿说：“李老师，我们就要去参加反击夏斗寅叛军的战斗！” “好！”李鸣珂看着罗瑞卿他们说：“我们一起去！” “李老师，您也去？”罗瑞卿问道。 “对！” “太好啦！” “同学们！”李鸣珂环视了一下罗瑞卿等几位同学说道：“现在考验你们的时刻到了，希望你们在战场上多杀几个叛军！” “不把夏斗寅这个龟儿子消灭，我不回武汉！” “打仗不要怕死，枪子打死不仅光荣，且比什么死都痛快，扎个眼就过去了。”李鸣珂幽默地说。 罗瑞卿他们几个听了这话，笑得前仰后合。 在战前部队改编时，罗瑞卿被任命为排长。 5 月19日。贺胜桥。 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罗瑞卿率领一排官兵受命埋伏在贺胜桥右侧的高地上，担负阻挡夏斗寅先头部队北进的任务。 叛军向阵地上冲过来，子弹雨点般地向地面上倾泻，落在高地上，打在路轨旁，撞在山石上，火星四溅。隆隆的炮声、哒哒的机枪声，弹药的爆炸声，交织在一起，震撼着山谷、河流。 忽然，几发炮弹带着尖利刺耳的呼啸声飞来，在高地上炸响。又有几个战士倒下了。罗瑞卿看到这一切，怒火满胸膛，使出全身力气进行猛烈地射击。他想：战士们的鲜血不能白流，我叫你们这些老蒋的崽子们有来无回。 罗瑞卿他们打退了叛军的一次又一次进攻。 司号员吹响了冲锋号，“同志们，谁是真革命，谁是假革命，现在是考验我们的时候了！冲啊！” 罗瑞卿边喊，边带领同志们猛虎下山般地向叛军冲去。 杀声、喊声交织在一起，震荡着四周的原野。 夏斗寅叛军深感不妙，看到大势已去，仓皇向岳州方向逃窜。 独立师夺回了土地堂。由于罗瑞卿在土地堂战斗中表现得机智、勇敢，又在参加西征杨森的仙桃镇战斗中表现得十分突出，被团长蓝腾蛟看中，蓝腾蛟把罗瑞卿调入团部当传令兵。 后来，罗瑞卿对中国共产党的认识进一步提高，曾经几次向任伯芳等人提出入党要求，得到的都是同样的回答：罗瑞卿同志，只要你努力进步，党是不会对你关门的！ 战斗的胜利并未能挽救革命，当独立师回师武汉后，形势已经恶化。往日武汉三镇街的情景已荡然无存。“打倒列强，除军阀”的口号，现在却变成了“打倒共产党”、“打倒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赤子赤孙”。 形势急转直下。 1927年7 月15日，继“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中国陷入了更加黑暗的境地。 汪精卫撕下了“革命”的面纱，公开“分共”，“反共”，决定同共产党彻底决裂，反革命气焰十分嚣张。他公开叫嚣，“宁可枉杀一千，不使一人漏网”，随后对革命群众和共产党员进行大逮捕，大屠杀。 蒋介石和汪精卫背叛革命后，国内局势陡然逆转。轰轰烈烈的中国大革命中途夭折。原来生气勃勃的中国南部陷入一片腥风血雨之中。 这天傍晚。天空阴暗，没有一颗星星。 罗瑞卿一人躺在大操场的草地上。这些天发生的事情，使他百思不得其解，一股无可言状的悲愤，涌满了胸膛，几乎使他不能喘息，几乎压碎了他的心。他苦苦思索：自己经过千辛万苦刚刚找到的革命，突然间就这样失败了吗？这是为什么？！ 他望着天空发呆…… “瑞卿，”随着喊声，李鸣珂来到了罗瑞卿跟前，“在想么事？” 听到这么亲切、熟悉的声音，罗瑞卿就断定是李老师，他赶忙站了起来。 “是您？李老师！”罗瑞卿忙说道。 李鸣珂镇定地说：“瑞卿，刚才我是从你宿舍里来的，我来是想告诉你，我要马上离开军校了，到叶挺部队去工作！” “李老师，让我跟您一起去吧！” “瑞卿，我应服从组织的安排，不能违背组织的决定。组织没有决定的事，我决不能做！我想这一点你会懂的！”李鸣珂以信任而又严肃的目光看着罗瑞卿，似乎在等待他的回答。 罗瑞卿轻轻地点了点头，表示明白。忽然他好像想起了什么似的，一下子抓住了李鸣珂的手，以诚恳的目光望着李鸣珂，急切地说：“李老师，请您介绍我加入共产党吧！是您引导我走上了革命道路，在革命危急的关头，我也应该像您一样，为革命赴汤蹈火！” 乌云出现在天空，黑暗笼罩着大地。党的许多活动家和大批共产党员相继牺牲在敌人的屠刀下。也有许多人在报纸上刊登启示宣布脱党，向敌人忏悔。更有甚者，领着敌人搜捕共产党人。在这样的时候，竟有信念如此坚定的青年要投入党的怀抱，多么令人欣喜，多么令人鼓舞！ 李鸣珂深受感动，眼圈湿了。他紧紧地握着罗瑞卿的手说道：“好样的，党需要你这样的好青年！革命需要你这样勇敢的好战士！坚持下去，党是不会拒绝你的。瑞卿，要记住，不管前途如何艰险，要相信党，相信革命一定会胜利的！” “李老师，我记住了您的话！” “再见！” “老师，保重！” 在这里，相聚不久的师生又一次分开了。 目送李鸣珂渐渐远去，直至消失在茫茫的夜色中，罗瑞卿心里久久不能平静…… 罗瑞卿没有忘记老师的嘱咐，没有辜负党的期望。尽管有许多人都纷纷离开了学校，他还是坚持到了最后。 在这白色恐怖笼罩的时刻，中共中央做出了决定，由我党掌握并受我党影响较大的一部分部队，以“东征讨蒋”为名，在南昌聚集，举行南昌起义。 同时，还决定，把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和武汉南湖学兵团合编为一个教导团，由叶剑英任团长，准备届时参加南昌起义。 一个新的革命高潮又要到来了。罗瑞卿和他的战友们踏着烈士的鲜血，又迈上了新的征途。 第二章历病患脱魔掌找党心愿偿1927年8 月2 日，武昌码头。 晨曦初露，朝霞满天。 载着军人的“楞方”号大木般缓缓地离开了武汉三镇，沿着长江，顺流而下。 “楞方”号大木船迎着曙光，向东行驶。一群朝气蓬勃的年轻军人正奔赴新的征途。他们满怀豪情，去开辟新的天地，他们时而引吭高歌，时而开怀畅笑，时而诗兴大发，这些军人犹如雄鹰，在广阔的天空中展翅翱翔。 罗瑞卿望着前方那宽阔的江面，心潮澎湃。此时，他正沉浸在这欢快的气氛之中。 黄昏时刻，船抵黄石港。 教导团团部命令：船泊港外，全体人员就地休息，明日一早向九江进发。 在木船旁边有两艘悬挂着太阳旗的日本军舰。这时，舰上正一片骚乱：有的大呼小叫，有的大唱显示日本军威的歌曲，有的哼着荒淫怪诞、下流无耻的黄色曲子，也有的狂笑。舰上还不时有水果皮、空饮料盒、空酒瓶，向“楞方”号船掷来。有的竟落到战士身上，有的落在船篷上，砰砰作响，搞得全船人员无法入睡。 “他妈的！这些日本鬼子在我们的国土上如此胡作非为，真是欺人太甚！”有人气愤地骂道。 “不打死几个小日本，就不解心头之恨。打死几个，也让老子出出气！” 有的边说边举起了枪，准备射击。 眼看就要出乱子。 罗瑞卿赶紧走上前去，严肃地说：“不要乱来，放几枪顶什么用！就算打死打伤几个日本鬼子，能改变中国被侵略的局面吗？岂不惹出了乱子，打乱了我们的全盘计划吗？‘小不忍则乱大谋’，赶快把枪放下！” 有人不情愿地放下了枪，也有的用枪托撞着船底，愤愤地骂道：“真他妈的窝囊，老子就是咽不下这口气！” “这口气暂时咽下去，这笔帐更要记下来，终有一天，我们要出这口气，算这笔帐的，叫这些小日本站着进来，躺着出去！”罗瑞卿指着旁边的日本军舰说道。 翌日清晨，天空还有颗星星眨着眼，似乎还不愿退去。大木船就载着这些中国军人驶离了黄石港，朝九江方向挺进。 8 月4 日，桔黄色的夕阳悬挂在西天，给人以美好的遐想。 一只大木船的舱外站满了许多年轻人，他们有的指指点点，有的说说笑笑。这就是“楞方”号木船，它徐徐地向岸边靠近。 船还未靠岸，就感觉气氛不对劲，情况异常。再看岸上，戒备森严：机枪、步枪、迫击炮，皆已架好，枪口瞄准了木船。还有一队队全副武装的官兵，犹如大敌临境一般，给人一种将要发生战斗的感觉。 “弟兄们，”这时，一个军官站在岸上大叫道，“如果你们愿意上岸，就请放下武器，这是张发奎司令的命令！” 木船上的人一听这话，立即骚乱起来，怨恨声、咒骂声不绝于耳：“真他娘的倒霉，在黄石港就没出口气，来到这里，还要受窝囊！” “老子不干了！” “就是把枪砸烂，扔掉，也不留给这些龟孙！” 有人将枪扔到水里，有人拿枪使劲地砸船帮，也有人把枪设法丢到船底上，来发泄这两天来的气怨。 见木船原地不动，那个军官不耐烦地大叫：“再不上岸，我们就要开枪了！” 船在水上，根本不可能跑掉。打，教导团肯定会吃亏。面对眼前这紧张的局势；团部负责人商定：为了保存革命的火种，放下武器，马上上岸。 教导团全体人员上岸后，立即被缴了枪。随后，又将所有的人关在陆军医院里，集中在草地上。草地周围站满了荷枪实弹的官兵。这群生龙活虎的军人仿佛进了牢笼一般，失去了自由。 “瑞卿，”一个叫史来福的小伙子小声地说，“听说周恩来、贺龙、叶挺的部队在南昌起义了！” “什么时候起义的？”罗瑞卿惊讶地问道。 周围几个人一听说，纷纷围了上来，异口同声地问道，“你详细说说看，到底怎么回事？” “嘘——”罗瑞卿一边使眼色，一边小声说，“看！来的那个人是谁？” 几个人不约而同地转过头去。 只见一个军官耀武扬威地朝草地走过来，他身后还跟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官兵。 “这个人可能就是张发奎！”不知谁说了句。 罗瑞卿接过话音：“是他又怎么样？不怕他。我今天倒要看看张发奎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这时，张发奎已站在了草地前面，他一手叉腰，假惺惺地说道：“弟兄们，刚才让你们放下武器，我张发奎没有别的意图，而是为了你们的安全。 因为上个月我随汪主席去庐山，就觉察到共产党在你们中间也做了手脚。据说，你们当中也有不少共产党人，共产党专搞暴力，什么坏事都能做出来！“ 他咳嗽了两声，又继续说道：“你们还不知道吧？！周恩来，贺龙、叶挺等在南昌叛变了，共产党人不讲仁义，消灭了我的部队，我张发奎对共产党一向赤胆忠心，共产党对不起我啊！ “尽管共产党对我不仁，”张发奎话锋一转，“但我张某人却不能不义。 因为你们大多数青年人是好的，是无辜的。刚才收了你们的武器，是怕你们这些天真、无知的青年人受骗。警卫团从黄石港转陆路去追随南昌方面的叛军去了，他们去了也绝无好下场。南昌方面的叛军是兔子的尾巴长不了，他们的力量弱小，经不起国民革命军一击。这不，昨天离开南昌，朝南逃窜了。 至于你们的枪枝，以后在需要时再发还！“ 听到这里，人们心中已明白张发奎已背叛革命，投入了汪精卫的怀抱。 人群不禁骚动起来。 “弟兄们，”张发奎皮笑肉不笑地说道，“你们愿意留下跟我张发奎干的，我欢迎。里面的‘Cp’（共产党员）分子、‘CY’（共青团员）分子可以站出来。你们愿意去南昌的，我负责把你们送去，保证你们的安全，我张某决不加害于你们。何去何从，希望各位三思！”说完，他转身走了。 接着，又是一阵骚乱。 不久，草坪上漆黑一色。只是周围电灯的余光照射过来。经过几天的旅途劳累，再加刚才张发奎的训话，战士们一个个无精打彩，有不少人东倒西歪地躺在草坪上。 罗瑞卿头枕两手，眼睛直直地望着满天的星星。他的心再一次陷入了深深的悲愤之中，一个又一个的问号接二连三地出现在他的脑海里：今天我们到这里的时候，还是全副武装的革命战士，现在却成了赤手空拳即无处可投又无自由的散兵了，难道革命就这样完结了吗？为什么刚刚看到的希望，霎时间就破灭了？李老师也这样说过：只要有党在，革命就不会完结。可是，此刻党在哪里？革命又将在何时何地复兴呢？…… 忽然，一阵蛐蛐的叫声，传到罗瑞卿的耳鼓，打断了他的沉思。他向周围望了望，其他人此时也笼罩在一片悲观、低沉、惶惶无主的情绪中。 罗瑞卿又一次陷入了沉思之中，心想：这样下去，就是坐以待毙。不，不能这样，只有反抗才有出路，一定要想办法走出去！ 想到这里，罗瑞卿再也躺不住了。我一定要见陈毅和叶剑英同志，听听他们的高见。 此时的陈毅已接替了李鸣珂负责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工作，实际上是负责军校共产党组织的工作。 罗瑞卿绕过哨兵，悄悄地离开了草地，朝医院那边走去。 “罗瑞卿！”一个十分低沉、有力的声音传来。 罗瑞卿马上站柱了，非常机警地朝四下看了看。因为天太黑，他并未看到说话的人。 “罗瑞卿，快过来！” 罗瑞卿终于辨出了声音传来的方向，在他的西南方向不远处，有一个高大个子的人在走动。他三步并作两步走过去。 “陈毅同志，是您！” 陈毅一把将罗瑞卿拉到自己身边，焦急而悄声地说：“这里不能久留，要千方百计离开！马上行动！记住，要化装！” 罗瑞卿并没有马上离开，而是担心道：“那您和其他人呢？” “这你不要管。路上一定要见机行事，千万不可莽撞！” 两人连一声道别的话也没有说，就朝两个方向走去了。 九江码头，一只趸船。 旭日东升。 一个高个子青年身着一件白色的粗布衣服、对襟圆领褂子，中式裤子，一双黑色的半旧尖口鞋。看上去，完全是一派乡下人的打扮。 虽说是土里土气的打扮，但是从他那机警的神态中，仍能看得出这个人很不平常。 他就是昨晚和陈毅告别后、从医院里“逃”出来的罗瑞卿。 此时，他和其他人一样，正在等待开往武昌的班船。 “哎，你这位兄弟也要出门呀？”一个年龄二十五六岁的小市民模样的人站在了罗瑞卿面前，“西上呢？还是东下？” “开——，”罗瑞卿惊讶地只喊了一半，但是，他立即回过神来；马上装出乡下人的憨厚、无知的样子，嘿嘿一笑，“唉，大哥，您也是出门吧，这么大热的天出门真是受罪呀！” 原来，罗瑞卿要喊的人是冯开踪，也是一名共产党员。 “是呀，是呀，现在还不开船，我们到那里去喝碗水吧！”冯开琮一语双关地说。 “行！行！”罗瑞卿心神领会。两个人朝着无人的地方走去了。 长江依旧滚滚东流。码头上人群熙来攘往，车水马龙。忙忙碌碌的人们谁也没有注意到这两个穿戴普通的青年人。 两个人站在岸边，默默地望着远方。 冯开琮慢慢地转过脸来，看着罗瑞卿黯然的神态，焦急地问：“瑞卿，你打算怎么办？” 这时，罗瑞卿收回目光回过头来，望着冯开琮：“开琮，现在我们看清了张发奎的真面目，看来，南昌是去不成了，留在这里更不行。昨晚，我在医院见到了陈毅同志，他要我赶快离开这里！” “那你今天准备去哪里？” “我想回到四川去，任煜、王义林他们都是共产党员，找到他们我们就有希望了。开琮，你呢？” “事到如今，我还能去哪里？我们结伴同行吧！” “好吧！” “呜——”一声汽笛长鸣，一艘客轮缓缓地离开了码头，逆流而上。灯火通明的九江随着客轮的行驶，渐渐远去，几点桔黄色的灯光被浓浓的江雾吞没了，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罗瑞卿两手扶着船栏，凝望着黑蒙蒙的夜空，思绪万千…… 汉口码头。 岗哨林立，行人稀少。一片恐怖和凄凉。 罗瑞卿和冯开琮在这里上了岸。 “我们从重庆来到武汉时，这里是怎样一派红火热闹的景象啊！”冯开琮感慨万千，“如今却梦幻般地消失了！” “是啊，革命真不容易！”罗瑞卿很有同感地说，“‘胜败乃兵家常事’。 失败并不可怕，可怕的是自己失去信仰、信念和信心。自古以来，每一次改朝换代，哪一次不是经过艰难、曲折的反复斗争呢？哪一件事情的成功，不是付出艰辛的努力，乃至生命的代价呢？常言道，好事多磨嘛！“ 罗瑞卿、冯开琮边谈边走，没有走多远，就碰上了过去在南充中学学习时的老师任梓勋。 “任老师！”罗瑞卿就像见到久别的亲人一样，快步迎上去。 看到罗瑞卿，任梓勋也大吃一惊：“瑞卿，听说你们的教导团在九江被缴了械？” “嗯！” “你是什么时候到这儿的？”任梓勋说着，看看冯开琮，继而又望着罗瑞卿，“这位是——” “噢，他是我的四川同乡冯开琮。”罗瑞卿赶紧解释，“也是黄埔军校的学生，今天早上我们俩个一块到这里的！” “现在武汉三镇是反动派搜捕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的重点，我自己也和组织失去了联系。这不，我也正想离开。此地不可久留！”说完任梓勋又给了罗瑞卿一些衣物和钱，转身离去了。 罗瑞卿此时觉得自己仿佛是一个失去妈妈的孩子。他茫茫四顾，举目无亲，一种从未有过的孤寂感顿时袭上心来。 武昌。海马巷，辅仁旅馆。 人们进进出出，气氛异常。 一个高个子青年正躺在床上，急促地喘息着，脸色通红。 “不好！”不知谁叫了声，“这个人在发烧！” 有一个人用手在病人脸上一摸，慌忙说道：“烫得很哟，赶快把他送往医院吧！” 这时，店主人走到罗瑞卿跟前一看：“这个青年人病得不轻，再不医治恐有危险。离这儿不远处有个‘仁济’医院，是家慈善医院！” 于是，大家找来了一辆黄包车，七手八脚地把罗瑞卿抬到车上，拉着他朝医院跑去。。会诊室门外。 冯开琮和几个年龄不相上下的青年人，焦虑地走来走去，不时地向会诊室里面张望。 门“吱”地一声开了，一个医生走出来。 冯开琮他们一齐围了上去：“大夫，他得的是啥子病？” “肠热病，也就是伤寒！” “那怎么办？” “不仅要住院，而且还要隔离。这是一种传染病！”大夫毫不掩饰地说。 几个人赶忙去办理住院手续。 谁知，院方要他们交两个月的住院费和伙食费。 这时，一个四川同乡说：“救人要紧，大伙凑凑吧！” “对！”冯开琮说，“俗话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 于是，大家都倾囊相助。你两元，我五元，他一元凑了些钱。可是院方因住院费用不够，不同意住院。 这下可难坏了这群青年人。不住院，眼看病人就会有生命危险。住院吧，钱又不够。他们有的抓耳挠腮，有的叹气，也有的蹲在那里默不作声。 到底是冯开琮年长几岁，他想了一个办法：“我们这样下去也不是个事。 依我看，我们去跟院方说说，先让病人住下再说！“ “好吧！” 几个青年人一起找到了住院处的负责人…… 罗瑞卿在自传中这样写道：我们把仅剩下的钱全部给了他，又说了许多好话，说我们是四川人，家里兑来了钱就交上。这样，才勉强把我收下了。 在医院大约住了一个月。开始时冯开琮还去看我，因交不出费，稍后他也不敢来了。 当时我的眼也模糊了，耳朵也听不清了。热未退，神志还不清醒，医院就把我硬赶出来。 我走不得路。医院叫了一辆黄包车把我拖回那家小旅馆。旅馆老板看到我快死的样子，无论如何也不肯收，黄包车又把我拖回医院。那个医院的院长就要车夫把我拖到四川会馆，放在一间又黑又潮湿的小房内，连床也没有，只在地上放一块板子。头下枕着我从军校带出一条棉被。1927年9 月。武昌四川会馆。 一间阴暗潮湿的房间里。瘦骨鳞峋的罗瑞卿躺在一块木板上。他终于从昏迷中醒过来了，努力地睁了睁眼睛。一束阳光从窗棂间照射进来。借助阳光，罗瑞卿才看清了这个小屋：斑驳的屋顶，萧然的墙壁，有几只苍蝇不时地落在他的脸上和身上。 罗瑞卿费力地朝右边侧过脸，发现头下枕着的还是学校发的那床破棉被。枕边还放着一碗清水。 罗瑞卿想：自己在这里呆了多久？他努力在记忆中寻找，始终未能找到。 因为那时他对时间这个概念已经模糊了。 这时，他感到口渴得很。慢慢地抬起手臂想去端那碗水，却看见自己的手臂，简直就是一根细长的木棍。他想坐起来，可是全身软得像棉絮一样。 他不禁悲从中来。这是什么地方？现在大病缠身，也不知道有没有人知道我躺在这小黑房子里？我举目无亲，又无朋友，囊空如洗……想着，想着，罗瑞卿痛苦地闭上了眼睛，泪水从他的眼角慢慢地淌出来。 一阵脚步声由远而近传来。门慢慢地被推开了。走进屋的是一个慈眉善目的老者。只见他悄悄地来到罗瑞卿的跟前蹲下，把自己的手掌放在罗瑞卿鼻孔下面。稍停了一会儿，他自言自语：“还活着，还活着！” “老——伯——”罗瑞卿吃力地喊了一声。 这位老者叫熊师傅。他以为外面有人喊他，朝门外望了望，发现没有来人。再看看地下躺着的这个人，眼睛无神地看着自己。熊师傅顺手摸了摸罗瑞卿的额头。高兴地说：“好了，不烧了！” 接着，熊师傅又说道：“孩子，你等着，我给你端饭去！”边说边一溜小跑离去了。 熊师傅让人把罗瑞卿抬进客房。以后又天天送稀饭给他喝。 罗瑞卿奇迹般地活过来了。在熊师傅的精心照料下，他的身体渐渐好起来。几天以后，他居然能下地走几步了。大病初愈的罗瑞卿怀着一种复杂的心情给他的外祖父鲜锦堂写了一封信，在信中讲述了自己死里逃生的经过，希望他寄点钱来，度过眼前的难关。 回信的内容使罗瑞卿非常吃惊，除了大骂一通他“忤逆不孝”之外，还用讽刺的口吻写道：“你一个堂堂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还用得着这个家接济？！” 罗瑞卿没有想到外祖父对他如此冷酷、如此绝情，竟然还不如一位素不相识的熊师傅！就像罗点点写的那样：若没有鲜锦堂的专横和乖戾，也许不会有日后的罗瑞卿。 他在回忆中这样写道：我当时十分气愤，也针锋相对地回了一信，表示：“我虽在外冻死饿死，也绝不再求救于若是之家庭也。” 这天，罗瑞卿一人躺在床上，一付闷闷不乐的样子。熊师傅看着他那瘦得不成模样的脸，叹了一口气，“如今这是啥子世道，天天都有好人被杀，一个人在外闯荡实在不容易哟！” 罗瑞卿没有作声。 熊师傅问：“孩子，你家里还有什么人？我想给你家捎个信，回去躲一躲吧！” “不！”罗瑞卿十分坚决地说，“我没有家，我没有亲人！” 熊师傅和罗瑞卿又谈了很多，很久。 1927年10月。四川会馆院内。 天高云淡，金风送爽。 罗瑞卿一个人站在院内，仰头望了望万里无云的天空，深深地吸了一口新鲜的空气。他好像在享受着金秋的美好。 今天的心情特别好，因为他的身体康复得差不多了，来回行走是没有问题。这样的情绪是近两个月以来少见的。希望和信心又回到了他的心中。 罗瑞卿又恢复了他那活泼爱动的天性，他一边哼着四川地方小调，一边在院子里来回走动。 “店老板！”一个学生模样的青年出现在大门口，“请问这里还有空房吗？” “有！”罗瑞卿边说边转过脸去，看看来人是谁，“请去登记吧！” 话还未说完，他们都惊讶地怔住了，几乎同时喊出了对方的名字。 “瑞卿！” “启愤！” 两双大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两人激动得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有泪水在扑簌簌流淌。 这时熊师傅从外面回来了。他被眼前这场面弄糊涂了。 “是啥子事？”熊师傅冲着罗瑞卿问道，“看把你高兴的？” “熊师傅，这是我的同学任启愤，也是我的同乡！”罗瑞卿向熊师傅介绍。 “好啊！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熊师傅十分高兴地说。 于是，三个人都开心地笑了。 “你看，你看，我只顾高兴了！”罗瑞卿看着任启愤说，“竟然忘记给你介绍这位老师傅，这位师傅是这儿的主人，姓熊，是重庆人！” “哟，那我们都是老乡啊！”不等罗瑞卿说完，任启愤就接过了话音。 罗瑞卿继续说：“这一个多月以来，多亏熊师傅的精心照料，否则，我早就没命了！”说着他眼圈又红了。 “看你说到啥子地方去喽！”熊师傅一口川腔：“不要说这些了，快到屋里坐吧！” 两人到屋子里叽里咕噜地说了半天。 原来，任启愤也是在找党组织。他参加了杨闇公、刘伯承、朱德领导的泸顺起义。起义失败后，也来到了武汉，现住在中山大学一个熟人那里。他还给罗瑞卿帝来了秋收起义的消息。 在当时的武汉，像罗瑞卿、任启愤那样无职业的年轻学生模样的人实在太引人注目，也难以立脚。 这天晚饭后，罗瑞卿、任启愤外出散步。 两个青年人心事重重地向前慢慢走着。 “瑞卿，”任启愤并未停下脚步，只是小声说：“我看，武汉是不能再呆下去了！” “上啥子地方去？”罗瑞卿听后，马上站住，看着任启愤问道。 “我们一起到湘西常德去！” “找谁！” “秦汉山！” “是不是何光烈手下的那个秦旅长？” “对！就是他！秦汉山还是倾向国民革命的。他也参加了泸顺起义，我就是在那时和他认识的，而且和他的关系也蛮好哩！起义失败后，秦汉山将其部队拖出四川，被鲁涤平收编。现在是驻常德的警备司令！” 罗瑞卿一想起在南充抗佃当捐，何光烈手下的官兵为虎作伥的情形时，气仍不平。他气愤地说：“找他？我不去！我不去！” “目前，我们没有更好的去处，虽说去他那里不太好，可总比这里要安全些。再说，说不定，到那里还能打听到一些你希望的东西哩！” 说完，任启愤朝罗瑞卿挤了挤眼笑了。 罗瑞卿点点头，会意地笑了。 天色渐渐黑了。 罗瑞卿、任启愤一前一后朝四川会馆走去。 他俩刚踏进大门。熊师傅就慌慌张张地跑过来，嘴里不停地说：“不得了，不得了！” 看到熊师傅满脸惊恐地样子，罗瑞卿心里早已猜出几分。 任启愤问道：“熊师傅，是不是……” 经过刚才这场大搜查，熊师傅变得异常警觉，生怕再出现什么变故。他非常机警地朝大门外望了望，小声说：“屋里说吧！” 来到屋里后，熊师傅说：“刚才他们来搜查过了，幸亏你俩不在。你们住的房子他们以为是我住的、才没有搜查（罗瑞卿、任启愤的住房在熊师傅的对面，很近），却把我住的房子里里外外搜了个遍。他们没有看出啥子不对头来，就扬长而去了！” 罗瑞卿心里充满了歉意，十分内疚：“让您老受惊吓了，实在是……” 不等罗瑞卿说完、熊师傅打断了他的话：“现在不是说这些话的时候。 你俩应该马上离开，越快越好！欠我的伙食费，你有良心以后兑给我。“他指着罗瑞卿说道：”没良心也就算了罗瑞卿扑通一声，双膝跪在了熊师傅面前、流着眼泪，说道：“老伯，请您受我一拜，您就是我的再生父母，我一辈子都忘不了您的救命之恩！”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还说这些！孩子，快走吧！”熊师傅催道。 罗瑞卿心想：晚走一会儿，就多一份危险。事不宜迟，马上离开！ 罗瑞卿、任启愤立即坐上了两辆黄包车，到汉阳门买了船票，上了小火轮。 据说，第二天早晨，船开之前，国民党的反动官兵又到四川会馆搜查，还捉了人。 熊师傅的命运如何？这就不得而知了。 罗瑞卿就这样离开了他的救命恩人，离开了四川会馆，离开了武昌。 罗瑞卿是有良心的，他没有忘记熊师傅的大恩大德。 罗瑞卿在自传材料中这样写道：全国解放以后，我曾托武汉公安局打听过，却没有打听出来。解放初期我到武汉，也到原来的四川会馆旧址看过，完全变了样子，已经不是什么会馆，而是居民区了。①罗瑞卿、任启愤乘小火轮穿过洞庭湖经津市到了常德。 秦汉山给任启愤谋了个差事。对于罗瑞卿则表示由于名额限制，爱莫能助。这样，罗瑞卿被困在常德约一个月左右。 不久，罗瑞卿得知他的同学任伯芳在鲁涤平收编的另一支部队里当参谋，便写信给任伯芳，求其帮助。随后，他在任伯芳的帮助介绍下来到澧州，在那支部队的政治科当科员。 此时，任伯芳也和党组织失去了联系。 他们在这些部队呆了五个月左右。由于部队改编，所以在这里又无法呆下去了。 罗瑞卿离开了澧州后、为了寻找党组织，辗转长沙、武昌、南京，于1928年8 月初到达上海。 1928年9 月。 上海法租界。 甘司东路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间。阵阵笑声传来。 这里住着几位从四川各地来的热血青年：王义林、任光俊、葛泗桥、任白戈、李继皋。 王义林、李继皋、任白戈和任光俊都是南充中学的学生。他们都是迫于四川的黑暗统治，以到上海谋生为名来这里，实则是投奔革命。这里有一段插曲。 罗瑞卿来到上海后，不久便遇到了在武汉军校的同学潘先和。 潘先和看到罗瑞卿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不要太死板，只认准共产党。 一次，潘先和说道：“俗话说得好，‘识时务者为俊杰’嘛，瑞卿，你也不看看当今是啥子形势。现在是国民党的天下，共产党已到了人枪两尽，濒于灭亡的地步。我劝你还是到‘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来工作吧！”潘先和还想继续说下去，不料，罗瑞卿打断了他的话。 “我宁可冻死饿死，也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 后来，罗瑞卿几经周折，找到了张澜先生的侄儿、南充中学的同学张默生。从他那里得知王义林、任光俊、任白戈、李继皋都已到了上海，并且住在法租界甘司东路的南国艺术剧院的一个亭子里。 罗瑞卿的出现，使他们几位惊喜不已。王义林、任光俊、李继皋激动地奔过来，几个人紧紧地拥抱在一起，又是摇，又是晃，又是说，又是笑，欢闹了好一阵子。 任白戈和罗瑞卿在南充中学时关系就很密切。二人相见之后，自然更加亲热。他们席地而坐，分别叙说了重庆别后的情况。 “白戈，”罗瑞卿说：“你怎么也到了上海？” 任白戈叹了口气说道：“四川共青团省委出了叛徒，我也成了反动派追捕的对象。为了躲避追捕，和王义林等一起离开重庆，来到了上海！” 任白戈若有所思：“我在重庆见到了李鸣珂老师！” “你说啥子？”罗瑞卿非常惊奇，“你见到了李老师？！” “是的！”任白戈缓缓道来，“李老师告诉我，他在武汉军校和你分别后，同年秋随部队参加了南昌起义，率中队担负警卫周恩来、叶挺等领导人的安全保卫工作。不久，任中共中央前敌委员会警卫营营长，随起义军南下广东。1927年10月部队失利后转经香港到上海，11月到中共中央军事部工作。后来，以中央军事特派员身份赴广州和韶关，分别向广东省委和朱德同志转达中共中央指示。今年夏天被派回四川加强省委领导，任中共四川省委军委书记，负责整个四川的军事工作和保卫省委机关的安全！” “太棒喽！”罗瑞卿掩饰不住满脸的喜悦。 “听李鸣珂老师介绍，”任白戈继续说，“你在军校表现很出色，尤其是你在讨伐夏斗寅、杨森围攻武汉的贺胜桥、仙桃镇战斗中表现得十分顽强。 后来，又……“ 几个人又热闹了一番。 见罗瑞卿食宿无着，几个人爽快地将他留下了。 这六个四川同乡住在一起，过着有饭同吃，有钱同花的“共产主义”生活。 王义林、葛泗桥家里比较富裕，经常寄些钱来。这些钱常用来维持六个人的生计。 经人介绍，任白戈到招商公学去当了教师。这样，有了固定的工作，经济上就又好一些。 他们几个人住的那个亭子间，不大，没有床，大家滚地铺。 每到周末，任白戈必定要来和罗瑞卿他们住在一起，礼拜天是要打牙祭的。 菜买回来后，别人摘菜、洗菜，罗瑞卿炒菜、做饭。任白戈年长罗瑞卿他们几岁，脾气也好，大家每次吃完饭，总闹着要他洗碗。 平时，吃完饭后，罗瑞卿把一切收拾得井井有条。这样，他就可以利用空余时间四下里打听，寻找党组织。 大革命失败后，中国革命处于低潮，党组织全部转入地下，每个组织都采用秘密工作的方法。即便是老同学、好朋友，组织情况也绝不能讲的。因为党正处在白色恐怖之中，在特务、叛徒的包围中，一切言行都得慎之又慎。 罗瑞卿也不便多问，他只好到外面去寻找组织关系。 一切都是那么秘密，要找到党组织是很难的。一个月下来，罗瑞卿为寻找党组织，上海的大街小巷几乎都跑遍了。每天，他都拖着疲惫的身子毫无收获地回来，坐在那里闷闷不乐地抽烟。 大家都劝他把烟戒掉：“瑞卿，不要抽了，抽烟对身体有百害而无一利。 再说，我们的钱也不多，还不如省下吸烟的钱多加几个菜吃！“ 任白戈早在四川团省委时，就是党员了，但党的组织纪律是不充许他们随便接头的，他非常理解罗瑞卿此时的心情。接不上关系，生活上又没有着落，心里烦得很，所以他总是站出来替罗瑞卿讲话：“他现在心里烦，就让他抽吧！” 任白戈上街买菜时，总忘不了给罗瑞卿带盒烟。 罗瑞卿的烟后来戒掉了。那是在苏区时得了一次严重的肺病后彻底戒掉的。 1928年10月的一天上午。上海苏州河上的外白渡桥上。车水马龙。 桥附近，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瑟瑟秋风中的黄叶，有气无力地落在地上。 一个瘦高个子的年轻人身着一件褪了色的长衫，脚穿一双半旧的布鞋，手拿一张《申报》，在马路上踱来踱去，显得焦虑不安。他一会儿望着海关大楼上的报时钟，一会儿看着苏州河里的流水，一会儿出神地盯着远方。 这个青年人就是罗瑞卿。此时，他正等着和上级派来的同志接头。 “当！当！当！……”海关大钟敲响了十下，那激动庄严的时刻终于到来了。 不一会儿。对面走来一位身着咖啡色西装，右手拿着《申报》的青年。 罗瑞卿的心激动得几乎要跳出来了。他快步迎上去。 那人对罗瑞卿微微一笑：“罗瑞卿同志，你好！我叫欧阳钦！”说着，一双大手伸了过来，声音虽然很低，但亲切、有力。 “同志！”这个亲密的字眼，像一声春雷，震撼着罗瑞卿的心，一股暖流顿时涌遍了全身。他激动得一时不知说什么好，只是眼泪汪汪地望着欧阳钦。 欧阳钦，湖南宁乡人， 1919 年留学法国， 1925 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8 月到莫斯科东方大学军事训练班学习。第二年6 月回国后被派到叶挺独立团，参加了北伐战争。大革命失败后，到了上海，担任中共中央组织部秘书。1928年秋天，任中央组织部组织科科长。 罗瑞卿简直不相信眼前这一切是真的。心想，为了寻找组织，自己受了多少苦啊！ 欧阳钦经过简单严格的询问，严肃地对罗瑞卿说：“你已经被组织批准为正式党员了，党会很快给你分配工作。今后的联系人是老陈同志，具体工作将由老陈安排！” “罗瑞卿同志！”欧阳钦最后说，“希望你好好工作，不要辜负党的期望！” 在欧阳钦刚刚离开之后，罗瑞卿忽然想到：糟了，我还没有履行入党手续啊！怎么办？ 一个疑团笼罩在心头。 他想等和接头人老陈同志见面时，再问一问这些事情。但又一想，万一老陈同志不信任我了怎么办？不行，不行，还是先好好工作，等适当机会，再向组织说明这一情况。所以，罗瑞卿一直沉默着。他总觉得自己做了一件对不起党的事情，为此他深感不安。他决心用加倍的忠诚和忘我的工作，卓越的贡献来弥补这一切。 罗瑞卿做梦也没想到，在“文化大革命”时期，林彪、康生、“四人帮” 借助于政治运动的力量，给他扣上了一顶假党员的帽子。这时，他才感到，当时真应该向党组织说明这一情况。为此，罗瑞卿后悔不已。 1928年底。罗瑞卿和老陈同志取得了联系。他们的谈话非常简单。老陈同志告诉他：党派他到湘鄂西苏区去工作，希望尽快出发。 罗瑞卿要到苏区去，消息悄悄地在同学中传开。 任白戈给罗瑞卿准备了铺盖行李。为了祝贺他走上崭新的道路，为了这多年的纯真友谊，为了这次非同寻常的离别，任白戈、王义林、李继皋、葛泗桥、张默生、杨光池等几位朋友特意凑钱，在五马路“云记”四川饭馆置办了一桌家乡风味的饭菜，举杯劝酒，慷慨悲歌，壮其行程。 “飞行集会”的严峻现实，使罗瑞卿对中国的前途更加忧虑。他从自己亲身经历的大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中认识到了武装斗争的重要性。临行前，他对任白戈说：“蒋介石反革命靠的是枪，我们要革命，也必须靠枪。朱德、毛泽东的道路无疑是正确的道路！” 1929年1 月，罗瑞卿乘海轮离开了上海怡和码头，踏上了新的征程。①飞行集会，即大革命失败后，党内某些领导人不顾敌人的强大和革命失败后的群众情况，强行组织集会，反对组织有秩序的退却，要求继续进攻的一种盲动主义的表现。 第三章克龙岩破上杭闽西战事忙1929年1 月，奉中央军委指示，罗瑞卿星夜兼程赶赴湘鄂西苏区。行至宜昌，交通中断，遂又折返上海，住进南国艺术剧院出租的那个亭子间里，和那一群四川籍老乡过起“共产主义生活”。 罗瑞卿是个闲不住的青年。任务一时不下来，心里十分烦闷。 “瑞卿，看你闷得那样儿，咱们去逛逛公园吧？”三个四川籍老乡走过来建议。 “走！”坐在那里抽闷烟的罗瑞卿站起来扔掉手里的烟蒂。 年轻人脚步快，边说边笑，不一会来到了公园门口。 “哎！你们几个带钱没有？”罗瑞卿一摸自己的衣袋说，“钱不够？” 三个人一拍口袋，谁也没带钱。 几个人一嘀咕，买了一张票，很快混了进去。西一圈东一圈，逛得正欢。 这时，几个洋人走了过来。大概是看到他们几个衣服寒酸，不像是买票进来的。那时，逛公园的都是娇少爷、阔太太、有钱人，穷人几乎是逛不起公园的。洋人操着生硬的中国话要检查他们的票。起初，他们还嘴硬，况且，公园是洋人办的。洋人要查票，他们是扭不过的。四个人看事不妙，想溜之大吉，结果没有溜掉。一查，四个人只有一张票。洋人大发雷霆、将罗瑞卿他们四个人送进了巡捕房。经过审讯，也没审出个什么来。后来，任白戈闻讯赶来，用钱把他们保出。 罗瑞卿小的时候就是个戏迷。二十年代，上海戏园子里天天演出，而且名角荟萃，京剧大师梅兰芳、周信芳等常常挂头牌。锣鼓声一响，罗瑞卿心里直痒痒。虽说总在边上远远地看，并且看不清，但大师们的精彩表演还是使他过了把戏瘾。 有时，罗瑞卿找来一堆报纸看，从上面了解一些红军的动向，观察国家形势的变化。就这样，罗瑞卿一直等了下来。 1929年3 月，春天早早地来到了闽西山区。山上青茶吐翠，杜鹃花开得血红一片，汀江两岸，秧苗葱绿。 长汀县的一条大路上，一大队人马透迤而来。为首的三个人一高两低，有说有笑，兴奋的脸色仍掩不住一丝倦意。 红军来了！ 毛委员来了！朱军长来了！ 盼望已久的闽西劳苦大众，个个奔走相告。 毛泽东、朱德、陈毅率领红四军主力三千多人于1 月14日下了井冈山，经赣南千里转战，3 月11日翻越武夷山，进入长汀。 次日，红军指战员进驻长汀县四都。征尘未洗，干部战士便进村挨家挨房宣传，标语贴满了村前村后，写着“红军宗旨，民权革命，帮助工农，唯一责任……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的布告贴在了进村的老榕树上。 这天，恰值墟日，又是当地群众“迎公太”的会期。毛泽东抓住机会，在墟场边的井坪上召开群众大会，进行演讲。 红军进入闽西的消息迅速传遍四方。 当天，盘踞在长汀县城的福建省防军第二混成旅旅长郭凤鸣闻讯，匆忙派出一个团阻击红军。 毛泽东、朱德主持团以上干部会议，迅速作出布置，决定给敌人以痛击。 经过两天激战，红军歼敌两千余人，缴获枪弹无数，取得长岭寨大捷。 敌旅长郭凤鸣被击毙。当红军战士把郭凤鸣的尸体抬进长汀城示众时，饱受郭凤鸣蹂躏的汀州人民，个个扬眉吐气，编出山歌唱道：三月里来气象新红军浩荡入长汀；郭逆凤鸣不量力，长岭寨下命归阴。 与此同时，在上海的惠中旅馆，中央军委负责人杨殷正在接见罗瑞卿、刘安恭。简短寒暄过后，谈话转入正题。 “朱德、毛泽东率红四军下了井冈山，现已进入闽西打下了汀州。军委派你们去闽西红四军工作。”杨殷用征询的目光看着二人说。 “好！什么时候走？”罗瑞卿欠了一下身体，有些激动地说。 “服从组织安排！”刘安恭紧接着回答。 “不要急躁，买好船票，你们立刻动身。” 杨殷接着说，“红四军非常缺乏干部，你们都是科班出身，希望此去好好工作。另外，还有些文件需要带，路途多加小心！” “好！我们回去收拾一下！”二人边说边站起来。 谈话结束，三人相继离开旅馆。 很快，交通老陈给罗瑞卿送来了路费和船票。 也没什么可收拾的，铺盖于前段时间因戏瘾上来了没钱买票被送进了当铺。就一个包，里面还装着两件随身换洗的衣服。当晚，一行人上了去厦门的一艘日本客船。刘安恭和福建省委书记罗明上了客舱，罗瑞卿与曾省吾等五人坐了统舱。正等要开船时，几名日本侦探上了船，手电筒扫来扫去。很快，附近座位抓走了一个人，经审问是海盗。由于疑心还有海盗混在船上，统舱乘客全被赶上了岸。 罗瑞卿等五人没走成。几天后，他们改乘一艘法国邮船去了厦门。到了厦门才得知，红四军已离开闽西回师赣南了。于是，福建省委决定，罗瑞卿、曾省吾二人去闽西游击队担任教官。 由地下交通带领，罗瑞卿、曾省吾经漳州、南靖、龙岩一路奔波，来到上杭蛟蛘。 闽西上杭县蛟蛘，四面青山环绕，一条清溪弯弯曲曲流过境内。恰值春季，到处竹林滴翠，百花竞放，莺飞蝶舞。 穿行在如诗如画的山路上，罗瑞卿不由想起了故乡南充。家乡的山山水水隐隐约约地浮现在眼前：滔滔的嘉陵江绕村而过，由东向南流去。江边长满了茂密的竹林，村旁的青酮岭伸入江中。春开，岭上的青桐树下郁郁葱葱，长满了绿茵茵的杂草，草中缀着五颜六色的野花。明媚的阳光下，吉娃子和伙伴们相约来到江边，火轮上传来的阵阵笛鸣和着木排上粗犷嚎亮的川江号子，在江面上空回荡。 小伙伴们一会儿在沙滩上翻跟头，一会儿跑到山脚边的草地上打滚，一会儿钻野花丛里追捕翩翩飞舞的彩蝶…… “好景色啊！不亚于我们芙蓉国！”曾省吾一边欣赏，一边自语，打断了罗瑞卿的思绪。 “是啊！也不逊色于我们天府之国噢！”罗瑞卿忙接上句。 “看你那神情，有点想家了吧？！”曾省吾看了罗瑞卿一眼说。 “咳，说不想，还真有一点，三年前夏天离开家，就再也没回去过。” “美不美，家乡水嘛！”曾省吾说完，哈哈一笑。面前出现了一片开阔地，远远地，一座塔式古建筑映入眼帘。 “快要到了，前面就是游击队驻地。”地下交通指着前方说道。 看到目的地就要到了，三个人一阵兴奋，随之加快了步伐。 文昌阁。蛟蛘游击队驻地。 经地下交通介绍，游击队队长傅柏翠与罗瑞卿、曾省吾互致问候。对罗瑞卿当时的形象，几十年后，傅柏翠回忆说：他来的时候，头戴一顶礼帽，穿着龙色的长衫，脚上是一双土布鞋，样子很斯文，像个教书先生，大家都称呼他“罗老师”。教导团成立后，大家又喊他“罗教官”。他个子高，很爱整洁，衣服总是穿得很整齐。那时我们没有马，可他老爱手里拿个马鞭子。说话声音很洪亮，很清楚。 寒暄过后，傅柏翠向罗瑞卿、曾省吾说：“我们这支游击队是去年夏天暴动后组成的队伍，主要是农民，训练不正规，你们都是有知识的高才生，懂军事，这训练问题就拜托你们啦！还望你们多指教！” “咱们互相学习共同提高吧！”罗瑞卿、曾省吾对视了一眼后，几乎同声说。 接着，傅柏翠又向二人介绍了游击队的情况，并派人帮助打扫房子，安排好住宿的地方。 罗瑞卿、曾省吾与傅柏翠商议后决定，先从各县地方武装中选调一批优秀的干部和队员到蛟蛘编成教导队。经过训练后，再将各县的红军游击队分批集中加以整训。 教导队组织起来了，罗瑞卿、曾省吾带领他们进行训练。训练时，对不正确的地方，手把手地教。还教队员唱《国际歌》，讲政治课。 罗瑞卿是黄埔毕业生，既懂军事，又有口才，待人正直豪爽，没有长官架子，好多队员都愿与他接触，向他诉说心里话。通过交谈，罗瑞卿帮助队员纠正了很多不正确的想法，闲聊期间，他还向队员了解闽西的风土人情。 有时。也给队员们讲家乡的风俗习惯，讲在军校学习的经历。 罗瑞卿是个很讲原则的人。对一些犯严重错误的队员，他毫不客气，批评得很严厉，甚至对游击队队长傅柏翠也不例外。有时，他批评傅柏翠具有农民意识，傅柏翠则顶撞说：“我有农民意识就不错啦，我是地主阶级出身。” 但过后，罗瑞卿也不计较这些。 经过一个多月的紧张训练，这支农民武装的战斗力迅速提高。 1929年5 月中旬，蒋桂战争①帷幕刚落，南方粤桂战火又起。闽西土著军阀陈国辉、闽南军阀张贞率部赴广东讨桂。闽西南地区守敌空虚。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派人星夜赴赣南向红四军报信。 接到信息，毛泽东、朱德当机立断，率红四军疾速向闽西挺进。 5 月20日，长汀县汀江边上的渡口——水口。红四军正在紧张渡江。 时值南方雨季，汀江水涨，水流湍急。十八名船工，撑着九只木船，在一百多米宽的江面上穿梭横渡。 渡江前，毛泽东、朱德联名发出两封紧急信。一封信送交傅柏翠、罗瑞卿、曾省吾的蛟蛘游击队，一封送交闽西特委书记邓子恢。 21日傍晚黄昏时分，一个农民打扮的人拿着信来到蛟蛘游击队驻地。 傅柏翠打开来信，罗瑞卿、曾省吾马上凑过来，信极简短：红四军驻扎庙前，请速来商酌有关事宜。落款是朱、毛。 三人看完信，又惊又喜。 “朱毛红军真是天兵天将噢，到了我们眼皮底下，我们竟一无所知！” 曾省吾高兴地说。 “兵贵神速嘛！”罗瑞卿脱口而出。 傅柏翠以惊喜之余若有所思地说：“朱毛红军这次入闽可能不再走了。 今天春天，他们打下长汀，消灭了郭凤鸣部，我以为会乘胜再打上杭，准备接应，可他们回师江西了。“ 说实在的，三人都想见见朱、毛，虽说朱、毛的英名，并不陌生，但都没有接触过。在武汉黄埔分校时，罗瑞卿听过毛泽东的演讲，那也只是在台下，并没有交往。何况，这次还有一位与自己家离得不远的赫赫有名的大老乡朱德呢。也不知他什么模样，真想会一会。最后，罗瑞卿考虑再三，还是决定让他们二人去。他说：“这样吧，傅队长，你对这一带情况比较熟，到那里可以给朱军长和毛委员多谈谈。你和曾代表结伴去，我来看家。” 傅柏翠、曾省吾晚饭都顾不得吃，提了一个马灯就上路了。 罗瑞卿焦急地等傅柏翠、曾省吾两人回到驻地已是很晚了。两人一进门，罗瑞卿便急切地问：“怎么样？见到朱军长和毛委员了吧？” “见到了，见到了。朱德头颌方圆，两眼大而有神，嘴大肩宽，和颜悦色，但内里透出一股神威，一看就像个军人。”曾省吾一口气说个没完。 “毛泽东高大魁梧，眉宇宽宏，长得南人北相，但总是脸带笑容，谈起话来满腹经纶，具有领袖风度。”傅柏翠接着道。 “有紧急任务吧？”罗瑞卿转入正题问。 “有！有！”傅柏翠停顿了一下，脸上变得严肃起来，“红四军离开江西时，李文彬部队一直跟在屁股后头。今天早晨，红四军从汀州涂坊出发、李文彬的前哨也到了涂坊，现在可能已到了新泉。” 罗瑞卿静静地看着傅柏翠，听他继续说。 “明天，红四军从我们蛟蛘经过，敌人可能随后尾追，毛委员让我们阻击一下，延缓敌人的进程！” 罗瑞卿接着傅柏翠话音说道：“李文彬这条狗想拣便宜，我们要让他肉吃不到，骨头也啃不到，还要挨一顿揍喽！” 三个人一商议，很快做出了部署。 第二天拂晓，罗瑞卿、傅柏翠、曾省吾率领游击队来到地势险要的烂石峡，埋伏起来。 但等红军过了蛟蛘，敌人也没有来。原来江西的李文彬怕遭埋伏，到了新泉不敢再往前行。阻击战没打起来。 5 月22日中午。游鱼坝。 村头红旗招展，各处摆满了茶水，墙上张贴着“欢迎红四军入闽”、“打倒土豪”等各种标语。罗瑞卿带领游击队员和发动起来的群众分列街道两旁，呼喊着欢迎红军的口号，鞭炮噼噼啪啪响个不停。络绎不绝的红军战士背着背包扛着枪，频频向两旁欢迎人群招手致意。 傍晚时分，红四军经苧园、古田来到龙岩城西三十华里的小池。在小池圩赞生店，毛泽东、朱德等召开了军事会议。根据闽西特委代表提供的情况，迅速制定出攻打龙岩的计划。 龙岩是闽西政治、经济、文化中心之一。盘踞在龙岩、漳平一带的福建省防军第一混成旅陈国辉部，原是闽南的一股土匪。北伐军入闽时，陈国辉投机革命，率部投靠何应钦，被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一独立团，陈国辉任团长。1927年秋。陈部奉调离开老巢南安到闽西参与“围堵”南昌起义部队。 他一面镇压工农革命，一面招兵买马，扩充实力。后被福建省军务厅厅长方声涛所看重，升编为福建省防务第一混成旅，陈担任旅长。当时，龙岩一带人民深受其苦，编出民谣唱道：腊月里来冷凄凄，龙岩来了陈国辉；有了几支破火筒，害得百姓尽吃亏。 5 月23日，当罗瑞卿和傅柏翠、曾省吾率领游击队赶来龙岩参战时，龙岩战斗已结束。听说毛泽东正在省立第九中学的“雨盖”操场上演讲，罗瑞卿随着人群赶来，操场上群情激奋，只见毛泽东一手叉腰，一手打着手势，历数社会弊端，讲解革命道理，声音宏亮，见解精辟。罗瑞卿挤在人群里听着这激动人心的话语，心潮澎湃，周身允满无穷力量…… 当天晚上，毛泽东、朱德决定放弃龙岩城，留下这块“香饵”钓大鱼，率红四军离开龙岩，进军永定。 打下龙岩城的第三天，邓子恢传达福建省委指示，蛟蛘地方游击队改编为闽西工农红军第五十九团，傅柏翠任团长，曾省吾任党代表，罗瑞卿任参谋长。 听说红军离开龙岩，窜到漳平永福的敌营长彭棠，迅速拼凑了三百多惊魂未定的散卒逃兵，提心吊胆地溜回城内，一面固守孤城，一面飞电向广东的陈国辉告急。 陈国辉接到老巢被捣的消息，急派一部分主力星夜赶回龙岩守城。罗瑞卿率领刚成立的红五十九团同邓子恢等领导的东肖、曹溪、大池、小池等地的农民武装从四面八方日夜轮番佯攻，守敌彭棠一日数惊，坐卧不安。 5 月29日，毛泽东、朱德、陈毅率红四军离开永定回师龙岩，进驻攀登市和龙门，准备第二次攻打龙岩。 接到战斗指示，罗瑞卿与傅柏翠、曾省吾率红五十九团火速赶到龙岩外围待命。 6 月3 日，天刚蒙蒙亮，罗瑞卿指挥红五十九团配合伍中豪和罗荣桓带领的第三纵队分南北两路迅速抢占周围的山头。以猛烈的火力攻打西门。彭棠已是惊弓之鸟，见红军来势凶猛，不敢恋战，带少数残兵从东门撤出，向漳平逃去。城内守兵顿时慌乱一团，纷纷弃械投降，红军二度占领龙岩城。 两天后，红军和地方武装在中山公园召开群众大会，隆重宣布龙岩革命委员会成立。 6 月6 日，罗瑞卿等率红五十九团随第三纵队撤离龙岩。会同第二纵队到大池集结。一纵队撤离坎市往上杭大洋坝集结，进逼至白砂。 白砂镇是上杭城东北部的一个集镇，是通往龙岩的要冲。红四军第一次人闽在汀州的长岭寨歼灭了郭凤鸣主力，其残部卢新铭逃到上杭，收集残兵败将自任旅长。这次红军攻打龙岩，卢新铭派出钟铭清团驻守在白砂，威胁红军侧背。 经过多次侦察，前委迅速摸清了白砂敌情，并决定兵分三路，严密封锁消息，悄悄地向白砂周围集结。 6 月7 日是农历的五月初一，恰逢白砂庙会。钟铭清对红军的行动毫无所知。清晨，毛泽东、朱德率二、三纵队和军部，由大池出发，经上杭北四区吊钟宕、北三区小禾坑向石砂正面进攻。首先在丰年桥出敌不意，一下子解决了敌人的前哨连，旋即从篑竹坑、张坑岭一路直扑白砂犁头嘴；傅柏翠、罗瑞卿率五十九团从右翼，经苏家陂迂回南进；一纵队为左翼，从大洋坝出击犁头嘴，包围了敌主力，顿时枪声大作，白砂镇敌人乱作一团。 经一个多小时战斗，攻克白砂。 白砂战斗结束不久，红军军部在新泉背头山坪召开军人大会。朱德传达前委决定：将闽西长汀、永定、龙岩、上杭四县的地方武装升编为红四军第四纵队。傅柏翠任司令员，张鼎丞为党代表，龚楷为参谋长，李力一为政治部主任，罗瑞卿任参谋主任。 龙岩、白砂战斗的胜利，使上杭一带的农村暴动如火如茶地开展起来。 各地红色政权迅速建立起来。赤卫队、农民协会、妇女会等群众组织相继成立。镇压土豪劣绅，收缴反动武装，烧毁田契借约，革命形势如同熊熊烈火越烧越旺。 6 月中旬，陈国辉在广东的粤桂战争中接连吃败仗，又听说老巢龙岩被红军攻占，气急败坏，率部匆匆返回。 得知陈国辉返回的消息，朱德决定施以骄兵之计，派出小股部队途中阻击，边打边退，巧妙周旋。 陈国辉以为红军主力不敢与之交锋，得意忘形，趾高气扬地窜回龙岩城，在城中举行“祝捷大会”，放假三天，日夜唱戏，纵任官兵吃喝嫖赌。一时间，龙岩城内乌烟瘴气。 红四军前委在新泉详细地研究了敌情，认为彻底消灭陈国辉部的机会已到，经过周密的筹划和部署，红四军离开新泉迅速抵达龙岩的小池。 19日凌晨，罗瑞卿等率第四纵队同第一纵队汇合，在西山、下洋之间的新官岭集结，主攻南门。军部、第二纵队沿龙门大路直取西门。第三纵队经山塘、铜钵、赤坑后分两路：一路迂回东门外，埋伏在东宫山下，以切断敌退路；另一路向北门疾进，仰攻城北松涛山阵地。各路农民武装组成许多担架队随军行动，手执大刀、长矛、鸟铳等，配合红军。 时值小满前后的多雨季节，夜黑如漆，山道泥泞，崎岖难行，红军战士个个士气高昂，意气风发。很快，各部按预定时间进入了作战位置。 当红军把龙岩团团包围的时候，城里的敌人毫无觉察，仍沉睡在酣梦之中。 拂晓，战斗在北门打响。伍中豪等率部突袭松涛山，进攻山上的“最高亭”敌机枪阵地。 晨风阵阵，松涛怒吼。在敌人盲目而仓皇的机枪声里，红军的迫击炮准确地命中目标，炸得敌人丧魂落魄，狼奔突围。 北门枪声一响，第一纵队第一支队在萧克指挥下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猛扑敌城南屏障——莲花山石锣石鼓阵地，为一、四纵打通了直驱南门的道路。 罗瑞卿等身先士卒，率领第四纵队之一部与第一纵队粟裕支队，越过龙川河上的浮桥，突入南门。 与此同时，西门的胡少海率第二纵队与敌人展开巷战，进行肉搏。敌人凭借街道房屋负隅顽抗。朱德亲临前线，果断下令，采取掏墙挖洞“打老鼠” 的战术，冲进屋内，各个击破。 罗瑞卿率部分官兵同从西门突入的第二纵队汇合，沿大街向东推进，直捣陈国辉旅部。四纵另一部，挥戈向北，与三纵夹击“最高亭”，夺取敌机枪据点。 这时，陈国辉早已乱了方寸。他不甘束手就擒，化装成老百姓，带着少数亲信卫兵，悄悄涉过龙川河潜逃而去。 群龙无首的陈部残兵败将乱哄哄地涌出东门后，被埋伏在郊外山下的伏兵一举击溃。至此，陈国辉全军覆没。红四军第三次打下龙岩城。 震撼赣水闽山的红四军三打龙岩的战斗，历时近一个月，这是继长岭寨战斗后又一次辉煌的胜利。红四军将士斗志昂扬，喜笑颜开。 正是：闽赣路千里，春花笑吐红。 铁军真是铁，一鼓下汀龙。 从此，以龙岩、上杭、永定、连城、长汀五县为中心的闽西革命根据地连成一片。 罗瑞卿亲自参加了配合攻打龙岩的战斗，耳闻目睹了毛泽东、朱德巧妙利用军阀矛盾，及时捕捉战机，出敌不意，灵活用兵的战略战术。他对毛泽东和朱德的敬佩之情与日俱增。 6 月22日，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七次代表大会在龙岩城召开。罗瑞卿参加了这次会议。 当时，红四军党内存在着一些非无产阶级思想，如自由主义、宗派主义、极端民主化、军阀残余等。自井冈山朱、毛红军会师以来，随着红军的扩大和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对红军和根据地建设的问题，在红四军党内以及主要领导者之间即有一些不同意见，并且在行动上已有所表现。但红四军连续行军作战，军情紧迫，这些问题一直没有及时解决。 对于机构重叠，办事扯皮的现象，早在5 月底6 月初的几次前委会议上，就进行过争论。毛泽东对此很生气，认为：“前委不好放手工作，但责任又要担负，陷于不生不死的状态。”并表示：“我不能担负这种不生不死的责任，请求马上调换书记，让我离开前委。”投票表决时，临时军委被撤销。 军委书记刘安恭心里不服，散布了一些不好的言论，影响了红四军领导的团结。 罗瑞卿曾听说过一些，但没想到矛盾发展到如此严重的地步。 这次代表会本来是想解决这些问题的，但会上发生了争论。简直不是在开会，而且像吵架。毛泽东“必须反对不要根据地建设的流寇思想和必须坚持党的集权制领导原则”的正确意见被否决。由于主要问题未能分清是非，大家的思想未能统一起来。大会改选了红四军前委，毛泽东没能当选前委书记。最后。毛泽东决定离开红四军主要领导岗位，到闽西休养并指导地方工作。 散会后，罗瑞卿回到驻地长时间不语，坐在那里发呆。他亲眼看到一个月以来毛泽东领导红四军打了几场漂亮仗，闽西一带土地革命搞得轰轰烈烈。为什么一些同志不同意毛委员的正确意见呢？！甚至还提出“留毛还是留朱”的问题，并进行争论。他越想越觉得不可理解。 “七大”后，毛泽东离开前委到闽西蛟蛘休养并指导特委工作。根据前委指示，罗瑞卿与其他领导率第四纵队在永定、上杭一带开展群众工作，打土豪、分田地，建立红色政权。 7 月初。闽西境内已无大股军阀部队，蒋介石的大规模“会剿”还未开始。前委看到正是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的好机会，决定分兵各地开展工作。 根据部署，罗瑞卿所在的四纵队到上杭白砂、旧县等地；一纵队由永定坎市、上杭谂田、合溪等地沿汀江东岸直上，经蓝溪一直到官庄、才溪；二纵队经龙岩雁石、溪口、梅村和大池、小池、古田进入连城；三纵队到龙岩城关一带。 在地方党组织的配合下，红四军分兵各地进一步扫清了闽西境内的军阀和反动地主武装。龙岩、永定、上杭三县红色政权更加巩固。 蒋介石对红军在闽西的节节胜利非常仇恨和恐慌，指示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阀抓紧对闽西根据地进行“会剿”。一时间，“会剿”声浪甚嚣尘上。 赣敌金汉鼎第十二师进占瑞金、汀州，前锋李文彬部已到达河内；闽敌张贞暂编第一师由南靖合溪向龙岩推进：粤军陈维远旅和张世德旅在粤赣边境的大埔、松口、梅县集结。 7 月29日，面对敌人鼓噪而来的“三省会剿”，红四军前委在蛟蛘由朱德、陈毅主持召开紧急会议，同时通知毛泽东前来参加，研究如何对付敌人的“会剿”。会上，毛泽东认为：敌人内部矛盾重重，各自为政，所谓“会剿”，实际是“会”而不“剿”，“剿”而不“会”。对敌人的“会剿”，我军不能硬拼，应该灵活机动，敌人打过来，我们缩小目标，转移敌人视线；敌人一走，我们再打过去。会议没完全采纳毛泽东的建议，决定部队出击闽中。会后，陈毅离开红四军，前往上海汇报情况。 8 月初，罗瑞卿所在四纵队奉命留守闽西，一、二、三纵队出击闽中，由于汀江水涨，一纵队没能过江，与四纵队一起留下来。 闽中山高林密，行军困难，又没有群众斗争的基础，红军难以立足。朱德率二、三纵队返回闽西、在上杭白洲与一、四纵队汇合，稍事休整，准备攻打上杭。 上杭，位于汀江一侧，城墙坚固，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素有“铁上杭” 之称。清朝咸丰时，太平天国翼王石达开部将石宗国率数万太平军，抬着装有炸药的棺材，围攻上杭城，以付出巨大牺牲和失败而告终。当时，民间流传的民谣称：“铁打上杭，固若金汤。东无退路，西无战场。南有河道，北有池塘。嘱咐子孙，莫打上杭。” 盘踞在上杭城的卢新铭旅，自长岭寨战败逃到上杭后，招兵买马，力图东山再起。8 月下旬，上杭赤卫队和农民武装约两千多人攻打上杭未能成功。 9 月18日。红四军各纵队悄悄到达上杭城外。19日，各纵队领导登上山头，察看地形。放眼上杭城，唯一能从陆地进攻的只有西门。敌人在西门筑了坚固的工事，南、北、东三个城门紧闭不开，里面用砂袋堵死。 前委研究决定：主力部队夜间由地方同志带路，从水西上游择水浅处涉水过江。一纵队攻西门，用迫击炮猛轰，吸引敌主力；二、三纵队攻北门；罗瑞卿所在四纵队一部配合赤卫队攻取东门，另一部和赤卫队佯攻南门。 敌人对红军的行动毫无知觉，许多士兵正在城池里的河沟里洗澡、洗衣服。有的懒洋洋地躺在河岸上。 夜里战斗打响了。四纵队的佯攻部队和赤卫队乘着无数竹筏，划过汀江，用机关枪，“九节龙”（土炮）、土制手榴弹向敌人开火，把鞭炮放在铁桶里点燃，乒乓作响。敌人急忙调兵到城墙上顽抗。士兵们一面架设浮桥，一面把竹萝筐撑到城墙根，迷感敌人。黑夜里，看不清楚，敌人胡乱开枪，消耗了不少子弹。 一纵队用炮火将敌人主力引到西门，二、三纵队在北门发起冲击，战士们飞快地冲过塘埂，扑到城墙下，架起云梯，翻墙而过，城北门被打开，红军鱼贯而入。 罗瑞卿正带四纵队一部和赤卫队员在火力掩护下，背着棉花、稻草和煤油桶，冒着敌人的枪林弹雨冲到城门口，进行火攻。 拂晓时分，经过激战，上杭城被攻克。俘敌一千多名，缴获枪支无数。 卢新铭乘船逃脱。 战斗中曾省吾随一纵队在爬上杭城墙时不幸牺牲。罗瑞卿听说这个消息后，不禁失声痛哭。 上杭之战结束后，数月来，千里转战的红四军得以休整，各个纵队进行了整编和扩充。这时，罗瑞卿被调到二纵队第五支队任党代表。 一段时期，毛泽东在地方养病，陈毅去中央汇报工作未归。红四军前委领导机关不健全，部队政治思想大为削弱，干部士兵思想出现了混乱。一些干部产生离队思想，不愿在部队，想到地方工作。看到这些现象，罗瑞卿心中忧虑颇多。他想起了毛委员，那时，部队可不像现在这个样子啊！ 9 月下旬，朱德在上杭城太忠庙主持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八次代表大会，目的是想稳定。一下官兵情绪，整顿和加强部队纪律。 会上，罗瑞卿和罗荣桓等很多代表强烈要求毛委员回到红四军前委来。 其实、开会之前，毛泽东已收到通知。但他回信说：我不能随便回来。 但是，当他收到朱德大家的联名信时，还是坐担架赶到前委。 罗瑞卿与许多干部战士心情一样，盼望毛泽东早日回到红四军，重新主持前委工作。他亲眼看到，自毛泽东7 月初离开前委以来，部队干部战士的思想涣散，不稳定情绪明显增加。当他看到乘担架回来的毛泽东浑身浮肿，身体虚弱，须继续养病时，心中更加不是滋味。 10月下旬，红四军一、二、三纵队开往广东攻打梅县。罗瑞卿率部同行。 由于孤军冒进，又没有群众支援，最后失败退出，部队损失在三分之一左右，三个纵队只好缩编。二纵队司令员刘安恭在攻打虎头沙时牺牲。 命令红四军攻击东江的中央指示是9 月间粤桂军阀“两广事变”①之时发出的，由于交通不便，途中辗转了一个多月，到10月13日才送到红四军前委。此时，形势已变，粤桂军阀混战已结束，但前委仍执行了中央命令。 建国后，朱德谈到了这次教训：红四军第八次党的代表大会后，部队入东江，此次行动失败，原因又是方向错误了。 当时上海党中央命令红四军入东江打蒋光鼐、蔡廷锴，打梅县，配合张发奎入广东的反蒋战争。这个主观主义的命令，我们执行了，所以又遭到失败。 部队受到这么大的损失，罗瑞卿和许多干部战士都非常痛心。血的教训使他们更加觉得红四军离不开毛委员。想到这些，罗瑞卿的心情越发沉重起来。 正值此际，陈毅带着中央“九月来信”③，化装成华侨大商，风尘仆仆地由上海来到正在东江松源的红四军前委机关，并立即作了传达。随后，陈毅派专人将“九月来信”送往在上杭苏家坡养病的毛泽东，并转达中央指示，请他回红四军前委主持工作。 “九月来信”以及中央指示毛泽东回到红四军的消息像及时雨，滋润了广大指战员的心田。同大家一样，罗瑞卿精神振奋，脸上又恢复了往日的笑容。 11月23日，红四军重占汀州。 11月26日，一病数月的毛泽东来到红四军驻地汀州，重新担任前委书记。 11月28日，毛泽东主持召开红四军前委扩大会议，决定对红四军进行整训，并在12月份召开中共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 这时，罗瑞卿也被调到二纵队政治部任宣传科长。在一次干部会议上，毛泽东已注意到了这个高个子罗瑞卿。其实早在红四军第七次党代会上，毛泽东注意到了他。当时，由于心情不好，没有和他打招呼。这次，毛泽东主动走向前来说：“你是……” “罗瑞卿！” “从哪里来的？” “四川南充！” “哦！川湘子弟身材都不高，而你我都是长子，看起来，你比我还高哟，称得上是个长子喽！” 毛泽东头微侧，一边打量罗瑞卿，一边说。随后，毛泽东又问罗瑞卿现在干什么，以前的经历。罗瑞卿一一作了回答。12月初，一、二、三纵队离开汀州开往连城新泉与四纵队会合，进行整训。 无论是行军途中，还是在宿营地。毛泽东天天召集由支队、大队干部和士兵代表参加的各种调查会和座谈会，罗瑞卿每次都参加。会上，毛泽东详细地询问部队中存在的种种问题，作记录，同到会的干部战士进行讨论，对各种错误的思想和倾向进行分析。有时，毛泽东还来到罗瑞卿跟前，问：你们那里有多少这种思想，有多少那种思想，他们都是些什么思想，是怎么纠正的，罗瑞卿都如实详细地汇报。毛泽东一边听，一边不住地点头，时而还帮助他进行分析，并指出这些错误的倾向必须加以克服，否则对部队危害很大。每次，罗瑞卿都有许多新的收获，回到部队后进行对照检查，再带着新的问题参加下一次会议。 会议开得轻松、活泼、热烈。渐渐地，罗瑞卿和毛泽东熟悉起来。毛泽东常常称呼他“罗长子”。从此，罗瑞卿有了这个外号。这外号使他感到亲切、温暖。 与此同时，朱德主持举办各种基层军事干部训练班，在全军开展军事技术、战术训练。新泉宽阔的背头山广场和部队驻地的练兵场上，整天军号嘹亮，杀声震天，官兵互教互学，气氛严肃而又热烈。 十多个夜晚，新泉驻地红四军军部“望云草室”里，泥瓷灯下，毛泽东、朱德、陈毅忙着整理调查材料，总结经验。这些日子，罗瑞卿同纵队干部战士忙于对照、检查和训练。错误在这里得以纠正，智慧在这里化作航盘。一次红军史上的重要会议，像躁动的婴儿将要诞生了。 上杭县古田，四周群山起伏，层峦叠蟑。巍峨壮观的笔架山如巨蟒横卧东边，多姿的彩薇岭雄峙东南，北有百眉岭，西是乌石山，地势险峻。一派秀丽风光！ 1929年12月28日，古田盆地瑞雪纷飞，山川景物银装素裹，四季开花的午时莲傲然怒放。在黄潭河畔的廖氏祠堂里，中国共产党红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就要召开了。 罗瑞卿等一百二十多名代表打着背包，带着枪陆续进入会场。 会场布置十分简朴、庄严。北面墙上挂着“中国共产党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的红色横幅，下面是鲜红的党旗，再下面并排挂着马克思、列宁的画像。主席台上放着两张方桌，桌上放了几只土碗，红漆柱子和周围墙上张贴着“反对单纯军事观点！”“反对机会主义！”“反对冒险主义！”等各种颜色的标语。周围燃起几堆熊熊炭火。一走进会场全身立即涌起一股暖意。 大会开幕了，秘书长陈毅主持会议。 会上，毛泽东代表前委作大会决议案的报告。朱德作军事报告。陈毅传达了“九月来信”和中央关于反对托洛茨基陈独秀“取消派”的决定。他们的报告几次被掌声打断。他们的讲话像一股暖流，温暖着每个代表的心。 会场下，罗瑞卿同各位代表一样，听得是那样认真，从他那舒展的眉宇间和眼神里，看得出他很兴奋。他心里亮堂起来了。从会议的报告里，他又看到了红军前进的道路，看到了中国的希望和前途。 经过全体到会代表的热烈讨论，会议通过了大会决议案决议案共分十三个部分：（一）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二）党的组织问题；（三）党内教育问题；（四）红军宣传工作问题；（五）士兵政治训练问题；（六）青年士兵的特种教育；（七）废止肉刑问题；（八）优待伤兵问题；（九）红军军事系统与政治系统问题…… 大会选举毛泽东、朱德、陈毅、罗荣桓、林彪、伍中豪、谭震林等11人为中共红四军前委委员，毛泽东为前委书记。 古田会议决议从此成为红军建设和党的建设的纲领。会议精神像灯塔一样照耀着党和红军前进的航程。 大会结束后，时值大雪初霁，晴空万里。红四军指战员以纵队为单位，同驻地群众举行了丰富多彩的联欢晚会。各处游艺坪上一片灯火。罗瑞卿和纵队战士扭起了秧歌，他们唱啊。跳啊，尽情地欢呼光明的未来。欢声笑语伴随悠扬的号子久久回荡在闽西山区的上空…… 第四章周旋巧政策严军政堪称良1930年1 月初，古田会议刚刚结束，金汉鼎坐镇长汀，指挥闽、粤、赣三省国民党军共十二个团的兵力分七路同时出动，进袭新泉，古田。前委决定，红四军离开闽西，向赣南出击，首先打乱三省敌人包围闽西的军事部署，然后相机消灭敌人，发展新的根据地。 l 月3 日，朱德率领红四军第一、第三、第四纵队从古田出发，经连城、宁化，于1 月16日攻克江西广昌。 1 月7 日，罗瑞卿所在二纵队由毛泽东率领从古田开拔，经清流、归化、宁化、广昌，一路转战，于1 月24日在江西宁都县的东韶同朱德率领的一、三、四纵队会合。 红四军离开闽西向赣南进军途中，在前委的领导下，全军掀起了学习、贯彻古田会议决议的热潮。从路隘林深的武夷山到风雨迷漫的赣江，全军指战员边作战边学习。从纵队党委到大队党支部，直至班的党小组，都按古田会议决议，逐条地、认真地，对照检查存在的各种非无产阶级思想，并在提高思想的基础上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及时加以纠正。 这时，罗荣桓奉命担任二纵队政委。在贯彻古田会议决议中，罗荣桓向罗瑞卿讲述在井冈山的传统，讲述毛委员如何进行部队建设。并共同学习毛泽东给林彪的长篇回信《时局估量和红军行动问题》，加强对时局的认识。同时一起研究讨论如何铲除二纵队存在的不良行为，加强干部战士思想教育等问题。第二纵队的基础是原红四军军部的特务营，是由国民党起义部队编成的。当初，不少士兵是既扛步枪又带大烟枪的“双枪兵”。为了改造这支部队， 1927 年底，前委选派了各级党支部，还建立了士兵委员会。日军队组织得到彻底改变。但由于旧习气、旧思想影响很深，纵队中单纯军事观点、走州过府和贪图享乐等思想还很流行：违背三大纪律六项注意、赌钱、逛窑子等行为常有发生；在管理教育上，打骂士兵，枪毙逃兵的现象还普遍存在。 1929年下半年，从上海来的张恨秋担任了纵队党代表，此人思想上存在很多不正确的观点。当时，部队补迸的一批原军阀卢新铭的士兵，在打梅县时，天天有开小差的，被张恨秋枪毙了很多，结果六百余名原俘虏兵几乎全部跑光。 针对纵队存在的问题，罗瑞卿同罗荣桓一起，按古田会议要求，发动干部战士揭发检举，再通过讨论和开展批评教育，使问题逐步得到解决。 一段时间的工作配合后，罗瑞卿与罗荣桓很快熟悉起来。两人性格各有特点，一个活泼、干脆，一个沉静、稳重，一动一静，迥然不同，但工作配合得十分默契。由于两人都姓罗，为区别起见，大家都称呼罗荣桓为大罗，罗瑞卿为小罗。 1930年1 月下旬，喧嚣一时的“会剿”形势急转，赣敌金汉鼎部为顾老巢，无心恋战，匆匆返回江西，福建军阀内部发生火并，粤敌陈维远部不敢孤军冒进回广东。三省军阀各作鸟鲁散。红四军各纵队在宁都东韶会师后，毛泽东和前委看到敌主力离红军尚远，一时环境较为安宁，立即决定在宁都、乐安、永丰等地短距离分兵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同时密切关注形势变化，研究下一步红军行动和部署。第一纵队直取乐安，第三纵队进占永丰，第四纵队会合宁部赤卫队及赣南地方红军第二十五纵队入宁都南路，罗瑞卿所在第二纵队开赴永丰的藤田，沿途分兵打土豪。 藤田。 二纵司令部。 二纵队到藤田后，立刻分散在藤田、石马一带进村宣传，做群众工作，筹款。这时，前委指定张际春、赖传珠与罗瑞卿组成石马行委，罗瑞卿担任书记。他们白天工作，晚上进行总结并布置第二天的工作，工作总结写成书面报告送给毛泽东。 在藤田，毛泽东工作之余，还要找一些报纸看，以了解国际国内形势。 由于自己没有时间，便把这一任务交给了罗瑞卿。罗瑞卿拿出一些钱委托一位做邮差的老表，到白区去收购报纸。很快，这位老表满载而归，并将剩余的两块银元还给了罗瑞卿。罗瑞卿看到收集到的一大堆报纸非常高兴。他知道，这位老表薪水微薄，家人也多，又把两块银元塞到老表的手里，以补贴生活。当把这两块银元又拿到手里时，老表的眼里闪出了感激的泪花。心想，干了这么多年邮差，见过许多杂牌军，还没见过这么好的长官。回家后，这位老表用布把两块银元包好放起来，一直舍不得花。①与此同时，彭德怀率领红五军由湘鄂赣边进入赣西，在泰和、万安、遂川一带开展游击活动。1 月18日至1 月20日，赣西特委和湘赣边界特委在遂川召集联席会议决定，赣西南地方武装合编为红军第六军，黄公略任军长。 之后，红军向袁州（今江西宜春市）开进，与红六军一道对吉安取包围态势。 2 月上旬，毛泽东在吉安陂头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赣西特委和红军第五军、第六军军委联席会议（称陂头会议或“二七”会议）。会议分析了以江西为中心的闽、粤、浙、赣、湘五省武装斗争形势，讨论了扩大苏维埃区域、深入土地革命、发展工农武装等问题。会议认为，江西反动派内部矛盾加剧。 赣西南革命形势发展很快，江西形成了首先胜利夺取全局政权之可能。 并决定：集中红军第四、五、六军夺取江西全省政权，第一步先吉安；打吉安的第一步是占领与吉安为犄角的吉水、安福、泰和等县；由红四军攻取吉水。为了统一领导红军和地方党组织，红四军前委扩大成为领导红四军、红五军、红六军和赣西南、闽西、粤东江革命根据地的中共共同前敌委员会。 共同前委由十七人组成，毛泽东、朱德、曾山、刘士奇、潘心源为常委，彭德怀、黄公略为候补常委，毛泽东为书记。 红四军成立军委，调潘心源任军委书记（未到任，由熊寿祺代理）。 陂头会议结束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二纵政治部主任。 2 月中旬，毛泽东、曾山、刘士奇发布《关于占领吉安建立江西苏维埃政府》通告，通告要求红军第四、五、六军立刻作出行动部署。 接着，罗瑞卿的二纵队随红四军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开往水南，进驻中鹄区施家边，形成取吉水之势。 蒋介石得悉红军集结吉安附近、赣江两岸战略意图，急调湘鄂赣三省部队，以江西省主席鲁涤平为总指挥，对赣西南革命根据地和红军进行“会剿”。 鄂敌第十五旅唐云山部自武汉入赣，前锋已到永丰；赣敌第十二师金汉鼎部占领宁都；湘敌第四十八旅朱耀华部进抵东安，戴岳旅进到南丰、东安之间；吉安守敌第五师一四八旅成光耀加强城防，一时间，军事形势骤然紧张。对此，前委认为红军不宜在有地主武装红枪会活动而群众基础不好的吉水地区作战，而应采取诱敌深入红色区域歼敌，随即指挥红四军折返富田一带休整伺机破敌。此时，唐云山旅分三路冒进至富田以北的水南、值夏一带，兵力分散，态势孤单。罗瑞卿之二纵同一、三、四纵及红六军之一部在毛泽东、朱德率领下，抓住战机，迅速进击，经两天激战，给唐云山旅以重创，歼敌三分之二，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枪弹无数。敌三个团长被俘，唐云山受重伤，化装成士兵混在俘虏中途中潜逃，蒋介石以为唐云山“杀身成仁”，在南昌上演了一幕为其举行“追悼会”的闹剧。至此，金汉鼎、朱耀华畏惧红军乘机北或西渡赣江，急忙撤回吉安，吉水及永丰、乐安一线防守，三省“会剿”又一次瓦解。自此，赣省军阀、乡绅豪吏大为恐慌，红军士气大振。 1930年3 月，春天悄悄地来到赣南，山坡上的灌木丛绿了，路边的野花开了，一方方水塘清澈如镜，映着稀疏的秧苗的倒影，罗瑞卿随二纵干部战士一会走山边大道，一会穿行田间小路，一直向南急行。 “罗主任，我们整天转来转去，跑啊跑，倒底想干什么？”一天，警卫员一边跟着罗瑞卿走，一边不解地问。 “我们呐，就是想消灭天下所有的军阀，打倒天下所有的土豪劣绅，建立红色中国！但我们的力量现在还小，还不能跟那些军阀硬拼，所以要和他们兜圈子，看准机会就消灭他们！”罗瑞卿拍了拍警卫员的肩膀笑着说。 “那你说有希望吗？” “有！天下那么多工人、农民劳苦大众都支持我们，再加上毛委员、朱军长的正确领导，我们一定能成功！” 罗瑞卿和干部战士们有笑有说，自3 月上旬离开水南。一路行军作战，翻山越岭，占兴国，袭赣州，克南康，夺大余，于4 月1 日跨越粤赣边界的梅岭关，进击广东南雄。半个多月来，红四军一、二、四纵队沿途扫荡各县地主民团，推翻国民党地方反动政权，打土豪，筹款，建立红色政权。 5 月，罗瑞卿等纵队领导率二纵队与一、四纵队在毛泽东、朱德的带领下，在赣粤边的寻乌、安远、平远一带广泛深入地发动群众开展土地革命。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罗瑞卿亲眼看到毛泽东深入农村、城镇的各个阶层，对当地的地理交通、文化、经济、商业、手工业、政治、各阶级的历史和现状进行全面系统而详细的考察分析，写出十余万字的《寻乌调查》和《调查工作》①等光辉著作。从此，他更加明白了“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调查就是解决问题”，“离开实际调查就要产生唯心的阶级估量和唯心的工作指导”，“我们需要本本，但是一定要纠正脱离实际情况的本本主义”，“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这些平凡而深刻的道理。“到斗争中去！”“到群众中作实际调查去！”“迅速改变保守思想！”的号召①《调查工作》一文在选入《毛泽东选集》时改为《反对本本主义》鼓舞他投入到火热的群众斗争中去，从中国的实际中去寻找解救旧中国的真理。 在发动群众的同时，罗瑞卿还领导二纵队干部战士把学习古田会议决议的运动推向深入。 与此同时，彭德怀、膝代远率红五军在恢复永新、莲花、宁冈、泰和、遂川、安福等湘赣边界革命根据地后，于3 月克分宜，下袁州。4 月间，占领万载、铜鼓，攻打浏阳东门市、文家市，月底全军五个纵队在平江会合，5 月间又克修水，向武宁、瑞昌、鄂东南方向发展。闽西之红十二军主力开进东江、配合红十一军向潮州地区推进。一时，湘、赣、闽、粤边界革命烽火成燎原之势。 1930年6 月初，红四军从寻乌第三次来到闽西，一举解放武平，进驻长汀、上杭境内。 接着毛泽东在长汀县南阳召开中共红四军前委和闽西特委联席会议。罗瑞卿参加了会议。会议通过了《富农问题》和《流氓问题》的决议。确定了在土地分配时，实行“抽多补少”、“抽肥补瘦”原则及党对流氓的策略。 会议期间，中央特派员涂振农来到长汀，会议移至汀州继续举行。涂振农传达了全国苏维埃区域代表大会和全国红军代表会议的精神及中央关于整编红军的指示，并要求红四军进攻南昌、九江、长沙最后会师武汉，争取以武汉为中心的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会议对中央要求红军实行战略转变、攻打大城市的主张发生了争论。表面上看，中央的这种主张带有革命性，当时，罗瑞卿同大多数代表一样还不能看出中央的这种政策的实质，不过他跟随毛泽东一年来征战的体会及可喜的成果，仍然使他心存疑虑。尤其是对中央批评红四军有新右倾主义想不通。后来的事实证明，这种政策是“左”倾冒险主义，是中央主要负责人李立三错误地判断当时的形势而决策的结果。 会后，红军在汀州进行整编，以红四军、红六军、红十二军为基础，加上闽西、赣南地方红军组成中国工农红军第一路军（不久改为红一军团）。 朱德任总指挥、毛泽东任政治委员，朱云卿为参谋长，杨岳彬（后叛变）任政治部主任。一路军下辖三军，军长黄公略，政治委员蔡会文；四军，军长林彪，政治委员彭清泉；十二军，军长伍中豪，政治委员谭震林；二十军，军长刘铁超，政治委员曾炳春。这时，罗瑞卿为红四军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红军汀州整编时，闽西劳苦大众踊跃参军，掀起了妻送郎、父送子、兄弟争当红军的热潮，他们唱起动人的山歌，欢送子弟兵上前方杀敌：天上月儿伴星星，妹子送哥当红军。 天下豪绅都打倒，胜利归来再结婚。 ……看到这激荡人心的场面，罗瑞卿深深地感动了，为贫苦百姓打天下的决心更坚定了。 6 月底，罗瑞卿等率纵队指战员随红一军团再次离开长汀，浩浩荡荡向江西进发。对这次远征，罗瑞卿后来回忆道：部队改编后，毛主席指挥全军北上，出江西，下樟树，沿途打了一些小胜仗，全军由樟树西渡赣江，进入赣北上高、高安地区。部队略事休整，进行筹款和做群众工作。我军并未去打南昌，因为敌情、我情均不容许。只在八一纪念日派了一支小部队到南昌车站去打枪示威。 部队随即转入湖南，在浏阳文家市消灭了敌人戴斗原一个旅，后即与红三军团会合，第二次打长沙。此时，罗荣桓同志被调为第四军政委（此时党代表改称政治委员），命令我为第十一师政委。 打开不久，敌增援部队又将来到，主席说服了一些“立三路线”执行者，而事实也教训了他们。于是部队分散配置于醴陵、茶陵、攸县广大地区，进行打土豪、筹款和争取群众的工作。我们师先驻渌口，后到醴陵。此时部队又得到了一些补充和扩大。 随后部队转回江西，占领吉安、峡江地区，又得到了一些补充和扩大。此时主席看出敌人的“围剿”快来了，决定东渡赣江，转回赣南根据地，进行休整兵力和其他反对敌人“围剿”的准备。1930年12月初。江西宜黄。时值隆冬，寒风刺骨。 立三路线刚刚过去，蒋介石的十万大军正在向红军步步进逼。与此同时，红军内部的肃反运动正在进行。 红四军军部，罗瑞卿正在向罗荣桓政委反映肃反情况。 “前几天，我们十一师宣传队的几个同志被供是‘AB团’，杀掉了。我看，他们不像是‘AB团’，”罗瑞卿说：“我认为把混入红军内的反革命分子清除掉很有必要，但如果没有证据乱捕乱杀，势必会枉冤一批好人。” “是啊，前天，肖克到我这来说，他们十二师已杀了一百多人，对此，他感到有问题，”罗荣桓用手扶了一下眼镜，继续说：“我们部队兵员更新较快，是有些敌人混了进来，前委决定肃反很有必要。但绝不能搞逼供，使一些经过考验的同志死在自己人的刀下！” “现在问题是把敌情估计得过于严重，这事应该跟毛委员反映，尽量少杀人。”罗瑞卿坚定地说。 “我已跟毛委员谈过一次，他对此事很担心，并让我在做好反‘围剿’工作的同时，多过问此事。”罗荣桓望着罗瑞卿说：“你回去和际春同志共同把好这道关。” 当罗瑞卿从军部回来后，政治部主任张际春急急忙忙赶来说：“叶青山医生被抓起来啦，并被看护长供出是”AB团‘。“罗瑞卿一听，马上派人去把审讯人员找来问：”叶青山招供了吗？“ “招了！” “他交代了什么？” “他说：”我惦念孤身一人在家的老母亲，有一次卫生队有人怕被抓，要开小差，我也随声附和，想回家看看老母亲，这说明我革命意志不坚定，有危险的动摇情绪。‘“ “还有什么？” “别的没有了！” 罗瑞卿点点头，让审讯员回去了。 罗瑞卿听了审讯人员反映的情况，认为叶青山没有什么大的问题。当时十一师政治部主任对此也不相信。但在“左”的情绪盛行下，要解救叶青山还不能太鲁莽。于是在一次开会时，罗瑞卿说：“我们师非常缺乏医疗人员，①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55—56页。 至于说叶青山是‘AB团’，现在证据还不充分，像他这样的经过正规训练的医生，还是先让他治病救人，在使用中进一步考察。对于他的动摇，给以开除党籍处分。“ 罗瑞卿冒着犯“右倾”的风险救了叶青山一命。不久，在叶青山的党籍恢复后（1931年5 月12日），毛泽东见到他开玩笑说：“叶青山，叶青山，留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哇！” 不久，红军内部肃反更加扩大化，以至出现了“富田事变”，谢汉昌等人把红二十军主力带到赣江以西地区，分裂红军，并挑拨离间反对毛泽东。 这时，国民党见有机可乘，便兵分八路，采取“分进合击”战术，猖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区杀来，形成了西至江西万安、东至福建建宁的八百里战略围攻态势：东面第六路军朱绍良部许克祥第二十四师，毛炳文第八十一师及张贞四十九师，刘和鼎五十六师，周志群独立十四旅，分由宜黄、南丰和闽北闽西向广昌、石城方向推进。西面第十九路军蒋光鼐部蔡廷锴第六十师，戴戟第六十一师等经泰和、万安向兴国推进，并分兵屯驻赣州。中路第九路军鲁涤平部张辉瓒第十八师、谭道源第五十师，公秉藩新编第五师分由永丰、乐安、吉安向东固、龙冈地区进攻。其余罗霖第七十七师守吉安，路孝忱新编第十三师驻临川，崇仁间，第三十二师驻南昌、樟树间。 罗瑞卿和曾士峨率红十一师同广大根据地军民一起已坚壁清野隐蔽到黄陂、小布、麻田一带深山密林中，等待总前委的出击令。 12月25日，小布河畔，旭日东升，红旗招展。红一方面军正在召开红区军民誓师大会。罗瑞卿等率十一师早早地赶到会场。只见河畔麻餈石下临时搭起的主席台两侧挂着一幅对联。上联：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游击战里操胜算；下联：大步进退，诱敌深入，集中兵力，各个击破，运动战中歼敌人；横幅：红区军民歼敌誓师大会。一看就知是毛泽东的笔迹。罗瑞卿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们排着整齐的队伍，扛着钢枪，赤卫队员肩着梭镖，群众精神振奋地打着红旗，一齐站在主席台前的河滩上。四周遍山的红枫映衬着会场上的红星、红领章、红缨和红旗，呈现出一派火红的景像。不一会儿，毛泽东、朱德在红一方面军首长的陪同下来到会场。掌声顿起。看了这场面，罗瑞卿倍感激动，周身增添了无限力量。 毛泽东讲话了：“红区的父老乡亲、兄弟姐妹们，红军指战员们：当前敌军大兵压境，局势紧张。根据地的军民有足够的条件能克敌制胜。可是，是哪些条件呢？”，毛泽东停了一下，右手插在腰问，把整个会场巡视了一番，然后举起左手，边说，边用右手慢慢地、一个个地按下伸开的手指：“第一条、我们军民一致。根据地的人民是最积极地援助红军反对白军的；第二条、我们已经选择了有利于作战的阵地，已经设下陷阱，可以把敌人关在里面打；第三条，我们可以集中兵力，先歼灭敌人的一部分，一口一口地把敌人吃掉；第四条、我们可以发现敌人的薄弱部分，拣弱的打；第五条、我们可以把敌人拖得精疲力尽了，它就由强变弱了，然后再打；第六条、我们可以有意造成敌人的过失，乘敌人之隙，加以打击。……由于我们实行了‘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两次大踏步地退却，敌人已经钻进了我们的口袋，敌情、地形、人民条件都已经变了。六个条件已经具备，胜利就在眼前！” 接着，毛泽东振臂带领大家高呼口号：“勇敢冲锋，拼命杀敌，多缴枪炮，扩大红军！”“活捉鲁胖子，打倒蒋介石！”“工农解放万岁！红军胜利万岁！” 顿时，呼声震大，山谷回应。 之后，朱德也讲了话。 霎时间，小布河畔、芦木峰下，人声鼎沸。 与此同时，敌毛炳文部己窜到广昌，许克祥师经东韶进至洛口；公秉藩师在东固附近与张辉瓒师发生误会，混战一场，造成重大伤亡，正集结在永丰、富地策应各方；张辉瓒师抢在公秉藩师前面，进到永丰的南龙；谭道源师已赶到距小布三十华里的源头，其一个团己到了小布附近的树陂。 第二天拂晓，罗瑞卿等带领红十一师随红四军轻装急进在芦木峰下的沾坑、嵊背、小布圩镇周围的东、南、西三面设伏，布下口袋阵，等待谭道源师进入。 时值隆冬，北风劲吹，寒气袭人，冰冷的战壕里的罗瑞卿及十一师的指战员们，正精神抖擞地注视着芦木峰下的动静。一整天过去了，仍不见敌人的踪影，只好撤出阵地，回到黄陂。第二天，再次进人工事，又等了一天，敌人仍未来。 原来，狡滑的谭道源开进源头后，派出部队窜到树陂，企图进攻小布，但部队在源头受到红区军民坚壁清野的苦楚，加上被红军东拖西拉，牵着鼻子奔波了一个多月，官惰兵疲，军心浮动，而且距左侧的张辉瓒和公秉藩师、右侧的毛炳文和许克祥师各有一百多里，害怕孤军被歼，缩在源头，不敢前进。 罗瑞卿带领部队，再次撤回。 与此同时，敌第十八师师长兼前线总指挥张辉瓒嫉妒公秉藩师谎报东固“战绩”得到蒋介石的十万银元奖赏，疾带师部和两个旅经南龙窜到永丰的龙冈，准备进犯距龙冈三十余里的君埠。 30日凌晨，龙冈，雾锁群峰，天色朦胧。罗瑞卿等率红十一师与各路红军在雾幛的掩护下，按预定路线，急速推进。拂晓前，担任正面进攻的红三军第七师赶到王竹岭前面的木坑以北地区和亭子岭；其余两个师进到龙冈的东面和东北方；红十二军从左路，经表湖来到龙冈东面方向：罗瑞卿率红十一师随红军及红三军团从右路，经上固来到龙冈的端几铺、张家车一线，同红三军取得配合。 天亮了，张辉瓒师开始向龙冈东南的君埠进犯。当前卫部队戴岳旅刚走出五六里路，进入王竹岭附近的小别村，红三军七师突然开火。一阵枪响过后，敌尖兵连全部报销，据守在龙冈的张辉瓒得到消息，认为红军主力还远在黄陂、小布一带，阻击的不过是个把红军游击队，强令戴岳旅继续进击。 突然，红三军第八、九师向敌人两翼发起猛烈进攻，红十二军的一部分火速赶到，戴岳三面受敌，进退无路，急电张辉瓒增援。 救援戴岳的一个团刚赶到交火地点，还未来得及进入阵地，就和戴岳旅受到红四军和红三军的一部分左右夹击，红三军另一部分和红十二军从正面猛烈堵击。枪炮声中，敌副旅长江汉杰和团长李月峰魂飞西天，戴岳钻进灌木丛仓皇逃命。 下午4 时左右，罗瑞卿等带领红十一师及红四军各师和红十二军迂回包抄，直插龙冈的西南和西面，截断龙冈同东固、因富之间的联系；红三军团占领了上固及附近阵地，切断了敌人西北方向的增援和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的逃路，红三军团十五师迂回到敌人背后，切断敌人西北方向的增援和龙冈敌人向西北方向的逃路，红三军团十五师迂回到敌人背后，切断敌和西南方向的增援和退路，龙冈之敌处于团团包围之中，张辉瓒已成瓮中之鳖。 被围困中的张辉瓒一面手忙脚乱地紧急调动东固的朱耀华五十四旅赶来保驾，一面急电鲁涤平，催促公秉藩师火速向龙冈靠拢。可是，已经晚了。 冲锋号吹响了，总攻开始了。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首先跳出工事，带领红十一师指战员冲下高坡。顿时，军号声，枪炮声，呐喊声响彻山冈，满山遍野的红军排山倒海般向敌军压过来。仓促中，张辉瓒带领残军一窝蜂似地向南突围，遭到南面红军密集火力封锁后，又慌忙退回，并下令各部拼死顶住。但张辉瓒的人马在各路红军的强大攻势下，很快溃败不堪，纷纷举起手来。不久，红军攻破敌师部并活捉其代参谋长和旅长王捷俊。 这时，赶来增援的公秉藩听张辉瓒师部被歼，急匆匆撤回东固。 战斗结束了，打扫战场清查俘虏时，没找到张辉瓒。 “这家伙肯定逃不远！” “搜山！” 红军战士立即跑到周围山坡上搜起来。不一会儿，在万功山的草丛里，一个白胖子被揪出来，经俘虏辨认，正是张辉瓒。 “张辉瓒被捉住喽！” “张辉瓒被捉”的消息迅速传遍了红军。 听到消息，罗瑞卿消瘦的脸上立刻绽出了胜利的笑容，憋了几个月的这口气总算吐出来了。 龙冈一役，张辉瓒第十八师师部及两个旅共九千余人，全部被红军消灭。 听到张辉瓒全师被歼的消息，南昌行营主任鲁涤平惊电蒋介石：“龙冈一役，十八师片甲不还。” 悉电，蒋介石急复鲁涤平：“十八师失败，是乃事之当然，不足为怪。 我兄每闻共党，便张皇失措，何胆小乃尔！使共产党闻之，岂不为之所窃笑乎！……“ 闻知张辉瓒全军覆没，谭道源师仓皇逃跑，向许克祥、毛炳文部靠拢，逃到东韶。1931年1 月3 日，红军在东韶地区赶上谭道源师，再歼去其大部。 谭道源遂又带残兵跌跌撞撞逃向宜黄，惊慌之余，路上，装备、衣帽丢弃无数。 红军五天内连打了两个胜仗，总计歼敌一个半师，俘敌一万余人，缴获枪枝一万三千支。这时，其余各路敌军纷纷退去。红军胜利地粉碎了敌人的第一次“围剿”。 毛泽东听到活捉了敌前线总指挥张辉瓒的消息，欣然挥笔写下了《渔家傲。反第一次围剿》。 万木霜天红烂漫，天兵怒气冲霄汉。 雾满龙冈千嶂暗，齐声唤，前头捉了张辉瓒。 二十万军重入赣，风烟滚滚来天半。 唤起工农千百万，同心干，不周山下红旗乱。 1931年1 月，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在上海举行。陈绍禹（王明）在共产国际东方部部长米夫的扶持下进入中央政治局。从此，以王明为首的新的“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开始占据统治地位，其代表也陆续到达各革命根据地，影响逐渐增加。在赣南革命根据地，一时间，由于毛泽东、朱德等及红一方面军大多数干部的坚决反对，王明的“左”倾路线没有能够深入贯彻，革命形势仍然大好。这时，罗瑞卿和师长曾士峨率领红十一师干部战士随红一方面军一方面筹措给养，一方面准备迎接国民党新的“围剿”。 第一次大“围剿”的惨败，使国民党各派军阀间的矛盾进一步激化，张（学良）冯（玉祥）张（发奎）白（崇禧）等虎视眈眈，蒋介石一面对各系军阀高唱“和平”，用所谓“国民会议”为诱饵，企图保持统治阶级内部的“统一”；另一方面，又命何应钦为总司令，率二十万大军，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作战方针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压来：蔡延锴的十九路军两个师在兴国，王金钰①五个师迸到吉安、吉水、泰和、永丰一带，孙连仲的二十六路军两个师调至宜黄、乐安地区，朱绍良的第八路军驻南丰、广昌一线，刘和鼎师在福建建宁，由赣江至建宁，构成一条八百里长的弧形阵线，从4 月1 日起，以宁都为目标，全线向前逐步推进。 4 月中旬，中共苏区中央局在宁都的青塘河背新屋底召开军事会议，讨论如何粉碎敌人此次“围剿”。会上，王明路线的追随者在貌似强大的敌军面前，有的主张“分兵退敌”，把红军主力拉到根据地外面去打游击；有的甚至提出要放弃赣南革命根据地，退到四川去。毛泽东在发言中指出：敌人虽然号称二十万，但和第一次反“围剿”时一样，全部都是蒋介石的非嫡系部队；他们内部不统一，没有群众支持，地形不熟；远离后方，兼之目前到了山区，补给非常困难。红军人数虽较上次有所减少，仅剩三万余人，但有四个月的养精蓄锐，上下团结、兵强马壮，求战情绪高；群众得了土地革命的利益，积极拥护红军。我们有有利的地形又非常熟悉。因此，我们依托根据地的有利条件，打破敌人的第二次大“围剿”是有把握的。 在讨论怎样打的问题时，有人主张先打蒋光鼐、蔡廷锴的第十九路军，认为打垮蒋、蔡有利于红军发展。毛泽东则认为，在进攻的敌军中，蒋、蔡比较强，过去未打过败仗，打蒋、蔡没有绝对胜利的把握；因此红军主力应先打富田的王金钰部，他们从北方新到，士兵水土不服，士气不振，是弱敌。 经过讨论，会议采纳了毛泽东先打弱敌的方针，决定先打富田的王金钰、公秉藩。 青塘会议之后，罗瑞卿等率红十一师与红军各部到永丰县龙冈地区集中，不久，西移四十里，到东固地区隐蔽集结，迫敌而居。 罗瑞卿率部和红军主力在东固的山谷丛林里隐蔽了一二十天，敌人仍没出来，不少战士沉不住气了。有的干部说：“敌人既然修了坚固的工事，就不会再前进了。哪能那么傻，吃了大亏还来！”也有人说：“要打仗就得勇往直前，干革命就要敢于进攻嘛。怕什么？”罗瑞卿则说：“要听从命令，①时任国民党第五路军总指挥兼第四十七师师长。 耐心等待。“并极力做好所部干部战士的思想工作。 这时忽然传来消息：蔡廷锴十九路军已经从龙冈头、江背沿一线向北移动；直接威胁红军左翼；敌郭华宗师从吉水的水南向东移动逼进白富，有进窥东固态势，直接威胁执行原定作战方案。攻击王金钰部，则须穿过蔡、郭两敌之间仅二十公里的间隙。有人认为这种打法太冒险，是钻“牛角尖”。 但红一方面军政委毛泽东仍坚持原打法毫不动摇。 罗瑞卿同红十一师干部战士和红军主力在东固等待二十多天，依靠根据地的人民群众，不仅没有走漏丝毫消息，而且达到了迫敌就我的要求。南昌何应钦连日派飞机详细侦察，始终未发现红军踪影，即电令其右路军：“不顾一切，奋勇前进，如期攻下东固，树各路之先声。” 5 月14日，红军总部获知王金钰部的公秉藩二十八师经中洞向东固进犯，四十七师的王冠英旅将沿观音崖、九寸岭向东固攻击前进，当晚8 时下达作战命令：黄公略的红军为中路，沿东固通中洞的大路前进，占据有利地形，伏击公秉藩师；林彪、罗荣桓的红四军同罗炳辉和谭震林的红十二军为右路军，分两路分别抢占九寸岭和观音崖；彭德怀的红三军团为左路，向固陂、富田迂回包抄。 观青崖，位处富田和东固之间，周围山峦起伏，丛林密布，地势险要。 5 月16日，罗瑞卿和曾士峨率红十一师迅速抢占了观音崖，并将所属三个团布防在周围一带。经过察看，他们决定把师指挥所设在山顶稍下的一间房子里，房子可能是老表们看山歇脚，避雨挡寒用的。又破又矮，由于罗瑞卿个子高，进进出出很不方便。师部特务连连长杨得志带人砍树，在旁边另搭起个棚子，师指挥所立即搬到这个棚子里。 很快，战斗打响了。 公秉藩依仗优良的武器向红十一师阵地猛击，山上山下炮火连天，浓烟滚滚，树倒石飞。突然，一发炮弹击中了十一师指挥所的小棚子。幸亏，罗瑞卿、曾士峨正在棚子外边观察敌情，未被炸伤。 罗瑞卿站在小房子门口，用望远镜向前方望了一会，然后一手向左前方指着，对师长曾土峨说：“敌人想攻占三十三团的阵地，从左翼包围我们。” 曾士峨师长也在用望远镜观察。听了罗政委的话，一边点头，一边说：“不要紧。你看，三十三团前面还有一个山头，敌人要通过这个山头才能接近三十三团”。他停了停，转脸对身后的特务连连长杨得志说：“杨得志，派人告诉聂鹤亭①同志，一定要挡住敌人！” 杨得志刚把人派出，一阵密集的子弹飞来，只见罗瑞卿一转身，手没有扶住小房的门框便倒下了，鲜血立刻从头上涌出，浸湿了头发，染红了衣服。 师长曾士峨一面派人抢救，一面命令杨得志带人冲下山去抢占一个山头。…… 得知罗瑞卿负伤，刚刚恢复了党籍四天的叶青山医生飞快赶来，“罗政委！罗政委！”，但罗政委已不能说话了。经过简单的包扎，罗瑞卿被用担架抬到了师救护所。一位护士看到罗瑞卿的脸上结了紫黑色的血痂，上面还粘了一些泥草，但不知他的伤情很重，便用手去清除污物，一不小心，血痂被揭开了，动脉中的血像喷泉一样冒出。护士吓坏了，赶紧到前线去找叶青山。叶青山从十几里外赶来，再次止住了血，但这时，罗瑞卿已十分虚弱了。 叶青山决定将他送到后方医院。 罗瑞卿的勤务员王保林、医生叶青山和两个民工轮流抬着担架，一路辗转，于5 月25日来到位于上田的后方医院。 后方医院条件极简单，只有一些纱布、棉花及几把镊子和剪刀，药品除一些碘酒、磺胺外，十分奇缺。尽管如此，医务主任李治和叶青山医生还是成功地给罗瑞卿作了动脉血管吻合和颞颌关节复位的手术。可是，罗瑞卿失血太多了，加上转往医院途中，风吹日晒，身体已十分虚弱，很快感染上了大叶性肺炎，高烧不止，时而清醒，时而昏迷，有时嘴里呼唤着叶青山和王保林的名字。 一天，罗瑞卿清醒过来了，他一眼看到了叶青山，吃力地张开了嘴，以微弱的声音对叶青山说：“叶医生，你……你……回前线吧，那里更需要你。” 说完，又昏迷过去了。 不知过了多久，只听到有人说，“这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 不一会儿，外面传来拉锯的声音，并听有人说：“棺材得做长一点，没见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咧！”迷迷糊糊中的罗瑞卿仍然听得真切，他知道说的是自己，心想，完了，全完了。他想到四年前秋天在武汉病倒时的情景：那时形势一片混乱，为了参加革命，寻找党，自己到处奔波，生活没有着落，终于抵不住伤寒的侵袭，病倒在武昌四川会馆里，大病缠身，举目无亲，已无生的希望。然而瘦骨嶙峋的自己在一位姓熊的师傅的救护下，终于活过来了。 这时，罗瑞卿又一次想到了死。然而，他不能死，他不愿意死，革命还没有成功，救国救民的愿望还没有实现，怎么能死呢。想到这里，他流出了眼泪。他怕死吗？不！怕死，他不会参加革命。怕死，他不会参加红军。 很快，罗瑞卿又昏迷过去了。 一会儿清醒，一会儿昏迷。不知又过了几天，罗瑞卿靠着他那神奇的生命力，又一次战胜了死神，为他准备的棺材没用上。 与此同时，从1931年5 月16日至31日，红军主力从江西的富田、固陂圩打到福建西部的建宁，横扫七百余里，相继取得富田、白沙、中村、广昌、建宁五战五捷的胜利，歼敌三万余人，缴枪二万余支，痛快淋漓地打破了蒋介石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的第二次“围剿”。其它革命根据地的反“围剿”也都相继取得胜利。 这样，冒着炎炎烈日，沿着蜿蜒的赣南山路，伴着第二次反“围剿”的硝烟，罗瑞卿躺在担架上，一路颠波，随红军主力转移到闽赣边界。随后的一个月，红一方面军主力以建宁为中心分散在闽赣边界的泰宁、黎川、南丰、宜黄地区发动群众，扩大根据地并筹措给养，罗瑞卿则继续养病。 1931年7 月初，蒋介石又一次调集三十万大军，自任“围剿”总司令，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坐镇南昌，指挥各路人马，以“长驱直入，分迸合击”为作战方针，疯狂地向中央革命根据地扑来。 红军得悉敌情，立即从闽西北出发，绕道福建的安远、宁化、长汀和江西的瑞金、曲阳、银坑，千里回师兴国。罗瑞卿也坐在担架上，随红军主力转移到赣南根据地。 前方战事日紧，罗瑞卿焦躁不安。自己不能在战场上率兵杀敌，还要被人抬着转来转去，这个二十五岁的烈性汉子心中很不是滋味。他早已习惯于那战马嘶鸣，炮声隆隆，硝烟弥漫的战场。然而，他的病情不容许他回去，没有办法，他只能耐下心来养病。 红一方面军主力在毛泽东、朱德等领导下，在赣南山区寄插周旋于敌重兵之间，声东击西，寻机聚歼，取得六战五捷的胜利。国民党部队在己“坚壁清野”的根据地内被红军牵着鼻子东跑西颠，晕头转向，食不饱，寝不安，“肥的拖瘦，瘦的拖死”，完全处于被动挨打的局面，最后，丢失三万余人马，二万余枪枝，溃退而去。蒋介石对中央根据地的第三次“围剿”以失败而告终。 得知红军第三次反“围剿”的胜利，病榻上的罗瑞卿脸上绽开了胜利的笑容。 慢慢的，随着时序的轮转，秋天开始来到赣南，山上山下。树叶已变黄。 大战后的红军各部也开始分散在闽赣边界休训、筹款，发动群众，为下一次反“围剿”作准备。这时，罗瑞卿的身体也渐渐的得到恢复。不久，罗瑞卿出院，与一同出院的陈正人一起赶赴瑞金参加中央苏区党组织第一次代表大会和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31年11月7 日。赣南瑞金叶坪村。曙光初照，红霞万里。 村东北边的谢氏宗祠里，气氛庄严肃穆，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已布置就绪。主席台正中挂着马克思、列宁画像，两旁是绘有镰刀锤子的大红旗；前沿装饰着苍松翠柏树枝，中间嵌着许多大红花；上沿是一条醒目横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场四周墙壁上贴上了许多红红绿绿的标语，台下摆着一排排长凳。 会场外，数百面红旗飘舞，成千上万的工农群众和红军指战员都在为第一次召开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建立自己的中央政权而欢呼、歌唱，…… 来自中央区、闽西区、湘赣区、湘鄂赣区、湘鄂西区、琼崖区、赣东北区等革命根据地的代表，以及红军代表，全国总工会、全国海员总工会等白区的代表共计六百一十人齐集到这里。 嘹亮的军号声响起，毛泽东、朱德身穿灰布军装，头戴缀着红五星的八角帽，健步走上检阅台。 红军指战员们穿着灰布军装，威武雄壮，精神抖擞。 一会儿，叶剑英总参谋长骑着马来了，他绕场视察了一下，又飞马回去。 忽然，全场欢呼，掌声雷动，随着“立正”的号令，受阅的红军刷地一声站起来，大家都把目光一齐转向检阅台。这时，毛泽东、朱德、叶剑英等骑着马走来，他们笑容满面，策马徐行，绕场一周，频频挥手，向红军战士致意。 霎时间，会场上沸腾起来，掌声、欢呼声、鞭炮声响成一片。看到这震天动地、激昂人心的场面，罗瑞卿热血沸腾起来了。 大会开幕了。不一会儿，毛泽东洪亮的声音在会场里响起：“……红旗不倒就是我们的胜利，敌人的破产。红军的发展，是保证红色政权存在的必要条件。现在建立了红色政权。将来还要巩固扩大，以促进全国革命的高潮到来。……” 会议期间，每晚都有数万军民来到叶坪村参加庆祝大会。屋坪、晒坪、操场都成了大家欢庆的地方，到处都能听到清脆的歌声和悠扬的乐曲。 一天，不甘寂寞的罗瑞卿和警卫员吃完晚饭就来到街上。他们来到木板搭成的检阅台前，台前围满了红军战士和群众。台上，红军宣传员们正在演出根据第一次反“围剿”战斗中的事迹编写的《活捉张辉瓒》、《打倒蒋介石》等活报剧。看到精彩处，罗瑞卿笑得前仰后合，他一边和警卫员评论着剧目的内容，一边说笑着走到台子对面，这边山歌手们正在合唱着新编的山歌《感谢毛委员》：哎！ 中华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今朝开。 一轮红日当空照，工农群众踊跃来。 感谢恩人毛委员，定出法令喜心怀。 …… 与此同时，那边正在开提灯会。马灯、龙灯、茶灯、船灯、五星灯等等，挂在树上的光彩照人；提在手上的，随着人们的舞步，上下翻滚。“咚咚”，“堂堂”，那边一群拿着枪杆的人伴着锣鼓声在舞花枪。他们边跳边唱：打起锣鼓响咚咚，梭镖大刀好威风，斗得地主连扣头，权力归咱贫雇衣。 …… 另一边的晒坪上，唢呐吹得呜呜响，一伙踩高跷的青年在表演：土豪劣绅头戴高帽，赤卫队员们手持梭镖，……这时，不知又从哪里传来一阵歌声：当兵就要当红军，红军处处爱人民，免除工农受压迫，解放世间受苦人。 一二三——四！ …… 徜徉在这热闹非凡的场面间，罗瑞卿感慨万千。他高兴，看到那些受苦受难的穷苦百姓，翻身作主后的喜悦劲，他怎能不高兴呢？他看着那欢快的群众时，又不知不觉地跟着手舞足蹈起来，只逗得警卫员在一旁哈哈大笑。 高兴之余，他又陷入深思：人民群众起来，力量无穷啊，没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没有红军的一次次胜仗，就更谈不上今天红军的存在。会议仍在进行…… 1932年4 月24日。闽南漳洲石码镇公园。 公园里万头攒动。石码镇群众手持红红绿绿的小旗子，早早地聚集在这里，路上行人相呼传唤：“走啊，欢迎红军去！” “快点啊，今天还有红军大首长讲话呢！”街上人们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涌入石码公园里。昨日冷冷清清的气氛一扫而光。 这来的红军队伍是哪一路呢？是王良、罗瑞卿带领的红四军。他们怎么来到这里的呢？说来话长。 1932年1 月，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统治的中央发布了《关于争取革命在一省与数省首先胜利的决议》，重弹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老调，要求红军“为占领几个中心城市以开始革命在一省数省首先胜利而斗争”。根据中央的要求，一方面军围攻三面环水、层层设防的“铜赣州”。打了一个多月，付出了很大的代价，仍然没有攻下来。3 月初，毛泽东来到前线，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赣州撤兵。与此同时，组建一军团的领导机构，毛泽东和朱德不再兼任军团职务，由林彪任军团长，聂荣臻任政委，陈奇涵任参谋长，罗荣桓任政治部主任。王良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任红四军政委。3 月底，根据毛泽东的提议，红一军团和红五军团组成了东路军，决定乘两次“围剿”之间的间隙，打到闽南外线去，开辟新的地区，扩大政治影响，筹集物资、经费。4 月10日，东路军红一军团攻占尤岩城后，便同红五军团会合，按计划攻打漳州。红四军担任主攻任务。4 月19日突破敌人十二岭、风霜岭主阵地后，于20日占领漳州。歼敌第四十九师大部，俘敌一千六百余人，缴获飞机两架和大量枪支弹药，残敌向云霄方向逃窜。23日，东路军分兵发动群众，王良、罗瑞卿带领的红四军占领石码。当日，由十师师长陈光率领的先锋部队开进石码镇时，当地的保安队长李玉泉误认为是孙连仲的部队十九路军，竟在街上摆下茶水、糕点，恭迎老总们大驾光临。当地群众对红军了解甚少，加之又见平日作威作福的保安队对他们那么热乎，于是对红军产生了误解，连地下党组织也有些疑惑了。罗瑞卿和王良来到石码后，了解到群众冷淡的情况，并且分析了群众这种反应的原因，立即与当地的党组织取得联系。此时，恰好在厦门从事地下工作的曾志同志也克服困难来到石码，经过她向地方党组织解释原委，地下党才同红军取得联系。当他们了解到红军此次的行动的目的和任务后，当夜就研究决定第二大组织群众召开欢迎红军大会，以便于下一步群众工作的顺利进行。 当群众了解到事情的原委后，奔走相告。今天就热热闹闹地聚在石码公园里来了。 王良、罗瑞卿和地方党组织的同志见群众来得差不多了，就抓紧时间召开大会。王良军长是了解罗瑞卿的演讲才能的，他略略讲了红军此次来的目的后，就带头鼓掌欢迎罗政委讲演。由于当地群众听不懂地方话，由当地干部林曼青当翻译。 罗瑞卿健步走上主席台，先向会场行了一个军礼，人群的嘈杂声顿时静了下来。接着，他双手叉腰，一开口就先作检讨：“老乡们，红军初到此地，因为有些情况不了解，至使反动分子来欢迎我们，而我们的基本群众都不敢和我们接近。这叫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 当林曼青把这句话用当地方言讲了一遍，尤其讲到最后一句时，人群中爆发出欢悦的笑声，场上的气氛顿时活跃起来。 接着他又转身向着整队肃立的红军战士说：“这次红军来到漳州、石码，和过去在山区环境不同、大家不但要注意军容风纪，还要遵守城市政策。不要看见住红砖瓦洋房的、穿西装的就认为是土豪而乱打。打土豪之前一定要搞好调查研究，不要搞错，同志们记清楚了吗？” “坚决执行命令！” 红军战士齐声回答，声如铜钟齐鸣，与会群众都投以欢喜的目光。 罗瑞卿又转身向着与会群众说：“国民党造谣说，‘共产党杀人放火，扫帚也要过三刀’。我想，你们已经相信我们是不会这样做的，我们会用更多的事实来向你们证明我们是一支为穷苦大众谋利益的仁义之师。” 讲到这里，他又把刚刚掌握到的材料用上了：“此地不是有这么一句话么？叫做张毅换张贞（二人都是当地军阀），捐税加二升。昨天我问过一个老阿婆，她说她的一只小猪娃到养大卖出去，共缴了六次税！老乡们，红军来了，就是要废除一切苛捐杂税，让老百姓直起腰来……” 会场上的群众纷纷交口称赞，认为罗政委的话讲到他们的心坎上了。大家欢呼起来：“红军万岁！” “欢迎红军到来！” “共产党万岁！” 会后，红四军深入周围城镇乡村，广泛发动群众，成立了革命委员会和反帝大同盟，并由革命委员会出面，经过调查，没收了敌产。根据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提出的“乐捐”措施，对工商业者进行筹款，并在周围农村打土豪、将所得财物部分给群众，部分运回苏区。与此同时，他们广泛发动群众，帮助当地成立了苏维埃政权，吸收了数百人参加红军，其中有海外归来的华侨，有学生、工人。有二十多位司机向中央苏区运输物资，随后也参加了红军。红四军在石码地区活动四十余天，顺利完成了筹款和扩大红军的任务，并且以严整的军纪和模范地执行政策，赢得了当地群众的衷心拥护，扩大了红军的影响。 1932年6 月中旬。武定县大禾镇。 1932年5 月，蒋介石加紧准备对红军的第四次“围剿”。东路军一举攻克漳州威胁厦门、泉州，引起国民党反动派的震惊。在一片混乱中，南京国民党当局责成福建省政府代主席方声涛组成“临时剿赤总指挥部”，策划反扑。此时，在东征战略目的已完全达到的情况下，6 月上旬，毛泽东率领东路军胜利返回了赣南根据地，准备粉碎敌人的第四次“围剿”。6 月13日，红四军奉命从漳州撤回中央苏区。途经武定县时，大禾镇的地方武装凭借土围子向红军打冷枪，部队前进受阻。 罗瑞卿、王良和参谋长粟裕立即对情况进行了分析。大家认为，土围子内的地方武装负隅顽抗，不但严重影响军队的前进，而且不消灭他们，也会影响红军在当地群众中的威信。于是，政委罗瑞卿和军长王良、参谋长粟裕安排部队作好战斗准备后，就由东路军指挥部特务连连长带路，来到大禾镇外一间颓垣断壁的房子里观察地形。 三人正用望远镜观察，突然镇内“砰砰”打来两枪，只见王良身子一震，就伏在墙头上了。罗瑞卿和粟裕赶紧扔下望远镜去扶他，扶起一看，头部一枪，胸口一弹，殷红的血正咕咕地冒出来，罗瑞卿把王良抱下墙来，轻声而急切地呼唤着：“王良同志！王良同志！” 可是，王良军长已经不能再回答亲密战友的呼唤了。 罗瑞卿悲愤万分，他拔出驳壳枪，与参谋长粟裕迅速交换了意见，向严阵以待的红军战士发出了进攻的命令。 乘胜回师的红军战士们如猛虎下山一般，向罗瑞卿指示的敌人的薄弱处，扑进大禾镇土围子，迅速解决了这支不识时务的地主武装。 战斗结束后，罗瑞卿仍然不愿承认朝夕相处的战友已经牺牲，他让战士们用担架抬起王良的遗体，火速回师，直到进入苏区会昌。 在会昌，罗瑞卿亲自主持了全军为王良军长召开的追悼会。在安葬战友时，罗瑞卿把王良使用过的一块怀表用红绸包好留在了身边，以志怀念。每逢战斗胜利，就打开红绸，上紧表弦，同时低声告慰战友的在天之灵：“我们又胜利了！” 直到全国解放，在中国革命军事博物馆建馆之初，罗瑞卿把这块表盘已经斑黄的怀表捐献出来，陈列于馆内。在他的心目中，王良同志同千千万万为革命事业捐躯的英雄一样，永远活在战友的心中，永远活在后继者的心中。 王良牺牲后，周昆继任红四军军长。红四军回师中央苏区后，罗瑞卿率领红四军参加南雄、水口战役，然后在江西最南部的全南、龙南、定南地区分兵发动群众。8 月间，罗瑞卿由于面部伤口老不封口，又住院治疗。10月参加了建宁、黎川、泰宁战役， 11 月参加了金溪、资溪战役。此时毛泽东已经被迫离开了红军领导岗位。但是由于朱德、周恩来仍然按照红军中已经牢牢扎根的毛泽东式的战略战术进行指挥，所以，仍然取得了很大胜利，为反击第四次“围剿”奠定了基础。 1933年1 月，蒋介石在其实现“围剿”鄂豫皖和洪湖根据地第一阶段的军事计划后，便跑到南昌组建行营，召开军事会议，精心策划第二阶段的军事“围剿”计划——进攻中央苏区。接着，他委任何应钦为赣粤闽边区“剿共”总司令，自己兼任江西省“剿共”总司令，调动九十个师约四五十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以合围之势，对中央苏区发动了第四次“围剿”。 中路总指挥是陈诚，中路人马为“围剿”军主力，多系蒋介石的嫡系部队，装备十分精良。当时，陈诚的军事部署是：三个纵队共十一个师，采取外线作战、分进合击的战略，向中央苏区东北部的建（宁）、泰（宁）、黎（川） 红色区域实行包围截击，企图一举消灭中央主力红军。其中第一纵队对红军威胁最大。这一纵队由罗卓英指挥，下辖十一、五十二、五十九师三个师，从宜黄、东安出宁都、广昌，袭击主力红军和苏区的后方及归路。中央红军经过一个月的激战，但是由于中共临时中央和苏区中央局的错误指挥，收效甚微，损失极大。 此时罗瑞卿已被任命力红一军团保卫局长。1933年1 月，一军团在黎川县三都整编，决定撤销军的番号，军团直辖七、九、十、十一共四个师。罗瑞卿随第一军团参加了这两次重大战役。 2 月初，周恩来、朱德毅然改变外线作战，先发制人，强攻硬打的错误方针，采取退却步骤。先以小股红军虚张声势，伪装主力东渡抚河，将敌主力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方面吸引，大部分红军则掩旗息鼓地秘密向抚河西南方向的广昌转移，集中于广昌的东韶、洛口地区隐蔽，等机会伏击敌人。 敌人果然不知是计，敌第二、第三纵队向黎川猛追，而敌第一纵队各师远离其二、三纵队，由乐安、宜黄向广昌前进。红军先以地方部队不断阻击、袭扰迷惑敌人。当敌右翼部队第五十二、五十九两师进入宜黄南部的黄陂、大龙坪地区时，红军第一、三、五军团各军出敌不意，于2 月27日拂晓发起攻击。这天，罗瑞卿和一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奉命率领七师、九师作为一军团的右翼（左翼是林彪、聂荣臻率领的十师和十一师）至登仙桥一带待机伏击敌人。 据耿飚同志回忆说：黄陂地区山峦叠起，古木参天，在磨罗嶂一带，有一条弯弯曲曲的峡谷地带，为敌人的必经之路。我们的一、三、五军团和二十一、二十二军，就埋伏在两侧的山上。那几天适逢连日阴雨，又浓又密的毛毛雨罩着峡谷，浸没了山头。尤其是一早一晚，十几步外就难辨人影。这给我们的隐蔽行军带来了方便。但道路泥泞，山石光滑，又给行军带来了许多困难。在向伏击圈展开时，已是大军云集，道路却不够用了。我便向师长李聚奎同志建议：干脆按地图上的方向，在现地平推，趟出一条路来。他便让我带尖刀连导向。我们披荆斩棘，连开带趟，在荒山上走出一条路来，按时进入伏击地大龙圩周围。 27日拂晓，第十师、第十一师埋伏于登仙桥大路东北方向的山上，七师在蚊湖附近，改编中新任军团参谋长徐彦刚同志和保卫局罗瑞卿同志，便到各处查看部署情况，之后，就到我们指挥所来坐镇。 下午一时，七师首先打响，接火的是敌五十二师。该欲显然尚未察觉我军意图，但他们是蒋介石的嫡系，装备好，当时已经有了从国外引进的轻机枪，又长期在湘赣一带活动，山地作战能力也比其他敌军强些。打响后，敌人一边抵抗，一边向蚊湖、大龙圩收缩。凑巧的是，七师一开始就抓到一名俘虏，是个连长。他供称：大龙圩有敌师部和一个旅。 徐彦刚和罗瑞卿同志即向我们面授任务，要我们直插大龙圩，袭击敌师部，争取活捉敌师长。…… ……我率二十五团向大龙圩猛插。主力从正面进攻。我们仍然“衔枚疾走”，隐蔽接敌。到达大龙圩村边一条小河时，渐浙沥沥的毛毛雨又下起来了。二十五团团长突然跃到我面前，紧张说：“参谋长，快看！” 透过雨幕，我们看到了敌人的指挥所，只见小桥上有个穿雨衣的胖子，正拿看望远镜“高瞻远瞩”呢，从旁边的马匹、护兵、提包拿图的随从来看，这胖子来头不小。二十五团团长说：“不知是不是敌人的师长？” 我说：“不管是师长还是旅长，一定抓活的。你先组织火力压住他再说。” 团长便安排机枪连负责人力压制。我对机枪连连长说：“你们三挺机枪封住他，之后就一边打一边冲，火力不要中断，直到抓住为止。注意，不要打死他。” 之后，我们便展开攻击。师长带领的主力也一线展开，向大龙圩猛攻。战士们已经知道那里有敌人的军官，尽管不知是不是敌人师长，还是大喊：“冲啊！抓师长啊！”敌人见势不好，保护着那个军官便撒。可是我们的机抢不分点地猛扫，打了个“梅花瓣”，敌人只好伏在地下，拼命还击。这时，从村子里冲出一股援兵，来抢这个军官。我便带部队兜过去，向村里猛压。 混战中，二十五团机抢连连长追上来报告：“参谋长，那个军官抓住了，好胖噢！” 他做了个大肚子手势。 “什么官？” “他说是书记。” 战斗完了以后，我才知道，他就是敌五十二师师长李明，就派侦察参谋彭明治押送后方。聂政委听说抓到了敌人师长，十分高兴，连说：“好！好！这叫‘擒贼先擒王’呀！” 经过两天激战，红军在黄陂地区的蛟湖、霍源、登仙桥等战场上次第将敌之五十二、五十九师大部歼灭，活捉了该两师师长李明、陈明骥，取得了黄陂大捷。 3 月21日，罗瑞卿又随林彪、聂荣臻率领第一军团，参加了歼敌十一师的草台岗战斗。那日凌晨，乘着大雾向来犯的敌之十一师、九师发起攻击，红军指战员个个奋起杀敌，白刃肉搏十余次，一直冲到最高峰。经过一天激战，敌第十一师大部被歼，师长肖乾重伤毙命。敌第九师小部被歼，敌五十九师残部则消灭殆尽。其余敌人连夜溃退黄陂，敌之先头部队亦仓皇退向南丰，向大本营抚州方向撤退。红军又取得东陂战役的全面胜利。 黄陂、草台岗两次战役，红一方面军共歼敌三个师，俘敌万余，缴枪万余支，并缴获三百挺最新式机关枪，四十门大炮。蒋介石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围剿”基本被打破了。蒋介石在给陈诚的“手谕”中发出了惨痛的哀鸣：“此次挫失，凄惨异常，实有生以来唯一之隐痛。” 罗瑞卿经过了战斗的洗礼，更加成熟了。 就在第四次反“围剿”期间，红一军团发生了一次吗啡当奎宁的事件。 罗瑞卿负责的保卫局，主要担负四个方面的的任务：一是训练警卫员，保护军团首长的安全。二是巩固部队，防止反革命分子混人部队进行破坏，防止个别坏分子拖枪投敌；行军时，组织拦阻队（后称收容队），防止开小差。三是清查俘虏。四是在边沿区或在白区驻扎、行动时，进行社会侦察，尤其是对敌情、敌特的侦察，破获敌探，防止外部敌人的破坏，对付小股土匪。 这天，罗瑞卿刚把对一个进入苏区的小贩审问告一段落，突然接到了军团部通知，说卫生处发生了给干部吃毒药的案子，叫他快去办理。 他迅速赶到军团政委聂荣臻住处。 聂荣臻政委正在窗前来回踱步，显得十分焦急。他看到罗瑞卿急匆匆地走来了，立即把他拉进屋里。 “政委，到底怎么回事？” “瑞卿，事情的详细原委还有待调查研究，目前的情况是。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都得了恶性疟疾，服用了卫生处发下来的药后，出现了异常反应，有的同志已经怀疑是特务投毒的恶性事件。这件事直接关系到军团领导和我军干部战士的安全，也涉及到卫生处工作同志本身清白，责任医生游胜华已经被关起来了。你要慎之又慎，实事求是地把这件事查清楚，越快越好。” 罗瑞卿睁大眼睛听着，他的心弦紧绷起来。 “政委，这件事可能很复杂，我尽快摸清情况再向您汇报。” 罗瑞卿从聂政委处出来，找到被关押的游胜华，请他谈谈具体经过。 游胜华一见到罗瑞卿，眼泪就扑落落地掉下来了，他对罗瑞卿说：“罗局长，我现在有口难辩啊……” “不要着急，胜华同志，好好想想，把具体经过谈谈。” 在罗瑞卿的安抚下，游胜华情绪渐趋平静，向罗瑞卿讲了事情的原委。 原来军团机要科长和警卫连指导员这几天正患着恶性疟疾，非常痛苦，他去①见《耿飚回忆录》解放军出版社，第165 —168 页。 给他们诊治时，就把药箱中留给军团长用的一点奎宁给他们吃了几片，谁知，这两人吃了药后不久，即出现了异常反应，一边抓打自己的心窝，一边又蹦又跳，在山坡上跑来跑去，大家按也按不住，谁按他他就跟谁撕打…… 讲到这里，游胜华脸上现出又痛苦又委屈的神情。 罗瑞卿又问道：“这药给别人用过吗？” “从医务处领来，还没用过。” “你能肯定是奎宁吗？” “我从戴主任那里领的，那上面标着是奎宁。” “好吧，你先别着急，我再去请教戴胡子。” 罗瑞卿立即找到卫生处主任人称戴胡子的戴济民。戴主任也早已听到这件事了，很紧张，很不安。一见罗瑞卿走进来，他就急忙迎上前来。 “罗主任，那批药是我发的。可标签上明明写的是奎宁啊！怎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老戴，不要慌，你能让我看看药吗？” “行，行。” 戴济民领罗瑞卿走进药房，拿出了一个标有“奎宁”字样的药瓶子。罗瑞卿把药倒出几片，放在手掌上看了看，他虽然没有吃过奎宁，但见过别人吃，好像不是这样的白色小片。 他又问戴济民：“你们平时怎么断定是哪种药呢？” “如果瓶子上有原标签，就基本上按标签来断定。如果是散药，就凭口感和印象。……这批奎宁是从敌人手里缴获来的，当时已经没有了标签，大家用第二种方法确定的。” “你能十分肯定是奎宁吗？” “这，这……” 戴济民知道这件事关系重大，不敢肯定也不敢否定。 罗瑞卿从戴济民处出来，回到住所时已经很晚了。他百思不得其解，他想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 “对，得赶快去问他，看看有什么办法对药品进行签定。” 他前脚刚跨出门槛，桌上的电话铃响了。他拿起听筒一听，是聂荣臻政委。 “瑞卿同志，调查得怎么样啊？” “报告政委，正在调查中，我已经问过游胜华、戴胡子了，关键问题在于搞不清是不是奎宁。游胜华给病人服的是不是奎宁。 “噢，现在我向你通报一个情况，今天下午已经有许多人把这件事上升为政治案件了。他们向我反映说，这肯定是‘AB团’干的。认为游胜华、戴胡子、姜齐贤都是‘AB团’。这件事情现在复杂化了，我想听听你的意见？”“政委，您常说，我们不能像其他单位一样，大搞抓‘AB团’，整人杀人，弄得几乎人人自危。我考虑，这件事不能这么貌似复杂地简单化处理。 游胜华同志出身贫穷，是我们自己培养出来的医生，是陈毅同志送他去卫生学校学习的，工作一向勤勤恳恳，似乎不会有问题。戴胡子是罗炳辉同志从吉安起义时带过来的，他虽然在吉安开过诊所，但一直是一个很本分的医生，来到部队后作风很严谨。姜齐贤是从国民党军队俘虏过来的。有人怀疑是可以理解的。但，我觉得出了事故，应该先查清楚，不能先定框框，不应当随便怀疑人。“ “我同意你的看法。目前敌我双方正在交战，形势很复杂，许多问题应当想得深一些，但也不能无原则地冤枉自己的同志。” “政委，我这就去找姜齐贤部长，要尽快把事情的症结查清楚。” “好吧！瑞卿同志，有情况及时汇报！” “是，政委。” 罗瑞卿挂上电话，带上警卫员，连夜找到了卫生部长姜齐贤。姜齐贤此时很苦恼，他明白自己的历史。但他自从来到一军团，一直尽心竭力地工作，军团领导也十分信任他，他自觉问心无愧。但是鉴于目前的情况，他又忐忑不安。 当罗瑞卿问及他对这件事的看法时，他说：“罗局长，不管别人怎么怀疑我，我觉得您会把事情弄清楚的。至于那批药，我也在怀疑是不是奎宁。因为我们的药大多来自战利品，有些药有标签，有些药却是散的，大家只能凭经验判断哪种药。从病人的反应未看，不象是吃了奎宁的反应，倒象是吃了兴奋剂的反应。我已经从戴济民同志那里取来了药，大家正在化验，也许结果很快就出来了。”“姜齐贤同志，我相信你和卫生部的工作人员对革命是忠心不二的，你们认真地工作吧。” 罗瑞卿见姜齐贤已经在进行鉴别工作了，就回到住处。第二天早上，他正在听一个保卫局干部汇报捉到一个特务的情况时，电话铃响了。他抓起电话一听，是姜齐贤。要他快去卫生部一趟，事情搞清楚了。 罗瑞鲫大步流星地赶到了卫生部。姜齐贤、戴济民等人立即迎上前来，告诉他，问题确实出在药品上。游胜华当奎宁用的药，是吗啡，它的颜色、大小和极苦的味道，和奎宁相似。红军此时又极缺奎宁，对吗啡极少接触。 姜齐贤带头做开了检讨：“罗局长，这是一次发错药的事故，这责任我首先有份。”“不，姜部长，是我的错，药是从我手里发出的。”戴济民打断了姜齐贤的话，挤到罗瑞卿面前说。 “同志们，查清原因就好了，责任大家都有。你们能在医疗设备简陋的情况下认真工作，这就很不错了。下次打敌人时，我们一定注意搞到更好的设备。” 大家都笑了。 戴济民摸摸自己的脖颈说：“罗局长，多亏您工作细心，要不，我的这颗脑袋怕是早掉了” “不，应该首先感谢聂政委，是他直接抓这件事的。我现在就去向他汇报情况，你们去接游胜华同志吧。” 于是，各人分头行动。这次事故终于没有发展成政治斗争。 在后来的一次给保卫局干部讲课时，罗瑞卿以这件事教育保卫局干部，要养成调查研究的习惯，养成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他还把新闻学中的六要素概括为“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他要求大家把这“六何”运用到保卫、侦察工作中，避免发生大的差错。 由于罗瑞卿的出色工作， 1933 年他被授予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聂荣臻后来谈及一军团保卫工作时，总结道：“我记得我们在一军团，干部有了错误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联系当时王明“左”倾冒险主义时期的历史实际，做到这一点是多么难能可贵。 1933年春。第四次反“围剿”两大战役的间隙。 罗瑞卿受一军团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的委托在全面抓保卫局工作的同时，抓起了文化娱乐训练班培养文艺骨干的工作。按照罗荣桓主任的原意，这个文化训练班的主要任务是配合军队的中心任务排练文明戏，为部队的政治宣传工作服务。这个训练班由擅长扮演私塾老先生的潘振武任班长，训练班结业后便成为剧社，因为军团机关报叫《战士报》，这一剧社也就命名为“战士剧社”。剧社成立后，随着演出水平的提高，其影响也越来越大。不过，它仍然是业余性质的。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一军团的文明戏演出越来越红火。到第四、五次反“围剿”时达到高潮。 罗瑞卿既当导演，有时还兼编剧、演员。在第三次反“围剿”结束后不久，罗瑞卿编导了他的第一出戏《谁给我痛苦》，揭露土豪对农民的残酷压迫和剥削。这出戏演了好久。红军每到一地，宣传队在演出之前，都要到村里作一番调查研究，然后将剧中人的姓名换成当地真人的姓名，剧情再稍作变动，演出效果非常好。群众看完剧后交口称赞：“红军真神了，才来三天就将我们这里的事情编进戏文了。” 罗瑞卿先后导演过聂荣臻政委编写的四幕话剧《南昌暴动》，以及李伯钊、李克农编的《杀上庐山》。最为轰动的则是他导演的由政治部副主任李卓然和宣传部长张际春编写的大型话剧《庐山雪》。剧中描写红军打进南昌，杀上庐山，蒋介石的反动统治就像那庐山上春天的残雪，很快消融、瓦解。 为了体现官兵同乐，在罗荣桓的支持和赞助下，罗瑞卿将军团主要领导干部都动员上了台，各人都按实际担任的职务扮演角色。至于反面角色，罗瑞卿即自告奋勇演蒋介石，童小鹏男扮女装演宋美龄。 演出那天，剧场设在一面土坡上。天作天幕，松杉竹林作背景，从树上垂下两条布来算是边幕。 戏演到最后一幕，红军已经打下南昌，部队正准备向庐山前进。台上是军团司令部，军团长林彪正在接电话。他听到电话铃响，拿起电话：“么事？” “报告军首长，现在已缴获了许多战利品，请示怎么处理？” “用船装。” “船装不下呀！” “用汽车装。” “汽车也装不下呀！” “那，我们马上开会研究研究！” 林彪放下电话，喊道：“通信员，通知罗主任来开会。” 这时候该罗荣桓出场了，而他此时正患疟疾，烧得满脸通红，正坐在后台火盆边烤火，没有听到林彪的呼喊。林彪在台上火了，连喊几声：“罗主任呢！” 仍然没有回音。他便下命令道：“通信员，去把罗主任请出来开会！” 罗瑞卿一看急了，如果林彪摔下话筒，那戏可就演砸了，于是命令几个小伙子把罗荣桓推上了台。 戏演到结尾，“蒋介石”和“宋美龄”被押上台来，接受林彪的审问。 林彪：“你是蒋介石吗？” “蒋介石”：“是！” 林彪：“怎么叫我们抓住了？” “蒋介石”：“我的飞机坏了。” 林彪：“你怎么长得这么瘦？” “蒋介石”：“我成天算计怎么坑害人民，怎么卖国求荣，消耗太大。” 林彪：“怎么不吃补药？” “蒋介石”：“吃了也没用，心肝坏了，肚肠不好，我吃红肉拉白屎，一肚子脓水。” 台下爆发出一阵笑声。 林彪这一次胡问一通，过足了审判蒋介石的瘾，而罗瑞卿现编的台辞也够精彩的了。 如此多的军团首长上台演文明戏，一时在红军中传为佳话。一军团的文娱生活更加活跃了。 1933年夏，赣闽交界的武夷山区。 第四次反“围剿”之后，红一军团转战在赣江和抚河之间。部队连日跋涉征战，生活相当清苦。一天，部队打土豪，给军团保卫局分来一头二百多斤的大肥猪。几个月未闻过荤味的指战员们乐不可支，围着食堂管理员潘振武，兴高采烈地说：“管理员同志，这下子瞧你的喽！” 潘振武也十分兴奋，于是在午饭时，亲自掌勺炒了一盆热气腾腾的辣椒回锅肉。在把肉端上桌子的同时，他盛了满满一盘，吩咐给罗局长送去。而他则在饭堂里踱来踱去，踌躇满志。 饭堂里好似过年一般，充满了欢乐的气氛。当他踱到靠墙边的一桌旁边时，只见桌上的人却紧锁眉头，一脸不高兴的样子，菜一筷子也没动。潘振武这才想起，这一桌是福建籍的战士，而福建人是不吃辣椒的。但事已至此，又正在兴头上，他就沉下脸对这些人说：“将就点吃吧，这比野菜南瓜汤强多了！” 这句话正好给这几个人提供了一个发火口。其中一个大个子霍地站起来说：“你明明知道我们不吃辣椒，却炒了这么多，这不是整人吗？” 潘振武一听，也火了：“你别这么说，当红军是为受苦人打天下的，又不是来享福的。” 这下对方火气更大，双方谁也不示弱，吵了起来。 午饭后，罗瑞卿知道了此事，就派通讯员去叫潘振武。通讯员一会就把正躺在床上生闷气的管理员找来了。 罗瑞卿一看潘振武满脸委屈的样子，就一边示意他坐下，一边问他：“今天打牙祭了吧？” “是啊，罗局长，你觉得味道怎么样？” “我吃着当然要得喽，我是四川人嘛！” 罗瑞卿稍顿了顿接着说：“可你先别高兴，福建同志不吃辣椒你知道吗？” “知道，可……” 潘振武心里难过，说不下去了。 “说说看，可什么？” “我是想给大伙加点味道，照顾……大多数嘛。” “加点味道，这是好心啊，大家这几个月来口淡得不得了喽。但是，” 罗瑞卿的脸色严肃起来：“人家提出意见来，不作解释，口角起来，就是你的不对喽。” 这一句触到了潘振武的心思，他低下了头，红着脸说：“罗局长，我错了。” 罗瑞卿见潘振武认错了，就坐在他的身旁，拍拍他的肩膀，语调深沉起来：“同志哥哎，你可别小瞧了你手中的那把勺子啊。你是为大家服务的。 一把勺子调百人口味，关系到同志们的健康，影响着同志们的情绪啊。福建那几个同志参加部队不久，还缺乏艰苦生活的磨炼，我们更应当关心他们，体贴他们，这样才能使大家更加心情舒畅地生活在这个集体里，吃不吃辣椒不是小事，与部队的团结和战斗力密切相关，这里面可是有政治学问哩。你是个老同志，要做团结的模范嘛！“ 潘振武豁然开朗，紧皱的眉头舒展开来，他激动地站起来说：“罗局长，我今后一定把工作做好。” “这就好嘛，来，” 罗瑞卿拉潘振武坐下，眨眨眼睛说：“我给你出个主意怎么样？。” 第二天的午饭桌上，又是一盆盆香喷喷的回锅肉，每盆肉旁，另外摆了一盘炒辣椒。行动是最好的说明。当潘振武又走到那几个福建籍的战士桌旁时，大家都站了起来，几双大手伸过来，紧紧地握住了潘振武的双手，一迭声地感谢管理员。潘振武心情十分激动，他不好意思地对他们说：“不，不要谢我，是罗局长教我这样做的。” 1933年9 月，蒋介石经过半年准备，发动了对中央苏区的第五次大规模“围剿”，自任总司令。罗瑞卿随一军团参加了第五次反“围剿”的艰苦斗争。1934年1 月，出席在瑞金召开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春夏之间的反“围剿”战斗间，罗瑞卿随红一军团参加了北线的乌江镇战斗和南线的温坊战斗等。10月16月，红一军团保卫局随中央红军踏上长征的漫漫征途。在极其困难复杂的条件下，为巩固部队，为保卫党中央和毛泽东的安全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第五章立场稳心胸宽长征志弥坚1934年10月16日深夜。江西于都城外。 赣南的十月，秋寒袭人。于都河水在深秋的夜色中缓缓流淌，没有咆哮的浪涛，借火把的光亮可见河面微波起伏，显得肃穆庄重，像一个沉思的巨人。 罗瑞卿带领着红一军团保卫局的干部战士缓缓地从狭窄的桥上走过。他脸色凝重，若有所思。他的身后紧随着警卫员陈德先。寒气很重的夜风从一泻千里的于都河面上吹来，吹着他和战士们已显得单薄的军衣。 走到桥中间，前面又拥住了。罗瑞卿也随之把脚步放得更慢。他的脑子里翻腾着不息的思绪：这次行动规模这么大，是要去哪里呢？一个多月来，牺牲了那么多同志，这是“搞么鬼”哟！现在又如此大规模移动，上级却几乎没有什么指示……红一军团从来没打过这样憋气的仗。他解开上衣的第一个纽扣，长长地吐了一口气。他仿佛又听到出城时满脸愁容的老表们拉着战士们的手，重复着那句极简单的话：“盼你们早回来，盼着你们早回来呀！” 他情不自禁地回头眺望对岸举着灯笼、火把为红军送行的群众，心里涌起一阵阵恍然若失的惆怅、难分难舍的离情与暖融融的感觉相交织的情绪。 队伍又开始缓缓移动了。罗瑞卿挺了挺腰板，又迈步向前。他回头招呼了小陈一下：“小陈，跟上。” “是，罗局长。” 警卫员陈德先轻轻地应一声，紧紧跟在罗瑞卿的身后。他望着罗局长高大宽阔的背影，觉得罗局长今天好严肃哟。往日的罗局长是那么和蔼、平易啊。他一边缓缓移步，一边想着心思，一件往事浮现在脑际。 那是几个月前的一天。 陈德先调到一军团保卫局在罗瑞卿身边当警卫员以来，一直有一件事埋在心里，总有一种不吐不快的感觉。但是，他又怕像刚参军时那样，因为在一次战斗后同别人议论部队伤亡，被视为动摇军心，结果被打成“AB团”分子，关入牢房。是有人出面作保，说他年龄小才被释放。那次经历，使他一直心有余悸。来一军团保卫局后，他发现这里没有与他先前所在的部队一样的那种人人自危的清除“AB团”的气氛，不仅政治气氛远没有那样紧张，而且上下级之间的关系也极为融洽。生活了一段时间，他的紧张情绪渐渐放松了，消除了。在想了好几个晚上后，他在那天早饭后向罗局长的办公室走去。 走到门前，手已经扶在门上了，又缩回来。想到罗局长对他的关怀，想到罗局长说话时那张温和的笑脸，他又抬起手来，轻轻地推开了门。 罗局长正在读书，听到门响，抬起了头，温和的目光落在小陈的脸上：“有什么事吗？” “罗局长……我向您报告一件事……前不久，我母亲想叫我回家……” “回家做什么？”罗局长合上书，扭身朝着小陈。 “她……她叫我不要当兵了，把枪留下，一个人回去……我……我没有听她的话。” “你做得对嘛！革命很坚决嘛！”罗局长一边说着，一边把小陈拉到床边，按他坐下，放低声音又说：“你母亲要你回家是要你开小差哟！” “她让我开小差，那是反革命，我不干。” 小陈赶紧说。 罗局长微微一笑，摇摇头：“哦，不能这么讲，凡是父母都想自己的孩子在跟前。你只能说她思想不进步，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再说，你又没有那样做，就是做了，也不能说她是反革命啊！” “我当时不敢给你讲，怕再成了‘AB团’，反革命，被抓起来，关禁闭……”小陈不好意思起来，眼睛盯着脚尖。 罗局长拍拍他的肩膀：“唉，你，小孩子不懂。那是肃反扩大化，乱抓乱杀，是错误的。今后，你还怕么？” 又一阵秋风掠过桥面，小陈从往事中惊醒，他险些要踩到罗局长的脚后跟了。那天他是轻快地走出罗局长的办公室的。可今天晚上，这气氛，严肃而沉重，他仿佛听到罗局长又吐了一口长气。 红一军团直到午夜才全部过桥。后来他们才知道这是要撤离根据地，要进行一次跨越十一个省的万里长征。 1934年12月1 日。湘江血战的第五天（最后一天）。 凌晨3 点，一封保证执行命令的电报发到一、三军团。 聂荣臻在后来回忆说：一日战斗，关系我野战军全部。西进胜利，则可开辟今后的发展前途，迟则我野战军将被层层截断。我一、三军团长首长及其政治部，应连夜派遣政工人员，分入到各连队去进行战斗鼓动。要动员全体指战员认识今日作战的意义。我们不为胜利者，即为战败者。 胜负关系全局，人人要奋起作战的全部勇气，不顾一切牺牲，克服疲惫现象，以坚决的打击，执行进攻与消灭敌人的任务，保证军委一号一时半作战命令全部实现，打退敌人占领的地方，消灭敌人进攻部队，开辟西进的道路，保证我野战军全部突过封锁线，应是今日作战的基本口号。望高举着胜利的旗帜，向着火线上去。从接到电报到清晨，所有一线部队都在按照要求准备战斗。为了贯彻凌晨3 时中央局、军委、总政的电报指令，军团保卫局的红色政工人员，已组成了“执行小组”作临阵“督战”之用。当时任一师四团团长的耿飚同志在其回忆录中记下了这凝重的一幕：12月1 日早晨是个清冷的早晨，银霜遍地，寒风料峭。我的疟疾刚刚发作过去，正披着一床毯子在各连阵地上检查工事，敌人的进攻就开始了。先是敌机轰炸，继而集团进攻。开始，敌人猛攻一师三团阵地，没有得手；便转而进攻一、二师结合部。这里是我们团与一师的边界，有一条弯曲的干涸河沟，不易发扬火力，终于被敌人攻进四五里地。正当我与李英华参谋长在组织突击队，准备向入侵之敌反击时，军团保卫局长罗瑞卿同志到阵地上来了。 因为结合部被敌突破，我们赖以依托的白沙河防线就有随时被攻进的危险。……当我看到罗瑞卿局长提着驳壳枪，带领着执行小组向我们走来时，心里不由一悸：糟！ 那时“左”倾路线还占统治地位，谁在作战时弯一下腰，也要彼认为是“动摇”而受到审查，轻则撤职，重则杀头，这是照援外国“经验”的恶果。在战场上，尤其是战斗失利的时候，保卫局长找上门来，大半是不妙的。 果然，罗瑞卿同志来到我面前，用驳壳枪点着我的脑袋，大声问：“西城，格老子怎①见《聂荣臻回忆录》第223 页。 么搞的？为什么丢了阵地？说！“ “西城”是四团代号。罗瑞卿同志当时腮部有一伤口，是二次反“围剿”时在观音岩负的伤，由于愈合不好，加上他那严厉的神情，真有点“咬牙切齿”的样子。 我说：“你看嘛，全团伤亡过半，政委负伤，我这当团长的已经拼开了刺刀，敌人兵力处于绝对优势，一个团抵挡十多面的正面，结合部的失守，也是战士全部牺牲后才发生的。” 李英华同志赶紧报告：“我们正在组织突击队，一定要夺回来。” 罗瑞卿同志缓和下来，说：“四团不应该有这样的事嘛。” 他用了信任的语调，我们才松了一口气，立即组织突击队出击。罗瑞卿同志为了缓和刚才的紧张气氛，给我一支烟，并说：“指挥战斗不要披着毯子，像什么样子嘛。” 警卫员杨力与他是熟人，赶紧把他拉到一边，诚恳地说：“罗局长，您弄错了。我们团长正在打摆子，是我给他披上的。” 罗瑞卿同志这才真正后悔了。他与我温和地谈了一会，告诉我：“红星”纵队刚刚渡过一半，阻击部队务必顶到12时以后才能保证大部队完全渡过。 我直言不讳地说：“每分钟都得用血换啊。” 他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自语了一句：“格老子！打！”就匆匆走了。临走对杨力说：“过了江，到‘戴胡子”那里给你们团长要点药来。“ 事后，我才知道罗瑞卿同志冒着火到我们阵地上来的原因。原来，那股冲进来的敌人，竞迂回到一军团军团长指挥部来了，当时林彪、聂荣臻、左权等指挥负正在吃早饭，开始还以为是我们自己的部队，等辨认清楚后，已经火烧眉毛了。差一点让他们连二师政治部同时抄了。 ……直到接近正午时分，中央纵队才渡过湘江。罗瑞卿走在湘江渡口大路上，看到到处是中央纵队丢弃的印刷机、炮架、兵工厂的机器零件，一摞一摞的纸张，他的心里一阵阵憋闷：“格老子，这仗是怎么打的？这样下去，怎么行呢？” 他弯腰拾起一张敌人丢下的传单，只见上面写着：“我们奉总司令的命令等你们好久了，请你们快来！来！来！来！来进我们安排好了的天罗地网。” 他扫了一眼传单，上面已经重叠了几个红军战士的脚印。他的嘴角溢出一丝轻蔑的笑意，将传单扔在地上。但他再看看疲惫不堪、衣装不整的队伍时，心里的憋闷变成了疑虑。他回想起第五次反“围剿”以前的各次战斗胜利，隐隐感到一种不安：这样的被动，不惜血本的硬拼方法已经使部队损失了不少力量，有的在战斗中牺牲了，有的被整团整营打散了…… 凭他的经验和对指战员们情绪的观察，他觉得这是中央在指挥上失误造成的。早就听说那个李德的指挥总是黄昏出发，拂晓到达，有时机关枪、迫击炮放在哪个山头，他都要规定，明明一个晚上走不到的路，他硬要你走；明明打不胜的仗，他硬要你打。听说他指挥凭的就是一支红蓝铅笔，一张地图，一把米尺。毛主席也没有管军事了……他咬了咬牙，摸摸正在发炎的腮部伤口，迈着沉重的脚步，汇入匆匆行进的队伍。 1935年1 月9 日。黔北重镇遵义。 正是隆冬季节，天气干冷异常。但遵义城头红旗高高飘扬，街道两旁挤满了面带喜色、兴高采烈的群众。他们扶老携幼，敲锣打鼓，鸣放“火炮”，手挥小旗，高呼口号。鱼贯而入的红军战士精神抖擞，面含微笑，不时地向群众点头，挥手，彼此像是久别重逢一般。全城洋溢着欢乐、喜庆的气氛。 今天是什么日子使人们如此高兴呢？哦，今天是红军中央纵队入城的日子，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张闻天、博古等中央领导都随军委纵队入城了。 居民终于摆脱了黔军的压榨和骚扰，怎能不感到轻松呢？红军离开苏区三月以来，第一次攻下一座城市，而且是一座比较富庶的城市，十多万追敌已被扔在乌江以南或以东地区，备尝艰苦的战士们怎不感到高兴呢？ 第二天清早，罗瑞卿刚起床，聂荣臻政委便派人把他找去了。 “有么事？”罗瑞卿问来人。 “政委说去了告诉你。” 罗瑞卿跟着来人急匆匆地来到聂政委的住处。一进门，他就问：“什么任务？政委。” 聂政委从推开的军用地图上抬起头来，向罗瑞卿招招手：“过来说。” 罗瑞卿快步走到桌前，聂政委把手指停在图上的遵义城北桐梓一带。 “你看，”聂政委用手指按了按图上的“桐梓”两个字：“在这里，有一股土匪武装，头子号称‘一杆枪’，他们仗着王家烈和当地的地主势力，占据仙女洞，无恶不作，民愤很大，要想办法消灭他们，扫除我军北上之路的障碍。” 聂政委说完，抬起手有力地一挥，目光落在罗瑞卿的脸上。 罗瑞卿有力地点了点头：“我带保卫局的同志们去，保证消灭他们！” “好。这又是一个艰巨的任务啊！” 聂政委紧紧地握住罗瑞卿的手，摇了几摇。 罗瑞卿走在洒满晨光的街上，见大街小巷，到处张贴着红军的革命布告：《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布告》、《中国共产党十大政纲》……三、五成群的居民围在一起，有的读布告，有的在读红军散发的革命传单。走到一家粮店前，他发现许多人正围着读一首写在门板上的歌谣：红军到，千人笑，绅粮叫；白军到，千人叫，绅粮笑。 要是千人天天笑，白军不到红军到。 要使绅粮天天叫，白军弟兄拖枪炮，拖了枪炮回头跑，打倒军阀妙妙妙。人们读了一遍又一遍，有说有笑。 罗瑞卿觉得，这正说出了老百姓的心里话呀。他不敢稍停，快步走回保卫局，向大家交代了任务，便带领这支几十人的队伍，悄悄地出了遵义北门，爬上山道，在向导的带领下向桐梓进发了。 穿山越岭，这支精悍的队伍很快到达了指定地点。一进村，罗瑞卿就派战士找来了十几个老乡。老乡们一听说要打“一杆枪”，个个都十分高兴，七嘴八舌地开了腔。“‘一杆枪’这家伙不死，就没有咱穷人的活路了。” “‘一杆枪’可厉害了，百发百中……” “问问这里的人，谁家没遭过这伙土匪的欺负？有的给他抢过，有的被他打过，我爹就是他当活靶子打死的……”“这是我的五岁儿子的血衣，你们要替孩子报仇呀！”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怒火在他的胸中燃烧起来。但他强压住怒火，问身旁的一位老者：“老爹，‘一杆枪’现在在哪呢？” “他跑了，进了‘仙女洞”，把他的全部财宝、粮食搬进去了。他还说：“只要我兄弟们住进仙女洞，红军就是变成鸟儿也休想飞过去。” “这么厉害？” “是啊，‘仙女洞’可是个易守难攻的地方，山洞在半山腰里，下面是直立的石壁，连站脚的地方都没有。” “那，他们怎么出入呢？” “从半山腰崖缝处，有条小路通向洞口，但到洞口下就断了。过去人们出入，一定要有梯子。” “哦……” 罗瑞卿沉吟片刻，一个念头闪过脑际，他又问在场的人：“再没有别的路可以进洞了？” “唔，有一个，还是我那年采药时发现的。不过，路太难走了。”一个须髯银白的老者说。 “路再难走，我们也不怕，只要能消灭‘一杆枪’为乡亲们报仇就成。” 警卫员小尤赶紧说。 “对，老爹，你带我们去，好么？” “为了捉住‘一杆枪’，我拚这把老骨头了。” “好。谢谢老爹，谢谢乡亲们。” 听了老乡们的介绍，罗瑞卿的心中渐渐明朗起来。 送走了乡亲们，他召集保卫局干部开了一个短会，研究了作战方案，大家连夜作好了作战的准备。 第二天一大早，部队分作两部分出发了。少部分由老乡带着，埋伏在“仙女洞”的正面，放了一阵枪后，就开始喊话：“洞中的老乡们，你们听着！你们跑不了啦，红军大部队己经把你们包围啦。” “洞中的老乡们，你们的家人受‘一杆枪’的迫害太厉害了，你们还替他卖命吗？” “红军优待俘虏。” “投降才是出路。” “一杆枪”早听得不耐烦了，他伏在洞口的一块巨石后面，挥舞着驳壳枪狂喊：“娘的，还愣着干嘛？给我打！” 土匪们便向喊话的地方猛打起来。 红军战士也还击他们。顿时，清脆的枪声在山谷间回荡起来。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保卫队员在采药老人的带领下，悄悄地从山背后的入口处摸进了洞里，战士们迅速展开，一阵密集的枪弹横扫过去，还在洞中的土匪们有的被打死，有的喊叫着向洞口跌跌撞撞地跑去。 “一杆枪”作梦也没想到红军会从这个秘密的入口包抄进来。他听到了枪声，也听到了“缴枪不杀”的喊声，一时乱了阵脚。正在向前面射击的土匪立即放下了枪，抱着头跪下了。“一杆枪”还想要威风，正要举枪，一颗子弹已经打得他的脑袋开了花。 这场战斗就这么干净利落地结束了。红军保卫队员们押着土匪们，扛着“一杆枪”的家当，在满天的晚霞中回到了村里。 老乡们听说“一杆枪”被打死了，个个拍手称快，看到红军这么快就解决了这伙作恶多年的土匪，人人喷舌称奇。罗瑞卿带领的红色保卫队员不但消灭了这伙顽匪，解了当地人民的心头之恨，而且缴获了大量金银财宝和粮食，凯旋而归。 不几天，著名的遵义会议就召开了。一军团保卫局担负起会议的外围警戒任务。罗瑞卿昼夜紧张地工作，为会议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有力的安全保障。 后来，罗瑞卿理解了聂政委的话的含义，肃清了这伙顽匪，会议才可能在一个安全的环境里进行啊。再看到在与敌人一江（长江）之隔的桐梓、松坎以及湄潭等地部署了那么多的部队（红一、三、五、九军团都有）时，他更感到肩上的担子是多么重了。 1935年1 月15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遵义召开。会议上，总结了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军事工作，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央的领导地位。中国共产党经过十四年的艰苦奋斗，经历了胜利和失败、前进和迟后、扩大和缩小的多次反复曲折斗争，终于形成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中央的正确领导；终于认识到，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相结合的指导思想和路线，是指导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正确思想和路线。 遵义会议刚刚结束。返回驻地的路上，罗瑞卿迈着轻快的步子正走着，警卫员小余凑上来说：“罗局长，今天有什么喜事，这么高兴？” “当然高兴嘛！你们知道么？中央开的这个会上做了一件大事哟！” “什么事呀？”小尤、小余都凑上来了。 “告诉你们吧，中央决定由毛泽东同志主持军事，红军得救啦！” “这下可好啦！” 小尤、小余情不自禁地抓住罗瑞卿的手跳起来。 罗瑞卿看着小龙、小余兴奋的样子，一时来了兴致，边走边给他们讲起了毛泽东的故事。从毛泽东领导秋收暴动到井冈山斗争，从指挥红军胜利粉碎国民党军三次“围剿”到长征中运筹帷幄，使红军得以避开敌人主力，西进贵州争得主动。他越讲越激动，小尤、小余越听越兴奋，讲着讲着，他的语气由激动转向深沉：“党找到这么好的领袖不容易啊！” 小尤、小余受到了局长情绪的感染，脸色肃穆起来。罗瑞卿继续说：“离开苏区以来，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就常随着我们红一军团行动，我们的保卫任务完成得不错嘛。今后，我们更要好好工作，保卫好主席和中央的安全，要好好地跟着毛主席闹革命！” 小尤、小余不住地点头，眼中透出坚定的目光。他们紧紧跟在罗局长的身后，三人大踏步向前走去。 1935年5 月26日中午。大渡河安顺场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部。 此时，先遣队司令员刘伯承正在房门口时而来回踱步，时而驻足远眺，像在等待什么，又像在焦虑什么。政治委员聂荣臻、参谋长罗瑞卿在不远处正交谈着什么。 发源于四川、青海两省交界的果洛山的大渡河水，汇积高原、雪山、草地的涓涓清溪成一股滚滚洪流，自北而南，直下群峰倾压的横断山脉，千回百转，劈山裂岭而来。在安顺场这个地方，河道急转，向东一指，呼啸而去。 湍急的河水受河道的限制，像不驯服的野马受到缰绳紧勒一般，雪浪翻飞，涛声荡谷。 过了一会儿，一群人从山道上急匆匆地走来了。走在前面的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相互笑着，指着迎候在那里的刘伯承他们说：“看，把他等急了吧？” 刘、聂、罗他们也看到了主席等人，急步上前，敬礼，六双大手紧紧地握着，摇着。 毛泽东握过刘伯承的手，朗声笑着说：“伯承哪，诸葛亮七擒七纵才使孟获心服。你怎么一下子就说服了小叶丹呢？” “主要是我们严格执行了党的民族政策。” 刘怕承谦逊地答道。 “你跟小叶丹结拜真的跪在地上起誓吗？” 毛泽东笑着又问。 “那当然，彝人最讲义气，他看我诚心诚意，才信任我。” 刘怕承说话时充满了认真的神气。 “那，彝人下跪是先跪左腿呢，还是先跪右腿呢？” 毛泽东也“认真”起来。 “这……” 刘伯承自己当时也没有太注意，当时是凭着一种民族兄弟的赤诚完成仪式的。他的眼前又浮现出那天的情景：明静的海子边上，两碗清清的湖水，一只雄赳赳的公鸡，欢腾腾的人群……一时说不上话来。 周恩来一看主席把刘司令“问住”了，赶紧转变话题说：“后续部队通过彝族区时，小叶丹打着‘中国夷民红军沽鸡支队’的旗帜出来欢迎，伯承、荣臻他们简直把彝区赤化喽。” 朱德也笑着说：“先遣队自5 月成立以来，真是逢山开路，遇水搭桥，功劳可不小哇！” 这时，刘伯承连忙答话：“总司令先别论功行赏，我正为这大渡河架不起桥来发愁呢。” 到这里，终于言归正传了。这些人就在房前的石丛中坐下来，围成一圈，讨论起目前的情况和解决问题的办法。 首先由刘伯承详细汇报渡船和架桥失败的情况。他说：“我们现在有四只小船。由于大渡河高山夹峙，河床倾斜，水势异常湍急，小船不能直达对岸渡口，必须先用人力将小船拉向上游一二里，然后小船才能斜达对岸渡口。这样折腾，小船往返一次，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对我们这支庞大的队伍来说，速度太慢了，这样下去，会给敌人造成可乘之机。 工兵连试着在河上架桥，但是由于河流湍急，器材缺乏，这个办法连试几次都失败了。今天主席你们来了，正好研究一下，作个指示。 刘伯承说完，用期望的目光望着主席。 大家也把目光都集中在主席身上。聂荣臻和罗瑞卿听着刘伯承的介绍，一边点头，一边平静地等着主席的指示。 “大家也讨论一下吧，我们没有做石达开，还有什么困难不能克服呢？” 毛泽东挥挥手，神态安详地说。 于是，围绕部队过河问题，大家讨论起来。 最后，毛泽东总结道：“按伯承介绍的情况估计，这样渡河速度太慢了，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全军才能渡完。但是，目前的形势不允许我们这样做的。追赶我们的薛岳纵队，已经渡过金沙江到达西昌以北的礼州，四川军阀杨森等的增援部队也一天天逼近了。敌人离安顺场只有几天行程，如果红军不能迅速过河，长久处于这样的狭隘河谷地带，是极端危险的。因此，我同意大家的意见，兵分左右两路，沿大渡河两岸朔河而上，夺取沪定桥过河。” 毛泽东顿了顿，环顾一下大家，然后铿锵有力地指出：“这是一个战略性措施。只有夺取沪定桥，我军大部队才能迅速渡过大渡河，避免石达开的命运，才能转到川西会合红四方面军。万一会合不了，一部红军也可到川西去开创个局面嘛。” “好。”朱德听完毛泽东的分析，频频点头，“就兵分两路：右路由从这里过河的一军团第一师和干部团组成，由伯承、荣臻、瑞卿率领，沿大渡河东岸前进，策应河西红军夺取沪定桥的行动；左路主力沿西岸前进。” 计划已定，方向已明，中央红军立即按计划夹河而上，直取沪定。 1935年5 月30日凌晨2 时许。沪定城下。 天色阴沉沉的，毛毛细雨在漆黑的夜色中无声地落着。 右路军踏着泥泞悄悄地接近沪定城。城上也是黑漆漆的，没一丝声响。 这一片漆黑与寂静，更增添了夜的复杂、可怕。 右路军在离城不远处悄悄的散开。刘伯承、聂荣臻、罗瑞卿伏在一个土坡上，观察着城上的动静。 突然，城上闪起一阵火光，一排子弹立即呼啸着向右路军伏着的地方射过来。 “不好，我们被敌人发觉了。” 罗瑞卿附在刘伯承的耳边说。 “根据前两天的进展情况估计，左路军先锋应该到达这里了，怎么不见他们的影子呢？”“也许他们还没有到……” “传令下去做好攻城的准备。” 刘伯承、聂荣臻、罗瑞卿交换了一下意见，把这个命令通知了部队。 城上枪声又歇了下去。 刘伯承在黑暗中立起身，观察了一会儿，说：“吩咐部队做好攻城的准备，我去前面观察一下，如果确是敌人，我们就大干一场，拿下沪定城。” 说完，他就带着警卫员向城下摸去。 城上可能发觉有人向城下摸来，于是，又响起了枪声，鲜红的火舌在黑漆漆的夜色中显得分外耀眼，子弹不时地落至刘伯承等人的周围，刘伯承几个人又伏下身子。罗瑞卿心中暗叫一声“危险！”便纵身跃起，伏下身子紧跑几步，赶到刘伯承身边，一边警觉地向四周环视，一边提醒刘伯承：“司令，注意安全。” 刘伯承点点头，拍拍罗瑞卿抚在自己肩上的手，又拉了一把他的衣角：“再前进几步。” 枪声又稀落起来。 刘伯承、罗瑞卿等人屏息静听，只听到城上是地道的江西老表的方言：“伢子，会不是刘司令他们啊？” 噢，自己人！一定是左路军的先遣部队已占了沪定城了。刘伯承和罗瑞卿夜色中相视一笑，罗瑞卿冲着城楼喊道：“你们是江西同志吗？你们是红军，我们也是红军，告诉你们王团长，杨政委，①让他们派人下来接我们。” 枪声骤然而止，城上和城下霎时响起了一片欢呼声。王开湘、杨成武出来后，简单地向刘伯承司令和聂荣臻政委、罗瑞卿参谋长介绍了他们夺桥的战斗情况，刘伯承动情他说：“红军战士真是钢铁勇士啊！” 在杨成武的陪同下，刘、聂等人怀着极其兴奋的心情，带着马灯，踏上铁索桥，从桥东走到桥西。 刘伯承俯视着桥下奔腾直泻的急流，细看着桥上的每根铁索，感慨万分：“沪定桥！沪定桥！我们为你花了多少精力，费了多少心血！现在我们胜利了！我们胜利了！” 后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张闻天等中央领导人，也随部队到达沪定桥。毛泽东等在桥西大树下稍作休息后，便和战士们一起兴致勃勃地走上沪定桥。有的说，这样的桥，有我们一个班守着，谁也不用想过来。毛泽东听后，朗声笑道：“敌人嘛，总是敌人！他们和我们共产党领导的队伍是不能相比的。” 6 月2 日，红军全部渡过了天险大渡河。蒋介石使红军做第二个石达开的计划成了一个可悲的梦呓。 1935年5 月某日，会理地区。 罗瑞卿骑在马上，脸色苍白，身体摇摇晃晃的。警卫员小尤紧紧地牵着马的疆绳，尽量让马走得稳些。 他们从长长的行进中的队伍旁走过。“小尤，停下。” 骑在马上的罗瑞卿声音嘶哑而急促地说。 “参谋长，什么事？” “你看，前面那个小鬼。” “哪个呀？” 小尤不情愿地勒住马。 “别装蒜，把马牵过去，给他骑吧。” “这……您的感冒……” “早好多了——他年纪那么小，快连棍子也提不动哇。”小尤正踌躇间，罗瑞卿已经翻身下马。他看看小尤不情愿的样子，说：“算了，别生气嘛，快去吧。” 说着，罗瑞卿从小尤手中拿过缰绳，牵着马紧走几步，到了那位正拄着木棍艰难地行走的“红小鬼”身边。“小鬼，受伤了吧？来，骑上马走吧。” “不，首长，您骑吧，我走得动呢。” “小鬼”说着还硬往前赶了几步，腿伤痛得他咬住了牙关。“不要硬撑嘛，留着力气去前面打敌人。” 罗瑞卿说着，把“红小鬼”拉过来，抱住腰放到了马背上，自己牵着马缓绳走起来。 小尤看着赌气不行，就紧走几步跟上，绷着脸，噘着嘴，不说一句话。 罗瑞卿不用回头，就已察觉了小尤的情绪变化。他笑着说：“同志哥哎，别生气嘛，我走一走，身体爽快多了。”“参谋长，我不①指王开湘，杨成武，时任左路先遣队红四团团长和政治委员。 是反对您让马给别人，可您感冒好几天了，走路摇摇晃晃的，累坏了，我们怎么向组织交代？“”怕我累坏？好同志啊，给，你牵马，我跟在后面，好吧？“ 罗瑞卿不由分说，把马缰绳塞到了小尤手里。 坐在马上的“小鬼”急了，要下马，罗瑞卿按住他，温和地说：“小鬼，坐好，路还很长，要积攒力量。” 说完这话，他又跟“小鬼”拉起了家常，家乡在哪里？什么时候参加红军的？想不想家？…… 小尤牵着马，默默地走着，心里热浪翻腾。他想到那次在金沙江边，自己的脚被树枝划破了，罗局长命令他跨上马，他好几次溜下来，罗局长火了：“硬撑什么，叫你骑你就骑，不许胡来。”一到休息地方，罗局长就找来盐水，亲手给他洗伤口，包上干净的布，动作是那么轻柔，生怕碰疼了他…… 行军途中，罗局长总是把马让给伤病弱小的同志骑，自己步行，还总是乐呵呵地跟那些同志拉家常…… 走着，想着，小尤不由得回头望了罗瑞卿一眼，只见他的鬓发间已渗出大粒大粒的汗珠…… 队伍的行进速度明显加快了，每一个从他身边经过的红军战士，都要向罗瑞卿同志行一个注目礼。 1935年8 月。四川西北部毛儿盖高原。茫茫草地上。 红一军团保卫局的干部战士正在默默地忙着宿营。 罗瑞卿仁立在一丛青青的水草旁，眺望着北方：只见草连天，天连草，一望无际，像浩翰的草海。草海上弥漫着浓重的雾气。没有房屋，没有人烟，不见鸟兽，不闻虫鸣，太阳也不知躲到哪里去了。空气中充满着草木腐烂的气味。他看着附近的干部战士们，个个衣裳不整，面黄肌瘦，神情严肃。一阵风吹来，袭人骨髓。罗瑞卿打了个寒颤。他从沉思中醒过来。叫了一声警卫员：“通知干部，到我这里来开会。”警卫员马上去了。罗瑞卿耳边仍然回响着进草地前毛泽东主席对先遣队、先导团的讲话：同志们，前面就是草地，这是一片阴雾腾腾、水草丛生、方向莫辨的泽国。你们必须从茫茫的草地上走出一条北上的行军路线来。也许有些同志会想，为什么会选择这样一条路线呢？为的是让敌人永远摸不到我们的底细。敌人判断我们会东出四川，不敢走横跨草地，北出陕甘这一着险棋。总结我们的经验，分析敌人的情况，得出的结论是：我们偏要走敌人认为不敢走的道路。我们只有前进，才能实现北上抗日，战略转移的目的。……不过，同志们，要把最困难的局面作为我们计划的出发点。同时，更要坚信，天下没有我们克服不了的困难。克服困难最根本的办法，是把可能碰到的一切困难向同志们讲清楚，把中央为什么决定要过草地北上抗日的道理向同志们讲清楚。只要同志们明确了这些，我相信没有什么困难能挡得住红军指战员的。 罗瑞卿一想到这，精神为之一振。 不一会儿，人都到齐了。 罗瑞卿环视了大家一遍，说：“同志们，现在到了最困难的时候了。一定要振奋精神，做好战士们的思想工作。” 接着，他把毛主席的讲话内容又向大家讲了一遍，然后说：“现在，大家把情况说一说，好做到心中有数。” 罗瑞卿的这个要求，打开了大家的话匣子。 有的说：“现在最要命的是搞不到粮食……” 有的接住话头：“派出去寻找粮食的人，不是找不到人家，就是虽然有人家，主人却早逃得不见了……” 有的加上了分析：“这地方的人对红军的误解太深了……” 还有人提出了另一个重要的问题：“大家身上带的盐巴也快用完了，有的战士连舔一舔也舍不得了，有的战士出现了身体发软的症状……” 大家七嘴八舌，忧心忡忡。 罗瑞卿听着大家的议论，思考着，思考着，……天色渐渐暗下来。罗瑞卿在同志们的议论声中站起来，高大的身躯已显得瘦削。 他用手一挥，打住了大家的话头：“同志们，情况就是这么严重。为了保存力量，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必须想办法搞到粮食。各班通知下去，出去搞粮食时，如果主人不在，可以进房子里去找，找到粮食给人家写个条子，留下买粮食的钱。意思就说：我们是红军，现在很困难，不这样不行。还要加上，革命胜利以后，我们一定加倍偿还。” 说到这里，罗瑞卿顿了顿，用刚毅的目光扫了大家一眼：“我们一定要想办法克服困难，把现在的困难告诉同志们，把克服困难的办法告诉同志们，更要把克服困难走出草地的重要意义告诉大家。我们一定要走出草地，一定要坚定钢铁意志。我们也一定能够走出草地。我们一定要把这支队伍带到川陕甘地区去。” 罗瑞卿越说越激动，声音也越来越大。 这时，警卫员抱着一摞饼子走到了他的身边。 “罗局长，借回来了。” 警卫员的声音里透着按捺不住的喜悦和激动。 “好！陈光师长够朋友。” “有您的借条，他还能不借么？” “借？” 在座的保卫局干部都疑惑起来。 “是啊，罗局长真逗，要就要呗，还打个借条。” “别耍舌头。刚才急出来的眼泪都抹到哪里去了？” 罗瑞卿“将”了警卫员一军。原来他白天因为实在找不到吃的东西，急得哭起来了。 罗瑞卿接着说：“好了，办法已经讲过了，现在也有了这八个饼子，可解燃眉之急喽。 咱们把它们按各班人数切成小块分开，带回去，再把找到的野菜洗好，点起簧火，让同志们热热乎乎地吃一顿吧。“ 分完饼子，会就散了。在保卫局的营地上，一会就点起了好几堆熊熊簧火。在浓重的夜色中，火焰显得特别明亮，特别旺盛。 战士们围着篝火，互相靠着，挤着，有的还枕着别人的腿。火堆上搪瓷缸、瓦盆里煮着野菜饼子末汤，有的在烤衣服，有的在整理枪械，有的给大家讲起了民间故事，战斗经历……有的哼起了家乡的小曲，有的畅谈起将来……营地上一片生机。 罗瑞卿知道小会的精神已传达了，他的脸上渐渐地浮起笑意。 夜色越来越深，夜气越来越重，营地上仍然篝火旺盛。不知是谁带了头，大家唱起了《国际歌》：起来，饥寒交迫的奴隶，起来，全世界受苦的人！ 满腔的热血已经沸腾，要为真理而斗争！ …… 歌声越来越深沉悲壮，越来越充满力量。 1935年8 月下旬，班佑、巴西地区。 罗瑞卿带着保卫局的干部战士随红军先遣队终于走出了茫茫的大草地。 眼尖的战士，已经看见了前面矮小的房屋、成群的牛羊、葱绿的树木。 “看，前面有人家了。” 这一喊，大家都兴奋起来，欢呼起来：“我们胜利了！” “我们终于战胜草地了。” 罗瑞卿的心情也是同样的激动。他眼里闪着泪光，回头对骑在骡子上的侦察科长谢滋群说：“小谢，我们终于走出来了。” 谢滋群感动地点着头，哽咽地说：“罗局长，是您把我拖出来的。” 谢滋群的话是有来头的。在过草地时，他不知什么原因，吐了很多血，身体虚弱得走不动路。有些同志就按以前的做法，建议把他寄养在老乡家里。 罗瑞卿不同意，说：“一定要把谢滋群带走，不能走就用担架抬！”随后就亲自组织人抬担架。谢滋群坐了几天的担架后，身体状况渐渐好转，罗瑞卿又拨给他一头骡子骑。现在，当谢滋群终于随大家踏上这干硬的土地时，他怎能不激动呢？ 到达宿营地后，战士们才发现，这里只有十几座蒙古包式的矮房子，墙壁都是用牛粪糊成的，但并没有臭味。屋内除了有几堆干牛粪外，并没有人，也没有可吃可用的东西。大家都戏称它为“牛屎房子。” “牛屎房子也不错啊。” 大家都为终于有了房子可住而兴奋不已。 于是，大家纷纷动手，打扫房子，燃起干牛粪，煮饭，烤衣服，洗脸，忙得不亦乐乎。 晚霞在天边燃烧起来，营地上笑语喧哗，热气腾腾。 罗瑞卿把保卫局干部召集在一间牛屎房子里来，他要告诉大家一个严重的情况。 待大家坐定后，罗瑞卿低沉地开了口：“同志们，我现在向大家通报一个情况：有人不同意北上，同中央闹矛盾，说我们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后，是打掩护战，纪律松弛，人员疲惫，减员太大，有失败悲观情绪，应当放弃进军川陕甘的计划南下。这是错误的。 我们要坚决执行中央的北上方针，要跟着中央走，跟着毛主席走，别人的话我们不要听！“ 大家都听说20日左右中央已开过了毛儿盖会议，心里都明白罗局长是在传达会议精神了，神情不由得都严肃起来。 罗瑞卿又想到有人企图挑动红军打红军的行为，又含而不露地对大家说：“我们是中央红军，要顾全大局，不能乱来，即使避免不了，也要听中央、听军团部的指挥，绝不允许自行其事。这话大家要记住，带好部队，严守纪律。” 大家刚刚放松的心弦又绷紧了。 “是谁在同中央闹矛盾呢？” 罗瑞卿在会上没有说出张国焘的名字。这是中央的纪律。 1935年9 月下旬。甘肃宕昌县哈达铺。 中共中央于9 月20日在哈达铺关帝庙召开了红军团以上干部会议。毛泽东在会上作了政治报告，阐明了当前的形势和任务。在会上，毛泽东正式宣布了一个重要的决定：为了适应新的形势，中央决定部队改编，组成中国工农红军陕甘支队，由彭德怀同志当司令员，他兼政委、下属三个纵队。红一军团改编为第一纵队，红三军团改编为第二纵队，中革军委直属纵队改编为第三纵队。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 罗瑞卿接受任命后，感觉到肩上的担子更重了。他更加踏实地进行工作，率领二纵队指战员向陕北进发。 路上，罗瑞卿接到了一个报告，说五团特派员周贯五痢疾加重，不仅不能走路，而且骑马也坐不住。 “怎么病成这个样子？” 罗瑞卿关切地问来人。 “周贯五同志在进草地时就拉肚子。进草地别人背三十斤粮食，他只背了八斤粮食，然后省着吃，坚持到哈达铺。休息两天，病不但没好，反而加重了。”“多好的同志啊！” 罗瑞卿能深刻地感受到周贯五是以多么大的毅力走出草地的。 他立即带领一个班的战士，赶到周贯五住处。 周贯五身体已经很虚弱了，颧骨突出，面色煞白。可当他知道罗瑞卿的来意后，坚持着说：“罗主任，不碍事，我能走。” “别硬撑，我们走到今天不容易；我们的目的就要达到了，你要保重自己的身体。毛主席说，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说到这里，罗瑞卿回头对带来的战士们说：“快，你们把周特派员抬到医院去，让他随医院前进。”战士们用强健的手臂搭成了“担架”，抬起周贯五就走。周贯五坐在“担架”上，频频回首，眼里禽满了滚烫的泪水。 罗瑞卿向他挥挥手，叮嘱道：“老周，好好养病，到陕北再见！” 1935年10月。陕北吴起镇。 简陋的伙房里，罗瑞卿正在扒拉着饭。他此时已调任红一方面军保卫局局长。今天开会、布置工作回来晚了，过了饭时，伙夫老王刚把饭热好端上来。 这时，在旁边的房子里传来了不满的咕哝声：“罗局长也真是的，没收资本家的东西有什么错。”“哼，资本家的东西，是剥削别人来的，还叫咱们送回去，真想不通。” 罗瑞卿听着听着，眉头就皱起来了。他放下筷子，走进房去。 屋里的几个人一看局长皱着眉头走进来，全都一愣，立即齐刷刷地站了起来。 罗瑞卿一看他们的样子，心里想笑，却又平静他说：“你们别忘了一句老话：隔墙有耳。看来，三天的检讨时间还太短，应该再加两天，好好闭门思过 .”众人面面相觑，再不敢多说。 “怎么，哑巴了？不满就倒出来啊。” 他摆摆手：“坐下，坐下，别愣站着。” 几个人又都坐回原来位置。罗瑞卿语气更加平和起来：“同志们，你们出去执行任务，很辛苦。但必须掌握政策界限。苏区的商人不一定都是资本家，就是资本家也不能采取没收的办法。我们的政策是没收地主的。你没收了商人的，将来商人都怕我们，都跑了，苏区的商业会受到影响。毛主席说，我们红一方面军是革命的核心，我们还要在这里创建根据地，大家都像你们这么去做，把军民关系搞僵了，我们怎么立足，怎么开展工作？” “可是，罗局长……” 说话的人满脸委屈。 罗瑞卿知道他们还想不通，就挥挥手说：“行了，再联系政策，联系大局，继续开会，把思想搞通。” 说完，罗瑞卿又返回伙房。老王把菜重热了一次，又端上来。 屋里的会继续开。 罗瑞卿边吃边听，其中一个声音使他又放下了碗筷：“我又没拿多少东西，不就是做了件衣服穿嘛。” 旁边的人也附和起来，把爬雪山、过草地时没衣穿的苦处都说出来了。 罗瑞卿脸色严肃起来，他想到了中央在榜罗镇会议上重申加强纪律和思想政治工作是多么有预见啊。 他走进房去，语气严厉起来：“你要拿多少东西？你不是做衣服了吗？做衣服就不对嘛，就违反了纪律嘛。来，你背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检查一下，是不是违犯了纪律？” 说话的人脸腾地红了。他低下头，看着脚尖，脚尖搓着地上的黄土。 其他几个人也难为情地低下了头。 屋子里霎时静了下来。各人的心里都在“检查”了。 罗瑞卿见同志们已经开始认识错误了，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的神情缓和下来，走过去，拉着刚才说话的人坐下来。 隔了一会儿，那个同志抬起头，对罗瑞卿说：“罗局长，我错了，犯了‘不拿群众一针一线’这一条。” “你拿的何止是一针一线啊，你把千针万线都披挂在自己身上了。” 罗瑞卿这句话，逗得大家都“扑嗤”笑出了声。 罗瑞卿见气氛缓和了，就朗声说道：“你们是保卫局的干部，要做遵守纪律的模范。战士们都在看着我们哪。 陕北的老百姓都在看着我们哪。想想我们过彝民区，过哈达铺回民区，不是因为严格执行了红军纪律和民族政策，才得到当地人民的衷心拥护吗？中央要求我们继续发扬遵纪爱民的优良传统，是有针对性的，也是为长远着想的大家听着罗局长的话，神情都开朗起来。 罗瑞卿拍拍那个同志的肩膀，说：“好啦，继续开会，不但总结一下已经犯下的错误，更要想想以后该怎么做。你们使我快成‘周公三吐哺’了，老王也要向你们提意见了。” 罗瑞卿站起来，走出门去。 屋里的人目送着罗局长的背影离去，互相看看，做个鬼脸，齐声说道：“罗局长，请您放心吃饭吧。” 罗瑞卿早已坐下来，一看饭不见了，他喊到：“老王，有意见说说嘛，不能不管饭哟。” “来喽，罗局长。” 老王把热气腾腾的饭送到了罗瑞卿的手里…… 1935年11月中旬，红一方面军取得直罗镇大捷，为在西北开辟革命根据地举行了富有历史意义的奠基礼。罗瑞卿参加了这次战斗。此后，他又参加了东征，开始了新的战斗历程。 第六章办学校赴西安文韬胸中藏1936年6 月1 日。陕北瓦窑堡米粮山上一座庙宇门前。 抗日红军大学（简称红大）的开学典礼即将在这里举行。校门口，用青翠的松柏搭成的彩门生气勃勃，门楣两边，各插了一面红旗，在清新的风中猎猎飘扬。门楣中间，悬着“主席您好”四个大字，墨色鲜亮，苍健有力。 红大的学员们在教育长罗瑞卿的带领下，正仁立在门口，等着主席的到来。 罗瑞卿挤在人群中，回头望望坡上那十几眼修整一新的窑洞，白生生的窗纸，红英英的窗花，鲜亮中透着喜庆的气氛。平整的操场上，已洒过了清水。一排排砖砌的长凳，像整齐的队列。操场边上新栽的松树，像一位位精神抖擞的士兵，挺立着接受阳光和清风的沐浴。 “总算像个样子了，主席会很高兴的。” 罗瑞卿的心里一阵宽慰。他又想到了连日来还领着学员们找校址，修窑洞，砌凳子，平整操场，栽树浇水的辛苦，感觉到办成一件事真难啊。 他也看到了那位向他指点校址的老汉，仍然带着他的牧羊犬“黄儿”，也挤在人群中，白羊肚毛巾挽在头上，枣红色的脸上洋溢着舒心的笑。 罗瑞卿走过去，拉起老汉的手，诚恳地说：“大爷，真该感谢您，您帮了个大忙啊。” “哦，罗同志，满意就好啊。这窑洞放着也是放着，现在红军同志用它，它也高兴呢。” 老汉花白的胡子一抖一抖地说。 “那，大爷，你们几个现在住哪儿啊？” “这你不用管了，咱们这放羊的，四处为家。倒是红军同志是好样的，不嫌窑破，不嫌羊粪臭，硬把这破窑整治得像洞房一样。凭这一点，我老汉服红军，服毛主席，你们真是干事儿的哪。” “看，毛主席他们来了！” 不知是谁叫了一声，人群的喧哗变成了欢呼，也打断了罗瑞卿和老汉的谈话。 毛泽东已经带着警卫员同周恩来、张闻天等同志健步走来。 罗瑞卿趋步上前，向毛主席一行敬礼：“欢迎主席来讲话。” “辛苦了，罗长子。” 毛泽东还礼后，朗声说。他抬头看到了门楣上的大字，风趣地说：“我好什么？白天开会，晚上办公，早上又来给你们上课。我的讲话提纲还是昨晚突击出来的，这叫临时抱佛脚，信口开河。哪像你们，严阵以待嘛！” 彩门旁的学员们听了，都哈哈大笑起来。 “主席讲什么，大家都欢迎！同志们说，是不是啊？”罗瑞卿大声说。 “是——”人群中又一片欢声笑语。 “好嘛，我讲罗长子当教育长，是我提议的！”毛泽东今天兴致很高，又开了一句玩笑。 大家在笑声中簇拥着毛泽东一行进了校院，来到操场上。毛泽东一行在讲台上就坐。学员们有秩序地坐在了亲身砌起的凳子上。会场上肃静下来。 罗瑞卿宣布典礼开始后，请毛泽东讲话。 毛泽东站起来，笑吟吟地说：“同志们，今天红大开学，我首先代表中央向大家恭贺开学之喜！” 台下顿时响起一阵掌声。 “办这么一所学校，是长征结束后就在考虑的事。怎样把经过长征的红军干部作为种子，加以培训和提高他们的水平，使之成为即将来临的伟大的抗日战争的骨干，是一项重大的战略任务。5 月初东征结束，中央开会决定了这件事，并且决定：应利用抗日高潮到来之前的时机，抽调大批干部，从军团到连排基层干部，进红大学习，培训提高其军事政治程度。这个设想今天成为现实了。” 毛泽东说着，把右手插在腰里，身体一俯一仰，头上黑亮的长发一忽闪一忽闪地动，宽阔的前额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稍稍一挥左手，扬声说道：“大家知道，第一次大革命时期，有一个黄埔，它的学生成为当时革命的主导力量，领导北伐成功，但到现在它的革命使命还未完成。我们的红大就要继承黄埔的精神，要完成黄埔未完成的任务，要在第二次大革命中也成为主导的力量，即是要争取中华民族的独立！” 大家以有力的掌声回应主席的讲话。 中央领导和校长林彪先后也讲了话，勉励大家刻苦学习、迎接抗日的高潮的到来。操场上气氛热烈极了。 “现在，我提议，让罗长子，不，应该是罗教育长讲几句吧，他最有发言权嘛。” 主席的话又引起台上台下一阵欢笑。 罗瑞卿向台上、台下敬了一个严整的军礼，开始讲道：“首长们，同志们，主席说我最有发言权，实际上最有发言权的，是我们在座的各位领导和同志们。主席已经为我们红大确定了明确的教育方针，就是‘军事与政治并重，理论与实际并重，少而精’。我们要珍惜这个机会，按中央的方针进行学习与锻炼，学好本领，提高军事政治程度，争取在抗日救国中的发言权。” 台下台下又是一阵热烈的掌声。 罗瑞卿挥挥手，继续说：“我们在认识到自己的使命的同时，也要看到，我们的学习条件是很艰苦的，现在，校舍是大家修补好的石窑，我们制好了石黑板，石粉笔、石床、石枕，油灯也是石头做的……大家的书桌，是活动的，就是我们的两个膝盖。 任务是艰巨的，条件是简陋的。但是，同志们，‘艰难困苦，玉汝于成’。 大家也许还不怎么清楚，据老乡说咱们的窑洞是当年北宋名将、大文豪范仲淹戍边时住过的。大家还记得范仲淹的那两句话吗？“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对，我们就要在这里以这两句话，锤炼革命战士的高尚情操！” 罗瑞卿结束了他的讲话，激动地坐下来。 在热烈的掌声中，毛泽东望着罗瑞卿，频频点头。、毛泽东扭头对坐在身边的聂荣臻、耿飚等人说：“古人云，洞中方七日，世上已千年。你们可成神仙了。好好‘修炼’吧，天下无事，你们就在这里参‘禅’悟‘道’；天下大乱，你们就出洞下山，救苦救难。”耿飚接上主席的话茬说：“主席的意思是，参马列主义之‘禅”，悟中国革命之’道‘喽！“周围的同志都笑了。 大会在热烈、欢快的气氛中结束了。毛泽东一行又在罗瑞卿等人的陪同下观看了校舍和校院。毛泽东一边看，一边连声赞道：“好，好。我们就需要这种艰苦办学、勤俭办事的精神。红大开了个好头。” 红大开学后的一天。河边。 红亮的晚霞在西天边铺展着，霞光把清冷冷的河水映得金光闪闪。 几个红大的学员在河边边走边说着话。他们老远就看到河滩上有一堆黑乎乎的东西，就赶快停住话头，加快脚步。走近一看，原来是一头黑骡子横卧在那里，一动不动。 “这家伙一定死了。” “不会吧，可能是睡着了。” 于是，就有人走上前去，俯下身子听了听，有微弱的喘息声。 他直起身子对同伴说：“死是没死，估计也不会有多长时间了。” “噢，这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一定是老乡把这骡子扔在这儿了，咱们可以打打牙祭了。” 好久没闻到肉味的同伴们立即响应。于是大家七手八脚地把骡子拖回了伙房。 正当大家余兴未尽地一边抹嘴上的油，一边说笑时，通讯员小李跑进来：“罗教育长让你们马上去一趟。” 这几个人脸上的喜气立即消失了。他们不敢迟疑，立即跟着通讯员向罗瑞卿的办公室走去。到了跟前，几个人蹑手蹑脚起来。 小李喊了一声“报告”就进去了，这几个人也推推搡搡地挪进屋里去。 油灯下，罗瑞卿两手撑着膝盖，沉着脸坐在炕沿上。他听到脚步声，抬起脸来，目光中又是火气，又是伤感。 几个人站在门口不敢往里走了。 “往里走啊，吃饱了骡子肉，怎么没劲啦？” 这几个人头压得更低了，其中一个低声说：“教育长，我们违犯纪律了。” “不过，那是一条死骡子。” 同伴赶紧补上一句。 “死骡子？你们知道那是一匹什么样的骡子么？那是和我爬过雪山、走过草地的骡子！他救过好多伤病员啊。本来可以作个纪念，让它安安静静地活几天，而你们却把它吃了……” 罗瑞卿脸上的怒气变成了痛惜的神情。 这几个学员才恍然大悟：岂止是违犯了纪律啊，他们吃的是伴随红军走过千山万水的“有功之臣”！ 这几个人都懊悔不已，赶紧说：“教育长，对不起，我们……” 他们说着，眼泪就下来了。 罗瑞卿一看，问题严重了，就把口气放平和一些，站起来走到他们面前说：“算了，算了，别抹眼泪了。骡子，你们吃就吃了，但是，你们要好好学习噢，不然就太对不起它喽！” 这几个人看着罗瑞卿使劲地点着头。 油灯的火焰忽忽地向上窜着，把这几个人的眼光照得黑亮黑亮的…… 1936年12月初的一天。窑洞里。 罗荣桓、陈光、耿飚、张爱萍、宋裕和等人正在讨论毛泽东讲过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的前几章内容，大家都认为这对于总结十年内战的经验教训很有指导作用。 罗瑞卿轻手轻脚地走了进来，手里拿着一叠花花绿绿的传单。进入陕北以来，国民党对边区的封锁很严，纸张很缺乏。蒋介石的飞机经常来保安撒传单。于是，学校就用蒋介石飞机撒下来的传单背面印讲义，写笔记。这样，收集传单，便成了部队每个干部战士的日常任务。连老乡们，也一拾到传单便送到红大来。 耿飚看见了罗瑞卿手里的东西，就说：“教育长，又有作业本了不是？蒋介石又说几个月内消灭共军哪？” 耿飚说的是蒋介石传单上千篇一律的内容，“×××月内消灭共军”之类，在坐的几个人都笑了。 罗瑞卿扬了扬手里的东西，故作神秘地说：“这回不是啦，是你们的身价又提高了。” 说着，他把传单往每人手里递了一张，大家一看，内容变了，反动口号变成了一张“赏格”：凡捉到共产党干部者，无论死活，按职务大小各赏给若干大洋。 大家一边看，一边算起来，光红大一科全体人员的脑壳加起来，竟值好几百万元。 张爱萍就对罗瑞卿说：“教育长，你给老蒋打个电话，问他能不能把我那一份预计出来，我们先买些纸笔也好哇。” “对！我就对他说，脑壳我先保存着，就怕他龟儿子付不起嘛！” 罗荣桓灵机一动，说：“明天又到文娱活动时间了，咱们编个小戏演演如何？” 罗瑞卿也来了兴致：“就以咱们说的话为主要内容。不过，我这回不能演蒋介石了，让耿飚同志来演吧。” 张爱萍和宋裕和接着说：“那，这出剧由我们来编吧。” “好啊！”大家都为找到了一个好题材而兴奋起来。 第二天下午。红大操场上。 今天下午，红大学员们不打篮球，也不打网球，都坐到了石头砌的凳子上来看张爱萍、宋裕和的杰作了。 人物开始上场了。罗瑞卿演自己，耿飚演蒋介石，宋裕和演宋美龄。 罗：（作手提电话听筒状）喂，喂，老蒋吗？我是老罗呀！ 蒋：哪个老罗？ 罗：老子是罗瑞卿！ 蒋：（对宋美龄）快！拿钢盔来！（对罗）我不怕你，我有百万大军，还有美国钢盔。（对宋，作捂话筒状）娘希匹，怎么把痰盂给我戴上啦？ 罗：喂，喂！怎么没声儿了。（作摇话筒状）喂，老蒋呀，你的报纸宣布我被“击毙”七八次了，可“赏钱”一分没发出来，我至今日夜保管着脑壳，等钱买纸笔用哩！演到这里，罗瑞卿依然紧绷着脸，显出很严肃的样子，可台下早笑得前仰后合了。 有个学员干脆跳上台，作了个夺下“蒋介石”电话的样子，虎着脸说：“喂，你把钱都弄到哪里去啦？”台下的观众跟着起哄。 “快交代。” “要彻底交代！” “还欠我好几十万哪！” 耿飚愣了一下：剧本里没有这个情节呀。 他急中生智，现编了一句：“我都抽大烟啦！” 然后，装着气昏过去的样子，宋裕和叫着“大令、大令，你醒醒！”把他扶了下去。 “噢——” 操场上顿时笑声鼎沸。 1936年12月15日。保安至延安的路上。 罗瑞卿没有想到，他在台上扮演了蒋介石，这回却真要去见蒋介石了。 此时，天上飘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四周一片寂静。这支二十来人的骑马的队伍匆勿前行。 自从12月12日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发动对蒋介石“兵谏”以来，中央一直在筹划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经过周密细致、综观全局的分析，毛主席和周副主席做出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决定，并且决定调罗瑞卿、叶剑英、秦邦宪、李克农等一起参加中共代表团（叶、秦二人后去），随周恩来赴西安，帮助张、杨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为结束内战、一致抗日创造条件。 “西安城里可没有这么静啊。” 周副主席回头对罗瑞卿说。 “是啊，形势可能会很复杂的。” 罗瑞卿策马紧随周副主席，他说：“要是保安地形许可，现在怕已经到西安了。” “是啊，红大的同志们辛苦了，连夜修飞机场……张、杨也一定急坏了，两次派飞机来，看来他们的压力不轻啊。” “我们也不是不急啊，事关抗日大局。” 罗瑞卿回头招呼警卫人员一声：“大家动作快点，尽快赶到延安。” 队伍的行军速度加快起来。 第二天，他们到达延安北门外一个村庄。雪仍然下个不停。罗瑞卿与当地游击队取得联系后，回来向周副主席报告说：“据当地游击队报告，延安城里有国民党的县长，拥有民团武装。他们还说，今天中午从西安来了一架飞机，说是来接我们的，未接着又回西安去了。” 周副主席当机立断，说：“为尽快赶到西安，我们绕过延安城，去甘泉县，那里有西北军的汽车，可以搭乘。” 罗瑞卿立即通知警卫队和工作人员。大家纷纷上马，又走上了积满冰雪的山路。 走了一会儿，雪越来越大，路又陡又滑，罗瑞卿怕出意外，就建议队伍改为牵马步行。周副主席同意了。大家便下马，排成一字形，牵马而行。 “嗡嗡嗡……” 天上传来了飞机的马达声。 他们向东边天空望去，一架飞机在延安城上空转了一圈后，便在城里降落了。 “这是西安来的飞机。罗瑞卿同志，你现在去延安城里同那个县长交涉一下，把政策讲清楚，把利害讲清楚，让他同意我们进城，坐飞机去西安。” 罗瑞卿立即飞身上马，带了三个警卫员，向延安城策马而去。 过了一个时辰，罗瑞卿一行回来了。 “报告周副主席，谈妥了。他同意我们从南城门人城去飞机场。” “好，这一下可以争取好多时间了。” 于是，这支队伍拨转马头，向延安城驰去。 当天下午，他们坐上了张学良派来的飞机，向西安飞去，于黄昏时分，到达了西安。 1936年12月中下旬。西安城内。 到达西安的当天晚上，中共代表团住进了张学良的公馆。公馆位于城东南角金家巷一号。公馆内有三幢形式相似的三层小楼，张学良住西楼，中共代表团和张学良身边的一些工作人员住东楼。 当晚，周恩来一面立即同张学良会谈，一面派罗瑞卿作为自己的联络副官，去十七路军驻地向地下工作者王炳南了解杨虎城和十七路军的动向，以便为第二天同张、杨会谈作准备。 罗瑞卿深夜赶回张公馆。 他敲开了周恩来的房门。 周恩来刚同张学良会谈完，正在读着延安发来的电报。 他招呼罗瑞卿坐下，自己也坐下来。 “怎么样，罗瑞卿同志，把你了解到的情况谈一谈。” “周副主席，王炳南同志介绍，杨虎城同张学良一样，也无意杀蒋，只是要逼他抗日。十七路军的情绪比东北军的情绪稳定一些，但受到西安城内局势的影响，也有杀与不杀的分歧。他们对蒋介石逼他们离开老家十分不满。” 他望望周恩来，周恩来正在边听边思考：“说下去。” “西安城里，这几天来像一池搅混的水，一片混乱。南京方面，国民党集团也已经一片混乱。何应钦主张明令‘讨伐’张、杨，宋美龄、宋子文，则主张通过谈判，营救出蒋介石。现在，大批的日本特务、英美间谍、国民党的特工人员，蜂拥而至，大肆活动。西北军中偏激情绪的人极力主张杀掉蒋介石，个别拥戴蒋介石的人又在暗中做手脚。” “这是预料之中的。何应钦想讨伐张、杨，这是想趁机捞一把，置蒋介石于死地，好取而代之。这几天，要严密注意各方面的情况，要做好西安城的治安保卫工作，在适当的场合和适当的时机，多向西北军、东北军的人宣传我党的方针。总之，要争取群众情绪的稳定，争取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对李宗仁、白崇禧、韩复榘等人做好统战工作。” 罗瑞卿从周副主席的房里出来，就去检查警卫工作。忙完了，已近深夜，他望望西楼周副主席的房间，灯还亮着。 张公馆楼下。 一台老式收音机，正播放着南京方面的消息。 何应钦正在发表演说，他先是嚎啕大哭：如今委员长被困西安，举国无主，国将不国，痛何如哉！继而又咬牙切齿，杀气腾腾地叫嚷：一定要救出委员长！用飞机轰平西安，用坦克推平西安城，把委员长从张、杨二逆手中夺回来。救委员长出水火之中。 中共代表团的成员和东北军工作人员边听边议论，大家对何应钦不阴不阳、时晴时雨的演说，都感到气愤。特别是东北军的工作人员，一听何应钦气势汹汹的狂叫，就按捺不住了：“妈拉个巴子，你来吧，老子捣烂你的狗头。” “快把蒋介石杀了，让狗日的何应钦做梦去吧。” 这时，站在旁边良久的罗瑞卿开口了，他一字一顿地说：“弟兄们，他是要干掉蒋介石哩！这帮家伙，置民族危亡于不顾，为了投靠日本主子，连他们的‘委员长’也不要了！” 众人闻声，都把目光投向这位身材魁梧、气字轩昂的高个子。 罗瑞卿见大家都有同感，就继续说道：“眼下杀不得蒋介石，要逼他抗日才成嘛。日本人已经进了长城，占了华北，国民党和共产党只有结成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团结全国人民共同抗战，才是正路。” “是啊！”一个年轻军人信服地点着头。 “对，兄弟阋于墙，共御其侮。古人早说过的。” 一个年纪稍大的文书模样的人立即响应罗瑞卿的意见。 罗瑞卿一边和大家继续聊着，一边把中央的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策略通俗他讲给大家听。 当他在晚上向周副主席汇报这件事时，他谈了东北军将士中的积极因素。 “把他们的义愤引向抗日的大局，是可能的。” 罗瑞卿充满信心地说。 周恩来剑眉一挑，点点头说：“瑞卿同志，你这个东北军政治部民运科长当得不错嘛。这种有意无意联系实际的思想政治工作，要多用、常用、用好。你找机会向东北军有关方面介绍一下我军政治工作特别是宣传思想工作的经验，这对于稳定西安局面是很重要的。” 罗瑞卿听着周副主席的话，心胸更加开朗起来。 这时，工商界和学界的代表来求见，罗瑞卿向周副主席敬过礼，就出去布置晚上的警戒工作去了。 12月24日晚。从玄风桥高桂滋住宅出来的汽车上。 罗瑞卿坐在司机旁的座位上。眼睛警觉地时而看车前，时而看反光镜。 后排坐着周副主席。他们刚见完蒋介石。 “瑞卿同志，我听说你演过几次蒋先生，这一次实地考察，有什么新感受呢？” “我觉得身材上不像他；但我演《杀上庐上》时，比他有气魄。” “噢？怎么说？” “听说他早几天迁高公馆时，怕是张的圈套，死拉着床帮不走。后来宋美龄和端纳来了，张学良在两人面前作了保证，他才挪窝的。” “还发现了什么？” “他的眼睛老是转来转去，很多疑。说话时‘咹’个不停。” “那是他的老家奉化口音嘛。古人说，乡音难改啊。” “只是听起来有点油腔滑调的。”“这次事件对他震动很大。他也看清了他们内部的一些情况了，也看到民众的要求是什么了。——这次回去，还能再排个节目吗？” “这，我心里也有个念头，就排个《骊山捉蒋》如何？不过，应该换一个身体比我矮点瘦点的人来演蒋先生了。”“噢，用不着，演戏贵在神似。 你见过真人，也掌握了不少素材，还是你演吧。“ “不过，要回去演戏，还得先把这儿的这出戏导好。能不能把一切有利于抗日的积极因素引向抗日的战场，按我方的方针解决这次事变至关重要啊。你要继续加强对东北军、西北军的联络工作。” 周恩来的声音深沉而坚定。 1937年秋。延安凤凰山山坡上。 人夜时分，一百七十五孔窑洞灯火闪烁，从凤凰山顶直到山脚下，像一串串缀在山坡上的明珠。这是抗大的新居。三千多米长的大盘山公路——抗大路上，已没有人再走动了。今年10月，罗瑞卿亲自抗着镢头，率领一千多名教职员工，经过半个月的突击劳动，开辟了这所“窑洞大学”。这是罗瑞卿于今年2 月从西安回陕北以来又一次创业了。今年春天，红大随党中央搬到了延安。更名为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罗瑞卿继续任教育长。“七七” 事变爆发后，校长林彪、副校长刘伯承分别任一一五师和一二九师师长，率领部队奔赴抗日前线。罗瑞卿就挑起了抓抗大全面的日常工作的担子。建校之初，中央军委决定成立了教育委员会，由毛泽东兼任主席。毛泽东为抗大制定了“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艰苦朴素的工作作风，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 的教育方针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的校训。学校开设了哲学、党的建设、中国革命史、马列主义基础和游击战术等课程。毛泽东、朱德、董必武、张闻天等都亲自到校授课。学校还拥有张如心、苏振华、杨兰、艾思奇、任白戈、高存信等一批优秀教学和领导骨干。抗大在发展壮大，一切工作都走上了正轨。开办几期以来，人数急剧增加。这是由于抗战爆发后，大批热血青年涌向延安，寻求救国真理。中央又决定创办陕北公学，接纳这批难得的人才，把他们培养成抗日的骨干。中央又要求抗大让出一部分校舍。抗大人也多啊。怎么办，罗瑞卿依然照创办红大的经验，带领学员们艰苦创业，开上凤凰山，自己打窑洞，建校址。他是把这作为学员必修课来看待。因为劳动本身，对从城市来的青年知识分子也是重要的课，是他们工农化的关键一步。“抗大抗大，越抗越大”。他面对抗大兴旺局面，常常这样对别人说，言语间流露出的是一种喜悦，也是一种自信和期望。 然而，今天晚上，却是一个不寻常的夜晚。毛泽东为了黄克功因为恋爱纠纷杀死陕北公学女学生刘茜的事，已经来过好几次了。 毛泽东一边抽烟，一边踱步。 罗瑞卿坐在床上，心情十分复杂：“事情的经过已写进给主席的报告里了。刘茜与黄克功的恋爱关系，是刘茜人公学后期明确的。后来，刘茜嫌黄克功粗鲁、武断，提出脱离关系。 黄克功紧追不放，那天晚上，约刘茜到延河边上再谈谈，谈来谈去说不拢，黄克功就发怒开了枪。第二天女生一队发现刘茜一夜未归，派人四处寻找，最后在河边上发现了她的尸体，便报了案。黄克功开枪打人时，衣服上溅了血。警卫员在洗衣服时发现了这一点。当刘茜案件出来后，这个小战士就把他发现的情况向学校报告了。女生队长陶宛容同志也证实出事的当晚是黄克功把刘茜约出去的。组织上找黄克功谈话，他也很爽快的承认人是他打死的，说是本来讲好结婚了，她又变心不干了，说也说不拢，一气之下就开了枪。“ 主席猛抽了一口烟，又轻轻地吐出来，又问罗瑞卿：“那么，大家的意见呢？还是莫衷一是？” “是的，连日来，大家对这件事怎么处置议论纷纷。归纳起来，有两种基本看法：一是杀人者偿命，一是给黄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 “理由呢？” 主席停止了踱步，面向窗户站住了。 “持第一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老同志，认为随意杀人，性质恶劣，而且杀的是投奔延安来的爱国青年，政治影响十分严重。不可因出身、战功、资历、职位来做为减罪理由。应依法制裁，不能徇情。持第二种意见的，大多是一些年轻同志，特别是外来的知识青年，他们崇拜黄克功，把他当成战斗功臣，年纪又轻，应当把他留下来，让他去冲锋陷阵，戴罪立功；有的甚至认为这是一般的桃色事件，处理处理就算了。” “你们讨论的结果如何？” “开始大家也是这两种意见，还有的同志指出，刘茜本身也有见异思迁的毛病。” “那，你这个副校长的意见呢？” “我认为，这件事要从法律和政治影响的角度去看待，要从黄克功同志的思想作风方面去挖根源。黄克功是一个曾经为革命立过功的人，但他之所以敢于随意开枪杀人，就是因为他自恃对革命有功，没有把法律放在眼里。 任何人都要服从法律，犯了法就应当受法律的制裁，而不应当有什么例外和特殊。况且，目前延安已成为全国的抗日堡垒，大批革命青年正源源不断地涌向这里。因此，不依法处理这件事，势必影响全国人民、尤其是广大爱国青年对我们党的看法。党委会上，大家取得了基本一致的意见，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以此教育干部，教育人民。“ “嗯。” 毛泽东听完罗瑞卿的汇报，转过身来，纸烟的灰烬已经结了长长的一节，弯成了弧形，又抖落在地上。 夜已经很深了。 几天以后，中央批准了对黄克功依法枪决的报告。毛泽东在写给陕甘宁边区高等法院院长的信中写到：雷经天同志：你的及黄克功的信均收阅。黄克功过去斗争历史是光荣的，今天处以极刑，我及党中央的同志都是为之惋惜的。但他犯了不容赦免的大罪，以一个共产党员红军干部而有如此卑鄙的、残忍的、失掉党的立场的、失掉革命立场的、失掉人的立场的行为，如为赦免，便无以教育党，无以教育红军，无以教育革命者，并无以教育做一个普通的人。因此中央与军委便不得不根据他的罪恶行为，根据党与红军的纪律，处他以极刑。正因为黄克功不同于一个普通的人，正因为他是一个多年的共产党员，是一个多年的红军，所以不能不这样办。共产党与红军，对于自己的党员与红军成员不能不执行比较一般平民更加严格的纪律。当此国家危急革命紧张之时，黄克功卑鄙无耻残忍自私至如此程度，他之处死，是他的自己行为决定的。一切共产党员，一切红军指战员，一切革命分子，都要以黄克功为前年之戒。请你在公审会上，当着黄克功及到会群众，除宣布法律判决外，并宣布我这封信。 对刘茜同志之家属，应给以安慰与抚恤。 毛泽东一九三七年十月十日临刑前，罗瑞卿怀着惋惜的心情到狱中看望了黄克功，问黄还有什么事要交代并答应将来如有可能帮他照顾其亲属。黄对自己的行为十分后悔，表示认罪伏法。 当清凉山方向传来低沉的枪声时，罗瑞卿的心阵阵发痛…… 抗大校园。 黄土高原的夏季，天气十分干热。 罗瑞卿正坐在一棵酸枣树下吃着早饭，校政治部主任张际春、党务科长李逸民、组织科长李志民相跟着急匆匆地赶来了。 罗瑞卿看见他们，放下碗筷，对张际春说：“拿来了？” “在这里。” 张际春把一封信递给了罗瑞卿。 罗瑞卿展开信看起来，越看越生气。 信是一位新从白区来的女青年写给抗大政治部负责同志的，内容是说她报到那天，受到了一个队列科长的“热情”接待。那位科长看她热得满脸是汗，就打来水让她洗脸。洗脸时凑上来就跟她比胳膊，说什么“你这么白，我这么黑”之类，还伸手摸了人家一下。她初来乍到，也不敢说什么，就躲闪了一下。不想那队列科长越发胆大了。就又说了些乌七八糟的话。她报到后越想越气，认为抗大不应该是这个样子，就写信给校领导，要求处理这件事。云云。 罗瑞卿压着火气看完信，把信提起来在空中抖着说：“怎么搞的！我们抗大冒出这么个科长来？太不像话了！” 李逸民和李志民都不吭声，张际春只好讪讪地说：“你先吃饭吧。” “不吃了，气也气饱了。” 罗瑞卿指着李逸民说：“你这个机关党委委员、党务科长，原则性跑哪里去了？竟然主张把信压下来，这件事不处理，校风怎么整肃？” 原来就在昨天，罗瑞卿已经把李逸民叫去训了一气。李逸民把张际春让他和李志民看信后因队列科长是熟人想把信压下来的事告诉了罗瑞卿，并且问罗校长是怎么知道的，罗瑞卿说：“我怎么就不知道？连这些都不知道，我们能管好抗大吗？”接着叫李逸民第二天把信带来，才让他离开。 ①见《毛泽东书信选集》第11O —111 页。 罗瑞卿对李逸民发了一顿火后，对这三人说：“你们挂电话，把机关党委的成员都找来，就到我的窑洞来，马上开会处理这件事。” 不一会儿，委员们先后来了，唯独缺了那位队列科长。罗瑞卿严肃地对李逸民说：“去，把他找来，一定要找来，派人去找。他不到，我们就坐着等。” 等了片刻，队列科长骑着马慌忙赶来了。一进门，罗瑞卿就严肃地宣布：“现在开会。先做自我批评。” 队列科长面红耳赤，吭哧吭哧地做了一通检讨，大家也对他进行了帮助。 张际春、李逸民、李志民也做了自我检讨。罗瑞卿最后总结发言：“同志们，我们要吸取黄克功的教训。有人把这看成小事一桩，是错误的。这不仅仅是个违犯纪律的问题。当前，为了团结抗战，我们党在全国搞统一战线，对外来的青年，应当热忱欢迎，给他们照顾，使他们感到像回到家那么温暖。可是，如果行为不检点，就会在政治上造成很坏的影响，败坏我们抗大的声誉，损害我们党在群众中的影响。这难道能看成小事吗？” 由于队列科长承认错误的态度诚恳，在罗瑞卿的提议下，经过会议讨论，为了严肃党的纪律，决定给予撤职的行政处分。 1938年秋。凤凰山麓毛泽东住处。 今天早上的阳光正好，明亮、温暖；凉爽的风轻轻吹着。院子里一片静谧。 罗瑞卿怀里抱着一摞稿纸，正轻快地走向毛泽东办公的那间窑洞。 今天，罗瑞卿的心里，洋溢着充实与兴奋。自从被毛主席“抓”来的几个星期以来，他日夜不息地伏案疾书，按照主席定的中心思想，大致内容轮廓，结合自己带兵、管学校的经验体会，他细心地列提纲，写段落，斟酌字句。主席定的交稿期限就在这几天。这几个星期以来，他写作中遇到什么难点和疑问，就近请教主席。主席总是耐心地讲解，又透彻地点明问题的要害。 有时把小提纲的结构、标题和用词的准确度都提出设想。这几个星期挺苦啊，苦也值得。不但是为抗日军队的思想政治工作写成了一部教材稿，而且自己也在主席的指导下系统地总结了工作经验，学到了不少东西，在许多问题上豁然开朗起来。 窑洞的门开着。罗瑞卿轻轻地迈步进门，看到主席正在伏案批阅着什么。 罗瑞卿不由得停住了脚步，他知道主席的工作太忙了，于是改变了主意，不忍心再提出请他审阅书稿。 他轻轻地叫了一声：“主席。” 毛泽东闻声抬起头，一看是罗瑞卿，还捧了一摞书稿，就问道：“哦，大功告成了？” 同时示意让罗瑞卿坐下。 罗瑞卿点点头，把书稿放在主席书案的左手处。坐在旁边的椅子上，开口说：“主席布置的这个任务，按时完成了。书稿已经过抗战问题研究委员会审阅。我想简单汇报一下内容要点，免得主席再费心审读阅，不知行不？” “好啊，你这是替我着想的喽。说吧。” “题目是您定的，这不用说了，内容分了八章：政治工作的任务，动员时的政治工作，政治教育与文化教育，巩固部队的政治工作，战时政治工作，对居民的政治工作，对敌军的政治工作，政治工作的组织问题。在全书中，贯穿了主席拟定的宗旨：为了帮助参加抗日的国民党军队克服其缺乏的政治工作、脱离人民、官民对立的弱点，促使其进步。写作中以总结我军优良经验为基础，是从抗日大局着眼的。……” “哦，好啊。他们看过了，我也就省下这份心了。再则，我们也切磋过不少次，我相信你的书的质量。” 毛泽东微微点了下头，脸上洋溢着笑意。 “我还想请主席题个书名，好去付印。” “行啊，你是辛辛苦苦，我是一蹴而就嘛。” 毛泽东说着，坐正身子拿起蘸满了墨的小狼毫笔，刷刷刷，在书稿的封页上写下了十个苍健的草字：抗日军队中的政治工作。 “主席的字真好！”罗瑞卿由衷地赞道。 “我好也是锦上添了朵小花罢了。不过，这下恩来会更高兴，他提的这个建议在你手里变成现实了。我再给解放出版社写封信，让他们出这部书…… 就不知老蒋会不会买这个帐哟。“ 主席说完，与罗瑞卿相视而笑。 不久，邹韬奋等主持的生活书店在国统区也出版了这本书。生活书店还辗转送来一些稿费。此时，罗瑞卿接到了姨母从南充写来的一封信，信中说了她生活困难的情况。罗瑞卿的这位姨母同他的母亲感情很好，而且早年守寡。罗瑞卿就从稿费中抽出100 元寄给了她，并让她酌情分给亲属。剩下的稿费，他还给警卫员陈德先等人买了球鞋和钢笔等用品。 第七章战敌后反“扫荡”太行美名扬1939年7 月10日清晨。延安飞机场。 天空中飘落着绵绵细雨，空气湿润而清新，延河边上杨柳依依，宝塔在雨雾中挺立着，肃穆而庄严。机场上聚集了许多人。主体部分是由抗大和陕北公学等校整编而成的八路军第五纵队，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张际春任政治部主任，王智涛、欧阳毅分任正副参谋长。第五纵队由四个团和独立旅组成，四个团由抗大四个大队改称的，独立旅是陕北公学、鲁迅艺术学院、陕北工人学校等单位合编成立的华北联合大学改称的。全纵队共有五千余人。这支特殊的队伍已经是整装待发。延安党政军民各界一万余人也冒雨来送行，他们敲锣打鼓，挥舞彩旗，使场上的气氛显得又豪壮又热烈。 罗瑞卿立在细雨中，望着欢腾的人群，心中充满了豪迈与依恋之情。他望望还在清晨的雨雾中沉睡未醒的峁峁沟沟，那里洒下过他和抗大学员们多少辛勤的汗水啊。自从去年10月广州、武汉相继陷落以来，毛主席在《论持久战》中预言的抗日相持阶段出现了。随着迅速灭亡中国的美梦的破灭，日军调整了侵略战略，逐渐停止了在正面战场上的进攻而把其主要兵力转向敌后进攻八路军、新四军。国民党统治集团内投降、分裂、倒退的活动日益加剧。他们不仅停止了向陕甘宁边区政府和八路军的供应，而且还对陕甘宁边区实行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加上这一年陕甘宁边区又遭受严重的旱灾，边区财政经济遇到极大的困难。于是中共中央和毛主席号召边区军民开展生产自救运动，鼓舞大家自力更生、克服困难。抗大积极响应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号召，制定了全面的生产运动计划，成立了抗大生产运动委员会，把生产运动列入了教育计划，制定了每人开荒两至三亩、共生产粮食六千六百担、生产单棉衣各五千套，全校肉菜由学校自己解决的奋斗目标。位于延安城外十里铺的“抗大农庄”也兴办起来了；除开荒种地外，还弹棉花、纺线、开办缝纫厂，并且自制粉笔、墨水、肥皂、纸张等用品。到今年4 月25日，全校基本完成了开荒任务。如今，荒山已经披上了绿装。想到这里，他不禁深情地环视了一下周围绿茵茵的山坡。 “今天要离开延安了”。罗瑞卿望着赶来送行的同志们和老乡们，心里既有“仗剑去国”的豪迈，又有“辞亲远游”的依恋。该对他们说点什么呢？ 说说东迁的原因吧？就说虽然我们进行了艰苦的开荒生产但不能全部解决面临的经济困难，同时，国民党在通往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截留奔赴延安的学生……这一点中央政治局于6 月20日作出的《关于抗大陕公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的决定》中已明确指出过：“最近敌人企图进攻边区，加之地区贫寒，粮食困难等，因此，中央政治局决定：抗大本校、陕公本校等移驻晋东南，由北方局及前总负责监督与领导。唯本校的方针及组织改变仍由中央决定。” 说说中央决定即学校东迁的意义吧？他在抗大党的活动分子大会上进行政治动员时已经讲过了：“第一，我们的东迁，给日本法西斯蒂企图进攻边区一个有力的回答，日本帝国主义要来，我们就和他‘换防’，而且在他没有来以前，我们就先到他们后方去。第二，抗大上前线，是给全国学校做个模范。 党的许多学校都迁往大后方逃避敌人，我们却向着敌后挺进，这会给全国人民一个信心：华北不仅可以发展游击战，还可以办学校；不仅办抗大分校，还要办抗大总校，这是非常使人兴奋的。第三，抗大上前线，是给反共分子、摩察专家一个有力的回答。他们污蔑我们，说我们创造一党势力，专事在后方宣传，我们现在到前线，正是给他们一个回答。让那些顽固分子睡在‘被窝里’逞英雄吧！第四，抗大上前线，也给予我们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到处滥炸我们的学校，摧毁文化机关，企图毁灭中华民族文化的罪行一个坚强的回答。在日寇面前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毁灭不了的！第五，抗大上前线，将成为坚持华北抗战的一个有力条件。总校到华北去，不但可以加强对分校的领导，同时对于坚持华北游击战争，更有其重大的意义。“①……想到这里，罗瑞卿心情无比激动，一种使命感的庄严笼罩了他的全心身，他向欢送的人群和纵队队员们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铿锵有力地说道：”同志们，乡亲们，我们要和敌人‘换防’。敌寇企图‘扫荡’华北，我们就要到华北去保卫华北，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抗战！“ 人们用热烈的掌声和响亮的口号声回应他：“到华北去保卫华北！” “到敌人后方去坚持抗战！” 飞机场上锣鼓敲起来了，彩旗挥舞起来了，标语举起来了，有人将不久前毛泽东为抗大成立三周年的题词写在红布上举起来了：“昔日之黄埔，今日之抗大，是先后辉映，彼此竞美的。” “出发！” 抗大的队伍出发了，战士们同夹道欢送的人们握手、敬礼、话别，老乡们把红枣、核桃、花生、鸡蛋……一股脑儿地往战士们的衣袋里塞……队伍中响起了歌声：“到敌人后方去……”送行的人们也唱起来了；歌声激荡着延河水，激荡着绿茵茵的山梁，回荡不息，传向远方…… 1939年8 月。同蒲路封锁线。 第五纵队踏上东进征途以来，渡黄河，越吕梁、涉汾河、翻过云中山，到达忻县以南、太原以北的磨庄、豆罗一带的同蒲路封锁线。这一带是敌占区，同蒲路两侧据点林立，日伪武装严密地封锁着铁路线。 这是一个阴沉沉的秋夜。敌人据点里的灯光像鬼火一样地闪烁着，探照灯的光束不时地劈开夜的黑色，在铁轨上扫几下。第五纵队的战士们已按规定编为三个梯队，埋伏在离铁路线不远的山沟里，伺机过路。罗瑞卿和纵队首长及负责护送的一二○师三五八旅的两个团的部队首长研究过过路队伍的情况。这支五千多人的队伍，仅有少数武器配备，多数手无寸铁，广大学生虽然学过一些军事知识，但缺乏行军作战的经验。根据这个情况，他们拟定了严密的过路方案。首先进行政治动员，在过铁路前，各团都进行了庄严的宣誓，大家表示，如遇危险，宁肯义死，决不变节。同时，严密组织，整个队伍分为三个梯队，分三批过路。将女生分队分散，每个男生队带一个女生班，并指定专人负责护送过路。今天，部队经过七十五公里的急行军到达了预定地点。 到了预定时刻，罗瑞卿亲自带领第一梯队按预定路线接近铁路，发现这个通道有日寇埋伏，罗瑞卿立即同纵队长与护送部队的首长研究决定：立即改道从敌军埋伏点的南边十几公里处迅速通过。罗瑞卿站在铁路旁，目送着部队鱼贯而过，他一边不时地搀扶一下已经疲倦的同志，一边鼓励大家：“这①见李克民著《革命熔炉》第69—70页。 里就是封锁线，西边有我们的部队掩护，放心大胆地走，不要掉队，坚持下去就是胜利……“ 第一梯队刚过完，敌人发现了，就急忙掉头南下，企图伏击第二梯队。 侦察员及时地把这个情况报告了罗瑞卿等负责同志。大家一看敌人变了，于是决定绕道北上，由第一梯队预定的通道附近快速通过。这下敌人又扑了个空，白等一场。 敌人发现第一、二梯队已过路，就重新布置兵力，对铁路线严密封锁起来。第三梯队过路受阻了。 这时，天下起了大雨。时已深秋，天气渐冷，雨水浸透了第三梯队学生们的单薄的军衣。再加上带的粮食不多，大家焦急起来。有几个青年在急迫中打火看地图，这下被敌人发现了，于是饿狼般扑过来。三八五旅的战士们立即投入战斗，以强有力的火力英勇抗击敌人的截击。霎那间，同蒲线两侧枪声大作，火光闪闪。纵队首长嘱咐大家不要慌乱，迅速过路。由于长途急行军，一些胆小、体弱的女生都走不动了。于是男生就两人架一个，奋力冲过铁路线…… 第二天清晨，雨水洗过的天幕瓦蓝瓦蓝，东方天边刚露出一抹金色的朝霞，罗瑞卿等纵队首长健步来到各梯队营地，他兴奋地告诉大家：“同志们，我们胜利了，敌人只捡到我们一双破草鞋！” 罗瑞卿的话语充满了诙谐，赢得了营地上阵阵的欢笑…… 1940年元旦。河北灵寿县陈庄。 雪后初晴，巍巍太行山银妆素裹。 今天，是一个不平常的日子。 9 、10月间，第五纵队到达这里，完成了东进的第一阶段的任务，又赶上陈庄大捷。在休整中，迎来元旦，抗大第五期十三个连队的毕业学员即将分赴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部队工作。整个驻地洋溢着喜气洋洋的气氛。罗瑞卿陪同晋察冀军区司令员聂荣臻、一二○师师长贺龙、政委关向应等出席了大会。 罗瑞卿首先整好队，然后说：“同志们，今天是元旦佳节，又值第五期学员即将离校。我们离开延安已有三个多月了。我们今天首先举行了一次团拜仪式。现在面向西，向党中央、毛主席拜年，鞠躬！现在面向南，向远在江南坚持游击战争的新四军将士拜年，鞠躬！现在面向东，向坚持平原游击战的八路军将士拜年、鞠躬！ 现在面向北，向在东北坚持抗战的抗日民主联军健儿拜年，鞠躬！“ 随着罗瑞卿热情洋溢的口令，参加团拜的指战员们向西、向南、向东、向北一一鞠躬，大家仿佛感受到了我军在四面八方英勇战斗的火热生活，全场气氛严肃活泼。 接着，贺龙讲话：“同志们哪，今年元旦双喜临门，一是庆祝陈庄战斗大捷，二是欢迎‘抗大’从延安来。‘抗大’的干部好啊！部队缺干部，欢迎你们到我们那里去，韩信用兵，多多益善！” 抗大的指战员们报以暴风雨般的掌声。 聂荣臻司令员也致欢迎词：“罗校长、成校长带着数千名优秀的青年师生，从延安经过千山万水，来到边区，和我们一起坚持敌后抗战。这一段历程，不啻是一次长征，准确地说，是一次‘小长征’。我代表晋察冀根据地的将士们，向培养干部的抗大领导同志、和青年纵队的全体干部战士，表示崇高的敬意和热情的欢迎！” 聂司令员说着，向会场行了一个庄严的军礼，在场的将士们都以严整的军礼回应司令员。 罗瑞卿带头鼓起掌来，场上掌声雷动。在热烈的掌声中，罗瑞卿开始讲话：“同志们，刚才贺师长和聂司令员等领导同志都讲了，他们很需要干部，很欢迎你们去，你们去不去啊？” “去！” 会场上情绪激动，振奋不已。 “我们经过了‘长征’的磨炼，无论是军事素质，还是政治素质，都得到了极大的提高，我对大家的才干充满信心。我举双手赞成你们去，去和敌人真刀真枪地干一场。但是，除了去的同志外，我们还要留下一部分同志，我们要到新的地方去完成新的任务。我们‘抗大’的干部就像生蛋的母鸡一样，我们要培养更多更好的干部，这就需要把母鸡留下，没有母鸡，就不能再下蛋孵小鸡了。大家说对不对啊？” “对！” 罗瑞卿生动具体的讲话又引爆了全场的掌声和笑声。特别是那些因工作需要留下来而又渴望去前线的同志，几天来郁闷的情绪一扫而光，回答声更响亮，笑声更舒畅，掌声更有力量。 这次团拜后，总校领导即将十三个连队的学生分配到晋察冀军区和一二○师工作，六个连转到抗大三分校继续学习，并将总校第三团调到冀中。余下的人员于2 月10日从陈庄出发，经灵寿，在井陉附近越过正太路封锁线，经皋落、拐儿镇、桐峪，于26日到达武乡县的洪水、蟠龙一带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驻地，同由何长工、赖光勋带领的抗大一分校留守大队会合，胜利完成了挺进晋东南的任务。 这一次东进，历时半年，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的三十个县，行程约一千五百公里，通过同蒲、正太两道铁路封锁线，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1940年4 月，抗大第六期在太行山上开学了。 1940年6 月26日，罗瑞卿调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并担任中共中央北方局委员。从此，罗瑞卿转战太行山脉，在抗日前线度过了近五个年头。 1940年8 月中旬。太行山武乡砖壁村打麦场上。 全军巡视团的队员们整装待发。 罗瑞卿望着这支精心挑选出来的队伍，心情十分激动。 这支队伍是根据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的决定成立的。7 月22日，八路军总部向晋察冀军区、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下达关于以破击正太铁路为中心的大规模交通破袭战《战役预备命令》，并报中央军委。指出：为打击敌之囚笼政策，打破敌进犯西安之企图，争取华北战局更有利的发展，决定趁目前青纱帐与雨季时节，大举破击正太铁路，截断该线交通。命令要求各兵团对其他各重要铁路线，特别是平汉、同蒲等铁路应同时组织有计划之破袭，配合正太铁路战役的成功。命令规定直接参加正太铁路作战的总兵力，应不少于二十二个团。限于8 月10日前完成各项准备工作。①见黄瑶著《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60页。 8 月5 日，罗瑞卿和野战政治部副主任陆定一发出了《正大路战役政治工作指示》，指出：此次战役的重大意义是“振奋全国与敌战区同胞的胜利信心，孤立与打击投降派，提高我党我军的威信，争取时局好转，粉碎敌寇进攻西安的阴谋，保卫大后方，巩固统一战线。粉碎敌寇对抗日根据地的‘囚笼政策’，巩固各抗日根据地，求得打通联系及开展敌占区工作。”《指示》要求严格遵守战场纪律和群众纪律，掌握对日军和伪军的政策。8 月8 日总部发出战役动员令，从8 月20日起实施这一作战行动。战役一开始，进展十分顺利，捷报频传。激战三日后，正太路被彻底破坏，井陉煤矿被炸毁，八路军攻入井陉、娘子关、阳泉等地。到8 月22日，参战部队已发展到一百零五个团，彭德怀和参谋长左权乃将这一战役命名为“百团大战。”自参加革命以来，罗瑞卿第一次听说自己的部队有一百个团一起作战，他万分兴奋，情绪高涨地布置整个战役中的政治工作、并在整个作战行动中四处联络、督促、检查。 在“百团大战”开始之际，八路军总部进行了整编，新组建了一些旅团。 这些部队多是地方游击队改编而成，游击习气浓厚，军事政治素质不高，严重影响战斗力。八路军总部和北方局遂作出决定，成立巡视团，以帮助新部队进行整顿。这一组织工作由罗瑞卿负责。巡视团由野政组织部长周桓任团长，总部作战处长阎揆要任副团长，下设军事、政治两个研究室和一个负责训练营连干部的军事教导营；此外，还配备了一个警卫连，一部电台，共三百余人，其中骨干力量大多数是罗瑞卿从“抗大”选调来的。 罗瑞卿充满信心地扫视了一下这三百多人的队伍，说：“同志们，你们就要出发了。这次组建巡视团，是发挥我军政治工作优势，加强我军政治工作的重要一环。巡视团的主要任务是整顿连队和培训连队干部。而整顿连队首先要整顿连队党支部，使党支部真正成为连队的核心和战斗堡垒，以便保证胜利完成百团大战的任务。同志们下去，要十分注意工作方法。要加强调查研究，不要当‘钦差大臣’。发现问题要用商量的办法解决，以增强军政、军民团结。在工作中，要有的放矢，不搞空洞的说教，要既做政治工作的模范，也要做战斗的模范，要把‘抗大’的好作风带到部队去。” 说到这里，罗瑞卿以满含希望的眼光注视着巡视团的指战员们，语句一顿一顿地说：“我坚信，同志们一定能完成好这一项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现在，请周团长接旗！” 周桓立即出列，健步走到罗瑞卿面前，双手接过罗主任手中的军旗，然后，向罗主任、向全体队员行了严整的军礼…… 这支队伍下去之后，深入到冀西、冀南、冀鲁豫军区和一一五师教三旅、教四旅的连队，一面参加百团大战的破路战斗，一面帮助连队工作。教导营先后共培训五期约一千五百连队干部。在工作中，巡视团还正确处理了部队执行政策中的问题。发现和解决了主力部队与地方游击队关系方面存在的问题，纠正了将游击队全部编入主力部队的偏向。巡视团还同当地部队与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不少同志英勇献身。1942年9 月，巡视团工作结束，大部分人员留在当地工作，团长周桓带了少数干部返回总部。 在太行山上，处处活跃着罗瑞卿生气勃勃的身影——他上任伊始，即注意抓干部的学习，并且亲自制定了机关学习制度，规定机关干部每天学习两个小时。在每年的“学习节”（5 月5 日马克思诞辰日），开大会作报告，总结和布置学习。下基层时，他把学习情况作为了解情况检查工作的一项具体内容。他每到部队常把指导员集合起来见个面，讲几句话，然后坐下来搞时事测验，检查部队干部看不看报纸，关心不关心国际国内大事。一次测验，其中有一个题目是：十八集团军政治部主任是谁？ 一个指导员回答说是“罗斯福”。全场为之哗然。罗瑞卿严肃地说：“不看报，不学习，姓罗嘛，他也姓‘罗’，我也姓罗，都姓罗。可我罗瑞卿不是资产阶级的头子啊！”同志们都笑着点头称是。他因势利导，告诉大家：“我们部队基层干部大多来自农村，知识太少、文化水平低；而我们同日本鬼子斗争需要知识，斗争非常复杂，有许多东西我们不懂。我们要解决这个矛盾，唯一的办法就是要学习再学习。” 他把文工团的工作作为实现政治工作的重要途经。他经常亲自过问“抗大”文工团的创作演出。他平均每两周即要到文工团去看看，或将文工团的领导请去汇报工作，了解情况，进行指导。他指示文工团要配合部队中心任务，反映战斗生活，经常给文工团出主意，写什么，怎么写。他还要求文工团作为政治工作助手，要会做群众工作，会宣传鼓动，会写标语；要将抗大的校风“团结、紧张、严肃、活泼”作为文工团的团风。“抗大”经过“小长征”胜利进入晋察冀边区根据地，罗瑞卿联想到红军过金沙江后，国民党追兵在江南只捡到几只破草鞋的故事，对大家说：“这次小长征，日本兵什么也没有捞到，在同蒲路上只捡到一只破草鞋。”于是，文工团的金沙、吕班创作了活报剧《一双破草鞋》。剧本上演时，台上描绘的日伪妄图消灭“抗大”而一无所获的窘态，令抗日军民捧腹大笑。“皖南事变”发生后，文工团以岳飞风波亭被害的题材，创作了历史京剧《亡宋鉴》，借叙述南宋主战派岳飞被秦桧用十二道金牌从抗敌前线召回，被害于风波亭的故事情节，来谴责国民党顽固派残害新四军的罪行。看过演出的人无不深受感动。罗瑞卿对此剧评价很高，并专门调文工团到野政驻地桐峪镇演出。在罗瑞卿的精心指导下，抗大文工团在太行山区名声大响。一有演出，当地老乡们便一传十，十传百，早早便把演出场地坐得满满的。在桐峪镇，这两句话可说是家喻户晓：“没有五盏灯的戏不看（抗大有五盏汽灯），没有咬牙的讲话不听（罗瑞卿在反”围剿“战斗中右腮受伤，虽伤愈，但留下了伤残，讲话时极像咬牙切齿的样子）。”这两句话，流露出当地群众对抗大文工团和罗瑞卿同志的衷心欢迎。 他关心每一位干部的成长。对在野政工作的干部从政治上到生活上都十分关心。在工作中，他了解到野政的一位知识分子过去曾因被俘而脱党，因为这样的人重新入党需要主要干部作介绍人，因而他的入党问题长期未能解决。罗瑞卿掌握这一情况后，亲自对这位干部进行了资格审查，然后找他谈心，鼓励他说：“你已有了共产主义思想，具备了入党条件，要放下包袱，轻装前进。”谈话后，他又约了北方局社会部长兼野政锄奸部部长杨奇清一道作这位于部的入党介绍人。这种实事求是的工作作风，令那位于部和野政的干部战士感动不已。对于文工团的干部战士，他也从生活和思想上处处关心他们，反“扫荡”时，由于文工团除了同大家一样行军外，到宿营地还要排演节目，罗瑞卿就让后勤部门给每人发一个背包罩，出发前将被子往里面一装即可。别的部门均无此“待遇。”他曾经多次找团长杨恬谈话，每次都要问及他们的入党问题。他说：“对这些人不能按战士那样要求，文艺工作有文艺工作的特点。”文工团有位说大鼓的演员，在艺术上很有造诣，就是有时不够检点，许多同志抓住后面这一点不放，入党讨论一直没有通过。罗瑞卿多次过问此事，最后说：“你们不介绍我介绍！作为特别党员！” 他是野政文体活动的积极分子。来到太行山后，他仍然热爱体育运动。 尤其喜欢打排球。在麻田，每天晚饭后都能在喧闹的球场上看到他的身影。 由于他个子高，打九人制的排球，他总是站在前排中，既可扣球，又可拦网。 战士们都风趣地叫他“球掌柜”。那时，八路军正针对敌伪的“治安强化运动”开展政治攻势，而罗瑞卿在球场上如同在战场一般，扣球的攻击性很强，于是大家借他的政治部主任职务，送了他一个“政治攻势（师）师长”的绰号。他打球不肯服输，只要对方赢了球他就喊道：“再来，再来！”直到打赢才肯罢休。他走到哪里，便把欢快的笑声带到哪里。一次，野政机关在学唱一首苏联歌曲，教唱歌的是一位河南籍的女同志。当教到“悦耳很动听，使人听不厌”两句时，这位女“教师”的河南口音听起来却成了“悦耳很动听，‘死’人听不见”。罗瑞卿便打趣地问道：“你这两句是啥子意思嘛？ ‘死人’就是听不‘见’嘛！“话刚出口，哄堂大笑。 在工作中，他拿起了笔杆子，结合新的任务和工作实践，写下了一系列谈政治工作的文章，发表了《应当大大提高我军政治工作的顽强性》、《关于后勤诸部门的政治工作》、《目前政治工作建设上的一些问题》、《谈谈军队党支部与非党群众的联接问题》、《在建立对敌斗争对策上的几个原则问题》、《对连队政治工作的全面检讨》、《在宣传会议上的总结》、《把日军工作提到更加重要的地位》、《敌伪工作方针与基本政策》等文章，这些文章，对八路军政治工作建设做出了重要贡献…… 1941年4 月3 日。野战政治部驻地桐峪镇。 在通往桐峪镇的路上，北方局党校的女同学们正簇拥着一位满脸洋溢着幸福与腼腆的姑娘走来。她们一路上唱着歌儿，说说笑笑，不时地逗一下那位姑娘。这位姑娘叫郝治平，她高高的个子，细细的腰身，脸庞清秀，性格文静而洋溢着青春的活力。 今天是党校毕业典礼的日子，也是她同罗瑞卿结婚的大喜之日。伙伴们的打趣，使她不由得回想起同罗瑞卿相识相知的幸福经历。那是她去年年底进北方党校学习后的一天，在课间休息时，她收到了封信，信封上陌生的字迹告诉她，这又是一位求爱者发出的信号。她不愿去猜是谁的信，将信夹在笔记本中，继续上课。来党校以来，她收到的这样的信真是太多了。她收到过知识干部写的书法工整的长诗，也收到过工农干部写的字迹拙朴的要求约会的便条，有人还写了整整一本情诗献给她。起初，她心跳、脸红、害怕，时间一长，她也就习惯了。她常常勉励自己：我还年轻，我要好好学习。她也有自己的对爱情的独特的理解：爱情应当是心灵相通，不应该是用嘴巴讲出来的，而应当是双方用心感受出来的。回到窑洞后，她打开信一看，前面的称呼是“紫萍”。自从抗大转移到太行山后，她即改名为“赤茜。”她很纳闷：“是谁用谐音叫我原来的名字呢？再看信尾，署名是”洛水清。“治平的心跳起来，她想，这是谁呀？怎么谈情说爱还像搞地下工作一样用化名呢？再看看信的内容，是约她晚饭后在村口相见。姑娘握信沉思，细细琢磨写信的人是谁，心里不禁一阵慌乱：这洛水清三个字，如果用四川话来说，不正是”罗瑞卿“的谐音吗？她感到脸上热乎乎的。又平心一想：也许是罗主任要找我了解情况呢。于是，她依约而去。她至今都清晰地记得那个晚上，淡淡的月色下，疏疏的柳影中，那个高大的身影……从此，在夕阳中的村外河边上，小树林里，常常可以见到他们的相伴散步的身影。”七九河开，八九雁来“，随着春天的临近，他们漫步的距离也渐渐加长，路在他们的脚下在不知不党中变得短了。在交谈中，罗瑞卿对这位可爱的姑娘敞开了心扉，详细谈了自己的经历，也说到了他到陕北后的两次造成许多烦恼的不幸的婚姻。她认真地倾听着他的诉说，心中既有感动，又充满了理解与同情。她边听边想：他的不幸已成为过去，只要他真心诚意地对自己好就行了，而他能够敞开心扉谈这些自己也不愿回首的往事，正说明了他的真心。可她又常常为自己担心，顾虑自己幼稚，阅历浅，同他在政治思想水平上有很大的差距，恐怕不能当好他的助手。当她把这种心曲吐露给他时，罗瑞卿用充满渴望的眼光望着她说：”你还很年轻，一切都可以学习，这正是你的长处“……啊，那是从桐峪镇回党校的一个晚上，月光下，罗瑞卿向她提出了结婚的要求。 几个月来的交往，她的心里也洋溢起对他的爱慕之情。他紧紧地把她抱在胸前，轻声询问她的想法。她的心嗵嗵地跳着，眼里满含幸福的泪水，可她不愿在他的面前显出脆弱，只伏在他的胸前轻轻地点点头，小声说：“瑞卿，等我毕业再结婚，好吗？” “几号毕业？” “4 月3 号。” “好，婚期就订在4 月3 号，我一天也不愿多等了。我的好姑娘，我真心地爱你！” “哎，治平，小心脚下，罗主任是等急了呀！” 伙伴们的打趣，使郝治平的脸上飞起一片红晕。她娇嗔地追打“揭短” 的伙伴，姑娘们“咯咯”的欢笑与山间清泉的淙淙水声相谐，在绿草如茵的山坡上荡漾着。 走到桐峪镇口，罗瑞卿早在同志们和老乡的簇拥下立在那里了。她们被簇拥到新房——一座在太行地区少见的新式两层小楼里。罗瑞卿一边走一边告诉她们，为了避免惊动更多的人，没有将举行婚札的日期告诉彭德怀、左权等领导同志，出席婚礼的就是野政的一些同志。 进到院子里一看，这些人早早就来了。北方局党校的“娘家”人一到，小小的屋里便座无虚席。老乡家的孩子们也来凑热闹，更挤得满满当当的。 桌上放着花生、红枣、核桃、柿饼这些太行山区的土特产。大家一边吃着，一边说着，新房里不时传出阵阵欢声笑语。 傍晚时分，客人们陆续散去了。山区的天，说黑就黑，在小油灯下，罗家夫妇相对而坐。 罗瑞卿热切地望着灯光下娇媚的新媳妇，动情地说：“治平，今天我真是太幸福了。我还记得1938年10月六届六中全会期间，你穿着工装裤跳工农舞，那白衬衣、蓝色背带，衬得你的白嫩脸庞好俊俏哟。” 郝治平听了丈夫动情的赞美，心中的幸福之泉砰然打开，她扑进丈夫宽阔的胸膛，幸福的泪水夺眶而出。她继续倾听着丈夫的诉说：“治平哪，还记得那次在延长县吗？你向我敬了个礼，便走开了。我停下脚，把你叫住，问你是哪一个单位的，叫什么名字，干什么工作，你回答完又走开了。那个时候你好高傲呐！” 郝治平用小拳头捶着丈夫的胸膛，娇声说道：“那时候你是副校长，我是一个基层干部，我们以前又不熟悉，难道还要人家主动同你拉呱儿不成？” 罗瑞卿把妻子抱得更紧一些，他把头附在妻子的耳边，轻声说道：“亲爱的治平，我早就爱上你了，我爱你的纯洁、真诚，我渴望着同你结为终身伴侣，共享幸福，共度忧患……” 这对患难中的情侣呀，在这新婚的幸福时刻，该有多少的知心的话儿要讲啊！ 伙房送晚饭来了，有小米饭和特地炖的一碗鸡汤。这是总务处特地为他们准备的晚饭。 他们坐在了饭桌旁。罗瑞卿将鸡肫夹到了郝治平碗内，对妻子说：“这个最好吃，你吃了吧。” “最好吃你怎么不吃？” 郝治平又将它夹回了丈夫的碗里。 两人谁心里也明白，在这艰苦的环境里，平时常吃的是黑豆，小米算是细粮，青黄不接时就吃糠，为了便于下咽，糠里就掺一点柿子。没有青菜，只能吃野菜、树叶，盐水煮土豆就是最好的菜。 让来让去，最后罗瑞卿将鸡肫一分为二，一人吃一半。 “这下平等了吧？” 这对幸福的人相视而笑了…… 从此，罗家吃鸡，鸡肫总是剖成两半，他俩各吃一半。 1942年初。太行山区辽县麻田村。 1941年至1942年，是敌后人民抗日战争最困难的时期。日本侵略者为了把中国变成它进行太平洋战争的后方基地，在中国占领区残酷地进行殖民统治和经济掠夺，并且集中日、伪军反复“扫荡”共产党领导的敌后抗日根据地。罗瑞卿率抗大一进入敌后，便经常碰到反“扫荡”。到1941年之后，这种斗争就来得更加频繁了。为了适应频繁的反“扫荡”的需要，野战政治部机关也军事化了，共编为第四、第五两个连队。已分配到政治部秘书处的郝治平任四连指导员。 1 月，郝治平分娩刚刚十一天，便赶上了反“反荡”。部队开始转移了。 孩子被放进一个垫了小棉垫的木筐，盖上小棉被，由通信员背着走。 这一天，风雪弥漫，滴水成冰。郝治平的头发、眉毛都结上了霜花。她十分想看看女儿，但部队在转移，沿途又无处可以避风。 罗瑞卿也十分担心女儿的处境。他解开马褡子上的一块油布，盖在木筐上面，然后，又策马去指挥部队和机关的反“扫荡”战斗。他不时地回头望望。在当时，一块油布就是罗瑞卿作为父亲能够给予孩子的最好的礼物了。 天亮后，敌机开始轰炸。通信员避人一个窑洞，刚把木筐卸下，一颗炸弹把窑洞震塌，通信员赶忙把木筐从土中扒出来。 “我的孩子！”郝治平的心揪紧了。这时敌机飞走了。部队又继续前进，郝治平心急如焚，但仍然没有机会看看，就又上路了。 傍晚时分，部队在一个小村庄停下宿营。郝治平赶紧同通信员把木筐抬进了房东的屋内。一放下木筐，郝治平就赶忙掀开小棉被。一看，她的心都凉了。只见这个刚出世十一天的婴儿浸在屎尿中，冻得皮肤青紫，连哭声都没有了，通讯员急得直搓手，郝治平颓然坐在了炕沿上。 房东大娘走进屋内，她一看，老泪纵横：“这真是作孽呀！这帮天杀的日本鬼子。” 老人家一边抹泪，一边把孩子抱起来，放在怀中，细细地看着，说：“别急，我来试一试吧。” 说着，她把孩子放在炕上，用手一遍一遍地周身按摩起来。 郝治平双手按着胸口，紧张地看着老大娘的手，看着孩子的铁青的小脸。 许久，“哇——”孩子才哭出声儿来了。 郝治平跪在炕上，紧紧地把孩子抱在怀中，拉着老大娘的手，泣不成声。 房东大娘已经知道了治平产后十一天就在冰天雪地里奔波了，她心疼地抚摸着郝治平的冰冷的手，说：“闺女，身子骨要紧，赶紧躺下，大娘这就熬汤去，喝了暖暖身子。” 老人撩起衣襟擦了擦眼角，下炕去烧火熬汤。 郝治平躺在炕上，拍打着孩子。她想到，孩子是得救了，但反“扫荡” 斗争日趋严峻，孩子是无论如何也不能带在身边了。 于是，第二天，她将孩子寄养在辽县麻田村一户老乡家里。孩子的奶娘抱着孩子，对郝治平说，孩子是在桐峪出生的，又在麻田找到安身处，就给她起名叫“峪田”吧。 郝治平含泪点点头，吻了吻孩子，谢过老乡，又随部队踏上了艰苦的征途。 1942年5 月。 日军的“扫荡”更加疯狂了。他们组织了两万五千人，兵分七路，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铁壁合围”，展开了“拉网大扫荡”。 日军于24日完成对窑门口、青塔、艾铺地区的包围。25日，在包围圈中的八路军总部和中共北方局机关在一二九师和三八五旅一部掩护下向东、北、南三个方面突围。彭德怀突出了包围，但左权和总部组织科长李文楷、干部科长龚竹村、保卫科长李月波等同志都在突围战斗中壮烈牺牲。罗瑞卿和供给部长杨立三等总部机关大部分人员仍陷在包围圈中。他们苦苦地与敌人周旋着。 他们是在中午时分同彭、左分兵突围的。这支队伍在转移中也遭到了敌人的炮击和敌机的追踪轰炸。罗瑞卿命令警卫连和朝鲜义勇队堵住山口，不让敌人下山，无论如何要坚持到天黑。随后，他率领野政、后勤部顺着山沟向东南走，发现敌人己占领了青塔，又往回返，与一二九师十三团相遇。罗瑞卿立即命令他们占领制高点，掩护机关转移。在从窑门口出发前，罗瑞卿等曾经派保卫部科长张永泉到西面侦察。张发现十字岭以西即元敌踪。他要回来报告，但随着敌人包围圈的收缩，他已经回不来了。罗瑞卿不知道西面无敌，而仍然向东走，终于深深陷入敌人的包围圈中。①此后几天中，这支队伍遭到日军多次合围。为了不使大部队行动形成敌人追击的目标，罗瑞卿命令大家化为战斗小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但有些机关干部缺乏战斗经验，在敌人追堵下，又逐渐聚拢在一起。罗瑞卿率领着越聚越多的人翻山越岭，但仍然不能找到突围的道路。敌人在飞机的指引下越逼越近了。 罗瑞卿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再次研究突围的办法。 鲁艺校长陈铁耕指着山下说：“罗主任，鬼子已经压到我们鼻子底下了，我们同生共死，和他们拼了！” 聚在周围的人也立即慷慨激昂地响应道：“对，和他们拼了！” 罗瑞卿看看大家，多数人赤手空拳，只有通信班和少数干部有武器。他挥挥手，激动地对大家说：“同志们啊，我们同生共死，不等于同归于尽，分散突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我们一定要突围出去，再好好地跟鬼子干！” 大家都被罗主任的镇定感染了，一起回答道：“请罗主任布置任务吧。” 罗瑞卿遂一一分派了各战斗小组。他特地把政治部直属队特派员张之轩叫到跟前，指着文工团的吕班、左漠舒，宣传部的黄远，新华日报的杜玉润，鲁艺的杨角、萧飞、艾岩、陈克等人说：“你负责带他们突围，一个也不能丢！”他又命令秘书长陈志彬说：“你带领组织部负责收容掉队人员。” 分配停当，队伍即分散活动。 罗瑞卿、杨立三等一行向东转移，又同敌人遭遇，罗瑞卿和杨立三被冲散了。郝治平随在立三的队伍中。 在这几天中，罗瑞卿也时刻牵挂着郝治平的安危。一天，他走过一个叫“王前”的地方，脑海中不禁闪过一个不祥的念头。而此时，郝治平正在随杨立三率领的队伍寻找突围的道路。她在跳过一个高坎时，崴了脚。杨立三让她骑自己的马，郝治平说什么也不肯骑，她对杨部长说：“部队可以没有我，却不能没有你啊！”杨立三劝之再三，她就是不上马。杨立三只好让她拽着马尾巴随军前进。 罗瑞卿的化整为零、分散突围的决策，终于撕开了日军的包围圈。除少数外，多数同志都陆续突出重围，返回了八路军总部驻地。敌军在我打击下，伤亡三百余人，终于灰溜溜地撤回了据点。 罗瑞卿在与杨立三会合的当晚，见到了郝治平，他惊喜地说道：“啊呀！你没有死啊！” 郝治平激动地点点头说：“我是拽着老杨的马尾巴走过来的，老杨是我的救命恩人。” 只剩下他们两人时，罗瑞卿对郝治平说：“今天我经过一个地方叫‘王前’，听起来就像是‘亡茜’。我明明知道这个想法很可笑，可是我真为你担心啊！” 郝治平幸福得热泪盈眶，她紧紧地握着丈夫的粗大的手，久久说不出话来。正是：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得互恋情。 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战斗岁月中的同志之情也是同样深刻的。 当一二九师首先向中央报告了八路军总部遭敌合围的消息时，毛泽东接到“总部遭敌袭击，人员分路突围，总部电台中断，情况不明”的电报，彻夜无眠。26日晚，刘伯承、邓小平又致电中央：彭已突围，左阵亡，罗、杨突围后又同敌遭遇。27日，毛泽东即以他和朱德名义致电刘、邓转彭：总部被袭，左权阵亡，殊深哀悼。 瑞卿、立三已否脱险，甚念。 当罗瑞卿带队伍向南转移无意中与太行军区六分区司令部机关相遇时，才知道一二九师己连续发给六分区几封电报，要他们寻找罗瑞卿、杨立三的下落。 1942年上半年。下麻田一个大庙里。 “野政”为王东明举行的追悼会正在举行。 在肃穆的气氛中，罗瑞卿致祭词。 他用深沉的语调讲述了王东明的事迹。他说，王东明同志曾在上海做过党的地下工作，参加八路军后，分配到“野政”任宣传部长。在前一时期筹备召开八路军政工会议期间，身患肺结核的王东明日夜操劳，抱病工作，起草完会议文件后便卧病不起。他的病已到晚期，身体非常虚弱，骨瘦如柴，甚至自己在床上翻身，胯骨居然能将皮肉压裂。送到医院后不久，即与世长辞。讲着讲着，罗瑞卿的语调激昂起来：“他死时已经瘦得皮包骨头，我们山沟沟里虽然买不到其它营养品，可是老百姓家里总还有鸡蛋嘛，为什么不给他买点鸡蛋呢？我们有的同志并不需要什么营养，却有人主动送鸡蛋上门，这是什么作风？我们的同志感情，阶级感情在哪里？” 罗瑞卿的话里充满了沉痛、惋惜，充满了深挚的自责。他的浑厚的声音在庙堂里回响着，也在参加会的每个干部战士的心头回响着，有些人禁不住掉下泪来。他的这个讲话后来印发各部队，促进了各部队对干部的关心与爱护。 1943年6 月，罗瑞卿率领巡视团到太岳军区检查工作。8 月1 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知北方局、太行分局、晋察冀分局、山东分局、冀鲁豫区党委、冀中区党委：党的七次大会决定在年底举行，决定彭德怀、罗瑞卿、蔡树藩、薄一波、聂荣臻、吕正操、朱瑞、苏振华诸同志来延出席大会。在彭、罗、蔡、聂来延期间由邓小平代理北方局书记，以宋任穷为第一二九师副政委并代理政治部主任，以程子华代理晋察冀分局书记及军区政委，以萧克代理军区司令员，以刘澜涛为军区副政委，薄一波职务由北方局指定人代理。山东分局书记由罗荣桓代理，苏振华职务由黄敬代理。 罗瑞卿在9 月份接到这个通知，即离开八路军野战政治部，去延安参加整风学习。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是1943牟冬回到延安的。在延安，先住在杨家岭，参加了几次中央的小型批判会，在杨家岭礼堂、党校礼堂听了几次群众批判会和某些教条主义分子的坦白报告会，读了一些党内整风文件，知道了一些党内两条路线斗争的一些来龙去脉，前因后果。 1944年春，我们进党校学习，我编在“三支”，支书陈奇涵。在党校我们又学习了《两条路线》、《六大以来》那两本书，学了一些文件，听了一些报告，参加了若干会议，对党内路线斗争的认识和觉悟，又增多了一些。在党校也读了几本马列主义的书，主要是几本小册子，如《左派幼稚病》、《两个策略》、《共产党宣言》、《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现实》、《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等等。主席的一些著作，当时主要编印在上述的《两条路线》、《六大以来》那两本书里。 党校三支组织了几个小组，参加了学校审干甄别工作。我们小组甄别了两个女同志，都是西安人，一个叫李冰，全国解放后改名为曹冠群，在全国妇联工作。另一个叫王惠民，全国解放后在西北、还是西安法院工作。经过当时的调查研究证明，由于她们不懂党的政策，承认自己是特务的一大堆口供或者笔供都是编造的。因此给她们平了反。 在党校听了主席的两次讲演，一次是关于整风审干的成绩和缺点应当如何看法的问题，主席总起来的的说法是：党很好地洗了一个澡，丢掉了很多不好的东西，加强了马列主义的学习，增强了党的团结，清查了特务和坏人，发动了群众，训练了干部，提高了大家的斗争本领。审干时只出了一点偏差。等于洗澡，灰锰氧放多了一点伤了点皮肤。现在又经过甄别，如果真有弄错的，那么第一摘掉帽子；第二赔个不是。另一次是学习和时局，这就是已经发表的毛主席的同名著作。大家听了讲演都很兴奋。 1945年4 月，罗瑞卿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央候补委员。抗战结束后，被任命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参与组织指挥绥远战役和反击国民党对张家口、承德地区的进攻，有力的保证了我党与蒋介石集团在谈判桌上斗争的胜利。 第八章唇舌剑善应变智斗第二线抗战胜利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共晋察冀中央局副书记，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全面内战爆发前，他被调往北平军调部，任中共方面参谋长，协助叶剑英工作。 1946年1 月10日，北平正处于隆冬季节，天气格外寒冷。一大早，一辆吉普车在北平军调部门口嘎然而止。一个身材魁梧的大汉子，迅速下了车，径直向军调部大厅走去。 “噢，罗参谋长”罗瑞卿刚走进门口，就被一大群记者围住了。 “各位女士先生，还没有到开记者招待会的时候。” “不，参谋长先生，听说共军方面正在向北平方向进军，请问有这种事吗？”一位女记者抢着问。 “不，据我的经验，这又是谣言。你们以后就会明白的。” “请问罗先生，你对协议的执行抱有希望吗？”另一位记者问。 “只要国民党方面能够真心诚意的遵守协议，我方决不会破坏协议。我们的行动已表明了我们的诚意。好了，有什么问题，我们的叶剑英主任会回答你们的。”说着，便推开了周围记者，大步流星地向会议室走去。9 点了，美国方面和国民党方面代表才陆续到齐。这时，美国代表海斯克说话了：“现在开始开会。国共双方已签了停战协议。今后啊，就是要相互监督了。听说共军方面正在暗暗地行动，我看有必要派小组到华北与山东看看。另外，我主张应该迅速地恢复各地交通。” “对，我们赞成恢复全国交通。”国民党代表蔡文治像应声虫似地插活了。 “不，这是对我方的造谣，我方决不可能违背协议。违背协议的正是你们。你们正在向东北加紧用兵，你们十六军，九十二军猛攻古北口，难道不是破坏协议吗？” “呃，这个，”蔡文治膛目结舌，一脸尴尬。 “只有把小组派往这些地方去，进行实际调查，问题才能解决。”罗瑞卿义正辞严地说，“也只有全面停止内战，才能全面恢复交通，否则，就是为了你们运兵！” “关于安平镇事件，完全是共军挑起的事端，我想这是有目共睹的事实。”蔡文治往椅子上一靠，歪着脖子说。罗瑞卿突地站起来，大声说：“没有调查，你怎么知道责任在我方？” “凭经验，凭我的经验！” “凭经验？你的经验是什么？这是狡辩，狡辩改变不了事实，你们猛攻古北口，这是铁的事实，还想反咬我们一口！”罗瑞卿毫不客气地说，说完便坐了下来。 “这是什么意思？”蔡文治不高兴了：“请不要侮辱我，你要向我公开道歉！” “怎么回事？”美国方面代表海斯克感到莫明其妙！“你不知道，狡字是反犬旁，就是狗的意思。他说我咬他，就是说我是狗，这是侮辱我！”蔡文治极力比划着向海斯克解释。 罗瑞卿心中暗笑，但就是不道歉。 “哦，他用的是第三人称，不是指你，也可不道歉，还是开会。”海斯克故作公道。 “不行，不道歉，我就决不开会。” “呃，……好，那就体会。”海斯克把手一扬说。会议陷入僵局，不欢而散。 在军调部，除了吵架外，还有鸡尾酒。 “哈罗，罗将军，请！”海斯克哈着腰，脸上凑着笑。罗瑞卿厌烦地看了他一下，没有回答，便坐到席上。很快圆桌坐满了人。 “来来来！为我们中美友好，为你们国共友好，干一杯！”海斯克举起酒杯，朝向罗瑞卿。 “对不起，我不会喝酒，不过我倒希望国民党方面真正地遵守协议！” “不会喝，也要喝一点，你们应该感到高兴。” 出于礼貌，罗瑞卿还是端了杯子，往唇边沾了一下，又放下了。 “噢，罗将军，请用鸡。中国菜的味道就是好，我们美国人很喜欢吃！” 罗瑞卿看了看这位高鼻梁的美国人，心里即刻产生了一股愤恨的情绪。 心想：是啊，中国人民经过八年的浴血抗战，刚刚打败日本侵略者，又被美国人侵略。中国这块肥肉啊，有多少帝国主义都在垂涎欲滴啊！他想到，他在北平市街上看到美国的商品、美国士兵等，他更是厌烦这种毫无意义的应酬，恨不得立即回到战场上同敌人真刀真枪地大干一场！ “噢，罗将军，对不起，明天我有事，会就不能开了，推迟到后天。” 海斯克伸出两手，故作姿态。 罗瑞卿知道他们又在搞什么新花招，很快就起身告辞了。 第三天上午9 点，军调部会议室。 会议由海斯克主持。 “现在开会了。今天，盟军方面接到情报，说共军在大同前线开火，我看……” 罗瑞卿立即站了起来，大声说：“不，这又是对我方的诬蔑。” “我们有证人！来，请国军少尉进来！” “我反对，什么证人，明显是为你们服务的，如果要证人，要请双方证人！” “请你们共产党代表不要无理取闹，破坏会谈！”国民党另一位代表开了腔。 “无理取闹？破坏会谈？笑话！”罗瑞卿说，“到底是谁在无理取闹，破坏会谈？我们的代表经常是到齐了，等了很大工夫，你们却打来电话说会不能开了。开会的时候，你们又玩弄各种花招，还说我们破坏会谈！” 这时，美国代表海斯克在蔡文治耳边叽咕几句，便假装公道地说：“好了，好了，你们都不要吵了，我主张先到共产党地区，再到国民党地区，双方各派代表，你们看怎么样？” “我反对！”罗瑞卿说：“要看，应先到国统区去看看。” “请你们不要无理取闹！”一位国民党代表又说了话。 “好了，好了，今天体会！”海斯克把手一扬，端着茶杯，第一个冲出会场，一场会谈又无果而散。 经过一个多月的争吵，军调部会议决定，在国统区和解放军占领区各派执行小组去检查。如到解放区，国民党成员就千方百计搜集情报。如到国统区，他们就组织地痞流氓对共产党干部进行挑衅，有时甚至殴打。出现这种情况，罗瑞卿就立即召开记者招待会。 “各位女士，各位先生，今天，我向大家发布一个重要新闻。” 呼啦一下，很多记者都围了上来，打开了记录本。 “今天，北平土豪劣绅组成了所谓‘河北难民返乡请愿团’，一百余人，冲进了军调部中共办公室，打烂了玻璃门窗、桌椅板凳，这完全是国民党反动派的阴谋。他们的军队大量地运往东北，并向我东北民主联军大举进攻，还想抵赖。如果国民党方面不采取克制措施，全国内战的危险将一触即发。” 有记者问：“请问罗将军，美国代表能保持中立和主持公道吗？” 罗瑞卿答道：“不，他们正是国民党反动派的主子，他们在一切问题上都偏袒国民党，只是在一些次要问题上假装公道，以欺骗我们上当。我们希望今后类似今天的事件不再发生。”就这样，罗瑞卿义正辞严地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纵容地痞流氓捣毁军调部中共办公室的事实，给国民党当事人以有力回击。 但是，随着国民党调兵遣将，全面内战的阴影就越来越浓了，他们制造的磨擦事端就日益增多。 1946年4 月4 日，戒备森严的北平公安总局令人寒颤不已。上午8 时，一辆小车在门口停下来。从车上跳下两个人，穿着将军服，身材威武。一个是罗瑞卿，一个是宋时轮。他们急匆匆地来到办公室，对一个警察说：“去，把你们的局长叫来。” 不一会儿，一位副局长走了出来。一见到二位将军，就哈着腰，堆着笑说：“不知二位将军光临，有失远迎，有失远迎！” 罗瑞卿也没客气，上来就问：“中共《解放》报社、新华社北平分社遭到你们宪兵、特务的搜查，你知道吗？”“那是查违禁物品吧！你们搞共产主义宣传，引起北平市民反感吧？” “我们只是揭露某些人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引起市民不满的，恐怕是你们的宪兵和特务，而不是我们！”“呃，这个？”副局长有点语元伦次。 “我问你，你们凭什么抓人？” “抓人？我们没有抓人啊！” “不要装象了，这么大的事，你作为一个公安局长竟会不知道？” 在两位戴军衔的将军面前，副局长不得不道歉说：“对不起，对不起，我们放人。” “来人啊！”副局长喊道。 接着，走来一个宪兵，刚走到副局长面前，副局长“啪啪”两记耳光打过去：“你他妈的，这是你们干的？！”“是！”那个人一个立正。 “还不赶快放人！” “是！”那人用手摸了摸被打疼的脸，还不知怎么回事，就乖乖地去放人了。 “呢，对不起，对不起，二位将军！”副局长哈腰道歉。“希望下次不要发生类似事件！” “是，是，是！让你们多操心了，我送送你们！” “不，请留步！”罗瑞卿一拍那人肩膀，他便不动了。罗瑞卿回来后，和《解放三日刊》报社同志们继续商讨对策，决定继续坚持出刊，扩大宣传。 不久，《解放三日刊》经过紧张努力，又出版了，与北平读者见面了，成为北平人抢购的报纸之一，影响十分广泛。国民党反动派当然不甘心这样。他们阻挠《解放三日刊》出版工作不但没有收敛，反而更为猖狂。有一天，报社一辆汽车刚开到西直门，就被扣押了。 “喂，是哪一部分的？请出示通行证！” “我们是《解放》报社的！” “噢，正好，那就对不起了！” “你们要干什么？”坐在车上一位负责同志问。 “老子奉上司命令，要扣押你们！” “凭什么？” “凭什么，你还不清楚？共党分子，不要捣乱了！” “捣乱？究竟谁在捣乱？” “还不快给我拿下！” 说着那个小头目手一挥，几个国民党士兵把车子上的人抓了下来。 报社一位负责同志十分着急，汗珠子不由自主地从脸上掉了下来，急忙去给罗瑞卿打电话。 罗瑞卿刚吃完饭，正在看一份报纸，忽听到电话铃响，急忙接了起来。 “喂，是哪里？” “我是报社老张！我们的汽车在西直门被国民党一帮家伙扣押了，里面有许多重要文件和密码本啊！” “噢，你等一下，我马上去！” 罗瑞卿放下电话，三步并作两步跑下楼，找了司机，径直开往西直门。 老远就看到几个国民党哨兵站在城门。 只见一个士兵不怀好意地拦住了一个少妇，说三道四。 见到一辆军车开了过来，立刻又挺起了腰板，严肃起来了。 罗瑞卿急忙下了车，冷峻的目光射向那个士兵，吓得那个士兵不禁抖了一下。 “我问你，刚才那辆汽车开到哪里去了？” “呃，呃，开到警备司令部去了！” “您是？” “我是军调部罗瑞卿！” “哦，罗参谋长！”那个家伙举着头，仰看罗瑞卿。 “对不起，请您去警备司令部吧，呃，我们呢，是奉上司的命令！对不起，对不起！”那个家伙哈着腰，脸上即刻堆起了笑容。 罗瑞卿和报社同志耳语了几句话：“这帮家伙，什么坏事都能干得出来，我们一定要想办法把汽车弄回来，那些文件和密码决不能落到敌人手里！” “那现在？”一个同志焦急地问。 “我去找美国海斯克，要他立即出面。”罗瑞卿说完，便上了车，开往美国代表驻处。 “哈罗！罗参谋长，欢迎你来这儿作客！” “不，我不是来作客的。请问，我们《解放》报社的汽车被国民党扣押，你知道吗？这是为什么？” “哦，我不知道！我不清楚！” 海斯克眼里透出一种狡黠的目光。 “不管你知道不知道，我今天下午要开记者招待会，把这件事向舆论界通报一下。” “呃，这个，你先别急，我们再想想办法，找找看！” 海斯克既不想让罗瑞卿开记者招待会，又想拖延时间。 “没有什么好找的，也没有什么商量的！”罗瑞卿义正辞严地说：“请你马上打电话给国民党代表，赶快放了我们的车子！否则，我们决不罢休！” 下午，罗瑞卿如期开了记者招待会，通报了情况。 记者纷纷拿起笔，记了下来，很快就在各种各样的报纸上登出消息。马歇尔将军看了报后，大骂道：“这帮愚蠢家伙，这点小事都干不了，让共产党抓了把柄，真丢脸！” 于是他立刻打了电话警备司令部，把他们骂得狗血喷头。 在罗瑞卿等直接出面帮助下，汽车终于物归原主。 罗瑞卿在北平期间，经常遭到国民党特务、宪兵们的监视。国民党特务慑于他的威力，又迟迟不敢动手。有一次，罗瑞卿在去军调部的路上，刚走出门不多远，车子被几个特务拦住了。 “你们要干什么？”罗瑞卿走出车门，大声喝问。 “要查你的通行证！”一个小头目凶相毕露地说。 “我是中共代表团参谋长罗瑞卿，今天要和你们上司在一起开会，要是误了我的时间，你们可承担不起！” 躲在一旁的另一个特务头子一听说要开会，立即出现了。他跑上来对罗瑞卿说：“呃，罗参谋长，我的弟兄误会了，误会了！” “我警告你们，下次不许再这样无理，否则别怪我不客气！” 那个特务头子想到自己前任因于了蠢事而被解职，便走上前去，连声说：“不敢，不敢，请罗将军放心，我们保证你的安全！” “那好，我去开会，把这件事禀报你们局长！” “是，是！”那个头子哈着腰说。 罗瑞卿说完，不慌不忙地走进了车子，向军调部开去…… 1946年4 月，国民党军队大举运兵东北，占领海城、鞍山、营口，并准备攻占四平。周恩来同美方代表吉伦、国民党代表陈诚反复会谈，要求立即停战。陈诚认为，停火不适用于东北。于是，虽同意去东北，但又称自己无暇去。4 月12日，三方协议：三人小组赴东北。结果三人谁也没去，各派一名代表去了。罗瑞卿代表周恩来去了东北。由于各唱其调，什么问题也未解决。 4 月14日，罗瑞卿坐在返回北平的飞机上。只只机舱外雾气朦朦，听到的只是马达声。 “喂，北平怎么还没有到啊？” “对不起，我找不到北平啦！”这位美国飞行员焦急地说。 “你把飞机降低一点！”罗瑞卿要求道。只见这位美国飞行员把操纵杆往下一拉，飞机很快由一千米降到八百米，又降六百米，五百米。 “喂，下面是山沟，很危险，你偏离航线啦！”罗瑞卿比划着。 飞行员又把飞机升高至八百米、一千米，很快又转一圈。很快，飞机来到了大同，这时雾气有点散了，透过舱外，依稀地看到大同机场跑道。“喂，那儿是机场跑道，快跟他们联系，就在那儿降落。”飞行员很快与地面联系上了，并且平稳地降落下来。 4 月16日，罗瑞卿到了延安，向毛泽东汇报工作。 窑洞里，毛泽东抽着烟卷，与罗瑞卿攀谈起来。 “唉呀！在军调部工作尽是吵架！” “是吗？！”毛泽东笑着问。 “他们一点道理也不讲！” “跟他们周旋，不是件易事。不过，凭你的个子，也木要怕他们！”毛泽东把手一挥，笑着说。 “不过，我们确实有点担心！” “担心什么呀？”毛泽东不解地问。 “我们怕军调部工作做不好，会影响全局！” “不要担心嘛。”毛泽东挥了一下手说：“你们尽管放开手工作就是了。 军调部工作不影响全局。你想想看，国民党蒋介石气势逼人的样子，又有美国佬做后台，他们能坐下来诚心诚意地谈吗？他们只不过是放放烟幕弹罢了。等他们布置好了，就会向我们进攻，这一点，全党都要心中有数。你们今后要大胆地揭露，敢于戳穿他们假和谈真备战的阴谋。要机智巧妙，随机应变，国民党狡猾得很呐！哪怕就是推迟一天打，也有利于人民。老办法，有理、有利、有节！懂吗？“ 听完了毛泽东的指示，罗瑞卿心悦诚服，信心更足了：“那好，我们回去一定放手工作，请主席放心！”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送走了罗瑞卿。 北平。罗瑞卿住所。 “治平同志，不要翅首西望了，老罗会回来的。想必是给什么事耽搁了。” 李克农安慰地说。 “唉！这段时间，飞机老是出事。王若飞，叶挺遇难，戴笠飞机失事，怎么叫人不担心呢！” “我看是给什么事耽搁了，你就不要担心了，说不定明天就会回来的，好好地带着孩子睡上一觉吧！”李克农虽然这么说，其实他内心也担心。他知道，上次从沈阳飞到北平差一点失事的情况。 夜已深了，郝治平翻来覆去久久不能人睡。 一大早，郝治平就起床了，刷了牙，洗了脸，刚要出去，电话响了。这是罗瑞卿打来的，说他已到了机场。 两人见面后，十分高兴。郝治平说：“我真害怕你不能回来了！” “没有那么严重吧！”罗瑞卿笑着说。 “可我真担心你呵，飞来飞去的！”郝治平说。 “好呵，我成了孙悟空啦！” “哈哈哈！”两人大笑起来。 接着郝治平又说：“噢，我来北平之前，学习了一段时间英语，我本想在北平协助你的工作，看来，我怕不能适应！” “那好，说句给我听听！”郝治平有点不好意思了。 罗瑞卿说：“蒋介石不断破坏停战协定，内战随时都可能爆发，军调部不可能长期存在下去。内战一爆发，军调部工作就没有意义了。你啊，住几天，就回去吧！” 郝治平点了点头。 不久， 1946 年6 月下旬，蒋介石撕毁了停战协定，以三十万军队分四路，大举进攻中原解放区，全面内战爆发。罗瑞卿奉中共中央之命，撤出北平，返回晋察冀。临行前，他站在楼上，深情地望着北平，说：“今天，我离开北平，我再回来的时候，北平一定解放了！” 是的，他撤出了北平后，先后担任了晋察冀军区副政委，华北野战军政委，二兵团政委，华北军区政治部主任兼十九兵团政委，以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实现了自己的预言。他回到北平的时候，北平真的回到了人民的怀抱。 第九章清风店新保安强敌一锅端1946年6 月28日，延安。 一辆绿色吉普车从延安机场直驶向毛泽东住地。一路上，只见延安秩序井然，到处都是于干净净的。不少地方贴了大标语。老远就能看到那座宝塔，巍然屹立在宝塔山上。真是一派欣欣向荣的革命景象。很快，吉普车来到了毛泽东窑洞前。 罗瑞卿下了车，见主席迎了上来，敬个礼，便开口说：“主席身体好！” “噢，罗长子啊，你终于来了，我们又有两个月没见面喽！你啊，比过去白了！” “嘿，在军调部呆着真没劲，我的心早就飞出来啦！” “是哟，你是一个呆不住的人！”毛泽东说：“屋里坐吧！” 两人进屋后，警卫员倒了杯开水，递了过去。罗瑞卿看到房子里设备简陋，只是床上和桌子上放了许多书。他顺便拿一本，是《孙子兵法》，上面粗粗细细划了不少线，明显不是一次看的。 “来，坐下，也没有什么好招待你的！” “主席，不要客气！” “今天要你来，是想要你于几件大事！”毛泽东说：“来，你看！”毛泽东顺便打开一张地图。 “这是平汉路，这是正太路，这是同蒲路，这是保定，这儿是石家庄，太原，大同在这儿。我们计划用半年左右的时间，夺取平汉路北段正大路和同蒲路，并相机夺取保定、石家庄、太原、大同四城，使晋察冀、晋绥、晋冀鲁豫解放区连成一片。为此，中央要求你们首先出击平汉路，消灭一些弱敌，扫除一些据点，首先和冀中连成一片，再伺机攻城，你看怎么样？” 我看这样行，先打弱敌，武装自己，再长一下战士们的士气！好长时间没打仗了！“ “有什么困难？”毛泽东望着罗瑞卿。 “困难，还是有的，不过我们有信心克服！” “好，罗长子，凭你的个子也能撑住半个天。这回就看你的了！”主席一边笑着说，一边拍了一下罗瑞卿的肩膀。说罢，便伸出大手，与罗瑞卿紧紧地握在一起。罗瑞卿浑身的热血都在沸腾。从窑洞里出来后，他恨不得马上就飞往晋察冀。 罗瑞卿从延安返回晋察冀后，率领晋察冀野战军进行艰苦的作战，歼灭了敌人大量有生力量，为晋察冀转入大反攻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1947年3 月。罗瑞卿在安国主持召开高于会议。 会上，罗瑞卿认真地总结了经验，提出了在军事上要继续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在政治上，以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政治工作。 这次会议后，军区部队开展了新式整军运动，加强纪律性，增强团结，开展热火朝天的练兵运动。战士们苦练杀敌本领，大大提高了部队的战斗力。 1947年春，华北野战军转入大反攻。 1947年4 月9 日，正太战役开始。 在华北野战军司令部的指挥下，各纵队相互配合，采取了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主动出击，调敌运动。因而这次战役取得辉煌胜利。5 月4 日战役结束。 “报告政委，正太战役已全线结束。”一位参谋说。 “战况怎么样？” “共歼敌三万五千人，俘虏两个少将，解放县城七座。” “好，命令部队要休息一下，再继续战斗。”罗瑞卿说。 “这一下，晋察冀和晋冀鲁豫可以连成一片了！”耿飚说。 “好，要多和他们联系，多向他们学习。我们虽然取得一些成绩，但与兄弟军区部队相比，差距不小，我们整师整团歼敌还不够，俘获的将领还不多。部队要谦虚谨慎，反对骄傲轻敌！” 后来，朱德总司令得知正太战役胜利结束时，称赞罗瑞卿是“此间优秀干部。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 1947年6 月，中央军委决定组建晋察冀野战军，杨得志任司令员，罗瑞卿任第一政委，耿飚任参谋长。 1947年10月，清风店战役打响。 10月11日，野司先派二纵围攻徐水，以伺机打援。果然，国民党军从涿县、霸县方向来援。野司随派三纵四纵北上阻击。双方激战于徐水、固城、容城之间。15日，在十一战区司令长官孙连仲催促下，驻石家庄第三军军长罗历戎率一个师又一个团北上，妄图南北夹击华北野战军。该敌孤军北上，有利战机出现了。野战军以一部伪装成主力，继续围攻徐水，一面又抽调六个旅，兼程南下，于19日将敌一万余人包围在清风店地区。22日发起总攻，终于被全歼。 22日下午。野战军司令部。 “报告，敌军长罗历戎失踪。” “一定要找到他，他算是我的师兄。他在黄浦军校就读过，比我早一年。 我倒想会一会他。“罗瑞卿说。 “千万不要让他跑掉！”杨得志补充说。 又过了一会儿，独立八旅旅长徐德操来到司令部。 “报告罗政委，罗历戎找到了！” “哦，在哪儿的？” “他穿着普通的服装，伪装成士兵，被我认出来了！” “哈哈，这个罗历戎，还会化妆！对了！快叫他到司令部来！” 聂荣臻、罗瑞卿等亲自接见了罗历戎，对他做了很多的思想工作。罗历戎被俘后，野战军司令部决定乘胜攻击，拿下石家庄。 石家庄又叫石门，是平汉、正太、石德三条铁路的枢纽是国民党华北地区战略要地。国民党在日寇构筑工事的基础上，连年加修，使石家庄碉堡林立、沟渠纵横、明堑暗壕密如蛛网。敌人在石家庄设了三道防线，共有六千多个碉堡。敌人以为凭借这些碉堡，就可以使石家庄固若金汤，万无一失。 敌人吹嘘说：“共军一无飞机，二无坦克，国军凭着工事可坐守三年。”对此，罗瑞卿胸有成竹，但又沉着冷静：攻克石家庄既有有利条件，又有不利因素。一方面，经过几个战役后，石家庄四周均是解放区，石家庄成为孤岛。 加上敌人主将被俘，我军士气旺盛。但另一方面，清风店战役后，蒋介石又把驻在保定的第三野炮营和保定绥署独立团空运到石家庄，加强了守城力量。石家庄设防坚固，我军没有先例可借鉴。因此，拿下石家庄绝非易事。 为了夺取攻城胜利，罗瑞卿和野司其他领导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工作，一是战前政治动员，激励士气。二是组织战役侦察，进一步摸清敌情。 1947年10月31日，野战军司令部在安国召开了旅以上干部会议。 朱德总司令出席了这次会议。他说：“我们现在打仗，没有勇气不行，夫战，勇气也。但是光有勇还不行，还要有谋，勇谋结合，才能多打胜仗。 现在敌人缩守在城里，凭借他们手里的机枪与暗堡与我们作对。因此，我们要重视学习技术，机智巧妙地与敌人战斗。这就叫勇敢加技术。“ 罗瑞卿说：“刚才朱总司令已经作了指示，我们的部队，在作战中，的确有不重视技术的倾向。我们务必要克服这一倾向。只有依靠技术，我们才可以减少伤亡，减少作战损失，多打胜仗，我们现在攻打石家庄，要积累技术经验，以后，我们还要攻打保定、太原、天津等更多的城市。因此，希望同志们把朱总司令的要求传达下去。以连为单位，苦练杀敌本领，争学杀敌技术。” 随后，杨得志对各纵队各旅进行了具体的部署。 1947年11月6 日拂晓，华北野战军万炮齐发，猛轰石家庄外围。在炮火掩护下，各部队轻易地扫清了石家庄的外围。敌人全部退守城内。 罗瑞卿坐镇指挥。正在这时，朱德从冀中军区打电话过来：“喂，我是朱德！” “总司令，我是罗瑞卿！” “噢，瑞卿啦，战斗怎么样啦？” “战斗正在紧张进行。昨日已扫清了外围，今天，三纵正在攻打机场，四纵正在争夺云盘山，伤亡也不小。” “你们要注意攻城技术，要鼓励部队用新技术攻城。要组织大批担架，抢救伤员，要再接再厉，一鼓作气。尽快拿下石家庄，我等你们的好消息啊！” “是，请总司令放心，我们一定在一周内拿下石家庄！”罗瑞卿坚定地说。 放下话筒后，罗瑞卿立即指示：“刘参谋，快，迅速把朱总司令的指示传达到各部队，要通知到每个战士。并通知各部队，注意作战技术。” “是！”刘参谋出去了。 1947年11月12日凌晨，野战军各纵队向城内核心工事发动总攻。 当日中午，生俘敌三十二师师长刘英，全歼守敌两万四千人，石家庄全部解放。 至此，晋察冀和晋冀鲁豫两大解放区完全连成了一片。石家庄是解放军攻克的第一座较大的城市。朱德称赞说：“攻打石家庄是我军夺取大城市的创例！” 石家庄战役结束后，部队稍加休整，又进行了新的战斗。 1947年12月，晋察冀野战军为了配合东北野战军冬季攻势，发动了平汉路破击战。对保定至涿县段，北宁路黄村至魏善庄段进行了大破击，随后佯攻保定。 这天，野战军司令部正在讨论作战事宜。 “报告，傅作义已调其主力三十五军和暂编第三军、新编骑兵第四师等部，向平汉路增援，现已进入保定。” “哦，那保定敌人的实力已经很强了。”杨得志说。 “必须想办法迫使敌人分散开来，这样才能获得战机。我看啊，可以派一个纵队进攻保定北面的涞水，诱其北援，然后再聚而歼之，诸位看怎么样？”罗瑞卿说。 “完全可以！”耿飚参谋长应答说。 于是派第三纵队进攻涞水。 果真，第三十五军军长鲁英麟率新编三十二师和一○一师两个团开始北援，并向庄町方向攻击。 “命令三纵的第五旅先阻击一段时间，然后再放开，将其合围。”罗瑞卿火速下达了任务。 1948年1 月12日，华北野战军发起总攻，一举将新编三十二师大部歼灭。同日，第一纵队在罗瑞卿亲自率领下攻击敌人在北义安和温辛庄之间的汽车辎重，击毙三十五军参谋长田世举，歼敌两万余人。晋察冀野战军又取得了一个辉煌的胜利。 不久，杨、罗、耿率领的野战军被编为华野第二兵团。中央军委要求二兵团到冀东作战，配合东北。杨、罗、耿率部秘密东进，连克棒子镇、丰润、昌黎。二兵团四纵在西乘机围攻古北口，使傅作义东西不能兼顾，调敌于奔波之中。二兵团大踏步地迸退，往来于艰苦的山区。不少人滋长了害怕艰苦的思想。 1948年9 月2 日，罗瑞卿在排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动员。 罗瑞卿说：“现在有人害怕艰苦，想回冀中，可是，现在我们还不能回去，现在，东北野战军正在关外大打，要把那里的敌人就地歼灭。因此，我们要配合老大哥，拖住傅作义，不让他派兵东援。我们马上又要开往热河与察哈尔交界处。那里环境更艰苦，但这正是为了多打胜仗啊！我们要有一往无前的精神，敢于克服一切困难，你们说是吗？” 罗瑞卿一席话，引得大家阵阵掌声，大家都感受到了一种力量。 1948年9 月，杨、罗、耿率二兵团挥师向西，攻克三河，转入华北山区。 1948年11月4 日，南京，蒋介石卧室。 “作义兄！”，老气横秋的蒋介石语调低沉，“看来，东北已危在旦夕了，下一步就是你们了。我看华北也是保不住的，你不如趁早撤出平津，水陆两路南下吧！也可以增强我徐州的力量，现在邓小平他们在徐州搞得我们很紧。你来这儿，也可增强东南防务力量。我们以长江为屏障，看共军能把我怎么样。你来这儿，也可任东南行政长官，呃，你看怎么样？” “总裁，不要紧张。”傅作义说：“我还有五十万大军，有美式装备的王牌军。出则能战，入则能守。够共军对付一阵子的。东北共军至少要三个月后才能入关，光靠华北的共军，量他也不能把我怎样。我还能支撑一段时间。万一不行，我再作考虑，或者去绥远，或者从天津南下。” “也好，你在北面紧紧地拖住共军，我在南方加紧部署长江防线，组织新兵，看共军能把我们怎么样！”蒋介石说着，又开始嘘起来。 “不过，”蒋介石眉头一皱又说，“天津的塘沽很重要，保住了塘沽，就保住了生命线，要死守！” “我派陈长捷在那儿，他能守住的！” “那好，就看你的了”蒋介石说着，把手伸了过来。 傅作义很快飞向北平。刚到北平，就立即进行新的调整与部署，收缩兵力，缩短战线，把其五十万军队摆成从塘沽到绥远一千余里的一字长蛇阵，随时准备东逃或西窜。 1948年11月中旬，西柏坡。中央军委会议室。 “主席，傅作义已把他的军队摆成长蛇阵，东从塘沽，西至绥远！”周恩来说。 “他们是想随时向东或向西逃跑。”朱德说，“如果让他们跑了，那以后就困难喽！” “那就要就地歼灭！”毛泽东一挥手斩钉截铁地说。 “赶快电令东北野战军秘密入关。华北一兵团停攻太原，三兵团停攻绥远！” “这样，傅作义就有个想头了！”周恩来说。 “北平傅作义的力量很强，有美式装备的三十五军。傅作义很骄傲呐！” 朱老总说。 “华北三兵团抽调一部，可向张家口进击，那里离北平近，傅作义肯定要增援的，然后再和二兵团合围打援，你们看怎么样？” “我看可以！”周恩来应答说。 年11月29日，华北第三兵团，向张家口发起了攻击，吸引傅作义增援。傅作义认为东北野战军还没有入关。北平也无大的妨碍，便派其王牌三十五军三个师乘四百辆汽车，增援张家口，并占领了万全和宁远堡，气势十分嚣张。毛主席得知三十五军增援张家口，立即给二兵团发电。 罗瑞卿司令部。 “报告，中央军委急电！” 罗瑞卿接过一看，上写：务以迅速行动，以主力包围宣化、下花园两处之敌，并相机歼灭之……以有力一部隔断怀来、下花园联系，阻止怀来及以东之敌向西增援。 杨得志很快在地图上查找到了有关地点。 紧接着，中央军委又来电：务于5 日用主力控制宣化、怀来一段，立即着手构筑向东西两方的坚固阻击工事，务使张垣之放不能东退。 “立即电令隔在平绥路北的十二旅会同地方武装，在下花园构筑工事，阻击敌人，等候主力到来。”杨得志命令道。1948年12月5 日。北平傅作义司令部。 傅作义正躺在睡椅上，闭目养神。 “报告！” “进来！” “司令，东北共军已经入关，并占领了我密云，看来北平”哦？“傅作义大吃一惊，立即站了起来，他看了看地图，摸摸头说：”共军真快啊！“ “这可能是……” 没等来人说完，傅作义便命令道：“赶快电令三十五军撤回北平，越快越好！” “是！” 6 日，三十五军接到傅作义电令后，立即从张家口出发，并迅速突破三兵团第一纵队的沙岭子防线，急速东退。由于受到二兵团十二旅的迎头袭击，才停止前进。 当晚。河北阜平城南庄。毛主席住处。 “主席，傅作义三十五军突破了沙岭子防线，向东逃了！”周恩来说。 “什么？突破沙岭子防线？”主席有点吃惊，接着便问：“二兵团呢？ 二兵团在哪里？“ “他们的十二旅正在顽强地阻击，十二旅力量恐怕有点弱了。” “急速电令杨、罗、耿，要坚决堵住三十五军，”毛泽东说，“再电令三兵团重新占领沙岭子防线，包围张家口，电令二兵团占领下花园，命令东北四纵占领怀柔、八达岭一带，切断傅作义东西联系。” 7 日，三十五军继续前进。他们人多势众，炮火在前面开道，后面紧跟着车队。但遭到二兵团十二旅的顽强阻击。十二旅的指战员发扬不怕牺牲、不怕流血的精神，与三十五军顽强对抗着，为主力到来赢得了时间。 当日晚，三十五军司令部。 “军座，新保安离北平不远了。虽然公路被共军破坏，我们还有另一条路，只要炮火开道，共军抵不住我们。”副军长王雷震建议道。 “唉，不要怕嘛，共军已被我摔在后面啦！”郭景云有点得意地说。 “可共军主力很快就会来的！” “除非他们会飞，要不然他们的两条腿能跑过我们的汽车轮子吗，” “呃——？！” “不要怕，不要怕。新保安，新保安，定能保住我平安。这是吉利的地方，并无妨碍。现在天这么冷。叫弟兄们好好地歇一宿。”说罢，郭麻子开始喝起酒来，“来，老弟，咱们干几杯，御寒！” 与此同时，7 日清晨3 时，二兵团司令部正在准备渡大洋河。 “报告罗政委，急电！” 罗瑞卿打开一看，是毛主席发来的，上写：二兵团务必全力在宣化、下花园一带，坚决堵击三十五军。 罗瑞卿刚看完电报，又有人报告说：“报告，三十五军己越过下花园，正奔向新保安！” “下花园离新保安有多远？”杨得志问。 “十五公里！”耿飚立即回答。 “马上通知十二旅，要坚决堵住三十五军，坚持到大部队到来。”杨得志命令道。 “发报给三纵、八纵、四纵，加快行军速度，”耿飚又作了补充。 “要让大家明白，”罗瑞卿严肃地说：“决不能让三十五军从我们手中跑掉，否则我们二兵团是交不了帐的。” 话务员熟练地把兵团首长的命令发了出去。刚一发完司令部在夜色中渡过了大洋河，也顾不得整理，冒着寒风向北疾进。 7 日夜间，二兵团主力陆续到来。三纵在西，四纵在东，正在展开过程中。8 日晨，二兵团终于完成了对新保安的全部包围，受到中央军委的表扬。 敌三十五军本可以乘机突出新保安，但刚愎自用的“郭麻子”不听劝告，终于被二兵团团团包围。 傅作义在北平得知其王牌被围，非常着急。速派一○四军安春山部由怀来向西，接应三十五军。 新保安被围后，战士们迫不急待，纷纷请战，要求和三十五军一决雌雄。 杨、罗、耿发电给中央军委。军委一面回电表扬了二兵团的行动。同时，毛泽东发出了《关于平津战役的作战方针》。为了稳住蒋介石、傅作义不放弃平津，在两个星期内，采取隔而不围，或围而不打的方针。完全部署好，按照第一塘沽区，第二新保安，第三唐山区，第四天津、张家口，最后北平区的顺序。只要塘沽和新保安两点攻克，全局皆活了。 1948年12月16日。二兵团一个从队司令部。 “你们说，为什么要围而不打？”罗瑞卿问。 “‘围而不打’就是让我方休整一下，让敌人慢慢地消耗，让敌人自己投降呗！” “不，‘围而不打’是为了稳住傅作义的其它军队不从海上南逃，然后就地歼灭。” 罗瑞卿说：“大家知道，三十五军是傅作义王牌，光汽车就有四百多辆，丢掉他们南逃，傅作义心痛啊！围而不打，就是让傅作义还有个想头，拖住他的后腿嘛！” 接着罗瑞卿又说：“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敌人乖乖地听他的调遣，硬是把北平的敌人引了出来，这样就好分割吃掉。这一着太英明了。” “现在，”罗瑞卿说，“各纵队可以向三十五军开展政治攻势，削弱其战斗力。” 在围困新保安的前线工事里，政治攻势一波接一波。 “喂，蒋军士兵们，”一个战士手拿话筒，向对方工事喊话，“解放军优待俘虏，欢迎过来，立功受奖！” “只要过来，就给饭吃。愿意回去，就发路费。” 不久，真有几个蒋军士兵偷偷地跑了过来。 “快，给点吃的，实在太饿了！”一个国民党士兵请求道。 “你们几天没吃上饭了吧！” “可不是嘛！他妈的，每天只能喝上一点稀的，几次尿一撒，就没了！” “是不是新保安没有粮食了？” “差不多！” “他妈的，好吃的全叫当官的搞去了。” “再劳驾你一趟。请你再回去一趟！” “干什么？” “把这些传单送到城里！” “什么传单？”“喏，这一大堆，把这弄过去，你就立功了！”一个战士指着传单说。 “这……好吧，我试试看！”一个士兵嗫嚅着说。四纵的阵地上。 “喂，教你们一首顺口溜！”一个连长说。 “什么顺口溜？”战士们不约而同地问。 “是罗政委编的。你们听着。” 三十五军好比山药蛋，已经放在锅里边。 解放军四处来烧火，越烧越煮越软绵。 同志们，别着急，山药蛋不熟不能吃！ 战前工作准备好，时间一到就攻击。 “噢，这首歌太好了，太好了！”大家齐声说。“罗政委叫我们不要急，时间一到啊，就攻击！”“哈，哈！” 三十五司令部。 “诸位，不要紧张！”郭景云又开始吹了起来，“我是长安人，我儿子叫永安，现在我们又住在新保安，这叫三安临头啊！这预示我们太平啊！” “军座说的有道理，可是……”没等这位说完，就被郭景云打断了。 “弟兄们，我们是傅总的王牌，傅总能视而不救吗？我们很快就能解围的。” “听说平、津、张都已被共军包围了！” “唉，那是谣传！我们还有五十万大军呢！共军就是吃，也够吃上一阵呢，怕什么！” “来，今天，弟兄们一起干一杯！” 1948年12月19日。华北二兵团司令部。 “耿参谋长，告诉你好消息，东野四纵也来了，我们可以吃掉三十五军了！”罗瑞卿兴冲冲地说。 “是么，这么快！”耿飚吃惊地说。 “这是毛主席，中央军委的高招！他要东北野战军在东北造成休整假象，达到蒙骗敌人的目的。这次东野四纵在吴克华、莫文骅率领下是秘密西进的！” “老莫啊，我们是红军大学的同学呐！”耿飚说。 “我看要通知各部队，腾出最好的房子给东野四纵的同志住。”罗瑞卿说。 正说着，中央军委急电来了。电报要求：在四纵到达张家口并部署完毕后，杨罗耿即发起攻击三十五军，准备五天左右解决！ 罗瑞卿和杨得志看完电报后，立即又给各纵队下达了作战计划。 四纵到达康庄一带后，傅作义和郭景云感到了事情不妙。为了把三十五军接出来，傅作义急电郭景云：“你们要忍痛烧毁四百辆汽车，以便轻装突围。” 可郭景云还未下令，傅作义又来急电：“留下两个连看守汽车，其余人马步行突围。” 傅作义也舍不得那些汽车，为了保住自己的王牌，也只好如此了。 郭景云又开始了新的调整部署，准备逃出新保安。 1948年12月21日中午。总攻即将开始。 罗瑞卿将兵团指挥部迁到离新保安只有一公里的地方。此地居高临下，能清楚地看到新保安的行人。 罗瑞卿和杨得志站在指挥所里，罗瑞卿拿起望远镜看了看，激动地说：“这锅饭到底做熟了。” 21日中午。总攻开始。 三纵、四纵的炮火，猛烈地轰击着新保安的各项工事设施。机关枪声、炮声、手榴弹爆炸声，交织在一起，火光冲天，震天动地。华北二兵团以四倍于敌人的兵力冲向新保安。战士们端着冲锋枪，勇猛地冲了进去，喊杀声此起彼伏…… 郭景云在司令部里，像热锅上的蚂蚁，团团乱转：“快，快给总座发电，赶快援助，赶快援助！”郭景云大发雷霆，一头冲出司令部。他见到有士兵往后退，立刻骂到：“他妈的，给我顶住，给我顶住，谁往后退，我就毙了谁！” 在二兵团的猛烈攻击下，战士们很快就打到了司令部。只听见郭麻子声嘶力竭，慌作一团。 “不要后退，顶住，顶住！”吼声仍不断传来。 “军座，快换个衣服，逃吧！”一个军官喊道。 “不，不准投降！快，快给指挥部浇上汽油，我们自焚吧！”郭景云喊道。 “他妈的，怎么没有人理我？”他看到解放军已冲进了指挥部，便“嘭” 的一声举枪自毙了。这是败在杨、罗、耿手下的第二个三十五军自杀身亡的军长。新保安一战，终于将傅作义王牌三十五军来了个一锅端。胜利的红旗插遍了新保安。 新保安战斗结束后，罗瑞卿二兵团被编为人民解放军第十九兵团，奉命开往太原前线。 3 月上旬，罗瑞卿又到西柏坡出席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开完会后，罗瑞卿等又赶到太原前线。 1949年3 月17日，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太原前线司令部，徐向前为司令员兼政委，周士第为副司令员，罗瑞卿为副政委，统一指挥十八、十九、二十兵团。由于徐向前有病，军委决定由罗瑞卿周士第暂代徐向前指挥。三个兵团总计约有三十二万人。 太原位于晋中盆地北部，东倚罕山，西靠汾河，南边百里平川，北面山峦起伏，地势险要，易守难攻。太原防御体系，经阎锡山多年苦心经营，修筑了五千个碉堡，外围三道防线，四周城墙是用钢筋水泥造成的。阎锡山把太原说成“碉堡城”，企图凭借此工事和与我决战。 根据太原守敌兵力部署与火力配备情况，总前委决定：先以穿插分割的战术，将太原外围敌军歼灭，占领有利阵地，尔后集中主力，全歼守敌。部署完成后，各部队开展认真的战前准备工作。开展练兵运动，学习爆破技术，掌握对付暗堡的技术，察看地形，战前政治动员与组织等。 1949年4 月20日，太原攻坚战打响了。 三个兵团分兵十路，实施穿插分割，各吃一块，敌军十个师据守的城外防线在一天一夜，就瓦解了。22日，外围歼灭战结束后，敌军已被消灭百分之八十。 24日，我军在一千三百门大炮的火力急袭和连续爆破后，向敌发起总攻，仅用四个多小时，就全部攻占太原，共歼敌八万四千多人。 为了打好这一仗，罗瑞卿夙兴夜寐，花了很大的精力，包括组织人力物力，战前动员，做好兄弟部队之间的团结等，为赢得太原之战的胜利，作出了重要贡献。 太原战役结束后不久，罗瑞卿就接到毛泽东要他赶往北平的电报。在整个解放战争中，罗瑞卿殚精竭虑，运筹帷幄，率领华北野战军在广大华北地区纵横驰骋，长途奔袭，为夺取平津战役的胜利，为夺取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付出了巨大的心血，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第十章除恶霸镇匪帮公安创辉煌1949年7 月6 日晨，北平西山。周恩来住所。 周恩来正在忙着看一堆资料。一个秘书进来报告：“周副主席，罗政委请见。” “噢？哪个罗政委？是不是高个子？” “是！” “快请，快请！”说着便跨出大门，伸出那双有力的大手。周恩来同罗瑞卿握了握手说：“瑞卿同志，我们又是几个月没见面了，你有些瘦了。新保安一仗，你们打得很好嘛！”“全靠军委领导！” “你们两条腿啊，比汽车轮子跑得快！” “哈哈！”两人不约而同地笑了起来。 “来，进屋坐！” 周恩来倒了一杯水，送给罗瑞卿说：“怎么样，你打算今后干什么？” “开二中全会时，我已跟主席说过，打完平津后随四野南下。” “哦？还想打仗？今天，我请你来啊，是想交给你一个新的作战任务！” “什么作战任务？” “中央想请你担任公安部长。跟反革命分子斗，这不是作战任务吗？” “这？！这个任务我看还是由社会部李克农来担任比较好！”罗瑞卿说。 “唉？！各人有各人的事，李克农有李克农的事。今晚，主席还要接见你呢，你就不要再提上前线的事了！” “那好！”罗瑞卿没再说什么了。 7 月6 日晚。北平双清别墅。清风徐徐。 “噢，罗长子来了，快坐，快坐！” “主席，您找我……” “噢，我听说啊，你不太想当公安部长，还想去打仗？” “开二中全会时，我跟您说过，打完平津后随四野南下！”罗瑞卿说。 “哦，是吗？新保安、太原，你还没有打过瘾啊！三十五军可让你一锅端喽！”毛泽东说着笑了起来。 他接着又说：“现在，我们新政权要建立喽，有许多工作要我们做，如果都去打仗，那行吗？搞保卫工作也是打仗嘛！你想想，我们建立了新政权，国民党反动派能善罢甘休吗？他们肯定要千方百计来搞破坏捣乱。他们派遣特务、土匪、勾结地方恶霸、盗匪搞破坏，我们不派人同他们斗，行吗？” “那好吧，就让我试一试，请主席多指导！” “不是试，要干好！中央决定，原华北局社会部的全体人员，加上中共中央社会部的部分机构，作为你们公安部的基础，由杨清奇担任副部长，协助你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行！” “那好，今后就看你的工作了。要记住，你们的工作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也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坚强柱石。” “是，我一定尽自己的力量，请党中央多多指导！” 毛泽东满意地点了点头。 罗瑞卿从毛泽东那里出来后，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心想，党中央毛主席把这样的担子交给我，是对我的信任与鼓励，我一定要尽职尽力干好工作。 这一夜，他一直在思考公安部的组建工作，久久未能入睡。 1949年8 月14日，公安部开始办公。一上任，罗瑞卿就着手整顿社会秩序，恢复社会治安。 9 月，公安部会议室。罗瑞卿正在主持会议。 “今天，我们要大家来，是要讨论如何整顿现在的社会秩序问题。现在，国民党特务、地方土匪恶霸，不甘心他们的失败，正在想方设法搞破坏与捣乱。不少特务潜入中国内陆，大搞暗杀爆炸活动，形势很严峻啊！还有旧社会遗留下来的烟毒、妓院等，制毒犯毒、逼良为娼还很猖撅。对于这些现象，我们共产党人要加以治理、敢于严加惩治各种丑恶现象。这样，我们才能赢得人民的拥护，我们的政权才能稳固！” 杨清奇在总结中提出了具体要求。他说：“经研究决定，我们要采取以下步骤。第一，颁布有关特务机关的处理办法，对反动党团骨干分子限期登记，限期解散其反动组织，停止其反动活动。凡是抵抗登记的，要从重打击！ “第二，我们要打击城市盗匪与流氓。现在不少城市的盗匪流氓活动猖狂。他们杀人放火，强奸妇女，严重破坏社会秩序、危害人民生命财产，因此要给予狠狠打击。” “如果我们不镇压他们，人民就不满意。”罗瑞卿插话说，“对于那些罪大恶极的，一经捕获，就要立即镇压，对于拒捕的，可以当场击毙！” “第三，”杨清奇又接着说：“我们要解决烟毒问题。现在，烟毒问题成为一大祸害，严重影响了我们人民的身心健康。不少人为了吸食鸦片，吸食白面，卖房卖女，直至倾家荡产。因此，我们要解决好这个问题。” “对于大犯要犯、惯犯，要坚决打击，直至判以死刑。否则，烟毒是禁不了的，人民也不满意。国民党解决不了这个问题，我们共产党人应有能力解决好这个问题！”罗瑞卿说。 “第四，我们还要解决妓院问题。”杨清奇说：“这是旧社会留下来的。 妓院是藏污纳垢的地方；不少妓院勾结流氓，横行霸市，逼良为娼，严重损害了广大妇女的身心健康。“ 说到这里，罗瑞卿说：“上次，我到上海去，看到每天晚上，有很多地方都有老鸨在站着，招纳‘顾客’。这些吸血鬼，我们一定要给予打击，有人命债的要加以镇压！” “希望大家回去认真执行政策，彻底整顿社会秩序。”罗瑞卿最后提出了要求。 就这样，经过广大公安干警的努力，在短短几个月中，就取得了很大成绩。登记的特务骨干分子就有三千多名，缉捕的匪盗五千多名，逮捕的毒品犯有四千多人。 但是， 1950 年6 月，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反革命分子又开始嚣张起来。 1950年10月9 日。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朝鲜战争将要直接威胁我们的安全，看来我们是非出兵不可的。”毛泽东说。 “朝鲜方面希望我们尽快出兵，我们出兵晚了，恐怕不利于日后战争。” 周恩来说。 “可是，我们国内的问题也不小，反革命分子看到朝鲜战争爆发，就认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打起来了。造假钞啊；炸桥梁啊，搞暗杀啊，等等。老罗，你们准备怎么办？” 罗瑞卿回答说：“现在反革命分子确实很猖獗，我们研究了一下，主张杀一批，关一批，管一批。” “那好，你们要充分发动群众参与，这样力量就强大了。”毛泽东说。 “你们起草一个在全国范围内开展镇反运动的文件吧，先让主席看看。” 周恩来说。 “好，我们马上就办！” 当天晚上，罗瑞卿与彭真连夜起草，第二天凌晨完成，立即呈送毛泽东。 毛泽东立即指示下发执行。 1950年10月16日，第二次全国公安高干会议召开。 罗瑞卿主持了会议，传达了“双十指示”。他说：“中央决定，在全国范围内立即进行一场镇压反革命运动。现在，许多反革命分子，国民党残余、土匪、特务、地痞流氓等，看到朝鲜战争爆发了，十分猖撅。他们以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要爆发了，就趁机大搞破坏活动。因此，我们要在全国范围内来一次集中的清理与惩治。在镇反运动中，我们一定坚持党的领导，要在各级党委领导下，执行党的政策，不要发生偏向与失误。要充分宣传群众、发动群众，动员广大人民群众积极参与。” 一场轰轰烈烈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开始了。罗瑞卿亲自组织，亲自宣传，把很多道理讲得深入浅出，听后令人精神振奋。群众镇反的积极性被鼓起来了，镇压反革命的力量加强了，但是群众运动往往容易出现偏差。为了防止这一点，罗瑞卿弹精竭虑，日夜操劳，亲自到各地去检查指导镇反运动，保证了镇反运动沿着正确轨道进行。 1950年10月的一天。李克农住处。 “老罗，我昨日见到主席了，他说你们不写报告，有点不太满意。”李克农说。 “哦？是吗？！我们写了报告！” “主席说他没看到你们的报告，不知镇反运动搞得如何。”“哦，我们的报告送到总理那儿去了！” “那你得向主席说明一下。” “好，我这就去！” 罗瑞卿从李克农那里出来后，径直驰向中南海。 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说：“你们公安部最近情况怎样？镇反运动进展如何？” 罗瑞卿赶忙说：“主席，我们写了报告！” “写了？拿我的收条来！” “噢，我们报送总理了，怕您的工作忙！” 毛泽东说：“下次直接送给我，不要担心，总理不也是很忙？现在，你那里有些什么文件，可以送给我看看。”“这是我们公安部最近的一些文件，请您审阅。”罗瑞卿把随身携带的一些文件递了过去。 “你们保卫工作一定要强调党的领导，否则是危险的。”“主席的意思我明白了，今后，我们一定注意这个问题。” 以后，罗瑞卿按毛泽东的指示，呈送了大量的工作计划、简报、综合报告等，以便中央及时了解情况，进行指导。 1951年5 月。中南海。毛泽东住处。 毛泽东笑着说：“这段时间，你们镇反运动搞得很好，取得了不少成绩，中央很满意！” “全靠党中央的正确指导！” “中央根据镇反已取得的成绩以及你们上报来的材料看，镇反运动可以收缩了。” 罗瑞卿说：“我们最近开了一个会，决议稿主席看了没有？” “看了，有几个地方可以适当修改一下，你再看看！”毛泽东说：“镇反运动的工作路线应当是党委领导，全党动员，群众动员，统一计划，统一行动，打破关门主义和神秘主义。” “还有，凡是可捕可不捕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捕，凡是可杀可不杀之间的人，一定不要杀。我看，今后捕人权收回地委专署，杀人权收回省一级。” 罗瑞卿说：“我看完全可以。” 由于罗瑞卿在领导全国镇反运动中，坚决贯彻执行党中央正确政策，使镇反运动取得了很大胜利，有力地打击了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分子、反动会道门头子，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为了保证公安工作人员保质保量地完成任务，罗瑞卿自任公安部长以来，就十分注重公安队伍的建设。除了不断地加强广大干警的思想政治工作以外，还不断要求他们提高业务水平。他反复强调，人民警察必须要绝对服从党的领导，执行党的政策，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 1951年。公安部罗瑞卿办公室。 “罗部长，这是下面来的一份报告。”一位秘书说着，便递过去一份文件。 罗瑞卿接过材料看后，说：“严刑逼供，这完全是法西斯一套，要坚决制止！把这个报告转发给各地，立即纠正类似事件，否则，将会造成很大的损失！” 由于罗瑞卿的重视，这个问题就很少再出现了。 1952年8 月。公安部。 “罗部长，”一个秘书来报：“安徽省合肥市发生了一起公安人员打闹戏院事件。” “是怎么回来事？” “就是一名侦缉员去买戏票，因票卖完了而没有买到，就将售票员带进公安局。开戏时，又有几名公安人员到戏院抢占座位，并以查户口为名扣押六名戏院人员。副局长还打电话说戏院看不起他们。” 罗瑞卿一听，顿时火冒三丈，一拍桌子，大声说：“这还了得！这简直是国民党旧警察作风，哪里是人民警察！赶快通知安徽省公安厅，那位副局长要撤职！公安厅事后不报告，要公开检讨！合肥市那种旧警察作风必须立即整顿！各地要开展反对违法乱纪的斗争，杜绝这类事件再发生！” “各地公安旧警察作风都可能不同程度地存在，这种作风必须要立即纠正，否则将脱离人民，那是很危险的。”杨清奇说。 随后他说：“我看，我们要学习解放军，搞好警民关系。这除了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外，还要搞一个条例，像解放军《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那样形成制度化。” 杨清奇点了点头。 事后，罗瑞卿带领大家认真研究，搞了一个《公安人员八大纪律、十项注意》，并坚决贯彻执行，每年都要进行一次评比，力求克服缺点、改进作风。为了建设一支忠于人民的公安队伍，他深入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几十个派出所检查工作。 1957年4 月10日下午。罗瑞卿在重庆市公安局长岳林陪同下来到曾家岩派出所。 “这个地方我来过。十年前我任军调处执行部参谋长时来过。”罗瑞卿边走边说。 “我们派出所在楼上。请罗部长上楼！” “好吧，我们就到楼上看看。” 说着几个人往楼上走，刚到一楼上的拐弯处，罗瑞卿立刻看到一个牌子，上写：“非本所公安人员不得上楼！”罗瑞卿顿时站住了，有点不悦地说：“这位民警同志，我能不能上楼？” “呃，可以可以！”这位民警尴尬地说。 “你们楼下是街道办事处。如果他们也挂一个牌子：非本处工作人员不得下楼，那你们怎么办？”罗瑞卿看着那位民警说。 那位民警不好意思地笑了。罗瑞卿又说：“挂这种牌子是一种官风，还是把它摘下。这种牌子对敌人一点作用不起，对好人则印象不好。你们要联系群众，挂了这种牌子，会使群众望而生畏。你们的管区这么大，光靠你们还不行。要同群众千百双眼睛结合起来，才能发现敌人。”那位民警点了点头。罗瑞卿又问一位领导：“你下管界，老百姓怎么称呼你？” “叫段长！” “这可没有叫你老张、老王、小刘亲切呀！”罗瑞卿摇了摇头说。 “罗部长，我们以后一定注意，搞好与群众关系，与群众打成一片。” “嗯，那就好！”罗瑞卿满意地点了点头。 1957年12月12日下午。北京刚下一场大雪，格外寒冷。“小王，今天你和我一起到东单分局去看看。”罗瑞卿对他的一个秘书说。 “这么冷还要外出？”小王有点为难地说。 “不要怕冷嘛，这还不算冷！” “那我们坐车去吧！” “今天下了雪，就不坐车了，我看走一走还暖和一些呢，是不是呀？” “那好，咱们走！”小王说。 罗瑞卿身穿旧大衣，脚穿布鞋，带着王仲方出发了。刚到东单分局门口，马永臣迎了上来：“唉呀，罗部长，天这么冷，你咋不坐车呀？” “我今天来，是下马观花。” “快，快到屋里坐吧！” “今天，我想到哪儿，就到哪儿，你们谁也不要拦我。走，我们到小甜水并派出所去看看吧！” “我看还是明天去吧！”马永臣说。 “不，现在就去。明天我还有事呢！” “那好，咱们去！”马永臣无可奈何地说。 他们直奔小甜水井派出所。一进门，罗瑞卿看到大家都在，便风趣地说：“嗬，金钢都在呢！” 大家一抬头，见罗部长来了，都站了起来。罗瑞卿同他们一一握了手。 当问到一个年轻的小伙子时，罗部长说：“你叫什么名字！” “我叫田俊生。” “今年多大了？” “二十二岁！” “成家了吗？” “没有。还没有对象。”那个小伙子有点不好意思。这时所长插话了“他啊，日子过得倒挺滞洒，就是每月六十元月月光。哈哈！”所长说着便笑了起来。 “这可不行，你们所长每月比你恐怕也多不了多少，还要养家糊口，你一个人就是六十元，可不能都花光。你呀，现在是旺季，要多攒一点，要不将来结婚生孩子怎么办啊？可不能都指望父母噢！” 小田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 罗瑞卿对所长说：“年轻人，领导要多关心，多指导，包括婚姻问题，能不能给他介绍个对象？”罗瑞卿说着也笑了。 “罗部长，我们所管界，有两个机密户口，你是其中一个。”所长说。 “唉？为什么要把我搞成机密户口呀？滕代远那样的老同志不都是普通户口吗？上次，你公布选民名单，就是不公布我的名字。你们是剥夺我的选举权啊！”一句话，把大家都逗乐了。 “人民警察，要使人民爱，敌人怕，要真正能保护人民的利益。”罗瑞卿说。 所长点了点头。 罗瑞卿又问：“你们下管界，群众叫你们什么？” “叫老张、小王之类的！” “那就好了，就应该这样，这说明你们真正地与他们打成一片了。” “群众敢批评你们吗？” 所长答道：“敢。有时群众让我们办事，忘了，人家就批评。” “哦！民警本来就不是官，你们可不要站在群众头上，也不能站在群众之外，要站在他们之中啊！” 大家都点了点头。 罗瑞卿又对所长说：“你们平时要在加强训练的同时，加强思想政治工作，这是公安工作正常运行的政治保证，要不断提高干警们的政治、军事素质，以后，我们还要办公安学校，来培养更多的公安人才！”所长一边听，一边点头，并作了认真的记录。 罗瑞卿为了公安队伍的建设，夙兴夜寐，日夜操劳。在罗瑞卿的领导下，公安战线不断加强公安干警的思想政治工作，用严格的组织纪律来规范公安干警的行为，还通过兴办正规的公安学校、公安大学，来培养大批优秀的公安人才，使公安战线的干警，不仅在数量上而且在质量上都有了很大提高。 在罗瑞卿担任公安部长的十年间，公安战线不论是在保卫工作，还是在自身建设上，都取得辉煌的成绩，有力地保证了新生政权的稳定，保证了社会主义建设的顺利进行。 第十一章细筹划身作则保卫党中央罗瑞卿在担任公安部长的十年中，还担负着一项重要的任务，那就是保卫毛主席和中央领导同志的安全。他为此兢兢业业，付出了大量的心血。他的女儿点点写道：在父亲十年的公安工作生涯中，还有一项重要的内容，那就是保卫中央领导同志，首先是毛主席的安全。父亲把这当作作为公安部长的天职和重要任务。在这项工作中，父亲倾注了大量的心血，花费了巨大的精力，经常达到废寝忘食的地步。由于他过分的周到和谨慎小心，曾使一些被保卫的领导同志产生过误解。不过时间已经证明了，父亲的所有举动均出于工作职责和良好的动机。而且父亲也从未因任何埋怨和误解而丝毫松懈过自己的责任。为保卫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安全，父亲事必躬亲，不遗余力，务求填密无懈。毛主席每次外出巡视，父亲都亲自部署安全警卫工作，亲临现场检查，做到万无一失。许多人都说，那几年，父亲就像是主席的一个大警卫员。 罗瑞卿也在长期的工作实践中，形成了正确的“警卫”思想。他指出：警卫工作一要保证不出乱子，二要不脱离群众。他的工作实践，为新中国警卫工作的方针、形式、路线的形成和完善，作出了重要贡献。他的严谨朴实、身体力行的工作作风多次受到毛主席的赞扬。毛主席常常凤趣地说：“罗长子在我身边，天塌下来，有他顶着。”其实罗瑞卿与毛泽东的身高相差无几，毛泽东的这句话是充分表明他对罗瑞卿的信任，正如他常说的：“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1953年2 月14日。湖北武昌蛇山黄鹤楼。 这天是旧历春节。黄鹤楼下人来人往，非常热闹。卖杂货，卖小吃的摊点前人头攒动，街上洋溢着一片热闹的节日气氛。 此时，在武昌市区西面蛇山上的“黄鹤楼”上，毛泽东正面向滚滚东去的大江伫立着。他的身后，是陈毅、罗瑞卿、杨尚昆和湖北省委第一书记李先念同志等人。这是蛇山上唯一的一座十分简陋的楼房，本名叫身奥略楼，因它建在旧时黄鹤楼的遗址上，因此人们就称它为黄鹤楼了。毛泽东此次是旧地重游。1927年春一个阴雨的日子，毛泽东曾也立在黄鹤楼头。那时，正值大革命失败前夕，北伐成败的关头，中华民族的兴废之间，革命风云变幻无常。他怀着“一时不知如何是好”的苍凉心情临江远眺，一时百感交集，忧国忧民之感慨喷涌为一首凝重的诗篇——《菩萨蛮。黄鹤楼》：茫茫九派流中国，沉沉一线穿南北。 烟雨莽苍苍，龟蛇锁大江。 黄鹤知何去？ 剩有游人处。 把酒醉滔滔，心潮逐浪高。 旧地重游，昔日之情景与忧思重上诗人的心头。而如今，二十六年艰苦的斗争岁月过去了，共产党人为之抛洒热血与汗水的壮丽图景已初现端倪，人民共和国成立了，社会主义建设欣欣向荣。临江远眺，万里晴空，阳光灿烂，江山富丽，景色明媚，翻身作了主人的人们在这节日的闲暇登山逛街，自由自在地劳动着，生活着。诗人仿佛能听见长江涛声送来的社会主义祖国前进的脚步声。他久久伫立着，吟哦着，脸上是一片安祥而欣慰的神色。 站在主席身后的罗瑞卿此时却是另一种心情。他分享着主席旧地重游的喜悦，同时，心里在紧张地谋划着警卫计划。多年来，这已经形成了一种习惯。毛泽东此次登楼，完全是兴致所至，临时决定的。今年初，毛泽东在罗瑞卿、杨尚昆、汪东兴等人的陪同下南下视察长江。月初，毛泽东一行乘长江号旗舰由南京上溯至武昌，陈毅随行。今天上午，毛泽东到东湖疗养院看望了在那里休养的郑位三。在返回驻地的途中，在过黄鹤楼旧址时，毛泽东突然让车停下，下车后就上蛇山登楼了。这些，主席事先未作吩咐，罗瑞卿也未预先作好布置。他一边观察着周围的环境，在心里筹划着会有哪些情况发生，如何在这种情况下做好主席的警卫工作。他把比自己高几公分的铁道部副部长武竞天同志叫到身边，两人用极轻的声音交换起意见来…… 良久，主席转过身来，要下楼了。罗瑞卿趋步走在前面，不时回头招呼主席和陈毅小心脚下。离楼不远，走到了一个卖油炸豆腐的摊位，主席停下来，走上前去，向老摊主询问起价钱和生意如何来。这也是毛泽东的一个联系群众的习惯。他在延安时就经常在路上与农民、生意人、士兵等作随机交谈，了解情况。此时，摊位前正有两位小姑娘在买油炸豆腐吃。她们大概受到了这一行人特别是毛泽东的不凡的气度的影响，往旁边挪了挪，一边挪，一边回头观察他们。她们感到问话的老爷爷好面熟哟，其中一个姑娘眼睛一亮，怯生生地对同伴说了声：“毛主席！”同伴也立即眼睛一亮：“是毛主席！”毛泽东听到了她们轻声的话语，慢慢地转过头来，微笑着用慈祥的目光望着这两位小姑娘。 两位小姑娘见自己的感觉被证实了，立即拍着手激动地喊起来：“毛主席！毛主席！” 这一喊真具有神奇的吸引力，周围的人群立即向这边涌过来，把毛泽东一行人包围了起来，离毛泽东较近的人纷纷伸出双手来要同仰慕已久的毛主席握手。毛泽东也立即把手伸了出去，这一伸，手就收不回来了。人们又是伸手，又是拍手，高声欢呼着：“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 罗瑞卿一看，人越来越多，越来越挤，围成的圈子越缩越小，心里就担心会把主席挤伤什么的，他赶紧附到主席耳边，说：“主席，是不是先回楼内休息一下，等群众散去后再走？” 毛泽东微微摇了摇头，继续着同人民群众的热情而密切的接触。罗瑞卿见自己的建议没有被采纳，立即招呼卫士们在毛泽东身后手挽手形成护维毛泽东等领导同志的一个半圆形的人墙，他自己则和武竟天一左一右走在毛泽东前面，伸开双臂，抵挡着从侧面和前面拥来的人流，杨尚昆、李先念、陈毅等人都在毛泽东身后紧挨着毛泽东。罗瑞卿和武竟天一面开路，一面对涌上来的人们说：“同志们，请不要拥挤！” “同志们让开一点路，让毛主席走过去！” 毛泽东被这些护卫的工作人员同群众分开了，他一边走一边向欢呼拍手的群众招手。 此时，通往山下停车处的道路上已是人山人海，罗瑞卿一看这样走下去很困难了，他就建议毛泽东到附近的轮渡码头上，吩咐卫士们组成人墙拦住涌过来的人流，请毛泽东上了轮渡。等船启锚后，满头大汗的罗瑞卿心头的一块石头才落了地。 陈毅开玩笑地用四川口音说了句苏北方言的叹词：“乖乖，今天差一点下不了黄鹤楼。” 罗瑞卿也一边擦汗一边说：“好险啦，万一毛主席出个什么差错，我这个公安部长该怎样向党向人民交代呀！” 毛泽东依然在向岸上欢腾的人群招手。他听了罗瑞卿的话，挥一挥手说：“怕什么？你呀，看见一根绳子就以为是条蛇！” 1956年5 月31日下午。武昌。 “武康号”轮船静静地泊在江面。初夏时节，此地的天空辽阔无垠，蔚蓝如洗，暖风轻轻地吹拂过江面，送来江水清新恰人的潮味。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桥洞倒映在清亮的江水中。 二时许，毛泽东换好游泳裤，准备下水，实施他的畅游长江的计划了。 这位已是六十三岁的革命领袖，从青少年时代起，就同游泳结下了不解之缘，并且把这项活动作为他“野蛮其体魄，文明其精神”的重要方式，培养了他“与天奋斗，其乐无穷！与地奋斗，其乐无穷！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革命斗争精神。今日，他依然神采奕奕，宽大的额头闪现着智慧的光芒；高大的身躯洋溢着青春永驻的活力。 毛泽东作了几次扩胸、甩臂转腰的准备活动，扫视了一下立在周围的汪东兴、李银桥、罗瑞卿及副卫士长孙勇等人，微微一笑，眨着眼睛对罗瑞卿说：“罗长子，现在可以下水了？” 罗瑞卿也微笑着回答主席：“报告主席，此时水温摄氏二十度，正好下水。” 毛泽东这句戏谑的话，把船上的人逗乐了。毛泽东这句话，是有原因的。 毛泽东欲游长江，是长时间以来的一个愿望。1953年他游蛇山时就曾经打听过长江可不可以游泳，得到的答复是否定的，便没有再说什么。今年夏初，他在广州，住在珠江边的一个小岛上。一天，在散步时，突然对他的卫士长李银桥说要到武汉去游长江。李银桥感到此事非同小可，便向罗瑞卿作了汇报。罗瑞卿、汪东兴、王任重考虑到毛泽东的健康和长江水情复杂，还可能有血吸虫等情况，都表示了反对意见。于是，罗瑞卿就来劝毛泽东：“主席，长江不能游。” “为什么？” “因为太危险，万一出点事我负不起责任。” 毛泽东一看他反对，就有点不耐烦：“出什么事？无非你们就是怕我死在那个地方么！你怎么知道我会淹死？” 罗瑞卿闻言吓了一跳，连忙解释说：“主席，我不是那个意思，保护您的安全是党和人民交给我们的任务。 我们不能让您冒风险，哪怕是一点风险也不行。“毛泽东还是不听，吩咐道：”先派人去试试水性。“ 罗瑞卿就派警卫队一中队队长韩庆余去实地考察。韩庆余也不赞成毛泽东去游长江，但他还是沿江走了一趟，问了岸边的老乡，大家都说游不得，漩涡很多。他了解后便把这个情况向毛泽东作了报告。 毛泽东听了报告，问道：“你下水了没有？” 韩庆余一听，脸马上红了，低头呐呐而言：“我，我没有下水。” “没有下水你怎么知道不能游？再派人去！” 罗瑞卿就建议派水性很好的副卫士长孙勇去。毛泽东同意，并交代孙勇说：“你下水游一游。” 孙勇游完后回来向毛泽东报告：“可以游。” 于是，毛泽东一行于5 月30日乘飞机由广州飞到长沙。次日上午，毛泽东召集湖南省委书记汇报了在广州召开的华中五省会议精神的贯彻执行情况，下午便在罗瑞卿的陪同下游了湘江，作为游长江的准备。不会游泳的罗瑞卿一直守候在湘江岸边。 今天，毛泽东一行又乘飞机到武汉。中午，在汪东兴等同志的陪同下登船。按照惯例，罗瑞卿已先他们到达船上，仔细地把各个环节检查了一遍，并且挑选了许多游泳好手陪同毛泽东游泳，对可能发生的问题都作了充分的准备。毛泽东一上船，就打趣罗瑞卿：“游长江危险吗？” 罗瑞卿微笑着回答说：“危险还是有的。但是主席不怕，我们也不怕了。” 毛泽东在下水前的那句话，也是打趣罗瑞卿的，因此大家都笑了。 毛泽东从扶梯下到江水里，立即如鱼得水，兴致高涨起来，一会儿侧泳，一会儿仰泳，稳健地向着江口方向游去。 游了一会儿，他选择了又优雅又省力的仰泳姿势，仰卧在涛涛江水中。 他望着辽阔的蔚蓝的天空，心里荡漾着说不出的豪壮之情。多少年的血雨腥风的战斗，又多少年的殚精竭虑的筹划，多娇的江山才回到人民的手中。建国几年来，为了把这美丽的江山建设好，为了把大江大河治理好，使它们造福于人民，中南海之夜曾经有多少个夜晚亮着不熄的灯光啊……潺潺的江流从他的身旁、身底擦过，他感觉到了这是江水在不息地流，也是时光在不息地流啊，这如水的时光一去不复返啊！特别是你躺在功劳上畅想时更是如此。 他打一激灵，加快了游泳的动作。 这时，他一看到几条小划子正围着他，就知道这又是“罗长子”的主意，立即挥挥手说：“走开，都走开！” 他又回头对站在跟着他的轮船上的罗瑞卿喊着：“罗长子，你也下来么！” 罗瑞卿苦笑着摇摇头说：“我不会。” 此时的罗瑞卿心中是多么焦急啊！为了保卫毛主席，他恨不得马上跳下水去。但是他不会，他真后悔少年时代没有学会游泳。他只能在船上，怀着焦虑的心情，机警地注意着水中的毛泽东和水面、岸上的情况。 毛泽东在水中游了两个小时零三分钟，快接近武汉大桥工地时才上船。 上船后，他以一个胜利者的口吻说：“谁说长江不能游？我一游就是十几里！罗部长不让我游，我偏游。明年我还要来，还要把他拉下水！” 毛泽东在6 月3 日、6 月4 日又游了两次长江，前一次从汉阳游回武昌，穿过正在修建的武汉长江大桥桥洞；后一次从汉阳游回武昌。四天里一连三次横渡长江，可见他的坚强体魄和意志是多么惊人！他用一首壮美的诗篇抒发了他畅游长江的感受和领悟：才饮长江水，又食武昌鱼。 万里长江横渡，极目楚天舒。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今日得宽余。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 风樯动，龟蛇静，起宏图。 一桥飞架南北，天堑变通途。 更立西江石壁，截断巫山云雨，高峡出平湖。 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 中国革命领袖横渡长江的事，成为轰动国内外的大新闻。但只有读了这首诗，才能真切地领会到这个壮举是如此感动人和鼓舞人的。罗瑞卿逐渐理解和领会了毛泽东畅游大江大河的政治意义，他下决心学会游泳，以便更好地保卫毛主席。此时，按孔夫子的说法，他已过知天命之年——五十岁了。 到1959年在江西九江游长江时，罗瑞卿就能跟着毛主席下水畅游了。 不过，此间还发生了一件事，这一次毛泽东没有“打趣”罗瑞卿。据点点回忆说：1958年6 月，毛泽东从外地打电报给中央，说他要去长江三峡游泳。并说如中央同意，即要父亲去长江三峡侦察水情，看是否能游。当时中央的某些领导同志对主席要冒险游三峡，并点名要公安部长去试水情，颇有些微辞，但父亲却认为这确是他责任所在。中央同意后，父亲当即出发，带了干部队和湖北省公安厅一些水性好的人去。从宜昌到重庆，再由重庆到宜昌，沿途反复侦察，反复试水。因为礁石太多，地势险要，引起水流湍急，并有很多又大又深的漩涡。干部队韩队长和几个水性较好的年轻人去试水，都多次陷进去，抛出系着绳子的游泳圈才把他们拉出来。为证明三峡确实不能游泳，父亲要人绘了图，说明水情，回来报告主席。主席表示同意。说既然真的不能游泳，那就不去了。父亲松了一口气。 1957年11月初。北京天桥剧场。 罗瑞卿在剧场负责人的陪同下急匆匆地走进灯光明亮的剧场。他神色严峻，目光炯炯有神，步履稳健有力。 一进剧场，他就径直朝第六排座走去。剧场负责人和保卫干部们静静地站在过道上。他在第六排坐位的中间几个位子上坐下又站起，再坐下再站起，一个一个地坐过了，又在第六排的前后几排的过道间走了一遭，不时拍拍坐板与靠背。做完了这些，他才又退到靠右侧安全门的通道上，一边踱着步，一边与剧场负责人交代着什么。 不一会儿，观众三三两两地进来。 又过了一会儿，一位保卫人员来到了他面前，轻声对他说：“罗部长，刚接到电话，马上就到。” 罗瑞卿点点头，保卫人员去了。他理理鬓发，整理风纪扣、拉拉衣角，神色庄重。 “铃铃铃……” 开演的预备铃响了。 此时，观众都已入座，舞台上紫红色的帷幕，在灯光的照耀下，熠熠闪光。剧场里渐趋安静。 这时，剧场前部右侧的安全门轻轻地打开了，毛泽东神采奕奕地走了进来。观众都沉浸在等待开演的兴奋中，并未注意到什么。罗瑞卿一见主席走进来了，连忙迎了上去。毛泽东一边同他握手，一边轻声说：“哦，你又来了！” 两人相视一笑，便向空着的第六排走去。 毛泽东和随行人员入坐后，罗瑞卿轻手轻脚地到毛泽东后面的坐位上坐下来。 演出开始了。毛泽东全神贯注地看着台上美丽的“天鹅”翩翩起舞，沉浸在优美的舞姿和优美的旋律中。罗瑞卿挺直腰板，眼睛不时地扫视一下两边和周围，默无声息地观察着剧场里的动静，一点松懈的神情都没有。 他是在晚饭时才得到主席要到大桥剧场看演出的消息的。一接完电话，他就本能地理解了主席这么做的重要意义。再过几天，毛泽东就要率领中共代表团赴莫斯科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了。在启程前夕，毛泽东特意到天桥剧场观看苏联芭蕾舞团演出的《天鹅湖》。他顾不得吃晚饭了，对夫人郝治平交代了一声，抚摸孩子们的脑袋，便匆匆地赶到天桥剧场来了…… 1959年6 月。湖南韶山冲。 这一年，罗瑞卿从一月份就忙开了。1 月20日至31日参加全国政法工作会议并讲了话。4 月18日至29日，出席第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大会选举刘少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罗瑞卿被任命为国务院副总理兼公安部部长。5 月8 日，向中共中央作《关于中央领导政法小组成员入①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节出版社1987年版，第155 页。 选问题的报告》，并根据中央决定担任该组组长。6 月，毛泽东在视察了河北、河南、湖北之后于6 月下旬到达长沙，准备回韶山。此时，罗瑞卿正奉命在湖南视察钢铁生产情况。他得到这个消息后，到长沙同毛泽东会合。毛泽东掰着指头向罗瑞卿提出了三个要求：一、不要派部队去韶山，尤其不要派公安人员去；二、给我行动自由；三、我要广泛接见群众。 罗瑞卿听着主席的要求，默默地点着头。 6 月25日傍晚，罗瑞卿陪同毛泽东回到阔别三十二年的故乡。 在韶山，罗瑞卿随主席走遍了主席家乡的山山水水。他亲眼看到主席作为一个归来的游子对家乡的一草一木是多么眷恋，对邻里、乡亲、儿时的伙伴是多么亲近。 就在回到家乡的第二天早上，警卫人员跑来向罗瑞卿报告，主席不知到哪里去了。 罗瑞卿说：“不要慌，让我想一想。” 他沉思片刻，立即叫上湖南省委书记周小舟等带着便衣警卫和民兵向毛泽东故居旁边的一座长满松柏的小山走去。罗瑞卿曾经于1958年和今年4 月来过韶山冲，他知道那里埋葬着主席的父亲和母亲。翻过这座小山，来到山那边的一小块坟地面前一看，毛主席果然正面容庄重地仁立在双亲的坟前。坟前的墓碑表明这是毛泽东父母的合葬墓。这块坟地能保存下来，要感谢当地群众。毛泽东领导秋收起义之后，迷信风水的国民党军队曾几次窜到韶山，要掘毛泽东的祖坟，但这座坟仍然被当地群众千方百计保护起来，未遭国民党军队的破坏，建国后又重新立起了墓碑。 罗瑞卿示意大家放轻放慢脚步，以免打扰主席。由于事先不知道毛主席要来扫墓，不仅没有准备花圈，连一朵纸花也没有。仓促之间，罗瑞卿灵机一动，帮主席折了两条松枝放在二老的墓碑前。这一刻，毛泽东的心里一定很感激罗瑞卿，感谢罗瑞卿帮他寻找到了一种得体的表达感情的方式。而罗瑞卿也正是被伟大领袖心里萦绕着的浓厚的人情味儿所感动了。 毛泽东肃立着，小声说道：“前人辛苦，后人幸福。” 随即肃穆地鞠了一躬，罗瑞卿等人也随着鞠了躬。 毛泽东又伫立了一会儿，便转身往回走去。 途中，周小舟问主席：“要不要把坟修一下？” 毛泽东边走边回答：“不要了，保持这个原样就行了。” 回到驻地，毛泽东对罗瑞卿等人说：“我们共产党人，是彻底的唯物主义者，不迷信什么鬼神。但生我者父母，教我者党、同志、老师、朋友也，还得承认。我下次再回来，还得去看看他们二老。” 在韶山，罗瑞卿陪同毛泽东看望了乡亲们。在谢家屋场，路上有一道深沟，罗瑞卿事先已让在沟上垫了一块门板。到谢家屋场后，罗瑞卿先从门板走过，在门板上还颠了几下，看着没有问题，才让毛泽东走过去。 在韶山，毛泽东还召开了老贫农、老党员座谈会，同上百名乡亲谈过话，同数千人握过手。罗瑞卿都紧紧地跟随在主席的身边。在座谈会上，乡亲们毫不客气地提到了“大跃迸”大冒进对农村生产力的破坏，提到了吃大锅饭、吃食堂大家饿肚皮的事。毛泽东对大家说：“食堂不好可以散嘛。”后来，毛泽东一离开韶山，这里的食堂就散了伙。韶山大队是全国农村食堂散得最早的地方。 毛泽东以《七律。到韶山》来记述这次故乡之行：别梦依稀咒逝川，故园三十二年前。 红旗卷起农奴戟，黑手高悬霸主鞭。 为有牺牲多壮志，敢教日月换新天。 喜看稻菽千重浪，遍地英雄下夕烟。 他在诗前小序中写道：一九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到韶山。离别这个地方已有三十二周年了。 1959年8 月。江西庐山。 毛泽东从故乡出来就直接上了庐山。中央决定这年7 月2 日至8月1 日在庐山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 罗瑞卿没有参加庐山会议的前期会议。他奉主席之命去湖北阳新考察救灾工作。在他来庐山之前，毛泽东在会议开始的时候提出十八个问题，主要是关于当前形势、今后任务以及一些具体政策。他认为总的形势是成绩很大，问题不少，前途光明。他要求大家在充分肯定成绩的前提下，认真总结经验教训，进一步统一认识，动员全党完成1959年的大跃进任务。会议分六个大组座谈讨论。讨论中大家在原则上都拥护总路线、大跃进和人民公社。但是，有许多与会者从不同角度强调大跃进以来问题的严重性，认为前一段纠“左” 虽有成绩，还很不够，要求进一步深入进行。有的还对自己工作中的错误感到沉痛，主动作了自我批评。而另外不少与会者则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护短，不愿意多讲缺点、多听批评，甚至认为纠“左”已经过了头，使干部群众泄了气，出现了右的倾向。刘少奇指出：“1958年经验丰富，教训深刻。 1958年最大的成绩是得到教训。“朱德在中南组发言时说：”食堂全垮了，也不见得是坏事。农民要富，要使之富起来，不会成为富农路线。工业主要是大炼钢铁搞乱了，其他乱得不太大。“ 会议一开始就存在两种认识，但气氛还是很好的。分组会上畅所欲言，充分发扬民主，加上白天开会，晚上进行看戏、跳舞等文娱活动，气氛轻松活泼，大家称其为“神仙会”。 7 月14日，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彭德怀出于对会议未能透彻地解决问题和统一认识的深切忧虑，在西北组会上做了发言和多次插话之后，将自己的意见写成信给了毛泽东主席，请他参考。他的信在肯定1958年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指出大跃进以来工作中存在的一些严重问题及其原因。他认为：“我们在建设工作中所面临的突出矛盾，是由于比例失调而引起各方面的紧张。” 这种矛盾就其性质来看，“是具有政治性的”。我们犯错误的原因客观上是由于缺乏建设的经验，主观上是由于在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上存在不少问题。一是浮夸风和片面性，“犯了不实事求是的毛病”；二是“小资产阶级的狂热性”，“总想一步跨进共产主义”，等等。7 月16日，毛泽东把这封彭写给他个人的信件亲笔加上“彭德怀同志的意见书”的标题印发全体到会的同志，在政治局常委几个同志中提出要“评论这封信的性质”。在小组讨论中，有人对彭德怀的信提出了不同意见，外交部副部长张闻天、总参谋长黄克诚、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周小舟等人分别在小组会上发言，明确表示支持彭德怀信中的基本观点。张闻天还对大跃进以来发生的严重问题从理论上作了系统的分析，强调应该多从“思想观点、方法、作风上去探讨”缺点错误产生的原因。彭德怀的信和张闻天等人的发言引起了毛泽东的强烈不满。7 月23日，形势急转直下，毛泽东在全体会议上讲话，说：现在是党内外夹攻我们，有党外的右派，也有党内那么一批人，把我们讲得一塌糊涂，他们把自己也抛到右派边缘了。他对彭德怀等人提出的不同意见逐条加以批驳，认为他们不能正确对待革命的群众运动，重复了反冒进的错误，是在帝国主义的压力下表现了资产阶级的动摇性。此时，对彭德怀等人的错误批判就发动了，整个会议出现了从纠“左”向批右的逆转。 从8 月2 日起，会议扩大为八届八中全会，主题已变为对彭、黄、张、周“军事俱乐部”的斗争。 罗瑞卿此时上了庐山，“反右倾”已成定局。 1959年9 月17日，当彭德怀被免除了一切职务后，林彪被任命为国防部长。在他的提议下，罗瑞卿离开公安政法战线，又回到军队工作，任总参谋长。 9 月26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中央军委主席为毛泽东，副主席为林彪、贺龙、聂荣臻，军委常委为毛泽东、林彪、贺龙、聂荣臻、朱德、刘伯承、陈毅、邓小平、罗荣桓、徐向前、叶剑英、罗瑞卿、谭政，军委日常工作由林彪主持。 第十二章抓军政走边防干练参谋长1959年9 月，庐山会议结束以后。 彭德怀被罢官后，林彪兼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他提名罗瑞卿任总参谋长。罗瑞卿回到了军队，为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国防部副部长。 9 月29日，罗瑞卿出席公安部欢送老部长的大会。在会上，有人提出请老部长作临别赠言。罗瑞卿素来擅长即席演讲，加上他在过去十年中主持新生的人民共和国的公安工作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以一贯的爽快没有推辞之词，把经验总结和满腔希望化作了下面的话语：十年来，如果说我们的工作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基本上执行了党的路线，基本上完成了党交给我们在公安战线方面的任务，那么，这首先应当归功于党，归功于党中央和各级党委，归功于我们党的领袖毛主席的正确领导。我们的斗争如果没有党的领导，不要说不能取得很大的胜利，而且是危险的。我们公安机关是权力机关，不听党的话，脱离了党的监督，是可以办出坏事的……我过去也讲过，像公安机关这样的权力机关、专政机关、一定要有监督，第一是党的监督，第二是人民群众的监督，第三是国家法律的监督，第四是自上而下、自下而上的监督。我曾经把这点体会向主席报告过。他说这个对，但是中心的监督是党的监督。如果这个监督不起作用，其余的监督那是空的，这个监督起了作用，别的监督也就会发生作用。我们党委领导这一条做好了，即使犯错误也有边，而且会及时发现及时纠正。……群众路线这一条我们也是不能忘记的。这就是要把公安工作变成全国人民的事情。要永远相信群众中的多数，在工作中时时刻刻依靠群众…… 罗瑞卿的告别讲话，赢得了全场热烈的掌声。他带着这样的认识和经验走上了新的领导岗位。国庆节过后，他即到军委上班。 10月14日，罗瑞卿参加新组成的军委第一次常委会议，会议决定设立军委办公会议，处理军委日常工作中的一般问题，并对重大问题提出处理意见。在这次会议上，罗瑞卿被指定为会议召集人。 11月4 日，罗瑞卿给军委写报告，请示《关于民兵工作需要解决的几个问题》，提出：提高全党全军对民兵战略地位的认识，是当前的主要问题。 我国的民兵制度，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导下武装全民的制度。对于未来导弹和核武器战争，必须依靠民兵，实行全民防御，建立全民防御网。 1961年中央作出以研制“两弹”（原子弹和导弹）为中心，加速国防科研和工业发展的重大决策， 1961 年11月，罗瑞卿又兼任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 翌年11月，中央成立以周恩来为首，包括聂荣臻、罗瑞卿等在内的十五人专门委员会，负责组织和领导两弹的研制。毛泽东指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同年9 月，罗瑞卿参加中共八届十中全会，当选为中央书记处书记。 1965年1 月，他担任了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罗瑞卿走上军队和国防领导工作岗位时期，是五十年代末和六十年代初、中期。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中，世界局势动荡，五十年代中期以来的世界政治力量格局中存在的四种力量：社会主义力量、坚持战争和侵略政策的美帝国主义的力量、其他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二中间地带），亚洲、非洲、拉丁美洲民族独立国家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力量（当时称为第一中间地带），其内部和它们相互之间的关系，发生分化和改组。中国的周边的国际局势趋向紧张。中印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渐趋尖锐化。 中国面临来自多方面的公开的和潜在的侵略威胁、战争挑衅和军事压力。在这种动荡和紧张的局势中，中国如何坚持独立自主，反对来自各个方面的霸权主义，以维护中国的民族尊严和利益，维护中国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维护世界和平、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事业的利益，是中国共产党在国际关系问题上考虑的中心。 当时党内对战争危险作了严峻的估计，从准备最坏的可能出发，立足于早打，大打，立足于几个方面都来打。备战成为影响党的政治战略和经济战略、军事战略的主要因素。 罗瑞卿就是在这多事之秋走上军委领导岗位的。他坚决地执行了党的一系列战略部署，为维护党在军队的领导地位，加强军队政治工作，发展国防尖端武器，建设强大的陆、海、空三军，健全全民防御体系，消除边境不稳定因素，来往奔波，风尘仆仆，席不暇暖，尽了自己最大的努力。 1960年的一天，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办公室。 《解放军报》总编辑李逸民匆匆地上楼，走向罗瑞卿的办公室。他刚接到罗总参谋长的电话，要他来谈一个问题。李逸民深知担任总参谋长的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很关心，经常给他打电话提出自己的意见，有时还亲自修改报社的重要文章。 李逸民轻轻地叩门，门便开了，罗瑞卿高大的身躯出现在门口。李逸民忙敬礼，罗瑞卿还了礼，便面带微笑地拉着他的手说：“逸民同志，来，坐下，我们谈一个问题。” 李逸民落座后，罗瑞卿就开门见山：“报纸你们在搞，我放心，但毛病不少。第一条，新闻导语你抓住没有？ 我看很多没抓住；第二条，新闻报道典型人物事件，像老太婆的裹脚布，又臭又长，谁能看那么长的文章。“ 罗瑞卿见李逸民有些紧张起来，忙顿了顿，语气平和起来：“你看过鲁迅写的东西没有？” “看过。” “这就对了，有一篇答复国际文学社怎样写文章的，要求短，多一个字都不要，要去掉。可你们现在是一段一段多余的话。当年延安整风反对党八股，有人讲了个例子：写一篇挖甘草的文章，先写挖甘草那天上午的天气和环境，什么满天红霞，树林里空气新鲜，鸟鸣花盛等一大套，再写到挖甘草。 其实，甘草就在脚边，挖出来就是了，与那些有什么关系呢？“ 李逸民听着总参谋长的描述，不好意思地笑了起来，他解释说：“新闻报道有两种文风，一种就像记帐一样……” 罗瑞卿立刻打断他的话，说：“你的思想还没有搞通，弄了半天，你就认为我让你当会计啊？你是大知识分子，不要跟着小知识分子跑，文风要很好整顿，学学毛主席《反对党八股》那篇著作，不要下笔千言，离题万里。” 看着李逸民神情开朗起来，罗瑞卿才“放”他走了。 罗瑞卿对军报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他在审定报纸的宣传要点和计划时，再三强调要大力倡导深入学习毛泽东的著作，宣传政治工作是我军的生命线等。他在给军报领导的信中说：“我是这个报纸期期细读的读者”。在1965年受林彪迫害之前，每天清早他看了当天的军报以后，总要提出他的意见，或表扬，或批评。报社夜班编辑下了班，常常等着听他的意见才去睡觉，大家说：“不这样就睡不安生。”为了使办报的同志及时了解中央军委的精神搞好宣传， 1960 年他提出并经批准，让军报的领导列席军委办公会议。 一些重要文件和资料，凡有必要，便很快地批给军报同志看。发现部队的重要问题和情况，就要军报的同志去调查采访；不论是开会或是看演出，他常常要问军报来人了没有。这样，就使军报能够尽快地了解和贯彻中央军委的意图，使军报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央军委的喉舌和锐利的思想武器。1961年春，他亲自帮助军报社总结出办报的一条根本经验：就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旗帜，执行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1964年建军节前夕，他为军报八一社论定的题目是：《井冈山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万岁》。这篇经他审定的文章阐明了革命大旗插上井冈山，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批判了那时个别人的“长夜漫漫何时旦”，“红旗到底打得多久”的右倾论调，指出：“发扬坚定彻底的革命精神”，“归根到底，就是要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 林彪也很重视抓报纸，他最关心的就是运用报纸迅速贯彻他的“指示”。 一次，他在广州军区讲话说：“将军下连队要执行‘五同’，但有些同志也同也不同。”讲话后，他让秘书整理成文送《解放军报》发表。不久，林彪看到刊载这篇讲话的报纸，他发现这句话有毛病，与军委规定不一致，就叫秘书打电话给《解放军报》，要他们赶快把报纸收回来，国内的收不回，国外的一定要收回，并指责《解放军报》“看稿不仔细”。总编辑李逸民只得接受批评，并为此写了一分检讨呈送罗瑞卿等领导人。罗瑞卿看到这份检讨后，对林彪的做法很反感。在当天的军委办公会议结束后，他叫照例列席会议的李逸民留下来，对他说：“你在我手下工作那么多年，我批评你后从没有要求你写过什么检讨，这次怎么搞的，为什么秘书一个电话，一句话登错了，就写检讨？你送给我的检讨，我看了，本来想批一下，这种检讨不必要，脱裤子放屁！共产党员的风格要敢作敢为敢当，该服从的要服从，该顶的要顶！不由你负责的，不要鸡毛蒜皮都往自己口袋里装。首长的批评，我们要注意。可首长干什么的？ 自己讲的，自己看的，自己不负责？我罗瑞卿讲话不少，你们也登了，错了对了我自己负责。今后，你们做错了的要检讨，不错的不要随便检讨。“ 1962年4 月30日深夜。武昌。 毛泽东与罗瑞卿之间的一场私人谈话正在进行。毛泽东坐在沙发里，右手夹着一支香烟，抽了一口，又缓缓地吐出烟气，用慈祥的目光望着挺身坐在沙发边上的“罗长子”。 谈话的内容是1 月11日至2 月7 日在北京召开的七千人大会。确切地说，是林彪在会上的一篇讲话。 七千人大会是由毛泽东亲自主持的。参加会议的不仅有中央、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的领导同志，甚至地委、县委和重要工矿企业的负责人，部队的负责同志也到会。 在这次大会之前， 1961 年1 月召开了党的八届九中全会，会上中央提出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八字方针，党内许多老同志就总路线、大跃①见《磨难虽多心无暇》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125—126 页。 进、人民公社三面红旗，发表了不同的意见。 七千人大会就是为统一思想增强团结召开的。在这个会上，刘少奇同志代表中央提出一个书面报告草稿，总结了建国以来十二年，尤其是1958年以来的四年的经验，指出在这四年中的种种严重不协调现象。刘少奇在对书面报告作说明时指出，关于对成绩和缺点的估计，过去我们经常把缺点错误和成绩，比作一个指头和九个指头的关系，现在恐怕不能到处这样套。从全国讲，恐怕是三个指头和七个指头的关系。还有些地区，缺点错误不止是三个指头，也可能是七个指头。 关于造成经济困难的原因，一方面是由于自然灾害，另一方面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工作中的错误，有的地方是“三分天灾，七分人祸”。并且认为这些错误的产生一方面是由于党的经验不足，另一方面是由于不少同志违反了党的实事求是和群众路线的传统作风，削弱了党内生活的民主集中制，助长了脱离实际、脱离群众，指标过高的错误作风。 这个报告和刘少奇的讲话，受到大家的热烈欢迎。由于与会者还有许多话希望在中央主持的这个会议上讲，毛泽东建议延长会期，大家在北京过春节，“白天出气，晚上看戏，两干一稀，大家满意”。由此开始的大会的后一阶段，主要由地方来的同志向中央特别是省市自治区党委提意见，中央几位主要领导人在会上讲了话。 毛泽东于1 月30日在大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中心是讲民主集中制，强调不论党内党外都要有充分的民主生活，让群众讲话。有了错误，一定要作自我批评，让人批评。毛泽东作了认真的自我批评，他说：“凡是中央犯的错误，直接的归我负责，间接的我也有份，因为我是中央主席。我不是要别人推卸责任，其他一些同志也有责任，但是第一个负责的应当是我。” 毛泽东还向全党发出了加强调查研究，掌握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克服盲目性，由必然王国跃进到自由王国的号召。 罗瑞卿是参加了这次大会的。当今天主席谈起会上的情形时，他还沉浸在活跃民主的良好气氛中。 毛泽东弹了弹烟灰，话锋一转，问道：“瑞卿同志，林彪那篇讲话，你讲不讲得出来？” 罗瑞卿略一迟疑，不好意思地搔搔头说：“我怎么讲得出来？恐怕永远也不可能讲得出来。” 原来，在七千人大会上，林彪也发了言。在会前，林彪的讲话稿是罗瑞卿找人替他准备的。林彪看了觉得不能用，就自己亲自拟定了讲话提纲，并打电话告诉罗瑞卿，说替他准备的稿子根本不能用，他自己亲手拟了提纲。 在会上发言时，林彪又是像自从担任国防部长主持军委工作以来那样旗帜鲜明，独树一帜。他说：“三面红旗是正确的，是现实生活中的反映，是中国革命发展中的创造，是人民的创造，是党的创造。要使我们党从胜利走向胜利，必须按毛主席的指示去做。”“毛泽东思想在任何工作中永远是第一位的，是起决定作用的，是灵魂，是命根子。有了它就一通百通，旗帜鲜明，方向正确。”林彪还有所指地强调指出：“过去的工作搞得好的时候，正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干扰的时候。凡是毛泽东思想不受尊重，受到干扰时，就会出毛病。几十年的历史，就是这个历史。” 当时坐在台下的罗瑞卿听着林彪的讲话，觉得他就是比自己高明。自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的一幕幕浮现在他的脑海里：1959年9 月，离庐山会议结束刚刚一个月的时间，林彪就在全军高级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庄严地指出：“毛泽东同志全面地、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并且说要以主要精力学习毛主席著作，标新立异他说学习毛主席著作“是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捷径”，而且，“学了马上就可以用”。 30日，林彪发表了《高举党的总路线和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红旗阔步前进》。他在文中指出：“1958年以来的国民经济大跃进和人民公社化高潮显示了党的社会主义建设总路线的无限光芒……不要群众运动，抓住一些个别的、局部的、暂时的而且是迅速克服了的缺点反对群众运动，就是不要前进，不要革命。” 1960年1 月，在党中央的会议上，林彪把毛主席在延安提出的三句话：“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灵活机动的战略战术，艰苦奋斗的工作作风”和“团结、紧张、严肃、活泼”八个字发挥而成我军的“三八”作风，作为军队革命化的标准。并且在此后进一步提出“带着问题学，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在‘用’字上狠下功夫”的学习方法，提出“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照毛主席的指示办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的响亮口号。 1960年9 月，在军委扩大会议上，林彪又提出了“四个第一”，即人的因素第一、政治工作第一、思想工作第一、活的思想第一，并在他的主持下，通过了《关于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的决议》。这个决议，不仅在内容上恢复了古田会议的精神，而且在文字表达上也尽量学习古田会议决议。 林彪还俏皮地把自己的这种创举称为“复古”，即恢复古田会议的精神。 罗瑞卿曾经不无赞赏地把林彪的这一套做法告诉了毛泽东。毛泽东表示了很大的喜悦。 而林彪在七千人大会上发言后，把他的讲话稿送给了在武昌的毛泽东。 毛泽东就要罗瑞卿、田家英、王任重几个人把稿子又做了一些文字上的处理和个别问题上的推敲。整理稿出来后，毛泽东很快看了，并批示说：“这是一篇很好、很有分量的文章，看了令人大为高兴。”“要发给党内干部学习。” 尔后，毛泽东要罗瑞卿送给林彪看。当时林彪在上海，罗瑞卿就将定稿和主席的批示派专人送去了。 毛泽东看着罗瑞卿若有所思的神情，眨眨眼说：“讲不出来，要学嘛！” 罗瑞卿点点头。毛泽东继续说：“这次你们给他准备的稿子不能用，还不是他自己写出提纲去讲的。我也是这个方法，在会上边听边想边写提纲，最后就按提纲去讲了一遍。” 罗瑞卿专注的听着。毛泽东顿了顿，把烟蒂放进烟灰缸里扭灭，稍微提高声音说：“要懂得一些马列主义，要认真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书。现在军队这些人，萧华，杨成武，大区司令员政委，军兵种的，都搞个学习计划，三五年读十来本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回去后，你可以去找伯达，同他商量开出二十本马列经典著作的书目来读几年，学习五年十年也好，在军队里提倡学一下。” 罗瑞卿在曙色初现时离开了毛泽东的住处。回到北京后，罗瑞卿就按毛泽东的指示，去找陈伯达，开出了马恩列斯著作书目单送毛泽东审定时，毛泽东说：“缺点是自然科学、基础科学、文艺、历史方面的少了，也要。” 他又加了普列汉诺夫的《论一元论历史观的发展》、《论个人在历史上的作用问题》和《论艺术》，共三十本书。毛泽东指出，军以上干部，凡有阅读能力的，都可选读几本。又指示罗瑞卿去找陆定一同志，要他出线装的，供高级干部阅读。并说：“印出线装的，我也很想看。” 罗瑞卿忠实地执行了毛泽东的指示，建议高等军事学院立即举办军以上干部参加的读书班，学习《共产党宣言》等四本书。三个月后，第一期结业，高等军事学院写了总结报告，罗瑞卿将报告转呈毛泽东，并且写道：“办读书班是根据主席指示在军队高级干部中提倡读几本马列主义的一种办法。军队中还有一些特别的办法，例如每周抽一天时间读或在一个星期或两个星期内每天读半天，每次读一本或两本，并请专人辅导。” 在总政治部领导和组织推动下，全军高级干部普遍进行了选读马列著作的学习活动。后来，林彪在上海会议上将这件事诬陷为罗瑞卿以学习马列来破坏学习毛主席著作，作为罗瑞卿所谓“反对毛主席”、“敌视毛泽东思想”的一大“罪行”。这是后话。 1962年11月。北京。 中央召集的专门研究总结东南沿海反小股武装特务窜扰广东的会议正在进行。罗瑞卿向刘少奇、周恩来等领导同志详细地汇报了战斗的进展情况。 原来，大陆解放后，国民党军队经常派兵在东南沿海袭扰大陆。到三年经济困难时期，台湾国民党当局认为形势对他们有利，准备大举迸犯大陆。 为了粉碎他们的图谋， 1962 年6 月，中共中央发出准备粉碎国民党军窜犯东南沿海的指示，大批部队入闽严阵以待。国民党被迫放弃了原来的计划，改为派遣小股武装进行袭扰。这一斗争，在调部队入闽阶段由林彪指挥，到下半年，林彪再次称病后，具体指挥由罗瑞卿负责。他曾经数次深入沿海部队，调查研究，总结反武装特务斗争的经验教训。罗瑞卿兴致勃勃地说起最近的一场斗争的情况：“10月下旬，广东电白县全歼两股武装特务并缴获了电台，我即建议公安部启用敌电台，与台湾联系，将敌人引诱前来，予以歼灭。经过电台的紧张工作，月初，就同国民党情报局长叶翔之联系上了。我就指示公安部给他一些假情报，就说缺粮食，共产党盘查很严，空投以后再报。为了确保工作顺利进行，我们对报务员交代清政策，给予优待，奖励一万美金。这个办法很奏效。一个月的时间，‘大鱼’上钩了。一名少校组长带领的六人小组及部分军用物资，在电台的指引下按照预定时间和地点空投到广东阳江县山区。第二天，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来电称：”我机冒炮火已将人员物资空投原定地点，在不影响兄等本身安全的原则下，请设法联络空投人员，并寻找空投物资。‘根据这一情况，我们给敌人编好了天罗地网……“ 罗瑞卿说到这里，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插话说：“罗参谋长的安排很细致，他说，现在的关键是如何取信于敌。我们可以多从敌人方面想一想，敌人都可能有哪些想法，可以多设想几种可能的对策，要搞一点策略，使敌人感到特务分队不是非常顺利的就可以开展活动。同时，这次投下那么多降落伞，敌人会想到有可被我发现，也会由此想到（先派来的）特务分队的行动有可能被我发现。因此，电台是否可能暂停一两天再出现，或先发一条电报，告敌发生情况，正在转移，过一两天再告敌与我民兵遭遇，是否还可以编造情况，说发生了一点伤亡，现正摆脱我民兵、转移到新驻地，给敌人以这股特务正在流动、正在慢慢转移的印象。将来还可以考虑再设计一个新的空投场……” 在座的中央领导同志都频频点头。 罗瑞卿接住话头说：“总之，到现在，九股国民党武装特务已被彻底歼灭了。国民党在大陆建立‘游击走廊’的计划又破产了。这是中央的正确领导，军队和公安部同志努力工作的结果，也是沿海广大人民群众团结努力的结果。我建议将这一消息在报纸上公布，并发表社论，以打击敌人的气焰，鼓舞人民群众与广大指战员的斗志。” 刘少奇点点头，补充说：“公布前再发两个电报给美特叶翔之，切实想几句话，挖苦一下。” 周恩来风趣地接住话头：“对‘运输大队长’还得照打‘收条’嘛。” 周恩来话音刚落，整个会议室便充满了爽朗的笑声，洋溢着欢乐的气氛。 会后，罗瑞卿立即打电话安排公安部一位负责同志，要他草拟两份电报槁，用缴获的特务电台分别发给叶翔之和他们的美国顾问。第二天，这位负责同志即把电报槁送给罗瑞卿。 电文是：一叶翔之先生并请转达你们的蒋总裁：随送礼物已全数收到，今后如蒙继续输送，我们仍将照例接收。NACC处已专电奉告。 二NACC处并请转达你们的麦索局长：承送礼物已全数收到，今后如蒙继续输送，我们仍将照例接收。叶翔之先生已专电奉告。 罗瑞卿读着电文，脸上充满了笑意。这位负责同志又请示：“参谋长，怎么署名呢？” 罗瑞卿略一沉吟，抓起钢笔，在署名处大笔一挥写下了“知名不具”四个字。 两人相视而笑。 到年底，中央决定，公布打击国民党之特务案件，同时关闭了利用电台。 电报也发了出去。从1962年至1965年1 月，共歼灭国民党武装特务四十股，计五百九十四人，反敌特窜扰斗争取得了巨大胜利。 1962年底。中印边境自卫战期间。北京。 罗瑞卿此时的工作已进入最紧张的状态。他在指挥东南沿海进行反国民党武装特务斗争的同时，又担负着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战略实施任务。在西南边境，有些刚刚取得独立的前殖民地国家，沿袭了原宗主国的做法，不断越过实际控制线，占地设点，蚕食我国领土，并向我国政府无理提出大片领土要求，多次挑起边界冲突。我国政府多次提出以谈判解决争端的建议，都被对方拒绝。1962年10月20日，印度军队在中印边界中、西南段同时向中国发动进攻。中国军队在抗议无效、忍无可忍的情况下，被迫展开了自卫还击。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的决策者是毛泽东和周恩来。军委战略小组组长刘伯承在战前和战役中曾作了许多重要指示，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起着承上启下的作用。在战斗最紧张的10月和11月，他的工作已经没有了时间、地点的界限。他的家里也好像成了一个临时的作战参谋部，许多房子里都挂满了地图。他的女儿点点回忆这一段日子时写道：那时候我已经十一岁了，已经不合适再和弟弟住一间房，母亲本来要给我一个单独的房间，但是因为前面提到的情况，只给我在一间房子里搭了个临时的床，我晚上睡在那里，白天还是归临时参谋部使用。我记得挂在我那间房子里的是一张比例尺非常大的占满整个墙壁的亚洲地图。……反击战最紧张的那几天，父亲常常很晚还在家里召开紧急会议。每晚……我听着参加会议的人们在前厅留下的脚步声，窗户里透照进来许多汽车的灯光，我看见他们的活动着在墙壁上描画出许多奇妙的影子而安然入梦。这情景已经成了我关于父亲的回忆中的非常独特的和亲切的一慕。 罗瑞卿常常在深夜仁立在作战地图前，细致地观察着西藏和新疆部分，把各次紧急会议上综合分析情况得出的结果，向毛泽东、周恩来和各位元帅报告，为他们作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把他们的指示，具体化为一道道命令，发到边防参战部队。 10月24日和11月21日，中国政府在自卫战获得胜利后，两次提出举行和平谈判，解决中印边界问题。11月22日，中国军队单方面实行停火。 从12月1 日起，中国军队又主动从1959年10月7 日中国实际控制线一边后撤二十余公里， 1963 年2 月28日全部完成撤退计划。战役宣告结束。 中印边界自卫反击战结束以后，西藏军区司令员张国华到北京向中央军委汇报工作。他在谈到人民解放军取得胜利的主要原因时讲了两条，第一条叫不怕苦，从上到下没人叫苦；第二条就叫不怕死，前仆后继。罗瑞卿听了很高兴，对张国华说：“这是我们军队的老传统了，只要有了这两不怕，什么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原子弹、氢弹都不怕！你无非是毁灭嘛。哪里毁灭得了？我们的观点是：不是原子弹消灭人类，而是人类消灭原子弹。” 罗瑞卿在随后一次外事活动中将张国华所说的“两不怕”向毛泽东作了汇报，毛泽东听了很高兴，说：“是呀！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将不怕死，天下太平矣！’但是他这句话有点片面性，似乎文官可以怕死，武将也可以要钱。我们解放军，文官也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将也不怕死，也不能要钱，天下不更太平点了吗！不是讲‘饿死不抢掠，冻死不拆屋’吗？这是岳飞讲的。所以和他作战的人就讲‘撼山易，撼岳家军难！’” 说到这里，毛泽东又加重语气说：“撼山易，撼解放军难！” 不久，罗瑞卿在全军政工会议上着重讲到这件事，他还讲了“南京路上好八连”。他说：“不是敌人要撼我们吗？讲我们三个月就要趴在南京路上，要发霉、烂掉，红的进去，白的出来，我们是红的进去，红的出来！” 1963年5 月，罗瑞卿到舟山等地，视察海军东海舰队基层部队。他一下去就向所在单位申明，这次了解情况不要下面长篇累犊地汇报，不在文字报告上兜圈子，采取现场办公的方法，边看，边问，边听，能解决的问题当场解决。 这天，罗瑞卿来到了桃花岛上。他没有坐在办公室里听汇报，而是走进战士宿舍，坐在战士的床头，询问他们学习、生活情况，听他们谈守岛生涯的感受，请他们给部队领导和军委工作提意见和建议。 在与干部战士的促膝谈心中，他听到了一件令他震惊的小事：岛上的战士站岗全班轮穿一双棉鞋，轮穿一件大衣。罗瑞卿听着，心情越来越沉重。 这么多年他从未在会议上或文件中听到和看到这种反映，他为自己没有发现和纠正它而感到心情沉重。 在视察的几天里，这件事一直萦绕在他的心头，渐渐感到是部队后勤工作中形式主义造成的。在几天后的该守备区团以上干部会议上，他用深沉的语调讲道：“由于我们工作的疏忽，使战士们受苦了。我们多年来采用量经纬度的方法来发服装，如多少度以南不发，以北就发等。事实上这很难符合实际。 什么事情都有一个一般与特殊的区别。平地按纬度划，高低按什么划呢？每高二百米气温就要降低一度，还要加进水和风的影响。没有经过调查研究在办公室里定的政策，往往与实际不相符合，我们不少同志讲起辩证法来头头是道，与实际的差距太大。今后三总部下连当兵代职应先到海岛和边防。海岛至少两年来一次，一个月的当兵或代职，一个月的调查研究。总参今年就要来，先通知各二级部长。海岛有难解决的问题，可以直接打报告给总参，这样面貌改变得会快一些。“ 他顿了顿，看看专心听着、记着的干部们；加重了语气说：“从今年冬季起，沿海岛屿除闽南、两广外，每人发一双棉鞋，一件大衣，山上的部队是否增加棉被的重量由军区定。一定要保障守岛干部战士起码的物质条件，这样才能为完成毛主席今天提出的建设一支强大的海军的号召奠定基础。” 与会同志对总参谋长实事求是的精神和对基层战士的关心报以热烈的掌声。 1963年6 月中旬。福州。 此时，正值荔枝成熟的季节，紫红色的荔果挂满枝头，清新甜美的荔香在罗瑞卿匆匆奔忙的路上洋溢着。 罗瑞卿是按周总理的指示来到福州军区的。今年5 月，他在南京军区检查工作时，福州军区在反蒋匪小股窜扰斗争中连续发生问题。在前埔，应该堵而没有堵住，让敌人从容来去；在镇海，应该放而没有放，反而从正面把敌人堵回去了。于是，周恩来告诉正在北京的杨成武，让罗瑞卿回到上海后，到福州军区抓一抓这项工作。 罗瑞卿来到福州军区后，深入到发生问题的前埔、镇海前沿哨所了解情况，每天忙于下基层，和干部战士谈话，开座谈会，听取基层干部战士的意见，然后在福州和厦门召开了反敌小股窜扰的座谈会，帮助部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放进来再打”和“截断后路再打”的作战方针，并且要求把这一方针贯彻到连队、班排小分队，以至单兵。指导思想明确后，沿海军民反敌小股窜扰斗争开始摆脱了被动局面。 在考察和开会期间，罗瑞卿每每穿行在“千串万串压枝底”的荔枝树下，他每每油然而吟起苏东坡的两句话：“日啖荔枝三百颗，不辞长作岭南人。” 但由于工作忙，他连在荔枝树下尝一尝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吟一吟而已。 到了漳州，招待所的同志给他端来一盘西瓜，鲜红的瓜瓤使罗瑞卿又想到了荔枝。他问服务员：“为什么不搞点荔枝来？” 服务员笑笑说：“怕首长吃坏了肚子。” 罗瑞卿点点头，以开玩笑的口吻道：“噢？既然是这样，我倒要吃几颗喽。” 从漳州回到上海后，罗瑞卿发现他的房间里摆着荔枝。他感到很意外，问工作人员，才知是漳州招待所的同志送的，无论怎样推辞也推辞不了。 罗瑞卿感喟道：“还是我们不坚决嘛。” 他把荔枝分给了随行的同志一道品尝，并且交代工作人员把这些荔枝按照市场价格折款，把钱寄给了漳州招待所。 1963年6 月15日。上海警备区。 这天，在上海警备区政委秦化龙陪同下，罗瑞卿来到上海淮海路好八连驻地。这是罗瑞卿特意安排的一项工作。今年，总政治部建议树立上海警备区某部八连为四好连队，4 月25日，国防部授予驻上海市南京路某部八连“南京路上好八连”的荣誉称号，全国军内外报刊相继介绍了“好八连”的先进事迹和连队建设的宝贵经验。他对军队中树立典型的工作一直抓得很紧。今年年初，当沈阳军区工程兵驻抚顺某部运输连四班班长雷锋同志因公殉职后，他就在军队中大力倡导向伟大的战士雷锋同志学习的活动，督促《解放军报》与《人民日报》、《中国青年报》等各大报纸密切配合，在全军全国掀起向雷锋同志学习的热潮。应《中国青年》杂志的请求，毛泽东同志欣然为雷锋题词：“向雷锋同志学习。”接着，《解放军报》又请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陈云、林彪、邓小平题了词。毛泽东的题词在3 月4 日由新华社发了通稿，3 月5 日各报在头版刊登。这一举措，大大推动了学雷锋的群众运动，使建国后形成的良好的社会风气得到继续发扬。罗瑞卿对雷锋精神这一新生事物的发现和支持，来自他对表彰典型的重大意义的深刻理解，他在给《中国青年》半月刊撰写的《学习雷锋》一文中写道：雷锋同志的英雄事迹，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启示：毛泽东的时代，是我国人民特别是青年的大显身手、大展宏图、创造奇迹的时代。在火热的、急风暴雨的斗争中，在激烈的战斗中，固然可以产生像董存瑞、黄继光那样的英雄。在日常的工作和平凡的劳动中，也同样可以出现雷锋这样的英雄。尽管每个人的工作岗位和所处的环境是不同的，但是，只要照着雷锋的榜样去做，读毛主席的书，听毛主席的话，按毛主席的指示办事，每一个人，在每一个工作岗位上，都可以为祖国、为人民、为革命建立不朽的功勋。完全可以相信，在毛泽东思想的光辉照耀之下，在我国广大青年中，在人民解放军的广大指战员中，必将涌现出更多的雷锋式的英雄人物，涌现出更多的雷锋式的红色接班人。 虽然这次来南京军区视察的时间很紧，他的足迹走遍了定海、普陀、桃花、岱山、大衢、泗礁、南通、启东、如东、射阳、滨海、淮阴和崇明等地区，他仍然没有忘记南京军区的“南京路上好八连”这一雷锋式典型。 罗瑞卿在八连连长张宝、指导员王经文的陪同下，走进荣誉室，看到桌上摆放着的许多群众来信，就问道：“最近收到多少群众来信？” “两千多封。”指导员王经文回答道。 “都有哪些人写信呢？” “工农兵学商各界都有。” “哪一方面的信最多？” “学校和部队最多。” 罗瑞卿一边听着，一边点头，脸上呈现出喜悦的神采。 从荣誉室出来，他们又来到俱乐部，同全连的干部战士见面。指战员们以热烈的掌声欢迎罗瑞卿同志一行。罗瑞卿微笑着向大家挥手致意。掌声稍停，他就说：“你们很出名，你们的事迹我很熟悉。你们的事情办得很好，党称赞你们，毛主席都知道了你们的事。党给了你们最大的荣誉，但你们一定要把毛主席的教导”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记在心里，戒骄戒躁。听说你们有人在信封上写了’南京路上好八连‘指导员就进行了教育，这样很好。“ 他话锋一转又问身旁的王经文：“全连有多少人？” “一百零九人。” “嗬，水讲中一百零八将，你们比他们还多一个嘛！” 话音刚落，全场笑声腾然而起。 罗瑞卿也笑了笑，接着说：“你们这么多人，觉悟是不是都很高呢？总是有高有低的。人总是要发生变化的，一个人不前进，就会后退。先进不是天生的，假使你们不警惕，不兢兢业业，就有掉下来的危险。你们的地位，是光荣的地位，也是容易骄傲的地位。国防部授予你们‘南京路上好八连’，你们也不可以高枕无忧。 你们身居闹市是一种考验，取得荣誉会不会骄傲？你们这么好了，我为什么还给你们提这么多要求？同志们，正因为你们越好，我就要求越严格，你们也越要严格要求自己。是不是这个道理呢？“ “是——” 掌声中，罗瑞卿又问随行的警备区政治部绳副主任：“今年连里来了有多少新同志？” “十四个。” 罗瑞卿听了，又看了张连长和王指导员一眼，语重心长地说：“你们老同志要带好新同志，使他们成为骨干。你们是个集体先进的典型，要保持光荣，发扬光荣。要做到干部换了，战士换了，好作风仍然存在。 这次我坐了长江舰， 1953 年我陪毛主席坐过，到现在已经十年了。舰上除了轮机长还是原来的，其余的指战员通通换过了。可是这个舰的老作风还在，我很高兴。“ 在场的人都郑重地点着头。 罗瑞卿看了看表，已是下午四点，就建议同战士们开个座谈会。选几个战士代表来。等值班排长将部队带出去之后，座谈会就召开了。罗瑞卿在会上同新老战士就关于怎样把传帮带搞好，保持连队永不变色的问题谈了许多话，深入浅出，妙趣横生。当罗瑞卿问起在座的一位新战士姓名时，这位战士回答：“沈贵宝。” “你这个名字不错嘛，艰苦奋斗的作风比金子还贵。不过，我可不是测字先生。” 大家都会心地笑了。 座谈会结束后，罗瑞卿到连部和二、三班战士宿舍看了一看，又同全连指战员合影。临走时，又碰到一个新战士，问他姓名，回答道：“吕双虎。” 罗瑞卿拍拍他的肩膀，竖起大拇指风趣地说：“这个名字不错，一只虎就不简单了，你是两只虎哟。” 他又对连长、指导员说：“我走了不少部队，看了不少标兵。你们也要向雷锋学习，向别的部队学习。你们政治上不错，真像《霓虹灯下的哨兵》所反映的。不过，我听说军事训练方面不足，这方面要加强。政治军事都好，才是真正的双虎。” 这年8 月1 日，即人民解放军建军36周年，毛泽东挥笔题写了《杂言诗。八连颂》，也是号召学习集体的雷锋式连队的：好八连，天下传。为什么？意志坚。 为人民，几十年。拒腐蚀，永不沾。 因此叫，好八连。解放军，要学习。 全军民，要自立。不怕压，不怕迫。 不怕刀，不怕戟。不怕鬼，不怕魅。 不怕帝，不怕贼。奇儿女，如松柏。 上参天，做霜雪。纪律好，如坚壁。 军事好，如霹雳。政治好，称第一。 思想好，能分析。分析好，大有益。 益在哪？团结力。军民团结如一人，试看天下谁能敌。 1964年1 月的一天。罗瑞卿家中。 吃过午饭后，罗瑞卿和衣躺在床上休息。他随手翻阅着近日的报纸。当他翻到《解放军报》时，一篇题为《围而不攻》的文章吸引了他，他读着，读着，思绪飘回到1948年平津战役前夕。当年，毛泽东曾在一日之内连发三封电报，命令杨罗耿兵团堵击傅作义部，但部队昼夜兼程包围新保安后，毛泽东从战略全局出发又命令“围而不打”…… 当年战斗岁月的一幕，使他睡意顿失。时针已指向午后一时半，他还在聚精会神地看着。当他看完全文后，沉思中眉头略微皱了皱，他感到文中所写的虽然是历史事实，但用词有些尖刻，不利于对国民党起义将领的团结和统一战线。这是凭他的政治觉悟和这几年的工作经验得出来的。从1955年起，罗瑞卿就兼任中共中央对台工作领导小组负责人之一。1962年李克农逝世后，罗瑞卿成为负责人。对台工作领导小组在毛泽东、周恩来亲自领导下，通过张治中、傅作义、章士钊等民主人士对台湾进行了大量工作，与台湾的的间接接触一度颇有进展。 他轻轻放下报纸，沉吟片刻，把秘书叫进来，说：“《围而不攻》那篇文章你们读过吗？” “读过了。” “觉得怎么样？” “很不错，大家也想听听您的意见。” “我觉得这篇文章忠于史实，但很不策略。傅作义现在是我们政府的部长，国防委员会的副主席，这样去挖他的老底，使他会认为团结他不是真诚的。事情已经过去十四年了，有什么必要再去触他的痛处呢？当然，这是历史事实，讲到这段历史时会提到他。毛选四卷的注释是全面叙述了他起义过程的，这篇只写了一面，什么‘赖以起家的心腹’，‘王牌中的王牌’，‘仇人相见，十分眼红’等等，这只会使他受刺激。还有个解放台湾的问题。对于其他的起义将领如程潜、陈明仁、陶峙岳、董其武等也要注意。” 讲完了，罗瑞卿长吁了一口气。 秘书恍然大悟，赶紧说：“那……” “你把我的意见转告给军报，请他们考虑考虑，看看怎么处理，定个以后的方针才好。” 秘书赶快去办了。 1964年1 月25日。南京军区步兵学校张家山训练场上。 天下着濛濛细雨，场上彩旗飘扬，“推广郭兴福教学法现场会”的横幅，在微风中猎猎作响。郭兴福全副武装，真枪实弹，带着五名按实战配备的战士，英姿勃勃地在场外待命。 今天的这个现场会，是由罗瑞卿总参谋长亲自主持的，到会的都是全军的高级将领，各大军区、各总部负责人。 这次现场会的起因，还得追述到一个月以前。去年年底分管军训工作的叶剑英同志在南京军区视察时，发现了郭兴福的军事教学法很有特点。叶剑英是在总参的《军训简报》上看到南京军区在镇江组织战术技术现场会进一步普及郭兴福教学法的报告后，注意到这件事的。12月23日，他抵达南京后，听取了南京军区主管训练的干部的汇报。24日，叶剑英到达镇江，参观了郭兴福以及南京军区自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后涌现出来的其他优秀教练员和先进分队的表演。12月27日，他向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发电报，总结了郭兴福教学法的特点，认为它在发扬我军的练兵方法上有一些创见，其中既有政治工作，也有群众路线，提出要带着阶级仇恨练兵，把阶级仇恨集中在刺刀尖上，要练得思想红、作风硬，并且实行毛泽东一贯倡导的官教兵、兵教兵、兵教官、官兵互教，谁的意见正确服从谁等等。叶剑英向毛主席汇报了所见所闻，并且指出：“郭兴福的教学法是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的继承和发扬，是领导培养、群众支持和他个人努力的结果。”“这一教学法不仅适合于部队，而且适合于学校，不仅适合于步兵，而且适合于各军种、兵种。”并且提出了在全军推广郭兴福教学法，掀起军训高潮的建议。 毛泽东看了报告十分高兴，很赞赏他把每一个战士训练成小老虎。林彪也对报告表示赞许。毛主席批准了叶剑英的报告，军委在1 月3日发出指示，全军立即行动起来，掀起一个学习这种练兵方法的广泛深入的群众运动。罗瑞卿请韩先楚将郭兴福教学法的影片拿来看了，也觉得不错，他即向林彪报告，并于1 月下旬到南京军区召开现场会，对郭兴福教学法的推广进行具体的组织和研究。 现场汇报表演开始了。 信号一发出，模拟战场上霎时炮声轰鸣，硝烟滚滚，郭兴福带着他的小分队冲了出去。一切假设的物体在郭兴福眼中都活了，他们把坟包当成了正喷射着火舌的碉堡，把草人当成了穷凶极恶的敌人。他如同下山的猛虎一般，扑向敌人的阵地，摸爬滚打，左右开火，逼进“敌人”了，肉搏开始了，他们大声喊着“杀——”，明晃晃的刺刀凝聚着阶级仇恨，直刺敌人的胸膛。 罗瑞卿此时正患着重感冒，咳嗽不止。但他完全忘记了自己的年龄和身体状况，紧紧跟上郭兴福小分队的运动。小雨变成了大雨，一脚下去一个泥坑。小分队在郭兴福带领下奋勇拼杀，罗瑞卿深一脚浅一脚地紧随其后。这场维纱维肖的模拟表演，赢得了一阵又一阵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汇报表演结束后，罗瑞卿握着郭兴福的手，激动地说：“郭连长，我谢谢你！军委谢谢你！你把兵带活了。” 郭兴福抹去脸颊上的汗水和雨水，激动得说不出话来。与会的领导纷纷与郭兴福和小分队战士握手，表示钦佩和赞许之情。 接着，又举行了在学习郭兴福教学法中涌现出来的先进分队的军事表演，又使人们大开眼界。 在看了一个班的防御表演后，副总参谋长张爱萍说：“从红军起到现在，还没有看过一个班的防御搞得这么好。” 当看到一个侦察分队表演飞檐走壁的功夫，连指导员也上了房时，罗瑞卿兴奋地说：“这要拿到北京去卖票，也会满座的。” 在总结大会上，罗瑞卿号召全军学习郭兴福，赶上郭兴福，掀起一个练兵热潮。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怀着极大的兴奋，在1 月到10月的时间里，不辞劳苦，不畏寒暑，先后十三次跑遍了全国许多地方，深入部队，了解情况，观看表演，极大地推动了这一群众性练兵热潮的发展，各部队也涌现出了许多技术能手、技术尖子，取得了可喜的成绩。 罗瑞卿这种热情与敏锐，来自他对这件工作重大意义的深刻理解。他担任着总参谋长，军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祖国，不断提高军队的战斗力自然是他的职责。他认为在我们的军事装备不可能在短时间内有一个大的改观的现实面前，我军传统的练兵方法还要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决定的作用。何况，他本能地感到，林彪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在突出政治上已经做了不少文章。但突出政治不能光是一句话。他在1963年到某岛考察设防情况时，就针对那种动辄给戴上单纯军事观点的帽子，空喊政治口号的情况说过这样的话：为了党的事业不要避嫌，不要怕人家说单纯军事观点，政治不挂帅。政治挂帅不是空头的，是有具体内容的。首先觉悟要提高，要忠于党的事业，忠于个人的职守。光嘴上喊政治挂帅，没有实际行动，战备工作就一事无成，那叫什么挂帅？大寨所以好，就是因为生产出大量的粮食；大庆所以好，就是因为生产出了石油。余秋里同志独臂，他住在牛棚里指挥油田会战，你说他政治不挂帅，哪有这么大的干劲？他就不怕人家讲政治不挂帅。 政治里面也包括军事，战争是政治的继续嘛！军事里面也有政治。我们党说完成一项任务具有政治意义，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个意义上讲，军事就是政治。 1964年6 月15日至16日，北京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 在这两天中，罗瑞卿亲自组织了北京军区和济南军区尖子分队在北京西郊射击场和十三陵水库的军事表演，向党中央和毛主席汇报群众性练兵运动的成绩。 这次“大比武”的起因是这样的：从5 月15日至6 月17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工作会议。5 月20日到21日，罗瑞卿与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一道、陪同周恩来、彭真、陈毅、贺龙等在杨村观看了北京军区各尖子分队的军事表演。表演结束后，周恩来高兴地对杨勇说：“好！兵就是应当这样练。 政治上强，再加上过硬的技术，军队练成这个样子，那就什么敌人也奈何我们不得。“5 月24日上午，在天津俱乐部召开的北京军区推广郭兴福教学法和交流夜间训练经验现场会上，罗瑞卿称赞北京军区后来居上，比南京现场会议又有新的发展和创造，尤其是在夜战近战和打得准方面。他提出，训练要做到红、硬、活，又红又专；红第一，专第二，但一定要红专结合。之后，6 月初，他到济南军区观看济南军区先进分队和优秀民兵的军事表演，未出席中央工作会议。在会议期间的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当时主持军委工作的贺龙元帅汇报了北京杨村军事表演的情况，毛泽东听了很高兴地说：”有这样好的事情为什么不告诉我也去看看？“会后，贺龙立即打电话将毛泽东的话告诉了正在济南的罗瑞卿，并说已通知北京军区准备迎接毛主席的检阅，通知罗瑞卿回京筹备。罗瑞卿建议增调济南军区的几个分队和民兵参加表演，得到贺龙的赞同。 6 月15日下午四时，天气晴朗。 毛泽东、刘少奇、董必武、朱德、周恩来、邓小平、彭真、陈毅、贺龙、聂荣臻、李先念、李井泉、谭震林、乌兰夫、陆定一、康生、薄一波、李雪峰、刘澜涛、杨尚昆、萧劲光、许光达及各中央局、各省、市、自治区和中央各部委负责人来到了西郊射击场。按照毛泽东的吩咐，中共中央办公厅通知蔡畅、邓颖超、康克清等几位大姐和郝治平、王光美也来观看表演。后两位还被通知，毛泽东将在十三陵水库游泳，邀请她俩也参加。 毛泽东兴致勃勃，领导同志们也一个个兴意盎然。 比武汇报开始后，罗瑞卿，还有北京军区司令员杨勇、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可以说是场上最活跃的三个人。罗瑞卿的情绪非常高，不时地回答着领导同志的提问，如数家珍地向他们介绍着那些特别优秀的选手。在整个表演过程中，罗瑞卿始终不离开毛泽东左右，由于这些表演他都看过，便主动向毛泽东作介绍，同时兼顾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领导同志，他们提问什么问题，他便去作解释。 “叭、叭、叭……”随着清脆的枪响，两位半自动步枪手对一百五十米外的八十个钢板胸靶进行速射，枪响靶落，弹无虚发。 两位山东女民兵打汽水瓶，一枪打碎一个，十个汽水瓶一扫而光。 接着是精度射，单臂射击，双枪射击…… 每进行完一项，毛泽东和刘少奇都高兴地鼓起掌来，周恩来、邓小平则连声称赞“打得好！” 当济南军区战士宋世哲表演完毕半自动步枪速射后，罗瑞卿走下主席台，把那支枪拿来给毛泽东、刘少奇看，并向毛主席、刘少奇介绍说：“这是我们自己造的半自动步枪，打得快，打得准，性能很好。我们打了几十年仗，都没有用过这样好的枪。” 毛泽东放下手里的望远镜，饶有兴致地接过枪瞄了瞄，满意地点点头。 一位摄影师摄下了这珍贵的历史镜头，上面有四个人，毛泽东、罗瑞卿和两位杨司令。 当山东省两位女民兵打五十发子弹，分别命中四十九发和四十七发后，罗瑞卿又走下主席台，把弹孔密布如蜂窝的靶子拿上来给毛泽东、刘少奇看。 毛泽东、刘少奇都十分高兴地回过身来向看台上的观众鼓掌。 当济南军区的双（手）枪表演结束后，罗瑞卿忙向毛泽东、刘少奇介绍说：“这都是些侦察兵，用的是我们自己造的手枪。” 说完，又吩咐人下去拿来几支手枪给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看。 在冲锋枪、机枪射击表演后是八二迫击炮无炮盘、无瞄准具简便射击，罗瑞卿告诉毛泽东说：“这是赵章成的发明。当年，领导抢渡大渡河，他就是用这种办法三发炮弹支援十七勇士过桥的。” 看完射击比武后，毛泽东对领导同志们说：“兵是练出来的。子弹可以多打些，要多打，多练，平时多用一些子弹，打起仗来就省子弹，打得准嘛。” 接下来是汽车驾驶员表演过铁轨桥，当看到车又顺着铁轨倒回来时，毛泽东笑眯眯地说：“谁说不能开倒车？这不是开倒车嘛！” 周围的人都被毛泽东的幽默逗笑了。 在第二汇报表演场，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兴奋地观看了侦察分队的捕俘技术、搜索表演，以及攀登高大建筑物和夜间课目的表演。 侦察兵们在一座高楼中攀上滑下，如履平地。当看到侦察兵押着“俘虏” 机智地利用绳索从楼顶滑下的时候，毛泽东、刘少奇都高兴地笑起来，毛泽东说：“好，就是要搞近战，搞夜战。” 汇报结束后，毛泽东等领导同志同比武的战士一一握手，勉励他们要勇攀军事训练的新高峰。薄一波对参加表演的战士们说：“小五义上有个白玉堂，飞檐走壁，你们比他的功夫过硬多了。” 看完擒拿格斗，毛泽东兴致更高，他与参加汇报表演的分队合影后，看到沙袋上有蒋介石的头像，就诙谐地说：“噢，老朋友，久违了，我也来打你几拳。” 紧张的比武场上立即响起一阵轻松的笑声。 这时的毛泽东显得十分兴高采烈，因为随着国民经济的好转，他的情绪已经从“大跃进”失败的挫折中恢复过来了。 在接下来的夜间武装越野表演中，战士们负重二十公斤，在地形复杂的山间奔袭。毛泽东几次从座位上站起来，寻找在夜幕中行进的战士。当他发现奔袭中的战士头上戴的供识别方向位置用的红色灯标时，扬起手说：“看到了，看到了，在那里。” 表演完后，毛泽东指示说：“训练要从困难着想，什么问题从困难着想就不怕，不妨把它想多一点，想尽。” 又说：“夜老虎连要普及，现在可以一个营先搞一个连，将来要使全军都成为夜老虎。” 毛泽东毫无倦意，罗瑞卿细心听着，不时记下毛泽东的指示。 第二天，毛泽东等中央领导同志又冒着炎热的天气检阅了济南部队工程兵的反空降和设置水陆障碍技术表演及炮兵和坦克部队的表演。他对部队的训练成果深为满意，赞扬说：“北京、济南军区尖子部队表演，很好，要在全军普及。光有尖子部队是不够的，要很好布置，要抓紧这个工作。” 周恩来说：“要把每个战士都训练成这样，我们的军队就更加无敌于天下了。” 下午，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看完水面军事表演后，还兴致勃勃地下水游泳。6 月中旬的水还有点凉，但主席以七十岁高龄都下去了，许多人也跟着下水。罗瑞卿和郝治平双双随主席游到湖心的小岛上。毛泽东笑哈哈地说：“你们两个谁游得更好些？” 罗瑞卿笑着回答：“她游得好，我比不上她。” 上岸后，毛泽东又观看了迫击炮射击和水雷、石雷表演，然后又不顾炎热与疲劳，转到羊坊观看了炮兵和坦克兵表演。观看表演期间，毛泽东多次即兴插话，妙语连珠，引起阵阵欢笑。 在十三陵水库，毛泽东还在大坝边的一幢两层小楼内接见了参加中央工作会议的人员，作了关于接班人五个条件的讲话，指出：“要特别警惕像赫鲁晓夫那样的个人野心家和阴谋家，防止这样的坏人篡夺党和国家各级领导权。”也是兴之所至，他指出各省、市、自治区党委的第一把手要抓军事。 当两天的表演结束后，罗瑞卿一点也不感到疲劳。两天来两个军区七个军的一些分队加上民兵参加，一点事故也没有出，作为组织者，罗瑞卿尽管劳累一场，心情却是很愉快的。可是，罗瑞卿忽略了一个现象，即是在这一“大比武”的盛举中，林彪却没有露面。当然，当时大家也都知道，林彪有一些非常奇怪的病症。比如说，怕见风、爱出汗，只要一看见水就拉稀等，他主持军委工作以来就经常在养病，在外地休养，总是以一个疲倦的病人的形象出现大家面前。此时，他正在昆明，冷眼旁观着在北京发生的一切。 1965年1 月6 日至9 日，罗瑞卿主持召开各大军区负责人参加的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去年12月份，林彪借口罗瑞卿组织军事比武冲击了政治，作出了《关于当前部队工作的指示》，提出“一定要突出政治”。他说：“有的部队只抓军事技术，不抓政治思想，甚至弄虚作假，搞锦标主义和形式主义。这样下去，必然会把政治工作冲垮。”他着重强调：“要把这个风煞下去，很快来个转弯，不转变部队就会被搞得不像样子，就会吃大亏。” “军事训练、生产等可占用一定时间，但不应该冲击政治，相反，政治可以冲击其他。”林彪把这个指示交给罗瑞卿，让他在会上组织讨论，并传达。 罗瑞卿读完这个指示后，大吃一惊。这么严重的指责，已经不是单纯的批评了，而是带上一种政治斗争的味道了。但是，罗瑞卿依然尽量往好处想。 在这次会议上，他组织大家讨论这个指示时，说：“对林总的指示要有全面的正确的理解。我理解林总的指示是指局部的情况，不是指全局，如果那样，岂不是路线错误！” 罗瑞卿的意见得到了与会的绝大多数高级将领的赞同，大家充分肯定了1964年的军训成绩。林彪得知会议的情况后，就指示罗瑞卿主持修改他的指示。罗瑞卿修改时尽可能地淡化林彪的极左倾向，把它尽量往正确的方向扳。 他在林彪的“政治可以冲击其他”后面加上：“这里是指必要的，也不能乱冲击一气。”在指出1965年任务时，加上“一定要发扬成绩，克服缺点，气可鼓，不可泄。”把原指示中“要切实控制军事训练的时间”改为：“一定要给军事训练必要的时间，但是，又要切实加以控制。”同时，罗瑞卿向林彪提出，印发给连队的这一指示，不宜出现叶群等人的名字，建议用工作组的名义为好。 林彪虽然很不高兴，但表面上也不得不同意罗瑞卿的意见，他心里长久以来对罗瑞卿积压的怨恨在急剧地增强了。从此，他开始对罗瑞卿多方刁难。 这正是罗瑞卿无心，而林彪有意而为的。 六十年代初，罗瑞卿同毛泽东和周恩来的关系较密切。毛泽东曾经对罗瑞卿说：林总最近身体不好，可以请贺总多管一下军队。又因为林彪有病，军队中的有些事情罗瑞卿只好直接向毛主席和周总理报告，或者请示其他军委首长，而林彪却不能容忍他这样做。 有一次，他曾对罗瑞卿说：“我们的威信不够吧？因为我们不是南昌暴动的领导人。”显然，他是指毛泽东让贺龙多管一下军队这件事。因为贺龙是南昌起义的总指挥。罗瑞卿因为没有同感，就没有答话，不置可否。 这次北京大比武，林彪对罗瑞卿和贺龙、叶剑英两位元帅一起组织军事检阅而把他撇在一边而怏怏不乐。他从昆明休养回到北京后，一下飞机就打电话要罗瑞卿去接他。当时罗瑞卿正在开会，在坐的还有其它军委首长，就对林彪说：“散了会马上就去。” 林彪一听，气得摔掉话筒，大发脾气。在一张当作备用记录的卡片上写道：“大捧别人，大跟别人，回京后根本不见面。”“让他做绝。” “当作又一彭、黄也——” 因此，把这次讨论修改指示，看作是林彪对罗瑞卿的又一次试探也未尝不可。 他在寻找着整倒罗瑞卿的突破口。 林彪的这一指示，使1964年轰烈烈的群众性练兵运动急速降温了。 第十三章遭迫害受压抑青松挺且直1965年，罗瑞卿一如既往的忙，而他的处境却越来越微妙。1 月6 日至9 日主持召开完军委办公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2 月至3 月，赴广东、广西、湖南、江西、福建等省勘察地形，并视察广州军区、福州军区及海军、空军部队；4 月5日，主持召开全军作战会议，此前并在驻京部队大尉以上干部大会上作《做好工作准备打仗》的讲话；6 月11日至7 月3 日，主持召开国防工业党委扩大会议并讲话，强调要改进领导作风和工作方法，谦虚谨慎，戒骄戒躁，兢兢业业，大力协同，多谋善断；7 月23日，和参加民兵工作会议的同志座谈，指出：兵民是胜利之本，军队工作要两手抓，一手抓部队，一手抓民兵；9 月3 日，参加首都各界人民庆祝抗日战争胜利二十周年大会，并作了《人民战胜了日本法西斯，人民也一定能够战胜美帝国主义》的讲话；11月，赴广东、广西等地勘察地形，并到广州军区、海军、空军部队检查工作； 12 月11日，在云南勘察地形期间接到中央通知，由昆明到上海，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 担任总参谋长，加上到军队领导岗位以来的几年中，罗瑞卿就是这么风尘仆仆，来往奔忙的。他身兼多职，在党内，他是中央委员、书记处书记；在政府，他是国务院副总理；在军内，他任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在国防工业战线，他是国防工办主任，十五人专门委员会成员兼办公室主任；在人大，他是常务委员。他走遍了祖国的山山水水，从北疆戈壁，到南方热带雨林，从“世界屋脊”到东海前哨；许多文件，要带到飞机上批阅，一路飞，一路勾划思索；从群众性练兵活动到国防工业一项项成就……可是，今年，自从年初林彪发出否定1964年练兵成绩的“指示”以来，林彪对他的关系变得变幻莫测，他的匆匆奔忙的脚步，越来越沉重。透过历史的风烟我们可以看到，罗瑞卿忙，忙在工作，忙在任务的繁杂，更忙在“应付”，因为林彪也没有闲着…… 1965年2 月。上海华东医院。 罗瑞卿匆匆走进空军司令员刘亚楼的病房。 此前，他给林彪的秘书打过电话，要求接见。他是专程来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的。林彪的秘书回电话给他，要他暂时不要去，何时去，再约时间。 不久，林彪处又来电话，告诉他先去医院跟刘亚楼谈谈，再去见林彪。 罗瑞卿已经得知刘亚楼患肝癌住进医院治疗。罗瑞卿与刘亚楼是共同战斗过的老战友。长征后期，毛泽东率红军一、三军团出草地后改编为陕甘支队，刘亚楼任二纵队副司令，罗瑞卿任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到陕北成立红大，林彪任校长，罗瑞卿任教育长，刘亚楼是一科学员。红大改为抗大后，罗瑞卿任副校长，刘亚楼任教育长。建国后，尤其是罗瑞卿回到军队后，两个人交往有加，成为无话不谈的知心好友。1961年林彪冲罗瑞卿发脾气的事，罗瑞卿也同刘亚楼谈过。而刘亚楼与林彪的交往也很长了。在红军时代，刘亚楼赴苏学习和林彪赴苏养病期间，就有交往。解放战争期间，林彪任东北野战军司令员，刘亚楼任参谋长，两人更是朝夕相处。罗瑞卿是记着这些历史的。他匆匆赶来，一方面记挂着老战友的健康，一方面也有对林彪如此安排的疑惑和奇怪。 卧在病床上的刘亚楼看起来情绪不怎么好，显得有点烦躁。他见护士引罗瑞卿进来了，便要坐起来。罗瑞卿快步赶到床边，将他轻轻按住，轻声说：“躺着吧，亚楼同志。我早想来看你，一直脱不开身。这次正好来向林总汇报工作，他也要我先来看看你。” “坐吧，总长。” 刘亚楼无奈地笑笑，躺下了。 “亚楼，我看你气色不大好，不要心急，好好养病，要想得开些。” “没有什么……” 两位老战友四目相对，沉默了片刻，刘亚楼开始说道：“瑞卿，你跟林总……不过，谈通了，结果出乎意料的好。林总对我说，1961年那次发脾气，不是针对你的，主要是对罗帅①不满而‘迁怒’于你。 林总还说，‘现在几个大将，论身体，论能力，我不用罗瑞卿，用谁呢？’我对林总说了：“总长感到压力很大啊！‘林总说，’那是误会。‘他要我向你解释，不要误会了，要你放手工作。”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若有所思，脸上是困惑的神情。 刘亚楼停了一会儿，又说：“我听他这样讲，也向他表示：只要你们的误会消除了，我刘亚楼上八宝山也安心了。” 说完，刘亚楼叹口气，显出凄然的神情。 罗瑞卿默默地伸出手去，握住了刘亚楼的双手。 “叶群是好人，是做团结工作的……林总还说，罗帅老躲着他。他说，就是萧华、杨成武他们跑了，他都感到不要紧，你们两个罗跑了，他就会感到很伤心的。” 罗瑞卿对刘亚楼的前半句话未置可否，当听到刘亚楼的后半句话时，惊讶地说：“亚楼，我能跑到哪里去呀？大家不都是跟着毛主席干革命几十年了吗？” “这件事不用再提了，现在既然已经谈通了，你到他那儿就只管汇报工作吧……我也有对不起你的地方，说了一些不该说的话。” 罗瑞卿紧紧地握住刘亚楼的手，说：“亚楼，你在病中，不要考虑大多的问题，身体要紧，养病要紧。” 说完，两人道别。 从刘亚楼那里出来，罗瑞卿感到更加疑惑了。他哪里知道，就在2 月份刘亚楼因病情加重住进医院时，当时也在上海养病的林彪和叶群也频频地光顾这儿。叶群在这间高干病房里一谈就是半天，谈话的时候任何人都不得在场，包括一直伴着丈夫的刘亚楼的妻子翟云英。有时候，好容易叶群谈完了，坐上汽车开出医院大门，翟云英还未在丈夫的身边坐定，叶群就又返回来了。 翟云英只好又再次离开病房。她与刘亚楼的谈话内容，谁也不知道。后来，林彪也一反常态，不再怕风、怕光、怕见人，打破他从来不探视任何下级、更不探视任何病人的常规，亲自和刘亚楼谈了一次话…… 第二大，罗瑞卿怀着这样的疑惑心情向林彪汇报了工作。林彪问罗瑞卿和刘亚楼谈得怎么样，罗瑞卿照实回答了一般性的话。接着汇报工作。 林彪听完了汇报，问道：“完了吗？” “完了。” 罗瑞卿的情绪有点沉闷。 林彪眯了眯眼睛，把话题一转，对罗瑞卿说：“去年的军事训练有四好，即用心好、内容好、方法好、效果好。以后打仗或准备打仗时，也许还要搞突击的军训。但今年要突出政治，不突出政治，一切坏的东西、庸俗的东西都会出来。” 罗瑞卿认真地不作声地做着记录。 后来，当罗瑞卿回忆起这件事时，曾经说过：“我当时想，他林彪，我罗瑞卿，都是为党为人民工作，这些话算是从何说起呢？” 1965年4 月12日至5 月底。全军作战会议在北京召开。会议由罗瑞卿主持。 4 月28日，罗瑞卿、杨成武陪同贺龙一起到武昌，向毛泽东汇报了作战会议的情况。毛泽东听过汇报后，对于作战会议的方针给于了肯定，并且批准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方案，即一度风行的“一颗红星头上戴，革命的红旗挂两边”样式。这是林彪的“创造”。作战会议开了几天后，由上海迁居苏州的林彪电召杨成武去，提出了军队取消军衔后的服装领章和帽徽的样式的主张：采用又红又大又鼓的五角星作为帽徽，并配以两个鲜红的平行四边形的领章，作为突出政治和革命化的象征。罗瑞卿一行向毛主席汇报后，罗瑞卿即打电话给在上海的叶群，请她向林彪报告，已向主席汇报，并请示林彪，是现在还是过几天再去请示。叶群在电话中立即一迭声地说：“应该马上来，早就该来了，请杨副总长一起来。” 5 月2 日，罗瑞卿和杨成武到上海去向林彪汇报，两位总长的夫人同行。 到上海后，即与林彪取得联系。林彪在电话中提出，先见罗瑞卿，后见杨成武，然后同时接见罗瑞卿夫妇和杨成武夫妇。 罗瑞卿立即去见林彪。进屋后，看到桌子上醒目地摆着毛泽东著作和党章。 罗瑞卿刚落座，林彪就没头没脑地对罗瑞卿说：“要加强通气！嗯，你过去的通气是有的，但不够，要加强，这是组织原则。” 说完，林彪便打开《毛泽东选集》念了几段有关请示报告的章节，又打开党章，念了党章上有关组织原则的段落。 罗瑞卿默默地听着，感到十分的不自在。 林彪念完后，把书放到桌上，摆整齐，窝在沙发里，用柔和中透着森严的语气说：“要加强通气。现在规定五条，你也好办事。” 接着，林彪半闭着眼睛，捻着手指说：“第一条，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第二条，我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三条，我不在北京时，X 日通气一次；第四条，重大问题，立即通气；第五条，来我这里汇报，用不着联系，也用不着打电话，随到随来。我已交代秘书，总长、主任、杨副总长来，随来随见，不准阻拦。” 罗瑞卿默默地仔细地笔记着，合上笔记本后，坐正身子说：“我知道主席和你都是最痛恨不通气的，我今后一定照规定做。” “你能做到，就好。” 林彪闭上了眼睛。 当天晚上，罗瑞卿将林彪的话全部告诉了杨成武，并且对杨成武说：“今后要加强对林总的通气。请你要随时提醒我，以免疏勿” 5 月初，罗瑞卿回到北京，继续出席作战会议。不久，林彪也回到北京。 在作战会议期间，罗瑞卿经常到林彪处请示汇报工作，忠实地履行林彪“加强通气”的要求。 会议临近结束时，与会人员建议由罗瑞卿做总结发言，这一情况写在会议简报六十三期上。 5 月25日深夜，罗瑞卿带着连日主持会议的疲倦刚踏进家门，秘书就送上了一份电话记录，记录的内容是林彪口授的关于作战会议第六十三期简报的指示：“会议上不能散布个人做结论的空气。如果散布了要当众收回。在什么范围散布的，就在什么范围收回。六十二期简报关于罗总长作总结发言的作法不对。明天要在各小组宣读。” 罗瑞卿捏着这一纸“命令”，眉头渐渐锁紧。他心里一阵阵发凉：关于作总结发言的事，不是他罗瑞卿个人提出的，是会议决定的，事先也向林彪请示过，并没有表示什么不同意见。何况，作为总参谋长，在军委主席和国防部长都未到的情况下，在一个小小的作战会议上做一个总结也是常有的…… “铃铃……” 一阵急促的电话铃声，把罗瑞卿从“剪不断、理还乱”的思绪中唤醒，他走到电话机前，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叶群的不阴不阳的声音：“喂，罗总长吗？……噢，今天我只离开了一会儿，谁知道就出了这个事情。一○一发了大脾气，现在已经睡了。一定请你到这里谈谈，我会把事情解释清楚。” 叶群包打天下的口气表明，她对这事儿知道得一清二楚。 罗瑞卿不敢稍停，立即驱车来到林彪住处。 叶群在门口截住罗瑞卿，引他穿过一个卫生间，来到一间小屋子里，里面放了几张临时搬来的木椅。 使罗瑞卿吃惊的是，他看到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女儿林豆豆也在场。 叶群让座后，一本正经地指着儿女对罗瑞卿说：“深更半夜，我们两人谈话不方便，只好把豆豆和老虎也叫来。” 罗瑞卿心里一阵不舒坦，但他的注意力并不在这儿，他凝神听着这位林彪办公室主任的下文。 “总长啊，一○一下午可是大发脾气了呀。他站在电话边要秘书把他说的一个字一个字地记下来，并且看着秘书同各处打完电话。……简报是导火线，其实总结发言的事并没有什么。大家提这个建议时我也在场嘛。一○一是憋了一股子气，不发出来是不行的。他只好找自己最亲密的人发了。4 月份你没来看他，到处放风，就是不来……我已经把电话记录追回了，这个事可不能再扩大。总长啊，不要把这事放在心上，他是把你做为最亲密的人才跟你发脾气的嘛。” 这里插几句话，所谓4 月份的事，是这样的：4 月上旬，罗瑞卿在广州给毛泽东打电话，请示在北京召开作战会议的事。当时毛泽东在武昌。罗瑞卿说，他拟先到武昌向毛主席请示作战会议的问题，然后到上海向林彪请示。 不久，毛泽东处回电话说：现在不要来，也不要去上海，先回北京开两个星期的会，以后，再分别到主席和林彪处去请示。罗瑞卿就回了北京。 罗瑞卿无话可说，一言不发地听着叶主任的“解释”。 叶群见罗瑞卿不吭声，停了一会儿接着说：“这事连杨成武、李静现在都不知道。我向他们的秘书交代了，不准告诉首长，这是纪律。” “那，我该怎么去做呢？”罗瑞卿淡淡地问道。 “由我来转弯，啊，由我来转弯，说服一○一不要公开此事。我说好后，通知你来。你见了他，不要再提此事，就报告你要去作战会议发言，准备讲什么，问他有何意见。但不要讲是总结发言。以后不管开什么会，大家都讲是发言好了，不要再讲什么总结发言。把开会的作风也改一改嘛。” 罗瑞卿无言地点点头，便起身告辞。 回到家时，夫人郝治平正焦急地等他。他一进门，郝治平立即迎上来，关切地问：“瑞卿，怎么样啊？” “哼，一个国防部长，一个总参谋长，她叶群夹在中间算怎么一回事！” 罗瑞卿气愤地说着，把军帽脱下来，递给了夫人。 第二天，林彪夫妇又把罗瑞卿夫妇请到家中，叶群与郝治平、林彪与罗瑞卿分别谈了话，叶群以强制性的热情，又是劝慰，又是送花，并提出要罗家夫妇将孩子们的照片送给他们一些。 在当天下午召开的作战会议中心组会议上，罗瑞卿在发言中指出：“过去有一个习惯，谁主持会议，最后讲几句，有叫总结发言的，有叫发言的，没有统一规定，以后是否改一下，不叫总结发言。……以后有些重要的问题，军委办公会议通过了，还要通过一下军委常委，最近有些未通过的，我负责。” 随后，郝治平找了几张小儿子的像片送去，叶群回电话说：“一○一满意极了，马上装了镜框放在办公桌上。”关于这一阶段罗林两家的关系和罗林之间的“通气”情况，罗瑞卿的女儿点点回忆道：我记得，我们好像还收到过叶群回赠的小礼物，那是一些漂亮的塑料小钱包，小手袋，那上面的娃娃人形，都镶着一些会动的眼睛。我大概是曾经很喜欢那些小东西，所以今天还记得那么清楚。 叶群也真的把老虎和豆豆送到我们家里来过，说是来学习活泼和开朗。我们对他们的印象是拘束、孤僻。还记得我们兄妹几个把老虎戏称为“猫”，因为他害羞得像个女孩子。 真没想到他后来会变成那样一个耀武扬威的法西斯小头目。 总之，在那一段时间里，我们一家和林彪一家的关系好像忽然“亲密”起来。我们这一群孩子哪里知道父母亲沉重的心情呢。 这以后的一段时间，父亲的日子就更难过了。最难的就是什么时候、以什么方式向林彪汇报工作。原来规定的五条好像很明确，但实际上完全是一团乱麻。你若事前不打电话，车子开到门口，就说身体不好，不见。事前打电话，就说，不是说了吗？汇报用不着事前联系，要来就来。真的去了，又说，总是搞突然袭击，没有思想准备，搞得一个病人心惊肉跳满身大汗。那么下次就再打电话。又说打了电话头天就睡不着觉，一晚上都失眠。汇报时间短了，就说匆匆忙忙，敷衍了事。时间长了就说故意搞疲劳战，想把人累死。1965年“八一”建军节后，父亲从北戴河给在大连的林彪打电话，要去汇报工作。林彪处回电话说：来吧。父亲不敢怠慢，那天天气很不好，大连方面大雨滂沱，但父亲坚持起飞，冒着倾盆大雨赶到了林彪处，连汽车几点几分开到门口都是事前联系好的。那次林彪倒是见了父亲。但事后硬说父亲的汽车开到门口林彪才知道，是又一次突然袭击。总之，每次去汇报工作，林彪都未就工作的实质内容发表什么实质性的意见，就是在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情上纠缠不清，蛮不讲理。如果说点点的回忆带着浓厚的为父亲鸣不平的味儿，那么，罗瑞卿在这方面的一些讲话也可佐证他在与林彪关系上的谨小慎微与良苦用心。 6 月3 日，罗瑞卿在军委办公会议上就通气问题提出：“各总部、各军兵种和各总部下面主要部的部长都可以到林副主席和贺副主席处去通气，使他们了解情况，便于他们考虑问题，并及时取得他们的指示。但也不要什么问题都到他们那里通气，要保护他们的健康。” 6 月10日，罗瑞卿告诉肖向荣②，请他和叶群商量，为了一○一及时了解情况，可否每次开办公会议请他们派一个秘书参加。 6 月中旬，罗瑞卿又对他的秘书交待，让他们向各单位传达，以后不准用总长批示、指示，对主席、副主席可用（这些字样），对总长可用意见、提议、建议。写报告也不要用“请总长指示、决定”，可写“你的意见如何，请你下决心”。 1965年6 月29日。罗瑞卿家中。 这天，罗瑞卿接到了林彪布置的一项任务：组织人讨论、修改他为总政再版的《毛主席语录》起草的前言。当讨论到前言中关于毛泽东思想是“最高最活”的马列主义，是马列主义发展的“顶峰”时，罗瑞卿皱了皱眉头，问大家：“你们觉得这个提法怎么样？” 大家都说没把握，罗瑞卿说：“我也没把握。” 他示意大家停一会，到另一个屋里去拨通了给毛泽东的秘书、理论修养高的田家英的电话。电话通了后，罗瑞卿把他们正遇到的问题向田家英讲了一遍，田家英也认为这种提法不确切，还在电话中给罗瑞卿讲了一件事：“我和陈伯达、王任重、陶铸几个人在长沙协助润色毛主席的几篇文章时，大家曾考虑不用‘活马克思主义’、‘死马克思主义’、‘香马克思主义’、‘臭马克思主义’此类对仗性的词语，恐怕‘最高最活’的话也不宜用。” 罗瑞卿挂上电话，重新走进屋里，对在坐的几个人说：“经过考虑，最高最活的说法不确切、不好理解，外国人也不好翻译。 再说，最高最活，难道还有次高次活吗？顶峰的提法也不科学，到了顶峰了，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从辩证法原理上，这话难讲通。“参加会议的几个人都点头称是，大家就把”最高最活“等词语删掉了。 此时，林彪、叶群正在呼和浩特休养。罗瑞卿反对“最高最活”提法的话，林彪、叶群很快就知道了，又给他记了一笔帐。但表面上却依然保持着对罗瑞卿的亲热。有7 月7 日叶群与罗瑞卿办公室通话记录为证：①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193 —194 页。 ②肖向荣时任总参办公室主任。 7 月9 日，叶群来电话：我们前天到大连，林总的身体比较好，吃饭比较好一些，因为怕水，没有住海边，住大连招待所。想在夏天不回去了，家里可以施工，我的喉咙全好了，是点甘油点好的，和总长说的一致。谢谢总长和郝治平同志的关心，问候他们。 7 月22日，叶群来电话：总长去看豆豆、老虎，他们很高兴，第二天就给我们打了电话。我把这件事告诉了林副主席。他很高兴，说天这样热还去看小孩子，要总长位意身体。豆豆到空军工作，思想有进步，老虎也很好。请总长放心。 8 月27日，叶群打电话给罗瑞卿：林总身体还好，还出虚汗，虚弱一点。公勤人员秘书三人患感冒，已隔离休息，林总还未发生有传染。已把李科长留下，另由刘震副司令从空五军疗养院调来两个人帮忙。豆豆已回空军宿舍去住，老虎也很好，感谢总长、郝治平同志对他们的关心。请总长和郝治平同志注意身体。…… 与此同时，林彪却从6 月间开始加紧了搜集罗瑞卿的“材料”的工作，以后由海政的×××、作战部的×××等随时报告，材料越集越多。有时，为了表示对提供材料的人信任，在罗瑞卿汇报工作时，还让那人藏在另一间屋子里窃听罗瑞卿说些什么。 特别是在9 月份、 10 月份，林彪的这种手法运用得更圆孰了。 9 月份，林彪要转移到苏州休养，经过北京时住了几天。在未回北京时，就通知罗瑞卿说，林副主席身体不好，什么人都不能见，要罗瑞卿不要去看他。罗瑞卿为了在这种特殊情况下做好通气工作，便采用写信或送文件的办法去“通气”。他让秘书将要汇报的内容用毛笔写成工工整整的大字，给林彪送去。叶群几次打电话对这种办法作出表扬：“总长，林总说这个办法很好，文件送得不多不少，写信字很大，容易看，林总说以后不能来的时候，就用这个办法。” 9 月13日，林彪从大连转移到上海后，便派李作鹏等人整理一份份“材料”，哪怕是捕风捉影、鸡毛蒜皮，统统搜罗，其中10月25日由作战部副部长×××给林彪送去的一份材料的附信上是这样写的：林副主席：最近期间，我多次想向你报告一件事，但因事关重大，来找到适当的机会，不便轻率。 我觉得罗总长骄横懒散，心怀不测，值得警惕。 我这个感觉，是经过六年的观察得出的。六年来，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962年5 月去上海修改“关于战略方针的建议”以前，我对罗总长极为信任和尊敬，认为他是坚决执行主席和你的指示的人，是主席和你最信得过的，因而也是最好的接班人。 1962年5 月到今年7 月，从一些主要的事情上，我对他产生了怀疑，感到他的一些作法不对头，甚至他对你的指示也不是心悦诚服的。特别是你作出突出政治，他是不赞成的，实际上是带头抵制的，只是采用了两面手法，搞了一些伪装。但这个时期，我对他的本质还看不透，虽有上述怀疑，总是从好的方面去想他…… 直到今年7 、8 月，在参加写《人民战争胜利万岁》和修改罗总长9 月3 日的讲演稿时，我才大吃一惊，才发现他是心怀不测的人…… …… 总参谋长罗瑞卿是怎样“反对”突出政治的呢？不妨摘一段10月11日罗瑞卿在军报送审的社论《突出政治必须抓好活的思想》清样上的批示：请考虑在适当的时候写一篇好的政治统帅业务、带动业务的社论。把业务槁精，这是突出政治的重要目的之一，也是突出政治的主要成果之一。（要把）在突出政治、政治挂帅、群众路线的前提下，搞好业务，同单纯业务观点在原则上区别开来。 总参谋长罗瑞卿又是怎样“骄横懒散”的呢？不妨看看9 月份发生的一件事。一天，总参作战部的一位领导干部向罗瑞卿汇报工作。在谈话中，罗瑞卿专门谈了整理文风问题。针对送审的文件、电报稿，有的经过改划，字迹不清，有的表达不准确、不精炼，甚至词不达意，对工作造成一定影响的现象，罗瑞卿指出：“这不单是个技术问题，也是思想作风、工作作风问题……把文风搞好，草拟文电，字要写清楚，写工整，文字要通顺、确切。……这些本事，参谋人员要经常操练。办事一定要认真，不能马虎。首先要作到对重要的事情不马虎，当然次要的事也不应马虎。作战文书多写一个字和少写一个字大不相同，写错一个字影响很大。” 接着他举了两个很有说服力的例子。一件是1963年处理跃进号事件时，海军某舰队下发的电报把北纬31°32＇，误为31°52＇，致使前往的舰只向北多航行二十海里。另一件也是在同一时期，某岛屿守备部队的一位参谋把上级通报的我机经过北纬30°40＇进行飞行的预报，误为32°40＇。结果，当我机经过该岛上空时，守备产队即误为敌机下令射击。 “这些都是一字之差的结果。如果办事不认真，就会误事。”罗瑞卿总结说。 而就在别人告状的时候，罗瑞卿于10月间的中共中央工作会议后，听说陶铸要去上海，考虑到此时林彪规定的两月不见的期限已过，也想同去，向林彪“通气”。在打电话请示，被林彪处告知身体不好，不要来后，又径直去广东看地形了1965年11月。上海。 11月10日，上海《文汇报》发表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的文章。“文化大革命”的导火线已点燃了。 这篇文章是这年2 月，由在党内除担任毛泽东秘书外没有其他职务的江青找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张春桥，组织上海市委写作组的姚文元写的。整个写作活动是在一种很不正常的秘密状态下进行的。文章点名批判当时的北京市副市长、著名历史学家吴晗，毫无根据地把他于1960年为响应毛泽东提倡海瑞精神而写的《海瑞罢官》一剧中描述明朝历史上海瑞所进行的‘退田“、”平冤狱“，同1962年受到指责的”单干风“、”翻案风“联系起来，对剧本进行猛烈的政治攻击，说它是资产阶级反对无产阶级专政这种阶级斗争的反映。文章实际上涉及了1961年以来中央领导层在许多重大政策问题上的分歧，攻击的矛头并不限于吴晗。文章发表后，《人民日报》和北京其他各报在十多天内没有转载。 眨奕鹎渑阃芏骼蠢吹缴虾！Ｉ虾Ｊ懈涸鹑顺仑愿嫠呗奕鹎洌？毛主席对北京各报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很不满意；并且告诉上海市的人说，他不转载，你们出单行本，看他转载不转载。罗瑞卿听了后，叫秘书要了一本单行本来。26日下午，罗瑞卿陪同毛主席接见柬埔寨副首相朗诺，在朗诺到来前，罗瑞卿对主席说：“评《海瑞罢官》的文章，我要了一本，还没来得及看。” 毛泽东只笑了笑，未说什么。 晚上，罗瑞卿去看江青，江青对他说：“北京各报至今都不转载姚文元的文章，不知为什么。……现在在北京看家的是彭真。” 回到驻地，罗瑞卿即给彭真打电话：“姚文元的这篇文章我同主席提起时，主席笑了。估计主席是看了这篇文章的。我已要《解放军报》转载，请你也考虑。如果北京的报纸不能同时转载的话，就先指定一个报纸和《解放军报》同时转载。” 在此同时，周总理也给彭真打了招呼，所以， 11 月29日，《解放军报》和《北京日报》同时转载了姚文元的文章。11月28日，罗瑞卿准备离开上海，向主席汇报时提出，他准备到苏州去看林彪。毛泽东含笑点头说：“去看看好，要他好好养，要养得像七千人大会的时候一样，能够作三个钟头的报告。”毛泽东把这句话重复了好几遍。 在苏州，林彪不动声色地接见了父亲。听说父亲的到来，叶群星夜从搞“四清”的地方赶回来，在近旁的一间屋子里偷听。父亲向林彪汇报了工作。临走时，林彪问父亲身体怎样。父亲说，还好，只是最近常闹牙疼。林彪说：牙疼要吃莲子炖鸭子，一吃就好。豆豆几次牙疼，一吃这个就不痛了。 整个谈话过程，父亲没有感到林彪有什么不满意和不高兴，反而觉得这次和林彪的谈话显得比往日轻松些。 母亲不放心，稍后曾在电话上问父亲：“谈得怎样？”父亲说：“谈得很好。”母亲又问林彪的身体怎样。父亲说：“比我们在大连时见到的样子好多了。” 这时候，离上海会议仅仅九天。 父亲离开苏州，就去西南看地形去了。①在这期间，林彪做了些什么呢？ 11月18日，林彪在苏州发出了《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五项原则即是：学毛著，坚持四个第一，抓基层，提拔干部，苦练过硬的军事技术。林彪着重指出：“毛主席的建军思想，从来都是把政治摆在第一位，政治领导军事，统帅军事，军事只是政治的一个组成部分，政治包括更多更多的东西，有更大的范围。”并且说：“什么是最好的新式武器？不是飞机，不是大炮，不是坦克，不是原子弹，最好的武器是毛泽东思想。” 同时，他派人给毛泽东送去一份兰州军区党委《关于五十五师紧急备战中突出政治的情况报告》，并附了一封短信。 11月30日，林彪又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全文如下：主席：有重要情况需向你报告，好几个主要的负责同志早就提议我向你报告。我因为怕有碍主席健康而未报告，现联系才知道杨尚昆的情况，觉得必须向你报告。为了使主席有时间先看材料起见，现先派叶群送呈材料，并向主席作初步的口头汇报。如主席找我面谈，我可随时到来。 此致敬礼！ 林彪11月30日同日，叶群携带着这一封信和十一份长达五十一页三万余字的材料（除一份是刘亚楼给罗瑞卿的信外，全部是揭发罗瑞卿的材料），乘由空军司令吴法宪从上海派的飞机秘密飞到杭州，向毛泽东作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 汇报完毕，毛泽东收下了送来的材料，吩咐她不要在杭州停留，立即返回，并派汪东兴乘专列送她回去。 12月2 日，毛泽东对林彪11月18日来信及所附兰州军区的材料的批复，大意是：完全同意你的看法，五十五师的情况，可能和各师、各军部、各兵种大同小异。可否将此件转发到各军区，各军种各兵种、各军，到师党委为止，供他们参考。“那些不相信突出政治，对于突出政治表示阳奉阴违而自己另外散布一套折中主义（即机会主义）的人们，大家应当有所警惕。”表示了对罗瑞卿等人的不信任。此时，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中央办公厅主任杨尚昆以一些无中生有的罪名被调离；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中宣部部长陆定一也受到诬陷，并被停止工作。 1965年12月8 日至15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上海召开，史称上海会议。 会议是在极不正常的气氛中召开的。除毛泽东、林彪外，会前谁也不知道具体内容。在会议前半段，连中央委员也不是的叶群，作了三次共约十个小时的发言，历数了罗瑞卿的个人野心，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向党伸手的“罪行”，其中最耸人听闻的一段话是：刘亚楼对我说：“六三年以来，我几次想和你谈几点意见，是罗交代的。四点意见是：一、一个人早晚要出政治舞台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我看林彪同志要上政治舞台的。 二、你的任务很重，应保护林的身体。 三、再不要干涉军队的工作了。 四、放手让罗总长工作，信任他，一切交给罗负责。“ 我对刘说：“每个人都上了政治舞台。林荣誉很高了，无意再进。这是中央决定的问题，不是我们应谈的问题。”刘说：“你怎么这么迟钝，你如果办到了，林进入政治舞台，不管军队，让罗干，总长不会亏待你的。”我说：“这是对我最大的污辱。”回来路上小孩都说：“刘讲得不对，你答得对。爸爸又没有野心。”回家后林说：“你答得对，今后不准讲这个事，这是违背原则的事。” …… 诸如此类严重的指责加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身上，又没有原始的材料可凭，与会人员大都表示怀疑。刘少奇会前听了叶群的汇报，立即说了句：“难以置信。” 邓小平感到叶群所讲要害在于所谓刘亚楼的“四条”，而刘已去世，是“死无对证”。并表示了强烈的不满。朱德怀着沉重的心情参加会议，当康克清怕他是不舒服问他时，他摇头不语。有时他又自言自语地说：“如果这样搞下去，面就宽了，要涉及到很多人，怎么得了呀！”于是，会议决定把罗瑞卿召到上海。而此时的罗瑞卿正在昆明考察地形。罗瑞卿同志的夫人郝治平回忆当时情形时写道：1965年12月9 日，我和瑞卿一起到了昆明。瑞卿作为全军的总参谋长，每年都有巡视部队的计划。此行是计划的一部分。10日，他和昆明军区的领导干部见了面。谈话的时候，阎红彦、周兴都在场。大家请瑞卿同军区的一般干部见个面，作个报告。瑞卿说没什么报告好作，不过见个面和大家谈一谈，我是很愿意的。就去同大家见了面。回到住所，秘书就来说中央来了电话，通知瑞卿去上海开会。开什么会，没有讲。 我觉得有点突然，开会的事情怎么事前一点都不知道呢？原来中央开会可不是这个样子的。 那时书记处的几个人，小平同志、李井泉本来都是在昆明的。他们想去看看三线的建设情况。知道瑞卿也来昆明，电话联系好了在昆明碰个头，然后一起去看工厂。可是瑞卿还没有到，邓、李二人就被叫到上海开会去了。可见，开会，开什么会，他们事先也不知道。 我们问阎红彦关于会议的情况，阎也说不清楚。为了给会议做些准备，瑞卿只好打电话回北京。北京只有彭真同志在家。彭真同志说：“只知道开会，不知道开什么会。”后来，彭真同志打电话问总理。总理大概是知道会议内容的，而且可能向彭真同志吹了一点风。彭真同志又打电话给瑞卿说，你去吧，去了就会知道了。我们就猜，也许是军事上的事？因为这样神密和紧急。 贺老总当时也在北京。接到开会的通知，贺总问：开什么会？回答也是：到上海就知道了，飞机已经安排了。秘书问贺总会议上要带点什么文件？贺总说：带上地图去。可见，贺总也猜想开会是为了军事上的事情。到了上海，下午，刘少奇同志就跑来找贺总问开什么会。贺老总说：奇怪，你都不知道，我怎么能够知道呢？…… 罗瑞卿夫妇到上海后的情形如何呢？我们还是接着引述郝治平同志的回忆吧：我和瑞卿是12月11日去上海的。平时外出，飞机起飞时间都是由瑞卿定。这次空军却打电话通知飞机定在十点钟起飞。我们问为什么订在十点呀？空军说上海虹桥机场上有英国人的飞机降落，碰上了不好办。瑞卿也觉得没什么关系，十点钟飞就十点钟飞吧。 在飞机上，瑞卿还像平常一样看文件，一刻也没有停。飞机开始盘旋下降，上海市已经在脚下了，我说：“不要看了吧，就要到了。”他这才让秘书把文件收起来。到上海的时间是11日下午两点多。 机场上，陈丕显同志和吴法宪在等候我们。这使我们又感觉到奇怪起来。因为中央规定开会是不准迎送的。平时到上海，也只有公安局的工作人员迎候。 和我们同行的还有一位领导同志的爱人，在我安排她坐车子进城的时候，吴法宪在旁边一连声地说：“不要你管，不要你管，有人来接她的。” 吴法宪这个人有个特点，他平日里见了总长总是殷勤得过分。开关汽车门和脱大衣、穿大衣这样警卫员份内的小事，他都要亲自去做，而且次次如此，年年如此。有一次他甚互还跟我说过：“苏联人把斯大体称做他们的父亲。其实我们这些人还没资格称毛主席为父亲，我们只能将林总和总长这样的人称做父亲。”我就对他有点儿反感。这次一反常态，直挺挺地站着，一个劲儿地催我们上车，态度生硬得很。我心里想，这个人怎么了？一下子又成了这个样子。但是我仍然没有去想他。 我们和陈丕显同志同车进城。瑞卿总想知道开会的情况。可陈丕显同志显得很不自然，就是不谈开会，老和瑞卿东拉西扯地谈些庄稼啦，雨水啦，工业生产情况啦等等。后来，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他是奉了命令不准和瑞卿谈会议情况的。 瑞卿这个人平素喜欢和大家在一起。以前到上海开会，我们都住在锦江饭店，那里人多热闹。快进城的时候，陈丕显同志告诉我们这次不住锦江了，锦江饭店人都住满了，住不下。另外找了一个单独的地方让我们去住。我心里疑惑起来，这才觉得有点不对劲了。 但我们仍然没有多说什么，看瑞卿，他也沉默。汽车很快就到了一个小院子（后来知道是建国路618 号。现在是波兰领事馆），这时，陈丕显才告诉瑞卿说总理和小平同志都在房子里等他。一听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在等，瑞卿就有些吃惊，我也很紧张。但这时已经不容我们再考虑了。陈丕显同志的话音未落，车子已经停在一座两层的楼房前。瑞卿下了牟，就直接急步走进了楼下的会客室。 我没有看到总理和小平同志，就被人叫到楼上去了。这时候，空气显得十分紧张。会客室、楼梯上都站了一些公安人员。上海市公安局副局长王鉴也在场。看样子我们已经被看管起来了。 我在楼上心里万分焦急，百思不得其解，这是出了什么事情。我想到楼下看看，不准。 我只好又回到楼上。过了一会儿，秘书找我说不让安电话（当时因为工作关系，瑞卿走到哪里，都要先安电话的）。我说，不让安就别安吧。我心乱如麻，那些秘书更感到糊涂。 我在楼上等啊，等啊。天黑了，我也没有心思去看表。大约是七点钟的样子，听到院子里汽车发动的声音，我知道，这是总理和小平同志走了。我就往楼下跑。正好瑞卿从会客室里出来要上楼。王鉴同志走上来要扶他，瑞卿推开他，可是自己怎样也没有力气上楼了。我搀着他上了二楼的房间。我们两人面对面地坐着，一句话也没有。看着瑞卿的神态，我已经猜到了事情的严重性。只觉得像当头被人打了一闷棍。好一会儿，我向瑞卿：“这是怎么了，到底什么事呀？” 瑞卿说：“开会了，说我反对林彪，封锁他，对他搞突然袭击，反对突出政治。说我伸手。我没有！我没有伸手。我的工作都是党中央和毛主席任命的。我没有封锁他。我该和他讲的都和他讲了。就是有些问题我向总理主席直接讲，听他们的指示，这是应该的。 而且林彪知道，谁都知道的……。“ 我看见，瑞卿流泪了。我心里难过极了。看着瑞卿痛苦的样子，又加上这几天碰上的一连串莫名其妙的事情，我也不禁病哭了一场。但是，这不能使我稍微轻松一些。面对着这个我无法理解的突然的变故，我想我们大概是遇上了一生中最严重的事情。 整个上海会议期间，没有让瑞卿参加会议。说是要背靠背。瑞卿要求去见毛主席和林彪，把问题说说清楚。总理对瑞卿说，不要去见主席，也不要去见林彪。瑞卿当时想见的就是这两个人，不让见，别的还见什么人呢？所以，哪儿也没去，就在那个小院子里。从11号到上海，一直到17号离开，这期间哪里也没有去，就在家里等着。参加会议的那些领导同志，谁来了就和谁谈。我不能参加他们的谈话，只能谈完了，听瑞卿讲一讲，他说多少，我就知道多少。 在这几天里，看得出来，瑞卿从一个生龙活虎、坚定自信的人一下子变得无可奈何。 不能参加会议，又不能去见主席，受着天大的委屈，无法辨白，真是说不出的味道。这五天里，我们唯一可以做的事情就是在院子里走一走，那个院子有一条不到二十米的通道。 我们就从住房的门走到院子的门，到了收发室往回走。就这样一来一回地走。那时已经有人在监视我们了。我们自己也根本没有心情出去。就是心里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 后来，总理和小平同志又一起来对瑞卿说：“主席说了，没有这三条（指反对林彪，反对突出政治和向党伸手），有别的，可以检查别的。” 瑞卿说：“别的有什么呀？” 回答说：“你和别人的关系不好。” 瑞卿回来告诉了我，我就对他说：“关系不好，那就检讨关系吧。” 所谓的关系不好，就是说瑞卿在工作中不尊重老帅。刘伯承同志听到这个说法，就说：“我这个人身体不好，进城后不能做什么工作，罗长子还是往我这儿跑，有事同我商量，我倒没有什么感觉。” 上海会议上，别的人对这个问题是怎样讲的，我就不清楚了。 16号，总理和小平同志又来了。他们告诉瑞卿，毛主席对林彪说，反对你，还没有反对我呢。就是反对我到长江里游泳，还是一片好意。这是一。第二，主席说，如果没有这三条，可以先把问题挂起来，中国有很多问题都是挂起来的，挂几百年不行，还可以挂一万年。有什么检讨什么。还说，瑞卿的工作是有成绩的。主席讲，这个事，我们也有责任，没有发现，及时教育。然后就说，告诉罗总长回北京，回北京再说吧。 那天，卓琳同志坐同一辆车来看我。他们三个在楼下谈，卓琳就上楼来找我，她劝了我一阵。我就问她：“你们是什么时候来的，发了些什么文件？” 卓琳说：“不要提了，不要提了。这次开会和过去什么都不一样，非常神秘。我们这些当秘书的都看不见文件。都是小平同志自己装在口袋里。看完了，谁交给他的就退给谁。” 后来，薛明同志回忆说：贺老总也是这样，发了文件就自己装在口袋里。后来，两个口袋装得满满的，也不让她收拾整理一下。 我又问卓琳：“你看到什么人了吗？” 卓琳说：“谁也不走动，不串门。不好串门呀。”过了一会儿，她又说：“这个问题本来可以不这样办，但是现在已经这样办了，那么就这样子吧。让总长好好注意身体。回北京后家里还有孩子，可以解解闷。”她还特别对我讲：“我跟你说的这些话，都不是小平同志的意思。也没有看见什么文件，是我自己有这么个感觉。” 我对她说我想不通，怎么也想不通。那时我带着大本的毛主席语录，有一段关于要做老实人，陈独秀、张国焘等等不是老实人，不老实的人没有好下场。马克思、恩格斯是老实人。我把这一段翻给卓琳看，我说我这几天就靠这一段过日子，要是没有这句话，我这日子过不了。 17日，我们和总理、小平同志、李富春同志回北京。在飞机上我碰到了张茜。我问她，你怎么一个人回来。她说，陈老总没开完会就走了，说他有事，又没什么好说的。 到了北京。后来我们因为修房子而暂住钓鱼台。瑞卿很自觉，觉得那里有外宾，不好。 我们就搬到了新六所二号楼。1965年12月28日至春节。北京西郊新六所。 这年冬天，西伯利亚的寒流长时间地盘踞在北京的上空，天气干燥而寒冷。北京西郊新六所这个院落，更是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沉闷。在这个院落中，有五十年代为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任弼时修的五栋小楼；加上工作人员一栋，共六栋，这就是新六所的由来。院子里，高大而粗壮的树枝虽然落光了叶子，但枝桠仍然密密匝匝地填满了天空，让人喘气都觉得不痛快。 罗瑞卿回北京后，携家人住在院中二号楼。他一反常规，经常闭门不出。 有时，偶然在十四岁的女儿点点的陪伴下，在院子里散散步。寂静、寒冷的空气中，父女俩走在坚硬的发白的水泥地上。懂事的女儿把自己的脚步调整得和父亲一致，左脚、右脚、左脚、右脚，两个人，却只有一个脚步声。女儿轻声地向父亲讲些学校里的事情，父亲有时“嗯哦”着答应一声，更多的时候保持着沉默。在清白苍凉的月光下，罗瑞卿偶然抬头望望灰蒙蒙的天空，望望高大挺拔的树梢。有时候，罗瑞卿也给女儿漫不经心他讲一些他的身世和经历，但言语间不像在讲给女儿听，倒像在细细地过滤往事，检点自己的行迹，整理自己的思想脉络…… 其时的罗瑞卿的处境与心境，还是借他在1971年“九。一三事件”前夕的一段回忆来描述吧：从上海回到北京后，我即写了报告给主席、中央，请求调离我在军队中的一切职务及与军事有关的职务，如国防工业办公室主任、人民防空委员会主任、国防委员会副主席等。 中央很快就批准了。并将批准及我的报告转发全国军队团以上、地方县委、县公安局长以上。并将电报抄给了我。 因我不在军队工作了，军委办公厅来人撤了电话机。我还要秘书将我的枪、猎枪和秘书们的枪都交上去。彭真同志专门打了一个电话给秘书，说猎枪可以保留一支给孩子们玩。我说，不要留，全部交。我曾经要求出去理个发，组织上交代说，不要去以免碰上熟人。以后，我除了到三○一医院拔了一颗牙，什么地方我都没有去。 回北京后我住在新六所。孩子们却回来了。可他（她）们还什么都不知道，仍如往常。 看到这一群孩子，尤其是三个小的。想到自己的错误会连累他们，真是万分痛恨自己，恨不得立刻将自己彻底毁灭掉！ …… 有一天，快吃完中午饭时，罗瑞卿对孩子们说：“将来我退休了，带上你们都回四川老家去。四川可是个好地方呐。”孩子们听了，都快乐地笑起来。 罗瑞卿脸上也浮起淡淡的微笑。这种心情，来自整日的反思中增加了的说清是非的信心，他在给周恩来、邓小平并转报毛泽东和中央常委的申诉信中写到：你们第一次向我宣布的主席、中央对我的看法的第一个五条以及你们第二次归纳群众意见对我批评的第二个五条（关系、作风、工作、政治、组织），我完全拥护并深为感动。 我的错误，责任完全由我担负，主席、常委、中央没有任何责任。我一定忠诚老实地对我的错误事实、性质、根源向党作彻底地、毫无保留地交代。一个人如果还要革命，还要跟党、跟毛主席革命到底，犯了错误，除了认识、检讨和坚决改正而外，还有什么别的办法？ 还有另外三条（伸手、反对突出政治、封锁反对林副主席）或者四条（加挑拔）我确实没有。我有错误不承认、是没有党性，我没有的错误乱承认，也是没有党性。我不能反对有同志对我怀疑甚至很多同志怀疑，但是没有的事我不能承认，请求中央严格审查。如果证明确有其事，那算我对党隐瞒，应该算是错上加错，或者罪上加罪。 关于伸手。就我所知道的，这次揭发的是两件材料。一件是我向林副主席说老病的要让贤。我说过没有？如说过，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情况下、指什么说的，我完全记不得了。 不过，可以保证，我决没有暗示，要林副主席让贤之意。我没有这样坏、这样狂妄、这样愚蠢呀！一件是说刘亚楼说了四条，这个我完全不知道，是这次事情后才听说。 …… 而此时的林彪夫妇在做什么呢？ 他们搜罗“材料”，制造假证的步伐一点也没有停止，而且加快了，加重了。 在上海会议前夕，他们对吴法宪诱压兼施，使他向林彪靠拢，然后，就利用他来着手“收集”罗瑞卿材料。吴法宪在12月下旬，数次找刘亚楼的遗孀翟云英，软磨硬泡，想从她口里掏出叶群会上所陈述的“四条”的实证——刘亚楼的“遗言”，翟云英不上他的当，于是，吴法宪便请秘书按他的授意写成如下材料：亚楼同志生病住在上海华北路922 号，治病期间，有一次叶群同志、林豆豆同志来看望他的病情，谈话时我不在场，后来我看时间很晚了，催亚楼同志吃药时，亚楼同志说：好！我今天累了（当时，亚楼同志坐在沙发椅上），伸出四个手指头向叶群同志说：“我还有四点，下次再谈。”（这句话重复了三遍）这四点内容是什么，亚楼同志没有跟我说过，我不知道。 吴法宪把这份材料给翟云英，要她签字，翟云英看写得无中生有，拒绝签字。吴法宪便又磨了近一夜，翟云英被缠不过，也不知其所指，便签了字。 吴法宪如获至宝，但却因内容空洞，没有受到林彪夫妇的赞许。于是，吴法宪便做假证，写成给林彪的“报告”：林副主席：关于罗瑞卿同志的错误问题，我在中央会议小组会议上已经作了揭发。有两个问题还需要向您书面报告：（一）1964年9 月（哪一天记不清，当时刘亚楼同志刚从罗马尼亚访问回来不久），刘亚楼同我讲过：罗瑞卿同志曾向他说，林彪同志和罗瑞卿同志谈过，林彪同志身体不好，今后军委的工作，军队方面的事情要罗瑞卿同志独立主持，要大胆独立地处理问题，到处去请示。林彪同志还要罗瑞卿同志现在多抽出时间去把全国地形、战场都看一看，一旦发生战争要靠他指挥。从刘亚楼同志和我谈的这一段话，可以充分证明罗瑞卿同志向党伸手和夺取军权的野心。 （二）今年4 月下旬，刘亚楼同志病情已经很严重。我于4 月23日晚赶至上海， 24 日上午至病房看望他，当时刘亚楼同志正在输血，挥手叫护士走开，断断续续地对我说：“罗总长给我写了一封信，不知居心何在。他侮辱了我。我上了当。我对不起林彪同志，对不起××同志。你今后要注意，不要再上当。”他说话时精神很坏，声音很小，舌头有点僵，说到后来眼圈发红。当时没有把罗的信给我看，也没有讲信的内容。以后他又说：“生病以来，中央、毛主席、刘主席、总理、林副主席都对我无微不至地关怀，使我非常感激……”最后他流了眼泪。 以上报告，请指示。 吴法宪1965年12月25日这里抄录刘亚楼给罗瑞卿的复信，我们可以从中间接地看看罗瑞卿给刘的信中的大致内容：总长：4 月13日来信敬悉。接到首长的指示后，使我既感动，又难过。感动的是，首长工作那么忙，自己本身身体也不太好，还经常为我的病操心、关怀；难过的是，听有些人向首长反映一些不合乎事实的情况，因而引起首长不放心。 顺便报告首长，我这次害病，得到主席、总理、林总、元帅们和首长以及其他同志那样无微不至的关怀，我感动得多少次流下眼泪，因此，我不能不再一次向首长保证，请首长放心，我决不违背主席、总理、林总、首长以及其他中央负责同志的指示，决不辜负首长的亲切关怀，决不浪费党和国家的大量资财而不安心治病。我相信我还不是一个那样没有党性的人，不识抬举的人。就是病情再严重，我也坚决不灰心丧气，四个月以来，是不是像有些人反映的那样，情绪波动，胡思乱想，不安心治病？究竟听不听医生的话，和医生配合得怎么样，首长可以派人到现场检查，以明真相。 希望首长保重身体！ 此致敬礼刘亚楼4 月15日真是墨写的谎言，挡不住铁的事实！林彪夫妇以“死无对证”捏造材料之行径，昭然若揭矣！ 可是，他们在上海会议后，仍然大行其道，并且越来越集中而明确。揭发材料越搜集越多，集中在两个问题上：一是说罗瑞卿反对突出政治，于是授意有关部门搞了两份材料：一份是1964年12月《关于当前部队工作指示》的“三稿对照”，另一份是《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录》（即罗瑞卿于1965年1 月9 日上午在军委办会议第八次扩大会议上的讲话、1965年1 月23日在全军学习军师机关革命化经验大会上的总结讲话和1965年4 月3 日在四十二军团以上干部集训队的讲话。 二是说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其证据有三条：1.反对林彪指出的“毛泽东思想是当代最高最活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是当代马克思列宁主义顶峰”的提法。 2.在为林彪准备七千人大会讲稿时，反对说毛泽东思想中有毛主席个人的天才因素。 3.提倡学习三十本书就是为了反对和冲击对毛主席著作的学习。 在苦心经营、广泛搜罗的基础上，林彪夫妇终于“总攻”了。在1965年12月28日至1966年1 月18日召开的全军政工会议上，他们印发了“三稿对照”和罗瑞卿的“三次讲话摘要”，并且指使一些干部在会上提出了继续开批判罗瑞卿会的要求。真可谓“苦心孤诣”，“兵不血刃”了。 3 月4 日下午，京西会议①召开了。 1966年3 月4 日至17日，京西宾馆会议在北京召开。 快过春节时，罗瑞卿一家搬回了原来的家中。关于此前、此后一段时间罗瑞卿的境况，他的夫人郝治平同志在回忆中写道：回到北京，瑞卿还是照样不能外出。对我说是可以出去。但我发现身后有人跟梢，我也就不出去。 要过春节了，我们回到城里的家，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中央一些负责的同志都来找瑞卿谈，还是不准见主席、不准见林彪。只让写检讨。没有三条，有什么就检讨什么。 关系问题啊，和老帅的关系问题啊，还有严重的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的问题。瑞卿自己一面① 3月4 日上午，在邓小平支持下，讨论罗瑞卿问题的小组会议于怀仁堂召开，参加者有军委各总部、公安部、国防工办、国防科委、军事科学院和大部分军区、军种、兵种的负责人，共42人。邓小平讲了为什么要开这样一个会，并指出，中央决定，常委已指定邓小平、彭真、叶剑英负责主持会议。由于邓、彭不能经常到会，另组织一个7 人小组主持会议。3 月4 日下午，会议移至京西宾馆开，以后此会即简称“三月京西会议”。邓小平主持完“开幕式”即去外地视察未再出席会议。彭真在小组会议和工作会议上提出一些原则性要求：发言时要讲大问题，不讲枝节问题；只讲罗的问题，不要牵涉别人；只讲站得住脚的材料，不讲无把握、站不住脚的材料。——参见《三次大难不死的罗瑞卿大将》第 307页。 写检讨，一面看毛选，尽量把自己的缺点、错误从重检讨。写好，交上去，康生首先就说不成，说是只检讨了一些鸡毛蒜皮，这个检讨过不了关，还要写。瑞卿万般无奈，实在检讨不出来。然后，小平同志就说：检讨不出来，就好好读点书，把一些事情好好想想，从思想上提高提高，花上几个月、半年的时间。 这样的安排，我看瑞卿还是能够接受的样子。他也想安静安静，想想究竟是怎么一回事。他很认真地看毛选，还想读一点哲学著作。可是还是安静不了，3 月份的会议来了。 3 月3 日下午通知瑞卿说，毛主席和军委常委决定开个会，是专门解决你的问题的。3 月4 号上午就开了，瑞卿在思想上一点准备也没有。因为小平同志刚刚说了让瑞卿好好看看书，搞个半年左右，怎么忽然又开会呢？ 这个会一开，问题就严重了。瑞卿一下子就被说成反党反毛主席。一些从来没有听说过的事情也被编造出来。说什么瑞卿上林彪家去说，病号嘛，就是要休息。不要占着茅坑不拉屎。还在走廊上把猫踢了一脚，大声说：走开！这些事情真是闻所未闻。可是硬是有人证。那就是林彪的老婆、女儿还有秘书，统统是这些人亲耳听到的。 最让瑞卿受不了的是说他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这真是天大的冤枉！本来林彪说瑞卿反对他封锁他、这些问题瑞卿还是顶得住的。我也抱着很大的希望，直到三月会议前，都觉得这个事情会弄清楚的。因为我们觉得毛主席是最了解我们的，毛主席是会把这个事情弄清楚的。在上海时，毛主席说过：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我。还讲没有就挂起来，可以挂一万年。可是三月会议一开就不是这样了，完全成了敌人，什么混进党里来的阶级异己分子，军队中的赫鲁晓夫。大比武，硬说瑞卿没有向中央报告，是“擅自大比武”，瑞卿当然觉得不是擅自，是写了报告的。但是写了那么多报告，这个报告是在哪一天写的？ 记不清了，让秘书给查，秘书拒绝。想找一个文件都不可能了。所以完全处于一种说你是什么，你就是什么的状况，而且非要你自己承认。还有那三十本马列的书是冲击学毛选。 另外还有很刺耳的话，瑞卿听了从来不跟我说，怕我受不了。人家那么整他，但他还是很坚强。说得那么刺耳，他还是听，还是每天都去。而且坚持不能说的话就是不说。有一些公安方面事就更不能说了。我觉得瑞卿是个多么坚强的人啊，这种搞法，造谣、诬蔑、人身攻击，可是他还是挺着。早上起来，吃了饭就准备去。可是回来就不行了，连楼梯都上不动。第二天还是照样去，检讨照样写，但是每天回来都上不动楼梯。他去开会，我在家里书都看不下去，我就等着他。一听到车响，就赶紧到楼梯下面接他，把他扶上来。每天回来都是这样。问他，他也不说，就是走不了路，不吃饭，晚上也不睡觉。我晚上去看看他，他就在写检讨，他把窗帘拉得严严的，谁也看不见。…… “京西会议”一改上海会议背靠背的做法，林彪及其被唆使的人展开了对罗瑞卿“面对面”的“揭发与批判”。为了改变毛泽东在上海会议上的“反对你林彪，还没有反对我”的看法，他们罗织了罗瑞卿“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新罪名，列举的罪证则是罗瑞卿在去年修改付彪起草的《（毛泽东语录）再版前言》时，反对其“顶峰”、“最高最活”的提法。会议的气氛更趋紧张，人们的情绪也更加激烈了。罗瑞卿在会上对自己的缺点错误连续作了两次检讨，自我批评一次比一次严格。可是结果却招来更加激烈的批判。3 月12日，吴法宪在会上发言，他扬着那张胖脸，指着罗瑞卿的鼻子，那神情充满幸灾乐祸，气势汹汹。这次会上，罗瑞卿被勒令再作一次“深刻的触及灵魂的检查”。…… 1966年3 月18日。北京南池子缎库后巷甲一号，罗瑞卿家中。①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11 —213 页。 初春时节，乍暖还寒，天色灰蒙蒙的。 早饭后，孩子们都和往常一样上学去了。罗瑞卿像往常一样，穿戴整齐，把检讨书折好放进衣兜里，准备去开会。这时，电话铃响了。 罗瑞卿急步走向电话，拿起了听筒。电话里传来平静的声曰：“罗瑞卿同志，今天的会不开了，……” 听到这里，罗瑞卿的心倏然收紧，他感到眼前一阵发黑，颓然坐在椅子上，手里紧紧攥着话筒…… 他感到了从未有过的疲乏，四个月来的沉重压力在这一刻变得更加强大起来。他感到了一直支持着他的最后的希望之火渐渐熄灭了。这个会，他怕开，可更怕不开啊，因为开会还可以接受批判，还可以有所申诉，不开会就意味着什么呢？人家又要搞什么名堂呢？一种无奈的情绪，一种绝望的情绪渐渐在他的心里滋生起来、强烈起来。他开始理解前一段时间他要求见林彪谈问题时，周总理说过的那句话了：“你太天真了，你太天真了！”…… 这时，郝治平轻轻地走进办公室，问他：“瑞卿，还不去吗？” 罗瑞卿此时反而平静下来，他轻轻地将话筒搁在电话机上，扭过头来对夫人说：“接到通知，今天的会不开了……” 郝治平走过来，扶着丈夫坐下。此时罗瑞卿已完全恢复了平静，拉着妻子的手，听她说话。 “怎么搞的，看东西也看不下去，睡也睡不着，坐也坐不住，这日子什么时候才能完呢？” “我也是这个样子。” 罗瑞卿用力地握握妻子的手，沉静地点点头。 “不开就不开吧，我这里有一本小说，我看还不错，你看看，也可解解闷……” “你觉得好看，你就去看吧，我一个人在这里坐一坐。” 郝治平理解地点点头，出去了。 罗瑞卿望着妻子的背影，心里一阵凄然。他迅速拉开抽屉，拿出纸和笔，伏在桌上一笔一划地写起来：治平：会议的事没告诉你，为了要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 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写完了，罗瑞卿把纸条放进抽屉里，走到隔壁房间，推开门，深情地望望妻子，对正在翻书的妻子说：“你在这里好好看书吧。” 等郝治平闻声抬起头来时，罗瑞卿已带上了门。他走回自己的卧室，轻轻地挂上门，脱下穿着的出行的衣服，换上了一套洗净的睡衣，然后，向顶楼走去。 天色依然是灰濛濛的，整幢房子静悄悄的。 罗瑞卿走进了这间平素少有人来的阴沉沉的储藏室，推开了通向顶楼平台的小窗户，屈着他那为革命工作承担了无数繁重负担的、已出花甲之期的身躯，钻了出去…… 当听到有人喊叫时，郝治平才知道大事不好。她抛下书本，急步下楼。 当她来到院子里时，救护车已经开进来了。 大家把罗瑞卿抬上了车，向北京医院开去。在车上，罗瑞卿一直昏迷不醒。郝治平把丈夫的头放在自己的怀里，小心地扶着，她淌着眼泪，五内俱焚…… 终于到医院了。人们把罗瑞卿抬上三楼的急救室。郝治平抹着眼泪，跟着人们往上走，喊着：“大家轻点、轻点……” 这时，汪东兴走过来了，他叫住郝治平说：“中央让我告诉你，中央和毛主席是爱护你的、是保护你的、是关心你的，……这几条，对罗瑞卿同志也适用，你可以转告他。” 郝治平听着，点着头，欲急步上楼。 汪东兴又说：“你早点回家，我有事找你谈。” “嗯。” 郝治平答应一声，就赶紧往上走去。 当天，罗瑞卿苏醒了过来。当郝治平把汪东兴的话告诉他时，他脸上没有什么表情。 此后，罗瑞卿在医院里住了九个月。这九个月中，中国政治局面发生的变化是急剧的。而罗瑞卿的政治处境也越来越恶劣了。从3 月22日起，京西会议增加了五十三人，方式又改为面对面。 4 月8 日会议结束，并于4 月底向中共中央写了《关于罗瑞卿同志错误问题的报告》。 5 月16日，中共中央在发出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五。一六通知》的同时，向全党批转了上述报告，说罗的错误“是用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无产阶级军事路线的错误，是用修正主义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错误，是反对是党中央、反对毛主席、反对林彪同志的错误，是资产阶级个人主义野心家篡军反党的错误”。 5 月4 日至26日，中共中央在北京举行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批判了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反党错误”，并决定停止和撤销他们的职务，罗瑞卿被停止中央书记处书记的职务。其间，5 月18日，林彪在会上作了耸人听闻的关于政变的讲话后，彭、罗、陆、杨便被升级为“反党集团”。 5 月28日，中央文革小组成立；31日，经毛泽东批准，陈伯达率工作组夺了《人民日报》社的权； 6月1 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横扫一切牛鬼蛇神》； 6月4 日，中央决定改组北京市委。 6 月底，中直机关在中南海召开声讨“彭、罗、陆、杨”大会。罗瑞卿在医院不能到场，会议组织者硬把郝治平拉到会场上。会后，又要她写检讨，揭发罗瑞卿，并勒令她限期交出，如果交不出，就不准到医院里去看丈夫。 8 月5 日，毛主席发表了《炮打司令部（我的一张大字报）》。 8 月8 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制订了十六条。十六条中明确指出：这次运动的重点是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8 月10日，毛主席亲自对前来中共中央接待站庆贺十六条发表的群众说：“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8 月18日至11月26日，毛主席身着戎装，在天安门城楼先后八次接见红卫兵和大中学校师生，总共约一千一百多万人次。其间，罗瑞卿于10月份经过两次手术，右侧脚跟骨折愈合，左侧跟骨骨折后形成慢性骨髓炎，遂做跟骨部分切除，但术后伤口再次破溃。 从1966年底到1972年8 月，罗瑞卿开始了长达七年之久的狱中生活。 这是一段不堪回首的“炼狱”生涯。我们只将历史的记录抄下来吧，详尽的回忆与描述已有大量的文字存在：1967年3 月14日，因左侧跟骨伤口长期不愈，入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期间三十一次被从医院拉出去在大会上批斗。住院期间，跌跤导致左股骨颈骨折，未经治疗，即令出院。 11月20日，因左股骨颈骨折，左腿日趋肿胀，疼痛日益加重，再次住院。在施行牵引治疗期间，被专案组连续突击审讯，逼迫交代“罪行”。 1968年2 月11日，在左股骨颈骨折和左跟骨髓炎未愈的情况下被迫出院，继续受到专案组的日夜审讯。 6 月1 日，给中央写报告，提出：左跟骨动了几次手术，伤口仍然不好；又跌断了左股骨颈，请求再治一治。伤口如治不好，则把左腿截掉。 7 月14日，经毛泽东亲自批准再次住院治腿。 8 月，解放军总医院就罗瑞卿手术方案向中央写了报告，但林彪不同意，说：“对罗瑞卿到现在也没有搞出什么材料，要抓紧审问和斗争，搞出材料后到秋后再动手术。”此后，专案组即在病房内“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地审讯和斗争”。 1969年1 月至3 月，做左小腿截肢和左股骨头切除手术。 6 月6 日，出院。被送至海淀区什坊院卫戍区某部驻地监护，继续被迫写交代材料。 1970年8 月25日，写完三百五十六页二十余万字的《我的自传》。 1971年1 月，为自己制定新的学习计划。用仅有的一点生活费订了份《人民日报》。每天除看报外，以多数时间读毛泽东亲自圈定的要求党的高级干部学习的三十本马列著作和毛泽东著作。 9 月，“九。一三事件”后，从报纸上发现林彪的名字逐渐消失，凭政治经验断定林彪出了问题。 1972年1 月5 日，被转移到政法干校继续监护。 6 月15日，写出了揭发林彪反革命罪行的第一部分材料。监护单位通知他，可以同家人见面。 8 月1 日前夕写出了约十三万字的揭发林彪历史上的罪行材料。为集中精力写材料，推迟同家人见面。写完材料后，才来到北京医院病房里同分别七年的孩子们见面。 1973年1 月3 日至4 月7 日，因冠心病、高血压等病住院治疗。 9 月11日，因冠心病复发再次住院。 11月24日，被解除监护。 通过这些简短的文字，我们能够想见罗瑞卿所受的折磨和屈辱，用他自己的话说，“一切世间的侮辱都受过了，受够了。”我们更能够体会到一位身经百战、历经磨难的老战士、老共产党员日益坚强起来的精神和坚定起来的信念。他在狱中所写的自传的最后部分写道：“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作一个党外的，甚至是排除在人民群众以外的拥护者，作一个思想上的拥护者！ 若问：你为什么只作思想上的拥护者，而不行动呢？回答：因为我现在不能行动，无法行动。 若问：你为什么要这样呢？回答：因为我坚信这些一定要在全世界获得胜利！共产主义在全世界一定会实现。时间也不要很久。一切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反动派等等吃人的魔王，害人的鬼怪，一定会通通被消灭。全世界的无产阶级、劳动人民，以至这个地球上的全人类一定要解放！一定会解放！ 若说：你这些话对于你这个人看来是不合逻辑的。回答：是的，也许看来是不合逻辑的，但历史将证明它是真话，而不是假话。“ 他的夫人郝治平也于1968年2 月被投进秦城监狱。在生活上，她吃了比罗瑞卿更多的苦。“九。一三”事件后，她在狱中的的待遇也有所改善，但她又得了乳腺癌。她被蒙上眼睛，戴上手铐，送到复兴医院。医院的钱医生认识她，也很同情她，给她做了手术。1974年1月6 日，郝治平出狱。8 日，她到医院去看望罗瑞卿。医院怕他们过分激动，已预备了氧气，准备急救。 但郝治平虽然很激动，表现得却很坚强。到这时她才知道罗瑞卿的左腿因拖延治疗而截肢。她抚摸着丈夫的残肢说：“少一条腿没有关系，只要心脏还在跳动，就可以为党工作。”为了怕丈夫难过，她并没有提自己的病情。1974年4 月2 日。天安门广场上。 和风吹拂，阳光灿烂。春天是多么美好啊。 一辆小轿车缓缓地在宽阔的长安街上驶过。 车里坐着病情好转后出院的罗瑞卿和女儿点点。他静静地靠在椅背上，面容憔悴，双鬓花白，但眉宇间仍然充满了英气，脸色有点疲惫，但又透着抑止不住的激动，眼睛不时地扫向车外，似乎在期盼着什么。 从去年11月解除监护后，在解放军三○一医院十四病室，罗瑞卿第一次可以关上门，关上灯，在没有人监视的情况下睡觉了。今年1月8 日又同分别了七年之久的妻子见了面。这以后的生活渐趋安静，他的病情也日益好转。 家人向他提出了接他回家住的建议。罗瑞卿欣然同意。在征得医生的同意后，今天，他终于出了病房，驱车走在这洒满阳光的长安街上了。在离开医院的时候，他向家人提出了一个建议，到天安门广场上去一下。司机也按着他的要求做了。 此时，车子正好驶过金水桥头。罗瑞卿收回盯着车外的目光，招呼司机说：“开慢点，再开慢点……” 司机把车速放得更慢。罗瑞卿艰难地从座位上欠起身，举起右手，朝着城楼上悬挂着的毛主席像端端正正地行了个军礼。 他的女儿点点望着父亲，脸上升起肃穆的神情。她后来这样描写自己的感受的：这回我没有说：爸爸，你受了那么多苦，那么多罪，怎么还这样！还这样！因为我感受到这是一种也许我永远无法理解的感情。这不仅是政治伙伴之间的感情，也是一种活生生的人与人之间的感情，是无法以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来衡量的啊！这也是罗瑞①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上海文艺出版社1987年版，第253 页。 卿久经磨难后真实感情的自然流露啊。正如他在这年12月写的一首仿唐人王勃送别诗，书赠战友，表惜别互勉之情的诗中写道的：革命识知己，马列共遵循。 永走革命路，一切可牺牲。 1975年4 月。北京魏传统将军家。 清晨，就有人来叩门。军艺老院长魏传统赶紧打开了门，一看，是曾担任总参政治部副主任的李文一。两人一打照面，李文一笑嘻嘻地说：“老魏，你猜我给你带来了什么好东西！” “唔——” 魏传统沉吟着，把李文一让进屋里。李文一也不坐，打开文件夹，拿出了罗瑞卿给他的亲笔复信。 “快看看，瑞卿同志近况如何？” 魏传统眼睛一亮，急切地问道。 李文一兴奋地说：“瑞卿同志在复信中说我信中寄去的您的诗，是一个意外的收获，他十分高兴，他还让我转告你，他已经到鼓山游过了。” “哦，好、好。” 魏传统一迭声地说，言语间洋溢着欣慰之情。“他还给你寄来两首答诗呢。” 于是，两人共展信纸，高声吟诵起来：答友人一九七五年仲夏，接友人老魏和我给文一同志诗一首，并赠我五言一首（一） 愿君知我心，何畏遮天云。 太阳终归出，一样照人行。 （二） 林贼蛇蝎心，蔽空扰乌云。 篡权之狠毒，远超狗彘行。 一九七五年夏读罢，两人击掌称好。 魏传统目光里充满了激动，不禁回忆起数月前的事情……原来，去年10月间，经中央批准，罗瑞卿到福建省的福州市请中医林如高治疗腿疾。当时，他虽然获得了自由，但“四人帮”的横行肆虐使他思想上深感压抑。为此他曾写信给李文一，诉述他对国家命运的忧虑和对党的前途的坚定信念。李文一把这些信带给老战友魏传统看。魏传统在延安时期就住在罗瑞卿的隔壁，十分佩服罗瑞卿的勤奋、忠实的工作态度与作风。当他看到这些信时，深为罗瑞卿的刚正、忠诚所感动，但又为他的身体担心，怕长期下去会影响治疗。 于是，他写了一首五言诗通过李文一转给罗瑞卿，诗中写道：“疗疾先疗心，乐天看风云。鼓山春意浓，不负东南行。”意在劝他多到外面走走以排遣抑郁之情。 不想引来了罗瑞卿的两首好诗！ 魏传统紧紧握着李文一的手说：“呵，我这正是抛砖引玉啊……” 而此时，身处东南的罗瑞卿也正住在福建省委宿舍汤井巷。他一面与妻女朝夕相伴，充分享受着劫后重逢的愉悦，一面也在关注着中国政局的走向与变化。 这年4 月，郝治平因事暂回北京，罗瑞卿在此时写下了《忆往事书赠治平》：去年10月来闽治病，时近半年，初见成效。近日治平国事回京，这里只留下我与点儿两人，颇感大有所失。 我与治平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1941年结婚。“咬紧牙关，度过两年”，这是当时毛主席对抗战根据地的党政军民的庄严号召。婚后在太行的岁月，确属艰苦难言的岁月，但也是我们感到十分美满幸福的岁月。这是我们的骄傲，亦足见我们相爱之革命基础及其真情心挚。打倒蒋介石，全国胜利后，我们先后同在公安部、军队总参谋部工作达十七年之久。 1965年12月，林彪因我们坚守主席和党的阵地，拒绝上他的贼船，竟以突然袭击的卑劣而又奸险的手段对我们横加诬陷，百般折磨，对待我们甚于对敌，致我腿残身病。某些方面，治平所吃的苦头比我还要大。 九。一三事件后，我们重见光明，家人团聚，喜出望外，林彪自我爆炸，我们能见这群逆贼的可耻下场，实为平生最大快事。 本年4 月3 日为我们结婚34周年，时光易逝，好景却长。我们之间时日愈久，相知愈深，感情愈厚！公不离婆，秤不离砣，水乳交融，牢不可破，此之谓也。 题记之后的三道诗：其一延安相识未知心，太行始见互恋情。 艰苦备尝开颜笑，生死与共爱更深。 藐视敌顽如草芥，只知工作与斗争。 三十四年虽往矣，堪幸儿女已成林。 其二革命意志正高昂，主席指示执行忙。 古谚明枪容易躲，又云暗箭最难防。 林贼谋我真狠毒，叶妖害群胜虎狼。 多行不义必自毙，两逆恰落此下场。 其三红花耀眼迎亲人，莺声悦耳喜临门。 两两离别如隔岁，朝朝思念似盼星。 多年经历诚可贵，八载磨炼更同心。 我等虽然遭陷害，历史终能辨假真。 关于“其三”的首句，他写下了这样的注释：“治平从北京归来之日，院内木棉花正在盛开，清晨旭日临窗之际，又有黄莺在窗外高唱枝头，十分悦耳，似有预报喜事临门之兆，故有此句。”①在这个木棉花盛开的院子里，罗瑞卿在同妻女的早晚散步中，谈论着许多话题，其中谈得最多的是“文化大革命”，1959年庐山会议，毛泽东思想的本质是什么，谈话中更多的是在回顾历史和思考现实中萌发的一些疑问：如果说每个人都可能犯错误的话，那么毛主席能不能犯错误？如果毛主席也会犯错误的话，会不会影响毛泽东思想的正确性？林彪为什么要整罗瑞卿？ 毛主席为什么要发动“文化大革命”？为什么江青、叶群这些本来微不足道的坏女人能在党内那么猖狂？（说到江青时只在手心里划上一个三点水）…… 罗瑞卿更多的是在详细的读报中寻觅着政治变化的轨迹，研究着江青一伙闹腾的矛头是指向谁的。当报纸上抛出反经验主义的文章时，罗瑞卿一眼就看出这是针对周总理和老同志的，罗瑞卿还与来访的老干部说很多话，尤其是皮定均、李志民和廖志高等。谈话间，罗瑞卿一次又一次在手掌心里划着三点水。有一次，皮定均对罗瑞卿说：“你就在这里住下去吧，将来他们要翻天，我们上山打游击也要和他们干。你腿不方便，我们就抬着你，你给我们出出主意就行了。” 但是，罗瑞卿并不能在这里安静地住下去，形势的变化急剧而揪心。这年8 月，他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冬天，“四人帮”借“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活动日益猖狂，他对福州军区和福建省委领导人说：“你们这一年的工作我亲眼所见，对小平同志指示执行得很坚决。但是人家不甘心，斗争很尖锐，你们可不能麻痹，看来这场斗争还在继续，要准备斗争，经得起考验。”1976年1 月10日，罗瑞卿返回北京，参加追悼周恩来的活动。2 月，廖志高从北京返回福州，刚下飞机就被造反派揪斗。从此，罗瑞卿的住所失去往日的宁静，造反派出入加入无人之境，罗瑞卿在听了中央“打招呼会议” 精神传达后，对福建省委和福州军区领导人说：“坚持下去，不要动摇，他们肯定是些短命鬼。”7 月8 日，返回北京参加追悼朱德的活动。9 月9 日，毛泽东逝世，再返北京参加悼念毛泽东的活动。在9 月18日百万人在天安门广场为毛主席举行的追悼大会上，罗瑞卿以身残之躯和所有人一样站了一个多小时，不住地流着眼泪，像孩子一般失声痛哭。会后，因心情沉痛，冠心病复发，住进了解放军总医院治疗。 而此时，噩梦一般的“文化大革命”已接近尾声，仅仅一个月之后，“四人帮”就被粉碎了。 第十四章桑榆晚争朝夕为霞尚满天1976年10月，祸国殃民的“四人帮”终于垮台了。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在全党干部和党员中、在全国人民中激起了一片欢腾，看到由此可以结束“文化大革命”的十年动乱，人心大快。中国共产党能够剜除自己身上长出来的毒瘤，这增强了人民对党的信心。北京和其他许多城市，群众进行热烈的游行和集会，表示他们由衷的喜悦和对共产党的拥护以及恢复正常的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的要求。 当然，经过十年动乱，也积累了许多严重的政治问题和社会问题。党面临的任务是很艰巨的，为重建党组织的正常秩序，恢复党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为重建国家生活的正常秩序，使各级政权机关正常运转，并巩固和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为使遭到严重破坏的经济工作和科学文化教育事业恢复正常秩序，重新振兴起来，都有许多迫切的工作要做。此时确实可说是百废待举、百业待兴啊，但中国历史毕竟在徘徊中前进了。 其中，平反“文化大革命”中的冤假错案，恢复无辜受迫害的干部的工作，即是此时极为迫切的一项工作。当时担任党中央主席的华国锋同志又提出了“两个凡是”的观点，使这项工作同其他一些重大工作一样进展十分缓慢。 1977年3 月，中央工作会议召开。会上，陈云书面指出，应恢复邓小平的工作，并为1976年的天安门事件和其他重大冤假错案平反。王震在会上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粉碎“四人帮”以来，党内外要求邓小平同志出来工作的呼声甚高。此时，陈云、王震直接在会上提出来了。1977年7 月，在十届三中全会上，党中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正式决定恢复邓小平的工作，恢复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副主席、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等职务。 同年8 月12日，党的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召开，罗瑞卿在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的人生和事业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其实，对于罗瑞卿个人来说，粉碎“四人帮”后，他同全党全国人民一样欢欣鼓舞，自觉地做着他应该做的工作。1977年年初，他同杨勇赴武汉、广州和海南岛等地，与军区领导人座谈，建议让邓小平出来工作。3 月8 日，以“一读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江青破坏学雷锋运动由来已久》一文。5 月24日至7 月15日，因病住院期间，撰写了《林彪全盘否定一九六四年群众性练兵运动是个阴谋》和《戳穿“四人帮”在民兵问题上的鬼把戏》两篇文章，以“本报记者”的名义在《解放军报》发表…… 1977年春。一个温暖的夜晚。南京人民大会堂里。 被禁锢了十四年之久的《霓虹灯下的哨兵》一剧终于又同观众见面了。 当帷幕拉开时，观众席上一位两鬃斑白的老将军热泪盈眶了，他就是罗瑞卿。台上演出的一幕幕，又将他的思绪拉回到十四年前…… 1963年初，南京军区前线话剧团在京首演《霓虹灯下的哨兵》，罗瑞卿向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人推荐并多次陪同观看了演出。在他的一生中，这可能是他看的次数最多的一出戏了。他陪同周恩来走上舞台接见演员，还和他们一起吃晚饭…… 他对“霓剧”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说《霓虹灯下的哨兵》教育意义很大，并提议全军话剧团都排这个戏给部队演出。不久，这出戏便成为当时全军以至全国影响最大最轰动的一出戏。可是，“文化大革命”中，这出戏同他一起受到诬蔑和诽谤……此次公演，他正在南京，怎么能不再来看一看呢？…… “哗——” 观众席上热烈的掌声打断了将军的回忆，原来剧已演了一半，要剧场休息了。罗瑞卿向陪同人员提出，要见见几个演员。演员们马上来了，罗瑞卿同他们握过手，在轮椅上坐直身子，感慨地说：“我是《霓虹灯下的哨兵》的积极支持者，为了支持这个戏，成了我的一条罪状。”说到这里，他扭头看看身旁的夫人郝治平，又对陪同人员说：“我想在演出结束时见见全团的同志们。”演员们听了，都兴奋地拍起手来。陪同的人员怕他太劳累，行走不便，劝他不要上台了，等观众走完后叫台上的同志们下来。罗瑞卿坚定地说：“不，我可以上去。” 戏演完了，罗瑞卿一直等在剧场里，直到观众全部走散，他坐着轮椅来到舞台的台阶前。轮椅停住了，他示意警卫员扶他站起来，从郝治平手里接过拐杖，然后，拄着拐杖，在警卫员的搀扶下，一步一挪地走上舞台。 剧团的同志们列队欢迎他，一个个含着热泪，激动地热烈鼓掌。 走到台中央，罗瑞卿轻轻地推开搀扶他的警卫员，迈着艰难的步履，向前走，向前走。一边走，一边向大家招手致意。明亮的灯光下，他的身影高大魁梧。郝治平紧紧地跟在他身后。 这时，一个名叫陶玉玲的演员走出队列，急步上前扶住了他的手臂，另外几个人忙去搬来了一把椅子，请他坐下，人们一下子围拢过来，不停地用热烈的掌声表达他们心中的崇敬与感激。 罗瑞卿也是热泪盈眶。坐定之后，他轻声地，又严肃地对大家说：“事隔十多年，又看到大家，又看到了你们的戏，很高兴。毛主席、周总理对这个戏很关心，毛主席看了你们的演出，总理更是看了很多次，可是林彪、‘四人帮’很坏，给我强加了很多罪名。当时我让全军文工团演这个戏，他们就说我过问了军队的文艺工作，管得太多了，成了我的一条罪状。 我当时就告诉他们，是毛主席、党中央要我做军委秘书长的工作，我有责任关心部队的文艺工作，有责任把我们党的文艺工作搞得更好……“ 大家听着，点着头。 “现在你们演得不如以前了，但不要紧，慢慢会演好的。你们要努力。 ‘四人帮’不让钻研业务，我说你们就是要刻苦钻研业务，精益求精，才能更好地为工农兵服务……“ 郝治平站在丈夫的身后，一边听着，一边用手帕不停地擦着泪水……1977年夏的一个晚上，罗瑞卿驱车来到华楠家中。 华楠一听说他来了，忙迎出门外。罗瑞卿已经拄着双拐站在门前了。华楠趋步上前，扶住他说：“你的腿不方便，有事我去，你怎么亲自来了？” “唉，到你这儿聊聊天，摆‘龙门阵’嘛？” 罗瑞卿笑吟吟地说。 两人边谈边走进屋里坐下来。 让过茶后，两人便谈起来。谈着谈着，话题便谈到了林彪和对林彪的认识上。 华楠感慨地说：“大家都说你坚持原则，敢于对林彪进行抵制和斗争……”罗瑞卿挥挥手，止住他的话头，平静地说：“唉，不能这样说嘛。对任何事物都要作具体分析才对。即使对林彪这个人也要具体分析。他不是一生下来就反革命，他在历史上有错误，也有过功绩，不能一概抹杀。如果那样也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我是逐步认识林彪的，一个人的认识有个发展过程，谁也不要说谁有那么高明。但是有的人认识，有的人不认识，还有的认识了明知不对他也跟。毛主席说，凡事要问个为什么，看看是否真有道理。” 说到这里，罗瑞卿看看华楠，华楠赞同地点了点头。罗瑞卿接着说：“我逐步发现了林彪的一些问题。林彪反对军事训练，反对比武，大搞突出政治，搞假革命化，破坏军队的现代化正规化建设，完全违反了毛主席的建军思想。我才对他有所认识，有所抵制。我也不赞成他讲的‘顶峰’、‘最高最活’，难道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就不再发展了吗？实事求是地说，我虽然对林彪有所抵制，但我也执行过他错误的东西。” 华楠听着罗瑞卿对自己的“解剖”，沉思着…… 两人就这样说着，说着。 夏夜的暖风拂过窗棂，温柔而皎洁的月光无声地洒在静静的院子里…… 1977年8 月12日至18日，中国共产党第十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距十大只有四年。提早举行这次大会，以便确定党的工作方针，选出新的中央委员会，显然是必要的。出席这次会议的代表有一千五百一十人，代表着三千五百多万党员。华国锋代表党中央作政治报告，叶剑英作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邓小平致闭幕词。会议总结了同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宣告历时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经结束，重申在本世纪内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是新时期的根本任务，还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章程。新产生的中央委员会选举华国锋为中共中央主席，选举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汪东兴为中共中央副主席。 罗瑞卿参加了这次会议，并在八大之后又一次被选入中央委员会，在十一届一中全会上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 会议结束后，罗瑞卿一直忙工作，没有回家。郝治平从报纸上得知十一届一中全会已经结束，但还不见罗瑞卿的影子。她放心不下，就打电话给正在京西宾馆开会的丈夫。罗瑞卿在电话里对妻子说：“治平，中央已经给我分配了新的工作岗位，回去后再详细告诉你。现在，我这里有许多各地来开会的同志在谈事情。你不要急。事情办完后我就会回去。” 罗瑞卿的声音充满了兴奋的自信。郝治平放心地挂上了电话。 从此，罗瑞卿又恢复了“文化大革命”前的生活和工作状态，成为在军队中正确路线、政策的坚决而有效的执行者。关于这一阶段的情形，他的女儿点点是这样描述的：从这一天开始，父亲快节奏的生活又开始了。由于事情来得很突然，秘书班子一时还没有配齐，但是大量的文件，大量的要办的事情都像潮水一样涌进了我们这个家。父亲原来的一位老卫士长只好干上了秘书的工作。但是光收发文件都来不及，母亲也只好仓促上阵。家里一下子又充满了紧张的工作气氛，电话铃声吵得人不得安宁。原有的秩序都被打破。像是十年前一样，所有人的生活节奏都要跟上父亲的节奏。而父亲的工作精神和效率丝毫不减当年。“革命加拼命”作为一个口号提出尽管有人反对，但是作为父亲的写照却是十分贴切的。 …… 为了处理排得满满的事务，他每天总要工作十几个小时，他的案头总是堆积如山的文件。父亲坐在那儿读啊，写啊，一副老花镜把鼻子两边压出了深深的紫斑。他能在办公桌前一连坐上五六个小时。由于腿不方便，长时间保持一种姿势，使得他常常腰酸腿痛，有时痛得夜里难以入睡，不得不服用大量的镇静剂。但是，他绝不肯减少工作量。为了克服腿给他带来的不便，他反而在起码的休息时间中打主意。午睡，往往是假肢不取下就那么和衣打一会儿盹儿。为了节省上厕所的时间，他竟常常一上午不喝水，到了吃午饭，就先喝下满满一碗汤。我们很奇怪，父亲本来并没有饭前喝汤的习惯啊，后来还是母亲发现了其中的原委。有时吃饭时，他也在考虑工作而一言不发。晚饭原来是我们一家人最热闹的时候。但是现在看到父亲定定出神的样子，我们也不敢大声喧哗。只有母亲有时打打岔，但也收效甚微。吃完饭，我们问父亲今天吃的什么，他想想，十回有九回回答不出。我们实在看不下去了，实在心疼父亲的身体。有一回，我们几个人商量好要一起劝劝父亲。父亲听完我们的话，大惑不解地对我们说：“你们总是要我睡觉，要我吃饭，要我休息。你们为什么不说，爸爸你多做点工作呢？”面对父亲这一条完全不同的思想，我们之中竟一时没有人能答得上来。还是母亲插了一句：“天啊，谁还敢再劝你工作，再劝，你的命恐怕也要没了。”父亲想了想，可能终于明了我们劝他的意思。就对我们说：“你们知道吧？ 《水浒》里有个石秀，叫拼命三郎，我已经七十二岁了，我就是这个拼命主义。我要把七十二岁当作二十七岁来工作，把‘文革’十年中损失的时间补回来！“ 面对这样的父亲，我们能有什么办法呢？还有一个星期日，父亲又是从一早起就开始旁若无人地办公。我们把家里两个最小的孩子坚坚和毅毅叫来，想让父亲休息一会儿。看到我们推门进去，父亲很奇怪地问我们：“怎么回事，你们怎么都没上班？”我们说：“爸爸，今天是星期日呀，你都忙忘了吧。”父亲看到两个孙子，笑得脸上开了花。两个孩子赶紧给爷爷表演已经准备好的节目。坚坚报幕，毅毅唱起了一支关于小青蛙的儿歌。我们都在旁边站脚助兴，希望这轻松愉快的时刻能够多延长一会儿。毅毅还在咿咿呀呀地唱着，我忽然发现爸爸的笑容停滞了，他的目光离开孩子，像是在寻找什么。我回过头去，原来是秘书拿了厚厚的一叠文件站在我们身后，也许秘书同志也想让父亲多休息一会儿，所以进门来却悄然无声吧。但是父亲已经发现了他，招呼一声，秘书只好快步走到他身边。 我们马上知道我们该退场了，短暂的娱乐活动到此为止。我们牵着茫然的孩子的手，悄悄退出了办公室，就这样，父亲度过了他的星期天。 反正，那时候父亲的心目中，第一是工作，第二是孙子，当然还有母亲，然后还有些什么，最后才是他自己。 1977年11月8 日，一列专列开出北京，沿京广线向南风驰电掣般向广州驶去。 车上坐着罗瑞卿和邓小平，他们此行是与已在广州的叶剑英商筹军委全会事宜，主要是研究为会议准备的文件。 一上车，这两位饱经风霜的革命家就在讨论一个关键的话题：这次全会，怎么提“纲”？ 列车在不息地奔驰着，这两位老战士的思想也在急速地运转着。他们从分析形势入手，认为此时以阶级斗争为纲的错误方针仍然束缚着全党的思想，军队要从林彪、“四人帮”十年浩劫所造成的百废待兴的局面中摆脱出来，不打破这种思想禁锢便寸步难行。但是，要立即完全否定“以阶级斗争①见点点著《非凡的年代》第265 —267 页，略有增补。 为纲“，在目前还不到火候。 列车从北向南穿行，两边的景色日趋明朗、清新，他们的思想也在讨论中明确起来。 第三天，当列车快驶抵广州时，邓小平掐掉已经结了很长的烟灰，把手往胸前一收，说：“就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目前军队各项工作的纲。” “好啊，这样提法务实，也容易为大家接受，就这样办。” 当火车抵达广州时，他们神气清朗、胸有成竹地下了火车。 一下火车，负责主持起草全会文件的罗瑞卿便投入到日日夜夜的紧张工作中，组织对会议文件进行反复讨论和修改，并让秘书给北京军事科学院打电话，查询核对毛泽东的有关论述。在反复查询、讨论、修改中，罗瑞卿对工作人员说：“如果有人要挑‘刺’儿，就可以用毛主席在晋绥干部会议上的讲话中关于总路线和具体工作路线关系的论述为依据，说明，军队可以允许有具体的工作路线。” 又说：“以阶级斗争为纲，这其实是一根打人的棍子。林彪、‘四人帮’阶级斗争为纲不离口，就是为了打人。……军队还可以‘军队要整顿、要准备打仗’为纲，把深入揭批林彪、‘四人帮’作为当前的首要任务。如果说阶级斗争，这也可以说是阶级斗争的具体表现。有人如果要挑刺儿也挑不出来。” 文件起草工作于20日结束， 12 月12日至31日，中央军委在北京召开全体会议。会议总结了深入揭批“四人帮”的经验，讨论确定了加强军队建设，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提出了全军的十项战斗任务，即（一）把揭批“四人帮”的斗争进行到底；（二）贯彻毛主席的战略思想，做好作战准备；（三）整顿领导班子，加强干部队伍的建设；（四）加强党的建设，充分发挥政治工作的威力；（五）把教育训练提到战略地位，加强军事科学研究，提高我军军政素质；（六）大力抓好国防科学技术研究和军工生产，加强装备现代化；（七）继续搞好精减整编，改革兵役制度；（八）坚持勤俭建军的方针，加强后勤战备的建设；（九）坚持野战军、地方军和民兵三结合的武装力量体制，加强民兵建设；（十）恢复和发扬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会议通过了九个决定、条例，即《关于加强部队教育训练的决定》、《关于办好军队院校的决定》、《关于加强军队组织纪律性的决定》、《中国人民解放军保守国家军事机密条例》、《关于加速我军武器装备现代化的决定》、《关于军队编制体制的调整方案》、《关于兵役制问题的决定（草案）》、《关于加强军队工厂、马场、农副业生产管理的决定》、《关于整顿和加强军队财务工作的决定》。邓小平、叶剑英、罗瑞卿等同志为这些成果的取得付出了大量的心血。 28日，邓小平讲话，指出：“这次军委会议，解决的问题之多，方面之广，内容之丰富，是过去多少年来没有过的。这次对我们军队几乎所有的领域、所有的方面，都订出了章程。这些章程有些是过去有的，被林彪、‘四人帮’破环了，这次把它们恢复了；有的是新订的。所有这些章程，都是整顿军队、准备打仗所必需的。有了这些章程，我们就有章可循，就能够统一认识，统一行动。”“这次会议，是一次十分重要的会议。会议的精神和决定，要很好地传达和贯彻执行。” 这次会议在全国迈出了否定以阶级斗争为纲的第一步。 卿在实际工作中，着手按照邓小平提出的新时期治军之纲狠抓军队的整顿。 当时军队内问题成堆，邓小平在1975年7 月14日中共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的讲话中提出的“肿、散、骄、奢、惰”状况仍未改变。他以整顿为纲，开展了全方位工作，在思想、作风、组织、军事和国防科技诸方面进行了一系列拔乱反正的工作。他经常指示《解放军报》要注意揭批林彪和“四人帮”，肃清他们在军队中的流毒和影响，大力支持军报冲破主张“两个凡是”的人所设置的只提批右不提批“左”的障碍。一次，他在批阅一分文件时，看到反映“文化大革命”期间“风派”和“震派”人物的问题，便对工作人员说：“我考虑再加一个，叫‘溜派’，也应该揭露。这种人当年紧跟林彪、‘四人帮’，欠下了不少帐，却装得一贯正确，企图溜之大吉。这种人遇到一定的气候条件，又会兴风作浪。军报应该写文章揭露这三种人。这样的文章不仅现在有用，将来也用得着。因为在政治斗争中，过去、现在和将来都会有这种人。必须提高对他们的辨别力和抵制力，不让他们败坏党的风气，危害党的事业。” 1978年4 月中旬。罗瑞卿和徐向前正在徐州听取总参和南京、济南军区的工作汇报，在北京担负作战值班任务的副总参谋长杨勇匆匆赶来，向罗瑞卿汇报一件关系重大的事情。杨勇告诉罗瑞卿，4 月12日，海军的主要负责人向华国锋汇报海军工作时，华提出，要在访问朝鲜回国后，到旅顺视察海军。而海军这位主要负责人未向总参和军委报告，即着手组织，准备调动海军两个舰队的各种舰艇、飞机参加海军大演习。 杨勇叙述完事情内容，说：“我感到事关重大，特地来向你汇报，看看怎么处理此事。” 罗瑞卿听着杨勇的汇报，先是震惊，继而沉思起来，等杨勇讲完后，他坐直身子，把两手撑在双膝上，沉稳地说：“此事不妥。这件事确实事关重大，我们把它放在目前的国际、国内形势的全局中一看，就分明了。目前国内正在进行全面整顿，拔乱反正的任务十分繁重，非常需要一个相对稳定和平的国际环境。在这时候搞这样的大规模动作，会引起周边国家和其它大国的不安，我们决不能因为自己主观方面的原因造成同周边国家关系的紧张化。现在，这里的工作已告一段落，我们回北京再说吧。” 4 月17日，罗瑞卿在三○一医院试用假腿时接见海军副司令员杨国宇。 杨国宇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并且告诉罗瑞卿：“12日我将此事向萧劲光同志报告过了，他指示我说：这样大的事情，要正式报告军委，你要亲自去向军委和罗秘书长报告。” 罗瑞卿听完杨国宇的报告后，严肃地说：“你们是否考虑这样一个问题，为什么要在这个时候搞这样大的兵力行动？这对国际国内有什么样的影响？而且，既然12号已定，为什么现在才报告？” 杨国宇诚恳地说明了迟迟不报告的原委。 罗瑞卿沉吟片刻，说：“这件事由我向邓副主席报告，至于此事行不行，再用电话联系。” 杨国宇走后，罗瑞卿立即向邓小平作了报告，并且讲了自己对这件事的看法和处理意见。邓小平同意他的意见，并要他向华国锋同志请示。罗瑞卿给华国锋打电话、表明了自己不同意海军演习的看法，作了详细的分析，陈述了利害所在。 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这一件可能酿成严重政治影响的事情被制止了。 1979年7 月间，在海军党委常委扩大会议上，邓小平谈及此事时说：“海军出了一件坏事，就是旅顺搞海军大演习，这是坏主意，政治上是错误的，出发点也是不正确的，这一点罗瑞卿同志处理得好。罗瑞卿同志讲了这个问题，我同意他的意见，停止。” 1978年5 月11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题为《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这篇文章已在5 月10日的中央党校内部刊物《理论动态》发表过，是由《光明日报》供稿，由主持中央党校工作的副校长胡耀邦审阅定稿的。这篇文章重申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基本原理，尖锐地指出“四人帮”加在人们身上的精神枷锁还远没有完全粉碎，对“四人帮”设置的禁区“要敢于去触及，敢于去弄清是非”，并提出不能拿出现成的公式去限制、宰割、剪裁无限丰富的飞速发展的革命实践，应该勇于研究新的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由于这篇文章是从根本理论上否定了“两个凡是”的错误方针，所以它引起了广泛的注意，并逐渐形成了讨论。 5 月，正是草木欣欣向荣的时节。这篇文章发表在这个时候，显示了两年徘徊局面中的逐渐成长起来的勃勃生机，这是巧合？或是历史的必然？ 罗瑞卿在两个月前，就以自己的敏锐发现了这一重要的新生事物的幼芽。3 月26日，他在《人民日报》的第三版不显著的位置读到了《标准只有一个》的一千多字的思想评论，他立即把军报负责人找去说：“这篇文章虽短，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什么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真理，但真理不能用来检验真理。只有实践才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一观点很正确也很重要。军报要注意宣传这一观点。” 《光明日报》文章出来后，受到“凡是派”的非难。但是，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已不可能按照他们的意愿冷却下去了。罗瑞卿以他的深刻、丰富的理论和政治修养，保持了高度的清醒。他让秘书把《解放军报》社长华楠、副社长姚远方请到他在西山的住所，一见面就对他们说：“有一个争论你们知道吗？这是一件很大的事情，我赞成这个讨论。” 说着，他又拿出5 月11日的《光明日报》，指着《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篇文章，认真地说：“这是一篇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好文章，它提出的是一个牵一发而动全身的大问题，不解决这一问题，我们的事业就不能前进。我们军报要注意研究宣传，要坚持这个方向，要积极支持和参加这场讨论，要注意在军队中消除‘两个凡是’的影响。” 在他的过问下，《解放军报》很快转载了《光明日报》的文章。 可是，此时的党内争论还在继续。在6 月2 日召开的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邓小平在讲话中指出：我们党有很多同志坚持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把马列主义的普遍真理同革命实践相结合的原则，这是很好的，我们一定要继续发扬。但是，我们也有一些同志天天讲毛泽东思想，却往往忘记，抛弃甚至反对毛泽东同志的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这样一个马克思主义的根本观点，根本方法。不但如此，有的人还认为谁要坚持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理论和实践相结合，谁就是犯了弥天大罪。他们的观点，实质上是主张只要照抄马克思、列宁、毛泽东同志的原话，照抄照搬就行了。要不然，就说这是违反了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违反了中央精神。他们提出的这个问题不是小问题，而是涉及到怎么看待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问题。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本原则，我们任何时候都不能违背，这是毫无疑义的。但是，一定要和实际相结合，要分析研究实际情况，解决实际问题。按照实际情况决定工作方针，这是一切共产党员所必须牢牢记住的最基本的思想方法、工作方法。实事求是，是毛泽东思想的出发点，根本点。这是唯物主义。 邓小平的讲话显示了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政治勇气，也对党内一些非难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的人提出了中肯的批评。然而，6 月15日，中央主管宣传工作的领导人召集宣传单位负责人开会时，仍然对《光明日报》文章提出批评，认为它“党性不强”，仍然认为，凡是毛主席讲过的，一律不能翻，天安门事件、《二月提纲》、《五。一六通知》都不能翻案，如果翻了就是反对毛主席。 罗瑞卿密切注视着这场争论。 不久，应《解放军报》之约，中共中央党校理论研究室主任吴江撰写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文章是针对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的种种责难而作的。 当报社负责人将样稿呈送给罗瑞卿时，他看了非常高兴，说：“这篇文章很好，一定要使文章更充实，理论水平更高。”他建议在文章中引用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以便做到立论更稳，无懈可击。接着，他以高度的热情和责任感，亲自查阅资料，对文章字斟句酌，先后进行了三次审阅修改。 其间，他还就如何改好这篇文章的问题同胡耀邦通了六次电话，同《解放军报》社通了六次电话。在华楠出访罗马尼亚之前，他又打电话给华楠说：“发表这篇文章可能有人反对，准备驳。不要紧，出了问题首先由我负责，要打板子打我。” 6 月24日，在邓小平的支持下，《解放军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马克思主义的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25 日，《人民日报》、《光明日报》转载，新华社发了通稿。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基本观点，有力地促进了真理标准讨论的进程。 这场讨论实际上是党所确定的思想路线、政治路线的思想理论准备。在邓小平、叶剑英、陈云、李先念、胡耀邦、聂荣臻、徐向前、罗瑞卿等一批老同志的支持下，真理标准问题讨论逐渐深入。从6 月起，中央党、政、军各部门，全国绝大多数省、自治区、直辖市和大军区的负责人发表文章或讲话，支持和赞成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科学精神。在邓小平和其他老同志的领导下，在党内外群众的推动下，党终于在1978年末着手解决两年徘徊期间没有解决的问题。 罗瑞卿虽然没有看到这场讨论所结出的丰硕成果，但他在支持、参加、领导讨论中所表现出的坚定信念、科学精神、政治勇气，为他的生命之旅，增添了令后人永记不忘的光辉的一笔。 1978年7 月15日清早。首都机场专机停机坪。 今天的天气格外的好。晴空万里，只在遥远的天边飘拂着几缕轻纱似的①见《邓小平文选》人民出版社l994年版，第2 卷第114 页。 白云。夏日清早的清风拂过宽阔的机场。波音707 主机2408、副机2400静静地昂首停在机坪上，机长带领着机组人员在有条不紊地做最后的检查、准备工作。 8 时许，罗瑞卿坐在轮椅上，在夫人郝治平、空军司令员张廷发和随行人员、医疗小组的簇拥下，向飞机走来。在飞机扶梯前等候的机长向罗瑞卿敬礼，并向罗瑞卿夫妇一一介绍了机组人员。罗瑞卿夫妇同机组人员一一握手，连声说：“谢谢，谢谢。” 飞机预定在9 点起飞。罗瑞卿就利用这段时间同家人和送行的人们说话。他今天的兴致很高，精神焕发，这使周围的人都受到了感染，说话间不时发出轻轻的笑声。特别是小孙子和小外孙，一直坐在罗瑞卿的膝盖上，摸摸外公的脸，拉拉爷爷的手，同爷爷、外公又说又笑。 9 点钟快到了，送行的人都劝罗瑞卿上飞机，罗瑞卿摇摇头，说：“我要等王胡子来”。 “爸，走吧，不要等了。”他的女儿劝他。 “王胡子说来送我，他一定来。我要见到他再走。” 正说着，王震匆匆赶来了。他一下车就快步走到罗瑞卿面前，一面紧紧地握住他的手，一面同他话别。 说话间，飞机起飞时间到了，罗瑞卿亲了亲两个小孙孙，举起双手对送行的人们说：“再见了！等我回来，我就不坐轮椅了。我要和你们一样站起来走路！ 我还要到全国各地走走……“ 这些信心十足的话，博得了人们热烈的掌声。 9 点57分，颀长的、银白色的飞机呼啸着冲向蓝天。 飞机进入平稳飞行后，罗瑞卿望着坐在背对飞行方向的椅子上的妻子，猛然想起她有晕车、晕飞机的毛病，便提出要同她换座位。郝治平说：“算了，一会儿就到了，我能坚持。” 罗瑞卿摇摇头，然后站起身来扶着桌子艰难地往郝治平这边挪，郝治平忙站起来扶住他过来，扶他坐下，然后自己坐到对面的椅子上去。 坐定后，郝治平望着对面的自发苍苍的丈夫，一件件往事涌上心头。她想起新婚之夜那一碗鸡汤，想起反“扫荡”中他盖在孩子木筐上的那块油布，也想起天安门城楼上他塞给孩子们的那一把糖果，想起劫后重逢在汤井巷的温馨日子，想起今年春天她在身体中发现肺癌症状后他每晚开会回来都要来她的病房说许多温存的话……想着这些，她的心里荡漾起无限的幸福，一阵疲倦袭来，她轻轻地合上眼休息起来。 罗瑞卿本来是想跟妻子说一会儿话的，但当看她轻轻合上眼时，便闭紧了嘴唇，望着鬓发间已现缕缕银丝的妻子，目光里充满了无限的温情。他不愿打扰她，3 月13日，她才做完了肺叶切除手术，身体刚刚有些恢复，就又陪他出国治腿。妻子的病，曾经使他多么痛苦啊。当他得知她的病情后，更促使他下了出国治腿的决心。本来，左腿伤残，给他这位军委秘书长的工作带来了极大的不便。他一直主张领导干部不能光坐在办公室里看文件、开会，而是要下基层、下单位调查研究，解决实际问题。可他的腿，他的轮椅给他的深入实际的强烈愿望的实现带来了巨大的不便。一年来他跑了不少地方。 他去看地形，看国防工事，都要坐在轮椅上被人推来推去。有的坑道太窄，轮椅难以通过时，同志们就要组织人抬他。每当此时，他就更强烈地渴望像正常人一样站立、行走。中央也十分关心他的身体情况。去年，党组织专门请了两位西德专家来给他安装了一个更轻、质量更好的假肢。这两位医生还告诉他，可以安装人造股骨，从而改善左腿功能。他当时就砰然心动。今年春天知道治平的病况后，他更是增强了治好左腿的愿望，他左思右想，对孩子们说：“我不能这个样子，我已经想好了，我要出国治腿。今后，我不能再要你们的妈妈照顾我。我要治好腿。不管她还有多少时间，我要照顾她，要让她过得愉快轻松一点。”为了实现这个愿望，他请出访西德的卫生部副部长钱信忠、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王炳南和驻西德大使张彤协助了解西德安义肢手术的情况，资料也收集了不少。4 月间，中央批准了他的去西德治腿的报告。5 月中旬，三○一医院就将他的病情材料以及左下肢、股骨头伤残部位X 光照片交信使送到驻西德大使馆。6月份定下来，今天终于启程了…… “我一定治好腿，等回来一定要扔掉拐杖！” 罗瑞卿想着，想着，不禁自言自语起来，但他立即咬紧了嘴唇，把头扭向弦窗外，窗外是广阔无限的天宇…… 当天13点30分，飞机降落在乌鲁木齐。 在乌鲁木齐休息两天，新疆军区负责人请罗瑞卿观看了秦腔《火焰驹》。 7 月18日8 时，罗瑞卿一行十人、驻西德大使馆武官林千及机组十三人乘B2408 号飞机从乌鲁木齐机场起飞， 16 时13分在布加勒斯特加油， 19 点45分，飞机降落在联邦德国的波恩机场。驻西德大使张彤和文化参赞齐怀远到机场迎接。 不久，罗瑞卿住进距波恩二百余公里的海德堡骨科大学医院治疗。 1978年8 月初。联邦德国海德堡骨科医院。 罗瑞卿住院后，7 月29日，做了内科检查，情况良好，决定8 月2 日动手术。7 月31日，罗瑞卿夫妇写信给家中的孩子们，谈了到西德后的大致情况：儿女们，媳婿们，并两个小孙孙：妈妈和我身体都好。只是人地生疏，语言不通，总有些感到不惯。再加上资本主义的阶级社会，我们虽然接触不多，但也看到一些等级森严，也感到有些看不惯。好在这里气候温和，风景优美，大自然也多少给了我们远离祖国，并且有些想家的人以安慰。 这里是资本主义文明高度发达的国家，确实有科学，有文化，可惜的是这些主要的部分还掌握在资本垄断集团或大的财团手里。不经过革命，不经过所有制的改变，这种情况是不会改变的。但我们现在正建设着社会主义社会，有些东西应本着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以及党的十一大路线的原则，利用矛盾，使一些东西怎样为我所用，为我服务。这看来是一门很大的专门学问，是值得好好研究和探讨的。妈妈爸爸对此只有肤浅的感觉，而林彪、“四人帮”这些蛀虫们，对国家、对人民、对我们这一代及子孙后代所犯下的滔天罪行，实在是使人感到：不知应如何处置他们才能解恨！ 爸爸下星期三就要动手术了。据观察可能如愿以偿。虽然要冒点风险，但大致不会出什么意外的，你们放心！ 这里的我国大使及大使馆的同志们对我们很好。他们的阶级情谊实在使人感动。 医院里的教授专家们，因为我们大使馆的工作做得好，虽然我们的世界观不一样，但就医疗这一点，他们是全力以赴的。 其余由妈妈写。亲你们，亲我们的两个小孙孙。（以上父亲亲笔。） 今天我从大使馆到医院看爸爸。（两百多公里，汽车走2 点30分）要他写几个字给你们。他一写就是一大篇。爸爸现在一切情况都正常。有的比在国内还好些。例如咳嗽比在家里少，也容易些。可能与这里气候好有关系。医生经过各方面检查后说，比他们原来想的要好。二日决定动手术。爸爸和妈妈都有信心。因为教授医生说，我们虽然不是上帝，但一定会尽一切努力治好。大使馆的同志都对我们很好，你们也放心好了。一日下午，大使和我就都到医院附近的一个旅馆住几天。这样看护爸爸方便些。等动完手术后妈妈再写信给你们。…… 在外面的爸爸妈妈很想念你们。祝愿你们工作学习得更好，身体健康！等爸爸动完手术后身体更健康，咱们全家就可以更努力、更多的、更愉快的为人民做更多的工作。 毅贝儿想奶奶爷爷。奶奶爷爷也很想毅贝儿、坚贝儿。希望回去后你们两个小孙孙长得更健康，更懂事了。亲所有的孩子们。亲我们的小孙孙。祝你们进步、健康！等候爸爸的好消息。 爸爸妈妈 1978.7.31 8月1 日，郝治平在张彤大使的陪同下到医院去看罗瑞卿。郝治平带了一束鲜花，同罗瑞卿在病房里合了个影。罗瑞卿情绪很好。郝治平一直呆到很晚还舍不得离开。罗瑞卿好几次催她走，最后说：“走吧，走吧，我已经服了睡前药，明天还做手术。别担心，一切都会好的。”说完，就送郝治平和张大使出门。临分手，罗瑞卿笑眯眯地跟他们摆摆手。 郝治平比较放心地回到旅馆里去了。 8 月2 日上午7 时，罗瑞卿被送进了手术室。中午12点左右，从手术室里传来消息说，手术顺利完成，手术是成功的。守候在病房里的郝治平听到这个消息激动得掩面痛哭起来。她急着要去见罗瑞卿，但医务人员拦住了她，因为害怕术后的感染。到傍晚，郝治平又等来了消息，说罗瑞卿已经从麻醉中清醒过来了，还对为他手术的医生说了：“Good evening，Thank You ！” 那医生替罗瑞卿把术后的左腿搬动了两下说：“明天你就可以下床。”两个人都笑了。 郝治平又等啊，等啊，一直到晚上12点多了，罗瑞卿的情况仍然平稳。 在人们的劝说下，郝治平才回到旅馆里去休息。刚躺下，电话铃就响起来，接着有人敲门。郝治平预感到大事不好，匆匆起身向医院赶去。等她赶到医院时，罗瑞卿已经与世长辞了！ 病因是：心肌梗塞突发。 时间是：波恩时间8 月3 日凌晨2 时40分。 北京时间为8 月3 日上午9 时40分。 噩耗迅速通过电波传回了祖国的心脏——北京，又传向祖国各条战线。 得悉此讯，举国震惊。 邓小平扼腕长叹：“太不幸了！太不幸了！”此语有对战友的痛悼，也有为正值用人之秋而栋梁忽折而痛心！老将军张爱萍得悉消息，痛心疾首。 想到上月17日，罗瑞卿在赴德途中于乌鲁木齐作短暂停留时，还通过电话告诉他，治好腿有99％的把握，还信心十足地表示：“现在我还坐轮椅，等我回来就可以扔掉拐杖了！”回忆与悲痛凝成了《痛悼罗瑞卿同志》的诗章：曾忆长征险阻多，闽候未忘养沉疴。 万物逆旅沧桑变，百代过容如穿梭。 哀音忽传震海内，泪洒长城齐枕戈。 前驱辞世留重任，后继安知畏风波。 1978年8 月4 日杨勇将军闻此噩耗，悲痛万分，彻夜难眠，深切的怀念之情涌流笔端：一个多月前，敬爱的罗瑞卿同志还在领导我们贯彻落实军委确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任务。我在全国民兵工作会议上的讲话，是他逐字逐句精心修改和审定的。他把这次会议准备就绪之后，对我说，他要去治病，回来后还要同我们一起出去看地形……万万没想到……我党失去一位久经考验的忠诚战士，我军失去了一位杰出的领导人，我个人失去了一位敬爱的首长和良师……这出人意料的噩耗使杨得志将军心头悲痛萦绕，心情久久不能平静：这次来京途中，我心里想，到北京之后，一定要再去看望罗瑞卿同志。这位曾遭受林彪、“四人邦”残酷迫害的我军杰出的领导人，是我的老首长、老同志。……在电话上没有找到罗瑞卿同志，我深感惋惜，内心祝愿他早日恢复健康，在新的长征路上领导我们大步前进。但怎么也没有想到，传来的却是出人意料的噩耗——罗瑞卿同志逝世了！ ……记得今年春天，他路经武汉时，还满怀信心地表示，要为早日实现四个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壮志未酬，病魔却夺去了他的生命。这对我党我军是多么重大的损失！ 噩耗传至皋兰山下，黄河之滨，肖华将军望着西北高原的辽阔云天，听着使人心碎的讣告，不禁泫然泪下。沉痛的回忆将他带回到3月和罗瑞卿同志的最后一次会面的情景：当时，我们在北京开会期间，罗瑞卿同志因病住院，我到医院去看望他。由于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使他跟随毛主席南征北战、跨越千山万水的双腿致残，加上遭受长期折磨后积染的疾病的袭击，迫使他躺在病床上。一见面，他就紧紧地握住我的手，亲切地询问我的工作、身体和一家人的生活情况……这次会见，使我再一次深深感受到罗瑞卿同志崇高的革命品质，顽强的革命意志，对党对人民的耿耿忠心，对同志的无限热忱。 他虽然受到万恶的林彪、“四人帮”令人发指的残酷迫害，而且身患重病，但他一再表示要争取时间，多做工作……当他谈到这里时，两眼炯炯有光，神情十分激动。他这种“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革命情操，深深地感染了我，使我闪出了难以抑制的泪花。我想，敬爱的陈毅同志的著名诗句“大雪压青松，青松挺且直”，不正是罗瑞卿同志的光辉写照吗？……这位身经百战、遭受各种狂风暴雨袭击而坚强不屈的老将，竟然长眠不起了，这怎能不便人热泪满襟呢！ …… 从老将军到部队文工团的一些著名演员、著名作家刘白羽、张志民，从抗大的学员、野战军的干事到解放军广大官兵，从公安战线的领导人到国防科工委的科学家，特别是解放军总政治部、总参谋部、总后勤部、原罗瑞卿总参谋长办公室、解放军报社等，曾在罗瑞卿身边工作的工作人员，纷纷写文作诗，追念这位可亲可敬的罗大将。解放军报社副社长姚远方在《祭罗瑞卿同志》组诗中的一节，表达了此时此地人们的共同的感受：长歌当哭痈未定，忍悲挥笔不尽话。 一首诗成人亦苦，海天心祭不需花。 8 月5 日，中共中央派专机将罗瑞卿的灵枢迎回祖国首都北京。8 月12日，罗瑞卿同志追悼大会在人民大会堂召开。天安门广场、新华门、外交部下半旗为他致哀。在肃穆的气氛中，邓小平浑厚而沉痛声音激荡着每一个人的心弦：我们怀着十分沉痛的心情，在这里悼念我们的亲密战友，中共中央委员、中央军委常委、军委秘书长罗瑞卿同志。罗瑞卿同志是无产阶级久经考验的忠诚的革命战士，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杰出领导人，伟大导师毛主席的好学生。一九七八年八月三日上午九时四十分，罗瑞卿同志的心脏停止了跳动，终年七十二岁。他的不幸逝世，是我党我军的重大损失。 罗瑞卿同志是大家所熟知的同林彪反党集团坚决斗争的英勇战士，受到林彪、“四人帮”的残酷迫害。在党年两条路线的斗争中，特别是同林彪的修正主义路线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的斗争中，罗瑞卿同志立场坚定，旗帜鲜明。他坚决捍卫毛泽东思想，坚持系统地学习马列著作和毛主席著作，维护毛主席一贯倡导的我们党的革命学风，对林彪的所谓“顶峰”、“最高最活”等假左真右的货色进行了抵制和斗争。他坚决保卫党和军队的团结统一，对林彪结党营私、分裂党和军队的阴谋诡计，深恶病绝。他坚决贯彻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坚持政治与军事、政治与业务和技术的辩证统一，积极推进我军革命化现代化建设，倡导和组织全军开展群众性练兵运动，同林彪制造军政对立、取消军事技术训练、破坏战备等罪行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罗瑞卿同志对伟大的导师毛主席，对敬爱的周总理、朱委员长等党的领导人非常崇敬和热爱。他具有光明磊落、刚直不屈、明辨是非的高尚品德和革命情操。因而，林彪把他视为篡党窃国的障碍，采取卑鄙的阴谋手段，捏造罪名，加以诬陷，使罗瑞卿同志在精神上肉体上受到了残酷的折磨和摧残。这是林彪、“四人帮”陷害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不可侥恕的严重罪行。林彪、“四人帮”加给罗瑞卿同志的诬蔑不实之词和种种迫害，恰恰从反面证明了罗瑞卿同志是正确的，是忠于毛主席革命路线的。 ……他把对林彪、“四人帮”的仇恨化为继续革命的巨大力量，革命精神更加焕发，以顽强的毅力同病残作斗争，夜以继日地勤奋工作，为肃清林彪、“四人帮”的流毒和影响，恢复发扬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和作风，落实党的干部政策，为组织实施军委确定的抓纲治军。准备打仗的方针和任务，付出了巨大的心血。…… ……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罗瑞卿同志坚决执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和作战方针，对敌斗争英勇机智，积累了丰富的军事工作和政治工作经验。罗瑞卿同志既是优秀的政治工作领导者，又是优秀的军事指挥员，他为中国人民的解放事业，作出了重大贡献。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罗瑞卿同志在内卫和国防两个方面的出色工作，对加强无产阶级专政，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巩固所作出的贡献，我国人民将永志不忘。 罗瑞卿同志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了五十多年，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深得党的信任和人民的爱戴。……罗瑞卿同志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战斗的一生，光荣的一生，是鞠躬尽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一生。 罗瑞卿同志和我们永别了。我们沉痛悼念罗瑞卿同志，要学习他对党忠诚，无私无畏，政治敏锐，忘我工作的高责品质；学习他襟怀坦白，光明正大，对敌狠，对己和，不怕鬼，不信邪，坚持真理，敢于斗争的革命精神；学习他孜孜不倦地刻苦钻研，力求完整地准确地掌握和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认真研究新的历史条件下的新情况和新问题，善于接受新事物，坚持实事求是、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态度；学习他严肃认真，一丝不苟，讲求效率，勇于负责，处事果断，艰苦朴素，密切联系群众，关心爱护干部的工作作风。我们要化悲痛为力量，……为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现代化，把我国建设成为伟大的社会主义强国而奋斗。 罗瑞卿同志永垂不朽！罗瑞卿大将永远活在人民的心里！ 后记 回顾整个写作过程，参考和运用了许多有关党史与罗瑞卿大将生平事迹的著述，在此，对提供帮助的中共中央党校图书馆以及有关单位和同志表示感谢。同时，对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科学院徐占权、姜文明、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刘启光、中共中央党支研究室王秀鑫、作家出版社李玉英等同志为此书的审编工作所付出的辛勤劳动表示深切的谢忱和敬意。 由于时间紧迫，水平有限，书中定有不妥之处，请广大读者批评指正。 作者1997年1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