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赶上了
都赶上了 《都赶上了》 *************** 引子 *************** “老嘎”是葛存壮的简称。他的老友和老同事都叫他“老嘎”。我先前叫他全名。结婚以后，再叫全名觉得有点生分，怎么叫呢?那时，我觉得革命队伍中互称老某、小某，都显得豪爽亲切，干脆也就称他“老嘎”吧。写书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完全应该称老嘎。 --------------- “老嘎”“小嘎”的由来 --------------- “老嘎”是葛存壮的简称。他的老友和老同事都叫他“老嘎”。我先前叫他全名。结婚以后，再叫全名觉得有点生分，怎么叫呢?那时，我觉得革命队伍中互称老某、小某，都显得豪爽亲切，干脆也就称他“老嘎”吧。写书的时候，很自然地就完全应该称老嘎。 至于“小嘎”，是葛优的小名，是随他爸爸老嘎的名字来的。从小到现在，我和他爸，还有看着他长大的叔叔阿姨们也这样叫他，我写起来也很顺手。 至于为什么不叫老葛而叫老嘎?那是他在大连拍摄影片《六号门》时，当地人问他姓什么。 他说：“姓葛。” “什么葛？” “诸葛亮的葛。” “哦!诸嘎(葛)亮的嘎。”大连人就称呼他为“老嘎”。 剧组里的同事们也随着叫他老嘎，葛存壮的名字就演变成老嘎了。 *************** 小嘎的故事——1.丑小鸭 *************** 葛忧变成了葛优。没想到“优”字巧合古代演员被称为优伶的意思。更没想到后来葛优竟成了明星，是不是冥冥中真有天意呢? --------------- 保大人，还是保孩子﹖ --------------- 葛优是一个早产儿，降生在天坛医院妇产科。出生时不足五斤，脸上皱皱巴巴，像只丑小鸭。 我从小身体瘦弱，成人后又患有神经衰弱，经常失眠，食欲差，全身乏力。1956年夏天，我的体重已降到79斤（身高1.62米）。领导关怀，让我到北戴河海滨去疗养。回来以后，觉得精神好些。不久，竟然发现怀孕了。这时，老嘎和我结婚已将近一年。对于孩子，我本无所谓，甚至怀疑像我这么弱的身体能生孩子吗。但一旦发现怀孕，却也有些意外惊喜。老嘎特别喜欢孩子，看到同事们的孩子，总要去逗逗，玩玩。现在自己也要做爸爸了，格外高兴。 我的肚子慢慢鼓起来。婴儿在腹中开始踢腿伸胳膊了。像所有的准爸爸一样，老嘎把耳朵贴在我肚子上听孩子的心跳，摸摸孩子踢动的拳头和脚丫。一副很陶醉的神情。他说，等孩子出生，他要什么，我就给买什么。他要天上的星星，我也给摘下来。 我把母亲从老家接出来，准备请她帮我带孩子。她那年五十岁，虽已是老年人，但身体还健康，而且毕业于师范学校，有文化，懂卫生。我是独生女，母亲生我以后再没怀上孩子，因此对孩子特别稀罕，珍贵。 一切就绪，就等着宝贝孩子降生了。 当我挺着不很大的肚子走在街上时，我感到了做女人的骄傲，做母亲的自豪。那时我胃口特好，从没有什么恶心呕吐的反应，失眠也不治自愈了。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 离预产期还有两个来月的一天晚上。半夜两三点钟，我突然肚子疼，阵阵宫缩。和我同住一屋的同事老白和我母亲连忙叫出租车送我去医院。 大夫检查后，没说什么，留我住院保胎。 第二天清早，老白到剧团宿舍把老嘎从睡梦中叫醒。怀孕后期，为了避免上下班的劳累，我一直住在西单舍饭寺单位宿舍，老嘎仍然住在小西天的家。他立即叫辆出租车赶到医院。医生和他谈话，说我身体太弱，胎儿太小，估计只有三斤多，而且可能是胎盘前置，难产，看来母子难保。最后问他，是保大人？还是保孩子？——什么时代了！居然还能提这样的问题，真是不可思议。封建时代，妇女的生命不值钱，公婆宁愿要自家的骨血——孩子。媳妇死了，可以再娶一个。如今已经是男女平等的社会了，还提这样的问题！老嘎愣住了，不假思索地回答：“我两个都要。”医生还是逼着他回答，究竟要大人？还是要孩子？老嘎沉思良久，痛苦地说：“那就只好保大人了！” --------------- 老嘎比生孩子的我还紧张 --------------- 老嘎来看我，强装笑脸，嘱咐我好好卧床，千万不要乱动。 他仿佛跌入万丈深渊，幸福、欢乐都离他远去。他偷偷掉泪，独自度过了多少个忧心如焚、焦虑、煎熬的日日夜夜，而我却浑然不知。 在家里他坐立不安，突然感到我会发生不测，便立即叫出租车从小西天直奔天坛，完全不顾车费的昂贵。 病情被隐瞒了。我无忧无虑地躺在病床上，等待着，想像着做妈妈的喜悦。不久，我被移到了待产室。在那里，不时听见产妇撕心裂肺的惨叫，尤其在寂静的深夜，令人毛骨悚然。记忆犹新的是一天半夜，听见送来一名产妇，她尖声叫道：“不许动我！啊！不许动我！”医生哄着劝着都无法给她做检查。老人们说，生孩子就是过生死关，到阎王殿走一遭，一只脚在阳间，一只脚在阴间。由于难产而死的妇女，不计其数。影视里妇女生孩子的痛苦情景都被夸张渲染，恐怖至极。妇女一提生孩子一般都会不寒而栗。 我却比较安心。由于读了一些宣传“无痛分娩”的小册子，我懂得，分娩是一件正常的生理活动。一般的动物生产时并没表现出多大的痛苦。人类是被母辈的传说吓坏的，受精神因素影响所致。 终于有一天，轮到我进产房了。提前破水，对分娩很不利，但我不明白，并不在意，也不紧张。我在产床上躺了一天多。枕边放着老嘎给我送来的巧克力、糖和饼干、蛋卷，心情很松弛。 到了下午三四点钟，开始宫缩。正好那时老嘎来看我，他看见护士们进进出出，手里端着装满鲜血淋漓的药棉、纱布等杂物的盘子，心立刻就跳到了嗓子眼儿，想，一定是我出事了。一见护士就追问。其实，我真没事。正好护士出去时，门没关严，留了一条缝，我头冲外躺着，忽然看见老嘎站在门外，便仰头对他笑笑，这时他心里才放松了一点。又过了一会儿，我们的儿子平安降生了。我觉得不疼，一声也没哼。可能是儿子心疼妈妈吧，他长得太小了，但很有劲，很容易地就冲出了妈妈的怀抱，冲到了这个缤纷的世界上。我不记得听见他的啼哭。医生告诉我，一切顺利。孩子虽然小，只有2400克，但是是健康的。那天是1957年4月19日。我们的丑小鸭就降生在天坛医院。天坛是皇帝祭天祈福的地方，也给我们的儿子多多地降福了。 多年来，我一真认为天坛医院就在天坛公园里面，所以才会产生这样的奇怪念头。直到最近，才明白天坛医院距离天坛公园还有一段路呢。 护士用车把我推回病房，老嘎手里提着一袋鸭梨跟在我身边。我觉得又冷又渴，躺上床后对他说，给我削一个梨吃吧。那只大鸭梨又甜又脆，汁水又多，特别解渴。后来才听人说产妇要忌食生冷，怎么能刚生完孩子就吃这么凉性的水果呢。可那只美味的大鸭梨也没让我落下什么病。 --------------- 谁能想到这只丑小鸭有一天也会变成白天鹅 --------------- 儿子真是名符其实的丑小鸭，皱皱巴巴，满脸摺子，像个小老头，小得可怜。每当喂奶的时候，护士把装着一排婴儿的车推过来，送给每一位母亲。婴儿一个挨一个码着，都在“哇哇”大哭，就像是推来了一群聒噪的青蛙。只有我的儿子不会哭，他只是微微翕动着小嘴，那么弱小无助，令人心疼。我没有奶水，他也不会吸吮。邻床的孩子们都吃饱了，睡着了。我的儿子却怎么掐捏他的耳朵和人中也弄不醒，只能是饿着来又饿着走。再让护士给他喂牛奶。 前后住了一个月医院，我们回家了。 回到家，刚把孩子放到床上，他便哭起来，我不知道该怎么办。母亲当年生下我就发高烧生病，也不会带孩子。我们全家三口站在啼哭的儿子面前束手无策。这时，邻居一位朋友走过来，给儿子打开包，原来尿湿了，儿子难受。她熟练地提起儿子的两只脚丫给他换尿布，那两条腿瘦得像鸡腿，只有皮包骨，可怜极了。换干净了，儿子舒服了，才不哭了。这时我们发现儿子小屁股被淹了，红红的。我们听了朋友的意见，每天给儿子多换尿布，用纱布沾香油贴在小屁股上，还用电灯光照，总算治好了。 一间房，四口人住不下了，老嘎就每晚到剧团的活动室乒乓球台上去睡。直到后来给我们调了两间平房，他才回了家。 朋友们都来看望祝贺我们的小宝宝。都说太瘦了，要好好带。有的人背后偷偷说，这么瘦弱，能养活吗？！ 我却从来没失去信心。照着《苏联妇女》杂志上的指导，一份牛奶两份水的喂法。那时没有冰箱，怕牛奶坏，每天要烧开几次，再用冷水拔上。晚上喂奶时，用酒精灯现烧牛奶，孩子等不及，饿了就哭，等奶烧开了，又得给降温。温度合适了，孩子早哭累了，又睡着了。那些日子，可苦了我母亲。每晚得起来两次烧奶。 孩子满月了，还不如人家刚生出来的孩子胖，仍然是满脸皱纹。唉！谁能想到这只丑小鸭有一天会变成白天鹅，竟成了戛纳影帝呢。都怪我本本主义，一份奶两份水，那么稀薄，怎能喂饱孩子呢?后经医生指点，才增加到一半奶一半水，以至最后喂全奶。孩子渐渐壮实起来，四个月以后，添加了辅助食品、蛋黄和米粉，孩子越来越像模像样了。半岁以后，姥姥给煮稀粥、面条和猪肝、肉末。孩子长得不比同龄的孩子差了。这一切都得归功于姥姥。 到现在，小嘎的体质差，神经衰弱，在摄制组老犯困，都得归罪于我这个不称职的母亲。 过第一个儿童节时，一位朋友给儿子拍了一张照片。这时他只有四十天，仍然不胖，但很精神，看照片上眼睛多么有神，瞪得大大的。 --------------- 葛忧·小嘎·葛优 --------------- 孩子该报户口了，取个什么名儿呢？ 老嘎难忘那令他度日如年煎熬的日子，他说取个名字叫“忧”吧。我想，也好。还可取义于范仲淹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就这样定下来。我们的户口本上落下了儿子的大名：葛忧。 叫什么小名呢？葛存壮在剧团里都被称呼为“老嘎”。那么，儿子就叫“小嘎”吧。 两岁半以后，儿子进了北影托儿所。 因为母亲要帮助家委会洗衣组记帐，我们便决定送儿子去托儿所。 那时，他还不到三岁。我们是硬着心肠送去的。开始，他懵懵懂懂地被留在了儿童游戏室，趁他还没明白过来，我们赶紧溜走了。过了大约半个小时，我们又偷偷回去看，只见儿子含着眼泪正在玩滑梯呢。 有一天，北影厂党委书记陈昭到托儿所去视察。看到了孩子名牌上“葛忧”两个字，颇感奇怪。他说：“为什么叫‘忧’呢？不好。我给改一改吧。把偏旁改为单立人，就是‘优秀’的‘优’。”是啊！美好的社会主义日子，还忧什么？这时老嘎对小嘎出生时的担忧已渐淡忘。我觉得“优”也挺好，我们便同意了。 葛忧变成了葛优。没想到“优”字巧合古代演员被称为优伶的意思。更没想到后来葛优竟成了明星，是不是冥冥中真有天意呢? --------------- 小嘎也学会打人了，我心里暗喜 --------------- 我们那个年代，很少有日托的托儿所。都是星期一早上送去，星期六晚上接回家，只能在家待一天多点。还没跟父母亲热乎够呢，就又要走了。现在想来，真有点不近情理。总是星期六接回来是笑眯眯的孩子，等到星期一早上送回去就是哭唏唏的。孩子们都不愿去托儿所。有些孩子星期一早上赖着不肯走，家里有爷爷奶奶的，父母也就妥协了。可是，我们都很坚决，从来不许孩子在家赖一天。星期一早上，不肯走，哭着闹着也要强塞到儿童车里去。我们认为不能让孩子养成“逃学”的习惯。有一次，我送儿子去托儿所，送到以后，他抓住我的衣服不让我走。我又陪了他一会儿，我说星期六早点来接你。但他说什么也不放手，不哭，也不说话，就是不放我走。我急了，还要上班呢，掰开他的小手走了。我不知道留给他幼小的心灵里妈妈的形象是怎样的无情狠心。 小嘎在托儿所是一个不显山不露水的孩子，特别是刚去不久的时候，是挨欺侮的对象。后来有一天，跟我们同院住的一位同事跑来愤愤不平地跟我说：“你儿子老打我儿子，你得管管他。”我心里暗喜，我的儿子也敢于反抗了。其实他儿子比我儿子稍大，身体也壮，我想可能是物极必反，老挨别人打自然也就学会了打人。我读过一本苏联的小册子《怎样做母亲》。其中讲到，如果孩子挨打了，要教他还击，不能老是退避，不能做懦夫。我把这观点讲给我那同事听，她很不高兴，认为我袒护儿子。这事以后也就不了了之。托儿所离得那么远，我怎么去教育他?再说，也不过三四岁的孩子，打打闹闹也是常有的事。到今天孩子们都是四十几岁的人了，我那同事现已作古，她的孩子在美国取得博士学位，在那里定居。回想起来真令人无限感慨。 --------------- 老师说我不吃了 ---------------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都体验到了挨饿的滋味，孩子也不例外。 有一个星期六下午，我们照例把儿子接回来，随便问问他晚饭吃的什么。他说：“吃的粥和包包。”问他吃了几个包包，他说吃了一个。又问他吃饱了吗，他说：“老师说我不吃了。”听了这话，我心都痛了。孩子吃饭也要限量啊！如果在家里，肯定要让孩子吃够吃饱，宁愿大人挨饿。可是，如果放在家里，又不如托儿所的伙食好。不管怎么样，托儿所还是受到照顾的单位，还能配给牛奶、鸡蛋、肉类等，比在家里还是要强得多。那时每人每月才发给一张肉票，只能买二两猪肉。够谁吃啊！如今，满街的猪肉、牛肉、鸡蛋、肉鱼、虾……瓜果蔬菜，应有尽有，往事真是不堪回首。 夏天，托儿所传来了好消息，可以带孩子们到北戴河海滨去避暑。那里，北影厂有几幢很好的房子，够孩子们住的。而且孩子们可以受到特别优待，食物上尽可能照顾。海边空气好，又可以游泳，日光浴。真是太幸福了。 也不记得是住了一个月还是两个月，孩子们要回来了。老嘎和我，还有一大批做父母的，都到火车站去接孩子。我们想像一定是一个个晒得黝黑、活泼、健康的孩子回来了。可是，只见儿子眼睛发炎红了，身上被蚊子咬了好多包，头上还贴着纱布。赖不叽叽的，不哭也不笑。脚还有点崴，像个伤兵似的。老嘎一把抱起来，真心疼啊！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呢? 一年只有52天能和孩子在一起 第二年暑假，孩子们又去北戴河避暑。其实主要是因为那里能吃到北京买不到的营养食品，我们仍然高高兴兴地送孩子去了。十几天以后，忽然把小嘎和另几个孩子送回来了，因为他们出麻疹了。麻疹好像是孩子必过的一个关，那时还没有预防的疫苗。高烧，然后全身都出现红色的疹子，最怕的是受凉后并发肺炎什么的。高烧，孩子也吃不下东西。就在床上，扶他起来坐便时，那细瘦的腿都打哆嗦。就在这一次生病，我才发现，儿子由于缺钙，胸部发育不良，已经形成鸡胸。唉！自从交给了托儿所，也不在家洗澡，我们都没有发现。为这事，我一直自责内疚。那年代，我们都是一心扑在工作上，哪里像现在的年轻父母对孩子那么关心备至。老嘎一年大约有几个月在摄制组拍戏。我也经常出差组稿，自顾不暇。对孩子实在是没有尽到做母亲应负的责任，以至于他到现在体质仍然较弱。尤其是成名后，拍片太多，超负荷运转，平时又不知道爱惜身体，做父母的真替他担心。 托儿所的孩子们都愿意让阿姨亲亲，特别是女孩子，男孩子比较少。听说我们的儿子也喜欢让阿姨亲亲。但是，阿姨究竟不同于母亲。孩子们自从入托，一年只有52个星期日和父母相聚。三五岁的孩子，一年只有52天能得到父母的爱抚，他们对亲情是多么的饥渴！ 托儿所的阿姨都喜欢小嘎。到现在，四十几岁的小嗄见到她们还是有礼貌地叫她们“阿姨”。好几位“阿姨”都对我说过，小嘎好，大明星了，见她们都叫。不像有些孩子，见了你理都不理。你叫他，他反而说：“我不认识你。” *************** 2.望子成龙 *************** 小嘎听了，转过身去掉泪抽泣。他才十二岁，没有离开过父母，突然需要他完全独立生活，并且还要照顾不懂事的小妹妹，他瘦弱的肩膀怎能扛得了重负?小嘎内向的性格从小就显露出来，我从来没听见他大声哭闹过。 --------------- 唉！一切都荒废了 --------------- 小嘎长到七岁，该上小学了。小学是基础，俗称开蒙，一定要选一个好学校。现在的父母不惜重金赞助，把孩子送到著名的学校去。我们当时也有望子成龙的思想，想把孩子送到好学校去。那时我们住的厂宿舍在小关，实际上是农村，附近有一所药王庙小学，多数学生是附近的农民子弟，师资水平不高。为了孩子上学的问题，有些同志甚至又搬回小西天老旧的平房宿舍去了。我们找到了一位同事的爱人，她是新街口八道湾小学的校长。这个学校教学质量比较好，是全日制的。当时，我们认为半日制学校不好，孩子上半天学玩半天哪里行。现在才知道，欧美国家的小学开始都是只上半天学，老师也是跟孩子们做游戏开发智力，跟我国的教学方法有很大的不同。 从小关到新街口八道湾，需要五点半就起床，吃早点，然后从乡间小路步行到18路车站上车。这一段路，大人走需要15分钟，小孩走就可想而知了。搭18路车到地坛后，还要转一次车，才能到新街口。八点钟前赶到学校上课。我们还有两个同事的孩子也和小嘎一同去。有一位孩子的父亲每天早上骑车送孩子，前面放一个，后座放一个。送到车站后，再回头接另一个，小嘎说他都能听见那叔叔喘气的声音。就这样，小嘎开始了每天艰苦的行程，从来毫无怨言，没有诉过苦。冬天，在朔风中只见他穿着深蓝色棉猴，小小的背影踽踽远去，做父母的虽然心疼，但觉得这一切都是为孩子好，是为孩子的未来着想。不论寒冬酷暑，孩子们走啊，走啊，直到文化大革命，学校停课闹革命为止。 唉！一切都荒废了 文化大革命中，我们都响应毛主席的号召，积极闹革命，打派仗。不像有些深谋远虑，有远见卓识的家长，在家里自己给孩子补习功课。我们是完全放任自流了，孩子乖，我们还是比较放心的。8岁，也还不到串联闹革命的年龄。有一天，小嘎回来跟我们说，他看见一群大孩子打一个老地主，把那老头子的头都打出血来了。我们告诉他别跟着去打人。他说他没有打，只是跟着看。 有时候，老嘎在办公室印材料，让小嘎帮着翻篇。小嘎虽然不很乐意，因为耽误了他跟小伙伴们的游戏玩耍，但还是跟着爸爸去义务劳动。 想想，我们真是太痴迷，太愚昧，所有的时间都用去写大字报，看大字报，毫无意义地坐在一起没完没了地议论，车轱辘话来回说。听小道消息，激动，热血沸腾。多么宝贵的光阴就这样耗费了。 不但如此，“读书无用论”的观念也侵蚀了我们的头脑。那时我们曾把所谓“封资修”的书装一平板车拉到废品站去卖掉，现在却又去慢慢地一本一本买回来。 我们的小女儿佳佳每周照常去托儿所，有些父母都让孩子留在家里，我们却仍然坚持。那时正值红卫兵全国串联，都上北京来了。公共汽车挤得要命，我这瘦弱的身体还要拼命抵挡那些粗壮的冲撞，保护着孩子。如果生活能够重复，时光倒流，我一定要把孩子们拢在身边，教他们读唐诗宋词，给他们讲安徒生童话，讲美人鱼的故事。唉！一切都荒废了。徒唤奈何！ --------------- 小嘎想，他要是成了电影明星，也要像田方那样平易近人 --------------- 军工宣队进厂了。 他们宣布的第一条纪律是所有的职工必须集中到厂里住，各部门编组，分男女宿舍。各家的孩子自己安排。 我们便把小嘎托付给邻居马验秋家。们家有三个男孩，平时和小嘎在一起玩，也算方便。女儿还在托儿所，不用我们管。 当时，我们都住在大食堂楼上，开饭的时候，小嘎便过来，先排队等我们一同吃饭。就在这一段时间，有一天，小嘎排队买饭时，碰到我们的副厂长、电影表演艺术家田方排在他前面。田方看见他就说：“孩子你先买吧！”田方平易近人的品格给小嘎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后来回忆时常提起这件事，他想他要是成了电影明星，成了名，也要像田方那样朴实，不摆明星架子。 如果就这样过下去，我们每天能见到小嘎，他又乖，不生事；每周佳佳回来一次，依旧住托儿所，日子也还能应付。 不久，我们全厂搬到了北太平庄，换到原测绘局测绘学校的校址，舍弃了由苏联专家帮助设计、花了大量资金占地的北京电影制片厂厂址，包括摄影棚，技术含量很高的录音、洗印等车间，以及六幢五层楼的宿舍。甚至还有种了大片桃子、葡萄、苹果等的果园。 --------------- 开饭时，小嘎和佳佳守候在窗前，一高一矮，像两只嗷嗷待哺的小燕 --------------- 我们依然集体住，除了休息日，不准回家。偏偏这时，小女儿佳佳七岁该上小学，离开托儿所回家了。如今，小学生的家长们都要亲自接送孩子。每当我看到小学校门前围着成群的父母或祖父母等待孩子放学时，都会感慨地想到，我们的女儿刚上一年级便要自己独自上学、放学，没人给整理书包，没人辅导功课。晚上也没有父母陪着讲故事睡觉，又有谁来保障安全?那时当哥哥的小嘎自然担负起了照顾妹妹的责任。他又怎能担得起这个责任?那时真是“有家不能归”，忙着“干革命”，好像脑子里都没有空隙来抱怨和感伤。好在我家的住房紧挨着食堂，每天三顿饭开饭时。小嘎和佳佳守候在窗前，一个高，一个矮，佳佳的脑袋刚刚够得着窗户，两张脸蛋上那期待的表情，像两只嗷嗷待哺的小燕。看见我们，小嘎便把饭盒用绳子放下来，那是有提手的三层饭盒。我和老嘎买了饭菜，再把饭盒拴在绳子上，让小嘎提上去。老嘎还在绳子上拴上一些扣子、铃铛等小东西，怕孩子忘记了，摇动绳子时，他们就听见了。现在想起来，心里还酸酸的。可那时，人们的感情好像都麻木了。 经过再三请求，领导总算同意我回家住，照顾刚刚上一年级的孩子。晚上批斗会结束后十点钟回去，早上六点半按时到厂参加早操。早上我怕迟到挨批，总是紧紧张张地把女儿叫醒，帮她穿衣准备上学用具。有一次，我照例把两个孩子都叫了起来，收拾停当。再看表，哎呀！看错了，足足提前了一个小时，两个孩子蔫蔫地坐在床边，还在打盹。 --------------- 我们对12岁的小嘎说，我们要到很远的地方去，你要好好照顾妹妹 --------------- 有一天，突然军宣队领导宣布，除了拍样板戏的剧组以外，我们全厂职工都必须到五七干校去。各人的家务事，如照顾老人、孩子的问题，自行解决。启程的时间就在春节后。至于在什么地方，暂时不宣布，大家做好思想准备，要到比较远的地方去。 老嘎和我都傻了。 小嘎十二岁，佳佳七岁。托付给谁？ 我俩在北京没有一个亲戚。朋友呢？和我们的命运一样，文化部的五七干校在湖北咸宁，知识分子都自顾不暇，有谁能收留我们的这一双小儿女?我们对小嘎说，我们要离开家到很远的地方去，你和妹妹得自己照顾自己，特别是你要好好照顾妹妹…… 小嘎听了，转过身去掉泪抽泣。他才十二岁，没有离开过父母，突然需要他完全独立生活，并且还要照顾不懂事的小妹妹，他瘦弱的肩膀怎能扛得了重负?小嘎内向的性格从小就显露出来，我从来没听见他大声哭闹过。 在万般无奈的情况下，突然想起我家楼下住有一家工人老吕。老吕是置景车间的木工，看上去年龄比我们稍长，挺忠厚老实的样子。他家有四个男孩和小嘎年龄相仿，他的妻子是家庭妇女，当然不会去五七学校。托付给他家岂不挺好？可是平时我们素无往来，都没互相说过话，对他们毫不了解，吕嫂的脾气怎么样？唉！哪还容得我们挑挑拣拣！人家能接受你就是万幸了。也没有时间多想，我们就冒昧地到老吕家去了。听完我们的请求，他们二话没说就答应下来。这样，孩子有了依靠，我们的心才落到了心窝里。对老吕家的帮助，我们永远感恩不尽。工人的朴实、善良、真诚，使我们真正感受到了如阳光雨露般的恩泽。 *************** 3.美梦竟成真 *************** 小嘎小时候淘气吗？可以说是蔫淘。有一天我们都在隔壁屋里聊天时，发觉孩子不见了，到那屋去找。姥姥大叫：“哎呀，你们来看呀，看他在干什么。”我们一看，原来他把鱼缸里的小金鱼捞出来放在炉子盖上烤呢。那时取暖是用蜂窝煤炉。那小金鱼还在蹦，但已经没救了。 --------------- 突然提出想当演员，把我们吓一跳 --------------- 能从事自己理想的工作，那是人生最大的幸福。当初老嘎进文工团，虽然经过一次次挫折，最后总算如愿以偿了。 儿子寻职的道路也是颇费周折的。 1976年春天，小嘎从北医附属高中毕业后到京郊昌平县兴寿公社香屯大队去插队。实际上，知青下乡的运动这时已近尾声了。1978年恢复高考，学生们都跃跃欲试。各单位也纷纷到农村去招工。 小嘎回来跟我们商量，何去何从。我建议他参加高考。在我心目中，现代青年必须上大学接受高等教育。我曾经逼着他坐在那里给我写出一篇分析某部影片的文章。他磨蹭了半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最后他突然提出来要当演员，这太出乎我们的意料了。我们的儿子长得不丑，可也不漂亮。你说怪不怪，老嘎和我的眼睛都是双眼皮，我们的女儿、他的妹妹也有一双大大的漂亮的眼睛，偏偏他却是单眼皮，这就逊色不少。当然那时他的头发还是很茂密的。个子嘛，1.78米，还算高个儿。总之，不是个英俊小伙子，也没听他唱过歌。就连在幼儿园过儿童节表演节目时，也没见他出场。只有一次，集体哑铃操，他站在最前排中间。老嘎和我坐在观众席上，眼巴巴地看着儿子表演，总希望他能和我们交流一下眼神。谁知他竟然从头到尾都把头别向一侧，绝对不正视前方，好像我们不存在似的。 当小嘎成名后，许多来采访我们的记者总喜欢问，小嘎小时是不是爱唱爱跳、活泼聪明？在他们心目中，似乎小嘎可能从小就显示出非凡的表演天才。我们只能回答，他小时候是个非常平常的孩子，比较内向，很腼腆害羞。记得1958年我下放农村，那时他只有八个月。等到我回来时，老嘎和我妈妈抱着小嘎来火车站接我，小嘎戴着一顶大盖帽，变得白白净净，秀秀气气，和我想像中完全不一样。我走的时候他只会坐在那里发出“唔唔”的声音，皮肤还显得比较黑。现在我简直都不认识了。老嘎和姥姥让他叫“妈妈”，他耷拉着眼皮，看都不看我。这时他已经一岁半了。我是独生女，我母亲对这个外孙宝贝得什么似的。 小嘎小时候淘气吗？可以说是蔫淘。有一天我们都在隔壁屋里聊天时，发觉孩子不见了，到那屋去找。姥姥大叫：“哎呀，你们来看呀，看他在干什么。”我们一看，原来他把鱼缸里的小金鱼捞出来放在炉子盖上烤呢。那时取暖是用蜂窝煤炉。那小金鱼还在蹦，但已经没救了。 小嘎也会发脾气。有一次不知什么事惹恼了他，我们回家看见房间的地上摆了许多原本在书桌上的东西，像墨水瓶呀，钢笔呀，笔记本呀，笔筒呀，书呀什么的，但还都完好无损，摆放得均匀整齐，令我们啼笑皆非。可见小嘎发脾气也是很温和的，他不会真的摔东西，把爸爸妈妈的东西放在地上，就是小小的报复了。 --------------- 第一次面试，稀里糊涂就被刷下来了 --------------- 现在，儿子居然要接父亲的衣钵，真不敢相信。那时，文革后，“四人帮”被粉碎，文艺复苏，一些文艺院校开始招生。开始是电影学院表演系招生，小嘎准备报考。老嘎虽然认为儿子没戏，但也不愿挫伤他的积极性。还请北影演员辅导了朗诵，嘱咐了几句应该注意的地方。当时，电影学院的考官们老嘎都认识，但他没有去拜访，更别说送礼什么的。那个年代还没有这些陋习呢。老嘎觉得那样做太让人为难，何必呢，顺其自然吧。结果小嘎考完回来说，进去七八个人，做一个什么小品，稀里糊涂还没待他施展才能，就出来了。其实那就是第一关：目测。小嘎没有什么让人注意的特点。第一试就刷下去了。这也是老嘎和我意料中的。 接着小嘎又考了青年艺术剧院。那时正值周总理去世，天安门广场群众自发悼念，情绪高涨激昂，小小的白花缀满了周围的树墙，成千上万的群众演讲，朗诵诗，上下呼应。那情景非常壮观。小嘎当然也参与了这些活动。那天考试时，考官让他来个即兴表演。他便以“悼念周总理”为题，顿时泪水滂沱，不可收拾。考试又失败了。老嘎分析说，这叫“失控”。演员既要能表达感情，又要能控制感情。否则，谁还不会哭呀?哭得收不住了，还怎么表演呀? --------------- 表演小品时“认错人了” --------------- 有一天遇见于蓝。她告诉我，现在实验话剧院正在招收学员，你可以让孩子去试试。好心的于蓝主动打电话过去介绍了小嘎的情况，还辅导了小嘎的朗诵。老嘎也来劲了。他一想，陈强和实验话剧院的同志们熟，便到处找陈强。那天陈强正在开会，他把陈强叫出来，让他给话剧院的朋友打电话。陈强也没闹明白是怎么回事，稀里糊涂地就按老嘎的意思打了一个电话，请考官们关照小嘎。这回，有这么多延安鲁艺的老表演艺术家保驾，该稳操胜券了吧? 小嘎去了。听他回来说，有一项形体测试，不会舞蹈的考生可以做体操。考官让他原地跳高，可能是看看弹跳能力吧。 这一次很幸运，居然通知小嘎参加复试。看来也可能是看在于蓝、陈强的面子上吧。 小嘎回来叙述了复试的经过。 台上，一位女生正在表演名为《等待》的小品。她在一个地方徘徊着，不时看着手表，似乎有些焦急地在等待。 台下，考生们和考官都在观看。忽然，考官对坐在他身旁的小嘎说：“你到台上去，用双手捂住她的眼睛。” 小嘎从后台走过去，一面走一面擦手心里的汗，他觉得手上有汗捂女生的脸不礼貌。然后，他果真走上去，从背后捂住了女生的眼睛。那女生问：“谁？谁呀？”小嘎一声不吭，捂住就不撒手。他只知道考官让他捂住眼睛，下面该做什么，考官没说，他也没想。最后女生挣脱了，问他：“你是谁？你要干什么？”小嘎尴尬极了，站在那儿不知道该怎么办。那女生接着就骂他：“臭流氓！混蛋！”最后，小嘎好不容易蹦出一句话：“认错人了！” 我听完以后大笑，想到他当时的尴尬样，觉得实在可笑。 老嘎说，人家考官在考你的应变能力。你走上去的时候，就应该想，我是她的男朋友或是兄弟什么的。怎么能傻在那儿？还好，最后还补上了一句“认错人了”。 看来，多大的后台还是保不了驾，还得看自己的实力。现在有些青年男女迷恋演员这一行，总以为有个名人推荐就行，其实并不是这样。 --------------- 最后一搏父亲亲自辅导儿子 --------------- 考了很多地方都没有希望，小嘎就准备回村里继续喂猪。可就在临走前的晚上，一位叔叔过来说，全国总工会文工团要招收学员。小嘎决定留下来再考一次。 这是最后一博了。 父亲看见儿子这么执着，不忍心再坐视不管了。于是也积极行动起来。 老嘎告诉小嘎，做小品一定要做你有亲身体验的东西。问小嘎，你在农村三年，体会最深的是什么？ 小嘎在农村插队，做过翻地、挖沟、浇水等农活。但干得最多的是养猪。他当了两年多猪倌，学会了清早四五点钟起来煮猪食、喂猪、接生，还会给猪注射防疫针等等。小嘎从小喜爱小动物，对猪也很爱护，所以活儿干得很耐心，很忠实，很出色，在村里还曾经被评为先进青年。他跟我们讲过，别看那猪平时老老实实的，有时也很凶，生人去动它的小崽子，会一口咬来，咬得你鲜血淋漓。 小嘎对爸爸说，那就是喂猪呗。就这样，老嘎帮助儿子编了一个养猪的小品，表现小嘎半夜起来给猪喂食，他提了一桶猪食倒在猪槽里。小嘎怕小猪吃不着，先把大猪轰开，让小猪先吃…… 小嘎的这个小品表演得生动朴实，得到了考官们的赏识。小嘎说：“别看台上没有猪，可我的眼睛里有猪。” 老嘎还向他的老战友们求援。 配音表演艺术家张桂兰给小嘎辅导了一篇朗诵。小嘎自己选了一篇散文，题目是《一张鲜红的请帖》。内容是文革后，学生们对自己过去批斗老师的错误行为进行反思，恳请老师谅解，参加他们的活动。这篇散文写得很有感情，准确生动地反映了当时学生们的普遍心理。小嘎深有体会，因此在张桂兰老师的辅导下朗诵得有声有色有情，还掉了眼泪。 新闻电影制片厂的作曲家李万里给小嘎辅导唱歌。小嘎的嗓音不算好，但他学过二胡，乐感比较好。选的歌曲又是表现农村生活的，旋律挺好听，小嘎发挥得也不错。 就这样，小嘎终于被全国总工会文工团录取了。全家都兴奋得不知道怎么才好。人生一件大事有了着落。 --------------- 差一点梦想破灭 --------------- 然而，好事多磨啊！又应了这句老话。 这段时间国家政策允许知青返城，城里各单位都到农村去招收知识青年。全总文工团的方针却是招收北京在职青年。这时小嘎的村里有两个单位来要人，一个是装修自行车的单位，一个是北京市物资局储运公司。前者可以学到技术，后者是装卸工，主要是干体力活儿。小嘎动了脑筋。他想，学技术固然好，但万一单位不放他去文工团，就麻烦了。后者是一般工人，放人比较容易。他就选择了储运公司。报到以后，就干起了装卸的体力活儿，同时等待全总文工团来办录用手续。 没想到，全总文工团突然改变了方针，只吸收在农村插队的知青。 好似晴天霹雳，全家人都被打懵了。小嘎回家报告这个消息时，都要哭了。 怎么办？怎么办？这可是小嘎的终身大事啊！立刻动员，老嘎亲自到街道知青办去商量，说明情况，问有没有办法解决问题。老嘎说，记得那是一位姓孙的女同志经办的。她很热情，没有一丝为难的意思。她想了想，只有把小嘎的档案退回到知青办来，使小嘎的身份再转变成知青。她又查了查，小嘎在储运公司还是一名试用工，退回知青办不违背政策。她还说，考上了文工团，是个人才，不能埋没了，我们一定支持。 然后，老嘎又跑到物资局储运公司，要求他们放走小嘎。经过周旋，他们也同意了。 最后，再到全总文工团去商量，请他们派人到街道办事处知青办去办手续。 最大的风险在于，当时老嘎被选上拍一部影片，必须当天下午就出发，不能有半点延误，可不像现在有急事可以请假。因此只有在上午这个半天时间内，请储运公司送档案，全总文工团来接档案，而街道办事处知青办过渡档案。三家缺一不可，还必须在同一时间内进行。 好紧急啊！只要有一家耽误，这事就吹了。 如果老嘎随摄制组出发了，这事也就吹了。如果小嘎办不成，排在他后面的青年就会提上来。这是决定小嘎命运的重要时刻啊！老嘎约好三家同时到知青办见面，他站在门前焦急地徘徊等候着。一分一秒都是那么漫长。儿子的命运啊！可怜天下父母心！ 终于，三家都如约来到。真正办手续也就只需要十几分钟，要命的也就是知青办那枚鲜红的印章举起落下。 就这样，一切都化险为夷。小嘎从此走进演艺圈。 还要说一说，那时的人们是多么善良，多么正派，社会风气多么淳朴平实。关系小嘎一生命运的大事，我们没有送一分钱的礼，没有请喝过一杯酒，请吃过一顿饭。对这些帮过忙的人，我们永远心存感激，不知道该怎么报答才好。 *************** 4.从《顽主》到《围城》 *************** 小嘎饰演其中一名无业青年杨重。他一出场便吸引了观众。瘦削高挑的身材，戴墨镜，大背头，前额开始谢顶，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典型的城市无业青年形象。小嘎说：“人家说我演得松弛?其实我紧张得要命，哪里松弛，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 总想让他改行 --------------- 小嘎步入演艺圈后跑了十年龙套。他在参演的第一出话剧中扮演领导的秘书，的确演得很不像样子，僵硬，拘谨。后期他在话剧《路上雨》中演一个重要角色，就有一些进步。自从儿子做了演员以后，他每次演出，不论在什么地方，不论什么天气，风雨无阻，我和他爸总是要去看的。看了以后一定是要挑毛病的。 在影片《盛夏和她的未婚夫》中小嘎第一次演一个配角，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注意。在影片《山的女儿》中，小嘎演了主角，但平平淡淡，没有什么反响。 我认为儿子做演员不会有多大出息了，总想让他改行。正好儿童电影制片厂刚成立，缺人，如果让他去当摄影助手，学点技术，可能还是正路。我就让他写申请报告。可是他也不说写，也不说不写，反正蘑蘑菇菇，就是没写。我挺着急，怕儿子被耽误了。眼看身边多少演员一辈子也没有演什么戏，就老了，退休了。一场明星梦，几十年青春付之东流，多么遗憾。老嘎却说，演员这行当，摔打摔打可能就学会了，随他去吧！ 有一天，他回家跟我们说，有一位戏剧界的专家看了影片《私奔》，对他在其中演的傻子这个角色特别夸了两句：“这个傻子演得还真有点绝活。”小嘎对这句表扬很看重，我和他爸也很看重。只可惜我们一直没有看到这部影片。 --------------- 忽然有一天，朋友到我们家里来说：“你们家葛优震了!” --------------- 岁月蹉跎，到了1988年。只知道小嘎又去演了一个什么角色。也没在意。 忽然有一天，女儿佳佳的好友，正在电影学院表演系学习的鸣鸣到我们家里来，说：“你们家葛优震了。我们刚看完《顽主》，好多人都说，这演员形象真棒！真的，好棒！”一副很认真的样子。我不大相信，小嘎还能让特别挑剔的电影学院表演系的学生震了？ 我说：“别逗了！” 鸣鸣说：“真的，特棒！他表演得特别松弛！” 不久以后，我和老嘎也看到了这部影片《顽主》。这是根据作家王朔的小说改编，峨嵋电影制片厂米家山导演的。影片描述三名无业青年开办了一个三T公司，专门为平民百姓排忧解难。用一种荒诞不经的方式表现了普通市民的苦恼和无奈。影片幽默调侃，颇具特色，给我国电影艺术园地吹进了一股新鲜的风。 小嘎饰演其中一名无业青年杨重。他一出场便吸引了观众。瘦削高挑的身材，戴墨镜，大背头，前额开始谢顶，一副玩世不恭的神态，典型的城市无业青年形象。小嘎说：“人家说我演得松弛?其实我紧张得要命，哪里松弛，谁知道是怎么回事。” 和小嘎搭档的马晓晴当时已有名气，她出色的表演给小嘎增光不少。张国立饰演的于欢告诉她男友要和她分手时，她一面吃冰淇淋一面哭的表情生动地表现了稚气少女的心态，令人过目难忘。 小嘎扮演的这个角色，给了我和他爸一个意外的惊喜。当我们逛商场时，有人指着老嘎说，这是杨重他爸，使我们对自己的儿子刮目相看。 在这一届电影节，小嘎因杨重这个角色获得金鸡奖最佳男配角提名。我们怎么也没想到，腼腆害羞的儿子还能在表演上得到专家的认可。小嘎自己也说，做梦也没有想到。 这是一个很好的开端，应该说，小嘎真正是从这里起步。 后来，才听小嘎说，开始导演是请另外一个长得挺帅的青年演员李杨演杨重，小嘎演另外一个配角。导演让他们都到成都峨嵋电影制片厂去试镜头。小嘎怵坐飞机，不愿意去。张国立、梁天、李杨哥儿几个劝他一块去玩玩。小嘎拗不过，就一块儿去了。试镜头的时候，导演让他们坐在那儿随便聊天，小嘎演配角没有负担，很轻松。没想到却被导演看中了。其实这也是决定小嘎今后命运的关键时刻。 --------------- 我安慰儿子：“如果导演中途换演员，你不要难过，这是常有的事。” --------------- 小嘎拍完《顽主》，紧接着就拍张艺谋导演的《代号美洲豹》。女主角是当红女星巩俐。小嘎扮演劫机犯头子郑贤平。郑贤平不同于一般的劫机犯，是一名曾在美国获得博士学位的知识分子。表面文质彬彬，实则心狠手毒。我一听便心里打鼓，我儿子连大学门也没进过，怎么能演博士？我赶紧给儿子打预防针。我说：“如果导演中途换演员，你不要难过，这是常有的事。”可见我对儿子是多么的不信任。我自己是个很缺乏自信心的人，儿子的腼腆害羞实际上是继承了我的遗传基因。老嘎和儿子相反，他自信心很强，也敢闯敢干。 影片拍完后，张艺谋夸赞：“葛优这小子绝了，天生的反派！”但其后他却选中小嘎在影片《活着》中演了一个绝对正面的人物徐福贵。 我和老嘎看影片《代号美洲豹》时，老嘎仍然挑了不少毛病，什么地方反应不够强烈啦，什么地方节奏感不太对啦等等。小嘎也不反驳，只是“嘿嘿”两声。 --------------- 第一次尝到被影迷追捧的滋味 --------------- 《代号美洲豹》对张艺谋来说，只是一部临时垫一垫的影片，无足轻重。对小嘎来说，却很重要。有一次在西安街头，他和几个哥儿们一块儿走着，一辆吉普车经过，一个姑娘从窗户探头问道：“是美洲豹吗？”小嘎红了脸，不知所措。哥儿们赶忙搭腔：“对，对，是美洲豹。怎么样?捎我们一趟吧?”姑娘很乐意地打开车门，把他们都让到车上捎了一程。 又一天，他们在路边吃小吃，有两位观众认出了小嘎，特地到商店去买了两条新手绢，请小嘎签名，把一同去的演员连同他爸都晾在一边。小嘎面对这崭新的手绢很不过意，有点受宠若惊。他犹豫了一会儿，问：“在这上签？”观众再三催促，他才拿起笔小心翼翼地写上了自己的名字。这大概是小嘎第一次给观众签名吧，也可以说是小嘎第一次尝到被追星族追捧的滋味。 --------------- 《围城》片酬2000元 --------------- 自从小嘎在《顽主》崭露头角以后，导演便都盯上了他，片约不断。 《围城》剧组把电视剧剧本送给他，请他自己随意挑选一个角色。小嘎和他爸爸一样，颇有自知之明，他选择了李梅亭，一个自私卑劣的教务长，一个重要的配角。这和导演的意图不谋而合。 但小嘎在《围城》之前曾经答应了《老店》剧组的约请，在其中演一个配角。 他感到为难了，犹豫不决。上哪个组呢?我和老嘎坚决主张他上《围城》，这是作家钱锺书的经典作品。不上，会后悔一辈子的。我家的一位好朋友、北大中文系的教授汪景寿一听，也说必须上《围城》。小嘎接受了我们的意见，便去找《老店》的导演，要求辞退那个角色。可是那导演坚持不放。最后，两个摄制组达成协议，签订了两不耽误的拍摄计划。开始，还顺利，小嘎在北京、上海之间奔忙。但是，后来，《老店》组改变拍摄计划，矛盾便产生了。《围城》正拍小嘎的戏，《老店》长途电话催；《老店》拍小嘎的戏，《围城》又来电话催。搞得小嘎非常尴尬。 后来矛盾发展到不可调和的境地。小嘎依约到《围城》(上海)拍戏时，《老店》竟在拍摄现场召开新闻记者招待会，会上宣传某某摄制组用高酬金吸引年轻演员如何如何等等。我亲自到会场，听到这番话，心里很不平，但我又没有在大庭广众前站起来反驳的勇气。事实是：《围城》剧组给小嘎的酬金和一般青年演员相同，一集300元，总共也就2000多元。什么高酬金!真是无中生有，信口编造。 《围城》导演黄蜀芹善于发挥演员的创作潜能，她说演员的感情是脆弱的，不要在现场随意伤害他们。她总是循循善诱，使演员能自由发挥。当我采访黄蜀芹导演，请她谈谈小嘎的优缺点时，她第一句话就是“大智若愚”。剧本要求李梅亭的眼睛白多黑少，当方鸿渐和孙柔嘉在楼上走廊调情时，李梅亭从楼下走过，眼睛随便向上一瞟，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的心态便演出来了。拍完这一场戏，工作人员都大笑起来。黄导说，小嘎的慢节奏也很出效果，他在镜头前慢慢回头，不像有些演员那样猛然回头，也别有韵味。 改变拍摄计划是《老店》造成的矛盾。后来这问题由上海电影局协调解决了，因为两个组都是属上海电影局领导。 --------------- 大家都叫好，老爸却挑刺 --------------- 电视连续剧《围城》是一部很成功的艺术作品。其中主要演员陈道明、吕丽萍、李媛媛等都是很优秀的。小嘎扮演的教务长也受到了广泛好评。有些在旧社会上过大学的知识分子说，这演员这么年轻，怎么能把这种人物演得这么逼真! 但，老嘎也还是给儿子挑了一点毛病。他指出李梅亭向校长告密的那场戏，小嘎没有找准感觉，内心是空白的。小嘎立刻承认，是感觉不对。可也是，小嘎年轻，没有经历过那种复杂的社会矛盾，他很难体会到告密者的心态。 小嘎在《老店》中的表演是成功的。他出场时身着锦缎马褂，刚走到店门口，无缘无故便给跑堂的两个耳光，一副旧社会公子哥儿不可一世的派头，仗着他父亲督办的势力狐假虎威，骗吃骗喝。后来，他父亲垮台了，他也就沦为讨吃讨喝的二流子。小嘎把这个人物前后处境的精神状态充分揭示，前者骄横跋扈，后者猥琐卑贱。这个人物的成功使影片增色不少。 不久前，黄蜀芹导演准备改编拍摄钱锺书先生的夫人杨绛女士的话剧，并准备用《围城》的原班人马。黄导和小嘎等人见面协商,小嘎欣然同意，等到条件成熟就进行拍摄。 *************** 5.窝头泡菜也吃香 *************** 第15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桂林举行。小嘎获得百花最佳男配角奖，是在《过年》中饰演大姐夫丁图。他在桂林受到影迷们空前的追捧，当时电视正好播映了《编辑部的故事》，观众们看见他便喊“李冬宝”、“李冬宝”。 --------------- 想到王朔那么知名的作家都登门造访，我心里很高兴 --------------- 有一天，小嘎回来对他爸和我说，王朔和冯小刚到他家去，请他演一部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里的男主角，他们说这个角色就是给他度身定做的。 王朔当时已经发表了几篇很有影响的小说，如《一半是火焰，一半是海水》等，在社会上引起强烈争议。我很喜欢读他的作品。 我一听立刻来劲了。我说：“好！你妈我就干了一辈子编辑，编辑部里还有那么多你认识的叔叔阿姨，你就照着他们演。” 小嘎说：“嗨！可不是你们那样的编辑。不一样，人家那编辑什么都做。” 我心想，还有什么不一样的编辑，那就等着瞧吧。反正鼓励他演。觉得儿子居然到了这份上，连那么知名的作家都登门造访，心里很高兴。有时想想有点恍惚，平时老说儿子不是演员材料，现在怎么这么大动静，真不明白。 最近，访问冯小刚导演，才知道还有一大段故事。 原来，冯小刚看完影片《顽主》，感到很兴奋，怎么过去从来没有见到过这拨演员，没有见过这样的面孔，“撒在人堆里都找不到。”他觉得他们真正反映出了王朔作品的幽默感，特别是葛优，神！甚至在他写剧本的时候就想到葛优，那时他们有几个人正在写《编辑部的故事》剧本。他觉得剧本的台词有许多又是成语，又要说得口语化，葛优最合适。冯小刚就特别想认识他。他知道王朔和葛优有交往，就约着王朔去找他。他们在木樨地转悠了一阵，找到了葛优住的那栋楼，上去后敲门，没人应。从旁边一个门出来一位少妇，后来知道那是葛优夫人的嫂嫂。她说葛优出去了，一会儿就回来，请他们进屋坐。小刚和王朔想了想，还是到楼下去等吧。天正下着淅淅沥沥的雨。他俩站在楼下自行车棚里等，等了大概四十分钟，可能还多。现在想来，他们的耐心真不容易，就在那挤挤叉叉的自行车棚里，站那么长时间，还得躲着那飘飘洒洒的小雨，小嘎竟有那么大的吸引力。等着等着，小嘎出现了。他穿着一件深驼色长风衣，慢条斯理走过来。冯小刚不知怎么的，一见小嘎就想乐，一肚子话全堵在嗓子眼里，倒说不出来了。小嘎认识王朔，请他们到家里去坐下慢慢说。刚一落座，冯小刚就不停地说剧本的内容，人物，情节，希望葛优去演男主角李冬宝。葛优听他们讲的时候“唔，唔”地点头。冯小刚以为他同意了呢。王朔说这是葛优的习惯，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唔，唔”地应着，最后才说出不同的意见。互相熟了，问他是怎么回事，他说，人家说话，你得听着，打断人家就显得不礼貌。冯小刚说完了，没想到小嘎说，他已经答应张小敏在她导演的影片《大冲撞》中演一个角色。张小敏是小嘎在全总文工团的同事，既然答应了，不好反悔。王朔只说了一句：“你看吧，有兴趣就来演。”冯小刚却热情地不断劝说，张小敏的影片里请葛优演的是一个配角，《编辑部的故事》却是请他演主角。冯小刚说，你那边得罪的只是张小敏一个人，这边你可就得罪了王朔和郑小龙，他们也是你的朋友。王朔写的时候就是按你的模样写的。小嘎一听很感动，忙说：“不好意思，要不我两边都演，我来回跑跑吧。”冯小刚说：“这边你是绝对主角，开拍就离不开了，没法跨着演。”最后，冯小刚给小嘎留下剧本，请他慎重考虑。 小嘎看了《编辑部的故事》的剧本，很喜欢，决定上，硬着头皮退了张小敏的邀请。 冯小刚感叹说：“我俩有缘份，如果那天他不在家，又下着雨，不想等了，走了，就完了。如果他推辞，我们脑子里闪现了别的演员，也就走了。”我倒是觉得冯小刚的执着、认真、顽强使他成就了大事业，使他如今成为国内票房最高，也就是最受观众欢迎的导演之一。小嘎也因此获得了电视金鹰最佳男演员奖。 《编辑部的故事》在北京香山附近拍摄。那里有电视中心的摄影棚，在棚里搭了一部分景。有些戏就是在外面实景拍摄的。五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都见不着儿子的影儿。后来听说拍得挺苦，小嘎失眠，晚上再琢磨剧本背词，有时整夜睡不着。可是第二天大清早就得起来化妆。酷暑季节，几万支灯光照射下，摄影棚内温度高达摄氏四十几度，工作人员挥汗如雨。拍一会儿，汗就把演员的妆给冲掉了，不得不停下来，休息一会，补补妆。小嘎困得不行，稍有空隙，就找一个角落里去猫着，眯一会儿，让我们听着都心疼。 拍完电视剧，剧组的一位工作人员对小嘎说：“大明星，完事了，咱们照张相吧。”小嘎说：“怎么那么说呢，咱们是哥们。”说得那个工作人员心里热乎乎的。 --------------- 观众看见他便喊“李冬宝”，小嘎还不习惯这种阵势，一下子变成了大红脸 --------------- 《编辑部的故事》在电视上播映后，引起了轰动效应。男女老少，连幼儿园里的小朋友，没有不知道李冬宝的。在播映的那些日子里，几乎万人空巷，都守在电视机前观看。 小嘎在剧中演得得心应手，挥洒自如。那份幽默，那份轻松，着实让观众倾倒。他爸看完，对儿子说：“你这回真是放松了，分寸把握得很好。”小嘎抿嘴笑笑，心里高兴。 有一次，老嘎对我说：“葛优不知怎么找到这么个路子，对我也有启发。他的台词说得不错。”什么路子？许多同行都夸葛优的表演看不出表演的痕迹，简直就像生活中那样，松弛、自如、幽默，虽然演的是小人物，却显得大气。 出版社把《编辑部的故事》的台词印成书出版，请王朔、冯小刚和葛优签名售书。那天消息发出去后，大清早观众和影迷就排起了长队。小嘎坐在车里走近书店门前，看到那长队，还傻乎乎地问：“那是干嘛的？”人家告诉他，这就是等他们签名的观众。观众一见到他们，队伍就乱了，挤得街上水泄不通，车辆无法通行。公安部门赶快派出民警来维持秩序，并以妨碍公共交通秩序的“罪名”向书店罚款，问为什么事先不通知他们来维持秩序？书店主人说，我们过去也搞过签名售书，还从来没出现过这种局面。 我们的一位同事说，他的小侄子本来排队排得好好的，后来秩序一乱，把他挤出来了，没能得到签名，急得哭了。他把那孩子的书拿到我们家来，让小嘎来时给签了名，这才高兴了。 有一天，我和老嘎接到一个小姑娘的电话，她嫩声嫩气地说很喜欢小嘎，喜欢看他拍的影视。还说：“我都想嫁给他！”把老嘎和我都逗乐了，小豆豆居然还谈起婚嫁来。听得出来，电话虽然一个人在说，旁边还围着好几个人，叽叽喳喳像一群小麻雀。这么多年过去了，小豆豆们肯定都已长成亭亭玉立的大姑娘了，她们还会记得这次通话吗? 第15届金鸡百花电影节在桂林举行。小嘎获得百花最佳男配角奖，是在《过年》中饰演大姐夫丁图。他在桂林受到影迷们空前的追捧，当时电视正好播映了《编辑部的故事》，观众们看见他便喊“李冬宝”、“李冬宝”。他还不习惯这种阵势，一下子变成了大红脸。他走到哪里就得有民警保护，维持秩序。报社、电台、电视台各媒体纷纷来采访他，请他谈创作经验，请他做节目嘉宾。小嘎总是推辞。他仍然和小时候一样腼腆、害羞、不善言辞；怕到人多的地方去；怕在大庭广众之下露面。这恐怕是永远也改不了的天性。 这一次，小嘎给我们做父母的带来的惊喜大大超过前一次《顽主》的金鸡奖入围。儿子竟然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实实在在拿到了金晃晃的电视金鹰奖的奖杯。 可是后来有一次我们到他家去，发现他得的奖杯都放在卧室墙角的地上。老嘎说：“你怎么把奖杯放在那儿，摆在桌上嘛！”我也觉得他对奖杯有些不敬。小嘎说：“那东西看多了不好，我还准备收起来呢。”可见儿子不糊涂，没有被冲昏头脑。 --------------- 小嘎不敢和老爸同台演戏 --------------- 局外人可能会想，小嘎能出名准是沾了老爸的光，老嘎能不给儿子推荐角色！其实不然。我最清楚。这父子俩关系可绝了。老嘎从来没给儿子推荐过一个角色，他总想等儿子演技更成熟一些再考虑，要是把人家的戏演砸了多不好意思。小嘎更绝，他不敢和老爸同台演戏。面对老爸演戏，他真发怵。《编辑部的故事》的导演赵宝刚曾经考虑请老嘎演主编。他对小嘎说：“怎么样？请老爷子出山吧！”小嘎连连摆手：“别！千万可别！他来我就完了。”等到拍电视连续剧《皇城根》时，赵宝刚决定请老嘎演老中医金一趟，又邀请小嘎：“怎么样？来一个角儿吧！”小嘎也赶紧推辞。 父子俩的关系还有个有趣的转变。小嘎成名前，在一些场合出现，别人介绍他时，总要加一句“葛存壮的儿子”。而今，小嘎火了，老嘎走在街上，观众们都要在“马尾巴”的称呼后面加上一句“葛优他爸”。 长江后浪推前浪。儿子超过老爸是自然的，也是人类进步发展的必然规律，更是我们做父母的喜悦和骄傲。现在老嘎听到人们叫他“葛优爸”，内心是很满足的。 --------------- 《大撒把》拍摄历经周折 --------------- 小嘎拍了电视连续剧《编辑部的故事》之后，火了起来。导演们纷纷请他演戏，他也来者不拒。那一年竟然拍了七部影片，真可以说是大丰收。 其中的一部影片《大撒把》使他赢得了当年电影金鸡奖最佳男主角奖，使我和他爸得到了又一次意外的惊喜：天助？神助？ 说起来，这部影片的投拍并不是很顺的。 我采访夏刚导演，得知了如下的一段故事。 当初，北影厂请了几位青年编剧来写剧本。每人讲一个小故事，让厂领导和导演们来听。郑小龙和冯小刚讲了两个故事，一个是《大撒把》，一个是《无人喝彩》。后来夏刚就认定了这两个故事，请他们写剧本，厂领导也同意了。剧本经过再三修改，还没有完稿，却传来消息：上海电影制片厂拍了一部影片《留守女士》，题材和《大撒把》类似，而且在埃及开罗电影节获奖。这一来，厂里动摇了，题材重复，还拍不拍？一般来说，拍电影比较忌讳题材重复。雷同的故事，观众看了一个，就不想看第二个了。事情就暂时搁下了，但是夏刚和冯小刚并没有死心。 当时，正好全国电影制片厂厂长会议在北京召开，夏刚和冯小刚就自己掏钱打印了一些剧本，分送给各个电影厂厂长，希望能找到买主。刚巧，北京电影学院放映影片《留守女士》，夏刚听说后特意去看了。看后，他更坚定了信心。夏刚认为，《留守女士》主要是抒发女士的离愁别绪，《大撒把》有不同的风格，可能更为普通观众所接受和喜爱。 正在这时，八一电影制片厂和韩国要合拍一部动作片，邀请夏刚去导演；并且许诺送他一辆小轿车。多么优惠的条件！去否？不去否？真犯难。然而夏刚和他的夫人、也是制片人的孟珠却谢绝了，他们认为做人不能见利忘义。 然而，下一步怎么办呢？夏刚和冯小刚二刚对坐发愣。还是干练的孟珠冷静清醒，她决定再试一试，便独自去找北影厂厂长成志谷谈。她给成厂长讲剧本中特别感人的细节，孟珠娓娓道来，有情有景，感动了成厂长。成厂长说，我再和副厂长马秉煜商量商量。马副厂长很痛快：“我早就说这是个好本子，就让夏刚拍吧！”接着这件事又在厂务会上通过了。当晚，马副厂长兴致勃勃地到夏刚家里来，第一句话就说：“夏刚，上了！” 如果没有孟珠的努力，没有夏刚的坚定，就不会有这部影片，也不会有小嘎的金鸡奖了，真得感谢孟珠这位执着的制片人。 接着，夏导和马副厂长酝酿演员。他俩不约而同都想到了小嘎。夏导说：“我一闭眼睛就觉得是葛优。”小嘎就这样被请到了剧组。 --------------- 小嘎得奖归功于导演 --------------- 小嘎在《大撒把》中饰演一位现代青年摄影师顾言。影片的故事讲的是顾言在机场送妻子出国，遇上了一位已怀孕的妻子送丈夫出国时因悲痛过度而晕倒。男青年急于上飞机，请求顾言帮助，顾言把那位女士送到医院抢救。两人由此相识，同病相怜而产生了友情和似是而非、模糊的恋情。 小嘎到剧组的第一天，穿着一件深灰色肥肥大大的长风衣，戴一顶棒球帽，潇洒、休闲、时尚。夏刚一看挺好，说，就用你这套服装吧。 小嘎饰演的顾言诙谐幽默而不油滑，善良宽厚而不迂腐，松弛，自然，很有分寸。小嘎对于这种近在身旁的一类人物理解，他和他们是同一代人，同一族类。他能感觉得到他们的喜怒哀乐。现代青年，好像是游戏人生，他们对爱情的态度也常带有游戏的性质。但他们有自己的信条。骨子里仍然是诚实、认真的。 影片拍摄得很顺利，轻松。夏导说像玩似的就拍下来了。拍到精彩处，大家都笑了。有一场戏，小嘎和徐帆趴在地上看地图，想绕道贝劳共和国去美国，但要到贝劳共和国去签证，难于上青天，根本没法去。那场戏，台词写得精彩，演得也精彩，拍完后，全剧组的人都开怀大笑。 《大撒把》公映以后，有一天小嘎在街上碰见一位青年。他拉着小嘎的手说：“我看了三遍，每一遍都感动，你演得真好。这影片说的就是我的遭遇，好不容易把爱人送出国去，就再也不回来了。我还有一个哥儿们也是这样。”说着眼里还闪着泪光。 我曾经问过儿子，你有没有总结经验，怎么就拿了大奖?他诚实地回答我，不停地拍，哪有时间！有时候也想一想，顾不上。我又问他给新婚夫妇拍照片时，反来复去用各种姿态拍摄的处理，是自己想出来的吗？因为我觉得这场戏给影片增加了色彩，热闹，好看。而且，我直觉这不是小嘎的设计，他也诚实地告诉我，是导演让我这么演的。 还有小嘎在《霸王别姬》中饰演袁四爷，临刑前迈方步的处理颇受称赞。小嘎坦言，也是凯歌导演让他这么演的。 许多记者赞扬葛优实诚。是的，他不会把他人的功劳归为己有。 金鸡奖是专家评选的，小嘎不仅受到广大观众的欢迎喜爱，还得到了专家的认可。 小嘎获得这个重要的大奖，老嘎和我商量也要给儿子送一样纪念品。跑到商场转来转去，最后买了一个竹雕工艺品，一个背背篓的女人。虽然它本身没有多高的价值，但代表了父母的心意。小嘎高兴地接过去，放在家里的书柜上。 小嘎参加桂林电影节，捧着金鸡和前些日子获得的金鹰两个奖杯回来看我们。家里像过节似的，特地设宴招待。饭后，我们捧着奖杯左看右看，轮流和儿子合影。老嘎捧着奖杯，比自己得奖还高兴。 这次评金鸡奖是第一次实行现场揭晓，在入围的三人中选取一人。小嘎当时正在拍摄影片《活着》，是请假去参加颁奖会的。他的竞争对手是老艺术家朱旭和饰演蒋筑英的巍子。在等待揭晓的时候，小嘎说他的心跳到嗓子眼儿，几乎都要跳出来了。巍子是一位很有实力，形象挺棒的演员。而且那部影片又是主旋律，似乎一切都占上风。没想到宣布的名字却是葛优。小嘎在兴奋快乐之余，眼看着巍子一个人独自走出大厅的背影，不禁感到一丝惆怅。事后听说他和巍子仅仅一票之差，大概这就是命运吧。 我问夏刚，事先有没有想到会获奖？他说他拍前一部影片《遭遇激情》曾获四项提名，《大撒把》获得了五项提名：最佳导演奖，最佳男演员奖，最佳女演员奖，最佳编剧奖，最佳故事片奖。剧组同志们一块儿聊，五项提名，至少会得两个奖吧。但是夏刚没想到自己会得奖，因为那一届竞争对手有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是一部很有特色的影片。也没有想到小嘎会得奖。最后得了奖，他们倒也没有感到太大的意外，好像也在意料之中。 --------------- 葛优这样的窝头泡菜也吃香 --------------- 小嘎会获得如此大的成功，这是做父母的以及他的朋友、哥儿们始料不及的。我们都认为这是小嘎的机遇。放眼看去，世界上的电影审美潮流似乎也在变化，电影人已不再痴迷歌颂英雄美女，他们关注微不足道的小人物。他们描写小人物的喜怒哀乐及其生活琐事。因此导演们选择的演员不再是俊男靓女，而是平常人的相貌，甚至是丑星。葛优生逢其时，普通人、小人物受到观众的宠爱。葛优也就赶上了。左舒拉在一篇文章中说得好，现实录如下： “打个庸俗的比方，在演员中，天生丽质的英俊小生就好比那‘大鱼大肉’，到哪儿都是主菜，而像葛优这等模样不齐的就好比是那‘窝头泡菜’，上不了台盘。而现如今人民生活水平提高了，大鱼大肉已不新鲜，又怕‘胆固醇’，曾几何时‘窝头泡菜’倒成了家家户户餐桌上稀罕金贵的‘香饽饽’，你就是吃饱了撑的也好，是什么……也好，反正是事实，用老外的话解释：‘对演员来说最重要的是才华。’有这样一些演员，他们本身很不错，可是当他们出现在镜头中时，会使你突然发觉，他的美不翼而飞，或者明显褪色了。反之，有的演员在生活中仿佛没有给人留下强烈印象，可是一开始表演便产生了奇迹——改变面貌的奇迹。这与所谓上镜头没有关系。问题在另一方面，如果一个演员是个有个性的人，银幕便会以难以置信的力量显示出来，如果他不是一个有个性的人，银幕就会立刻并不容置疑地表露出来。” “而今，会写文章的大演员以及初露头角的小明星们都在大谈特谈表演中的‘松弛’，不知是装的还是傻，对此葛优表示不可理解，他老实承认到目前为止一到拍摄现场他就身不由主分外紧张而绝不敢稍有松弛，当然能紧张到观众专家认可，导演称赞以至于误被内行人认为你还挺松弛，说明你紧张得有水平、有学问、有力度，你就尽可以继续紧张下去不必自惭形秽。” 我特地向夏刚导演请教了两个问题。 是否电影美学观念的改变造就了葛优？ 夏导说，时势造英雄，每个人都有机遇。葛优赶上了这一拨。如果还是浓眉大眼的工农兵主角，葛优不行。但这一拨不是每个人都能赶上。如果一直都是伤痕文字。那也不行。如果没有王朔这些小说的出现，也不可能。是王朔的作品，这种文学潮流，这批小说，这批演员形成了这个时代的特点。但是，前后出来的一批演员不见得都能达到这样的成就。葛优有这素质，有的人赶上了但没抓住，后劲不足。 我又问，葛优的哥儿们说他是天上掉下了“馅饼”。他自己也说是赶上了天上掉下来的“馅饼”。你是怎么看这个问题的？ 夏刚说，即使是天上掉下来“馅饼”，他也得有这素质和才能。表演是实践性特强的艺术，要靠演员自己身体的每一部分，每一功能来传达不同的信息，自身的魅力更重要。葛优没经过专业院校的系统训练，他以对人物处境诚恳的相信随机做出的表演显示出的幽默，是人物自身流露出的幽默，正好是我想要的那种幽默，他诚恳地相信人物尴尬的处境，出于对人物处境的相信，体验，而不是做出来的尴尬。 夏刚认为葛优是一个素质特别好的演员，具有特别好的天赋。天赋很重要，有的演员一招一式都设计，但就是不出彩。葛优能做到站在那个人物的地位来想问题，与人物合一。也就是我们常说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从自我出发”。人们常评论葛优的表演自然放松。其实放松不是目标。有些演员学了半天就记住了“放松”，放松是表演最初的一个台阶，人们往往把它当成了终极目的，小嘎是无意中跨入了“从自我出发”的境界。 夏刚认为葛优还有潜力，他可贵的一点是从来没有把自己看成一个很成功的演员，永远从零开始，待人诚恳，谦虚，随和，讲信用。我们拍戏有时和陈凯歌跨着，那天说好下午一点半到《霸王别姬》组去，可我们的戏还没拍完。葛优问我怎么办，我就和他一同过去。见到陈凯歌，我问他究竟什么时候拍到葛优，他说还没谱儿。我说三点钟给你送过来行不行？陈凯歌同意了，葛优才和我返回来，拍完了一场戏准时过去。 *************** 6.来自戛纳的喜报 *************** 这就是我们儿子的性格。他知道爸妈都是失眠患者，得了奖，这么大的事，他都不愿打扰父母的清梦。 --------------- 午夜吉铃 --------------- 1994年5月24日凌晨4点多钟，枕边的电话铃声突然响起来。我和老嘎都被惊醒了，这个时间来电话发生了什么事？有什么不平常的事！我心里嘀咕着，忙拿起电话。一个清脆的女声说：“你们知道吗？葛优得了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了。祝贺你们！我是李尔葳。”“儿子得奖了。快！”老嘎赶紧拿起另一个电话。不知老嘎是没有听清，还是不相信，反复问道：“你说什么，葛优得奖了？”李尔葳又重复：“是的，是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刚刚接到巴黎打过来的电话。我们一直守在电话机旁边呢。”李尔葳是著名记者，一位漂亮能干的年青姑娘，以后老嘎每次见到她总要亲切地叫她“报喜鸟”。 儿子呢？儿子怎么没来电话？老嘎和我坐在床上仍然似信非信，在等待着儿子的电话。这么大的事儿，儿子肯定立刻会来电话的。 过一会儿，老嘎说：“赶快给佳佳打电话。” 我把电话拨到德国女儿家。没有人接电话。后来知道他们出去旅游了，不在家。 一直等到八点来钟，电话铃响。我们俩立刻一人抓起一个电话。是儿子的声音。他说：“爸、妈，我得奖了，是最佳男演员奖。”我们立刻激动地喊：“祝贺你，小嘎！祝贺你，儿子！”然后问：“你为什么现在才打电话？我们早就知道了。”他说：“我想你们在睡觉呢，怕吵醒你们。”他的音调依然是那么平静。这么大的事，还考虑什么睡觉不睡觉，应该立刻给父母打电话呀，让父母跟你一同享受喜庆欢乐。 这就是我们儿子的性格。他知道爸妈都是失眠患者，得了奖，这么大的事，他都不愿打扰父母的清梦。 可是我还总在遗憾，要是我们接到的第一个报喜电话是儿子打来的，那该是多大的惊喜，该是多好的感觉！凌晨，窗外的天还没有亮，黑沉沉的，突然“铃铃铃铃”的响声，传来儿子的喜报……啊！多好啊！ --------------- 谁能想到这亚洲“第一个”竟然落到了我们这个秃头儿子的身上 --------------- 最近我写这本书的时候又问他为什么不早点打电话。他说：“没有空档打电话呀！颁奖过后就接受采访。”我说：“那凯歌为什么就立刻给家里打电话了？”他说：“那人家早有准备的。” 后来有一次遇见凯歌的父亲陈怀凯导演。他告诉我，就是葛优得奖的前一届46届戛纳电影节，颁奖的那一天，我们全家人都守在电话机旁，等着凯歌的喜讯。他们就是那么执着坚信凯歌会得奖。果然，也是在凌晨，传来了凯歌导演的影片《霸王别姬》获得金棕榈奖的消息。然后，他们全家人喝酒欢庆。凯歌如此自信，他的家人也如此坚信。因为付出了艰辛的劳动，一切都在意料之中。 恰恰相反的是，小嘎绝对没想到自己会得奖。他缺乏自信，对自己没有过高的期望。而我们做父母的，老嘎和我也绝对没想到儿子会得奖。我们总认为儿子还不够成熟，虽然那时他已经得过了金鸡奖百花奖；总觉得可能是赶上了，运气好。距离这个在世界上有权威性的戛纳奖还遥不可及呢。没想到儿子竟然是亚洲得此大奖的第一个。不仅是在我国，整个亚洲有多少大红大紫的演员、多少耀眼的明星都在引颈期待着这项殊荣。谁能想到这“第一个”竟然落到了我们家，落在了我们这个秃头的儿子身上。 我们好像仍旧不能确信这个事实。我们没有听到或看到周围有什么反响，默默无闻。电视、报纸，所有的媒体都沉默着，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这是真的吗？后来发现《杭州日报》5月28日“西湖周末”版发表了这个消息。多么难得，勇敢的报人！谢谢他们正视现实的勇气。 --------------- 88岁的姥爷吟诗祝贺 --------------- 6月5日，小嘎获奖归来。我们夫妇头天下午去花店买了一大把鲜花，到机场去迎接我们载誉归来的儿子。儿子拍片经常出行、归来，在机场降落、起飞。我们从来没有去迎送过。可是今天，我们一定要去，非去不可。我们儿子得了戛纳奖，不仅是他个人的荣誉，也是我们家庭的荣誉，也是国家的荣誉，甚至是亚洲人的荣誉。巴黎轰动了，华人界轰动了。这么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亚洲黄种年轻影人居然第一个拿了这个大奖。法国人在街头拥吻小嘎。巴黎的华人报纸连篇累牍地报导关于小嘎的消息。香港轰动了，台湾轰动了。那些嵌在头版头条的大字标题，明白无误地报导了葛优获得47届戛纳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消息。 我曾经在电视机上看到过有些获国际奖的影人和体育健儿们走出机场时，有多少鲜花和掌声在迎接他们。多么荣耀！多少令人兴奋！然而，这一天，机场静悄悄的，出奇地冷清，只有父母亲送的一把鲜花。早知如此，应该多买几把花，代表那些喜爱小嘎的影迷们，让儿子淹没在鲜花中。不过，除了父母，也还有小嘎的朋友，哥们儿，他们也都不避嫌地去了。张艺谋、巩俐、冯小刚、陈道明等，他们也热烈地祝贺小嘎，和小嘎握手、拥抱、合影。 小嘎夫妇回到家里，我们设宴摆酒碰杯，轮流和儿子合照，拍了许多张照片。连小嘎88岁的外祖父（获得过中央大学和东吴大学双学士学位）也乐得合不拢嘴，和外孙一同拍照，并且吟诗祝贺。诗曰： 凌晨四点传佳音，评选葛优第一名。 世界影坛称霸主，我家后代好儿孙。 平生窃愧谈功业，今见光宗有瑞麟。 广播电传环宇贺，国门未抵已扬亲。 １９９４年５月２４日 --------------- 光鲜照人的巩俐把葛优都衬托得英俊起来 --------------- 晚饭后，小嘎给我们讲他在戛纳电影节的种种感受，还给我们看录相和照片。照片上，小嘎和巩俐两人的合影比较多，我觉得穿着时尚中式旗袍、光鲜照人的巩俐把小嘎都衬托得英俊起来。小嘎从来没有这样打扮过，一身藏青色的西装，戴着领结，简直好像变了一个人。小嘎在台上领奖，对着扩音器讲话，和颁奖嘉宾拥抱，还有最后和全体获奖者及评委站在金棕榈标志下合照的所有照片都显得很神气，很得体。我一面看照片，一面想起了当初的一件事。 有一天，小嘎回家说张艺谋请他拍《活着》，和巩俐搭档。我好兴奋，张艺谋和巩俐都是国内电影界最优秀的人物。在我看来，他们对小嘎来说是高不可及的。同时，我又看过余华的小说原著，我极力赞同他接这部影片。中间曾经有过矛盾，小嘎还端起来了。为此我专门写封信给他，说服他无论如何要接拍这部戏。我觉得这是很难得的机会。 小嘎获奖后，在巴黎受到热烈的欢迎。在公交车上，一位法国的中年妇女认出他来，和他拥抱祝贺。在路上遇见一位少女，也过来祝贺拥抱他，还有一位专门为电影节服务的司机，知道他是获奖的小嘎，把车头上插的国旗赠送给他。法国的华人更是无比地兴奋热情，他们觉得小嘎为华人争了光。华人办的《世界日报》天天都在报导小嘎的信息。一位富有的华商还要送小嘎一辆“奔驰”小卧车。总之，小嘎一生中还从来没受到过这样的荣誉礼遇，令他有点茫然不知所措了。 --------------- 张艺谋成就了小嘎 --------------- 戛纳电影节颁奖仪式结束后，导演张艺谋接受了媒体的采访。他说：“过去我们第五代导演形成了一定的规范，都比较强调电影的造型，强调电影的观念，强调电影语言本身的魅力。一般说，对叙述故事和强调演员个性化的表演不太注重。这次拍《活着》，我想要对过去不足的地方，也就是针对过去的短处做一些努力。 “非常高兴，非常非常高兴葛优能得这个奖。因为大陆男演员基本上还没有在这种重要的电影节上得过这么大的奖，这是第一次。我觉得西方观众对电影本身的欣赏转入对演员塑造人物个性的欣赏。这一次我对葛优这个人物是按照中国老百姓的个性的欣赏来描写的，他演了一个非常普通的老百姓，演了一个小人物。葛优在把握小人物的心态，普通人的心态，那种老老实实生活，本本分分过日子，希望明天比今天更好这样一种最普通的中国人的那种美好的心愿，生活态度。这种人物，葛优把握得非常好，他演戏的过程中，很多次我都很感动。我在旁边看，很感动……” 小嘎在这部影片中的表演得到了张艺谋这么高的评价，得到了戛纳电影节充分的肯定。多年后人们仍然认为这是他的巅峰之作。 影片中，福贵是在赌场上出场，他穿着高贵的服饰，潇洒地摇动着骰子，被人们一口一声尊称为“福贵少爷”。他拼命地赌，屡赌屡输。他究竟有多少财产，输光的后果会怎样，他脑子里根本没有这个概念。当他在赌场休息第一次唱皮影戏时，充分表现出他财主少爷的身分，嬉戏，玩乐，目空一切。小嘎准确地表现了这个人物此时的心态。 福贵赌光了所有的一切，父亡，妻离，子散，他沦为一个背着皮影戏行头四处流浪的卖艺人，光棍一条。再唱皮影戏时，他的声音、表情透着几许凄凉，悲怆，再也不见当年的豪情。两次唱皮影戏的声调有着明显的不同，反映出两种身份，两种处境。 我好奇地问小嘎，你怎么唱皮影戏的？自己唱的吗？他说：“我哪会唱？那是先期录好音，我跟着唱的。张艺谋让我可着嗓子喊，要求我唱得脖子上的筋都蹦起来。” 全国解放时，福贵幸运地成为城市贫民了。 当福贵听到枪毙龙二的枪声时，镜头用远景表现了他的背影，中弹的竟好像是他自己。如果不是他把房产输给了龙二，可能这一枪真的就轮到他头上了。这一个背影戏演得很好，令人过目难忘。 大炼钢铁，儿子死前，福贵背着困乏的儿子，送他到学校去炼铁，从一条林荫夹道的大路上缓缓走来。 福贵：“有庆，到学校去用开水把饺子泡热了吃。一次泡不热就泡两次，两次泡不热就泡三次，凉饺子吃了肚子疼。有庆爱吃饺子吗？” 有庆：“爱吃。” 福贵：“爱吃肉吗？” 有庆：“爱吃。” 福贵：“那就好。听爸爸的话，咱们的日子就越来越好。你看啊！咱们家现在也就有只小鸡，鸡养大了就变成鹅，鹅养大了就变成羊，羊再养大就变成牛……” 有庆：“牛以后呢？” 福贵：“牛养大了，就是社会主义了。那就天天吃饺子，天天吃肉了！” 一问一答，一幅父子舐犊情深的图画，为后面儿子惨死的情节作了充分的铺垫。 本来是正剧、悲剧，导演张艺谋却不忘赋予一些喜剧的色彩。福贵女儿分娩大出血，情况紧急，小护士束手无策，女婿用计弄来被专政的权威医生却因几天没吃饭，一下子吃了七个馒头而奄奄一息，令人啼笑皆非。 福贵夫妻在女儿坟前祭奠时，福贵面无表情地喃喃重复着：“我为什么要给他吃七个馒头……”没有眼泪，没有哭泣，貌似平淡的话却更令人心酸感动。不由得令人想到祥林嫂的喃喃：“我知道雪天野兽在深山里没有食吃会到村里来，……” 小嘎的成功、获奖，主要归功于张艺谋的指导。张艺谋是位非常敬业的导演，每天拍完戏以后，晚上要剧组人员集合研讨第二天的拍摄工作。小嘎说拍了一天戏以后，困得不行了，很多人都睡着了，打鼾了，只有张艺谋还在那里有精有神地说，真不知道他哪来那么大的精神。他必须要安排得妥妥贴贴才踏实，重头戏都要拍好几遍，直到满意才罢休。小嘎拍完《活着》回来，瘦得可怜，颧骨高耸，脸都嘬腮了。当然这些付出都是值得的。 影片中许多演员都是很棒的，演福贵妻子的巩俐自不必说。平时很洋气高贵的风度，演城市平民同样令你信服。一举手一投足都那么自然、朴实。 演女婿的姜武一下子就吸引了我的眼睛，怎么没见过这个演员?瘸着腿跑起来那模样，着实像工人红卫兵，而且是善良的足智多谋的红卫兵。后来才知道是著名演员姜文的弟弟。真不愧是影坛兄弟明星。 镇长牛是老电影艺术家，演得平稳扎实，就像我过去经常下乡见过的那些村镇基层领导。老练，通达，看不出一点表演的痕迹。 还有许多幕后工作人员，共同成功地创作了这部影片，使影片获得47届戛纳电影节评审团大奖和“天主教人道主义精神奖”，使小嘎获得了最佳男演员奖。 --------------- 说出来的不如感觉到的 --------------- 小嘎获得戛纳奖后，媒体没有报导。领导没有表态，影片一直也没有公映，可以说在国内没有什么影响。 但是在影视圈内却是很重视的。 小嘎内心对自己的估价似乎也有一点变化。他说，他要演没有演过的角色。我想他是想要突破以往扮演的角色。恰好，周晓文导演影片《秦颂》，约请小嘎扮演主角高渐离，小嘎欣然同意。 高渐离这个传奇性的人物从古传颂至今，几乎是家喻户晓。但是这个人物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性格、形象，却没有详细具体的历史记载。电影剧本赋予高渐离更多的传奇色彩，增加了高渐离和公主的生死恋情，强调了高渐离和嬴政同为赵国人质时特殊的兄弟关系等等。这是个很诱人的角色，又是一个很难演的角色。 小嘎回家说起来，老嘎和我都感到这个角色分量很重，周导能选上他，是对他的信任，但能不能演好，责任重大。小嘎却有信心，他说：“古人和今人的感情应该是相通的吧，我就按照我的感觉去演呗。” 我特地买了一部有白话文翻译的《史记》送给小嘎，虽然那里面没有高渐离的详细资料，但了解一下那个历史年代的状况总是有帮助的吧。我不知道他读了没有。 影片拍完后，我们有幸先睹。这部影片色彩绚丽，气势恢宏，场面壮观，令人震撼。当姜文扮演的秦始皇登上数不清的台阶，到达祭天的高台时，他默默地流泪跪拜，向上苍祈祷。但在他登上始皇帝宝座的同时，却只剩下孤家寡人，已经众叛亲离了。姜文塑造的秦始皇是成功的，令人信服的。据说国外某艺术院系曾把秦始皇的形象作为学生学习表演的教材。 小嘎饰演的高渐离却不能令人满意，有许多影评家直率地指出了小嘎的失败。老嘎和我也都认为小嘎没有完全理解高渐离这个人物。高渐离是那个时代的乐圣，普天下无人不知无人不晓。《史记》记载“高渐离击筑，荆轲和而歌于市中，相乐也，已而相泣。旁若无人……”可见高渐离这人狂傲不羁的性格。小嘎强调了高渐离被俘入秦后沉默寡言低调压抑反抗的一面，忽略了作为乐圣激昂慷慨不屈的另一面。特别是有一场戏，高渐离写完《秦颂》，指挥乐队演奏。作为乐圣，他此刻应该是心中只有音乐，激情洋溢，忘乎所以，他应该充分发挥作为音乐家的激情。此时此刻，他不是俘虏，他是大师，他可以指挥千军万马，他可以苛责乐师们，他可以颐指气使，总之，这是他充分展现自己真正狂放不羁的性格的场所。然而，小嘎仍然在压抑着，发怒也是压抑的。导演也没有给予充分的长度空间。看到这儿，我感到非常惋惜，如果这场戏拍好了，高渐离的形象便会丰满许多。 但小嘎是刻苦用功的，他总在钻研思考。比如高渐离视死如归，绝食抗议，乐阳公主爱惜他的才华，亲自口含鸡汤喂到高渐离嘴里的那场戏，小嘎就提出建议让公主先喝一口汤，下接高渐离吞咽的镜头。这样就避免了演员的尴尬。同样，高渐离和乐阳公主的恋爱戏，也令人遗憾。高渐离的行为是冒天下之大不韪，这说明高渐离反叛的性格。小嘎可以表现他的放纵、叛逆，他应该纵情欢乐。但小嘎始终板着面孔，看不见一点欢笑。小嘎过分强调他是一个俘虏。在音乐和恋爱这两段重要的戏中，小嘎没有把握住，让它溜走了，高渐离的性格只能是苍白单调的。 小嘎很崇信人艺老演员董行佶的话。董行佶曾经到全总文工团给青年演员授课，他说：“感觉到的东西比说出来的东西要好。”小嘎特别重视这句话，他演戏总是要找到感觉，找到了感觉就能演好这个人物。然而，恰恰就是对高渐离这个人物，他没有完全找准感觉，其实也就是对这个人物的理解还有距离。他对记者说：“其实我对高渐离这个人物一直也没闹很明白，他真能弹得好到秦始皇不忍杀他?他和乐阳公主的感情又是怎么回事?”小嘎就是这样诚实直率的性格，不充好汉，明知没演好还要硬撑着。他确实没能理解高渐离，没能理解那段历史。不理解当然找不到感觉，找不到感觉，就不能成功塑造人物，这可以说是真理。 周晓文导演说：“姜文就是嬴政，葛优就是高渐离。”我想这正应了老百姓们常说的“老婆是人家的好，文章是自己的好”。周导是在维护他的演员，维护葛优。 --------------- 寇老西演砸了 --------------- 不久以后，小嘎又接了电视连续剧《寇老西》。据说是因为《宰相刘罗锅》取得了空前的胜利。投资人便想到了小嘎，希望取得同样的辉煌。没想到事与愿违，小嘎遭遇到了又一次失败。 关于寇准，历史上只记载寇准是北宋时期的政治家，真宗的宰相。主张抵抗外族入侵，反对投降派，在朝中被排挤罢相，后又复出为宰相，继又被贬。是一位刚正不阿、正直高尚的能上能下的历史人物。 小嘎怎么能演寇老西?他了解寇老西是个什么样的人?他真是胆大没边了。演员总是有局限性的，再有天才的演员也不是什么都能演的。 小嘎演的寇老西真令人叹息!结果是小嘎糟蹋了寇老西。小嘎回到家来，他爸问他，你知不知道寇老西是什么人?小嘎说，我哪知道!他们让我演，我就演呗。他爸说：“你知道吗?寇老西是当朝宰相。宰相是什么?是相当于周总理那样的人物。他就是回家当老百姓也有他的身分风度。你演得水里巴叽，跟你演的那些小人物一样，你把你自己给砸了。” 有一次小嘎到医院来看他爸，在走廊上，一位老太太友好地对他说：“葛优，你以后再别演古装戏了。”小嘎点头：“对，对，不演古装戏了。” 其实，问题并不是出自古装戏，而是他缺乏历史知识，对人物不理解。脑子里没形象。 --------------- 小嘎学聪明了 --------------- 小嘎也有聪明的时候，著名大导演李翰祥请他演阿Q。中国人谁不知道阿Q，又是鲁迅的名著，条件够好的，但他推辞了。他说他把握不了。几年后又有人请他演阿Q，他还是没接。其实他不是没动心，他拿回来一幅阿Q的画像，那模样真是很像他。但是他没有信心，仍然推辞了。我感到很遗憾。如果他能够下狠心花上几个月把鲁迅先生的主要作品读两遍，也不见得就不能把握阿Q这样的人物。还有一位香港导演请他在《宋氏三姐妹》中饰演蒋介石。他毫不考虑地推辞了。他说：“我怎么能演蒋介石，外形一点都不像，没有信心。” 后来又有人请他演《我这一辈子》。他回来说，看了剧本觉得不大喜欢，不想接。老嘎也觉得重拍的戏难演。他说：“石挥已经演绝了，你再演也演不过他。”幸亏小嘎没有演，否则又该砸了吧? 我没有深究过其中的道理。中外许多名著名片重拍，大都不如人意，很少有超过前者的。真是劳民伤财，大可不必。 小嘎总算接受了教训，自己没有把握的剧本和人物都要慎重考虑，宁缺毋滥。 *************** 老嘎的故事——1.老家 *************** 老嘎出生在河北饶阳县东万艾村，家里人都叫他小壮，农家的孩子生活是艰苦的。平时妈妈总是在菜里有意多加些盐和辣椒，为的是可以少吃点，节省点。老嘎却因此很能吃辣椒，比我这四川人还厉害。 --------------- 老嘎吃辣比我这四川人还厉害 --------------- 老嘎出生在河北饶阳县东万艾村，家里人都叫他小壮，农家的孩子生活是艰苦的。平时妈妈总是在菜里有意多加些盐和辣椒，为的是可以少吃点，节省点。老嘎却因此很能吃辣椒，比我这四川人还厉害。别人看他吃辣椒，常说是受我的影响。其实哪里是，是他母亲给训练的。 一年到头难得吃上一次白面，吃饺子只有在过大年的时候。但农家孩子也有他们的游戏和快乐。他和伙伴们用旧鞋底绑上一根棍打蚂蚱，一次就能打一大口袋。然后倒在大铁锅里，盖上锅盖点上柴火。只听见锅里噼里啪啦响，那是蚂蚱烧疼了乱蹦呢。当时心里也有些不忍，可又不能放弃美味。等到锅里没有声音了，揭开锅盖，蚂蚱都变成了金黄色。用高梁面饼子卷上几只蚂蚱，再顺手摘几片生豆叶放上，那个香啊!就别提了。 他家就住在闻名遐迩的滹沱河畔。听说如今，滹沱河已经干涸，但那时却是一条名符其实的河流。每到夏日，男孩子们整天泡在水里，赤条条一丝不挂。小壮因此练就了一身好水性。狗刨，侧泳，潜水，甚至跳水，都能招呼。小身躯晒得油光黑亮，在水里钻进钻出，活像一条小泥鳅，但就是不讲姿势。农村的孩子，又怎么能讲姿势呢。只能是比能耐，比谁游得远，比谁潜水时间长。再说摸鱼。两三人搭伴，找个小河汊。把两头用泥堵住，再把水淘半干。弯着腰用手慢慢从两头往中间掬。俗话说，浑水摸鱼，就是这样，水越浑越好摸。掬着掬着，突然脚底下出溜一下，有了。鱼最爱往脚踩的坑里钻，两手慢慢一合拢便逮着了，摸着了就扔进背上的鱼篓子里。那种感觉好极了，甚至比吃鱼的滋味还好。老嘎每讲到摸鱼便神采飞扬，不管讲了多少遍都兴味盎然，恨不能立刻跳到滹沱河里去。只可惜再不能赤条条自由驰骋了。 附近有一片小树林，长着许多不成材的杂树，秋后可以去打柴烧。他和小伙伴们把打柴当做游戏玩，用一根木棒向树上的枯枝掷去，谁打下的枯枝就属于谁。这叫打干棒。 小壮还会撑船。他家有一条小木船，每天大人们要撑船到河对岸去干农活。没事时，存壮便撑着小船玩，技术没得说。有一次他叹息说，可惜我这手绝活没机会露。是啊!像《渡江侦察记》里的刘四姐那样，健步跳到船上，用槁一撑，小船便如离弦之箭飞驰而去。那该多帅气呀! 有一天，他正在河里撑船玩。岸边有人招呼要过河。他把那人送过河去后，伸手向那人要钱。那人说没有。小壮说，那你得让我踢一脚。说罢，真的踢了那人一脚。你说他有多淘气。我问他：“你真的踢呀?”他说：“真的踢了。不过没有使劲。小孩子嘛，闹着玩呗。” 滹沱河年年发大水。他还记得跟着大人到被水淹的地里去抢收玉米、高粱。弄不好这一年就颗粒无收。 --------------- 鬼子来了 --------------- 这条河还是抗日战争时期逃难的好去处。一听喊鬼子进村了，大人小孩都跳到河里，随水冲游到十几里外。存壮记得有一次大年初一，家家都在包饺子。突然听说鬼子来了，村里人撂下饺子都往村外跑。鬼子进村，见鸡捉鸡，见鸭捉鸭，骚扰村民。鬼子从东边来，人们便往西边跑。鬼子从西边来，人们便往东边跑。这次没有跑掉，被鬼子圈回来了，便让村长吆喝全体村民到村边土地庙前的空地上听鬼子训话。他那时只有八九岁，也听不懂。只记得那情景和影片《小兵张嘎》里的一模一样。 存壮长到七、八岁时，家里让他到私塾去读书。每天吃过早饭，他和他哥哥、表哥一同去。中午回家吃饭，下午再去。晚上回家就得打着灯笼走了。 私塾只有一间房，正面墙上供着孔老夫子的牌位。大大小小的孩子都在这一间教室里。课本不一样，只听见教室里一片读书声，各读各的，乱乱糟糟，像青蛙聒噪。存壮先读《三字经》，《百家姓》。到现在他还能背得溜熟：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养不教，父之过。教不严，师之惰…… 老师的腿有点瘸，手拿着一根长烟杆。点烟的时候，自己够不着，得让学生给点。老师在教室里走来走去，看见哪个学生不顺眼了，便照着头上一烟锅敲下去。每天老师都要叫学生到讲台前面去背书，背不出来就打手心。存壮很少挨手心，因为他聪明，总能背出来。 老嘎记忆最鲜活的是老师在教室里做饭。学生自己读书，老师就在一边煮饺子。这时，存壮的肚子也在咕咕叫了，闻着那饺子的香味真难过。他们家只有过大年才能吃到饺子。老师的饺子实在是太诱人了。他记得很清楚，老师包的是韭菜馅饺子。真香啊!至今他想起来都要咽唾沫。 抗战时期，东万艾村来了八路军工作组。有男有女，穿便衣。工作组教孩子们站岗、放哨、唱歌、演戏，还动员妇女识字、剪发、放脚，成立妇救会。八路军来了以后，孩子们便不再学“之乎者也”，改学新课本了。小壮第一次见到了蘸水钢笔，觉得特别新鲜。工作组还教孩子们唱歌，小壮还记得当年唱的救亡歌曲：“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还有一首似乎已失传的歌曲：“滹沱河水呀流滔滔，日本鬼子呀狗强盗，打进庄子把人杀，房屋草原放火烧……滹沱河水呀流沉沉，逃难的人儿呀好难过……我有心投了滹沱河，流水无情不起波。不如留条活命在，去打鬼子救中国。” 有一次，工作组教孩子们演活报剧，让小壮演日本鬼子。他在衣领后边插一根日本旗，腰间别一根棍当作战刀。其他的孩子演老乡。最后老乡们把鬼子打死了。当时村里的老乡们还都很有兴致地来看。后来，小壮多次在银幕上饰演日本鬼子，可以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 小壮的爸爸因为家里贫穷，跟着朋友闯关东，在黑龙江齐齐哈尔市落下脚。1938年小壮爸回老家把小壮妈和俩孩子都接到了齐齐哈尔。从此，小壮便离开了东万艾村，再也没有回去过。但那滔滔流淌的滹沱河，却始终让他魂牵梦萦。 *************** 2.一波几折当稳了文工团员 *************** 他讲到这段故事时，常常说：“过去我要说小日本救了我的命，大家可能说我没立场。可这事是真的，要是没碰上这艘小轮船，我绝对没救了。眼看两岸都那么远，根本游不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 见过末代皇帝 --------------- 小壮随着父母亲到齐市以后成了伪“满洲国”人，进了新式学校。校长是日本人，其他教师都是中国人。课本仍旧是中文，他进去时上小学二年级。他还记得第一篇课文是：“天气热，日光强，行人树下坐歇凉。远看前面山岭上，白云一片懒洋洋。”他学习很要强，第一次考试便得了第二名，但是有个叫马万祥的同学总压他一头，每次考第一名。老嘎说到这事还耿耿于怀。那同学写得一手好毛笔字，他比不过，就怀疑那同学的笔比他的好。有一天，趁人不注意，他偷偷把那同学的笔头拔下来和自己的换了。那同学并未察觉，而他的字也并未因此而有所长进。说起这件事，他脸上露出调皮的神往的笑容。他上学时学习成绩好，总是名列前茅。如果当时能有条件继续学习，他也可以上中学、上大学，成为一个知识分子。平时在家里，鼓捣点什么，他总能别出心裁发明点什么。他就自夸：“我就是聪明。”他确实聪明。我说：“你应该是当工程师的料。真可惜了。” 老嘎说：“还有一事儿，以前不敢讲，我还见过清朝末代皇帝溥仪呢。有一次，溥仪从当时伪满洲国首都新京(长春市)到齐齐哈尔市视察，所有中小学学生都要夹道欢迎。最前面站的是警察，溥仪的汽车经过眼前时，学生都要弯腰低头。直到听见汽车过去了，才能抬起头来。之后集中到葫芦头搭起的一个台子上举行仪式。溥仪站在讲台上讲话，学生们站在老远的后边。我既没有看清溥仪长的什么样，也没有听见他讲了些什么。” 也许在某一个荒谬时期，见过“满洲国”皇帝是一个问题，可现在听来那只能是一个滑稽的笑话。 小壮一家在齐市的生活并不比在农村强。他父亲推车做点小买卖，在公园照快相等，勉强维持一家生计。 --------------- 住在青岛没下过海 --------------- 大约一年多以后，小壮一家到了青岛市，希望能把生活改善一些。 然而事与愿违。青岛是富人的天堂，不是穷人的乐园。他们住在青岛东家洼。那是贫民区，没有像样的道路，坑坑凹凹，下雨时遍地泥泞，晴天则尘土飞扬。吃的是豆饼红薯，甚至比在齐齐哈尔的生活更苦。他家苦，还有比他家更苦的。有个小姑娘年龄和小壮相仿，每天挨门乞讨。小壮妈很善良，每次小姑娘来，总要给点吃的，或是白薯，或是豆饼，从不让她空手离开。小壮心里对她充满了同情，以后不时想起来还感叹，不知道解放后她的生活怎么样了。 小壮在青岛住了一年，从来没有到过繁华的闹市中心，更没有去过那些外国人和高等华人居住的租界地区。青岛在他心目中就是东家洼那又脏又乱的贫民区。有一次，老嘎跟我说起他曾经在青岛住过。我羡慕地说：“真的?你还在青岛住过?”我想到的青岛是外侨和富人们的避暑胜地，是阳光、大海和沙滩。他说：“哪儿呀，我连海边都没有去过。”1978年，老嘎随《大河奔流》摄制组到青岛拍外景，住在海边的德式别墅里，推开窗户便看见一片海天相连的景色。面对此情此景，想起贫困的童年，恍如隔世，不禁万分感慨。 小壮爸在青岛混得不好，便又全家回到了齐齐哈尔。 --------------- 辍学当了医院学徒 --------------- 小壮从青岛回到齐市后失学了。 他到学校去办转学手续。跑了多次，请求央告校方，均被拖延拒绝，只好辍学在家。 小壮十分懊丧。他对学校有浓浓的依恋之情。因为他的学习成绩，总是轻轻松松地便名列全班前两名。有时是第一名，有时是第二名。他曾参加过儿童剧表演，曾在运动会获得过赛跑的名次。这些都是难忘的荣誉。 可是，不管他怎样向往学校的生活，现实摆在他面前，他辍学了。 小壮的父亲希望儿子将来能走进上流社会。托了人，进了一家私人办的医院做学徒。 做学徒期间，每天打扫诊所，消毒医疗器械。当然免不了也要为院长家去奶站取牛奶等。小壮慢慢学会了注射、换药等护理工作。 齐市冬季奇冷，破庙里常有被冻死的大烟鬼。死了人，要请医院派人去验尸。开始都是院长亲自去。后来，就派小壮去。他第一次去，心里也忐忐忑忑，有点害怕。后来就练出胆来了。去了，掀开破席子看看，“吸毒过量而死”，写句结论交差。小壮就是从那时起，不怕死人不怕鬼，还不信邪，胆子很大。 医院还承担给日本兵营的中国劳工打预防针的事情。小壮有时跟院长去，有时一个人去。日本军官也来医院看病，出出进进，小壮看到的日本人不少。日本人也是各种各样的，有粗暴的，也有文雅的。小壮脑子里装了不少形象。后来拍电影饰演日本人，大家评论他演得像，和他这一段生活有密切的关系。他觉得剧本里写的日本人大多是一个模子，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形象单一，和生活中的日本人有很大的差距。 --------------- 小日本救过他的命 --------------- 老嘎给我讲过一件九死一生的往事。 齐齐哈尔市濒临嫩江，小伙子们常去游泳。有一天，小壮和协和医院的李万里兄弟等一帮人吃饭喝了一点酒，来到江边。有人提出到对岸去玩，他们都乘船过去。老嘎仗着自己水性好，也没仔细想便下水朝对岸游。游着游着已经游到江心。江心水流湍急，他觉得力不从心。朝前游游不动了，往回游也很远。他便仰泳想省点力气，可是一股浪打来就没过脑袋。也不行。又踩水，仍然不能承受，他感到实在撑不住了。当时还不好意思喊“救命”，而是喊“来人啦！来人啦！” 当时，有些人没有下水，在岸上玩赏。发现小壮不行了，便喊着嚷着“救人”。这时有一对日本夫妇划着一艘小渔船刚靠岸。他们请那对夫妇去救，那俩人不肯，互相争执起来。 小壮挣扎着，一会儿踩水，一会儿仰泳，一点力气都没有了。自己感觉今天会把命丢在这儿，已经绝望了。这时远远地过来一艘小火轮，船上插着日本旗。存壮看到那艘小火轮朝自己驶过来，心想，完了！碰上日本人，还有好？日本军人对中国人的生命视若蝼蚁，撞沉一个中国人还不是一场儿戏。没想到那小火轮开到跟前减速绕到自己身边。船上有人把一根竹篙朝存壮伸来。存壮立刻紧紧抓住那篙，被人拽到船上来。他说那时把仅存的那点力气都用到两只手上，抓住就不撒开。小壮被救到岸上时，有片刻昏死过去了。等到明白过来，睁开眼，只觉上方有许多面孔在看自己，觉得很丢人，赶紧爬起来走了。那年他大约十五六岁。 他讲到这段故事时，常常说：“过去我要说小日本救了我的命，大家可能说我没立场。可这事是真的，要是没碰上这艘小轮船，我绝对没救了。眼看两岸都那么远，根本游不动。”大难不死，必有后福。 但愿这位善良的日本兵能在战后平安回到他的家乡。 存壮在齐齐哈尔见到过许多日本人。也有儒雅的。并不像传说中一概凶神恶煞。那都是概念化的产物。他饰演过一些日本人，都是努力想演出不同的性格。比如在《矿灯》中的日本经理是比较儒雅的日本商人，而《小兵张嘎》中的岛田小队长则是粗暴的军人。 --------------- 拿汽油当酒捉弄山东大汉 --------------- 医院还雇了一位车夫，人们都叫他山东大汉。小壮跟他交情不错。每次存壮为医院出去办事，穿上白大褂，坐上山东大汉拉的人力车，也颇有派。但小壮觉得不安，他自认为和山东大汉是同一个阶层的。有时他便下车对山东大汉说，你坐上去，我来拉你。山东大汉怕他不会拉，拉翻了车，反而摔着自己。所以小壮也就只好坐车了。 有一件事老嘎至今感到内疚。他曾跟山东大汉开过玩笑。山东大汉平时爱喝两杯。有一次，他倒了一杯汽油当酒送给山东大汉，没想到山东大汉毫不迟疑地一仰脖喝了下去。小壮害怕了，赶紧告诉院长。院长处置了一下，倒也没有太多责备存壮。 --------------- 日本人不许中国人吃大米白面 --------------- 日本人占领期间，统治很严酷，实行配给制，中国人不允许吃大米白面。如果查出来就要受罚。听说有一个人晕车呕吐，吐出来的秽物里发现有大米饭，这个人因此受了罚。 有一次这所医院偷偷买了四袋面粉，后来卖面粉的人犯了案，供出这件事。伪警察到医院来追查，问到小壮，小壮推说不知道，被警察扇了一个耳光。他从小到大，连他爸爸也没有打过他。这次遭此侮辱，他永远不会忘记。事后院长托人通融才把这事了结了。 1945年，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日本成了战败国。日本天皇向他的臣民们下诏书，宣布无条件投降。当时齐市的日本居民站在广播喇叭下低头听着，吧嗒吧嗒掉眼泪。 苏联红军进驻，日本人成了中国老百姓报复的对象。多年的仇恨爆发出来，老百姓追打日本人。小壮没有参与，因为他不习惯打人。苏联红军接收了日军仓库，你只要给站岗的红军一块手表，他们便让你进去随便拿东西。有些人糊弄苏联红军，给一块坏表，也被准许进仓库去拿东西。那些人拿了日本军大衣出来卖，小壮还从那些人手里买到了一件军大衣。当时地方上组织起了光复军，是受国民党操纵的，和苏联红军并存，整个无政府状态。后来，日本平民被遣送回国去，在街头变卖家里的旧物品。小壮用低价买了一个很好的曼陀铃，空闲时弹奏起了流行歌曲。 1946年，东北民主联军打进齐齐哈尔，消灭了光复军。民主联军和蔼可亲，还有女兵。宣传队在街上扭秧歌，打腰鼓。 小壮对解放军产生了天然好感。当那支戴着闪闪红星军帽的队伍经过时，他站在医院门口向他们伸出了大拇指。 小壮对自己的工作不安心了。他有时去看解放军文工团的演出，特别羡慕那些文工团员。甚至有时也去舞台上跑跑龙套。他模模糊糊地认为自己也应该解放解放，便托朋友介绍转到了齐市铁路医院去工作。虽然他和原来的医院签订的三年学徒期还没有满，院长还是很宽容地同意他走，还给他写了证明信。 --------------- 当上了文工团员，为好友抱不平，不久就被裁了 --------------- 到了铁路医院后，他对本职工作也并没有很安心，对文艺演出特别感兴趣。铁路局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文工团，他成了其中的一员。说是业余，其实是脱产。文工团经常排练演出革命歌剧、话剧、活报剧等。老嘎感到如鱼得水，自己成了正式的文艺工作者，很神气。生活非常开心、充实。文工团演出过秧歌剧《全家光荣》，表现母女俩路上相遇，一起歌颂解放后的欢乐喜事。还演过一出戏叫《我们的乡村》，小壮在剧中演一个农村老汉。排戏时，小壮把他过去看见过的程式化的表演全搬出来了。手势是“明五暗六”，穿着长袍，手如果伸出来，手指全张开是“明五”，如果手缩回袖子里只伸出大小两个手指托着袖口，叫“暗六”。说话时模仿老人的声音哆哆嗦嗦，甚至全身哆嗦。导演一看就说：“你抽风呢?你干吗呢!”让小壮纠正。小壮那时只知道模仿别人，也没人告诉他应该从生活出发，心里闹不明白导演为什么不满意。等到正式演出时，他一上场，比排练时哆嗦得更厉害了，气得导演直发火，吼道：“把他换了!”第二天，小壮就被换下来了。他心里委屈，觉得别的人还不一定能表演出他那两下子呢。现在说起，他也觉得好笑。他给我比划“明五暗六”，我也禁不住笑起来。 好景不长，不幸的事情发生了。 有一次，剧团到白城子去演出，小壮的一位好友董林格患了重感冒，发高烧，领导不让他休息治疗，在后台打了针还要他硬顶着上台演出。病情越来越重，实在支持不住了，领导才让他回家治病。送回齐齐哈尔不久便去世了。 小壮伤心又气愤，他冲到办公室去质问训斥这位领导。他说：“董林格是你害死的。你是团长，你的部下得了重病，你不但不给他好好治病，还要逼着他上台，他的死你有责任。”那位领导正在低头看材料，没有抬头，也没有答理他。 不久，铁路局搞了一次大裁员。文工团领导让演员们填表，表示自己愿意留在剧团，还是回到医院去。 小壮考虑到自己的父亲肯定希望他留在医院，工作有保障。他便填上志愿留在医院。万万没有想到，在领导念去留名单时，自己却被裁了。这不啻晴天霹雳。小壮在团里也还算是多面手，能演，能唱，能玩乐器。为什么会裁他呢?他难过极了，躲到一个角落里哭了一场。好友梁音在一旁默默地陪着他，也说不出什么安慰的话。小壮心里明白，这是领导对他的报复。 --------------- 老嘎卖瓜 --------------- 小壮丢了工作，心里怕的是怎么过父亲这一关，瞒是瞒不住的，只好硬着头皮说实话。当时铁路局裁员规模很大，每天报上都登一批被裁人的名单。小壮对爸爸说完，爸爸给他一张冷面孔，一句话没说。 从此小壮成了吃闲饭的人。爸爸每天推着小车出去卖冰淇淋、花生米之类的小吃，收入不多。小壮住在一个哥儿们的厨房里，早上总睡懒觉。有一天早上，小壮还没有起床，爸爸进去把他的被子掀开，狠狠瞪了他一眼，没打没骂又出去了。 小壮失业在家的日子不好过。 这么大小伙子怎么能呆在家里吃闲饭呢。他就和朋友搭伙去贩甜瓜卖。有一天傍晚，他正在电影院门口看瓜摊呢，不期碰上他当学徒时的医院院长一家人来看电影，互相打了一个照面。小壮觉得无地自容，自己竟然落魄到如此地步，他恨不得有一个地缝能钻进去。 小壮不卖瓜了。他把自己所住的山东大院的小伙子们、姑娘们都吆喝起来，组织了一个文工队，取名叫二区文工队，自己当队长，一块儿编排演戏。他把铁路业余文工团所演过的秧歌剧凭记忆传授给大家。他们排演的是个歌剧《幻想》。表现一个人幻想国民党正统军能过来，等到国民党军队来后强奸了他的妻子，妻子自杀了，这个人的幻想破灭了。戏排好了，就请街道上左邻右舍的老小来看。他们竟然看得有滋有味。信息传开去，惊动了区里的领导，他们也闻讯来看，评价不错。他们的演出还卖过票，这些少男少女们不乏有才之士，有会画布景的，有会拉手风琴的，有敲锣打鼓的，能凑个小乐队呢。演出了几场，最后结算，不亏不赚。小壮感到又恢复了自信，颇有点洋洋得意。不久，就有一个解放军文工团的同志来请小壮去参加。小壮当然一百个愿意，他和另外两个伙伴一同去了。团里当即发给他们每人一件军大衣。但是他们要他开一个区级证明信。他没法开到这一张证明，在那里住了一夜，像做了一个梦似的，又离开了。又一次打击，又一次挫折，使得他心灰意懒。 唉!想找个工作真难啊!小壮深感人世的艰辛。 --------------- 拿不到行李参不了军 --------------- 这时，解放军文工一团来到了齐齐哈尔。齐铁业余文工团全部调入了文工一团。如果小壮不是为朋友打抱不平，冲撞了领导，不也就进了文工一团，当上了解放军吗? 当时，文工一团的团长是从延安来的，沙蒙、张平、杜粹远等都是这个团的台柱。小壮的好友梁音也调进了这个团。他们就来找小壮，问他愿不愿意去。小壮连连点头。参加部队文工团要经过考试，梁音甚至把考题都偷偷透露给了他。他记得那天接待他的是何文今(后来任北影厂副厂长，科教厂厂长)。何文今和他简单谈了谈，说：“你的情况我们已经了解了，你就带着行李来吧。” 这就又遇到了难题。 小壮的父亲听说是参军，不同意儿子去。他说，参军是要打仗的，打仗是会死人的，不同意儿子去。 小壮拿不到行李，又不敢违抗爸爸的意旨。没奈何，放过了这大好机会。唉!多么难得的机会啊!也怪，参军还要自带行李。那时共产党还没有建国，还穷着哩。小壮后来常说，还是自己不坚定。没有行李楞撞去，可能也就收了。可他那年才17岁，不敢违抗父命啊! 就这样，小壮只好还是呆在家里。 --------------- 聪明多艺的老嘎在文工团里很吃香 --------------- 又过了不久，齐齐哈尔市成立了文工团。 小壮知道消息后又去报考。他穿着一件日本的破旧军大衣，抱着小提琴去。像李香兰唱的“夜来香”什么的，可他这时动了动心眼，估计文工团不欣赏这些。他拉了一支民歌“月芽五更”，又表演了一段歌剧。考完后，考官告诉他，明天中午以前通知你，就是考取了；如果没有人通知，就是没有录取。 小壮感到这是最后一次机会了，几乎一夜没有睡着，眼睁睁地等着天亮，早早起来在院子里转悠。人说度日如年，他真觉得一分一秒都是煎熬。等到十点来钟，有人来通知他被录取了，但是要他带一份证明材料。 唉!怎么办?证明材料，只能去找那位把他裁下去的铁路局业余文工团的领导。那位领导会不会给他开证明呢?小壮有一种屈辱感。可是在人房檐下，哪能不低头，只好硬着头皮去吧。那时，此人已升为铁路局的宣传处长。小壮去了说明原因。还好，那人给他开了证明。证明信上写老嘎有表演方面的能力，缺点是爱说怪话。说怪话?小壮平时是不爱多说话的人，哪儿说过什么怪话?不就是为朋友向他提过意见吗?小壮拿着这张对他不利的证明信到了齐市文工团。齐市文工团没有计较，录取了他。 小壮那颗漂泊不定的心终于有了着落。 若干年后，齐市文工团的领导丁炬同志才说起，当初在录取老嘎时还有过考虑。说他已经进入社会，比起那些招收来的中学生，社会关系复杂。但是老嘎吹拉弹唱都会，这样的人才正需要。最后还是业务需要，录取了他。其实，老嘎那时不过是十七八岁的青年，怎么说得上社会关系复杂呢? 可是，还有一关没过呢。 小壮的父亲总想让儿子跟着自己做小生意，给家里多挣点钱。不愿意小壮搞那些虚头虚脑的又唱又跳的什么玩艺。这回小壮不那么傻了。他编了一个瞎话，骗他父亲说是临时到一个图书馆去帮忙，拿到了行李，进了齐市文工团。这时是1947年11月，小壮18岁了。 小壮进了正式文工团，感到海阔天空，说不出的高兴。每天排戏练琴，无忧无虑，积极热情。进团后正赶上演出反映土改的歌剧《火》，小壮参加乐队拉小提琴，这是团里唯一的一把小提琴。小壮拉小提琴是无师自通。他不识五线谱，不讲究指法，变调的时候就串把位，倒也能应付当时文工团演出的水平。他什么都能来两下子，扭秧歌时吹唢呐，打大鼓；也能唱歌演戏，组织上很器重他。有一次，小壮在乐器仓库里发现了一把大提琴，好奇地拿出来摆弄，领导就指派小壮跟一位白俄妇女去学拉大提琴。白俄妇女常常伸出大拇哥说：“葛，好!”后来，团里配合形势演唱河北大鼓书，需要三弦伴奏，领导又让小壮跟一个老乐师学。学了几遍，就能弹出个样子来。老嘎凭着他的聪明，在团里很吃得开。只要有应急的任务，领导首先想到的就是他。有一次，老嘎演一贫民老孙头，一下台就赶快到乐池去伴奏，专注地拉琴。偶一回头，见有人趴在乐池边上往下看。再细看，不禁吓了一跳，那不是自己的的父亲吗? 还好，事后他父亲没有说什么，算是默认了。 齐市文工团编制只限24人，实际上有40多人。40多人吃24人的供应，生活上比较艰苦。吃饭时要分饭，连高粱米粥也要分，大家轮流掌勺。每周吃一次肉，猪肉炖粉条什么的，这就不分了，让大家吃够。另外，每月发1元钱零花。生活虽然艰苦，大家从无怨言，争先恐后干工作。 组织上要求大家每周写一次汇报，小壮不知道该怎么写，去问老同志。人家告诉他就写自己看见了什么，做了些什么，想了些什么。小壮第一次写汇报就写，自己早上出操后对着大树练发声，突然看见一架飞机从头顶上飞过……到现在说起来还忍不住笑。 文工团住在二楼，一楼是电影院，由文工团管理。平时不让团员看电影，偶尔看一场，小壮记得看过《马路天使》。每天吃饭排队经过电影院，挨着边儿走，瞧着银幕看两眼，心里直痒痒。 1948年三大战役期间，上级给文工团任务南下慰问解放军。队伍出发以后，形势发展太快。全团坐着火车追赶，一直没有追上，一场也没有演过。最后到沈阳，改名为东北青年文工团，两三个月后又回到齐市。不久上级决定全团调入东北电影制片厂。小壮就成为水银灯下的新兵。 盼到这一天，小壮经过了多少沟沟坎坎，一直痴心不改。一次又一次的挫折，都难以挫败他从艺的痴心，正应验了这句话：“有志者，事竟成。” *************** 3.银幕新兵 *************** 最有趣的是，影片公映时我对老嘎的这个特写镜头注意到了。我当时还想，这个演员的眼睛挺有神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眼睛有神采的人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 不买票看电影 --------------- 文工团调进了东北电影制片厂后，先住在孝子坟宿舍，团员们等候分配工作。 小壮从小是个影迷，最爱看电影。什么《火烧红莲寺》、《荒江女侠》、《凤凰于飞》、《陈查礼大破隐身盗》等等影片，他都看过。对于当时的电影明星韩兰根、殷秀岑、周璇、刘琼、周曼华、顾也鲁等等，他佩服得五体投地。学徒时他楞是舍得用有限的零花钱去买八寸大的明星照片，压在候诊室的玻璃板底下。 你说他怎么能有钱买票看电影呢?他学会了耍猫腻。还在上小学的时候，他就看见别人把五分钱塞到把门收票人的手里，不用买票就进去了。他也学到了这一招。正式票价一角钱一张，他用五分钱就看一场电影，一角钱就可以看两场了。 小壮在等待分配工作。文工团员们有的被分配到行政部门，有的被分配到乐队，有的到歌队，有的到演员组。分配工作由领导研究决定，个人都是无条件服从。小壮内心最希望能到演员组。 我问他：“你那会儿是不是特别紧张?” 他说：“也没有。那时候服从分配的观念很强。大家都这样。分配了后就各人去上班，也没有谁议论什么。” 轮到领导和小壮谈话，领导问他愿意到乐队还是到演员组，他说愿意到演员组，就这样定下来了。 小壮接到通知到演员组报到，从孝子坟宿舍搬到演员组宿舍。第一晚躺在床上，望着天花板，心里乐开了花，感到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做梦也没有想到这么美的事竟然摊到了他头上。朦胧中好像星光已经在他面前闪烁。 --------------- 跑龙套跑得很兴奋 --------------- 当时，东影正在拍摄《赵一曼》、《白毛女》、《中华女儿》等影片。小壮他们这些刚去的青年演员的任务就是跑龙套。早上到组里黑板上看看，先到这个组演老乡，忙穿上老乡的服装。一会儿又换上日本鬼子的服装，端起枪朝老乡们射击。忙忙碌碌，看不见自己的镜头，却跑得很兴奋。有一次从完成片上看见自己演的日本兵把自己演的老乡枪杀了，大家都禁不住笑了。有一次在《中华女儿》组里演日本兵深夜被游击队包围从兵营中跑出来。那是长春零下二十几度的严冬，这些青年演员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短裤，组里给每人发一件军大衣披着，再发一杯白干。听导演口令：“喝酒!”每人都赶紧喝两口酒。第二个口令：“脱大衣!”大家都脱掉大衣。第三个口令：“跑!”大家就争先恐后慌张往外跑。就这个镜头拍了三遍，那滋味真不好受。可也跑得屁颠屁颠的，还挺乐。 就这样跑群众跑了两年，问他烦不烦?他说：“不烦!”问他对那些演主角的演员羡不羡慕，像张平、于洋这些耀眼的明星。他说：“羡慕，但是我不着急。我有一个信念，不会永远跑群众的，总会有戏演的。”是的，正如瓦西里耶夫说的：“面包会有的，牛奶也会有的。” --------------- 第一次名字上了字幕 --------------- 终于有一天，在影片《赵一曼》的演员名单字幕上出现了“伪警察乙——葛存壮”。他在审讯赵一曼的一场戏中，扮演了其中的一名伪警察，只在一个半身镜头里露了面。这是按当时的规定，有中景以上的演员就可以上名字。任何观众都不会注意到这个名字，同行们也没有什么反响。对别人来说是微不足道的，但对于老嘎来说却是头等大事，是他一生中的头等大事。老嘎的名字居然上了新中国的影片，真是无比的荣耀!从滹沱河畔走来的农家顽童，从青岛贫民区走来的贫苦少年，从齐齐哈尔山东大院走来的失业青年，居然有朝一日上了新中国影片的字幕。这就是开头，这就是起点，确实值得大书特书。这种荣耀感在老嘎的心头萦绕了很久很久。 --------------- 银幕上那个眼睛有神采的演员后来竟成了我丈夫 --------------- 老嘎饰演的第一个有戏份的角色是《六号门》中码头搬运工的监工朱把头。朱把头是在大把头后边转的小把头，是个反面人物。大把头张金龙由谢添扮演。导演吕班提出戏剧生活化，要求演员带着角色带着戏剧到生活中去。两个把头好似回到了旧社会，穿上绸裤褂，手拿纸折扇，耀武扬威，随意打骂工人。工人们则在工会全力支持摄制组的号召下配合演员，有的跪地求饶，有的挺身反抗。导演还要求把头到天津著名的皇宫舞厅去跳舞，到暗娼出没的小胡同中去溜达。考虑到万一被警察误会抓去，特地办了公安局的证明信揣在怀里。实际上，老嘎感到这样做没有多大的收益。倒是在工人们忆苦的座谈会上，听到他们对旧社会活生生的形象的叙述，有较深的感受。老嘎第一次演一个有戏份的角色，自己感到举足轻重，成败得失影响到未来的命运，因此全神贯注地投入。 朱把头有五六场戏，主要是表现把头们内部抽签决定和对方拼搏时由谁去送死。结果朱把头抽到了死签。他家有妻儿老小撇不下，便向大把头求饶，遭到拒绝。后来这场生死博斗被地下党知道给制止了。表现朱把头抽签和求饶时，导演都给了特写镜头。老嘎经受住了特写的考验，表现人物的身份、心理、感情都很准确。这个角色得到了大家的肯定。 最有趣的是，影片公映时我对老嘎的这个特写镜头注意到了。我当时还想，这个演员的眼睛挺有神采。万万没有想到，这个眼睛有神采的人后来竟成了我的丈夫! --------------- 汪洋看完老嘎的表演，高兴地说：“我们厂又出了个演员。” --------------- 值得一提的是1959年国庆献礼影片《红旗谱》。剧本根据梁斌同名小说改编。导演凌子风提出让老嘎扮演其中反面主角、老地主冯兰池。老嘎接到通知后，喜出望外。冯兰池的戏比较重，跨度又大，人物的年龄从二十几岁直到六七十岁。老嘎感到负担比较重，这时传来消息说演员要试镜头，才能最后确定。老嘎心里七上八下，觉得自己表演经验不足，十有八九要吹台。正在他准备试镜头的时候，导演又通知老嘎不试镜头了，冯兰池决定由他扮演了。他这才心里一块石头落地。但接着又担心自己把握不好，把戏演砸了。老嘎就去问凌导演怎么敢于这么大胆选用他。凌子风说就根据他平时跑群众的感觉，那种认真、一丝不苟的精神。 老嘎觉得这个角色演好演坏，对他的艺术前途至关重要，兢兢业业地准备。当时摄制组很重视案头工作，集体讨论剧本主题，时代背景，讨论每一个人物的性格，人物之间的关系。老嘎从中得到很大的帮助。剧组又深入到冀中地区去听取群众意见，倾听他们的亲身感受，使老嘎增加了许多感性知识。他不停留在概念化的对地主的一般理解，而是抓住“这一个”地主的外部形象和内心的思想感情。他反复仔细阅读《红旗谱》的小说和剧本，把小说中关于冯兰池心理性格描写的片断剪下来贴在剧本上，一遍又一遍地揣摩。他根据小说中描写冯兰池的一句话，“姜还是老的辣”去深挖，“老”者，老奸巨滑。“辣”者，阴险毒辣。这就是冯兰池的性格基调。老嘎成功地塑造出这样一个老地主，他每一次出现时，那猥琐的姿态和阴冷的眼神都渗透出这个老地主内心世界的阴险、卑鄙和残忍、毒辣。他看中了朱大贵手中的脯红鸟，大贵不卖给他，他就唆使乡丁抓大贵去当兵。他走到被捆住的大贵面前，带着阴冷的笑容说：“定而不疑的是该你出兵。”那神态那笑容充分表现了老地主内在的狡诈。老嘎当时只有二十九岁，平时的社会阅历和这个角色存在比较大的差距，能够取得这样的成功，实属不易。 老嘎经常说起化妆师孙月梅对他的帮助。孙月梅给他织头套，在脸上抹胶水，粘胡子。老嘎说，孙月梅给他化完妆，他对着镜子一照，自我感觉很好，立刻信心倍增。这个角色的成功，有孙月梅不小的功劳。 影片完成后请厂领导审看。汪洋厂长看完后对老嘎的表演很满意，高兴地说：“我们厂又出了一个演员。” 从电影学院新分配来厂的青年演员雷鸣等告诉老嘎，他们学习时老师还把冯兰池当一个典型来分析。他们以为这个演员一定是一个糟老头子。见面后不胜惊讶，原来还是个小伙子呢。 冯兰池这个人物可以说是老嘎的成名作。 --------------- 嘎年 --------------- 在拍摄《红旗谱》的同时，拍摄《粮食》的导演魏荣又约请老嘎扮演影片中的日本军官清水小队长。两片需同时拍摄，两位导演还曾有过一番争执，后来由汪厂长给协调解决了。常常是拍完《红旗谱》的一场戏后还来不及卸妆，《粮食》的小轿车就等在现场督促老嘎上车。忙得不亦乐乎。不久之后，影片《矿灯》的导演李恩杰又约请老嘎扮演影片中的日本经理岛田，这也是反面主角。老嘎一年之内同时在三部影片中扮演重要角色。当时我国每年所拍影片数量不多，一个演员能上一部影片就算是幸运的了。老嘎同时上三部戏，无怪乎有的同志开玩笑说：“今年是嘎年了。” 老嘎在三个摄制组之间奔忙的时候，我正在积水潭医院住院，高烧不退，病因不明，做过各种检查，甚至抽骨髓化验分析。老嘎只来看过我一次，这一次带着我的母亲和儿子小嘎。从小娇养的我没有一句怨言。我理解他，支持他。我们这一代人永远是把工作放在第一位，家庭放在第二位。 老嘎在文工团演舞台戏都是扮演正面人物，调到北京电影制片厂后，曾排演过两出话剧。一是《把眼光放远一点》，他在剧中扮演日本军官，另一出是《冲破黎明前的黑暗》，他也在剧中扮演日本军官。大家对他的表演反映不错，从此好像就奠定了他饰演反派角色的道路。有些演员不愿意演反派，怕破坏了自己的形象。老嘎却从来没有这方面的顾虑，甚至觉得剧本中的反派往往写得比正面人物生动，演起来容易出彩，没有拘束感。可是我不喜欢看他演的反派形象，特别是他在《小二黑结婚》中扮演的流氓金旺，和《停战以后》中饰演的孙拐子，太让人恶心了。老嘎就说：“你也是干这一行的(指电影)，怎么说话就跟普通观众一样?”平常看电影也是，我总是特别投入。有的时候看到人物遭遇不幸，危机四伏，或者什么悬念很强的侦破戏，紧张得不敢看。他说：“你怎么这样?拍电影明摆着是假的，你紧张什么?”我反驳他，干这一行的也要进戏，你那么冷静怎么行?作家写到动情处自己就会掉眼泪。导演拍摄一个剧本，如果不被感动，他就拍不好这部戏。我们老两口有时就这么抬扛。其实我俩说的是两个话题，都有一定的道理。 --------------- 马尾巴的功能 --------------- 老嘎拍过几十部影片，还有许多集电视剧，我就不一一叙述了。我特别想说一说的是文革后期的一部影片《决裂》。 《决裂》是反映江西共产主义劳动大学生活的，表现教育战线两条路线斗争。执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代表人物是一个兽医教授，名叫孙子清。老嘎就饰演这一人物。 一开始，导演打算选择老嘎饰演党委书记。老嘎看过剧本后觉得党委书记没什么演头，倒是教授孙子清这个人物写得很生动，很有光彩。但是他还是习惯于不挑不拣地接受了党委书记这个角色。后来，编剧胡春潮和导演研究，觉得老嘎不大适合演党委书记，更适合演孙子清。于是做了角色调整。通知老嘎改演孙子清时，他欣然接受。孙子清是被批判、被嘲讽的中间人物。老嘎就是用这种态度来处理这个人物。 影片中有一场著名的讲解马尾巴功能的戏。孙教授给学生讲授马尾巴的功能。用以嘲讽资产阶级教育思想繁琐不切实际。马尾巴有多大功能，还值得这么大书特书!这场戏富有喜剧色彩。老嘎掌握了喜剧表演的要领，只要情节安排到位了，越是严肃认真地去演，其喜剧效果就越强烈。他从规定情境出发，从人物思想感情出发，不故意耍噱头，严肃认真地讲课。对打搅讲课来求医的老农，以及扰乱课堂秩序的学生，表现出真正的气急败坏。他的真实表演使这场戏取得了浓厚的喜剧效果，给观众留下深刻的印象。一时间，许多学校的黑板上出现了马尾巴的图像，孩子们纷纷效仿孙子清，嘲笑老师。我们的宝贝儿子小嘎正在上中学，他更是得意忘形，在黑板上画马尾巴，还写上“马尾巴的功能”，惹得同学们哄堂大笑。 虽然现在看来，这部影片犯有思想观念上的错误，但观众对演员的表演仍然十分喜爱，多年后，还一直戏呼老嘎“马尾巴的功能”或干脆简称“马尾巴”。 当时摄制组是在军宣队的领导下工作，一切听命于军宣队。讨论分镜头剧本也要集体表态，以军宣队点头为准，实在是十分可笑。军宣队哪里懂什么分镜头，却要在那里瞎指挥。创作人员也不得不违心地去适应。军宣队对生活作风更是过分要求，不管大事小事，鸡毛蒜皮，都要上纲上线批评，弄得大家战战兢兢唯恐出什么差错。有一次，几个演员在野地里抓到了一只八哥，十分喜爱，关在笼子里逗着玩。军宣队知道了，认为玩鸟是资产阶级思想作风，便让担任演员组长的老嘎去通知把鸟放掉。老嘎觉得玩玩鸟也没什么不可以，何必小题大做。但领导指示又不能不执行，就去告诉演员注意点，藏起来偷偷玩，别太张扬。哪知还是被军宣队看见了，就带着支部书记到演员组的房间里，亲自下令把八哥放掉了。这才算了了一件“大事”。 影片名叫《决裂》，这就是它的主题。表现无产阶级教育路线和资产阶级教育路线的决裂。拍摄时特别强调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观念。江西共大是毛主席亲自肯定的，摄制组成员都满控热情地为体现这个主题进行创作，作为一个政治任务来完成。影片放映以后在社会上引起极大的反响，惊动了江青。江青立刻调片子去看，看了以后按照她的艺术标准给予了言过其实的肯定，要求各有关部门组织观看这部影片。“四人帮”倒台以后，有人批评《决裂》是反动影片，有政治背景，是江青操纵的，主要创作人员编剧胡春潮，导演李文化还为此遭受批判审查。其实，拍片时江青没有插手，只是看后觉得可以“为我所用”，才大张旗鼓地宣传。老嘎认为这部影片只能说是在极左思潮影响下的特定时代的一个产物，有一定的错误，但不能说是反动影片。 *************** 4.儿女情长 *************** 几天以后，老嘎来问琴我的态度，愿不愿意发展。我点了头。 --------------- 大家都在干革命，我们却在搞儿女情长 --------------- 结婚是每一个人的终身大事。 我和老嘎结婚的日子是1955年8月27日。以后每年的这个日子，我们都要庆贺纪念(特殊情况除外，比方说在文革、五七学校等)。特别是在40周年红宝石婚庆那一天，老嘎还陪我买了一枚红宝石戒指，买了一件红色双绉丝绸绣花的短袖衬衫。儿子为我们办了喜宴，邀请了亲朋好友共同饮酒欢聚。 45周年婚庆时，老嘎又为我买了一枚蓝宝石戒指和一枚蓝宝石项坠，因为45周年名为蓝宝石婚。又和好朋友们欢聚。 但是回顾我们的婚礼，却是不愉快的。 那时我们已经相识相爱两年，正好他所在的摄制组(《平原游击队》)转移外景地路过北京，有几天停留。我们便决定在这几天内登记结婚。 1955年8月，全国都在继反胡风运动之后，发展为肃清反革命运动。我工作的单位电影局剧本创作所每天都在揪斗反革命，运动如火如荼。常常是几天前还是革命同志，甚至是老革命，忽然便被揪出来，成了反革命。整个气氛紧张恐怖。我们却在这时登记结婚! 既然是地久天长，又岂在朝朝暮暮。为什么不等运动过去以后再办呢!大家都在干革命，我们却置之度外搞儿女情长。 --------------- 不合时宜的婚礼 --------------- 组织上告诫，婚礼不能张扬，男女双方的亲友不能聚在一起，以防反革命串联。 那天傍晚，我一个人雇辆三轮车到小西天电影剧团演员宿舍去了。老嘎在张罗新房，没有去接我，也没有人送我。他们都在揪斗反革命呢。我就一个人去了。 我小时候看见过各种婚礼。有穿着白色曳地长裙，披着婚纱，捧着鲜花，非常豪华的西式婚礼。也有头顶着红盖头，坐着花轿，在锣鼓唢呐鞭炮声中轰轰烈烈的传统婚礼。参加革命后，见过新人在宾客一片“苦啊，苦啊!”的叫声中当众亲吻的婚礼。当然，最近这些年，婚礼又回到了过去，迎亲的小轿车排成一长串，新娘又披上婚纱，捧着鲜花了。 我们的婚礼恐怕是最简陋的了。老嘎在剧团临时借了一间房，一张双人床。我们把自己的行李抱过来，凑在一起，这就是洞房了。同事们把隔壁邻居的桌子、椅子借过来。他们凑份子，一人五角、一元，最多的两元。用这钱买了一张床单，买了糖果，恒大牌的纸烟。 早先，老嘎说鞋是最重要的，我们两人各买了一双新皮鞋。我的好朋友们送给我一条红绸裙，我做了一件泡泡纱的短袖衬衫，这就是我的结婚礼服。一位好友送给我一副耳环，这是我唯一的首饰。老嘎穿的就是日常的衣服。老嘎的同事们来说说笑笑，吃一颗糖，抽一支烟，说一些祝福的话。然后便散去了。这就是我们的花烛之夜。 我当时的心情很压抑，彷徨无助。没有一丝做新娘的喜悦快乐。我们单位的党总支书记在全体大会上不点名地批评我，“在这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中，居然有人结婚。你头脑中还有没有政治。运动还没有结束，如果你的对象是暗藏反革命，你怎么办?”这么多的反革命，我对自己都产生了怀疑。我出生于大户人家，父亲又是银行经理。我的社会关系中还有点莫须有的问题，我是不是也会被划成反革命? 老嘎从来没有问过我的家庭和历史，他是真的脑瓜子里缺少政治。我也从没有问过他的身世。也许正因为我们都缺少政治，才走到了一起。 几天以后，老嘎跟摄制组走了。房子和床退还了。我搬着自己的行李回到了集体宿舍，依然过着单身的日子。婚礼在我的记忆中是一个凄凉酸楚的经历。 老嘎回来后，在剧团宿舍要了一间房，借了一张双人床、一张两屉桌、两把折叠椅。这样，我们便真正成家了。 我每天在西单剧本创作所上班。下班坐公交车到新街口下车，刚到站从车窗里便能看见他戴的那顶绒棉帽。看到那顶帽子，我心里就感到踏实。他每天都来接我。我俩从新街口步行到小西天宿舍。那时，这一段路还不通公交车呢。我们走到豁口，走过老城墙的门洞，经过护城河上的石桥，还有那稀稀拉拉的庄稼地。两人慢慢地走着，一点不觉得路长。 --------------- 第一次相见，我趁机一个人溜走 --------------- 我和老嘎认识的时候，还在电影学校(电影学院前身)编剧班学习。有一天，一位女同学琴问我，愿不愿意认识一位男同志。我感到有些意外，介绍男朋友?是不是觉得我已经嫁不出去了?那年我25岁，身边也还有爱慕追求者。不至于找不到婆家吧。 记得在我上初中时，也就十三四岁吧。五位要好的女同学在一起议论，看不起那些从学校毕业出去就结婚成为家庭妇女的女生。我们五个人写了一张协议，说谁先结婚就要罚请其他的几人吃鱼翅海参席，那时我们认为鱼翅海参就是最贵重的东西了。我们都认为早早结婚是没出息的。这份协议，人手一份。但经过动荡的年代，那纸协议早已不知去向。五位好朋友也各奔东西，知交半零落，直到几十年后才又联系上。 介绍人琴又对我说，那男同志原来和她在一个文工团，现在是北京电影演员剧团的演员，很会演戏。人也很好，名叫葛存壮。我听说是演员，不大感兴趣。我有点传统观念，认为演员浮躁不可靠。琴就又说他不是演小生的，经常演老头和反派。你愿意的话，见一见，不愿再接触就拉倒。琴真是一位好心人，老嘎和我都没有托她，她完全出自好意。俗话说，成全一件好事，胜造七级浮屠。我俩都感激她。 我从小是被安徒生童话和《简爱》《呼啸山庄》等文学作品陶冶长大的，喜欢浪漫情调。在我心里，爱情应该是一见钟情，或长期相处自然生情，把两人生拉硬拽到一起，那是对“爱情”的亵渎。但解放后，小资情调已被批判得体无完肤。而革命队伍好像很时兴介绍对象。这种做法和旧时封建的一套又有所不同。出于好奇和新鲜感，还有对琴的信任，我同意和老嘎见面。 那是在一天的晚饭后，老嘎在琴和另一位女同志陪同下来到我的宿舍。当时我们的学校刚刚兴办，还没有像样的校舍，暂时设在西四石老娘胡同一所旧王爷府里。前院有一间大课室，后院是四合院，男女生都住在这个小院里。晚饭后是自由活动时间，院子里热热闹闹的。老嘎进来没人留意。我和另外一女同学住一间大约七八平米大的房间。两张床，一张书桌，很简陋。他走进来，给我的感觉并不陌生。就像许多当时的青年一样普普通通，看上去还顺眼，也较沉稳。我们刚交谈了几句话，琴她们便出去了。我觉得很别扭，大家在一起聊聊应该更自然一些。说来也巧，一位王姓男同学在长影认识老嘎，他没察觉什么异样，热情地进来和老嘎聊天，我就趁机一个人溜走了。你说可笑不?人家在那儿“相亲”，“红娘”都识相地回避了，他却来插一杠子。真是一个很好的小品素材。 我跑到前院和同学们一块打乒乓球去了。不一会儿，老嘎和那位王同学也一同来打乒乓球。印象中他打得还不错。最后他怎么离去的，我没有印象了。多年后老嘎告诉我，当初琴说要给他介绍一位朋友，还给他看了一张一寸大的照片。我真想不起来这是一张什么照片，我怎么会给她照片?老嘎看了照片说：“挺漂亮的嘛!”而且立即想起他曾经在一次电影局的全体大会上见过我。他说我就坐在他前两排，那是冬天，我的脸颊和鼻头都冻得红红的，给他留下了印象。这大概就是缘份吧。我追问他什么印象，很想听他赞美我，他就是不说我长得漂亮。他从来没有当面赞美过我，倒是在别人面前夸过我。有一次我家的小保姆告诉我说，“我问伯伯，阿姨年青的时候漂亮吗?伯伯说，绝对漂亮。”这就是我的丈夫，对他的妻子这么吝啬。 几天以后，老嘎来问琴我的态度，愿不愿意发展。我点了头。 --------------- 恋爱的幸福时光 --------------- 在两年时间内，我和老嘎有时出去逛公园，有时通通信。他经常在外地拍摄影片，不常在北京。 有一次，他约我到北海公园去玩。我那天没有来得及吃早点，就想在小卖店买一个面包吃。老嘎却坚持要到园内的饭馆去。坐下来，要了不少点心，根本吃不完。我觉得他太浪费，他是不是要在女孩面前摆阔，这可不好。日子长了才知道他就是这样出手大方。平时只要有亲友来，到饭馆吃饭，他总是要许多菜。花钱不计后果。因此我们家一辈子闹穷，没有一点存款，常借债度日。直到老年改革开放了，才松一口气。 有一次，他拍戏路过我老家四川省江津县，我请他看看我的出生地。火车站是在江津县城的对面德感县镇，和县城隔着一条浩瀚的长江，到站只停留几分钟。他赶紧下车在路边摘了几朵野花。野花压在书里做成标本后，他寄给了我，以慰藉我的思乡之情。我已经几年没有回过家了。 有一段时间，他在《猛河的黎明》影片中扮演角色，拍完外景后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做后期。他让我请假到长春去玩玩，我请假去了。长春真冷啊穿着笨重的棉袄棉裤还觉得冷。他在火车站接我。下车后，他带我到长春最好的一家饭店去吃饭。其中的一个菜好像是番茄味的瘦肉片，特别好吃，那好吃的滋味让我一直忘不了。后来我问他是什么菜名，他也说不上来，已经忘了。 我在长影住了几天，他带我到食堂去吃饭，我第一次吃高梁米饭，觉得挺香，挺有嚼头，但是有点不容易消化。因此他常给我买面包和香肠吃。 他给我讲他在拍《猛河的黎明》时的故事。他演一个敌副官。有一场戏，他出去刺探情报后回来，几天没吃饭，饿极了，给他端来猪蹄和白酒。他便狼吞虎咽地吃起来。但那白酒是用凉白开代替的。他拍了一次没过，又拍一次，接连拍了三次。他只好吃了三次又肥又腻的猪蹄就凉白开。结果自然就拉肚子了。说得我直好笑。 这几天中，我们的感情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也就是基本上确定关系了。 --------------- 一切都水到渠成 --------------- 从电影学校毕业以后，我被分配到电影局剧本创作所编辑部工作。领导让我到通县农村去深入体验生活。那时农村正按照刘少奇同志意见，整顿合作社。非自愿参加合作社的农民可以退出，要退够以巩固合作社。每天晚饭后开会讨论，熬到深夜，社员讽刺说是“熬鹰”，这次不是号召农民入社，而是退社。有些比较早成立的合作社，成绩显著，比较巩固，社员不愿退。有些后进的合作社一下子便散摊了。 由于长期睡眠不足，我神经衰弱的老毛病又犯了，心动过速，浑身无力。在村里又无医无药，老乡建议我请当地会针灸的老大爷治。那老大爷把两寸长的针别在油吃麻花的棉袄袖子上，抽出来就往我肚子上扎下去。针没有消毒，我的皮肤也没有消毒，而且隔着裤子就扎。把我吓得也不敢说什么，只好闭着眼睛任他去了。 就在我虚弱无助的时候，老嘎突然风尘仆仆地出现在我面前。他说他刚拍完影片回到北京，放下行李就来了。从通县长途汽车站到我住的村子还没有通汽车，需要步行十几里小土路。他说一点也不累。 在我到农村以前，老同志们教我，说自己已经结婚，这样会让老乡们认为你比较成熟可信。因此，老嘎来了，房东老乡就要给我们腾房子。把我们给吓坏了，赶紧谢绝。后来，老嘎就和老乡挤一块住了一夜。 第二天，老嘎走了。他走在小路上，十几里地，一边走一边乐，看着空旷的田野，蓝天上飘着朵朵白云，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老嘎的到来也使我感到自己病弱的身躯有了依靠的肩膀。 虽然那时已不兴什么订婚仪式，但我们就算是已经订婚了。他没有向我求婚，好像从来就没有说过“我爱你”之类的空词，但好像一切都水到渠成，用不着再有什么多余的话了。 那个年代，恋爱双方都要向对方说明自己的家庭情况，个人政治历史等等。现在的青年则要了解对方的经济状况，有没有房，有没有车，有多少存款等等。我和老嘎彼此却什么也没有问，什么也没有说。我的家庭和历史都没有什么值得炫耀的，历次政治运动都已经再三交代。如果在爱情婚姻中还要掺杂那么多政治因素，那还有什么意思呢? 老嘎这个人缺乏政治意识可想而知。如果他喋喋不休地询问我的家庭出身历史等等，我想我们就不会走到一起了。当然我也从来没问他的家庭历史。 --------------- 一句戏言，几个女同志都怀孕了 --------------- 1951年，文化部组织干部下乡搞整社工作。我们北影厂由汪洋厂长带队，组成十几人的工作组，下到北京市的郊区县去。我也参加了工作组。 一次工作组集中到乡里开会，我们七八个女同志睡在一个炕上，大家闲聊，相约回去后再生一个孩子。本来是戏言，没想到回到北京后，几个女同志都怀孕了。 现在想来，我们都太不识时务，为什么偏偏选择在三年困难时期怀孕生孩子，营养不良让母子身体都受影响。 有一次，我和一位同事到王府井北口一个什么地方去开会，会后找一个饭馆补充营养。在排队等座的时候，我感到心里发空哆嗦，好像要休克，赴紧蹲下去才挺过去了。 我们家平时三口人吃饭，老嘎，母亲和我。为了避免三人互相谦让反而把饭剩下，买了一杆秤，称了米分放在三个碗里蒸着吃。我的饭量原本比他们小一些，就由我每天省下一点棒子面，用来喂两只母鸡。我妈用一勺棒子面拌在剁碎的菜帮子里喂鸡，把它们生下的蛋给我攒起来准备坐月子时吃。 --------------- 女孩，正是我和老嘎所盼望的 --------------- 我是第二胎，被安排在北京市妇产医院。那天下午我去做例行检查，从骑河楼转几次车，再从18路车站走20分钟回家后，就感到不对了，又有早产征兆。第二天清早，住我家楼下的同事老赵送我上医院，又一次开始了保胎的日子。 老嘎总是那么幸运，每次我上医院生孩子时，他都躲过去了。那时他拍影片不在家。 已经有了第一次保胎的经验，我不急不躁，乖乖地卧床，注射保胎药。直到二十天后，医生发现我血压突然升高，决定不再保了，说是血压高了胎儿也就不能接受营养，停止注射保胎药。真灵，一停止注射就要分娩了。我一个人躺在产床上等待着，医生对第二胎不那么关心，忙别的产妇去了。 同样，我的女儿也是那么小，虽然生的时候不疼，但我在等待那最后一刻、胎儿往外冲刺的时刻，真的像运动员在赛跑时最后冲刺的感觉。这时我脑子里出现“世界末日来临”的幻觉，啊!怎么熬过去这最后的一刻啊! 我仍然没有哼一声，我为此感到骄傲。我是一个坚强的母亲。 女儿终于冲出来了。我没有和别的母亲交流过，分娩的过程真是很特别，那胎儿会主动地很有劲地往外冲，她哪来的那股劲?医生告诉我，是一个女孩，只有5斤重。唉，跟她哥哥一样，又是一个早产儿，又是一个皱皱巴巴的丑小鸭。但我很高兴，这正是我和老嘎所盼望的。有了一个儿子，就盼望有个女儿。老嘎说女儿好玩，你可以给她打扮，做漂亮的衣服给她穿，打扮得像个洋娃娃。 护士包好婴儿后，抱过来给我看。我一看，有点失望，女儿不像我。我多么想要一个克隆式的女儿，让我看见她就看到我的童年，多有趣。 女儿长得很漂亮。五官都好，尤其是一双眼睛，很特别，瞪得大大的，总像在向人提问。除了我的女儿，我只见过另外一位同事的女儿有这样的眼睛，是双聪明的眼睛。 女儿生下后，医生护士去吃中午饭，我仍然躺在产床上。小女儿包好后放在旁边一个小床上。我正昏昏欲睡，忽然小女儿打了一个喷嚏。可怜这么小的婴儿一出世就什么都会，还会打喷嚏。真有趣。她打喷嚏不要紧，可把我的睡意全赶跑了。她是不是冷啊？四月上旬，暖气已经停了，刚从妈妈温暖的肚子里出来，会不会着凉?可是四顾无人，我急得一直睁着眼等到护士们吃完饭回来。 --------------- 困难时期没人舍得吃会下蛋的母鸡 --------------- 怀孕期间，我的食欲总是很好。在妇产医院吃饭的时候，我夸厨师手艺好，做出来的菜好吃。同桌吃饭的妇女们都用奇异的眼光看我，好像在说：“你这人真没见过世面，这种蹩脚的饭菜还好吃?”可是孩子出世后，我的食欲立即下降，好像厨师换了一个人，什么菜都没味道。困难时期，一些产妇家送来各种肉食，我真奇怪她们的丈夫都从哪儿弄来的。我家送来的却是一瓶煮黄豆。那时我和老嘎都是“糖豆干部”，家里多的是黄豆。黄豆本来是好东西，可是刚生过孩子的产妇胃弱，吃下去反倒堵在胃里难受。 我保胎住院二十天，产后住了十天，前后又是一个月才出院，跟第一胎一样。我做母亲也真不容易。回家后下床走路都困难，腿打哆嗦。 照顾外孙女仍然是我妈的任务。这时她们洗衣组的工作已经停了，她也就安心地在家呆着了。 困难时期，拿什么给产妇补养身子呢?市面上什么也没有。政府特批给产妇两斤猪肉，还是咸肉，肥的多，瘦的少。老嘎就到附近的农民家里去，想买只母鸡给我熬汤喝。可是他空着手回来了，说是农民不肯卖，母鸡要留着下蛋；如果一定要买，那就20元一只。太宰人了，那我一个月的工资够买几只鸡?算了吧，不吃鸡了。其实我家现养着两只母鸡，每天下蛋，我们也不舍得杀来吃。我妈就到农民家去买鸡蛋，5角钱一只，5元钱买10只鸡蛋，比现在还要贵。我老在回想，后来我们家的那两只母鸡是什么结局，怎么也想不起来了。问老嘎，他想不起来了。问小嘎，也想不起来了。人的记忆真是无用。两只鸡是有功之臣，下了那么多蛋给我吃。我们绝对没有杀来吃，绝对没有。但也记不起来是不是丢了?如果丢了，一定会当做一件大事，不会忘记的。然而怎么也回忆不起来了。只留下深刻的印象一只是豆鸡，全身羽毛是黑白斑点；另一只是油鸡，油光水滑的黄色羽毛。这印象是永远不会磨灭的。那是我妈每天辛苦喂养的。 我没有奶水，婴儿只能喂牛奶。订牛奶必须经街道办事处批准，出院后只批给每天半磅奶，那怎么够吃!老嘎和我就到办事处去，让负责人看看我这可怜的瘦弱身躯。他们同情地看看我，又给增加了半磅。不久，麦收后，全国经济形势好转，我女儿就有一磅半牛奶了。 --------------- 十个月的女儿听我念唐诗 --------------- 女儿的名字很快就定下来，哥哥叫优，妹妹就叫佳吧。开始跟我姓，名叫施佳。文革期间觉得我家的姓不光彩，就又改为葛佳了。 佳佳几个月大，坐在小车里，她爸一学鸟叫，佳佳就有节奏地摇晃身体，特别好玩。再大一些，老嘎就给讲故事。佳佳坐在自己的小木床里，老嘎讲的故事其实就是那么一句话：“那大老虎啊!”反来复去就是这一句话，什么情节都没有。可是他讲的时候带着各种表情，外加各种手势。佳佳睁大眼睛听得特别入神。老嘎逗孩子很有本事，即使是陌生的孩子，他也能逗笑了。当然有时也逗哭了。 我经常抱着佳佳，给她念唐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她只是盯着我不出声，好像那时她还不会说话。我不厌其烦地抱着她念诗，并没希望她学会，也就是我自娱自乐。后来，我到天津组稿出去了几天，回家后又抱着她念：“春眠不觉晓”，突然她说了一个字“晓”。我接着念：“处处闻啼鸟”，她说：“鸟”。我念：“夜来风雨声”，她说：“声”。我念：“花落知多少”，她说：“少”。啊!我又惊又喜，呼喊着像疯了似的抱着她转了几圈。多么聪明的孩子。后来，我老想算出她那时多大了。记得她穿的是姥姥用我的旧棉袄改做的一件小棉袄，紫色的小花棉绸面。那应该是冬天。她的生日是四月，所以她那时肯定还不满一周岁，棉袄能穿到几月?顶多到二月，那么她顶多是十个月。 我有时自责，怎么小嘎小时候没教他念诗呢？哦!想起来了，1957年，他出生时正在搞反右运动。不久，就是干部下放，北影厂厂长汪洋带着我们大批人马到江苏兴化劳动。十个月后我回到北京，又参加大炼钢铁。人们的心情都处在浮躁动荡中，哪有闲情教孩子念诗啊!如果小嘎从小就习惯了吟诵诗词，读书学习，日后大概就不会做演员。本来他爸就说他不是做演员的材料，也许他就会被我逼着上大学，也不会是今天的小嘎了。 佳佳会说话了，姥姥教她念唐诗。佳佳用四川口音，嫩声嫩气地朗诵“月落乌啼霜满天，江枫渔火对愁眠。姑苏城外寒山寺，夜半钟声到客船。”十分令人喜爱。叔叔阿姨都夸赞。姥姥还在家里洋灰地上用粉笔教佳佳识字。有一次，当老嘎和我看到佳佳写的“小”字，弯钩是朝向右面时不禁笑起来，原来祖孙俩面对面蹲着，佳佳眼睛里看到的“小”字弯钩恰好是反方向的。 佳佳在幼儿园特别受宠，表演节目都少不了她。老师教孩子们背“老三篇”，佳佳目不转睛地看着老师，学得特别用心。别的孩子不爱学，以后老师好像就对着佳佳一个人讲。有一次在西安食堂吃泡馍，佳佳背起老三篇，把邻座的客人都震了，夸我这孩子真了不起。 由于从小养成了学习的兴趣，佳佳学习一直很自觉，不用我们督促，不用我们操心。后来考上了北京大学哲学系。大学毕业后两年又到德国留学。一年过语言关后，我建议她改学理工类，她不听，非得学德国文学。我们告诉她学文科在国外找工作很难，可她坚持她的兴趣和爱好。 小时候，佳佳比她哥哥聪明伶俐，学习又好，我们就有些偏爱。中国有句老话：“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最小的，又是女孩，自然更是受宠。特别是上中学以后，佳佳脾气见长。她一生气，就说：“我不吃饭了!”我说：“你不吃就不吃。”老嘎就连忙去哄，一定要把女儿哄到饭桌上来。她哥哥就说：“你们惯吧!你们惯吧!”他兄妹俩倒没有什么大矛盾，相差好几岁，哥哥总得让着点。不过，有时背着我们也得吓唬妹妹，拿出点哥哥的权威。小嘎举着拳头对佳佳说：“你看，这是什么!”当然，举着很少打下去。这都是邻居告诉我们的。 佳佳出国以后，锻炼得可能干啦!拳打脚踢，要带孩子，要做家务，还要读学位，做起事来那个麻利劲可比在家强多了。其实在家她也会做饭。我早说过我这懒妈妈培养出勤快儿女。有一次我出去买带鱼，买回来觉得累了，不想做了，扔在那儿说，晚饭再吃吧。佳佳想吃，她说，我来做吧。她连收拾带做，午饭就吃上了。 兄妹间的感情很好。哥嫂结婚时，佳佳花了五十几元钱买了一套景德镇青花瓷餐具作为礼物。她一个月的工资。也就四十几元。哥哥说：“够铁的啊!”佳佳去德国留学，哥哥送她一个大行李箱。佳佳每次回来探亲，接送都是哥哥的事。 --------------- 妈妈阿姨 --------------- 我经常工作出差，有一次在陕西咸阳呆了几个月。回家来佳佳不认识我了。老嘎让她叫我，她不像哥哥怯生，立即叫我“阿姨”。老嘎说：“要叫妈妈。”她仍然叫我“阿姨”。老嘎再次告诉她：“不对，这是你妈妈。叫妈妈。”她笑眯眯地叫我“妈妈阿姨”。我们都笑了。老嘎又纠正她：“不是阿姨，是妈妈。”这事一直成为我们家的笑谈。那天，她站在她的小床上，也不过两岁光景。她大概以为女人都是阿姨，白阿姨，李阿姨，既然是妈妈，那自然就是妈妈阿姨。多么聪明的小丫头。此情此景，永远不会忘怀。 佳佳性格开朗活泼。两三岁时，她跟着姥姥到摄制组去做群众演员，一点不发怵。她爸爸可以支使她到小卖部去买纸烟。给她一张纸条，写上香烟一盒，给她几角钱，她抢着出去，一会儿就手里举着香烟“咚咚咚”跑回来了。她哥哥小时候可没这能耐。 我常常给佳佳缝制衣服，用我的旧衣服改。有时也买新布做，借别人家女孩的衣服样子，或者自己设计。穿上以后，有个性，不一般，特别惹人喜欢。她那大方神气的模样，得到朋友们喜爱。有的朋友专门到我们家来看佳佳，说她是我们家的小公主。有一次，附近化工学院的两个女大学生追着佳佳看，一直追到我们家楼门口。说：“这小女孩真好看!”跟在佳佳身后的姥姥感到特自豪。 可是佳佳小时爱生病。可能困难时期怀孕，母女俩都营养不良，使得孩子免疫力低下吧。有一次她生病发高烧，住在阜外儿童医院。我日夜坐在床前陪护她，用冰袋放在她脑门上。我的腿都坐肿了，一按一个坑儿。我这才懂得，人如果长期不睡，腿是会肿的。后来我实在挺不住了，在地下室租了一个床位。一间很大的房间有几十张简易床，专门为病儿家属租住的。可是我刚躺下一会儿，楼上就来电话说女儿找我，只得又起来，可怜她才三岁啊!终于有一天，佳佳退烧了。我把脑袋枕在手臂上趴在她床边休息。突然抬头，发现老嘎站在床头前的玻璃窗外，正在注视着我们。原来他刚从摄制组回到北京来。我好像发现了大救星，什么都顾不上说。只说：“快点，你在这儿守着，我去睡一会儿。”我奔到地下室的床上，刚躺下便睡着了。我觉得自己睡得好像一滩烂泥，不记得睡了几个小时才醒来。好像是从上午睡到黄昏，然后才起来。向老嘎诉了一堆苦。老嘎给女儿买了一个玩具，是一只背着书包的小鸭子，造型很艺术。可惜出院时忘带了。 *************** 5.非常岁月 *************** 这一个多月，是我们家团圆的幸福时光。小嘎跟着老嘎住，佳佳睡在我的宿舍。我们相距不远，在同一连队。天天时时都可以见面。等到暑假结束，孩子们该回去上学的时候，都恋恋不舍。佳佳是哭着抹着眼泪走的。 --------------- 姥姥被遣返 --------------- 文化大革命像暴风骤雨席卷全国，我们心目中的权威大树都被推毁了，思想的田园一片荒芜。我们这些在“文艺黑线”培育下成长起来的普通文艺工作人员茫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 许多电影明星被揪斗了。他们被罚跪，示众挨打，受尽侮辱。老嘎虽然也演了不少角色，但是反派配角，不为人注意，幸免于难。每天他从剧团下班回来总要带给我一些骇人听闻的消息。我们悄悄议论，心情沉重。 组织瘫痪了。造反派起来了。我们也慢慢从惊恐中觉醒。于是也参加群众组织，学着造反，写大字报，印刷材料，全心全意地投入革命。毛主席语录一公布，便随着广播喇叭去集合，敲锣打鼓，从小关一直游行到北海公园。 不久，为我们操劳抚养大两个孩子的母亲被遣返老家。老嘎和我带着两个孩子送到火车站。车站闹哄哄，不少被遣返的老人，有的剃着阴阳头，有的哭哭啼啼。我母亲本享有公民权，但那时怎容说理。母亲深明大义，没有流一滴眼泪，坐在车窗前还在对我们挥手微笑。前途如何，不得而知，也无法妥当安排。我觉得好像把她不负责任地弃之荒野；然而，我无法保护已经花甲之年的老母，也只能硬着心肠这样做了。回到家中，我努力克制内心的伤痛和忧虑，以“大义灭亲”四个字来勉励自己。晚上，两个孩子，一个默默地坐着，一个用手臂枕着头趴在床边嘤嘤地哭。两个孩子都是这样，从不大声哭闹。我忙自责地安排他们睡下。我不知道该怎样向孩子们解释。 --------------- 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 --------------- 革命越来越深入，揪“走资派”，揪牛鬼蛇神已经过时了。群众组织之间的派仗越打越激烈，互相揪暗藏的反革命。 忽然风闻对立面要揪斗我，说我是托派分子。因为抗日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先行者陈独秀先生曾在四川江津县我伯父施民瞻（曾长期任教于江津县立中学）家中借住。另一位早期共产党人何之瑜先生曾经在我就读的国立九中任历史老师。我被牵连上了，心里很沉重。知识分子最受不了的是人格侮辱。我自忖一生清清白白，没有伤害过任何人，没有任何违反伦理道德的行为，也没有做过伤害共产党的事情。在旧中国我的大学时代，我是进步学生运动积极分子，曾参加过“反饥饿反内战”游行，参加过抗议美军“沈崇事件”暴行的活动，参加过声援浙江大学学生会主席于子三被害的罢课活动；参加反美抗日运动，并且参加了地下党外团组织，解放后又再三递交过入党申请书。年青时根本不明白托派是怎么回事。如果也要被人们在大庭广众之下侮辱斗争，我真受不了。我不能容忍被诬蔑，那段时间我看到的天是昏暗的，看不见阳光，看不见鲜花，生活已不再美丽……我真正体会到那些被迫含冤自尽的人们的心情。但我没有对老嘎说什么。那个不分青红皂白的年代，夫妻反目成仇，父子互相揭发。老嘎是共产党员，他会怎么想，如果他和我划清界线，怎么办?老嘎看出了我的低沉，压抑。他问我：“你有什么问题?”不等我说，他就接着说：“你的问题就是我的问题。”就是这样简简单单的一句话，重于千钧，使我感到像一条迷航的小舟望见了灯塔，靠上了岸。我的心不再飘浮无着，我有了迎战的思想准备。很多年后，我问老嘎：“你了解我的过去吗？你这么说，万一我真的有问题，你不怕受株连?”他“嘿嘿”一笑说：“其实我也不了解，株连就株连呗。”这就是我这“缺少政治”的丈夫。他不会献殷勤，不会甜言蜜语，但大风大浪袭来时他是我坚定可靠的大丈夫。 --------------- 和父亲的合照都烧掉了 --------------- 接着，老嘎提醒我：“你那柜顶上放着的日记本和信件还不赶快处理?” 其实我早就忧心忡忡地想着我那些记载了二十多年生活的宝贝。试想旧社会的日记，随便抓一条就能上纲上线打成反革命。在那恐怖的日子里，好好的一个人几分钟就会变成反革命，令人胆战心惊。 老嘎搭着凳子从柜顶上拽下我那只积满灰尘的麻袋，那里面有我的日记本和朋友来往的信件。 我从上初中就开始写日记，一直延续了十几年，积累了厚厚的十几本。有的本子装订很简陋，还是抗战期间的黄色的竹纸。有的很精致，还烫着金边。那里面记录了我金色的童年和充满阳光的青春岁月。我喜欢保存朋友的信件。我是独生女，没有亲兄弟姐妹，所以格外珍惜友谊。那些信件也是成扎地捆着的。 老嘎帮我一同烧日记和信件，烧成灰以后再倒进抽水马桶冲下去。越是精致的日记本越难办，都是硬纸壳的封面，全靠老嘎用力掰扯才好烧。 那时的纪律，谁也不许在家烧毁东西，怕你销毁反革命证据。谁家的烟囱冒烟，就会有人来查问。老嘎就不时下楼到外面去散步，看看有没有露出痕迹，然后再回来帮我烧。 烧完了日记，再检查照片。凡是怕沾染上问题的照片都烧，包括我和父亲的合照。因为我父亲那时已被错划成右派。 幸亏我的丈夫不是一个极“左”的共产党员，否则真不知道这段日子，我将怎么度过。 --------------- 与调查对象聊家常 --------------- 有一天，军宣队突然宣布北影厂全体职工，不论是干部还是工人，都要下到五七学校去。 五七学校的生活，和其他的五七干校大体差不多。白天劳动，插秧，种稻。晚饭后开斗争会，斗争历史反革命分子，抓“五?一六”分子。 军宣队揪出来一批反革命分子，隔离审查。使全厂震惊的是录音车间的中共地下党员、录音师陈燕嬉同志。她被作为一枚炸弹在大会上爆炸，说她有严重问题(被指控为国民党暗藏潜伏的特务分子)，由革命群众看管隔离审查。陈燕嬉平时口碑很好，为人正直善良，工作尽职尽责，很受同志们敬重。忽然说她是反革命，令人不敢相信。 军宣队成立了材料组，专门整理核实反革命分子的问题。老嘎被指定为材料组组长，主要分管历史反革命部分。 搞材料就要去外调。出去时，总有一位军宣队的年轻战士同去。有一次老嘎到长春电影制片厂去外调，调查对象是原长春电影制片厂厂长张辛实。张曾经是老嘎的领导。张辛实见到老嘎不由得说了一声：“咦!葛存壮!”言外之意是：“你怎么没有被揪出来!”是啊!所有出名的演员都被打成了“牛鬼蛇神”，老嘎应该说还擦了一点边，在人们心目中好像是一条漏网之鱼。 一般情况，外调的对象多半是被揪出来的“黑帮”。所以总要先被训斥，弯腰，低头，撅着。老嘎恰恰相反，和颜悦色。提问，谈话，像聊家常似的。有一次他到上海去找上影演员李纬调查情况。见面后，他说：“你看来身体不错啊!”李纬回答：“是啊!年轻时喜好运动。”还有一次，老嘎对调查对象说：“你也是受过党多年培养教育的，了解党的政策。你一定要实事求是，把你所了解的情况如实交代……”那人很感动，说：“我终于听到了党的声音，到底是从北京来的……”但是，同去的军宣队战士都很看不顺眼。老嘎心里明白，但仍然我行我素。 有一次老嘎和一位战士到昆明去外调，乘坐火车，买的是硬座。火车很挤，没有座位，一直站到昆明。到了那里，没有找到调查对象，没有休息，立即返回，又站了两天两夜。来回加起来是四天四夜。回来时腿都肿了，一按一个坑。 --------------- 总务科长发动二次大战 --------------- 交给老嘎最棘手的问题是解放初期中电三厂(中国电影制片厂第三分厂——原属国民党领导)的一把火。这本来是已由北京市公安局调查作出结论的问题，由于电线老化造成的火灾，并非由敌人故意纵火所致。但是这次又由军宣队提出重新审查。中电三厂的问题涉及的人大约有十几个，经过详细阅读研究材料，焦点集中到一个名叫叶炯的人。他原来是中电三厂的总务科长，已被判刑，刑满后在宁波继续劳动改造。老嘎经过军宣队批准，决定到宁波去审查叶炯。同行是美工师屠居华。 老嘎和屠居华找到了叶炯，就一些疑点提出问题。叶炯却一口咬定他所交代的都是事实。说他曾经见过韩国二战时期的总统李承晚，甚至说第二次世界大战就是他发动的。他说他在中电三厂组织了一个潜藏的反革命集团。更有甚者，他在当地农村还组织了一个反动集团，成员就是当地的一些青年农民。他主动给自己戴上一顶现行反革命帽子。总之，他胡编乱造了许多材料，唯恐天下不乱。老嘎和屠居华识破了他的拙劣伎俩，再三追问他，李承晚是怎么到你家的?李承晚是什么模样?你是怎么发动二次世界大战的等等。叶炯的回答当然是驴唇不对马嘴，完全是无稽之谈，毫无逻辑可言，显然不是事实。这样一来，他就使许多清白无辜的同志陷入悲惨的境地。老嘎和屠居华一方面向他再三说明党的政策，一方面拆穿他的谎言。终于在第三天，叶炯承认他过去的交代材料纯属捏造，推翻了以前所写的内容，重新写了一份比较符合实际的材料。如果说老嘎和屠居华的这一次行动挽救了十几位同志的政治生命，并不过分。如果老嘎为了保全自己讨好军宣队，昧着良心把这些同志都定成反革命，他们将遭受更多的折磨，甚至是牢狱之灾。我问老嘎，叶炯为什么要这样说。老嘎说，他最后坦白，他想把问题搞严重了回到监狱里去，在那里劳动下班还有现成的饭吃。现在他孤家寡人一个，劳动回来还得自己做饭，不如在监狱舒服。到现在老嘎和我谈起叶炯的交代材料，我们还觉得十分可笑。一个小小的总务科长还能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李承晚居然还到过他家，这么幼稚可笑的谎言竟然骗过了许多人。可见当时人们的思想有多混乱、糊涂。 --------------- 我看一个反革命分子也定不了 --------------- 斗批改已经搞了一年，还没定下一个反革命分子。军宣队怎么向上级交代?有一天，军宣队的第一把手来到五七干校召开各连材料组成员大会，一开始就说今天要定几个“军统”，几个“中统”特务分子，反革命分子。整个会场，杀气腾腾。然后让各连材料组汇报进展情况。在汇报过程中，老嘎一直在思想斗争。他应该说真话?还是沉默不语?他充分了解军宣队的权威，知道将碰到的是一块什么样的巨石。但他最后还是鼓足勇气发言：“我看一个也定不了。所有的材料都还张着口子，问题没有落实。”老嘎说完，全场鸦雀无声，老嘎是材料组组长，他的话有相当的分量。接着，军宣队领导宣布散会。 走出会场，一位材料组成员低声对老嘎说：“你今天放了一颗卫星。”老嘎到现在也没明白这句话是褒是贬。我说，应该是肯定你的意见吧。接着，军宣队成员到各连材料组去放风说“材料组也有左中右。”“有人要给反革命分子翻案。”和老嘎知己的同志告诉他小心点。无形的强大压力使老嘎心里委曲又愤慨。他说这句话是确有根据的，实事求是的，是负责的，没想到会招来如此严重的后果。他太缺乏政治头脑了。他原以为提出问题可以讨论。人家军宣队急于拿出成绩报功，他却给人迎头一棒，干脆直说一个也没有。老嘎还从来没有受到过这样的压力，身体承受不了，头疼头晕，血压升到120-200汞柱。经大夫检查，诊断报告“高血压危象，建议回城就医”。我送老嘎回到北京家中，也不了解详细情况，也不能问，他也不能说，我又不能逗留。把他一个人撂在家里就走了。其实后来他也就没事了，乐得在家逍遥了一个星期，孩子们也特别高兴能和爸爸亲热几天。 不久，“林彪事件”发生。军宣队对反革命分子定案的事情也不大过问了。最后，事实证明，军宣队揪出来的反革命分子一个也不能成立。 --------------- 孩子们的幸福时光 --------------- 五七学校开始，领导对大家要求非常严格，家属不许来，来了也不能留宿。“林彪事件”发生后，形势大变。孩子们可以来这里度暑假了。大家如同得到了大赦令，许多孩子暑假都到五七学校来了。 佳佳成年后，我曾经问她，你觉得你长这么大，最开心的事情是什么?她想了想说，一是在五七学校过的暑假，还有是地震时住在地震棚里的时候。 怎么说呢，大人遭难的时候却是孩子们最开心的时候!好像是老天爷跟我们开玩笑吧。 那时，儿子小嘎上初中一年级，女儿佳佳上小学一年级。两个孩子放暑假都来到了五七学校，我们的五七学校在大兴县黄村。那里本是公安局的劳改农场，划给我厂后，把劳改犯迁往别处，我们住进去。附近的老乡们都议论说这批劳改犯好像不大一样。好像不大像劳改犯人。我们的劳动并不轻松，全部种水稻，平均一人一亩地。要知道，我们这帮人中有不少延安鲁艺的老干部，他们都已是五六十岁，不能算是全劳力了。就是我们这些四十上下的知识分子也都体力不强，只能算是半劳力。 那么一大片绿油油的秧苗都是我们弯腰插下的，一眼望去，碧绿碧绿，真是可爱。水汪汪的稻田里闪烁着太阳的光斑，有游动的小鱼，小蝌蚪，田埂上开着野草花。阳光照在稻叶上发出生命的光芒，确实是一幅美好的图画。孩子们好像从笼子里飞出来的小鸟，欢乐地在田埂上跑来跑去，使我们这沉闷的环境平添了几许生机。他们还没到过农村，这么广阔的天地，这么美好的大自然。他们兴奋极了。虽然跟着我们，吃馒头就大白菜，他们也开心。小嘎最大的乐趣是钓青蛙。不知是谁教他的，用一根竹杆拴上一根线，线上再拴上一团棉花，在水渠边上垂钓。傻青蛙看见那垂下来的棉花便跳上来叼住不松口，小嘎很容易便钓上来许多青蛙。但是他不忍心吃这些青蛙，都送给了别的小朋友。 我们住地的旁边有一个水塘，孩子们都到那里去游泳。佳佳便是在这里学会游泳的。我厂的青年导演史大千很耐心地教佳佳，而且还照顾着孩子们的安全。吃过午饭，许多孩子都去游泳。暑假过去了，一个个都晒得黝黑黝黑的，活泼健康。 这一个多月，是我们家团圆的幸福时光。小嘎跟着老嘎住，佳佳睡在我的宿舍。我们相距不远，在同一连队。天天时时都可以见面。等到暑假结束，孩子们该回去上学的时候，都恋恋不舍。佳佳是哭着抹着眼泪走的。 --------------- 老嘎割了大拇指 --------------- 这段时间，相当轻松，不开批斗会了。劳动之余，兴起了一股编小条帚之风。选择比较整齐的已脱谷的稻穗，用彩色的塑料绳一根一根编起来。几乎是人人都编，还互相学习，比赛。五六寸长的小条帚，柄上还编出各种花样，很可爱。老嘎竟编上了瘾，他心细手巧，编出来的小条帚真可以说是工艺品。我曾赋诗一首： 黄村谷千枝，编帚赋新诗。 年年稻花黄，故人知未知。 (黄村即五七干校) 后来，男同志又兴起了做各种各样的手工制品，铁匠活，木匠活，军宣队也不闻不问。老嘎想做一个小书架。他拣来了一些废木头，准备做一个木工用的刨子。有一天晚上，我已经睡了，突然有人在窗外叫我，说是让我陪同老嘎回北京上医院。我吓了一跳，问是怎么回事。他们安慰我说，不是什么大事，你快起来吧，小车等着呢。我连忙穿衣起床，见到老嘎，才知道他做刨子，不小心把大拇指的筋割断了。住校医生说必须立即去医院缝接，否则大拇指的功能就废了。老嘎说，那刀太快了，一滑就切到肉里去了。开始还没当回事，不大疼，也没流多少血，可是一会儿就发现大拇指抬不起来了。只能耷拉着，才去找大夫看。他说得很轻松，满不在乎。小汽车把我们拉到积水潭医院，我给挂了急诊。大夫检查后说必须立即手术，还埋怨老嘎来晚了，现在筋已经缩回去了一截，必须口子切大一点，把筋拽出来才能缝上。我坐在手术室外等。出了手术室，他说：“哎!真神!我这大拇哥立刻就能抬起来了。医生就是不简单!”做完手术已经大半夜了，我们才回到了家。这一来，他又能在家里住几天了。我也在五七学校学了手艺，学会了做棉活。原来做棉活并不难，只要先把布面和里儿做好，再絮上棉花，缝好，翻过来就成了。我先是做了一副棉手闷子，回北京后我还给老嘎和我自己各做了一件驼毛棉袄和棉裤。 --------------- 自己做的沙发成了传家宝 --------------- 最后，五七战士们又出了新招，做沙发。就有那么些能人，他们竟然能自己动手做沙发。在我眼里，沙发是舶来品，是很复杂还有点神秘的高级家具。居然还能自己做!看着看着，老嘎也动心了。他找来些木材边角料(北影有置景车间，院里堆着大量木料)，又买麻绳，又请我堂弟从沈阳买来弹簧，还买了棕垫、棉花、泡沫塑料等等必要的材料，便开工了。 俗话说，看着容易做着难。老嘎也遇到许多难题，还请来能工巧匠、北影美工师屠居华帮忙指导。一个单人沙发要捆绑几十只弹簧。自家的活儿，不能偷工减料，绑得要紧，要扎实，还得相互对准，不能歪。那时，老嘎已调回北京，我还在干校。假期回来时看见他在那里忙活着，地上堆着各种乱七八糟的材料。他一面干，一面抱怨。有一次我看见他光脊梁上淌着汗，坐在沙发框架里，满头、满脸、满身都是棉花，那个狼狈相，使我忍不住哈哈大笑。他说：“骑虎难下哎!这辈子就这一回，再也不做沙发了。” 老嘎做成的那一对单人沙发又结实，又漂亮。如今三十几年过去了，还在我们家矗立着，丝毫没有晃动、散架之感。别的旧家具都可以换，唯独这对沙发不能丢，应该是传家宝了。 北影厂几百名电影艺术家，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工……在文革十年中就是这样消磨了他们宝贵的青春。月有阴晴圆缺，缺了尚能圆。人的生命就像那江河水一去就不复返了!十年啊，十年!……人生能有几个十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