俾斯麦

俾斯麦
　　序
　　现在，我们看到，在昏沉幽暗的光芒中，一幅全身披挂的画像凸现出来——这是奥托。冯。俾斯麦，注定只是奥托。冯。俾斯麦。
　　在最后的那些年间，党派的偏见、怨恨、仇视始终围绕着他，他的一副威武刚强的外表却怎么也掩饰不了他的忧郁、失意。
　　俾斯麦在世的时候，很少有人会爱他；因为他很少去爱别人。在他死去之后，人们对他并没有多少怀念之情，只是为他塑了一座石像，冷冷清清地站在一处并不繁华的场所。他的目光肃穆地盯着前方，面部毫无表情，这使人们难以对他的内心世界做出合情合理的诠释。
　　我这本书的目的就是要描绘一个因为连连得胜而四处找事的将军的形象。在这本书里，我把俾斯麦写成是一个满肚子都是骄傲、勇敢和怨恨的人——这三种元素构成了他性格的基石。至今，对于俾斯麦的功过得失，人们褒贬不一，如果要想真正了解他，我们很有必要对他的精神历史作一些深入细致的研究。
　　历史人物常常是有机的统一体，性格构成比较繁杂。我们不必用学院方法，不需要许多注解，我们认为今天有必要把这种人物绘出具体形象，作为世人的榜样或警告。在我们这个社会中，人与政客是分不开的，情感与行为是互相关联的，公与私总是如影随形，美术家若能真正认真对待他的作品，他必须要从多个角度了解他的创作对象。
　　到1830年初，俾斯麦的性格已经基本上定型，当然，在此前的十五年间，他的性格波动是很大的。此后，俾斯麦所要做的不过是把刻好的线再弄得深一些。我们之所以要把他的少年时代（在没有从事政治活动之前）说得尽可能详细一些就是因为这个原因。而大多数传记作家在此处只有寥寥数页，只有一位作家曾经较为细致地描写过俾斯麦的心理并取得了很好的效果——这位作家就是被人误会的克来因。哈丁根。1911年，我开始尝试从心理学的角度描写俾斯麦那种令人难以猜度的性情以对抗关于这位“铁血宰相”的稗史。十年之后，我又创作了一部关于俾斯麦的戏剧，曾经希望能够在德意志的舞台上演。
　　我的较早的著作是不谈政治的，现在却有所改变。和我的第一本关于俾斯麦的书相比，这本书的视角更接近真实。在新旧两个版本中，只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其中的主人公的性格是别人无法猜度的。环境有所变化了，所以我要对俾斯麦作一个新颖而更为批判的描写。欧战之后，我们也得到了更为充分的关于俾斯麦的事实材料，这给我的写作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变换了视角后的俾斯麦，形象愈发显得丰满。显然，他不是为了那座无人喝彩的雕像，而是苦苦追寻一个奋斗家的功业。俾斯麦的一生永远是不停地奋斗，有时打胜仗，有时也打败仗，永不停止的激情，永不满意的现状。有时候他也办错了不少事，但即使办错了，也总是带着天才的特色。总之，他是一个令传记作家们着迷的人物。
　　艾密尔。鲁特维克
　　一、武士的后代
　　这是一个闷热的夏天，有一个小孩在园里的一棵老橡树下嬉戏。这个小孩双眼乌黑发亮，有一头淡黄色的头发。
　　这是个四岁的小男孩，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显得大一些。此时，他耐心地用铲子刨土，把一块块的土装在小推车上，然后推走，堆在池边。他在那里用石头和泥土不知在筑造什么，看得出，他干得很卖力。到了吃饭的时间了，园丁跑过来请他回去吃饭，他拒绝了，而且还发了一通脾气。
　　他家的住宅是一所很简单的乡下房子，并不像一个乡绅的住宅。房子的材料基本上是木头，没有多少装饰，只有一层，中间却是两层，大概有五个窗户那么宽。
　　小男孩又出现了，他站在一楼明亮的窗前，出神地向远处望去，他的眼前呈现出一片广阔的平原，成熟的庄稼滚动着金黄色的波浪，这幅景象极其富有诗意。小男孩想起了父亲。每次，当父亲领着他去村子里的时候总是说道：“这都是我们的。”父亲新近在尼朴甫得了两千英亩的田地。
　　当小男孩一岁的时候，父亲就带着他离开萨克森的申豪森，来到波美拉尼亚。小男孩想道：“这全是我们的。”是的，整个村子都是他们的。他们没有佃户，只有种田的小工。小工住在破草房里。其实，他们就是农奴，尽管他们和雇佣他们的乡绅们都不肯承认这一点。村子里有煤窑，还有打铁铺。
　　有一天，小男孩跑人牛栏，快乐地在牛身下爬来爬去。管牛的老头，九十岁的布兰德着急地喊道：“少爷，小心呀！母牛会踢着你的眼睛。它只顾安心地吃草，眼睛可看不见你，它只要一踢就会把你的眼睛踢坏！”这个高龄的老头子称这个小孩子作“少爷”，他说的是下日耳曼方言。
　　七十年后，俾斯麦依然记得这个慈祥的乡下老人，他对孩提时的俾斯麦讲了许多关于前普鲁士国王腓特烈。威廉一世的故事。据这位老人说，远在排特烈皇帝之前，他就在库斯特林亲眼见过这位国王。
　　每次庆祝日，父亲带着俾斯麦来到那间有三个窗子的大厅时，就会讲起许多古老的故事。大厅中央挂了好几位祖先的画像，都是技戴盔甲的武士，年久日深，画架上都落满了尘土。五百多年前，祖先们大都在易北河畔做着乡绅。到了九岁俾斯麦更懂事的时候，父亲就会给他讲更多的故事。父亲说，好几百年以来，祖先们都是住在庄园和大宅里，有许多农奴为他们干活。他们都是一些在地方上有实权的地主，自古以来，每当星期日来临的时候，他们会与亲人分开，端坐在教堂里另外一个地方的橡木座位上——今天，许多地方还是这个样子。
　　也许，父亲还告诉过俾斯麦，祖先们都是旧玛赤的硬汉子，大多是对君主不满才远走他乡的。父亲说，很久以前，有一位诸侯强逼俾斯麦家族让出他们最好的森林，以此换得申豪森。一百年前，俾斯麦父亲费迪南的曾祖父去面见国王呈上旧玛赤的武士们的抗议书。那时，国王坚持要求他们纳税，他们坚决不肯，并说道：“我们是自由的武士，不是纳税的地主。”国王在临死之前交了一份黑名单给儿子小腓特烈，黑名单上开列了四个抗命不尊的姓氏，俾斯麦氏首当其冲。
　　俾斯麦的祖父喜欢饮酒，还喜欢打猎，据说他曾在一年内打过一百五十四只红鹿，俾斯麦长得最像他祖父。俾斯麦的父亲和祖父都不是武士。他的祖父是一个很有意思的人，在他的年轻夫人死去的时候——刚好在威尔德时代之前——他发表了一篇动人的挽歌，用很赤裸大胆的字句描写他的夫人和他们结婚的细节。
　　俾斯麦的祖父还是卢梭的弟子，他只希望四个儿子都做谦谦君子。他称儿子们为“我的朋友”，他喜欢看儿子们写给他的文辞优美的信，他的藏书室内满世界都是学问高深的书籍。受父亲的影响，费迪南和他的几个兄弟都秉承了胸无大志的特性，几个兄弟虽然都打过仗，立过赫赫战功，但是他们都不愿去做官而宁愿悠闲地呆在家里。
　　费迪南二十二岁时打过一次仗之后，就甩手不干了，跑回家教育儿子去了，这令国王很生气，一怒之下革去了他的武职，收回了他的盔甲，直到很久以后才归还给他。其时正逢乱世，费迪南却过着逍遥自在的日子。1806年，弗兰茨皇帝已经退位，当时费迪南不过四十岁，正当壮年，当年耶拿战役爆发之际，他还是躲在乡下不去打仗。
　　俾斯麦这位厌恶战争的父亲，有着高大魁伟的身躯和同儿子一样的急性子，感情异常丰富。在他的孩提时代，他曾同腓特烈大帝说过话，这件事令他记忆犹新。费迪南的父亲是法国文明的信徒，他既教育孩子们如何作一位贵族，又要求他们抛弃阶级偏见，平等待人。费迪南十分感谢父亲的谆谆教导，这使他一生居然能够保持一种泰然宁和的心境，自己当家作主，没有什么奢望。他的性情很温和，看上去很快乐，靠自己的产业过着无忧无虑的生活（田产已交由别人管理），他大部分时间都是在打猎，要么就是饮酒——数百年以来，俾斯麦家族一向有好饮酒的习惯。这可以从费迪南的信中窥见一斑：“今日是奥托（即俾斯麦）的生日，我最喜欢的公羊死了，天气很糟糕……有两种葡萄酒好像不太够劲儿，所以我改喝波打和舍早，但愿能合我意，当然，没有浓咖啡，我可过不了。”随后又写了两句关于牡蜊和鹅肝冻的话。“我虽然净吃这些好东西，但还是腰痛——人老了，不中用了。”
　　他在三十五岁的时候娶了一位十七岁的少女做妻子，她长得很漂亮，高而挺拔的鼻子，乌黑明亮的大眼睛。她面容冷峻，神态显得很有教养。她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讲理不讲情，而且还有强烈的奢望。她的祖先是门肯氏，一百多年来一直是法律或历史教授，并把这两种素质遗传给了她的父亲。腓特烈皇帝在位的时候，门肯当过内阁参政，随后担任内阁主席，随之失宠被革职。这是1792年，正是国王对俾斯麦的父亲发怒的时候。到了1800年，门肯再度做官，随后弹劾腓特烈国王，要求国王确定权限，力劝他实行内阁责任制。门肯一再表示自己如同斯泰因男爵那样是一位改革家，斯泰因曾恭维他说，他是一个优秀的自由党分子。门肯的女儿就是俾斯麦的母亲，她承继了父亲的许多优点，对所作之事大多数都很有主见。她热爱城市生活，好出风头，还喜欢宫廷。她简直和她的丈夫格格不入，她的丈夫只想自己安安静静地过日子，极不希望受到于扰，她却不一样，表现得很不安分。
　　俾斯麦的理性，他的深人而不为情所动的睿智，都是母亲遗传给他的，但是他的脾气，他的性格，大概是从他父亲那儿得来的。他从父母那里得来的几种性情证实了叔本华的学说。
　　二、逆子
　　俾斯麦在哥哥出生五年后来到世上，那时候，拿破仑刚从厄尔巴岛逃回法国，维也纳的大会刚好解散，普鲁士在欧洲建立了新联盟。1815年4 月2 日，法国皇帝在巴黎发表宣言书，反对这个联盟。那天早晨，柏林的人从报上得悉，费迪南。俾斯麦在尼朴甫生了一个儿子。奇怪的是，这个孩子生下来不久就觉得他的母亲是自己的仇敌。俾斯麦从小就和母亲很不对眼，后来他对许多人承认了这一点。在数百次谈起家庭状况时，他从未说过母亲一句好话。他一直到老都津津乐道地讥笑他母亲是一个女腐儒，对他很不负责任。俾斯麦说起母亲来总是带着怨恨的情绪，说她“很少有柏林人所谓的‘慈爱感情’。”他又说：“她待我是极其苛刻和冷谈的。”他解释孩提时就憎恨母亲有两个理由：一次是在冬天，他母亲在柏林款待宾客，因为房子太小，他父亲被迫把自己的床让出来，这件事给童年俾斯麦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还有一次是他正得意地站在一位祖先画像前评述的时候，母亲却坚决地收起了这幅画像，以惩戒儿子以祖先为荣耀的习气。这两件事都让小俾斯麦很难过，他的心里从此埋下了仇视母亲的种子。
　　孩童时代心头难以抹去的记忆表明俾斯麦奋斗进取的动力来自于他的自豪感。有一次，他的哥哥欺侮了他，他愤而离家出走，在菩提树下大道走来走去。还有一次家里来了客人，他躲在屋角里听见几个男客疑心地说道：“这是一个男孩呢还是一个女孩？”，俾斯麦站出来大胆而豪迈地购：“我是个男孩，先生们。”客人们为此惊诧不已。
　　他在学校几年的教育是极不成功的，直到晚年，他还念念不忘令自己恼恨的柏林柏拉曼学校所浪费的八年时光。他说：“我从小就离家读书，从此以后，我再也没有想家的感觉。从一开学起，我受的教育除了充实知识，其余尽皆抛弃。当然，那时候应该多学些知识。”他始终认为母亲是家里节制扼杀一切的根源，他把在寄膳宿学校所受到的种种苦楚都归咎于他的母亲。那时，他诉苦说，他在学校吃的是陈面包；教育制度极其严厉苛刻；冬天穿的衣服不够，让他瑟瑟发抖。八十岁的时候，他还常对人说：“我们在学校的时候，他们常用一把细长的刀子戳醒我们。”
　　德意志的民族主义与雅恩党徒们过火的自由主义和反贵族使得这个刚刚才十岁的孩子心里倍觉自己是武士阶级中的一分子，他要反击那些威胁贵族们的自由主义分子。他的母亲就有比较浓厚的自由主义倾向，因而他更加痛恨这些‘乌七八糟“的思想。他常常抱怨道：”我从来都吃不饱……肉常常是硬的。我们早上五点半钟就得起来，六点至七点就得写东西。他们对待我们还不如小军官对待刚入伍的小兵。当我们比剑的时候，臂上往往要受到很重的打击，伤痕通常要过好几天才好。“当时，这个孩子一心想回家，他甚至渴望，如果学校坐落在皇宫所在的地方就好了，国王有时也从这儿走过，可惜学校的位置太偏僻，令人觉得寂寞难耐，毫无趣味。”有时候我从窗户向外看去，望见农夫驾牛耕田，悠哉悠哉，我禁不住泪如雨下。我十分想家，想得甚至生了场病。“俾斯麦说，”所以我终年盼望放学，赶快逃离这儿，因为家里答应我放学可以回家。“
　　谁知母亲竟然写信告诉他，她七月份要去海边避暑，希望他能够继续留在柏林。读了信后，他大失所望，对母亲别提有多么厌恶了。不止一次是这样，每年夏天够如此。有好几年他都没有机会回家，看看家里的老房子、大花园、田地、粮仓、马号、打铁铺和村子。后来，他说在学校的生活没意思极了，这得归罪于他的母亲。自此，凡是母亲所要的，所教的，所喜的，在俾斯麦看来都是不好的。
　　俾斯麦长大之后认为，他母亲的活动和奢望对家庭造成了很大的伤害。她在尼朴甫每年都要介绍新机器和耕种的新方法，她要尝试新方法，因为她的丈夫很守旧，太容易说话，什么事都会弄毁了。到了冬天，她和丈夫一起去柏林。俾斯麦住在柏林的某条街上，他母亲认为住在这里很不时髦。她同费迪南乘马车去赴大臣夜宴的时候很是精心打扮了一下，俾斯麦永远不会忘记母亲花枝招展的样子：“我记得很清楚，从前的事如同今日一样。她戴着长手套，穿着高腰裙子，两团卷发披在两旁，头上还插了一根极大的驼鸟毛。”他是从母亲的口中最早听说过自由党的口头话。当他还是一个半大孩子的时候，母亲要他去买巴黎报纸，上面登载了七月革命的消息——每次，他都很不情愿地去做了，但却越发瞧不起自己的母亲。后来，他写道：“她生日的那一天，一个男仆从学校接我回家，我看见了母亲屋里摆设了许多野百合花，她特别喜欢这种花，还有许多衣服、书籍、各种零物，都是人家送她的礼物。随后就是请客，来了许多少年军官……还有馋嘴的老头子们。有一个女仆送我鱼子吃，不然就是别的好吃东西——足以毁了我的脾胃。仆人们偷了许多东西！……我从未受过正规的家庭教育。……我的母亲喜欢应酬，不太答理我们……”
　　他从十二到十七岁时，一直都在格罗克罗斯特高等学校学习，上学期间，他发现仇恨贵族的学生与日俱增，学生们大多是平民的子女，这种环境反而增强了俾斯麦门第的自豪感。他现在住在柏林父母的住宅里却实在受不了母亲的一些举动，他的父亲是个随随便便的人，对此基本上漠然置之。俾斯麦只好同大他五岁的哥哥住在一起。他哥哥现在是一个学者，“专注于生活的物质方面”。除了哥哥之外，他只有一位先生和一个女仆做伴。在俾斯麦品格形成最重要的几年间，并没有人指导他的思想，只好由着他自己发展。从七岁到十七岁时俾斯麦找不到一个能值得自己摹仿的人，除了父亲之外，也并没有一个他所爱的人。
　　俾斯麦说他父亲“不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人”，他的母亲也是一位无神论者，父母都不到教堂去。但他们的孩子却都受到了宗教教育。俾斯麦的母亲虽然自称无神论者，但却对于斯威敦堡、普勒夫的女预言家和俾斯麦的诸多学说表示出极大的兴趣。（她的儿子说：“她对于别的事体都很明白的，惟独对于这种事却不然。”）她相信自己是一个学问家，她丈夫的文法有点欠通，她就看不起他，但是她什么事都不会瞒他。费迪南曾经诙谐地对一位朋友说：“她虽然有学问，但还远不够聪明，看不到收市时的羊毛价钱低过开市时候。”
　　母亲对儿子们的表现永远不会满意，父亲却不是这样，他很喜欢孩子们。父亲对俾斯麦说：“我每次看你写的报告，总是很满意。比洛他们昨天在这里，我把你的报告拿给他们看了，他们说你写得很好，我感到非常自豪。”母亲却说：“你看看四周，人们对你的学业是如何评价的，你得留心些，你将来就会明白你还要做多少事情，别总以为自己是有学问的人，你那点东西根本不顶用。”俾斯麦十四岁的时候，有一次骑马不慎跌落下来，被母亲见到了，她说：“我的宝贝，你父亲说得对，你无法驾驭你的马，所以跌落下来是必然的，况且你也没有一个好马鞍。你的马鞍现在只不过是一堆破旧的衣服。”他对母亲的言行感到憎恶。
　　他的自尊心很强，对于伤害自己自尊心的言行，他绝对不可忍受。这养成了他喜怒无常、跋扈的性情。在他所学习的所有科目中，只有德文是最出色的，他的历史课学得却不怎么样。有时候，他的论文写得也很差，但是他并不在乎。他常常显得很傲慢，对他的老师们表现出蔑视。他早上总喜欢睡懒觉，到了下午就显得精神很足，晚上通常是俾斯麦最精神焕发的时间。这是精神呈现病态的人的特色，他一生都摆脱不了这种特性。
　　这个显得闷闷不乐的少年只有一样东西可以消遣，那就是女人。最初是他的妹妹玛尔维尼，她比他小十二岁，是父母的掌上明珠，更是俾斯麦钟爱的玩物。俾斯麦十四岁时在日记中写道：“玛尔维尼是一个很不错的姑娘。她说法文，说德文，随她的便。”十五岁以后，他一放假就回家度假。有一年，有人发现他在一间田舍里同一个农夫的妻子说话，在一起厮混了很长时间。十六岁时，据说他和一个秀美的保姆在邮车里有过一件很冒险的事情，那个女人最后晕倒在他的怀里。他还请他的哥哥替他送一件表示爱意的小玩艺儿给一位邻居的女人，却从没有透露送礼人的姓名。俾斯麦从乡下写来的信表示这位十五的少年心里塞满了怀疑主义：“星期五那天，有三个少年，一个是放火的，一个是抢劫的，一个是窃贼……越狱逃走了。晚上，尼朴甫的驻地军队总共派出了二十五名士兵追捕这三个逃犯。……当他们与逃犯遭遇时，这些军士们首先就慌了神。他们互相对喊，两边都很害怕，也不做出答复，就这样僵持着。”
　　到了十七岁的时候，俾斯麦什么也不相信了，他最早的政治信条很简单，就是普遍怀疑主义。他十七岁离开学校的时候（歌德是这一年死的）若不是一个共和派，至少也是相信立国的最合理体制是共和。……这些对自我的理想化见解其实是不符合事实的，事实上，他与生俱有普鲁士人君主制的情感。他的历史同情心与崇尚还是站在法权一边。他认为布鲁图与哈莫狄阿斯是罪人，是反叛者。在俾斯麦看来，凡是德意志诸侯对皇帝的抗拒都令他恼怒不已。
　　就他所能记忆的而言，关于国体这样空泛的思想，他只表过两次态，这两次都表现出了他的性格。还在学校上学的时候，他非常反感古老派的演说，他说：他觉得他们读这种粗鄙与骂人的演说词令他恶心……这是荷马时代的英雄们在打仗之前所习惯的自吹自擂式做法。俾斯麦就是这样刻骨地反对在政治上说空话。少年时代，他还坚决反对非情绪的动作，他认为人类的所作所为应当充满激情，这是一种本能。他贬斥威廉。退尔时说：“据我看来，无论世上哪一个善射的人，都可以把那个当靶子的孩子射死，没有把握射
　　中苹果的，与其射儿子，不如赶快把奥国的总督射死，这样做岂不是符合自然的意图，也显得非常高贵。对于残忍的号令，这样做才算是发出公道的愤怒。我不喜欢躲藏埋伏。“
　　对于宗教信仰俾斯麦表示反对，这样做有他自己的理由。他是在十六岁的时候放弃宗教信仰的，他说：“我从小就习惯祈祷，现在不再祈祷了，这并不是因为我把宗教看得无足轻重，而是因为我的思想成熟了。据我看来，祈祷与我对上帝的理解有很大的冲突，我对自己说，倘若不是上帝因为他的无所不在，规定着每事每物，并不依赖于我的思想与意志……要不然，就是我的意志不依赖于上帝，反而认为上帝能够被人类的祈求所潜移默化，人类就未免显得过于自大了。”
　　惟一值得注意的就是俾斯麦的这一串推理。他自小就受怀疑派的教育，他的本性过于好疑，不可能对什么产生绝对的信仰——这种个性的造成与他的父母也不无关系，他们不知不觉地使少年的俾斯麦成为一个自傲自大的务实主义者：除非现实环境迫使他让步，他才肯向一个更高的权威让步，这个少年一方面不肯明说，以兔得罪上帝，另一方面却什么也不相信，崇奉虚无主义。他不祈祷，却用外交手段把这个责任推到上帝的身上，他用表面上的忠诚掩盖了自己对上帝的藐视。他还强逼上帝于两者之中任选其一，尽管这是上帝所不习惯的。因为俾斯麦知道，近乎流俗的屈膝崇拜并不能锻炼他的自重。
　　他第一次面见国王就是带着这样的想法。
　　三、狂放少年
　　有一个身材极其瘦弱的少年，装出一副很严肃的样子，在大街上旁若无人地走着。他的样子怪兮兮的，颇引人注目——穿了一件鲜红的外衣，戴了一顶奇形怪状的小帽子，挥舞着手杖，嘴上叼着一根长烟卷，他一叫“亚利厄尔”，就有一只黄色猎狗跑过来紧靠在他的膝边。他就是带着这副打扮大摇大摆地走向格了根大学。他要到那儿去见地方裁判官。这位长官因为他的行为与所穿的奇装异服很不像个样子，于是就传他过来审问。有几个穿着平常衣服，戴的是他们队里的有特别标记的小帽的好学生在他身边走过时，看见他这副样子禁不住哈哈大笑。这个新来的学生立即要同他们挑战，这件事最终未能被阻止。他在第一个学期里所表现的力气给全班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班长竭力奉劝这个同学人队，不要惹太大的麻烦，但是决斗还是发生了。俾斯麦第一次与同学决斗之后就在队里变成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莫特利是俾斯麦的同学，曾刊行了一本名叫《奥托。冯。雷本马克》“的小说，这本小说里活灵活现地描写了这个时期的俾斯麦。小说里写道：”他年纪很轻……还未到十七岁，但是他很聪明……我所见的人都远远不如他。……我很少见到过像他这样面目可憎的人……但是我却和他相处了很久……刚开始我觉得他长得还算过得去。他一头凌乱的头发，呈杂色，介于红与白而带橙色之间，满脸都是雀斑，两眼中心无色，眼睛旁边好像有一圈红线。他的脸上有一大块伤痕，从鼻子尖一直到耳朵旁，缝合了十四针，是新近决斗留下的纪念……他最近又把一旁的眉毛剃去了，他的脸成了一张令人恐惧的怪脸，这是独一无二的。他身材瘦小，好像还没有完全发育开，但是个头却不矮。……他穿了一件不成样的褂子，既无领带也无扣子，没有颜色，没有款式；穿的是非常宽大的裤子，铁跟的靴子，带着极大的靴底。他的内衣领没有领带，翻过去盖住两肩，头发拖在耳朵与脖子上。嘴上是似有似无的胡子，说不出是什么颜色，一把大刀挂在腰间，这就是他的面貌与打扮。“
　　莫特利还告诉我们，这位怪异的贵族公子会弹钢琴，会拉提琴，会说四国话。只有当他们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才说较为文雅的话。俾斯麦说：“我喜欢用这种方式羞辱人，想出种种办法，试图闯入最好的群体。当然，这只是儿戏。我只有一个想法，我要在这里领导我的同学，正如我将来要统治一个国家一样。”莫特利，这位少年小说家写道：“这里有一个英雄的好材料被糟蹋了。”这是他在第一个学期之后对他的同学俾斯麦的评价，此时，恰恰是俾斯麦成名的十年以前。
　　俾斯麦，这位新来的学生没有一处不显示出与众不同，他的胆子，他的狂傲，他的放荡行为，他的奇装异服，他的残暴与慈爱交织在一起，无一不表示他是个怪异、奇特、令人不可思议的人。同学们给他起了三个绰号，分别为“金柯甫”、“卡素比”、“阿里”，这三个绰号只有一个意思：怪物。学生们穿的都是平常衣服，他却要穿苹果绿的短褂和非常长的袍子，要不然就是穿海虎绒的褂子，钉上螺钢扣子，表示他有许多很好的衣服。有时候，他喝了许多酒之后晃出了酒店门，走到河边，坐到半夜，又心血来潮，下水畅快地游泳；有时候，他因为吸烟和吵闹，违反了学校的法规而受到责骂与处罚；有时候，他喜欢做一些藐视学校管理员的事情，在这方面，所有的同学都无法与之媲美；有时候，因为贴身的竹布内衣令他身上发痒，他就索性一丝不挂，躺倒便睡——他的同学绝对没有谁敢惹他，因为一旦惹了他，他就会毫不犹豫地提出挑战，那样，决斗肯定是无法避免了，而且，他每次决斗总会以获胜而告终。他在最初的三个学期里与人决斗过二十五次，只有一次受过处分，这些辉煌战绩给他的同学们留下了很深刻的印象。他就是用这种方法达到目的，没有人不惧怕他。
　　俾斯麦经常去的那个酒馆是个国际性的场所，这个波美拉尼亚的少年贵族几乎总是与外国人交朋友。他在这里结交了两个朋友，他们成为俾斯麦终生的挚友——因为他们与俾斯麦所结交的其他密友不同，绝不会因为政治上的分歧而绝交。这两个朋友，一个就是莫特利，美国人，是一位性情和悦的有教养的人，他对任何事物都没有什么偏见。另一个人是柯雪林伯爵，他是库尔兰人，是个知识渊博，非常刻苦的人。俾斯麦到了晚年的时候最亲密的朋友只有他们两人。莫特利少年时是一位想像派的著作家，后来又成为历史学家和外交家。柯雪林是一位自然哲学家，有时偶尔也在官场混混。这两位朋友年龄都比俾斯麦大，自制力比较强，目的性也比较明确，他们具有俾斯麦所没有的许多长处，对俾斯麦的影响难以低估。俾斯麦的父母希望他能学法律，将来做一名外交官。母亲对他的期望是重得他父亲失去的权力与地位。当然，这只是门肯氏的想法，而俾斯麦氏却无意于此，他们向来不愿做官，除非当军官。就这件事而言，无论母亲心里如何盘算，对于俾斯麦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因为他还没有考虑过要作什么。他并不想当军官，也不知道该做些什么好，从十七岁到二十岁，他的生活像一杯白开水一样乏味，许多大好光阴都虚度了，他只是漫无目的，无所事事地游荡在街头。
　　对于政治，他似乎看得很冷淡，并没有要干一番大事业的雄心壮志。他并不喜欢学生会，会员们举杯绪皇帝国王祝寿，唱爱国歌曲，所作所为令俾斯麦敬而远之。当然，俾斯麦厌恶学生会的原因并不仅仅是这些，他说：“我讨厌他们贬斥学生们决斗或者狂饮。”所以俾斯麦总是逃避大学校园里的各种名目的聚会，而在当时，关于德意志帝国的观念，都是在这些聚会中慢慢产生的。每当大家聚餐的时候，谁都喜欢同普鲁士人开玩笑。俾斯麦为此常常向这些讥笑普鲁士人的学生提出挑战，他声称要为普鲁士人的名誉而战。有一次，他竟然同时与六个人决斗。有人评价俾斯麦说：“这个一年级的学生说话好像我们今日还在排特烈大王时代！”对于本国的问题，俾斯麦好像并不在意，即使是相当有名的教授演讲这个问题，他也不愿去听，他宁可在美国独立日那天去和美国朋友们喝酒庆祝自由，甚至醉跌在桌子底下。但是一谈到德意志至今未能实现统一，他就要和人家赌上二十五瓶香摈酒，并断定，在二十五年内，德意志各邦必将联合为一体。最后，他赢了，因为十三年后，德意志就成了一个大帝国。
　　同时，他却是非常小心谨慎的。他的哥哥现在是一个小军官，俾斯麦给他写信提醒道：“你写信回家的时候，必须要掩饰自己的思想。对于我们的家庭，你用外交诡诈与谎话比说话夸张更容易达到目的。”俾斯麦的生活方式，他的吃穿用度都要花很多钱。在大学一年级之后，他对自己的家庭也感到非常不满。一次，他写信对哥哥愤愤地说道：“老头子不肯替我还账，父子之间的关系很不和。……这并没关系，因为我很讲信用，所以能够过很放荡的生活。放荡得太过了，就会得一场大病，脸色苍白，面无血色。到了圣诞我回家的时候，老头子自然就会以为我是因为饥饿所至。那时候，我会坚守自己的战线，一口咬定就是这个原因，我说，我宁可当一个信奉回教的人，也不愿意忍饥挨饿。从此，我又可以随心所欲了。”
　　能写这样一封信的学生，能不是一个天才的外交家吗？驾驭人们，权衡动机，最善于利用暂时的地位，自己不承担任何责任而使仇敌承担责任，这都是玩弄权术所必不可少的。俾斯麦的母亲很不喜欢他的所作所为，她一直都琢磨不透儿子俾斯麦为什么会变成这样。
　　到了十八岁的时候，奥托。冯。俾斯麦显得体弱多病，没精打彩，他开始厌倦彻底狂欢。和少年歌德一样，他只好回家休养，吃的是乡下的粗茶淡饭，过的是安静平和的日子，不久，就恢复了健康。病愈之后，他又想出去求学了——这次却要去柏林——他的母亲认为他实在想不出别的事可干，所以只好去读书。俾斯麦回忆道：“我看我的母亲还是愿意我穿上蓝色的军服在哈勒门前护国。那一天我起得很晚，她对我说，她认为我并不像一个喜欢读书的人。”当然，俾斯麦确实不想读书，但他更不想当军官，他常常同一个名叫布兰肯堡的表兄和一个名叫罗恩的少年在一起。后来，每到关键时刻，他们都会呆在一起。但是，俾斯麦最喜欢的两个朋友还是柯雪林与莫特利。他与莫特利住在一起。每当莫特利戴上拜伦式的衣领子（那时他对德文还不太精通。），坐在书案前译《浮士德》，或者坐在窗前，支起双腿，让底下走过的人看见他的两双红拖鞋时，俾斯麦就会感到非常高兴。有时候，他们两人费了半夜功夫讨论哲学问题，莫特利一点儿也不顾俾斯麦的面子，对他毫不相让。他们的争论常常从终点又回到起点，这令俾斯麦感到十分生气。但这些不愉快很快就互相忘却了。俾斯麦后来说他之所以喜欢莫特利是因为他的长相十分英俊，有一双明亮的大眼睛，既聪明脾气又好。俾斯麦也是因为这样才喜欢上柯雪林的，他之所以喜欢这位伯爵，并不是因为他的睿智，而是因为他相貌英俊滞洒，深请人情世故，还会弹钢琴一一柯雪林能弹贝多芬的曲调，一弹就是几个小时。俾斯麦只为贝多芬的音乐所动，贝多芬是他的偶像。
　　在俾斯麦看来，世事没有一件能够令他满意，他对所有的事物都持讥笑态度，甚至连自己也不饶。他写信给一位同学，说道：“每天费了许多功夫打扮自己，剩下的时间去找朋友喝酒。到了晚上，我坐在音乐剧院的第一排，我净做一些无礼之事……从格了根来的懒人某君还在这里。……还有那个贵族少年，是个瘦长条儿，也在这里，能够成为一个人的种种物事他都没有做过，而成为一个客栈管房间的人的种种物事他都要去做。在这里，他同三十个他的同类常常生活在一起，过得很欢乐，他对于他们再也不能说什么不满意的话了。……他们既不吃东西也不喝酒一一你能想到他们会做什么吗？他们在敬自己的祖宗。”
　　他厌世几乎到了极点。各种各样的应酬，游手好闲，装模作样，他都看不起。他自己是陷入其中不能自拔，但是心里却很可怜自己的这些弱点。既然是这样，还有什么事好做呢？只剩下与人决斗或者赶快结婚。他曾给朋友写信说道：“我想我应当辞去外交职务，姑且教练几年新兵作消遣，随后就娶亲，教养孩子，种地，酿许多白兰地。倘若十年八年之后，你来这里探望我，……你将看见一个身体肥胖的民兵军官，他有一脸大胡子，喜欢骂人，憎恨法国人，他很野蛮，打猎狗，也打仆人，却被他的夫人管教得厉害。我将穿上革制的裤子，在羊毛市上让人们取笑，倘若人们尊敬地称我为伯爵，我就很和气地捋着胡子，愉快地和他们打招呼。因为他们这样称呼我，我就会让两元钱，便宜一些把羊毛卖给他们。国王万寿日，我将喝醉酒大呼万岁。那时我将常常喝醉酒，谈收成与马匹。”后来，俾斯麦因为怕娶亲，所以并未过这样的生活。他订过几次婚，又毁了这些婚约，最后，他甚至害怕了，一提起恋爱、婚姻就头疼。但在这方面，俾斯麦是矛盾的。莫特利说：“关于恋爱，俾斯麦是非常无所顾忌的，有些跟着感觉走。同时，他却常常很热烈地恋爱，他此时会对我们说，不久，他就要娶亲了。他说，假使他的爱情能够持久而不变，他就愿意娶亲，最可笑的是人家当他是一个冷血的憎恶女人的人。人们就是这样自欺，他们往往只是道听途说。”
　　在俾斯麦二十岁的时候，有一位先生塞给他许多应考的资料，他决定碰碰运气，居然考中了，取得了律师资格。后来，他在柏林的法庭里当了一段时间律师。其实，俾斯麦井不喜欢做这些无聊的事，他之所以决定去当律师是因为这样就可避免当军人。他说道：“我的父母总是逼我当军人，被我拒绝了，最后，我居然说服了他们。”俾斯麦虽然是一个棒极了的游泳好手和剑术专家，却极其厌恶陆军的操练。但是对于父母希望他进入宫廷，他只好让步，他说：“我并不想人宫廷，但是父母坚持要我去，他们的努力当然是为我好，因为进入了宫廷，我一定会前途无量。”后来，俾斯麦参加了一次宫廷舞会，普鲁士王（这时他的年岁比俾斯麦长一倍）同他说话时，看到这个少年律师却有卫队将官的身材，禁不住诧异地问道：“你为什么不当军人？”俾斯麦答道：“殿下明鉴，我在军营里并无升官的希望。”亲王说：“我看你当律师，也不见得有什么好前程！”
　　这是俾斯麦第一次与普鲁士威廉亲王谈话。从这次舞会中两个人的对话里我们可以窥见两个人在性格上的差异。威廉无一处不是军人，俾斯麦却无一处是军人。当亲王见到他有着魁悟的身材而不去当军人表示诧异时，这个贵族公子却借口于无升官的希望来搪塞亲王。后来俾斯麦常常使用这种借口来对付威廉，以遮掩其中的真正缘由，用意在于不伤害威廉——这位普鲁士人的军人荣誉感。
　　话是这样说，但律师事务的无聊和竞争的激烈确实令俾斯麦灰心丧气，他看不到什么令自己振奋的前途。而与之相比，宫廷的生活以及对大好前程的渴盼，最终
　　引诱得这位少年律师改变了初衷，他开始潜心去做许多自己不喜欢做的事情，前提是只要对前途大有好处。他甚至为自己设计好了未来。这个时候，朋友们都渐渐发现，这个愤世嫉俗的家伙也开始胸怀大志了。二十年后，柯雪林还清楚地记得当年与俾斯麦的对话，俾斯麦说：“宪法是一定需要的，虽然这只是装点门面的玩艺儿，但是心里务必要虔敬以待。”他又微笑着说：“我如同一个有智慧的瞻拜人，我要去进谒那些披挂许多功勋宝星的大人物。”
　　或许，这个二十几岁的少年早就预见到，在新的普鲁士国中，如果不通过这种方式，什么事都不会办到。他心里所厌恶的就是宪法，说到虔敬，他的心里根本不可能有！虽然他那么说是很违心的，但这可能会给他带来好处——这就够了，至于内里真实与否就不必去理会了。他对柯雪林说自己是个有智慧的瞻拜人，后来，他果然变成了瞻拜人，他的所言所行表明了自己具有深藏不露的志向，他虽然对宝星并无兴趣，但却极想揽有实权，有权就会得到这样的荣耀。“好吧，但是我们心里还是要虔敬。既然实在不愿虔敬，那么我们就全是胡说八道。我们不如还是喝酒吧！”俾斯麦最后这样对柯雪林说。
　　若要探究俾斯麦的内心世界，搞清楚究竟有什么东西与他的大志相抵触，或者了解他如何傲慢地、不屈不挠地与之相抗争，我们必须留心读一读他写给一位朋友的信。这位朋友名叫沙勒克，他与俾斯麦在格了根时相识。俾斯麦很少给这位朋友写信，但是只要写信，信中所言必定直言无隐，言无不尽。俾斯麦初当律师时给沙勒克写了一封信说道：“我的志向从前是不确定的，原来所走的路是另一个方向，现在却强逼我努力改变，无论采取何种手段以求得进步。我不知道你现在是不是仍然一边喝酒一边讥笑我的愚妄。我虽然并不想和你分享这样的心境，但却不得不承认这是一种无比愉悦的心境。我现在迷恋于做各种各样的琐事，我认为做许多无聊工作的惟一快乐就是糟蹋时光。”
　　但是他立刻讥笑自己所做的一切，他说：“当我仔细审视我所做过的事时，我发现自己是个可怜的人。从早上开始，我就研究一些毫无意义的事情，到了晚上，我就得人官或者参加官场上的许多社交宴会，还不得不装出很快乐的样子。其实，我并没有达到沙勒克讥笑我的那种愚妄程度，既没觉得这样的时光多么快乐，也没觉得有多么令人厌恶。但是，现在我觉得，即便是获取了德意志最高的荣衔，最有异彩的宝星，最赫赫的特赐，都不能弥补眼下身心禁铜的惨重损失。我常常想弃笔墨而事锄犁，弃案续而事打猎。但是无论什么时候，我一定想做什么就做什么，想怎么做就怎么做。”
　　他这种天生的我行我素应该是父亲传给他的，这样的品性却与母亲对他的要求、设置相抵触，前者总是占了上风。他生性自满狂妄，从不怀疑如果他想做的事会有失败的可能性，所以，他不会对一些小小的成就沾沾自喜。
　　话是这样说，他为谋求成功所进行的不懈努力是令人叹服的，他常常绞尽脑汁算计着在什么地方，用何种手段才能取得最快的成功。他在莱茵河上报名参加律师考试。要想在律师界里求得高升，必须要通过这一次考试。他全力以赴地投人去做这件事，几乎忘记了其它一切。这回他真是下定了决心。不久，他就成功了。
　　在二十一岁那年，俾斯麦回到老家申豪森，他的父亲也在那里。俾斯麦回忆说：“这所大宅子有三十间屋子，其中有两间有家具，还有几张可爱的东方地毯，但它已经很破旧了，几乎看不见底色。屋子里有许多耗子，风在烟囱里吼叫——总而言之，这就是我的祖宗们的庄园，里面充满了忧郁与憋闷的空气……有一个老管家负责照料这些家产，他和我的父亲是好伙伴，今年六十五岁了。我住在这儿准备考试，还可以听听莺儿啼叫，打靶，读伏尔泰和斯宾诺沙伦理学。……家里的老厨役告诉我，农民们都在那里说，‘可怜的少主人，他将来在这里做些什么呀？’管他们怎么说，反正我在这里感觉很满意，前所未有的满意。我每天早上六点钟起床，而且对研究学问很投人——这在我以前是办不到的。我相信有这种感觉是有原因的，这大概是因为这年冬天我在热恋之中……你将说道，‘啊哈！不欢的恋爱，无聊的恋爱，寂寞、忧愁等等’——这样说也可以，但不管怎么说，我现在是无忧无虑的，依照斯宾诺沙的解释，在恋爱中，我似乎很冷血。”
　　俾斯麦坐在大菩提树或者老橡树下，他的父亲慈爱地注视着他，有一个乡下女人在照料他，他很刻苦地学习，他那不甘寂寞的心竟然在这几个星期内第一次安分下来。现在他也不再愤世嫉俗了，已经变得非常平和。他得益于斯宾诺沙的教诲，学会了很好地把握住自己的心态。
　　俾斯麦，这位曾经游手好闲惯了的贵族公子竟然带着顶好的报告和履历书，起程前往埃斯拉沙伯。这个地方原是他善于盘算的母亲挑选的，因为这个新的普鲁士殖民地的主席是从玛赤来的阿尼姆氏。她想，再过两年，俾斯麦一定会追随他的外祖父门肯。
　　四、涉世之初
　　处于普奥意三国交界的著名的矿泉镇是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场所，他们喜欢在那里糟蹋着光阴与钱财。当日的埃斯就是这样的外国阔少欢乐场。显然，你不能够指望一个二十一岁的疯狂贵族少年在无聊寂寞的衙署内死心塌地当律师。具有英国人绅士风度与仪容的阿尼姆像对待一个世袭贵族王爵那样接待他的同级俾斯麦。吃过丰盛的大餐之后，他对俾斯麦慷慨激昂地讲演了一番，替俾斯麦规划好了未来的一切。依照阿尼姆的规划，这位少年律师不久就可以做到判事顾问，随后这位外交家就可以担当起独当一面的角色。“我既可以先到俄都，也可以先到里约热内卢，这其实无关紧要。”俾斯麦后来回忆说。
　　谁知这位骄傲自负的贵族少年根本不理会他的父母费尽周折才使他获得的机会，毫不在意这些往上爬的机缘。他宁愿陪着英国少妇们骑马，有一次还跌下马来，摔得很重。在他养伤养得很烦闷的时候，他又厌世起来；当他不得不躺在床上休息时，他就读西塞罗所著的《论责任》，读他所喜爱的斯宾诺沙，还读《理查三世》和《哈姆雷特》。后来，他终于可以起床了。那时候，俾斯麦还管什么政府！他简直什么都不管，整日沉浸在快乐的新潮的世界中，享受着一次吃上一百五十个牡俐的充实感觉，这很令人吃惊，当然，这没什么，他还很乐意教导别人吃牡俐的最好方法。“和我同桌吃饭的是十七个英国人，两个法国人。我们坐在贵族那一头，坐在这里的是克利夫兰公爵与公爵夫人、拉塞尔小姐，她又和蔼又貌美。”既年少，又美丽动人，穿戴得很好看的劳拉是一位公爵家里的一个英国女人俾斯麦爱上了她。当她离开埃斯的时候，她就已经同俾斯麦秘密订婚了。
　　他怎样才能够弄到足够的钱来迎娶劳拉小姐呢？在赌桌上弄钱吗？如同在小说书中描写的那样，他通常是越赌越输。同时，他无意中听到了关于劳拉小姐家的事，令他大吃一惊：劳拉小姐显赫的家世足以让俾斯麦望而却步，劳拉的父母是不会同意女儿嫁给俾斯麦的。不久以后，俾斯麦同另一个女人发生了爱情，这个女人三十多岁了。随后，俾斯麦又勤奋地读了一阵子书，其间却因为思念家乡而积思成疾。回家后，他却听不惯父母很不入耳的絮絮叨叨，他对世事又产生了厌倦之情，还欠了别人许多债务。最后，他想到了打猎，或许，这是个很好的主意。“我晓得了，我必须要管住我自己，我仍然有许多的浪漫之处。”在这段时期，他所写的只有这一句话可以使我们窥见他的毫无约束的骚动的情感世界。（原注：俾斯麦在这个时期写给他哥哥的信，直到1909年还可以见到，因为赫伯特。俾斯麦还保存着这些信。不幸的是，后来他的寡妇把这些信都毁了。应该说她是要为此负担应有的责任。）
　　在接下来的一个夏天里，他又迷上了另一个英国女人。这个英国女人名叫伊沙贝尔。罗琳，家世远不如劳拉小姐阔绰，却比劳拉小姐长得更加美丽。伊沙贝尔。罗琳是一个传教士的女儿，头发呈淡黄色，身材苗条。为了伊沙贝尔。罗琳，俾斯麦告了两个星期的假。他毫不在意在埃斯所欠下的大笔债务，和伊沙贝尔。罗琳来到了威斯巴登，碰巧又遇到了劳拉，因为她和伊沙贝尔。罗琳是好朋友。俾斯麦觉得处于这种境地是非常尬尴的。不久，他给朋友写信说：“我想借这个机会告诉你，我订婚了，我同你一样，也想娶亲了，我的意中人是一个英国少女。我要陪她一家前往瑞士，在米兰同他们分手……因为我要赶紧回去见父母，我已经有两年没有见到父母了。……我打算明年春天举行婚礼，你必须得同我一起到英国，参加我的婚礼。”
　　他还是那么骄矜，十分看不起那些官吏。两个月后，他才打定主意，动笔写上两个字给他的在埃斯拉沙伯的长官，说明他为什么擅离职守这么长时间。他解释说：“我有紧急的私事要处理。我必须要离开。”随后，他又正式请假，说自己不久就会呈上辞呈。与此同时，俾斯麦的家人也愈发同他疏远起来，他的父亲不肯再给他寄钱，他的母亲正生着病，还生着俾斯麦的气。后来，俾斯麦挥霍干净了，不得不回家讨要。他是搭着一个陌生人的马车回家的，但是，他却非常憎恶这个人。那么，这又是为什么呢？
　　俾斯麦写道：“我有世人所谓的奔向光辉前程的极好机会，我原先也是胸怀大志，我的理想本应该指引着我永远进取。不料这时候出现了一位美貌的英国女子，把我引开，走向另外一个方向。她引着我（其间并未请假）跟着她在外面游山玩水，逛了六个月。后来我极力阻止她再游逛下去，她听从了我的劝告。谁知两个月之后，她被一个只有一只手臂的军官抢了过去。这个人有五十多岁了，他有四匹马，有一万五千元的存款。我的钱都快花光了，心里很难受，我只好回波美拉尼亚……是一条很蠢笨很不舒服的大船拖我回去的。”
　　他上次回家时身体很不好，这次回家的情形与上次并无二致。他的神经显得很紊乱，他的信里常常有许多错字，就像是鬼使神差——他就是这样回家见父母的，他的疾病缠身的母亲，看到家道日趋破落，心情很忧郁。但是，她还是尽她的余力替儿子找到了一个新出路：居然在波茨坦的行政处替俾斯麦找到了一个席位。在阿尼姆从埃斯拉沙伯写给俾斯麦一封连讥带讽的信之后，他告诉母亲说：“这位少年子爵虽然曾经很努力，勤恳办事，却很不成功，埃斯的繁华对他的诱惑力实在太大了。”这时，一份对俾斯麦不利的报告出现了，波茨坦所得到的报告中说俾斯麦住过几个月的寓所和别的地方都欠下了许多债务，大概有几百元之多。是这笔沉重的债务把俾斯麦赶出了埃斯的。
　　但是，这个被告却很骄矜地为自己辩解。“我不会同埃斯的行政处讨论我个人的私事，我将告他们侵犯我的私人权利。”人家向俾斯麦的父母讨债，他的父亲感到非常愤怒，从此不再同官吏们通信往来。贵族们的自由独立就是这样，他们要感谢数百年的传统，他们对待官吏都是这样，他们什么时候高兴了，就会同官吏们说话。那份对俾斯麦不利的报告并没有对他的前程造成影响，因为有人在替他活动，他就很顺利地得到了波茨坦的席位一一但是却先要求他写下保证原诺要勤奋办事。
　　这位自以为是的少年，在这里并不比在埃斯的时候表现得出色。这儿的事都是苦差使，平常的小事根本不放在俾斯麦的眼里。他的长官们都很迂腐，他们要求他循规蹈距地办事。俾斯麦在三个月后便不辞而别了。他的家境快要破落了，他的母亲病得不轻却无人认真地照顾她，因为她常常只是自己管自己而不顾别人。他的父亲现在老了，一下子也学不会管理家产，俾斯麦的父亲说：“把田地租给别人吧。”母亲说：“开设一所炼糖厂吧。”医生说母亲患了癌症。她在柏林治病，儿子常常伴在她身边。在母亲去世后很长时间内，俾斯麦依然表现出对母亲的强烈不满，他还抱怨母亲要求他坐在床边大声地读神秘的书给她听。
　　俾斯麦一心想逃过兵役。他现在二十三岁了，他写信给父亲说：“我最后在柏林设法想逃避兵役却没有成功。……我还想缩短期限，我会告诉他们我一举右臂就觉得浑身无力——这是由于我的右臂曾经受过伤，不幸的是伤口并不深。……无论我先期入伍两星期或是三个月，我将不得不在大阅兵前夕受到操练。本来应该在三个月前入伍，但我很晚才人伍。”俾斯麦其实是个健康的少年，却要极力避免当军人，他所诉说的理由显得那样软弱无力。他之所以不愿当军人，就是因为他厌恶强人所难，因为他本来是喜欢骑马、比剑、放枪的好手，后来的一些所作所为也证明他是个有胆量的人，他的傲性是不会屈居人下的。后来，他人了雅吉卫队，不久就同他的长官闹了起来，为此，他咆哮着说：“我绝对不可能同我的长官友好相处！”
　　这时候，他家里的事越来越糟糕。家里的女主人有病在身，一切大小事务过于姑息；儿子们都没有进项，反而要伸手向家里要钱。父亲不给他们钱，他们就去花上一分到二分或者更高的利息借钱用。显然，这个家庭的危机快要到了。但是，不久却有了主意，有了转机。谁也说不出这个主意是从哪里来的；是来自奄奄一息的母亲还是着急上火的父亲？抑或是两兄弟中较为有能力的那一个（此时还在读书）？或者就是来自于那一个无所事事，百无聊赖的懒惰少年？无论是谁的主意，这个主意却非常简单、现实，那就是这两个儿子必定要回到乡下来，免得全家破产。大概是俾斯麦什么都不愿意去做的现实迫使他们想出了这么一个主意。俾斯麦走过去对母亲说总得想些办法。他的父亲写信给他的哥哥说道：“奥托极不愿意在行政处办事，他很厌恶。假使他肯在那里多混几年，后来也许可以当到主席，就可以拿到两千元的薪俸。只靠走好运是没有希望的。他哀求母亲另外找事给他做。……他的意思是想开一间炼糖厂。他先到马格德堡学办这件事，随后又回到尼朴甫。看到他这样郁郁寡欢，我心里也很难过。又因为我在尼朴甫见到你极其关注耕种，我很清楚，如果我住在柏林，我们必定会同归于尽，一起堕落，所以，我打定主意，把尼朴甫给他们兄弟俩，我有申豪森的进款就足够了。”无论如何，他兄弟两个还是必须要投考。
　　俾斯麦的父亲原本是一个很喜欢谈话的人，现在快到七十岁了。他对于这样的决定并不感到为难。俾斯麦的母亲之所以能够答应，却是因为她看到了危险来得太快，也许是她看到了自己病成这样，恐怕不久就要弃世而去了。之后不过几个月，她就死了，她死的时候不过五十岁，她这个当母亲的对于儿子们是大失所望的，对于她的丈夫也大失所望。她原希望两个儿子会出人头地，但是她根本不会料到，数十年后，她的愿望终于梦想成真。
　　远亲们不仅不愿意帮忙，反而在一边说闲话。这一点可以解释俾斯麦答复一个表妹的警告信的内容。这封回信说得很大方，很坦白，俾斯麦由此很深透地解析了自己的生平。一两年前，他还曾与她谈过恋爱，所以他决计对她剖白一番。他留存这封信稿，十年之后送给了自己的未婚妻，作为他的传略记载：“办事与作官与我的性情极不相符，即使我作了官或是作了部臣，我还是不会以之为荣幸的，在我看来，种田与办公都是一样的尊贵，而且在某种环境下，还是种田较更为有用。我很想发号施令而不愿听号令。我说不出什么理由来，我只能说我喜欢这样。……一位普鲁士军官很像乐队里的一个人，无论他是其中的第一提琴手，还是三角铁打击乐手……他也要随着人家奏着同一个调子。……说到我自己，我要奏我认为动听的音乐——要不然的话，我宁可不去演奏。
　　“以几位有名的大臣而论，在专制国尤其如此，原本是爱国主义逼他们做官的，但更多的原因是因为他们有奢望，想揽权，想得到好名誉，想名垂青史。我必须承认我并非没有这种奢望。有许多功名，有的是军人在战时得到的，或在自由宪法之下一个大臣所得到的，如皮尔、奥康尼等人——这几位在剧烈的政治运动中有他们应该办的事务——这样的功名对我很有诱惑力，能使我抛弃任何别的考虑。这样的功名对于我的吸引犹如火之引蛾。
　　“我可以凭借按部就班、循规蹈矩得来功名，也可以通过考试。寻求势力、研究案牍、凭资格、长官循情得来功名，但这些我从不希罕。虽然是这样说，但有时候我却不能不追悔官场中有许多可以使虚荣心得到极大满足的事体，还有迅速提升的极大满足感。……人家当我是个有才华有大用的人，我会感到快乐，我觉得，这是我和家庭的荣耀——这些想法，尤其在喝了一瓶酒之后，很令我着迷。但是在我进行深刻细致的反省后，我就相信这许多虚荣、满足都不过是无知的虚妄所织就的蜘蛛网；不过是浮华公子所自鸣得意的华美服饰；不过是银行家所自鸣得意的钱财；才能够令我相信只求得自己的欢乐和他人的赏识原来是一件很傻的事，只有这样想，才能够使我相信一个明白事理的人应该依照自己认为是正确的道路走下去；而不必过分受他人的评价或印象所纷扰，也不应为生前或死后他人的毁誉所潜移。
　　“总而言之，我并非是胸无大志，只是我认为大志与其他的激情一样不好，甚至还比其他的激情更无知。因为倘若我尽力去实现我的大志可能会耗尽我全部的精力与自由，还不能担保我能够侥幸让自己心满意足。……即便我做得很好，也得不到足够的薪俸来满足我的需要。要能够使我在市镇里安顿下来，必须要等到四十岁时升到首席长官，才能够办到。到了四十岁，我必定早已变成干枯无味、患忧愁病的人，因为伏案年久，身体已经吃了许多亏，那时候我还要娶一位妇人当我的看护。
　　“我听见人家称我为‘主席大人’，正搔着我的虚荣心的痒处，我深知花了国家许多钱，却很少替国家办过什么有益的事，有时候还要阻碍国事的进行，有害于国——这样的‘利益’不可能令我心动。所以我打定主意保持我的自由，只要国内还有几千人（其中有很多尊贵的人）愿意得到他们以为可贵的诸多利益，愿意居于我所不愿意居处的地位。我是不肯牺牲我的精力的。”
　　这是俾斯麦精神的第一件文读，显现出了他的孤傲、他的敏锐、他的藐视一切（还要加上胆识），这几样是其性格最重要的元素，又是他最终功成名就的潜在因子。这也是他很少得到欢乐，晚年的精神生活自相冲突的原因。他喜欢挖苦一些好钻营的人，这些人无论怎样牺牲精神气力，只要最后有人称他们一声“大人‘”，就会感到无比的欣慰。俾斯麦很瞧不起这些人。他认为，凡是一个做官的人，必定有上司，所以永远不知道什么是自由，是绝对不可能得到欢乐的。这时候，俾斯麦不过是一个二十三岁的少年，就能够辨别官迷并不出于政治激情，虚荣并不是名誉，众人合奏而不是独奏，富贵不等于权力，他是多么地早熟！同时，他又告诉读者，常人认为人生的富贵可以满足极大的虚荣心，是由于他们喝醉酒后得到的启发。他还告诉我们，乡下人把身体养得像钢铁那样结实，他们相对于看重前程来说更加看重身体，喜欢树林与游戏胜于案牍与官阶，这是很令人羡慕的。
　　总之，那时候，俾斯麦是一个满肚子装满了令人难以置信的傲慢的少年，无论什么人他都不肯服从，只要是牺牲他自由的事，无论如何他都不会答应。他瞧不起爱国主义的动机，他往往喜欢摆脱许多国家问题，完全置之不理。假使给他独裁者的大权，他就会如飞蛾扑火一样勇往直前却并非是要实现某种理想，就是为了揽权，要得名誉。时至今日，惟有在自由国，他的许多想法才有可能实现。当他写这一番议论的时候，皮尔刚刚当上了英国首相，正在下议院强逼他的政党实行自由贸易，同时，奥康尼正在为爱尔兰的自由而奋斗。这两位革命家，只顾着自己的精力与见解而不会考虑国王的欲望。他们两人都在闹革命。弥拉波在法兰西也要限制君权。但是普鲁士却不同，既无宪法，也无上、下两议院，这种奢望不过是一个发狂的男爵的梦想。
　　这就是俾斯麦的一幅画像，他天生是个独裁者，很清楚自己的力量，既不为忠君，也不为天所感动；既不爱国，也没有对广大群众负责任的念头。他是一个伟大的独立者、愤世嫉俗者，是一个奋斗家，是一个革命家，很不安分地等待着局势的改变；他还是一个冒险家，看不起现存的、停滞不前的一切。他要照着自己的意思去节制一切，决不容忍任何人在他之上。
　　五、不甘寂寞的小乡绅
　　这里就是尼朴甫雇农们所住的草房，大约有十几所，每所住了四家人。雇农们都极其贫穷，一个人一个月几乎只能挣一元钱，每年的大多数日子里，他们都给雇主白干活。而他们所能得到的不过是不用交房租，不必花钱买柴草，每人有三亩地及牧场，有干草，还有一些粮食而已。当收成不好时，如果地主高兴的话，兴许也会帮他们一把。尼朴甫的地主有司法权，还是那些雇农们的宗教主。地主们坐在那儿的议会里，还可以是立法院的议员。总之，这里的地主对雇农的祸福影响很大。在1840年，这些雇农既无权利又无保障，他们是奴隶，有奴隶的忠心，因为他们的祖先侍候过他们地主的祖先。
　　俾斯麦对待田工很友好，同时也保持着庄园主的地位。有一个朋友写信给他说道：“……你是一个热心地对待雇农们的地主。……我的雇农们若是说我这样好的话，我就感到很高兴了。”但是有一次，一个耕田的车子到了高堤上却不肯给俾斯麦让路，双方便大闹起来。这个耕田的车子很结实，以至于把庄园主的车都给碰碎了。后来的事儿可想而知。俾斯麦在给朋友的信中一开始就说他打算过新的生活，他从此以后“要作主人，不作仆人，不再抄文牍了”。
　　他虽然很爱他的哥哥，两兄弟却无法长期合作。俾斯麦不可能与任何一个有同等权利的人相处太久。若是太久，他们便只好分家了，俾斯麦对待这件事态度很坚决。他说：“我不久就要同我的哥哥分家产了。如果有人愿意出很高的价钱，我就请哥哥分家产。”此后，各人办各人的事，俾斯麦也开始了艰苦的还债历程。
　　俾斯麦后来花了几个月功夫在格莱夫斯瓦尔德大学研究耕种，在埃尔登纳学院学化学。柯雪林送他几本植物学的书籍，他又遇着一位博士可以帮助他学习化学。其间，他还有过几次决斗，又与巡警发生过几次冲突。这时候，俾斯麦既不是一个学者，也不是一个羽翼丰满的乡绅，但他平常都是喜欢同那些到市上来的地主坐在一起。“我很用心地听他们说话，想想我所听来的话，晚上总是梦见打麦子、肥料和已经割过麦子的田。”
　　他诚然还带着挖苦的腔调，但是他一旦把心思放在他的产业上，他就会尽力把他的田地耕种好。他在市镇里的农业会里借了许多关于农业的书，自己很小心地管账——账目里通常是许多关于借款还款的记录。他的账务里往往缺乏款项，但是当他旅行时，只要自己玩儿得痛快，他会不惜钱财的。他有时候还赌钱，不过赌注都不大。所有他的私人费用，他在赌桌上的输赢都包括在内，都登记在产业里报账。他喜欢骑马在他的田地周围巡行，有时候只是他一个人，有时候他的总管陪着他。他打听、询问，查看田上的情形井发号施令。他感到骑在“加立巴”（马名）背上很受用。他骑马巡行，对下人农人，买卖粮食的人的情形了如指掌。他对田产的实在情形也比较了解，还能够预测天气，他的记性本来就好，现在更加好了。他会说上百句农谚，这些农谚可以丰富他的语汇。在这种务实的生活中，俾斯麦更看重世事而藐视理想。每天晚上回家喜欢一面看书，一面喝他所喜欢的香摈掺波打酒。
　　此后的九年，俾斯麦是在乡下度过的，这段时期，他读了许多书。他说：“我所有的知识都是在这段无所事事的时期得来的。那时候，我在乡下还有一间藏书室，拥有各种各样的书，我几乎要把这些书吞在肚里。”他读过很多历史，尤其是英国史；还有好几种社会学著作，其中就有路易。勃朗的著作；又读过许多外国著作，尤其是莎士比亚的作品。他还喜欢读拜伦、雷尼布尔卫。这样于然一身的独居形成了他的思想，或者说也就是造就了他这个人。在一段时间内，他对这种现状很满意。他说：“我要么就住在京都，要么就住在乡下。”
　　这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感受到了在乡下从事耕种的快乐，“这是因为能独立”。但是他的这种美好的想法很快便过去了。他写道：“阅历会让我知道，有许多人向往田园般的情趣，但这是不切实际的。”俾斯麦渐渐觉得，这样的生活过于寂寞，他只有依靠骑马打猎来解闷，要不然就坐着马车去拜访邻居，他对这种索然无味的生活越来越厌倦。他说：“我只愿他们买下我的产业，不要他们留我吃饭！他们不肯看我的阔羊，柏林的市价却天天都在跌。”有时候他坐在小船上赶鸭子，身边总是带着一瓶酒，偶尔还可以读读拜伦的文章。他原本是武士的后裔，与其他专门从事农业的乡绅不太相同，与那些贵族乡绅也有所区别，因为他游历过许多地方，到过宫廷，能说故事，善骑马，人家说他见着女人就很疯狂。但是，他觉得有许多理由可以笑那些小乡绅们。“倘若我问一位小乡绅，你好吗？他会答道，‘谢谢你，我很好，不过不幸这个冬天我很受皮肤病的困扰’。”
　　他的名誉渐渐有点不太好了，因为他越觉得烦闷，就会用无法无纪的暴行以求消遣，使他的邻居们感到大为震惊。为解烦闷之苦，他还去当军人，在一个长矛队里当小军官，受过一番操练。在他的小妹妹和他同住的那段日子里，他常常跳上马车就狂奔不已，通常是两匹马驾着两辆车。有一次他参加宴会，回来得很晚，摔下来好几次，昏倒了很久才清醒过来，原来是很怕冷的他却常常强迫自己跳入水中，练习游泳。各阶层里头都有他的女相好，但是同一阶层的人公然与他们的女友同居，他却喜欢和他们开玩笑。有一次有几位朋友爽约，没有按期早上到，他们用一架抽屉厨堵住门，同俾斯麦开起了玩笑。他便从打开的窗子中用手枪往屋内天花板上打，灰土同下雨一样落在他们的头上。吃过大餐之后，他坐在榻上打靶，倘若一个枪子误中了木匠店，他也不会理会，但如果他的马夫跌入水中，他却会不顾性命地跳入水中救他。
　　客人来访，他会供给客人许多酒，请客人自便。有一次他同别人闹酒之后，出去散步，在泥泞的路上奔走，走到了一个小乡绅邻居的田庄，那里有一群穿着很华丽的客人，见他的样子大为吃惊。他因此得了“疯狂贵族”的绰号，其实他并不疯。这个绰号大概还得自于他的食量惊人。他怎么也吃不饱，喝也喝不够。有一次他在兵营里作客，人家请他先在一个大饮器内喝一口酒，这个大饮器装的是一大瓶酒，他拿起来一口就喝干了。他虽然觉得腹中不适，却对人们说：“在后来的四个星期内，我的消化力比以前好得多。”有时俾斯麦喜欢在京都议论政事，他喜欢高谈阔论，且肆无忌惮。有许多伯爵的小姐觉得有俾斯麦陪同她们人餐厅吃饭是很有趣的事，而她们的母亲都不太放心。
　　这个时期内，俾斯麦只尝试过一次当众演说。一张在波罗的海岸的自由派报纸刊登了一篇颇为不满的评论，说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们骑着英国马，带着猎狗出来打猎，蹂躏民田，农民们只有通过自卫来保卫自己的利益。俾斯麦的答复并未登在报上，那篇很精彩的演讲稿却流传了下来。他竭力证明这样的冬天骑马并不会伤害种籽，却对马匹很有好处，况且马是德国马，只有马鞭是英国的。他说他能够举出几个更不像话的人，这些人从英国输人的不止是马鞭，还有剃胡子的肥皂、内衣、乳腐。他随即声称：说那些不满的话的作者陈述的只是私人之见，并没有令人信服的真实依据。这位作者无论喜欢告他还是喜欢用手枪决斗，他定会奉陪。随后，俾斯麦又发表了对社会与政治的诸多见解：“我很明白，当穿了红衣服的人们骑在马上带着猎狗追逐兔子的时候——不单单是被追逐的兔子不喜欢这样，那些本来就有怒气的人们看见了会更不喜欢，因为他们穿的是黑衣，没有马骑，没有猎狗，更没有许多打猎的机会”。他要求：“把波美拉尼亚人所应该享受的与个人的自由都交给他们，使波美拉尼亚人想怎样花钱游戏就怎样花钱游戏。”
　　这就是俾斯麦第一次发表的政治言论，他写这篇东西的时候是二十八岁。这篇东西讨论的是兔子与收获后的田地，字里行间本能地表现出贵族们对反对他们特权的阶级的憎恶。在这第一篇公布的文字里，他竭力维护本阶级，即贵族特权阶级的利益，挖苦那些不能打猎的下等人，说他们根本就没有打猎的时尚。他把市民或农民们不愿意见到成群的贵族猎人在田地中跑来跑去，比作打猎人所追逐的兔子的心理感受。假使这时有人向俾斯麦讨要民田被践踏的合理赔偿，他还是很愿意给的，但是，一旦攻击他的特权，他就要摆出一副迎接挑战的架势来。俾斯麦的第一篇政治文章其实是主张阶级战争的文章。
　　此后不久，他因为过于沉闷，百无聊赖，便第三次订婚了。他的未婚妻是邻近的一位小姐，姓普特卡默，名奥蒂莉。但是奥蒂莉的母亲反对这桩亲事。俾斯麦曾说：“两个星期后，我同我的未婚妻的母亲闹了起来。说句公道话，这个老太太脾气非常不好，她已经老了，很希望别人顺从她。”普特卡默老太太知道俾斯麦的名声不太好，便要求这一对未婚夫妻分开一年。老俾斯麦曾经试图从中调停——至少他写了信——这封具有外交手段的信显然是由俾斯麦口述，由老俾斯麦代为书写的。信中说：“你误会了他的骄矜，其实他是一个讲情讲理，活泼乐观的人。”但是他的未来的岳母却丝毫不为所动，她边说边督令女儿拿笔记录，转述了一封态度坚决的信，拒绝接纳俾斯麦！
　　俾斯麦接到这封信后很沮丧，并不是因为舍弃了这个女子（虽然这时候他已经厌倦她了），而是因为他觉得受到了侮辱，他随即便打定了主意：“不值得为此表示我的痛苦，更不值得糟蹋了几颗枪子。”他打算到外国旅行，看看能否摆脱愤怒。他在旅行之后说道：“我现在冷静下来了，我应该把从前咒骂我的事当做一种幸福。‘，但是他心里还是觉得倍受侮辱。四年后，那位小姐的母亲试图同他和解，表达了很愿意把女儿嫁给他的愿望却被他拒绝。他对一个朋友说道：”我好几年心里都隐藏着一个想法，我觉得我的最深最真的情感被人蔑视，揭露我的隐私，伤害我的骄傲——这几件事在我心头还有余痛，我无法压制这种感觉。……我虽然有坚强的意志，却难以忘却印象很深的侮辱，不但不能全忘，就连忘掉一部分，我都做不到。“这时，他还说了一句话，说他”不再恋爱“。他的傲性与他的怒恨就是这样存在心里。
　　俾斯麦游历的第一站是英国，那时他二十七岁。他在赫尔登岸，后又乘船前往苏格兰。然后他来到伦敦。在贵族院门外，他看到贵族们的坐骑在门外等候，原来他们是骑马的，而不是乘坐马车。这件事给他留下了很深的印象。他又看见赶时髦的人都是骑马快跑，对此也记在心里。凡是属于他自己的世界，他事事关注。他写信给父亲说道：“约克轻骑队的后备马匹每日每口给半斗油麦十二磅干草。”他又评论道：“英国人的彬彬有礼、喜好为人效劳远远出乎我的意料。甚至平常人也是十分懂礼貌的，有人对他们说话，他们显得很谦虚。”另外有一件事也使他感到诧异：英国人饭量大得惊人：“这是一个饭量很大的国家。……他的食物不是分开送来的。顶大的一块肉，大过你的想像。吃早饭时，你想吃多少就割多少，你吃得再多也不另外加价。”俾斯麦的信里不知有多少段都是说饮食的，到了晚年仍是如此。
　　这个旅行家一到瑞士就写信给家里，请他的父亲与哥哥到期催人还税，信中的口气很霸道，请他们向这个或那个要钱，“我盼望你们把这些当成要紧的事去办，当做你们自己的事去办。”俾斯麦的信令父亲与哥哥深为不快。
　　俾斯麦一回到家就开始觉得波美拉尼亚地方太小，德国是一个寂寞的国度，相比之下，外国人要活泼得多。他打算以拜伦为榜样，把诗本收起来，把账本也收起来，策划同他的老同学阿尼姆结伴游历。他要前往埃及、叙利亚等国，也许还要走得再远些，他就这样办。他将费几年功夫作个亚洲人，在印度的恒河边吸他的雪茄烟。但是他的老同学爱上了他的妹妹——十七岁的玛尔维妮，不肯同他结伴游历。印度是去不成了，因为他的父亲也写了一封“满纸都是眼泪的信”，说他现在是一个孤单老人（他今年已经七十三岁了，耳朵聋，还是个鳏夫），死期将至，想要见儿子。结果，这种拜伦式的游历天下的梦想以失败告终。
　　作为一个乡绅，俾斯麦身上存在着一种寻求心灵慰藉的浪漫主义，三十岁那年，他写道：“在这五年内，我独自住在乡下，渐渐无法忍受一个小乡绅的生活了，现在我盘算着还是人官场好，抑或游历也不错。……当我一个人呆在乡下的时候，因为寂寞，我甚至想悬梁自尽。我认为凡是一个有良好教养的人，倘若他不娶亲而孤身一人住在乡下必定也会有类似的痛苦。”大概与此同时，他在记事册上写道：“成天算帐。成天在阳光下骑马或步行……人生像幻灯戏。”有一次他装作他是处在大世界里，他在账本上记上一个负责晚间守夜和造酒的工头的工钱，他称他们为守夜人或酿酒家人。
　　那时，弥漫在学生中间的虚无主义也影响了俾斯麦，他也如一个在庄园里孤独无伴的武士排遣愁闷：“自从那时候起我就在这里生了根，……没有什么感觉，只不过按期办事。与我终日相伴的就是乡间的小乡绅们，因我的书读得不错，衣服也常常穿得比较周正体面，我在小乡绅的队伍中颇有点威名。我对捕捉野兽和鸟类很有一手，就像杀猪杀羊那样手到擒来。我骑马也很大胆，能吸很浓烈的雪茄烟，又能喝酒，其他人都醉倒在桌子底下时我仍保持不醉——但在我的记忆中，只有在喝醉酒的时候才会觉得极其欢乐。天天做一样的事，很像一架时钟，既无特别的愿望，也无特别的担心，这是一种极其令人厌倦的情形。”
　　有时俾斯麦也融入这个大社会中。有一次他在北海的赌桌上输了好些钱，于是他将北海称作“自己的情人”而调侃一番。
　　随着妹妹的出嫁，俾斯麦变得比以前更加愁闷。他挚爱着他的妹妹，只要她还年少，他就将她当作快乐与华美的典范。他一连好几个月同他的父亲住一起，读书、吸烟、吃八月鳗，有时他也同父亲一起去猎狐，其实不过是寻开心而已。有一天下着雨，天气阴冷，一群猎人包围了一堆树丛，那个地方似乎只有几个老婆子在捡木柴，却绝对看不出会有什么东西，为首的猎人捏住喉咙，发出一种很尖利的声音，引诱那只想像的狐狸出来。“等到父亲来问我，看见了什么吗？我的心里自然充满了诧异，说道：”我并没有看见什么。‘我们就是这样花费了三四个小时。……随后我们每天两次探望橘子树，每天察看一次羊栏，每隔一个小时我们就比较一下客房里的四个寒暑表，用手敲一敲风雨表，注意到表上所指的是否是晴天。我们将表都校得很准，特别是那几个固定的点数，所有的钟都是同时打点，惟有书房的钟摆落后。“俾斯麦用极其幽默的话语对他的妹妹讲述他的故事。俾斯麦还嘱咐妹妹说，无论什么小事都写信告诉父亲：”你要告诉他，说马怎么样了，房门响不响，窗子透不透风——总而言之，你要告诉他许多事情。“
　　在他的心里，厌倦与慈爱，和顺与固执常交织在一起，进行激烈地决斗。我们不能责怪他到了三十岁时第三次进入官界，“为的是摆脱让我讨厌的四周的环境，这带来的感觉几乎让我产生厌世之情。”这个少年世家公子摆出一副很高傲的姿态给勃兰登堡的副长官写信说：“环境使我没有必要非得住在乡下，现在我能够毫无顾虑地为国家办事了。”
　　第三次尝试进入官界很快遭到了挫折，他一出来做事就同长官发生了冲突。那位发怒的长官写道：“我有过许多奇怪的经历，但却从来没见过一个年轻的小律师有过六十三件公事处理不妥的。”俾斯麦愤而弃职而去。在他的长官尚未来得及解除他的职务之前，他对差役说：“你去告诉长官，我要走了，不回来了。”当天晚上他在宴会上碰见了他的上司，有人问：“你们两位认识吗？”俾斯麦回答说：“我不认识他。”接下来便很快乐地向众人进行自我介绍。后来他写了一封信，说他的这次尝试原是当做一种运用心思的招数，以便使他的内心恢复健康。因为他觉得无事可做，不得不天天做同样一件事情。可惜他的长官目光短浅且喜欢摆出一种骄傲的、令人可笑的姿态，实在让人难以忍受，因为现在已不再习惯忍受了。有一次他曾替他的哥哥当地方行政长官。他很快也将这份职务抛弃了。
　　俾斯麦曾说：“我就是这样在生命的河流中飘来飘去，除了一时的意向之外，没有别的东西把舵，至于在什么地方水将我推上岸，我几乎一概不管。”
　　六、一段柏拉图恋情
　　有很长一段时间里，在波美拉尼亚乡间的小乡绅队伍里，虔信派忽然变得很时髦。老塔登、他的妹夫路德维希。冯。格拉赫、路德维希的兄弟（是一位军官，也是君主的侍臣）老普特卡默、皮尔萨赫——所有这些军官学校的学生，后来在自由党战争的时候都成为军官——都在柏林改信了新教派。后来，他们把这种新教带回了波美拉尼亚，与此同时，他们还带回了与他们思想一样的牧师们。这些牧师在家里、乡村里讲经布道，人们开会忏悔，逐渐改变了原来的宗教信仰。
　　玛丽。冯。塔登是一位秀美、健壮、活泼的女子也易动感情，喜爱音乐、多愁善感。她曾读过让。保尔和歌德的书，演奏过门德尔松的乐曲。作为莫里茨。冯。布兰肯堡的未婚妻，她认识了未婚夫的朋友俾斯麦，那时俾斯麦正在考虑到亚洲旅游。她虽然爱他，但羞于出口，因为他是她未婚夫的朋友，应该尊重他，所以只能把爱的思绪埋在心底：“他谦洒的仪表，拨动了我的心弦。但当我和他在一起的时候，我又感觉到如履薄冰。”在她看来，俾斯麦不是一个天才就是一个魔鬼。我们可以从她的言辞中进行推论。这是流传下来的惟一的一封信。一个家境良好、易动感情的女孩子碰见了三十几岁的俾斯麦，她心里所想在这封信里表达得淋漓尽致，在波美拉尼亚人的眼中，俾斯麦是一位引人瞩目的人物，但在这个少女心中，他却是一个魔鬼。
　　玛丽。冯。塔登原是一位虔信派的小姐，曾以妹妹的身份接待过俾斯麦，在她和她母亲及俾斯麦的一次长谈后，她写信给她的未婚夫：“我从来没听说过什么人发明了不信教或泛神主义，但俾斯麦是那样的坦白，那样的真诚……你当然知道奥托自己也不喜欢这些见解，但他的确是一个爽直的人，他十分畏惧自己创造出来的如烟如雾般的上帝。他对他最后一次说的祈祷文记得很清楚。还记得他经过深思熟虑之后决定不再祈祷……虔敬的人们往往自以为是。上帝是伟大的，绝不肯为渺如沙子的人而烦恼。俾斯麦把苦与乐看得很淡。他也有莫名其妙的烦闷和无所事事的感觉。他说，‘我真难相信自己竟然没有信仰。’他显示出寂寥和惆怅的神色，但却没有打算离开，虽然他曾答应过要到附近赴宴，可他还是留在了这里……俾斯麦很快活、很激动，因为爱情已侵人了他的灵魂……你是十分了解他的，他非常慈爱。我曾千万次想对他说，‘抛弃不规行为吧，昂起头来，迎接新的生活！”’俾斯麦曾附和这位秀美而多情的女子。为了多与这位女子接触，他与曾多次写信给她的未婚夫探讨共同感兴趣的话题。她的未婚夫布兰肯堡这时已改信新教派，俾斯麦称：“一个带着基督教狂热的少年写的信，像一阵很密的雹子落在不健康的心上，带着极其真挚的向往。”布兰肯堡曾三次写信给俾斯麦，却没有收到他的回信。他的未婚妻时常向他说：“俾斯麦，这个波美拉尼亚的远方客人，人们认为是一个蛮横骄矜的人，却不知为何这样迷人？”她送给布兰肯堡一朵深蓝色的花，他很快乐地接受了，她同时也送给俾斯麦一朵深红色的花，俾斯麦明白她所表示的意思。
　　在圣诞节那天，这对未婚夫妇在园亭里商量要让俾斯麦有所激动。他们让俾斯麦看一封信，信是一个患肺病的女子写的，这个女子暗恋着俾斯麦，但她表示一定要等到俾斯麦改变宗旨相信宗教才肯死去。随后是布兰肯堡所写的赞扬的信，里面有许多郑重其事的劝告：“患肺疾的女子已经死去，但在死去时已得到消息，深信俾斯麦的灵魂将会有所依托……你知道死者是如何为你祈祷呀！”俾斯麦对此事的回答没有留传下来，因为后来布兰肯堡为官场纷争发怒把这些答复撕毁了。但是在他的批复中有两句话说道：“你为什么流泪？当我读你的信时，我自己的眼里为什么也含着眼泪，奥托奥托，你所写的每个字都是真的。”后来俾斯麦意识到这件事对于他是个很大的刺激。但是不久他就不写信了，因为他的傲性决定了他不能受怜于人，他不愿被人分等次，不愿被别人置之不理。从此，他不愿意再提这件事。
　　落在石头地上的雨是很容易被吸收的。我们可以理解俾斯麦听见暗恋他的女子的死讯为什么会落泪，虽然他是个骂世派，是个伟人，却也是个容易为情所动的人，甚至决定重大政治策略时，他也容易落泪，因此他不能对这件事无动于衷。俾斯麦一生都是迷信的，当有任何特别侥幸的事发生在他身上时，他心里总把它当做天意。对于他的最后一次定亲，他认为：“我一向怀疑有天意，怀疑我与天意的距离是那样的近，但这次因为不由自主而定的亲事却把它破坏了。”虽然这样说，他的怀疑主义的思维依旧活跃。有一次在海上遇着大风，他写信给他父亲说道：“有几位夫人晕倒了，有几位在哭啼，在男客的房间里只听见一个不来梅商人祈祷，这个商人在未遇风之前，好像非常关心所穿的背心而不甚注意上帝。……不论怎样，我们的性命好像是亏了商人的祈祷才得救的！”当庆贺玛丽。冯。塔登结婚的时候，放的火箭把全村子都烧完了。有几个奉教虔笃的人说这时候祈祷比泼水还重要得多，俾斯麦引用克伦威尔的话讽刺他们说：“我的孩子们，你们要相信上帝，但不能把火药也同时弄湿了！”他随即骑马去救了一夜的火。第二天有人辩驳保火险是不可允许的，因为有了保火险就夺去了上帝对人进行道德审判的一个办法。俾斯麦反驳说：“这是纯粹亵读神圣的，因为上帝总会有办法捉住他们。”
　　不久，在遥远的波美拉尼亚有许多人纷纷议论说俾斯麦是布兰肯堡夫人的爱人，其实他（她）们之间并没有发生不规矩的事，他们两个人常在一起，所谈的都是浪漫的事。他很热心地称赞拜伦；她却很热心地称赞让。保尔，不久，她有身孕了，行动不便，无法经常探望俾斯麦，俾斯麦更显无聊，他对玛丽。冯。塔登说：“让我告诉你吧，因为你不能经常来探望我们，小姐在那里是个很俗的女子；……后天我赴一个美术茶会，那里有书，祈祷和波罗酒。”他就是这样随随便便的对待这个社会，因为他喜欢自由散漫“我就是整个家庭”。
　　俾斯麦在这个社会里，神经始终是躁动不安的，当他出去散步时，他会突然间发一阵的愁闷。甚至随便两句不相干的话都能令他发愁。有一次玛丽因厌烦而玩耍两只玻璃杯，不可避免地发出了一种声音，他就求她停止说：“这是很凄惨的声音，我听见了会使我追忆贺弗曼所说的灵魂幽闭在一把提琴里的故事。”
　　有一天，俾斯麦在布兰肯堡家里遇见了一位女子——乔安娜。冯。普特卡默，她没有玛丽那样可爱，她身材瘦小，皮肤略黑，是意大利人的后裔。但她的面貌详和，两只灰色眼睛流露出热诚，她与玛丽不同的地方，就是她的秀雅，她的自然，她感情的热烈，她很容易被情所动，只要她一打定主意就很难改变。她只要恋上这个男人，她就会无条件地崇拜他甚至很快乐地牺牲自己，她所求的是要这个男人疼爱她，她所给的是一个可以避风的港湾。
　　俾斯麦，这个许多女人都喜欢的怪物，在她看来，正是她所需要的，她不在乎俾斯麦信不信教。也许她有过暂时的不放心，因为玛丽写信给她说：“你的自相矛盾并不得罪他，因为他喜欢坦白，至于你预测他将来会改变见解——事实上，他心里已经改变啦。但是他的变化莫测常常隐忍在心里，别人很难窥到。”玛丽的这几句话把俾斯麦描写得很透彻，她把他比作一条冰封的河，冰封消融时很慢，并且需要借助外力；她了解他的性情同谜语一样难测，他之所以从前要当堤坝总管，玛丽所说的话可以揭示出谜底。他当这个小官，其实为的是听易北河春汛的澎湃声，要看大水冲过时的壮美。
　　俾斯麦从波美拉尼亚搬到易北河边，不是简单的迁居。这里是他生长之地，几百年里都是俾斯麦氏所执掌的，即将离开这熟悉的故土，他心里很难过，在他眼里，一切都显得那么哀怨。“附近所有田地、水、老橡树都好像很愁惨。我办完了一些棘手的事情，在日落时，我到我所喜爱的地方辞行，这是一块我为之操碎心的土地，如今我却要抛离它们了。有一处地方我是原想盖一座漂亮的新房子的。我看见一匹马的骷髅躺在地下，这是我心爱的坐骑‘加立巴’的遗骸，我骑这匹马七年，走了不知多少英里，它有时候走得很神气，有时候却不然，有时走得很快，有时走得很慢。我思忆起在马背上所走过的丛林、田野、湖、房屋，一直到我仍是小孩子在那里嬉戏的时候，我的眼前如同展现从前的生活图画。”
　　“两滴泪水无言地滑落在草木上，我看了许多次日落，我心里的凄惨追悔将要溢出心湖，我追悔我少年时虽有的睿智、财产、健康，却不知珍惜。无目的无结果地糟蹋……当我回到房间的时候，我觉得极其愁惨，我所植的每一株树，包括亭亭玉立的每一株橡树好象都责怪我不该这样的拱手让与外人，工人们责怪我，都聚在门外发表他们所受制于别的倡户的种种痛苦……他们告诉我他们在我父亲手下有多少年了，其中较老的人禁不住流泪，此情此景，我自己几乎也滴下泪来。”
　　这样动人的语句让人感到有诗的情蕴，不由使人追忆起歌德与他的避暑亭园辞别时所说的话，我们不能不问俾斯麦为什么要离开尼朴甫？是不是缺乏钱财，抑或是因为想住更好的房子。都不是！他的用意是由于奢望。
　　因为他父亲死的时候，俾斯麦已经很亲密地开始与上文所说的社会往来，那时他三十岁，他认为少年任意恣肆的时候过去了，心里产生一种新的愿望，要运用一种较为宽广的潜力，要节制他后来的五十年。祖宗的荫庇使他有可能交往于贵族界。萨克森是他开始发迹的地方，那里的堤工局在议会拥有席位，这件事唤醒了俾斯麦沉睡多年的感觉，觉得他与这条河的命运息息相关——他把这种感觉苦心经营地变成事实，从易北河堤不过几步就可以到达议会。这时候有一位虔信派想帮他挤入官场，当东普鲁士的钦派委员，但俾斯麦从申豪森写信给他的哥哥说他并不愿意就职。
　　“我虽然可以在东普鲁士得到提升，但是我不论得了什么差事，一旦就职就觉得不尽人意，事情太繁重，太无味。倘若我到东普鲁士，我必须辞了这里的堤坝总管差事，政府却已经答应给我这件差事了……堤坝总管差事和议会差事，我敢说我必定会被选中，这就够忙的了，我已经很难同时兼顾我自己的产业……我所打定的主意是首先偿还我的债。”同时他也很看重将来当议员的前程。
　　俾斯麦心中自有计划，堤坝总管可以继续做下去，他深信自己也会被选为议员，还知道被他顶缺的那个人还有几年活头。他有了许多筹备之后，就想法子挤走现任堤坝总管，故意擅离职守而被免职！俾斯麦一面请求上司以求宽恕，一面设法减轻他的产业所应纳的治河费，他找着一条古老的提议，凡是堤坝总管，他的地产与他的差事必须有直接的利害相共的关系。他还找出几百年前的一宗旧案，说这一定会逼他的祖宗们交换产业。他作过这几种事，为的是巩固他自己要求的这种差事。同时也有利于他的邻居们，这样做给人印象是他从无能之辈手上夺取这个席位将能帮助他们。其实他这样的举动同时也是要保护他自己的产业，减轻他自己的费用。他的最后目的是要当地方行政长官和代表。
　　俾斯麦的特点是精明，有才干，是个实干家。这些特点很快在他的第一次政治活动中得到充分展现，使他的人生道路出现转机，于是文化成为他追求更高境界的动力。
　　七、玛丽之死
　　申豪森是一座结实庄严的建筑，四周是高大的菩提树、橡树，这是很大的一所房子，不是庄园。俾斯麦给朋友写过一封信，描写这所建筑：“我左手拿着雪茄烟，透过烟雾向窗外看去，正北方是老菩提树，其后是一所古式花园，篱笆很整齐，有许多石雕的神像，有黄杨树，有矮的果树，树后是一大片麦田（可惜不是我的）；距离这里数英里是亚尼堡小镇……从南边的屋顶窗子往外望可以看见某处的几座高台；往西看，一处住所隐隐露在云雾中，在宅里看是一所三层高的大房子，有很厚的古老城墙。帷慢是皮革、竹布制的，是东方的花样与山景。家具是很俗的，蒙以褪色的绸缎。可以说，这样的装饰显示了这家的祖先要远不如我的祖先富足。”
　　这所旧宅的新主人——俾斯麦所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娶一位夫人。他曾品评过几位女人：“拉文洛伯爵夫人有很好的牙，红铜色的脸，将来有一天会变作一位很庄严的女牧师；莱赞斯泰因夫人是有名的美人，若是夫妇同出去散步，她是位很能给丈夫争光的夫人，她身段苗条、知识渊博。”
　　俾斯麦用的这些字眼表明他对女人还是有一定的鉴赏力的。他喜欢像买马人一样，让马逐匹在面前跑过；他最注意的是女人们的家世，不是她们的财产，因为惨斯麦并不是要有钱女子。他写信给妹妹说道：“我实在应该娶亲啦。父亲死了之后，我觉得很冷清。天气不好的时候，我觉得很愁闷，很想谈一次恋爱。我最终决定要娶H.E.这里人人都要我娶她。……她对于我诚然是冷淡的，但是别的女子也是这样。……我必须承认我现在仍然多么爱轮匠之妻（靠不住的女人）——为了克服这个弱点我开始尊重自己。”
　　当俾斯麦这样坦白地承认的时候，当他说这件恋爱事情的时候，他在虔信派的社会里已混了一二年。其实，在他父亲未死的前一年，他已经认识乔安娜。冯。普特卡默。在布兰肯堡结婚时，在宴会上，人们特意把他们两个的座位放在一起，他们请他们两个人夏天同他们一道到哈尔茨山旅行。他们心里很想使惨斯麦要这位虔敬女子以便拯救他的灵魂。当这一男一女未会面之前，布兰肯堡已经对俾斯麦说过她的种种好处。“她极其聪明，极其喜欢音乐——这尤其可爱。她是一位有才能的学者，并且极有见解，心里是庄重虔敬的……她跳舞是极其优美的，我的所见所闻，都比不上她。你来同她认识认识，倘若你不要她，我要娶她作第二位夫人。”
　　这一番话说得很聪明，意在使俾斯麦激动，并非过火的热心，玛丽的描写更高：“她是一朵浓香的花，从没有一个虫子敢碰她……她的两眼与长长的黑发最美，谈吐自若机智灵活，无论同男人或同女人交往都是那么高兴，她从外至内都显示是个至纯的女孩子……清洁透亮，澄朗——如同蓝色海水。”
　　乔安娜与玛丽不同的地方就是有一种强烈的刻薄，但俾斯麦这位牢不可破的怀疑派仍充满爱意地走近她。最后促使俾斯麦娶乔安娜的既不是她的宗教信仰，也不是她的睿智，而是她的镇静明白、幼稚的心，敢于牺牲自己，这是惨斯麦所没有的，她只要担当起一件事，就会全心贯注于它。她的年纪比俾斯麦小九岁，她的阅历比不上俾斯麦的百分之一。她不只是他的女儿，更是他的同伴：不同他争指导地位，甘愿受他的驱使。常常准备为惨斯麦分担忧愁，同他一起挖苦人，轻视人；没有惨斯麦那样骄傲，却同他一样跋扈。和谐而不动声色如同俾斯麦一样，反抗仇敌时却是十分激烈的。
　　哈尔茨山游玩时，这一男一女便很快走到了一起，“彼此相知的时候，都互相觉得很奇异。”俾斯麦常与玛丽闲谈，玛丽比乔安娜阅历深得多，更有才能。她的日记上还有她与俾斯麦谈话的感慨：“一生孤寂求和平，使出全身力量却一事无成。”一个人的选择可以给人带来快乐，但是要完全听天由命必须有所抛弃，俾斯麦要娶亲时的感觉就是这样。
　　俾斯麦为布兰肯堡的来信所触动，他用拉丁文写了一封关于乔安娜的信，说他简直不能左右自己。但却把它同别的东西一起烧了，他怕一不小心会落到别人手上。
　　忽然波美拉尼亚发生冬瘟病，玛丽的哥哥染病死去了，接着是她的母亲得病。玛丽当然去看护，在她守护的时候，她写信给亲爱的俾斯麦，请他快来，因为母亲快要死了。他来了，他们谈了很久，晚上祈祷时，他不肯同众人一起跪下，但也是很伤心。后来玛丽也染上了病，几次晕倒在地，于是俾斯麦告诉她，他要改变信仰。于是在他第二个心爱女人临死的时候，他为她祈祷。他的精神已经受到刺激，他执拗的性格终于让步了！这是他十五年来第一次祈祷，祈祷上帝保存他朋友的生命。
　　俾斯麦看到这个濒死的女人面对丈夫如此镇静大为惊讶，这对夫妇把死亡当作了先期起程去跋涉，深信他们将来一定会见面。玛丽死了。作为她的朋友，俾斯麦曾爱恋过她，这一死对于他是个打击。“我初时的痛苦是丧失一个朋友之苦……其实，这是第一次我因为朋友的死而有所失落。这个人死了，在我的生活中留下一个意想不到的缺憾。一个人失去父母的感觉与这是不相同的……儿女们与父母的关系大多不是这样亲密……我永远不可能见到我所爱的人了。我同她相处的日子太短了，我很难相信她已经死去，我真的不能相信。”第二次，他看见那位丧妻的朋友，他说了几句很有分量的话：“我相信这位朋友的心是赤诚的，这是我第一次丧失一位这样热心的朋友。……现在我相信生命永恒啊——倘若不这样，世界就不是上帝造的。”
　　他自然而然由悲痛而祈祷，这是人人都会做到的，无论相信上帝与否。俾斯麦被濒死的女人的哀求与他们之间的交情所感动，居然祈祷了。但是，他仍然保留着俾斯麦派的作风。这位怀疑派后退了一步。俾斯麦在六十岁时说明了他为什么不祈祷的理由。他对一个朋友说，他发现一个疑问：世界到底是不是上帝创造的？
　　虽然在他心里还有他为所爱的一位女人祈祷的回响，但这位女人却未嫁给他，现在他的感情已趋向另一位女子，认为她可以作他的好伴侣，他想娶她——她就是乔安娜。她的父亲是一位虔诚的人，而且是一个虔信派。所以他承认上帝并不是欺人之谈，俾斯麦娶这位小姐并不图什么钱财，他也并不是因为爱情而娶她，因为这个社会已变作他的第二家庭，他要她作这一社会的一分子。
　　俾斯麦是一个天生的外交家，他给普特卡默的信满纸都是很能逢迎收信人的虔敬心境，他还引用许多教会用语，这可不是他的平常做法。他知道假使要让人相信他现在的信仰，他必须光明正大地承认他的错误与他从前的不信教。他所说的虽然是真话，但是他说得很巧妙，就此事而论，他的话很像他做堤坝总管时而发的牢骚。他这样说上帝，腔调却是很谦和的：“那时候上帝并未听见我的祈祷，但它并没有抛弃我，因为从那个时候到今天，我并未丧失祈祷上帝的力量。我所感觉到的即使不是心安，至少也是我久已不知为何物的深信与胆量。……我相信上帝将担保善有善报，我很感谢我没有泯灭的坦白与忠诚，这是我只对您坦露过的。”
　　等到他说自己的时候，他所用的腔调却傲慢得多：“对于您，我心里的想法与感激之情将不吐出口，因为现在我所走的每一步比说的还要响，还要生动。我不说许多答应这样答应那样的话。我惟一担保小姐您的幸福将来自于我祈祷上帝的祝福。”
　　这位虔诚的父亲很不愿意女儿嫁给俾斯麦，“因为说他好的人很少，说他坏的人很多。‘俾斯麦一接到老头子不置可否的信，就立刻展开攻势，他忽然间跑到赖安菲尔，”我一看见她就追求她，紧紧地搂抱她，她的父母很惊愕，话也说不出来。事先无人知道这件事该怎样结局，我这样一来，事情就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所以在五分钟之内，什么事情都可以有个圆满的结局了。“这就是真实的俾斯麦，他用快捷的手段和勇敢很快地把蓄谋已久的事办成了。其实这位大人物常常使用攻其不备的手段。
　　俾斯麦四处讨好，很快征服了这一家人，同老头子喝香摈酒、白葡萄酒，同他的未婚妻跳舞，他未来的丈母娘原是一位很难对付的老太太，学术水平很高，但不久也很喜欢这个有胡子的不奉正教的人（那时俾斯麦已开始留胡子）。俾斯麦同他的未婚妻虽然谈过多次宗教的事，但却没有在布兰肯堡家里所受的沉闷。有一次，她微笑着对他说：“假如上帝不是施恩于你，我是不肯嫁与你的。”他听了这两句话很高兴。这个比喻的话说得对，她还不知道俾斯麦写给他哥哥的信中的话与此不谋而合。
　　“就信奉宗教而言，我们两个人的意见不同。见解虽不同但不至于大相径庭，不像你所想像的那样，因为许多内心与身外的事而改变了我，所以我觉得我有充分理由说明我是诸多信奉基督教的人之一（你知道，这对于我来说是一件新鲜事）。关于几条教义，也许是信奉基督教的人认为最重要的。以我自己的见解而论，我并不与信基督教的人充分地融洽，但是我与乔安娜彼此默许地签押了一种‘帕默协定’。况且我喜欢女人们虔信主义，讨厌自命文明的女人。”他还能说得再明白吗？我们在他的说话中可以窥见他善于鉴别女人的习气，深知女人心肠的回声。他自己真实地记下了他改奉基督教的历史是自“帕默协定”起，这就是与宗教争辩之间的一种彼此互相容忍的办法。他喜欢女人们笃守虔信主义，所以他喜欢他自己的夫人也是这个派头。
　　俾斯麦对于他订婚所采取的态度，是一位饱含世故的人的态度。他写给哥哥妹妹的信，很少谈到上帝，谈的都是类似将来出征时安抚家里的话：“说到其余事，我认为我碰上了好运，超过我所期望的，我将娶一位异常聪明，异常高贵的女子，她是极其和蔼，极其容易过日子的，我所看见过的女子都比不上她……一言以蔽之，我是极其心满意足的，我盼望你们也喜欢他。”“至于其他琐事……我将与你们面谈。只请你与奥斯卡以和蔼的态度对待我的未婚妻。赖安菲尔与波兰边界相连，这里的人烟是很稠密的，每九平方英里有八百人；这里说的波兰语，是很适合乡下说。”其实俾斯麦的产业离此地不过十多英里。
　　俾斯麦的未来夫人有不可胜数的表姊妹，她们听说她订了亲很诧异。他倒觉得很有趣，她们为自己不知道他们关系的进展而有点不高兴。俾斯麦只不过到这里求过一两次亲。可是她们都一致说：“也罢，我们原要她嫁给别人，而他是个极为出色的人。”俾斯麦的朋友们恐怕他将来会变作一个“虔信派”，他自己却毫不为此烦心。他对布兰肯堡说他不知道基督是上帝之子抑或不过是一位神人，他对于《圣经》教义有点怀疑，《圣经》里头有许多自相矛盾之处，他实在不能相信，他在一封信里极力恭维魔鬼，而乔安娜却很恐惧。
　　八、订婚与信教
　　订婚之后，俾斯麦花了很多时间去讨好他的未婚妻。在德国，哪怕是阅世再深的人，甚至包括诗人，他们给女人写的信都不如俾斯麦写的迷人、精彩。他以后所写的信也无法与现在所写的信相比。这些信言词谐趣，造意独特，想像丰富，文笔巧妙精细，此外还蕴含着丰富的知识，出神人画，让人叹为观止。他用准确的手法很柔和地让这个女人心甘情愿地走上与俾斯麦相同的道路；他一方面施展各种手段，使她永远有一种新鲜感而无法不对他越发虔敬，一方面使她更加服从自己。他慢慢地驯服了这个乡下女子，其实这个女子比他更野，尽管她很年轻。这个女子的变化极为令人关注，有一次她写信给这位“疯子丈夫”，说道：“你是很喜欢讲形式的，然而我却不是这样。凡事只要能够做到，我是不会在乎采取什么形式的。”
　　最初，她有点害怕时间久了会使他厌烦自己，为此她给俾斯麦写道：“你不要带着这种挖苦的神情看我。……只要有一点极小的事情都会使我大哭一场……你待我应当耐心些，等到明年春天，我们俩才会有结果。”随后她又忽然记起别人说他是一个极为可怕的人，她写信问他：“我希望你能把你的诚心给我看看。如果是我在自欺欺人，那结果自然会不言而喻。世界上最让人可怕的就是不信任……我看你的文笔好像比你给我看过的旧信要更加任性、随意得多。你的心是不是也是这样？”随后她又似自问自答的写道：“倘若是这样，那也不要紧，我可能会变得更加迁就你，我会改变我自己的。‘脾斯麦就是这样用温柔的力量在四个月的时间里，就将这个姑娘牢牢地俘获了。在他面前，她已经完全地投入他的怀抱。有一回她让俾斯麦读让。保尔的作品给她听，还有一次她让他穿一件天鹅绒的褂子，所有这些他都很讨厌，所以他对她的话置之不理，尽管如此，她都很柔顺地忍受着。
　　对于她的柔顺，俾斯麦作为一个长期独居的男人，还是从心底感激她。在未与她订婚之前脾斯麦虽然知道自己有许多值得骄傲的长处，但他都将这些归功于她。
　　在他们俩人订了亲以后，他第一次回家时，写信给她说：“当我赶着马车走进村子里的时候，我有一种从未有过的感觉，那就是将来有了家该是多么幸福快乐……亲爱的小宝贝，你无法想像出当我外出回家推门人室时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这种时候才是我最低沉、最消极的时候。除了读书读到出神境界之外，别的时候我都像个毫无思想的机器人一样漫无目地的走来走去……现在我无论看什么东西都与从前大不相同，这些不仅仅是与你相关的东西。我认为我的前程是崭新光明的，而且现在我还觉得作一个堤坝总管甚至一些行政琐事都是很有趣的。”在他尚未体味他所做的事之前，他已为她摘抄了两首拜伦的格调低愁的小诗。尽管如此，他还是觉得这两首诗并没有完全表达出他现在的千愁万绪。他在诗下写道：“全是胡说”，然后给她寄去。
　　在他的第二封信里，他就开始潜移默化地指引她，教勉她。他劝告她一定要下苦功学习法文，否则她将在上流社会中茫然不知所措。他用极其委婉地话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不久，他还告诉她要学会骑马。几个星期后，他又给她写道：“我现在再也不想关注那些恶劣的英文诗了……我希望看到这些破诗在阳光下被两只猎玩来玩去，直至将它们揉成一个球。”虽然这样说，但他还是抄了些拜伦的诗送给了她。他带着自欺欺人的神情对她说：“我再读这些诗，也没什么关系啦，它们再也不会影响我的情绪。”
　　有一次，他读过一首诗后，大发议论：“与我性情最相近的是，在这样的夜晚，我想变作这晚上大风雨的一部分，跳上一匹奔逸的大马，从石壁上一跃而下，冲入莱茵瀑布的万马齐暗的轰鸣中去，充分体味这份快乐。”这是少年时代的俾斯麦狂做不驯的写照。他的未婚妻并不能完全理解这段话的含义，只是觉得微微有些恐怖。她仿佛看见——一个意气风发的少年，骑着一匹快马，在石壁悬崖处勒住马，哈哈大笑道：“此等快乐，一生也只能享受一次。”
　　俾斯麦的内心总是自相矛盾。
　　当他施展抱负时，总是显得极为兴奋。有时他一连好几天，写信的心情都犹如接生婆候在产妇旁催产接生。写易北河流、写开河如何预备对付碎冰。甚至有时在半夜站在水里督工时，他都觉得极为快乐。总之像对付这类自然界之事俾斯麦就会心情舒畅。“我们需暂别几日，由于有冰块，我得去督工。督工时我唱着柏本亥马进行曲，骑马的农民们以歌相和。只是这些冰块不会唱歌，不然真不晓得该有多么诗情画意。只有实实在在地做事时，我才感觉像获得了新生……”俾斯麦在信后附道：“我有一封信，你五天后会收到。请你把信寄给我。”他随后告诉她那天晚上冰块裂碎的情景，“河面的浮冰彼此相碰，这一块才堆上来，那一块又涌上，堆得像房子那样高，不久就碰到拦河坝上。河水被堵塞多时，由于相互碰撞，大块的冰块四分五裂，河面塞满了小块的冰，当河流把它们注入大海时，这些冰块仍然是相互碰撞不已。”
　　自然界的这种种大冲撞，其实正是仰斯麦个人最真实的写照。我们从中也能真切地听到革命家俾斯麦战斗的呼声，由此我们体会到只是他的家世才使他成为一代铁血宰相。
　　当他奋斗的时候，当诸多因素对他构成威胁时，当他要别人服从他的命令时，他总是显得极有精神、富有战斗力。只有当他用智慧的政治手段来决定一种争辩时，他才会使自己感动。他很热心地在报告中写道：“有四十一个好争论的农民争论不休。这一个与其余四十个相争，只要他能够使这四十个里头无论哪一个吃亏十元钱，其余的人都很喜欢花三十元钱的。我今天早上已经替他们调停好了，这使我非常高兴。我的前任在他当堤坝总管时，四年了也未了结这个案子，也许他认为这是一件发财的事情……我劝了他们四个小时，他们居然就同意和平解决了。等他们签字后，我就把这件公文放在我的衣袋里，然后登上了马车。我做了这样的官，是得不到多少快乐，这就是其中之—……这件事给我的感触是，只有做亲民之官才能体味到做官的快乐。若是当宰相或部臣，是不能与人民接触的，只能与纸墨接触。
　　“我认为，即使是最伟大也极有势力的大臣以他的官位，也很少能增加入民的欢乐，减轻人民的疾苦。我在想，无论是一位大臣，抑或是一国之君，如何才能让人相信，他长期统治国家会减轻人们的愁苦或能增加入们的快乐？想到这些，就不免使我想到雷瑙的愁诗……我们的生命只能为我们的灵魂而存在……我们是否能够帮助他们，使他得到世上的幸福，与我们自己的存在相比，其实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三十年后，无论什么都化作灰尘，在以后的千千万万年里灰飞烟灭。现在已经逝去的人，他们在世的时候或许是欢乐的，或许是愁苦的，但这一切与他们无关了。”
　　你看，他坐在马车里，带着一纸签过字的公文。他今年三十二岁，也许他生平第一次对自己、对世界是如此地满意。他在车里想着这四十一个农民，是什么东西使得他们彼此相争、彼此怨恨呢？他如何才能真正了解他们的内心世界。他在想，到底用什么办法才能使他们和解，不再互相怨恨呢？进而，他由此联想到国家，而不再是眼前的这些农民，他在心里凭空设想一个政治家，一个部臣或是一个君主，他们在处理类似农民纠纷的一些国家大事时，会采取怎样的手段与方式？他仿佛又看到一些普鲁士人在看到某些官员那令人可恨的所作所为后，思想、行动都会不自觉地受其影响，像魔鬼一样地把持着政权会给人们带来的无限愁苦。
　　他在家中有许多闲暇时间，他利用这许多闲暇时光给乔安娜写信，常常是写完一张又一张，通过这一纸纸信文向她表达自己的见解、感觉、疑虑。所有少年时代的事，他都极少保留。他对她说：“我以前也有一位恋人，她与你同姓氏。”她听后极为惊讶，难道一个人可以同样热烈地爱恋过两个人吗？一想到这些，她就莫可名状地恐惧发抖。他又说：“十年后的现在，对于我从前针对国家行政的无为所发表的见解仍不会改变……我有一个以前的同窗，他做官很得心应手，职务也不断升迁。我一想起我当初也可以这样做官，心中就非常难过。因此我常常反省自己。”他一面很真诚地写出这两句话，一面却在努力竞选议员，还在寻求各方面的关系争当地方行政长官。
　　他常用君主的严厉和父母的慈爱平和来对付她对自己的怀疑。他说：“我的天使，你为什么这样痛苦？……你告诉我为什么？（我是一个不论什么事都要探求原因的人。我从两岁到十七岁都生长在波美拉尼亚，所以有时一个很简单的笑话我却要花好长时间才能慢慢领会）你告诉我为什么要哭？”在他探望过她之后，她写了一封信给他，信里谈到自己的一些想法和期望。他答道：“你必须学会感谢你曾经拥有过的快乐，不要像小孩子一样，当一件事完了，立即哭着喊着又要第二件。你应当珍惜曾经拥有过的幸福。”他一生没有满意过，却要对这位热心女子说满意。如果她对自己有许多追求者而沾沾自喜，俾斯麦就会很不高兴，他认为这很伤他的自尊心。他说她应当对那些不懂她的价值的人表示轻视，她应当这样对他们说：“先生，现在的情形是俾斯麦先生爱我，这足以证明，凡是不崇拜我的男性，都是没有判断力的粗人。”他说：“你不应当谦逊，因为我在北德意志的玫瑰花园里游玩了十年，最终费了许多力气才摘到你这朵鲜花。”这位俾斯麦先生此时并没有做什么事来证明他的价值，他的与生俱来的骄傲却使他考虑他所选择的女人。因为他认为，被自己选中的女人一定要是全世界最好的女人。
　　他现在常读《圣经》，也常喜引用《圣经》的话语。他对于婚嫁所采取的态度，是属于路德派的。他常说道：“作为恋人，我们彼此要一心一意，同甘共苦，患难与共。在思想上也要保持一致，无论什么都不要瞒我。如果我们有许多相互抵触之处，那么我们的生活也必定不会快乐。”
　　他同她描绘他的仆人们和那些从事手工作业人们的老家庭，他说，这些下人们的祖先是怎样伺候他的祖先。“我觉得很难辞退那些伺候过我的人。……我不否认，我以在家中遵循旧的观念而自得。我的祖先住在此房已有数百年，他们生于此而死于此。大墙上挂的，教堂里供人们瞻仰的都是我的祖先们披戴盔甲的画像。他们是在‘三十年之战’那个时代，留长发和尖胡子的骑士。披着假发、穿着红跟鞋，走起路来响声很大。还有替腓特烈大王打仗的拖着辫子的骑士：最后就是这一姓传下来的不好习武的文弱后裔，现在他正跪在一个黑头发的女子脚下。”
　　有时，这个基督教徒打定主意，想多关照一下他的下人们，“我想，一元钱往往就会帮助一个挨饿的家度过几个星期的难关，我每去探望你一次都至少要花三十元钱，这岂不像夺了贫民的救济款一样让人不舒服吗？事实上，我应该将这笔钱赈济穷人，同时也要探望你。但是即使有两倍这个数目的钱也无济于事，也只不过能救极小一部分的穷人……所以我只好强词夺理，聊以自慰。只好说我每次探望你并非仅仅为了自己的快乐，而是对于未婚妻所应尽的义务……如果要将探望你的花费捐给穷人，对我来说是一个难题。我没有听从上帝的旨意，却从中取乐，其实我根本没有任何理由这样做。在我的周围还有许多饥寒交迫的穷人，他们把被褥都典当尽了，也无法去工作。我想将自己的所有都给穷人，但是穷人实在太多了，我们倾其所有也无法做到。”
　　这一次，他的信仰受到考验，俾斯麦第一次碰到这样的问题，因为他根本不理解这个问题。他的强词夺理诚然不过是开玩笑而已，就连他自己也并不相信。但是他既已说到他自己的费用似乎是从穷人手里夺过来的一样，他因此不肯享受他的地位所给他带来的快乐，哪怕是仅仅五分钟的时间。（他之所以有福可享，是因为他的祖先是强盗武士）——这在俾斯麦却是极新的见解，并非他的性格所具有的。既非性格所有，则是很短暂的。地主们诚然是非常想照顾他的下人们，但是俾斯麦却不明白也无法容忍这样的人为他们自己奋斗。或许他们认为他们应该得到保证，担保自己享受较好生活的权力。牌期麦虽然听别人劝说而信奉基督教，然而他却没有变作如传闻中所说的基督教徒，所以后来俾斯麦绝不能明白或承认当代的社会使命。
　　关于《圣经》与信教的问题，他同未婚妻争执的时候较多，同自己争执的时候少。今天说的是很动听的话，明日说的却是挖苦的话。我们常被他写的信感动，因为在信中他说的都是些实实在在的话语。他刚刚讨论《圣经》的批判，忽然又说：“谁是波林？又是一位老表，是我以前从未听说过的。说到魔鬼，我不能在圣经里头找到任何一段经文禁止我们使用魔鬼的名字，如果你知道，那么请你指出来给我看看。”他说他的祖先们都不是真正的基督教徒，“我的母亲也不信基督教。你听说过那个快要受洗礼的法里森酋长的故事吗？他问，他的那些不信教的祖先们都在什么地方？教士回答道，他的祖先们都受了上帝的处罚。他不肯受洗礼，说道，‘无论我的祖先们在什么地方，我都要和他们在一起。”俾斯麦在曲折地表达了他不信教的情形后，又说道：“我是将这段故事作为一个历史事件来介绍，事实上我并不十分看重这件事。”
　　俾斯麦非常迷信，他从少年到中午，从中年又到老年，常常算计自己到了什么岁数时会死去。“倘若甲年后我没有死，那么乙年后我必定会死。”他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说道：“当我拆你的信的时候，大钟突然停在六点三分——这是一座古老的英国制造的摆钟，我的祖父少年时代就有这座钟，放在那里有七十年啦……尽管你知道我确实非常迷信，我对这件事还是非常不安，请速来信告诉我，你的身体很好，心情也很愉快。”
　　在他那日记式的长篇自白中，充分流露出他的诸多动机，他完全沉浸到自己的心思中去，却丝毫不理会收信人是什么感想。他好用冠冕堂皇的语句，“诚然是人性的特色……一个人注重节制，将会使人活得更加无忧无虑……世界上许多很庄严的东西……常与堕落的天使相似；天使何尝不美，可惜欠缺安详与宁静；天使也会很努力，也会制订一些实施的计划，可惜却极少有成功。天使既骄傲又愁苦。”
　　这几句刻画出他的本性。在这样的晚上，他一个人坐在高高大大的房子里写信，他的灵魂如同上文所描绘的，又如诗人的诗句一样，句句都很堂皇。等到天亮，他需要出去做事，那时他又成了一位世袭的武士。这时他又说到拜伦的愁诗，充斥了他深夜所拥有的心境，他说拜伦的诗是：“一种怯懦的诗，‘你若不肯把你的性命拿来冒险，你就不能希望赢得你的性命。’我解说这两句诗如下，‘绝对相信上帝，快马加鞭地往前跑，任凭人生的激情拖着你走，冒着折了颈骨的危险，也不要害怕。’因为终有一天，你会抛弃世界上你所留恋的任何事情，但不是永远……眼下我不愿与什么‘忧愁’先生有什么来往。”
　　九、投身政治
　　俾斯麦如同一匹在栅栏里的骏马一样，一听见外面有跑马声，就要出猎；他一听见普鲁士王想从每个省的议会成立一个联合议会，就如同那骏马一样按捺不住，这个议会将在柏林召开，以便讨论宪法，这是在自由之战以后现在国王的父亲答应过人民的。这是德意志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的议院。骄傲的俾斯麦少年时代的梦想就要变成现实。这预示着普鲁士将要成为“一个有自由宪法”的国家啦。当俾斯麦二十三岁的时候，尚无这种宪法，所以他不肯投身于官界。现在关键的时刻已到，俾斯麦怎能不努力争取？如果他能在柏林的议会占据一个席位，那么他一定会在马格德堡有一个席位，有发言权。就是这种前程将他引出波美拉尼亚，指引他在武士议会担任职务。由于年纪最轻，他那个阶层只派他当议会的替身代表，只是在遇到有缺席的情况下他方能出席。
　　他现在坐在申豪森家里，研究着诸代表出席的初次家庭式的会议。在他的心里和脑海中，他在激动地想像着这些事情。在柏林，那些代表们的资格都比他老，而且身体结实，使他找不到展露头角的机会。他只好另想办法，找机会拉一个下来。于是他抗议说：“有一位男爵，才当了省长（借用），不该又作议会代表。”他的老前辈们听了，耸耸肩，反问他：“你为什么离开波美拉尼亚？”俾斯麦听后大怒，一气之下跑去探望他的未婚妻。随后，对这件事就不再那么耿耿于怀，再谈起来也只是付之一笑，不久便辞职离去。
　　随后（到底机会来了！），有一位在柏林的萨克森武士得了病，俾斯麦便耍了一些手段，最终顶了他的职，进了议会。这是发生在1847年，时年他三十二岁。
　　在柏林议会，从莱茵河到默麦尔，各省都有代表。这是普鲁士统一的一个标志。然而在议会中，最有知识的人们的主张却不是在普鲁士而是德意志。所有能放眼未来的人都渴望自由主义，渴望将诸邦联合起来成为一个德意志帝国。国王现在也似乎有这样的意向，然而这种想法却是他父亲所痛恨的，尽管有着大多数人民的支持作后盾。在这个联合议会中，共有五百名议员，其中保守派只有七十人，在这七十个人中，却无一个主张德意志的统一。
　　俾斯麦觉得自己很是孤立无援，他的社会地位使他愿意附和君主之意，但是依他个人意见，他从少年以来都是反对自由主义的。结果是哪一个党派他都无法真心附和。在他的本性中，最为突出的就是骄傲、胆识和愤怒，如今孤立的状况使得这一切都受到煽动。在第三次会议上，有议员提议发起一个农业银行，由国家担保。保守派对此表示反对。俾斯麦作了第一次演讲，反对保守派，替政府辩护。这次演说极富进攻性，同时攻击两方面。他很瞧不起他们，他写信给未婚妻：“演说家肚子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却胆敢乱说一气，真是怪事。他们居然敢在大庭广众之下说了许多无用的话，还不知羞耻地自鸣得意。……议会之事如此触动我，这真让我出乎意料。”他又说：“我对政治如此激动，确实是意料之外的。”
　　当俾斯麦处在热恋中时，他已经抛弃了的怀疑主义，如今更要抛弃啦。他以绝无仅有的热忱关注着一些人和事。他现在为什么如此激动？并不是因为辩论的有关问题，因为他并不太顾及农民，也不管他们是否能得到较为有利的四处借钱的条件。他认为考虑普鲁士是不会让他晚上睡不着觉的，考虑德意志是更不可能的。之所以让他激动的是，他终于人了“战场”，在议会中他可以大规模的‘作战“。当他快要出门赴会时，他屡次写信给他的未婚妻，很郑重地说：”我现在要去打仗。“从前，俾斯麦的傲慢表现在他瞧不起人上，如今，却无时无刻不体现在他那挖苦人的信中，要不就是在决斗中。他的傲慢却未曾遭遇对手。他有着充沛的精力、异常丰富的知识。他太过于骄傲，不肯做官，他太过于自由，不愿作一名军人。他所管辖的不过是些农民。他有许多才能，这使他没有费多少力便当上了领袖，却从未遇到过对手。现在他找到了一个用武之地，他认为值得为之奋斗。他并不努力要实行政治或经济改良的特别规划。在他看来，作为一名人民的代表，就是要大胆说话，大胆做事，该拔刀出鞘时会毫不犹豫。
　　他的第一次长篇演说就是在他所出席的第四次会议上发表的。那一日，有一个亲眼看见他的人这样描绘他：“他是一个三十出头的人，身材魁伟，两肩很宽，他长着贵族的脸庞却不是精雕细琢，脸上线条流畅。他的脸色红润，浑身都是气力，显得极为健康，他的脸的下半部多肉，似乎带着一股挖苦人的神情。他的鼻子长得不好。他的双目之上是柔和的双眉，额头很宽。他给人的印象是一个喜欢过舒服日子的人，但是如果细看就会察觉，他是一个自信、有着操纵欲望的人。”这一段描写虽不免为俾斯麦后来的历史所润色，却使读者能从中得到对他较好的印象。然而这位见证人却忽略了一点，这个时候的俾斯麦与其后数十年相比，说话总带着一种很特别的腔调，凡是听到过俾斯麦说话的人都对此表示认可。他的语调有些尖，声音温和，话语有些半吞半吐。
　　有一位自由派贵族在议会上发言说，“1813年普鲁士人之所以出兵，并非是怨恨拿破仑。因为像我们这样高贵的民族，是不可能有什么民族仇恨的。当时的情形一定会胜过今天，因为在那个时候，政府是以人民为根基的。”这两句话中，他暗含着另一层意思：那就是现在流行的思想，认为自由之战是国人为求得自由而发起的，而1813年之战是为民众政治而战斗。俾斯麦奋起反驳，表面看来他的反驳似乎是突如其来的一种冲动，实际上他是早已预谋好的（草稿至今还有），他说道：“1813年的民众举动，理由和动机早已昭然若揭，还用有什么别的理由和动机？岂不是很可笑的吗？所谓理由和动机，没有别的，就是帮人在我国驻兵，使我们蒙受巨大的耻辱。无论是哪个国家遭受这种羞辱，都足以使这个国家的人民热血沸腾。不仅如此，我认为他在羞辱我们国家的体面。一个人被别人打了，他不解释自己为何要挥拳反击，反而说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有利于第三者。这合乎情理吗？”
　　俾斯麦的这一番反驳并没有得到他的朋友们的支持。他的满腔热情并没有真正落到实处，因为之前讲话的那个人并没有讲什么大不了的事，是本不应招来他的这番斥责的。那些在解放之战中奋力拼搏的人，还有他们的子弟们，甚至包括保守党的一部分人听到俾斯麦的这番驳斥后，无不忿恨不已。有人答复他说，当有人激励人民奋起抗争时，并不是忌恨国家，而是爱国。俾斯麦只是年纪太轻，不晓得这件事罢了。俾斯麦认定这人将来必定是一个敌人！俾斯麦高兴极了，他再次走上演讲台：“吵的太凶啦，议长请众人安静。”然而众人却丝毫不予理会，这位最年轻的议员非常气愤，掉过脸来，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报纸，就在那里读了起来，直到人们安静下来。他又第一个站起来，说道：“解放之战时，我尚未出世，对此我很是遗憾，却也无能为力。但是今天在我听了你们的发言后，却不再遗憾了。因为你们说普鲁士之所以变作奴隶，并不是外国人要你这么做，而是自己想作奴隶。”
　　他的这番话仍然没有起到什么作用。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说道：“这样一个有才能的人，却让自己变得如此无理可笑，实在让人费解。”俾斯麦的一位曾得过铁十字宝星勋章的亲戚对他说：“你自然是很对的，但是你不应该说这种话。”布兰肯堡说道：“在这里吮过血的狮子，不久就会换个腔调大吼了。”此时尚为少年历史学家的济伯尔，在报上撰写文章批评俾斯麦的演说，说维新与自由不能用这种方式来加以区别。
　　济伯尔批评的很正确，所有的批评家包括布兰肯堡在内都是这样认为。但在他们这一群人中，没有哪一人能理解俾斯麦为什么要这么做，为自己制造这么大的一个笑柄。事实上，理由就在于，凡是天才，在他与群众第一次相遇时，常常与人们发生冲突。他预备好他的演说辞，毫无疑问地说明他没有把握。他确实难以理解当代的法律，所以才激起他的朋友们反对他。另外还有一点，在于他的愤怒，更多的是指向那些愤恨法兰西的人，相形之下指向反对法兰西的人少一些。他在议会中尚属无名之辈，然而却胆敢在议员们争吵之际第二次登台演讲，这足以说明他瞧不起这班人。在这次斗争中，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斗士。他写信给他的未婚妻，说道：“昨天我说了几句话，激起一阵前所未有的反对我的浪潮，这几句话确实有些语意欠清晰之处，是关于1813年人民战争的性质一事。我的这几句话很是打击了与我同党派的几个议员的虚荣心，自然使他们全力反对我。他们很痛恨我，也许因为我把真相告诉他们……他们骂我年轻，还骂我一些别的话。”
　　他写给乔安娜的信，柔情蜜意虽不比从前的减少，却渐渐有了仅仅向她汇报情况的趋势。当她得了重病时，他虽也为她祈祷，却告诉她“自己不能擅离职守”。本答应她圣诞节回来看她，然而圣诞节到他却未能履行自己的诺言，只写信告诉她：“我不必解释我为什么不能来……现在一张决议票就可以将一些国家大事全翻过来……议会与你相隔不过一百几十英里，我却不能回来看你，我实在是有难处。你们女人真是奇怪，同你们见面说要比写信说效果好的多。在赖安菲尔，我是个闲人，只有结婚后，我们才能如你我所愿的住在一起。”
　　才订婚没几个月，俾斯麦给未婚妻写信已严然是一个丈夫的口吻，他对恋人的激情并没有随时间而消逝。但是不久，他就露出大男子的面孔，他的意志别人是不可违背的。俾斯麦平生第一次爱惜时光，说他是一个闲散人。他也是平生第一次将有些事情看的很要紧，他说，政治可以使一个人废寝忘食，“反对党们不顾一切地制造谣言使我发怒。”沉缅于政治的俾斯麦不久却又怀念起田园般的农村和他的乔安娜。在他做了两个星期的议员后，告诉乔安娜说，他对政治极感兴趣，政治使他的人生达到了一个前所未有的高度，在信中他写道：“假使我能拥着你，带你到远处的森林里打猎，休息时我们呆在一个小屋子里，在那里我看不见别人，只看见你秀美的脸庞。我无时无刻地不在做着这样的梦，我越来越厌倦政治的无休止争斗……假如我能够只同你在一起，这就是我越得不到的就会越渴望得到。”
　　我们在这段话里又看见他自相矛盾的特性。在他尚未体味到政治的滋味时，他对她的未婚妻说，他要闯人社会。现在，他已进入议会中，却渴望能在森林中打猎，充分体味大自然带给他的放松。他的性情很让人捉摸不透，无论处于什么地位，都不会让他满意，他总是游移不定，像一个四处游荡的闲人。
　　十、当选议员
　　当时在位的普鲁士王是盼特烈威廉四世，他是一个不喜安静、爱慕虚荣、性情不稳定的君主。他在人民与国家之间，其实不过扮演了战场上一个小丑的把戏。他是一个浪漫且头脑不太清醒的热心人，他妄想自己一登上王位就会解决许多棘手的问题，同时会推进东边诸列强与法国的利益，与神圣联盟携手，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当他装出一副崇尚自由的样子，履行他的父亲曾答应过国人的条件，在召开第一次议会时说：“你们将来必定会毁了全局！”当他应当放手给人民权力时，却一次次地故意错过各种机会。他根本不懂现代人的精神，既执拗又骄矜，相信自己肯定能当一个专制的君主。他已被发现有精神病的征兆，不久人人都知道他得了这种病，可惜国人却无法不让他当君主。二十年后才正式宣布他是个疯子。他将一件利器交给人民，当人民敢运用这件利器时，他却掉过头来恐吓人民。他一面说“我很欢迎你们”，同时却禁止人近前。他说：“有许多事只需要君主知道即可。”
　　就当时的情形而论，很难找出一个人，要比俾斯麦还要与这位君主合不来。虽然这样说，在1847年俾斯麦还是常常出入宫廷。当哈斐尔出巡时，他也同往。“在复活节前，我们去探望朋友，只有宫里的人很敷衍我。”那些贵族子弟们恭维他在议会发表的演说，国王却不便恭维，恐怕别人怀疑这位最年轻的议员的独立性。他知道俾斯麦至今仍然是非常独立的。利奥波德和路德维希冯格拉赫是君主的两位顾问，其中一位是军长，另一位是主席（两兄弟对整个世界都比较了解），他们也是俾斯麦的顾问。他们比俾斯麦年长二十岁。路德维希是一个虔信派，曾在塔登家里见过俾斯麦，很喜欢他。路德维希根据君主的示意，给了俾斯麦许多演说的资料。
　　这时他开始加倍努力，他想做既有利于君主又利于自身的事。以忠于君主而增加自己的势力，以扶助君主而改变自己的前程，以暂时巩固君主权利而为自己将来的势力奠定基础。当他第一次与君王以比较亲密的方式接触时，武士阶级所特有的情越来越浓厚，变作君主主义，后来他称之为“封建情”。
　　后来他为了自己的前程而培养起来的情操，原本就在他的脑海中根深蒂固，他写了一封很保密的信给他的未婚妻：“你说到君主，不要用一种很轻描淡写的语调来称呼，我与你都容易犯这种毛病。我们不该讲一些对君主不礼貌的话，就像我们不该说些对我们父母不礼貌的话一样。即使是君主做错了事情，我们也要记得我们曾向君主宣誓效忠过，我们应当尊重他才是。”以前的哪一封信都没有这封信口气严厉。他屡屡劝他的夫人尊敬他的君主，就如她屡屡劝她的丈夫要敬重上帝。他们双方都各有各的信念。他的祖先的血液仍在他的血管里流淌，他的祖先诚然常常不服从君主的命令，却绝不欺君。他一面拿君主与他的父母相比，对于他的父母，只有他才有资格怀疑他们。他一面注意这个大家族，威严高居，别的人都在其下面，对这个家族顶礼膜拜。他今日的这种状况，是他为了家族门弟所不得不为之，这并没有抹煞他的傲气，他仍然可以自由选择任何一个政党。尽管有人敷衍他，他仍是一个批评家。将来怎样却无从得知，也许他会成为君王的顾问与指挥，但他却是君王的臣仆！
　　无论做怎样的牺牲，这个年少议员必定是离不开演讲台的，除了在此，否则他是无法施展他的力量与睿智的。如果每年都要召开议会月p 么他必定要同他所厌恶的自由党投票选举。他该做些什么呢？给君主带来麻烦是不忠的，所以俾斯麦的策划就是将这个重大问题置于不表决之列。当提议犹太人的问题时，俾斯麦就不想出席，因为他对于这件事与政府的态度并不一致。后来他却愿意出席，这是因为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已变成极右派的诸多领袖之一，他针对左派提倡的“人民平等”作了演讲，说这是“令人讨厌的人道主义空谈”。
　　他很傲慢地说道：“我并不是犹太人的仇敌，即使他们仇恨我，我也会饶恕他们。无论在什么环境中，我都爱他们，据我个人意见，我愿给他们全部权利，除了不能在信奉基督教的国家里占据许多主要席位。……据我看来，对于上帝是如何恩惠的话并非空话……但是我只能将那些带来福音的话作为上帝的意志……倘若我们将国家的宗教基础给撤掉了，国家就会变作不过是许多偶然凑在一起的权利，也不过是一座城墙，是极为不稳固的……在这样的一个国家里，例如共产党的观念，我是看不明白的……因为我们不能侵犯人民所信仰的基督教。”
　　凡是专制君主、专制大臣，都无一例外的是这种腔调。假设俾斯麦的外祖父门肯也用这种腔调说话，他的君主是不会怪他的。假使老门肯不用这种文明主义教养他的女儿，她是不会把这种主义灌入她儿子心里的。也许小俾斯麦是因为不喜欢他的母亲的缘故，才会变作一个自由派——假如从他的父亲那里吸收了许多反动观念！俾斯麦少年时代羡慕弥拉波与皮尔受过拜伦的诗歌的吸引。
　　俾斯麦以一个政治家的身份，五分钟后，传最底层社会的一个人作他的证人。“当我代表君主时，我没想到要服从一个犹太人，我承认在这种情形下，我会觉得我受到极深的侮辱。……我同较下层的人民有着相同的情感，在他们当中，我决不会引以为耻。”其实他绝对不愿服从君主的无论什么代表，无论是犹太人，抑或是基督教人。尽管他自己也是君主的一个代表，但是强迫自己服从君主，是与他的本性所不合的。
　　只有当他同未婚妻见面时，或者是在思念她时，他的傲气才会稍稍被柔情所淡化。在未婚妻生病时，他一点也不理会那些住在赖安菲尔的基督徒们，因为他们只信奉上帝，说只要祈祷就可以治病。他根本不信这一套，他相信医学，竭力主张吃药，他认为药是上帝赠给人类的。
　　“当我的思想开始趋向你现在的生活方向时，我的生活方式也发生了变化，我的悲喜因你而变换，尽管我们总是争吵……这使我很不快乐，但是我仍然是一手指在唇上，一手按在心口，静静地为你祈祷。……我非常害怕你会变得越来越骄傲……也许以后你会更加瞧不起并不热闹的赖安菲尔。”有时她就用这种胆怯的语言，道出她内心实实在在的恐惧。她曾用一种很可怕的语气写道：“亲爱的，你是一个令人可怕的热血人。”
　　俾斯麦很为婚期的临近而兴奋，他用一种很迷人的手法写信说道：“你盼望我在一个和煦的晚上穿着一件黑色的天鹅绒上衣，帽子上插着一只很大的驼鸟羽毛，走到你的窗下，轻轻低唱‘我们私奔吧’等等（我现在很喜欢这首歌，而且唱得也不错），我在中午时候跑来见你，穿着绿色的骑马服，带着红色的皮手套，双手拥抱你，既不唱歌也不说话，只是静静地搂着你，我这样做你会喜欢吗？”当他劝她请几位朋友作他们的蜜月伴侣时，她却不肯。
　　他们的婚期定在订婚六个月后举行。在婚礼上，有人送给新娘一块手帕，并在手帕里包了一朵白玫瑰花，以此为她祝福。新郎在喝了许多香摈酒后猛然看到了这朵花，新娘尚未来得及解释，这个鲁莽的新郎就已用雪茄烟将花烧毁。
　　他们过了一个很长的蜜月。俾斯麦同他的父亲一样带着新娘子周游世界。他写信告诉他妹妹：“我是老了，所有的新鲜景致对我来说都是很平淡的，惟有在乔安娜的脸上露出笑容时，那才是我最大的快乐。”所有读过这封信的人都不会晓得他是三十二岁的人。他还写信给他的哥哥：“大的花费还在后面，我花光了一百个金腓特烈（币名）之后，乔安娜还得添上她的二百元，这些钱她原是预备买银器的。不买银器也罢，用瓷器喝茶，味道还不是一样？况且我们还有许多结婚礼物。我们这次蜜月旅行，共花掉七百五十元。共计旅行五十七天，每天花十三元……在我们外出旅游期间，我有六条母牛都害病死了，都还是些不错的牛。”
　　他原是一个冒险家，如今却变得多么老实。当他旅行时，无论是独自一个人，或是同夫人在一起，他出手都是极为阔绰的，毫无吝惜之色。但是当他蜜月归来时，他却将花费的总数用五十七来除，平摊每一天的花费。在他给他哥哥的信中，他说死了六只母牛，这很让他可惜。从这里我们看出他其实是个随环境不同而量人而出的人。
　　十一、危机时刻
　　1848年3 月19日，俾斯麦正在探望一个邻居，大概是正在与他的朋友们讨论政治，此时国内局势紧张，政治气味很浓。正在这时，突然来了一辆马车，马车里的人走下车来，满脸都掩饰不住惊恐的神情。他们告诉俾斯麦和他的朋友们，说他们是从柏林逃难过来的，柏林正在闹革命，国王也被闹革命的群众囚禁起来。因为议会没有召开会议，俾斯麦闲来无事，就携同夫人到申豪森过冬——他娶妻之后，只有这六个月是过得最安静的。在最后这两个星期，他同别人一样，心里也是非常着急。因为新近巴黎乱民闹事，把国王赶跑了，又宣布成立共和国。为避免出现这种情况，所以在德意志境内各处的政府都罢免了一些反动派大臣的职务，起用了一些主张自由的人做官。可惜太迟了，3 月18日，柏林的群众在街上同军队发生了冲突，之后君主命令军官们将他们的队伍收回。其实大可不必发这个命令，因为他之所以这样做只是出于恐惧心理，而不是从内心里同情人民。俾斯麦一听到这些消息，赶紧回到了申豪森。
　　现在他觉得这件事与他的性命相关。他原是替反动派说话的，那些愤怒的群众如果不来抢夺他的财产，不杀他，还会对谁下手。他自然想到他的家产，现在已为人夫的他对财产关注倍至，他当然想保护这一切。况且这种事激起了他的傲性与勇敢，所以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反攻红党。他的脾气促使他动用了武力。他立即动手，搜集他手中所有的防卫工具。第二天一早，有委员们从市镇来到申豪森，号召人们挂黑、红、金三色大旗。地主们却让农民反抗这些委员，并将他们赶走，“农民们果然极听地主的话，立即将他们赶走，许多妇女也上阵帮忙。”俾斯麦在教堂顶上挂了一面白底黑十字旗，搜集武器，在他自己家中找出二十杆鸟枪，在村中搜集出五十杆枪，派人骑马到市镇买火药。
　　他随即带着他那有胆量的夫人，在邻近的村子里巡视一周，发觉大多数人都愿意与他同往柏林，解放国王（因为那时流传着腓特烈威廉被囚的消息。）他的一位邻居，是自由党派，恐吓俾斯麦，极力煽动农民，不让农民跟随俾斯麦前往柏林。俾斯麦说道：“若你敢煽动众人，我就开枪打死你。老实对你说，我要打死你，我说到做到，所以你还是不要煽动为好。”
　　他说完这些话后，又变成了一名政客，只身前往柏林。在路上，他探望波茨坦，向同党的军长们打听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告诉他，君主不许他们攻占柏林，这使将士们很忿恨。俾斯麦一听到这话，他就知道这位君主实在无用，对君主不应再抱任何希望，只能为自己做点事。要让普鲁士威廉亲王发令，别人劝他应该去找王妃。
　　奥古斯塔王妃比俾斯麦年长四岁，这时她嫁给亲王已快二十年了。随着腓特烈威廉的癔病越来越显露，他们更加迫不及待地想登上宝座取而代之。腓特烈威廉没有儿子，现在乱事一起，王妃便认为一生的愿望都化作泡影，看来这兄弟二人都没有作君主的命。威廉亲王在动乱中跑到孔雀岛上躲避起来，包括最亲密、最效忠于他的人都不知他究竟在何处，但这却给了他那美貌而霸道的妻子一个极好的施展本领的机会。她想以实际行动来证明她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王后之一，因为她敢拿她的头颅来冒险，她要她的儿子继承王位。她同自由党的领袖芬克磋商这件事。她一面谋划这个阴谋，一面听说君主党的领袖来拜见她，在客厅里见他实在是不妥当的，因为这是前所未有的。
　　“她在仆人的客厅里接见我，她坐在一张椅子上，不肯告诉我她的丈夫哪里去了。她说她的责任在于保护她儿子应有的权利。她所说的话，是根据君主和她的丈夫都无法保住自己的地位而别有意味地说的。她表明了她的想法，并认为在她儿子尚未成年时她需要幕后听政。”
　　站在那里的就是那位忠君的俾斯麦，他心神不宁，极想找到那位躲藏起来的亲王。希望这位亲王能有勇敢地反对闹事者的举动。他在仆人的客厅里会见亲王的夫人，她坐在一张粗木椅上。她早已不对君王和她丈夫心存什么希望，她惟一的期望就是保留这顶王冕给她的儿子。她把这个计划（几乎是大逆不道）告诉这个议会议员，这个她几乎素不相识的人。俾斯麦的计划却与她恰恰相反，我们不知道俾斯麦当时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但我们可以从他后来说芬克的话中略知一二。“芬克以他的党友们的名义，也许是奉更高阶层的人的旨意，求我劝说议会，要求君主退位，撇开普鲁士亲王不管，估计是先得到过他的允许。普鲁士亲王王妃要求在她儿子年轻时由她幕后听政。我宣称我反对这样提议，反过来我还弹劾提议这个计划的人们，定他们‘大逆不道’之罪。……芬克后来很坦然地抛弃了这个计划，抛弃得很容易，他还说，若无右翼帮助，必定不能使君主退位，他以为我是代表右翼的。我同他是在某个旅馆楼下会面的，我们谈了许多话，大多是不便诉诸笔墨的。”
　　最后这句话是在事后四十年写的，就能使我从字里行间看出多重要的东西，这个老家伙是不肯轻易说破的，他很清楚为什么在结束时要这么说：“我绝未向威廉皇帝说过这件事，即使奥古斯塔王后成为我的死敌时，我也从未说破过这件事一一但是保持沉默是一件很难的事，它对我生平所养成的责任心和性格来说，是一次很大的考验。”奥古斯塔王后是绝对不会饶恕这位议员的政治上的贞节。
　　俾斯麦为君主忠心耿耿，并不是为了个人私利。上文所写的情况，只是俾斯麦效忠的第一次举动，也许是以后许多举动中最为重要的一次。况且这个时候正是他很瞧不起腓特烈威廉的时候。在这种危机时刻，他的许多情感推翻了他的理性，因为他的情感是承于胆识，承于忿恨，承于武士的遗传傲性。单纯的从环境而言，芬克说他的计划是“一种政治上所必要的，需要精心策划的办法”。的确，芬克说得很正确。处在这种革命的时代俾斯麦是一个有野心的人，他其实也未必非要这么做！假设他拼着命来效忠君主与君主之弟的话，他是不会得罪奥古斯塔的。假若他要扶持王后，王后会给他什么报酬呢？
　　根据俾斯麦自己的记载，王室的命运是掌握在他的手上。假使保守派会赞成腓特烈威廉退位，那么这个党派的决议就会决定时局。议会的议员们大多数原是自由派，诚然会欢迎这种办法。如果这样，腓特烈亲王绝不会登位的，他的儿子腓特烈十八岁就可以作普鲁士王，而不必等到五十八岁。但是俾斯麦既不能预料腓特烈将来的发展，又无法预料自己的发展。他决定他所走的路，第一次是在波茨坦仆人的客厅里，其后在莱比锡大街旅馆的楼下，这两次基本上就决定了他自己的前程，他所做的事也确实影响了普鲁士的前程。
　　他不肯废在位的君主，他现在的计划是对肿特烈威廉有所限制。当天他就让腓特烈查理亲王命令军事长官们带兵进入柏林，带兵的军长却不听话（俾斯麦也劝他听从君主的话），俾斯麦只好自己赶往柏林，试试他能否再一次激发腓特烈威廉。到了京都，他一点不动声色，他剃去胡子，戴上一顶宽边帽，插一个徽章，穿上一件礼服（他希望与君主见面）。他的装扮很是奇异，街上人一见到他就喊：“又有一个法兰西人走过去啦。”当有人让他捐几个钱放在钱篓里的时候（这些钱是准备给正在作战的人们的）时候，他大声喊道（这是他告诉我们的）：“你会被一杆大铣所吓倒吗？竟把钱给这些杀人凶犯。”在市民的防御处，他认识一位裁判官，这人听到叫喊声回过头来一看原来是捍斯麦。他虽然剃了胡子，他却仍然认得出他，喊道：“俾斯麦呀，你改装得很难看，你看这里闹得多么凶！”
　　守宫门的人不让俾斯麦进去，他就在一块碎纸上告诉腓特烈，在普鲁士的乡下无一处是帮助革命的（他并无十分确切的消息，姑且说几句话来安慰君主），腓特烈威廉只要离开京都，他仍是君主。
　　尽管俾斯麦费了很多心血却都无济于事，他只好回到萨克森，使那里的总司令与波茨坦的军队互通消息。他在马格德堡时，就有人劝他立刻走开，因为他若是在这里逗留，他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拘捕他，以大逆不道治罪。他只好回到申豪森。后来他忍忍气再次来到波茨坦，这次与他同行的是一个农民代表，这个代表要亲自同军长们说话。到了波茨坦，他听到腓特烈威廉对守卫的军官们说道：“我向来都不如我在市民保护下那样自由，那样安稳。”俾斯麦后来报告说：“军官们听了这句话，有喃喃的讲话声，也有刀鞘声，这是在普鲁士的军官中从未听到过的。我们希望永远不要听到这种声音，我很伤心，只好回到申豪森。”
　　俾斯麦本有一腔热血反对这场革命，如今也懊恼而失望。三月间的暴动，竟然强迫政府提议选举法律，当自由党政府将这一法律提交议会表决时，俾斯麦力排众议，才将许多恭维这些暴乱者的话语删去。如此人才方党稍稍心安。国王又颁布新政纲，说到德意志问题，国王宣言称普鲁士必定要在德意志做事。俾斯麦对此持不同意见，但是他认为这个问题尚可缓缓再论。当国王决定要实施这个纲领时，他突然出奇不意地登台演说，表示反对。他好像不晓得他在什么地方，说话吞吞吐吐。
　　他开始时说他赞成国王的政纲，但是随后他又说道：“我之所以反对这个诏令的原因就是新近发生的这个事变，对于这件事，我比你们任何一个都懊恼，只是无论做什么都乏回天之术，无法让它起死复生。可如今却是君主在自掘坟墓……倘若走一条新的路，能够使德意志联合的话，那我将对始创这条路的人表示我由衷的感谢。但是现在我却不能……”
　　说到这里，他忽然一阵大哭，不能再说下去，话未说完就走下演讲台。
　　当他认为什么都完了时，他就会被这种颓废的状态所击垮。当腓特烈威廉同民众讲和时，他感觉自己真的是失败了，所有艰辛与努力都付之一炬。但他仍不相信，同时他还有一种政治家的先见。他现在觉得要将诸联邦统一，既非在现在能实现，也非用这种方法所能办得到的。他用一个辞令家的派头发表演说，满腹都是显而易见的怀疑。他感谢那些创建新功的人，转过头来却又很漠不关心地反驳自己。在这个时候，他的感觉似乎总在与自己过不去，他好像不敢无视前途的黑暗，所有这些天的激情与伤心，全都涌上他的心头，他禁不住大哭，走下了演讲台。
　　十二、初露锋芒
　　两个月后，威廉亲王才敢从英国回来，当他尚在路上往回赶时，俾斯麦正在一个小车站等候他。俾斯麦很小心地躲在人群中，亲王却认得出他（亲王的夫人将与俾斯麦商讨之事告诉丈夫，却对自己所策划的事只字不提），亲王从人群中穿过去，径直走到俾斯麦面前，拉起他的手说到：“我知道你为我费了不少心，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的。”一场很奇特的误会使这两人第一次同心协力地拉起手来。
　　亲王请他到巴贝尔斯贝格宫去，俾斯麦告诉亲王，三月间的叛乱，君主不让军队出动，士兵都很愤怒。当时有人作了一首诗，俾斯麦大声读给亲王听，在诗的末后几句说道：“我们不是普鲁士人啦，从此以后全都是德意志人。”
　　“新的黑红金三色旗高高飘扬，黑鹰旗受辱卷起而逃。沙洛略的光荣已深埋坟墓，废一个君主——不是同一个世界的宣战吗？我们不去追寻堕落的明星所走过的路，事情就是这样，亲王，你会为这一天而悲伤。你会知道普鲁士人永远是忠心耿耿。”
　　亲王听了，悲从中来，大哭一场。还有一次，二人相见又禁不住哭了起来。他们两人都是有胆识之人，男儿有泪不轻弹，他们能如此动情，表示两个人在某些方面确实有许多共性。这并不是说他们两人的脾气相同，只是说他们在紧要关头，所采取的举动是相同的。威廉这时候有五十多岁了，他一向所过的都是无忧无虑的舒适日子，他向来没有遇到过什么严重的阻碍，除了少年时代的一些烦人的琐事和不成功的恋爱外。现在他在避过这场灾难后，才知道俾斯麦所提到的关于一个军人的歌曲的报告是第一篇说真话。
　　到了七月份，悍斯麦还是与以前一样大胆进谏，然而许多事却让他伤心极了，不肯再入宫见君主。君主就派一个贴身仆人去旅馆传他入宫，俾斯麦谎称夫人有病，立即离开这里回到了乡下。君主随即派一个副官去请俾斯麦夫人入宫吃饭，这在君主的历史中，还是第一次。君主还专门从宫中调了一名信差，供俾斯麦调遣，随时向他报告乔安娜的健康状况，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是不能不入宫了。饭后，腓特烈威廉同俾斯麦在莫愁宫的平台上散步，君主很和蔼地问他：“你所在的乡下现在怎样？”“陛下，情况很不好。”“我以为你乡里的民情还不错。”“民情原来是好，但是因为实施了您颁布的法令，在我们乡间提倡革命，情况变得很糟，您的帮助是无济于事的。”
　　据俾斯麦的记载，王后这时从隐蔽处走了出来说道：“你怎么可以这样向君主说话？”但是陈特烈威廉却说道：“艾丽斯，请你走开，这些事我会自己处理的。”他转而又问俾斯麦：“你责备我什么？”“退出柏林。”“我当时并不想退出柏林。”这时王后又听到他们说话，又打岔说道：“这件事你不能责怪君王，他三天三夜都没有睡觉啦。”“立法议会的少年们听得比任何人都清楚……责怪君主并不是最好的办法，重整江山需要的是帮助、克己，而不是吹毛求疵的批评。”
　　这个被邀请到宫中的贵客一听到这种腔调，忽然感觉自己“完全没有保护自己的利器，完全被对方打败了”。
　　这就是俾斯麦第一次同一位普鲁士王谈政治，就事实而言，凭什斯麦的地位是很容易达到目的的，因为他是以君主党的资格批评君主。而从形式方面而言，却是很为难的，因为他入宫之意在于责备君主，君主也不会很善待他，所以他只会输掉。不久以后，格拉赫推荐俾斯麦做一部的大臣时，腓特烈威廉在奏折上批示：“等到短兵相接时，再用此人。”从政治上分析这句话虽不是很正确，但当在说这句话时却是很恰当的，因为俾斯麦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无论采取什么办法都要尽全力保全他的阶级。
　　那时，别的地方早已取消贵族地产可以不纳税的规定，到普鲁士政府也想办这件事的时候，俾斯麦夸大其词地给君主写了一封私信，上面写道：“这种做法，简直是极其霸道无理的，只有霸道的帝王和侵略者才会做这种事情。这是一件不合法律的蛮横之事，是专门反对那些数百年来对君主忠心耿耿却又手无寸铁的阶级的子弟们。我们会与大多数普鲁士人民要陛下在上帝面前，在我们的后代面前担负起这个责任。倘若我们要看见有‘公道’之称的君主父亲的名字，写在诸条法律之下，这诸条法律将指明舍弃诸位普鲁士王所走的路，而使诸位普鲁士王会得到一尘不染的永不消减的美名，使莫愁宫的磨房变成一座历史的华表。”他就是这样用恐吓的话语，用最不讲理的精神，反对君主。其实这位君主的父亲并没有此称呼。
　　同时俾斯麦也写了几篇反对革命的文章，在这几篇文章中，他反对进步派，反对革命派。他还是新成立的田产党的发起人之一，也是田产党的机关报《十字报》的发起人之一（后来几年他写了许多社论）。他尽力争取被选为普鲁士国民会的会员。当他失败的时候，他就会策划一些阴谋。到了十一月，国家发生了政变，议会被强行解散。这件事尚未发生之前，他努力保住自己的地位。他写了一封信给他的夫人，这封信颇有些强词夺理，写道：“我不必在这里等候什么，也不必保护自己免于我所不必要冒的危险……倘若闹出什么事情来，我却想留在君主的附近。你大可不必担心（我说这几句话带着点懊恼的情绪），那里并无危险。”
　　他随后竭尽全力地争取再次被选，为了竞选，他居然屈尊自己大肆宣传自己的优点，标榜自己。他写信给布兰肯堡，说倘若他在提拉图落选，就请他劝选民们选举斯塔尔教授替代他，他要为此感谢两轮的选举法。“不然，我也许需要你用你的权利来扶助我。我有很好的理由会让你相信，在这样的事中，你的推荐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我本可以在勃兰登堡地区为选举奔走一下，但我知道那样成功的希望微乎其微。”
　　他就是这样四处活动选举，但在1849年2 月间，他所做的事却是他最不喜欢的。那时候他要巴结所有他看不起的人，这种事是他十分不情愿的，他很想甩手不干，“今天我要去认识几位选民，我的信使们也四处散去为我游说，有两个爱国演说家要前往卫德……很像是在大本营——每隔几分钟就有信差要出发……我感谢你的信，是昨天收到的，那时我正处在四百个人的吵闹中。……我在有着恶臭气味的灯光旁读着你的信。倘若我最爱的人说一句话，要我脱离这种可怕的地方，我就会立即退出来。……我若是被选上，这种让人无法安宁的生活，让人想来，也真是可怕。……现在选民们正在投票，我是听天由命，我很镇静地等待结果，但是不久之前，我就如同热锅上的蚂蚁一样乱作一团。”
　　他在被选后，就想方设法找机会赶快离开那些人——那些他为了被选上而去巴结的人。他写信给哥哥说道：“在这个星期里，我是那么地看不起自己，因为我不得不去巴结那些我瞧不起的人……选举完毕，有一个大型宴会。来参加这个宴会的有四百多人。有人唱起我们曾经唱过的歌，‘现在我们都感谢上帝，戴上了胜利的桂冠，我们欢迎你。’还唱普鲁士歌。第二天我头痛，因为总是同别人握手，弄得我的右臂肌肉很痛。第三天，我几个朋友的玻璃窗被人打碎了，还有几位被别人揍了，那时我已回到家里同乔安娜在一起了。”这些话表示出俾斯麦对此事的蔑视，他想得到权利时却不能不巴结平民。俾斯麦以地主的身份与资格，尽量避免同农人们冲突。现在他变成了一个政客，就很瞧不起农民。在他看来，农民惟一的用处不过在选举时体现出来。当反对革命时他会将他们当作利器。
　　在这个时候，也是他的意志决定普鲁士与德意志之间的关系与地位。“我管那些小联邦干吗？”这是他对他的朋友乔特尔说的。“我惟一注意的事是要保护和增加普鲁士的势力！”当他在议会的时候，有人称他是德意志祖国失落的儿子时，他答到：“我的祖国是普鲁土，我并未抛弃他，而且我也永远不会抛弃他。”其实他的普鲁士主义比他的君主制主义更严重。因为他的君主新近宣布（却是有点迟疑）普鲁士与德意志合为一体。他反对德意志统一，这主要是由于他的保守主义，极少一部分是因为他的普鲁士主义。那些唤醒人民促成德意志统一思想的，就是革命。在法兰克福，代表们建议要努力从下到上建造德意志帝国时，君主派之间的争斗、不团结，极大地影响了他们反对民主制精神，破坏由上至下的建造德意志帝国。诸小邦反对普鲁士的优势，而普鲁士王却反对法兰克福议院的优势。
　　四十年后，俾斯麦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想若是那一天（1848年3 月19日）胜利了，如果会巧妙地加以利用，那么德意志会更容易地完成它的统一大业。这样一来，是否可以更为便捷，更为持久。如此这般，我也不再去讨论啦。……从巷战中得来的统一与从战场上得来的并不一样……1848年3 月走捷径得到了胜利，是否和现在形式上的统一有着相同的历史效果？对于德意志人，这原本就是一个疑问，现在的统一，给人一种印象，总觉得君主派即使从前是主张各邦独立的，现在却比任何别的党派更加主张联A ”
　　当这位大人物在写他那篇即将结束的大作时，结尾必然是要算总账的。我们在后十年里读他这样的文章，却不能不为他的许多反省的话语所打动。他告诉我们，他不想打仗，用武力得来的结果，可以不战而得，而且还可以很快获得，结果反而更好。巷战使街道堵塞，人人自危，他看还不如在战场上好。他好像不比较死亡的人数，三月间的巷战不过死了一二百人，然而后来发生的三次战争却死了几十万人。俾斯麦未曾亲眼看到过许多朝代的灭亡，而只要统一的德意志不亡，他会认为王朝覆灭是不可能发生的。他没有活到那一天。当德意志最危机的时候，那些曾对德意志表示友好的国家却纷纷远离开，只剩下各个党派、各个势力来援助德意志。
　　在那段很短的时间里，俾斯麦与君主完全达成了一致。4 月2 日，法兰克福代表团，勃兰登堡伯爵，内阁主席都相信第二天君主会接受帝位的，谁知到了第二天，君主自己作了一篇很空泛的演说，说明不接受帝位。到了晚上，威廉亲王与西姆松（这是一位令法兰克福人失望的领袖）辩论他哥哥到底是接受帝位还是不接受帝位？俾斯麦也大为诧异，因为早一天，他们在议会曾签署一篇劝进文字，献与君主：“德意志民族的代表们深信，请陛下担任德意志至尊无上的皇帝……我们迫切期望陛下不要忽略德意志国会的请求。”
　　这篇劝进文章有俾斯麦的签字，也有他的亲戚克莱斯特与阿尼姆的签字，同时签字的还有两位有爵位的大臣。有许多人并不知道这件事，所有的传记作家都忽略了这件事。俾斯麦就是这样承认他所深恶痛绝的法兰克福民族国会成为德意志人的舆论机关。劝君主承受帝位——只因他相信他的君主要做皇帝！他是于1849年4 月2 日为这篇劝进文签字的。这一天他却以为君主太偏于民主派，会有演说反对他。说到一半，他大哭起来。一年之间，这位初出道的外交家的忠心却是有了不少长进。
　　君主辞了帝位不做，人人都很诧异，贵族公子们却是很放心。21日，俾斯麦在演说台上说道：“法兰克福国会所颁布的仅为显示自己欲望的不合法律的议案（这时有许多人打岔，议长摇铃制止），我认为我们是不该奉行的。”他认为这次会议，是“法兰克福造出来的无政府”。不肯拿他们的承认帮助法兰克福贪得主权。
　　他往下说道：“我不能同时写两个字……一个是普鲁士，另一个则是德意志。况且联盟范围较窄的德意志民族，除了普鲁士人民之外，别的只有极少数。”
　　他的最后几句话说道：“谁不想德意志统一？……但是要牺牲这样一个宪法的代价才能得到一个统一的德意志帝国，我认为这大可不必……若是非要牺牲的话，我宁愿普鲁士还是普鲁士……也许法兰克福所奉献的帝冕可以发出奇光异彩，但是制冕的黄金可以使光彩变为真实。但是我绝对不相信，将普鲁士的王冕放在熔炉里重炼出来的王冕，在这样的宪法里还能呈放光彩？”
　　俾斯麦在1849年就是这样抛弃“统一德意志”的观念的，他所用的就是理论中常用的一种归谬法，二十年后，他自己却放弃了这个办法。但是当拉多维茨当大臣的时候，劝君主赞成小德意志的办法，很详细地发展他的计划。俾斯麦隐去名字在《十字报》上撰写文章，挖苦“拉多维茨的声音中都是赞美自己的话，当众人发出如雷的喝彩时，这个大臣就如同一个从坟墓里钻出来的鬼一样，洋洋得意地缓步回到自己的执政座上。”
　　无论是在柏林，抑或在耶尔福，拉多维茨都在讨论有关联合宪法的问题。俾斯麦不需要做什么实实在在的事情，无论是关于德意志的或是他自己的事情。他所要做的只是防备革命的到来。他公然反对议会有不肯投纳税的表决权。他大声疾呼反对同英、法两国比较。因为这两个国家的元首，是从革命的血手上得到他们的王冕。他反对自由执业，反对法律式的结婚，尤其反对大城市，他认为大城市是“酝酿革命的温床”。对于大城市，他说道：“我并不认为市镇里有真正的普鲁士人。倘若大城市又要揭竿而起，还是真正的普鲁士人会强迫市镇服从，即使牺牲一切，将市镇削为平地也在所不惜。”他的态度是一种很强硬彻底的态度。他在耶尔福时，有人拿他与革命派领袖弗格特相比。
　　私下里，他极力挖苦他所在的、热心为人民办事的议院，他说在这个会场里，“有三百五十人决定我们祖国的命运与前途，可惜不到五十人会晓得他们自己在干些什么？在这五十个人中，有三十个是有奢望的，又是些没有良心的光棍，再不然就是战场上的小丑，被虚荣心所膨胀。”他很可惜，在南部德意志还有革命活动，他对罗岑菲尔德说道：“我祈求上帝来保佑你的军队，尽管这是很靠不住的。这样一来，战争就会变得愈加激烈，那样会有更好的结果，到那时，这个溃烂的疮口就会彻底地好起来。……这样一来，一切就会如你我所愿的。如果我们动用更大的武力，这件事也就会更好办一些。”他完全陷入一种非基督教的深恶痛绝之中。“三月之乱”后一年，他去看那些为自由奋斗而战死的人的碑，然后他写信告诉夫人：“我认为死者也不可饶恕……因为他们十字碑上的碑文，都是夸张自由权利的，这是人与上帝都以之为耻的！”
　　只因革命要废除贵族制及其它特权制度，俾斯麦对此便深恨不已。所以从这个时候，俾斯麦便开始在他的名字之前加一个Von 字，在这之前，凡是签字，他的名字之前都没有这个“冯”（VOn ）字。他对一个自由党说道：“我是两个贵族之子，我要享受我的地位和利益！”但是当召开委员会议时，他却喜欢坐在反对派里面说：“我觉得我和我的朋友们在一起是极其沉闷乏味的，现在却有趣得多。”他在一次演讲中称赞普鲁士贵族的长处，说得很平和很透彻，这使他的演说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他看见许多普鲁士贵族们诚然有他们的耶拿……但当我考查贵族的全部历史时，我发觉这些日子人们对贵族们攻击的话是毫无道理的。“随后他又将贵族与君主相比较，研究威尼斯、热那亚、荷兰的贵族，认为欧州大多数国家，现在之所以不太稳定，都是一个时代的结果，那时有势的王公们压制独立的贵族们，——这一种趋势表现在脖特烈威廉第一说的一句话中：”我要用铁腕建立王权。“
　　俾斯麦走着一条将自己与他的反叛祖先相连结的道路，同独裁制的法治制度挑战，他的那些不太机灵的同事们听了这番话，很是诧异，他的阶级感情同政治紧紧纠缠在一起，在他演说之后，《喧声》报问道：“我想问一下，1813年那位俾斯麦在哪里带兵？”俾斯麦立刻回答，并且带有一种报复心理说道，关于他自身的问题，他将在报里给予答复。但是关于他的祖先们，有四位（却无他的父亲）是在1813年的战争中坐镇指挥。‘当有人说羞辱我祖先的话时，我就想——等我有了反击的证据时再说——你那有教养的思路，并不完全与我的思路相异……我期望你能给我一个较为满意的答复。据我看来，这是一个君子所不能不答复另一个君子的。“
　　有时候，力量与基督教这两个要素往往发生冲突。——不过这种事只发生在家庭中。他的岳母是一个很有见识的人，极其独立，所以往往同俾斯麦发生冲突，她很赞同匈牙利自由派的观点，贬斥雷淄，这人曾用血腥镇压将自由党的一些期望完全扼杀。俾斯麦很是激动地给他的岳母写信（在这之前，他只是在她生日时写信为她祝贺）：“您对于波顿宜的亲戚们有着许多同情，难道对于千千万万无辜死去的良民就没有同情了吗？这千万人死去了，但他们身下尚有妻小，这些凄凉的情景都是叛党们所造成的。他们如同摩尔一样，要用他们自己的疯狂办法，强行得到他们自己的快乐。这样就是把他们杀了，能够赔偿被焚烧的那些市镇，被躁睛的许多州郡，被无辜杀害的那些人民吗？上帝将法律和权利交给奥地利的皇帝，如果都像您这样怜惜罪犯的话，那是要担负起最后六十年国体走向责任的。您说奥地利政府将走民主制的道路，但是您怎么能将合乎法律的权利与叛逆之徒相提并论呢？符合法律的权利以利刃担负起保护上帝交给人民的权利，而叛党们却不能，当他们也妄敢借助于利刃时，他们就变成了杀人凶手，仍然是说谎的人。他们能杀人却不能正当判人的死罪。路德宣称，‘教会以外的法权，切勿饶恕那些作恶之人，必定要惩罚这种人。’……我为这些事写封长信给您，请您原谅我这么做。我觉得自己很为您这些话所触动，因为将来我若有执掌大权的那一天，我不愿意乔安娜对我的感觉，就像你对雷端的感觉一样。……女婿俾斯麦。”
　　写这封信的人，好像将这封信当作是一件执政大臣的批文。但当他开始晓得自己的前程是什么时，或是他努力要达到这样的地位时，他认为必定要练就铁石心肠，不为怜惜所动。其实他原是心软的人。尽管他很爱他的夫人，但他从心底里认为她很危险，因为有其母必有其女，她每年要同母亲过几个月，这种影响是很可怕的。在好动情的乡绅社会中，他们不喜欢独裁者就如同不喜欢自由党一样。在我们所引用的这几行信中，俾斯麦发出些低沉的警告，他要反对家中与他持不同意见的人，使他们最后改变观点，这样他才会觉得心安。
　　十三、婚姻生活
　　俾斯麦已经成为一个职业议员了。从三十三岁到三十六岁，他都以议员作为自己专门的工作，倘若他的行为令人诧异的话，我们就会记起他为此所作的解释，想到他为此所付出的热心与努力。他以强有力的意志，来补救他从前所虚度的十年光阴。如今，他却很有些狂妄，再加上天生胸怀大志，迫使他努力去争取自己的地位。现在他的身体很好，吃得多，喝得多。“我吃了这样一顿晚餐……吃得太饱了，都差点坐不住啦。”他又说：“在我要睡觉前，我们又吃了些香肠，用刀将香肠割开，分作三次吃完，一点面包都不吃，薄的那一端不如厚的的那一端好吃，但总的来说还是不错。”又有一次他写道：“今天我吃了许多无花果，还要喝点烧酒。”还有一次他写道：“随后我在屋里走来走去地吃晚饭，几乎将全部的香肠都吃光了，味道很不错，我喝了整罐的啤酒；我现在写信给你，我把第二盒杏仁糖收起来了……我其实还是想吃，但这时候我的肚子里装满了香肠，实在填不下了。”
　　他无论做什么都很专注，很热心。有一次他散步走得很远，回来后因为太疲惫，倒头便睡。这觉睡得很长，他的一位朋友出去跑马，跑马回来后必须小心翼翼，以免惊动他，否则俾斯麦会大发脾气的。有时他花一天时间出去打野鸡。“昨晚我吃了许多鳄鱼，喝了些啤酒。”他冒雨出发，从一点走到四点，这之间他歇了三次，“因为疲倦得很，我不只一次地要跌倒在地，我只好躺在湿草上，任凭雨淋。……我发誓一定要找到一只鸡。我看到几只，却离得太远。——五点钟，我回到家中……捱了二十四个小时的饿，幸而我的胃很好，喝了几杯香摈酒。这一觉我一睡就是十四个小时，睡到午后一点钟，现在我觉得很舒服，比出发前舒服得多啦。我追忆上帝赐给我的奇异的大自然风光，这是多么的快乐。‘他研究修辞术，不再像以前那样羞怯。他同歌德三十岁时一样，说他现在的生活比较快乐，达到心境的安泰。只要略微有些不舒服，他就不满意。后来因为他说话有些缺陷，他就深感不安。”因为得了伤风，我就觉得一早上都不舒服……我忘记了我要说的最好听的话，因为我很糊涂。“他承认，”到了晚上，除非我是疲倦极了，不然的话，独自一人总觉得心烦。“
　　他要在柏林过独居的生活，这使他很痛恨一切，尽管如此，他还要久住柏林，其实这是大可不必的。倘若他租几间房子过冬，他就会把屋子很准确地描绘给夫人，告诉他所睡的床放在什么地方，告诉他所花的房租是议员薪水的三分之一。谭斯麦一生都很注意他所居住的地方。“我的东西满地都是，无人替我收拾。小宝贝，我不知道几时才能与你在红帐之后安宁地同眠，几时才能同享我们的茶点。”
　　他们夫妻日子过得很安宁，他们还要再享四十年的安乐日子。恋爱时的如火如茶如今并没有丝毫减少。这并不是因乔安娜比所有女人都好，实在是因为他娶她作夫人时，他的性欲最旺盛期已经过去了，转化作同别人竞争的力量。他们轮流记日记。结婚那一天，他写道：“结婚啦！”有一次她写道：“吵了一整天，两天不说话。”他看到后用笔划掉，用一恰当的比喻在一头写道：“好天气！”有时他写信给她说：“我们分开还不过四十二个小时，我就觉得从看见你站在山顶的杉树丛里朝我摇动手帕至今，似乎已有一个星期那么漫长……我的泪水滴到胡子上，我记得从前放假之后，要回学校。离家之前，我哭了，此后这是第一次哭。我回顾从前，使我感谢上帝，因为还有人让我对她难舍难分。”
　　她生的第一个孩子是女孩，他对她说：“我喜欢这个女孩子，就算生下来的是只小猫，我也要感谢上帝，因为生完孩子，乔安娜就不再痛苦啦。”当她临产时，他睡在她屋里，与那个服侍月子的看护相比，她更相信自己的丈夫。“我就是这样过日子，有时写点东西，有时忙着策划政治奋斗计划，其余的时候，我就当我夫人的看护。我觉得这两件事我都会办得很好。”
　　倘若他的夫人或儿女们病了，俾斯麦就慌得不行。他写道：“小宝贝，自从孩子得了红痴症，我每天都处在绝望不安中。接到你最后一封信，令我无法不难过。最后这几天，各种可怕的可能都在我的脑海中—一走过。”当奶妈的孩子死在柏林的时候，他写了三封信寄到乡下，告诉家里人应该怎样慢慢地把这个消息告诉乳娘，免得这个噩耗会危及吃奶的孩子。
　　他那因爱而生的专制也在渐渐增长，他离开他的夫人几个月后，他不许她住在娘家候产，“你若是在赖安菲尔候产，那么就等于我们离了一半婚。我既不能也不愿意与你分开这么久，我们分离的日子已经够多啦。”当她附了一封信请他转交给她的一个朋友时，他求她下次“把住址姓名写明白些，我拿起大笔一挥粗粗地在住址上写交‘你的伊丽莎白’。无论你怎样喜欢她，你在信封上总要写得冷淡些、客气些，这是习惯。”
　　当他向她求婚的时候，虽然也曾要求她出来做事，然而那时他自己是否出来做事，还在未定之列。现在他已混入政坛，进入社会，他却不要求她也这样做，他写道：“这样的新闻虽然使你的父亲觉得很有趣味，但你是不会明白的。”但是他在她的信里头，乱七八糟地将国际间的政治与家庭琐事混在一起。“倘若孩子跟着乳娘生长得并不好，你自然做你所提及的事。……君主的政治纲领并没有与革命相混杂。倘若君主抱定这个宗旨……自然一切会照旧，因为奥地利与别的邦绝不会让步给法兰克福的人们。……我无法整理我的内衣，有着许多乱七八糟的东西，零乱地放在我的皮包底下。请你不要怪我，我星期天一定会收拾。”他一连好几次写信说快要回家，却没有回来。有一次她抱怨他只管自己在上流社会里快乐，却撇下她一个人同父母过着沉闷的日子。他用很活泼的语调回答她：“无论怎样，我每天必要吃一顿大餐，一顿晚餐，我盼望你在那里也是这样。”
　　他说的话大概的意思是，他过日子是可以很随便的，但是若要将家庭琐事公开，就犯了他禁忌，他会发怒的。他们结婚三年后，生了一个长子，名叫赫伯特，当他们几人同在一起旅行时，他觉得讨厌极了。他写了一封很可笑的信给他的妹妹发泄他的懊恼，说道：“我已经想到，我同孩子们在车站的月台上，随后他们俩都上了车。孩子太小，他们往往不能自制地要大小便，气味极其难闻，同车的人都在嚷太臭了，乔安娜很不好意思地解开胸前的纽扣给孩子喂奶吃，孩子却只是哭，哭到脸都青了……我们随后一人抱一个孩子站在月台上。……昨天我设想起这种令人讨厌的情形，就打定主意不去旅行了。到了晚上，乔安娜为此攻击我，她手抱着孩子，用尽全部女人的手段。我们男人之所以不能在天堂久居就被驱逐出来，就是因为女人的狡猾。我自然说不过她，最终还是得出去旅游。我却认为是受了很不公正的待遇。明年我必定会有三架孩子睡的小车，三个奶妈，还有许多孩子的被褥等等。……这还罢了，可惜我的议员的薪水不会随着我的儿女的增多而增加！你试着想一想，我原有一份很好的家产，只因为同许多孩子的旅游逐渐消耗了！我的运气真不好！”
　　但是他现在的日子过得很节省了，除了喜欢喝点酒之外，他并没有什么别的花费。俾斯麦写信给他的哥哥说道：“这里的羊毛行情同斯德了一样……从前父亲往往很安静地坐在羊毛包上，一坐就是五天或一个星期。开市的第一天，我卖了七十三元，其实我应该卖七十五元的……”读过这封信后，有谁能从中猜出这是两个贵族兄弟的通信。俾斯麦在以后的日子里，仍是不断地感觉钱不够花。他原盼望能得到一笔七十元的款子，却没有得到，这是一件很困难的事，只好把骑的马用来驾车。申豪森出租，他可以得三四千元。“计划到此时为止，以今年而论，花园需要花费一百零三元，从此时计到圣诞节，必定要再花四五十元。”他把准确的账目送给他的夫人：“油八元八，糖、蔬菜、盐九元二。”他计算他的仆人们要花多少，又说算得太低了。因为他们有一部分伙食费包含在园子的工钱里头，因为他们吃了园子里出产的食品。他从柏林给夫人寄来二十二磅茶叶，说道：“你若是要算账的话，就要把寄费也算上。”
　　如果他能够在议员薪俸上省几个钱时，他就会非常高兴。
　　他回家时，好像一个放假回家的学生。“我正在过一种极为安乐的闲散日子。吸烟，看书，散步，同孩子们好戏，不过问一切政事。只有在我读《十字报》的时候，才知道一些政治消息。……我在享受这种诗情画意般的家居生活。我躺在草地上读着书，听着音乐，等候樱桃成熟。”他的行为极像一个都市人，满肚子都是劳心者的得意，哪像是在乡间过了十年的人！
　　倘若他独自一人回家，只有在头三天才觉得快乐，而这份快乐是他有公事时所盼望的。他看见新种的小树长得茁壮，他很高兴。过了几天，因为乔安娜同父母住在一起，他就感觉很厌烦。因为女厨子很脏，必定要打发她走，乔安娜尽管反对却也无可奈何，许多衣服也只好送到别处去洗。“厨房脏得不得了，更何况她有神经病。”不久他就觉得一个人太孤单，太不舒服了。他觉得简直令他愁苦不堪。俾斯麦觉得苦并不是因为身体疲惫，而是因为身边没有夫人陪伴。所以在十月里，有三个星期他写了一大捆信给她，从前的那种腔调又出现在这些信中，他很害怕再次忍受孤独。
　　“我沉闷得不得了，几乎无法忍受，我很想辞职回到赖安菲尔，与你常在一起……你一定要多给我写信，哪怕花一百元的邮票钱也在所不惜。我经常无端地着急怕你得病，我也很想见到孩子们，想念儿子和女儿，尤其想见你。……我无法平静下来。申豪森没有你，那算怎么回事？卧室无人，童车里空空的，在这个浓雾的秋天……好像你们都离我而去了。我常常想，你的第二封信会有不好的消息。……我在柏林，即使是孤单一个人，我也还可以过日子，因为整天忙忙碌碌，又有许多人可以说话。而在这里却不行，问得令人发疯。从前我一个人时还可忍受这种日子。”随后他寄给她一个包裹，并说了一遍里边都有些什么东西，“里面有一件红褂子，还有孩子们的袜子，都是些很好看的东西。……这就使我觉得你好像就在我身边，……我很高兴。我又想到我们俩相隔有二百多英里，有一半尚未通铁路。波美拉尼亚这个地方实在太大了……裁缝说那块料子只能做五条裤子，我猜那第六条才是我穿的，上帝保佑你，俾斯麦。”
　　他已经享受过许多热烈而温柔的爱情，但这个让人猜度不定的人还是害怕欢乐不会长久。他越发看不起世人，越发眷恋自己的夫人与儿女们。在这几个星期里，他的妻子、儿女们是非常健康快乐的，但他还是不放心，惟恐他们得病，有时会着急得发狂，有时两三天没有收到信，他就很紧张，“我什么事也不能做，只是在火炉旁呆呆地坐着，看着红红的火焰，心里就如同吊桶般七上八下，想着一千种可能发生的事情，或是你们病了，抑或你们死了……”他又说道：“忽然间我才发觉烟已烧到手上……今天，我第一次觉得你与孩子是我生命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你们充满了我的全部身心。就是因为这个原因，使我觉得好像无论对什么人，甚至我的母亲都极为冷淡，只有你除外。假使上帝惩罚我，使我失去了你，我想……我将依恋你的父母。”这个一贯利己的人是那样真挚、疯狂地想抱住自己至亲至爱的人。他甚至想到他们死了……
　　他的新的信仰基督并没有帮他的忙，他信教不过三年，在他看来，上帝不过是一种法权，他向这个法权为他亲爱的妻子祈祷，保佑她的平安。当他告诉他的夫人说道：“到了晚上两点钟，常为你们祈祷，为拯救我的灵魂而祈祷。”我们觉得他这几句话很有点意思。他的家信中，没有一封不说他求上帝保佑他的妻子和儿女们。却几乎没有一封信表示他除了祈祷之外，还有别的证据表明他是一个信徒。“我在屋里祈祷，求上帝不要取回他所赐予的东西。”这是他的一个孩子得病时，他所说的，确实出于真诚的父爱。但是当俾斯麦听见一个自称信奉基督教的人贬斥执行布鲁姆死刑时，他生气地喊道：“你不对，你完全不对！若是有一个仇人在我手中，我是要毁了他的，这是我的责任。”
　　他写了一封信祝贺他的岳母的生日，用的是虔诚的话语。他解释自己之所以不信教的理由：“我只要上帝帮我让我不发脾气，但是只有上帝的神恩才能将我的精神与肉体合二为一，使我善的一部分战胜恶的那一部分。除非有这种事发生，否则我是不会信教的。”
　　他的傲性使他只能让步到这一点，对于他来说，这已是最大的让步啦。至于别的，他只是为了家庭欢乐。有一次他的夫人不高兴，他就哀求她说道：“你切勿怀疑我对你的爱，我爱你如同爱我自己……除非我有你，不然的话，我恐怕是不会让上帝喜欢我的。你是我生活的港湾，我在这里抛锚。若是这个港湾无力牵牢这条船，我只好求上帝怜悯我的灵魂。”在他看来，安心与信仰，结婚与祈祷，是纠缠成一片的。他期望在他的空间里，有一半是信仰，另一半是他激情的自由。
　　他认为将虔诚的信仰用在女人身上是最有价值的，所以我们知道他肯定不喜欢在教堂里集体歌唱。他写道：“我宁愿听好的教堂音乐，由此我可以得知如何为我所祈祷的人歌唱，穿白袍的牧师们，在香炉浓烟中低吟着祈祷文，这样很好。……布沙尔曾经有个男孩唱诗班，他们唱圣诗时不用钢琴伴奏，唱得不太合节拍，带着很俗气的柏林土腔。”
　　但是有时也欲将信仰与追求个人自由二者结合起来，这时他往往处于两难地步，因为他要调好这二者的矛盾。他被传到马格德堡作一位陪审员，同一天，君主即请他一起去打猎。他很想去打猎，可他又答应过夫人到赖安菲尔探望她。他的内心在激烈地争论：“我正在通过筹码做出决定，我不晓得我做这种孩子气的事时，是否应该想到上帝。到底我的思想还是向着上帝，只是因为若是我不说谎就无法推辞君主的邀请。其实我最想去见你。但是我却不能以此为借口，（尽管这样的借口与别的借口是一样的），因为这不是一个经常出入宫的人的借口。倘若我说谎，要逗留在这里，这是该受到这样的惩罚。倘若我说实话，至少我能说，‘这是上帝之意。’君主一定会有话对我说的。……我现在把我思想说给你听，这些念头在我的心里回旋了两个小时。你看，有时我是一个有胆量奉行上帝戒条的人，将不久与你相见的想法抛开。现在我又在想，我是要到马格德堡去，同时却也很想打猎，这就如同狐狸渴了，想吃葡萄一个道理。现在我又害怕被人揭穿是个说过假话的人。”最终他还是违背了良心，答应陪君主同去打猎。同时在心中保留着不去的想法。他写道：“也许到了星期四，我的堤坝总管公事还未办完，这样就不用陪他去打猎了。”
　　他虽然要尝试着跳过自己的影子，然而无论怎样决定，他最终还是后悔。他不仅仅是胸存大志，在他心里还潜伏着许多他少年时代就怀有的藐视，他是很容易就清醒过来。倘若无论什么事情出了麻烦，他就说：“老早就想抛弃这种政治生活，同你们在申豪森过安闲的日子。我常常追忆我父亲生前的一些行为，他在尼朴甫时，想捉住一只狐狸，于是就会很严肃地要人与猎狗们隐藏起来，专心致志地等着狐狸出洞，实际上，我们都很清楚，那个地方并无狐狸。”
　　俾斯麦虽然不能摆脱这样的失望，但他还是不肯放弃他的政治生活，这就如同上文所说的猎取狐狸是一个道理。他求得的惟一补偿就是希望能与夫人在一起。这使他的激情有了发泄之处，而且总是那么富有诗意：“我们并坐在天鹅池畔的茶园凳上，从前我与你到这里的时候，天鹅尚未出世，现在羽毛都长成灰色的了，肥肥的，在污秽的鸭群中游来游去。……枫树叶子已经变成深红色的，园中的小径落满了黄树叶，走起路来哗哗作响……我们在这里散步，使我追忆尼朴甫的日子，为了打竹鸡我布下了一个又一个陷断。我又追忆，以前在树木青绿的时候，我们俩都在哪里。”他的这种心情真正表达了自己热爱大自然的心情。他写信给妻子，说卖了木料，忽然他说了两句令我们极为诧异的话：“我暂时留着我们的小树林不砍了，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砍了。‘有时他外出打猎，发现猎物时，却不忍心扳机开枪，他说：”因为我所看见的都是母与子。“
　　他是一个情绪起伏很大的人，这一点是无须置疑的。他成年的生活屡屡与他少年时代相连结，这就是流过俾斯麦心脏的‘海湾热潮’，这是有一次他偶然探望他最早人的那所学校（他在十几岁时就已经离开了这所学校）。当他惯有的怀疑主义被一种桑和地懊恼所替代时发现的。“这个花园从前就是我的世界，现在看来它有多么的小，我从前在这块地方常常跑得喘不过气来，我不能想像还有什么事情会发生在这个花园里。我的小花园还种着蔬菜……我在这里架过许多坍了的空中楼阁……我当时多么渴望到社会上来做事，那时候，整个世界在我眼中是五光十色的，有森林，有城市，还有等待我去经历的风风雨雨……当我站在花园里的时候，思绪如潮水般涌上心头，假若不是那个俗子汉斯喊我，我想我会流泪的。…哦知道这座花园不过是威廉大街里的一个小小的点，木篱笆之外并没有什么引人注意之处……尼朴甫的多恩堡不过十六英亩，我们要与格拉赫军长办理一些公务。”
　　十四、外交官
　　有关德意志统一的文件、提议如今被锁在法兰克福联邦议会的铁柜里，由梅特混保管。虽然这样说，自从解放之战以来，所有的德意志爱国者用以激励自己的烈火，仍在不声不响地燃烧，这些革命的火种隐藏在一些很小的邦中，并不敢四处煽动。到处都有随时扑灭这些火种的蒸气，这些蒸气是“维也纳政府制度的铅制室里释放出来的”。革命的中心第二次从巴黎转移到德意志。欧洲看见在德意志人之中，居然有政治的激情发露，不禁大为诧异。不仅仅是创造自由，而且还要创造德意志的统一，就在这个时候，否则就再也没有机会了。
　　从贵族阶级或从奴隶制度中争得自由，争得统一，这本来就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王公们、军阀们、全数执掌政权的人们都是反对自由的。说到德意志的统一，却有一个民族的障碍，在新德意志化的普鲁士与有四分之三不是日耳曼的奥地利之间的反对，就是这个大障碍。所以1848年的大举动，虽然有许多思想作支撑，虽然有着境内的帮助，然而不久却夭折在诸联邦所制订的《宪法》中，《宪法》中制订了虚假的自由，随着君主派与民主派的争吵，随着大德意志派与小德意志派之间的争吵，民主最终消亡。
　　法兰克福国民会议的许多活动，这个会议的德意志民权书，我们的国民议院第一次所定的法律，这个议会体制的许多股俄与抽象的观念，如今都残余无几，只剩下一幅羊皮纸所写的断简残篇，却令人不知如何执行。这一切一开始就受了那些仇视奥地利与普鲁士的人们的怠工之苦，后来试图推进德意志的统一又毫无结果。受奥地利青睐的古老联邦议院又设立起来，1850年夏天，议院发出了开会的正式请帖。
　　普鲁士的情况是怎么样呢？腓特烈威廉四世不肯做世袭的皇帝，很羞怯地埋头于浪漫主义里头。他的德意志领袖的权利，都集中在所谓的联邦会里，就是北德意志的小邦与中等诸邦的靠不住的联合。耶尔福议院受到奥地利与俄罗斯的恐吓后就宣布解散了，不肯派人到法兰克福的联邦议院，这就等于挑战。
　　但是奥地利的新执政者施瓦岑堡王爵不肯容忍这种骑墙行为。黑森选侯，因为他觉得他在小邦里所办的事都要受宪法约束，这使他觉得很难堪，于是就介绍维也纳式的政府体制。黑森就因此而发生民情不服的状况。施瓦岑堡王爵借助手段，联邦议院主力担保给他选候，对他加以保护。经过革命不久，就有这样的挑战，我们能否想像比这更加无礼的办法吗？普鲁士原是联邦的领袖（黑森就是联邦之一），自然会抗议。战争是难以避免的，普鲁士原是自由的保护人！普鲁士在很短的时间里几乎变为全德意志所爱戴的。拉多维茨是一位军长，也是一位在柏林的大臣——他不是消撒，只是一个人——却敢冒全部的危险。奥地利与巴伐利亚在与普鲁士军队火力范围内，严阵以待。两大劲敌相较量的时候好像已经到了，二者决一雌雄，决定由谁来当德意志的领袖，将古老的日耳曼联邦制扫人垃圾筒里。这是1850年11月间发生的事。
　　俾斯麦原是民团一位军官，现在被传归队，与此同时他又被请去尽议员的职责。在他赶往柏林的路上，有一个过去的乡下地方官赶到马车旁同他说话。这个人曾经在解放之战中打过仗，他问俾斯麦：“法兰西军队在哪里？”俾斯麦对他说，这次的仇敌并不是法兰西人，而是奥地利人。这位老军人大失所望。俾斯麦一到柏林，就先去拜访陆军大臣。在拜访中，他才得知普鲁士军队布防太松散了，一旦有战争爆发，柏林势必要投降。所以他就答应在议院未召开议会之前，尽力宣传和平见解，因为过激的演说很可能要煽动起大火，普鲁士必要用缓兵之计。俾斯麦得到陆军大臣的允许，暂缓服役。
　　威廉亲王是极为主战的，他很是称赞拉多维茨，因为他在这个当日辞职。有人猜测他甚至将佩刀解下来，摔在国王脚下，嘴里还说着一句粗话：“一个顾体面的人是不会再在陛下手下办事啦。”毛奇是总参谋，也以为普鲁士有四十万人准备打仗。“世界上顶不好的政府，也不愿毁了他的民族。无论怎样，普鲁士将来总是德意志的领袖。邑…然而，世界上没有比德意志更加可怜的民族啦！”拉多维茨在他辞职之后，临终之前写了一篇名为们叨0 年的眼见》的文章，里面有两句话说道：“我看见一个已经复苏的德意志，以普鲁士作领袖。法兰西失去了阿尔萨斯，缩回它的自然疆界，变得再无侵略之心。”这人虽然预知俾斯麦政策的结果，却仍然说俾斯麦是“普鲁士的凶神”。
　　俾斯麦为何主和？是他认为普鲁士的兵力不够强大吗？也许他对于这件事如同保守派大臣们一样，之所以迟疑的理由，还是自由党的势力。也许他与大臣们一样，国王也是这样，宁愿与奥地利及反动派一致，也不愿意承受革命观念的统一。至于俾斯麦，他不断地吩咐又不断地取消预备马匹、皮靴以便从军，这就表明他内心也是犹豫不决的。他对他的夫人说，决定七千万人命运的，并非别的，只是阴谋。假使是保存和平的局面，也许他就要尽他的一部分的力。“这个时候打仗，简直是毫无道理的，打仗的结果，还不过是我们的政府向左多走十几里罢了。”
　　他忽然成了演说派的一员，这是他期望在下个星期演讲的内容，他说无谓地将几十万人卷入这场战争是一种罪恶。他忘记了自己是在对谁说话（因为在平常的时候，他写信是写得最自然的），他说道：“普鲁士到了这种地步，我们若是要征服，就是为这班人而征服。我们得了民主党的帮助而去征服，民主党就会把伤痕露给国家看，他们是要报酬的。我一想到有什么事要波及到我的傲性。我的欢乐、我的祖国；一想到忠诚的普鲁士人怎样喝了烈酒，为普鲁士的体面而喝醉了，我禁不住就想流泪！”俾斯麦是一位善于写简单明了的信的，从来不会写这样的信给别人，尤其是给不熟悉的人。写信给他的夫人则更未曾有过。原来他是为演说拟草稿！过了几天，时局又危急起来，战争好像是免不了的，他吩咐准备好马匹与器械，用一种听到战争就由衷地高兴的派头，结束了他的信，在他给夫人的信中，第一次自称“你的永远”。有一次他写信给她说道：“不久之前，我原本打算去打仗分分心。”
　　“我们若是要征服，就是为这班人而征服。”这就是好夸口的俾斯麦反对战争的理由。这一战要以普鲁士为首领，反对奥地利，达到统一德意志的目的。过了几天，决定议和，这是被俄罗斯所逼迫。其实理由是：（有如俾斯麦晚年所解释的）沙皇喜欢奥地利的少年皇帝超过喜欢普鲁士。“新执政的曼陀菲尔来到奥尔米茨，告诉施瓦岑堡说，普鲁士不再称霸啦。普鲁士关闭两年的联邦议院将重新设立，奥地利将在法兰克福充当首领。
　　整个普鲁士，这一次可以说全部普鲁士人都为之激动。各地都要求革去曼陀菲尔的职务，要求宣战。我们自然盼望俾斯麦的顾存国家体面的热心受到煽动。他常常是反对奥地利，忠于普鲁士的。现在经过一番倒退之后，他管不住自己痛恨对手的心情，这简直要毁灭了他！俾斯麦是一个善于怀恨的人，他只能与那些被征服的人调解，绝不能与征服者妥协。
　　不久他就知道一件琐事，很挫伤他的傲气。奥地利的王爵住在奥尔米茨旅馆的二层楼里，还有一大帮的随同人员，普鲁士的代表却住在楼下，并且只带两个随从，必定会让别人看作下等人。俾斯麦很注意施瓦岑堡的计划，——施瓦岑堡会对他的朋友们供认他的计划，奥地利的目的在于先屈从普鲁士，随后将其毁灭。
　　但是接下来发生了什么？奋斗家俾斯麦动手啦！为什么动手？他发表了一通普通的演说辞，在议会面前，他保护政府，保护奥尔米茨！这是他当议员时所发表的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演说。
　　“今日大国为什么要打仗，最重要的理由就是利己主义，而不是浪漫主义，这是与小国所不同的。……当大臣的原本可以很容易地鼓吹战争，一面却围坐在家中的火炉旁取暖。一个大臣也可以很容易地在这里大吹大擂，一面却叫手持钢枪的军人在雪地中流血，来决定是否可以打胜仗赢得美名……一个执政者毫无理由的就要宣战，是祸国殃民的行为，战争的理由应当是在战后还能站得住脚的，这样的理由才是有力量的。战争结束后，你们将会以另外的眼光看待发生过的这一切。你们要有胆量面对那些在沉思自己的田产为什么一夜之间化为灰烬的农民，面对那些受了伤残废的人，面对那些儿子已阵亡的父亲们，你对他们说，‘你们虽是极为痛苦，但是要与我们同乐，因为统一的宪法已经得救啦’。”
　　他说完这些挖苦的话之后，转向左边说：“人民们要说这下普鲁士是很体面啦，最奇怪地是自由党特别喜欢说。但是你们却不能将普鲁士的陆军变作议院的陆军，3 月19日陆军……已经被认作被征服之列。普鲁士的陆军永远是君主的陆军，以服从君主为天职。我们感谢上帝，普鲁士陆军不必证明他的勇气……普鲁士所要做的最重要的事就是洁身自好，不与民主政治作无谓的联盟，我看普鲁士的体面就在于此。”他接着替奥地利说话，他说道：“奥地利是德意志种族的一个强国，幸亏统辖异族，从前却是德意志各邦军队所征服的对象……我认为奥地利是一个古老的德国的代表与继承者，常常很风光地利用德意志的利剑。”
　　这是俾斯麦三十五岁时所说的话，最后他说了一句诅咒的话，反对那些仅仅为统一宪法而流血的人们，因为想统一而撇开奥地利的人们——十六年后，他却因为这样的联合而流血。俾斯麦就是这样为普鲁士辩护。然而我们却无法证明这番演说是一种外交手段，将好战与反对奥地利的计划隐藏在背后。他为什么要这么做？君主的全部参政大臣们都是反对打仗的，附和奥地利。他们的理由是奥地利的维也纳是反动的巢穴。俾斯麦要同他们并肩前进，只要他需要他们作为自己前进的利器，他就不能不这样做。现在时机到了，只要他用一大篇演说帮助政府与君主，他就会稳获这两方的支持与帮助。这时候对他来说最重要的就是要赢得一部分权力。得到权力之后，他就可以行使这种权力，按照自己的意志来扶持国家。俾斯麦所有传统的贵族公子的精神和门肯氏所介绍的新思想共同发展的结果使他变作袒护奥尔米茨的人。
　　他的算盘打得不错，他这番大演说的效果是替自己闯开了一条当外交官的道路。他在国家蒙受耻辱时，却毅然胆敢袒护这样的耻辱，必定适合于在联邦议院代表这个国家，因为在那里，他还是需要同奥地利合作的。他早已在两年前就订好了计划，那时他说道：“只有将事情变得极糟，那样才有扭转的可能，从现在开始在两三年的时间里，像克莱斯特和我这样的人，在官场上将会找到我们的位置。”现在时机到了，在他演说后四个星期，政府就派他当安哈特的大使。他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并没有四处走动，只是听天由命。这份差使是很好的。公爵是个无能之辈，驻使就是公爵。在那里以一个独立的公爵的身份统治诸事是很舒服的……”
　　他从前从未写过“统治”两个字。他现在好像是用粗大铁锤用力一击，声音震动了那里的森林。因为安哈特计划没有成功，他对于第二步有点犹豫，心里踌躇是辞退他申豪森的车夫好，还是留着好。随后他又以地主的资格没想，又语含讥讽地说：“我看出卖家产是一种鲁莽的举动，我之所以想出卖，却有种种的理由，在上帝面前是说不过去的。”
　　他历数他的同党朋友们所取得的地位，提议辞了堤坝总管不干。宣布他“只愿在申豪森，或尼朴甫或赖安菲尔当地方行政长官。……假设我们一定住在申豪森，我该再雇一个车夫。但我若是奉命到别处办事，用惯了某人就不想换别人。”
　　他说“办事”二字，我们好像听见一个人刚刚丢掉了自己的职位，现在急于要找饭吃的意思。其实他仍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地主，他是绝对不会在众人之下做事的，他常常竭力避免服从任何人。现在他完全陷人政治的漩涡之中，他不再考虑自己过私人的日常生活。他在申豪森时，是一日也离不开夫人，他虽然要在那里工作，但因为夫人不在那里，所以他就极不情愿到那里去。他不能离开柏林，尤其是不能离开宫廷，他说他对柏林和宫廷永远都不会厌倦的。他有好几年没跳舞啦，现在他又跳了起来，乔安娜一个人在赖安菲尔，心中自然吃醋。但是不久俾斯麦就很好地安慰了她。他告诉她，跳过舞后，君主对他说：“最后这半个小时，王后一直向你暗送秋波，你却毫不理会。”有一次俾斯麦写信给乔安娜，描述自殿的仙境，那里有一千个女人和穿制服的男士们。“坐在走廊的白榻上，四周是棕桐树和喷泉，听着优雅的音乐，看着下面旋转的男男女女——真是身处仙境，让人若有所思。”
　　其实有许多不太如意的事情，对他纠缠不放。只不过他暂且将这些置之脑后，不予理会，变作一个出入宫廷的宠臣。他写信回家向夫人卖弄自己出入宫廷的手段：有一次从俄国来的一个使馆武官将俄国皇帝和皇后恭维他的话传达给他听，他又转述给他的夫人听，随后又加上自己的批语，说道：“说来确实是好听，但我只愿我们两个人在这房子里静静地坐着，位置最好在尼朴甫，因为我觉得这样会更舒服些，好过帝王的恩赐。”他是在勃兰登堡君主的庄园里写这封信的，写的就是这个地方的情景，其实并没有什么事阻挡他们夫妇两人在尼朴甫过舒适的日子。但是宫廷的生活也是不可轻视的。假若俾斯麦能把君主的宫殿拖回家去，一边从事政治，一边与乔安娜过着闲适的日子，那该是多么美好的梦想。他最不愿意摆脱的就是终日不停地忙碌，他写信回家却很不满意地说终日不停地忙碌，很让人心烦。这就是他的特点。“我把我的生活描绘给你看：星期六，从上午十点钟起到下午五点钟止，忙碌不休。庆祝宗教节、七点钟召开商务局长会议、阅览公文、随后去拜见曼陀菲尔，然后吃茶点，讨论一些问题直至深夜。回家后再写两封信，到午夜两点钟才人睡。星期日是这样度过的，六点钟起床，七点钟至九点钟，磋商在安哈特一一博恩堡驻使二事，听布沙尔讲经听到十一点，与内阁大臣议事直至中午，外出拜访到下午三点，六点与戈尔茨约会，商讨普鲁士亲王委托我办的一件事，然后在书桌上写这封信到九点，随后去见斯图堡，在午夜一点钟才上床休息。”
　　1851年春天，格拉赫军长居然劝好了君主派俾斯麦前往法兰克福。格拉赫说这件事之所以成功，完全是他一手出力的结果，所以我们可以推测出他事前肯定与他的朋友们详细商量过，尤其是他的计划要通过俾斯麦在联邦议院中方能实行——他将俾斯麦看作是自己在政治上的弟子。俾斯麦极为渴望得到这个差事，他为此想了好几个月（他也是很努力地去争取这个差事），这个差使是极为重要的。在普鲁士想做官却是极不容易，倘若只是一个人，哪怕你有再大的能力，若要爬到上层去，还需要许多秘密的关节。有人若提议升他的官，光提议就要好几次，还要在宫廷内活动，在内阁活动。
　　现在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着地道的外交官的话，这个职务是费了许多力气才得到的，他认为是出于偶然。他之所以得到这个差事，就如同从前的一则“捕鸟者亨利”的故事。说的是，有一天，亨利外出捕鸟，忽然有人请他做皇帝。挥斯麦对于得到这个职务就是带有这种感觉的。他探望夫人后，刚刚回到柏林就给夫人写信，说道：“这里没有人不在谈论法兰克福这个差事，今天报上已经登出这件事了，我却什么也不知道。”第二天又写道：“他们派给我的是一件外交差事。……我想将这个差事长久地保持下去，以便也将你安顿在那里。……也许我对这件事抱有很大的期望，所以也许这件事会失败的。……凡是不能使我享受家庭之乐的差事，我不久就会摆脱开的。”他又说：“假使我甘愿受这种束缚，那就意味着我要失去许多人生的快乐，失去了和你与孩子们第一次过冬和过安闲日子的希望。上帝将会决定使我们的灵魂得到快乐的事。……我尚未对外声明我的想法，也不想在哪一方面活动活动。”又过一天，他说道：“我的可怜的小宝贝，我们要去法兰克福啦，还没有具体的职务，只有一份薪水。”
　　俾斯麦解说这一件事，说这是上帝对他命运的一种安排，我们要用“格拉赫”代替“上帝”两个字。他所说的关于房子和家庭，尤其是他所说的“束缚”两字，却是极为真实。他想这必须先要在法兰克福站稳脚跟，因为他既想舒服地过日子，又不想放弃政治。又过了一天，曼陀菲尔问俾斯麦，想不想担当这个职位？他只是简单地回答：“愿意。”他一得到这个差事，他那久已暗藏的傲气全部发泄出来，他去见君主。
　　“你一向并无外交阅历，却担任这个外交责任，这表明你是一个胆大的人。”
　　“陛下将这样重大的事托付给我，应该是陛下的胆子大。倘若我不称职，就请陛下毫不客气地免去我。我自己不能说凭我的才力能不能称这个职，要等我试了以后才敢说。陛下有胆量任用我，我就有胆量执行。”
　　“好呀，我们试试看吧。”
　　这次君臣的谈话着重谈如何为国家尽力，但是十三年前，他辞职的时候，只告诉了省长的门卫，说他一走就不再来啦。今天他写信给她的夫人说：“你曾经说过不满意的话，说长官们不肯委派给我官职。今日出乎我的意料之外，忽然得了这个差事。从现在看来，这是我们外交差事中最重要的一个职位。”
　　他虽然在这封信里流露出他的夫人要他做官的事情，又因为他得不到官做，他的夫人很难过，他却很安详地说：“我并未求这个差事，这是上帝的意思，我只好奉行。我不能做别的……辞去就意味着你无胆量，我诚心诚意地祈祷有一位慈祥的上帝来处理这些事情，不危及我们的幸福，不伤害我们的灵魂。”又过几天，他却改变了这些见解，吩咐要缝制一些丝绸衣服，置手枪，他认为如果没有这两种东西，是不叫一个外交家的。他还告诉她，他不过只做几个月的属员，随后就做大使。
　　现在乔安娜却开始说不满意的话啦：“你为什么不高兴？”他答道：“在国外诚然是很适意的，但我一想起你和孩子们在乡下，而且隔得很远，我就心怀怜爱，一想起来几乎就要落泪。……你一定要习惯这一点，明年冬天你就要到这个大世界来。如果你不来，我怎么会感到温暖呀？将来有几年，我将不时地请短假回家。……我是上帝的兵，他打发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凡是上帝让做的事都得做好。让我们怀着这样的想法激励自己吧。……我害了想家的病，想你们，想翠绿的春天，想乡下的生活。我的心很沉闷。今天我去见格拉赫军长，用条约和君主的情形来教训我，我却从窗口看底下的花园，园里的野栗树开花了，在风中摇荡，我只想同你一起看，我看得十分人神，并未听见格拉赫说的什么。你的信是昨天到的，我觉得很不快乐，心里以为你病了，躺在床上流泪。……我在法兰克福，最初的薪金是三千元。我要变作一位参政——我最瞧不起的就是参政，现在我却要当参政了。这是上帝惩罚我。……我只想抱你一分钟，告诉你我是多么地爱你，若我有对不起你的地方，我会十分难过的。……我忽然得到这样体面的差事，心里却是很痛的，…我比以往都爱你！”
　　在他心中，来来去去的就是这些相互冲突的思想。上帝与爱人使他无从选择。他不能坦白地承认他的诸多用意，其实这许多用意都是很合理的，各方面都说得过去。俾斯麦到底害怕什么呢？他不怕权力，也不怕奋斗，也许他看见这官道的阶梯而觉得可怕，这是他少年时就望而生畏的。他虽然并未爬到最顶层，他也是害怕，怕他的长官，怕受强迫，怕作报告，怕长官将他指挥来，指挥去。他的傲骨怕是要被折服。所以他忽然很想回去过田园般的生活，这是他多年所不享的清福。所以他想将乔安娜搂在怀中以求欢乐。但是格拉赫站在他的身旁，正在教训他。还未说完便催俾斯麦动身。这位新任的外交家写信给他的夫人，信尾还附了几句话，可以看出他那奇异的悲喜交加的感情：“你以后写信要写明寄交莱茵河边法兰克福，钦派普鲁士大使馆参赞俾斯麦收。”
　　一、大使生活
　　“我觉得这里面让人厌倦得很，说来令人难以置信。……奥地利人接连不断地搞些阴谋，但是我们在面子上还不得不作相处友好的样子，……各小邦的代表，大致看来，都是一群老派的外交家。即使他们只是同你借个火，他们也要拿出外交家的态度。当他们向别人索要厕所的钥匙时，他们也要带着特有的礼貌，选择好讲话的字眼，摆出友好的态度，然后才向你索取钥匙。……倘若我在这里能够不受他人控制，我就要斩除野草，不然我就打道回府。……我在这里觉得有些埋没自己，自由也被无谓地剥夺。我盼望不久这一切将会有所改变。……况且我还不知道我们的德意志政策能否实行，如果能够实行，那么将要实行到什么程度，除非我重权在握。……据我看来，在普鲁士外交界里头，极少能使一个成年人的奢望达到满足，他能够办的事也寥寥无几。除非他是个君主，副军长，或是一位外交大臣。”
　　所以当俾斯麦初人外交界的时候，他的心清处于不耐烦和厌倦之间，挖苦与讽刺之间，他所渴望的东西，也只不过才到手几个礼拜，如今他所处的这个地位，这个地位可以影响整个普鲁士——他已说过，他所做的事不值得一个成年人去做。他认为他的同事们是极其可笑的，他想解除自己身上所承受的种种束缚。假若有人告诉他，不到1862年，大权是不会落到他手里的，假若有人问他是否愿意再等十一年，他定会立即辞职，然后躲在申豪森的家里安闲度日。他一定不喜欢当副军长，却喜欢做君主。如果能这样的话，德意志问题他转瞬间就会解决掉。
　　现在使他伤神的是，他生平第一次有了一个顶头上司，他要听这个顶头上司的调度，而且这个上司上面还有一个上司。他到法兰克福的第一天，写信给乔安娜说道：“我必定要习惯做名枯燥无味的办事人，按着钟点做事，什么时间办什么事，而且一办就是好几个小时，就这样死心塌地地工作到老。那些游戏与跳舞的事都与我无关了，上帝把我安排在这个位置上，我就必须作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他对他的夫人说着这种郑重的话语。其实她与他一样，并不相信他会变作一个认真办事的人，也不相信他会变作一个枯燥无味的人。他还是以前的他，是一个充满激情的人。他的性格是永不安静，无论他办成功什么事，事过不久他就看不起这样的成功。凡是浮士德那样以长久的努力而办成的事，由于他那永远不能满意的精神，又让这件事败坏于魔鬼之手。
　　他写信给格拉赫：“去年春天，若是派我在德意志作一个最无关紧要的代办，当一个学徒的话，我想我会更加高兴的。”其实，据他看来，无论什么差事，都要比在最后的第三年里整日听着那些他所耻笑的代表们乱说着一些毫无道理的话要强得多。对于他第一次打交道的这些外交官们，他觉得：“比下议院的代表们更可笑，而且他们更加盲目自大。……现在我深知在一两年或五年之间，他们将办成些什么事？只要他们一整天不要胡闹乖乖地呆着，我自己在二十四小时就可以办成。”他才称赞柏林的气象好，谁知在法兰克福呆了几年后，回到柏林，他又开始生气：“议院的诸多争辩毫无道理，有各式各样的无理取闹的事令人气愤。其实我很想在联邦的议事堂里作一番长长的有礼地辩驳。”
　　俾斯麦的心清就是这样变来变去。这并不仅仅是因为他对事物观察明晰，善于推理，使他能够很快地解决诸多问题，甚至能超过一个议会解决问题的速度。而且由于他性情的变幻莫测，又使他一旦办成一件事，立刻就转而瞧不起这件事。俾斯麦若是成了一个征服世界的人，他也就会因之而愁苦至死的。
　　他所担心的就是谜特烈威廉承受不了奥地利的压力，最后终会取消派遣大使。仇敌们见了这种状况，该会多么高兴！他写信给格拉赫说：“我并非像你的兄弟所想的那么有野心。……假使是由于党派的原因给我的这个职务，若是辞退了，别人就会以为有势力的人认定我不称职。……我现在很想得到这个差事，就是由于这个缘故。”他就是这样两面进攻，游说格拉赫兄弟两人，他想这兄弟二人肯定会把他说过的话转述给君主。但在他心里，他对于自己的将来还是很有信心，因为他写信给夫人说道：“薪水已经有三千元，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进项，我们能够在这里生活，但是还需要节省。所以倘若到了夏天，我还未当上联邦议会的大使，那我就会让他们给我加薪，若是办不到，我就不于啦。”
　　他的朋友们却劝拿不定主意的君主俾斯麦今年不过三十六岁，向来未曾为国家出过什么力，现在一切例案都已推翻，居然当了大使。因为他原是君主麾下的一名侠士，还因为他是君主的几位最重要的侠士的一个朋友。
　　傅斯麦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置办家具。这些都是他自己一手操办，因为他的夫人尚欠阅历，又不在他身边。现在为了使自己过得舒服一些，身边就需添置一些东西，这与他少年和晚年时一样。他的大使的薪俸从二万一千元起，他手头上从未拿过这么多钱，所以他一开始就置办了好多东西，但仍是很节俭的。他写信给哥哥说道：“一年前，或是六个月前，谁能想到我会花五千金币（每个合二先令）租一间房子。我还雇了一个法国厨师，以预备君主生日的请客……我已经花了一万至一万两千元购置家具，如今尚未置办齐全。花钱最多的是金银、铜、玻璃、瓷等器皿。地毯与木器却花钱不很多。因为这里吃饭是每一个盘用一个叉，请三十位客至少要用一百副餐具。……我要开一个三百人跳舞的舞会。……仆人们忙着准备东西，无用的花费实在太大……更不必说那十二个仆人的工钱，这些仆人一半男仆，一半女仆，我宁愿管理三十个乡下仆人。”
　　在这个讲究钻营的社会里，我们可以猜测没有任何人开始做一件大事会像俾斯麦这样从容。他是个见过大世面的人，却也会细致地讨论用多少副餐具，或告诉他哥哥说他的老马夫穿起新式衣服来，好像一位伯爵——他对他哥哥说起这些琐事，从另一方面表示俾斯麦的祖先们是成长于不甚宽裕的家庭。遥远的波美拉尼亚女孩子们会称他是个“世界伟人”，然而他却不过是二等乡绅，只是在忽然间受命当国家代表。俾斯麦自始至终都摆脱不了他那乡绅的本色，如少年时大手大脚地花钱，后来才开始知道节俭，一心想增加田产，努力清还田产所担负的债务，然后添置新产，添置森林与村庄，为子孙谋利。有时他觉得这样做很让人讨厌，但是从基本上说，这样做却养成了他以后的性格。由于经营着这许多产业，使得他成为一个小心翼翼的经济家，并且使他由家长制作风演变成国父的作风。
　　他的阶级骄傲，也是忽然间变作进入上流社会的贵族公子的派头，因为这样的骄傲大于一位图恩伯爵的骄傲，这个伯爵认为请法兰克福的商人吃饭就是失了身份，俾斯麦报告给他的长官，外交总长曼陀菲尔，说道：“我同那些卖给我家具的商人的太太们跳舞，这些人极有礼貌，几乎使我暂时忘记他们丈夫是那么狡猾的商人。坐在我对面的那位女士，就是卖给我雪茄烟的商人的太太，坐在我身边的女士，正在同一位先生跳舞，那位先生是前天卖给我太太窗帷的商人。”俾斯麦的第一件事，就是向不同阶级宣战，国内政策也是如此，这种行为很符合他的个性。
　　惟有他的哥哥明了这一切，但是却不明白俾斯麦的别的事情，他的哥哥“就是一个老实地主的俾斯麦。”他兄弟二人虽有言在先，两人的钱财要分得清清楚楚，也没有什么证据证明做外交家的俾斯麦托他哥哥经营什么事情，他们却彼此不断地互相传递经济方面的情况。他现在属于本地的政事局，却向局里诉说申豪森现在的主人要求填补款子、河堤等等。“我现在从申豪森收到欠租，我有许多还债的计划，我似乎变成了一个极为贪财的资本家。”当他们夫妇不断地被一些王公贵族们宴请时，他却在心里算计，“赴宴时须随身带着行李与仆人，坐马车需要花钱，喝酒也需要花钱，这样算来，我们所花的钱，也足够我们在家请几位客的。”接着他又算计，以自己所处的地位需要请多少次客。“请这许多次客，要花许多钱，我得小心打算，从前对于钱财却没有像现在这般小心。我们现在花费很节省，赔补去年冬天的费用，到七月初一，我的财政状况又可以好起来。”有这样一笔一千元的款子，从前是可以记公账的，现在却要他自己掏腰包，他当然很不高兴。其后他对于社会上的诸多应酬，他也不再肯花钱。不仅在他早几年的信中，连后来六年的信，都提到这种宴会。“说到这些宴会，最令人讨厌的就是那些切碎了的肉！倘若我一个人将剩肉都吃了，会弄坏脾胃的，倘若我宴请的老少们都帮我吃掉，我喝了太多的酒，也会伤害我的脾胃的。”
　　基本上讲，他觉得外交官的生活是单调无味的。他写信给他的岳母：“我从早上吃茶点时起到中午，这段时间接见大使、听属员们报告公事……随后再到议会，闭会最早也要在一点钟，迟则在四点钟。闭会后等到五点钟，有时我要出去骑马，有时要阅览公文。……我们吃大餐时多数时候有一两位随员相陪，餐后（往往我还未吃完，就有人请我出去）是一天中最舒适的时光。我躺在大虎皮交椅上吸烟，乔安娜同儿女们围着我，我翻着二十张报纸。到了晚上九点或九点半左右就有人来报告，说马车准备好了。我满肚子的不快，关于社会上所说的快乐，我有一种很痛恨的感觉，我们必须装扮好自己，以便在欧洲的上等社会中演戏。乔安娜在宴会上同老年妇女们闲聊，我同她们的女儿们跳舞，要不就同她们的父亲们谈一些严肃的话题，将近半夜时，甚至更晚，我们才回家。回家后我躺在床上看书，直看到我睡着。等到乔安娜喊我起来，问我究竟是起床还是再睡。”
　　“使馆里有一种随意的舒适感，其实就是乱，因为太多的礼节会让人觉得不舒服。我的一个老朋友美国人莫特利来法兰克福探望我，说道，‘有好几处大房子，人们在里边可以随随便便’，这就是其中之一。……私宅都在后面，向着花园。人们在这里都是很亲密的，老的少的，祖父母们领着孩子们，旁边还跟着一条小狗。他们在这里吃、喝、吸烟、弹钢琴。在这个大宅子里面，啤酒、饮料、香擦等应有尽有。人人都收藏着极好的哈瓦那雪茄，想吸就吸。”当俾斯麦能够穿他的那件带花的睡衣，并穿到很晚，有时穿到中午，他为此会非常高兴。当他要出门的时候，却不得不脱下这件花衣，打扮整齐。“与其买十件浆过的内衣，不如买五件更好一些的。你只花两元钱是买不着好内衣的。”
　　这样的生活，使他觉得活得很年轻，在他的朋友柏克给他画的一幅油画中，俾斯麦就显得很年轻。现在他剃了胡子，却失去了许多苍老的感觉。在他未当大使之前，他确实显得有些苍老，后来渐渐地恢复了年轻。他剃去了胡子，是为了做外交家考虑的，他虽然对夫人说，他之所以剃去了胡子，是为了听从她的要求，实际上，他是听了涅塞洛德的一句示意的话，才决定将胡子剃去的。因为他正要觐见沙皇，有人猜测尼古拉不喜欢胡子。他不习惯那种坐着不动的生活，这样他会觉得难过。他说了不满意的话：“那些永无休止的宴会，使我讨厌到疯狂，这对我简直就是一种糟蹋。因为人们要吃许多杂七乱八的东西，以便敷衍到终席。我的肝可要毁了——这些不良后果就先别提了。”但是当他的医生告诉他要他早上五点钟起床，披上一块湿布时，他就说：“假使能够找着一个死的更自然的办法，我宁愿死得更自然一些。”
　　他身体很重，只能靠骑马、打猎才能把体重减轻些。倘若有公事使他不能出猎，他常常会发怒。“到底还是打猎才是最好的消遣方式。在森林的深处，那里既无人，又无电线，只有在这种地方，我才会感觉格外的舒服。我想过乡下日子，想出了思乡病。……我已日渐衰老，我想享受这闲适的生活。”他求他哥哥给他一匹马，“要能载得动我，还要好看一些的。我不管马的脾气有多大，只要它有这样的体力。”我们看什么样的马，就知道他十年间的变化。从前他看马匹与女人，是越野越好；现在他不要驯服什么人。只有当他在丹麦海口外，在狂风大作时在船上过一夜的时候，只有在匈牙利听见他的朋友们在森林里同强盗格斗时，在露天宿营的时候他有时还会火气很猛地发牢骚说：“人们在令人讨厌的法兰克福，是得不到这样的阅历的。”
　　其实他的新事业使他老得很快。在他当大使的时候，从三十七岁到四十八岁，俾斯麦的精力也日渐衰落，然而他却更难以让人对付。他变得更加敏感，看见时光转瞬即逝。他虽然在十年间很不满意普鲁士所作的事，然而却不能改变什么，他的精力也在不断的报告与公文中消磨。两年之后，他写道。“我绝对不能相信，自己会习惯了例行公事，如今我在这里已习惯了这些。……我天生不愿写东西，又是天生的懒，我极为惊异我竟能如此节制这两件事。”我们要想起从前的神斯麦是什么样，就会知道他现在是受了怎样的约束。有一次他外出旅行了两个星期没得到报纸看，就后悔自己少年时虚度了光阴。他在法兰克福三年后，他又说不满意的话，“因为没有事做。”
　　他说的事自然是政治上的事，并非日常公事，这些是他的属员们去办的。在联邦议院，当议员们发表一些繁冗的演说时，他就写家信逍遥。但是有一次，有一个少年犯了政治罪，他得知要拘捕他，他就一大早爬了三层楼去见这个年轻人，说道：“你赶快跑到国外去！”少年迟疑不决，俾斯麦又说道：“你好像不知道我是谁。也许你没钱，我给你点儿钱，你赶快跑到国外去，不然的话，人家就会说巡警办事可是比外交家麻利。”又一次在俄国都会，有一个逃犯是使馆认识的，俾斯麦替他预备衣服改变装束，从后门把他放走一一俾斯麦随后反责备警察让坏人逃走！这样不合法的事是少有的，但是当遇到这种事时俾斯麦的冒险敢为的性子又发作了。
　　当他写信时，他的脑子转得很快。他的随员们说他走来走去，穿了一件绿色的睡衣，话从口里一句接一句地冲出来，中间还夹带着些批评的话。当他心情好时，他会拖住一位秘书，然后他口述，由秘书来记录，从半夜一直到天亮。他做人家的长官是很正直很和蔼的。他受不了同他拘泥于礼节的秘书，这使两人在一起不舒服。他请他的秘书们同他一起去打猎洞他一起饮酒，当他在不太得志时，无论做什么都不会满意。有两位秘书说起他时，所讲的情形基本相同，俾斯麦训斥他们如同训两个不听话的小学生。有一次有一位秘书没有完全听他的命令，俾斯麦说道：“我想你一定会后悔的。因为我知道你的见解和我一样，那就是一个顾体面的人只要负责一件事，他就会把它做得很好。”如此类的话，从俾斯麦口中说出，而且他还用一种颇为和气的语气说出来，让人听了真有些不寒而栗。有一次，有一位秘书将一件历史事件记错了，他很客气而又冷冰冰地问：“难道你没有读过柏克的世界历史XX页吗？”
　　二、政治魔方
　　奥地利是最重要的敌人，俾斯麦也最痛恨奥地利。当他在法兰克福尚未体验过哈布斯堡朝廷的傲慢无礼的滋味之前，他就已经将奥地利列为全部作战计划的目标。他原本就不喜欢奥地利，现在又有了一层不信任的因素，所以俾斯麦更加反对它。在法兰克福，俾斯麦已经等待了十二年，先后四任外交部长官都受到他的猜度，因为他们所占据的位置正是他所期望得到的，他甚至将怀疑的目光也对准了要占据普鲁士地位的诸邦，在他看来，凡在普鲁士界外的德意志都是别的国家，尤其是奥地利。他对于奥尔米茨事件的难过，甚至超过了条约本身带给他的难过。他并不袒护这宗条约以避免战事爆发，而是想延缓战事。在这个时候，个人的欲望决定了他所要采取的方针。
　　他不能居于最高职位，这一点令他一开始就不甚满意。他只得装作很亲密的样子同十几位大使坐在一起。主席的职位不是他的，而是别人，这对于一个自大的普鲁士人来说，是多么的难以忍受。而那个做了主席之职的人，对俾斯麦来说就是自己挑战的目标。就自大与狡诈而言，图恩伯爵并不亚于施瓦岑堡。俾斯麦是这样描绘他：“穿着一件短褂坐在主席位上……衣衫扣着，里面显然没穿背心，只是露出一点领边，他讨论起议会的事就如同在那儿拉家常。”这几句话，就表明他看不起这位主席。他说他是用一个科学家的理智与冷静，来思考这个令人奇怪的主席，然而他的话我们却不太相信。“图恩在俱乐部赌博，一直赌到早晨四点钟，从十点钟开始跳舞，一直跳到凌晨五点，脸上是一种很舒服、很享受的表情，看这副样子，真不知一夜喝了多少冰镇的香摈酒，还有那些浓妆艳抹的美艳妇女们。……他既有贵族的冷漠，又有斯拉夫族农人的狡诈。他的最显著的特点就是有谨慎的诡流。”图恩的副手是一个男爵，俾斯麦说：“有时这个人是一个诗人，极易动情，有时看戏看到动情处常会不由自主地落泪。他表面上对人很和气，乐于助人，喝酒却也常常过量。”
　　这几句挖苦话，有着意想不到的效果。它并不能表明是在什么情形下，比如什么眼神、什么话语才激发出他的这番话来。在俾斯麦尚是使馆的秘书时，曾拜访过图恩一次，陪他同去的还有一位柏林的官员。图恩知道俾斯麦快要做大使，就特意撇开他，不同他说话。出来的时候，俾斯麦“极为不安以至于声音发抖”，他对同事说：“你看见图思是怎样对待我的吗？”这第一次会面就决定了俾斯麦与图恩的个人关系，以后会发展成什么样？后来有一次，俾斯麦以大使的身份正式拜访图恩，这次图恩坐着吸烟只穿着内衣（因为天热）接见了他，而俾斯麦也在他面前点了一只雪茄，图恩见了大为惊诧。这一次俾斯麦总算出了一口气，第二天他就想让天下人都知道这件事。
　　当联邦议会开会时，俾斯麦却在会上写着家信：“我所处的位置很不好，因为我的左右两位邻居的气味从两面夹击我，你记得甲的气味吗？是不干净的坏牙的臭味，再加上他有狐臭，乙是吃的好东西太多而无法消化所出的气味，这是外交家们所常有的气味。”
　　在法兰克福，有许多问题都带有明显的个人意志的倾向，不只是俾斯麦这样，这构成了联邦议会的部分氛围。从表面看诸邦都是平等的，实际上奥地利在其中称雄。这是由于最近的历史所造成的。三年前，普鲁士曾离开这里，宣布要重新建立一个联邦议会，撇开奥地利，现如今却又吃了后悔药，重又跑了回来，由此，谁会希望奥地利的代表不会当着众代表的面欺侮普鲁士的代表呢？奥地利有着诸邦的支持，而普鲁士却只有靠北德意志四个小邦的投票。其它诸邦对普鲁士怀有极大的疑心，因为他们相信，普鲁士会在联邦议会上压制他们，而强大的普鲁士却不会这样。全部的专制派，这就是说几乎全部诸侯都较为附和奥地利。
　　所以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所见到的，都足以证明他从前的见解，一切都在他的意料之中，并没有什么让他诧异之处。他从中年到老年，一直都认为，奥地利与普鲁士交好“不过是少年人的梦想，发生于解放之战之后。……”他来法兰克福，本是抱着反对奥地利的信念而来，但是当他发觉奥地利是如此仇恨普鲁士却是他所始料不及的。俾斯麦原想要打听施瓦岑堡的关于奥尔米茨的公文，其中是这样说的：“或者侮辱普鲁士，或者很大方地饶恕普鲁士，其决定权都在施瓦岑堡的手上。”俾斯麦在普鲁士议院极力袒护奥尔米茨条约，他一看见这句话，心中就窜起了无名怒火。
　　到法兰克福六个星期后，他发表过一次演说：“奥地利现在是，将来也是赌钱的骗子，奥地利人的奢望就是推倒一切，与他们进行交往，他们的外交政策都没有一种正确的思想引导，我想他们是绝对找不到真正的同盟的。”
　　在十一月间，他利用第一次机会反击：“图恩伯爵说话的意思与波扎”一样，发明了许多大德意志民族的幻想，我说几句话来补充一下他的发明。我说，按照这样的光景，普鲁士的存在，尤其是宗教革命的出现，原来是很让人惋惜的事实。……从前在欧洲，是不存在这样的普鲁士，‘就像不承认腓特烈大王的遗产一样’当我能够劝说本国采用这样一种政策之前，必须用兵器来解决诸事。“还有一段文字也记载了这两个联盟”友邦“的谈话，将所有的遮挡都撕了去。我们所诧异的是，俾斯麦之战十五年后才发生。
　　这样的批评发言，多次被扔到维也纳，自然使两国的猜忌也在不断增加。当格拉赫大声读一段俾斯麦的信给君主听时，柏林的感觉也好不到哪儿去。那一段信说，“全部的不幸都根源于我们同奥地利让步，因为和我同床共枕的人，比一个外人更能伤害我，打我，毒死我，甚至勒死我……与我同床的若是一个残忍而懦弱的人，尤其容易做这种事。”那时将图恩伯爵撤回，也无济于事。接替他的是一个政治家，在未调来之前，是奥地利的驻柏林大使。
　　普罗克施一奥斯膝伯爵比图恩较有意味，很了解近东的情形，是一个比较好的欧洲人，却有种特殊的地方让普鲁士大使不安。
　　普罗克施一奥斯股拜访俾斯麦多次而且往往一坐就好几个小时，来了就同孩子们媒戏，又未免太过于和气。当开会时，他会同俾斯麦谈话谈得很久。“总的来说，较为明显的是我与普罗克施一奥斯膝的关系要比和图恩的关系坏一些，因为图恩偶而还有说实话的时候，而普罗克施却绝不讲实话。‘俾斯麦接着说，”虽然这样，我还是能够常常从他脸上看出真实的情况。“不幸的是普罗克施一不小心，将反对普鲁士的文书放在一张写字桌里头，又将这张桌子卖掉了。这几件文书都是辩论革命的草稿，是要在普鲁士的报纸上登出的，这种言论一向都说是由民主党们刊登的。俾斯麦于是在给上级的报告里建议采用同样的攻守办法。若就那些文书对维也纳抗议普罗克施，使这位奥地利大臣站不住脚，却不是一个正确的办法。最妙的办法”不如使他觉得他的地位不稳固，秘密地将这件事告诉我们的同盟，使我们隐而不发。让他们误以为对他们有利。“还有一个好办法，就是登出普罗克施的几则假论说，并私下透露，说是政府从私人手里找出这样的东西，这样可以激发政府的疑心。
　　俾斯麦开始着手操作这件事，办得很诡诈，但他却常常说一些不满意的话，说他的对头心地不诚！但是普罗克施也是一个深于世故的人，下边几句话，就是他所描绘俾斯麦的：“侮斯麦宣称普鲁士是世界的中心。……他是那些想破坏我们联盟的代表人物。假若有一位天使从天而降，他若是不佩戴普鲁士的徽章，俾斯麦是不会让他进来的。…，他头脑很清醒，如同马基雅弗利那么清楚，他这个人太过于麻利，也太过于掩饰自己的锋芒，他不会看不到他手中的利器，我们还必须承认他办事会一直办到底的……他就这样不遗余力地尝试，使联邦议会动不得……不惜花钱收买报馆，他太懂得如何去指责奥地利的不是。……他认为普鲁士必定会处于一个极其重要的地位，他不止一次地对我说，说德意志非在普鲁士领导下统一不可。我生平未见过如他这般自信的人，过于按照自己的意志行事。”
　　俾斯麦也承认普罗克施对他的这些评价是很正确的，后世之士也证明了俾斯麦的这些特证。哪怕稍微有些触犯他的普鲁士，他就要拔出手枪来对付。有一次在会议之后，维也纳的勒克堡伯爵同俾斯麦发脾气，他提出两个人在附近的一个树林里决斗，俾斯麦冷冷地回答：“我们为什么要到那么远的地方？这里的花园就很宽绰，有很多余地，足够我们两人相互交换枪子儿的。有几位普鲁士军官住得离这儿很近，你也很容易找出几位奥地利人来。我只要你让我写出这次争斗的原因，因为我不愿意让我的君主认为我是一个蛮横的人，办外交要用武力方能进行。”他于是开始撰写报告，勒克堡知道他将自己弄成了一个傻子，觉得没趣，就悄悄溜走，从此再不提这件事情。
　　俾斯麦到维也纳一趟，使他更增加了几分对奥地利的仇恨。整个德意志的关税联合，这本是德意志统一的先声，以前这个关税联合是普鲁士与其它德意志诸邦的强有力的联合，如今奥地利也想加入到其中去，来挫损这种政治联合的尖锋。假若全部奥地利的诸邦都加入到这个联合中去，以后关税问题及一些政治问题自然又以奥地利为领袖。俾斯麦只是同意了一个商务条约，其余的丝毫不肯让步，关税问题不动。处理完毕，俾斯麦离开维也纳。这是他第一次大胜利，因为无论奥地利施展什么诡计，关税联合只管放宽，却并未让奥地利加入。在维也纳与在布达，他只喜欢一个人，那就是少年奥地利皇帝，他现年只有二十二岁。当他阅读普鲁士王的来信给皇帝听的时候，说他的家族住在玛赤的历史要久远于霍亨索伦，他最喜欢的就是这句话，那时他经常讲弗兰茨约瑟夫的好话，说这位皇帝“有火气、有威望、善体恤、爽直、坦白、毫无城府，尤其是当他哈哈大笑时。”
　　俾斯麦原是君主所喜欢的人，这几年来，他同他的长官的关系是很特殊的，长官必定不会喜欢他。神斯麦得了这个差事，主席的内阁大臣们很不高兴，因为是格拉赫为他争取来的，曼陀菲尔同这两人的关系很不好。当俾斯麦作为曼陀菲尔的部下在法兰克福当了八年大使的时候，曼陀菲尔的为政是小气、冷淡、狡桧、弄权，摇摆不定的。其实俾斯麦在指挥事情方面，往往比曼陀菲尔更有势力，但却常常是滋扰的势力。曼陀菲尔知道俾斯麦将来会接他的手，也知晓俾斯麦又大胆、又无耐性，所以他在俾斯麦面前不敢摆出长官的架子，很少阻碍俾斯麦做事。但是有时一些小事上，却表现出一些很令人吃惊的执着，居然在君主面前能够反抗俾斯麦。有一次从法兰克福发来一个电报，说有一个可疑的领事的行李应该扣留，曼陀菲尔为这件事召开了内阁会议，还请这位领事入宫廷参加宴会。还有一次，法兰克福的使馆里有一位很没人缘的属员，俾斯麦要辞退他，曼陀菲尔却不肯。当格拉赫传俾斯麦到柏林的时候，曼陀菲尔写了一封尖刻的信，吩咐他切勿逗留太久。
　　促斯麦对我们说：“他比去年懒惰得多，因为我只管频频请示，而柏林却久无回音，得不到任何结果。”他们两人面子上虽是很和气，也彼此常有私信往来，曼陀菲尔虽是俾斯麦儿子的义父，这个长官却雇佣了一名非常有名的私人侦探，打听到许多文书，这些文书都是君主、格拉赫与俾斯麦的书信。过了几年，当君主通过曼陀菲尔探问俾斯麦，问他是否愿当财政大臣，曼陀菲尔自己代他答复君主说：“俾斯麦只当着我的面大笑。”
　　这许多阴谋的中心就是对准了格拉赫，这位副军长、君主的朋友。他需要俾斯麦能够助他一臂之力，反对曼陀菲尔。他为了自己的目的起见，指导俾斯麦。除了俾斯麦，这位格拉赫看不起所有与他接触的人。他说曼陀菲尔是个不道德之人，又是一个靠不住的大臣，说君主是“一位极其古怪的人，姑且不说他是一个让人无法揣度的人。”——这句话就是说他当君主是一个疯子。格拉赫阅历颇深，笃信教义，是一个大阴谋家，比悍斯麦年长二十五岁，他将俾斯麦看作是自己物色出的人才，将自己看作他的义父。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料到，没过几年，这个义子年纪虽轻，官阶虽小，却也变成了一个大阴谋家，甚至超过了格拉赫、超过了君主，更超过了曼陀菲尔。只要腓特烈威廉在位，俾斯麦就会小心翼翼地同这位君主的朋友保持密切联系。但是一旦威廉亲王变了摄政，俾斯麦就不再同格拉赫那样亲密了，因为威廉不能忍受格拉赫。
　　俾斯麦同格拉赫写了些信，而这许多信又是极其重要的，这些信有着不可估量的价值，因为他在信里发表了许多政治观念。他给夫人写的信也同样具有很大价值，因为在这里表达了他的许多家庭观念。在这些信里面，有许多活泼的思想与讽刺的话在里头。这许多信件中，有许多信有十二页印板那样长，俾斯麦常常大声读给君主听，所以他有直接影响君主的潜力。这些信的能量大过口说，因为它是出自一位公文好手，而且又是在准备成熟后才写下来的。最初俾斯麦写信给格拉赫时称呼他“大人”，自称“最服从的朋友与仆人”。后来称呼变成了“所敬的朋友”，自称“忠诚朋友。”信里面用村名代替国名，用莎士比亚里面的人称来称呼个人，有许多信是极为活泼的。有些信是不适于人们之间闲谈，而是宫廷生活的许多奇闻轶事。所有这些信目的在于不仅使格拉赫读后觉得有趣，还要间接使君主听了有意味。俾斯麦费尽心思，他的义父也施展手段，不让他的义子变得大有势力。1854年，君主想任命润斯麦做大臣，格拉赫却从中阻挠，设法不让他所栽培的人在保守党中得到太大的势力。在其它事情上，格拉赫却以牧师自居而快乐。当俾斯麦“为利于办公起见，要用一个光棍汉”的时候，格拉赫认为有必要提醒他。“警告别人不要希望得到好处而去做坏事。”当这类事办不成时，俾斯麦常常忍气吞声，咽下他的傲性，不然，恐怕就会得罪这位在他与君主之间架起桥梁的人。俾斯麦给格拉赫回信时，都是带着一种无比虔诚的态度，极力让对方满意。
　　“我争取每天同您通个气……伴随祈祷，服从上帝的旨意，这是上帝让我这么做的。”他又写道，“倘若我不同您保持密切的关系，我将会被人连根拔起，因为如果没有你，我是毫无根基可言的。……倘若我心情愉快地为君主办事，如不是与您有亲密、真诚的消息往来，我想这也是不可能的，我不仅只与您共患过难……关于我人许多活动的宗旨与目的，无论之间存在什么差异，都无法使我与你脱离。”他又在一封信尾说道：“我同您暂时分别，您可以怀疑天星是个火球，但你不能怀疑我对您的爱！”又有一次写道：“希望任何事情都不会动摇您对我的信任，为了君主也为了您，请信任我，我是您最可靠的。”后来俾斯麦也接到过这样的，别人对他效忠的信，他在内心是耻笑这写信人的。
　　但是他必须架起一座桥来，通过这座桥他可以得到许多梦寐以求的权力，他有着很大的志向，所以他会不顾一切地抓住所有的依靠，借以得到君主的扶助。况且这位君主还是一位专制的君主，诽特烈威廉有好几年很欣赏这个俾斯麦，甚至以为自己终于找到了一位贤臣。俾斯麦称“他当我是他所产下的卵”。对君主来说，俾斯麦也有一定的价值，用他可以恐吓自己的阁臣，使他们乖乖地听命于君主。另一方面，可以通过他来阻挠曼陀菲尔。当君主的神经病更重了一些的时候，他常欺骗他的阁臣们，让他身边的那一党起草重要文件。他不要曼陀菲尔看这一文件，却将稿子送到法兰克福俾斯麦手中。有时君主吩咐，俾斯麦虽是腓特烈威廉所喜欢的人，但他有时也发发牢骚，不满意君主这种突如其来的专制，他说：“他的见解不定，办事毫无规则，好受秘书的左右。”
　　俾斯麦在法兰克福时，常常奉君主或格拉赫的命令回柏林。有一年他就这样来来回回，从法兰克福到柏林无数次，其间所走的路程有两千多英里。有时因君主传他，他回到了柏林。但有时因公务耽误，他到了柏林，脏特烈并不见他，却也不让他回去。“这是一种教育方式，是学校所常用的，常用来对付一个被降级后又复了班的学生。我好像被禁在了沙罗腾堡的宫殿里，好在送来的早饭还不错，我还可以勉强接受这一切。”当君主要派他出任维也纳的大使时，俾斯麦称这如同将自己交给仇敌一般，惟有专门命令他去，他才肯去。君主说道：“我不命令你去，你应该自觉自愿地去，求我派你去那是对你特别的恩赐。——我这样教育你，你应当感激我才是，因为我认为只有你才值得我费这些事。”
　　受君主恩惠的臣子，要忍受君主那难以预测的喜恶，这就是君臣关系的榜样！有一次君主传他到某处，修改曼陀菲尔的公文稿子，修改后的公文发出去后，君主还称赞他的一些用辞，即便这样仍要俾斯麦侍奉其左右，不肯让他离去。当时他的夫人有病在家，俾斯麦很早就想赶回家探望，于是他不辞而别。君主龙颜大怒，发电将改好的公文追回，作为惩罚，将俾斯麦改过的语句又重新改了。当时的普鲁士就是处在这样的统治之下。
　　俾斯麦非常懂得君主的喜怒是无常的，他不倾向于自己过于重视君主对自己的态度。“当我到达权力顶峰时，前途一片光明，宫廷也极为善待我，大人物争相巴结我，小人物拼命有求于我，但是我知道这样的辉煌，真的可以在二十四小时内化为乌有。接着在宫廷宴会间，我会发觉许多人根本不理睬我，如同我在得意时看见许多人在巴结我一样。”
　　五年后，他写信给格拉赫说几乎相同的话，他对于这种情况自然不以为奇：“光景已经变了，若不是君主看出来我只不过是一个常人而与众人无异，不然就会有许多人说我坏话——无论怎样，他现在用不着像以前那样常常召见我啦。宫廷的贵妇人小姐们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和气地对我微笑了。男人们拉着我的手时也不如从前那样热情了。”他改了一种腔调接着往下说：“我最尊敬的朋友，你基本上没有他们那么小气，如果你现在对我的信任不如从前那样深，那么除了君主对我的喜爱少了一点之外，我恳求你告诉我其它的理由。”
　　他得到君主的恩宠已越来越少，如今却用这样轻描淡写的笔调来取悦一位对宫廷极为虔诚的大臣的耳朵，他能够从一种稍微有些责备的腔调，轻轻转成对一位有哲学思想的人说开了恭维话。
　　三、欧洲政坛新星
　　沙皇尼古拉是当时欧洲最有势力的人，只有在他那庞大的帝国境内尚无战事，农奴制在俄国尚未改变，从这个国家的外部看来，似乎并无人注意它。当匈牙利闹革命的时候，沙皇能够派大兵援助弗兰茨约瑟夫，这样的兵力足以使匈牙利反败为胜。从此以后，沙皇尼古拉就想将奥地利控制在其手下。现在正是诸国瓜分土耳其的时候，是尼古拉首先称土耳其是“病夫”。但拿破仑三世却不愿让俄国独占鳌头，他要为拿破仑一世的1812年与1814年的两次战败雪耻。还有一个最为可笑，也是最重要的原因，就是那个骄傲的沙皇给他写信，称呼不再是“我的兄弟”，而是“我的老表”，这下得罪了拿破仑三世。当时有许多决定欧洲命运的并非是一些大事，而往往是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借口。在1854年初，两方势力形成，一方是快要宣战的俄国，另一方则是英、法、土耳其三国联盟。奥地利害怕俄国在巴尔于半岛发展势力，决定加入英。法、土耳其三国联盟。普鲁士当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
　　所有想争取自由的人都想加入联盟，以对抗俄罗斯。君主左右也有许多人主张作战，主战派的首领就是威廉亲王，曼陀菲尔也赞成同俄国作战，只有以格拉赫为首的老保守党反对攻打俄国，因为他们说在回813 年时俄罗斯原是普鲁士的同盟。到了三月份，局势更加紧张，格拉赫将俾斯麦召回柏林。威廉立刻传他们来见，格拉赫并不是喜欢俾斯麦，但他却晓得俾斯麦对纷特烈威廉将会有很大的潜在影响，来左右这位犹豫不定的君主。况且新近威廉与曼陀菲尔同做了俾斯麦第二个儿子（后来称为比尔）的教父。
　　威廉首先开口说道：“你看现在在我们面前有两个相互冲突的党派，一派以曼陀菲尔为代表，另一派（亲俄派）以格拉赫与在俄都的孟士德为代表，君主召你来是想让你作个公断，你的见解会改变时局，因此我恳求在向君主发表见解时会考虑以下观点，‘俄罗斯的态度激起全体欧洲的一致反对，它必将败在欧洲手下’。只有这样才能够拯救俄罗斯。”
　　俾斯麦回答：“我不能这样说，因为我们没有理由宣战，我们为什么打仗，我们打仗不过是激发一个被征服邻国的痛恨与渴望报复。由于我们害怕法国，或者说帮助英国，那么我们不就像英国的殖民地印度那样为它的大英帝国而效忠吗？”
　　威廉亲王听后大怒，他面红耳赤地大喊：“并不是由于害怕或向谁效忠的问题！”俾斯麦从亲王的话中听出奥古斯塔的声音，她也是反对俄罗斯，这是由于她不喜欢自己的俄罗斯母亲——俾斯麦也不喜欢自己的母亲，在这一点上两人似乎有某些相通之处。俾斯麦认为奥古斯塔“关心国内之事远远少于关心国际大事。”威廉与奥古斯塔夫妇在科布伦茨建造了一座宫殿，宫殿之豪华排场堪与莫愁宫相婢美。
　　这是威廉与俾斯麦第二次发生政治上的冲突。四年前，威廉要同奥地利作战，俾斯麦却要去奥尔米茨议和。威廉认为派他的政治对头到法兰克福当大使，就表示他已屈服于奥地利，如今这位亲王又恐怕被俄罗斯所屈辱。难道神斯麦是个懦夫吗？他气愤至极，写信给曼陀菲尔道：“无论怎样，这个人的政治活动看上去像个高年级的小学生。”
　　其实这对俾斯麦来说是第一次跌身于大型政治活动。当黑海之战时（即克里米亚之战），他变成一个欧洲的政治家。他认为无论普鲁士做什么，都会使奥地利坐收渔人之利。因为这个道理，他不愿意“将我们敏捷而坚固的战船与奥地利的生了蛀虫的战船合作，重大的时机，给普鲁士的成长带来有利之机，我们要无畏地（甚至残忍地）利用时机。……无论怎样，当事变发展的时候，帮助我们发展的动力就会越大。”只有奥地利承认了普鲁士在德意志的独尊地位时，普鲁士才应该帮助维也纳，但是这位主意不定的君主却不知道该做什么，今天与奥地利订立了攻守同盟条约，明天却免去了主持这个政策的人的职务。柏林人都在说：“今天在莫愁宫里，君主与英、法两国同眠，明天早上却与俄国同时起床。”
　　第二年，俾斯麦更与宫廷的见解相分歧。他去过巴黎一次，并无什么特别的使命，回来的时候，带着这样一种念头，以为普鲁士并无不能与拿破仑三世联手的可能，只要环境有利于普鲁士，他的这种思想在莫愁宫遭受到极大的憎恶。格拉赫写了一封极为虔诚的信反对‘与这样的魔鬼保持同调“。君主也显露了对俾斯麦极不喜欢。后来他又第二次赴巴黎，这次他是奉公办事，但他的联手拿破仑三世的观念却愈加强烈。
　　在1857年与1861年之间，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有过四次亲密的谈话，最后一次谈话极令人吃惊。拿破仑三世满口胡言，也许俾斯麦也是如此，他们这次谈话是在色当会晤的。在克里米亚之战与在巴黎签署合约之后，只是这一次，使拿破仑三世有一种自己是欧洲最有全权独断的人的感觉。那位在殿前等候拜见他的普鲁士使者，是一个无关紧要的人。虽然这样说，他接待俾斯麦却是极为隆重的，这很让俾斯麦引以为荣。皇后只是敷衍他，但他却被皇帝与皇后深深吸引，他说拿破仑三世是一个极为聪明也极为和蔼的人。皇后厄热尼要比她的画像还要美貌、大方。他对我们说：“我很是称赞她，因为她是一个极为引人注目的女人……这不仅仅是指她的美貌。”（厄热尼说俾斯麦：“他比巴黎人还要好说话。”）俾斯麦执笔写这个暴发户的忽然间得势，写得很挖苦，很看不起，又带有些讥笑的语气称是那次革命反让拿破仑三世做了皇帝。然而在公事上或与私人交谈时却说着恭维拿破仑三世的话，这就能看出俾斯麦的本质，是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而且是一个君主派、正统派，现在说巴黎，说这两个暴发户，说得最多的也莫过于他啦。不管是现在或是今后，他还是与法国投不了脾气，却与英国的交情甚好。巴黎今天虽能使他着迷，但是相信不久，他就要说法国的种种不是。但他为什么没有说拿破仑三世的不好呢？是不是拿破仑三世优待他，他才对拿破仑三世这样热心？
　　俾斯麦是一个冷冰冰的人，当国内尝试革命或改为民主制时，他在议会中将心头怒火熄灭，用一种料事如神的态度，冷冰冰地一点不为道德所动，而执意要用武力于涉。他知道拿破仑三世会很认真地同被征服的俄罗斯联盟，而且他还知道奥地利也正同沙皇修好。要想使普鲁士不处于太孤立的状况，免于被毁灭的危险，那么普鲁士该走一条什么样的路呢？同法国联盟！法皇迁就他的一半条件，承认要求以莱茵河作边界是一件很糊涂的事，又说法国只想在地中海发展。
　　“法兰西人善于陆战，不善海战。因此他很想通过海战而征服法国。普鲁士要发展，必定要取得汉诺威、什列斯维希与霍尔施坦，随后成为二等海权国，以便与法国联合牵制英国。既然存有这种目的，倘若我国为意大利而与奥地利发生事端，我想普鲁士应该处于中立。我想你应该就这件事来试探一下君主的意思。”
　　俾斯麦说：“陛下对我所说的这些话令我十分欣喜：首先能从这件事证明您是相信我的；其次，我虽然是惟一的一名普鲁士外交官，也能回国后严守秘密，甚至对于我的君主我都不会对他泄露半点——因为我的君主绝不会容忍有这样的提议，其实让君主知道这些事情是很不慎重的，因为如果君主知道这件事情，他会认为我们两国之间的友好是极其危险的。”
　　拿破仑三世说：“这不只是不慎重，简直可以说是阴险！”
　　俾斯麦说：“你会陷于泥潭的。”拿破仑三世知道他的含义，感谢俾斯麦说话坦白，答应他不再提这件事情。
　　俾斯麦第一次在欧洲战场上崭露头脚，就表现得极为不凡。他很机灵，有胆识，有责任心。他不让任何人干预德意志的事情，在尚无人能看见火光之前，他就先用脚将这火光踏灭。他虽视奥地利为仇敌，但他还是这样做；他虽然决定劝君主与法国联盟（在所有的普鲁士大臣中，只有他一人有这样的计划），他也要这样做！他对自己说道：“你现在是这样一副令人可疑的样子。”——这么伶俐的法国人会提出这样不小心的计划，实在让人惊讶。我们猜测难道拿破仑三世明白而且看穿这个普鲁士人的新外交政策了吗？他想以坦白的话也逼对方说出坦白的话吗？
　　倘若他真是这样想，那他就是大错而特错了。因为俾斯麦只有在吓唬人或虚张声势的时候，他才说出坦白的话。当他的对手完全相信他时，他就绝不再讲坦白的话了。他这样回答拿破仑三世，本是想取得他的信任，然而他真的成功了。他真的像他所答应的，在报告中将详情都隐去了不谈。但当他一回国，他就全盘托出告诉了格拉赫与君主。他虽然对拿破仑三世说只有他一个普鲁士人敢于隐藏他的提议，在国内他确实是惟一的一个普鲁士人敢于劝君主请拿破仑三世来柏林——那时候，《十字报》却常常撰文指责法兰西皇帝的种种不是。在俾斯麦的从政生涯中，这位大实行家是第一次反对波茨坦的浪漫派，反对专制派，我们看见他第一次抛弃一个党派的宗旨，他却从未宣誓要忠于这一党的。他给格拉赫写了一封很长的信，说有种种理由来与他分道扬镰。牺牲了专；别派的基础宗旨，由一个党人变作一个政治家，愿意抛弃自己从前的决定。
　　“那个人（拿破仑三世）并没有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我很少称赞别人，容易发现别人的短处，不易发觉别人的长处，也许这正是我的弱点……倘若你是指可以推行法兰西与他的正统主义的宗旨，我必然表示赞同，我完全可以将此意置于我的普鲁士爱国主义之下。我只是因为法国会牵动我的祖国，所以我才会注意法国。我们只能与法国发生政治上的关系，在我看来这个国家不过是政治棋盘上的一粒棋子，是一只比较重要的棋子。我在下这盘棋时，心中存有的惟一使命就是为了国家为了君主。我为我的国家利益而进行外交活动，我认为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别人，对于外国人都不能有个人的喜、怒、恩、怨，存有这样的喜怒恩怨就不是忠君也不是忠国。……在我看来，就连君主也不能使国家利益受制于这种恩怨喜怒之下……”
　　“我想问你，在欧洲的任何一个内阁，有哪个会比奥地利内阁更加阻碍我们普鲁士的发展，有哪个会比奥地利内阁更能削减我们在德意志的热力？……以外国而论，除了英国和英国仆人，我一生都不对他们表示同情，这种情感我至今都无法摆脱。但是他人不接受我们的友谊，只要有人证明给我看，是否有一种可靠的且经过深思熟虑的政策来解决这一切。假如我看见我们的军队开炮攻打法国人、俄国人、英国人或是奥国人，我都是同样的满意。”
　　“这几个国家之中，何曾有任何一国表示过什么，即使表示过，可他表示的又是什么？是停止革命？我们的办法，就好似一旦他们不危及我们，我们就会饶恕他所有的一切。如果他们不悔过，而且以为荣耀，那么我们在宗旨上也就不必太过于吹毛求疵。……我们若是要寻找革命的发源地，应该在英国找而不是法国。除非是在德意志或罗马寻找较早的发源地。…在近代的政治世界中，试问有几个朝代不是根深于革命的？试考虑西班牙、葡萄牙、巴西、美洲的全部共和国、比利时、荷兰、瑞士、希腊、瑞典……英国。就今日的德意志请邦侯王所取得的土地而言，有一部分是从皇帝和帝国中获得的……有一部分是从自己的产业中得到的，所有这些都无法证明来历是完全正统的，就说我们自己的国家，我们也不能说我们是完全不靠革命所取得的。……即使以往的革命并不能说明这一切，只是使人如同《浮士德》中的女巫一样，关于这些现象，说道：”这里有一个瓶子，我有时也自己吃几口，现在什么恶气味也没了‘——但是我们还常常不够贞洁，还禁不住为相爱而拥抱。“
　　在这里我们第一次接触到作为一个政治家的俾斯麦。在他致格拉赫的信中，我们可以了解他的政治生活中的许多情况。在他八十二岁时，他所持的见解还是同他在四十二岁时所持的一样。譬如自由党的侦探局办事很得力，如同政府的侦探局一样。一位议员曾记得几年前，这位贵族公子曾垢骂过那些在巷战革命中获得王公侯伯之位的人，在那封信中他说了些什么？他当然说：“原来是这样！”“既是这样，我们都是最初革命的。现在最重要的问题，却不在乎革命不革命，只在乎从前是什么时候革命的！所谓上帝惠赐的王冕，本不是从上帝那儿得来的，古时人民反抗王公贵族的大志，阶级斗争与诸候们之间的竞争，使用武力来决定谁会成为这块土地的主人，他们今日还是要这样做！既然是这样，一个霍亨索伦怎么就会比一个拿破仑更加正统吗？为什么一个罗曼诺夫朝的沙皇就配作帝王？而一个萨伏依氏的公候就不配呢？有什么可以证明贵族就应该享受这些权利？这是不是一个实行阶级对抗的人第一次宣布的关于帝王与贵族的真实情况？
　　其实不然，俾斯麦在七年之前就已知道，如同今天一样。明天他会正式地不承认，犹如七年前不承认一样，那时他在自己的土地上想方设法巩固自己的阶级特权。他在本国就是这样办的。在外国却不是这样，觉得可以自由动作，只要觉得有利于本国，就可以这样做，他对于外交事务并没有什么成见。在本国已断定的事，在外国就可以变作感情用事；在本国当做国家的理由的，在外国就会被耻笑为“浪漫主义”。俾斯麦的基本观念就是度量本国政策与外交政策，要用不同标准来度量，我们可以说是他学习黎塞留，介绍给德意志这两样标准。以这样划分，就会5 ；发全部的错误，在本国的德意志人因而久受痛苦，都因为这种错误。在外国却不然，俾斯麦自己所谓势力的增长，国家的势力也随之增长。
　　到了这里，我们就会对俾斯麦的势力有个大致的概念，他的意志是不受感情或宗教所动摇的，专门用于增强本国势力，耻笑许多催促十九世纪欧洲前进的诸多观念。当他的意志在国外赢得许多胜利时，本国正在躁路国人许多权利时——这许多权利无论什么政治家都不可强行夺取的，俾斯麦不仅仅喜欢看军队放炮攻打外国人，也同样喜欢看军队炮击德意志人，只要他认为这一切可以有利于普鲁士即可。后来，只因为普鲁士的一些反叛者们不采用他的方法而想管理自己的土地，俾斯麦就想动用军队镇压。
　　四、内心的渴望
　　当君主已宣召俾斯麦到上议院时，他就非常注意有关费用问题，他写信给哥哥说：“其实这是一个鲁莽的主意，但是我还是要做一段时间，使自己的地位得到巩固。我对政府是具有影响力的。运用这样的影响力是否有利，是否合适，却是一个有争论余地的问题，我向来都倾向于否认的——有时也被从爱国主义和个人奢望考虑所打动，我也会寻找机会以便实行自己的政治计划。……我只要能够掌舵六个月。”不久他觉得有些为难就打算避开，不求再次人选，他利用在柏林的两个地位，在当地的朋友人定要投票反对政府，或当他需要投票反对他的朋友们时，他就悄悄溜走了。
　　当他在柏林的一个小酒馆遇到几个自由党成员的时候，他就以这样的举动为借口。他在他们的桌旁坐了一刻钟，后来比较满意地说：“我确实将他们的胃口都搞坏了。我摸摸这一位的脸，抓抓那个人的手，很和气地应付他们。看到他们怒视的目光是一件很快乐的事！”但是他同自己的党的意见却不同。他宣布反对破坏宪法，“因为宪法不再干预政府办事，而越来越趋向于变作一件空空的器皿，里面充斥着君主的人格。”他就是这样改变了自己的战略，在国内的政事中，他从前会说很不好的，现在却要表示赞同。他居然研究永远做反动派是不是智者所为，倘若永远做反动派的后果只不过是将几个小邦驱逐到奥地利手中，反不如用一种自由政策使诸小邦友好地对待普鲁士。柏林的两院虽然有民主制的倾向，他认为倒不如让他们畅谈德意志，使普鲁士为德意志领袖的观念深入人心。
　　他最初设想由普鲁士做德意志首领。他说：“我虽然力主在我的祖国不惜牺牲权力的政策，我却多少还有普鲁士人的自利主义，足以使我对于汉诺威的权力不受良心的谴责。”大德意志不过是一个梦想，德意志联邦的独立是消逝了，不然也是即将消逝，各小邦的‘日耳曼意志’不过是句空话，莱茵河的联盟会又现于天边，他问格拉赫：“有什么证据使你相信巴登与达姆施塔特两位大公，符腾堡与巴伐利亚两王，预备做列奥尼达”？你能想像玛克斯王在符腾堡告诉拿破仑三世说，法国人的皇帝要进入德意志或奥地利只能在他的尸体上走过吗？“
　　当下他很了解德意志的情况，因为在他被任命后，他曾事先声明，一定要由他去拜见全部的德意志宫廷。在几年之内，他已经认得许多重要人物。他认得请王公们，大臣们服馆的主编们与其他一些阴谋家，他尤其喜欢结识这些人。当他从柏林的纷扰中写信回家时，他用一种在他看来是很有趣味的独身男子的腔调。
　　他更喜欢旅行，常常会在他并不需要旅行的时候去旅行，并且常孤身一人。在他写给夫人的信中，大多都是说他渴望与夫人在一起，他之所以这样写，因为他这个人非常喜欢永远保留这份心境。他到过布鲁塞尔、阿姆斯特丹、丹麦首都、匈牙利首都，巴黎等，如今他第一次能摆出一副阔人架子去旅游。有了钱，有了官阶，无论到了哪里人们都把他当做一个有钱的外国人来欢迎他。他很是享受这种待遇。当乔安娜带着父母与儿女们在瑞士旅游时，俾斯麦却躺在诺得奈的水边，吸着烟，做着美梦，或想着因特拉根。令他最为高兴的莫过于人家请他打猎，如在丹麦或在库尔兰。“倘若我明天会打一只糜鹿，我想我将会腾出时间到你那里去。如果我打不着，就无法走开——不然，只有等到要走的时候。”
　　在这样的几个星期里，他享受人生之乐真是到了极点，因为他仿佛觉得自己又回到了少年时代，能够在奥斯坦德很高兴地写道：“一个人只有在他知道自己的身材是所有男子身材的典范的时候，他才敢面对着全世界的女人脱衣服——我虽然基本上对自己的身材比较满意，但我是宁可到较远的‘天堂’去……那里都是男人们在洗浴，我会如刚才所说的那样，赤裸着洗浴，我不喜欢身上有什么湿布。”有一次，在七月份的一个晚上，他在莱茵河上驾小船游玩，在月光下游泳，享受着这样的浪漫时光，他还说最好每晚这样下水游一次。后来他在同一位朋友饮酒时谈卢梭与上帝的哲理。
　　对他来说，听音乐也是一种消遣法。他在乔特尔的演奏中边吸着烟，边来回走动。他生平最讨厌官场的音乐会，但却喜欢乔特尔那样的演奏。“音乐同爱情一样，必定是自由赐给的。我不能忍受被困在笼子里一样的感觉。他不喜欢听四人奏乐，因为他们太过于拘束。然而他又不喜欢变化，当音乐声在随意的气氛中悄然响起，他才觉得享受。随后他就看书，然而晃动在他眼前的却常常是自己的影子，因为在演奏完后，他时常陷入一生的努力与哭泣。”……假若我常听这样的音乐，我该时常浑身充满勇气与自信。“他听过贝多芬的《热情奏鸣曲》之后，他就说过这样的话，他在想像中看见”克伦威尔部下的一个兵，骑马赴敌，马级松松的套在马颈上，想他是骑着马闯入死地的。“在他听过门德尔松的音乐后说：”这个人实在很难过。“他听过巴赫的一段音乐前奏曲之后说：”这个人一开始就有点游疑不定，他是逐渐打出一条出路，从而达到自己所追求的信仰。“
　　这个令人难以揣度的人，最终却向贝多芬折服，他说：“我更偏好贝多芬，他与我的神经相吻合。”他承认“好的音乐极易将我驱向两个相互反对的其中一方，不是使我预料到将有战事爆发，就是将我诱人一种田园般的乡村美景中去。”在那段时间，他对于音乐可谓敬佩之极。有一次当乔特尔奏乐时，他从钢琴的镜子中看见俾斯麦从他背后走进屋里，然后伸直两手放在奏乐者的头上停留了几秒钟，“随后他就站在窗子旁，当我奏乐的时候，他就凝望着窗外的黄昏处，静静地不知在思考些什么。”这样几秒钟的忘情，使俾斯麦深深地放松自己，伴随着少有的温情，如同他少年时代寂寞时所流露出的神情。
　　他很少让他的少年时代复活。当他再次旅游威斯巴登时，思绪万千。二十五年前他曾在这里过一种大吵大闹的生活，他现在对于当时那些曾做过自己同伴的女友们，心里似无慈爱的意味。他说：“那时少年的香摈酒冒着毫无结果的气泡，剩下的是一颗空虚的心。我在心里胡乱的猜测罗琳与拉塞尔小姐如今在何方？她们过的是一种怎样的生活？……我无法明白，当一个人反省自己时，却不知道要反省什么，或不愿听从上帝的忠告，应该怎样忍受生活而不是在自轻和愁苦中死去。……我简直无法明白我从前是怎样忍受的。如果现在再让我过从前的生活，没有上帝，没有你，没有儿女们，我实在没有任何理由来摆脱这样的生活，就如同脱去一件脏内衣一样。……我的感觉如同一个人在九月的好天气时的感觉，九月树叶开始发黄。人是健康的，快乐的，不过稍微带了点忧愁。……有点想家，想森林，想湖水与草地，想你，想儿女们，全部这样的渴望与日落、与贝多芬的交响曲混成一片。”
　　如今宗教信仰与家庭信仰相互交织在一起，比从前更为有力。当他害怕自己不信仰时，就会害怕回复到自己旧时的孤独中去。他回顾他的少年时代，带着一些忧愁与一种很奇特的仇恨，这些帮助他忍受到了暮年时光。他写信给哥哥说道：“我有点害怕四十岁的时候，一个人到了那个时候就是到了山顶，再往下走就到申豪森的坟墓中去，但是人们还是要相信眼前的生活中有许多美好而重要的东西……不承认自己还是年轻的，这是很困难的。当一个人在写自己的年龄时，先写一个三字，即使这三字下面跟着一个九字，但是还是让人有许多幻想。人生很像拔牙法，当我们实在想拔掉它时，我们会很诧异地发现它已经被拔掉了，以我在法兰克福的地位而论，更妙的比喻莫过于吃大餐，烧烤和生菜上得很早，使客人的脸上露出些失望的神情来。”在这一件事上是冷嘲热讽，在另一件事上却是自责——尝试着强迫自己忍耐与克己，却与他的渴望生活相冲突。因为他的浮士德性情使他不能饶恕上帝，为的是常常要等候生活最重要的东西。至今为止，想一想从前所做的事都毫无价值。在他四十二岁的时候，乔特尔问他：“你不觉得今天的生活波涛汹涌得更高，高过你做学生的时候吗！”他想了一会儿答道：“不是这样的。假如我能够随心所欲地处理一些事情的话，我可能会说是的。但是最可怕的是在别人的手下耗费了毕生的精力，而我却只能听从上帝的劝慰而服从于他。”
　　这番很亲密的谈话（以后还有几次类似这样的谈话），不仅仅把他灵魂最深处的东西和盘托出，而且揭示了他对于信仰的看法。他用忠诚来扶助信仰，并且二者彼此支持。这时他写道：“只有基督教能使帝王摆脱生活的某些东西，这些东西指引着他们。或他们中的大多数，来到上帝所赐给他们的地位上，这个地位是供他们享受和独断专行的。”俾斯麦刚刚耻笑了正统派，证明欧洲的全部朝代都有过革命的历史，在这时候，他偶尔遇到上帝，就将上帝高高供起，但当上帝的观念阻碍他时，他又将上帝摔下来。现在当他同他的夫人辩论时，他敢说：“假若我的仇敌饿了，我也许愿意给他点吃的。但是要说到爱我的仇敌，大约是没有这回事，假设有的话，这样的爱必定是很肤浅的。”当他要那些新近受操练的海军发动进攻时，并没有什么充足的理由，他就说了两句很残忍的话作借口：“进攻是要牺牲的，但无论怎样，这些人四十年后都是要死的。”
　　路德维希格拉赫原是一位虔信派，他看见他精神上的义子（指俾斯麦）变成了一个马基雅弗利，实在让他大力恐慌。他托他的亲戚克莱斯特雷策夫转达他的警告给俾斯麦说道：“你要把你斯麦的信仰煽得很热，切勿让他掉人功名利禄的深潭中。他是由一种极为名贵的白石做成的。……他会变作一块既让世界分享又让魔鬼分享的很香的肉，魔鬼见了他这块肉是不会善罢干休的。……你还得试一下他的宗教信仰！”但是这些年来，全是他在教神斯麦如何处理政治事务的。
　　当俾斯麦被卷人这场战斗时，这位基督教武士感到处于一种两处为难的地位，令他难以解决。在议院里，俾斯麦政治上的对头，那就是芬克。芬克在议会上发表演说时说，俾斯麦在历史上的全部功绩都拘于图恩伯爵的雪茄烟里。又说他这人办事毫无分寸。悍斯麦反唇相讥说芬克是一个没有家教的人。为此芬克要与俾斯麦决斗。后来悼斯表声称，二人不和以及要决斗的原因，应追溯到1848年3 月，关于奥古斯塔那个有害计划的讨论上，二人发生了激烈地冲突，时至今日芬克仍记恨在心。在那一天晚上祈祷时，俾斯麦问了牧师一句很奇怪的话，说他是否应该瞄准后再扣扳机。“那一天，天气很好，许多鸟儿在欢快地唱着歌儿，我们一进入树林，所有的愁闷都一扫而空。‘在树林里，还有人在对他们进行调停，企图让这二人放弃这场决斗。他们事先商量好每人放两枪，现在减为每人只放一枪，如果俾斯麦肯说一句抱歉的话，这件事就算完了。然而最终两人还是没有达成互谅。”我开枪了但并没有感到有什么愤怒的事，却没有打中。……我从子弹的烟雾中看见了对方，晓得我们俩人都还活着。周围的人欢呼起来，我却没有加入到他们的行列中去，只是有些不高兴为何减少了放枪的次数，我真想再开它几枪。，…但是事情就这样了结了，我们只好又拉起手来……上帝不想让芬克就这样死去，因为他还想好好利用他。“
　　在这个报告中，其中那些发狠的话想必是真的（因为这封信他是用虔敬的态度写给他的丈母娘的），俾斯麦那自相矛盾的地方也很明显地显露出来，一方面说他是个好奋斗、有骨气的人，另一面却说他是个信奉基督教的人。放枪是可以的，但是瞄准却是不道德的。所以在开枪时切勿带着怒气，但是枪烟散去时，他看见对方仍然一动不动地站着，丝毫未损。这时他会忽然觉得有些生气，然而他却没有考虑自己为什么并未受伤？他们都放了枪后，他却向上帝提问为什么要饶恕芬克，他却不问上帝为什么让他俾斯麦活着。这件事与他所做的许多事相同，那就是他仇视自己的对头要胜过爱自己。
　　乔安娜过了好久才饶恕了他。她不喜欢两人争争吵吵，只想家庭和睦如同他最喜欢打仗，而乔安娜却从无这种爱好一样。她对人生没有太高的奢望，也不慕虚荣，身体却不甚健康，所以生了孩子后更每况愈下。每天晚上她都要安顿孩子们，还要花许多时间来教养他们（这一切俾斯麦却不管不问）。她害有眼病，且愈来愈厉害。俾斯麦决定让她到气候较好的地方养病。在途中，因为乔安娜身体不适，俾斯麦就会安排仆人好生伺候，一有不如意立即辞退，为了找到好的仆人，往往辞了再另雇。他还购置了些家具，这样生活会更舒适些。对这些事情，俾斯麦却是很愿意做的。他有较深的阅历，做这些事时会很得心应手。日常生活中，他虽然比乔安娜忙碌，但他还是常常给她写信，而她却不然，为此，他屡次问她为什么不给他写信？说到写信，对乔安娜来说纯粹看个人喜恶，而且她也不太知道如何才能更好地分配时间。
　　所有俾斯麦想做的事，所有侮斯麦已经做成了的事，对乔安娜来说都没有什么特别的印象。然而对他的日常生活，乔安娜毫不掩饰她的不以为然。在国家危急时，她会写信给她的朋友乔特尔，说道：“假若我们能去申豪森，不管别的事，只顾我们自己，我们的儿女，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好朋友——这该是多么高兴的事！如果能这样的话，我敢保证用不了多久，他的身体又会变得棒棒的且精神饱满，如他从前一样。……当他着手办理一件令人头疼的外交事务时，他并不会得到什么好处，只不过得到些麻烦、仇恨，别人的厌恶。他是个很顾体面的人，正直、高贵，不适合做那样的事。但是可惜他不肯脱离这一切，因为他妄想要为国尽忠。”
　　在这封信中，我们不仅看出她对俾斯麦的虔敬，也看出她是多么渴望俾斯麦能守在她的身边，过着和美的家庭生活的欲望。在这封信中我们是可以窥见俾斯麦的许多动机。他所说的并非是胡言乱语，他肯定要描写他那高人一等的道德观，要利人利己，并且声称他的对头，他的同事，他的长官（他们实在不如俾斯麦聪明）比他更狡橘！时间久了，他会难以忍受娶一位夫人，她的狡诈比他更为甚之，或者是她的欲望常常挑动他去与别人勾心斗角。在他选择乔安娜冯普特卡默做妻子时，他就知道妻子绝不是这样的人。她爱他并且只爱他一个人。对她来说得到他的心无疑是最重要的。
　　对于那些必须应该会作的事，俾斯麦才会教她。除此之外他再不会教她什么别的。“我的可怜的宝贝，你必须学会在大厅里端正地坐着，样子要端庄。当你同大人们相见时，必须要表现得聪明而且有才智。”这是早时他写给她的的信中提到的。她还要学说法语，学会骑马，后来这两样乔安娜都已学会了。但是他若要求她做什么事，而这事正是她所做不来的，俾斯麦就会立即收回自己的要求，并且对自己很是生气，生气为什么要提这样的要求呢？“我娶你是因为上帝让我爱你，如果你会答应我的要求月D 么我这颗飘泊不定的心才会找到一个落脚之处，从此不再害怕世界上的凄风冷雨，我可以在我自己的家庭中得到温暖。当外面有大风雨时，我便可以躲回家中。”但是他那外交家的性情却常常流露出来，她是自然坦诚毫无城府的，在她的信中她有时也会激烈而率直地批评某些人物，每当这时，他就惟恐信在通过邮局时会有人偷看，他告诉她：“你要小心些，切勿说某人某人这些闲话，因为我是你的丈夫，所以你说的这些话是要由我来负责的。况且你对于这些人的评价有失公允。切勿写那些警察不喜欢读的信，切勿忘记你在洗浴室里俯耳对夏洛特所说的话，你可知道，在这里或在莫愁宫里，当一道菜端上来后，往往还需加些佐料。”
　　她第一次拜见君主就很讨了个没趣，这不是俾斯麦的错，也自然不是她的错。这对夫妇被邀请到莱茵河的一条游船上玩耍，就在船上拜见君主夫妇。但是“这两位陛下却没有理她，虽然我们这几个人在船上玩了好几个小时。王后身体不适，所以对乔安娜也不甚理会而普鲁士亲王王妃却是故意地不理她。……后来亲王虽有意想弥补夫人的过失，很和蔼地对她，但她仍是差点就要哭了起来。……我的武士道精神使我感觉侮辱我的夫人要比侮辱我还要令我难过。……我自然是试着让她相信，她们并非看不起她，只不过宫廷就是这种状况。”
　　当我们读他写给朋友信中的牢骚话时，似乎当日的情景又重在我们眼前浮现。我们可以相信在他们夫妇回家的路上，乔安娜是怎样向他竭尽全力地证明这种生活实在是多么的没有趣味，是怎样的与他的性情不相符合。我们从中又可以推断出，普鲁士亲王王妃是怎样的无理。当君主的游船到了第一次停泊的地方，俾斯麦弃船登陆，这才是一个极为真实的俾斯麦！
　　无论乔安娜要什么，俾斯麦就给什么。他从旧时的阅历，深知女人的性情。他对于一些琐事也会很小心地处理。他曾写信给一位在巴黎的同事，托他买一件羊绒披肩时，他就将披肩的颜色说得极为详细。他又托他的妹妹替乔安娜缝制一件衣裳，要什么布料，什么尺寸，颜色要纯白的，凡此种种说得既耐心又细致。他还要为她买一把金扇，摇动时要很响的那种，尽管他很讨厌这种响声，但为了乔安娜他还是义无反顾地买了。他在巴黎时，因乔安娜喜欢一种叫蓝脖子的鸟儿，俾斯麦便大街小巷地将巴黎转了个遍。他居然还肯降格在脖子上挂了一幅链子，上面悬着几个宝星，因为这是乔安娜送给他的，“如果她知道我实在不愿往脖子上挂这种东西时，她会很难过的。”
　　他常将她的父母包括在他的至亲之内，说到她的父亲，他往往会表示出极大的爱意。他很喜欢他们到他的家小住几个星期，他写道：“我们七个人成为一个小国。……在我们凡人的生活中，有许多烦扰与忧患是难以避免的，尽管在大街上人人都是冷冷的，但在家中我们却是那么地亲热。”
　　五、威廉亲王摄政
　　君主的精神病愈来愈重了。在革命后的十几年间，腓特烈威廉的举动很是自相矛盾，反复无常，做事也过于夸张。在他周围的人们常被他的举动搞得昏头转向，也难以保全政策的连贯性。在这里，奥古斯塔的野心又起，她自命为“自由党”。君主这时又谈起革命，说他头上的皇冕实际上是“不洁之物与泥土”造成的，说不过是一个“狗的颈圈”，多次想以一道圣谕来替代宪法。他对弗兰茨约瑟夫说：“我之所以活在世上，只不过是为奥地利皇帝执橙。”他对沙皇说：“上帝给予你的大陆，是作为你的产业，我希望你能保存这份产业。”这一番话，使这两位皇帝更加瞧不起他。
　　到了1858年，他的病情更加显露，甚至危及到他那元首的地位。他并非如一般精神病患者那样大喊大叫，而是他的想像力已完全枯萎了，这足以证明他已经疯了好几年了。在他那段比较危急的时间里，俾斯麦常骑马伴其左右，时不时要抓住君主的马恒。后来君主连火漆的味道也闻不到了，他一闻到烟草味就要恶心。有一次他与沙皇同坐一辆大格（古时的一种大车）时，（沙皇是很好吸烟的）他突然中风晕倒。此时宫廷中的各党派展开了激烈的竞争，君主常想保存禄位，要长期执掌政权。王弟党要摄政，他们从此就可以出头。
　　那时俾斯麦恰好在柏林，他早已预料到这件事，此时并不恐慌。但是那条通向政权的桥却有点动摇，因为他知道威廉亲王会怎样对他，这是显而易见的。
　　八年前在奥尔米茨，四年前在克里米亚之战，这位好战的亲王的希望多少次被俾斯麦所破灭。每次君主都受到俾斯麦潜移默化的影响转而反对亲王。此后悍斯麦与亲王多次会面，尽管二人内心都极为厌恶对方，但是由于政治上的需求，必要时二人不得不常常见面谈话。当君主躺在床上不省人事时，威廉亲王即邀请俾斯麦长谈。亲王询问他有什么良计，他说亲王若是将政权拿过来，不如承认宪法，不必要求修改。俾斯麦也主张摄政，因为这样一来，局势就会得以安定。我们是否要猜测他无论怎样也要求做大臣吗？不见得！他更没想到，他会被从法兰克福召回柏林。与新执政联盟，最好用什么办法呢？
　　威廉亲王摄政后俾斯麦从私人口中得到消息说，有人提议重立疯君主，让王后执政。俾斯麦听后，赶快到了巴黎，将这个消息告诉了亲王，亲王听后，很坦率很满意地说：“既是这样，我立刻退出。”
　　俾斯麦答道：“你不如将曼陀菲尔传来，让他去破坏整个阴谋。”他知道曼陀菲尔肯定知道这个计划，此刻正在乡下宅子里等候结果。亲王于是将曼陀菲尔召来，自从君主病倒后，他很替自己的地位担心，如今亲王召见，更令他忐忑不安，他不敢一人前往，便让俾斯麦陪伴。很快曼陀菲尔即被罢免。1858年年秋，亲王受到王妃的鼓动，宣誓当了摄政，并新组了一个自由党内阁。俾斯麦的朋友们深信，乔安娜一直所盼望的事——俾斯麦辞职就要发生了。但是俾斯麦却不这样想，他认为他的新主人有些亏待于他，因为在一些危急时刻，往往都是俾斯麦为他出谋划策。所以对于眼前这种形式，俾斯麦并不惊慌，他说现在并没有什么阻碍他的事情，况且新任宰相安登王爵还是个保守党。“我将到法兰克福去住，乌泽多姆夫人知道后很生气，因为她自己也想到这里来。”亲王王妃对俾斯麦满是怒恨，威廉又极为懦弱俾斯麦不得不保住自己的退路。
　　这时，他写信给妹妹说道：“变化就是生命的灵魂，假如让我再一次置身于如1848年与1849年那样的斗志中去，我希望我会变得年轻些，年轻十岁。倘若乡绅与外交家不能兼得，那么花费一笔优厚的薪水的快乐或重担，将不会动摇我的选择。我自己有收人，足以满足我的需要，只要上帝会赐给我的妻子永远的健康，那么事情无论怎样变化，我都会说，‘不要理会识管前进。’三十年后，至于我是当上了外交家或是变成了乡绅，都是无足轻重的。回顾往昔，发觉自己的奋斗是为了争取一种有力且体面的前程。不为任何官场的束缚所阻碍，就如同穿了一件政治的游泳衣，这在我看来，也几乎有同样的乐趣。就如同天天吃冬菇，做公务，奔着一等宝星的前程等等。戏子说：”九点钟什么都完了‘。“当提到要派他到俄都时，他写道：”用政治上的话来说，我觉得这里天气变幻莫测，我很愿意披着熊皮，吃着鱼子，猎着糜鹿来等候朝廷的命令。“
　　就俾斯麦而论，他写这样的书信既是广告又是种保险——眼下他只是在等待时机。尽管在他发牢骚时，他说自己很想再做一个乡绅，然而如果事情真的是这样，那么在他内心中闪动的惟一念头就是立刻到议院去打架。在这几年里，什么事都是可以变化的。摄政王虽不如君主那样老，却也有六十多岁了。奥古斯塔王妃也不是长生不老的，只是在这一次，她能够劝动他的丈夫召集贵族间的自由党。俾斯麦终是被免了职，乌泽多姆同他的乖僻的夫人奉命到了法兰克福，俾斯麦到底是“被贬”到俄都啦。他一听到这个消息，就抢在摄政王之前，详细地描述此事，一如他所报告的：“我在法兰克福呆了八年，因为我很了解那里的人月p 里的情形，积蓄了许多资本，现在竟毫无理由地被破坏了，真是可惜。乌泽多姆会因为他的夫人而站不住脚的。”
　　摄政王说道：“事情的本质就是这样。乌泽多姆的本能，使他无论在什么地方，都不会被别人利用。因为无论在哪一个宫廷，他的夫人都会闹出事来。”
　　俾斯麦回答说：“既然是这样，我当初没有娶一个难以对付的女人做夫人，是我的大错。假若我娶了这样一位夫人，我猜我会和乌泽多姆有相同的理由，当要求一个职位时会觉得自己非常称职。”
　　“我不明白你为什么如此不高兴，在我们的外交差使中，派驻俄都通常都是最重要的席位，你应该认为这是朝廷对你的极大信任。”
　　“陛下既是这样说，我自然是没有什么可以说的。”
　　当他表示对法兰克福的担忧时，摄政王答道：“难道你以为我睡着了吗？我会自己当外交总长，自己当陆军总长。我很明白这中间的事。”
　　“如今就算最称职的地方行政长官，也不能没有一个好的秘书，来管理地方事务。相同的道理若没有一个好的部长，陛下是不会满意的。……陛下看看施维林的半面像，双眉紧锁，似乎凝聚着无穷的思索的力量……但是额头不够好，看相家告诉我们，通过这个部位可以看出一个人思考问题是否是周密而又谨慎的。施维林作为一个政治家是缺乏远见的。”俾斯麦随即—一评论了内阁诸大臣。
　　这是俾斯麦与威廉的第一次官方式谈话，我们能看出这二人的分歧，这是很显而易见的。我们还是极为称赞俾斯麦的胆量，看事看得透彻，论事合乎逻辑。他最令人称赞的是，他总能将责任推至他的对头的肩上，随即将他的政敌们一网打尽。同时我们也不难看见君主的镇静，他认为他是在升摆他的臣仆。
　　到此时为止，威廉亲王在做任何事情时，都没对政治大彻大悟，其实他只不过是一个军人，以一个军人的见解来剖析一些政治现象。他以往的历史表明，他不过当了一段时间的军官，受过纪律的约束，所有的见识并不开阔。他比他的哥哥似乎多些长处，（他哥哥的一些狂妄计划更证明了自己的无能），威廉身体较为结实，想像力差了些，却有着普鲁士人的一些旧道德观念，这是谜特烈威廉所不具有的。威廉做人有毅力，过于勤劳、刻板，且讲究公道，为人慈善、虔敬上帝，是一个绝对的正统派，思考问题简单且编隘。
　　神斯麦却毫无一点这样的属性，他无毅力，好冒险，很难满意于任何事情。他诡底残忍，是个怀疑派。对于他的上帝与他的君主，他的性情也是飘乎不定的，因为他今天是一个正统派，明天就可以变作一个革命派，他令人难以揣度，却是个不折不扣的天才。
　　这一君一臣都是极为骄傲的。只因二人在胆识方面有相同之处，所以他们有时可以携手共事，然而他们的傲性却使他们不断地有着冲突。威廉的傲性来自他那帝王家的出身，他对于上帝的虔敬和他的祖先们所奉行的宗教仪节使他觉得地位要高于与他接近的人。他却并不因为这个理由而觉得自己的睿智也高人一等。而如今他的自重变成了一个老年人的执拗，所以无h 会怎样他都无法忍受他的阁臣们对他指手划脚。俾斯麦常为自己的傲骨所催进，一路走一路奋斗，奋斗中也常常提防外界的干扰。他虽然绝非一个爱慕虚荣之人，却常常拿自己与同事相比较——总觉得比他们强得多！所以威廉不能忍受俾斯麦来指导他，俾斯麦却常常不自觉地要去指导他。若非两人心中还有许多相通之处，这二人是绝对不能合作共事的。
　　俾斯麦总是有进无退，一往无前的。威廉比俾斯麦年长二十岁，然而只要他还活在世上，只要他还执掌政权，他是不会为普鲁士去征服什么，即使是在德意志问题上，他也不想。俾斯麦想借德意志统一来扩张普鲁士的疆土，而威廉却是一个守成之主，喜欢按部就班地办事，但是当处于危急时刻，他也会激动，会任性地发怒。发狂。俾斯麦却恰恰相反他常常会无端地激动，发怒，然而真到了危急的时刻，他却会冷静下来，将事情看得很清楚。后来他就是这样拖着这位蛰伏不动的老君主跟随他走，耗尽了他所有的天赋才能来服侍一个人——这是一个有天才的人甘为君主做一生奴隶的悲剧式的人物。
　　六、赴任彼得堡
　　俄国沙皇亚历山大二世是威廉亲王的外甥，只要威廉活在世上，这种由于血缘而结成的友好关系就会永远保持下去。这两国很少发生利益上的冲突，世界上犬牙交错的地方很长，然而他们却有着极好的理由彼此以友邦相待。威廉同他的妹妹，就是俄国太后都是极重家族感情的人，内心都是极为简单的。所以当威廉在位时，即使有各种各样的矛盾，这两国也决不会交手的。
　　虽是这样说，但亚历山大二世却是个很难惹的主儿。他今年四十岁，长着一副极为寻常的面孔。他性情狂野、蛮横且又极好女色——他的私宅的墙上挂满了淫秽的春宫图，这是我们最近才得知的。但有时他也会变得很是可爱，能够给人留下很深印象。有时他想做个自由派的人，有时却想做个事事报复的专制家。他虽不是军人，却极好打猎，因为他原是个胆怯的人。我们可以这样形容他，说他是他舅舅腓特烈威廉第四的一个俄国翻版，只是更能干些，更懦弱些，却是一样的带有神经质。他那解放农奴的敕谕是发起于他的任性，也是发起于他的懦弱，由于这两个原因，这道敕遍就如腓特烈威廉第四所赐给普鲁士的宪法一样，形同虚设。如今这个外甥像他舅舅的从前一样很喜欢俾斯麦——这个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就亚历山大二世而言，他之所以喜欢俾斯麦，也许是将自己与俾斯麦相比后，发觉其是个很有趣味的人物。他欢迎俾斯麦做一位家族的大使，在宫廷中，他喜欢俾斯麦超过了其它外国人。当他接见闻斯麦时，接连不断地吸烟，以示对他的特殊优待，使臣们为此都极为妒忌俾斯麦。
　　沙皇之所以特别喜欢俾斯麦，还有另一层原因，是因为他觉得二人在政治上有某些相同的观点。俾斯麦是一个君主党，又视奥地利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就是俾斯麦奉命前往俄都之时，拿破仑三世正在发动谋划以久的撒了尼亚与奥地利作战一事，这是履行他与加富尔联盟的条件。五年前，在克里米亚一战中，几乎半个德意志都要出兵帮助“德意志”的奥地利，来反对世代相传的仇敌，如今又是这样。有人说拿破仑三世与拿破仑一世有相同之处，都要先消灭奥地利，然后再去消灭普鲁士。对此，摄政王所任用的参谋总长毛奇主张作战，但威廉亲王恐怕会重蹈他父亲所走的路，也许最后会和他父亲一样，只剩他一个人，孤立地反对法国的征服者。这时能否用另外一种名义恢复神圣同盟呢？他带着一种军人的情绪，追忆他的少年时代，在1815年攻人巴黎时的显赫声势。他如今决定任命老格拉赫，并赐他一柄宝剑，因为这一次又是攻打法国。
　　在众多有名望的大臣中，只有俾斯麦一人反对攻打法国，他冒着与自由党同调的危险也在所不顾。自由党是极为热心地反对奥地利，而偏向于波兰人与意大利人这一边。无论是在今日，还是在从前的克里米亚时代，俾斯麦向来都不愿帮助奥地利。他常常当着众人的面称奥地利是“外国”。他极力主张普鲁士至少也要保持中立，且宣称，为普鲁士考虑，最妙莫如帮助法国。他批评《十字报》所提倡的政策，认为那是“疯子政策”。他警告国人，反对扶助普鲁士的仇敌。他善于挑选字眼来对他的哥哥发表自己的忧虑，他说：“不然的话，到了最后，我们将会被奥地利灌醉，使我们重新回到1813年。”
　　在六月间，奥军在马让塔与索弗林诺两处战败，威廉发动军队要去救助奥地利。但是由于法奥两国害怕别国的干预，不久又言归于好。拿破仑三世不肯冒丧失他所得的荣耀之险，弗兰茨约瑟夫也不肯冒在德意志丧失地位之险，所以在七月间两国议和。普鲁士人，以摄政为首，都对此大怒。只有什斯麦暗自欢喜，因为一切如他所愿，普鲁士并未卷人这场战事之中。沙皇见奥地利战败更是拍手称快。
　　俾斯麦既受沙皇的特殊优待，就想使俄普两国关系更为巩固。他有如鱼得水之感。有时他也会出其不意地用手段来笼络俄太后，使得整个宫廷的人都很喜欢他。有人向他报告说，有一位四岁的公主用俄文称赞他说：“他是一个可爱的宝贝。”有一位军长很不讨这位公主的喜爱，她便说这位军长：“他是臭的。”俄太后有病，俾斯麦就坐在病床前同她闲聊，帮她排遣烦闷。就从这些友好的闲谈中，俾斯麦得知许多重要的消息，比他在官场上获得的消息要多得多。俄国宰相戈尔查科夫是个狡猾的老家伙，俾斯麦知道应该怎样对付这种人。在他面前，俾斯麦总是恭恭敬敬，像一个对师傅极为虔敬的弟子，然而俾斯麦却又会不失时机地激发他的虚荣心。（他比大多数的外交家都要自傲。）俾斯麦终日只是发牢骚，因为他的上司尚未提升他的官价，因此每逢大阅兵时，俾斯麦总是自嘲说，在所有的大鼻子军官中，他不过是一位肥硕的小军官而已。俾斯麦虽然多次拜见沙皇，但他却对柏林方面说：“我并不想在冬天宴会上拜见沙皇，因为在这种场合下我会觉得很不舒服。”
　　在俄都的有一段时间里俾斯麦还是觉得比较满意的。他最注意的就是要住得舒服。在他尚未到俄都之前，就已有人替他操办这些事情，他现在是必须满意了。他在置办家具上花费的心思要远远超过在工作上花费的心思。他写信给夫人告诉她房间的布置，他说有几间是给他们的儿女们住的，冬天的太阳是从早上一直晒到中午。他还将仆人们的住处都告诉了夫人。他亲自操办这些琐事就如同他从前当穷公子的时候一样。他的夫人此时还住在法兰克福，有许多家具都是他夫人所购置的。因为俄国东西样样都贵得惊人，所以夫人就要在达姆施塔特做些家具套子。“那些半丝半棉的花样看上去好像是全丝的，可以用在家具上，尤其是适宜我屋子里的绿色家具和门帘。……书橱却不太合适。橱架是不错，但要是再高些会更好。我试着看能否找到别的家具摆在橱架上。”信后附注：“为什么要费劲去阻止孩子的乳牙，过一两年后，他们自然会有好的新牙。”他将他的地窖里的葡萄酒由波罗的海运往俄罗斯，“因为我不晓得谁会在申豪森饮这些酒？”他用很夸张的语气称他在涅瓦河畔的房子是一所很宽大的房子，并且造型优美，还配有最好的马号和一所私家的练马场。他定做了一张“很宽大的写字桌”是给自己用的，又买了一只“又大又厚像石头般的牙刷”。随着他的收人的增长，他却变得越来越节俭。他说他的薪俸是三万元，然而他却很小心地积攒下来，他一般不开宴会，只不过当吃午饭时有人来访时，他才留客吃饭。他托他的哥哥从波美拉尼亚运苹果与马铃薯给他；请伯恩哈特来照管他田产上的水利及其它耕种上的琐事。如果他能够省下一些私家收人，他会觉得很高兴。
　　在俄国，似乎无论作什么事都是大规模的，给他印象最深的是当要外出打猎时。在俄国打猎甚至还可以猎熊，这与俾斯麦的性情极为接近。他将猎熊看作是一件比与俄皇的交情，比奥地利在索弗林诺打败仗还要重要的事。“我已打中了那条熊，它用两条后腿撑地，前身直立起来冲着我大吼，等它走到离我仅有五十步之遥时，我向它的胸膛放了两枪，它就倒地死去，我一点儿也没觉得有什么危险的，站在我背后的也是一个猎人，此时他正拿着两杯已装上子弹的猎枪。……再没有比这满是青草芬香的森林更有意思的了。俄国是狩猎者的天堂，此时我正驯服一只小熊！将来我还要把它送到赖安菲尔。这条小熊老爱咬我的手指头，因此我还要为它娶个亲，然后再将它们俩赶到波美拉尼亚去。”他打猎回来后就给乔特尔写了一封信，叙述他这次打猎的趣事。在信的末尾，他还很肯定地写道：“猎者的生活其实是人的自然生活。”当熊向他扑去时，他却毫不畏惧，他的血管中流淌着武士的血液，这使他从不在危险面前低头。我们将这件事与其它类似的事情相比较，使人们在追忆他时总会想到，俾斯麦不仅胆识超人，有勇有谋，同样也是世上一个多才多艺之人，在宫廷中也常左右逢源，令人诧异不已。
　　当他能够送给妹妹一条腋熊腿时，他会很高兴。如果觉得熊腿的味道不是太好，他还要对他的妹妹说些抱歉的话：“这是一条中等大的熊腿，也许你会觉得味道有些威，但我希望肉是嫩的。‘有一次有一位大公前去拜见他，等他走后，俾斯麦打开大公亲手送给他的一盒雪茄，他估计每支烟值十五个小银币（约值英币十五个便士）。三十年后，他在日记上写道，当他去看望俄太后时，”这一次，御厨为使馆的其他人员都预备了两顿大餐，而独为我预备了三顿。……有一次在我的住处将所有的餐具都替我摆好了。第二次是在太后的饭桌上摆的，是专门为我与我的同伴设的宴席，但后来我的这个同伴却未到，因为是在太后的病榻边专为我设的宴席，另外还有几个为数不多的人作陪，然而我的同伴却不知为何没有来。“他很容易地就染上了俄国专制派的说话腔调。有一次他看过四万士兵的大操练后，如同一个冷血人一样说：”很好的材料，很好的人。马与皮革。“
　　在俄国，无论什么都是大规模的。“法兰克福每天的吵闹声势再大也要屈服于在俄国更重大更有意味的吵闹……如今看来，过去的那些争斗及勾心斗角都不过是儿戏。……当我们坐着马车回家，楼上忽然有人大喊一声‘普鲁士大使’的时候，所有看我们的俄国人脸上都带有善意的微笑、好像是刚刚咽下一口特别浓烈的酒！”他对这个至今仍在酣睡的大国有了广大、雄厚和专制的印象，并且给予了同情。这些新的印象进一步巩固了他的亲俄趋势，对他将来的政策也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在此后的三十年间，这种政策虽几经变幻，但亲俄趋势却丝毫未变，而且只有这件事是永恒不变的。就在快到暮年时，在他所说的如上文所引的故事中，他接连不断地说出他所受的潜在的影响力“来自俄国的魄力与强毅，使它能与欧洲其它国家匹敌，原因就在于此。”
　　他在俄国所享受的舒心安泰，却被两件不幸的事所搅扰，这是他一生中从未经历过的，以后也绝不会再碰到。他一到俄都就发现那里已经有了一位使馆秘书。这人虽不过是个二等秘书，然而他在前任手下却是掌握一切的。他好像什么都知道，什么都理解。有好几天他总是与俾斯麦在一起谈话、吸烟。但是当俾斯麦要求自己口述让他手写一件很长的公文时，这位秘书却说：“别人口述，然后让我手写一件公文，这其实并不是我的份内之事。”这位施勒策既不是一个天才，又非政治家。然而他却是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极好的官吏，他很聪明，又出自文学世家，只不过比俾斯麦小两岁。他与俾斯麦有两点相同，一是胆量，二是自重。所以他是不肯让人将他当作一部机器来支使，他在俾斯麦手下做事，却以俾斯麦也具有的骄傲来反击俾斯麦。
　　俾斯麦一向不习惯处于这种地位，他该怎么办呢？以前他从未碰到过类似的事情，他在心里也许很敬重施勒策。但是他的肚子里却没有多少哲学，只有一个专制家的特色，他是无法容忍这件事就这样过去。随后，俾斯麦再也没找过施勒策做什么事情，而是另找了一位随员来写文书，俾斯麦“好像一位土耳其总督”在屋里走来走去。过了几天，他请那位秘书来写密码，特意挑了个晚上不工作的时间。施勒策迟了一个小时才来，看见他的上司已经同一位随员办事；上司冷冷地接待了他。于是施勒策就同俾斯麦说了几句话，还说上司是不会喜欢听这样坦诚的话。两日后，有一道沙皇谕旨未封口便从大使馆发出，要施勒策副署：“我要施勒策每天十一点钟来见我，讨论日行公事。”施勒策见后立即赶来，很严肃也很骄傲地问：“今天办什么事？”“没有什么事，”俾斯麦有些不安地说道，“我并不是这个意思，遇到公事时我才要你过来。”
　　俾斯麦是决心同施勒策闹定了，我们来看看这两个人哪一个更有耐性。他们俩人还是一如继往地工作，“但我总没有好面孔来对他。……我从未与这种人共事过！这是让人很难受的，但是与其让步，莫如忍耐。”他们不断通过信件发泄自己的愤怒。俾斯麦写信给宰相说：“施勒策根本不看重自己的职务，他的无礼让人惊讶。”在柏林总部，他们都很看重这位秘书，所以就没有采取什么行动。施勒策也在日记与书信内发表他的观点，事过一个星期后，他写道：“我在这样刻薄的上司手下受尽折磨，他认为别人都是懦弱之辈，他常常将阴谋藏在暗处，有时也会突如其来地恐吓你。他什么人也不信，这样的生活对他来说也不见得就是很舒心的。……我尽可能的不同他交手办事……因为一个人必要常张牙舞爪一番，不然他就会站不住了。把柠檬计挤出来然后将柠檬扔掉，这就是他的政策。”他随后又说道，这里有许多阴谋的组织，“在这个组织的背后，就是那个魁梧的打手俾斯麦！……我同他讲话是很率直的，他却要与我决斗。至今，他在外交使团中并无任何进步。”
　　“三个星期后，我每次到‘土耳其总督’的屋里时，我总是对自己说道，‘不要示弱，要让他攻其不备！’他总是想上演和解的喜剧，然而我却不想！我虽然知道他有着推倒一切的能力，虽然有人告诉我这个人很有本事，我可以称他为‘当家人’，我却不想听这些话。他必须承认他对我不公。”
　　过了一个月，“这个‘土耳其总督’近日总在轻轻地弹弦，调子很悠扬也很好听，我却还是离他远远的。但是他已经改变了，开始在背后恭维我……不再随意乱改我的稿子。他病了一个星期，这场病使他变得温和了许多。”不久以后，应上司的要求，一位卡罗依王爵来使馆做事。不久他就露出本色来，并不能胜任工作，而且令人笑话。于是俾斯麦最喜欢的就是：同这个人开玩笑。我却不同这人开任何玩笑，对这一位上司不表示任何友谊的举动。他请我吃中饭，我拒绝了。他屡次请我吸雪茄，我也拒绝。其实除了我之外，人人都惧他三分，所以他才对我极为恼怒。“
　　六个月后，俾斯麦病得很重，已经离开使馆很久了，施勒策写信给他的姨妹说道：“全是‘土耳其总督’的错，他总是想出各种办法来为难我，我只是不想告诉你。”二月间，俾斯麦为家具和仆人之事写信给他，因为别人办不了这两件事。“‘土耳其总督’就是这样为了吃酸苹果而给我写私信。……我的回信也是极为客气，两次都应他所求的给他办妥。”同时俾斯麦写信给他柏林的长官说道：“我没有什么别的话说，只有说恭维施勒策的活，起初我对他并没有什么好印象，如今是完全改变了。”他说这话距他们初次见面已有一年时间了。
　　再过六个月，转而到了夏天，施勒策写道：“我同俾斯麦相处得非常好。我在柏林听到他在外交场合中说我的好话。我又听说当他身体不好公事又不太顺手时，有人对他讲我的坏话，最初他讲了我好多坏话，如今却都很诚恳地收回他所说的话，我们俩现在相处非常愉快，他在政治上简直是个魔鬼，他到底想干什么？”过了几天，他又写道：“我每天都同俾斯麦一起吃大餐，这都是他特地约好的。他就是政治的化身，没有一件事不激励他、促使他采取一些行动。他要在柏林化无秩序为秩序，但却不晓得应该怎样人手。……他是个与众不同的人，常自相矛盾。”俾斯麦到俄都的两年后，写信给柏林，说不要那个无能的卡罗依王爵，而换施勒策当一等秘书。在他未发这封信前，他特意先让施勒策看。而信里说：“当上司的人是很难与施勒策相处的，最初我与他也有一段极为尴尬的时光，但是他办公事认真、负责，能完全胜任自己的工作，我已经完全改变了从前对他的看法。”
　　俾斯麦一生只有一次碰到过如此独立的属员，以后也绝不会再碰到。他以后也从未与那些骄横的属员议和过。这两个人最初彼此讨厌，却又不得不赞叹对方的一些优点和伟大之处。俾斯麦称赞施勒策非常有办事能力，施勒策称赞他的上司是个天才，后来二人为此惺惺相惜。只是在这之前，这两人都有贵族的傲骨，彼此不肯在资格或地位之前屈服，只可以拜倒在天才与骨气之下。这两个人既然都是天才之人，又都是有着坚强的傲骨，所以他们谁也没输，都是胜者。
　　七、转折点
　　在七月份的一天，也就是到俄都后两个月，新大使在一所极热的练马场内骑马，后来没有披大衣就回家了。后来两脚开始疼痛，就请来一位日耳曼医生在他的左脚上贴上一块膏药，到了晚上疼得更为厉害，俾斯麦将膏药扯下后发觉血管已经坏了。他不晓得到底是医生害了他还是药师害了他，不由得怒火中烧。有一位有名的俄国医生诊断后认为他的脚应该锯掉。俾斯麦问道：“是锯膝盖以上还是锯膝盖以下？”医生说是锯膝下，并且离膝很远。俾斯麦却仍不肯锯掉，他虽是痛得厉害却还是坐船回家。
　　他的前程与他一生的功业到了最危急的关头。尽管他只有一只脚但他的睿智却不会因此而少了几分，应该这样说，全是他那过人的禀赋救了他，当他半愈时，在回俄都的路上，同他的家眷在一位邻居的乡下别墅里稍事休息，忽然又昏倒在床上。在他那坏了的血管里有一个血块开始游动，有一个血栓存在肺里，有几天他的性命也极为危险，他连遗嘱都写下了，等俾斯麦到了老年时，他回忆这次经历时写道：“那时我疼得难以忍受，我宁愿死去。”但是他一点也没有提到他的宗教信仰，这时他最后的不满话就是反对部曹专制。因为他自己是一个官阶很高的官员，所以关于他儿女的许多事，他反对无论何种的国家干预。
　　在柏林养病的六个月里，他仍然十分关注政治，却不太注意医生。本是威廉将他留在了柏林，其实摄政很想将俾斯麦召回柏林，如果他能作到这一点的话。使他担心的是害怕俾斯麦会将他拖入到战争中去。他虽然从内心不太喜欢神斯麦，却不愿让俾斯麦离开左右，因为眼前就要同自由党奋斗，最后也许他只能依靠俾斯麦一个人。俾斯麦却不喜欢这样介于两可之间的地位。在这政治中心，俾斯麦既已经当上了外交总长，他在此就可以多建立几个关系，比远在涅瓦河畔要强得多。由于要在这里久候，他便以医生为借口，这样就不会损伤自己的傲气啦。他很诙谐地写信给夫人说道：“我在阳台上，如同在礁石上的罗勒莱”，观看斯普累河上的船只过闸，我却没有唱歌，甚至也不太想梳理头发。我在这里以思想为消遣，一年四季我与这所旅馆相伴，我看到一代代的旅行家和跑堂的从我面前走过。我在这间绿色的小房间里喂麻雀的同时，我的头发也一根根地掉了下来。“
　　摄政工一心等着他哥哥死去他好登上帝位，当时普鲁士的宰相是施莱尼茨，俾斯麦说此人是一个近臣，是依靠奥古斯塔而起家的。威廉将俾斯麦与施莱尼茨邀到宫中，商讨大事，他似乎想找一条折衷之路，不再走极端。威廉请俾斯麦阐述一下自己的计划与策略，这些都是自克里米亚之战以来俾斯麦坚决要求实行的。他让俾斯麦谈一下奥地利是如何无用，普鲁士是如何强大，和俄国如何保持友谊；让他阐述他的计划，他曾在其中把普鲁士比作一只母鸡，不敢走过一条用白努所画的线。摄政王似乎在上演一出滑稽戏，他转而告诉宰相施莱尼茨让他讨论他的寓言。宰相于是请威廉追忆他父亲的遗嘱，“这根弦绝不会不在威廉的心里激发回响的。”这根弦的音调是比较准的，那就是帮助奥地利而反对法兰西。施莱尼茨说完，“威廉一点也不停顿，一气说了一番话作答，这番话显然是事先预备好的，说他遵循这自古以来的传统，随后宣布散会，这一出戏剧是由奥古斯塔一手布置的，她的意图是想让反动派们晓得，如果不这样做会有什么严重后果。据俾斯麦说，她之所以这样做，并非为了达到什么切实的目的，其实是由于她的厌恶所致。她讨厌俄罗斯，讨厌拿破仑三世，”她讨厌我，是因为我的本性喜欢独立，又因为我屡次不把她的见解转告给她的丈夫。“
　　在1860年并非仅仅是奥古斯塔一个人阻挠俾斯麦，不让他当领袖，最重要的因素还是在他的德意志计划中。去年这一战又激发了一种民族思想，并将其融人到自由党与对1848所持的诸多观念者之中，一如在革命那一年，有许多演说也有许多宴会，还有许多同胞会。在诸多大臣中，其中最激进的也不过是主张废掉同奥地利的联盟，更换联邦的盟主，这就是说他们愿意保存德意志联邦制。而俾斯麦所做的就是要去破坏这一联邦制，“如果有一种病，人们迟早要用火或刀将它治好。除非是遇着好的机会，能预先找到别的疗法。”这是第一次一位驻使给他的长官写的一封黑白分明的信，那就是“用火与刀”。他认为只有这个办法可以统一德意志。此后不久他宣称：“我不愿意看到我们的旗子上写着‘日耳曼’而不是‘普鲁士’，除非我们与其它种族的人比以往更为亲密，更为有组织的联合在一起。若是把这个字用得太多，用得不是时候，这个字就显得毫无力量。”
　　与此同时他开始与正统派分离（这时是完全分离），这使他与摄政也分离出来。他写了一封很秘密的信给已毫无权力的格拉赫，他在这封信里发表了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法兰西还是法兰西，无论它的统治者是拿破仑还是圣路易……说到政治上的差别自然是极其重要的，但是要说到是非上的差别却是毫无意义的。以外交而论，我觉得并无内在的责任……倘若你要谈及权利与革命的差别、基督教与无信仰的差别、上帝与魔鬼的差别，我无法同你辩论。我所能说的不过是，‘我的见解与你不同，你判断我内心之事，这是超出你的判断权限之外的事’……我很愿意攻打法兰西，甚至打到两败俱伤一一但是我之所以愿意这样做并无什么个人恩怨掺杂在其中，我店将它看作同攻打克罗地人、波希米亚人。耶稣军的忏悔人或班堡人一样。”
　　当格拉赫还是君主的朋友，有权有势的时候，俾斯麦是不会用这种腔调同他讲话的。现在摄政王已用不着格拉赫了，俾斯麦对这位失去了权势的人就敢自由地说出自己的心里话。不久他就渐渐地将格拉赫忘记了，又同别的人保持亲密的关系。不久他又重回俄都，如今时势变得更为紧张，他从俄都远远地观望那边的形势、甚至为之激动到发狂的地步，然而现实却又让他失望了一遭。以下这段文字施勒策描述俾斯麦的情形：“我那‘土耳其总督’激动得令人可怕，在柏林逗留的一段时间里，他被那里流行的慌乱和疑虑激动得热血沸腾。他认为自己的机会就要到来、施莱尼茨很快就会辞职不干了，前景极为光明。然而最重要的问题是，他适合于普鲁士吗？普鲁士人对他的口味么？在这样狭小而有限的诸多环境中，忽然闯人这样一个性如烈火之人卜…他们并不喜欢俾斯麦，而且他们在做事时也并未考虑过他的存在。所以他也只好玩自己的把戏。他不愿住在这里，牢骚满腹。他嫌这里物价太高，嫌这里人是如此的少，以至于整日也很难见到一个。他经常睡到十二点钟才起床，起床后便坐在那里披着一件绿色的睡衣动也不动，由于很少运动，酒就喝得多些，喝过酒就在那里咒骂奥地利……他同我谈了许多话，都很开诚布公。他的话很有趣味，对什么都显得猜疑不定，对理由化的东西不屑一顾。试想一下，如果让他来掌管整个外交部，事情将会发生怎样的变化？近来他常说施莱尼茨必定会改当内务府大臣。‘君主就会在伯恩斯托夫，普尔特利斯和我之个人之间挑选一个当外交总长。’这是总督自己说的话！他日夜都做梦做了一部的大臣！”
　　如今悍斯麦就如同一只关在笼中的猛虎，有铁链拴住他使他无法吃人，他却常常想从笼中挣脱开来。他开始觉得过去的那些消遣都变得索然无味，既不想见人也不想拉猎，在他心里时常转动的一个念头就是：“我何时才能手握大权？”这才是一个真实的俾斯麦，比给夫人写信时要真实的多。在这些家信中，他所扮演的只是一个受挫折的信奉基督的人。
　　后来到了1861年正月间，疯子腓特烈威廉死了，摄政王威廉便做了普鲁士王。为了这个位子，他足足等待了三十年，现在已六十三岁。登位后他发觉国内局势极为混乱，自由党对他的陆军新计划大加攻击，心中十分不安。回到家中又要同妻子争吵，他觉得有些心力交瘁。在他心里有一阵是想着让位于他的儿子腓特烈（今年三十岁），全部的保守党（也就是满朝廷的人）都为之震动。因为肺特烈威廉一旦传位于他的儿子，脓特烈会很受他那英国夫人的影响，立刻就会同自由党联盟。君主最重要的帮手罗恩是个正派军人，是君主周围那帮人中最为正直的一个。他这人极有大丈夫气概，严肃、谦逊、忠诚不二。他还不善于恭维别人，对有才能之人也从不妒忌。他为人靠两句话作指导：“作你所应该作的，忍受你所必要忍受的。”铸造普鲁士的各种利器的就是这个人。他是最反对作战的，但是在这个以武力决定一切的社会中，他自己也必须依靠武力来作成一件事情。新君主本是一个军人，在他当摄政王时就请罗恩帮他整顿陆军。罗思让威廉追忆他那伟大的祖先，他亦决心扶持这位君主。当威廉终于加冕时，罗恩劝威廉要学习他的祖先，要臣仆们宣誓效忠于君主，他的祖先从前都是专制君主。其他的大臣们都是些懦弱无能之辈，反对这个主意。罗恩知道只有一个人会勇敢做出决断的，并且只有这个人才配担当施莱尼茨的席位。这个人还有坚强的毅力，他会强迫大臣们宣誓效忠于君主，还能在一个立宪国与党派发生冲突时力行整顿陆军，这个人就是俾斯麦。
　　但这时君主却不想对俾斯麦作太大的让步，他只想让俾斯麦担任内阁大臣，因为他需要一个奋斗家与压制家来管理之一摊事务，但是绝不能让他来掌管外交部，因为他是一个“拿破仑党”。神斯麦为此写了一封私信来对抗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他说：“若是人家诬蔑我是一个魔鬼，也是一个条顿种的魔鬼，而不要诬蔑我是一个加尔种的魔鬼。”这是他第一次避而不用普鲁士人的名词；这也是他第一次承认自己是一个德意志人。当时罗思竭力主张大臣们应向君主宣誓，并要将此列为王室的一条规矩，须人人遵守。他请俾斯麦来柏林，请他电传告诉他自己的策略，因为“君主很难受，王室的至亲没有一人不反对他，劝他不顾体面地签署和约。”在这个冬季，俾斯麦极想得到一个部臣的职位，如今已过去六个月了，只是给他安排了一个非他所愿的职位，这令他大为失望。他并没有发电传告诉罗恩，只是很小心地写了一封回信。
　　“当我一边想打一只嫩竹鸡，一边却想着回家看我的妻子时，你却命令我‘上马’，很与我的心境不符。我现在已不如从前那样好动，整日无精打彩又加之心灰意冷，我的身体也就远不如从前了。”他认为宣誓并非什么很要紧的事，他并不想执掌内部的一些事务，因为普鲁士的政策在国内是太过于自由了，而在办理外交事务时又太过于保守，其实这二者完全翻过来才是正确的。他的心里既然装了这么多想法，他就写了两句关于德意志人的话，这两句的含义是极其深奥的：“我们几乎同法国人一样虚荣，倘若我们能够使自己相信我们在国外还有威望，那么我们在国内无论做什么都是可以迁就的。”他又说到：“我忠于我的君主，忠到牺牲自我的地步，至于别的什么人，我都懒得为他们动一动手指头。我的心境既是这样，我恐怕与我的君主的想法是太合不来，他很难认为我会是一个好顾问。‘当他结束这封信时，他忽然又改变了主意，说道：”倘若君主能略微让些步，与我的意思相符，我想我会很高兴的。“
　　这样的半推半就的态度，这种不敢冒险的腔调，只可以说是他这个人太为执拗，并不能说明是因为他有病。他能够半夜起来外出打竹鸡，而他却以健康为借口，只不过是他要的一种政治手段而已。其实俾斯麦已经看破对他的宣召并不像在办一件公事那样郑重，这样就将他放置于一个极不庄严的地位，这令俾斯麦极为恼怒。后来他来到了柏林，他的老对头奥古斯塔已经赌赢了，君主已经让步，并不要求臣仆们非向他宣誓效忠。“加冕的礼服是二月间定制的，”罗恩说道，“君主似乎更听王后与周围那群人的话。他的身体必须变得更加强壮，否则将一事无成，我们的将来会趋向于受议院制和共和制的束缚。”
　　俾斯麦赶紧去巴登拜见君主，威廉一见到他，立刻显现出“极不高兴的诧异，他认为我是因为看到政府有变动才来的。”只有等到君主对这个“魔鬼”的见解深信不疑时，他才会以友好的态度对待他。这时有一个日耳曼学生想刺杀威廉，因为他认为威廉并没有为德意志的统一做出任何努力。俾斯麦与这个暗杀未遂的学生的见解相同，只不过他不是用手枪射向威廉，而是将许多观念射向他。俾斯麦认为时机已到，便紧紧抓住不放，对威廉晓之以理，动之以情。此时幸免于一死的威廉也被学生那单纯的动机所触动，俾斯麦也趁机将自己的意见说与他听，随之将这些内容写个提要。这是他在赖安菲尔避暑时所准备的，是由他的夫人来誊写的。在这件公文里面表达了他的许多可贵的思想，许多不成熟的思想也逐渐成熟，他那统一德意志，成立德意志帝国的基础思想也充分表露出来。
　　“普鲁士绝不能在德意志处于从属地位。……一个联邦要行使的权利要多过其它任何一邦，必须有一个统帅的力量来制约这邦。……要想达到这一目的，惟有在联合的中央法权内派德意志人的民族代表，尚可以联络诸邦，这样才能形成一股对抗力量，与诸邦分立政策的离心趋势相抗衡。一旦在每一个德意志之邦中都建立了民众代表制，就不能认为整个德意志采用同类的制度是革命的办法。……假使会员不由民众直接选举而是由各议院公举，那么这样的会员的睿智及他们的保守行为，大约是可以有担保的。……议院的一些穷极无聊的争论可以暂时休息一段时间，将精力投放在如何才能像一个真正的政治家那样来处理德意志的普通利益问题。”至于内政，各邦必定要保全自己的法权没有任何缺损。因为奥地利一定不会采纳这种计划，自然不能由现在的联邦议院实行。“若想尝试走一条关税联盟之路，来促进异种民族的发展，也许会较为有利。这许多计划一经宣布，必定会发生一种双关的效果：第一层，关于我们计划的范围，要安抚德意志诸王侯之心，可以使他们明白，我们的目的并不在乎让他们独立以保存他们的名位，而是在乎他们是否是一种自愿的心态；第二层，要不至于令人们灰心，只有让人们抛弃那些错误的观念认为现在的联邦议院成立之后，德意志民族的发展就会徘徊不前。”
　　俾斯麦的那许多关于建立关税议院的观念，开始发展成为建立一个“德意志帝国”的观念。将现在与他在1840年发表的演说和书信相比，我们就不难看出他已从一个政客发展成为一个政治家。他现在是想将他的革命理想转化成为现实，那就是统一德意志。从前他却抛弃这种理想，那是有他的原因，他曾说道：“无人不想德意志的统一，但是有着这样的宪法，我却不要统一。”到了今天，他虽然还是不要这样的宪法，却极力赞成德意志的统一。他的顾虑经过多年之后已化为乌有，并且也成为合乎法律之事：“绝不能再称其为革命。”他不仅仅承认，而且宣称允许德意志人来自己统治，不仅仅是允许，而且是必须——用以对付诸王侯的妒忌！
　　上文所引用的公文是用律师笔墨来写的，俾斯麦政策的大改变，在他所写的一封信里可以发现，信中还有更为有力的话和俾斯麦所特有的话语。这封信是他写给一个朋友的，信中表达了他反对保守党计划的内容。“德意志诸王侯的无稽的、无上帝的、无法律的主权的妄想（他们用我们的联邦关系作为一个架子，他们站在架子上，当自己是欧洲的列强），将要变作保守党的惯坏了小宝贝。…哦却不能明白为什么我们就该向那些挑剔的民众们让步，无论是在联邦内抑或是在一种关税联合的议院内。……我们一定能够创造一个彻底保守的民族议会而尚能得到自由党的感谢。”
　　俾斯麦说这番话的十年后，果然召开了第一次德意志帝国的议会。
　　八、出使巴黎
　　加冕仪式开始了，威廉一世站在神案之前，从神案上拿起王冕，戴在自己头上。这是一种表示，表示他是从上帝那里而不是从人民那里得到这个王位的。随后是大检阅，在那些神采飞扬的阔人堆里，有一个穿蓝色军服的魁梧汉子。常常出入宫廷的人会猜他是俾斯麦，然而他却满头头发，只有当你走近他听他大声说话时，你才会真正肯定他就是俾斯麦。他说：“我站在宫廷大院里，突然想到一件很有意思的事，我不仅要穿上军服，还要戴上假的短发，把伯恩斯托夫压倒，若是无假发，光着头露天站上两个小时，我想我会受不了的。”国王加冕这一天，他就是这副打扮，再过十年到皇帝加冕时他居然又是这样打扮。第一次加冕，国王躲着他的臣仆们，十年后加冕还是这样。这次威廉之所以这样做，是想避免外界说他是反动派，王后的行为很让他的丈夫和俾斯麦难堪，她遇到她的对头——俾斯麦时，已经比以前客气了许多。有一次正在行大礼时，她站住脚，站在俾斯麦前面，开始论起德意志的政策，“国王抓住她的手领她走，叫她不要再说下去，连拉了她几次，她都一动也不动。”
　　但是虽从上帝那里得到了王冕，他仍不安心，国内局势日益混乱，到了年底，进步党选举得胜。君主要检阅新军，议院却不答应，到了春天，他命令解散自由党内阁，成立了保守党内阁以助罗恩之力。伯恩斯托夫伯爵是个聪明而活泼的人，见解也还算新颖，但力量却不够大还不足以使他走上新的道路。他代替了施莱尼茨当了宰相，但施莱尼茨仍在背后掌握大权。所以在后来将俾斯麦从俄都调回柏林时，他就称不久就会有三位外交总长。黑森选候作了一件错事，当他所辖的范围内的人民不肯纳税时，他就派了许多陆军用武力去征税。这件事给别人留了一个攻击他的把柄，俾斯麦对伯恩斯托夫说道：“你若要同黑森宣战，就派我当你的次长吧。四个星期内我保证你有头等的国内战事。”
　　1862年春天辟斯麦变得很热心于工作，他预备当内阁大臣。俾斯麦自己认为他的专长在外交方面，君主又说一些屈辱他的话，说他当别的还可以，但是绝不可当外交总长。他不能像前两年那样久等着，后来他送了一道最后通碟给他的长官说道：“请给我委派职务，不然我就辞职。”结果是在三个小时内就派他到巴黎当大使。他虽多次与上方抗争，但以辞职来恐吓君主这还是第一次。恰好此时巴黎与伦敦都尚未派大使，伯恩斯托夫想到伦敦去，所以就将愧斯麦派往巴黎。他的官运并不太好，许多人并不喜欢他，王后更是视他为眼中钉，君主将他看作是一个不祥的政治家，然而俾斯麦却仍敢下最后通碟，敢冒敕令辞职之险。伯恩斯托夫劝他不要冒这个险，这是伯恩斯托夫的长处。帮助俾斯麦的只有罗恩一人，他很得君主重视。
　　在俄都时，俾斯麦认为他的职务不过是暂时的，果然他只上任不过一年半便调离俄国。他将到法国当大使看作是旅游，无论什么时候，只要国内局势一发生变化，罗恩就会将他紧急调回，这是他们两个好朋友之间达成的心心相印。从前他很喜欢巴黎，现在却很难有什么引起他的兴趣。他觉得使馆的空气令人窒息，法国土里土气，却喜欢装模作样，凭空显出许多虚伪的成分。这两年来，他心里想的就是如何手握重权，另外无论什么东西都会令他生厌，有时过于沉闷使他显得郁郁寡欢，常令他追忆自己少年时最不欢乐的那段时光。
　　当他从俄都调任的时候，他写信给他的妹妹：“自从我得病以来，我就变得懒于动心计。我的精力再也无法应付那些充满激情的环境。三年前我还可当一个有用的内阁大臣，现在我觉得自己就如同马戏团里的一个有病的马夫。……上帝与君主喜欢让我到哪里，我就到哪里，或到巴黎、或到伦敦、或是仍然留在这里，这一切都无所谓，既不会令我懊恼也不会让我欢喜。在我看来，这一切都是一样的，对于我的政治生活并无影响。……我害怕担负一个内阁大臣的职责，如同一个人见了冷水浴就先抖。我宁愿接受那些形同虚设的席位，或回到法兰克福，或是回伯尔尼，我在那里会很舒服。……凡哈根是个爱慕虚荣且心无恶意之人（俾斯麦正在读凡哈根的日记），但是谁不是这样呢？人与人的不同只在于生活如何使他们的心走向成熟，成熟的果实中有的就会长了蛀虫，有的会在阳光下显得更为饱满，也有的会被雨水所淋坏；果实有的会变苦，有的会变甜，有的却烂掉了。”
　　其实俾斯麦是很少受过病魔的折磨，他的夫人，他的子女及其家中的其他人口，却接连不断的有病。他写信到波美拉尼亚，尤其是写信给他妹妹，口气日渐和蔼，也更加柔和。当他自己得了重病时，他会重新审视自己的政治感觉。他以哈姆雷特的心境写信给他的夫人，说道：“世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伪诈与幻术。无论是到了生命的最后，或是得了一场热病，亦或是一枚子弹将一个人的面具拆扯了下来，人的这张假面具迟早是要扯下来的。等将面具扯掉后，有谁能辨别到底哪一个是普鲁士人，哪一个是奥地利人呢？等到人的血肉与面目都化为乌有时，只剩下骷髅的时候，智慧与恩钝还不是都一样了吗？如此这样看待世事，就会使人摆脱一种狭隘的爱国主义的重责。”
　　从此以后他对任何事情都采取这种观点（有时对他的夫人也是如此），包括宗教的遗迹（他认为宗教的形象更不合理），他都用这种观点来加以反省。那些有魔鬼意味的真理都化作乌有了。他不再常写家信了，即使写也写得很短，却是用极其亲密的语言。惟有当他描述大自然时，他才会发觉许多深奥的东西——这时，他更像一个诗人。
　　当他被命运打击时，他就用定数的思想来聊以自慰。当他得知他的外甥死于打猎时，写信给他的妹妹说：“再过二十年，或顶多三十年，我们两个人都不再为世事所苦。到了那个时候，我们的儿女们恰到我们现在这个年龄，他们会认为自己的生活才刚刚起步，其实已是在下山，他们就会觉得诧异。假使不过就这样完结的话，就值不得穿衣服与脱衣服了……我们所爱的圈子就会接连不断地变小，要等到我们有了孙子，这个圈子才会变大。到了我们这个年纪，新交的人不能替代死去的人。”我们从这几句话中就可以看出他的家庭感情是如何胜过宗教。
　　但在生活的平常状态中，当既不动感情又不颓丧的时候，他却写出了真理。例如在他给一位王爵送过殡之后，他这样写道：“教堂里挂满了黑色的东西，当送殡的人都走出教堂之后，我与戈尔查科夫仍站在那里未动。我们坐在盖着黑天鹅绒被的棺材旁谈论政治。……讲经的是取第一百零三章圣歌作题目，我们却在那里规划筹策，好像我们是长生不老的。”这样的冥想心境，是一个天生的解析家所应该有的，在他的少年时代屡见不鲜，然而在他信奉基督教的十年间却是罕见。从此以后他又常常怀有这种心境，因为这样会使真理站到镜子面前。
　　现在他也是存着这样的心境在巴黎大街上闲逛。他尚未将家安顿好，因为夫人尚不在这里，又无其他人陪伴。他因为未达到目的，心情愈来愈不安，到后来他竟然鄙薄这种目的，他写信给罗恩：“有一种动物，它在这个世界良性运转时，却喜欢在冰上跳来跳去，我很喜欢这种冒险精神。”他同罗恩探讨其可以使伯恩斯托夫暂缓起程的家族理由，这就可以将危急推迟到春天。俾斯麦最后说到：“也许我们并没有考虑到人们的心思，也许君主会打定主意永远不再委派我，因为我实在不明白在最后六个星期内并未委派我，为何忽然会现在委我职务？”八月间他追着罗恩要他给他点实实在在的消息，因为他实在想知道，明年的冬天他的写字桌会摆在哪里？摆在伦敦，抑或巴黎，抑或在柏林，罗恩的回答是很有特色的：“君主将会领悟这样的动机，所以这样的动机会产生较多的效果，超过诸多政治上的考虑。”
　　他一刻也不停地想家，想有一个固定的住所，这使他心神不安。他说：“我的东西还在俄都，将会被封冻在那里取不出来，……我的马匹却在附近的乡下；我的家眷们在波美拉尼亚；我自己尚在路上。……我最喜欢不过的是住在巴黎，但是要让我晓得我并非费了许多力且不过只在那里住上几个星期；我的家眷人口太多，很有不便。”他随后又说道：“我预备当内阁大臣，就是今日也可以上任，但是连这样的机会都没有。”他还是采用惯用的手法，为自己留出一条退路，写信给他的哥哥说假使他得了这个大臣的职位，也不会于长久的，然后就回乡下种些小树。“我的想法是要在沙地种橡树，然后卖掉树皮。即便种在最不好的、石头最多的地方，荷兰人也至少每英亩赚得四十至六十先令。”有一次他写信给他的哥哥，口气似乎是一个小军官在玩了一夜之后写的：“同妻子分离使我觉得沉闷极了，昨天我吃了很多杏子。我多么想有一个安定的居所，那样我就可以安度余年了。”
　　他在巴黎度过的这两个月，并没有使他得到好处，只有一次在与拿破仑三世在符腾堡有一番长谈、这一次还如五年前一样，拿破仑三世耍弄俾斯麦的脾气，只不过比上次要急得多。拿破仑三世好像有点晓得这个人不久就会手握大权，就会成为毁灭他的仇敌，又好像希望有一个什么办法可以免去这场灾难。当这两人一同散步时，这个法兰西人忽然对那个普鲁士人说道：“你认为君王会预备同我们立一种条约吗？”
　　“敝国的君主对于陛下自身，存有极其友好的感情。敝国对于贵国，所存的成见也已经几乎全部消失了。但是惟有在环境有利的时候，订立同盟才会有益，也只有在这时，同盟是必要的也是有用的。同盟必须有一种动机，必须有意义。”
　　法兰西皇帝说道：“这却不尽然。有些国家彼此之间是非常友好的，有些却不然。由于不知道将来将会是怎样，所以必须在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加强信任。我所说的同盟并非随意而为之的。在我看来法兰西与普鲁士是痛痒相关的，这就可以使我们建立一种亲密且耐久的友谊关系，除非有成员阻挡。尝试着去制造就是大错而错的。事态的变化是自己会来的，我们既无法预料到其发展趋势，也无法估测其力量的大小。所以我们要做的就是要事先预备应付的对策。当事变一到，我们就不难于对付，且能够为我所利用。”他在试图表达一种建立外交联盟的思想，随后他忽然停住脚步说：“你想像不到这几天奥地利想同我们签订什么令人惊讶的条款。……维也纳好像是处在一个恐怖时代，梅特涅同我谈论过全权，全权的范围极其广大，连他都几乎不敢说出来，他说他有权同我无限制地商定几个问题，他所拥有的大权是向来君主未曾给过使臣的。他的这种宣言却使我很为难，我不知该怎样答复他。他屡次说他想同我商讨一些大事，既愿意牺牲一切，却又毫无限制。从这一方说，先姑且不讨论我们两个国家之间存在着冲突，我却有一种感觉，惟恐会被牵涉到奥地利的命运之中。”
　　在这次谈话中，有一点极其惊人的就是这个法兰西皇帝不拘礼节，这并非他向来的习惯，然而这次却展露在另一个政治家面前。这位政治家是以狡诈装作坦白诚恳而著名。我们未尝不可以这样想，拿破仑三世之所以这样讲话，是由于他的任性和过去看轻这种礼仪上的事，但是据他的性格和从前的历史来看，似乎并不能同意我们的猜测。他知道外交家一般都比较喜欢闲谈。所以他不会全无根据的制造谣言说梅特涅答应他条款；俾斯麦所说的话，并非他的实实在在的见解，不过是一句借口的话而已。最令人注意的就是他那有关“贞洁”的推辞，他把自己的推辞比作波蒂娃夫人勾引约瑟，约瑟不答应同波蒂娃夫人苟且，“他的舌尖上有一种关于同盟的极不正当的提议，假若我半推半就，他就会说得更加明显。”
　　俾斯麦若想尝试从法兰西皇帝的口中探听到更多消息，那么他会肯冒什么样的险呢？因为他不是一个正统派，是不会太顾及道德的。如果他真的带了一个法国的强有力的务实提议回国，君主也许愿意讨论这件事情。况且我们知道他给伯恩斯托夫写了一封信，信中极为夸张地渲染他同一天的报告，说法国皇帝是“极力扶助德意志的统一，说的是一个小规模的统一，将奥地利排除在外。同五年前一样，那时候他同我谈事时说，他要普鲁士变成一个海权国，至少也要办成二等海权国，还说着普鲁士一定要有军港，他认为将吉达海湾收窄了是一件无理取闹的事。”但是关于对奥地利的诸多提议，傅斯麦并未将自己答复拿破仑三世的话告诉他的长官。他只是说了两句普通的结束语，只说不便以指明的条款同法国联盟，而且不愿意成为奥地利的帮手来反对法国，只因为奥地利“绝不会心甘情愿的答应我们改善我们在德意志的地位，只愿意牺牲威尼西亚与莱茵河左岸。”大致说来，“就是愿意订立任何条款，只要这些条款能够使奥地利在德意志压倒普鲁士。”
　　我们应该注意到俾斯麦没有对他的长官说那番话，因为他很快便晓得了这次在符腾堡明显地发现，他对法兰西皇帝所说的话比对他的长官要开诚布公得多。他正在等候这位长官的离开，他好趁机补了他的缺。他还希望不久伯恩斯托夫就会出使英国，到那时他就会成为外交总长。从前是他的上司，如今就要成了他的属员。他为什么要把几乎所有的谈话实情都告诉了伯恩斯托夫？这在他以前是从未有过的。其实俾斯麦是绝对可以将这件事隐藏起来不告诉君主的。虽然他只是对拿破仑三世说了些比较大概情况，但是我们相信他从拿破仑三世的嘴里获得更多的信息。四年后，当普鲁士与奥地利打仗时，他同拿破仑三世比较接近，也许他又会对他提起这些事情。
　　当俾斯麦在巴黎时，他碰到了梯也尔——一个反对党的领袖，后来他又到了伦敦一次。有人说他在俄国使馆吃过饭之后，他所说的那些坦白话会使狄斯累利与其他领袖们为之惊慌，但是下面的这次传闻，我们必要认定是不符实的。传说有人问他，倘若他得了政权，他会做些什么？俾斯麦答道：“我第一要注意的事就是整顿陆军。等到将陆军训练得极为强大的时候，我就会得到第一次机会同奥地利算账，解散德意志联邦……成立一个统一的德国，以普鲁士为领袖。”俾斯麦喜欢用恐吓的语气讲话，他认为人们常常是相信那些不真实的恫吓，却不太相信那些真实的恐吓。然而这一次他却是算错了，因为在座的有一人与他一样的足智多谋。当狄斯累利转述俾斯麦所说的话时，很聪明地加了一句话，说道：“我们要提防这个人，他常常是心里怎么想，口里却不这么说。”
　　德意志问题的关键就在于普鲁士陆军上月p 时有三个党派，每个党派都想将陆军掌握在自己手上。自由党要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袖。保守党分两派，第一派极力主张变作德意志人，却不愿受治于普鲁士之下。第二派极力主张作普鲁士人，不愿意变成德意志人。所有的人民、社会、宫廷、官界、王室都分裂成这三个党派。他们之间观念的冲突犹如波浪此起彼伏，像是在革命时代。
　　只有君主一人愿意听两种声音对他说话，他志在整顿陆军已有三十年了。他所惟一关注的也就是这件事，而且他又是一个这方面的行家，自“解放之战”以来，陆军制度并未改变过，国内的人口虽已成倍增加，人伍的年龄却从未改过。威廉现已手握大权，他那无能的哥哥已经死去。他志在创造一个新的陆军，要更多的人参军来扩充队伍，兵役为三年。同时减少乡兵，因为这些人都是娶过亲的。这样一来陆军的总人数未变，但在营里的人数却从四十万增到七十万人，且多数为青壮年士兵。这样将那些年纪较大的人减轻了兵役，似乎是一种讨好人民的做法。君主自己虽然也是一个军人，但初时心里也不过只想到这一层。
　　但是从政治角度而论，就不见得还有人对他的这种办法有其它说法。自由党认为可以从两方任何一方来攻击这种做法，因为他们认为乡兵是民众最后要塞，自从1813年以来都是由民众的最后连续据守的。从前的“解放之战”之所以打了胜仗，都是他的父辈、祖辈们的功劳，并非贵族之功，因为贵族在紧要关头往往是拿不定主意的；也不是君主之功，因为君主是反对民众的。从前沙恩霍斯特所创建的民众的军队，现在竟要降格为君主的军队。况且自由党与君主的观点相同，都要巩固陆军。他们要一个统一的德国，所以他们都赞成两年的兵役。他们所反对的是增加贵族操纵军队的势力，反对扩充军官队与陆军学校的提议。他们不愿看见那些由中等人家当的军官改为乡兵。无论什么权力都集中到了贵族的手上，所有的外交官、省长、及地方行政长官都是由贵族来担任的。但是只要能够保存陆军还是民众的陆军，1848年的精神就不会消失。
　　罗恩使这件事的冲突达到了顶点，他是个宗社党，比君主要厉害得多。他在议院宣布，到了紧要关头，君主之权是不能依靠那些善于见风使舵的大多数人，也不能依靠党派的演说。他就是这样当众表示他自己反对宪法，使左派掉过头来自卫，一如他所愿的那样。君主一向都是凭自己的意志来决定陆军的人数，直到宪法成立。“我们要普鲁士变作一个立宪国，抑或是如同古时那样的一个陆军国？”罗恩说道，“当兵是要领军饱的，你们若是不肯投票决定三年兵役的军需，就要解散议会。”这次冲突就是这样闹起来了。
　　在几个星期里，柏林的形势一直很紧张，而在那段时间里，你斯麦每天午后都要在大西洋里游泳，法国的海岸中以那里的水势为最猛。他通常在比亚里茨游泳，那里与西班牙的边界相近，离铁路邮差、德意志报馆都很远。他每天都要享受海水浴的快乐，起初他不过想在那里只呆几天，后来却一住就住了好几个星期。他躺在沙堆上，“吸着烟，悠闲地眺望大海，有时兴致来了再练练打靶。……我已经将政治忘得一干二净，也没有读过报纸。”伯恩斯托夫和罗思都有很重要的信要给他，他们一直追到比利牛斯山脚下。
　　俾斯麦很舒服地躺在沙滩上说道：“只愿没有直接的宣诏叫我到柏林去！我浑身都是大海与阳光的气息。……我在海水里泡了半个多小时，在那里觉得自己好像会飞，可惜我却没有翅膀。饭后我喜欢到沙滩上骑马，月光照着我，海水已经退潮，我独自一人一直往前走去。你要知道我又找回过去那种雄伟的感觉了。”
　　悍斯麦有十多年没有像这几天那么快活了，因为他是那么地轻松与舒畅。他是一个极为了解女性性情的男子，他渴望无时无刻不得到女人的爱抚。他每天都写信给他的夫人，发狂般地谈起另一个女人，拿她与他们已死的朋友相比。他杜撰了一个他自己少年时代的爱情故事：“我躺在两块石头之间，谁也没有发现我，石头上开满了野花。我看着大海，水是绿色的，浪花却是洁白。坐在我身边的是一位极其可爱的女人。如果你了解她的话，你肯定也会喜欢她。她让我追忆起玛丽塔登……但是人却是极其新鲜的——活泼、聪明、可爱、秀美、清纯。”奥洛夫王爵夫人，就是俾斯麦在海边避暑的地方遇见的，她夫妇二人，造成人间的一道美好的风景。俾斯麦到了晚年是很喜欢这种景致，不再喜欢野蛮的森林与凸出的峭壁。“同你分离后，我觉得很好也很快乐。”他睡得早，起得也早。到了晚上，这位迷人的俄国女人就会弹琴给他听，他就站在窗边边欣赏音乐边看着大海。她所弹的都是他爱听的贝多芬的曲子。“她是一个真正的女人，当你了解她后，你也会崇拜她的。”他们相约同去看一处灯塔，在这里他们发觉那个管理灯塔的女人快要生产了。望着这个女人，一种很奇异地浪漫的想法笼罩了这两个人，他们将对彼此的爱意悄悄地流淌到这个未出生的孩子身上，他们愿作这个孩子的教父、教母。当这个男孩生下后，果然替他取名叫奥唐拉伏雷，是这两个人的联名。只有这一次俾斯麦将自己的结婚纪念日抛在了脑后。这个俄国女人已将这个阅历丰富的男人彻底征服了，俾斯麦是很容易被外国女人所吸引的。此后他再也没有这种激情了。
　　这时他是坐在这个美貌的女人的车里，走向他那巨大的欲望，那就是权力。
　　发了许多信，打了无数个电报之后，他才在亚威农收到罗恩对他的警告。当他回到巴黎时，对他的宣诏就已经确定下来，早在两个星期之前，罗恩就有信事先与他们打过招呼。1862年9 月18日他接到这封信，19日又发来电报一封。19日凌晨，他坐火车赶回了柏林。他的心请与十五年前的一次极为相似。那一次也是在他久候之后，他的农人们骑马快速跑到申豪森的家门前，喊道：“男爵，冰已经开始化了，请赶快来！”
　　进步党在下议院不肯通过陆军提案，要求只有将兵役期改为两年才肯通过。罗恩由于受他的那些懦弱的同事们逼迫，答应说这事他再想想。但是君主如今有毛奇扶助，态度很是坚决，决不让步将兵役改为两年。正在这许多事都处于僵持状态时，罗恩自作主张，趁机将俾斯麦请回，要他提供军队给这三位军长。
　　当俾斯麦在巴黎接到动员令的时候，君主尚在新巴贝尔斯贝格宫，事态对他的扰动很大。他其实只是一个贵族而并非一个政客，所以他又想到了让步，想到了退位。他平生所经历的那些恐怖的镜头又在他脑海中浮现；在他是个孩子时，就逃到默麦尔，长大后逃往过孔雀岛与伦敦，还到过奥尔米茨。在克里米亚开战的前一天，他无论作什么都是失败的。9 月18日，他将他的儿子喊了过来，将他那尚未签字的禅位文给脓特烈看。太子为人太过于懦弱，不喜欢这些事情，更不愿夺他父亲的王位。他不肯宣读这个禅位文，说他不能一登位就望着议院退步。他还说禅位不但不会解决什么问题反倒会使冲突变得更为激烈。右党的政客们会拿父亲来抵抗思想较为自由的儿子。在这里，他提到了俾斯麦的名字。
　　腓特烈说道：“他是一个亲法派。”
　　威廉说：“我有更多的理由来解释为什么不要他当内阁大臣。”
　　当罗恩又力举俾斯麦时，伯恩斯托夫也帮着他为俾斯麦讲情。老威廉被这两个人逼得实在无路可走，便说：“他现在是不肯来的，再说他也不在这里，我们无法同他商量事情。”这就是威廉最后所做的努力，以避免所不能避免的事。21日早晨，俾斯麦赶到柏林。有一个认识他的人是这样描述他到柏林的情形：“他很瘦，身体却很好，脸被太阳晒得黑黑的，好像是一个骑骆驼过沙漠的人。”在俾斯麦的眼中，如今没有一件事不是纷乱的。许多人都有话要对他说，并且对他呈上了各自的奏折。尽管君主太子为了图个清静，避免纷乱，到了一个临近的矿泉处。21日太子召俾斯麦来见，俾斯麦到后什么都不肯说，因为这位大使尚未同君主讨论过。君主知道他已见过太子，同日罗恩人见，君主很不高兴地对他说：“同俾斯麦不能办什么事，他已经去见太子啦。”这是日后俾斯麦自己所记载的话，这句话也将威廉的全部性格特征显露出来，君主宁愿退位也不肯让步于议院，因为他是个军人，倘若他的儿子不肯继位，其实也很好，因为说到底，他还是愿意长久地手握大权。但是当他一想到他昨天刚刚同意宣诏来京的人今天就已去巴结太子，就满是怀疑。他怀疑这其间有什么阴谋，罗恩是自作主张并且自己负担责任地将俾斯麦召回，这么说罗恩也一定知道这个阴谋、不幸的是这个令他怀疑的人已到了，威廉不能不见自己的使臣，对这些置之不理也是无用的，况且其他的人也不见得比俾斯麦强到哪里去，眼前俾斯麦最想办的事就是新军。
　　“好吗，就让他来见，叫他试试看，我们手上有什么利器，就用什么利器。”
　　22日一早，俾斯麦就去了巴贝尔斯贝格宫的君主的书房，君主这时并不像三天前那样想着退位了，却仍将退位的意思告诉了俾斯麦，并将退位文给他看，先前他已将这退位文交给罗恩与太子看过。他虽然他很满意是上帝恩赐他当君主的，他虽是从神案拿来的王冕，他虽是神圣而不可侵犯的，但是当处于奋战之际，他还是显露出他军人的本色，屡次说道：“既是这样我将退位。”
　　“除非我能对得住上帝，对得起良心，对得住我的人民，不然我就不当这个君主。……我找不到这样一个内阁大臣，他愿意来执掌我的政府，所以我决定退位。”俾斯麦晓得君主会有这么一番话的，君主也晓得他希望他说这一番话，因为全部的内阁大臣都会知晓君主的意思。俾斯麦回答说：“陛下是知道的，从五月以来我就愿意人阁。”
　　俾斯麦用他惯用的手段，将责任推到别人身上。他的意思是“你们应该早些请我来。”接着神斯麦又说，罗恩是要继续留任的，所以必须找其他内阁大臣。
　　“你会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而决意准备整顿陆军吗？”
　　“是的。”
　　“既是这样，我就借你的帮助向前奋斗，我不退位了。”
　　全盘的谈话表示君主于未开门接见俾斯麦之前就已打定主意，要借助于这个意志坚强的政治家，继续作他的君主，这样也就有面子保全了自己地位。他所问的几句话启发对方给予他所期望的答复。威廉这个人太过于简单，太过于直率，不肯作戏台上的装模作样，于是他扯碎了退位文，同这位新来的大使手拉起手，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他同俾斯麦一样，一生中这是他第二次以一句话来决定一件大事。君主请他一同在花园里散步，又向他询问了一些问题。这时威廉将自己写的有七页长的时事提要给俾斯麦看，内容涉及到国内面临的全部问题，从让步于自由党起，以至于改良行政。这篇提要的计划是保护威廉以抵御俾斯麦的冒险作法。俾斯麦略一翻看，就知道这必定是皇后授意的。
　　于是俾斯麦一改刚才的腔调，他知道在暗处有一个人会处处与他作对。然而既已委派他重任且已稳如泰山，他那往昔的自信与骄傲又回到了自己的身上，在这样危险的限制面前，他第一要做的是要坚持自己的政策，同时也要巩固自己的既得权利。他不肯讨论这个提要，他说：“现在要解决的问题并不是保守党与自由党之间的问题，而在于普鲁士将来的政体到底是独裁制还是议院制。如果有必要，应该在一个时期内用独裁制来抵制议院制。一如果是这样，这样的一种计划不过在约束我们自己。处于这样的地位之内，即使陛下命令我做那些我认为并非明智之举之事，我也要对陛下开诚布公地说出我自己的意见；但是陛下仍坚持自己的见解，我宁愿与陛下同时死去，也不肯在同议院作斗争时将责任全部推到陛下身上。”
　　他是用一种新的腔调谈话，这在他以前是从未有过的，他很费了些心思，因为这时他想尽一切办法取得威廉的信任。但同时他却声明自己绝对服从命令，我们却能够从他那“魔鬼”一样的心里听到他在说：“我会一直拖着他走，直至他不再怀疑为止。”
　　他不仅仅是以臣仆与军人的身份，而且是以一个外交家的资格应召的。一分钟之后，他说出了他那实干家的远见，那时君主正要把那如今变得毫无价值的计划摔在干沟里，俾斯麦一把将他拦住。这是俾斯麦第一次以臣仆的身份劝他的君主。
　　俾斯麦从巴贝尔斯贝格宫回来的路上碰见了施勒策，这个人很是经历了许多波折才赢得愧斯麦的信任和重用。施勒策说俾斯麦用一种很奇怪地腔调说道：“我想我已被看管了。”
　　一、铁血宰相
　　“当我在议会给你写这封信的时候，我还要听那些稚气和激昂的政客们说一些很奇异的傻话，这个机会给了我几分钟的却并非我所愿的闲暇……当我当大使的时候，虽然只是一位官员，但我觉得自己是一个上等人；但是一当了内阁大臣就有一种作奴隶的感觉。……人们同时聚集在这里，但是之所以聚来的动机却各不相同，他们的争吵就不足为奇。……他们以自相残杀为乐事，这是采取这种体制的必然后果。……这一群只善空谈的人是不能治理普鲁士的。我们必定要抗拒这群人，他们没有什么灵气却过着过于舒适的生活。他们性情愚钝却狂妄自大……我用这个”愚“字（用其普通意义）也许用得不太得当。他们也还算聪明，也还有些知识，是德意志大学教育的优质产品。然而这些并不能说明他们就很懂得政治，如同我们当学生时一样——制度其实有的还不如我们那时懂得多！说到外国的政治，拿他们一个一个地说来，都是些不懂世事的孩子。说到其它事情，当他们齐聚于议会中时，都变成了小孩子。”
　　这就是俾斯麦写信给他少年时代的朋友莫特利的信。在他执政的头几个月里，他就怀有这样一种态度。他看不起这群人，看不起他将与之奋斗的理想家们，但是他却认为这群人中有些人还是有知识的。谈论起欧洲的有关事情，他觉得自己比其他任何人都强。同时他又觉得自己内心很痛苦，因为他要不停地与自己顾及体面的感觉相斗争。从前遇到他看不顺眼的事他定会毫不保留地回击它，如今他却不再这样锋芒外露了；从前他可以明论他的对头，在他当议员时，也常常会将演说台当成战场，在他当一个外交官时，也可以在报告与书信中论战。从此以后他却不再如此，他开始隐藏他的思想与计划，不让那些代表们晓得。不然的话，消息一旦泄露出去，让外国人知道，所有的计划都得重新制订。他一出来执掌大权，他又开始独来独往了。
　　有一张柏林的报纸说了一番恭维他升官的话，他见了后极为诧异，文章这样写道：“他初出来做事时，是一个乡绅，有适当的政治知识，无论在见解还是在学问上他并不比其他受过教育的人们更高一筹，他在议院的名声在1849年与1850年达到了最高点。在他的演说常常露出自己是个粗扩而残暴的人，将一些事情看得很淡。有时他好说一些俏皮话，常流于粗俗。这样的一个人何曾发表过一个政治观念呢？”众人的眼光确实有些瞧不起他，只有为数不多的几个人知道他在最后十年间为和平起见做了哪些重要事情。他的许多行为，虽不是教士的性格，却是极为秘密的。弗莱塔格在《边疆报》中撰文说：“即便是一个有更大魄力的人，一旦与议院的强大势力相碰，也会触礁沉没的。我们可以让俾斯麦这样做一年。”不愧为诗人的预言，他掌权有二十八年。
　　这时在他身边有一个人极为留心观察他，常怀疑他的神经有问题。过了几个星期后，他的一个下属这样写道：“俾斯麦得了一种很严重的神经病，有时我看见他不太在意自己行为的结果。例如当他给报馆发布训条的时候，思想犹如一匹奔腾的野马，使记录的人往往赶不上他的口授。柏林的外交界有大部分人都相信他不会长寿的，因为他从来都不注意休息。”
　　如今俾斯麦做每一件事，都会用很科学的方法很平和很迟缓地细细考虑一番。打定主意后还要从各方面进行分析和试验后才很小心地进行。不久前他曾给罗思说过这样一封信，说倘若他大权在握，群众们肯定会说：“现在我们要向魔鬼还债了。”他的对头们会猜想他会有激烈且糊涂的举动，他决意要这些人失望。他一到任先取消了1863年的决算，就用这种手段同议院停战。他还同那些老自由党们磋商，准备从他们中选几位人阁。他提议时的状态甚至比提议的内容更令这些人惊愕。有一个议员有些瞧不起俾斯麦，神斯麦却并不怕他，认为他不过是一个无什么意识的君主党，但是他却同这个议员长谈，好像是很了解君主的举动，却又很批评君主，事后这个议员会对他的朋友们说些什么呢？还有一个名叫厄特克的自由党议员，他说与俾斯麦初次见面时，原先认为俾斯麦定会是“一个奴性十足的贵族，一个游手好闲且又喜游戏人间的赌徒。谁知几分钟后，我对他已完全是另一种印象，他并非如我所料想的那样。……他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有力气却很轻柔地走到门口，极其客气地欢迎我。同我拉过手后，随手将椅子拖过来与我坐下，他带着令人喜欢的微笑对我说，‘好呀，原来是你，有失远迎了’。他随即说，自从那次他很激烈地反对那些在街头闹事的民众以来，时局已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他在法兰克福学到了许多东西，他极力地咒骂《十字报》，他那些骂人的语句是我所从未说过也从未听过的。”
　　俾斯麦的许多对头猜测他待人会极没有礼貌的，然而他却另有手段来对付他们。他会很客气地接待他们，态度显得极为开诚公布。这位厄特克既非一个小官吏，也不是一个作小生意的，又不是在乡下俱乐部谈政治的那类俗人。他是黑森的诸多领袖之一，是一个律师，受过良好的教育。他的来访受到了俾斯麦的盛情款待。厄特克为此也满心欢喜，这并非是因为俾斯麦是以首相之职来迎接他，其实这位和气的首相还是一位普鲁士的贵族少爷，因为在那个时候，自大无理是地主乡绅们的传统。人们都以为俾斯麦仍会以这种态度对待别人，殊料他却打破了这一印象，一反常态，举动极其自然。他会当着对头们的面，讲反对自己党派的话，说他们太过火了，表示他既不会因为现在人们称呼他“大人”而就变得古板，也不像一个贵族公子那样只讲理想。他表示自己是一个深知人情世故的人，很是一个与众不同的人，却仍是个模范的普鲁士官员。
　　对俾斯麦初掌政权时期最为关注的人就是施勒策，在这段时期，他有好几次机会同俾斯麦喝酒。施勒策写道：“俾斯麦很透彻地上演着他的滑稽戏，尝试去惊吓君主与各党派。他将任何人都敷衍得很好，这让人觉得极有趣。他正在尝试劝说君主对兵役期限问题让步，他对上议院将他提议的问题讲得极为严重，他期望能够将他们唬住。……对于下议院议员们，他有时会用很毒辣的手段，有时也不然，他的一切举动的目的就在于让他们答应他的提议。对于德意志的各内阁，他却使他们相信，君主也难以阻止他那新执政的加富尔主义。到现在为止，他仍然是以他那天才般的能力给人心目中留下了一个伟大的印象。让人们称赞他是个男子汉！”
　　他虽然在他的尝试中饱尝了许多苦处，但目前他对人还是极其客气的。在他执掌政权才一个星期，他就利用一次开议会委员会的机会，坦白了自己所做的事。当辩论的时候，他打开自己的雪茄烟盒子，拿出一小条橄榄树枝给他的对头们看说：“这是我新近从亚威农拾来的，准备送给民众的党派，作为议和的纪念品。现在我却觉得这样做的时机还未到。”尽管他表现出蔑视的神情，但却说得很客气，好像是从捡榄橄树枝的地方带回客气。过了一会儿，这个政治上的行家改变了腔调，说报纸所控诉他的话（报上说他用谋划宣战，分散人们的注意力，使人们不关注于国内的纷乱）都是不实的，他接着往下说道：“我们诚然难以避免在德意志境内发生的战乱，但这并非我们的过错，德意志不顾普鲁士的自由主义，却只顾发展它的势力。南部德意志诸邦很想无拘无束地实行他的自由主义，所以没有人愿意将普鲁士的地位交与他们！普鲁士必须聚集兵力，为这样好的机会准备，好机会已经来来去去有好几次了。自从数次与维也纳订立条约以来，我们的边界定得不好，不适合于一个强健的政治体制。关于时局的许多重大问题，并不是靠演说与大多数的议案就能决定了的（这原是1848年与1849年的大错），惟有用铁血政策方能解决。”
　　这样的话是他站在一张绿桌子旁边，对着一二十个议员和几位阁员说话时说出来的，并不是有人激他说的，表面上看来是临时的即兴演说，实际上是早已预备好的。尽管当时并无速记员将这话记录下来，但是当这句话如一阵野火烧遍德意志时，当报馆和人民将这句话的节奏变为“铁与血”且发表出来，造成或真或假的恐怖气氛时，俾斯麦并不否认他说过这句话。
　　但是他却悔用了这两个字。十四年前俾斯麦当议员时的第一次挥拳，同现在他当了内阁主席的第一次挥拳相同，都是挥在了空气中。这一次也与前一次一样，得罪了全部的人，无论是朋友还是对头。罗恩是他的朋友，也是他的知己，当他俩一道结伴回家时，罗恩也责怪他说这种话，他说：“它原是新鲜的有香味的题外话。”俾斯麦对一个议员解说这件事情时说：“我的意思是说君主需要军队。我的演说其意并非是要帮助德意志问题再向前迈进一大步。这不过是对维也纳与慕尼黑的一种警告，并不是要以武力反对其它德意志诸邦。‘血’就是指‘军队’。我现在才明白我应该小心的选用字眼。”俾斯麦所说的话中以这一句最让人注意，却是他最后的战略错误。
　　君主读到这两个字眼也觉得很是恐怖，他在巴登受到了王后的指责，等到了王后的生日时，又受到了来自太子与太子妃的指责。他对于这位新上任的宰相充满了担忧。这位新宰相不过在一个星期以前对他宣誓过效忠，而且他还答应过皇后要对他严加约束。王室诸人甚至包括路易十六、斯德拉福与波林雅克等都对这话极为生气。巧的是说这话时正值王后生日的那一天，所有的庆贺生日的欢乐都消失了。俾斯麦预料到他的演说会在巴登带来什么效果。君主虽未写信也未发电报给他，但他仍能猜到君主心里是怎么想的。他想像过了几天，威廉从巴登回来，耳朵里装满了怎样的一些警告与责备。所以此时俾斯麦秘密出行，开始用手段来对付君主。事前他既没有告诉君主也没有告诉内阁，打算赶在君主回来之前准备到半路上去见威廉。
　　在买车票时他遇到了温鲁，他是一个自由党的成员，他认识俾斯麦。他俩住在一间车厢里，二人很谨慎地谈些关于时局的话题。等车一到朱特博，俾斯麦就下车了，说是要去探望一个亲戚。下去后他坐在一所未盖好的车站里，“在黑暗之中，坐在一辆小车上。”四周有许多工人和不相干的人。他问一个驾驶员，君主要坐哪一趟火车时，这位驾驶员很粗暴地回答了他的话。当别人不知道他的身份时他就与凡夫俗子并无什么不同。他向来主张人们向他那个高贵的阶级致意，却好像不要人们向他的官阶致意。此时此刻那个人人都知道的主张铁血政策的人，那个全世界都在谈论的人也是全世界都在指责的人正坐在一辆被推翻的小车上，等候着君主的到来。
　　那时普鲁士君主乘坐的列车还只是一辆普通车，俾斯麦找到他时，他正一个人坐在一间灯光很暗的单间里，看起来很沉闷的样子。当俾斯麦请君主允许他解说政局的时候，君主拦住他说道：“我很清楚这件事情的最终结局将会是什么样。在奥本巴拉兹，就在我的窗子底下，他们会来杀你的头，再过一段时间，他们就会来杀我的头。”
　　俾斯麦似乎看到在君主的背后有奥古斯塔的影子在闪烁，他回答说：“陛下，那么再后来呢？”
　　“再后来吗，我们都已死了！”
　　“是呀，到了那个时候，我们都会死了！我们迟早是要死的，还有比这样死更体面的吗？我应该为我的君主我的领袖奋战而死。君主愿意以您的血来祭奠上帝所赐给您的权利吗？为了上帝的恩泽，拿自己的身体与牺牲生命作赌注，无论是死在绞架上抑或死在战场上，这之间是没有什么区别的！君主切勿想到路易十六，他在活的时候和死的时候都是一个懦夫，在历史上也并非是一个出色的人物。陛下还不如想一想查理一世，他为自己的权利而战，战败后，不动声色地走向绞架，带着一种王者之气从容就死，他在历史上永远不失为一个高贵的人物。陛下已没有别的路可走，只有奋斗。您是不能投降的，哪怕是拿自己的生命冒险，您都必须抗争到底！”
　　“我越是这样说，君主的精神就越发振作，也越来越觉得自己是一个军人，决心要为自己的王位与国家而奋斗。……他是一个普鲁士军官中的模范，如果不是为了自己，他是不会畏惧死亡，会去拼命打仗，会听从一切命令。但是当要他为自己而斗争时，他却畏惧那些在他之上的人们或是害怕世界对他的指责，这时他就会变得很懦弱。当他在巴登为夫人祝寿时，他已失去了自信，现在我的鼓动下，在不过几分钟之内他的自信又恢复了，也开始高兴起来。……我们还未到柏林，君主的兴致极高，浑身充满了劲，从他对那些前来迎接他的大臣与官吏的态度上就可以看出这一点。”
　　俾斯麦是在事过三十年后写这段，事情的前后变化犹如一出戏剧那样令人惊异，这件事也是俾斯麦的诸多杰作之一。这次他并不是强逼一个对头投降，也不是强逼他的君主主战，他不过是尝试弓；诱这个发怒的君主改变立场转而赞同他的演讲，然而他自己却也认为这番演说是不该说的。俾斯麦坐在那辆小车上，觉得良心上有点过意不去。他虽然可以对一个对头承认他不该说“铁血”这两个字，但是当他已经作了一个星期的宰相后，却不向君主认错。所以他激励自己要努力说服君主。威廉的好战心被俾斯麦所激发，为将来的局势打下了基础。
　　即使俾斯麦的所有手段可以归功于他天生的机警与善于谋划，但这却也是他内心最深处的感觉。从他最初的几次决斗起，俾斯麦一直是作好活到老，战到老的准备。他生平没有一次会害怕过要牺牲生命。这位宰相的勇猛却是极其真实的，君主原是个军人，浑身都是胆，他是最能真实地领略俾斯麦的胆识，这也是激发君主的一种最有力的武器。
　　君主只要一犯懦弱病，俾斯麦就用这种良方来治他的病。
　　二、君臣之间
　　“我与亲王不合，这个人必定要用一些细腻的手段来对付。”这是俾斯麦所说的；说这话时，威廉已经当了摄政，在俾斯麦未当宰相的前四年，易主之后，他为了自己对格拉赫指出种种为难之处。那时最重大的问题是，他是否适合于普鲁士。施勒策（带着又是爱他又是恨他的心情）却不敢说他是适合的。君主是惟一的普鲁士人，能否把普鲁士交给他，让他用政治手段去摆布？第一是要先抓住威廉，现在则是要把威廉抱得紧紧的。俾斯麦对付威廉的手段就如同一个有手段的男人对付他所爱的女人一样，晓得他不能完全相信她的爱情，如同一个创造家对付一个资本家，要依靠这个资本家供给他的资本来制造新机器——因为俾斯麦就是一个建造家。在这两个人的奋斗之中，彼此又是相互需要的，在不声不响的奋斗中（这两个人的性格是完全不同的），在他们的并不是为权利而只是为自制的奋斗中，在这样无穷大规模的争雄之中，每个人都各有一份功劳一份责任。我们难说哪一位更劳苦功高一些。一位是年纪较老且只有一般才智的君主，却要任用一位年纪较轻的人作宰相，还要事事迁就他，他不过是一个贵族公子，却有极高的天赋，是位才子2 一位是有勇有谋的政治家，却常常要忍受一位犹豫不决的君主，读者试分析一下哪一方更为难些？那位骑马的老年人，时常不信任他所骑的那匹骏马，而那匹骏马却也时常不甘心受羁勒。
　　他们君臣二人讨论国事时，各抒己见，因而往往是尚未讨论出什么结果便不欢而散，每当这时两人便恨不得立刻分道扬镰。但是当彼此都不能再忍受的时候（更多的时候是以此作为一种灵敏的手段），作臣子的就会告诉君主说他要辞职，君王就恐慌起来，赶紧让步。他们也有狂怒地相持不下的时候，一般文字记载的只不过是些小规模的争吵罢了。
　　早在俾斯麦与君主尚未得权之前，俾斯麦还在当大使时，就已预料到今天的这种情形。今天当他每日与君主商讨国家大事的时候，他就用比较宏观的手段处理事情。他饱阅人情世故，论及他的特长，那就是他极善于出入宫廷。有时他是一个军人，但他常常以一个虔诚的基督徒自居，不然的话他会使君主害怕的，君主此时已有七十二岁了。尽管君主已到了古稀之年，然而却时不时的大发脾气，有时甚至会一气之下将公文揉成一团。君主发过怒后，俾斯麦微笑着思考着这纸公文，看着揉成的那个皱橙团，觉得有意思极了，如同一位大画家看到画像上的皱纹会觉得更有趣味。俾斯麦不过是新近才学到这样的本领，那就是遇到君主发脾气时一定要保持镇静。他并不怪君主。因为他知道君主是个直爽的人，不象味特烈威廉那样口是心非——这位君主会欺骗他的大臣们，会拿这一位大臣打那一位大臣。威廉一世却不是这样，这位愿承担全部责任的君主会无条件地信任他的。
　　俾斯麦在担任国事的时候，深知君主的性情，所以他认为君主不是那种乘人之危的小人。但是君主却是花了好长时间才慢慢地了解了俾斯麦的为人，等俾斯麦在宰相一职上已作出了许多成绩后，他才把他的许多成见抛在了一边。他与俾斯麦携手办事，本是不甚情愿的，所以在开始的那几年，他的那诸多皇亲国戚和朋友们都竭力想破坏他们的君臣之交。一开始的政客们就派亲信的人去面见君主，求他免去新宰相的职务。这位老君主眼看着他的人民并未对他表示同情感到十分难过。在早些时候，有人恨他，称他为“需弹亲王”，他却不在乎别人的态度；现在正处在所谓的自由时代，他又开始赢得这样的同访。他任俾斯麦为宰相之后四个月，有一个军官，原是君主的老朋友，写了一封信给君主说道：“人民是忠于陛下的，但是他们也会牢牢地抱住他们的权利不肯放手……我乞求上帝的恩惠，请它免去一种可怕的误会所带来许多不利的后果！
　　这样的话语使他发怒，反抗使他更为执拗。他带着一种少年人的怒气写信回复这位军官，并在他认为重要的语句旁加注了两三行密圈加以强调。他回信说道：“我一向都是这样说，说我绝对信任我的人民，因为我知道我的人民也信任我！但我贬斥那些想通过我的手使人民不再信任我，不再爱戴我的卑劣行为。……人人都知道有人要想达到这一目的会不择手段的。……我不是已经让了四百万吗——我真的是很不幸！……一个人这样利用他的权利，就是说将决算减少到这等地步，有如将所有国事都停下来不办，只配将他关在疯人院里！我来问你宪法里头有哪一条说到凡事只有政府让步而议员们决不让步？”
　　这是一位君主写给一个不做官的人的信，我们相信，只有在他的良心被搅的不得安宁时，他才会写出如此愤怒的话来，这位虔敬的人正是为了他的宰相同上帝争论。
　　当有紧急情况发生时，他每次都必定要先呼吁上帝，然后才肯将给君主的信发出。在耶稣诞辰那一天，君主送给他一条手杖，他将这比作“艾伦的棍子”，可惜这个比喻并不太妙。凡是有较大的计划等待决策时，俾斯麦总是会先慢慢地同威廉商议，随后才将决定权夺到自己手中，在尚未决定之前，俾斯麦又要很周密地观察君主的心态。他写信给罗恩说道：“君主的心在那一边。…，君主的感情是反对我的。”当动员令尚未发给罗恩之前：“明天一定要君主发布号令，否则一旦拖到复活节前的那个礼拜日，他的主意又该变了。”过了几年他又说道：“我也没有什么别的想法啦，这样总是不停地同君主争论，我实在不想干了。”
　　威廉开始并不欣赏俾斯麦，俾斯麦同样也不喜欢威廉。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才能超过君主，所以往往会骄傲自满，其实俾斯麦的为人就是这样。在他少年的时候，他喜欢仔细观察他所见到的人的身体状况及气色，到了年龄稍大一些时，他就开始研究他人的学识，以便使自己知道无论在哪一方面都会胜过这个潜在的对头。在威廉当储君及以后作君主时，等到再后来他俩成为共事的君臣时，俾斯麦开始存有两种感情，若无这样的感情他是绝对不能忍受他所处的地位的。再以后俾斯麦的心态又发生了变化，开始将君主视作封建制的主人，又视君主为父。俾斯麦结婚不久曾写信给他的夫人说：“我已宣誓效忠于他的血统。”现在俾斯麦每天都与威廉接近，似乎要成为君主的保护人，他那封建制的忠诚精神，范围也越来越广。况且这种精神在一见到须眉皓白的君主的威重天颜时会变得更加浓厚。俾斯麦到了晚年会对君主说他们君臣之间的关系如同父与子，当父亲发脾气或做一些任性的事时，作儿子的必定要无可奈何，只有甘心忍受。俾斯麦说这话时却忘记了在他少年时，他却并不很敬重他的父亲。
　　在他慢慢地使君主听他的话的那些年间，他却逐渐体恤让步于他的君主。威廉死后，他的这种感情愈来愈浓，正与他憎恶威廉二世相反俾斯麦说得更加煽情，意在留给后人看。在头十几年间屡次出现危机的时候，俾斯麦常趋向于他那性情执拗的君主，那时他还有机会亲眼看见威廉的勇猛——在战场上纵横及后来几次遇到暗杀临危不惧的时候。
　　威廉只怕一件事，那就是王后的关于“战略方针”的批评，俾斯麦憎恶那些干预政事的女人，尤其憎恶奥古斯塔，这种憎恶是从三月间的那一天在波茨坦的仆人的大厅与她谈话时引起的。无论他怎样敬重王室都无法减轻他对王后的憎恶之情，俾斯麦有时也会很宽容女性，会说“女人也有女人的权利”，但这些都无法改变他的厌恶。
　　俾斯麦说过，他同奥古斯塔之间的斗争是“我生平最恶的恶战”。奥古斯塔的潜力是充分发挥于枕边与帐里的，她会对君主说俾斯麦是如何如何地瞧不起他的夫人，是如何如何地说她的坏话。除此之外她别也无计可施，如果她有任何政治观点或印象的理由来反对俾斯麦，那么即使是她打败了也是可嘉的；然而她却除了空泛的人道主义借口外，就没有任何可以摆出的理由反对俾斯麦。这背后的原因其实是她害怕再有一个1848年，在她的心目中，她认为俾斯麦会给她的丈夫带来不利的影响。然而她却没有想到三月间发生的事原是她的错误，并非俾斯麦之错。不肯听从她的计划，要保留君位给她丈夫的也是俾斯麦；她诬陷他有种种卑劣的动机，所以既不扶持他，也不肯将保存君主权利的功劳归功于他。
　　俾斯麦那多疑与愤世嫉俗的性格使得他总以为许多人要与他作对，但在奥古斯塔一事上，我们却要体恤他的确受了她二十六年的苦。因为他的对头是个女人，并且贵为皇后，而他却毫无抵抗的武器，只能默默地承受这一切。无论什么时候，君主一旦受了王后的蛊惑（君主往往是在用早餐时，被奥古斯塔为达到某种目的所写的信函所激动），俾斯麦就能看透君主的内心所想。最初俾斯麦如果问君主这是不是王后幕后所指示，他得到的惟一结果不过是“君主说一句很尖利的否认的话。即使是真受了蛊惑，君主也会板着脸不承认的。”
　　当街斯麦动员君主来反对王后时，他就会将这一剂药用许多离奇与恭维的话包起来。1865年他与君主在加斯泰因讨论奥地利条约，这一次又有许多来自各方面的反对俾斯麦的政策。君主于是对俾斯麦说，他刚将这件事秘密地告诉过王后。俾斯麦回家，对君主这样处理国家大事感到十分绝望，然而他却预料到君主会有此等举动，将来也定会破坏他的计划。于是他坐了下来，亲笔写了一封信（因为他不信任别人办这样细致的事情），这是一篇较长的要求信，信中写道：“倘若陛下认为办这等重要的国事须要格外的小心细致，使我又想提起刚才陛下告诉我的话，如有冒犯我恳请陛下饶恕我。……我同陛下一样相信王后陛下会对您所告诉她的严守秘密；但是由于过分信赖血缘上的亲戚，从科布伦茨却有许多消息传到维多利亚王后或太子与太子妃那里，或传到魏玛或巴登，我所严守的秘密就会一下子泄露开来。仅此一件事就足以使弗兰茨约瑟夫皇帝不再相信我们，这会破坏全局的。这样破坏的结果，将是不可避免地要同奥地利交战。”
　　“倘若必要宣战，这是由事情本身的状况和君主的责任所决定的，而并非由那些包藏的祸心所致，奥地利也不会给陛下以最后可以承认的权利。倘若我想陛下以前者的原因而宣战，那我会带有一种不同的感觉和较为自由的心态。我请求陛下相信我不仅仅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事业起见，也是为了有利于陛下的高贵人格起见而作此想。也许我的顾虑是毫无意义的，即使真的是这样，陛下喜欢不顾我的顾虑，我该想是上帝在指导陛下的心，我决不会因此而不尽全我的职责。但是我还是想要让自己的良心满意，我恭敬地请求陛下是否可以让我发一电报，传信差回到萨尔茨堡。只要借口说有紧要的内阁公事，就可以传他回来。明天一早，可以派遣另一个信差，不然仍派遣那个追回来的信差，也无不可。……我深信陛下有宽恕的美德，所以我也相信陛下即使不同意我的提议，也会宽恕我的，我之所以这样忠诚不二地为君主做事，不仅仅是要尽我的职责，更是要使陛下的高贵人格得到满意。”
　　五十年前，一位政治家认为有必要要给一位君主写这样的一封信。如果不是依靠这位政治家，这位君主将不过是历史里头的一个充数的罢了！当我们一面读这封信的时候，我们难道不作这样的想像，一个出入宫廷的人不是求得荣华富贵就是乞求君主的恕罪吗？此时由于在加斯泰因进行的事情，写这封信的人盘算了许久，他希望会有个圆满的答复。他奋斗了许久，终于获得了君主的同意。无论是上帝或是良心、责任或是国事的需要，全与这许多国事无关。他不过是一个棋盘上的好手，走了几步让人琢磨不透的棋，将他的对头赶人一个角落里要吃掉他。当他正在同他的主人磋商条款的最棘手的问题时，他感觉这样不停地与君主争论实在让他倍感心力交瘁，眼见他的计划遭到破坏，因为这一切都已被宫廷的闲谈所泄露殆尽。他想到一个计划就这样的被闲言碎语从一个国家传到另一个国家。倘若奥古斯塔将这个秘密告诉了维多利亚王妃（太子妃），王妃就会传到她那英国母亲那儿去（指英国女王维多利亚）。英国女王就可以写信给维也纳或德累斯顿，就可以用外交手段或由仇敌之手，破坏全盘计划。我们能责怪俾斯麦越来越瞧不起君王吗？我们所诧异的就是他仍是一个君主党！
　　因为在所有的亲贵中几乎没有一个是扶助俾斯麦的。脏特烈常常会反对君主的小心谨慎，他也是受制于他的夫人的（夫人的知识比他高）；他将许多极好的英国观念介绍给普鲁士，却既无力量又无勇气同国人抗争以使国人接受。只有一次他显得很凶，那是在俾斯麦颁布法令限制新闻自由之后，一次太子与太子妃出巡，在但泽受到公众的欢迎。在市政厅的欢迎会上，他壮着胆子说道：“可惜我到这里的时候，正值政府与人民不和，我听说这件事后非常诧异。所以此时的法律我并不清楚，事先我也没听说此类事情。”
　　君主读到他儿子的这篇演说（普鲁士各报都有刊登）很是生气，并不是因为太子作民主党的演说家，而是因为他自己是一个接受过纪律的军人，相信这样一来，服从命令本是陆军的基础，如今这一点也濒临危险的边缘。十年前他自己诚然也处过这样的位置，但是却从未让他的忿怒走出自己的屋子之外。他记得当克里米亚之战时，他也是默默无语地服从命令，他的儿子今日竟当众宣布异议，这令他更为愤怒。俾斯麦在干什么！君主现在这样发怒，宰相是很容易劝动君主重重惩罚太子。君主有权传太子回来，将他迁调以示惩罚，甚至于将他幽禁在炮台里，对于这些俾斯麦全都想到了。但是俾斯麦却反过来劝说君主宽赦太子，他是不是要讨好太子呢？不见得！俾斯麦或许是这样想的，一旦加罪于太子，反倒给太子添了光荣！君主很喜欢从《圣经》中引经据典，俾斯麦对君主说：“您对付这位少年需要极为小心。当您在发怒的时候，切勿贸然决定一件事情，一切都应从国家大事为重，假若少年的弗里兹同他的父亲发生争执，人们会更加同情儿子的。但是就我个人而论，太子是应该有言论自由的权利c ”他就是用这些小心谨慎的字句，调停了父子间的矛盾。
　　他现在最恨俾斯麦，有许多贬斥俾斯麦的反对民主党政策的言论，且不肯再去听内阁里的不同意见，那是因为他会坚决地反对俾斯麦。过了一段时间，当他们俩人再次会面时，俾斯麦问腓特烈为什么这么长时间不到内阁来，因为再过几年，内阁就会是太子的了，太子应该发表意见，这样就可以容易过渡。
　　这句话使太子如同遭受电击一般，俾斯麦说“他相信（据我看来是这样），我想把路先铺好，以便于我过渡一下去听从于他。我有好几年都不能忘记他说话时的那种骄傲的口气。我还看见（俾斯麦三十年后写了这件事情）他的脖子向后微倾，那张发红的脸向左斜着看我。我竭力忍着我的怒气，想到卡罗斯与阿尔巴，我回答说我的过渡是指朝代……我在心里期盼他不要幻想有一天我会作他的阁臣，我从来都没有这种想法。他的怒气来的也快，消的也快。最后他说的几句话却是很和气。”
　　我们想像这两个人站在一间阴冷的大厅里的情景，当时他们都穿着军服戴着佩刀俾斯麦觉得自己蒙受了巨大的羞辱，他那傲骨受到了摧残！从未有过什么人这样蔑视他。热血沸腾，使他刹那间想拔刀相向，然而他却默默地忍了下来，忍受他的羞辱。他猜度自己对头的想法，强迫自己低声下气地说：“我绝不会有这种想法的。”
　　三、持不同政见者
　　俾斯麦有许多对头是因为血统关系而反对他，此外还有许多对头是因为志向、性情等原因而反对他，也有许多是因为理念的不同而反对他。后来俾斯麦将这些对头分为第一等、第二等及第三等仇人。
　　他只同罗恩一个人是完全和谐的。俾斯麦同任何阁臣、军捞出入宫廷的人、各党派的首领之间缺乏实实在在的信任。据他看来，《十字报》和路德维希格拉赫都太过于极端。而自由党却又看俾斯麦是个易走极端之人。俾斯麦惟有对罗恩一人才表现出男子汉应有的大度与交情，并不受一些不同的见解所干扰。有一次，他准了罗恩六个月的假期，心里本是很不情愿的，他说：“如果我没有你的政治法权的扶助，是很难进行下去的，因为我们俩相处的时间是最久的。”
　　他找乔特尔来帮他的忙，这个乔特尔是一位音乐家，也是乔安娜的朋友，俾斯麦因此也极为信任他。不料几个星期后，他们之间就有了冲突。乔特尔写信劝他说，关于丹麦问题，他必须得到舆论的帮助；他又说，倘若俾斯麦与他意见相左，他宁愿回去当一个音乐家，而二人交情依旧。第二天，俾斯麦就传他来问话，他“低声细气，虽然是很受扰动”地说道：“请你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写那样一封信呢？倘若你妄想你能够潜移默化地改变我的决定。我索性告诉你，像你这个年纪的人，是不能做这样的事啦。…你对我了解颇深，且很早就了解我的为人，难道你能够想我同一个小军官一样粗心躁气地办这样的大事，你不知道我要在上帝面前对我的行为负责吗？我一想就无法忍受，只要一想就会有两个夜晚失眠，无法安睡。你的辞职是毫无理由的……我要你体会你是怎样伤了我的心！‘乔特尔立即请求宽恕，要收回他的信。俾斯麦说：”这样一来，我们俩之间什么芥蒂都消除了。……你若是再与我意见不同，你不要写信，要和我面对面的商谈。……“
　　俾斯麦就是这样的孤立无援，这个朋友和他已有十五年的交情了，同他夫人相识却远不止十五年，如今却是在作俾斯麦的属员，要必恭必敬地上他的奏折。他对事情的见解与普通观念相同，这一点却使这位政治家难以安寝。但面对报纸的指责他却不为所动，他忿忿地想：布鲁图，你也来反对我！这件事虽最终被粉饰好了，然而他们二人的交情却如同破碎的镜子一般很难如从前一样。乔特尔不能如施勒策一样赢得俾斯麦的敬重，他永远不过是个有才干的帮手，是一个擅长音乐的人。
　　外交部中所有的人都反对这位总长，但这对俾斯麦来说却是“不必烦心”。当他得知驻扎外国的使臣们反对他的时候，他会在一个新的区域采取自卫的办法。出使佛罗伦萨的乌泽多姆和驻巴黎的戈尔茨都想当外交总长，他们直接写信给君主，低毁外交总长的政策。但是君主对他的外交总长是深信不疑的，君主将这些信交给俾斯麦，由他自己去答复他们。如果是在腓特烈威廉时代，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在以前俾斯麦也曾发生过这样的事情，也曾写私人信函给君主和格拉赫反对他自己的上司，如今他当上了宰相后，却不肯容忍这样的事发生。这位有天才的人，带着特有的自信，坚定地认为自己的一切所作所为都是基于道德之上的。戈尔茨与乌泽多姆所作的事是不能与他从前所作的事相提并论的，他是不允许他们也做类似的事情的。戈尔茨伯爵原是他派驻巴黎的。他给戈尔茨写了一封信，这封信可以说是同类信中的一个独特范本，在这封信中，他可以将公事与平时的问候混在一起，天衣无缝。他这样写道：“没有人会这样反对总长的见解和报告，但是你的报告并非是
　　习惯意义上的报告，你的报告颇有些像总长的奏折，劝君主采取一种反对的政策。……如此的见解冲突会误事的，也不会有什么用处。因为这样的冲突只会导致犹豫不决，据我看来，无论什么政策都比犹豫不决的政策要好。……我很看重你的政治见解。同时，我也不认为自己是个傻子。我也准备接受你指责我说这纯粹是自欺欺人！我告诉你，我在最后两个星期所努力做的事就是你的报告中的提议，你听着，你的心里将会为我的爱国精神与见解所佩服！”
　　“但是你既然已坦白地说出你想攻击现在的政策，你说假若你能做得到反其道而行之，我怎能打定主意将我内心最深处的思想告诉你呢？……倘若要使国家的利益不受损害，我作为一位外交部长是要绝对地开诚布公，连同我的政策的最后一个字，都要对巴黎驻使讲得明明白白。我要推倒与其他阁臣、参政间的一切障碍，包括那些在暗处运动的障碍，及其与两院、与报馆、与外国宫廷的障碍。但是必定不可以因为阁臣与使臣竞争，以一宗陷害我所管辖机构的纲纪而增加障碍。……今晚是圣诞夜，下属们都告假走开了。我很少写这么长的信，无论给谁写信，我都不会超过这封信的四分之一长的。今天，我之所以写这么长，是因为我拿不定主义是否应写公事信给你……用你的报告的疏远腔调。……倘若你推翻内阁，你必定要在这里和在报章内推翻，当反对党的首领，不能以你现在的地位推翻。你既然要决意推翻这一切，我就要以你自己的格言作指导。当爱国主义与朋友交情相冲突时，必定以爱国主义为重。我会使你相信，我的爱国主义是很强固很纯粹的，交情虽不能与之相比，却仍然可以是很好的。”
　　这样的一封信足以使写信人收兵！俾斯麦虽是真的有些发怒，却仍是用很高明的手段，敬词加上恐吓，使得这封信更具有威力，并且表示作为朋友他会感到很伤心。他的恐吓虽然不是太明显，但却足以让他的劲敌晓得，倘若戈尔茨果真要尝试来推翻他，戈尔茨今后恐怕不会有好日子过。因为俾斯麦晓得戈尔茨是君主所喜欢的人，所以他就用官话来拒绝他。像是一粒药丸，外面包上一层糖衣，使得戈尔茨误以为他的长官敬重他，赞誉他。这种方法使戈尔茨满心欢喜，因为这位驻使一向是喜欢听别人的恭维的。这封信（我们只引了其中的四分之一）很有美术家的才能，如果我们再仔细地观察一番，就会发觉我们如同在一座古代石像四周走了一遭并仔细察看一般：我们不得不承认，这样一封信就足以证明俾斯麦不愧为一个有名的外交家。
　　有人也曾以辞职来麻烦这位眼光犀利的长官。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是君主的朋友，也是俾斯麦的一个老朋友，他因为不堪忍受外交部不停地干预琐事而申请辞职。俾斯麦回信说道：“我是非常愿意将你的要求辞职的批准皇与君主的，但是有一点我要请你注意，假若君主派你当外交总长，派我当什列斯维希的总督，我愿意申明在先，我会很严谨地奉行你的政策。……并不做任何让部里感到为难之事。……假若我处在这种情形下，动不动就宣布心力交瘁，也许我早就该隐退了，赢回表面上的安闲，同时我由于听从君主之令和为国尽力而得到的心安理得也都丧失贻尽。……所以我请你承认我的这封信是同你友好的、秘密地交流，我本来是更愿意同你面谈的。”
　　这是一位主张“铁血政策”的人吗？这就是善于诱人人圈套的俾斯麦。
　　他在对待他的对头——自由党们态度却大不相同，他对他们有时说些藐视的话，有时说挖苦的话。俾斯麦同所有的19世纪的独裁者一样，都认为自己是站在公道与合法的地位上。他打算违背宪法从而使陆军得利，他就开始重新解释宪法；他特意做了种种无意义的细微的区别。他私下里也定会发笑的。有一件事是宪法里头不相符的三个内容，他就没法乘机而人，在这其中查找漏洞。在1848年，他曾经愤怒地亲眼看见被推倒的专制国家，如今又被建立起来了。他在议会上很坦白地说：“国家机器是不可能停止不动的，法律的冲突就会变作权利之争，无论是谁，只要他大权在握，那么他喜欢干什么就让他干什么去吧。”
　　将这句话换一个角度想，这句话的意思就是“强权是在公理之上的”——当要解决一些疑难问题时，俾斯麦是非常相信这句话的，然而他却不会那么傻，不会从自己的嘴里说出这句话。他为自己辩解说：“我并没做过什么，我只不过指出一件事实而已。”
　　俾斯麦就这样毫不犹豫地迈出了大胆的一步，这使他如同身处悬崖峭壁边上。随即他为上院布置通过毫不更改的预算，下院于是宣称这个议案是不合乎宪法的。俾斯麦站了起来，请议员们下午三点钟到宫里来。在宫里他对议员们宣称，君主已决定实行改革，于是解散了议会。所有的普鲁士报纸都为之哗然。有的要求对宰相应加以权力上的限制，保守党们认为还不如免了他的职务。议会解散后，只剩余十一个人，柏林人戏称，这么少的人真可以将他们装在一辆街车里头。
　　过了六个月，又召开会议，这一次俾斯麦采用了更毒辣的手段，当下报馆的议论与演说冲突得更为激烈。路西亚在一段文章中是这样描述俾斯麦的，他说：“他的大胡子还是褐色的，与他头上的几缕短发一样。他站在阁臣的桌子旁边，魁梧的身材显得精力充沛，样子很威严。他在闲暇间的态度、举动及言谈都带点挑战的样子。他将右手放在裤袋里，这令我回忆起那些在学生们奋战时性情暴躁的见证人。‘他在言谈举止中无时无刻不流露出挑战的意味。他现在讲话比第一个星期更加流畅，那时他尚未最终决定是利用议会抑或是反对议会来维护自己的统治。施勒策写道：”那时，他讲话时还略带点口吃，没有两句话是互相联贯的，那是因为他一个人同时要骑两匹马！“
　　现在他却趾高气扬地说：“政府认为需要宣战时就宣战，议院无权做出决定。”有一次他说：“普鲁士国（四年前的今天出生了一位储君，这是一件很让人注意的巧合的事情）尚未奉行它的使命，并不预备只作你们议院的装饰品而行事。”他说这话是在回月27日，他所说的储君就是君王的长孙，也就是后来的威廉二世。
　　过了若干年后，俾斯麦表示自己无论在哪一方面都远远胜过那些在议院里与他相对抗的人们。我们要在后来的五十年历史中寻找凭据——如同在今天看已经过去的五十年一样，一切都已成往事。从前欧洲所致力去建立的功业，在欧洲战事前后，在各国所发生的诸多事情，大部分都记载在普鲁士的少年进步党的计划之内，所要求的不过是“以君主为元首的共和制”，也就是英国的君主立宪制。进步党与他们的同盟（最早的社会民主党）就如同俾斯麦给莫特利的信中所说的那样，“才干是有的，不过却无从事外交的本事。”这帮自由党昨天还是受制于一个专制君主之下，并且国家同学识的积累增长是分道扬镇的，因此最初自然是缺少历练的。自由党的人们是有一定才干的，都受过高等教育，只可惜不是实干家，又缺乏创造性。这帮理想家们常常是坐在椅子上用两只眼睛看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现在在他们面前的却是一位真正的实干家，他能用更加深速的眼光细致地观察现在，尝试着用以往的策略来对付现在发生的一切。
　　进步党中以菲尔绍最有意味，他比俾斯麦年少几岁，外表文弱，生长于中下层的持人道主义的社会中。他勤奋好学，少年时比俾斯麦更有大志，同俾斯麦一样有很强的分析问题的能力。我们拿他三十岁时所写的信与俾斯麦在相同年龄时所写的信作个比较。（这两封信都是讨论大致相同的问题），我们不难发现，这位很早就声名鹊起的大博士、有名的科学研究家却比不上那位闲散的。虚无的、什么事都不想做的贵族公子。菲尔绍的思想是很空泛的，充满了妄想，也有些鲁莽的意味；俾斯麦却不然，他的思想全都是经过细致地盘算而得出来的。菲尔绍多次对他父亲说他有一种感觉，但却往往将这些感觉深深地隐藏起来——他所渴望的全都是感觉。他所自信的那些很强的感觉，却接连不断地被那些无法付诸实施的观念全部来自于外部的力量所扫荡一空，被某些潮流的东西卷走。“我是一个科学家，自然从属于共和党；因为要按自然律例所限定的诸多要求和人性的要求做事，只有在共和制的国家里才有实行的可能。”少年俾斯麦的信却是言之有物的，有甄别，信中常流露出一种傲慢之情，文笔带有很深的感触。菲尔绍的信全是临时的口头之语，由于他的官职起见，他答应不做那些在政治上捣乱的事，如同1849年3 月间，俾斯麦剃去了胡须，改变装束一样的合乎情理。这两个人到了三十岁时都变成半路出家的政治家，那时的俾斯麦不过是一个二等的地主，而菲尔绍却已经是一个病理解剖学的泰斗，况且菲尔绍还是一个少年医士的时候就已因发表过多场有影响的社会评论而名声在外。此后悍斯麦从国家内部情形出发研究政治有十五年之久，菲尔绍却潜心研究纤维病理学；后者虽有些政治上的天赋，却最终败给了一个了解欧洲国情的人，其实说起来这也不足为怪。
　　他们俩人时常在议会里辩论不休，彼此都认为这样做其实是徒劳的。当两个极赋天才的人却为一些互不相干的事在极力地糟踏自己与国人的时候，真让人难以理喻他们到底是怎么啦？
　　俾斯麦说道：“现在有一个人略微知晓一点解剖学，正面对听众口若悬河地发表演说。他在政治上对方才作演说的那个成员表示同情，私下里也与其人友好相处。然而对于解剖学，他却没有那位议员懂得多。在这些听众面前，这个演说家（辞令之妙也不如方才那位议员）可以很自信地说出几句关于解剖学的话。这个议员本来就是一位解剖学方面的专家，自然听得出这个演说家哪些地方说出了破绽，但是他要驳斥这许多破绽，是否只有在那些同样极为了解解剖学的听众面前才能将其驳倒？”
　　菲尔绍说道：“我但愿宰相能够获得那些欧洲的许多外交家们都极为看重的很高贵的地位，如同我在我的专业中所获得的成绩与荣誉一样。他的政策是无定规的，有人称他根本就毫无政策……他可不晓得什么是民族政策，关于民族政策他一无所知。”
　　俾斯麦反唇相讥：“我承认这位议员在他那领域中获得的地位，我也承认就此事而论他确实要胜过我。但当这位议员一旦抛弃自己所擅长的专业，且在未受过任何历练的情况下来侵犯我的领域时，我就要告诉他，就政治而论，他的见解我是并不看重的。诸位先生，我在想如果非让我说出口的话月p 么我说我的政治知识要比他强得多，我并非讲夸口的话（众人大笑）。这位议员说我不懂得民族政治，我且将这民族二字删掉，反说他根本不懂得什么是政治。据我看来，这位议员是没有任何一点政治知识的。”
　　这两人的唇枪舌战如同两个戏子在化妆间里争吵，各人夸各人是如何如何地重要，是如何如何地受众人的欢迎。没有什么比俾斯麦与菲尔绍的争吵更让人感到小气和斤斤计较的。有一次菲尔绍对他人说，他认为宰相说的话是靠不住的，俾斯麦听说后勃然大怒，非要与其决斗，菲尔绍写信告诉俾斯麦说不想与他决斗，这一次的主动挑战是俾斯麦少年时血气方刚的最后一次发作，这时他已经有五十岁了。
　　当他一旦大权在握、得心应手的做事时，建立起来的功业就更令人称道。西姆松这样评价他说：“这种政策是一个不是诗人的人在偶然间忽得灵感而作的诗歌。我们可以将俾斯麦比作是一个在绳索上跳来跳去的人，之所以有许多人称赞他月B是因为他不会从绳索上跌下来。如果我们对所有跳绳索的人都这样赞美的话，是不会合每个人的雅好的。”俾斯麦说：“我大可不必对雅好与正当这两个问题讨论。”
　　他就是常常运用这种手段来对付他那些对头们，但是当他一旦要动用国家这个利器时，就显示出他是一个富有阅历的人，许多国家大事是可以用一些势力的因素来解决。俾斯麦认为冲突的最好结果就是运用独裁制的可能，其实是因为他并不想，或者说是不再去想二十五年前所渴望得到的皮尔或奥康尼的地位。像他那样的自信和他那样的把持政权，其实是一个独裁者的属性。所以当他在后来约有几十年的立宪政府的时候，他觉得不如那冲突不断的四年间做起事来那样顺手。凡是与民众权利有关的事他都是毫无顾忌的；他觉得同从前的猎熊一样，不晓得什么是危险。在“这样沉闷的国中如同普鲁士一般”还能有这样冒险的事，他很为自身暗暗庆幸。
　　参政们的仇人们现在开始报仇了，从前没有哪一个政府元首像他那样在用人上如此劳心，因为无论是什么人，只要是他认为思路不够规矩的都被罢免。他一到任就立即开始清除那些在司法界和行政界有自由见解或是被怀疑为有自由见解的人，在最初的四年间，就有一千多名官吏被免了职。当进步党的议员替那些被免职的官员们求情，下一步该免职的就轮到这些议员头上。乡团的自由党军官们被罢免，市长、市政厅参议、彩票员、银行办事人员。公用的种痘人都被扣除一半薪水。司法界的官员们有的受了惩罚，有的被减了薪水，有的还被取消了养老金。
　　最后他才开始集中力量对付报界。他学习俄国，颁布了报馆条律，比拿破仑的政策还要残酷得多。有一家报馆刊登了一篇抨击政府的文章，他认为仅让其停版几天难解心头之恨，他给这报馆列出种种罪状，责令让其永远禁止出版。当他做这些事的时候，都以所谓的道德的名义作装饰品，还要引据一些宪法的条文作扶助，以使“近年来由于党派或感情的潜人人心的并非出于自然的激动，将让步于比较安宁与较少成见的心境。”俾斯麦最后一招就是称他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上帝和道德让他这样做的，这样君主就会相信他这样做也是比较合乎公道的。而且他也只有同样的解释才能让乔安娜满意，因为她的母亲还健在，这位老太太在精神方面的追求还是与从前一样，俾斯麦至今还记得这位老太太关于匈牙利革命给她女儿写信的内容，并且他也记得当初是怎样答复她的。他用不着以这样的借口来宽慰自己的良心，他看不起这许多人，只要他掌权，能驯服他们就足以让他十分满意。
　　相对于自由来说，俾斯麦更热衷于权力，就这一点而论俾斯麦是一个德意志人。
　　四、奥地利受挫
　　整个德意志看见普鲁士国内的冲突都非常高兴，然而这种冲突却使政府的势力日益巩固。反动派的一些小邦们主要让议员们辩驳预算。博斯特将在萨克森，为民族之战而任由民间举行庆祝活动，并且任由少年的特赖奇克激烈的演说去鼓吹德意志自由，以激怒他那在柏林的同事们，维也纳显得尤其高兴。西摩林赞助一个立宪计划；勒克堡找出德意志问题的解决办法；有一个从前当过革命党的“平民”受到了绞刑，因他发展了一个为自由与正统主义的计划——用这个计划可以使奥地利与德意志在十分钟之内就可言归于好。
　　哈布斯堡朝代的心脏开始跳动，这对那些革命的波兰人来说极为有利，那时他们看到俄罗斯与普鲁士正在订立同盟。1863年春天，波兰反对俄罗斯之所以得手，一是因为戈尔查科夫在俄都网络了一批亲波兰派，同时也是由于那些顺应西方自由趋势的使徒们，能够在民族自由的口号下，掩盖着他们反对俄罗斯的真实意图。拿破仑三世也对自由表示出极大的热情，因为法兰西妇女们都喜欢肖邦那激动人心的令人痴迷的爱情音乐。不久这件事变得很紧张，居然还有下最后通碟的消息，如同在1854年那样。也许在普鲁士的手中有最后的决定权。俾斯麦正在做些什么？此时他立刻同俄国皇帝订立了陆军条约，要夺取这个机会，紧紧地拖牢沙皇。
　　英国大使对俾斯麦说道：“欧洲绝对不会让普鲁士帮助俄国。”
　　俾斯麦很平静地问道：“谁是欧洲。”
　　“诸大邦们。”
　　俾斯麦接着问：“诸大邦会联合起来吗？”大使不作声！俾斯麦花了十二年的功夫才想出这种局势，这个局势在三次重大的危机中会导致相同或相似的联合。他会在晚上花好几个小时细细斟酌所写的一百多篇提要、报告与书信判断这种局势会出现的种种可能。现在他就如同一个象棋国手一般迅速、果断、自信地施展他自己的布局。
　　自由党在议会中大叫道：“俄国人宣战，我国的政府却不顾四五千万英里的面积会遭受战事摧残卜…普鲁士人罕有为这样的一宗政策而流血卜…我们被卷人以人为猎的惨事中去，这种牵累是何其的无谓，这会令全欧洲所厌憎！”当特韦斯膝、沃尔德克及菲尔绍等发表这种演说时，俾斯麦就会很客气地问：“一个独立的波兰，肯不肯让他的邻国普鲁士得了但泽与杜伦……不惜将国家利益让与别国，这是一种政治上的疾病，是德意志所独有的。”
　　这两句话使这两件事形成鲜明的对比，就外交而言，俾斯麦是正确的。他所要做的事，反对波兰是次要的，主要的是与俄罗斯亲近。一个中兴的波兰很可能与俄罗斯及法国联盟以危及普鲁士。但是如果普鲁士不让俄罗斯对波兰担忧，并给以一定的帮助，亚历山大就难以在当普鲁士与奥地利作战时帮助奥地利。俾斯麦很便宜地就会买到俄罗斯的友谊，他的办法并非要付出一场战争的代价，或者是任何流血，不过是签一个字，被波兰商人仇恨罢了。他从华沙接到一封宣布他死刑的信，是装在一个盒子里用黑白带子捆的，另一封是从巴塞罗那寄来的，上面这样写道：“革命宣传委员会，已传你到堂接受审判。委员们一致同意定你死罪，决定于下月第一个星期内执行。”
　　俾斯麦一生不知畏惧为何物，这是他武士精神的最好体现。他就是这样勇往直前、孤身一人、坚定不移地向着目的地前进。如果没有这种精神，他就无法将两院的恐吓、君主的疑心、王后对他的反对、请朝廷的恶意攻击、许多大使的阴谋、外国革命党给他定的死罪、还有不久就要发生的狂妄理想派的手枪事件，这诸多障碍置之不理。假若他的根基并不稳固，假如他所做的事都是错误的，他的胆识过人仍是德意志人文官的榜样，也是诸多有胆量的人的模范。在他以后，许多领袖及诸王侯们皆因缺乏这种胆量而变得悄无声息了。
　　维也纳讲阴谋，波茨坦讲胆量，如今维也纳的人们倾向于虚张声势的恐吓，当他们那些日耳曼兄弟狂怒咆哮时，奥地利的大臣们打定主意对此付之一笑。当他们读到俾斯麦的计划时，他们已经开始微笑了。俾斯麦到任不久就曾对克罗来伊说道：“我们两国的交情，不是变得更好就是变得更坏，这一点是在所难免的，普鲁士是愿意我们的交情变得更好，但是如果贵国的内阁却不愿迁就我们，我们就不能不考虑别的可能，并为之作准备。……奥地利能够选择或抛弃它现在的反对普鲁士的政策，或抛弃一宗有名誉的条约的观念。你要相信我们，我们更想保护你们。你们若是不理睬我们的话，不理睬我们的想法与期望月p 么我们想要做的事就是使你们相信，你们的选择必定是大错。”自从脓特烈少年时代以来，还未曾有过一个普鲁士人对奥地利大使说过这样的话。虽是如此，这位克罗来伊骨子里还是极为称赞这位宰相的，况且他是个匈牙利人，犯不着做这无谓的争吵，所以他很客气地以问作答，说道：“我们在什么地方找赔偿？”
　　“最自然的办法就是你们把重心移到布达佩斯。”俾斯麦用一句极其聪明的话就把这位伯爵的嘴给堵住了，因为克罗来伊是个比较好的匈牙利人，必然存在着这种想法，只不过不好说出来罢了。不久之后俾斯麦又对另一位维也纳派来的大使说：“我绝对反对用兄弟们‘自相残杀’这个字眼，我所承认的惟一政策就是一种不调解的政策，一拳对一拳，重重地击打。”这种话传到维也纳去会产生什么效果呢？维也纳的大臣们微笑着说：“那个人得了很重的精神病。”
　　奥地利的策略就是要更换德意志联盟的形式。要设立五个总理，以奥地利为正主席，普鲁士为副主席，此外还要设立一个无权力的代表议会，由德意志诸议院选派。当俾斯麦以退席进行恐吓时，奥地利并不占优势。现在奥地利开始提议宣召全部的王侯，然后在法兰克福召开会议，这样一来，他们就会觉得自己的位分提高了一些。“我们都是上帝恩赐的王侯们，一切将由我们来商定。”弗兰茨约瑟夫忽然拜访威廉。在加斯泰因作他的贵客，难道来加斯泰因拜访老年人来挖掘矿泉吗？他提议成立一个帝国议院。议院有王侯们的议院，还有一个人民的议院。奥地利皇帝请普鲁士王跟他同去王侯们的议会，这个会议很快就要在法兰克福召开，其他王侯们也已经应邀赴约。老王威廉很想去赴会，这令弗兰茨约瑟夫很是高兴。
　　可惜这位很让普鲁士王痛恨的宰相，即使是在奥地利的山中，也不肯离开老威廉半步。俾斯麦晚年时写道：“1863年8 月2 日，我正在加斯泰因，此刻我正坐在一颗松树底下，在我的头顶上有一个长尾白头翁的鸟巢，我手中拿着一块表，正在计算二分钟内这两只白头翁会捉几次虫子给小鸟吃。当我正在冥想这种鸟会有何用处时，突然看见山溪对面威廉正一人独自坐在板凳上。”他回家后就看见君主来了一封信，让他去讨论奥帝来访一事。“这真是太迟了，假若我少花点时间去研究那些自然景物，早一点看见君王，那么奥帝的提议在他的心里留下的印象自然是不同的。”
　　“首先，他未曾看到这样的突如其来的邀请，这样短期的邀请实际上是毫无礼貌的。也许是因为奥帝的提议，这就意味着诸王侯的一致同意，所以威廉老王会觉得很高兴。……伊丽莎白皇后也逼我去法兰克福，我回答说：”假若君主决定要去的话，我也会同去，替他做些事情；不过这之后我就不再回来当宰相啦。‘这位王后对于前途显得很没信心，不再劝君主反对我的见解，我费了好大的劲才将君主劝住不再去法兰克福。当我们到达巴登的时候，我心里还想他一定已经相信我的见解了，不料一到巴登，萨克森王就以全部王侯的名义再次请君主赴会。我的君主觉得难以再次推脱，他屡次说，有三十多位在位的王侯们——还派了一位国王来当信差！……哦费尽了力气，弄得满头都是汗水，最终才劝住他。他躺在榻上，不由得流出了眼泪。我为了使他坚定地拒绝到会也使出了浑身解数。这时我已精疲力竭，差点就站不起来了。当我走出那间屋子时，身子晃得很厉害、脚步不定，精神状态也乱得很。当我从外面开门时，竟把门把手给弄断了！“当他将这封信辞不人会的信交人送走时，将一个盛有玻璃盅的盘子打落在地。”只有这样，我才能释放一下自己！“
　　这样一来，俾斯麦与威廉的冲突就在所难免了。俾斯麦拿话来恐吓伊丽莎白的母后，说君主简直一点也看不出来奥地利是在讨他的便宜。俾斯麦慢慢地使他明白过来。当普鲁士的宰相正在观察那一对长尾巴的白头翁时，他一半是个自然科学家，另一半却是个手握大权的执政家。当他正在算计小鸟们要吃多少只小虫子时，君主却正在与奥帝商谈。四个星期之内（倘若弗兰茨约瑟夫称了心愿的话）威廉又会在德意志诸王侯中坐在第二把交椅上。老王威廉因为他们派了一位君主来当信差请他赴会，他却不得不推辞，所以难过地流出眼泪来。就连俾斯麦这位铁打的人，虽然劝说君主成功，却也累得了一阵子的精神病，且必须打碎点东西才能够呼吸。一个是世袭君王，一个是宣誓效忠的大臣，现在他们俩个人开始构建一座宏大的德意志大宅，眼前却有许多障碍，好像他们永远都不会成功。
　　这就是奥地利要在德意志仍坐第一把交椅的最后一次尝试，随后就发生了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事件。
　　五、犹太人拉萨尔
　　那时，在欧洲无人能与俾斯麦的睿智相匹敌，并且这时的帝王们既缺乏想像力，也缺少实干精神。弗兰茨约瑟夫缺乏阅历；拿破仑三世的精力已消耗怠尽；亚历山大又太笨了；威廉、维多利亚。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等诸王都是中等之才，缺乏实施自己决策的能力；格拉德斯通与狄斯累利都不掌握实权；戈尔查科夫太好虚荣；加富尔虽有真才实学，名声威震四方，然而在俾斯麦登台时，他却刚刚去逝。只有在普鲁士还有一位有天才的人，这个人就是拉萨尔。他虽然没有很大的党派作后盾，并且是一个革命派，也没有一些吸引他的大对头注意的观念和势力，他却很快赢得了俾斯麦的认可，之所以将他们两个人拉在一起的不是别的，而是同为天才的巨大的磁性吸引力。
　　俾斯麦是心思与体魄都非常强健的人，他花几十年的时间才走到今天这个状况，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是一个实于家，以实干代替空洞的理想，他对待任何事情，只看重事态的轻重却不甚看重观念。在这个实于家豪情万丈准备大干一场的时候，他已经快年过半百了。拉萨尔看上去是一个风度翩翩、性情柔顺的男子，好像一匹被驯化了一半的阿拉伯马。他的脸型瘦长、两眼炯炯有神，虽刚刚超过四十岁，却好似什么事都已做到了尽头一般。作为一个大画家，他所有的激情都消耗到他那奇异的画笔之下，他是一个有想像力且富于思想的人；他从一个理想的梦幻世界逃人到这个现实而功利的世界里，在这个现实世界里，他还是运用那些善于辞令的语句与别人打交道，而并非用拳头。他的两眼永远盯着未来——这就是拉萨尔。俾斯麦是地主阶级的代表，经过冒险的少年时代之后，他回过头来看他那合乎流俗的生活，这是由于他的阶级本性所决定的。在他掌握国家大权时，是不讲求什么道德情操的，只要是有利于他的国家，无论是与哪一个民族、无论是与什么政体的国家，他都可以与之联手的。拉萨尔是个犹太人，是个无国籍的人，他的少年时代是极为艰辛困苦的，而他正是从这种逆境中慢慢地爬上来。他与他自己的阶级作战，同他的承继者们发生冲突。他受自己情绪的煽动，使他为并非养育他的祖国而奋斗，使他为他所不属于的阶级而奋斗。当俾斯麦开始做事的时候并没有做出什么牺牲；而拉萨尔却无论做什么事都会孤注一掷。俾斯麦凭借职务的升高而逐步巩固自己的地位；拉萨尔却身限囹圄丧失了本属于他的自由与健康。俾斯麦三十二岁时就开始过上了他的门第所给予他的那种生活，而在这时候拉萨尔只有二十二岁，却在开始全部抛弃他的门第所给予他的生活。
　　这两个人有着两种完全相反的生活方式，却被同一种激情所感动。这个社会党的犹太人与那位波美拉尼亚的贵族公子都有着一副挣挣傲骨，并且胆识过人，也都愤世嫉俗。在这两个人的心中都是由于这种动机产生揽权的渴望。这两个人都不晓得什么是害怕，都不肯迁就于自己的上司，都不会实实在在地恋爱。俾斯麦特别痛恨势力强大的奥地利，痛恨程度甚至超过对并不强大的普鲁士的热爱。拉萨尔极其憎恶第三等级，超过对第四等级的同情的程度。故而俾斯麦在那群普鲁士贵族少年中，既不想要什么朋友，也得不着朋友；拉萨尔从最下层中爬上来，既不找朋友，也找不着朋友。俾斯麦并没有去过那种常常出入宫廷的那些人们的生活。这两个人都痛恨他们所属的阶级人们的器量陕隘，而且他们都好讥讽、好骂世。
　　侮斯麦喜欢插手一些国家大事：他喜欢为君主做事，拉萨尔却喜欢为民众做事。俾斯麦就好像生活在一座坚固的城堡中，虽固若金汤，却常常听见头顶上有着一个人的脚步声，他的命运注定是要在这人的控制下生活。拉萨尔虽听不见头顶上有脚步声，但是他的城堡却是架在空中，这将会在今后许多年里使他的神经处于飘摇状态。俾斯麦是在与诸列强下棋，而拉萨尔却不过是一个戏子而已，为自己应表演何种动作而冥思苦想。所以，由此可以得出，俾斯麦是被胸中所怀的大志所影响，拉萨尔却是被虚荣所影响。所以拉萨尔能够以成功和期望为乐事，他在这其中能看见更远的将来，超过俾斯麦所能看到的；俾斯麦想要得到的很少，他看重的是事实而非表面的东西，所以他会很注重培养自己的忍耐性。可以从比较中得出这样的结论：俾斯麦的寿命必定长于拉萨尔，而拉萨尔享受的快乐时间也必定多于俾斯麦所能够享受的。
　　他们俩人一见面，在世人尚不甚了解他们各自的价值之前，彼此就已了解彼此的价值。假若俾斯麦和菲尔绍决战而死于1863年，他的名声就决不会大过拉多维茨，这个人如今早已被人们所淡忘。拉萨尔虽比俾斯麦小十岁，然而一开始做事，就死于同别人决斗中。他这一死，好像他所做的一切都随他一道逝去。谁知这“拉萨尔”三个字至今仍被许许多多的人民所崇拜。他的死去却使他更加扬名四海，因为他想实行他的理想，但是实行那一天却不知何时才会到来？俾斯麦已达到他那明确的目的，他的功业仍是纯粹德意志的。
　　促使这两个人会面的就是同市侩派们的斗争。俾斯麦需要凭借势力来反对宪法；拉萨尔却是靠发动民众。俾斯麦手中有权势这把利器，他把这把利器强行加给民众；而拉萨尔却是有民众听他指挥，民众在那儿大吵着要这种利器，拉萨尔却无从给予他们。他们俩人都想当独裁者，指挥他人；他们都厌恶自由贸易，无论是货物还是理想，都厌恶那些主持自由贸易的自由党，在这一点上他们俩人的格言还是极其相似的。1862年9 月俾斯麦说道：“权力问题很容易变作势力问题。”1862年4月拉萨尔这样说：“宪法问题其实不是权利问题而是势力问题，这些用条文写出的宪法只有在充分表达当今社会中诸多有关势力方面的问题时，这样的宪法才能显得宝贵并且持久。‘当拉萨尔由于说出这句话而受到别人的攻击时，他对此的答复很有些像俾斯麦。他说他并非是要将强权加于公理之上，他并不是定一条伦理学的假定，不过是记载一件历史事实。拉萨尔的感觉是与俾斯麦相同，都是很强固地趋于强权的政治，所以他在一本戏里头，让西金根（其实就是他自己的影子）这样说道：”只有利剑才会有这样的力量，它可以使所有伟大的事业、所有我们所追求的幸福如愿以偿。“
　　既是这种情况，我们就会毫不惊诧普鲁士的伯爵们在上院与他一致同意；我们也不奇怪《十字报》这样写道：“这是一个实在的人物；自由党既无刺刀，又无拳头，也没有天才之能来打动别人。”因为这时反对党的目的，只在于将工人拉到他们这一边来月「诱他们脱离进步党。有一个保守党成员这样问道：“我们能责怪工人们不扶助并不为他们办事的政府吗？”俾斯麦立即将这个意思付诸实施。他派一个委员团去专门研究有关养老金的问题，改善工人的生存环境；他还请议员们“讨论一个问题，国家处在如同雇主的地位上，是否能够先作个榜样，制订作工章程，好让其他的雇主们有个依据。”他接着往下说，在尚未辞退工人之前就要事先制订好有关工人的薪水标准，公断工人间的纠纷，成立工会组织，为工人制订医疗保障制度。在他当上宰相的六个月之后就有这样的社会计划，在1860年与1870年之间，当时在欧洲还没有哪一个地方有这样的规划。俾斯麦的这些做法都是与拉萨尔的要求相符。
　　你斯麦之所以这样做并非出自一颗爱民之。D ，而是出自于对中产阶级的痛恨。因为国人反对他的政策，他也曾尝试过介绍给民众社会改良的观念以收笼民心。那些富足的雇主们在议会中宣称他们自己是人民大众的朋友，拉萨尔在他的书信中和他的演讲词中极力地反对这帮人，怒斥他们的双重的道德标准。听了这些斥责的话后最为心喜的莫过于宰相俾斯麦了。这时已经有人说拉萨尔才成立德意志工人联合会，原反对党的傀儡布赫尔关照他说：“你要小心！就事实而论，你这样做是在帮政府说话。现在让你出头讲这些话，不久他们就会收拾你的！”
　　拉萨尔同俾斯麦一样都是在革命时代生长的，这就在他的性格上留下了一条永远洗刷不掉的记号，他办事从不对他人设防，从不问他的同盟们是从属于什么政党，只要是他的仇敌的仇敌，他就同他们携手。他是一个社会党人，却胆敢当着公众的面去亲近那个受众人指责的外交总长。这两个人对于外交政策的许多见解常常是不谋而合的，拉萨尔要一个统一的德意志，他的这种想法却是在俾斯麦之前。在1849年间有许多身穿官服的人从法兰克福来到波茨坦，想为日耳曼寻求一位君主，拉萨尔讥笑他们这样做是只是徒劳往返，为什么不简单地颁布敕令说明有日耳曼存在。因为他的眼光只放在群众身上而并不在诸王侯身上，他认为德意志统一只是个种族问题，而并非朝代问题。从1850年到1860年整整十年间，促使俾斯麦成了一位职业议员，使他在1860年写了他那关于德意志议院的简报；同时拉萨尔承认不必剥夺请王侯的土地也有德意志统一的可能。他与神斯麦都一致赞同反对奥地利一匈牙利，他们认为这两个国家的二千六百万人民并非属于德意志种族，他们会阻碍德意志的统一。这两个人对于这个问题是殊路同归的，因为拉萨尔并没有见俾斯麦的诸多著作，从而建立起自己的见解，用以对付奥地利。
　　对于拿破仑三世，拉萨尔与俾斯麦两人的态度又是相同的。拉萨尔虽然反对拿破仑三世的专制，但是一旦到了危急的时候，他是宁愿与法国联手来抗击奥地利，而不愿与奥地利联手来反抗法国。拉萨尔所发表的公函与傅斯麦所写的私人信函确实有相同的效果，他在公函中这样写道：“拿破仑三世若是按照南方的民族主义而对欧洲进行重新划分的话，我们在北方也应该作同样的事；假使他解放意大利，我们就该夺取什列斯维希；普鲁士只有这样才能够得以洗刷奥尔米茨之耻。……普鲁士若还是犹豫不决，作观望状，那不过说明了这个君主国不再能解决一件民族的事情了。”拉萨尔与俾斯麦所不同之处就在于，拉萨尔会动辄将民族派的招牌亮出来，这对于他这个捣乱家来说是大有稗益的，而俾斯麦却是一个外交家，民族派的招牌对他来说是无甚用处的。而且拉萨尔原师从于黑格尔与费希特，所以他的理论与言行多带有哲学的基础，这就大大超出了以马基雅弗利为师的俾斯麦的需求。拉萨尔称：“这个玄学的民族，这个德意志民族，得了这个大锦标，得了这个至尊无上的历史名誉，这一切都是要感谢那充分的、主观的和客观的历史符合整个民族的发展，因此就能够从简单的、精神上的民族观念为自己创造一个新的王国，因此能够通过思想而产生客观实在的物质。这样的一个过程，就很像上帝创造世界！……今天的这件事变作一种宗教，在德意志统一的这大的、人心所向的招牌下，这件事激动每一个高贵的德意志人的心。当整个德意志都在鸣钟欢庆德国诞生的那一天，我们也在同一天欢庆贺费希特的正节，这是他的精神与物质结合的佳节！”
　　俾斯麦对拉萨尔的文章的装模作样的派头表示出极大的宽容，他将拉萨尔的这篇文章牢记心头，并从中推敲出自己的结论。他也曾经读过这位新领袖恭维他的话：“悍斯麦对于宪法有着极为准确可靠的知识，这一点是毫无疑问的。他的许多见解与我自己的诸多学理完全和谐。他很了解一个国家的真实宪法，他对此的了解并非是从写在纸上的文字得来的，而是从客观现实的环境中得出来的。”没过多久，拉萨尔虽然在莱茵地区的一次规模极大的会议上当众大胆地说：“进步党在同法兰克福的诸王侯们调情，以使俾斯麦坐卧不安。……假若我们要同俾斯麦交换一下子弹的话，即使在开火的时候，公理也会强迫我们说道，‘他是个真正的男子汉，而其它人都不过是些老太婆’。”
　　俾斯麦尚未读到这些话时就从索林根收到拉萨尔的电报，拉萨尔称那里的官兵们禁止他开会，他在电报中写道：“身为进步党的市长带领十名宪兵，每人都佩有枪支和刺刀，蛮不讲理地解散了我所召集的工会。我对他们这种不合法律的做法提出抗议，但抗议无效。参加集会的工人有五千多名，我费了好大劲才使他们不以武力反抗。请您尽快给予一个合乎法律的满意的解决办法。拉萨尔。”
　　说来也巧，这封电报来的极是时候。因为几天前俾斯麦正在动用手段反对诸王侯的议会，会上曾为德意志联邦会议要求介绍普遍平等的选择权。他将这封申诉不满的信交给司法官们。拉萨尔为此专程谢访。在后来的1863年到1864年冬天的这段日子里，拉萨尔拜访过俾斯麦不下十几次，也许次数还要多一些，每次见面他们俩都会谈好久。许多年后，他也十分乐意对别人谈起他与拉萨尔的交往。一次在帝国议会上他这样说道：“拉萨尔的个人魁力在许多地方深深地吸引着我。所有与我交往的人中，我认为他可以称得上是本领最强、为人最和气的，他胸怀大志。……我们常常是一谈就是好几个小时，每一次我都极为痛恨谈话的告终。……我猜测他对我的印象也相当不错，认为我是一个有睿智且愿意倾听别人说话的人。”
　　这是两个堪称当代最有魄力的德意志人的谈话，谈的是这样一个重大的问题，那就是德意志是否可以以王侯为单位而统一呢？亦或是以民众为单位而统一呢？他们两个人的谈话都与那些根本改革派所说的非此即彼的办法相分离。拉萨尔如今看出德意志共和是根本不可能的，俾斯麦也不希望实行只创立诸邦王侯的联合会。他们在私下里也都不认为被自己视为最有利的解决办法只是一腔空想。
　　俾斯麦说：“你为什么不同保守党联手办事，是因为你们的人几乎没有什么可能被人选吗？我们的利益与你们的利益是并肩前行的，你从你的观点出发而为之奋斗，如同我们从我们的观点出发并为之奋斗一样，都是要反对那些市侩派们企图夺取政权。”
　　拉萨尔答道：“大人，只是这一次劳工党与保守党似乎有联盟的可能；我们并肩前行，然而我们并不会携手走得太远，也许以后我们会很激烈地反对对方。”
　　俾斯麦说：“我明白你的意思，我们之间存在的问题就是我们两人之间中哪一个能够同魔鬼在一起吃樱桃？这我们将来就会晓得！”
　　就事实而言，他们俩的争辩与拉萨尔的计划内的两点有关，却都是俾斯麦为自己的利益起见而想实行的。在此之前，他曾就国内人人享有选举权而发表自己的看法，他说：“在一个国家里有许多关于君主制的传说。忠于君主的信念会使自由派的市侩们的势力宣布告终，而导致人们公举君主派的代表。普鲁士人民是忠于君主的，只是那些选举章程人为地作了限制，阻止他们发表自己的真实见解。”俾斯麦认为现在向普鲁士介绍普遍选举尚为时过早。倘若他走的太慢，拉萨尔就会走的越快。拉萨尔尝试劝说俾斯麦介绍普遍选举，不仅仅要向德意志介绍（届时再介绍——因为这两个人都相信必定要先有一场大战，然后才能重整德意志联邦制）而且要用一道敕令，立刻将普遍选举这一观念介绍给普鲁士。然而俾斯麦认为这样做时机尚未成熟。
　　拉萨尔给俾斯麦写信说道：“我该怪我自己，因为昨天我忘记了一定要再说一遍有关选举权资格的事，一定要将其推广给全部的德意志人。这对政权来说是一件巨大的利器！这样才可以真实的道德征服德意志！至于有关选举的技术而言，昨天晚上我又读了法国立法史。这种技术对于我们的地位来说是无任何价值的，即便如此我也很想经历一番，现在我可以给予你所想得到的东西——‘有符咒的灵验秘方’，这可以阻止人们规避投票与分散选举票。我绝对相信我的建议是很有效力的。我要同你讨论的选举技术和其它一些要事。我静候你的约见，恳求你约见的时间最好安排在晚上，并且一定不要让别人打扰我们。”
　　在这封信中透露出二人的一些亲密的语气，并很显然能从中看出这次约见是谁最先提议的。让我们想像一下，一个虽有四十多岁但仍较年轻的人给一位尚未到五十岁的较老者写信，然后他们相约见面，其时俾斯麦正躺在一把交椅上，边吸烟边倾听那位热心客人的谈话，随后俾斯麦企图用一句戏语如“有符咒的灵方”来激恼拉萨尔。在这封信里，有多处显示出这两个人都极为爱好的精神决战。这封信写过五天后，就发生了一件事情，这件事情打乱了他们二人的交往。这件事就是普鲁士开始攻打丹麦，拉萨尔变得更加焦虑不安：“我原本不想再烦扰你，不过由于环境所迫，我却不得不这样做，请你务必原谅我。上个礼拜三我曾给你写信说我有你所需要的有‘符咒的灵验秘方’，我想我们下一次的谈话应该得出一个定论，这是刻不容缓的，我将冒昧地于明天早上八点半来拜见你。”
　　这个人竟是这样地热心，这件事对他来说有着无比巨大的吸引力，吸引他一直向前，可要将他引人他所从来不敢期望的境地！可惜俾斯麦此时正在打他的仗，看来这个普遍选举权的问题只好暂且后置了。
　　又过了几个星期，拉萨尔却由于被指控为大逆不道的谋反罪而站在法庭受审。他在最高法院上说道：“我不仅仅只要推翻宪法，也许用不了一年的时间我就完全可以将其推翻。我能为此而孤注一掷！如今牌都摆在桌子上呢。因此我在这个严肃的地方告诉诸位，很可能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俾斯麦将如皮尔一样，实行普遍选举与直接选举！”
　　皮尔这位英国政治家的名字，似乎有一种庄严的回响，但在法庭上却没有一个人能听得出其中另有的意味。拉萨尔以其独有的睿智，用这样精彩的话来剖析了这位无人能够理解的宰相。他说出二十五年前移斯麦所奉为模范的人的名字，从前降斯麦称他之所以不愿作官的原因，那就是在普鲁士他无法作皮尔的角色。这两句话是俾斯麦在二十五年前的一封信中写到的，只有他的几个亲戚知道这封信，其余的人却是不晓得的，也许写这封信的人自己也不记得了。但是他却晓得以前他的确是常常将皮尔、奥康尼、弥拉波等人装在心里的；当他读到这位犹太革命家是如何大胆地为自己的反政府罪行辩护时，俾斯麦是从内心里敬重拉萨尔。俾斯麦的心声拉萨尔自然是无从得知。
　　俾斯麦有两条计划是跟着拉萨尔走的，拉萨尔这位社会党人引导这位反动派的宰相按他自己的意志行事，引导俾斯麦扶助生产合作社，要求政府给予一亿元扶助款，并且还要大规模地创办国有事业。拉萨尔的意图就是要按照新的马克思学说来建立一个社会主义国家；俾斯麦的目的在于扩展国家权力，用以巩固这个君主国。这两个问题与那个普遍选举权问题是相同的道理，都是要用相同的方法来达到不同的目的。过了许多年俾斯麦谈论起这许多方法时说：“这是一些重要且颇有深度的方法。”但是如今他只不过感谢拉萨尔送了他一本有许多新的发展观念的小册子罢了。
　　但是俾斯麦这样做却并不能让拉萨尔满意，他认为俾斯麦应该将这本小册子送给皇帝，以便让威廉也能够晓得“什么样的国家还会有什么样的未来。”现在他却变得真正有些让人心烦，为了这件事他竟要求见宰相。他的态度显得有些急躁，这令俾斯麦很不高兴。俾斯麦并未因此而打断与拉萨尔的交往，不过从此之后他们的交往却比以往发展缓慢了些，直到有一年发生那次导致致命伤害的决斗之后，俾斯麦就再也未见拉萨尔。
　　到了春节，拉萨尔的活动却是更加频繁，他亲自组织了西里西亚的穷苦纺织工人们所派的代表团与君主会面。这在普鲁士的历史上是一件绝无仅有的大事。当这个代表团与君主会面之后，在前厅遇见了俾斯麦。他问了这些职工们好几句话后说道：“我想你们下个星期恐怕还是吃不到烧鹅这样的大餐。”那些可怜的职工们，站在大厅里瑟瑟发抖，简直像一群乞丐，惟恐自己在君主的金殿里那光滑的地板上滑倒。随后宰相同他们聊了一会儿，说了几句带有恐吓色彩的俏皮话。这时俾斯麦犯了一个错误，他的这几句俏皮话本意是想借机拉近君民关系，然而如今却使君民的隔阂进一步加深。拉萨尔的住宅装修得极为华丽，当工人们去拜见他时，这些工人们站在昂贵的土耳其地毯上和那些石雕像之间觉得手足无措，很是不安。这些穷苦的人民看见拉萨尔在各种演讲的场合上都会穿有一些新颖华丽的背心，这使他们很不舒服，认为拉萨尔与他们并非同类。
　　但是俾斯麦却用很严厉的手段来限制那些官吏们的许多社会特权，他要求新近成立的工党附合他，并且他还要同四个社会主义的著作家保持密切关系，当然除了拉萨尔之外。这四位作家中有一位就是布赫尔，他曾经因反抗纳税而被贬出境后又被赦免回国，后来便成了《北德报》的诸多办事人之一，这《北德报》是俾斯麦的政府机关报。另一位是布勒斯，他曾写过一首诗，诗曰：“我们用红色来绘画，我们画得很美，因为我们是在用专制家们的血做颜料！”他也在《北德报》里作事。李卜克内西到这家报馆则是在布勒斯之后。俾斯麦委托布赫尔去请马克思人这家报馆马克思却不肯从命。李卜克内西不久就离开报馆，因为他知道布勒斯受了政府的贿赂。布赫尔在报馆里整整呆了二十年之久。当我们看见俾斯麦作这样冒险的尝试，从他敌对的阵营里招募新兵时，我们仿佛又看见那个疯疯颠颠的贵族公子的身影。
　　俾斯麦是国家社会党的一员，有一次一个地方行政长官在处理关于西里西亚纺织工人的穷苦情形时，只听雇主的一面之辞，让俾斯麦大为恼火。他问这位长官，为什么办事不站在公道的立场？如果是公道办事，就能够正确处理这些事情，而不应只听雇主们的一面之辞，和他们一个鼻孔出气。俾斯麦认为这个人缺乏断事之才，于是提议革掉他的官职。随即他又派一个委员会专门研究工人工资问题、养老状况及其它一些帮助工人的方法。工人这方面的需求“需要一个能明白事理的人仔细倾听，这个人还必须维护工人们的利益以反对雇主。”同时俾斯麦还劝君主自解私囊，拿出七千元钱，按照拉萨尔的计划，试着发起一个生产合作社，以便“可以广泛推广这种作法，尽管会花费许多人力物力，但是我们从中也可以多长些阅历。”这个合作社是需要注册的，并且享受行动自由。这一点是促发工人积极性所必需的，享有了这种权利，就可以使工人既可拿到工资，又可以得到卖出货物的余利。俾斯麦痛恨自由党，又盼望有一个新的同盟，就是这样才变为普鲁士的第一个国家社会党。
　　这年夏天，为了一件名誉的纷争拉萨尔决定同别人决斗，最终死于一个游手好闲的人的枪下。在政府宣布反对国家干预社会事务时，俾斯麦在报告中插入一段文字：“织工们的食品多以洋葱汤加盐的稀饭为主，只有很少量的肥肉，咖啡也已减少到最低量，这些仅够他们养命。”报告中称，由于各处都争相效仿，向国家求助援救，国家是不可能—一照顾到的。俾斯麦读到这里，停下来大笔一挥在旁边注道：“难道国家就仅仅因为这个理由就不再帮助了吗？国家能帮助！‘俾斯麦就是用最后这五个字表达他所有的发展的意志。这五个字就是他与拉萨尔常常讨论的回声，也就是那年冬天，拉萨尔所引诱他讨论的。
　　六、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问题
　　“我现在虽是在这里当宰相，但只不过是箭房里尚未射出的最后一支箭。若是你肯担任这样的职责，将斯堪的纳维亚打成一片，并成立一个帝国，我就肯统一德意志。将来我们要成立一个斯堪的纳维亚一德意志同盟，势力之强大足以统治全世界。我们有着相同的宗教和相同的文化渊源；我们的语言也相差不远。我想请你告诉国人说如果他们不肯照我说的去办，我就会让他们动弹不得，否则当我决心攻打其它一些地方时，我的背后会有一个极大的仇敌。”
　　这是俾斯麦写给一个老朋友的信，这人是丹麦人，有时与俾斯麦结伴打措。他的这封令人惊愕的信似乎只是在与他的老朋友开开玩笑。这个丹麦人是布利克森伯爵，如今在丹麦任宰相一职。我们可以猜想他会将这封信读上两遍。倘若他晓得俾斯麦的为人，他就会知道俾斯麦绝不是一个好大喜功的疯子，也不是一个妄想家，而是一个善于打算的人，一个实干家。乍看这封信以为不过是一个糊涂的政策，细细想来却不然。大约在四百多年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三块土地原是联合的，统治人原是从波美拉尼亚来的。这封信不只是说笑话，也许是一封警告信。因为俾斯麦的目标向来都不会在乎那些绝对得不到的东西。他今日的警告只是为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而发的。
　　这两块小地方就如同德意志身上的刺。在最后五十年间，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的群众的意见与态度就是一个指出德意志渴望统一的寒暑表，因为这两个小国要永远合而不分。搜寻整个欧洲四百年前的条约，其实并无人注意，就连什列斯维希人与霍尔施坦人也不注意。有人对丹麦君主的男女储君与霍尔施坦的公爵们很是费了些脑力。现在这样的一位君主死了，继续君位者就在什列斯维希与霍尔施坦及其它地方宣誓，称要忠于新的宪法，与作劲敌的民族主义者发生了冲突。有一个叫奥古斯腾堡的公爵将他的土地卖了二百万元，他的儿子发现卖契有漏洞，就利用现在的争端，溜回他祖先的领地写了篇宣言书，一开始就说“敕谕我的臣民”，让人民宣布他为什列斯维希一霍尔施坦公爵。
　　谁知他的身边就有了一个埋伏好的普鲁士人，这个普鲁士人不太在乎这两块地方的德意志特性，他们当了德意志联邦会的会员后，不过替反对普鲁士党增加了势力。这个普鲁士人却很注意增加普鲁士的势力。一方面他虽然知道如何去利用那些渴求德意志统一的多数北方人的热心，然而他的思想的中心却在于：“怎样才能将这两个侯国变作普鲁士的两个省？”他的结论如下：“我常常坚信这个道理，如与丹麦进行私人交往联络的话，肯定会比现在的交情好得多；作一个独立的元首肯定要比这私人的联络好的多；但如要同普鲁士联合的话，肯定要比作一个独立的元首好得多。只有发动事变方能达到这一点。他既然是马基雅弗利的高足，所以必须要先同丹麦进行交涉，再用这个奥古斯腾堡来反对丹麦，随后再与奥地利交涉——期盼一直胜利到底。
　　即使这种政策并没有把全部的详细计划都考虑进去，至少也是一串珠子，串起所有事情，并且预先将串珠子的绳子制好了。当1863年中期这件事变得越发紧急的时候，整个德意志都在欢迎这个奥古斯腾堡的少年公爵决定从外国手上夺取一块德意志土地。俾斯麦在国事会议上站了起来，提议夺取这两国的土地。威廉听后抬起头来说道：“但是我并没有在这两个侯国的权利。”
　　俾斯麦说：“从前的大选侯，腓特烈王在普鲁士与西里西亚有过什么权利？全部霍亨索伦族都是开拓疆土的人。”
　　君主听后默不作声，太子举起手来直指上方，好像在说这个人是否神经上有问题。诸臣们都不作声，连罗恩也不吭声。会议接着讨论当日的公事问题。后来俾斯麦读议事程序时发觉自己的提议并未被列人其中，秘书解释说这是君主吩咐删去的。“君主好像认为我这样提议是中饭吃得太饱的缘故，其实这样想是不应该的，我认为他喜欢不再去听我所说过的话，但是我必须将我的提纲列人细则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他写道：“如今我办理外交事务的手段与我以前打水鸟的手段是如此相似，都是先用脚小心地试探一下，然后才能够放心地站在那堆青草上。”他很感谢什列斯维希事件的起落，这样他就可以操作奥地利，首先将奥地利拉到自己的这一边来，随后再甩开奥地利，最终将奥地利一脚踢出联邦议会之外。假使不是杜伯尔、柯尼希格雷茨的胜利，当然不可能实现的。但是这条路会使他走到欧洲的悬崖峭壁边上。他常用一双眼睛来观察欧洲列强情形，这双眼睛也如驯狮者的一双眼睛一样，常常盯着他的君主。他有过几次差一点儿就要失败，但是他却有着层出不穷的鬼把戏，每次都使他化险为夷。在土耳其有一句谚语：好运总是喜爱那些有德行的男子。如果这句话是真理，那么俾斯麦必定是一个极有德行的男子，因为他的运气总是特别的好，尤其是这一次耍手段的运气好。
　　假设此后他还是想单枪匹马的攻打丹麦，就会先惹怒欧洲来攻击他，然后惹怒奥地利来攻击他。所以他不会这样做。他告诉维也纳的外交总长勒克堡伯爵说他愿意独自担任所谓的解放两侯国的任务，这是当时最合乎德意志民情的举动。他用这些恐吓的话来迫使勒克堡伯爵附和他。当他一旦拥有这样有势力的同盟后，就不会再去理会德意志联邦会。对欧洲各国的种种疑虑与不安，俾斯麦都—一安抚好。欧洲相信由于这两个德意志强国之间存有的敌视使哪一个国家都不会取得绝对的胜利，这样就会让欧洲很安心。俾斯麦就是这样一箭双雕，一方面让奥地利作自己的同盟，另一方面使欧洲保持中立。这样一来世界大战就可以避免，普鲁士要联合奥地利对丹麦作战。在战事尚未实施之前，俾斯麦如此写道：“在奥地利尝试重新整理德意志联邦议会之后两个月，当无人再提及这件事的时候，奥地利对于对丹麦作战一事极为高兴，这不就是我们的一大胜利吗？今年夏天所要办的事是我们十M 年努力所未能办到的。奥地利已经采用了我们的计划。然而在去年十月，奥地利会当众耻笑这个计划的。奥地利愿意同普鲁士联盟，却不愿意与符腾堡联盟，奥地利将接受我们的帮助。倘若今天我们掉过头来不再去理睬奥地利，那就意味着奥地利的内阁就要倒台。从前从未有过像今天这样的柏林来指挥维也纳，法兰西也来巴结我们。我们的讲话在伦敦与圣彼得堡都很有分量，这是近二十年所未曾有过的。我们的力量并非来自报馆与两院，而是来自强权政治，来自我们应有的实力。如今我们的力量尚显软弱了些，忍受力也不够，还不足于成就大的事业。……其实我并不太信任奥地利，但在这个时候我们还是需要它的帮助与附和。至于将来是否要与它分道扬键，以什么理由分离，那只是将来的事，现在先不要考虑。”
　　这一段话是弓咱俾斯麦在1863年耶稣圣诞日那天写给巴黎的戈尔茨的一封长信。通过这封信我们就不难理解他为何要在自己的劲敌面前大摇大摆。他的这封信完全是他个人的自白，因为当他说“我们”二字时，实际上指的是他自己。
　　俾斯麦在尽力争取君主的支持。在这番奋争之前，俾斯麦在议会中也极力抗争。从他与民主党的争辩中，我们可以看出，要想同一个议院联手办事，是难乎其难的。除非每个国家都是这种情况，与政府国议院协手，即便如此，这之间还有许多难以克服的问题。
　　菲尔绍说：“我们要赶紧去告诉君主，危险就要来临了。宰相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就改变了那么多立场、观点……他在还没有罗盘的情况下就开始向外交这个大海洋里疾驶……他根本无法辨别方向。……他根本不明白人们的呼声……他用粗暴地手段破坏了德意志与普鲁士那神圣不可侵犯的利益……这就是他的弱点。他将灵魂已卖给了魔鬼，这注定他永远也逃不出魔鬼的手掌。
　　俾斯麦说：“今天这个有三百五十名名议员的议会，在最后的紧要关头，却不能指挥这个可以富兵强国的政策，不能对政策所制订的计划奉行到底。……所有那些并非专家的政客都会知道在棋盘上每移动一粒棋子将会对全局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政治并不是一门准确科学。……我不怕民主制度；假若我害怕民主制度，我就不下这盘棋了。（这时有一名议员喊道：”一盘棋！一盘棋“！）假若议院不肯投预算票，那么我们就要无论哪里有钱都要抓来一用。”议院随即投票否决了关于借款作战费的提案，俾斯麦一怒之下解散了议院，直到第二年才重新召开议会。
　　这时双方的冲突达到了白热化程度，俾斯麦制定了许多与他的政敌们相反的措施。菲尔绍是个科学家又是个无神论者（他不信奉宗教）。那时我们原可以盼望俾斯麦这位信奉基督教的政客应该将那位不信奉教的（指菲尔绍）交给魔鬼，然而最终却是菲尔绍将俾斯麦送到了魔鬼面前。
　　俾斯麦一方面在议院强行实施君主给予他的权力，另一方面他却利用议院来限制、恐吓君主。他说惟有一种强硬的外交政策，那就是打仗方能够堵住那些反对整治陆军者之口。他又用符咒来迷惑住在柏林的克罗来依，并用威胁的话语来恐吓维也纳的勒克堡，对他大谈民族主义的德意志情调带有革命的倾向。在维也纳上议院的人们获得的消息比较确切，有一个议员耻笑勒克堡的报告中并不符实。他说：“我们要同普鲁士的内阁联手去打仗，这是全世界的人们都不以为然的事，然而我们却要做！俾斯麦的胜利会使他国的人们清醒！普鲁士政府在本国公然地宣布要去开疆拓土。普鲁士刚刚偷吃了西里西亚尚未来得及消化，却又对这两个公爵国垂诞三尺，居然还要我们的军乐队出去大吹大敲地陪同他们进行！那么试问一下，我们的军乐队应该奏什么调呢？”
　　普鲁士国王如今是左右为难，一方面被俾斯麦的催迫，另一方面还要时不时的接受他最亲近的人的警告。这来自两方面的力量令他迟疑不决。他眼看着野兽在他面前闪过，却又不敢去抓它。有一次，他很郑重地问他的宰相说：“你不也是一个德意志人么？”就在俾斯麦感到很绝望地时候，他写信给罗恩说道：“有一件事我是十分地困惑，君主竟不赞同这场革命。君主是宁肯相信他的对头也不信他的巨子。听上帝的意思，再过上二三十年，这件事就与我们没有什么关系了，但是我们子孙们却不然。……除非是奇迹出现，否则这盘棋必定会输，我们都对此有着不可推卸的责任。…上帝知道普鲁士还会存在多少年，若是上帝知道普鲁士将要亡国，我的心里真不知有多难过。”俾斯麦就是这样不停地念叨着上帝，他只有在特别迷茫或是遇到特别棘手的问题时才会乞求上帝的帮助。
　　到了后来，俾斯麦终于说服了威廉，决意与弗兰茨约瑟夫联手作战。此时俾斯麦尚未打定主意，究竟是要替谁去征服这些别国的土地。他还要别人接受这种观念，那就是称这场征服战争为“公道的战役”。这场战争说是要解放这两个公爵国，实际上最终是大大有利于德意志联邦议会。当这位外交家第一次开火之后，还是不肯安静下来。他匆匆地给罗恩写了一个字条，上面写道：“在岛上的士兵只有两个中队，人数是不是太少了些？……假若我们的炮兵守不住海峡，我们的军队就会成为笼中之鼠。而驻在霍尔施坦的士兵又太多了。我们为什么不派些士兵来守住这个岛？对你谈论这些军队事问题请你不要见怪。”假若罗恩给他上政治性的提议，俾斯麦会说些什么？但是他的责任更加重大，大过任何一位军长。这场战事原本就是他所想出来的，也是冒了险的。
　　俾斯麦的军队在三个月之内便攻下了杜伯尔，占据了全部的领土，一直到亚深。伦敦方面召开议会，要求先停战。俾斯麦特别关注巴黎的态度，对拿破仑三世讲了些空泛不着边际的话语，但愿法兰西此时保持安静！现在俾斯麦只能与他人合作，替奥古斯腾堡公爵说话，目的就是想通过公爵来实现自己梦寐以求的企图。俾斯麦借助于律师的鬼把戏，强迫公爵让给普鲁士许多权利，这样足以使奥古斯腾堡公爵一开始便无甚势力。
　　在伦敦的会议上各种不同的意见也愈来愈多，这种情形使事态随时有可能向着相反的方向转变。俾斯麦不得已又将公爵宣召到柏林。在他设法让公爵与君主及太子盘桓了一整天之后，直到快到半夜的时候，他才同公爵相见面（这也是启示或暗示的手法之一）。见面后俾斯麦提出两个很新鲜的要求：两个侯国都不能容许留有自由党捣乱者。在这之前，公爵已毫无犹豫地接受了他们提出的全部条款（因为他只想统治他的国家），现在在他与威廉会晤之后，公爵觉得自己的地位已基本巩固。于是对于俾斯麦这次的要求，公爵第一次发表自己的见解。他说，按照他的“宪法”条款，他必定得要求他的臣民们答应全部条款。难道这个傻子在君主的宴席上喝了太多的香摈酒，以至于更加神智不清了吗？他在他所已经答应的条款之下还要附加条文，他想使这些条款作废吗？谭斯麦打定主意，决定要将所有的土地都归普鲁士所有。他立即运用他的技巧，以证明所有的奥古斯腾堡的权力都是无效的。他认为这种地位的情形与事实有极大的不符之处，因为他曾这样写道：“我在政坛上呆的时间越久，我就越不想相信人谋。”
　　这场战事的第二个阶段时间很短，只是在七月份的两个礼拜中进行的，终于奥普两国取胜。这两个公爵国的土地如今都被普奥这两个国家所掌握，现在惟一要解决的问题就是怎样处置这些土地。普奥两国的君主为此专门在兴勃隆宫里相会过一次。两位君主与俾斯麦及勒克堡围着一张桌子坐下。四位同盟为他们的胜利果实而激动不已。威廉坐在那里，也许是良心发现，显得有些不安。勒克堡也是这样，他本是个简单且直爽的人，根本不会玩这样的把戏。弗兰茨约瑟夫与俾斯麦却是很镇定地坐在那里，表情从容。在他们俩人的心里是要打定主意相互欺骗。
　　俾斯麦说：“现在历史已经将我们紧紧地联合在一起，如果以后我们还会联合在一起的话，德意志就会处于我们的领导之下。这在政治上抑或是在朝代的发展上，对我们彼此都是大有稗益的。只要我们联合一天，德意志就在我们手上一天。…，假若我们共同所获得的土地不是在霍尔施坦，而是在意大利，又假若伦巴底归我们两国共同支配，那么我绝不会试图去劝说我的君主相信我们的想法，应该反对我们之间的联盟。”
　　弗兰茨约瑟夫说：“你的意思是要将这两个公爵国变成两个省呢，还是关心普鲁士将在这两个国家之内获得多少权利？”威廉听后并不作声。
　　俾斯麦回答说：“陛下当着我的君主之面问我这句话，让我很高兴。我也很想知道君主到底是怎么想的？”威廉犹犹豫豫地说道：“我实际上在那两个公爵国内并无什么权利，我也不能要求任何权利。”
　　这场戏演得可真是好看！两国的宰相都不想出头，只有强迫他们的君主出兵舌战。通过士兵们浴血奋战的土地，这两国的君主却不知如何去处置。他们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却也只有用宫廷中所用的冠冕堂皇的话表达出来。那位年纪较老的君主，说他在这两个公爵国里并无什么权利，实际上他越是这样说越就令人生疑。威廉这样说也表明了他并不承认，换言之也就是并不支持俾斯麦采取的这场军事行动。这两国的君主都装出很客气的样子，彼此互尊称“您”，“陛下”及“贵大臣”等敬辞。会谈之后，他OJ开始享用早餐，餐具一律是金银制品，显示着至尊无上的高贵。那个沮丧的宰相，尝试着用哈布斯堡地窖里藏着的上好佳酒来浇灭他心头的不快。
　　七、会见拿破仑三世
　　国内的冲突已越来越激烈，丹麦之战不但没有平息人们的骚动，相反却犹如火上浇油。议员们不肯答应整顿陆军，政府在这时却宣称整顿陆军给国家带来什么样的好处。但是自由党却不难证实其实整顿陆军并未开始，他们之所以反对的焦点就在于到底是用强权来治理国家还是用公理治理国家。直到普鲁士在战场上打胜仗后，问题还是没能解决。1865年1 月，人民的代表们又在议院里相见，这一次神斯麦显得极其谦和有礼。在这场战争胜利后，俾斯麦待人温和了许多，不再动辄挖苦别人。而在战争胜负未决时，他待人却是极为严厉的。自由党们是绝不可能对诸事不闻不问的。他们说：“政府不过是随着舆论的趋势走！”俾斯麦听后立即反驳道：“假若你们不通过这第一次借债就可以征服杜伯尔与亚垛，那么现在我盼望你们不通过借债来创建一只普鲁士海军。”议院与政府之是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普奥两国的争执也是这样，奥地利不愿意所征服的土地归普鲁士所有，而是想把这个地方变作德意志的一个独立联邦。维也纳新上任的外交总长曼斯多夫伯爵是出身贵族，却不甚配作一个政治家。他为人乐观，品味高雅，待人接物彬彬有礼，然而私下里却也是一个阴谋家，如同十年前图恩伯爵在法兰克福一样。俾斯麦对在柏林的克罗来伊说：“你看看，我们站在两位公爵国之前如同两位客人，面前摆好了丰盛的宴席。但是其中的一位客人由于自己的胃口不太好，就很严厉地禁止另一位肚子已经很饿的客人去吃酒席。对我们来说，只有等待时机，现在我们还是能够友好相处。”
　　到了夏天，维也纳方面对普鲁士越来越不放心，看上去似乎都要到了绝交的地步。俾斯麦此刻的心情很不平静。这一次的最终目的，也是他为之奋斗了十五年的目标，如今就要实现了。他在一次政事会议上，镇定地令人不可思议地说道：“时机是利于一战的，但是作为一名大臣却不能去劝君主走这条路，只能由君主自由决定。”
　　当威廉摆脱了兄弟国之间相互残杀的恶梦之后，又来到加斯泰因。他嘱咐神斯麦要将与仇敌之间的隔阂弥补好。这发生在1865年，是在兴勃隆谈话一年后也就是诸王侯召集会议的两年之后。现“房子的裂缝已经用灰给塞好了，”他们的“胜利成果”也已被划分：霍尔施坦与劳恩堡割让给奥地利所有，什列斯维希归普鲁士；两地的主权将是联合的。奥古斯腾堡公爵如今是被完全撇开了。欧洲诸雄们半是取笑，半是生气地问道：“你们两国之间的盟约是永远不会分离吗？”俾斯麦回答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玩纸牌赌十五点，我只是在胡乱地赌，许多人都对我表示诧异。布洛梅伯爵曾说过若是想了解一个人的性格，最妙不过同他赌十五点，我想我愿意请他看看我赌十五点。我输掉几百元钱，其实我应该领些公款作赌资的，因为我是在为公办事；这次赌牌我耍了点小把戏，因为他一直认为我是个极爱冒险的人，事实上我并没有那样冒险，这样一来他就不得不让步。”条约画了押之后，有人猜测俾斯麦会这样对布洛梅说道：“太好啦，这在以前我是从来都不会相信一个奥地利大使愿意签押这种条约！”那时奥地利国内发生内if，在异族的列强中奥国无什么同盟，所以奥国才肯签这样的对普鲁士极为有利的条约。到了后来，当奥地利又以二百五十万丹元的价格将劳恩堡卖给普鲁士时，俾斯麦甚是高兴地说道：“奥地利会因这一次交易而被世人所不耻，买人的那一方是很体面的，而贱价出卖的那一方却是被人所轻视的！”
　　自从经历这一场战争之后，俾斯麦因为国家开拓疆士有功而被君主封为伯爵，与丹麦交手之后，威廉以黑鹰宝星赏赐俾斯麦。俾斯麦写信给他的夫人，发表自己真实的感情，他说：“最令我感激的是君主很诚恳地拥抱我。”据他看来，威廉所能够赏给的最高等的徽章都算不了什么，至于五等爵的新徽号又当月论。他认为自己为家族争了光彩。他一向都是带着很骄傲的心清去看他的祖先的画像，常以门第为荣。在这之前，我们也曾介绍过俾斯麦家族住在玛赤的时间要比霍亨索伦家族久得多。在那些与他同阶级的贵族公子中，也有许多身居体面之职，当他为了实现自己的大志而不得不逼着自己去作大官时，在他的心里常常浮现出这些享有特权的人们的面孔。他还有一个较为次要的动机，那就是要在他自己的阶级的人们面前作个好榜样。就事实而言，有爵位的贵族们大都很自大，往往看不起这些乡绅们。
　　对俾斯麦来说他根本用不着这样的徽章，他俾斯麦已在欧洲名扬四海，无人不晓。但是他的夫人却不行，夫人只不过是遥远的波美拉尼亚乡绅的女儿，在上流社会中会被人看不起的。现在却不同了，如今她给别人写信时便可以称自己为伯爵夫人了。不仅如此，这个爵位对他的子孙来说也受益无穷，因为他们也可以写伯爵了。这个爵位给他带来的诸多实惠让他甚是满意，超过以往所得过的任何官职，也超过王后们及帝王的友谊所能给予的。他所关切的只是他的至亲至爱，其余一切都是无所谓的。俾斯麦今年正值半百，在他二十五岁辞官不做的时候，他在给朋友们的信中曾这样概述他的将来时说：“在羊毛市上的人们若是称我一声‘男爵爷’，我宁愿便宜三元钱卖给他们。”
　　当俾斯麦读君主向他解释为何封他这个爵位的书信时，他心中禁不住大笑君主的自鸣得意。这是他费了两年的心血，领着君主一步一步向前走，才成就这样的战果。而现在这位老王却称：“这是我的朝廷策略的妙算结果，你不过是在很谨慎地奉行罢了。……你的亲爱的君主威廉。”
　　如今秋后大算账的时候就要到了，在即将来临之际，俾斯麦更加留意察看拿破仑三世的动态。这位法国人民的帝王和他所统治的臣民们都很嫉恨普、奥这两个德意志强国言归于好。英国最先开始提议，要成立一个强有力的联盟，反对统一的德意志。俾斯麦认为要想知道拿破仑三世心中到底是怎样想的、只要见上一面才会知道。俾斯麦刚刚在加斯泰因与一位皇帝谈过，现在又从这个海边避暑地来到了另一个海边避暑地，他想用一种“咒语”将另一位皇帝迷惑住。俾斯麦的这次旅行，很像是在敌人的阵营里散步，他住的地方距皇帝的离宫很近，夏天时拿破仑三世就将此宫作为行宫。俾斯麦叫人传话说，他之所以有这次非同寻常的旅行，为的是他的夫人，她的身体很不好。俾斯麦这样说只有乔安娜一个人相信，她写道：“最初我心中很是沉闷，因为我怪自己为什么为了这次旅游让俾斯麦费了这么多功夫，而事实上我却一点儿也没有明白这次旅行有什么益处，也不会对它报有什么希望。我看我若是住在汉堡，相形之下，情况会好的多。”通过乔安娜的这几句大实在话，我们可以得知，俾斯麦已不再是那个初婚时的他啦，他已不肯再将一些政治事件告诉自己的夫人了。
　　去年他孤身一人住在比亚里茨，难道不比这个时候快乐得多吗？他与丹麦签订合约之后曾到过比斯开海湾住过几天。那时那里并没有皇帝，他的夫人也不呆在他的身边，他的惟一的同伴就是那位美貌的奥洛克夫人和她的丈夫。俾斯麦同这对夫妇洗海水浴、骑马、听音乐，过得消遥自在。从那一次罗恩吹号角将他从比亚里茨召回至今已有两年了，这期间他与这位美貌的俄罗斯夫人相见过6 次。俾斯麦在信中只称呼她“凯西”这个名字，这就会令人想到她是一位俄国的王爵夫人。他曾给他的夫人写信，用一种半梦半醒的腔调诉说自己过得多么快活，他在信中写道：“我的小宝贝。你知道吗？我在这里过得多么快活，真像是活在仙境梦境之中。在我的前面是一望无际的蔚蓝的大海，楼上飘来凯首演奏的贝多芬的音乐，天空晴朗，万里无云，房子里也没有一滴墨水，让我完全的放松卜…这时如果有人给我送来公文，我就要逃人比利牛斯的深山里去。说到底我是不会在鲁本这块地盘上购置房产，我们不如选择伊朔克斯或是与达克斯相近的地方。当我一想起在巴登和巴黎需要生火取暖时，这里的太阳却烤得我们脱掉大衣或绒布衣。昨天我们躺在海滩上享受月光之美一直躺到十点钟，今天我们又在露天下吃早饭——就天气而言，上帝实在是太偏爱南方了……我急于想得知你的近况。”
　　这个德意志人，当他在外国人的社会之中的时候，当他有一位自己所赞赏的美貌女郎相伴在海边渡过了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的时候，当他能够在一种环境中尽情享受生活的愉悦时，这一切都是他那乡下的森林所不能给予他的，这令他有一种说不出来的开心。远处是天水合一，近处有波光细熟的水面。阳光、大海、美人——这是一个德意志人的梦境。
　　这一次的旅行却大不相同，有他的夫人及两位小姐相伴（两位小姐都贵体欠安），也没有那么多的闲情逸致，满肚子都是些政治谋利，与海边的那次旅行果真大不相同。在比亚里茨有位有名的作者梅里美，他对俾斯麦的了解程度甚至比许多德意志人都深，他这样刻画俾斯麦：“俾斯麦过于机警，不像个德意志人。他具有外交天赋，也是一个非常有礼貌的伟大的德国人。有时他显得有些不够聪慧，实际上他却极为机敏。”一年后他又写道：“这个大人物筹划的真是天衣无缝，我们与他相争实在是不智之举。直到我们也拥有了可以与他对抗的先进武器后，才可以与他较量，不然的话，我们要在他的手下受许多难堪的待遇。”我们对俾斯麦这个政治家的赞美要多过对这个文学家的赞美，这是必然的。俾斯麦是个极善于改变的美术家，顷刻之间他就会取得自己所需要利用的面目。他能否以同样的手段欺骗这个拿破仑三世吗？
　　他们几个人在高坡上走着，俾斯麦显得精神里烁，双目有神。他边走边十分小心翼翼地嘱咐身边的人，每一次转身都要在皇帝的左边。拿破仑三世与俾斯麦相比显得格外衰老，他脸色暗黄，驼背，双目无神枯槁。实际上他只不过比俾斯麦年长几岁，相形之下身体状况却如此相异，无法不让人诧异。拿破仑三世的一只名尼禄的小狗紧紧跟随着他们。只要仔细观察他们各自的神色，任何人都能推断出五年之后他们定会交火。
　　但是仅仅从这两个人的谈话中，我们是不会得出这样的结论的。法兰西皇帝得了膀肌病，身体变得很虚弱，最怕又有什么新战争爆发。他在少年时却不是这样，几乎是“每过几年就要打一次仗”。倘若现在非要打仗不可，他宁愿在地中海边或威尼斯打，可以为意大利，为民族的自由打上一仗——同时还可以替自己多少赢点势力！法国人的愿望就是这样理想与事实的结合。但是这样的两个目的只能通过同奥地利打仗才能达到，拿破仑三世认为应该扶助普鲁士，这样做对自己有很大的好处。他认为这样扶助普鲁士会给普鲁士以强大的后盾，他应该要求普鲁士给他什么报酬呢？
　　拿破仑三世想要什么？俾斯麦屡次问自己。他不可能送给他任何一块普鲁士的土地。这个法国人对奥地利也不会太感兴趣。因为拿破仑三世不肯说话，所以他就谈到比利时，他用几句简短地话就将大势说得清清楚楚：“一个人既然不想要外国的土地，我们就很难将外国的土地送给他。”他随即说到法国与瑞士，又说到在莱茵河岸的德意志土地，又说到德里弗斯与兰道。这两个人走走停停，每个人的话中都带着弦外之音：“我们不可能送给你土地，但是你若是想自己去取的话，我们也不会阻拦你的。”拿破仑三世也不说出取土地的话，他说的都是大概的话语：“我们很欢迎一个不断扩充的普鲁士，废除一切农奴制度。”俾斯麦也是空泛地回答：“一个胸怀大志的普鲁士是很看重与法国的友谊的；一个心灰意冷的普鲁士就会与别国订立同盟，来反对法国。况且我们不能创造时势，我们只能等待时机的成熟。”
　　拿破仑三世说道：“等到环境使你们愿意同我们保持一种更加亲密的友谊时，你的君主就不会有顾虑地同我谈话了。”
　　他不能再往前说了，俾斯麦也就此打住，因为威廉严格禁止他谈有关联盟的话题。俾斯麦是否愿意将这次谈话的全部内容都告诉威廉？他只将君主能够接受的内容告诉他，并且还要用君主所能明白的话语。俾斯麦一旦掌握政权后也不再像以前那样开诚布公了。听他谈话的人应该知道多少，他就告诉对方多少。他对待君主也如同对待他人一样，这时他并不想让威廉知道已经到了与奥地利打仗的程度。“我的大致印象是整个法国朝廷的心境都是很利于我们的。”在他的报告中说得都是一些模棱两可的话，与刚才所引的谈话很相符合。我们从蒙在脸上的面纱看过去，看见他的灵魂在闪光。我们知道这位政治家是如何不顾及舆情，不顾君主的意愿，不顾欧洲的意愿，不顾一切地要同他的德意志兄弟打仗；我们又看出他又是用了什么手段来安慰强大的法国。
　　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两人都有彼此欺骗的意思，我们到后来才晓得比亚里茨会见究竟是谁上了当。1870年的枪炮胜仗虽未决定普法两国的胜负，但两国的交往却从此中止。
　　八、遇刺
　　在1865年间，普鲁士人俾斯麦变成了一个德意志人。
　　我并不是说他现在或从前未曾想过要在联邦会中打倒奥地利。在这件事上，怨恨与自炫超过一个人的理智。使普鲁士处于奥地利的地位上，征服他的劲敌——这些都是他的血性的冲动在作怪，而并非什么“德意志观念”。德意志已经成为自由党的一种宗教，他们从前否认俾斯麦信仰他们的宗教，这原是不错的。那时他就已经觉得自己同莱茵河人和巴伐利亚人都不是同类，而是同维也纳人与萨尔茨堡人一样。他为什么要费这么多心思将境外的这些人分类呢？今大与十年前他写信给格拉赫的时候一样，假若他普通政策是要开枪打死这些人的话，他会毫不犹豫地开枪的。再过几个月，他就会毫不客气地眼看着千万个萨克森人、黑森人。汉诺威人为他的战争而战死沙场。他认为阵亡的都是些外国人，只有普鲁士是他的祖国，是他的桑样之邦。
　　德意志的历史曾把爱国主义称为德意志人所特有的。对相斯麦来说，爱国主义在他身上更是淋漓尽致。俾斯麦晚年曾经说过，德意志人效忠于其父母之邦的君主，最多不过是热爱那一块土地而已。所以俾斯麦的大部分感情是献给了波美拉尼亚。普鲁士也不过是后来多次征服的土地，这样是不会激起对它的国家感情的。至于科隆与默麦尔更无同族感情。俾斯麦却决意要热爱普鲁士，并不在乎它的地形是什么样子，这样是很罕见的，他这样做是由于他看重王室的征服，而对种族问题却看得无足轻重。他是普鲁士王的臣仆，是勃兰登堡的武士，在他心目中他考虑的只是普鲁士的扩张，他宁愿如同数百年前一样，征服德意志诸邦来开拓普鲁士，不愿费事解决德意志族的联邦会的诸多问题。他要当“盟主”，惟有不得已的时候才当“同列”，这就是在他身上流淌的血液所决定的！他有许许多多的想法，但是这些想法都因为诸多因素而最终难以实现。现在他只将眼光盯在他能够办得到的事情上，他只想打倒奥地利，以使普鲁士成为德意志的领袖。他诚然要为普鲁士扩充几个省，但是他不再以征服为目的。
　　他产生了一种新的想法。乔特尔是一个可靠的见证，十年前俾斯麦对他说：“我惟一注意的是在普鲁士的君位。”现在记录俾斯麦所说的话：“我的最大的奢望就是要把德意志打成一片，造成一个国家。”十年前，当作一名党员的俾斯麦成为一个外交家的时候，摆脱了多少反对派的成见，开始计算官职的大小而不顾道德；现在他从一个普鲁主宰相变成一个德意志政治家，他又开始以德意志土地着想。他有一种天生的与众不同的性情，只考虑王室而不考虑种族。无论是现在抑或是将来他都摆脱不了这样的见解。所以俾斯麦是当代当之无愧的最伟大的政治家，然而却不是一个先知者。
　　在这个当口，俾斯麦很高兴让奥地利为难。奥地利认为管理霍尔施坦这么遥远的一个省很是为难，这就如同管理殖民地一样。奥地利很愿意将霍尔施坦卖给普鲁士，将威尼斯卖给拿破仑三世，要价四百万意大利银币。如果奥地利不卖出这两处地方的话，它就是任由奥古斯腾堡公爵捣乱，这样一来就违反了加斯泰因条约的诸多权利的规定。这个条约称普鲁士在这两个公爵国内享有发言权。现在俾斯麦就可以指给他的君主看，说什么普鲁士的许多权利都被人侵犯。现在他能够促使跳特烈威廉再向前迈上一步，他很坦率地说出他的计策。他对法国大使贝内德蒂说道：“君主的性格是这样的，倘若我劝他要求一种权利时，我必须要证明给他看，别人也正在争取这种权利识有这样，君主才会为之所动。无论有什么人胆敢限制他的法权，他就会立即做出决断。”
　　他给奥地利送去了一份表示权利受损的极不满意的公文，不久回文传来，也是很生气的答复。1866年2 月间，在柏林召开参政会议。普鲁士王在会议上很坚决地说：“我们不敢去挑战，但如果战争来临我们也绝不会畏惧。”全部的阁员都表示同意，只有太子持异议。君主说：“这两个公爵国是值得我们一战的，但事前我们必须仔细磋商并等待时机成熟。我喜欢和平，但不得已要为之一战时，我也会毫不犹豫的。现在乞求上帝给我们指出一条正确的道路。”十八个月前，他在兴勃隆时，上帝已经让他看得很明白其实他在这两个公爵国内并无什么权利；今天就只以他而论，德意志联邦会与奥地利的许多权利都已变成往事。
　　俾斯麦久盼的希望就在眼前，他同太子辩驳了一番，争辩得“很激烈”。同那天晚上一样，他口说着让秘书实录后，他坐在窗口对乔特尔说：“曼斯多夫若是重新回头于旧政策，那么我们必定要在他面前卖弄一番黑——红——金。什列斯维希问题与德意志问题纠成一团，我们必须要同时解决，万不得已要作战的话，也会在所不惜的。一个德意志议院就会约束住其余的中等邦与小邦。”过了一会他又说道：“若是偶然有个伟大的德意志举动，就会打倒他与他的主人！”随后“他赶快站起来走了出去”。俾斯麦就是这样打定主意。他慢慢地，一点点地想出对策。随后一件历史上的与之相似的事情忽然又闯进他的心里，让他从历史转人现实。他引据这段历史反驳了反对派们，随即站起来，发表深藏于他心中的决定。
　　战事即将来临的时候，他决意实施自己的决定。独裁者制如今限制得更紧了，只要代表们喜欢说什么事，就让他们说去吧，反正他们是成不了什么大气候。那些检察官们必要挖苦自由党们，告他们滥用自由言论之罪。于是俾斯麦就派了两个可靠的副裁判员去办理这件事情。议会得知不禁狂怒，“你可以用普鲁士国家的所有奖章奖给你的裁判官们，但是这些表面的光辉是遮不住他们那不体面的举动的，也遮不住世人的眼睛的！唉，这些人伤害的不仅仅是人民，更是国家和体面……这样的举动会激发悲观人的心态，这是危及国家的。即使是很安分守己的人也开始想将来只是一个复仇的时代！”这是特韦斯腾在演讲台上大声疾呼的发言，他也是被控告者之一。他最后的两句话，直指革命。
　　俾斯麦答：“若是这样我们就应该将议院变成一个上控的法庭，比至高无上的法庭还要高。若是这样的话我们就应该给予议员们高过其他公民的特别权力，这样的特别利益就是那些最善于想像的贵族阔少们也绝不会梦想到的！假若你可以随便乱说，那么凡是议员都可以讲一些极其粗俗的羞辱人的话！”冲突得不到解决，只有在这种冲突中君主才愿意任宰相的后盾。于是君主下令解散了议会，俾斯麦对于这个结局十分满意。
　　俾斯麦将要采取的第二步就是要拿得住法兰西与意大利。当日拿破仑三世曾与威廉会面，并约好说一旦情况危机，就请普王立即写信给他。普王称现在就有必要写这封信了，大使将一切情形都告诉了拿破仑三世；如今确实是时机已成熟。戈尔茨对皇帝说：“我们不仅仅想得到这两个公爵国，我们的目标是最终建立一个以普鲁士为首的统一的德意志、法国皇帝答应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但他又怀疑普鲁士会进一步拓展，于是他事先声明：普鲁士若要再进一步拓展，他对莱茵河的土地将会提出一些要求。对于这个问题，俾斯麦非常谨慎，他派他最信赖的巴里施罗德前往巴黎。巴里施罗德将俾斯麦的想法告诉了罗特希尔德，由他转告皇帝。俾斯麦就是这样在办公事时任用他的一些私交甚厚的朋友，甚至任用犹太人。不久以后，梯也尔在议院中称，北德意志的统一不久将成为事实，要保持法兰西的势力，就必须阻止德意志的统一，议院中的各邦派无不闻之喝彩。拿破仑三世听后却极为恐慌，自此以后他就开始盘算奥地利失去了什列斯维希，是否该取偿于西里西亚，不然的话，普鲁士就会变得太强大了。一个内阁来了，一个内阁走了；一个议院来了，一个议院又走了，都在那里上演重新划分国界的把戏。带有密码的公文来来往往得十分密切，都是关于战后列强想发表的种种要求，也许这场战争将不会发生。
　　正在这个时候，有一位意大利的军长出现在柏林。悍斯麦认为如果将普鲁士与佛罗伦萨进行磋商的密约泄露出去，维也纳方面一旦知晓后，奥地利就会提出严辞抗议。他要让奥国的君主激怒，这对他来说是很有用的策略。他既已存有这种目的，于是就将密约告诉弗兰格尔，弗兰格尔是个最喜欢四处传播小道消息的人。俾斯麦对意大利军长说：“我希望我能够劝君主答应宣战，但是却不敢保证一定能劝说成功。”在柏林的全部外国人都警告这位军长，让他不要上了俾斯麦的当，中了俾斯麦的诡计，但佛罗伦萨方面依然我行我素。当预料到从维也纳方面传来的抗议文书果然到手时，意大利方面决意要同普鲁士联盟。当普鲁士军队去侵犯波希米亚时，意大利军队就去侵犯威尼斯。这是一个三个月的同盟契约票。俾斯麦是个德意志的君主党，他如今却在借助外国军队攻打德意志的哈布斯堡朝廷，且一点儿也不难为情。
　　谁知他的同盟预备签字时，威廉却不答应！俾斯麦为此费力劳神，终于得了神经衰弱病。罗思曾写过这样一段话：“我们的朋友，他一连不分昼夜地累了好几天，精力消耗怠尽，前天肚子疼得厉害，直到今天也提不起精神来，现在他的精神状态很令人担忧，易发怒、易激动……我今天也是非常着急，因为国家已经到了非常危急的关头，这时候俾斯麦却被病魔缠扰。”在这几个星期中，他与罗思都很郑重地想过辞职一事。后来罗恩恢复了原有的信念，劝他的朋友坚强些，要一直往前走。俾斯麦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你从自己的阅历中就会总结出这个社会是个什么样子，你就会知道人生所发生的事情，人生的劳苦……你不要以为我这样写是由于灰心所致。我相信这场战争是应该打的，却不知道我能否亲眼看得到，每一次我都会被这些事情累得精疲力竭。”这个奋斗家很少说这样的话语，带着哲学意味，字里行间却透出一丝无奈与疲惫。
　　当他的反对派们纷纷结成团体来反对他、围攻他时，他的精神却很快恢复振作起来。现在多数的保守党都抛弃他的政策。他们的眼光认为攻打正统的哈布斯堡朝的君主是大逆不道的，他们认为十六年前抗拒拉多维茨的人现在却变成拉多维茨第二。路德维希格拉赫有时是他的朋友，有时又是他的保护人。当他们晚上坐在火炉边喝苏打水，抽雪茄烟时，格拉赫就用上帝的谴责来恐吓他。格拉赫在《十字报》攻击俾斯麦的政策时，俾斯麦非常生气地反驳说：“我并不是头脑发热，急于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泥潭中受累的人！”俾斯麦对待这位老虔诚家就是说这些气愤的话：“关于这件事情，我必定要跟着自己的方针走。这是我独自一个人与上帝商讨的结果，并未与我本党的党员们商量过。”“他言辞直率，脸色胀红，怒气冲冲，几乎没有一句和气的话。‘当格拉赫说希望不要因为他们两个人政见上的不同而导致他们友谊破裂时，悍斯麦却低头不语。他的不语就是不肯，从此以后俾斯麦再也不同格拉赫讲了。
　　太子与太子妃同时行动起来，四处奔走，反对作战，奥古斯塔尤其卖力。他们这样做就是反对俾斯麦。有一位希望和平的公爵将几封奥国宰相主张和平的信交给威廉。许多上流人士如查理亲王、森弗特皮尔萨赫、布达施温格、格拉赫，甚至包括全部虔敬派的人士纷纷出现，如同一个个死鬼从坟墓中钻出来一样，结成神圣联盟，共同反对战争。在闹得这样厉害的时候，只有一个人仍是安祥的。就在俾斯麦吹响战争的号角时，毛奇宣称，奥地利兵力的报告只不过是夸大其辞。但是俾斯麦还是能够想方设法诱引奥地利首先出兵。俾斯麦知道威廉不肯同意作战的主要原因是他怕老婆俾斯麦说：“这时奥古斯塔的战略是反对本国的，当波希米亚边界上已经开了火的时候，在柏林还有多场极其可疑的交涉在进行……我知道，这一切都是王后策划的。”
　　太子妃的举动更加恶劣。3 月底她写信到伦敦，对她的母亲说：“因为君主叫弗里兹写信给你，那个恶人就非常生气，这是一件很重要的事，你应该知道……那个恶人说这样做使不得，这样会干预他的计划，说是无谓的干预……总而言之，他很生气，他现在尽一切努力阻止任何人、任何事对他的干预。我想你应该知道这件事，所以我才直接写信给你，这样做虽然有些私通外国之嫌，我却不得不这么做！”太子妃这样做不是阴谋，却是谋反大逆。即便维多利亚公主（即是太子妃）仍是一个英国女人，那么她也应该从英国阁臣们的传统中知道，无论是什么时候，这些阁臣们都绝不会允许外来的王公们干预他们的政事。
　　俾斯麦已被扰动得如同发热病一样。有一个亲眼看见他的人说，当他吃饭时，有时就用两手捧住他的头低声说道：“我想我们都疯了！”
　　德意志的王侯们将干些什么？其它德意志族会跟着俾斯麦的步伐走吗？现在他开始大胆地利用一些手段来潜移默化地影响舆论。他对德意志联邦会提议，要召集一个德意志代表会议，会员是通过普遍选举直接选出来。拉萨尔早已不在人世，但他的几个伟大的观念之一却死而复生。俾斯麦在晚年时写道：“因为受时势所逼迫，又要同许多国奋战，所以必要的话，我会毫不犹豫地借助革命的手段。我很愿意采用普遍选举的方法（这是给予自由的最大权利）这样以来我就可以以此来恐吓那些实行君主制国家，以免他们来干预我们的国家政事——在这样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会不择手段的，无论什么利器都可拿来一用。到了这个时候，惟一的问题就是如何才能成功？如何才能使其它国家不来干预！”
　　十八年前还是一名议员的俾斯麦却反对普遍选举权，他说：“一磅人肉与人骨是不能作为权衡的标准！”芬克曾大声回答说：“灵魂可以。”
　　俾斯麦现在出其不意地宣布德意志之战，招惹周围的一片哄笑！四年以来，他一直认为独裁者的手段是违背宪法的，如今却要让步于国人，他不怕让国人耻笑吗？况且这种让步给人的印象似乎是他胆怯了。假若将太子所说的话公布出来，众人必定会欢迎：“俾斯麦即使是在做最神圣的事时也是不虔敬的。一个穷兵领武的宰相是不可能解决德意志问题的。”连太子都不晓得在1860年就是这个人在他的巴登奏章里，劝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特赖奇克写道：“事情并非如此，并非是如同用符咒请出来的鬼神来对付一种紧急的需要，其实是在普鲁士的严谨遵守宪法制度下筹备成熟的，因为这个理由，也为普鲁士民族的坚定意志所扶助，并为德意志人民的允许而受欢迎——全国人民所久存于心中的观念，就是这样走人政治家的战场中！……全国人都在想为何普鲁士的政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全国人都惊讶无比，以至于将自己也弄糊涂了！”
　　德意志精神战胜了理性！当德意志的理想家在那里谈论道德，说“不是这样”时，俾斯麦压住自己对议院的厌恶之情，而是理性地决定一切。
　　无论俾斯麦听到什么，都不如听到维也纳求和那样令人恐怖。奥地利政府也忽然改变了政策，向普鲁士求和，提议两国罢兵。俾斯麦经历了这一波三折后，再也受不了如此打击，真的病倒了，他与君主交流意见只能用信函来传递。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决定出兵，因为他有拿破仑三世作后盾。奥地利出兵相迎，它不仅仅调遣了足以抵御意大利的兵力，而且还调动了倾国之师，因为奥地利已晓得在普鲁士与意大利之间有个秘密约定。俾斯麦一听到这个消息，他的病就不治而愈了。君主在内阁会议上采取了很强硬的态度，当再一次催逼他时，俾斯麦便按耐不住地跳了起来，他说：“请陛下相信我，我是不想凭自己的意志来潜移君主对这场战争的态度月p是与我的性情不相符的，而且与我的信仰不符。我很满意由上帝指导陛下为祖国求得幸福的热心，我宁愿多多祈祷，也不愿意上些什么奏折陈述利弊。但是我却无法隐藏自己的看法。我深信我们若是主和，战争的危险也不会因此而消失，也许只不过是几个月的时间，战争的阴云就会笼罩在我们头上，到那时一切会更加不利于我们。……如臣这样的人，在这十六年里对奥地利的政策是再熟悉不过的，奥地利一直以普鲁士为复仇对象，这是奥地利国家政策的一项重要内容。维也纳内阁一旦见到对普鲁士复仇的情形更加有利于他们时。他们就会毫不犹豫地付诸实施。奥地利的第一次努力就是要在与意大利和法兰西战中争取有利的地位，为他们对付普鲁士争取到最关键的一步。
　　这一次威廉又要祈祷上帝，对宗教的信仰会使威廉激动，俾斯麦不说便罢，一说就说得很透彻。他对君主讲从前的奥尔来茨之事，十六年前，他曾同一人就此事争辩过，这个人就是今日的君主。老威廉一想到还会失败便浑身发抖。他写道：“你可以告诉曼陀菲尔说，倘若有一个人在我的耳边低声说奥尔来茨之事，我就立即退位！”
　　到了五月初，威廉还是开了动员会，但并未说明就要开仗。奥古斯塔一怒之下离开柏林，以示抗议。王子原是高级军官，她说这样手足相残是不会有好结局的，会丧失西里西亚与莱茵河的土地。前王的王后原是巴伐利亚人。对此也很愤怒。有几位老军官事先得知这次战争将发生在诸民族之间，也表示反对。现在君主与俾斯麦都同意主战，这一决定却使这两人陷人孤立。君主说：“我知道他们个个都反对我，没有一个不反对我！但是我宁愿亲自拔刀率军赴敌，也不愿意看见普鲁士让步！”同时俾斯麦称：“我知道我已十分令人所憎恶——好运气是靠不住的，如同人们的见解一样。我是拿我的头来作赌注的，哪怕是晚上就砍了我的头，我也要赌到底！无论是普鲁士还是德意志都不可能与从前一样，这两个国既不能不变而且将来也都走很长的路，除此之路别无他路可走。”
　　是的，他的确是在用他的头作赌注的。有一个刺客在随时搜寻他，只要这个令人憎恶的宰相再次当众露面时，他就会动手。这一年的5 月7 日，俾斯麦病后第一次离开家，当他与君主会过面后，独自一人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中街往回走时，忽然听到三声响亮的枪声，俾斯麦立即转过身来，看见一位少年又要开枪。俾斯麦跳过去，一手抓住这名刺客的右手腕，一手扼住他的咽喉，但是这个刺客的敏锐程度绝不亚于俾斯麦，左手抢过右手的枪，连放两枪。一枪只穿过俾斯麦的衣衫，另一枪却击中了俾斯麦。俾斯麦用尽全身力气，紧紧扳住这人的喉咙不放，直到有一个过路人走过去，还有两名士兵的帮助下才将刺客捉住。俾斯麦虽然觉得有点疼，但令他诧异的是尚且能走回去，乔安娜和几个客人还在家中等他吃饭。
　　他进门的时候，并没有人注意到他有什么异样，他先进了书房，仔细检察了一下他的衣裳，随即写了一封很短的信报告君主。随后才出来与他的夫人在二起，他吻着夫人的额头说：“小宝贝，你不要害怕，有一人开枪打我，感谢上帝，我并没有受伤。”吃饭的时候，他说起这件事竟像描述出猎时碰见的一件很偶然的事一样轻描淡写：“我原是个打猎的老手，我对自己说道，‘最后两枪肯定会打中我，我必死无疑’，然而我却能够安然无恙地走回家去。回到家后，我仔细检查了身上一遍，我的外套、褂子、背心都有了洞，但是子弹却像在衣服外边溜达了一趟，并未伤及皮肤。我的一条肋骨有点疼痛，好像是子弹打的，但是不久就不疼了。野兽的肋骨被子弹打后有时就呈现凹凸的形状，甚至能打断。子弹打后擦去野兽身上几块毛皮，所以才能够看见子弹所打的地方。我猜我的肋骨也是这样弯曲的，也许是那两颗子弹的力量并未完全施展出来，因为枪口就紧靠在我的褂子上。”
　　他向朋友们诉说这件事情时就像一个严谨的科学家那样镇定。他并不向他们解释说他之所以救了自己的性命是由于自己的胆量与镇定，还有他擒拿刺客的手段。他是用自己的神勇紧紧卡住刺客的咽喉，才保全了自己的性命。现在他又可以镇定地与朋友们举杯喝酒了。不久君主就赶来了，紧紧拥抱了他的宰相。亲王们各怀心态，许多人聚在宅子里，俾斯麦走出露台，他的夫人紧紧跟在他的身边。普鲁士人一向极为憎恶俾斯麦，从未有过成群的人向他喝彩。今天却因为一个刺客开枪却未打死他，民主党的人们却对他欢呼喝彩。俾斯麦说过几句话后喊道：“君主万岁！”第二天刺客在监狱里自杀身亡。这个刺客名叫科恩布林德，还是个学生，是半个英国人，他希望杀了人民的仇敌就可以免了战事。刺客已死让俾斯麦非常懊恼。恨自己不能亲自处置他。假若俾斯麦的骨架真的是铁铸的，假若他不是有一股不屈不挠的精神动力，假若他饮弹而亡，普奥两国之间的政治斗争转瞬就可以激发起来，但是德意志之战是绝对不会发生的。这不是人民之战；也不是两个内阁制造出来的战争，这只是一位宰相策划的战争，他让那些内阁成员、君主、军长们都跟着他的脚步前进。假若这几个星期他病倒在床上不能办事，用罗恩的话来说：“据我看来，普鲁土人会第二次打输了科林这场战役。”
　　俾斯麦遇刺之后，据乔特尔说：“他觉得他自己是上帝选好的利器，但是他却不说出这个思想来。”乔特尔是一个敏锐的观察家，天天都与俾斯麦见面。他的话我们是绝对可以相信的。俾斯麦的这次杀身之险恰恰发生在这场战事之前，这场战争确实是他一手造成的，虽然并不晓得战争的结局将会是怎样。他认为自己遇刺不死实在是一种奇迹，难以令人置信，他认为是上帝在保佑他。
　　九、普奥战争
　　就在理想派的子弹开向俾斯麦这个人民的仇敌之后五个星期俾斯麦就号令军队向自己的德意志同胞开枪。在德意志军队尚未采取行动之前，巴黎方面已在喊叫要求“赔偿”。拿破仑三世被梯也尔攻击得很凶，开始后悔自己的政策。俾斯麦派人秘密告诉拿破仑三世说：“假若我一个人可以作主，也许我会为了这件事，犯一点小小的欺君之罪，把摩塞尔河口南边一小块莱茵河的土地割与法国。因为我作为一个普鲁士人的成分要多于德意志人。但是，你是知道的，君主是不允许我这么做的。”拿破仑三世听了这几句话竟半信半疑，在这几个星期里，俾斯麦作了一个很有趣的比喻，他将自己比作一个驯狮者，把拿破仑三世比作一个英国人：“这个英国人每天晚上走到狮子笼面前，一动也不动地久久地候着，等着看狮子将那个驯狮者吃掉。”两三年后，那位不疑心的君主被几件流露出来的事情所惊恐，俾斯麦也承认确有其事：“即使我的政策因为这几件事情而被置于不利的地位上……那么那也只能不断地让贝内德蒂与意大利的人们晓得我自己将要走一条不怎么道德的路，但是我的君主却不愿意，他们必须给我时间让我慢慢地劝说君主，使他不再生疑，如果不是这样的话，我就无法阻止拿破仑三世的政策。陛下是知道的，我一向未曾尝试做过这种事情。……法国人认为我尝试去这样做会对我们非常有利。”
　　在这几个星期里，各种各样的人都怀有各种各样的目的劝君主反对俾斯麦。老年的密友也纷纷写信给君主，伯特曼霍尔维（后来他的孙子也给这个君主的孙子上过同类的奏折）在信中说得更加离奇，他不承认这个行为不良的俾斯麦是个德意志人，他说：“只要还有这个人陪在君主左右，只要君主还任用他，君主就免不了被别国所误解——因为由于这个人的举动，导致所有别的国家都不相信陛下您啦。……事态已非常紧急（现在已到了十一点钟），只要是一掷这颗流血的骰子，后悔都来不及了。”写信的人不晓得已经到了十二点钟了，君主也不知道自己已处在困苦之中。因为到了六月初，奥地利已经召集霍尔施坦的各阶级的人。俾斯麦责备他们失信，威廉闻之更是大怒？有一位信仰宗教的王公警告君主，威廉回答道：“奥地利背约之后就是奸诈，奸诈之后就是失信。我在祈祷中恳求上帝让我知道上帝是怎么想的。我将普鲁士的尊严放在第一位上，以其敦促我以良心做事！”这位贤主确实相信了俾斯麦的话，认为是普鲁士的体面受到了用污。南方的乡绅们在多瑞河边，虽用不同的语言，祈祷的却是相同的上帝，祈求能够保护他们的哈布斯堡的体面。
　　就在俾斯麦为此劳力劳心之时，忽然觉得心神不宁，这一天早上他随便打开《圣经》求得一预告，打开的那一页是一首圣诗：“我将为你而欢乐。我将对着你的名字高唱颂扬之歌，你是至高无上的。当我的仇敌们退去的时候，他们将会当着你的面消失。因为你保全我的权利与我所要做的事情；你坐在高高的殿堂上，判断公道。‘乔安娜看见自己的丈夫得了这几句话后，”心安理得，充满了必胜的信心，“这是不足为怪的。乔特尔也记载过这件事，他却不问他自己，也是在那一天早上，曼斯多夫在他的家里也可能是贝斯特在他的宅子里，是否可以不去占卜是否可以不找那些相类似的话来安慰自己？是否可以不去相信上帝真的是在帮助他们？当这位贤良的基督教徒（丢勒”的武士、死神、魔鬼合而为一）请求神圣允许时，同时却同一个匈牙利军长磋商能否招募一支匈牙利军队来反对匈牙利的正统元首，这件事却无人注意。俾斯麦确实曾劝过威廉宽恕这一次与1848年的革命党联手之罪，这件事也无人注意。
　　当普鲁士军队侵犯波希米亚的时候，他鼓动捷克人起来谋反。他贴出一张告示，上面对“光荣的波希米亚居民”说，如果普鲁士军队获胜，“时机对波希米亚人与摩拉维亚人来讲会更加有利，他们就会如同匈牙利一样，按照自己的民俗所欲行事。”
　　当时多数的德意志王侯都出兵帮助奥地利，普鲁士退出了德意志联邦会，对黑森拿骚、汉诺威、萨克森等邦下最后通碟，限其二十四小时内打定主意。在这些天里，俾斯麦访一名记者吃饭，这名记者是从伦敦来的，他们以前并不相识。他们在一起聊了很久，说了些俏皮话，讨论巴黎的旧事，俾斯麦故意做出一幅很神秘的样子，这位客人当晚就给巴黎发电，详细描述了这次相会的情景。在下最后通碟的那个晚上，俾斯麦同英国大使在外交部的花园里散步。他谈起阿提拉，说他当天晚上是为了德意志而找着他。“说到底，阿提拉是个伟大的人物，他的伟名要超过你们下议院的约翰布莱特！”当钟敲十二下时，他掏出表来看，说道：“这个时候我们的军队正在开进汉诺威与黑森，这次战斗同以往相比会更加激烈，也许普鲁士会打败仗，但是你绝对可以相信我们的军队会奋战到底。假若我军失利，我将不会回来，我将战死在最后的一次冲锋陷阵中。一个人终将一死，若是战败不如一死了之。”
　　两个星期后，消息传来，普军已大获全胜，现在普鲁士人的心境与以前相比也大不相同。自上次那个理想派的刺客暗杀掉斯麦未遂自杀身亡后，有许多人暗地里用桂叶装饰死者的尸体，以示哀祷。假若俾斯麦被刺死在菩提树下大道，想必不会有这么多人怀念他。当时有人还私下里编了一本小册子，册子里画了一个表情骄矜决意复仇的人，面貌酷似威廉退尔，正举枪欲射俾斯麦，本来可以将俾斯麦杀死的，不料这时有个魔鬼出来干预，站在这两个人之间说：“他是我的！”如今六个星期后，情形却大不相同。成群的人挤拥在宫门之前，大声欢呼他们的君主。这位君主在三月间的那几天却要逃出来躲在一个小岛上。君主站在罗恩与俾斯麦之间，向他的人民表示感谢。当俾斯麦要坐马车回家的时候，许多人却将马卸下去，甘愿以人代马抬俾斯麦回去。千万人聚在他家门前，其中有一人善意地喊道：“我们欢迎这位军长在外交战场上的胜利。”俾斯麦同他的夫人站在窗口同人民说话，他居然这样说：“君主的所作所为显然是很正确的。”他的话尾被一阵雷声淹没了，他大声喊道：“上天开炮恭贺我们了！”这样自大的话不久全城的人都知道了，要想了解俾斯麦的为人，有这几句话足以胜过任何别的宣传。
　　俾斯麦向来不求讨好群众，今天他的地位使他更加瞧不起他们。他正在寻求较为稳固的基地以解决冲突，他决定重新进行选举。在前方开火第三天，他传反对党的两位首领前来商讨有关事宜，特韦斯股曾在下院发表演说而与俾斯麦不合，如今他也跑来见他的对头俾斯麦了。我们可以相信他是怀着一种普鲁士人的信服精神，在国家危难之际前来与宰相相见的。虽然花了好几个小时才见到宰相，但特韦斯膝还是比较满意。俾斯麦同时召见的还有自由党成员温鲁，他们一起共同探讨国家新局面。俾斯麦同温鲁谈话是在花园里，在夏夜清凉的时候进行的，因为俾斯麦白天没有时间，温鲁只是谈到了宣言，并未说什么立宪政府的话题。俾斯麦听后激动地说：“人民通常认为我什么事都能办得到，然而他们却不知道我为此会付出多少努力，这一切有谁能体会到？我不可能劝君主做一切我所想做的事，但是人们却常常以为我能够做到这一点。君主接着就会说：”这篇宣言与宪法同样不好‘，按着这样说，一打过仗之后，他们可以裁我的军队！这是做不到的！“
　　这并非借口之辞，俾斯麦对着这两个人很率直地转述了君主的话，这就表明他同威廉明争并不是件很容易的事。
　　温鲁说：“我们现在的局面很像七年之战之前的普鲁士的局面。……但是，我是很尊敬君主的。……”
　　俾斯麦说：“局面虽相似，但在位的君主却不同，我们仍然要尽我们的能力去做……我居然能够劝一位普鲁士君主召集一个德意志议院，我觉得很得意。这样的一种政策却不是发一番空论。要决定几条议案空话是靠不住，要五十万士兵才能解决。……我们要同匈牙利、鲁西尼亚、斯洛伐尼亚打仗，并不要同兄弟们打仗。
　　温鲁说：“人人都很诧异为什么宫门上还挂旗。”
　　俾斯麦说：“我问过君主几回，打算什么时候动手？君王听后很不高兴地回答我说，什么时候动手他自己会做出决定，所以你就知道我不可能随心所欲地去做事。君主快到七十岁了，王后又常常反对我。”
　　温鲁说：“我们若是打败了，将会发生什么事？”
　　俾斯麦说：“那时候君主将会退位。”
　　这几句话如同炸药一样，表示他如同一个游泳的人，一旦跳下水后就不得不用尽全身气力。现在如何暂且不管，最要紧的是要游到对岸。他和温鲁的对话很简短，但短短的几句话他就几次说出了君主此时此刻的心境。他十分清楚温鲁会把他说的话告诉别人。他也知道打败仗对他不利，君主退位也对他不利。当太子对他说有打败仗的可能性时，他也是凶狠地回答道：“倘若把我判绞刑，那又算得了什么？倘若那条绞索把你的君位捆在新德意志之上，捆得越来越紧，那就够了！”
　　出兵三天后，俾斯麦与君主一同来到离柯尼希格雷茨不远的一个山顶上。此后，最令人关注，令人同情的是打败仗的司令官布涅得克的命运，法兰西皇帝会对他耍一种很不体面的把戏。普鲁士这次能打胜仗，全仗着太子的师团恰到好处的接应。乔特尔写道：“俾斯麦骑在一匹栗色大马上。他穿着灰色外褂、戴着钢盔，他的两只大眼睛放射着光芒，神色非常怪异，令我想起了小时候听说的从冰冻的北方来的巨人！当俾斯麦骑马从大批阵亡的将士尸体中走过的时候，俾斯麦突然变得很有人情味，他低声对乔特尔说道，‘将来有一天，赫伯特（俾斯麦的儿子）也许这样横卧在沙场上，想起来令人心痛。”’当炸弹四处炸裂的时候，他哀求军长们把君主请出火线之外。但是哀求也没有用。罗恩回答说，君主喜欢到哪里就到哪里，他们无权干涉。“军长们都很迷信，他们既然是军人，就不会对君主说危险。那时候我只是一名少校，他们把君主送到我这里……我的身边就有十个披甲骑兵和十五匹马正在血泊中翻滚。”他跑上前对君主说：“如果你在这里被炮弹打中，我们打胜仗的欢乐就变得毫无意义了！请陛下赶快退出战场吧！”君主随后慢慢地向左走了，走到了一条大路上，不久就被几个山头遮住，远离了敌人炮弹的射程。君主时年已有七十岁了，有五十多年都未曾见过战争了。俾斯麦劝说君主走开，为的不止是一个原因。他也许想到了前君主腓特烈威廉的怯懦；倘若现君主中弹而死，他就想到了继位的人；他也会想到上帝，因为战后，他给他的夫人写信谈论君主一事说道：“我宁愿君主像这样，不愿意他过于小心谨慎。”
　　当敌军开始做出让步的时候，他骑马过去问毛奇：“我们已经抓住了手巾的一角，你知道这条手巾有多长吗？”
　　“不知道。至少有三个师团，也许是敌人全军。”
　　打胜仗之后，有一位副官说了两句话很能总括俾斯麦的问题：“大人，你现在是一位伟大的人物。假使太子接应得太迟，你就会变成一个大光棍了。”俾斯麦闻言后并不怪罪他，反而仰天大笑。
　　十、普奥议和
　　第二天一早，消息传到了罗马，教王与大臣们大声嚷道：“世界要毁灭了！”此后，普鲁士变成了当强盗的维克多埃马努埃尔的同盟。就在开战那天，普鲁士公开选举了一百四十名守旧派议员。第二天，俾斯麦同太子商谈战事。君主力主和平。俾斯麦要成立北德意志联合会，来推进德意志统一，这个计划在他心里已酝酿了很久，他希望太子协助他办成这件事。虽然意见不同，他们却合力办事，立了奇功，两人都深为感动。这次奇功使他们亲近了许多，以默许的方式和解了两人的矛盾。太子亲赴俾斯麦的宴会，这是多年来俾斯麦第一次宴请太子。
　　经历这场战争俾斯麦有机会看清了周围群众的真面目，他说：“我们的群众很有胆量、安静、服从命令、守秩序；他们无论对什么人都很和气，不掳掠不焚烧；他们很信奉、畏惧上帝。”在信中他对夫人说这完全是真实的，是他亲眼所见的。在他看来这番话好像是说他的农人们如同慈心的乡绅，他们敬畏上帝，才使他们身上产生诸多美德，他虽为平民的美德所感动，但与他们其实仍是格格不人的。他虽贵为宰相，却并不为自己要求特殊待遇。柯尼希格雷茨战后第一夜，他所睡的地方“不过比粪堆略好些，四周都是伤兵”，后来一位公爵把他带到稍好些的地方。
　　军长们常让俾斯麦生气。当他一言不发时，军长们反而发号施令。为此他觉得很难以忍受。有天晚上，一位军长喊醒他，说君主要早上四点钟骑马出去看一场小战斗，他在床上大怒，气冲冲地嚷道：“这必定是你们过于热心，想布置一种后方的小战，在君主面前出风头，所以不让我睡觉2 ”有一次刚打完胜仗，他就给他夫人写信说：“倘若我们不过于苛求，倘若我们不相信已经征服天下，我们会缔结和约。我要拿冷水浇发酵的酒，让人们明白不是我们独居欧洲，还有其他三个强国怨恨我们、妒忌我们！”
　　俾斯麦把注意力紧紧盯在欧洲时，军长们挥动着军刀，要进攻维也纳。在琴尔纳霍拉召开的那次军事会议上，俾斯麦到得较迟，君主把新闻告诉他，大炮在两个星期内可到，大炮一到，就向维也纳进军。悍斯麦听后浑身发抖：“两个星期！”他只是个少校，肩章既无宝星，也无一道红线，他说此话时军长们对他冷嘲热讽。他劝告君主不必攻打维也纳，不如向普勒斯堡进发就从那里渡丹努比河，敌军走东面就会处于不利之势，不然就要退人匈牙利不战而自动放弃维也纳。君主看过地图后，大加赞赏俾斯麦的战略。后来俾斯麦说：“他们虽采用我的计划，心里却不甚情愿的。……我最担心的就是将来与奥国相冲突，，要避免发生难堪的记忆。……普鲁士得胜之师一旦进入维也纳，会很伤害奥国的傲气。当时我与味特烈大王的想法一致，即使将来有战事，也要守护好此战所得的地盘。…伺奥国开战后，必定要同法国打仗，这是历史上所不能避免的事。”
　　几天后又在布隆召开了一次军事会议，提议与维也纳讲和。俾斯麦当面劝谏君主：“倘若敌军放弃维也纳而退人匈牙利境内，我们一定要追击。只要一过多消河，我们就不能与后军相接济，最妙莫如向土耳其都城进军，建立一个新的拜占庭帝国。”俾斯麦睿智镇静，表现出天才的雄志大略，挑起战争的是他，催促战争的还是他，然而打过一次胜仗后，他却浅尝辄止，收兵待命。因为此时新的一场战争就要爆发了，这是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战后十日，他打定主意同奥地利“不索战费，不割土地”讲和。军长们血气方刚，要向维也纳进军。俾斯麦少校找不出一条更好的方法来，他是一位有智谋的政治家，而不是一位军事战略家，同时他又要实行他的计划以免得君主不高兴。（君主是军人）当军长们告诉君主说悍斯麦少校无精打采时，威廉有点不高兴。俾斯麦这位政治家只好另想办法。
　　由于法国的催逼恰在柯尼希格雷茨将战之时，维也纳被迫答应把威尼斯献给拿破仑三世，只要他能阻止意大利进攻。法兰西皇帝却不愿干预他国的事，只愿给双方交涉，他对普鲁土的波希米亚大营献策，法兰西愿在中间调和。俾斯麦听后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立刻答应：不要奥地利的东西；由戈尔茨在巴黎处理德意志问题。他说他预备对这个“高卢种”发一个汉尼拔的誓。这时巡哨兵已与巴黎交换过电报，危险似乎已不存在。俾斯麦的目光不仅仅局限于此，他要称霸欧洲，然而他却万万没有想到一个庞大的权力出来干预他了，他就是普鲁士王！
　　威廉尝到了打胜仗的甜头，再加上将军们怂恿，这位爱好和平的君主对土地也贪得无厌了。他对俾斯麦说：“请拿破仑三世作调停人，普鲁士要作德意志的领袖，要赔偿军费，要夺取他们的土地。”这就是威廉向巴黎所放出的一箭。但是俾斯麦从他自己的箭袋里取出第二支箭放了过去，他让大使把详情报告给拿破仑三世。
　　拿破仑三世被大臣们所逼迫，“很动摇，很灰心”，他做错了一件事，以后怎么办呢？奥地利与萨克森是一定要保存。法国反对成立一个德意志帝国，在他看来最要紧的事就是仍使南北分离，无论怎样，至少也要做到表面上的分离。沙皇想乘机染指，要分享异味并提议开会商谈。这更使拿破仑三世雪上加霜。此时“瘟病”蔓延欧洲，内阁们得了割地热病，普鲁士军中传染病流行，霍乱病并未能阻止战争的爆发。
　　同奥地利讲和，是早晚的事。“因为贪图小便宜，而阻止和谈，是我所不愿做的……”贝内德蒂的论调又出现了。他开始说：“我不能接受正式宣言，无论怎样，我们都可以坐下来商讨。普鲁士打胜仗却也不能割地，最简单可行的办法就是密切注视普鲁士在比利时的行动。”贝内德蒂给巴黎打电报商讨让步，双方同意了。1866年5 月27日，和谈会议在尼科尔斯堡宫召开。
　　普鲁士的将军们打了胜仗，不肯就此罢休，君主受他们的鼓动，也反对俾斯麦和谈。这是俾斯麦一生最为关键的时刻，他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圈圈转。在军事和谈会议之前；要完全独立地地作出历史性的决定。他平生第一次拥有这样的高度历史责任感。（四年后在凡尔赛宫，他已不能自己独断专行）这次与奥地利打仗，他是孤立的。假如他与君主和军长们妥协，他可以递一份报告以保护自己，必要时，还可以上书辞职，这样可以保护他的名誉。但是他必须要照着自己的意志办事，一切后果均有他一个人负责，他十分清楚惟有成功，国人才能饶恕他。
　　这时恰逢俾斯麦患病，他无法穿蓝色军服，挂刀摆出威严神色来，只好穿着陆军便服在屋里养病，君主与军长们早上骑马回来，他只好在憋闷的病房里接待他们。他坚持自己的主张，并列出好几个理由。军长们提议乘胜长驱直人，君主对此大加赞赏。俾斯麦彻底孤立了。他的大脑已连续工作几个日夜了，精神都要崩溃了。他站起来一言不发，走进卧室放声大哭，不久军事会议就散了。
　　他最后一次受到这样的感动，是在十七年前，那时候他在作演说，他对议会所说的最后两句话是“我们走的这条新路，如果能统一德意志，我将对发起人表示衷心致谢。……但现在还不能够……”俾斯麦为此已奋斗十七年，他从长远利益、多方面、多角度地来看待这个问题，正是：他解开了一个结，又系起来，又解开，不以一个单独观念为目的，也不从一个单独的思想为目的。
　　议会这块拌路石被一脚踢开了，他的国君却挡住了路。十七年前，君主禁止他镇压革命，他献计用更大的力量！那时国君是一个懦夫，后来成了疯子死去。后来威廉继位了，他既不疯又不懦，却非常讨厌打仗。他在还未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却突然产生了霸占土地的念头。俾斯麦这时已成了百病缠身的老弱文官，君主和将军们不把他看在眼里。事实上俾斯麦是这场战争的发起人，他们原应该感谢他才是。此时这位老政治家不再发表任何激情的抗议，也不再以辞职来恐吓他们，只是一言不发地走去，不想听见、看见他们。如同十七年前那场大哭一样。这绝对是一幕杰出的古典悲剧。
　　君主疑惑无主，站起身来，将军们也跟着走了出来俾斯麦正哭着，听见他们出去的声音，凭他灵敏的外交官的感觉，他明白这是什么意思。他提起精神把和谈的理由详细地写下来，并附了一条要求，若不听取他的建议，请君主让他辞职。第二天他拿着这件公文去见国君。在前厅听说霍乱病已在军队蔓延。他早预料到吃了水分少而熟透了的鲜果，匈牙利、奥地利将大闹霍乱。他劝告君主，奥地利若受重创，将与法兰西、俄罗斯联兵共同对付于普鲁士，这就给奥地利留下一个空子，将为它新的革命开辟一条路。他再一次阐明，普鲁士用不着德意志的奥地利，拿德意志的奥地利同普鲁士混合起来，是不可能成功的，不能拿奥地利当作柏林的一个藩属来管辖。应赶快做出决定，不要让法国先下手为强。
　　君主说这些考虑还不够，一定要奥国割让西里西亚，再从其他德意志诸邦取几块零碎土地。俾斯麦对此竭力反对，他警告威廉千万不要分割那几个城邦，不要听几个靠不住的同盟的话。威廉不过是一个陆军的军官，他不肯让获胜的军队中途停战，但他又找不出什么理由来反对俾斯麦，只好拍拍他的肩膀说：“那个首犯，必须惩罚！至于那些被他误导而走错了路的，可以从轻发落。”
　　俾斯麦对此不以为然：“开庭审判不是我们的分内事，我们只管德意志政策。奥地利同普鲁士争雄，就如同普鲁士同奥地利争雄一样，我们可以理解。我们要办的事，是以普鲁士王为首领而成立统一的德意志，或者先迈出一步，走向统一。”俾斯麦从前从未说过这些超越民族的公道和创业道理的好话。八百万德意志人属于一个国家已经有千年历史，现在俾斯麦要阻拦他们，反对对立与分裂。俾斯麦挑衅奥地利而引发战争，现在他最想做的就是治疗伤口。他不要土地，不要赔款，只想建立起性质相同的一种合于理性的联盟。他排斥过分依赖武力，他看重仔细地打“算盘”。俾斯麦惟有在尼科尔斯堡，惟有在这个地方，才走近二十世纪的政治思想。
　　反对俾斯麦的是生于第十八世纪的威廉，他为不明白俾斯麦的意图而感到十分生气。“我再往下解释也没用，他已听不进我的话了，我只好走开。”俾斯麦出来后，最先想到的事是人伍当军官，利剑在手，继续打他以为很糊涂的仗。这想法至少可以证明他并不是没有勇气。走回去后他又觉得很难受：“不如从窗子跳下死了完事。这时太子推门走了进来，他把双手放在我肩上，轻轻地说，‘知道我原本反对打仗，要打仗，就要承担一定的责任。你若感到已经达到目的，要讲和，我愿帮你同父亲讲话，作你的坚强后盾’。”
　　不到半小时，腓特烈回来了，他神色镇定地说：“我们辩论得厉害，父亲终于答应了。”太子这样帮助他的对头，对俾斯麦来说是一件很光彩的事，他在俾斯麦的奏书上批道：“两军相抗，相持不下，危急关头，宰相把责任交付给我，我暂且找不着人替代他。我儿子与宰相意见相同，我很难过，却也不得不听从他们。”
　　这件事很像一幕诙谐剧：老头子很想跳舞，医生不许他再跳，并拿不再医治来恐吓他。他找不出另一个医生，别无所措，只好接受儿子的劝告，他对乐队点点头，优美的婉转的音乐嘎然而止。
　　十一、政治远见
　　尼科尔斯堡危机过后一星期，在布拉格开往柏林的火车上，君臣两人又开始了斗气。俾斯麦不许君主惩罚国外的仇敌，君主说即使不能惩罚国外的仇敌也要惩罚国内的。这时与俾斯麦斗争了许久的极端反动派，蜂拥而至，他们要推翻宪法，至少也要修改宪法，换句话说保守派的议员们逼迫君主动手拔去新当选的为数不多的几个自由党的牙。
　　俾斯麦反对这件事，他对此高瞻远瞩：“不满于打胜仗的德意志人要离开专制的普鲁士，几个新省会投入反对党的怀抱，我们就要进行的是一场征服普鲁士的战争，但普鲁士的民族政策束缚了我们，早已走不动了。”现在人们看重宪法，政府作了不合宪法的事，按照英国习惯，应求民众议会免除追究其责任，此时俾斯麦仍用当初回国时说的这句话来劝告君主。
　　打了胜仗还要让他们请罪，君主是不是将俾斯麦当成了懦夫？他为此愤愤不平：“我不会承认我作错了任何事！”俾斯麦指出：“政府与君主按照这种关系来处理问题，确是办得对。所谓要求就是要求承认这一层。这是一句颠倒的话，但是君主也只能懂这样的话。而且这句话必定会加在君主的浩敕里。”俾斯麦回忆说：“时间是很紧迫的，在君主的治示里有这样一句话。”我们谈了好几个小时，我很小心谨慎地说给他听，觉得很疲倦。屋里有三个人，君主。太子和我。……太子并不是诚心帮我，但他脸上的神气却表现他的见解同我一样。这是为了报答我对他父亲的态度。……后来君主很不情愿地让步了。“
　　四个星期前，太子还是俾斯麦的仇敌，是君主的对头，现在太子将不反对议院免于对其的追究，他的父亲知道他是一个自由派，但是他却示意给他的仇敌，他就是这样逼着俾斯麦站稳脚根的。不久，俾斯麦在议会发表讲话：“我们要讲和，要同他们合力解决眼前许多困难。关于这件事，我绝不履行宪法允许之外的权力。”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听见有这么多人对他持赞同的态度。他绕了许多弯子，接着说，“我们目前还有很多问题没有解决，军队建立的功绩不过增加我们的赌本，与从前相比，我们一旦输了，就会输得更惨。诸位先生，我们的任务是保持全国一致，事实上和表面上的一致。你们的眼光要放远一些，留意一下国外，千万别忘了我们必须同心合力一致对外！”这掷地有声的金玉良言赢得众人的声声喝彩。议院也因此而放弃权利，不再因为政府的行为不合宪法而弹劾政府。
　　几个自由党的领袖如拉斯克与芬克等都赞成不必追究。这是俾斯麦预料之中的。他竭力使自由党分裂。但是在这时，极端自由党同君主一样，不知道这次不过是开了个玩笑。沃尔德克说，“我们抗议，反对政府不承认我们的奋斗！”菲尔绍也发表意见：“我们要谨防对成功搞偶像崇拜！”“政治实在是实用哲学，”俾斯麦说，“政治是一门次好的艺术”。倘若在这种艺术中，只有打胜仗才能办到，那么政治就是崇拜其能得胜的诸多宗旨。柯尼希格雷茨用大炮解决的不止是权力与自由之间的争论。当一个副官骑马跑上去，对俾斯麦说：“假使太子接应得太迟，你现在就变作极大的光棍！”这时，岂不标志人们开始崇拜成功吗？
　　十年后，许多事情都成为历史，悍斯麦当着菲尔绍的面承认：“前十年众议院毅然决定他们自以为是的事，我很敬重他们，你那时不知这种政策的目的，我也不能证实这种政策的效果。……即使我能够告诉你，你也可以回答我说，‘与外交政策相比，我们更看重宪法。’所以我并不想责怪任何人——有时在争吵得非常激烈的时候，我虽然责备人，其实是并非我所愿的。”
　　只有这一次，议会的风向变了。在议院与在朝廷的所有保守党都很愤怒，他们一致要求在和约还未签字前，应多占些土地。现在到了最后的关头，君主要在奥地利夺回从他手中抢去的东西。一年前，君主曾在兴勃隆宣布他在什列斯维希并无什么权利，三个月前，他祈祷上帝，求上帝答应他打仗，胜利后，他居然对罗恩说，“这次胜仗使我立刻想再打一场。在东西几省之间还有空隙，我们一定要把汉诺威与选候的黑森取来‘打成一片’，符腾堡既然已经把霍亨索伦的小领地侵吞了，我们就要从他们北方取一块土地，归人普鲁士的版图，安斯巴哈与拜尔雷特原是属于我们的祖先的，无论怎样牺牲，我们必须要取回来！”
　　俾斯麦骨子里虽不反对君主，却反对另外一些人和事。巴登人跑到柏林买卖市场来证明强大的巴伐利亚能够阻止德意志统一。巴登人声称只有一件事能够永远和平，那就是在南方诸邦形成势均力敌的态势：从巴伐利亚割一块地给巴登。巴登人走后，黑森人跑来，要求割巴伐利亚一块地，以赔补黑森所让出的土地。巴伐利亚大使诉苦道：“倘若普鲁士要汉堡，查理王妃是会哭泣的。”君主党俾斯麦辩驳说：“吸若我们那些在柏林的人们会让王妃烦出眼泪来，那么我们什么东西也得不到。”
　　俾斯麦对付南方诸邦还是相当客气的。他把他们当做将来后宫里最可爱的佳丽，首先要同他们亲近。他说：“我并不管感情和家庭关系的，我也不要做这样的差使。君主可以将这件事交给负责公众礼拜与教育的大臣管理。”他最初要巴伐利亚使臣赔款割地，等到已经使这个巴伐利亚人极度灰心了，才转告他们：“你可以同我订一个不必割地的和约。”
　　“既然这样，你要什么条件？”
　　“只要你立刻同我签订攻守盟约。”巴伐利亚使臣听到这句话，高兴得一下拥抱住他，差点流下泪来。俾斯麦与巴伐利亚使臣的这次私下会谈只有两三个人能在公文中看到此次会谈的结果。当把这些公文锁在他的铁柜里时，他感到十分高兴。
　　在西方天气喜怒无常，瞬息万变。1866年8 月，拿破仑三世的态度忽然变得强硬起来，要求恢复1814年的边界，俾斯麦也改变了态度，他对贝内德蒂说：“你若苦苦相逼，我们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都要讲和，我们不会在德意志民族中独断专行，甚至把南德意志交给奥地利，或再承认联邦议院。我们会马上联兵，用八十万军队到莱茵河夺取阿尔萨斯。我们两国的军队已经开始交战了，你的军队还未行动，你还是权衡一下利弊！”他终于吓倒了法兰西人。但是在1866年夏天几个星期，这种局势还很不稳定，巴伐利亚宰相赫因罗厄相信俾斯麦提议“割一部分巴伐利亚的土地让给拿破仑三世，君主若不让步，普鲁士就会与法兰西打起来。”随后，法兰西从侧面同普鲁士协商，要同普鲁士联盟灭掉比利时。戈尔茨居然赞成这个办法。九月初，他在柏林处理这件事足足花费一个星期。在这段时期里，俾斯麦四处尝试。俾斯麦假如没有预知这个新的拿破仑朝代有点不稳固，也许会答应这种方案，无论怎样，他不要口头的承诺，而要写出书面的提议。他请贝内德蒂起草一个条约草稿，里面明确地说明法兰西要据比利时为己有。等到极其不利于法国时，他就会从铁柜里把这个草稿拿出来。
　　他把法国人视为掌中之物，等到布拉格方面签订和约，等到德意志联盟成立，战败国奥地利不仅要承认割让三个德意志王侯的土地，并且要解散德意志联邦会，还要承认美国以北成立一个新联合，此外奥地利还必须答应：在这条线以南诸邦，一定要联合，与北德意志联盟的民族合并，任由这两个联合达成一个契约，南方的联合必须在国际上占有一定地位。
　　这就是在尼科尔斯堡的好斗的政治家的目的——不是割地，不是赔款。十二年前他曾写过：“奥地利是一个外族。”现在奥地利要在全世界面前承认它是被排除在德意志之外的。
　　打过仗后，威廉要特赏他的宰相。俾斯麦已经是一个伯爵了，他还要什么？他已经有了军长的军衔，还有四十万元钞票。“发动”既是“打仗”的美称，“免去追究”又是“恕罪”的美名，“津贴”就是“赏钱”的美名，可惜俾斯麦这时候精力用得太快了，累得几乎要生一场大病，不能享受这笔赏赐。当胜利凯旋的军队进入国都的时候，俾斯麦骑马跟在君主的身边。威廉和他的将军们都被太阳晒黑了，却比出发时显得更有精神，俾斯麦却不同，他面无血色，好像是刚从病榻爬起来。他知道自己身体衰弱，精力不支，他伤感地说：“我最好是辞职，我知道我曾为国家做过许多好事，我应该辞职，把这种印象流传千古，我怀疑我有没有精力去做以后要做的事。”
　　乔特尔劝他说道：“你不如在里维耶拉过冬，你的精力不久就会恢复。”
　　“波美拉尼亚的妇女临产的时候，会说：”现在我必须面对危险‘，到了明年春天，国人的得意心境基本上淡漠了，我若不把国事交给别人，就得自己辛苦去做。我又不知道找谁接替我职位，只要我的精力复原，还得去担负艰巨的任务。现在我还不如去波罗的海边住几个星期。“
　　一进入国都后，俾斯麦就走开了；在普特巴斯俾斯麦病倒在一家小客店里，有几个朋友们把他带回家去。他的夫人闻讯急忙赶来，只见他愁闷无神，像从前得了静脉炎一样。她写道：“政治使他忧愁、发怒，如果他安静不动，看看蓝天、绿田、翻翻图书，会康复得很快。”
　　他远离家庭躺在病榻上，如有人提起有关他的事，他不是哭就是骂人。这时国人正赞美他，称他是筹划与赢得胜利的关键人物，每个人都要向他庆贺。他为国家操劳了一生，如今什么都做不了了，只能偶尔翻翻有图片的书消遣。
　　十二、新德意志宪法
　　俾斯麦身体略微康复以后就回来了。1866年9 月的一个下午，他口述让布赫尔草拟一部新的德意志宪法。布赫尔当晚就润色好了，第二天就要在内阁会议讨论，要赶快送给各邦的大使过目。“印张刚从印刷厂出来就交给会议审议了，有许多还是湿的。”德意志联盟的宪法，一直都没有多少改变。这个宪法酝酿了十年，拟稿人却没超过五个小时就完成了，俾斯麦的治国权术全包含在里面，从这部宪法里可以看到他灵魂的影子。
　　这部宪法是一部巩固君主制的宪法，并非人民的宪法。这是从上发起的革命的胜利，实行这种革命反对人民，已有四年之久了。德意志人的自治程度这时还不高，却不能拿这一层来断定来推理五十年后的情形。我们知道当日指导俾斯麦的并不是这样一种信任，而是他看不起群众和群众领袖们的缘故，因为他从心底厌恶群众。
　　在他的心里，这种憎恶与藐视，却并无任何爱或尊敬君权作为反衬。他心里既不相信戴王冕的人的智慧，也不相信被选举的首领的智慧。他的自重与他的辞世，使他在整个人生的日常琐事和所有国事中，做出反对群众的诸多决定。他不能与人联手共事，所以他常独自承担责任，又因为他有充足的理由，证明自己是国内最有睿智的，所以他相信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得多。骄傲、憎厌、大胆。是促使俾斯麦大权独揽的重要原因。他单独负责任，使他排斥负责任的议院制，这是全体自由派所要求用以治理新国家的制度。他仅仅想到国家的诸多大权都在他自己身上，这个霸道人把全部责任都背在自己身上，别人是不会愿意这样做。他规划城堡，好像他永远能作庄园之主。他很像拉萨尔，因为拉萨尔也是这样把自己看得太重，所以害得他的很多组织都无法正常发挥作用。
　　俾斯麦设立联邦议会与帝国议会，即上议院和下议院，使之相互制约。在联邦议会里，各邦王公们的主权意见可自由发表，他们的大使，同在旧的德意志联邦会一样，也在会议场列席，以联邦会的宰相为首领，其实他不过是普鲁士外交部长的邮差。俾斯麦用这种方案使那些不愿受制于法兰克福皇帝或不愿将他们的权力混合于法兰克福权力之内的人，全部变成新国的君主——其实不过用以遮掩普鲁士的真实权力罢了。表面上是把立法与司法权都交给联邦议会，其实是仍在普鲁士手中。这样的国体如同一条船，器械都准备好了，就是水浅行不通，有了“钢甲”，就可以洋洋自得地放在议院的海面上了，并且不会冒什么风险。
　　当时的舆论反对这样的计划。投入反对党怀抱的新党不想在新的联盟里有两个前线，如同在普鲁士一样，他们要人民与政府联合，要有帝国议会负责的大臣。他最不喜欢这个想法。“在这样一种体制中，没有负责的人，倘若做错了事，大臣的耳朵就如同被一个看不见的权力打了一个巴掌。在这样神秘的合作中，有一种权力，如同一个秘密法庭，常使人们所依赖无法独立。”
　　作为奋斗家的俾斯麦一向都是大权独揽，刚开始时，他勉强推行了议院制。虽然难以想像将来他如何结束这种局面，但他却知道将来怎样对付对方的斗争。假如一位君主并不过分地认为他自己的睿智远胜于他人，愿意听一位有超人本领的政治家的指导，这样的制度才能够行得通。（即使行得通也是很难推行的）倘若君主们是骄狂的人，而宰相们却没有独立人格与见解，这个统一的国家，在这样的宪法之下，只会导致追求权利，从而使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互相阻遏。俾斯麦预料到这种情况，但他却偏挑这条路走，他要么巩固他今天的权力，要么巩固继任的权力，但他不能两样“兼得”，如果让他在爱国、爱君两者中选择其一，正像罗思所说，他一定会巩固自己的权力（他认为这样最有利于国家）来抵抗击政党的任意妄为。君主虽没主见，他却不能不重视，因为君主的优柔寡断，比帝国议会没有主见的危害要少得多。
　　诚然有人尝试反对，要使宪法有一个近代国家法权的雏形，所以插人一个公式，说：“联邦会会长的法令与处置，要以联盟的名义发出来，只有经由联邦会的宰相签字之后，他就是这样为别人担负责任。”我们要对谁负责？对帝国议会负责，还是对联邦议会负责？对君主负责，还是对最高裁判院负责？对于所有这样的话问，帝国议会全不回答。俾斯麦大笑，他是普鲁士人的当家的，在他与任何联邦会的宰相之间，有个大空隙，他决意去填补这个空隙，决定自己担任这个宰相，而不让萨维尼担任。因为这个人不愿让人称他“宰相”，他其实不过是一个邮差。兼联邦会的宰相同普鲁士宰相于一职——俾斯麦就是用这个巧妙的办法把他的对头们的批评，变为他自己的利益，因为现任联邦国的所有官员在逻辑上都要依赖联邦会的宰相，所有官员都变成了他的官员，他的下属。
　　俾斯麦成了惟一的负责人，无人能够说明他究竟对谁负责。他站在争雄的焦点上，后来二十年间的帝国议会就指挥所有竞争者都反对他。帝国为什么要承认俾斯麦的计划？假如议会同意，本可以排斥不用它。大多数议员们都是为有利于他们的俸金而投票，真正为限制议院权力，为民众政治而投票的只有五十三票，民众党，很像德意志劳工总会，都很明确要求“统一德意志以成为一个民主制的国家，不要世袭的中央集权，不要受制于普鲁士之下的小德意志；不要受制于奥地利之下的大德意志。”
　　这个宪法与普鲁士宪法不同，它不是从上头压下来的，而是人民的选员代表投票选举的，“人民自身是历史的制造者，他们承担宪法的权利和义务，负一切责任。”
　　帝国议会不是由普遍与平等的选举所成立的，而是秘密投票而成立的。俾斯麦曾反对过，他的理由很令人诧异，他说秘密投票与德意志人光明坦白的性格相违背。拉萨尔曾与俾斯麦争论，普选能否第一次变成实用政治，可惜他已经死了。他与惮斯麦不曾说明的赌，终以拉萨尔输了而告终，因为俾斯麦希望在普鲁士搞君主集中制。民主党看出这些苗头，但他们却不能排斥为此奋斗了很久的普选权而被人取笑。俾斯麦说：“如果普选权没有好处，我们就不必用这个办法。”他不顾大多数人的反对，排斥议员受薪俸的议案，因为他要在帝国议会中拥有财产和势力。靠罗思和毛奇的军队实行了他的政策，他的大多数自由党对头就投靠到他这边来，他很看不起他们，只有十九个自由党议员投票反对他的宪法，说是‘有缺点，限制了人民的权利。“只有一个代表拉萨尔的诸多观念的社会民主党同那反对的少数党投票。自从铁血主义战胜之后，宪法国家、人民权利，都缩人背景里了，因为现在统一德意志不必有奥地利，保守党如格拉赫已经退在后面。
　　最有势力的党是新的民族自由党，这个党的名称表示两个世界的通融。拉斯克、特韦斯胜、科尔肯贝克、温鲁，这几位都是普鲁士议会的议员，还有汉诺威的本尼格森都是领袖；重要的是实业与轮船公司的股东们供给费用，教授们供给公式。俾斯麦数了一下人数，对于为数不多的几件形式上的事作了让步，看见新国家的灵魂正在他的联邦会里有完全的势力，很高兴。全会共有四十三票，他虽然只能控制十七票、但他处在会长地位，比奥地利从前在德意志所操纵的权力还大得多。俾斯麦写信给罗恩说：“普鲁士王所控制德意志权力，是形式上的，我从不放在心上。但我把全部精力都用于使他有实权的事上来了，使他的控制成为事实。”
　　俾斯麦要增加君主、宰相、陆军这三方的权力，在旧议会里所撇开不必奋斗的，在新的帝国议会里则要开始为此奋斗：代表议会有权不给陆军钱，现在为此争论得很凶：“一个人苦战五年才能得到现在摆在你们面前的东西，一个人因为这件事耗费了一年的美好时光，牺牲了他的精力……随后那些全然不知这种战斗的先生们，在这里有这种举动…，我只能请他们读《查理四世》剧本第一幕的最初几场。那时有一个大臣向哈瑞伯希要几个犯人，他觉得怎么样，贺特斯波尔受了伤很劳累，这个人对他说了很多关于火气和内伤的话，使他很讨厌。”随后，议员们为帝国议会要求有投票决定供给军需的权力。如果让他们有这样的权力，就是说议院有权决定陆军人数。俾斯麦在台上异常生气地说：“假如有一个在柯尼希格雷茨因打仗而残废的人，问你这几场血战有什么收获？你怎么回答他呢？他对他统一德意志这件事还没有办到，不久总会办到……但我们已经办到。下议院有投票规定军用供给的权力，这种权力逐年用下去将危及普鲁士的陆军。……我们所以在普鲁士城堡之外同奥地利作战，就是要避免危害普鲁士陆军。”
　　十六年前俾斯麦曾站在这个讲台上演说，反对与奥地利打仗，而所有的自由党人因为奥尔米茨的国耻，在院里吵闹要打仗。那时俾斯麦大声说，“打过这样的仗后……你们有胆量面对一个因战争而伤残的人，对丧失了儿子的父亲说：”你们虽已大受损失了，但你们要与我们同乐，因为联合的宪法已经得救了‘吗？“现在的议会里也一定有人听过俾斯麦那对的演说，有人回忆起他所说的正是拉多维茨从前所要的，要在普鲁士统治之下的一种德意志联合用F 除奥地利是在十六年后所办到的。那时悍斯麦既不是一个伯爵，也不是一个国家官员，他会受到很不公道的耻笑，到现在，他只能够复述拉多维茨的演说。他的真正原因是他从前反对打仗，而与新近所引发的战争有相同的目的，那就是制订一个新的德意志宪法。对于此次打仗受伤的人们，俾斯麦的内阁也不能给他们较好的安慰，不能超过拉多维茨的战争补偿，现在德意志统一大业还未完成，南德意志的民主党虽然为统一而努力，但不幸德意志请王公无不表示反对。只有巴登的元首赞同，他是威廉国王的女婿，当俾斯麦召集南德意志讨论关税联合的时候，他们都反对，以为这么联合”必定造成德国的初步统一“，当巴伐利亚大使为他的君主的普鲁士劲敌开始喝彩的时候，他脸色很难看。那时是赫因罗厄王爵当巴伐利亚领袖，曾记载过这件事。他反对巴伐利亚人联盟，巴伐利亚宫廷与巴伐利亚社会也是这样。巴伐利亚是敬奉天主教的，巴伐利亚领袖却不断地反对北方的耶稣教主义，因为”维特尔斯巴赫朝的历史地位“，巴伐利亚什么也不要，只要一个德意志”诸邦的联合“（并不要一个”联合国“），宁愿与奥地利，不愿与普鲁士结合。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后，赫因罗厄在普鲁士与法国战争上发表观点，曾说：”这两国如果打仗，巴伐利亚与奥地利愿帮法兰西。“直到1870年初，符腾堡’宁愿变作法兰西的一员，不愿变作普鲁士的一员”。但是在这个时候，就不用滥用作为乱杀人民的利器。符腾堡的女王是俄罗斯人，却正在那里阴谋反对普鲁士。赫因罗厄发表他的德意志统一的观点中最妙的证明就是黑森的大公，这位可敬的先生在1868年秋，以他的大臣达尔维克作后盾，告诉斯特拉斯堡的镇守官，现在正是法兰西攻击普鲁士的时候，同时这位大公以黑森的莱茵河西边的海口作为礼物，要求拿破仑三世牺牲巴登，赔偿他的损失。
　　俾斯麦在等待时机，行动方案快设计出来了，各邦把注意力都集中到这上面来。1870年春天，他对符腾堡大使说：“考虑到策略问题，我们与南方的联盟并不稳固，无论在政策上，还是在其他方面，我们根本用不着与南方联盟。很难说谁是我们最不友好的仇敌，谁是你们的独立派，谁是你们的民主派。在稳妥的政治家看来，先来的事肯定要处理的，可以暂缓的事后处理……当我投饵猎鹿的时候，第一个来唤饵的鹿，我并不开枪打它，等到全群的鹿都来了我才会再开枪。”
　　十三、遏制法兰西
　　在最后十年间，尤其是在最后十个月间，俾斯麦的眼光特别关注法兰西，只有法兰西这个国家才能阻止他，使他难以达到目的。这位外交家志在统一德意志，而不在于征服法兰西，因为他最得意的就是当普奥交战时，他略施小计便阻止了法兰西的干预。他是一个性情暴烈的人，他虽然觉得打仗“是人类的自然性情”，但是他之所以要贵族们协助治国，并不是因为仇视平民，正如他之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主张将打仗作为改良民族的手段，并不是因为他喜欢带有危险性的打猎，喜欢深人人迹罕至的森林，也不是因为他喜欢决斗与操练。人们引用他所说所写的话不下一万句，但是他从未说过，因为要磨练少年，所以才颂扬打仗。在他所写的关于战争的书信里，他从未说过战争的伟大，只说战争是件很残酷的事。况且他曾在波希米亚亲眼看见过战争，他后来变得很不喜欢打仗——现在他的儿子们都在长大成人，他尤其不喜欢打仗。他很郑重地说过好几次（不光对他所想与之缓和的外国人说，对他自己的亲信也这么说）。他目睹过硝烟弥漫的战场，尤其是见过医院，这使他对于战争更为审慎。
　　这种改变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更明白他自己所做的事。他在欧洲的名声越大，他被骂的范围就越广，他就越看不起军官们的战术。他在作了几个月宰相之后，说了一句概括的话：“人们的蠢笨，比我所想像得还厉害。”因为他从来不晓得什么是害怕——这一点他很像Sieqfried ，尤其像哈根——他毫无畏惧的把这剂毒药（即战争）放在他的药箱里，倘若别的药都无济于事，他决定用这剂最有力的毒药。俾斯麦成为德意志人中的校校者，不仅仅是他勇猛无比，还在于他的智勇双全。
　　俾斯麦认为征服法兰西对他来说并无什么利处，相比这下，他更喜欢从外交上征服法兰西。他有好几次都相信战争是可以避免的。1866年底他对议会说过一番追忆从前的话：“我们同法国打仗得不到什么，即使打胜也无用。拿破仑三世与从前的几位帝王不同，他承认和平会有利于这两个民族的发展，法兰西不愿看见德意志请邦以奥地利为领袖而统一，成为强国。即使是一个推进到莱茵河的法兰西——也不可能与统一的德意志抗衡……惟有一个与奥地利分离的德意志才能够减少发生仇视关系的概率。倘若法兰西精明地裁判她自己的利益，我想她也会不愿看见普鲁士与奥地利的衰落。”十年前，俾斯麦同拿破仑三世在符腾堡谈话时曾说过：“你会陷在泥里的。”
　　俾斯麦利用比利时玩弄拿破仑三世足有五年，等到俾斯麦觉得力量充足的时候，他就劝说拿破仑三世夺取卢森堡，因为这个法国人对土地贪得无厌，看见普鲁士强大便会着急。拿破仑三世只想夺取土地——尼斯、比都、德里弗斯、兰道抑或在卢森堡，什么地方都可以。拿破仑三世的诸多要求，大概都是因为他想提高威望。他并不决意要求得到法兰西所最需要的，却是毫无定见的尝试夺取他临时所想得的。俾斯麦把比利时献给法兰西，说得尤其慷慨，现在德意志的联邦会已经解散了，他更能慷慨地拿卢森堡献给拿破仑三世，并赶快宣布普鲁士对于卢森堡的权利已经消失。荷兰王曾作卢森堡的国王三十年，若得了几百万法郎，就肯卖给拿破仑三世。俾斯麦以为这是使法兰西满意的最便宜又最便利的方法。俾斯麦想拿一件已成的事实来对付帝国议会，曾同贝内德蒂示意：“赶快在买约上签字，随即通知我们。”
　　德意志人最初听到这个消息时，整个德意志都在大喊，绝不亚于从前对什列斯维希——霍尔施坦的计划那样大喊，他们喊道：“这块土地，历史上原是德意志的，绝不能落到我们的世仇之手。”法兰西尚未做好准备，普鲁士的参谋部就要打仗。俾斯麦阻拦打仗，他公布与南方诸邦所订立的攻守同盟条约以警告他们的对头；同时他激起荷兰的恐惧，他绝不肯对荷兰王说明他到底想干什么。当一位机灵的匈牙利军长忽然改变话柄，谈到与法兰西打仗的前程，俾斯麦也不会因人家的出其不意的提问而说出实话来。这位军长说道：“当他晓得我已经知道他的秘密时，我至今还能记得他的两眼怎样发光。他很能节制自己，这不能不让人佩服，他很和气地说道，‘我绝不想同法兰西打仗。”’他随即请这个匈牙利人让拿破仑三世把贝内德蒂调回去。“况且我的君主从我与贝内德蒂所读过的条约中知道我对于比利时到底存有什么样的态度，至于卢森堡，我不想问在那国的大多数人是否亲附法兰西，我不过说，‘拿去吧’。‘”当这位匈牙利人在推勒里说这件事的时候，拿破仑三世说道：“我知道他为什么讨厌贝内德蒂；他答应过我们的事太多了。况且俾斯麦并不想将其所有的东西都奉献给我们。”
　　俾斯麦并不想同法兰西打仗。他同一个议员谈话时是这样说的：“我不能说战争是绝对不能避免的，因为我并不见得这样做会给我们或是法国带来什么真正的利益，武力并非解决一切的手段……除非是为国家的体面起见（不要与所谓的国威相混淆），或为最严重的性命攸关的利益起见，不然的话，无论什么人都不应该随便宣战。无论什么当政的大臣，即使是他自己相信在一个指定时期内战事在所难免，那都不应该做一个罪魁祸首。假若各国的外交部长常常要追随他们的君主或他们的陆军司令官前往战场，历史就不会记载这么多战争。我亲身到过战场，也目睹过陆军医院，那里的情景惨不忍睹。我看见许多年轻人躺在那里；当我从窗口向外看去，看见许多残疾人在威廉大街上走着。这样一个可怜的人，当他走的时候，抬头看见外交部的大楼时，会这样想‘是坐在楼上的那个人，制造出这场可怕的战争的。假使不是他，我现在还是一个四肢健全，身体健壮的一个汉子’。假使我是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原因，或因为奢望，或因为追求民族的荣耀，而使我的国家打仗，我要责备自己，我的心也不会有一刻安宁。”
　　他的心腹乔特尔记载过同样的谈话，这些话有时是在写字桌上谈的，有时在晚上无事的时候谈的，这些谈话都是很真实，很坦率的；比在演说台上所说的字斟句酌的话要由衷得多。当闲谈的时候，既用不着说上帝，又用不着顾及君主，一个人的内心世界就会坦露在我们面前，我们看见一个下棋的人冥思苦想，怎样激动又怎样节制他的内心；而且我们还可以想像一下，在一所观象台的一间安静与寂寞的屋子里，我们站在一座记录地震的仪器面前，这个仪器的指针是如何准确无误地记载着地心的震动。
　　荷兰王害怕这种地底下的扰动，便把这个法兰西人的贡献公之于众。德意志人一片激动，街头巷尾无人不在谈不久就要实现的割让。4 月1 日早上贝内得蒂去见俾斯麦祝贺他的生日。这位大使要“说一句很重要的话”，俾斯麦赶紧阻止了他，说道：“我现在没有时间办事，我必须到帝国议会去答复他们关于卢森堡问题的临时洁问。你若肯与我同往，我将把我答复的大意告诉你。我不愿听打断磋商的话，因为中止磋商就意味着与法兰西断绝关系。倘若我得了正式报告说卖出土地，我不能不在议会宣布。我们到了，我必得进去。贵大使有一件公文给我吗？”
　　本尼格森因在会议上发表了一番爱国的宏论，而名声鹊起。他要在法兰西面前显示德意志民族的势力，他很特意地说明他要与俾斯麦携手。他最后还说：“普鲁士政府是不是决定，一如帝国议会所一致向往的，永远与普鲁士的联盟诸邦一起共同保护卢森堡大公与其余的邦国联合，尤其是保护普鲁士占据卢森堡炮台的权利？”这不过是一句外交辞令式的问话，因为继续说出来的是惊动所有政党的一句宣言。俾斯麦站起来，发表了一篇他有史以来最聪明的演说。今天他可以变为众人喜欢的人，这是很容易的事，他只要说一些与国家的体面有关的话，所有的议员就会包围住他，那些话就是关于战争。然而他却不肯这样办，他敢在人心激愤的议会面前扮演一个小心谨慎而不主张使用武力的人：“我既要顾全法兰西民族的感情，又要郑重考虑普鲁士政府与一个邻近大国的政府之间的和平与友谊……所以我不回答其对于君主政府而发的洁问。”随即他令人惊愕地保持沉默。“君主政府，并无理由忖度关于那块土地的命运将来如何解决，相反的事实是政府无法知晓这一切，即不能确定现在是否是用武力解决问题的时机。”
　　当天晚上荷兰国王知道这篇演说的腔调后，立即取消签署出卖卢森堡的契约，此时正值拿破仑三世身体欠安，便很恐怖缩回手去，欧洲各国的内阁议论纷纷，如同一个被捣的蜂窝那样闹来闹去，密码电报随便打，侵犯的计划都订好了。后来沙皇国提议召集一个会议（这一向是他解决为难问题的办法）。在伦敦会议上，宣布卢森堡保持中立，奉命把许多炮台都毁为平地。巴黎方面说这件事是普鲁士败退；柏林方面反过来说是法兰西败退。祸是惹出来了，双方很不高兴。三年后两国终于交手。
　　从此以后，拿破仑三世就成了俾斯麦的仇敌。他再次觉得上了当，他开始很努力地同佛罗伦萨、维也纳商量条款。这三国都不喜欢普鲁士，就亲密起来。从1867年至1874年，当朝的大臣们每月提心吊胆，参谋部加紧筹划——如同在1914年战前一样。上文所说的冲突结束之后，许多人为制造的怨恨的苗头，从巴黎蔓延出去，越过了边界。我认为，这一切都是人为制造出来的，因为总体上说来在对和平的热爱上，法兰西民族并不比德意志民族略逊一筹，惟有到了这个时候，俾斯麦才把口号传给德意志报界。报纸必要“更生气，更恐吓，更冒犯……我们必须要把手枪放在衣袋里，手指放在扳机上，很小心地察看令我们犯疑的邻居的双手；我们必需使我们的邻居晓得，只要他一旦越过边界，我们就会毫不犹豫地扣响扳机。”
　　俾斯麦对法兰西采用这样锋利的手段，实在是件新鲜事。从前他唯有对奥地利才说过这样的话，上文所引的话，是他给他的次长的训条，底下还写道：“你们好像全睡着了！”我们从此就可以得出结论，说俾斯麦睡不着，在那里生气。
　　自从与卢森堡进行许多交涉时起，俾斯麦就预感战争迫在眉睫。1868年他对一个客人说，拿破仑三世的不稳地位必将引起战争，也许在两年之内就要发生；同时他对另一个客人揭示他欢喜战争的基本动机，他说：“要大多数的德意志人作更广大的联合，只能用武力达到——不然的话，我们就会面临共同的危险。”随后他又换另外一种理由，他同他的朋友柯雪林私谈，描述上一次战事所遗留在他心中的可怕印象，有两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假使普鲁士打败法兰西，到底有什么效果？假使我们得了阿尔萨斯，我们还得保守这块地方，还要永远占据斯特拉斯堡。这是办不到的事，因为法兰西总会寻找新的联盟——那时候我们的日子会很难过。”这两句话既简约又预测了未来。
　　十四、大权在握
　　俾斯麦说道：“当我以辞职恐吓的时候，老头子首先呜咽流泪，说道，‘现在连你也不理我了，我怎么办呀？”这是神斯麦对素昧平生的舒尔茨说的，他就是这样很真实地描述自己与君主的关系。他自然另有用意，那就是要所有的美国人都晓得，君主是离不开他的。为此他不惜牺牲君主的威严以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对萨克森的大使说：“我的主人虽晓得以责任为重，却才疏学浅，他的父亲认为只要教育好了他的长子就心满意足了。因为这个原因，威廉国王一旦遇到重要事情，往往就没有主见。”悍斯麦曾在一封私信中说自己看不起所有的部长，只看得起罗恩。君主与俾斯麦矛盾冲突的时候，多过友好共处的时候，俾斯麦与太子的交情是极其冷漠的。
　　俾斯麦虽与君主相处甚久，然而君主却很难与俾斯麦相知，俾斯麦强把成功加在君主身上，于是驯服了那个惟一可以限制他权力的人，起初他虽然是驮君主的一匹马，现在却变为骑马的人。谈到七周之战，他有好多理由，“那时候我很卖力，用靴子夹，逼着那匹赛跑的老马冒险跳跃”。当君主不听话的时候，悍斯麦常用他的方法，表演他那半悲半喜的子剧，要求君主允许他辞职。在1869年初，那一次，他以要求免去乌泽多姆的职位作要挟，他疑心乌泽多姆可以当他的后任——因为乌泽多姆是一个自由右工党（又称规矩会，是个秘密组织），并且君主与他交往密切。
　　“我的惟一遗憾就是我的力量不够，身体不够健康，不能办陛下要我办的所有事……我要用全部的精力才能办我负责的事情，即使我用尽我的精力，还要陛下体谅我，减轻我的各种负担；要减轻我的负担，只有让我自己来选择帮手，这需要陛下对我的绝对信任，但还得让我自己行动。我的灰心是被环境造成的，就是说，为公事而择人是要很慎重的，我为国办事而进行了许多奋斗，因此令许多身居要职的人憎恨我，又为那些有权力的人所不悦……陛下要原谅这种弱点，因为我这是为陛下着想……我觉得我不会长寿，恐怕我的身体会像老王那样。我本不该让陛下论公事时念及我的病弱之躯。”
　　这番话真是篇杰作！我们从他所说的这一件事知道在未呈递这封信之前，面对数次罢工他躲着不出来。后来他呈递这封信，在信中他把君主的全部过失都罗列了出来。他说客观的理由是因为威廉偏听偏信，干预他（俾斯麦），使人们都不喜欢他。他为此而心力交瘁，恐怕日后会得疯病死去的，如同老王一样，只有一件事能够解放他：让他自由行动！
　　这位贤主害怕了：“你怎么可能让我答应你的要求呢？我的最大欢乐就是与你共处，你怎样能因一件事与我意见不合，就随意提出辞职，……在普鲁士的历史中，你的名字列得最高，高过任何一位政治家。你想离开我吗？这是绝对办不到的！休息和祈祷会解决你全部的问题，你的最讲信用的朋友威廉。”在这封信里，朋友两个字底下加了三道线。乌泽多姆终于被抛在江心了。君主要兔了他的秘密会友之职，是很难为情的。乌泽多姆丢了官俸，君主解私囊给予赔补。君主原是很不高兴的，所以在第二封解释的信中说：“我深信，就是你也不会盼望我不去听那些在关键时候人们对我所说的秘密话。”君主说，他也觉得同他一样的疲劳，问他是否也该放下君主的职守俾斯麦在旁边写道：“不该！在三千万人里没有一个人愿意看到陛下这样，这无须证明。若是一位大臣对陛下说切实可信的话，陛下就得相信！”君主第一次用很恭维的字句签字“永远感激的威廉国王”。
　　俾斯麦现在与太子相处得还好。这一次胜仗缓和了他们两个人的冲突。腓特烈的自由派亲信敦克尔拟写一篇宪法草稿，俾斯麦却未采用；民族自由党们正在追逐大臣席位，但是维多利亚王妃比丈夫的脾气更大，更骄矜，借在饭桌上闲谈的机会，攻击俾斯麦——好像是用“同他开玩笑的和蔼腔调”。
　　“俾斯麦伯爵，我看你的大志好像要做君主，若做不了君主，你至少也要做一个共和国的大总统！”俾斯麦却很郑重地回答她：“我做不好一个共和党，按照我的家风，我要做一位君主才能在世界上混得好；但是我要感谢上帝，我与一位君主不同，不必被迫用银盘子供食。也许我个人信念将不会被全部继承。我虽然并不猜度君主党将绝种，但是很多君主会绝种的。假使没有君主出来，下一代可以变成共和。”这是三个意思，每个都象一杆长矛刺过去，最后一刺是致命的——因为他告诉太子妃，她的丈夫全无君主所应有的诸多品质。
　　这样的天才的显露是一位天才外交家的特色——从此以后日见其增多，只不过从此以后，人人都把俾斯麦所说的话记载下来。舒尔茨1848年原是一个革命党，逃避到美国办过许多事业，现在过了二十年回到柏林来，是一位美国军长，他满肚子都是偏见，他以私人身份不能不说反对俾斯麦的话。虽然是个不甘屈服的人，但当他遇到俾斯麦后，却无法不为其折服。“他滔滔不绝地说话，显得精神饱满，那有趣的俏皮话，他的大笑（有时候他引人大笑，有时却很厉害地讽刺人），他由诙谐又过渡到深远的感觉，他希望自己有讲故事的本事。他的直冲而出的腔调显示出他的霸道人格。”俾斯麦请舒尔茨明日共进晚宴，其他客人都是让人讨厌的，等到其他客人散去之后，神斯麦留住他，现在俾斯麦很和气地问他许多话，包括关于美国的情形。
　　这位外交家有许多外交家特有的本领，其中有一样就是装病。有一次阅操，他说了一番话，使离他不远的几十个人都听得见，他说道：“我觉得生病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我不能吃，不能喝，不能笑，不能吸烟，不能做事；我的神经破裂了……我的额后没有脑子，只剩下一团浆糊。”在君主党的一次聚会中，他耍弄忠君的医生。他对一个宪法教授说，假使霍亨索伦曾用他们的势力反对那些不听从命令的贵族们，俾斯麦就会属于在易北河左岸的一部分的贵族，同他们一起打右岸的贵族，使他们服从一一但这正与事实相反。
　　有一次一个斯图加特政客来看他，他装作是一个民主党，谈强迫征兵的好处，他说：“我也是被母亲纵容惯了的孩子，我被迫扛起了枪，有时我不得不睡在干草上，然而这一切对我却并非无益。当一个种田人说他曾经也与乡绅们地位相当时，就连他自己也不会相信这件事是真的。军队里既有这么多有知识的人，军官也需要亲自动手做事。”他在这个从符腾堡来的人面前，要给强迫征兵制加上一层民主党色彩。其实他并不是一个被母亲惯坏了的小宝贝，他对服兵役极为痛恨。但他并未在干草上睡过，惟一经历是他在出门打猎时，出于玩闹睡过。
　　那时候罗恩曾说过：“他相信他能够凭借外交家的善辩与机灵胜人一筹，这样别人就会对他言听计从。他对保守党说保守主义，对自由党说自由主义，用这个法子使同事们甘心于自欺欺人，这使我看见难过。他想无论现在还是将来，他都要让别人明白他是无所不能的，这是因为他觉得一旦他缩手，他所开始建造的房屋，就会立即坍塌的，为世人所讪笑。这一点他看得不错；试问要达到这样的目的，非得用这样的方法吗？”罗恩是俾斯麦的挚友，是一个意志坚强的人，这句话问的话表达了罗恩心中深深的忧虑，罗恩见到他自己用符咒所请出来的神，心中十分不安。
　　俾斯麦一方面从自己的立场出发，精心算计他所说的每句话会带来什么样的效果（不仅当众是这样，私下里也是这样），一面却不甚注意名声，他一生都是如此。他不好虚名，因为他一向将名声看得很淡。他之所以计算他所说的话的效果，是因为效果对他采取相应的政策至关重要。他不好名，所以他认为名声是一件最可厌的事，“无论到了哪个车站，都有许多人瞪着眼睛看我，好像我是一个日本人。”当他在维也纳公园的时候，人人都跑来看他，“好像我是一个将要在动物园里展览的新来的河马”。他把头衔与徽章当作是可笑的东西。在他的公文里他删去几种惯用的修饰词语，毫不遮掩他的作风。有一次他与另外两位大臣同时被召见，他到了的时候问副官：“那两个骗子还未到？”在宫廷舞会上，他觉得跳舞是一件很有趣的事，然而，君主却禁止王妃公主们同他跳舞，并说：“人们都责怪我为什么要派一个轻批人做宰相。‘有一次他的红鹰大缓带滑到地上，他让一个宫廷的官员替他挂好，当人家替他挂起的时候，他显得很不耐烦，指着一位王公说道：”徽章大级带是应该这人披的，我想他们一生下来，皮肤上就生有引力，这种东西把徽章大级带都吸紧了，不会滑下来。“
　　《喧声》报将他描绘成一个猎人。他很生气地对赫因罗厄说：“他们攻击我的政策，我不过付之一笑罢了。打猎却不是开玩笑的事，打猎是一件很严肃的事！”他喜欢讪笑官样文章，无论在哪里（在议院是这样，在家也是这样，况且他很少呆在别处的），他都摆出一种天生贵族的镇静。只有对着他的亲人们，对着他的秘书们时他才显露出他的特别之处，意在使他们有机会把他的这许多特别之处告诉后人。
　　这时候他已经在欧洲享有盛名了，在柏林的外交家都说他是大魔术师，是查拉士图。在外国京都出版的书信与传记中也满载他的名字。梅里美说一件事将要发生时，“除非俾斯麦决定不要发生”。俾斯麦在推勒里做贵客，左拉把他描绘得极为形象，说道：“当公司发起人沙喀尔特很得意的在大厅里同他的情妇（这个情妇是他与皇帝两个人所共有的）手拉手的漫步时，她的亲夫却跟在背后。俾斯麦伯爵，原是一个魁梧的猎人，此刻正在与几位客人消遣，忽然间爆发出一阵轰笑声，他的两眼带着嘲笑的神色。”
　　这时候他的名誉与他本人的人品是相符的。世人也将他当作是一个不讲道德的大家，他的坦白与诡诈常常掺杂在一起，令人难以识透。本尼格森说道：“他用不同寻常的手段骗了法兰西。外交原本就是世界上诸多最善骗人的事之一，但当俾斯麦用这种巧妙的手段欺骗别人，却使人无法不对其赞叹不已。”当时的外交家，并不说他是个英雄。无论是彼此谈论，或是书信往来，却不由自主地说起他的手段。例如贝斯特说道：“俾斯麦在加斯泰因说过‘我们绝没想到为德国而取得德意志的奥地利。我们会很容易地想到荷兰。’过了几个月之后，荷兰公使从柏林调往伦敦，这位公使曾告诉我说，俾斯麦对他说，没有人想到荷兰，倒是有人想到奥地利的几个操德语的省份。”
　　其实俾斯麦最想做的就是要使他的左邻右舍们与仇敌们不安。在他作学生的时候就常用这种方法。他说这两句话或许是有意使听者传播，无论在什么人面前，他会毫不犹豫地采用最有力量的骂人字眼。他尤其喜欢骂他的对头们是匪类；当他最高兴的时候，他会说：“他是一个傻子！”——这样是表示友谊，他现在就是这样的随心所欲地批评别人，这是他祭骛不驯的写照，他喜欢这样骂人。自己喜欢说人家是什么，就说什么，即使对君主也是这样，他知道他能够这样做，这可以带给他一生的快乐。
　　弗莱塔格的批语虽带着仇视的色彩，却是很引人注意的：“俾斯麦只能在一个出于黑夜而人于白昼的时代有行得通的可能……在浪漫派与美术派之间，有一片狭窄的学识地带，是那些旅行好事者与漂亮的贵族公子们所特有的区域……我看俾斯麦好像是从这个无思想时期来得较迟的惟一的一个人。他最令人关注的特色，就是不敬，无论判断什么，都是任意而为之，用自己作判断的标准。所以这个人不能做一个学派的发起人；他的诸多过错，并不是我们这个时代的过错……现在的君主不愿撇开他，除非俾斯麦自己愿意走开；不声不响的在那儿发闷是无用的……一个不很了解自己的人，一个极为任性的人，他的祖先也是不甚发达的，然而他就是这样浮到表面上来，居然于危险而不顾，拥有真正超群的品质，同普鲁士的光荣与伟大合而为一。有如无论什么人打击他，同时就是打击国家一样。”
　　全世界的人都觉得他是与众不同的！虽然有许多人与弗莱塔格观点相同，说俾斯麦有许多超群之才，这许多才能又是有利于国的。总的说来，在这个时期（正好在他的那个政党大竞争之前与这个政党大竞争之后），他还是与全部政敌，与全部阶级，格格不人的。“我要你们所要的，但是我所用的方法与你们不同”，他在新的帝国议会里面，敢说这两句话。“我如果不反抗你们，你们就会得出结论，说我把事情看得无足轻重。我从不这样认为，我想你们应该喜欢的。”（听者很受感动）当他被逼迫承认巴登为北德意志联盟的一分子的时候说：“诸位先生，不必这样热心催问为何那样靠前站，要满意于享受你们所已得到的，不要贪得你们所未得的……我也许是办错了，也许是I 办错了。我只能告诉你们，我同你们意见不和，我将按照我对于时局的见解来办事。”
　　一个人这样对待人民的代表，自然成为同事们眼中的专制者。他既把北德意志联盟当作自己亲手创造的，又要求对其有节制权，同时还要节制普鲁士。那时他的最亲密的朋友诉苦说：“不满意他的专制行动，自从罗恩退位以来，他的行为令人更加难以忍受，哪怕是极小的反对意见，他都不能容忍。”罗恩辞职不过是暂时的，他批评地写道：“在召开会议时，他把自己的位置看得过高，几乎只有他一个人说话，他好像被过去的错误所缠绕，他相信用知识的灵敏……就能够推倒时局的诸多困难……就政党而言，我属于保守的反对派，因为我不愿人家捂住我的双眼，违背我的意志，牵着我的鼻子走，至于走到哪里，惟有上帝知道。俾斯麦现在同从前一样，不理睬他的那些最可靠的与最肯帮助他的朋友们，反而对他们毫不客气。”梯尔是一位次长，曾写过这样一段话：“这位长官还是和以前一样自以为是，常说些牢骚话，有时遇到他并不太了解的小事还要干预，有时却执拗地不肯干预一些重要的事情。不要紧！倘若他的身体完全康复，我们就有意神秘地问他，‘欧洲是什么价钱’？”
　　因为人人都怕这个专制者，就没有一个人敢作哪怕是最小的决定，这使他非常愤怒。他的夫人从乡下写信给乔特尔，说道：“你几乎不会相信俾斯麦怎样的发怒，因为在柏林的人们无论什么小事都要请他批示或决定……你知道我们国家的这位伟大的舵手如果什么事都麻烦他，就会令他极为苦恼。”当他不在柏林的时候，倘若诸事不能尽如他意，他就写道：“我很懊恼我在第二段所说的话并没有取得什么效果。我是很少麻烦这些先生们的，他们强追个有病的人回头三次说这样的事，实在是近于藐视。”
　　当他变作一个独唱者时，还要唱第一段，合唱者只好不出声，无人愿同这个最有势力也最有个性的人联手办事。在新德国筹备好之前，德意志的知识界几乎是不由自主地躲开，既无章程亦无一定的意向以反对。无论在书信里或是在谈话里，我们从未听说过什么有名的知识界人士曾做过俾斯麦的座上客。曾有几件公文交给特赖奇克，任他处置，也曾说过施贝尔哈根的新小说，或许会收到路透的感谢信——好几年所说的不过这样。埃克哈特是一个善于观察的人，他第一次拜访你斯麦，所见的客人都是贵宾，他们对俾斯麦说话时称呼“你”。在别的地方，这班贵族们往往都是他的对头。埃克哈特问道：“我们怎样解释这样的人会成为德意志的第一人物的亲密朋友，成为习惯于与他相聚的人。曾几何时德意志民族的知识界首领，与这家人不相往来，就是来往的话，也是极少的。”
　　这时候俾斯麦只喜欢同犹太人交流，他说拉萨尔是一个最聪明的人，他常常同拉萨尔谈到深夜，还不想同他分手。他让巴里施洛德作他的秘密办事人员，这个人常到他家里找他，后来又受委托替俾斯麦管理产业。还有一个医生名科恩，为俾斯麦做了好几年的私人医生，并且还是他的朋友，一直到科恩死去。俾斯麦非常信任犹太人，并把他的健康与产业都托付与他们。“同西姆松的往来让我感觉非常快乐……他是一个有真正才学的人，当他来访的时候，是最有趣的——我对于大多数来拜访我的人却不会说这句话。他满腔都是真正的爱国情懦；他就像是一个名贵器皿，里面装了许多最高贵的东西。”俾斯麦写过许多描写人的性格的文字。上文所说的两句话，是独一无二的。但是在二十年前，当他尚在耶尔福议会当秘书的时候，他曾挖苦过这个西姆松。他说：“假使我父亲看见我在这里为一个犹太教授做秘书，他会从棺材里坐起来的。”有一次他们两个人争论，西姆松居然称俾斯麦是一个跳索人，想必俾斯麦一定不会忘记这两件事。后来他极口称赞狄斯累利。我们不能不问他为什么这样看重巴里施罗德，却不看重郝斯曼；看重科恩，却不看重费利克斯；看重拉萨尔，不看重李卜克内西；看重西姆松，不看重利希特；看重狄斯累利，不看重索尔兹巴利。
　　到了现在俾斯麦早已不再对犹太人抱有什么成见了。连同他少年时的诸多成见也都抛之脑后了。就是在私下里他也绝不说反对犹太人的话，但是我们几乎无法怀疑——虽有理由——他那一阶级所带来的普遍的成见，对于这件事，到底有多少摆脱不开。二十年前他发表过反对犹太人做官的言论，后来他又通过一条法律解放犹太人。他坚持认为普鲁士既无国教，政府对于这许多事情，绝不能袒护任何一方。他在议会恭维犹太人，因为“他们治国有特长”，私下里他说“敬父母，笃爱妻室，好行慈善”，是犹太人最崇高的美德。他提倡贵族与犹太人通婚。他引导利纳尔，斯特蓝，加雪洛与其他诸侯家作证，这几家与犹太人通婚，掉过来说，最妙莫过于德意志信奉基督教的男子与犹太女子结婚。关于这件事，“我却不晓得我应该劝我的儿子如何去做。”到了晚年，他说一句俏皮话概括犹太人的社会与生物学的价值，他说道：“犹太血与德意志各族的血液合起来就如同金子一般地宝贵，我们是绝对不可轻视的。”
　　对于各种教派的人，他的态度还是冷淡的。包括基督教徒与犹太人部臣和党魁，国内外的王公。他对待他的老朋友们，也是很冷淡的，几乎只有一个人能让他热心对待，这个人就是罗恩。在1869年间，这两个人中只要有一个有想脱逃的举动，另一个就会抓住这一个人的领带，谁也不许谁告退，这种情景是很感动人的，却多少带点演夸张戏的味道。当罗思很郑重地考虑宰相所引的辞职书的表面价值的时候，他写道：“我的朋友，昨晚我与你分手之后，我不停地想你，想你所做出的决定，这使我一刻也不能安宁。请你在位上务必留一条出路……你要记得，你昨天呈奉君主的信，是不够真诚的…你信中要人们原谅之类的话是不真诚的，都不过是假惭愧的腔调。或许从写信人的地位来看，无论怎样他是不能认错的。你切勿烧毁了你的船……你若烧船，就是当着全国人的面毁了你的地位，整个欧洲都会耻笑你的……人家会说你之所以辞职，是因为你知道自己不能胜任这份工作。我不必费力证明这一点了。你的永不改变的挚友……”
　　他一方面并不袒护君主的行为，另一方面却为君主找出几句借口的话，这种高人一等的举动，多么让人心动！他的见解多么准确呀！他的缄默之处多么威严呀！几个月之后，那时罗恩因为在海军问题上与俾斯麦产生分歧，罗恩为此很不高兴，决意要辞职——这一次他是很认真的，却也同样无济于事，——俾斯麦从瓦森写了一封信警告他，说：“你是否还记得在1862年9 月我们两个人立了约，我毫不犹豫的同你拉起手的时候，我的确是想到尼朴甫的，然而我却从未想到我们联手办事七年之后，在海军问题上会发生如此严重的分歧…你该用一种局外人的态度，读一下8 月14日的口号……我看这个问题并没有这样严重，就如同让你在上帝与国家的利益面前应该舍君主（君主今年七十二岁了）而去，同样的道理。或许由你的辞职，使同事们都为此受到谴责，我亦不可脱逃。”在这封信里，每个字都是精心思考的，使每个字都能激发罗恩的力量。当俾斯麦从前隐居的时候，是罗恩把他拖入仕途。现在罗恩的辞退将不利于俾斯麦，他的这封信把全部的责任都推在罗恩身上，我们从中可以看出俾斯麦是极为利己的，这一向都是俾斯麦的派头。
　　两天后，这位刚刚才极力劝罗恩以负责与自制为重的俾斯麦，却坐在同一书桌旁，写一封很愤怒的信给罗恩说：“没有人有权力让我为一件一意孤行的事而牺牲我的性命、我的健康、我的诚实与稳妥的名誉。我有三十六个小时没睡觉了。我呕吐了一夜，我的头很烫，裹了冷布还是热。这足够使我发狂了！你必须理解我为什么如此生气，但是这件公文有你的签字……我却不能相信你会把这件事讨论透彻。倘若我们所赶的车翻了，我就要让人家晓得责任并不在我……也许我们两个人脾气都是太暴烈，不再能同划一条船啦。一个人的良心要像牛皮纸那样坚韧才能够受得住！”俾斯麦之所以这样大发脾气究竟是为什么？是不是因为君主与在柏林的大臣商谈之后，要策划一件与外国联盟的事？抑或是他宣布他有意要同外国订立这样的联盟？是不是解散了帝国议会？是不是取消俾斯麦的议案？是不是免了一位大臣的职呀？
　　全不是的，只不过是宰相想调一个议会的邮务官当邮务总长，内阁却不肯同意罢了。
　　十五、瓦森别墅
　　“我吃完早饭读过报纸以后，便穿上打猎的靴子，在森林里随便走，爬山，涉泽，研究地理学，筹划养花草的地方。我一回到家，就把我的马备好……还是做同样的事……这里有茂密丛生的小树，还有许多已被砍伐的木材，荒地，养花苗的土地，溪流，泽地，野草地，金雀花，牡鹿，山鹞，密不透风的山楼丛林与橡树林，还有其他我所喜欢的东西。那时候我常常聆听鸽子、苍驾与芬的叫声，不然就是听佃户们诉说野猪祸害庄稼之苦。我怎样能够使你全部领略这种生活？”
　　这是俾斯麦从瓦森写来的信，这个地方离赖安菲尔不远，当俾斯麦初次探望这个地方，在他的田产上游逛的时候，他觉得自己是在为国奋斗，为国家赢得了许多胜利。他为此得了很多酬金，他把国家所赏他的钱拿来置田买地。过了几年之后，他宣称：“不该拿钱来赏功。有很长一段时间我觉得很难接受钱财，但是到了后来我竟收受了。最难为情的是这笔款不是由君主给我的，是由议院给我的。我同议员们很凶地吵了这么多年，我不愿意从他们手上拿钱。”当时自由党议员们曾提议过，说不必赏罗恩和俾斯麦钱财，免除对他们的追究就够了。但是俾斯麦虽然觉得难为情，却仍然收受了这笔钱，可见他年纪愈大愈喜欢钱财与家产——但是以他个人而论，他向来都不是一个擅长经营的人，因为他没有时间，没有精力，以稳妥的投资方式来增加他的私人财产。
　　他对钱财的欲望与他的傲性相冲突，当他最初与议员们奋斗的时候，议院曾宣布大臣们若是不合宪法地滥用公款，国家可以剥夺他的个人财产，以资赔偿。俾斯麦曾考虑，不如把他的产业交待给他的哥哥。“遇着新君主登位，这样的充公并不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我一旦把我的产业让给我的哥哥，会给人一种印象认为我着急，认为我在钱财上有问题，我却不愿意发生这种事。况且我在上议院的席位，是依赖我是尼朴甫的地主。”他虽然反对将财产让给他的哥哥，但是他却不得不这么办。他失去了在上议院的席位虽然会使这件事公布出来，且会引发各种令人难堪的评论，但他还是一意孤行，把产业卖给他哥哥。他讲了以下几点让人关注的理由：“我想在这里度我的暮年，这个想法已在我的头脑中根深蒂固。我有点迷信，有几种考虑促使我卖出田产……我的光景，或是我的儿女们的光景，使我同你要价不能十分低于我向外人所索要的价格。”
　　四年后，议会因为他做了他们从前认为不应作的事，给了他许多钱，那时候俾斯麦已经成为一个大富翁了，但他仍想将尼朴甫的田产尽快卖出去。从两岁到二十八岁都是在这里过的，很多年前，当他初次出租这地方时，他不觉得极其伤心么？现在当他从瓦森骑马赶往尼朴甫的时候，他还说“他们总要麻烦我，在那里，我对树木比对人有更多的话说”，到了晚年，这个他少年时的家，将成为他的天堂。他却毫不在乎，从瓦森立即写信给他哥哥：“我宁愿卖给菲烈特或卖给你，但是价钱不能太低于市价。”他不再说他的迷信，也不再说他很舍不得田地与住宅，他从前在申豪森与尼朴甫都说过这种话。
　　他的确喜欢瓦森的森林；但是相比之下他还是更喜欢其他的几处地方。瓦森的住宅也比不上申豪森的大宅。“它的外观像一所医院，因为这所房子两侧延展像两个长翼。总体看来，这所房子是很平常的，有许多窗子，既不像一座城堡又不像一座罗马式的别墅。”当柯雪林住在里头的时候，就是这样评价这房子的。由于森林并无其它收人，只能建造锯木厂或造纸厂。“这将要花费10万元左右，但是每日都能够把松树变作许多纸张。”他从前有过一个时期是一个非常热衷于大自然的人，现在却变得那么的实际，变成了一个经济家，一个极为顾家的人！
　　他是一个一刻也闲不住的人，他初次来看这个地方时就动手为瓦森的森林与住宅增添生机。“你打发人去申豪森把红玻璃杯。雕花椅子、一两架能锁的橱柜、剩下的几张床都挪过来……桌子可以从柏林搬来。君主的屋子，为什么要我们为其提供家具呀？我要坐马车出去看森林、牡鹿、阳光……我不能写得太多，因为墨水使我的神经激动。……你不久就得来，让孩子跟你同来，我猜在某个地方可以买到床。不要带女仆来，因为那里已有一个洗衣服的女人，她曾替布曼特尔洗过三年衣服……你也不必带厨子或女仆来，除非你自己要用他们。带些厚的深绿色的布料作窗帷，遮住玻璃门，我们就如同隐藏在密林深处而不会被人看到了。我想在你来之前我不会回柏林的。你告诉别人说我身体很不好，不想走长路，我情愿失去已得到的东西，我想你，你快来。”
　　这是俾斯麦最欢乐的时候。他离开柏林不再操劳公事了。他知道他的夫人快来了，家里没有客人，没有电报，只有管猎场的、管森林的人，马匹、钱财是足够用的。他处在这种环境中，可见日子还是很好过的。然而他却只有一个星期的时间是这样消遣的，一个星期后，他又想办公事了；若是不想办公事，他的老脾气就要发作，他又要做事，要发号施令。当他在乡下隐居的时候，他还想掌权。当他指着一位邻居的田产所说的这样一句话很能体现他的性情：“每天晚上我都想把那块地取来，等到了第二天早上再看见这块地时我又不动心了。”俾斯麦的激情与他的和缓，他的政策的全部节奏，都包容在这一句话里头了。
　　他在乡下觉得他的客人们很蠢笨。如果他愿意的话，他可以请德意志最聪明的人来。除非是一位阁臣、一位秘书或一位政党首领来见他，不然的话，他就没有什么贵客。他坐在十多个亲戚里头，其中有三个是聋子，其余的人谈话时都要大声喊叫，这三个人才能听见。有人曾这样写过：“他很和气地对待他们，这令他们非常高兴直到近十点钟才回家。”柯雪林有时也到这里来。“他来了，我们同坐在行军床上……他们一边畅谈，一面聆听乔特尔为他们所创作的音乐。”
　　在接待客人时俾斯麦往往觉得很劳累，他对乔特尔承认，柯雪林是他幼年朋友，但觉得他让他疲倦，盼望他早点走。
　　现在他最喜欢的，还是莫特利，俾斯麦之所以喜欢这位有兴致且十分坦率的美国人，就是期望性情较为平和的人来平定他自己的天生不安宁。无论是君主，或是乔安娜，都没有这个资格，这两个人都是他所尊敬的，除此之外，他看不起全世界的人。君主与乔安娜都是常伴他左右的人，没有鲜明的个性与独到的见解，威廉年纪已老，又不甚聪明，俾斯麦的夫人乔安娜是过于温柔而无阅历。他们两个人的情性都比较温和，却不能使他安静。莫特利的安静是与世无争的，是自然的，却是卓尔不群的；他是俾斯麦的一个忠诚朋友，却无求于他。最要紧的一点，就是莫特利非常独立，在俾斯麦所知的人中，无人能在这一点上与他相比。在一群心怀恶意与蠢笨的人中，他能够完全依赖莫特利，他是俾斯麦的真正的朋友。俾斯麦只有对莫特利才写这样脱俗的信。俾斯麦向来是让人等回信的，对至亲至近的人也是这样，他却屡次主动写信给莫特利，都是用以下的腔调——大多用德文，有时也用英文：“约克，我的宝贝——你到底在哪里？你连一封信也不写给我，你干什么去了？我同黑奴一样，从早劳碌到晚，你却闲得无事可做——你与其游手好闲，不如写信给我了？我是不能按时写信的，有五天的时间我几乎抽不出一点散步的时间，但是你这个懒惰的老东西，什么事使你忘却了老朋友？当我正要上床睡觉时，忽然看到照片上你的双眼，我宁可少睡点觉，挤出点时间追忆往事。你为什么永不到柏林来？从维也纳到这里还不到一个美国人度假旅游所走的路程的四分之一，在这个令人乏味的生活中，我和我的夫人都很想再见你一面。你几时想来？如果你来，我发誓要腾出时间来陪你故地重游，在某酒店里同你共饮一瓶酒。你不要理会政治了，来看我吧。我答应你把联合旗高高挂在房顶上，谈天说地，开一瓶上好的白酒……不要忘记老朋友，不要忘记老朋友的夫人，我的夫人也同我一样非常热切地想见你，你若不来，至少也要来封信。”
　　当莫特利被派为驻伦敦大使时，他们二人近在飓尺，俾斯麦从瓦森写信给他，说道：“你该把你的寓所搬到波美拉尼亚森林来，这会给我们带来欢乐。对你这样的一个航海旅行家来说，这不过是旧日从柏林往格了根的路程。你扶住你夫人，上一辆马车，二十分钟就到车站，再花三十分钟后就到了柏林，从柏林到我这里也不过半日的路程…你能来是最好不过的。我的夫人，我的女儿，我自己与男孩子们，都会欣喜若狂的；我们就会如同往日般地快乐……我被这个念头深深地吸引住了，你若不肯来，我必定会气病的，这是不利于政治局面的。”
　　他是真心喜爱莫特利，他爱妻子还带着多少为夫为父的责任，他喜欢这个美国人，是既无用意又无理由的。这两个人开始交往密切时起，俾斯麦不过才十七岁，他喜欢这个美国人六十多年不改。对于俾斯麦来说莫特利在某些方面弥补了他的不足。如从前泽尔特之于歌德。莫特利在男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如同玛尔维妮在女人中给俾斯麦的感觉一样，既随和，又是个极聪明的人。他还是个有兴致的人，同时既富于阅历又很谨慎。这个德意志人会从来自年轻国度的人群里找着他最好的朋友，并非偶然。
　　乔安娜身体不好，常常生病，在冲突时期，她因为怕有人谋杀她的丈夫而整夜睡不着，他屡次说她“失眠，心跳，沮丧”。他送她到几处有矿泉的地方疗养。在她四十岁时，她写信给女儿，自称“老母”。当儿女们逐渐长大后，摆脱孩子的束缚后，她又如同母亲照顾儿子那样照顾自己的丈夫。她后半生所惟一关切的事就是照应他的身体，减轻他的烦恼，伺候他、保护他。为此她什么都抛弃了——她的欲望，她的消遣，她的见解；她绝不敢劝他；当他在柯尼希格雷茨的时候，她不直接写信给他说她心里的想法，只有让她的朋友乔特尔去间接地探问，她是否可以先到维也纳。她就是这样深爱着她的丈夫，不肯炫耀自己。有一次俾斯麦夫妇同柯雪林出游，俾斯麦问乔安娜，喜欢再往前去，还是返回。她答道：“随你喜欢，你的意志就是我的意志。”当俾斯麦在瓦森有病的时候，她“日夜陪伴他，只有吃饭时走开一会儿，她很安静地坐在屋里，或看书，或做活，或替他做事。”
　　他的儿女们也是非常温顺，作父亲的不要求什么，他们不敢做什么。俾斯麦说玛丽应该学写点东西，他一听说这个十六岁的女孩觉得写东西是一件很难的事，他就不再让她写。他追忆他的少年事时很伤心，这使他比较纵容儿女。他虽然是个立过奇功的人，心里却对世间的任何人抱有怀疑态度，当他对柯雪林说他不打算教育他的儿子们出去作官时，他流露出愤世的心境。他说道：“作官得不到什么好处，还要在世上银十字架。”当他在尼科尔斯堡时候，正逢他儿子的生日。他写给他一封信，一开始说的就是政治新闻。他不久就感觉到他所处的两难地位，他是政治家的同时又是教育家，他说道：“当一个人处在政治战场中，老是有许多对头，必要挥拳打倒那些更有气力的，使他们不能再翻身，随后剩下那些较为无气力的——若在私人生活中作这种事，人家就会当作是一种卑劣的行径。”他要他的儿子们时常保持精力充沛。他每每称赞儿子们，只是称赞他们有奋斗能力。
　　傅斯麦的健康全靠他的精神支撑，他的精神又依赖于事态的演变。他的治病方法如同他的生活那样暴烈。他向来不打伞，不穿雨靴，他所坐的总是马车，他有病用不着医生，他自己当医生。布兰肯堡从瓦森写道：“倘若他还像从前那样过不健康的生活，他的病将无法治疗。他午睡通常起得很晚，起来就在森林里闲逛，如同一个管林木的人一样，要逛到五点钟。他五点，六点，或七点开始吃饭（吃得很多）！吃完饭打半个小时的台球。随后他再处理一些非常重要的事情，工作到十点或十一点。最后吃冷的晚饭，因为不消化，晚上睡眠自然不好……他说起他的诸多烦恼，几乎要落泪，他说无论什么事都走错方向了；他却并不给我从旁边说句话的机会……他就是这样不爱惜自己的身体，结果患了很严重的消化不良。”有一次关于汉诺威的财政问题，他的议案只以多五票的优势通过，他“就很受震动，立即开始胀痛，吐黄汁”。罗恩警告他也无效。罗恩说道：“我想你该有充足的自制能力以遏制你本性的过火之外，要过一种有价值的有节制的生活，强制自己！你必定要做到这一点！‘罗恩，是他的一个最可靠的同伴，敢用”必定“这两个字眼，然而即使说了也是枉然！
　　俾斯麦天生好怒，这使他在办日常公事时受到的阻力，要多过在决定重大决策时受到的阻力。在加斯泰因时候，有一次一连下了两三天大雨，他很不高兴，说那里的空气如同洗衣房的一样。他寓所左边的瀑布，也令他神经不宁。无论什么时候在多山的地方，他总嫌天涯不宽。他的夫人写信告诉他说，孩子们的牙已经刮过了，他答道：“你使我非常着急，觉得心里很不安！”有一位黑森的领袖问他黑森的未来时，“他的肤色本来就不太好看，现在更加沉闷。他一言不发，显得很焦躁，一会儿拿支笔，一会儿拿一把切纸刀，过了一会儿，嘴边露出些高兴的微笑；但不久就消失了，他的面目露出真正魔鬼的神色，皱着浓密的眉毛。”
　　当他的身体逐渐衰老的时候，他生来的精力却与光阴奋斗，他开始像他的少年时代一样怀疑一切。他从前接受过宗教的信仰，现在所保留的，不过比形式多一点。有一个奉教虔笃的邻居说俾斯麦毫无忌惮，他写了一封很长的圣诞信答复，以一个信奉基督教人的态度自居：“我很愿意承认我应该多去几趟教堂……我不到教堂，并非因为没有时间，实是因为我的身体不好——尤其是冬天……无论什么人说我是一个肆无忌惮的政客，这真是冤枉我。那些冤枉我的人，不如先在这个城区里面，找寻一下他的良心丢在何处？”有一个军官在他的徽章上刻上格言：“永不后悔，永不饶恕！”俾斯麦听见很高兴，倘若饶恕与悔罪是基督教的两根柱石，我们看见俾斯麦这样高兴，禁不住微笑。俾斯麦议论这句格言时，说道：“我早就知道这个宗旨在现实生活中是有用的！”在普鲁士与奥地利开战的前几日俾斯麦写一封信给一个朋友，信中写道：“骰子是掷下去了，我们很有把握地着眼于将来，但是我们不可忘记，上帝的心肠往往是无故而改变的！”
　　今天就如从前一样，俾斯麦把他的君主党见解，加在他的基督教的诸多公式上，如同一个人把他的盾挂在树上，自己就在那影子下安营扎寨。俾斯麦的傲气是无人能比的，他除非是被消灭了，除非他接连对自己提议说君主的权力是有神圣源头的。不然，必定要革命。他吃饭的时候对着许多人说：“假使我不再是一个基督教徒，我是不肯再伺候君主一分钟的……我的钱足够生活了，我在世界上所得的地位也令我很满意了，用不着君主了……我不爱荣衔与徽章，我坚信一种死后的生活，所以我是一个君主党，不然的话，我若跟着我的性情走，我该做一个共和党。其实我是一个极端的共和党！惟有我那坚定的宗教信仰，使我在这后十年内不改变宗旨，无论什么事都不能使我改变……假使我没有宗教信仰的根基，我早就告诉朝廷往地狱去吧！”席上有一个人反驳他，说有许多人只因知有国家，所以才侍奉君主。俾斯麦反驳他：“这种为国为君而克己，而牺牲自己，在我们德意志人之中，是我们的祖先们信仰的遗迹——这样的信仰，已经改变了，现在虽是暗晦，却还是效力，不再是一宗信仰，说到底却仍是信仰。我多么喜欢归隐呀！我喜欢过乡下田园般的生活，森林与自然。你把我与上帝的关系分开，我就会变成另外一个人，明天就收拾行李，回瓦森种油麦。既是这样，君主又算得了什么！我若不是受上帝节制，我为什么受制于霍亨索伦呀？他们这一族是来自一个斯瓦比亚的民族，并不比我的民族高贵，他们是否幸福与我并无特别的关系。我还不如雅科比，他当了共和国的大总统，人家还能够忍受……从许多方面看来，他还是一个较为合理的人。”
　　俾斯麦有好几次都发表过这样一种思想，他说国家思想是宗教信仰的最后的遗迹。他却并不相信有人会有这样的思想！他在历史上所有的大人物中，在全部与他并世的人物的即使是最不相干的行为里面，寻找为己的动机，所以他自己也是这样被引诱，走人政治舞台，被驱人政界为国办事，掌握最高的政权，这完全都是被奢望与揽权所致，他的本性引他走向这条道路。他与路德不同，不是被逼而走这几条路的；他与罗恩也不同，不是热心帮助君主；他又与斯泰因不同，并非由于想为德意志尽力，而走这条路的。
　　我们若是让他自己承认是一个共和党，我们就要猜测他假使是生于美国，他的革命思想会促使他想当大总统的。他的自爱自觉，使他想让自己的国家，自己的阶级，自己的家庭，都要处于体面的地位：要达到这几个目的，就要替一个斯瓦比亚的民族办事，这家人的祖先比俾斯麦氏力量更加强大，运气更好些；他必定要受制于那些无论在聪明与性格，热心与天才上都不如他的人们，他之所以这样做，是由于他的信仰给予的暗示，他要感谢这许多暗示，因为由此他才能够相信这一朝的君主是天命的君主。
　　当他宣布自己是一个泛神派而耻笑基督教的时候，我们想若不是这样，如何能够解释他少年时的贵族作派？为什么这个不信宗教的贵族会厌恶自由党？他们的目的是在乎一种中和的共和制，这个信教的宰相，为什么今日却愿意要他们帮忙治理国家？倘若他既是上帝的仇敌，他应该照着他的贵族逻辑，至少也要作君主的对头。倘若他今天是上帝的仆人，他就该敬重这个君主国。然而他敬重吗？有人曾问他，一个作君主的应该学些什么？他神秘地答道：“一个君主其实应该接受波斯式的教育，这就是说他必须得学会骑术，学会打仗，倘若在这两件事之外，他要对他的行业作专门研究，他就必须要学会怎样站立许久，怎样对从未见过的人说好听的话，怎样说谎。他永远不必说些不人耳的实话，因为这是他的大臣们的事，我们的君主不晓得怎样说谎。无论他怎么尝试，一开口我们就知道他不会。”
　　我们现在听他怎样说王室！“倘若我同君主在利兹林根打猎，这个地方原在一向属于我们家的一片森林里面。三百年前霍亨索伦抢了我们的波格斯特，不过因为这是一块好猎场，因为从前的树木有现在的两倍那么多。除了是个好猎场外，那还是一块很有价值的土地；今日价值几百万，从前他们不顾我们在法律上的权利，硬从我们手中抢走的。那时候的地主，因为不肯放弃这块土地，就被幽闭起来，吃的是很咸的食物，没有什么喝的。我们所得的赔偿不值地价的四分之一。”我们从这几句话就知道俾斯麦的性格，相信是天命使霍亨索伦在他之上的。
　　当我们把他看作一个充满怨恨的人的时候，我们就会很理解他的所作所为。他很喜欢引魔鬼所说的话，他记得《浮士德》第一部分中的好几段，他念诵得很好。曾这样说过：“你只要问我，我就会给你歌德著作的四分之三！此外，我只要有他的四十本著作里头的七八本，我就会心满意足地在一个荒岛上过日子。”随后他把歌德描写成一个作短工的裁缝：“一个人，与世无争（不怨天忧人），自己躲开世界，是很快乐的。既然与世界无争，这个人就会有知心朋友，他就能够同这个朋友享受许多事物——一个人能够写这样的话，就是一个作短工的裁缝！你想想看，‘与世无争’，又常有一个人靠在你的怀里！”又有一次，柯雪林的小姐很热心地谈论戏剧，想像自己在剧里作英雄是很快乐的，俾斯麦很直率地批评她说：“你愿意像沃伦斯泰因那样，在一间简陋的店里，被一个匪徒杀死吗？”乔特尔说起害怕与怜悯，俾斯麦很愤怒地反驳道：“是呀，我看见害怕与怜悯是很生气的，所以当我在戏院里看戏时，我常想一把抓住剧中恶人的喉咙！”乔特尔是讲人道主义的人，抱定戏中“得胜观念”的宗旨。你斯麦于是开始谈烧鹅，问道：“你可知道在波罗的海边诸省，人们吃烧鹅是就着马铃薯吃，抑或是就着苹果吃？相比之下我更喜欢就着马铃薯吃。”
　　他现在将听音乐当作他看书或做事的陪衬。后来，到了他当帝国宰相的时候，他完全不听音乐了，因为音乐会使他睡得不好。
　　总之，他的言行举止，越来越变作散人的腔调了。他办事越来越成功，他的许多愿望也得以实现，这样就可以不为浮士德的感情所困扰，现在却清醒过来。“浮士德很不满意于他的心里有两个灵魂；但是我的心里有许多灵魂，彼此相争，这许多灵魂相争，恰如在一个共和国里一样。……我揭露出来他们所说的大部分话，但是心里还有好多东西是绝不想令任何人窥见的。”这两句话，是当他同两个属员坐马车时所说的。他渲泄自己的不满意，要多过诉说他的孤寂，因为他若单纯是孤寂，是不肯说出来的。在庆祝日他很坦白地写信给他的至亲至爱的人：“人生在世的这种种不宁息，简直令人无法忍受。……这样的生活，不是乡绅所过的……过较为安静的日子，我就想家，到了我可以支配自己的时候，到了（如我现在所想像的）我觉得比较欢乐的日子，我也是这样——当我骑马的时候，我却很清楚地记得‘在那骑士的后面坐着黑色的忧愁’，这句话是极其正确的。”他无力反对自己与生俱来的性格，却说出这样的话来。她的妹妹庆贺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时，他写一封信给她，很清楚地表达这种想法：“我很想同你交换……关于人生的如梦幻光阴易逝的反省。我们过了许久才失去原以为生活快要开始的梦幻，我们又为这样的开始而作筹备，所以我们要许多表示路程的界石，有如结婚二十五周年，使我们记得回顾从前，使我们看得清楚，我们已经走过多少路，途经多少好站与坏站。我无论如何都觉得现在这一站比从前所走过的任何一站都不舒服，为什么我却不肯停止而努力向前希望走到一个较好的站，这是不是证明我们的不足……抑或是证明不过是我们自己的错误？我衷心祝愿你……很高兴地庆祝你的好日子，使你愿意喊那个向前赶车的车夫，说道：”朋友慢慢地赶‘。我因为并未达到这样知足的心境，所以我自己是很不感谢上帝的。我虽知道我有许多理由使自己知足，这是指我想起妻子时，尤其是想起我的妹妹时，想起我为公为私努力所作的许多事情时……我办成功了，却看到没什么价值，我还是不知足。“
　　这样严酷的解析，多么细致的逐层露出来。在这几句冷消的话里面，他说得多么巧妙呀！他把一生的功业都概括在一句话里。这之中有多少无奈呀！神斯麦却毫不留情地用他的笔解剖自己，揭露他永远是个无定性的散人。他说他全部的胜利，全部的奋斗，二十年间不停的战斗，所得来的诸多结果，都不过是不舒服的地位，他从此还要向前努力，找一个更好的！
　　十六、挑起普法战火
　　拿破仑三世不想打仗，却不得不打仗。我们难以知晓法兰西究竟想要什么；法兰西的诸多奢望是不是与德意志的统一势不两立？而统一是迫在眉睫的事。也许关于这件事并无广泛传播的迹象，因为七月间所激发出的愤怒只限于巴黎一处，也不过在几条街上，又是几家报馆替政府办的。我们若要证明法兰西人民的感情，就要看五月间国民大会有什么行动。这次国民大会，虽用过压力，行过贿赂，但是拿破仑三世的得票依然不超过七百万张，反对他的票，有五十万张，但弃权票却有三百万张（表示无言的反对）。因为舆论认为拿破仑三世的政治，是专注于维持法兰西的伟大与荣耀，那些反对的与不投票的，表示他们愿意与劳工们保持和平的一种政策。法国民族，天性本是好安静的，喜欢寻乐，除非是被一个很聪明的领袖或被某种需要所激怒，不然的话，显然是不愿同任何哪一国争斗。一个征服者若要保持威望，必须要当众出风头，国人这样的态度，却会危及他的地位。那时候国人大都渴望太平，愿意共和。法兰西皇帝那时候有病，虽然很怕打败，怕得发抖，但他却下定决心，持孤注一掷的态度。
　　经过普法两国争夺卢森堡之后，拿破仑三世发动战争是在所难免了。之后俾斯麦被迫阻止战争。拿破仑三世与意大利、奥地利都磋商好了。1870年春，他同奥国大公商量，拟了个共同行动的草稿——准备同普鲁士打仗。同时，他派葛拉蒙特当外交部长，尽管他个人十分憎恶葛拉蒙特，但皇后与在朝的反对普鲁士的政党却迫使他派葛拉蒙特。有谣言说，1866年葛拉蒙特曾想攻打普鲁士俾斯麦听后说：“噶拉蒙特是只野兽。”这话被葛拉蒙特听见了，发誓要报仇雪恨。内阁战争就这样万事俱备，只要一有借口，就可以立即发动战争，不久这个借口就很顺利地找到了。
　　西班牙人把他们的王后赶走了，他们到处找一个新君主，却始终找不着。后来他们向德意志求助，德意志的诸多王室将君主供给半个欧洲，霍亨索伦氏的旁支方才将一个君主供给罗马尼亚，西班牙人就向旁支探问。威廉王是霍亨索伦氏的家长，必须先同他商量，但他却表示反对。俾斯麦却不然，他的政策是要尽可能的替他的字号多开几个分号，我们若是猜测他的直接目的是要同法兰西闹翻，这就糊涂了。我们应该猜他认为霍亨索伦氏的支系作西班牙王这样一事就十分有利于普鲁士；他以为外交胜利好过一个霍亨索伦氏支系登西班牙王位；又认为双方谅解更好过外交胜利。他准备为统一普鲁士而战，他没有充足的理由，但他已知法兰西在西班牙一事上找到了借口。到了这时候，他主要是等待时机。
　　1869年5 月，在未正式提议之前，霍亨索伦氏登上西班牙王位，一场大的冲突是不可避免了。但俾斯麦并不劝君主放弃。他将这件事看作家族里面的事，王室的支系可以自由行动。他不肯给予正式的担保，因为他要拖延他的对头，然而他很快便晓得这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君主已经不愿意旁支继承罗马尼亚的王位，俾斯麦应怎样劝说君主呢？
　　“西班牙现在濒于无政府的边缘，如果我们要使他们免受这样的危险，西班牙人是会极其感激德意志的。我们最好使法兰西的那边有个国家，这个国家是我们所信赖的，法兰西肯定要考虑到这一国的感情的。”况且这个计划会节省普鲁士的两个师团。所以使君主打定主意，答应旁支作西班牙王，就是为了能够省两个师团的兵力。
　　俾斯麦知道这一步可以引发战事，他预备冒这个险，因为他只为普鲁士的权力而奋斗。（因为今日他比较注意阿尔萨斯，如同在1866年间他不甚注意奥地利的西里西亚一样）因为他不仅仅是现在，无论什么时也不要普鲁士征服德意志或异族的土地。他还是像从前一样，不过要在德意志使自己取得政治领袖地位——他准备同拿破仑三世打仗，如他从前准备同弗兰茨约瑟夫打仗一样，如同从前造成北德意志的联盟一样，现在要统一德意志，必须用强迫手段，这些王公们才能答应。一个德意志政治家要把他的同种族们都团结起来，甚至违背他们的意愿，这就是这两次战争的原因之所在。其实在德意志并无阿尔萨斯问题，也如在法兰西并无莱茵河左岸问题；这“两个问题”都是两国几个喜欢张扬的人搞出的。他们想激惹那些爱好和平的人们起来相斗。在巴黎和维也纳的政客们有权阻止与他们边界相邻的诸邦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也如德意志人与王公贵族们有权努力营造统———他们的努力却是时断时续的，又没有一个长期不变的计划。俾斯麦在尼科尔斯堡说过一句俏皮话，说奥地利攻打普鲁士并不见得比普鲁士攻打奥地利更不道德。这句话可以推用于法兰西之战，只要小欧罗巴一日受到列强与联盟的领袖和霸主之害，其余民族就一日不肯让一个民族统一，除非是通过武力，否则别无其它解决途径。
　　俾斯麦只在乎可能之事，绝不在乎可欲之事。这时他被两个互相冲突的动机所困惑，他反而要感谢德意志人的分裂与相互仇视。假使他是一个巴伐利亚人，他会用他的坚强意志，阻止在普鲁士之下的任何统一。但他是一个普鲁士人，他之所以要这样统一，缘于他的基本感情一一个人的，阶级的，民族的傲性。同时，他从一个政治家的地位出发，以普通的德意志观点去看这件事，他的欲望是合乎情理的。这种认同与他的自然欲望结合，使人更易于以其历史的观点把他施加于南方的压力（南方不承认的）说得合理。“假使这个民族只能在公众的义愤中统一”，那么除了以异族身份登上西班牙王位这个事实，引起公愤外还有什么事能够使他们容易冲动呢？
　　他从西班牙事件中窥见有使事件发生的可能。他知道要克服许多困难，他的外交热情也因此而受到了极大的鼓舞。他派两个办事人到西班牙，一个是布赫尔，另一个是位陆军军官，使已经半死不活的提议复活过来。这是件非常秘密的事情，因为他需要一件既成事实之事与拿破仑三世对抗，他就要置拿破仑三世于理亏的地位。西班牙原是一个独立王国，为什么不允许他随便去什么地方找一个君主？正式的提议已经送去了，没有让威廉知道，就去西格马林根了。普鲁士王虽满肚子不愿意，但最终还是答应了。“
　　在提议正式宣布之前不久，这件事被巴黎知道了。脂膏已经放在火上了！葛拉蒙特在一个半公半私的演说中叫起来了，巴黎报界也叫起来。报纸愤怒地（也许是真的，也许是假装的）说：“西班牙竟然会选择一位德意志君主，令人诧异！”其实葛拉蒙特知道俾斯麦看不起他，他目的是想当众打这普鲁士外交部长一巴掌，使天下人都看见！
　　俾斯麦这时候正在瓦森休息，盛夏时下过一次雪。他写信给他的夫人说这件事：“我这几天吃梭鱼和羊肉。今天吃梭鱼和小牛肉，还吃龙须菜，这里的饭菜比柏林的好。一场雪把许多嫩山根树都伤了，许多橡树身也变黑了。你的玫瑰花更是受损伤，自从降雪以来有几架接枝的玫瑰树变得毫无生机。大麦也受到了损伤，不过马铃薯得以幸免。我一个人吃饭很无卿，我别的不想，只想喝格拉兹啤酒。咳！都喝完了，克列特啤酒也喝完了……我没东西喝，只好喝布勒斯劳啤酒。但这种啤酒味苦，常喝是不利于身体的。饭后我走过大圃与几处保养猎品的地方，看见四只小鹿，其中三只是母的。你的赤杨林长得茂盛，但是也略受冻伤。杉林下的黑土地里长出了三尺高的开花的小树，已经变白了，同开花的番石榴一样（我附送标本给你）还有野迷送香……我十点钟就睡了。”
　　没过多久，战火就已在巴黎燃烧起来。俾斯麦在屋里踱来踱去，授意别人写下他要登报的话，以答复巴黎发生的事变。他说：“我有许多话想在报上发表，另外还有一些详细的论述，关于公事上要登报的话，要说得很安详，但是半公半私的话就要将法兰西的自大说得严重些。法兰西皇后正在煽风点火，有必要看一次西班牙立君主所引发的战争……法兰西人像疯了一样，在街上发狂，口吐白沫，手持弯曲的小刀，逢人便刺。……”7 月6 日，葛拉蒙特在议院发表了一篇演说，7 月7 日俾斯麦读到了这篇文章：“我们可以尊重一个邻国的权利。但我们却不能忍受一个外国人登上查理五世的王位，这样一来欧洲的平等权力就会被扰乱了。这不仅不利于我们，而且还会损失法兰西的利益和体面。”倘若这种事一旦被发现，我们就应该毫不迟疑，毫不示弱地尽我们应尽的义务！“他的这篇演说赢得议会的阵阵喝彩！俾斯麦读此篇演说时，乔特尔说：”这好像是要打仗呀！葛拉蒙特若不是打定主意的话，不会这样说的……假使我们立刻攻打法兰西，我们一定会取得胜利！可是我们却不能这样做——我们有诸多原因。“
　　法兰西大使贝内德蒂奉葛拉蒙特之命，要求拜见威廉王。这是对的，因为俾斯麦不肯由平等的政府机构讨论这个问题。
　　威廉很和气地接见贝内德蒂，这个老好人不愿意让自己在延木斯的度假受到任何干扰。俾斯麦想拒绝贝内德蒂，君主却不许，坚持同贝内德蒂讨论。君主认为这事很不好，初九那一天，就告诉贝内德蒂说他将以霍亨索伦族长的资格劝他的堂兄辞职并打发了一个副官到西格马林根。威廉写信给王后说：“我希望上帝让霍亨索伦听理性的话！”俾斯麦在瓦森得到此消息后，很是愤怒，他喊道：“君主退缩了！”他觉得自己被抛到了一边。他觉得威廉王的举动会被人认为是普鲁士的懦弱，他紧急发电要求见威廉工。复电11日才到，让俾斯麦等了一天。12日他同乔特尔赶赴柏林。因为他必须要走过国都。赶了十个小时的路途之后，当他的马车赶到外交部门口时，神斯麦接到了一封电报。他登时浑身发热，如发病一样，急忙拆开信看。电报告诉他贝内德蒂将在埃姆斯做进一步尝试，君主会给他答复。毛奇与罗恩此时也匆匆被邀来共进晚餐。不久又一封电报传来告诉俾斯麦说：“霍亨索伦登西班牙王位的事已被取消。”
　　事后海斯麦写道：“我最初的想法是辞职……这样的让步是德意志的耻辱……我觉得极其压抑，因为我想不出法子来补救这些损失，这一政策必定使我们的国家受损失，除非和法兰西决一死战。……所以我不想在埃姆斯啦，我请攸连堡伯爵向君主阐明我的看法。君主要自己决断国事，自己负责。此事要归咎于王后，她从科布伦茨来劝说他。君王今年已七十三岁了，他喜欢安静，不愿冒险失去1860年的胜利。当他不为裙带所左右时，他是最顾国家体面的……王后作为一个女人没有民族思想，君主也无法抗拒她。”这是二十年后俾斯麦谈论王后的短处时所说的。其实葛拉蒙特在打了政治败仗的时期，也说了许多责怪拿破仑三世的话。不过俾斯麦说国王与王后的短处却不是因为这个原因。俾斯麦说这话的时候已经办了许多大事，打了许多胜仗。但他有满肚子不高兴，因为他恼怒君主不该在“家族的事”上独断专行。
　　他整夜盘算着和计划着。一面傲性十足，一面又怨恨不已。他备受煎熬！13日早上，他从俄国使馆传来的消息得知，巴黎持否定的态度，他放心了。他同英国大使谈话说：“巴黎若再要强迫，那么法兰西打算打仗报仇的想法将被世人皆知。我们决不会忍受任何羞辱。法兰西要挑战，我们就应战，我们绝不会坐视不动。我们要以可靠的保证来抵抗忽然进攻的危险！葛拉蒙特一定要收回他的恐吓演说，不然普鲁士一直要求到满意为止。”
　　俾斯麦常常将一些杂乱的事情理顺。他那目光短浅的对头无论在才能与见识上都无法与他相提并论，然而他的君主却放心将大权交与他掌握，昨天当俾斯麦正走在路上的时候，葛拉蒙特电喻贝内德蒂请普鲁士国王正式宣布关于西班牙王位之事。同时他逼驻巴黎的普鲁士大使威尔德函告威廉王说拿破仑三世要他写一封信。此信要宣称普鲁士不做伤害法兰西的威严和利益的事。葛拉蒙特希望他一旦有了公文备案，他就能够在议院打一个漂亮的胜仗。四天前，拿破仑三世病得很厉害，害怕动手术，担心手术会使他致命。
　　俾斯麦一听到葛拉蒙特对普鲁士大使的提议就狂怒不止，他急忙把威尔德调回来。威廉在埃姆斯接到俾斯麦的一封电报，电报中威胁说如果威廉再接见贝内德蒂，他将辞职。罗思却说这样做等于退缩，军人是不能退缩的。俾斯麦回答说：“你们是军人，奉令而动。我是文臣，我们见解不同，但我不能牺牲我的体面和政治前途。”随后来了一封密电，是阿比肯发来的：“君主写信给我说贝内德蒂伯爵苦苦地哀求我立刻发电，保证不让霍亨索伦支系人选的问题复活，最后我严厉地拒绝了他，因为我不可能永远地担保此事。我自然告诉他我尚未接到新消息，因为他从马德里和巴黎得到的消息较为迟缓。他可以明白，我的政府事先并不知道这件事。此后君主接到安东尼王爵的一封公文。君主已经告诉贝内德蒂伯爵说他正在等王爵的消息，君主因为上文所说的强烈要求，决意不再接见贝内德蒂伯爵。君主已经从王爵处得到贝内德蒂所得自巴黎的消息的证实，所以无话再对大使说，君主任从贵大臣定夺，对于贝内德蒂提这样的新要求与君主对他的拒绝，是否宜于立即告诉大使们和报界。”
　　攸连堡把宰相的愤怒告诉了君主，并汇报了毛奇与罗恩此刻的心态，说俾斯麦不肯来埃姆斯。
　　公文摆在俾斯麦的饭桌上，两位军长都没了胃口，他们“不肯吃也不肯喝，我仔细阅读公文后，说公文载有君主权授与我的权力……我问了毛奇几个问题。我问他我们的军备怎么样，战事临近，我们几时能准备充分？”毛奇回答说，战事越快越好，因为迅速将有利于普鲁士，俾斯麦闻之立刻将下列一篇文章公布：“霍亨索伦世袭王爵已放弃西班牙王位，西班牙政府正式转告法兰西政府。法兰西大使获悉后，在埃姆斯要求君主让他发电至巴黎，说君主担保永不答应霍亨索伦作西班牙王。君主决定不再召见法兰西大使，传谕值日副官说君主没有什么话可通知大使说了。”
　　俾斯麦并未在公文中加入新的字句，只不过略作了些删改，原文“再没得话对大使说了”改为“无话可通知大使了”。对大使和报馆公布的此文原是君主的意思。俾斯麦没有做假，他只不过把原文修改得紧凑了些。原文像一个扁而又成形的气球，空气不多，固而飘不起来。而现在气球里充满了气，飞得很高很快，使千千万万的人可以看得见了。
　　这样安排的直接效果其实是逼法兰西宣战或屈服。李卜克内西后来说这一公文是桩罪恶，但罪恶不是俾斯麦造成的，罪恶源于当时的社会，在于两三个不同国籍的人动辄使用武力所造成的。
　　俾斯麦在转瞬间打定主意后才想到了君主。他趁势决断，不再拖延，因为公文一宣布，战争将势在必行。其实在短时间内君主也主张战争，这也能从来自埃姆斯的第二封电报中看出。
　　俾斯麦的动作是合逻辑的，他知道总司令说过时机是有利的，又晓得最后几年的发展不能不战——他一定要创造一个实实在在的德意志。他以为这是最佳时机，他当然要见机而动。不论是事实上还是形式上，都是法兰西向普鲁士挑战，他要让诞生于数十年后的人懂得为统一而战是值得的。
　　当俾斯麦安排那件公文的时候，他很有先见地看到它导致的结果。果然还未到半夜，这件公文就在欧洲各国放了一声很响的炮。
　　十七、大赢家
　　一个星期之后，两国君主同时在柏林和巴黎发出话来，告诉世人说一个仇敌要强迫本国人拔刀出鞘。上帝曾经维持过正义，此次也必将维持正义云云。两个议院都让他们的选员持械以待，投票要求选员们出钱助炯。此年七月双方都有一些人反对打仗。有一篇来自巴黎敬告全国劳工的书信说：“在全国工人看来，通过打仗来瓜分权力、或是扶助一个王朝只能是罪恶。”此外还有许多演说也和书信所讲的意见一致。然而在普鲁士却无人敢这样说，这里的社会党人所能做到的不过是借保护法兰西人以反对拿破仑三世，主张与法兰西皇帝决战。随后国际劳工总会宣布，劳工们要致力于德意志自卫之战。
　　根本推翻派（急进派）觉得法兰西是进攻的一方，他们为此群情激动。在巴黎，自从梯也尔与甘必塔说过很激烈的话之后，有十个人不肯投票筹饱。在柏林李卜克内西和倍倍尔投弃权票，因为他们要躲避拿破仑三世或俾斯麦的政策。在社会主义民主党内，有人批评这种态度。在社会党的报纸里有这样的议论：“拿破仑三世的胜仗就是欧洲全部劳工的败仗，我们的利益与法兰西人民的利益是一致的。”三日之后，这张报纸又说：“但由于这是德意志中的倡撒主义者和法兰西中的地撒主义者决战，这与我们并不相干。”翌日却发了一篇宣言，有许多人竟说到了“李卜克内西的君主制”而他是主张不为筹军费而投票的。
　　战事初起，马克思给恩格斯写信说：“唱《马塞雷兹》是一个套调，像整个第二帝国…在普鲁士用不着耍这样的猴把戏；威廉第一唱‘耶稣是我的深信又是我的希望’。右有俾斯麦，左有斯提白（警察总监）这就是德意志的《马塞雷兹》，德意志的俗物，好像是十分快乐，因为他现在有机会去尽情炫耀他的奴隶性质了。谁能想到1848年之后几十年，一场民族之战在德意志竟会引起这样一番冲突！”但是这时候还没有这两个被驱逐出境的人的谈话的。
　　欧洲对法兰西都表示同情，因为各国都很惧怕普鲁土。俾斯麦要用他的铁腕手段制造舆论。他把在磋商卢森堡问题时从贝内德蒂手中得到的议案草稿的摹本送给了《泰晤士报》。在这个议案中，拿破仑三世要求他可以任意地取得比利时，以此作为他答应德意志统一的条件。贝内德蒂正式答复时说，这是俾斯麦的意思，公文是俾斯麦口述，他手写的。俾斯麦反驳说，他屡次同拿破仑三世讨论这件事，假使他不在这个时候公布文件，拿破仑三世在完成军事筹备之后，也会提议的。以牺牲来满足他的欲望——就像1866年在未放第一炮之前俾斯麦自己所提议的。
　　贝内德蒂的要点是可靠的，欧洲是信任他的。这不过表示人们清楚俾斯麦办事所用的诡诈。恩格斯写道：“关于这件事，只有一样是好东西，所有的污秽衣服都要当众洗灌，俾斯麦与拿破仑三世间的把戏，将要从此告终了。”
　　有一件事，当时在德意志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在1926年刊登维多利亚女王的书信时才揭露出来的）因为怨恨俾斯麦，生自美国的普鲁士的维多利亚王妃和其丈夫阴谋叛国。战争过去后，普鲁士王子前往英国，维多利亚女王在日记中写道：“1871年7 月31日在奥斯本，天气很好，在帐篷里吃过早饭后遇到弗里兹。他为人很公道，也很痛恨俾斯麦。他说俾斯麦独断专行，其实就是皇帝。弗里兹的父亲很不喜欢他，却对他毫无办法，说到俾斯麦所公布的条约说是贝内德蒂所提议的。弗里兹认为俾斯麦和拿破仑三世都有份，他觉得他们正处在火山口上，如果有一天俾斯麦企图向英国开战，他是绝不会诧异的。”这就是霍亨索仓储君感激俾斯麦的原因，他在六个月前不久，替太子赢得了最想到手的皇帝之位！
　　一旦枪炮证明了俾斯麦的政策是对的，无论什么人都附和他，如同1866年一样。这次也像在柯尼希格雷茨打胜仗之后的那天晚上一样，每一场仗结束之后，那位军官立刻就联系实际说：“打了胜仗，你就是个大人物，但若敌人冲过莱茵河来，你现在就是最大的一个恶棍！”
　　这一次，一位政治家在几个星期之内又要干预了。色当之战后那天晚上，汪普封哀求毛奇放过法兰西军队。俾斯麦干预说：“一个人能够相信一位王公的感谢，却不能相信全国人的感谢，尤其不能相信法兰西人民的感谢。法国连续改朝换代，现任政府并不为前任所束缚。法国是个好妒嫉的民族，我们柯尼希格雷茨之捷并不伤害法国人，法国人却很不高兴。我们怎么能希望他们慷慨大度，因色当而饶恕我们！”普鲁士要求法兰西全军不留枪械不留旗地投降。
　　俾斯麦就是用这样的残酷办法对付法兰西共和国。在以后六个月的磋商中他运用一样的手段。他的政策不为人所动，是征服者的政策。但却与他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政策不同。他有诸多理由，其中一条理由就是上文所说的巴黎政府的无定性，此外还有其他诸多理由。在这样的政策下取得洛林，是在意料之中的。
　　9 月2 日清晨，他奉命去见拿破仑三世，在路上看见拿破仑三世坐在马车上，周围是骑马的军官，“我立刻握住我的手枪，当我意识到我只有一个人，而面对的却是六个时，我不由自主地看着我的手枪并伸手去摸它。我猜想拿破仑三世一定注视着我的一举一动，因为他满脸变成了死灰色。”在一瞬间，这两个人的性格被一句俏皮话概括出来了。战胜者忽然与他的死敌面面相对，以一对六，战胜者紧握手枪，战败者却面如灰土。
　　除了这件事之外，这两个人在路旁一间破茅屋里的谈话并不是很重要。俾斯麦说这次谈话如同“跳舞谈话”，他们都说不愿兵戎相见，可惜此话说得太迟了。同俾斯麦谈话的这个人不是葛拉蒙特而是拿破仑三世，十三年前俾斯麦说他不过是无足轻重的，却有一种和蔼的性情。俾斯麦始终不憎恨拿破仑三世，有时他还有点怕这位皇帝，他尝试赢过他。现在，他待他的对头如同对待被他征服的女人一样，只剩下同情了。
　　其实被俘的这个皇帝是个累赘。拿破仑三世投降后的当天晚上，俾斯麦说过一句话，露出其思想来：“我们还要等许久才能赢得和平。”事情变化到这个地步，他很想走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所走的路。他想避免再动用兵力，想要求土地以补偿。因为敌军有被消灭的，有被掳的，不然也是被完全包围，这个国会分裂为几个党派，到那时这个软弱无力的国家定会让步。假如俾斯麦如四年前那样实施他的计划，那么他的政治手段就会凌驾于在尼科尔斯堡所用的手段之上，但从前他要阻拦君主和军长们进入维也纳已经是很为难的事了，现在要阻拦他们进入巴黎，那更是办不到的。当俾斯麦坐火车赶向前线的时候，他偶然听见波比斯基说道：“这次我们有准备了，俾斯麦再也不能为所欲为了！”
　　现在有许多事催逼他，最要紧的就是整个德意志民族的疾呼。在柯尼希格雷茨大捷后，德意志害怕要占据维也纳的人多，愿意割去这个地方的人少。现在却不然，德意志报界大声呼吁：要求割取阿尔萨斯“作为担保，免致将来被世仇所攻击。”
　　有一部分德意志人是社会党，只有他们宣言说拿破仑三世倒台了，战事就告终。9 月4 日在巴黎宣布共和国成立。9 月5 日，在几处德意志民众会议里，发表了同情支持共和国的宣言。从此以后，劳工阶级每出一张报纸，都有两行大字作标题说：“同法兰西签公道和约！不割地！罚惩拿破仑三世与其同党！”马克思写了一篇宣言，流传到德意志，预言割取阿尔萨斯会使“两个民族结下不解之仇，割地不过使两国暂时停战，但这种和平决不是永久的和平。”于是一个严厉的军长拘捕了党派委员团的委员，把他们锁起来送到炮台里。雅科比在尼科尔斯堡发表演说，反对割地而被拘捕。八月中旬，马克思说：“有两种人要割取阿尔萨斯和洛林，古普库斯的阴谋派里头的人与南德意志喝醉了酒才有胆量的爱国人士们。因此割地就会变作一件不幸的事。”初时俾斯麦好像也是这样想的。
　　“当战事开始的时候，他有必要在谕旨里头说无论是德意志人民，还是法兰西人民，都正在享受基督教文化和与日俱增的幸福，现在却被传作一种积极的竞争，过于血腥的竞争。法兰西的元首们为了取得个人私利起见，知道怎样以一种惨谈经营的不良指导而牺牲我们伟大邻近民族的公道。”开仗的第一天，俾斯麦就是这样对仇敌说的。同时又是这样对欧洲说的。无论哪一个政治家都不能把一个民族与这个民族的政府分得如此清楚。当时只有一件事也许是俾斯麦未曾提防的，那就是拿破仑三世的政权与人格变化得那样快。
　　八月中旬，威廉进入法国境内，俾斯麦宣谕：“拿破仑三世水陆进攻德意志以后，德意志以前和现在都愿意与法国人共享太平……”同时腓特烈查理发出一道陆军号令：“法国皇帝始终未问过法兰西人民是否愿意同邻国作战，而先前这本为打仗的先例。”
　　但是现在发生什么事了呢？发出宣言之后的第五个星期，共和国的第一个外交部长走进胜军的大营请求选举议员的时候停战。福尔毫无理由希望战胜国把拿破仑三世与法兰西人民区别得这样清楚，难道不是幻想吗？难道两国反对打仗的人们不相信普鲁士承认法国人的和平的意思么？他们推翻从前好战的政府，把与这个政府作对的人们抬出来执掌政权以作表示——从根本上改革，把帝国变为共和国，以表示出他们爱好和平的意思。且当危急之际，梯也尔与与福尔两人不是排斥宣战的么？他们的朋友不是不肯投票筹军费的么？他们现在不是都当了共和国的领袖了吗？
　　可惜理想与事实相差太远，打了六七次胜仗就更不同了。从前法兰西被那些求私利的人所误导，于是俾斯麦在谕旨里发表同情邻近民族的话。八月中俾斯麦在他的宣言中说德意志人与法兰西人共享太平。现在的俾斯麦还是以前的俾斯麦，却发出两道通告书给两位大使，说此战德意志民族应负责任。福尔对他说法国人已经驱走了皇帝，愿意赔款以取得和平。悍斯麦驳道（厄热尼皇后派了一个喜欢冒险的使者去见他）：“我们不管你们团体的情况，若拿破仑三世复辟有利于我们之间的和平，我们会把他送回巴黎……假如我们知道你们的政策的确是法兰西的政策，我会劝君主不要退兵。但是你们所代表的不过只是少数人，我们从你们的政策中得不到什么担保。考虑到将来的安稳，我们打算要全部的阿尔萨斯和部分的洛林及麦茨市。”
　　福尔是律师出身，但此次他站在那里，面无血色湖须杂乱，拿起他的“沾满尘土的外衣和被挤扁了的帽子说道：”我们既不割让一寸土地，也不割让我们炮台的一块石头！“但他却敬畏俾斯麦这个人，他说德意志政治家”威严而苛刻，但是他的苛刻之处被一种自然而几乎是和蔼的态度减轻了不少。他客气而庄重，无任何装腔作势，显出一种和蔼且坦白的态度，始终都保持着此种神情。“
　　俾斯麦态度的变化有了重要结果。后来几个月所发生的事都表明他能够利用这个好和平的君主进行协商，虽然有多数军长反对。他要求法兰西割让阿尔萨斯和洛林以保护德意志。他说除此之外无任何办法可以担保和平。不过一年以后，他同柯雪林谈到：“假使普鲁士打胜法兰西，会有什么结果？譬如我们赢得阿尔萨斯，我们必须珍惜我们的所得，在斯特拉斯堡永远派兵镇守。因为法国总会想办法找同盟的——那时候我们的日子是会不好过的！”
　　马克思的说法是：“这不过是暂时停战而非永久和平！”捆斯麦见战事快要到了，显得很高兴，因为有战事就有可能会成立德意志帝国。俾斯麦的思想和欲望绝不因为邻国不老实而想到攻打它。在五十五年间，有一半法兰西人忘记了德意志人的最后一次人侵。普鲁士的扩张虽只有四年，便使法兰西人神经不安。在二十年前发表的演说中或私下的谈话中，俾斯麦并未有这样的动机。他从未谈过“世仇”。他不喜欢法国人——可是他喜欢谁呀？现在他忽然感到战争的目的之一就是保护经过这一番战事而产生的另一个国家。无论什么人读他的最后的宣言，都不希望他有这样的变化。这个想法与他外交政策的主要趋势恰恰完全相反。俾斯麦原是一个建筑家，如今却变成一个征服家。
　　欧洲有人产生过这样的疑问，他们自己既想有中立地，为什么不把这些地方变作其中立地呢？俾斯麦在帝国议会答复时说：“若是这样，铸成一条链的中立国，从北海延长到瑞士的阿尔卑斯山，我们就不能从陆路改打法兰西……虽然我们是习惯于尊重条约的。……这样一来，法兰西就得到了一条保护带以隔离我们；只要我们的海军不能与法兰西的海军抗衡，我们就无法阻止敌人从海道进攻。这虽不过是一条次要理由，但却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最重要的理由就是比利时与瑞士确实想独立，但阿尔萨斯和洛林都不想。“我们只能盼望强大的法兰西精神之特长远住在那疆土内的——这诸多元素，是依附于法兰西的——遇有新的法兰西德意志之战时，会触动这个中立国……再成为法兰西的依附……所以我们没法，只好把这块地连同炮台等完全归人德意志，作为德意志一道坚固城墙以抗拒法兰西。我们就要保护这些地方，且要将法兰西将来攻击我们的起点挪开，延长几日行程。”
　　“实行这个计划的第一障碍就是居民的仇视……那里有一百五十万德意志人，他们有德意志人性格的许多长处，同时却与另一个民族杂居，这个民族有许多的长处，却独独没有这样的好处：他们的诸多属性给予一种享受特别利益的地位。……德意志人性格的一部分就是每个种族都要求自己特别优等，尤其是反对最近的邻国。一个阿尔萨斯人或一个洛林人，只要他一日说自己是法兰西人，一日就有巴黎的繁荣及法兰西的统一的伟大在背后，他见到德意志人就带着‘巴黎是我的感觉’。……这种仇恨还存在，这确是事实……我们应该有耐心把这种仇视推翻。我们德意志人有许多方法。总体而论，我们善于治理也较为人道，胜过法国政治家（大笑）……但是我们不要太过于恭维自己，说成功就在眼前了。”
　　经过这样合理与公道的考虑，这位政治家的谨慎观念表现出来了。倘若胜利议和之后，关于胜利品，他敢于告诉国人说他只好拿来，这就证明他并非不经过一番考虑就做出决定。既是这样，他为什么要拿来呢？过了几年，他对两个新省代表说，他不愿意拿阿尔萨斯和洛林，只因陆军诸师所逼，不能不这样做。
　　最初的几个理由，要求诸陆军与统帅们保持冷静。打了几次胜仗后，将领们自然都有些陶醉了。此外俾斯麦有一种一贯的仇恨：他不能容忍莱茵河一边还有一个法国。最后就是一种德意志民族派的考虑：民族派觉得德意志容易受到法兰西的攻击，因为卢森堡王曾经有一次对他说：如果仅以南德意志而论，这个国家的弱点会成为统一的障碍。俾斯麦在国会这样描述这个地方的形势：“阿尔萨斯的一角在靠近威森堡的地方插人德意志，将北德意志和南德意志分开。”但这样的弱点只不过只是该省的一部分。
　　俾斯麦大笑说，战时的国家就是用特别的话语来煽动激情。他说：“我们要的是炮台，有人说阿尔萨斯在古时候是日耳曼种族的一部分，这是教授们创造出来的谣言。”他知道大选候所用以对付路易十四的态度是用丧失阿尔萨斯作为主要的理由。他知道霍亨索伦极少有权利要求这一省，因为九月初六他早已说过：“我不要割取洛林，但军长们说麦茨是不能不要的，因为这个要塞代表十二万人的价值。”不久之后，他又对一个英国外交家说：“我们不想要阿尔萨斯或洛林，法兰西可以有这两个省，但却要承认几个条件，使他们不能用这两个省作为根据地以攻打我们。我们所需要的是斯特拉斯堡和麦茨。”
　　割地原是件很冒险的事，他却强迫自己一定要割地，他所依据的理由就是决心要创造一个统一的德意志。认为民心涣散，只有“一种公愤”才能使呆滞的民心激动起来。现在德意志人有了他们联盟的证物，那就是这块共有的土地。他相信南北德意志必定要联合。当他们合手培养这株新树苗时，成果会显而易见的。
　　色当之战那一天，俾斯麦的密友德布鲁克说了句俏皮话：“从帝国土地（指阿尔萨斯与洛林两个帝国的省）将生长出帝国（指德意志帝国）来。”
　　十八、太子腓特烈
　　俾斯麦带着老年人所特有的镇静向他的帝国行进。在第一次战役中，普鲁土人和巴伐利亚人共同出生人死。人们开始在柏林的报纸上写道：“威廉必称帝。”俾斯麦派人告诉巴伐利亚大使说他看到报纸后很生气，又说无人想限制巴伐利亚的独立。“不仅无人限制，我们会永远感激我们光荣的同盟。德意志统一已经形成了，既不用求也不用造，因为德意志人原本就是统一的。以后三个月他所推行的政策就是一个具有雄厚实力的字号所采用的办法，任凭较小的字号来求联合。当他打发德布鲁克前往德累斯顿的时候，只不过是承认从那里所发起的提议。他对符腾堡人说：”我们正在等你们的提议。“他打定主意要听联邦有什么话说，随后他想最好是该怎样办就怎样办。
　　其实当我们的个人派尝试结合时，各人有各人的计划。全民族、全阶级，全党派，最后是不同的“哲学”，都互相冲突，每族每个阶级都坚持说假使德意志只能按照不同于自己的想法而成立，那就不必有德意志了。普鲁士民族党需要组织一个诸王公的联邦会，其中霍亨索伦有统治权；自由党希望有一个以民权为重的德意志；威廉不想听什么皇帝与什么帝国，只想制定一个联合陆军的条约；太子却想要成立帝国，要其余的王公们受皇帝管制；只有在巴登，国王与人民都想成立一个以普鲁士为盟主的帝国。巴伐利亚政府想要成立一个南方德意志联邦会泡括奥地利，但是巴伐利亚的大市镇却想加入北德意志联盟，巴伐利亚君主不想要任何联合会。符腾堡的王后却阴谋反对普鲁士；自由党只加入一个民主制的北德意志。黑森的有势力的宰相为德意志提议一种宪法，却是他自己不想要的。他之所以提议，是因为他知道宰相也不想要。最后他们都跑到凡尔赛，因为俾斯麦坐在炉火边，已经在他的瓶里制造homneculus酒了。
　　普鲁士太子是个很重要的人物，老王已经七十四岁了。战事发生以来，腓特烈与俾斯麦的意见不合。太子有一种浪漫的君主兼民主制的新帝国梦想。他想把普鲁士吸收进德意志中。其他诸多德意志王公，除了荣衔、权利与体面，在上议院的席位一切都要求保留，其余一切都要取消。霍亨索伦作为皇帝，掌握主要法权，由一个帝国内阁执政，需对帝国议会负责。远在九月中，德意志军队正在向前推进的时候，他把他的计划说给密友弗莱塔格听。那时候他们两人正在一个叫弗切的村子中散步。腓特烈很受感动，两眼闪光。他说道：“我必须做皇帝！”弗莱塔格回忆说：“我很惊愕地看着他，他把他的长军外衣裹在身上，好像穿了帝国的袍子。他挂上霍亨索伦的金链子，得意地在草地上走来走去，他显然是在想怎样做皇帝。”
　　他的朋友，这位文学家警告他将要面临的诸多危险，但再多的警告也是枉然。他预料道：“霍亨索伦的简单蓝制服最终不过是对往日的一种纪念，很难在军官们中间保持一种朴素纪律。如果需要，我们的君主必须作个表率。……从前已经见过，一种奴隶的精神传播于民间，这是一种诏媚的风气，同普鲁士传统的忠诚风格不合。……无论什么举动，只要是趋于极端的，都会趋于相反的方向。在我们这个世纪之内，原有很有力的民主主义的暗潮，倘若因为大祸与不良政治，将来有一天各种芥蒂将传播于民间，即使执政的朝代中最可敬的，也将会有大的危险。我们的王公们很像登台的戏子，在大声喝彩中被许多花球推倒。对台下听戏的人热心赞美，殊不知在门板底下已有许多恶鬼等着要消灭这样的繁华！”
　　太子等弗莱塔格说完这一番话后又说道：“你讲完了，该听我说！”这是一篇很重要的警告，太子究竟回答些什么？他的答话不过是巴黎开会；人场的时候拿破仑三世问威廉哪一位元首该先走——俄罗斯帝先走——或是普鲁士王先走——威廉说沙皇先走。
　　太子说：无论是哪位霍亨索伦，他都不肯再说这句话了！这种话将来不再适用于霍亨索伦了！这就是太子的激烈结论。弗莱塔格说：“我能够看出他满肚子都是君主的傲气，所以我觉得再劝他也是无用了。”六七次这样的情景使文学家感到太子心里装满了这样的傲气。
　　色当战役结束后，太子同俾斯麦讨论皇帝的有关问题，俾斯麦却支支晤晤地搪塞他。他们到凡尔赛的时候，太子看见华丽的房屋就激动起来，他想：“这个地方正好可以用作庆祝皇帝与帝国恢复。”不久他就安分了，说：“以前我其实被逼俾斯麦为伯爵的，我们的大政治家对德意志问题其实从来没有真正热心过。……人们不能从这样重要的时代揭示真理，什么都不晓得的人，永远不能学乖的人最终是很糟糕的！”
　　这就是太子在日记中写下的批评俾斯麦的话。那时德意志帝国快要成立了，他挖苦这位大政治家的伟大之处，说他是“替君主办事的一个官员”。说他终究会倒霉的，因为他从德意志之战中并未学得什么东西腓特烈1870年10月的见解和1871年8 月的欠方寸，就足以证明了这一朝代人越往下越腐败。这个善良的老王同他的儿子相比其实就是个英雄。
　　不久之后，太子就同这位政治家发生了冲突。脓特烈屡次要求俾斯麦强迫南方诸邦的元首们打定主意要求统一。他说道：“我们一定要统一，不会发生危险的。只要我们打定主意用正当态度对待他们，你就知道你还未充分行使自己的权力！”
　　俾斯麦说：“我们在战场同我们的同盟共同奋斗，就这一层理由来说，也不能恐吓他们。恐吓他们就是等于让他们投往奥地利的怀抱。”
　　腓特烈说：“这有什么要紧呀？由这里的大多数王公宣布帝国成立最容易不过了，全数的君主不得不接受这种压力！”
　　俾斯麦说：“我们不能劝威廉王做这样的事！”
　　脓特烈说：“贵大臣，你若不愿这样做，你就是让君主寸步难行了。”
　　俾斯麦说：“我们必需把德意志发展问题交付于时机来考验。”
　　腓特烈说：“为我自己考虑，因为我代表的是将来，我不能漠视这样的迟疑。”
　　俾斯麦说：“太子不如不发表这样的意见。”
　　脏特烈说：“我极力抗议不允许我开口，除了君主之外任何人没有权利控制我的发言权。”
　　俾斯麦说：“若太子命令我，我将照着你的命令去做。”
　　腓特烈说：“我没有命令俾斯麦伯爵，我抗议你这样说话！”
　　神斯麦说：“你若以为无论什么人办事都胜过我那么无论什么时候我都乐意辞职。”
　　太子原有充分的理由批评俾斯麦，他不会屈从俾斯麦的意志。他的父亲把政权交给了一个与其政策思想正好相反的人。因为一部分市侩们需要建立一个更独立的德意志，其间并无理由，为什么太子不该做同样的事。但是他的政策思想是从亲身的经历中得来，应该是他自己的宗教。其实他的政策思想是由一个比他聪明的人灌人他脑中的。这块布的普通花样也不是他自己的，这是一块蓝色的英国布，是他极力称赞的英国夫人所定的式样。夫人的娘家情形自然深印于他的心中。但是这块布是用一种紫色的普鲁士线织成的，这是帝制的线。这种线是谜特烈自己介绍的，就是要霍亨索伦学英国样子，允许人民参预政事，同时他要把与之同一个阶级的人的权力弱化，简化为虚衔与形式。
　　腓特烈要掌握统治权，要穿皇帝的紫袍，要戴皇冠，需要他的夫人分享这诸多体面；但是他却不要作同等级的首领。他应以此作格言，他的骄矜把其他许多德意志王公降到反叛贵族的地位。当他告诉俾斯麦说，他过于看低自己力量的时候，我们就听见一番责怪的话，这是俾斯麦从未听说过的，我们不能不付之一笑。这位陆军军官因为同胞相助才得到势力。当他提议以这种势力反对他们时，他绝未想到这是失信于他的同胞。他这样的无信，与其父亲很不相同。俾斯麦比这位假民主党要真实得多。这位贵族子弟从前曾耻笑过“德意志王公目无上帝和法律的妄自尊大”，他很想把他们全废了，如同汉诺威与拿骚的元首被废一样——他废他们，不是为虚衔，为的是实权，他绝不肯让任何人侵犯实权。当人格展露的时候，时局变得非常“重要”，陆军的暴烈不能与有魄力的睿智与方略相比。
　　虽是这样说，这个天才的人却正在逆风中行舟。同时太子是位知识浅薄的人，正在被风潮所卷携！除夕晚上，议论时局说得很好的也是这位太子，他说：“这个时候，我们好像既不为人所爱，也不为人所敬，只是为人所畏。人家当我们是无恶不作的人。这并不只是这次战争的结果——俾斯麦所持有的就是‘铁血主义’，他照着这个主义究竟把我们领到什么地方了！倘若我们随处都遇着怨恨与不信任，权力，好战的声音，荣华，有什么作用啊？……俾斯麦使我们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却丧失了昔日众多的朋友，失去了世界的同情与我们心境的安泰。我深信德意志不用铁血主义就能够做到道德征服，也能够统一，只要用它的权利，都能办到。”……这个大胆的贵族公子，原是个性激烈的人，但却有独到的见解，1866年他打胜奥地利却没有统一德意志……将来要提醒人们盲目崇拜武力与外表的成功是多么为难呀！
　　在公道的阿利斯泰蒂或林肯嘴里才配说这几句话。那时候，只有李卜克内西或弗莱塔格这种人才可以说这样的话，但是一个陆军领袖就不该说这样的话。他要强迫与他同级的王公们服从同盟，提出要宣布宪法却又不与人民商量。随即很庄严很高兴地穿上白橡皮袍子——同他从前在乡下草地上所穿戴的一样。况且他不明白近十年的历史，为什么丹麦之战可以是一件“好事”除非是因为两个公爵的领地都到了普鲁士手中？他当日在尼科尔斯堡曾帮俾斯麦保留奥地利，奥地利为什么打败仗？北德意志联盟的宰相为什么要延缓南方的加入，然而他最后使他们加入，却要他们感谢他的铁血政策？德意志统一确实能够不用武力办到2 既然是这样，诸邦至少也要抛弃他们的权力，所剩下的给这位批评家的不过只有白檬皮袍子。这是他的二十二位同级王公也穿的。这位太子的命运却很好，因为这个家长时代（他父亲就是家长时代的最后代表）免得他去尝试实行，使他能够名传后世，还戴着未试用的理想家的光圈。
　　那位大实行家只管毅然踏步向前走，不管那位反对马基雅弗利，直奔向他的政治手段的最终目的。那位民主派太子要在军中宣布其宪法。这位反动派宰相却想在凡尔赛召集德意志帝国议会。这种方法初时只不过是一种手段用来恐吓那些迟疑不决的诸邦王公俾斯麦却是要把恐吓当作事实，其实他已经在这所宫中把他们的住处都安排好了。当时南方诸邦大使反对草案中的二十二点。俾斯麦执拗不肯改，大使回去后，一如即往。
　　现在，俾斯麦装作只同巴登与符腾堡两邦提议通融办理，巴登见巴伐利亚只想牺牲巴登来取得土地，很愿通融。不料此时，邮政、铁路、电报都起来说话了！德意志请邦的军队要求各穿各邦的制服；德意志的统一几乎在衣服的颜色上触礁！有一位巴登的大臣批评俾斯麦：他对诸邦的利益表示出不寻常的关爱！他不于预许多事并非没有理由，当德意志更高的利益要他不顾巴伐利亚的利益时，他也只有忍疼割爱了。除了巴伐利亚外，诸事都准备好了，磋商的几方面都想共同签字了。符腾堡的王后是俄国人，哪料到她竟然出来干预。俾斯麦外表镇定，却在亲朋密友中都表现出极度愤怒，他计划要鼓动南德意志的民众起来反对政府。
　　现在巴伐利亚又威风起来了。等他们两个星期后再次出现时，就要求对他们更多的让步。宪法中写明要筹办一个外交委员会，让巴伐利亚当主席。巴伐利亚的邮政、铁路、电报都要独立，太平时候巴伐利亚的陆军也要独立。最后巴伐利亚在酒税上得到了它想要的，俾斯麦也如愿以偿——“一个满意的巴伐利亚，签合同。”
　　在这个十一月的一个晚上，会议过后，俾斯麦手端酒杯走人同事中间坐下，说道：“巴伐利亚的条约已签字生效，德意志已经统一，皇帝要行使治权。这是一件大事，但报界是不会满意的，无论怎样按照以前的态度撰写历史……会说道‘这个傻子本能够多要求些，因为他们是让步的’，这条约有其缺点，但会因此更牢固，将来能够补缺……我以为这是近些年来诸多要紧的事情之一。”
　　他们随即用怀疑的语气谈及巴伐利亚王，阿比肯说：“但他却是个很好的人！”
　　俾斯麦很诧异地看着他说：“我们这里都是好人。”
　　大功告成之晚上，俾斯麦开始议论大局，坦白畅说。他坐下来，喝了很多香模。不管谁在他面前，他都坦直地说：“我将死于七十一岁。‘他是从一种计算中得出此数的，在座的都不明白这个数是如何算出来的。
　　“你不可能死得这样早！我们一定会赶走死亡天使！”
　　俾斯麦很安详地说：“不会在1886年，我还有十六年，这是一个神秘的数目。”
　　十九、参谋总长毛奇
　　当他作为一个实干家在凡尔赛办事的时候，更加迷恋于历史的一些精神。有一次他说：“我们现在生活在一个奇怪的世界里。以前是脚踏地，现在成了头朝地。也许不久教王将住在一个信奉耶稣教的德国市镇里；帝国议会将到凡尔赛来；加塞尔还有一个立法院；加里波第将当法兰西军长，将有教王的穿阿拉伯服装的步兵在为其打仗！”路易王要到的时候，他说道：“我绝未想到我会来特拉农当总管家。拿破仑和路易十四对此应作何感想？”
　　大概而言，他这五个月做的全是琐碎的事，有人记载过几百次的谈话中都表示他沉闷的心境，有人问他怎样度过这个时期，他惟一的回答是“在政治生活里并无一件事有值得让人留恋之处。我今天播种，却不晓得将来会长出什么东西。”我们看得出他的自白是居于魔鬼和浮士德之间。总体而言，在他的谈话中有较多的不安和仇视。吃饭的时候，他一个人蝶蝶不休，直到把自己生平的事都说完，才更换话题，说打猎，谈饮食。我们几乎听不见全德意志族所讨论的政治问题；不谈瑞农和施特劳斯书信往来的事。他所谈的是香菇和鱼，烧肉和乌尔特，香摈与甜酒——他屡次谈这样的酒食。我们可以看出酒食是俾斯麦日常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不但要求多，而且要求美，从中我们可以看出他的本性。
　　君主请他吃饭，他必定先吃饱了才去，不然就是回家再吃一顿。“因为在君主的桌上吃不到什么好东西。当我看见只有几块肉片时，我只取一块，否则别人就要挨饿。因为预备好的一个人吃一块。我要吃饱喝足后，才能签一个满意的和约！所以我宁愿在家里吃饭。”他在君主副官面前几次重复这番话。吃饭的时候，他也忘不了他的贵族情调，他说：“法兰西的兔子没有野味，与我们的兔子不同，我们的兔子有可爱的水草味、首香味。……我们一家人都非常喜欢吃。假使很多人的食量同我们一样大，这个国家将是会破产的，我也要外出谋生了。”
　　他常说他睡眠不好。他吃过一顿饱饭之后要等到半夜才能人睡。常常是只睡一小会儿就醒了。“我在考虑各种各样的事，尤其别人对不起我的时候，我就想。……这时候我就写公文、写信——我并不用笔写，而是在脑子里写。当我作大臣的时候，通常晚上写公文，早晨起来读，便觉得极粗糙无味——这样的文章只应当是某某亲贵写的，我宁愿睡觉。但是我禁不住还要写。”他睡到早上很迟的时候。十点或十一点之前无人敢喊醒他，因此他听不到军事报告。
　　他的生活比较单调。现在他已经很少骑马了，时常做做体操，或是一个人在四周都是高墙的花园里散步。有一次他偶然看见一把梯子靠着墙，“我当时特别想爬上去。那里有哨兵么？后来我问卫兵我们是否应该进巴黎。”他外出并不佩剑。“我常带着手枪，因为到了必要时虽然愿意被刺，但我却不愿不报仇而死！”他在法兰西时被人怨恨，进兵之际，也有人想暗杀他。他写信给夫人说：“这里的人当我是一只善闻血腥的猎狗。老婆子们听见我的名字就下跪求饶。阿提拉同我比只不过是一只羔羊。”
　　旧时幻想的心境现在很少再现了。有一次他记载过这样的一种心境。他写道：“我觉得心里很烦闷，就骑上马一直沿着路易十四街跑下去，在籁籁落叶中走过剪过的篱笆旁，经过静寂的池子和男女神的石雕像，附近无人，除了约瑟跟在我后面跑，他的佩刀一直在响。一个人独在异域，又逢这样的时节，自然思念家乡。孩提时代的记忆渐渐浮现出来。”
　　战事之初，他吩咐他的儿子们说：“若你们中的其中一个受了伤，要先拍电报到大营告诉我，不要先告诉你们的母亲！”八月间，他同君主在一起。在马斯拉图尔附近打仗后的那天晚上，有个军官走过来和毛奇低语，毛奇露出惊恐的神情。悍斯麦立刻问道：“此事与我有关吗？”
　　军官答道：“第一队骑兵初次进攻时，赫伯特伯爵坠马，比尔伯爵受致命伤。”
　　俾斯麦问：“这个消息是从哪里传来的？”
　　“从第十师传来的。”
　　他立刻上马，一言不发地就跑去了。他同他的表兄一起到战地医院去寻找，直到晚上才找到了比尔。比尔并无大碍，只是坠马受了点轻伤，赫伯特却被长矛刺伤。自从俾斯麦在俄罗斯得病以来，这次寻找儿子的经历是他最为痛苦的。假如他真的看到两个儿子死去，他的精神会垮掉的，就如同割掉了他的一条腿。失去儿子，他的生活就好像失去了目标。他绝不能从他的事业中得什么安慰。虽然他很少关心儿子们的成长，但他认为必定要有继承产业的儿子。他需要有可爱的人，如同他的血液要有永久性担保一样。
　　所以打仗的时候，他比平时更想他的儿子。他在凡尔赛同时办两件事：一面管理瓦森家事，一面管理普鲁士国事。他发一封信给夫人，随后发电吩咐迟些再送，因为他知道她已经离开赖安菲尔。他怕他的夫人拆开看后，再给牧师看，这样就极有可能传到报界。他在这信里问夫人孩子们是否有充足的暖内衣。他的儿子们奋勇打仗，早已该得到他们应得的铁十字宝星，现在却还未得到。他很不高兴，却很小心地不时向君主说起这件事。到了圣诞节，赫伯特的伤开始好转了，俾斯麦送他的儿子一把好刀，他很小心地防范，不要他的儿子再赴前线——这是罗恩提议他防范的，因为罗恩的儿子阵亡了。有一天在葛拉维洛，俾斯麦同君主在一起，因为他晓得他的儿子们都在奋战中。那时候我们听说他面色怎样不好，又听说“他俯着身子向前，他那向来不动声色的脸现在却脸色大变”时，我们敢说他催促和平的政治欲望因为其为人父的感情有所增加而增加。
　　他被多层潜力所逼迫，他要对全部事务负责。他的神经为此痛苦；他的部下因为他的神经质也要遭受痛苦。一次有一个人把他的批语用铅笔写在公文边上，却忘了先用墨水填写，然后送去印。于是他对着参政们大发雷霆：“你们怎么不把公事房弄整齐？这里不是用来玩耍取乐的，你们在我困难时不帮我，却逼我发狂，你们选的时候不对，任何人很难居于我的地位。”吃饭时，他一个人在自言自语。有一个男爵插他的话，他很严肃地说：“一个人正在说话的时候，别人不该插话。你要说话等我说完了再说。”阿比肯也对俾斯麦不满意，他对夫人说：“有许多事是必须告诉他的。有人告诉他，他却不留心听，这是他最大的缺点，他经常不回答，或者就是答非所问；我对他说话，他不理，他只想对我说话，他往往是这样做的。”同时俾斯麦倒以为人家误会他，厌恶他。他对他的夫人诉苦说：“讨厌与怨恨的寒冷沼泽怎样慢慢越过了我的心头。我交不到新朋友，老朋友不是死了就是发怒跑了；从上头来的寒气增加，帝王们本来就是这样的，就是最好的也免不了。……我渴望与你在一起，与你一起同住乡下。”
　　他在大营里惟有与外人交涉时表现得很谨慎。他对一位美国军长说，自少年以来，他一向是趋于“共和主义”的。但是他偏离了这条道路——德意志的进步尚不足以建成一个共和国。他屡次和《泰晤士报》的记者谈话。他从报社记者中掏出的新闻往往多过报人从他口中掏走的。当他听说《新自由报》的一个代表在布赫尔那里，他就出其不意地找了过去。这个记者是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于1848年被判死刑，后来改为六年监禁。这就是一个他所要争取过来的对头。从前未见过这个人，他第一步就是装作认得他。他随即说：“我们俩同岁，但你看起来要比我年轻多了。”
　　科文很高兴地答道：“我告诉你养生之道的一种妙法，你只需要在监牢里呆上六年！”
　　俾斯麦听到这两句话，觉得很有趣。他很和气地问他的各个亲戚，随后他说：“你我都在颇为相同的环境里长大的。当我年少的时候，我的自由主义作派使我的家庭陷人恐慌，这一点我与你是相同的；我很早就因为要统一德意志而产生激情，却因为1848年诸位领袖的无才使我产生厌烦之情，这与你又是一样的。人在少年时是比较激烈的，党派的色彩由于所持的态度就显得混乱了。况且一个人绝不能完全摆脱其固有的遗传性，这是你晓得的。一一你该知道命运怎样摆布人，与此同时的诸多原因会使你被监禁，却使我达到我今日的地位。”
　　这位记者听了这番话很诧异。他用变形的比较和虚伪的推论引诱一个政治对头，这是多么神妙的方法。他欢迎科文是一个同类的贵族少爷，又提及他们少年时诸多相同的地方，说及他自己的自由主义，这是多么巧妙啊！俾斯麦居然达到了目的，因为科文说过，俾斯麦的和气与同情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凡尔赛，俾斯麦的对头可以分为穿武官服的人和穿制服的两种，分官员和王公。只有法兰西的官员还多少能同他说得来。斯图施在大本营写道：“我从前不晓得众人痛恨一个人犹如他们痛恨俾斯麦那样强烈，他现在要全力以赴地实行他自己的诸多想法。”他同参谋部尤其不和，他说：“军人们的忘思负义实在可恨，他们明明知道我在帝国的议会里竭力为他们办事！在我最初提倡打仗的时候，我是诚心从陆军利益考虑的，但是我回国之后却变成了一个彻底的政客。等到我第二个预算案出来时，他们就知道了，那个预算案里头没有‘铁’了！”后来他说及陆军的“抵制”；军人们竭力不让他参加会议，他们等俾斯麦睡着了才开会讨论。《泰晤士报》的访问事件，罗素在关于军人们的计划与作为方面，所得的消息大多比他丰富，是他消息的源头。参谋部对俾斯麦的亲朋密友非常谨慎！很留意什么人会当众或私下告诉他秘密消息。军长们也在警惕地监视他，仿佛他是一个靠不住的中立国。他是位宰相，但是他的一部分计划却决定于军事行动。为什么军人们这么固执不让他得到消息呢？原因之一是他们嫉妒他的权力。原因之M 是俾斯麦自己太专制，总要把所有权力揽在自己手中。曼陀菲尔说：“一个政治家要求的势力多于军队的领袖们，这真是怪事！”
　　他原想使他们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君主同样要和军长们一样在自己的监视之下行动。可军长不仅仅在军事上，也在政事上劝说君主。由于他的专制与傲骨，他惯于采用自己的聪明才智处理全部事情的习性使他极力避免这样的孤立。军人们对他的和平政策和帝国政策表示不满。他想当众贬斥这些军人：“我们总司令采用的是坐在交椅上的战略，而打仗依靠的是普通的士兵们。我们之所以取胜，其实是因为我们的士兵身强体壮，有耐性，有毅力。如果麦克马洪所统领的是普鲁士军队，而阿文斯利本所统帅的是法兰西的军队，那么获胜的将是法国而非普鲁士。”吃饭时他责怪斯泰因麦兹与阿文斯利本。他请攸连堡到营中，说：“是否我们可以在穿制服的人中间找到一个臭味相投者。”有一次他在一个温度高的屋中，感到难受，于是他对瓦尔德塞发牢骚说：“他们瞒着我，有许多重大的行动都不让我知道。有许多与我有关的事，我也是偶然才听说的。”当俾斯麦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两眼越变越大，脸上渗出大滴的汗珠，他正在吸很浓的雪茄，从空酒瓶上可以得知他喝酒喝得很凶。
　　他毫不留情地对赫因罗厄王爵说，虽然色当战役后，陆军的举动无一不是错的。“我不是一个富有智谋的人，但是战略我明白得很，我们应在阿尔良集中兵力，在那里候敌来攻。但我们却并未这样做，反而傻得不知所以地向巴黎开进。我抗议，但人们听毛奇的却不肯听理性的话语。”因为当围攻巴黎时，最与俾斯麦作对的就是毛奇，他们意见不合已有好几年，但最后都得到了渲泄。
　　俾斯麦和毛奇年轻时，面貌大相径庭。俾斯麦通常注重的是肌肉、体质、意志；而毛奇注重的是骨头，轮廓，思想。俾斯麦二十多岁的时候，他所写的信中满纸都是骄傲自负和自我解剖。毛奇在自传里这样描写自己：“深黄色的头发围绕着一张淡白而极有神气的脸，他的态度显得很雅。他像一条很深的河，河表虽然平静，但水底则是不停前行的暗流，惟有遇着巨石阻碍才会化为汹涌的白沫。‘俾斯麦的灵魂无一刻不动，即使在少年，也已像一片波涛汹涌的大海在呼啸。
　　毛奇无论做什么事都是和蔼的，适度的，宁静的。他寡言，不容易发牢骚。他之所以不说话是因为他宁愿在局外旁观而不愿介人局内。当他人局的时候，不知不觉，他一边玩游戏，一边睡觉，看书，总是心平气和的。他喜欢在他的大园子里散步，不喜欢逛森林，无论是给君主写报告，还是锯树或接枝，他都事必躬亲。他无儿女，常为他人着想，而不用仆人。他还是一位小说家，喜欢莫扎特的音乐，好译外国诗。假如我们把他的性情全部翻过来，那就是神斯麦的影子。
　　毛奇没有国籍，他可以算一个德意志人，如同波拿巴是一个法兰西人一样。他出生在德意志，他的父亲是丹麦人，那时毛奇不过五岁；当毛奇再到德意志时，恰好是一位二十二岁的丹麦小军官。四十年后他带兵打丹麦却没表现出任何同情。他在丹麦的时候曾一度发誓保护丹麦的英雄、军旗、军队，现在他也承担一部分责任。毛奇在军队里是名专家，俾斯麦完全是靠人格获得尊严，所以在这一层上毛奇能够证明他的行为是轻而易举的，可以胜过俾斯麦；俾斯麦却难以证明他放枪打德意志人是应该的。对毛奇而言，他的举动，他的攻击路线，都是在先有所考虑的。俾斯麦却不然。
　　毛奇喜欢旅行，在国外旅行了好几年；当他四十岁时了娶了一个英国女人。她很年轻，足够作他的女儿。无论他的面貌性格、生活状态都不像德意志人。假如他碰巧变作俄国陆军的军官，他在那里会有宾至如归之感，如同在他西里西亚的庄园一样，他很早就打算用国家赏他的钱来置这所房产了。他若是在俄罗斯，如同在普鲁士一样，他的战略天才（这种天才无论哪国都可以适用）当然会使他出头露面，技压群雄。
　　他的属性与行为，是这样和谐，又是这样中和，这样缄默，俾斯麦与他格格不人甚于他与俾斯麦格格不人。他们只有一件事是共同的，就是彼此极其不相信对方。
　　毛奇不明白为什么一个人能过这样安静的生活。所以他们相见时从不说一句好话。与罗恩不同，罗恩对他们往往说好话。今天他们两个要合伙办事，冲突的机会更多了。在大捷的那天晚上，毛奇请疲倦的俾斯麦下马，同他一起坐马车。当他们走开时，军人们很热心地冲他们的领袖毛奇喝彩。俾斯麦说：“他们这么快就认识我，真没想到。”毛奇不言，过了几天，毛奇笑谈了这件事。
　　十月间，俾斯麦发牢骚说毛奇不听他的话，“更加像一只鸳鸟”；别的人并不这样说，他们说，毛奇“几乎像一个姑娘”。
　　当辩论是否应进攻巴黎时，那时“中立的英国人道主义家与阔夫人们”认为与其用进攻使巴黎投降，不如断绝粮道；当过了几个星期后，巴黎来的报告只是说“无消息”——俾斯麦开始发抖，如同在尼科尔斯堡一样，恐怕中立国干预。此时他对毛奇大发雷霆，毛奇曾说过，若是把大市镇围住，用不着打，就会投降的。
　　这个理想，后来被大战略家抛弃了，俾斯麦于是发怒了，他对布洛曼特尔说，他对君主与毛奇很不满意，他很激烈地说：“他隐瞒着不告诉我，对我极无礼……战争一结束，我就辞职。他们这样蔑视我，我不能再忍受了。他们这样对我，使我非常气愤。除非这样的待遇结束，不然我会被活活气死的。我常反对包围巴黎，认为那是大错而特错。我所喜欢的是用拿破仑三世的军队复辟，因为他是个病人而不再是个危险人。……君主不肯听我的话。战事初始，我是一个君主党，当战事告终，我再也不作君主党了。”他对本尼格森说：“我不忍心再看啦。倘若接连停止用兵，我带着我的马夫往德国边界去了。”同时毛奇也对太子说不满意俾斯麦的话，他说：“俾斯麦既要判决文事又要判决武事，不听专家的话。况且俾斯麦伯爵问参谋部的几句话是关于秘密战略的问题，我有几次不肯答复。我是君主的军事顾问，我不能让我自己被俾斯麦伯爵的见解所束缚，与我的目的相背离。”
　　到了十二月中，俾斯麦用他最喜欢的办法罢工，整个星期没有露面。他让一个记者知道他们两个多么不和，并让他把这个消息传到美国，他一直等到最后决定攻城时才露面。太子于是请二人吃饭，作和事佬。脏特烈有好几次从中插嘴以指导座席上的谈话应该趋于平静，因为此时俾斯麦正乘机批评自色当之战以来的军事举动。
　　在大本营中，使俾斯麦绝望的，除诸军长之外还有诸王公。开战之后八天，他长篇累续地写信给他的夫人：“这许多袖手旁观的亲贵们带着他们的仆人、马匹、副官，住得舒舒服服的，这太过于随便。我们最得力的属员们没地方住，真是岂有此理。”当前进时，他想尽一切办法躲避亲贵们。他想拜见君主，但是不能不与亲贵们相见，后来他对同事们描写全景：“那里有许多王公们，平常人就无立足之地了……这样的一个无头脑的矮子，满口胡言，处处炫耀出他是王公的妄自尊大，我还是他们的联邦议会宰相呢卜…某处的市长来致敬，‘市长先生，见到你非常高兴！在这个市镇里头，重要的职业是什么？不是制烟草与织袜业吗？……’同君主吃饭时，他们把我安在巴伐利亚亲王与魏玛大公之间，谈话变得索然无味。”
　　他忍受了许多痛苦，其中之一就是这位大公。魏玛大公对俾斯麦说：“交涉现在已进行，你是我的联邦会宰相，将来把必要的消息告诉我，以便我能够转告俄罗斯，我喜欢转告多少就转告多少。”俾斯麦想避免的就是走漏消息。俾斯麦鞠躬，带着讥讽说：“凡是我的大公所想要我办的，我将照办。”等到后来，大公派一个使臣到他那里俾斯麦说，这位元首要这样践踏时代与精神，他觉得很诧异。于是科堡王写一封长达十二页的信给俾斯麦，都是关于德意志政策的。他告诉这位国王说所有的提议都已经实行了，但只有一条未实行，这一条不值得谈了。
　　有一次魏玛大公发电报给他的夫人，用威廉国王的口气说：“我的军队正在疆场浴血奋战。”这封电报经俾斯麦的手时，已是夜深，俾斯麦把他的秘书请来，给他看，修改部分，避免泄漏于外。萨克森——梅宁根公爵用忙不过来的电线打私人电报，俾斯麦告诉这小邦，说用军用电线打私人电报，是不许的；这位公爵所谈的内容不过是关于森林的育苗圃、歌女与买卖马匹等事。
　　有一次，俾斯麦会见全部德意志王公，事后他说：“他们这班亲贵都围住我，如同乌鸦围着一只猫头鹰一样……随后有人告诉他们，在隔壁一个房间里，有一把从前用过的加冕椅子只剩下了一条腿或椅背，于是他们都去看，我乘机逃走了。”在一次他吃饭时巴登大公到来，十分钟后，他回来说：“我这是太难了，将来他们会闯人我的卧室……无论什么人若不先通知就来，我就把他拘捕。……他好像认为我在这里是为等他们的。”
　　经过了这许多事之后，他还是一个天生的专制家，十一月的晚上，俾斯麦同南德意志的大使们商议之后，说：“我常想，假想我有五分钟的权力说，‘那是必定要的，这是不必作的！’该有多好呀。假使我不必说因为什么与所以要作什么来麻烦我自己，不必对于极其浅白和简单的事还要证明，还要争辩，如腓特烈这样的人，就很少浪费时间，因为他们自己是军人，多少明白事情的趋向。自己当各部大臣。以此而论，拿破仑三世也像腓特烈。但是，我们在这个时候，永远要说话，要恳求。”不久他又说：“……当一个元首，我知道该怎样严厉，可惜我不是元首！”
　　他地位的背后，他的生活的惨剧，当晚上喝啤酒时，他这个疲倦的人就可用几句牢骚话，将一切都包容在里头了。他天生是个治人者，如今却要侍人。所以他见的世界，是个令人愁苦的地方。当他要得的事正垂手可得时，一个亲王放下一道玻璃墙来，这位政治家进不去，要在外等。
　　唉！当一个元首有多难！
　　一、帝国议会
　　“值此帝国议会召开之际，自4 月24日起，逢星期六晚九点钟，你斯麦伯爵将于寒舍恭候某某议员光临。”
　　北德意志帝国议会开幕之后，这是第一次发给各位议员请柬，它使人民代表们颇为激动不安——一些议员很喜欢这样的新办法。不过也有人极力反对。西姆松说：“我们必须穿上晚礼服，以保持此次会见的庄严性。”然而，你斯麦既不需要晚礼服，对“庄严”也不感兴趣，他的目的在于建立一种每星期都营业的政治交易所。一等到建立，“在一间客厅里的一角，只要十分钟就可以解决许多问题，不然的话，就要在帝国议会里询问。”
　　许久已来，你斯麦已不赴约会了，也很少进宫，在家的大多数时间里，他喜欢穿一件长褂子，褂子的大领子几乎把领结都给遮住了；再不然就是玩他的破制服，这使毛奇无声地微笑。他老了，已经习惯于服从人的本能欲望，但是他的贵族傲气使他更加喜欢做主人，而不是客人，无论要向什么人表示感谢，他都厌恶。因为有了这许多原因，再加上他的办事明敏和他喜欢寻找机会来施展他的个人影响，所以，他请他的最危险的仇敌每星期在自己家里聚会。
　　在有战事的十年间，俾斯麦曾经把菲尔绍当成比拿破仑三世或弗兰茨约瑟夫更为和气的仇敌，但是现在，当他开始执掌政权的第二个十年的时候——这是和平的十年——整个帝国议会都反对他。俾斯麦独自一人孤立无援地面对着几百个仇敌，这反而激起了他的好战精神，他把仇敌的房子锁起来，钥匙放在自己的口袋里。即便如此他仍不满意，他喜欢公开的挑战，总要从什么事情中挑出点刺儿来，他心里才能够安宁；假若他是一个专制君主，他也要找出龈塘的许多因由，在此后的二十年中，俾斯麦常常不满意，经常发脾气。这种像蛇一样时常缠绕着俾斯麦的不顺心感使这个斗士的生命力之弦永远紧绷着。永不重复的内在冲突促使他不断做出新的决断，以便对付外在的众多对手。
　　这种乐此不疲的好斗性，正是造成俾斯麦的许多错误的比较深层的原因。因为他辞骂世界的脾气与日俱增，因为他绝不愿向任何一个对手的地位或才能让步，因为他越来越不肯与人商量，越来越独断，所以，他看不到时势的变迁，他也看不到别人和别的阶级的逻辑思想及愿望。在外交上，他绝不轻视一个对手：如果没有优势兵力，更重的炮，或者更有力的联盟作后盾，俾斯麦绝不会冒险行动。但是说到国内的事情，他现在开始冒险了。由于他那与宪法相悻的制度已经取得了成功，他看不起新的和老的对手，因此，他终于被他们推翻了。罗恩的大炮，毛奇的好机枪，令出必行的普鲁士人的纪律，曾经迫使欧洲宽恕了俾斯麦以强权奴役公理的罪行，但他自己的人民最终使俾斯麦遭到了报应，因为他以强权奴役了公理。
　　俾斯麦把自己的意志强施于全国，把帝国议会看成他的一个仇敌，而不是他的利器，他取消了一个又一个政党，所有政党都被他取消了。当时有一位漫画家，把俾斯麦画成克洛那斯，他吃掉了自己的儿女。对于国内的事情，他毫不客气地随心所欲：想结盟就结盟，愿毁约就毁约。在外交方面，只要他认为必要，也同样如此。后来，全国无论哪个阶级都不相信他，因为每当五年一次的选举来临时，他就会同另一个阶级的人民发生冲突。在欧洲人看来，他的天才激动着整个大陆，使人惊奇，令人肃然起敬，但他的专制政策却遭到了本国平民的痛恨，他们不能理解他的外交才能。他搞外交时，可以独自一人坐下，与列强下棋，并且一言不发。他只对老王一人负责，但他却能使老王跟他走。处理国内的事情时他就无法这样。在国内，先要拿出议案，随后得为他的议案辩护；他往往不答应做出让步，仅仅因为他讨厌帝国议会的这一位或那一位领袖。而议会也往往因为憎恶他，不肯在他的意志面前屈膝。一个人只能够作一个独裁者或作一个政客，而决不能二者兼善。
　　到了星期六晚上，议长巨宅的大屋子里塞满了人民的代表。有一些反对党的议员也到这儿来了——是被他们的大对头的磁力吸5 ！来的，也有冲着他那极其丰富的饮食而来的；主人预备下了上好的酒食，以之作为一种政治平心剂。俾斯麦极其客气地欢迎他的客人，有时还带着刻意而为的礼仪。他虽然不能说出每位来客的名姓来，但他都认得他们，所以，他说他的眼睛如同新式枪一样瞄得极准，他的记性却很慢，又靠不住，如同用火石的旧式枪一样。除了客人到来时向客人表示欢迎外，俾斯麦没有其他礼节，也不介绍客人，而是随客人自己跑过去拧开黑啤酒的龙头，灌满一大杯啤酒。在这种自由随便的聚会里，很少有女士参加。聚会进行到接近夜半时分，主人仍然站在一大群人中间，自言自语，讲过去的故事，说未来的蓝图，时时保持着一个明星演员的作派。在他四周环绕着许多人，他们正在等待良机，以取代那个高高在上的人。
　　你斯麦坐在那里，半倚着椅子，右手夹着一支德意志大烟筒，周围放着许多报纸，这使他像一个独奏演员面对着一群给他伴唱的演员。他的双眼牢牢地盯住客人的眼，看得很深也很透，尤其留意他的主要敌手。他穿着军服，没有带武器，理应有几个保嫖才对。有两只高大的丹麦狗守卫着他，始终不离他的左右，虎视眈眈地监视着一切，犹如在弦之箭随时都可以发射出去。在这个大宴议员的晚上，被宴请的一百多个仇敌，或许他更应该留神。有一位他的世交这么写道：“在这种宴会中，他自由自便地吃喝，当他叫人把他的烟筒拿来时，他犹如一位师长面对着他众多的门徒。”
　　在这里聚会的人，性格大异其趣，命运也便个个不同，正所谓“性格即命运”。
　　你会发现有这么一个人：他瘦弱不堪，但动作敏捷。他有着高高的额头，脑袋几乎全秃了，浓黑的胡须与红彤彤的脸色倒也相配。他双目炯炯，透着聪慧，他的神态温和却又不失庄重。从外形看，谁都会当他是一个仁慈的人，但是他脸上那道宽宽的刀痕却让人猜测他是一位军官，而他的神态气度却又显示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人。实际上，他是一个有家室的仁慈的军人——他是本尼格森，那个时代一位最杰出最具才能的人。他像罗恩，话不多，有男子汉气概，大度而忠诚，自然谦逊，但他并不菲薄自己的才能。似乎他天生就是上天为了让他当国家领袖似的，而在节骨眼上，他又迟迟不愿进入内阁，他似乎要把毕生精力放在做一个党的领导人上，他的善于调停是与生俱来的。他因他的罕见的正统的演说，因他在委员会会议的勤劳，和他的全体同事们经常呆在一块儿，而非常有利于他的工作。他的那个党原本是一个中立党，这就是民族自由党，他在这个党里处于两个极端之中。
　　俾斯麦嫌他太柔和，不喜欢他看上去像一幅画一般的感觉和没有什么激情；俾斯麦认为他是一个日耳曼理想家，这不错，并认定他是一个敏于思想而拙于行动的人。当本尼格森七十岁时，他仍在格了根大学同学生坐在一起听老师讲课。他是下萨克森一个元帅的儿子，也算得上世代相传的名门望族，可堪与俾斯麦家族相媲美，所以宰相还算敬重他。他背离了他的父母之邦——汉诺威，而为德意志效力，却也并不爱普鲁士。俾斯麦是把汉诺威并人普鲁士版图的人，对这一点他心知肚明。有时候，俾斯麦还愿意称本尼格森为“受尊敬的朋友”；本尼格森作为一党领袖，遇到他的党不再听从他的命令——而非要与他决裂时，弹期麦无论如何也不理解会发生这样的事。因而，俾斯麦称本尼格森是一个笨伯。
　　再一个就是卡尔多尔夫，他显得有些粗鲁，冷淡。他身材高大结实，显示出他有相当坚强的意志；他那灰色而凌乱的头发给他增添了几分斗士的风度，同俾斯麦一样，他是一个斗士，骄傲而粗暴。他比宰相俾斯麦年轻些，当他不戴眼镜时，他的一双灰蓝色的眼睛也像俾斯麦一样犀利而逼人。但是，当人们把目光停留在他那古铜色的脸庞上时，谁都不能不注意到他那蓝白色的鼻子——这是一只假鼻子，他原有的鼻子当他还是学生时，在一次决斗中，斗掉了。
　　他的性格和他的才干曾经引起了神斯麦的注意，只因他决心要独立，才使他没有被俾斯麦所支配。他因为是独立的，所以能够与俾斯麦长久地作朋友。当其他人永远离开而另投明主时，他却依旧忠于他的朋友的家族。他比他的同阶级的人思想开明，虽然处身于右派政党中，但他往往会大胆地进入自由的领地之内。在经济方面，他却死死揪住流行于易北河以东的众多观念不放，支持俾斯麦采取一种保护税的政策。
　　在众多的德意志贵族人群里，有一个犹太人，黑而且瘦，脸上棱角分明，这位名叫拉斯克。他与本尼格森同岁。与本尼格森一样，当陷身于他家的深宅大院之中时，他学习骑马和练习击剑；当他作为一个小孩子住在波森的一个小市镇里时，他读过《塔尔木特》（一部希伯来法典），曾把席勒的作品译成希伯来文。他本是一位不错的律师，人又聪明，是激进派的领袖，他很快就成了本尼格森强劲的对手，也就不足为怪了。以批评家、辩论家、演讲家的标准去衡量，他都要超过本尼格森。他心目中的国体是立宪国体，本尼格森却趋向于民族国家。他有社会党化的倾向，他爱国的热情并不亚于本尼格森，他的目的在于实行。他没有什么嗜好，脾气蛮横，所以与俾斯麦合不来——况且俾斯麦喜欢胖子及随和的人环绕其左右，不太喜欢瘦子与热心人。
　　还有一个犹太人，是同一政党的党员，有着灰白色的脸，带着怀疑的神色听拉斯克讲话。他叫巴姆贝格尔，有把子年纪了，胸膛窄瘦且又驼背。眼前的他瘦多了，使今天见到他的人不敢相信他在1848年曾经那样行动，也不会相信他从前是个著名的大力士。看到今天的他，人们会认为，像这样一个人，只能在现实生活中作点小事，他的热心顶多不过是嘴上说说而已。可是，从前的巴姆贝格尔虽然患有肺结核，却也曾受他的激情驱使，加入了激进派。由于弄出了几桩事，他只得逃离普鲁士，本想逃往美国，后来却跑到了伦敦，跟他有钱的亲戚住在一起。他二十六岁就在他们的银行里当了一个二等助理，发了大财，在开仗前迁往巴黎，而他的浪漫精神却使他留驻在这儿——法国人的机灵，法国人的作派，法国人的幽默，还有巴黎的佳丽，把他迷倒了。他是个唯美主义者，各界人士都喜欢他，欢迎他。
　　这家伙在人生的舞台上曾一度扮演过很活跃的角色，只是后来他变得把人生也当作是一出戏，不过，当他心境好的时候他自个儿上场。他没有成家，人们都欢迎他，他说和写法文跟他的母语一样自如流利，所以他的观察和事先预料的灵活手段能够在巴黎大有用武之地。大赦之后他回到德意志，变成一位民族自由党党员，当发生战争时，他持定一种几乎是中立的不偏不倚的态度，曾经给一位挚友写信说：“在巴黎，天主教的浪漫主义之花盛开；在凡尔赛，在德意志的大本营里，一个暴发户的激进主义占了上风。巴黎的巴士底监狱正遭到围攻，福尔与甘必塔是维护正统的，威廉与俾斯麦是革命的。”尽管这样说，他仍然奉召来到大本营，因为俾斯麦能使他关于银行的专门知识得以发挥。巴姆贝格尔很公平地说俾斯麦是“一个化合物，是斯图亚特王朝的保王党、普鲁士军官、德意志封建制度的贵人、西班牙的唐吉河德化合而成的，”无论现在和将来，他都会承认俾斯麦的伟大之处，而俾斯麦却无法容忍他。
　　这儿有一位，利希特，年纪轻轻，却有了胡子，是一位少见的客人。俾斯麦憎恶他，超过憎恶巴姆贝格尔。可以断定，俾斯麦今天晚上一定会失眠，因为利希特离开这一群人，独自远远站在那儿，戴着眼镜，犀利的带着批判的眼光看着俾斯麦。利希特身体强健，年纪又轻，醉心于奋斗——那个比他年老的人很妒忌他拥有这几种优势。利希特很令人奇怪地知晓许多事实。他毫无通融余地地抱定他的宗旨，任何贿赂也无法使他有丝毫动摇。在暴发冲突的那几年，他受到了惩罚，成为俾斯麦的众多牺牲者之一！他的地方行政长官的职务被撤销了，他的市长职务和收入也被削夺了，因为他胆敢写文章斥责警察的专制。他只好改行当了记者，但是，因为拉萨尔同俾斯麦谈判时，他曾反对拉萨尔——他最喜欢为国人的公利效力，他追求的既不是自己的目标，也不是权力，他只是希望有益于民众的事情不断发展，所以他很密切地注视着拉萨尔——现在他又很密切地关注着俾斯麦。他既不愿在统治阶级面前把自己的身份降低下来，也不肯在一个居于统治地位的大势力面前使自己受到屈辱，所以，当利希特在议会里开始发言时，俾斯麦就走开。到了次日早上吃早饭时，俾斯麦就读报上登载的利希特的攻击——也许是批评陆军预算，有数字为证，有许多揭露为发明——俾斯麦迅速去到帝国议会以便展开反攻：“可惜得很，利希特常常呆在房子里与报纸堆里，并不怎么了解现实生活；民主党的这位专制者专门喜欢夸大其辞说些吓人的话；他的演讲里往往藏着一根刺。”于是，利希特便带着令人愤怒的安详神情回答说：“帝国宰相晓得……么？”
　　也许宰相看见了这位客人背后有另外两位客人的身影出现了，这两位都是影子，像班寇的鬼魂，而不是血肉之躯——因为在俾斯麦与这两个影子之间的看不见的辩驳，只有两个相冲突的与不可和解的世界的无声且怒气冲天的竞争——是一种像地球的南北两极那样相距甚远的两种见解的冲突。要么是你，要么是我，决不会出现“我们”。这两个影子之一就是李卜克内西，他能像俾斯麦一样追数出自己好多代祖先，并且当他敬祭祖先时他能够考证出他是一个伟大人物的后代。这个人与俾斯麦有相像的地方，甚至比俾斯麦的祖先——强盗武士，更像俾斯麦——李卜克内西是路德的后代。况且他能够考证出他是好几位有学问的德意志名人之后，他既是他们的后人，他就顺理成章地变成了一个学者和一个学会的会员。他少年时代父母双亡，日子过得极为艰苦。假如效法他们同一阶级的人，这个有志少年的生活会变得十分舒适，但是，他的头脑里有着一个理想家一样的目标——他不光要为自己的阶级谋福利，而且要为全人类谋福利。所以，在他二十岁时，因为是一个共产党员而被驱逐出境。1848年，参加巴登人起义。二十二岁时他就是这样举起共和大旗。结果呢，他碰巧幸免逃脱镇压，不然就会与他的同党一样被枪毙——就像七十年后他的儿子因创立共和国而遭杀害一样。
　　这样的人过的是什么生活！这种人永远与仇视自己的裁判员相对立，与无情的狱卒相对立，被关在狭小的牢房里，只有被逐出境才会获得自由。但他们的事业却在他们的祖国，他们的爱国热情并不亚于君主派。俾斯麦的神经在四十年的奋斗中诚然要经受许许多多折磨，这个天生的治国之人奉命出来治理国家，人们也曾听见他叫苦，但是他的物质生活条件却是一天比一天优裕起来。他买了森林与城堡，他可以享用可口的精美食物。同时，国王和平民相互比赛似的争着赏赐他，赠送他东西。现在李卜克内西对他的裁判员说：“倘若我获得了前无古人的众多成功之后，我仍然是一个穷人，可我自己却会感到十分欣慰。”当他被驱逐出祖国十二年后又回到祖国德意志时，他确实是贫穷得一无所有。他的物质生活的困顿只有用精神生活的充裕来减轻：既不是被钱财也不是被权势所减轻，只是被他坚定的信念所减轻。
　　如果这两个人素昧平生，在遥远的异国他乡的森林小径上相遇，俾斯麦与李卜克内西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的。他们俩都喜欢树木森林、都请识鸟性，对于德意志，他们两个人都是爱国者。然而实干家不久就意识到他是个捣乱者；愤世者也觉察出他是个固执己见的人；预言家则知道他是一个梦想者——如果这条小径太窄，两个人又彼此都不肯让路，也都不肯往回走，那他们就会打斗起来，因为他们两个人的骨子里都是专制者。
　　倍倍尔都不及他们那样的专制。他的祖先们既没有谁是革命家，也没有谁是人道主义者。他是军官的儿子，出生在一个炮台上，从遗传性来说，他应该是服从命令的，他应该是一个提倡秩序的人。他是一个学殿匠的，因为好学加入了劳工的教育会。一入会，他的聪明就使他很快地明白了他及和他一样的人为什么过着这样困苦的生活。他因为愤怒而喜欢演说，他动员他的同志们，居然进入了帝国议会，同时他却继续做手工活儿。给他机会让他推广他学问的人就是神斯麦。他受到的惩罚是被监禁在一座炮台里（因为他生长在炮台，所以这样的监禁并不使他感到恐怖）。他在监狱里遇到了李卜尼西内，李的年纪比他大得多。他从这位难友这儿学到了他为之奋斗的事业的许多基本理论，他为这种事业已经牺牲了他的自由。李卜克内西与信倍尔被监禁了两年，倍倍尔就有机会熟悉了马克思的理论——李卜克内西以前在伦敦跟着马克思学来的。
　　平民之子是比较实干又比较灵活的超过一切学者的人，他的睿智是相当可靠而又明显的，他的判断力比较简单而又通俗，超过现在与他订立长久盟约的人的判断能力。这两个人的深深自信是相同的，勇于牺牲自己的精神是相同的，敢于冒着失去自由与健康之险的胆略也是一样的。倍倍尔曾经干过长时间地坐着不动的活儿，工作达五年之久，有时深受神经衰弱不能安眠之苦。他说：“每逢失眠之时，我就会想到俾斯麦，因为他也受着神经衰弱而失眠的痛苦。”
　　这两位客人从俾斯麦的大厅里散去了。客人们也都告辞了。那个整个晚上坐在一把交椅上，始终不动一下的瘦小人物，这时也站起身来。即便他站立起来，仍然像是一个矮子。他迈着小小的步子走到主人面前站住：小鬼见着大鬼似的。这位巨人的手简直可以把小矮人的手捏碎了，而小鬼的手却可以用魔力战胜大鬼之手，但他们并不这么干，而是很和气的握手告别。在分手之时，那个大个子对小矮子说了些什么，似乎要从他嘴里掏出一句预言。这个小矮子就是温德赫斯特。他那可怜瘦小的身躯之上却顶着一只硕大的脑袋，硕大的脑袋上有一张大大的嘴，但却很少开口说话。他灰色深陷的眼睛透过很厚的眼镜看着空中，俾斯麦双眼向下注视着这副骨头架子，这副骨头架子的右手缩进黑色长褂子的胸前，注视着温德赫斯特脸上所显现的睿智之光。当这个小矮子开口回答问题时，声音十分坚定，多多少少还带着些严厉。而俾斯麦的腔调相当高而尖利。
　　因为矮子的视力不好，所以他把自己的听力与记忆力锻炼得加倍灵敏。在帝国议会里，无论谁在台上讲话，他都能分得清他的声音，并横插一句话。当他发言时，因为他能不用看记事本而把所有的要点记得一个不漏，到最后就一定能够使他的论辩对手显出无理取闹而令人发笑的样子。他祖上好几代都是律师，因而他从遗传基因上得到了极大的好处。他的身材矮小，他的视力先天不好，这就逼着他历练心智以弥补他的身体缺欠。温德赫斯特少年时代在格了根大学勤奋刻苦地读书。他是一顿饭只花几个钢板，滴酒不沾。而俾斯麦却相信自己的气力与兴致，拿他贫穷父亲的钱大吃大喝。结果，温德赫斯特在三十岁时就做了高等法庭的一个审判官，而此时的俾斯麦却正在想方设法用狂饮与骑术（往往惹事）在波美拉尼亚的伯爵夫人们心中制造一点印象。
　　据温德赫斯特的朋友说，他是个信奉宗教的人，但他却一向能够容忍不同的派别。他善于制造幽默的东西，所以不肯做预言家。他的讥讽到了与人辩论时就会变成戏滤的形容。当他想到自己的特别之处时，还会形容他自己，他嘲笑自己的矮小，嘲笑自己的丑陋，说到这两点，他会失声痛哭。他喜欢轻松地谈论音乐，他与女人说话时，故意惹恼她们，他说些放肆的话，这是古代株儒弄臣的特色。然而，他与他们不同，不向从前的驼背人显示恶意，他至多不过表示他知道同胞们的缺陷——他却决不会看不起他们。这与神斯麦大相径庭。至于自重，他与俾斯麦一样，并无二致。他是一个政党的党魁，党员们都说他是一个专制者。他自己却认为自己是一个政治家，而他的一个朋友说他政治家的成份少，政客的成份多。这话极对。在这两个范围里，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战术家。他好像是几乎没有什么体力似的，他用不着像俾斯麦那样保护身体，因为他的人格是精神化的。他好像是天生为众多的理性力量作顾问似的，他太过谨慎，绝少写信，当他不得不写信时，他还要哀求收信人读过信后立刻烧掉。他既然不戴僧侣的风帽，他就用不着低眉顺眼；他可以斗争却不用装作有先知的火。当帝国议会开会时，他要在柏林过星期天，每星期天早上他去往赫德维格教堂，然后去看望巴里施罗德，这个不信教而提倡宗教的人，他的休息日过得很特别，他绝不尝试达到自私自利的目的。
　　只有温德赫斯特一人能够以人格征服俾斯麦，所以，这个被征服的斗士总忘不了他的失败。俾斯麦说：“恨是人生的一种鞋子，其重要性不亚于爱。有两个人是我所必不可少的：一个是我的夫人，另一个就是温德赫斯特。”
　　二、颁布“五月法令”
　　打三次胜仗的结果就是天上聚集了许多恐怖的阴云。俾斯麦看见了即将到来的危险，他相信自己可以隐退。二十年前普鲁士国王说过“只有需要强权时”俾斯麦才可以当宰相。十年前，现在的国王虽然觉得有许多地方很不放心，却还是任用了俾斯麦，因为需要一个强硬者执掌内政。俾斯麦已经用他独裁者的地位在外国打了三次胜仗，这样的一个人要走回到他的起点，会使人觉得他的魄力足以在国内当独裁者，人们还会诧异吗？他这样的尝试不会成功，人们还会诧异吗？他以不靠全部理想学说而自鸣得意，他看不到哲学意义的危险。他看不起与他相对的众多政党，他不知道，他并没有政党作自己的后盾。他刚刚从战场上回来，又没有可以用来作基础的社会学的许多观念，这位大建筑师的才能其实不足以把他自己的家治理得有条有理。
　　他的绝对自信，是他失败的一种更深层的原因。只要想到外国，俾斯麦知道有和他同样威风的对头们与他相抗衡。就如同下棋的人一样，他要想尽办法使自己有足够的权力来战胜敌人，或破坏敌人的部署，但在处理内政方面，还未开局之前他就非常清楚，他得用知识、精力、手段战胜他的许多对手。在国界之外还有列强存在，他要设法战而胜之，国内的敌手不过是些小鱼小虾，他们不敢和自己对抗。在国外，他站在与他平等的人们之中，他们是有资格作为德国仇敌的；在国内，他比什么人都清楚，他是总指挥，如果他高兴指出几条大路来，他的国家因此就可以走进伟大之列，此外是否还有更好的路，他是不许别人斗胆提及的。说到德国在欧洲地位方面的许多问题，他原本是个专家，说到欧洲的许多社会问题，凡发生在德国的，他就是一个这方面的独裁者。由于他习惯于计算大小，不习惯于计算观念；习惯于计算穿军服的势力，不习惯于计算穿文官制服的势力，所以他就不肯让步。他办理内政，由于他取得了绝对的主权，他就变得极其强硬起来。
　　最初的冲突是他同教会的冲突。
　　有一天在凡尔赛，梅斯的督监与宰相相对而坐，一个戴僧帽的坐在一个穿军服的路德派的对面。这位督监想要得到一些保护，以介绍主张帝制宪法的天主教教会。他未达到目的，就转变话题，谈教会内部的事情。
　　“贵大臣是知道的，信奉天主教的人死后，他们的前程要远比信奉其他教派的人光明。”
　　俾斯麦一言不发，只是微笑。
　　“但是，按照你的思维方法，也许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人也不能获救吧？”
　　现在，这位耶稣教的信奉者开始讨论他的喻言。
　　“一个信天主教却不执教职的人，当然不会获救。对于一个执教职的人，我却多少有些怀疑。如果他反对神灵犯了罪，《圣经》上的话会斥责他的。”
　　督监用一种讽刺的鞠躬对答他的笑话。两位政治家，一个穿元帅服，一个穿督监服，相对微笑；但是，俾斯麦反对天主教的意思，在开玩笑一般的微笑之下，表露无遗。那时，他本想到科隆或弗尔达向教皇（现在被“强盗五‘所吓怕了）请教，他相信”若要使德意志人清醒，使他们明白过来，最好最迅捷的方法莫如让他们看见这位教士的厨房就在身边。“
　　我们在这件事和其它众多事情里，就可以看出俾斯麦不明白道德的力量。他通晓历史，但他却不清楚宗教史。
　　但是在这件事上，俾斯麦是为权力而战，并不是为观念——观念不过是一种筹码，他在这最后二十年里，遇到需要变化时他就变化。何况他对于所有不必花钱的事都能容忍。当他打击教会时，为的是权力，并不是为提倡别的特殊的教会，惟有教仪的威胁危及到国家强盛之时，他才会当他们是仇敌。二十年前，在法兰克福时，他看到这种战争将要爆发了，于是宣称发动一种战争以“反对天主教军队里的好战狂热”是在所难免的。自从奥地利与教皇订立协约以来，他曾说有许多普鲁士的仇敌经常在那座营帐里。他掌了大权之后，教皇政府居然说他是“魔鬼的化身”。后来温德赫斯特说：“教会战争是从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开始的。”其实那时普鲁土的穿教士服而信奉异端的人们，尤其是在柏林宫廷里的一个牧师曾经写过说过：“欧洲包括德国在内，必会受福音的感化，也就是说必定会改信基督教。”
　　然而，直到教皇在罗马召开会议，要把信奉天主教的欧洲国家的权力全部重新集中起来时，危机才真正发生。1870年7 月，战争刚刚开始时，教皇宣称自己是不会错的，这就牵涉到了俾斯麦的认识和他的意志。他简直不能忍受无论什么人说他自己是不会错的！他自己都不相信俾斯麦是不会错的。全体相信一种教义的德意志人都要听命于另外一个国家，岂非咄咄怪事。当他出发赶往法兰西时，他警告德国天主教的督监，不准他们答应教皇；又警告教皇，不准他强行从事。同时，他集合起来全部可能的反对力量，以应付这件事，希望保护他们的国家以抵抗天主教势力。如果认可这一新的决定，“督监们就成了外国的官员，他们就与政府分庭抗礼了。”
　　这样，当战争还在进行时，温德赫斯特的朋友们就发起成立了一个中央党，作为一个参战的天主教党。俾斯麦想要成立一个德国天主教教会，但没有成功，于是他急急忙忙采取攻势。科隆大督监（也称大主教）已经发布命令，禁止波恩大学的学生们听自由派神学家们的演讲。俾斯麦宣布这一禁令无效，因为他正在建立帝国。他认为当他正在进行他的建设时，宗教的辩论就是攻击帝国，而罗马正是帝国所有仇敌的聚集之所。当他回国时他看到新党已经有了五十七名成员，全都是不逞之徒聚集在这个党里。
　　比俾斯麦更镇静的人也会发狂的。他思谋他的事业已经有二十年了，他为这件事而奋斗也有八年了，在最后几个最关键的星期里，他不顾逆风，居然把这艘船驶进了港口。现在他疲倦了，受够了风风雨雨，已是弹精竭虑了，他回到国内同国人商议。他遇到什么麻烦了呢？一队与之敌对的议员，他们以宗教为纽带团结在一起，虽然他们的头领还远在德意志之外，但他们必定是反对新登基的路德派皇帝的，因为这个头领是同情过去那个敬奉教皇的皇帝的。俾斯麦刚刚发表过他的关于他手创事业的好坏性的演说，他的深深疑虑不能不使他窥见一个政党手执一把看不见的锥子，将要刺穿这座费尽周折才建起的庞然大物。谁会希望处在这种极易发怒状况下的这么一个人此时站出来呢？他满脑子是战斗精神，他决心要保卫他的事业，但这个瞄准了对方脑袋的人却看错了远近，他本来要射击几个信奉天主教的德意志人，不料却击中了在罗马的庞大势力，这股势力并未遭受重创。征服者的好战情绪和缔造者的忧虑，这些实干家的行为被人完全错误地作了解释，解释说他惧怕一个天主教的联盟反对他的少年帝国。不单是这一个党列阵反对他，国内所有遭受损失的人，天主教教士们、波兰人、阿尔萨斯人等都联合起来反对他。国外的反对势力——奥地利人、法兰西人与国内的反对力量联合在一起。社会民主党，它稚嫩如帝国，弱小如欧洲，却同中央党一样有所醒悟。在所有“帝国的仇敌里面”，中央党不过是“最先出战的”。因为大德意志的各个大学里有几个神学家（包括赫因罗厄红衣大主教）反对这个不会错的决定；因为巴伐利亚的信奉天主教的国王赞成他们的抗议；因为德国中央党一动手就遭到了罗马的斥责，却越闹越乱。被限制的领袖们（其实与这件事并不相干）也帮忙吵吵闹闹——比如萨维尼，数几年前他的希望曾被俾斯麦杀灭。
　　俾斯麦虽然发了怒，但他却绝对不是受成见与心境的影响，在自己已经计算好他要做的事会有什么政治后果后，他才会动手去做这件事。他觉得进行这样一种竞争能够巩固新意大利的反对教士运动，又能使意大利与法兰西分手，还可以巩固德意志与俄罗斯的联盟，因为俄罗斯总是反对罗马的，尤其反对天主教教士、因为他们在波兰鼓动反叛。这种政策在国内将使太子和他亲近；自由党对宪法必存不满，这种政策将平息他们的不满，因为太子与自由党都是受一种来源于理性的哲学的指引，最痴迷不过的就是与教会对着干。
　　五月里，和约刚一签定，俾斯麦立刻就同教会宣战，其措辞使人追忆起军营的腔调。他写了一篇半公式的宣言：“德国政府不久将要决定进攻的行动……三百年前在德国的日耳曼情绪比天主教情绪更为强烈，今天更是如此，……现在，罗马已不再是世界的首都，现在的德国王冠也不是戴在一个西班牙人的头上，而是戴在一位德意志人的头上。”这时的俾斯麦并非无条件地要政教分离，他所要的不过是一种“坚守态度以反抗天主教的进攻”。他实行这一政策，首先在帝国内部颁发《教堂讲台条例》，禁止在教堂讲台上谈论国事，违者监禁。不久他就被汹涌的形势所逼，在一两年之内就在普鲁士颁发了“五月法令”，这有极其重要的意义。他废除了礼部（管理公共法律法规与教育）内的一股天主教，取消了宪法里关于保护教会的几章。他干预主教辖区内的行政及学校里的宗教教育，把耶稣军和同样的教会驱逐出帝国国境；用强迫的办法增删法律；用流放、罚款、监禁或拘留在炮台内的办法恐吓有宗教狂热症的人，把他们的财产充公；让许多教区内设有牧师；离间主教与教士，教士与不执教务的人的关系，使家庭不和；拿“良心问题”让教士、不执教务的人、学生、女人讨论，于是便发生了道德与利益的混乱。现在实行的是他自己最强烈的恐吓，人们会排除万难去干，这是他绝对没有料到的。
　　他对他的对手们叫嚷：“你们不必着急，我们并不往卡诺沙去，肉体不去，精神也不去！”他很可能会为说这两句话而后悔。这两句话不久就飞离德国，飞过阿尔卑斯山。一个教会的王公把德意志政府此作一个涉河的人，不知河的深浅就跳下河去，一往前走，就遇上了他未曾料到的深渊。还有一个人说俾斯麦是个杀大蛇的人。温德赫斯特回忆从前刚开始信奉基督教的人的事情：普鲁士的主教们宣布他们自己反对“一个异教国的宗旨”，教皇禁止德国天主教徒服从新的法律。俾斯麦站在演讲台上，极其激动地发表演说：“我们和耶稣教的朝代反对天主教教会不相干；我们并不和信奉与不信奉的奋斗相干。现在最急迫的事情是争权，这种争权是人类与生俱来的天性，这就是君主制与教士制争权。这种争权远在救世主出世之前就存在了，因为这样的争权在奥修斯、阿枷门农曾要与事先定好的人宣战——这一战在他失去了女儿——以阻止希腊开始推行自己的政策时，就已经存在了。全部德意志历史都充满了这样的权力之争……这样的权力之争在中古时代得到了解决。那时候，英明的斯瓦比亚帝胄的最后一个代表，在断头台上死于一个法兰西胜利者的刀斧之下。现在，这个法兰西人与当时的教皇结成了同盟。我们已经走近了与此相似的竞争，当然，我们要考虑到这时的习惯已经发生了改变。假使法兰西征服之战成功（开战时，正是教皇颁布命令之时），谁能说清在德国境内我们的教区历史要记载些什么，以及上帝假借法国人之手所做的事情呢？”
　　俾斯麦向来是不多说话的，这次却大声疾呼，对听众喊叫了五次“争权”，他用了一个很好的对比，使人误会历史的地位，以清晰地揭示他的真正动机里并不存在教会问题。为什么要谈论一种“教仪之争”呢？
　　俾斯麦最早的对手，又是最后的同盟菲尔绍，由于极其不同的动机也卫护这个竞争——“教仪之争”，这四个字是菲尔绍介绍的，他是从拉萨尔借来的。菲尔绍说：“在自由研究的精神中，耶稣教的发展趋势是朝四面八方为人类开拓更宽阔的空间，逼着你们奋勇向前做独立的事业。你们尽你们的力量推动你们的主教们走向更大的自由，推动你们的官吏走向更独立的行为，那时，无论什么事，都会与现在不同……你们必须反对这种非德意志的罗马制度……你们如果认为你们有理由可以把宗教信仰区域推广到几间的事物……我们就完啦。你们将会破坏德国发展的全盘进程。”
　　自由与科学么？我们刚才不是听说争权吗？今天，与十年前一样，两个不同的世界，菲尔绍与俾斯麦（把政治改扮成睿智在那里使人发笑地跳）在戴面具跳舞时，两个人暂时讲和，在一起跳舞。这时，那个好斗的马林克洛特，中央党的领袖之一，起身讲话，要把没有灵魂的病理学家哄下去。
　　“信奉耶稣的人更为伟大的预见力表现在什么地方呢？因为他们人人自以为是，于是就纷乱到没有任何希望的地步。难道这种预见力就体现在这儿？……我们却不会这样乱糟糟，教会就是传布真理的，这是我们的一个基本主题。……当教会形成一个决议时，信天主教的人就要承认这个决定是真的。我们的宗旨在乎法权，你们的宗旨在乎个人的裁决，这就是你我不同的简单区别。所以，经过一千九百年后，我们是统一的，在世界上仍然同从前一样强大，你们却要伤心地看着你们建筑上的砖石一块一块地坍塌下来！”当帝国宰相读到这篇演说时，他会作何感想？难道他不觉得他自己与这个对手的联合更加密切而超过了他同他自己同盟的紧密程度了么？这个信奉天主教的演说家学着俾斯麦的节奏，俾斯麦的派头，大力反对菲尔绍，所用的话语，很像这两个病理学家以前从俾斯麦嘴里听到的话。
　　这两位选手各施所能地拼争，他们关于教仪之争的演说成为德意志政治辩论的焦点。不过，温德赫斯特经常打胜仗。俾斯麦无论如何嘲骂他，说他是心吓仇恨的天主教教徒，警告并劝诱中央党反对他们的这个领袖，因为他反对帝国；又嘲笑他说他矮小，说他动弹不得等等，而温德赫斯特静静地反驳道：“我有许多缺点，但我却从不在议院里辩论时发怒。在议院里，我的脉膊每分钟跳六十次，在议院的围墙之外，我的脉博还是每分钟跳动六十次。何况，我的对手因为我矮小的身躯属于中央党，就骂中央党，请问，这是恭维我呢，还是在贬斥我？”
　　温德赫斯特说俾斯麦应该把国家权力移交给议院。俾斯麦闻言，伸出颤颤抖抖的手抓住眼前桌子上的玻璃杯，赶紧喝了几口，似乎要把温德赫斯特的话统统喝下去。温德赫斯特依然在往下说：“倘若把宗教从我们的学校里摔出去，谁来担负起教育的责任呢？国家能够胜任这件工作么？国家是否有完成这件工作的条件呢？若是有，请你告诉我有关你新的国家的回答。将来如果不是一个异教的国家，就是一个无神的国家，再不然就是上帝自己在世上。”此时，俾斯麦既不愿意答复，也不能答复，他只是带着个人的不快反驳说：“我出来办事多年，我会证明我维护着普鲁士君主制的宗旨的。”
　　第二天辟斯麦开始了反攻，用很激烈的话骂人：“你话里的油不是疗伤的油，是助长怒气火焰的油。我很少听说议员对于纷争要进行劝说或调解……假如这位议员能够知道我所得自于上帝恩惠的一小部分，我求我所信奉的上帝的保佑，来抗拒我会遭遇的悲惨命运……你如果不承认天主教的领袖地位，你将更容易为国家的安定做出贡献。惟有当纷争与革命在国内占优势时，天主教的许多希望才能够成为事实。”
　　温德赫斯特立刻答道：“我不是什么，我也不能做什么，但是你们大家却好像想要我做些什么……我不愿说出关于宰相对我的攻击我本人作何感想，因为我是在这个议会的议长领导之下，而大臣们好像是不受节制的，我无论对着什么都不会退缩。那位先生问我，我是否还对汉诺威王室效忠。我相信我已经按照《圣经》上的话，凭着我的良心，尽了我当人臣的本分。有人说中央党有自己的秘密计划，从而给一个议员安上了嫌疑犯的罪名，企图以此恐吓这个党。这是我们正实行的近乎于压制言论自由的恐怖主义。我要对这位先生说明，要他相信，当运气好的时候，维持君王专制主义是很容易的；但当运气不佳时，还想强迫人民服从，那是办不到的！”
　　温德赫斯特的奋斗就是这样地有声有色。后来他揭示这种强权精神与奋斗之所以能推行的主要原因时，是这么说的：“因为这位先生有比较多的军队，有大量的金钱，这二者都多于我，所以他推行他的见解就会比较有成效。……一个人如果有二百万军队作后盾，他就不难推行他的外交政策！”当温德赫斯特还在那儿演说时，俾斯麦走出了议院，温德赫斯特微笑着给他来了一箭，算作为他送行：“遇着这样攻击的时候，武士的习惯是本人要接受挑战的……若是能够在德意志面前同我的对手谈谈，我会很为这种特殊的荣耀而自豪。”这个大卫就是这样很骄傲地，也很巧妙地用俏皮话把石子凶猛地扔向歌利亚的头。
　　但他并未命中目标！俾斯麦很快就发觉自己在这个宗教问题上做了错事。他利用好争斗的皮胡之死，与善于处理外交事务的利奥十三世的即位，遮遮掩掩地收回提案，把他提倡奋斗的责任都推到他的下属们身上。迟至1873年底，安德拉西写道：“无论什么时候，一提到教皇俾斯麦就怒目圆睁，从他嘴里蹦出的话像是在咒骂。他说，教皇会危及各国安全的；他说，教皇是一个革命党，是一个无政府党，不管哪一位帝王，要想保全王位，都必须抗拒这个人。”后来他明白过来：罗马是不会被征服的，于是他就怪罪他的礼部大臣法尔克。当俾斯麦与符膝堡使臣米纳特会谈时，他用很精妙的譬喻说：“国家好像一个宪兵，手执利刃，悄悄地捉拿脚步快的教士。”他说，当婚姻法颁布时，他在瓦森。他正式地对萨克森使臣法里森说：“他们反对我的计划，与我争斗。我只是同中央党作政治斗争，我激怒了全部天主教徒，这根本不是我的过错。我原来是反对这么做的……但是甘豪增与法尔克两个人以辞职威逼我，所以我不得不让步。现在我后悔我签字之前为什么没有读到这几条法律条文，因为里面有许多话是胡说八道……我请你告诉你的君王，最近这两年在普鲁士发生的事情，不该由我负责。”
　　不过，一年前俾斯麦唆使这一半人民反对另一半人民，他说：“威胁我们国家的就是那个不会做错事的教皇！无论什么权力，宗教之外的权利，他都是喜欢拿过去就拿过去——宣布我们的法律无效，抽我们的税捐——一言以蔽之，在普鲁土这个国家里，无论什么人都不如这个外国人有权力！”可是现在他却说出了前面所说的话。
　　他希望德累斯顿早已忘记了他所说过的话，但是，他错了。欧洲记得，罗马更记得。别人也不会忘记他二十五年前所说的话：“我希望我能够看见我们这个时代的一船傻瓜，在基督教会这块礁石上碰个粉碎”！当老格拉赫对俾斯麦提起他还是虔敬派时，他冷冷地回答说，他的意思是说耶稣教教会，罗马占卜人不能不微笑。皮胡在临死前不久说他的大仇敌是一个信奉耶稣教的排力。他留下了这样的预言：“最后有一块大石头滚落到山脚下，把这个巨人碾碎了。”
　　三、挥舞惩戒之杖
　　1848年3 月18日，威廉逃离柏林以躲避革命。二十三年后，1871年3 月17日，威廉凯旋人柏林当皇帝，人民齐声欢呼来迎接他。第二天，巴黎宣布革命政府成立，全德国人民宣布他们对巴黎的起义者表示同情，这使俾斯麦害怕起来，他说：“这使我又是整个晚上睡不着觉。”在第一次帝国议会（这是打胜仗后第一次选举的）里，只有倍倍尔一个人是社会党，签订和约之后两个星期，他在台上说：“巴黎的革命政府只不过是革命高潮的前奏！过不了几年，巴黎革命者的标语口号‘消灭资产阶级，无产阶级得解放’将会变成欧洲全体无产阶级的战斗口号！”（众人大笑）倍倍尔接着说，他劝阿尔萨斯人和洛林人加入德意志人为自由而进行的斗争，以便将来获得解放，那时欧洲人民会得到自决权利，这种权利只有在共和国里才能真正实现。俾斯麦于是说：“你们不必害怕我将对最后的演说者做出的回答。你们都会同意我的看法：没有必要在这个议会里回答他的演讲！”后来，他却说倍倍尔的演说是一道闪电，刹那间照亮了时局。国家与社会都面临危险，必须保护他们自己。因此，必须先消灭这个仇敌。
　　拉萨尔死去很久，俾斯麦还同他的继承人来往，始终没有完全忘记拉萨尔的国家社会意识。现在，巴黎革命闹过之后，他丢开社会主义不管不顾了。按照他的计划，他不再需要什么党来对抗自由主义了，所以他们的政策是要通过几部新的法律来保护财产。他还要监禁每次进行社会主义演讲的人。当帝国议会没有通过他的议案时，他敬告他们：“社会民主党已经有了极大进步……几年之内，市侩们将要叫喊我们需要惩办的法律啦。”在下一次选举之后，年轻的社会民主党在议会里有了十二个议席，他请惩戒之杖来决断，这是上帝统治人类的一种补助措施。他根本不清楚新的思想潮流，他说这是“乌托邦式的胡言乱语，有这种思想的人相信烧熟的鸽子会飞进他们的嘴里。”他又提议用“新鲜空气与阳光来治疗这种违反刑律的疯病。”他要用激烈的办法对付社会党，只是没有成功，因为帝国议会害怕通过非常的法律反对群众中的特别部分。
　　现在，一颗子弹缓解了相持不下的紧张形势。
　　1878年5 月间，八十岁的老皇帝坐着马车出巡，有一个人开枪向他射击，他是一个衣衫褴楼的学生，是一只可怜虫，是被社会民主党驱逐出党的党员。当俾斯麦得到这一消息时，他拍案叫道：“我抓住他们啦！”
　　“尊敬的大臣，你说的是社会党么？”
　　“不是的，是自由党！”
　　一瞬之间，他就定出了计划。今天谋杀老皇帝的骚动必然会促使自由党要求投票表决，以通过一部非常法律，这样一来就可以抛开自由党了，因为现在教仪之争已经被搁在一边，用不着自由党了。当天他就让司法部大臣起草新的法律，第二天就把草案送给各位大臣看。过了十天，这部早就想实施的法律（匆匆完成，其中存在许多法律错误）就被送到议会成为了议案。推出这部法律的借口是：“我们只有能够越过宪法的许多障碍，然后才能够有力地同社会民主党作战。宪法由于过于从理想上保护个人与政党，因而在几部所谓基本法里面造成了许多障碍。”试图暗杀皇帝事件发生二十天之后，整个议会（除了保守党）根本不赞成这部法律。本尼格森预言说，如若通过这部新的法律，将来会发生许多阴谋事件，远比光明正大要危险得多。凡是被这部法律攻击的各阶级将会极其仇视它。一向遵守法律的人会说：“如果有钱人有了这样的方法作后盾，而几十万国民都不在法律保护之列，我们应该问一问，我们为什么要尊重法律？”本尼格森接着说，这样的一部法律必会产生深远的不良影响。利希特以相同的理由说，这部非常法律给本来是无名的人们预备下了殉道者的名字。
　　三个星期之后，从菩提树下大道的一个窗口又射来一枪，这回老皇帝却受了重伤，当时他正在他的马车里走动。暗杀发生后三个小时，内阁参政台德曼送信给俾斯麦，那时他正在大花园里。“我进去找他，看见他在高大的丹麦种狗的陪伴下，在阳光里慢慢地在青草地上散步。我走过去，他很高兴，告诉我他在什么地方散步，新鲜的空气对他大有好处。”
　　“有几封很重要的急电。”
　　“电报真的这么重要，非得我们在空旷的乡下来处理么？”
　　“不幸的是，非常重要。又有人试图刺杀皇帝。子弹射中了皇帝，皇帝受了重伤。”
　　俾斯麦猛地站住，用他的橡木手杖重重地往地上一顿，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说：“既然如此，我们立刻解散帝国议会！”
　　他匆匆离开大花园，走进房子里去，台德曼边走边把详细情况讲给他听。他一进屋就吩咐随从，准备回柏林。
　　今天俾斯麦高兴透了，谁也没有见过什么时候他比今天还高兴。他喜欢这位老皇帝自有他的道理，皇帝在十二年前就把大权交给他，使他能够随心所欲地施展他的天才。因为老头子执拗，他常常感到不安，还发牢骚，但他并不像藐视别人那样藐视威廉。不管怎样他总会迁就老皇帝的古怪脾气，就像掌管家务已久的儿子忍受容易发怒的老父亲一样。为自己考虑，俾斯麦愿意长久做官，所以他希望老皇帝长命百岁。太子是他的对头，也许明天这位腓特烈太子就会登上皇帝宝座，那样的话俾斯麦掌权的日子可就到头了。因为这个原因，再加上私利，使他一开始就很关心老皇帝的伤势。
　　俾斯麦是个打手，是一个最会记仇的人。他晚上在心里恨人，白天想计谋，目光常常射到仇敌身上。什么？这个他首创的帝国议会现在要否决他的计划！这些利希特们，温德赫斯特们，这些拉斯克们，本尼格森们，他们的势力能够禁止他同扰乱秩序的人、盗窃财物的人斗争去么！这群饶舌者最近刚把武器从他手中夺去！现在这一枪真是挽救危局的一枪，先不管这一枪是谁打的。此时他还不知道这个不知姓名的刺客属于哪一个阶级；也还不知道皇帝的伤势重到什么地步，更不知道这个八十岁的老人能否恢复健康。他只知道这个刺客使皇帝所受的伤，是他在战场上无法估量的胜利，是他在选举斗争中的无价之宝。现在，借此事件他可以把他身边的仇敌全部消灭，他要解散这个议会。
　　九天之后，议会果然被解散了。仅仅在几个星期内，第二次刺杀皇帝事件就使俾斯麦解散帝国议会的提案获得了大多数议员的支持。
　　当俾斯麦知道枪杀皇帝的人是个疯子，从来也不属于任何政党，而且刺客说（在未自杀之前）他不愿默默无闻地死去，他要拉一个名人来垫背时，他并不在意这些。报纸上满是诺毕林的供词和他的罪行。整个德国的报纸天天都在揭露一个又一个阴谋。宣布在柏林实行戒严——就像大军兵临城下一般。“最好不过的是鼓动在所难免的冲突，用武力镇压起义，等到人民彻底地害怕了，然后再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严厉的法律。”这位不需要法律的宰相如此这般地在数十年之后又回到了他原来的起点。俾斯麦的铁血政策在对外方面已取得了很大成功，在国内，他仍想用强制办法使这一政策产生他所期望的效果。但是，太子却反对这些政策。当老皇帝不能办理国家事务时，太子就替他的父亲治国，只是他不愿刚一接触权力就开始大开杀戒。所有的自由党都盼望老皇帝死去，渴望太子继位。可是脱特烈不敢明说反对非常法令，因为名义上这条新法律是为保护他父亲的生命安全而制定的。太子心里的感情冲突在日益增加。
　　正在这时，出人意料的事情发生了——老皇帝沉重的伤势大见好转。救了他性命的就是他那顶头盔。那一天他与他一向的习惯相反——戴了头盔。威廉本来不愿意打仗，但却打了三次胜仗，而他现在却遇到了危险。不过也说不定，平常人也许能清楚这种说法。从前国内人民很是怨恨老皇帝，现在却变得很爱戴他了。他的重伤好了之后，从床上下来，很幽默地说这个诺毕林给他治病的效果比医生们还要好，因为他所需要的其实就是放血。整个德国都喜气洋洋，就连俾斯麦也觉得老皇帝好久没有像现在这样快乐、活泼了。俾斯麦、德意志人、太子及太子妃、乃至整个欧洲，一开始都觉得威廉皇帝是会寿比南山的。就像是一位童话里的国王，要获得一种几百年来不曾有过的浪漫结局。不管怎么说，这一枪是立大功了。俾斯麦就趁着这个好机会放手去做最危险的事。
　　老皇帝遇刺后不久就举行了选举，俾斯麦连连改变标语口号，使得左派政党的势力大为削弱。而于此同时，保守党的右派势力却变得相当强大。这样，俾斯麦可以强行在帝国议会里通过他的非常法律了，并且又乘机把条文弄得更加严酷。他一度又变得同从前一样经常对自由党大发雷霆，在温德赫斯特的协助（温德赫斯特微笑地宣布教会政策破产啦）下，改变自由的战线，轮流利用中央党与民族自由党来取得议会中的大多数。俾斯麦的新法律先试行了二年，随后延期，再施行四年。按照这部新法律的规定，官吏们有权自主进行弹压和惩办所有的旨在“危害公众安全”的活动。可以拘捕印刷者、卖书者、开酒店者，可以驱逐任何宣传社会党理论者；社会党不享有报界的各种自由及当众演讲的权利，凡是州郡长官均有权在其辖区内宣布戒严。
　　当讨论这部新法律时，一个新世纪的面貌不时地展现出来，好像被夏日里的雷电所照亮一般。俾斯麦，总是永恒与神圣的同盟，似乎根本没有走近过拿破仑三世似的。他对社会党大声叫道：“你们对人民做出许多色彩不同的应答时，你们带着轻视与耻笑的意味对他们说，要他们相信，凡是他们一向看成神圣的事情，都是一个庄严的谎言，如信仰上帝、信仰我们的君主、爱国主义。家庭财产、继承遗产、收人等等——当你们把他们这类信仰全部夺走时，你们轻易地引导那些没有知识的人们重复浮士德说过的话，‘天降希望，天赐信仰，天赋忍耐……’这样的人还拥有什么呢？所拥有的还不是疯狂追逐惟一能够使他感到快乐的肉欲享受么？……假如我们要生活在一个强盗的专制之下，那我们的生活还有什么价值可言呢？”
　　倍倍尔回答说：“试图把一个疯子的行为当成一个蓄谋已久的反动派改变政策的机会，当法庭尚未就谋杀皇帝事件进行审讯结案之前就决意举行政变……有一个政党是反对各种各样谋杀的，这个政党又认为经济与政治的发展是不依赖个人意志的，他是反对企图要归罪于自己这个政党的——凡是所有这样的企图都是自己贬低自己……取消财产并不是我们的目的，我们只要为保证所有人的利益而比较公平地分配财产。”他接着把拉萨尔与俾斯麦往来的详细事实都—一揭露出来，使整个德国为之震惊。
　　现在，仇恨与行贿的时代，侦探与肆行暴虐的时代，都开始了。全国各地都有搜查住宅、拘捕、驱逐出境的事情在发生，他曾向民主自由党承诺只有“遇到极其必要的时代”他才会宣布戒严，把某人驱逐出境。四个星期之后，他却公然食言，宣布在柏林及附近地区实行戒严，把六十七个社会党领袖驱逐出柏林。当汉堡自由市的选举不合他口味时。他又在那里宣布戒严。不久又把一千五百人投入监狱，总监禁期超过了一千年。在几个星期里，帝国境内关闭了二百个会团，有二百五十种书籍遭禁，六个月内，被禁的书籍达六百种，有几千人因此而无法谋生。倍倍尔把这许多事比成中古时代的事，比得很有道理。他说：“和我们有着同样思想的人们的生计都被剥夺了，被人践蹋，遭人低毁，说他们既无名誉又无法律。官吏们曾想激生骚乱……这样的杀人攻击与谋反的日子是近代德国历史上最惨的日子。”
　　本尼格森的预言是成真了。领袖们与他们的党员在森林里与矿区里有过不可胜数的秘密会议。在瑞士或公开或秘密的会议上，他们与他们的同胞相见了。倍倍尔写信给恩格斯说：“俾斯麦不停的破坏活动正上了我们的当。”李卜克内西在演讲台上很得意地说：“社会党的纪律就是一个铁箍，把我们的党员箍在一起，保护我们的党，使温和派与激进派都不叛党。播下这颗种子的人将来肯定会收获苦果的。我们将来总会取得胜利的。随他们凶去吧，爱怎么凶就怎么凶去吧，反正我们会获得自己利益的！他们的行为越疯狂，他们就完蛋得越快！”
　　四、众矢之的
　　当俾斯麦被封为伯爵之时，他很为他家族的幸福与兴旺而兴奋，但他却不能不悄悄地关注本阶级的其他人一眼，这班人不相信他们的阶级能够产生一个有天才的人。从法兰西回国之后，君主封他为王，他却有点恐惧。他曾决心劝阻君主不必封他为王，君主却出其不意地封了他，君主以王爵之礼待他，全体王室成员（人人都在心里反对他）都向他表示庆贺。这样，他就身不由己了。当脓特烈查理王爵责怪他忘恩负义时，他对这位军官的回答很是得体，他说：“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贵族。”
　　神斯麦为什么害怕皇帝授他新爵位呢？“一个小康之家的人当伯爵还是可以的，而王爵却要很有钱的人才能当得起。爵位升高了，生活水平却要下降，这与我的性情极不相符。况且我曾祈望由我发起这最为古老的一系伯爵。”这两句话是俾斯麦私下里说的。威廉如愿以偿，把汉堡附近的萨克森瓦尔德赏给了你斯麦，这块封地有三万英亩，估计价值三百万元。对于俾斯麦以旧贵族自鸣得意，老皇帝既不明白其中的意思，又不能禁止他不说以自己是旧贵族为荣的话。威廉也许记得最近在凡尔赛时他自己的心境，那时同样的感觉（就是说他敬重自己的祖先）也曾使他害怕自己的爵位升高。
　　如果俾斯麦拿他主人此刻的荣耀和自己此刻所享有的荣耀相比，他会承认自己与君主一样，都被相同的疑虑而困扰着——疑虑自己阶层的同伴。巴伐利亚王与萨克森王将会容忍与他们同列的霍亨索伦一跃而从普鲁士王成为德意志皇帝到什么时候呢？波美拉尼亚与勃兰登堡的贵族乡绅将会容忍原来与他们同列的申豪森的无与伦比地超升到什么时候呢？难道他们不会产生争雄称霸之心么？一个由王而称帝，一个由贵族乡绅而封王，这难道不会令人由妒忌而产生政治阴谋么？至密的亲戚们爬不上去，他们不归咎于自己的平庸无能，反而抱怨运气不佳。他们的忌妒就会成为俾斯麦同一阶级的人们之所以与他不和的最深层的原因。他们以此在历史的法庭上作践他们自己。其实，他们的阶级中曾产生过这样有天才的人，他们应引以为荣才对。
　　政治上的仇视加重了他们的不和，甚至于决裂，这不是用好感就可以避免的。所有这些保守党向来没有出现过一个人可以与俾斯麦的睿智与意志相比的，因此，他们都与他不和起来。这几个大政党中的最后一个就是这样与政府的首脑分离了，但却损害了该党自身的利益，因为这样一来使得俾斯麦易于与自由党合作，尽管这是他本来所不喜欢的。贵族乡绅们的举动很像一个受过丈夫虐待的太太，当她的丈夫提出返老还少的要求时，她威吓地拒绝他，使他不得不转向别处寻欢作乐。当初如果她顺从了他，就会避免这种事情的发生。
　　在1868年间，俾斯麦就曾警告过他的党说不久的将来就必须依赖与他的党不和的党人们的帮助，如其不然，政府就得采取措施，就得同人家联合，反对宪法……“这样就会变成脆弱的联合内阁。”罗恩自己就是一个死硬的保守党、曾经发表过不满的言论，说“有几个保守党人的嫉妒与满怀恶意的骄矜，这个党最终必将明白今天这一个党的见解与目的，与冲突时代大相径庭。保守党必须变成一个保守的进步党，必须抛弃只愿当一种障碍的想法。”
　　现在，和他们同列的俾斯麦伯爵已经变成一位王爵和独裁者，分裂也就加剧了。俾斯麦说：“走开，我要你们的领地。”俾斯麦在上文说的奋斗之后很久，在他的纪事中说阿尼姆与戈尔茨是二等对头。他说：三等对头包括“我自己的阶级的人们，他们因为我打破了有土地的贵族的平等传统观念——这种观念大多是波兰人的，不太像是德意志人的。假如我是从乡绅地位而做了宰相，他们还会饶了我，但是，我封了王爵，虽然并非我所愿，他们就不会饶过我了。我作了‘大人’原不是出乎正常情况可以达到的，但是我现在变成了‘殿下’逗号，招致了极其尖刻的批评……假如我们的态度是应该遭人批评的，我还比较容易忍受我从前的朋友们与同一阶级的人们派我的不是。”他判断他自己阶级的心境，所生的内心深处的见解是恰如其分的。一远在1872年，有一个波美拉尼亚贵族乡绅写道：“我们要把俾斯麦的权力搞得很小很小，他将来要从一个老实的波美拉尼亚的乡绅手上吃饭！”
　　麻烦缘于教会之争，路德派虔敬党衷心拥护教皇。因为俾斯麦与菲尔绍联手反对教会，他们就疑心俾斯麦是无神主义派。你斯麦要保护自己不得不在台上说他所不惯于说的好话，以帮助“耶稣教的信徒，是这次斗争的最关键最深刻的原因，这种原因与我们的灵魂与我们的得救，有密切关系。”这次对俾斯麦的攻击，最苛刻的并不是上了年纪的人们。当那个老手格拉赫说“什斯麦待我很不好，但我还是一样地爱他”时，我们是在听来自良心的音乐。森弗特皮尔萨赫也是另一个虔敬派爱护俾斯麦的人，当他此时一半是敬意一半是警告俾斯麦时，也不失为一个体面的人。他说过：“殿下该真心地自卑，真心地信上帝，上帝很爱你，为你舍命，直到现在仍然把他被钉过的手伸给你。殿下如果老是执拗地不听上帝的警告，他将显示给你看，他的功业是永恒的，而你伟大的功业将会有所损伤，你将会受到他的裁判。这是毫无疑问的了。”
　　这样的事情使这位武士警惕起来。俾斯麦一读到这两句话。马上就回击了他几句激烈的话，“假如我确实知道你的警告也对几个在你的左右而反对政府的人说，我是很喜欢听的，那几个人完全不知道我们的救世主的自卑（你该使我记得的）为何物。当他们发怒与妄自尊大之时，当他们坦诚他们信奉异端之时，他们以为该推举他们自己作国家和教会的主人。我诚心悔过，用不着贵大臣苦苦劝告，我会继续做我日常做的事情；当我畏上帝敬上帝、忠心事君、竭力事君的时候，墨守虚文的人们妄用上帝的话语——这是我的波美拉尼亚的对头们与我的奉天主教的对头们的特色——这决不能动摇我对基督教的信仰。我请求贵大臣自己要小心，不然的话，你自己的骄矜必定会把你所警告我的上帝的裁判，拖到你自己身上。”俾斯麦在信末劝收信人仔细想想《圣经》里边所说的下面的话：“主啊，起来，救我，我的上帝。因为你已经在我的仇敌脸上打了几个嘴巴，你已经把不信上帝的人的牙打落了。救人是上帝的事，你赐福给你的孩子们。阿门。”挣斯麦唱着这几句不合拍的赞美诗。
　　他的相对年轻的敌手却没有绕弯子就直奔目的。他们只在《十字报》的符号下方用得着十字架，俾斯麦正是这个报的诸多发起人之一。他在他的日记里头说这张报“在基督教的十字架符号之下，在以侍奉上帝的忠心侍奉君王和祖国的格言之下月以前的若干年起就不再代表部分保守党，并且与基督教不相干了。”在《十字报》与《帝国警钟报》上（这是贵族乡绅们发起的一半是为攻击俾斯麦的）从1872年开始诽谤俾斯麦的名誉与德行。《德布逊克甘豪增巴里施罗德纪元》就是一组无名氏撰写的评论的名称——按照法律，由随便哪一位编辑签字。真正的作者是一个叫冯罗伊的男爵。这是一个外交家，曾经与俾斯麦争吵过。
　　“我打算在《警钟报》的下一期发表对宰相有利的言论。从心理医学的观点来看，我认为在这一组言论中，首先要着重庄严性，其次是诙谐性，这也很重要。第一方面，主要之处就是他的消化能力要坏好几天的话，只有暴怒才能治疗。同时，这一个曼陀菲尔写信给那一个曼陀菲尔，有一段时间曾是俾斯麦的上司与对头，他最近在上议院里曾发表过反对宰相的言论。这封信说：”你根本用不着喝什么矿泉水来治病，就会变成内阁总理。“这班人在后台里头所说的就是这类话。在讲台上，也即在公开的演说之中，他们说：”我们有理由相信，俾斯麦没有成为普鲁士的阁臣之前，他同财政界的阔佬们有着密切的来往。王爵与巴里施罗德的密切关系，至少也一定曾经用财政的好提案供给俾斯麦王爵，因为在他未当宰相之前，他是一个私囊并不充实的人，只靠当普鲁士使臣的微薄的薪俸过活，如果没有这样的好提案，他怎么能在俄国首都、法国首都、法兰福克代表他的国王……这位王爵同别人一样自然有权要求先要证明他所做的事都是满怀好意的，要等到他被证实是不怀好意的，然后才能说他的坏话。然而我们却不能否认这位有权有势的宰相曾经把不少好处给了有剥削人民嫌疑的人们……现在的政府只因为要掩饰其与柏林的财政家的不光彩关系，什么坏事都做过。“罗伊男爵曾写道，1870年7 月间，在宣战的前一天，他在部里碰到了巴里施罗德：”我们无法猜测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在一起是否是谈论天气的，我不知道这一天巴里施罗德是在买债券还是在卖债券，总而言之，是否以战争或和平做投机事业。我不能不怀疑巴里施罗德与俾斯麦的交情有利于俾斯麦——我说的是知识的有利。“
　　接着说出来的是俾斯麦把政府的购物清单交给了名叫贝伦特的一个犹太人，他是他的瓦森造纸厂的一个租户。有一个名叫普特卡默的军官写道，俾斯麦所以要强行实施一条法律，是因为远处的波美拉泥亚的领地，因为他要想使他的夫人能够继承一块普特卡默的领地。
　　还有比这更卑劣的行为吗？俾斯麦自己阶级里的仆从们（他们在这个大人物面前都算不了什么）说他是一个卑鄙的财政阴谋家。在发起办公司的时期，这些话对他危害很大。他们又把犹太人当作他们骂人演说的中心点，尤其有害的是他们这种行为于国不利，因为欧洲很喜欢听这些骂人受贿的话。当人们在这个胜利的时期做投机事业时，这一个阶级的人最好利用犹太人所开的银行（因为犹太人是聪明的财政家），谁知利用犹太人的人就是在外国人面前诽谤犹太人的人。又说俾斯麦（国人的冲动就是他引发的）对于财政投机事业的赘疣是要负责的，“因为贿赂达到了极大的数目……我们之所以生活在一种不良制度之下，就是俾斯麦干的好事。”只有最后一句是可以打官司的。写这篇反对犹太人言论的人，躲避开了监禁，逃走了，从此之后便在瑞士写评论。
　　对温德赫斯特进行这样的诬蔑，不过令人置之一笑而已，他时不时地同巴里施罗德见面，但他却始终都是一个穷人。俾斯麦不然，他决心用他的天才和势力取得私人的利益。他常常提及英国对大臣的重赏，他认为他的王爵地位必须有同样的重赏才能够维持下去。在执掌国家大权的三十年里，他获得了大量的钱财。
　　人是很狡黠的，绝不肯用宰相的地位或个人名誉去冒险以发几百万的横财。他怎么做呢？他是一个政治天才，不难找出一条稳妥的发家之路。通过这条惟一的道路他就能够达到自己的目的而不至冒什么险。在众多的帝国银行家里面，他特地找出一个他认为是最有胆量也最正直的人，他要办他的事时就偶而同这个人谈谈话，使之对自己感激涕零。同时用单独一个签字，把普通委托权交给他的朋友，以使他自己的产业有最大可能的增加。
　　因为做了这种事情，到处都有人痛恨他，尤其是在兴起公司的时代。那时凡是想发财的人都探听其他人的情况。在许多正在发财的贵族里就有人说到“德国的首席大臣把一个普通委托权交给了著名银行家，让他替他管理财产，这个银行家又是一个伟大的犹太理财家，这就蕴含着极大的危险，恐怕会危及国家利益。”毛奇和其他几位元帅试图用间接的办法使俾斯麦与巴里施罗德分开。亲密的老朋友写信警告他说：“我们不能不告诉殿下，有人传播一种俏皮话说巴里施罗德是政府的股友……普鲁士以前的信用，已经损失掉了……因为一个公司的发起者在政府里受着优待。‘俾斯麦听不进任何劝告。当有人写信禀报皇帝时，俾斯麦做了一切布置使巴里施罗德在他庄园里觐见了威廉。何况皇帝自己的财产也在另一个”犹太理财家手上“，与俾斯麦的财产一样地发达。
　　俾斯麦在其暮年时说：“要说我对巴里施罗德和他的儿子们有所依赖，我问心无愧。他是我财产的管理人，有人说我给了他所有的政治秘诀，使他能够为我做有利可图的事，这是不真实的，1866年，他确实给过我战争资助，这是别人所不肯供给的。这件事使我很感激他。我是个负责任的人，我不能让一个犹太人说我曾借重他而不肯酬谢他的功劳。以我的官阶而论，我绝对不能不重视这样的功劳。”在这两句回顾往事的话里，可以看出感激之情与牺牲自己混在了一起。
　　在最初的十年间，俾斯麦自己管理几种细目，因为他告诉我们，直至1877年他才把最后一批外国债券卖出。“当我知道舒瓦罗夫奉命当驻伦敦大使时，我彻夜未眠。我那时推测，如果俄罗斯在这个时候把最聪明的人派出驻外，十之八九是他们做了什么错事。因此，第二天我就吩咐巴里施罗德卖出我们的俄国公债。后来他恭维我，说我关于这件事很有先见之明。”
　　此后他便不再购买外国债券，因为他想能够同欧洲对手下棋而不必顾忌个人财产的利益。无论何时，俾斯麦（不像后来霍尔施坦与别人）绝不按交易所的行情来指挥他自己的私事或国家大事。过了一年又一年，他确实有更好的理由满足于巴里施罗德的管理。他的瓦森造纸厂确实投过标要供给国家所用的纸张，他的租户因为定价最纸而得到了这桩买卖，这却没有给俾斯麦带来任何私人的利益。普特卡默所揭发他的事情，毫无证据。
　　在议会里，从他普通委托的太平港口里，他可以一发必中地反击他的仇敌们。“倘若一张报纸，如《十字报》，胆敢说最无耻最虚伪的话来反对在世界上最有崇高声望的人们，尽管说得巧妙，使受诬蔑的人们不能告他，但却产生这样的印象，使人怀疑这那个大臣做了极不名誉的事——我们应该全体组成统一战线，以反击这样的诬蔑，无论什么人，都不该购阅这张报纸。凡是购阅这张报纸的人，就是间接预备传播这样的诬蔑之辞……凡是购阅这张报纸的人……就是在报上刊登谎话与诬蔑他人的人。”
　　俾斯麦的贵族同仁们依旧向他挑战。有四十六个最老的世家，后来又加入几百个牧师，在《十字报》上声称，他们是忠于君主制与保守党的，决不会放弃他们的报纸。“帝国宰相若怀疑我们的基督情操的真实性，我们不屑于同他理论，正如我们由于名誉与品行而不屑听他的说辞一样。”这几句话有许多人签字，而且有俾斯麦最老的朋友们与表亲们，如布兰肯堡与克莱斯特雷策夫都签了字，最后是老塔登泰瑞格拉夫的签名，还加上了几个字，说他们内心是很难过的。
　　在俾斯麦还是鲁莽少年时，这些人都曾帮助过他，到了晚年，他们又都反对他。这时的他是帝国最有势力的人物，但他却要同他们辩论。他在《帝国官报》上登载了发出这张“宣言”的人的名单，他在报上说，凡是攻击他个人的，就是攻击国家。自这次大闹之后，有好几年，俾斯麦和他所属的阶级疏离了。
　　以本阶级自豪的俾斯麦在这次事件中所受的伤害要比当大臣的俾斯麦重得多。他并不特别亲近无论哪一个签字的人，但他把这一群人看成是自己的部属，自己是他们的司令官，他认为他们在陷害他，他的傲骨受了伤。他视他们是同等的人，忽然间他们与他断绝了来往，大多是由于私人的而非别的重要的动机，大多是由于恶意的而非光明正式的动机，即便动机是光明正大的，但当他遭到他全体的朋友所抵制，视如仇寇，令他成孤立之势时，也变成完全是卑鄙的……这样的攻击不能不加重他公事上的为难，扯动他的神经，扰乱他的习惯……“在我这个年纪，我深信我将不会再有几年好活了。失去所有的老朋友，打破我所有的老关系，这使我极其灰心，加上还要为我的夫人而着急，我简直就是完全彻底地孤寂了。”
　　他的怒气显示没有一个仇敌不是心怀极其卑鄙动机的。当他同一个密友在一起看见投票反对他教会里的贵族们的单子时，他用大铅笔把他们勾去了。他一个人自言自语道：“哥特堡？他因为没有被任命为州长而不高兴；卢森堡曾经多次遇险，都是我救的他，现在他却投票反对我！格鲁纳尔么？他的奢望被人打断了。普特卡默么？他向来未从教会里得过什么好处，他想用叛逆与反对来表示他和我一样好！这些人都很生气，因为我封了王，又因为我不曾请他们吃饭！我太了解我的那些波美拉尼亚邻居们了！”
　　尤其令他愤怒的是莫里茨布兰肯堡，最初是因为他不肯让他当部长，后来因为他不小心传播了几句引起误会的话。这几句话是当他谈到一种可以买卖的债券时所说的一一后来经另一个签字者在法庭上说了出来。从前他们很倾心于作朋友，现在却因此而断了交。玛丽塔登的爱情之歌就是这样结束的。有人说巴里施罗德曾替俾斯麦买过债券，实际上并没有买。因为闲谈中说到这两件事，就把这两件事都弄得完结了。
　　俾斯麦与克莱斯特雷策夫的交情也是毫无希望地破裂了。这一位是乔安娜的亲戚，在议院时代是俾斯麦稳固的同盟军，是个趋向于刻苦的身材短小的人，他们都有当部长的资格，后来他做了俾斯麦女儿的教父，他平常给俾斯麦写信称呼是“我的小宝贝伸期麦”，他久已不耐烦他的宗教劝告了。现在他们在上议院怒目而视。当他们在演说中彼此相互嘲骂时，他们也许会想到二十五年前彼此相对练习反对民主党演说的时候。宰相请克莱斯特雷策夫见他一面，希望同他说开了。这次最后相见之时，克莱斯特仍不肯让步，俾斯麦拿起桌上的餐刀划过桌面，好像在割餐桌上的布，然后站起来，和他昔日的朋友告辞。不久之后，在演讲台上他嘲弄地说道：“前一位演讲者在研究神学方面很下功夫，将来总有一天他会思考一个问题，如果他改信天主教，会不会对他的灵魂有利。”
　　后来克莱斯特又尝试与俾斯麦和解，在俾斯麦夫妇结婚二十五周年纪念日，他做了一首诗送给俾斯麦。但你斯麦不让他的夫人写信给克莱斯特，他当着许多人的面吩咐他的仆人：“如果克莱斯特先生来见，就说我不在家。”
　　五、阿尼姆案件
　　俾斯麦二十多岁时就是一个辞世派，到了六十岁还是依然故我。很显然，他内心深处交织着痛恨与狂喜。他对路西亚说：“当我晚上睡不着觉的时候，我往往细细地回忆三十年前别人对不起我的种种事情。我越想越怒火中烧，半睡半醒之中，我梦见我自己在实施报复。例如我想起我们在柏拉曼学校所受的虐待，他们常用小刀子戳我们，把我们惊醒。”一个人在事过五十年后，当半睡半醒时会跳起来，叉他先生的喉咙的，这个人天然的仇视将会得到膨胀，成为强烈报复的渴望。一个分析家评价俾斯麦说：“他内心更倾向于怀恨与报复，这超过大多数的专制者，在小事上他是个很小气的人。”
　　此时，凡是与他意见不同的人他都要收拾了。在1870年，凡是得罪过他的人都被他告发了，他有印好的专门用以诬蔑的公式，它是一种恫吓手段，，很少有人敢反抗他！蒙森也在被告之列，他太懦弱，不承认在选举演讲中曾说过他所指控自己的话，俾斯麦于是得意洋洋地跟他的对头说：“也许是控告辞错了，但因为蒙森既然在这儿甘愿如此地卑弱，好像在这件事上说了谎，我们其实是赌赢了。”
　　《喧声》报的主笔，是俾斯麦的熟人，他与俾斯麦两个人私下里常常相互开些玩笑。当这个主笔在报上和他开了几句无伤大雅的玩笑后，他忽然告了他，把他关进了监狱。俾斯麦与一位俄罗斯大臣谈话时说过两句令人诧异的话：“诚然，有时我是被怒气击倒了，最糟的是怒气往往打倒我更好的裁判。”当拉斯克死在美国时，美国议院通过了一个形式上的议案要向德意志人表示同情，打算把这个议案电传给帝国宰相，神斯麦不愿把这几句恭维他已死去的对头的话传给帝国议会，而是送回了华盛顿。他满肚子都是疑心。有一次，俾斯麦正在宰相府的花园里散步，忽然从地窖里透出光来，他陡然停住脚步，问：“那里的光是怎么回事？那里有没有人住？你们快去看看地窖里是不是私铸武器人的巢穴？！”
　　凡是和他意见相左的人，俾斯麦认为只有两种原因：不是心怀恶意，就是要谋生事端，各国的中央政委、各国的大使、各部长，确是正在变成越来越危险的阴谋中心。在他晚年的日记里，最长一章的题目就是《阴谋》。“阿尼姆案”就是最有名的阴谋。
　　阿尼姆与神斯麦是总角之交，人们不能不对可怜的阿尼姆表示同情。这个伶俐的外交家是个好虚荣爱装腔作势、没有恒心而怯懦的人：在众人聚会的场合里他是上宾，因为他弹得一手好钢琴。自从娶了一个有钱的夫人以来，他就有了极大的奢望，他是一个善于矫揉造作的人，就如戏子一般，近乎于假装多有顾忌，喜欢引用马基雅弗利的话，熟识好几国语言。一天晚上他喝醉了酒，悄悄地对俾斯麦说：“无论什么人，只要名气和地位在我之上，我都把他当成我的私敌，并以对待私敌的办法对待他。但是，当他是我的上司时，我就很小心，决不会把这想法流露出来。”俾斯麦正是他的上司，还认为他是个很有才能的人月u 开始时把他派到罗马评议会，后来派他到巴黎当大使，现在他被封为伯爵，他升官的速度比任何人都快，他坚定不疑地相信自己会成为宰相，所以他就去巴结皇后奥古斯塔。皇后以为他是一个亲附天主教和法兰西的人，因为他特别会说话——而宠爱他——如果俾斯麦愿意的话，他也会是一个很会说话的人，只不过他绝不肯在奥古斯塔面前炫耀他的特长而已。俾斯麦要维护法兰西的共和制，不愿看到奥古斯塔恢复并巩固君主制。在宫廷里，各个派别的人都与俾斯麦意见不同（历来如此），所以宫廷的态度都对正统有利。因此，阿尼姆在巴黎设法反对梯也尔与其他共和党，写私人信件给威廉以劝说这位老皇帝。这位老实而无私的皇帝把信交给宰相，就同早些年他把戈尔茨的信交出来一样。
　　俾斯麦立刻设定了阿尼姆的命运。当他回到柏林时，俾斯麦不见他，当他离开柏林时，俾斯麦不给他回信。当时，皇帝却召见了阿尼姆几次，明确向他表示这是补偿宰相对他的忽略。阿尼姆很糊涂，以为自己可以和皇帝联手反对俾斯麦，他要求以辞职来表示对上司的不满，皇帝并未批准他的辞呈。根据阿尼姆的记载，皇帝说：“王爵并没有什么错，不过是心有怨气罢了，这也是他最显著的特点。对这样一个顶好的人，我不得不说，这是很可惜的。”阿尼姆以为皇帝对他说了这些话，他的地位就稳固了，他就可以走进狮子的洞府里，同俾斯麦摊牌了。关于此点，两个人都有记录。
　　据阿尼姆说，俾斯麦一开头“就用一种放纵惯了的、悠闲的、上司心里不高兴时的腔调”和他说话。接着，俾斯麦在回答阿尼姆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待他时，说了很多责怪的话。“这八个月来，你的所作所为打破了我的安宁，损害了我的健康2你与皇后合谋，你要谋求到我的地位才肯罢休。走着瞧吧，等你弄到手之后你会发现，这根本就不值！”
　　俾斯麦的城府是极深的，很少有人能像此刻这样清清楚楚地窥见他内心的所思所想。在这样情况下，他的贪权性使他说出了以下应当引人注意的话，这时候（他管不住他的舌头了）他对一个想夺他宰相职位而代之的人流露出这样的意思：他的宰相地位是毫无价值的。
　　阿尼姆原想跳起来把辞职书摔到他上司的脸上，这时却和颜悦色地说：“大人是不再信任我了吧？”
　　俾斯麦“用木本的眼神”看着他回答说：“我确实不信任你！”
　　阿尼姆伸出手说：“我向你告辞，你不愿和我握手么？”
　　“在我自己家里我不能不和你握手，要是在别的地方，无论是什么地方，我都要请你不要和我握手。”
　　这次会见之后，俾斯麦就觉得把“是他做抑或是我做”的二者择一的话说给皇帝听是比较容易的事情了。他写了两句威胁的话，说他不屑于同“一个品行靠不住的大使”争夺皇帝的信任。他接着说：“我怀疑（不只我一个人怀疑）他办公事时有时会被他的私利所左右，但我这个断言却不容易得到证实。既然我现在怀疑他，看见这位大员如此奉行训令，我就不能仍然负这个责任。”
　　他怀疑阿尼姆在办理法国战败赔款的交涉上有意拖延，以使他与希尔施男爵联合进行的投机事业获得巨利。俾斯麦与阿尼姆都是波美拉尼亚的贵族。两人都是帝国重臣，各人都用封过爵位的犹太人管理自己的财产，他们彼此相互贬低的话都有一种让人好笑的相同之处。他们彼此都拿因私害公的话攻击对方，阿尼姆的名字虽然并没有列出来，但他却是攻击俾斯麦的贵族之一。他们所说的话其实是相同的，只是比较有势力人的话更能有较明显的效果。
　　威廉皇帝最多也不过答应免去阿尼姆的职务，削夺他一半的俸禄，俾斯麦却不肯这样宽容，他更怕阿尼姆在柏林搞阴谋，比在巴黎更怕，所以他把他的对手轰了出去，轰到土耳其当大使。阿尼姆走错了一步棋，他本应该辞职，这样他就可以自由地加入他在上议院的那一个党，这个党这时候正同宰相斗法，而他却向他的上司屈服了。在最后的几个月里，你斯麦用最具侮辱性的公文惩戒他：“我请你多考虑些我的训条，少考虑你的意向……少跟着你自己的政治见解走，比你办的公事要少才行，正像你的报告上所说的那样。”这时阿尼姆印了几件匿名的公文，意在证实他自己的先见之明，从而反衬俾斯麦的目光短浅。实际上他自己是很缺乏远见的，他竟然想不到他的这一行为一定会有败露的那一天。神斯麦牢牢地把对手掌握在自己手中，就连皇后也无法再保护阿尼姆了，宰相可以说他玩忽职守，撤他的职。从前不过是两个劲敌相斗，其中较弱的一个因为自己糊涂而使那个比较强大的变得更容易取得胜利了。
　　俾斯麦在随后的事情上显出了他的残酷，残酷得离谱。“阿尼姆案”使国内半数的人民都起来反对打了胜仗的俾斯麦。与俾斯麦同一时代的人，后世的人，都不会饶恕俾斯麦，因为他在打倒了他的对手之后，还要毁掉他。阿尼姆的继任者从巴黎报告说，有几件公文找不到了，而阿尼姆说那是私人信件，不肯交出来。他的远大前程就此断送掉了。他曾希望做宰相的，而现在他不过是个拿恩俸的官员。他自恃有几个身居高位的人保护他，自恃他的门第，向他最有势力的劲敌挑战，于是，他的劲敌用合法的权力拘捕了他，他被控告私藏公文，审讯之后被判了九个月监禁，他逃到了瑞士。俾斯麦本打算公开审判他，是想一次性地在法庭上把这件事弄清楚，免得留下“侵犯隐私”的根子。把这件事审个水落石出对皇帝比对俾斯麦更为有利，私下里他却劝阿尼姆求饶。
　　现在阿尼姆糊涂了，当他被贬在外时他公开了几本毫无道理的小册子，这些小册子不该公布。于是他被重新审讯，这次控告他大逆不道，侮辱皇帝，诬蔑俾斯麦。由于他不到庭，他被判了五年监禁，去做苦工。法庭宣布他有欺骗行为。过了四年，在他正设法要在帝国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他却死在了尼斯，死在了未能动身赴德意志之前。他死的时候还是一个声名狼藉，无家可归的人。
　　当开庭审理这件案子的时候，有一个人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出庭作证，而这个人的职业是应该避免当众露面的。霍尔施坦男爵是俾斯麦在圣彼得堡时认识的，受俾斯麦的雇佣去普鲁士驻巴黎大使馆当奸细，他的真正使命是监视阿尼姆，将阿尼姆言行秘密报告给俾斯麦。他也是阿尼姆的对头。宰相就是这样得到了许多可靠的情报，知道了阿尼姆想当宰相。俾斯麦让霍尔施坦在法庭上作证，这样当众暴露了他的职业秘密，对这个间谍来说是极为有害的。霍尔施坦自己说，这就是他恨透了俾斯麦的原因，这种仇恨此刻还不会爆发，而是等到今后某时喷涌而出，它对世界历史产生了重大影响。
　　六、战友罗恩
　　和俾斯麦接近的人只有一位是忠诚而能批评俾斯麦，与俾斯麦交谊深厚却又能保持自己独立判断力的人。这个人就是罗恩。他与俾斯麦的交情在1870年后的风风雨雨中也遇到了危险，只是因为罗恩的侠肝义胆才得以延续下来。罗恩以忠君爱国为天职，把自己的利益、自己的地位以及政党利益都看得不足轻重。他怀种种忧虑注视着国内的事情，动荡正在这儿酝酿。早在1872年他就曾写道：“1866年的胜仗，以及与此相连的许多梦想造成了一种虚假的印象，以为自此以后政党间的相互争斗就可以和解啦，这就是最先使我们跌倒的东西……1870年的英雄般的壮举并没有拯救这样的局势。这一年的胜仗所产生的迷醉情绪在实际上阻挡着我们，使我们没有能够恢复清醒，所以我们摇摇摆摆地向前走着，直至走到深渊。”
　　虽然他这样说，当几年间俾斯麦所有的老战友都掉头反对他时，只有罗恩立场坚定地与他携手共事。布兰肯堡虽然是他的侄辈，几十年来一直是他的政治密友，罗恩也决不肯在那份宣言上签字反对俾斯麦。罗恩的爱国热情超过那时的任何一位普鲁士人，加以他深信俾斯麦是个伟大人物，这种伟大要远远超过他自己，有了这两点就足以使他不怀丝毫对俾斯麦的忌妒。他比别的贵族机灵得多，聪明得多，比他们也和蔼得多。他对权力不感兴趣，甘心承认他不过是坐第二把交椅的，对此他并不感到难为情。他常说自己是一面盾牌，俾斯麦就是坐在这面盾上被抬起来的。
　　也许因为他敬重宰相，所以现实使他逐渐趋于同他的朋友分离。因为罗恩对俾斯麦的称赞太多，所以当产生阻力时他决心辞职。老皇帝手下的旧臣都走光了，只剩下这两个，一知道罗恩决心要辞职，他心里很难过，尽其所能使他不要辞职。俾斯麦居然做到了不只是留住他。俾斯麦用极其聪明的办法留住了他最后一位靠得住的朋友来襄助他，同时把自己担负的重责多少压在他身上一些。他把罗恩提升成普鲁士的内阁总理，以便于当与保守党展开激烈的竞争时，把责任分给罗恩一些。这刻不容缓就得办的一件事，是一接到罗恩的辞职书就马上办了。1872年元旦，俾斯麦匆匆回到柏林，处理各种事情。这天，在尚未离开之时，他写信给他的老朋友，说他自己也有病，不能像以前那样工作了。
　　“只要皇上还让我工作，我是很高兴在他手下当外交部长的……关于欧洲的外交政策，我不能把我二十年来的经验转交给别人，对于外国政府对我的信任，我也持这样的态度。但是，作为列强之中最强大的国家，它的外交是需要有专门人员来办理的，一个大帝国的外交部长同时还得对内政负责，这可是从来没有过的异常现象。我的地位使我得罪了许多人，却无法赢得新朋友。如果我在十年里毫不畏惧，勇往直前地走自己的路，我不但得不到一个新朋友，而且还要失去许多老朋友……说到内政，因为保守党抛弃了我，我就失去了我想要的政党的正式谋划和支持……我劳心劳力，精力消耗太多。皇上坐在鞍上，很难明白他是骑在一匹烈马的背上，直到这匹马倒在地上之后，他才会明白。懒人可以少受折磨。”所以他只愿当宰相与外交部长。
　　“现在我是灰心丧气了，不能再担负皇帝所想而我却不能担负的责任了。与我相冲突的诸多无形的势力太厉害了，况且自从去年春天以来，我乐于奋斗的精神头儿已经消失了。因为保守党骄傲且缺乏政治才能，和他们不能再联手做事了……我又不愿意做任何向他们挑战的事儿……基于这诸多考虑，我决定后天把我部分的辞职书递呈绪皇上……上帝如果赐我们以生命，我们将会很高兴地纪念这伟大的时代，那时我们两个老朋友联手做事……我是你的知心朋友，我们的友情地久天长。”
　　俾斯麦做出的这种有限让步其实是精于打政治算盘的结果，只不过用冠冕堂皇的话装出一片至诚的样子。不久，他告诉他的密友说他很快就会回来，只是在等候新的宣召。罗恩实在是俾斯麦控制之下的囚徒。这位新任的普鲁士内阁总理只肯任职九个月，因为在俾斯麦手下固然很难独立开展工作，与他同班并列简直就无法干任何事情。宰相虽然已分了自己的一部分权给罗恩，但如果他以总理的职责要做什么事，俾斯麦就会以议长的身份要求另一个人批准。俾斯麦是帝国，罗恩是普鲁士，所有的问题和矛盾只能由一人身兼两职来避免。帝国宪法的所有本质缺点，到现在全都暴露出来了，这种报复就全加在制定宪法的人身上。
　　此时是1873年2 月，正是贵族们的攻汗战打得最激烈的时候。他们查出了俾斯麦的心腹瓦格纳的腐败行为，试图证实俾斯麦事先知道这些事。瓦格纳曾经当过记者，现在是个参政。俾斯麦在罗恩和他人面前因为这件事大发脾气，两个朋友都真动气了。俾斯麦觉得罗恩没有尽力卫护他，因而不掩饰他的不快。到了晚上，他接到了一封信，很诧异。这封信说：“我毫不犹豫地承认你的种种优秀之处，我常常试图努力与殿下做最好的朋友，即使你今天说话的腔调使我们的友谊极其难以持续下去，我还是在极力避免友情的破裂。你的‘轰炸’（发脾气）显然是把我估计得太低了！……也许最好的办法是从此以后避免这类相会，我想这对我们两个人都会有好处，至少肯定对我有好处。我牢牢记着我们时常被束缚的深厚友情，以及十年来我们共同做过的事情，所以我请殿下相信，只要你通过常规让我办事，你都能充分地依靠我，相信我。但是，对于我办事的方式方法，你若加以责难或怒斥，你要知道，我也是会‘发脾气的’。你如果想冒这百分之百的险，你只管责难或怒斥好了。我肯定不用我的暮年衰力和我的微弱势力与你作对，我既不糊涂也没有自大到这个分上。这是肯定的！但是我却一定不会让你完全误会了性情，以致这样不体谅而又如此仇恨地待我，拿我当一个不服从命令或遭忽略的下属对待——不，我从来都不是这样的，将来也不会这样的。”他接着说，求俾斯麦全当这封信是一种试图“要殿下充分地明白我对于我们相互关系的见解，以及必须实行的条件，然后才能延续我们这样的关系。我愿意再给你一个证明（无论我们分离与否），以证实我是如何高兴仍然做你的老朋友。罗恩。”
　　因为友情受到了损害，人格受到了侮辱，一个没有什么才气的人写信给另一个较有天才的人，德意志语言里有比这封信说得更好的话么？收信人能够做的只是赶紧写信给罗恩，用和和气气的握手与满脸笑容作答么？俾斯麦写过许多怒气冲天的信给别人，却从未收到过这样的信，他只好走一条微妙的中间道路。他写道：“尊贵的罗恩，你写这样一封冷冰冰的信给我，使我十分难过，因为我认为今天我所承受的你的怒气要甚于我所发的怒气，不然就该很快忘掉了。说到今天的情形，我的印象是，你比我更先发怒，是你的怒气传染给了我。我不认为你能够完全设身处地地替我着想，作为一个老朋友你应当这样做，假如你被人当众用卑劣手段攻击了，我肯定会设身处地地为你着想，和你站在一起……我想当然地认为，当我的名誉与人格被人当众侮辱时，我的同事们一定会热心地向我表示同情的……大概你太忙，不能腾出时间与精力去体谅另一个人的情感。据我所知，并没有一张报纸、一个同僚。一个朋友曾自动设法帮助我回击这种不成体统的、我不该受到的侮辱……朋友和同事所不曾给我的帮助，我只好通过行政的途径来得到它……
　　“无论如何，我的性情并不是像你臆断的会样咄咄逼人，我的性格不过是一个同事在受到强加于他的严重的、不应该受的难堪时所理当表现出来的行为。当时，我有充分的理由期盼朋友的帮助，却遇到了优柔寡断的人袖手旁观……请你不要发急，请你回忆十年来我们联手做过的事，大概你还会记得更早时我们在一起的情形。你用不着长久地忍耐了，我将会用上帝赐我的最后一点精力为我的名誉而奋斗……奋斗过后，我不会再给你机会，就像今天的谈话与书信，使你以为我们多年的友情碰到了危险，等我卸任之后，我希望我们的友谊还一如既往。”
　　罗恩做了内阁总理之后，与俾斯麦住得很近，也许他从窗子里就能看见俾斯麦在花园里走来走去，他是在发出那封信后在那儿消气。罗恩读了这封信后，怎么会不微笑呢？当他读着这个无与匹敌的、自私自利的人宣称他时常愿意卫护一个朋友，宣称他无论如何就快要辞职了时，罗恩原谅了他对自己的多次责难。罗恩比俾斯麦要宽厚、和蔼得多，他虽然是陆军军官，但他却忘记了自己当众受到的羞辱。亲眼看到这件事的人肯定会马上告诉别人，宰相是怎样责骂内阁总理的。过后，罗恩拿起笔来写信时这样写：“亲爱的俾斯麦。”
　　罗恩给俾斯麦写信从来都不这样称呼，最多不过称他“尊敬的朋友”，往往连称呼都不写，因为罗恩下不了决心同俾斯麦对他称呼“亲爱的罗恩”相对应，他觉得这样称呼过于亲热。罗恩这次称他“亲爱的俾斯麦”既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意在弥补昨天在信上称他为“殿下”的不妥，以表明昨天他所抗拒的、被他称为“殿下”的人，今天，他还是爱他的。他带着几分亲热，也带着几分庄重，继续叙述昨天的情景：“昨天我确实写了一封‘冷冰冰的信’给你。你可知道，当我写那封信时，我是极其难过的。你不该不体会我是多么地看重你。你应该记得在过去的日子里，我日夜执戈以待地卫护着你，我抓紧一切机会而且无论什么地方什么时候，只要有人反对你，我无不奋勇向前保护你。所以你猜测说我不顾你的面子，不顾你的名声，不热心捍卫你，使我十分伤心…你昨天的信里带着浓重而无因由的恐吓。你既然如此放任自己反对我，当我表示我的诧异时，就刺激你又表示出你不相信我的热心，并进而发怒说你不相信我对你的同情与支持……”
　　“昨天是够可以的啦，往后还会有许多事情。你说我对你要有足够的忍耐……你是清楚我的，我自己学着劝解我自己，用《圣经》里的一句话：”你们彼此要相互忍让。‘可惜我不过是一个软弱的人，当我被人误会，当我相信我被人作践，而作践我的人又是我所最敬重最亲近的人时，我会无法承受…你也得体恤我，你千万不要希望我是一个不会说话的靶子，你没有理由把你的怒气倾泻到我的身上来。你说我对你表示忍耐的日子不多了，让我告诉你我真实的想法吧，我希望在我人土之后，你还在指引我们的国家，这对民众是有利的。“
　　一位贵族就是这样写信给他的朋友的。
　　可惜天气还是不晴朗。仍然有阻力。既然罗恩不惜任何牺牲也要保持他和俾斯麦的友谊，所以他就在秋天里辞职了。他写信给他的侄辈们说，他未尝不可以同俾斯麦联手反对自由的狂潮，不过这样一来他就要两线作战，他的力量不济。他用两句男人们克己的话写信给神斯麦，说：“请让我的热情唤起你的斗志（勇猛的英雄，奋勇向前吧！），我将不断地声援你，到死为止。我的死期大概不远了，但是，无论我是在台上演戏，还是在台下看戏，我将一刻不停地声援你。”
　　俾斯麦回信措词的大方不亚于罗恩。当他没有不可告人的目的时，当他不怀疑人时，他非常清楚怎样看透人心。他并没有看轻他自己造成的损失：“我办公事，是处在首当其冲的位置上，我的主人不给我任何退路。没有退路就没有退路吧。我们必须高举皇帝的大旗向前进，干好也罢，干不好也罢，我都将扛着我的封建制主人的大旗向前进。我要力拒我的结党私营的老表们，更甚于我坚拒教皇、土耳其人和法兰西人。倘若我干到不能动了，那我就已经为一个目的而尽了我的力了。不管任何一个会计处都会盖章打印来证明。你的辞职将使我更加孤寂，因为在全部阁臣里，只有你是满怀情感的人…在黄色的会议厅里，没有人能够填补因你离去而留下的空白，当我看到你的座位时，我会想，‘我曾经有过一位志同道合的朋友。”’这两个男子汉的二重唱，记载着旧普鲁士的逝去。十一年前，这两个人一起冲向前去，共同斩杀民主主义的巨龙，好像只有这一次这两个武士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们用长矛屡屡刺向这尊时代之神，后来，这尊神大叫一声倒了下去。但到了现在，这条龙复活了。从前他只不过有一颗脑袋，现在却有了三颗，在深坑里大叫大嚷。现在只剩一位斗士了，没有人帮助他，他能够独自为这个世界除掉这个妖怪么？
　　无论对什么人，俾斯麦是很难推心置腹的。罗恩走后，他更不对人说实话了。目的与利益又限制着他所有的行动。六个月后，俾斯麦（他曾竭拦阻罗恩告退）正在述说全部的错误都是由于罗恩的虚荣心造成的，罗恩执意要按他自己的想法去行事，甘豪增却比较随和，到后来罗恩成了一个懒人。罗恩却从不说这样的话，他还有六年安静的生活等着他享受，这六年里，他远离了供养着他的朋友的影子。俾斯麦又一次威胁说要告退，罗恩对他的侄辈说：“当普罗米修斯从天上把火种带到人间后，他要忍受锁链和鹰的惩罚……他的手拿不到他想要的东西！不管什么人，只要他摘了生命树上的果实，都不可能会逃避惩罚。如果他现在不惜任何牺牲要告老归田，那么他将自己毁掉他头上的桂冠。”
　　当罗恩知道自己将要死去时，他赶往柏林，住在皇宫门口对面的一家旅馆里，以便每天早上看升旗。宫里派人探视他，给他送去东西。最后，在他死的前一天，八十二岁的老皇帝来探望七十二岁的总司令。这两位诚实的老头子坐在那儿，从他们的本心来说，他们是成年人，从他们的虔敬心来说，他们是孩子。他们谈到了从前的战争。当威廉告别的时候，他两眼望着天，说：“你给我的老袍泽说，我向他们问好。到了那边，你会遇到几个的！”
　　罗恩就这样死了。七、奥古斯塔皇后
　　“倘若我们对一条牛说‘哈’，它就向左转；如果我们说‘呼’，他就向右转。但是，一个老年人既不懂得‘哈’也不懂得‘呼’！”俾斯麦对最后十年的威廉说的就是这样叹息的话，表明他私人的见解。自俾斯麦六十岁、威廉八十岁以后，他们二人的情谊越来越淡了。一个有着不同寻常睿智的大臣，被他自己在欧洲创立的功业抬高了，被他君主的上百次的让步所纵容惯了，办理起公事来是个彻头彻尾的专制者——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经常是有忍耐性和克己尽礼的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忍受要求形式上的必要呢？一个不甚聪明的人，一个诚实的老头子，被王位抬高了，被习惯于发号施令所纵容坏了——这样的一个人，怎么能够长久地忍耐别人和对别人致敬尽礼呢？这样的一个人，怎么会认可掉斯麦，让他扮演一个专制者的角色呢？
　　在奏折函件中，俾斯麦确实使用了许多致敬的形式，他绝不会疏漏掉宫廷仪节所需的恭维活。对于在历史舞台上的人物，也是如此。当召开御前会议时，他很尽心地表现（就像亲眼看见的人物所说的一样）一种合乎礼仪的“敬上，与宫廷的言语相符”。当皇帝很殷勤和气地回答他时，威廉流露出的感情是十分真挚的，就像俾斯麦在晋封王爵时感激涕零的眼泪也是真的一样。威廉从来不流露出他的忌才妒能。他尽力表彰伸期麦，他的公文里到处都是感谢之语：“我对你的感激之情，会比我的生命更长，我是永远感激你的君主与朋友。”当一个平民与一位公主结婚之前，需要封他一个第五级的爵位，皇帝先问一问俾斯麦是否同意，因为这个人有一次不肯向俾斯麦举杯祝寿。威廉说：“如果你反对我这样做，我绝不因为要使两个相爱的人快乐而答应这样的要求！”在俾斯麦这一方面，他有着说不出来的天才傲气，但他却不断对人极力恭维、颂扬皇帝的勤政与预政才能。——无论在他之前还是在他身后的人，都无法和他相比，威廉日夜不停地这样说。
　　俾斯麦对十几位阁臣、议员和与政治毫不相关的偶然来访的客人，甚至对素昧平生的人们都极坦白地交谈，流露出他有意地要人转述他所说的话——有时他以为于自己有利，但他却不肯承认自己所说的话。
　　“现在带给皇上极大荣耀的这些事情，都是我费了很大周折逼他做的……我和他商议事情，日见其为难了。他年纪越大，体质越弱，他失却了判断力，叫人难以忍受。‘他对赫因罗厄说：”他不再能够记得他所批准过的是什么事情。有时会大发脾气，因为他听见这件事或那件事正在办，他会以为从前根本没有禀报过他！“他对符腾堡大臣米纳特说：”我的君主在1866年有意退位，但是，是我把他扛在肩上，把他推上了皇帝宝座。现在他以为什么事情他都精通，比他的宰相强得多，无论什么事他都要亲自过问。“他咬着烟管，很简短地对花园监督蒲斯说：”是一个好军官呢，对妻子，态度很和蔼。“有一个外国人说，皇帝做亲王时曾在议院里进行过好几次演说，都很不错的呀。俾斯麦说：”都是别人写好之后给他的，他并不善于辞令，但是当他对他的元帅们演说时，有时却能说得很好。他是异常的诚实可靠。但是，他只有这两样好处，我认为是不够的，我觉得他最大的优点是他愿意宽容我，保护我，这是我敢肯定的。“
　　俾斯麦虽然这样恭维他的君主，但当他知道他的君主也靠不住时，自然是很不高兴的。无论君主说任何不满他的话。他总能知道的。“他一知道之后，常以辞职来恐吓君主，因为他决心要君主听他的话。”赫因罗厄这样评说俾斯麦。俾斯麦很得意地说，有一次他的辞职书被老威廉团成了一只球，君主极其恼火，在上面批一句话：“决不准辞。”事过之后，当这两个人再次见面时，君主很动容地对俾斯麦说：“难道你想使我在暮年之时落下一个坏名声么，你想抛弃我，你就是不忠！”一次，俾斯麦以请求退职相威胁，但却把这件事弄成悬案，因为他请假而去，要求等他休假回来再定夺，也就是要君主对这件事缄默不语地等上五个月。老头子生气地说：“你的信让我产生了很不舒服的印象，请恕我不讲给你听了，我却要问你一件事：你自己既然写信要我保守你信的秘密，那么我也求你对送你的信的人说，也让他发誓严守秘密……我是你大受惊扰的威廉。”
　　还是这位君主，却每个星期必读《警钟报》！俾斯麦在他的传记中虽然大事粉饰他与威廉相处的种种为难之事，他却常常发牢骚，因为皇帝读这张报——特意为诬蔑攻击俾斯麦而办的。当有三个人奉命成为国家大员时俾斯麦向君主表示抗议，抗议他当众向他的仇敌表示好感。对三人中的一人俾斯麦这样写道：“这个人反对我好几年，惟有这件事使众人注意了他。他既没有才能，又没有办过什么事。在外交部，他很讨人厌，因为他没有真才实干。碰到紧要关头，他差不多是个疯子，自十五年前起到现在，他没做过什么事，除了说话与写东西反对我。他自高自大，自叹他是被人误解的，说话总带着怒气。”
　　俾斯麦很清楚地知道该怎样报复他的君主加给他的屈辱，但又不失作为人臣的礼节。在1874年，君主不满意谕旨里的一句话，嫌说得太重。俾斯麦从瓦森写信说，如果作一点点修改，他就不回柏林开会，他请赫因罗厄转告君主，俾斯麦自认为是个大作家，不肯接受任何修改的建议。赫因罗厄把话送到了柏林。老头子很着急，说：“别人从这一段话里可以推出这样的结论：我们又要同法兰西打仗了！……我不想听见这样的话……我太老了，我担心不修改这句话，俾斯麦会逐渐地拖累我再去打仗！”赫因罗厄很礼貌地否认人们会推断出这个结果，威廉持持胡须说：“关于这件事，我不能同意俾斯麦的意见。请你把我的意思告诉王爵。”君主与臣仆就是这样请一个中间人来传话，以免两人当面冲突起来。最后，当然是老头子让步，没有改动俾斯麦的底稿。
　　太子说：“我们简直不得不依从他。假如俾斯麦对我父亲提议要同加里波第或玛志尼联盟，刚开始时我父亲会在屋子里很绝望地跑来跑去，喊道，‘俾斯麦，你究竟想要干什么？’接着他会站在屋子中间，说，‘虽然这样说，如果你认为为了国家利益着想非这样做不可，我就不再反对了。”’我们不难明白一个在柏林身居高位的人何以会在一封私人信件里很诙谐地说俾斯麦是卡刺卡拉。我们也会明白1873年元旦，这两个人辩论之后，老头子受了俾斯麦的怂恿，写了一封很能感动人的信给他。俾斯麦站了出来，马上告诉一个自由党（目的在于传播这件新闻）说君主把这封亲笔信的草稿给他看了，他并没有改动，不过是把一两个字的拼音改正了。俾斯麦很狡黠地说：“可惜我改正了拼音，因为经我改正之后，好像是有些靠不住了。”
　　对于这件事，无论什么人都不肯说实话。温鲁有一次却说了实话：“君主不单是留用了一个可憎的大臣，其可憎程度超过以注任何一位被普鲁士君主任用的大臣，而且君主无条件地相信这位大臣的话。将来的历史对这件事的记载肯定是有利于皇帝的。”俾斯麦听了这几句话，并不生气，他的回答已经成了经典：“你说得对极了。君主们在对待与他们切身利益相关的事时，总是有着特别敏锐的感觉。”
　　无论在什么地方，俾斯麦都会毫不迟疑地把老皇帝的短处说出来。路西亚曾记着1875年俾斯麦在一个人员混杂的聚会上所说的话：“有时候我们接到皇帝亲笔写的公文要忙上几个星期才能答复。皇帝不吸烟，不读报，只读公文！倘若他肯独自一个人玩纸牌，那会更好一点……如果我说了一句比较尖锐的话，他就变得脸无血色，说，‘我知道我在受老迈无能之苦，但是我活到这样的年纪并不是我的过错呀！”这样的话自然会使我听了很难过。“俾斯麦告诉他的医生，在宫廷里必须说无关痛痒的官话。”我既不能用直白的话说’陛下正在说糊涂话‘，也不能说’陛下不懂政治，就如同一个第三级的孩子一样‘。必须用好听的话把真实情况掩饰起来。人们无法体会同一个年老的大人物相处十八年的不易。如果我没有辞职的威胁，就如同身上带着手枪一样，我是绝对无法同他相处的。“
　　当他的密友路西亚恭维威廉的时候，俾斯麦很粗鲁地说：“凡是做君主的都有相同的秘诀，即如何利用他们的最有才干、最可靠的顾问。我们的君主必定是获得了腓特烈大帝的秘诀。他是很冷漠的，其心肠坚硬如铁石，他并没有感激我的意思，他挽留我替他办事，是因为他认为我对他还有用处。”
　　俾斯麦与奥古斯塔的冲突在1870年间达到了最激烈的程度。皇后和她的顾问施莱尼茨，内务府司库官，养着一帮人专门写东西反对俾斯麦，想出阴谋陷害俾斯麦。不管是贵族抑或是信天主教的，一到俾斯麦和自由党合作之时，奥古斯塔就变成了一个反对自由党的人。当战争结束时，她参加了人柏林凯旋的仪式，人们根本不知道（直到现在也还不很清楚）她为什么要忙忙碌碌地拖延凯旋大典。那时皇后在矿泉别墅休养，无论什么事全被她耽搁了六个星期。晚六个星期遣散军队，使国家蒙受了好几百万元的损失。人们怀疑这是不是自大到发狂了？
　　她的态度影响到了国内的议员们与阁臣们，影响到了国外在位的王公们，这对帝国的内政和外交都极有害，拖累了俾斯麦，使他极其为难。俾斯麦同时对两位密友说：“她亲笔写信给外国的元首们，据说是受她丈夫的怂恿；她反对我的政策，与法兰西大使往来甚密，反对我而听温德赫斯特的话。她的阴谋几乎近于大逆不道……她叫人写信给她，她随后把这封信给皇帝看——在吃早饭时给他看——饭后我就会接到皇帝不高兴的信。如果往后还是这样，我就只好辞职了，这样我就可以坦白地说我想说的话了。”
　　她扶助法兰西大使，大使是个贵族，他希望得到阿尔萨斯和洛林两省，她就帮他的忙。她让一个人读法文给她听，她就用这个诡橘的光棍作奸细；她专门优待一些奇怪的外国人和天主教教士。施莱尼茨是“一种对抗的大臣”，他把阿尼姆、温德赫斯特与心吓不满的贵族们反对俾斯麦的计划都告诉给她，结果，众多的反对俾斯麦的政党都受到了鼓励，希望将来推翻这个永远在位的宰相。俾斯麦查出来散发《警钟报》的行动就是在内务府司库官的办事处布置的，“中间人是一个领袖的下属，他专门替施莱尼茨的太太拿鹅翎笔，替她收拾写字桌。皇后不断地使我觉得她不喜欢我，她的走狗们是宫里的大官，对我很无礼，因此我不得不写信向皇上倾诉。”
　　有一天早上，俾斯麦跑去见皇帝，求他给中央党一种特别的优待。他看见皇后在皇帝病榻边呆着，“看她的装束，我知道她是听见说我来了她才下楼的。当我说我要对皇上一个人说话时，她就走开，只不过走到门外，却并不关门。她似乎有许多事，接连不断地走进走出，使我知道她什么话全听见了。”昨天晚上宫里有舞会，俾斯麦求她不要用激烈的话劝皇帝，免得伤了他的精神。“在宫廷里向来是不许这样的，我的举动出乎她的意料，却产生了一种引人注意的效果。在她最后的十年间，我从未见过奥古斯都皇后像这一次那么美丽。她挺直身子，两眼冒火，从前与今后我都没有见过她这样发火。她把谈话硬生生地打断，毫无礼貌地转身走开了。后来一个出入宫廷的人对我说，皇后说，‘我们有礼貌的议长今天极其无礼’！”
　　俾斯麦用寥寥几笔把早上和晚上两次的情形写得非常传神，皇后显示出了她的特色。那天早上，她满怀妒忌地向俾斯麦挑战，这行为是很失庄严的，她是要干预政事，不惜躲在门后偷听。到了晚上，她摆出皇后的架势，产生了返老还童的效果，恢复了她数十年所享有的美名。我们还能责怪俾斯麦最盼望她死去么？他半是怒气半是幽默地说：“两种制度必须废除一个，不是废除婚姻制度，就是废除君主制度，二者并存是不可能的！不过，我们既然离不开君主制度，我们只好废除婚姻制度了。”俾斯麦比较严厉地对路西亚说：“前一天晚上把这件事或那件事都商量好了，可到了第二天早上吃早饭时，就又什么事都推翻了……假如皇帝是个鳏夫……”
　　在俾斯麦权力最大时，他的君主主义消失了，他几乎完全丢弃了君主主义所依赖的信仰。深知内幕的人们，布赫尔与布施告诉人们说，俾斯麦起草了一篇政论的草稿，说到他以辞职相要挟，他很费事地要在英国刊登这篇文章，以便德国报纸再转载。他想用这个办法迫使君主随他所欲。在这篇政论里，提到了这位宰相的维护君主制度与忠于君主的话，布施告诉我们说“两个先知相对咧嘴大笑。”他带着点儿看不起自己的意思对米纳特说：“凡是一个有阅历的人，只要他知道君主们有时是怎样使他们的大臣们为难，就足以使他倾向于成为一个共和党……君主们在自己的位子上谈到大臣们，都认为他们不过是管理他们田地的总管而已。”他挖苦一位阁臣，说这个人说起荷马的英雄们，仍然使用在宫廷里生活时所用的奴隶的话。他在1880年私下里总结这件事情道：“我不是一个专制者。一个人当过几年阁臣，怎么就能专制呢？当阁臣的不但要侍奉君主，还要侍奉他的老婆，或许还要侍奉他的几个情妇。再说，旧贵族又骄纵到无以复加的地步，他们以他们的家世傲视别人。”
　　他坦率地对阁臣施勒策说：“我的任期已满之时，满肚子都是忠君爱君，但我却觉得这种情感日见减轻。我为此很难过！”接着，他说了一句心怀痛恨的俏皮话：“我曾看见三位君主脱得一丝不挂。都并不怎么好看！”
　　八、独裁
　　这位独裁者，现在脚步很重的、很霸道地在帝国走过，国人称他铁宰相。他们是不知不觉在说着笑话——因为这位独裁者处理内政极其强硬，国人却不愿意他这样强硬；他处理外交相当灵活，德国人不再要什么东西。不过，无论怎么说，当国执政发号施令的就是这样一个人。他不相信别人，不相信别人有睿智和忠诚，但却有万种理由自信拥有的机警，不管哪个人，只要有才能，他就疑心可能是自己的劲敌。种种迹象表明，他越来越变为一个独裁者，把全部的权力都抓在自己手上。但这样的自以为是（他的天性不好笔墨与纸张），他恨人而爱树。对参政者与他们的各种行为深恶痛绝。这些都促使他想休息，想过乡下的生活或者长期度假。他一休假就是五个月，临离开时他把公事交他人办理。但如果承办者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却会惹来祸端的。对这种情形最清楚的，莫过于罗恩，罗恩在未做内阁总理之前曾写道：“那位归隐于瓦森的人，事无巨细都要亲自过问，却发出极严厉的禁令，不管什么情况下都不许惊动他……除非他踌橱满志，以便以一个上议院与必要的阁僚共事于帝国，不然的话，将来的历史会把他做为一个反面的人物…你不能永远依靠动手才得温饱，无论你的手多么灵巧，多么有力，你的口齿多么能言善辩……他只有很少几个朋友。他特别愿听他仇敌们的话，这些仇敌中最坏的就是其中的几个崇拜者……只因为我自己如此看重他，所以我希望多方改变他。”不久所有的人都看出来拉斯克发牢骚，说俾斯麦不再能够迁就任何一位部长。他只与司长们联系。我们又读道“德国人愿意被俾斯麦管理，以至于他回到瓦森称病时还是要他管理国家，哪怕是任何较少的管理都不愿意是俾斯麦以外的任何人。”
　　第一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各部部长与王公们身上；第二层，他的专制施加于帝国议会的更为厉害；其三便是施加于官吏们的专制，而且达到极点。即使是诸邦在位的公爵们，如果不按约定的时间到，他就不会见。甚至于国王们在他那儿也会碰钉子。如果他约一位王公晚上九点来见，八点三刻俾斯麦还在处理事情，便会打发人去拿来他的制服。到了九点一刻，他换好办事的衣服，口授台德曼写字道：“在位的君主们，不必想让我多等他们一刻钟。”这时候有人来报大公到了，两扇门大开。台德曼的记载说，俾斯麦原是一面走来走去，一面嘴里说着。一听见大公来到，便赶快坐在书桌旁，装作埋头于公文的样子。随后他就表示深深的歉意：“我很不盼望殿下今晚来探我啦，因为已经是九点二十分了。”他这样的行为意在使王公们不要太离谱；但是他还有别的意图，他要叫参政议会晓得他做了什么。他知道外交部是说长论短最热闹的地方。有一次萨克森王出其不意地走来，看门的是一个老牌的普鲁士人，问道：“你有约在先吗？如果没有，我可不能让你进去。”萨克森王只好走了。后来俾斯麦赔不是就完了。
　　俾斯麦有时候一连好几个星期不见阁员和大使，这是处于他不喜欢他们或想躲避答应要求的情况下。路西亚与台德曼都告诉过我们，当俾斯麦不愿意的时候，必须用妙法才能够使他收回一项通告或决定。我们简直有跟读关于俄罗斯专制君主的宫内情况记载一样的感觉。有头等睿智的人物，自然不愿任人摆布，使内阁徒有虚名。越来越没人愿意在内阁供职。他诱人人阁，过不久又将其踢出阁外，有一个会说俏皮话的伯爵，把俾斯麦比作唐玻，说他起初引诱美貌女子，等玩腻了就抛弃她们啦。俾斯麦看重一位阁员，至多不过两年；很少多于两年的，这并不是不自然的事，他这样描述自己的心境：“倘若我要吃一勺汤，我必须先问过八个傻子！”但如果他的同僚们投入到对手的怀抱，他却大发牢骚，说他们忘恩负义，自称是赏识他们提拔他们的。
　　只要有人来访他，除非客人只是毕恭毕敬地听他说话，否则只要客人一插话，总是惹起他的反感。“凡是有人要同我说话，必须在二十分钟内说完。有多数的大使们坐得太久，他们意图从我这里套消息，以便向国内汇报。”即使是最高的官员，即使是密友，如果没被邀请或预约，千万别去见他，哪怕他住在乡下。他在瓦森的时候，就是威廉皇帝也不例外，打发去的人他照例会不欢迎的。驻巴黎大使赫因罗厄王爵觐见皇帝，皇帝说赫因罗厄不如去瓦森跑一次——这句话就跟上谕一样。但赫因罗厄却答道，先要俾斯麦请他去，不然的话他不能去。皇帝与王爵面面相觑许久，随后这位大肚能容的君主只好收回成命。但俾斯麦如有话说，他却会毫不客气地打发这位赫因罗厄从瓦森去见君主。
　　他要表现他的专制有许多方法，其一便是把他的健康作玩具。当他除了告病之外别无他法可想的时候，他还就真病了。真病假病他总是说自己气色不佳想要告退了。《喧声》报套用海涅的语调，这样评论这件事：“我从千辛万苦中才凑够这一点儿纳税的款子！”
　　他这样的屡次辞职，不仅仅是根据身体欠佳；还抱怨勤劳于国事，甚至有几次对皇帝也有些微辞。有一天，赫因罗厄在瓦森看见俾斯麦的气色很好，非常高兴。而当天俾斯麦却请赫因罗厄告诉皇帝，说自己仍然重病，神经还是很不宁！“因为皇帝很不体恤我，麻烦我。”
　　俾斯麦不体恤帝国议会，却要求帝国议会体恤他。在1879年间，有一天俾斯麦正在攻击拉斯克个人的时候，主席轻轻摇铃。俾斯麦停住他的激烈演说，说道：“为什么摇铃？会议厅里是很安静的！”后来他对路西亚说道：“我在这里是帝国最高长官，不须受主席纪律的约束，他无权摇铃打岔或警告我。他著作这样的事。我们紧接着的下一步是解散议会啦。”他就是这样做众矢之的，他越来越看不起他的对手们，但却想同他们作战。当利克特在细节上攻击政府的时候，俾斯麦好象是拔刀相向地说道：“诸位攻击我们的立法、我们作为政府的政策，你们这样的攻击目的究竟在谁呀？……除了我能是谁？我不能让你们指桑骂槐的装作攻击政府而侮辱我，我不能不反攻！”
　　还是在这一次会议上，他改变了面目，从名誉过渡到竞技，因为他对利希特说道：“既使我不过是一个克技的人，我也不能不保护我自己，以抵御这样的攻击呀！”有一天，他被一种介于自大与谦逊的心境所困扰。拉斯克说世上没有什么事都能做的人。俾斯麦以为这句话意在挑战他的能力，便答道：“据我看来，你的阿尔瓦所能做的，查理也能做，不过如此而已，”他就是这样误5 ！席勒所说的“查理不能多做”（显然与他不利的）。他很少说到自己的历史。但是，有一次他在帝国议会宣称道：“我曾经是整个欧洲的敌手，在我所对付的人中你们不算是第一个！”这时候，即使是最厉害的敌手，也几乎不能不发抖，他们晓得他说的是实话。
　　到了这个时候，他越觉得他自己是一个玩权术的行家。在帝国议会里，他教训理想家说：“政治不是一种科学，不是教授们易于想像的那样，政治是一种技术，政治不是科学，如同雕像与绘画不是科学一样。一个人可以是一个有能力的批评家而却不是一个美术家。即以莱辛而论，他绝对是个地道的批评家，却不能胜任于雕刻一座雷奥科温。”在这样冲突之后，当他满肚子不高兴坐下吃饭的时候，在吃过三四样菜之后，他又诙谐起来。
　　他的专制脾气变成任性，尤其与他的保固禄位相关。就这件事而论，俾斯麦实在象一只狮子，有的阁僚好像一只被他捉住放掉的野兽，最后又被捉回来。1880年4 月间他大发狂怒，因为在联邦议院里普鲁士第一次投票失败。在十点钟时候，他把台德曼喊来，吩咐台德曼立即在《北德意志报》发表他将辞职的声明。虽然有人劝他不要辞职，不要把辞职书送去草拟稿件。当撰稿的时候，他到花园散步，每走一圈，都抬头望窗子，说出更严厉的词句，让台德曼把责任归咎于几位联邦的王公与他们的代表。当报纸快要发印之前，台德曼劝他等到天亮再说。“不能！”俾斯麦拒劝道。当下那篇辞职书写满了四大页，有四个抄写人誊正，因为只有这样才能够于四点半钟送去给皇帝。深夜十二点半的时候，就打发送信人骑马送到宫里；再过一刻，俾斯麦坐下来吃饭。他几乎还未开始吃的时候，他又打发人说，不要去送辞职书了。台德曼赶快跑上楼说，辞职书已经送出去有半点钟了。他自然希望能从副官手里取回来，但是辞职的新闻已经送到报馆，皇帝会看见的。“好嘛，随他去吧，他屡次令我讨厌，现在轮到他啦！”
　　俾斯麦当他自己和宰相地位动摇时，就是这样演诙谐的闹剧。即使是对付一件次要的外交，他也不肯为怪脾气所影响，宁可跟着理性走，假使他的一位属员对于这样的事任性行事，他是会发狂怒的。但是关乎到他自己的地位他却能扮演傻子，因为无人能够替代他。路西亚与台德曼是两个议员，一个被保荐当阁员，一个当帝国宰相府的办事长，只有这两个人有战略有精力，能够接连好几年在俾斯麦手下办事，后来施勒策当财政部长也能够这样。
　　布施与布赫尔是两个很有意味的人，他们俩年纪都比俾斯麦小，都当过革命党，随后成为有名的记者，都做了官。布施较为聪明，比较无忌惮，柔滑而浅，他所游历过的地方甚广，后来变作《边疆报》的主笔，颇引俾斯麦注意。在普法战争之前，俾斯麦很喜欢他，战后他却失宠了，被俾斯麦赶走了。随后他又用阴谋，几乎等于勒诈，又把自己变作一个非他不可的人物。俾斯麦又用他又怕他，甚至于怕到了比他怕俾斯麦更厉害的程度。他是一个无人可比的采访好手，无论什么事情发生，都瞒不了他的耳目与他的注意。他的日记提供给读者许多无价的宝贵材料，使人了解俾斯麦。烟斯麦自己也得承认其中他所不欢迎的真实。
　　布施是一个强健、快乐、狡猾的人，布赫尔与他相比，却是一个令人捉摸不透的人。他初时是一个律师，是议院里四十九个急进党之一，被判监禁逃往伦敦。他在那里住了十年，过的是孤寂穷苦的日子，是马克思逃亡时的邻居，大赦之后，他回到德意志，拉萨尔介绍他见神斯麦，这时候他快五十岁了，仍然无可靠的谋生之道，厌倦了当革命党的漂泊不定。这是很好的机会，俾斯麦很容易地被见到了，他的文笔被俾斯麦赏识。布赫尔在伦敦认得李卜克内西，这时候他正在开始他一生中最辛苦的时代。外交部向他敞开了大门，并奠定了他升迁的基础。倘若他奉命而行，不发表他自己的见解，他可以希望有体面的升耀。
　　他是一个毫不动人，身体赢弱的人。当他能够暂时摆脱公务的时候，他喜欢撇开人们与报纸，在树林里闲游，同时带着一个绿色标本箱放草或苔的标本，他认得所有的鸟，他又是一个老鳏夫，养着他的姊妹，自己吃得很少，不喝烈性酒。他一回去同俾斯麦办事，就不分昼夜了。倘若他去看戏，他先要把他的座位的号数告诉他的东家，以便有事就可以喊他回来。他是一个很精明的思想家，写的东西是很有条理的。他写过不可胜数的英语论文、法文短简和德意志律的草本。他虽然不喜欢俾斯麦，却把灵魂卖给了他。他的东家吩咐他做什么，他就做什么。因为他停止表示自己的任何见解，这样就能够暗示给俾斯麦改良，且能够从俾斯麦的脸色就晓得他的批评是否有效。他是俾斯麦的无价之宝，俾斯麦称他是“真珠子”。俾斯麦向来未这样称赞过别人，他又称赞他道：“他是我的忠心朋友，是屡次批评我的人。”他却不这样称赞阿比肯。有一次他说这个可贵而忠心于他的阿比肯是他的苦力。
　　俾斯麦要求所有议员说话时要简练，文章要精悍通俗。这些人当中如台德曼与布赫尔都能够说话写文达到神斯麦简短的要求，又常能够在当天晚上与第二天早上之间把各自的公务办完，是向来不会看到俾斯麦不耐烦的。说话不要带情绪，写东西不要用过火的字眼。关于说话与写东西，俾斯麦曾发明几条极有价值的规则：“字句越浅白，印象越有力。”又道：“无论一个地方多么繁复，只要用几句话就控出心脏。”凡是在他手下办事的人，必须要在十分钟以内把一篇一百多节的法律草稿作一个报告。要具备这样人门的工夫，自然要多磨炼。“当他要晓得一个经济问题时，五大篇长的简报他都嫌太长。
　　他很有忍耐性。初听虽不高兴，后来却利用这样的反对。他并不是铁一般无热情的人。我们有必要晓得这个凭冲动用事的人的真正性情。当他的神经受了扰动时，他捻自己的眉毛与别人捻胡子正好相反，台德曼遇到这样的日子时，常在公文卷宗里头放好一件关于简单公务的公文。“倘若我一进屋就看见他在窗口向外望，满脸厌世神色，且我看见他要捻他的眉毛时，我就给他一件关于无足轻重的话柄和极短报告。”他顶多就说：“你以为最好怎么办，就可以照着办。还有别的么？”于是台德曼走出去。第二天早上，当这位上司正在床边时，他肯很有耐心地听报告，一连好几点钟都可以。
　　因为俾斯麦习惯于迟起床，他的公事要等到中午才开始办。他从十二点到六点，又从九点至半夜，他很辛苦地办公事。他喜欢在晚上办事。他很想议院开会开到晚上很迟的时候，如同英国一样。一个人晚上办事很有效率，说话也说得好些，较为通融些。在早上的时候，人们一般是不揭别人的短处的。
　　当他心平气和的时候，他同许多有神经病的人一样，要他的属员格外的努力。一篇大稿子必须在一个小时之内完成。在这一个钟头里，文书们也许被他惊动十次。“在署里的文书们要小跑着工作。无论什么都要加倍地快节奏，即便神经很坚强的人，也易于坍塌下来。”台德曼却说道：“他向来从未对我激烈过……我记不起他对我说话是不是用上等人与上等人说话的腔调。他对我们是很客气的，为其他大臣们做出了表率。但是我们却要小心，千万别使他不耐烦，千万别刺激他的神经，属员们是很怕这位上司的。他们晓得，即使是犯了最小的疏忽，都会挨骂的，他们在这样狂怒的大岁面前发抖。”
　　他住着一间宽敞又无几件家具的房子，里面有一盏高高的银灯照着。他半个身子靠着椅桌听人报告，很快就断定该怎么办理。台德曼说，他在六年里头不记得俾斯麦有什么事不是当机立断地处理。当他口里说叫人写的时候。他向来都是在屋里走来走去。他的话如同洪水冲泄出来。他往往口里说着两三句几乎相同的话，后来才择定要用哪一句。他不能容忍任何的打岔（一打岔就失去了线索），就很难晓得他的意思。
　　1877年底，他口头说要我写一个报告给皇帝，其实是写立宪以来所有我们的政党关系发展的情形。他口不停地说了五个小时。他说得比平常快，我极其为难地把他所说的话诸多要点写下来。房里太热，我恐怕要抽筋，便很快打定主意脱了褂子，只穿了内衣往下写。俾斯麦王爵很诧异地看了看我。但是一会儿的工夫之后，他点点头，表示他明白我的意思，不停地往下说。当我誉清我所写的东西（一百五十大页）时候……我看见全文如同行云流水，我很惊奇。……是一篇完全的、一往直前的文章，既无复述，亦无说出题外之处。“
　　以办公事而言，他待人既用专制手段，同时也表示体恤，对办别的事而言，他表示拘泥细枝末节，却又以礼待人。因为他既不耐烦，也没有闲暇任裁缝量他的尺寸。裁缝给他做衣服时就只好用眼量。倘若做得不合身，裁缝就会接到如下一封信：“你向来同我做衣都是很合身的，但是你好像失掉了这种本事，你好像猜度我越老越小越瘦了——这是很少发生的事……自从1870年以来，你所送来的衣服都不合我穿，而在你觉得大概办得很好。我想不到你会这样不太注意人的身份的变化进程。”当这位大文章家有机会责备一个极好的下人时，就是用这样带着尖刻谐趣的话语。
　　当他与他的同列在一起的时候，他是很骄傲的，他自然不能容忍他的同事们，所以他待同僚还不如待他的参议员，因为同僚们不能维护自己。有几位大臣说他是“自大到没人愿与之接近的程度。”就他待下属一事，海军大臣斯彼士写道：“他叫我留下来，同我讨论我本部的事，就如同一位老师教训一个蠢而不听话的小学生一样……无论什么时候我试插一句嘴，他都会和我生气，我只好一句也不说地让步。”一个人就是这样在半个钟头里一直不被俾斯麦所敬重。攸连堡当部长时被俾斯麦不公平地对待，他写了一封尖利的抗议信，俾斯麦回敬道：“看了你的信我得到一个印象，你说我错怪了你，必得求你饶恕我。我认为你不能怪我，至多只能怪我不该让这样的事情发生。”攸连堡家里将把这封信作为宝贝一代一代传下去。其他几位部长同俾斯麦彼此友好相处，承蒙他的抬举之后，此后必然觉得同他相处不来，随后便失了地位。从前虽然做过几时的好友，最终变成了仇敌——因为俾斯麦希望别人感激他，他却从不感谢人。
　　他极少地表示感谢。遇着他感谢人的时候，他会做他人所不能摹仿的表示。1870年的战役中，有一天他骑马在勃兰登堡门下走过时，在皇帝之后，毛奇与罗恩之间，他一眼看见他所率部下的属员们都在一个特别月台之上，他的鞍钮挂了三顶桂冕，他取下一顶投向他的部众。
　　九、是超人还是骗子
　　在1860年间，有一天晚上，普鲁士大使、施勒茨、克雷、霍尔施坦和孩子们的先生在俄都的大使馆里围着火炉闲谈，谈到灵魂不死的问题。霍尔施坦尝试证明惟有身后之名是靠得住的，永不消亡。俾斯麦伸手取炉台上的一杯酒，说道：“霍尔施坦先生，让我告诉你吧，我看这一杯酒比三十页柏克的《世界通史》值钱得多。
　　他有诸多优点。他这样不好名声就是其中之一。他不只是当学生时就看不起名，到年岁大时还是这样——或者说这就是他与拿破仑最不相同之处。假使拿破仑不赞美普鲁塔赫，不贪光荣，他会永远是一个不值评论的人。当柏克的《世界通史》增补至一千八百七十余年的大事时，俾斯麦实在不想在这里头占到三十页。他晓得自己的力量。在克莱尔的几本著作里头，他在其中几段论政治天才的若于行之下，画两条或三条线。等到克莱尔八十岁生日时，俾斯麦写信给他说，他自己怎样的真诚尊重他，对于无论哪一位德意志作者，他却始终未这样表示过。我们要记得，五十年前，克莱尔曾从一位比俾斯麦还要伟大得多的人那里接过几封相似的信。
　　俾斯麦对待同世的人的赞许是冷冷的。他既看不起当世的人，所以也不喜欢他们的称赞。有一天在帝国议会，利希特责备俾斯麦不懂得经济学。俾斯麦在说过他能够安详地等待他的同国的人们裁判之后，却小心加一句道：“我不能说后世——所以为这样的考虑是过于情绪的。”他每遇一些人聚在议会门前要看他坐马车到会，他就常常不高兴。他说他很晓得一个被人憎恶的大臣要露出什么样的面目，人民怨恨他到要唾他；现在看来，他要怎样做出另外一种面目。威廉请他来行钉旗的典礼，其中有一面有俾斯麦的军衣与他的名字，他不肯去，他说，跑去一次，他所得的至多不过是伤风。当皇帝送他几颗金刚石以备他嵌在宝星上的时候，还带着两句极能感动人的话说到：“这就是我所能送你的最后的宝星，且是专为你而设的。”俾斯麦在家里说道：“送一桶莱茵酒，或一匹好马，使我更喜欢。”
　　许多俾斯麦的画像只令他好笑。他看见人家把他画成一个主和平的白安供儿，穿着露胸的衣服，他的秃头上戴着一圈琉璃草与椿叶，他看见他的诸多的“超越可能”很诧异。最早为他建立的石像，他很不喜欢。他曾对国人说，他不喜欢这样的感激。“当我在科隆，从我的石像旁边走过时，我不晓得往哪方转变……当我在启星根外出散步时，我遇着一种我的僵石化的代表，我见着极其难过。”
　　他是一个实干家，所以他不为好名所动。他无所得于名，但舆论却不然，这是有用于他的，就值得培植，所以他更带着骂世主义，培植一种俾斯麦的传统故事，因为他要这种故事感动与他同世的人们，自己却并不为之所动。他自己虽不能忍受看见自己的石像，却喜欢记载他的功业与奇怪性情，只要这种记载能作为一种有用的宣传，济柏尔奉命写一部书，说威廉一世为德意志帝国奠定基础的事迹。俾斯麦任由这位历史学家看卷宗，但先要由布施选择过，只许济柏尔看“不危险”的案卷。一经选择后，其结果就是这七本书不久就变得毫无价值。希西基尔与布施及其他几个人，先要把稿子给他看过，他就在稿子里删去他所不愿让人看见的话，提议添加什么，有些地方他因为嫌恭维的话语还不够，他就加以批评，他还给希西基尔几封他挑选过的私人信件，其中有几封是1870年写的，1877年才公布于世。
　　每逢在公众面前露面，他都要仔细考虑一下这样做带来的政治效果。在宫里他曾大发牢骚，对皇后的总管大臣不合礼节的欢迎他表示不满。当他坐火车经过奥地利时，命令把车上的百叶窗都关上，以兔在那个关键时刻，因群众对他的欢呼而使维也纳同事难堪。
　　俾斯麦十分善于利用报馆，这一点无人能比。他的部下时刻都得为登报预备材料，不是提议这件事，就是概括那件事，要不就辩驳一件事。在利用毒药方面，他是个好手；正像在控制新闻来源方面他极为精通一样，即将刊登的新闻或是从德国的穷乡僻壤送到柏林来，或是从其它国家的首都送来，总而言之，要给读者一个十分客观的感觉。他有时在书房里亲自口授关于自己的奇闻轶事，然后登报，但做的好像是从瑞典的首都发到波茨坦的。所有这样的事，他都做得很巧妙，连对他极为忠心的台德曼也不得不说他是个“大魔鬼，比浮士德还厉害”。1872年间，阿尼姆有奥古斯塔作后盾，俾斯麦口授给布施一篇论说，内容主要是“一位居高位的贵妇想换掉宰相”。当他讨论奥地利的时候，他让布赫尔装作《科隆报》的通信员，从波美拉尼亚的斯托尔普偶然得到消息。
　　1874年前后，教会争执极为厉害，有人企图开枪率下死他。几个月前，他曾极其蔑视地对帝国议会说：“在我的政治生涯中，自始至终都有许多仇敌。从加龙河到维斯杜拉，贝尔特到台伯河，在德意志的几条河边、奥德河边与莱茵河的周围地区，你随处都可体会到我是那时最有权势，同时也是国内最遭怨恨的人。”（说这句他很得意）可是他不知道，那时正有一个比利时的人扬言要把他的头送给巴黎的大主教。因为你斯麦正在作战反对罗马，于是招致了这个宗教狂的怨恨，他说：“我愿意杀死这个妖怪，只要上帝能赦免我的罪，而且在今年妖怪死了之后，得给我六万元钱。”
　　过了几个月，当俾斯麦坐着车从启星根街上走过的时候，一个少年向他开了枪。俾斯麦仅仅是手指受了点伤。刺客宣称他是中央党的一名党员。这个说法对俾斯麦来说正中下怀。他先拘捕了几名教士，理由是他们拦住了马车来帮助刺客，接着又发起了报馆运动，一连六个月，这件事在帝国议会都闹得沸沸扬扬。有一个身为中央党党员的议员信口开河地说：“大部分德国思想家因一个半疯的人开枪打俾斯麦王爵而神经错乱了。”这句话给俾斯麦创造了机会，他借题发挥。
　　“我曾亲自同那个人交谈过，他很清醒，一点儿也不疯。而且我们有医生证明他根本没病。我明白这位议员不想承认与这个人有任何关系的原因。……即使在他思想深处，他也不曾有过一丝这样的念头：希望宰相能够遇难。对这点，我深信不疑。可不管你怎样辩解，刺客仍然不肯放过你，他说他是你们政党的人！我所告诉你的话都是事实……对于我的第一个问题，这个叫库尔曼的人回答说：”我杀你是因为有教律。……你曾害过我们政党！‘（说着大笑起来）在许多证人面前，他回答了我的第二个问题：“我说的是帝国议会里的中央党。”’正在这时，博莱斯特姆伯爵喊道：“不要脸！”知道俾斯麦脾气的人以为他一定会走下台来一拳把伯爵打倒在地。可他只是皱了皱眉头，很平静地说了两句话作为对伯爵的反击。他说：“‘不要脸’是憎恶人和轻视人的表示。你不要以为我不想说这句话，只不过是为了表示客气我不愿说出来罢了。”
　　这差点要了他命的事久久盘踞在他的心里。我们可以猜想，生平只有这一次，他曾郑重地考虑了告退的可能。他有些犹豫地对本尼格森说要辞职。他曾两次被人狙击，受到警察的警告，他说：“我要留下其他宰相作天主教的靶子！到四月一日我就六十岁了，那时我将告退，去过一个乡下人的生活。‘她的夫人和女儿曾苦苦地劝他许久，现在他总算考虑了。
　　在这十年里，乔安娜对他的影响逐渐减弱了。她不但不能缓和与他的关系，反而增添了他的暴躁脾气。就我们知道的而言，十年间她从未尝试过避免冲突或弥补裂痕。她爱他，所以憎恨几乎所有的人，因为几乎所有的人都是他的仇敌。她一年比一年易发怒。当她年纪很大的时候，为了维护她的丈夫，她还打破了一个玻璃盆。她只去过议院一次，她受不了再去一次。当谈到一次会议时，她喊到：“我会拿一条椅子腿打他们的！”她对克利斯比说：“你的话一点儿也不错，我的丈夫是个好人。”克利斯比微笑着挖苦说：“你不会见到与你意见相同的人。”
　　即便是这样，俾斯麦仍会随时表示对她的不满。在一次慈善会上，他对她说：“君主走后你就不要再在这里逗留了。我不愿意你在人群中太久。”她很实在地表示爱情，她会在吃饭时替他把领带放好，尽管还有几位有名望的外国客人在座。而他呢，虽然往往在夏天与她分开好几个星期，可实际上还是爱她的。在已经结婚三四十年后，他给她写信还称她：“我的小宝贝……我带着爱情问候你。”他还曾从夫里特利士鲁发电报说：“没有马匹，没有我的夫人，我不能在这里住太久，我们明天就回来。”不像以前了，现在她更喜欢住在柏林。在不久就要搬到瓦森去住的时候，她对朋友说：“我一想到要到那里住就浑身打颤，在那里我会感到十分寂寞，心神不宁。”
　　这个家庭粗俗且无灵气，许多人都是这么认为的，了解了这一点我们会产生奇怪的想法。俾斯麦不单是当时最有势力的人，而且是最有名望的德意志人——少年时他饱经世故，现在，凡是日常生活中见过他的人都称他是个能言善辩的人——如果我们不了解他的生活经历，一定会以为他是个古板的人。
　　他的住处只要有几把舒服的交椅就行啦，怎么装饰他不管。有人对他说，罗恩的新家具不错，他却说：“注重家具的人，是不会注意饮食的。”他家中的布置很不协调，墙上糊着难看的纸，挂着有花字的颂辞，桃花心木椅子上盖着颜色相反的花布——在这样不协调的环境中，这位大人物饭后或坐或半躺在长椅里同客人交谈。他穿着一件绒布褂子，扣子扣到喉咙处；戴着一条长围领带；他不喜欢硬领，嫌不舒服；一只狗躺在他的脚边，一支长烟筒，满地的报纸，他总是把看过的报纸随手丢在一边。他多年的密友攸连堡说：“这个圈子里没有外国人。俾斯麦一直过着粗俗且简单的乡绅生活。可几乎常有客人，有的是他的帮手，有的是他儿子带来的青年军官，还有的是亲戚，更多的是世交。大家都是大大咧咧的，喝葡萄酒、啤酒、白兰地。这个世纪最著名的外交家的家里就是这样的情景。屋中烟雾综绕，时不时出现的身穿华丽衣着的客人给这个屋子平添了许多大雅之气。”
　　谈话与屋里的气氛十分和谐，即使是这位王爵说故事或对时局进行评论，水平也不是很高的。一个人说话时不时被别人打断，而且谈论的话题总是关于俾斯麦认为要紧的事——埃姆斯的公文、暗杀、凡尔赛等等，几十年如一日。如果对这里的光景作番真实性的描写，画面一定都是一样的。可惜当俾斯麦说件有趣的事时，往往被他的儿子或者信差或者即将开饭所打断。俾斯麦的女儿出嫁时来了许多客人，据他自己说，客人们像灯下乱飞的苍蝇一样，不仅帮不了什么忙，反而添了乱。
　　我们不必考察在1870年里，到底有哪些有名的德意志知识界人士常到俾斯麦家里，因为除林多兄弟、库尔齐乌斯和威尔登布鲁克两位外没别的什么人。经常在柏林社交界出现却未到过俾斯麦家里的名人有海泽、史托姆、威尔布兰特、布兰德斯、易卜生、比昂逊、兰克、冯塔纳。这么多人中还没包括俾斯麦的对手们，像菲尔绍、弗莱塔格、蒙森。朗格本把荷尔德林的《许佩里昂》送给乔安娜，她读过之后说，“有意思极了！”
　　这种状况并不影响俾斯麦领会莎士比亚、歌德、席勒、拜伦的深奥，这主要体现在他早年的书信中。从其中多不涉及知识的言论中可以看出，他极有远见，为了身体健康，为了维护自己的专制统治，尽量不与对自己无用的人来往，因为这些人既不能办事，又不代表任何政党，而且彼此之间没有仇恨。
　　结果是很严重的。一个人除了偶尔看看海涅、拜伦、乌兰德。吕克特的诗歌外不看任何书，不与国内任何非政治的运动产生联系，年久日深将导致用强力而非睿智治国，将不会充分考虑世界经济、教会、社会主义三大主流对自身的影响，也不会利用国币，使本集团巩固。俾斯麦悟性强，能够创造饭桌上热烈的气氛，但与老王相比，对当时问题，他见得少，听得少。俾斯麦生性懒惰、好舒服，但却不得不把神经绷得紧紧的。为了轻松一些，只好放弃了知识。他自愿不与知识界人士为友，因为对于达官贵人，那些人总是很讲礼节的。熟知历史的人，对俾斯麦做出了各自的评价。
　　布兰德斯说：“俾斯麦虽然并不有利于全人类，却大大利于德意志。俾斯麦对德意志就好比一副非常好的眼镜适合于一个近视眼，近视的人有这样一副眼镜是种幸运，可不幸的是他却不得不总戴副眼镜。”
　　布克哈特（1877年）说：“他的告退使人误解，以为他不知道该做什么。关于国内的大政方针，他制定得很不好……二遇到欧洲有大战事（眼看土耳其战事就要发生），他可以再改变对策，但却没办法疗治已造成的创伤了。”
　　冯塔纳（1881年）说：“人民反俾斯麦的情绪越来越高涨，上层社会也闹了很久了，削弱他地位的是他的多疑而不是他的治国之策。他是一个天才但却心胸狭窄。”1893年，冯塔纳又说道：“我们要不断地追忆，目的是为了避免因他许多蠢笨的行为而忘记他的那些伟大功绩。他是最有意味的人，我想不出比他更有意味的了。但是他不断地犯错，这太令人厌恶了。他想压制一切的念头是那样的强烈。”二895年间冯塔纳再次描绘他，“他是一个超人与骗子的混合体，是一个英雄与连一只苍蝇都不肯伤害的慈善人的矛盾体，使我产生混乱的感觉，我不能纯粹的、完全地称赞他。他有缺点，这也是伟人的一个方面。”
　　十、新居
　　他的别墅在夫里特利士鲁，曾一度是所旅馆。星期日，当汉堡的人们去萨克森游玩时，都喜欢在那里住宿。后来，俾斯麦做了宰相，在他的最后十年里，几乎都在这所房子里度过。从申豪森搬到瓦森，又从瓦森搬到夫里特利士鲁，俾斯麦的住所越来越不像王爵的宅第。就阶级而言，他却是从乡绅升到伯爵，最后封王。他为什么不肯在他的新森林里盖一座王府，为什么不肯事先把这座旅馆装饰一下，甚至连屋子里的门牌号码还保留着？他向来以自己的家世为骄傲，为什么不花些钱，费点事把家宅弄好？他时常追忆尼朴甫（只有这个地方是他爱过的），它已经被卖出去了，但还可以再买回来。他生在申豪森，这地方还是他的。当他住到汉堡时，汉堡似乎很不合他的心意。瓦森同夫里特利士鲁有很多相似之处，它们一样的荒凉，一样的浪漫，房子也是一样的朴素，他分别去两处度过夏季。
　　俾斯麦对风景的爱，仅限于波美拉尼亚。他对自然美景的热爱，都献给了这个北方有风景的地方。无论在哪儿，不管是匈牙利、俄罗斯还是丹麦，只有森林是他的家，他爱森林。后来，他变作喜欢萨克森瓦尔德了，如同他喜欢瓦森附近的森林一样。惟有在森林里，他才能摆脱他一生的检桔、专制；也惟有在森林里，才能使他的暮年同少年时一样，尽情幻想浪漫与诗意。
　　“我爱大树，大树是祖先。……如果我不这样地爱它，我就不知道如何生活。喜欢自然是上帝赐予我的感情，倘若没有这样的性情，是不会如此热爱的。……凡是不喜欢自然的人，我都有点不认同。……当我酣睡时，在梦中，我见到了小松树林，春天吐出的新绿上都沾了雨水，……醒来后我觉得十分精神6 ……在这里，我们可以在森林里驾好几个小时的马车，可以闲坐在板凳上，欣赏片片新绿，无思想也无厌倦。”有时候，他却在森林里考虑问题，因为还有一次他说：“当我一个人在森林里的时候，我得决定许多重要的事情。”
　　俾斯麦惟有在森林里才会很好地控制自己的脾气。至多也是看到伐树的弄错了树才生气。不然的话就是他见到林边上种田的人骂马，打马，他会下马用马鞭子打那个人。他会同管林人一株树一株树地讨论：“你说什么呀？树尖枯了？那么我的头也有点秃了！”随即会把帽子摘下来，露出他的秃顶。有人说了这样一件事，一次，俾斯麦同他的几个儿子在夫里特利士鲁树林里用枪打掉树尖上枯的枝权，然后吓唬自己的管林人，这样做俾斯麦觉得是最有趣的了。所有的人听到他的号令都会瑟瑟发抖，他却用这样的把戏来戏弄他的仆人，以免他们伤害他的宝贝：树木。现在他不怎么出去打猎了，他要保护林中的鹿。一位客人在吃饭时间问他，回答很简单，他说他不喜欢吃自己的野味，但是他却允许他的客人去猎取。
　　他没有一点浪漫的气质，但却喜欢冥想，这是一种很自然的冥想，是爱的表现。他说他在夫里特利士鲁会戴眼镜，因为在那儿他见到的都是有意味的事物，而在柏林却不是这样的。他七十岁时写信给他的夫人还带着那种写实家的腔调以及对景物的爱。
　　“这里的紫丁香和橡树长得要比柏林的慢些，但景色还是很可爱的，却有无数的白喉雀、掠鸟和许多别的鸟儿。这儿有杜鹃，去柏林前我一直没听到它们的叫声。我问：”还有多少？‘那个会恭维的人说：“十二。’但最后的两个，未免过于房弱了！冲击水轮的一股水很像瀑布，挺好看的。前面是一片自然形成的洼地，掏些钱，向后走一百步，就有更大的一片清水了，磨房中的磨还在匀速地转动，可房子
　　却到处在漏雨。在西尔克……黑麦大瘦，大麦需要较多的雨水；们户们时常发些牢骚……新挖的鱼池不错，新栽的树种得太深，同以前一样！……我祈求上帝让你尽快地恢复健康！”
　　俾斯麦在树林中变得公道起来。在瓦森时，他得到报告说有人偷野味，他仅仅是有点怀疑就同他的客人一起坐马车去看那个嫌疑犯，一边走一边诅咒那个人。等到他回家时，他传来了管林人的主管，主管告诉他那个被诅咒的老头根本就没有枪，而且他的儿子在前线阵亡了。听这两句话，有好几分钟俾斯麦一言不发，随后说道：“只好等吃完饭，请诸位先生再同我一起去那儿。”到了那儿，老头子却躲着不肯出来，俾斯麦下车，同他的客人一起走进去，请老头饶恕他的过错。他曾屡次不公平地对待他的下属，从没一次这样客气。这位可怜的老人为自己辩护，让俾斯麦顿生尊敬之意。他如此诚恳地请求老人的宽恕感动了旁观的人——与此同时，关于类似的事件，他们心自问。这之后，他很懊悔自己以前的许多行为。晚上，睡不着的时候，他就想许多曾被他不公正对待的诸位部长、属员、护林员以及王公们。他很久很久地回想，被他作为牺牲品的人们一定不会相信，甚至连他自己也不肯承认。
　　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保留着一种习惯，一直到老都不曾改变，那就是他用严格的礼节来招待他的客人。不论是大臣，是邻近的乡绅，牧师的太太还是魏玛的公主，都称赞他的欢迎仪式是高贵的，有气质的。不论他与什么人握手。一定先摘下手套。但是一进到屋里，他的客人们就会像呆在自己家中一样无拘无束。屋里并不整齐，这儿摆几个酒杯，那儿放几个烟灰盘，有的地方挂几幅画。客人们坐在用格子布盖住的桌旁，喝各种各样的酒。屋里非常清静时，他写信给他的夫人：“阿德拉海特正在读意大利文，赫伯特在我的身旁写东西，泰拉斯啃一块大骨头，茶壶的水开啦。”台德曼在那里办事，一住就是几个星期，当快到中午他出来时，多是王爵夫人在那儿忙碌，“这时候她已经起来啦。”俾斯麦快到一点时才出现，他一边吃东西，一边听台德曼的报告。吃过饭后，很多时候，他会带着他的儿子或女儿坐马车出去两三个钟头。马车时快时慢，台德曼带着记事册，因为最要紧的事，往往都是坐在马车上时决定的。在最后的半个钟头里，马车跑得很快。自从有人企图暗杀俾斯麦后，总有侦探寸步不离，有一个是固定保护他的。俾斯麦只好接受这种状况，即便住在乡下时也是如此。通常在六点时吃大餐。“总是四个菜，还有香摈酒。平常是葡萄酒。——看到面前摆着一盘鹅肝，他会很高兴的。他嘻笑着说，‘龙是越变越小啦’。”饭后大家来到大客厅，围坐在火炉旁闲谈，“这是一天当中最有意思的时候了。当时，他会说一些新鲜观点……会滔滔不绝地讲自己从前的事情。……快到九点时，他走进书房，这时就开始一天的工作了。到了半夜就得把所有的事情都办完。从十二点半吃夜宵时起，他就要同夫人聊一个来小时。”
　　这样宁静的林间生活，不时被打断，除了那些急需处理的公务，还有因人不敷出所5 ；起的愤怒。在柏林，他的薪俸是一万八千元，而他却要花到五万。因为爵位和赐地使他耗费大量钱财，所以他牢骚满腹。“在我还没受到第一次封赐之前，我过得很好；以后，瓦森把什么钱都花完了。除了薪俸和申豪森的租钱，我没有别的进款。……全部的租金都在这里，可还是不够的。但我相信，将来一切都会弄好的。……新的赐地（夫里特利士鲁）很值钱，可到现在为止，我并没得到什么好处，倒是为了买这块地中间属于别人的那部分，我又花了八万五千元，要不然就得住在树林中间的一所破房子里。”他时常对哥哥抱怨说，瓦森的收人几乎不值钱，萨克森瓦尔德的木材也带不来什么利益。现在得坐华贵的马车，车费比从前高出许多。“我得付出许多修理费，不幸的是，作了王爵，所付的修茸费还必须符合我的身份和地位。……以前我曾想，我的儿子们只要成为富裕的乡绅就很满意了，现在我可不想让他们成为乞讨的王爷。”
　　俾斯麦把瓦森的造纸厂租给一位制造家，得到八万元；他从易北河边的一所火柴厂，得到一万二千元；从夫里特利士鲁，每年收人三万四千元。“假如我不是一位王爵，这样的收人是很不错的啦。看来我永远不能习惯做个高贵的人了。”乔安娜也当着客人的面，对着微笑着的丈夫呼叨，她忙了一个钟头，因为家用账上有十一马克五十个铜钱不知道用到哪里去了。
　　当俾斯麦七十岁大寿快到的时候，在整个德国收敛金钱来进行庆祝。冠冕堂皇的理由是收聚一笔钱，由他来做一件有益于国人的事，无数的小市民捐铜钱，雇主们逼劳工们捐助，最后一共获得三百五十多万马克。在政府公告中（当然是俾斯麦示意的）君主说：“一百二十万马克是交给你做公益事业的。根据你的请求，我同意你把这笔钱拿去。无论将来收集多少，你都可以拿，但你必须随时告诉我你如何用了它们。”
　　委员会和一些得到好处的人反复讨论之后，拿出一百五十万马克买了申豪森的房产，在俾斯麦生日那天，雷提波尔公爵把一张不负债务的地契交给了他，并说，“这些房地产以前原本属于俾斯麦家族，后来却被别人霸占了。”
　　这种说法让人诧异。而婢斯麦呢，却用最初交给他的一百二十万马克添设了许多学位津贴，以利于高等教员。虽然说是国人替自己的领袖买回了世传的家业，人们却不肯相信。这些产业并不是已经“丢失”了，他的两次赐地完全可以买回祖先们早已卖出的田地。
　　路西亚写道，“有些人对此事很不以为然；有些人却认为应该做些与宗教有关的事。”俾斯麦却试图用英国人对英雄的慷慨来掩饰自己的错误，可是他忘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贫苦的人们对他大失所望。他们之所以捐钱是因为他们深信这笔钱会用于更利人的建设。贵族们在19世纪70年代里对他做的批判尽管有失公允，但他的这次行为的确有损于他的名誉。
　　这是俾斯麦生平中的一次失检之处。
　　他躲在乡下，原本想放松神经，恢复健康，但却根本办不到。主要是因为饮食太不小心。
　　当医生吩咐他忌嘴的时候，路西亚说，悍斯麦喝完汤后，只吃一条肥鱼，一点烤小牛肉，三大枚海鸥蛋——同时喝许多红酒，这就行啦。既然他相信喝些啤酒能让他睡个好觉，他就吃许多鱼子和其他香料很重的食物以便口渴。赫因罗厄对我们说，他在俾斯麦家中做客时，俾斯麦正说自己胃口失调，不能吃东西，神经也痛，可他却不加节制地吃了许多东西：汤、鳝鱼、冷肉、大虾、龙虾、熏肉、生火腿、烧肉、点心。有一次有人恭维他神色健康，他却回答：“我倒乐意神色好点而感觉好些。……没有人对我表示同情，这是我的不幸！我觉得额头上有压力，似乎里头不能有别的东西，只能有一团软胶……血是一种特殊的液体，神经更是性命攸关的线，我们是可怜的幼物，在线的尽头乱跳。”
　　他得病根本原因就在于他的专横。他说：“一向都是我管医生的；可现在不行啦，有个医生管我啦。”这时的俾斯麦已是六十八岁高龄。他既好发怒，又不体恤他人，时不时头痛、面痛、失眠血病。脚肿、静脉曲张。他体重二百四十七磅，他的专职医生相信他得了绝症：胃癌和肝癌。比尔的医生施维宁格尔到瓦森给俾斯麦检查，做出诊断说：“如果王爵的饮食起居还不改变的话，我不能保证他再活六个月。”听了这两句话，俾斯麦亲自向医生请教，医生简答他说：“我不敢说大话，我治不了这么多的病。”这两句话却在俾斯麦的心中产生了极大的影响，以前从没有人对他说过这样的话，“是个好样的！”
　　这位医生是个有魄力的人。后来到柏林替他治病，他却还有些怀疑。医生让俾斯麦早上八点钟起床练哑铃，除了鲫鱼，整天不许吃别的东西。俾斯麦吼道：“你一定疯了！”医生却说：“好吧，你干脆请位兽医来吧！”说完就告辞离去。这样的手段总算使他屈服了。有两个星期医生监督他何时吃饭，何时睡觉，何时办公，一刻不差，管得紧紧的，果然有了进步。在施维宁格尔离开的一段日子里，他立刻吃“三倍那么多的奶油渣”。于是引起了厉害的肚痛，后来又患了黄疽。他移住夫里特利士鲁，医生继续为他治疗，并随他一同去了启星根、加斯泰因，时刻伴在他的左右，两个月后他康复了。他还承认自己返老还童能够重新工作啦。
　　施维宁格尔用压制的手段摆脱俾斯麦的压制却救了他的命。假如在其它方面，有别的德国人敢于像这位医生一样反抗压制，他们一定会见到俾斯麦并不总是那样专制的。十一、爱犬之死
　　我们很疑惑这个永不满意的老人在年至桑榆晚景的时候享受过什么人生的乐趣？
　　对于他的儿女们，他还是相当宽容的，即使他们犯了什么错，他也能原谅他们，但却竭力限制他们的个人自由。他很高兴见到他的孩子们，和他们在一起他总是显得很快乐。偶尔与少时朋友相聚，他也能从中找回不少的乐趣。他的另一件人生快事就是喝酒。好酒对他的吸引力远比什么徽章宝星要大得多，他曾经拿定主意（皇帝不大以为然）要把所有的俄罗斯宝星炼成“块银子。他说每人一生要喝多少酒抽多少烟，那是命里注定的事，”上天给我的恩赐是十万支雪茄和五千瓶香按。“他的话被人听去传为笑谈了，于是就很认真地计算起来他究竟喝了多少酒抽了多少雪茄。
　　柯雪林是他的一位老朋友，现在却难得见上几面，他曾说过“我只佩服柯雪林一个人的头脑”这句话，同时说明他自视很高。柯雪林也非常知道利用这一点，十年来从未主动到乡下探望他。他解释说：“俾斯麦现在权势倾天，如果无意中遇到他，他还会和从前一样，不失为一位诚实可爱的朋友。但如果专程去看望他，却并不一定是件方便的事，如今他的时间太宝贵了。”
　　莫特利的来访，使俾斯麦分外地喜悦，这位美国人已经同他八年未曾来往，1872年夏天他们终于又重逢了，俾斯麦在给莫特利的回信中写道：“一见到你的笔迹我就非常高兴，拆信之前我就预感到你要来看我，我张开双臂一千次地欢迎你的到来……你收到信的任何一天，都是你启程的最佳日子。”往下他又不厌其烦地告诉莫特利坐几点钟的火车到柏林，这样便于他们在瓦森等他，在莫特利到来的一周里，俾斯麦每天要陪他十四个小时，这是其他的朋友从未享受过的最高礼遇。
　　莫特利写回信说道：“他比以前稍微胖了些，整个人看起来多了些沧桑感，但他还是那样性格开朗，全身充满了魁力，不失为大家风范。他到早上四五点钟才能人睡。饭后我同他在树林里散步，他很随意地以幽默风趣的语气谈起近几年发生的大事，他谈这些事的时候，非常的平易自然，就如常人说起家务事一样，毫不装腔作势，给人一种平易、无拘无束的感觉。我不禁要说‘这就是伟大的俾斯麦——当世最伟大的人物’我所见过的所有的人，无论职位大小，都不像他这样的平实，不如他这样的真诚与和蔼……”
　　我们从莫特利对俾斯麦最后一次的探望中（莫特利此后一两年就去世了），能看出莫特利这位精神自由、能力非凡、兴趣广泛、无私为人的美国人对俾斯麦所产生的无形影响，我们就能明白为什么俾斯麦周边的人，如他的夫人、他的儿女、他的哥哥。罗恩以及任何一位他的同事都不能给他以前有益的帮助，不能减轻他的心理负担给他以新鲜轻松的心情，但莫特利这位来自遥远大陆的共和国的公民却能给予他这些。
　　俾斯麦现在只有几只不会说话的动物与他作伴，他变得愈发的孤僻，他甚至喜欢他的狗超过了喜欢他的夫人，在他的谈话与日记里他会时常提起它们，当他决定要做某件事的时候他会把他的狗考虑在内，他会牵着它们在威廉大街和森林里散步，他与他的狗一起分享忧愁和欢乐，他与他的狗几乎形影不离。这几条铁灰色或黑色的狗体格硕壮，反映灵敏，和他们的主人一样的神勇和威猛。它们死后大多被葬在瓦森的一个大园里面，有八条狗被葬在他最喜欢的马旁边，那是一个风景非常优美的地方，这几条狗从不向他索要什么，对他很温顺，虽然默不作声，但却非常能领会主人的心思，他也就愈发地喜欢它们。他晚年这样评价说：“我喜欢狗，因为如果我不小心伤害了它们，它们也从不记仇。”他这句对狗的评价其实更多地反映了他本人的某些性格。
　　当瑞贝卡（母狗名）不听话的时候，他就把它当成一个被宠坏了的女孩子，取笑它的害羞与娇态，当弗洛拉“在屋里乱跑”或者萨尔坦乱叫打断人谈话的时候，没有人敢去阻止它们。当遇到公事繁忙让他心神不宁的时候，他就用手抚摸膝旁狗脖子上如丝的细毛，来稳定他混乱的情绪，当他在夫里特利士鲁的时候，这几条狗就在桌子下面耐心地等待，它们把头埋在两条前腿之间，眼睛注视着它们主人的一举一动，他拿起他的橡木手杖站起来的时候，它们就立刻围着他摇头摆尾，它们知道要与主人一起去树林里散步啦，乔安娜埋怨制作窗帘的人把窗帘做得太长了，俾斯麦却说那正好可以给那几条狗当床，它们可以躺在柔软舒适的床上睡觉啦。他犹豫不定究竟是在家还是在加斯泰因度夏，最后是萨尔坦让他拿定了主意，因为萨尔坦正有病，经不起一路上的颠簸之苦。出人他府邪的，有好多高贵雅致的贵族。在就餐的时候，俾斯麦吩咐下人上来大块的肉给他的宝贝狗吃，这些贵族很受不了。
　　在工作上，俾斯麦也很善于发挥这几条狗的威力。这使得他善假于物的优点表现得更加淋漓尽致。这种手段自古就有，他运用起来却丝毫不露痕迹。有时候他起身欢迎某一位来客，他的两条丹麦大狗迅速跳起来站立在这位威严的政治家两旁。
　　他很清楚这样究竟能达到什么样的效果。他还很相信狗的本能，他曾说狗的灵性比马还要强，一次来了一位新管事，萨尔坦对这个人很友好，开始不断地凑上前去吻他，又把头倚到他的膝上，俾斯麦当即就认同了萨尔坦的判断，他向新管事说：“我很佩服我的狗有识人的天才，他比我识人更快更彻底……我向你表示祝贺！”
　　神斯麦始终对他的君主对待他的狗的态度心怀芥蒂。俄罗斯的皇帝很喜欢狗。
　　当他同威廉（是俄罗斯皇帝的舅舅）皇帝谈话的时候，对刚得到的一只名叫泰拉斯的狗赞不绝口，威廉皇帝很客气地提出要见识一下这条狗，于是就把泰拉斯找来了，那确实是一条可爱的狗。威廉皇帝于是说道：“不错，是条好狗，可惜耳朵太短，如同没有发育的小狗一样。”这下可把他给得罪了！
　　萨尔坦是一位摩洛哥王爵送给他的，是一条最好看的狗，他只许别人叫它“萨尔特”，他说不然的话，恐怕会让土耳其感到难堪。除此之外，这条狗与东方全无一点联系。有一天晚他去瓦森，就用链子把萨尔特给拴起来：“它很烦躁，拼命地咬铁链子，铁环是拴在木桩上，它牙咬人木头两寸多深，碎木头上都被血染红了，他挣脱之后就跑到树林里去，从此不回家了。它肯定就在附近，我希望能再找着它。
　　比尔与菲力骑着马出去找它，回来累得全身被汗给浸透了。他们说，萨尔特变成了一条凶残的狼，它以猎捕小鹿为生，他们要用枪把它打死。
　　萨尔特终于还是被人给找回来了，它又与主人亲密地一起生活了五年，但它野性难改，这是被宠坏的结果，它也多次受到教训，但它最终的结局很惨，以下是台德曼叙述它最后的情况：“这个秋天，王爵的心情是前所未有的好……一天到晚他的心情都很愉快，还时常说一些开心的玩笑话。就在昨天我们正喝咖啡的时候，有人报告说萨尔特不见了。这一段时间萨尔特与邻村一只发情的母狗关系甚是密切，俾斯麦猜测它一定是到邻村与它的情人约会去了，就很不高兴地说一定要好好地收拾它。于是我们就很识趣地各自回到屋子里去工作，等到工作快要结束的时候，大约在十一点钟，听到楼下有异常的响动。有人上来告诉我们说，萨尔特已经回来了，但却快要咽气了。”
　　“楼下的情形很让人动情。王爵坐在地板上，把奄奄一息的萨尔坦的头抱在怀里，嘴里在喃喃自语着，看到我们，他还极力掩饰着不让我们看见他的眼泪……赫伯特怎么劝他也劝不过来，他在那里坐了很久也不肯离开，有时他站起来出去一会儿，但很快他又回来了，当萨尔特咽气的时候，王爵说道：”古时候德意志民族有一个美丽的传说，说人们在死后能与他们的好猎狗在天上的猎场相见，我希望能在天上与它们相见。‘然后他就回到自己的房间去了。过了片刻他又回来说，希望你们好好休息，别太把这事挂在心上……“
　　“今天的气氛是死一般的沉寂，我们连说话都小心翼翼的，王爵彻夜不眠，心里特别难过，尤其想起在萨尔特被打死之前他还说要打它就更加地难受。尽管今天早上检验萨尔特的尸体证明它是心力衰竭而死的，王爵还是不停地责怪自己。吃过早饭以后，我们一起骑着马出去散步，他沉默寡言，问到他什么，他答复三言两语后也就不再说什么。就这样在雨中，他沿着与萨尔特——他的老伙计最后一次走过的路向前走着。有一次我们相距很近的时候，他在马上对我说他其实不该这样的偏爱一只狗，但这条狗确实是他这个世界上最亲密的伙伴。他说他很赞同查理王爵的一句名言‘能够平静地失去也是一种境界’，说完他一策马飞跑而去，一直跑了很远，我们回到家中的时候，人马都热气腾腾的。”
　　又过了四天，“他还是念念不忘死去的萨尔特，对在它死之前自己打它的行为后悔不已，他甚至觉得自己这种行为是使它摔死的一个原因。这个念头不断地折磨着他，他不断地自责，怪自己性格不好、脾气暴躁，伤害了太多身边的人。完了以后他怪自己竟然会为一条狗的死这样的婆婆妈妈。”
　　在历史中并未记载俾斯麦此类的与他的一贯作风不相符的事情，这多少有些野史的味道，但也一定程度上反映了他神秘莫测的性格。
　　这条狗是一位东方的国王送给神斯麦的，他想这位德意志帝国的宰相会喜欢这条狗并对他产生好感，这条狗就像一个古老的神话传说中的王子，它年少不服管教，追求自由，不肯受铁链子的束缚，它咬断铁链，挣脱羁绊投入森林的怀抱，它以猎为生过自由自在的逍遥生活。在它身上更多地表现出了它主人的性情，它不愧为主人的忠实伙伴，所以它也深受主人的青睐，在他们之间，也确实有几次情形，显示他们的关系有如严厉的祖父与自由不羁的孙子一般。后来，这个放荡不羁的东西冒险丧命，惹得身单影孤的主人牵肠挂肚，并为自己的过去后悔不迭，也许这条狗死了，他工作起来会更加投入？或许这样地偏爱一条狗是一种过失吧？他说他信仰的基督教允许人做这样的事吗？或许古代的德意志人活得比较好吧？当他皈依基督教的时候，曾引用过一段故事来说明。说有一位不信教的酋长不肯接受洗礼，他说他更愿意与自己的祖先一样，难道我们忘记了吗？假如上帝为这件事动怒，认为他还犯了其它的罪恶，从而断定他性格暴戾、自私自利那怎么办呢？他回忆起十二年来的所作所为，想起连续的战事与勾心斗角，想起了一次次的征服。他在悲痛之余，又不自觉地想起了那些因他而受伤害乃至于死去的人。就如他那条碎死的狗一样——他们是否能忘记所受的伤害呢？他在恍馆之中，仿佛看到那些与他为敌被打败而死去的人，他们面无血色地向他扑来，他那钢铁般坚强的意志终于受不了，大声地喊叫起来。而当噩梦过去，他便又一切如旧，照样在名利场中拼杀，而只有一件事是现实的；他的忠实伙伴，那只猎狗现在葬在山顶上，那里共埋着九条猎狗。
　　十二、儿子的婚事
　　“我的性格并不像画家们给我画的那样凶狠残暴，其实我很爱幻想与柔弱。”他所说这两句话也的确反映出了他性格中某些方面的特点。少年时，他有着拜伦式的悲观厌世，中年是他事业发展的鼎盛时期，然而到了晚年他却越来越愁闷烦忧。果然中了他少年时的预感，他心里非常地难过，浮士德的拼搏奋斗与魔鬼的愤世常使得他心里矛盾交织，有时他自己甚至认为他煞费苦心建立的功业不名一文。如果有人想向他的青年学生们说明主观努力纯属无用的话，那么俾斯麦就是一个有力的例证，在他这么多亲人密友之中，却无一人能够洞察他的这种心情，乔安娜曾对路西亚说：“当一星期以前海因利齐开枪自杀以后，奥托简直变成另外一个人似的，他寝食不宁，总想着那悲惨的场面……这时候我们就想尽一切办法使他转移注意力。”俾斯麦就是在这些好人之间生活，但却得不到理解，无论他们怎么地想方设法，他却始终处在一种低落的情绪当中不能自拔。在他六十二岁那年，那时他的事业与权力都正达到了顶峰，经过苦思冥想了好久，有一天他对人说道：“这么多无聊的工作让我失去了多少生活的乐趣呀！我所做的这些工作并未获得人们的赞同，也未曾给任何一个人包括我本人与我的妻子和儿女们带来丝毫的快乐。”这时有人赶紧阻止他发表这样的言论，但他却只顾自己往下说道：“相反，却给许多人带来不少的痛苦。如果不是因为我，三次大的战争完全可以避免，八万将士不至于战死沙场，也不至于父哭其子，妇哀其夫……这件事我已经向上帝做了忏悔，我从我所做的这些事里得不到丝毫的乐趣。不仅这样，相反却为此劳心伤神。”他这样的坦露心扉何止一次，据霍尔施坦说他这样直白自己的心意的情况就有好几次。从这件事上我们可以看出他身上路德派教徒精神的影子，主动在承担责任，而不逃避责任。从而我们也能看透某些投机暴发起来的人所许的空头诺言的本质，他们这样做无非是钓名沽誉而已，实际上掩饰不了自私自利的本质，这是真正的普鲁士人如威廉与罗恩等人所不能做到的。
　　有时他那种厌倦的心态也会在政治活动中表现出来。但却带着一种炫耀的神情。在1877年有一天晚上，在二三十位议员的聚会中，他对众位客人这样说：“如果一个人某天出去打猎，开始的时候，他见什么打什么，他会为打一只鸟走上几英里崎岖的路，但等到他跋涉了一天，口袋里装满了各种野味，快要回家的时候——他又饥又渴又疲惫——他别无所求只想休息。他决不会再去为打一只随鸩费神。但这时如果有消息说林子深处可以猎到野猪，如果他是位真正的猎人，他就会立即忘却疲倦，精神抖擞，一定要在林子里寻着大猎物方肯罢手。我现在就是那位疲倦的猎人，我已经奔劳一天了，已经很累了，打野兔鹌鸽之类的事就让别人去做吧。但如果有野猪可打，那还是让我来吧！”
　　当他处于低落的情绪之中，他的愤世嫉俗，又会卷土重来，这样他会高兴起来。他曾经在树林里敞开胸怀对他的密友说过心里话，这是他心里真实的写照，他说道：“我年轻的时候，常自以为自己很聪明，现在我却以为，没有人能够改变事物的本来面目，也没有什么巨人和伟人。当我听见有人赞扬我，说我足智多谋，是有先见之明，能够治理天下的时候，我心里感觉到非常好笑。当人们正在争论明天是晴天还是雨天的时候，如果像我这样的人判断说明天是晴天或者雨天，并要按着这样的判断去做事，如果侥幸给猜着了，世人就一片欢呼，‘太聪明了，太有先见之明了。’如果给猜错了，那将会招来一片唾骂与痛打，但我如果什么都没有学到，那我最起码懂得谦虚的益处。”
　　这一段话是俾斯麦对莫特利说的，这和他对他的仇敌阿尼姆发怒时所说的话一样，带有很浓的虚无色彩，他这些话是一个最自私的人的心理坦白，但他却并不夸耀自己的优点。他在权势盖天、炙手可热的时候，与青年时一样地相信命运的力量。他走过艰辛而曲折的道路，现在他非常地谦虚，但这种谦虚的本质不过是一种愤世嫉俗罢了。
　　这个时期，他也不愁眉苦脸了，并流露出更多平民的自在神情来，这时候他更羡慕那些名分不如他，但却生活得自由自在的人。有一次，瓦森的租户举办了一个小型宴会宴请他们，在宴会中，只见一个游民的歌声从门外传来，于是他们就让人给他送去了一杯葡萄酒，过了一会儿，他就抱着一把琴进来了，他朝大家一鞠躬，优雅得如俾斯麦向高贵的国王鞠躬那样，然后就唱了一支少年情歌，唱到最后，他举杯向俾斯麦问候，然后一边唱着就退场了。乔安娜这时就问在座的人，他们怎样才能帮助这位可爱的人过安全的生活。俾斯麦接话说道：“你们不可能让他过安定的生活。他喜爱自由甚于一切，甚于安定的生活和常人所谓的快乐。”说完他一言不发，双眼呆呆地望着那位可爱的游民走去的影子，好像是他少年时的翻版一样，并哺哺自语道：“他的心境很让人羡慕，他的生活也实在让人羡慕。”
　　他虽然口头上这么说，但他还是如常人一样留恋自己的生活。当到了一定的时期，他忍不住把自己的真实想法讲给了他的哥哥听，他说：“我们暮年的日子越飞越快，如同陨石一般……我不能骗自己说我喜欢这种感觉，虽然我知道死亡随时就可能会出现在眼前，但我实在不愿面对这个现实，我太喜欢生活了，这倒不是功名利禄让我抛弃不掉，实在是因为我一想到要与妻子儿女们永远诀别，就让我感到恐惧万分…我工作上处处得意，但生活上我却很不幸……但上帝保佑，我们家庭和美，儿女体健神明，这也是我向上帝所祈求的结果，只要这些幸福永存，我也就别无所求了。”
　　他的儿女们都过着舒适的生活，他们的性格中更多的是俾斯麦家族的利己主义。他们家族的一个朋友评价他的女儿说：“很有个性，但却并不可爱。”她的外貌越变越难看，能力也逐渐衰退，她非常散漫，爱嘲弄人，喜欢空谈却不能身体力行，生活不太讲究，常弄得乱糟糟的。她们夫妇刚搬出大使馆，攸连堡走进去看的时候，房子里非常凌乱，床边摆着十二把藤椅，椅子上放着三个吃了一半的糕点，到处是他们养的鸟与小白鼠，以及帽盒等等。当俾斯麦对他的朋友史匹珍堡女士谈到他女儿玛丽的时候，他说她只顾及自己的丈夫、女儿和她最亲近的亲戚二此外她什么人都不顾，“她最大的毛病就是太懒惰。”有人说可惜他的女儿不如他那样好，俾斯麦却说：“我夫人也是这样的，但我却有自己的看法，其实这样也有它的好处；让我感觉回到家里就换了一种心情。”
　　有一段时期，他的两个儿子都帮他做事，但后来只有赫伯特成为了他的帮手：赫伯特虽然天资不甚过人，但他却非常勤奋好学。比尔比他虽然要聪明一些，但却非常懒惰。比尔的妻子是他的表妹，赫伯特想娶的一名女子，受到家庭的反对。两兄弟的共同点是嗜酒如命，所以都去世较早，五十岁左右就不在了，在奥托降世之前，俾斯麦夫人的家里未曾有过天才的人，在门肯氏里，只有奥托的外祖父是位有名望的人，但自从奥托冯俾斯麦发挥出他的天才能力以后，这种复合型的性格在他的子女身上很少得以体现，他们更多地表现出父亲的暴躁，却没有他们母亲隐忍克己的美德。
　　他的儿女们非常顺从他的意志，从不敢把聪明伶俐又美貌异常的朋友带到家里，但有一次，他的长子却犯了这个禁区，与他的父亲发生了激烈冲突，差点大闹起来，但最终以儿子的退却与失败告终。在政治生活中，俾斯麦与保守党的分歧与冲突早已成过眼云烟，但俾斯麦心里仍有一些阴影。在公元1870年间，赫伯特与卡罗列王妃暗通私情，她便把她的丈夫冷落起来，她想离婚以后嫁给赫伯特，成为俾斯麦的儿媳，为此她愿意改信耶稣教。她貌美异常并且又有很高的家世（伊丽莎白是哈茨菲尔特拉汉堡王之女），离婚对她而言也并非不可理解。而赫伯特也已经事业上有成就，被他父亲培养、提携到已经可以世袭爵位的地位了，舆论以为他父亲是不会反对这件事的。
　　但是伊丽莎白有两个姐妹，一个嫁给了军界的罗伊，一个嫁给了施莱尼茨，施莱尼茨是内各府的总管，这两位都是反俾斯麦派的头领人物。施莱尼茨多年都是皇后奥古斯塔的心腹，罗伊司令是一位贵族的兄弟。这个贵族是低毁俾斯麦所有人中的带头人，俾斯麦怎么能容忍这两个人与赫伯特结成连襟呢？如果同意了他们的婚事，就要请这两家人参加婚宴，或许以后赫伯特有了儿女之后，还要请他们参加孩子的命名大礼，难道要他们的家族同他所最痛恨的两个家庭来做亲戚吗？这些势利小人在这里诬蔑低毁俾斯麦家族的名誉，把明枪暗箭一齐射向这位当朝宰相，诬蔑低毁在这里满天飞，妒忌在这里孕育，这难保不是一个潜藏在婚姻下的阴谋。他心中疑虑重重，顾忌颇多，所以最后决心干脆不同意这门婚事。
　　此时那位王妃为了与赫伯特的婚事已经开始办理离婚，报纸上也吵得沸沸扬扬，为此事她差点与家人闹翻天。她是位爱幻想性情浪漫而又感情热烈的女人，她宫廷里的亲戚们都劝说她不要这样做，可她哪里听得进去。后来她就在维也纳租了一套别墅躲起来。如果我们把她写给赫伯特的信和赫伯特写给她的信相比较的话，我们就能看出她是被预计的情况牵制，而赫伯特却是为情所困，或许她的感情是真挚的，但爱情的力量抵不上畏惧的心理。相比之下，他更害怕与敬重他那位强有力的父亲。
　　当王妃离婚的消息已经公开之后，赫伯特在给攸连堡的信中写道：“五月初我将前往维也纳，看我们的婚事究竟是否可以如期举行，以及我们能否被社会所容立足……我这次回来将向我父亲做最后的努力，这件事对我生死攸关，但只怕前途是吉凶难测，我预感恐怕与王妃难有金玉之缘。”
　　两天后他又写道：“父亲满眼含泪地对我表示，如果我与王妃结婚，他已打定主意绝不苟活人世，他说他已经失去了生活的信心，他对我期望值很高，他为我不断地争取机会，他从我不断的进取中得到了不少的安慰。但如果我自己不珍惜自己的前途，那他感觉一切都完了，他曾经对三四个人说过类似的话，或许他的情况更糟糕，有两个医生告诉我母亲的情况很危险……说感情上大的波动会对她造成非常不利的打击！再说可怜的王妃吧，她的病刚有一点点起色，情况也非常之孤寂凄然，她本想我们的婚事是顺理成章的事，但如果我告诉她婚事失败了，她肯定会受不了打击大病一场的……就我而言，如果我不堪重负自尽的话，那将置王妃于更为不利的境地，也会使我的亲人朋友陷入更深的病苦。”
　　又过了两天，他又写信说：“父亲说我与王妃的亲事如果能成，那他的名字将会与哈茨菲尔、卡罗利、罗伊的名字搅在一起，这样因为一个女人让人说三道四，这将对他的名声大打折扣。这个女人绝对不能成为我的妻子，他告诫我说我不能不顾及自己家族的声誉，我的声誉与我的家族紧密相关，不仅仅是我个人的事，这关系到他与我的兄弟。他威胁说他将不遗余力地反对这桩婚事，且是‘彻彻底底地反对’，王妃也写信给我，她说报纸上已经炒得沸沸扬扬，她已无退路可言，结婚是她惟一的选择。她说假如外界如果不是这般地议论，她或许不一定要结婚。我父亲却不以为然。”
　　“目前，因为我受限不能辞职脱身，所以婚事无从谈起（要等十个月后才有可能）而且我知道我现在一无所有，没有能力供养王妃与我的生活。最近皇帝批准颁布的《长子继承法规》，男子娶一名离过婚的女子是不能继承家庭财产的。我父亲只有两处限定继承的大产业，我想我是不可能继承的……这件事也并不重要，我知道我自己不会在这世上活太久，与父母决裂的痛苦会折磨我早亡。假如我与王妃结婚不久就死了的话，王妃连卡罗列王爵约好送给她的一半财产也得不着了，尽管她们的婚约上已经有言在先，这样她恐怕也无法生活了。现在看来，前途是荆棘密布，乌云重重。我父亲现在这样不满意王妃，也别指望他会给我什么经济上的帮助，况且他还说过，如果王妃与我结婚的话，他就会绝望自杀……我们的谈话简直使我六神无主，一时难以描述我此刻的心情，从此我将永远陷人痛苦的深渊，摆脱不了对父亲造成如此深的痛苦的阴影。”
　　一星期之后他写道：“王妃写信给我，问我还记得《圣经》上‘因为这件事一个男人将离开他的父亲与母亲，依附于他的夫人’这句话吗卜…我现在无法秘密前往维也纳，王妃的亲戚很有几个人，想方设法要将我的行踪公布于报纸。他们同卡罗列家族的人是一样的居心，非常关注我们婚事的进展，他们如此地热心只为了一个钱字——这样他们就可以全无责任啦，假如我们果然结婚了，卡罗列家族尤其是卡罗列王爵就能省却许多的开支，对于这件事的公开报道，第一篇文章就是为他们家族服务的律师写的……我的父亲说，如果我要前往维也纳，他将陪我一起去，他说他此刻关注于我的前途胜于一切，甚至超过他关心整个帝国的利益，超过关心他本人及他的余生。无论出现什么情况，他都不会让我一个人前去，他要亲自与王妃商讨我们的事……在我与父亲的几次谈话中，一切都显得昏乱无绪，我甚至觉得自己简直就是一个无用的人，如果这样发展下去，我想我终将与欢乐绝缘……我与王妃的关系已经被人议论好几年啦，现在报纸上炒得热闹非凡，这很影响王妃的名誉，即使我对她的热情已经熄灭，但为她的名誉起见，我还是应该与她结婚，但父亲的意见却恰恰不同，我不能说服他半分，我想自己应该为了父母做点个人的牺牲，我个人名誉与之相比，简直不值一提。或许经过这么多的变故，我会失去生存下去的勇气与信心。”
　　前途矛盾重重，最后还是王妃本人打破了这种僵局，她通过别人向赫伯特传话，说她很看不起他，她现在过得很好，不需要什么，赫伯特被这意外的打击彻底弄垮了。“事情本是因我而起，现在对不起王妃，我自己活该受忧郁痛苦的折磨……这所有的一切，都是我自己的罪过，我厌恶我自己……我的余生意味着什么我现在非常清楚，前方如同无边无际的沙漠。我只好一步步地跋涉其中，只有我一个人懂得那其中的滋味。”
　　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只有赫伯特一人倍受痛苦的折磨，只有他的柔情万种，愁肠百结的信才能唤起人们对他的同情之心。但他可曾知道他父亲在年轻时曾答应多个女人说要娶她们，等到他醒悟之后，他统统耍赖不娶了，当时也没有什么人非要逼着他去实现诺言。因为当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不过是个贵族浪荡公子，既无财富，又无地位，现在他却又拖住儿子的婚事，任儿子痛苦不堪，为感情之事倍受折磨。
　　我们或许容易责备赫伯特，怪他不该让事情发展到如此地步，他应该按照他的想法去做，这样才能自我解脱，除此之外不会有别的好办法，但事实上赫伯特被他父亲给吓住了。
　　但这位王妃的目的也难逃一般的规律，她使出手段用离婚来逼迫赫伯特娶她，她催促他到维也纳与她在一起，她明白这样一来就会发生飞短流长的事情，情势所迫之下赫伯特就不得不娶她为妻，引用《圣经》中的话来促他就范是她的最后一击。但她绝对不会尝试在茅舍中结婚的滋味，更不想在里维耶拉的别墅与人随便苟合，她的如意算盘中赫伯特只是一个方面，更重要的是他的名位与财产，当她终于明白这一切是不可能的时候，她便立即另寻新欢，与新的追求者过起新的生活。
　　在王妃的背后，有许多人想使这件事闹得更糟。王妃的丈夫想逃脱供养她的责任，她的姐妹中就有许多人写一些粗俗不堪的文章登在报上，求得具有煽动性的效果，他们的目的就是促成王妃与他们最痛恨的家族中的赫伯特结婚。如果这件婚事促成了，他们将会得到许多好处。首先他们会得着钱财，如果婚事成了，他们就不必再供养这个心无定性的妹妹啦，这不就省了一大笔的开销。此外他们还能得到势力；婚事成了，俾斯麦与他们自然就是亲戚了，他们肯定要互相来往，这样俾斯麦就得替他们的儿子找份差事。不仅这样，他们甚至幻想，也许俾斯麦会因为这件婚事被击垮，也许他会愤而辞职，这样一来，将会正中他们的下怀，这样，王妃建立的丰功伟绩，岂不是要比《警钟报》多年的业绩突出得多，她就会如同神话中的美貌公主一样，不仅把老龙给杀了，还可被称为打胜仗的女英雄，威风凛凛地把一只脚踏在老龙的头上。
　　出乎他们意料的是，这条龙是条有千年道行的老龙，一眼就识破了仇敌的伎俩，他自有对付仇敌的招数，有任何利刃也伤不了的坚甲御身，他现在已经控制了欧洲诸国，压制住了他们，或者他们之间成了联盟，难道他会被一个柔弱女人打倒吗？况且这个女人并非有钱有势，这个机警的外交家略使手段就把握了整个局面。
　　我们怎么评论赫伯特呢？他生性软弱，他怕他父亲，敬畏他父亲，他被这敬畏给镇住了，况且他不愿意失去遗产；他既没有能力又不想自立。首先，在这两场惊心动魄的斗争中，但斯麦扮演的是严父的角色，他以辞职相威胁，以自杀来逼迫；这样迫使他的儿子赫伯特让步于他，他鼓动医生，让他们向儿子表示，如果不听从于他的意志，招致而来的种种烦忧将致他的母亲于死地；第二，这位宰相以儿子赫伯特上司的面目出现，属员不经上司允许是不能娶亲的。最后，俾斯麦以大地主的身份去争取主动，他以将被继承遗产的地主身份去晋见皇帝（产业原是皇帝赐予的），请皇帝修改地契，这样如果赫伯特违命的话，他将分不到一分遗产，经济措据。只好靠王妃的丈夫所给的弃妻抚养金过活。
　　此外，俾斯麦已经是过来人了，年轻时的爱情经历使他明白，男人是经不起枕边香风的，所以他绝对不答应赫伯特独自前往维也纳一一倘若要去，老爷子俾斯麦定要同赫伯特一同去，他知道儿子会明白，舆论的箭头指向他们，会让他们很伤面子的。如果有几个不值钱的作者在报上大肆宣扬，说俾斯麦如何乘坐快艇去救他的儿子，有人作诗讥刺他们父子与王妃的事，有人拿着相机去拍照，有画漫画的去画他们……他将会成为全欧洲的笑料。
　　虽然如此，赫伯特还有最后的对策，他多次对父亲说，他在道德上如果不娶她的话将会受到谴责。他说如果不是因为他们之间的事，她是不必离婚的。俾斯麦却老练得很，无论赫伯特使出什么招法，他都有对策，他说那个王妃早就不是一个行为端庄的女人，今天她与你赫伯特恋在一起，可谁知昨天她与谁搅在一起？而明天她又会与谁纠缠在一起呢？她的名誉已不值得去怎么保护，老爷子坚定地说，他不希望俾斯麦的名字与罗伊或者施莱尼茨的名字连在一起，如果要权衡孰轻孰重的话，还是俾斯麦家族的分量重得多。
　　至于爱情良心上的谴责以及长子对名誉的爱惜，这都是年轻人的奢侈品。先不要管这些事，勇往直前吧！
　　十三、组织三国同盟
　　1877年，当俾斯麦在启星根疗养之时，他让人代笔给他的儿子写了一封信，信中说道：“法兰西有一家报纸上评论，说我现在正在做‘某某国联盟的恶梦’，说或许德意志帝国的大臣们将来以至于永远将惧怕这种联盟的方式。西方各国结成联盟，再联合上奥地利以达到与我们抗衡的目的。但这或许并不是最可怕的，最危险的是俄罗斯、奥地利、法兰西三国结成联盟。如果这三国之中有两国结成了亲密的联盟关系，那他们的作法就会成为别的国家效仿的对象，他们随时都会给我们国家以威胁与压力。”他不愿出现这种局面，所以经过多年的苦思冥想，他终于想出了一个普通而又有效可行的办法。那就是“除了法兰西，别的国家对我们都存在一定的依赖关系，我们可以充分利用这一点，与他们的交往中，找出最好的理由阻止他们联合起来反对我们。”
　　从他这几句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做宰相的基本政策与观点，他这样做是出于三重的考虑：这就是德意志帝国的地位，欧洲各国的威胁以及各强国之间的冲突。他既是位实干家，又是位高明的棋手，无论做什么决定，他都从这三个前提出发考虑，然后得出正确的结论。他心里清楚孰轻孰重。他虽然很注重个人的荣辱得失，但他也不会让国家因此损失个小村庄。他明白他的一切权力来自于祖国，如果因为个人的私欲而让国家蒙受大的损失、他是决对不会做这种事的，他竭尽全力防止出现几个强国间的联盟抗衡德意志帝国的可能，所以他使出浑身解数阻止雄心大志的英国与俄国的合作，并设法阻止法国与奥地利的联盟。
　　各国都无法信任他，英国女王的文件，俄国大臣们的奏章，法国民党领袖的演说，无一不在表明对他的怀疑，不相信他口中所高唱的和平。反之，恐惧与怨恨与日俱增，他们都对“这个征服家”表示出了明显的不信任。他就是这样，七年之内连续发动三次大的战争破坏欧洲的和平，他难道不是为了侵占更多的土地吗？德意志种族分离有三百多年了，他们为各邻国所收容，难道不是他在欧洲的中心缔造了一个德意志帝国吗？在国内，他以铁血镇压，在国外，他同样是以镇压征服——他如果不是野心勃勃怎么能够这样用武力来缔造一个拿破仑式的社会？全国的人都称他是“铁血宰相”。
　　本国人民不了解他的性情，因此就会有很多的误解，长此以往也就损害了德意志民族的美名，我们只要看清他真实的性格，了解了这个心里矛盾重重的人，就可以完全抛掉这许多的成见了。如果我们认真地研究他的公文、他的言论以及他的各种信件，我们就能得到一些更为真实的材料，这非常有利于我们得出一个更为合理的认识。只要我们对于他二十多年的宰相生活细细地对照一下，就能证明我们这种认识的确不错。他到了晚年的时候，多次反问自己，是否不必通过三次战争同样也能达到德意志统一的目的，当他记录1849年大事的时候，他也没有否认这种可能性的存在，他发动战争的目的绝对不是侵占土地，割地不过是战争胜利的一件附属品而已。他很像一个正走鸿运的人，走在路上就能碰到女人，他捡到篮里就当菜，并不挑肥拣瘦。
　　他用兵打仗的本意并不是要夺取土地。第一次他并不是为了夺取什列斯维希而攻打丹麦，他不过是顺着民族党的主张，长普鲁士的士气，第二次用兵也并不是要夺取黑森与汉诺威，他不过是为了驱逐奥地利的势力，第三次对阿尔萨斯动兵同样如此，志不在土地，无非是为了教训一下法兰西而已。战争胜得如此之迅速，胜得如此之彻底，都出乎他的意料，他坐下来看着地图，一副来者不拒的神气。
　　俾斯麦是一个出色的外交家，他从不把弓拉得太满，总是给自己留有余地，他当然从未菲薄自己，但也绝对不妄想太高。外交中他分寸把握得非常恰当，我们曾经试图把他办理内政方面这些微妙的经验向众人说明，却感到力不从心。1866年，他曾经说过这样的话：“我认为外交事情很重要，无论别的任何事情都不如这件事。”他的运气一直不错，要打仗就有仗可打，但他从不滥用权力凭借实力去侵占他国土地，他这样维持欧洲的和平大局达二十年之久，今后人们不得不佩服他，在别的方面虽然有这样那样的争议，但这一大功劳却是不可磨灭的。
　　但他维持欧洲二十年的和平稳定并不是出于什么人道主义的动机，也不是为了争取什么名誉之类，只是因为他深知欧洲诸国已不满意于只是充当旁观者的角色，他们已经具备了联合起来对抗德意志帝国的能力。这种压力使他在1869年做出放弃阿尔萨斯的决定声明。1871年以后，俾斯麦对法兰西的态度有了改变，变得更加温和与讲究策略方法。他说：“我们一定不能让法兰西破坏我们的和平稳定大局，如果他们不这样做，那么我们就必须防止他找到盟友。只要法兰西找不到合作伙伴，那就不能对我们造成真正的威胁。而欧洲的君主国联合起来，无论什么共和国是奈何不了我们的，就法兰西而言，它也很难与一个君主国结成真正的联盟来对抗我们。”
　　从他这段话里，我们就能看出他为什么千方百计阻挠各种反德意志联盟成立的真正意图，以及他为什么要千方百计地加入到每一个联盟之中，从1850到1870年间，俾斯麦使普鲁士处于中立地位，这样做可以在特殊情况下，当有人向他求助之时，他可以开出大价钱，现在德意志帝国日益强大起来，但为了不至于遭受攻击，他更需要联盟。因为弱小所以要中立，现在强大了，所以要联盟，他的指导思想充分发挥了作用，即使那个时代已经过去了，但仍有借鉴意义。
　　“与我们大陆邻邦比，我们更有条件保持和平的局面，他们的企图，无论公开的还是秘密的，大多只想通过武力来解决……而我们的发展与强大，使许多国家产生了畏惧心理，害怕我们的强大会给他们以威胁，我们为此起见一定要运用我们的影响力与追求和平的信念来改变他们这种认识，驱除他们的畏惧心理……尊重他国的正当权利，这一点我想我们可以做得到……一方面，我们可以用德意志民族的性格魁力影响他们，另一方面，就是一定要向他们说明，我们不会做任何侵占他国土地的事情，我们自己决不把开拓疆土当成一件有功之事，如果我们不能排除国内各种消极因素的影响，就不能巩固我们建立的基业。既然我们已经在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局面，下一步我们就要赢得列强各国的信任，德意志民族经过漫长的分裂之后终于得到了统一，那么我们就更应该珍惜这来之不易的良好局面，致力于和平与公正……对于一些诉诸武力的国际间的争执，经过深思之后，我想不能用简单的决斗方式来处理这些矛盾，这种公式似乎太欠妥当。”
　　台德曼评价说，在19世纪70年代，俾斯麦曾多次谈到自己是一个欧洲人，从他的外交政策的大概来说，他的确是这样的、因为他讲话，向来不以一个德意志民族主义者的面目出现，他从不认为只有自己国家的人民才有权利，他从根本上摆脱了狭隘的爱国主义的案臼，他曾对一个代表团说过：“我认为阿尔萨斯人是法兰西民族的精华，他们的军人是最好的。据我所知，他们具备了两个民族的优秀品质。假如我能够让每个聪明的德意志男人都娶一位法兰西太太，那我就可以培养出一个优秀的有力的民族。”梯也尔生日的时候，俾斯麦想向他祝贺，但事先征求他的意见时他说，这样会不会影响他在国人面前的形象与威信，后来梯也尔逝世，俾斯麦与他的朋友们共同举杯悼念这位法兰西的政治家。1875年，他完全有理由举兵攻打法兰西，因为此时法兰西积极备战，在边界上吵吵闹闹，准备报仇雪恨，情况非常紧张，战争之火随时都可能烧成燎原之势。但俾斯麦却主动把战火熄灭了，他解释说：“”如果让人以为法兰西是为生存而战，这样就会使我们陷于不义的境界，而且如果这样草率举兵，就正中了英国的下怀，成为他们大唱人道主义论调的借口，又会使俄国从两个皇帝间的个人感情考虑出发，做出不明智的举动影响两国的交往，因为这时候俄国已经疑心我们，说事情已经到了这种地步我们却不加制止，是否有别的企图？“
　　在1875年春天，将在1915年结盟的英、法、俄三国已有了初步的意图，关于教会的争论只不过是个借口而已，弗兰茨约瑟夫。维克多埃马努埃尔、利奥波尔德二世都站在了天主教一边，戈尔查科夫盯上了巴尔干，想与法兰西建立一种默契关系；英国因为正与德国有矛盾，也想靠近俄罗斯，俾斯麦的政策遇到了挑战，似乎他就要承受失败的结局了，他怎么办呢？他发动所有的力量，调动各方面的同事；同时，他在报纸上刊登了一篇文章题为《战争要打起来了吗》。罗马、伦敦以及各地的外交家们，他们因为怨恨俾斯麦，都不约而同地向俄罗斯宰相靠拢。戈尔查科夫也就在巴尔于的问题上向英国稍微作了让步，然后他就陪同俄国皇帝去了柏林，此行不知是减轻了抑或是加剧了危机的到来。俾斯麦很热情和气地接待了他，最后还把自己的辞职书给戈尔查科夫看。辞职书中说，他因为身体有病，国事不必非由他操持，再说现在国际环境也很安宁。俾斯麦对俄国皇帝也是这么说的，俄国皇帝其实也不愿意打仗。
　　这个俄国宰相是个爱慕虚荣而又诡计多端的老头子。这次却上了徒弟的圈套，终于使他的晚节不保。他为了炫耀自己，就写了许多电报给驻在各地的代表说，“和平已经有指望了”。这些电报无非是表明戈尔查科夫打败了俾斯麦，俄罗斯降服了条顿人的愤怒，向欧洲表白，是俄罗斯与戈尔查科夫救了爱好和平的法兰西，使他不为俾斯麦所害，俾斯麦是欧洲各国的共同敌人2 俾斯麦得知这些消息后大发雷霆，事后他自己回忆说，他忍不住对这个俄国人说了实话：“你不该踩着朋友的肩膀向上爬，也不该让朋友为你牺牲名誉……即使你想在巴黎出名，也不应该为此挑拨我们两国之间的交情！如果你允许的话；我可以作主在柏林铸若干枚五法朗的钱币，钱上印‘戈尔查科夫是法兰西的保护神’，不然的话，我们还可以在驻巴黎的德国使馆里建一座舞台，在灯火辉煌之下，把你介绍给法兰西人，同样带着那几个字，把你扮成一个保护法兰西的天使，穿上白衣服，再插上一对翅膀。”据说戈尔查科夫被他这一顿挖苦弄得很尴尬下不了台，但这一次的经历给俾斯麦也的确造成了很大的影响，心里震动很大，这种影响不久就有了反映。
　　俄国皇帝很急于见俾斯麦，所以事先未预约就来了。谈话一开始他就说道：“我现在就告诉你，我绝对不相信德国好战的传言。”俾斯麦还告诉我们说，有一次俄国皇帝在谈到他的宰相时说：“让他去享受他那老糊涂的虚荣吧！”但在表面上俾斯麦却好像输给了戈尔查科夫，更何况他并无不良政治企图，所以他尤其不能忘记这一次的事情，但他暂且忍耐着，不再理会他的言论。到晚年的时候，他还记着五十年前在学校里受到的不公正待遇，想起来他还寝食不安，可想而知在他此时权力最鼎盛时期受到这样的羞辱他是如何地反应激烈，他决定要反击。
　　不到一年，他就要面对在俄国与奥地利之间选择的难题，当危机过后，在1875年夏天俄国与奥地利两国之间的龈塘发展得厉害起来，这表现在巴尔干与土耳其的斗争中，在这样的情形之下，就要依靠俾斯麦的魄力了，在关系缓和之后，他立即组织了三国同盟，这样可以牵制巴尔干，他曾私下对人说道：“我不想再干预此事，过多干预可能导致一场欧洲战争，假如我厚此薄彼，法兰西会乘机拉拢那一方。我现在牵制住这两大国，使他们分开，我有两个目的。第一是使他们不互相残杀，第二是为了保全我们自己的利益。”他在帝国议会里也发表过这个观点，不过说得更堂皇些：“我反对德国干预这些事，只要我们看不出有什么迹象表明这些事与我们的切身利益相关，不值得我们冒险，不值得我们损失一兵一枪的代价，那我们就不必去干预，请各位原谅我的坦白。”
　　与此同时，俾斯麦也深知这三国联盟是十分不牢固的，他也不清楚这样会使另外两大国并立的局面究竟可以维持多久。惟一可以维系三国关系的，就是三国的皇帝一致反对共和党民主主义，为此，他们宁可抛弃成见联合起来，共同反对共和与民主，所以在1870年后几年间，俾斯麦轻易而举地促成了三国间的联盟关系，而在19世纪50年代时他曾打破过这样的联盟。但在俄国与奥国皇帝的心中，保全他们的统治高于一切，甚至使他们暂时忘却忌恨征服者。但是这一次，并没有什么可怕的敌人促使他们共同联合结成如前代一样神圣牢不可破的同盟。
　　在这场引人注目的如同一夫两妾式的斗争中，德国好比一位年轻的丈夫，两个年纪大的夫人互相争宠，两个女人都争强好胜，丈夫处理起来就难以把握尺寸。“如果俄国与奥国打起来，而我们保持中立，那失败的一方就会怀恨在心。”这是俾斯麦对赫因罗厄所说的话，“如果奥国被彻底击败，那对我们毫无益处。我们当然可以夺得奥地利，但是我们如何对付斯拉夫人与匈牙利人呢？况且，舆论上的压力也不允许我们攻击奥地利，如果奥地利灭亡了，俄罗斯就会成为我们的心腹大患，如果我们有了奥地利，就能够牵制住俄罗斯。”俾斯麦的见解不久就验证了。
　　1876年春天，俾斯麦的代表告诉戈尔查科夫说，他上年在柏林的行为已经对两国间的交往产生了不良影响，使两国失却了相互信任的关系，而戈尔查科夫却大放厥词、甚至假惺惺地说，如果仍有人说俾斯麦是他的徒弟，那无异于是说拉斐尔是佩鲁吉诺的徒弟。他使出两面派手法，一面口里说着甜言密语，另一方面却酝酿着更为恶毒的诡计，同时在外交界大肆攻击俾斯麦。当他得知他的对头俾斯麦处于两难境地时，他忽然想出一计。1876年秋天，他从利瓦迪亚托德国使馆的武官捎信带回柏林，他在信中问道：“如果俄国与奥国发生战争，德国会采取中立吗？”戈尔查科夫这个人很有技巧，他如果不是想到了这样发问可能带来的效果，他是不会这么突兀地问这个问题的。俾斯麦是在瓦森收到这封信的，他很快就想出了对策。他用异乎寻常的加重语气对外交部说：“德国不知道戈尔查科夫为什么要这样问，也不知道他如果得了我们的答复之后会怎样地加以利用……这种问法既不礼貌又不是时机，他的居心显而易见。”他吩咐外交部就拿他的话去回答那个没有分寸的问话人。然后他又很生气地说道：“这简直就是强迫我们在一张空白支票上签字，然后由俄国填上数目去取钱，用来对付奥国与英国。”
　　俾斯麦用他习惯的方法来对付各种挑战，他清楚戈尔查科夫这样提问的真实意图所在，这个俄国人是要问是否又要瓜分奥地利，假如俾斯麦说不行，这是因为他以全部的斯拉夫族为一体，这样会把德意志置于一种附属的地位，这样做不如给帝国皇帝也出点难题，因为俾斯麦的政策，就是要分开俄、奥、英三国——这三国在东欧争雄——要让它们互相不和，那么它们个个都需要德国的帮助，为了防止世界大战的发生，要把俄国兵力分散去打巴尔干。所以当俄国再逼他给一个明确的答复的时候，他回答说，如果他的两个朋友非要开战，他虽然会不偏不倚地旁观，但如果一方损失惨重，面临绝境的时候，他会非常惋惜。
　　戈尔查科夫现在证明给俄国皇帝说，俾斯麦是俄国人要在土耳其用基督教代替回教的最大障碍。他严重妨碍了俄国的自由。俄国皇帝于是就放弃了攻打弗兰茨约瑟夫的想法，反而在莱施塔特与奥国皇帝会晤，通过会晤，巴尔干问题达到了暂时的谅解，奥地利为此得到了波斯尼亚，这是他信守中立的条件，于是这场剑拔夸张的风波就过去了。1877年春天，俄国出兵土耳其首都——看到英国的兵船在达达尼尔遇到许多麻烦，其实这是其它各国在阻止他们到戈尔顿霍恩，也就只好签订了一个《圣斯特法诺条约》来平衡各国的利益罢了。
　　戈尔查科夫曾对俾斯麦说过：“那些要解决的问题，并不仅仅是德国人或俄国人的问题，而是整个欧洲人的问题。”俾斯麦加了一句批注说：“谁是欧洲？”在十年之前，当英国大使威胁恐吓他时，俾斯麦也曾说过谁是欧洲这句话，一方面点中了问题的要害，另一方面也有幽默味道，“做大臣的人，要向他国提出要求，却不用自己的名义，只见得他们嘴边挂着‘欧洲’二字。”在当时的确有这种情况，而这就是他答复戈尔查科夫的语言。
　　俄国首都有一个人有大欧洲的眼光以及人道主义精神，但年老的戈尔查科夫对此却毫无知觉，自从签定了《圣斯特法诺条约》之后，俄国就开始把土耳其人赶出欧洲，大大拓宽了属国保加利亚的疆界。于是奥地利就有被俄罗斯包围的感觉，英吉利也不大放心，一次更为可怕的大战争正在孕育。这时候，俾斯麦的老朋友彼得舒瓦罗夫伯爵立即去找俾斯麦，请他从中调解。俾斯麦正在害腰带癣与头痛，此时他在夫里特利士鲁，躺在床上。晚上痛得厉害，连胡子也不敢刮。但他还是接见了这个俄国朋友——一开始却不答应他的请求。
　　这一次和未割取阿尔萨斯与洛林两省之前一样，他最初的政治本能是对的。几个月前就有过半公开的提议，请德国出面调停，但他决定不参与调停，他说：“如果不是对俄国采取压制态度，别的任何一国出来调停我们都难以信任，但是一旦使出这样的压力，只能使俄罗斯更难以让步……我们的边界与俄国毗连很长，我们两国之间的关系，比整个土耳其要紧密得多，我们坚决不能担任这个调停的任务，以免无谓损害两国间的关系。”有人说他晚年以为这次调停是他一生最大的错误，这是没有凭证的，而且不是事实，我们只知道最初他不肯出面调停，但在舒瓦罗夫的不停劝说与要求下，加上第二天俄国皇帝来了一封书信旧然是舒瓦罗夫劝说皇帝写的），皇帝亲自求俾斯麦调停，他还说这是俾斯麦舍己为人的最好证明，俾斯麦还能怎么办呢！不久前他曾经写信给德意志驻俄国首都的大使，信中说：“一位君主……如亚历山大与我们这样亲近的一位皇帝，我们一定要经常听取他的意见，就像听取熟悉的客人的意见一样。”
　　而且刚刚有人要刺杀威廉皇帝。这样就能通过反对社会党的法律，俾斯麦的地位因此更加坚固。也许他为怨恨戈尔查科夫所影响，如果召开议会，俾斯麦很可能会做主席，而戈尔查科夫肯定不如他。所以这次同在凡尔赛一样，开始他说“不行”，最后说“行”。这与他的一贯性格恰恰相反，他拿定主意以后，二十五分钟之内就把柏林的章程口授给他儿子记录下来。
　　俾斯麦对公众说道：“我们要做靠得住的经纪人。”巴里施罗德听了这句话，深思之后摇摇头，他的阅历和经验使他怀疑地答道：“世界上并没有靠得住的经纪人。”
　　十四、柏林会议
　　埃姆斯电报于1870年7 月13日送到神斯麦手中，库尔曼于1874年7 月13日开枪打伤他；柏林会议于1878年6 月13日召开，同年7 月13日，俾斯麦在柏林条约上签字。因此他害怕“13”这个数字，如同害怕星期五。因为这个数字两次外现为凶，却最终使他化吉。现在这个会议以“13”起，“13”终，是否外现为吉，最终使他得凶。
　　这次会议，他是欧洲的主席。当列强的大使们进来时，他从马蹄式的大桌子中间起身欢迎他们。这是他一生功业的最有异彩的一笔，因为几十年来，欧洲未曾有过这样的大会议了。从外观来看，俾斯麦的大白胡子使他有一种族长或教长的风范。但是诸多因素——他的病体，当了主席要说外国话，这次会议的可疑性质——使他心里不安，所以他有点畏惧，开会时有些忧虑。
　　在这张马蹄式桌子周围坐下的共有二十位有名的政治家，代表欧洲七国。坐在俾斯麦右边的是君主制国家的使臣。霍恩维茨军长的面貌瘦狭，与大鼻子大耳朵有点不相称，嘴巴富于感觉，胡子粗短，看起来有些野蛮。下一位应是安德拉西伯爵，反应灵敏而决定慢。在安德拉西旁边的就是卡罗来伊，奥国驻柏林的常驻的大使。曾在普鲁士与奥国开仗时回国，但几星期后又回来了。奥地利、匈牙利的第三个代表是海默尔男爵，维也纳人，与之相关的一切，从鼻子到他手上拿的铅笔，无一不是尖的。
　　坐在俾斯麦左边的是沃丁顿，他名字是美国的，却是法国的代表。其面貌颇为可爱，随便而有兴致。他其实是一个考古家，不算是专职的外交家。坐在他身旁的是圣瓦利尔，一个无定性的人，为法国派驻柏林的大使，是该国合格的代表。第三个是法国大使德普勒，看似知识界人士，实则一半是宫内侍从大臣，一半是教士。
　　远东居然也来掺和？那个面目狡诈的小个子是日本人吗？不是的。他是科蒂伯爵，代表意大利，比他的邻居聪明得多。这个邻居就是罗尼伯爵。与他毗邻而坐的是一个蓝眼睛的德意志人，为雇佣兵，此刻头戴一顶有穗的红缨帽。接下来的是一个代表土耳其的条顿种人，被人称为阿利总督，现为一个大军长。但他少年时代住在马格德堡时并不叫阿利。他曾在一条船上当过侍者，后来逃跑了。据说当了土耳其宰相阿利的努幸，从此青云直上。但会议结束后两个月，他被阿尔巴尼亚人刺死，从此结束了他的冒险生涯，还有一位土耳其代表叫卡提多利，也是一位大官，鼻子颇长，双唇紧闭，脸色铁青，沉默寡言。他生于近东，为希腊的名门之后。
　　坐在维也纳男爵右边的是罗素贵族，英国派驻柏林大使。他机灵和蔼，行动敏捷但衣冠不整。位于罗素身边的是索尔兹巴利贵族，他额头开阔，胡子花白，是研究东方问题的专家。第三个是英国代表，大概是整个议会中的焦点人物了，只要我们一看到他，就会对那位贵族失去兴趣。他的相貌丝毫显示不出他是英国人的后裔。狄斯累利青年时代还在未封比康菲尔德伯爵之前，仅以小说家出名。他曾是一个英俊的犹太少年，现在却一半像魔鬼，一半像音乐家。他鼻子颇长，下唇低垂，胡子上翘，卷发雷额，颇似伦勃朗画中的一位文学家。他老态龙钟，拄着拐杖缓缓人座，我们很难看出他曾得过维多利亚女王的欢心。
　　与之齐名的戈尔查科夫，如今已八十高龄，瘦骨磷峋。不像老皇帝威廉那般健壮，腰板笔直，如同一位少年军官。如果细看，会发现他的脸不像身体那般干瘦，嘴唇富有生气，脸上皮肤依然柔软，惟有鼻子是尖的。他饱受脚气病的折磨，活动困难，被人抬到座上。他身上有一半是日耳曼血统，这使人们看到他时便想起一幅有名的怪人像：寻欢作乐者与阴谋家的混合体，其中前者成份大于后者。其实他两全其“美”。这次与会的机会，是他从君主那里求来的。俄罗斯代表团的决定权，不在他，而在驻柏林俄国大使杜毕列尔手上。但指导俄国事务的人，既非戈尔查科夫，亦非杜毕列尔，而是舒瓦罗夫伯爵。作为这次会议发起人的他，宛若一名法兰西大将，人极聪明，有武侠之风，是一名出类拔苹的外交好手。
　　会议伊始，代表们便开始辩论。主席俾斯麦虽然在德国本土，却用法语致开会辞。狄斯累利用带着牛津土腔的英语回答，座中没有几人能听懂。戈尔查科夫用法语回答，虽然俾斯麦希望他用俄语回答。但他不是回答，而是长篇累犊地演讲。会长心生厌烦，用笔在纸上写：出风头，出风头……戈尔查科夫说完，会便散了。会长走进隔壁房间吃东西时说：“开了二十次会，波尔哈特没有一次收获不大。”
　　在会议开始之前，俾斯麦就很恼火。因为当他回访多国代表时，他们竟用“乡下礼节”接待他，令他大失面子。后来他说俏皮话嘲笑他们，同他们开玩笑，并在后来的几次会议中试行他的法则。当索尔兹巴利提出一个议案时，俾斯麦大声鼓励：“再来一个！”读过希腊公告后，他不管那些反对话，尽量用神经不耐烦的方法压制众人，让人忍受他法权的厉害。他法语虽然说得很流利，但同说德语一样，如流水般时缓时疾。“我很少在早上六点前睡觉，往往到了八点才睡，睡一两个小时就醒来。午前我不见客。你就可以想像到开会前我的心境如何了。每次开会前我总喝三四杯浓葡萄酒使血脉畅通。若不喝酒，我不能办什么事。”虽说如此，所有的报告都称赞他无愧于主席一职，其干预与指导也极具效力。
　　他初时信任的会员，只有安德拉西与罗素两人。他曾尝试打罗素的“藏而不露的毛病，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如他所表现的那样完美无假，罗素是一个精通多门语言的人。”俾斯麦很想把索尔兹巴利交给一个德军操练官，使他能站得像样些。他把阿其密阿力看成一个逃兵，用冷漠无礼的态度待他。对于他的仇敌戈尔查科夫，他极尽讽刺之词。一次这个老头子探望他，俾斯麦想扶他站起，他的狗以为此乃攻击的记号飞跃上前。俾斯麦大声喝住狗，戈尔查科夫以为是俾斯麦要报复他，忙跨上马车逃走。到了晚上，俾斯麦对人说起此事时，外加一个爱狗的政客的旁注：泰拉斯尚未受过正I 练，还不知道应该咬谁。如果它知道，应该咬那个土耳其人的。
　　这个会议里头的三个有名的冒险家——轮船上的侍者、小说家、悍斯麦——互相反对多不相同。第一天晚上，俾斯麦说道：“我很想知道康菲尔是否主战。”天晓得！大家普遍以为英国宰相握着天平。他心存犹豫，替他画像的魏尔纳不懂英文；狄斯累利经过他几番说明不识英文后，才肯放心。这个老头子好诙谐，却能享受柏林人的俏皮话滋味，这个柏林人却牺牲狄斯累利本人、名字及犹太种族而说俏皮话。其中有一段笑话就是：当一个军官巡哨到狄斯累利的门口时，问把门的哨兵替谁守门，哨兵答道：“我替康菲尔守门。”
　　假使俾斯麦憎恶犹太人，无论狄斯累利什么动作都会与他气味不相投，尤其是这个英国人的辞令趋势。但是自从他们谈过几次后，俾斯麦喜欢他甚于别人。几天后他说：“他同我谈过几个晚上。他身体不太好，等到我没有其他客人时才肯来。我就是这样跟他亲密起来的。虽然他写了几种富于幻想的小说，但与他共事却是容易的。在一刻钟之内，我就知道他到底要什么。他打定主意何去何从，稍为讨论后我们就能够解决啦。”俾斯麦与狄斯累利的交情保持终生。这次会议之后，狄斯累利却在他所著的小说《康迪米思》里批评俾斯麦——即小说里的菲尔罗尔伯爵，这是在莫特利写俾斯麦的小说四十年后的事。
　　俾斯麦好像只同巴里施罗德谈公事。第一天晚上他对巴里施罗德说：“主张和平者百分之六十六，主战者百分之三十四，大致比例为七比三。”巴里施罗德摆了一次盛大宴席，席间有音乐助兴；太子也在船上设宴。突来一阵狂风，几乎把代表们全部淹死，随后他们前往莫愁宫。据赫因罗厄的报告说：饭前代表们看见许多洗手盆，只有一个陶器不是作洗手之用，它引起了全欧洲的关注。
　　柏林会议所讨论的几个问题已成陈迹，详细节目毫无意味，关键是近东三国争雄之事，即保加利亚问题。英俄两国竞争已达白热化阶段。当俄罗斯不肯让步，狄斯累利吩咐备车准备离开时，俾斯麦事先从舒瓦罗夫口中了解俄罗斯的弱点，忙劝英国代表小让步，俄国代表大让步。他就是用这种方法以牺牲与俄斩断交情为代价来维持和平，因为从此以后，人们会说“俾斯麦使俄罗斯受屈辱。”
　　当日正式讨论问题中有保护基督教徒反对异教徒的事，这是假的。除此之外，整个过程其实是强国下棋，拿小国当卒子。也有讨论势力范围的边界划定，但关于这个问题，英俄两国大臣所知道的知识，并不见得比德意志的调停人多。比如把某处归人新的保加利亚的版图，后来才揭露出来。这一片地方伸出巴尔干山脚之外很远。英国让步太大，想收回失地。赫因罗厄写道：“我们考查许久之后才知道，我们能从俄国人手中取一块小地，是一条山脊，……我们却无人知道这条山脊是否为合理的边界。……许多地图是不准的，而且是相互矛盾的。”四个星期后，条约签字生效，于是连巴尔干人的一块坟地的安全，也无担保。……保加利亚成立，塞尔维亚，罗马尼亚，蒙特尼格罗“独立”，希腊幅员比从前宽广，多端变作中立，归一个欧洲委员团管。但海峡还是封闭的。波斯尼亚与黑塞哥维那仍是土耳其的，奥地利驻兵其上并进行管理。此事虽在一年之前已为俄奥两帝布置妥善，谁知却植下了数十年后的祸根。按照种族的诸多考虑，甚至按照循民的愿望，连一件事都没有办到，却把塞尔维亚人分开，安置到四个国家去，把保加利亚人分别安置到三个国家，名义上回转的边界推回去了，但土耳其人仍然在欧洲，用一张薄薄的皮纸，掩盖了这么多没有解决的问题。
　　在这次会议中，德志意没有得着丝毫直接的好处，相反还失去了不少间接的利益。德意志与俄国的事情因此受了严重的动摇，与英国也没有拉上关系，但是俾斯麦却从失败中找到了理由：“在开会之前，我们在大部分问题上与俄国皇帝达成了共识，我赞成满足俄国人的全部要求，可是俄国皇帝却用舒瓦罗夫代替戈尔查科夫……戈尔查科夫必定是得了这个消息，因为他在会议中为俄罗斯努力得越来越少。所以我对舒瓦罗夫说，我不能表现得比俄国自己还要积极。”后来，戈尔查科夫向沙皇报告说：“我们得到的少得可怜，我们如何感谢俾斯麦呢？”据说沙皇听后说：“既然这样，你还继续当你的宰相吧。”
　　沙皇必定认为在这次会议中上了自称为“童男无欺的经纪人”的俾斯麦的当，他称这次会议是“俾斯麦联合欧洲对付俄罗斯”。他还说舒瓦罗夫上了俾斯麦的当。
　　柏林会议引起了巴尔干的骚动，以及各强国间的不和与争端，这潜在的问题不久就暴露无遗了。十五、联盟奥地利
　　1879年8 月间沙皇写一封长信给威廉帝说道：“我的尊贵舅舅，我蒙你长久的友谊相待，我敢请你允许我对于一件使我心里很不安的事体，坦白对你发表。我说的是德意志外交人员的行为，他们不久以前，会不幸地仇视俄国，我们两国的政策一向都是互相要好的，利益谐和的，这样一来岂不与这种政策完全冲突。在我一方面我是不停的努力要保存这样的友谊，使它不改变，我盼望你也是这样。但是世界是以事实裁判的。土耳其人，被你的朋友们英国人与奥国人帮助，不停的设置诸多小的难题以阻拦保加利亚人。现在大多数的欧洲委员们要决定，几乎在全部事体中，法兰西与意大利都是帮我们的，德意志人却不然，好像是奉了命令，总要维持奥地利的见解，他们有系统的仇视我们。”
　　“我觉得我应该请你注意于这样的举动，这可能使我们的交情产生不好的效果，我请你勿怪。我们两国报纸已经开始扰乱我们啦。我很明白，你与奥地利要好是你的一件要紧事，但是我却看不出来牺牲俄国的利益对德国有什么好处。当一件事情发生，与列强的利益大有关系时，使其中一国受惠，1870年的受惠国曾经说明永远不会忘记这种受惠，一个真正伟大的政治家，不值得为个人的诸多屈辱难堪所影响的！环境是很严重。我若不告诉你，我恐怕所发生的诸多结果，会影响我们两国极其重要的关系，不然的话，我是不会提请你注意。我请求上帝使你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重要，使你阻止祸害降临！”
　　当威廉读这封长信里头的严重话语时，他还是没体会到后果的严重，在最后百年间，这两个同盟的交情与利益屡次被阻力所扰动，但是诸事最终常被理顺下来。俾斯麦的格言说，德意志与俄罗斯是自然的朋友，是被人们所坚信的，所以人们不能盼望柏林会议后的报纸上的论战会改变沙皇和德意志皇帝的感情，甚至会改变俾斯麦棋盘上的棋子的走动。
　　这两国的边界是很长的，两国有了事故发生，是不会变作开战的原因的，因为这许多理由，所以在最后二十五年间神斯麦都是俄罗斯的靠得住的朋友，即使形势变得很吃紧时也是这样。况且自从1871年以来，法兰西曾想与俄罗斯联盟以便从两方面攻打德国，俾斯麦所以在最后八年所用的政策是要在俄奥两国之间作调停人，以免这两只猛兽相互撕咬，同时却很谨慎地避免帮哪一国。他曾对米纳特说道：“假使我们帮助奥地利，俄罗斯就会变作我们的不能和解的仇敌，就会与法兰西联合。”
　　据驻俄都的德国大使的最后报告，曾说这封长信提到了诸多误会令沙皇不满意的话，同时又说在一次宴会上沙皇说过几句很恭维德国军队的话，并且举杯向军队表示祝愿。俾斯麦几个月来对俄罗斯有了一些新的看法，与他的匈牙利朋友安德拉西更亲密，他现在请这位朋友到加斯泰因会谈。戈尔查科夫的势力虽然很小，因为想报复也许成为其中的动机之一。在戈尔查科夫使他难堪之后，俾斯麦就开始仇视俄罗斯。在柏林会议之后，俾斯麦对俄罗斯的不信任与日俱增。此外还有两件事使他仇视俄国，一个是俄国不断增加军队，另一个就是俄陆军大臣反对德国。因此沙皇的那封长信使他更是火上加油。他立即与安德拉西会面。
　　俾斯麦在加斯泰因写信给他的君主，用词十分的重。“沙皇所有关于友谊的话都是极其不重要的，他的话里毫不隐讳的恐吓陛下，在君主之间的交际中，若不是你的政策受制于他的政策，他能说出这样的恐吓话来？这样恐吓的话必定是破坏和好的先兆，除非有许多条约阻止破坏。君主之间相见以礼，不应用如此刻薄的话，即使是已经宣战，向来也未曾用过这样的语言。倘若陛下用同样的腔调来答复他，恐怕不久我们就会和俄罗斯兵戎相见。”
　　俾斯麦接着说，俄国陆军大臣是一个蒙了面具的无政府主义者，他的计划是想把俄国拖人战争的漩涡之中，以改建共和；1870年的俄国自制归咎于奥地利的压力，逐一提及普鲁士曾如何有益于俄罗斯。悍斯麦据以得出结论，他说他一直主张与俄罗斯亲近，因为他一向以为这是较为稳妥的方针。可他现在却说：“我们与奥地利有更多公共之处，多于俄罗斯。血统相同，信仰相同，德意志语言，在匈牙利的诸多利益，我们与奥地利联合，这些都较为合乎德国的舆论，并能传之久远，这胜于与俄罗斯的联合。但从另一方面而言，朝代的关系，亚历山大帝的个人交情，却反过来利于与俄罗斯的联合。但是现在这一有利条件已经遇险。由此看来，我们应该竭力培养我们与奥地利的友谊关系。”威廉帝读到这句话甚为恐惧，等到他明白俾斯麦要前往维也纳时更加恐惧。但是威廉表示出异常的坚决，答道：“无论如何我都不答应这一步，因为俄罗斯立刻会认为我们这样做等于是破坏交情！”
　　过了几天，威廉接着俾斯麦的公文，叙述了他与安德拉西所说的话，安德拉西提议德国与奥地利订立攻守同盟以防备俄罗斯的进攻。老头子很害怕，自己出主意同沙皇约好在俄罗斯边界的一个市镇相见，以讨论沙皇的信。俾斯麦十分气愤。“他写一封长信对他的君主阐明他的政策。他说到戈尔查科夫的炉忌，亚历山大的恐吓信，七年之战时代的同盟之危险。从另一方面说，奥地利与德意志相亲已有一千年，正如他在尼科尔斯堡曾指出的，德国和奥地利不必彼此负责，就能够联合以相互保护。最后俾斯麦还是用他所惯用的手段，以辞职恐吓，他说他不能奉行任何其他一种政策。
　　威廉亲笔写了一封信给他，把他与沙皇的谈话告诉他。其中虽有误会但决无恐吓之意。俾斯麦应该当这封信未曾写过，还谈及威廉的父亲，全是和气的担保话和友好之情。所以更有理由不要与奥地利联盟！当时俾斯麦正在经营这种联盟的计划，现在加斯泰因几乎每日必送专门讨论欧洲政策的文章给老皇。最后在九月间他写道：“我们的平安依赖俄罗斯，当然是一个不能计算的日子，奥地利却不是这样的不能计算。奥地利因为其地位及她的几部分的性质，如同德意志一样要在欧洲有一个支柱。俄罗斯到了无可奈何的时候却不必要这样的支柱，因为无支柱并不会冒它的帝国分裂之险。而奥地利、匈牙利的人民与他们的代表们对于此事是要发言的，况且这些人民盼望太平。而俄罗斯却不然，明摆着的仇视德意志政策，同德意志打仗，并不有害于帝国的国内地位，所以无论什么时候都可采用这样的政策。奥地利用得着我们，俄罗斯却用不着，在欧洲诸国中，大抵以奥地利的内情最健康，皇室的权力在诸民族中有巩固的地位。在俄罗斯却不然，无人知道诸多革命的元素，可以随时忽然崛起于这个强大帝国的内部。”
　　悍斯麦一向相信至少也维持与此相反的看法。俄罗斯是铜的岩石，反对革命，奥地利却不然，它的稳定被它帝国里头的几种民族所暗陷。现在俾斯麦告诉我们说奥地利是一个可以作模范的帝国，俄罗斯反而是革命的焦点！他就是用这样的理论尝试劝自己并劝君主。但是我们能够在字里行间看见他的真正动机。奥地利弱，要我们帮助；俄罗斯强不要我们帮助。所以俄罗斯是我们之害。俾斯麦是习惯节制一切的，他当一部的大臣（这就是说他要同其他大臣合手办事）常愿意有他所能指挥的人们在内阁。难道现在要他承认那个恐吓的沙皇作朋友吗？他拒绝俄罗斯主要是因为俄罗斯胆敢同德国一样的要求同等权利，这是他无论在政治上，在家族生活上还是在大臣们的会议上所绝对不能忍受的。那个匈牙利人安德拉西不是这样，他急于要使强大的德意志喜欢，以生活在一个强过他自己的人保护之下为乐。但是德国皇帝不听话。威廉今年八十二岁了。在最后的十七年间他都是受俾斯麦操纵的。为什么这时候硬起来了？因为他的名誉感被激起了，他想起了他父亲的产业，动了家族的感情；况且他的外甥沙皇已经郑重地向他和气地赔了不是。他们全部的芥蒂都洗涮干净了。“我为这样的深信所激动，们心自问，我觉得不能答应帝国宰相的提议。我现在进退两难，我宁可让位，把政权交给我的儿子，也不愿向我自己深信的人挑战，对于俄国作阴险的事。王爵苦想与安德拉西伯爵讨论将来的诸事，原是可以的，但是不许联盟。我不答应，王爵自己从前曾因发表反对联盟而受束缚，他曾说奥地利是靠不住的。”
　　这个老头子在不放心的时候，记性是很好的。俾斯麦的答复说到更广大的题目上去了。俾斯麦的心显然是在想建筑伟大的事业，并以此来劝谏君主。现在他说精神垮了，说他受不了这样的阻力，他要辞职，除非是联盟。“假使我有幸能够在决断时局时与皇帝能有相同的见解，我或许可以继续为皇帝效劳。我的体力和精神仍然能够像以前受到阻力一样坚持工作。自从我开始忍受这样的情形以来，到本月十九日就整整十七年了，一直奋斗，从未停止。我相信在这十七年中我已尽了我的职责。倘若这样的情势并不改变，八天或十天以后我就要递正式辞职书，也就是说，按帝国的法律我宣布辞职。”
　　俾斯麦说几天之后就要辞职，反而使老皇帝发怒，老皇多次说，俾斯麦若辞职，他就决计禅位。
　　他们两个人的书信就是这样从柏林送到加斯泰因，从加斯泰因送往柏林，这两个老头子都说你若是执拗我就不干啦。几乎每天这位宰相都要发一封电报告诉皇帝自己的心境。皇帝也是这样问赫因罗厄：“我猜宰相对我很不高兴，是不是？”皇帝不太明白怎样对付这位俾斯麦。这位宰相的做法是自己拿主意，起草最重要公文的文稿。皇帝写信给宰相说道：“当我们正在要同奥地利联盟以反对俄罗斯的时候，我们表面上应该对俄罗斯表示友谊，我很为这个思想所动。在你的那方面，你已拿定主意，你要单独同安德拉西伯爵讨论这件事，而且你让他同他的皇帝谈过这件事，他的皇帝立刻接受这个意思。你试着设身处地从我这方面想想，我去看我的私人的朋友我的亲戚，时局好与不好时，他们都是我的同盟，我们相见，把他的信中写得匆促而令人误会的话能解释清楚，我们的谈论取得满意的结果。现在要我同他国联盟以反对这位君主，也就是说要我在他背后作言行不一的事，是不是？但是我不愿意也必不否认你关于安德拉西与奥帝而走过的几步，所以在维也纳你可以讨论，万一我们与俄罗斯的不和，可以应对邦交破裂的办法。但是我的良心不允许你与奥地利订立任何条约、合作或联盟。威廉。”
　　这是两个世界在这里谈话：旧的普鲁士与新的帝国，武士与外交家，良心与机变谈话。但是魔鬼手下有更有力的方法。赫因罗厄在巴黎，雷奥斯在维也纳，毛奇在柏林，内阁会议的全数大臣，必定得扶助他的政策。整个内阁以辞职恐吓皇帝。皇帝看到自己被包围了。我们议论这件事情既不能称赞俾斯麦的政策，也不能称赞他的手段。我们只能称赞老皇。
　　俾斯麦怎样往维也纳，把条件准备好了，联盟是商妥了，只等画押；他害怕塌台，送跋扈的报告给皇帝，先送到柏林，随后送到斯德丁，最后送到巴登；老皇顾全他本人的名誉（因为他不再能维护他的政策）怎样一步一步的奋斗，尝试在反对俄罗斯的条约中不提出俄罗斯三个字，最后他怎样认输，我们读这件事情的记载，如同读挪威的古代英雄记一样。
　　这位打败仗的君主写道：“在维也纳所签的条约，与我的名誉感觉，与我的本务冲突，我奋斗了四个星期。到了昨天晚上，我全部的反对计策都用尽了，最后我答应了。我不知道我将变作什么！亚力山大帝将以为我欺骗他，因为我写信给他，我又要听神斯麦的话，亲口说我意在”保持我们祖先的遗业‘。“这个老头子是十八世纪的最后的独存者之一，我们想像他说这一番的叹息话，同时想起六十五年前他曾同现在的俄罗斯皇帝的祖父第一位亚力山大，骑马人巴黎，刚好在流放拿破仑于厄尔巴之时。
　　他虽不能实行他的政策，他的政策却是对的。并不是他比宰相看得更清楚！但是他被道德与传统所迷信，这就能保持他相信与俄罗斯的联盟是对的，他不能不被破坏这样的联盟而心痛。况且破坏这样的联盟不能不有害于国。正因为他年纪这样老，因为他的心已经比他的骨节变得更不灵便，他比别人更能看清这件事情有诸多重大结果，在其后几十年间，与在今日，没有谁比威廉更能简括深透地批评俾斯麦的决定与奥国联盟了。他在宰相的诸多公文之一旁批道：“我们既满意于倘若法兰西攻打我们的时候，奥地利坚守中立，我们为什么用全力帮助奥地利反对俄罗斯呀？我们同奥地利作什么反对俄罗斯，奥地利也应该同我们作什么以反对法兰西。否则这是不平等的！现在所提议的条约必将逼俄罗斯与法兰西亲善，滋长法兰西人报仇雪耻的渴望！法兰西最希望的就是把德国与奥地利置于两个大敌之间。所以我们必须维持三位皇帝的联盟，不可破坏这个联盟以另成立两国的联盟。一旦这个提议的条约被人了解或被人猜疑有这样的条约的时候，法兰西与俄罗斯不能不联合起来！”
　　俾斯麦曾逐条考虑这样的反对意见，都抛弃不理。他如此改变政策的主要动机似乎更多是出于感情而不是出于仔细考虑；其最重要的冲动还是出于感情。当时马克思有一封信给恩格斯。其中的批评就是俾斯麦自己关于戈尔查科夫而说的话的影子。马克思说道：“俾斯麦因为一件事就反对俄罗斯，这就是他最有特色之处，他要废戈尔查科夫让舒瓦罗夫出来，因为他干不成功，其余的事就自然发生了。这就是仇敌！当下，东方的一片黑云是很有用于他的，这时候又是非他不可了。他的陆军预算将在第二次帝国会议上重新提出，也许变作永远的。”次要的理由也是出于感情。从前俾斯麦拒绝把舆论赞成作为联盟的一种动机，也绝不把舆论当作破坏联盟的一种动机。现在他却屡次提到舆论。其实南德意志是很高兴的，帝国议会中几乎全数的党派都是赞成他的政策的。他很盼望这件事，因为他的议院的大多数有点靠不住。第三个理由是关于他的脾气，他对路西亚说道：“同一个专制君主，同一个半野蛮而不受压制的民族联盟，是很危险的，但是同一个比较弱小的国如奥地利联盟却有许多利益。”他又说道：“倘若我必须选择，我愿意选择奥地利，这是一个立宪而爱好和平的国家，又在德意志枪炮之下；我们的枪炮却不打到俄罗斯。”俾斯麦从前压制过同一位专制君主联盟吗？从前他何曾想过宁愿同一个立宪国联合吗？从几时起奥地利变作比俄罗斯好和平呀？这几句话不过是自己的暗示以遮掩更深的理由以瞒己瞒人罢了。俾斯麦自己的专制思想就解释为他愿意与“比较弱小”而“在德意志枪炮之下的”一个联盟——况且该国的宰相是一个好迁就的属员，他更愿同这个国家联盟。这位政治家，只有当他小心盘算时才是个大人物，他改变政策与否就被这样的感觉潮流，这样的心上的黑影所拘定，他常以为这种政策有利，最后就决定用这样的政策。他要选择，这就与他的老宗旨冲突；他要选定奥地利，这就是祸害，他一向都能赢得那一国的交情的，现在他与那一国背离了，他因此而得的保护是微乎其微。况且他所得到的远不及他所期望的。
　　从前的三帝联盟曾给德国以保障，现在即有破坏的恐吓，若不代之以新的保障，只重新担保是不够的，俾斯麦的目的远不止于此。他所期望的是一种简括的与奥地利联盟，要与两国的宪法合为一体。就这件事而言，他又是感情用事；他要重建年代所已破坏的，他梦想完全是现实的。他想建立一个更大的德意志！难道1860年以来几年间的冷静计算家消失了吗？难道俾斯麦忘记他的诸多考虑，使他从德意志帝国除去八百万德意志人吗？因为他怕把还有几百万原不是德意志种的人包括在帝国之内，又因为他要摆脱哈布斯堡朝的劲敌？现在劲敌是没有了，那几百万的异种人还在。其实是当初打破奥地利势力的人，现在因为奥地利变弱了，却要同奥地利联盟。
　　命运就是这样在一条曲线上行进：仇敌走回来同他的牺牲要好，他以前打破这个国家的势力，现在却要同这个国家联盟；当一个女子正在妙龄的时候，他抛弃她，现在她老了，他反要娶她。对方既这样的热心来迁就他，他就该停住想想呀？柯尼希格雷茨之战夺去了奥帝一半法权，十三年之后，弗兰茨约瑟夫亲自来拜访这个打胜仗的人，但是皇帝与安德拉西都很执拗的一定不肯与德意志订立俾斯麦所提议的联盟条约。现在维也纳游览的人已经破坏了德意志联盟会，被他打败的人不想请联邦会的鬼出现了。俾斯麦很想把大陆的重心向西挪，但是奥地利的眼光却盯在东方——同时若遇必要时它将要向西看，与俾斯麦的计划不很相宜。安德拉西简直不肯为阿尔萨斯而帮助德国打仗，所以老皇很诧异的喊道（老皇觉得在那方面有危险）：“这是不平等！”俾斯麦这是生平第一次做付出的多而所得甚少的买卖。
　　俄国反对德国，法国人因为想为报复而打仗希望俄国帮助时，他们将信任西方的打核桃的钳子，因为一条钳子腿挖空了，打核桃打得更容易。俾斯麦请出一只危险的鬼来，用八年工夫总算把他安顿好了。在俾斯麦的后任时代，这只鬼又来恐吓。
　　在他来选择之前，他曾写过几篇专论这件事的东西。总论利害：他曾说以事实论俄罗斯当然是个更有力的同盟；提及君主的交情，自卫的本能，全无冲突。后来说到奥地利的诸多弱点：“奥地利人民中有匈牙利种，斯拉夫种，有信天主教的，他们舆论的起落，皇族听从神父们的影响，有以天主教作基础而重新成立法奥两国亲密关系的可能。”他提及波兰问题（在他的记事又说及）说道：波兰将来的问题，若有德意志与奥地利联合兵力事务，就会变得尤其繁复。他总论时势如下：“无论哪一种联盟都不能当作是稳固的，我们与俄罗斯的朝代的联盟，或根据德意志人与匈牙利人之间的民众同情的联盟，都不是稳固的。如恶梦那样可怕的为反对德意志而发生的联盟还是有的。”1880年间他写道：“我们仍然渴望与俄罗斯和好。倘若因为俄罗斯攻打我们或奥地利，无和好的可能，就会发生与俄罗斯作战，或与俄罗斯、法兰西、意大利三国作战——这样的一场战事会有极其严重的后果，对于这样的一场战事，即使是我们打胜，我们的所得与所付出的痛苦是不相称的。”
　　当他与奥地利联盟的时候，俾斯麦总摆脱不开世界大战的鬼魂。无论什么东西，都不能使这个鬼魂不出现。
　　十六、左右逢源
　　俾斯麦选择奥地利就决定了当时时局的趋势，也就决定了后来欧洲外交政策的方针，包括成立三国联盟在内。经过大祸之后，到了今日，许多摇摆与危机，不很吸引我们的注意。我们只要把成立德意志与奥地利联盟里头的许多动机与反对的动机，详细说明：是许多动作、用意、感情、解析的一种结果。我们就不必多在这方面讨论，只要略为观察1880年几年间的事情就知道了。俾斯麦重整中欧，他抛弃了自由选择，他同俄罗斯分开了，他尝试同英国友好，但他却不能办到这件事。
　　虽然这件事没成功，但开始时他走了好运，英国不肯加入任何反对法国的联盟，俄国（原是英国的仇敌）就趋向于同德意志的列强友善的新的三帝联盟，它是关于分享巴尔干利益的。俄国在近东可以自由反对英国，俾斯麦这样帮助亚历山大，以满足他的愿望，就能够破坏俄国和法国的会谈。1881年的联盟到了1884年期满后，当即成立了德意志、奥地利、意大利三国联盟，其目的在于阻止意大利与法国联合，俾斯麦却不希望意大利有什么紧要的帮助。只要“有一个意大利的鼓手拿着三色旗在阿尔卑斯山顶上出现，他就很满意了。”三国联盟还有另一个目的，就是要排除意大利与奥地利两国间的仇恨。
　　但是他并不认为这几个目的是基本的。最要紧的目的是维持和平局面，其余都是次要的。当1880年间许多危机发生时，如同前十年一样，俾斯麦绝不要打仗。他三次用尽全力维持和平。他回顾从前，又举出全数使奥地利变弱的内在因素。种族复杂、天主教的势力、泛斯拉夫主义，波斯尼亚、塞尔维亚、波兰人问题，捷克人问题，特林提诺问题，他预料无论以上哪一个问题或全部问题都能变成为结晶点。不仅使奥地利，而且使全欧洲发生危机，德国所受的影响只是因为德意志与奥地利成立结实的联盟。……我们如认为三国联盟在无论什么凶恶时期，内部都有一个稳固的基础就未免太不理智了。联盟之后，俾斯麦就不肯在巴尔干对奥地利提供德意志的帮助，后来几年有好几次也是这样。他却很谨慎的避免同俄罗斯破裂。只有在这样条件之下，能够保全三国联盟，只能由俾斯麦指导。当他在的时候，这样松散的结合很少发生危险。在他的后任手上，那时候这个联盟就变成致命伤了。
　　俾斯麦若遇着欧战前的危机会怎样对付，我们从他当1880年的危机发生时的行为就可以推论而得到了。在1885年间月p 时候三帝联盟因对保加利亚问题意见不同而破裂俾斯麦与奥地利、意大利、罗马尼亚联合，而俄罗斯人刚要逐出那个巴腾堡元首，要自己管理保加利亚；维也纳人忽然要求德意志帮助他们的巴尔于计划。俾斯麦绝对不肯，他只肯作到维持现状。倘若奥地利人要夺土地，这是他们的事，他们做这些事自己要冒险的，“倘若因为俄罗斯放肆侵犯或不顾条约而挑衅，我们准备用全力扶助奥地利；倘若因为奥地利未同我们会谈而侵犯塞尔维亚，因而与俄罗斯作战，我们就不准备对德意志说这次要同俄国打仗。”这是他预见1914年7 月间的事。
　　这许多危机重新令俾斯麦不放心。他对陆军大臣说道：“我们苦得不到钱用以筹备新军，我就去偷这些钱，我在监狱里比现在睡得更放心！”
　　在1881年，俄国皇帝亚历山大第二次被刺。他的儿子亚历山大三世虽不反对德意志，却较难说话。经过1885年许多事之后，新的俄国既不肯再发展三国联盟，俾斯麦又改变面目，在1887年，他先提议要同俄罗斯联盟，俾斯麦在与奥地利会谈之后八年，准备会他的第一个情人俄罗斯。但是与奥地利联盟仍然不动，对情人来说还是喜欢这样联盟。德意志人愿意同奥地利的德意志人结合，这样的行动是很有利，很自然的，他们就无暇顾及帝国南部，只有少数人是日耳曼族，也不顾在奥地利政府办事的文官们，与在奥地利国旗下打仗的军人们，是异族人，语言不同，他们同法国人一样对德意志人充满敌意。
　　当时保罗舒瓦罗夫伯爵（这是彼得舒瓦罗夫伯爵之弟）变作俄罗斯的东方政策的局长。他告诉俾斯麦，只要俄国能到海峡，德意志就能够派一位镇守出使巴黎。俾斯麦现在急于与俄罗斯签订条约，如同八年前安德拉西急于与德意志签订条约一样。两次都是再保险，用意却极其不同，这次同俄罗斯新联盟是要保护德意志以抵抗法国。
　　他的目的纯粹是保守的。他绝不要使法国变弱了，而不成为一个强国。他很不想法国变弱，因为他幻想格拉德斯通有愿与俄罗斯联盟的可能。这样一来德意志就不得不投入法兰西怀里。无论怎样他必须得到法国或俄罗斯的帮助。“假如法国攻打我们，我们绝不应该幻想我们能够破灭这一个民族，这个民族有四千万这样的聪明人。东边半个欧洲的三个大帝国尝试毁灭远不如法国那样强健的波兰民族有一百年了，还是毁灭不了……倘若法国仍然是一个强国或稍微休养之后，又变作强国，使我们常常视它为一个可怕的邻居。假如第二次战争，我们还是获胜，我们必定要体恤它，如同我们在1886年战争之后那样体恤奥地利。假如我在帝国议会有时唱另一个腔调，我不过要恐吓我们的将来的仇敌以保和平的局面。倘若不能免于战争，我们在我们的第一次胜仗之后，必要以容易的方法与法国讲和。倘若我们打败，我们难以确定俄罗斯会喜欢看见一个打胜仗的法兰西共和国前进，更走近俄罗斯的边界。”
　　1887年5 月，德意志与法兰西打仗好像快要发生了，俾斯麦乘机催促舒瓦罗夫同他签订条约，现在这个老妖道忽然出其不意的跳一步。他把1879年与奥地利订定的反对俄罗斯的密约打开给舒瓦罗夫看！这个俄国大臣黑白分明的看得很清楚，这个同他签订条约的人，常预备偷偷地与这一个同盟国签订条约，以保护他不为那一个同盟所出卖——这样的揭露使俄罗斯认为俾斯麦没有道德，而且反倒有利于海斯麦现在的计策。亚历山大三世比威廉年轻，比威廉的头脑冷静，说话算数。舒瓦罗夫得到了俾斯麦的许可，任从俄罗斯的博斯普鲁斯前进，又可以在保加利亚自由行动，俄罗斯的报酬是法西兰若攻打德意志，俄罗斯应保守中立。
　　俾斯麦现在能把旧条约放在口袋里，在这个条约里头，他的所得与所失相抵，又满意了。那个俄国人也有喜欢的理由，德意志担任维护巴尔干现状的责任，这就是说有利于俄罗斯而不利于奥地利，俄罗斯现在不必伯德意志与奥地利联合反对他了。奥地利若攻打俄罗斯，德意志应保持中立。勒瓦的亚是忘记了俄罗斯可以任意反对奥地利了。当战争初期时，有谁又能分辨谁开的第一枪呢？
　　全数欧洲联盟条约的骨子里都是很好笑的，说什么“无敌的攻击”、什么“夺人土地的战争”、什么“自卫的作战”，无不说得天花乱坠。这样的内容，使全数这样的条约都是骑墙的，又是秘密制订的，这就失去了道德上的约束力。俾斯麦努力以圣彼得堡的感激，来保卫自己不为维也纳的诡计所伤，又以奥地利的恐惧来自保不被俄罗斯的阴谋所算，他这样的欺骗手段却并不亚于全数欧洲密约的骨子里的欺骗手段俾斯麦却预料有受责备的可能，所以他为自己辩护道：“我却相信奥地利皇帝需要这样的密约。即使我猜错了……不相信奥地利，其危险也少于不相信俄国，因为我们与奥地利的许多利害关系建立在广泛的基础上，不会被一位多疑的君主的一点疑心所破坏……倘若俄罗斯的事情泄漏出来，也不会有害于我们的，其实我不会难过的。况且我不认为这件事会使奥地利心怀不安的。……他会晓得我们的惟一目的不过使俄、法联盟推迟三年发生。”
　　上文几行是马基雅弗利的人室弟子写的，他的用意是要他的两个不安静的邻居不能相争，让他们害怕一个强大的第三者，以制止他们的竞争，他要分开这两只猛兽。几乎就在同时，当萨克斯一科堡的费迪南亲王被保加利亚议院选为保加利亚的元首时，他觉得必要劝他的俄罗斯同盟，他说这不是战争原因，以条约的意思说，并不是奥地利“攻打”——倘若走漏了秘密，又该怎样呢？走漏了更好！弗兰茨约瑟夫就会晓得俾斯麦是在近三年间开始疑心他，他对俄罗斯说的话，是很小心预备好的：“假使我们不防备泛斯拉夫主义所能产生的危险，我们未免不尊重俄罗斯的可怕的军队了！”
　　俾斯麦就是这样在两大页的俄罗斯条约里头同时对待四种危机，他若不斩除这样的危险，至少也要减轻几年这样的危机。俄罗斯面向土耳其首都，不再恐吓德国的东方边界了；奥地利是得到了警告，不可在巴尔干冒险了Z 法西兰与俄罗斯分开了；英国对于俄罗斯是很不放心，所以要同德意志作朋友。在这一时期之末，各国下棋，以自己作棋子，这是下得很好的一盘棋。
　　俾斯麦想把英吉利拉过来，他说在他最后十年的事业中，他认为努力赢得英吉利是最重要的。在“东方的三国联盟”中，这是他发起的，不然也是他费了许多事所提倡的，他尝试使英国与三国联盟亲善，一旦能办到、英吉利、意大利与奥地利就肯担保地中海的现状。在1882年间，他会体会与英吉利联盟有困难。“同英国秘密讨论是不可能的，因为无论什么时候，一位英国阁臣都可以同议院乱说的。况且无以担保严守这样的联盟，因为英国关于这种事情不是君主负责的，负责的是一个永远更动的内阁。对英国要达到一种可靠的信任是极其烦人的，要建立这种信任于一个坚固的根基上，也是很难的，除非当着全欧洲的面前，完全公开。”这几句话是俾斯麦写给腓特烈亲王的俾斯麦要使他深信民主政制的许多不利。公开显然是不利于神斯麦的政策，倘若他必须随时向议院秘密通告他的外交政策，他也极少全盘推出。
　　当他在1880年间及较早时期，拉拢英国时，他表示同情和信任，这是政治家与诗人所共有的，他还很小心地用环境的及其安详的腔调，这是英国战略与教王政府的战略的特色。俾斯麦无论办什么事，都不如办这件事那样小心谨慎，因为三十年前他曾写过，说他有一个弱点，就是喜欢英国。“可惜英国人比不过我们爱他们。”在1879年秋间，当他还在那里因为与奥地利联盟同皇帝相持不下的时候，他会对伦敦提出几件事，他不久却不再提起了，好像他的几条询问不复使他注意了。无论怎样，这时候正是葛拉德斯顿当权，所以环境不甚相宜。
　　等到1885年索尔兹巴利再出来当国的时候，俾斯麦就乘机在非洲得着一两处立足之地，他能够不派舰队，不然至少也未放一炮，就把事情办成了。这就是他的“要五个球的许多把戏”之一，作者不必详叙这件事了，因为德国不再有一个殖民地的世界政策了。俾斯麦办这种的交涉确是一位最好的政治家，因为他阻止这个少年帝国趋向于展拓的冲动，他的方法是许多时候要顾虑帝国所处的地位。俾斯麦绝不梦想让德意志尝试与英吉利争雄，要作一个世界的帝国。他曾考虑到英国人大力推行殖民政策的地理优势不是德国人所能比的。成立帝国以后二十年间，他的外交政策是被一个基本观念所指导，就是说，“不再要土地只求更安稳！”这个新帝国处于不利的地位，他却要不停的操心要维持这个新帝国，他的得意，接连被这样操心所掩盖。当他鼓励法兰西发起一个伟大的殖民地带国时（设使只要法兰西人分心，不注意于收复阿尔萨斯），他见着必要阻止德意志的帝国主义先导们，不肯给他们以帝国的充分帮助，不然的话，无论怎样只肯给他们以一种很小心而修改过的帮助。我们已经知道他不想取得非德意志族而是白种人的土地。他也是一样的小心不肯取得黑人的土地，他认为这样的办法利少而弊多。据俾斯麦看来，德意志的将来并不在于水土。
　　他曾同一个生于非洲的白人讨论伊明巴沙问题，他说道：“这件事与我很有危险，你的非洲地图是很好的，但是我的地图在欧洲，我们在中间，一面是俄罗斯，一面是法兰西；这就是我的非洲地图。”虽然这样说，在1880年，他个人的威望在欧洲是很大的。当英国提起一次反对德意志人在西南非洲获得土地的时候，他对英国大使说下列一番骄傲的话：“倘若我们实在想建立殖民地的话，克伦威尔贵族怎样能反驳我们做这样事的权利？因为同时英国政府正在授同样的权利给好望角殖民地的殖民政府。这样老实不客气的自私自利是当面羞辱我们的民族情感，我请贵大臣请克伦威尔贵族注意。……我们很想知道，英国所能运用的极广泛的殖民权利，为什么我们就不能拥有。……现在把与独立国处于平等地位的原则不能两立的理想和要求，这样的骄横提出来，我们的信赖动摇了。”
　　到了1887年底，整个欧洲地位，尤其是德意志的地位变得危险时，老皇帝已九十高龄，太子又得了致命伤，他的大使与他的儿子同英国长谈，俾斯麦把其中的许多观念总括起来。他用法文写信给索尔兹巴利贵族，解释德意志的联盟政策的许多意义，同时示意英国应该同德意志联手。
　　“我们的军队是全数阶级人民，不分上下贵贱形成的，……前几百年的战争，有发生于朝代的心境的，或发生于君主的奢望，现在变作不可能了。……由此看来，我们的兵力必定首先为自卫而设立的，只能当国人都深信有必要抵抗他人攻击，然后发起反击的。……德意志帝国……不能不考虑其因反对德意志而能成立的联盟问题，我们假设奥地利被他国征服，或变作弱国，或变作仇视我们了，既是这样，我们在欧洲大陆的地位就变得孤立了，一面有俄罗斯，一面有法兰西，或许这两国联合起来……奥地利、德意志。与此时的英国相同，同属于富强的国家，……所以爱和平，维护和平，奥地利和英国都曾坦白地承认德意志帝国变为衰弱的状况是不利，但是法国与俄罗斯会恐吓我们的。……”
　　“有两国的利害与我们是相关的，只是我们不能说定这两个国家是否会抛弃我们，无论哪一位德意志皇帝只能采用一种政策，这个政策就是保护诸友邦的独立，这些友邦同我们自己一样，都是满意于在欧洲中现有的政治地位。所以我们避免与俄罗斯作战，只要这样的避免与我们的平安能并容又只要无事情发生以责问奥地利、匈牙利的独立，我们的一件要紧事情，就是这个国接连成为强国。我们的欲望就是要保护在东方利益（这个利益是与我们无分的）的诸友邦，将由于合力……以变作势力强盛，足以强逼俄罗斯不敢用兵。……倘若和局不能免于被破坏，足以用来有效地抗拒俄罗斯。只要无害于德意志的利益，我们将守中立。有人认定无论哪一位德意志皇帝将以兵力取夺俄罗斯，以便推测或致弱我们所欲帮助的诸国，这是无稽之谈。”
　　在这几年里头，俾斯麦屡次以这种条件，提议与索尔兹巴利商量联盟；这位英国首相却不肯束缚自己。德意志的最后目的是一个障碍。索尔兹巴利愿意联盟以反对俄罗斯，却不愿意联盟以反对法兰西，所以他拖延解决这个问题，他答复俾斯麦的话有酸有甜：“可惜我们不是生活在彼得时代月p 时候是贵族当权，我们能实行一种积极的政策，有如在维也纳会议之后，‘使英国变作欧洲最富的国，受他国最尊重的国’。现在是民主制当权，我们有政党制度，凡是一个英国政府都要直接依赖于舆论的潮流，这就是这种制度之赐，这一代只能够审时度势。”
　　十七、好斗的老头子
　　俾斯麦现在七十二岁了。帝国议会反对他，他恐吓说：“只要我还有权力，我将永远奋斗！”
　　他已经同他的两个对头讲和了。首先，他逐渐同中央党说妥，取消了大部分反对这些党员的办法，停战时他对议会倔强地说：“我们把军械放在战场上，但是我们却不收藏起来。”1879年冬天，温德赫斯特又一次出现在俾斯麦议院的晚餐会上，他很受欢迎。新教皇曾写信给皇帝及俾斯麦，说再过几年他把基督宝星赐给这位近代的路德。这个大宝星面上用的是拉丁文。俾斯麦一边读一边笑。报上说：“普特卡默已经去罗马求神父说服俾斯麦用新的拼音法。”
　　俾斯麦与保守党和解，同时也是审时度势的办法，与他同中央党和解有关，当1877年选举时，保守党赢得几票，民族自由党就失去几票。俾斯麦因此赞成两党分离。本尼格森是比较听话的政客，拉斯克却较为跋扈。因此俾斯麦要本尼格森人内阁，以便孤立拉斯克。本尼格森猜到了俾斯麦的意图，不愿孤身人险，要求他的另外两个同党也加入内阁。因为这个条件，俾斯麦的计划失败了。挣斯麦虽然要本尼格森作同事，却赶快推开他说：“本尼格森与米凯尔两人都完全依赖舆论，我不能同这样不胜任的人共事，他们比四年级的小学生好不了多少。”
　　俾斯麦之所以回到他少年时候的政党，是保护税造成的。他实行自由贸易政策有十四年之久，后来在1879年改行保护政策。在他看来，保护政策不仅是增加国家权力的一种方法。他想通过官办铁路与间接税来减轻财政负担，以此巩固帝国。他急于要介绍新税，一想到法兰西赔兵费，有三千九百万的盈余，就很惋惜。他说：“政府倒不如缺少款项，以便介绍新税。”这样的新税最让第四阶层的人受苦，却阻止不住他重税于“人民的奢侈品”：烟草，啤酒，糖，咖啡，煤油。整个德国此时第一次听到了这样的口号：“保护实业与农业。”俾斯麦实行新税的理由是很有特色的：“自由贸易是一个理想，很值得怀好意的德国人想像的，将来有一天是可以办到。关于这个问题我科学理解的程度，也如与众多活机体的行为有关的问题一样，医学并未解开这么多隐谜。……由此可以推用于国家的许多问题。我对科学的抽象示教看得很冷淡，我以平时阅历裁判。……按照我的感觉，我们现在把税则弄到这么低……我看见我们流失了许多血……我们必须输新血给德意志的身体。”
　　他说“按照我的感觉”，如同二十五年前一样，他拿阅历与科学对抗，嘲笑知性的考虑，说是“感情”。悍斯麦其实想取消帝国议会节制预算之权。他今天跟队前一样，都要抽所得税，为帝国尽力筹款。这是保守党的办法。
　　两年之后，选举了一百个自由党员和一百个中央党员。这两党都许诺反对改变经济政策。议会里有一个反对俾斯麦的多数派。夫赖塔格在此时的一封私信里说：“这次选举是一个表征，表现出来给俾斯麦自己，给我们的人民，给外国人看的。选举的结果就表示一个人（他曾把他的影子与脸面强加于民族之上）的见解是无法对待的，表示这样的见解将到末日了。……他的手段已经失去许多效力了。这个大演剧家原来是由狮子、狼、狐狸杂凑而成的，现在人民已经知道了。德国人逐渐明白过来，了解这个人，他们以为他是个大人物，是个好人，他却没有一个顾名誉的人与一个良友所应有的名利属性。……他退位的时候到了。但他是这样大块，这样肥胖，又这样机灵。”
　　这时候帝国成立已有十年了，开始冲突也二十年了。在这种情况下，俾斯麦又与国人奋斗了。他必须先造成一个大多数，然后通过一个立法的新议案。他不得不依赖于善改变的联盟，如同他的外交政策一样。他对任何反对意见都是狂怒的，严厉咒骂，他骂中央党、阿尔萨斯人、波兰人、社会党——骂他们是帝国的仇敌！我们听他在演讲台上说话，他好像是一个返老还童的选手。1880年他说：“我生活过，恋爱过，也曾奋斗过，我并不是不想过安静日子。我之所以守位不去，是由于皇帝的意志，我不能在皇帝年高时离他而去。”过了一年，这时候选举不利于他，他说：“如果上帝让我死的话，我将死在这个被敌攻陷的缺口里。一匹有血性的马要跑到倒地为止。有一个时期，我曾有过告退的想法……不如告诉你们，我已经很久没有这种想法了。既来之，则安之。除了皇帝的意志，其他什么都不能使我下马。如果我告退，自然有许多人幸灾乐祸，因此我更坚定信念了……我决计只要我一息尚存，就要为祖国效劳到底。”
　　又过了一年，俾斯麦说：“除了因为我以责任为重外，还能有什么让我坚守不走吗？这件事并没有多少乐趣。早时，我愿意做事，也很热心很有希望地办事。只有很少的几件事能达到预期目的，那时候我年少身体又好，现在我年老又多病。什么事使我守位不走呀？你们难道以为我站在这里，就像在一个打乌鸦的人的小屋前面的一对囚鸦，任凭那么多鸟啄我，忍受羞辱而不能报复吗？……如果皇帝要我告退，我是非常乐意同各位辞行的，永远的辞行。”
　　他就是这样表示他的怒意和怨恨的。他的话很激烈，滔滔不绝。他的演说并无装饰，不用动情的句子。他说出长而有力的语句，怒目注视台下，两眼发火，乱骂一通，使他的对手们在那阵子喘不出气来。随后，他拿起公文包转头就走了。他们看着那个穿黄领蓝色制服的大块头走出门去，一面厌恶他，一面却又敬重他。俾斯麦却越来越看不起那些仇敌了。
　　有时候他说的话，就像一个预言家的劝诫，不然就含着讽刺。他在帝国议会说：“我不能否认在这最后二十年间常要被一种‘类似’所麻烦，就是我们德意志历史与条顿族诸神的古史之间的类似。众民族的兴旺在大战之后不几年就完了。……随后洛基（世传德意志的仇敌）就来了，分党的怨恨，使其滋养于朝代与宪法的奋争中，于众多部族芥蒂中，于党派竞争中。这就把不和的因素灌入我们的公共生活中……洛基，这个分党的鬼，就把浩特尔领错了路。使他攻打自己的祖国，使之受致命伤。——倘若从1866年至1870年我们民族的所有功业坍塌下来，我将在上帝面前，在历史面前控告你们伤害祖国……在我们年轻时，民族前进的动力是极其不同的，那时候的政治生活概念要比现在好得多。现在许多不良因素都不能被肃清，将来等我们都死光了，你们将会看到许多事情在德意志怎样发展！”
　　1881年的选举虽然有反对社会党法律，民主党也赢得几票。在普特卡默手下，重大的市镇都宣布了戒严。莱比锡的社会党领袖们因为刊行禁报而被监禁了。虽然这样，以前答应的劳工法律还是实行了，颁布了劳工疾病保险条例（帮助政府的巴姆贝格尔说它是靠不住的）之后，又增设了意外保险法，1888年又制定了年老抚恤金与残废恤金法。还在俾斯麦未同拉萨尔谈论之前，他就规划好了国家社会主义的概略，上文提到的新法律就是趋向于这种主义的脚步。
　　国家社会主义里有保护劳工的意思，并不始于俾斯麦。拿破仑三世，还有几个人，都在俾斯麦之前。就德意志帝国而言，俾斯麦却是先导。“现在时候到了，我们应该体会在社会党的诸多要求中，哪些是合理的，这些合理的成分与现行政制合而为一究竟能到什么程度。”早在1871年他就同商务大臣谈过这样的话。过了十年，这位宰相对部臣预言说：“既然国家能够筹备款项，国家必须把这件事办好，必须提供这笔资金，不是赈款，就当是实现劳工们的希望。因为有许多事，光是劳工们的一番好意也解决不了什么，他们有权希望国家帮助。军队士兵残废了或是年老了，可以领抚恤金，为什么劳工不能呢？再过不久，这种见解将被大众承认。这次我们的政策可以失败，但是我坚信国家社会主义一定会行得通。凡是要实行这种政策的政治家，都将出露头角。”
　　当他存有柏拉图派的观念时，他预料将来就是如此清楚，他的动机不过是旧的盘算，当他把这样的动机说成是“实用基督教”的基础的时候，让人听起来尤感刻薄。例如他说：“一个盼着将来能得养老金的人，较为知足，也易于对付。我们试拿一个办私事的人与在相府或法庭办事的人相比，这两个办公事的必定较为迁就，较为听话，因为他们盼望得到养老金。……只要我们能使得不着遗产的人满意，哪怕花大价钱也值。……花了这样的钱，就没有革命发生。革命所花的钱可要多得多。”这种想法是他在私下里说的，在演说台上他说：“即使是最贫穷的人也应该享受人类的尊严。”
　　因为俾斯麦完全误会了社会党的举动，所以他的国家社会主义政策得不着什么好处。红色选票越来越多，以致后来用百万计。况且在两次选举间，又施行反对社会主义的法律。1887年政府想颁布一条法令——凡是违犯此项法令的人都将被剥夺公民权。帝国议会没有通过。
　　在国内争斗、国外冲突的此时，老皇帝威廉恰好九十岁。来日不长了。1887年3 月在给他祝寿时，无人不问：“还会活多少年？以后会发生什么事？”之后，宫廷内切切耳语，风声走漏，说太子大病，祝寿时，他说话的声音很哑。两个月后，天下都知道了老皇帝死后继位的将是一个少年皇帝。
　　俾斯麦的心跳加快，他看出转机快要来临了。这次更为重要，比1861年春天盼特烈威廉病逝后还要重要得多。每次威廉坐马车出来，全欧洲都知道这位老皇帝的玉体怎样了，没人敢再看联盟年限，宰相的政策的组织都被怀疑、畏惧和成见撕破了。索尔兹巴利贵族犹疑不定，威廉亲王同俄罗斯这样要好，会不会变成一个痛恨英国者？当威廉亲王私下里对沙皇说仇视英国的话时，沙皇十分欢喜。当1887年年底，亚历山大前往柏林时，局势不定，好像大战一触即发。
　　俾斯麦给老皇帝几个方针，以使他和沙皇交谈。威廉帝要向沙皇解说，第二次战事将决定革命与君主制的雌雄。倘若法兰西打胜，德意志与革命就更近了，沙皇是不是要这件事发生？当他与法兰西联盟时，他的目的是不是要恐吓东欧的其他诸位元首？倘若奥地利分裂，就有许多共和国继起，巴尔干也将有许多共和国出现。俄罗斯在这种改变中只有失而无所得。况且一国之主只要能够避免打仗就要避免，假使不是为了让人民要求元首们担负败仗之责的话，就该设法避免——1870年之战之后，法兰西是要求元首负责的。就德意志而言，如果战败，共和国成立的可能性更大，法兰西的无政府主义者会同德意志的社会党、俄罗斯的革命党联合起来的。近代战争不是内阁与内阁打，今日只有一种战争，就是共同法律与秩序力量之战！这是皇帝天天背诵的几句话。一天晚上，威廉从梦中惊醒。他梦见沙皇一人在旁站着，没有人去接他。只要有人愿意听，他就多次向人诉说此梦。后来两位皇帝和平地坐在一起，彼此交换友谊的担保，两方大臣也是这样，商谈好了一个条约。
　　影子变得更长了。凡是有财产的人出门必带武器。威廉现在正步人末日。他的臣仆想起从前他为君而作的第一件事，就是拿住一面盾，使之更为坚固，他将来要做的最后一件事也是这样。他现在为陆军预算而与议院作战，如同1862年一样，他又解散议院，他的地位强过在选举之前。帝国议会通过添兵加械等条款，以后七年都是这样。在老皇帝死前四个星期，俾斯麦又登台对议会作最后的演说。演说词很长，七十三岁的他中间要歇一会儿——难受的暂歇。这篇演讲并无修饰，通篇都是极其实在的话。他的安详的话语里含着警告。我们所看到的欧洲的情形是多么地吃紧，太子有病对德意志产生怎样的影响，新时代的破晓就要出现了。演说表明他知道这次机会。他的对头们都不向他发难。
　　俾斯麦说：“在这个当口，我们必须重整我们的力量，我们能够做到比任何一个和我们人数相当的国家都强。……我们处于欧洲中央，至少三面受敌，况且我们比任何国家都深受他国联盟之险。……在鱼叉威胁下的欧洲鱼池里，我们不能作一条鲤鱼，因为那些人很想用叉刺我们的两边。……他会逼我们统一，这是德意志种族所不喜欢的，假使没有外来压力，我们早就飞开了。……”
　　“像奥地利这样的国家是不会消灭的。但是如果我们临危不顾它，它会同我们分离，会伸手拉拢另一个作朋友的。这个人，为它起见，已变成一个靠不住的朋友的对头。一言以蔽之，我们若要维持孤立，我们必须有一个我们所能信任的朋友。……从士兵数目来看，他们能够同我们相比。但是以属性而言，他们比不上我们。若说勇气，在文明国家是没有差别的。俄罗斯人，法兰西人，同我们德意志人一样有勇气。……
　　“我们正在把德意志军队发展成为一个极有力量的机器，没有人肯提议把这副机器拿来作侵犯他人之用。倘若我今天对你们说（假使当时环境与今日不同）：”我们受到法兰西与俄罗斯的严重恐吓，我们将要被攻击。我是一个外交家，据我的见解与陆军报告，我相信我们不如以攻打作自卫，应该立刻动手。所以我请你们通过筹备十亿或五亿的款项。‘——诸位先生，假使我对你们说这样的话，我不知道你们是否深信我，答应我的要求。我希望你们不信我，倘若你们信我了，我还以为理由不足。倘若我们德意志人想倾全国之力去打仗，注定是一场人民之战。……如果一场战争不是由民意引起的，这个国家的诸位领袖却认为必要，并且说明为什么必要，也未尝不可，但是这样一开始民众是不会踊跃的，情绪是不会激烈的……每个军人当然相信他比敌人强，除非他也要打仗，并且相信将来会取胜，否则他不会是一个特别有用的军人。……我们深信我们的理由，将来必定取胜，犹如一个外国小军官在他所驻扎的市镇内，饮过第三杯香摈后那样的自信——或许他的理由更好。
　　“外国报界的恐吓愚蠢得让人难以相信……一国报界打破许多玻璃窗，日久必归咎于此国。总有一天会送账单来，那就是他国所说的不高兴的话。我们为爱情与好感所动——或许是因为我们太易于激动，但却不为恐吓所动！除了上帝，我们德意志人别无所惧。畏惧上帝让我们追求和平。”
　　俾斯麦演说结束，全场喝彩，这是多年来的第一次。大家都说这篇演说词关系欧洲全局。老皇帝还能读俾斯麦的演讲稿，战事将爆发前不久，这位老皇帝曾宣言他太老了，不能指挥军队，他却要在大营里庆祝他人伍八十周年。他去看一幅绘画，题目是们813 年义勇军从布勒斯劳出发》，画面上布吕协一马当先。老皇帝说：“画师弄错了。我记得很清楚，是我陪着我父亲与沙皇骑马回布勒斯劳的，布吕协并不在那里。画师不该画布吕协，只该画亚历山大帝，我们当时就依赖他！”这是活历史说话。
　　老皇帝最关心的还是他的国家的命运，其次才关心到他那快要死了的儿子。他对孩子的教导很不放心，至于应该怎样教导，才不会使病人难堪，也是他关切的。1887年圣诞节那天，老头子写最后一封信给俾斯麦。信里附了一件文书——升赫伯特俾斯麦伯爵为大使。“我要你把这封公文交给你的儿子。我想这件事让三个人欢喜：你，你的儿子，还有我……”
　　到了三月初，老皇帝知道他的时间不多了。他把宰相召到床前，求他答应他辅助他的孩子，俾斯麦答应了，“老皇帝的答话不过是轻轻的抓手。之后他的头脑不清了，错以为坐在病榻前的是威廉亲王而不是我。他忽然间用轻微的声音对我说：”你必须与俄罗斯皇帝接近，犯不着同他争。‘过了好一会儿，他的轻度昏迷显然过去了。我走的时候，他对我说：“我们还能够再见！”’第二天早上他死了。
　　中午，俾斯麦正式报告帝国议会，说老皇帝死了。讲话时，他几次呜咽不能成声。“我曾让皇帝签上他的名字的第一个字母就行了，皇帝却说他的精力还足以用全名签字。这件历史的公文载有皇帝最后的签名……此时此地，我不宜也用不着发表我个人的感觉，因为我的感觉就是德意志人的感觉，说出来是多余的。……我深信他的英雄般的勇气，他的顾全名誉的严谨作风，尤其是他的竭尽全力履行他对于祖国所负众多责任的品质，将是我们德意志的永不磨灭的遗产。”说完了，俾斯麦掩面而泣。
　　我们看见俾斯麦怎样完成他的任务，到了那个紧要关头，他还保持他的本色，他怎样不以表现他的情绪为耻，也并不以此炫耀；他怎样尽力避免大发哀伤；他怎样不说及帝国，却显示威廉最后的签字；他怎样小心地避免多说一个字，他不实写皇帝平常是如何地伟大，也不说他谨慎有智，只是简单地说威廉勇敢，骄傲，勤劳……这充分表明他自己的成熟，在这个当口，他满意于表示一个伤心人的自负。
　　出殡时，首都与德国人民，欧洲与其他洲，都有代表。当仪仗队走到菩提树下大道时，众人都默不作声，忽然有人高喊出一句总括这位元首令人惊诧的功业的一句话：“雷曼来啦！”几乎是四十年前的同一天，还是亲王的威廉改名“雷曼”逃到英国去了。那时候还是这些菩提树在三月的冷风中摇曳；那时候叛乱的还是这些人民，叫喊着“打倒这个亲王”。“在那几十天里，威廉这个王储，躲在孔雀岛，他的夫人没有把他的藏身之地告诉给从申豪森来的人。等到威廉平安地逃出后，大概人们都知道他用的是假护照。在柏林就有许多挖苦他的曲子流行。俾斯麦无疑也谈到过。
　　我们不知道俾斯麦是否听到了这句从树林中传出来的话。他坐在马车上，跟着皇帝的棺材，他想些什么呢？毛奇坐在他的身边。毛奇此时快九十岁了，用皮毯裹住两脚——他与宰相不和。罗恩已经死了，还有什么人与从前相干呢？没了，没有一个有名的军官、朝臣。奥古斯塔还活着，这位老太太却呆在家中。送殡中穿制服的全是下一辈了。还有老皇帝的孩子，他跟着棺材步行。新皇帝在宫中躺着，眼看快要死了。与旧时的普鲁士相关联的连环都完了。
　　俾斯麦就是最后一个连环。
　　一、老皇帝逝世
　　“我的心脏现在每分钟比以前多跳了五次。……谁知道他们在我背后干了些什么？”俾斯麦承认，他的心境颇不安宁，这导致了一首宏伟的交响曲的终结，显露出他在奄奄一息的皇帝的病榻边，一百天里，忐忑不安的心境。
　　他整整用了一年的时间想方设法来适应新环境；因为当老皇帝的死期即将来临的时候，腓特烈在俾斯麦的算计中不过是两幕之间的小角色，威廉亲王从此以后就成了主要人物。当腓特烈回家等死的时候，仅斯麦就以宰相身份第一次给皇帝上书。从他当普鲁士王的顾问，至今恰好是差一日四十年。当他乘坐马车从这个内苑的栅门走过的时候，他是否能够想起从前的日子呢？
　　从前他曾坐在一辆御车里走过同样的路。奥古斯塔曾在仆人们的堂屋里秘密地接见过他。她不想让人们看见她同这位从波美拉尼亚来的贵族谈话，因为那时候柏林还有巷战。假使这位贵族赞成她的计划，那位十八岁的腓特烈就有很大的可能性成为君主，只要他的伯父和他的父亲都会退让。其实是俾斯麦强逼奥古斯塔先成为王后，随后作帝后的。结果就在她节制丈夫的同时，她也成为俾斯麦最大的仇敌。威廉已经过世了，他的儿子现在不过是一个可怜虫，只能用东西垫起来坐在椅子上等死。俾斯麦曾阻止他在少年时候得权，因而他整整等了四十年。
　　当俾斯麦上楼的时候，他看见维多利亚在那里等候他2 盼特烈在身体健康的时候，就已经被她制服了。她把病人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却并未得到她所梦想得到的权力）。处在这样的境地，她很想同自己有势力的仇敌与臣仆商量条件，她已经同这个仇敌奋战了很久。不久，她当了寡妇，其实，很需要这个仇敌的帮助，凭借他来抵抗她的另外一个仇敌，就是她的儿子——未来的皇帝。谭斯麦要用他所有手段把这两个维多利亚争取过来——因为英国女王来波茨坦看望女婿，很快便被她所畏惧的政治老手的迷人手段所欺骗。俾斯麦在这所离宫里布满了一种迷人的空气，宫里头的男人们个个都穿了软毛底的鞋，悄悄地走路，惟恐惊动那位有病的皇帝，要不然就是担心做了什么事情被太子看见。因为太子已经在宫里密布了侦探。
　　那里还有第三个维多利亚，因为她，宫里的所有争斗，变得更加激烈。“中间的维多利亚”就是腓特烈的皇后，招得巴腾堡亲王作了女婿，这位亲王成了第三个维多利亚的丈夫。巴腾堡亲王完全有做保加利亚王的资格。但是被俾斯麦阻止了。
　　俾斯麦同布施谈话时说道：“沙皇所憎恨的就是巴腾堡亲王……我们的新皇后永远只是一个英国女人。现在她要达到她的目的，想利用巴腾堡促进她的计划。”俾斯麦还同他的朋友史匹珍堡夫人私下谈道：“最坏的还是跳特烈皇后，她是个野女人！她双眼里冒着不节制肉欲的怒火，当我看到她的照片的时候，我浑身发抖，她爱巴腾堡，渴求他在她的身边，同她的母亲要求他的兄弟不离左右一样！”
　　宰相需要解决这个问题。那位有病君主起初并不反对这门亲事。有人从悍斯麦的演说中预感到一种可能的变化：君主是快要死的人，奢望与斗争都锐减了，他的灵魂只是渴望安静。俾斯麦却与君主不同，他还老当益壮。在前一年，他提及腓特烈与维克多利亚时，曾说：“他们在家中煽动不合，正在筹备谋反。他们毫无德意志人的特质，在人们心中早已失去地位。”今天，他又在判词中声称：“我的老君主清楚地知道他非常依赖他的女人。他常说，‘你得帮我，你知道我是怕老婆的，’但是腓特烈却过于骄傲，从不肯承认他怕老婆。不过从几件事上，可以看出，对老婆他简直是依赖甚至屈服，像一条狗一样，真令人难以置信他会怕到那种程度！”
　　俾斯麦越老越好骂世，他痛骂世人的脾气变得像石头那样硬。到了晚年，他失去了能深入细微的性格，失去了他先前料事如神的本事；现在他再也不能把问题看得清清楚楚，因而变得更加冷淡、多疑。这头老狮子躺在窝里，两眼冒着残忍的怒火，永远在那里守护着他的帝国，谁靠近他，他就会狠狠地抓住谁。俾斯麦少年时期的朋友柯雪林很少来看望他，有一次，柯雪林在探访俾斯麦后说：“鬼才知道他在想什么。他并不以曾建功立业而得意，并没有在劳苦之后静享和平安静的滋味……”
　　俾斯麦的同事和议员们都觉得他堆积了这么多的骂世主义，是想让全国人民都明白他们的领袖看不起他们。他在议会上曾得到大多数的支持，这个大多数是由保守民族党和民族自由党组成的（他就是依靠多数派通过他的劳工法律和保护税则法案的）。如今，在帝国议会里，越来越多的人厌恶这个老头子了。有次从议会回到家时，他有气无力地说：“在这样的辩驳后，我觉得自己好像在外面过了一个特别热闹的夜晚。”与俾斯麦同事的贵族们联合起来，他们希望那位少年很快就能做皇帝。霍尔施坦已经同温德赫斯特达成默契，预备将来怎样行动。
　　像其他老年人一样，俾斯麦现在常常回首过去的时代，回忆那些美好的时光。他的君主死了，现在他颂扬他，就像当年君主在世时批评他一样。“皇帝真是一位靠得住的人，他竭诚帮助与他联手办事的人们——他往往走错路，但是后来，总能改正。”这位宰相冥想维多利亚时代，他居然觉得奥古斯塔还是好样的，他曾批评过奥古斯塔，说：“她常常使我为难，但是她是一位顾体面的女人，她能尽她的分内之事，而现在新皇后却完全不懂得她该干些什么……她可以为她主张进步的朋友牺牲，因为她的丈夫自己没有主意。处于这样的地位，事事又不顺心，我们不能说这是对的来安慰自己……我将坚守我的地位，假使免了我的职，我也不会放弃，因为我很负责！……现在不再有君主了，但我对少主人抱有许多希望，他少年时经历过很多艰难，这对他大有稗益。”
　　威廉亲王觉得家庭没有温暖，后来几年便与俾斯麦较为亲近。1886年间，腓特烈曾写信与俾斯麦谈论威廉亲王，他在信中说：“他判断问题来得太快，不成熟，而且越来越骄傲。”腓特烈这封信的意图是让俾斯麦体恤被批评的少年人，俾斯麦自然要医治这位亲王的“波茨坦愚钝病。”在脖特烈未得病之前，俾斯麦就预感到新君主在位不会长久，当初俾斯麦之所以同威廉联合，是因为他俩都反对亲王的父母。
　　不料相处还不到一年，威廉二世的自傲就致使他俩的不和睦。斯托克尔与瓦尔德塞向他建议说，要抵抗社会主义不如用柔和、善意的手段。威廉二世提议新设马队表演来筹款赈济柏林的穷人。这样的活动并没有使俾斯麦发怒，令他发怒的是，这位皇帝非常外行地想用和平的方式解决一个社会问题，而他却一向坚持用法律和利剑来解决。对他的抗议，威廉二世答复说：“我宁愿被切成若干小块，也不肯做让自己为难的事。”谭斯麦不喜欢这样过火的话。事隔不久，在老皇帝在世的最后一个月里，俾斯麦更加烦恼，因为这位亲王竟然把一个提议的草案送给联合起来的几个元首。威廉二世在这件公文里警告他的父辈：若想阻扰他们的宝贝侄儿是不明智的。
　　这位储君的祖父与父亲还在世时，他就拟好一篇宣言书的草稿，准备送给十几个衙署，俾斯麦对此越来越不放心。这小子的血在发烧，有帝国的王法在，难道他不明白他凭什么这样对待联邦，好像他是他们的尊长？俾斯麦写了一封信，印刷起来足有八页。他说写这封信他收不住笔。在这封信里，他把帝国的诸多原则，逐一给储君解释，他还请储君把自己的提议草案烧掉。这些话触到了储君的痛处。他要当皇帝，起初几句话就不适合通告诸邦。他容忍宰相太多了，现在还要忍受！现在这位储君已经能够对自己说，“他牺牲自己其实是为了反叛父母。”
　　他冷冷地回答，并恐吓说：“将来我能发号施令，让他们等着瞧吧！”这些话显然是说给反对他的人听的，但是这种刺耳的腔调并不能打动读信者的耳朵。在他的长信中，他有许多理由对储君说：“据我看来，君主制最坚固的批柱不在于太平时期君主与臣下合力处理国事，而在于危难之际陛下手执利剑，准备以死而奋斗，这样的君王临危时绝不会舍弃任何一个德国人而去。”
　　俾斯麦在三十年前就用这样的话苦劝威廉二世，究竟出于偶然，还是他深知人类的品格，抑或他有先见之明？三十年后，威廉二世果然因他懦弱的品格失败了。
　　威廉二世还是储君时就学会了脏特烈的派头，拿笔批公文。在几件公文里可以看到俾斯麦与少年威廉二世的问答，还看到了俾斯麦是怎样批驳他的，他们所讨论的都是政治问题。俾斯麦交给大使们的书信越来越多，涉及的越来越广泛。现在能够通过研究抄写出来的论断、命令来发现俾斯麦的格言与他关于政术的讨论。可以把这些公文当作一个善于想像的作者的成熟的智慧，或者当作一位政治家真实的写照。当国内反对俄罗斯越来越激烈时，当陆军正在催促宣战时，他就给驻维也纳的大使写信说：“俄罗斯因为它的天气、它的广阔的国土、简单的需要，而成为一个强大的国家，它是不会破灭的，它是我们的死敌——如同在西方的法兰西。这样会造成永远吃紧的形势，我不愿承担出现这种时局的责任。即使拿最弱小的波兰民族来说，一百年的时间，最强大的国家也不能灭掉她……但我们可以把俄罗斯当作一个危险因素，必要时筑坝来提防它，这是每一个聪明人必须要做的。”
　　威廉二世审读了这篇公文，他对“树一个新而好报复的仇敌”这句话批驳道：“不能比现在还要厉害。”俾斯麦批驳说：“我告诉你，比现在要厉害得多。”对于“渴望报复”的话，威廉二世批驳：“也许是极想报复，但是他们还办不到。”俾斯麦批驳说：“他们很快就能办到，如同法兰西已经办到十二年了。”对于“一个民族”那句话，威廉二世批驳说：“但我们能够摧毁他们的战斗力。”俾斯麦反驳说：“但是五年之后又会恢复，请看看法兰西。”
　　这篇公文的对答，其实是阅历与不耐烦的辩驳，是成熟的裁判与不成熟的裁判的辩驳。这个老政客仍然希望教训这个少年。后来俾斯麦写了一封长信与威廉二世讨论德意志对俄罗斯的政策，说了两句警告话反对这样的批语。俾斯麦说：“我和官员们明白陛下的旁批，政府要改换了就不会站在从前和平的地位维持德意志政策，从我所悟解的殿下旁批而言，我要说心里想说的话。对德意志政策，我认为立场反复无常比主张战争更危险！”
　　俾斯麦选择了这样有力量的字句来警告这个少年。第二天，他很惊愕，因为这个少年声称，俾斯麦对他的批语有“过于夸大的意思”，而且竭力声辩，他自己的心是向着整个和平的。这个少主人是一个任性的人，他懂得这样说话的后果吗？威廉二世又说，他以后会避兔加旁批。“有一部分是承认你的推理力量”，他还说，如果不用这个方式，他还会用另一个方式来公布他的见解。老威廉从没有写过这样无礼的话。俾斯麦觉得“一部分承认”是件新鲜事。少年的储君们自然喜欢谈论战争，但他们不知道战事所包含的危险；他们并不因为战事的许多忧虑而睡不着觉。这位太子被好战的将领们所包围，假如他们听到了俾斯麦对陆军大臣所说的前途黑暗的预言，威廉二世肯定会感到恐怖的。
　　“倘若上帝之意要我们下次打败仗，我认为打败我们的仇敌会采用所有的手段阻止我们重建家园，使我们的国家十年都不能复原……我不相信我们的仇敌取了阿尔萨斯就心满意足。我们在1812年曾得到俄、奥、英的帮助，这时我们再也得不到了，因为他们十分清楚，统一的德意志是一个多么强大的国家！”同时他又对俄罗斯进行预测。他说，俄罗斯是很急进的，“大多数人过于相信俄罗斯革命与建立俄罗斯共和国。俄罗斯有许多人希望俄罗斯被打败，这样一来就可以灭掉这个破旧的朝代了。”他最大的顾虑是在一个报告的旁批上显露出来的：“只要和平有可能，我们一向都需要英国相助。”
　　皇帝去世前一天，宣召宰相。他伸出那双因发热而烧红的手给俾斯麦，随即把皇后的手放在俾斯麦手里，使他们两个人的手握在一起。老皇帝不能说话了，但是却很动人地警告了这两个人。他临死前将政治赐福于他一生所反对的俾斯麦。
　　第二天太子终于达到了目的，做了新主人。
　　二、威廉二世
　　“陛下，假设腓特烈大王当初登位的时候，有一个像俾斯麦这样的核心人物辅佐他，有这么有权力的人来处理国事，又假使他仍然留他效力，眯特烈就难以获得大王的美称啦。”这句话是瓦尔德塞说的，他的话很能迎合这位少年皇帝。他登位时仅二十八岁，自那日起，他勇往直前，努力实现“威廉大帝”的梦想。瓦尔德塞也有自己的奢望——他想当宰相。、这个新主人当初还畏惧俾斯麦，用许多恭维话来笼络他。
　　赫伯特俾斯麦现年四十岁，好像还有继承其父地位的可能。这个俾斯麦是左右为难的。他不仅被他是一个有天才的父亲的儿子所累，尤其还被他父亲决意要他继作宰相所累。这位传斯麦可以把诸多矛盾改变过来，重新建立君信臣忠的关系，从前就是这样的关系把奥托冯俾斯麦与现在威廉的祖父连结在一起的。威廉一世与俾斯麦一世比较容易建立这种关系，因为君主几乎比臣仆大二十岁，而现在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二世却遇然不同，臣仆比君王大得多。俾斯麦曾说过，他觉得他与老皇帝如子与父，比较容易容忍脾气暴躁的父亲，而现在他的儿子却不能。
　　以这两个人物的才智而论，又体现在不同方面。威廉一世的睿智虽不如威廉二世那样有异彩，却较为善于操纵人物，他讲礼貌，不轻易说话，逐渐变得愿意听随一个天才宰相的指导。威廉二世喜欢做他所做不到的事，他过于自信，不敬重他的祖先。俾斯麦二世赞美自己的父亲，明白自己无创新的魄力，这就使他更趋向于替他的父亲做事，而不是替祖国做事。赫伯特不自信，被他过于敬重的父亲所累，所以遇到要他自己拿主意与照着这样的主意去做的时候，他就手足无措了。威廉二世自小到大不被父母所宠爱，而赫伯特却受宠于极慈爱的父母之手。老俾斯麦家族感情是很坚固的，他越老越替他儿子出力，要他继做宰相。
　　赫伯特成了父亲惟一的心腹，又从这位当世最伟大的政治家那里学习权术。他若是一个革命家，决不会亚于他的父亲，他不仅学到了他父亲的知识与手段，而且还继承这两样所综合而成的骂世主义。赫伯特的骂世主义变得很浓厚。他的父亲说：“我不过是看不起人，他却怨恨人。”老俾斯麦因为成功而惹人畏惧，小俾斯麦却没有这样的成功基础。赫伯特的冷淡与不和谐的态度，是因为他太骄横。有人秘密地说，所有内阁大臣都不喜欢他，不过碍于他父亲的面子才容忍他。威廉二世当储君时就与赫伯特要好，但有许多人说看不起他的话，而且还有人诬蔑他，所以无定见的威廉二世就受了这种影响而反对他。有人说俾斯麦父子很想一手遮天，王室将因此而置权力与荣耀于危急之中，所以更不利于威廉二世对赫伯特的印象。对威廉二世进馆言的人本是以谗媚为生的人，俾斯麦父子是决不会做这种事的。
　　威廉二世很狡猾，起初并不显露他的想法。奥地利大使写信回国说：“君臣互相赞美，如同过蜜月一样。”俾斯麦完全被皇帝所骗，所以他称“皇帝更独立，超过了他的祖先。”当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坐等到晚上十一点钟欢迎威廉二世来作客的时候，这个少年皇帝十分感谢宰相这样体恤他。因此，威廉二世又为主人考虑，早上不到九点钟不起床。当威廉二世出访东方的时候，他经常发封电报问候宰相。过了不久，他却对巴登大公发牢骚，说这个老头子想教训他，过于卖弄他自己的阅历。威廉二世所说的话肯定要重得多，因为大公说皇帝仍然重用俾斯麦父子，只不过是“暂时的”。
　　到了1889年，国难当头，宰相亲俄亲奥，维持他均衡的老政策，而皇帝却反对俄国。第二年与俄国所订立的条约将要期满，俾斯麦必须尽力设法延长保险期限，因为帝国的平安依赖于此。沙皇应邀来柏林作客，他对宰相很信赖，但对德意志却感觉很冷淡。威廉二世主动提出去俄国打猎，亚历山大勉强答应了。威廉二世与沙皇告别之后，请宰相坐上他的马车。当马车缓缓前进时，皇帝说他打算探望沙皇，俾斯麦听后一言不发，威廉二世对此很不高兴，他责问俾斯麦：“你没有一句赞美我的话吗？”
　　这句话自然流露出威廉二世内心所渴望的东西，但他误会了俾斯麦，作为一个智者，俾斯麦明白沙皇不喜欢威廉二世那样的脾气，亚历山大又是个胖子，喜欢舒服，他恐怕同这两个皇帝一块去打猎，会破坏了原来不甚坚固的交情，所以他便劝说威廉二世不要去。少年皇帝听后如冷水浇背。他最好慕虚荣，俾斯麦的劝谏伤害了他的虚荣心。于是他让俾斯麦下车，并说了一句简单无礼的告别话。他原想对沙皇提起此事，后来还是放弃了。
　　此次分歧是导致二人关系破裂的开端。这场戏颇像两个恋人因为第一次不让接吻而发生情感危机。不久，“土狼们”都聚拢上来，煽动主人的烈火。最近腓特烈当太子时的战事日记未经允许就被刊布，俾斯麦心怀恶意地强逼皇帝忍受对他父母的责怪。因为俾斯麦要打破自由派霍亨索伦的无稽之谈（这个日记的话语有鼓动这种无稽之谈的趋势），同时他并不愿意给民主党在将来的选举中引用先皇言论的机会。于是贵族们又抬起头来，竭力反对俾斯麦。宰相在1870年后几年间仍在为国家而作战。《帝国官报》里攻击《十字报》说，这样的手段是十分危险的，因为“俾斯麦很有办法影响老皇帝而不能影响新皇帝。”
　　德意志这部机器并不是运转得一帆风顺，它磨擦之声早已四起。矿工罢工，皇帝要用“理想”对付，而宰相却要用“铁血”对付。俾斯麦误以为这次罢工是社会党举行的暴动。从前有人想行刺威廉一世，俾斯麦曾利用这件事大作文章，现在他要利用这件事反对社会党，以利于选举，不料却被皇帝识破。当内阁开会时，皇帝忽然走进来，大骂矿主，他已经命令他们多给矿工工钱，否则他就撤回军队。显而易见，这个少年害怕革命，他想用改良的措施避免革命，而俾斯麦却宣称革命党要是敢出来，他就会用枪打倒他们。尽管如此，从外面看来君臣还好像是团结一致的。新皇帝的不讨好的新思想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但用这样的方法来处理问题显然是不能奏效的。这种方法是从几位近臣那里得来的，他的顾问是奥斯比德，是他的老师。这人在捍斯麦谈话时时常恭维他，后来在他的记事日记中，却从不说俾斯麦一句好话。
　　俾斯麦终生没有意识到他把仇敌估计得太低，而把自己的地位估计得过于稳固。他同整个阶级作战却忽略了几个近臣，让他们随心所欲。1889年5 月至1890年1 月间，除了一个很短的时期，他都住在夫里特利士鲁。皇帝屡次苦劝他住在那里疗养身体，他却毫无防备。好比老夫少妻，俾斯麦虽不能常伴她，与她一起消遣，若是智者也要尽其所能陪伴她，但俾斯麦却任凭他“夫人”自由地享受年轻而有精力赞美她的人陪伴她。他不明白这群少年怎样引诱她。
　　俾斯麦受到过多次警告，他只要在夫里特利士鲁读一下报纸就会知道。所有的党派都反对他，有一张报纸称：“国事都已半身不遂了！”《日耳曼尼亚报》社论的题目是《无论什么东西都走上了邪路》，《十字报》更是怀着恶意对俾斯麦进行攻击，同时自由党的报纸对着皇帝改良社会的计划畅所欲言。社会党同往常一样，总是与宰相唱对台戏。当沙皇问他是否仍想当宰相时，他感到十分惊诧，当布狄克警告他经常不到衙署是很危险时，他满不在乎地答道：“我劳苦功高，不存在被免职的可能。”他像丹敦一样，凡有人警告，他总是回答“他们绝对不敢！”
　　像以往一样，他的批判是很有针对性的。比如他说皇帝起居无时，“阁臣们向他奏议往往要预约，但他却未必放在心上。”威廉曾在《居民报》上发表了一篇政论，俾斯麦说皇帝有“遗传的疯病的趋势”，所以才发这种议论。那时俄罗斯大使的报告的确提出过疑问：当时有许多人窃窃私议，互相询问，皇帝到底是不是疯子？
　　俾斯麦快要离职的时候，皇帝送给他一件“信物”狗，作为二人冲突的符号。这是一条“极难看的黑狗，头极大，两眼流水，胸部枯萎”，这狗决不是良种。俾斯麦说：“我是君主的臣仆，还得把心爱的泰拉斯交给管猎场的人料理，躲避这只黑狗。我当然可以把这条狗毒死，但它有很忠诚的眼睛，”我不忍心。“俾斯麦快要被免职了，他仍住在夫里特利士鲁的森林里，同那条黑狗作伴。当俾斯麦步行或骑马的时候，这条新来的最难看的狗陪伴着他；当他坐在火炉边时，这条狗把头放在他的膝上，要他抚摩它。他带着讽刺的意味说，因为他是君主的臣仆，君主希望他像狗对主人那样忠诚。
　　俾斯麦以为无人能够替代他的位置，因而自呜得意。十二月间他对一位女朋友说：“皇帝是一个最能迁就人的主子，无论什么政事他都不敢反对我……假使我再年轻些，能常伴在他左右，他一定会听我的。……一个人可以三次解散议会，但最终还是要彻底摊牌的。如社会民主党这样的问题，不流血是无法解决的。德意志问题也是这样。但我们的少年皇帝却不肯动用武力。……”俾斯麦并没有把话说完，却写了很多东西，足以表明他是多么地误会了威廉二世。
　　三、议会选举失败
　　1890年1 月23日，威廉二世电宣俾斯麦赴柏林。到达柏林时，他疲惫不堪。第二天开御前会议，讨论社会问题。布狄克于是站起来（他十年来一直是俾斯麦的心腹）说在诸多阁臣中，皇帝最喜欢他。俾斯麦最近才对他发生了怀疑。布狄克说，内阁不如发号施令来做些事。不久前，同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喝酒时，布狄克秘密地对俾斯麦说皇帝要建设社会，实行改良。现在他竞对同僚们说起这样的话，完全出乎俾斯麦意料。
　　们斯麦被同事们抛弃了。他八个月不在内阁，他的同事们就改奉他人作领袖，现在他明白自己失发了许多机会，这是二十五年来未曾发现过的很可怕的事情。他拿阁臣们出气，骂他们的公事办得不好。他原指望他们同声反对，他就乘机辞职，但众人默不作声。这次会议就此告终。俾斯麦去见皇帝。自从那次君臣同坐马车后，他们一直未见过面。这位老政治家说：“我要取消现行的反对社会党的法律，因为我要制定更强硬的办法。”皇帝听后深感恐怖，他告诉神斯麦他要通过保护劳工的法律，他的梦想是抵制正在示威的叛乱，他要在生日那一天召集会议，举行一次演说。
　　路西亚写道：“我们坐在那里越久越觉得诧异，心想究竟是谁把这种意思吹人他心里的。”在会议上布狄克首先请俾斯麦发表意见。这位老政治家很安详地说，皇帝若实行他的计划，将对选举不利，因为资产阶级会不高兴，而劳工们却得到了鼓励。皇帝很客气地答复道，他很想减轻反对社会党的法律，这是忠心的顾问们所主张的。俾斯麦咆哮起来：“我现在不能证明陛下的让步政策是否会招惹祸端，但多年来的阅历使我觉得有必要这样办。若现在我们让步，将来我们无权解散帝国议会，必定会导致更严重的事态发生。法律不做出规定，留下许多空隙，将来就会有许多冲突！”
　　皇帝不高兴地说：“除非有极端重要的事发生，我才会这样做，我不愿拿人民的鲜血来开玩笑！”
　　俾斯麦答道：“这是革命党的过错，不流血就不能解决这件事，不流血就意味着向革命党投降！我劝陛下不要走这条路。自从我人主政府以来，君权总是日渐增长……自愿退步是迈向议院制的第一步，这是很危险的。陛下不听我的忠告，我不知道能否还能在政府任职。”
　　皇帝把布狄克叫到一边说：“这很使我为难。”一句秘密话，揭示了皇帝与布狄克密谋反对俾斯麦的企图。
　　皇帝请阁臣发表意见，大家虽知道破裂临头，却无一人敢随声附合皇帝。在这一场两个人的决斗中，究党支持谁呢？如果俾斯麦仍大权在握，以形式上而言他们都会附和他的。但俾斯麦看得出他们神色紧张，很惊慌，他感到实在控制不了他们了。
　　保守党领袖以这次的争执为缘由，第二天就投票反对永久存在的反对社会党法律，以实施神斯麦的政策。就在当天，皇帝发怒了，伸出拳头，对着陆军大臣说道：“你们不是我的阁臣，而是俾斯麦的阁臣！你们的神情好像是挨过一顿鞭打似的。”在这一时刻，俾斯麦被打倒了，他穿着睡袍躺在榻上对宰相署的办事长说：“皇帝同我严重不和，专听像达格拉斯这类人的话。我的同僚们都抛弃了我。”只有他的儿子比尔劝他赶快辞职，还对一个朋友说：“我父亲再不能经受如此沉重的打击了。”
　　这句话说得正确，但俾斯麦仍然犹豫不决了七个星期。从前，以他那如铁般坚强的意志与他的睿智，是不会如此犹疑不决的。他什么事都依赖选举，但对选举既渴望又害怕。开过选举会议的第二天，见到了同事们时，修斯麦很和气地说：“一个君主的任性，如同天气变化，我们打了伞，身上还是湿的。……皇帝的态度虽然如此，我仍尊敬他，因为他是他祖先的子孙，他是我的君主。我受不了他这样营私结党……我只好让步。”他辞去了商务大臣的职务，他宣布他将只担任外部大臣或帝国宰相。皇帝生日那天，君臣的关系稍有缓和，彼此都说着相互敬重的话。
　　到了2 月，老头子的心境有所改变，他劝他的同事们反对将为社会党而发的谕旨；当布狄克说与皇帝旨意冲突的决定，将使皇帝不喜欢时，俾斯麦在会议上对他大肆攻击：“当负责的阁臣们看见他们的君主将走危及国家的路时，而不坦白地发表自己的见解，据我看来，这是大逆不道的……假如我们都完全按皇帝的意志办事，八个属员就可以做现在几位阁臣所做的事了。”可谕旨还是颁发出来了。悍斯麦见到皇帝想刺探一下他的意思，便说：“我恐怕拦住了陛下的路。”威廉二世一言不发。他还试图让他的同事们反抗皇帝，但并未奏效。当他宣布他想辞去几个职务时，他们仍然没有反应。后来，悍斯麦对儿子说：“他们也想把我哄走，那样他们如同得到了解放！”
　　他的同事们不喜欢与他见面，他便向他们宣战（这是他自己说的），打定主意不辞职。这下可激怒了皇帝，皇帝希望他辞职，现在两个人相持着，看谁更有持久力。他们俩都觉得这样相持下去不是办法，但是谁都不愿担负决裂的罪名。皇帝不敢免俾斯麦的职，而俾斯麦不到踢他出去的时候，无论如何也不会自愿辞职。这两个人如同反目成仇的夫妻，一个要离异，一个怕离异，谁也不肯轻易地做出选择。
　　俾斯麦既不装模作样，也不多揽权。他同以往一样：要打架！他十分清楚这次他绝不可能打胜，他所期望的只是在事实上打败他的对头。他满肚子都是愤恨与妒忌，顶小的权利他都要争。次长没经他签字就把开会的通告发出去，他大发雷霆；他很留心察看自己的仇敌们所走的曲折路径，其实并无阴谋的地方，他也疑心重重，他以为维多利亚是奥斯比德的主谋，“奥斯比德是手枪，装子弹的是更有才华的维多利亚，而使用这把手枪的是皇帝。”同时他也开始委屈求全，这是他以前从未做过的。他找到维多利亚，对她大发牢骚，说他自己不合时宜了。等她问他怎样才能帮助他时，他叹息着说：“我不要别的，只要一点怜恤。”倘若当时的历史只留传下来这一句话，从这句话里，我们可以看出，俾斯麦还是担心被打破饭碗的。
　　此时，这个老牛似的实干家还能够安详地冥想全局。二月里，他叫人把他的恤俸草案弄好了，他把真实情形告诉了各位大使，把这次争吵归咎于宫廷与皇帝——他仍企图赢得威廉二世的信任。烟斯麦曾对萨克森大使说：“皇帝随便问一个轻骑军官，社会问题应该怎样解决，并接受了他的见解二…皇帝浑身上下都在发痒，他想得到众人大声喝彩来维护他，但是有钱的阶级并不爱戴他，因为他与劳工们要好。总有一天，连军队都不能相信他，到那时德意志就完蛋啦！”在拿不定主意的几个星期里，这位政治魔术师就是这样摇摆于伟大与渺小之间。
　　选举解决了这件事。当军队奉君命威风凛凛地出现在人们面前时，他们一队一队的选民不声不响地去投了他们的票。他们受了十年压制，如今要进行报复。李卜克内西的新近预言果然言中了：“十一年后你得到了什么？……在巴黎会议上，人人都承认德意志的社会民主党是世界上最强的，也是组织最有力的……他要勒死我们，反使我们变得更强……德意志没有工人会变作什么样？一个新观念来到世界上意味着一场新的革命……谁若与这个时代的精神相冲突，必祸及自身！”
　　如今社会民主党的人数已是从前的三倍，社会民主党的票数从一百五十万增加至七百万，反对俾斯麦的票数有四百五十万，超过了赞成他的票数。
　　俾斯麦本来有好多理由相信皇帝的谕旨导致了这次选举的失败，他坚信若没有皇帝的这几道谕旨，选举的结果必定会与三年前一样。他相信自己仍有重新奋斗的机会，他并未因此而气馁。他束起腰，操练起他的旧军械，因为他意识到他的国家正处在危难之机。他对皇帝说：“倘有最坏的事情发生，我必须召集各联邦君长，限制选举权。群众被罢工与选举的结果所激动，或许会引发叛乱。那时，最利于我们同社会民主党一决胜负……我们仍能获胜。我有足够的力量，再迟就不行了，千万不要投降！”
　　这个老将所说的同样这番话在三十年前，就具有扭转时局的力量。这位少年君主与修斯麦一样，并非是人民的朋友，但他却不愿意动用武力。
　　俾斯麦劝告威廉二世：“我们既然同他们的冲突不可避免，那么来得越早越好。你绝不能用改良政策来消灭社会民主党，将来总有一天，你会用枪来消灭他们的。”
　　俾斯麦就是这样走向极端的。他觉得自己的地位很稳，所以又提出辞职。威廉二世一心想扩军八万，这是俾斯麦答应过并替他在帝国议会上争取过来的，所以他紧紧握住俾斯麦的手，演戏般地重复着俾斯麦说过的话：“不要投降！”
　　在内阁会议上，俾斯麦像打了胜仗似的高兴得不得了。他宣称：“皇帝预备奋斗了，我仍在他左右！”阁臣们听见这句话，都看着他默不作声，内心却很着急。他高兴了，他决计不让他的同僚们见到皇帝。他要他们记得，以前有过阁今，当部长的阁臣们不许与皇帝直接通信。可惜这句话说得太迟了，他们早已商量好了：部长、近臣、陆军的领袖，无一不告诉皇帝选举失败都是俾斯麦的过错。威廉二世毫不迟疑地否认他所说的不投降的话，他在一个公宴上发表恐吓言论：“我将打倒阻挠我的一切力量！”布狄克的运气来了，在俾斯麦对皇帝说不满意于布狄克的话的当天晚上，皇帝就赏给布狄克黑鹰宝星。好几年前，俾斯麦曾得到过同样的宝星。悍斯麦听说布狄克得了这颗宝星，便引用了席勒《沃伦斯泰因之死》上的话说到：“奥塔维奥，你得法了！”
　　现在神斯麦最想在帝国议会恢复他的大多数席位。古老的君权好像在他的脚下动摇，他环顾四周，要寻找一个新的更坚固的立足之地。
　　四、君主震怒
　　俾斯麦以为最后的办法是在帝国议会上赢得大多数，借此同皇帝和解。得到大多数的席位，他就能给皇帝扩军八万。他相信除了他再无别人能够办成此事。与他为敌的同僚们，不是曾想方设法使他与中央分离吗？在未选举之前几个月，不是有人与温德赫斯特阴谋陷害他吗？如果他先下手，会怎么样呢？仇敌与阴谋家都会突然从地底下钻出来。
　　小个子温德赫斯特，在这十年第一次提出了这么多要求。从前他曾作过一次，但开价太高，如今俾斯麦急需他，他当然要开出高价。温德赫斯特要求取消反对耶稣军的法律中最不好的部分，又要求在初级公学增设基督教功课。磋商了许久，俾斯麦多次显露出了疲倦神色，并说他的身体不济了。其实温德赫斯特比任何人都清楚修斯麦滥用这句话已有三十年了。天主教会看到社会民主党壮大了，恐惧不已，温德赫斯特想利用这个“老妖道”来力挽狂澜。他力求修斯麦切勿辞职！他们俩你死我活争斗十多年了，事到如今，俾斯麦不得不告退，而温德赫斯特反而请求他不要下马。温德赫斯特辞别了俾斯麦，当天晚上，他对一个朋友说：“我离开了一个大人物的政治死榻。”
　　这位大人物很想东山再起，便拉拢保守党。地主与男爵们聚集在一起，很快便弄明白了俾斯麦的最终意图。他们愤怒了，联手起来共同反对这个阶级的不肖子孙。第二天，他们告诉温德赫斯特，他们不愿同俾斯麦合作，他们想让皇帝知道他们的要求是什么，惟有答应这些条件，帝王的宝座才能稳定。同时，林堡斯图林伯爵去见布狄克，并听他指挥，以便使该党与政府合作。
　　此时的俾斯麦众叛亲离，惟有他的老仇敌——中央党帮助他，因为他的专制，因为他的伟大而报复他。
　　敢于下手的人们就是这样把这株大橡树斩秃了，现在无人用枪打断那枯树的尖顶，以骗取那个残忍的管林人的信任！
　　这个管林人就是少年皇帝。有几天，他读过了所有报纸的评论，还和阁臣们、近臣们交谈。他感到自己惹怒了中央党，尤其是该党的党魁。他让人送信到宰相府，说要见宰相。不知什么原因，当天晚上，俾斯麦没有读到这封信。第二天早上九点钟，俾斯麦被叫起来迎接君主。他事先毫无准备，皇帝问他是否曾拒绝过温德赫斯特。（其实皇帝已派警察严密监视宰相府好几个星期了）。
　　俾斯麦对此大发雷霆：“皇帝对宰相如此加以限制，有失体统，我不能接受！”皇帝说：“君主命令你，你还不能接受吗！”
　　“陛下，即使是这样，我也不能接受！”俾斯麦曾见过三位君主，从未听过“命令”二字，无论从哪一位君主的口里说出来（在正式谕书里头，虽然还是照着老规矩用命令二字的）。在申豪森时代，俾斯麦是一位少年大使，第一位君主如果派他去维也纳办事，必须得加“清‘字，威廉一世与俾斯麦相处二十六年，即使是在最发怒的时刻，仍很克制说话的腔调。修斯麦一生建立了许多功业，他是一个爱发号施令的人，惟有对方能履行必要的条件，这个大人物才肯为他办事。整个建筑在这个难堪的问题面前坍塌了，现在两个贵族面面相对。顷刻间，俾斯麦失去了镇静，威廉早已预备好的胆子也飘到了九霄云外皇帝说他刚才的意思是”希望“，而不是”命令“。俾斯麦告诫皇帝，谁也不能真正明白皇帝的意图。
　　少年皇帝感到恐怖，他不习惯这样一拳一拳地对打，不久，他镇静了。他说及减少增加陆军数目，以便同新议会商妥一个办去，他希望这个让步提议能让神斯麦发怒，因而提出辞职。不料俾斯麦这时候也镇静下来，他感觉这是个圈套，他声明若皇帝让他辞职，他愿意辞职。这两个人都想要对方负责。这场争权风波闹得沸沸扬扬。皇帝说：“我没有阁臣们的任何口头报告，听说是你禁止他们的，若无你的允许，不许他们向我报告，你这样的训令，是根据早已废除了的法令。”
　　神斯麦从容自若，他辩称是照1852年的命令而行动的，这条法令是必不可少的。
　　皇帝想大权独揽，但条条路都被俾斯麦拦住了。他现在开始用当太子时的腔调问修斯麦，在重要的决定之先，宰相是否应该和他商量？悍斯麦很直率地告诉他不先同他商量，并说：“等到我来见陛下时，我必定已经决定了。”
　　这是条没有尽头的海岸。没有可以泊船的地方！他那两只强硬的手牢牢地抓住了大权，一点都不肯让出！只要他一日当权，威廉每一日都是个影子君主！
　　悍斯麦为报复这些日子的羞辱，决意对着对头心窝躲上一箭！但他自有高明之处，还得让君主下得来台。他的桌上放着一个公文包，他只要打开，就像打开“潘多拉的盒子”啦。他把话题转到皇帝与俄国沙皇相会一事上来，从包里取出一件公文，看了一眼说道：“原来有好多理由反对这样的行程，最近又有一个从伦敦来的报告，有几句不利于陛下的话，有人说是沙皇私下里说的话。”他带着一个善于演戏者的从容举动，举起这张公文。皇帝咬着嘴唇，不安地说：“请你读给我听！”
　　这个政治魔术师假装恐怖得浑身发抖：“不能！我实在不敢读。”他拿在手上引诱他。皇帝也不甘示弱，从俾斯麦手中夺去公文。他读着，脸上变得又红又白，气得一句话不说就走了。在报告中威廉二世读到的第二句话是：“他是个愚人，他是个顽劣的小学生。”顿时，他觉得好像挨了顿鞭打。他当面受到这样羞辱，还能够伸出手给俾斯麦吗？他右手拿着盔甲，转身就走了，出门上了马车。他要去找他的朋友！俾斯麦的脚步声却在身后响起，他走到门口，鞠躬送别。
　　五、被逐
　　第二天，有两个老头在一间灯光灰暗的屋子里整理文犊。一个从盒子与公文包里取出封套来，一个读封面的文字，把封套一堆堆地摆好。这两个人，就是捍斯麦和布施。“我要写我的大事记，你得帮我。我要辞职，要把自己的信件立刻送走，倘若耽搁太久，就会被扣留。……不过是三天的事，也许要三个星期，但是我决计要走……现在惟一的问题就是怎样才能把我的公文平安运走，或者先送到你家里。只是怎样送呢？”
　　“我可以把它们分作许多小包拿走，交与海恩。”
　　‘谁是海恩？“
　　“他非常可靠。”
　　“不然先送到申豪森那里，你再到那里取。把最要紧的抄出来收好，再听我的信……这都是我给威廉皇帝的信，这是挑特烈威廉的介绍信，去维也纳时，他给我的。你多大年纪啦！”
　　‘今年六十九。“
　　“我在八十岁的时候，还能在乡下享福。”
　　两天后，布施带来了抄好的信件。俾斯麦心有余悸地问：“倘若他们留心察看到你出出进进都带着一个大封套怎么办？可否把信件放在一个箱子里，同几幅地图摆在一起，也许日久就无人注意了。你看，这是不是最好的办法？”
　　俾斯麦就这样灰溜溜地离开这所房子，他曾在这所房子里治国二十八年，曾在这所房子里创造了一个帝国。他像一个被众敌围绕的末路人，未走之前，他要找到一个安稳的地方把最后的宝贝藏起来。他被贬逐了，他要用这些信件制造利箭，狠狠射向仇敌的心窝。他控制宰相衙署近三十年，但却不相信任何人，他不敢把自己的宝贝交给他们保存。过了几十年，他第一次想起申豪森——把他的宝贝藏在那里。这两个老头把这些无价的封套递来递去。布施想，等他写自己的纪事时，这些封套必定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俾斯麦或许记起了阿尼姆，他曾因为不肯交出公文而被监禁（是俾斯麦授意的）。
　　一个穿着雍荣华贵的陆军将军来拜见俾斯麦。他奉皇帝之命询问宰相，1852年先王腓特烈威廉第四所颁行的阁令何时取消。俾斯麦很傲慢地答道：“这个阁令不能取消！”他故意这样做以强逼皇帝免他的职。
　　第二天清早，保罗舒瓦罗夫来见。他是俄国的新大使，他奉沙皇之命来延长俄约斯限六年，而不是三年。在最后的一年里，俾斯麦千方百计地想达到这个目的。帝国的平安依赖于东方的担保，俄约六月期满，少年皇帝已经答应延期，沙皇对此非常明白，于是在一件公文上加一旁批：“我们两国的友谊，在俾斯麦看来，就是一种担保，我们与法兰西并无条约上的承诺，这一层与德意志有极其重要的关系。”现在俾斯麦耸耸双肩，告诉这位受了惊慌的大使，谣传他就要辞职是真的，此事要与下任宰相商议。大使立即打电话向沙皇汇报。现在那个靠得住的领航人要被免职了，沙皇不肯再签立两国联盟条约。
　　就在那天早上，舒瓦罗夫刚离开首相府，汉克军长带着皇帝的命令来了。皇帝要立刻取消旧的阁今，“不然的话——”这位军长觉得难以克制自己的声音，“皇帝要你立刻辞职，今日下午两点钟亲自入宫告别！”
　　柯尼希格雷茨饱经战争之苦，教王政府国务卿说：“世界要毁灭了！”俾斯麦现在还不愿走这条路，他很平静地说：“我身体不好，不能出门，我写信给皇帝。”汉克想，俾斯麦一定是一个裹在红云里的革命党。他起身走了，走过之后，他又立刻回来了，把皇帝的一封没封口的信交给了俾斯麦。信中说：“报告（是一个在俄罗斯的德国领事的报告）说俄罗斯正调集军队准备攻打我们。很可惜我们没有得到一点消息，你应该让我们早注意俄罗斯的恐吓。我们应该警告奥地利，应该早采取行动。……威廉。”
　　皇帝错怪了俾斯麦，其实并没有这样的危险。皇帝的这封信是一个报复人的举动，不封口，不写封面，俾斯麦见得多了，他写信驳斥皇帝“大逆不道”。皇帝不肯接收宰相的回信，没批一句话就送回了。当天下午，俾斯麦把这次争辩的起因告诉了内阁，在演说之末发了一通议论：“我虽然相信三国联盟，但这种联盟是靠不住的，因为意大利君主的地位不够稳固，它与奥地利的关系被意大利人的同文主义所恐吓，我要努力避免它在我们与俄罗斯之间制造障碍。我深信沙皇的友谊。我不能奉行皇帝对这件事的命令……至于保证劳工请律，我认为这不是内阁的问题。倘若我不能重做外交的领袖，就必须走开，我知道这一举动正合皇帝之意。”他还反复强调他的健康和他的办事能力并不减弱，他辞职惟一的理由就是因为皇帝要大权独揽。
　　最后俾斯麦怂恿内阁辞职来教训一下少年皇帝，可是他们并没有这样做，只是不痛不痒地说了几句迟疑的话，其中只有梅博克说了一句可以值得纪念的话：“宰相退位将是一场国祸，祸及欧洲与德国。我们必须阻止，我们必须全体同他一起走，无论怎样，至少我是要随他走的。”散会时，众人观点达成一致，都抗议俾斯麦退位。到了晚上他的同僚们又开会，他们“排斥一种普遍告退的观念，这是与普鲁士诸多传统相冲突的”。
　　开完会，俾斯麦吩咐备马，到了他这个年纪已经不应该骑马，他之所以这样做，就是要皇帝知道他让汉克转送的话，“我的身体不甚好”有多少成分是实在的。当宰相回到家，才知道他出门时，皇帝打发第二个信差来过。内阁厅长路加那晚上回来，很着急，皱着眉头对俾斯麦说，他奉皇帝命令问他为什么还不递辞职书。俾斯麦这时候并没有发怒，举手擂桌子，而是很客气地说：“皇帝喜欢什么时候罢我的职就罢我的职……只要发出免职的命令，我很愿意服从，但是我不想让皇帝摆脱免我职的责任，我要国人都明白这件事究竟是怎样发生的。我做了二十八年的官，这二十八年我为国家做了很多事，我要在历史的审判台前表白我自己！”随后他口授辞职书，第二天早上润饰过后将它送入宫中。他在辞职书里以几句堂堂正正的话作结尾：“我忠于王室与陛下，这些年来一直如此。现在我要脱离与陛下的习惯关系，并且要脱离我与帝国及普鲁士的普通政治生活的关系，觉得极其痛心。对于陛下的诸多意愿，我反复认真考虑，请求陛下兔我的帝国宰相之职，普鲁士内阁总理之职，普鲁士外交部总长之职，以及合法许给的俸禄。以最后几个星期的印象而言，……我有理由猜测这份辞职书正合陛下心意，我相信陛下能够批准。如果陛下不相信陛下祖先们的一位忠心臣仆的阅历和才于，我早就应该辞职了。现在我深知陛下用不着这样的阅历和才于了，我方才可以告退，并且不必害怕我这样的辞退被批评说适合悍斯麦。”
　　宰相只管抗议，皇帝并不理睬，并封他为劳恩堡公——姚特烈帝曾想封他，那时他居然辞掉了。俾斯麦多次做出有力的抗议，才终于避免了这种津贴，他把这样的津贴比作邮政员因为办事得力告退时所得到的赠金。皇帝此举是想要人们相信们斯麦告退是因为他年老体衰，但不肯把俾斯麦的辞职书登报，皇帝同时刊登他怎样感谢俾斯麦以往功劳的言论。威廉二世尝试留赫伯特办事，并请俾斯麦做儿子的思想工作。修斯麦第二次引用了沃伦斯泰因的话进行辩驳：“我儿子已经成年了！”他还私下向人们解释，“当一个人明明知道这条船快要倾覆，为什么还要把自己的儿子放在这条船上呢？”
　　赫伯特一生的悲惨命运在这个时期愈演愈烈，假使他继承了父亲的位置，得到皇帝的优待，他也许可以成为一名有独立价值的政治家，而现在他却要同他父亲一块隐退，因为神斯麦遗传给了儿子死要面子的秉性。晚上，他把沙皇不肯延长密约有效期的信息上奏皇帝，在报告中，委婉地表达了他父亲的意思，“当昨天舒瓦罗夫伯爵知道陛下毫不迟疑地完成对你斯麦王爵的免职时，亚历山大帝决定不再延长密约限期，因为这样的机密是不能与新任的帝国宰相讨论的。”威廉二世在这篇公文上批道：“答应延限。”在末后又批了三个字“为什么？”赫伯特随即送上一篇更浅白的解说。第二封信威廉二世又批了第二个“为什么？”
　　威廉二世两次问“‘为什么”是因为他完全不清楚俾斯麦三个字在欧洲有多大的势力。他虽不清楚，却很害怕，半夜里他打发人去找舒瓦罗夫，约第二天早上八点钟来见皇帝。会面时，威廉二世告诉舒瓦罗夫自己愿意再订密约。但这位俄使说他得到了沙皇的命令。
　　皇帝从报纸上得知所有党派，各个阶级的人民都赞成他所走的路。国内很安静，德国人看到这个有魄力的人在位很高兴。1890年3 月18日是个令人快乐的日子，普鲁士议院通报了俾斯麦告退的议案。近臣与陆军领袖们都为此而高兴。赫因罗厄曾说，“一个军长快乐的像一只蟋蟀，他现在能够自由地说出他的心里话了……到处都有这样的快乐表示。从前俾斯麦的势力一手遮天，人们受到压制，现在不是这样了。”人们有一百年来未有这种解放的感觉了，自从腓特烈大王去世以来，还没有像今天这样高兴过。
　　在德国，没人知道三个人决定了德国命运，（或许只是一个人所决定）因为当舒瓦罗夫从沙皇手上得到新的权力时，他看到宰相告退五天后情形就大相径庭了。俾斯麦企图保证这个密约，以免被柏林人的阴谋所害，他儿子也曾提议在俄都签约。不料赫伯特在秘密档案卷中并没找到这个密约，原来已经被霍尔施坦拿走了。俾斯麦非常恼怒，首先攻击管案卷的，随后又攻击这位男爵说：“你本来能够阻止这件糊涂事发生，当我是个死人，未免太早了！”霍尔施坦认为他是个危险人物，因为如果不是这个理由，这位男爵怎么能够全力反对俄罗斯！“从这个密约里不能盼望得到什么实在的好处，倘若泄漏出来，人家会骂我们欺骗。……如果立密约，我们的名誉和社会地位将会被俄罗斯掌握。只要一旦被人怀疑，全世界都会反对我们。……日后的交际他们就能够确定条件。第一个条件就是‘我要同我以前的老朋友俾斯麦合作，我只要他，不要别人。’你现在明白这个地位么？”
　　上文的几句是虚伪的，俾斯麦把他反对俄罗斯的一个保险条约给舒瓦罗夫看了，并且预备把第二个条约给奥地利看。霍尔施坦的性格像一个胆小鬼，在他与他的同党看来，胆子与诡谒是不能合在一起的。霍尔施坦不把怨恨的动机流露出来，他同瓦尔德塞阴谋地反对“俾斯麦字号”。已经好几年了。
　　同时继位的阁臣，明显地不称职，马沙尔写道：“一位大人物如俾斯麦能够熟练运用繁重器械，而我一个小人物却不能。”悍斯麦出宫的时候，他的后任卡普里微躲避他。后来俾斯麦好几次请他吃饭，他只来了一次。他说他实在不愿第二次听到神斯麦这样批评君主。后来有一天，俾斯麦在相邻的花园碰到了卡普里微，就问他，俄约签得怎么样了，这位军长幽默地答道：“像你这样雄才大略的人能同时玩五个球，但别人却不能，只好玩一个或两个。”随后，参政们聚议，在霍尔施坦的指挥下，都说这个条约让俄罗斯得到了全国利益，此条约将鼓励俄罗斯在东方扰乱大局，法兰西将很快攻打德意志。
　　这群没远见、才能平庸的阁臣在三天内便把俾斯麦打下的良好根基挖空了，整体建筑都在动摇。霍尔施坦四处奔走游说有势力的阁臣。卡普里微听从了霍尔施坦的提议，又想贡献他的新计划，便劝说皇帝与他们所恨的沙皇分离。皇帝现在高兴极了，他认为他的谋臣不是危险的狐狸，而是“一个办事安详清楚光明的人，不冒外交风险的人。”威廉相信自己做事坦白，是一个真正的普鲁士人。霍尔施坦说，当他与皇帝将此事商妥时，皇帝悲愤不已：“很好。千万不要与俄国密约，说这句话时，我心里在流泪。”
　　三十年前威廉二世出生在宫中的一间小屋，现在就是在这里他低低地说了几句话，这几句话透露出悲观、怨恨、妒忌情绪，透露出恐惧、不耐烦的心理。这几句话所造成的后果无人能预料到，就是这几句话葬送了德意志帝国！
　　这几天俾斯麦在柏林，心境平静，他并不隐藏自己的痛恨，但是一种怀恶意的谐趣却使他从不满足。他特意表露出他是一个饱阅世故的人。当对付他的仇敌时，他并不装腔作势。当布狄克与他握手吻别时，他诙谐地说：“我同你分手，你要负一部分责任。”他快离开前，在请同事们吃酒告别时，俾斯麦故意不同布狄克拉手——这是对他致命的藐视。他的旧同事请他吃饭，他不肯来，只是大声地说两句话：“我只看见了帝国官员们中的笑脸，我不做宰相是由于你们的错误造成的。”此时，这个不信基督教的老头子也尽情地陈述怀恨与报复的话，这绝不是气量狭小，这是一只受伤的狮子在发怒。
　　无论什么人来见他，都能从他嘴里掏出几句真话。奥地利大使送来奥皇弗兰茨给他的一封恭维信，信里说俾斯麦因为体弱多病辞职了。这位前任宰相拒不承认，他声称自己在职时身体非常健康。这两句话他都是用“安详的腔调说的，不过这种腔调里透出难过和不宁静的情绪，有时还变作痛恨。”他很坦白地告诉土耳其大使，请让土耳其皇帝知道他是被免职的。他还对巴伐利亚大使说皇帝没心没肝，“将来必定要破坏帝国。”当他去各大使馆辞行时，他在所留下的名片上用笔把“帝国宰相”四个字划掉。并说：“我很喜欢人家称我俾斯麦，只有外出旅行我才称公爵。”他还当面痛骂巴登公爵阴谋陷害他。
　　当他正式向皇帝辞行时，他不让皇帝遮掩免俾斯麦的职所应负的责任，当皇帝问他身体可好时，他把假面具撕得粉碎，毫不客气地说：“陛下，我身体很好！”并且他不允许威廉公布他的辞职书。
　　在他最后离开的前一天，他坐马车去皇陵。他像诗人那样，把三朵玫瑰花放在君主的墓上，随后在自己家里行施圣餐祈祷礼。当牧师快要演讲《爱你的仇敌》时，乔安娜忙站起身来，让牧师赶快停止演讲。俾斯麦躺在榻上，他对他住在这里的二十年，作了一个总结性评论：“我享受了许多幸福，我今年七十五岁了，我的夫人，我的儿女们都生活在我身边，这是最大的天赐。我以前常担心我将为国操劳至死，现在没事了。无论有病无病，我办理国事二十八年了，已尽了我的天职。现在我实在不知道应该做些什么。因为我觉得身体比以前在职时还要好。”
　　这个老头子无所事事，在最后的那个晚上，他并不谈及未来的计划，不谈论他所创造的帝国。在他看来，这个帝国已经走上了绝路。他最后所拉的手并不是一位阁臣的手，也不是一位大使或王公的手，而是从前一向从未拉过的手，在这二十多年间他每天必须向这双手索取材料。这个人绰号叫“黑色的骑马人”，是替他送公文的。俾斯麦临走前三刻钟，被称为“黑色的骑马人”的莱维斯托姆，接受传见。这次辞别，这位前宰相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莱维斯托姆一进来，俾斯麦一下子就想起了帝国成立最初的那几天。他问这个送公文的人是否喜欢自己的职业：“我记得很清楚，你那时是个营长，就是在那间屋子里，你第一次给我送公文。”他感谢这位多年来忠心办事的人。在这个大帝国，他仅仅谢过他一个人。最后他还做了一件新鲜事，从一大堆酒杯中顺手拿起一只镀银酒杯，放在莱维斯托姆手上说：“谢谢你，作个纪念吧。”
　　六、孤独之境
　　俾斯麦站在瓦森的村塾里，指着地图上的几个地方，告诉小学生们德意志是怎样创立的，从前是什么样子。他问了几个问题，小学生一个也没有答上，这使他很不高兴。旁边的村塾先生也忐忑不安，担心这位客人也要问他。
　　这位逐臣当初几个月在替国家办了四十年公务后，又尝试着要当乡绅。他每星期去私塾两次，教本地孩子们一些课本上没有的东西（柏林的孩子不肯跟他学），从前，他这个人无论在哪里都没有家，又满腹牢骚，这时他给一个熟人写了一封信说，“我年轻时爱想家，到了晚年却成了一个无忧无虑的人，整天拿着一把剪树刀在花园里散步。”他二十多年来一直如此，他还没有学会享受安宁。他现在虽然有了许多空闲，能接触到村塾先生、管森林的人与造纸厂的人却并未感到幸福。看书时，只有看到与他功业相似的事绩，他才在意。他在拿破仑的自传中想像着自己的影子，左拉有许多著作，他只注意《崩溃》“，他读恺撒的故事时说：”这个故事很奇异，符合当今现实，布鲁吐斯一就是一个民族自由党。“
　　现在乔安娜过着很清静的日子，她经常犯气促病，常觉得不是这痛这就是那里痛。她不再去矿泉养病，因为她担心会离开厮守了一辈子的老伴。只有在人们议论皇帝免她丈夫的职时（这是很经常的），她才发怒，用很恶毒的话咒骂。赫伯特还呆在家里，四十多了，仍没有成亲，也无事可做，又不喜欢过农家生活。他非常仇恨他的父亲第二次把他的生活粉碎。俾斯麦现在才想起，儿子或许喜欢当大使，但是，早已没有机会了。俾斯麦很看重家庭感情，快八十了还没有孙子，赫伯特没有成亲，比尔只生了一个女儿。有一天谈到孙女时，这位老头深情地说：“假如我知道她将嫁给哪个男人，我在他身上会花很多钱。”
　　虽然他身体很好，听力不错，牙齿也行，消化能力还好，用不着戴深度眼镜，但是他上马时必须用台阶，此外，他的马夫还得举起他的右脚。如今虽然老了，他仍然好胜不让人。一个身材很高的男爵住在他家里，你斯麦借给他一件皮袍，男爵嫌短，他却说：“我实在不喜欢比我高的人。”
　　在最后十年里，俾斯麦的神经更容易受到刺激。对他来说，一生最困难的事就是自我控制。有一位画师问他是否在乎人们称他为“铁血宰相”，他就用这句话回敬他。有一位想像派画师比任何一个人都清楚这个老头子的身体依赖于他的心清。威尔布兰特有一次拜访他，最先从门缝里看见他。他躺在榻上，屋里没有人。威尔布兰特后来回忆说：“他在那里怀念过去，他的脸以前很红，而现在却苍白了，还有许多深深的皱纹……他好像坐在瓦砾场中冥想他退位的那一年和人生的忘恩负义。……现在他站起来，站在我面前的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一会儿的功夫，他竟返老还童了。我被他眼中透视出来的神色打动了。”
　　这个时候，这位喜好奋斗的人手中的利刃已被剥夺了，他的大脑判断事情不再像闪电一样快，双眼不能同时看见让他注目的公文，并且不能从中选择。这位政治家忙着办事的时候，无时不在渴望空闲，现在他又像小时候那样不受约束地呼吸森林中自由的空气了。但他却觉得非常难受。
　　这个逐臣觉得他在沙漠中独行，他发了三十年的牢骚说，他的书房门永远不停地被人推开，现在使他为难的却是他的门接连七天也无人来推开。“我有的是报纸，却没有可以谈话的人……我有几百万朋友，却没有一个挚友。”他辞职后不久，有一个法兰西人在一本书中写道：“有时候他突然抬起头来，好像如梦初醒一样说道‘我忘记了我已无事可干了。’倘有旧时的卫兵来看他，他很热心地要求人听他说话。”柯雪林是他惟一的尚在世的朋友，俾斯麦当权的最后十年却从未请过他，现在他打算去汉堡之前来看看俾斯麦，在夫里特利士鲁住一两天。乔安娜写信给他，劝他多住些日子。乔安娜说：“不相信几乎不相信所有的人，我们有这样的天赐与热诚，对你的依赖与期待将拯救我们……请你发电报告诉我们，你已经改了你的计划以使你的老朋友们高兴。”她写信还是带着过度的虔诚，她还是像从前一样自己欺骗自己，但是我们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得出，他们是孤立的，无人理睬他们。
　　国人十分抵制他，起初，只有几个外国人来看望他。有一次是俾斯麦从未见过的一个美国铁路大王，俾斯麦对此颇为惊奇。他说：“这一个星期里，只有你一个人来访问我。我被抵制无人敢同我来往。他们怕报上登上他们的名字，说是有客人来访问我，就会使我们在位的少年君主很不高兴。每天都有人走过夫里特利士鲁，他们都不来见我——一个月前，这些人在柏林街上走过我的身边，不敢不同我见礼，狗总是跟随给它饭吃的人。”
　　俾斯麦辞职之后，柯雪林与布赫尔不久就死了。他很悲悼他们的死，因为他们是他忠诚的朋友。有时候，聪明的史匹珍堡夫人也来看望他，还有一个秀美女人，是邻近田地的女主人，也常来看望他。他欢迎伦巴赫与施维宁格尔两个人，因为他们有许多故事，俾斯麦听了很解闷。当时只有利柏曼能够绘制一幅适合这个时期的俾斯麦的画像。除了他的夫人，他的妹妹与他的儿女之外，世界上再也没有你斯麦所照顾的人了。甚至于他的最忠诚的仆人们死了，他也不再用人补他们的缺。当小狗泰拉斯死的时候，他的主人已经八十岁了，老主人这时候心性很坚硬，决计不再养狗，因为他不愿意再伤心了。
　　七、怨恨与报复
　　神斯麦从他的怨恨中常常会取得新鲜的精力。一个人会征服一个国家，这个国家也会在这个人的性格上报复他。现在俾斯麦既倒台，德意志就要做这样报复的事，从海岸所掀起的波浪，终究要回到海岸来。行为最可鄙的，还是与他同阶级，与他同列的人们——就是大臣与王公们。
　　当举行宴会或公会时，人们想发一个电报到夫里特利士鲁，邀请俾斯麦参加，当地的长官却扣留了这个电报，借口说若是送了这个电报，他的地位就不能担保。同俾斯麦作过同事的人没有一个敢去看望他。俾斯麦已为普鲁士，为德意志帝国效劳四十年了，政府还要他交回1890年3 月22日至五日的官俸，说他这几天已经辞职，却仍领恤俸——这件文书就是卡普里微签的字——只有这一次俾斯麦读过他的签字，同时卡普里微经由他的大使们正式告诉全部外国政府，说最好忘了俾斯麦王爵。
　　中央党有一个党魁当众宣言：“馋斯表王爵应该避免提及德国的势力与德意志的光荣！在我们的祖国，有他这样的一个人，这是我们的耻辱！”济柏尔手上原有许多公文，以供他撰史之用，现在这些公文被收回去了，他不能再往下工作了，因为他颂扬俾斯麦多于威廉。柏林的诸多大贵族（卡尔多夫与其他不多的几位除外）经过一番普遍讨论后，都一致不理睬这位前任宰相，所以他说人家躲避他有甚于躲避汉堡所发生的霍乱疫病。“诈骗是发财的事。……如堂霍夫这样一个畜类，在街上看见赫伯特，就先远远地躲开，还有什么好说的！”
　　巴登的大公与巴登的市长，想以最高礼数优待俾斯麦。脱特烈皇后告诉赫因罗厄说，俾斯麦的全部功业都是老皇帝的。弗兰茨约瑟夫认为，“这样一个人竟然落到如此境地，是一件惨事。”皇帝派人侦察夫里特利士鲁，有许多羞怯的客人来探望俾斯麦，他们都在布肯下车，换乘无人侦察的本地火车并走上一段路，惟有这样才可避免被侦探发见。凡寄给俾斯麦的函件公文，威廉二世都要到邮局亲自拆开，俾斯麦虽是黑鹰队的一位武士（这是一种宝星——译者注），当黑鹰队行庆祝礼时却并没有邀请他。皇帝对一个法兰西人表现了他对俾斯麦的轻蔑，只有一位在位的王公悼惜俾斯麦的倒台。
　　在俾斯麦的诸多属员中，有一个是他从前的对头，却最忠于他。这个人就是施勒策。施勒策是光明磊落的，他因帮助俾斯麦而被免职。三十年前，这两个人在俄都因为面子上的事，闹得很不愉快。当今日的柏林人免去施勒策在教王政府的要职时，他就去夫里特利士鲁“报告他离职了”。施勒策这时已是一个七十岁的人了，他照应俾斯麦，把最舒服的交椅拉过来请他坐，替他装好烟筒，表现出一种真正和解的态度。
　　俾斯麦的挖苦话，都是入木三分的。他竭力挖苦卡普里微说：“他是一个顶好的军长。”他说米凯尔是“一个顶好的德意志演说家，今日最时兴的本事就是造句子。‘他很高兴地看到瓦尔德塞、卡普里微、布狄克等仇敌们下台。柏林社会把俾斯麦驱逐了，若想知道他用什么态度对付这个社会，莫如看他如何当一个宴会的主席。那时他戴上旧式的金边眼镜，看着客人们，低声问道：”那一个巴登大使叫什么名字呀？“那个讲述这段故事的人，就是俾斯麦所问的人，他说这就好像是一头狮子看一只苍蝇。
　　他接连在外面向皇帝表示“尊敬”。他的饭厅挂着一幅如本人那么大的威廉二世像，每逢皇帝生日，他就会站起来说道：“我祝皇帝与君主万寿。”凡是外国人、记者与他人，都能够听到俾斯麦发布的关于皇帝与他自己的下台的毫不留情的事实真相。“伽图是一个名人，我常赞成他的原因之一，就是认为他的死是值得的，我若处于他的地位，我也不会去请求他撒的恩典。从前的人们比现在更自重，现在自重不时髦啦。”
　　俾斯麦对弗里德荣格说过一句更为激烈的话。有一天晚上他在读席勒的《强盗》一书，那里头有一段话，穆尔对老人说道：“既是这样，难道你想永远活在世上么？”俾斯麦批评道：“这时候，我的命运发生在我的眼前。”听他说话的人发现，他说这句话时，声音有点不连贯，但是面色却并没有明显的改变。……你斯麦随后停了好一会儿，带着深思，用他的手杖尖在湿地上画图形。后来他不再深思了，赶快把所画的东西擦去，说道：“你切勿妄想让我为最后这几年所发生的事而深感忧伤。我在世界上创立过我的全部功业之后，你若是喜欢的话，就可以说，我太骄傲了，不肯让我被我的阅历所动摇。”他曾对他的女朋友史匹珍堡夫人说过自己的心愿，并发泄了他的全部的怒气。他说这几句话是在闹过风潮之后的一年，却还带着雷霆的轰轰声。“好像我们是偷东西的仆人，把我们轰出门……皇帝轰我，如同轰一个小厮一样。我毕生的行为，都是贵族的行为，不能被人羞辱，但我不能向皇帝要求什么。……我并不把皇帝排除在外。……他的性格里最有害的元素，就是无定性，不能永恒地受制于任何潜力之下，同时他却受全部潜力所动……我不会去为他而死……他们越恐吓我，我越要让他们知道，他们要对付什么人……”
　　他的报复心就这样冒出火星来，他无处不流露出自己的优越感。同时，他的诸多情感牵制住他，他不可能要求君主出来同他决斗。
　　威廉二世觉得国人越来越怀念神斯麦，便努力要在这场比赛中获胜。在仇视了俾斯麦三年之后，恰逢俾斯麦有病，皇帝便想办法找出重新拉拢他的办法。他让出一所宫殿来，请俾斯麦过来养病，但俾斯麦却电复不肯来。皇帝于是送他有名的陈酒，俾斯麦却与皇帝最可怕的对头——哈登同饮。他对他的朋友说：“皇帝把我的酒量估计得太低。他劝我每天饮一小杯，但是我至少要饮六七瓶，因为它有益于我。”虽是这样说，在皇帝两次同他要求修好之后，俾斯麦也不得不亲自去面谢皇帝。假如他不亲自去，这一国的人都会说他的不是。在他们看来，皇帝与前宰相斗争，是十分难堪的，他们宁愿遮掩起来，不给人看见，也不肯寻求这样不幸的事的内在原因，也不寻求消灭这诸多原因的途径。况且俾斯麦还要惊动他在柏林的仇敌们。
　　在柏林普遍的披挂，是穿制服挂刀，皇帝要求自己与他人相信他是在接待一个军长。皇帝都布置好了，从包围宫车的表示优待礼遇的小队，到宫门前的中队，都布置得好像是毛奇老将来见皇帝。现在他要很耐心地听人们欢迎他的大对头的喝彩声，要忍耐地听群众恭维俾斯麦，不是恭维他。
　　俾斯麦并不享受这样的恭维。看见他的人说，他在车上如同一只兔，穿的是白色制服，心不在焉，他的思想好像到了极远的地方，他必定积存久了讥讽与蔑视的感情。假使他意在历史性的纪念，他不能不记得他有好几次很生气地入宫觐见，并未激发出如今这样的欢庆，今日所上演的不过只是无意义的闹剧。在他能够勉强自己鞠躬示敬之前，他必定要说君主是奉天命统治的，这样的暗示必然使他觉得其中是毫无道理的，因为他无论怎样竭尽他的自制力，他还是极其看不起他所这样致敬的人！他是个极其骄傲的人，怎能够忍受这一时刻，除非他相信是皇帝对他屈膝致敬！
　　还未走到宫门的台阶，双眼还未看到四年不见的人时，他的讥讽话又喷涌出来了，如同往日一样。他把儿子赫伯特带来，这正好与原先的安排相反。有一个陆军大住走上来同他见礼，他轻蔑地说道：“克塞尔么？我看你的像比从前小得多了。”凡在前厅的人都听见了这句话，但他们都不作声，他独自一个人走人里间去见皇帝，并深深地鞠躬。皇帝扶起他，吻他。过了一两分钟，有几个小亲王走进来，孩子们的声音打破了这样紧张的空气。之后，他请求歇息。
　　晚上是宴会，侍从们都来了，比尔也来了，他们兄弟都是不速之客。有两个儿子护卫，他觉得他的地位较为安稳，还觉得他以作父亲的身份而论也强过皇帝。但是有这两个儿子在场，反使他的怨恨变得更加浓厚。人人都觉得形势很紧张。即使当这个老头子讲故事的时候，在席的人都感到很不自在。条顿族的野史说过，喝酒喝到脸红时，就会说出锋利的话来，现在难道没有理由害怕会发生这样的事么？俾斯麦很熟悉旧制度的刀子是怎样拿的，但是这许多的幻想不过在俄顷间就消失了。少年皇帝时时盼望他的不吉利的贵客走出宫门，离开柏林。
　　后来仆人来说，客人的车已经套好了，皇帝目送着他的对头出去了。
　　当皇帝前往夫里特利士鲁，回访俾斯麦时，他带着新式陆军服装的标本，请这位“军长”看，与这位本世纪最杰出的领袖、政治家讨论军人的背包。到了第二天，整个德意志都渴望知道皇帝同俾斯麦谈了些什么，他们在俾斯麦的报里看见了一个报告，显然是他口授的，是一篇很客气的挖苦话，说道：“皇帝同促斯麦王爵商量一个要紧的问题，就是怎样检阅部队的服装。皇帝带了两个全身披挂的榴弹队来请王爵看。……皇帝要使军人们舒服些，把领条也改了，现在的领条是可以翻下来的。”
　　从其他各方面而论，俾斯麦只要能够登报，他就会反对威廉二世与他的政策。他说：“我尽忠于国家，并不到制止我不自由发表我的见解的程度，柏林有些人好像希望我不发表……他们宣称，假使我闭口无言，我在历史中更显得是个大人物，在名誉方面更好。”尽管修斯麦、威廉皇帝这两个人是不能和解了，但俾斯麦过八十岁生日的那一天，皇帝还是巧妙地施了很多礼。他送一把金刀给俾斯麦时候，还说了几句很好听的演说辞。这位前任宰相却没有答复的演说。当正式举行基尔运河开河礼时，威廉二世并未提及这是按俾斯麦的意思开的。1896年庆祝帝国成立二十五周年的时候，威廉二世发电报给俾斯麦，表示不胜的感激。但是到了1897年庆贺威廉一世百年阴寿时，曾提及先皇的部属们，却只字不提俾斯麦。
　　俾斯麦的诸多动作也给政府以许多震动，皇帝爱憎的“地动仪”，就是作为回应，记载这样的震动。
　　九、斗士的风采
　　“我要说我的话，这原是我的本务，压在我的良心上，好像一把手枪指着我的脑袋一样。我相信现在的政策正在引导帝国陷于大泽中，我以为莫如躲避为妙；我知道这个大泽，别人却看错了这个大泽的性质；假使我不敢说话，我就是犯了叛逆的罪……我的朋友们要我甘受一种活死人的情景：躲起来，不说话，不动……但是我虽归隐，我还能够效劳于祖国。……以几个方面而言，我现在较为自由；我现时能够赞成在外国的和平宣传，这是我二十年的主要目的。”
　　他关切自己的功业，就是这样联合仇视他的后任们，并联合急于报复诬蔑他的人们。在他的最后十年间，他恢复了左右舆论的力量，这是他前些年所丧失的。他这样做无非是想表明，他无论作什么都是可以的。当他由心腹人之手，把威廉一世所写的许多信函登了报的时候，他要保护他自己，使自己免遭阿尼姆的命运，他示意说若有必要，凡是刊登这样信件的人们，必须声明这种信件曾在夫里特利士鲁任由客人传看过，必定是在这里抄出来的。他又说他写给君主的私信，是他的精神产业，他还把别的秘密授予哈登。他读过这个政治记者的论说后，便请来见面，同他作朋友。
　　当俾斯麦起初告退的时候，他难以在德意志报章上发表他的意见。大多数的报馆恐怕同他往来受到拖累。在头几个月里，他所接见的，只是从外国来的记者，在德意志的诸多报馆中只有《汉堡改正报》请这位前任宰相登东西，这张报因此在好几年间变作帝国最有味道的机关报。他口授过许多论说，让这张报纸登载，他所授意登的更多，所以人们不久都以为《汉堡报》是夫里特利士鲁的政党报。这些年里时局曾发生过两三次危险，这个时候，《汉堡报》与《帝国官报》几乎齐名。
　　俾斯麦免职的那几天，接到了六千封恭维他的电信。汉堡给了他一个隆重的欢迎仪式，当他在满街挂满了旗帜的路上坐马车走过时，有一个英国水手走到他的马车旁，说道：“我要同你握手！”俾斯麦平生头一次同平民握手。他从前一向未曾请过农人同他吃过饭。这时候有两个很热心的农民从申豪森来，俾斯麦请这两个人同他吃便饭——因为俾斯麦被他们的卑躬称赞所感动！赫伯特说了一句很适当的话以总结这个情景：“他们当你是他们的保护神，是很有好理由的。”有许久，这种事件不过是偶然一见的。再过两年，在1892年5 月间，这个逐臣说道：“我自己骗自己之处，就是关于德意志人……他们不知道逼我批评的不是只因发一阵脾气，不是想报复，也不是想再拨大权……使我失眠的，原是为帝国的将来而烦心。”
　　再过两星期他是不肯说这种话的。赫伯特听从父亲的旨意，与一位继承家产的奥地利女子定亲。俾斯麦想去维也纳，参加他们的婚礼，他求见弗兰茨约瑟夫，要求其答应欢迎他。但是威廉二世与近臣们恐怕这位前任宰相心怀叵测，威廉二世写信给弗兰茨约瑟夫皇帝说道：“月底俾斯麦前往维也纳……去受恭维他的人们的计划好了的欢迎……你是知道的，他的诸多最得意之作之一就是同俄罗斯订立两事兼顾的密约，这是在你的背后立的，被我打消了。俾斯麦自从归隐以来背信弃义反对我与我的宰相卡普里微……他正在用尽他的手段与奸诈，尝试使世人相信是我先向他求和的。他的诸多计划中之最要紧的，就是他会请你见他。我所以敢于求你，在他尚未到我面前认罪之前，切勿见过这个不受约束的子民以使我在本国的地位稳固。”
　　与这封不光彩的信同时送往维也纳的还有一封，是霍尔施坦起草，卡普里微签字，给驻维也纳的德国大使的，信中说道：“倘若俾斯麦或他的家族要到你家来，我请你限制你自己的俗礼形式，切勿去参加结婚典礼。不仅是你该遵照办理，全大使馆的人员也应照办，我还可以告诉你，皇帝不肯改变任何结婚报告……我命你把这件事实告诉卡尔诺基伯爵，你认为最适宜用什么法子告诉他，你只管用。”
　　有人秘密地告诉俾斯麦有这样的一封信，他最初就想到送一封挑战的信给卡普里微，他想道：“我已经选好一位见证，我的右手还是很稳的，我又常练习手枪。但是当我想过之后，我总记得我是一个军官，这件事应该归一个年长的军官们所组织的名誉法庭处决。我决不能够使他同我当面决斗的。”这个巨人现在是七十七岁了，还显示出了他的狮子般的勇气。他要保护他的姓名、位分、名誉，那怕冒生命的危险，也是要保护的，同四十年前一样。他不肯打发他的儿子去替他决斗。他要自己去，他要惨死，以结束这样受骚扰的生存状态，他常有这样的想法，这次也是被这样的思想所激动的。
　　他走了一条更为有深谋远虑的路。私下里他称这封“乌利亚信”是一件不要脸的事，他在报上登载一篇文章，公布与众，说道：“奥地利皇帝本来想接待俾斯麦王爵的，有人想出阴险的办法使奥皇改变了初衷。……在这位王爵的从前历史里头，不可能遭受如此凌辱。”这个炸弹轰然一声炸裂，碎块飞过了德意志边界。
　　自从普鲁士立国以来，这个国家的君主，从未象激起过全国的人如此沸腾地反对他，因为即使以1848年而言，普鲁士的怒气其实并不是对他们的懦弱无能的君主发作的。现在半个德国都鼓噪起来了。俾斯麦一家人，从柏林经过，群众就在辇轮之下，走人车站，请老头子演说。他是个很有思虑的人，自然是不允所求；他的报复计划中，早已盘算到他到了维也纳，贵族们觉得很难为情，只好走开，德意志大使装病，睡在床上，但是他的夫人却很有胆量，替这位受了羞辱的前任宰相打抱不平。在父亲所激发的诸多恐怖与技节之中，赫伯特与女伯爵荷安施结婚了，十年前他也曾处于同样的恐怖与枝节之中，那时候他节制自己绝不娶伊丽莎白哈茨菲尔。
　　俾斯麦在这样仇视他的枪林弹雨中，好像变成少年了。他的思想如同从前那样勇敢赴战，战至最后一刻！他邀请《新自由报》主笔来看他，以便面谈。四十年来，他在这一次的面谈中第一次公开攻击政府，四十年前他有过一次在国人面前说君主无勇；现在他指责政府愚庸。“在商业条约中，奥地利自然会利用我们的懦弱与无能，……以我自己而论，我对于现在在职的人与我的后任，不须负责了。全部的桥都已拆了……我们一向与俄罗斯联络的秘密线，已经斩断了。柏林没有了人格与信用。”
　　俾斯麦终于激怒了他的对手，因为他使他的对手们变得十分不安，甚至超过了忍受的限度。
　　卡普里微的机关报说道：“任何一个国家也找不出这样一个已经归隐的大臣。这位王爵的目的好像是尽他所能与我们作对，这就使已经够为难的国事变得更繁难了。这是爱国者的所为么？……王爵预备加害于祖国到什么地步，是无人能够量度的。”
　　第二天，俾斯麦表示他自己是一个有才能的记者。他在他的机关报里带着一种讽刺的，又好像是尊敬的口吻，对着政府放箭，他说道：“有阅历的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们，如现在指挥国事的那些人，自然不能担负这样无礼的一篇论说的责任。我们若猜度是他们写的，就未免太羞辱他们……当品泽尔主笔跑上讲话坊上教训王爵的时候，王爵不能不觉得这样的举动必定给人一种可笑的印象……俾斯麦王爵所更喜欢的就是有人在法庭上告他。”
　　凡是德意志人都有机会在《帝国官报》看见新宰相怎样急于要屈辱旧宰相。为此人们发怒得血液沸腾。从前，德意志人因为免了俾斯麦的职便相信了皇帝的天才与手段。现在人们都明白过来，威廉二世是既无天才也无手段。对俾斯麦最后的仇视感情，都被众人所发出来的欢呼声驱除了，在德意志，无论哪一个既不戴皇冠又不穿制服的人，都未曾受到过这样的欢迎。
　　俾斯麦快到八十岁时才征服了德意志人。他当议员时是反对他们的；他当普鲁士宰相时曾同他们斗争过，他当帝国宰相时，是帝国议会的仇敌；在他自己家里，在他的乡下田地里，他常与同阶级人们往来，与市侩们不接近，而且与知识界也不接近。他所熟知的人，既无教授，生意人，亦无美术家，只有政客与贵族。至多不过两年间，或者当他在乡下当田舍翁的时候，他才开始与人们呼吸着同样的空气，为他们的利益而努力。
　　现在，当他从维也纳走到启星根，过往之处，人们无不成群结队地欢迎他；所过的市镇无不恳求让他们为他公开举行一个欢迎会；他所征服的或压制的德意志部族，萨克森人与南德意志人，都对他表示致敬。
　　在他出现的时候，市镇与大学，市民们，附近的乡下人们，教书先生们，女人们，孩子们，都塞满了旧市场。校长在路得堂里欢迎王爵。当他走出大宽街的时候（这是九十年前法兰西军队驻扎之地），他看见已经摆了许多桌子，桌子上放了许多葡萄酒、啤酒，人们正在那里痛饮，在那里奏乐，德意志省会的居民们都在这里等候他，他们的意向是很浪漫，很热心的。他的身材最高，穿了一件长的黑色褂子，在群众中走来走去，演说了六次，没有一次有空话。他指着贝利青根的石像，引用（从歌德的剧本中）贝利青根所说的话。从前因为一位钦使说他是一个强盗，羞辱他，他就回答这个钦使说道：“假使你不是我的皇帝的代表，无论是怎样劣质的赝庸皇帝，我也是要尊崇你的，我会使你把‘强盗’两个字吞回去，你若吞不回去，也要塞住你的喉咙！”最后说道：“一个人可以忠心地亲附他的朝代，他的君主，他的皇帝，而不必相信这位君主的，这位皇帝的全部的策划智慧。我自己就不相信，以后我要宣布我的意见。”群众听了，发狂似的喝彩。
　　这些是令德意志人喜欢的腔调，当夏夜无事的人们坐在宽街上喝酒的时候，说这种话是不需要负责的。当俾斯麦上了马车之后，马车因为人挤不能走，成千上万的人都要同他拉手。老头子却预备同他们个个都拉手。在几个小时里或在几个星期里，他的怀疑主义不再发作了。他自问，这样的平民说话是否较为真挚较为深厚，远远超过了他自己的阶级。当他有权有势的时候，他的阶级妒忌他，陷害他，最终推倒他。当群众欢迎他时，有学生们的饮酒会，有提灯会（火把会），使他走过南德意志如同战胜凯旋一样，这样的亲近，这样的热心，使他的心里一直在思考着问题：把政权交于这样的人民之手，是不是较好的政策呢？迟至今日，只因受到了不公道的待遇，俾斯麦才明白过来，但是他错过了许多机会。这是他第一次对民众演说。这是他从德累斯顿至慕尼黑一路所演说的话。有时在市政厅与饮啤酒的地窖里头说，有时从露台上说，有时在大地上说。这个老头子在这些演说辞里，说出了他的已经太迟的警告：“我们在立宪君主制之下过活，这种制度的精华，就在于君主的意志与统治者的深信合作。把议院的努力降低到现在的程度，也许是我自己不知不觉的贡献。我却并不想使议院永远处于这样低的水平线上。我很愿意看见议院再获得稳定的大多数，没有大多数是不能得到所希望的势力……代表议会的永久责任是批评，节制，警告政府，而且在某种环境之中，还要指导政府。……我们必须有这样的一个帝国议会，不然的话，关于我们民族发展的持久与结果，我将非常放心不下……从前我致全力于巩固人民的君主制思想。我在宫廷里、在官界里饱享感谢与欢迎，但是人民却要拿石头打我。今日人民欢呼着欢迎我，而宫庭的人们与官界却不理我。我想着，这就可以称为造化椰榆人。”
　　当这位大演说家的目的在于鼓动群众时候，他就是这样地巧妙地拐过弯子来。其实他的行为正是一种悲剧的椰榆。他知道这一点，可惜他改得太迟。他的政术一生都是集中于自己的，自己冥想的，自己指挥的，并不是因为他要露脸，——他最看不起的就是他的同胞们，所以他不好虚荣；并不是因为他的势力只能是从上压下来才能够维持，才能够巩固——不是的，俾斯麦仇视民众，其最深的原因在于他的自信。以聪明而论，他是天生的，以血统而论，他常觉得他是贵胄。他之所以要治国，只因他是上等阶级的人，虽然他心里很明白这一个阶级并非是最好的，君主与武士阶级的人们，是国家之本，这个时候的人正在那里走黑路，给人们以普遍选举权，不过是一种让步。俾斯麦是一个制造国家的人，他的基本观念就是要把议院弄得薄弱无力，使议院不停地受制于君权之下。
　　他常在议院与帝国议会所称赞的坚固君主制，其实不过是一种幻想的权力，与他所u 的很清楚的英国君主制一样；其实英国人是以人民为本，以君主为名，在德意志则不然，而是以帝国宰相为本。他很清楚他是在变着把戏骗人民，他却不让任何一个人知道在这出专制戏剧内，皇帝与宰相关系的性质。这是他的帝国，在这个帝国里，只许他一个人发号施令。惟有这样，他的无与伦比的自信，才能够在事业中得到满意。他与人民的代表相持了三十年，无时不提倡君权，忽然有一天，一个新人物当了君主。这个新人物并不领情，反而把宰相推倒了。
　　后来，人民开始拥戴老俾斯麦了，这时候，他才能够看出他的计算中的错误。他的本性的动机，从前一向都是使他忠于君主制的，到了现在，因为相同的理由，他亲附人民。当他在国人与欧洲之前承认“也许是我之过，不知不觉地把议院的权力弄到现在这样低的水平线。”他的傲性是极端让步了。
　　在这几个星期里，有一天慕尼黑的美术家们请他赴宴，伦巴赫本来要高举一个满装了慕尼黑啤酒的很大的酒杯，欢迎这位贵客。但是这个酒杯太重，他举不起来，只好放回桌上。他忽然悟出了一个道理，惊动了全部在场的人，他大声喊道：“一个人的力量举不起一个重东西，只好放下来！”
　　这位画师在这句不假思索的话里，把威廉二世与俾斯麦之间的冲突，作一个总结。老头子说道：“当我所坐的火车快到站的时候，走得很慢，我听见等候我的群众在唱歌欢呼，我知道德意志并未忘记我，我心里很高兴。”
　　十、政治遗言
　　他的笔迹表示悟解强过想像、意志、精力、自信，但也表示自制自在与看重形式，他的性情是骄傲的，执拗的，虽好秩序，却不合时，是一个受制于神经的人，常有许多惊人的举动。他的字写得很大。最让人注意的是五十年都没改变多少——同他的性格一样。
　　尤其让人注意的，是他到了晚年还是一个喜好奋斗的人。当柯雪林苦劝他现在需要变作一个随和性格的人，他反驳道：“我为什么该随和？”当他八十岁生日那一天，一串一串的人来看他，他们盼望着能看见一位安静的老头子，却听见他在露台上说着火气很猛的话：“有创造的生活，是从奋斗中得来的。从植物起，中间经过昆虫以至于鸟类，从骛鸟以至于人类——无斗争则无生活！”当他被选人帝国议会时，他就有了斗争的激情。他说道：“当我进去坐在会议厅的下一层时，我很想看着政府席上的人的脸……我是一滴化学药水，只要倒在辩驳里头时，就会把什么东西都分解了。”有人认为一个人应当知足，俾斯麦说道：“最令人不快的，莫过于一个人人都知足的极乐世界，因为这样一来，把大志都消灭了，道德也停滞了。”
　　他对基督教向来只做形式上的事；到了现在，简直连形式都没有了。他的晚年同他的少年一样，他的心被一种怀疑主义所节制，有时成为一种非基督教的神秘主义。只有一个人敢问他这种事，这个人就是他的少年时的朋友柯雪林。他给读者以一种同情的解说：“他的宗教情结”（这是柯雪林最后一次探望他的老朋友之后写的）“似曾经历过起落……到了晚年，他的感情冲动睡着了。”柯雪林记载两句话，作为俾斯麦的最后自供：“在最后二十年间的斗争中，我同上帝离开很远了，我说这句话时，我的心里是很难过的。到了现在这样悲惨的时候，我觉得这样的远离，使我心痛。”
　　当他任意思辨宗教问题的时候，他说的话使泰教甚笃的老乔安娜忧虑。他正在看报，把报放下来，当着一个客人的面说道：“有两件事物充塞我们的全体，我应该知道至高的神人是否也是这样。以我们人类而论，人类有精神有躯体；国家由政府和人民的代表组成；而全体人员，则是以婚姻关系作基础。这样的两合主义，推广到全部人类……我并不想侮辱宗教，我却很想知道，我们的上帝是否也可以有辅助他的，如男人有女人辅助。”他说道：“这条教理是不能明白的。”他很郑重地大声自问道：“也许在我们与上帝之间还有几个阶级。上帝可以有其他听他指挥的神人，这些神人能够帮他的忙，以统治这个无限的宇宙。譬如当我看报时候，我屡次看见世界上有许多痛苦，好运与恶运是怎样不公平地分配，到了这时候，我就易于惊讶，统治我们这个世界之权是否交于一个摄政之手，他却并不完全照着我们的万能神的意思办！”
　　这种自然主义，是未消灭以前的火星的最后闪光。他只能够看世界是一个国家。他看见其中有许多瑕疵，他既认为世界至高无上的主宰必定是尽善的，就会有一个摄政的假设——一种普鲁士的省长——俾斯麦有一次说，这种省长误解误用法律。等到很老的时候，他折回于古代的条顿族眼界，这是他一生所存着的，始终未曾抛弃过，当他更想斗争的时候，他决不害怕上帝。他说热带的人崇拜太阳，因为太阳在热带地方是危险的，有势力的；条顿人崇拜雷电也是因为相关的理由。他很蔑视地说道：“在这里，又露出人类的性质，与狗相同；用他的爱敬他们所怕的人。”
　　有一个领事报告说，有几个黑人很想杀他，他逃走了。俾斯麦说道：“我们都在上帝手中，我们处于这样的地位，最好是身边带着一把手枪，无论怎样，我们出行不可以身上无备。”
　　但是他的心里却有神秘思想。他常有迷信趋势。“我喜欢相看动物所发现的记号与征兆。他们比我们聪明的多。”他屡次提及数目的玄义，他照此核计他的死期，他说他不死于1883年，就会死于1898年——果然是这一年死的。“光，树木，我们自己的生命，无论什么最终都是不能解说的。既是这样，为什么就不该有与我们选择的悟性相冲突的事物？……蒙田题写自己的墓碑说也许他喜欢用‘我们将来看’题成的墓碑。”
　　这个老头子相信他的事业是可以经久的么？他并不因为德意志人的颂扬就走差了路；他绝不为名而变作有目无睹。他的名声，现在自然是天下人都知道了。有一次，有一位中国大使来请教他，北京朝廷的阴谋，最好是用什么法子对抗。有人从阿拉伯写信给他，说那里都知道他的名字，那里的人说俾斯麦叫做“快火”，“勇的活动”。德意志都知道他，但与他有什么益处？“德意志人都是小气的，心窄的没有一个是顾着全局做事。各人都忙着添塞各人自己的私囊……我们彼此相待已过于不通融不迁就了，对于外国人却过于通融过于迁就……当我想到他们怎样拆我所建造的房屋时，我就不能安眠。一想起这件事，我的思想就整夜地骚动。”到了八十岁，他就是这样被他的泛怀疑论所扰，被国人的诸多不和所动。他日复一日地急切地纵观将来。
　　在他生日那一天，德意志人都来敬贺他，只有他的老仇敌帝国议会（他们不肯庆贺他）侮辱他，他站在露台对着德意志的少年们说道：“你们不要太挑剔。上帝给我们什么，我们就领受什么。我们受过许多辛苦，在其他欧洲的炮火之下得来的，我们也领受。这是很不容易得来的。”他在今天的庆贺日就是这样很巧妙的拿一层薄纱盖住了他的疑虑之处。听他说话的学生们，抬头看着这个老妖道，只管抬头看，却不能理解他。
　　他的诸多疑虑之处只是关于将来的；他对于过去并无所虑。当世的记载与书信刊行时，他十分注意。当一个银行买断他撰写给曼陀菲尔的书信时，他说道：“我实在是忘记了这些信件里头说的是什么东西，但是我知道，我从未写过不可以公开的信。”
　　当刊行罗恩批评他的信件时，他是很高兴读的。他收藏了许多描绘俾斯麦的画片，很高兴地对客人描绘人们所说的俾斯麦的残忍嘴脸，怒目，凶暴的眉。当他们把当学生时的一个石像模型给他看时，他像一个看相家一样研究这个石像的面目，说这位美术家错了，不该既把他雕作古人模样，同时又把他雕作一个外交家。他还说他的下唇常比上唇厚，这表明他性情执拗，雕的更细的上唇，却表明他贪权。
　　当没有机会表示斗争时，没有挖掘出题目时，或当他独自一个人坐下时，从远处留心听他一生的牢骚时，他绝不夸赞先前的光荣，却害怕自己的冒险。他说道：“我一生都是拿他人的钱来豪赌。我绝不能预言我的计划是否会成功。我管理他人的产业，是担负可怕的责任的……就是到了今日，已经事过多年，我一想到无论哪一件事都不是那样的结果，我往往一想，就睡不着。”
　　当乔安娜最后一次患病时他变得更加郁闷。他很想同她一起死去。“我不愿死在我夫人之前，我也不愿意在她死后我还活着。”
　　他按照她的想法送她到瓦森。她忍受了很多痛苦，几乎不能动，俾斯麦现在很少自己执笔写东西，他的哥哥死后，他亲手写一封信给他的妹妹，这封信说道：“我必须很小心不要让乔安娜看见我自己的悲痛以加重她的愁闷；她的生机现在是很低的了，仅仅依赖于心理的支撑。我们今天得到比尔的不幸消息；他的脚风病又发作了……从前我只要能够去瓦森，就会很高兴；现在假使不为乔安娜，我难以打定主意到那里去。我想住在一个地方，永不离开，住到我人棺之日为止，我渴望孤寂……我是你的惟一的哥哥俾斯麦。”
　　到了秋天，乔安娜死了，终年七十岁。死前一个晚上，吃晚饭时，她还能够同他说话，到了第二天清晨他走进她屋里，就看见她已经死了。这个老头子，这个被认为是最有魄力的人，赤脚，穿着睡衣，坐下来痛苦不堪，如同一个孩童一样。她的丧失是绝对不能添补的了。同在这天晚上，他曾把他的政治生活的结局，与他的贞洁的晚年生活的结局相比，这是他两样生活的特色。他说道：“这个结局比1890年的结局更为令我在意，刺人我的生活更深……假使我此时仍然主持国政，我会埋头于公事中的。但是连这样的安慰都不给我。”
　　第二天，他从一个花圈上摘了一朵白玫瑰花，走进书橱，取下一本《日耳曼史》，说道：“这将会分散我的心思。”
　　现在他的生活里有一个空坐位。她的安详与信任的眼色所作到的，现在无人能够为他作到了；无人能够使他忘记了他的斗争与他的苦难。，他写信给他的妹妹，很可惜她住得太远。儿子也是这样。“玛丽同我在一起，是一个很爱我的女儿……不过好像是借来的。我以前其实并没有什么亲人，大地之上，我只有乔安娜。每日我都问她觉得怎么样，我感谢她对我四十八年的陪伴。今日什么都空了。因为她以人民的爱戴与承认为荣，我也以此为乐有四年了。今日这一点火星在我的心里并不发光了。上帝容我多活几年，我希望这点火星不是永远地熄灭了……我的妹妹，请你不要怪我发牢骚，要发也不能发多久了。”
　　他一个人寂寞独坐的时候，他的思想回到了少年时代。他忽然说一件从未告诉过任何人的事情。“我是六岁时听说拿破仑死的，是一个给我母亲治病的人告诉我们的。他唱一篇意大利诗歌，起头两个字是‘egliu ”’！他告诉我们已经忘记过去久远的事了。有一次这个老头子提及尼朴甫，他写信给他的舅爷说道：“奥斯卡，我们两个人都老成这样，没多少日子了，我们难道在未死之前不能再深谈一次么？我们还是在六十六或六十七年前在学校里第一次从一个瓶口同吃啤酒的。是在靠近上三班的台阶上吃的……我们不如同吃最后一次酒，不然就来不及了……在我来……之前想听一次你的声音。当你离开柏林的时候，你总得上火车的；既是这样，你为什么不上斯德丁火车，而上汉堡火车呢？”他一辈子都未曾理会过这个朋友，因为一个人觉得孤寂，就想起他了；现在他的夫人死了，他的两个儿子离他很远，他要听听朋友的声音。他同以往一样，环境都记得很清楚，记得是哪一年，记得很清楚，从前在学校里什么地方，同喝啤酒——但是我们觉得他写信的时候不再微笑了。当他处于这样难堪的情景中，他的心力会舍他而去么？他会忘记帝国么？
　　他并未忘记他的许多对头，就是说那些在位掌权的人。在1896年秋，俄约不能再延期，这件事的结果是显而易见的了。沙皇在巴黎，法兰西对于俄国是异常的蔑视。俾斯麦读报发现报上说德意志与俄罗斯分手是他之过。他非常生气，他非常清楚该由谁来负责，只要他活在世上他就不会让人把两国分离之事归咎于他，他又拨出刀来作拼命奋争的架势。他对德意志人说，德意志之孤立，应该由谁负责，他在他的机关报上写道：“一直到1890年，这两个帝国都一致说好，这一个国家被攻，那一个国家遵守善意的中立。俾斯麦王爵归隐之后，不复再订这样的条约了。倘若我们得到的关于在柏林发生的事件的消息是确实的话，当俄罗斯预备接续这样的条约时，应是卡普里微，不肯接续两国相互担保，而并非是俄罗斯不肯……据我们看来，俄国的专制主义，与法兰西共和国第一次拉拢起来，完全是由于卡普里微的政策导致的诸多错误。”全欧洲都竖起来耳朵来听这几句话。德意志人也作不平之鸣；这位老将打了皇帝一拳，其致命伤不能比这一拳更重了。《帝国官报》只能答复说道：“如报上那文章所说的这种外交事件是秘密的外交，应该严守秘密的。不守秘密，就会损害国家的利益。”威廉二世却很得意的发电报对弗兰茨说道：“你与世界现在更明白了，我为什么要免王爵的职。”
　　皇帝虽是这样说，到了下一个夏天，他却派特尔培兹去见俾斯麦，请他关于海军说几句话。这个前任宰相怎么也不肯说。他不但不照办，还“毫不留情地”批评了皇帝一番。最后悔斯麦说道，“你回去告诉皇帝，我什么都不要，只要无人来缠我，使我死得平安就行了。”这个少年君主虽然在俾斯麦处受了许多难堪，却还要缠他。俾斯麦的魅力是不可抗拒的，在这位前任宰相未死之前六个月，威廉二世带了许多人充作不速之客，来见俾斯麦。
　　这个老头子坐在一张轮椅上，在门外迎接，让他们进屋。从前，是路加那亲手把免职令交给俾斯麦的，今天他伸出手来要同俾斯麦握手，“他同一座石像一样，动也不动，好像在那里冥想空中的一个孔隙。”路加那站在他面前，抽缩着脸，随即明白过来，只好尴尬地走开。后来吃饭时候，这位主人寻思怎样能够给他的贵客与对头（可能此后绝不能再见的了）以最后的警告。他被他的骄傲所激动，这是七年以来第一次同皇帝畅谈世界政策。威廉二世说句笑话，把话柄推开，俾斯麦又试说一次。皇帝又说了一句俏皮话。宫廷的军长们也害怕起来，小毛奇低声说道：“这可怕得很！”
　　这时候俾斯麦又变作了一位预言家。光阴易逝，他快要死了！皇帝把他一生的功业抢过去了，他永远不能再见到皇帝了。迟早总有一天，皇帝会丧失他的国家与他的帝冕；俾斯麦必须告诉他，他是很冒险的。俾斯麦之所以忽然好像是出于无意的。把这句话说得很响，就是要使在席的人都能听见。俾斯麦大声说道：“陛下！你有现在这一班军官，喜欢什么就做什么。一旦你没有得到他们，情形就会变得很不同了。”
　　皇帝耳朵聋，只管说闲话，就走了。
　　老政治家私下里还在继续说他的警告，他的诸多预言。他几乎言无不中。
　　“若是把国家治理好了，将来的战事还可以阻止，倘若治理得不好，将来的战争有可能变作一场七年之战！将来的战事，胜负将取决于枪支。若有必要时，兵了还可以临时填补，大炮却要太平时制造的……俄罗斯不久就要变成共和国，来势迅猛，出乎了大多数人的意料……劳工与资本奋争，劳工得胜的次数最多，一旦劳工得到了选举权，等到最后就会发现，劳工必定会战胜的。”
　　他苦劝德意志的话，都是这样直言的。他的洞悉世事的睿智，足以使他能够判断自己：“我的尽职行为也许就是使德意志变得衰弱、无气骨的原因，又是使谋事人与随波逐流的人们的人数增加的原因……最要紧的就是巩固帝国议会，但是这惟有选举彻底独立的人，才能够办到。现在的帝国议会很退化了……若是接连退化，前途是很黑暗的……我深信危机来得越迟就会越危险……我一向从未改变过宗旨，认为不服从任何人，也强过尝试命令他人；我一向都赞成一种共和的见解，你们若喜欢这样说的话……也许上帝将给德意志新的光荣时代——这种时代必将以共和为根基。”
　　十一、最后的归宿
　　俾斯麦原是从森林里来的，现在森林就是他最后的家。他的夫人与他的朋友们都死了；他所爱的狗马也全都死了；现在他不太关切他的儿子们或孙子们了。他的权力没有了，而且常常因此而发怒，再也没有什么能够令他激动了。他得了种四肢十分刺痛的病。八十岁的时候，他还能够说许多话，使所有人都听他说，不敢插一句话。到了这个时候，他却变得不肯说话了。他坐在桌子旁的一把轮椅上，（现在喝酒喝不多了）听少年们说话。这不过是俾斯麦的影子！
　　森林还在那里，同从前一样，八十三岁的俾斯麦还在森林里坐马车——他一言不发，只同自己的思想交流。他说道：“现在我只有一个躲避之处，那就是森林。”他不再注意田野了，他最注意的就是杉树。树苗圃也能够引起他的注意，森林里最老的树木也能使他注意，那里有高高的老树在风中沙沙作响。当许多鸟都聚在房后的时候，他说道：“它们今天开会议，我猜这是因为春天快到了。到了傍晚我就等它们在屋顶出现。”这几对鸟他全都认识。“只到了五对，应该是七对的，为首的最后到，它们能够去睡觉，起来时也不觉得腰疼。”随后他坐马车去察看池子，在那里想该用什么好法子来解决天鹅、鸭子、老鼠之间的争执。当一个客人戴了高顶帽正要坐马车去逛森林的时候俾斯麦把自己的宽边低顶软帽让给他戴，说道：“请你不要使我的树木看见你那顶难看的帽子！”
　　他爱客人不如爱树木，爱德意志也不如爱树木。有一次他说，树木是他的祖先。现在他想死在森林里，他选好两株差不多高的杉树，指给他所优待的客人们看，并说道：“在森林里有自由的空气，在两株大杉树之间，就是我最后的休息之所，这里的阳光与新鲜的微风，都足够装在一个小箱子里头，埋在土下，这种思想是很难受的。”他滔滔不绝地谈古代的条顿族与印度人，他们把死人挂在树顶上。他只管这样谈，心里却知道在另外一个地方替他预备葬身之地了，那是一座王者的陵寝。他还知道墓碑都已刻好了，但是他的心还是想同森林里大树在一起。假使他能够顺从他的想法，他是不要墓，不要墓碑的，他只要阳光与风。
　　俾斯麦以此为始以此为终——他是一个无神派，是不信奉基督教的。他在许多场合说的话都表明了这个立场。但是到了这个时候，他却要奉行一种葬仪，是一个相信基督教上帝的人的葬仪。他绝对不能服侍任何一个人，却号令他人四十年，最终却要在墓碑上刻字，说他是君主的忠诚臣仆。他在森林里呢，同阳光与上帝在一起，为什么要抛弃他的森林？他还是小孩子的时候，就曾在老橡树下嬉戏；少年时，他曾抬头看这些树，他为国家劳累的时候，曾在树下歇息，到了晚年，他爱听树叶的声响，他为什么要抛弃这些树，为什么掉过头去，与农人们分离呢？他为什么要离开旷野？迁徙到别处去，他的心里赢得了什么？
　　回顾踌躇满志的青年时代到被迫无所事事的暮年，俾斯麦很感慨。他追忆从前的日子，那时候他有许多事要办，使他感到欢乐。但如今，功成名就都不会使他满心狂喜，怀旧也不可能，他的事业已被他的后任们置于危险之地。当新世纪快要到来时，他所建筑的东西正在那里动摇，他所订的条约正被人法问，他政术的基柱，已被彻底打碎了：君主不再是至高无上的了，不再能藐视人们了。俾斯麦被根本地铲除，从他的活动范围内把他拖出来，把他摔到他的森林里去了。他考虑过许多虚无主义的问题，当他少年时在树林之下骑马走过时，时常为这些问题所疑虑，现在还没有答案。现在他是个老头子了，是个体弱力衰的人了，他无数次在森林里乘马车走过，最终还是找不到答案——他只有一言不发，坐在那里深思。
　　三十年后，德意志人站在俾斯麦的墓旁，向他行礼。他的坟墓简单而结实，很耐久，超过了工头所预定的保质期。他所创造的帝国，原是建于诸邦王公之上的，现在都化为乌有了。夫里特利士鲁那位王爵，即使到了八十岁，还是有胆量拔刀斗争的，这些王公们却没有一个人有这样的胆量。但是，这个帝国仍然坚固不散，这些部族，这些德意志人，虽然已有一千年没统一了，在大战的震动中，却能团结，传统形式破坏之后，他们还能够独存。德意志的统一，并不与君主们俱亡。
　　德意志还活着！尽管德意志王公们在德意志最需要他们扶助的时候，抛弃了德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