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自传

巴金自传

　　自传：文学生活五十年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唯其不善于讲话，有思想表达不出，有感情无法倾吐，我才不得不求助于纸笔，让在我心上燃烧的火喷出来，于是我写了小说。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
　　我出身于四川成都一个官僚地主的大家庭，在二三十个所谓“上等人”和二三十个所谓“下等人”中间度过了我的童年，在富裕的环境里我接触了听差、轿夫们的悲惨生活，在伪善、自私的长辈们的压力下，我听到年轻生命的痛苦呻吟。
　　我感觉到我们的社会出了毛病，我却说不清楚病在什么地方，又怎样医治，我把这个大家庭当作专制的王国，我坐在旧礼教的监牢里，眼看着许多亲近的人在那里挣扎，受苦，没有青春，没有幸福，终于惨痛地死亡。他们都是被腐朽的封建道德、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子里，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祖国，想念亲人。在我的祖国正进行着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屠杀。在巴黎掀起了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面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我的住处就在先贤祠（Pantheon）旁边，我每天都要经过先贤祠，在阴雨的黄昏，我站在卢梭的铜像前，对这位“梦想消灭压迫和不平等”的“日内瓦公民”诉说我的绝望和痛苦。回到寂寞冷静的屋子里，我坐下来求救似地给美国监狱中的死刑囚写信（回信后来终于来了，樊宰底在信中写道：“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几个月以后，他给处死在电椅上，五十年后他们两人的冤案才得到昭雪。我在第一本小说《灭亡》的序上称樊宰底做我的先生）。就是在这种气氛、这种心情中我听着巴黎圣母院（NotreDamedeParis）报告时刻的沉重的钟声，开始写下一些类似小说的场面（这是看小说看多了的好处，不然我连类似小说的场面也写不出），让我的痛苦，我的寂寞，我的热情化成一行一行的字留在纸上。
　　我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一齐来到我的笔端，我写得快，我心里燃烧着的火渐渐地灭了，我才能够平静地闭上眼睛。心上的疙瘩给解开了，我得到了拯救。
　　这以后我一有空就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安慰我这颗年轻的孤寂的心。第二年我的处女作完成了，八月里我从法国一座小城沙多—吉里把它寄回中国，给一个在上海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征求他的意见，我打算设法自己印出来，给我的大哥看（当时印费不贵，我准备翻译一本小说卖给书店，拿到稿费来印这本书）。等到这年年底我回到上海，朋友告诉我，我的小说将在《小说月报》上连载，说是这份杂志的代理主编叶圣陶先生看到了它决定把它介绍给读者。《小说月报》是当时的一种权威杂志，它给我开了路，让我这个不懂文学的人顺利地进入了文坛。
　　我的第一本小说在一九二九年的《小说月报》上连载了四期，单行本同年九月出版。我把它献给我的大哥，在正文前还印了献词，我大哥见到了它。一九三一年我大哥因破产自杀，我就删去了“献词”。我还为我的大哥写了另一本小说，那就是一九三一年写的《家》，可是小说刚刚在上海一家日报（《时报》）上连载，第二天我便接到他在成都自杀的电报，我的小说他一个字也没有读到。但是通过这小说，许多人了解他的事情，知道封建家庭怎样摧毁了一个年轻有为的生命。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把作家和人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我本人总想坚持一个原则，不说假话。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我正在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有英国老师狄更斯；我也有日本老师，例如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武者小路实笃，特别是有岛武郎，他们的作品我读得不多，但我经常背诵有岛的短篇《与幼小者》，尽管我学日文至今没有学会，这个短篇我还是常常背诵。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里或多或少地存在着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
　　一九二八年年底我从法国回国，就在上海定居下来。起初我写一个短篇或者翻译短文向报刊投稿，后来编辑先生们主动地来向我要文章。我和那个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住在一起，他住楼上，我住楼下。我自小害怕交际，害怕讲话，不愿同外人接洽。外人索稿总是找我的朋友，我也可以保持安静，不让人来打扰。有时我熬一个通宵写好一个短篇，将原稿放在书桌上，朋友早晨上班就把稿子带去。例如短篇《狗》就是这样写成、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我在报刊上发表文章越多，来找我组稿的也越多。我在文学界的朋友也渐渐地多起来了。我在一九三三年就说过：“我是靠友情生活至现在的。”最初几年中间我总是埋头写八九个月，然后出去旅行看朋友。我完全靠稿费生活，为了写作，避免为生活奔波，我到四十岁才结婚。我没有家，朋友的家就是我的家，我到各处去看朋友，还写一些“旅途随笔”。有时我也整整一年关在书房里，不停地写作。我自己曾经这样地描写过：“每天每夜热情在我的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根鞭子在抽我的心，眼前是无数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的受苦和我自己的受苦，它们使我的手颤动。我不停地写着。环境永远是这样单调：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堆满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几扇送阳光进来的玻璃窗，还有一张破旧的沙发和两个小圆凳。我的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在纸上移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的手来倾诉他们的痛苦。我忘了自己，忘了周围的一切。我变成了一架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坐下激动地写字。我就这样地写完我的长篇小说《家》和其他的中篇小说。这些作品又使我认识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着我写出更多的小说。”这就是我作为“作家”的一幅自画像。
　　一九三二年在上海发生的战争，使我换了住处，但是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
　　一九三四年底我到日本旅行，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好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神·鬼·人》。
　　我感到遗憾的是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因此我今天还在收听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日语讲座，还不曾学好日语。
　　这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这个出版社的编辑工作。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一九三七年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离开上海去南方，以后又回到上海，又去西南，我的生活方式改变了，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这样写完的。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这个城市，随身带一些稿纸。在那些日子我不得不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在一些地方买一瓶墨水也不容易，我写《憩园》时在皮包里放一锭墨，一枝小字笔和一大叠信笺，到了一个地方借一个小碟子，倒点水把墨在碟子上磨几下，便坐下写起来。这使我想起了俄罗斯作家《死魂灵》的作者果戈理在小旅店里写作的情景，我也是走一段路写一段文章，从贵阳旅馆里写起一直到在重庆写完，出版。有一夜在重庆北碚小旅馆里写到《憩园》的末尾，电灯不亮，我找到一小节蜡烛点起来，可是文思未尽，烛油却流光了，我多么希望能再有一节蜡烛让我继续写下去。……那种日子的确不会再来了。我后来的一部长篇小说《寒夜》，我知道在日本有三种译本，这小说虽然是在战时的重庆开了头，却是在战后回到上海写成的。有人说这是一本悲观的小说，我自己也称它为“绝望的书”。我描写了一个善良的知识分子的死亡，来控诉旧社会，控诉国民党的腐败的统治。
　　小说的结尾是重庆的寒冷的夜。去年在法国尼斯有一位女读者拿了书来，要我在扉页上写一句话，我就写着：“希望这本小说不要给您带来痛苦。”过去有一个时期，我甚至害怕人在我面前提到这本书，但是后来我忽然在旧版日译本《寒夜》的书带上看到“希望的书”这样的话，这对我是多大的鼓励。说得好。黑暗到了尽头，黎明就出现了。
　　中国人民得到了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枝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写得比较少。有一个时期（1952年），我到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也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这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最突出，人们习惯于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我经常想起我一九四五年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的那句话，“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此外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K”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给剥夺了一切公民权利和发表任何文章的自由。
　　有一个时期我的确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大小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过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
　　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气地照他们的训话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地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等六个人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决定”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我就准备翻译的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往事与随想》，每天翻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的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日本朋友友好交谈了。
　　我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可是留给我的只有几年的时间，我今年已七十六岁。八十岁以前的岁月我必须抓紧，不能让它白白浪费。我制订了五年的计划，我要写两部长篇小说，一部《创作回忆录》，五本《随想录》，翻译亚·赫尔岑的《回忆录》。十三本中间的两本已经出版了，其中一本就是赫尔岑《回忆录》的第一册，我还要为其余的十一本书奋斗，我还要避免各种干扰为争取写作时间奋斗。有人把我当作“社会名流”，给我安排了各种社会活动；有人把我当作等待“抢救”的材料，找我谈话作记录。我却只愿意做一个写到生命的最后一息的作家。写什么呢？我写小说，不一定写真实。但是我要给十年浩劫中自己的遭遇、经历作一个总结。那难忘的十年在人类历史上是一件大事，古今中外的作家很少有过这样可怕而又可笑、古怪而又惨痛的经历。我们每个人都给卷了进去，都经受了考验，也都作了表演，今天我回头看自己在十年中间的所作所为和别人的所作所为，实在可笑，实在愚蠢。但当时我却不是这样看法。我常常这样想：倘使我不给自己过去十年的苦难生活作一个总结，认真地解剖自己，真正弄清是非，那么说不定有一天运动一来，我又会变成另一个人，把残忍、野蛮、愚蠢、荒唐看成庄严、正确。这笔心灵上的欠债是赖不掉的。我要写两部长篇，一方面偿还欠债，另一方面结束我五十几年的文学生活。
　　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是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的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让·雅克·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我写小说从来没有思考过创作方法、表现手法和技巧等等问题。我想来想去，想的只是一个问题：怎样让人生活得更美好，怎样做一个更好的人，怎样对读者有帮助，对社会、对人民有贡献。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四人帮”的爪牙称我的“文集”为“十四卷邪书”。但是我在那些“邪书”里也曾给读者指出崇高的理想，歌颂高尚的情操。说崇高也许近于夸大，但至少总不是低下吧。不把自己的幸福建筑在别人的痛苦上，爱祖国、爱人民、爱真理、爱正义，为多数人牺牲自己；人不单是靠吃米活着，人活着也不是为了个人的享受。——我在那些作品中阐述的就是这样的思想。一九四四年我在《憩园》中又一次表达了读者对作家的期望：“我觉得你们把人们的心拉拢了，让人们互相了解。你们就像是在寒天送炭，在痛苦中送安慰的人。”
　　一九三五年小说《家》出版后两年我曾经说过：“自从我执笔以来就没有停止过对我的敌人的攻击。我的敌人是什么？
　　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切阻止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的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我始终守住我的营垒，并没有作过妥协。”我因为这一段话在“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多次的批判。其实在那一段时间里，我倒是作过多次的妥协，即使不是有意的妥协。《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我写这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读这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多么幼稚。多么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我写完了《家》和它的续篇《春》和《秋》，我才完全摆脱了过去黑暗时代的阴影。今天，在我们新中国像高家那样的封建家庭早已绝迹。但是经过十年浩劫，封建主义的流毒远远没有肃清，高老太爷的鬼魂仍然到处“徘徊”，我虽然年过古息满头白发，但是我还有青年高觉慧那样的燃烧的心和永不衰竭的热情，我要遵守自己的诺言，绝不放下手中的笔。
　　我罗嗦地讲了这许多话，都是讲我自己的事情。我想朋友们更关心的是中国文学界的情况。我该怎么说呢？我说形势大好，四个月前中国作家协会在北京举行了第三次会员代表大会，大会的闭幕词是我作的，里面有一段我引用在这里来结束我的讲话：“今天出席这次大会，看到许多新生力量，许多有勇气、有良心、有才华、有责任心、敢想、敢写、创作力极其旺盛的，对祖国和人民充满热爱的青年、中年作家，我仍然感觉到做一个中国作家是很光荣的事情。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写作的时间是极其有限了，但是我心灵中仍然燃烧着希望之火，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和我们无比善良的人民，我仍然怀着十分热烈的爱，我要同大家在一起，尽自己的职责，永远前进。作为作家，就应当对人民、对历史负责。我现在更加明白：一个正直的、有良心的作家，绝不是一个鼠目寸光、胆小怕事的人。
　　
　　第一辑：童年生活印象
　　最初的回忆
　　“这孩子本来是给你的弟妇的，因为怕她不会好好待他，所以如今送给你。”
　　这是母亲在她的梦里听见的“送子娘娘”的说话，每当晴明的午后母亲在她的那间屋子里做着针钱时，她常常对着我们弟兄姐妹（或者还有女佣在场）叙说这个奇怪的梦。
　　“第二天就把你生下来了。”
　　母亲说着这话时，就抬起她的圆圆脸，用那爱怜横溢的眼光看我，我那时站在她的身边。
　　“却想不到是一个这样淘气的孩子。”
　　母亲微微一笑，我们也都微笑。
　　母亲是爱我的。虽然她有时候笑着说我是淘气的孩子，可是她从没有骂过我。她使我在温柔和平的空气里度过了我的幼年时代。
　　一张温和的圆圆脸，被刨花水抿得光滑的头发，常常带着微笑的嘴。淡青色湖绉滚宽边的大袖短袄，没有领。
　　我每次回溯到我的最远的过去，我的头脑里就浮现了母亲的面颜。
　　我的最初的回忆是不能够和母亲分离开的。我尤其不能够忘掉的是母亲的温柔的声音。
　　四五岁光景我跟母亲从成都到了广元县，这地方靠近陕西，父亲在那里做县官。
　　在我的模糊的记忆里，广元两个字比较显明地时时现了出来。
　　衙门很大一个地方，进去是一大块空地，两旁是监牢，大堂，二堂，三堂，四堂，还有草地，还有稀疏的桑林，算起来总有六七进。
　　我们的住房是在三堂里面。
　　最初我跟着母亲睡，睡在母亲的那间大的架子床上。热天床架上挂着罗纹帐子或麻布帐子，冷天挂着白布帐子。帐子外面有一点灯光在抖动，这是从方桌上的一盏清油灯里发出来的。
　　清油灯，长的颈项，圆的灯盘，黯淡的灯光，有时候灯草上结了黑的灯花，必剥必剥地燃着。
　　但是我躺在被窝里，我并不害怕。我常常睁起眼睛，看着母亲的和平的睡脸。我想着母亲这两个字的意义。
　　白天，我们进书房去读书，地方是二堂旁边，窗外是一个小小的花园。
　　先生是一个温和的中年人，永远对着我们摆起那一副和善的面孔。他会绘地图，还会绘铅笔画，他有着彩色的铅笔，这是我最羡慕的。
　　学生是我的两个哥哥，两个姐姐和我。
　　一个老书僮服侍我们。这个人名叫贾福，六十岁的年纪，头发已经白了。
　　在书房里我早晨认识十个字，下午读几页书，每天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和我一样，他比我只大一岁多。
　　贾福把我们送到母亲的房里。我们给母亲行了礼，她给我们吃一点糖果。我们在母亲的房里玩了一会儿。
　　“香儿。”三哥开始叫起来。
　　我也叫着这个丫头的名字。
　　一个十二三岁的瓜子脸的女子跑了进来，露着一脸的笑容。
　　“陪我们到四堂后面去玩。”
　　她高兴地微笑了。
　　“香儿，你小心照顾他们。”母亲这样吩咐。
　　“是。”她应了一声，就带着我们出去了。
　　我们穿过后房的门出去。
　　我们走下石阶，就往草地上跑。
　　草地的两边种了几排桑树，中间露出了一条宽的过道。
　　桑叶是肥大的，绿阴阴的。
　　两三只花鸡在过道中间跑。
　　“我们快来拾桑果。”
　　香儿的脸上放了光，她牵着我的手就往桑树下面跑。
　　馥郁的桑葚的甜香马上扑进我的鼻里。
　　“好香呀。”
　　满地都是桑葚，深紫色的果子，有许多碎了，是跌碎了的，是被鸡的脚爪踏坏了的，是被鸡的嘴壳啄破了的。
　　到处是鲜艳的深紫色的汁水。
　　我们兜起衣襟，躬着腰去拾桑葚。
　　“真可惜。”香儿一面说，就拣了几颗完好的桑葚往口送。
　　我们也吃了几颗。
　　我看见香儿的嘴唇染得红红的，她还在吃。
　　三哥的嘴唇也是红红的，我的两手也是。
　　“看你们的嘴。”
　　香儿扑嗤笑起来。她摸出手帕给我们揩了嘴。
　　“手也是。”
　　她又给我们揩了手。
　　“你自己看不见你的嘴？”三哥望着她的嘴笑。
　　在后面四堂里鸡叫了。
　　“我们快去拾鸡蛋。”
　　香儿连忙揩拭了她的嘴，就牵起我们往里面跑。
　　我们把满兜的桑葚都倾在地上了。
　　我们跑过一个大的干草堆。
　　我们追过去。
　　这只鸡惊叫地扑着翅膀跳开了。别的鸡也往四面跑。
　　“我们看哪一个先找着鸡蛋？”
　　香儿这样提议，结果总是她找着了那个鸡蛋。
　　有时候我也会找着的，因为我很知道平时鸡爱在什么地方生蛋。
　　香儿虽然比我聪明，可是对于鸡的事情我知道的就不见得比她少。
　　鸡是我的伴侣。不，它们是我的军队。
　　鸡的兵营就在三堂后面。
　　这草地上两边都有石阶，阶上有房屋，阶下就种着桑树。
　　左边的一排平房，大半是平日放旧家具的地方。最末的一个空敞的房间就做了鸡房，里面放了好几只鸡笼。
　　鸡的数目是二十几只，我给它们都起了名字。
　　大花鸡，这是最肥的一只，松绿色的羽毛上加了不少的白点。
　　凤头鸡，这只鸡有着灰色的羽毛，黑的斑点，头上多一撮毛。
　　麻花鸡，是一只有着黑黄的小斑点的鸡。
　　小凤头鸡比凤头身子要小一点，除了头上多一撮毛外，和普通的母鸡就没有一点分别。
　　乌骨鸡，它连脚，连嘴壳，都是乌黑的。
　　还有黑鸡，白鸡，小花鸡，……各种各类的名称。
　　每天早晨一起床，洗了脸，我就叫香儿陪我到后面鸡房那里去。
　　香儿给我把鸡房的门打开了。
　　“去吧，好好地去玩。”
　　我们撒了几把米在地上，让它们来围着吃。
　　我便走进书房去了。
　　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出来，三哥有时候要比较迟一点才放学。
　　我一个人偷偷跑到四堂后面去。
　　我睡在那高高的干草堆上，干草是温暖的，我就觉得是睡在床上。
　　温和的阳光爱抚着我的脸，就像母亲的手在抚摩。
　　我半睁开眼睛，望着鸡群在下面草地上嬉戏。
　　周围是很静寂的，没有人来惊扰我。
　　“大花鸡，不要叫。再给别人听见了，会把鸡蛋给你拿走的。”
　　那只大花鸡得意地在草地踱着，高声叫起来。我叫它不要嚷，没有用。
　　我只得从草堆上爬下来，去拾了鸡蛋揣在怀里。大花鸡爱在草堆里生蛋，所以我很容易地就找着了。
　　鸡蛋还是热烘烘的，上面粘着一点鸡毛。
　　是一个很可爱的大的鸡蛋。
　　或者小凤头鸡被麻花鸡在翅膀上啄了一下就跑开了。我便吩咐它：“不要跑呀。喂，小凤头鸡，你怕麻花鸡做什么？”
　　有时候我和三哥在一起，我们就想出种种方法来指挥鸡群游戏。
　　我们永远不会觉得寂寞的。
　　傍晚吃了午饭过后（我们就叫这做午饭），我等着天快要黑了时就和三哥一起，香儿陪伴着，去把鸡一一赶进了鸡房，把它们全都照应进了鸡笼。
　　我又点一次名，看见不会少掉一只鸡，这才放了心。
　　有一天傍晚点名的时候，我忽然发见少了一只鸡。
　　我着急起来，要往四堂后面去找。
　　“太太今天吩咐何师傅捉去杀掉了。”
　　香儿望着我窃笑。
　　“杀掉了？”
　　“你今天下午没有吃过鸡肉吗？”
　　不错，我吃过。那一碗红烧鸡，味道很不错。
　　我没有说话了。心里却有些不舒服。
　　过了三四天，那只黑鸡又不见了。
　　点名的时候，我望着香儿的笑脸，我气得流出眼泪来。
　　“都是你的错。你坏得很。他们来捉鸡去杀，你晓得，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捏起小拳头要打香儿。
　　“你不要打我，我下次告诉你，就是了。”
　　香儿笑着向我告饶。
　　然而那只可爱的黑鸡的影子我再也看不见了。
　　又过了好几天，我已经忘掉了那黑鸡的事情。
　　一个早上，我从书房里放学出来。
　　我走过那石栏杆围着的长廊，在那拐门里遇见了香儿。
　　“四少爷，我正在等你。”
　　“什么事情？”
　　我看见她那种着急的神气，知道有什么大事情发生了。
　　“太太又叫何师傅杀鸡了。”
　　她拉着我的手往里面走。
　　“哪一只鸡？快说。”
　　我圆睁着一对小眼睛看她。
　　“就是那只大花鸡。”
　　大花鸡，那只最肥的，松绿色的羽毛上生长着不少白色斑点。我最爱它。
　　我马上挣脱香儿的手，就拼命往里面跑。
　　我一口气跑进了母亲的房里。
　　我满头是汗，我还在喘气。
　　母亲坐在床边椅子上。我就把上半身压在她的膝头。
　　“妈妈，你不要杀我的鸡。那只大花鸡是我的，我不准人家杀它。”
　　我拉着母亲的手哀求着。
　　“我说是什么大的事情，你这样着急地跑进来。原来是为着一只鸡。”
　　母亲温和地笑起来，摸出手巾给我揩额上的汗。
　　“杀一只鸡，值得这样着急吗？今天下午做了菜，大家都有吃的。”
　　“我不吃，妈妈，我要那只大花鸡，我不准人杀它。那只大花鸡，我最爱的……”我急得哭了出来。
　　母亲笑了。她用温和的眼光看我。
　　“痴儿，这也值得你哭？好，你叫香儿陪着你去厨房里去，叫何厨子把那只鸡放了，由你另外拣了一只鸡出来杀。”
　　“那些鸡都是我喜欢的。随便哪一只鸡我都要，我不准人家杀。”
　　我依旧拉着母亲的手，用哭声说话。
　　“那却不行，你爹爹吩咐要杀的。你快去，晚了，恐怕那只鸡已经给何厨子杀掉了。”
　　提起那只大花鸡，我忘掉了一切。我马上拉起香儿的手跑出了母亲的房间。
　　我们气咻咻地跑进了厨房。
　　何厨子正把手里拿着的大花鸡往地上一掷。
　　“完了，杀掉了。”
　　香儿叹口气，就呆呆地站住了。
　　大花鸡在地上扑翅膀。慢慢地移动。松绿色的羽毛上染了几团血。
　　我跑到它的面前，叫了一声“大花鸡”。
　　它闭着眼睛，垂着头，在那里乱扑。身子在肮脏的土地上擦摩着。颈项上现了一个大的伤口，血正从那里面滴出来。
　　我从没有看见过这样的一幕死的挣扎。
　　我不敢伸手去摸它，我只顾恐怖地看着。
　　别人在旁边笑起来。
　　“四少爷，你哭你的大花鸡呀。”
　　这是何厨子的带笑的声音。
　　他这凶手。他亲手杀了我的大花鸡。
　　我气得身子发抖。我的眼睛也模糊了。
　　我一回头就拔步跑，我不顾香儿在后面唤我。
　　我跑进母亲的房里就把头靠在她的怀中放声大哭起来。
　　“妈妈，你把我的大花鸡还给我。……”母亲温柔地劝慰我，她称我做痴儿。
　　为了这事我被人嘲笑了好些时候。
　　这天午饭时桌子上果然添了两样鸡肉做的菜。
　　我看着那一个盘子和那一个菜碗，我就想起了大花鸡平日得意地叫着的姿态。
　　我始终不曾在那盘子和菜碗里下过一次筷子。
　　晚上杨嫂安慰我说，鸡被杀了就可以投生去做人。
　　她告诉过我，那只鸡一定可以投生去做人，因为杀鸡的时候，袁嫂在厨房里念过了“往生咒”。
　　我并不相信这个女佣的话，因为那是离现实太远了，我看不见。
　　“为什么做了鸡，就该被人杀死来做菜吃？”
　　我这样问母亲，得不着回答。
　　我这样问先生，也得不着回答。
　　问别的人，也得不着回答。
　　别人认为是很自然的事情，我却始终不懂得。
　　对于别人，鸡不过是一只家禽。对于我，它却是我的伴侣，我的军队。我认识它们，就像认识别的人。
　　然而我的一个最好的兵士就这样地消灭了。
　　从此我对于鸡的事情，对于这为了给人类做食物而生活着的鸡的事情，就失掉了兴味。
　　不过我还在照料那些剩余的鸡，让它们次第做了菜碗里的牺牲品。
　　凤头鸡也不能够是例外的一个。
　　在女佣里面，除了香儿常常陪着我们玩耍外，还有一个杨嫂也负着照应我们的责任。
　　高个儿身材，长的脸，大的眼睛，年纪三十几岁，一双小脚。
　　我们很喜欢她。
　　她记得许多神仙和妖精的故事。晚上我和三哥常常找个机会躲在她的房间里，逼着她给我们讲故事。
　　香儿也来参加，她对这事情也是很欢喜的。
　　杨嫂是很有口才的。她的故事比什么都好听。
　　听完了故事，我们说害怕，就要她把我们送回到母亲房里去。
　　夜间，桑树叶一簇一簇的遮住了天。周围很阴暗。草地上常常有声音。
　　我们几个人的脚步在石阶上走得很响。
　　杨嫂手里捏着油纸捻子，火光在晃动。
　　回到母亲房里。玩了一会儿，杨嫂就服侍我在母亲的床上睡下了。
　　三哥跟着大哥去睡。
　　杨嫂喜欢喝酒，她年年都要泡桑葚酒。
　　桑葚熟透了的时候，草地上布满了那紫色的果实。
　　我和三哥，还有香儿，我们常常去拾桑葚。
　　熟透了的桑葚，那甜香真正叫人喉咙痒。
　　我们一面拾，一面吃，每次拾了满衣兜的桑葚。
　　“这样多，这样好。”
　　我们每次把杨嫂叫到她的房里去，把一堆堆的深紫色的桑葚指给她看时，她总要做出惊喜的样子说话。
　　她拣几颗放在鼻子上闻，然后就放进了嘴里。
　　我们四个人围着桌子吃桑葚。
　　我们的手上都染了桑葚汁，染得红红的，嘴也是。
　　“够了，不准再吃了。”
　　她撩起衣襟揩拭了嘴唇，便去把立柜门开了，拿出一个酒瓶来。
　　她把桑葚塞进一个瓶里，一个瓶容不下，她又去取了第二个，第三个。
　　每个瓶里盛着大半瓶白色的酒。
　　《忆江南》（怀旧）南唐李后主
　　多少恨
　　昨夜梦魂中
　　还似旧时游上苑
　　车如流水马如龙
　　花月正春风
　　从母亲那里我学到了这歌儿似的叫做“词”的东西。
　　母亲剪了些白纸头订成好几本小册子。
　　我的两个姐姐各有一本。后来我和三哥每个人也有了这样的一本小册子。
　　母亲差不多每天要在那小册子上面写下一首词。是依着顺序从《白香词谱》里抄录来的。
　　是母亲亲手写的娟秀的小字，很整齐的排列着。
　　晚上在方桌前面，清油灯光下，我和三哥靠了母亲站着，手里捧了小册。
　　母亲用温柔的声音给我们读着小册上面写的字。
　　这是我们的幼年时代的唯一的音乐。
　　我们跟了母亲读着每一个字，直到我们可以把一些字连接起来读成一句为止。
　　于是母亲给我们拿出那根牛骨制的印圈点的东西和一合印泥来。
　　我们弟兄两个就跪在方凳上面，专心地给读过的那首词加上了圈点。
　　第二个晚上我们又在母亲的面前温习那首词，直到我们能够把它背诵出来。
　　我们从没有一个时候觉得读书是件苦的事情。
　　但不到几个月母亲就生了我的第二个妹妹。
　　我们的小册子里有两个多月不曾添上了新的词。
　　而且从那时候起我就和三哥同睡在一张床上，在另一个房间里面。
　　杨嫂把她的床铺搬到我们的房间里来。她陪伴我们，她照料我们。
　　这第二个妹妹，我们叫她做十妹。她出世的时候，我在梦里，我完全不知道。
　　早晨我睁起眼睛，阳光已经照在床上了。
　　母亲头上束了一根帕子，她望着我微笑。
　　旁边突然起了初生儿的啼声。
　　杨嫂也望着我微笑。
　　我心里起了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
　　这是我睡在母亲的床上的最后一天了。
　　秋天，天气渐渐凉起来。
　　我们恢复了读词的事。
　　每晚上，二更锣一声，我们就合了那小册。
　　“叫杨嫂领你们去睡罢。”
　　母亲温和地抚摩我们的头发。
　　我们和母亲道了晚安，带着疲倦的眼睛，走出去。
　　“杨嫂，我们要睡了。”
　　常常是三哥先叫唤。
　　“来了。”
　　这温和的应声过后，杨嫂的高个儿身材就出现在我们的眼前。
　　她拿手牵起我们，一只手牵一个。
　　她的手比起妈妈来，要粗糙得多。
　　我们走过了堂屋，穿过大哥的房间。
　　有时候我们也从母亲的后房后面走。
　　进了我们的房间，房里有两张床，一张是我和三哥睡的，一张是杨嫂一个人睡的。
　　杨嫂爱清洁。所以她把房间和床铺都收拾得很干净。
　　她不许我们在地板上乱吐痰，她不许我们在床上翻筋斗。
　　她还不许我们做别的一些事情。但我们并不恨她，我们喜欢她。
　　临睡时，她叫我们站在旁边，等她把我们被褥铺好。
　　她给我们脱了衣服，把我们送进了被窝里。
　　“你不要就走开。给我们讲一个故事。”
　　她正要放下帐子，我们就齐声叫起来。
　　她果然就在床沿上坐下来，开始给我们讲故事。
　　有时候我们要听完了一个满意的故事才睡觉。
　　有时候我们就在她叙述的当儿闭了那疲倦的眼睛，完全不知道她在说些什么。
　　什么神仙，剑侠，妖精，公子，小姐……我们都不去管它了。
　　生活是这样和平的。
　　没有眼泪，没有悲哀，没有愤怒。有的只是平静的喜悦。
　　刚刚翻过了冬天。情形又改变了。
　　晚上我们照例把那本小册合起来交给母亲。
　　外面响着二更的锣。
　　“叫你二姐领你们去睡罢。杨嫂病了。”
　　母亲亲自把我们送到房间里。二姐牵着三哥的手，我的手是母亲牵着的。
　　母亲照料着二姐把我们安置在被窝里，又嘱咐我们好好地睡觉。
　　母亲走了以后，我们二个睁起眼睛望着帐顶，过后又把脸掉过来望着。
　　二姐在另一张床上咳了几声嗽。
　　她代替杨嫂来陪伴我们。她就睡在杨嫂的床上，不过被褥帐子已经通统换过了。
　　我们不能够闭眼睛，因为我们想起了杨嫂。
　　三堂后边，右边石阶上的一排平房里面，第四个房间没有地板，低低的瓦清油灯放在一张破方桌上面……那是杨嫂从前住过的房间。
　　她如今病着，回到那里去了，就躺在她那床上。
　　外面石阶下是秃了的桑树。
　　从我们这房屋，推开靠里的一扇窗户望，可以看见杨嫂的房间。
　　那里是冷静的，很寂寞的。
　　除了她这个病人外，就只有袁嫂睡在那房间里，可是袁嫂事情多，睡得比较迟。
　　这晚上虽然有二姐在那里陪伴我们，我却突然地觉得寂寞起来了。
　　以后也就没有再看见杨嫂。
　　我们只知道杨嫂依旧病着，虽然常常有医生来给她看病，她的病状还是没有起色。
　　二姐把我们照料得好。她晚上也会给我们讲故事。并且还有香儿给她帮忙。
　　我们就渐渐地把杨嫂忘记了。
　　“我们去看看杨嫂去。”
　　一天下午刚刚从书房里出来，三哥忽然把我的衣襟拉一下，低声和我说话。
　　“好。”我毫不迟疑地点了点头。
　　我们跑进三堂，很快地就到了右边石阶上的第四个房间。
　　没有别人看见我们。
　　我们推开那掩着的门，进去了。
　　阴暗的房间，没有一点声音。只有触鼻的臭气。在那一张矮床上，蓝布帐子放下了半幅。一幅旧棉被盖着杨嫂的下半身，她睡着。
　　床面前一个竹凳上面放着一碗浓黑的药汁，已经没有热气。
　　我们畏怯地走到了床前。
　　纸一样白的脸。一头飘蓬的乱发，眼睛闭着，嘴微微张开在出气，嘴边留着一圈黄色的痕迹。一只手从被里垂下来，一只又黄又瘦的手。
　　我开始疑惑起来。我有点不相信这个妇人就是杨嫂。
　　我想起那一张笑脸，我想起那一张讲故事的嘴，我想起大堆的桑葚和一瓶一瓶的桑葚酒。
　　我仿佛在做梦。我又感到了哭泣的心情。
　　“杨嫂，杨嫂。”兄弟两个齐声叫喊。
　　她的鼻里发出一个细微的声音。她的那只垂下来的手慢慢儿动了。
　　身子也微微动着。嘴里发出了一个含糊的声音。
　　眼睛睁开了，闭了，又睁开得更大一点。她的眼光落在我们两个的脸上。
　　她的嘴唇微微动了一下，好像要笑。
　　“杨嫂，我们来看你。”
　　三哥先说，我便接着说。
　　她勉强微笑了，慢慢儿举起手去抚摩三哥的头。
　　“你们来了，你们还记挂着我吗？……你们好吧？……现在有什么人在照应你们？……”声音是多么微弱无力，就像叹息声。
　　“二姐在照应我们。妈妈也时常来照应我们。”
　　三哥的声音似乎淌出了眼泪。
　　“好。我放心了。……我真正记挂你们，我天天，我时时刻刻都在想你们。……我怕你们离了我就会觉得不方便……”她说话有些吃力，那两只失神的眼珠不住地在我们弟兄的脸上转。
　　眼光还是像从前那样地和善，可是又多了一些别的东西。
　　她这样看人，真要把我的眼泪也勾引出来了。
　　我爱怜地一把抓住了她的手。这只手是冷冰冰的。
　　她把眼光完全定在我的脸上。
　　“你，你近来不顽皮吗？……你还记得我。我这病不要紧，过几天就会好。”
　　我想不出一句话来说，却把眼泪滴在她的手上。
　　“你哭了。你的心肠真好。不要哭，我这病就会好的。”
　　她抚摩着我的头。
　　“你不要哭，我又不是一只鸡呀。”
　　她还记着那大花鸡的事情，拿来和我开玩笑。
　　我微微笑了一下，心里却只想哭。
　　“你们看，我的记性真坏。这碗药恐怕又冷了。我却忘记了喝它。”
　　她把眼光向外面一转，瞥见了那竹凳上的药碗，便把眉头一皱，说着话就要撑起身子来拿那药碗。
　　“你不要起来，不要动，等我来端给你。”
　　三哥抢着先把药碗捧在手里。
　　“冷了喝不得。我拿去叫人给你弄热。”
　　三哥说着就往外面走。
　　“你不要去，三少爷，你给我端回来。冷了喝下去是一样的。常常去惊动别人，人家会怪我花样多。”
　　她费力撑起身子，挣红了脸，着急地阻止着三哥。
　　三哥把药碗捧了回来，泼出了一些药汁在地上。
　　她一把夺过了药碗，把脸俯在药碗上面，大口地喝着。
　　听见那大的声响，我就仿佛看见药汁怎样通过她的喉管，流进了她的肚里。
　　她抬起头来，把空碗递给了三哥。
　　她的脸上还带着红色。
　　她用手在嘴上一抹，抹去了嘴边的药渣，就颓然地倒下去，长叹一声，好像已经用尽了气力。
　　她闭上眼睛，不再睁开看我们一眼。鼻里发出了低微的吼声。
　　我们默默地站了半晌。
　　房间里一秒钟一秒钟地变得阴暗起来。
　　我的脸对着三哥的脸，那眼光好像带了恐怖地在问：“怎么办？”
　　没有回答。
　　“三少爷，四少爷，四少爷，三少爷。”
　　在外面远远地香儿用了那带点调皮的声音叫起来。
　　“走吧。”
　　我连忙去拉三哥的衣襟。
　　在石阶上我们被香儿看见了。
　　“你们偷偷跑到杨大娘的房间里去过了。我要去告诉太太。”
　　香儿走过来，见面就说出这种话。她的脸上现了得意的笑。
　　“太太吩咐过我不要带你们去看杨大娘。”
　　“你真坏。不准你向太太多嘴。我们不怕。”
　　香儿果然把这事情告诉了母亲。
　　母亲并没有责骂我们，她只说我们以后不可以再到杨嫂的房间里去。不过她却没有说出理由来。
　　日子一天天地过去，像水流一般地快。
　　然而杨嫂的病不但不曾好，反而一天天地加重了。
　　我们经过三堂后面那条宽的过道，往四堂里去的时候，常常听见杨嫂的奇怪的呻吟声。
　　听说她不肯喝药。
　　听说她有时候还会发出撕裂人心的怪叫。
　　我不敢再走三堂后面经过。我怕听她那种怪叫声。
　　人一提起杨嫂，就马上做出恐怖的，严肃的表情。
　　“天真正没有眼睛，像杨嫂这样的好人怎么生这样的玻”母亲好几次一面叹气，一面对众人说着这样的话。
　　但我却不知道杨嫂究竟生的是什么玻
　　我只知道广元县没有一个好医生，因为大家都是这样说。
　　又过了好几天。
　　“四少爷，你快去看，杨大娘在吃虱子。”
　　一个下午，我比三哥先放学出来，在拐门里遇着香儿，她拉着我的膀子，对我做了一个惊奇的歪脸。
　　“我躲在门外看。她解开衣服捉虱子，捉到一个就丢进嘴里，咬一口。她接连丢了好几个进去。她一面吃，一面笑，一面骂。她后来又脱了裹脚布放在嘴里嚼，真脏。”
　　香儿极力在模仿杨嫂的那些样子，她自己不觉得有一些儿残酷。
　　“我不要看。”
　　我生气地挣脱了香儿的手，就往母亲的房里跑。
　　虱子，裹脚布，在我的头脑里和杨嫂连接起来。我想起杨嫂从前是很爱干净的。
　　我不说一句话，就把头放在母亲的怀里哭了。
　　母亲费了好些工夫来安慰我。她一面含了眼泪对父亲说：“杨嫂的病不会好了。我们给她买一副好点的棺材罢。她服侍我们这几年，很忠心。待三儿四儿又是那样好，就和自己亲生的差不多。”
　　母亲的话又把眼泪给我引了出来了。
　　我第一次懂得死字的意思了。
　　可是杨嫂并不死，虽然医生已经说那病是无法医治的了。
　　她依旧活着，吃虱子，嚼裹脚布说胡话，怪叫。
　　于是每个人对这事情都失了兴趣，没有谁再到她的房门外去窃听了。
　　一提起杨嫂吃虱子……，大家都不高兴地皱着眉头。
　　“天呀。有什么法子可以使她早些死掉，免得她受这活罪。”
　　大家都希望她马上死，却找不到使她早死的方法。
　　一个堂勇提议拿毒药给她吃，母亲第一个就反对这提议。
　　但是杨嫂的存在却使得全个衙门都被一种忧郁的空气笼罩了。
　　每个人听见说杨嫂还没有死，就马上把脸阴沉下来，好像听见一个不祥的消息。
　　许多人的好心都在希望着一个人死，这个人却是他们所爱的人。
　　然而他们的希望终于实现了。
　　一个傍晚，我们一家人在吃晚饭。
　　“杨大娘死了。”
　　香儿气咻咻地跑进房来，开口就报告这一个好消息。
　　袁嫂跟着走进来证实了香儿的话。
　　杨嫂的死是毫无疑惑的了。
　　“谢天谢地。”
　　母亲马上把筷子放下。
　　全桌子的人都嘘了一口长气。就像长时期的忧虑被一阵风吹散了。
　　仿佛没有一个人觉得死是一件可怕的事情。
　　然而谁也无心吃饭了。
　　我最先注意到母亲眼里的泪珠。
　　健康的杨嫂的面影在我的眼前活泼地现出来。
　　我终于把饭碗推开，俯在桌子上面哭了。
　　我哭得很伤心，就像前次哭大花鸡那样。同时我想起了杨嫂的最后的话。
　　一个多月以后母亲和我们谈起了杨嫂的事情：她是一个寡妇。她在我们家里一共做了四年的女佣。临死时她还不满三十岁。
　　我所知道的关于她的事情就只是这一点儿。
　　她跟着我们从成都来，却不能够跟着我们回成都去。
　　她没有家。也没有亲人。
　　所以我们就把她葬在广元县。她的坟墓在什么地方，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坟前有没有石碑，或者碑上刻着什么字。
　　“在阴间（鬼的世界）大概无所谓家乡罢，不然杨嫂倒做了异乡的鬼了。”
　　母亲偶尔感叹地对人这样说。
　　在清明节和中元节，母亲叫人带了些纸钱到杨嫂的坟上去烧。
　　就这样地，死在我的眼前第一次走过了。
　　我也喜欢读书，因为喜欢我们的教读先生。
　　这个矮矮身材白面孔的中年人有种种的方法来获取我们的敬爱。
　　“刘先生。”
　　早晨一走进书房，我们就给他行礼，望着他笑。
　　他带笑地点着头。
　　我和三哥同坐在一张条桌前面，一个人一个方凳子，我们是跪着的。
　　认方块字，或者读《三字经》，《百家姓》，《千字文》。
　　刘先生待我们是再好没有的了。他从来没有骂过我们一句，脸上永远带着温和的微笑。
　　母亲曾经叫贾福传过话请刘先生不客气地严厉管教我们。
　　但是我却从不知道严厉是什么一回事。我背书背诵不出，刘先生就叫我慢慢儿重读。我愿意什么时候放学，我就在什么时候出来，三哥也是。
　　因为这缘故我们就更喜欢书房。
　　而且在满是阳光的温暖的书房里看着大哥和两个姐姐用功地读书的样子，看着先生的温和的笑脸，看着贾福的和气的笑脸，我觉得很高兴。
　　先生常常在给父亲绘地图。
　　我不知地图是什么东西，拿来做什么用。
　　可是在一张厚厚的白纸上面绘出了许多条纤细的黑线，又填上了各种的颜色，究竟是一件有趣的事情。
　　还有许多奇怪的东西，如现今人们所称为圆规之类的。
　　绘了又擦掉，擦了又再绘。那种俯着头专心用功的样子。
　　“刘先生也很辛苦呵。”
　　我时时偷眼去望先生，不禁这样想起来。
　　有时候我和三哥放了学，还回到书房去看先生绘地图。
　　刘先生忽然把地图以及别的新奇的东西收拾了，就笑嘻嘻地对我们说：“我今晚上给你们画一个娃娃。”
　　这娃娃就是人物图的意思。
　　自然我们的心是不能够等到晚上的，我们就逼着他马上绘给我们看。
　　如果这一天大哥和二姐三姐的功课弄得很好，先生比较有多的时间，那么不必要我们多次请求，他便答应了。
　　他拿过那一本大本的线装书，大概就是《字课图说》罢，随便翻开一页，就把一方裁小了的白纸蒙在那上面，用铅笔绘出了一个人，或者还有一两间房屋，或者还有别的东西。然后他拿彩色铅笔来涂上了颜色。
　　“这张给你。”
　　或者我，或者三哥，接到了这张图画我们更喜欢刘先生。
　　一张一张地增加着，我的一个小木匣子里面已经积了好几十张图画了。
　　做了一个缺少着玩具的孩子，所以我把这些图画当作珍宝。
　　每天早晨和晚上我都要把这些图画翻看好一会儿。
　　红的绿的颜色，人和狗的房屋……它们在我的头脑里活动起来。
　　但这些画还不能够使我满足。我梦想着那一张更大的画：有狮子，有老虎，有豺狼，有山，有洞……这画我似乎在《字课图说》或者别的画里面看见过，先生却不肯绘出来给我们。
　　有几个晚上我们也跑到书房里去逼着先生要图画。
　　大哥一个人在书房里读夜书，他大概觉得很寂寞罢。
　　我们看着先生绘画，或者填颜色。
　　忽然墙外面起了长的吹哨声，在这静夜里尖锐地响着。
　　先生停了笔倾听着。
　　“在夜里还要跑多远的路呀。”
　　先生似乎也怜悯那个送鸡毛文书的人。
　　“他现在又要换马了。”
　　于是低微的马蹄声去远了。
　　那时候紧要的信函公文都要专差送达的。他到一个驿站就要换一次马，还有别的预备，所以老远就吹起哨子来。
　　一个下午先生费了二三天的工夫把我渴望了许久的那张有山有洞有狮子有老虎的图画绘成功了。
　　我进书房去的时候，正看见三哥捧了那张画在快活地微笑。
　　“你看先生给我的。”
　　这夸耀使得我的眼泪因妒忌而要流出来了。
　　这是一张多么可爱的画，而且我早就梦见先生绘出来给了我的。
　　但是我来迟了一步，它已经在三哥的手里了。
　　“先生，我要。”
　　我红着脸，直跑到刘先生的面前。
　　“过几天我再画一张给你。”
　　“不行，我就要。我非要它不可。”
　　我马上就哭出来，任是先生怎样劝慰，都没有用。
　　同时我的哭也没有用。先生不能够马上就绘出同样的一张画。
　　于是我恨起先生来了。我开口骂他做坏人。
　　先生没有生气，他依旧笑嘻嘻地给我解释。
　　然而三哥进去告诉了母亲。大哥和二姐把我半拖半抱地弄进母亲的房里。
　　母亲摆出严肃的面孔说了几句责备的话。
　　我止了泪，抽泣地听着。我从来就听从母亲的吩咐。
　　最后母亲叫我跟着贾福到书房里去，向先生赔礼，并且她要贾福去传话叫先生打我。
　　我抽泣地让贾福牵着我的手重进了书房。
　　但是我并没有向先生赔礼，而先生也不曾打我一下。
　　反而先生让我坐在方凳上，他俯着身子给我结好那散了的鞋带。
　　这晚上睡觉的时候我在枕头旁边拿出那个木匣子，把里面所有的图画翻看了一遍，就慷慨地通统送给了三哥。
　　“真的，你自己一张也不要？”
　　三哥惊喜地望着我，有点儿莫名其妙。
　　“我都不要。”我没有留恋地回答他。
　　在那时候我确实有着“不完全，则宁无”的思想。
　　从这一天起，我们就再也没有向先生要过图画了。
　　春天。萌芽的春天。到处撒布着生命的春天。
　　嫩绿的春天。
　　一天一天地我看见桑树上发了新芽，生了绿叶。
　　母亲在本地蚕桑局里选了六张好种子。
　　每一张皮纸上面播了芝麻般大小的淡黄色的蚕卵。
　　以后母亲再摊开纸来看时，大部分的蚕卵，都陆续成了极小的蚕儿。
　　使人充满了好奇的愉快的蚕儿的蠕动。那样小的东西。
　　但是蚕儿一天天地大起来。
　　使人充满了更惊奇的喜悦的那么迅速的繁殖。
　　家里的人为了养蚕这事情忙碌着。
　　大的簸箕里面布满了桑叶，许多根两寸长的蚕子在上面爬着。
　　大家又忙着摘桑叶。
　　这样的簸箕一个一个地增加着，就占据了三堂后面左边的两间平房。这平房离我们的房间最近。
　　每晚上夜深或是母亲或是二姐，三姐，或是袁嫂，总有一次要经过我们房间的后门到蚕房去添加桑叶。常常是香儿拿着煤油灯或洋烛。
　　有时候我没有睡熟，就在床上看见煤油灯光，或者洋烛光。可是她们却以为我已经睡熟了，轻脚轻手地走路。
　　有时候二更锣没有响过，她们就去加桑叶，我也跟着到蚕房去看。
　　淡绿色的蚕子在桑叶上面蠕动，一口一口地接连吃着桑叶，簸箕里只是一片沙沙的声音。
　　我看见她们用手去抓蚕子，就觉得心里被人搔着似地发痒。
　　那一条一条的软软的东西。
　　她们一捧一捧地把蚕沙收集拢来。
　　对于母亲，这蚕沙比将来的蚕丝还更有用。她养蚕大半是为了要得蚕沙的缘故。
　　大哥很早就有个冷骨风的毛病，受了寒气便要发出来，使他过着两三天的痛苦的生活。
　　“不晓得什么缘故，果儿竟然得着了这种病症，时常使他受苦。”
　　母亲常常为大哥的病担心，见着人就问有什么医治这病的药方，那时候在我们那里根本没有西医。但是女佣们的肚皮里有着种种奇怪的药方的。
　　母亲也相信她们，已经试过了不少的药方，都没有用。
　　后来她从一个姓薛的乡绅太太那里得到了一个药方，就是把新鲜的蚕沙和着黄酒红糖炒热，包在发病的地方，包几次就可以把病治好了。
　　在这个大部分居民拿玉蜀黍粉当饭吃的广元县里是买不到黄酒的。母亲便请父亲在合州去带了一坛来预备着。
　　接着她就开始养蚕。
　　父亲对于这事情并不赞成。母亲曾经养过一次蚕，有一次忘记加了桑叶就使蚕子饿死了许多，后来稍疏忽了一点又被老鼠偷吃了许多蚕子去。她因此心里非常难过，便发誓以后不再养蚕了。父亲怕她再遇着这样的事情。
　　但是不管父亲怎样劝阻她，不管那背誓的恐惧时时来压迫她，她终于下了养蚕的决心。
　　这一年大哥的病果然好了。我们不知道这是不是薛太太的药方的效力。不过后来母亲就和薛太太结拜了姐妹。
　　以后我看见蚕在像山那样堆起来的一束一束的稻草茎上结了不少白的，黄的茧子。我有时也摘了几个茧子来玩。
　　以后我看见人搬了丝车来，把茧子一捧一捧地放在锅里煮，一面就摇着丝车。
　　以后我又看见堂勇们把蚕蛹用油煎炒了，拌着盐和辣椒来吃，他们不绝口地称赞味道的鲜美。
　　“做个蚕子命运也很悲惨呀。”
　　我有时候不觉这样地想。
　　父亲在这里被人称做“青天大老爷”。
　　他常常穿着奇怪的衣服坐在二堂上的公案前面审问案件。
　　下面两旁站了几个差役，手里拿着竹子做的板子：有宽的，那是大板子；有窄的，那是小板子。
　　“大老爷坐堂。……”
　　下午，我听见这一类的喊声，知道父亲要审问案子了，就找个机会跑到二堂上去，在公案旁边站着看。
　　父亲在上面问了许多话，我不知道他为什么要问这些。
　　被问的人跪在下面，一句一句地回答，有时候是一个人，有时候是好几个人。
　　父亲的脸色渐渐变了，声音也变了。
　　“你胡说。给我打。”
　　父亲猛然把桌子一拍。
　　两三个差役就去把那犯人按翻在地上，给他褪了裤子，露出屁股。一个人按住他，别的人在旁边等待着。
　　“给我先打一百小板子再说。他这混帐东西不肯说实话。”
　　“青天大老爷，小人冤枉呀。”
　　那人爬在地上杀猪也似地叫起来。
　　于是两个差役拿了小板子左右两边打起来。
　　“一五，一十、十五、二十，……”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真是冤枉呀。”
　　“胡说。你招不招？”
　　那犯人依旧哭喊着冤枉。
　　屁股由白而红，又变成了紫色。
　　数到了一百，差役就停止了板子。
　　“禀大老爷，已经打到一百了。”
　　屁股上流出了血，肉开始在烂了。
　　“你招不招？”
　　“青天大老爷在上。小人无话可招呀。”
　　“你这东西真狡猾。不招，再打。”
　　于是差役又一五一十地下着板子直到犯人招出实话为止。
　　被打的人就被差役牵了起来，给大老爷叩头，或者自己或者由差役代说：“给大老爷谢恩。”
　　挨了打还要叩头谢恩，这事情倒使我莫名其妙了。这道理我许久都想不出来。但我总觉得事情不应该是这样。
　　坐堂到底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要叫我摆起严肃的面孔说几句“胡说。招不招？再打。”的话，我无论如何没有这种硬心肠。
　　打屁股差不多是构成坐堂的一个不可少的条件。父亲坐在公案前面几乎每次都要说“给我拉下去打”。
　　有时候父亲还使用了“跪抬盒”的刑罚：叫犯人跪在抬盒里面，把他的两只手伸直穿进两个杠杆眼里，在腿弯里再放上一根杠杆。有两三次差役们还放了一盘铁链在犯人的两腿下面。
　　由黄变红变青的犯人的脸色，从盘着辫子的头发上滴下来的汗珠，杀猪般的痛苦的叫喊。……犯人口里依旧喊着：“冤枉。”
　　父亲的脸阴沉着，像有许多黑云堆在他的脸上。
　　“放了他吧。”
　　我在心里请求着，却不敢说出口。这时候我只有跑开了。
　　我把这个告诉了母亲。
　　“妈，为什么爹在坐堂的时候就和在家里的时候完全不同呢？好像不是一个人。”
　　在家里的时候父亲是很和善的。我不曾看见他骂过谁。
　　母亲温和地笑了。
　　“你是小孩子，你不要多管闲事。你以后不要再去看爹坐堂。”
　　但是我并不听从母亲的话。因为我的确爱管闲事。而且母亲也并不曾回答过我的问题。
　　“你以后问案，可以少用刑。人家究竟也是父母养的。我昨晚看见‘跪抬盒’，听了犯人的叫声心都紧了，一晚上没有睡好觉。你不觉得心里难过吗？”
　　一个上午母亲房里没有别的人的时候，我听见母亲温和地对父亲这样说。
　　父亲微微一笑。
　　“我何尝愿意多用刑？不过那般犯人实在太狡猾，你不用刑，他们就不肯招，况且刑罚又不是我想出来的，若是不用刑，又未免太没有县官的样子。”
　　“恐怕也会有屈打成招的事情罢。”
　　父亲沉吟了半晌。
　　“大概不会有的，我定罪时也很仔细。”
　　接着父亲又坚决地说了一句：
　　“总之我决定不杀一个人就是了。”
　　父亲的确没有判过一个人的死罪。在他做县官的两年中间只发生了一件命案。这是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那犯人是一个漂亮的青年，他亲手把一个同伙砍成了几块。
　　父亲把案子悬着，不到多久他就辞职走了。所以那个青年的结局我就不知道了。
　　母亲的话在父亲的心上果然发生了影响。以后我就不曾看见父亲再用跪抬盒的刑罚。
　　而且大堂外面两边的站笼里也常常是空空的。虽然常常有几个带枷的犯人蹲踞在那里。
　　打小板子的事情也还是常有的。
　　有一次仆人们在门房里推牌九，我在那里看了一会儿，后来回到母亲房里无意间说出来，被父亲听见了。
　　这时离新年还远，所以父亲去捉了赌，把骨牌拿来叫人抛在厕所里。
　　父亲马上坐了堂，把几个仆人抓来，连那个管监的刘升和何厨子都在内，他们平时对我非常好。
　　他们都跪在地上，向父亲叩头认错，求饶。
　　“给我打，每个人打五十下再说。”
　　父亲生气地拍着桌子骂。
　　差役们都不肯动手，默默地看着彼此的脸。
　　“叫你们给我打。”
　　父亲更生气了。
　　差役大声响应起来。但没有人动手。
　　刘升们在下面继续叩头求饶。
　　父亲又怒吼了声，就从签筒里抓了几根签掷下来。
　　这时候差役只得动手了。
　　结果每个人挨了二十下小板子，叩了头谢恩走了。
　　对于这件事我觉得心里很难过。
　　我马上跑到门房里去，许多人围着那几个挨了打的人，在用烧酒给他们揉伤处。
　　听见了他们的呻吟声，不由得淌出眼泪来。我接连说了许多讨好他们的话。
　　他们对我依旧是和平时一样地亲切。他们没有露出一点不满意的样子。
　　但是我心里却很难过，因为我不敢对他们说出来是我害他们挨的打。
　　又有一次，我看见领十妹的奶妈挨了打。
　　那时十妹在出痘子，依着中医的习惯连奶妈也不许吃那些叫做“发物”的食物。
　　不知道怎样奶妈竟然看见新鲜的黄瓜而垂涎了。
　　做母亲的女人的感觉究竟是比较锐敏得多。她可以在奶妈的嘴唇上嗅出了黄瓜的气味。
　　一个晚上奶妈在自己的房里吃饭，看见母亲进来就突然显出了慌张的样子，把什么东西往枕头下面一塞。
　　母亲很快地就走到床边把枕头掀开。
　　一个大碗里面盛着半碗凉拌黄瓜。
　　母亲的脸色马上变了，就叫人去请了父亲来。
　　于是父亲叫人点了羊角灯，在夜里坐了堂。
　　奶妈被拖到二堂上，跪在那里让两个差役拉着她的两手，另一个差役隔着她的宽大的衣服用皮鞭敲打她的背。
　　一、二、三、四、五……
　　足足打了二十下。
　　她哭着谢了恩，还接连分辩说她初次做奶妈，不知道轻重，下次再不敢这样做了。
　　她整整哭了一个晚上，自己责备着自己的贪嘴。
　　第二天早晨母亲就叫了她的丈夫来领她去了。
　　这个年青的奶妈临走时带了一副非常凄惨的脸色。眼角上慢慢地滴下泪珠。
　　我为这个情景所感动而下泪了。
　　我过后问母亲为什么要这样残酷地待她？
　　母亲微微地叹了一口气。她不说别的话。
　　以后也没有人提起这奶妈的下落。
　　母亲常常为这件事情而感到后悔。她说那一个晚上她忘掉了自己，做了一件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做的事情。
　　我只看见母亲发过这一次脾气，平时母亲待人是十分温和的。
　　记得一天下午三哥为了一点小事情摆起主人的架子把香儿痛骂一顿，还打了她几下。
　　香儿去向母亲哭诉了。
　　母亲把三哥叫到她面前去，温和地给他解释：“丫头和女佣都是和我们一样的人，即使犯了过错你也应该好好地对她们说，为什么动辄就打就骂？况且你年纪也不小了，更不应该骂人打人。我不愿意让你以后再这样做。你要好好地牢记着。”
　　三哥羞惭地埋着头，不敢说话，香儿快活地在旁边窃笑。
　　三哥垂着头慢慢儿往外面走。
　　“三儿，你不忙走。”
　　三哥又走到母亲的面前。
　　“你还没有回答我，你要听从我的话。你懂了吗？你记得吗？”
　　三哥迟疑了半晌才回答说：
　　“我懂……我记得。”
　　“好，拿点云片糕去。好好地叫香儿陪着你们去玩。”
　　母亲站起来在连二柜上放着的白磁缸里取了两叠云片糕递给我们。
　　我也懂母亲的话，我也记得母亲的话。
　　但是如今母亲也做了这一件残酷的事情。
　　我为这事情有好几天不快活。
　　在这时候我就已经感到世间有许多事情是安排得很不合理的了。
　　在宣统做皇帝的最后一年父亲就辞了职回成都去了，虽然那地方有许多人挽留他。
　　在广元的两年间的生活我觉得还算是很愉快的。因为在这里每个人都爱我。
　　这两年里我只挨过一次打，是母亲打的。原因是祖父在成都做生日，这里敬神，我不肯叩头。
　　母亲用鞭子在旁边威吓我，也没有用。
　　结果我吃了一顿打，哭了一场，但依旧没有磕一个头。这是我第一次被母亲打。
　　不知道怎样从小孩时候起我对于一切的礼仪就起了盲目的憎厌，这种憎厌，并且还是继续发展下去的。
　　父亲在广元县做了两年的官，回到成都后就买了四十亩田。
　　别人说他是一个“清官”。
　　家庭的环境
　　我们回到成都又算换了一个新的环境，但是不久，革命就发生了。
　　对于革命我并不曾感到什么恐怖，只除了十月十八日兵变所给我的印象。
　　那些日子我依旧在书房里读书。一天天听见教读先生（他似乎姓龙，又好像姓邓）用了激动的声音叙说当时的川汉铁路的风潮。
　　龙先生是个新党，所以他站在人民一方面。自然他不敢公然说出反对满清政府的话。不过对于被捕的七个请愿代表他却表示着大的尊敬，而且他非常不喜欢当时的总督赵尔丰。
　　二叔和三叔从日本留学回来不过一二年。他们的发辫是在日本时剪掉了的（我现在记不清楚是两个人的辫子都剪掉了，还只是其中一个剪掉辫子）。如今就戴了假的辫子，有好些人暗地在窃笑他们，骂他们是革命党。但是对于他们没有辫子的头，我却起了大的羡慕。
　　我的头脑后面垂着一根小小的硬辫子，用红头绳缠着，每天早晨要母亲或女佣来梳。我觉得这是很讨厌的事情。因此我很同情那些主张剪掉辫子的革命党。
　　十月十八日是祖母的生忌，家里人忙着祭祀。
　　下午就听说外面风声不大好。
　　五点钟光景父亲他们正在堂屋里磕头。忽然一个仆人进来报告：外面发生了兵变，好几个银行和当铺都被抢了。我们二伯父的公馆也遭了变兵的光顾。
　　后一个消息是不确实的，虽然二伯父的公馆离我们这里很近，但在当时谁也失掉了辨别力，况且二伯父一家又是北门一带的首富，很有被抢劫的可能。
　　于是堂屋里起了一个小骚动，众人就马上四散了。各人回到房屋里去想逃避的方法。
　　父亲和母亲商量了片刻。于是一屋里的人忙乱起来。
　　一个仆人帮忙着父亲把地板撬开一块，从立柜里取出十几封银元放在地板下面。后来他们又放了好几封银元在后花园的井里。
　　又有人忙着搬梯子来把几口红皮箱放到屋顶楼板上去，那里是藏东西的地方。
　　同时母亲叫人雇了几乘轿子，把我们弟兄姐妹送到外祖母家里去。大哥陪着父亲留在家里。
　　我和母亲坐在一乘轿子里面。母亲抱着我。我不时偷偷拉起轿帘看外面的情形。
　　街上有些人在跑，好几乘轿子迎面撞过来。没有看见一个变兵。
　　晚上我们都拥挤在外祖母房里，大家都不说话。
　　外面起了枪声，半个天空都染红了。一个年青的舅父在窗下对我们说话。这些话都是很可怕的。
　　外祖母闭着眼睛念佛。
　　后来附近一带突然起了闹声。好像那个和这里只隔两三家的赵公馆被变兵攻打进去了。
　　闹声，哭声，枪声，物件撞击声……响成了一片。
　　外祖母逼迫着母亲逃走，母亲不肯。大家争论了片刻，母亲就领着我们到了后面天井里。外祖母一定不肯走，她说她念佛吃素多年了，菩萨会保佑她的。
　　天黑红的。几株枯树上有乌鸦在叫。枪声也听得很清楚。
　　母亲发出了几声绝望的叫喊。她还关心到外祖母，关心到父亲。
　　舅父给我们搬了梯子来。垣墙并不高，一个女佣先爬到墙外去，然后母亲，三哥，我都爬过去了。接着我的两个姐姐也爬了过去。
　　墙外是一个菜园，我们在菜畦里伏了好些时候，简直顾不到寒冷了。
　　后来我们看见没有什么动静，才爬起来在那个管菜园的老太婆的茅棚里坐了一夜。
　　那个老太婆亲切地招待我们，还给我们弄热茶来喝，使我们不感到一点儿不方便。
　　母亲一晚上担心着家里的情形。第二天上午外面比较平静了，她就带着我一个人先回家去，父亲和大哥惊喜地迎接我们。我们没有一点损伤。
　　父亲告诉我们：昨晚半夜里果然有十几个变兵撬了大门进来。家里已经有了准备。十几个堂勇端起火药枪在二门外的天井里排列着，又加上三叔的二个镖客（三叔刚在南充做了知县回来）。变兵看见这里人多，便不敢动手，只说来借点路费。父亲叫人拿了一封银元出来送给他们，他们就走了。只损失了这一百元。以后再也没有变兵来纠缠了。
　　这一晚上在家里就只有父亲和大哥照料着。叔父和婶娘们都避开了。仿佛祖父也到了别处去。
　　第二天十九日是母亲和我的生日，但这时候我们已经忘掉了这事情。
　　从此我们平平安安地过下去。地板下面的银元自然取了出来。井里的却不知给谁拿去了，父亲叫泥水匠来淘了两次井，都没有用。
　　赵尔丰被革命党抓住杀头的消息使龙先生非常高兴，同时在我们的家里生出种种不同的影响。在以后许多天里我们都听见人们在谈论赵尔丰怎样被杀头的事情。
　　共和革命是成功了。
　　二叔三叔头上的假辫子取了下来。再没有人嘲笑他们的秃头了。
　　在一个晴朗的下午，仆人姜福（他不知从哪里刚学会了一点剪发的手艺），找了一把剪发的刀子，把我和三哥的小辫子剪掉。我们觉得非常快活。
　　接着我们全家的男人都剪掉了辫子。仆人中有一二个不肯剪的，却不留心在街上给警察强迫剪去了。
　　变动是很多的。
　　我们家里开始做新的国旗。照例是父亲管这些事情。他拿一大块白洋布摊在方桌上面，先用一个极大的碗，把墨汁涂了碗口，印了一个大圆形在布上，然后用一个杯子在大圆形周围印了十八个小圈。在大圆形里面写了一个汉字，十八个小圈是代表当时的十八剩我对于做国旗的事情也感到一点兴味。但是不久中华民国成立，我们家里又收起了它，另外做了五色旗。
　　祖父因了革命感到大的悲哀。父亲没有表示过什么意见。
　　二叔断送了他的四品的官。三叔却给自己起了个“亡国大夫”的笔名。大概因为他是个诗人的缘故罢。祖父也是个诗人。父亲和二叔却不大做诗。
　　至于我们这一辈，虽然大半都是小孩子，但对于满清政府的灭亡，却没有一个会觉得不快活的。
　　满清倒了。我们依旧在龙先生的教导下面读书。但不久大哥就进了中学。
　　这些时候我在家里的生活过得很愉快，但是两年半以后，母亲就永远离开了我们。
　　母亲死在民国三年七月的一个夜里。
　　母亲病了二十多天。她在病中是十分苦痛的。一直到最后的一天她还有着知觉，但是人已经不能够动弹了。
　　我和三哥就住在隔壁的房间里。每次我走到病床前去看她，她总要流眼泪。
　　在我们弟兄姐妹中间，母亲最爱我，然而我丝毫不能够安慰她。
　　母亲十分关心她的儿女。在她临死前五天叫大哥到一个姨母处去借了一对金手镯来，她嫌样子不好，过了两天她又叫大哥拿去还了，另外在二伯母那里去借了一副来。这是为大哥将来订婚用的。她在那种痛苦的病痛中还想这些事情。
　　我和三哥都没有看见母亲死。那晚上因为母亲的病加重，父亲很早就叫女佣照料我们睡了。等到第二天早晨我们醒来时，棺材已经进门了。
　　我眼里含着泪，心里想着我是母亲最爱的孩子。
　　棺材放在签押房里。闭殓的时候，别人手里执着红绫预备放下去。许多人围着棺材哭喊。我呆呆地望着母亲的没有血色的脸。我恨不能把以后数十年的眼光都用来在这时候饱看她。
　　红绫终于放了下去，掩盖了棺材，漆匠再用木钉把它钉牢。几个人就抬了棺盖压上去。
　　二姐和三姐不肯走开，她们伤心地哭着，把头在棺材上面撞。
　　晚上睡觉的时候，我还听见两个姐姐在签押房里面哀哀地哭着。我不能够闭上眼睛。我的眼泪也淌了出来。我怜悯我的两个姐姐。我也怜悯我自己。
　　早晨我也会被她们的哭声惊醒。我就在床上含了眼泪祷告着母亲保佑我的两个姐姐。
　　白天我常常望着签押房里灵帷前的母亲的画像。我心里疑惑地想着这时候母亲在什么地方。
　　家祭的一夜我们三弟兄匍匐地跪在灵前蒲团上，听着一个表哥诵读父亲替我们做好的一篇祭文。
　　“……吾母竟弃不孝等而长逝矣……不孝等今竟为无母之人矣……”。
　　那诵读的声音是很滑稽的，我虽然还是一个孩子，却也不想笑。我细嚼着这两句话的滋味。我的眼泪滴在蒲团上了。
　　这以后的第二天灵柩就抬了出去，先寄殡在城外一个寺院里面，后来安葬在磨盘山。父亲在一个坟墓里做了两个洞穴。左边的一个是留给他自己用的。三年后他果然就进了那个洞穴。
　　灵柩抬出去以后，家里的一切就恢复了原状。母亲房里的陈设和母亲在时并没有两样，只多了壁上的一张母亲的放大的半身照像。
　　常常我走进父亲房间，看不见母亲，仿佛以为她是在后房里，便温和地叫了一声“妈”。过后才猛省着我的母亲已经是另一个世界的人了。
　　我如今成了一个没有母亲的孩子。和有着母亲的堂兄弟们比较起来，我深深地感到了没有母亲的孩子的悲哀。
　　也许是为了填补这个缺陷的缘故罢。父亲后来就为我们讨了一个更年青的母亲来。
　　这个新母亲待我们也很好。但是她却不能够医好我的心上的那个伤痕。她不能够给我像那个死去的母亲所给我的那么多。我也不能够像爱那个母亲那样地爱她。
　　这不是她的错，也不是我的错。这只因为两个以前本来是彼此不了解的陌生的人。
　　母亲死后四个多月光景二姐也跟着死了。
　　二姐患的是所谓“女儿痨”的玻我们回到成都不久她就患了玻有一次她几乎死掉，还是靠着“四圣祠医院”的一个英国女医生来救活了的。
　　因了医好二姐的病，母亲特别叫人买了刀叉做了西餐请了四圣祠医院的几个“洋太太”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是我们第一次和西洋人接触。她们会说中国话，曾经拉着我问了好些事情。我并不惧怕她们，我觉得她们也是很和气的。
　　母亲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后来就做了朋友。她带着我到她们的医院里去玩过几次，也医治过玻她们也送了我们一些西洋点心和好几本书籍。我很喜欢那本皮面精装的《新旧约全书》官话译本。不过那时候我却没有想到去读它的内容。
　　自从母亲一死，二姐就没有过着一天的好日子。大概是过分的悲痛压倒了她，毁坏了她的全部健康。
　　她的身子一天天地瘦弱起来，脸上简直没有一点血色，面孔也是一天比一天地憔悴着。她常常提起母亲就哭，我很少看见她笑过。
　　“妈，你要好好地保佑二姐呵。”我常常在暗中祷告着。
　　但是二姐的病依旧没有起色。父亲为她请了许多名医来诊断，都没有用。父亲是相信着中医的。母亲死后我们就和那几个英国女教士断绝了来往。
　　冬天一到，二姐便渐渐地睡倒下去了。谁看见她，都会叹息地说：她瘦得真可怜。
　　十一月底祖父的生日里，我们家里接连唱了三天戏，戏台在大厅上。天井里坐着几十桌客。全家的人都快活地忙碌着。
　　二姐一个人病在房里，听见这些闹声，那心里的寂寞一定是很难受的。晚上客人散去了一大半，大厅上还在演戏。父亲叫人把二姐扶了出来看。
　　二姐坐在一把藤椅上，不能够动弹，只是用那失神的眼光茫然地望着戏台。我不知道她眼里看见的是什么景象。
　　脸瘦成一个尖脸，没有血色，嘴唇枯焦着。我的心为爱，为怜悯而痛楚了。
　　“我要进去。”二姐把头略略一偏，做出不能忍耐的样子低声说。女佣便把她扶了进去。
　　三天后二姐就永远闭了她的眼睛。她也是死在天明以前。
　　那时候我在梦里，不能够看见她的最后的一刻是怎样过去的。
　　我那天早晨做了一奇怪的梦。我到了一个坟常地方很宽，长了一寸多深的草。中间立着一个不认识的人的坟墓。后面长了几株参天的柏树。时候仿佛是春天的早晨。阳光在树梢上闪耀。坟边生了不少野花，正开着红的，黄的，蓝的，白的花朵。两三双蝴蝶时时在花上面飞舞。在树枝上还有些山鸟在唱歌。
　　我站在坟前看那墓碑上的刻字，一股微风把花香送进我的鼻里。忽然坟墓后面起了一阵响亮的哭声。
　　这时候我就惊醒起来了，心跳得很厉害。我在床上躺了片刻。哭声依旧在我的身边荡漾。我分辨出来这是三姐的哭声。
　　一阵恐怖压倒了我。我没有一点疑惑：二姐死了。
　　父亲忙着料理二姐的后事。过一会姨外婆坐了轿子来数数落落地哭了一常回到成都以后我还是一个小孩。能够和我在一块儿玩耍的，就只有三哥和几个年纪差不多的堂表弟兄。此外还有几个女佣和仆人，也时常同着我玩。在广元陪我们玩的香儿却死掉了。
　　大哥那时候已经成人了。他的趣味和我的当然差了许多。
　　他喜欢和姐姐，堂姐，表姐们在一块儿玩。
　　在我们这个大家庭里，我们这一辈的青年男女是很多的。
　　我除了两个胞姐和三个堂姐外还有好几个表姐。她们和大哥的感情都很好。她们常常到我们家里来玩。这时候大哥的生活就变得很忙碌了。姐姐，堂姐，表姐都聚在一块儿。她们给大哥起了一个“无事忙”的绰号。
　　游戏的种类是很多的。大哥自然是中心人物。踢毽子，拍皮球，掷大观园图，行酒令，酒令的种类就有好几种，大哥房里就藏得有好几副酒筹。
　　常常在傍晚大哥和她们凑了一点钱，买了几样下酒的冷菜，还叫厨房里做几样热菜。于是大家围着一张圆桌坐下来，一面行令，一面喝酒，或者谈一些有趣味的事情，或者批评《红楼梦》里面的人物。那时候在我们家里除了我们这几个小孩子外，就没有一个人不曾熟读过《红楼梦》。父亲在广元买了一部十六本头的木刻本，母亲有一部精美的石印小本。大哥后来又买了一部商务印书馆出版的铅印本。我常常听见人谈论《红楼梦》，所以我当时虽然不曾开始读它，就已经熟悉了书里的人物和事情。
　　后来有两个表姐离开了成都，二姐又跟着母亲死了。大哥们的聚会当然没有以前那样地热闹，但依旧时常继续着，而且还有新的参加者，譬如两个表哥和一个年青的叔父（六叔）便是，我和三哥也参加过两三次。
　　不过我的趣味是多方面的。我跟着三哥他们组织了新的剧团，又跟着六叔他们组织了侦探队。我还常常躲在马房里躺在轿夫的破床上烟灯旁边听他们叙述青年时代的故事。
　　有一个时期我和三哥每晚上都要叫姜福陪着到可园去看京戏。我们接连看了两三个月，因为父亲是那戏园的股东，被送了一厚本的戏票，而父亲自己又没有多的时间常常去看戏。
　　那时候我们只爱看武打戏，回来在家里也学着翻筋斗，翻杠杆。
　　父亲对于京戏大概有特殊的嗜好，在那些时候一个戏园里要添演京戏聘请京班名角，总是由他发起。凡是由上海到成都来的京班角色，在登台以前总要先在我们家里的客厅中清唱几句，自然是父亲请他们吃饭。我们好几个弟兄就躲在花园里偷看。我们不过是为了满足好奇的缘故。
　　有一次父亲请新到的八九个京班名角在客厅里吃饭。饭后大家正在花园里游玩，那个唱老旦的宝幼亭（我们先听过了他的唱片）忽然发起狂来，跪倒在地上赌咒般说了许多话。
　　众人拉他，他不肯走，把父亲急得没有办法，我们在旁边觉得好笑。我和这些戏子都很熟习，有时我还跟着父亲到后台里去看他们化装。
　　一个唱青衣的小孩子名叫张文芳，年纪不过十四、五岁，当时在成都也受人欢迎。他的哥哥本来也唱青衣，如今倒了嗓不再登台了，就管束着他，靠着他过活。他也到我们家里来过一次。他简直是一个小孩子，并没有一点女人气。然而在戏里他却改换了面目做着种种的薄命女人。我看惯了他演的那些悲剧，一点也不喜欢。但是有一次离新年不远，我跟着父亲到了他们的地方（大概就是在戏园里面），看见他穿着一身短打，手里拿了一把木头的关刀寂寞地挥舞着，我不觉望着他笑了。我和他玩了好一会儿，问答了一些事情，直到父亲来带我回家的时候。我想，他的生活一定是很寂寞的罢。
　　然而说句公平的话，父亲对待戏子的态度是很真实的，他把他们当作朋友，所以能够得到他们的信任。他并没有和旦角有过特别的来往。
　　三叔却喜欢一个川班的小旦，这人叫做李凤卿。祖父也喜欢他。有一次祖父带我去看戏，当李凤卿包了头穿着粉红衫子出台时，祖父曾经带笑地问我认不认识这个人。
　　李凤卿时常来找三叔。他也常常和我谈话。他是一个非常亲切的人，会写一手绢秀的字。他虽然穿着男人的衣服，但举动和言语都和女人相像，有时候手上脸上还留着脂粉。这是川班旦角和京班旦角不同的地方。
　　有一次三叔把他弄到我们客厅里来化装照相，我就看见他那里包头，擦粉，踩跷，他先装扮成一个执长矛的古代的女将，后来就改扮做一个旗装贵妇。这两张照片后来都挂在三叔房里，三叔还亲笔题了几首诗在上面。
　　这个李凤卿的境遇是很悲惨的。后来在祖父死后不多久他也病死了，剩下一个妻子，连埋葬费也没有。还是三叔去照料他安埋了的。
　　三叔做了一副挽联吊他，里面有“……也当忍须臾，待侬一诀”的话。
　　二叔也做过一副挽联，后来他偶尔和教读先生谈起这事情，那个六十岁的曹先生不觉惊讶地问道：“××先生竟然也好此道？他不愧是一个风雅士。”
　　这××先生是指三叔。三叔在南充做知县的时候，曹先生是那县的教官。他到我们家里来教书还是由三叔的介绍。李凤卿和三叔认识也就是在南充。
　　所见风雅士三个字，就和平时听见曹先生说的“满清三百年来深仁厚泽浃沦肌髓”的话一样，我觉得非常肉麻。
　　二叔对曹先生谈起李凤卿的生平。他本是一个小康人家的子弟。十三四岁时给仇人抢了去，因为他家里不肯出钱赎取，他就被人坏了身子卖到戏班里去，做了旦角。
　　五叔后来也玩过川班的旦角。他还替他们编过剧本。
　　我素来就不高兴看川戏，后来连京戏也不高兴看了。
　　我们组织一个新剧团，在后堂屋后面竹林里演新剧。竹林前面有一块空地，就做了我们的舞台。我们用复写纸印了许多张戏票送人，拉别人来看我们的表演。
　　我们的剧本是自己胡乱编的，里面没有一个女角。重要演员是六叔，二哥（二叔的儿子），三哥和香表哥，我和五弟（也是二叔的儿子）两个只做配角，或者在戏演完以后做点翻杠杆的表演。看客多半是女的，就是姐姐，堂姐，表姐们。我们用种种方法强迫她们来看，而且一定要戏演完才许她们走。
　　父亲也被我们拉来了。他居然坐在那里看完了我们演的戏。他又给我们编了一个叫做《知事现形记》的剧本。当二哥和三哥扮着戏里面的两个主角在那里表演得有声有色的时候，他不觉也哈哈笑起来。
　　在公馆里我有着两个环境，我一部分时间和所谓“上人”在一起生活，另一部分时间又和所谓“下人”在一起生活。
　　我常常爱管闲事，我常常在门房，马房，厨房里面和仆人马夫一起玩，向他们讯问种种的事情。因此他们都叫我做“稽查”。
　　有时候轿夫们在马房里煮饭，我就替他们烧火，把一些柴和枯叶送进那个木灶里去。他们打纸牌时，我也在旁边看，常常给那个每赌必输的老唐帮忙。有时候他们也诚挚地对我诉说他们的痛苦，或者坦白地批评主人们的好坏。他们对我没有一点隐瞒。他们把我当作一个同情他们的小朋友。当我需要他们帮助的时候，他们也没有一点儿吝惜。
　　我生活在仆人轿夫的中间，我看见他们怎样怀着原始的正义的信仰过那受苦的生活，我知道他们的欢乐和痛苦，我看见他们怎样和贫苦挣扎而屈服而死亡。六十岁的老书僮赵升病死在门房里。抽大烟的仆人周贵偷了祖父的字画被赶出去沦落做了乞丐，死在街头。一个老轿夫出去在斜对面一个亲戚的公馆里做了看门人，不知道怎样竟用一根裤带缢死在大门里面。这一类的悲剧以及那些生存着的“下人”的沉重的生活负担，如果我一一叙述出来，一定会使最温和的人也起了愤怒的激情。
　　常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听着那些瘦弱的老轿夫在烟灯旁边叙述他们的痛苦的经历；或者在门房里黯淡的灯光旁边听着仆人发出绝望的叹息的时候，我眼里含着泪珠，心里起了火一般的反抗的思想。我宣誓要做一个站在他们这一边帮助他们的人。
　　我和他们的友谊一直继续着到我离开成都的时候。不过自从我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以后我就很少有时间在门房和马房里面玩了。接着我又参加了社会运动。
　　厨房里很早就不进去了。因为我不高兴看谢厨子和女佣们调情（他后来就和祖父的一个女佣结了婚，那女人原是一个寡妇），而且谢厨子仗着祖父喜欢他，常常拿出威势欺凌别人，也很使我不高兴他，虽然我从前和他很好，常常看他做菜做点心。
　　我愈是多和“下人”在一起，愈是讨厌“上人”中间实行的种种虚伪的礼仪和应酬。常常家里有女客来要我去吃饭，我就在门房里躲起来。有两次在除夕里全家的人在堂屋里敬神，我却躲在污秽寒冷的马房里轿夫的破床上。那里没有人，没有灯，外面有许多人在叫我，我不应。我默默地听着爆竹声响了又止了，再过一会我才跑出来回到自己的房间去。这时候我的胆量已经变大了。
　　家里平日敬神的时候，我也会设法躲开。我为了这些事情常常被人嘲笑，但我始终要照自己的意思做。如今我想起来，这也许是对于礼仪的一种消极的反抗罢。
　　六叔，二哥，香表哥三个合作办了一份小说杂志，名称似乎就是“十日”，一个月出三本，每本用复写纸印了五六份。
　　我是这杂志的第一个订阅者。大哥允许把他的一篇最得意的哀情小说在杂志的第一期上面发表了，所以他们也送他一份，还有一个奉表哥也投了一篇得意的稿子。
　　在我们家里大哥是第一个写小说的人。他的小说是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旧句开始的；奉表哥的小说是以“杏花深处，一角红楼”的句子开始的。接着就是“斗室中有一女郎在焉。女郎者何，×其姓，××其名”，诸如此类的公式文章。把女郎两个字改作“少年”就成了另一篇小说。小说的结局离不掉情死，后面还有一对情人的绝命书。
　　我对于《十日杂志》上的千篇一律的才子佳人的哀情小说感不到大的兴味。而且我亲眼看见他们写小说时分明摆了好几本书在抄袭，这些书有尺牍，有文选，有笔记，有上海新出的流行小说和杂志。小说里每段描写景物的四六句子，照例是从尺牍或文选上面抄来的。他们写小说并不费一点力。
　　不过对于那三个创办杂志的人的抄录，装订，绘图的种种苦心我却是很佩服的。
　　这杂志出版了三个月，我只花了九个铜元的订阅费，就得了厚厚的九本书。
　　民国六年春天成都发生了第一次的巷战。在七天的巷战中我看见了种种可怕的流血的景象。
　　在这时候二叔的两个儿子，二哥和五弟突然患着喉症死了。我在几天的工夫失掉了两个同伴。
　　他们本来可以不死的，但因为街上断绝了行人，请不到医生来诊治，只得让他们躺在家里，看着病一天天地加重。等到后来两个轿夫背着他们跨过战壕，冒着枪林弹雨赶到医院时，他们已是奄奄一息了。
　　战事刚停止，我和三哥也患了喉症。我们的病还没有好，父亲就病死了。
　　父亲也是最爱我的。他平时常常带着我一个人到外面去玩。就在他病中他听说我的病好得多了，他要看我，便叫我到他的房里去。
　　我到了床前，跪在踏脚凳上，望着他的憔悴的脸，叫了一声“爹”。
　　“你好了？”他伸出手抚摩我的头。“你要乖乖的。不要老是拼命叫罗嫂。罗嫂。你要常常来看我呀。”罗嫂是在我们病中照料我们的那个老女佣。
　　父亲微笑了，眼里却有泪珠在发亮。
　　“好，你回去休息罢。”过了半晌父亲这样吩咐了一句。
　　第三天父亲就去世了。当他第一次晕过去的时候，我们围在床前哭唤他。他居然慢慢儿醒了转来。我们以为他不会死了。
　　但是不到一刻钟光景他又开始在床上抽气了。我们看着他一秒钟一秒钟地死下去。
　　于是我们的环境马上就改变了。好像发生了一个惊天动地的剧变。
　　满屋子都是哭声。
　　晚上我和三哥坐在房间里，望着黯淡的清油灯光落泪，大哥忽然跑进来，在床沿上坐下去，哭着说：“三弟，四弟，我们……如今……没有……父亲………了……。”
　　我们弟兄三个抱头大哭起来。
　　自从父亲讨了继母进来以后我们就搬到左边厢房里祝后来祖父吩咐把我们紧隔壁的那间停过母亲灵柩的签押房装修好，做了大哥结婚时的新房。大哥和嫂嫂就住在我们的隔壁。
　　这时候嫂嫂在隔壁听见了我们的哭声，便过来劝慰大哥。
　　他们夫妇低着头慢慢地出去了。
　　埋葬了父亲以后我心里更空虚了。我常常踯躅在街头，我总觉得父亲是在我的前面，仿佛我还是依依地跟着父亲走路，因为父亲平时不大喜欢乘轿，常常带了我在街上慢步闲走的。
　　但是一走到拥挤的街心，和来往的人争路时，我才明白我是孤另另的一个人。
　　从此我就失掉了人一生只能够有一个的父亲，而且在我们弟兄中间我又是一个最蒙着他的爱的孩子。
　　父亲死后成都又发生了一次更厉害的巷战。结果全城的房屋被烧毁了一半。我们受了更大的惊惶，却还没有什么物质上的损失。
　　我们自然有饭吃，不过缺少了蔬菜。
　　在马房里轿夫们喝着烧酒嚼着干锅魁（大饼）来充塞肚里的饥饿，那情景是有些悲惨的。
　　枪炮声、火光，流血、杀人，以及种种酷残的景象。而且我们被迫着时时在死的边沿上盘旋。……巷战不久就停止了。然而从这时候起时局就永远继续着混乱下去。那军阀割据的局面到现在还没有打破。
　　我的生活比较变得忧郁起来。我便把全个心放到书本上去，想从那里得一些安慰。
　　三哥已经进了中学，但父亲一死，我的进中学的希望便断绝了。祖父从来就不赞成送子弟进学校读书。现在又没有人出来给我帮忙。
　　我便自动地跟着香表哥开始读英文。每天晚上他到家里来教我，不要一点酬报，这样继续了三年。他还教我知道一点各种科学的根底，直到祖父死后我和三哥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时候。
　　香表哥是一个极真挚极聪明的青年。当时像他那样的学识在我们亲戚中间已经算是很难得的了。然而家庭束缚了他，使他至今还在生活负担下面不断地发出绝望的呻吟，浪费地牺牲了他的有为的青春。
　　但是提起他我却不能不充满了感激。对于我的智力的最初发展有帮助的两个人中的一个就是他。还有一个是大哥，大哥买了不少的新画报，使我能够贪婪地读完了它们。而且我能够和三哥一块儿离开成都到上海，以及后来我能够一个人到法国去读书，大半是靠着他的力量。虽为着法国的事情我和他曾经起了大的争执，但他终于顺从了我的意思。
　　在我的心里永埋着对于这两个人的深的感激。我本来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要是没有他们的帮助，也许我至今还是一个愚笨的，孤僻的孩子。
　　父亲一死，我的家庭生活就渐渐变得苦痛了。他的死仿佛给我拨开了另一只眼睛，使我看清楚了这个富裕的大家庭的另一个面目。
　　对于我这个富裕的大家庭变成了一个专制的大王国。在和平的，爱的表面下我看见了仇恨的倾轧和斗争；同时在我的渴望着自由发展的青年的精神上，“压迫”像一个沉重的石块重重地压着。
　　我的身子被缚得太紧了。我不能够动弹。我不能够摔掉肩上的重压。我就把全部时间用来读书。而书本却蚕食了我的健康。
　　我的身体一天天地瘦弱起来。在父亲死后的第二年我就常常被病魔缠绕着了。
　　这年秋天我进了青年会的英文补习学校。这是得了祖父的许可的，因为祖父听见人说学了英文可以考进邮局做事，而邮局里的位置在军阀割据的局势下的成都市面上算是比较优越的，薪水是现金，而且逐年增加，位置又稳固，不会因政变而动遥我的一个舅父就在那里面占着一个很高的位置，被许多人羡慕着。
　　我在青年会里上了一个月的课就生了三次玻祖父便不许我再去了。他并且不许我出街，只教我在家里静养。同时他又叫香表哥在家里正式地教我读英文，这一次由于祖父的吩咐，便送了月薪给香表哥。但这月薪是很小的数目。
　　祖父的这举动原是为了关心我的健康。这半年来不知道怎样他突然变得非常地爱我了。他因为听人说牛奶很养人，便自己出钱给我订了一份牛奶。他还时时给我一些东西，或者把我叫到他的房里去温和地谈一些做人处世的话。甚至在他临死前的发狂的一个月中间他也时常把我叫去，站在他的床前。我们彼此对望着，他的黑瘦的老脸上露了微笑，眼里却淌出了眼泪。
　　以前在我们祖孙两个中间并没有什么感情存在着。我不曾爱过祖父，我只惧怕他；而且有时候我还把他当作专制压迫的代表而憎恨过。我们有几次在一处谈话毫不像祖父和孙儿，而像两个仇敌。
　　但是在这半年里不知道怎样，好像一个奇迹突然从天上落下来一般，我们两个居然近于互相了解了？
　　然而时间是这么短。在这年的最后的一日我就失掉了他。
　　我的悲哀自然是很大的，因为我们两个永远就没有了相互了解的机会，而我也就第三次失掉曾经热烈地爱过我的人了。
　　新年中别的家庭里充满了喜悦，爆竹声挨门挨户地响起来。然而在众人的欢乐中，我们一家人却匍匐在灵前哀哀地哭着死了的祖父。
　　这悲哀一半是虚假的，因为在祖父死后一个多星期的光景，叔父们就在他的房间里开会处分了他的东西，而且后来他们又在他的灵前发生过几次的争吵。
　　可惜祖父不能够有知觉了，不然他对于所谓“五世同堂”的好梦也会感到幻灭罢。我想他的病中的发狂决不是没有一点原因的。
　　祖父是一个能干的人。他继续着曾祖造就了这一份家业，做了多年的官以后退休下来，广置了田产，修建了房屋，搜罗了不少的书画古玩，结了两次婚，讨了两个姨太太，生了这许多儿女，还见着了重孙（大哥的儿子），但结果他把儿子们造成了彼此不相容的仇敌，在家庭里种下了长久的斗争的根源，而自己却依旧免不掉发狂地死在孤独里。没有人真正爱他，没有人真正了解他。
　　祖父一死，家庭就变得愈加黑暗了。新的专制压迫的代表起来代替了祖父，继续着拿传统的观念把“表面是弟兄暗中是仇敌”的几房人团结在一起，企图在二十世纪中维持着封建时代的生活方式。结果产生了更多的斗争和倾轧，造成了更多的悲剧，而裂痕依旧是一天天地增加着，一直到最后完全崩溃的一天。
　　祖父像一个旧家庭制度的最后的圆光那样地消灭了。对于他的死我并没有大的遗憾。虽然我在悲悼失掉了一个爱我的人，但同时我也庆幸我获得了自由。从这天起在家里再没有一个人可以支配我的行动了。
　　祖父死后半年光景在暑假我和三哥就考进了外国语专门学校，在那里接连读了两年半的书。在那学校里因为我没有中学毕业文凭，后来就改成了旁听生，被剥夺去了获得毕业文凭的权利。谁知道这事情竟帮助我打动了继母和大哥的心，使他们同意我抛弃了那里的学业到上海去。
　　民国十二年春天在枪林弹雨中逃出了性命以后，我和三哥两个就离开了成都的家庭。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别了我们。那时候我的悲哀是很大的。但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我对于那个被遗留下的旧家庭就没有一点留恋的感情。我离开旧家庭不过像甩掉一个可怕的阴影。
　　我的悲哀只是因为还有几个我所爱的人在那里面呻吟，憔悴地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十几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的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旧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的一时的任性杀死的。
　　一个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怀着一个大的勇气离开了我住过十二年的成都。
　　那时候我已经受了新文化运动的洗礼，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并且在那刊物上写了下面的两个短句作为我的生活的目标了：“奋斗就是生活。
　　人生只有前进。”
　　做大哥的人
　　我的大哥生来相貌清秀，自小就很聪慧，在家里得到父母的宠爱，在书房里又得到教书先生的称赞。看见他的人都说他日后会有很大的成就。母亲也很满意这样一个“宁馨儿”。
　　他在爱的环境里逐渐长成。我们回到成都以后，他过着一位被宠爱的少爷的生活。辛亥革命的前夕，三叔带着两个镖客回到成都。大哥便跟镖客学习武艺。父亲对他抱着很大的希望，想使他做一个“文武全才”的人。
　　每天早晨天还没有大亮，大哥便起来，穿一身短打，在大厅上或者天井里练习打拳使刀。他从两个镖客那里学到了他们的全套本领。我常常看见他在春天的黄昏舞动两把短刀。
　　两道白光连接成了一根柔软的丝带，蛛网一般地掩盖住他的身子，像一颗大的白珠子在地上滚动。他那灵活的舞刀的姿态甚至博得了严厉的祖父的赞美，还不说那些胞姐、堂姐和表姐们。
　　他后来进了中学。在学校里他是一个成绩优良的学生，四年课程修满毕业的时候他又名列第一。他得到毕业文凭归来的那一天，姐姐们聚在他的房里，为他的光辉的前程庆祝。他们有一个欢乐的聚会。大哥当时对化学很感兴趣，希望毕业以后再到上海或者北京的有名的大学里去念书，将来还想到德国去留学。他的脑子里装满了美丽的幻想。
　　然而不到几天，他的幻想就被父亲打破了，非常残酷地打破了。因为父亲给他订了婚，叫他娶妻子。
　　这件事情他也许早猜到一点点，但是他料不到父亲就这么快地给他安排好了一切。在婚姻问题上父亲并不体贴他，新来的继母更不会知道他的心事。
　　他本来有一个中意的姑娘，他和她中间似乎发生了一种旧式的若有若无的爱情。那个姑娘是我的一个表姐，我们都喜欢她，都希望他能够同她结婚。然而父亲却给他另外选了一个张家姑娘。
　　父亲选择的方法也很奇怪。当时给大哥做媒的人有好几个，父亲认为可以考虑的有两家。父亲不能够决定这两个姑娘中间究竟哪一个更适宜做他的媳妇，因为两家的门第相等，请来做媒的人的情面又是同样地大。后来父亲就把两家的姓写在两方小红纸块上面，揉成了两个纸团，捏在手里，到祖宗的神主面前诚心祷告了一番，然后随意拈起了一个纸团。父亲拈了一个“张”字，而另外一个毛家的姑娘就这样地被淘汰了。（据说母亲在时曾经向表姐的母亲提过亲事，而姑母却以“自己已经受够了亲上加亲的苦，不愿意让女儿再来受一次”这理由拒绝了，这是三哥后来告诉我的。拈阄的结果我却亲眼看见。）大哥对这门亲事并没有反抗，其实他也不懂得反抗。我不知道他向父亲提过他的升学的志愿没有，但是我可以断定他不会向父亲说起他那若有若无的爱情。
　　于是嫂嫂进门来了。祖父和父亲因为大哥的结婚在家里演戏庆祝。结婚的仪式自然不简单。大哥自己也在演戏，他一连演了三天的戏。在这些日子里他被人宝爱着像一个宝贝；被人玩弄着像一个傀儡。他似乎有一点点快乐，又有一点点兴奋。
　　他结了婚，祖父有了孙媳，父亲有了媳妇，我们有了嫂嫂，别的许多人也有了短时间的笑乐。但是他自己也并非一无所得。他得到了一个体贴他的温柔的姑娘。她年轻，她读过书，她会做诗，她会画画。他满意了，在短时期中他享受了以前所不曾梦想到的种种乐趣。在短时期中他忘记了他的前程，忘记了升学的志愿。他陶醉在这个少女的温柔的抚爱里。他的脸上常带笑容，他整天躲在房里陪伴他的新娘。
　　他这样幸福地过了两三个月。一个晚上父亲把他唤到面前吩咐道：“你现在接了亲，房里添出许多用钱的地方；可是我这两年来入不敷出，又没有多余的钱给你们用，我只好替你找个事情混混时间，你们的零用钱也可以多一点。”
　　父亲含着眼泪温和地说下去。他唯唯地应着，没有说一句不同意的话。可是回到房里他却倒在床上伤心地哭了一常他知道一切都完结了。
　　一个还没有满二十岁的青年就这样地走进了社会。他没有一点处世的经验，好像划了一只独木舟驶进了大海，不用说狂风大浪在等着他。
　　在这些时候他忍受着一切，他没有反抗，他也不知道反抗。
　　月薪是二十四元。为了这二十四个银元的月薪他就断送了自己的前程。
　　然而灾祸还不曾到止境。一年以后父亲突然死去，把我们这一房的生活的担子放到他的肩上。他上面有一位继母，下面有几个弟弟妹妹。
　　他埋葬了父亲以后就平静地挑起这个担子来。他勉强学着上了年纪的人那样来处理一切。我们一房人的生活费用自然是由祖父供给的。（父亲的死引起了我们大家庭第一次的分家，我们这一房除了父亲自己购置的四十亩田外，还从祖父那里分到了两百亩田。）他用不着在这方面操心。然而其他各房的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却使他难于应付。他永远平静地忍受了一切，不管这仇视、攻击、陷害和暗斗愈来愈厉害。
　　他只有一个办法：处处让步来换取暂时的平静生活。
　　后来他的第一个儿子出世了。祖父第一次看见了重孙，自然非常高兴。大哥也感到了莫大的快乐。儿子是他的亲骨血，他可以好好地教养他，在他的儿子的身上实现他那被断送了的前程。
　　他的儿子一天一天长大起来，是一个非常聪明可爱的孩子，得到了我们大家的喜爱。
　　接着五四运动发生了。我们都受到了新思潮的洗礼。他买了好些新书报回家。我们（我们三弟兄和三房的六姐，再加上一个香表哥）都贪婪地读着一切新的书报，接受新的思想。然而他的见解却比较温和。他赞成刘半农的“作揖主义”和托尔斯泰的“无抵抗主义”。他把这种理论跟我们大家庭的现实环境结合起来。
　　他一方面信服新的理论，一方面依旧顺应旧的环境生活下去。顺应环境的结果，就使他逐渐变成了一个有两重人格的人。在旧社会，旧家庭里他是一位暮气十足的少爷；在他同我们一块儿谈话的时候，他又是一个新青年了。这种生活方式是我和三哥所不能够了解的，我们因此常常责备他。我们不但责备他，而且时常在家里做一些带反抗性的举动，给他招来祖父的更多的责备和各房的更多的攻击与陷害。
　　祖父死后，大哥因为做了承重孙（听说他曾经被一个婶娘暗地里唤做“承重老爷”），便成了明枪暗箭的目标。他到处磕头作揖想讨好别人，也没有用处；同时我和三哥的带反抗性的言行又给他招来更多的麻烦。
　　我和三哥不肯屈服。我们不愿意敷衍别人，也不愿意牺牲自己的主张，我们对家里一切不义的事情都要批评，因此常常得罪叔父和婶娘。他们没有办法对付我们，因为我们不承认他们的威权。他们只好在大哥的身上出气，对他加压力，希望通过他使我们低头。不用说这也没有用。可是大哥的处境就更困难了。他不能够袒护我们，而我们又不能够谅解他。
　　有一次我得罪了一个婶娘，她诬我打肿了她的独子的脸颊。我亲眼看见她自己在盛怒中把我那个堂弟的脸颊打肿了，她却牵着堂弟去找我的继母讲理。大哥要我向她赔礼认错，我不肯。他又要我到二叔那里去求二叔断公道。但是我并不相信二叔会主张公道。结果他自己代我赔了礼认错，还受到了二叔的申斥。他后来到我的房里，含着眼泪讲了一两个钟头，惹得我也淌了泪。但是我并没有答应以后改变态度。
　　像这样的事情是很多的。他一个人平静地代我们受了好些过，我们却不能够谅解他的苦心。我们说他的牺牲是不必要的。我们的话也并不错，因为即使没有他代我们受过承担了一切，叔父和婶娘也无法加害到我们的身上来。不过麻烦总是免不了的。
　　然而另一个更大的打击又来了。他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还不到四岁，就害脑膜炎死掉了。他的希望完全破灭了。他的悲哀是很大的。
　　他的内心的痛苦已经深到使他不能够再过平静的生活了。在他的身上偶尔出现了神经错乱的现象。他称这种现象做“痰脖。幸而他发病的时间不多。
　　后来他居然帮助我和三哥（二叔也帮了一点忙，说句公平的话，二叔后来对待大哥和我们相当亲切）同路离开成都，以后又让我单独离开中国。他盼望我们几年以后学到一种专长就回到成都去“兴家立业”。但是我和三哥两个都违背了他的期望。我们一出川就没有回去过。尤其是我，不但不进工科大学，反而因为到法国的事情写过两三封信去同他争论，以后更走了与他的期望相反的道路。不仅他对我绝了望，而且成都的亲戚们还常常拿我来做坏子弟的榜样，叫年轻人不要学我。
　　我从法国回来的第二年他也到了上海。那时三哥在北平，没有能够来上海看他。我们分别了六年如今又有机会在一起谈笑了，两个人都很高兴。我们谈了别后的许多事情，谈到三姐的惨死，谈到二叔的死，谈到家庭间的种种怪现象。我们弟兄的友爱并没有减少，但是思想的差异却更加显著了。他完全变成了旧社会中一位诚实的绅士了。
　　他在上海只住了一个月。我们的分别是相当痛苦的。我把他送到了船上。他已经是泪痕满面了。我和他握了手说一句：“一路上好好保重。”正要走下去，他却叫住了我。他进了舱去打开箱子，拿出一张唱片给我，一面抽咽地说：“你拿去唱。”我接到手一看，是G．F．女士唱的“SonnyBoy”，两个星期前我替他在谋得利洋行买的。他知道我喜欢听这首歌，所以想起了把唱片拿出来送给我。然而我知道他也同样地爱听它。这时候我很不愿意把他喜欢的东西从他的手里夺去。但是我又一想我已经有许多次违抗过他的劝告了，这一次我不愿意在分别的时候使他难过。表弟们在下面催促我。我默默地接过了唱片。我那时的心情是不能够用文字表达的。
　　我和表弟们坐上了划子，让黄浦江的风浪颠簸着我们。我望着外滩一带的灯光，我记起我是怎样地送别了一个我所爱的人，我的心开始痛起来，我的不常哭泣的眼睛里竟然淌下了泪水。
　　他回到成都写了几封信给我。后来他还写过一封诉苦的信。他说他会自杀，倘使我不相信，到了那一天我就会明白一切。但是他始终未说出原因来，所以我并不曾重视他的话。
　　然而在一九三一年春天的一个早晨，他果然就用毒药断送了他的年轻的生命。两个月以后我才接到了他的二十几页的遗书。在那上面我读着这样的话：卖田以后……我即另谋出路。无如我求速之心太切，以为投机事业虽险，却很容易成功。前此我之所以失败，全是因为本钱是借贷来的，要受时间和大利的影响。现在我们自己的钱放在外边一样收利，我何不借自己的钱来做，一则利息也轻些，二则不受时间影响。用自己的钱来做，果然得了小利。……所以陆续把存放的款子提回来，把贴现之用，每月可收百数十元。做了几个月，很胜利。于是我就放心大胆地做去了。……哪晓得年底一病就把我毁了，等我病好出外一看，才知道我们的养命根源已经化成了水。好，好。既是这样，有什么话说。所以我生日那天，请大家看戏后，就想自杀。但是我实在舍不得家里的人。多看一天算一天，混一天。现在混不下去了。我也不想向别人骗钱来用。算了罢。如果活下去，那才是骗人呢。……我死之后不用什么埋葬，随便分尸也可，或者听野兽吃也可。因我应得之罪累及家人受此痛苦，望从重对我的尸体加以处罚……这就是大哥自杀的动机了。他究竟是为了顾全绅士的面子而死，还是因为不能够忍受未来的更痛苦的生活，我虽然熟读了他的遗书，被里面一些极凄惨的话刺痛了心，但是我依旧不能够了解。我只知道他不愿意死，而且他也没有死的必要。我知道他写了三次遗书，又三次把它毁了。甚至在第四次的遗书里他还不自觉地喊着：“我不愿意死。”然而他终于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吞食了自己摘下的苦果而死去了。
　　结果他在那般虚伪的绅士眼前失掉了面子，并且把更痛苦的生活留给他的妻子和一儿四女（其中有四个我并未见过）。我们的叔父婶娘们在他死后还到他的家里逼着讨他生前欠的债；至于别人借他的钱，那就等于“付之东流”了。
　　大哥终于做了一个不必要的牺牲者而死去了。他这一生完全是在敷衍别人，任人播弄。他知道自己已经逼近了深渊，却依旧跟着垂死的旧家庭一天一天地陷落下去，终于到了完全灭顶的一天。他便不得不像一个诚实的绅士那样拿毒药做他唯一的拯救了。
　　他被旧礼教、旧思想害了一生，始终不能够自拔出来。其实他是被旧制度杀死的。然而这也是咎由自龋在整个旧制度大崩溃的前夕，对于他的死我不能有什么遗憾。然而一想到他的悲惨的一生，一想到他对我所做过的一切，一想到我所带给他的种种痛苦，我就不能不痛切地感觉到我丧失了一个爱我最深的人了。
　　
　　第二辑：理想，将同明天的太阳一起升起
　　信仰与活动
　　“你的美丽的信和××同志的信上星期到了我的手里。我不能够对你说出我是怎样深地受了你的感动，而且你的话又是怎样地鼓舞了我。我知道我对于一个如此年青的学生居然会给了很大的影响，我是非常快活的，你才十五岁就读了我的文章，我常常梦想着我的著作会帮助了许多真挚的，热烈的男女青年倾向着安那其主义的理想，这理想在我看来是一切理想中最美丽的一个。
　　“……你说你是从一个富裕的旧家庭里出来的。这没有什么关系。在资产阶级里面也常常产生了活动的革命家来，事实上在我们的运动里大部分的理智的领导者都是这样的一类人：他们注意社会问题，并非由于他们自己的困苦境遇，而是因为他们不能够坐视着大众的困苦。而且你生在资产阶级的家庭里，并不是你自己的错误，我们并不能够自己选择出生的地方，但是以后的生活就可以由我们自己来处理了。我看出来你是有着每个青年叛逆者所应有的真挚和热情的。我很喜欢。这种性格如今更是不可缺少的，因为只为了一点小的好处许多人就会卖掉他们的灵魂——这样的事情到处都有。连他们对于社会理想的兴味也只是表面上的，只要遇着一点小小的困难，他们就会把它抛掉。因此我知道在你们那里你和别的一些青年人真挚地思索着，行动着，而且深切地爱着我们的美丽的理想，我觉得十分高兴……”从爱玛·高德曼写给我的一些信函里我摘出了上面的两段，在这里借着她的话我第一次明显地说出了我的信仰。她的第一封信是在南京接到的。
　　高德曼曾经被我称作“我的精神上的母亲”，她是第一个使我窥见了安那其主义的美丽的人。
　　当我在《实社自由录》和《新青年》上面开始读着她的主义的论文的时候，我的感动，我的喜悦，我的热情，……我真正找不出话来形容。只有后来我读到Roussanoff 的《拉甫洛夫传》，才偶然找到了相当的话语：“我们把这本读得又破又旧的小书（这里是指拉甫洛夫的《历史书简》）放在床头，每晚上拿出来读。一面读，一面拿眼泪来润湿它。一种热诚占有了我们，使我们的灵魂里面充满了一种愿为崇高的理想而生活，而死亡的渴望。我们的幼稚的心何等快乐地跳动着，同时我们的大师的影像又十分伟大地出现于我们的眼前。这位大师虽是我们所不认识的，然而他在精神上却是和我们非常接近，他呼唤我们前去为理想奋斗……”高德曼的文章以她那雄辩的论据，精密的论理，深透的眼光，丰富的学识，简明的文体，带煽动性的笔调，毫不费力地把我这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征服了，况且在不久以前我还读过两本很有力量的小书，而我的近几年来的家庭生活又使我猛然地憎厌了一切的强权，而驱使着我去走解放的路。
　　我所说的两本小书是一个未会面的朋友从上海寄来的《夜未央》和《告少年》。我相信在五四运动以后的几年间，这两本小书不知感动了多少的中国青年。我和几个朋友当时甚至把它们一字一字地抄录下来。《夜未央》是剧本，我们还把它排演过。
　　当初五四运动发生的时候，报纸上的如火如荼的记载，就在我们的表面上平静的家庭生活里敲起了警钟。大哥的被忘却了的青春也被唤醒了：我们开始贪婪地读着本地报纸上的关于学生运动的北京通讯，以及后来上海的六三运动的记载。
　　本地报纸上后来还转载了《新青年》和《每周评论》的文章，这些文章很使我们的头脑震动，但我们却觉得它们常常说着我们想说而又不会说的话。
　　于是大哥找到了本城唯一售卖新书的那家店铺，他在那里买了一本《新青年》和两三份《每周评论》。我们争着来读它们。那里面的每个字都像火星一般地点燃了我们的热情。那些新奇的议论和热烈的文句带着一种不可抗拒的力量压倒了我们三个，后来更说服了香表哥，甚至还说服了六姐，她另外订阅了一份《新青年》。
　　《新青年》，《新潮》，《每周评论》，《星期评论》，《少年中国》，《少年世界》，《北大学生周刊》，《进化杂志》，《实社自由录》……等等都接连地到了我们的手里。在成都也响应般地出版了《星期日》，《学生潮》，《威克烈》……，《威克烈》就是“外专”学生办的，那时香表哥还在“外专”读书。我们设法买全了《新青年》的前五卷，后来大哥甚至预先存了一两百块钱在华阳书报流通处，每天都要到那里去取一些新的书报回来。在那时候新的书报是被人争先恐后地购买着（大哥做事的地方离那书铺极近）。
　　每天晚上我们总要抽点时间出来轮流地读这些书报，连通讯栏也不肯轻易放过。有时我们三弟兄，再加上香表哥和六姐，我们聚在一起讨论这些书报中所论及的各种问题。后来我们五个人又组织了一个研究会，在新花园里开第一次会，就给六姐的母亲遇见了。三婶那时正和继母大哥两个闹了架，她便禁止六姐参加。我们的研究会也就无形地停顿下去了。
　　当时他们还把我看作一个小孩子，却料不到我比他们更进一步，接受了更激进的思想，用白话写文章，参加社会运动，认识新的朋友，而且和这些朋友第一次在成都大街上散布了纪念五一节鼓吹社会草命的传单（这“草”字是传单上印错了的）。
　　从《告少年》里我得到了爱人类爱世界的理想，得到了一个小孩子的幻梦，相信万人享乐的社会就会和明天的太阳同升起来，一切的罪恶都会马上消灭。在《夜未央》里，我看见了在另一个国度里一代青年为人民争自由谋幸福的战争之大悲剧，我第一次找到了我的梦景中的英雄，我找到了我的终身事业，而这事业又是与我在仆人轿夫身上发见的原始的正义的信仰相合的。
　　如今我的信仰并没有改变，社会科学的研究反而巩固了它，但是那个小孩子的幻梦却已经消失了。
　　小小的经验
　　在五四运动的后一年我们出版了一种半月刊。其实这话就有点语病，我并不是那刊物的创办人，我甚至不和那般人认识，大约在刊物出到十期的光景，我写了一封信到那编辑部去，他们回了信，又亲自来找我，我便和他们做了朋友，以后就成了那刊物的同人，最后就做了一个编辑。
　　半月刊出到十期以后，就碰了一个小钉子，事情是这样的：学生会演剧筹款办平民学校，军人来捣乱，发生了冲突，结果自然学生吃亏。风潮扩大起来。一个朋友在刊物上写了一篇激烈的文章，刊物出版，我们就接到公事，要立刻把那短文抽去，才准刊物发卖。这时候另一个朋友想到了一个好办法。我们去刻字铺刻了一个长条的图记，用朱红印泥盖在那文章上面，然后再用墨笔把文章的前后勾了两下。刊物原样地摆在书店的货架上，畅销着，没有人干涉。读者痛快地读毕了那篇攻击当局的文章，被那激昂的辞句感动着，在那用黑色油墨印成的文章上面，他惊奇的发见了一行横印着的朱红色的字“本文奉×××××命令抽去”。这五个×是我随便加上的，用在这里作为一个代替的符号，至于所代替的是什么呢？是省会警察厅，是戒严司令部，是城防司令部还是别的机关，我现在完全记不起来了。
　　我们大家不住地称赞那个朋友的聪明，我们是这样容易的把那根小钉子拔出来，踏进泥土里去了。
　　但是半月刊出到二十四期，我们正准备着大规模的举行周年纪念的时候，这刊物就突然被封禁了。被封禁的理由，说起来也许没有人会相信，是提倡女子剪发。在十几年后的今天，除非像官厅那样发命令，否则你如果公然反对女子剪发，那么别人不说你是一个拜物狂（关于这个，希特勒的对头侯尔希非尔特很有研究），就会骂你没有脑筋。但是在我们的那时候，女子剪发却是一件大逆不道的行为，所以我们骂过“水漩公”（当时的统治者刘成勋的绰号“水漩”和“滑头”同意），不要紧；我们鼓吹革命也不要紧；而且我的第一篇文章在那刊物上发表时，也不曾引起过任何的麻烦，那时候，我不过是一个小孩子，很会写些感情的话语，我大胆的凭着个人的直觉否定了整个现社会制度的存在，而且有着一股傻劲，觉得为一篇文章杀头也算不了一回事。那文章在现在发表也会成为问题的，可是在当时却平安的过去了。这也不要紧。要紧的却是——那时候四川有三个女学生剪掉了发辫，社会轰传，我们高兴。所谓“省会警察厅”马上出了布告禁止女子剪发，我们的刊物上接着来了一篇不客气的批评。以后大概还有过两三篇这类的文章，有一篇还是那三个女子中的一个写的。这一来警厅觉得应该维持面子了。便派了两个人来和我们办交涉；他们要我们以后不再提倡这种事情，并且要把前几期的刊物存数全部带走。他们的态度还算客气，他们是预备来和我们妥协的。不幸是我们这群傻孩子，做事只知道走直路，从不会拐弯，更不知道妥协是怎么一回事情。我们拒绝了他们的条件，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他们拿走了二三十本存书，我们却不断地写信到警察厅去质问。最后他们没有办法，只得下了查禁的命令。这可以说是我们逼着他们做出来的。我们秘密地出了一期停刊号，详细的记载着这事情的经过。那里面的两篇长文的确写得慷慨激昂，是出于一个年纪较大的朋友手笔。我读着它们，血就会沸腾起来。这朋友不久在高等师范毕了业，便因了生活问题到别处去了，以后我也再没机会和他见面。听说他四五年前在一个悲惨的情形下面断送了性命。
　　我们的刊物在当时算是很能畅销的。每星期一出版，不到半个月就完全卖光。不过收账不容易，所以期期大亏本，使得我们每期只能印一千份，又无法再版。我对于这刊物出力不多，而且我一共只写过三四篇文章。但是朋友中有几个人的牺牲却使我十分感动。有一个朋友常常为着刊物当衣服，他为了使思想和行为一致起见，曾抛弃了学业到一家裁缝铺去做学徒，晚间弄得满指头都是针眼跑到社里来服务。我当时很受他的道德的感化。这朋友现在还活着，不知道他活得怎样，我许久没有和他通信息了。但让我在此地祝福他一次。
　　那时候另一些人正要创办一份月刊，听见我们的刊物被封，就托人来约我们几个人加入他们里面。给他们帮忙。他们原想利用我们，但我们这几个傻孩子不通世故人情，不会和人客气。他们要我们发表意见，我们就发表意见。他们让我们做编辑，我们就做编辑。
　　第一次开编辑会议，没有什么争论。五个编辑里面双方各占两个，还有一个算是总编辑，可以说中立派。在第二次的编辑会议里我们应该将第一期月刊的稿子集好，大家不能够随便敷衍了。我们这方面提出两篇关于女子剪发的文章，两篇关于社会问题的文章。我自己写了一篇《中国人的到幸福的路》。总编辑还好说话，对于我们提出的文章，他都通过，有一篇他说可以留到下期发表，我却坚持着非登在创刊号里不成。他也就承认了。
　　他们那方面的文章大半是些“之乎者也”的东西。平时不作声的我，这一次发表了许多的意见，而且变得非常固执了。结果除了那两个编辑的文章外，别的都没有被通过。
　　那两个编辑中有一个是四十多岁的半新不旧的老先生。
　　他自然不高兴我。他拿起我的文章躺在藤椅上，翘起一双脚，用国文教员看课卷的态度把它看了一遍，结果发出一声冷笑说：“这篇文章会把鼓打响的。”
　　“不要紧，有我负责。”我强硬地说。
　　“哼。”他皮笑肉不笑地望了我一眼。
　　谁知道两三个月以后这个人居然会做了外国语专门学校的学监，我正在那个学校读书。我每天和他见面。他好像不认识我，我自然也不会对他点头。终于有一天他找到了报复的机会：学校在造房子，我为了方便把办公室当做过道穿过了好几次，校长没有说话，他却跑来干涉我，我望他那拘挛着的脸，不由得想起了编辑会议的情形。
　　第一期月刊出版，我们胜利了。想利用人的结果反被人利用。学监之类就暗地跑到警厅去告发，警厅不来管我们。我们却因此和他们起了争执，结果是我们这方面的八个人登报脱离，而他们也就把这刊物停了。
　　半年以后我们又办了一种周刊，名称是《平民之声》。这一次是我主持编辑事务，通信处就设在我家里。第一期刊物编好，我们非常高兴，我们天天到印刷局去看校样，我们在旁边守着工人把铅版上架。印刷局这次一定要我们把稿子送到警厅去检查，我们只得把清样送去了。是那个学裁缝的朋友送去的。我们几个人就在印刷局里面守着那印机转动，还带了绝大的注意看着每两份连在一起的刊物一张一张的从印机上飞下来。那种激动，那种热心使得我们每个人甚至忘了晚饭。
　　傍晚时分一千份刊物印成了，我们把它们带到作为发行部的另一个朋友的家里，我从那里再走回家。一个警察在我们公馆门口徘徊，像在等候什么人似的。
　　“四少爷，这封信是你的不是？”看门的老头儿看见我跨进门限，就站起来把一封信递到我手里。
　　信封上写着“送新世纪杂志社收启”，地址没有错。我拿出一张名片把警察打发走了。
　　我连忙拆开信看，里面全是官话，但意思很明显，第一期刊物看见了，言论过激，“对于国家安宁恐有妨害”，所以不能许可发行，但是希望以后怎么样怎么样做，“庶不背乎造福社会之主旨”。措辞总算客气。这真叫做“自讨没趣”。我们不送检查，他们倒也不管；送去反而招了麻烦来。可笑的是刊物上面横排着“新世纪若干年”字样，人家却把这当做了刊物的名称，而“平民之声”四个大字却没有被人看见。
　　第一期的周刊依旧半公开地在外面卖着。不过我们在第二期上面登了一个简单启事：“本刊第一期警厅禁止发售，对于订户无法补送，敬请原谅。”
　　第二期出版，倒很顺利。在第三期上我的一篇短文被删去一段，我们用墨笔轻轻一勾，就对付过去了。第四期换了一家比较便宜的印刷局，他们很认真，我们以前的办法，是一面付印，一面送检查。这家小印刷局却要等到清样检查后发了回来，才肯开印，本来我从第四期起开始发表题作《托尔斯太的生平和学说》一篇长文，这自然说不上什么研究，唯一的秘诀只是抄书，第五期周刊上正登着论托氏的社会思想的一段，开头有五六行被检查员用红笔勾去了，便没有能够被印出来，但却也注明被删去若干行的字样。
　　这一来，我们倒觉得讨厌了。人的性情本来是这样，你不要我做，我偏要做。检查员既然认真做，我们也就不客气了。第六期的文章便来得更厉害，每个人的文章都遭了砍头刖足的重刑，我们知道检查员快要被我们弄得发狂了。我们便想了种种方法来激怒他（或他们）。我们想他（或他们）大概不懂外国文，便故意从北京的杂志上选了一篇《支加哥殉道者》来转载，这文章很长，而且译笔欧化到十二分，我们读起来也颇吃力，这一次检查员总算吃了我们的亏，我们从发回来的清样上可以看出来他（或他们）这一次是煞费了苦心的。
　　但是在第八期上报复来了。恰巧在这期我们又换了印刷局。新的印刷局是一个朋友介绍的，我们不知道它比耗子还胆小，所以我们没有什么留心，付印时稍微去迟了一点，刊物已经完全印好了。我们拿起一张来读，任何一篇文章，我们读来读去，都读不出意思来，连写文章的我们自己也莫名其妙了。我们翻到第四版，奇怪，连“支加哥殉道者”这个标题也不见了。原来印刷局不得我们同意，就把被勾去的字句检出，单将文章接连地排在一起，结果弄得每篇文章变成了狂病者的谵语。
　　我们再仔细检查一下：“这么”的“这”字没有了；“那么”的“么”字没有了；“社会”的“社”字没有了；“运动”的“动”字没有了；至于“的”“呢”“了”“吗”之类更不必说。“支加哥”大概是什么暗号，“殉道者”一定是俄文或法文，“秋天的太阳以它的抚人的微风接吻每个自由的人的双颊时”在这纠缠不清的欧化句子里，“它”这个字，中国本来就没有。“抚人”“接吻”都是猥亵字眼。微风更不会和人亲嘴。“自由”又是违碍的字眼。所以结果被改成了“秋天太阳微风每人双颊”。
　　我们起初很生气，但过后仔细一想又觉得好笑，从这里我们不是很清楚的看出了一个人的教养，思想和恐惧吗？结果被检查的倒不是我们的文章了。
　　这位可怜的老先生想拼他的老命来阻止洪水的泛滥，那种如临深渊如履薄冰的样子不是一幕farce中的一个很好的场面吗？
　　我们印了一张刊误表附着报纸送给订户。在那张刊误表上面我们还想写着“这一期的刊物应该是历史的资料”一类的话，但却没有实行。
　　以后我们和检查员的关系变得更坏起来。我的兴趣也从刊物移到了检查员的身上，我专门研究他的心理，分析他，试探他，激怒他，欺骗他，各种的花样都用过，而且屡试屡效。
　　如我们出“师复纪念号”便专门登载解释心社规约之类的文章，一下就把他骗过了。
　　我想，今天假若我还可以说是有一点分析事实，分析人物心理的能力的话，这能力就是从那时候训练起来的。
　　纪念我的哥哥两个年轻的孩子（不，那时候我们自以为是“饱经忧患”的大人了）怀着一腔热情，从家里出来，没有计划，没有野心，甚至没有一个指导我们的师友，我们有的只是年轻人的勇敢和真诚。一条小木船载走了我们，把我们从住惯了的故乡，送入茫茫人海中去。两只失群的小羊跑进广大的牧野中了。现在大概没有人记得我们当时那种可怜而可笑的样子，可是近几年来在重庆和桂林，每当寒风震摇木造的楼房时，我总会想起在南京北门桥一间空阔的屋子里，我们用小皮箱做坐凳，借着一盏煤油灯的微光，埋头在破方桌上读书的情景。我们在那间空阔的屋子里住了半年，后来又搬到前面另一间狭小阴暗的屋子里住了一年。在那些日子，我们没有娱乐，没有交际，除了同寓的三四个同乡外，我们没有朋友。早晨我们一块去上学，下课后一块儿从学校走回家。下雨的时候，我们两个人撑着一把伞，雨点常常打湿了我们的蓝布长衫。夏天的夜晚我们睡在没有帐子的木板床上，无抵抗地接受蚊虫的围攻。我们常常做梦，梦是我们的寂寞生活中唯一的装饰。此外就是家信。在故乡的家里还有我们的大哥。他爱我们，我们也爱他。他是我们和那个“家”中间的唯一的连锁。他常常把我们的心拉回去又送出来。每个星期里他至少有一封信来，我们至少也有一封信寄去。那些可祝福的信使我们的心不知奔跑了多少路程。我们并没有把那一年半的时光白白浪费，我们的确给自己的脑子里装进了一些东西。于是安静的日子完结了。在学校生活结束以后，我开始了飘泊的生活。那天你在浦口车站送我上火车，你温和地微笑着，嘱咐我“小心饮食，注意身体”。你的友爱温暖了我的心，在跑了好些地方，碰了若干次壁，甚至在我靠着两个小面包和一壶白开水度日的时候，我想到你，我还觉得自己有着无比的勇气。我不肯让你知道我真实的生活情况，我不愿意使你为我的苦恼分心。固然你一直过着安定的生活，但你的日子也并不是快乐的，况且你的心很细，你顾念别人常常多于顾念自己。以后不论在东吴（苏州）或者燕京（北平），你都是过着一种苦学生的生活，有时你还不得不做家庭教师，领一笔微小的薪金来缴纳学费。你从不羡慕别人的阔绰，也没有为自己的贫苦发过一句牢骚。我的生活方式连累了你，我这个叛逆使你也失去了家人的信任。“家”渐渐地跟你离远了，信函的往来也常常中断。你心中的寂寞是可以想到的。你最后一年的求学生活应该是怎样痛苦的挣扎埃但是你终于带着孤寂的微笑熬过去了。
　　
　　第三辑：巴黎圣母院钟声响起的时候
　　亚丽安娜·渥柏尔格
　　想不到我会在故都遇见成，更想不到会从他的口里听见亚丽安娜这个美丽的名字。
　　三年前的冬天我从温暖的南国回到了上海，住在闸北宝山路一个阴暗的亭子间里。在一个阴雨的早晨，我想起了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波兰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里燃起来。我的心没法平静下去，我的回忆要我写。我就写了那篇题作《亚丽安娜》的短篇小说。
　　在那篇小说里至少有一半是真的事实。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吴是我的一个朋友，金自然是我。那时我到巴黎不久，吴和亚丽安娜就因为所谓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驱逐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吴的房里去，接着亚丽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来了。据说杭可就是她的爱人。他们跟吴谈了许多话，神情很紧张。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天的大会被警察解散了，警察还查看了每个到会的人的居留证。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他们，这是不会久待的。我看出来他们都没有恐惧，尤其是亚丽安娜，她在谈话时候常常露了笑靥，我注意地看她，这是一个身材细小的女郎。她有一头浓密的金丝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张红红的圆脸。这些都是一个普通的波兰少女所常有的。吴告诉过我，她刚刚二十岁。
　　第二天侦探到旅馆里来搜查吴的房间。后来听说亚丽安娜的房间那天也被侦探光顾过。以后几天就没有什么动静了。
　　于是一个早晨，吴突然被传到警察厅去，领取驱逐出境的命令，缴还居留证，给人强迫着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内离开法国。许多人都得到同样的处罚，亚丽安娜自然不是例外。
　　吴从警察厅回到旅馆来就忙着写信，又忙着出去会朋友。
　　亚丽安娜来了，她送来写给吴的信。从那封信里我们知道她要回到波兰去。波兰虽是她的故乡，然而她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她要是在波兰给人捉住，至少得关上好几年。我们不愿意她回去，但是又没法阻止她。吴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写给好些法国朋友的告别信上都说：“我要离开法国了，我爱这个地方，而且我永远爱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吴读了亚丽安娜的信，默默地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忧郁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的，我知道。第二天下午吴就约我去给亚丽安娜送行。在第六区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着了她。除了亚丽安娜外我们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女人。这一次会见的情形，倒有点像我在小说《亚丽安娜》中所描写的，但是小说里只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实。小说里提到我们把亚丽安娜送到火车站。事实上，我们送她到一个朋友住的旅馆，就跟她分别了。
　　分别的时候，吴把手里的小皮箱交还给亚丽安娜，我也把手里提的递还给她。我们紧紧地握了手，三个人望着，大家微微一笑，不说aurevoir，却说了adieu。那时候我的心情是没有文字、没有语言可以形容出来的。我觉得热情在我的身体里满溢，要奔放出来，要把我的全身胀破。
　　我和吴痴痴地立在人行道上，望着亚丽安娜的背影在旅馆的大门里消失了。
　　“金，我们到赛纳河边走走罢，”吴忽然用留恋的声调说，“巴黎是很可爱的，可是我后天就不得不走了。”
　　我能够拿什么话来安慰吴呢？我并不像吴那样爱巴黎，然而我觉得我也很了解吴的心情。我不能不回答他。我就说：“不要紧，法国政府会收回命令的。不然你到了比国还可以偷偷地回来。”因为这时候巴黎几个进步的律师正在向警察厅交涉，要求延长执行驱逐令的期限。
　　“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在巴黎监狱里绝食，已经过了一个星期了，还没有人理他们。你想我们的事情有希望吗？”吴大声说，声音里充满了悲愤。
　　是的，三个西班牙革命党人的事情，这时候正激动着全巴黎的良心。他们没有什么罪名，不过是西班牙国王亚尔丰琐的仇敌，亚尔丰琐到巴黎来，他们就给法国警察逮捕了，他们的两百多个同乡就被驱逐出境，说是为了保障西班牙国王的安全。但是亚尔丰琐回国以后，忽然从阿根廷送来了公文，说他们在那里犯了普通的刑事罪，要求法国政府引渡他们。为了反抗这种法律的谋害，他们就在狱中实行同盟绝食。这件事情就跟轰动全世界的沙柯、樊宰底的事件一样。刚刚在几天前，美国的绅士们最后一次判决了沙、樊两人的死刑，准备结束那六年来的激烈的斗争。
　　整个的西方世界似乎都沉沦在反动的深渊里了，到处充满着压迫、苦恼、流血，我们就看不见一线光明（自然光明是有的）。我们的年轻的心被寂寞、被离别的情绪所苦恼着。
　　赛纳河畔的情形跟平日没有两样，长排的旧书摊，扰攘的行人，圣母院的钟楼……可是这些都跟我没有关系了。我所看见的只是我的心，我所听见的也只是我的心。
　　“我们到圣母院里面去看看。我在巴黎住了这几年，还没有到钟楼顶上去过，”吴的交织着留恋和悲哀的声音，又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我抬起头来，才注意到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们正迎着它们走。那两个钟楼，我知道，雨果的小说里的教士就是从钟上面跌落到街心来的。圣母院，我还记得，在一本关于巴黎公社的著作（大概是爱利·邵可侣的日记罢）里说过当时有人在圣母院里面发现了几百具因奸情被杀害的贞女的尸体。而且我在拉丁区的旅馆里，还整天整夜地听见从那里送出来的钟声。
　　“好罢，”我这样应着，就跟着吴走到那里去了。我们进了大门，从下面沿着阶梯一直走到最高的钟楼顶上，我没有说一句话。
　　“看，巴黎是这样美丽的。”吴站在石栏杆前面，望着下面整齐的、模型似的街道说。
　　他这时候的心情，我想我是能够了解的。我也把眼睛望下面：这里是赛纳河，一道一道的桥横架在河上，河里有船经过，烟囱不断地一伸一曲；那里是圣米雪尔大街，车辆和行人就像玩偶似地在那里移动。我的眼睛好像在看一幅图画。
　　但是画面上四处都摆了那张同样的少女的面孔，一头金发给那张面孔镶了金边。那个波兰女郎的面影又占据了我的脑子。
　　接着我又想到那过去的、现在的和未来的艰苦的斗争，和我们已经付出了的代价。我忽然流下了眼泪来。
　　这并不是悲哀的眼泪，就在那时候我也不是绝望的。我想到过去的斗争和牺牲，只有感激。我愿意把我自己无条件地贡献给自由的祭坛。我心里的牺牲的火给那个波兰女郎点燃了。
　　这一天终于过去了。亚丽安娜没有走，吴也没有走。法国政府并未撤消驱逐的命令，不过将期限延长了一些时候。起初是一月，以后又是一月，这其间杭可先回到了波兰，亚丽安娜搬到巴黎郊外霞微尔去住了一些时候，和吴发生了像我在小说里所描写的爱情。但是不久她就离开了巴黎，那时我已经在哀斯纳省了。再过两三个月，吴也就动身回国。等我再到巴黎的时候，亚丽安娜的名字已经没有人提起了。
　　那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就像流星似地飞下天际不见了。后来我回到中国，见到吴，连吴也不知道她的消息。
　　那还是一九二七年的事情。谁知六年后的今天，亚丽安娜的名字在我的记忆里已经模糊了的时候，成却无端地提起她来，而且从他的口里我又知道了下面的事实，也就是我所想知而未知的她的身世。
　　“我还为她写了一首诗。那时她正患肺病躺在蒙伯里城的医院里。”成用一种充满怀念的声音开始了他的叙述。我们正在一条大街的人行道上走着。
　　他的话像一阵狂风吹起了我心里的波涛。那激动，那惊讶，我找不出话来形容。
　　亚丽安娜有了下落，这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像她那样活泼的少女会患肺病，我不相信。
　　“她读了我的诗，就写了一封很长的回信——”“这封信在什么地方？可以给我看吗？”我听见说有这样的信，就忍不住打断了成的话。
　　“我留在巴黎了，那是一封很动人的信，”成叹息地说。我的喜悦又被他的话赶走了。
　　“她的身世你知道吗？”成忽然改换语调问道。
　　“我不知道，”这几年来我想知道她的身世，却没有人能够告诉我。
　　“她生长在华沙，是一个很聪明的女郎，她成熟得很早，在十四岁的时候就参加了社会运动。最初唤醒她的人是一个青年学生。她爱他，就做了他的情人。但是打击来了，她所敬爱的人死在华沙的绞刑台上。”
　　成说到这里略略停顿了一下。他是一个有血有肉的人，他也曾在欧洲各国的革命者和亡命者中间生活过，他叙述这些事情，绝不能够没有一点感动。
　　“她自己说：‘从此我就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这许多年我就不曾为谁开过这扇爱的门。’“她接着又说：‘然而人生也需要快乐。我们这种人不会有长久的生命。我活着就有享受快乐的权利。所以我要找男人。跟我发生过关系的男人不止一个。但是说到爱情，那只是一场梦。我不需要任何男人的爱情。我爱过的就只有那个死了的学生，他是我最初的爱人，也是我最后的爱人了。’……”成说到这里，声音有些苦涩了。我知道是过去的事情搅乱了他的心。那个波兰女郎的灵魂的一隅曾经为他开过，现今又因为他而在我的眼前打开了。我觉得我现在更了解她了。
　　“她的回信里还说：‘我爱你的诗，不爱你这个人。’我后来写过好几封长信给她，她回信都说：‘我谢谢你的信，我真爱你的信。’她永远不说爱我这个人的话。后来我不写信了。
　　她却常常来信叫我不要对她残酷。我临走时，她说不到车站送我，可是我一到车站，她已经先到了那里等我了。她对我说‘成，我不爱你。我不能够为你打开爱的门。’然而我却用一颗炸弹把那扇门给她炸开了……”成不能够再说下去，他差不多要哭出声来了。
　　这一次我并没有流泪。但是我却在心里哭了。我没有悲哀，没有怜悯。不，我们每个人不是都扮演过这样的悲剧么？
　　我们不是都为了某种原因就把爱的门关闭了么？牺牲是不会完结的。我们甚至不得不把自己最宝爱的东西献到那个祭坛上去。亚丽安娜并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但是她一生已经给人留下不少“含泪的回忆”了。这眼泪是感激的眼泪，这是灌溉灵魂的春雨。
　　“回国以后我就没有跟她通过信了。你知道她如今在什么地方？你有她的通信地址吗？”过了一会儿，成忽然怀着希望地问我。
　　“我不知道，我正要问你呢。”我的回答不仅赶走了成的希望，同时也把我自己的希望毁灭了。
　　像一股电光，亚丽安娜的面影在我的眼前一亮，但是马上又消灭了。
　　肺并医院、学生、爱的门，这些字眼轮流地在我的脑子里打转。我的脑子开始痛起来。我无意间把眼睛掉向街心看，恰恰吹来一股风，灰尘就迷住了我的眼睛。
　　“你还记得她的姓吗？……渥柏尔格，亚丽安娜·渥柏尔格。”成的充满怀念的声音依旧在我的耳边温和地响着。
　　晚上我在成的家中读了他为亚丽安娜写的诗，回来在寄寓里做了一个梦：我在一份法文杂志上看见了亚丽安娜在华沙受绞刑的消息，杂志上有她的照片，也有她的信札，就是那封给成的长信。在信里果然有这样的话：我把爱的门关上了。任凭什么人来叩门，我也不给他打开。
　　于是我醒过来了。时间是在半夜。房里静得跟坟墓里一样，暗得看不见墙壁，外面只有风声。风吹得树叶响，就像在落雨。寂寞和凄凉的滋味捣着我的心。我躺在床上，铺盖压住我，使我不能够动弹，我仿佛已经死过一次了。
　　我绝望地念着亚丽安娜的信上的话。我绝望地问：“她果然还活在人间吗？她果然还会回到我们中间来吗？”没有人回答我。
　　我知道梦里所见的只是幻象。但是这一刻我却不能不祈祷着她安全地回到我们中间来。假苦她还活着的话，我愿风把我的祈祷带到她的梦里去，让她也知道这个时候有一个年轻人带着感激的眼泪在怀念她。
　　我底眼泪
　　正是在旧历新年，我接到了朋友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书，这是两个意大利人（一个鞋匠和一个鱼贩子）的书信集。淡黄色的封套上面印了某杂志的评语，读出来是：“不预备为着生活的恐怖与美丽一哭的人就不要读它。”
　　可是我还不曾翻开书页，我还不曾读到书中的第一句话，我的眼泪便流出来了。不能够忘掉的四年前的旧事又来到了我的心头。我仿佛回到过去那些日子里去了。
　　那时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旅馆的五层楼上。不论是在白天或者黑夜我都把窗门大打开。下面是一条清静的街。街角有一家小咖啡店，从我的窗里可以望见人们在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正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大的楼房，它不但拦住了我的视线，还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的房间里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我出生在温暖明媚的国土，我又来自山明水秀的江南，现在我却定居在这个不日之城，又是在这阴雨连绵的时候。
　　在这个城里我也有几个朋友。他们常常来看我，有时候一个来，有时两三个来，有时五六个一齐来，我们便有一个欢乐的聚会，使我暂时忘记了寂寞。但是这样的事一个星期里也只有两三次，因为朋友们都有自己的事：有的在大学里读书，有的在工厂里作工。晚上在朋友们不来或者来了又去的时候，我的心就被一阵难堪的孤寂紧紧抓住了。充满了煤气臭的屋子变得更气闷。我从窗户望出去，高耸的古建筑物挡住了一切，下面躺着雨湿的街道，阴暗而清静。有时候在一阵静寂之后忽然空气震动了，街道震动了，连我的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如果有人在房里谈话，我也听不见他的声音。我只有等待着。并不要多久，这些声音就消失了。经验告诉我：一辆载重的卡车又过去了。一切又回到静寂里来。我立在窗前，埋下头看那在微暗灯光下的街道，或者街角的咖啡店，听人们在说话或者偶尔经过的男女在哼小曲，我觉得自己好像是在另外一个世界里面。
　　不知道什么缘故，我的心里突然变得很空虚了，好像胸膛里并没有什么东西存在一般。无论如何我不能在房里停留下去，似乎多留一刻就会使身子僵硬。于是我拿了帽子，披了外套，急急地跑出房门，下了楼梯走到街心去。
　　立在街心，我不知道应该到什么地方去。我踌躇了。我呆呆地立着，帽子遮住了我的头，外套保护了我的身体。但是雨点还时时向我的脸飘来，我终于向咖啡店那边走了。
　　进了咖啡店，我似乎感到一阵温暖。我立在柜台前要了一杯黑咖啡，一面望着旁边几个穿粗布工衣的人的诚实的脸，我把杯里的咖啡喝光了，付了钱又踉跄地走出来。虽然咖啡店里有亮光，有温暖，有人声，但是我却一点也不顾惜地抛弃了它们，向着清静的、阴暗的、雨湿的街中走去。我究竟去追求什么呢？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我只是无目的地走着。街上只有寥寥的三两个行人，尤其是国葬院旁边一段路最清静，而且有点阴森可怕。我走过国葬院前面，走到卢骚铜像的脚下。我抚摩那个冰冷的石座，我差不多要跪下去了。我抬起头仰望那个屹立的巨人，喃喃地说了许多话。这些话的意义我自己也不明白，不过我知道话是从我的心里吐出来的。在这里，在这一个角落里，并没有别人，只有那个手里拿着书和草帽的“日内瓦公民”和我。
　　一直到圣母院的沉重、悲哀的钟声响了，我才踉跄地站起来，向着热闹的圣米雪尔大街的方向走了。
　　我走着，在微雨下面走着，我不想到什么人家里去，也不想找人谈话。我走过热闹的街，我也走过清静的街。我看见了不少的人，许多愉快的面貌在我的眼前过去了，接着又有许多忧愁的面貌。在我的耳边响起来咖啡店的音乐、笑语和歌声，同样我也听见悲哀的谈话和诉苦。
　　这一切于我是亲切的，但又是陌生的，它们增加了我的心痛。这个城市并不是坏地方。但是我在这里却是一个陌生的人。我找不到我所追求的东西。每个人，每所房屋对我都保守着秘密，无论是欢乐或愁苦，他们都不肯同我分享。我彷徨着，好像一个失掉向导的盲人一样，一直走到快要迷失了方向，我才绝望地回到自己的住处去。
　　像这样的事在我也并不是偶然的。白天我也进大学去听课，到图书馆里去抄书。我想在课堂里和书本上找到一点东西，结果依旧剩下我这颗空虚的心。夜里，没有朋友来的时候，寂寞便突然袭来，我又像盲人一样地在街中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地增加，而且同样我的心也痛得更厉害了。我的眼里只看见被工作摧残了的忧愁的面貌，我的耳里只听见一片悲哀的哭声，甚至在那些从前的愉快的面貌上我也找到了悲哀的痕迹。我的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从报纸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最僻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这是大批的人的灾祸。此外还有个人的不幸、谋杀、自劲纠纷、诉讼、失业……差不多每一条新闻都在诉说一段悲惨的故事。报纸上似乎发出了血的气味。眼泪、呻吟、哭泣，简直没有终结。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我怀着一颗空虚的心到处彷徨。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立在卢骚的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
　　后来我不常到大学里去了，图书馆里也少了我的脚迹。我只是到处彷徨，像一个没有向导的盲人一样，准备着失脚踏进那个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
　　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了一个意大利鱼贩子著的一本英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
　　好像大雨住后的天空那样，我的心豁然开朗了。我把这本小书买了回去，同时还买了两三本跟这个鱼贩子有关的小书。我读着，重读着，我读完了这个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的生活的故事》。
　　在我的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他出生在阳光明媚的南欧的乡村，在双亲的膝下一直生活到十三岁，后来被父亲送到别处去当学徒，受了六年的苦，患了重病，才由父亲接回家受母亲的看护。他的病好了不久，母亲却病倒了。在她的病中一点轻微的声音也会使她发生剧烈的痉挛，因此他不得不时常跑到街上去哀求散步的青年或者过往的行人另走一条街，不要惊动他的母亲。母亲的病愈来愈重，父亲同亲戚都不敢挨近她，只有这个二十岁的青年终日守在病榻旁边尽力安慰她，服侍她。他整整有两个月不曾脱衣服安静地睡过一夜。然而“科学没有用，爱也没有用”，她的母亲病了三个月，终于死在他的怀里。他亲手把她放进棺材，埋葬了她。他不能够在故乡住下去了。他决定到那个所谓“希望之国”的美国去。临行时他的父亲悲痛得说不出一句话，他的妹妹痛哭。邻居们都来看他。每个人都送来了一些希望的话，一些祝福，一串泪珠。他们成群地跟着他走了很远的路。到了美国，他没有一个朋友，孤独地上了岸，带着几件破衣服，身边只有很少的钱。他后来在一家大饭店里做洗碗碟的工作，每天在那个地狱似的厨房里作十二小时以上的工，吃的食物几乎赶不上狗所吃的。工作的地方更可怕。“一扇窗也没有，终日点着电灯。……在洗碟子、锅、刀、叉、匙的地方，沸水的蒸汽凝结在天花板上，变成了大的水点，挟带着灰尘和脏东西慢慢地落到人的头上。在工作的时间里，厨房真热得可怕，客人吃剩了的残汤剩菜都倒在桶里，一桶一桶地堆在厨房旁边，时时发出使人作呕的臭气。
　　污水槽又不直接通到阴沟。污水常常满溢而倒流回来，流到地板上。厨房的中央有一根排水管，到晚上管子就会给堵塞住了，油水愈积愈高，人只得在油腻的水中走来走去。”他害怕会得肺病，在那里做了八个月以后就离开了。他四处漂游，做了各种各样的工作，最后做了一个鱼贩子。
　　他的故事就这样简单地结束了。最后他又告诉我们他的精神生活：他在每天繁重的劳动以后又去探求知识。许多个晚上他伏在案头读书，在颤抖的煤气灯光下一直读到天明。他读了各种各样的书，常常跟着书中人一起流泪。天一亮他就合上书，把头靠在枕上。并没有多久，工厂中的放汽声响了起来，他便拖着疲倦的身子到工厂或者矿里去。
　　这样他竟然变成了“全世界最优美的精神”，像小说《波士顿》的作者所描写的。他在那本小书里用了四页的篇幅写出他的精神生活与信仰：我心里生长了爱的萌芽，我怀着人类爱的观念……我在众人的自由中求我的自由；在众人的幸福中求我的幸福。……我用我的诚实的汗挣来我的面包。我的手上从不曾染过一滴他人的血，我的良心也是极其清白的。
　　伟大的心灵常常来自人民中间。
　　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捕了。他在三十二岁的时候，同一个朋友一起被捕。别人说他们是杀人的强盗，说他们在大街上抢劫别人的钱。法庭判决了他们的死刑，有如下的理由：他们有“犯罪的意识”；他们不相信上帝，不相信掠夺制度；他们在欧战时期不肯到法国去替美国资本家打仗，却逃到墨西哥去；他们是下贱的外国人。第一次请求再审，被驳回了，……一连被驳七次，所有新的证据都一律抹煞了。被告律师最后根据真正凶手的自白，作第八次的请求，也没有用。在死囚牢中被“希望的刑罚”折磨了六年之后，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终于得到了最后的决定——七月十日，电椅。
　　然而反抗的呼声起来了。各阶层、各党派的人从世界各地伸出了援救的手，发出要求“宽吮或者要求“正义”的我的生活里发生了一个大的变动。我每次翻读那本鱼贩子的自传，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囚室里的景象，一个中年人的朴实的脸，浓浓的眉，安静的眼光，浓密的须髭，接着又是一双肥大的手遮住了一切。这双肥大的手消失了以后，我的眼前又换了数不清的小手：男人的手，女人的手，老人的手，小孩的手。这无数的手一齐挥动，成了一幅非常动人的图画。
　　街上到处贴着大张的广告，在《死囚牢中的六年》这个大题目下印了什么“演讲会”、“援救会”、“抗议会”的宣言和会议程序。这些广告上常常有全世界景仰的学者的名字。在咖啡店的柜台前或者公园的门口，我常常听见人们激动地谈起那个鱼贩子和那个鞋匠的名字。在报纸上我看见许多人为他们募集了捐款。
　　于是我不再在卢骚的铜像前哀诉了。我不再是失了向导的盲人了。我不再徘徊了。我已经找到了我的向导。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意大利的鱼贩子在我的眼前变成了比“日内瓦公民”还要伟大的巨人。“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如今不存在于大学里、学院里、书斋中、研究室里了。他是在金圆国家的一个监狱内，一个刑事犯的囚室内。
　　于是我怀着感动而紧张的心情，像朝圣地的进香客那样地虔诚，坐在我的寂寞冷静的屋子里，用大张的信纸将我的胸怀，我的悲哀，我的挣扎，我的希望……完全写下来，写给那个德丹监狱里的囚徒。我的眼泪和希望都寄托在那些信笺上面了。
　　信发出了，恐惧又来压迫我了。我害怕我的信不会达到德丹监狱，我害怕金圆国家的人真会把他们烧死，虽然在全世界中有许多万许多万人要救他们的性命。报纸上关于他们的消息一天一天地多起来了，在报上我常常读到女人和儿童写的动人的信。整个“不日之城”都因为这两个人的生命骚动起来了。同时那个鱼贩子又不断地从监狱里写信到世界各处，这些信都是不朽的崇高的文献，里面充满了生活的恐怖与美丽，每个人读了都要流泪的。
　　七月十日逼近了，我的恐惧也增加了。我的眼前时常现出电椅的可怕的形象。这其间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得到了从波士顿寄来的邮件，除了一包书外，还有一封英文长信，一共是四张大的信笺，而且是两面写的。我看见颤抖似的笔迹和奇怪的拼字法与文法，我的眼泪就流出来了。我热烈地读着这封信，声音和手都抖得厉害，我每读几行就要停顿一下，因为有什么东西堵塞了我的咽喉。
　　他的信是以感谢的句子开始的。他感谢我的同情和信任，他说：“青年是人类的希望。”又说：“你必须再生活若干惨痛的岁月，才可以懂得你给了垂死的老巴尔托以何等的快乐和安慰。”接着他又用诚恳的话来安慰我，劝勉我，叫我“要快乐起来，不要灰心”。于是他用他的有力的论证跟我谈起现在社会制度的弊病和未来的革新，人类的进化和将来的趋势。他又跟我谈起但盯莎士比亚、巴尔扎克，以及别的许多人。他跟我谈话像父亲对儿子，哥哥对兄弟。他说他应该使我明白这一切，以后我才会有勇气来面对生活的斗争，不致感到幻灭。他叫我要忠实地生活，要爱人、帮助人。最后他还以兄弟般的快乐的心情拥抱我。
　　四页信笺就这样地结束了。我痴痴地坐在桌子前，好像是在做梦。我把信拿在手里，读了又读。我终于伏在桌上哭了。
　　从此我的生活有了目标，而我也有面对生活斗争的勇气了。我说我要生活下去，而且要经历惨痛的岁月，即使那个“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会消灭在电椅上，我也要生活下去，我要做他所叫我做的事。
　　这其间好的消息传来了。麻省省长把那两个无罪的人的刑期延迟了一个月，又聘请了一个“顾问团”来审查这个案件。这三个委员是现任哈佛大学校长、现任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和一个退职的老法官。希望来了。谁也不会相信哈佛大学校长甘心做杀人犯。大家以为他们一定会把两个无罪的人救出来。有一天，我在一个咖啡店门前看见人们互相握手庆祝。他们以为公道就要出现了。这时候“宽吮与“正义”的呼声更漫天地响了起来。
　　然而晴天里忽然起了一个霹雳，御用的学者们露出了他们的真面目。一个哈佛大学出身的小说家写信给他的校长说：“你使你自己也做了一个政治谋杀犯，而且还以一个残酷愚妄的、反对人道与文明的罪恶来玷污哈佛大学了。”一个大杂志的主笔也说：“哈佛大学将来会被人称为养成刽子手的地方了。”原来学者们审查的结果是——哈佛大学校长说：“总之……有罪；”麻省工业专门学校校长说：“是的；”退职的老法官说：“法庭不应当受人指摘。”自然省长也同意他们的主张，他的决定接着也发表了。
　　八月十日来了，虽然“正义”与“宽吮的呼声越来越响亮，然而在那边，金圆国家里的“贵族”们是听不见的。决定的日子终于来了。波士顿的中夜是巴黎的早晨五点钟，这个晚上不知道有若干人流了眼泪，不知道有若干人不曾阖眼。
　　我自己已经没有眼泪可流了。我无目的地在街头彷徨。在我的眼里一切都好像是梦景。我望着“不日之城”的红天，望着那两个整日整夜哀鸣的圣母院的钟楼。我一直徘徊到深夜。
　　我回到家里不能够闭眼。我找出了刊载那个鞋匠给他六岁女儿写的信的报纸。我读着：……我非常爱你，爱你哥哥，爱你母亲。我若得和你们同住在一处，在一所小小的田庄上，跟你学习你的真诚的语言和温柔的爱情，那就是我的艰苦生活中最大的幸福了。在夏天的日子我们都在家里，我坐在橡树的浓荫下，你坐在我的膝上；我开始教你读书写字，或者看你在绿的田野上跳荡，欢笑，唱歌，在树丛中摘取花朵，从这一株树跑到另一株，又从清朗、活泼的溪流跑到你母亲的怀里。我梦想我们一家人能够过这样的幸福生活，我也希望一切贫苦人家的小孩们都能够快乐地同他们的父母过这种生活。然而事实并不是这样，下层阶级的梦魇已经使你父亲的心灵变成非常愁苦的了。本来世间一切美与善的东西都是大自然母亲给与我们大家的，为着让大家自由享用。但是这个垂死的旧社会的人却把我生生地从你哥哥和你可怜的母亲的怀里拖走了……我不能够再读下去。我想象着临刑的一刹那。我想着那个从故乡赶来巴黎，再越过大西洋去和她分别了十九年的哥哥诀别的女郎。我想着那个为着丈夫的生命奋斗了七年的女人。我又把旧报纸找出来翻读，无意间读到了“援救会”的两个电报。
　　一个是给鞋匠的：
　　刚刚读了你给你小女儿的告别信；它使得一切有良心的人都感动了。人家读了这封信以后还能够杀你吗？我们爱你，我们怀着希望。
　　另一个是给鱼贩子的：
　　我们很悲痛，然而全世界都站在你们这一边，我们不相信美国就会立在反对地位。你们要活下去。你的妹妹今晚上船，她应该来得及把你抱在怀里，并且替我们来吻你。
　　我的心埃
　　这一晚终于过去了。第二天早晨我没有勇气出去买报。一个人坐在家里思索。朋友吴走了进来，并不敲门。他一把握着我的手，欢喜地、热烈地说：“他们还活着。他们决不会死。”
　　我才知道昨晚临刑前二十六分钟，就是在全世界的良心万分痛苦的时候，省长又宣布了延期十二天的决定。
　　“好一个‘希望的刑罚’，跟中世纪西班牙宗教裁判所采用的差不多。”我冷笑道，但是仍然掩不住心里的快乐。
　　朋友吴还抱着乐观主义，他诚恳地、快乐地对我说：我给你担保，他们不会杀死这两个人。”他的眼里闪着发光的东西，他喜欢得流泪了。
　　于是我又经历了十二天的希望与恐惧。
　　希望一天一天地淡了。在各处我都看见那个可怕的阴影。
　　“不日之城”被一种空幻的色彩笼罩着，人和物都好像在梦里一样。在我的耳边依旧响着“正义”与“宽吮的呼声。但是声音比从前抖得厉害了，里面充满了眼泪和愤怒。在街头，在咖啡店里，在公园内，在各处，人们常常用带泪的声音谈起死囚牢中六年的故事。似乎整个巴黎，整个享乐的巴黎都为那两个人哀哭了。
　　我一生也曾经历过不少惨痛的日子，也许还要经历更长久的时间，更惨痛的岁月。但是我从来没有像在这十二天里而这样地懂得生活的美丽与恐怖的。
　　希望完全失掉了。总统钓鱼去了。省长玩高尔夫球去了。
　　联邦法庭的首席法官到加拿大避暑去了。在那个可怕的八月二十二日的夜晚，人们还能够有什么希望呢？法律是要执行的。在全巴黎的悲哀、恐惧与骚动中我度过了这个痛苦的夜晚。
　　我没有梦，我也不能够有梦了。
　　我害怕看见第二日的天明。
　　阳光射进我的窗户，我躺在床上，很安全。我痴痴地望着窗玻璃，不明白我是在什么地方。我半昏迷地出去买了一份报纸。我疑心我的眼睛花了。在第一版上我看见下面的一些大字：全世界的良心从没有像今天早晨两个无罪的人被害的消息传来时这样地空虚的。
　　我几乎要把报纸落在地上了。
　　我又读了一遍，我知道“全世界中最优美的精神”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灭亡了。
　　我连忙回到旅馆，朋友吴已经在我的房里了。他把头伏在报纸上，听见我的脚步声，便抬起头来对我说了一句：“他们死了。”他忍不住哭起来。
　　我不回答，我只是咬着嘴唇，接着是一阵难堪的沉默。
　　“七年前法律说他们的举动像罪人一样，便发见他们犯了谋杀罪。然而在临死时他们的举动又跟历史上的另一个人（耶稣）的举动一样，而且也像他那样地说：‘我宽恕你们。’可惜太迟了。没有重新判决的机会了。”朋友吴忽然翻开他带来的报纸用抽泣的声音读出了上面的一段话。他又接连地说了两句：“可惜太迟了，”便站起来摸出手巾揩眼泪。
　　他去了，留下我一个人在屋里。我没有出门，我也不想吃饭。我写了一整天的信。我要把这个消息，把我所感到的一切告诉所有我的朋友。我要向全世界大声说：“两个无罪的人被害了。”
　　到了夜深我还在写信，朋友卫气咻咻地推了门进来。我不见他有一个多星期了，很奇怪他为什么在这夜深跑来，而且衣服凌乱，头发飘散，面孔通红，他那副平日离不掉的宽边眼镜也没有了。
　　“什么事？你这个样子？”等他坐好我便问道。
　　“我才知道法国政府也是站在杀人犯那边的，”他愤愤地说。
　　我惊奇地望着他。
　　“我跟着朋友们到美国领事馆去示威……那么多的人……挤满了好几条街……群众大声叫着‘杀人犯’。声音跟响雷一样……警察保护着领事馆，要群众散去。……后来起了冲突，秩序乱了……几个报摊子也被挤倒了……大队的警察赶来解散群众……我和吴被挤到一个咖啡店里，接着又来了一些参加示威的人……忽然这个咖啡店被包围了。大队警察守在门口叫里面的人全出去。出去一个打一个，所有的人都挨了警察的警棒。……我看见吴挨了几下打。我跟警察冲突起来。后来我跌倒在地上。他们用脚踢我。我刚起身，就被一群人拥起走了。我的眼镜也不知道落在什么地方。……我去找吴。我看见一个警察在追他。他吓得乱按人家的门铃。
　　……后来他找到我了。我看见他很萎顿，便把他送回家，然后到你这里来。……我倒没有受伤……那些狗。……”愤怒堵塞了他的咽喉。
　　我们对望着，我们用眼睛表示了不能用语言表达的感情，我们互相了解了。
　　圣母院的钟突然哀鸣起来，已经到了中夜。
　　“卫，回去罢，”我短短地说。
　　他突然站了起来。他伸出手，把我的手紧紧地握祝他用极其坚定的声音说：“金，我们还要活下去，我们还要活更多的年月，我们还要经历更惨痛的岁月，我们永远不要忘记这一晚罢。”
　　他毅然地去了。
　　如今四年又过去了，朋友吴已经离开了这个世界，他是被伤寒症毁了的。他故乡的家里还剩下年老的母亲和年轻的妻子，我不知道她们靠什么生活。朋友卫还在巴黎，我不得他的消息也快一年了。不知道他现在生存或者已经死亡。我自己呢，我飘泊了一些地方，我又回到山明水秀的江南。我经历了多变化的生活，我有过好梦，我也有过梦魇。而且我也有过——“原野的新绿，海洋的碧波，花的香，果的甜，湖水里映出的蓝天，歌唱的激流，微语的小溪，山谷和峻岭，神秘的黎明，玫瑰色的晨光，美丽的月亮，落日，黄昏，星夜，”如那个鱼贩子所曾有过的。但是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候，我总不能够忘记那个给了我巨大影响的人。每一想起他，我就被一个思念折磨着：我辜负了我的“先生”，我忘记了他教给我的话，我并不曾履行我给他的诺言。我把四年的光阴完全浪费掉了，也许我将来还会浪费掉更多的光阴。然而我的美丽的青春快要完结了，它是不会再来的了。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接到蔡从远迢迢的美洲寄来的“先生”的通信集，我能够不流眼泪么？
　　写作生活底回顾
　　民国十六年一月十五日我和朋友卫在上海上船到法国去。在印度洋舟次我给一个敬爱的朋友写信说：“我现在的信条是：忠实地生活，正直地奋斗，爱那需要爱的，恨那摧残爱的。上帝只有一个，就是人类。为了他，我预备贡献出我的一切……”二月十九日我便到了巴黎。
　　朋友吴在拉丁区的一家古旧旅馆底五层楼上给我和卫租了房间。屋子是窄小的。窗户整日家开着，下面是一条寂静的街道，那里只有寥寥的几个行人。街角有一家小小的咖啡店，我从窗户里也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
　　但我却没有听见过酗酒或赌博底闹声。正对面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并且往往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底那间充满着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变得更忧郁，更阴暗了。
　　除了卫和吴外，在这城里我还有三四个朋友。有时大家聚会在一起，我们也有欢乐的谈话，或者热烈的辩论。我们都是彼此了解的，但是各人有各自的事务，不能够天天聚在一处。卫又喜欢整天到图书馆或公园里去。于是我就常常被留在那坟墓般的房间里，孤零零的拿破旧的书本来消磨我的光阴。
　　我的生活是很单调的，很呆板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的枯树的卢森堡公园里散步，晚上到AllianceFrancaise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家里让破旧的书本来蚕食我底青年的生命。我在屋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要读的书本。常常在一阵难堪的静寂以后，空气忽然震动起来，街道也震动了，甚至我底房间也震动了，耳边只是一片隆隆的声音，我自己简直忘了这身子是在什么地方，周围好像发生了一个绝大的变动。渐渐地闹声消灭了。经验告诉我是一辆载重的汽车在下面石子铺砌的街道上驰过了。不久一切又复归于静寂。
　　我慢慢儿站起来走到窗前，伸了头出去看那似乎受了伤的街，看那街角的咖啡馆店，那里也是冷静的，两三个人在那里喝酒哼小曲。于是我底心又被一阵难堪的孤寂压倒了。
　　晚上十一点钟过后我和卫从AllianceFrancaise出来，脚踏着雨湿的寂静的街道，眼望着杏红色的天空，望着两块墓碑似的圣母院底钟楼，那一股不能熄灭的火焰又在我底心里燃烧起来。我底眼睛开始在微雨的点滴中看见了一个幻境。
　　有一次我一个人走过国葬院旁边的一条路，我走到了卢骚底铜像底脚下，不觉伸了手去抚摩那冰冷的石座，就像抚摩一个亲人，然后我抬起头仰望着那个拿着书和草帽的屹立着的巨人，那个被托尔斯泰称为“十八世纪的全世界底良心”的思想家。我站立了好一会儿，我忘了一切痛苦，直到警察底沉重的脚步声使我突然明白自己是活在什么一个世界里的时候。
　　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这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圣母院底悲哀的钟声响了，沉重地打在我底心上。
　　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又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的青年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圣母院底钟声，我一面在一本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底前四章。
　　渐渐地我底生活变得有生气了，朋友也渐渐多起来，我从他们那里借到了许多宝贵的书籍，我只担心每天没有够多的时间来读完它们，同时从E．G．，M．Nettlau他们和我往来的信函中得到了一些安慰和鼓舞。我便把我底未完的小说搁起来。我没有工夫再写小说了。一直到八月二十三日读到巴黎各报的号外知道我所敬爱的那个鱼贩子（就是《灭亡》序里说到的“先生”）和他底同伴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的时候，我重读着他写给我的两封布满了颤抖的字迹的信，听着外面无数的人底隐约的哭声，我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本练习簿，继续写了《灭亡》底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
　　过后我底时间就被一些经济学书占去了，接着我就用全副精神来读克鲁泡特金底著作，尤其是那本《伦理学底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它，而且为了翻译它的缘故我又不得不读起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底著作来。我甚至读熟了《圣经》。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了。
　　第二年（一九二八）的夏季，是在马伦河岸上的一个小城里度过的。我在那时候过着比较安舒的生活。这城里除了我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他们都是我底好友。我们寄宿在一个中学校里面。那里是安静而和平。每天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走过一道小桥，到河边的树林里去散步，傍晚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到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种各类的话，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
　　一个晴明的上午我挟了一本Whitman底诗集从树林中散步归来，接到了一封经过西伯利亚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的。信里充满着感伤的话，大哥是时常这样地写信的。
　　我一字一字地把信读了。我不觉回想到从前做孩子的时候我和他在一起度过的光阴。我爱他，但我不得不永久离开他。我底苦痛是很大的，而他底被传统观念束缚着的心却不能够了解。我这时候苦痛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一个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了那一部未完的小说稿，陆续写了第七，第九，十三，三章。因为那时我已经译完了《伦理学》底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有时间来写小说了。
　　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的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底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所敬爱的，他底爱情里的悲欢也曾引起我底共鸣。我很抱歉我把他底美丽的故事送给了像《灭亡》里的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了一篇题作《初恋》的短篇小说来献给他。
　　以后这工作就没有间断了。每天早晨我一个人在树林里散步时，我完全沉溺在思索里。土地是柔软的，林外是一片麦田，空气中弥漫着甜蜜的麦子香，我踏着爬虫，听着鸟声，我底脑里却现了小说中的境界，一些人在我底眼前活动，我常常思索到一些细微的情节。傍晚在和朋友们散步谈话中，我又常常修正了这些情节。（下午的时间就用来译书和读书。）夜静了，我回到房里就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底十九，二十，十五，十四，二十一这五章。
　　这样我底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我加进了一章“八日”（即第十六章），最后又添了一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的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底两个朋友中的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地做了我底第一个读者。他给了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稿寄给国内的任何书店去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底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恰恰这时候国内一个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理这件事情，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挂号寄给那朋友去了。
　　稿本寄出后我也就忘了那事情。而且我们三个人又同车回到巴黎去过那热闹的生活。过了两月上海那个朋友底回信到了。他说稿本收到，如今正在翻阅。我也不曾去信催促他。
　　直到一九二九年初我回到上海，才在那个朋友处看见《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底小说被采用了。那朋友违反了我底意思把它送给《小说月报》底编者，使它有机会和一般读者见面，我觉得我应该感谢他。然而使我后来改变了生活方式，使我至今还陷在文学生活里而不能自拔，使我把青年的生命浪费在白纸上，这责任却也应该由他来担负。
　　一九二九年我住在上海，译了几本书，翻译《伦理学》下卷底工作又使我不得不去叩斯宾诺沙，康德，叔本华诸位底坚硬的铁门。这样弄昏了我底脑筋。我没有写小说，而且我也不想写小说了。
　　第二年我才写了一本《死去的太阳》，和那一个叫做《房东太太》的短篇，那是根据一个朋友底叙述写成的，自以为都写得很不如意，有些扫兴，而且那些时候又忙着读书，觉得我这人不宜于写什么小说。但是一件偶然的事情改变了我底心思：在一个七月的夜里，我忽然从梦中醒了，在黑暗中我看见了一些痛苦的景象，耳边也响着一片哭声。我不能够再睡下去，就爬起来扭燃电灯，在寂静的夜里我写完了那题作《洛伯尔先生》的短篇小说。我记得很清楚。我搁笔的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走到天井里去呼吸新鲜空气，用我底模糊的眼睛看天空。浅蓝色的天空里正挂着一片灿烂的云霞，一些麻雀在屋檐上叫。我才回到床上睡去。
　　我这样开始了短篇小说底写作以后，在这一年里我又写了《复仇》，《不幸的人》，《亡命》，《爱底摧残》……等九篇。
　　这些文章都是一种痛苦的回忆驱使着我写出来的。差不多每一篇里都有一个我底朋友，都留着我底过去生活里的一个纪念，现在我读着它们，还会感到一种温情，一种激动，或者一种忘我的境界。
　　其中《亡命》和《亚丽安娜》两篇是我所最爱的，它们表现着当时聚集在巴黎的亡命者底苦痛。亚丽安娜，这个可敬爱的波兰女革命家要回到华沙去。那一天我和吴替她提着箱子把她送到一个朋友家里，我们带着含泪的微笑和她握手，说几句祝福的话语，就这样分别了她。当她底背影在一个旅馆底大门里消去的时候，我底精神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沐浴着，我底心里充满着一种献身的渴望，但愿我能够有一千个性命用来为那受苦的人类牺牲，为那美丽的理想尽力。我底眼里贮满着这青年女革命家底丰姿，我和吴进了圣母院这古建筑，登上了那高耸的钟楼。站在那上面，我俯瞰着巴黎的街市，我看那赛纳河，它们变得很渺小了。我想起了刚才别过的异国女郎，我想起了华沙的白色恐怖，我想起了我们底运动，我想起了这个大城市在近两百年间所经历过的一切，我不觉感动到流下眼泪来。我颤抖地握着吴底手诚恳地说：“吴，不要失望，我们底理想一定会胜利的。”这时候他正用着留恋的眼光看那躺卧在我们下面的巴黎，他便掉过头来回答我一个同志底紧握。他忘记了他自己和亚丽安娜一样，也是因了国际大会底事情被法国政府下令驱逐的人。
　　以后因了驱逐令延缓了一些时候的缘故，我们还和亚丽安娜见过面，吴和她过往得很亲密。后来吴回了国。她也离了巴黎。我就再没有得过她底消息了。
　　直到前年我在北平意外地从一个朋友那里知道一点她离开巴黎以后的消息，我便带着悲痛的怀念续写了《亚丽安娜·渥柏尔格》。甚至到现在我每想起和她分别的那一天的情景，我还感到心情的高扬。我感激她，我祝福她，我愿把那小说献给她。
　　翻过来就是一九三一年。连我自己也料想不到，我竟然把这一年的光阴差不多完全贡献在写作上面去了。每天每夜热情在我底身体内燃烧起来，好像一条鞭子抽着那心发痛，寂寞咬着我底头脑，眼前是许多惨痛的图画，大多数人底受苦和我自己底受苦，它们使我底手颤动着，拿了笔在白纸上写黑字。我不住地写，忘了健康，忘了疲倦地写，日也写，夜也写。好像我底生命就在这些白纸上面。环境永远是如此单调的：在一个空敞的屋子里，面前是那张堆满了书报和稿纸的方桌，旁边是那送阳光进来的窗户，还有那张开始在破烂的沙发（这是从吴那里搬来的）和两个小小的圆凳。这时候我底手不能制止地迅速地在纸上动，似乎许多许多人都借着我底笔来申诉他们底苦痛了。我忘掉了自己，忘掉了周围的一切。我简直变成了一副写作的机器。我时而蹲踞在椅子上，时而把头俯在方桌上，或者又站起来走到沙发前面蜷伏在那里激动地写字。
　　在这种情形下面我写完了二十几万字的长篇小说《家》（《激流》底第一部），八九万字的《新生》（《灭亡》底续篇）和中篇小说《雾》以及收在《光明》里面的十多个短篇。
　　因了这些文章我又认识不少的新朋友，他们鼓励我，逼迫我写出更多的小说。
　　
　　第四辑：无边黑暗中的灵魂呼号
　　谈《新生》及其它
　　我一九二八年八月初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
　　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省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上等玻璃灯罩工厂里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里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老古然和他的妻子。古然夫人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她还要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也就是古然夫妇的小客室）里坐得舒适，吃得愉快。那一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袁润身教授的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
　　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在那三四个星期里面，我们起得早，睡得早。早晨，天刚亮，我们三个中国人先后走到学校后院空地上，在那里散步聊天。吃过早饭，我们便走出校门，有时走到古堡脚下，有时在街上逛逛，有时顺着河岸，走到田畔小路，有时便走上古堡，在那里喝瓶啤酒……我们回到学校以后，便回各人的房间，看书写信。晚饭后我们又到河边田畔，散步闲谈，常常谈到夜幕落下，星星出现的时候。路上我们又会遇到一些熟人，互相道一声“晚安”。我们走到校门，古然夫人已经在那里等候，听到她那声亲热的“晚安”，我仿佛到了家一样。
　　那位好心的贫苦老太太，她今天不会在这个世界上了。可是我写到她的姓名，还像听见她的声音，见到她的面颜，虽然有些模糊了，但是“麦歇李”这两个字（两个法国字）和满是皱纹的十分和善的瘦脸仍然鲜明地留在我的脑子里。她那慈母似的声音伴着我写完《灭亡》，现在又在这清凉如水的静夜里伴着我写这篇回忆。愿她和她那位经常穿着围裙劳动的丈夫在公墓里得到安息。
　　桥头一家花店和正街上一家书店是我们一年来常去的地方。我和那位安徽朋友过一些时候便要去买一束花，或者买几本书。在校长夫人和小姐的生日，我们也要到花店买花束送礼。校长姓“赖威格”，他那个十二岁的女儿叫“玛丽—波尔”。我后来在短篇《老年》里借用过校长的姓，还把“玛丽—波尔”这个名字写进了另一个短篇《洛贝尔先生》。书店里有些什么人，我记不起来了。花店里有一个十七岁的金头发、苹果脸的姑娘，名叫曼丽，是我们的熟人。我们走过花店门前或者在路上遇见她，她总要含笑地轻轻招呼一声：“先生，日安”，或者“先生，晚安”。
　　在巴黎，我们作为中国人不止一次地遭受人们的白眼。可是在这个小城，许多朴实、善良的人把我们看作远方来的亲戚。我为了那一个时期的安静而愉快的生活，至今还感激、怀念那些姓名不曾上过报章的小人物。在那种友好的气氛中，我写完了我的第一本小说，又在正街格南书店里先后买到十本硬纸面的练习簿，用整整五本的篇幅抄录了它。《灭亡》的原稿早已毁掉，可是那样的练习簿我手边仍有两册，我偶尔翻出来，它们仿佛还在向我叙述法国小城生活的往事。
　　我在沙多—吉里最后两三星期安静的日子里，看了好些小说，我在这里不用“读”，却照我们的老习惯用个“看”字，因为我当时的确是匆匆地翻看，并非逐字细读。此外我和那两个中国朋友在一起聊天，虽然海阔天空无所不谈，但是我们谈得最多的还是小说。那个山西朋友在法国住得久，看过不少的戏，他还向我们介绍那些戏的内容。有一次他谈起根据左拉的同名小说改编的《酒馆》，他讲到柔尔瓦丝的丈夫，那个盖屋顶的锌板匠，听见女儿在人行道上叫“爸爸”，失脚从屋顶上摔下地来，他讲得有声有色：幕怎样轻轻地落下，报告灾祸的音乐还在观众的心上回响……好像那个惨剧就发生在我们的眼前一样。我以前读过两三本左拉的小说，这时又让朋友的谈话引起了兴趣。下一天我就到格南书店去买了《酒馆》。我在饭厅楼上我那个房间里看完了它。我接着还看过左拉的另外两部作品《萌芽》和《工作》（那两部小说的主人公就是柔尔瓦丝的两个私生子）。因此我一连几天向朋友介绍左拉的连续性的故事。安徽朋友不久以前才读过我的小说稿本，便带笑问我，是不是也想写有连续性的小说。他也许是开玩笑，然而这对我却是一个启发。这以后我就起了写《新生》的念头。故事倒还不曾认真考虑，书名却早想好了。
　　这是很自然的事情：人死了，理想还存在，会有新的人站出来举起理想的大旗前进。那么《灭亡》之后接着出现的当然是《新生》。我在那些日子里想来想去也不出以上的范围。
　　《新生》里应当有些什么人物，连我自己也不知道，但是有一个人是少不了的，那是李静淑，我在《灭亡》的最后就预告过她的行动了。
　　后来我从沙多—吉里到了巴黎，在巴黎住了一个时期，又看了好几本左拉的小说，都是收在《卢贡一马加尔家庭》这套书里面、讲两家子女的故事的。从那个时候起一直到现在，我都是这样：多读了几本小说，我的手就痒了，我的脑子也痒了，换句话，我也想写小说了。在那个短时期里，我的确也写了一点东西，它们只是些写在一本廉价练习簿上面的不成篇的片段。我当时忽然想学左拉，扩大了我的计划，打算在《灭亡》前后各加两部，写成连续的五部小说，连书名都想出来了：《春梦》、《一生》、《灭亡》、《新生》、《黎明》。《春梦》写杜大心的父母，《一生》写李静淑的双亲。我在廉价练习簿上写的片段大都是《春梦》里的细节。我后来在马赛的旅馆里又写了一些，在海轮的四等舱中我还写了好几段。这些细节中有一部分我以后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还有一大段我在三年后加以修改，作为《家》的一部分，那就是瑞珏搬到城外生产、觉新在房门外捶门的一章。照我当时的想法，杜大心的父亲便是觉新一类的人，他带着杜大心到城外去看自己的妻子，妻子在房内喊“痛”，别人都不许他进去。
　　他不知道反抗，只好带着小孩在院子里徘徊；他的妻子并不曾死去，可是他不久便丢下爱妻和两个儿子离开了人世。
　　我在十月十八日早晨到了马赛，准备搭船回国，下了火车赶到轮船公司去买票，才知道海员罢工，往东方去的船一律停开。我只好到一家旅馆里开了房间，放下行李，安静地住了下来。这样一住，便是十二天。马赛的生活我已经老老实实地写在短篇《马赛的夜》里面了。连海滨的旅馆和关了门的中国饭馆也是真实的。我在贫民区里的中国饭馆吃饭，在风景优美的“美景旅馆”五层楼上一个小房间里读其实是“看”左拉的《卢贡—马加尔家族》，整套书中的二十部长篇我先后读过了一半以上，在马赛我读完了它们。我不相信左拉的遗传规律，也不喜欢他那种自然主义的写法，可是他的小说抓住了我的心，小说中那么多的人物活在我的眼前。我不仅一本接一本热心地读着那些小说，它们还常常引起我的“创作的欲望”。在等待轮船的期间，我只能写一些细节或片段，因为我每天必须把行李收拾好出去打听消息，海员罢工的问题一旦解决，我就得买票上船。否则我会在马赛老等。然而我的思想并不曾受到任何的限制。我写得少，却想得多。有时在清晨，有时太阳刚刚落下去，我站在窗前看马赛的海景；有时我晚饭后回到旅馆之前，在海滨散步。虽然我看到海的各样颜色，听见海的各种声音，可是我的思想却跟着我那几个小说中的人物跑来跑去。我的思想像飞鸟一样，在我那个隐在浓雾里的小说世界中盘旋。我有点像《白夜》里的“梦想家”，渐渐地给自己创造了一个小小世界。《春梦》等四本小说的内容就这样地形成了。《春梦》写一个苟安怕事的人终于接连遭逢不幸而毁灭；《一生》写一个官僚地主荒淫无耻的生活，他最后丧失人性而发狂；《新生》写理想不死，一个人倒下去，好些人站了起来；《黎明》写我的理想社会，写若干年以后人们怎样地过着幸福的日子。
　　但是我回国以后，始终没有能把《春梦》和《一生》写成。我不止一次地翻看我在法国和海轮上写的那些片段，我对自己的写作才能完全丧失了信心。《灭亡》的发表也不能带给我多少鼓励。我写不好小说，便继续做翻译的工作。《伦理学》的后半部教我伤透了脑筋，我咬紧牙关拚命硬译，越译越糊涂，但是总算把它译完了。我还翻译了克鲁泡特金的自传《革命者的回忆录》和斯捷普尼雅克的特写集《地下的俄罗斯》，这两本书不像《伦理学》那样难解释，书中热情的句子和流畅的文笔倒适合我的口味，我在翻译时一再揣摩、体会，无意间受了一些影响。我还从世界语翻译了意大利亚米契斯和日本秋田雨雀的短剧和苏联阿·托尔斯泰的多幕剧《丹东之死》。总之，我还不曾灰心断念，我借翻译来练习我的笔。
　　一九二九年七月我大哥来上海，我和他在一起过了一个月愉快的生活。他对我并没有更多的了解，却表示了更大的友爱。他常常对我谈起过去的事情，我也因他而想起许多往事。我有一次对他说，我要拿他作主人公写一部《春梦》。他大概以为我在开玩笑，不置可否。那个时候我好像在死胡同里面看见了一线亮光，我找到真正的主人公了，而且还有一个有声有色的背景和一个丰富的材料库。我下了决心丢开杜家的事改写李家的事。过了几个月我写信给他又提起《春梦》。我手边还有他在一九三○年三月四日寄来的回信，他很坦白地说：“《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等书报读过以后，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要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希望你有余暇把它写成罢……”他没有想到我写的小说同他想写的并不一样：他想谴责的是人；我要鞭挞的是制度。他也没有想到我会把他老老实实地写进我的小说。我更不会想到他连读这部小说一行一字的机会也没有。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我的小说在上海《时报》上连载，我把《春梦》的名字改成了《激流》（一九三三年我把小说交给开明书店印单行本的时候，才改用《家》作书名）。第二天下午我得到了报告他去世的电报，原来他死在《激流》开始发表的那一天，当时我的小说只写到第六章。我每隔一个星期向报馆送一次稿；我还不曾想好整个的结构，脑子里更没有那许多细节。说实话，我还有一些顾虑。可是大哥意外地死了，我的主人公死了，我不用害怕我的小说会刺伤他，或者给他带来他所忍受不了的悲痛的回忆……不久我读到了成都寄来的我大哥的遗书，才知道他服毒自杀。我想起一年前他来信中那一段话：“我也是陷于矛盾而不能自拔的人，奈何。
　　……此时暂不自辩，将来弟总知道兄非虚语，恐到那时你却忘记兄了，唉。……”我的悲愤更大了，我的悔恨也更大了。
　　我责备自己为什么不早把小说写出来，让他看清楚面前的深渊，他也许还有勒马回头的可能。我不曾好好地劝告他，帮助他。现在太迟了。我不能把他从坟墓里拉出来了。我只好把我的感情、我的爱憎、我要对他讲的话全写到我的小说里去。
　　《新生》的写作也是在这个时期。不过我开始写《新生》比写《激流》早几个月，大约在一九三○年年底或者一九三一年年初；我结束它在一九三一年八月，也比结束《家》早些。那时我早已抛弃了写五部连续的长篇小说的计划，而且把从法国带回的廉价练习簿中一部分可用的细节用在《死去的太阳》里面了。《新生》的内容、结构以及人物也逐渐地形成而固定了。我想写一个人的转变，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
　　我选择了李冷作主人公，主要的原因是，我在《灭亡》里已经预告了李静淑的道路和作用，我不便改动它们，写李静淑附带写她的哥哥，或者由李冷的眼中看出妹妹的精神面貌，用一管笔可以写出两个人的言行同他们的思想活动，对于像我这样学习写作的人，的确有不少的便利。况且我前不久有过失败的经验，我指的是《死去的太阳》，我写完它，自己不但感到疲倦，还有失望的情绪，这并非由于小说的调子低沉（我在小说初稿的结尾还说：“经过了短时间的休息以后，太阳又会以同样的活力新生于人间。”），而是因为我发现自己无力、无才来适当地表达我的思想感情。我把那个中篇小说的初稿题作《新生》，也可以说明我当时的心境。我完全失掉了写作的兴趣和信心，我连李静淑的故事也放弃了，我想拿那个失败的作品来结束我的文学生活。
　　不用说，这只是一时的沮丧。过了若干时候我又有了拿笔的勇气。我先写了几个短篇，后来我就用日记的形式，让自己作为李冷写起《新生》来。因为我打定了主意要写主人公从个人主义到集体主义的大转变，便不得不先教和平主义的李冷转变为否定一切的个人主义者。虽然杜大心的惨死让李冷受到很大的刺激，但是这个转变总有些勉强。同样，写另一个女主人公周文珠由《灭亡》里的陈太太转变而来，也显得不自然。周文珠的转变本来是多余的，倘使把她作为新出场的人来写可能更好，我还可以在她的身上加一些色彩。至于我那样写法，也不过是加强人物同前一本书的联系而已。
　　我写《新生》，一共写了两遍。第一稿是在一九三一年八月写完的。我九月里把稿子送到《小说月报》社去，后来见到一九三二年一月号《小说月报》的“目录预告”，知道我的小说在这期“月报”上开始连载。我听见一位朋友说杂志已经印好，在装订中，却没有想到“一·二八”的炮声一响，闸北商务印书馆的厂房全给日本侵略军的炮火和炸弹毁得一干二净。当天的号外上就刊出这样的消息：纸灰飞满了闸北的天空。我看见不少人遭受了家破人亡的灾祸，仍然勇敢地站起来跟侵略者作斗争，我不会为自己这本小说感到痛惜。我说，我的精力是侵略者的炸弹毁灭不了的，我要把《新生》重写出来。我在一九三二年七月，花了两个多星期的工夫，第二次写完了《新生》。这一次我是一口气写完它的。我从早写到晚，什么事都不做。第一稿的内容和文字还很清楚地印在我的脑子里，我必须趁我不曾忘记的时候，把它们记录在纸上。我写得快，因为我的脑子里装满了东西，用不着我停笔苦思。我的确写得痛快，因为那许多东西自己要从我的脑子里跳出来。我写第一稿的时候却不是这样，我当初写得很吃力，写得很痛苦。
　　《新生》的第一稿和第二稿大致相同，但也不能说没有差别。我凭着记忆重写十万字的旧作，我不可能把行行字字安排得跟过去一模一样，况且时间隔了一年多，我的环境改变了，我的心境也改变了。写第一稿的时候，我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写第二稿的时候，我已经搬进当时的“法租界”，住在环龙路花园别墅我舅父家的二楼，脑子里还装了不少日本军人的暴行。第一次，我是一个字一个字慢慢地写下去，我好像在挖自己的心、挤自己的血一样。有些时候我仿佛在写自己的日记，虽然更多的时候我是在设身处地替李冷写他的见闻。我说过《新生》第一稿在商务印书馆的大火中全部焚毁。可是仍然有两三节给保留了下来。那两三节是在全稿完成以前由我摘出来作为随笔或者作者的日记在刊物上发表了的。那是我在北四川路和顾家宅公园里的见闻。在李冷的日记里的确有我自己的东西。他常常叫嚷：“孤寂，矛盾”，那是我自己的痛苦的呼声。我在那个时候写的《复仇·序》中第一句便是：“每夜每夜我的心痛着。”（一九三一年四月）在《新生》里面，李冷在四月十五日的日记中说：“我快要被自己毒害到不能挽救的地步了。”在十九日他又写道：“我真的被个人主义毒害到不可挽救的地步了。”文珠也批评过李冷的“空虚的个人主义”。我并不是李冷那样的个人主义者，但是我常常像他那样感到“孤寂”和“空虚”，因为我正像他那样有很多的矛盾。其实他的“否定一切”和“个人主义”也是假的。他在外表上好像很倔强，可是心里空得很。除了渺茫的理想外，他还有一种对什么都不相信的“怀疑”。这种怀疑可能影响他的行动。不过我想这样说，要不是小资产阶级的空架子支持着他，他早就跟着妹妹李静淑和爱人（未婚妻）周文珠走新的路了。我也见过有人一直顽强到底，逐渐走上毁灭的路，当然不仅是由于“怀疑”和“空架子”，同时也因为替自己考虑太多。我们那一代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青年都或多或少地跟个人主义有关系。我当然也不是例外。
　　我向往革命，而不能抛弃个人主义；我盼望变革早日到来，而自己又不去参加变革；我追求光明，却又常常沉溺在因怀念黑暗里冤死的熟人而感到的痛苦中；我大声嚷着要前进，过去的阴影却死死地把我拖篆…其它种种自己克服不了的内心的斗争、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等等，我也不想在这里提说了。我只想提一下，那几年中间我不但深陷在矛盾中不能自拔，我还沉溺在骨肉的感情里面，个人的悲欢离合常常搅乱了我的心。我前不久在旧书中找到了两页残信，那是我从前寄给我大哥、在他死后又回到我手里来的旧信的极小部分。我记得在一九三二年整理《海行杂记》的时候我把那些旧信全撕毁了，不知道怎样却留下了这两页。在一九二七年三月初我刚到巴黎不久寄出的信上有这样的话：……我永远是冷冷清清，永远是孤独，这热闹的繁华世界好像与我没有丝毫的关系。……大哥。我永远这样地叫你。然而这声音能渡过大的洋、高的山而达到你的耳里么？窗外永远只有那一线的天，房间也永远只是那样的大，人生便是这样寂寞的么？没有你在，纵有千万的人，对于我也是寂寞……我就是在那个时候开始写《灭亡》的一些章节的。在一九二九年八月从上海寄出的信上，我又写了如下的话：这几年很少哭过的我今天却流了眼泪了。在暮色苍茫中我们离了你。一只小小的木船载着我们四个人向外滩码头划去。蓝空中有几颗明星，凉风吹动我的衣服。前面是万盏灯光的上海，后面是载着你们的“其平”。我离你愈远了。这时多年的旧事一齐涌上心头。……你的流着泪的脸至今还在我的眼前，上码头时，分明四个人都上了岸，我却东张西望，寻找你在哪里。“大哥，这边走。”
　　这句话几乎要说出口来。自己才陡然明白你不在上海了。
　　一种从来不曾感到过的凄凉侵袭过来，我觉得在这么大的上海市，我只是一个孤独的人。……这几年来我在表面上似乎变得不像从前那样的孤僻了，其实在心里我依然造了一个囚笼锁住了自己。……我不再抄下去了。今天我还珍惜这份感情，可是我不能不责备自己的偏执、软弱、感伤、孤僻和近视……我写《新生》第一稿的时候还没有能摆脱那种有时突然袭来的孤独、凄凉的感觉，我甚至还不曾打破那个囚笼。所以我能够那么有耐心地描写李冷的孤寂而痛苦的不正常的心境，我仿佛在受一次审问或者受一次考验，我又好像在解剖自己，看看自己身上究竟有些什么东西。总之我绝不是冲锋陷阵、斩将搴旗的战士，也不是对症下药、妙手回春的医生。
　　我写《新生》第二稿的时候，刚从南方旅行回来，发表了《春天里的秋天》，“孤寂”和“空虚”的感觉已经开始减淡，过去二十八年的阴影也逐渐消失，而且那个时候我有一种坚定的信心，我要证明：日本侵略军的炮火“不能毁灭我的创造的冲动”；帝国主义的炸弹毁灭不了我的精力和作品。
　　所以我当时兴奋多于痛苦，不吃力，却感到痛快。虽然前半部中仍然充满阴郁的调子，但大半是过去心境的追忆和旧日文字的默写，我脑子里常常响着一个声音，就是我在《春天里的秋天·序》中说的：“这应该终结了。”“这”字指的是不合理的社会制度。我在那篇序文的结尾甚至说：“向着这垂死的社会发出我的坚决的呼声‘我控诉’。”我这样说，未免太狂妄。我除了一管幼稚、无力的秃笔，什么武器也没有，又不曾找到正确的革命理论把自己武装起来，而且整天关在屋子里写文章，不参加实际的斗争，我怎么能够损害我的敌人呢？我当时也知道自己的弱点，我始终没有能够解决自己的矛盾，反而放任矛盾发展下去。我不断地说，我要放弃文学生活（写作的确带给我不少的痛苦，像我在《灵魂的呼号》中所说的那样），可是我反而捏紧笔让自己越陷越深；我因为“在白纸上写黑字廉价地浪费了年轻的生命”而感到不幸，而不断地诉苦，可是我反而日也写、夜也写，愈写愈多，好像一旦放下笔我的生命就会从此完结。我写完《新生》第二稿后，两个多月便写了像《灵魂的呼号》那样的诉苦文章。《新生》的第二稿里当然也有我自己的那些矛盾。不过倘使我的记忆力不算太坏，那么《新生》第二稿中阴郁的调子比第一稿中的淡了些；第二稿的字数也稍微多了些，大约增加了万把字罢：全书一共三篇，第一篇加了些，第二篇减了些，第三篇只有一句话，还是从《约翰福音》中引来的，为此不增也不减；至于增减了些什么，我当时就记不清楚，现在更说不上来了。
　　我再仔细一想，第二篇中减少的可能是李冷在禾山牢房里回忆往事的片段，这不是我有意删去的。我记得我曾经在一篇文章里说过，《新生》的第二篇是根据一个朋友的日记写成的，这是真话。我写第二稿的时候，那本狱中日记还在我的手边，可是后来却找不到了。我不知它是在我几次迁居中遗失了，还是朋友把它拿了回去，因为那位朋友并不曾遭枪决，他让熟人花了点钱保释出来了。我把朋友的经历借给李冷，但是我还得把一、二两篇连接起来，把人物的性格统一起来，因此我虽借用了一些事实，却无法借用文字，我还得加上李冷自己的东西，回忆往事的片断便是这样地加上去的。
　　这种地方可多可少，我第一次从容地执笔，构思的工夫较多，便写得长些，第二次我一口气写下去，当然容易跳过一些不重要的细节。但是当时如果没有朋友的日记，我绝不可能想到资本家勾结军阀所干的杀害工人的勾当和在禾山进行的事情。这些事实在第二稿中也不会有多大的改变。连王炳这个人也是原来有的，我不过改变了他的姓名和结局。他既不曾越狱逃走，更没有中弹身亡。原来的日记里也有那个同情“犯人”的北方看守。“用驳壳枪打死三个，得赏十元”的话也是从日记里抄下来的。我增加的只是他奉命枪毙李冷的事情。我增加的还有李冷就义前那个“把个体的生命联系在群体的生命上……在人类的向上繁荣中找到个人的新生”的信念。这个信念不仅是李冷的，它也是我的。尽管我的作品里有多少“阴郁性”，尽管我常常沉溺在个人的感情里，尽管我有时感觉到“孤寂”和“空虚”，甚至发出“灵魂的呼号”，可是我始终不曾失去这个信念。因此我才没有让“绝望”和“悲观”压倒，我才相当健康地（我指的是身体，不是思想）活到现在。我在充满矛盾的痛苦生活中不断地叫嚷：“我不怕，我有信仰。”我凭借的便是这个。
　　我两次写了李冷的“新生”，我自己在感情上也得到一些鼓舞。但是我既不曾走到“灭亡”的边缘，也没有得到“新生”的光明。所以我一直在无数的矛盾中间苦苦地挣扎。《新生》以后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样的挣扎中写成的。例如一九三三年写成的《萌芽》（后来改名为《雪》），这个中篇也暴露了我的思想、感情上的矛盾。我在写作的时候，宣泄了自己的感情，我当时的确有鲜明的爱憎：一方面是作威作福、荒淫无耻，另一方面是辛勤劳动、受辱受苦。我当初写了两个不同的“结尾”——一个是：工人的起义胜利了，曹科员夫妇搭火车离开了大煤山，男的说：“我不能等着看他们灭亡……所以我走了……”；另一个是：工人的起义给镇压了，曹科员夫妇离开了大煤山，在车上男的说：“倘使赵科员能够活起来……他又会责备我逃避现实了。他真倔强，临死……还说种子已经落在地下……。”在两个“结尾”中，女的都是“低声叹了一口气慢慢地说：‘这几个月就像做了一场梦，可怕的梦。……现在落雪了。’……”调子是同样地低沉。虽然我是在批评那一对改良主义的年轻夫妇，可是我无意地把他们的思想感情向读者宣传了，可能有一些读者会受到感染。
　　为什么会这样呢？我刚才还说过我是相信未来的光明的。
　　但是从当时到那未来的光明究竟要走多长的路？而且怎样才能够走到？我自己却茫然了。所以在我的作品中，黑暗给暴露了以后，未来的光明却被写成了渺茫的希望，当然不会有昂扬的调子了。在《雪》的“结尾”中只有“种子已经落在地下”这句话。在《砂斗的“结尾”里我也只写了“……到将来一切都翻转过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会到来的……”这样的希望。在《新生》第二稿之前完成的中篇小说《砂斗的调子更低沉。砂丁们的静悄悄的惨死和少女的徒然的等待……。小说带给读者的，不是哀愁大于希望么？我说过，我也想过，我要用笔做武器，控告不合理的旧社会，可是在我不少的小说中我都充当了束手无策、摇头叹息的旁观者的脚色。
　　《砂斗》是根据一位朋友的谈话，加上我自己大胆的想象写成的。当时我没有到过云南的个旧，也不曾看见一个砂叮我那位朋友在矿上住过一个短时期，他亲眼看见砂丁们受到的非人的待遇，他不能够在那个“人间地狱”里待下去，后来就跑到上海来了。他对我谈了不少，他谈的只是砂丁们的生活。故事是我编造的。我的同情，我的愤怒……逼着我拿起笔，替那般“现代的奴隶”喊冤。我没有实际的生活，甚至连背景也不熟习，因此我只好凭空造出一个“死城”来。小说出版后二十八年，我才到了我从前写的那个城市和矿山。去年三月在个旧迎接我的却是金湖上一片灿烂的阳光和一个欣欣向荣的现代城市。“砂侗已经成了历史上的名词，我只能在文化馆的“矿工今昔展览室”里看到我所描写的那种生活了。
　　我在《雪》里写的是浙江长兴煤矿工人的生活。背景是真实的，人物和故事却是编造的。我一九三一年初冬同一位朋友坐小火车到过那个矿山，在那里住了一个星期。朋友在矿局当科长，我作为他的客人在矿山得到不少的方便。我一天到处看看，还跟着一个机工下窑去待了两个多钟点。在这个窑里，一个多月前发生过一次爆炸事件，死了十五个人，要不是靠那位朋友帮忙，我一定下不去了。我并非去找小说材料，我只是想尝尝生活的各种味道，体验体验生活。过了两年我答应别人写一部连载小说，才想到了这个题材。我可以说是充分地利用了两年前的“生活体验”，我把知道的全写进小说里了。不知道的能避开就避开，没法避开的只好靠自己编造。我那个朋友早已离开长兴，我无法再到矿山去体验生活，连参观的机会也得不到，我怎么能够写得更真实呢？我平日同工人接触的机会极少，那一个星期中间虽然常同矿工们交谈，但是谈得不深，我又没有把谈话记录下来，两年后我要塑造工人的形象，当然连“貌似”也办不到了。小说最后矿工们的起义，不用说也是出自我的想象。不过当初我在矿山作客的时候，也曾听见朋友讲起两个月前（？）“土匪”打进矿局的故事。他说是“土匪”，又说里面有开除了的矿工。
　　他们大清早冲进了局长（或者叫“经理”）的寝室，当着妻子的面打死了丈夫。我的朋友当时听到消息，打开房门，正要出去，看见有人奔向他的房间，马上退回关上房门，又拉过方桌将门抵祝外面的人推不开房门，也就走了。所谓的“土匪”在矿山只待了很短的时间，军队开到他们就散了，又说是远走了。我在矿山的时候，人们还暗暗担心“土匪”会再来。新的局长（或经理）刚刚就职，同事们正为他举行贺宴，朋友要我参加，我推辞了。小说的那个胜利的“结尾”便是根据上面的真实的故事想出来的。矿局职员口中的“土匪”很可能是起义的工人。
　　《新生》发表以后，我几次想写它的续篇《黎明》，一直没有动笔。一九四七年《寒夜》出版了，我又想到预告了多年的《黎明》，我打算在那一年内完成它。可是我考虑了好久，仍然不敢写一个字。我自己的脑子里还没有一个比较明确、比较具体的未来社会的轮廓，我怎么能写那个时候人们的生活呢？我找了几本西方人讲乌托邦的书，翻看了一下，觉得不对头，我不想在二十世纪的四十年代写乌托邦的小说。因此我终于把《黎明》搁了下来。这是十四年前的事。我现在谈《新生》，又想到了那个未了的旧债，我的思想活动了，信心也有一些了。我觉得在新社会里试一试过去干不了的那个工作，也不见得毫无成功的可能，至少方向明确了，道路清楚了。今天拿起笔写未来社会、理想社会，绝不会像在写童话；正相反，我会觉得自己在写真实的生活，在写明天便要发生的事情，多么亲切，多么新鲜，多么令人兴奋。我真想试一试，而且我相信一定会得到我写从《灭亡》到《寒夜》十四卷文集的当时所未曾有过的“写作的快乐”。
　　关于《激流》
　　《春梦》你要写，我很赞成；并且以我家人物为主人翁，尤其赞成。实在的，我家的历史很可以代表一切家族的历史。我自从得到《新青年》等书报读过以后，我就想写一部书。但是我实在写不出来。现在你想写，我简直喜欢得了不得。我现在向（你）鞠躬致敬，希望你有余暇把他（它）写成罢，怕甚么。《块肉余生述》若（害）怕，就写不出来了。
　　整整五十年过去了。这中间我受过多少血和火的磨练，差一点落进了万丈深渊，又仿佛喝过了“迷魂汤”，记忆力大大地衰退，但是在我的脑子里大哥的消瘦的面貌至今还没有褪色。我常常记起在成都正通顺街那个已经拆去的小房间里他含着眼泪跟我谈话的情景，我也不曾忘记一九二九年在上海霞飞路（淮海路）一家公寓里我对他谈起写《春梦》的情景。
　　倘使我能够挖开我的记忆的坟墓，那里埋着多少大哥的诉苦埃为我大哥，为我自己，为我那些横遭摧残的兄弟姐妹，我要写一本小说，我要为自己，为同时代的年轻人控诉，伸冤。
　　一九二八年十一月回国途中，在法国邮船（可能是阿多士号，记不清楚了）四等舱里，我就有了写《春梦》的打算，我想可以把我们家的一些事情写进小说。一九二九年七、八月我大哥来上海，在闲谈中我提到写《春梦》的想法。我谈得不多，但是他极力支持我。后来他回到成都，我又在信里讲起《春梦》，第二年他寄来了上面引用的那封信。《块肉余生述》是狄更斯的长篇小说《大卫·考伯菲尔》的第一个中译本，是林琴南用文言翻译的，他爱读它，我在成都时也喜欢这部小说。他在信里提到《块肉余生述》，意思很明显，希望我没有顾忌地把自己的事情写出来。我读了信，受到鼓舞。我有了勇气和信心。我有十九年的生活，我有那么多的爱和恨，我不愁没有话说，我要写我的感情，我要把我过去咽在肚里的话全写出来，我要拨开我大哥的眼睛让他看见他生活在什么样的环境里面（那些时候我经常背诵鲁迅先生翻译的小说《工人绥惠略夫》中的一句话：“可怕的是使死骸站起来看见自己的腐烂……”我忍不住多次地想：不要等到太迟了的时候）。
　　过了不到一年，上海《时报》的编者委托一位学世界语的姓火的朋友来找我，约我给《时报》写一部连载小说，每天发表一千字左右。我想，我的《春梦》要成为现实了。我没有写连载小说的经验，也不去管它，我就一口答应下来。我先写了一篇《总序》，又写了小说的头两章（《两兄弟》和《琴》）交给姓火的朋友转送报纸编者研究。编者同意发表，我接着写下去。我写完《总序》，决定把《春梦》改为《激流》。
　　故事虽然没有想好，但是主题已经有了。我不是在写消逝了的渺茫的春梦，我写的是奔腾的生活的激流。《激流》的《总序》在上海《时报》四月十八日第一版上发表，报告大哥服毒自杀的电报十九日下午就到了。还是太迟了。不说他一个字不曾读到，他连我开始写《激流》的事情也不晓得。按照我大哥的性格和他所走的生活道路，他的自杀是可以料到的。
　　但是没有挽救他，我感到终生遗憾。
　　我当时住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电报是下午到的，我刚把第六章写完，还不曾给报馆送去。报馆在山东路望平街，我写好三四章就送到报馆收发室，每次送去的原稿可以用十天到两个星期。稿子是我自己送去的，编者姓吴，我只见过他一面，交谈的时间很短，大概在这年年底前他因病回到了浙江的家乡，以后的情况我就不知道了。《激流》从一九三一年四月十八日起在《时报》上连载了五个多月。九·一八沈阳事变后，报纸上发表小说的地位让给东北抗战的消息了。《激流》停刊了一个时期，报馆不曾通知我。后来在报纸上出现了别人的小说，我记得有林疑今的，还有沈从文的作品（例如《记胡也频》），不过都不长。我的小说一直没有消息，但我也不曾去报馆探问。我有空时仍然继续写下去。我当时记忆力强，虽然有一部分原稿给压在报馆里，我还不曾搞乱故事情节，还可以连贯地往下写。这一年我一直住在宝光里，那是一幢石库门的二层楼房。在这里除了写《激流》以外，我还写了中篇小说《雾》和《新生》以及十多个短篇。起初我和朋友索非夫妇住在一起，我在楼下客堂间工作，《激流》的前半部是在客堂间里写的。九·一八事变后不久索非一家搬到提篮桥去了，因为索非服务的开明书店编译所早已迁到了那个地区。宝光里十四号里就只剩下我一个人，还有那个给我做饭的老娘姨。这时我就搬到了二楼，楼上空阔，除了床，还有一张方桌，一个凳子，加上一张破旧的小沙发，是一个朋友离开上海时送给我的，这还是我头一次使用沙发。我的书和小书架都放在亭子间里面。《激流》的后半部就是在二楼方桌上写完的。这中间我去过一趟长兴煤矿，是一个姓李的朋友约我同去的，来回一个星期左右。没有人向我催稿，报纸的情况我也不清楚。但是形势紧张，谣言时起，经常有居民搬进租界，或者迁回家乡。附近的日本海军陆战队随时都可能对闸北区来一个“奇袭”。我一方面有充分时间从事写作，另一方面又得作只身“逃难”的准备。此外我发现慢慢地写下去，小说越写越长，担心报馆会有意见，还不如趁早结束。
　　果然在我决定匆匆收场，已经写到瑞珏死亡的时候，报馆送来了信函，埋怨我把小说写得太长，说是超过了原先讲定的字数。信里不曾说明要“腰斩”我的作品，但是用意十分明显。我并不在乎他们肯不肯把我的小说刊载完毕，当初也并不曾规定作品应当在若干字以内结束。不过我觉得既然编者换了人，我同报馆争吵下去，也不会有什么结果。我就送去一封回信，说明我的小说已经结束，手边还有几万字的原稿，现在送给他们看看，不发表它们，我也不反对。不过为了让《时报》的读者读完我的小说，我仍希望报馆继续刊登余稿。
　　我声明不取稿酬。我这个建议促使报馆改变了“腰斩”的做法，《激流》刊载完毕，我总算没有辜负读者。少拿一笔稿费对我有什么损害呢？
　　《激流》就这样地在《时报》上结束了。但是我只写了一年里面的事情。而我在《总序》里却说过：“我所要展开给读者看的乃是过去十多年生活的一幅图画。”时间差了那么多。
　　并且我还有许多话要说，有好些故事要讲，我还可以把小说续写下去。我便写一篇后记，说已经发表的《激流》只是它的第一部《家》，另外还有第二部《群》，写社会，写主人公觉慧到上海以后的活动。我准备接下去就写《群》，可是一直拖到一九三五年八、九月我才开始写了三四张稿纸，但以后又让什么事情打岔，没有能往下写。第二年靳以到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个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一九三九—四○年我又在上海写了《春》的续篇《秋》。我为什么要写《春》和《秋》以及写成它们的经过，我在《谈自己的创作》里讲得很清楚，用不着在这里重复说明了。这以后《家》、《春》、《秋》就被称为《激流三部曲》。至于《群》，在新中国成立后，我还几次填表报告自己的创作计划，要写《群三部曲》。但是一则过不了知识分子的改造关，二则应付不了一个接一个的各式各样的任务，三则不能不胆战心惊地参加没完没了的运动，我哪里有较多的时间从事写作。到了所谓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倒真正庆幸自己不曾写成这部作品，否则张（春桥）姚（文元）的爪牙不会轻易地放过我。
　　我在三十年代就常说我不是艺术家，最近又几次声明自己不是文学家。有人怀疑我“假意地谦虚”。我却始终认为我在讲真话。《激流》在《时报》上刊出的第一天，报纸上刊登大字标题称我为“新文坛巨子”，这明明是吹牛。我当时只出版了两本中篇小说，发表过十几个短篇。文学是什么，我也讲不出来，究竟有没有进入文坛，自己也说不清楚，哪里来的“巨子”？我一方面有反感，另一方面又感到惭愧，虽说是吹牛，他们却也是替我吹牛埃而且我写《激流总序》和第一章的时候，我就只有那么一点点墨水。在成都十几年，在上海和南京几年，在法国不到两年，从来没有人教过我文学技巧。我也不曾学过现代语法。但是我认真地生活了这许多年。我忍受，我挣扎，我反抗，我想改变生活，改变命运，我想帮助别人，我在生活中倾注了自己的全部感情，我积累了那么多的爱憎。我答应报馆的约稿要求，也只是为了改变命运，帮助别人，为了挽救大哥，实践我的诺言。我只有一个主题，没有计划，也没有故事情节，但是送出第一批稿时我很有勇气，也充满信心。我知道通过那些人物，我在生活，我在战斗。战斗的对象就是高老太爷和他所代表的制度，以及那些凭借这个制度作恶的人，对他们我太熟悉了，我的仇恨太深了。我一定要把我的思想感情写进去，把我自己写进去。
　　不是写我已经做过的事，是写我可能做的事；不是替自己吹嘘，是描写一个幼稚而大胆或者有点狂妄的青年的形象。挖得更深一些，我在自己身上也发现我大哥的毛病，我写觉新不仅是警告大哥，也在鞭挞我自己。我熟悉我反映的那种生活，也熟悉我描写的那些人。正因为像觉新那样的人太多了，高老太爷才能够横行无阻。我除了写高老太爷和觉慧外，还应当在觉新身上花费更多的笔墨。
　　倘使语文老师、大学教授或者文学评论家知道我怎样写《激流》，他们一定会认为在“胡说”，因为说实话，我每隔几天奋笔写作的时候，我只知道我过去写了多少、写了些什么，却没有打算以后要写些什么。脑子里只有成堆的生活积累和感情积累。人们说什么现实主义，什么浪漫主义，我一点也想不到，我想到的只是按时交稿。我拿起笔从来不苦思冥想，我照例写得快，说我“粗制滥造”也可以，反正有作品在。我的创作方法只有一样：让人物自己生活，作者也通过人物生活。有时，我想到了写一件事，但是写到那里，人物不同意，“他”或者“她”做了另外的事情。我的多数作品都是这样写出来的。我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也不想控制它们。我以本来面目同读者见面，绝不化妆。我是在向读者交心，我并不想进入文坛。
　　我在前面说过，我刚写完第六章，就接到成都老家发来的电报，通知我大哥自杀。第六章的小标题是《做大哥的人》。这不是巧合，我写的正是大哥的事情，并且差不多全是真事。我当时怀着二十几年的爱和恨向旧社会提出控诉，我指出：这里是血，那里是尸首，这里是屠刀。写作的时候，我觉得有不少的冤魂在我的笔下哭诉、哀号。我感到一股强大的精神力量，我说我要替一代人伸冤。我要使大哥那样的人看见自己已经走到深渊的边缘，身上的疮开始溃烂；万不想大哥连小说一个字也没有能读到。读完电报我怀疑是在做梦，我又像发痴一样过了一两个钟头。我不想吃晚饭，也不想讲话。我一个人到四川路，在行人很多、灯火辉煌的人行道上走来走去。住在闸北的三年中间，我吃过晚饭经常穿过横浜桥去北四川路散步。在中篇小说《新生》里我就描述过在这条所谓“秘密之街”上的见闻。
　　我的努力刚开始就失败了。又多了一个牺牲者。我痛苦，我愤慨，我不肯认输。在亮光刺眼、噪音震耳、五颜六色的滚滚人流中，我的眼前不断出现我祖父和大哥的形象，祖父是在他身体健康、大发雷霆的时候，大哥是在他含着眼泪向我诉苦的时候。死了的人我不能使他复活，但是对那吃人的封建制度我可以进行无情的打击。我一定要用全力打击它。我记起了法国革命者乔治·丹东的名言：“大胆，大胆，永远大胆。”大哥叫我不要“怕”。他已经去世，我更没有顾虑了。回到宝光里的家，我拿起笔写小说的第七章《旧事重提》，我开始在挖我们老家的坟墓。空闲的时候我常常翻看大哥写给我和三哥的一部分旧信。我在《家》以及后来的《春》和《秋》中都使用了不少旧信里提供的材料。同时我还在写其他的小说，例如中篇《雾》和《新生》，大约隔一星期写一次《家》。写的时候我没有遇到任何的困难。我的确感觉到生活的激流向前奔腾，它推着人物行动。高老太爷、觉新、觉慧，这三个主要角色我太熟悉了，他们要照自己的想法生活、斗争，或者作威作福，或者忍气吞声，或者享乐，或者受苦，或者胜利，或者失败，或者死亡……他们要走自己的路，我却坚持进行我的斗争。我的最大的敌人就是封建制度和它的代表人物。我写作时始终牢牢记住我的敌人。我在十年中间（一九三一到一九四○）写完《激流三部曲》。下笔的时候我常常动感情，有时丢下笔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有时大声念出自己刚写完的文句，有时叹息呻吟、流眼泪，有时愤怒，有时痛苦。《春》是在狄思威路（溧阳路）一个弄堂的亭子间里开了头，后来在拉都路（襄阳路）敦和里二十一号三楼续写了一部分，最后在霞飞路霞飞坊五十九号三楼完成，那是一九三六年到一九三七年的事。《秋》不曾在任何刊物上发表过，它是我一口气写出来的。一九三九年下半年到第二年上半年，我躲在上海“孤岛”（日本军队包围中的租界）上，主要是为了写《秋》。人们说，一切为了抗战。我想得更多，抗战以后怎样？抗战中要反封建，抗战以后也要反封建。这些年高老太爷的鬼魂就常常在我四周徘徊，我写《秋》的时候，感觉到我在跟那个腐烂的制度作拼死的斗争。在《家》里我的矛头针对着高老太爷和冯乐山；在《春》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冯乐山和周伯涛；在《秋》里我的矛头针对着周伯涛和高克明。
　　对周伯涛，我怀着强烈的憎恨。他不是真实的人，但是我看见不少像他那样的父亲，他的手里紧紧捏着下一代人的命运，他凭个人的好恶把自己的儿女随意送别屠常当时我在上海的隐居生活很有规律，白天读书或者从事翻译工作，晚上九点后开始写《秋》，写到深夜两点，有时甚至到三、四点，然后上床睡觉。我的三哥李尧林也在这幢房子里，住在三楼亭子间，他是一九三九年九月从天津来的。第二年七月我再去西南后，他仍然留在上海霞飞坊，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十一月我回上海送他进医院，在医院里他没有活到两个星期。他是《秋》的第一个读者。我一共写了八百多页稿纸，每次写完一百多页，结束了若干章，就送到开明书店，由那里发给印刷所排樱原稿送前我总让三哥先看一遍，他有时也提出一两条意见。我五月初写完全书，七月中就带着《秋》的精装本坐海船去海防转赴昆明了。我今天向一些年轻书怎么这样快，这样容易。但事实毕竟是事实。
　　关于《海底梦》
　　我一九二八年十二月上旬从法国回到上海。当时在开明书店工作的朋友索非正要结婚，就同我一起在闸北宝山路宝光里内租了房子，索非夫妇住在楼上，我住楼下，二房东住亭子间。过了不多久，二房东回到乡下，把亭子间也让了给我们。我在宝光里十四号一直住到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像《家》、《雾》、《新生》（初稿）等等都是在这里写成的。索非比我早离开，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闸北区内几次流传日军侵犯的谣言，索非的第二个孩子快要出世，为了方便，他们全家搬到提篮桥开明书店附近去了。
　　我留在宝光里。整幢房子里只有我一个人，我便搬到楼上，把楼下当作饭厅。原来那个给我们烧饭洗衣的中年娘姨住在楼下，给我作饭、看家。她会裁剪缝补，经常在楼下替别人做衣服。
　　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写完了《家》，翻译了巴基的中篇小说《秋天里的春天》。在这几个月里面，我到浙江长兴煤矿去住了一个星期。有一个姓李的朋友到上海出差，在马路上遇到我。他在长兴煤矿局作科长，他讲了些那边的情况，约我到他那里作客。他和我相当熟，我听说可以下煤坑看看，就一口答应，第二天我同他搭火车去杭州转湖州再转长兴去。当时我完全没有想到写小说，否则我就会在那里多住几个星期，记录下一些见闻。我记得有一本左拉的传记讲左拉为了写《萌芽》在矿山调查了六个月。一九三三年我答应在一份刊物上发表连载小说，我也写了《萌芽》，可是我就只有储存在脑子里的那么一点点材料。到了没有办法时，回避不行我只好动手编造了。
　　在长兴没有多住，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在上海还有一个没有人照管的“家”。那个娘姨只知道替别人做衣服挣钱，附带给我看看门，别的事她就办不了。她不会把我的东西搬光，这个我可以相信，而且我除了书，就只有一些简单的家具，一部分还是索非的。但是离开“家”久了，可能会耽误事情，我总有一点不放心。
　　去长兴是第一次，第二次就是去南京，时间晚一点，是一九三二年一月下旬，二十四五日。这一次是友人陈范予写信约我去的。陈范予就是我在《关于〈春天里的秋天〉》里提到的朋友陈，我后来还写过《忆范兄》纪念他。那个时候他到南京工作不久，他告诉我，我们共同的朋友吴克刚（他在河南百泉教书），最近来了南京，我还有一个好朋友在中央研究院工作，他就是在巴黎同我住了几个月的卫惠林。我也想去看看他。我得到陈的信，立刻决定到南京去玩几天。当时我的表弟高惠生在浦东中学念书，寒假期间住在我这里，我走了，有他替我照管房子。我上了去南京的三等车厢，除了脸帕、牙刷以外，随身带了一小叠稿纸，是开明书店印的四百字一页的稿纸，上面写了不到三页的字，第一页第一行写着一个题目：《海底梦》。第二行就是这样的一句：“我又在甲板上遇见她了，立在船边，身子靠着铁栏杆，望着那海。”
　　这是一篇小说的开头。是我去南京的前两天写的。但是我当时并没有考虑过什么题材，写怎样的故事。我应该怎样往下写，我也没有想过。我只有一个想法：写海，也写一个女人。就只有这么一点点。我后来在《序》上说我“开始写了这个中篇小说的第一节”，这是笼统的说法，其实那时我并未想到把它写成中篇，而且也不曾想过要写一篇抗日的小说，我去南京的时候不可能写完第一节，因为第一节的后半已经讲到杨的故事了，杨就是小说里那个在抗日斗争中牺牲的“英雄”。
　　我把这一小叠稿纸塞在衣服口袋里带到南京，本来有争取时间写下去的打算。可是我在南京旅馆里住了几天，一个字也没有写，我哪里有拿笔的时间。一月二十八日的夜晚我按照预定的计划坐火车回上海。火车开到丹阳，停下来，然后开回南京。上海的炮声响了。日本军队侵入闸北，遭到我国十九路军的抵抗。不宣而战的战争开始了。
　　这样我被迫重到南京，在旅馆里住下来，然后想尽方法搭上长江轮船回到上海。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况，我都写在《从南京回上海》这篇文章里面，而且很详细。
　　我到了上海，回不了我的“家”。宝山路成了一片火海，战争还在进行。我向北望，只见大片的浓烟。我到哪里去呢？
　　我首先到当时的法租界嵩山路一个朋友开设的私人医院。意外地在那里看到了索非夫妇和他们的两个孩子（里面有一个是新生的婴儿），他们也“逃难”到这里来了。从索非的口里我知道了一些情况。他们的住处并未毁，只是暂时不便出入。他们住在医院的三楼，我就在这里住了一晚。第二天我出去找朋友。两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住在步高里，他们临时从闸北搬出来，在这个弄堂里租了一间“客堂间”，他们邀我和他们同住，我当然答应。我每天晚上到步高里，每天早晨出去找朋友打听消息。所以一九三二年六月写的《序》里有这样一句话：“一个人走在冷清清的马路上到朋友家里去睡觉。”我也找到了表弟，同他一起去看过我舅父一家，他们本来住在北四川路底，这次“逃难”出来，在一家白俄开设的公寓里租了一个大房间。
　　记得那个时候上海文化界出了一份短期的抗日报纸，索非在编副刊，他向我组稿，我就把上海炮声响起以后我在南京的见闻写了给他，那就是《从南京回上海》。至于我带到南京旅行两次的那一小叠开明稿纸，我还没有动过它们。
　　只有在三月二日的夜晚，我知道日军完全占据闸北，看见大半个天空的火光，疲乏地走到步高里五十二号，我和朋友们谈个不停，不想睡觉。后来我找出了《海底梦》的原稿，看来看去。这一夜我不断地做梦，睡得很不好。第二天我开始了中篇小说的创作。我决定把海和那个女人保留下来，就紧接着去南京以前中断的地方写下去。
　　我每天写几页。有时多，有时少。日本侵略者现在是“胜利者”了。不便公开地攻击他们，我就用“高国军队”来代替。在写这小说的时候，我得到索非的帮忙，打听到宝光里安全的消息。不久闸北居民可以探望旧居的时候，我和索非进入“占领区”，经过瓦砾堆，踏着烧焦的断木、破瓦，路旁有死人的头颅骨，一路上还看见侵略者耀武扬威和老百姓垂头丧气。小说中里娜在“奴隶区域”里的所见就是根据我几次进入“占领区”的亲身经历写的。《序》上说，“有一次只要我捏紧拳头就会送掉我的性命”，也是事实。那一次我一个人到旧居去拿东西，走过岗哨跟前，那个年轻的日本兵忽然举起手狠狠地打了一位中年老百姓一个耳光。他不动声色，我也不动声色。这样“忍受下去”，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把我的感情，我的愤怒都放进我的小说。小说里的感情都是真实的。最后，那两个留学日本的朋友帮助我，我们雇了一辆“搬场汽车”，去把我那些没有给烧毁的书籍家具，搬到步高里来。书并不太多，只是因为楼下客堂间地板给烧掉，挖了一个大坑，后门又给堵塞，从楼上搬书下来出前门不方便，整整花了一个上午，还有些零星书本散失在那里。以后再去什么也没有了，房子有了另外的主人。
　　起初我每晚写几页小说，等到书搬了出来，小说的人物、故事自己的发展，逐渐地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我把感情越来越多地放了进去。白天我也不出去，白天写，晚上写，越写越快。不到一个月我就把《海底梦》写完了。
　　不久施蛰存同志创办《现代》月刊，托索非向我组稿，我就把写好的《海底梦》交给索非转去。这个中篇在《现代》上连载了三期。这以后我写了一篇序把它交给新中国书局出版，在小说后面附加了那篇同它有关的《从南京回上海》。那个时候我已经搬出步高里，住到我舅父家中了。《海底梦》是在步高里写成的。本来我那两个朋友和我都不想再搬家，可是那里的二房东要把房子顶出去。他愿意把房子顶给我们，已经讲好了价钱，但我们筹不够这笔钱，就只好搬家。两个朋友先后离开了上海，我就搬到我舅父住的那个公寓里。我在那里不过住了一个多星期，有个朋友从晋江来约我去闽南旅行，我答应了他，就同他上了海轮，开始了《春天里的秋天》的那次旅行。这其间我舅父在附近的花园别墅租了一幢房子，把我的东西也搬了过去。我回上海住就在舅父家里，舅父在邮局工作，我一直住到第二年（一九三三）春天他给调到湖北宜昌去的时候。
　　一九三五年下半年我从日本回到上海，向新中国书局收回《海底梦》的版板，交给开明书店“改版重颖，我抽去了《从南京回上海》，却加了一篇《改版题记》，又加了一个副标题：《给一个女孩的童话》。《改版题记》中引用了我一九三四年底在日本写的散文《海底梦》里的一段话：“最近我给一个女孩子写信说：‘可惜你从来没有见过海。
　　海是那么大，那么深，它包藏了那么多的没有人知道过的秘密；它可以教给你许多东西，尤其是在它起浪的时候。’”新加的副标题就是从这里来的。
　　《爱情的三部曲》总序
　　我一九三一年夏天开始写《雾》，到一九三三年十二月才把《电》写完。写了《电》，我的《爱情的三部曲》算是完成了。
　　关于这三本小书似乎有不少的读者说过话，我也看见过一些杂志和报纸上的批评，我自己却始终沉默着。到现在我已经把别人所说过的话完全忘在脑后了。但那些被咽在肚里的自己的话却成了火种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我不能够再沉默。所以我借着这《雾》的改订本第一次问世的机会，把我的灵魂的一隅给读者打开来。
　　“在你的全部作品里面你自己满意的是哪几本？”我常常遇着这样的问话。朋友们当面对我这样地说过，一些不相识的读者也写了信来问，到最近还有一个新认识的朋友要我拣几部自己满意的作品送给她。
　　对于这样的问话我的答复总是很简单的一句：“我没有写过一部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是真实的话。所以对于那个朋友我就连一本书也没有送去。我对于自己的作品从来就没有满意过。倘使别人一定要我拣出一两本像样的东西，那么我就只得勉强地举出一本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从资本主义到×××××》，这本书从写作到发行，全是我个人一手包办，这里面浸透了我个人的心血。但它并不是小说，而且现在已经绝版，甚至我自己也不曾留着一本，更无法推荐给读者了。
　　我不曾写过一本叫自己满意的小说。但在我的二十多本文艺作品里面却也有我个人喜欢的东西，那就是我的《爱情的三部曲》。这句话我从不曾对人说过。我从不曾把我这灵魂的一隅打开给我的读者们看过，因为我觉得这完全是个人的私的事情。
　　我为什么在我的许多作品中单单喜欢这三本小书呢？这大概是由于个人的偏好。因为我不是一个批评家，并且我是撇开了艺术和意识来读自己的作品的。
　　我常常被人误解，有些朋友甚至武断地说，我的作品里面常常有我自己，他们居然在生人面前替我的作品作过了考证。也有人相信他们的话，因为他们自以为很了解我。而事实上我的写作的苦心却是他们所梦想不到的。我就这样地被人误解了这几年，到现在我才有机会来叫出一声冤枉。我可以公平地说：我从没有把自己写进我的作品里面去过，虽然我的作品中也浸透了我自己的血和泪，爱和恨，悲哀和欢乐。
　　固然我偶尔也把个人的经历加进在我的小说里面，但这也只是为了使那小说更近于真实，而且就在这种处所，我也曾留心到全书中的统一性，我也极力保留着性格描写的一致。譬如在《雾》和《雨》里面陈真刊行了一本解释他的社会思想的书，是作为“社会科学丛书之一”而出版的，这是一本对都会的人说法的书，在这里面乡村问题却完全没有被谈到。
　　事实上我自己就写过这样的一本书，这我在前面已经提说过。
　　我知道有些神经过敏的人会根据这事实来断定陈真就是我自己。然而倘使他们读了陈真被汽车辗死的一段描写以后，他们不知道又会有什么样的意见，也许他们会以为现在活着写文章的只是我的鬼魂罢。
　　或者我做着陈真做过的事，或者陈真做了我做过的事，这都是不关重要的。他是一个独立的人格，我也是的。我的小说里的每个主人公都是一个独立的人格。他或她发育，成长，活动，死亡，都构成了他或她的独立的存在。因为他或她是一个人，一个活的人，而不是一个影子。倘使我把自己当作小说的主人公来描写，那么我的主人公就会只是我的一个影子，杜大心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写过《生之忏悔》，李冷是一个影子（我曾经用过李冷这名字发表过一些文章），高觉慧是一个影子（我和他都演过《宝岛》里面的黑狗，都在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读过书〉，陈真是一个影子，还有许许多多。
　　……结果，我的小说就完全成了虚伪的东西，也决不会感动那成千的青年的灵魂了。这是使我最愤慨的一点，所以我决不能够承认它。
　　还有些人说我常常把朋友拿来做模特儿写小说，这种说法是多少有点根据的。我为了这个也受过一些朋友的责难。最近有一个朋友还说，我写《雷》，不该把那个主人公写得那么夸张，因此助长了那个被描写的朋友的骄傲。我为了这个曾经申辩了半个钟头，我的理由很充足，因为《雷》里面的德并不就是那个朋友，我写这小说时不过借用了那朋友的一件小小的事情。如果别的朋友以为《雷》是写那个人，那么这责任就不应该由我来负。我自己当然比别人知道得更清楚。
　　然而关于这种事情我也不完全否认。我在别的一些小说里面果然写过一两个朋友，但我的意思是这样：与其说我拿朋友做模特儿来写小说，不如说我为某一两个朋友写过小说。
　　这其间的差别是很大的。譬如说《白鸟之歌》，许多人都知道我是拿某一个上了年纪的友人做模特儿来写的；但我的本意却不是如此简单。我爱护那个朋友，我不愿意他辜负了大家对他的期望，我不愿意他牺牲了过去的一切，去走个人的路，所以我写了这小说来劝他。我给他指出了一条路，而他却不知道去走。他走了和那小说里所写的完全相反的一条路了。这事情很使我失望。我不仅写了小说，而且我还有过一点行动。但这有什么用处呢？当一个人被爱情迷住了眼睛的时候，甚至世界的毁灭，人类的灭亡也不会被他看见了。那朋友在我的过去的生涯里有过极大的影响。他答应过以毕生的精力写一部《人生哲学》来做我们的生活的指针。我等待着。我已经等候了七年。现在他是陪了太太到一个辽远的省份做官去了。“白鸟之歇”恐怕永远不会响了罢。但我的小说也不是白白写了的。因为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现象，它也有它的社会的意义。关于《父与子》，关于《堕落的路》……我的解释也是一样。我写《堕落的路》时，很希望那个被称为堕落的朋友去走一条新的路，然而他却是一天天地更往下沉落了。我的劝告似乎一点也不能够帮忙他。
　　现在再把话说回到这《爱情的三部曲》上面来。我的确喜欢这三本小书，在我的全部文艺作品中，我时时翻来阅读的也就只有它们。有些小说连里面的故事我也差不多完全忘记了。但在这三本小书中甚至一两处细小的情节，我也还记得很清楚。这三本小书，我可以说是为自己写的，写给自己读的。我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就在今天我读着《雨》和《电》，我的心还会颤动。它们使我哭，也使我笑。它们给过我勇气，也给过我慰藉。我这里不提到《雾》，因为《雾》的初印本我并不喜欢，里面有一些篇页，我自己看到总觉得有些肉麻，不敢重读。所以这次改作时，就把它们删除了，另外加了一些新的篇页进去。
　　《电》是应该特别提出来的。这里面有几段，我永不能够忘记。我每次读到它们，总要流出感动的眼泪来，例如：佩珠看见敏许久不说话，又知道他们快要和他分手了，就唤住敏说：“敏，你不该瞒我们，我知道你已经下了决心了。”她知道敏的心就仿佛看见了它一般。而且敏今晚上的举动并没有一件逃过了她的眼睛。
　　敏不说话，却只顾埋着头走，好像并没有听见她的话。仁民接着也唤他一声，他也不回答。
　　很快地他们走到了两条巷子的交叉处，敏应该往西去了。在这里也是很静寂的，除了他们三个，便没有别的行人。
　　佩珠站住了。她往四周一看，低声说：“敏，你就这样和我们分别吗？”她伸出手给他。
　　敏热烈地一把握住了她的手，感激似地说：“你们原谅我。……我真不愿意离开你们。”他的眼泪滴到了佩珠的手腕上。
　　“为什么要原谅？就说祝福罢。……你看我是了解你的。”佩珠微笑地，亲切地说着，她慢慢儿把手腕放到自己的嘴唇上去。
　　我读到这里我的眼泪落在书上了，但我还继续读下去：敏又和仁民握了手，口里淡淡地说：“不要紧，我们明天还可以见面。”他决然地掷了仁民的手往西边巷子里去了。
　　佩珠还立在路口，痴痴地望着他的逐渐消失在阴暗里的黑影。她心里苦痛地叫着：“他哭了。”
　　事实上我也哭了。
　　仁民看见她这样站着，便走近她的身边，把一只手伸过去搂住她的腰，亲密地低声在她的耳边唤道：“佩珠，我们走罢。”
　　她不答话，却默默地跟了他走着，把身子紧紧偎在他的怀里。过了好一会儿她才叹息地说：“敏快要离开我们了。”
　　仁民一手搂着佩珠，一手拿着电筒照亮那道路。他跟着她慢慢下着脚步走。他把头俯在她的肩上温柔地在她的耳边说：“佩珠，不要悲痛，我是不会离开你的。”
　　佩珠默默地走着，过了半晌，忽然自语似地说：“许多青年到我们里面来，但很快地就交出生命走了。敏说过他不是一个吝啬的人。”她的声音颤动着，那里面充满了悲痛。
　　我不能够再往下面读了。泪水迷糊了我的眼睛。我的心颤抖得很厉害。一种异样的感觉占有了我：是悲痛，是快乐，是感激，还是兴奋，总之，我说不出。
　　在《电》里面这样的处所是很多的，这些在一般的读者看来也许很平常，但对于我却有很大的吸引力，并且还是鼓舞的泉源。我想只有那些深知道现实生活而且深入到那里面去过的人方可以明了它们的意义。
　　我说这三本小书是为我自己写的，这不是夸张的话。我会把它们永久地放在案头，我会永久地读它们。因为在这里面我可以找着不少的朋友。我可以说在这《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活动的人物全是我的朋友。我读着它们，就像和许多朋友在一起生活。但这话也应该加以解释的。我说朋友，并不就指过去和现在在我周围活动的那些人。固然在这三本书里面我曾经留下了一些朋友的纪念，而且我每次读到它们，我就会想到几个久别的友人。但是我仍旧要说我写小说并不是完全给朋友们写照。我固然想把几个敬爱的朋友写下来使他们永远活在我的面前，可是我写这三本小说时却另外有我的预定的计划：我要主要地描写出几个典型，而且使这些典型普遍化，我就不得不创造了一些事实，但这并不是说我从脑里空想出了一些东西，我不过把别人做过的事加在我的朋友们的身上；这也不是说我把他们所已经做过的事如实地写了出来，我不过是写：有他们这种性格的人在某一种环境里面所能够做出来的事情。所以在我的小说中出现的已经不是我的实生活里面的一些朋友了。他们是独立的存在。他们成了我的新朋友，他们在我的眼前活动，受苦，哭，笑以至于死亡。
　　我和他们分享这一切的感情。我悲哭他们的死亡。
　　陈真仰卧在地上，微微地动着，腥血包围了他的身子。他已经不能够发声，只有那低微的喉鸣。颈项以下就不是他平日的完全的身体。只有他的头部还没有改变。
　　那黄瘦的脸上溅了一些血迹，微闭着的大眼睛上面失掉了那一对宽边眼镜。
　　亚丹静静地躺在黑暗里，半睁开眼睛，他全身染了血，但嘴唇上却留着微笑，好像他还睡在他的蜜蜂和他的小学生中间。
　　一些人围着尸体看。她们也挤进去。无疑地那是敏的脸，虽然是被血染污了，但脸部的轮廓却还能够被她们认出来。身上也全是血。一只脚离了腿部，飞到汽车旁边。
　　“敏，这就是你的轮值罢，”慧想说这样的话，没有说出口，却已经流出了眼泪，她的心从没有像现在这样厉害地痛楚过。她的眼睛模糊起来，她仿佛看见那血脸把口张开，说道：“你们会常常记念着我吗？”
　　这全是很简单，很平凡的描写。和这类似的处所还不少。
　　这种写法不会使读者感动也未可知。但是当我写这些篇页的时候，我自己的确流过眼泪。我这样地杀死我的朋友，我的苦痛是很大的，而且因为他们构成了单独的存在，和我的实生活里面的朋友并没有大的关系，那么他们以后就不会复活起来，我就会永久地失掉他们了。这损失是很大的。
　　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写这三本小书时所经历的感情的波动。没有一个读者能够想象到我下笔时的心里的激斗。
　　更没有一个人能够了解我是怎样深切地爱着这些小说里面的那些人物。知道这一切的只有我自己。
　　现在我可以把我写成这《爱情的三部曲》的经过叙说出来了。
　　《雾》的写作全是偶然的事情。那时是一九三一年的夏天，从这一年起我才开始正式地写起小说来。以前我只是在翻译伦理学，经济学的著作，和著述那部题作“社会科学丛书之一”的小书的余暇偷偷地写点小说。只有这一九三一年的光阴才是完全花费在创作上面的。
　　那时我住在闸北，地方还宽敞，常常有朋友来祝一个从日本回来的朋友也常来的。有时候我们就同睡在一张大床上，谈着日本的种种事情，也谈到他过去的恋爱的经验。有一次他到别处去玩了两天，回来以后人似乎就变了样子。他和我谈到他在那地方的生活。渐渐地他变得很激动了，他那满是皱纹的黄瘦的脸也突然显得年青起来。他终于说出了在那里和一个少女的交际，那个姑娘，他和我都认识的。
　　第二天他又谈起这事情，并且是在一些朋友的面前说的。
　　他喝了一点酒，微微红着脸，说出了闻到那位姑娘的肉香的故事。这使得那个住在楼上的朋友太太感到了大的兴趣，而快活地笑了。
　　这天晚上他住在我家里。已经过了十点钟，他还是异常兴奋，他一定要把我和另一个朋友拉到虹口吃日本面去。他对于日本面是有着特别的嗜好的。我们从虹口一家日本馆子出来，慢慢地走回家。月亮很好，这散步是很愉快的。回到家里我们又谈了不少的事情，直谈到一点钟，我因为疲倦就上床睡了。那朋友却不让我闭眼睛，他还絮絮地和我谈女人的事情。他平时并不抽烟，这晚上却接连地抽起纸烟来。我很瞌睡，我催他睡觉，他却只顾和我谈话。我没有办法，就扭熄了电灯。但这也不能够减少他的兴致。
　　电灯灭了，房里却并不黑暗，月光从外面射进来，把窗门的影子洒在地板上。周围很是静寂，我借着月光和纸烟头的火光模糊地看出了他的面容。他还絮絮地对我赞美那撩人心绪的少女的肌肉的香味。我已无心听下去了。这被单恋所苦恼着的男子的心情我很能够了解，然而我的瞌睡使我忘了一切。
　　这晚上他似乎没有闭过眼睛。以后这事情传开出去，楼上的朋友太太就戏谑地给他起了个“肉香”的绰号。
　　日子平淡地过去了，我们以为他会忘却了肌肉的香味。但事实恰和我们所猜想的相反。他似乎整天就在想念那一位姑娘。于是发生了和《雾》的第四章开场时的类似的一段谈话。
　　参加的人除了他外有我，有那被人误看作陈真的朋友，还有自以为是吴仁民的那个朋友。我们谈得很久。这次的谈话和小说里的一样，是没有结果。那时我便起了写《雾》的念头。
　　我想写这小说来劝他，来给他指出一条路，把他自己的性格如实地绘出来给他看，让他看清楚自己的真面目。
　　我在忙迫中开始写了《雾》的第一章，他看见我写这小说，知道我是在写他和那个姑娘，他很高兴，他甚至催促我早早地写完它。但是《家》的写作耽误了我几天的工夫。这其间他到南翔游玩去了。等他在一个星期以后回到上海来时，我的小说已经写好了放在那里等他。
　　他是晚上来的。他急切地读着我的原稿。我在旁边看他，他的感情的变化很明显地摆在脸上。他愈读下去脸色变得愈可怕了。他想不到我会写出后面的那几章来。其实连我自己也想不到会写了那样的篇页。在我这也是不能自主的。我爱这个朋友，我开始写这小说时我是怀了满胸的友情，可是一写下去，那憎厌就慢慢地升了起来，写到后来，我就完全被憎恨压倒了。那样的性格我不能不憎恨。我爱这朋友，但我却不能够宽恕他那性格。我写了《雾》，我挖出了一个朋友的心，但看见这颗心连我自己也禁不住战抖起来了。
　　这朋友读完我的原稿，气愤地说了一句：“岂有此理。”我知道他的心情，但我没法安慰他。我们苦恼地对望着，好像有道幕隔在我们中间。我们两个平时都不会抽烟，这时候我们却狂抽起来，烟雾遮蔽了我们的眼睛，使我们暂时忘了这世界。
　　“你不了解我。你不应该这样地写。你应该把它重写过。”
　　他忽然发出了苦痛的呼号。
　　我咬着嘴唇皮，沉思了片刻，苦痛地回答道：“我不能够重写，因为我并不是故意在挖苦你。”
　　他沉默了一会儿忽然努力说：“至少有几个地方非修改不可。”他于是翻开原稿，指出了几个他认为不妥当的处所给我看。
　　“好，我试试看。”在这时候多说一句话也是很困难的。我马上接过了原稿，就当着他的面把那几个地方删掉了。
　　他依旧不满意，可是他也无话可说了。第二天他对另一个朋友说，我的这小说很使他失望，他从南翔回来时，本来充满了热情和勇气，可是一读到我的小说就突然落到冰窖里面去了。他在自己的前面就只看见黑暗。他找不出一点希望和光明。他因此甚至想到自杀。
　　这些话很使我痛苦，我本想为了这朋友的缘故就毁了我的小说，但我再一想便又改变了主意。我仔细地把全部原稿看过一遍，我觉得在这里面我并没有犯过错误。我所描写的是一个性格，这个性格是完全地被写出来了。这描写是相当地真实的。而且这并不是一个独特的例子，在中国具有着这性格的人是不少的。那么我是在创造一种典型，而不在描写我的朋友了。所以我不能够为了这朋友的缘故就毁弃我的小说。不过为了使这朋友安心起见，我又把《雾》删改了一次，把我从这朋友那里借来的事实都奉还了他，并且在原稿的前面还加上一个短短的声明：在我的每本书的前面我都写了序文。
　　但这一次我却更愿意让我的文章自己来和读者见面，不想再写什么介绍解释的语句了。
　　然而有一件事应该在这里声明：我并未去过日本，本书中关于日本的话都是从一个敬爱的朋友那里听来的，因此就有人疑心我是拿那朋友做模特儿。其实这是一个大错误。我错误竟使我几乎得罪一个朋友。事实上，像我写以前的几部长篇那样，我用来作本书主人翁的模特儿的并不只有一个人，那样的人我曾经接触过不少，得了深刻的印象，因此写出来时不免使朋友们觉得大有人在，于是就以为我是写某人的事或拿某人做模特儿。因为从已经出版的几部小说中得到了这不快意的麻烦的经验，所以这次特别作这一个郑重的声明。
　　这个声明是送给这朋友看过的。他没有说什么。两三个月以后《雾》就在《东方杂志》上面陆续发表出来。那时候他早已忘却肌肉的香味，也不说什么回家的话了。他的怯懦和犹豫已经逐渐地把那单恋的痕迹磨洗净尽了。但他却受了那个被人疑作陈真的友人和一个现在被我们称作老板的友人的鼓励，开始对另一个姑娘表示了好感。我的小说固然不曾增加他的勇气，但也不曾减少他的勇气。他也似乎完全忘却了它。不过散在各地的朋友们一读到《雾》，就断定谁是周如水。他们说他的性格确实是如此。
　　陈真在《雾》里面是一个重要的人物，那个自以为是吴仁民的朋友起初断定说这是我自己的写照，因为我是“周如水”的好友，我曾经认真地劝过周如水几次，而且我写过陈真写的那本书。我当时把自己做过的事情借给陈真，原是无心，我以为他做这件事与他的性格也很相合，却不料因此被那朋友开了这样的一个玩笑。但幸而说这话的人就只有他一个。别的朋友却以为陈真就是一个姓陈的朋友，因为那人也曾起劲地劝过“周如水”，也患着肺病，而且还是我所崇敬的友人。后来又有人说陈真是一个远在四川的患着剧烈的肺病的朋友。因为那朋友信仰坚强，做事勇敢。但其实都不是的。
　　陈真是我创造出来的一个典型人物，他并不是我的实生活里面的朋友。我自己也许有一点像他，但另外的两个朋友都比我更像他，而且他的日记里的几段话还是从“李剑虹”写给一个朋友的信里抄来的。那么他应该是谁呢？事实上他谁都不是的。他只是一个平凡的人，他有他的长处，也有他的弱点。我并不崇拜他，因为他并不是一个理想的典型人物。但我爱他，他的死很使我伤痛。所以在《雨》里面他虽然一出场就被汽车辗死，然而他的影子却笼罩了全书。
　　关于吴仁民的话应该留在后面说。然而那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似乎不能不在这里介绍一下。
　　“介绍”这两个字我用错了，我的朋友里面并没有这样的三个女子。但我也不能够闭着门把她们从空虚里创造出来，我曾见过一些年青的女性，人数并不算少，但我和她们却完全不熟，我甚至有点怕和她们交际（和我相熟的还是《电》里面的几个女郎）。虽然不是熟识，但我却也能够把她们分作三类，塑成了三种典型。其实三种并不够，可是在这有限的篇幅里却容不了那许多。所以我就把那些更坏一点（也许更真实一点）的女性的典型略去了。在这剩下的三种典型的描写上我也许犯了错误，因为我或者不曾透彻地了解过她们。但是《雷》和《电》里面的女性我却知道得很详细。
　　《雾》写成以后我就有了写作《爱情的三部曲》的念头，但直到它的单行本付印时我才有了这样的决心。
　　为什么要称这为“爱情的三部曲”呢？因为我打算拿爱情来作这三部连续小说的主题。但这和普通的爱情小说并不相同，我所注重的乃是性格的描写。我并不是单纯地描写着爱情事件的本身；我不过借用恋爱的关系来表现主人公的性格。在我们现在所处的这种环境里这也许是一种取巧的写法。
　　但这似乎是无可非难的。而且我还相信把一种典型的特征表现得最清晰的并不是他的每日的工作，也不是他的话语，而是他的私人生活，尤其是他的爱情事件。我见过许多人在外面做起事来很勇敢，说起话也很漂亮，而在他和女人讲恋爱的时候，或者他回到家里和妻子一道生活的时候，他的行动和语言就陈旧得十分可笑。有的人在社会思想上很解放，而在性的观念上却又是十分保守，十分顽固。一个人常常在“公”的方面作伪，而在“私”的方面却往往露出真面目来，所以我们要了解一个人的真面目，从他的爱情事件上面下手，也许更有效果。这意义是很明显的。我也很知道每日的工作比爱情更为重要，我也知道除了爱情外，更重要的题材还有很多。然而我现在写作这三本描写性格的小说时，我却毫不迟疑地选了爱情来做主题，并且称我的小说为《爱情的三部曲》。
　　我当时的计划是这样：在《雾》里写一个模糊的，优柔寡断的性格；在《雨》里写一种粗暴的，浮躁的性格，这性格恰恰是前一种的反面，也是对于前一种的反动，但比前一种已经有了进步；在最后一部的《雪》里面，就描写一种近乎健全的性格。至于《电》的名称，那是后来才改用的。所以在《雨》的序言里我就只提到《雪》。
　　不仅《电》这个名称我当时并不曾想到，而且连它的内容也和我最初的计划不同。我虽然说在《电》里面我仍把爱情作了主题，但这已经是很勉强的话了。
　　《雨》的写作经过了八九个月的时间，但这并不是一口气写成的。我大概分了五六回执笔，每回也只有三四天，而且中间经过“一二八”，我又去过一次福建。我记得很清楚，《雨》的第五章的前面一部分还是在太古公司的太原轮船的统舱里写的，后面一部分却是在泉州一个破庙里面写成。这破庙在那时还是一个私立中学校的校址，但如今那个中学已经关门了。
　　我写《雨》的前三章时心情很是恶劣。那时是一九三一年年尾，我刚写完这小说的前三章。在一九三二年一月二日，我就怀着一种绝望的心情写了下面的一段类似日记的文章，最近我从旧书堆里发现了它，就把它照原样地录在这里：奋斗，孤独，黑暗，幻灭，在这人心的沙漠里我又过了一年了。
　　心呵，不要只是这样地痛罢，给我以片刻的安静，纵然是片刻的安静，也可以安舒我的疲倦的心灵。
　　我要力量，我要力量来继续奋斗。现在还不到撒手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有眼泪，还有血。让我活下去罢，不是为了生活，是为了工作。
　　不要让雾来迷我的眼睛，我的路是不会错误的。我为了它而生活，而且我要不顾一切的人，继续走我的路。
　　心呵，不要痛了。给我以力量，给我以力量来抵抗一切的困难，使我站起来，永远的站起来，一个人站在人心的沙漠里。
　　记着你允许过樊宰底的话，记着他所警告过你的。不要使有一天你会辜负那死了的他。
　　《雨》的前三章就是在这绝望的挣扎中写成的，所以那里面含着浓厚的阴郁气。它们在南京的一个文艺刊物上被发表时，从前自以为是吴仁民的那个友人（《雨》里面的吴仁民才真正是他的写照了）也在南京，他无意间读到了它们，就不要战抖，不要绝望，不要害怕孤独，把一切都放在信仰上面。我的路是不会错的。拿出更大的勇气来向着它走去。不要因为达不到那目的地而悲伤。不要把自己的命运看得太重，应该把它连系在群体的命运上面，在人类的繁荣里看出你的前途来。
　　我还年青，我要活下去。给我力量，给我力量来活下去，来忍受痛苦，继续挣扎。现在还不是应该放弃一切的时候。我还没有写尽我所要写的，我还要继续写下去。
　　要强健起来，勇敢起来，应该忍受一切苦难而存在，不要让苦痛埋葬了我。
　　又这里提到樊宰底，因为他曾写信鼓舞过我，使我以后可以勇敢地应付生活的斗争，而且免掉将来的受骗。见The Letters of Sacco and Vanzetti，p p．308—310（TheViking Press）马上写了信来说：前几天读了你的小说的前三章，写的很好，只是阴郁气过重，我很为你不安。你为什么总是想着那可怕的黑影呢？我希望你向光明方面追求罢。照你这种倾向发展，虽然文章的表现会更有力，但对于你的文学生命的durée或将有不好的影响。自然你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灯光下的悲苦心情，我是很能够了解的。但我总希望你向另一方面努力。
　　我那时刚刚从福建旅行归来，带了在那边写好的《雨》的第五章的原稿。三个星期的奔波，两天的统舱的生活使我觉得十分疲倦。我读到这样的信函，我很感激那朋友，但我却不同意他的话。我以为他还不了解我，所以我写了下面的答语寄给他：读完你的信，我很感激你的好意和关心，但我并不同意你的话。
　　我承认你是一个比较了解我的人，我们又曾经在一起度过一部分的生涯，我们在一起为了一个共同的目标奋斗过。你不记得在巴黎旅舍的五星楼上我们每晚热烈地辩论到夜深，受着同居者的干涉的事情吗？在那些时候，我们的眼前现露着黎明的将来的美景，我们的胸里燃烧着说着各种语言的朋友们的友情。我常说在人的身上我看出了理想的美丽，我在写给伦敦友人的信上就常常用了embody（体现）这个动词。你还记得那些可祝福的日子吗？但是现在我们渐渐地分离了。生活改变了你的性格，你是渐渐的老了。
　　我没有什么改变，不过身上心上加多了一些创痛。我至今还是唯一的了解你的友人罢。然而我怕你是渐渐地不能够了解我了。你为什么还以为陈真就是我自己呢？你不能够看出来我和他中间有着很显明的大的差别吗？
　　你知道，我和别的许多人不同，我生下来就带了阴郁性，这阴郁性差不多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但是我那追求光明的努力却没有一刻停止过。我的过去的短促的生涯就是一篇挣扎的记录。我的文学生命的开始也是在我的挣扎最绝望的时期。《灭亡》是我的第一部小说。我开始写它的时候你也知道。后来我到乡下去了，在乡下续写《灭亡》时，我们中间曾经交换过许多封长信，从太阳的动或不动，谈到人类社会演进的路向，从决定论谈到你的自小哲学和我的奋斗哲学。你知道我那时的苦痛的心情，你知道我在写小说，而且你自己也受了我的影响动手写起你的自传式的小说来。你知道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完全绝望过，我从没有一个时候失掉过我的对于那黎明的将来的信仰。
　　你不过读了《雨》的前三章。我以后将怎样写下去，你还不曾知道。你说这小说的阴郁气过重，但这阴郁气也并不曾隐蔽了那贯穿我的全作品的光明的希望。我早已不去想那黑影了。事实上，我已经早把它征服了。你知道龚多塞在服毒以前曾写下他的遗言道：“科学要征服死。”另一个诗人也说：“爱要征服死。”这句话也曾被我的《死去的太阳》的女主人公重复说过。我的爱已经把那黑影征服了。我的对于人类的爱鼓舞着我，使我有力量和一切挣扎。所以在夜深人静时黯淡的灯光下鼓舞着我写作的也并不是那悲苦的心情，而是爱，对于人类的爱。这爱是不会死的。事实上只要人类不灭亡，则对于人类的爱也不会消灭，那么我的文学的生命也是不会断绝的罢。你不必为我担心。
　　信寄出以后又轮到我寄发《雨》的第五章的原稿的时候了。我便将这复信的大意另写在一篇短短的按语里面附了寄去，同着第五章的《雨》一起在杂志上发表了。
　　那朋友不久就离了南京，他也不曾来信谈《雨》的事情。
　　一个月以后我继续写了《雨》的第六第七两章，又过了三个星期我就一口气从第八章写到第十六章，这样算是把《雨》写完了。以后单行本付印时，在分章和内容两方面都有了一点改动。
　　《雨》是《雾》的续篇，不过在量上它却比《雾》多过一倍，故事发生的时间比《雾》迟两年。人物多了几个，虽然还是以爱情作主题，但比起《雾》来这小说里的爱情的氛围气却淡得多了。
　　我自己更爱《雨》，因为在《雨》里面我找到了几个朋友，这几个人比我的实生活里面的友人更能够系住我的心。我的预定的计划是写一个粗暴的浮躁的性格。我写活了一个吴仁民。我的描写完全是真实的。我把那个朋友的外表的和内部的生活观察得十分清楚，而且表现得十分忠实。他的长处和短处，他的渴望和挣扎，他的悲哀和欢乐，他的全面目都现在《雨》里面了。虽然他自己后来读到《雨》的单行本，曾经带笑地发过一点怨言，因为我写的有一部分并不是事实。但我知道他心里是满足的。我们不能因为吴仁民的幼稚处就否认了他的真实性，那朋友自然也不能够。其实在现今活着做一个人，谁能够没有缺点？那朋友和我一样也是充满着缺点的。要是我们不曾消灭掉这些缺点，那么我们就没有理由来掩饰它们。我们应该对别人忠实，对自己也该忠实。
　　那朋友至今还是我的最好的友人中间的一个，我始终爱护他，但我却不得不承认他已经不是《雨》里面的吴仁民了。
　　然而他并不曾改变到《电》里面的吴仁民的样子。《电》里面的吴仁民可以是他，而事实上却决不是他。不知道是生活使他变得沉静，还是他的热情有了寄托，总之我最近从日本归来在这里和他相见时，我确实觉得他可以安安稳稳地做一位大学教授了。我想几年以后，或者十几年以后他有一天会回忆起过去的生活，或者还会翻阅到这一本小小的书，他会在那里面认出一种始终不渝的友情来。那时候他也许会更了解我，或者还会更了解他自己。谁能够为青年时代的热情感到羞惭而后悔么？可惜的只是这热情不能够保持长久。
　　在《雨》里面出现了方亚丹和高志元。方亚丹可以放在后面说，因为在《电》里面他才现出了全身。高志元在《雨》里面却是一个重要的人物。这是一个真实的人，但他被写进《电》里面时却成了理想的人物了。不，这不能说是理想的人物，他如果处在《电》的环境里面，他的行动不会和那个高志元两样。
　　这个朋友像是一个大孩子，他以他的单纯和真诚获得了我们大家的友爱。他有着许多缺点，但他有着更多的热情。他的身体，就是被这热情毁坏了的。他在中学里读书的时候喝酒过多，又不知道保养身体，常常喝醉了，就躺在校园内的草地上面，在一株树下过夜，后来就得了一种病：只要天气一变他的肚皮就会发痛，要吃八卦丹才可以暂时止住他的痛楚。我们因此叫他做“活的气象表”，但我们这样叫他，并没有一点嘲笑的意思。这个绰号里面包含了我们的友爱和关切。
　　我们爱他，但是我们只得眼睁睁地看见他被那永不能熄灭的热情和那零碎的痛楚一天天地摧残下去。我们的痛苦是很大的。用手杖抵肚皮，固然是一个可笑的景象，然而我看见他这样做，我却忍不住要哭了。
　　在《雨》里面我真实地描写了这个朋友的面目。我的书使我的这友人永久地活在我的眼前。单为了这个，我也得宝爱它。
　　《雨》的前五章这朋友是读过的，而且写第四章时我正和他同住在法租界某处的一个客堂里。第六章写成时他已经离开了上海。第八章以后因了那刊物的脱期他便没有机会读到，因为那时他早已回到辽远的故乡去了。
　　他动身的前两夜来看我，我们谈了好些话。我第二天早晨就要到杭州去，不能够送他上船，但我这晚上送走了他回到自己房里，起了种种的感想，觉得很寂寞，便写了一封信寄给他，里面是些劝告的话。
　　从杭州回来我得到了他的信，是一封长信，但是他已经在海行中的船上了。
　　他在信里说：
　　我知道我走了以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加寂寞。我愿意我们大家都在一个地方，天天见面，然而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每个人都有我们的工作和责任……我以后也许会找到一些勇敢的朋友，然而我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
　　他还说他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改掉一切坏习惯，试试来做点实际的事情。他甚至答应我以后不再喝酒，答应我沉默地埋头工作个五年或十年。最后他说我不送他上船很好，因为他也不愿意我看见他流眼泪。
　　他这人被好些人笑骂作傻瓜，被好些女性称为粗野的人，他几次徘徊在生命的涯沿上，没有动过一点心，如今却写了这样的信函。这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感动。
　　以后他到了故乡寄过一封短短的报告平安的信。不久又寄来他以前在东京买的两本英文书，这是他早答应了送我的。
　　我只去过一封短信。以后我们就没有再通过信息了。
　　我知道他还活着，但我却不知道他现在活得怎样。
　　有一些人疑心张小川是我的另一个好友。那也是一个被我敬爱过的友人，我曾经与他合译过一部大书，他在我的过去生涯中曾有过大的影响。但是他从法国回来以后的行为渐渐地使我感到了失望，直到后来我就忍不住当面责骂他了，以后我还在《旅途随笔》里骂过他，因为有一次他从河南带了他自己教毕业的一班学生，来江浙一带参观，到了苏州那些学生却拿了教育厅和县里的津贴购买大批的香粉，预备回去打扮他们的妻子。不过《旅途随笔》印成单行本时，这一段却被我删去了。那是前年的事。
　　后来在去年正月他到北平来，我也在那里。我们常常会见，谈了不少的话。有一天我在一本他的新出版的著作的里封面上写了下面的两行字：从××处拿来，因这书我和××又恢复了巴黎时代的友情。　　慧
　　一九三四年二月在北平
　　我写一个“慧”字，因为那时候我刚刚给自己起了“王文慧”的笔名，开始在写《罗伯斯比尔的秘密》了。我还和这友人同到过政治学会图书馆里去翻阅过关于法国大革命的书籍。
　　但我在一九三二年写《雨》的时候，对他的行为的确很不满意。听说一个粗暴的年青朋友甚至想找个机会打他一顿。
　　那个年青朋友就是被人误认作《雷》的主人公的人。他口里常常嚷着要打人，我却没有看见他动过一次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他从来就没有过打人的机会。
　　我写张小川时，的确打算顺便责骂那个友人，但我憎恨的只是他的行为，并不是他本人。所以结果这张小川就成了一部分知识分子的写照，而不单是我的那个友人了。张小川这类的人我不知道遇见过多少，只可惜在《雨》里面我写得太简略。
　　张小川的好友李剑虹很像《白鸟之歌》里面的那个前辈友人，但我希望他不是。我写《雨》在我写《白鸟之歌》以前。那时候这位友人刚从欧洲回来，我对他抱着大的希望。但我已经在担心爱情会毁坏他的一切了。
　　郑玉雯和熊智君是三个小资产阶级的女性以外的两种典型，这两个女人都是有过的，但可惜我表现得不很真实，因为我根本不认识她们，而且我是根据了一部分的事实而为她们虚构了两个结局；也许破坏我的描写的真实性的就是这两个结局。所以我不妨说这两个女人是完全从想象中生出来的。
　　否则一些读者想到那个抛弃女学生生活，跑进工厂去做女工，把自己贡献给一个理想，而终于走到一个官僚的怀里去的女郎，不知道会起何等的痛惜的感觉。
　　在《雨》里面周如水投黄浦江自杀了。单是一本《雾》已经使那个被单恋苦恼着的朋友“落到冰窖里面去了”。为什么我现在还要来加上一个这样的结局？是不是一定要把他推下那黑暗的深渊里去？不。事实上我的本意恰和这相反，我想用这个来把《雾》给那个朋友留下的不快的感觉去掉。其实他早已忘掉了那回事情，而且已经和一个女人同居了。我要用《雨》来证明周如水并不是他，所以《雨》里面的周如水的事情全是虚构出来的；不过像周如水那样的性格要是继续发展下去，得着那样的结局，也是很可能的事。我亲手杀死了周如水，并没有一点留恋。然而他死了以后我却又禁不住伤心起来，我痛惜我从此失掉了一个好心的朋友了。
　　《雨》出版过后不到一年我写了短篇小说《雷》。这是我从广东回来寄寓在北平一个新结婚的朋友家里的几天中间匆忙地写成的。这小说似乎结束得太快，有许多地方都被省略掉了，后来才在《电》里面补写了出来。这样一来我就无意地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加进了一个小小的插曲。这应该放在《雾》和《雨》的中间。
　　我在《旅途随笔》的第一篇《海上》的开端曾写过这样的话：是五月的天气，一个晴明的早晨我离开了上海。那只和山东省城同名的船载着我缓缓地驶出了黄浦江，向着南方流去。时候是六点钟光景。
　　我是在前一晚上船的，有一个朋友同路。我们搭的是统舱，在船尾舱面上安放了帆布床。那晚上落过大雨，把我们的床铺都打湿了。有几个朋友来船上送别，其中有一个就留在船上和我们整整谈了一个夜晚，一直到天明开船时，他才跨着巨步上了岸，把他的颀长的身躯消失在码头上拥挤的人群里去了。这朋友是可爱的，他平日被我们称为粗暴的人，我们都知道他是憎厌女性的，但他那晚上却带了颤动的声音向我们吐露了他的心底的秘密——他的恋爱的悲剧。去年里先后有两个女性追逐过他，她们愿意毫无代价地把她们的爱情给他，却被他残酷地拒绝了。他这样做，他自己也很感到痛苦，可是他并没有一点悔恨，因为他已经把自己奉献给一个理想，他不能够再有一点个人的感情了。
　　这朋友的叙述引起了我的赞美。自然在我的朋友中间像这样弃绝爱情的并不只他一个，但是也有不少的人毫不顾惜地让女人毁灭了他们自己，等到后来尝惯了生活的苦味，说出抱怨爱情的话语时，已经是太迟了。我对他说，我要写一本中篇小说，题名叫《雪》，朋友只是微微一笑，他的笑是有些苦涩的。
　　在同书的《朋友》一篇里还有关于这个朋友的话：世间有不少的人为了家庭就弃绝朋友，至少也会在家庭和朋友中间划了一个明显的界限，把家庭看得比朋友重过许多倍。这似乎是很自然的事情。我曾亲眼看见过一些人结婚以后就离开了朋友，离开了事业，结果使得一个粗暴的年青朋友竟然发生了一个十分奇怪的思想，说要杀掉一个友人的妻子以儆戒其余的女人。当他对我们发表这样的主张时，大家都取笑他。但是后来我知道了一件事实：这朋友因为这个缘故便逃避了两个女性的追逐。
　　因为这两段话我的小说《雷》就被人认作这个朋友的写照了。这是一个误会。
　　《旅途随笔》的前一部分是在广州机器工会的宿舍和中山大学的生物研究室里面写成的，那时候我白天到中山大学生物研究室去看蛙的生长或者跟着一个朋友研究罗广庭博士的“生物自然发生的发明”，晚上一个人走回河南到机器工会去睡觉。
　　我几次想提笔写那计划中的中篇小说《雷》，倘使我写的话，《雷》的主人公就会真是那个颀长的朋友了。但是那时我却写了替达尔文学说辩护的文章和罗广庭博士开玩笑，那笔锋也点到了《东方杂志》的编者的身上，所以我这文章便以“文笔太锐，致讥刺似不免稍甚，恐易引起误会”的理由被《东方杂志》拒绝登载了，而后来它在《中学生》月刊发表时又被《东方杂志》的编者托人去关说把那“文笔太锐”的处所删去了一两个，以后便没有引起误会。不过我的文章受凌迟之刑，以这为第一次。
　　后来我在北平写了《雷》，那时我的心情已有些改变，所以写出来的并不是中篇小说，而且也不是拿那颀长的朋友做模特儿了。
　　德这个人也许是不存在的，像他这样的性格我还没有见过。他虽然也有他的弱点，他虽然不能够固执地拒绝慧的引诱，但是他的勇气，他的热情，就像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没有东西能够阻止它，凡是阻拦着它的进路的都会被它毁掉。它的这种爆发的结果会带来它自己的灭亡，但是它决没有一点顾虑。这就像一些植物不得不开花一样，虽然明知花开以后，死亡就会跟着到来，但是它们仍然不得不开花。
　　德这个性格有时会叫人害怕，有时会叫人爱他。他的那样匆忙的死实在叫人痛惜。慧和影爱他，这是很自然的事情。
　　德死了。可是他的老鹰一般的影子到现在还在我的这张原稿纸上面盘旋。我写德时虽然知道并不是在写那个粗暴的年青朋友，但我仍然不能不想到他，我不但借用了他的两件事情，而且甚至在小说后面附加了下面的一段后记：提笔时我本来想写一篇中篇小说，现在却写成了这样子。我最不安的是在一个混乱的情形下面枪毙了那个朋友。别的友人读这文章也许会生出种种误会。但那朋友，我想，是能够了解的。我希望将来能够在一部长篇小说里使那朋友复活起来。
　　后来《雷》被收进集子里面时这附记是被删去了。那时候我写了《电》，我说我是拿了那朋友做模特儿来写了方亚丹。
　　平心地说起来，德也有点像那个年青朋友。他有德的长处，也有德的弱点。他有热情，也有勇气。有人怕过他，也有人爱过他；有人责骂他，也有人恭维他。但是真正了解他的全面目的，恐怕只有我一个人罢。所以他和许多人好过而终于决裂，但我和他却始终不曾闹一次架；我也不曾过分地赞扬过他。他不是德，唯一的理由就是他决不是一个像德那样的极端主义者。他的一切和德的比起来都只有一半。而且当我写这一段文章的时候我手边还有他的一封旧信，里面有着这样的话：××来信向我诉苦，说她这三个月来为我而肺痛（她原也吐血），苦得不堪，而且她用了使我不能完全了解的字眼警告我：“如果以后有什么不幸的事情发生，我可没有责任了，因为我已把我的一切真情给朋友了。”朋友，竟有这样不幸的人间悲剧：我爱##，她却要弄到我吐血。××偷偷地爱我，爱到自己生病，而我竟不知道。……德决不会写出这样的信来，方亚丹也不会的。但是我们能够不为这样的信所感动吗？让我来祝福那个年青朋友早日恢复健康取得自己的幸福罢。
　　慧和影这两个女子一定是有的，但我一时却指不出她们的真姓名来。有人说慧是某人，影是某人，另一个人的意见又和第一个人的说法完全不同。我仔细想了一下，我说我大概是把几个人融合在一起，分成两类，写成了两个女子。所以粗略地一看觉得她们像某人和某人，而仔细地一看却又觉得她们与某人和某人并不相像。
　　《雷》写成以后在《文学》一卷五号上面发表了。过了一个多月我开始为第二卷的《文学》写作长篇小说《电》，预备这样来结束我的《爱情的三部曲》。
　　起初我的这小说的题名是《雪》，写了几章以后才改用了《电》这个名称。为什么要用一个《电》字？我的解释是：“《电》里面的主人公有好几个，而且头绪很多，他很适合《电》这个题目，因为那里面恰像有几股电光接连地在漆黑的天空里闪耀。”
　　这小说是在一个极其安舒的环境里写成的。我开始写前面的一小部分时，住在北平那个新婚的朋友的家里，在那里我得到了一切的方便，可以安心地写文章，后来另一个朋友请我到城外去祝我去了。他在燕京大学办事，住在曾经做过王府的花园里面。那地方很大，白天众人都出去办事了，我一个人留在那样宽阔的园子里，过了三个星期的清闲生活。这其间我还游过一次长城。但我毫不费力地写完了《电》。
　　我说毫不费力，因为我写作时差不多就没有停笔沉思过。
　　字句从我的自来水笔下面写出来，就像水从喷泉里冒出来那样地自然，容易。但那时候我的激动却是别人想象不到的。我差不多把全个心灵都放在那故事上面了。我所写的人物都在我的脑里活动起来，他们和活人没有两样。他们生活，受苦，恋爱，挣扎，笑乐，哭泣以至于死亡。为了他们我就忘了自己的存在。好像不是我在写这文章，却是他们自己借了我的笔在生活。在那三个星期里面我无论在什么地方，都只看见那一群人，他们永久不息地在我的眼前活动，不让我有一刻的安息。
　　我的激动，我的痛苦，我的疲倦，恐怕只有那个请我来这里写文章的朋友知道。
　　我仿佛在参加一场大战。我好像一个将军在调动军队，把我的朋友（我自己创造出来的兵卒）一个一个地派遣到永恒里去。我写了雄和志元的处刑，我写了亚丹和敏的奇异的死。
　　我写完了这小说。我差不多要哭了。隔岸观火的生活竟然是这么悲痛的。
　　小说写成后我先寄了前四章到文学编辑部去，后面的一部分是我自己回上海时带去的。到了上海我才知道这小说已经排好两章，但终于因了某种特别的缘故，没有能够发表。我便又把这小说带到北平去。我和两个朋友商量了一些时候，终于决定把它在《文学季刊》上面发表了。
　　我把《电》的内容稍微删改了一下，改动的地方很少，不过其中的人物凡是在《雨》和《雷》里面现过身的都被我改了名字，我当时曾作了一个表，现在就把它抄在这里：佩珠——慧珠仁民——仁山志元——志成剑虹——剑峰陈真——天心亚丹——继先影——小影慧——一萍敏——炳碧——碧玉德——宗熊女士——洪女士《电》在《文学季刊》，上面发表的时候分作了上下两篇。
　　题目改为《龙眼花开的时候》，另外加了一个小题目——一九二五年南国的春天。作者的姓名变成了欧阳镜蓉，的确是一个陌生的名字。
　　在上篇的开始我引用了《新约》《启示录》中的两段话：我又观看，见一片白云彩。在云彩上坐着一位好像人子，头上戴着金冠冕，手里拿着快镰刀。又有一位天使从殿中出来，向那坐在云彩上的大声喊着说：伸出你的镰刀来收割，因为收割的时候已经到了。地上的庄稼已经熟透了。那坐在云彩上的便把镰刀扔在地上。地上的庄稼就被收割了。
　　第十四章第十四至十六节
　　我又看见一个新天地。因为以前的天和以前的地已经过去了。海也不再有了。我又看见圣城新耶路撒冷，从天上上帝那里降下来预备好了，好像新妇妆饰好了等候丈夫。我又听见有大声音从宝座出来说：看哪。上帝的帐幕在人中间。他要和他们同住，他们要作他的民，上帝要亲自和他们同在，作他们的上帝。上帝也要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不再有死，也不再有悲哀，哭号，疼痛。
　　因为以前的事都过去了。坐宝座的说：看哪。我将一切都更新了。又说：你要写上。因为这些话是可信的，是真实的。
　　第二十一章一至五节
　　后面注明——“一九三二年五月于九龙寄寓。”
　　在下篇的开始我从《新约》《约翰福音》里引了下面的四节：光来到世间，人因为他的行为不好，不爱光，倒爱黑暗……凡作恶的便恨光，并不来就光，恐怕他的行为受责备；但行真理的必来就光。
　　第三章第十九，二十节
　　我是世界的光，跟从我的就不在黑暗里走，必要得着生命的光。
　　第八章第十二节
　　我到世上来，乃是光，叫凡信我的不住在黑暗里。若有人听见我的话不遵守，我不来审判他。我来本不是要审判世界，乃是要拯救世界。
　　第十三章第四十六，四十七节
　　我就是复活，我就是生命。信我的人虽然死了，也必活着；凡活着信我的人，必永远不死。
　　第十一章第二十五，二十六节
　　后面加了一个小注：——“这后面本来还有一章结尾，现在被作者删去。下篇到这里便算完结。”最后也注明：——“一九三三年十二月于九龙。”
　　这些都不是真话。我故意撒了谎使人不会知道这小说是我的作品。这种办法在当时似乎是需要的。至少有两三个朋友这样地主张过。至于“结尾”呢，这小说本该有一个结尾，不过我还没有机会把它写出来，写出来也不能担保就可以和读者见面，所以我率性不写了。其实这小说也可以就这样完结的。也许会有人说这不能完结。然而生命根本没有完结的时候。个人死了，人类却要长久地活下去。
　　我当时要使读者相信欧阳镜蓉是一个生长在闽粤一带的人，《龙眼花开的时候》是费了一年半以上的时间在九龙写成的一部小说，我甚至用了竟容这个名字写成了一篇题作《倘使龙眼花再开时》的散文，叙述他写这小说的经过。这散文我没有编进别的集子里去，但我十分爱它，而且它和《电》也有密切的关系，所以我也把它录在下面：从先施公司出来，伴着方上了去铜锣湾的电车。
　　“到上面一层去罢，今天破个例。”我微笑地对方说。
　　方知道我的意思，他便不说什么话，第一个登上了梯子。我跟在他的后面。
　　我们两个坐在一把椅子上，我把肘靠着车窗，看下面的街景。
　　“容，你的小说写到多少页了？”方忽然这样问我。
　　“这只有你看见过的那些，这几天简直没有动笔。”我不在意地回答着，我依旧看着下面的街景。
　　“你的小说打算发表吗？”
　　“我不敢存这野心。”我一面说，一面掉头惊讶地看他，因为我觉得他的声音有些异样。
　　“你不应该把我写成那样，你不了解我。”他辩解似地说。
　　“我的小说还没有写完呢。后面的结局你是不会想到的。但你应该相信我，我不会不了解你。”
　　“那么我等着读你的文章罢……”他微微一笑，在这笑中我看见了宽耍方先前还以为我误解了他，现在他却把我宽恕了。
　　在这次谈话以后两天方便走了。动身的前夜他自己送了一封信来，那里面有着这样的话：“我知道我走后你的生活会更加寂寞，我知道我走后我的生活也会更加寂寞，以后我也许会找到许多勇敢的朋友，但是恐怕再找不到一个像你这样了解我的人了。”
　　他甚至说他愿意听从我的劝告，改掉一切的坏习惯，试试来把一个过重的责任放在他的肩上。最后他说他不愿意我送他，因为他不肯让我看见他流眼泪。
　　方，那个大孩子，他曾几次徘徊在死的涯沿上，没有动过一点心，他被好些女性称为粗野的人，如今却写了这样的信。这友情给了我极大的感动。
　　我在孤寂里继续写我的这一部小说。我拿这来消磨我的光阴。我写得很慢，因为我的生活力就只剩了这一点。
　　龙眼花开的时候惠来了，她住在朋友家里，每天总要过海来看我一次。她看见我努力在写小说，就嘲笑说：“你在给我们写历史吗？”
　　写历史，我的这管笔不配。这倒使我觉得自己太冒昧了。我便分辩说：“为什么要写历史？我们都还没有把脚踏进过去里面呢？”这时候我已经忘却我是一个垂死的人了。
　　惠翻看我的小说，她看见慧珠，看见小影，看见仁山，看见所有的人，他的脸上露着温和的笑容，仿佛就和朋友们在一起生活一般，这些人都是她的好朋友。
　　“容，写下去罢。”惠这样鼓励我。她同时却责备说：“只是你不应该把我也写进去，一萍不像我。”她的责备没有一点怒气。我知道她喜欢这小说，因为它给她引起了不少甜蜜的回忆。
　　“这只是一些回忆，不是历史，我们的历史是要用血来写的。”她终于掩了我的稿本，微微叹一口气，说了上面的话。
　　惠在对面岛上住了不到一个月，便抛下我走了。她有她的工作，她不像我，我是一个有病疾的人。我不能够拿我的残废的身体绊住她。
　　“容，你多多休息，小说慢慢地写。明年龙眼花再开时，我就来接你回到我们那里去。”我送惠到船上，烟囱叫了三叫，她还叮咛地嘱咐我。她明白我的心很难把这离别忘掉。她的两道细眉也微微皱了。
　　应该走的人终于走了。他们用他们的血写历史去了。
　　我一个人孤寂的留在这租借地上，在病和小说里排遣日子。
　　方去后没有信来，只寄了我两本书。惠也没有信。我知道这是他们的习惯。我知道他们一定比我活得更痛快。
　　龙眼花开了，谢了，连果子也给人摘光了。我的身体依旧是从前那样。在这中间我缓幌地，几乎是一个字一个字地写着，我终于完成了我的小说，写到雄和志成的处刑，写到继先和炳的奇异的死。我仿佛像一个官长在调动军队，把这些朋友都差到永恒里去。写完这小说我忍不住伏在案上伤心地哭起来，如今我是一个隔岸观火的旁观者了。
　　像一个产妇把孩子生出来，我把我的血寄托在这小说里面。虽然我已经是一个垂死的人，但我的孩子会活下去的。我把他遗留给惠，让她去好好地培养这孩子罢。
　　我的身体是否还能够支持到明年春天，我不知道，然而倘使龙眼花再开放时，我还能够看见惠，那么我一定要离开这寂寞的租借地。我还记得惠常常唱的那一句话：“我知道我活着的时间不会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
　　一九三三年除夕于九龙
　　这文章所写的事实全是虚构。只有关于方的一段有点根据。方就是高志元，那真实的事情我已经在前面叙说过了。惠和慧是一个人，但她究竟是不是某一个朋友，我自己也说不出来。
　　总之这文章的写成与发表，虽有一种烟幕弹的功用，然而横贯那全文的情调却极似我写作《电》时的心情。所以它依旧是一篇真挚的作品。从它读者也可以看出我当时的苦痛的心情来。
　　《电》固然是《爱情的三部曲》的最后一部，她不仅是《雨》的续篇，它还是《雷》的续篇。有了它，《雷》和《雨》才能够发生关系。《雨》和《雷》的背景是两个地方，《雨》里面所描写的是S．地的事情，《雪》的故事却是在F．地发生的。两篇小说的时代差不多，《雨》的结束时间应该比《雷》稍微迟一点。周如水在S．地投江的时候，德已经在E．地被枪杀了。
　　《电》和《雷》一样也是在F．地发生的事情，不过时间比《雷》迟了两年半以上。在时间上《电》和《雨》相距至多也不过两年半的光景。在《电》的开始贤对李佩珠说：“你到这里来也不过两年多。”在《雨》的末尾，高志元，方亚丹两人到E．地去时，李佩珠对他们说过，希望他们能够在那里给她找到一个位置。也许他们到了F．地后不久就把她请了去，这是很可能的。这样算起来，从《雨》到《电》中间就要不了两年半的时间。
　　但在这两年半中间，我们可以看见李佩珠大大地改变了，吴仁民大大地改变了，高志元也有些改变了，至少他的肚皮不痛了。方亚丹没有大的改变，慧和两年半以前的她比起来也没有什么差异，但是敏却完全成了另外一个人，影也有了大的进步。
　　这可祝福的两年半的时间。正如仁民所说“现在的社会是一个洪炉”呵。
　　关于《电》我似乎有许多话想说，但在这里却又不便把它们全说出来。这本书是我的全部作品里面我自己最喜欢的一本，在《爱情的三部曲》里面，我也最爱它。但不幸现在展现在读者眼前的《电》已经带了遍体的鳞伤，而不是它的本来面目了。并且印刷上的错误也常常是大得叫人吃惊。譬如二三三页第八行和第九行的中间，就脱落了一个万不可缺的分章的“十”字。因为这本来是两章，不应该合在一起的。
　　《电》不能说是以爱情做主题的，它不是一本爱情小说；它不能说是以革命做主题的，它也不是一本革命小说。同时它又不是一本革命与恋爱的公式小说。它既不写恋爱妨害革命，她不写恋爱帮助革命。它只描写一群青年的性格，活动与死亡。这一群青年有良心，有热情，想做出一点有利于大家的事情，为了这他们就牺牲了他们的个人的一切。他们也许幼稚，也许会常常犯错误，他们的努力也许不会有一点效果。然而他们的牺牲精神，他们的英雄气概，他们的洁白的心却使得每个有良心的人都流下感激的眼泪来。我称我的小说做《电》。我写这本《电》时，我的确看见黑漆的天空中有许多股电光在闪耀。
　　关于《电》里面的人物我不想多说话。这部小说和我的别的作品不同，这里面的人物差不多全是主人公，都占着同样重要的地位，而且大部分的人物，都并不是实生活里面的某人某人的写照，我常常把几个朋友拼合在一起造成了《电》里面的一个人物。慧是这样造成的，敏也是这样造成的。
　　影和碧，克和陈清，明和贤，还有德华，都是这样地造成功的。但我们似乎也不能够因此就完全否认了他们的真实性。
　　李佩珠这个近乎健全的性格须得在结尾的一章里面才能够把她的全部长处完全地显露出来，然而结尾的一章一时却没有机会动笔了。这个妃格念尔型的女性，完全是我创造出来的。我写她时，我并没有一个模特儿。但是我所读过的各国女革命家的传记却给了我极大的帮助。
　　吴仁民做了李佩珠的爱人，这个人似乎一生就离不掉女人。在《雾》里面他有过瑶珠，在《雨》里面他有过玉雯和智君；现在他又有了佩珠。但他已经不是从前的吴仁民了。这就是说他不再是我的那个朋友的写照，他自己已经构成了一个独立的人格，获得了他的独立的存在，而成为一个新人了。
　　高志元也许可以说是不曾改变，他不过显露了他的另一面，但是他的健康的恢复会使人不大认识他了。
　　我说过我是拿了那个瘦长的年青朋友做模特儿写了方亚丹的。方亚丹和德不同，方亚丹不像一个正在爆发的火山。虽然慧说他粗暴，其实他不能算是一个粗暴的人，那朋友还比他粗暴得多。那朋友对女人的态度是充满着矛盾的。我知道他的内心激斗得很厉害。他在理智上憎恨女人，感情上却喜欢女人。所以有人在背后批评他：口里骂女人，心里爱女人。
　　他不仅这样，他和别人争辩不胜的时候就常常拉我去做他的挡箭牌。同样他的对手也拉了我去对付他。所以有时候会有人从远的地方写信来征求我对于恋爱的意见。有一个朋友因为被那年轻朋友骂得没办法了，曾经写过一封长信来报告他的恋爱的经过，要我来下一个判断。因了那年轻朋友的行动，在外面就起了一个传说：我和他同一个广东朋友，就是在济南轮船的甲板上谈了一夜的我们三个人，组织了一个反对恋爱的三人团。我第一次听见这传说还是从他自己的嘴里听来的。那时他告诉我，他已经在秘密地讲恋爱了。所以最近还有人问我：“三人团里面已经有两人破了戒约，你现在怎样？”我只是笑笑罢了，因为我根本就不知道三人团的事情。
　　这些事方亚丹是不会做的。方亚丹高兴的是和小学生在一起，或者忙着去养蜂。这事情那个朋友却也高兴做。所以当我看见他和小学生在一起玩耍，或者忙着换巢础毁王台，在蜜蜂的包围中跑来跑去的时候，我也禁不住像李佩珠那样地奇怪起来：“他这个粗暴的人却怎么可以和蜜蜂和小学生做好朋友？”
　　那个瘦长的朋友的确和方亚丹一样是一个有孩子的心的人。我枪杀了方亚丹，我很悲惜失掉了这样一个可爱的友人。
　　但那瘦长的年轻朋友还活着，听说他已经渐渐地克服了肺病而好了起来。那么我祝他能够早早回到他的蜜蜂和小学生中间去。
　　慧这个人我自己也很喜欢。她那一头狮子的鬃毛一般的浓发还时时在我的眼前晃动。她不是一个健全的性格。她不及佩珠温柔，明白，坚定；不及碧冷静；不及影稳重；不及德华率真。但她那一泻千里般的热情却超过了她们大家。她比她们都大胆。她被人称为恋爱至上主义者，而其实她的性观念是很解放的。
　　“我知道我活着的时间不会多了，我就应该活它一个痛快。”她常常唱的这一句话给我们暗示了她的全部性格。
　　敏和慧相爱过，但自由性交主义者的慧是没有固定的爱人的。敏爱过慧，现在还在爱慧。不过现在他已经把爱情看得很轻了。他这个人在两年半中间变得最多，而且显露了一点精神异常的现象，使他带了病态地随时渴望着牺牲。他正如佩珠所说是一个太多感情的人，终于被感情毁了。他为了镇静那感情，就独断地一个人去做了那件对于大家都没有好处的事情。
　　陈清这个典型是有模特儿的。那是我的一个敬爱的友人，他现在还在美国作工。他的信仰的单纯与坚定，行动的勇敢与热心，只有和他认识的人才能够了解。陈清的最后的不必要的牺牲，在我那朋友的确是很自然的事情。这事情从吴仁民一直到敏，他们都不会做。但陈清做出来却没有一点不合情理的地方。这与他的性格很相合。不过这个典型的真实性恐怕不易为一般年轻读者所了解罢。
　　贤这个孩子也是有模特儿的，但却不只一个。我几年前在一个地方看见他常常跟着“碧”东跑西跑，脑里留了一个印象。然而我那时所看见的却只是他的外表（不是面容，贤的面容是从另一个孩子那里借来的），所以后来写贤时，我也是把几个人拼起来写的。不知道怎么我自己非常喜欢这个孩子。
　　关于《电》，可以说的话都说出来了。应该说的话似乎还有，但我也不想说了。我于是合了那本摊开在我手边的《电》。我这样做了以后，我的眼前就现出了李佩珠的充满着青春的活力的鹅蛋形的脸，接着我又看见了被飘散的黑发遮了半个脸庞的慧。我的心因了感激，因了鼓舞而微微地颤动了。我的灵魂被一种崇高的感情洗浴着，我的心里充满着那献身的渴望。恰恰在这时候我的眼前显现了两张信纸，这是我想答复而终于没有答复的一封信，所以我平日就把它夹在《电》里面。
　　我很久就想给先生写一封信了，很久很久。先生的文章我真读过不少，那些文章给了我激动，痛苦，和希望，我老以为先生的文章是最合于我们青年人的，是写给我们青年看的，我有时候看到书里的人物活动，就常常梦幻似的想到那个人就是指我。那些人就是指我和我的朋友，我常常读到下泪，因为我太像那些角色，那些角色都英勇的寻找自己的路了，我依然天天在这里受永没有完结的苦。我愿意勇敢，我真愿意抛弃一切捆束我的东西呵。——甚至爱我的父母。我愿意真的“生活”一下，但现在我根本没有生活。
　　我是个大学低年级生，而且是个女生，父母管得我像铁一样，但他们却有很好的理由，——把我当儿子看，——他们并不像旁的女孩的父母，并不阻止我进学校，并不要强行替我订婚，但却一方要我规规矩矩挣好分数，毕业，得学位，留美国；不许我和一个不羁的友人交往。在学校呢，这环境是个珠香玉美的红楼，我实在看不得这些女同学的样子。我愿找一条出路，但是没有。这环境根本不给我机会，我骂自己，自己是个无用无耻的寄生虫，寄生在父母身上，我有太高太高的梦想，其实呢，自己依然天天进学校上讲堂，回家吃饭，以外没有半点事，有的男同学还说我“好”，其实我比所有的女生更矛盾。
　　先生。我等候你帮助我，我希望你告诉我，在我这种环境里，可有什么方法挣脱？我绝对相信自己有勇气可以脱离这家，——我家把他们未来“光耀门楣”的担子已搁了一半在我身上，我也不愿承受，——但脱离之后，我难道就回到红楼式的学校里？我真没有路可去，先生。你告诉我，用什么方法可以解除我这苦痛？我读书尽力的读，但读书只能使我更难受，因为书里讲着光明，而我只能远望着光明搓手，我相信书本子不能代替生活。
　　我更不信大学生们组织讨论会，每星期讨论一次书本子就算完成了青年的使命，谁知道我们这讨论又给旁人有什么补益呢？只是更深的证明了我们这群东西早就该死。
　　先生，帮我罢，我等待你的一篇新文章来答复我。请你发表它，它会帮助我和我以外的青年的。
　　你的一个青年读者
　　这个“青年读者”不但没有告诉我她的真实姓名，她甚至不曾写出通信地址使我没法寄信给她。她要我写一篇新文章来答复她，事实上这样的文章我已经计划过了，这是一本以一个女子做主人公的《家》，写一个女子怎样经过自杀，逃亡……种种方法，终于获得求知识与自由的权利，而离开了她的在崩颓中的大家庭。这是一个真实的故事。这样的一本书写出来对于一般年轻的读者也许有点用处。但是多忙的我什么时候才有机会来写它，连我自己也没有把握。我三年前就预告了要写一部《群》，直到今天才动笔写了三页。另一本《黎明》，连一个字也没有写。明天的事是没有人能够知道的。
　　说不定我写完了这文章就永远地搁了笔。说不定我明年又会疯狂地写它一百多万字。但我不能够再给谁一个约言。那么对于那个不知道姓名的青年读者，就让我把李佩珠介绍给她做一个朋友罢。希望她能够从李佩珠那里得到一个答复。
　　为了这三本小小的书，我写了两万以上的字。近年来我颇爱惜自己的笔墨，不高兴再拿文章去应酬人。许多做编辑的朋友向我要文章，都被我婉辞谢绝了。这一次我却自动地写了这么多的字，这也许是近于浪费罢。然而我在这里所写的都是真实的话，都是在我的心里埋藏了许久的话。我很少把它们对别人倾吐过。它们就像火山里的喷火，但是我用雪把火山掩盖了。
　　我自己这个人就像一座雪下的火山。在平静的表面下，我隐藏了那么强烈的火焰。别人只看见雪，只有我自己才知道火。那火快把我的内部烧尽了。我害怕，我怕将来有一天它会爆发。
　　这是我的灵魂的一隅，我以前不曾为任何人开放过，但是现在我开始慢慢地来启这门了。
　　那么我就率性把我两年前写的一段自剖的话引用在这里来作我这文章的收尾罢：…………一个人对自己是没有欺骗，没有宽恕的。让我再来打开我的灵魂的一隅罢。在夜里，我常常躺在床上不能够闭眼睛，没有别的声音和景象来缠绕我。一切人世的荣辱毁誉都远远地消去了。那时候我就来做我自己的裁判官，严格地批判我的过去的生活。
　　我的确犯过许多错误了。许久以来我就过着两重人格的生活。在白天我忙碌，我挣扎，我像一个战士那样摇着旗帜呐喊前进，我诅死敌人，我攻击敌人，我像一个武器，所以有人批评我做一副机械。在夜里我却躺下来，打开了我的灵魂的一隅，抚着我的创痕哀伤地哭了，我绝望，我就像一个弱者。我的心为了许多事情痛楚着，就因为我不是一副机械。
　　“为什么老是想着那憎恨呢？你应该在爱字上多用点力量。”一个熟识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起来了。
　　在过去我曾被视为憎恶人类的人，我曾宣传过憎恨的福音，因此被一些人把种种错误的头衔加到了我的身上。为了那恨，我曾求过樊宰底的宽恕，因为他教过我爱；为了那恨，我曾侮辱了克鲁泡特金，因为我使人误解了他的学说。那憎恨所带给我的苦痛确实是太多太多了。……许多人指摘过我的错误了。有人说世界是应该用爱来拯救的。又有人说可憎的只是制度不是个人。更有些人拿了种种社会科学的术语来批评我的作品。他们说我不懂历史，不懂革命。他们说这一切只是没落的小资产阶级的悲哀，他们说我不能够体验实生活。
　　我也曾将这些批评仔细考察过。我并且早已用事实来回答了他们：我写过十三四万字的书来表示我的社会思想，来指示革命的道路，我在许多古旧的书本里同着法俄两国人民经历过那两次大革命的艰苦的斗争，我更以一颗诚实的心去体验了那种种多变化的生活。我给自己建立了一个坚强的信仰。从十五岁起直到现在我就让那信仰指引着我。
　　我是浅薄的，我是率直的，我是愚蠢的，这我都承认。然而我却是忠实的，我从不曾让雾迷了我的眼睛，我从不曾让激情昏了我的头脑。在生活里我的探索是无休息的，无终结的。我不掩护我的弱点，但我不放松它，我极力和它挣扎，结果就引起了一场斗争。这斗争是激烈的，为了它我往往熬尽了我的心血，而我的矛盾就从此产生了。
　　我的生活里是充满了矛盾的。感情与理智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爱与憎的冲突，这些就织成了一个网，把我盖在这里面，它把我抛掷在憎恨的深渊里，让狂涛不时来冲击我的身体。我没有一个时候停止过挣扎，我时时都想从那里面爬出来，然而我始终不能够弄破那矛盾的网，那网把我缚得太紧了。……没有人能够了解我，这因为我自己就不肯让人了解……人只看见过我的笑，却没有人知道我是整天拿苦痛来养活我自己。
　　我的憎恨是盲目的，强烈的，普遍的。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对象描画成一个可恨的面目，我常常把我所憎恨的制度加以人格化，使它变成了一个极其可恨的人，我常常把我的爱极力摧残使它变成憎恨。然而我的这种努力依旧没有大的效果。
　　这一切在别的人看来也许全是不必需的，他们也许会以为我是被雾迷了我的眼睛。其实这全不是。我很知道我不过是一个过渡时代的牺牲者。我不能够免掉这一切，完全是由于我的生活的态度。我是一个有血有肉的青年，我生活在这黑暗的混乱时代里面。因为忠实：忠实地探索，忠实地体验，就产生了种种的矛盾，而我又不能够消灭它们。我固然有一个坚强的信仰，但我却不是像克鲁泡特金那样纯洁完全的人，或像奈其亚叶夫那样意志坚强到了极点的人；我只是一个极其平凡的青年。
　　我的一生也许就是一个悲剧，但这是由性格上来的（我自小就带了忧郁性），我的性格就毁坏了我一生的幸福，使我在痛苦中得到满足。有人说过革命者是生来寻求痛苦的人。我不配做一个革命者，然而我却做了一个寻求痛苦的人了。我的孤独，我的黑暗，我的恐怖都是我自己找来的。对于这个我不能有什么抱怨。
　　我承认我不是健全的，我不是强项的。我承认我已经犯过许多错误。但这全不是我的思想、我的信仰的罪过。那责任应该由我的性格、我的感情来负担。也许我会为这些过错而受惩罚。我也决不逃避。自己种的苦果就应该自己来吃。这并不是我一个人的命运。做了过渡时代的牺牲者的并不是我一个人。我甚至在像马拉，丹东，罗伯斯比尔，柏洛夫斯加亚，妃格念尔这般人中间发现和这类似的悲哀，虽然他们的成就是我万万不敢想望的。
　　然而不管这些错误，我依旧要活下去，我还要受苦，挣扎，以至于灭亡。那么在这新年的开始就让我借一个朋友的话来激励自己罢：“你应该把你的生命之船驶行在悲剧里（奋斗中所受的痛苦，我这样解释悲剧），在悲剧中振发你的活力，完成你的创造。只要你不为中途所遇的灾变而覆船，则尽力为光明的前途（即目的地）而以此身抵挡一切痛苦，串演无数悲剧，这才算是一个人类的战士。”
　　给E．g
　　五年很快地就过去了。这其间我没有给你写过一封信，也没有在你常常接触的那些报纸上报告过一点消息。也许你以为我已经死了。在混乱的国度里死掉一个年青人，这是很平常很容易的事情，你会这样想。不然为什么我回国以后就像石沉大海般没有一点影响呢？
　　E．G，我没有死，但是我违背了当初的约言，我不曾做过一件当初应允你们的事情。我一回国就给种种奇异的环境拘囚着，我没有反抗，却让一些无益的事情来消磨我的精力和生命。于是我拿沉默来惩罚了自己。在你们的milieu里我是死了，我把自己杀死了。我想你和A．B有时候在工作的余暇也许会谈到我的死，为这事情发出一两声叹息罢。
　　E．G，这五年是多么苦痛的长时间呵。我到现在还不明白我是怎样把它们度过的。然而那一切终于远远地退去了，就像一场噩梦。剩下的只有十几本小说，这十几本书不知道吸吮了我的若干的血和泪。
　　但是这情形只有你才了解。你会知道在这五年里我贡献了怎样悲惨的牺牲，这牺牲是完全不值得的。这只有你一个人知道。当我十五岁的时候你曾经把我从悬崖上的生活里唤了转来。以后在一九二七年，两个无罪的工人在波士顿被法律送上了电椅，全世界的劳动阶级的呼声被窒息了的时候，我曾经怀着那样的苦痛的，直率的心向你哀诉，向你求救，你许多次用了亲切的鼓励的话语来安慰我，用了你的宝贵的经验来教导我。你的那些美丽的信至今还是我的鼓舞的泉源，当我有机会来翻读它们的时候。E．G，我的精神上的母亲（你曾经允许过我这样称呼过你），E．G，你，梦的女儿（L．P．Abbott这样称呼过你），你应该是唯一了解我的痛苦的人。
　　现在人家在谈论我的教养，生活，意识了。那些人，他们不曾读懂我写的东西，他们不曾了解我的思想，他们不曾知道我的生活。他们从主观的想象中构造成了一个我，就对着这个想象的人的身上放射了明枪暗箭。虚无主义，人道主义，人家把这样的头衔加到了我的名字上面。我的小说给我招来了这许多误解。我的小说完全掩盖了我的思想，我的为人。虽然我曾经写过一本三百多页的解释我的思想的书（这书里面没有一个玄学的术语，完全是人人懂得的话句），但那些谈论我的思想断定我为某某主义者的人是不会去读的。他们根据一篇短篇小说就来断定我的思想，然后再从这里面演绎出种种奇异的结论。这几年来我就陷落在这样的泥窖里面爬不起来。
　　我憎恨我自己，憎恨我写的这些文章，我决定把自己来惩罚，我便用了沉默这刑罚，几年来我没有和你们通过一次信，我自己塞断了鼓舞安慰的泉源，这惩罚也使我受够苦了。
　　我就是这样地在痛苦中活埋了自己。
　　今天读着你的两厚册的自传LivingMyLife，那两本充满着生命的书把我的灵魂猛烈地震动了。你的那响彻了四十年的春雷般的吼声通过了全书来叩我的活葬墓的墓门了。
　　这时候沉默也失掉了它的效力。生命之火燃起来了。我要回到那活动的生活里去。我也要去历尽那生活的高峰和深渊，历尽那痛苦的悲愁和忘我的喜悦，历尽那黑暗的绝望的热烈的希望。我要以你所教给我的态度从容地去度那生活，一直到饮尽了杯中的最后的一滴。
　　E．G，我现在开始来打破那沉默了。同着这封信我愿意把我的最近的这本小说集献给你，它也是我的沉默时期中的产物，它也浸透着我的血和泪。从这里面你可以看出来我的最近一年的苦痛生活。而且从《在门槛上》一篇里你也可以看见你自己的面影。我因了你的介绍才读到屠格涅夫的那首伟大的散文诗，才认识亡命巴黎的那些柏洛夫斯加亚型的女性，在我的脑筋里她们的形象也是永远不会消灭的。我盼望着在最近的将来我和你，和她们能够在地中海畔的巴斯罗纳见面。那时候我决不会再向你絮絮地谈我的苦痛的生活了。
　　
　　第五辑：南国的梦
　　黑土
　　乔治·布朗德斯在他的《俄罗斯印象记》的末尾写过这样的话：黑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悒郁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我只记得这两句，因为它们深深地感动了我。我也知道一些关于黑土的事。
　　我在短篇小说《将军》里借着中国茶房的嘴说了一个黑土的故事：一个流落在上海的俄国人，常常带着一个小袋子到咖啡店去，“一个人坐在角落里，要了一杯咖啡，就从袋子里倒出了一些东西……全是土，全是黑土。他把土全倒在桌上，就望着土流眼泪。”他有一次还对那个中国茶房说：“这是俄罗斯母亲的黑土。”
　　这是真实的故事，我在巴黎听见一个朋友对我讲过。他在那里一家白俄的咖啡店里看见这个可感动的情景。我以后也在一部法国影片里见到和这类似的场面。对着黑土垂泪，这不仅是普通怀乡病的表现，这里面应该含着深的悒郁和希望。
　　我每次想起黑土的故事，我就仿佛看见：那黑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在眼前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草原，沉默的，坚强的，连续不断的，孕育着一切的，在那上面动着无数的黑影，沉默的，坚强的，劳苦的……这幻景我后来也写在小说《将军》里面了。我不是农人，但是我也有对土地的深爱；我没有见过俄罗斯黑土，不过我也能了解对黑土垂泪的心情。沉默的，肥沃的，广阔无垠的，孕育着一切的黑的土地确实能够牵系着朴实的人的心。我可以想象那两只粗大的手一触到堆在沾染着大都市油气的桌面上的黑土，手指一定会触电似地颤动起来，那小堆的黑土应该还带着草原的芬芳罢，它们是从“俄罗斯母亲”那里来的。
　　不错，我们每个人（不管我们的国籍如何）都从土地里出来，又要回到土地里去。我们都是土地的儿女。土地是我们的母亲。
　　但是我想到了红土。对于红土的故事我是永不能忘记的。
　　在我的文章里常常有“耀眼的红土”的句子。的确我们的南方的土地给我的印象太深了。我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可惜非常短促）就是在那样的土地上度过的。
　　土的颜色说是红，也许不恰当，或者实际上是赭石，再不然便是深黄。但是它们最初给我的印象是红色，而且在我的眼前发亮。
　　我好几次和朋友们坐在车子里，看着一座一座的小山往我们的后面退去。车子在新的、柔软的红土上面滚动。在那一片明亮的红色上点缀着五月的新绿。不，我应该说一丛一丛的展示着生命的美丽的相思树散布在我们的四周。它们飘过我的眼前，又往我身后飞驰去了。茂盛的树叶给了我不少的希望，它们为我证实了朋友们的话；红色的土壤驱散了我从上海带来的悒郁。我的心跟着车子的滚动变得愈年轻了。朋友们还带着乐观不住地讲述他们的故事。我渐渐地被引入另一个境界里去了，我仿佛就生活在他们的故事中间。
　　是的，有一个时候，我的确在那些好心的友人中间过了一些日子，我自己也仿佛成了故事中的人物。白天在荒凉的园子里草地上，或者寂寞的公园里凉亭的栏杆上，我们兴奋地谈论着那些使我们的热血沸腾的问题。晚上我们打着火把，走过黑暗的窄巷，听见带着威胁似的狗吠，到了一个古老的院子去捶油漆脱落的木门。在那个阴暗的旧式房间里，围着一盏发出微光的煤油灯，大家怀着献身的热情，准备找一个机会牺牲自己。
　　但是我们这里并没有正人君子，我们都不是注重形式的人。这里有紧张的时刻，也有欢笑的时刻。我甚至可以说紧张和欢笑是常常混合在一起的。公园里生长着许多株龙眼树，学校里也有。我们走过石板巷的时候，还看得见茂盛的龙眼枝从石老院子的垣墙里垂到外面来。我见过龙眼花开的时候，我也见过龙眼果熟的时节。在八月里我们常常爬到树上摘下不少带果的枝子，放在公园凉亭的栏杆上，大家欢笑地剥着龙眼果吃；或者走在石板巷里我们伸手就可以攀折一些龙眼枝，一路上吃着尚未熟透的果实。我们踏着常春树的绿影子，踏着雨后的柔软的红土，嗅着牛粪气味和草香，走过一些小村镇，拜望在另一个地方工作的友人。在受着他的诚挚的款待中，我们愉快地谈着彼此的情况。
　　有一次我和另一个朋友在大太阳下的红土上走了十多里路，去访问一个友人的学校。我们的衬衫被汗水浸透了，但是我们不曾感到丝毫的疲倦。我们到了那个陌生的地方，新奇的景象使我们的眼睛忙碌，两三小时的谈话增加了我的兴奋。几十个天真孩子的善良的面孔使我更加相信未来。在这里我看见那个跟我分别了两年的友人。她已经改变得多了。她以工作的热心获得了友人的信赖。她经过那些风波，受过那些打击，甚至寂寞地在医院里躺了将近一年以后，她怀着一颗被幻灭的爱情伤害了的心，来到这个陌生的地方，在一群她原先并不认识的友人中间生活了一些时候，如今却以另一种新姿态出现了。这似乎是奇迹。但是这里的朋友都觉得这件事情很平常。是的，许多事情在这个地方都成为平常的了。
　　复杂的关系变成简单。人和人全以赤诚的心相见。人了解他（或她）的朋友，好像看见了那个人的心。这里是一个和睦的家庭，我们都是兄弟姐妹。在欧洲小说中常常见到的友情在南国的红土上开放了美丽的花朵。
　　在这里每个人都不会为他个人的事情烦心，每个人都没有一点顾虑。我们的目标是“群”，是“事业”；我们的口号是“坦白”。
　　在那些时候，我简直忘掉了寂寞，忘掉了一切的阴影。个人融合在群体中间，我的“自己”也在那些大量的友人中间消失了。友爱包围着我，也包围着这里的每一个人。这是互相的，而且是自发的。因为我是从远方来的客人，他们对我特别爱护。
　　我本来应该留在他们中间工作，但是另一些事情把我拉开了。我可以说是有着两个“自己”。另一个自己却鼓舞我在文字上消磨生命。我服从了他，我写下一本、一本的小说。但是我也有悔恨的时候，悔恨使我又写出一些回忆和一些责备自己的文章。
　　悔恨又把我的心牵引到南方去。我的脚有时也跟着心走。
　　我的脚两次、三次重踏上南国的红土。我老实说，当那鲜艳的红土在无所不照的阳光下面灿烂地发亮的时候，我真要像《东方寓言集》里的赫三那样跪下去吻那可爱的土块。我仿佛是一个游子又回到慈母的怀中来了。
　　现在我偷闲躲在书斋里写这一段回忆。我没有看见那红土又有几年了。我的心至今还依恋着那个地方和那些友人。每当这样的怀念折磨我的时候，我的眼前就隐约地现出了那个地方的情景。红土一粒一粒、一堆一堆地伸展出去，成了一片无垠的大原野，在这孕育着一切的土地上活动着无数真挚的、勇敢的年轻人的影子。我认识他们，他们是我的朋友。我的心由于感动和希望而微微地颤抖了。我也想照布朗德斯那样地赞叹道：红土，肥沃的土地，新的土地，百谷的土地……给人们心中充满了快乐和希望的广阔无垠的原野……我用了“快乐”代替布朗德斯的“悒郁”，因为时代不同了，因为我们南方的青年是不知道“悒郁”的。
　　但是在那灿烂的红土上开始出现了敌人铁骑的影子了。
　　那许多年轻人会牺牲一切，保卫他们的可爱的土地。我想象着那如火如荼的斗争。
　　有一天我也会响应他们的呼唤，再到那里去。
　　南国的梦
　　一个星期来许多报纸上关于鼓浪屿的记载使我想起一些事情，我好久不曾听见那个地名了，我以为我已经忘记了它。
　　这半年来我忘记了许多事情，我也做过不少的噩梦。在梦里我不断地挣扎，我和一切束缚我的身体的东西战斗。梦魇常常压得我不能够动弹。我觉得窒闷。最近一连三四个月，我就做着闷得人透不过气来的梦。……鼓浪屿这个地名突然冲破梦的网出现了。它搅动了窒闷的空气。……我现在记起那个日光岩下的岛屿，我记起一些那里的景象和住在那里的朋友。我记起我从前常常说到的“南国的梦”。
　　我第一次去鼓浪屿，是在一九三○年的秋天。当时和我同去的那位朋友今天正在西北的干燥的空气里，听着风沙的声音，他大概不会回忆南国的梦景罢。但是去年年底在桂林城外一个古老的房间里，对着一盏阴暗的煤油灯，我们还畅谈着八九年前令人兴奋的旅行。我们也谈到厦门酒店三楼的临海的房间。
　　当时我和那位朋友就住在这个房间里。白天我们到外面去，傍晚约了另外两三个朋友来。我们站在露台上，我靠着栏杆，和朋友们谈论改造社会的雄图。这个窄小的房间似乎容不下几个年轻的人和几颗年轻的心。我的头总是向着外面。
　　窗下展开一片黑暗的海水。水上闪动着灯光，飘荡着小船。头上是一天灿烂的明星。天没有边际，海也是。在这样伟大的背景里，我们的心因为这热烈的谈论而无法安静下来。有一次我们抑制不住热情的奔放，竟然匆匆地跑下码头，雇了划子到厦门去拜访朋友。
　　划子在海上漂动，海是这样地大，天幕简直把我们包围在里面了。坐在小小划子里的我们应该觉得自己是如何地渺小罢。可是我们当时并没有这样的感觉。我一直昂起头看天空，星子是那样地多，它们一明一亮，似乎在眨眼，似乎在对我说话。我仿佛认识它们，我仿佛了解它们的语言。我把我的心放在星星的世界中间。我做着将来的梦。
　　这是南国的梦的开始。我在鼓浪屿住了三天，便在一个早晨坐划子把行李搬到厦门去，搭汽车往前面走了。
　　美丽的、曲折的马路，精致的、各种颜色的房屋，庭院里开着的各种颜色的花，永远是茂盛和新鲜的榕树……还有许多别的东西，鼓浪屿给我留下的印象是新奇。我喜欢这种南方的使人容易变为年轻的空气。
　　在一个古城里我们住下来。我在改建后的武庙里住了一个月光景。我认识了一些朋友，也了解了一些事情。在那里一间古老的小楼中，我发烧到一百零二度以上，但是我始终没有倒下去。我反而快乐地帮助朋友料理一个学校的事情。在这个学校里我第一次会见那个后来被我们戏称为“耶稣”的友人。他喜欢和年轻的学生在一起，他常常和他们谈话四五个钟点不间断。他诚恳地对他们谈着世界大势和做人的态度。
　　他在这个学校教书，同时还在另一个校址在文庙的中学兼课。
　　他比我迟两三天来到古城，我和他见面的时间并不多。我们分别的时候，我记得他穿着蓝色西装上衣和白色翻领衬衫，服装相当整齐，他可以被称为漂亮的青年。
　　两年后的春天里，在上海“一·二八”战争结束以后，我搬出我留在闸北的余物，寄放在亲戚的家中，便和一个年轻的友人同路再作南国的旅行。
　　我又来到鼓浪屿了。两年的分别使我看不出它有什么改变。我和年轻朋友在那没有汽车、电车或黄包车的马路上散步，沿着蜿蜒的路走上山去。我们还在有马来人守门的花园里，坐在石凳上，毫无顾忌地谈着种种事情。但是傍晚我们却不得不冒雨回到厦门的住处去。第二天一早我们又往那个古城走了。
　　到了古城，在这天的黄昏我便到那个文庙里的中学去看“耶稣”。是的，在这时候他已经得着“耶稣”的绰号了。不过他自己并不知道，只是几个朋友私自地这样称呼着。我在学校的办公室里遇见几个朋友，我正和他们谈话，忽然一个人在后面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我迟疑了一下，我记不起这黑瘦的面貌。但是那双奕奕有神的眼睛不能够是别人的。
　　一定是他。我便伸出手去。我看他的微驼的背，我看他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我看他一头蓬乱的头发，我看他陷入的两颊。
　　“你看我做什么？你不认识我吗？”他坦然笑问道。
　　我也只好微笑。我不能对他说他瘦得多了，老得多了，他的健康坏了。我不能够。我只说想不到两年的工夫他竟然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
　　晚上我睡在他的房间里，他们为我安置了帆布床。煤油灯被吹熄后，一屋子都是蚊虫声。他却睡得很好。我不能睡。
　　我睁开眼睛，望着阴暗的空间，我想到今天听见人谈起的这个朋友的痔疮和虱子的事。两年前他穿着翻领衬衫的姿态在黑暗中出现了。这两年间一个人的大量牺牲和工作成绩折磨着我。我拿我自己的生活跟他的相比。我终于不能忍受这寂寞，我要出去走走。我翻身站起来，无意间一脚踏灭了蚊香，发出了声音，把睡在对面帆布床上的他惊醒了。
　　“你做什么？还没有睡？”他含糊地问道。
　　“我闷得很，”我烦躁地回答。
　　“你太空闲了，”他梦呓似地说了这一句，以后就没有声音了。我再说话也听不见他的回答。
　　的确比起他来我太空闲了，也许太舒服了罢。但是难道他就比我有着更多的责任？这是苦恼着我的问题。
　　我在这间房里和他同住了一个多星期，看惯了他怎样排遣日子。我离开他的时候，他依恋地对我说，希望我将来还能够再去。他又说：“倘使学校还能够存在的话，你下次给我们带点书来罢。”
　　在汽车中我和那个陪伴我的朋友谈起“耶稣”，那个朋友担心着他的健康，说起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钟点才能够做事的话。我把那个朋友的每一个字都记在心上，我说我要和另一些朋友想一个妥当的办法。
　　我的办法并没有用。但是我却不曾忘记朋友的嘱咐，为那个学校的图书馆捐了两箱书去。学校虽然还处在风雨飘摇的境地，可是它已经克服了种种的困难而继续存在了。第二年我又去访问那个学校。这一次是和一个广东朋友同去的。去年在粤汉路银盏坳小站的废墟中，我们在残毁的月台上候车的时候，我还和这个朋友谈起那一次的旅行。我们重复说着一九三三年我们两人在鼓浪屿厦门酒店中（还是那同样的房间）谈过的话。我们谈论着我们的朋友“耶稣”。这是八月的夜晚，工人们忙碌地在被炸毁的车站房屋的旁边建造一间简单的茅屋，他们有的还爬在屋梁上用葵叶铺盖屋顶。我曾经指着这茅舍对朋友说：“这就是我们‘耶稣’的工作，他会把碎片用金线系在一起，他会在废墟上重建起九重宝塔来。”
　　他的确能够在废墟上重建宝塔的。我们第三次在学校里看见“耶稣”，他显得更瘦、更弱了。他过着更勤苦的生活。
　　他穿着更破烂的衣服。他花去不少的时间和学生们谈话。他热心地对几班学生讲授数学的功课。这一次我们谈了不少的话，商量了不少的事情。但是每一次我提到他的病，说起他应该休养的话，他总是打岔地说：“我们不会活到多久的，我们应该趁这时候多做一点事情，免得太迟了。”
　　我看见他用过度的工作摧残自己的身体，我看见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一点点工作成绩。我不能够责备他。我倒应该责备自己。我们的确太需要工作了。我自己不能代替他工作，别的空话便都没有用。这个学校里充满着殉道者的典型，但是他比别人表现得最完全。在他们的面前我显得太渺小了。在他们中间我做了几天的美丽的南国的梦。
　　一个多月以后我游历了广东乡村回来，路过鼓浪屿，我们的船停在海中，在开船前的六七小时，两个朋友从古城赶到了。他们到船上来看我。我们三个人坐划子到那个美丽的岛屿去。这一次我们攀登了日光岩。在最高的峰顶上眺望美丽的海。我们剥着花生，剥着荔枝，慢慢地吃着，慢慢地把荔枝皮和花生壳抛到下面海滩上去。我们听着风声，听着海水击岸的轻微的声音。我们畅谈着南国的梦。我们整整谈了两个钟头，我们愉快地笑着。我的眼前尽是明亮的阳光和明亮的绿树。在这个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上我们做了两小时的南国的梦。但是吃过中饭我应该回轮船去了。
　　这两个朋友把我送到船上。我们分别的时候，我把剩余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耶稣”，要他用来治玻这只是一个关心他的友人的一点敬爱的表示。
　　船到下午五点多钟才离开厦门。它掉转身的时候，我还留恋地投了一瞥最后的眼光在那形状奇特的岩石上，还有岩石中间的小桥，先前我们明明走过的，现在它显得这么高，这么校但是船再一转动，鼓浪屿便即刻消失了。我的眼前只有花和树、海水和阳光。
　　在上海我得到“耶稣”的信，知道他不曾医病，却用那笔款子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读书。第二年在北平朋友告诉我“耶稣”带了二十多个学生到上海，预备作徒步旅行。又过一年在东京我知道“耶稣”又带着十几个学生第二次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个患痔疮的人简直在戕害他自己了。
　　我从东京回来，不久他也从北方旅行归来了，这一次他坦白地说出他的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话。这是第一次。话进了我的耳里，倒使我的心发痛了。我以为我们有理由说服他留在上海医玻但是他依旧坚决地跟着这一班学生走了。临行时他还留恋地说他愿意和我们在一起工作的话。
　　一九三七年夏天他离开了古城，到广州去。他也许是抱着医病的目的去那里的。这对于我们是一个好消息。但是“八·一三”民族解放的战争爆发，点燃了他的沸腾的血。他怀着不能抑制的热情回到那个古城去了。我知道在那里有着更忙碌的工作等待他。我相信他会把他的工作范围扩大。在那里还有不少富于献身精神的青年朋友给他帮忙。
　　这一次我不能再拿疾病作理由来劝阻他了。这是他的责任，因为他比别人有着更多的机会和能力。我们民族的生存和自由受到侵害的时候，保卫它们便是我们的第一件工作。他就是这样地主张的。现在轮到他来实现他的这个主张了。以他那样的毅力和能力，一定可以做出比过去更大的成绩来。
　　我去年十月从广州出来以后，走了不少的地方，始终没有直接得到“耶稣”的信息。不过我从别处知道他忙碌地在古城里工作。他准备着有一天用有组织的民众的力量来歼灭侵略者的铁骑。
　　现在鼓浪屿骚动起来了。铁骑踏进了花与树、海水与阳光的土地，那个培养着我的南国的梦的地方在敌人的蹂躏下发出了呻吟。
　　然而使我激动的是行动的时刻到了。鼓浪屿的骚动一定会引起更大的事变。铁骑深入闽南的事情是可以想到的。敌人也许不会了解，但是我更明白，倘使敌人果然深入肥沃的闽南的土地的话，那么在那里得到的一定不会是胜利，而是死亡。那时我的南国的梦中最“奇丽”的一景便会出现了。
　　我怀念着南国的梦中的友人，我为他们祝福。
　　
　　第六辑：日本之旅
　　关于《神·鬼·人》
　　最近我在看我的两卷本《选集》的校样。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
　　这三个短篇都是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则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会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一九三四年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是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话，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不然就是《小川未明童话集》的译者张晓天的兄弟张景）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
　　于是我十一月二十四日（大概没有记错吧）到了横滨。我买的是二等舱票，客人不太多，中国人更少，横滨海关人员对二等舱客人非常客气，我们坐在餐厅里，他们打个招呼，也不要办什么手续，就请我们上岸。不用我着急，武田副教授和他的夫人带着两个女儿（一个七岁、一个五岁）打着小旗在码头等候我了。以后的情况，我在《关于〈长生塔〉》里也讲了一些，例如每天大清早警察就来找我，问我的哥哥叫什么名字等等，每次问一两句，都是突然袭击，我早有准备，因此并不感到狼狈。我在当时写的篇一个短篇《神》里面还描写了武田家的生活和他那所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小山坡上的“精致的小木屋”。小说里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了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也说明武田君是一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个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的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我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里面，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地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中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君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的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了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是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了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可以，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这个无神论者在不久之前相信了宗教，我看，是屈服于政治的压力、社会的压力、家庭的压力。（武田君就说过：“在我们这里宗教常常是家传的。”）他想用宗教镇压他的“凡心”。可是“凡心”越压越旺。他的“凡心”就是对现存社会秩序的不满，这是压不死、扑不灭的火焰。“凡心”越旺，他就越用苦行对付它，拚命念经啦，绝食啦，供神啦，总之用绝望的努力和垂死的挣扎进行斗争。结果呢，他只有“跳进深渊”去。我当时是这样判断的。事实上是不是这样就难说了。我在武田君家里不是像小说中描写的那样只住了一个多星期，我在那里住了三个月光景。以后我在东京、在上海还接到他几封来信。我现在记不清楚是在一九三六年下半年还是在一九三七年上半年，他来过上海，到文化生活出版社找过“黎德瑞先生”。他写下一个地址，在北四川路，是他妹妹的家。当时有不少的日本人住在北四川路，但我在日本时，他妹妹不会在上海，否则他一定告诉我。我按照他留的地址去看他，约他出来到南京路永安公司楼上大东茶室吃了一顿晚饭。我们像老朋友似地交谈，也回忆起在横滨过的那些日子。
　　他似乎并未怀疑我的本名不是“黎德瑞”，也不打听我的生活情况，很容易地接受了我所讲的一切。他的精神状态比从前开朗，身体也比从前好。我偶尔开玩笑地问他：“还是那样虔诚地念经吧？”他笑笑，简单地回答了一句：“那是过去的事情了。”他不曾讲下去，我也没有追问。我知道他没有“跳进深渊”就够了。以后我还去看望他，他不在家，我把带去的礼物留下便走了。他回国后寄来过感谢的信。再后爆发了战争。抗战初期我发表两封《给日本友人》的公开信，受信人“武田君”就是他。一九四○年我去昆明、重庆以后，留在上海的好几封武田君的信全给别人烧毁了。现在我手边只有一幅我和他全家合摄的照片，让我记起曾经有过这样的一个人。
　　我在小说里描写了武田君住宅四周的景物。可能有人要问这些景物和故事的发展有没有关系？作者是不是用景物来衬托主人公的心境的变化？完全不是。我只是写真实。我当时看见什么，就写什么。我喜欢这四周的景物，就把它们全记录下来。没有这些景物，长谷川的故事还不是一样地发展。
　　它们不像另一个短篇《鬼》里面的海，海的变化和故事的发展、和主人公堀口君的心境的变化都有关系。没有海，故事一时完结不了。小说从海开始，到海结束。
　　我在《鬼》里描写的也是武田君的事情。我写《神》的时候，并没有想到还要写《鬼》。要不是几次同武田君到海边抛掷供物，我也不会写出像《鬼》这样的小说来。《神》是我初到横滨时写的，《鬼》写于我准备离开横滨去东京的时候，因此我把堀口君老实地写作“商业学样的教员”，就是说我不怕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疑心我在写他了。
　　《鬼》不过是《神》的补充，写的是同一个人和同一件事，在两篇小说中我充分地利用了我在横滨三个月的生活经验，这是一般人很难体验到的，譬如把供物抛到海里去，向路边“马头观音”的石碑合掌行礼吧，我只有亲眼看见，才知道有这么一回事情。我说：“在堀口君的眼里看来，这家里大概还是鬼比人多吧。”有一个时期在武田君家里的确是这样。我还记得有一个晚上我已经睡下了，他开门进来，连声说：“对不起。”我从地上铺的席子上坐起来，他连忙向我解释：这几天他家里鬼很多，我这间屋子里也有鬼，他来给我念念经，把鬼赶走。我差一点笑出声来，但终于忍住了。我就依他的话埋下头，让他叽哩咕噜地在我头上比划着念了一会经，然后说：“好了，不要紧了。”一本正经地走了出去。我倒下去很快就睡着了，我心中无鬼，在梦里也看不见一个。说实话，我可怜武田君，我觉得他愚蠢。开始写《鬼》的时候，我就下了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宿舍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君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说《鬼》里面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鬼》和《神》不同的地方就是：《鬼》的最后暗示了主人公堀口君的觉醒。故事也讲得比较清楚：他同一位姑娘相爱，订了约束，由于两家父亲的反对，断绝了关系。姑娘几次约他一起“情死”，他都没有答应。他认为“违抗命运的举动是愚蠢的”。姑娘嫁了一个商人，后来患肺结核死去。这是一个极其普通的故事，多少年前，百年、千年吧，就经常发生了，今天仍然在发生。“四人帮”横行的时期，他们反对恋爱，而且有所创造地用领导和组织代替家长安排别人的婚姻。
　　十几年来，我见了不少奇奇怪怪的事情，婚姻渐渐变成了交易，像日本青年男女的恋爱故事倒显得相当新奇了。不过，武田君并没有这样的经历。但在当时“情死”是普通的事，在报纸上天天都有这一类的新闻。我们常常开玩笑说，在日本不能随便讲恋爱，搞不好，连命也会送掉。著名的日本小说家有岛武郎在他的创造力十分旺盛的时期，也走上了“情死”的路，因为像堀口君那样几次拒绝女方相约“情死”的建议是丢脸的事。然而要是有岛武郎不死，他一定会留下更多的好作品来。
　　我现在记不准《鬼》的手稿是从横滨寄出的还是在东京交邮。收件人是黄源，他是上海生活书店发行的《文学》月刊的助理编辑。我寄稿的时候，心血来潮，在手稿第一页上标题后面写了一行字：神——鬼——人。这说明我还要写一个短篇：《人》。这三篇是有关联的，《人》才是结论。我当时想写的短篇小说《人》跟后来发表的不同。我不是要写真实的故事，我想写一个拜神教徒怎样变成了无神论者。我对自己说：“不用急，过两个月再写吧。先在东京住下来再说。”在东京我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里面，一个人一间屋，房间不大不小，陈设简单，房里有个两层的大壁橱，此外还有一张铁床，一张小小的写字桌和两三把椅子。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一间课堂，白天有一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期杜宣、吴天他们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
　　楼下还有食堂，我总是在那里吃客饭。每天三顿饭后我照例出去散步。
　　中华青年会会所在东京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可以说我每天要去三次，哪一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的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的中年职员。后来我又发现几个经常出入的日本人，胖胖的，举动不太灵活，却有一种派头。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特务警察之类吧。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
　　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这是后话，我下面就要谈到它。
　　到了东京，我对西文旧书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买了书回来常常看一个晚上，却不怎么热心学习日语了。不过我还是到楼下办公室报了名，听陈文澜讲日语课。我记得是念一本岛木健作描写监狱生活的小说，他的讲解还不错，只是我缺少复习的时间，自己又不用功，因此我至今还不曾学好日语。
　　回想起来，我实在惭愧得很。
　　在东京我有几个中国朋友，除了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人外，还有两个福建人，他们租了一幢日本房子，楼上让给两位中国女学生祝这些人非亲非戚，这样住着，引起了日本人的注意。还有，我曾经坐省线电车到逗子，转赴叶山去看梁宗岱、沈樱夫妇，在他们家住过一晚。还有，卞之琳从北平到日本京都，住在一位姓吴的朋友那里，他最近到东京来看我。还有，……我想不起什么了。到东京以后两个月中间我的活动大概就只有这些吧。“刑事”们一定也看在眼里记在帐上。幸而只有这短短的两个月，因为所谓“满洲国皇帝”溥仪在四月初就要到东京访问了。日本报纸开始为这场傀儡戏的上演大肆宣传，制造舆论，首先大骂中国人。于是……一嘲大扫除”开始了。就在溥仪到来的前两天，大清早那个同福建人住在一起的四川女学生来找，说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半夜里给带走了。“刑事”们在他们那里搜查了一通。
　　她讲了些经过的情形，要我注意一下。她走后我就把自己的书稿、信件检查了一番。两个福建人中姓袁的和我较熟，我是一九三○年第一次去晋江时认识他的。我抽屉里还有他的来信，连忙找出撕毁了。我也把新买的西文旧书稍稍整理了一下。
　　这样忙碌了之后，我感到疲乏，便躺倒在床上。脑子哪里肯休息，我就利用这一段空闲时间清理思想，把我在日本编造的自己的经历和社会关系也好好理一下，什么事该怎么说，要记清楚，不能露出破绽。我也回忆了梁宗岱夫妇的事和卞之琳到东京看我的事。我想，要是他们问起，我全可以老实地讲出来，用不着害怕。
　　吃过中饭以后我仍然照常逛西文旧书店。晚饭后我也到旧书店去。吃晚饭时我看见那个姓“二宫”的胖胖的“刑事”，但一下子就不见了。我从食堂出来，瞥见他和另一个“刑事”从楼梯上去。我心想：他们上来干什么？我考虑一下，才慢慢地走上楼。他们却不声不响地下来了。我警告自己：夜里要当心埃这一夜我心不定，书也看不进去。我估计“他们”会来找我，但是我希望“他们”不要来。我又把信件检查了一番，觉得没有什么破绽，把心一横就上床睡了，这时我们这里非常安静，不过十点多钟，我也出乎意外地睡得很好。
　　忽然我从梦中惊醒了。我朝房门看，门开了，接着电灯亮了，进来了五个人，二宫就在其中。“他们”果然来了。我马上跳下床来。于是“他们”开始了搜查：信抽出来看了；壁橱里的书也搬出来翻了。他们在我这个小房间里搞了一个多小时，然后叫我锁上门跟他们一起到警察署去。
　　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问官”要问话，我早就猜到了，梁宗岱、卞之琳、叶山、京都……“他们”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去，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
　　从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见“他们”推门进来，到我昂头走出神田区警察署，“看见落日的余光”，这其间的经过情形，我详细地写在短篇《人》里面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述。不过我应当提说一下，这不是我初来东京时计划写的那个短篇。
　　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一日记》，打算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学》特大号上。稿子寄出去了，可是就在这年五月在上海发生了所谓“《闲话皇帝》事件”，日本政府提出抗议，发表文章的《新生》周刊被查封，主编被判处徒刑。我的文章编进《文学》，又给抽了出来。我不甘心，把它稍加修改，添上一点伪装，改名《一日记》，准备在北平《水星》月刊上发表，已经看过了清样，谁知书店经济出了问题，刊物印不出来，我看文章无处发表，就改变主意，改写一下，在那个偷书的囚人身上添了几笔，最后加了一句话：“我是一个人。”把回忆作为小说，编在《神·鬼·人》这个集子里面了。那个时候我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编辑《文学丛刊》，有权处理自己的稿子，没有人出来干涉，不准我拿回忆冒充小说，而且通篇文章并没有“日本”的字样，不会有人把我抓去判处徒刑，何况我自己又承认这是“一个人在屋子里做的噩梦”。文章就这样给保全下来，一直到今天。但是当时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权力阻止它发表的人连骨灰也找不到了。
　　我从警察署回到中华青年会，只有一个人知道我给抓走的事，就是那个中年的日本职员。他看见我，小声说：“我知道，不敢做声。真是强盗。”后来我才知道我给带到警察署去的时候，在叶山梁宗岱家里也有人进去搜查，在京都卞之琳也遇到一点麻烦。这以后再没有人来找过我，但是我在东京住下去的兴趣也不大了。我总感觉到人权没有保障，要是那些人再闯进我的房间，把我带走，有人知道也不敢做声，怎么办？我写信给横滨的武田君发牢骚。他回信说：“您要是不去东京，就不会有这种事。我们全家欢迎您回到我们家来。”
　　他的确把事情看得像信神那样简单。我感谢他的邀请，但是我没有再去他的家，过了三、四个月，吴朗西、伍禅他们在上海创办文化生活出版社，用我的名义编佣文化生活丛刊》，要我回去参加编辑工作，我就离开日本了。这次我买了“加拿大皇后”的三等舱票，仍然到横滨上船，从东京来送行的人不少，只是我没有通知武田君。
　　我那两个福建朋友吃了不少的苦头。一个姓叶的因为第一次审问时顶了几句，给关了一个星期。一个姓袁的给关了半个月，放出来，他马上要回国，警察署怀疑起来就把他“驱逐出境”。后来听他说，他坐船到天津，一路上都有人押送。船停在一个城市，他就给带到监牢里囚禁。特别是在大连，他给关在日本监牢里过了一个时期。管牢的汉奸禁子，对同胞特别凶，有时领到一根新的鞭子或者一样新的刑具，就要在同胞的身上试一下，不管你是不是得罪了他们。到了天津，我那个朋友才得到了自由。他吃了那许多若头，罪行就是：溥仪到东京访问时他住在那里；给带到牛込区警察署审问时他的回答不能使人满意；关了以后给释放出来，就要马上回国。这就是一九三五年一个中国知识分子在日本东京等地的遭遇。我在神田区警察署受到审问的时候，有人问我怎样在晋江认识他，我想起一个姓陈的朋友，就说是姓陈的人介绍，后来才知道他在审问中也是这样说。事实并不是这样，我当时住在黎明高中过暑假，他来找我，我们就熟了。但是审问的人非要我们讲出介绍人不可，我们只好随口回答，凑巧两个人的思路碰到一起，才没有露出马脚，否则他可能还要遇着更多的麻烦。
　　姓袁的朋友一九五八年患鼻癌死在福州，当地的报上还刊出他的讣告。他不可能讲述他的这段故事了。然而我还没有忘记四十四年前发生的那件事情。这以后我还和“刑事”们打过交道，那就在一九六一年、六二年、六三年，我三次访问日本，进行人民友谊的活动，“刑事”们要为我的安全负责。
　　我出门他们坐在车内前座，见到我默默地鞠一个躬。的确时代变了，二宫先生也一定不在人世了。那三年中间我昂着头进出日本现代化旅馆的时候，总是充满信心地想：我绝不会再做那样的“噩梦”了。
　　我完全没有想到一九三五年我在东京做过的“噩梦”竟然搬到上海来了，那是一九六六年九月的事情，甚至继续了十年之久，各种各样的人代替了日本的“刑事”，而且比“刑事”凶残得多，蛮横得多。……我遭受侮辱和迫害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小说《人》，我怀着爱国主义的感情暗中祝愿：不要做得比“刑事”们更坏吧。但是当时许多人好像发了狂一样，好像喝醉了一样。是什么力量在推动他们呢？究竟为了什么呢？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呢？有些人似乎已经忘得干干净净了。这怎么可能呢？让大家重新想一想。这绝不是少数几个人的事情。这绝不是一两个帮派的事情。无论如何我不要再做“噩梦”了。
　　给一个敬爱的友人
　　南国的气候相当炎热。在你们那里樱花谢了还没有多久，正是明媚的暮春天气罢。我还记得三年前的情景，千岁村的和平朴素的田园，你自己亲手种的蔬菜，简陋的房屋，倾斜的篱笆和曲折的小路，我一个陌生人万想不到这就是你工作的地方。我来迟了，没有机会听到你那燃烧着理想之火的演说，或者父亲的慈祥教诲一般的谈话。……我站在千岁村农家茅屋门前的时候，法西斯的魔影已经像黑云一般地把天空玷污了。甚至在这田园中我们也呼吸不到自由的空气。你带着愤慨地告诉我你所遭受到的一切迫害。以前欢迎过你的文章的各杂志现在也不敢再发表你的片纸只字了。连你所翻译的一部叙述人类起源和社会演进的名著，也不能够续出第二册。你从前曾在好几万工人的面前作过热烈的讲演。但是如今连那个以团结的力量震惊了全日本的、代表数十万工人的工会也被打击到只能够秘密存在了。在去千岁村的途中百合子姑娘告诉我许多事情。她有一句愤慨的话至今还深印在我的脑际。“我现在只能够跳舞了，”她说，因为我在报上见过一段记事，说她发明了一种跳舞，我惊奇地问她，她苦笑地这样回答我。七八年前有人向我说起她向群众演说的事。
　　然而这时她却只能够把理想和愤慨寄托在跳舞上面了。我知道这不过是一个开始。以后还有更厉害的打击。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对统治者表示了软弱，放过了机会，用忍耐来对付压制，用沉默来忍受不义，他们忽视了自己的力量，不能在最好的时候使用它，结果他们自然地遭遇了毁灭的惨祸，甚至不能够给敌人一个坚强的抵抗。法西斯蒂就是这样地成功的。一九二四年玛蒂阿地被刺杀的时候，法西斯蒂在意大利遭逢了一个绝大的危机，莫索里尼也在舆论的斥责下战抖起来，意大利人民本来可以在几天内就去掉这个黑衫的暴君和他的党徒。但是他们却不相信自己的力量，让法西斯蒂的领袖渐渐地从隐匿的地方跑出来，继续从事他们的阴谋的工作，让余火慢慢地在灰烬里重燃，终于造成了“燎原之势”，使肥沃的土壤变成焦土，不给意大利留下一片青草。大部分人民在窒闷的空气里憔悴呻吟，他们中间的菁英在屠杀和酷刑下摧残殆尽，残留的也只能够亡命到别的国家。
　　历史的悲剧不断地重演。意大利的例子又被别的国家先后摹仿。德国之后又临到日本了。这个打击落到日本人民的头上。压制之上又加了压制。法西斯蒂的野心是没有止境的。
　　剥削和侵略是法西斯蒂统治的两个武器。它帮助资本家剥削了工人以后，又来帮助他们攫取殖民地开辟国外市场了。东京和大坂的牢狱中不知道消磨了多少日本劳动运动的优秀分子的生命。回想八九年前五一节东京市街大游行的盛况，真令人起隔世之感。
　　先生，这是什么缘故呢？是日本法西斯蒂增长了势力，还是工人阶级自己坐失了良机？我想你的回答应该是后一个。
　　“一·二八”淞沪抗战的时候，我读过你的一些短文。你的意见正和我们的相差不远。在任何时候你都不让狭义的爱国主义迷了你的眼睛。正如每一个社会主义者所应当做的，你始终站在反强权反侵略的一边，你叫出了“不要打中国的兄弟”的呼声，这呼声得到了大坂等地劳动者的响应。但是呼声太微弱了。响应的人也只是一部分，并不能成为一种力量阻止侵略的战争。这不是日本无产阶级第一次放弃责任，和这类似的事情已经有过好几次了。让敌人把武器从他们的手中夺去，等到一觉醒来，他们已经成为徒手，纵然大敌当前也只好束手待毙了。日本的劳动阶级就是这样地蹈了意德两国弟兄的覆辙。
　　三年前和你在千岁村最后一次见面时，我就感到这一个不幸的预兆，那时我因为要赶到横滨搭船回国，没有和你多谈这种事情。你曾殷勤地挽留我，要我在那个可爱的田园里待一些时候，你还坚持地要出去为我退船票。这个好意我是应该接受的。我不知道当时我为什么是那样无理地固执，一定不肯听从你的话，还把你从千岁村拉到百合子姑娘的家。在那辆宽敞的汽车里我们谈论了好些事情，却始终没有谈到这上面。后来在百合子姑娘家里受了款待以后，我跨出“玄关”，雇了汽车。当车子转弯的时候，百合子姑娘和另外一位更年轻的女士还立在门口带笑地对我行礼。这温暖的友情使我在车里感动地不住挥手。车子走入了另一条街，我忽然感到一种隐微的心痛。我离开了我所敬爱的友人，我的离愁是很大的。在这时候，在汽车快到中华留日青年会的时候，我才觉得我自己先前的坚持是何等错误的了。我是应该留下来和你在一起过一些日子，告诉你我所感到那个不好的预兆，要你们注意到那一件事情。但是我什么也不曾说出来就回到了上海。在虹口公寓的寂寞的长条的小房间里，当回忆来折磨我的时候，热情来揉我的心，悔恨盘据了我的思想，那个囚笼似的房间似乎容不下我，我的心要破壁飞去。但是环境阻碍了我。我不能够说我所想说的话。每晚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无休息地在那狭小的地板上闲踱。走得疲倦了时，我又坐下来，借着高悬的电灯的微光咬着牙关一字一字地翻译柏克曼的《狱中记》，用他的十四年的痛苦，来折磨我的并不强健的心灵。我这样地惩罚我自己，磨练着我自己。于是我不能忍耐了。我给你和称你为父的百合子姑娘写了信。终于把我的忧虑和愤慨叙述出来了。
　　百合子姑娘的回信来了。在那封委婉而流畅的法文信里，我又一次见到了另一个国度中争自由的人的苦闷。她告诉我你在生病，她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便衣侦探随时监视着你们，连一点点微小的努力也会遭受统治者的阻挠。呼声被窒息了，花园似的岛国变成了狭的囚笼。在那里连一棵刚出土的自由的嫩芽也会被暴风雨摧残。许多活跃的友人不是在黑暗的牢狱里忍受酷刑，便是在狭小的监房里浪费生命。
　　百合子姑娘的信函里充满了忧郁的调子。但是理想并不能够被现实征服。希望的火花永远在黑暗的天空闪耀。甚至在压迫最厉害的时候，也有人站出来勇敢地叫着：“我反抗。”
　　公开的活动改变为地下的工作，组织变得更坚实了。一些人沉默地努力为将来准备一切。她的信函曾这样地暗示过。邮件检查制度使她不能够详细叙说。但是后来一个法国友人告诉了我们这一切。……然而这一切如今也被一阵的反动的飓风席卷而去了。两次的大检举，大拘捕，差不多摧毁了整个的运动，大部分组织这地下活动的分子都进了监牢。我只在报纸上见到一些陌生的名子。
　　先生，这自然不是使人愉快的消息。当我知道这个的时候，我的心是很沉重的。我的心境不会和你得到宫岛出家、生田投海的消息时的心境两样。但是甚至这样的打击也不能毁灭我们的信念。多一次的失败更可以增强我们的工作的决心，犹如多一番磨洗更可以发见一件金属品的光辉灿烂。妃格念尔在民意社执行委员会解散，大部分同志在绞刑台上和单人囚室中殉道以后，还想将破碎的金线结在一起，用来在废墟上建造新的九层宝塔。沙皇亚历山大三世把她当作可怕的妇人，一些青年男女把她视作指路的明灯，并不是没有理由的。
　　写到这里我就不能制止我的疑惑。我翻译了你追忆春月的文章，但是我不能同意你的见解。同流合污，变节屈辱，固然是社会主义者所深恶痛恨的。然而“出家”和“自杀”也并不是可奖励的行为，这是逃避的方法。在庸俗和邪恶之前，一个革命者不应该沉默。去掉庸俗和邪恶倒是他们的任务。不愿与庸俗邪恶同生此世而选取了自己毁灭之路，这毅力虽然可佩，但是这决心却值得非难了。被迫而离开战场，并不是一个战士的行为。真正的战士倘使不能凯旋而归，就应该战死在阵地上。宫岛、生田两先辈的崇高的人格固非像我这样的人所能望其项背。我也没有机会读到《从妻房到僧房》（宫岛著书）那样的自白。《魂之家》（春月的诗）只是一个诗人的憧憬。对于他们二人的最后的决心，我实在不能够彻底了解。作为社会主义的战士，他们应该战斗到流出最后一滴血为止。然而《金》的小说家和《魂之家》的诗人，却放弃了责任而中途倒下了。这是很可痛惜的事。但是你在那两篇追忆文章里却不能将这一点指出来。初读到它们时我有一种感觉：你老了。但是真实的你却并不是这样。我相信你是不会老的。
　　敬爱的先生，我现在将这些旧事在这里重提，并非故意指摘你的错误，我也不想拿过去的失败刺激你的感情，我不过提醒你不要忘记历史的教训。我记得十年前读过你一篇关于历史的论文。我说到历史的流转。历史决不是循环的，重复的。历史是前进的。过去的悲剧固然常常重演，但推动历史的力量却永远是趋向光明的力量。人类社会的演进并没有一刻的停止，纵然它有时走着曲线的道路，使人看不见前进的辙迹。历史的法则是应该遵守的。违背这法则的人只有自趋灭亡，却不能够改变历史的道路。法西斯蒂的魔手用它那野蛮的力量固然可以摧残一部分文明的成就，但是它并不能挽救一个垂死的社会于黑暗的深渊。人民在一个决定的时期的懦弱，虽然常常招来惨祸，甚至延长了残暴的统治，可是这惨祸也不能将人民对于自由的渴望和争自由的力量完全粉碎。人民是要永久存在下去的，而且在任何时代都要为争自己的独立而斗争。我们的全历史就是一部人民争自由的历史。
　　每一次的失败不过多添一页血的记录，并不曾结束这个长期的斗争。
　　现在正是应该重燃起斗争的烽火的时候了。
　　
　　第七辑：烽火中寻找一个失去的梦
　　关于《火》
　　《火》一共三部，全是失败之作。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在广州开始写《火》的第一部第一章，第二年九月在昆明完成第一部；一九四一年三月到五月第二部在重庆写成；第三部则是在桂林于一九四三年五月动笔、九月脱稿。作品写得不能叫自己满意，也不能叫读者满意，失败的原因很多，其中之一就是考虑得不深，只看到生活的表面，而且写我自己并不熟悉的生活。我动笔时就知道我的笔下不会生产出完美的艺术品。我想写的也只是打击敌人的东西，也只是向群众宣传的东西，换句话说，也就是为当时斗争服务的东西。我在一九三一年九·一八事变后在《小说月报》上发表的诗和散文，我在一九三七年八·一三事变后写的散文和诗都是这一类的东西，除了在这两个时期外，我再也写不出诗来。仅有的那几首诗我还保留在文集里，正如我不曾抽去《火》那样。
　　《火》是为了唤起读者抗战的热情而写的，《火》是为了倾吐我的爱憎而写的。这三部有连续性的小说不是在一个时期写成的，在不同时期我的思想也在变化。在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和一九三八年上半年，我的感情强烈，也单纯，我的憎恨集中在侵略我国的敌人身上，在上海我望见闸北一带的大火，我看见租界铁门外挨饿的南市难民，我写了几篇短文记下当时的见闻和感受，我后来写《火》就用它们写成一些章节。
　　《火》第一部描写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以后到上海成为孤岛的这段时期，写了短短两三个月中的一些事情，而且只是写侧面，只是写几个小人物的活动。
　　一九三七年上海沦为孤岛后，我还留在那里继续写我在前一年开了头的长篇小说《春》。写完了《春》，第二年三月我和友人靳以就经香港去广州。
　　一九三六年靳以在上海创办《文季月刊》，我为这刊物写了连载小说《春》。他在广州筹备《文丛》的复刊，我答应他再写一部连载小说。这次我写了《火》。《文丛》是半月刊，我每隔半月写一章，刊物顺利地出了三期，就因为敌机连续的大轰炸而中断了。靳以去四川，我也到汉口旅行。我从汉口回广州，又续写了小说的第四章，但是不久，日军就在大亚湾登陆，进攻广州，而且进展很快，最后我和萧珊（她是七月下旬从上海到广州的）靠朋友帮忙，雇了木船在当地报纸上一片“我军大胜”声中狼狈逃离广州。到了桂林，我又续写了两章《火》，续印了两期《文丛》。一九三九年初我同萧珊就经过金华、温州回到上海。在上海我写完了我的最长的小说《秋》，萧珊已在昆明上了一年的大学。本来我想在上海把《火》第一部写出来，可是那个时期在上海租界里敌伪的魔爪正在四处伸展，外面流传着各种谣言，其中之一就是日军要进租界进行大搜查，形势越来越紧张，有一个晚上我接到几次朋友们警告的电话（他们大都在报馆工作），不得不连夜烧掉一些信件和报刊，看来我也难在租界再待下去；何况法国战败投降，日军乘机向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一定要挤进印度支那，滇越路的中断是旦夕的事，我不能错过时机，不能延期动身，只好带着刚写成的《火》的残稿离开孤岛，在驶向南方的海轮上我还暗暗地吟诵诗人海涅的《夜思》中的诗句：“祖国永不会灭亡。”不久我在昆明续写《火》，贯串着全书的思想就是海涅的这个名句。
　　我在广州写《火》的时候，并未想到要写三部。只是由于第一部仓卒结束，未尽言又未尽意，我才打算续写第二部，后来又写了第三部。写完第一部时，我说：“还有第二部和第三部。一写刘波在上海做秘密工作，一写文淑和素贞在内地的遭遇。”但是写出来的作品和当初的打算不同，我放弃了刘波，因为我不了解“秘密工作”，我甚至用“波遇害”这样一个电报结束了那个年轻人的生命，把两部小说的篇幅全留给冯文淑。她一个人将三部小说连在一起。冯文淑也就是萧珊。
　　第一部里的冯文淑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同志编辑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火》第二部就只写这件事情，用的全是那位朋友提供的材料。我仍然住在书店的楼上，不过在附近租了一间空屋子。
　　屋子不在正街上，比较清静，地方不大，里面只放一张白木小桌和一把白木椅子。我每天上午下午都去，关上门，没有人来打扰，一天大约写五六个小时，从三月底写到五月下旬，我写完小说，重庆的雾季也就结束了。在写作的时候我常常找那位朋友，问一些生活的细节，他随时满足了我。但是根据第二手的材料，写我所不熟悉的生活，即使主人公是我熟习的朋友，甚至是我的未婚妻，我也写不好，因为环境对我陌生，主人公接触的一些人我也不熟悉，编造出来，当然四不像。我不能保证我写出来的人和事是真实的或者接近真实，因此作品不能感动人。但其中也有一点真实，那就是主人公和多数人物的感情，抗日救国的爱国热情，因为这个我才把小说编入我的《文集》。我的《文集》里有不少“失败之作”，也有很多错误的话，或者把想象当作现实，或者把黑看成紫，那是出于无知，但是我并不曾照我们四川人的说法“睁起眼睛说谎”。当然我也有大言不惭地说假话的时候，那就是十年浩劫的时期，给逼着写了那么多的“思想汇报”、“检查交代”。那十年中间我不知想了多少次：我要是能够写些作品，能够写我熟悉的人物和生活，哪怕是一两部“失败之作”，那也有多好。在我写《火》的时候哪里想得到这样的事情呢。
　　我能够一口气写完《火》第二部，也应当感谢重庆的雾季。雾季一过，敌机就来骚扰。我离开重庆不久，便开始了所谓“疲劳轰炸”。我虽然夸口说“身经百炸”，却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后来听人谈起，才知道在那一段时期，敌机全天往来不停，每次来的飞机少，偶尔投两颗炸弹，晚上也来，总之，不让人休息。重庆的居民的确因此十分狼狈，但也不曾产生什么严重的后果，不过个把星期吧，“疲劳轰炸”也就结束了。然而轰炸仍在进行，我在昆明过雨季的时期，我的故乡成都在七月下旬发生了一次血淋淋的大轰炸，有一个我认识的人惨死在公园里。第二年我二次回成都，知道了一些详情。我的印象太深了。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写《火》的第三部，就用轰炸的梦开头：冯文淑在昆明重温她在桂林的噩梦，也就是我在回忆一九三八年我和萧珊在桂林的经历。
　　今天我在上海住处的书房里写这篇回忆，我写得很慢，首先我的手不灵活了（不是由于天冷），已经过了四十年，我几次觉得我又回到了四十年前的一个场面：我和萧珊，还有两三个朋友，我们躲在树林里仰望天空。可怕的机声越来越近，蓝色天幕上出现了银白色的敌机，真像银燕一样，三架一组，三组一队，九架过去了，又是九架，再是九架，它们去轰炸昆明。尽管我们当时是在呈贡县，树林里又比较安全，但是轰炸机前进的声音像鎓头一样敲打我的脑子。这声音，这景象那些年常常折磨我，我好几次写下我“在轰炸中过的日子”，后来又写了小说《还魂草》，仍然无法去掉我心上的重压，最后我写了冯文淑的噩梦。我写了中学生田世清的死亡，冯文淑看见“光秃的短枝上挂了一小片带皮的干肉”。写出了我的积愤，我的控诉，我感觉到心上的石头变轻了。作家也有为自己写作的时候。即使写冯文淑，我也可以把我对大轰炸的感受和见闻写进去。就是在江青说话等于圣旨的时期，我也不相信大观园全是虚构，《红楼梦》里面就没有曹雪芹自己，没有他的亲戚朋友。
　　在我的小说里到处都找得到我的朋友亲戚，到处都有我自己，连《寒夜》里患肺结核死去的小职员汪文宣的身上也有我的东西。我的人物大都是从熟人身上借来的，常常东拼西凑，生活里的东西多些，拼凑的痕迹就少些，人物也比较像活人。我写冯文淑时借用了萧珊的性格，在第一部《火》里，冯文淑做的事大都是萧珊做过的。她当时还是一个高中生。她在上海爱国女学校毕了业才在暑假里去广州，中间同我一起到过武汉，后来敌军侵占广州，她回不了上海，我们只好包一只木船沿西江逃往广西，同行还有我的兄弟和两个朋友，再加上林憾庐和他的《宇宙风》社同人。我们十个人是在敌军入城前十多个小时离开广州的。关于这次“远征”我在小说中没有描写，却详细地记录在《旅途通讯》里面。这两本小书正如我一位老朋友所说：“算什么文章。”可是它们忠实地记录了当时的一些社会情况，也保留了我们爱情生活中的一段经历，没有虚假，没有修饰，也没有诗意，那个时期我们就是那样生活，那样旅行。我们都是平凡的人，也生活在平凡的人民中间。我的“通讯”写到《桂林的受难》为止。后来我和萧珊又坐火车到金华转温州，搭轮船回上海。在温州我们参观了江心寺，对文天祥的事迹印象很深，我有很多感慨。我在任何时候都是一个爱国者。我后来在《火》第二部初版后记中就写过这样的话：“我仍然是一个中国人，我的血管里有的也是中国人的血。有时候我不免要站在中国人的立场上看事情、发议论。”这段话其实就是三部《火》的简要的说明。我编《文集》时删去了它，觉得这说明是多余的。但是我那一颗爱祖国、爱人民的心还是像年轻时候那样地强烈，今天仍然是如此。我过去所有的作品里都有从这颗心滴出来的血。现在我可以说，这颗心就是打开我的全部作品的钥匙。
　　我们从温州搭船平安地回到上海，过了三四个月，萧珊就去昆明上大学。以后她到过桂林、贵阳、重庆和成都。她不可能有冯文淑在《火》第二部中的经历，我当时只是设想她在那样的环境该怎么办，我就照我想得到的写了出来。萧珊是一个普通人，冯文淑也是。在这三本小说里我就只写了一些普通人，甚至第一部中视死如归的朝鲜革命者和第三部中同敌人进行秘密斗争或被捕或遇害的刘波、朱素贞们也都是普通人，他们在特殊的环境里会做出特殊的事情。总之，没有一个英雄人物，书中却有不少的爱国者。《火》并没有写到抗战的胜利。但是我相信对这胜利贡献最大的是人民，也就是无数的普通人。作为读者，作为作者，我有几十年的经验，一直是普通人正直、善良的品德鼓舞我前进。普通人身上有许多发光的东西。我在朝鲜战场上见到的“英雄”也就是一些普通的年轻人。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非常想念祖国，感情激动、坐卧不安的时候，我翻译的屠格涅夫的散文诗《俄罗斯语言》。他讲“俄罗斯语言”，我想的是“中国话”，散文诗的最后一句：“这样的语言不是产生在一个伟大的民族中间，这绝不能叫人相信。”我写《火》的时候，常常背诵这首诗，想它是我当时“唯一的依靠和支持”。一直想着我们伟大而善良的人民。
　　在《火》第三部里我让冯文淑来到了昆明。不像在大别山，萧珊未到过，我也很陌生，昆明是我比较熟悉的地方，她更熟悉了。先生坡，翠湖，大观楼……都写进去了。我是在一九四三年的桂林写一九四一年的昆明。我的信念没有改变，但是我冷静些了。我在小说里写了一些古怪的社会现象，当然我看到的多，感受到的多，写下来的还比较少。冯文淑离开上海将近四年，在昆明出现并不显得成熟多少，其实我写的只是我在一九四一年七、八月看见的昆明，到四三年情况又有变化了。我记得清楚的是知识分子的地位低下和处境困难。当时最得意的人除了大官，就是囤积居奇，做黑白生意的（黑的是鸦片，白的是大米），此外还有到香港，到仰光跑单帮做买卖的各种发国难财的暴发户。那个社会里一方面是严肃工作，一方面是荒淫无耻。在国统区到处都是这样。我在小说里只写了几个普通的小人物，他们就是在这种空气中生活的。冯文淑在昆明，同她过去的好朋友朱素贞住在一起。
　　萧珊在昆明，从宿舍搬出来以后就和她的好友，她的同学一起生活。那个姓王的女同学是我一位老友的妻子，相貌生得端正，年纪比萧珊大一点，诚实，朴素，大方，讲话不多是个很好的姑娘。她是我那位朋友自己挑选的，但不知怎样，我的朋友又爱上了别人，要把她推开，她却不肯轻易放手。我那朋友当时在国外，他去欧洲前同我谈过这件事情。我批评他，同他争论过，我看不惯那种单凭个人兴趣、爱好或者冲动，见一个爱一个，见一个换一个的办法，我劝他多多想到自己的责任，应该知道怎样控制感情，等等等等。我谈得多，我想说服他，没有用。但是他也不是一个玩弄女性的人，他无权无势，既然没有理由跟妻子离婚，新的恋爱也就吹了。萧珊的女同学后来终于给了我的朋友以自由。但是那位朋友在恋爱的道路上吃了不少的苦头，离婚—结婚，结婚—离婚，白白消耗了他的精力和才华，几乎弄到身败名裂，现在才得到安静的幸福，这是后话。我两次在昆明的时候，经常见到萧珊的好友，我同情她的不幸，我尊敬她的为人。我写《火》第三部中的朱素贞时，脑子里常常现出她的面影。她后来结了婚，入了党，解放后当过一个单位的领导干部。“文革”期间有人来找萧珊“外调”她在昆明时期的一些情况，萧珊死后又有人来找我外调，说是要给她恢复工作。六、七年没有消息了。我祝她安好。
　　在朱素贞的身上还有另一个人的感情，那是萧珊的同乡，她的中学时期的朋友，一位善良、纯洁的姑娘。我在广州开始写朱素贞的时候，萧珊还在上海念书，没有见到我朋友的妻子，我那朋友当时可能也还没有开始新的追求。其实不仅是上面提到的两个人，我在那几年中间遇见的给了我好的印象的年轻女人在朱素贞的身上都留下了痕迹。但朱素贞并不是“三突出”的英雄。她始终是一个普通人。在最初几版的小说（《火》第三部）中朱素贞在昆明西南联合大学念书，忽然接到陌生人从香港寄来的信告诉她：她那分别四年的未婚夫刘波在上海“被敌伪绑架”，关在特务机关里。她决定回上海去营救他。她动身前又接到一封香港发来的电报：“波遇害，望节哀。”她决心去替他报仇。她走后大约七个月冯文淑收到从上海寄来的一份剪报，上面有一则消息报道大汉奸特务丁默村遇刺受伤，他的女友朱曼丽是幕后主使人，供认不讳，已被枪决。“这个朱曼丽似乎就是素贞，不过文淑不愿意相信。”
　　我这样写，就是暗示朱曼丽和朱素贞是一个人。在当时的确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有一个年轻女人刺杀丁默村未遂遭害。我记得有位朋友写过一篇文章，另一个朋友认识这位女士，对我谈过她，他也讲不出别的原因，大概是一位爱国志士吧。这样的人很难令人忘记，我就让她留下一点痕迹在朱素贞的身上。在一九三八年春节前后，敌人和汉奸暗杀上海爱国人士，甚至悬头示众这样的事发生过好几起，后来在孤岛也几次出现爱国者惩罚汉奸的大快人心的壮举。我用在上海的朝鲜革命者惩罚朝奸的事实结束了“火”的第一部，又用朱素贞谋刺丁默村的消息作为“火”第三部的《尾声》，也就是全书的结局。当时我是这样想的：用那个年轻女人的英勇牺牲说明中国人民抗战到底、争取胜利的决心。但是一九六○年我编辑、校改《文集》的时候，改写了这个结尾，正如我在后记的注解中所说：“我让冯文淑离开了昆明，让刘波和朱素贞都活起来，让人们想到这几个朋友将来还有机会在前方见面。”
　　我加上素贞从香港写给文淑的一封信，说明她在上海同朋友们一起营救刘波出狱后结了婚，又陪着“遍体伤痕”的丈夫到香港休养，准备等刘波病好就一同到前线工作。她在信里解释这所谓前线就是“如今一般人朝夕向往的那个圣地”。就是说延安。文淑在复信中也说“三四天后就要动身到前方去”，也就是到“那个‘圣地’去”。国外有些读者和评论家对我这种改法不满意，说我“迎合潮流”，背叛了过去。我不同意他们的说法。几十年来我不断地修改自己的作品，因为我的思想不断地在变化，有时变化小，有时变化大。我不能说我就没有把作品改坏的时候，但是我觉得《火》第三章的结尾改得并不坏，改得合情合理。当时人们唯一的希望就在那里，这是事实。只有这样地结束我的所谓《抗战三部曲》（尽管我写的只是一些侧面），才符合历史的真实。当然我在后记的脚注中也说：“这个小小的改动并不能弥补我这本小说中存在的大缺点。”这是真心话，不过我仍然要重复我说过的那句话：作品不是学生的考卷，交出去就不能改动。按照“四人帮”的逻辑，一个人生下来就坏，一直坏到死，或者从诞生到死亡，这个人无事不好。所以那个时期孩子们在银幕上甚至在生活中看见一个陌生人，就要发问：好人？坏人？不用说，文淑和素贞都是好人吧。
　　第三部中另外一个主人公田惠世也是好人。这是我一个老朋友，我把这个基督徒写进我的小说，只是由于一桩意外的事情：他的病故。他大概是患肺炎去世的。他自己懂一些医理，起初自己开方吃药，病重了才找医生，不多久就逝世了。当时他的夫人带着孩子来到他的身边，就住在我的隔壁。
　　看见这位和我一起共过患难的年长朋友在我眼前死去，我感到悲伤。参加了朋友葬礼后两个多月，我开始写《火》的第三部，就把他写了进去，而且让他占了那么多的篇幅。我在一九六○年一月修改小说的《尾声》时，曾经写道：“我们之间有深厚的感情。这感情损害了我的写作计划。……我设身处地替他想得太多了。”我在小说里借用了那位亡友的一部分的生活、思想和性格，我想写一个宗教者和一个非宗教者的思想情感的交流，可是没有成功。我的思想混乱，我本来想驳倒亡友的说教（他是个虔诚的基督徒，每顿饭前都要暗暗祈祷，我发觉了常常暗笑），可是辩论中我迁就了他，我的人道主义思想同他的合流了。我不想替自己辩护，我的旧作品人道主义和爱国主义差不多占同样的地位。在这一点上萧珊也有些像我。所以小说里年轻姑娘冯文淑同老基督徒田惠世作了朋友，冯文淑甚至答应看《北辰》的校样，暂时到北辰社帮忙。《北辰》是田惠世的刊物。刊物的真名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宇宙风》，它是林语堂创办的。林语堂后来带了全家人移居美国，把他哥哥从福建请到上海代管他的事业。他的哥哥原是教师兼医生，在上海参加了《宇宙风》的编辑工作，名叫林憾庐。《宇宙风》本来还有一个合作者，后来在香港退出了。林憾庐在上海和香港都编印过这个散文刊物，一九四二年他第二次到桂林又在那里复刊了它。我一九四○年在上海，一九四二年在桂林都为《宇宙风》写过散文和旅途杂记。一九三九年萧珊也在这个刊物上用“程慧”的笔名发表了几篇散文。她第一次拿到稿费，便买了一只立灯送给母亲，她高兴地说这是用自己的劳动换来的钱买的。她初到昆明，写了一篇旅途通讯，叙述经海防去内地沿途的情况，也刊在《宇宙风》上。一年后我踏着她的脚迹到昆明，虽然形势改变，但我的印象和她的相差不远，我就没有写什么了。
　　我和林憾庐相处很好，我们最初见面是在泉州关帝庙黎明高中，那一天他送他的大儿子来上学，虽然谈得不多，但我了解他是个正直、善良的人，而且立志改革社会，这是一九三○年的事。以后我和他同在轰炸中过日子，同在敌人迫害的阴影下写文章，做编辑工作，产生了深厚的感情。他办的刊物，质量不高，但在当时销路不算少，他是一个忠诚的爱国者。我至今还怀念他。他很崇拜他的兄弟，听他谈起来林语堂对他并不太好，他却很感激他这个远在海外的有名的兄弟。可能是他逝世一年以后吧，林语堂一个人回国了，到桂林东江路福隆园来看他的嫂嫂。我在林太太房里遇见他，他在美国出版了好几本小说，很有一种名人的派头。话不投机，交谈了几句，我就无话可说。以后我也没有再看见他。靳以夫妇从福建南平回重庆复旦大学，经过桂林住了几天，我送他们上火车，在月台上遇见憾庐的孩子，他们跟去重庆的叔父告别，我没有理他。后来林语堂离开重庆返美时在《大公报》上发表了告别中国的诗，我记得是两首或者三首七律，第一首的最后两句是“试看来日平寇后，何人出卖旧家园”。意思很明显。有个熟人在桂林的报上发表了一首和诗，最后两句是：“吾国吾民俱卖尽，何须出卖旧家园。”《吾国吾民》是林语堂在美国出版的头一本“畅销书”，是迎合美国读者口味的著作。憾庐曾经对我谈起该书在美国的出版经过，他引以为荣，而我却同意和诗作者的看法，是引以为辱的。
　　小说中另一个好人洪大文并不是真实的人物，我只借用了一个朋友的外形和他在连云港对日军作战负伤的事实。他年轻时候进了冯玉祥办的军官学校，当过军官，又给派到苏联留过学，一九二六年回国后经过上海，我们见过一面，他回到部队里去了，我也就忘记了他。一九四三年我在桂林忽然接到他的信，是寄到书店转给我的。信上说他到桂林治病，定居下来，要我去看他。我到了他的住处，当时人们住得比较宽敞，他躺在床上，有时拉着双木拐起来活动活动。人变了，湖南口音未变。他告诉我他离开过部队，后来又到税警团（宋子文的税警团吧）当团长，在连云港抗拒日军，战败负伤。小说中洪大文讲的战斗情况就是我那位朋友告诉我的，他还借给我一本他们部队编写的《连云港战史》。小说第八章中洪大文的谈话有些地方便是从所谓《战史》稿本中摘抄来的。一九四四年五月初我和萧珊到贵阳旅行结婚，后来就没有能回桂林，湘桂大撤退后我也不知道他转移到哪里。一九四六年尾或者一九四七年初我在上海，他拄着双拐来找我，说是在江苏某地荣军教养院作院长，还是像一九二六年那样高谈阔论。他约我出去到南京路一家菜馆里吃了一顿饭，就永远分别。他坐上三轮车消失在街角以后，我忽然想起了洪大文，洪大文不像他，洪大文比他简单得多。
　　最后我想谈几句关于朝鲜人民的事，因为《火》第一部中讲到朝鲜革命者的活动，而且小说以朝鲜志士的英勇战斗和自我牺牲作为结束。我在这之前（一九三六年）还写过短篇小说《发的故事》，也是悼念朝鲜朋友的作品。我小的时候就听人讲朝鲜人的事情，谈他们的苦难和斗争，安重根刺杀伊藤博文的事迹给我留下很深的印象，他是我少年时期崇拜的一位英雄。我第一次接触朝鲜人，是在一九二一年或者二二年。我在三十年代写的回忆文章里就讲过，五四以后我参加成都的《半月》杂志社，在刊物上发表过三篇东西，都是从别人书中抄来的材料和辞句，其中一篇是介绍世界语的。而我自己当时却没有学过世界语。不久就有人拿着这本杂志来找我，他学过世界语，要同我商量怎样推广世界语，他在高等师范念书，姓高，说是朝鲜人。我便请他教我世界语，但也只学了几次就停了，推广的工作也不曾开展过。我和高先生接触不多，但是我感觉到朝鲜人和我们不同，我们那一套人情世故，我们那一套待人处世的礼貌和习惯他们不喜欢，他们老实、认真、坦率而且自尊心强。这只是我一点肤浅的印象。
　　出川以后，一九二五年我在南京东南大学附属高中毕了业带着文凭到北京报考北京大学，检查体格时发现我有肺病，虽然不厉害，我却心灰意冷，不进考常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对数理化等课无把握，害怕考不好。我就这样放弃了学业，决定回到南方治玻我在北京呆了半个多月，我记得离京的前夕遇上北海公园的首次开放，在漪澜堂前度过了一个宁静的夜晚。我当时住在北河沿同兴公寓，房客不多，院子里有一棵大槐树。我住到这里，还是一个编报纸副刊的姓沈的朋友介绍的。他是朝鲜人，有一天晚上，他带了一个同乡来看我，天气热，又是很好的月夜，我们就坐在院子里乘凉。沈比较文雅，他的朋友却很热情，滔滔不绝地对我讲了好些朝鲜爱国志士同日本侵略者斗争的故事。我第一次了解朝鲜人民艰苦而英勇的斗争，对朝鲜的革命者我始终抱着敬意。我后来就把那些故事写在《发的故事》里面。这以后几十年中间我遇见的朝鲜人不多，也不常同他们接触，但是从几个朋友的口中我也了解一些他们的流亡生活和抗战初期的一些活动。我就在《火》第一部中写了子成、老九、鸣盛、永言这班人，和他们惩罚朝奸的壮举。在小说里子成回忆起朝鲜民歌《阿里朗》。据说从前朝鲜人到我国满洲流亡，经过阿里朗山，悲伤地唱着它。我一九三八年第四季度在桂林的一次诗歌朗诵会上听见金焰同志的妹妹金炜女士唱这首著名的歌曲，我十分感动，当时正在写小说的这一章，就写了进去。我以前对它毫无所知，却能够把唱词写进小说甚至将歌谱印在发表这一章的《文丛》月刊上，全靠一位朝鲜朋友的帮忙。这位朋友姓柳，是园艺家，几十年来在一些学校或者农场里工作，为中国培养了不少园艺人材。他在当时的朝鲜流亡者中也很有威望。我在上海、在桂林、在重庆、在台北都曾见到他。今天我还没有中断同他的联系。他在湖南农学院教书，有时还托人捎一点湖南土产来。我还记得四十几年前他被日本人追缉得厉害，到上海来，总是住在马宗融的家中，几个月里他的头发就完全白了。那一家的主妇就是后来发表短篇小说《生人妻》的作者罗淑。抗战初期罗淑患病去世，我们在桂林和重庆相遇，在一起怀念亡友，我看见他几次埋下头揩眼睛。
　　过去像梦魇一样给朝阳驱散了。朋友柳已经年过八十，他仍然在长沙坚持工作，我仿佛看见他的满头银发在灿烂阳光下发亮。听说他从解放了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获得了鼓励，我应当向他祝贺。《火》第一部出版时我在后记的末尾写道：“我希望将来还能够有第四部出来，写朝鲜光复的事情。”我不曾实现这个愿望，但我也不感到遗憾，因为朝鲜人民已经用行动写出了光辉诗篇，也一定能完成统一朝鲜的伟大事业。
　　关于《龙·虎·狗》
　　在以前几篇《回忆录》里我谈过了中、短篇小说和童话，这次我想谈谈我的散文，我就从《龙·虎·狗》谈起。《龙·虎·狗》是一九四一年八月我在昆明编成，寄给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陆圣泉，由他发排出版的。我手边还有这个集子的两种版本：一九四二年一月的上海“初版”和一九四三年三月的“渝二版”，不用说，重庆版是用很坏的土纸印刷的。
　　重庆版第一辑中少两篇文章（《寂寞的园子》和《狗》），我一时想不起是什么原因，重庆版和当时在重庆出版的一般书刊一样，是经过了所谓“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的，封底还印着“审查证图字第二○三○号”字样。但是那两篇文章的矛头是对着日本侵略军的，不会得罪重庆市的审查老爷，而且他们也没有胆量抽掉它们。现在想不起不要紧，以后会慢慢想起来的，我用不着在这件小事多花费脑筋。
　　我在抗战时期到昆明去过两次，都是去看我的未婚妻萧珊。第一次从上海去，是在一九四○年七月；第二次隔了一年，也是在七月，是从重庆去的。《龙·虎·狗》中主要的十九篇散文是在一九四一年写的，只有第一辑里收的四篇文章中的前两篇是第一次在昆明小住时写成的，后两篇则是到四川以后的作品了。今天我重读这本集子，昆明的生活又非常显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就住在那个寂寞的园子里，大黄狗是我的一个和善的朋友。
　　那是将近四十年前的事情。一九三九年年初我和萧珊从桂林回到上海，这年暑假萧珊去昆明上大学，我在上海写小说《秋》。那个时候印一本书不需要多少时间，四十万字的长篇，一九四○年五月脱稿，七月初就在上海的书店发卖了。我带着一册自己加印的辞典纸精装本《秋》和刚写成的一章《火》的残稿，登上英商怡和公司开往海防的海轮，离开了已经成为孤岛的上海。那天在码头送行的有朋友陆圣泉和我的哥哥李尧林。我在“怡生轮”上向他们频频挥手，心里十分难过。
　　我一去就是五年。没有想到过了一年多陆圣泉就遭了日本宪兵队的毒手，我回到上海只能翻读他用陆蠡笔名发表的三本散文集：《海星》、《竹刀》、《囚绿记》。而李尧林呢，他已经躺在病床上等着同我诀别，我后来把他的遗体埋葬在虹桥公墓，接着用他自己的稿费给他修了一个不太漂亮的墓。然而十年浩劫一来，整个公墓都不见了，更不用说他的尸骨。
　　一九四○年从上海去海防毫无困难。需要的护照，可以托中国旅行社代办，船票可以找旅行社代买，签证的手续也用不着我自己费神。那次航行遇到风在福州湾停了一天半，但终于顺利地到达了海防。在海防我住在一家华侨开设的旅馆里。上船时我是单身一个，在旅馆里等待海关检查行李时我已经结交了好几位朋友。我随身带的东西少，一切手续由旅馆代办，我只消出一点手续费。同行的客人中有的东西带得较多，被海关扣留，还得靠旅馆派人交涉，或缴税或没收，由那里的法国官员说了算。还有人穿着新的长统皮靴，给强迫当场从脚上脱下来。总之，当时从上海到所谓“大后方”去的人大都经由海防乘火车进云南，去昆明。我经过海防时法国刚刚战败，日本侵略军正在对法国殖民当局施加压力，要侵占越南，形势紧张，这条路的命运不会长了，但这里还是十分热闹、拥挤，也正是旅馆里的人大显身手的时候。我们等在旅馆里。同行的人被海关扣留的东西都一件一件地给拿了回来。这样大家就动身继续往前走了。
　　我们自动地组织起来，身强力壮的人帮忙管理行李，对外交涉，购票上车，客栈过夜，只要花少许钱都办得顺利。我们从海防到河内，再由河内坐滇越路的火车到老街，走过铁桥进入中国国境。火车白昼行驶，夜晚休息，行李跟随客人上上下下，不仅在越南境内是这样，在云南境内一直到昆明都是这样。但是靠了这个自发的组织，我在路上毫不感到困难。跟着大家走，自己用不着多考虑，费用不大，由大家公平分担。所谓大家就是同路的人。他们大都是生意人，也有公司职员，还有到昆明寻找丈夫的家庭妇女。和我比较熟悉的是一位轮船公司的职员和一位昆明商行的“副经理”，我们在海轮上住在同一个舱里。“副经理”带了云南太太回上海探亲，这条路上的情况他熟悉，他买了好几瓶法国三星牌白兰地酒要带出去，为了逃税，他贿赂了海关的越南官员，这当然是通过旅馆的服务员即所谓接客人员进行的。我看见他把钞票塞到越南人的手里，越南人毫无表情，却把钞票捏得紧紧的，法国人不曾觉察出来，酒全给放出去了。做得快，也做得干脆，这样的事以后在不同的地方我也常有机会见到。他们真想得出来，也真做得出来。
　　这以后我们就由河口铁桥进入中国境内。在“孤岛——上海”忍气吞声地生活了一年半，在海防海关那个厅里看够了法国官员的横暴行为，现在踏上我们亲爱的祖国的土地，我的激动是可以想象到的。我们在河口住进了客栈，安顿了行李，就到云南省出入境检查机关去登记。这机关的全名我已经忘记，本来在一九四○年我用过的护照上盖得有这机关的官印，护照我一直保存着，但到了一九六六年九月十日，上海作家协会的“造反派”在抄家的所谓“革命行动”中，从我家里拿走后就像石沉大海，因此我连这一段“回忆”差一点也写不出来。机关的衙门并不堂皇，官员不多，然而他们有权威。他们检验了护照，盖了印，签了字，为首的官员姓杨。大家都给放过了，只有我一个人遇到了麻烦。我的护照上写明：“李尧棠，四川成都人，三十六岁，书店职员。”长官问我在哪一家书店工作，我答说“开明书店”。他要看证件，我身上没有。他就说：“你打个电报给昆明开明书店要他们来电证明吧。”他们把护照留了下来。看情形我不能同大家一起走了。同行的人感到意外，对我表示同情，仿佛我遭到什么不幸似的。我自己当然也有些苦恼，不过我还能动脑筋。我的箱子里有一张在昆明开明书店取款四百元的便条。是上海开明书店写给我的。我便回到客栈找出这张便条，又把精装本《秋》带在身边，再去向姓杨的长官，说明我是某某人，给他看书和便条。这次他倒相信，不再留难就在护照上盖了英签了名，放我过去了。
　　这是上午的事。下午杨先生和他两位同事到客栈来找我，我正在街上散步，他们见到商行副经理，给我留下一张字条，晚上几点钟请我吃饭，并约了我那两位同行者作陪。到了时候三位主人又来客栈寒暄一通，同我们一起大摇大摆地走过铁桥，拿出准备好的临时通行证进入越南老街，在一家华侨酒家吃了一顿丰盛的晚餐。饭后我们有说有笑地回到河口，主人们还把我们送到客栈门口，友好地握手告别。第二天早晨我就离开那个一片原始森林的小城，以后再也没有同那三位官员见面，他们也没有给我寄来过片纸只字。他们真是突然出现，又突然消失了，但是在老街过的那一两个钟头，今天回想起来还觉得愉快。
　　从河口去昆明仍然是白天行车，晚上宿店，我们还是集体活动，互相照顾，因此很顺利地按时到达了终点站。萧珊和另一位朋友到月台来接我，他们已经替我找到了旅馆。同行者中只有那位轮船公司职员后来不久在昆明同我见过一面，其余的人车站匆匆一别，四十年后什么也没有了，不论是面貌或者名字。
　　我在旅馆里只住了几天。我去武成路开明书店取款，见到分店的负责人卢先生。闲谈起来，他说他们租得有一所房屋做栈房，相当空，地点就在分店附近，是同一个屋主的房屋，很安静，倘使我想写文章，不妨搬去小祝他还陪我去看了房子。是一间玻璃屋子，坐落在一所花园内，屋子相当宽敞，半间堆满了书，房中还有写字桌和其他家具。我和卢先生虽是初次相见，但我的第一本小说（《灭亡》）和最近一本小说（《秋》）都是在开明书店出版的，开明书店的职员都知道我，因此见一两面，我们就相熟了。我不客气地从旅馆搬了过去，并且受到他们夫妇的照料（他们住在园中另一所屋子里），在那里住了将近三个月，写完了《火》的第一部。
　　我在武成路住下来，开始了安静的写作生活，这对我也是意外，我在上海动身时并没有想到在昆明还能找到这样清静的住处。《静寂的园子》和《狗》就是在这里写的。我坐在玻璃屋子里，描写窗外的景物和我的思想活动，我见什么就写什么，想到什么就写什么，想怎样结束就怎样结束，我写散文从来就是这样。但绝不是无病呻吟。住下来的头两个月我的生活相当安适，除了萧珊，很少有人来找我。萧珊在西南联合大学念书，暑假期间，她每天来，我们一起出去“游山玩水”，还约一两位朋友同行。武成路上有一间出名的牛肉铺，我们是那里的常客。傍晚或者更迟一些，我送萧珊回到宿舍，早晚我就在屋子里写《火》。我写得快，原先发表过六章，我在上海写了一章带出来，在昆明补写了十一章，不到两个月就把小说写成了。虽然不是成功之作，但也可以说是一个意外的收获。对这本书的完成，卢先生给我帮了不少的忙，他不但替我找来在《文丛》上发表过的那几章，小说脱稿以后他还抄录一份寄往上海。我住在武成路的时候，他早晚常来看望。后来敌机到昆明骚扰、以至于狂炸，他们夫妇还约我（有时还有萧珊）一起到郊外躲警报。我们住处离城门近，经过一阵拥挤出了城就不那么紧张了。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在郊外躲了两个钟头，在草地上吃了他们带出去的午餐。
　　我在《静寂的园子》里还提到这件事。
　　这次在昆明我写的散文不过寥寥几篇，但全都和敌机轰炸有关，都是有感而发的。几篇随感和杂文给我编在杂文集《无题》里面了。书在《龙·虎·狗》中的就只有我前面讲过的那两篇（《静寂的园子》和《狗》）。有些数字在我的脑子已经模糊。我说不清楚我是在十月下旬的哪一天去重庆的，只记得是沈从文同志介绍一位在欧亚航空公司工作的朋友（查阜西同志吧？）替我买的飞机票。我离开昆明的时候，日本侵略军对这个城市正在进行狂轰滥炸。日本帝国主义终于挤进了越南（河口铁桥早已炸断），他们的飞机就是从越南飞来的。
　　对于和平城市的受难，我已经有了丰富的经验，一九三七年下半年在上海，一九三八年上半年在广州，下半年在桂林，生命的毁灭、房屋的焚烧、人民的受苦，我看得太多了。但是这一切是不是就把中国人民吓倒了呢？是不是就把中国知识分子吓倒了呢？当然没有。上飞机的前一两天，我和开明书店的卢先生闲谈，我笑着说：“我们都是身经百炸的人。”他点头同意。
　　他的经验更丰富。前一两年他坐公路车在贵阳附近翻车，左膀跌断，在中央医院治疗，左膀上了石膏给绑在架上，发了警报后他不便下洞躲避，人们给他一把剪刀，准备在危急的时候剪断绑带逃命。贵阳市遭大轰炸时，他正在医院里，他不但保全了性命，也保全了膀子。关于他，我还有话可说。以前我只听见别人谈起他，例如翻车断臂的事。在昆明我们才是第一次见面（也有可能他在上海见过我）。听说他本来研究我国古代文学，在上海开明书店担任编辑一类职务，他的岳父是知名的学者，他的妻子也研究中国文学，不知道怎样他给派到昆明当了分店经理，可能因为他能干，可能因为他可靠。那个时候开明书店发行教科书，销售量大，做一名分店经理，只要不是傻瓜，就不会放过发财的机会，他的生活条件可以不断改善。他们夫妇一直待在昆明。全国解放后他们的情况有改变，后来开明书店与中国青年出版社合并，我就没有再看见他。一九五七年听说他们夫妇给戴上了“右派”帽子，从此什么都完了。果然不到几年，就听说他们都死了。我不曾仔细打听过他们的遭遇，也不知道向哪里打听方便、可靠，而且我没有精力和时间。现在萧珊已经逝世，孩子们都是新时代的人，我即使谈起武成路玻璃屋子的情况，家里也没有人感兴趣了。但是想到那个“身经百炸”的人的归宿，我觉得十分难过，但愿有人为这一对亡灵摘去沉重的“帽子”，让他们在泉下得到安息。
　　我第二次到昆明在第二年（一九四一年）七月，也是为了看望萧珊。她已经搬出联大宿舍，和几个同学在先生坡租了房子，记得是楼上的三间屋子，还有平台。我一九四三年在桂林写《火》第三部时，常常想起这个住处，就把它写进小说，作为那个老基督徒田惠世的住家。“这是一排三间的楼房，中间是客厅，两旁是住房，楼房外有一道走廊，两间住房的窗外各有一个长方形的平台，由廊上左右的小门出入。”
　　楼下住着抽鸦片烟的房东。萧珊她们三个女同学住里面的一间，三个男同学住外面的一间。我来的时候，萧珊的一个女同学和两个男同学刚去路南县石林参观，她留下来等我，打算邀我同去。谁知我一到昆明，就发烧、头昏、无力，不得不躺下来一连睡了几天。有两天放了空袭警报甚至紧急警报，我跑不动，萧珊坚持留下陪我。敌机好久不来轰炸，大家也就大意了，这两次敌机都没有投弹，我们也不曾受惊。但一个月后（因为正碰到雨季，这中间下了一个月的雨），敌机在这附近扔了炸弹，那天警报解除，我们从郊外回来，楼上三间屋子满地碎砖断瓦，倘使我躺在床上不出去，今天就不能在这里多嘴了。
　　我第二次来昆明遇到的轰炸，是在《龙·虎·狗》已经编成、原稿寄往上海之后，因此收在《龙·虎·狗》里的十九篇散文中没有一篇描述炸后昆明的情况。《龙·虎·狗》的序是在八月五日写的，当时我还在埋怨“差不多天天落雨”，说“听到淅沥的雨声……真叫人心烦”。还说：“这雨不知要下到哪一天为止。”但正是这雨使我能够顺利地写成这些文章、编成集子。在这落雨的日子里我每天早晨坐在窗前，把头埋在一张小书桌上，奋笔写满两三张稿纸，一连写完十九篇。题目是早想好了的：《风》、《云》、《雷》、《雨》；《日》、《月》、《星》；《狗》、《猪》、《虎》、《龙》；《醉》、《生》、《梦》、《死》；、《死去》、《伤害》、《祝福》、《抛弃》（只有最后四个略有改动）。我有的是激情，有的是爱憎。对每个题目，我都有话要说，写起来并不费力。我不是在出题目做文章，我想，我是掏出心跟读者见面。好像我扭开了龙头，水管里畅快地流出水来。那些日子里我的生活很平静，每天至少出去两次到附近小铺吃两碗“米线”，那种可口的味道我今天还十分怀念。
　　当然我们也常常去小饭馆吃饭，或者到繁华的金碧路一带看电影。后来萧珊的同学们游罢石林归来，我们的生活就热闹起来了。虽然雨给我们的生活带来一些不便（我们不是自己烧饭，每天得去外面喂饱肚子；雨下大了，巷子里就淹水；水退了，路又滑，走路不小心会摔倒在泥水地上，因此早晚我不外出），可是在先生坡那座房子的楼上我感到非常安适，特别是在早晨，我对着窗外的平台，让我的思想在过去和未来中海阔天空地往来飞腾。当时并没有人号召我解放思想，但我的思想已经习惯了东奔西跑、横冲直撞。它时而进入回忆、重温旧梦，时而向幻想叩门，闯了进去。在我的文章里回忆和理想交替地出现。在我的笔下活动的是我自己的“意志”。
　　我在当时是没有顾虑的。我写《龙·虎·狗》，我说：“我在地上拾起一块石子，对准它打过去。……从此狗遇到我的石子就逃。”我说：“死了以后还能够使人害怕，使人尊敬，像虎这样的猛兽应该是值得我们热爱的吧。”我又说：“龙说：‘我要乘雷飞上天空。然后我要继续去追寻那丰富的充实的生命。’”为了人民，放弃自己的利益，这就是生命的“开花”。
　　我重读三十八年前的旧作，我觉得我并没有讲过假话，骗过读者。
　　《龙·虎·狗》写成后在上海和重庆各印过两版，印数不会多。后来我把它编在《文集》第十卷中，抽出了一篇《死去》，这并无深意。自从一九二九年我发表《灭亡》以来，挨的骂实在不少，仿佛我闯进文坛，引起了公愤。我当时年少气盛，又迷信科学，不相信诸葛亮会骂死王朗，因此不但不服，而且常常回敬几句。在这篇散文里我梦见自己死去给埋葬以后，人们在墓前“举行大会，全体围绕棺盖站立，来一个集体唾骂”。他们劈开棺材进行批判，我忍受不了，忽然坐了起来。大家吓得大叫“有鬼”，“马上鸟兽似的逃散了”。一九五九年我删去这篇一九四一年的文章，还暗中责备自己的“小器”和“不虚心”。我万万想不到这种劈棺暴尸的惨剧在“四人帮”时期居然成了“革命的行动”。《人生蛋和蛋生人》的作者生物学家朱洗就是在死后成为“反动学术权威”，既给挖了坟，又受到批判。这样看来我似乎成了预言家了。不过今天想想，还是删去它为好。
　　现在我实在想不起来，那讨厌的雨是在哪一天停止的，大约是在八月十日前后吧，因为我十八日写了一篇叫《废园外》的散文，讲起“八月十四日的惨剧”，至少这个城市在十四日遭到轰炸，先生坡附近就落过弹，我在前面讲到的楼房受震，砖瓦遍地，可能还是那天以后的事，所以散文的结尾有这样的句子：“我应该回家了，那是刚刚被震坏的家，屋里到处都漏雨。”一连几天我中午或傍晚出去散步，经常走到那个“灾区”，花园里的防空洞中了弹，精致的楼房只剩下一个空架子，土坡上躺着三具尸首，用草席盖着，中间一张草席下露出一只瘦小的泥腿，有人指着死尸说：“陈家三小姐，刚才挖出来。”难道我没有看够这样的惨剧？在我这年年底写成的《还魂草》里也有少女的死亡，那是在重庆沙坪坝发生的事情，我写得比较详细，真真假假，揉在一起。可是在一千多字的《废园外》中“带着旺盛生命的红花绿叶”还在诉说一个少女寂寞生存的悲惨故事。我的叙述虽然带着淡淡哀愁的调子，但我控诉了敌人的暴行，也不曾放过我的老对头——封建家长、传统观念和旧的风习。我不会向任何时期出现的封建幽灵低头。
　　我在昆明住到九月，就同萧珊，还有一个姓王的朋友，三个人一路去桂林旅行。我们都是第二次到桂林。萧珊只住了一个短时期就回联大上学。我和姓王的朋友留了下来，住在新成立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办事处。我和萧珊谈了八年的恋爱，一九四四年五月才到贵阳旅行结婚，没有请一桌客，没有添置一床新被，甚至没有做一件新衣服。将近两年的时间我们住在出版社里，住在朋友的家里，无法给自己造个窝，可是我们照样和睦地过日子。关于她，我要在下一篇回忆里多谈一点，在这里我不罗嗦了。
　　关于《第四病室》
　　今天下午去医院看病，回来我忽然想起我的小说《第四病室》，就找出来翻了一下，我又回到抗日战争的日子里去了。
　　小说是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重庆沙坪坝写成的，写的是一九四四年六月在贵阳发生的事情。那一段时期中我在贵阳中央医院一个三等病房的“第三病室”里住了十几天，第二年我就根据自己的见闻写了这部小说。
　　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没有楼，房间也不多，那几天看不见什么客人。这里没有食堂，连吃早点也得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
　　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
　　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亲戚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我对萧珊讲过，我回桂林之前要到中央医院去治鼻子，可能需要进行一次手术。我当天下午就到医院去看门诊，医生同意动手术“矫正鼻中隔”，但要我过一天去登记，因为当时没有床位。我等了两天。我换了一家小旅馆的小房间，没有窗户，白天也要开灯。这对我毫无不便，我只有晚上回旅馆睡觉。白天我到大街上散步，更多的时间里去小旅馆附近一家茶馆，泡一碗茶在躺椅上躺一两小时，因为我也有坐茶馆的习惯。
　　就在这两天中我开始写《憩园》，只是开了一个头。
　　两天以后我住进了医院，给安排在第三病室，也就是外科病室。我退了旅馆的小房间，带着随身带的一个小箱子坐人力车到了医院，付了规定预付的住院费，这样就解决了全部问题。我在医院里住了十几天，给我动了两次手术，第一次治鼻子，然后又转到外科开小肠气。谁也不知道我睡在医院里，我用的还是“黎德瑞”这个假名。没有朋友来探过病，也没有亲人来照料我，动过手术后的当天，局部麻醉药的药性尚未解除，心里十分难过。但是我在这间有二十几张床位的三等大病房里，并没有感到什么不便，出院的时候，对病房里的医生、护士和病友，倒有一种惜别之情。
　　出院后我先在中国旅行社招待所里住了十多天，继续写《憩园》，从早写到晚，只有在三顿饭前后放下笔，到大街散步休息。三顿饭我都在冠生园解决，早晨喝碗猪肝粥，其余的时间里吃汤面。我不再坐茶馆消磨时间了，我恨不得一口气把小说写完。晚上电灯明亮，我写到夜深也没有人打扰。
　　《憩园》里的人物和故事喷泉似地要从我的笔端喷出来。我只是写着，写着，越写越感觉痛快，仿佛在搬走压在心上的石块。在大街上散步的时候，我就丢开了憩园的新旧主人和那两个家庭，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中央医院第三病室的情景，那些笑脸，那些痛苦的面颜，那些善良的心……。我忘不了那一切。我对自己说：“下一本小说就应该是《第三病室》。对，用不着加工，就照真实写吧。”人物有的是，故事也有。这样一间有二十几张病床的外科病房不就是当时中国社会的缩影吗？在病室里人们怎样受苦，人们怎样死亡，在当时的社会里人们也同样地受苦，同样地死亡。
　　但是我在贵阳写的仍然是《憩园》，而且没有等到完稿，我就带着原稿走了，这次我不是回桂林，我搭上了去重庆海棠溪的邮车。萧珊在重庆两次写信来要我到那里去，我终于改变了主意，匆匆地到了四川。万想不到以后我就没有机会再踏上桂林的土地，因为不久就发生了“湘桂大撤退”的事情。动身前我还再去花溪在“小憩”住了两天。我在寂寞的公园里找寻我和萧珊的足迹，站在溪畔栏杆前望着急急流去的水。我想得多，我也写得不少。我随身带一锭墨，一支小字笔和一叠西式信笺，用信笺作稿纸，找到一个小碟子或者茶碗盖，倒点水，磨起墨来，毛笔蘸上墨汁在信笺上写字很方便，我在渝筑道上的小客栈里也没有停笔。最后在重庆我才写完这部小说，由出版社送给重庆市图书杂志审查处审查。
　　装订成一本的西式信笺的每一页上都盖了审查处的圆图章，根据这个稿本排印，这年十月小说就同读者见面。这些图章是国民党检查制度的最好的说明，我把原稿保留下来，解放后捐赠给北京图书馆手稿部了。
　　第二年我开始写《第四病室》。没有稿纸，我买了两刀记帐用的纸，比写《憩园》时用的差多了，这种纸只能用毛笔在上面写字。我当时和萧珊住在沙坪坝一个朋友的家里，是土地，楼下一大间，空荡荡的，我白天写，晚上也写，灯光暗，蚊子苍蝇都来打扰。我用葵扇赶走它们，继续写下去。字写得大，而且潦草，一点也不整齐。这说明我写得急，而且条件差。我不是在写作，我是在生活，我回到了一年前我在中央医院三等外科病房里过的日子。我把主人公换成了睡在我旁边床上那个割胆囊的病人。但我只是借用他的病情，我写的仍然是当时用我的眼光看见的一切。当然这不是一个作家的见闻，所以我创造了一个人物陆××（我在这里借用了第六床病人朱云标的本姓），他作为我一个年轻读者给我写了一封信，把我的见闻作为他的日记，这样他就可以睡在我当时睡的那张病床上用我的眼光看病房里的人和事了。
　　我写得很顺利，因为我在写真实。事实摆在那里，完全按照规律进行。我想这样尝试一次，不加修饰，不添枝加叶，尽可能写得朴素、真实。我只把原来的第三病室同第四病室颠倒一下，连用床位号码称呼病人，我也保留下来了（我有点奇怪，这不是有点像在监牢里吗？）那几个人物……那个烧伤工人因为公司不肯负担医药费，终于在病房里痛苦地死去；那个小公务员因为父亲患病和死亡给弄得焦头烂额；那个因车祸断了左臂的某器材库员在受尽折磨之后不知由于什么原因得了伤寒病情恶化；还有那个给挖掉眼睛的人等等，等等，我都是按照真实写下来的，没有概括，也没有提高。但我也没有写出真名真姓，因为我不曾得到别人的同意。既然习惯用病床号数称呼病人，就用不着我多编造姓名了。小说里只有几个名字，像医生杨木华，护士林惜华，病人朱云标，当然都是我编出来的。朱云标的真名姓，我完全忘记了（我只记得他姓陆，我把他的姓借给日记也就是本段的作者了）。可是对他的言语面貌，我还有印象，我初进病房，在病床躺下，第一个同我讲话的就是他。他睡在我左边床上，左臂高高地吊起来，缠着绷带，从肘拐一直缠到手腕，手指弯曲着，给吊在一个铁架上，而铁架又是用麻绳给绑在方木柜上面。这是那位中年医生的创造发明，他来查病或者换药时几次向人夸耀这个。他欣赏铁架，却从来没有注意那个浙江农村青年的灵魂，他的态度给病人带来多少痛苦。在这个病房里病人得用现款买药，自己不买纱布就不能换药，没有钱买药就只有不停地给打盐水针。这个从浙江来的年轻人在家乡结了婚，同老婆合不来，吵得厉害，就跑了出来。后来在这里国民党军队某某器材库工作。有一天他和一个同事坐车到花溪去玩，翻了车，断了胳膊，给送到陆军医院，然后转到这里。他常常同我谈话，我很少回答。不过我看得出来，他容易烦躁，一直想念他的家乡。他因为身边没有多少钱，不习惯给小费，经常受到工友的虐待。不久他发烧不退，后来查出他得了斑疹伤寒。他是在什么地方传染到斑疹伤寒的呢？医生也说不出。
　　病查出来了，因为没有钱买药，还是得不到及时治疗。他神志不清，讲了好些“胡话”。小说里第八章中他深夜讲的那些话都是真实的，只有给他母亲写信那几句才是我的创造。他并没有死，第二天就给搬到内科病房去了。这以后他怎样我完全不知道，也无法打听。
　　另一个病人是在我眼前死去的就是那个烧伤工人。他受伤重，公司给了一点医药费，就不管他。在医院里因为他没有钱不给他用药，只好打盐水针，他终于痛苦哀号地死去。他对朋友说：“没有钱，我的伤怎么好得了？心里烧得难过。天天打针受罪。……我身上一个钱也没有。他们就让我死在医院里，不来管我。”这些话今天还在烧我的心。他第二天就永闭了眼睛。工友用床单裹好他的尸体，打好结，还高高地举起手，朝着死人的胸膛，把断定死亡的单子一巴掌打下去。旁边一个病人批评说：“太过分，拿不到钱，人死了还要挨他一巴掌。”这就是旧社会，这就是旧社会的医院。一九五八年我在上海广慈医院采访，抢救钢铁工人邱财康同志的事迹，这一场挽救烧伤工人的生命的战斗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支援。邱财康同志活下来了。一个夏天的夜晚，我在医院里一个露台上旁听全市外科名医的会诊，专家们为邱财康同志的治疗方案提供意见，认真地进行讨论。我从医院回家，已经相当迟了，一路上我想着一九四四年惨死的烧伤工人，他的烧伤面积比邱财康同志的小得多，可是在过去那样的社会里哪有他的活路。我多么希望他能活到现在。
　　还有那个小公务员和他的后颈生疮烂得见骨的老父。这一家人从南京逃难出来，到贵阳已经精疲力尽了。儿子当个小公务员，养活一家六口人很不容易，父亲病了将近一个月，借了债才把他送进医院。我亲耳听见儿子对父亲说：“你这场病下来，我们一家人都完了。”父亲不肯吃猪肝汤，说：“我吃素。”儿子就说：“你吃素。你是在要我的命。你是不是自己不想活，也不要别人活。”我还听见儿子对别人说：“今天进医院缴的两千块钱还是换掉我女人那个金戒指才凑够的。”
　　又说：“要不是生活这样高，他也不会病到这样；起先他图省钱，不肯医，后来也是想省钱，没有找好医生……”又一次说：“今天两针就花了一千六百块钱。我实在花不起。”过两天父亲不行了。还逼着儿子向一个朋友买墓地，说：“李三爷那块地我看中了的。你设法给我筹点钱吧。我累了你这几年，这是最后的一回了。”他催促儿子马上跑出去找人办交涉。等到儿子回来，就只看到“白白的一张空床板”。父亲给儿子留下一笔还不清的债，古怪的封建家庭的关系拖着这个小公务员走向死亡。虽然无名无姓，在这里我写的却是真人真事，我什么也没有增加。在这小人小事上面不是看得出来旧社会一天天走向毁灭吗？更奇怪的是，这个吃素的老人偏偏生杨梅疮，真是很大的讽刺。
　　我不再谈病人了，上面三个人只是作为例子提到的。我还想谈谈那个年轻的女医生杨木华。她并不是真人，真实的只有她的外形。在这本小说里只有她才是我的创作。我在小说里增加一个她，唯一的原因是，我作为一个病人非常希望有这样一位医生，我编造的是我自己的愿望，也是一般病人的愿望。在病房里我见到各种各样的医生，虽然像杨木华那样的医生我还没有遇见，但她的出现并不是不可能的。她并不是“高、大、全”的英雄人物，她不过是这样一位年轻医生：她不把病人看作机器或者模型，她知道他们都是有灵魂，有感情的人。我在三等病房里住了十几天，我朝夕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位医生在病房里出现。我写这部小说的时候，我也曾这样想过：通过小说，医生们会知道病人的愿望和要求吧。
　　所以我写了“在这种痛苦、悲惨的生活中闪烁着的一线亮光。
　　那就是一个善良的，热情的年轻女医生，她随时在努力帮助别人减轻痛苦，鼓舞别人的生活的勇气，要别人‘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人有用些。’……”但是像这样一位医生在当时那个社会，当时那个医院里，怎么能长久地生活下去，工作下去呢？所以我给她安排了一个在金城江大爆炸中死亡的结局：“一个姓杨的女大夫非常勇敢而且热心地帮忙着抢救受难的人……她自己也死在连续三小时的大爆炸中。”后来我编佣文集》，一九六○年底在成都校改这部小说，我自己也受不了那个悲惨的结局，我终于在《小引》里增加了一小段，暗示杨大夫到了四川改名“再生”，额上还留着一块小伤疤。她活着，我也感到心安了。
　　然而我还应当说一句公道话：病室里的医生除了那个给朱云标治病的外科大夫外，一般都能用平等的眼光对待病人。
　　小说写完了，出版了，解放后还出现了日文译本。但老实说，好评似乎不多，有位朋友还说：“第几床、第几床叫来叫去，把人脑子也搞糊涂了。”也有人批评小说有什么“人性论”、“人道主义”。我无法替自己开脱。我的小说里，我的思想里都不免有这样的东西，何况是那个时候的作品。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小说受到了更严厉的批判，给戴上了毒草的帽子，这是无足怪的。我接受批判时，心安理得。我看出来我的确和“四人帮”那一套“对着干”。我希望医生把病人当朋友，“四人帮”之流却把病人当敌人，在医院里实行“群众专政”。在一段长时间里，好几年吧，我没有去医院看病，因为我不愿意先到群众专政组去登记，不愿意让别人在我的医疗卡或病历卡上加批“反动学术权威”或者“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友人王西彦纪念魏金枝的文章里有这样的话：“当病人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时，医生看到是个气喘嘘嘘的老人，原来态度是很积极的，可是等到机关去了人以后，大概知道病人是个靠边的，医院里的态度就变了。”这是一九七二年年底的事，就在这之前四个月，萧珊患肠癌在上海某医院“动手术”，她一个人住院治病，却需要动员全家的人轮流看护、照顾，晚上也得有人通宵值班。萧珊病情恶化，我们要求医院代请一位较有经验的护理人员，医院也毫无办法。看来一个人生重病就可能拖垮一家。对“四人帮”之类搞的那种让病人（或及其家属）自力更生的办法，即使在当时我也想不通。我守在萧珊的病榻旁边，等待她需要我做什么事的时候，我几次想起了一九四四年在贵阳医院里的一段经历。难道我是在做梦？难道我没有写过一本叫做《第四病室》的小说？难道我写的真实是假话？难道我现在不是我自己？当时我一个人睡在病床上甚至在开刀后不能动弹的时刻，没有家属照顾，也不要我自力更生，我居然活下来了。
　　今天是萧珊逝世后六年零八个月，想到她在上海医院中那一段经历，我仍然感到心痛。大概没有人再相信“四人帮”之类的胡说了吧。现在重读三十五年前我写的中篇小说，我还有一种和老友重见的感觉。重读它我更加热爱生活，它仍然鼓舞我前进，鼓舞一个七十五岁的老人前进。即使我前面的日子已经很有限、很有限了，我还是在想：“怎样变得善良些，纯洁些，对别人有用些。”
　　我怀念当时第三病室的医生、护士和病友。
　　关于《寒夜》
　　我写《寒夜》和写《激流》有点不同，不是为了鞭挞汪文宣或者别的人，是控诉那个不合理的社会制度，那个一天天腐烂下去的使善良人受苦的制度。一九四四年秋冬之际一个夜晚，在重庆警报解除后一两个小时，我开始写《寒夜》。
　　当时我的脑子里只有汪文宣，而且面貌不清楚，不过是一个贫苦的患肺结核的知识分子。我写了躲警报时候的见闻，也写了他的妻子和家庭的纠纷。这一切都是围绕着汪文宣进行的。我并没有具体的计划，也不曾花费时间去想怎样往下写。
　　胆肺病患者悲惨死亡的结局却是很明确的。这样的结局我见得不少。我自己在一九二五年也患过肺玻的确是这样：我如果不是偶然碰到机会顺利地走上了文学道路，我也会成为汪文宣。汪文宣有过他的黄金时代，也有过崇高的理想。然而他和许多知识分子一样让那一大段时期的现实生活毁掉了。我写汪文宣，写《寒夜》，是替知识分子讲话，替知识分子叫屈诉苦。在当时的重庆和其他的“国统区”，知识分子的处境很困难，生活十分艰苦，社会上最活跃、最吃得开的是搞囤积居奇，做黄（金）白（米）生意的人，还有卡车司机。
　　当然做官的知识分子是例外，但要做大官的才有权有势。做小官、没有掌握实权的只得吃平价米。
　　那一段时期的确是斯文扫地。我写《寒夜》，只有一个念头：这种情况不能再继续下去。我的脑子里常常出现三个人的面貌：第一位是我的老友范兄。我在早期的散文里几次谈到他，他患肺结核死在武夷山，临死前还写出歌颂“生之欢乐”的散文。但是在给我的告别信里他说“咽喉剧痛，声音全部哑失……。最近几个月来我已受够了病的痛苦。”第二位是另一个老友彦兄。在他需要帮助的时候，我没有认真地给他援助。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的声音已经哑了，但他还拄着手杖一拐一拐地走路，最后听说他只能用铃子代替语言，却仍然没有失去求生的意志。他寂寞凄凉地死在乡下。第三位是我一个表弟。抗战初期他在北平做过地下工作，后来回到家乡，仍在邮局服务。我一九四二年回成都只知道他身体弱，不知道他有玻以后听说他结婚，又听说他患肺结核。最后有人告诉我表弟病重，痛苦不堪，几次要求家人让他死去，他的妻子终于满足了他的要求，因此她受到一些人的非难。我想摆脱这三张受苦人的脸，他们的故事不断地折磨我。我写了几页稿纸就让别的事情打岔，没有再写下去。是什么事情打岔？我记不清楚了。大概是“湘桂大撤退”以后，日军进入贵州威胁重庆的那件大事吧。
　　我在《寒夜》后记里说，朋友赵家璧从桂林撤到重庆，在金城江大火中丧失一切，想在重庆建立新的据点，向我约稿，我答应给他一部小说。我还记得，他来找我，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楼梯下那间很小的屋子里。他毫不气馁地讲他重建出版公司的计划，忽然外面喊起“失火”来，大家乱跑，人声嘈杂，我到了外面，看见楼上冒烟，大吃一惊。
　　萧珊当时在成都（她比我先到重庆，我这年七月从贵阳去看她，准备不久就回桂林，可是刚住下来，就听到各种谣言，接着开始了“湘桂大撤退”，我没有能再去桂林），我便提着一口小箱子跑到门外人行道上。这是我唯一的行李，里面几件衣服，一部朋友的译稿，我自己的一些残稿，可能有《寒夜》的前两页。倘使火真的烧了起来，整座大楼一定会变成瓦砾堆，我的狼狈是可想而知的，《寒夜》在中断之后也不会再写下去了，因为汪文宣一家住在这座大楼里，就是起火的屋子，我讲的故事就围绕着这座楼、就在这几条街上进行，从一九四四年暮秋初冬一直到一九四五年冬天的寒夜。
　　幸而火并未成灾就给扑灭了，我的生活也不曾发生大的变化。萧珊从成都回来，我们在楼梯下的小屋里住了几个月，后来又搬到沙坪坝借住在朋友吴朗西的家中。家璧的图书公司办起来了。我没有失信，小说交卷了，是这年（一九四五年）上半年在沙坪坝写成的，但它不是《寒夜》，我把《寒夜》的手稿放在一边，另外写了一本《第四病室》，写我前一年在贵阳中央医院第三病室里的经历。在重庆排印书稿比较困难，我的小说排竣打好纸型，不久，日本政府就宣布投降了。
　　八年抗战，胜利结束。在重庆起初是万众欢腾，然后是一片混乱。国民党政府似乎毫无准备，人民也没有准备。从外省来的人多数都想奔回家乡，却找不到交通工具，在各处寻找门路。土纸书没有人要了，文化生活出版社显得更冷清，家璧的图书公司当然也是这样。小说没有在重庆印出，家璧把纸型带到上海。我还留在重庆时，有熟人搭飞机去上海，动身的前夕，到民国路来看我，我顺便把包封好的《第四病室》的手稿托他带去。后来朋友李健吾和郑振铎在上海创办《文艺复兴》月刊，知道我写了这本小说，就拿去在刊物上连载。小说刚刚刊出了第一部分，赵家璧回到上海，准备出版全书。他和振铎、健吾两位都相熟，既然全书就要刊行，刊物不便继续连载，小说只发表了一次，为这事情我感到对不起《文艺复兴》的读者（事情的经过我后来才知道）。因此决定把下一部小说交给这个刊物。
　　下一部长篇小说就是《寒夜》，我在一九四四年写了几张稿纸，一九四五年日本投降后我在那间楼梯下的屋子里接下去又写了二三十页。在重庆我并没有家。这中间萧珊去成都两次：第一次我们结婚后她到我老家去看看亲人，也就是在这段时间我开始写《寒夜》；第二次在日本政府投降的消息传出不久，一位中国旅行社的朋友帮忙买到一张飞机票让她匆匆地再去成都，为了在老家生孩子有人照料，但是后来因为别的事情（有人说可以弄到长江船上两个铺位，我梦想我们一起回上海，就把她叫回来了。我和她同到船上去看了铺位，那样小的地方我们躺下去都没有办法，只好将铺位让给别的朋友），她还是回到重庆。我的女儿就是在重庆宽仁医院出世的。我续写《寒夜》是在萧珊第二次去成都的时候，那些日子书印不出来，书没有人要，出版社里无事可做，有时我也为交通工具奔走，空下来便关在小房间里写文章，或者翻译王尔德的童话。
　　我写《寒夜》，可以说我在作品中生活，汪文宣仿佛就是与我们住在同样的大楼，走过同样的街道，听着同样的市声，接触同样的人物。银行、咖啡店、电影院、书店……我都熟悉。我每天总要在民国路一带来来去去走好几遍，边走边思索，我在回想八年中间的生活，然后又想起最近在我周围发生的事情。我感到了幻灭，我感到了寂寞。回到小屋里我像若干年前写《灭亡》那样借纸笔倾吐我的感情。汪文宣就这样在我的小说中活下去，他的妻子曾树生也出来了，他的母亲也出现了。我最初在曾树生的身上看见一位朋友太太的影子，后来我写下去就看到了更多的人，其中也有萧珊。所以我并不认为她不是好人，我去年写第四篇《回忆》时还说：“我同情她和同情她的丈夫一样。”
　　我写《寒夜》也和写《灭亡》一样，时写时辏事情多了，我就把小说放在一边。朗西有一个亲戚在上海办了一份《环球》画报，已经出了两三期，朗西回到上海便替画报组稿，要我为它写连载小说，我把现成的那一叠原稿交了给他。小说在画报上刊出了两次，画报就停刊了，我也没有再写下去。
　　直到这年六月我第二次回上海见到健吾，他提起我的小说，我把已写好的八章重读一遍，过几天给他送了去。《寒夜》这样就在八月份的《文艺复兴》二卷一期开始连载了。
　　《寒夜》在《文艺复兴》上一共刊出了六期，到一九四七年一月出版的二卷六期刊载完毕。我住在霞飞坊（淮海坊），刊物的助理编辑阿湛每个月到我家来取稿一次。最后的《尾声》是在一九四六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写成。一月份的刊物说是一月一日出版，其实脱期是经常的事。我并没有同时写别的作品，但是我在翻译薇娜·妃格念尔的回忆录《狱中二十年》。我还在文化生活出版社担任义务总编辑兼校对，因此在“文化大革命”中我曾被当作资本家批斗过一次，就像我因为写过《家》给当作地主批斗过那样。我感到抱歉的是我的校对工作做得特别草率，在我看过校样的那些书中，人们发现不少的错字。
　　《寒夜》写一九四四年冬季到一九四五年年底一个重庆小职员的生活。那一段时期我在重庆，而且就生活在故事发生和发展的那个地区。后来我在上海续写小说，一拿起笔我也会进入《寒夜》里的世界，我生活在回忆里，仿佛在挖自己的心。我写小说是在战斗。我曾经想对我大哥和三哥有所帮助，可是大哥因破产后无法还债服毒自杀；三哥在上海患病无钱住院治疗，等到我四五年十一月赶回上海设法送他进医院，他已经垂危，分别五年后相处不到三个星期。他也患肺病，不过他大概死于身心衰竭，不像汪文宣死得那样痛苦。但是他在日军侵占“孤岛”后那几年集中营似的生活实在太苦了。没有能帮助他离开上海，我感到内疚。我们在成都老家时他的性格比我的坚强、乐观，后来离开四川，他念书比我有成绩。但是生活亏待了他，把他的锐气和豪气磨得干干净净。他去世时只有四十岁，是一个中学英文教员，不曾结过婚，也没有女朋友，只有不少的学生，还留下几本译稿。我葬了他又赶回重庆去，因为萧珊在那里等着孩子出世。
　　回到重庆我又度过多少的寒夜。摇晃的电石灯，凄凉的人影，街头的小摊，人们的诉苦……这一切在我的脑子里多么鲜明。小说《尾声》的最后一部分就是根据我当时的一篇散文改写的。小说的主要部分，小说的六分之五都是在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写成的。我的确有这样一种感觉：我钻进了小说里面生活下去，死去的亲人交替地来找我，我和他们混合在一起。汪文宣的思想，他看事物的眼光对我并不是陌生的，这里有我那几位亲友，也有我自己。汪文宣同他的妻子寂寞地打桥牌，就是在我同萧珊之间发生过的事情。写《寒夜》的时候我经常想：要不是我过去写了那一大堆小说，那么从桂林逃出来，到书店做个校对，万一原来患过的肺病复发，我一定会落到汪文宣的下常我还有一个朋友散文作家缪崇群，他出版过几个集子，长期患着肺病，那时期在官方书店正中书局工作，住在北碚，一九四五年一月病死在医院里，据说他生病躺在宿舍里连一口水也喝不到，在医院断气时也无人在常他也是一个汪文宣。我写汪文宣，绝不是揭发他的妻子，也不是揭发他的母亲。我对这三个主角全同情。要是换一个社会，换一个制度，他们会过得很好。使他们如此受苦的是那个不合理的旧社会制度。生活这样苦，环境这样坏，纠纷就多起来了。我写《寒夜》就是控诉旧社会，控诉旧制度。
　　这些年我常说，《寒夜》是一本悲观、绝望的小说。小说在《文艺复兴》上连载的时候，最后的一句是“夜的确太冷了”。后来出版单行本，我便在后面加上一句：“她需要温暖”。意义并未改变。其实说悲观绝望只是一个方面。我当时的想法自己并未忘记，也永远不会忘记。我虽然为我那种“忧郁感伤的调子”受够批评，自己也主动作过检讨，但是我发表《寒夜》明明是在宣判旧社会、旧制度的死刑。我指出蒋介石国民党的统治已经彻底溃烂，不能再继续下去。旧的灭亡，新的诞生；黑暗过去，黎明到来。奇怪的是只有在小说日文译本的书带上才有人指出这是一本充满希望的书。有一位西德女学生在研究我这本作品准备写论文，写信来问我：“从今天的立场来看你会不会把几个主角描写修改（比方汪文宣的性格不那么懦弱的，树生不那么严肃的，母亲不那么落后的）？”（原文）我想回答她：“我不打算修改。”过去我已经改了两次，就是在一九四七年排佣寒夜》单行本的时候和一九六○年编佣文集》最后两卷的时候。我本来想把《寒夜》和《憩园》、《第四病室》放在一起编成一集，但是在出版社担任编辑的朋友认为这样做，篇幅过多，不便装订，我才决定多编一册，将《寒夜》抽出，同正在写作中的《谈自己的创作》编在一起。因此第十四卷出版最迟，到一九六二年八月才印出来，印数不过几千册。那个时候文艺界的斗争很尖锐，又很复杂，我常常感觉到“拔白旗”的大棒一直在我背后高高举着，我不能说我不害怕，我有时也很小心，但是一旦动了感情，健忘病又会发作，什么都不在乎了。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就是这样“出笼”的。
　　我为这篇发言在十年浩劫中吃够了苦头，自己也作过多次的检查。现在回想那篇发言的内容，不过是讲了一些寻常的话，不会比我在十四卷《文集》中所讲的超过多少。我在一九六○年写的《文集》第十三卷的《后记》中谈到《憩园》和《第四病室》（也附带谈到《寒夜》）时，就用了自我批评的调子。我甚至说：“有人批评我‘同情主人公，怜悯他们，为他们愤怒，可是并没有给这些受生活压迫走进了可怕的绝路的人指一条出路。没有一个主人公站起来为改造生活而斗争过’。我没法反驳他。”
　　我太小心谨慎了。为什么不能反驳呢？多年来我一直在想，法庭审判一个罪人，有人证物证，有受害者，有死尸，说明被告罪大恶极，最后判处死刑，难道这样审判并不合法，必须受害者出来把被告乱打一顿、痛骂一通或者向“青天大老爷”三呼万岁才算正确？我控诉旧社会，宣判旧制度的死刑，作为作家我有这个权利，也有责任。写《寒夜》时我就是这样想，也就是这样做的。我恨那个制度，蔑视那个制度。我只有一个坚定的思想：它一定要灭亡。有什么理由责备那些小人物不站起来“斗争”？我国的知识分子从来就是十分善良，只要能活下去，他们就愿意工作。然而汪文宣在当时那种政治的和社会的条件下，要活下去也不能够。
　　关于《寒夜》我不想再说什么，其实也不需要多说了。我去年六月在北京开会，空闲时候重读了收在《文集》十四卷中的《寒夜》。我喜欢这本小说，我更喜欢收在《文集》里的这个修改本。我给憋得太难受了，我要讲一句真话：它不是悲观的书，它是一本希望的作品，黑暗消散不正是为了迎接黎明。《回忆》第四篇是在北京的招待所里写成的，文章中我曾提到“一九六○年尾在成都学道街一座小楼上修改这小说的情景”，那时的生活我不但没有忘记，而且对我显得十分亲切。由于朋友李宗林的安排，我得到特殊的照顾，一个人安静地住在那座小楼上写文章。我在那间阳光照得到的楼房里写了好几个短篇和一本成为废品的中篇小说。在那三个月的安适生活中，我也先后校改了三本小说的校样，最后一本便是《寒夜》。
　　校改《寒夜》时我的心并不平静。那是在所谓“三年自然灾害”的时期，我作为一个客人住在小楼上，不会缺少什么。但周围的事情我也略知一二。例如挂在街上什么地方的“本日供应蔬菜”的牌子，我有时也看到，几次都是供应“凉粉”若干。有一天我刚刚走出大门，看见一个人拿着一个菜碗，里面盛了一块白凉粉，他对旁边一个熟人说：“就这样一点点。”
　　就在供应如此紧张的时候，我的表哥病倒了。这位表哥就是我一九三二年在《家庭的环境》中提到的“香表哥”，也就是《家》的十版代序《给我的一个表哥》的收信人。我学英语，他是我的启蒙老师。在我一九二○年秋季考进成都外国语专门学校补习班以前，他给过我不少的帮助。可是后来在他困难的时期我却不能给他任何的支持。一九五六年十二月我回成都，他在灌县都江堰工作，不曾见到他。一九六○年我再去成都，看望姑母，他刚刚退职回家，我们同到公园喝过茶。过了些时候我再去姑母家，表哥在生病，桌上放了满满一杯药汁。他的声音本来有点哑，这时厉害了些，他说医生讲他“肝火旺”，不要紧。后来我的侄儿告诉我，在医院遇见我表哥，怀疑表哥患肺结核，劝他住院治疗，他不愿意，而且住院也有困难。以后听说表哥住到城外他儿子的宿舍里去了，我让我一个侄女去看过他。病象越来越显著，又得不到营养品，他儿子设法买一点罐头，说是他想吃面，我叫侄女骑车送些挂面去。没有交通工具，我说要去看他，却又怕麻烦，一天推一天。听说他很痛苦，声音全哑了，和汪文宣病得一样，我没有想到他那么快就闭上了眼睛。有一天我一个堂兄弟来告诉我，表哥死了，已经火化了。没有葬仪，没有追悼会，那个时候人们只能够这样简单地告别死者。可是我永远失去了同表哥见面的机会。只有在知道他的遗体火化之后，我才感觉到有许多话要对他说。说什么呢？对大哥和香表哥，我有多少的感激和歉意埃没有他们，我这个不懂事的孩子能够像今天这样地活下去吗？
　　堂兄弟还对我说，他去看过姑母，姑母很气愤，她感到不公平。她一生吃够了苦，过了八十岁，还看见儿子这样悲惨地死去，她想不通。堂兄弟还说，表哥的退职费只花去一小部分，火葬也花不了什么钱。表哥死后我没有敢去看姑母，我想不出安慰她的话。我不敢面对现实，只好逃避。不多久我因为别的任务赶回上海，动身前也没有去姑母家，不到半年我就得到她老人家逝世的噩耗。在成都没有同她母子告别，我总觉得欠了一笔偿不清的感情的债。我每次翻读《寒夜》的最后一章，母亲陪伴儿子的凄凉情景像无数根手指甲用力地搔痛我的心。我仿佛听见了儿子断气前的无声哀叫：“让我死吧，我受不了这种痛苦。”我说，不管想得通想不通，知识分子长时期的悲剧必须终止了。
　　我先把《寒夜》的校样寄回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然后搭火车回上海，李宗林送我上车。这次回成都得到他的帮助不少，以后在北京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也经常同他见面。
　　他曾在新疆盛世才监狱中受尽苦刑，身上还留着伤痕和后遗症。一九六四年尾在北京人大会堂最后一次看见他，他神情沮丧、步履艰难，我无法同他多谈。当时康生、江青之流十分活跃，好些人受到了批判，我估计他也会遇到麻烦，但绝对没有想到过不了几年他就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受尽侮辱给迫害致死。两年前我得到通知在成都开追悼会为他平反雪冤。我打电话托人代我献了一个花圈，这就是我对一个敬爱的友人所能表示的一点心意了。我是一个无神论者。我绝不相信神和鬼。但是在结束这篇《回忆》时，我真希望有神，有鬼。祝愿宗林同志的灵魂得到安宁。也祝愿我姑母和表哥的灵魂得到安宁。
　　《创作回忆录》到这里结束。我写这十一篇《回忆》。并没有“扬名后世”的意思，发表它们也无非回答读者的问题，给研究我的作品或者准备批判它们的人提供一点材料。但我究竟是个活人，我有种种新的活动，要我停止活动整天回忆过去或者让别人来“抢救材料”，很难办到。别的人恐怕也是这样。但搜集资料却也是重要的事。我们过去太轻视这一类的工作，甚至经常毁弃资料。在“文化大革命”中不少有关我国现代文学的重要资料化成灰烬。我听说日本东京有一所“近代文学馆”，是作家们自己办起来的。我多么羡慕日本的作家。我建议中国作家协会负起责任来创办一所中国现代文学馆，让作家们尽自己的力量帮助它完成和发展。倘使我能够在北京看到这样一所资料馆，这将是我晚年的莫大幸福，我愿意尽最大的努力促成它的出现，这个工作比写五本、十本《创作回忆录》更有意义。
　　我的哥哥李尧林
　　……我去法国，我跟三哥越离越远，来往信件也就越少。
　　我来到巴黎接触各种新的事物，他在国内也变换了新的环境。
　　他到了北京转学燕京大学。我也移居沙多—吉里小城过隐居似的学习和写作的生活。家中发生困难，不能汇款接济，我便靠译书换取稿费度日，在沙多—吉里拉·封丹中学寄宿，收费很少。有一个住在旧金山的华侨工人钟时偶尔也寄钱帮助，我一九二八年回国的路费就是他汇给我的。
　　我回国后才知道三哥的生活情况比我想象的差得多。他不单是一个“苦学生”，除了念书他还做别的工作，或者住在同学家中当同学弟弟的家庭教师，领一点薪金来缴纳学费和维持生活。他从来没有向人诉苦，也不悲观，他的学习成绩很好，他把希望放在未来上面。
　　一九二九年大哥同几个亲戚来上海小住，我曾用大哥和我的名义约三哥到上海一晤。他没有来，因为他在暑假期间要给同学的弟弟补习功课。其实还有一个问题，我在去信中并不曾替他解决，本来我应当向大哥提出给他汇寄路费的事。
　　总之，他错过了同大哥见面的机会。一九三○年他终于在燕京大学毕了业，考进了南开中学作英语老师。他在燕京大学学习了两个科目：英语和英语教学，因此教英语他很有兴趣。
　　他借了债，做了两套西装，准备“走马上任”。
　　作为教师，他做出了成绩，他努力工作，跟同学们交了朋友。他的前途似乎十分平坦，我也为他高兴。但是不到一年意外的灾祸来了，大哥因破产自杀，留下一个破碎的家。我和三哥都收到从成都发来的电报。他主动地表示既然大哥留下的担子需要人来挑，就让他来挑吧。他答应按月寄款回家，从来不曾失过信，一直到抗战爆发的时候。去年我的侄儿还回忆起成都家中人每月收到汇款的情况。
　　一九三三年春天三哥从天津来看我，我拉他同去游了西湖，然后又送他到南京，像他在六年前送我北上那样，我也在浦口站看他登上北去的列车。我们在一起没有心思痛快地玩，但是我们有充分的时间交换意见。我的小说《激流》早已在上海《时报》上刊完，他也知道我对“家”的看法。我说，我不愿意为家庭放弃自己的主张。他却默默地挑起家庭的担子，我当时也想象得到他承担了多大的牺牲。后来我去天津看他，在他的学校里小住三次。一九三四年我住在北平文学季刊社，他也来看过我。同他接触较多，了解也较深，我才知道我过去所想象的实在很浅。他不单是承担了大的牺牲，应当说，他放弃了自己的一切。他背着一个沉重的（对他说来是相当沉重的）包袱，往前走多么困难。他毫不后悔地打破自己建立小家庭的美梦。
　　他甘心做一个穷教员，安分守己，认真工作。看电影是他唯一的娱乐；青年学生是他的忠实朋友，他为他们花费了不少的精力。
　　他年轻时候的勇气和锐气完全消失了。他是那么善良，那么纯真。他不愿意伤害任何人，我知道有一些女性向他暗示过爱情，他总是认为自己穷，没有条件组织美满的小家庭，不能使对方幸福。三十年代我们在北平见面，他从天津来参加一位同学妹妹的婚礼。这位女士我也见过，是一个健美的女性，三哥同她一家熟，特别是同她和她的哥哥。她的父母给她找了对象，订了婚，却不如意，她很痛苦，经过兄妹努力奋斗（三哥也在旁边鼓励他们），婚约终于解除。三哥很有机会表示自己的感情，但是他知道姑娘父母不会同意婚约，看不上他这样一个穷女婿。总之，他什么也没有表示。姑娘后来另外找到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订了婚。至于三哥，他可能带着苦笑地想，我早已放弃一切了。我可没有伤害任何一个人埃他去“贺喜”之前，那天在文学季刊社同我闲聊了两三个小时，他谈得不多，送他出门，我心里难过。我望着他的背影，虽然西服整洁，但他显得多么孤寂，多么衰老。
　　一九三九年我从桂林回上海，准备住一个时期，写完长篇小说《秋》。我约三哥来上海同住，他起初还在考虑，后来忽然离开泡在大水中的天津到上海来了。事前他不曾来过一封信。我还记得中秋节那天下午听见他在窗下唤我，我伸出头去，看见一张黑瘦的面孔，我几乎不相信会是他。
　　他就这样在上海住下来。我们同住在霞飞坊（淮海坊）朋友的家里，我住三楼，他住在三楼亭子间。我已经开始了《秋》，他是第一个读者，我每写成一章就让他先看并给我提意见。不久他动手翻译俄国冈查罗夫的小说《悬崖》，也常常问我对译文的看法。他翻译《悬崖》所根据的英、法文译本都是我拿给他的。他不知道英译本也是节译本，而且删节很多。这说明我读书不多，又常是一知半解，我一向反对任意删改别人的著作，却推存了一本不完全的小说，浪费他的时间。虽然节译本《悬崖》还是值得一读，他的译文也并不错，但想起这件事，我总感到内疚。
　　第二年（一九四○年）七月《秋》出版后我动身去昆明，让他留在上海，为文化生活出版社翻译几本西方文学名著。我同他一块儿在上海过了十个月，仿佛回到了几十年前在南京的日子，我还没有结婚，萧珊在昆明念书，他仍是孤零零一个人。一个星期里我们总要一起去三四次电影院，也从不放过工部局乐队星期日的演奏会。我们也喜欢同逛旧书店。我同他谈得很多，可是很少接触到他的内心深处。他似乎把一切都看得很淡，很少大声言笑，但是对孩子们、对年轻的学生还是十分友好，对翻译工作还是非常认真。
　　当时我并没有想到，现在回想往事，我不能不责备自己关心他实在不够。他究竟有什么心事，连他有些什么朋友，我完全不知道。离开上海时我把他托给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的朋友散文作家陆蠡，这是一个难得的好人。他们两位在浦江岸上望着直航海防的轮船不住地挥手。他们的微笑把我一直送到海防，还送到昆明。
　　这以后我见到更多的人，接触到更多的事，但寄上海的信始终未断。这些信一封也没有能留下来，我无法在这里讲一讲三哥在上海的情况。不到一年半，我第二次到桂林，刚在那里定居下来，太平洋战争爆发，上海的消息一下子完全断绝了。
　　日本军人占领了上海的“租界”，到处捉人，文化人处境十分危险。我四处打听，得不到一点真实的消息。谣言很多，令人不安。听说陆蠡给捉进了日本宪兵队，也不知是真是假。
　　过了一个较长的时期，我意外地收到三哥一封信，信很短，只是报告平安，但从字里行间也看得出日军铁蹄下文化人的生活。这封信在路上走了相当久，终于到了我眼前。我等待着第二封信，但不久我便离开了桂林，以后也没有能回去。
　　我和萧珊在贵阳旅行结婚，同住在重庆。在重庆我们迎接到“胜利”。我打电报到上海，三哥回电说他大病初愈，陆蠡下落不明，要我马上去沪。我各处奔走，找不到交通工具，过了两个多月才赶回上海，可是他在两天之前又病倒了。我搭一张帆布床睡在他旁边。据说他病不重，只是体力差，需要休养。
　　我相信这些话。何况我们住在朋友家，朋友是一位业余医生，可以解决一些问题。这一次我又太大意了。他起初不肯进医院，我也就没有坚持送他去，后来还是听他说：“我觉得体力不行了”，“还是早点进医院吧”，我才找一位朋友帮忙让他住进了医院。没有想到留给他的就只有七天的时间。事后我常常想：要是我回到上海第二天就送他进医院，他的病是不是还有转机，他是不是还可以多活若干年？我后悔，我责备自己，已经来不及了。
　　七天中间他似乎没有痛苦，对探病的朋友们他总是说“蛮好”。但谁也看得出他的体力在逐渐衰竭。我和朋友们安排轮流守夜陪伴病人。我陪过他一个晚上，那是在他逝世前两夜，我在他的床前校改小说《火》的校样。他忽然张开眼睛叹口气说：“没有时间了，讲不完了。”我问他讲什么。他说：“我有很多话。”又说：“你听我说，我只对你说。”我知道他在讲胡话，有点害怕，便安慰他，劝他好好睡觉，有话明天说。他又叹口气说了一句：“来不及了。”好像不认识我似的，他看了我两眼，于是闭上了眼睛。
　　第二天早晨我离开病床时，他要说什么话，却没有说出来，只说了一个“好”字。这就是我们弟兄最后一次的见面。
　　下一天我刚起床就得到从医院来的电话，值夜班的朋友说：“三哥完了。”
　　我赶到医院，揭开面纱，看死者的面容。他是那么黄瘦，两颊深陷，眼睛紧闭，嘴微微张开，好像有什么话，来不及说出来。我轻轻地唤一声“三哥”，我没有流一滴眼泪，却觉得有许多根针在刺我的心。我为什么不让他把心里话全讲出来呢？
　　下午两点他的遗体在上海殡仪馆中入殓。晚上我一个人睡在霞飞坊五十九号的三层楼上，仿佛他仍然睡在旁边，拉着我要说尽心里的话。他说谈两个星期就可以谈完，我却劝他好好休息不要讲话。是我封了他的嘴，让他把一切带进了永恒。我抱怨自己怎么想不到他像一支残烛，烛油流尽烛光灭，我没有安排一个机会同他讲话，而他确实等待着这样的机会。因此他没有留下一个字的遗嘱。只是对朋友太太讲过要把“金钥匙”送给我。我知道“金钥匙”是他在燕京大学毕业时因为成绩优良而颁发给他的。他一生清贫，用他有限的收入养过“老家”，帮助过别人，这刻着他的名字的小小的“金钥匙”是他唯一珍贵的纪念品，再没有比它更可贵的了。
　　它使我永远忘不了他那些年勤苦、清贫的生活，它使我今天还接触到那颗发热、发光的善良的心。
　　九天以后我们把他安葬在虹桥公墓，让他的遗体在一个比较安静的环境里得到安息。他生前曾在智仁勇女子中学兼课，五个女生在他墓前种了两株柏树。
　　他翻译的《悬崖》和别的书出版了，我们用稿费为他两次修了墓，请钱君匋同志写了碑文。墓上用大理石刻了一本摊开的书，书中有字：“别了，永远别了。我的心在这里找到了真正的家。”它们是我从他的译文中选出来的。我相信，他这个只想别人、不想自己的四十三岁的穷教师在这里总可以得到永久的安息了。第二次修墓时，我们在墓前添置了一个石头花瓶，每年清明和他的忌日我们一家人都要带来鲜花插在瓶内。有时我们发现瓶中已经插满鲜花，别人在我们之前来扫过墓，一连几年都是这样。有一次有人远远地看见一位年纪不大的妇女的背影，也不曾看清楚。后来花瓶给人偷走了。我打算第三次为他修墓，仍然用他自己的稿费，我总想把他的“真正的家”装饰得更美好些。但是已经没有时间了。
　　不久发生了“文化大革命”，我靠了边，成了斗争的对象。严寒的冬天在“牛棚”里我听人说虹桥公墓给砸毁了，石头搬光，尸骨遍地。我一身冷汗，只希望这是谣言，当时我连打听消息的时间和权利都没有。
　　后来我终于离开了“牛棚”。我要去给三哥扫墓，才发现连虹桥公墓也不存在了。那么我到哪里去找他的“真正的家”？我到哪里去找这个从未伤害过任何人的好教师的遗骨呢？得不到回答，我将不停地追问自己。
　　
　　第八辑：达摩克利斯剑下的声音
　　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
　　一、“到啦。到啦。”
　　接连的敲门声把我惊醒了。那个招待我们的波兰朋友阿来克斯在廊上大声叫着：“到啦。到啦。”我推开房门到廊上去，才看见火车停在一个冷清清的小站上。有两个铁路工人模样的中年人在月台上谈话。此外便是一片静寂。没有什么异常的景象。
　　“这就是奥斯威辛么？”我看见阿来克斯还站在走廊的另一头，便提高声音向他问道。
　　“奥斯威辛。”他短短地回答，一面在点头。他不会错。这个地方他太熟悉了。他在这里住了五年。他的父母都死在这里。他的左膀上还留着一个永远洗不掉的蓝色号码。
　　我忽然打了一个冷噤，好像有一股寒风迎面吹来似的。
　　“这个荒凉的欧洲小镇，就是德国纳粹屠杀过五百万人的地方吗？”我惊疑地问我自己。
　　没有人下车。也不见有什么动静。阿来克斯的声音传过来：“先去餐厅吃早饭。八点钟下车。”我看表，刚刚过七点钟。从华沙到这里，我们只坐了七个钟头的火车。
　　到八点钟，我们全下车了：除了中国代表团以外，还有罗马尼亚、匈牙利、阿尔巴尼亚、阿根廷的代表们。苏联代表团中的尼古拉大主教也在这里，他的高帽，他的长须，他的黑袍，他的手杖在我们的眼里显得十分亲切，这几天来连他的声音我们也听惯了。
　　空气寒冷，我们的头上盖着一个阴沉的灰天，当地的居民到车站来欢迎我们，讲了话。好几部大汽车把我们送到集中营去。在路的两旁我们看见不少的红旗，旗上现着白色的大字：和平。每一面旗有一种文字，我看到了用八国文字写出的和平。
　　车子停在集中营的大门前。我远远地就看见了作为门方高高地横挂在门口的那一行德国字：“劳动使人自由”。怎么。
　　这个“自由”是什么意思？我要笑了。但是在这时候我觉得脸上的肌肉在搐动。我笑不出来。
　　我们下了车，脱了帽，在纪念碑前献了花。然后大家默默地走进集中营去了。我们都不想说话，好像在殡仪馆中哀悼死去的朋友一样。阿来克斯给我们带路。我们一共是三十八个中国人。别的国家的代表们已经跟我们分开了。
　　二、模范营
　　“我们现在走进奥斯威辛集中营了，”阿来克斯对我们解释道。“这一部分就是所谓模范营，是准备给人参观的。单从外表看，这里囚人的生活也许还要胜过希特勒德国的工人的生活呢。劳动使人自由，这是德国纳粹的一个大谎话。”阿来克斯的声音似乎是平静的，可是我觉得那里面含着强烈的憎恨。他是一个二十四岁的青年，一个打红领带的青年团团员，他给德国人关进这里的时候还只有十四岁的光景。五年的地狱生活应该给他留下不少的痛苦的记忆，这里的土地就搀和了他的父母的血和骨灰。他现在还能够用平静的声音说话，这个勇敢的孩子，他的心太坚强了。
　　的确，从外表上看，这里好像是机关职员的宿舍，或者中产阶级的舒适的住宅。在宽敞的路的两旁立着二十八所红砖砌的两层的楼房。每一所房屋都带着同样的和平的外貌。墙头挂着牌子，写明房间的号码。门开着，它们泄露了纳粹的屠户们尽力想掩饰的秘密。这些房屋现在已经成为纳粹暴行的博物馆了。
　　“但是就在那个时候，有一件东西也是他们没法隐藏的，这就是那双层的电网，网上通着高度的电流，谁触到它们，就会得着死亡，倘使劳动使人自由，那么这些电网装来做什么用呢？”阿来克斯继续说，这一次他的脸上现出愤怒的表情，他的眼睛射出憎恨的光。
　　我也看到了那些电网，柱子有四公尺高，两道网中间有一公尺的距离。电网的里外两边都有一道简单的铁丝栏杆，在这道铁栏的一些矮木柱上，钉了长方形的木牌，牌上绘着一个骷髅，骷髅下交叉着两根人骨，画旁边用德文和波兰文写着“站妆。这就是所谓“安全栏”了。沿着电网，像鬼影似地耸立着一些了望塔，据说阿来克斯住在这里的时候，塔里面不分日夜都有纳粹党卫军在看守，他们准备着随时开起机关枪射杀那些企图逃走的囚人。
　　其实囚人是没有逃走的机会的。一个党卫军的头目费立哥（Fritsch）上尉就对一批一批的新来的囚人说过这样的话：“我警告你们说，你们不是到一个疗养院来，你们是到一个德国的集中营来，你们除了从烟囱里出去外，就没有别的路走出这儿。谁要是不喜欢这个地方，他可以马上走到电网那儿。
　　倘使这里头有犹太人，他们没有权利活过两个星期；倘使这里头有教士，他们还可以活一个月；别的人可以活三个月。”
　　他没有骗人。从一九四○年到一九四五年一月这五年中间有五百万人到过这个地方。可是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二日苏联军队解放奥斯威辛的时候，集中营里就只剩了五六千个病重的囚人。德国的屠户们逃走时带去了五万八千个不幸者，其中有许多在中途就被枪杀了。的确有五百万人是在焚尸炉中烧成灰从烟囱里出去的。
　　三、博物馆
　　阿来克斯把我们引进一所房屋去。博物馆的负责人出来招待我们。年轻的说明员领我们去参观每一间陈列室。说明员讲波兰话，由阿来克斯给我们译成英语，我们中间也有人用中国话解说给一些同志听。
　　参观开始了，我们由一个陈列室走到另一个陈列室，由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房间有大有小，陈列品有图片，有模型，有实物，有文字，有图表。每一所房屋有它的说明员。
　　说明员不只一个，参观的人也不只我们这一组，跟我们同火车来的各国代表全到了。在一个大的陈列室里面，人可以听到各国语言：俄语、西班牙语、法语、匈牙利语。不同的语言解说着一个同样的故事：五百万无辜的人怎样在这里死亡。
　　这不是故事，这不是空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在这里没有一个人对它表示怀疑，可是所有的人都带着惊疑和痛苦在问自己：怎么能让这种事继续进行了五年？怎么能够束手让那五百万无辜的人白白地死去？
　　我们的脚步变得沉重了。每个人的脸上都现出痛苦的表情。我不断地听见人在叹息、吐气。我的心好像被什么东西在刺着、绞着。我真愿意有一只大手来蒙住我的眼睛，可是我仍旧睁大它们，似乎要把眼前的一切刻印在我的脑子里面。
　　我们在注意地看什么呢？是人类的艺术的成就么？是近代科学的发明么？是大自然的美景么？是生命的奇迹么？我们是在参观？我们是在“学习”？
　　不，我们在看人类的受难。
　　这里是毒气房的模型，那里是焚尸炉的照片。堆在这里的两吨头发使人想到那三万二千个欧洲女人的青春时期的美梦；放在那个玻璃橱里的用女人头发织成的床毯在向人控诉纳粹的暴行。这个房间有成堆的梳子，那个房间有成堆的洋铁杯；这里是堆得像小山一样高的眼镜，那里是数不清的剃须刷子；皮鞋堆了一个房间，男人的、女人的、小孩的，分别堆在三个地方，这只是剩余的一部分旧鞋。在另一个房间里，一排长方形的木台上堆着无数的假手假脚，木台前有一道很低的铁丝栏杆，我们伸出手去，也许可以摸到这些曾经跟活人连在一起的东西，连残废的人也无法苟全性命。许多手提箱凌乱地堆在一个房间里，箱子盖上还留着用白色笔写下来的欧洲各大城市的名字。一个长长的玻璃橱柜中陈列着欧洲各国的纸币，这都是无辜的死者留下来的。他们从欧洲各国被骗到这里来，死在毒气房内，身子给烧成灰，埋在土坑里，洒在沼地上，抛在维斯拉河或索拉河中了。一个纪念犹太人受难的房间里，在那朴素的纪念碑前面有人奉献了大束的鲜花，碑的上方用犹太文写着：“要牢牢记妆。纳粹的一个头目赫斯曾经招认过：至少有二百五十万从欧洲各国来的犹太人被毒死在奥斯威辛一布惹秦加。布惹秦加离奥斯威辛有三公里，布惹秦加毁灭营是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附属机关，也就是它的连号。毒气房和焚尸炉都设在那个地方，但是它们在纳粹屠户们逃走的时候，全被炸毁或烧光了。我们看到一张焚尸炉的照片。在那个厅子里一共有十五个焚尸炉。
　　每三个连在一起，炉门紧闭着，看起来好像是新式工厂里的设备，据说在这十五个炉子里每天可以烧掉三千二百具死尸。
　　这种最新式的设备一共有四个。有一个时期，这四个地方整天不停地烧着火，二十四小时里面烧毁了一万二千具尸首。但是毒气房每天却杀死更多的人。来不及的时候，屠户们就在冷僻的空地上挖个大坑，把尸首堆在坑里烧毁。我们在陈列室里看见了一个参加这种工作的囚人大卫·席木勒维奇偷摄的照片。第一张是一群女囚人脱光衣服准备进毒气房时的摄影，另一张摄出在土坑里烧毁尸首的情形。
　　站在这两张照片的前面，一个朋友抓住我的膀子声音发颤地说：“这怎么能够是真的？你得写，你得好好地写出来。”
　　另一个年轻的同伴对着成堆的金丝发流眼泪。“我再没有见过比这更残酷的情景了。”第三个人说。这时候阿来克斯站在我们的旁边，昂起头，用坚定的声音给我们解说这一切可怕的情景。的确我们应该学学这个勇敢的青年，在敌人面前不应该示弱。
　　我们从楼下走到楼上，又从楼上走到楼下，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陈列室，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房屋。我的脚步越来越沉重了，有什么东西压紧了我的心，我只想长长地吐一口气。
　　“这是十号，这是专门拿女人当作试验品的地方。”说明员指着那道关闭的门说，阿来克斯为我们把他的话译成英语。
　　“在这里面经常关着一百五十个女人，纳粹的医生和教授们就用她们来做各种医学上的实验，每一个女人都要经过好几次的手术，最后的报酬是枪毙，或进毒气房。那些实验都是很可怕的，很残酷的。在这所房屋里头，被宰割的女人的尖声哀叫始终没有断过。”
　　我知道他说的是真话，因为我看过这样的一段记载：“在营里进行活人实验的主要负责人是德国妇科专家格劳倍格教授（Prof．Glauberg）。他和他的一个柏林的同事做这种实验工作，目的在发明X光透不过的新的物质。格劳倍格特别是一个有生意眼光的人，他是受着德国化学工业的委托来工作的，他每一次实验了一个女人，便可以从德国化学工业那儿得到一大笔款子。他向集中营买了一百五十个女人来做这种实验。这些不幸的女人被放在一种特别的手术台上。然后用一个电的注射器把一种又浓又厚的、像水泥一样的东西塞进她们的阴道里面去。这种残酷的手术是借着X光来控制的。
　　过后便开始了照相。这些不幸的女人痛得在台上翻来扭去，满身都是鲜血。每一个女人在三四个星期里面要经过这同样的手术三次到六次，这以后她们就害着子宫炎、卵巢炎、腹膜炎和输卵管发炎等等的玻”这不过是“科学”实验的一种罢了。一百五十个女人只是一个小的数目，她们只是一个专家的实验品。在奥斯威辛，这样的专家是相当多的。此外有一个沙木尔医生的助手制造了一种专门给女人阴道内部照相的器具。这也是一个残酷的刑罚。每次照相要花一个钟点，而且不只照一次。我再举出一个名字，那是柏林的教授舒曼博士（dr．Schumann）。他专门从事不生育的试验。他自己关在一间铅的小屋子里面，管理着X光的强度，和照的时间的长短，把强度的X光集中在女人的卵巢上，一共要照五分钟到一刻钟。在这手术之后许多女人都吐得厉害，死去的也不少。要是她们能够活过三个月，舒曼博士还要在她们身上施行一次手术，割掉她们的一部分的性器官，拿出来仔细研究。经过这些手术以后，要是人还能够活下去，那么连强壮的女孩子也会变成外貌衰老的女人。其实对她们，活的机会是很少的。在那本记载德国罪行的书里面就有过这样的话：“他们明白那些女人经过了几次的实验，经过了一次的大手术以后，就不能再用来作实验品了，于是把她们直接送到布惹秦加的毒气房去。”
　　男人们也同样地被选出来作“科学实验”的实验品。不过他们的“刑潮也许不在这个地方。
　　我用憎恨的眼光望那红墙，望那关闭的门，我疑惑地想道：“这会是真的么？那些医生，那些教授，他们不也是人，即使他们生在纳粹的德国，活在纳粹的德国？人对待人能够是这样的残酷？”但是我马上就记起了一本叫做《人造地狱》的书，那是德国布痕瓦尔特集中营的一部有系统的记录。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有所谓“病理学部”，那里面就有不少的专家在从事尸体的科学的研究。而且活剥刺花的人皮作为展览的珍品。那些靠着法西斯养料生活的纳粹专家可以做出任何残酷的事情。我想到这里，突然打了一个冷噤。
　　“这是死墙，在那软木板前纳粹曾经枪杀了两万六千个囚人，死在木板旁边那个绞架上的人也不少。他们都是政治犯、地下工作者和共产党员，还有些优秀的科学家。”说明员的声音在我的耳边响了一忽儿。我一边听阿来克斯的翻译，一边从高高的铁栏里望那个十号房和十一号房中间的天井，望那块相当大的黑漆的木板，和那个耸立在墙边的绞架。我知道“死墙”的故事。被判死刑的囚人两手给纳粹们用有刺的铁丝缚得紧紧的，一直到刺陷进肉中，他们面向着死墙，由刽子手从后面朝他们的头打进枪弹去。
　　“墙下那一片土地浸透了烈士们的血。据说纳粹党卫军逃走时曾经有人提议推倒死墙，搬走那片浸透血的泥土。可是他们来不及做许多事情，他们只毁掉了软木板。现在立在墙边的木板还是后来重做的。”阿来克斯继续把说明员的解释翻译给我们听。我的一双近视眼看不到血迹，可是我看见了放在木板前面的花圈。勇敢的死者并没有被人忘记，而且永远不会被人忘记。我记得一个叫做约瑟·雅心斯基（JozefJasinski）的二十七岁的波兰青年，他因为寄了一封信出去，叙述了集中营里的真实生活，在一九四四年九月十五日被绞死在布惹秦加。
　　十一号房的号牌上有一行波兰字，意思是“死屋”。“这是政治犯的牢房。这里头的情形可以跟历史上最可怕的监牢相比。”当我的脚踏上门前台阶的时候，我听见说明员的这样的解释。我立刻想到了巴斯底，想到了彼得保罗要塞，想到了席吕塞尔堡。但是纳粹特务们的残酷超过了专制的帝王。从彼得保罗要塞和席吕塞尔堡，还有不少的囚人活着出来，用他们的著作丰富了世界文学的宝库。而这里却是一所名副其实的死屋，没有一个囚人能够活着走下这个台阶。但是今天我们却昂着头进去了。
　　审判室里还挂着希特勒的照片，室里的陈设保存着原来的样子。据说在当时一点钟里面可以审判六十个人。这里有好些监房，房里缺少流通的空气，纳粹特务们像堆沙丁鱼似地把囚人堆在床上，除了冻和饿之外，他们还发明种种残酷的刑罚来对付囚人。我们到了地下室，在那儿看见一个小小的房间，水门汀的地上只有一个小木桶，没有床，没有桌椅。
　　这个地方经常关着三十个囚人。那扇木板门现在永远开着，上面留着许多人的名字。我认出一个用绿墨水写下的苏联战俘的姓名：莫斯科的尼可拉·谢米诺夫。我没有时间，我也没有勇气再去辨认别人的笔迹。在这扇木门上，那些勇敢的死者在对我们讲话。他们要我们给他们证明他们并非白白死去。
　　我记得布痕瓦尔特集中营里的一个故事：一九四一年春天，一个维也纳的电影制片家汉伯尔（Hamber）因为是一个犹太人，在集中营里被纳粹特务们虐杀了。他的兄弟亲眼看见了哥哥的死亡，他到集中营负责人那里去控告。所有其他的见证人都不敢说一句真话，但是弟弟汉伯尔却勇敢地说：“我知道我会为了这次的控告死去。不过将来，这些罪人也许会想到有人控告他们，便不敢那么大胆妄为。要是这样我就不会白白死去了。”他果然死在地牢里面。但是他的名字永远活在人们的心里。他的话至今还鼓舞着全世界爱和平的人。在这木门旁边就立着一个像杀死年轻的汉伯尔的地牢那样的东西，它也被人叫做“地牢”。在木门上留下密密麻麻的姓名的勇士，他们的骨灰早已跟波兰的土壤混合在一块儿了。波兰人不会忘记这些从欧洲各国来的殉道者。古老的波兰变成一个年轻的国家，这中间也曾得到他们的血的灌溉。
　　离开木门走不到几步，我就到了地牢。同来的朋友们都看过这个“东西”，而且陆续地走开了。我正朝着地牢走去的时候，一个朋友迎面过来，对我摇摇头痛苦地说：“这么一人小地方，要站四个人。真可怕。”
　　说到“地牢”，绝没有人想到它会是这样的一个东西。这只是一个较大的烟囱。四周用砖墙围住，只有在靠近地面的地方开了一个小洞。现在已经把上层的砖拆掉了，我可以把手伸进去，我也可以爬过断墙从容地站在里面。可是在从前这砖墙一直高到屋顶，没有留一点缝隙，人被封在这里面，绝不能活着出来。坐地牢不过是一种慢性的死刑。汉伯尔就是被纳粹特务们这样处死的。
　　我们从一间陈列室走到另一间，从一所房屋走到另一所。
　　我们看见了安放在空地上的打人架。这个特制的刑具上应该留着受难者的血吧。站在它面前，我仿佛看见一个人赤着上身伏在它上面，另一个人的粗大的手捏着铁棍朝那身上打去。
　　这只是一个作家的幻想。铁棍安静地躺在架子上。它应该起锈了。
　　另外还有一些房屋也被囚人们叫做“死屋”。它们是那些被挑选了的囚人住的地方。纳粹屠户们在奥斯威辛的大门口大写着“劳动使人自由”的谎话，可是在集中营里却遵守着一个规律：只有能够劳动的人才有权生存。因此虽然营里也有医院，但是住院的病人却不断地让人带出去杀害。这种办法在奥斯威辛就叫做“挑驯。它使得没有一个人敢进医院。
　　于是党卫军的医生们就扩大了这种挑选的行动。他们开始在一般的囚人中间挑选病人，他们并不检验身体，只凭个人的印象，只凭囚人的相貌，断定一个人的生死，所以身体虚弱的囚人一看到医生们到来，立刻昂头挺胸，努力避免现出生病的样子。可是这也没有用。那个维也纳人保罗·克吕格尔（PaulKrüger）只因为身上有一个盲肠炎的旧伤疤，就被选中了。看了营里留下来的统计表，我们知道在一九四三年八月二十九日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二十九日这十四个月中间，单是在布惹秦加的验疫营一个地方就有七千六百十六个人中选死亡，刑场就在二十号房的外科手术室或者在二十八号房。杀人的利器是注射针。中选的人坐在一把类似牙医用的椅子上，两个囚人捉住他的两只手，第三个囚人拿着他的头，并且用毛巾缚住他的眼睛，然后纳粹屠户用一根长针刺进他的胸膛。
　　被害的人并不马上死去，他只觉得眼睛发黑，什么都看不见。
　　另外那几个帮忙打针的囚人便把他带进隔壁一间屋子，让他倒在地板上，他在那里还可以活二十分钟。那个叫做克勒尔（JosefKlehr）的党卫军班长对这种注射很感兴趣。要是他觉得医生们挑选出来的囚人太少，他还要自己出去找寻。
　　十七号的号牌上写着“囚人生活”。这里有文字，有照片，有图表，有数字，有图画，有实物，有雕像。我看见了威颜木夫（Wiejmów）画的八万囚人点名图。点名是囚人生活中一个重要的节目。而且一天还不只点一次名。在一张图表上我看到“十二点至一点——点名”，“三点半至四点半——点名”的句子。连那些在劳动的中途死去的囚人也得由同伴们背回或者用手推车推回去参加点名。这样的死者是很多的。譬如一九四一年十一月四日，就有四百三十个囚人死在工作的地方。这情景也由一个画家布南特胡伯尔（Jerzybrandhuber）表现在图画中了。一个房间里陈列了一些孩子的照片。在这里孩子们被强迫跟父母隔离了。从外面带进来的孩子是逃不掉毒气房的。而在集中营里生的婴孩，纳粹的医生会注射毒药杀死他们。一个雕像吸引了我的眼光。我一个人在它面前站了一忽儿，这是拉衣诺黑（H．Raynoch）的《母与子》（MatkaDziecko），母亲搂着孩子，用一只脚跪在地上。她只有极短的头发，人不留心地看一眼，也许会把她当作一个男人。这正是集中营的惯例：每个女人被带进来，最先就得剪掉头发。这些头发被人好好地保存成批地送到德国去，给专门的工厂做床毡的原料。在集中营成立的初期，女人还可以在奥斯威辛住一个时候，到后来毒气房和焚尸炉接连地建筑、扩充，女人们一下火车就让人直接送进了毒气房，“剪发”的工作只好留到焚尸之前跟拔牙的工作同时完成。营里有专门的“牙医”来拔去死人嘴里的金牙，而且每天有四十个囚人被强迫来担任这种工作。我把《母与子》看了许久。
　　我想着：这个母亲是在保护她的孩子，不肯让人们把他送进毒气房吗？这个母亲是在搂着孩子向人们哀求保全他的生命吗？我了解她的感情，因为我也有过母亲，而且我也有着孩子。那么我能够说出做母亲的在那个时候想着什么吗？“至少让孩子活下去吧。”她一定说过了这样的话。但是母亲和孩子全死了，也许病死在营里，也许毒死在毒气房中。纳粹杀死了无数的母亲和孩子，纳粹给波兰带来毁灭和死亡，给世界带来毁灭和死亡。他们定下了大的计划：要杀尽犹太人，使波兰人绝种，把吉卜赛人完全消灭。然而新的世界从废墟中产生了。波兰人仍旧活着，并且活得更勇敢；犹太人仍旧活着，吉卜赛人也仍旧活着。而希特勒和他的匪帮的骨灰却不知飘到那里去了。
　　阿来克斯立在一个玻璃橱前面。橱里，上面的一层放着一个小小的木头做的东西。我们不知道这是什么。“这就是刺号码的工具，”阿来克斯愤恨地说。“每一个人来到营里，带的东西给抢光以后，手臂上先给刺一个号码，然后照三张相，自然是穿着条纹的囚衣照的。我们都是这样地开始了集中营里的生活。这里全是我们的生活的说明。”他掉过头把房里的一些画和一些图表指给我们看。
　　的确，一种受难的生活在我们的眼前展开了。白色的墙壁立刻消去，时间马上倒退。我仿佛听见乐队在奏乐。我仿佛看见无数穿条纹囚衣的人，缩着头经过大门朝各处走去。这是劳动的囚人的队伍。他们在傍晚才回来，有的淌着血，有的弯着背，有的还用木架抬着同伴的死尸，有的把死尸背在背上，有的把死尸放在小车上推着，这时候也有乐队奏音乐在门口迎接他们。这乐队也是由囚人组织成的。后来当人们成群地走向毒气房的时候，也有这样的乐队“欢送”他们。所有的囚人都是在早晨四点钟起床，至于那些不做工的囚人，他们消磨时间的方法除了“点名”之外，还有“体操”和“运动”。举起双手跳舞，光着脚在石子地上跑，练习一秒钟脱帽行纳粹礼，这就是“体操”和“运动”。他们的整个上午的时间就花在跑和跳上面。凡是没有跑多久就跌下去的人，立刻被处死刑。十二点钟开始“点名”，需要四十五分钟，“点名”以后，有一刻钟喝汤的时间，就只有一点汤。阿来克斯告诉我们说，一碗汤给五个人喝，而且这些人早晨六点钟只喝过一点冷咖啡。喝了汤就得开始唱歌了。他们被强迫着唱他们不懂的粗俗的德国歌。要一直唱两个钟点，唱得不好，就被罚蹲下去唱，或者被打得伏在地上，脸碰着地。三点到六点半又是“体操”的时间。这以后又是“点名”，这次“点名”要花两个钟头。在整天的疲劳和饥饿之后，他们只得到一点面包和一点香肠（有时是果酱和黄油，星期六是干酪，但真正是一点点）做晚餐。有的囚人却必须一直在寒风里站到天明，还不能放下手来。
　　这样的生活。这样的饮食。所以一个一百六十五磅体重的波兰女人（第四四八八四号）在营里住了一年半以后，就减少了一百一十磅的体重；一个三十六岁的荷兰籍的犹太女人（第A二七八五八号）在营里住了半年，被苏联军队救出的时候，她的体重只剩了五十磅。这样的情形是很多的。陈列室里面挂得有这种瘦得没有人样的活尸的照片。还有一张纳粹医生自己照的四个男孩的裸体照。我们中间没有谁敢走到前面去，仔细地看它一眼。这些小孩已经不活在世界上了。
　　但是就在现在，那四对眼睛里，还射出来饥饿的光芒。就是在活着的时候，他们也只是四个孩子的鬼魂。
　　其实在奥斯威辛，他们的命运并不是最坏的。那些被关在“饿牢”里面的囚人还得羡慕他们呢。“饿牢”里监禁的是那班逃走时被捉住了的囚人。人很少有机会从这样的“地狱”里出来。可是有一次一个囚人居然活着走出了“饿牢”，而且把他的见闻告诉了世人。他这样说：“门一打开，人便闻到一股可怕的腐尸的气味。等到我习惯了黑暗之后，我看见一个角落里有一个囚人的尸首，他的内脏都给拉出来了，另一个人的尸体半靠在他的身上，这也是一个囚人，他手里还拿着他从他那死了的同伴的身上挖出来的肝。他正要吃这肝的时候，就死掉了。”这样的事是任何人的脑筋所想象不出来的。
　　另一所房屋的号牌上写着“人民的谋杀”。在这里我们看出了博物馆工作人员在布置上所花的心血。这是纳粹暴行的总清算。这是法西斯主义的总结帐。许多的引证，许多的照片，许多的图表……给我们说明了：国社党（纳粹）的成立，它的背景，它的组织，它的发展和它的罪行；也说明了：希特勒的历史，他的野心，他的阴谋，和他的征服世界、屠杀人民的“奋斗”。在这里我们知道了是谁帮助了纳粹的发展，是谁促成了希特勒的成功，是谁支持了“第三帝国”的建立，是谁让德国重整了军备。在那几个帮助希特勒建立王国的大资本家中间，我看到了美国的亨利·福特和英国的H·狄特丁的名字。而且前些时候在西德被美国占领军释放了的奥斯瓦特·波尔将军正是奥斯威辛的一个主要负责人，在这里有图表和文字说明他的罪行。
　　罪行多得没法计算，每一个数字都是用许多人的血和许多女人和孩子的泪写成的。这简单的数字代表着无数的被毁灭的家和被残杀的生命。一张大幅的图表上写明：纳粹把十八个国家里的犹太人、吉卜赛人、政治犯和战俘集中在奥斯威辛，用种种的方法让他们死去。这十八个国家是挪威、苏联、波兰、荷兰、比利时、德国、法国、卢森堡、南斯拉夫、捷克斯洛伐克、奥地利、意大利、阿尔巴尼亚、希腊、保加利亚、匈牙利、罗马尼亚、西班牙。在残余的档案中人们还发见囚人的更多的国籍：英国人、美国人、瑞士人、土耳其人、埃及人、波斯人、还有中国人。中国的什么人呢？怎么会落到纳粹的手里去？说明员也回答不了这样的问题。
　　罪行的确多得没法计算。屠杀之外还有抢劫，这是大规模的强盗行为。奥斯威辛的一个党卫军军官弗立兹·柏格曼（FritzBergmann）曾经说过从奥斯威辛的犹太人那里拿走的贵重物品价值十亿马克。这些物品都是送到德国国库去了的，其实它们的价值要超过柏格曼的估计多少倍。纳粹另外又修建了三十五个特别的仓库来分类储藏和包扎他们从囚人身上抢来的别的赃物。后来在他们仓皇撤退之前，他们把二十九个仓库连里面的贼赃一块儿烧得干干净净。在剩下的六个仓库里面还有三十四万八千八百二十件整套的男人衣服，八十三万六千二百五十五套女人衣服，五千五百二十五双女人皮鞋，三万八千双男人皮鞋，一万三千九百六十四张毛毯和别的许多东西。这些东西上面还保留着出品商店的商标，所有被希特勒征服的欧洲国家的名字都鲜明地印在那里。在营里的残余档案中人们看到纳粹党卫军的班长奈痕巴赫（Reichenbach）的报告，上面记载着从一九四四年十二月一日到一九四五年一月十五日这一个半月里面，一共有九万九千九百二十二套小孩的衣服和内衣，十九万二千六百五十二套女人的衣服和内衣，二十二万二千二百六十九套男人的成套衣服和内衣从奥斯威辛运到德国去。这真是历史上空前的有组织的大抢劫了。
　　除了法西斯主义的罪行以外，我们在陈列室的白色墙壁上还看到了帝国主义的全部血腥的记录。这些罪行已经是我们熟悉的了，殖民地上的屠杀，争夺市场的战争，大规模的轰炸，整个城市的毁灭，……这些都是我们亲眼看见过的。对有色人种的迫害，对劳动者的无情的榨取，对争自由运动的残酷的镇压，对未开化民族的有组织的“歼灭”……这些我们也听说得太多了。上海南京路上的屠杀，四川万县城的被炮轰，……这些都是我们身受目睹的。上海的一百年的历史就是一个完备的帝国主义罪行的展览会。但是今天上海也已经站起来把一百年来压在它头上的魔鬼赶走了。整个中国也已经站起来把帝国主义的魔鬼赶走了。所以站在那些梦魇般的照片的面前，我们可以昂起头吐一口气，而且可以迈着轻快的脚步离开它们。
　　最后的一所房屋给人带来安慰，带来希望，带来光明。门前也有一行波兰字：“保卫和平的斗争”。在这里我们看到了世界革命运动的发展，也看到了世界和平力量的扩大。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到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一串震惊世界的伟大事件，这里都有大幅的照片和图表来说明它们。苏联和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和平建设，全世界人民保卫和平的斗争，这里也有照片和图表来表明它们的辉煌的成就。连两天前刚刚在华沙闭幕的二届世界和大的照片也已经有系统地陈列在这里了。那些善良的面孔，那些热烈的情景，它们在我们的眼前显得多么亲切。我们可以叫出许多熟悉的名字，我们也可以说出许多动人的详情。我们从那里来，我们也参加了那些伟大的场面。我们在那里见到了全世界人民的热诚的心，今天在这里我们又看到它们。“和平战胜战争”，我们在华沙天天听到这一句话。这是铁一般的事实。不管希特勒和他的党徒怎样在波兰组织了四个大毁灭营，三个大集中营带毁灭营，四十四个小集中营，十五个输送营和无数的劳动营，用种种方法来杀害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在焚尸炉中烧毁了将近一千万人的尸体，但是结果希特勒自己也死在柏林的一个地下室里面，一部分的纳粹党徒被绞死在纽伦堡的绞架上，连曾经到过奥斯威辛视察、核定了扩充计划的党卫军领袖希姆莱也不得不服毒自尽了。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并没有毁灭和平，倒是和平的力量毁灭了它。希特勒并不曾灭亡波兰，他反倒促成了波兰的新生。
　　这个博物馆叫做“几百万人的毁灭”。但是我看完了整个的博物馆以后，我对人类的信心并没有减弱，它反而加强了。
　　几百万人并不曾白白地死去，他们的纪念也在保卫世界的和平。
　　四、真正的杀人工厂
　　从集中营出来，我们又坐上那两部大汽车，到布惹秦加去。
　　布惹秦加毁灭营又被称为奥斯威辛第二，因为纳粹先在奥斯威辛设立了集中营，后来才在它附近的布惹秦加添设了毁灭营。毁灭营就是一般人所说的杀人工厂。我们已经在奥斯威辛看过了它的焚尸炉的照片和毒气房的模型。现在我们又到真正的杀人工厂来了。
　　奥斯威辛是一个潮湿的盆地。它那满是沙粒和小石子的地面就一直没有干的时候。它四周有好些鱼池，水是死的，里面充满了腐烂的东西，常常发出恶臭来。这是一个传染疟疾和伤寒症的好地方。布列斯劳大学教授陈加（Zunker）奉命化验过奥斯威辛集中营的饮水，他给希姆莱上的报告中说，在奥斯威辛用的水连漱口也不相宜，而且连用一次都不行。毁灭营建筑在布惹秦加的沼地上，地理环境不会比奥斯威辛好一点。有人说布惹秦加原是一个养马的地方，但我看那里的潮湿有毒的空气对马也不合适。房屋是在一九四二年新建的，以后又陆续扩充几次。房屋的形状跟马房完全一样。我已经看到了照片：一个男人房间住五百四十人，一个女人房间住一千人。它们比马房还不如。没有窗户，没有光亮，不通空气，地是潮湿的土地。我又见过一张照片：许多条魔手似的铁轨通过毁灭营的大门一直向各个焚尸所伸过去。
　　可是整个毁灭营如今就只剩了一些破烂的监房。那许多条铁轨，那堂皇的门面完全看不见了。我看过一篇记载，知道第一座旧式的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五月改做了防空洞。
　　第四焚尸所在一九四四年十月七日烧掉了。第二和第三焚尸所的设备在一九四四年十一月被纳粹匪徒拆下来搬到另一个集中营去，建筑物也被炸毁了。第五焚尸所在一九四五年一月二十日的夜里纳粹撤退的时候烧光，连墙壁也炸掉了，今天我们到了全世界最大的毁灭营，却只看见一片荒凉。
　　包含着毒气房和焚尸炉的焚尸所是建筑在地底下的，以前人在这里可以看见整天冒烟的烟囱。现在我的脚踏在焚尸所的顶上，我只觉得我在一条年久失修的水门汀路上走着，我只觉得我在一间倒塌了的仓库顶上走着。我俯下头，便看见裂缝和铁筋。我可以把一只手伸进缝里去，但是我却没法使那些炉子和那些房间在我们的眼前重现，让我们详细地知道它们怎样吞食了那五百万无辜的人民。有些地方还挂着花圈，鲜花给荒地添了一点“生”意。大概是什么人到这里来哀吊他们的死者。人是杀不尽的，每个死去的囚人都有亲友。
　　平日倔强的阿来克斯现在显得沉静了，他的眼光在各处找寻。他在找寻他的父母的脚迹吗？他在回忆那些过去了的恐怖的日子吗？忽然他抬起头看看我们，过后便指着湿润的土地说：“这都是烧剩的人骨头啊，这些白色的小东西。”我朝我的脚边看，土里面的确搀杂了不少的白色的小粒。
　　我默默地望着它们。它们刺痛我的眼睛。可是我却不能把头掉开。“它们也曾经是跟我一样的活人埃”这个念头折磨着我，一直到我跟朋友们一块儿离开这个地方的时候。
　　我们又去参观监房。那些破烂的房屋使人觉得它们是荒废了的养马处。房里没有一样东西让人想到在这里曾经住过了上千的人。在这里没有图片，没有模型，也没有任何的陈设。我们看到的不论男监或女监，全是些盖着屋顶的空地，男监和女监自然是分开地设在两处。毁灭营的面积一共是一百七十五公顷，所谓“希姆莱城”（Himmlerstadt）就在这里，当时它是一个繁盛的奴隶城和死亡城。现在就只剩这些破屋和纵横交叉的电网了。从许多文件中，从见证人的叙述中，从焚尸所的残迹上，我们知道德国屠户们曾经企图消灭他们的罪行的一切痕迹。可是现在那无数的白色骨粒就在向世人控告他们。这是最有力的证据。它们告诉了世人：法西斯主义究竟是什么样的东西。
　　天色仍然阴沉。冷风吹在我的脸上。波兰的冬天的日子是相当短的。我们不会在这里久留了。火车还在站上等待我们。阿来克斯在催我们走。我把告别的眼光投在这一片荒凉的“墓地”上。我想起那几百万被杀害的生命，我想起几年前在这里的生活的情景；我想起那些人，他们被纳粹到处追来赶去，在欧洲各大城市里飘流，最后被骗到这里来，德国政府说是送他们到波兰和南俄去就业，可是一下火车他们就让人送进了毒气房，东西全给抢光，身体变成了焚尸炉中的灰土；我想起那些人，他们在集中营里受尽侮辱，在纳粹的工厂里耗尽他们的体力，他们献出了自己的一切，只为了最后的一个结局：焚尸所；我想起那些被拆散的家庭，父亲眼看儿女，丈夫眼看着妻子被人从自己的身边活生生的拉开，带进毒气房去，自己却不得不为那些杀死他们亲人的仇敌工作卖命。我又想起那个整日不断的进毒气房的行列：从别处送来的那些命运已经决定的人直接由火车运去；从集中营里挑选出来的囚人被党卫军押着徒步走去；身体虚弱不能走路的囚人便由卡车载去。我想着，想着，我知道那详细的情形：从火车站月台（就是我们下车的那个月台吧。）到毒气房中间还有一段路，这路永远被囚人的行列连接着，因为人们得等待毒气房里出清尸体。路中间还有卡车来往，专门搭载那些从铁路来的老、幼、并弱的人。路旁两边的沟里站了许多纳粹党卫军，用机关枪对着他们瞄准。一个党卫军大声对囚人说，他们身上太脏，必须进浴室去洗澡消毒，才可以到集中营里居祝囚人们进了焚尸所的天井就被赶进“化妆室”去，在那房间的门上人用德文写着“洗浴与消毒室”（WaschundDesinfektionsraum），也附得有别种文字的译文。在“化妆室”里还有记着号码的挂衣钉。纳粹党卫军还嘱咐囚人要牢牢记住那些挂衣钉的号码，以后取回自己的衣服可以方便许多。脱完衣服，他们又被带到一个走廊上去，这就是通毒气房的走廊了。毒气房里已经生过了焦炭盆。这热气可以使摻化氢更容易蒸发。这时候纳粹党卫军就露出了真面目，用棍棒打人，支使狗咬人，强迫两千个囚人挤在一个只有二百五十方码的地方。毒气房的天花板上也装得有淋浴的“莲蓬”，可是从来没有水从那里流下来。天花板上另外开得有四个特别的洞。门一关上，房里的空气也被抽出去了，毒气（摻化氢）就从那四个洞里放进来。毒死这一个房间的人最初需要二十五分钟，到一九四四年夏天就减少为十分钟。等到门再打开时，死者都现着一种半坐的姿势。尸体是淡红色的，身上现出来红的和绿的点子，有的人嘴上带着白沫，有的人鼻孔流血。许多的死尸睁着眼睛，许多的死尸紧紧搂在一起。大部分的人都堆在门口，只有少数人留在毒气洞底下。……我不能再想下去了。我是一个人，我有人的感情埃我的神经受不了这许多。对着那遍地的白色骨粒，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对着这荒凉的几百万无辜的死者的“墓地”，我能够说什么告别的话呢？然而我能够默默地走开吗？我迟疑着。
　　就在这个时候阿来克斯来给我帮了忙。他走过来催促地说：“快走。别的代表团已经走了。我们还要到克拉科去。在那里你们可以看到我们新建立的钢铁工业。我们正在那里建筑一座社会主义的新城。我们波兰人已经战胜了法西斯主义。”他说着，脸上露出了笑容。
　　“是的，你们战胜了法西斯主义。”我毫不迟疑地回答道。
　　我跟着他走了。
　　我们又坐大汽车回到火车站去。在那里有着成群的波兰青年捧了鲜花在等待我们。我记起了一个亡友的遗言：“青年是人类的希望。”
　　怀念胡风
　　解放初期我和胡风经常见面。出席第一次全国文代会，我们不是在一个团，他先到北平，在南方第一团。九月参加首届全国政协第一次会议，我们从上海同车赴京，在华文学校我们住在相邻的两个房间。我总是出去找朋友，他却留在招待所接待客人。我们常在一起开会，却很少作过长谈，一九五三年七月我第二次去朝鲜，他早已移居北京，他说好要和我同行，后来因为修改为《人民文学》写的一篇文章，给留了下来。记得文章叫《身残志不残》，是写志愿军伤员的报告文学。胡风同几位作家到东北那所医院去生活过。我动身前两天还到他家去问他，是不是决定不去了。我到了那里，他们在吃晚饭，家里有客人，我不认识，他也没有介绍。我把动身日期告诉他，就告辞走了。我已经吃过饭，提了一大捆书，雇的三轮车还在外面等我。
　　不久第二次全国文代会在北京召开，我刚到朝鲜，不便回国参加，就请了假。五个月后我才回国。五四年秋天我和胡风一起出席首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我们两个都是四川省选出的代表，常在一处开会，见面时觉得亲切，但始终交谈不多。我虽然学习过一些文件，报刊上有不少关于文艺的文章，我也经常听到有关文艺方针、政策的报告，但我还是一窍不通。我很想认真学习，改造自己，丢掉旧的，装进新的，让自己的机器尽快地开动起来，写出一点东西，我怕开会，却不敢不开会，但又动脑筋躲开一些会，结果常常是心不在焉地参加许多会，不断地检讨或者准备检讨，白白地消耗了二、三十年的好时光。我越是用功，就越是写不出作品，而且戴上了作家帽子就更缺乏写作的时间。最近这段日子由于难治的病，准备搁笔，又给自己的写作生活算一个总帐，我想起了下面的三大运动，不由得浑身战栗，我没有在“胡风集团”、“反右斗争”或者“文化大革命”中掉进深渊，这是幸运。但是对那些含恨死去的朋友，我又怎样替自己解释呢？
　　去年三月二十六日，中国现代文学馆正式开馆，我到场祝贺。两年半未去北京，见到许多朋友我很高兴，可是我行动不便，只好让朋友们过来看我。梅志同志同胡风来到我面前，她指着胡风问我：“你还认得他吗？”我愣了一下。我应当知道他是胡风，这是在一九五五年以后我第一次看见他。他完全变了，一看就清楚他是个病人，没有什么表情，也不讲话。我说：“看见你这样，我很抱歉。”我差一点流出眼泪，这是为了我自己。这以前他在上海住院的时候，我没有去看过他，也是因为我认为自己不曾偿还欠下的债，感到惭愧。我的心情只有自己知道，有时连自己也讲不清楚。好像是在第二天上午我出席作协主席团扩大会议，胡风由他女儿陪着来了，坐在对面一张桌子旁边。我的眼光常常停在他的脸上，我找不到那个过去熟悉的胡风了。他呆呆地坐在那里，没有动，也不曾跟女儿讲话。我打算在休息时候过去打个招呼，同他讲几句话。但是会议快要告一段落，他们父女就站起来走了。
　　我的眼光送走他们，我有多少话要讲埃我好像眼睁睁地望着几十年的岁月远去，没有办法拉住它们。我想起一句老话：“见一次就少一次。”我却想不到这就是我和他的最后一面。
　　后来在上海得到他病逝的消息，我打电报托人代我在他的灵前献一个花圈，我没有讲别的话，现在说什么，都太迟了。我终于失去了向他偿还欠债的机会。
　　但赖帐总是不行的。即使还债不清或者远远地过了期，我总得让后人知道我确实作了一番努力，希望能补偿过去对亡友的损害。
　　胡风的冤案得到了平反。我读他的夫人梅志写的《胡风传》，很感动，也很难过。他受到多么不公平的待遇。他当时说过：“心安理不得。”今天他大概也不会“心安理得”吧。这个冤案的来龙去脉和它的全过程并未公布，我也没有勇气面对现实、没法知道更多的详情。他们夫妇到了四川，听说在“文革”期间胡风又坐了牢，最后给判处无期徒刑，他的健康才完全垮了下来。在《文汇月刊》上发表的梅志著作的最后一部分，我还不曾读到，但是我想她也不可能把事情完全写出，而且我也没有时间弄清楚我应当知道的一切了，留给我的不过两三年的工夫了。
　　还是来谈反“胡风集团”的斗争。
　　在那一嘲斗争”中，我究竟做过一些什么事情？我记得在上海写过三篇文章，主持过几次批判会。会开过就忘记了，没有人会为它多动脑筋。文章却给保留下来，至少在图书馆和资料室。其实连它们也早被遗忘，只有在我总结过去的时候，它们才像火印似地打在我的心上，好像有一个声音经常在我耳边说：“不许你忘记。”我又想起了一九五五年的事。
　　运动开始，人们劝说我写表态的批判文章。我不想写，也不会写，实在写不出来。有人来催稿，态度不很客气，我说我慢慢写篇文章谈路翎的《洼地战役》吧。可是过了几天，《人民日报》记者从北京来组稿，我正在作协分会开会，讨论的就是批判胡风的问题。到了应当表态的时候，我推脱不得，就写了一篇大概叫做《他们的罪行应当得到惩处》之类的短文，说的都是别人说过的话。表了态，头一关算是过去了。
　　第二篇就是《关于胡风的两件事情》，在上海《文艺月报》上发表，也是短文。我写的两件事都是真的。但鲁迅先生明明说他不相信胡风是特务，我却解释说先生受了骗。一九五五年二月我在北京听周总理报告，遇见胡风，他对我说：“我这次犯了严重的错误，请给我多提意见。”我却批评说他“做贼心虚”。我拿不出一点证据，为了第二次过关，我只好推行这种歪理。
　　写第三篇文章，我本来以为可以聪明地给自己找个出路，结果却是弄巧成拙，反而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事情的经过我大概不会记错吧。我第二次从朝鲜回来，在北京住了一些日子，路翎的短篇《初雪》刚刚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荃麟同志向我称赞它，我读过也觉得好，还对人讲过。
　　后来《洼地战役》刊出，反应不错，我也还喜欢。我知道在志愿军战士同朝鲜姑娘之间是绝对不允许谈恋爱的，不过路翎写的是个人理想，是不能实现的愿望。有什么问题呢？
　　在批判胡风集团的时候，我被迫参加斗争，实在写不出成篇的文章，就挑选了《洼地战役》作为枪靶，批评的根据便是那条志愿军和当地居民不许谈恋爱的禁令。稿子写成寄给《人民文学》，我自己感到一点轻松。形势在变化，运动在发展，我的文章在刊物上发表了，似乎面目全非，我看到一些我自己也没有想到的政治术语，更不知道自己哪里来的权利随意给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看得出有些句子是临时匆匆忙忙地加上去的。总之，读头一遍我很不满意，可是过了一晚，一个朋友来找我，谈起这篇文章，我就心平气和无话可说了。我写的是思想批判的文章，现在却是声讨“反革命集团”的时候，倘使不加增改就把文章照原样发表，我便会成为批判的对象，说是有意为“反革命分子”开脱。《人民文学》编者对我文章的增改倒是给我帮了大忙，否则我会遇到不小的麻烦。就在这一年的《文艺月报》上刊登过一篇某著名音乐家的“检讨”。他写过一篇“彻底揭发”胡风的文章，是在第二批材料发表以后交稿的。可是等到《月报》在书市发售，第三批材料出现了，“胡风集团”的性质又升级了，于是读者纷纷来信谴责，他只好马上公开检讨“实际效果是替胡风黑帮分子打掩护”。连《月报》编辑部也不得不承认“对这一错误……应该负主要的责任”。这样的气氛，这样的环境，这样的做法……用全国的力量对付“一小撮”文人，究竟是为了什么？那么这个“集团”真有什么不能见人的阴谋吧。不管怎样，我只有一条路走了，能推就推，不能推就应付一下，反正我有一个借口：“天王圣明”。当时我的确还背着个人崇拜的包袱。我想不通，就不多想，我也没有时间苦思苦想。
　　反胡风的斗争热闹一阵之后又渐渐地冷下去了。他本人和他的朋友们那些所谓“胡风分子”在斗争中都不曾露过面，后来就石沉大海，也没有人再提他们的名字。我偶尔向熟人打听胡风的消息，别人对我说：“你不用问了。”我想起了清朝的“文字狱”，连连打几个冷噤，也不敢做声了。外国朋友向我问起胡风的近况，我支支吾吾讲不出来。而且那些日子，那些年月，运动一个接一个，大会小会不断，人人都要过关。
　　谁都自顾不暇，哪里有工夫、有勇气到处打听不该打听的事情。只有在“文革”中期不记得在哪里看到一份小报或者材料，说是胡风在四川。此外我什么都不知道，一直到“文革”结束，被颠倒的一切又给颠倒过来的时候，被活埋了的人才回到了人间，但已经不是原来的胡风了。
　　一个有说有笑、精力充沛的诗人变成了神情木然、生气毫无的病夫，他受了多大的迫害和折磨。不能继续工作，再没有比这更痛苦的了。关于他我知道的并不多，理解也并不深。我读过他那三十万言的“上书”，不久就忘记了，但仔细想想好像也没有什么大不对。为了写这篇“怀念”，我翻看过当时的《文艺月报》，又找到编辑部承认错误的那句话。我好像挨了当头一棒。印在白纸上的黑字是永远揩不掉的。子孙后代是我们真正的裁判官。究竟对什么错误我们应该负责，他们知道，他们不会原谅我们。五十年代我常说做一个中国作家是我的骄傲。可是想到那些“斗争”，那些“运动”，我对自己的表演（即使是不得已而为之吧），也感到恶心，感到羞耻。今天翻看三十年前写的那些话，我还是不能原谅自己，也不想要求后人原谅我。我想，胡风作为一个文艺工作者要是没有受到冤屈、受到迫害，要是没有长期坐牢，无罪判刑，他不仅会活到今天，而且一定有不少的成就。但是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我还有什么话可说呢？
　　纪念雪峰
　　最近香港报上刊出了雪峰旧作诗八首在北京《诗刊》上重新发表的消息，从这里看出香港读者对雪峰的怀念。我想起了一些关于雪峰的事情。
　　我去巴黎的前几天，住在北京的和平宾馆里，有一天傍晚雪峰的女儿来看我，谈起五月初为雪峰开追悼会的事，我说我没法赶回来参加，我想写一篇文章谈谈这位亡友。雪峰的女儿我过去似乎没有见过，她讲话不多，是个沉静、质朴的人。雪峰去世后不久，他的爱人也病故了，就剩下这兄妹两个，他们的情况我完全不了解，但是我有这样一个印象：他们坚强地生活着。
　　雪峰的追悼会一九七六年在八宝山开过一次。据说姚文元有过“批示”不得在会上致悼词。姚文元当时是“长官”嘛，他讲了话，就得照办。那算是什么追悼会。冤案未昭雪，错案未改正，问题似乎解决了，却又不能在光天化日之下出头。
　　只有这一次要开的追悼会才是死者在九泉等待的那一种追悼会：伸张正义，推倒一切诬陷、不实之词。我在这里说“要开”，因为追悼会并没有在五月里举行，据说也许会推迟到召开第四次全国文代大会的日子，因为那个时候，雪峰的朋友们都可能来京参加，人多总比人少好。
　　我认识雪峰较晚，一九三六年年底我才第一次看见他。在这之前一九二二年《湖畔》诗集出版时我是它的爱读者。一九二八年年底我第一次从法国回来住在上海，又知道他参加了共产党，翻译过文艺理论的书，同鲁迅先生较熟。一九三六年忽然听见河清（黄源）说雪峰从陕北到了上海。这年鲁迅先生逝世，我参加了先生的治丧办事处的工作，对治丧委员会某些办法不大满意，偶尔向河清发一两句牢骚，河清说这是雪峰同意的，他代表党的意见。我并未读过雪峰翻译的书，但是我知道鲁迅先生尊重党，也听说先生对雪峰有好感，因此就不讲什么了。治丧处工作结束以后，有一天鲁彦来通知要我到他家里吃晚饭，说还约了雪峰。他告诉我鲁迅先生答徐懋庸文最初是由雪峰起草的。我并不怀疑这个说法。先生的文章发表在孟十还主编的《作家》月刊上，在排印的时候，我听见孟十还谈起，就赶到科学印刷所去，读了正在排版中的文章，是许广平同志的手抄稿，上面还有鲁迅先生亲笔修改的手迹。关于我的那句话就是先生增补上去的。
　　我在鲁彦家吃饭的时候见到了雪峰。我们谈得融洽。奇怪的是他并未摆出理论家的架子，我也只把他看作一个普通朋友，并未肃然起敬。他也曾提起答徐文，说是他自动地起草的，为了照顾先生的身体，可是先生改得不少。关于那篇文章他也只谈了几句。其他的，我想不起来、记不下来了。我们海阔天空，无所不谈，每次见面，都是这样，总的说来离不了四个字：“互相信任”。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到四五年我住在重庆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雪峰住在斜对面的作家书屋，他常常到我这里来，有一夜章靳以和马宗融要搭船回北碚复旦大学，天明前上船，准备在我这里烤火、喝茶、摆龙门阵，谈一个晚上。我们已经有过这样的经验了，雪峰来看我，听说我们又要坐谈通宵，他就留下来，同我们闲谈到天将发白，靳以和宗融动身上船的时候。现在要是“勒令”我“交代”这一晚我们究竟谈些什么，我一句也讲不出，可是当时我们的确谈得十分起劲。
　　见第一面我就认为雪峰是个鲠直、真诚、善良的人，我始终尊敬他，但有时我也会因为他缺乏冷静、容易冲动感到惋惜。我们两个对人生、对艺术的见解并不一定相同，可是他认为我是在认真地搞创作；我呢，我认为他是个平易近人的好党员。一九三七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四年我是这样看法，一九四九年我也是这样看法，一九五几年我也是这样看法，有一次在一个小会上，我看见他动了感情，有人反映今天的青年看不懂鲁迅先生的文章，可能认为已经过时，雪峰因此十分激动，我有点替他担心。解放后他有一次从北京回来，说某同志托他找我去担任一家即将成立的出版社的社长，我请他代我辞谢。他看我意思坚决，就告诉我倘使我不肯去，他就得出来挑那副担子。我劝他也不要答应，我说事情难办，我想的是他太书生气，鲠直而易动感情。但他只是笑笑，就回京开始了工作。他是党员，他不能放弃自己的职责。他一直辛勤地干着，事业不断地在发展，尽管他有时也受到批评，有时也很激动。但他始终认真负责地干下去。他还是和平时一样，没有党员的架子，可是我注意到他十分珍惜“共产党员”这个称号。谁也没有想到一九五七年他会给夺去这个称号，而且一直到死他没有能看到他回到党里的心愿成为现实。
　　错误终于改正，沉冤终于昭雪，可是二十二年已经过去，雪峰早已一无所知了。但我们还活着。我真愿意忘记过去。可是我偏偏忘不了一九五七年的事情。反右运动已经开始，全国人大会刚刚结束，我回上海之前一个下午跟雪峰通了电话，到他家里去看他。当时的气氛对他是不利的，可是我一点也感觉不出来，我毫无拘束地同他交谈，还对反右运动提出一些疑问，他心平气和地向我解释了一番。他殷勤地留我一起出去吃饭。我们是在新侨饭店楼下的大同酒家吃饭的。雪峰虽然作主人，却拿着菜单毫无办法，这说明他平日很少进馆子。他那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在重庆时就传开了。吃过饭他还依依不舍地拉着我同他夫妇在附近闲走了一会。现在回想起来，他当时可能已经成为批判的对象，自己已预感到大祸即将临头了。
　　我回到上海，过一两个月再去北京出席中国作家协会党组扩大会议的最后一次大会。我还记得大会是在首都剧场举行的。那天我进了会场，池子里已经坐了不少的人，雪峰埋下头坐在前排的边上。我想不通他怎么会是右派。但是我也上了台，和靳以作了联合发言。这天的大会是批判丁玲、冯雪峰、艾青……给他们戴上右派帽子的大会。我们也重复着别人的话，批判了丁玲的“一本书主义”、雪峰的“凌驾在党之上”、艾青的“上下串连”等等、等等。我并不像某些人那样“一贯正确”，我只是跟在别人后面丢石块。我相信别人，同时也想保全自己。我在一九五七年反右前讲过：“今天谁被揭露，谁受到批判，就没有人敢站出来，仗义直言，替他辩护。”倘使有人揭发，单凭这句话我就可能给打成右派。这二十二年来我每想起雪峰的事，就想到自己的话，它好像针一样常常刺痛我的心，我是在责备我自己。我走惯了“人云亦云”的路，忽然听见大喝一声，回头一看，那么多的冤魂在后面“徘徊”。我怎么向自己交代呢？
　　这以后我还见过雪峰多次，不过再也没有同他长谈的机会了。他的外貌改变不大，可是换了工作单位，也换了住处。
　　他给戴上帽子，又给摘了帽子；他劳动过，又在写作。然后浩劫一来，大家都变成了牛鬼。在什么战斗小报上似乎他又给戴上了“叛徒”的帽子，我呢，中国作家协会上海分会的“造反派”早已印发专书封我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而且我在“四人帮”的掌握中一直与世隔绝。一九七二年我爱人病危，我才从五·七干校迁回上海。第二年七月忽然下来了当时的“上海市委书记”王洪文、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和常委冯国柱、金祖敏六个人的决定，我的问题作“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这是由我们那个组织的“支部书记”当众宣布的，没有任何根据，也拿不出任何的文件，六个人的决定就等于封建皇帝的诏令。他们妄想用这个决定让我一辈子见不了天日。朋友中谁敢来看望我这个“不戴帽子的反革命”呢？我也不愿意给别人、也给自己招来麻烦。我更害怕他们再搞什么阴谋、下什么毒手。
　　我决定采取忘记自己也让别人忘记的办法。我听说雪峰在干校种菜，又听说他到了人民文学出版社鲁迅著作编辑室，我不声不响。我听说雪峰患肺癌进医院动手术，情况良好，我请人向他致意；我又听说他除夕再进医院，我为他担心；最后听说他在医院里病故，一个朋友来信讲起当时的凄凉情景，我没有发过唁电；后来听说在北京举行无悼词的追悼会，我也不曾送过花圈。我以为我已经走上了“自行消亡”的道路，却没有想到今天还能在这里饶舌。
　　我还想在这里讲一件事，是关于《鲁迅先生纪念集》的事情。这本书可能在一九三七年年初就开始编辑发排了，详情我并不知道。八·一三全面抗战爆发，上海成为战场，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业务完全停顿，几个工作人员也陆续散去。有人找出了《鲁迅先生纪念集》的校样，八百多页，已经全部看过清样了。这本书可能是吴郎西经手的，但他留在四川，一时回不来。河清（黄源）是《纪念集》的一个编辑，不过他也不清楚当初的打算和办法。看见没有人管这件事，我就想抓一下，可是我手边没有一个钱，文化生活出版社也没有钱，怎么办？就在这个时候我遇见了雪峰，我同他谈起这件事，我说现在离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纪念日近了，最好在这之前把书赶印出来。他鼓励我这样做，还说他可以帮忙，问我需要多少钱。我就到承印这本书的科学印刷所去交涉，老实讲出我们的困难。最后印刷所同意先收印刷费两百元，余款以后陆续付清。我把交涉的结果告诉了雪峰。有天早晨他到我家里来交给我两百元，说这是许景宋先生借出来的。于是我就拉着河清一起动起来，河清补写了《后记》，但等不及看见书印成就因父亲患重病给叫回海盐老家去了。十月十九日下午，上海各界在浦东同乡会大楼开会纪念鲁迅先生逝世一周年，我从印刷所拿到十本刚刚装订好的《鲁迅先生纪念集》放在许广平同志的座位前面，雪峰也拿到了一册。
　　关于雪峰，还有许多话可说，不过他似乎不喜欢别人多谈他，也不喜欢吹嘘自己。关于上饶集中营，他留下一个电影剧本；关于鲁迅先生，他写了一本《回忆鲁迅》。前些时候刊物上发表了雪峰的遗作，我找来一看，原来是他作为“交代”写下的什么东西。我读了十分难过，再没有比这更不尊重作者的了。作家陈登科在《光明日报》上发表文章主张作者应当享有版权，我同意他这个意见，主要的是发表文章必须得到作者的同意。不能说文章一脱稿，作者就无权过问。雪峰长期遭受迫害，没有能留下他应当留下的东西，因此连一九七二年别人找他谈话的纪录也给发表了。总之，一直到现在，雪峰并未受到对他应有的尊重。
　　关于《法斯特的悲剧》
　　法斯特的“悲剧”其实就是我的悲剧。一九五八年三月《文艺报》上发表的我的文章和短信可以说明我最近几十年的写作道路。我对法斯特的事情本来一无所知，我只读过他的几部小说，而且颇为喜欢。刊物编辑来组稿，要我写批判法斯特的文章，说是某某人都写了，我也得写。我推不掉，而且反右斗争当时刚刚结束，我也不敢拒绝接受任务，就根据一些借来的资料，照自己的看法，也揣摩别人的心思，勉强写了一篇，交出去了。文章发表不久，编辑部就转来几封读者来信，都是对我的严厉批判。我有点毛骨竦然，仿佛犯了大错。编辑部第一次来信说这些读者意见只在内部刊物发表，以后又来信通知，读者意见太多，不得不选两篇刊出。我无话可说，只好写封检讨的短信，寄给编辑部。我不甘心认错，但不表态又不行，害怕事情闹大下不了台，弄到身败名裂，甚至家破人亡。所以连忙“下跪求饶”，只求平安无事。检讨信发表了，我胆战心惊地等待事态的发展，外表上却做出相当安静的样子，我估计《文艺报》上不会再刊登批判《悲剧》的文章。但是不到一个月徐景贤却站出来讲话了，他的文章发表在上海《文汇报》上，还是那些论点。我这一次真是慌了手足，以为要对我怎样了，不加思索就拿起笔连忙写了一封给《文汇报》编辑部的信，承认自己的错误，再一次表示愿意接受改造。在那些日子有时开会回家，感到十分疲乏，坐在沙发上休息，想起那篇闯祸的文章，我并不承认“回头是岸”的说法有什么不对，但是为了保全自己，我只好不说真话，我只好多说假话。昧着良心说谎，对我来说，已经不是可悲、可耻的事了。
　　我的“改造”可以说是从“反胡风”运动开始，在反右运动中有大的发展，到了“文革”，我的确“洗心革面、脱胎换骨”给改造成了另一个人，可是就因为这个，我却让改造者们送进了地狱。这是历史的惩罚。
　　今天看来，我写法斯特的“悲剧”，其实是在批判我自己。
　　我的“悲剧”是别人把我当作工具，我也甘心做工具。而法斯特呢，他是作家，如此而已。
　　怀念非英兄
　　一
　　三十年代头几年我去过福建三次，广东一次。写了一本《旅途随笔》和几篇小说，那些文章里保留着我青年时期的热情和友谊的回忆。那个时期我有朋友在泉州和新会两地办学校。他们的年纪和我相差不远，对当时许多社会现象感到不满，总觉得“五四”运动反封建没有彻底，封建流毒还在蚕蚀人们的头脑；他们看见帝国主义侵略者在我们国土上耀武扬威，仿佛一块大石压在背上使他们抬不起头来：“金钱万能”的社会风气又像一只魔手掐住他们的咽喉。他们不愿在污泥浊水中虚度一生，他们把希望寄托在青年一代的身上，想安排一个比较干净的环境，创造一种比较清新的空气，培养一些新的人，用爱集体的理想去教育学生。他们中有的办工读学校，有的办乡村师范，都想把学校办得像一个和睦的大家庭，关上学校门就仿佛生活在没有剥削的理想社会。他们信任自己的梦想，（他们经常做美丽的梦。）把四周的一切看得非常简单。他们甚至相信献身精神可以解决任何问题。我去看望他们，因为我像候鸟一样需要温暖的阳光。我用梦想装饰他们的工作，用幻想的眼光看新奇的南方景色，把幻梦和现实混淆在一起，我写了那些夸张的、赞美的文章，鼓励他们，也安慰我自己。今天我不会再做那样的好梦了。但是我对他们的敬佩的感情几十年来并没有大的改变，即使他们有的已经离开世界，有的多年未寄信来，我仍然觉得他们近在我的身边；我还不曾忘记关于他们我讲过的话：“他们也许不是教育家，但他们并不像别的教师那样把自己放在学生的上面，做一个尊严的先生。他们生活在学生中间，像一个亲爱的哥哥分担学生的欢乐和愁苦，了解那些孩子，教导那些孩子，帮助那些孩子。
　　“他们只知道一个责任，给社会‘制造’出一些有用的好青年。”
　　一九六二年初我去海南岛旅行，在广州过春节，意外地见到那位广东新会的朋友，交谈起来我才知道一些熟人的奇怪的遭遇和另一些熟人的悲剧的死亡。我第一次证实我称为“耶稣”的友人已经离开我们。回到上海我翻出三十年代的旧作。“我说我的心还在他们那里，我愿把我的心放在他们的脚下，给他们做柔软的脚垫，不要使他们的脚太费力。”我因为漂亮的空话感到苦恼，我不曾实践自己的诺言。为了减轻我的精神上的负担，我考虑写几篇回忆和怀念，也曾把这个想法对几位朋友讲过。可是时间不能由我自己支配，我得整天打开大门应付一切闯进来的杂事，没有办法写出自己想写的文章。于是空前的“大革命”来了。我被迫搁下了笔，给关进了“牛棚”，我也有了家破人亡的经验，我也尝够了人世的辛酸。只有自己受尽折磨，才能体会别人的不幸。十年的苦难，那一切空前的“非人生活”，并不曾夺去我的生命，它们更不能毁灭我怀念故友的感情。
　　几年中间我写了不少怀旧的文章，都是在苦思苦想的时候落笔的。我只写成我打算写的文章的一部分，朋友们读到的更少。因此这三四年中常有人来信谈我的文章，他们希望我多写，多替一些人讲话，他们指的是那些默默无闻的亡友，其中就有在福建和广东办教育的人。我感谢他们提醒我还欠着那几笔应当偿还的债。只是我担心要把心里多年的积累全挖出来，我已经没有这样的精力了。那么我能够原封不动地带着块磊离开人世吗？不，我也不能。我又在拖与不拖之间徘徊了半年，甚至一年。于是我拿起了笔，我的眼前现出一张清瘦的脸，那就是叶非英兄，我并没有忘记他。恰好我这里还有一封朋友转来的信，是朋友的友人写给朋友的，有这样一段话：“顺便提一下：我有一个我十分敬重的老师和朋友叶非英先生（巴老在他的散文集《黑土》里称他为“耶稣”），冤死，已平反。在他蒙冤的时候，巴老写过一篇至少是表示和他‘划清界线’的文章。我恳望，巴老如果要保留这篇文章，那就请加以修改。死者已无法为自己说话，而他，以我对他的认识，我相信他总是带着对巴老的深挚友谊逝去的。”
　　我首先应当请求写信人的原谅，我引用这段话，并没有征求他的同意。说实话，要不要引用它，发表它，我考虑了很久，他这封不是写给我的信，在我这里已经放了一年，对他提出的问题我找不到解答，就没有理由退回原信。我一直在想我是不是写过文章说明我要跟“耶稣”“划清界限”，我实在想不起来。我称非英为“耶稣”，自己倒还记得，那称呼是从我的第一本游记《海行杂记》里来的。《杂记》中有一节《耶稣和他的门徒》，我将同船的一位苦行者称为耶稣。认识非英后，我一方面十分敬佩他的苦行，另一方面对他的做法又有一点小意见；曾经开玩笑地说他是我们的“耶稣”。但那是一九三三年以后的事了。我究竟在哪一篇散文里用过这个称呼呢？我想起了《黑土》之前的《月夜》，一九三四年十二月在日本横滨写成的散文。当时在山上友人家小小庭园内散步的情景历历在目。我从十年浩劫中残留下来的旧作堆里找到几本不同的旧版散文集《点滴》，翻出《月夜》来查对，解放前的各版中都有这样的一段：“但是要将碎片集在一起用金线系起来，要在这废墟上重建起九重的宝塔，怀着这样大的志愿的人是有的。我们的‘耶稣’就是一个；还有×××。这两人将永为我一生最敬爱的朋友吧。”后面还有关于另一位朋友的三句话。但是在一九六一年五月南国出版社港版《点滴》中这一段话从“我们的耶稣”起却改为“朋友Y就是其中的一个。虽然他有着病弱的身体，但是他却在做着一个健康人的工作。他将永为我的敬爱的朋友吧。他的质朴、勇敢和坚定在我的胸膛里点起了长明灯。”这最后一句原来也有，但它是用来讲另一个朋友的，在这个修改本中另一个朋友的名字给删掉了，我就改用它来赞美叶非英，觉得更恰当些，因为我从日本回上海，听说另一个朋友已经作了官。这也说明我写文章，谈印象，发议论，下结论，常常有些夸张，轻易相信一时的见闻，感情冲动时自己控制不住手中的笔。一九七八年我在两卷本《选集》后记中说：“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好心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代替现实，我写过一些宣传赞美的文章，结果还是一场空。”这些话有点像检讨，其实是在替自己解释，但“还是一场空”，却是我的真实的感受。
　　上面说的这次修改是什么时候搞的，我已经记不起了，南国出版社印的是“租型本”，纸型一定是早改好的，那么可能是解放初期的改订本。我又翻看一九六一年十月出版的《文集》第十卷，《月夜》还给保留着，可是关于“朋友Y”的整整一段都没有了，代替它的是六个虚点，说明这里有删节。这删节和上一次的删改都是我自己动手做的，用意大概就是让读者忘记我在福建有过几个办教育事业的朋友，省得在每次运动中给自己添麻烦。我今天还感到内疚，因为删节并不止一次。我编佣文集》第十卷，还删去了《短简》中的那篇《家》，那是一九三六年写的一篇书信体散文，后来收在《短简》集里，一九三七年和四九年共印过两版，文章里也提到“被我们称为耶稣的人”，我接着说：“他的病怎样了？他用工作征服了疾病，用信仰克服了困难。我从没有见过如此大量、如此勇敢的人。大家好好地爱惜他吧，比爱自己还多地爱这个人吧。我知道你们是能爱他的。”《短简》以后不曾重印，编入《文集》时我删去了这封公开信。这也就是所谓“划清界限”吧。我只说“感到内疚”，因为我当时删改文章确有“一场空”的感觉，我也为那些过分的赞美感到歉意。所以我重读旧作，并不脸红，我没有发违心之论。不像我写文章同胡风、同丁玲、同艾青、同雪峰“划清界限”，或者甚至登台宣读，点名批判，自己弄不清是非、真假，也不管有什么人证、物证，别人安排我发言，我就高声叫喊。说是相信别人，其实是保全自己。只有在“反胡风”和“反右”运动中，我写过这类不负责任的表态文章，说是“划清界限”，难道不就是“下井投石”。我今天仍然因为这几篇文章感到羞耻。我记得在每次运动中或上台发言，或连夜执笔，事后总是庆幸自己又过了一关，颇为得意，现在看来不过是自欺欺人。终于到了“文革”发动，我也成为“无产阶级专政死敌”，所有的箭头都对准我这个活靶子，除了我的家人，大家都跟我“划清界限”，一连十载，我得到了应得的惩罚，但是我能说我就还清了欠债吗？
　　二
　　近两三年我的记忆力衰退很快又很显著。《文集》第十卷中明明有《黑土》，《黑土》中明明有《南国的梦》，我拿着书翻了两天，只顾在《旅途随笔》中追寻《南国的梦》。只有写完本文的第一节，昨天我才发现在另一篇《南国的梦》里我的确写了不少叶非英兄的事情。说不少其实也不算多，因为我同非英就只见面几次。用《南国的梦》作题目，我写过两篇短文，第一篇是一九三三年春天在广州写的，那时我刚刚去过泉州，在他的学校里住了一个多星期，带走了较深的印象，我一直在思考，我的心始终无法平静，我又准备到广东朋友新办的乡村师范去参观，因此文章写得短，也没有讲什么事情。
　　第二篇是一九三九年春天在上海脱稿的，我从桂林经过温州坐船回到上海，不久在报刊上看到日本侵略军占领鼓浪屿的消息，想念南国的朋友和人民，在痛苦和激动的时候我写了像《南国的梦》那样的“回忆”文章，叙述了我三访泉州和几游鼓浪屿的往事。我手边没有当时在上海刊行的文学小丛书《黑土》，不过我记得它就只印过一次，一九五九年我编佣文集》第十卷时对这篇回忆也不曾作过大的改动，我只是在文章的最后加了一个脚注。我这儿说：这篇回忆是在我十分激动的时候写成的。我当时写的并不是真实的人，大部分是我自己的幻想。一九四七年我在上海再见到“耶稣”，我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了。
　　我最近在一篇文章里说过这样的话：“我也曾把希望寄托在几位朋友的教育工作上，用幻想的眼光去看它们，或者用梦想代替现实，用金线编织的花纹去装饰它们，结果还是一场空，我不仅骗了自己，也骗了别人。”用这几句话来解释以上的两篇回忆，也很恰当。
　　对。这就是那位写信人，那位我朋友的朋友所指的“划清界限”的文章吧。我当初加上这个“脚注”，只是为了回顾过去，解剖自己，也是为了保护自己。的确在当时表态就是检讨，就是认罪，就是坦白，“坦白”就可以得到从宽处理。
　　我好像还不知道叶非英和曾在广东办学的陈洪有都给划成了右派，我的朋友中作为右派受到批判的人已经不少了。据说我在一九五七年“漏了网”，五八年几次受批判，特别是在第四季度所谓“拔白旗”运动中被姚文元一伙人揪住不放，在三个刊物里讨论了整整三个月。我内心相当紧张，看不清楚当前的形势，从鸣放突然“转化”为反右，仿佛给我当头一棒，打得我头昏眼花，浑身打战，五八年因为一篇批评法斯特的文章我主动地写过两次检查。为了庆祝建国十周年，人民文学出版社约我编辑《巴金选集》。责任编辑看了全稿，还希望我写一篇表态的前言后记。我不想写，却又不能不写。在《文艺报》上发表的《法斯特的悲剧》记忆犹新。我战战兢兢，仿佛大祸就要临头，一方面挖空心思用自责的文字保护自己，另一方面又小心翼翼不让自己的怨气在字里行间流露。后记写成，我把它寄给出版社，算是完成了任务。没有想到不久曹禺经过上海，到我家来，看了我这篇后记的底稿，认为它“并不是心平气和地写出来的”，说是我有委屈，他回到北京便对荃麟同志讲了。荃麟和曹禺一样，不赞成用这后记，他们都认为“不大妥当”。他后来征得我的同意，就让出版社取消了它，改用一篇出版说明。荃麟当时是中国作协的党组书记，我感谢他对我的关心，不过我也有我的想法，既然写出来了，表一表态也没有害处。
　　这些年运动一直不断，日子不会好过，我把抽出的后记保留下来，我想会用得着它，不久我便摘出一部分作为散文《我的幼年》的脚注塞进我的《文集》第十卷。《南国的梦》的脚注中引用的几句话也是从那篇后记中摘录下来的。这是一九五九年的事，十九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又约我编辑《选集》，那篇难忘的后记在我享受抄家的“政治待遇”后十一年又回到我的手边，我无意间翻出它，重读一遍，略加删改，就放在新的《选集》里面。我什么话也没有讲，我心里却想着一个朋友。在姚文元一伙人围攻我的时候，他安慰过我。可是在“文革”发动以前，一九六四年底他就因所谓“中间人物论”受到了严厉的批判，我在全国人代会上见过他一面，是那样瘦弱，那样严肃，我希望他早日度过难关，却想不到问题越来越多，形势越来越坏，他居然给关进监牢，而且死在狱中。他为了说服我同意抽去后记，跟我谈了一个多小时。我在新版《选集》中又采用那篇后记不仅是为了解剖自己，也是在纪念这位敬爱的亡友。我不想保全自己，也用不着编造假话。形势改变，我不再整天战战栗栗地念着“臣罪当诛”，等待死亡，我又能用自己的脑筋思考了。
　　因此再一次请求那位朋友的朋友的原谅，将来如果有机会重佣南国的梦》，我还想保留一九五九年加上的脚注，我也许没有精力更深地挖自己的心，但是我觉得解剖自己还远远不够彻底。我说一九四七年再看见非英，对他的看法“已经改变”，并不是在他蒙冤的时候向他投掷石块，也没有人逼着我发表文章跟他“划清界限”。而且经过八年抗战我自己也有改变。但这些改变并未减少我对非英的敬爱。只是全国解放以后，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一次接一次的学习仿佛把我放进一个大炉子烘烤，一切胡思乱想都光了，只剩下一个皮包骨的自己。我紧张，我惶恐，我只有一个念头：要活下去。不过我并未想过不惜任何代价，我并不那样重视生命。然而我们中国人有一种长处：生命力很强。我居然经过十年东方式的残酷的折磨而活了下来。我也有了用苦行打动人心的经历，我走出了地狱回到人间。我又想起了我的朋友叶非英。他为什么不能活到现在？他在什么地方？
　　三
　　现在回到叶非英的事情上来。我第一次看见他，是在一九三○年秋天。当时我的朋友吴克刚在泉州黎明高中做校长，约我到那边去过暑假。学校利用了武庙的旧址，我住在楼上吴的寝室里，外面有一个小小的凉台，每天晚饭后我常常和三四位朋友在那里闲聊。吴校长起初同我在一起，他喜欢高谈阔论，可是不久他患病住进医院，就由朋友陈范予帮忙他照料学校。非英是范予的好友，我在武庙里先认识范予，过三天非英从广州来，我也认识了他。他是一个数学教员，喜欢同年轻学生交谈，对文学似乎并无特殊兴趣。这一年我同他接触的机会不多。他也不常到凉台上来。我看见他的时候，他总是穿蓝色西装上衣和翻领白衬衫，他给我的印象是服装干净整齐。
　　过了将近两年，一个在泉州搞养蜂事业的朋友到上海来，遇见我，约我再去那里看看，我便同他去了。我们旅行非常简单，坐船到厦门，买一张统舱票，带一张帆布床睡在甲板上，然后搭长途汽车到泉州。这样来来往往，毫无麻烦，也用不着事先通知朋友。
　　到了泉州在养蜂朋友家里休息一会，吃过晚饭我就去找叶非英。我没有先去武庙，我的几个朋友都不在那里了。非英的学校在文庙，我上次在泉州不曾去过平民中学，当时非英也只是一个兼课教员，现在他作了这个学校的主持人。我看见他那微驼的背，他那凹进去的两边脸颊，他那一头乱发，还有他那一身肮脏的灰布学生服。他瘦多了，老多了。学校办得有生气，这成绩是他的健康换来的。拿我的生活同他的相比较，我不能不佩服他。
　　在他的房里搭一张帆布床，我同他住在一起，我们却少有时间交谈，白天他忙，晚上虽然蚊子多，他却睡得很好。他太疲劳，倒在床上就打呼噜。其实我不是来采访，不需要记录什么，我只是在旁边看他如何生活，如何工作。对他的所作所为，我只找到一个解释：都是为了学校和学生。有时我从别的朋友那里知道一些他的事情：但总是苦行一类，讲话人一方面称赞他，另一方面又带了点批评的口气，我们都担心过度的工作会弄坏他的身体。他患痔疮，又不认真治疗，听说他每次大便后总要躺一两个小时才能够工作。我提醒他注意身体，我劝他放下工作休息一两个月，他只是笑笑，说是时间不多了，说是学生们需要他。
　　我不能做任何事情减轻他的工作负担。我又不愿意照他那种方式生活。这一次我在泉州住了十天光景。经过十天的接触，我们成了谈话毫无顾虑的朋友，但还不能说是互相了解。对他的苦行我表示充分的敬意。他希望我带点书给学校，我捐了两箱书给他们送去。为学校我就只做过这件小事。当时我有不少的朋友，又有许多杂事，常常办了这一件，就忘了那一件，人不在泉州，心上学校的影子就渐渐淡了。
　　又过了一年，我第三次去泉州，是和西江乡村师范的陈洪有同去的。这次我也只停留了一个多星期，不过同非英谈话的时间多一些。学校又有了发展，但他的健康更差了。我劝他治病，先治好痔疮再说。他却认为工作更重要，应当多做工作。我并不完全同意他的主张，不过他那种“殉道者”的精神使我相当感动，因为我自己缺乏这精神，而且我常常责备自己是“说空话的人。”我总是这样想：从事文化建设的工作，要有水滴石穿数十年如一日的决心，单靠“拚搏”是不够的。
　　洪有陪我在广东乡村旅行了一个多月，然后我和中山大学教授朱洗夫妇同船回上海。经过厦门船停在海中，两个朋友从泉州赶来同我见面，我们坐划子到鼓浪屿登上日光岩，眺望美丽的海，畅谈南国的梦。分别的时候我还把未用完的旅费拿出来托他们转交给非英，请他一定治玻我说：“这是一个关心他的朋友对他的一点敬意。”回到上海不久我得到他的信，他把钱用来帮助了一个贫苦的学生。第二年听说他带了二十几个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
　　一九三五年我在日本东京又听说他第二次带学生到北方徒步旅行。这不是在摧残自己吗？后来我回国，他也从北方旅行回来经过上海，在闲谈中他流露出他感到疲乏、身体有点支持不住的意思。我劝他留在上海治病，他还是同学生们一起走了。我不能说服他，他总是表示要尽可能多做事情。他常说：“时间不多。”我们的分歧似乎就是我多说空话，他多干实事。而且我越来越不赞成吃苦拚命的做法。我佩服他，但是我不想学习他，我因为自己讲空话感到苦恼，可是我缺少愚公移山的精神。
　　一九四七年他来上海，在我家里住过一两夜，我们谈得不少，可是还保留着一些分歧。他回家州后给我来过一封信，记得信里有这样的话：“我并没有大的希求，我一向是小事业主义者，我只想我们应设法努力多做点好事。”除了教书办学校，他还想办小刊物，印书……四全国解放后我忙着“改造思想”，跟多数朋友断了联系，仿佛听说非英、洪有都在广州教书，而且都参加了民主同盟，我一九五五年去印度开会，经广州去香港，也不曾打听他们的消息，我应该承认生活的经验使我懂得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了。
　　一九六二年我和萧珊在广州过春节，洪有到宾馆来找我们，他讲起五十年代发生的事情，我才知道非英已经死亡。他死在劳役中，而且不曾摘掉右派帽子。
　　怎么办呢？我叹了一口气，这个热爱教育事业，喜欢接近学生的数学教员没有家，没有孩子，关于他的不幸的遭遇，关于他最后的结论，没有人出来过问，也没有人讲得出具体的情况。洪有知道的就只有那么一点点。
　　一九六二年上半年，我四周一片阳光，到处听见“发扬民主，加强团结”的歌声，我心情舒畅地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作了《作家的勇气和责任心》的发言。当时我洋洋得意，以为自己讲出了心里话，没有想到过了不多久上面又大抓阶级斗争，从此我背上一个沉重的精神包袱，一直到“文革”。我和洪有在广州见面正是在充满希望的最好时候，可是我们没有想到为亡友做一件事情，当时也不可能为没有摘帽的右派分子做任何事情，以后大抓阶级斗争，大树个人迷信，终于在我们国家开始了有中国特色的黑暗时代，我看见了用中国人民的鲜血绘成的无比残酷的地狱。
　　五
　　辩证法并没有欺骗我们，黑暗到了尽头，光明就在前面。
　　“四人帮”爬到权力的峰顶，便滚了下来。他们把别人关进监牢，最后他们也让别人关进牢去。我们历史上最大的冤案由于可怕的“十年浩劫”终于见到了天日。
　　错划了的右派分子也得到改正了。什么漏网右派，什么摘帽右派，什么帽子让别人拿在手里的右派，什么戴着帽子进棺林的死硬右派，等等等等。右派分类学有了这样创造性的大发展之后，大家不得不承认一个新的事实：那么多、那么多的人给错划成了右派。于是不得不一件冤案一件冤案地平反昭雪。
　　关于反右、划右、平反、改正的长过程我也知道一些；但是我不想在这里多讲了。为了保护自己我也曾努力扮演反右战士的角色，我不敢站出来替那些受害者讲一句公道话。帽子是别人给受害者戴上的，污水是别人泼到受害者身上的，“解铃还是系铃人”。这是历史的报复，也是历史的惩罚。即使在孤寂地死去的叶非英的身上也不会有例外。
　　我在病中接到广东朋友陈洪有兄的来信，谈起叶非英的事情，他说：“我是五○年一月回广州的，非英兄继续办新民中学，我也在学校同住了半年，五○年间非英和我一同参加民盟，不久非英兄被选为广州市越秀区人民代表，我也参加南方大学和土改离开新民中学。五三年新民中学改为十四中学，非英兄成为十四中学教师。我在土改结束后转到十三中学，直到反右斗争时，一个干部问我：‘叶非英在反右斗争中表现怎样？’我说：‘叶非英很沉着，少讲话。’那干部说：‘少讲话，也还是右派。’后来我才听说各单位划右派有一定的指标，凡在指标内的人，不管你多讲话少发言，都不能逃脱右派的帽子。一九五八年我们都去农场劳动，每逢例假回广州，我没有一次见到非英兄，听说他划为极右，在石井劳教场劳动，例假也不能出来。后来听说非英兄不幸死在石井劳教常有一天我遇见一个与非英兄同在劳教场劳动的熟人，据说：非英兄劳动认真，有人劝他说：‘粮食不够，吃不饱，身体虚弱，你还这样卖力气去劳动，不怕送老命么？’叶说：‘死了，就算了。’六○——六一年困难时期粮食欠缺，特别是下去劳动的人经常吃不饱，不得不煮地瓜藤吃。那是喂猪的饲料，饿得发慌的人不得不以猪食充饥，我也吃过无数次，幸而我的身体底子好，没有发玻非英体弱，有一次吃薯藤，发病泻肚，没有及时医治，就这样地在五十几岁离开人世了。”
　　洪有的信中还讲到给非英平反的经过。人死了，是非却并未消亡，他没有家，没有子女，过去的学生和朋友却不曾忘记他。泉州友人写信给广州市教育局要求落实政策，没有消息。广东朋友找民盟广州市委出面交涉，“要求教育局为叶非英平反”。洪有信中还说：“教育局说市公安局定叶非英为反革命。我追问：‘罪名是什么？’回答是：‘无政府主义反革命分子。’我对盟组织说：‘据我所知，肃反条例并没有这一条’。盟组织也说‘没有’。我要求盟组织据理力争，一九八三年五月三十日教育局复函给广州市民盟说：‘关于原广州市第十四中学叶非英同志的问题最近经我局党委复查，广州市公安局批准，撤销广州市公安局一九五八年七月十九日对叶非英同志以历史反革命论处送劳动教养的决定。广州市十四中学已将复查结果通知叶的亲属。’……”还有一个五十年代初期在广州工作的福建朋友也来信讲起非英当时在广州的情况，信中说：“由于他的教龄长，工资也较高，然而他无论住的、吃的、穿的，还是和过去一样简朴。他和学校的单身教师住在一起，他睡一张单人小床，盖的垫的都是旧棉被和旧棉絮。他自己说，这已经比过去好多了。他在学校里主要担任数学课，据说在附近几所中学里他的教学成绩是比较优异的。有个星期天我们去看他，在学校门口遇见，他正要去学生家里给学生辅导几何课。……这以后我们才知道。节假日不只是学生找他补习，更多是他走访学生家庭，给学生辅导功课。他无所谓休息，走出教室就算休息了。”
　　叶非英同志的问题已经到了盖棺论定的时候了。他活着，没有人称他同志；他含冤死去，没有人替他讲一句公道话。他宣传过无政府主义，翻印过我年轻时候写的小册子，我翻译的克鲁泡特金的几部著作可能对他有大的影响，因此我几次执笔想为他雪冤总感到踌躇，我害怕引火烧身。这一则“随想”写了好几个月还不成篇。病中无眠，经常看见那张瘦脸，我不能不又想到他的无私的苦行。他的一生是只有付出、没有收入的一生，将心比心，我感到十分惭愧。我没有资格批评他。他不是一个讲空话的人。甚至在三年灾害时期、条件差、吃不饱的时候，他还卖力气劳动，终于把生命献给他的祖国和他的人民。
　　“死了，就算了。”他没有说过一句漂亮的话。关于他的死我又能说什么呢？我翻读洪有的旧信，始终忘不了这样一句：“在那时候，在那样的环境里死一个人不如一条畜生。”我想说：“我比非英幸运，我进了牛棚，却不曾像畜生那样地死去。”我还想说：“一个中国人什么时候都要想到自己是一个人，人。”
　　怀念方令孺大姐
　　最近去杭州住了六天，几乎天天下雨，我不常出外，也很少伏案写作。我住在招待所的二楼，或者在阳台上散步；或者长久地坐在沙发上闭目养神；或者站在廊前，两只胳膊压着栏杆，隔着里西湖眺望白堤。白堤是我熟悉的，但这样看白堤在我还是第一次。那么多的人鱼贯而行，脚步不停，我仿佛在看皮影戏。颜色鲜明的公共汽车，杨柳的新绿和桃花的浅红，都在那幅幕布上现了出来。
　　我记起来了：十六年前也是在这个时候，我和萧珊买了回上海的车票、动身去车站之前，匆匆赶到白堤走了一大段路，为了看一树桃花和一株杨柳的美景，桃花和杨柳都比现在的高大得多。树让挖掉了，又给种起来，它们仍然长得好。
　　可是萧珊，她不会再走上白堤了。
　　我哪里有心思游山玩水？。游山玩水，那里三十年代的事情，从一九三○年到一九三七年，我几乎每年都去杭州，我们习惯在清明前后游西湖，有一两年春秋雨季都去，每次不过三四天，大家喜欢登山走路，不论天晴下雨，早晨离开湖滨的旅馆，总要不停步地走到黄昏，随身只带一点干粮，一路上有说有笑。同游的人常有变更，但习惯和兴致始终不改。
　　南高峰、北高峰、玉皇山、五云山、龙井、虎跑、六桥、三竺仿佛是永远走不完、也走不厌似的。那个时候我们好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和感情。我还记得就是在沿着九溪十八涧走回湖滨的蜿蜒的小路上，陆蠡、丽尼和我在谈笑中决定了三个人分译屠格涅夫六部长篇小说的计划。我们都践了诺言，陆蠡最先交出译稿，我的译文出版最迟。陆蠡死在日本侵略军的宪兵队里，丽尼则把生命交给自己的同胞。当时同游的法国文学研究者和翻译家黎烈文后来贫困地病死在台北。我再也见不到他们了。
　　六十年代中从六○年到六六年我每年都到杭州，但是我已经没有登山的兴趣了。我也无心寻找故人的脚迹，头一年我常常一个人租船游湖，或者泡一杯茶在湖滨坐一两个小时，在西湖我开始感到了寂寞。后来的几年我就拉萧珊同去，有时还有二三朋友同行，不再是美丽的风景吸引着我，我们只是为了报答一位朋友的友情。一连几年都是方令孺大姐在杭州车站迎接我们，过四五天仍然是她在月台上挥手送我们回上海。每年清明前后不去杭州，我总感觉得好像缺少了什么。
　　同方令孺大姐在一起，我们也只是谈一些彼此的近况，去几处走不厌的地方（例如灵隐、虎跑或者九溪吧），喝两杯用泉水沏的清茶。谈谈、走走、坐坐，过得十分平淡，现在回想起来，也没有什么值得提说的事情，但是我确实感到了友情的温暖。
　　友情有多种多样。“温暖”两个字用得太多了，说不清楚究竟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我当时仿佛在冬天早晨晒太阳心里暖和，无忧无虑，无拘无束，我感到轻松而舒适；我又像在一位和睦家庭中的长姐面前，可以随心谈话，用不着戒备。
　　令孺同志大我八岁，比萧珊大得更多，我们虽然尊她为大姐，她却比我更多小孩脾气。我对她的了解是逐渐加深的。但有一点我的看法始终未变：她是一个十分善良的人。
　　我现在说不清楚我在什么时候认识她。我先读到她的文章，在我编辑的《文学丛刊》第七集中有一本她的散文集《信》，是靳以介绍给我的。文章并没有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我隐约记得一位善良的女诗人在吐露她的胸怀，她苦闷，彷徨，追求，但我认识她的时候连这个印象也淡化到没有了，教授代替了诗人。我看见她不用说是在靳以的家里，他们同在复旦大学教书，都住在重庆北碚的夏坝。我同她交谈不多，只是觉得她是一个容易接近的知识分子。她同靳以已经很熟了。
　　她在方家排行第九，侄儿侄女不少，一般熟人都称她“九姑”，靳以也这样称呼她。我跟她相熟，却是解放以后的事。
　　一九五一年第三季度我和靳以还有令孺大姐三个人参加了老根据地访问团华东分团，一起去过沂蒙山区。后来我们又到苏北的扬州和盐城，这样我和她就熟起来了。但是关于她的过去，我知道很少，我向来就不注意朋友们的身世，我想了解的常常是人们的精神世界和真实感情。无怪乎在“文革”期间我经常受到向我“外调”的人的训斥：交朋友不调查别人的出身和成份。我不能满足“外调者”的要求，因为我只能谈个人的印象。关于方令孺大姐，似乎没有人来找我调查过她的情况，倘使别人向我问起，我就会说：解放后她不再彷徨、苦闷；虽然吃力，她始终慢慢地在改造的道路上前进。我还记得我们在山东乡下访问时，她和一位女同志住在农民家里，旁边放着一副空棺材，她也能愉快地住几天。我们一起活动了不到两个月，她留给我的印象除了“善良”外，还加上一个“坦白”。这以后我也习惯像靳以那样用“九姑”称呼她了。
　　回到上海我们少有见面的机会，大家似乎都很忙，又很紧张，却又没有做出什么成绩。在北京开会，我倒遇见她几次，忽然听说她要给调到杭州担任浙江省文联主席，她自己下不了决心。我当面问她，她说在复旦大学她有不少熟人，在杭州除了女儿女婿外，单位里都是生人，前任文联主席又是犯了错误给撤职的。换一个新环境她有些害怕。我相信她会去杭州，用不着我给她打气，我也不曾到复旦宿舍去看她。一九五九年我和萧珊去新安江参观，这是解放后我们第一次去杭州在那里同她相聚，真像见到亲人一样。她老了些，身体不大好，常常想念上海的朋友，几次讲到她的寂寞。第二年五月我又去杭州，她却到北京治病去了。我这次去杭州是为了写一篇发言稿，大约在两个月以后第三次全国文代会要在北京召开，文联的同志们要我在会上讲话。我不知道该从哪里讲起，拿起笔一个字也写不出，只好躲到杭州，在西湖的确没有干扰，可以说我不曾遇到一个熟人。虽然有那样多的时间，可是我坐在书桌前，写不上十个字就涂掉，然后好像自来水笔有千斤重，我动不了它。这样的经验那些年我太熟悉了。有时写作甚至成了苦刑，我常常想：我“才颈了。坐在房间里我感到烦躁，就索性丢开笔出去看看走走，有时在湖滨走两三个小时，有时在西山公园的竹亭里坐一个上午，只是望着熟悉的西湖的景色，我什么也不想。我住过三个招待所，挨了若干日子，最后在花港写完了我那篇发言稿，标题是《文学要跑在时代的前头》。我在文代会上读它的时候仿佛它是一气呵成似的，其实为了那些“豪言壮语”，我花费了多少天的苦思苦想。
　　一九六一年访问日本回来，六月初我又去西湖。我需要交出第一篇访日文章，在上海连静坐拿笔的工夫也没有，我只好又逃到杭州，还是在花港招待所里完成了任务。我写了几篇散文，还写了短篇小说，因为我有真实感情和创作欲望，我在写我想写的作品。我这次大约住了三个星期，招待所里还有一位朋友，他比我早来，也是来写作的。每天吃过晚饭，我和他一起散步，常常走到盖叫天老人的墓道才折回去。马路上几乎没有行人，光线十分柔和，我们走在绿树丛中，夜渐渐地在我们四周撒下网来。我忘不了这样愉快的散步。盖老当时还活着，他经营自己的生圹好多年了。有一次时间早一点，我走进墓道登上台阶到了墓前，石凳上竟然坐着盖老本人，那么康健，那么英武，那么满意地看刻着他大名的红字墓碑，看坡下的景色，仿佛这里就是他的家，他同我谈话好像在自己家里接待客人。我们一路走下去，亲切地握手告别。这就是我最后一次同他交谈，五年后一九六六年七月底我到西湖参加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听人说盖老已经靠边受批斗，我也不便多问。在我自己给当作罪人关进牛棚之后听到小道消息：盖老给迫害致死。连八旬老人也遭受酷刑，我当时还不肯相信，若干年后才知道真实情况比人们传闻的可怕得多。不用说他无法睡在自己苦心经营的坟墓里面，连墓道，连牌坊，连生扩，连石桌石凳全化作尘土了。然而刻在石牌坊上的那副对联还经常出现在我的眼前：“英名盖世三岔口，杰作惊天十字坡。”优美的艺术绝不是任何暴力所能抹煞的。
　　我记不清楚是不是九姑和我同去看盖老的生圹，当时她已回到杭州，因为天热，她很少出来。我和那个朋友到过白乐桥她那非常幽静的住处，门前淙淙的溪水，院子里一株高大的银杏，我们在窗下阶前融洽地谈了两三个小时。另一天下午我们三个人又在灵隐寺前飞来峰下凉亭里坐了一个下午。我们谈得少，我拿着茶杯，感到时间慢慢地在身边过去，我有一种无忧无虑的幸福感觉。但是同她分别的时候我忽然觉得她还是想回上海，在这里她感到寂寞。我和朋友从灵隐送她走回白乐桥，她对我们频频挥手，那么善良的笑脸，多么真诚，又多么孤寂埃第二年年初我们五六个人从广州到海南岛参观，坐一部旅行车在全岛绕了一周，九姑也在里面。接着她又和我全家在广州过春节，看花市，她很兴奋地写诗词歌颂当时的见闻。
　　我还记得，我们在海口市招待所里等待回湛江的飞机，已经等了两天，大家感到不耐烦，晚饭后闲谈中她谈起了自己的身世，谈了一个多钟头。想不到她的生活道路上有那样多的荆棘，她既困难又坚决地冲出了旧家庭的樊笼，抛弃了富家少奶奶的豪华生活，追求知识，自食其力，要做到她自己所说的那样“创造一个新的世界，新的人生”，做“一个真实的人”。那些坚持斗争的日子。倘使得不到自由，她就会病死在家中。她没有屈服，终于离开了那个富裕的家。她谈得很朴素，就像在谈很远、很远的事情，的确是多年前的事了，但是她还不能没有激动，她说不久前在一次学习会上她谈了自己的过去，会后一位同事告诉她，以前总以为她是一帆风顺、养尊处优的旧知识分子，现在才知道她也经历过艰巨的斗争，对她有了更多的理解了。我说的确是这样，我从前也听见人说，她孤独、清高，爱穿一身黑衣服，一个人关在屋子里，不然就孤单地在院子里走来走去。她笑了。她那样的人在旧社会怎么不被人误解呢？她哪里是喜欢孤独？那那颗热烈的心多么需要人间的温暖。
　　这以后她和我一家的往来更加密切了。我们的两个孩子都喜欢她。我们和她在黄山度过一段时间，也同在从化洗过温泉。一年中间我们和她总要见面两三次，书信的来往更是频繁，她喜欢读萧珊的信，也写了不少的信给她。一九六六年年初她来上海，同上海的亲友们一起欢度了她的七十大庆。
　　这一次我们和她无忧无虑地相聚了几天。我还兴奋地说十年后要到西湖庆祝她的八十生日。其实说无忧无虑，也得打个折扣，因为上海的作家已经开始学习姚文元的《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我每个星期六下午要去文艺会堂参加学习会，有一回姚文元眉飞色舞地鼓励大家“畅所欲言”，看见他口沫四溅，手舞足蹈，我觉得我的上空乌云正在聚拢，一阵暴雨就要倾注下来。九姑虽然在上海待得不久，可是她主动地要求参加我们的学习会。我笑着夸她“学习积极”。她说她来“取经”，回去也可能要搞同样的学习，我才看出来她也有点紧张。这年清明前后我和萧珊并没有去西湖看望九姑，她已经和几个同事匆匆赶去北京开会。形势越来越紧，连萧珊也参加了“四清”工作队到铜厂去了。
　　九姑从北京回来，仍然经过上海，我记得她在招待所住了三几天，我还听见她夸奖萧珊参加工作队有了很大的进步。
　　她不曾谈起在北京开会的情况。但是连郭老也公开表示他的著作应当全部烧毁，他本人愿意到生活里去滚一身泥巴。因此一位写诗的朋友也诚恳地劝我表态，我接着就在学习会上承认我写的全是毒草。这样完全否定了自己，我并不感到痛苦，反而感到轻松，心想总可以混过一些时候了。一个接一个的运动仿佛把人的脑子磨练得非常敏感，其实它反倒给磨得十分迟钝。那几个月我的精神状态和思想感情就是这样。我好像十分害怕，又仿佛毫不在乎。我到北站送九姑上车，朝着缓缓移动的车箱内的长姐似的和善面颜不住地摇手，我没有想到这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但是我有一种感觉：我们没有雨具，怎么挡得住可能落下的倾盆大雨。“我们”不单是指我，不单是指九姑，还有许多同命运的人。
　　大约过了两个多月，我意外地到了杭州。我去参加前面提到过的亚非作家“湖上大联欢”。我从北京到武汉再转到杭州，分三路参观的亚非作家们将在杭州会合。作为中国代表团的副团长我和一些工作同志，先去西湖，同当地的作家进行联系。我以为九姑会出来接待远方的客人，可是在这里连一个文联或者作协分会的熟人也看不到。说是都有问题，都不能出来。我不敢往下问，害怕会听到更可怕的消息，反正有一位省文化局长就可以体现我们灿烂的文化了。离开杭州的前夕，一位菲律宾诗人问我为什么在这山清水秀、风景如画的地方看不到诗人和作家？我吞吞吐吐，答不出来。回到上海，送走了外宾，我自己也受到围攻，不能出来了。
　　现在回想起来我还有似梦非梦的感觉，当时也是如此，我总以为不是真的。但是事情一件一件地来了，抄家，强迫劳动，一夜之间成为贱民……等等。我的女儿在家里待不下去，她和同学们一起出去串连，经过杭州，她去看望了九姑，九姑接待了她，还借给她零用钱。那是十一月底的事，九姑虽然靠边，却未受到隔离审查，还留我女儿在白乐桥家中住了一晚。据说黄山宾馆的服务员揭发她在黄山用牛奶洗澡，九姑非常愤慨。一九六一年我们在黄山过暑假，后来萧珊带着孩子来了，住在半山的紫云楼，黄山宾馆就在紫云楼下面，我们每天都要去看九姑。那里并不豪华，九姑也没有受过特殊的待遇。清早我们都喝豆浆，谁也不曾见过牛奶。但是对运动中的所谓揭发，我们都有一些体会，上面要什么，下面就有什么。年轻时候看旧小说，我总是不懂“莫须有”三字怎么可能构成天大的罪名，现在完全明白了。十年浩劫中来了一个封建文物大展览，大家都“深受教育”。大约在第二年十月造反派在上海作协分会旧址批斗前宣传部长石西民，我也给揪去陪斗。在会上杭州来的造反派发言要石西民交代将方令孺拉进党内的“罪行”。石西民没有正面回答。我替九姑担心，可是以后我也不曾得到什么不祥的消息。
　　一九七四年五月我的女婿到杭州工作，我要他去看望九姑，他找到了她。她仍然住在原来的地方，只是屋子减少了，只剩了一间。她已经七十八岁，她的女婿死了，女儿身体又不好，很少有人理她。她很寂寞，有时盼望我女婿去陪她打扑克。她给我来过信，可是我的问题并未彻底解决，不便经常给她去信。再过一年半，我的情况仍然没有改变，我的命运还是给捏在“四人帮”的爪牙的手里，我的女儿也去了杭州。她也去过白乐桥。她和她的爱人给八十岁老太太的孤寂生活中带去一点温暖和安慰，但是他们除了工作和学习，还有自己的活动，还要参加搞不完的批这批那的运动，哪里能经常去看望她？。
　　一九七六年九月底我女儿女婿回上海过国庆，我问起九姑的情况，我女儿说她患肺炎住在医院里，他们去看过她，她已经认不出他们。节后他们回到杭州就给我寄来方令孺同志追悼会报道的剪报，原来我们谈论她的时候，她已经不在人间。
　　九姑活过了八十，不算短寿。在靠边期间她还下过水田劳动，经受了考验，也终于得到了“解放”。但是她没有能充分地利用她的生命和才华，她不能死而无憾。更令人感到遗憾的是只差十多天的时间，她没有能看到“四人帮”的覆灭。
　　“四人帮”垮台后我两次去西湖，都没有到她的墓前献花，因为这样的墓是不存在的。我知道有骨灰盒，但骨灰盒还不如心上的祭坛，在我的心上那位正直、善良的女诗人的纪念永远不会褪色。我两次经过白乐桥，都是坐在车子里匆匆地过去，眼前一片绿色，什么也没有看清楚，可是我眼里有一位老太太拄着手杖带笑地不断挥手。
　　离开杭州我就去北京参加茅盾同志的追悼会。
　　在人民大会堂新疆厅里休息，我坐在丁玲同志旁边。她忽然对我说：“我忘记不了一个人：方令孺。她在我困难的时候，主动地来找我，表示愿意帮忙。我当时不敢相信她，她来过几次，还说：‘我实在同情你们，尊敬你们……’她真是个好人。”我感谢丁玲同志讲了这样的话。九姑自己没有谈过三十年代的这件事情。
　　
　　第九辑：十年一梦
　　二十年前
　　天热不能工作，我常常坐在藤椅上苦思。脑子不肯休息，我却奈何不得。
　　“文革”发动到现在整整二十年了。这是我后半生中一件大事，忘记不了，不能不让它在脑子里转来转去，因此这些天我满脑子都是二十年前的事情。前些时候我回忆了第二次住院初期的那一段生活，仿佛重温旧梦，又像有人在我面前敲警钟。旧梦也罢，警钟也罢，总有一点隔岸观火的感觉。不像刑场陪绑，浑身战栗，人人自危，只求活命，为了保全自己，不惜出卖别人，出卖一切美好的事物。那种日子。那种生活。那种人与人之间的关系。真是一片黑暗，就像在地狱里服刑。我奇怪当时我喝了什么样的迷魂汤，会举起双手，高呼打倒自己，甘心认罪，让人夺去做人的权利。
　　我不是在讲梦话，一九六六年我的确做过这样的事情。迷魂汤在我身上起过十年的作用。在一九八三年它还想再一次把我引入梦境，但是用惯了的魔法已经失去迷魂的力量，我说：“我要睁大两只眼睛，看你怎样卷土重来。”结果过去的还不是终于过去。我才懂得维护自己权利的人不会被神仙、皇帝和救世主吞掉，因为世界上并没有神仙、皇帝和救世主。事情就是这样：十岁以前我相信鬼，我害怕鬼，听见人讲鬼故事就想到人死后要经过十座阎王殿，受拷问，受苦刑，我吓得不得了。不但自己害怕，别人还拿各种传说和各样图画来吓唬我。那些时候我整天战战兢兢，抬不起头，的确感到“没劲”。后来不知道怎样，我渐渐地看出那些拿鬼故事吓唬我的人自己并不信鬼，我的信仰便逐渐消失，终于完全消失，到十五岁的时候可以说，我完全不信鬼了。而且说也奇怪，从此连鬼影也看不见了。
　　今天回想起二十年前的旧事，我不能不发生一个疑问：“要是那个时候我没有喝迷魂汤又怎么样？”我找到的回答是：倘使大家都未喝过迷魂汤，我们可以免掉一场空前的大灾难；倘使只有少数几个人“清醒”，我可能像叶以群、老舍、傅雷那样走向悲剧的死亡。在“文革”受害者中间我只提到三位亡友的名字。因为他们是在这次所谓“革命”中最先为他们所爱的社会交出生命的人。但是他们每一个都留下不少的作品，让子孙后代懂得怎样爱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人民。当时大家都像发了疯一样，看见一个熟人从高楼跳下，毫无同情，反而开会批斗，高呼口号，用恶毒的言词攻击死者。再回顾我自己的言行。我出席了那次作家协会分会召开的批判大会。
　　这年六月初，我因参加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在北京等地待了两个月，七月底才由杭州回到上海，八月初在上海送走外宾，然后回机关参加“运动”。我在作协分会一向只是挂名，从不上班。这次的运动称为“大革命”，来势很猛，看形势我也知道自己“在劫难逃”，因为全国作家大半靠边，亚非客人在西湖活动三天，却不见一位当地作家出来接待，几位北京来的熟人在上海机场告别时，都暗示不知什么时候再见，连曹禺也是这样。我看见他们上了飞机，忽然感到十分孤独，我知道自己无路可走了，内心空虚得很。
　　解放后虽然学习不断，运动不停，然而参加“文革”这样的“运动”我一点经验也没有。回到机关我才知道给编在创作组里学习。机关的“运动”由上面指定的几人小组领导。
　　创作组组长是一位工人作家，有一点名气，以前看见我还客客气气地打招呼，现在见面几次，非常冷淡，使我感觉到他要同我“划清界限”了，心里更紧张，可以说是自己已经解除了武装，我们开会的大厅里挂满了大字报，每一张都是杀气腾腾，绝大多数是针对叶以群、孔罗荪两人的，好像全是判决书。也有几张批判我的大字报，讲到一九六二年我在上海二次文代会上的发言，措辞很厉害，我不敢看下去。我走进大厅就仿佛进了阎王殿一样。
　　参加学习后，我每天都去机关开会，起初只是得到通知才去，后来要按时上班，再后便是全天学习，最后就是隔离审查，由人变“牛”。这是我回机关报到时万万想不到的。我七日到组学习，十日下午便在机关参加批判以群的大会，发言人没头没脑地大骂一通，说以群“自绝于人民”，听口气好像以群已经不在人世，可是上月底我还瞥见他坐在这个大厅里埋着头记笔记。总之不管他是死是活，主持大会的几个头头也不向群众作任何解释，反正大家都顺从地举手表示拥护，而且做得慷慨激昂。我坐在大厅里什么也不敢想，只是跟着人们举手，跟着人们连声高呼“打倒叶以群。”我注意的是不要让人们看出我的紧张，不要让人们想起以群是我的朋友。大会连小会开了将近三个半小时，会后出来，一个熟人小声对我说：“不要把以群的消息讲出去。”我打了一个冷噤。她是专业作家，又是党员，最近一直待在上海，一定知道真实情况。
　　晚上我睡前在日记里写了这样一段话：“一点半同萧珊雇三轮车去作协。两点在大厅开全体大会批判叶以群反党反社会主义罪行。四点后休息。分小组开会，对叶以群最后的叛党行为，一致表示极大愤慨。五点半散会。”我动着笔，不加思考，也毫不迟疑，更没有设身处地想一想亡友一家人的处境。我感到疲乏，只求平安过关。一个月后，一天上午我刚刚上班给造反派押着从机关回家，看他们“执行革命行动”。
　　他们搜查了几个小时，带走了几口袋的东西，其中就有这几年的日记。日记在机关里放了将近十一年，不知道什么人在上面划了些红杠杠，但它们终于回到我手边来了。都是我亲笔写的字。为了找寻关于以群死亡的记录，我一页一页地翻着，越看越觉得不是滋味，也越是瞧不起自己。那些年我口口声声“改造自己”，究竟想把自己改造成为什么呢？我不用自己脑筋思考，只是跟着人举手放手，为了保全自己，哪管牺牲朋友？起先打倒别人，后来打倒自己。所以就在这个大厅里不到两个月后，我也跟着人高呼“打倒反党反社会主义分子巴金”了。想想可笑，其实可耻。甚至在我甘心彻底否定自己的时候，我也有两三次自问过：我们的文化传统到哪里去了？我们究竟有没有友情？我们究竟要不要真实？为什么人们不先弄清是非，然后出来表态？不用说我不会得到答复。今天我也常问：为什么那些年冤假错案会那样多？同样也没有人给我回答。但是我脑子比较清醒了。
　　在“文革”期间冤死的我的朋友中，以群是第一个，据说他是在八月二日上午跳楼自杀的。可是一直到今天我还弄不清楚他被迫跳楼的详情。我主持了为他平反昭雪的追悼会，宣读了悼词，我只知道他是让人以“莫须有”的罪名逼死的，但是真实的具体情况，就是说应当由什么人负责，我仍然不很明白，也许我永远不会明白了，因为大家都习惯于“别人说了算”，也从不要求知道真实。我知道以群的死是在他逝世后的一周，知道老舍的“玉碎”却是在他自杀后的一段长时期，知道傅雷的绝笔则是在他辞世后的若干年了。通过十几年后的“傅雷家书墨迹展”，我才看到中国知识分子的正直、善良的心灵，找到了真正的我们的文化传统。“士可杀，不可辱。”今天读傅雷的遗书我还感到一股显示出人的尊严的正气。我常用正直、善良的形容词称赞我的一些朋友，它们差不多成了我的口头禅，但是用在每一位亡友的身上，它们放射出一种独特的光芒。在“文革”中冤死的知识分子何止千万，他们树立了一个批判活命哲学的榜样。我记得在反右时期还写过文章批驳“不可辱论”，我赞成打掉知识分子的架子和面子。我写这种文章其实也是为了活命。当时我就在想：人要是不顾全面子，那么在生死关头，什么事都干得出来。天保佑。我还没有遇到这样的机会，亡友们又接连不断地给我敲响了警钟。
　　以群死了，对罗荪的批判照常进行。机关的革命派动员我写揭发罗荪的材料，创作组的头头也要我写揭发孔和别人的大字报。我不会编造，只能写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革命派不满意，压力越来越大，攻击我的大字报渐渐地多了起来。
　　作家中王西彦是最先给“抛”出来的。他自己后来说：“我一觉醒来，才知道已经给市长点了名成了反革命。”吴强和魏金枝先后被赶出创作组，师陀接着也靠了边。我还在挣扎，有一天上午我去机关，创作组只到了柯灵、白危和我三个，有人告诉我们，别人都有事，要我们到资料室找个地方自学。以后我们三个人，就脱离了创作组在资料室二楼自学。说是自学，也无非写点交待检查罢了。形势越来越紧，我也看得出来对我的包围圈越来越缩小，但是我还在安慰自己：组织上对待我跟对待师陀他们还是有区别的。他们学习的地方在食堂，每天还得做点轻微的劳动。但是过了几天柯灵就给电影厂揪走了。只有白危和我还在资料室学习。到九月初有人（一位工人作家）来通知我，说我态度不老实，革命群众要对我采取行动，于是开始了第一次的抄家，这次抄家从上午抄到下午，连吃中饭的时间在内，大约有六七个小时（来抄家的革命派也在我们家吃饭，饭菜由里委会送来）。后来听人说这次抄家还是保护性的抄家，上面叫多带些封条来。原来还有所谓“毁灭性的抄家”，就是将你家里一切坛坛罐罐全部砸光，或者叫你扫地出门。我们机关害怕外面有人“乘火打劫”，或者搞“毁灭性的抄家”，便先动手将我的书橱全部贴上封条，把重要的东西完全带走。临走时革命派还贴了一张揭发我的罪行的大字报在我家门廊的入口处，一位头头威胁地对我说：“你再不老实交待，我们就把大字报贴到大门口，看你以后怎样过日子。”他的意思我很明白，在我的大门口贴上这样一张大字报，过路人都可以进来为所欲为了。我想这一天迟早总会到来的。我对自己不再存什么希望了。
　　然而我还是一天一天地拖下去。我好像已经落水，还想抓住一块希望的木板游到岸边。其实不需要多久我就同孔罗荪、王西彦、吴强、师陀、魏金枝在一起学习，在一起劳动，在一起批斗了，不但跟他们没有区别，而且我的问题越来越严重。有一个时期白天在机关，我一天几次给外地串连的学生叫出去当众自报“罪行”；晚上还要应付一批接一批的在附近的中学生，恳求他们不要撕掉书橱上贴的封条，拿走书或别的东西。有一个时期，我给揪到工厂、农村、学校去游斗，又有一个时期我被带到五七干校去劳动。我和无数的知识分子一样在“牛棚”里待了若干年，最后让“四人帮”的六个爪牙用他们的名义给我戴上无形的“反革命”帽子。这就是文件上所谓“打翻在地，踏上一脚，永世不得翻身”吧。要不是突然出现了奇迹，一夜之间以“旗手”为首的帮伙们全给抓起来，关进牢房，我就真会永远见不了天日了。
　　我不是写小说，也不是写回忆录，并不想在这里多写详情细节。那十年中间每个人都有写不完的惨痛的经历。说惨痛太寻常了，那真是有中国特色的酷刑：上刀山、下油锅以及种种非人类所能忍受的“触皮肉”和“触灵魂”的侮辱和折磨，因为受不了它们多少人死去。想起另外两位在“文革”中逝世的好友陈同生和金仲华，我今天还感到痛心。我六六年开过亚非作家会议回到上海还和他们几次交谈，他们给过我安慰和鼓励。在同一个城市，他们的家离我住处很近，可是我不知道他们死亡的日期。金仲华孤寂地吊死在书房里，住在楼下的八旬老母只听见凳子倒下的响声。陈同生据说伏在煤气灶上死去，因此断定他“自尽身亡”。可是他在隔离审查期间怎么能去开煤气灶？而且他死前不久还写信告诉熟人说明自己绝不自杀。过了十八年，连这件事情也查不清楚，连这个问题也得不到解决，说是为死者平反昭雪，难道不就是让亡灵含恨九泉？。万幸我总算熬过来了。我也曾想到死亡，我也曾感到日子难过，然而在人世间我留恋很多，许多人和事吸引了我的感情。我决定要尽可能地活下去，不能说是争取彻底改造自己，“脱胎换骨，重新作人”，过去我的说法有些夸张，我从小就不喜欢形式主义，我举手高呼“万万岁。”
　　也不过是在保护自己。我们口口声声说是为“新社会”，可是这“新社会”越来越不被我们理解，越来越显得可怕，朋友们一个接一个比我先掉进黑暗的深渊，比我小十三岁的萧珊患癌症得不到及时治疗含着泪跟我分离。
　　整整过了二十年。我也害怕重提叫人心痛肠断的往事。但是二十年来一直没弄清楚的那些疑问，我总得为它们找到一两个解答。否则要是我在泉下遇见萧珊，我用什么话去安慰她？。
　　所以我一直在想，不断地想，我仿佛又给扔在油锅里用烈火煎熬。尽管痛苦难熬，但是在我身上不再有迷魂汤的作用了，虽然记忆力衰退，可我的脑子并不糊涂。我还记得二十年前回到机关参加“运动”。当时我还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我们国家有一部一九五四年的宪法，我的公民的权利应当受到宪法的保障，这宪法是全体代表投票通过的，其中也有我的一票。投票通过宪法之前，全国人民多次讨论它，多次修改它；宪法公布之后，又普遍地宣传它。说是“根本大法”，可是到了它应当发生作用的时候，我们却又找不到它了，仿佛它根本就不存在，或者不中用，连几张大字报也比不上。
　　二十年前我就是这样走进“牛棚”的，宪法已经失踪，人权早被践踏，我高举“红宝书”，朗诵“最高指示”，由人变兽，任人宰割。那些年我受尽侮辱，受够折磨，但我还是不能不责备自己为什么不用脑子思考？。作为知识分子，我的知识表现在什么地方？“四人帮”称我为“反动学术权威”，我唯唯诺诺，早把“学术”抛在脑后了。
　　过去的事也只好让它过去，有人不想旧事重提，有人不能不旧事重提，我属于后者。因为记住过去的教训，我才不怕再次上当。只有承认每个公民的权利，才能理直气壮地保卫自己。没有人愿意在我们国家里再发生一次“文化大革命”，那么让大家都牢牢记住那十年中间出现的大小事情。最好的办法我看只有一个：创办“文革”博物馆。
　　怀念萧珊
　　一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的“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张惨白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她究竟犯了什么罪？她也给关进“牛棚”，挂上“牛鬼”的小牌子，还扫过马路。究竟为什么？理由很简单。她是我的妻子。她患了病，得不到治疗，也因为她是我的妻子。想尽办法一直到逝世前三个星期，靠开后门，她才住进医院。但是癌细胞已经扩散，肠癌变成了肝癌。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在我靠边的几年中间，我所受到的精神折磨她也同样受到。但是我并未挨过打，她却挨了“北京来的红卫兵”的铜头皮带，留在她左眼上的黑圈好几天以后才褪荆她挨打只是为了保护我，她看见那些年轻人深夜闯进来，害怕他们把我揪走，便溜出大门，到对面派出所去，请民警同志出来干预。那里只有一个人值班，不敢管。她当场被他们用铜头皮带狠狠抽了一下，给押了回来，同我一起关在马桶间里。
　　她不仅分担了我的痛苦，还给了我不少的安慰和鼓励。在“四害”横行的时候，我在原单位（作协分会）给人当作“罪人”和“贱民”看待，日子十分难过，有时到晚上九、十点钟才能回家。我进了门看到她的面容，满脑子的乌云都消散了。我有什么委屈、牢骚，都可以向她尽情倾吐。有一个时期我和她每晚临睡前服两粒“眠尔通”才能够闭眼，可是天刚刚发白就都醒了。我唤她，她也唤我。我诉苦般地说：“日子难过埃”她也用同样的声音回答：“日子难过埃”但是她马上加一句：“要坚持下去。”或者再加一句：“坚持就是胜利。”
　　我说“日子难过”，因为在那一段时间里，我每天在“牛棚”里面劳动、学习、写交待、写检查、写思想汇报。任何人都可以责骂我、教训我、指挥我。从外地到作协来串连的人可以随意点名叫我出去“示众”，还要自报罪行。上下班不限时间，由管理“牛棚”的“监督组”随意决定。任何人都可以闯进我家里来，高兴拿什么就拿走什么。这个时候大规模的群众性批斗和电视批斗大会还没有开始，但已经越来越逼近了。
　　她说“日子难过”，因为她给两次揪到机关，靠边劳动，别上“牛鬼蛇神萧珊”的小纸牌，也常常参加陪斗。在淮海中路大批判专栏上张贴着批判我的罪行的大字报，我一家人的名字都给写出来“示众”，不用说“臭婆娘”的大名占着显著的地位。这些文字像虫子一样咬痛她的心。她给“狂妄派”学生突然袭击揪到作协去的时候，在我家大门上还贴了一张揭露她的所谓罪行的大字报。幸好当天夜里我儿子把它撕毁。否则这一张大字报就会要了她的命。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食着她的身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祝怎么压得下去。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近巨鹿路，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留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一样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的“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出来，脸上还带着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历历在我的眼前。我当时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然而在“四害”横行的时候这是办不到的。
　　二
　　我听周信芳同志的媳妇说，周的夫人在逝世前经常被打手们拉出去当作皮球推来推去，打得遍体鳞伤。有人劝她躲开，她说：“我躲开，他们就要这样对付周先生了。”萧珊并未受到这种新式体罚。可是她在精神上给别人当皮球打来打去。她也有这样的想法：她多受一点精神折磨，可以减轻对我的压力。其实这是她一片痴心，结果只苦了她自己。我看见她一天天地憔悴下去，我看见她的生命之火逐渐熄灭，我多么痛心。我劝她，安慰她，我想拉住她，一点也没有用。
　　她常常问我：“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解决呢？”我苦笑地说：“总有一天会解决的。”她叹口气说：“我恐怕等不到那个时候了。”后来她病倒了，有人劝她打电话找我回家，她不知从哪里得来的消息，她说：“他在写检查，不要打岔他。他的问题大概可以解决了。”等到我从五·七干校回家休假，她已经不能起床。她还问我检查写得怎样，问题是否可以解决。
　　这时离她逝世不过两个多月，癌细胞已经扩散，可是我们不知道，想找医生给她认真检查一次也无办法。平日去医院挂号看门诊，等了许久才见到医生或者实习医生，随便给开个药方就算解决问题。只有在发烧到摄氏三十九度才有资格挂急诊号，或者还可以在病人拥挤的观察室里待上一天半天。当时去医院看病找交通工具也很困难，常常是我女婿借了自行车来，让她坐在车上，他慢慢地推着往前走。有一次她雇到小三轮卡去看病，看好门诊回家雇不到车了，只好同陪她看病的朋友一起慢慢地走回去，走走停停，走到街口，她快要倒下了，只得请求行人到我们家通知，她一个表侄正好来探病，就由他去把她背回家来。她希望拍一张X光片子查一查肠子有什么病，但是办不到。后来靠了她一位亲戚帮忙开后门两次拍片，才查出她患肠癌。以后又靠朋友设法开后门住进了医院。她自己还很高兴，以为得救了。只有她一个人不知真实的病情，她在医院里只活了三个星期。
　　我休假回家假期满了，我又请过两次假，留在家里照料病人。最多也不到一个月。我看见她病情日趋严重，实在不愿意把她丢开不管，我要求延长假期的时候，我们那个单位的一个“工宣队”头头逼着我第二天就回干校去。我回到家里，她问起来，我无法隐瞒。她叹了一口气，说：“你放心去吧。”她把脸掉过去，不让我看她。我女儿、女婿看到这种情景，自告奋勇跑到巨鹿路向那位“工宣队”头头解释，希望同意我在市区多留些日子照料病人。可是那个头头“执法如山”，还说：他不是医生，留在家里，有什么用。“留在家里对他改造不利。”他们气愤地回到家中，只说机关不同意，后来才对我传达了这句“名言”。我还能讲什么呢？明天回干校去。
　　整个晚上她睡不好，我更睡不好。出乎意外，第二天一早我那个插队落户的儿子在我们房间里出现了，他是昨天半夜里到的。他得到了家信，请假回家看母亲，却没有想到母亲病成这样。我见了他一面，把他母亲交给他就回干校去了。
　　在车上我的情绪很不好。我实在想不通为什么会有这样的事情。我在干校待了五天，无法同家里通消息。我已经猜到她的病不轻了。可是人们不让我过问她的事情。这五天是多么难熬的日子。到第五天晚上在干校的头头通知我们全体第二天一早回市区开会。这样我才又回到了家，见到我的爱人。靠了朋友帮忙，她可以住进中山医院肝癌病房，一切都准备好，她第二天就要住院了。她多么希望住院前见我一面，我终于回来了。连我也没有想到她的病情发展得这么快。我们见了面，我一句话也讲不出来。她说了一句：“我到底住院了。”我答说：“你安心治疗吧。”她父亲也来看她，老人家双目失明，去医院探病有困难，可能是来同他的女儿告别了。我还得安慰他。
　　我吃过中饭，就去参加给别人戴上反革命帽子的大会，受批判、戴帽子的人不止一个，其中有一个我的熟人王若望，过去也是作家，不过比我年轻。我们一起在“牛棚”里关过一个时期，他的罪名，是“摘帽右派”。他不服，不听话，他贴出大字报，声明“自己解放自己”，因此罪名越搞越大，给捉去关了一个时期不算，还戴上了反革命的帽子。在会场里我一直像在做怪梦。开完会回家，见到萧珊我感到格外亲切，仿佛重回人间。可是她不舒服，不想讲话，偶尔讲一句半句。我还记得她讲了两次：“我看不到了。”我连声问她看不到什么？
　　她后来才说：“看不到你解放了。”我能讲什么呢？
　　我儿子在旁边，垂头丧气，精神不好，晚饭只吃了半碗，像是患感冒。她忽然指着他小声说：“他怎么办呢？”他当时在安徽山区农村已经待了三年半，政治上没有人管，生活上不能养活自己，而且因为是我的儿子，给剥夺了好些公民权利。他先学会沉默，后来又学会抽烟。我怀着内疚的心情看看他。我后悔当初不该写小说，更不该生儿育女。我还记得前两年在痛苦难熬的时候她对我说：“孩子们说爸爸做了坏事，害了我们大家。”这好像用刀子在割我身上的肉。我没有出声，我把泪水全吞在肚里。她睡了一觉醒过来忽然问我：“你明天不去了？”我说：“不去了。”就是那个工宣队头头在今天通知我不用再去干校就留在市区。他还问我：“你知道萧珊是什么病？”我答说：“知道。”其实家里瞒住我，不给我知道真相，我还是从他这句问话里猜到的。
　　三
　　第二天早晨她动身去医院，一个朋友和我女儿女婿陪她去。她穿好衣服等候车来。她显得急躁，又有些留恋，东张张西望望，她也许在想是不是能再看到这里的一切。我送走她，心上反而加了一块大石头。
　　将近二十天里，我每天去医院陪她大半天。我照料她，我坐在病床前守着她，同她短短地谈几句话。她的病情恶化，一天天衰弱下去，肚子却一天天大起来，行动越来越不方便。当时病房里没有人照料，生活方面除饮食外一切都必须自理。后来听同病房的人称赞她“坚强”，说她每天早晚都默默地挣扎着下了床，走到厕所。医生对我们谈起，病人的身体经不住手术，最怕的是她的肠子堵塞，要是不堵塞，还可以拖延一个时期。她住院后的半个月是一九六六年八月以来我既感痛苦又感到幸福的一段时间，是我和她在一起度过的最后的平静的时刻，我今天还不能将它忘记。但是半个月以后，她的病情又有了发展，一天吃中饭的时候，医生通知我儿子找我去谈话。他告诉我：病人的肠子给堵住了，必须开刀。开刀不一定有把握，也许中途出毛玻但是不开刀，后果更不堪设想。他要我决定，并且要我劝她同意。我做了决定，就去病房对她解释。我讲完话，她只说了一句：“看来，我们要分别了。”她望着我，眼睛里全是泪水。我说：“不会的……”我的声音哑了。接着护士长来安慰她，对她说：“我陪你，不要紧的。”她回答：“你陪我就好。”时间很紧迫，医生护士们很快作好了准备，她给送进手术室去了，是她的表侄把她推到手术室门口的。我们就在外面廊上等了好几个小时，等到她平安地给送出来，由儿子把她推回到病房去。儿子还在她的身边守过一个夜晚。过两天他也病倒了，查出来他患肝炎，是从安徽农村带回来的。本来我们想瞒住他的母亲，可是无意间让他母亲知道了。她不断地问：“儿子怎么样？”我自己也不知道儿子怎么样，我怎么能使她放心呢？晚上回到家，走进空空的、静静的房间，我几乎要叫出声来：“一切都朝我的头打下来吧，让所有的灾祸都来吧。”
　　我应当感谢那位热心而又善良的护士长，她同情我的处境，要我把儿子的事情完全交给她办。她作好安排，陪他看并检查，让他很快住进别处的隔离病房，得到及时的治疗和护理。他在隔离病房里苦苦地等候母亲病情的好转。母亲躺在病床上，只能有气无力地说几句短短的话，她经常问：“棠棠怎么样？”从她那双含泪的眼睛里我明白她多么想看见她最爱的儿子。但是她已经没有精力多想了。
　　她每天给输血，打盐水针。她看见我去就断断续续地问我：“输多少C．C的血？该怎么办？”我安慰她：“你只管放心。没有问题，治病要紧。”她不止一次地说：“你辛苦了。”
　　我有什么苦呢？我能够为我最亲爱的人做事情，哪怕做一件小事，我也高兴。后来她的身体更不行了。医生给她输氧气，鼻子里整天插着管子。她几次要求拿开，这说明她感到难受，但是听了我们的劝告，她终于忍受下去了。开刀以后她只活了五天。谁也想不到她会去得这么快。五天中间我整天守在病床前，默默地望着她在受苦（我是设身处地感觉到这样的），可是她除了两三次要求搬开床前巨大的氧气筒，三四次表示担心输血较多付不出医药费之外，并没有抱怨过什么。见到熟人她常有这样一种表情：请原谅我麻烦了你们。她非常安静，但并未昏睡，始终睁大两只眼睛。眼睛很大，很美，很亮。我望着，望着，好像在望快要燃尽的烛火。我多么想让这对眼睛永远亮下去。我多么害怕她离开我。我甚至愿意为我那十四卷“邪书”受到千刀万剐，只求她能安静地活下去。
　　不久前我重读梅林写的《马克思传》，书中引用了马克思给女儿的信里的一段话，讲到马克思夫人的死。信上说：“她很快就咽了气。……这个病具有一种逐渐虚脱的性质，就像由于衰老所致一样。甚至在最后几小时也没有临终的挣扎，而是慢慢地沉入睡乡。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这段话我记得很清楚。马克思夫人也死于癌症。我默默地望着萧珊那对很大、很美、很亮的眼睛，我想起这段话，稍微得到一点安慰。听说她的确也“没有临终的挣扎”，也是“慢慢地沉入睡乡”。我这样说，因为她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我不在她的身边。那天是星期天，卫生防疫站因为我们家发现了肝炎病人，派人上午来做消毒工作。她的表妹有空愿意到医院去照料她，讲好我们吃过中饭就去接替。没有想到我们刚刚端起饭碗，就得到传呼电话，通知我女儿去医院，说是她妈妈“不行”了。真是晴天霹雳。我和我女儿、女婿赶到医院。她那张病床上连床垫也给拿走了。别人告诉我她在太平间。我们又下了楼赶到那里，在门口遇见表妹。还是她找人帮忙把“咽了气”的病人抬进来的。死者还不曾给放进铁匣里，送进冷库，她躺在担架上，但已经给白布床单包得紧紧的，看不到面容了。我只看见她的名字。我弯下身子，把那个还有点人形的白布包拍了好几下，一面哭着唤她的名字，不过几分钟的时间。这算是什么告别呢？
　　据表妹说，她逝世的时刻，表妹也不知道。她曾经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医生来过，并没有什么。后来她就渐渐地“沉入睡乡”。表妹还以为她在睡眠。一个护士来打针，才发觉她的心脏已经停止跳动了。我没有能同她诀别，我有许多话没有能向她倾吐。她不能没有留下一句遗言就离开我。我后来常常想，她对表妹说“找医生来”，很可能不是“找医生”，是“找李先生”（她平日这样称呼我）。为什么那天上午偏偏我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我女婿马上打电话给我们仅有的几个亲戚。她的弟媳赶到医院，马上晕了过去。三天以后在龙华火葬场举行告别仪式。她的朋友一个也没有来，因为一则我们没有通知，二则我是一个审查了将近七年的对象。没有悼词，没有吊客，只有一片伤心的哭声，我衷心感谢前来参加仪式的少数亲友和特地来帮忙的我女儿的两三个同学，最后我跟她的遗体告别，女儿望着遗容哀哭，儿子在隔离病房还不知道把他当作命根子的妈妈已经死亡。值得提说的是她当作自己儿子照顾了好些年的一位亡友的男孩从北京赶来只为了看见她的最后一面。这个整天同钢铁打交道的技术员，他的心倒不像钢铁那样。他得到电报以后，他爱人对他说：“你去吧，你不去一趟，你的心永远安定不了。”我在变了形的她的遗体旁边站了一会。别人给我和她照了像。我痛苦地想：这是最后一次了，即使给我们留下来很难看的形象，我也要珍视这个镜头。
　　一切都结束了。过了几天我和女儿、女婿到火葬场，领到了她的骨灰盒。在存放室寄存了三年之后，我按期把骨灰盒接回家里。有人劝我把她的骨灰安葬，我宁愿让骨灰盒放在我的寝室里，我感到她仍然和我在一起。
　　四
　　梦魇一般的日子终于过去了。六年仿佛一瞬间似的远远地落在后面了。其实哪里是一瞬间。这段时间里有多少流着血和泪的日子埃不仅是六年，从我开始写这篇短文到现在又过去了半年，半年中我经常在火葬场的大厅里默哀，行礼，为了纪念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朋友。想到他们不能把个人的智慧和才华献给社会主义祖国，我万分惋惜。每次戴上黑纱，插上纸花的同时，我也想起我自己最亲爱的朋友，一个普通的文艺爱好者，一个成绩不大的翻译工作者，一个心地善良的人。她是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她的骨灰里有我的泪和血。
　　她是我的一个读者。一九三六年我在上海第一次同她见面。一九三八年和一九四一年我们两次在桂林像朋友似地住在一起。一九四四年我们在贵阳结婚。我认识她的时候，她还不到二十，对她的成长我应当负很大的责任。她读了我的小说，给我写信，后来见到了我，对我发生了感情。她在中学念书，看见我以前，因为参加学生运动被学校开除，回到家乡住了一个短时期，又出来进另一所学校。倘使不是为了我，她三七、三八年一定去了延安。她同我谈了八年的恋爱，后来到贵阳旅行结婚，只印发了一个通知，没有摆过一桌酒席。从贵阳我和她先后到了重庆，住在民国路文化生活出版社门市部楼梯下七、八个平方的小屋里。她托人买了四只玻璃杯开始组织我们的小家庭。她陪着我经历了各种艰苦生活。
　　在抗日战争紧张的时期，我们一起在日军进城以前十多个小时逃离广州，我们从广东到广西，从昆明到桂林，从金华到温州，我们分散了，又重见，相见后又别离。在我那两册《旅途通讯》中就有部分这种生活的记录。四十年前有一位朋友批评我：“这算什么文章。”我的《文集》出版后，另一位朋友认为我不应当把它们也收进去。他们都有道理，两年来我对朋友、对读者讲过不止一次，我决定不让《文集》重版。
　　但是为我自己，我要经常翻看那两小册《通讯》。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我们要分别了。”
　　我同她一起生活了三十多年。但是我并没有好好地帮助过她。她比我有才华，却缺乏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她翻译的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小说。虽然译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它们却是有创造性的文学作品，阅读它们对我是一种享受。她想改变自己的生活，不愿做家庭妇女，却又缺少吃苦耐劳的勇气。她听一个朋友的劝告，得到后来也是给“四人帮”迫害致死的叶以群同志的同意，到《上海文学》“义务劳动”，也做了一点点工作，然而在运动中却受到批判，说她专门向老作家组稿，又说她是我派去的“坐探”。她为了改造思想，想走捷径，要求参加“四清”运动，找人推荐到某铜厂的工作组工作，工作相当忙碌、紧张，她却精神愉快。但是到我快要靠边的时候，她也被叫回作家协会参加运动。她第一次参加这种急风暴雨般的斗争，而且是以反动权威家属的身份参加，她不知道该怎么办才好。她张皇失措，坐立不安，替我担心，又为儿女的前途忧虑。她盼望什么人向她伸出援助的手，可是朋友们离开了她，“同事们”拿她当作箭靶，还有人想通过整她来整我。她不是作家协会或者刊物的正式工作人员，可是仍然被“勒令”靠边劳动、站队挂牌，放回家以后，又给揪到机关。过一个时期，她写了认罪的检查，第二次给放回家的时候，我们机关的造反派头头却通知里弄委员会罚她扫街。她怕人看见，每天大清早起来，拿着扫帚出门，扫得精疲力尽，才回到家里，关上大门，吐了一口气。但有时她还碰到上学去的小孩，对她叫骂“巴金的臭婆娘”。我偶尔看见她拿着扫帚回来，不敢正眼看她，我感到负罪的心情，这是对她的一个致命的打击。不到两个月，她病倒了，以后就没有再出去扫街（我妹妹继续扫了一个时期），但是也没有完全恢复健康。尽管她还继续拖了四年，但一直到死她并不曾看到我恢复自由。这就是她的最后。然而这绝不是她的结局。她的结局将和我的结局连在一起。
　　我绝不悲观。我要争取多活。我要为我们社会主义祖国工作到最后一息。在我丧失工作能力的时候，我希望病榻上有萧珊翻译的那几本小说。等到我永远闭上眼睛，就让我的骨灰同她的搀和在一起。
　　
　　第十辑：心中的“文革”博物馆
　　我的噩梦
　　十年“文革”中我白白地浪费了那么多宝贵的时间，却得到一身的后遗症。这两天天刚亮在病房中陪伴我的女婿就对我说：“你半夜又在大叫。”他讲过三次，这就是说三天我都在做噩梦。
　　我一生做过太多的梦。但是噩梦做得最多的时期是“文革”期间。现在还应当加一句：和“文革”以后。这样说，并非我揪装文革”不放，正相反，是“文革”揪住我不放。
　　在以前的“随想”中我讲过，我怎样在梦中跟鬼怪战斗，滚下床来。后来我又讲我怎样将牵引架当作堂·吉诃德的风车。在梦中我还受到魔怪的围攻，无可奈何地高声呼救。更可怕的是，去年五月我第一次出院回家后患感冒发烧，半夜醒在床上，眼睛看见的却是房间以外的梦景。为了照顾我特意睡在二楼太阳间的女儿和女婿听见我的叫声，吃惊地来到床前，问我需要什么。我愣愣地望着他们，吞吞吐吐半天讲不清楚一句话。我似清醒，又似糊涂，我认得他们，但又觉得我和他们之间好像隔了一个世界。四周有不少栅栏，我接近不了他们。我害怕他们走开，害怕灯光又灭，害怕在黑暗中又听见虎啸狼嚎。我挣扎，我终于发出了声音。我说：“小便”，或者说：“翻身”，其实我想说的是“救命”。但是我发出了清晰的声音，周围刀剑似的栅栏马上消失了。我疲倦地闭上了眼睛，孩子们又关上灯放心地让我休息。
　　第二天午夜我又在床上大叫，梦见红卫兵翻过墙，打碎玻璃、开门进屋、拿皮带打人。一连几天我做着各种各样的噩梦，以前发生过的事情又在梦中重现；一些人的悲惨遭遇集中在我一个人身上。……幸而药物有灵，烧退得快，我每天又能够断续地安静地睡三四小时，连自己也渐渐地感觉到恢复健康大有希望了。
　　然而跟噩梦作斗争我只有失败的经验。不说做梦，单单听到某些声音，我今天还会打哆嗦。有一个长时期，大约四五年吧，为了批斗我先后成立了各种专案组、“批巴组”，“打巴组”成员常常调来换去，其中一段时间里那三四个专案人员使我一见面就“感觉到生理上的厌恶”。我向萧珊诉过苦，他们在我面前故意做出“兽”的表情。我总觉得他们有一天会把我吞掉。我果然梦见他们长出一身毛，张开大嘴吃人。我的噩梦并不是从这里开始，然而从这个时候起它就不断地来，而且越来越凶相毕露。我在梦中受罪，醒来也很感痛苦。我常常想：我已经缴械投降，“认罪服罪”，你们何必杀气腾腾，“虐待俘虏”。有时为了活命我很想去哀求他们开恩，不要扭歪脸，不要像虎狼那样嚎叫。可是我站在他们面前，听见一声叫骂，立刻天旋地转，几乎倒在地上。他们好像猛虎恶狼扑在我的身上用锋利的牙齿啃我的头颅。不是钢铁铸成的头颅怎么经得起这样地啃来啃去？我的伤痕就是从这里来的，我的病就是从这里来的。我挣扎，并未得到胜利，我活下来，却留下一身的玻人为什么变为兽？人怎样变为兽？我探索，我还不曾搞清楚。
　　但是腿伤尚未治好，我又因神经系统的病住进医院了。
　　再忆萧珊
　　昨夜梦见萧珊，她拉住我的手，说：“你怎么成了这个样子？”我安慰她：“我不要紧。”她哭起来。我心里难过，就醒了。
　　病房里有淡淡的灯光。每夜临睡前，陪伴我的儿子或者女婿总是把一盏开着的台灯放在我的床脚。夜并不静，附近通宵施工，似乎在搅拌混凝土。此外我还听见知了的叫声。在数九的冬天哪里来的蝉叫？原来是我的耳鸣。
　　这一夜是我儿子值班，他静静地睡在靠墙放的帆布床上。
　　过了好一阵子他翻了一个身。
　　我醒着，我在追寻萧珊的哭声。耳朵倒叫得更响了。……我终于轻轻地唤出了萧珊的名字：“蕴珍”。我闭上眼睛。房间马上变换了。
　　在我们家中，楼下寝室里，她睡在我旁边另一张床上，小声嘱咐我：“你有什么委屈，不要瞒住我，千万不能吞在肚里埃”……在中山医院的病房里，我站在床前，她含泪地望着我说：“我不愿离开你。没有我，谁来照顾你啊？。”……在中山医院的太平间，担架上一个带人形的白布包，我弯下身子接连拍着，无声地哭唤：“蕴珍，我在这里，我在这里……”我用铺盖蒙住脸。我真想大叫两声。我快要给憋死了。
　　“我到哪里去找她？。”我连声追问自己。我又回到了华东医院的病房，耳边仍是早已习惯的耳鸣。
　　她离开我十二年了。十二年，多么长的日日夜夜。每次我回到家门口，眼前就出现一张笑脸，一个亲切的声音向我迎来，可是走进院子，却只见一些高高矮矮的、没有花的绿树。上了台阶，我环顾四周，她最后一次离家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她穿得整整齐齐，有些急躁，有点伤感，又似乎充满希望，走到门口还回头张望。……仿佛车子才开走不久，大门刚刚关上。不，她不是从这两扇绿色大铁门出去的，以前门铃也没有这样悦耳的声音。十二年前更不会有开门进来的挎书包的小姑娘。……为什么偏偏她的面影不能在这里再现？
　　为什么不让她看见活泼可爱的小端端？
　　我仿佛还站在台阶上等待着车子的驶近，等待着一个人回来。这样长的等待。十二年了。甚至在梦里我也听不见她那清脆的笑声。我记得的只是孩子们捧着她的骨灰盒回家的情景。这骨灰盒起初给放在楼下我的寝室内、床前五斗橱上。
　　后来“文革”收场，给封闭了十年的楼上她的睡房启封，我又同骨灰盒一起搬上二楼，她仍然伴着我度过无数的长夜。我摆脱不了那些做不完的梦。总是那一双泪汪汪的眼睛。总是那一副前额皱成“川”字的愁颜。总是那无限关心的叮咛劝告。好像我有满腹的委屈瞒住她，好像我摔倒在泥淖中不能自拔，好像我又给打翻在地让人踏上一脚。……每夜每夜，我都听见床前骨灰盒里她的小声呼唤，她的低声哭泣。
　　怎么我今天还做这样的梦？。怎么我现在还甩不掉那种种精神的枷锁？。悲伤没有用。我必须结束那一切梦景。我应当振作起来，哪怕是最后的一次。骨灰盒还放在我的家中，亲爱的面容还印在我的心上，她不会离开我，也从未离开我。做了十年的“牛鬼”，我并不感到孤单。我还有勇气迈步走向我的最终目标——死亡。我的遗物将献给国家，我的骨灰将同她的骨灰搅拌在一起，撒在园中给花树作肥料。
　　……闹钟响了。听见铃声，我疲倦地睁大眼睛。应当起床了。床头小柜上的闹钟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按照冬季的作息时间：六点半起身。儿子帮忙我穿好衣服，扶我下床。他不知道前一夜我做了些什么梦，醒了多少次。
　　访日归来
　　一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
　　最后的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我的确很乐观。
　　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动尧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
　　此外，还有一种精神力量在支持我，那就是日本作家的友情。一年中井上靖先生三次到医院探病，邀请我参加东京的大会。水上勉先生等五位作家在我第二次住院之前到我家访问，水上先生“非常忧虑”我的“健康”，但他们也都殷切希望我出席大会。我的答复始终是这样一句：“只要健康允许，我一定出席。”我这样回答并非使用外交辞令，我心里想：我绝不让朋友们失望。出发前两天见到从北京来的我们中国代表团的几位成员，闲谈中我还说：“我认为交朋友就是要交到底。”他们赞同我这个意见。
　　我在日本度过了两个星期愉快的日子，我常常感到精神振奋，忘了疲劳，忘记自己是一个病人，甚至忘记按时服药。
　　除了行动不便、不得不谢绝宴会、坐在轮椅上出入机场外，我好像是一个健康人。不用说，朋友们安排我的生活与活动的日程也十分周到，同行的人包括我的女儿在内也很关心我的饮食和休息。为了安排日程，我和他们就有过分歧，我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
　　难得有这样的机会。”我知道同老朋友欢聚，不会使人感到紧张。我在东京京王广场饭店第三十九层楼房住下来，第一天便对人说：我到了东京，就是战胜了疾玻我为了友情而来，友情吸引了我的全部注意力。从第二天开始，我访问过日中文化交流协会，扫过中岛健藏先生的墓，到井上靖先生的府上去拜望，出席日中文化交流协会的招待会，参加国际笔会四十七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还在全体大会上发了言，同井上靖先生和木下顺二先生分别进行过四次对谈……在旅馆里会见了许多来访的老朋友，见到不少想见的熟人。客人去后，或者我从外面回来，或者同行的人不在房里，我搬一把椅子坐在窗前，出神地望着窗外，下面高速公路上的汽车一辆紧接一辆连续不断，就像小孩的玩具。大的玻璃窗封得牢牢的，在这个闹市区，房里没有一点噪音。我什么都不想，也不感到眼花缭乱，虽然在夜里楼前是五光十色。我心里十分平静，我得到了休息。即使在活动较多的日子里我也不曾增加服药的剂量。一切都很顺利。两个星期就这样箭也似地飞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我坐着轮椅走向机舱，送行者带泪的告别声把我的心拉向朋友，我也忘记了自己地挥手高呼“再见。”我仿佛做了一场美好的梦。但是我知道我欠下更多的友情的债了。
　　我回到了上海。和我最初的预料相反，我并不曾病倒。我去医院找那位经常给我看病的医生，她也认为我的病情稳定，可以不住进医院。东京的旅行给我证实一件事情：在我这个病人身上，精神上的力量可以起大的作用。
　　二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
　　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
　　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埃我着急，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虽然吃力，虽然慢，我终于到了中岛先生安息的地方。整洁、朴素的墓碑上刻着他们伉俪的名字。碑前一对插花的石瓶，下面还有一个香炉。白土先生指着碑上填红色的京子夫人的大名说：“这是我们的习惯。”我点点头答道：“我们过去也是这样。”旁边还有中岛先生亡故父母的合葬墓。墓碑同样整洁、大方。我的父母就是这样合葬的，我母亲安葬的时候，父亲就让他的名字刻在墓碑上。三年后父亲的棺木入土，碑上的红字才涂成黑色。这已经是六十几年前的事了，但那样的墓碑还鲜明地印在我的心上。
　　我把花插在石瓶里，我看看四周，空气清新，很安静，又很肃穆。我望着墓碑，我在心里唤着他的名字，二十几年中的往事一一出现在眼前。我想着，想着。他明明举着酒杯对我微笑。我恭敬地向他鞠了三个躬。我睁大眼睛，庄严的墓碑默默地对着我，没有人讲话。我的耳边响起一个熟习的声音：“为我们的友谊干一杆吧。”我的眼睛湿了。我责备自己：我来迟了，又不曾把酒带来。我在墓前沉思片刻，好像在同墓中人对谈。然后我再虔诚地鞠一个躬。……为什么还要带酒呢？我已经把心掏出来挂在墓前了。我含着泪水对京子夫人说：“多好的人啊，他没有私心。为着人民的友谊拿出自己的一切。”离开豪德寺以后，我一直在想吴季札的故事，我永远忘不了别人转告我的一句话：“日本的中岛健藏一刻也没有忘记他们。”中岛先生好像就坐在我的身边。
　　三
　　在京王广场饭店的高楼上，每天都有老友来看我。我们交谈的时间并不长，讲的都是普通的问候话，可是这些话来自我们的内心，包含着真诚的祝愿和无限的关心。这样的交谈是一种友情的积累。多一次会晤就多一番了解。我同这些朋友大都有二三十年的交往。虽然中间经过一嘲文革”的大灾难，友情也并未中断，它仿佛一本大书照常一页一页地翻过去。几十分钟的会见，半小时的畅谈，常常把长时间的想念牢牢地连在一起。根据个人的经验我懂得了“世世代代友好下去的”意义。
　　朋友S从横滨来看我。他也拄着手杖，步履蹒跚，还有一个人在照料他。三年前我在上海见到他，他的身体似乎比现在好些。一九八○年我和冰心大姐访问日本，他还作为主人接待过我们，那时我就发见他比在“文革”前衰老多了。后来听人讲起他在“文革”期间受了极“左”思潮的影响，替我国“左派”作过宣传，在国内得不到人们的谅解，因此很感痛苦。这样的事我听说在一些欧洲朋友中间也发生过，因此我只当作“小道消息”听了进去，并不曾向那位朋友问个明白。说句实话，我早已习惯了这种事情，不以为奇了。
　　我们亲切地握了手，一次又一次。朋友S在客位上坐下来，我们短短地讲了彼此的情况。我忽然发觉他的面貌似乎年轻了些，原来他的发型变了：他剪了平头。我什么也没有问，只是听他讲他的一些事情。“我剪掉头发，为了惩罚自己，为了表示不原谅自己……”他的话使我大吃一惊，我没有想到他讲得这样认真，可以说我毫无思想准备。但是，我不能沉默，我得表态。我就老老实实地说出自己的想法：“这不能怪您，您相信别人，受了骗，应当由别人负责。您何必为过去的那些事情介意。”
　　朋友S似乎并不同意我的说法，不过他也不曾表示异议。
　　我们换过话题谈了些令人比较愉快的事情，还谈到可能的下一次的会晤。分别的时候，我把他送到电梯口，带笑地说着：“再见。”但在他的笑容中我还看到严肃的表情。
　　于是我又坐在大玻璃窗前，静静地望着下面五颜六色的灯彩。我看到的却并不是车水马龙的夜景，只是一个匆匆赶回横滨去的孤寂的老人。他一直埋着头，好像什么沉重的东西压在他的背上。他走着，不停步，也不声不响，但是十分吃力。“停停吧”，我在心里要求道，“停停吧”。他站住了，忽然抬起头转过来。怎么？明明是我自己。
　　我仿佛挨了当头一棒。我想起来了：我也曾剪过平头。那是在一九六八年我被迫在“牛棚”内受尽折磨的日子里。我们十几个上海作家协会的“牛鬼”有一天给集中起来听监督组的负责人训话，这样的训话是经常发生的。这次讲话的是一个过去的勤杂人员，他骂了一通之后，“勒令”所有“牛鬼”一律改剪平头。他并不说明理由。那时造反派的“勒令”就是法律，没有人敢违抗，至少我们这些人不敢。我刚理过发才两三天，回家后同萧珊商量，她拿起普通剪刀在我的头上动了一阵，说：“可以了。”我就这样应付了机关里的监督组。下个月我去理发店时还小心嘱咐理发师“剪平头”。
　　这样过了几个月，我早晚上下班也不感到什么不方便，更没有领会到“惩罚”的意义，只是自己有时照照镜子觉得有点不顺眼罢了。可能造反派当时还有什么打算，不过没有成功，后来就放弃不提，我也忘记了这件事情。但是朋友S的来访好像用一根铁棍搅动水缸缸底，多年的沉渣泛到水面上来了。
　　旧日的沉渣给染上了新的颜色，像无数发亮的针聚在一起，不仅刺我的眼睛，也刺我的心。我觉得头越来越沉重，好像压在朋友S的肩头的那个包袱给搬到我的背上来了。我想忘掉的几十年的旧事一件一件地在大玻璃窗上重现，又是那样显目。我不能不“介意”了。我开始问自己：难道我欠的债就比朋友S欠下的少？。难道我不曾受骗上当自己又去欺骗别人？。难道我没有拜倒在巫婆脚下烧香念咒、往井里投掷石子？。还有，还有……可是我从来没有想到“惩罚自己”，更不曾打算怎样偿还欠债。事情一过，不论是做过的事，讲过的话，发表过的文章，一概忘得干干净净，什么都不用自己负责。我健忘，我周围的人也善忘。所以在“十年浩劫”之后大家都还可以很轻松地过日子，仿佛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谁也没有欠过谁的债。我甚至忘记自己剪过平头，而且是别人“勒令”我剪的。
　　然而朋友S的剪着平头的瘦脸又在我的眼前出现了。他严肃地、声音嘶哑地反复说：“债是赖不掉的。”就是这一句话。
　　整个夏天过去了。我仍然听见同样的一句话。我常常静下来，即使在藤躺椅上，我也有这样的感觉：沉重的包袱压得我抬不起头。我甚至想到理发店去，在大镜子前面坐下，说一声：“给我剪平头。”
　　我真想再一次跟朋友S紧紧地握手，我也要做一个不赖债的人。
　　病中（四）
　　五月中旬我回到家里，已经在医院住了半年零几天了。病着腿到了家中，我才发觉伤腿短了三公分。
　　在医院里几乎所有的人（其中包括来探望的亲友）对我说：“你已经恢复得很快了。现在要靠锻炼。”回到家里我也对所有的来客说：“我要靠锻炼。”但我并没有方案，并没有计划；这个人说，该这样动好，我就这样动动；那个人说，该那样动好，我就那样动动。精力不够，在楼下太阳间里来回走三四趟，就疲乏不堪。有时让别人扶着下了台阶绕着前后院走了一圈，勉强可以对付，再走一圈就不行了。这里所谓走是指撑着木拐移动脚步，家里的人不让我独自走下台阶，我也不敢冒险。
　　我睡在二楼，吃饭、活动、看电视都在楼下。上下楼梯也是一种锻炼，有栏杆可扶，不必撑木拐。起初一上一下很费力，上下多了又担心摔倒。每天上下楼各两次，早晨起来下楼，吃过中饭上楼，午睡后下楼，晚上八九点钟再上楼。在楼下活动的时间可以说是很多。
　　刚回家的时候我还重视锻炼，晚上早早上楼，在铺毯子的房间里做各种活动，又在放了木板的大床上翻来滚去，弄得满身大汗，觉得有一些进步，自己也相当满意。但是过了十多天又听人说，锻炼要“适可而止”，不能过于劳累。自己正感到有点吃不消，就放松了锻炼。感冒以后，精神不振，有个短时期我甚至放弃了锻炼。但也不能说是完全放弃，我不能不经常走动。只要坐上一个小时，我就会感到跌伤的左腿酸痛，坐上两三个小时心里便烦躁不安，仿佛坐在针毡上面。
　　幸而我没有停止走动和散步，否则我今天即使拄着手杖也不会走路了。
　　除了这些“锻炼”，我还求助于一位伤科大夫，他每周来两次，给我推拿、治玻他还替我出主意，提建议，服什么药，打什么针。正是听从他的意见，我才第二次去看神经科门诊，最后又作为“帕金森氏症”的病人住院治疗。我还听他的劝告到医院打过多种氨基酸的针药，打了两个疗程，效果很好。我应当感谢他。关于《病中》的三篇“随想”就是在这个时期写成的。
　　我重新拿起笔续写《随想录》大约在回家后的一个半月。
　　我整天在楼下活动，大半在太阳间里。这里原先是走廊，我摔伤后住院期间给装上玻璃门窗，成了太阳间。坐坐，走走，会见探病的亲友，看看报纸，这就是我的日程。我通常坐的是藤椅，没有扶手我就起不来。太阳间里光线好，靠窗放得有一架缝纫机，我常常想，不要桌子，在这里写字也行。后来身体好了些，我觉得手也得动一动，写字也是一种锻炼，便在楼上拣出一叠稿纸，端一个长方小木凳放在铺了台布的缝纫机前，坐下来开始写作。起初圆珠笔或自来水笔真像有千斤的重量，写一个字也很吃力，每天只能勉强写上一百字光景，后来打了多种氨基酸，疗程还未结束，精神特别好，一坐下来往往可以写两三个小时。本来我试图一笔一划地一天写百把字来克服手指的颤抖，作为一种锻炼，自己心安理得，不想有一位老友看了我的字迹很难过，认为比我那小外孙女写的字还差。他几次劝我改用录音器或者找人代笔，他忘了我是一个病人，我也无法使他了解我的心情。我只好照我自己的想法做下去。这样回家后的第一篇文章居然写成了。就是《愿化泥土》。为什么先写它？因为我在摔伤前开了头，写了这篇“随想”的前三段。八个月后我接着以前中断的地方续写下去，并不困难，我顺着一条思路走，我的感情是一致的。在病中我想得最多的也还是对家乡、对祖国、对人民的感情。这些感情几十年来究竟有多大的变化，我很想弄个明白。人老了，病久了，容易想到死亡。我回家的时候刚刚拔光了剩余的几颗下牙，只能吃流质，食欲不振，体力差。锻炼成绩不好，这也可能是一个原因。想到死亡，我并不害怕，我只是满怀着留恋的感情。每个人的生命都有尽头，我需要知道的是我可以工作、可以活动的时间究竟还有多少。我好为我那些感情作适当的安排。让后人来判断我唠唠叨叨，反反复复，是不是在讲真话。单单表示心愿是不够的，只有讲了真话，我的骨灰才会化作泥土，留在前进者的温暖的脚印里，温暖，因为那里有火种。
　　在想到死亡的那些日子里我受尽了噩梦的折磨，我要另写“随想”谈我的噩梦。有时我同儿女们谈起当时的情况，还不寒而栗。我怎样熬过了那些可怕的夜晚，自己也说不清楚。
　　不管怎样，我总算熬过来了。我的健康在逐渐恢复，虽然很慢，我的身体终于好起来了。
　　“文革”博物馆
　　前些时候我在《随想录》里记下了同朋友的谈话，我说“最好建立一个‘文革’博物馆”。我并没有完备的计划，也不曾经过周密的考虑，但是我有一个坚定的信念：这是应当做的事情，建立“文革”博物馆，每个中国人都有责任。
　　我只说了一句话，其他的我等着别人来说。我相信那许多在“文革”中受尽血与火磨练的人是不会沉默的。各人有各人的经验。但是没有人会把“牛棚”描绘成“天堂”，把惨无人道的残杀当作“无产阶级的大革命”。大家的想法即使不一定相同，我们却有一个共同的决心：绝不让我们国家再发生一次“文革”，因为第二次的灾难，就会使我们民族彻底毁灭。
　　我绝不是在这里危言耸听，二十年前的往事仍然清清楚楚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无数难熬难忘的日子，各种各样对同胞的伤天害理的侮辱和折磨，是非颠倒、黑白混淆、忠奸不分、真伪难辨的大混乱，还有那些搞不完的冤案，算不清的恩仇。难道我们应该把它们完全忘记，不让人再提它们，以便二十年后又发动一次“文革”拿它当作新生事物来大闹中华？。有人说：“再发生？不可能吧。”我想问一句：“为什么不可能？”这几年我反复思考的就是这个问题，我希望找到一个明确的回答：可能，还是不可能？这样我晚上才不怕做怪梦。但是谁能向我保证二十年前发生过的事不可能再发生呢？
　　我怎么能相信自己可以睡得安稳不会在梦中挥动双手滚下床来呢？
　　并不是我不愿意忘记，是血淋淋的魔影牢牢地揪住我不让我忘记。我完全给解除了武装，灾难怎样降临，悲剧怎样发生，我怎样扮演自己憎恨的角色，一步一步走向深渊，这一切就像是昨天的事，我不曾灭亡，却几乎被折磨成一个废物，多少发光的才华在我眼前毁灭，多少亲爱的生命在我身边死亡。“不会再有这样的事了，还是揩干眼泪向前看吧。”朋友们这样地安慰我，鼓励我。我将信将疑，心里想：等着瞧吧，一直等到宣传“清除精神污染”的时候。
　　那一阵子我刚刚住进医院。这是第二次住院，我患的是帕金森氏综合症，是神经科的病人。一年前摔断的左腿已经长好，只是短了三公分，早已脱离牵引架；我拄着手杖勉强可以走路了。读书看报很吃力，我习惯早晨听电台的新闻广播，晚上到会议室看电视台的新闻联播。从下午三点开始，熟人探病，常常带来古怪的小道消息。我入院不几天，空气就紧张起来，收音机每天报告某省市领导干部对“清污”问题发表意见；在荧光屏上，文艺家轮流向观众表示清除污染的决心。听说在部队里战士们交出和女同志一起拍摄的照片，不论是同亲属还是同朋友；又听说在首都机关传达室里准备了大堆牛皮筋，让长发女人扎好辫子才允许进去。我外表相当镇静，每晚回到病房却总要回忆一九六六年“文革”发动时的一些情况，我不能不感觉到大风暴已经逼近，大灾难又要到来。我并无畏惧，对自己几根老骨头也毫无留恋，但是我想不通：难道真的必须再搞一次“文革”把中华民族推向万劫不复的深渊？仍然没有人给我一个明确的回答。小道消息越来越多。我仿佛看见一把大扫帚在面前扫着，扫着。我也一天、两天、三天地数着，等着。多么漫长的日子。多么痛苦的等待。我注意到头上乌云越聚越密，四周鼓声愈来愈紧，只是我脑子清醒，我还能够把当时发生的每一件事同上次“文革”进展的过程相比较。我没有听到一片“万岁”声，人们不表态，也不缴械投降。一切继续在进行，雷声从远方传来，雨点开始落下，然而不到一个月，有人出来讲话，扫帚扫不掉“灰尘”，密云也不知给吹散到了何方，吹鼓手们也只好销声匿迹。我们这才免掉了一场灾难。
　　一九八四年五月在日本东京召开的四十七届国际笔会邀请我出席，我的发言稿就是在病房里写成的。我安静地在医院中住满了第二个半年。探病的客人不断，小道消息未停，真真假假，我只有靠自己的脑子分析。在病房里我没有受到干扰，应当感谢那些牢牢记装文革”的人，他们不再让别人用他们的血在中国的土地上培养“文革”的花朵。用人血培养的花看起来很鲜艳，却有毒；倘使花再次开放，哪怕只开出一朵，我也会给拖出病房，得不到治疗了。
　　经过半年的思考和分析，我完全明白：要产生第二次“文革”并不是没有土壤，没有气候，正相反，仿佛一切都已准备妥善，上面讲的“不到一个月”的时间要是拖长一点，譬如说再翻一番，或者再翻两番，那么局面就难收拾了，因为靠“文革”获利的大有人在。……我用不着讲下去。朋友和读者寄来不少的信，报刊上发表了赞同的文章，他们讲得更深刻，更全面，而且更坚决。他们有更深切的感受，也有更惨痛的遭遇。“千万不能再让这段丑恶的历史重演，哪怕一星半点也不让。”他们出来说话了。
　　建立“文革”博物馆，这不是某一个人的事情，我们谁都有责任让子子孙孙，世世代代牢记十年惨痛的教训。“不让历史重演”，不应当只是一句空话。要使大家看得明明白白，记得清清楚楚，最好是建立一座“文革”博物馆，用具体的、实在的东西，用惊心动魄的真实情景，说明二十年前在中国这块土地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让大家看看它的全部过程，想想个人在十年间的所作所为，脱下面具，掏出良心，弄清自己的本来面目，偿还过去的大小欠债。没有私心才不怕受骗上当，敢说真话就不会轻信谎言。只有牢牢记装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建立“文革”博物馆是一件非常必要的事，惟有不忘“过去”，才能作“未来”的主人
　　尾声：没有神
　　我明明记得我曾经由人变兽，有人告诉我这不过是十年一梦。还会再做梦吗？为什么不会呢？我的心还在发痛，它还在出血。但是我不要再做梦了。我不会忘记自己是一个人，也下定决心不再变为兽，无论谁拿着鞭子在我背上鞭打，我也不再进入梦乡。当然我也不再相信梦话。
　　没有神，也就没有兽。大家都是人。
　　
　　后记
　　这本巴金自传的编辑意图和编辑方式，都是按照出版社的要求来做的。去年夏天，济访兄便将这套作家自传丛书的编辑计划告诉我，希望我能承担《巴金自传》的编眩征得巴老同意后，我决定着手编辑，本来以为这是件并不困难的事，可是偏偏好事多磨，没过多少时间，我在武夷山伤了腰，不久又患了心脏病，不得不把许多手边的事推迟了。这也是其中的一件。
　　但虽然拖了一些时候，书仍是按我的心意编出来了。巴老一生写过许多谈自己的文章，最重要的有散文集《忆》、《黑土》，创作谈《谈自己的创作》和《创作回忆录》；其他还有多种关于国内外旅行采访的随笔、游记；在他晚年写出的一篇篇怀念亲友的散文中，也谈到了自己在一些特定历史环境下的思想感情。这些文章汇编起来，将是一部内容庞杂的“精神自传”。但现在这本“自传”，显然不能包罗这一切文献资料，它只是一本简单突出这位现代作家思想创作历程的文录，主要反映了作家的三个方面：生活、创作和精神。收在文集中的有些篇章，如《给E·G》、《我底眼泪》、《给一个敬爱的友人》、《“文革”博物馆》、《没有神》等，虽然不是直接的作家自传，却代表了一定历史环境下作家的真实思想内容，也可以看作是作家的精神自传文录；也有些篇章，主要是有关创作的回忆，这对于一个作家来说是最重要的部分，何况通过作家对创作环境的描述，我们大致也能了解作家的生活故事。
　　我一向认为，编辑也是一种有思想的工作，不仅在编辑刊物或者丛书，即使在编选大师的文章里，也一如其他编辑工作，有着别人不可取代的主体因素。我力图编出的巴金形象符合我对巴金的理解。根据这一原则，我把巴金的一生分作十个单元。前七辑的构思基本上与我写的《人格的发展：巴金传》一书相吻合：在巴黎的生活，巴金除了回忆写作以外极少回忆别的内容，我取了两篇非回忆性的文学作品作为补充，从中也可看到作为一个青年安那其的战斗风貌。在三十年代的创作生涯里，除了选一系列创作回忆录外，特地选入了那篇著名的《〈爱情的三部曲〉总序》，虽然长，却极为难得地保留了巴金对他的安那其同志的战斗生活的描述，这部小说后来一直被人指责为作家脱离生活写出来的，其实从这篇长序中我们不难看到，小说所描写的人物，大多都有着生活的原型，它正反映了巴金在三十年代离开了政治舞台后对以往战斗生活的怀念和思考，由此也可了解巴金当时的真实心理状况。为了强调这一点，我在第五辑、第六辑里都有意表现了这一层意思。《南国的梦》所选的两篇回忆是巴金对国内同志们的工作的理解；《日本之旅》所选的文章是巴金对国际同志的态度，这些文章与第四辑中的《给E·G》一起，真实地反映出巴金在三十年代的精神风貌。第八、九、十辑三辑是我对巴金后半生的理解，也是我准备我的《巴金传》后半部分续写的基本框架，所以我故意回避了一些作家当年言不由衷而歌功颂德的文章和回忆，也删除了对作家在这一时期的一些生活场景的描写（如出访等），我突出作家在这一时期内的心理矛盾和心理痛苦，虽然这些文章都录自他后来的反思，但我以为，它们更加接近巴金的真实的精神状态。尤其要提到收在第八辑中的《奥斯威辛集中营的故事》，这是巴金在五十年代以后写的最有生命力的一篇散文，这篇文章在他的思想连贯性发展上起到了承上启下的作用。
　　本集所收的各篇文章，大都选自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巴金全集》，但也有个别文章是直接录自初刊文。这里不一一说明了。
　　陈思和
　　1995年3月19日于黑水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