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世纪同行

《与世纪同行》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
　　《与世纪同行》金日成回忆录　［朝鲜］金日成

　　第一部　　抗日革命
　　第一章　笼罩着悲惨命运的国家
　　第二章　难忘的的桦甸
　　第三章　吉林时代
　　第四章　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第五章　武装的人民
　　第六章　苦难的一年

　　第一部　抗日革命（1）
　　第一章笼罩着悲惨命运的国家
　　（1912年4月～1926年6月）
　　一　　我的家庭
　　我的一生是在朝鲜近代史上民族灾难深重，悲剧重叠的20世纪10年代开始的。在我出生以前，我国已经沦为日本独占的殖民地。皇帝的统治权，①随着“韩日合并”条约的签署，完全移到了日本天皇的手里，我国百姓变成②了任“总督制令”摆布的现代奴隶。以悠久的历史、富饶的自然资源和秀丽的山河著称的这块国土，遭受着日军铁蹄和炮轮的践踏。
　　民众为丧失国权而悲愤不已。“是日也放声大哭”的余音尚未消逝，数不清的忠臣和儒生，忍不住亡国的悲痛，自尽于草野和屋檐之下，连受人歧视的屠夫们也为被放在停尸板上的国家命运发叹，以自尽反抗耻辱的“韩日合并”。
　　从那时起，日本在我国建立了野蛮的宪兵警察制度，不仅仅是警察和普通文官，连普通学校的教师都穿着镶有金边的制服、戴制帽、佩军刀。根据日本天皇的敕命，总督掌握了在朝鲜统率陆海军的权力和任意搏夺朝鲜民族的言论自由，束缚朝鲜人手脚的无限制的权力。朝鲜人组织的一切政治团体和学术团体，都没能逃脱出被解散的命运。
　　朝鲜的爱国者们在拘留所和监狱里被系着铅蛋的皮鞭抽打。刽子手们原封不动地承袭了德川幕府时代审问犯人的毒刑。他们用烧红的铁棍任意烙着朝鲜人的身体。
　　连篇累牍的“总督制令”，使朝鲜人连衣裳也不能不泼上墨水，来自玄海滩彼岸的日本财阀，在所谓“会社令”、“调查令”等法令的庇护下，大量地掠夺我们祖国的金银财宝和各种财富。
　　我曾去过世界许多地方，看到了不少曾经是殖民地的国家，但从未看到过禁止殖民地人民使用民族语言和姓氏，甚至连吃饭用的餐具都掠夺净尽的极为恶毒的帝国主义。
　　当时的朝鲜是名副其实的活地狱。对朝鲜人来说，活着与死去没有什么两样。列宁非常贴切而正确地指出：“日本将为继续掠夺朝鲜而战，它把一切最新的技术发明和纯粹亚洲式的刑法结合在一起，空前残酷地掠夺着朝鲜。”在我成长的那个时期，帝国主义重新瓜分殖民地的争斗在别的大陆上也进行得很激烈。就是在我出生的那一年，世界各地错综复杂的事件层出不穷：美国海军在洪都拉斯登陆；法国把摩洛哥据为自己的保护国；意大利侵占了土耳其的罗得斯岛。
　　在我国，“土地调查令”的出笼，弄得人心惶惶。
　　一句话，我出生在一个动乱的时代，度过了不幸的幼年时期。这样的社会背景，对我的成长不可能没有影响。
　　我自从听了父亲讲的我国亡国史以后，就十分痛恨封建统治阶级，我噙着眼泪下定了为恢复国家主权献出一生的决心。
　　。。。。。。
　　①“韩日合并”：1910年8月29日日本强行吞并朝鲜。
　　②“总督制令”：为了镇压朝鲜民族，掠夺朝鲜的资源，总督制定的各种反动法令。
　　当外国人开着军舰和火车周游世界的时候，我国的封建统治集团却仍然戴着乌纱帽，骑着小毛驴！成天吟风咏月，虚度了几百年的岁月。当东西方的侵略势力带着舰队来攻打我国的时候，他们打开了关得那么严实的锁国之门。从此，封建王朝变成了听任外部势力摆布，争权夺利的交易所。
　　历来崇洋媚外而又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集团，在国难当头的时刻，仍在列强的操纵下进行勾心斗角的派系斗争。结果是，今天亲自派得势，就由日本军队守卫王宫；明天亲俄派得势，就由沙俄军队守卫王宫；后天亲清派得势，就由清朝军队把守宫廷。堂堂的一个国家的王妃在宫廷中死于外国恐怖分子的刀下（1895年“乙未事件”），国王竟被外国公使馆囚禁了一年（1896年“俄馆播迁”）；国王的父亲被劫持到国外去过流放生活，却还非要向外国人谢罪不可。
　　在连王宫的守卫都交给了外国军队的情况下，由谁来保卫和治理这个国家呢？
　　在辽阔无边的世界上，家庭只不过是汪洋大海中的一滴水珠。然而，这一滴水珠也是世界的一部分，它是不能离开世界而独立存在的。把亡国的悲惨命运强加于朝鲜的近代历史的浪潮，也无情地冲进了我的家庭。但是，家里的人们没有在其威胁面前屈服，而是同全民族休戚与共，毫不踌躇地投入了时代的风暴之中。
　　我一家，是在我的先祖金继祥那一代，为了生存，从全罗北道的全州迁到北方来的。
　　我们家在万景台安家落户，是在曾祖父（金膺禹）世代。曾祖父出生在平壤的中城里，自幼务农。因家境贫穷，19世纪60年代，跟住在平壤的地主李平泽说好，替他守墓，于是搬到了万景台，住进了那家地主的守墓房。
　　万景台是一个山清水秀的好地方。我家旁边的山叫南山，爬到山顶上向大同江俯瞰，是一片美丽如画的风景。外地的富豪官僚都争先恐后地买下万景台一带的山地，修造祖先的坟墓，就是因为这一带的风景特别好。这里还有平安监事的坟墓。
　　我们一家祖祖辈辈都是佃农，家境十分贫寒。我的祖辈三代都是独生子，到我祖父（金辅铉）一代，生下了六个兄妹，人口增到十来个人。
　　祖父为了让子孙能够糊口，从没有歇过手。在别人都熟睡的凌晨，他就到村里东奔西走地捡粪；夜里则坐在油灯下搓草绳，打草鞋，编草席。
　　祖母（李玉益）也是白天黑夜地纺线。母亲（康盘石）带着叔母（玄养新）和姑母（金九日女、金亨实、金亨福）白天到地里除草，夜里织布。
　　因为家里太穷，大叔父（金亨禄）九岁时只学了一点《千字文》，从没有上过学，自小就帮助祖父种田。
　　全家老小都拼死拼活地干活，却常年连粥都喝不饱。我至今还记得，当时我们吃的是没去皮的高粱米米查子熬的粥，吃起来扎喉咙，咽不下去。吃水果，吃肉，更是连想都不敢想。有一次，我的脖子上生了火气（一种地方病），祖母不知从哪里弄来了一点猪肉，我吃了它，火气顿时就消了。从此以后，我每当想吃猪肉的时候就想，再生点火气该多好。
　　我在万景台度过幼年时代的时候，祖母常常为家里没有一个挂钟而叹息。她是一个没有物欲的人，但是唯独对一家邻居的挂钟十分羡慕。她羡慕邻居的挂钟，是从我的父亲入了崇实中学时开始的。因为家里没有挂钟，她天天夜里不能安心睡觉，只好眯一阵醒一阵，天不亮就起来，估算着时间，急忙做早饭。因为从万景台到崇实中学，足有30多里地，不早点做早饭，我的父亲就会迟到。有的时候她半夜里起来做好早饭，却不知道是几点了，只好蹲在锅台边上，睁着眼睛等好几个钟头，坐等东边窗户发亮。这样的时候，祖母就对我的母亲说：“到邻居家去问问现在几点了。”母亲走了出去，却不好意思叫醒人家，连人家的院子她都不敢进去，只好蜷缩在篱笆外边，等着他家的挂钟发出的当当报时声。挂钟响过以后，母亲这才回来把时间告诉祖母。
　　当我从八道沟回到家乡来的时候，叔母在问过我父亲的情况以后说，你父亲过去上学路远，吃了不少苦。这回你住到七谷外婆家去，离学校近，该多好啊。
　　直到解放，我们家始终没能挂上一个我祖母那么羡慕过的挂钟。
　　我们一家人，虽然过着吃不饱的苦日子，但是对亲骨肉和乡亲的关心、照顾和帮助却是十分真诚的。
　　“没有钱可以活，没有人缘却活不下去。”这是祖父常常告诫子孙的话，也是我们家庭的座右铭。
　　我的父亲对新事物很敏感，学习热情很高。他在私塾学《千字文》的时候，就很想到正规学校去读书。
　　①在发生“海牙密使事件”的那年夏天，在鹫鹰村举行了顺和、楸子、七谷、新兴这四个学校学生的联合运动会。这天，父亲作为顺和学校的选手参加了运动会，在单杠、摔交、赛跑等好多项目中都夺得了冠军。但是跳高项目的冠军却被别的学校夺走了，因为在跳高时他头上的辫子缠住了横竿，丢了分。
　　运动会结束后，父亲就到学校后面的山上，一下子剪掉了头上的辫子。
　　他无视沿袭了几百年的旧习俗，而且未经父母的许可，断然剪掉了发辫。这在当时，的确是很不简单的事情。
　　祖父听说这事以后，大发雷霆，说是闯下了大祸。我们一家人从来都是刚强有主见的。
　　后来听说，那天父亲怕祖父发脾气，不敢进屋，只好在篱笆外面打转。
　　曾祖母把我父亲从后门领进屋里来给饭吃。曾祖母特别疼爱我的父亲，因为我父亲是我家的长孙。父亲常说，他能够入崇实中学，也是因为有曾祖母的支持。当时，在封建意识还很浓的情况下，我祖父那一代人不喜欢新式学校，是曾祖母说服了我祖父，才让父亲入了新式学校的。
　　父亲入崇实中学是在国家沦亡后的第二年（1911年）春天。当时正是提倡开化的初期，贵族们上新学堂的很少。像我们这样连米查子粥都吃不饱的穷人家，供子女上中学，确是十分吃力的事情。
　　听说当时崇实中学的学费每月要缴二圆。为了交这二圆学费，母亲还到顺和江去捡河蚬，祖父种香瓜，祖母种小萝卜，才15岁的大叔也打草鞋，拿去换钱。父亲也为了挣学费，每天放学后留在学校办的实习场里做苦工，直到傍晚。然后又到学校图书馆读几小时的书，深夜才回家，睡一两个小时，第二天凌晨又上学去。
　　。。。。。。
　　①海牙密使事件：1907年，朝鲜高宗皇帝的密使参加第二次海牙和平会议，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朝鲜的野心，呼吁支援朝鲜独立，密使中的一人李俊剖腹自杀，以抗议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
　　如上所述，我的家庭，是一个在当时朝鲜的任何一个农村、任何一个城镇都能见到的那种简朴而平凡的家庭，是一个极为平凡，毫无特殊的穷人家庭。
　　但是，只要是为祖国为同胞的事情，我家的任何一个人都是挺身而出，不惜献出一切的。
　　曾祖父虽是一位给别人守墓的人，却是一位热爱乡土，酷爱祖国的人。
　　当美帝国主义的侵略船“舍门”号沿着大同江逆流而上，停泊在头老岛的时候，曾祖父同村民一道，把各家备户的缆绳都集中起来，一道道横在万景峰和江对岸的昌鸟游岛之间，并从山顶上推下大石块，阻止贼船前进。
　　当他听说贼船窜犯到羊角岛，开枪打炮，杀人放火，掠夺财物，奸淫妇女，无恶不作时，便立刻带领村良直奔平壤城。当时，城里的人民群众同官军一道，把许多装满柴草的小船连成串，点上火，顺流推下，烧沉了贼船，把美国海盗全部葬身在水里。在这场奋战中，祖父也作出了贡献。
　　“舍门”号被击沉后，美帝国主义侵略者又派军舰“谢南迪亚”号，一直进犯到大同江入口，大肆烧杀掳掠。这时候，万景台的人民群众也组织义兵，齐心参加了保卫祖国的战斗。
　　祖父常说：“男子汉应战死在与敌人作战的沙场上。”他经常教育我们全家人都要为国尽忠，而且不惜把自己的子孙献给了革命斗争。
　　祖母也教育子孙要刚直不阿，坚强不屈。
　　有一次，在严寒的冬天，日本人把我的祖母拉到满洲的山野拖来拖去，百般折磨她，企图迫使我祖母诱我“归顺”。但是，我的祖母大义凛然，坚强不屈，痛骂敌人，表现了作为革命家的母亲、革命家的祖母的气概。
　　我的外祖父（康敦煜）在故乡办了一所私立学校，教育青少年。他是一位为教育后代和争取国家独立献出一生的热诚的爱国者和教育者。我的大舅（康晋锡）也是一位早年投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者。
　　我的父亲从我小时起就孜孜不倦地教育我，让我具有崇高的爱国精神。
　　也是从这种愿望出发，父亲给我起了“成柱”这一名字，意思是希望我成为国家的顶梁柱。
　　我父亲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带着两个弟弟，在我家旁边种了三棵象征三兄弟的白杨树。那时候，万景台还没有白杨树。那天，父亲对他的两个弟弟说，白杨是一种长得快的树，我们三兄弟要像白杨树一样茁壮地成长起来，争取国家的独立，过上幸福的生活吧。
　　后来，为了革命工作，父亲离开了万景台。接着二叔（金亨权）也走上了斗争的征途。只有大叔一个人留在万景台老家。
　　那三棵白杨长得很好，很快就长成了大树。树荫越过地界，一直投到地主的地里。地主借口有树荫遮着良田会降低产量，蛮横地砍掉了我家那三棵白杨。尽管这样，谁也不敢说一句话。那时就是这样一个不公道的社会。
　　解放后，我回家听到这件事，感到既惋惜又气愤，就越发想起父亲的纯洁而高尚的夙愿。
　　令人惋借和气愤的何止这一件事。在老家的前边原先有过好几棵水曲柳，我小时候常常领着小朋友爬上去玩。可是我回到阔别20年的老家时，那棵靠近我家的水曲柳竟然不见了。
　　祖父告诉我那是大叔砍掉的。原来，这里也有令人气愤的故事。
　　大平派出所的警察为了监视我家，天天来这里值班。大平与万景台有一段距离，因此，每到夏天，警察就把这个有水曲柳树荫的地方当成他们的“办事处”，盘坐在树荫下，动不动就叫来村里的人进行审讯，没事就扇着扇子乘凉，睡大觉，有时杀鸡喝酒，还向我的祖父和大叔寻衅闹事。
　　有一天，我那老实憨厚的大叔，突然挥起斧头，一口气砍倒了那棵水曲柳。祖父说，当时他看见了这情景，但根本不想阻止。他说：“俗话说，三间房虽已烧光了，可看到臭虫也都烧死，心里倒是挺痛快。”听了祖父的话，我不禁苦笑。
　　我的祖父和祖母，因为有闹革命的子孙，受尽了苦。他们在严重的苦难和残酷的迫害下，坚守了气节，顽强地坚持斗争。日本帝国主义在他们统治的末期，强迫朝鲜人改用日本式的姓名，但我的祖父母没有听从。在我的家乡，直到解放坚持没有改用日本式姓名的，只有我们一家。别人都改了姓，因为不改姓，在城市里日本官厅不发给粮食，活不下去。亨禄大叔因为坚持不改用日本姓，多次遭到毒打。
　　警察问他：“从今天起，你不是金亨禄。你叫什么名字？”大叔回答：
　　“我叫金亨禄。”
　　警察扑过来打他的耳光，然后再问：“再说一遍，你叫什么名字？”他仍不改口，坚持说：“我叫金亨禄。”
　　警察气极了，打得更狠。我的大叔只要回答一声他叫“金亨禄”，警察就打他一拳，可是他自始至终没有屈服。
　　当时，祖父对大叔说，你没改成日本名字，做得对。现在，成柱一正跟日本鬼子打仗，你把名字改成日本名字，那还行吗？就是被打死，也绝不能改用日本名字。
　　我家里的很多人在辞别祖父和祖母，离开故乡的时候，都留下了一定要光复祖国后再回来的誓言，健步走出了柴门。但是，在他们当中，回到祖国来的只有我一个。
　　为独立运动献出一生的父亲，32岁时在异国他乡与世长辞。男子32岁，正是年富力强的时候。葬礼结束后，从故乡赶来的祖母，来到抚松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前放声痛哭的情景，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六年后，我的母亲，没能等到祖国独立的那一天，在安图逝世。
　　母亲去世后加入游击队扛枪作战的弟弟哲柱也牺牲了。因为他战死在战场上的，所以，连遗骸都没能找回来。
　　又过了几年，被判了长期徒刑后关在麻浦监狱中的二叔，因遭到敌人残酷的严刑拷打，死在狱中。当时，我家收到了一份领尸的通知，却因为没有钱，没能领回来。所以，我二叔的遗骸就埋在麻浦监狱的共墓里。
　　在20年的岁月里，我们一家许多生机勃勃的人就这样死在人地生疏的他乡异邦，化作一把泥土分散在天南海北。
　　解放后，当我回到家乡的时候，我的祖母迎至柴门外，搂着我，捶着我的前胸，说道：“你把爹妈都丢在哪里，一个人回来了？一起回来不成吗？”
　　祖母都这样悲痛万分，而我却把躺在万里他乡的生身父母的遗骸，都没能运回来，只身走进老家柴门的人，心里又该多么痛苦啊！
　　从此以后，我每当走进别人家柴门的时候就想，这一家里走出这扇柴门的亲人该有多少？没能回来的又有多少？这个国度里所有的柴门，都有着亲人洒泪离别的悲痛，都有着对那些永远不能回来的亲人的深切怀念，都有着失去亲人的撕心裂胆的痛苦。这块国土上的成千上万的父母和兄弟姊妹，为光复祖国，献出了生命。我们的民族，越过鲜血、眼泪和叹息汇成的大海，冲过枪林弹雨，争取祖国的光复，竟花了36年的漫长岁月。这是浴血奋战的36年，我们付出了极为昂贵的代价。但是，如果没有经过这样的浴血奋战，没有作出这样的牺牲，还能想象有今天的祖国吗？无疑，我们所生活的这个世纪，必定成为一个耻辱的奴隶生活仍在持续的痛苦而不幸的世纪。
　　我的祖父和祖母，都是种了一辈子地的乡下老人。但我要说句真心话，我佩服他们坚定的革命精神，我从他们的革命精神中受到了极大的鼓舞。
　　我认为，把子孙们拉扯大，送他们走上革命道路，然后默默地忍受随之而来的种种苦难和折磨，还坚持不懈地给子孙们作后盾，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和一两次的战斗或几年的监狱生活所不能相比的。
　　我们一家遭受的这种不幸和苦难，只是失去国家的我们民族所遭受的不幸和苦难的缩影而已。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统治下，千百万朝鲜人被饿死、冻死、烧死和打死。
　　国家沦亡了，人和山河都不会安宁。在被沦陷的国家里，就是那些卖国求荣的奸臣逆贼，也必然不能高枕无忧。人，即便活着，也不如丧家之犬；山河，虽依旧存在，却难以保持本来的面貌。
　　最早认识这种道理的人，叫先觉者；卧薪尝胆，努力改变国家悲惨命运的人，叫爱国者；自己变成一团火，照亮人们看到真理，唤起千百万人民去推翻旧社会的人，叫革命者。
　　我的父亲，是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先驱者之一，他于1894年7月10日诞生在万景台，1926年6月5日，在国破家亡，暗无天日的深夜含恨去世，将一生献给了革命事业。
　　我于国家沦亡后的第二年，即王子年（1912年）4月15日出生在万景台，是父亲金亨稷的长子。
　　二父亲和朝鲜国民会
　　我的父亲把“志远”这一思想作为他一生的座右铭。
　　家里就不用说，顺和学校、明新学校等他所到的地方，他都用毛笔写出“志远”这两个大字，贴在墙上。
　　我父亲写的毛笔字，是很有水平的，他的墨迹至今还保存着一些。
　　当时很重视书法，把著名人物和书法家的字画做成挂轴、匾额或屏风点缀屋子，成了一种风气。因此，我还不懂事的时候，只是把父亲贴的“志远”二字，当成一般的字画看待。这两个字，父亲不作任何裱褙，只是把它贴在醒目的地方。
　　当我开始懂事的时候，父亲就开始教我要热爱祖国。他告诫我，要真心热爱祖国，就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志远”，就是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的意思。
　　父亲教自己的儿子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这没有什么令人惊奇的，不论是做什么事情，如果不抱着崇高的理想和远大的抱负，不勤奋努力，是不能成功的。
　　“志远”的含义，不是以追求个人的立身扬名、荣华富贵为目的的庸俗的人生哲学，而是教育人们在为祖国和民族的斗争中寻求真正的人生价值和幸福的革命的人生观，是激励人们前仆后继坚持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
　　父亲给我讲了很多为什么要有雄心壮志的道理。把它概括起来说，就像一部我国人民的反日斗争历史。
　　父亲说：
　　我们朝鲜，本来是一个国力极强的国家。武功发达，打仗从来没有败过；文化发达，其光辉直照到隔海相望的日本。可是，如此强盛的国家，由于李朝500年的腐朽政治，一朝之间落到了亡国的悲惨境地。
　　你还没有出生的时候，日本鬼子用刀枪吞并了我们国家。把国权出卖给①
　　日寇的奸臣，叫做“乙巳五贼”。然而朝鲜的灵魂，这些逆臣是出卖不了的。
　　义兵高举扎枪，呼喊了“灭倭复国”的口号；独立军用火绳枪打死了侵犯国土的敌人。有时，人民起义，高呼万岁，投掷石头，到处打击敌人；人人大声呐喊，向人类的良心和世界的正义发出呼吁。
　　崔益铉被动至对马岛，拒不食倭贼的饭，以绝食殉国；李俊在帝国主义②
　　列强代表们的面前，切腹自尽，显示了朝鲜民族真诚的独立精神；安重根在哈尔滨车站击毙伊藤博文，高呼独立万岁，表现了朝鲜人的气概。甚至年逾花甲的姜宇奎老人，也向齐藤总督投掷了炸弹；李在明为报亡国之仇，用短剑刺了李完用；闵泳焕、李范晋、洪范植等爱国忠臣以自尽的方式号召人民维护国家的主权。
　　曾有一个时期，我们的民族还开展了叫作“国债偿还运动”的令人心酸的运动。所谓国债，指的是日俄战争以后从日本借用的贷款中未偿还的1300③
　　万元的债。为了还清这个债，全国的男子都戒了烟。甚至高宗皇帝也以戒烟参加了这一运动。妇女们捐出了节衣缩食省下来的钱和佩带的首饰；姑娘们献出了自己的嫁妆；连富贵人家的婢女、针娘以及糕饼贩子、蔬菜贩子和卖草鞋的，也都为了偿还国债，毫不吝啬地捐出了浸透汗水的零碎钱。尽管这样，我们的国家还是没有保住独立。
　　问题的关键在于，必须用一定要收复国家这样一个统一的意志去发动全国人民，培养能够击退敌人的力量。只要有坚定的决心，就能培养这种力量；有了这种力量，就能打退任何强大的敌人。
　　只有唤醒并发动全国老百姓，才能恢复国家主权，而这不是一两天就能做到的。正因为这样，要有远大的雄心壮志。
　　每当我的父亲，拉着我的手，爬上万景峰或下山回家的时候，常常给我讲这些话。父亲的教导，是贯串着爱国主义思想的。
　　有一次，父亲对我的祖父和祖母说：
　　。。。。。。
　　①
　　乙巳五贼：1905年11月，日本强迫朝鲜签订不平等的侵略性的“韩日协约”（“乙巳条约”）时，向日本屈服的五个卖国大臣，即学部大臣李完用、内部大臣李址镕、军部大臣李根泽、农商工部大臣权重显、外部大臣朴齐纯。
　　②
　　安重根（1879～1910）：黄海道海州人。独立运动者。从17岁起研究军事学。作为西北学会会员从事过教育活动。1907年底，到俄国滨海省去作为反日义兵队指挥员进行活动。1909年6月，率领300多名义兵攻打咸镜北道庆兴（现在的恩德）的日本守备队。1909年10月，在哈尔滨站击毙以“北满视察团”的名义到满洲的侵略朝鲜的元凶伊藤博文。
　　③
　　高宗皇帝（1864～1907年在位）：李氏王朝的第26代皇帝。
　　“不能光复祖国，还活着干什么？我就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打败日本鬼子。如果我在战斗中倒下了，就由我的儿子来干；要是儿子不能成功，就由孙子来接着战斗，反正一定要争取国家的独立。”当我原以为有三四年就能结束的抗日武装斗争，后来竟转入长期战的时候，我回味过父亲的上述教导；解放后，国家被分割成北南两部分，分别走相反道路，我又亲身经历了这一长期的民族分裂的悲剧，不禁又重新回忆起父亲的上述教导，对其深刻的含义敬佩不已。
　　可以说，父亲讲的话，就是他心中的“志远”的思想和信念，就是光复祖国的思想和志向。
　　父亲在家境那么贫困的时候，下狠心入崇实中学读书，就是为了实现“志远”这一远大抱负。
　　①
　　从甲午改革到签署乙巳条约的十多年，是我国乘着内政改革之风，为建立现代的教育制度而努力的时期。在汉城，举起主张新教育的火把，开办了培材学堂、梨花学堂、育英公院等学校，开始讲授西方的新学问。崇实中学，也正是这个时期美国传教士在朝鲜西部地方作为传教的一环建立的学校。
　　崇实中学招生是面向全国的。大批崇尚新学问的青年来报考这所学校。
　　崇实中学设的历史、代数、几何、物理、卫生学、生理学、体育、音乐等现代科目，吸引了希望克服国家落后状态，愿与世界新潮流同步前进的青年人的心。
　　我父亲曾说，他也是为了学新学问才入了这个学校的。私塾里教的晦涩难懂的四书五经等旧学问，是与父亲的求学欲是格格不入的。
　　在崇实中学，涌现了许多后来在独立运动中开展积极活动的著名爱国人士，这是与传教士们的教育目的不相符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议政院第一任副议长并接任过议长的孙贞道，临时政府末期任过国务议员的车利锡，就是这个学校毕业的。有才华的爱国诗人尹东柱也曾在这个学校读过书。康良煜先生也上过这所学校的专业班。当时，这个专业班叫做崇实专业学校，中学班叫做崇实中学。因为从崇实学校中涌现了许多反日独立运动者，日本人说这所学校是抗日思想的策源地。
　　“学文化，要为朝鲜而学；学技术，也要为朝鲜而学；信仰上帝，也要信仰朝鲜的上帝。”
　　父亲用这种思想开导他的同学，团结了一批爱国的青年学生。
　　在父亲的领导下，崇实中学里成立了读书会和一心亲睦会。这些组织，一面用反日思想教育学生，一面在平壤城内外和邻近地方积极开展群众启蒙活动。1912年12月，还在校内举行了反对学校当局的非人虐待和剥削行为的同盟罢课。
　　在中学读书期间，一到假期，父亲就到安州、江东、顺安、义州等平安南、北道和黄海道一带的许多地方去，开展群众启蒙工作和争取同志的工作。
　　可以说，父亲在崇实中学时期的最大收获，就是争取到了许多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
　　在崇实中学的同学中，有很多与我父亲思想投机，感情深厚，共同忧国忧民的人。他们都是胸怀开阔，学识渊博，才貌出众，遐迩闻名的先进青年。
　　这些同学中，出身平壤的人可以举出李辅植。读书会、一心亲睦会，李　　。。。。。。
　　①
　　甲午改革：1894年成立的内阁实行的资产阶级革命，亦称甲午更张。
　　辅植都参加了，后来为组织朝鲜国民会作出了很大贡献，三·一人民起义时，他也起了很大作用。我家住在烽火里的时候，他为了见我的父亲，多次来过明新学校。
　　平安北道出身的同学中有白世彬（白永茂），是枇岘人，同我父亲交往甚密。我父亲去平安北道的时候，多半都是由他做向导的。他是朝鲜国民会国外通迅员。1960年12月，在南朝鲜成立了“民族自主统一中央协议会”，听说白世彬当时作为这个中央协议会的委员进行了活动。
　　朴仁宽是崇实中学时期跟我父亲同住一个宿舍的人。我父亲在入学初期也曾住过学生宿舍。1917年春，朴仁宽到黄海道殷栗去做光宣学校的教员，并在那里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他奔走在松禾、载宁、海州等地开展活动，结交同志时被捕，在海州监狱蹲了一年牢。他在光宣学校当教员的时候，学生们以《半岛和我们的关系》为题作的文章，现在陈列在殷栗事迹馆里。读了这篇文章，就能看出当时受朝鲜国民会影响的学校学生的思想动向和内心世界的一部分。
　　在独立运动者中，同我的父亲关系最密切最深厚的是吴东振。我父亲在崇实中学的时候，他就经常到我家来。当时他是安昌浩开设的平壤大成学校的学生。他跟我父亲的关系，是超过了纯粹人情关系的思想政治关系，因此他们的关系一开始就是真挚而火热的。听说，他最初同我父亲的思想产生共鸣，是1910年春天在庆上沟练兵场（李朝末期兵营前的练兵场）举行的运动会上。
　　参加这个运动会的有来自平壤、博川、江西、永柔等地的一万多名青年学生。
　　这天，在运动会结束后举行的演讲大会上，我父亲发表了演讲。他在演讲中指出，应当反对部分学生提出的我国要成为一个文明国就要接受日本文明的主张。他说，要实现我国的现代化，就应当靠我们自己的力量。他的演讲，引起了听众的注意。当时的听众中，就有后来成为正义府司令的吴东振。
　　后来，吴东振每当回忆当时的情景时就感慨万分他说：“那一天，金先生的演讲大大地感动了我。”
　　从1913年起，他以批发商的身份往来于汉城、平壤、新义州等国内主要城市和中国的一些地方。每次来去，都到我家来看我的父亲，就独立运动的未来进行探讨。
　　最初，我以为吴东振是一个心地善良的商人，后来迁到八道沟和抚松去住的时候，才知道他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
　　这个时候，吴东振已经是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一提松庵吴东振，没有人不知道。凭他的财产和背景，他完全可以不走艰险的革命道路，也能生活得很好，可他还是直接手持武器，投入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
　　吴东振对我父亲非常尊敬，十分友好。他家在义州，来找他的客人络绎不绝。他索性把外屋整个地腾出来做了专供客人住的宿舍。因为客人太多，他特地雇了一个厨娘，专给客人做饭。但是，我父亲一去，他就不让我父亲住外屋，而是请到里屋去住，而且让他的夫人亲自下厨房烧饭做菜。
　　有一次，吴东振偕同夫人到我们家来，我的祖母把盛饭的有盖铜碗作为纪念品送给了他们。
　　我之所以如此详细介绍吴东振，固然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挚友和同志，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同我的青年时代有极深的关系。我从小就对他有特殊的感情。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吴东振被日本鬼子逮捕了。过了几年以后，193z年3月初，当我为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而奔走在间岛一带的时候，吴东振在新义州地方法院受到审判。我过去听到甘地的预审记录文件有2.5万页，大吃一惊，而吴东振的预审记录文件竟有3.5万页，共64卷之多。
　　审判他的那天，有几千名旁听人拥进了法庭，原定早晨开审的法庭到下午一点多钟才勉强开庭。在法庭上，吴东振拒不接受日本人的任何审理，还跳到婶判长的座位上放声高呼“朝鲜独立万岁”的口号，震撼了整个法庭。
　　日本审判官惊慌失措，急忙停止公审，然后在被告缺席的情况下，胡乱地作出了判决。他们在审理上诉时，判了他终身徒刑。吴东振终于死在狱中，没有看到解放的那一天。
　　当我们为了组建游击队而艰苦奋斗的时候，报纸上登载了反映吴东振在敌人法庭上凛然大义的气概和斗志的审判纪实，还登载了他被押送到平壤监狱时照的戴着篓子帽（扣在囚犯头上的类似篓子的草帽）的照片。当时我看着他的照片，感慨万分，深情地缅怀他那坚定不移的爱国主义精神。
　　如上所述，我父亲在崇实学校时期亲密相处的人当中，有不少人成长为坚定的革命家，后来都成了朝鲜国民会的骨干。
　　父亲在崇实学校辍学后，在万景台的顺和学校和江东的明新学校教书，为教育后代作出了努力，同时为了团结同志而倾注了心血。据说，父亲辍学是为了扩大革命活动场地，开展积极的实际斗争。
　　父亲在1916年的假期去过间岛。他当时与哪条线取得联系是不得而知的。他经过间岛到上海，还同孙文的国民革命派接上了头。
　　父亲对孙文评价很高，说他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先驱。据父亲说，在中国，男人剪掉发辫，每星期休息一天的制度得以实施，都是资产阶级改革派付出努力的结果。
　　父亲特别赞扬孙文作为中国革命同盟会纲领提出的民族、民权、民生－
　　－三民主义以及在五·四运动影响下提出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他还说，孙文是度量宏大，意志刚毅，且有先见之明的革命家。可是，父亲说，孙文在建立中华民国后，以建立共和制和清朝皇帝退位为条件，把总统之位让给了袁世凯是失策。
　　我小时候，还多次听到父亲谈论朝鲜的资产阶级改革运动。父亲对金玉均领导的甲申政变以“三日天下”告终，深表惋惜。他曾说，开化党提出的革新政纲中，关于人权平等、废除门阀、录用人才、暗示废除对清朝的从属关系的独立思想等，都是进步的。我听了父亲的评价后，认为金玉均是出类拔萃的人物，甚至想，如果他的改革运动没有失败，也许朝鲜的近代史会是另一个样子。
　　后来，我们找出金玉均的改革运动及其政纲的局限性，并以主体的观点做了分析。
　　教过我们朝鲜历史的老师们，大体上都把金玉均定为亲日派。解放后，我国学术界也曾长期给金玉均贴上了亲日派的标签。他在准备政变的过程中得到了日本人的帮助，这成为认定他亲日的根据。我认为这种评价是不公平的。因此，我对历史学者们说，金玉均在改革运动中，没有注重与人民群众结合的问题，这显然是错误的。但是，如果因为他依靠了日本的力量，就把他评为亲日派，那就会陷于虚无主义。他利用日本力量的目的并不在于搞亲日的改革，而是基于对当时力量对比关系的精细考虑，要使之有利于开化党一边。这在当时是不可避免的策略。
　　父亲曾说，金玉均的政变落得“三日天下”的命运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改革派不相信老百姓的力量，而只依靠了宫廷内部势力，应该从他们的失败中吸取教训。我猜想，父亲当时到间岛和上海去的目的，是要直接去了解国外独立运动的实况，争取新的同志，以便建立日后的斗争方略。
　　从世界范围来看，当时，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问题还不大成熟，还没有形成殖民地国家的独立运动的方式和方法。
　　父亲到间岛和上海去的时候，中国革命由于军阀内战，帝国主义列强干涉，经历着一进一退的严重挫折。中国革命的主要障碍是美国、英国、日本等外来势力。然而，流亡海外的许多独立运动者却寄希望于帝国主义，只是探讨应该借助于哪个大国，以空谈消磨时间。
　　间岛的形势，使我父亲更坚定了要靠朝鲜人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信念。父亲从间岛回来后，为了教育群众和团结同志，废寝忘食地工作。
　　这时，我们离开万景台，搬到烽火里住。父亲和在万景台时一样，白天在明新学校教书，晚上，到夜校去进行群众启蒙工作，每天很晚才回家。
　　有一次，我在一个学艺会上，按着父亲写的讲稿做了反日演说。
　　当时，父亲创作了很多革命诗歌，教给学生。
　　有很多独立运动者到烽火里来找父亲。父亲也常为找同志到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以及黄海道一带去。在这过程中，培养了骨干，并打下了群众基础。
　　1917年3月23日，在平壤学堂谷李辅植家里，父亲同张日焕、裴敏洙、白世彬等爱国的独立运动者一道，成立了朝鲜国民会。加入朝鲜国民会的青年战士们，割破手指写下了血书“朝鲜独立”、“誓死”。
　　朝鲜国民会是一个秘密组织。它的目的是，全体朝鲜民族团结一致，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建立真正的文明国。它是在三·一人民起义前后，朝鲜的爱国者在国内外组建的许多组织中规模最大的反日地下革命组织。
　　1917年，国内还很少出现秘密组织。韩日合并后组织起来的独立义军部、大韩光复团、朝鲜国权恢复团等各团体，都遭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到了这个时期全被解散了，当时，一旦查出谁在搞地下活动，一概逮捕论罪，所以一般人根本不敢参加那种活动。就是有志之士，在国内也一筹莫展，只能到国外去组织各种反日团体。连这种勇气也没有的人，就在朝鲜境内，在总督府的许可下，搞一些不触犯他们的消极活动。
　　就在这样的时候，朝鲜国民会诞生了。朝鲜国民会是具有彻底的反帝、自主立场的革命组织。它的宗旨中阐明：欧美势力将在东洋扩展起来，日本必将同他们争夺霸权，待到那个时候，朝鲜人要用自己的力量达到朝鲜独立的目的，为此要谋求团结同志，并作好准备。从它的宗旨中可以看出，朝鲜国民会与寄希望于外来势力的人不同，是站在朝鲜独立必须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来争取的自主立场上的。
　　朝鲜国民会订出远大计划，要派同志们到间岛，把那里变成独立运动的策源地。
　　朝鲜国民会的组织很严密。朝鲜国民会吸收成员要经过锻炼和考验，并进行严格选拔，建立纵向组织体系。委员之间使用暗号，秘密文件也都用暗号编写。朝鲜国民会决定每年在崇实中学开学那天召开会员的定期会议。朝鲜国民会后来组织了学校契、碑石契、乡土契等合法的外围组织，以此作为掩护。朝鲜国民会下设区域长。为了同国外人士取得联系，还在北京和丹东分别派了通迅员。
　　朝鲜国民会是建立在牢固的群众基础之上的组织。朝鲜国民会吸收工人、农民、教员、学生、军人（独立军）、商人、宗教徒、手工业者等各阶层的群众入会，它的组织，国内自不用说，还广泛分布于中国的北京、上海、吉林、抚松、临江、长白、柳河、宽甸、丹东、桦甸、兴京等地。
　　在成立和扩大朝鲜国民会的过程中，我父亲结识了很多同志，如张哲镐、康济河、姜镇乾、金时雨等。父亲为了寻找和联系他们所倾注的心血是难以用语言、文字表达的。为了争取一个同志，他常常不辞辛苦，跋涉千里。有一次，吴东振在去黄海道的途中，突然来到我家，和父亲会面。那天，吴东振显得容光焕发，格外开朗。他高兴他说，他碰上了一个出色的人。他说：
　　“这人名叫孔荣，是碧潼人，年纪还很轻。见识高，九尺高的大汉，又是个美男子。人很稳重，还会拳术，若在过去，无疑是兵曹判书之材哩。”父亲一听，也高兴他说：“自古说，伯乐之功高于千里马，这么说，吴先生的这次碧潼之行给运动立下了一大功绩喽。”吴东振走后，父亲叫大叔编几双草鞋，第二天，我父亲穿上新草鞋就上路了。差不多过了一个月，父亲才回来。不知他走了多少路，连鞋帮绳都断成一截一截的了，可是父亲一点也没有显出疲惫的样子，而是满面笑容地走进了院子。
　　父亲见过孔荣回来，非常满意。
　　我从小就从父亲那里学到了热爱和珍视同志的重要道理。朝鲜国民会的成立，可以说是自“韩日合并”后，父亲多年来在国内外积极开展的组织工作和宣传活动的总结。无疑，父亲是打算通过这个组织打开一个大局面的。
　　不料，这个组织遭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1917年秋，日本帝国主义发现了有关朝鲜国民会的线索。
　　刮大风的一天，三个警察突然闯进正在上课的明新学校教室，不问青红皂白地逮捕了我的父亲。
　　跟着我父亲到麦田渡口的一位姓许的人在渡口，受父亲的嘱托，跑来找我母亲。
　　母亲按照父亲的嘱托，上屋顶取出秘密文件，扔进灶坑烧掉了。
　　从父亲被捕的第二天起，烽火里的基督教徒们就聚在明新学校，为我父亲的释放做了早祷。平壤和江东的人民群众拥到平壤警察署，提出请愿书要求释放我父亲。
　　住在万景台的祖父，听说要审判我父亲，便叫大叔到平壤警察署去问我父亲，要不要请律师。叔叔对父亲说，就是变卖一些家产，也要在审判时请律师来辩护。父亲一听这话，马上就不让他说下去了。父亲说：
　　“律师用嘴说话，我也用嘴说话，不必花钱去请律师。我根本没有罪，没有必要辩护！”
　　日本帝国主义在平壤地方法院对我父亲进行了三次审判。每次审判，父亲都坚决表示抗议，说，朝鲜人爱自己的祖国，为此做了点事，要论什么罪？
　　我不能承认当局的这种毫无道理的审理。
　　于是，审判拖延下去。在第三审时，日本帝国主义强行判刑。
　　父亲被逮捕后，亨禄叔叔和二舅（康用锡）一起到烽火里来，要把我们接回万景台。可是，母亲对他们说，要在烽火里过冬。其实，母亲那时决定不搬回万景台，是为了同那些找我家来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和反日运动者接上头，并处理一些善后工作。母亲把善后工作作完后，第二年春天，才领着我们回万景台。那时，我祖父和外父一道，拉着牛车到烽火里来搬走了家档。
　　那年的春天和夏天，我过得很不愉快。我问母亲，过多少天爸爸才能回来。而母亲总是用“很快就会回来的”这句话来搪塞过去。有一天，母亲领着我到万景峰的秋千场去。她抱着我坐在秋千上，对我说：
　　“曾孙（金日成主席的曾祖父和曾祖母称金日成主席为”曾孙“，故母亲也称他为曾孙），那前边大同江的冰都化了，树上长出了绿叶，可你爸爸还不回来。爸爸是为光复自己的国家斗争的，那能算什么罪呢？你要快快长大，替爸爸报仇。你长大了一定要成为光复祖国的英雄。”我回答说，一定要做到。
　　后来，母亲好几次瞒着我去探监。可是，她从不提起监狱里的事。
　　有一次，母亲说要到八谷去弹棉花，带着我进城去。母亲顺便到七谷外祖父家，托他们给弹棉花，然后径直到平壤监狱去了。那时，外祖母一再叫母亲一个人去探监，把我留下。外祖母说，怎么能带着还不懂事的孩子去探监？小孩子看到铁栅栏里的爸爸，还不吓坏啦。她坚决反对带我去。那时我才六岁。
　　我走过普通江上的木板桥，一眼就认出了监狱。虽然没有人告诉我监狱是什么样的，但从不同一般的建筑样式和它周围阴森的气氛中，我自己认定那就是监狱。监狱的建筑看着都能叫人吓掉魂，实在阴森可怕。铁门、围墙、望楼、铁栅栏不必说，连门岗穿的黑衣服和他的眼神，都像凶神恶煞似的，杀气腾腾。
　　我们走进去的探监室，连一线阳光都照不进，很昏暗。屋里的空气浑浊，令人发闷。
　　在那样的环境里，父亲却和平时一样微笑着。他一见我，非常高兴地对母亲说，带孩子来，这很好。父亲穿着囚衣，而且消瘦得几乎认不出来了。
　　他脸上、脖子上、手脚上都有伤痕，青一块紫一块的。可是他倒为家里的人担心。父亲是那么气字轩昂，以致看上去虽然叫人心痛，但又觉得值得骄傲和自豪。
　　“这些日子你长高了。回家要好好听大人的话，要好好用功！”父亲对看守连理都不理，只是朝我从容他说着话。声音也和往常一样，一点也不差。我一听这声音，眼泪涌了上来。我大声回答说：“是，爸爸，你也快点回家来吧。”父亲满意地点点头。然后，他对母亲说，如有卖毛笔的或卖篦梳的到家来，要好好帮他们。他这是指革命同志说的。
　　那天，父亲那坚贞不屈的姿态给我留下了平生难忘的印象。
　　那天，还有一件使我难忘的事，就是在探监室见到了李宽麟。当时，她是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生，同时作为朝鲜国民会会员进行活动。
　　真是万幸，警察的黑手还没有伸到她那里。
　　李宽麟带着一个同学（朝鲜国民会会员）一起来看我父亲。在封建观念还很浓的时代，一个女子到监狱来，而且是来探望一个思想犯，的确是不易的事。在那个世道，这事若传出去，连出嫁都困难。在那种时候一位打扮时髦的新女性来见思想犯，连看守都大吃一惊，以致对她特别小心。李宽麟却十分开朗地安慰了我父亲和母亲。
　　那时，我到监狱去看父亲，这对我来说是一件大事。母亲把我带到监狱去的深刻用意也是可以理解的。父亲身上的创伤，使我切身地感受到了日本帝国主义恶魔的毒狠。我从父亲身上的创伤上，直接地、实际地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形象，这远远胜过世界许多政治家、历史家对日本帝国主义的分析和评价所能给予我的形象。
　　在那以前，我还没有亲身受过多少日本军警的害。我只是曾经看到，为调查户口、检查卫生来到万景台的日本警察，硬找碴儿寻衅闹事，用鞭子捅破、撕掉门上的纸，把门扇扔到锅上，把锅磕破砸坏的情形，还没看到过他们把无辜的人，打得那么伤痕累累。
　　我在那时看到的父亲身上的累累伤痕，在我进行抗日革命斗争的整个期间，几乎没有一刻离开过我的脑海。那次探监时所受的冲击，至今还深深地刻在我心里。
　　1918年秋，父亲刑满出狱。大叔和祖父抬着担架到监狱去接他，邻居们都聚集在从松山里到万景台的路口等他。
　　父亲遭到严刑拷打，遍体鳞伤，连走路都很困难。他很吃力地走出了狱门。
　　祖父见此情景，对敌人深恶痛绝。他叫父亲躺在担架上。可是父亲对他说：“我要自己走着回去。我还没断气，怎么能在敌人眼前，叫人抬回去呢？
　　我要让敌人看着我自己走回去。”说着，他毅然迈开了脚步。
　　回到家后，父亲把叔叔们叫到跟前，说了这样的话：
　　“我在坐牢时下了决心，就是水也要多喝一口，一定要活着出去，斗争到底。这世上最坏的就是日本鬼子，怎能饶了他们呢！亨禄，亨权，你们也要跟日本鬼子斗。就是豁出命去，也要讨还血债。”我听着父亲的话，决心将来跟着父亲去同日本帝国主义拼个死活。
　　父亲一面躺着养伤，一面读书。
　　父亲的姑父金承铰会治眼病，有一段时期，父亲在他家补养身体，同时继续攻读他在牢里开始学的医学。他回来时，带来了很多好医学书籍。父亲早在崇实中学念书时，就在他姑父家学过医术，也读了许多医书。
　　父亲可能是在坐牢时就决心改换表面上的职业，弃教从医的。
　　父亲还没等完全康复就到平安北道一带去了。他决心恢复被破坏的朝鲜国民会组织。祖父鼓励父亲说，一旦下了决心，就不要屈服，要想尽一切办法去付诸实现。
　　父亲在离开家乡时留下了一首诗，《南山青松》。哪怕是粉身碎骨，也要一代接一代地坚持不屈的斗争，一定要给三千里锦绣江山带来独立的新春。这是父亲的坚定信念。
　　三“独立万岁”的回音
　　寒冷的冬天，父亲离开了家。
　　我焦躁不安地盼着春天的到来。对我们缺吃少穿的穷人来说，寒冷也是一个大敌。
　　天气刚开始转暖，祖母就念叨着曾孙的生日，我的生日正值于春暖花开的季节，去北方的父亲可以少受点寒冷了，祖母发愁的是，在春荒季节，家家没粮，怎样给我过生日才让我高兴。
　　在我们家里，一到我的生日，尽管是断粮季节，也想办法给我的饭桌上摆一碗大米饭和虾酱加鸡蛋炒的菜。连粥都喝不饱的我们家，能给我一个鸡蛋吃，就算是非常不错的佳肴了。
　　然而，这一年的春天，我没有期待过什么生日。父亲被捕一事使我受了刺激，现在我又一直挂念着远方的父亲。
　　父亲离家不久，爆发了三·一人民起义。这次起义，是十年来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武断统治”下，受尽欺凌与残酷虐待的朝鲜民族多年怒火的爆发。
　　合并后的十年，是中世纪式的恐怖政治把朝鲜变成一个大监狱的十年；是我们的民族在倭寇的刀光剑影中被剥夺了言论、集会、结社、示威的自由，被剥夺了一切社会权利和财富，呻吟在巨大痛苦中的苦难深重的时代，是暗无天日的时代和饥饿的时代。
　　我们的民族对于这种黑暗与掠夺，忍无可忍。他们开展秘密结社运动、独立军运动和爱国文化启蒙运动，不断地积蓄力量，终于奋然站起来举行了起义。
　　由天道教、基督教、佛教等宗教界人士和爱国师生主导，周密地计划，并推进了三·一人民起义。通过甲申政变、卫正斥邪运动、甲午农民战争、爱国文化启蒙运动和义兵斗争，我国人民的民族精神连绵不断地继承和升华起来，终于大声呐喊着自主独立的口号，爆发了火山一样的起义。
　　1919年3月1日，在平壤，起义以正午12时的钟声为信号，数千名青年学生和市民聚集在将台岗上的崇德女校运动场上，朗读了《独立宣言书》，庄严地宣布朝鲜是一个独立国家，然后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日本人和日本军队滚出去！”的口号，进行了轰轰烈烈的游行示威。示威队伍一开进大街，就有几万名群众汇合进来。
　　万景台和七谷的人民群众，也排成队伍拥向了平壤。我们一家人，天刚亮就吃了早饭，都参加了高呼独立万岁口号的示威。刚开始时只有几百人的队伍，一路上增加到好几千人。群众一面敲锣打鼓，一面高喊着“朝鲜独立万岁！”朝普通门方向前进。
　　当时只有七周岁的我，也穿着破草鞋，夹在示威队伍里，喊着口号走到了普通门。我跟不上怒涛一般拥向城里的队伍，尤其是破草鞋趿趿拉拉的很碍走路，于是干脆把鞋子脱下提在手里，跑步跟上了队伍。大人们喊独立万岁，我也跟着喊。
　　敌人出动骑警队和军队，到处镇压群众，用刀砍，用枪打。好多人牺牲了。
　　尽管这样，群众依然不畏强暴，坚决抵抗，与敌人拼杀。在普通门前，也发生了激烈的肉搏战。
　　这一天，是我头一次看到人杀人的一天，是头一次目睹到我们民族流血的一天。我幼小的心里燃起了愤怒的烈火。
　　日落天黑以后，村里的人们都举着火炬，爬上万景峰，再次吹响了号角，敲响了锣鼓，喊出了“独立万岁！”
　　斗争持续了好几天。我也一直同亨福姑母一道，跟着母亲登上万景峰喊“万岁”，很晚才下山。母亲每次都给群众送水和作火炬用的麻秆，忙得不可开交。
　　在汉城，也有几十万群众举行了浩浩荡荡的示威，连前来加入高宗皇帝葬礼的地方农民也参加了游行队伍。
　　总督长谷川为了镇压群众的示威，甚至出动了驻龙山的第20师团的兵力。他们用刀砍杀，用枪射杀，野蛮地屠杀示威群众。汉城市街霎时间变成了一片血泊。
　　但是，示威群众仍然向前进，前一排倒下了，第二排上去；第二排倒下了，下一排再上去。前仆后继，开展了英勇的斗争。
　　地方人民也都没有为敌人野蛮的武力镇压所屈服，同敌人进行了浴血的英勇斗争。
　　一个年轻的女学生，拿着国旗的右臂被砍断了，就用左手举起了国旗，左臂又被砍断，再也不能举旗了，但她仍然没有停止前进，继续高呼着“朝鲜独立万岁！”口号，直至生命的最后一刻。日本军警见此情景，都吓破了胆。
　　以汉城和平壤的示威为开端的起义，到3月中旬席卷了全国13个道，义波及到满洲、上海、滨海省、夏威夷等海外的朝鲜同胞，发展成了全民族的抗争。那时候，凡是有民族尊严的朝鲜人，不问职业和信仰的差别，不分男女老少，都参加了这次起义。被封建礼教所束缚，连家门都不敢随便出去的普通家庭妇女，甚至最卑贱最受蔑视和欺凌的妓女，也都结成队伍参加了示威。
　　起义后一两个月来，独立万岁的呼声仍震撼全国。以至春去夏来，气势才开始慢慢低落下来。
　　许多人原以为，喊几个月万岁，继续扩大声势，敌人就会改变想法，撤出朝鲜去。但是错了。日本帝国主义是绝不会为这一点反抗而乖乖放弃朝鲜的。
　　为了鲸吞朝鲜，日本光是大的战争就打了三次。
　　早在400年前，丰臣秀吉的部下加藤清正和小西行长就率领几十万大军侵入我国，燃起了战火。历史上称为“王辰倭乱”。
　　到了19世纪中叶，日本统治阶级经过“明治维新”，走上改革的道路之后，最先提出的是“征韩论”。所谓“证韩论”，是日本军国主义集团为日本的繁荣和天皇国家的威力，用武力征服朝鲜的侵略主张。由于日本政界和军界内部的意见不一致，“征韩论”在当时未能付诸实行。但“征韩论”者们举行叛乱，进行了半年以上的国内战争。
　　据说，那时这样反对天皇政府，发动了大规模叛乱的“征韩论”者的头目西乡隆盛的铜像，居然至今还矗立在日本。
　　为了吞并朝鲜，日本既同中国打仗，也同俄国打过仗。美国和英国给日本作后盾。
　　日本军阀有多么狠毒，可从下例事实略知一斑。
　　俄日战争时指挥旅顺战斗的是乃木。他攻占203高地时，是从山下到山顶堆起尸体当作阶梯攻上去的。据说，旅顺的白玉山祠堂里埋有2.5万多具尸体，而这只是当时死者的一部分。
　　日本付出莫大的牺性赢得了战争的胜利，但他们既未能吃掉西伯利亚，也未能吞掉满洲。当乃木回国的时候，那些上了他的当，冤枉地变成了寡妇和孤儿的日本人，窝着一肚子火，拥到码头，想对乃木报复泄愤。
　　可是，他们看到走下船来的乃木，胸前吊着三个骨灰盒，便都缄默不语了。原来，乃木自己也在这场战争中失掉了他所有的三个儿子。
　　不知道这个故事有多少是属实的，但从中可以清楚地看出日本侵略者是绝不会乖乖地放弃朝鲜的。
　　然而领导了三·一起义的上层人物忘却了这一历史教训。他们一开始就不顾我国人民高昂的斗争气势，把运动的性质规定为非暴力的运动，仅拟出《独立宣言书》，向国内外阐明朝鲜民族争取独立的意志，就算完事了。他们并不希望运动进一步扩大，转化为由民众主导的群众性斗争。
　　民族运动的部分领导人，甚至想用“请愿”的方法实现朝鲜的独立。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一问世，他们就抱着美国等协约国代表也许会在巴黎和会上作出朝鲜独立的决议这样一种荒诞的幻想，开展了不体面的请愿运动。金奎植等几个人，还带着《独立请愿书》，走访列强代表的住处，向他们呼吁过，哀求过。
　　但是，协约国的代表们都在处心积虑地想着怎佯分赃才能分得更多一些，根本不把朝鲜问题放在眼里。
　　本来，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人物把希望寄托在威尔逊的“民族自决论”上，这本身就是错误的。“民族自决论”是美帝国主义为了扼制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力，由自己支配全世界而抛出的伪善的口号。美帝国主义企图利用“民族自决”这一骗人的口号，从内部瓦解多民族国家苏联，并且使弱小殖民地国家的人民在争取独立的斗争中无法团结，以挑拨离间牺牲战败国，占领其领土。
　　早在20世纪初，就通过“桂太郎－塔夫脱协定”，“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侵略的美帝国主义，是万万不会支持朝鲜独立的。历史从未记载过大国同情小国，大国赐予弱小国家人民以自由和独立的先例。一个民族的主权，只有依靠本民族自己的有主体的努力和不屈不挠的斗争，才能争取井保持住。这是一代接一代，一个世纪接一个世纪被历史验证了的真理。
　　在俄日战争时期和朴次茅斯和会时期，高宗皇帝曾派密使赴美，揭露日本的侵略战争，并请求协助维持朝鲜独立。但是，美国为使日本在俄日战争中取胜而不惜给予日本以各种支援。在讨论处理战后问题的朴次茅斯和会上，为了使会谈结果有利于日本，美国又千方百计地协助了日本。罗斯福总统借口高宗皇帝的密书不是正式公文，未予理睬。
　　高宗再次派密使出席海牙万国和会，想宣布《乙已条约》是非法的，呼吁世界有良心的人和讲人道的人主持公道，以保住朝鲜的主权。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顽固的阻挠活动和各国代表的冷遇，皇帝致会议的信件没有发挥效力，密使呼吁给列强的义愤填膺的陈词和百般努力，都受到了挫折。高宗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压力下，对派遣密使一事承担了责任，只好把皇位让给了纯宗。
　　海牙密使事件，有力地敲响了震撼封建统治阶级根深蒂固的事大主义思想的警钟。染红了万国和会会场的李俊的鲜血，是对后代的严重的警告。它清楚地告诉人们，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强大国家也不会恩赐朝鲜以独立，依赖别人绝不能获得独立。
　　民族主义运动的上层集团不吸取这一教训，把希望又寄托于美国和“民族自决论”，是因为他们的头脑里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崇美事大主义思想。过去，腐败无能的封建统治阶级，每当国家面临危机时，都仰望大国，妄图借大国的力量挽救国家的厄运。这种恶习，原封不动地移植到了民族主义上层集团的身上。
　　三·一人民起义证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再也不能成为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领导力量了。
　　主导三·一人民起义的那些领导入的阶级局限性，表现在他们还没有达到彻底推翻日本的殖民统治的水平上。他们搞运动的目的，是在承认日本的统治的条件下，取得保证本阶级利益的若干让步，这就是使他们当中的不少人堕落成为改良主义者，甚至于向日本帝国主义妥协，大肆主张“自治”的思想基础。
　　那个时候，我国还没有足以粉碎改良主义的先进思想，还没有把先进思想作为自己的指导思想进行斗争的产业无产阶级大军。年轻的我国工人阶级，还没有自己的能够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确定为新的时代思想，并且在其旗帜下团结广大劳苦大众的政党。
　　呻吟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统治下的我国人民大众，要想找到正确的斗争道路，具有真正维护自己利益的先锋队，还需要走遥远漫长、艰难险阻的路程。
　　通过三·一人民起义，我国人民深刻地认识到，没有坚强的领导力量，任何运动都无法取得胜利。
　　尽管千百万群众抱着光复祖国的共同意志投入了抗争，但是因为没有工人阶级的领导，没有党的领导，他们的斗争未能克服分散性和自发性，未能根据统一的纲领和战斗计划开展起来。
　　三·一人民起义给人们留下了这样一条深刻的教训：人民群众要想在争取民族独立和自由的斗争中取得胜利，就必须在革命政党的领导下，根据正确的战略与策略，有组织地开展斗争，必须彻底清除事大主义，建设自己的坚强的革命力量。
　　通过三·一人民起义，我国人民向全世界证实了朝鲜人民是不甘做奴隶的自主精神很强的人民，证实了朝鲜人民是为了光复祖国不怕任何牺牲的，具有不屈不挠的精神和火热的爱国主义精神的人民。
　　在这次起义中，日本帝国主义受到了沉重的打击。他们为了安抚朝鲜人民的反日情绪，从三·一人民起义以后，不得不在形式上把“武断统治”改变成“文化统治”。
　　以三·一人民起义为转折点，我国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宣告结束，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运动逐步走上了新的发展阶段。
　　震撼了笼罩着悲惨命运的祖国江山，响遍世界各地的独立万岁的喊声，在我的耳边回响了整整一个夏天。独立万岁的喊声，使我比年龄更早地懂事了。在示威群众同武装警察激烈搏斗；血肉横飞的普通门前大街上，我的世界观飞跃到了新的高度。夹在大人们中间，踮着脚后跟，喊着独立万岁的那个时候，可以说我的幼年时期已经结束了。
　　三·一人民起义，是使我站到了人民的队伍里，在我的视网膜上印下了我们民族真实形象的第一个转折点。当时那高呼独立万岁的喊声，像轰轰的雷声一洋，在我的心中久久回荡。每当倾耳静听其回音的时候，我就为我国人民百折不挠的斗争精神和英雄主义精神而感到无比的自豪。
　　当年夏天，我们收到了父亲的来信。父亲还把叫“金不换”的中国墨和毛笔，跟信一道寄给了我。那是为了让我好好练习书法特意送来的礼物。
　　我把“金不换”在砚台上研得浓浓的，然后拿起毛笔饱蘸了墨，在一张高丽纸上写下了“阿伯基”（父亲）三个朝文大字。
　　夜里，我们全家人借着油灯的光亮，轮流读父亲的来信。亨禄大叔连续读了三遍。我的大叔，虽有点风风火火的性格，但是看信的时候，却像老年人一样沉着仔细。
　　母亲把信匆匆地浏鉴了一遍，就交给了我，让我大声地念给祖父和祖母听，当时我还在学龄前，但因为父亲在家时教我学会了朝文字母，所以我已经会看书了。
　　我以清脆的声音流畅地念了信，祖母停下纺线活，问道：“没说什么时候回来吗？”她没等我回答，又喃喃自语道：
　　“不知是去了俄罗斯还是满洲，这回在外头的日子够长了！”我想到母亲只把信匆匆地浏鉴了一遍，心中有些不忍，便在临睡前凭记忆小声地又给母亲背诵了一遍。我的母亲，在我的祖父和祖母面前看父亲的来信，从来没有长时间地细读过。可是，她把信珍藏在上袄前襟的里子里，等下地干活休息时，再悄悄地拿出来细读。
　　我把信的内容大概地说了一遍，母亲抚摸着我的头，说道：“好啦，快睡吧。”
　　到了这年初秋，父亲才回到家来，准备带我们一起去。这是分别一年后的团聚。
　　这一年来，父亲在义州、昌城、碧潼、楚山、中江等平安北道一带和满洲地方，为恢复朝鲜国民会组织，争取同志，团结广大群众，开展了积极的活动。
　　父亲主持召开的清水洞会议（1918年11月），也是在这个时期。朝鲜国民会平安北道组织的代表和各地的联络员参加了这次会议。会议提出了迅速恢复被破坏的国民会组织，把广大的无产阶级紧密地团结到组织里来的活动方针。
　　父亲回到家来，对满洲的情况，尤其是对俄国的情况，对列宁和十月革命的胜利，讲得特别多。当他讲到俄国建立了以工人和农民为主的无产阶级当家作主的新社会的时候，掩饰不住羡慕的心情。讲到新生俄国受到白匪集团和14国武装干涉者的进攻，正经受着严重考验的时候，他显出了十分焦的的神情。
　　因为父亲讲的都有生动的细节和事实，我不禁猜想他这一程可能去过苏联远东滨海省。
　　苏联的滨海省同满洲一样，是一个朝鲜独立运动的基地和重要的集结地。在三·一起义时，侨居苏联远东地区的朝鲜人有几十万。这个地方有许多流亡到那里的朝鲜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李俊一行也正是经过这个地方前往海牙的。柳麟锡和李相雪也在这里（符拉迪沃斯托克）组织了13道义兵联合司令部。以李东辉为首的韩人社会党作为朝鲜最初出现的社会主义小组，开始普及马列主义的也是在这个地方。以大韩国民议会为名的露领临时①
　　政府宣告成立的也是这个地方。洪范图和安重根也曾以这个地区为据点开展军事活动。
　　在这个地区，流亡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爱国人民，到处组织自治团体和反日抗争团体，积极开展恢复国家主权的活动。以滨海省为基地的独立军部队，出入于庆源、庆兴等咸镜北道一带，袭击日本军警，给敌人的统治和边　　。。。。。。
　　①
　　洪范图（1868～1943）：反日义兵将、独立军指挥员。1907年组织猎人建立了反日义兵队，以咸镜南道一带为中心，多次同日本侵略军进行激战。1917年在北满组织朝鲜独立军，任总司令，奇袭甲山、惠山、江界、满浦、慈城等地的日本侵略军，后来在黑龙江一带组织独立军团，作为指挥员进行了活动。
　　防造成了严重的混乱。有一个时期，从满洲地区转移到这里来的独立军，编成大部队，同苏联红军一道，为保卫苏维埃共和国进行了战斗。
　　当帝国主义联合势力和追随他们的国内敌人从四面八方穷凶极恶地进行围攻，妄图扼杀新生苏维埃政权的时候，数以千计的朝鲜青年，或在游击队里，或在红军队伍里，手持武器，为保卫全人类当作理想所憧憬的社会主义制度，献出了鲜血和生命。为悼念国内战争的英雄而建立在远东地区的纪念碑上，都有刻得很大的朝鲜人的名字。
　　把苏联的远东地区作为活动舞台积极开展独立运动的洪范图、李东辉、吕运亨，为取得对民族解放运动的支持，还会见过列了。
　　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滨海省地区的活动，虽然由于外部势力的插手和派系之间的对立而导致了黑河事件那样令人痛心的惨剧。但可以说它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历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
　　我猜想父亲可能力争取同志去过滨海省，并不是毫无根据的。
　　父亲给我们家里的人讲了北部边境地方人民的示威斗争情况，家里的人也给他讲了三·一人民起义时古平面群众的英勇斗争。
　　这一天父亲讲的话中，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样一段话：
　　“强盗闯进屋里来拔刀要砍人的时候，你哭喊着求他饶命，他也不会让你活命的，如果屋外的人也是强盗，那么他也不会听到呼救声就跑进来帮你的。要保住自己的命，就要靠自己的力量跟强盗拼。对带刀的强盗，要用刀拼，才能取胜。”
　　父亲已经对独立运动有了新的看法和决心。后来我了解到，在三·一起义时及其前后时期，父亲把活动的据点定在北部边境一带和南满地区，一面密切地注意观察国内外发生的事件，一面坚持不懈地探索民族解放运动的前进道路。对我国社会阶级关系的变化过程，也予以密切的注意。
　　正如三·一起义的教训所证明的，只凭举行示威，高喊万岁，是不能赶走侵略者的，但也不能只靠独立军作战来光复祖国。日本鬼子把全国变成了大监狱，到处都是敌人的刀光剑影。因此，必须在全国各地用全民族的力量同侵略者进行斗争。要想这样，我们也应当像俄国一样进行民众革命。应当让民众站起来，拿起刀枪，同敌人战斗，光复祖国，建设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社会。
　　这就是父亲苦心探索所得出的结论，也正是无产阶级革命的方针。
　　当独立运动只留下无数的血迹，跳不出停滞状态的时候，我的父亲认识到靠那种方法是不能成功的，便提出了民众革命的主张。
　　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后，我的父亲开始对共产主义思想产生了共鸣。后来以三·一起义为转折点，整理了自己的思想，下定决心，要改变我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使之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
　　1919年7月，父亲在清水洞会议上论证了无产阶级革命的历史必然性。
　　在此基础上，同年8月，他在中国宽甸县红通沟召开的朝鲜国民会各地区负责人、联络员和独立运动团体负责人的会议上，正式宣布了改变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提出了要与时代的变化同步，用我们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一个维护无产阶级权益的新社会的任务。
　　我的父亲提出要改变民族解放运动的方向，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这是他在反日民族解放运动中建树的又一项功绩。
　　父亲常常这样朴实地表达自己对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那就是要建设一个让穷人有饭吃，有衣穿的新社会。他通过实践活动用先进思想唤醒了工人、农民以及广大劳动群众，组织并扩大各种群众团体，把群众组织成统一的革命力量。
　　父亲的又一个业绩，是新的武装活动的准备和为团结各种武装队伍的斗争中取得的成就。
　　他抱着不是依靠“请愿”或“外交”，而是开展武装活动才能光复祖国的坚定信念，促进了准备新的武装活动的工作。
　　选拔无产阶级出身的爱国青年，把他们培养成为军事干部，改造现有武装团体指挥员和下层士兵的思想，把他们的队伍改造成为能够担负起无产阶级革命的工农武装力量。这就是父亲的构想。
　　父亲提出了这一方针之后，把朝鲜国民会会员派到独立军各部队，从各方面领导了在这些武装队伍中传播先进思想、置备武器、培养军事干部、加强部队战斗力的工作。
　　另一方面，为实现武装队伍之间的团结，进行了很多工作。当时，父亲感到最苦恼的是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问题。
　　当时，间岛和滨海省地区有许多独立军部队和独立运动团体。那是一夜之间出现一个团体的时代，什么韩族会、大韩独立团、太极团、军备团等等。
　　这种独立运动团体，仅南满地区就有20多个。这些团体，如果能够联合起来很好地合作，肯定会发挥很大的力量。然而那些专搞派系斗争的分子，一开始就嫉恨并排斥其他的团体，进行争夺权力的勾当。
　　如果不改变这种状况，独立运动队伍就有分崩离析的危险，不是遭到人民的唾弃，就是被敌人各个击破，已决定的改变运动方向的大业，也就无法实现。
　　在这种情况下，父亲听到大韩独立青年团和广济青年团之间的争执越来越严重，就赶到宽甸去，花了好几天的工夫说服了两个团体的领导人，实现了他们的合并。由于父亲的努力，兴业团和军备团等鸭绿江沿岸一带的武装团体，也合并成为国民团。
　　用工农出身的人改造原有武装部队的力量，使之重新开始，朝着为共产主义运动开展武装活动的道路前进，并把各个不同系统钓武装部队统一起来，克服武装活动的分散性，可以说这是我父亲在准备新的武装活动时索怀心间的志向。
　　父亲为实现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费尽了心机，直到生命的晚期，在这过程中，他得了不治之症。
　　自从宽甸会议宣布了关于改变运动方向，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以后，民族主义者的思想分化过程加快了。
　　当我父亲卧床不起的时候，在那些具有共同思想意志的人当中，有的被捕，有的叛变，有的走散，能够为共产主义运动全力以赴的人所剩无几了。
　　主义者中，保守的人仍然把自己束缚在顽固守旧的圈子里，拒不接受新生事物。但是，不少进步人士选择了新的道路，后来同我们携手进行了共产主义革命。
　　父亲的关于必须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成了促使我成长的特殊滋养品。
　　四从他乡到异乡
　　因为父亲经常转移活动据点，我们搬了好多次家。
　　我第一次离开家乡是我五岁那年。那年春天，我们搬到了烽火里。那时，虽然要同祖父、祖母以及一家亲人作别，我倒不觉得难过。因为那时，我小不大懂事，对离别亲人想得很少，倒是对新地方、新事物抱着很大的好奇心。，但是，我们去中江的那年秋天，我心里很难过。
　　看着我们要搬到北方的一端去，家里的亲人都非常难过。只要是父亲要做的事，祖父一向表示支持，全心全意地帮助。当他听说，儿子、孙子要搬到相隔千里的远方去，不禁愕然了。
　　父亲在临别时，为了安慰显得怅然的祖父，费了很多心。父亲最后一次在廊台上帮祖父做活时说的话，如今还索绕在我耳畔：
　　“我被登在黑名单里，在朝鲜中部一带，简直寸步难行。我出狱时，敌人对我说，不要搞运动，要在家种地。可是，我即使再坐十次牢，也要进行斗争。日本鬼子是狠毒的，只喊喊独立万岁是不能光复祖国的。”我们出发去中江那天，我大叔抓着我父亲的手说，既使到远处去，也不要忘记家乡，如果没工夫回家，就常写信。他说着哭得很厉害。
　　父亲也紧握着大叔的手下放。
　　“嗯，我不忘家乡，我怎么能忘掉这个家乡啊。咱们没碰上好世道，就这样分离，但总有一天，会实现国家独立，全家团圆，过上美好日子的，你从小为了帮助我，打草鞋，手都磨出了泡。今天，我出走了又把这一大家子的重担托给了你，我心里真难受。”
　　“大哥，快别说那些话。爹、娘有我瞻养。你只管去斗争，实现你的理想吧。我在这里等待那天的到来。”
　　我看着他们分手，心里不禁悲伤起来。
　　母亲那时说，国家独立了，就回家乡来。我当时心里则感到茫然和不安。
　　实际上，父亲和母亲从那时离开了家乡后没能回万景台一次，就长眠在异国他乡土地上。
　　当时，我舍不得离开祖父和祖母，老回头看他们。
　　离开自己土生土长的家乡，搬到远处的他乡去，我心里是不愿意的，可是有一点倒觉得挺好，到中江去，离平壤监狱就远了，我想这是好事。父亲刑满出狱后，我心里总感到不安，担心日本鬼子再把父亲抓走。当时我不懂人间世事，想得很天真，以为远离平壤和汉城的山沟，就不会有监狱，也看不到日本鬼子的凶相了。
　　我问队平壤到中江有多少里地，人家告诉我有一千里地。我一听这一千里地，就放心了，以为日本鬼子总不会跟到一千里远的地方来。
　　人们说，中江是朝鲜最冷的地方。可是我认为，只要能保证父亲的安全，忍受点寒冷是没有问题的。
　　要说搬家的行李，只有母亲带着的包了一些碗筷的包裹和父亲背的一个行李包。搬到烽火里的时候，还有箱子、桌子、铜碗、陶器之类的家什，可是这一回没有什么家具了。
　　那时，父亲的一位朋友和我们同行。
　　我们在新安州下了火车，经过介川、熙川、江界到中江这段路，一直是徒步走去的。那时，江界方面还没有铺设铁路。
　　一上路，父亲就担心我能不能走这么远的路，母亲也怕我跟不上。那时，我只有七岁，难怪他们都为我担心。
　　有时，我坐一会儿过路的牛车，可是大部分的路是徒步走的。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经历的严峻的体力上的考验。
　　到了江界，我们在南门外的客店住了一宿，第二天又上了路。这家客店老板和在江界的地下组织成员一道，热情地接待了我们一行。从江界到中江的500里地，多半是山岭和荒无人烟的地段。我们越过背囊岭时，母亲受了很大的罪。她背着三岁的哲柱，头上顶着包裹，加上草鞋已破，脚上起了泡，吃了很多苦。到了中江，我失望了。原来，那里也和平壤的黄金町或西门通一样，有很多日本人。朝鲜人在故乡活不下去，被撵得不得安宁，而他们却连这样偏僻的地方也不放过，到这里来以主人自居。父亲说，无论是哪里，只要是住着朝鲜人的地方，就有日本人夹在那里。原来，中江也有警察署，有监狱，还有宪兵队。
　　我到了中江，看到这里的情况后，才领悟到，整个朝鲜这块地就无异于是一个大监狱。
　　日本人把中江市街上部的一多半变成了他们的移民区，那里有他们的学校、商店，还有医院。
　　据中江人们说，日本帝国主义早在10年前就开始向这里伸出了魔爪。签订《乙已保护条约》后，日本帝国主义夺取了我国的山林采伐权，在新义州设了营林仓，在中江设了支仓。然后，让他们的伐木工迁移到这里来住。他们所说的伐木工，实际上多半是系统地受过军事训练的“在乡军人”，有事时可以随时出动的半军事集团。在中江，除了他们外，还有好几名武装巡警和正规军守备队。
　　父亲带我们来到中江的目的，是要在这独立运动者常来常往的地方开个医院，以此为据点，更积极地开展反日斗争。有了医生这个身份就很容易伪装自己，免受敌人监视，又可以较自由地和人们接触。
　　我们在康基洛开的客店住下了。
　　康基洛为我们腾出了一间最清静、干净的屋子。我父亲在出狱后，到北间岛去过，回来时，在中江呆过一些日子，那时他就住过这个房间。
　　康基洛挂出客店牌子，同时开设牙科门诊和照相馆，他就这样在中江打下了基础，当我父亲在国内时，他负责朝鲜国民会的国外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当我父亲在国外时，他就负责朝鲜国民会国内组织和我父亲的联络工作。
　　我父亲通过这个客店，同在临江、长白、中江、碧潼、昌城、楚山等鸭绿江流域一带进行活动的国内外独立运动者取得联系。
　　康基洛是中江有名的人物，他可以随便出入官厅。他通过官厅搜集到的敌情材料对我父亲的活动是有很大益处的。
　　我帮父亲放哨，又帮助到客店来的独立运动者干点活，还去中上、中德等地进行秘密联络，中江给我留下的印象中最难忘的一件事，是我同比我身材高大的日本孩子摔交，把他撩倒在地。那时，我一见欺负朝鲜孩子的日本孩子就绝不放过。客店老板的一家人都怕这件事惹祸。可是，我父亲却说，在小看朝鲜人的家伙面前绝不要低头，他这样为我鼓劲。
　　这个时期，中江的反日情绪十分高涨，到处接连不断地发生散发传单、罢课、处决极恶走狗的事。
　　敌人认为中江发生的事情与我父亲有关。中江警察署根据平安南道警务部发来的通报，把我父亲登记为“不逞鲜人”、“特号甲种监视对象”，并严加监视，康基洛在事务所看到，户籍簿上把我父亲的名字打上了红杠。他告诉父亲说，警察已经把金先生定为逮捕对象，为了安全要尽快离开此地。
　　就在这时，有一个巡警说露了嘴，中江警察署要逮捕我父亲。父亲又不能在中江呆下去了。
　　我们只好再背上行李离开寒风凛冽的祖国北端，渡到异国的土地上去。
　　从中江向北走出一步，就是中国的土地。从中德渡口坐上渡船渡过鸭绿江时，我禁不住眼泪直涌。离开中江，是第四次搬家了。本来，中江是个人地两生的地方，感到凄楚，可现在要离开这里到外国去，就觉得这里是和家乡一样亲切的地方了。不管怎么说，中江到底是祖国的一部分。如果说，给我唱摇篮曲，为我荡秋千的地方是万景台，中江和烽火里一样，它使我领略到朝鲜无论到哪里都被日本帝国主义变成了监狱。从这种意义上说，它是我难以忘却的地方。
　　我们离开中江的那一天，天气格外阴沉。晚秋的落叶被风吹到摆渡口散落，飘零，天空里候鸟成群结队地向南飞去。看着那些鸟，我心里更觉得凄然。
　　离开中江去中国的这一程路，对母亲来说，是永远离别祖国的旅程。弟弟哲柱此去以后，也没能再回到祖国来。
　　人生一世，要经受种种可悲的事，可是在一切可悲的事中，最可悲的是国家的沦亡，作为亡国奴离开祖国，这时的悲伤是无可比喻的。背井离乡的悲伤再深切也比不上离开祖国的悲伤，如果把故乡比作亲娘，把客乡比作后娘，那么比客乡生疏几倍的外国，应该比做什么呢？
　　一想到要到既没人要我们去，也没有人迎接我们，而且连语言也不通的外国去生活，这对于年小的我来说，的确是感到茫然，眼前发黑的事情。可是为了实现父亲要光复祖国的意志，我默默地忍受了离别祖国的悲痛。
　　艄工感叹地说，到满洲去的移民越来越多，不知为什么朝鲜人的身世变得这般可怜！
　　我父亲说，就这样离弃门前沃田，奔向海外的人，不知有几千几万人呢！
　　在亡国之前，这个国度的百姓也曾因为无法糊口、成群地到满洲和西伯利亚荒山野地去。失去了生存权的百姓冒着遭酷刑的危险，拼命逃出了这块土地。移民的人群还流向遥远的美国、墨西哥等美洲各国。“四季如春，花开满园，只要撒上种，百谷自然丰登，一天做三个小时工。不过三年就能成为财主。”农夫和打零工的人，听信了这类甜言蜜语，远渡太平洋到美洲大陆去了。但他们受到的却是野蛮的待遇，有的到饭馆子或财主家当听差，有的在烈日曝晒的农场做非人的苦役。
　　但是，不管怎么说，那时候还有个具有国号的祖国。
　　国家沦亡后，成千上万的农民被夺去农田，于是像秋风扫落叶一般沦落到人地两生的满洲荒野里。
　　在世代相传的祖宗的土地上，那些梦想一本万利的日本财主和巨商，像潮水一样涌了进来，而把这块土地变成肥田沃上的主人，却被他们撵到异国他乡去流浪。难怪人们把失去国权的百姓的身世比做一片落叶或路旁的小石头。
　　现在，几乎每天都有往日流浪民的子孙，回到他们的父母曾经遗弃的这块祖宗的土地上来。每当我见到那些侨胞，我就回忆起那时在鸭绿江畔看到的流浪民的情景。
　　到了临江，一切都显得生疏，不如意。可是有一点是好的，那就是见不①
　　到几个日本鬼子，临江是中国奉天省东边道的边疆商业城，又是一个通向我国和南北满的交通要地。
　　那时，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公然把自己的势力扩张到中国土地上去。因此，他们只是暗地里派出特务去威胁独立运动者。由此可见，临江比中江有利于开展革命活动。
　　我们一到临江，父亲就请了一位中国老师教了我半年多中国话，然后就把我送进临江小学一年级读书。我入这个学校后，开始正式学中文。后来，又在八道沟小学和抚松第一小学继续学中文。
　　我从年轻时中文就能运用自如，可以说这完全归功于父亲。
　　我父亲为什么那么急于让我学中国话，又让我上中国学校读书，当时我没能领会他的意图。可是现在回想起来，父亲出于“志远”思想的先见之明，给了我莫大的帮助。如果父亲没有很早就让我学会中国话，那么，我在中国度过四分之一世纪的过程中，每一步都会碰到语言障碍。
　　老实说，我们的斗争舞台大部分是在满洲地区。如果我说不好中国话，就很难和中国人建立亲密关系，也不可能顺利地同他们结成抗日联合战线，在敌人的镇压极其残酷的东北土地上根本就站不住脚。
　　我穿上中国衣裳到街上去，说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连那些像猎犬一样嗅觉灵敏的日本密探和满洲警察也辨别不出我是朝鲜人。总之，我学了中文，可以说给朝鲜革命带来了很多好处。
　　父亲通过早已相识的卢京斗，租了一栋房子，开了个医院。腾出一间屋子做了药房兼治疗室，在外面墙上挂了“顺川医院”的大牌子。在房间里挂上了圣佛兰士医专的毕业证书。我想，那是在离开平壤之前，托一位朋友弄到手的。
　　没过几个月，父亲做医生的名声传扬出去了。他读了几本医学书籍，就开始了临床实践。他被称为名医，靠的不是医术，而是仁术。他无论到哪里，最珍视人。父亲对失去了国家，背井离乡，到异国来过悲惨生活的朝鲜同胞，非常体贴，尽力照顾。到顺川医院看病的人，有不少是空手来，或者只拿着一点点钱来。他们为药钱发愁，父亲就说，要掏钱就等国家独立后再掏钱也不晚。他还安慰他们说，现在咱们来到外国，过着穷日子，但不久总有一天会光复祖国，重新渡过鸭绿江回去的。
　　在临江时，我们家和在烽火里时一样，总是宾客盈门。其中，大部分是反日运动者，并不只是病人。
　　大舅康晋锡来到临江组织白山武士团，也就是这个时期。白山武土团是以平安道一带的独立运动者为骨干组织起来的武士团。“白山”的意思是白头山。
　　当时，住在满洲的朝鲜先觉们，非常珍视“白山”这个名称，他们给建　　。。。。。。
　　①
　　临江县：成立于1902年，属于奉天省东边道。1929年至1931年改为辽宁省临江具。1932年初至12月，又属于奉天省。1932年12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37年改为通化省临江县。1945年8月，即光复以后，改属于安东省通化地区。1946年5月，改为辽宁省临江县。1948年9月，又改为安东省临江县。1949年4月，再改为辽东省临江县。1954年8月，划归于吉林省。1968年1月，撤消临江具，归属于浑江市。
　　立在抚松的朝鲜人私立学校，也取名白山学校。1927年12月，我们在抚松建立的青年组织，也都起名为白山青年同盟。
　　白山武士团，在临江和长白一带组建的一批小独立军团体中，算是规模较大、队伍整齐的武装队伍。这个武装队伍的本部就设在临江县。白山武士团的国内活动地点分布在中江、楚山、厚昌等平安北道一带，还远远伸展到平壤、顺川、江西等地方。
　　大舅原来在平壤作为秘密青年团体成员进行了活动。他来到满洲后，直到组织武士团为止，一直住在临江的我们家，做了一个时期的伐木工。武士团成立后，他被任命为外务委员。在平安南道和平安北道一带为进行政治工作和募捐军资活动而奔忙。
　　大舅常和武士团的指挥官一道到我家来。那时，来过的有边大愚和武士团的财务负责人金时雨。他们时常在我家过夜，别的客人都睡在上屋，而大舅和我们睡在一个屋。他在睡觉时总把手枪藏在枕头底下。
　　当时，我父亲根据在宽甸会议上宣布的改变方向的要求，为做好基于先进思想的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倾注了很大力量。我父亲常到红土崖去，就是为了去做白山武士团的工作。
　　有一天夜里，我从睡梦中醒来，看见大舅和父亲在油灯下拆卸手枪。当我看到手枪的瞬间，不知为什么，在我眼前浮现出在进行三·一独立万岁示威时，在普通门前的大街上见到的情景。那时，我在示威群众中看到的只有铁耙和木棍。从那时到现在还不到一年的工夫，在大舅手里竟看到了枪。千百条性命的牺牲，带来了血的教训，终于使朝鲜的先觉们武装起来了。
　　几天后，父亲交给我一项到中江去运子弹和火药的任务。看样子，是因为海关对大人搜得很严，才决定让我去做这件事情。
　　我壮起胆子渡到中江，把子弹和火药装在皮包里，平安无事地回来了。
　　警察在海关上对要坐渡船的人查得挺严，但不知为什么，我一点也不觉得可怕。
　　在那以后，大舅为了到国内去开展武装小组活动，离开了临江。
　　可是，还不到一个月，中江宪兵队伍长金得秀来到临江，把大舅被捕的消息告诉了我们。金得秀虽然是宪兵伍长，他帮了父亲不少忙，是个有良心的人。
　　我放学回来，看到母亲听到这个消息后直流泪。因舅舅被捕，全家人都坐立不安，满腔怒火。
　　舅舅离开临江后，率领武装小组成员在慈城、介川、平壤一带开展了猛烈的活动。1921年4月，在平壤被日本警察逮捕，后来被判15年徒刑。
　　他坐牢13年零8个月后，被保释出来，1942年在家逝世。
　　原来，舅舅在家乡组织了一个名叫美风会的启蒙团体，进行反对赌博、饮酒、迷信的活动。他的这种活动所以能够升华为救国运动，是因为受了外祖父康敦煜和我父亲的影响。
　　革命，并不是只有一些特殊的人才能去干的，只要给予好的影响，搞好意识化，任何人都可以在改造和变革世界的革命斗争中发挥惊人的作用。
　　敌人逮捕了我舅舅以后，把很多密探和便衣警察派到临江，企图逮捕我父亲。因此，夜里父亲躲到临江郊区的朋友家去睡，白天回家来办事。
　　这样，我们在临江也住不下去了。我们家不得不再次打起行李，从异国的他乡，搬到另一个异乡去。全家人都背着、扛着、顶着行李，可是光靠人力怎么也没法搬家。有一位叫方士贤的传教士带来爬犁，把我们送到长白县八道沟去了。据说，从临江到八道沟大约是250里地。
　　八道沟和临江一样，是挨着鸭绿江的边境小镇。正像临江对岸的中江有日本宪兵队和警察驻在所一样，八道沟对岸的葡坪也设有日本宪兵队分遣所和警察驻在所。
　　葡坪虽然位于朝鲜的北端，但由于独立运动的活动中心已转移到满洲，日本帝国主义在这一带布置了稠密的武装力量。从葡坪派来的密探、宪兵和警察，天天钻到八道沟来，到处乱窜，搜捕爱国者。
　　我们家住在离八道江流入鸭绿江的汇合处不远的地方。父亲在这里挂上了“广济医院”的新牌子。
　　我家右边住着一个姓金的朝鲜国民会会员，左边住着开冷面馆的另一个姓金的，对过也是个开冷面馆的姓金的人。
　　还有，在我父亲领导下，一直给鸭绿江沿岸的武装部队提供物资的商人，哥儿俩也姓金，他们也住在我家附近。这样，住在我家周围的四家姓金的，都可以说是好人。
　　只是住在我家后面的一家很可疑。后来才查明，那家主人孙世心是葡坪警察署派进来协密探。这个姓孙的原来住在中江，他是按照日本警察机关的指令搬到八道沟来监视我父亲的。
　　父亲来到八道沟后，和各阶层的人们来往。他们当中，有一位姓黄的思想家。他在南社木材所当文书的时候，受到先进思想的影响，走上了革命道路。他在暗地里执行我父亲交给他的联络任务。
　　他一接受任务，就离开八道沟，到各处去执行任务。任务完成以后，他就返回我们家，等待新的任务。
　　有时，他和我父亲摆上酒桌，长时间地进行谈话。有时，他们提到《朝日新闻》登的文章如何如何，并热烈地对时局进行评论。
　　父亲去钓鱼，他就带着辣酱跟着去，到江边帮着拉网，剖鱼肚，同享一番野餐之美。他三年来经常来我们家，有一年还和我们一起过了中秋节。
　　父亲曾跟他一起到200里外的南社木材所去了好几次。父亲到那里教育工人，吸收工人参加反日组织。罗竹普通学校的教员们也接受了父亲的指导。
　　有一年，这个学校发生的罢课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响。
　　葡坪教堂，也是当时我父亲常去的地方。虽然说是教堂，并不是尖屋顶上插着十字架的建筑，而是盖了木瓦的普通房子，不同于一般的是撤去间壁，打成了通间。自从我父亲来到八道沟，那个教堂就成了教育群众的场所，还成了国内革命者汇集的场所。每当做礼拜的日子，父亲就渡到葡坪去，把人们聚集起来，进行反日宣传。有时，还弹着风琴教他们唱歌。
　　父亲不去的时候，母亲或亨权叔叔就对前来做礼拜的人进行反日教育。
　　我也曾带着哲柱到那个教堂去跟父亲学弹风琴。
　　葡坪市街上有很多我父亲曾用作秘密联络场所的地方。
　　在葡坪驻在所当清扫工的人也做过秘密工作。他探出驻在所的秘密后就去告诉邮件委托所，委托所主人就转告给我父亲。
　　我也常按父亲的指示去做秘密联络工作。有一次，我为关在葡坪驻在所的爱国者送去了衣物和吃的东西，我去的次数最多的是邮件委托所。父亲叫我到那里去取《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朝鲜出版的报纸和杂志，那时，父亲用亨权叔叔的名字给《东亚日报》支局做点工作，虽然没有什么收入，但可以免费看报。
　　我一个星期到那个委托所去两次。在江水冰封以前，去一趟葡坪挺费劲。
　　江水冰封后，就差不多隔一天去一次。我念书时，亨权叔叔也干过这个差使。
　　给父亲寄来的邮件多的时候，我就和享权叔叔一起去拿来。邮件主要是邮包、杂志和在日本出版的医学书籍。
　　我们来往于葡坪的时候，得到了当宪兵辅助员的洪钟字的很多帮助。他是在我父亲的影响下，成了革命的支持者和帮助者的。当然，和他的关系并不是一开始就搞得很顺利的。
　　我们住的八道沟属于葡坪宪兵分遣所管辖区。驻在所警察和海关官吏都归这个分遣所管。那时，边境地区的宪兵机关的权限是相当大的。
　　我父亲和组织成员经常注意宪兵监视所的动向，而他们也从不间断对我们家的监视。
　　洪钟字穿着宪兵服第一次走进我家药房时，我很紧张，父亲和母亲也对他怀着戒心。
　　洪钟字用陌生的眼光在药房里张望了好一会儿，开口说：
　　“我今天来找仁兄，不为别的，是替安州的张顺凤来问好的。他听说我要调到边境来，他就跟我说，到了厚昌，务必去拜访名叫金亨稷的一位朋友。
　　我本人也很想见见仁兄，请教请教。”
　　就穿宪兵服的人来说，他的言行倒是谦虚而文雅。
　　可是，第一天，我父亲待他很冷淡。
　　洪钟字走后，母亲问道：
　　“你和中江的金得秀伍长处得那么亲密，今天是怎么啦？”“我一看他穿的宪兵服，使我再次想起了平壤监狱。”父亲说，对特意来代人问好的人，这么对待是有些抱歉，等他下回来，好好款待就是了。
　　洪钟字后来经常出入我家。
　　有一天，父亲和母亲商量事时，说出了这样的话：
　　“如果洪钟字来刺探我家的秘密，我就要通过他来刺探宪兵队的秘密。
　　如果做失败了，只不过我自己的处境危险罢了。可是，如能使他的心转变过来，那对我们的工作该有多么大的好处啊。中江有金得秀，葡坪有洪钟字，金亨稷所到之处，哪里会没有宪兵呢。”
　　从那天开始，我父亲积极地对洪钟字进行了教育。
　　父亲不再用对待宪兵辅助员的态度对待他，而是用对待同胞的态度真诚地待他，还尽力款待他。
　　洪钟字慢慢地也表露了本心，原来他是个有民族良心的人。他的家乡是平安南道顺川。他在家乡拼死拼活地种地，可怎么也闯不出一条活路，于是为了改变自己的命运去考了宪兵辅助员。但是，当他目睹了宪兵和警察野蛮地镇压参加三·一人民起义的示威群众以后，后悔自己不该来考宪兵辅助员，所以他还是想回家种地。不料，这时接到了考试合格的通知书，还接到了教练传令，他就是这样成了宪兵辅助员的。
　　日本帝国主义把“武断统治”改为“文化统治”，以“官制改革”为名，缩简了国内宪兵机关，大量设立和扩大了警察机关，同时强了边境地区的宪兵机关。朝鲜人宪兵辅助员几乎都转为警察，或调到边境地区。在这种形势下，洪钟字来到了厚昌。
　　有一次，洪钟字向我父亲表示，想要夺取宪兵队的武装，投身独立运动。
　　父亲很赞赏他这种胆略，说道：
　　“你要投身独立运动，能下这样的决心是很了不起的。虽然身披日本鬼于的军服，但灵魂是不能玷污的呀。我们是以具有五千年历史之国而自豪的民族，怎能甘心做日本鬼子的奴隶呢。可是，我想，你留在现在的职位，帮助我们工作，更为有益。你依然穿着宪兵服，可以从各方面支援独立运动。”从那以后，洪钟字遵照我父亲的话，很好地帮助了独立运动者。
　　洪钟字常来找我父亲，事先告诉我父亲他哪天从几点到几点在渡口值班，如有需要过江的人，就在那时派过去。他就这样，好多次保障了革命者渡过江去。我父亲也曾几次在他的帮助下闯过了危险关头。洪钟字如觉察到父亲身边有发生危险的兆头，就即刻到八道沟，说“警察要过来，请注意。”有时告诉母亲：“金先生若要回来，就让他在乡下多呆几天再回来吧。”有一天，洪钟字从宪兵分遣所所长那里接受了一项任务，到对岸去探听在那里活动的独立运动者和朝鲜人的动态。他渡到八道沟时，正看到葡坪驻在所的警察把父亲绑着押往渡口。于是，他挡住警察的去路，呵斥道：
　　“这位先生是为宪兵队做事的，是我们的人，你们为什么背着我们随便逮捕他？今后，金先生的事，你们不要管了，只要告诉我就行啦。”结果，那个警察点头哈腰地告饶，并给父亲解下了绑绳。我父亲就这样摆脱了危险。
　　有一次，出去巡查回来的宪兵向分遣所所长提议道，据说，八道沟的金大夫是思想家，是不是把他抓来审问一下。
　　于是，洪钟字打开记录“情报材料”的宪兵日志说，这些材料都是通过金大夫得到的。要探知思想家的动态，就要假装成思想家，那样才能探知他们的底细。金大夫对我们的事业功绩很大。其实，那些“情报材料”都是洪钟字自己编造的假材料。
　　1923年5月，宪兵辅助员制废除了。洪钟字也想带着家属到中国去搞独立运动。他说，他再也不想在敌人的机关里工作了。
　　那天，我父亲为了说服他费了好大劲。父亲开导他说，回到家乡后，还是进警察机关的好，就像过去一样继续帮助我们的工作。这样做，会比到独立军去活动，对我们的帮助更大。他还说，到了故乡，请到万景台去一下，代我向父母问好。
　　洪钟字一到故乡，就去了万景台，向我祖父祖母转达了我父亲的问候，他遵照我父亲的吩咐，在故乡当了警察。后来经几次向上级提出要求，从1927年开始，到大平驻在所当警察。他一到任，就叫一个听差的提上酒、猪肉和桔子来到万景台的我们家，给祖父、祖母拜年。万景台属于大平驻在所管辖。
　　洪钟字遵循我父亲生前的教导，没有失掉朝鲜民族的良心，始终如一地保护了我们一家。他设法调到大平驻在所的目的，就是为了保护万景台的我们一家人。在他负责南里的工作期间，我的祖父和亨禄叔叔没怎么受敌人的折磨。驻在所的头子总是对他训诫说，金亨稷的一家从过去就是反日思想家的后代，要严格加以警戒，随时搜查家宅。可是，洪钟字每次都以无关紧要的内容敷衍过去了。
　　刚解放时，人民群众到处抓亲日派来狠揍，可是洪钟字没有挨揍，平安地过去了。他在老家当过警察，但从未作过恶，就是看到违反日本法律的行为，也都是睁一眼闭一眼地过去，所以没有招人恨。
　　他由于过去的历史，遭人误会，但他从未提起他过去做过的事。若是一般人，为了解除误会，也会给我写信的，他却没有那么做。
　　祖国解放战争结束后，过了几年，为了寻找洪钟字，我把这项任务交给干部们，终于在顺川找到了他。那时，他已是年过花甲的老人了。可是，我们还是让他到道干部学校去学习。他在道干部学校学习之后，仍按照自己的意愿，过着朴素、安静的生活。他把自己的余生完全献给了发掘我父亲革命事迹的工作。
　　对像洪钟字那样决心为国家，为民族，不失本色的人来说，警察服和警察的牌子都不能成为问题。问题不在睛牌子或服装，而在于人的思想和灵魂。
　　在八道沟时，父亲依旧关心教育后代的工作。父亲把教师的牌子换成医生的牌子后，仍然像站在讲坛时一样为教育后代的工作倾注心血。通过学校和夜校，对群众做启蒙工作，多多培养有为的人材，才能光复祖国，建设富强的独立国家，这是我父亲的信念。1924年夏天，在三源浦办了个朝鲜小学教员的讲习班，那时，我父亲具体地给他们编定了对学生的教育内容和教唱的歌名。
　　经过父亲的努力，八道沟办起了朝鲜人的学校。连葡坪的青少年也带粮到这里来搭伙，学习朝鲜文字。
　　父亲无论到哪里都说：
　　“教育后代是国家独立和建国的基础。”
　　“人若不识字，就无异于禽兽。识字懂文才会做人，也才能光复祖国。”我铭记着父亲的教诲，全心用功。我念书的八道沟小学是四年制中国小学，用中国话讲课，科目内容也是中国的。街里没有朝鲜学校。因此，我放学回家，就接受父亲的个别教育。父亲教了我朝鲜语文、地理和朝鲜历史，还给我讲了很多有关列宁、孙文、华盛顿等世界名人的故事。他还给我指定几本必读的进步的小说和其他书籍，读后发表读后感，这样系统地对我做读书指导。由于有这样的指导，当时我读了很多好书，如：《朝鲜之伟人》、《朝鲜英雄传》《俄国革命史和列宁》以及各种报刊。
　　父亲对做功课要求很严，如不好好用功，我和哲柱弟弟自不必说，就是亨权叔叔有时也要挨我父亲的打。
　　我母亲也常督促我用功学习。我放学回来后，要上山去打柴，她就说；“还打什么柴呀，快去做功课。”这样，她使我把更多的时间用在了学习方面。
　　因为母亲连一件好衣服都穿不上，总不辞辛苦，为我们费心，所以，我心里总是琢磨着如何让母亲高兴。有一次，她给钱叫我买球鞋穿，我便到葡坪去用那钱给她买来了女用胶皮鞋。那时，母亲说：“你年岁不大，心可大哩。我穿什么鞋不行啊。只要你们功课好，长得结结实实的，做妈的就高兴了。”
　　母亲总是为能让我快快乐乐地成长费心思。正因为这样，我在成长时，从没有忧郁的时候，总是活泼、乐观。回想起来，住在八道沟的时期，是我最淘气的时节。有时候，因为过于淘气，大人们直咂舌头。不淘气还能算是孩子吗？
　　在冰封的鸭绿江上，凿出宽一米多的大窟窿，孩子们排成一行站在江边挨个儿比赛跳冰窟窿。想起那时的八道沟冬天，就是现在也觉得70年前的童心又重现在眼前。那时，我们说，跳不过那个冰窟窿的孩子，将来没有资格当朝鲜军人，于是大家都飞跳了过去。孩子们为避免当不上朝鲜军人的羞耻，拿出全身的劲向冰窟窿跑过去，步子小的和胆子小的孩子，有时会掉进冰窟窿里。这时候，那孩子的家长就会一面忙着给孩子烤干弄湿的衣服，一面唠叨：那个平壤家的成柱，把这街坊的孩子都变成冻明太鱼了。那时，人们都说成柱是八道的孩子王，所以邻居的大人们每当数落自己的孩子时，就要提起我的名字。
　　有时，在八道沟后山上和孩子们玩军事游戏直到天黑，弄得火人们心焦如焚。遇到这种事，八道沟的人们为找孩子们通夜睡不着觉。由于时常出现这种事，所以大人们对孩子管得很严。可是，要飞向那万里长空自由奔放的童心，哪能锁得住！
　　有一次，和我一起念书的金宗恒从保管在他家仓库里的雷管箱里拿出一个雷管，向我们显摆。他家仓库里装满了要供给独立军部队的武器、衣服、鞋子之类的东西。金宗恒的哥哥们通过日本会社的代理店购进好多工作服和劳动鞋，给武装队送去。他们为了给独立军供给物资，备了两艘船，还有马，东奔西跑地成批购进物资。
　　那天，我们坐在火炉旁嗑瓜子儿，金宗恒把雷管拿到嘴边吹口哨。不料，火星碰上雷管，爆炸了，结果他伤了好几处。他哥哥把他用床单包起来背着，跑来找我父亲。雷管炸伤了人的这件事，如果传到警察耳朵里，就要闹出大事来，所以父亲把金宗恒藏在家里，给他治了20多天。
　　发生过这件事后，我才知道金宗恒的家是往独立军那里运送军用物资的爱国商人。
　　这个时期，我干了不少冒险的事，的确是不懂事。不过那时，心里总有一个无法驱散的阴影。随着我年龄的增大，亡国的痛苦越来越大地占据了我的心。
　　五《鸭绿江之歌》
　　1923年初，父亲把我叫到跟前，问道，小学快毕业了，你打算今后怎么办。
　　我回答说，想升学继续读书。叫我升学读书，是我父母的夙愿。可是，再次向我问起将来的理想，我心里有些纳闷。
　　父亲严肃地望了我一会儿，说，从现在起最好到朝鲜去读书。这话实在出乎我意料之外，到朝鲜去读书，就要离开父母的身边，这是我从来没想过的。
　　在一旁补衣服的母亲不禁惊讶地说，年纪还挺小的，送到较近的地方去上学不行吗？
　　父亲看样子决心已定，他一再地说，眼下虽然因惜别而感到难过，有些惆怅，但一定要把成柱送到朝鲜去读书。我父亲从来就是一言既出，决不毫无道理地收回。
　　当对，父亲认真地对我说了这样的话：
　　你从小跟着父母奔走东西，受了不少苦。今后，你重返朝鲜，也许比这还要苦。可是，爸爸还是决定让你到朝鲜去。既然是生在朝鲜的男子，就应该熟悉朝鲜。你到朝鲜去，如果能弄清我国沦亡的原因，那就是很大的收获，你回家乡去，要体验体验我国人民过的是多么穷苦的生活，那么，你就会明白应该做什么。
　　我回答说，要按照父亲的意愿，回朝鲜去读书。当时的情况是，有钱家的孩子都提着行李争着到国外去留学，认为到美国或日本去，才能文明些，而且能学点学问，这已成了当时时髦的现象。就在人人都在登程去国外时，我却上路回朝鲜去了。
　　父亲的想法的确很独特。就是现在，我认为那时父亲让我回朝鲜，是做对了。他让一个还不到11岁的儿子一个人去走当时几乎是荒无人烟的一千里地，可见我父亲的性格是不同一般的。他这种性格倒给了我力量和信心。
　　说实在的，那时候的心情也是很复杂的。让我到祖国去学习，别的都没有什么不好，可就是要离开父母和弟弟，我实在不情愿。可是，想回家乡的心情又是那么热切。对祖国的怀念，对温暖家庭的惜别，这两种感情交融在一起，弄得我心神不定地过了几天。
　　母亲对父亲说，是不是等天气稍暖和些再叫孩子上路。要让小孩子一个人走一千里路，做母亲的怎么能不担心呢！父亲对母亲的话没有表示同意。
　　母亲心里虽然为我要走千里路担心，但还是为了让我按着父亲的计划上路，连夜给我缝制了朝鲜长袍和布袜子。因为这是父亲已经决定的事，母亲也就没再说别的。这也是我母亲的特点之一。
　　要出发的日子快到了。父亲问我，从八道沟到万景台有一千里地，一个人能去吗？我回答他，能去。于是，父亲在我的手册上画了路程图。从厚昌到哪里，从和平到哪里，又从哪里到哪里，都详细地标上了地名和里程。他还让我在途中给他打两次电报，一次在江界，一次在平壤。
　　我在八道沟上路那天是阴历正月三十日（阳历3月16日）。那天，从早晨就刮起了暴风雪。住在八道沟的小朋友们为送我一直跟到厚昌以南，走了30里地。他们要给我做伴一起跟着来了，我好不容易才说服他们回去。
　　一经上路，我脑子里就出现了很多想法。要走的一千里地中，有500多里是荒无人烟的高山峻岭。要只身越过那险峻的山峦，不是那么容易的事。
　　从厚昌到江界的路两旁的树林里，大白天也有猛兽出没。我在走那一千里路的过程中，吃了很多苦。尤其是，在走过直岭和狗岘岭（明文岭）时，确实吃了很大苦头，五佳山岭，我走了一整天，越过一道岭，又是一道岭，好像怎么走也走不完。走完五佳山岭，我的脚都起了泡。到了岭下，幸亏有一位老人抱着我，用火柴头给我治了脚上的泡。
　　我经过月潍，越过五佳山，以后又经过和平、黑水、江界、城干、前川、古仁、清云、熙川、香山、球场，到介川搭上火车，回到了万景台。
　　从介川到新安州铺的是窄轨，由英国制小型机车“米吉夏”拉着轻便列车运输。从新安州到平壤是和现在一样的宽轨铁路。当时，从介川到平壤的票价是一元九角钱。
　　我在走千里路的过程中，遇到了很多好人。有一次，因为脚疼得厉害，坐了一个农民的爬犁。当分手的时候，为了酬谢，我拿出了一点钱。那个农民没收钱，反而用那钱给我买了饴糖。
　　最使我难忘的是江界客店老板。天很晚我才到江界，当我找到客店时，他到大门外高兴地迎了我。他个子较矮，留着分头，穿着一身朝鲜式袄裤，为人和蔼亲切，他说，他接到了我父亲的电报，正在等我。
　　这家有一位老奶奶称我父亲为“金先生”，她很尊敬我父亲。她见了我就说，四年前，你跟着你父亲去中江时还挺小，现在长这么大了。她像见了亲孙子一样高兴。老奶奶用早就准备好的牛排骨熬了汤，还烤了鲜鱼，一点也不给自家孩子，只给我一个人吃。晚上，还给我盖了新缝的被子。这家主人对我竭尽了诚意。
　　第二天早晨，我按照父亲的嘱咐，给八道沟的父母拍了电报。电报每个字要付三分钱，超过六个字，每字要多付一分钱，所以我在电报用纸上写了“平安到达江界”六个字。
　　第二天，客店老板为了让我坐车去，到汽车站去了一趟，他跟我说，因为车出了故障，要等十来天，车票已经订好，你就算来到亲戚家，多住几天再走。我心里感谢他的热情关照，可是，我对他说，我得快些赶路，他也就没再挽留，给我两双草鞋，还给我找了一架往狗岘岭方面去的牛车。
　　介川车站前面的“西鲜旅馆”老板也是个心地善良的人。我在那个旅馆住下，就要了定价一角五分钱的份儿饭。那时，旅馆的膳费是分级的，这个旅馆最便宜的份儿饭是一角五分钱。老板却不管这些，给了我五角钱一份的。
　　我说，没钱吃五角钱一份的。他说，没关系，只管吃吧。
　　到了晚上，旅馆里给每个旅客发了褥子和两张毯子，收了五角钱。我算了算自己带的钱不够盖两张毯子的。于是，我只要了一张毯子。老板又说，别的顾客都铺褥子，盖两张毯子睡，怎么能叫你一个人那么睡，拿不出钱也不要紧，只管用着吧。
　　朝鲜人，虽然国家沦亡，变成了亡国奴，过着苦日子，但固有的人情味和世代相传的美好风俗仍然没变。在本世纪初，我国曾经有很多空手旅行的人。人们对来到自家或自己村里的路客，就是不拿钱，也保证他有吃有住，这是朝鲜人的风俗。这种风俗，西方人都表示羡慕。我在千里行的过程中，深深地体会到朝鲜民族是善良的、很讲道德的民族。
　　“西鲜旅馆”老板、江界客店和中江客店老板都是受过我父亲的指导和影响的人。我在七岁那年去中江的时候，就有过这样的感受：父亲无论到哪里都有志同道合的同志和知己。当我见到人们像亲骨肉一样接待和照顾我们一家人时，就想着父亲是什么时候同那么多的人建立了交情的呢？为了争取那么多的好同志，他该跋涉了多少路啊。
　　因为父亲到处都有知己，所以他虽然离开了家，身在他乡，也能从各方面得到他们的帮助。我也得到了很多帮助。
　　在千里行时给我留下至今难忘的印象是，四年前还点油灯的江界市，点上了亮堂堂的电灯。江界人因为装上了电灯很高兴，可是我看到街头的景象日本味越来越浓，心里感到很不舒服。
　　我回祖国时，父亲殷切教导的要熟悉朝鲜的真谛，在我心里深深地扎下了恨。我重温父亲的教导，注意观察了陷入厄运的祖国的景象。对我来说，那时的千里行是使我了解祖国和我国人民的一个大学校。
　　离开八道沟后的第14天，即1923年3月29日，日暮时分，我终于走进了老家的院子。
　　正在下屋纺线的祖母，没来得及穿鞋就跑了过来，一下子搂住了我。
　　“你是和谁一起来的？”
　　“坐什么车来的？”
　　“你爸爸、妈妈都好着吗？”
　　祖母没等我回答，就发出了一连串的问话。
　　在屋里编席子的祖父也跑出来了。
　　我回答说，是我一个人走来的，祖母好像不相信，说道：
　　“怎么，你真的是一个人来的？你爸爸真是比老虎还厉害呀！”她这样说着，直咂舌头。
　　那天晚上，全家聚在一起，通宵听我说话。
　　故乡的山水依然如故，令我感到亲切而美丽，可是村庄各个角落都显露着贫穷的迹象，而且比过去更明显。
　　我在万景台住了几天，然后到外祖父当校监的彰德学校五年级插班，开始了在祖国的学习。从那时起，我就住在七谷姥姥家上学。
　　说实在的，那时姥姥家的情况是很难再添我这一张嘴的。由于康晋锡舅舅的事，姥姥家正经历一场苦难。自从舅舅被监禁，警察对这家的监视和折磨变本加厉；狱中的舅舅健康状况很不好，全家都在伤心。日子过得也苦，每天吃米查子粥或豆渣饭，勉强维持生计。光靠种地实在无法维持生计，所以二舅兼赶牛车，艰难度日。
　　可是，姥姥家的人在我面前，从不露出穷相，为了让我专心学习，作了很大努力。特地为我腾出了内栋的一间上屋，在那里挂上了煤油灯，还铺上了席子。我的同学不分时辰，三三两两地来找我，他们也从不见怪。
　　彰德学校，是我外祖父和七谷一带的先觉者们，乘着爱国文化启蒙运动的风潮，以恢复国权为目的建立的倾向较好的私立学校。
　　旧韩国末期和“韩日合并”后，在我国爱国的教育运动作为救国斗争的一环蓬勃地开展起来。先觉者和爱国志士含着眼泪痛切地认识到，招致丧失国权的耻辱的根源在于国家的落后，深刻省悟到教育正是自强的基础和根本，不发展教育，就不能实现国家的独立和社会的现代化，所以到处兴起了办私立学校的运动。安昌浩、李东辉、李升薰、李商在、俞吉浚，南宫檍等爱国的启蒙运动者，站在这个运动的前面。在各地组织起来的学会，也有力地促进了教育运动。
　　在席卷全国的教育文化运动的热潮中，诞生了数千个私立学校，给沉睡在封建束缚中的我国知识分子点燃了火种。就在这个时期，教孔子和孟子学说的私塾，改变为教新学问的学堂或义塾，向后代呼吁，要以爱国精神奋发起来。
　　民族主义运动的领导人无一例外地以教育为独立运动的起点。他们为此①
　　奉献了所有财力，倾注了心血。金九把恐怖行动作为独立运动的基本方针，②③
　　在背后操纵和不断制造如同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之类难以想象的事件，初期他也曾在黄海道一带从事过教育活动。安重根也曾是在南浦地区办学教育后代的学者。
　　在西鲜地区开设的私立学校中，较出名的是安昌浩主管的平壤大成学校　　。。。。。。
　　①
　　金九（1876～1949）：黄海道海州人，朝鲜的独立运动者。早期参加反日义兵斗争，三·一人民起义后到上海历任临时政府主席等职，组织了韩国独立党。日本战败后归国，在南朝鲜反对美国的奴役。1948年参加在平壤举行的南北朝鲜各政党、社会团体代表联席会议后回汉城，为联共统一而斗争，被暗杀。
　　②
　　李奉昌（1900～1932）：京畿道汉城人，独立运动者，金九组织的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1月，在日本东京向日本天皇和伪满皇帝投掷手榴弹。
　　③
　　尹奉吉（1908～1932）：忠清南道礼山人，独立运动者、韩人爱国团团员。1932年4月29日在上海虹口公园炸死日本军要人多人。
　　和李升薰以个人资金建立的定州五山学校。这些学校培养了很多出色的独立运动者和知识分子。
　　外祖父对我说，在彰德学校，如能培养出一名像安重根那样的人物，也是光荣的。他叫我热心学习，成为一个出色的爱国者。
　　我回答说，我虽不能成为像安重根那样有名的烈士，但决心成为一个为争取国家独立敢于牺牲自己的爱国者。
　　在西鲜地区的私立学校中，彰德学校是规模较大，而且是现代化的学校，学生有200多名。在当时来说，这个学校不算小。有了一个学校，就可以以它为中心，把周围的人民群众很快地发动起来。因此，平壤地区的人民和有志之士很重视彰德学校，从各方面毫不吝惜地给予了帮助。
　　白善行也曾把巨额资金捐献给彰德学校。世人很少称呼她的本名，常称她为白寡妇，她是解放前在平壤因做了很多慈善事业而扬名的女人。她还不到20岁就成了寡妇，守节到80岁，一文两文地积攒了钱，成了财主。由于她致富的方法独特，而且颇有胆略，所以很早以前就成了人们之谈论的话题。
　　据说，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区，曾经是归白善行所有的。据传说，她用廉价买下无人感兴趣的石头山，以几十倍于本钱的价格卖给了日本资本家，那就是今天的胜湖里水泥厂所属的石灰石矿。
　　当人民对只凭一纸文件就把国土出卖给日本帝国主义的逆臣怨声连天的时候，连算盘都不会打的普通女人，与锱铢必较的日本资本家谈生意，获得了巨额利润，人们听到这个消息，就像听到打胜仗立武功的故事一样人心大快。
　　人们之所以尊敬白善行，是因为她为社会做了很多有益的事业，她虽然家财万贯，并没有贪图富贵荣华，总是过着粗茶淡饭的朴素生活，但她慷慨地把积攒了一辈子的钱献给社会。用那钱修桥，盖公会堂。白善行修建的平壤公会堂，至今还照原样保留在练光亭前边。
　　我开始读书没几天，有一次，外祖父给我带来了五年级用的教科书。我接到一大包书，心情激动地一本一本地翻看。但当我翻看到《国语读本》时，非常扫兴。那本写着《国语读本》的教科书，是日文书。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使我们民族“皇民化”，强迫我们使用日语。他们从强占初期就宣布，官署、法院、学校的公用语为日语，禁止使用朝鲜语。
　　我问外祖父，为什么要把日文书说成国语书。外祖父没有回答，只是叹气。
　　我用小刀把《国语读本》的“国”字给刮得不留一点痕迹，然后写上了“日”字。《国语读本》于是变成了《日语读本》。出于对日本的同化政策表示抗拒的心理，我做出了这样的行动。
　　上了几天彰德学校，偶尔看到了在教室里、道路上或游戏场上说日语的孩子。有的孩子还教别的孩子说日语。孩子们不以此为耻，也不以此为怪。
　　他们可能认为国家沦亡了，连朝鲜话也要消失掉了。
　　我见了那些拼命想学好日语的孩子，就对他们说，朝鲜人应该说朝鲜话。
　　我从八道沟回到祖国，后来到了七谷。那天，左邻右舍的人们聚到我姥姥家来想了解时局的变化。他们对我说，既然在满洲住了几年，中国话一定讲得挺好，要求我说几句给他们听听。彰德学校的孩子们也缠着要我教他们中国话。我每每拒绝他们，对他们说，我们有自己很好的语言，为什么要说外国话呢。
　　我回到祖国后，只讲过一次中国话。有一天，二舅叫我一起去城里逛逛，他总是忙着干活，轻易不去逛街，那天是特意为我腾出时间的。他说，你离开好久才回来，今天和我一起出去吃一顿午饭。就这样，他带我到平壤城里去了。我们在街上逛了一圈，然后为吃午饭，走进了西平壤的一家中国馆子。
　　在现在的烽火山旅馆一带，那时有很多中国馆子。这里的老板们为了多拉顾客，多卖钱，站在门外，口喊“快请，快请”，殷勤地争着迎接顾客。
　　我们走进去的那家馆子的老板，用不大通顺的朝鲜话问我们要用点什么。我为了让老板容易听懂，用中国话要了两盘发面饼。老板睁圆眼睛望着我，问我是不是中国学生。我告诉他，我不是中国学生，只是在满洲住了几年，学了点中国话，我就这样用中国话和老板交谈了几句。老板高兴地说，这样小的年纪怎么能说那么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还说，见了从满洲来的学生，不免想起老家来，他说着竟流了泪。
　　他给我们端来了发面饼，还给我们上了几样我们没有点的菜，劝我们多吃。我们推让了半天，拗不过他，就把摆上来的饭菜都吃了。吃完后，拿出钱算帐，老板却连发面饼也没收钱。
　　在回家的路上，舅舅对我说，今天本是为了请你吃一顿带你进城的，可是，反倒沾了你的光。说着他大笑起来。这件事叫舅舅传扬得村里无人不晓。
　　按照我的要求，我编进了康良煜老师当级主任老师的班级。我到七谷时，康良煜老师从崇实学校辍学，到彰德学校任教不久。他是因为交不上学费，中途辍学的，他对此深感遗憾。
　　康良煜老师家穷得很，以致他的夫人（宋石贞）离开婆家，到娘家呆了一个时期。夫人的父母斥责说，你虽说没有仁德做不了一个贤妻，也不能因为受不了穷就离开丈夫啊。朝鲜人，不像他们那样穷的能有几家！你以为出了嫁就要坐锦垫吃白米饭拌蜜汤吗？你二话别说，马上回去认错，并亲自把她送回婆家去了。从这里，不难想象康良煜老师的家穷到什么程度。
　　我们管康老师的夫人叫“肃川阿姨”。她的老家是平安南道肃川。我到康良煜老师家去，“肃川阿姨”总是给我做豆渣饭吃。那时吃豆渣饭觉得别有风味。
　　刚解放时，有一次我去祝贺康良煜老师的生日，和夫人回忆了彰德学校时期的豆渣饭。我说：
　　“师母，现在我还不时地想起，在七谷时您给做的豆渣饭。那时，我吃得可香啦。20多年来，住在异国他乡，还未曾向您道谢，今天我要特地向您致谢。”
　　夫人说：“那时穷得连一顿米饭都没能端上饭桌，净做豆渣饭给你吃，还要道谢，真叫我不好意思。你说豆渣饭好吃，又能好到哪儿去。”她说着流了泪。她说，彰德学校时期未能好好招待将军，今天要弥补一下。说着摆出了她亲手做的各种菜肴。
　　有一年，她为祝贺我的生日，送来了亲手酿的“百花酒”。顾名思义，就是用一百种花酿的酒。由于这个酒名别有韵味，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但我不能轻松地饮用那杯酒，因为端起酒杯，我眼前就浮现起她过去连一顿米饭都吃不上、总是忍饥挨饿的情景。
　　我深刻地体验了国家沦亡的民族的悲苦，对故乡的一草一木，一个谷穗，都比过去倍感可贵。再说康良煜老师不断地向学生灌输民族意识，因此我无论在家庭或学校，经常受到爱国思想的熏陶。
　　那时，康老师为给学生注入爱国思想，常组织野游和修学旅行。那时我印象最深的事情是到黄海道正方山去的修学旅行。
　　解放后，康良煜先生曾任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秘书长和共和国副主席，由于工作需要，常有机会和我接触。我们在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彰德学校时期的修学旅行及当时我们参观的正方山成佛寺和南门楼。
　　在彰德学校时期，还有一件难忘的事是康良煜老师上的音乐课。音乐课曾是学生们喜欢的科目之一。康老师具有一副不亚于男高音歌唱家的嗓子。
　　当他用那悦耳的嗓音唱起《前进歌》、《少年爱国歌》时，全体学生都屏住呼吸欣赏。
　　回顾起来，康老师通过教唱歌曲，给我们灌输了爱国之心。后来，我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期，有时还唱彰德学校时期学的歌曲。那时学的歌的歌词和旋律至今还完整地记在脑子里。
　　我回到祖国看到人们的生活比从前更苦。
　　每年一到春播期，穷家的孩子们就上不了学。不仅农活忙，还因为断粮，要去挖野蒜、荠菜、旋花根来充饥。在集市那天，有的孩子把野菜拿去卖了换粮食，有的孩子在家替父母照看年幼的弟妹。穷家的孩子带的午饭也是小米、高粱、稗子做的饭。有不少孩子，因为连那种饭也没有，上学不带午饭。
　　七谷和万景台，因为家境困难不能上学的孩子有的是。我看到因为家穷连学校门都不能进的孩子，实在感到心痛。为那些孩子，放假时我回到万景台开了个夜校。我把那些不能上学的孩子都叫到夜校来，教他们认字。开始时，用第一学年用的《朝鲜语读本》教我国文字。后来，增加了科目，教历史、地理、算数、唱歌。这是在我的一生中，最初的简单的启蒙活动。
　　我和同学们一道常去城里，了解到平壤市民的生活情况和万景台、七谷的人们差不了多少。当时平壤有10万人口，其中能过舒服日子的只有为数不多的日本人和美国人。美国人盘踞在平壤风景最美的新阳里一带作威作福。
　　日本人则把平壤最繁华的本町和黄金町一带变成他们的居民区，过着穷奢极欲的生活。
　　美国人住的“洋村”和日本人住的地区，出现了越来越多的砖房、商店、教堂，而普通江一带和磅带街，与日俱增的是贫民村。
　　如今，普通江畔修起了千里马大街、庆兴大街、烽火大街等现代化的大街，盖起了人民文化宫、平壤体育馆、滑冰馆、苍光院、高楼住宅之类高大的建筑，再也看不出它旧时的面貌了。可是，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却是用草帘当门，用七拼八凑的木板子盖的窝棚一个挨一个地挤在这里。
　　我回国那年，平壤一带还蔓延传染病，市民们遭受了难忍的痛苦。雪上加霜，那年还发了洪水，弄得整个城市遭受了难以言表的苦难。《东亚日报》在报道那年的洪水灾情时说，将近平壤市内总户一半的一万多户人家被淹。
　　现在，普通江广场后面，建起了世界上最大的105层的柳京饭店。过去，我们的爷爷和奶奶们在那里住在多么简陋的窝棚里，过着多么艰难的生活，恐怕现在新的一代连想象也都想象不出来。
　　那时，我目睹这种现实，渴望建设一个能使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的社会，更加憎恨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地主和资本家。
　　在我上彰德学校的时候，日本发生了关东大地震。日本的极右分子毫无根据地捏造说，朝鲜人要借这次地震掀起暴动，并以此为借口调动军队屠杀了数千名朝鲜同胞。这个消息传到了七谷，激起了学生的愤怒。这个事件给了我很大的刺激。它使我更深刻地认识到，日本人嘴上高呼“一视同仁”、“日鲜融合”，实际上把朝鲜人看得牛马不如。
　　从那以后，我见了日本警察骑的自行车也不放过。在木板上多钉上几个钉子埋在路上，叫那些自行车的内胎个个都撒气。
　　我们创作的音乐游戏《13个家》也反映了憎恨日本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思想感情。音乐游戏《13个家》，是由13名学生上台表演的舞蹈。他们各自拿着一枚用硬纸壳做成的各道的地图，边唱歌边把地图贴上，拼成完整的朝鲜地图。
　　在1924年的秋季运动会上，我们搬出了这个音乐游戏，正表演的时候，警察出现在运动场上，大声喝斥，叫我们马上停止。那时，开个小小的运动会，也要事先得到警察机关的认可，即使他们认可了，还要由他们监场。
　　当时，我去找康良煜老师说，为热爱本国的山川唱歌跳舞，有什么不对？
　　不管日本鬼子怎么说，还是继续演出吧。康良煜老师和别的老师们一道谴责了警察蛮不讲理的行为，让学生们继续演出了《13个家》。
　　像我们这样的小学生都具有这样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反抗精神，何况大人呢。
　　我回到祖国的那年夏天，平壤的织袜厂工人举行了总罢工。那时，各家报纸都用很大篇幅报道了这个事件。
　　我听了这个消息后，心里想日本虽然乞灵于骗人的“文化统治”，但早晚要碰上比三·一人民起义更大的反抗。
　　我这样度过了两年，再过几个月就要毕业彰德学校的时候，从外祖父那里听到了意外的消息：父亲再次被日本帝国主义警察逮捕。我突然感到天要塌下来似的。烈火般的愤怒和敌忾燃遍我的全身。七谷和万景台的大人们脸色全变了，都在注视着我。
　　我决心，誓死为父亲、为我们一家，为朝鲜民族报仇雪恨，准备上路。
　　听我说要到八道沟去，姥姥家的人说，要去也要毕了业再去。万景台的祖父也从各方面说服我，再过几个月，学校毕业了，天气也暖和了，等那时再走。
　　我不能那么做。我想，父亲遭到了不幸，我怎么能坦然地在这里念书？
　　要早日回去帮助带着年幼的弟弟受苦的母亲。我已长这么大，到哪里还能白赔了我的血本吗！
　　祖父看出我的决心难移，便改变了态度，让我照自己的决心做。说父亲被禁锢，现在该你挺身而出了。
　　第二天，我离开了老家，家里的长辈们送我上路。那天，祖父、祖母哭了，叔叔也哭了，全家人都哭了。
　　送我到平壤车站的小舅舅（康昌锡）哭得更厉害。在七谷一起上学的康允范哭得也很悲痛。
　　在彰德学校的同学当中，康允范是和我最亲密的。他也没有别的志趣相投的好友，所以常找我来玩。我们俩常常一同到城里去。
　　列车快开动时，康允范递给我饭包儿和一个信封。他说：“你我分手不知何时才能再会，写了几句惜别的话，你上了车再打开看吧。”我照他的话，列车启动后，打开了信封。里面有一封短信和三元钱。我看着信和钱，深深地感动了。如不以友情为重，哪能送这样的礼。在当时的情况下，一个孩子要弄到三元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实在难能可贵。我说要为父亲报仇上了路，实际上我的路费是成问题的。是康允范从窘境中解救了我。看来，他为凑那些钱费了不少劲。刚解放时，他来找我，当时我对他提到20年前接到那钱时的感激之情。他吐露真情说，那时费了很大劲才弄到那些钱。说实在的，富贵家的百万两银子也不能和那三元钱相比，蕴含在那三元钱里的友情是拿什么也估量不了的。钱财里不会出友情，但只要有了友情，何止是钱，无论什么都能得到。
　　康允范那时对我说，将军为光复祖国，在山里进行了斗争，可是他自己没做出什么事。我对他说，那就从现在起，让我们把力量联合起来，建设新国家。现在，在建国事业中最困难的问题是缺乏干部，能不能把建设学校的一部分工作担起来。他爽快地答应下来。没过多久，他在赵村建起了一个学校，让我为那个学校起个名。我就给起了三兴中学这个名。三兴，就是智、德、体三项都兴旺的意思，也就是说，要具备渊博的知识、高尚的品德和健全的体魄。
　　后来，康允范负责建设综合大学的工作，而且干得很好。如今，建设一个大学已不成为大问题，可是那时资金、材料都缺，建筑技工也缺，简直是困难重重。他在工作中碰上难题，就来找我，晚上睡在我家，和我一起商量解决问题的办法。
　　康允范是送我走上光复祖国之路的难忘的同志，又是挚友。我至今还记着当年他在平壤东站噙着泪送我的情景。那时他写给我的字条的内容是这样的：
　　成柱，要和你分手，难忍惜别之泪。今日离别，何时才能再会？你我相隔万里，也不要忘记彰德学校的时节，要惦记着咱们的故乡，要怀念着咱们的祖国啊。
　　我受这种友情和道义的鼓舞越过了一道又一道的险山峻岭。我在离开万景台后的第13天傍晚，到了葡坪。我走到渡口，不忍立刻渡过鸭绿江去，在江堤上徘徊。我想要迈开步子渡到八道沟去，可是身后的祖国山河却牵住了我的心。我眼前清楚地浮现出我走出家门时祖父和祖母泪水模糊的面容，他们跟着我走出柴门，抚摸我的手，又给我掩上襟，又望着风雪为我担心。想起了他们，我很难挪动脚步。我觉得只要越过江堤，渡过江去，泪水就会像泉涌一样淌下来，使我无法忍注。
　　在寒风凛冽的两国境界，回顾呻吟挣扎的祖国山河，使我难以遏止要重新跑回可爱的故乡、心爱的老家去的冲动。
　　我此次在祖国度过的岁月虽然只有两年，却学到和体验了很多东西。其中，最可贵的是，我深刻地认识了我国人民是什么样的人民。我国人民是既朴素、勤劳，又勇敢、坚毅的人民。他们是在任何困难和考验之中都不屈服的顽强的人民，他们讲礼貌，富有人情，但对不义之举是坚决反对，毫不妥协的。民族改良主义者打着研政会的招牌搞反动的“自治”运动。但是包括工人、农民、青年学生的广大人民群众以浴血斗争抗拒了日本帝国主义。我从他们的形象中深切地感受到了任何力量也不能损坏的民族尊严和要求独立的钢铁般的意志。从那时起我就认为，我国人民是世界上最好的人民，并有了只要把这样的人民很好地组织和动员起来，就完全能够光复祖国的信心。
　　我看到在“文化统治”的幕后与日俱增的军队、警察、监狱，看到不断地掠夺祖国财富的货车和货轮，清楚地认识到日本帝国主义是扼杀我国人民自由和尊严的最凶恶的敌人，是把难以忍受的贫困和饥饿强加给我国人民的恶毒的剥削者和掠夺者。
　　令人窒息的祖国的现实，使我更坚定了这样的信念：朝鲜民族只有通过斗争才能驱赶日本帝国主义，才能在独立的祖国过上幸福生活。要早日光复祖国，把那里的一切永远变成我们的、朝鲜的，这一愿望象一团火在我心中燃烧。
　　我避开警察的视线，朝葡坪渡口下方走去，在浅滩之处往冰封的鸭绿江迈出了沉重的脚步。只要渡过这百尺左右的江面，就可以到八道沟市街，我家就在那江岸街上。可是，我的脚步是这样沉重，简直没法挪动。心里不禁想到我这次离开祖国，何时才能再渡回这条江来。我转回身，在江堤上拣起了一个石头攥在手里。不管什么东西，我很想带去能够标志着祖国，使我回忆祖国的东西，并把它珍藏起来。
　　那天，我在鸭绿江畔体验了难以忍受的痛苦心情。正因为那天在我的心田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伤痕，当我胜利回到祖国后，在国内爱国者们举行的欢迎我的宴会上，我首先讲了渡过鸭绿江去时的心情。
　　我缓步过江时，低声唱起了不知是谁作的《鸭绿江之歌》：
　　一九一九年三月一日，
　　是我渡过鸭绿江的日子。
　　年年都有这一天，
　　不达目的誓不回还。
　　碧绿的鸭绿江水啊，祖国山河啊！
　　我重返家乡的日子究竟是哪一天？
　　只因有毕生难忘的志愿，
　　不光复祖国誓不回还。
　　我怀着满腔悲愤，一次又一次地回顾祖国的山河。
　　朝鲜啊，朝鲜，我要离开你了。我虽然离开你一时也活不成，但为了把你夺回，我才渡过鸭绿江去。渡过了鸭绿江就是人家的国土。就是到了那里，我怎能把你忘记，朝鲜啊，你要等待我。
　　我怀着这样的心事，重新唱起了《鸭绿江之歌》。
　　我一边唱着那支歌，一边想：我什么时候才能重新踏上这块土地呢？重新回到我生长的、有祖先坟墓的这块土地的那一天，究竟什么时候到来呢？
　　这么一想，我小小的心里也禁不住内心的悲伤。那时，我想着祖国悲惨的状况，悲壮地发誓，朝鲜不独立，誓不回来。
　　六我的母亲
　　我走到八道沟的街口，天已黑下来。在千里路途上，我的心一直焦灼不安，走到自家门口，更加紧张起来。
　　然而出乎意料，母亲的表情相当沉着安详。母亲高兴地伸出双臂紧紧地抱着我说，一千里路，你一个人走了个来回，到底是男子汉不同一般哪。我还一次都没走过呢。
　　我把家乡的消息简单他讲了讲，就问父亲怎么样了。母亲压低声音说了一句“没事儿了”，就没再说什么。
　　我从母亲的神色中看出，父亲虽已脱险，但危险还在紧追着他，因此母亲十分小心地提防着周围的耳目。
　　我把用省下来的钱买来的果点分给弟弟们。心里想，今晚一定要同母亲和弟弟倾诉离别后的心情。
　　可是，母亲给我做了晚饭之后却说，这个地方敌人的监视很严，你要马上离开这里。她不告诉我父亲在什么地方，只说你父亲已经安然无事地走了，你也该走了。一向慈祥和蔼的母亲，唯独这一天，根本不问我的意愿和想法，也不让我这个冒着严寒千里迢迢只身归来的、而且是分别了两年的儿子在家里过一夜，就打发我走。我听后惘然若失，默默地站着发呆。母亲还要我带着弟弟们一起走，我才勉强开口问母亲你怎么办。母亲回答说：
　　“我要等你叔叔从新坡回来。他一回来，我就把这里的家什收拾收拾，还要办点后事。你们只管快点走吧。”
　　母亲接着叮嘱我，要悄悄地上路，别让人察觉，要到临江去找名叫卢京斗的人。说完，母亲就去找宋“工头”，托他准备一架爬犁送孩子们走。
　　宋“工头”爽快地答应了。他的本名叫宋秉彻，因为他有一种像工头那样好装模作样的习气，所以八道沟的人们都喜欢叫他宋工头，而不叫他的本名。
　　我们在这位宋“工头”的帮助下，坐上马爬犁，离开了八道沟，走向临江。
　　我一辈子干革命，经历过无数次的悲欢离合，但像这次这佯特异的离别，只体验了这么一次。
　　我从万景台启程，走了将近15天才走到了家，可是还没有卸下行装，就连夜上了路。当时，我在路上对母亲想了很多。
　　我的母亲生性温柔，我的父亲是干革命的人，性格刚强而严厉。因此，我从母亲那里得到了更多的爱护。
　　两年前当我为了上学读书回祖国的时候，母亲是那么舍不得放我走，这表现了她是一位富有人情的母亲。住在万景台的祖母曾说过我的父亲是个比老虎还厉害的人。当时，正因为身旁有这么厉害的父亲，我的母亲才没敢怎么样。但是我却感觉到了母亲在无言中流下的眼泪。
　　照我母亲的品性，即使我不是她的儿子，刚13岁的孩子走了一千里路，天黑时来到了家门口，她也一定会硬把他带进家里，给他热饭吃，让他睡一夜的。
　　有一年春天，有个左腿和脖颈上长了疮、病情严重的孩子，趴在他伯父的背上，从江对岸的厚昌来到了我家。他是个可怜的孩子，他的父母不和，离了婚，他只好寄居在伯父家里。
　　我的父亲诊断了一下病情后，对我的母亲说，这孩子的大腿要动手术，动手术后不能走动，治病期间要让他住在我们家里。母亲一口答应说：“这还用说吗！”动了手术后，要天天给孩子换药，贴上蜂蜜加面粉和苏打和好的药。每次换药，母亲就给父亲当助手，亲手洗净发臭的疮口，可她从来没有皱过脸。
　　靠我母亲的精心护理，过了好些天，那孩子治好了病，要回家去了。
　　那天，那孩子的伯父来领他回去，临走时拿出一张一元钱的钞票交给我的父亲说：“要是治病钱，拿出几百两银子我也不会心疼的，可我是个穷汉子，只有一份心意，望先生把这当治病钱收下，买瓶酒”说到这，他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的母亲在旁边看着这个情景，说道：“都是穷人，还谈什么治病钱啊，您说的太见外了。没能给这病孩子吃得更好一点，我的心里还过意不去呢。”可是，那孩子的伯父百般恳求，硬是要我们收下。若是有钱人家这样还好说，可他是到山里搂点儿干柴拿去卖，才勉强凑了点钱。这样的人拿出一元钱求我们收下，我的父母怎能不为难呢。
　　父亲回头望着我的母亲，为难地说，要是不收，就等于无视人家的心意，你说该怎么办。母亲回答说：“人家的诚意嘛，应该收下。”她当即拿着那笔钱上街去扯了五尺细白布，回来交给那孩子说，快到端午节了，拿回家去做件衣裳穿吧。那时候，一尺细白布卖三角五分钱，而我母亲买了五尺。这就是说，我母亲在病人交的一元钱上又补贴了七角五分钱。
　　我的母亲，虽然过着穷日子，但是对于钱，从来不贪心，更没有自己的小算盘。
　　“人所以活不长，不是因为没有钱，是因为命短。钱这个东西，聚散无常，有来有去嘛。”
　　这就是我母亲的人生哲学。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心地善良，温厚慈祥的人。
　　我的父亲有时遇上不顺心的事，偶尔嗔怪她几句，她也从不顶嘴，只道歉说：“是我的不对。”“下回改吧。”有时我们淘气淘得过火，弄脏了衣服，或者毁坏了什么，或者大声吵嚷，致使祖母嗔怪我母亲怎么不训一声孩子，我的母亲也只回答说：“小孩子们做错了，骂他们有啥用啊。”老实说，我母亲是因为侍候搞革命的丈夫，才没有说的，若是单从一个普通妇女的角度来看，我母亲的一生可以说是难以承受苦难与艰险的一生。
　　我的母亲没有享受过多少夫妻团圆的生活。因为我父亲经常在外搞独立运动，这自然是难免的。只有在父亲到江东当教员的时候，才过了年把团圆日子。此外，搬到八道沟以后，也许又过了一两年团圆的家庭生活。
　　由于父亲被捕坐牢，出狱后不是卧病就是躲避警察的监视在外奔波，父亲去世后我又出去闹革命，经常不在家，因而我的母亲一直没有过过全家团聚的生活，而是忧心忡忡地度过了一生。
　　住在万景台的时候，我的母亲作为有12口人的大家庭的长孙媳妇，一天到晚忙得团团转。侍候丈夫，侍奉公婆自不用说，就是打扫屋里屋外，刷锅洗碗，缝补洗衣，纺纱织布，样样都由她做，忙得直不起腰来。白天，还要下地干活，一点也没有空闲的时候。在封建观念还很强、繁文缛礼又严格的当时，要当好一个大家庭的长孙媳妇，是非常不容易的。偶尔做一顿干饭，母亲只能摊到锅巴，熬了粥，也只能喝到最稀的一碗。
　　我母亲实在劳累痛苦的时候，就和我的叔母一起上教堂去。
　　松山（现在军事大学的校址）原先有过一座长老教的教堂。南里及其附近有过不少信基督教的人。他们想，活在世上既然不能过像个人样的生活，就去好好听耶稣的教诲，死后好到“天堂”去。
　　们去教堂，孩子们也跟着去看做礼拜。为了吸引更多的人，增加信徒，教堂有时给孩子们分发糖块儿和笔记本。孩子们尝到了这个甜头，一到星期天就成群结队地拥向松山去教堂。
　　起初，我也动了好奇心，跟着小朋友们一道去过几次。可是，那个肃穆的宗教仪式和牧师的单调的说教，不合我们童年的心理，令人感到厌烦，后来就没怎么去。
　　某个星期天，我一面吃着奶奶给做的加豆麦芽糖，一面向父亲说：
　　“爸爸，今天我不去教堂啦，看他们做礼拜，没有意思。”父亲叫我这个还不懂事的小孩子坐下来，说道：
　　“去不去教堂，随你便。实际上，教堂那个地方没什么可学的，你不去也好。不要相信耶稣，要相信自己的国家，更要相信自己的国家的人民。同时，你要想法为国家做大事。”
　　从那以后，我就不大爱去教堂了。在七谷念书的时候，尽管校方对不去教堂的学生管得很严，我还是没去。我觉得耶稣的福音同我国人民遭受的悲痛，距离太大了。耶稣的教义中也有很多人道主义的东西，但对我这个为民族的命运深深苦恼的少年来说，召唤人们去救国的历史的呼声，在耳边震响得更加迫切。
　　论思想，我父亲也是无神论者。但是我父亲是教神学的崇实中学出身，因此他有很多教徒朋友，我也跟着接触了很多教徒。有的人问我，在成长时是否受到了基督教的很大影响。我虽然没有受过宗教的影响，可是从人际关系上得到了基督教徒的许多帮助，同时也给了他们许多思想上的影响。
　　我认为，祈祷天下人都过上和平又和睦生活的基督教精神与主张人类过自主生活的我的思想是并不矛盾的。
　　只有母亲上教堂去的时候，我才上松山去。
　　母亲虽然上教堂去，但她不信耶稣。
　　有一天，我悄悄地问母亲：
　　“妈妈，您上教堂，真的相信有‘上帝’吗？”
　　母亲微笑着摇了摇头，说：
　　“我上教堂，不是因为那里有什么东西。死后上‘天堂’还有什么用啊！
　　我是因为太累了，才到那里去歇一会儿。”
　　我听了，感到母亲很可怜，更理解了母亲。
　　在札拜堂做祷告时，我的母亲累得常常打盹，直到牧师说一句什么，大家都随后叫一声“阿门”站起来的时候才醒过来。有时困得人们都喊过了“阿门”，她还醒不过来。这时候我就悄悄地摇晃她，告诉她祷告已经完了。
　　有一天晚上，我跟小朋友们一起路过万景台后山上的丧具房。丧具房，是保管殡葬用具的小棚子。我们小时候都非常怕这个丧具房。
　　那天，我们走过那个丧具房的时候，有个孩子突然喊了一声：“哎呀，魔鬼出来啦！”我们都以为真的有鬼出来了，吓得拼命地跑，鞋子跑掉了也都不知道。
　　这天夜里，大家都怕得不敢回家，就在朋友家里睡了。第二天早晨才回家，鞋子也找回来了。
　　我回到家把这事告诉了母亲，母亲就对我说：
　　“走那种地方，要唱着歌走。你一唱歌，什么鬼都不敢出来啦。”我想，母亲是以为走夜路时一唱歌就能驱除恐惧感，才这么教我的。从这以后，每次路过那个丧具房时，我就唱着歌走过去。
　　平时如此温柔敦厚的母亲，在敌人面前，却正颜厉色，大义凛然，不容侵犯。
　　在烽火里，日寇警察逮捕了我父亲后，过了几个小时，又返回来闯进我家进行搜查，要查找秘密文件。这时候，母亲怒不可遏，霍地亲手打开衣柜，抓起几件衣物，边撕边掷向鬼子，怒斥道：“搜就搜吧！”鬼子们吓得气焰顿消，灰溜溜地走掉了。
　　我的母亲就是这样的一位妇女。
　　我们离开八道沟的那天夜里，鸭绿江上风雪大作，特别寒冷。
　　狂风呼啸，好似要一口吞掉整个森林；猛兽嗥叫，令人毛骨悚然。这一切充斥着深夜的黑暗，更加刺痛了我心中亡国的创伤。
　　我坐在马爬犁上紧紧搂抱着怕得瑟瑟发抖的两个弟弟，奔驰在黑暗的两国之界河－－鸭绿江的冰面上，我心里想道：革命的道路实在艰难，母亲的爱护深切难得。
　　我们三兄弟蒙着棉被还冷得直哆嗦。因为是漆黑的深夜，两个小弟弟直叫着害怕，紧紧地偎在我的怀里。
　　我们在叫做吾仇俳的朝鲜一边的岸上住了一宿，第二天走到了临江。
　　原来，卢京斗是我们早已面熟的客栈老板，过去我们住在临江的时候，他出面给我们找了一间住房，还经常来找我父亲谈论过国家命运。他对待我们三兄弟如对待贵客，十分亲切热情。
　　他家有两栋房共七间屋，我们就住在最清静的第二间屋子里。隔着厨房，对面有三间客房，经常有很多客人和从满洲经临江去朝鲜的人和从朝鲜经临江去满洲的人，大都到这客栈住几天再走。这个客栈也就是独立运动者的住宿处。
　　卢京斗是反日思想很强的民族主义者，他生性温和、耿直，又很刚强。
　　他开客栈，用收入的一部分资助独立运动者。他靠卖饭勉强过日子，可以说他也是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的人。他是怎么到临江落户的，我不大清楚。
　　当时听人们说，为了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他曾参加过偷运钨矿石的工作，不幸被发觉，便跑到丹东一带隐蔽了一阵，待到那个案件没人过问了，才找到这个更安全的藏身处所临江来落了户。
　　他是平安南道大同郡古平面下里人。下里，同我的故乡南里只隔一道顺和江。听说，卢京斗本是一个老实勤奋的庄稼汉，自从结识我父亲以后，就不再老蹲在家里，而常常出外东奔西走，说是搞独立运动。这样，家里人都讨厌他，说他不正经务农，像个卖货郎似地到处逛荡。他在家乡时，每天顺和江一退潮，就蹚过江到南里来见我父亲。也许是因为有这种关系吧，他待我们很好，供吃供住，真诚地保护我们。
　　对我和我们一家来说，卢京斗是一位大恩人。我们在他的客栈住了将近一个月，他为侍候我们，几乎荡尽了全部家产，可他从没有流露过不悦的神色，总是笑脸待我们。有一次，他还拿钱让我给住在抚松的父亲打了长途电话。托他的福，我生平头一次打了电话。当时，我父亲很想听到我们每个孩子的声音，所以我们三兄弟和母亲轮流地都跟父亲通了话。
　　在约好的一天，我的母亲跟亨权叔一道来到了临江。她一到客栈，就要我们上街去逛逛，把我们带到街上，走进了一家中国饭馆。她给我们每人要了一盘饺子后，就开始间我们这一段时间的情况。
　　起初，我以为母亲是为了让我们这些寄居外地近一个月的孩子们饱餐一顿，才领我们到饭馆去的，所以，也没有多想，就跟着去了。可是经她这一问，我才明白过来，母亲带我们出来，更主要的是为了了解我们在临江时的情况。
　　有没有可疑的人到客栈来找过你们？你们到别人家去玩过没有？都有哪些人知道你们住在卢京斗的家里？问明之后，母亲一再叮嘱我们说，不要到外面乱讲你们是金亨稷的儿子，在搬到新地方以前，要事事留心，不要有一点疏忽。
　　到了临江，母亲仍然为我们担心，没有睡过一次安稳觉。深更半夜一有风吹草动，她都霍地坐起来，屏声静气，警觉地听着外面的动静。
　　如此害怕有什么祸殃降到孩子们的头上，时刻放不下心的母亲，那天叫我们连夜赶往临江的时候，是什么力量使她采取了那么断然的措施呢？
　　我想，这就是真正的母爱，是革命的爱。
　　我想，在这世界上，再没有比母亲的爱更温暖、更真诚而始终不渝的爱了。就是打你骂你也不使你觉得疼，这就是母亲的爱。只要是为了子女，上天摘星也在所不辞的，这就是母亲的爱。这种爱，却不要任何报酬。
　　当年母亲的音容笑貌，至今还不时地出现在我的梦中。
　　七遗产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时常到我家来的黄某，在我父亲的生平中留下了很大的印象。在厚昌从日本警察的魔爪中救出了我父亲的，就是这位黄某。
　　为了同国内的革命组织取得联系，父亲过江来到葡坪，在当秘密联络点用的冷面铺附近，被埋伏在那里的日本警察逮捕。当时，我家后面有一家客栈，老板名叫孙世心。就是这个人给敌人告了密。在这以前，他三天两头地来我家，跟我父亲套近乎儿，堆着笑脸叫着“金先生，金先生”，恭维我父亲。那时候，我父亲还不知道他是个敌人的密探。
　　朝鲜总督府警务局为了破获地下组织，一面把我父亲被捕的消息作为绝密，严密地封锁起来，一面把几个高级员急忙派到平安北道警察部，对我父亲的案件进行调查。葡坪警察驻在所则受命由警长秋岛和一名警士押送我父亲，途经厚昌警察署火速押送到新义州的道警察部去。他们之所以把刚逮捕的我父亲急忙押送到新义州去，是因为他们害怕活动在鸭绿江沿岸的独立军把我父亲劫走。
　　父亲被拘留在葡坪警察驻在所的拘留所时，警察根本不准我们家属去探监，所以我们还不知道敌人已经决定把我父亲押往新义州去。
　　黄某跑来把这个信息告诉了我们。
　　“大嫂，您不要着急。我豁出来把家产都拍卖了，也一定请个律师替金先生辩护，等法院做了判决，我再回来。如果家里有酒，拿几瓶给我。”他把几瓶烈酒和几条干明太鱼装在网兜里，悄悄地跟着我父亲的后面走了。
　　那两个押送警察一大早动身，走到烟浦里客店时已到中午了。他们吵着肚子饿，走进客店要了饭。这时，跟到烟浦里的黄某走进客店，看了一会儿动静之后，从网兜里拿出酒瓶要请那两个警察一起喝一盅。
　　警察起初不理他，借口他们执行公务押送犯人，拒绝喝酒。可是他们经不起黄某的再三劝诱，终于夸着“你的大大的好人”，开始一杯接一杯地喝起来了。
　　黄某又对他们说，也该让犯人吃一顿饭，那才好押送。他这样连哄带捧，终于说服他们给我父亲解开了一只手铐。黄某也喝了很多酒，但他是喝不醉的，他是海量。
　　秋岛和他的部下朝鲜人警察终于醉倒，开始打呼嗜了。
　　我父亲趁机在黄某的帮助下解开手铐，逃出客店，爬上了对面的尖顶峰。
　　当他们快爬到峰顶时，开始下起了雪。
　　不久，秋岛他们醒过来，慌忙追击，连续开枪。因为他们追得很紧，我的父亲和黄某在尖顶峰跑散了。从此以后就一直没有再见到他。
　　解放后，为了找这位黄某，向各地做了寻人的布置。在危难的时候，那样奋不顾身地豁出性命帮助过我父亲的人，不知怎么回事，遇到了好世道，反而不容易寻到了。
　　黄某是我父亲的挚友，是替我父亲上断头台也在所不辞的好同志。
　　假若没有黄某这样好同志的帮助，我的父亲是逃不出那种险境的。我父亲的朋友们说我父亲有天赐的好人缘，是很恰当的。我的父亲为国为民舍生忘死，同众多的独立运动者休戚与共，他的身边自然就有许多群众，有许多革命同志和亲密朋友。
　　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我从李克鲁先生那里听到了我父亲脱险的详细经过。
　　战争爆发的那一年初秋，为了推进各地的实物上税工作，共和国政府把好多内阁成员作为全权代表派往各地。当时任不管部长的李克鲁先生也被派到当时的平安北道一带。
　　他刚完成任务，战略撤退就开始了，我也迁到了江界地区。有一天，他到内阁汇报工作，同我谈话时突然提到了烟浦里的客店。他说，他在厚昌郡结束工作以后，去江界时带着郡公安署长到烟浦里看了我父亲脱险的那个客店。他说，那幢房子还完好地保存着。江界和厚昌，当时是属于平安北道的。
　　李克鲁先生是在南朝鲜和海外度过了大半生，解放后建国前夕才来到北半部的人。从这样的人那里听到有关烟浦里客店的事，的确是令人惊异的稀罕事。如果像现在这样，我父亲的事迹已广为人知的时候提到这件事，是不足为奇的。但是在当时，提起烟浦里的客店，几乎没有人知道。在这样的时候听到他谈起这件事，我是不能不感到稀奇的。
　　我掩饰不住好奇地问李克鲁先生：
　　“李先生，你怎么会知道我父亲的历史？”
　　“我早在20年前就已经听到了金亨稷先生的名声。在吉林，有个好心肠的人给我详细地介绍了金将军您家的历史。这场战争一结束，我就想写一部令尊的传记。可是，我才疏学浅，正在犹豫！”李克鲁先生平素寡言少语，温文尔雅。而这一天，他抑制不住兴奋，说了很多话。
　　我们走出嘈杂的内阁办公室，漫步在清静的秃鲁江（将子江）边，又谈了一个多小时。
　　把我父亲的事迹讲给李克鲁先生听的人，是黄贵轩的父亲黄白河。当时，李克鲁先生作为新干会代表团的一员被派到满洲一带。这个代表团的任务，是开展救济工作。救济在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中受害的朝鲜同胞。新干会的领导看到暴动中受害的人太多，便派代表团到满洲去准备对受害群众进行救济工作。
　　当时，李克鲁先生在沈阳遇见了崔一泉。他劝李克鲁先生到吉林去一定要见见黄白河。
　　李克鲁先生一到吉林就去拜访黄白河，并得到了他的帮助，也听到了我父亲的事迹。从此，李克鲁先生才知道了烟浦里就在厚昌郡，厚昌郡又是与我父亲的主要革命活动有密切关系的地方。
　　新干会派李先生作为代表去满洲，是因为他有着在这一带多年开展教育工作的经历，李克鲁先生曾在奶头山当过独立军部队的训练都监，在抚松的白山学校和桓仁县的东昌学校当过教员。因此，李先生到满洲去时在这一带听到我父亲的事迹，是十分可能的。
　　“郡公安署长还不知道那个客店的事情。所以我批评了他几句，说这是厚昌郡的耻辱。我还吩咐他说，你这个公安署长要负责好好保护那个客店的房子。”
　　李先生还担心地说，后一代人不知道先烈的斗争历史，就会变成不肖子孙。可是看起来，我们的干部好像并不认真地进行这个传统教育。
　　在我们这个成立只有两年的年轻的共和国，正处在决定生死存亡的岔路口上经历着严峻考验的时刻，听到李先生要保持革命传统的话，我深受感动。
　　我说不出有多么感激。我不禁感到一股热流冲击着我，仿佛那些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牺牲的先烈的英灵，一下子全飞到我们的眼前，大声地激励我们，要打好仗，取得胜利，并捍卫祖国。
　　当有人吵嚷着朝鲜快完蛋了的时候，李克鲁先生关于烟浦里的讲述，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的父亲同黄某跑散后，在山里奔波了一整天，在离烟浦里客店不远的柞树岭发现了一个窑洞，便请主人帮忙。在互通姓名的时候，父亲了解到这家主人也是全州金氏，和我们是一家子。
　　窑洞的主人金老大爷说，在这样的深山沟里遇到同姓同宗的革命家，是大喜事。他以一片好心，真诚地帮助了我父亲。他把我父亲藏在窑洞附近的谷草垛里。就在这个谷草垛里，父亲的脚、膝盖和下半身都受了冻伤。在这个寒风刺骨的冬天，父亲蜷缩在谷草堆里一动不动地熬过了几天，终于得了不治之症。
　　金老大爷送来饭团和烧土豆，尽心尽意地保护了我的父亲。
　　秋岛为我父亲的脱逃受到了上司的严厉处罚。平安北道警察部在从厚昌到竹田里的鸭绿江流域布下水泄不通的警戒网，搜索了好几天。但他们没有注意到柞树岭上那堆谷草垛。我想，当时我的父亲对形势判断得很准确，隐蔽处也选得十分得当。
　　在这几天里，金老大爷不时地到鸭绿江边去留心地察看江水封冻情况，并把利用长木杆子渡江的方法教给了我父亲。因为那时江面上结的冰还不厚，不能贸然下水。
　　我的父亲照金老大爷教的方法，先把长木杆子放在冰面上，用手推着木杆子一步步匍匐前进，终于安全地过了江。只要手里把着木杆子，即使掉在水里也不至于丧命，是个很巧妙的渡江方法。但是，就在这次过江的时候，父亲再次受了冻伤。这次冻伤，是一年后父亲于抚松病逝的又一个重要原因。
　　我父亲冒着生命危险千辛万苦地渡过鸭绿江后，在某个村里养了几天伤，然后由孔荣和朴振荣陪着去了抚松。孔荣和朴振荣是张哲镐指挥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驻抚松部队的队员。
　　我的父亲经吴东振的介绍同孔荣结识的经过，已在前面谈过。孔荣是碧潼郡人，是从在碧潼独立青年团做工作、在碧坡别营当武装队员的时候起，就受我父亲领导的好青年。他同我父亲是莫逆之交。他每到我家来，就叫我“成柱”、“成柱”的，很喜欢我。在他后来成为共产主义者，成了我们的同志和战友以前，我也一直叫他叔叔。我的父亲去世后，他虽然住在万里河，却隔一个星期凑点粮食和烧柴来我家慰问我的母亲。他的夫人也挖一大筐野菜顶在头上，跟丈夫一起赶来看望。孔荣为缅怀我的父亲，居丧有好长一段时间。
　　父亲同他们两人去抚松，在漫江境内竟被土匪截住，又吃了一番苦。当时是土匪四起，到处为非作歹的时候。各地军阀为争权夺势而拔刀厮杀的混乱局势，造出了大量的土匪。那些走投无路的社会最下层的人们当中，也有很多人走上了这条路。加上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削弱反日力量，渗透到土匪集团里，暗中操纵其上层分子，或者另行培殖土匪团。这些土匪，成群结伙，四处窜扰，打家劫舍，烧杀掳掠，劫持行人，索取绑票，一不遂心，就割耳朵，砍脑袋，无恶不作，极其残忍。因此，保护我父亲的那两个人，是不能不十分紧张的。
　　尽管我的父亲说明了他是医生，但那些凶顽无知的土匪根本不想放他走，说你是医生，定会有很多钱。我父亲对他们说：我一个看病的先生，靠给人看病勉强糊口，能有什么钱。要是你们谁有病，还是让我看看吧，我能给他治好的。求你们放我走吧，我绝不会向官厅告发你们。如此这般，哄他们，求他们，他们还是不听。
　　事已至此，别无他法。孔荣趁他们吃过晚饭抽大烟，有些麻痹的时候，吹灭了油灯，先送我父亲和朴振荣逃了出去，然后使出拳术，把十多个土匪全打翻在地，逃出了匪巢。这确实能使人联想到一出武打场面。
　　对孔荣在这次脱险中所表现的忘我精神，我父亲印象极深，回忆过多次。
　　孔荣是一个为同志敢于舍生忘死，敢于自我牺牲的好战士。
　　过了几天，我的父亲在抚松见到了张哲镐。前几年他还不过是一个测量员，而今已当上了军人，而且在指挥着独立军的一个中队。他看到我父亲满脸病容，十分伤心，劝我父亲在他们准备的住处静心休养，直至康复。别人也都这样劝我父亲。
　　老实说，那时候我的父亲再不好好疗养，是很难支撑下去的。这一点，父亲自己也不会不知道。那正是一冬中最冷的时候。然而我的父亲来不及给自己敷一次药，就走上了北上的征途。张哲镐中队长一直陪他到目的地。
　　这次，我父亲去的是桦甸县和吉林市。他所以不顾身上的冻伤而匆匆去这些地方，是为了实现各个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结成一个统一战线，并促进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在当时，建立政党的问题，在独立运动者中间也提到重要日程上来了。
　　随着思想的进步和革命信念的加深，政党政治的实行就成为时代的趋势，迅速地推广到了世界的政治界。不论是资产阶级政客，还是共产主义者，都走向了政党政治。以十月革命为转折点，亚洲的许多国家也相继建立了共产党。这意味着东方也随着新思想潮流的传播而迎来了政党政治的时代。
　　1921年，在我国的邻邦中国，也成立了共产党。
　　在这种背景的推动下，朝鲜的先觉者们也积极推进了创建一个能够从政治上领导民族解放斗争的组织的工作。
　　可以说，要实行政党政治，就要具备其前提条件，即要提出并发展可以做它的指导方针和基础的思想和信念，没有这个前提就不可能实行政党政治。
　　在我国近代史上，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思想潮流出现并领导了民族解放运动，但它来不及建立自己的政党就开始凋落了。新的共产主义思想潮流开始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取代了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新一代的先觉者们已深刻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信仰共产主义的队伍有了迅速的扩大。民族主义营垒里的许多先进分子，也掉转方向，投入了共产主义运动。
　　宽甸会议提出的改变运动方向的方针，并没有停滞在宣布上，而是依靠先觉者的努力，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开始进入了付诸实践的阶段。最先开始贯彻宽甸会议方针的人是吴东振。宽甸会议以后，在吴东振指挥的独立军部队里出现了许多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表示赞同的人。日本帝国主义把这一时期出现的新的力量，称作是“第三势力”。
　　20世纪20年代中期，也就是我的父亲逃出日寇警察的魔爪，经过抚松到了吉林市的时候，正是在民族运动内部主张改变方向的革新派和反对改变方向的保守派的分化过程得到促进的时期。
　　我的父亲在洞察这一大趋势的基础上作出了这样的判断：能够实现改变方向这一思想的政治组织诞生的时机已经到来了。
　　直到那个时期，朝鲜人在满洲地区开展的民族运动，主要是在恢复国权的思想指导下，以直接开展武装活动的形式和以教育、民生问题为中心开展自治活动的形式进行的。但是，他们没有一个能够从政治上领导这一运动的组织。从这种实际出发，我的父亲同活动在吉林一带的属于革新系统的民族主义者们一道，开始了建立一个能够对分散在满洲各地的所有军事团体和自治团体进行政治领导的新的组织的筹备工作。
　　它的第一步工作，便是根据我父亲的建议，于吉林牛马巷举行的会议。
　　这个会议，是1925年初在吉林市北山脚下的朴起伯（朴一波的父亲）家召开的。参加这次会议的有：梁起铎、玄河竹、张哲镐、金史宪、高远岩、郭钟大等独立运动的元老和中坚人士。
　　他们一致肯定了建立一个能够统一领导独立运动的政治团体的必要性，并一致地通过了关于在最近的将来建立某种单一政党的决议。会议还讨论了与建党有关的各项原则问题。
　　据李宽麟的回忆，会议上议论最多的是党的名称问题。党的名称要定为朝鲜革命党还是高丽革命党，就这个问题讨论了半天。最后认为，党的名称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根据他们的活动目的，正确规定党的任务和纲领。
　　于是决定把党的名称定为高丽革命党，然后进入了对纲领的讨论。
　　过了一年，曾参加过这次会议的独立运动的领导人同来自国内的天道教革新派代表、衡平社代表、来自滨海省的代表一起举行联席会议，成立了以“消灭现今私有财产制度，废除现有国家组织，根据共产主义制度，建立世界统一的国家”为宗旨的高丽革命党。当时，我的父亲因病未能出席这次会议。
　　我的父亲游览了北山公园和江南公园，会见了新安屯青年团体的干部之后，回到抚松给我们打来电话，叫我们离开临江到他那里去。
　　我们离开临江走了一段路，迎面碰上了张哲镐中队长派来的两个头戴孝帽的独立军队员。他们戴孝帽，是一种伪装，为的是不引起敌特的怀疑。我们坐上他们带来的马爬犁奔向抚松。
　　我的父亲亲自到离抚松约有40里地的大营来接我们。我一见到虽还带着病容却笑容满面的父亲，千万种忧虑顿时烟消云散。我拉着两个弟弟的手快步迎上前去。
　　我还没来得及行礼请安，两个弟弟早扑到父亲的怀里，一股脑儿吐出了憋了两个多月的心里话。
　　父亲听任他们缠着撒娇，眼光却一直没有离开我：
　　“到底是祖国的水土好啊！我把你送回祖国后，一直没有睡好觉，没想到你已经长这么大了！”父亲非常高兴。
　　这天夜里，我们全家欢聚一堂，畅叙别后的情怀，直到天亮。黄某救父亲脱险、全州金氏老大爷的保护、孔荣在漫江匪巢里的壮举，都是在这天夜里听父亲讲的。
　　我谈了在祖国的见闻和感受之后，向父亲表示了我的决心：不争取朝鲜独立，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父亲满意地望了我一会儿，赞许地说，是朝鲜的儿子，就应该这样。他接着语重心长地嘱咐说，你不要以为从彰德学校出来，就完成了熟悉朝鲜的学习。到了新的地方，要更加努力学习，熟悉祖国、熟悉自己的民族。
　　几天后，我入了抚松第一小学，是插班生。在这个学校里，跟我最要好的朋友是名叫张蔚华的中国少年。他家在抚松一带不是数第二就是数第三的大富豪。他家里光是家丁就有几十个人。抚松县东岗的人参圃几乎都是他家的。每年一入秋，就挖出人参，驮在骡背上到外地去卖。这时候，他家的家丁就沿途排队护送，其队列远伸到10里开外。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有名的大富豪，但也是个憎恨帝国主义、热爱祖国的有良心的人。张蔚华也一样。
　　我在以后的革命活动中，得到了他们的帮助，摆脱了多次的危险。
　　在朝鲜人学生当中，跟我关系密切的是高在凤、高在龙、高在林、高在洙等人。
　　我的父亲以抚松为中心开展革命活动的时候，中国的反动军阀倒向亲日一边，从各方面阻挠朝鲜爱国者的活动，形势变得极为不利。再说，由于在平壤和葡坪受到的两次野蛮的拷打和严重的冻伤，父亲的健康状况也很不好。尽管这样，我的父亲丝毫没有放松过革命斗争。
　　小南门街的我家门楣上，挂出了写有“抚林医院”四个字的新牌子。其实，我父亲的病情不允许他给人治病，而是需要自己接受治疗。但是他又要上路了。
　　当时，大家都劝他不要去。张哲镐、孔荣、朴振荣等驻抚松的独立运动者都劝阻他，我和亨权叔也劝他。连我的母亲，只要是我父亲做的事情，都默默地无条件地给予支持的母亲，这一次也破例地挽留他、恳求他不要走。
　　父亲没有改变自己的决心，终于离开了抚松。
　　原来，活动在奶头山一带的独立军部队上层分子不但没有实现统一，反而分成几个派，互相倾轧，争权夺利，致使部队处于瓦解的危险之中。父亲听到这一情况，深感不安，呆不下去了。
　　张哲镐派一个人陪我父亲去安图。陪同的人准备了路上吃的五六升小米和一小罐大酱，装在背囊里背上，还掖着一把斧子和一支手枪，就这样上路了。距目的地有几百里地的路程，还必须穿过杳无人烟的森林地带。后来听说，他们穿过这个人迹罕至的密林的时候，吃了很多苦。天一黑，就在露天烧一堆篝火，背靠树干打盹。那时候，我的父亲咳嗽很厉害，弄得那个陪同人很焦急，片刻也放不下心。
　　父亲从安图回来以后，仍然咳嗽得很厉害。没过几天，他又拖着病身，为弄到一张开设白山学校的许可证，东奔西走，忙碌起来。
　　白山学校是个历史很久的学校，这是在国内大力开展办私立学校运动的时候，住在抚松地区的朝鲜流亡者和先觉者们同农民一道办起来的。
　　最初的白山学校规模不大。同我父亲念过书的万景台顺和书堂不相上下，跟现在农村住宅的两间屋子一般大。
　　就是这么一个小小的白山学校，也因为经费不足，不得不停办了好长时间。
　　我们搬到抚松去的时候，正是恢复白山学校的运动积极开展的时候。因为军阀当局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不给学校发许可证，我的父亲不知费了多少心血。
　　我的父亲不管到哪里，首先关心教育工作，在他所到之处都办起了学校。
　　在举行建校典礼的前夕，我的父亲同张哲镐一道，大车上拉着木工厂制造的桌椅，来到了白山学校。我的父亲虽然挂着“抚林医院”的牌子给人看病，但他的心一直放在办学的工作上。他作为白山学校的名誉校长，虽然不亲自讲课，却亲自检查教学内容和学校后勤工作，还经常到学校去给学生讲话，辅导学生的课外活动。
　　白山学校用的《国语读本》，是我父亲亲自编写的。开设了白山学校之后，我父亲去过一次柳河县三源浦，回来就跟朴起伯（朴凡祚）一道编写这本教科书。我父亲编写的教科书，由那些有志之士拿到三源浦印成书，分发给满洲各地。三源浦有一个属于正义府的印刷所，用石版印书，质量相当好。
　　满洲各地的朝鲜人学校，都用这个印刷所印的教科书讲课。
　　我的父亲在抚松，多次召开了专门讨论教育问题的会议。还把得力的人派到安图、桦甸、敦化、长白等地，让他们在凡是有朝鲜人居住的地方都开办学校和夜校。长白县十八道沟得英村的育英学校也是这个时候开办的。后来的朝鲜革命军队员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李济宇和抗日战士姜炖，都是这个学校毕业的。
　　白山学校的工作走上了正常轨道之后，父亲又开始奔走在满洲各地，做独立运动者的工作。这个时期的主要任务，就是实现独立运动的统一团结。
　　当时正是创建一个能够贯彻改变运动方向这条路线的统一政党的问题已经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的时候，所以，作为建党的基础，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团结，就成了谁也不能忽视的最迫切的时代课题。为解决这一课题，我的父亲毫无保留地献出了自己生命的最后几年。
　　在当时，分散在中国东北三省的各个不同系统的大小独立运动团体，都分别合并到三个府里。出现了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并存的新局面。然而，这三个府也进行派系斗争，都争着要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因而受到了民众的指责。
　　在这种形势下，父亲认为，实现统一和团结，是当前刻不容缓的历史任务。他为了解决这个问题，于1925年8月在抚松，同国内外的朝鲜国民会代表、武装团体的代表一起讨论了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统一和团结的对策，并组织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当时我父亲的意图，可能是要通过这个促进会的工作，尽早建立统一政党。这个时期，父亲真是争分夺秒地加紧工作，天天处理比平时多几倍的工作。当时，父亲好像早已预感到自己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没过多久，父亲的病情严重，开始躺下了。
　　到1926年春天，父亲病情恶化，卧床不起了。
　　听到我父亲病重的消息，从各地来家探病的人络绎不绝。我每天放学回家，就看见我家廊台上有五六双眼生的鞋子。人们都带着滋补的名药来慰问我的父亲。就是最贫穷的人，也至少带来一根人参。但是，父亲的病已经严重到无可挽回的地步了，再好的药也不灵验了。温暖的春天是万象更新的季节，给地上所有的生命带来了浓郁的乳汁，然而她也未能使万人所祈求和渴望康复的我父亲苏醒过来。
　　我也没有心思上学了。有一天早晨，我上学时对父亲放不下心，半路上返了回来。
　　父亲见我回来，厉声问我：“你为什么不上学？”我无话回答，只是长叹了一声。
　　父亲又说：“去吧。一个男子汉这么个样，做不了大事的”他硬逼着我上学去了。
　　有一天，吴东振和张哲镐从吉林市来我家看望我的父亲。吴东振谈他的来意说，根据抚松会议的方针，为了实现反日爱国力量的团结，从各方面做了很大的努力。可是事与愿违，没有多大成绩，非常苦恼。所以这次前来，一是讨论工作，二是看望我父亲。接着他气愤地骂开了那些专搞分裂的人。
　　张哲镐是火暴性格，禁不住愤怒他说，同那些顽固不化的家伙干脆来个诀别，一刀两断算了。
　　我的父亲关切地听着他们两人的话，双手拉住他们每人的一只手，说道：
　　“不，不能这样做。就是吃力，也一定要实现联合。在联合起来，拿起枪杆子打敌人以前，是不能取得独立的。”
　　他们回去后，父亲谈到从李氏王朝时期沿袭下来的党派斗争。慨叹说，过去由于党派斗争，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如今号称搞独立运动的人，还不醒悟过来，仍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中热哀于派系斗争，实在令人担忧。他接着告诫说，不很除派系斗争，就不能争取国家的独立，也不能实现文明和开化。
　　派系斗争是削弱国力的根源，是引进外部势力的媒介。外部势力一侵入，国家就必然灭亡。你们的一代，必须从根本上消除派系斗争，实现团结，唤醒民众。
　　我放学回来护理父亲的时候，他就让我坐在他身边，给我讲许多问题。
　　讲的主要是他的一生中的体验，其中有很多是很有教益的。
　　父亲的谈话中，我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革命者应有的三大思想准备的话。他说：
　　“干革命的人，无论到哪里，都要作好三大思想准备。就是说，要有被饿死、打死和冻死的思想准备。要作好这样的思想准备，不要抛弃当初的远大抱负。”
　　父亲的这些话，我都铭刻在心灵深处。
　　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所讲的话，也是很有教益的。他说：
　　“一个人不应该忘掉患难之交的朋友。人们说，在家靠父母，出门靠朋友。这话有很深的含义。能够同主死共患难的挚友，实际上比亲兄弟还亲。”这天，父亲对于朋友和友情问题谈了很长时间。
　　他对我说，你爸爸开始革命斗争，是从结交同志着手的；有的人从筹措资金、购买六轮子手枪开始搞独立运动，而你爸爸，不论到什么地方，总是首先物色好同志。好同志，既不从天上掉下来，也不从地下冒出来，必须自己去找，像淘金挖宝那样下功夫寻找，下功夫培养。正是为了这个，你爸爸一辈子不怕磨破脚掌，跑遍了朝鲜和满洲大地。你妈妈也是为这个才不顾自己受苦受累，侍候客人。只要你真心为国为民，就完全能够结交好朋友，关键在于你的意志和心地。即使没有钱，只要志同道合，就能成为同志。花百万黄金也买不到的友情，有时只用一口锅巴水或一个烧土豆就能结交朋友的道理就在这里。你爸爸既不是有钱人，也不是有权势的人，但有很多好朋友。
　　如果可以说这也是一种财富的话，那么，可以说你爸爸拥有最大最多的财富。
　　只要是为了同志，你爸爸从没吝惜过一切，正因为这样，同志们也都豁出性命保护你爸爸。我所以能够战胜千辛万苦，献身于光复运动直至今天，就是因为同志们给了我无私的帮助。
　　父亲躺在病床上说，他最怀念的是同志们，并且一再地嘱咐我要结交大量的好同志。
　　“只有肯为同志牺牲自己的人，才能得到好同志。”当年父亲讲给我的这些话，至今还深深地铭刻在我的脑海里。
　　几个月来，我的母亲废寝忘食，精心护理同病魔搏斗的父亲。她的无微不至，是天下任何人都不可企及，不可替代的。然而她的精心照料也未能挽救我父亲的生命。
　　1926年6月5日，我的父亲在离乡几千里的异国他乡的矮檐陋室里，含着亡国恨，与世长辞。
　　“我们在辞别故乡时说过，争取独立之后一同回去，可是看来我不能回去了。国家独立后，你带着成柱回去吧。我壮志未酬，便要离世，实在放不下心啊。我把成柱托给你。我本想供成柱念完中学的，可是看来不可能了。
　　如果你能做到，即使喝粥，也一定要想办法供成柱念完中学呀。至于他的弟弟们，就要看成柱了。”
　　那天，父亲对我母亲讲的遗嘱是这样开头的。父亲把自己经常带在身上的两支手枪拿出来交给我的母亲，嘱咐说：
　　“这两支枪，我死后若被发现，会出麻烦，你把它埋藏在地里，等成柱长大走上了斗争道路，再拿出来交给他。”
　　父亲接着对我们三兄弟作了最后的教导：
　　“我没有达到目的就要走了，可是我相信你们。你们始终不要忘记你们的身体是属于国家和民族的。你们既使是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我放声痛哭。父亲的逝世，让我埋在心中的亡国的悲愤一下子爆发了。
　　我的父亲，为了祖国，一辈子忍受切肤削骨之苦，直至逝世。他屡遭酷刑，身受冻伤，以致酿成不治之症。但他毫不屈服，挺身深入民众，走访同志。他精疲力竭，饥肠辘辘时，宁愿折根树枝当拐棍，抓一把雪当饭吞也不回头，不犹豫，径直前进。
　　我的父亲，在他的一生中从没有参加任何一个党派，从没有追求任何权势，一心一意为光复祖国，为劳动人民的幸福，奉献了自己的一生。他在生活上一无所求，一贫如洗。偶尔有了钱，很想给孩子们买一块糖吃，但用一分一分地积攒下来的钱，买一架风琴赠给学校。他一向先公后私，在想到自己以前先为同胞着想，想到家庭以前先为祖国着想，全心全意为光复祖国，顶风冒雨，奔走不息。他作为一个人，过得廉洁，作为革命家，过得清白。
　　我从没有听到父亲谈过家庭生活。在思想上和精神上，我从父亲那里继承了很多财富，但是在物质和金钱方面，我是一无继承的。今天陈列在我旧居里的农具和家具，都是我祖父留下的，没有一件是我父亲留下的。
　　“志远”的思想、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两支手枪，这便是父亲留给我的全部遗产。这是要我克服极大痛苦，作出极大牺牲的遗产。这对我来说，是再宝贵不过的遗产。
　　我父亲的葬礼是社会葬。出殡的那一天，小南门街人山人海。从南北满洲各地、间岛和国内，一向跟随我父亲，仰慕我父亲的同志、朋友、弟子和昔日的病人接踵而至，不计其数。抚松县长也带着金箔香纸，前来在我父亲的灵前烧香叩头，流着眼泪吊唁。
　　我父亲的墓地设在离小南门街有十里地的头道松花江边的阳地村。这是我父亲生前常来常往的地方。父亲常常同这里的乡亲们叙谈，给他们看病，相处得像一家人一样亲密无间。我想，我的父亲在九泉之下也会愿意同他生前好友们在一起的。
　　这天，从小南门街到阳地村的十里路，泣声不断，泪流成河。独立运动者们抬着灵柩还放声痛哭。
　　抚松一带的朝鲜妇女，从出殡之日起就在头发上扎一根白布条，表示哀悼有15天之久。
　　我就这样失去了父亲。我突然失去了父亲，失去了导师，失去了领导人，对我来说，父亲是给我以生命的至亲骨肉，同时又是从我小时候起引导我走上革命道路的导师和领导人。父亲的逝世，对我是一个沉重的打击。这一无可弥补的损失，使我心若旷野，空无一物。
　　我有时只身走到江边，遥望着祖国的天空，情不自禁地悲泣流泪。
　　回想起来，父亲对我的感情是格外深厚的。从我刚刚开始懂事的时候起，父亲就认真直率地给我讲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无比的严厉，无限的深挚，这就是我父亲的爱。但是，我再也得不到也期望不到父亲的这种爱和引导了。
　　从悲痛的泪海中扶我站起来的，是父亲留给我的不同一般的遗产－－“志远”、三大思想准备、争取同志的思想和两支手枪。
　　在那还茫无头绪，不知所措和极度悲哀的时候，我从父亲的遗产中获得了力量，开始探索了我应走的道路。
　　第二章难忘的桦甸
　　（1926年7月～1926年12月）
　　一华成义塾
　　葬礼结束后，父亲的朋友们在抚松住了几天，商量我的前途问题。
　　经他们的保证和介绍，我于1926年6月中旬离开抚松。去华成义熟。
　　当时正是我国发生六·一○示威斗争之后不久，六·一○示威斗争，是由在三·一人民起义后，新近登上民族解放斗争舞台的共产主义者发动的群众性反日示威斗争。
　　在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由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方面，三·一人民起义起到了转折点的作用。这是世人共知的事实。先觉者们通过三·一人民起义痛切地认识到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再也不能成为民族解放斗争的旗帜了。在他们中间向往新思想潮流的趋势迅速高涨，通过他们的活动，马克思列宁主义迅速地传播开来。
　　发生三·一人民起义的第二年，汉城出现了称为劳动共济会的工人组织，紧接着陆续出现了农民组织、青年组织、妇女组织等群众组织。
　　在这些组织的领导下，从本世纪20年代初起蓬勃开展了维护无产阶级的权益、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殖民政策的群众斗争。1921年，釜山的码头工人举行了总罢工。从那以后，在汉城、平壤、仁川等工业中心和其他许多地方接连发生了工人罢工。在工人运动的影响下，农民反对日本人地主和朝鲜人恶霸地主的斗争席卷了载宁那茂里平原和岩泰岛，青年学生反对殖民奴化教育、要求学自由的同盟罢课此起彼伏。
　　日本帝国主义者用“文化统治”的画皮掩盖“武断统治”的刀枪，把几个亲日派收进“中枢院”，他们一面用这种方法假装鼓励朝鲜人参与政治，一面在“畅达民意”的幌子下，允许用朝鲜文字出版几种报刊，然后大肆宣扬什么福扯时代到来了。但是，我们民族没有受他们的骗，而继续进行了反对侵略者的斗争。
　　工人运动等群众运动的发展趋势，要求有一个统一领导这些群众运动的强有力的政治领导力量。为了反映这一历史要求，于1925年4月在汉城成立了朝鲜共产党。当时，在欧洲许多国家也出现了工人阶级的政党。
　　朝鲜共产党由于没有切合实际的指导思想、队伍没有得到统一、未能深深扎根于群众之中等根本性的局限性，未能充分起到工人阶级的先锋队作用。但它的成立，是标志着新旧思想的交替和民族解放斗争的质的变化的有意义的事件。它推动了工人运动、农民运动、青年运动等群众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共产主义者们为在全国范围内举行新的反日示威作了准备。
　　正在这时，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纯宗去世了。他的死亡大大激起了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朝鲜人听到这个讣告，都穿上丧服，不论男女老少个个放声大哭。亡国后，纯宗还作为末代皇帝象征着李氏王朝，而现在连这个象征也不存在了，因此，积蓄已久的亡国悲愤爆发为痛哭。学生们奏着乐唱的歌使老百姓更加悲伤。
　　别了，昌德宫，
　　愿你永存不衰！
　　我要去北邙山，
　　那冷清寂寞的地方。
　　这一去，
　　何时能再来？
　　两千万白衣同胞哟，
　　愿你无限繁荣！
　　这一痛哭声，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炸弹爆炸一般的冲击。
　　无论什么地方，一发现朝鲜人聚在一起痛哭，日本骑警队就立刻出动，用刀枪和棍棒野蛮地驱散。连小学生也遭到无情的殴打。他们是要朝鲜人亡了国也不要悲伤，国王死了也不许哭，不许张嘴说话。这就是把“武断统治”换成“文化统治”的总督政治的真面目。
　　敌人惨无人道的镇压暴行，等于火上浇油，更加激起了我国人民激昂的反日情绪。
　　共产主义者们计划利用人民群众的反日情绪，在纯宗葬礼那天举行全国性的反日示威斗争，秘密进行准备工作。
　　可是，混进示威斗争筹备委员会的宗派分子竟然向日本帝国主义泄漏了这一秘密。因此，反日示威的准备遭到了残酷镇压。
　　但是，爱国的人民群众并没有停止示威斗争的准备。
　　6月10日，纯宗的灵柩经过钟路街时，数万名汉城市民高呼“朝鲜独立万岁！”、“日本军队滚出去！”、“朝鲜独立运动者们团结起来！”等口号，举行了群众性的示威。“文化统治”七年来积蓄胸中的怨恨和郁忿，终于爆发成“独立万岁”的高呼声。
　　连12岁左右的普通学校的学生也列队参加了示威游行。示威群众同全副武装的敌军警展开激烈的搏斗，进行了勇敢的斗争。
　　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由于宗派分子的破坏活动，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而失败了，如果说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的事大主义思想，是三·一人民起义遭到失败的根本原因之一，那么早期共产主义者的宗派行为，则是葬送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主要祸根。在领导这一斗争方面，火曜派站在自己一派的立场上进行了组织工作，而汉城派则与此相对立，进行了破坏活动。
　　在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的过程中，朝鲜共产党领导班子的主要人物大部分都被逮捕。
　　通过六·一○独立万岁事件，“文化统治”的欺骗性和狡猾性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通过这一运动，我国人民显示了无论遇到任何逆境都一定要光复祖国、保持民族尊严的不屈的意志和斗争气概。
　　假如共产主义者们丢掉派别观念，统一组织和指挥这一斗争，那么，六·一○独立万岁运动就会扩大和发展成为全民族的斗争，给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以更大的打击。
　　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留下了深刻的教训：不克服宗派，就不能取得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胜利。当时，我按自己的想法对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的结果作过分析。我感到奇怪的是，这一斗争的组织者们为什么照样沿用了三·一运动当时的和平方法。
　　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要想发动群众参加一场斗争，就要对群众进行充分的教育，并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很好的训练。可是，组织和领导六·一○独立万岁运动的人们，却在事先没有作好充分准备的情况下，使数万名赤手空拳的群众冲向持枪的军警，其结果就不能不是悲惨的。
　　一想到每次发动反日运动都要付出无数牺牲并遭到失败，我就气得连觉都睡不着。这种失败使我热血沸腾，更加坚定了我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决心。
　　我怀着这种思想和激情，决心有意义地过好华成义塾时代，以不辜负父亲的遗训、母亲的夙愿和民众的期望。
　　华成义塾是以培养独立军干部为目的，于1925年初建立的。是正义府属下的二年制军事政治学校。
　　独立运动者和爱国启蒙活动家们认为，民族复兴的出路在于培养实力，便在建立一般学校的同时，还积极努力建立以培养军事人材为目的的武官学校。在他们的努力下，在满洲各地建立了新兴讲习所（柳河县）、十里坪士官学校（汪清县）、小沙河训练所（安图县）、华成义塾（桦甸县）等许多武官学校。
　　在设立武官学校的活动中，梁起锋、李始荣、吴东振、李范奭、金奎植、金佐镇等独立运动的重要人物起了重要的作用。
　　华成义塾的招生对象是正义府下属中队中选拔的现役军人。上面往下分配招生人数，下面就从中队里选拔优秀青年保送。他们学完二年的课程，就按成绩授予新的职位派回原中队。除独立军外，也有由个别人士介绍入学的青年，但很少。所以，有志的年轻人心里都想上这个学校。
　　现在，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已几乎都不在世了，我已不能和他们一起回忆当年了。
　　父亲在世时，我没有怎么为自己的前途问题和家庭生活操心。可是，父亲逝世后，对我的前途问题、家庭方面的各种复杂问题，我自然也就不能不关心了。
　　虽然父亲的去世给我带来悲伤和苦恼，但我也仍然抱着一定要继承父亲的遗志，把一生献给独立运动的心愿，抱着只要情况允许，即使给母亲增加些负担也一定要升学的抱负。对自己的前途问题我已深思熟虑了。
　　父亲临终留下遗言说，要送我念中学。但我家的情况，使我虽然很想上学，但不好开口说。如果我上学，就要由母亲一人承担交学费这一沉重负担，可是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得到的微不足道的收入，是无法维持贫寒的生活，更不用说每月为我交学费了。
　　父亲一去世，当助手的亨权叔也就立即失去了职业。父亲留下的药房也没有多少药了。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父亲的朋友们劝我上华成义塾。父亲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中有我的上学问题。当我上学时，要给父亲的朋友们写信，得到他们的帮助，这是父亲对母亲和叔叔的最后嘱托。
　　母亲遵照这一嘱托，给许多人写了信。在没有人情相助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的刻薄的世道上，母亲虽然觉得不好意思，但也只好这样做了。这样，我的前途问题就不能不在父亲的葬礼结束后成为留在抚松的独立运动者们的一个议题了。
　　吴东振对我说，已经给崔东旿先生寄去了介绍信，你就到华成义塾去吧，到华成义塾去学军事，会符合你的抱负。光在口头上说，是不能争取独立的，这不是你父亲的意愿吗？你毕业后的前途问题，由我们来负责照料，你就到义塾去努力学习吧。
　　看来，父亲的朋友们是想把我培养成将来接他们班的后备人材的。独立军领导人们对培养后备人材予以关注，重视培养人材，是很好的事情。
　　我愉快地接受了吴东振的建议。独立运动者们那么关心我的前途，我真感谢他们的这种真诚的好心。他们要把我保送到武官学校去、培养成独立运动人材的意图，同我要把一生献给祖国解放事业的意愿也是相符合的。只有通过军事较量才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只有懂军事才能站到独立运动的前列，这就是当时我的看法。这回能实现这一愿望的途径展现在眼前了。
　　我把华成义塾看作是走向反日独立斗争舞台的捷径，抱着轻松的心情加紧作去桦甸的准备。
　　外国的某政客曾问过我，您是共产主义者，怎么入了民族主义者办的军事学校了呢？我认为，提出这个问题是可以理解的。
　　我入华成义塾是在我还没有开始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的世界观还没有达到把马列主义完全作为自己的信念的那种成熟阶段。到那时为止，如果说我学过关于共产主义的知识，那也不过是在抚松读过《社会主义大义》和《列宁的生平》等小册子，不过是听了一些关于实现了社会主义思想的新兴苏联的发展面貌，便无限憧憬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社会而已。
　　在我的周围，民族主义者比共产主义者更多。我每次在不同地方念书的时候许多学校的老师们鼓吹民族主义思想的要比鼓吹共产主义思想的多。我们处在命运注定要被新思想潮流所取代的、但不可无视其影响力的、具有半个多世纪历史的民族主义的包围之中。
　　义塾有很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它进行政治教育和军事教育，又不收学费，这使我下定了到桦甸去的决心。当年，我抱着交不上学费也一定要上学的理想和要继承父亲的遗志走光复祖国的道路的抱负。因此，对于我来说，不能设想有比这更好的教育环境和条件。
　　老实说，当时我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抱着很大的期望。我抱着满意的心情想着，接受两年的义塾教育，就不仅能学完中学课程，还能多学一门军事。
　　可是真的离开家门上了路，就情不自禁地一步一回头了。回头望望埋有父亲遗骨的阳地村，望望远远地送行的母亲和弟弟，不由得心情散乱，脚步也觉得沉重了。
　　想到母亲带着年幼的弟弟们受苦，我实在放心不下。在像抚松那样的小城市，母亲要靠自己一人的劳动维持家庭生活，这在当时的情况下确实是不容易的。
　　上路的人不要回头看，我反复咀嚼着母亲这段话，下定了决心。
　　从抚松到桦甸，陆路有300里左右。有钱人可以坐有篷的翰林车不费力地来往，可是我路费不充足，不可能享受那种福。
　　桦甸坐落在离松花江和辉发河汇合处五六十里地的地方，是吉林省管辖的一座山城，在南满还是数得着的独立运动中心之一。
　　当我上路时，抚松的一位独立运动者担心地对我说，华成义塾很穷，你会受苦的。独立军的经济情况都很困难，所以华成义塾的食宿条件也不会太好。可是对我来说，这种困难是不成问题的。我是从小就穿粗布衣，吃米查子粥长大的。我心想，华成义塾再穷，也不会比万景台我的家更穷吧。
　　我心里稍感不安的是：我年纪小，又没有军人经历，华成义塾会怎样对待我。不过，桦甸有金时雨，华成义塾又有父亲的朋友康济河等人，这使我心里有了依靠。
　　我一到桦甸，首先就按照母亲的吩咐去找金时雨。他是正义府所属桦甸总管所的总管。总管所是一个为辖区朝鲜人的生活提供方便的自治性机构。
　　抚松、磐石、宽甸、旺清门、三源浦等地也有这样的总管所。
　　金时雨住在慈城郡的时候就是和我父亲有联系的独立运动者。三·一人民起义后，他在中国临江、丹东一带活动，于1924年迁移到桦甸。他在桦甸城里开办了一所碾米厂，一面筹措独立运动资金，一面致力于群众的启蒙活动。
　　南大街的永丰碾米厂就是他办的。他一面执行总管职务，一面经营这所碾米厂，用挣来的钱给独立军提供口粮，还从财政上支援华成义塾和附近的朝鲜人模范小学。
　　我在临江的时候就很钦佩金总管的北方人的豪放气质和刚直性格，非常喜欢他，尊敬他。金总管也像对待自己的亲儿子或侄子那样真诚地体贴我。
　　金时雨夫妻正在院子里收拾鸡窝，看到我来了，就发出欢快的笑声，高兴地迎接我。他们家院子里鸡很多，几乎每迈一步都要碰上鸡。
　　我由金时雨引路去找华成义塾。金时雨披上散发着碾米业者特有的米糠味的衣服，把我带到华成义塾。
　　华成义塾座落在辉发河畔。透过刺榆林可以看见满洲各地到处可见的坡度大的草屋顶和青砖砌的黑乎乎的墙。校舍后面，隔着操场座落着宿舍。
　　校舍和宿舍都比我想象的简陋得多。可是，校舍简陋些又算得了什么呢？
　　虽然校舍简陋，只要能学到很多好东西就行。就这样我把惋惜之情压下去了。
　　操场还是宽阔平整的。
　　我迈着步子，怀着期待和好奇的心情注意地观察了华成义塾的全貌。
　　我想起了我家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有一年在寒冷的冬天吴东振皮帽子也没戴，到我们家来跟我父亲商量建立华成义塾的问题。
　　我作为新生来到这个义塾观看校舍，心情十分激动，不能平静。
　　中年塾长在他的房间里接待了我，他就是义山崔东旿先生。他身材短小，前额宽广，给人以良好的印象。
　　义山先生是世称33人的三·一人民起义主要领导人之一的天道教三世教主孙秉熙的门生。他从孙秉熙办的讲习所毕业后回到家乡义州开私塾，教育天道教徒的子弟，以此开始了独立运动。他也参加过三·一运动，后来流亡中国，建立了天道教宗理院，在流亡同胞中开展爱国的传教活动。
　　塾长说，他没能参加我父亲的葬礼，是平生的遗憾，表示非常痛心。他和总管回忆我父亲，谈了很长时间。
　　那天崔东旿先生对我所作的训诫，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
　　“成柱来我们义塾，正是时候。独立运动迎来了需要英才的新时期。洪范图、柳麟锡式的蛮干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要战胜日本鬼子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就需要有我们自己的新式战法和新式武装。这个问题要由谁来解决呢？这个问题应该由像成柱这样的新一代来负责解决呀！”塾长先生另外还说了很多引以为戒的话。他再三强调说食宿条件不太好，并鼓励我，虽然有这样那样的困难，但要展望朝鲜独立的未来，忍受下来。最初的印象就使我觉得他是一位性情温和、具有惊人口才的人。
　　那天，金时雨家张罗我吃晚饭。饭菜虽然简单，但可以看出主人夫妻的真诚，我跟属于父亲一代的人对坐在饭桌前，心里感慨万分。
　　圆饭桌一角还放着一瓶米酒。我以为金时雨为了饭前喝一杯而拿出来的，可是没想到他斟了一杯递给我。
　　这太使我不好意思了，我急忙摇了摇双手。我生来第一次受到大人的待遇，使我不知所措。父亲葬札时，张哲镐看到我太悲伤了，就敬我一杯酒，但这不过是我作为丧主受到的待遇而已。
　　可是，金时雨却完全把我当作大人来对待。他对我说话时把阶称也提高了一级。
　　“听说你要来，我就更想念你父亲啦。所以我叫老伴准备了一瓶酒。你父亲来桦甸，每次都在这饭桌上喝我敬的酒。今天，你就替你父亲接这杯酒吧，从现在起，你不就是家长了吗？”
　　总管这样说着，亲热地向我伸出了酒杯，可是我无法轻易接过那酒杯。
　　虽然是不足一握的小小酒杯，但是它有着无法估量的分量。
　　在金时雨把我当作成人对待的席上，我感觉到了应当为祖国和民族像大人那样处事的严肃使命感。
　　他把自己的寝室兼书房的屋子腾给了我。他斩钉截铁他说，已和塾长先生说好了，不要住宿舍，就住在我家里。
　　他说，金亨稷先生临终前给我写信，嘱托我好好照顾你，所以我有义务按他的嘱托办事。
　　无论在抚松还是在桦甸，我父亲的朋友们都对我充满诚意。我想，他们是为了信守同我父亲的情义而这样做的。当时，就这种诚意和情义，我想了很多。这一情义包含着父亲一代人希望新一代为祖国的独立而独当一面的殷切期望。这个期望，使我感到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新一代的重大责任。我下定决心，把父亲的遗训铭刻在心，好好学习和训练，不辜负民众的期望。
　　从第二天起，我就在华成义塾开始了生疏的军官学校生活。崔东旿先生把我带到教室。学员们看到我，都觉得好奇，来了个小独立军，看来，他们好像把我看作在哪个中队跑过腿的童子军。
　　在40多名学员中，看不到一个像我这样年纪小的学员。大部分都是20岁上下的青年人，其中还有长了黑茸茸的胡子的孩子爹。都是些我的兄辈、叔辈的学员。
　　塾长一介绍，学员们一齐鼓起掌来。
　　我到老师指定的靠窗的前排桌位坐下来。
　　我旁边的学员叫朴且石，是从一中队来的。每次开始上课，他就把嘴贴在我耳边简短地告诉我，进教室的老师的经历和个性特点。
　　朴且石给我介绍的他最尊敬的教员是军事教官李雄。李雄是正义府的军事委员，据说他念过黄埔军官学校。当时，只要是黄埔军校毕业的，大家都认为是了不起的人物，推崇备至。他说，李雄的父亲在汉城经营一家大药房，父亲给他寄来很多人参吃，缺点是有点官僚气，可是他博学多闻，多才多艺，很受学员尊敬。
　　朴且石介绍说，华成义塾讲授朝鲜历史、朝鲜地理、生物、数学、体育、军事学、世界革命史等课，还找一块纸给我写了义塾的作息时间表。
　　后来在我进行武装斗争时，给我心中留下难以愈合的创伤的朴且石的关系，就是这样结成的。后来他走上了邪路，可是在华成义塾的时候，他和我就像亲骨肉一样亲密无间。
　　那天下午，原属六中队的崔昌杰带着十多名同学到金时雨家来看我。看来，他们对我的初次印象很好。因为我年纪很小就入了学，他们好像起了好奇心，想跟我交谈交谈。
　　崔昌杰头上有个很大的伤疤。宽宽的前额，浓黑的眉毛，真像个男子汉。
　　身材高大魁梧，长得挺帅，要是头上没有伤疤，就可以说是美男子了。他的言谈举止有一种吸引人的洒脱感。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
　　“听说成柱只有14岁，可是看起来比年纪早熟得多。你小小年纪怎么过独立军生活的，又怎么入了华成义塾？”
　　这是崔昌杰的第一个提问。他好像见了多年在一个屋顶下生活和建立了友谊的十年知己一样，嘴边始终挂着微笑，目不转睛地望着我的脸。
　　我简单地照实回答了他想知道的问题。
　　一听说我是金亨稷的大儿子，他们就以惊喜和羡慕的目光看着我，更亲热地对待我，他们想知道我所体验的祖国的现实，从各方面提出了许多问题。
　　稍后，我向崔昌杰问了他在独立军时的生活。
　　他首先谈了头上的伤疤是怎么来的。掺和着笑话，他谈得有声有色，真是一个谈吐诙谐的人。他说话的特点是总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本应该说“我这样做了”、“我受骗了”，可是他偏说“崔昌杰这样做了”、“崔昌杰受骗了”，引得谈话对方不由得发笑。
　　“那是崔昌杰在梁世凤手下当兵时的事情。有一次押送在开原抓住的一个密探，途中在一个旅店歇脚，那懒散无比的崔昌杰竟然放着密探，打起盹儿来，走了几十里路累了嘛，那个密探就趁机解开绳索，用斧头在崔昌杰的头上敲了一下，逃之夭夭了。幸亏那家伙没打中要害。崔昌杰头上的‘勋章’就有这么个令人寒心的历史哪。人要是精神松懈，就会像崔昌杰一样了。”我跟他开怀畅谈了一两个钟头，我觉得这个人很有意思。我在青年时代结交了千百个朋友，可是像崔昌杰这样把自己放在第三人称的地位上说话说得有声有色的诙谐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后来，通过生活，我更具体地了解到他的经历。他的父亲在抚顺开了一家小小的旅馆。他希望儿子帮他经营旅馆，可是崔昌杰却说要争取祖国独立，离家参了军。他在独立军的时候，他的祖母多次去三源浦，想让孙子回心转意。可是，崔昌杰每次都没有答应，他对祖母说，国家都亡了，怎么能守着自家旅馆不动呢。
　　除了崔昌杰、金利甲、桂永春、李济宇、朴根源、康炳善、金园宇外，我还认识了许多立志参加反日运动从南满和国内各地来到华成义塾的青年。
　　每天一到下午，他们就来金时雨家找我谈话。那么多的朋友都来找我，我又感激，又惊奇。就这样，我一开始就同比我大5～10岁的年长者结交了。这就是我在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革命活动时期的战友中有很多长辈的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读书的头几天就了解到，义塾的经济状况比抚松的独立运动者说的更为艰难。在华成义塾，可以算作财产的，只有旧桌椅和几件体育器材。
　　但是我的抱负仍然很远大。虽然校舍狭窄，黑乎乎的破陋不堪，但在这腐朽的草屋顶下成长的青年们多么可靠啊！华成义塾虽然没有钱，但拥有许多英俊有为的青年。在这一点上，它可以说是富翁了。
　　这比什么都使我高兴。
　　二幻灭
　　我很快就熟悉了华成义塾的生活。学了两周，觉得功课也不怎么难。
　　义塾的学员最感头痛的科目是数学。有一天上数学课，老师出了一道较长的四则题，先被叫到的几个学员都没能解答，可是我并不费力地解答了。
　　他们都表示惊叹。这也难怪，他们在独立军里生活，多年脱离正规教育了嘛。
　　从那以后，我为数学课着实受了折磨。不愿动脑筋的胡子青年们作数学作业时，每次都来缠着我。
　　也许可以说是其代价吧，他们给我谈了自己的各种体验，其中很多是值得一听的。
　　在进行体力负担大的军事训练时，他们为了帮助我，从各方面费了不少心。
　　在这过程中，我们就成了肝胆相照的亲密朋友。我本想，作为一个年龄最小的新生不给年纪大的同学添麻烦就算万幸了。可是无论在学习上或训练上，我都不落后于他人。在日常生活中也不分你我，善于和同学们打成一片，所以他们也不顾年龄的差距，都跟我亲近了。
　　这样，我所处的环境还可以说是不错的。
　　可是，过不多久，华成义塾的教育逐渐不合我的意了。虽然是父亲的朋友建立的学校，又是同父亲有过联系的人主管的学校，但从这里我发现了前一代人留下的旧的思想和方法的残迹。
　　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的历史，但在义塾的教育中没有那种概括并批判地分析和总结这一运动的理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者领导民族主义运动已有几十年，可是他们没能写出来可以成为这一运动的指导方针和经验教训的论文和教科书。来到华成义塾的独立军重要人物和爱国志士们也只是徒然地敲打讲台，空喊独立。怎样组织革命力量，怎样动员群众，如何实现独立运动队伍的统一和团结，他们却没有什么妙计良策，有关武装斗争的条令和战术也不完善。朝鲜历史课是以王朝史为主的，世界革命史也主要是资产阶级革命史。
　　华成义塾教的是民族主义思想和旧韩国昧浓厚的旧式军事操练。
　　深深沾染了民族主义思想的老师们，虽然在口头上大谈反日和民族解放，但他们主张的斗争方法是落后的。学校当局常常邀请有战斗经验的独立军队员来给我们讲他们的武功。通过这一活动鼓吹的是安重根、张仁焕、姜宇奎、李在明、罗锡畴等烈士们所用过的个人恐怖方法。
　　学员们常常表示不满说：说是培养独立军干部的军官学校，却连实弹射击用的子弹都没有，总是拿着木枪进行训练，这样怎么能赶走日本鬼子呢。
　　有一次，有个学员问军事教官，什么时候我们也能用上新式枪呢？教官显得非常为难，支支吾吾他说，现在独立军干部们正在筹措军费为从美国、法国等国家购买武器而开展着积极的活动，所以很快就会得到解决的。连几支枪都弄不到，而寄希望于几万里外的西欧国家。
　　每当上军事训练课腿上拴着砂袋跑的时候，我总是想，这样搞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过去，全琒准的成千上万名东学军在牛金峙抵挡不住1000名日军而溃散。当时，日军是用新式武器武装起来的。东学军在人数上处于绝对的优势，只要每100个东学军消灭一个敌人，就能攻克公州，一直冲到汉城。可是因为武器装备不好、军威不振，而遭到了惨败。
　　义兵的武装也不比东学军好多少。义兵们也曾有若干新式枪，但数量有限，而大部分成员都使用刀枪或火绳枪。我想，历史家们把义兵斗争说成是火绳枪同三八式步枪的较量，也是由此而来的。要用每打一枪都要用手点火的火绳枪来对付每分钟可打10发以上的三八式步枪，该忍受多么难熬的痛苦，作多么艰苦的战斗，是不难想象的。
　　当火绳枪的性能还是秘密、只有义兵知道的时候，日本军队听到火绳枪的枪声就吓得逃跑。可是他们知道了火绳枪的性能之后，就不仅不怕它，而且蔑视它了。这个战斗的结果会怎么样呢？据说，通晓贵族道德和戒律的儒生出身的义兵们，在战场上还戴着大冠、穿着绊手绊脚的道袍打仗。
　　日本军队用大炮和机关枪屠戮这些义兵。
　　现在日本的兵力比那时又强大到没法相比的程度了，可我们却搞腿上拴着砂袋跑的训练，这样难道能打败大批地生产坦克、大炮、军舰、飞机等现代化武器和重型装备的帝国主义的强大军队吗？
　　最使我失望的是华成义塾的落后思想。
　　学校当局一意孤行地走民族主义的道路，而排斥其他一切思想。所以，学员们自然也就追随这个潮流了。
　　华成义塾里还有迷恋于王朝政治或对美国式民主抱有幻想的青年。
　　这种倾向，在世界革命史课的课堂讨论中表现得尤为严重。老师点名发言的学员们照本宣科地重复课堂上讲授的内容，冗长地谈资本主义的发展。
　　他们的这种教条主义的学习态度，使我非常不满。华成义塾的政治课根本没有对朝鲜独立和朝鲜民众这一活生生的现实做调查和研究。只是机械他讲授教科书和教学大纲规定的内容，并让学员背诵。
　　我认为应该就实践问题、有关朝鲜的未来问题进行讨论才对，便问刚才发言的学员，我国独立后应该建立什么样的社会。
　　那个学员毫不犹豫地回答说，应当走资本主义道路。他说，我们民族之所以被日本鬼子霸占了祖国，是因为别的国家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时候，我国封建统治者们却在吟风赏月，虚度光阴。为了不使这种历史重演，就应该建立资本主义社会。
　　有的学员主张，应当重建封建王朝。
　　没有一个学员主张应当建立民主社会，或建立劳动人民做主人的社会。
　　当时是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可是他们好像没把这种时代潮流放在脑子里。
　　还有些学员则袖手坐在那里说，独立后建立什么样的国家，到那时候再说，现在还没有独立，谈论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王朝复辟，是无聊的。
　　我听着这些发言，更痛切地感到华成义塾实施的民族主义教育是落后于时代的。要复辟封建王朝也好，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也好，都是落后于时代的想法。想到这里，我心里难受得很。
　　我再也忍不住了，站起来说，我国不能像欧洲国家那样搞资产阶级革命，但也不能恢复陈腐的封建统治机构。我接着说：
　　资本主义也好，封建社会也好，都是有钱人剥削劳动人民、过着养尊处优的生活的社会。独立后，不能在朝鲜建立这样的不公正的社会。如果只看机械文明的发展，而看不到资本主义的毛病，那是错误的；要复辟封建王朝的主张，也是没有道理的。有谁还会迷恋于把国家出卖给外来势力的王朝政治呢？国王们到底做了些什么呢？除了对百姓敲骨吸髓，对敢于直言不讳的忠臣砍头、流放之外，还有什么呢？
　　实现了朝鲜的独立后，我们应当在祖国土地上建立起没有剥削和压迫的社会，让工人、农民等劳动人民过上幸福生活的社会很多学员对我的主张表示赞同。要建立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的、万民平等的富强社会，还有谁会反对呢！
　　下课后，崔昌杰也紧紧握住我的手说，你作了很好的发言。他显得心里很痛快，他说，你没说出一个共产主义这个字眼，却很巧妙地灌输了共产主义思想。
　　华成义塾的局限性，如实他说明了民族主义运动本身的局限性。我通过华成义塾看到了民族主义运动的全貌。
　　到了这个时期，独立军也委靡不振，一味争夺势力。20年代前半期还常常在国内和鸭绿江沿岸进行实际的军事活动。现在已几乎不再进行这种军事活动了，只是在辖区内到处转游，征集军费而已。
　　称“代表朝鲜民族的全国性政府”的临时政府人士，分成“自治派”、“独立派”等派别，互相激烈地争夺权势。临时政府的头领频频更换，也是因为这个。有时甚至在一年中改换两次内阁。
　　曾在巴黎和会上由于美国等协约国代表的恶毒阻挠，《朝鲜独立请愿书》未能列入会议议程。临时政府的要员们不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却损害民族的尊严，继续进行卑屈至极的“请愿”活动。
　　当“美国国会议员东洋视察团”经上海到汉城时，甚至还指使在国内的亲美事大主义者向美国国会议员赠送人参、银制品等各种昂贵的物品。
　　这样的临时政府也由于财政困难，到了20年代中叶，就连招牌也很难维持，最后就只好依赖于蒋介石的重庆政府，苟延残喘。
　　政治上动摇性大的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当中，有不少人被劳动人民的革命斗争吓破了胆，向敌人投降，变节了。他们从“爱国志士”变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民族改良主义者，走上了阻挠民族解放运动的道路。
　　日本帝国主义标榜“文化统治”，说什么朝鲜人如果要国家独立，就不要在政治上反对日本的统治，而要同它合作，并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努力获得自治权，提高文化，发展经济，改良民族性。
　　和盘接受了这一说教的正是资产阶级出身的民族运动领导人。他们披上“民族改良”、“培养实力”的外衣，叫嚷什么教育和产业的“振兴”、个人的“自我修养”、“阶级合作”、“大同团结”和“民族自治”。
　　这种改良主义的歪风也刮进了华成义塾。
　　金时雨家的上屋经常有很多青年来找我谈政治问题，很热闹。当时正是我热心读金时雨书房里的马列主义书的时候，所以话题就自然倾向于政治问题了。
　　我在抚松时也读过《列宁的生平》、《社会主义大义》等几本书，可是到了桦甸就读了更多的书。从前是只停留在了解书的内容上，可是到华成义塾以后，读书时就经常把经典著作中的革命原理同朝鲜的现实结合起来考虑问题了。在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上，我想知道的不只是一两件事。
　　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可是用什么方法来达到这个目的呢？
　　在光复祖国的斗争中，应该把哪些人规定为敌人，同哪些阶级携起手来呢？
　　国家独立后，应该经过哪种途径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呢？对我来说，这一切都是未知数。
　　为了寻找这些问题的答案，拿起书来，就顽强地读下去，直到出现类似的问题为止。特别是遇到有关殖民地问题的论述，就反复读10遍20遍。因此，同学们来找我，就有很多话题可讲了。
　　我们谈得最多的是有关新思想潮流和苏联的事情。听这种话的时候，学员们各自都想象着没有剥削和压迫的新世界，久久不想离开。他们说，这比主张复辟王朝、资本主义、民族改良的理论有意思得多。那些得过且过的学员们也逐渐产生了对新事物的向往。
　　但在学校里是不能随便谈关于列宁和十月革命的故事的，因为学校当局禁止谈论这些问题。
　　在我的心目中对华成义塾的期望逐渐开始淡薄了。
　　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华成义塾的落后性，使我产生了不能再沿袭旧方式的想法。我越来越坚定地认为，单凭几支步枪和为数不多的武装队伍，用渡过鸭绿江去杀死几个日寇警察，募集一点军饷的斗争方式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
　　我下定了要用新的方式开拓光复祖国的道路的决心。我们必须走新的道路，在这个问题上我的朋友们也都有共同的看法。
　　然而，持有这种看法的同学却没有几个。大多数同学还不能痛快地接受新的思想，有的采取戒备的态度，有的加以排斥。
　　华成义塾不准学生随便阅读共产主义书籍。
　　当我上学带上《共产党宣言》时，有的同学就来捅捅我的腰，悄悄地告诉我这样的书要在家里看。学校当局最为戒备和警惕的是赤色书籍，他们威胁说，如有违禁者，根据其情节轻重甚至可以给予开除学籍的处分。
　　而我却说，怕学校管制，连想看的书也不看，怎么能做大事？并主张只要认为是讲真理的书，即使被开除也要看。
　　《共产党宣言》是从金时雨家的书斋里带来的。他家里有很多共产主义书籍。可以说，金时雨的书斋反映了当时民族解放运动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到共产主义运动的时代面貌和金时雨要追随这种时代趋势的立场。
　　华成义塾当局不准看这种书，当然引起了我的不满。不管义塾的戒律怎么严，也抑制不了我们为新思想所陶醉而愿意深入研究的积极热情。我无视当局的要求，继续热心研读共产主义书籍。当时，愿意读这种书的学生急剧增加，借书的人多到几乎要排队等候了。因此，我们定出借书顺序和阅读时间，要求读后按时还书。信仰新思想潮流的学友之间隐然相约成规的这个读书纪律，大多数青年都遵守得很好。只有愣头青桂永春常常违反这一纪律，不大遵守读书时间，选择读书场所也不谨慎。有一次他一个人把《共产党宣言》揣了十多天。我们叫他快让给别的同学看，他却要求再看两天，说有几处需要摘录。
　　第二天，桂永春偷偷溜出宿舍，没有上学。上午讲课结束，到了午饭时间，他也不露面。我们在辉发河畔的草丛里找到了他，看见他趴在草地上聚精会神地在读那本书。
　　我小声地对他说，醉心于读书是好事情，但不要旷课，还要注意选好读书的时间和地点。
　　他答应以后要多加注意，但是第二天上历史课的时候，他又偷看这本书，结果被老师发现，书也被没收了。书被送到塾长先生手里，惹出了大祸。
　　学校当局查明这本书是我从金时雨的书斋里借来的，便派历史教师找我和总管大闹了一场。
　　这位老师对金时雨说，身为总管，应对华成义塾的工作多给予帮助，然而你看到学生读左翼书籍也不加劝阻，这事做得可不像个总管，今后要好好管管学生，不让他们再读这类书。他还威胁我说，成柱，你也要注点意。
　　我对学校当局的这种做法，不能不表示愤慨。
　　“一个人要具有高尚的人格，就应当吸取多方面的知识嘛。我们正处于广泛吸取新事物的青年时代，学校当局为什么要剥夺我们研究全世界公认的先进思想的权利呢？现在连普通书店里也都出售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凡是识字的人都看这些书，唯独华成义塾不准看，这是为什么呢？我真无法理解。”
　　我向金时雨这样吐露了对华成义塾的不满。
　　金时雨长叹了一声，才透露了内心的话，这是正义府的决定，是学校当局的方针，他是无可奈何的。
　　就像一个人的价值在于他的思想一样，衡量教育的价值和学校的价值的标准也是思想。然而华成义塾当局却妄图用不符合时代潮流的陈旧思想来阻挡新的思想潮流。
　　通过这一事件，同学们知道了校内有一群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学生。
　　当局拿这一事件大肆叫嚷要开除学籍，严加处分，可是这种威胁反而激发了进步青年们对共产主义思想的好奇心和向往。
　　自从发生了这一事件后，向我借左翼书籍的学生急剧地增加了。
　　我从这些青年中挑出我认为能与我们志同道合、生死与共的人，开始同他们一一交谈。
　　我父亲生前常说，要结交好朋友，多争取同志。我时刻记着父亲的教诲：
　　不管有多么正确崇高的目的，若没有能够同生共死的同志，就无法实现宏愿大志。
　　我接触了许多同学，其中有一中队来的同学李某。他聪明，成绩优异，性格和品德也都很好，颇受同学们的爱戴，然而奇怪的是他的思想却很保守。
　　在讲世界革命史的课堂上，他第一个提出了要恢复王朝的主张。
　　我同他是一种见了面只打一声招呼，说一两句话的关系。但是从我们同朝鲜人模范小学的高等班同学们赛过一场足球后，我们之间的关系就变得非常亲密，能够互诉衷情了。那天球赛时，他当前锋，不慎与对方运动员相撞，把腿撞伤了。我就住到他的宿舍里，护理了他十多天。在这过程中，我们成了知心朋友。
　　他说，他在世界革命史课堂上提出要恢复王朝，是荒唐的。像成柱你说的那样，我们的国家独立后应当朝着劳动人民吃好穿好、过好日子的那种社会走，这才是对的。他还说，要是早日赶走日本鬼子，咱们也过上好日子，那该多好啊！
　　我问他说，你认为，凭现在华成义塾教的军事操练，能打败日本鬼子吗？
　　有些人说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单靠那个没有一支像样步枪的独立军，能战胜这个强敌吗？
　　他说，要同敌人打，就要锻炼身体，练好枪法，除此以外再没有别的办法。再说，不效仿长期搞独立运动的那些人的方式，还能有什么别的招数？
　　我对他说，那不对，用那种方式是不能争得独立的。现在我们为探索新的方法，正在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有很多值得学习的东西。现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共产主义思想进行诽谤和中伤，顽固的民族主义者又排斥社会主义。我们这些工人农民的子弟只听有钱人说社会主义不好，就不去了解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盲目地跟着说共产主义不好，是不对的。要做一个真正的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就应当深入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
　　他似乎有所同感，沉思了一会儿，问我能不能给他借这样的书。
　　我答应等他伤好了一定借给他看，并鼓励他先把伤养好，早日恢复健康。
　　向往新思想的潮流以不可阻挡之势冲击了华成义塾。除了追随民族主义的几个顽固的学生以外，绝大多数的学生都信仰先进思想。
　　我常常在进步的青年学生中组织发表读书心得的集会。这种集会有时在金时雨家举行，有时也在塾监康济河家和辉发河边举行。
　　在总管金时雨的书斋里集会时，他总是为我们费心，绝不让客人和家人进书斋。有时，他坐在土廊台上装做干什么杂活，为我们望风。每当这时候，我从他的默默无言的举动中感觉到了他的深厚的情意和热情的支持。
　　我们把集会的场所定在康济河家，固然是因为他的儿子康炳善是我的好朋友，但更主要的是因为他本人是我父亲的朋友，而且他的思想倾向于新思想。
　　康济河是一位民族主义者，但他不排斥共产主义。我到他家去的时候，他还向我宣传共产主义。他说，我们已经老了，不行了，你们不管用什么方法，即使用共产主义的方法，也一定要取得胜利。这话给了我们很大的力量。
　　他家里还有不少共产主义书籍。
　　现在回顾起来，我觉得当时我们就朝鲜革命的实践问题进行的讨论，是相当有水平的。通过这种讨论，青年们统一了对朝鲜革命的看法和立场。
　　有一天，我们聚在金时雨家进行这种讨论时，那个曾得到我护理的姓李的同学，拄着双拐杖来找我借那本书。他说，别的同学都在走新的道路，只他一个人躺在宿舍里，快要变成一个落后分子了，所以来找我。这样，他也跟我们走上了同一条道路。
　　对资本家来说，发财致富是他们特殊的乐趣，而对我来说，结交同志争取同志是最大的乐趣。拾到一块黄金时的高兴怎能同争取到一名同志时的喜悦相比呢？我争取同志的努力，就是这样在华成义塾迈出了第一步。从这个时候起，我把毕生的精力献给了争取同志的事业。
　　当我的周围集结了许多好同志的时候，我开始苦苦地思索应当怎样把他们有组织地团结起来，大干一番事业。我把这个想法告诉了大家，记得那是在9月末的一个集会上。
　　那天我好像对建立组织的必要性讲了很多。要解放祖国，建设劳苦民众过好日子的社会，就需要走艰难而漫长的道路。只要我们壮大队伍，坚决顽强地浴血奋战，就能取得胜利。要建立一个组织，把群众团结在它的周围，提高他们的觉悟，依靠他们的力量去光复祖国。我大致讲了这样的话，大家都很高兴，要求尽快建立这样的组织。
　　我对他们说，要建立一个组织，就要再作一些准备，要更多地吸收能够与我们抱着同样思想、共同奋斗的同志。
　　会上还确定了可以吸收到组织里来的培养对象，并作了分工，指定谁负责教育谁，等等。
　　然而，有几个同学却表示忧虑说：如果我们建立新的组织，不是会形成又一个派系吗？
　　我对他们说，我们要建立的组织是新型的革命组织，是与那些民族主义者和所谓共产主义者的派别截然不同的。它不是搞派别斗争的组织，而是搞革命的组织。我们要把自己的一切献给革命，斗争再斗争，我们会为此而感到满意的。
　　我们经过一段筹备期，在当时中国的国庆“双十节”那天举行成立组织的预备会议，讨论了组织的名称、性质、斗争纲领和活动准则。一个星期后，即1926年10月17日，在金时雨家正式成立了组织。
　　会议是在没有讲坛的简陋的火炕上进行的。气氛十分肃穆，房间里充满了朝气和热情。当时的情景，时过60多年后的今天，仍然历历在目，不能忘怀。
　　那天，同学们都很兴奋，我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一站到成立组织的会场上，不知为什么，情不自禁地想起了已故的父亲，想起了朝鲜国民会。
　　为了建立朝鲜国民会，我父亲多年来跋涉几万里路，集结了分散在各地的同志。国民会成立后，他为实现其宗旨，殚精竭虑，献出了一生，把未竟的事业留给了我们。
　　在实现父亲要我们即使粉身碎骨也一定要光复祖国的遗嘱的道路上，我们终于取得了第一个成果。一想到这一点，我不禁心潮澎湃，热泪夺眶而出。
　　我们建立的这一组织的纲领里，也包含着我父亲的思想。
　　那天，许多青年慷慨激昂地发了言，他们的面容如今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崔昌杰、金利甲、李济宇、康炳善、金园宇、朴根源以及后来叛变了的李钟洛和朴且石，当时都发出了战斗的誓言：愿为革命献出自己的鲜血和生命。
　　那天发言的人既有口才好的，也有不善于讲话的，但他们的发言都很好。
　　我也发表了在当时是够长的一篇讲话。
　　我在会议上建议，要把我们建立的组织称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是向往社会主义、共产主义的新一代青年，在反帝、独立、自主的旗帜下，为实现民族解放和阶级解放，在历史的阵痛期建立起来的纯洁的、新型的政治生命体。
　　我们虽以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为目的成立了这一同盟，但为了不致于使民族主义者怀疑我们的组织是一个极左的组织，才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当时，我们就是如此重视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的。
　　会上一致通过了要把组织的名称定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建议。
　　我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斗争纲领也一致通过了。这是一个名副其实的要打倒所有帝国主义的组织。因此，它的口号也是十分豪壮的。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当前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最终目的是，在朝鲜建设社会主义、共产主义，进而打倒一切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设共产主义。
　　为了实现这一纲领，我们还制定了活动方针。
　　会上给所有与会的青年发了油印的同盟章程。
　　会上，崔昌杰推荐我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负责人。
　　我们手拉着手，抱成一团，跑到辉发河畔，纵情地唱歌，也庄严地宣誓：
　　在为祖国为民族的革命道路上，要同生死，共患难。
　　那天，我一夜没睡。因为过于激动和兴奋，根本无法入眠。老实说，那时候我们好像得到了全世界一样，沉浸在无限的激动和喜悦之中。那些亿万富翁坐在黄金堆上的喜悦，怎能比得上我们当时的喜悦啊！
　　当时，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有许多亮出大牌子的组织。而我们的组织是刚成立的，规模也不能同那些组织相比，许多人还不知道世界上有一个“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样的组织。
　　尽管如此，我们建立这个同盟后，都沉浸在狂欢的气氛中，这是因为我们感到自豪，因为我们建立的组织是与从前的组织截然不同的新型的共产主义革命组织。
　　这个同盟既不是从某一派系分离出来的，其成员也不是从某个宗派集团或亡命团体脱离出来的，他们都是像白纸一样清白纯洁的新一代。“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血液里没有任何杂质。
　　这个同盟的成员，一个个都是不可等闲视之的人物。作演说，写论文，作词作曲，唱歌跳舞，击拳舞刀，不管哪一项，让他们作什么他们就能作什么，都是英气勃勃、精明能干的栋粱之材。用现在的话来说，他们都是“以一当百”、“以一当千”的青年。正是这样的青年抱成一团要去开辟新的道路，其气势自然是直冲云霄的。
　　每当我们开拓的革命事业碰到困难时，“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们一个个成为开路先锋，打开了通路。他们作为朝鲜革命的核心部队，在所到之处都起到了先导作用。金赫、车光秀、崔昌杰、金利甲、康炳善、李济宇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许多多成员，一直在斗争的最前列英勇奋战，最后献出了自己宝贵的生命。不过，也有个别与此相反的人。他们虽然很好地迈出了第一步，但是在革命斗争愈益深入发展的时候，却背弃“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堕入了背叛的深渊。一想起这种人，我就不胜遗憾。
　　如今，在“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同我携手工作过的人，一个也不在了，憧憬着为争取祖国的独立和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赴汤蹈火，英勇战斗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许多儿女，没有看到美好的新社会，在青春正茂的年华，过早地离开了我们。他们献出的青春奠定了我们党和革命的基础。
　　我们党的历史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看作是党的根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视为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和朝鲜革命的新的出发点和渊源。
　　从这个根基上产生了我们党的纲领，定出了我们党的建设和活动的原则，培育了创建我们党的骨干。自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建立以后，我国革命以自主性原则为基础迈出了新的步伐。
　　解放后，崔一泉（崔衡宇）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与金日成》为题，叙述了我们当年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和它的气概。
　　过几年以后，当革命军成立，祖国光复会诞生并高呼两千万人民总动员起来的时候，当成千上万的支持者和同情者像卫星一样团结在这个队伍周围的革命全盛期到来的时候，我都感慨万分地回忆起我们在桦甸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日日夜夜。
　　四向往新的活动舞台
　　华成义塾因办学经费缺乏，遇到了很大困难。
　　义塾的学生还不到100名，但是，从当时独立军的情况来看，就连保障这些学生的给养也是不容易的。
　　主管义塾的正义府，无力提供足够的经费。正义府设有行政、军事和民事三个机构。这个相当于一个国家机构的大框架，靠从老百姓那里募捐的军费来维持，所以它不可能慷慨地提供义塾的经费。
　　华成义塾当局为了解决经费的困难，组织学生定期进行学校经费募捐工作。学生们以20名为一组，先回各自的中队去拿武器，然后走遍正义府管辖的地区，募集捐款。每期两个月，到期就同另一个组换班。
　　这样募集的捐款，没过几个月就用光了，所以又上吉林去向正义府伸手要钱。
　　有一次，崔东旿塾长为解决准备过冬的经费，派一名塾监到正义府总部去了。可是这位塾监空手回来，大骂三中队长是个大坏蛋，说他把准备给华成义塾的钱，全部挪用在自己的婚礼上。他挥霍无度，一连几天大摆酒席，请全村人来吃，这还没吃完，又请邻村的人来吃。
　　我听了，气愤不已。
　　正义府金库里的钱，不是天上掉下来的，而是老百姓为了光复祖国，省吃俭用，一点一滴地积攒下来，作为军费捐献的。我国人民，向来就是打几双草鞋去卖几分钱，也一定交军费的安分的老百姓。
　　看来，三中队长根本不把这些放在心里。他身为中队长，竟敢作出如此卑鄙的行为，可见他利令智昏到了何等程度。
　　负有手持武器与敌人展开血战使命的一个指挥官，竟如此肆无忌惮地进行贪污，这是一个说明独立军上层集团正在蜕化变质的证据。
　　“乙巳条约”后，有个义兵长听到崔益铉指挥的淳昌义兵败北的消息，集结几百名义兵，在全罗道一带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但当这个义兵长听到自己的部下有掳掠百姓财物的行为时，便大失所望，长叹不已，最后解散了部队，进山遁世隐居去了。通过这个故事，可以知道，这个义兵长把侵害百姓的行为当作多么大的耻辱和罪恶。
　　三中队长的恶行，可以看作是侵害人民的罪行。
　　我在临江的时候，曾见过有几个独立军队员渡江到朝鲜去，抢来了农民的一头牛，受到人们谴责的事情。那几个队员所属部队的指挥官来到我家，受到了我父亲的严厉批评。
　　当时，独立军为募集军费，到他们管辖的朝鲜人居住区去的时候，那个居住区的负责人就给每一家摊派任务，指定哪一家出多少钱、哪一家交多少粮，居民就照此交钱出粮，以作军费。对贫苦农民来说，这是个很大的负担。
　　然而，独立军闭眼不看这种情况，想尽办法收取更多的钱。他们各自划定自己的管辖区，还拼命地扩大管辖范围。有的独立军部队，甚至拦路抢劫友邻武装团成员募捐来的资金。
　　大小武装部队都竞争地搜刮人民的钱财。他们把老百姓看作是纯粹的纳税人，看作是供他们花钱、吃饭、住宿的侍从。
　　他们的这种行径，与过去封建社会的官僚是毫无两样的。
　　朝鲜的封建统治者头戴玉冠，高坐宫阙，专门炮制榨取人民血汗的新税法，残酷地剥削老百姓。
　　封建政府建设景福宫花费了大量资金，他们为了填补这笔钱，甚至制定出了门税（通行税）。如果他们用这样搜刮来的资金去盖一所大学或办一座工厂，后世人也许会谢他们一声。
　　华成义塾的进步青年们看到中队长如此腐化堕落，一个个慨然长叹说，独立军也快要完蛋了。然而，他们也只是加以非难和慨叹罢了。如果是现在这样光明的世道，军民就会大造舆论，把他告到法院去，或者交给群众审判，狠狠整治他的。但是，那时候没有什么法律，军纪又松弛，没有办法整治他。
　　正义府虽有主管民事的机构，但它有名无实，只把交不出军费的百姓抓去打屁股，对中队长这种人的违法行为却装聋作哑，只当不知道。他们的法律，留了一个专供上层人物通行的狗洞。
　　我决心借这一事件，给独立军和所有独立运动者狠狠地敲一下警钟。可是，这个警钟怎样敲才好呢？
　　崔昌杰主张马上选出学生代表去找独立军部队，从一中队到六中队，向每个中队提出抗议。
　　有些同学提议，要写文章登在正义府发行的《大东民报》这样的报刊上，揭露独立军的官僚行为。能这样，当然好。但问题是，与三中队长不相上下的正义府总部，以及其他中队长和报刊编辑人员，会不会允许登这种内容的文章。
　　我提议说，不要用没有把握的方法去拖延时间，而要写一份声讨书发到独立军各中队去声讨他们。同学们都支持这个意见，并让我写声讨书。
　　这份声讨书，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后，我们对民族主义者的第一次批判。
　　因为是头一次写声讨书，总觉得没有全部反映出想要说的话，但同学们都说写得好，便送给金时雨，要他转给正义府的通信员。此后，声讨书经通信员的手很快就送到各中队去了。
　　声讨书一发出去，就引起了很大的反响。用军费办婚礼的当事人自不用说，连不容任何人触犯其自尊心、非难其正义府的吴东振，也从声讨书中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第二年初，我在吉林上学时，吴东振跟我提起那篇声讨书的事。他说，当时他在六中队，同那些聚在那里的中队长和小队长一起看了那篇声讨书。
　　他说：
　　“我看了声讨书之后，严厉地追究了三中队长的问题。本想撤他中队长的职。就是这号人，给我们独立军丢尽了脸。”吴东振虚心承认独立军上层人物正在蜕化变质，他为无法扭转这个局面而感到痛心和焦虑。
　　吴东振亲眼目睹和亲身感觉到独立军正在堕落变质，却束手无策，只好袖手旁观的时候，他是怎样抑制了自己火爆性格的呢？
　　我听了吴东振的话，认识到独立军的腐败不仅是我们年轻一代为之苦恼的事，而且也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都感到苦恼的事。
　　然而，用一张声讨书来防止独立军在政治、道德上的堕落，是根本不可能的。
　　独立军在走着越来越不能自拔的自我毁灭道路。代表和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民族主义军队－－独立军，不可能有别的命运。
　　在粗暴地对待群众，加重人民群众经济负担方面，华成义塾的学生也和独立军相差无几。他们去参加募捐工作，就走遍管辖区各地，竞相搜刮人民的财产和粮食。
　　对那些不大愿意捐献的人家，他们百般刁难，骂他们缺乏爱国心，无视独立军，硬逼他们交出东西。如果实在没有可交的，就是猪或鸡之类东西，也非交出不可。
　　在学校里，他们还挑剔伙食，说什么尽给小米饭吃啦，副食又如何如何啦，大发牢骚。有一天，某个学生在宿舍食堂吃晚饭，看到小米饭和白菜干熬的汤，就发牢骚说，为什么伙食这么差，最后竟和食堂舍监黄世一吵起嘴来了。黄世一舍监工作做得非常认真。但是，学生们只要伙食质量稍差一点，就骂舍监不会办事。
　　解放后，我在义州见到当时做郡人委副委员长工作的黄世一，一起回忆过华成义塾时期的事情。那时他笑着说，他吸取华成义塾时期的教训，下乡去时从不挑剔伙食。
　　我在华成义塾时想到，那些嫌小米饭不好吃的人，毕业后参加独立军仍会挑剔伙食的，这种人最后必然会变成为富不仁、官迷心窍的卑鄙龌龊的人。
　　问题是这种人两年后就要成为军官，去指挥独立军的中队和小队。他们连吃小米饭都挑三拣四，还会有不怕饿死的决心吗？对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可期待的呢？
　　在我心中对以独立军运动力中心的整个民族主义运动所感到的失望和对华成义塾的教育所感到的幻灭日益加深。华成义塾不能满足我的期望，我也无法满足华成义塾的期望。华成义塾不能成为我所期望的那种学校，同样，我也不能成为华成义塾所希望的那种学生。我对华成义塾的不满和华成义塾对我的不满，成了正比例。
　　我越倾向于马克思列宁主义先进思想，就越脱离华成义塾的教育；与华成义塾的教育脱离得越远，就越陷入无法解脱的苦闷境地。我想到，离开华成义塾，是不是意味着我背弃保送我到这里来的那些人的信任，违背把我的将来委托给他们的我父亲的心愿？吴东振跑几百里路来参加我父亲的葬礼，安慰我，还给我路费送我上义塾。当我到了义塾时，金时雨、崔东旿、康济河先生还给我斟酒表示欢迎。我想到他们，心里确实感到内疚。
　　要想对这些人恪守信义，我就应当忍住自己的不满，热心接受华成义塾的教育。只要我忍气吞声，学完两年后分配到中队去，和和气气地过上独立军的生活，就能在这些人面前保住我的体面。再说，也没有因为过独立军的生活而不能研究新思想潮流，不能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基础的道理。
　　但是，为了体面而同自己认为保守的义塾教育虚与委蛇，对付着过日子，是不可想象的。我不愿意用这种方法同旧教育进行妥协。
　　那么怎么办？是回家去把叔父的药房接过来照料家务呢，还是到沈阳、哈尔滨或吉林这样的大城市去升学？
　　我经过这样错综复杂的苦思冥想，终于决定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念中学。我之所以离开桦甸，选定吉林市为我命运的又一个停车站，是因为这个城市在满洲地区是一个汇集很多朝鲜反日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的重要政治中心。正因为如此，朝鲜人称吉林市为“第二上海”。在中国关内，上海是朝鲜革命者的集结地。
　　我要冲出桦甸这个狭窄的天地，走向广阔的舞台，把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迈出了第一步的共产主义运动在更高的水平上积极开展起来。
　　这就是我在华成义塾辍学的主要原因。
　　我在华成义塾学了半年后辍学到吉林市去，这是我一生中第一次果断的决定。如果说还有第二次果断的决定的话，那就是南湖头会议后组建一个新师时，烧毁“民生团”档案的事情。
　　我现在也认为，那时我果断地退出华成义塾，到吉林市去深入到青年学生中去是做得对的。如果我没有及时离开华成义塾，而在那狭窄的圈子里泡下去的话，那么，后来推动朝鲜革命急剧高涨的所有进程，就必然会被相应地推迟很长时间。
　　我一说要退学，要到吉林市去，“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都表示惊疑。我对他们说“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既然成立，就应当把这个组织扩大到各地，广泛宣传它的宗旨。蹲在华成义塾里，什么事也做不成。上这种学校不会有多大意义。我走了以后，你们也要找好机会，到独立军部队或其他有利的地方去，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深入到群众中去。大家都是组织的一员，无论到什么地方做什么工作，都要受组织的统一领导。我还和几个同学约好日后在吉林市会面。
　　就我退出华成义塾的问题，我已经和金时雨谈过。
　　“这件事我准备回家后也讨论讨论，我到华成义塾来学了一段时间，觉得不怎么如意，我虽然没有钱，可是很想到吉林市去上中学。您看，怎么办好？”
　　我这么坦率地一说，总管显出十分遗憾的样子，但他并不反对我从义塾退学。
　　“你有这种想法，我就和朋友们商量后给你介绍吧。人人都有自己喜欢的牛车嘛。你既然不喜欢华成义塾这个牛车，就该坐你自己的牛车嘛。”在我到华成义塾来时，比谁都高兴、比谁都热情欢迎我的金时雨，居然这样大方地表示理解，我顿时感到心里轻松多了。他还说，你辍学要走，也要向崔东旿塾长打个招呼，别让他伤感了。回家看看母亲后上吉林市去的时候，一定要来见我。
　　说服金时雨，没想到会这么顺利。
　　然而，与崔东旿塾长的告别却伴随着痛苦的离别。一开始先生很生气，对我谈了半天心中的不悦。后来他愤慨地说，男子汉理应矢志不渝，而你却要中途退学，像话吗？你说你辍学是因为义塾的教育不合你的意，那么我问你，在这动乱的岁月里，哪里有投万人所好的学校？他吵了一通，索性背向着我，朝窗口转过身去了。
　　他朝窗外飘雪的天空呆呆地望了一阵，说道：
　　“成柱！如果这是像你这样有才华的人所不喜欢的学校，那我也要退出这个义塾了。”
　　先生的这句像炸弹爆炸一般的话，使我不知如何是好，只是默默无言地站着没动。我心想，对学校的教育如何如何，我当面讲了我的看法，这对塾长先生是不是太苛刻了？
　　片刻后，崔东旿先生镇静下来，走到我身边，把手轻轻地搭在我的肩上，说：
　　“只要是争取朝鲜独立的主义，不管它是民族主义还是共产主义，我不计较了。不管怎么样，你可一定要成功啊。”
　　先生走到操场，还用很长时间给我讲了许多对生活有教益的话。雪花不住地飘落在先生的头上和肩上。
　　从那以后，我每当想起塾长先生在大雪纷飞的那天给我送行的情景时，就深深地后悔那天的过失：没给先生掸落他肩上越积越厚的雪花。
　　30年后，我和崔东旿先生在平壤偶然相遇，十分激动。我是首相，先生是旅北促进和平统一协议会的干部，但我们这次重逢，毕竟还是导师和弟子之间的重逢。在桦甸提出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在这块经受了战争的考验、取得了胜利的大地上，开出了社会主义之花。
　　“说到底，那时候，成柱首相还是对的。”
　　先生微笑着叫出了我儿时的名字，这顿时使我回忆的双翼追溯着几十年前的岁月，飞到了华成义塾雪花飘落的操场。
　　这位在曲折波动的政治生活中度过了一生的年迈导师，用这既无任何说明又无任何注释的短短一句话，结束了30年前同我的对话。
　　对我中途退出华成义塾一事，我母亲也表示支持。母亲刚听到我退学时，变得极为严肃，但听到我辍学的理由，就放下了心。
　　“你总在为学费操心。一个人，要是因为没有钱而委靡不振，是什么事也做不成的。学费，我无论如何一定供给你，你要一心扑上去实现你的大志。
　　你既然决心走新的道路，就应该迈开大步走。”母亲的话，对怀着新的抱负回到抚松来的我，给了很大的鼓舞。
　　我回到抚松，看到许多我小学时期的同学，他们因家境困难，没能上学，蹲在家里，不知道应该朝哪个方向走。我决心帮助他们觉醒起来，引导他们走革命的道路。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不久，我有决心让它的根向四面八方伸展，所以我总要做些什么工作，不作点什么工作就待不住。
　　我为了用先进思想教育少年儿童，引导他们走革命道路，组织抚松及其附近的爱国少年建立了新日少年同盟。那是1926年12月15日。新日少年同盟，名副其实，是为迎来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新日，迎来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的光明的新日而奋斗的共产主义少年组织。
　　新日少年同盟的成立，是扩大“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活动范围的重要契机。少年同盟提出的口号是豪壮的。那时候，我们提出了为争取朝鲜的解放和独立而斗争的口号，提出了为实现这一口号，学习先进思想，向广大群众积极宣传和解释先进思想等当前的任务。
　　我为完成新日少年同盟的任务，制定了组织原则、工作体制和盟员的生活准则，并领导了他们的同盟生活，直到我上吉林市去为止。
　　1926年12月26日，我根据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新日少年同盟的经验，帮助母亲成立了反日妇女会。
　　父亲逝世后，我母亲积极开展了革命斗争。那时候，我母亲不仅在抚松县城内，而且走遍附近农村的广大地区，到处建立夜校，教朝鲜妇女学好我国文字，用革命思想教育她们。
　　我在抚松逗留一段时间后去吉林市时，照事先的约定，去桦甸拜见了金时雨。
　　金时雨说，金史宪先生是我父亲的好友，他给他写了一封信，是要他想办法帮我入学的介绍信。这是我同金时雨的最后一次见面。
　　金时雨是我难忘的人中印象最深的一个人。他少言寡语，但为祖国的独立做了很多工作。从群众启蒙工作和后代教育工作起，直到购买武器，筹备资金，做国内工作人员的向导，传递秘密文件和资料，以及合并武装团体，保障其行动统一的工作，没有他不参与的。
　　他不仅积极帮助过我父亲的工作，而且也诚心诚意地帮助了我的工作。
　　我们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他在外面为我们望风，又比谁都更为我们同盟的成立而高兴。
　　金时雨和我分手后继续经营永丰碾米厂，给独立军提供粮食，积极进行对朝鲜人学生的支援工作。在中国打国内战争的时候，他身为革命支援委员会委员长，为保护朝鲜人的生命财产免受日本军队和蒋介石军队的侵害，在桦甸一带吃了很多苦。
　　1958年，金时雨回到了祖国。他一辈子为民族做了那么多的工作，却从未讲过。所以，我也无从知道他的去向。
　　他在前川身患重病，临终几天前，才对自己的孩子们讲了他同我父亲的关系和他同我的关系。
　　他儿子听了十分吃惊，还责怪父亲说，跟将军有这般深厚的关系，为什么一次也不去拜见将军？将军见到父亲该多么高兴。今天将军正在前川地方进行现场指导，现在还不晚，如果父亲实在不能走，该请将军到我们家里来。
　　当时，我确实在前川郡进行现场指导。
　　金时雨听了儿子的话，反而责备说：
　　“临死前，我讲这些往事，不是为了让你们得到什么好处，而是为了让你们知道我家的家史，让你们也同样好好拥戴将军。将军的工作繁忙，我们一刻也不能耽误他的时间。”
　　老人生性耿直，老实忠厚。如果他听了儿子的话，他就能见到我，我也能见到他的。可是我们没见到面，太遗憾了。这是我终生未能补救的一桩事。
　　我每当想起华成义塾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的往事时，就回忆起金时雨。离开金时雨，就谈不上我的桦甸时期。我们在桦甸普及新思想，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日日夜夜是令人难忘的。就在那些日子里，默默无言地给了我最大帮助的正是他金时雨。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之所以能够发展成为战无不胜的强大队伍，是因为有了金时雨这样忠厚的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
　　我心怀人民的期望，怀着远大的抱负和决心，奔向吉林市。
　　五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
　　我在华成义塾辍学，回到抚松一看，来到我家的独立运动者不像从前那样多了。
　　同日夜人迹不绝的过去相比，家景确实寂寞冷清了。
　　抚松给我留下的印象中不能忘怀的还有李宽麟。我父亲去世后，她就住在我家。吴东振打发她来我家时嘱咐说，宽麟得过金先生的很大帮助，决不要忘记这些恩德，现在要到抚松去好好照顾成柱的母亲。李宽麟担任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的工作，同时为我母亲做伴。
　　李宽麟本来就是胆大无畏，明朗快乐的姑娘。她文武双全，又清秀俊美，浩气凛然，恐怕当时在朝鲜再没有第二个像她这样的女杰了。
　　那时，封建观念很强，妇女外出也得把脸遮住。可是，李宽麟女扮男装，骑马走在大街上，过往行人无不惊异地望着她，好像看一个从另一个世界来的人。
　　我回家没过几天，发现李宽麟不像从前那样生气勃勃了。
　　她听到我退出了华成义塾，大为惊讶。她知道这所军官学校不是谁都能去的，有些人想去也去不了。可是我自愿退学，怎么会不使她吃惊呢？
　　当她听了我辍学的理由和前后过程后，才说我做得对，并支持我去吉林市的决心。但她还是掩饰不住怅然之色。
　　看来，我否定民族主义系统的学校，并从思想上同它诀别的行动，给了她一定的冲击。感受性强的李宽麟分明是从我生活上的变化中更清楚地看到了独立军的结局和民族主义的末路。我母亲说，她比以前有很大变化，近来更是少言寡语了。
　　起初，我以为这也许是待字闺女中常有的那种苦闷。当时她已经有28岁。在那一到十四五岁就上头出嫁的早婚时代，听说姑娘有28岁，都摇头说太老不能娶。像李宽麟这样超过了婚龄的老处女，为自己的终身大事而苦闷，完全是可能的。
　　因为她常有发呆的现象，有一天我问她最近为什么脸色憔悴阴郁。
　　李宽麟长吁一口气，回答说，那是因为年岁越来越大，诸事却没有一个称心的。成柱的父亲活着的时候，一天走一二百里路也不觉得累，可是你父亲去世后，无论做什么事，都不起劲，带在身上的手枪也快要生锈了。在这种情况下，又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这不是糟糕吗？我看独立军怎么也做不了大事。现在独立军的情况可糟了。顶头的老爷们不知在想什么，光摆架子，也不上班。那些还能打仗的大汉，沉迷于过小家庭的日子。年轻小伙子只追逐女孩子几天前，有个英勇善战的小伙子娶了媳妇，就退出独立军，上间岛去了。一个个看着风头夹着尾巴溜走。男大娶妻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娶了老婆就放下了枪，谁来争取朝鲜独立？我真不知道他们怎么会这样不顾自己的体面。
　　我这才明白了她苦闷忧郁的原因。她一个姑娘家，为了祖国的独立，把终身大事都置之脑后了。而那些年富力强的男子汉却扔掉枪支去找个人的安乐窝，她怎么能不愤慨呢！
　　当那些有点文化的姑娘们，被开化运动卷起的熏风所陶醉，到处卖弄新女性的风韵的时候，李宽麟腰佩六轮枪，活动在鸭绿江两岸，与日寇军警展开了浴血奋战。
　　我想，在我国历史上女扮男装，腰佩手枪，作为职业军人与外寇奋战的实例是罕见的。我在这部回忆录中特辟一个专题回顾李宽麟的生涯，正是因为我很重视这一点。在男尊女卑的旧观念根深蒂固的我国，女人佩着手枪上战场，是难以想象的。
　　过去，我国妇女反抗外寇的方法是按时代的不同而不同的。但是，从这些差别中我们可以发现一个共同点，那就是这种反抗在多数情况下，都是带着以封建儒教的贞操观为基础的消极形式表现出来的。
　　每当外寇来犯、屠杀掳掠我国人民时，妇女们就进到深山或寺庙去躲避，以免遭受辱身之耻，来不及躲藏的妇女则以自尽反抗敌人。壬辰倭乱时，载入国史的烈女比忠臣多30倍以上，可见我国妇女的节操是多么坚贞。
　　据说，崔益铉在对马岛绝食殉国，其夫人服丧三年后自尽。
　　从人伦之道来看，此举可视作为国尽忠、为夫守节的最高尚的道义。
　　不过，这里有值得考虑的问题：如果都这样寻死，由谁来消灭敌人，保卫祖国呢？
　　随着国家的近代化，我国妇女的思想方法和人生观也发生了变化。曾用躲藏、自尽等消极的方法反抗敌人的我国妇女，开始同男子一道敢于在军警的刀枪面前挺身而出，参加反日示威，向敌人官署投掷炸弹。
　　然而，身为女独立军，手持武器，在异国土地上进行十多年武装斗争的，恐怕只有李宽麟一人。
　　李宽麟面目俊秀，无论到哪里，她都为甩不掉许多追求她的男子而苦恼。
　　论容貌、学识和家庭环境，她都有很好的条件，或者当个学校教师，或者找个如意的丈夫，过上不次于别人的富裕生活，是不成问题的。但是她把自己的青春视如草芥，献给了独立运动。
　　她父亲属于在朔州自耕的中产阶层，家里有好几町步的土地和山林，还有10间大草房。宽麟12岁那年，她母亲去世。两年后，因为她父亲续弦，竟娶了个16岁的姑娘。
　　李宽麟不愿把这个比自己才大两岁的女人叫母亲。而她父亲是老封建，女儿长到15岁，就不想送她上学念书，一心想找个适合的女婿把她嫁出去。
　　李宽麟看别的孩子上学念书，心里羡慕不已，经常缠着父亲让她上学念书，但她父亲一直置若罔闻。她对父亲深感不满，15岁那年便逃出了自己的家。
　　她趁父亲外出的机会，悄悄来到鸭绿江边，把衣服和鞋子脱在冰窟窿旁边，径直跑到义州去了。她到那里求得一家远亲的帮助，入了养实学校。她逍遥自在地学了半年多，到了秋天才给父亲去信，要求提供学费。
　　她父亲以为女儿投江自尽了，一直在泪水中度日，忽然接到女儿的信，又惊又喜，立刻赶到了义州。他见了女儿，说他再也不阻拦女儿上学念书了，叫她有什么需要，尽管随时来信。
　　从此，李宽麟再不为学费操心，专心学习。因为她学习成绩优异，学校保送她到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技艺科学习。
　　她在这里学习几年的过程中，逐渐懂得了人情世事，又经我父亲的介绍，加入了朝鲜国民会。从此，她作为一名堂堂的革命组织成员，参加了地下活动。就在这个时候，她从我父亲那里学到了“志远”的思想。她在平壤女子高等普通学校、崇实中学、崇义女校和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的学生中，秘密地进行了吸收同志的工作。
　　有时，她以野游为名，到万景台的我们家来，跟我父亲谈工作，也帮我母亲做些活。当时，虽然交通还不方便，但由于万景台的风光秀丽，崇实中学、光成高等普通学校等各校的许多学生，一到春天，就带着午饭到万景台来野游。
　　在平壤爆发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李宽麟一直站在游行队伍的前列英勇奋战。示威受挫时，她就跑回宿舍喘口气，再出来高呼着万岁鼓舞学生。
　　当起义失败，敌人开始大肆逮捕示威主谋时，她就回到家乡专门从事独立运动。她下定决心，在结束亡国命运以前，决不再安然坐在教室里学习。起初，她在吴东振组织的广济青年团做总务工作。
　　李宽麟早在转移到满洲以前，就因在家乡用手枪击毙了两名日本警官，把他们扔进了鸭绿江的冰窟窿，轰动了天下。
　　她加入独立军后，有一次回到国内进行募集资金的工作，不料被警察盯住，要来搜查她。而她顶在头上的包裹里藏有手枪，情况十分危急。
　　警察要她把包裹打开。她装作打开包裹，飞快地掏出手枪，把警察拉到树林里去处决了。
　　她经常到国内去募集捐款，经历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有一次，她受吴东振之命，到平安南道一带进行募捐工作。她完成任务后，同国内组织的一个同志一起回总部的路上，在三道湾过夜的时候，附近的另一个武装团成员赶来胁迫他们把钱交出来。当时他们俩带着几百元钱。那几个武装团成员亮出手枪放着空枪逼他们交钱。同行的男子吓得乖乖地交出了身上的钱，可是李宽麟不仅没有交出一分钱，还大声喝斥他们，把这帮人都赶跑了。
　　我们进行抗日武装斗争的时候，游击队里有过许多女将军，但是那个时候朝鲜还没出现过李宽麟这样的女子。一个在中学时期只学过刺绣和裁缝的学生出身的女人，竟如此大胆勇敢。《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纸也都曾大书特书过李宽麟的事迹。
　　李宽麟又是刚强有气节、坚贞不屈的女子。
　　三·一人民起义后，南满一带积极开展了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工作。但是，各个团体都搞本位主义，欺视别的派系，各持己见，争执不下，因而合并工作进行得很不顺利。关于合并问题的商议，每次都以毫无意义的争吵和磨擦结束，没有任何收获。
　　我父亲为了解决合并运动面临的这种困难，决定吸收独立运动的元老们进行这项工作，并把准备吸收的头一个对象定为梁起铎。当时，梁起铎住在汉城，处在敌人的监视之下，因而要把他带到南满洲去，决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我父亲经过慎重考虑，认定李宽麟是可以胜任这项工作的好手，便派她带着自己给梁起铎的信，到汉城去了。
　　梁起铎在民族主义者中有很大的影响力。他诞生在平壤的一个汉学家家庭里，很早通过爱国的新闻活动和教育活动，为培养人民群众的反日独立思想，付出了很大力量。梁起铎在朝鲜第一个编纂《韩英词典》，领导了对日本的国债偿还运动，因而出了名。他因“一○五人事件”曾坐过几年牢，还参与过新民会、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国务委员）和高丽革命党（委员长）
　　等组织。他和吴东振一道组建了正义府。
　　正因为他有这样的资历，凡是独立运动者，不分其所属关系，都很尊敬他。
　　李宽麟到汉城后被便衣警察逮捕，关进了钟路街警察署拘留所。敌人每天给她施加毒刑：鼻孔里灌辣椒水，用竹签扎手指尖，反绑着两臂倒吊着打，有时把她打翻在地板上，往她脸上放一块木板，跳上去使劲往下跺脚，拳打脚踢更是家常便饭。每次动刑，都逼她说出从哪儿来，是从中国来还是从俄罗斯来，来此地有何目的等等。最后竟用碱性强的草木灰捏成团，贴在她两腿上，再泼上石油，点上火，威胁着要把她烧死。
　　尽管这样，李宽麟依然毫不屈服，说自己是没有职业的流浪漂泊的女子，来汉城是想找个有钱人家当个针娘或保姆，根本没有犯什么罪，为什么随便抓来，叫人这样活受罪。
　　李宽麟这样坚持，什么也不招认。敌人无可奈何，一个月后就把她放了。
　　她伤痕累累，根本无法动弹，但她还是带着梁起铎回到了兴京。
　　李宽麟一回到兴京就倒下了，残酷的肉刑终于使她卧病不起。尽管同事们竭诚护理她，但病情总不见好转，便请了一位老医生来诊治。老医生诊过脉后，却下了极荒唐的诊断，说她有胎气。也许这是那个老医生想戏弄一下这个有名的美女，故意跟她开的一场无聊的玩笑吧。
　　李宽麟气得喘不过气来，厉声问他是什么意思。那个老医生又说她怀孕了。
　　医生还没把话说完，李宽麟就举起枕在头下的木枕头向他掷过去，大声呵斥说：
　　“你这老东西，我一个青年女子不出嫁，拿起武器参加独立运动跟敌人作战，你有什么不舒心的，来戏弄我，拿我开心？你毁我的声誉，有什么好处？我看你敢不敢再说一遍！”
　　老医生吓得魂飞魄散，连鞋都顾不得穿就跑掉了。
　　正因为李宽麟有这样的气质，我父亲也常常把重要的任务交给她去完成。只要是我父亲交给的任务，不管是什么样的任务，她都坚决执行。让她到平壤去，她就到平壤去；叫她去汉城，她就去汉城；有急件派她去联络，她就去联络；叫她去做妇女启蒙工作，她就去做妇女启蒙工作。
　　我父亲回国内做工作的时候，李宽麟总是作为随行人员陪着他，担任警卫，帮助他的工作。她所走过的路，有几千几万里。她走遍了义州、朔州、楚山、江界、碧潼、会宁等北部国境一带和间岛地区，还踏遍了顺安、江东、殷栗、载宁、海州等朝鲜西部地区以及庆尚道等地，几乎没有一个地方没有她的足迹。
　　当时，李宽麟是我国第一个转战于白头山的姑娘。
　　应在万人最热烈的祝福中度过的黄金般的青春时代，她却在异国他乡忍受着霜打雨淋，熬过了一个女人家难以熬过的戎马生涯。
　　如此满腔爱国热忱，手持双枪，在多灾多难的大地上纵横驰骋，转战南北的李宽麟，为着日趋衰落的独立运动而伤心苦恼，我看了也实在感到痛心。
　　她看到我准备上吉林市去，就说她也准备到吉林市去做些什么事情。但是她未能实践这一诺言。
　　我在吉林市上学时，曾在孙贞道家里见过她两三次，那时候她要求我给她讲当前的时局，于是我花了很长时间给她讲了我国革命的前途。她说我们的做法很合她的意。然而她未能跳出正义府的圈子。她是一个虽然赞同共产主义，却未能付诸行动的民族主义左派。
　　我看着李宽麟为民族主义运动的调敝而苦恼，心中禁不住难过。在民族主义营垒里，有许多像李宽麟一样公而忘私、献身于独立运动的爱国志士。
　　然而因为没有正确的领导者，象李宽麟这样大胆无畏、坚贞不屈的女子，也为找不到正确的方向而苦恼徘徊。当时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刚迈出了第一步的时候，所以她还未能汇合到我们的运动里来。
　　我父亲生前那般爱护和信赖且一手培育的李宽麟，今天因没有可依托的主心骨而痛苦和烦恼。我看着她的情景，不禁为我国民族解放运动没有一个能够把朝鲜所有爱国力量都统一和团结起来引向胜利的得力领导力量而伤心。
　　李宽麟的苦恼使我受到了很大的冲击，使我更坚定了作为新一代必须为革命更加奋发起来的决心。我决心，一定要为象李宽麟这样因为没有正确的方向而苦恼徘徊的爱国者，尽快开拓出能够让所有的人都赞同的新道路，开创一个所有渴望祖国独立的人都汇合到一个洪流里来奋斗的革命的新时代。
　　我怀着这样的雄心壮志，加快了去吉林市的准备工作。
　　我在吉林市最后一次见到了李宽麟，此后的半个世纪以来，我一直在寻找她。
　　我们在东满建立游击队开展游击活动的时候，队伍里就有许多20来岁的女同志。我每当看到她们同男子一样，以豪迈的气概和顽强的斗志，为民族解放史谱写新篇章的英勇行动，就回想起独立军的女杰李宽麟。我不知道她在什么地方做什么，无从知道她的去向，我为她难过，也为她着急。我通过各种渠道打听过她，可是根本无法了解到她的去向和命运。
　　祖国解放后，我还到她的家乡朔州去找过她，可是仍没有找到她。
　　到了70年代初，我们终于打听到了她的去向。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经过多方面的努力，终于打听到她仍住在中国，还有她亲生的一男一女。
　　同李宽麟并肩战斗过的人们当中，孔荣、朴振荣等受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影响、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人，同我们一起开拓了新的道路。他们都不愧为革命者，为革命壮烈牺牲了。但是，李宽麟却因为没有遇到引导她走向正确道路的好领导，不得已在中途停止了斗争。
　　吴东振活着的时候，李宽麟为了贯彻宽甸会议提出的无产阶级革命方针，费了不少心，走了不少路。我去吉林市的那年（1927年）夏天，李宽麟同张哲镐等独立军队员们进入奶头山，搭起草棚，种了土豆，同时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工作。当时，吴东振好像有过这样的打算，要把奶头山变成独立军的一个活动基地。
　　但是，吴东振被捕后，这些活动也都付之东流了。在民族主义左派势力中，最倾向于共产主义潮流的人是吴东振，可是他这个大柱子一倒下，就没有为实现宽甸会议方针挺身而出的人了。正义府里虽有一些赞同共产主义的人，但他们都是些无能为力的人。
　　“三府”合并成国民府后，民族主义上层集团急剧地走向了反动的道路，出现了连共产主义这个词都不准提的局面。国民府的领导人甚至作出把赞同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左派人士，告发给日寇警察以至暗杀的叛逆行为。
　　李宽麟也受到国民府恐怖分子不断的追击和胁迫，不得不四处躲藏，想找一个隐身之处，最后嫁给了一个中国人，被埋没到家庭里去了。正如始料所不及，结婚成家也未能遂她的愿。
　　李宽麟曾经像一颗启明星一样出现在凄风苦雨的满洲荒野，到处打击敌人，使敌人胆战心惊，引起世人的注目，被誉为“独立军中一朵花”、“万绿丛中一点红”。然而这样的一朵花，却无可奈何地枯萎了。
　　打个比喻说，她是个乘着民族主义这只小木船走上了漫长航路的独立运动者。她的这只木船，要闯过重重苦难和考验的反日独立斗争这个茫茫大海上的惊涛骇浪，实在是难以做到的。乘上这只小木船，根本划不到祖国光复这个目的地的。
　　许许多多的人乘上这只船开始了航行，但是大多数的人没有走到彼岸，就在中途下了船。他们下船后却装作忧国志士，尸位素餐，只图一身的安逸，混过了岁月。从前以民族的“代表”自居的那些上层人士当中，有的变成了贩卖白膏药的小市民，有的躲入深山当了和尚。
　　没有叛变，只埋没在家里或搞生意的人，还算好一些。同李宽麟一道走过一段民族主义道路的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背叛祖国和民族、沦为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人。
　　李宽麟和我们分手后在异国他乡度过了半个多世纪，前几年才回到了祖国。
　　她说，自从她知道了我就是那个她在独立军时那样崇拜过的金亨稷先生的儿子成柱以后，想回祖国的心就更加迫切了。她心想，既是成柱领导着国家，那么金亨稷先生要建设万民平等的社会的理想肯定会得到实现，这个社会她非亲眼看看不可。在那寒风呼啸的满洲原野上，每当枕着胳膊躺在地上望着夜空上的星星时，就想起自己生长的故乡山河，不知淌过多少眼泪。她死也要死在这块祖国的疆土上。
　　然而，李宽麟要下定归国的决心，却是经过了多年别人无从知道的苦恼。
　　她有两个儿女和几个孙子孙女。她一个已到人生晚期的老年人，要把这些亲爱的骨肉都留在很难再返回去的异国他乡，自己只身一人回祖国来，的确是很难下这个决心的。
　　但是，李宽麟还是毅然决然地下定了纵然和那些亲骨肉永别，也要回到祖国的决心。这的确是非李宽麟这样有胆力的女子就不敢想象的果断的决心。她如果不是在年富力强的时候为祖国献出自己宝贵青春的人，恐怕是不能下这种决心的。
　　只有为祖国哭泣过，欢喜过，为祖国流过血，默默地献出了全部身心的人，才能从心灵深处领会到祖国有多么宝贵。
　　我看到把亲生骨肉都留在国外，白发苍苍地单身回到祖国来的李宽麟，对她火一样炽热的爱国之心和崇高圣洁的人生观深感钦佩。
　　在抚松分手时才20多岁正当芳年的李宽麟，变成一个80高龄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时，已根本看不出她那曾经为众人所钟情的红颜美貌了。
　　当我苦苦寻找的杳如黄鹤的李宽麟，头上披着白霜来到我面前的时候，我想着那使我们分离了半个多世纪的无情岁月，心中不由得产生了惆怅之感。
　　我们在平壤市中心风光优美的地方给李宽麟盖了一处住房，考虑到她的高龄，还给她派了厨师和医生。那所房子离她在姑娘时节上过的女子高等普通学校旧址不远，是金正日组织书记体察到李宽麟的心情，特意选择这个地方盖的。金正日组织书记还到她家去，根据老人的兴趣和爱好，指定了家具的位置，查看了照明和供暖情况。
　　李宽麟虽然年老，行动不便，却亲手在院子里翻一块地种上了玉米。她说我在小时候是喜欢吃玉米的，她要亲手种出玉米来送给我吃。尽管已经流逝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可她还记着我小时候的口味。她在抚松的时候，一到夏天就常买回老玉米来，在后院里烤好了给我和弟弟们吃。
　　她去世后，我们考虑到她在年轻时为祖国和民族建树的功绩，为她举行了隆重的葬礼，把她的遗体安葬在爱国烈士陵园里。
　　真正热爱祖国和民族的人，无论他住在地球的任何一隅，必然都回到有着祖先的坟墓，自己所生长的热土热乡来。即使是从不同的起点出发的，也总有一天会这样聚在一起畅叙旧怀的。
　　第三章吉林时代
　　（1927年1月～1930年5月）
　　一探索先进思想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左右。过了年，第二年一月中旬离开了抚松。抵达吉林市时是在行人熙来攘往的中午时分。每次问路，都掏出记有父亲亲友地址的小本子，用冻僵的手翻，我觉得这样很麻烦，便把我要找的街名和门牌号码都记在脑子里了。这个古老大城市的繁华景象，好像一开始就对一直生活在寂静、冷清的农村的我施加了压力。
　　我走出收票口后仍抑制不住兴奋，久久站在那里望着招呼我进入新生活的新天地的活跃景象。
　　那天我所看到的街景中印象最深的是街上卖水的多。连过路的行人也忿忿地嘀咕：这个以水都著称，有个时期被称为浮桥的城市，现在却缺饮用的水，只有卖水的行业兴旺，吉林这个城市的生活只能越来越不好过了。在这个喝口水也要打打算盘的城市里，当我迈出第一步时，就感到生活上的沉重压力，但我以抵抗这种重压的心情，挺起胸膛，迈开大步走向街心。
　　从吉林站沿着向北山方向伸展的岔路街走了一段就看见了把城市分成城里和城外的城墙，也看见了城门，城门上的匾额写有“朝阳门”字样。朝阳门近处有新开门。吉林除了朝阳门和新开门外，还有巴虎门、临江门、福绥门、德胜门、北极门等一共10个城门。每个城门都有张作相的兵把守。由于风化作用多处坍塌的古色苍然的城墙，令人感到这是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城市。
　　吉林是我第一次来的生疏的地方，却没有一点陌生之感。也许是因为我很早就想来而且又有父亲的很多朋友在这里的缘故吧。我的小本子里记着十几个我应该去问候的父亲的朋友和亲友的地址。吴东振、张哲镐、孙贞道、金史宪、玄默观（玄益哲）、高远岩、朴起伯、黄白河等人都是在吉林的父亲的朋友，是我应该去见的人。
　　我把探访的第一个对象选定为吴东振，去找在岔路街和商埠街之间的他家。老实说，当时我心里暗自有些紧张。父亲的朋友们特意介绍我入了华成义塾，可我却中途退了学，吴司令会不会高兴呢？
　　可是，吴东振和从前一样很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向他谈了我从华成义塾退学来到吉林的经过。他没说什么，只是表情严肃地点了点头。稍后他说：
　　“看到你突然出现在吉林，我不由得想起了你父亲。你父亲也是像你这样突然从崇实中学退学的。当时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非常惋惜。可是后来我就认为你父亲下的决心是对的。不管怎么说六个月就退了义塾来到吉林，这个果断性是惊人的。如果吉林符合你的理想，你就在这里挖你的井吧。”这就是那天听了我来吉林的经过后，吴东振说的全部的话。这不愧是吴东振的豁达的思想方法，我心里很感激。
　　他惋惜地说，你既然来吉林念书，就把母亲和弟弟都带来在这里定居才好呢。他在去抚松参加我父亲葬礼时也曾多次劝我母亲搬到金先生的朋友多的吉林去。母亲对他的好意表示感谢，却没有离开抚松。她想，我父亲虽然去世了，可是他的坟墓在阳地村，怎么能轻易就搬到吉林去呢。
　　那天，吴东振给我介绍了他的秘书崔一泉。吴东振多次夸过他的秘书，所以我也对崔一泉有一定的了解。他是在正义府中以文才著名的人物。自这一天会晤之后，我和崔一泉建立了特殊的同志关系。
　　那天下午，吴东振把我带到三丰客栈介绍给独立运动者们。在他们之中也有金时雨给我写纸条、让我去见的金史宪，还有正义府警护队长张哲镐，三丰客栈应是三丰旅馆，在中国把旅馆也叫做客栈。这个旅馆里，除金史宪、张哲镐外还有很多不知姓名的独立运动者留宿。
　　三丰旅馆和太丰合碾米厂是独立运动者在吉林的两大据点，即是住处又是联络点。
　　来自朝鲜的移民也大多利用三丰旅馆。
　　这个旅馆的主人是孙贞道牧师的同乡。他原来往在平安南道甑山，后来听孙牧师的劝说来吉林开了三丰旅馆。虽然招牌是旅馆，但给人的印象好像是宿舍或公共礼堂。
　　三丰旅馆离日本领事馆只有100米左右。日本领事馆可以说是吉林地区侦探活动的总部。密探和警察那么费尽心机搜寻的反日独立运动者们时常出入这个等于在日本领事馆门口的旅馆，有人觉得不太适宜。可是，独立运动者们却说“灯下黑”，毫不在乎频繁出入这个旅馆。说也奇怪，真没发生过一次爱国者在三丰旅馆被逮捕的不幸事件。所以，我们建立了组织后，也常常利用这个旅馆。
　　金史宪看了金时雨的纸条之后对我说，他熟悉的叫金刚的朝鲜人在吉林毓文中学当教师，入这个学校怎么样。这是市内新兴社会界办的私立学校，是个倾向性好的学校。这在社会上已广为人知。这是因为《吉长日报》多次登了关于这个学校的报道。《吉长日报》早在1921年就介绍毓文中学说，惨淡经营，成绩优异，博得社会各界赞助。
　　由于围绕着资金问题和校长滥用职权问题发生的纠纷，毓文中学的校长频频换人。我到吉林时，正是李光汉接替南京金陵大学毕业的张荫轩当校长不久。
　　校长四次易人，可见毓文中学是多么重视正义和法度的。毓文中学的这种革新性的校风吸引了我。
　　第二天，金史宪把我介绍给金刚先生。金刚能说一口流利的英语。
　　我由他带领去见了李光汉校长。李光汉属于中国民族主义左派，是周恩来总理的中学同学，是从小就受到周总理影响的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我知道周总理和李光汉校长的关系，是在几十年后的事情。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周总理谈话，回忆青年时代谈到给了我很多帮助的中国人时，提到了李光汉校长的名字。周总理听了非常高兴，说他是他在天津南开大学附中念书时的同学。
　　那天，李光汉校长问我学校毕业后准备做什么，我毫不犹豫地回答说，愿意把一生献给光复祖国的事业。他赞扬地说，这个抱负很好。
　　也许是因为谈话坦率的缘故吧，他痛快地答应了我的要求。让我不经过一年级，而在二年级插班学习。
　　我在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活动时期，多次得到这位老师的帮助。他明知我因为革命工作常常缺课，却装作不知道，并且从各方面保护我，不许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随便触动我。军阀和领事馆警察要来抓我，他先通知我快逃。因为校长是有良心的知识分子，所以有许多思想家能够在他属下站住脚进行活动。
　　在毓文中学办好入学手续回来，吴东振夫妇劝我，直到学校毕业就住在他们家，不要住学校宿舍。这从当时我的处境来说，确实是一种幸运。
　　我念书要靠母亲供给学费，可是母亲体弱多病。母亲不分春夏秋冬常年给人家洗衣，做针线活，每月给我寄来三块来钱。这些钱交了学费、笔记本和教科书钱，就连一双鞋都买不起了。
　　因为处境如此困难，我不得不接受了父亲的朋友们的劝告和好意。我到吉林，起初住在吴东振家上学，他被捕后在张哲镐家住了一年左右，然后在玄默观家住了几个月，后来又在接替吴东振任正义府司令的李雄家住了一些时候。
　　那时在吉林的名人大都是和我父亲有亲密关系的人，他们从各方面照顾我，爱护我。我常常访问他们的家，在这过程中认识了很多独立军干部和独立运动领导者，见到了来往吉林的许多各式各样的人。
　　当时，正义府的干部们几乎都定居在吉林。正义府建立了行政、财务、司法、军务、学务、外交、检察、监督等庞大的中央机构和地方机关，甚至向辖区内的朝鲜同胞征收税金，俨然是个独立国家。为保护这一庞大的机构，正义府还拥有由150多名军人组成的常备的中央护卫队。
　　吉林市是中国的一个省城，和奉天、长春、哈尔滨一样是满洲地区的政治、经济、文化的中心之一。
　　吉林督军署由张作霖的堂弟张作相当头子，他不大顺从日本人。如有日本人向他告状说，某某是共产党、某某是坏人，他就拒绝他们的要求说，你们用不着管。他之所以这样做，与其说是因为他有什么政治见解，倒不如说因为他无知，自尊心却又强。他的这种特点给革命者和社会运动者提供了有利条件。
　　迁居满洲地区的朝鲜人大部分都住在吉林省。
　　正因为这样，很多被日本军警追赶的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聚集在吉林了。因此，这个城市自然就成了朝鲜人的政治活动舞台及其中心。“东三省的排日策源地是吉林”，日本人的这一评语并不是没有根据的。
　　20年代后半期，吉林是朝鲜民族主义运动在满洲的基本势力－－正义府、参议府、新民府的首脑的集结地。独立运动者们办报、办学校等多在桦甸、兴京、龙井等地，而其首脑们聚在一起进行活动的地方是吉林。
　　ML派、火曜派、汉上派等宗派分子各自为扩大本派势力而疯狂活动的地方也正是吉林。共产主义运动者中自命不凡的所谓名人也几乎都出入吉林。
　　民族主义者、共产主义者、宗派分子、流亡者等各种各样的人都聚集在这里。
　　向往新事物、探求真理的青年学生也来这个城市。
　　一句话，可以说吉林是形形色色的思想潮流的汇集处。我就是在这里举起共产主义旗帜开展革命活动的。
　　当我来到吉林的时候，己有“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几个成员按照在桦甸的约定，先来到这个城市进了文光中学等学校和机务段、码头等单位。
　　他们听到我出现在吉林的消息，马上跑到吴东振司令家来了。他们对吉林市的印象是“东西贵、水贵、柴贵，但书多是个好处”。
　　我开玩笑说，书多的话，同饥饿的痛苦也可以妥协。不过这也是我的真情实意。
　　对毓文中学，他们也有良好的印象。他们说，教职员中虽然也有国民党右派，但绝大多数的教师，不是共产党系统的就是三民主义崇拜者。
　　听他们这么说，我的心也踏实了。
　　后来才知道，尚钺先生和马骏先生也都是共产党员。
　　我们决心要在新的地方努力学习革命的真理，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尽一切力量进行斗争。
　　留在桦甸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们，也为了找活动舞台分赴抚松县、磐石县、兴京县、柳河县、安图县、长春县、伊通县等满洲一带朝鲜人居住区。他们当中也有回原中队重新当独立军的。
　　在像吉林那样复杂的城市里，靠为数不多的骨干分子，为了让千百万人倾听我们的呼声，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但是，我们都充满了坚定的决心：各自都成为火种，唤起周围的十人百人，再由那十人百人燃烧起千人万人的心，以变革世界。
　　我在吉林的活动是从进一步深入研究马列主义开始的。我来吉林的时候就决心更积极更深入地进行在桦甸开始的对马列主义的研究。吉林的社会政治空气，使我更加坚定了要进一步深入钻研新思想潮流的决心。我读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的著作，比做学校的功课还热心。
　　当时中国正处于大革命时期，大量翻译出版了苏联和日本发行的好书。
　　北京还出了《翻译月刊》杂志，常常刊登青年学生感兴趣的进步文学作品。
　　在抚松和桦甸看不到的书，在吉林就可以随意弄到。可是我没有买书的钱。
　　现在说这些话，可能很难相信，可是那时我只在上学时才穿球鞋，一回家来就几乎都光着脚。
　　，牛马巷的图书馆一个月收一毛钱的阅览费，我每月都买那个阅读券，放学回家时到这个图书馆看几个小时书和报纸。这样，少花钱也能看各种出版物。
　　看到书店来了好书也没钱买的时候，我就鼓动有钱人家学生，让他买下书，然后借来看。有些有钱人家的学生，自己不看，为了装点门面，把书买来放在书架上。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校管理是采取民主方式的。图书主任由学生大会每半年选举一次。当选的图书主任有制定学校图书馆工作计划、购入书籍的权利。
　　我在毓文中学时先后两次被选为图书主任。我利用这个机会购置了许多马列主义书籍。
　　书多起来，这回时间又不够了。我为了争取更多的时间来读书费尽了心思。为了在争取到的时间内读更多的书并深入把握实质内容，作出了努力。
　　我父亲在我小时候就让我养成了一种习惯，每看一本书，一定把书的主要内容和学习心得记下来。父亲使我养成的这种习惯起了很大作用。读书时掌握好主要内容，那么，无论多么错综复杂的内容也能明确地把握住，也能在短时间内读很多书。
　　我在中学时代通宵达旦地读书，并不只是因为有单纯的研究学问的趣味或进取心。我并不是为了做一名学者或飞黄腾达而热中于读书的。怎样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又怎样才能消灭社会的不平等，让劳动人民过上好日子？我要从书里找到的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无论在什么地方，看什么书，我总是想找到这个答案。
　　不是把马列主义当作教条，而是作为实践的武器，不是从抽象的理论中，而是从朝鲜革命这一具体实践中去找真理的标准－－我的这一立场，可以说是通过上述过程逐步产生的。这个时期，我手不释卷地读了《共产党宣言》、《资本论》、《国家与革命》、《雇佣劳动和资本》等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解释这些著作的书。
　　在读政治书的同时，还读了很多革命的文学作品。当时我最感兴趣的是高尔基和鲁迅的作品。在抚松和八道沟的时候，读了《春香传》、《沈清传》、《李舜臣传》、《西游记》等很多反映古代生活的书，到了吉林以后就读了《母亲》、《铁流》、《祝福》、《阿Q正传》、《鸭绿江上》、《少年漂泊者》等很多革命的小说和描写当时生活的进步小说。
　　后来进行抗日武装斗争，遇到像艰难的行军那样艰苦考验的时候，我就回想起在吉林时读过的《铁流》等革命小说的内容，从中获得了力量和勇气。
　　文学作品对人们的世界观的形成起了重要的作用。所以，我每次同作家见面，就叫他们多写些革命的小说。现在，我们的作家也写了不少革命的巨著。
　　我们通过亲眼目睹当时不合理的社会现象和人民的悲惨生活处境，也提高了政治觉悟。
　　那时，从朝鲜去满洲的移民当中，经由吉林到别的地方去的也不少。我们随时通过他们了解国内的惨状。
　　渡过了鸭绿江的移民，有的经过丹东，利用南满铁路到长春，再从那里利用东支铁路前往北满一带，有的利用吉长线经由吉林到附近腹地，有的由奉天利用奉海线，有的用吉会线前往敦化、额穆、宁安方面。
　　寒冷的冬天和早春季节，就可以在吉林车站和旅馆看到许多朝鲜移民。
　　这些移民当中经历了什么样波折的人都有。
　　有一天，我和同学们一起到戏院看戏。散场时，唱戏的女演员来找我们，说出她爱人的名字，问我们叫崔某的人是不是住在这里。她说的竟然是朝鲜话，这使我们大家着实吃了一惊，因为朝鲜不唱这种戏。
　　这个女演员名叫玉粉，庆尚道人。有一天她的父亲同邻居朋友喝酒，对朋友说，你老婆生了男孩儿就做我的女婿，我老婆生了女孩儿就做你的儿媳妇，要是两家都生了男孩儿或女孩儿，就叫他们结拜兄弟或姊妹吧。他们两人就这么约定了。
　　不久后，一家生了男孩儿，另一家生了女孩儿。两家把一条丝绸手巾分成两块，各拿一块作为结亲的标志。
　　后来，为了谋生，两家先后都离开了家乡。生了儿子的那家来到吉林落户，那儿子长大后上了文光中学。这家来到吉林后弄到一栋房子，还开了一个小小的碾米厂，日子过得还算不错。可是，生了女儿的那家到了丹东就没有路费了，只好把女儿卖给了中国人。玉粉就这样挨打挨骂学唱戏，成了演员。随着年龄的增长，她就想起在家乡订了婚的男人了。她每到一个地方唱戏，都要偷偷地出去找朝鲜人探问那男人的去向。
　　那天，叫玉粉的女演员同念文光中学的未婚夫进行了戏剧性的重逢。
　　当玉粉说不再唱戏而要留在未婚夫身边时，那戏团老板娘就索取巨额的身价。玉粉只好下决心说，把自己赚的钱积攒几年，还了身价后一定回到吉林来。我们目睹这一情景，义愤填膺，怒火中烧。同学们骂那个只知金钱，不知人情的戏团老板娘，是“像毒蛇一样的女人”。
　　几十万人聚在一起，满头大汗为生存而竞争的大城市生活，掩盖不住阶级社会的恶臭。
　　一个烈日当空的夏天，我和同学们从北山往回走的路上，看到有个黄包车夫在路旁跟一个有钱人相争。看来，那有钱人车钱给得太少了。车夫央求说，现在是“三民主义”时代，也该照顾照顾“民生”问题呀，再给几个钱吧。可是有钱人不仅没有再给点钱，反而说，你光知道“三民主义”，就不知道还有“五权宪法”？说着抡起文明棍儿就往车夫身上打。
　　我们学生怒不可遏，冲向那有钱人，逼他多拿钱。
　　通过这些体验，我们心里产生了这样的疑问和不满：世上为什么有坐黄包车的，和拉黄包车的；为什么有些人住在有十二道大门的富丽堂皇的住宅里养尊处优，而有些人却变成乞丐流浪街头呢？
　　人们从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和利害关系开始，逐步具有憎恨剥削阶级、维护本阶级利益的思想，进而抱着要建设新社会的觉悟，走上革命的道路，这样才可以说他树立了革命的世界观。
　　我也是通过阅读马列主义著作等革命书籍，开始认识到自己的阶级地位，然后目睹社会现实，从中了解到很多不平等的现象，产生了憎恨剥削阶级和阶级社会的思想，最后抱着要改造和变革世界的决心走上了革命道路的。
　　越广泛地阅读马克思和列宁的著作，越深深地为之心醉，我就越想尽快把这一革命学说普及到青年学生中去。
　　我在毓文中学第一个结交的朋友是叫权泰硕的朝鲜学生。最初，毓文中学一共有四个朝鲜学生，其中有意搞共产主义青年运动的只有权泰硕和我，其余两个对政治运动漠不关心。他们只知道钱，一心想毕业后做生意。
　　我和权泰硕志向类似，对社会的看法也相似，所以一开始就志同道台了。
　　在中国学生当中，一个叫章新民的学生跟我较亲近。他经常跟我相处，常常就政治问题交换意见。我们的话题是多种多样的，包括社会的不平等、帝国主义的反动性、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企图、国民党的背叛罪行等等。
　　直到那时，在吉林，马列主义还只是青年学生憧憬的对象。听说马克思是了不起的人，想了解了解他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他们抱着这种想法去翻翻经典著作，或者以为不懂马克思主义是什么就要落后于形势。我根据在桦甸取得的经验，吸收几个志同道合的同学首先在毓文中学组织了秘密读书组。秘密读书组的使命和目的，是用马列主义思想和理论牢牢地武装进步的青年学生。这个组织发展非常迅速，不久就扩展到文光中学、第一中学、第五中学、女子中学、师范学校等吉林市内许多学校。
　　随着读书组成员队伍的扩大，我们借了独立运动者经营的碾米厂的一间房子，让留吉学友会成员出面自行办了一个图书室。现在到处都有图书馆，而且只要下决心，像人民大学习堂那样的大图书馆，也能盖得像宫殿一样。
　　可是那时我们两手空空，要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办图书室，可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了。要购买书籍，还要置备书架和桌椅，可是我们哪有钱呢！所以，每逢星期天就出去打工，或到铁路工地去扛运枕木，或到江边去背运小石子，女学生也到碾米厂去筛选大米。用这样一分两分汗水挣得的钱买了书。
　　还设了可以另行保管革命书籍的秘密书架。这样办好图书室之后，简短而又饶有风趣地写好书的介绍，贴在市内许多地方。这样一来，学生们就开始争先恐后地找我们的图书室来了。
　　那时，我们为了吸引学生，图书室里还置备些爱情小说。
　　青年们读爱情小说感兴趣，来图书室的很多。我们用这种方式让他们对读书感兴趣，然后一点一点地开始提供社会科学方面的书。学生们通过读社会科学方面的书逐步提高了觉悟，我们就从秘密书架上拿出马列主义经典著作和革命的小说给他们。
　　那时，我们还让青年学生读了《再生》、《无情》、《开拓者》等李光洙的小说。三·一运动前夕，李光洙在日本东京草拟过《二·八独立宣言书》，投身于独立运动，还写了很多进步作品。所以学生喜欢读他的小说。可是后来李光洙变节，没能写出有教育意义的作品，最后竟然写出了像《革命家的妻子》那样的反动作品。建立了抗日游击队之后，我率领部队去南满，在路过抚松暂时停留的机会读过这部小说。小说描写的是，一个共产主义者在家养病，他的妻子跟常来他家给他治病的医专学生发生暧昧关系的丑恶生活，通篇贯穿着污辱共产党人、诋毁共产主义运动的思想。
　　在星期六和星期日我们常常在吉林教堂或北山公园开读书心得报告会。
　　起初还有过谈爱情小说内容的学生。这时，别的学生就大声喊不要谈那种无聊的东西。那些着迷于爱情小说的学生，这样丢了一次脸，也就主动地去读革命小说了。
　　为了向青年学生和群众广泛宣传革命思想，我们还利用了“说书”的方式。
　　有一天，我嗓子疼，作热敷，没能上课。回家时路过北山，看到许多人围坐在一个盲人周围，听他讲故事。
　　走近一看，那盲人掺杂着戏谑的话讲《三国志》的一段。他讲到诸葛亮用计一举冲垮敌阵的场面还击鼓助兴。讲到人们最感兴趣的地方就停下来，伸手向听众要钱。当时，中国人把这叫“说书”，是个吸引群众的好方法。
　　从那以后，我们也用这种方式宣传革命思想。
　　我们同学当中有个善于讲笑话、口才又好、很活跃的人。他是接受我们交给的任务，做宗教徒的工作的。他祷告、背诵圣经比牧师还强。我们就交给了他“说书”的任务，他做得比背诵圣经还好。他到串门的人多的人家或人多的公园去，有声有色地给人们讲内容好的小说，每次都受到了好评。盲人“说书”要收钱，他不收费，但他在最使人感兴趣的地方停下来，做一番鼓动演说，然后说愿听下回者，请明天再来。第二天，到时候人们就会聚集在指定的场所听他讲完小说。
　　那时我通过书结交的人当中印象最深的是朴素心。
　　吉林的繁华大街有一个叫新文书社的大书店，我每周都要去几次，朴素心也是这个书店的老主顾。他每次都在卖社会科学书籍的柜台前踱来踱去。
　　因此，我们两个就常常在柜台前碰上。他身体很瘦，但个子修长，颇有知识分子风度。
　　当我带着同学到书店去为学生图书馆买一大包书的时候，他就像选购自己的书一样帮助我们选书，说哪本书怎么样，哪本书一定要看等等。就这样通过书，我和朴素心建立了亲密的关系。我住在东大滩上学的时候，有一段时间他也在我住的宿舍跟我一同生活过。
　　朴素心原来住在汉城，后来来到吉林。他身体虚弱，无意搞共产主义运动，只是为报刊写些短小的文章。他写的文章可能刊登在《海潮新闻》或《朝鲜之光》等报刊上。他虽没怎么参与运动，但对宗派分子是非常轻蔑的。朴素心有主见，见识高，所以来往吉林的形形色色的运动者们各个都想争取他。
　　朴素心通宵达旦地读日文版的《资本论》。他是个出奇的读书迷，如果没钱了，即使把身上的衣服脱下来拿到当铺去当，也要买书来看，他不是那种读了几本通俗的入门书，就以马列主义理论家自居的人，而是对马克思和列宁的主要著作几乎都通晓的人。
　　朴素心是给我介绍并解释了《资本论》的难忘的老师。和马克思的其他著作一样，《资本论》也有不少难解的地方。因此，朴素心给我们上了《资本论》的解释课。理解经典著作，到底还是需要有入门书和有人辅导，朴素心就起到了这种作用。他确实有渊博的知识。
　　有一次我问他关于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
　　朴素心把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在历史发展的许多阶段从不同侧面解释了无产阶级专政的论断都背了下来，背了好长时间。从理论和知识上看，他可是足以称为马克思主义大师了。不过，朴素心也有不懂的，答不上的。
　　我曾问过他：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是首要的，而民族解放是次要的。可是在我国，不是只有首先从日本帝国主义的羁绊下获得解放，工人、农民才能获得阶级解放吗？这是当时我们同学纷纷议论的问题。
　　直到那时，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很少从理论上阐述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同民族解放的相互关系问题。关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有许多问题需要作出科学的阐明。
　　朴素心对我提出的问题作了很含糊的回答。
　　我又问，马列主义经典著作中说，宗主国的革命和殖民地国家的革命总是有机地联系起来的，但只强调了宗主国的革命胜利所具有的意义，这不就是说只有日本工人阶级在革命中取得胜利，我国才能获得独立吗？难道我们就得坐在那里束手等待他们取得胜利吗？
　　朴素心也没能回答这个问题，他以惊异的目光望了我许久。朴素心说，正如经典著作中写的那样，把工人阶级的阶级解放放在民族解放的前面，视宗主国工人阶级的斗争重于殖民地国家的民族解放斗争，这是世界上公认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路线问题。
　　我不以为然地摇了摇头。他也显得十分焦急，坦率地说，他只是从学术上研究了马列主义，并没有把它同朝鲜的独立和在朝鲜的共产主义建设这一具体革命实践结合起来考虑过。
　　我听了这话，心里感到遗憾。像他所说的那样，脱离实践，只作为一种学问研究共产主义学说，是没有什么用处的。
　　当时，我和同学们在研究马列主义先进思想时，最大的苦衷是这一点：
　　我们也应该像俄国人那样通过革命变革社会，解放祖国，可是朝鲜的情况和发生了十月革命的俄国的情况是不相同的。
　　在像落后的半封建国家朝鲜这样的殖民地国家，应该怎样进行无产阶级革命，在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不得不离开祖国，在中国土地上进行斗争的情况下，同中国等邻国的革命怎样取得联系；如何执行朝鲜革命所赋予的民族任务和世界革命所赋予的国际主义义务等复杂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我为找到对这些问题的正确解答，花了很长的时间，付出了昂贵的代价。
　　朴素心在探求马列主义的过程中，跟我非常亲近了，也被我们的革命志向深深地吸引住了。
　　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还同我们一起忘我地参加了青少年的教育和启蒙工作。一直埋没在书堆里的人，一经下定决心投入实践，其热情是非凡的。
　　后来。为了治肺病，他被送到卡伦地区。
　　朴素心在离贾家屯五里来路的雾开河畔搭个草棚，自己做饭，过着寂寞的生活。
　　我在卡伦和五家子一带进行活动时，抽出时间去看望过他。朴素心见到我，非常高兴。我们敞怀叙旧，讨论了很多问题。
　　那时，朴素心第一次给我看了他爱人的照片。这使我感到十分惊讶，我原以为他的爱人已死去或离婚了呢。只看照片就可以看出他爱人是一个非常漂亮的有教养的新女性。
　　朴素心说不久前在汉城的爱人寄来了信。我问他为什么不把爱人接来？
　　他说他爱人是个富翁的女儿。
　　我又问，当初结婚时你不知道她是富翁的女儿吗？
　　朴素心长叹一声说，是结婚后他的世界观变了。
　　我觉得这话很奇怪，又问他，你真地完全忘掉了爱人吗？
　　朴素心坦率地说，他一直以为忘掉了，可是最近接到她的来信后，就常常想起她。
　　于是我真心劝告他，如果爱妻子，就应该把她接来。我对他说，如果连自己的爱人都教育不好，那怎么能推翻旧社会，建设新社会呢？爱人在身边，对治病也会有好处。
　　朴素心虽答应这么做，却又叹了一口气。
　　“是成柱同志的劝告，我就要听。不过，我的人生已经日薄西山了，我的一生是失败的。”
　　他没有子女，又没有可以留给后代的财产或精神遗产。他说，本想献出一生研究马列主义，一定要写出有利于工人阶级的书的，可是这个初衷不能实现了。他慨叹道，年轻力壮，生龙活虎的时候是因为不知真理而没有做到，而认识了真理，身体条件却又不允许。
　　听了朴素心的这番话，我也很焦急。朴素心对学问认真、勤勉，又很钻研。如果他不只埋没在书堆里，而更早些投身于实践，那么就会找到有助于工人阶级革命事业的有价值的理论，也会建树实践方面的业绩的。理论出自实践，理论的正确性又通过实践得到验证。我们时刻不能忘记的实践，就是争取朝鲜的独立，为我国人民谋幸福。可惜，朴素心刚刚认识到这一真理就离开了我们。
　　后来朴素心把爱人从汉城接来，在她的护理下，继续写小论文和点滴感想，直到在卡伦去世。
　　古人说：“朝闻道，夕死可矣。”可是像朴素心这样能做很多事情的人，刚认识到真理就离开了人世，实在令人遗憾。
　　我在吉林住了三年多。在我的一生中，吉林确实可以说是在我的记忆中难以忘怀的地方。
　　就是在这个吉林，我掌握了作为科学学说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又在这一学说的帮助下，更深入地认识到了为朝鲜的独立和人民的幸福，必须把理论付诸于实践的真理。
　　如果说我很快地认识到了新思想潮流的真谛，那是因为我生为亡国民族的儿子所具有的悲哀和愤怒的缘故。我们民族遭受的难以忍受的灾难和痛苦，使我早点懂事了。我把受难的祖国和民族的命运作为自己的命运接受下来，这使我有了巨大的民族使命感。
　　在吉林的时期，我确立了不可动摇的世界观，这成为我一生的思想精神食粮。
　　在吉林的积蓄和体验，使我后来能够构筑自主的革命思想的骨架了。
　　学习是革命者为自我修养而必经的基础工序，是在奠定为社会的进步与变革作出贡献所需基础方面一天也不能中断的脑力劳动。根据我在吉林的时候探索先进思想的过程中所吸取的教训，我今天也在强调，对于革命者来说，学习是头等重要的任务。
　　二尚钺先生
　　给我介绍了《资本论》的老师是朴素心，而给我介绍了高尔基的《母亲》和曹雪芹的《红楼梦》的人是尚钺先生。尚钺先生是毓文中学的语文教师。
　　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没过几天，我们听到北京大学英文系毕业的新语文教师到任的消息，大家都等待着语文课。
　　不过，我们迎接新任教师，心里不免有些不安。担心如果新到任的语文教师是教育厅派来的特务，那该怎么办。教育厅派来的毓文中学教师当中有不少是被军阀当局收买的不良分子。
　　当时是张学良按照蒋介石的指令，开始在满洲土地上换上国民党旗帜还不久的时候。蒋介石的特务组织已经把魔爪从沈阳伸到吉林。虽然国民党爪牙们还没能把毓文中学完全掌握在他们手中，但是革新思想强的该校教职员和学生的活动，时刻都处在军阀及其走狗的注视之中。
　　正是在这样的时候，新教员到任了。所以，学生们不能不以十分紧张的情绪等待着语文课。
　　尚钺先生只上一堂课就使学生们的紧张情绪云消雾散，并深受我们的欢迎。他在一课时内把长达120回的《红楼梦》的庞大梗概全讲完了。提纲挚领，又不断插入重要生活细节，讲得那么精练，使我们一下子完全把握了这部小说的结构和一个家长制传统支配的贵族家庭的没落过程。
　　尚钺先生讲完课一走出教室，学生们就欢呼起来，说毓文中学来了个宝贝老师。
　　《红楼梦》的内容，他谈得很多，可是对其作者却介绍得很少。
　　第二天，我找到在操场边上散步的尚钺先生，请他具体地介绍一下《红楼梦》作者曹雪芹。他说，上课时因为时间不够，作者的经历就省略了，你提出这个要求是可以理解的。接着详细地给我介绍了曹雪芹的生平和家史。
　　听完他的介绍后，我当场就作者的出身与作品的阶级性质的相互关系向他提出了几个问题。
　　尚钺先生对这些问题也作了明快的解答。他首先说这是他个人的想法。
　　然后才说，作者的出身影响作品的阶级性质，这倒是事实。但决定其性质的绝对因素并不是作者的出身，而是作者的世界观。他把曹雪芹作为例子加以说明。曹雪芹虽然生在一个受康熙皇帝特殊待遇的贵族家庭，在富裕的环境中长大，却能形象地反映处于衰亡时期的封建中国的内幕和它灭亡的必然性，这是因为他的世界观是进步的。
　　那天，尚钺先生对我说：
　　“今天成柱同学来找我，做得很对。如有疑问或想知道的问题，就不要犹豫，马上就去请教于老师。这是在科学研究中学生应采取的态度。不要受时间、场所的限制，要多提些问题。我喜欢多提问题的学生。”尚钺先生的这段要多提问题的话，吸引住了我。本来我这个从小学时代起一直以多提问题而出名的学生，入了毓文中学以后仍提很多问题，使教师们感到厌烦。
　　尚钺先生说，他家有《红楼梦》，也有摘录了曹雪芹简历的资料集，想看的话，随时都可以来拿。就这样，我有幸作了尚钺先生的第一个客人。
　　我祖父常说，学生老是出入老师家是不可取的。不用说在私塾学着《童蒙预习》之类的书长大的老一代人物，就是所谓靠新式学问开明了的大人当中，也有很多和我祖父同样见解的人。学生如果常常窥见老师的生活内幕，就不把老师看得神秘了。应该让学生把老师看得像既不吃饭又不小便的神仙一样，这样才能树立老师的权威。为此，教师应该就要在师生之间设一道屏风。这是我祖父的一贯主张。
　　祖父说，自从我父亲在私塾念书时就有了这种想法。
　　我父亲上的顺和书塾有个叫金志诚的老师，他特别爱喝酒，都说他只要喝了酒，连纱帽掉了也不知道。他三天两头地叫当接长（等于现在的学生班长）的我父亲去替他打酒来。起初，我父亲还服服帖帖地听从了老师的吩咐。
　　后来有一次我父亲看到那位老师酩酊大醉，在回家的路上倒在路旁水沟里。
　　从那以后父亲就改变了想法。
　　有一天，那位老师把一个大酒瓶递给我父亲，又要他去打酒。我父亲走出书塾大门后，在岩石上把酒瓶摔个粉碎，回来向老师说，被一只老虎追赶，路上栽了跟头把酒瓶摔碎了。老师听了，无可奈何地说：“嘿嘿，难道白头山的老虎来到了万景台！竟至亨稷对我撤谎的地步，可见我的熊相在你们眼里多么难看啊。叫你们去打酒是我的错。”从那以后那位老师就戒了酒。
　　虽然老师和酒诀别了，可是他那倒在水沟里散发出酒臭的洋相，深深地印在我父亲的脑海里。师生之间只有隔一道屏风才能维持师道尊严，祖父的这一一贯主张，就是以这种事例为基础的。
　　尚钺先生还没有来得及设屏风，我就一下子跳进了尚未向任何人开放的先生的生活深处。
　　先生的书架上有几百本书。这是我所看到的最丰富多采的书架。尚钺先生可以说是书的富翁。书架上还有很多英文的小说和传记文学作品。
　　我站在书架前，久久舍不得离开。把这书架里的知识全都掌握了，不就等于多念了一所大学吗？尚钺先生来毓文中学任教，对我来说也是个幸运啊，我边想着这些边信手取出书看。过会儿，我问老师说：
　　“老师，您为置备这些书用了几年时间啊？”
　　尚钺先生嘴边挂着微笑，走近书架望着我的脸说：
　　“花了十年左右的时间。”
　　“要把这些书读完，您想需要多长时间呢？”
　　“勤则三年，懒则百年。”
　　“老师，如果我要限期三年把这些书都读完，那么您可以把书架对我开放吗？”
　　“可以，不过有个条件。”
　　“只要您肯借书给我看，什么条件我都可以接受。”“不是别的，成柱将来一定要做一名作家，这就是条件。我很早就想培养一两个能够为无产阶级革命作出贡献的作家后备力量，我想成柱是不是可以做其中的一人呢？”
　　“老师，您这样相信我，实在感激不尽。说实在的，我对文学课特别喜爱，对作家这个职业，也十分憧憬。祖国独立后也许选择文学的道路。可是老师，我们是被人家霸占了祖国的亡国民族的子弟。我父亲为光复祖国奔走一生，在苦难中去世了。我决心继承父亲的遗志，将来献身于独立斗争。这就是我最大的理想和抱负。解放民族的斗争，就将是我的职业。”尚钺先生倚着书架，表情深沉地连连点头，然后靠近我，把手放在我肩上轻声说：
　　“好样的，成柱，如果你的理想是独立斗争，我就以你这个理想为条件，把我的书架统统向成柱开放！”
　　那天，我借了《红楼梦》回宿舍。
　　尚钺先生第二次借给我的书是蒋光慈的小说《鸭绿江上》和《少年漂泊者》。
　　我很感兴趣地读了这两部小说。特别是以叫李孟汉和云姑的朝鲜青年男女为主人公的小说《鸭绿江上》，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以后又借了高尔基的《母亲》。
　　我们这样通过书和文学建立了特殊的关系。
　　不管是什么书，凡是我要看的，尚钺先生都借给了我。如果我要的书，他的书架上没有，他还特意抽出时间到别处去给我弄来。我每读完一本书，他就一定要我谈读后感，这就算借书的代价了。
　　我们还就高尔基的《仇敌》和鲁迅的《祝福》交换了意见。
　　在这过程中，我和尚钺先生就很自然地常常交谈对文学的看法。我们的谈话焦点是文学的使命问题。我们就文学如何反映现实，如何推动社会发展的问题交换了很多意见。
　　尚钺先生说，文学是引导人类走向文明的灯火。他经常说，如果说机器推动生产的发展的话，文学则完善使用这种机器的人的人格。
　　尚钺先生以特别深厚的感情对待鲁迅和他的作品。他是鲁迅的文友，又是鲁迅领导的文学小组的一个成员。他在进行小组活动时写的短篇小说《斧背集》，得到鲁迅的好评。这篇小说写的是罗山一带的人民反对封建习俗的斗争。据尚钺先生的女儿尚晓媛说，鲁迅读过《斧背集》之后，也指出过这个作品的不足之处，说缺乏锐利性。
　　尚钺先生克服了早期创作中的不成熟，在30年代创作出像《预谋》那样在思想和艺术上精练的作品，博得了广大读者的好评。这部长篇小说，由当时在云南省出版的杂志上连载。在80年代，中国人民文学出版社以单行本出版了《预谋》。
　　除了《预谋》、《斧背集》外，尚钺先生还创作出长篇小说《矛》、《狗的问题》向读者献礼。他虽然从事教育事业，却一刻也没有中断作家的思考。
　　起初他想引导我走文学道路，并不是偶然的。
　　我还从尚钺先生那里借阅了《陈独秀选集》。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是掌握过中国共产党的实权的人。
　　起初尚钺先生不大愿意借给我那本书。他说弄不好会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中受到不好的影响。他还说，他在北京大学念书之前，陈独秀在北京大学作为文学系主任进行过活动，许多教职员和学生部曾为他是本大学出身而感到自豪。他说：“老实说，有一个时期我也崇拜过陈独秀。我读着陈独秀编辑出版的《新青年》杂志和他的早期论文，不知不觉地被迷住了。
　　可是现在我对陈独秀的看法也发生了变化。”
　　尚锁先生接着说，在五·四运动时期和共产党建党初期受到那么多人爱戴的陈独秀，之所以威信扫地，是因为他推行了右倾机会主义路线。
　　陈独秀的机会主义错误，最严重地表现在对农民问题的立场和态度上。
　　斯大林早在1926年就指出，农民是中国反帝战线上的基本力量和工人阶级的最主要、最可靠的同盟军。但是，陈独秀却轻视农民。他怕农民同土豪出身的新军阀发生冲突，因而反对农民干预行政，反对农民的积极自卫。一句话，他企图限制农民斗争。
　　陈独秀的错误还在于：在反对帝国主义的借口下，反对农村革命，害怕资产阶级退出革命战线。他的投降主义路线反而招致了助长资产阶级背叛革命的后果。
　　这就是尚钺先生对陈独秀的看法。
　　正如他正确指出的，陈独秀的文章里包含着可能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的投降主义因素。
　　我读完《陈独秀选集》后，为了交流对农民问题的看法，同尚钺先生进行了长时间的谈话。这次谈话中谈到的是：农民问题在朝鲜革命和中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的共同性是什么，差别是什么？列宁关于农民问题的战略中可以作参考的是什么，要使农民起到革命的主力军作用，应该怎么办等问题。
　　我对他说，正如农业是天下之大本那样，农民不也应该看作是天下之大军吗？
　　尚钺先生对此表示同意，并说轻视农民，就是轻视农业，轻视土地，因此，有着再好的宗旨的革命也难免失败。他说，陈独秀犯的错误，正是因为忘记了这个道理。我通过这次谈话确信尚钺先生是共产主义者了。同时，尚钺先生也知道我是搞共青活动的人了。他的感受性和判断力是惊人的。尚钺先生是在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的。他在家乡领导农民运动时被国民党反动军阀逮捕，在浙江省陆军监狱坐了一年多的牢，受尽了种种折磨。后来在朝鲜人军医的帮助下获得保释，化名为谢仲武，来到满洲地方，由叫楚图南的人介绍来到毓文中学。就农民问题交流了看法之后，我常常同尚钺先生谈论政治问题。当时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政治论争开展得很活跃。中国处于大革命时期，朝鲜也处于群众运动高涨的时期，所以，可以引起论争的问题是不胜枚举的。
　　在朝鲜青年中，围绕着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的问题，开展激烈论争的，也正是在这个时期，很多学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给予绝对肯定的意义。
　　我问尚钺先生对安重根的斗争方法有什么看法。他说，当时安重根的做法当然是爱国的，不过，斗争方法却是冒险主义的。他的这一回答，和我的想法相一致。我认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用处决大军阀的一两个走狗的恐怖方法是绝不能取得胜利的，只有教育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把全体人民发动起来，才能达到目的。
　　我和尚钺先生对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朝史及其在朝鲜的殖民政策，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企图和军阀的动向，朝中人民在反帝反侵略斗争中团结和合作的必要性等问题，也交换过意见。
　　当时，毓文中学的学生们就“国际联盟”对裁减军备的态度，议论纷纷。
　　学生当中有不少人对“国际联盟”抱有幻想，因此，我写出了一篇以“国际联盟”拿裁军问题讨价还价为内容的论文。许多学生都支持了这篇论文。尚钺先生看了论文后，也说我的看法是对的。
　　尚钺先生来吉林后，同共产党的组织关系中断了，但是他上了多次解说高尔基、鲁迅等进步作家作品的启蒙式的课。有一次，他接受秘密读书组成员的建议，以“反对帝国主义”为题，在学校图书室上了为期一周的特别课。
　　听讲的学生们反映很好。
　　我把这些反映收集起来，鼓励尚钺先生。
　　尚钺先生由于他的思想的进步性、对后代教育的高度负责、对古今中外的文化与历史的渊博知识，深受学生们的爱戴。
　　被军阀当局收买的反动教员们，对此感到非常不顺眼，进行卑鄙的活动，企图破坏尚钺先生的教师权威。受尚钺先生庇护和支持的学生，也成为他们陷害和嫉妒的对象。
　　一个姓冯的教员威胁李光汉校长，要他开除朝鲜学生；姓马的体育主任企图造成反对我的舆论，说什么朝鲜学生敌视中国教员。
　　每当这时，尚钺先生都保护了我。
　　英语教员也敌视向往新思想潮流的学生。他是一个崇洋思想渗入了骨髓的人。他看不起东方人，以至说什么西洋人吃东西不出声，中国人却发出很大的声音，这是未开化的表现。他自己是中国人，却仿效西洋人。
　　就东方人的后进，他说了太多的卑鄙的话，大大伤害了我们的感情。于是，我们在食堂值班那天，特意做了汤面，请教师们到食堂吃。这天吃饭时间，因为大家都吃热汤面，食堂内一片呼噜呼噜的响声。那个英语教员也发出呼噜呼噜的响声吃汤面。学生们看着那教员用嘴吹着费力地吃面，哄堂大笑。英语教员看出学生们为了整自己，特意做了汤面，便红着脸溜出食堂去了。从那以后，他就不再说污辱东方人的话了。因为这位教员崇洋思想太严重，学生们都不愿意听英语课。
　　进入1929年，反动教员对尚钺先生的压力更加严重了。
　　有一次尚钺先生宣传，体育越大众化越好，这比以选手为主要好。这是针对选手们独占操场上的篮球场的现象说的。一群品质恶劣的选手为此感到不满，放学后成群地扑向由学校回宿舍的尚钺先生，企图施加暴行。
　　我把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发动起来，事先制止了这一暴行，把他们严厉地叱责一顿后赶走了。
　　“马体育主任，喽罗豢养得好啊，虫豸不如的东西！”尚钺先生冷冷地望着逃跑的那帮人慨叹道。
　　“老师，不必太震惊，这不也是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吗？我们要作好精神准备，今后会有比这更尖锐的冲突呢。”
　　我笑着这么一说，他也肯定了这话。
　　“你说得对，我们正在同军阀作斗争嘛！”
　　后来，尚钺先生为使被教育厅无理开除学籍的学生恢复学籍而斗争，因此被撤职离开了毓文中学。
　　我到长春和卡伦一带去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刚一回校，权泰硕就跑来给我转达了尚钺先生留下的信。
　　信的主要内容是：我在同军阀的斗争中失败，离开这里；可是将来我们一定会战胜军阀；成柱你决心做祖国和民众的好儿子，为了你的这一信念，我无论到哪里，都衷心为成柱祝福。
　　这就是尚钺先生留给我的最后一段话。
　　在那以后我一次也没有见到尚钺先生。只是收到先生在1955年给我送来的文章《我与金日成元帅少年时代的一段历史关系》和1980年送来的《中国历史纲要》，才得知先生还在世。那时，我看了文章，回顾着和尚钺先生谈论朝鲜形势和满洲形势、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每当中国的领导人来我国访问时，我都问他的情况。可惜，同先生的会晤到底未能实现。对我来说，我没有尽到作为弟子应尽的道义，应该这样说才对。国界，确实是个怪东西！
　　尚钺先生在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任教授，于1982年不幸去世。
　　尚钺先生的大女儿尚佳兰在中国科学院力学研究所当研究员，于1989年访问了我国。1990年，三女儿尚晓媛来我国见了我，她在中国人民大学任教。
　　我从他的两个女儿的面孔上找到了60年前离别的老师的面容时，心情无比高兴。难道因为民族不同，连感情也会变吗？人的感情是超越肤色、语言和信仰的壁障的。如果毓文中学的校园在旁边的话，我就可以摘下满满一把在校园盛开的丁香花送给她们说：“这是你们的父亲喜爱的花。尚钺先生和我常常在这花树下会面。”
　　尚钺先生离开吉林后，在哈尔滨、上海、北京、汉口、重庆、宁夏、延安等地忘我地从事过党务工作、教育工作、文化工作和写作。听说，有一个时期他还在满洲省党委当过秘书长。
　　他一直没有忘记我，一直对中国的亲密邻邦、我的祖国－－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珍藏着国际主义的感情，直到他生命的最后一刻。
　　尚钺先生的遗骸安葬在北京八主山革命烈士陵园里。
　　一个人能有一位一辈子时刻缅怀的老师，那他无疑是幸福的人。所以，我也可以说是幸福的人了。
　　每当想念给我的青年时代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的尚钺先生的时候，我的心就走进了毓文中学的校园。
　　三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
　　由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秘密读书小组成员的努力，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有了迅速的传播，青年学生的思想意识随之开始发生了质的变化。先进思想使他们逐渐深刻地认识到自己在历史和民族面前所承担的任务。
　　我们在继续进行青年学生意识化工作的同时，还吸收他们参加了各种组织。只有通过组织，才能更广泛地传播马列主义思想，才能更迅速地培养骨干力量。
　　我的革命活动，是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我们之所以从青年学生运动开始搞革命活动，并且那么重视青年学生运动，固然是因为我当时是个学生，但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个运动在实现工人、农民和广大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的工作中所占的地位和所起的作用非常重要。
　　马列主义理论把青年学生运动的作用比做桥梁作用。换句话说，青年学生运动起着传播先进思想，唤醒群众，推动并引导群众投入革命运动的桥梁作用。我们也肯定了这一理论。
　　随着革命的深入发展，我们对青年学生作用的看法和立场，发生了质变。
　　我们突破了从前那种认为革命的动力只是以工人、农民为主的旧观点，首先认定青年学生在革命斗争中是一支堂堂的主力。这是为青年学生运动所走过来的历程所证实的。
　　①
　　在三·一人民起义、六·一○独立万岁运动，光州学生事件等解放前在我国反日爱国斗争中成为高峰的主要历史事件中，青年学生一向站在最前列进行了英勇的斗争。我们依靠青年的力量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历史，也以青年学生为骨干，进行了历时15个春秋的抗日武装斗争。在今天的我国革命中，青年学生仍然起着突击队的作用。
　　在南朝鲜的革命中，也可以说它的主力是青年学生。四·一九人民起义的催生婆是青年学生，光州人民抗争（1980年）的主角也是青年学生，打倒了“第五共和国”政权的六月抗争的旗手也是青年学生。
　　在中国人视为新民主主义运动开端的五·四运动中，站在最前列的也是青年学生，这是举世皆知的事实。
　　开辟人类从未走过的亘古未有的道路，不断创造新经验的朝鲜人民的丰富而漫长的斗争历史证明，从前那种认为青年学生还不配做一个阶层的理论，是不尽符合我国实际的。
　　本世纪20年代前半期的我国青年学生运动，有阶级立场和反帝立场不够坚定，没有深入群众的缺点。运动的上层领导，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出身，运动的主力也偏重于启蒙活动。
　　我们为了彻底防止青年学生运动重犯这种缺点，能够稳妥地迈出第一步，作出了可能作出的一切努力。
　　可是，当我们真正要建立组织，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的时候，就遇到了错综复杂的问题。
　　在实现青年学生的组织化方面，我们感到最困难的问题是，在已经存在着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们建立的青年组织的情况下，该用什么方法，以何种形式，建立我们的青年组织。吉林市已建立的就有吉林青年会、朝鲜人旅吉学友会和少年会等多种组织。如果没有这些组织，还可以像在空地上盖房子一样毫无顾忌地把组织建立起来。但是在各个不同系统的组织已经建立起来进行青年学生工作的情况下，完全无视他们是不可能的。
　　我们经过慎重的讨论，决定采取这样的方法：在已有的组织中，对那些只有牌子没有活动的组织，重建起来；对那些尽管微弱却还在活动的组织，就不去动它，而要加以利用，进行改组。
　　我们在吉林建立的第一个组织是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当时，吉林有一个民族主义者建立的少年会，但它有名无实，吉林市内的朝鲜少年根本不知道有这么一个组织。1927年4月，我们在孙贞道的教堂建立了一个叫做朝鲜人吉林少年会的合法组织。
　　我和金园宇、朴一波（朴宇天）一道主持了这个会议。会上，建立了这个少年会的组织部、宣传部、文体部等部门，还按学校和地区分别组织了班　　。。。。。。
　　①
　　光州学生事件：1929年11月以在全罗南道光州地区朝鲜学生和日本学生的磨擦为开端扩大到全国范围的朝鲜学生青年的反日爱国斗争。
　　组。
　　这个时期的情景，当时的少年会宣传部负责人、吉林女子师范学校出身的黄贵轩会记得很清楚。
　　少年会吸收了工人、农民、中小工商业者和民族主义者的子女等吉林市内的所有朝鲜少年。朝鲜人吉林少年会的目的是，用反日思想教育少年，培养他们成为可靠的革命接班人。
　　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在其纲领中提出的重要任务是，会员学习新的先进思想，并向广大群众广泛地进行宣传和解释。
　　是年5月，我们把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改组成了朝鲜人留吉学友会。
　　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有不少会员，也有一定的影响力。它原来是来吉林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谋求相互之间的亲密与和睦而组织的团体。民族主义者们做它的后盾。孙贞道也是这个旅吉学友会的顾问之一。
　　当我们要把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有些人就强调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是民族主义者主持的纯粹的亲睦团体，凭这一点，就主张把它推倒。他们说，如果底子是民族主义的，那么，在那里把其他性质的东西添得再多，也都会被民族主义所同化。这种主张的实质，是要打倒民族主义这个旧思想潮流。
　　当时，争取群众的竞争很激烈。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相对立，竞争似地争夺群众，共产主义运动内部的各个派系，也互相争取群众，闹得十分混乱。今天汉城派掌握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领导，明天火曜派就组织一个汉阳青年会来与之作对；如果火曜派搞出了朝鲜工农总同盟，汉城派就弄出一个京城工农会来与之抗衡。这已成了一种邪风。宗派分子们为了牵制别的派系，甚至争先恐后地组织了恐怖团。
　　但是，我们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是不能重蹈他们的覆辙的。
　　如果我们按照宗派分子们的做法无视朝鲜人旅吉学友会，在吉林建立又一个新的青年组织，就会在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上出现复杂的情况，就会分裂学生、青年的队伍。这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
　　我们决定加入朝鲜人旅吉学友会，继续维持其合法性，同时逐步把这个纯粹的亲睦团体改组为革命的组织。我当上了这个会的名誉会长。虽然我是共产主义者，但在表面上同民族主义者保持着密切关系，因此没怎么引起中国军阀当局的注意。我在领导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期间，对它进行了改组，把它改称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
　　朝鲜人留吉学友会表面上是朝鲜青年学生谋求亲密和睦的团体，实际上是作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宗旨的革命的学生组织进行活动的。把朝鲜人旅吉学友会改称为朝鲜人留吉学友会，把这个纯粹的亲睦团体改组为革命的组织，这是我们在青年学生运动中取得的宝贵经验。
　　自从我们建立的组织开始活动以来，吉林市内的空气就开始发生了变化。
　　首先，青少年学生每日的生活有了根本的变化。加入了少年会和留吉学友会的青少年，每天早晨分区举行早会；一到星期天，就集合市内全体会员排队上北山举行活动，也搞唱歌行军，还到北山山脚下的运动场举行体育比赛。
　　我们做青少年学生的工作，根据他们的爱好和觉悟水平，灵活运用了多种形式和方法。
　　加入少年会的学生中有不少是基督教徒的子女，他们受父母的宗教信仰影响很深，以致相信世界上真的存在着上帝。对他们，不管怎样说明没有上帝，信教是蠢事，也毫无效果。
　　有一天，我委托受我们影响的一位朝鲜人小学的女教师，请她带领信教的学生们到教堂去，参加礼拜。
　　那位女教师，照我说的话把学生都带到教堂去，让他们祷告上帝：“全知全能之父上帝哟，我们饿了，请给我们米糕，给我们面包吃吧。”祷告下一整天，他们自然没有得到米糕或面包，肚子却饿得咕噜咕噜直响。
　　下一回，我就让那位女教师带领学生到收割过的麦地去拾麦穗。女教师真的带学生到麦地去了，而且捡了相当多的麦穗。然后把这些麦穗带回去磨成面，做了面包，分给了学生。学生们吃着面包，产生了与其祈求上帝，不如用劳动换取粮食的想法。
　　这个做法看起来很简单，但是在改造青少年的思想意识，消除陈腐习俗方面，却是一个好方法。
　　我们劝阻青少年上教堂去，不断地教育他们不要做迷信的俘虏，其目的并不在于要打倒宗教。青少年如果沉湎于迷信，绝对相信耶稣的教义，就会变成对革命毫无用处的软弱无力的人。因此，我们的目的是要防止他们落入这种地步。虽然没有当信徒就不能革命的道理，但是对青少年来说，他们还缺乏对世界的科学认识，有可能从宗教所包含的不抵抗主义因素中受到消极的影响。
　　到了吉林，我看见有些少年会员在街上走路还唱着赞美歌。宗教对青少年的影响已有如此之大。唱赞美歌，是不能向敌人的火力点冲锋的。对我们来说，更需要的是会唱决战之歌的战士，而不是唱赞美歌的宗教信徒。
　　因此，我们向青少年大力普及革命的歌曲。这样，那些曾经在走路时也唱赞美歌的青少年，不久以后，就开始唱着《少年爱国歌》、《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歌》，在大街上昂首阔步地行进了。
　　自从组织了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以后，在我们进行的活动中，至今难忘的是，那年暑假办的国语讲习，我们让上中国小学的朝鲜少年和不懂我国文字的孩子们都参加了讲习。他们大部分是在满洲出生的，在满洲出生的孩子们，中国话比朝鲜话讲得好。
　　我们从那时就提出了“朝鲜人要熟悉朝鲜”这个口号。
　　桂永春、金园宇、朴素心轮班讲课。那时，我们没有专讲课的教师，组织里的骨干分子都是教师，也都是讲演者。
　　历时20天的讲习班结束后，参加过讲习班的少年，个个都能读儿童杂志了。
　　少年会和学友会按照青少年的爱好，组织了龙潭山远足和江南公园野游，组织参观和踏勘文化遗迹，还组织了各种课外活动，如：报告会、讨论会、学习会、演讲大会、读书心得发表会及教唱歌曲、文艺演出等。
　　当时，我们常把江南公园和北山作为秘密活动的场所。江南公园是松花江上的一个岛子，像绫罗岛一样美丽。吉林的资本家们在这里种了很多树木，把它点缀得像植物园一般秀丽，叫人们买票入场，以此赚钱。那里的空地里还栽了花生。我们在那里举行了很多次以野游为掩护的秘密会议。
　　北山是比江南公园更理想的秘密会议场所。在草木茂盛的夏季主要利用江南公园。北山则不受季节的限制，不分四季都可以利用。北山是吉林游人最多的游园地。因此，北山及其周围是吉林市里服务行业最密集的地方。伸向北山的道路两旁，各类饮食店、糖果棚、玩具铺、烟阁子、杂货铺、茶馆、娱乐场等，鳞次栉比，还有专卖洋货的较大的京广洋货商店。
　　北山游人多，不仅是因为那里风景美，而且还有药王庙等许多名胜古迹。
　　药王庙是供药王的庙宇。
　　在吉林，每年6月4日到6日是庙会期，由省政府主持举行庆祝药王诞辰的官方制定的活动。一般市民自不必说，连有官有职的人也都来赶庙会。
　　有庙会的三天，还宣布为假日。
　　在庙会期间，警察当局在北山脚下大路的东边，设临时派出所，架设电话，山上还部署了警察班，以维持工商界的秩序，还为药王庙、关帝庙、娘娘庙的香火不致引起山火，严加戒备。在这三天庙会期间，马车夫和人力车夫能挣到十倍于平日的钱。
　　做买卖的人，都把这三天庙会当作赚钱的好机会，而这个城市的志士和先觉们，则打着省立通俗讲习所的牌子，把庙会当作对群众进行启蒙的社会教育的讲坛。职业各不相同的启蒙活动家，到处挥着拳头高谈阔论，他们讲的主题更是名目繁多，爱国、道德、守法、美感、实业、体育、卫生，等等。
　　这五花八门的热闹场面，除了北山，哪里也看下到。
　　我们也夹在这乱纷纷的人群里，把先进思想灌输给群众，有时还进行秘密会议。药王庙的地下室，差不多成了我们专用的会议室，因为我们把那个庙的和尚争取过来了。“
　　我在吉林上学时，作过很多次讲演。有时，还到民族主义者组织的讨论会上去作演说。吴东振、李铎等正义府的领导人，每逢国耻日（8月29日）、3月1日和檀君诞生日（10月3日）等主要纪念日，就召集市内的侨胞和青少年学生，举行讲演会或讨论会。
　　留吉学友会成员当中，常常就李俊的方法对还是安重根的方法对这个问题发生争论。因为争论了多次也毫无结果，所以我们在旅吉学友会改组为留吉学友会的那年夏天，又把市内的朝鲜学生都召集在孙贞道的教堂，对这个问题进行讨论。通过那次讨论会，吉林的青少年大大提高了觉悟。他们第一次认识到恐怖行动成不了事；请愿，更不行；期望大国会给予帮助的想法，也是妄想。他们一致认为，为了争取朝鲜独立，必须探索出一条新的道路。
　　当时在吉林进行的讨论会和读书心得发表会上，常常讨论与朝鲜革命实践有关的问题。
　　我们把每年5月的第一个星期日定为”少年会日“，在这天开运动会，让吉林市内的朝鲜青少年及其家长、志士和独立运动者都来参加，从而创造了团结的气氛，青少年团结起来后，就动员他们参加教育群众的启蒙活动。
　　连那些十岁左右的少年会员，都在假期到江东、六大门、新安屯、大荒沟等近郊农村去，一面帮农民干活，一面做启蒙工作。
　　在派系斗争很激烈的吉林，我们把那些百人有百种想法的青少年，变成了有同一种想法的青少年，这的确是可贵的成就，难得的体验。
　　由于朝鲜人吉林少年会、朝鲜人留吉学友会、马克思列宁主义读书小组的积极活动，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为核心的新一代的革命力量，得到了迅速的成长。
　　驻吉林的日本总领事也看出了这一点，开始注意我们的活动。总领事对在吉林一带出现的新的革命力量迅速扩大一事，不胜惊讶，在呈报本国外务大臣的正式文件中敲了警钟，说这个队伍组织力很强，有成为一支可怕力量的危险，必须特别加以注意。
　　日本帝国主义不害怕内部四分五裂的朝鲜共产党的宗派集团，也不怎么害怕缺乏实践能力、对群众的渗透力微弱的民族主义势力，而对我们这支队伍的存在，非常害怕。因为我们不搞派系斗争，不对任何人察颜观色，深入人民群众、以独立自主的方法开辟革命道路。
　　吉林出现了新的运动的消息不仅传到满洲各地，还传到国内和中国关内去了。这个消息主要是由到吉林读书的留学生和他们的家长传出去的。
　　为了汇合到我们的运动中来，有很多青年从国内、日本、滨海省和满洲各地来到了吉林。来找我们的青年，情况千差万别，有与独立军有关系的，有到日本勤工俭学的，有与白党打过仗的，有在黄埔军官学校毕业以后参加过广州起义的，有为躲避国民党的追捕到处辗转的，也有列宁的崇拜者、孙文的崇拜者、卢梭的崇拜者，等等。他们的政见、组织关系、生活经历各不相同。金赫、车光秀、金俊、蔡洙恒、安鹏等，也都是在那个时期来找我们的。
　　我们一方面教育他们，把他们吸收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中来，另一方面，把组织扩大到市内各个学校去。
　　在这过程中，我们想到应该有一个比”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更大的阵容，能吸收更多的人的组织，出于这种必要，1927年8月27日，我们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第二天，又以”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精髓分子为基础，创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照样提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口号，并继承了它的纲领，是反对帝国主义的群众性的非法青年组织。它主要由朝鲜青年组成，但也吸收了一些反帝立场坚决的中国青年。
　　反帝青年同盟对把反日青年大众团结到革命队伍中来，并为巩固反日斗争的群众基础，作出了巨大贡献。
　　这个组织渗透到文光中学、吉林第一中学、吉林第五中学、吉林师范学校、吉林女子中学、吉林法政大学等有朝鲜学生的市内所有学校。这个组织还在江东、新安屯等吉林近郊的农村地区以及柳河县、桦甸县、兴京县一带扎下了根。凡是有朝鲜青年的地方，都有这个组织。
　　不久，反帝青年同盟用油印机印了宣传材料。
　　那时，我们为了团结更多的青年，一到星期六，放学后就到近郊的农村去。星期六放学后出发，办完事，星期天下午就回来。
　　我们之所以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并紧接着创立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因为在这半年多的时间里，在吉林和抚松一带，吸收青年学生参加的各种合法的和非法的群众组织，有了很大发展。在这种情况下，需要有一个能够对所有这些组织进行统一领导和管辖的组织。
　　建立一个新的青年先锋组织，是当时青年运动发展的合乎规律的要求。
　　那时，我同所有这些组织都有关系，所以常常通过我一个人的活动，建立了各个组织相互间的联系。崔昌杰、金园宇、桂永春等人，也都是以青年共产主义者个人的名义，同各个学生青年组织建立关系的。
　　从当时的形势看，建立新的先锋组织也是个迫切的问题。
　　当时，日本帝国主义正加紧准备侵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一面对朝鲜人民加强暴力镇压，一面在满洲同反动军阀相勾结，为扼杀朝中人民的反日势力，疯狂活动。
　　朝鲜青年到处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奋起开展斗争。这种情况，迫切地要求有一个强有力的先锋组织，能够有组织地团结并统一掌握青年学生，熟练地领导他们进行斗争。
　　从青年运动由于腐朽的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争夺领导权而濒临四分五裂的情况来看，也需要一个先锋组织，以拯救青年，摆脱分裂的危机，从而正确地引导他们走统一团结的道路。这是落在新一代共产主义者身上的刻不容缓的时代任务。
　　当时，在中国东北地区，非法的青年组织有满洲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团，合法的青年组织有南满洲青年总同盟、北满洲青年总同盟、东满洲青年总同盟、吉林青年同盟、吉会青年同盟、三角洲青年同盟等许多团体。
　　因为各个派系的宗派分子都去拉拢这些青年团体，又有各个不同势力的民族主义者，竞争式地把手伸向这些团体，连属于那些团体的人，都弄不清自己所属的团体到底是共产主义的，还是民族主义的。青年学生就这样分成许多派系。有的学生受着ML派或火曜派的影响，有的同样是民族主义者的子弟，却还要根据他们的父亲所属的团体，分为正义府一边的、参议府一边的、新民府一边的，其中还要分成保守派和革新派。由于见解和所属团体各不相同，他们总是处在反目不和的状态中。
　　要改变青年运动的分裂状态，使青年们摆脱民族主义势力和宗派分子的影响，引导他们走上真正共产主义的革命道路，就必须建立新的先锋组织。
　　坦率地说，如果那时朝鲜共产党多少能起到自己的作用，就用不着我们为这些问题费心了。存在着以共产主义为宗旨的党，还有很多青年组织，然而却一点也得不到他们的帮助，哪里还有比这更令人焦虑和痛心的事呢！
　　朝鲜革命，由于本身的特殊性，内含着复杂的问题，步步都有障碍和困难。
　　同宗派分子的关系、同民族主义者的关系、同中国人民的关系、同共产国际的关系，都经常出现复杂的情况。加上在满洲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受着日本帝国主义者和中国反动军阀的双重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要想熟练地领导革命，就必须有一个能够承担这个任务的久经考验的领导核心和正确的指导理论。
　　在为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宗旨而斗争的过程中，许多优秀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成长起来了。他们是不搞派系斗争，不懂得事大主义，没有政权野心，没有染上污垢的新型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是能够为我国青年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开辟新的道路的真正的核心。
　　在桦甸和吉林探讨新思想潮流，同”打倒帝国主义同盟“一道闯出斗争道路的过程中，我们有了与朝鲜革命的实践相结合的一定的指导理论。
　　我决定成立一个体现这种指导理论的先锋组织－－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并着手刷定它的纲领和章程。
　　纲领特别强调地指出，共青同盟以同朝鲜革命的实践密切结合的理论为指导，彻底反对宗派。
　　我们基于这样的准备工作，于1927年8月28日，在北山公园的药王庙地下室，举行了成立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会议。
　　参加会议的有：崔昌杰、金园宇、桂永春、金赫、车光秀、许律、朴素心、朴根源、韩英爱等反帝青年同盟骨干和青年共产主义者。
　　我作了报告，报告内容已印成小册子公布于世。
　　那天，也像成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那样，我们全体都挎着臂膀，台唱了《国际歌》。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以反帝青年同盟的核心分子为骨干，由各革命组织里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组成的，为反帝民族解放和共产主义而斗争的非法的青年组织。
　　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是朝鲜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先锋队，是组织和领导各阶层群众团体的先锋组织。
　　成立了共青同盟以后，我们特别关注的是保证队伍的纯洁性，加强队伍在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团结。在当时宪兵、警察、特务的蠢动和反动分子、宗派分子的危害活动猖獗的情况下，不解决这个问题，是无法保存组织的。
　　共青同盟十分重视对盟员的思想教育，为提高他们的政治理论水平和领导能力，对学习倾注了很大力量。当时，在盟员中间，就”关于帝国主义“、”殖民地和民族问题“、”朝鲜革命的当前斗争任务“等问题深入进行了研究和讨论。
　　我们非常重视共青盟员的组织生活。当时，共青同盟每月进行一次个性检讨会，检讨共青盟员的生活。共青盟员通过组织生活得到了锻炼，共青同盟成长为组织性和纪律性很强的集体。
　　我们给共青盟员分配各种任务，如：指导下属组织、对青年学生和群众进行启蒙工作、进行农村的革命化等，从而使他们通过实践活动，不断地得到锻炼。
　　同时，选拔那些在革命组织中得到锻炼的优秀青年，不断扩充共青同盟的队伍。这样，共青同盟在很短的时间内，不仅发展到吉林市及其近郊，还发展到敦化、兴京、桦甸、抚松、安图、磐石、长春、哈尔滨等满洲广大地区和朝鲜北部一带以及国内腹地。共青同盟在朝鲜革命中起到了先锋队的作用。党领导群众组织，这在共产主义运动中是属于常识的问题。但是在我国，因为党未能起到应起的作用，共青同盟就把应由党来做的工作也承担起来，一面领导自己属下的青少年组织，一面还领导了工人组织、农民组织和妇女组织。
　　我们成立了共青同盟后，没有宣扬出去，悄悄地渗透到群众中去了。即使无人承认，只要对革命、对人民有利的工作，我们就做。这就是我们的立场，我们的主张。当别人为夺取领导权，打着”正统派“的牌子到处宣扬的时候，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同他们追求虚荣的境界划清界限，沿着革命的道路一步又一步地走向前方。
　　共青同盟在促进青年群众有组织的团结，培养骨干，加强我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有力地推动了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新型党组织的活动，并为早日实现建党工作，起到了重要的决定性作用。1930年夏成立的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大多数是由共青同盟培养的堪称先锋的青年战士。
　　前不久，我们把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成立日－－8月28日定为青年节。
　　四为了扩大组织
　　我们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和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后，逐渐向其他地区扩大了活动范围。为了扩大组织，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陆续离开了吉林。
　　当时，我虽然是学生，还是经常到许多地方去。甚至经常来往于离吉林有几百里地的地方，开辟新的活动舞台。星期六，坐晚车去蛟河、卡伦、孤榆树等地，第二天坐晚车返回来，如遇到不得已的情况，也有缺课的时候。
　　对我的缺课，除了李光汉校长和尚钺先生之外，大多数教师都感到奇怪，甚至还有人猜想，我因为没有父亲，家境又贫寒，所以才去外地挣学费的。
　　我是个学生，所以不能不受到许多约束和限制。既要听课，又要参加课外学习，还要挤出时间去做各组织的工作，所以我总感到时间不够用。
　　只有假期，才能不受时间的限制，自由地进行活动。我们在平时作好准备，一放假就到各地去进行组建组织的活动和群众启蒙工作。
　　深入人民群众，这在国内也成了一种社会风气。到了假期，就有很多学生到农民中间去进行启蒙活动。我在华成义塾的那年夏天，在国内，由《朝鲜日报》社组织那些放假回乡的中等学校以上的学生，编成启蒙队，为他们办了讲习班，然后派到各地农村去，用报社编的朝鲜语教本，做扫除文盲的工作。
　　留学日本的学生，到了假期也回到祖国，组织留学生巡回讲演队，巡回全国各地，进行启蒙工作。天道教和基督教青年会也深入农民群众，推进农村振兴工作。
　　然而，由于总督府把一切旨在启发民族意识的国民运动都视为对他们的殖民政策的反抗，加以彻底镇压，并由于这个运动的领导者们在思想上的局限性，国内学生的启蒙运动没能发展到使群众革命化、组织化的阶段，而停留于克服民族落后状态的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到了本世纪30年代中叶，连这类运动也进入了低潮。
　　从他们在农村进行的活动内容可以看得出，那种运动是纯粹的改良主义运动。他们的活动重心是扫除文盲和对农村生活环境进行卫生方面的改造。
　　基督教青年会成员们进行的活动中，甚至有改善烹调法运动、清洁使用水井运动、养鸡法、养蚕法以及当局颁发的证明书、申请书的用法。总之，包括了介绍和引导农村居民走向近代生活的各种文化启蒙问题。
　　我们利用日本帝国主义还不能直接到这里来进行镇压的有利条件，把农村启蒙活动同群众的组织化、革命化活动密切结合起来，并为使之升级为一个积极的政治斗争形式，倾注了很大力量。我们的群众工作是，以爱国主义教育、革命教育、反帝教育、阶级教育为主线，使人们意识化，并把他们团结到各种群众组织里来的方向进行的。
　　我们之所以能够全力以赴地实现群众革命化，是因为我们摆脱了从前把群众只看作愚昧无知的启蒙对象的思想方法，而树立了人民群众是我们的导师，是推动革命的基本动力这样一个观点，并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我们就是抱着这样的观点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的。
　　”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
　　这一口号，从那时起就成了贯穿在我整个一生中的座右铭。
　　我是从深入人民群众开始革命活动的，今天仍然是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继续进行着革命工作；并且正以深入人民群众来作一生的总结。假如我忽略过接触人民群众哪怕是一刻钟，忘却过人民的存在，哪怕是一个瞬间，那么，我在十几岁时就已形成的对人民的纯洁、真诚的热爱就不会保持到今天，我就不会成为真正的人民的服务员了。
　　每当想到人民的权利得到最大限度的保障，人民的智慧和创造能力得到无限发挥的我们今天的社会，我就要感谢吉林时节，感谢它让我开始搭上了驶向人民的列车。
　　我们真正地深入人民群众，是从1927年的寒假开始的。
　　对富人家的学生来说，寒假是名副其实的享受。在这一冬里，他们在家躺着看爱情小说，或者坐火车到长春、哈尔滨、北京等大城市去游逛。到了春节，吃佳肴，放鞭炮，痛快地玩。本来，中国人就有从阴历正月初一到二月二，一直玩一个月的习俗。他们称二月二为龙抬头，把正月里杀的猪全吃完，才算过完了节。
　　可是，我们既不能像他们那样去游逛，也不能阔阔气气地过年。我们一心想的是怎样利用假期，为革命多做工作。一放假，我就带着演艺队员到长春去。从那里回来，又马上到抚松去了。朴且石和桂永春也和我同行，约定在我家过一冬。那年寒假，我们过得很紧张。
　　我一到家，就被新日少年同盟的盟员们围注了。他们毫无保留地向我谈了同盟工作碰到的困难。
　　听了同盟委员长的话，确实有不少亟待解决的问题。我们为了给他们解决困难，费了很长时间做新日少年同盟盟员的工作。教给同盟干部以演艺宣传队的活动方法、社会活动方法、群众工作方法。同盟内部工作方法，还经常参加他们的政治讨论会和个性检讨整顿好少年同盟的工作后，我们以抚松一带的青年骨干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为了表现它是白头山周围青年的组织，才起了白山青年同盟这个名称。实际上，它是反帝青年同盟的同种异体。
　　我们所以没把它的名称定为白山反帝青年同盟，而定为白山青年同盟，是为了把组织伪装起来，转移敌人的耳目，白山青年同盟伪装成受民族主义影响的团体，进行了合法活动。
　　我们把白山青年同盟盟员调动起来，在清洼子和周围的农村办起了夜校。
　　在青年组织增多，队伍日见扩大的情况下，我想到必须有一个能够给广大青年和群众以精神食粮的报纸。办报的工作是白手起家的。按照我们的希望，很想一次印个一百来份报纸，可是从我们没有油印机，也没有纸张。抚松虽然有一个中国人办的小印刷所，但从我们编报的内容来看，是不能委托那个印刷所来印的。我左思右想，决定用手写出报纸，便动员新日少年同盟积极分子和白山青年同盟骨干来搞这项工作。写一百份报，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
　　1928年1月15日，我们终于拿出了题名《新日》的报纸创刊号。
　　现在回想起来，真不知道那时是从哪里来的精力写了那么多的字，真有点难以置信。我至今还常常留恋那个时候的朝气和青春。那时候，我们能把自己完全献给革命，而感到无上的幸福。
　　没有理想、胆略和热情，没有魄力、斗志和浪漫的青春，就不是青春。
　　年轻时，应该提出很高的理想，并为实现这个理想，不辞千辛万苦地进行顽强的斗争，具有崭新的思想、健壮体魄的青年，献出血汗培植和收获的所有果实，都将成为祖国的宝贵财富。对创造了这些财富的主人公，人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人上了年纪，常留恋自己的青年时代，是因为青年时代是人的一生中最能工作的时期，能做大量工作的时期是最幸福的。
　　后来，我从父亲的好友那里，好不容易地弄到了油印机，用它印出了《新日》报。
　　在1927年的寒假活动中大放异彩的是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参加抚松演艺宣传队的有新日少年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的盟员以及妇女会会员。这个演艺宣传队在抚松及其附近的农村部落，进行了约一个月的巡回演出。我们一面搞巡回演出，一面在所到之处组建组织，进行群众启蒙工作。
　　《血喷万国会》、《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女儿来信》这些话剧都是那年冬天，我们在抚松创作并演出的剧目。
　　演艺宣传队在巡回演出之前，在抚松市内搞了几天演出活动，这时，军阀当局毫无理由地把我抓去关进了监狱。原来，有几个老封建因为我们演出的节目不合他们的口味，向军阀当局密告了我。
　　那时，小学时期的同学张蔚华为了争取我的释放，作了很大努力。他说服自己的父亲，让他对军阀当局施加压力，不许他们搜查我的家。
　　张蔚华的父亲多次到我家治病，和我父亲叙谈很融洽，成了挚友。他虽然是个巨富，却是很有良心的人。我父亲在抚松倡议恢复白山学校，但得不到当局的许可而焦急的时候，是他出面交涉才办妥的。
　　因为有张蔚华的父亲这样有权有势的人施加压力，又没有抓到我什么把柄，军阀当局也就拿我没有办法了。
　　，住在抚松的朝鲜人拥到军阀当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释放我，是我母亲发动组织动员群众的。有志的中国人也对军阀当局的做法提出非难，要求他们释放我。军阀当局无可亲何，不久就把我放了。
　　我一走出警察署，立刻就带领演艺宣传队到富水河村去了。在那里一连演出了三天。连邻村的人都来看我们的演出。这样，演艺宣传队的消息就传遍了周围的农村。
　　杜集洞的人听到这个消息，便来邀请演艺宣传队到他们村去。我们高兴地接受了他们的邀请。
　　在杜集洞的演出，盛况空前，群众纷纷要求我们多停留几天，我们不得不一次又一次地延长停留时间。
　　第一场演出结束时，新日少年同盟委员长跑到后台来告诉我，村里的长老在找我。
　　一位神采奕奕的半老人，口衔旱烟袋，在我们刚演出过的那家院子的篱笆外面等着我。老人从浓浓的长眉底下仔细地端详着我。那位把我带到这个村里来的青年人靠到我身旁，小声告诉我”这是车千里老人“。
　　我一听到是车千里，就马上向他鞠了一躬。
　　”老大爷，请原谅我没能先去拜见。听说您到邻村串门去了，未能先去向您问候。“
　　”我是去串门来着，听说来了演艺队，就急忙赶回来了。听说你是金亨稷先生的公子，这话属实吗？“
　　”是的。“
　　”有你这样的儿子，金先生在九泉之下也能放心了。这样好的演艺，我这一辈子还是第一次看到。“
　　老人待我十分有礼，倒使我慌了神。
　　”老大爷，请不要这样，对着一个晚辈，请别这样。“这天，老人把我邀到他家去了。我在和老人同行时，问他：
　　”老大爷，恕我冒昧。听说，您一天能走千里路，是真的吗？“”嚯，你也听到了这个风闻。我在年轻时，千里不敢说，五百里是走过的。“
　　我听了他的回答，心想，车千里老人真是名不虚传，的确是一位了不起的独立运动者。人们在他的姓氏后面加了”千里“这个外号，是有缘因的。
　　由于”千里“这个名，满洲地方的朝鲜人都把他看作是传奇式的人物。
　　我父亲在生前也曾提到他走路的本事是令人佩服的。父亲说，千里这个外号是从他在江界一带进行义兵活动时开始叫起来的。车千里来到满洲后，在参议府的所部，作为沈龙俊的部下进行活动。据说，参议府归流亡在上海的临时政府所辖时，最坚决反对这一点的就是车千里。不甘心独立军团体被纳入临时政府范围的正义府的几个人极为赞扬他的立场。正义府的领导班子多为军人出身，他们把文官为主的临时政府看得无足轻重，这种倾向在正义府成为主流。那天，车千里老人给我讲了许多很有教益的话。他十分感慨地说，朝鲜民族本来是完全可以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作为堂堂的独立国的人民发展下去的，只是因为封建统治集团腐败无能，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
　　他说，要搞独立运动，光说不行，要手持武器去尽可能多消灭日本鬼子。他还说，日本帝国主义者非常狡猾，必须提高警惕。接着他讲了这么一个故事：
　　”你听说过京城火柴厂倒闭的故事吗？本来，那个厂出的‘猴牌’火柴是很出名的。火柴好使，加上那牌号又特别，很招人喜欢。商标上画的一只猴子，肩上扛着一根桃树枝。日本鬼子到朝鲜来，开了个红头火柴厂，可是因为有猴牌火柴，赚不了钱。他们挖空心思终于谋划出一个诡计。他们一下子买进几万盒猴牌火柴拿到一个无人岛去，把火柴头弄湿后再烘干，然后再拿到市场去卖了。结果，买了那些火柴的人因为火柴不起火，都去买日本鬼子的红头火柴了，京城火柴厂终于破产，商标也卖给了日本鬼子的会社。日本鬼子就是这种贼痞子。“
　　这事是否属实无从考证，但在了解日本帝国主义方面，却是价值万金的趣闻。
　　老人说，他在身强力壮时，敌人用五连发打五发子弹，他用火绳枪就能打三发，可是现在老了不能打仗了，只能蹲在家里发呆，闷得难受。
　　他说我们这天演的歌舞《丹心绳》非常好，并十分感慨地说，过去义兵活动没能搞出名堂来，就是因为没能把力量拧成一股绳，独立军使不上劲，被日本鬼子撵来撵去，也是因为各行其是没有齐心合力的缘故。
　　”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他很激动地说道。
　　车千里老人的话都是对的。若没有痛切地体验到团结就是胜利，分裂就是灭亡的道理，是说不出这样的后来的。老人握着我的手说，他已经老了，怕不能为朝鲜独立而战了，只盼新的年轻一代奋力斗争了。我听着他的嘱托，深感自己作为朝鲜的儿子肩负着一种崇高的使命，决心搞好革命斗争，不辜负人民的殷切期望。那天晚上，车千里老人说的话，使我感受很深。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老人的这句话，在日后的斗争中给了我们很大的教益。
　　带着演艺宣传队深入到群众中去，不仅能够启发群众，还能够从群众那里学到很多东西。我们的老师是人民，今天是这样，过去也一直是这样。
　　正因为如此，我每当同我们的干部见面的时候，都恳切地叫他们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总是强调说，深入人民群众，就如同吃补药，不深入人民群众，就如同吃毒药。只有深入人民群众，才能碰到像车千里那样的老人。
　　人民群众中，既有哲学，又有文学，也有政治经济学。
　　后来听说，车千里老人在参议府当警卫队长的时候，被自己的上司沈龙俊暗杀了。
　　我听到这令人悲痛的消息，悲愤感慨地重温了车千里老人说的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如果参议府的头头们按照车老人的座右铭同心同德抱成一团的话，是不会产生这种令人痛心的不幸事件的。
　　我们在杜集洞过了那年的阴历年。
　　过了春节后，我让演艺队员回抚松，自己则同桂永春、朴且石一道到安图去了。安图县有一个只住着朝鲜人的内岛山村。这个村是世称苍穹之下第一村的白头山脚下的山村，是一个密林中的山间僻壤。内岛山，是因它犹如树林中的岛子而得名。中国人，因为山的模样像奶头，叫它奶头山。
　　朝鲜的独立运动者很早以前就出入这个山村。独立军的百战老将洪范图和崔明禄曾有一个时期住在这个村庄里。
　　我们早已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员李济宇派到奶头山去，要他把那一带的青年团结到组织里来，就是因为打算将来在白头山周围建立一个大革命基地。
　　李济宇（李宇）是黄海道人，他父亲在长白时就和我父亲取得联系，进行了独立运动。因为有这样的关系，李济宇自然就和我携起手来了。
　　我们在桦甸分手后重新见面，是我在抚松成立白山青年同盟的时候。那时，我和他商量过在奶头山村组织白山青年同盟支部的问题。当时李济宇半开玩笑地说，不要老给他下达任务，应当来一趟帮帮忙。
　　从抚松到奶头山有300多里地。从中国那边看，它是满洲土地上的最后一个村庄，从朝鲜这边看，是白头山这一头的第一个村庄，这个奶头山周围一百里地是没有人烟的。
　　我们在傍晚时分到达村庄，李济宇把我们带到了当高丽医的崔氏人家。
　　据这家人说，张哲镐曾在我们住下的屋子住过两次，李宽麟也来住过。
　　我一想到这父亲来过、父亲的朋友们来开辟过的地方，今天我们又来扶着革命的犁杖垦荒，心里不由得产生了肃然之感。
　　我们在奶头山住了几天，明白了李济宇要我们务必来一趟的内情。奶头山是个外来人很难站住脚跟的地方。
　　村里主要住着姓崔、姓金和姓赵的人家。他们不同外地人交往，三姓人家做三角亲。崔家女儿嫁给金家儿子，金家女儿由赵家儿子娶，赵家女儿做崔家的儿媳。在一块不大的地方，这么做起亲来，不久全村都结成了姻亲关系，人人互相称呼”大哥“、”大伯“、”亲家“。
　　这个村的人几乎都信天佛教。天佛教徒们根据99位仙女由天上降到白头山天池沐浴过的传说，在那里盖了一座有99个房间的称为”登德宫“的寺庙，一年两次到这里来祈祷。天佛教徒还在村里盖了个”天佛寺“，隔十天或一个星期去祈祷一次。
　　我们到奶头山的第二天，正巧是天佛教徒到寺庙去祈祷的日子。那天，李济宇领着我们到寺庙附近看了一下，的确很热闹。教徒们不论男女，都像高句丽人似地把头发盘在头上，穿着花花绿绿的衣服，敲锣打鼓，加上钹声和木鱼声，那咚咚哐、咚咚哐的声音显得挺庄严。据说，”登德宫“这个名也是由此而来的。
　　李济宇说，奶头山这一带，就是这个天佛教叫人伤脑筋。他是从宗教是鸦片这一单纯的观念出发，讨厌这个天佛教的。我在抚松听李济宇说的时候，也是和他一样想的。但是到这里看了天佛教徒们举行仪式的那种认真的表情和雄伟的登德宫，就觉得对这个问题有必要再进一步研究了。
　　那天，我由姓崔的人带领，同李济宇一道去见了天佛教教主张斗范。
　　张斗范曾在独立军打过仗，后来看到独立军没有希望，便丢掉枪支来到奶头山，向白头山之精气祈祷，让日寇遭天罚，让朝鲜民族享天福，并以此为信仰，创立了天佛教。
　　我在和教主谈话的时候，视线总是离不开吊在天棚上的黍穗。因为我在崔家也看到了一模一样的吊在天棚上的黍穗。我问李济宇，是不是做种子用的，他便没有好气地说那是供佛用的。
　　这里没有水田，因此，这里的人们用黄米代替白米来上供，所以家家都在房柱或天棚上吊挂着黍穗。他们即使在断了粮，接不上顿时，也绝不去动它。只在去白头山寺庙供佛时，才把它放在臼里捣，再用簸箕簸好，用木匙挑出碎粒、草籽、黍籽、草芥，把颗粒一般大的拢在一起用高丽纸包起来，用干净的泉水做饭上供。
　　”就为那个该死的天佛教，奶头山的人都变成了疯子。看来，马克思的宗教是鸦片那句话，是名言中的名言。用新的思想改造这样的宗教徒，到底有没有必要？有没有可能？“
　　李济宇坦白地发着牢骚说：有时恨不得点一把火烧掉那个把奶头山人们的灵魂都给摄去的”登德宫“。
　　我批评他的观点太狭隘。
　　”宗教是鸦片，马克思的这句名言，我当然不想否定。可是，如果认为这句名言不论任何情况都可以用得上，那就不对了。祈求天佛让日寇遭天罚，让朝鲜民族享天福，这样的天佛教，你能随便给它扣上鸦片这个帽子吗？我认为天佛教是爱国的宗教，这个教的信徒都是爱国者。我们应该做的工作是，把这些爱国者团结成一股力量。“
　　我和李济宇坐在一起真挚地交换了意见，最后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不要去打倒天佛教，而要积极地支持他们的反日情绪。于是，我就在这里逗留十来天，对这个村的人做工作。我对他们说只靠信教是不能光复祖国的。天佛教徒们很容易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那年冬天，奶头山的人们待我们非常热情。奶头山人们的主食是土豆。
　　掺上扁豆做的土豆饭别有风味。桂永春开玩笑说，吃了土豆掺扁豆的饭，放屁放得炕都要震塌了。
　　如果那时我们没有到奶头山去了解情况，坐在吉林只听李济宇的报告或口传的风闻作出判断，那么，对天佛教是不会有好印象的。因为到奶头山亲眼看到了”登德宫“、做祈祷的教徒们真挚的表情、家家户户房梁上吊挂的黍穗，才对天佛教和教徒作了公正的判断。
　　要具有人民的作风和符合人民利益的人民的思想方法，决不是坐在书桌上可以做到的，更不是可以用空谈来解决的。那是只有通过与人民的直接的接触，用自己的眼睛和耳朵，直接去体察人们的声音、呼吸、眼神、表情、语气、手势、姿态的过程中才能形成的。
　　我们先进行了唤醒村民觉悟的政治工作，然后在这个村落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还组成了少年探险队。
　　我回吉林后，由我们亨权叔负责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他同李济宇一道在德水、德沟、寺洞、药水洞、任水洞、地阳溪等长白一带和新坡、普天、惠山、甲山、三水等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白山青年同盟的支部。
　　同盟组织任李济宇为白山青年同盟长白地区负责人。他出色地担起了这个重任。亨权叔和李济宇在白头山一带的革命化过程中经受了很多考验。由于他们先前作出的功绩，日后我们在这里进行革命斗争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
　　假期本是放下书本休息的时期，而我在那年寒假，却学到了很多在书本上找不到的东西。
　　寒假后，我们回到吉林总结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半年来的工作，并提出了建立更多的群众组织，分别吸收各阶层青年和群众的任务。
　　为了执行这项任务，金赫、车光秀、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宇等共青同盟的骨干分别到兴京县、柳河县、长春县、伊通县、怀德县一带和国内去了。
　　他们到那些地方，迅速地扩大了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和各种群众组织。
　　我留在吉林，开展在新安屯组织农民同盟的工作。把农民团结到组织里来，是培养他们成为革命动力的工作。特别是在农民占人口绝大多数的我国，争取农民的问题是决定革命胜败的关键性问题。
　　我们到江东村去组织了农民同盟，也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和妇女会，接着在卡伦和大荒沟也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在蛟河一带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我和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相识后，同蛟河的青年建立了关系。姜明根可能是从张哲镐那里听到了许多关于我的事。蛟河曾是张哲镐的中间站。他来往于吉林和抚松之间，每次都到姜明根的家歇脚，把吉林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告诉他，回到吉林，就把蛟河的消息详细地告诉我们。就这样，姜明根知道了我们，而我也开始关注蛟河的青年运动了。就在这时候，姜明根专程来吉林找我。
　　那时，我是住在东大滩的张哲镐家上学的。姜明根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一口一个”先生“地叫我，十分坦诚地摆出他在工作中遇到的各种困难、焦急地呼吁我帮助他。这使我不由得产生了对他的同情。想到他从远隔180里地的蛟河专程来到吉林找我这个还不过是一个普通中学生的人谈工作，我对他这种革命者的热情不能不感到佩服。
　　当时，蛟河以拉法山为界，西北边有旅新青年会，东南边则有拉法青年会。蛟河一带的朝鲜青年大都分别参加了这两个青年团体。
　　青年们起初是怀着很大的抱负参加组织的，但看到民族主义运动的头头们只埋头于争权夺利，搜刮军费，毫无作为，逐渐对他们失望了。
　　同时，对那些只就”无产阶级革命“和”领导权“夸夸其谈的赶时髦的马克思主义者，也感到愕然。
　　我完全理解姜明根说他简直弄不清该何去何从的心情。
　　我向姜明根介绍了吉林一带青年学生运动的情况和我们的工作经验。我还对他说，回到蛟河后要为组织反帝青年同盟支部作好准备。他回去时，我还给了他几本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
　　我虽然尽心尽意地给他讲了许多问题，但他走后，对蛟河的情况总觉得放不下心。于是我终于越过老一岭到蛟河去了。那大概是1928年的春天。
　　姜明根见到我来，非常高兴，说他正想再跑一趟吉林呢。他说，在吉林的时候，觉得不会再有什么困难，可是回来一开始工作，又碰到了不少难题。
　　蛟河的农村青年，首先对怎样建立组织的问题，就持有各不相同的意见。
　　有的说，旅新青年会是民族主义者的组织，应当马上退出那个组织，由几个志同道合的人另建一个反帝青年同盟，有的则说，干脆把旅新青年会解散了事。
　　对吸收哪些人参加组织的问题，他们也没有正确的见解，说这个人是”敌对分子“，那个人是”动摇分子“，都不能吸收。他们就是这样把还过得去的青年都事先排除在吸收对象之外了。
　　那天，我在客房里枕着木枕和他们躺在一起，对他们说，要建立组织，就要多争取群众，哪怕多一个人也好。为此就不要把人们分成这一边的和那一边的，重要的是要孜孜不倦地进行教育和说服。
　　我对他们说，要设法让青年不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的影响，要加强旅新青年会和拉法青年会中的先进青年骨干的作用。我还同他们一一讨论了今后他们要做的工作。
　　然后，选拔五名旅新青年会的青年骨干，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蛟河支部。
　　从那以后，我常到蛟河一带去做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工作。
　　我开始把东满青总的青年也吸收到我们的组织里来。当时，到龙井勤工俭学的朝鲜青年几乎都加入了东满青总。他们受着火曜派的影响。
　　这个团体的组织部长、东兴中学学生金俊看了我们在吉林创刊的杂志和小册子后，找我来了。
　　那时，我通过金俊具体地了解了龙井一带青年运动的情况。
　　金俊自从来吉林后，和我们保持着联系，到大成中学、东江中学、恩真中学等龙井市内各学校的青年中去，宣传了我们的思想。我们通过他们，对间岛一带以及会宁、钟城等六邑之内的青年进行了先进思想的教育。
　　这个时期，我对工人的工作也予以关注。
　　当时，吉林有火电厂、铁路机务段、火柴厂、纺织厂、碾米厂等大小工厂，为数不少，但没有一个像样的工人组织。只有一个1927年春组织的以帮助朝鲜工人就业谋生为目的的汗诚会。
　　我们对一个原在吉林火电厂做工，后来到农村来的青年进行了教育，吸收他参加了反帝青年同盟，然后让他重新回到吉林火电厂去做工。他到吉林火电厂站住脚，集结了进步的工人。从此，我们有了立脚点。
　　我们发动留吉学友会成员，以松花江码头为中心开办了工人夜校，在三·一人民起义纪念日、五·一节、国耻日，还到他们那里去做讲演，举行文艺演出。在做了这种准备工作的基础上，于1928年8月，组织了反日劳动组合，由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人员担任这个组织的负责人。
　　我们一直以青年学生为主要工作对象，积极地进行使他们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而如今把我们的活动范围扩大到工人阶级中去，把工人吸收到组织里来，这还是第一次。
　　我们以朝鲜工人为主组织起来的这个反日劳动组合，掌握了合法团体汗诚会的活动。汗诚会的政治倾向渐趋鲜明。后来，汗诚会为帮助元山工人总罢工，募捐支援了元山劳动联合会。1930年夏，朝鲜发生水灾时，它又同各朝鲜人团体联合组织救济会，为灾民募捐；在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工程的斗争中，也起了很大作用。
　　我们把以吉林和蛟河一带为中心的在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下的青年团体改组为革命组织，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积累了很多好经验。
　　革命者的生命，可以说是从深入群众开始，离开群众就要告终。
　　我想，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华成义塾时节是我的青年学生运动开始的时期，而组织和扩大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吉林毓文中学时期，是越出学生的圈子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到处播下革命火种的我的青年运动的全盛期。
　　这个时期，人们把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活动及其影响，称为”吉林之风“。
　　五团结的示威
　　随着组织的建立和扩大，我们进入了开展实际斗争的阶段。
　　1928年夏，吉林毓文中学举行的罢课，就是这一斗争的序幕。
　　直到那时，在毓文中学，财政、食堂和图书馆等学校行政管理方面的一切问题，都按着进步教师和学生的民主意志，解决得很顺利。我们在校内的活动，不受多大限制，进行得比较自由。这是毓文中学的学生协同学校教务委员会通过斗争取得的成果。
　　那些听从军阀当局摆布的反动教员，不甘心接受教职员和学生共同努力树立的民主秩序，妄图破坏这个秩序，企图按着他们的意志任意处理学校行政管理方面所遇到的问题。
　　由教育厅派到毓文中学来的教员当中，有一些嗅觉敏锐的军阀走卒。教务主任、训育主任、体育主任等反动教员，都是被特务机关收买的爪牙。他们唆使追随军阀政府的地主、官僚家庭出身的保守的学生和不良青年，随时侦探学生的思想倾向和革命组织的活动。
　　1928年夏，我们几乎每天都在校内举行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抗议活动，谴责和抗议他们强盗式的第二次出兵山东和在济南的屠杀暴行。
　　日本出兵山东，是一个重大事件，世称那是田中对华外交政策的试金石。
　　日本首次出兵山东，是1927年5月田中义一刚刚组阁之后。当时，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正在追击张作霖的奉天军，向山东半岛一带进兵。田中内阁为了保护他们豢养的张作霖的奉军免受北伐军的大进攻，就以保护日本人的生命财产为名，首先向青岛派去了驻旅顺的2000名日军，接着又从日本本土调来数达2000名的增援部队派往山东地区。
　　由于日本的首次出兵，北伐受阻，蒋介石答应保障山东地区日本移民的生命财产的安全，日本军才于同年秋从山东地区撤兵。
　　1928年春北伐革命重新开始，日本的田中法西斯内阁又决定第二次出兵，调动天津驻军和本土的熊本师团5000名日军派往山东，占据山东半岛的铁路沿线地区，占领了青岛和济南。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也在济南同时入城，结果，两国军队发生了武装冲突。
　　在济南，日本占领军野蛮地屠杀了大批中国人。国民党政府的外交官员也被日军杀害。
　　日本帝国主义对山东地区的厚颜无耻的三次出兵，在朝中人民中间激起了强烈的抗日情绪。在日本国内，也掀起了反对出兵的强烈运动，谴责田中内阁外交政策的怒吼声日益高涨。
　　日本出兵山东地区的最终目的，在于把满洲和华北地区从中国割裂出来，变为他们的殖民地。为了达到这一目的，日本需要有一个支撑点。而这个支撑点，正是张作霖。日本人心里算计，只要很好地豢养张作霖并给他作后盾，满洲就可以易如反掌地弄到手。在济南响起的枪声，是一个危险信号，预告在中国将会发生野蛮的大屠杀，夺去成千上万人的生命。当日本帝国主义为了制造派兵的借口，毫不犹豫地自己动手杀害日本移民的时候，中华民族预感到了日本将会把一种不可想象的灾难强加在他们身上。
　　我们接连举行报告会、演讲会、声讨大会等，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和国民党的叛国行为，鼓起了学生群众的斗争士气。
　　反动教员则把它说成是共产主义宣传，当作镇压学生的借口。他们突然袭击图书馆，没收进步书刊拿到校长那里，好像抓住了重要线索似的，向李光汉校长施加压力，要他开除朝鲜学生。他们说，朝鲜学生不是共产主义主谋分子就是”日本间谍“，并且都敌视中国教师，如果留着这些朝鲜学生，校内不得安宁，无法继续上课。右翼学生也跟他们一唱一和，肆意破坏校内建立的民主秩序，侮辱进步学生，诽谤和中伤校长和进步教师。
　　尚钺老师是他们的头一个攻击目标。
　　如果对反动教员和他们操纵的那些学生的无理行径放任不管，我们就无法安心研究学问，更不能开展青年运动。因此，为了依靠组织的力量赶走反动教员、维护校内的民主秩序，我们动员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成员举行了罢课。
　　我们举行罢课，提出了下列要求：
　　第一，改善对学生的待遇；
　　第二，保证讲授学生要求的科目；
　　第三，停止对进步教师和校长施加压力。
　　进步的教师也向省公署施加压力说，如不接受学生的要求，将借助于社会各界的力量。要求罢免反动教师的传单和檄文，张贴于市内各处，甚至飞进了反动教师的宿舍和省公署。
　　毓文中学的罢课日趋高涨，市内其他学校也都有响应的趋势，都向省公署施加压力。
　　省公署看到罢课风潮有可能波及全市，才迫不得已地罢免了训育主任等反动教师，接受了学生的要求。
　　这是我们发动群众斗争取得的第一个胜利。
　　通过这一过程，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看准目标，搞好组织和动员群众的工作，斗争就必定取得胜利。
　　我们举行罢课取得了首次胜利，也取得了经验，得到了锻炼。
　　通过这次罢课，青年学生更信赖我们，更靠近我们了。
　　我们总结了这次罢课取得的成果，并为了组织和发动气势冲天的青年学生开展规模更大、更积极的反日斗争，进行了准备。
　　为了侵略满洲，日本帝国主义从很早以前就加紧进行了准备，到这个时候，它的阴谋活动就更加露骨了。
　　1928年5月，日本关东军司令以对付中国关内局势的变化为名，调第40混成旅团进驻奉天（今天的沈阳），并策划把军司令部也迁到奉天去。紧接着，在奉天入口即在南满铁路和京奉铁路交叉处的一座铁桥上制造列车爆炸事件，杀害了从北京回奉天的张作霖。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们为了侵略满洲制造借口的蓄谋已久的有计划的准备工作。
　　如果日本帝国主义侵吞满洲，那么，以中国东北地区为斗争舞台的我们的活动就会遇到很大的困难。当时，满洲还属于中国，日本帝国主义无法对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独立运动者恣意妄为，但是满洲一旦被他们侵占，情况就会大不一样了。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经过三次出兵山东压制了蒋介石，并把侵略魔爪深深插进了中国大陆。这时候它一方面大力促进侵略满洲的军事准备，另一方面加快了作为军事侵略准备工作的一环早就着手了的吉会线铁路铺设工程的速度。吉会线，是把满洲的一个省会吉林市同朝鲜的北部边境城市会宁连成一条线的铁路。
　　日本早在明治时代就有即使用强制手法也一定要铺设吉林－－会宁铁路的野心。日本帝国主义对这条铁路赋予巨大的战略意义。
　　田中内阁开过所谓”东方会议“之后，在呈报日皇的奏折中谈到铺设吉会线铁路等满蒙铁路的意义时指出，这些铁路是日本推行大陆政策的钥匙。
　　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里，自始至终贯串着他要称霸世界的野心和妄想，和在欧洲首次高喊称霸世界的希特勒的《我的奋斗》是同一论调。举世皆知，这个奏折指出，当前日本的首要国策是侵略满蒙，为此而必要的先决条件即杠杆，就是加快铺设包括吉会线在内的满蒙五条铁路。
　　田中在奏折中暗示，如果敷设了吉林一会宁铁路等满蒙五条铁路，就能得到连结全满洲和朝鲜的大轮环线和直达北满洲的直达线，可以把兵力和所需战略物资送往任何一个地点，又可以镇压朝鲜的民族解放运动。
　　老奸巨猾的日本谋士们认为，如果铺设了吉会线，就能经敦贺一清津一会宁一吉林输送军队和物资，可以大大缩短运输线和机动时间。
　　日本帝国主义所以把铺设吉会线铁路宣布为国策，不顾种种艰难曲折，花费长达26年的时间，终于把这条铁路铺设完成，其理由就在于此。
　　日本帝国主义者凭借他们同腐败无能的清朝末期的官僚缔结的不合理的条约，在满洲各地任意行使铁路铺设权。中国的广大人民和青年学生认为这是对中华民族的侵犯，一致奋起展开群众性斗争，坚决反对关于输入外国资本建设铁路的协定，并要求立即撤消这种协定。
　　但是，反动军阀非但对人民的正当要求不加理会，反而一面策划强行建设敦（化）图（们）线，一面妄图隆重举行原定于1928年11月1日举行的吉（林）敦（化）线铁路通车典礼，以便取得国民的欢心。
　　要想阻止吉会线铁路铺设工程，需要开展英勇果敢的实力斗争。这一斗争，对敌人来说，将是宣告朝中人民决不容许日本帝国主义侵占满洲的警钟；对广大人民群众来说，将是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抗战信号。
　　为了组织反对铺设吉会线的群众性反日斗争，我们于1928年10月上旬，在北山公园药王庙地下室召开了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组织的负责人参加的会议。
　　在会议上，我们就斗争口号、斗争方法、行动方向等问题进行了讨论，并做了具体的分工。对游行示威时打的横幅标语、声讨书及传单的内容，也做了具体的讨论。
　　我们从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必须成为朝中两国人民共同的斗争这一立场出发，决定用朝中两国文字写传单、声讨书和横幅标语等所有宣传品。
　　到街上讲话也要用两国语言。
　　会议还决定，在这一斗争期间尽量发动市内各校的学生自治会、留吉学友会、少年会等合法组织，而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非法组织的成员则要尽量少出头露面。
　　开过北山会议后，我们废寝忘食地东奔西走，做示威游行的准备。
　　当时，宣传队的韩英爱做了很多工作。
　　韩英爱是吉林女中的学生。她早在留吉学友会时，就通过文艺演出和读书心得发表会接受了我们的影响，后来成长为共青盟员。她生性文静寡言，平常很少引人注意，人们觉察不到她是否在场。但是，只要是有助于革命的事情，不管是累活还是脏活，她都做。演艺队演出节目时，她自愿扮演别人都不愿意扮演的角色。读书会缺乏教材时，她主动把长达几百页的书，用油印机印出来分给大家。为示威斗争做准备工作时，她几乎没合过眼。她把油印机拿到别人家的库房里，带领几名少年会会员印出了几万份檄文和传单。
　　在街头上，她用朝中两国语言向几百名听众发表演讲。因为她讲话慷慨激昂，感人肺腑，被大家誉为女雄辩家。
　　我所以能够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负责人把影响力辐射到中国青年学生中去，是因为我们早就在吉林举起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旗帜。我们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那个时期，中国共产党满洲省委会还没有建立，吉林市里还没有多少共青团员。
　　我在负责搞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工作的同时，还做过中国系统的共青团工作。因为我负责共青团工作，自然有许多中国青年接近我们。吉林师范学校共青团小组负责人曹亚范、负责做敦化地区共青团工作的陈翰章，也都是跟我取得联系开展共青团工作的人。
　　我们在加紧准备示威斗争的时候，收到了铁路当局准备在1928年11月1日举行吉敦铁路通车典礼的情报。于是我们决定比原订计划提前几天举行示威，为的是在举起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火炬的同时，还要破坏吉敦铁路通车典礼的举行。
　　1928年10月26日，天还没亮，宣传队就在吉林市的每条街巷散发了传单，张贴了檄文。由两三个人组成的各少年会监视组，天刚亮也都跑到了指定的位置。
　　这天早晨，市内各校的学生按约定的时间，同时在各校的院子里举行集会，宣读了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声讨书后，接着进入了示威游行。霎时间，几千名学生挤满了各条大街。示威队伍高举着许多用朝中两种文字写的标语，朝文写的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铺设吉会线铁路！“中文写的是”打倒日帝“、”打倒卖国贼“、”收回吉会铁路“。示威队伍走过几条街，向新开门外省议会的大院行进。几百名军队和警察挡住了示威队伍。
　　示威队伍跟军警对峙，喊着口号，等待我们的指示。
　　无论如何，必须设法让示威队伍继续前进。
　　为了保护示威群众，调来了由工人、郊区农民和学生组成的纠察队。
　　纠察队打头，示威群众都挎着臂膀，拨开军警的刀枪，继续向前挺进。
　　队伍在省议会的大院里举行集会，我在会上向几千名群众讲话，号召朝中青年学生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铺设吉会线铁路坚决斗争！
　　集会结束，群情激昂，队伍向新市街日本领事馆进发。这是一处因为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凶横残暴，很少有人来往的地方。示威群众拥到日本领事馆前面，高呼反日口号，群情更加高昂。示威队伍接着向大马路、北京路、重庆路、尚仪街行进。
　　日本帝国主义的铁道会社在这次吉林的示威斗争中受到了沉重的打击，决定无限期推迟吉敦铁路通车典礼。日本商人都逃离商行躲进了日本领事馆。南满铁道会社开的东洋医院的窗户玻璃全被打碎了。
　　示威斗争，日趋高涨。
　　学生们编成许多个小组，在市内十多个地方设讲坛，从早到晚，轮流向群众讲话，号召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
　　吉林掀起的反日斗争，遍及满洲各地。长春的青年学生和市民与我们的斗争相呼应，高呼着打倒帝国主义、反对六条大铁路的口号，展开了激烈的斗争。他们还袭击了吉长铁路局局长的公馆。
　　在哈尔滨和天津，尽管有许多人牺牲，仍然一直展开殊死的斗争声援我们。延吉一带的朝鲜同胞也奋起投入了斗争，国内的各家报纸也连日报道了我们的斗争消息。
　　当示威斗争的规模越来越大的时候，我们又大力开展了排斥日货的斗争。群众从日本商店搬出贴有日本商标的日货堆在大街上放火烧掉，有的商品则成批地拉去投进了松花江。
　　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排斥日货的斗争相结合起来，发展成了大规模的、全面的反日斗争，而且越来越高涨。日本帝国主义为之惊惶失措，唆使反动军阀向示威群众开枪，犯下了滔天罪行。
　　直到那时，我们对反动军阀采取了尽量牵制的立场，可是反动军阀当局既已倒向日本帝国主义一边，出面镇压我们，我们也就不能保持原来的立场了。我们提出”打倒同日本帝国主义相勾结的反动军阀“的口号，结合为死难者举行的葬礼，展开了更大规模的示威斗争。这一天，有许多市民也汇合到示威队伍中来，成了空前大规模的示威斗争。
　　我们的斗争持续了40多天。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扭转局面，急忙召来了当时在奉天的张作相，可是吉林督军署的怀柔伎俩是挫败不了群众高昂的斗争气势的。
　　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给了日本帝国主义以极大的打击。尤其使他们惊恐的是朝中人民紧密团结起来反抗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
　　民族主义者和那些被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而吓得丢魂失魄、只顾逃命的人，看到我们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也受到了很大的冲击。
　　在那以前，民族主义者们一直把我们青年学生看作是无足轻重的，可是，他们看到我们这些十几、二十几岁的青年学生作出了他们想都不敢想的大事，开始改变对我们的看法了。从此，他们承认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已经出现了与旧一代人截然不同的新一代，再也不能忽视我们了。
　　我们通过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再次清楚地认识到人民群众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也更加确信，只要善于组织群众，就能使他们发挥任何敌人的刀枪都征服不了的无比坚强的力量。我对群众力量的信念，进一步坚定了。经过这一斗争，我们发动群众的领导方法也更完善了。在这一场实际斗争中，我也受到了锻炼，各组织也壮大起来。
　　六安昌浩的长篇时局讲演
　　1927年2月，旅居吉林的全体朝鲜同胞沉浸在空前热烈的欢迎气氛中，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要人，独立运动的元老安昌浩，经北京来到了吉林。
　　侨居吉林的同胞们像迎接一位国家元首一样隆重地欢迎了安昌浩。我们也唱着《去国歌》，由衷地向他表示了欢迎。《去国歌》是安昌浩亡命国外辞别祖国时亲手创作的歌。这支歌开头是”走了走了，我要走了，丢下你，我要走了“，最后一句是”我走了，不要难过，我亲爱的韩半岛啊“。在”韩日合并“后，这支歌在青年学生当中很流行。因为亡命国外的人们爱唱这支歌，曾有一时被称为《亡命者之歌》。
　　朝鲜人都喜欢这支《去国歌》，同样对这支歌的作者安昌浩也非常尊敬和崇拜。对于安昌浩的品德和能力，有许多人用一句话作出评价说，是”总统之材“，而这也不算太夸大。那些不把临时政府放在眼里的独立军团体的头头们，惟独对安昌浩另眼看待，推崇他为”独立运动的前辈“。
　　众所周知，连熟知安昌浩身价的伊藤博文也曾想笼络他，向他表示，只要他支持日本的政策，就可以帮他组织岛山（安昌浩的号）内阁。
　　平安南道江西地区，如今作为千里马运动的发祥地、作为大安工作体系和青山里精神、青山里方法的诞生地闻名于世。而在日寇统治时期，则是因为出现了岛山安昌浩这样著名的独立运动者而广为世人知晓。因为安昌浩生于江西，西部朝鲜的人大都以此为荣，称他是自己的同乡人。
　　安昌浩认为，我国被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是因为我们民族的素质低劣。因此他建立了共立协会、新民会、青年学友会、大韩人国民总会、兴士团等独立运动团体，开设了渐进学校、大成学校、太极书馆等文教机构，创办了《独立新闻》，为民族的启蒙事业作出了很大贡献。
　　独立运动的元老中，有位号南岗名李升薰的著名教育家。一提起李升薰，人们自然都联想到五山学校。
　　五山学校，是由他创办，并由他个人出资经营的出名的私立学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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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升薰由于教育后代有功，隆熙皇帝曾召见他。在最近400年的历史中，西部朝鲜出身的平民从未有人谒见过皇帝，而李升薰破天荒第一次晋谒皇帝，他的名声该有多高，是可以想见的。
　　如此德高望重的李升薰，曾经为发家致富的欲望所驱使，经商做生意，贩卖黄铜器皿。后来，真的成了巨富，购置了价值五十万元以上的不动产。
　　这位大财主，有一天到平壤听了安昌浩力主独立救国的基础是通过教育培养实力的演说，佩服之极。他剪掉发髻，回乡从事教育运动。安昌浩充满爱国、爱民族的热情的雄辩，给这位大贸易商的人生观带来了大转变。
　　这是说明安昌浩作为民族运动的先驱，对人的感化和影响之大的一个事例。
　　《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在祖国发行的各家报纸，都大书特书地报道了安昌浩到吉林的消息。
　　青年学生到安昌浩下榻的三丰旅馆，邀请安昌浩为吉林的朝鲜学生作一次讲演。独立运动者们也络绎不绝地拜访安昌浩，请他出面发表讲话。
　　安昌浩爽快地答应了他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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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隆熙皇帝（1874～1926）：李氏王朝的最后一代皇帝（1908～1910年在位）。
　　独立运动者们通过各种渠道传布消息，说安昌浩在某日某时某地发表关于时局的长篇讲演，并且在商埠街、岔路街、通天街、河南街、北大街、牛马巷等市内的各条大街都张贴了大幅广告。
　　旅居吉林的同胞看了这个广告，都兴奋不已，甚至见面打招呼也说：”安昌浩先生到吉林来了，知道吗？“
　　在他发表讲演的前一天晚上，我同吴东振谈论安昌浩，谈了很长时间。
　　松岩吴东振在异国他乡同阔别了十七年的大成学校时期的恩师安昌浩邂逅，其感想自然不同一般，十分激动。他回顾往日，谈到他考大成学校师范科的时候，安昌浩是如何当面考核他的，他被录取后安昌浩又是怎样爱护他的。吴东振还唱了安昌浩先生作的青年学生之歌，怀着崇敬之情谈到了安昌浩为培养后代的独立精神倾注了多少心血。特别是对安昌浩的口才，他谈的很多，又很生动。
　　对于安昌浩的口才，我父亲在世时也谈过几次。在万景台的时候，我就听父亲讲过，知道安昌浩争取独立的活动是从雄辩开始的，离开了雄辩的口才，就谈不上安昌浩的名声。
　　我心想，人们说安昌浩一发表演讲，连一般家庭妇女也都为他那娓娓动听的口才，为他所描绘的理想村所感动，不惜把手指上的戒指、头上的簪子都拿出来捐献，是真的吗？如果是真的，那么，他的演讲那么动人心弦的秘诀何在？要是他这样的大人物，不住在美国或上海，而住在这吉林那该多好。
　　”国家独立后，如果我有权选举总统的话，我要第一个推举安昌浩当总统。“
　　这是那天晚上吴东振跟我说的话。这话更加强了我对安昌浩要发表的时局讲演的期待和好奇心。
　　安昌浩在朝阳门外的大东工厂，为罗锡畴义士举行了追悼会之后，发表了演讲。
　　前来参加追悼会的三个府的代表、原在市内的独立运动者、头面人物和青年学生，几乎都前来听他演讲了。全场座无虚席，许多人只好靠墙站着听。
　　安昌浩以《朝鲜民族运动的未来》为题作了演讲。的确名不虚传，他讲话口若悬河，出口成章，一开始就引起了听众的赞叹。他穿插着自己对古今内外历史的渊博知识，慷慨激昂地道出了他对朝鲜民族的出路所持的主张。
　　场内不时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然而他的讲话内容，却是有问题的。
　　安昌浩阐述了他的”民族人格完成论“和建设理想村的理论。他的”民族人格完成论“是由”人格自我革新论“、”民族经济确立运动论“这两个部分构成的。
　　所谓”人格自我革新论“，是说我们的民族之所以落后，国家之所以沦为日寇的殖民地，是因为我们民族的人格和修养低劣。因此，人人都应当不断地自我陶冶，提高人格，以达到生活正直、干活诚实、相处和睦。
　　听安昌浩的主张，觉得它同托尔斯泰在”自我完成论“中表现的思想方法和甘地认为人不自我改造和锻炼就不能得到自由的看法有相似之处。
　　就当时的形势而言，在人们生活的各个领域，不时出现预告世界性大经济危机即将到来的征兆，使人们为之而惊恐不安。同时，极端法西斯化的帝国主义猖狂肆虐，用刀枪和绞索残酷地扼杀着人们的自主性。
　　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在用钢铁武装起来的帝国主义的威力面前丧魂失魄，噤若寒蝉，他们在这种时代空气中找到的精神避难处，就是不抵抗主义。
　　不抵抗主义，是革命意志薄弱的人被帝国主义的攻势吓破了胆而仓皇找到的最后一个安身之处。他们既没有力量也没有意志对抗反革命势力，所以只能落到主张不抵抗的地步。
　　在我国，不抵抗主义以改良主义的形式出现。在三·一人民起义以后，民族主义运动的部分领导人，脱离了以积极的抗争推翻日本帝国主义殖民统治的革命立场。把振兴教育的运动和振兴民族产业的运动当做最大的民族运动旗帜，蓬勃地开展了提高我国人民的精神素质和经济生活水平的培养民族实力运动。形成民族运动中心领导集团的近代知识分子，想用提倡使用土产品、扶植民族企业的方法，把我们的民族从经济上的毁灭中拯救出来。他们提出”靠我的东西过我的日子！“的日号，为了开辟一条经济自给自足的道路，展开了泛国民物产奖励运动。
　　这一运动的领导人曹晚植，作为专用土产品的象征，一辈子只穿用土布缝制的朝鲜袄裤和朝鲜长袍，他的名片用的也是国产的纸，脚上穿的也是朝鲜鞋，从没穿过外国鞋。
　　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为散布民族改良主义起了很大作用。看了这篇论文，就能很容易地看出改良主义的本质及其危害性。
　　我读了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后，最感到不快的是，他把朝鲜民族视为劣等民族的论调。我也认为我国是后进国家，但从未把我们的民族看作劣等民族。
　　朝鲜民族是制造了世界最初的铁甲船和金属活字的文明、智慧的民族，是为东方文化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并引以自豪的民族。我们的祖先，对开拓日本的文化也作出了不小的贡献。我们民族不容外来敌人侵犯的坚强的自卫精神，曾为亚洲各国所称誉。像白纸一样洁净无瑕的我国人民的道德品质，是世界人民都为之赞叹的。
　　我国人民的习惯和风俗里，当然不能说没有缺陷，但它毕竟是部分的、次要的，而不是本质的。绝不能拿次要的东西给民族性下定论。
　　李光洙在《民族改造论》中说，朝鲜人因为具有”劣等的民族性“，才招致了国家的沦亡。其实，招致朝鲜亡国的不是落后的民族性，而是统治集团的腐败无能。
　　李光洙提出的朝鲜民族”劣等“的论调，与日本帝国主义者的论调是一脉相通的。日本人一开口就诽谤我们民族是”劣等民族“。他们说，因为朝鲜民族是”劣等“民族，需要由日本加以”保护“、”领导“、”管制“。
　　李光洙的《民族改造论》，是他呈献给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公开的投降变节书。他呈上这一投降变节书所得到的报酬，就是他这个一度参加过独立运动的人没有受到任何制裁，若无其事地盘腿坐在总督府鼻子底下，放手写爱情小说。
　　作为小说作家的李光洙，最初很受读者的爱戴。群众爱戴他，是因为他写出了符合读者口味的进步作品。他写了不少风格新颖的小说，堪称我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
　　然而，由于他抛出了《民族改造论》，群众对他的爱戴开始淡薄起来。
　　从他的小说中可以窥见的改良主义，在这篇论文中露出了形体完整的真面目。
　　把民族运动引向改良主义方向的近代知识分子，甚至试图用国债偿还运动中募来的钱，创办一所由朝鲜人主持的民立大学。然而，朝鲜总督府没有批准建立这种民立大学，认为这种学校有可能变成培养独立运动人材的温床。
　　非暴力的物产奖励运动，也碰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阻挠。朝鲜人只用本国产品，而不用日本强制推销的商品，总督府是绝对不会允许的。他们从这一运动一开始就认为它是排斥日货的反日运动，采取毒辣的手段进行了阻挠。
　　打着培养实力的招牌开展的改良主义运动，虽然思想上标榜的是爱国爱民族，但方法上却是一种以非暴力为前提的、保守而消极的抵抗运动。试图在总督府允许的范围内培养民族的经济实力，以对付日本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这实际上是一种妄想。日本绝不会允许将会埋葬它的朝鲜民族产业发展起来，这是最起码的常识。然而，改良主义者们却认为只要创办企业，多用国产品，就能为民族打开一条活路。对这种想法应该作什么样的说明呢？
　　滚落到改良主义泥坑的民族运动者们，没有正视或不敢正视帝国主义的本性。他们从武力抗争掉转方向，转入了和平的文化运动，这意味着斗争方法上的后退。那是以同殖民主义者和平共处或妥协作为前提的运动。无论是和平共处还是妥协，都必然产生变质现象。实际上，那些改良主义者当中有不少人后来背离了民族运动的队伍，或者充当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卒。
　　安昌浩的实力培养论（又名”准备论“），实际上是自强论的变种，是民族改良主义者们所依托的理论上的支撑点。
　　他甚至说朝鲜民族是世界上精神修养最差的民族，只有开化到美国人或英国人那种程度，才能建设自主独立国家。
　　我看会场里的气氛，好像听众大都对他的主张表示共鸣。有的人为他的演讲所感动，甚至流下了眼泪。当然，他的每句话里都充满着爱国热情。
　　可是，我从他的演讲中发现了可能削弱人民群众斗争意志的因素，感到很失望。总的来说，他的主张里确实有几点令人置疑的问题。
　　安昌浩主张，各人都要加强自我修养，提高品格，借此培养民族的实力。
　　对这一点我也有同感。但是，他认为我们的民族是世界上精神素质最低的民族这种见解和他主张培养实力的改良主义的方法论，我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培养实力，毕竟是推进独立斗争的一个过程，它不能取代整个革命。
　　但是，安昌浩却想用培养实力来取代独立斗争。即使培养了实力，独立斗争也不会自行发展的，可是安昌浩只谈培养实力，而不谈应当如何组织和发动民族的力量并引向最后胜利。特别是对于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形式－－
　　武装斗争，更是只字未提。
　　其次，他说要在满洲振兴产业，作为争取独立的基础。这也是有问题的。
　　对于一个丧失了国权的民族，有谁会提供贷款让你建设水电站？在整个国土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就算列强给你提供了贷款，你能在外国领土上建设发电站，安心种稻子发展农业吗？再说，日本帝国主义会放任不管，让朝鲜人这么做吗？
　　我听着他的演讲，实在忍不下去了，便把向安昌浩质问的几个问题写在纸上递上去了。
　　－－你说，应当振兴产业和教育来培养朝鲜民族的实力。请问，在整个国家被日本帝国主义吞掉的情况下，这是可能的吗？
　　－－你说我们民族的精神修养很低。请问，你指的是哪一点？
　　－－你说的列强指的是美国和英国这样的国家，难道我们应该仿效他们吗？再说，依靠他们的”援助“，能取得独立吗？
　　经坐在前排的学生和演讲会主持人的手，纸条递到了安昌浩手里。我虽然忍不住反抗心理，断然提出了书面质问，但是当主持人以不安的神色回头朝我们学生这一面注视的时候，我的心里也不免有些紧张。我有些担忧，如果演讲人因我的质问而受到刺激，感到不快，是不是会让崇拜他的独立运动者和好几百名听众感到失望？如果安昌浩的演讲不能取得预期的效果，那么，为举办这次演讲尽了极大诚意的吴东振，也会对我这个提出书面质问的人有些想法的。
　　当然，这不是我所希望的。我给安昌浩提出书面质问，是希望他看了我的质问后，哪怕片刻也好，自己检查一下自己的主张，不要把那些违背民族自尊心和自主精神的有害思想继续灌输给听众。同时，我还有一种按捺不住的殷切愿望，希望听到这位被尊为独立运动大老前辈的人讲他还没来得及谈的关于独立运动的新的方针和策略。
　　可是，出乎我的预料，情况变得严重了。
　　安昌浩看了一会儿纸条，又向主持人问了几句什么。事后我听孙贞道说，那天安昌浩问的是认不认识纸条上署名的金成柱。
　　安昌浩傲气十足，滔滔不绝，扣人心弦的讲话，突然消沉下去，像泄了气的皮球一样。他突然停住高屋建领般的讲话，敷衍了几句，就仓皇地走下了讲台。
　　看来，他碰到这些质问，变得很严肃。我只是为了让他受点刺激，才提出了质问的，可是他既不反驳也不做解释，就在中途抛弃了讲话，自动地退下来了。
　　听众大失所望，对他突如其来的消沉气馁，抱着疑惑拥向了门口。
　　就在这时候，突然发生了意外的事情。吉林督军署派几百名宪兵、警察，突然闯入会场，逮捕了300多人。演讲人安昌浩自不用说，连玄默观、金履大、李宽麟等许多独立运动者也都被抓到警察厅关起来了。
　　指挥这次大逮捕的是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国友。安昌浩来到吉林时，国友也同时来到奉天，同中国当地宪兵司令杨宇霆见了面。告诉他有几百名朝鲜共产主义者汇聚在吉林，请求杨宇霆把他们都逮捕起来移交给他们。
　　根据杨宇霆的命令，吉林督军署的警察、宪兵，在国友的操纵下一面搜查朝鲜人的住宅，一面闯迸大东工厂进行了空前的大逮捕。
　　尽管安昌浩的讲演有些问题，但对敌人逮捕他和几百名朝鲜人的暴行，我们不能不感到极大的愤慨。尤其是，我刚提出书面质问，演讲就被中断，紧接着安昌浩又被逮捕。所以，我觉得引起这一连串连锁反应的责任好像就在于我提出了那张书面质问。这种想法使我感到很痛苦。
　　当时，统治中国东北地区的军阀张作霖，通过《三矢协定》与日本勾结起来，残酷地镇压朝鲜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这个《三矢协定》是以根除满洲地区朝鲜民族解放斗争为目的的阴险毒辣的协定。
　　根据这个协定，甚至给逮捕朝鲜人爱国者有功的走狗发了奖金。有一些中国反动官吏为了领奖，甚至进行诬告。
　　他们在大东工厂的大逮捕，也是军阀张作霖在日本帝国主义唆使下干出的反动的镇压暴行。
　　我们立即召开”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的会议，认真讨论了争取释放被捕人员的对策。紧接着，又去找独立运动者商讨营救办法。然而，他们早已吓昏了头，提不出什么办法来。
　　我们主张，大家紧密团结起来，给吉林督军署施加压力，就能营救安昌浩先生以及其他所有被捕人员。我们再三强调，发动群众的力量，是最有威力的办法。
　　独立运动者们却说，你们这些赤手空拳的人，有什么办法能够说服蛮不讲理的督军署？与其群众出面闹事，还不如给他们送钱行贿。他们又一次表现了不相信群众力量的陈腐观点。
　　我耐心地说服他们，只要把群众的力量团结起来，就能办到用钱办不到的事。接着，在孙贞道主持的吉林教堂举行了市内的独立运动者、知名人士和青年学生参加的群众集会。在会上，我向大家说明了督军署同日寇相勾结，大量逮捕朝鲜爱国者和无辜朝鲜同胞的经过。然后告诉大家说，他们会以几文钱为代价，把逮捕的人全部移交给日本警察。很明显，朝鲜的爱国者们就必将遭到残酷的刑罚。因此，爱国家爱同胞的朝鲜人，都要同心同德地团结起来，奋起开展群众运动，营救被捕的爱国者。
　　我们开展争取释放安昌浩的运动，有不少人就摇头晃脑地表示无法理解。持这种看法的，不仅有民族主义者，而且还有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甚至在我们影响之下的青年学生当中也不乏其人。他们心想，对安昌浩的理论提出了书面质问的人，这回为什么又如此费尽心机地要去营救他呢？
　　我说服他们说，我们反对的是安昌浩的思想，并不反对安昌浩这个人。
　　安昌浩是朝鲜人，又是为争取朝鲜独立而斗争的爱国志士，我们怎能不去营救他呢！当时，我是把受苦受难的朝鲜民族应当同心协力、有难同当的大义名分放在首位的。
　　我对安昌浩的演讲提出质问，并予以反驳，是因为我希望他抛弃事大主义和民族虚无主义的改良主义立场，更加积极地献身于光复祖国的神圣斗争。我们跟民族主义者进行思想斗争，其目的并不在于打倒他们，而在于启发他们，在反日旗帜之下，尽量多团结一个人。
　　我们开过群众集会之后，在吉林市内各地，往墙上和电线杆上张贴了许多传单和檄文。上面写着”中国警察毫无根据地逮捕朝鲜同胞关在监狱里进行迫害“、”中国的官署不要上日本帝国主义的当“、”尽快释放关在监狱的朝鲜同胞“。
　　我们还给各家中国报社投稿，大造舆论。吉林市的青少年和群众每天拥到督军署去大声要求立即释放被监禁的人，有时还在督军署前面举行示威。
　　为了阻止反动军阀把逮捕的朝鲜独立运动者移交给日本人，我们作出了一切努力。
　　在群众的压力下，吉林督军署终于在二十几天后释放了安昌浩和其他所有被捕人员。安昌浩的获释，是我们经过紧张的斗争取得的胜利。我为此感到非常高兴。为了看望恢复自由的安昌浩，我们到独立运动者他们那里去了。
　　我暗自希望安昌浩对我们提出书面质问的心情多少有所理解。
　　但是，安昌浩一出狱就急忙离开了吉林。我无从知道他是怀着何种心情回上海去的。但是我相信，他一定是振作起精神，怀着新的心情离开吉林的。
　　从那以后，他没有玷污爱国者这一崇高称号，经受了一切考验，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证实了我的推测。
　　安昌浩离开吉林后，我再也没有见到他。
　　过了十多年，我们在白头山一带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安昌浩被日寇逮捕，后因在狱中得病，不幸去世。
　　我听到这个噩耗，想到他为民族的启蒙和团结献出了一生，却没有看到国家独立的一天，过早地离开了人世，禁不住十分难过。然而，我同安昌浩的异乎寻常的关系，并没有就此完全断绝。虽然安昌浩已经与世长辞了，但他的妹妹安信好解放后任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和我们一起工作。
　　解放后，我胜利地回到祖国，通过在国内活动的爱国志士，了解到安昌浩的妹妹住在南浦一带。于是我把寻找安信好的任务交给了当时作为派遣员在南浦地区工作的金京锡同志。过了几天，由南浦送来了已找到安信好的报告。我给金京锡同志打电话问了安信好的情况，金京锡只回答说，她成天抱着《圣经》不放，看来像一个笃信基督教的女人。
　　我对金京锡同志说，她是一位著名爱国烈士的妹妹，她信教也会有爱国心，要给她以党的影响，好好引导她。
　　金京锡同志答应了，但显得不大情愿似的。当时还是对所有宗教徒一律另眼看待的时候，所以我几次反复强调不要这样对待宗教徒。但疏远宗教徒的倾向却依然存在，很不容易克服。
　　过了几个月，金京锡同志告诉我好消息说，安信好已经入党，把党证夹在《圣经》里带着，为建设新祖国忘我奋斗。
　　我听到这个消息，心里想，安昌浩的爱国魂并没有完全埋入地下。
　　每当看到安信好为祖国、为人民忠心耿耿地做工作的情景时，我心里就不禁想起安昌浩，十分感慨地缅怀他作为独立运动人士度过的坎坷不平的一生和他为民族付出的劳苦。
　　毕生以反共为信念的金九，在举行南北联席会议时来到了北半部。他一见到安信好，就大为惊讶。看来，他完全没有想到，共产主义者们会让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大人物的妹妹负起朝鲜民主妇女同盟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这样的重任。安信好本是他年轻时的恋人、未婚妻。
　　我们对安信好的信任，也就是对安昌浩的信任。这又是我们超越思想和信仰的区别，在民族这个范围里，对以爱祖国爱民族为宗旨结成血肉关系的所有独立运动的老前辈表示的礼节和敬意。
　　七三府合并
　　总的来说，20世纪20年代可以说是一个联合反日爱国力量促成统一战线的时期。真正为民族前途着想的先觉和爱国志士，都确信独立的基础在于反日力量的统一和团结，并为之作出了很大的努力。
　　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我国三·一人民起义的影响下，随着新思想潮流的传播而迅速组建的许多工人运动团体，到本世纪20年代中期合并成了朝鲜工农总同盟。团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在民族主义营垒里也有了发展。
　　当建立民族的唯一政党的条件成熟的时候，1927年成立了共产主义阵营和民族主义营垒的联合战线机构－－新干会，并开始集结了几万名会员。
　　合并反日爱国力量的运动，在成为独立运动策源地的满洲地区也积极开展起来。从”韩日合并“以后，在满洲地区像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无数小规模的独立运动团体，经多次离合聚散，到1925年基本上分成正义府、新民府和参议府三个府，分别独立地开展了活动。
　　然而，这三个府各自划出自己的管辖区，与其他团体既不联系也不合作，像中世纪的小公国那样形成鼎立之势，在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攻势面前，陷入了被各个击破的危险的地步。由于珲春事件、兴京事件、古马岭事件等日军接连不断的大屠杀和”三矢协定“的缔结，满洲地区的独立军团体受到了很大的打击。
　　日军在凤梧洞战斗和青山里战斗中惨遭失败后，为牵制独立军的武装活动，继续增强自己的兵力，推行死一名日军就杀十名朝鲜人的惨无人道的心理杀戮战，把正在成长的独立军推入了被动地位。
　　在这种情况下，热衷于争夺霸权的各府领导人，为扭转独立军面临的困难局面，不能不考虑独立运动团体的合并问题了。
　　从三个府诞生的初期起，独立运动的先觉们就深刻地认识到合并的必要性，为实现这三个府的合并，从各方面作出了积极的努力。
　　当时，这三个府互相诋毁和仇视，把精力无谓地消耗在扩大各自管辖区的竞争上。这种争夺霸权的争斗，有时还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冲突和流血惨案。
　　1925年夏天，我曾亲眼看到，在我父亲的主持下，三府领导人在抚松举行大规模的会议，认真讨论了实现合并的途径。会议开了十天，换了三个地方：抚松、万里河和阳地村。这次会议的结果，是成立了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
　　参加民族团体联合促进会的人士，加紧进行了建立民族单一政党的筹备工作，并在同各派领导人的不断联系下，举行多次会议，讨论旅满朝鲜同胞的自治问题和合并成立革命统一战线的问题。
　　在不断转移会场的过程中，还发生过非常有趣的”王八事件“。
　　那时，金东三、崔东旿、玄默观、沈龙俊、林炳茂、金墩、李渊、宋相夏等三个府的领导人，正聚在新安屯开合并会议。新安屯位于吉长铁路西南约30里地左右的地方，和吉林、兴京、桦甸一样，是在满洲屈指可数的政治运动的策源地之一。
　　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探悉到举行三府合并会议的秘密以后，把五名密探扮作者百姓派到现场。这些密探来到靠近新安屯的东垧水沟村，装作抓乌龟，刺探三府合并会议的消息。但他们被村里的青年发现，全被处决了。青年们用一条绳子把他们捆在一起扔进松花江水葬了。
　　驻吉林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向中国警务厅通报了这件事情的始未，并借口朝鲜人杀害了日本良民，强迫警务厅要对案件现场和新安屯进行共同调查。
　　这个情报通过警务厅翻译吴仁华传到了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们那里。代表们宣布体会，撤离了新安屯。这就是人们所说的”王八事件“。在中国话里，王八是乌龟的俗称。
　　旨在合并独立运动团体的三府会议，一直伴随着重重困难和迂回曲折。
　　害怕三府合作的日寇，死死地进行跟踪和破坏活动，这是第一个困难，再一个比这更大的困难，是各团体内部发生的各派系之间的对立。正义府分裂成促成会派和协议会派；新民府里有军政派和民政派的相互对立；参议府则分成支持促成会和支持协议会的两大派系。他们互相勾心斗角，争吵不休。金东三、李青天、李钟乾等促成会派从正义府脱离出来；以金佐镇、黄学诛为头目的军政派也与新民府决裂。
　　吉林市是三府合并会议开得最多的地方。
　　吉林尚仪街有一座朝鲜人经营的叫复兴泰的碾米厂。住在吉林的独立运动者们把这座碾米厂的办公室用作寝室兼办公室。来自南满、北满和东满的独立运动者，也都把这个地方当成熟铺子，经常到这里来聚会。因此，复兴泰没有一天是清静的。就在这里，三府合并会议开了一年又一年。
　　复兴泰碾米厂位于来往毓文中学的路口上，所以我有机会经常接触来参加会议的代表。
　　这座碾米厂的主人是憧憬共产主义的民族主义者，是给人碾米，收点碾米费来维持生计的小企业家。
　　有一天，我走进了碾米厂，有几位认识我的老人，把我介绍给金佐镇、金东三、沈龙俊等三府合并会议的代表，说我是金亨稷先生的儿子，然后开玩笑地附带说了一句：”他的思想可和我们不一样啊！“我笑着说：”您这样说，可就难为我了。诸位先生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我也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思想怎么会不同呢？“我这么一说，他们就提出根据说，看你们搞的好像是社会主义运动嘛！
　　这是进行共产主义宣传再好不过的机会。于是我对他们说：”目前，青年们搞共产主义运动是一个世界趋势，青年都向往共产主义。别人都搞共产主义，为什么朝鲜青年就不该搞呢？要是我们看不到新的，老是抱着旧的不放，朝鲜的将来会是怎么样呢？先生们都是我们的先生，我们是新的一代，先生们如果不理解我们青年的心情，就有点困难啦！“他们听罢，说道：”不论你搞的是什么，我们不会管你的。不管怎样，你们不会来打倒我们吧！“我很有礼貌地问他们，先生们凭什么说我们青年可能会去打倒你们呢？
　　类似这样的事情，后来也有过几次。
　　我在来来往往的路上有时进去看看他们，但总是听不到三府合并的消息。独立军的领导人把会拖得真叫人心烦。
　　我在同三府领导人接触的过程中，了解到他们的生活，真是暮气沉沉，枯燥无味。
　　前面谈过，吉林城外朝阳门附近有个打出三丰栈牌子的客栈。每当三府合并会议休会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干部就凑到那里，进行牵制别的派系的秘密会议。
　　这座客栈附近有孙贞道主持的教堂，是我们用来教育群众的场所。所以，一到星期六下午或星期天，我自然就能看到聚在三丰栈里的独立军上层人物的生活情况了。
　　他们住的房间里常放着一张光油油的棋盘，这是店老板怕他们闲得无聊，特意给他们准备的。独立军老头子们在这里不是成天磨牙，就是攻呀挡呀地喊叫着下棋，以消磨时间。
　　旅店老板为侍候这些独立军头子，几乎把老本都掏出来了。他们一来住店，就从太丰合碾米厂拿最好的米来给他们做饭，顿顿给他们吃肉、鱼和豆腐等菜。他们天天通宵达旦地下棋，夜餐还要吃荞麦冷面。
　　听老板的女儿说，他们吃这些都不拿钱。每晚，她还给他们跑腿，打酒买烟，弄得连觉也没法睡好。有一次，她对自己的母亲说：”妈，咱家老这样给他们吃喝，过不上三个月，家底就要朝天，变成叫花子了。“她母亲却责备说：”他们都是为光复祖国打仗的大人物，咱还有什么舍不得的呀！等作好了准备，他们会去打仗的。你可再别说那种话啦。“然而，独立军的指挥员们别说什么打仗，就连武器都归拢到一块藏在仓库里，成天无所事事，白吃闲饭。当我们去找他们时，他们却打开像帐本一类的东西，装出在做工作的样子。他们不愿让年轻人看出他们是游手好闲的懒汉。
　　有时，他们用拳头或木枕敲着桌子，污言秽语地互相谩骂。争论的主要焦点是三府合并后应由哪一派掌握实权的问题。他们都炫耀自己的一派活动历史长，功劳大，管辖区广，群众多等等，极力抬高自己，贬低别人。一到晚上，却又摆上酒席大吃大喝，耍酒风，直到第二天快中午的时候才起床。
　　有一个星期天，我们到太丰合碾米厂去，遇见了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同他进行了一场争论。
　　他带几个同僚来吉林参加三府合并会议已有好几个月了。他经常接触青年，喜欢同年轻人开玩笑，言谈中说出不少进步的思想。所以我们见到他，都称他先生，也毫不掩饰地对他说出我们的心里话。
　　那天，我们跟他闲聊时，对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批评了几句。我们几个青年人围着他坐在一起，对他发起攻击：你们目无国家和民族，不顾百姓死活，来到外国还争吵不休，都想着争夺一个好地位，这样还敢谈什么爱国吗？
　　即使你们在这里当上了官，充其量也不过是可以到农村去对几家农民指手画脚，逼缴军款罢了。你们争夺这样的权力有什么必要呢？
　　财政部长听了我们正当的忠告，理屈词穷，无言以对，最后竟勃然大怒，说我们侮辱他的人格。
　　”你们敢反对我？好啊，你们都是好汉，而我们都是孬种。既然这样，你我都把脸丢个干净吧！“
　　他一边大叫大嚷，一边哗啦哗啦地脱衣裳，声称要赤身裸体上街乱跑，给朝鲜人丢丑。他的意思是，既然自己受了侮辱，就该给民族抹黑，好给自己解恨。
　　我见过许多人，可从未见过这种人。身为临时政府的财政部长，看其行为，竟是一个地道的无赖、流氓。要是他真地跑到碾米厂的墙外去，那可就糟了。财政部长丢脸，也就等于我们丢脸，等于给朝鲜人丢脸。于是，我们好说歹说，好不容易才劝他安静下来，给他穿上了衣服。
　　那天，我们在回家的路上都说，再不要和这种人来往了。受点批评，就要赤身裸体跑大街的人，搞独立运动，还能搞出什么名堂来呢？若是穿开裆裤的孩子，还情有可原，可是一个上了岁数的人竟干出这种丑事，岂能称之为政治家？
　　这个人给临时政府丢尽了脸。当时，满洲地区本来就有许多人不以正眼看待临时政府。他们厌恶临时政府专搞派系斗争，厌恶它搞乞求外交，厌恶它募集军费，挥霍无度，饱食终日，无所事事。临时政府征收人头税和救国义务金还嫌不够，竟发行公债，也不惜作出卖官封爵的勾当，到处去找那些有钱人，发给他们”任命状“，任命某某为某道观察使，某某为某郡郡守，某某为某面面长，然后按职位征收相应的费用。
　　民族主义者不合不并，继续搞派系斗争，日本帝国主义者则趁机派走狗打进他们内部，轻而易举地捉拿反日独立运动者。其中最令人痛心的是吴东振的被捕。日寇警察派自己的走狗金宗源去对吴东振说，朝鲜的大金矿老板崔昌学已到长春，只要跟他好好交涉，就能解决一大笔独立运动资金。他们这样把吴东振诱骗到长春附近的兴隆山车站，逮捕了他。
　　我听到这个消息，悲愤难忍，好几天连饭都吃不下。
　　真是祸不单行。此后不久，吴东振的儿子吴京天在吉林电影院看电影的时候，发生了火灾，不幸被烧死了。我冲进火场把他背了出来，但未能把他救活。吴东振的夫人，因丈夫被抓去坐牢，儿子又遭了不幸，悲伤过度，竟至精神失常，不管我们怎样安慰怎样照料她，都无济于事，终于含冤离开了人世。
　　当吴东振在狱中抱着宁死不屈的决心坚持斗争的时候，那些独立运动的上层人物却以三府合并为名，天天聚在一起，不是喝酒就是吵嘴，为争权夺利消磨时间。我们看到这种情况，心里当然很不舒服。
　　东振的逮捕中尝到了甜头的日寇警察，更加张牙舞爪地要捕捉更多的反日运动者。而三府领导人却还没有清醒过来，仍在那里空话连篇，争论不休。
　　有一天，不知刮起了什么风，三府的领导者们都把沙子装在裤筒里，在碾米厂围墙内跑来跑去地练跑步。我看到这情景，非常难受。正当日寇对满洲的侵略迫在眉睫，祖国的命运愈加暗淡无望的时候，这些声称为朝鲜的独立而战的人，却在搞这套玩艺儿，实在太不像话。
　　我忍无可忍，恳切地对他们说，我们原以为，吴东振司令被捕以后，先生们一定会大有所悟的。日本鬼子正在不择手段，一个个地逮捕有名的反日运动者，处以刑罚，而先生们仍聚在这里只顾开会，难道这是对的吗？我们青年学生衷心希望你们早日实现三府合并，使南满、北满和东满的所有独立运动者都能通力合作，把所有朝鲜人都能紧密团结起来。
　　然而，三府领导人仍然继续争吵，继续高谈阔论，白白地消磨着时光。
　　当时我心中的焦躁和不安是难以言表的。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都热中于派系斗争，拥有一定武装力量的民族主义者也落到了这种地步，怎么能不使人焦躁不安呢！
　　我想来想去，决心再次给民族主义者以更大的刺激，写了一出讽刺民族主义者争权夺利的话剧。这就是一直流传到今天的《三人一党》。
　　排演就绪，我去邀请了三府领导人。我对他们说，诸位先生都忙于开会，非常辛苦，我们特意为先生们准备了一出话剧，请大家都去观看，也顺便解除疲劳。他们都很高兴，都到孙贞道的教堂来了。
　　演出先表演了几个歌舞节目，最后把这出话剧搬上了舞台。
　　开始，那些老头子都很高兴，说这出剧很有意思。但当他们看到剧中三个人争夺一个座位的时候，觉察到这是讽刺他们的，就都变得面红耳赤，一边往外溜，一边说：”坏小子们，竟敢侮辱我们？那个成柱变坏啦。“第二天早晨，我们去找他们，我若无其事地问：
　　”先生们昨晚为什么没有看完就走了？戏剧要看到最后才有意思，不是吗？“
　　那些老头子大发雷霆，问我昨晚都骂了他们什么。
　　我向他们照实说了我们的心里话：
　　”先生们，有什么可生气的呢？先生们老那么争吵，我们看着也挺着急难受，才演了这么一出戏。昨晚演的戏反映了我们青年人的想法，先生们也该了解了解青年人都在向往什么，群众都在要求什么。“他们听了我们十分中肯的话，受到了激励。他们说，为了不再让他们青年人看笑话，也该搞出一点什么名堂来了。
　　此后，三个府总算在形式上以国民府的名义实现了合并。这是由正义府的残留派、新民府的民政派和参议府的沈龙俊派联合而成的半拉子合并。
　　正义府的脱离派、参议府的促成会支持派、新民府的军政派则另组织一个叫作临时革新议会的团体，与国民府并立。
　　各派的领导人虽然凑到国民府的房檐下去了，却都背对着背，各做各的梦。
　　民族主义营垒里的保守势力就是这样排斥新思想潮流，专搞派系斗争，最后宣告了自己的衰亡。他们之所以下肯上战场同日本帝国主义拼斗，而专搞派系斗争和扯皮吵架，虚度光阴，是因为他们没有一种依靠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光复祖国的坚定决心。
　　历史终于提出了要在民族解放斗争中让新一代接替老一代的不容推迟的任务。我们认为，能够承担起这一任务的主人公，就是青年共产主义者。
　　八车光秀找到的路
　　每当我回忆吉林时代时，就有许多难忘的面容浮现到我的眼前。这些面孔中，车光秀一向占在前列。
　　我第一次见他，是1927年春天。
　　最先给我介绍车光秀的是崔昌杰。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在正义府的一个据点－－柳河县三源浦－－当独立军。
　　有一天，崔昌杰突然派交通员给我送来一张纸条，告诉我不久将有一个名叫车光秀的人去吉林，要我和他见一面，还说他自己也将很快到吉林来。
　　过了几天，我在基督教青年会馆发表演讲，走出来的时候，一个微歪着头，戴着眼镜的青年突然走到我面前，没头没脑地问我认不认识一个叫崔昌杰的人。我回答说认识，他二话不说，就先伸手握住了我的手。这个人就是车光秀。
　　这天，车光秀跟我谈话，总让我多讲，自己尽量少说，因而我们之间的谈话可以说用的是他问我答的方式。
　　谈过话，他也不说一声到哪里去，站起来就走了。他给我留下的印象是，待人态度生硬，不好接近。
　　过了几天，崔昌杰真地来到了吉林。吉林有正义府的领导班子，他们的中央护卫队的营房就在新开门外。崔昌杰所在的中队有事要跟中央护卫队联系，他就借此机会来吉林找到了我。
　　我把跟车光秀的谈话内容和他第一次给我的印象，都告诉了崔昌杰，也谈到了车光秀还不肯开诚相见的情况。
　　崔昌杰说，他初次跟车光秀相见，也留下了同样的印象，但是一经熟悉，就看出了他是一块真金。
　　有一天，崔昌杰所属中队的中队长收到一份情报，说柳树河子学校里有个教员在宣传共产主义。
　　中队长立即下令去逮捕他。
　　那时候，独立军不分青红皂白地把共产主义者视为异己分子，因此崔昌杰担心车光秀会受到独立军队员的欺负，便派去了受过自己影响的队员，还一再叮咛他们对人不要粗暴。
　　那几个队员到了柳树河子，在车光秀住宿的家里吃了晚饭。看样子那顿晚饭十分寒碜，把小米干饭一泡在水里，就浮起了米虫和米糠。那几个习惯于到处受优待的独立军队员，立即大发脾气，骂饭菜不好，骂房东对待独立军的态度太不像话。
　　这时，车光秀出面保护房东说：
　　”这家房东已经好几天没见过一粒粮食，只用野菜充饥。今天你们独立军大人来了，他们特意到地主家去借了点小米来给你们做饭，尽了他们的心意。要问罪，就该向地主问罪，是他借给的赖米嘛。房东是尽心尽意地给你们做饭的，他们还有什么罪啊！“
　　车光秀这么一说，那些脸红脖粗地大发脾气的独立军队员，都无话可说，闭上了嘴。因为他说的句句有理，无可挑剔。
　　那几个起初大骂房东连独立军都不认得的队员，后来被车光秀的为人所感动，不但没逮捕他，反而回队向中队长报告说，车光秀不是共产党，是个了不起的爱国者。
　　崔昌杰说，他跟车光秀见过几次面，认为是一个值得结交的人。崔昌杰生性就有一种脾气，他一旦认为是个好人，就永远对他真诚相待，关心备至。
　　我心想，车光秀既然被崔昌杰看上，那他无疑是好人。
　　崔昌杰回部队以后，过了一个星期左右，车光秀突然来找我。他说，这几天，他闻遍了吉林的空气，接着没头没脑地突然问我，你打算怎么处理同民族主义者结成同盟的问题。
　　当时，因为蒋介石背叛了中国共产党，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就同民族主义者结盟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几乎成了一个辨别真正的共产主义者和机会主义者的试金石。我想，正因为这样，车光秀才一见到我就问我对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看法。老实说，由于蒋介石的叛变，当时的中国革命出现了复杂的情况。
　　蒋介石叛变以前，中国革命处在蓬勃发展的高潮期，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的合作，成了推动革命前进的强大动力。
　　从20世纪20年代后半期起，中国革命以革命战争的方式，朝着在全国推翻反动统治的方向发展。从1926年夏天起，国民革命军打着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肃清封建势力的旗帜，开始北伐，迅速地控制了湖南、湖北、江西、福建等省份，连续占领了长江流域的主要城市，给在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下占据着华北地区的张作霖反动军阀以很大的压力。
　　上海的工人经过三次英勇的起义，掌握了这座城市，武汉和九江的人民为北伐革命的胜利所鼓舞，收复了英帝国主义占据的租界。工人举行总罢工，响应北伐军进军，农民则同工人一道，冒着生命危险，大批地参加了北伐战争。
　　就在这个时候，蒋介石破坏了国共合作，背叛了革命。他为了独揽革命的领导权，施展阴险的伎俩，开始把共产主义者赶出国民党领导机关和政府机关，并为了取得帝国主义列强的支援，积极推进幕后交涉。
　　车光秀十分愤慨地说，如果蒋介石没有叛变，中国革命一定会取得很大的发展。那么，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的问题，也不会变得像现在这样很尖锐。
　　当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北伐革命提到日程上的时候，蒋介石就开始实行军事独裁，走上了对共产党实行法西斯白色恐怖的道路。1926年3月，蒋介石制造了”中山舰事件“，从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赶出了周恩来等所有共产党员。1927年3月，用武力强行解散支持孙中山三大政策的国民党南昌市党部和九江市党部。3月31日，又在重庆袭击群众大会会场，屠杀了大批市民。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野蛮地大肆屠杀革命群众，犯下了滔天大罪，血腥的屠杀一直蔓延到各个地方。
　　以这一事件为分界线，中国革命进入了暂时的低潮。
　　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有的人甚至提出极左的主张说，应从中国革命的这种现实中吸取教训，共产主义者不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
　　看来，这一切都给了车光秀以刺激。
　　为了光复祖国，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同民族主义者合作，这是我们从建立”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起就一贯坚持的立场。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在朝鲜，虽然有一部分堕落的民族主义者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的脚下，宣扬什么”自治“和民族改良主义，但是有良心的民族主义者和知识分子依然在国内和国外不屈不挠地为争取朝鲜的独立而进行着斗争，他们从不屈服。在日本帝国主义野蛮的殖民统治下，饱受苦难的朝鲜民族主义者，具有强烈的反日情绪。因此，我们应当同这样的民族主义者和民族资本家携手合作。
　　关于同民族主义者结盟问题的这种见解，是以对民族主义的我们的独特的解释为基础的。当时也和现在一样，我们认为民族主义是第一个出现在民族解放斗争舞台上的爱国思想潮流。
　　本来，民族主义是作为维护民族利益的先进思想出现的。
　　可以说在日趋没落的王朝政治的深渊中，内忧外患接踵而至，外来势力强迫开放门户，国家经受痛苦，命运危在旦夕之时，点起开化的灯火，高呼着”自主独立“、”保国安民“、”斥洋斥倭“的口号，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就是民族主义。当民族的主权遭到外来势力的残酷践踏，国土变成列强争权夺利的角逐场的时候，出现了维护民族利益的思想潮流，并成为群众的指导思想，这是符合历史发展规律的必然现象。
　　因为新兴资产阶级打着民族主义的旗帜引导了民族运动，就认为民族主义一开始就是资产阶级的思想的见解是不公正的。
　　在反对封建主义的资产阶级民族运动时期，人民群众的利益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基本上是一致的。因此，民族主义反映了民族的共同利益。
　　后来，资本主义得到发展，资产阶级成了反动的统治阶级，民族主义也就随之变成了维护资产阶级利益的思想工具。因此，真心维护民族利益的真正的民族主义，和作为资产阶级的思想工具代表其利害关系的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任何时候都必须区别对待。如果对这两者等量齐观，就会在革命实践中犯严重的错误。
　　我们反对和警惕资产阶级民族主义，但对真正的民族主义，我们是支持和欢迎的。这是因为，形成真正民族主义的基础是爱国的思想感情。爱国心是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共同的思想感情，是能够使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在为民族的同一条轨道上和解、团结和合作的最大公约数。爱国家爱民族，是把共产主义同真正的民族主义连结起来的大动脉，是引导真正的民族主义走联共道路的原动力。
　　过去，真正的民族主义者在爱国家爱民族的旗帜下，在实现国家的现代化，收复被外敌霸占的国土的斗争中，立下了不少功绩。
　　今天，在北方和南方存在着互不相同的社会制度和思想的分裂状况下，我们仍抱着能够统一祖国的坚定信念，并为实现这个目标而进行顽强的斗争，是因为我们从共产主义者和真正的民族主义者所共有的爱国家爱民族的思想感情中看到了能够实现民族和解大业的绝对源泉。
　　在单一民族国家的我国，真正的民族主义就是爱国主义，这是一个不可改变的原理。我始终重视同爱国的真正民族主义者之间的团结与合作，并认为这是我们的革命胜利的可靠保证。
　　这是我从进行青年学生运动的时候起直到今天，一辈子坚持不渝的观点和立场。
　　那天，我见到车光秀的时候也强调说，必须区别对待真正的民族主义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车光秀听完我的话，一把握住我的手，激动地叫了一声我的名字”成柱“。
　　我并不认为，因为我的理论高深精湛，才说服了车光秀，而是因为我根据朝鲜的具体情况分析和判断一切问题，不讲空话，坚持重视革命实践的立场和思想方法，引起了车光秀的共鸣。从此，车光秀开始敞开了自己的心怀，一下子改变了对我的态度。在此以前，主要是我谈，他只是问，只是听。现在不同了，我不问他，他也主动谈心里话。
　　我们开诚相见，交上了朋友，我这才知道车光秀是个很了不起的人物。
　　他比我大七岁，到日本念过大学。写文章，作报告，他都很擅长。他心地无比善良，在青年人中很受欢迎。他又是享有盛誉的马克思主义专家。他和朴素心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十分激烈，互不相让。火曜派的头头金灿一碰见车光秀，就挫了锐气，不敢造次。就马克思主义问题进行争论，金灿始终敌不过车光秀。车光秀曾把金灿当作神乎其神的共产党大人物，可是见了几次面以后，他对待金灿就像对待一个中学生那样随便。有一次我们让车光秀跟汉上派的头面人物申日镕进行争论，结果申日镕也不是他的对手。
　　车光秀有个特点，他的头总是轻微地向左歪着。这是他小时候脖子上长了疮，痛得老把头歪向一边养成的习惯。
　　车光秀是平安北道人，从小就很聪明，村里的人都夸他。他十几岁就到日本工读。他阅读马克思列宁主义书籍，向往共产主义，就是从这时候开始的。在他摄取新的思想，艰苦工读的时候，日本的共产主义运动正处在低潮期。刚建立不久的日本共产党，由于1923年6月党领导核心的第一次大被捕和关东大震灾时的白色恐怖，大大削弱了。后来由于隐藏在党领导班子里的机会主义分子的阴谋活动，终于被解散。车光秀觉得，坐在共产主义运动处于低潮的日本，去探索什么斗争方向，翻阅马克思的著作，都是无聊的事情。
　　于是他回到了汉城。他在汉城见到了一些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可是，他看到同是信仰马列主义的人，却搞出了那么多的派别和系统，十分错综复杂，他简直理不出头绪来了。他为了辨别各派的主张，探索自己该走的路，开始下功夫研究我国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和派别关系。然而，他好像走进了迷宫，一无所获。
　　三人一党，五人一派，派系不计其数。各派针锋相对，争斗十分尖锐，而他们的政治立场和思想观点，实际上却没有本质上的差别。
　　车光秀说，他在国内时，在宗派分子的阴谋活动中觉得最卑鄙龌龊的是洛阳馆事件。所谓洛阳馆事件，其经过如下：火曜派和北风会派两派人，在名叫洛阳馆的饭馆聚会的时候，对这两派的结合心怀嫉恨的汉城派，突然袭击会场，施加暴行，打伤了几个人。那些挨打受了重伤的人，向日寇的法院起诉，对汉城派的加害人提出了刑事诉讼。没过几天，北风会派又对汉城派施加暴行，打伤了他们。这么一来，汉城派受了重伤的人，又向日寇法院起诉，对北风会派的加害人提出刑事诉讼。
　　这类派系斗争愈演愈烈，竟至发展到各派竞相组织恐怖团体与对方较量的地步。
　　车光秀目睹这种情景，日夜长吁短叹，慨叹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竟堕落到了这种地步。他想了想，最后认为，满洲与苏联毗邻，到了那里也许能找到一条渠道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进而可以找到一条朝鲜共产主义运动应走的新道路。他抱着这样的一线希望，离开汉城来到了满洲。
　　他一到满洲，就碰上了政友会宣言。
　　宗派分子们在这篇政友会宣言中竭力主张说，为了从派系斗争中拯救共产主义运动，应停止互相攻击，进行公开讨论，开展理论斗争，从而给群众指明真正的前进道路。
　　如果按照政友会宣言的主张公开进行论战，那么，从中得利的肯定不是朝鲜共产主义运动，而是日寇的高等特务警察。朝鲜共产党成立后，火曜派同汉城派闹对立，专搞派系斗争，他们为了显示火曜派势力强大，曾在报上公开了正在筹备中的民众运动者大会的72名筹备委员名单。这简直是利令智昏，只顾争夺领导权的宗派分子们把共产党干部的名单全部送给日本帝国主义的公开告密书。日寇就靠这个名单大肆逮捕了共产党干部。结果，火曜派的主要人物几乎都被关进了监狱。
　　如果忘记这一教训，照宗派分子的主张再次开展公开论战的话，将会带来什么样的结果，那是不言而喻的。
　　熟悉日本内情的车光秀，谴责政友会宣言说，它是曾在日本共产主义运动中出现过的机会主义思潮－－”福本主义“的翻版。福本曾主张说，为了重建党，应通过”理论斗争“，先辨别具有纯正革命思想的人和不具有纯正思想的人，然后只吸收思想纯正的人。他的这一主张，是分裂主义的和宗派主义的主张，它给日本工人运动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政友会宣言不但原封不动地搬用了福本的理论，而且连它的文字都毫厘不差地抄袭过来。车光秀断然唾弃了这个宣言。他对宗派分子的所作所为感到失望，于是去了柳河。他决心到乡下去当个教师，给孩子们灌输民族的正气，无声无息地了却一生。后来，他偶然碰见了崔昌杰，并且经过他的介绍，来到了吉林。车光秀坦白地说，他在异国土地上的凄风苦雨中漂泊的时候，一直如饥似渴地盼望着出现一位领导者，给他以力量和希望，给他指出正确的斗争路线。
　　他讲完了自己的经历，激动地说道：
　　”成柱！咱们能不能在相互信任、相互爱护中搞共产主义运动啊？就在没有宗派、没有领导权争夺战的环境里“
　　车光秀的这一呼声，正是他在远离祖国几万里的异国他乡颠沛流离，彷徨摸索，最终找到了革命道路所作出的总结，所得到的教益。
　　我也很激动，紧握着他的手说，我们新一代人，不要学宗派分子走分裂道路，要同心同德，团结一致，沿着革命的康庄大道勇往直前。
　　车光秀还坦率地谈了他在听崔昌杰介绍我的时候产生的想法。他说，当他听到我在吉林搞学生运动的时候，曾经心不在焉地想过，区区一个中学生能懂得多少马克思列宁主义？搞共产主义运动又能搞出个什么样子呢？于是他打定主意要到吉林来找我试探一下。听他这么一说，我才明白原来是这么一回事，也难怪我当初把这个豪爽热情、平易近人的愣头青当成了一个枯燥呆板的人。
　　没过多久，车光秀就成了我们”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一员。
　　这年夏天，我派车光秀到新安屯去。新安屯，位于吉长公路以西不远的地方，是朝鲜的爱国志士建成的理想村，是在满洲的朝鲜人居住区中为数不多的政治运动策源地之一。如果把这个村庄革命化了，就能开辟深入农民群众的第一个渠道。我想把这个任务交给车光秀。
　　我叫车光秀到新安屯去工作的时候，他很吃惊，半开玩笑地问我，他好不容易接上了组织关系，刚从乡下上来，怎么又叫他下乡？别人在汉城啦、东京啦、上海啦这样的大城市里搞运动还嫌不过瘾，甚至跑到共产国际去掀风起浪，而他却要到巴掌大的农村去，还能搞出什么名堂？可见他虽然反对旧工作方法，却还没有完全克服旧的观念。
　　我给他作了解释，大致是这样讲的：
　　认为在大城市里才能搞革命，是不对的。不论是城市或农村，哪里有人民，我们就应该到哪里去工作。农民在我国人口中占绝大多数到满洲来的朝鲜人，也大都住在农村里。不深入到农民群众中去，就不能唤起人民群众投入光复祖国的伟大事业，也不能设想共产主义运动在我国取得胜利。我念完了学校，也准备到农村去工作。认为跟共产国际来来往往才能树立共产主义者的名分，这也是不正确的思想方法。共产主义者所以尊重共产国际，是因为工人阶级的事业是带有国际性质的，是因为工人阶级只有加强国际团结，才能粉碎国际上联合在一起的资本的锁链。只要为完成自己所承担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义务真诚地进行斗争，就能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也能使我们渴望已久的光复祖国的那一天早日到来。目前搞运动的人，都在往上走，从农村到城镇，从城镇到汉城，再从汉城到共产国际，他们认为，只有往上走才能跻身于群英之列，也才能得到承认。然而，要为无产阶级搞革命的人，脱离群众，老是往上头走，这行吗？我们要往下走，下到工人、农民群众中去。
　　”不要往上走，要往下走。“
　　车光秀神色严肃地自言自语道，然后沉思了好半天，突然用拳头啪地一声敲着桌子喊道：”妙！是一个奇妙的发现！“由于车光秀的出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核心力量更加壮大了，我们的队伍也有了能够同朝鲜共产党上层大人物们比高低的高水平的理论家了。
　　从这时起，车光秀跟我们休戚与共，并肩战斗了三年多。他为开展青年学生运动，促进群众革命化，为抗日武装斗争奠定基础，作出了永不磨灭的贡献。新安屯、江东、蛟河、孤榆树、卡伦、五家子、柳河等地区的革命化，都离不开他的名字。
　　最初，他参加了实现吉林附近朝鲜人村庄革命化的工作，接着以吉林为轴心，在南满的柳河、中部满洲的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朝鲜人居住地，同金园宇、桂永春、张蔚华、朴根源、李钟洛、朴且石等人开展了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最后一个时期在安图一带参加了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工作。
　　他的群众观点很强，不论到哪里，很快就能同群众打成一片。他生性落落大方，潇洒豪放，知识渊博，又能说会道，群众都喜欢他、尊敬他。他讲授的社会科学课，在三光学校（孤榆树）学生中最受欢迎，他们总是抱着很大的期望和兴趣盼他来讲课。他为青年学生和农民群众，作过很多讲演，也普及了很多歌曲。
　　他在白信汉的追悼仪式上作的悼词是很有名的。
　　车光秀最常去的地方是新安屯。他在新安屯吉兴学校曾当过一个时期的教员。他住在学监家里，用革命思想教育村里的农民、青年和妇女，把他们团结到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同盟、妇女会、少年会等组织里来，推进了全村的革命化。
　　新安屯原是深受民族主义者和宗派分子影响的地方。那些宗派分子们不时地到村里来，讲些什么”无产阶级革命论“呀，这个论呀那个论呀，尽扯一些荒谬的怪论，所以封建保守的老年人和大人们，一说起”社会主义“，就摇头表示反对。
　　正因为这样，车光秀开始也很难站住脚。他借了一间人家的上房，把墙裱糊好，把屋子收拾得干干净净，当作乡亲们来闲谈的地方，常常邀请一两名有文化的老年人事先作些准备，然后让他们在老年人中间进行宣传。
　　村里的好些老年人一到晚上就别着长烟袋到车光秀修好的房里来闲聊。
　　这时候，由车光秀事先安排好的老人就开始天南地北他讲一些有趣的故事，然后缀上一句说：”现在是个坏世道，要改变这种世道，就要先打倒地主。“用这种方式天天宣传几句革命道理。
　　车光秀就是这样先教育老年人，然后开办夜校，有时还给大家讲话，也跟大家一起唱歌跳舞，使村子变得热气腾腾，很有生气。于是，村里的人们开始说，要是像车光秀先生搞的这种社会主义，他们是不会反对的，并且开始积极参加革命工作。
　　车光秀在新安屯站住了脚以后，星期六一放学，我就去找他。
　　那时候，为了摆脱敌人的监视，我们一到吉林郊外，就钻进高粱地或玉米地里，脱下学生服，换上农民服装。
　　我到新安屯去，听取他的工作经验，也帮他做些工作。
　　在这过程中，我对车光秀有了进一步的了解，他也对我有了更深的了解。
　　在我们通过车光秀积极推进新安屯革命化的时候，有一天，车光秀来到吉林把我拉到北山公园。我们在树荫下找了个位置坐下以后，车光秀告诉我，有个叫许律的人很值得重视。据他说，许律在龙井上东兴中学的时候就参加了革命工作，前不久他来吉林准备上法政大学，可是因为供不上学费，就放弃了这个念头。
　　车光秀所以关心许律，是因为考虑到了许律的背景。据他说，派许律到吉林来的是金灿。而这个金灿，是当时车光秀还很崇拜的一个人。
　　我听了很吃惊。
　　就金灿而言，他是我国初期共产主义运动的大人物。第一次建立共产党时，他是宣传部的负责人，第二次建立共产党时，他又起了主导作用。后来发现有被捕的危险，他就躲到了上海，组织了朝鲜共产党上海部。他是火曜派的代表人物，是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的实际组织者。
　　他把自己影响下的青年派到吉林来，是因为他看上了我们。我们在吉林高举共产主义旗帜积极开展青年学生运动的消息一传开，他也开始把视线转向了我们。他看到我们的力量日益壮大起来，就想派一个精明强干的人来给我们灌注他们的思想。
　　金灿本人也到吉林来接触过许多青年学生。他还作过几次报告，我也听过。听说”马克思主义大师“要作报告，我就同车光秀一道去了他下榻的大东门外李琴川的家。可是他讲的是对革命实践有害的鬼话，令我们大失所望。
　　那天，金灿说他们的一派是朝鲜革命的”正统派“，并对别的派别大肆攻击和诋毁。他还荒唐地主张，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所以革命的动力只能是工人和贫雇农，其他一切非无产阶级分子都不能成为革命的动力。
　　那天，我听着金灿的报告，深刻地认识到，他的主张是给人民群众造成混乱，对革命实践有极大破坏作用的危险的诡辩，不同这种诡辩作斗争，我们就不能走正确的共产主义道路。
　　车光秀说，他也有同样的看法。他后悔自己过去不知道金灿是这种人，盲目地崇拜过他。
　　当时，宗派分子们为扩大自己一派的势力，到处向青年们伸出自己的手。
　　ML派的安光泉穿着白色朝鲜长袍来到吉林，摆出共产主义运动”领袖“的派头，企图扩大自己的势力。他曾当过ML系共产党的第一书记，非常高傲。
　　吉林有很多人崇拜他是”马克思主义大师“。
　　车光秀说安光泉是著名的理论家，我就想得到有助于我们活动的理论，去见了他两次。他也和金灿一样，讲话讲得很漂亮。
　　他讲话，一开始大家都表示赞叹。但是，没多大一会儿，大家的表情就变了。安光泉发出了无视群众运动的妄言。他说，只要借助于共产国际或大国的力量，不搞群众运动也能取得革命的胜利。朝鲜这样的小国没有必要进行群众斗争去白白流血，而应当依靠大国的力量实现国家的独立。真是荒唐极了，简直是一种要盖空中楼阁的荒谬绝伦的诡辩。
　　我看这个人也像金灿一样，是个空谈家。于是我冲他说，先生讲的话简直无法理解。
　　我问他说，先生瞧不起群众斗争，那么为什么要建立共产党，搞共产主义运动？你到吉林来，大声号召人们投入革命斗争，又是为什么呢？我接着反驳他说，不提高群众的觉悟，不把他们组织起来进行斗争，而只靠共产党领导层的几个人，是不能在斗争中取得胜利的。不相信本国人民，只想依靠别人的力量来取得独立，是一种妄想。
　　安光泉装出一副不屑一顾的样子，哈哈大笑着，说我们水平太低，不是他谈话的对手，要想理解他的道理，还需要多尝一尝酸甜苦辣的滋味。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有理睬他。
　　当时，宗派分子们有的提出左倾机会主义的理论，说什么”朝鲜革命是无产阶级革命“，”要在满洲朝鲜人居住区先建设社会主义“；有的则提出右倾机会主义的理论，主张”因为朝鲜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当前的目标是争取民族解放，因此应当由民族资产阶级掌握革命的领导权“。
　　在宗派分子当中，有的说，在朝鲜这样政治条件不利的特殊情况下，搞思想运动还可以，搞政治运动却不行；有的主张，”先独立，后革命“；还有的提出”反对资本主义，完成世界无产阶级革命“这样极端的口号，搅乱了群众的头脑。
　　我和车光秀还同申日镕这样的人进行过理论斗争。
　　我们见过许多宗派分子，他们都是赶时髦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沾染了名利思想和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思想，都是顽固不化的事大主义者和教条主义者。
　　这天，我对车光秀说，金灿名声再大，也是个闹惯了宗派的人，因此不要对他抱什么幻想。我们看一个人，不管他是谁，不要先看他的名声、资历和地位，而要先看他的思想，看他对革命的立场和对人民的观点。
　　车光秀说，他是考虑到我们刚刚迈出共产主义运动的第一步，觉得同金灿这样的大人物携手合作，比起跟他闹对立，更有利于我们，所以才这样做的，但以后就不再这样了。并且表示要和许律马上断绝关系。
　　他这样一改变态度，我也不能不更加慎重了。
　　如果许律是浸透了宗派恶习的人，就应当立即同他断绝一切关系。如果他是一时失足的人，就应该教育他，同他携手前进。我们决定直接跟许律见见面。
　　有一天，由车光秀带路，我们去了许律住的江东村。离开吉林，过了松花江桥，向敦化方向走一段路，就能望到龙潭山。江东村就在这个山脚下。
　　我们决定在这村里建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教育群众，把村子变成一个像新安屯一样革命化的村庄。
　　我们见了许律，他人很踏实诚恳，无论从哪方面看，放任他滚到宗派的泥坑里去，是令人可惜的。
　　我让车光秀好好帮助他走上正路，我也常常到江东村去从各方面帮助他。
　　许律没有辜负我们的信任。他本是来替宗派分子拉拢我们的，但他反过来反对宗派分子，与金灿断绝了关系。我们在江东村终于建立了革命组织，并以此为基础实现了全村的革命化，许律也被培养成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骨干分子，反帝青年同盟和共青同盟的领导成员。
　　九旺清门的教训
　　1929年秋，国民府在兴京县旺清门召开了东满青总和南满青总合并的大会，这个大会叫做南满青总大会。
　　国民府的领导人们说，根据三府合作已实现的客观条件，青年运动也应该克服分散性，实行统一的领导，便倡议召开两个青年团体合并的大会，计划在大会期间成立一个叫做朝鲜青年同盟的单一组织。他们企图通过这次大会防止渗人到青年组织的新思想潮流的影响，把满洲一带的所有朝鲜青年团体都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同东满青总和南满青总等青年组织毫无关系，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所以，本来可以不参加这个大会。但是，不能把大会只交给国民府的人。
　　南满青总和东满青总受到不少宗派分子的影响，内部很复杂。弄不好，大会反而有可能使青年运动更加分裂。
　　我们认为，有必要主动地参加大会，防止青年的分裂，给青年团体代表以积极的影响。
　　我决定以白山青年同盟代表的身份参加南满青总大会，便同金史宪一道离开了吉林。
　　金史宪本是去旺清门参加朝鲜革命党会议的。他还包了我的路费。朝鲜革命党是国民府成立后，由独立军根据其宪章建立的政党。民族主义者们说，国民府是自治行政机关，而朝鲜革命党是领导和监督整个民族主义营垒的民族的唯一政党，但实际上它只是国民府的一个变种。
　　我原想径直到旺清门去，可是又很想看看金赫、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于是先到他们进行活动的柳河县去了。
　　他们在柳河一带不断扩大反帝青年同盟组织，工作开展得非常活跃。
　　那时，车光秀在孤山子东盛学校里设了一个特别班，培养共产主义者。
　　表面上称为特别班，而内部名称是社会科学研究会。这个研究会里成立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
　　他们不仅在孤山子，而且在南满的许多农村办了这种形式的研究会，教育了许多青年，建立了共青同盟组织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
　　我到现场去看过后才知道，在柳河进行活动的同志们做了比他们给我打的报告多得多的工作。
　　在柳河办完事，正要动身前往旺清门时，车光秀追上来要跟我一起去。
　　他说，国民府的上层人物正怀着恶意秘密监视着同情共产主义的青年，让我单独一个人去，他放心不下。
　　我们到达旺清门的时候，吉林青年同盟、吉会青年同盟、三角洲青年同盟等许多青年组织的代表已先期到达了。
　　我一到旺清门就去看望玄默观。
　　国民府成立后，玄默观就不住在吉林，搬到旺清门来了。他一见到我就跟我说，国民府本部对成柱寄予很大的期望，要我在这次大会上好好地干出一番成绩来。他还叫我在会议期间不要住到别人家里去，要住在他家里，讨论讨论青年运动的未来。
　　我很感谢他的好意，但我谢绝了他的邀请，住到我母亲家的远亲康弘乐家里去了，因为玄默观的这家有大会筹备成员们进进出出，不是我住的地方。
　　康弘乐是属于民族主义左派的知识分子，在化兴中学任教。化兴中学和东满的大成中学一样，是独立军进行民族主义思想教育的学校。
　　不过，无论他们怎样进行民族主义教育，从那里出来的却都是共产主义者。招牌是民族主义，内容却是共产主义。
　　康弘乐的妻子名叫吴信爱，是个容貌俊美的现代型妇女。她唱歌唱得很好，南满地区的各组织不叫她的名字，都叫她的绰号”黄莺。“在大会前夕，国民府召开来自各地区的青年组织代表参加的预备会议，选出了大会筹备委员会成员。崔峰等我们的几个同志被选进了这个委员会。我们在华成义塾念书的时候就认识崔峰。当时他是南满青总的干部，在各朝鲜人居住区作了很多演说。还到华成义塾来作过讲演，受到了欢迎。他是一个有理论水平、又有事业心的聪明人。后来，他跟我们亲密相处，投到共产主义一边来了。
　　我也被选为筹备委员。筹备委员会成员们经过认真讨论，拟订了任何人都能接受的大会决议草案。其他的文件也都按照我们的意图准备好了。
　　我到达旺清门的第二天，就开始做青年代表的工作。第一项工作，便是在化兴中学操场上举行青年集会。目的是利用许多青年组织的代表聚在一起的机会，互相认识认识，并给他们以良好的影响。如果不预先说好，他们就有可能在思想上被国民府的领导人所笼络。在这个集会上，我强调说，朝鲜青年运动要实现真正的统一，就要从思想上团结起来，这一团结必须以新的先进思想为基础。看来，这个讲话内容马上就让国民府的领导人们知道了。
　　我通过金利甲得知他们正在严密注视着我的行动。离开柳河时车光秀表示担心，并不是多余的。
　　金利甲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成员，他在华成义塾停办后，住在离旺清门不太远的未婚妻全京淑家里，从事实现那一带革命化工作。他有魄力，有胆量，做事大刀阔斧，干得很出色。在挥舞着”反共“旗帜的民族主义者的活动区域里，给人们灌输共产主义思想，的确是不容易的。
　　金利甲是为了列席大会来旺清门的。我在化兴中学讲话的第二天，他来找我说，在全京淑家准备了晚饭，请我去畅叙旧情。其实他请我是为了把国民府的动向告诉我。
　　金利甲说，国民府的人正在策划把大会筹委会成员全部逮捕起来。他劝我，在国民府动手之前尽快躲避为好。他还说，看事态的发展，如果实在困难，他也准备连夜离开旺清门。据他说，玄默观在有国民府的全体干部面前公然宣布，成柱也和他们思想不同，应该断然处置。
　　但是，我不想预先躲避。我心想，我没有做有害于国民府的事，他们还敢抓我吗？因为我搞共产主义宣传，玄默观就说我有问题，这也是讲不通的。
　　我进行共产主义运动，是吉林的民族主义者都知道的。玄默观曾和我生活在同一个屋顶下，当然也是猜测得到的。而现在却要逮捕我，这是什么意思呢？
　　我们并不主张打倒国民府，我们只号召所有朝鲜青年在新思想的基础上团结起来，难道这也能成为迫害我们的理由吗？
　　我打定主意，如有必要，就同国民府干部们进行谈判。我刚回到康弘乐家，吴信爱不知从哪里回来，告诉我一个不祥的消息。她说，国民府的军队已经逮捕了崔峰等几个大会筹委会成员。她还说，我也是他们缉捕的对象之一，最好尽快躲避。
　　我听了她的话，禁不住怒火中烧。我们从到达旺清门的第一天起就为了使南满青总大会成为一个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重要契机，费尽了心血。大会决议草案也是按这个方针拟订的。
　　但是，国民府的上层人物却以恐怖活动来回答我们的诚意。
　　我决心去找在国民府负责青年工作的高而虚进行谈判。车光秀也听到国民府胡作非为的消息，带着几个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跑到康弘乐家来了。
　　他们认为，大会筹委会成员是国民府袭击的对象，应该先离开旺清门。
　　但是，不能因为有危险，就躲避起来。
　　我想，现在已经不能通过大会来达到我们的目的了，剩下的方法是同国民府的恐怖分子进行谈判，申明我们的正义立场。要同民族主义者合作，那么早晚总该跟他们开诚布公地谈一谈。虽然气氛是杀气腾腾的，但可以说现在就是一个好机会。为了营救被捕的同志，也一定要同他们见面，而且一定要我去。
　　我说服了同志们，把后事托给车光秀，就去找高而虚。
　　高而虚是在国民府的保守派中倾向最不好的人，又是民族主义营垒中以”理论家“著称的人。我一进屋，他慌得手足无措。看来，他没想到我会找上门来。
　　我单刀直入地质问高而虚，为什么逮捕了崔峰等大会筹委会成员。高而虚却佯装不知，还说他也正在探寻他们的去向。
　　高而虚表里不一的态度，使我更加无法抑制愤怒，但我还是沉住气，想说服他。我追问道：
　　”国民府为了统一青年运动而召开了会议，可是还没听青年们在会上的发言，只看了决议草案就吓得逮捕代表，这是一种过于急躁的、只顾私利的做法；你们说因为大会文件不如意才逮捕了委员，你们说说哪一点不如意，这是草案，有不如意的地方，可以改，你们是主办人，有什么不如意的地方，就应该找青年们来商量才对，却把无辜的人抓起来，这样怎么能让青年放心地吸取新思想潮流，又怎么能让青年成为坚强的反日战士呢？“高而虚又撒谎说，只是因为青年们有点过激，使他感到遗憾罢了，至于逮捕一事，实在毫无所知。
　　我向高而虚抗议道：
　　”你也在汉城搞过学生运动，还为躲避日本警察的逮捕，打过逃往苏联的主意，所以你不会不知道共产主义是什么样的思想潮流，它在世界上传播得多么广泛；现在凡是投身革命的人，几乎没有人不理解共产主义，我也是这样。我上过独立运动者建立的华成义塾，来吉林后又在独立军领导人的家里住了三年，像我这样的人也不是搞民族主义运动，而是搞起共产主义运动了。我们青年信仰新思想潮流，是因为他们坚信，共产主义思想指引的道路，才是早日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给我们民族的未来带来幸福的道路。你们也是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的人，可你们不仅不帮助这些为祖国和民族的未来而奔走的青年，反而要逮捕他们，这说得通吗？“我接着对他恳切地说，不应该迫害向往新思想的青年，应该同他们携起手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开展共同的斗争。
　　实际上，如果除开了信仰共产主义的青年，那么南满青总本身就不可能存在了。
　　高而虚冷笑一声说，国民府宁肯抛弃南满青总，也不能把它交给共产党。
　　我问他为什么。他举出ML系的宗派分子在磐石县搞过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曾经袭击过民族主义者的事例，讥讽地说，怎么能同这种人携起手来呢？
　　我们也知道，1929年夏，ML派的几个人在三源浦为了打倒民族主义者，向中国的国民党军阀的警察诬告过朝鲜独立运动者要发动叛乱的事。
　　ML系的宗派分子甚至对我们这些主张同民族主义者结成统一战线的人，也看不顺眼，竟然干出了派棍棒团袭击反帝青年同盟干部的暴行。柳河一带的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之所以要在崔昌杰领导的武装小组的保护下进行活动，也是因为有这个棍棒团的威胁。
　　我再次说服高而虚说，我们是跟那些宗派分子根本不同的青年。我强调说，他们不仅同民族主义者斗，而且也同我们斗，他们自己也形成派别互相不断地斗，不能把这样的败类同我们相提并论！
　　但是，高而虚总是不肯接受我的真诚的说服。
　　我警告他说，如果你们一定要挫折青年们的气势，你们就将在历史上留下洗刷不掉的罪恶，你们也许能压制几个人的肉体，可是，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群众的思想是抑制不住的。好，你们想杀我，就杀吧，对于死，我是早有思想准备的。
　　我以为说了这么些话，他们是会受到一些冲击的，可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越来越顽固地采取对抗的态度，当夜就向驻扎旺清门的独立军下达紧急令，开始了逮捕活动。
　　为了防止流血，我赶紧让车光秀回三源浦去了。国民府的头领们有可能向我们在柳河的同志下毒手。我让那些来参加南满青总大会的共青同盟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也连夜离开旺清门。我向同志们说，国民府召集南满青总大会，谋害进步青年，因此我们要退出大会，对于他们的恐怖行为，则要用发表声讨书的方法诉诸天下。
　　南满青总大会就这样流产了。我也决心离开旺清门。
　　同志们建议，要到崔昌杰活动的柳河县三源浦去写好声讨书寄送满洲各地，由我们自己召开大会。不过三源浦独立军势力较强，到那里去是危险的。
　　到三源浦去呢，还是到陵街去？我踌躇了一阵，决心到陵街去决定今后的活动方针。打算到陵街去缓口气，再到吉林去。如果那里的情况也不妙，就到抚松去领导群众组织，直到国民府的恐怖旋风平息为止。
　　那天晚上我回到康弘乐家，对他说：”我要是在这儿睡，就会被捕。我要到陵街去，麻烦你给张罗点路费吧！“
　　康弘乐长叹了一口气，担心地说：
　　”你不熟悉路，怎么跑啊？“
　　”沿大路跑80里路就行，你放心吧。“
　　我还对他说，我到了陵街，那里有文光中学毕业的组织成员，能坚持一段时间。康弘乐夫妇这才放心，给我包了打尖的饭和几块饴糖板。
　　我所说的文光中学毕业的组织成员，指的是申永根。他在陵街的韩兴学校当校长。
　　第二天快到中午时分，我到了陵街。
　　韩兴学校高等科的女生们尽心尽意地接待了我。申永根的恋人安信英是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原在江东进行活动，现在韩兴学校工作。她和同志们一起做了绿豆凉粉和冷汤，为我准备了丰盛的午饭。这顿午饭吃得很香，至今还深深地留在记忆里。
　　我吃过饭，不顾疲劳，了解韩兴学校办校情况，听着听着竟不知不觉地睡着了。我通宵走了80里路，确实筋疲力尽了。后来听说，那天申永根怕惊醒我，不敢敲上课的钟，把在外边玩耍的学生一个一个用手势招呼进来上课。
　　我在陵街逗留期间听到，国民府终于杀害了他们逮捕的大会筹委会成员。他们在旺清门槐帽地沟的山沟里杀害了崔峰、李泰熙、池云山、李蒙烈、李光先、赵熙渊等六个只有二十一二岁的前途无量的青年。
　　崔峰等六名青年在生命的最后一刻，也谴责了国民府的罪行：”我们早有思想准备，要为劳动群众而牺牲，但是死在你们手里，太冤枉了！“他们高唱着《革命歌》，高呼着”革命胜利万岁！“的口号倒下了。
　　此后，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还策划过，要把这六名青年的家属也全都抓去杀害。高而虚连那位把他的杀人诡计告诉给我的吴信爱，也拉去残酷地杀害了。
　　我们在陵街噙着泪水写了向全世界控告国民府领导集团罪行的声讨书。
　　这个声讨书在崔昌杰活动的三源浦油印发表，并发给各地革命组织，举行了声讨大会。
　　我们在声讨书中，谴责了国民府只凭青年群众的先锋战士是共产主义青年这一点就加以杀害的罪行；揭露了所谓国民府只不过是几个反革命分子的营利场和谋杀场，是和屠杀中国工人和农民的蒋介石的走卒一样的逆贼集团。
　　这一声讨书发表后，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与国民府之间形成了全面对立的局面。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只要见到我们系统的青年，就不问情由地加以”讨伐“。那时，许许多多英俊有为的人牺牲在他们的手里。
　　因此，对国民府的怨恨就深深地印在我们的心里了。
　　旺清门事件后，我抑止不住心中的痛苦，好多天没能入睡。为光复祖国踏上了革命征途的人，却被同一民族的人杀害，这使我气愤，感到冤枉。
　　我们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立的第一天起，就一直谋求和民族主义者进行共同斗争。当我们了解到安昌浩的思想是改良主义的时候，对他的思想方法进行了批判。但是当他被捕的时候，我们又毫不踌躇地进行了营救他的斗争。当三府合并会议由于争夺领导权的派别斗争而迟迟没有进展的时候，我们本着希望爱国力量实现团结的心情，借艺术的力量给民族主义者敲响了警钟。当独立运动团体合并成国民府的时候，我们又为之而高兴，表示了欢迎。
　　但是，国民府的领导人们却不理睬我们的诚意，以野蛮的屠杀对待了我们。
　　那时我在陵街再一次清晰地回想起了车千里老人的一段话：”朝鲜人，就是只有三个人，也要团结起来打日本鬼子。“独立运动者中也有过不少主张团结的人。群众期望所有爱国者不分主义、团体和信仰，都要携起手来，同心协力，投入反日抗战。
　　但是，国民府的恐怖分子却残酷地践踏了民众的这一期望。
　　每当回忆起旺清门的惨案，就禁不住怒火中烧。每当回顾那次悲剧时，我就想，在我们民族内部绝不能重演那样残酷而无意义的杀戮。如果高而虚、玄默观还在世，我相信他们也会这么想。在感情上跟我那么亲密，只因为思想不同而没能走同一条道路的玄默观，后来在长沙被恐怖分子杀害了。他自己最后也成了恐怖活动的牺牲品。
　　玄默观的女儿玄淑子，解放后随临时政府的人士回国，在汉城半岛饭店给她母亲写了一封信。这封信现在可能保存在党史研究所。他的子女现在在祖国的北方过着幸福的生活。
　　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史证明，共产主义者走的道路才是爱国爱民族的道路，共产主义者才是最热爱祖国和人民的真正的、坚贞的爱国者。
　　今天，在国土被分害，外部势力的干涉严重的情况下，每当迫切地感到民族团结是第一生命时，我就想起旺清门的悲剧！
　　十在狱中
　　”吉林的风暴“席卷了满洲许多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的反动军阀，逐渐觉察到我们的存在了。蓬勃开展的青年学生运动、中东铁路事件和南满青总大会事件，把有关我们的消息散布到了许多地方，敌人随之看出了搅乱吉林空气的肇事人是青年学生，于是开始了对我们的追查。
　　日本帝国主义者为了侵略满洲，到处安插密探，严密监视朝鲜人的一举一动，同时唆使中国的反动军阀，大肆逮捕、监禁共产主义者和反日独立运动者。吉林的形势变得非常险恶，我们在前进道路上遇到了难关。
　　看到形势险恶起来，那些在吉林市内混日子的宗派分子就向龙井、磐石、敦化等地逃跑，独立运动者们有的加入中国国籍逃往中国关内，有的躲到旺清门等地去了。1929年秋的吉林，已不再是反日运动者云集的朝鲜海外政治运动中心了。
　　正在这样的时候，吉林第五中学的学生们在读书会上的无谓的大声议论，给敌人提供了线索，我们的同志就开始被捕了。我刚从旺清门回来，为收拾事态而奔走，也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原来，五中的学生把连毓文中学的共青组织也都供出来了。
　　警察们扬言，他们对学生运动领导人已经一网打尽。他们天天对我们进行残酷的严刑拷打。他们企图查清我们进行斗争的情况，破获我们在吉林市内的密如蛛网的组织及其背后势力。
　　我们约好，除了承认读过一些左翼书籍外，别的什么也不说。我们对审讯我们的刽子手抗辩道，学生看书，有什么不对。我们读的书是书店里卖的，要问罪，就该先问当局的罪，是当局许可出版和出售那些书的呀。我们就这样坚持下去。
　　有一天，我正受拧手指头的刑，曾任华成义塾塾长的崔东旿先生忽然从旁边一块隔板后面探出头望了我一眼就不见了。这事太出乎意外了，起初我怀疑自己的眼睛，以为也许是一种错觉。
　　但是，一点不错，确实是我上华成义塾时的塾长崔东旿先生。我心想，敌人甚至把我华成义塾时代的老师也叫到审讯室来，可见敌人对我的调查已经到了相当的深度。
　　崔东旿先生的出现，使我想得很多，很复杂。
　　崔东旿先生的中国话讲得很好，又精于外交工作，所以担任了国民府的外交委员长。先生为了协调同国民党反动军阀当局的关系，主要留住吉林，同青年学生也保持着一定的联系。
　　如果他向反动军阀当局照实说出我们的真实情况，那么，我们要尽可能减轻案情的努力就会化为泡影。尤其是我们在中东铁路事件中为维护苏联而斗争的情况，哪怕暴露出一点点，也绝不会顺利过关的。
　　在英国、美国、法国、日本等帝国主义的怂恿和操纵下，中国国民党政府和奉系军阀，到了20年代末背信弃义，顽固地进行了反苏活动。广州人民起义失败后，蒋介石政府枪杀了苏联驻广州领事，断绝了同苏联的外交关系。
　　反苏是蒋介石向帝国主义列强献媚求其保护和支持的王牌。
　　军阀的嘴里常常迸出”反对赤色帝国主义“的口号。他们巧妙地利用中国人民的民族感情，掩盖帝国主义的侵略真相，顽固地鼓吹反苏思想。
　　连那些大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也被军阀的宣传所欺骗，恣意喊出”占领乌拉尔山，占据贝加尔湖“、”要在贝加尔湖饮马“等好战的、挑衅性的狂言，觊觎苏联领土。
　　军阀利用这种情绪，作为反苏挑衅的第一个回合，攻占了中东铁路。本来该铁路的财产和设备，由中苏两国根据协定各占一半，通过叫做董事会的管理机构共同经营这条铁路。军阀却调动兵力占领无线电信局和管理局，完全夺取了铁路，单方面地取消了苏方的股份。掌握了中东铁路之后，立刻越过边界，从三个方向向苏联发动了进攻。于是，苏联军队和中国反动军阀军队之间发生了武装冲突。
　　当时，冯庸大学和东北大学的一些右翼学生，在反动派的唆使下，甚至拿起武器，反对苏联。
　　我们为了制止国民党政府和反动军阀的反苏活动，发动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开展斗争，维护了社会主义国家苏联。
　　有些没有觉悟的中国青年疏远我们，说我们是坏人，是帮助”侵犯“中华民族利益的人。这实在叫我们为难。
　　我们在市内各处散发传单，揭露军阀反苏活动的本质，还深入到中国人中间去开展宣传工作，说明十月革命后苏联废除沙俄同中国签订的一切不平等条约，给中国提供了物质和精神上的援助，而中国军阀军队夺取中东铁路，进攻苏联，是不可容许的背信弃义行为，其目的在于捞取政治资本去换取帝国主义的借款。
　　为国民党反动派和军阀的宣传所骗，敌视过苏联的人，听了我们的宣传后认清了对苏进攻的危险性和本质，改变了态度和立场，反对进攻苏联了。
　　我们同中国的进步青年一道，对那些拿起武器进攻苏联的冯庸大学学生，也给了沉重的打击。
　　在中东铁路事件中我们所进行的斗争，是从政治上维护苏联的国际主义斗争。当时，我们把地球上的第一个社会主义制度看作希望的灯塔，并认为为维护它而斗争，是共产主义者的神圣义务。
　　通过我们围绕着中东铁路事件进行的斗争，中国人民认清了军阀的真面目，认清了帝国主义者从背后不断唆使军阀进行反苏活动的真实意图。朝中人民通过中东铁路事件大大觉醒了。
　　当时，国民党军阀对拥护苏联的人是毫不留情的。
　　崔东旿先生来过后，审讯者们仍然把我只当一个读书会案子的主犯来对待。看来，军阀当局是为了核实我的身分，查明我与苏联有无联系，搞过什么运动，才传讯了崔东旿先生的。但是，崔东旿先生好像没有说什么对我不利的话。
　　不久，我们被押到了吉林监狱。吉林监狱是一个十字形的建筑，走廊从中央向东西南北四个方向伸展，走廊两旁是牢房，看守坐在中央监视四方。
　　我被囚的是北边走廊右侧第二个牢房。这个牢房朝北，长年见不到阳光，霉臭刺鼻，冬天满墙白霜，整天不化。我们被押到这个监狱是在秋天，可是牢房里冷得和冬天一样。军阀当局对待囚犯，民族歧视非常严重。看守们使用”高丽棒子“、”朝鲜亡国奴“等污辱性的话，还给朝鲜学生戴上拴了重铁块的脚镣。
　　在伙食方面和利用监狱里微不足道的医疗设施方面，军阀当局对待我们朝鲜学生也有差别，不同于对待中国政治犯。
　　我决心在狱中继续坚持斗争。
　　对干革命的人来说，监狱可以说是一个斗争场所。如果把监狱单纯地看作监禁罪犯的地方，那就会陷于被动，什么也干不了。可是如果把监狱看成是世界的一部分，那么在那狭窄的空间里也能为革命做些有益的事情。
　　我振作起精神，开始摸索斗争方法。我首先想设法同外界取得联系，尽快重建遭到破坏的组织，使它进行活动，并决心同军阀当局进行斗争，争取早日出狱。
　　要在狱中开展斗争，难题是如何同外界取得联系。要解决这个问题，就得教育看守，使他成为我们的同情者。
　　我争取看守的意图，意外地顺利实现了。当时，监狱当局要修缮牢房，让我们临时同一般罪犯住一个牢房。监狱当局的这一措施，反而给我们提供了很好的机会。
　　有一天，和我在一个牢房里的中国罪犯，忽然得了重感冒，躺倒了。他是在对一个富翁家行劫时被捕的，此人举止非常粗暴。
　　我搬到一般罪犯的牢房那天，那个被称”戆头儿“的罪犯盘腿坐在上首，不由分说地要我们拿出钱或吃的来请客。他喝令我们说，初来这个牢房，不管是谁，都得守这个规矩，你们也要遵守。他是个凶狠残暴的人。
　　我反驳他说，我们在审讯室受了几天折磨才来这里，哪里有什么钱，有什么吃的？说到请客，按道理，不是应该由你们这些长期坐牢的人来请吗？
　　那”戆头儿“理屈词穷，哑口无言，只是脸上红一阵青一阵地盯着我。
　　他平时就这样像暴君一样专横跋扈，所以当他发高烧，饭也吃不下，觉也睡不着的时候，牢房里的人都采取袖手旁观的态度，谁也不去亲近他，护理他。
　　我把我入狱时孙贞道家送来的被子给他盖上，还把看守喊来，叫他到监狱医院去拿药来。
　　这个姓李的看守平时就看不惯那个行动粗暴、不近人情的罪犯，现在看到一个朝鲜人像对待亲骨肉一样照顾中国犯人，感到惊讶。在我们的精心护理下，那个病号很快就痊愈了。从那以后，他对我的态度变了。连看守都不好惹的怪僻残暴的罪犯，竟然在我这个中学生面前变乖了。李看守感到十分惊奇，也不再那么随随便便地对待我了。
　　李看守在吉林监狱的看守中，是个比较温和、有民族良心的人。外面的组织成员通知我说，李看守出身微贱，为了挣碗饭吃才当了看守。我从各方面了解了李看守，最后决心争取他，尽可能多找机会跟他谈话。在这过程中，我了解到，他弟弟快要订婚了，可是彩礼还没有准备好，他正为这事发愁。
　　我利用同志们来探监的机会，把这件事告诉了他们，并采取措施，发动组织给他解决了困难。
　　几天后李看守来找我，感谢我给他张罗了彩礼。然后问我说，监狱当局说你是共产主义者，这是真的吗？
　　我回答说我是共产主义者。他很激动地说，这该怎么理解呢？人们说共产主义者都是”胡匪“，难道像你这样善良的人还能抢人家的东西吗？如果你是真的共产主义者，那么，给共产主义者扣上”胡匪“的帽子，是不妥当的。
　　于是我对他说，共产主义者是为建设一个没有剥削和压迫、人人都过上好日子的社会而斗争的人，我们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是为了从朝鲜土地上赶走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而斗争的人。有钱有势的人骂共产主义者是”胡匪“，是因为共产主义者要推翻地主、资本家、土豪和卖国贼飞扬跋扈的腐败的社会。
　　李看守连连点头说，因为自己无知，才受了当局虚伪宣传的骗，以后就不再听信那套话了。
　　从那以后，李看守每次交班回家时都来看我。我托他跟别的牢房作什么联络，他也爽快答应。不久后，我还通过他同外头取得了联系。从此，我的狱中生活就比较自由了。
　　但并不是所有的看守都像李看守那样善意对待我们的。有一个像毒蛇一样的看守长，他从窗洞向牢房里面窥视，成心找茬儿折磨囚犯。
　　吉林监狱一共有三个看守长，大家对这个看守长的反映最不好。他值班的时候，囚犯连打哈欠都不敢随便。
　　有一天，我们决心整他一下，让他改变态度。我们在狱中商量让谁去办这件事。这时，有个叫黄秀田的中国学生自告奋勇地要承担这件事，他是在吉林五中念三年级时被捕的。因读书会事件被捕入狱的学生当中，只有两个是朝鲜学生，其余都是中国学生。
　　我们问他说，要是整了看守长，就得蹲单人牢房，少说也得多受五个月的苦，行吗？黄秀田说，为了同志们，牺牲就牺牲吧，一定要想办法整他，我要用巧妙的方法让他脱胎换骨，你们就在旁边看热闹好啦。他把竹筷子削得尖尖的，当看守长从监视孔窥视牢房时，用它捅破了他的眼球。看守长的眼里流出了血和墨液。这是谁也没有预料到的。
　　牢房里的学生们也都称赞黄秀田是英雄。但是黄秀田本人却在寒冷的冬天被关进不生火的单人牢房，受了几天罪。
　　学生们要求看守赶快把黄秀田从单人牢里放出来，并威胁他们说，如果不把他从单人牢房放出来，就把他们的眼睛都给捅穿。
　　监狱当局被迫答应了学生的要求。
　　从那以后，我们在牢房里就可以愿意干什么就干什么了。愿意开个会就开，如有必要还可以随意到别的牢房去。我说要到哪个牢房去，看守们就立刻应允，还给我开门。
　　我在坐牢时，得到孙贞道牧师的很多帮助。
　　孙贞道牧师是我在吉林进行革命活动的整个期间，像亲骨肉一样给予我积极支援的人。他在国内的时候就和我父亲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同窗（崇实中学）观念固然也起了作用，但我想更主要的是思想和信念的共同性使我父亲和孙贞道牧师以热烈的友情结合起来。
　　父亲生前谈了很多关于孙牧师的事。三·一起义后，孙贞道牧师流亡中国，在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担任过议政院议长。又有一个时期，他在上海同金九、赵尚燮、李裕弼、尹琦燮等一起组织以培养将担负起武装抗战的军事人材为使命的老兵会，担任过它的劳工部长。
　　但是，老兵会被解散，临时政府内的派别斗争激烈起来，他就感到幻灭，迁移到吉林去了。
　　他到吉林后，办了一个教堂，从事独立运动。我们作为教育群众的场所广泛利用的教堂就是这个教堂。本来，孙牧师是信仰心强的笃实的基督教徒。
　　他在吉林的基督教徒和独立运动者中占有不可忽视的地位。
　　在我国的基督教徒中，有很多像孙贞道那样把一生献给了独立运动的优秀的爱国者。他们祷告也为朝鲜祷告，向”上帝“祈求也是祈求消除亡国的不幸。他们的信仰心一向同爱国心结合在一起，他们要建设一个和平、和睦、自由的乐园的愿望，在争取祖国光复的爱国斗争中找到了自己的位置。
　　天道教和佛教的信徒绝大多数也是爱国者。
　　孙贞道是留吉学友会的顾问，所以我经常和他接触。他每见到我就对我父亲的过早逝世表示惋惜，并鼓励我继承父亲的遗志，成为独立运动的先锋，为民族忘我奋斗。
　　我到吉林能够在毓文中学念三年书，是因为得到了孙贞道等我父亲的朋友的很大帮助。
　　孙贞道牧师为我家靠母亲给人洗衣、做针线活勉强维持的贫穷生活操心，多次补助我的学费。牧师夫人也十分疼爱我。每逢节日，她就邀我去，做些美味的朝鲜饭菜招待我。我在他们家吃的兔肉炒豆腐和清明菜糕，真是别有风味。清明菜是一种叶子上长了茸毛的草本植物，无臭无毒。他们说，他们家在平壤的时候就用这种菜做糕吃。那天我在牧师家吃的糕，是用从北山公园摘来的清明菜做的。
　　孙贞道有两个儿子和三个女儿。在吉林参与过我们运动的是二儿子孙元泰和小女儿孙仁实。
　　那时候，孙仁实同黄贵轩、尹善湖、金炳淑、尹玉彩一样，都是朝鲜人吉林少年会会员。她在我进行青年学生运动和在监狱受苦的时候，给了我很多帮助。
　　有一天，看守把一个新来的囚犯推进了我们的牢房。这个人被拷打得皮开肉绽，血肉模糊。
　　原来他是旅新青年会组织部长姜明根。他在1929年春突然被军阀当局逮捕，我们一直不知他生死与否，没想到今天竟在监狱里见到了他，真是又惊又喜。他被捕是由于宗派分子的诬告。姜明根是因驻中青总事件而遭到宗派分子报复的。
　　旅新青年会的代表退出在集厂子召开的驻中青总会议，发表声讨书，揭露了宗派分子们的冒险行动。宗派分子们便怀恨在心，百般谋害，最后把一个在蛟河病死的青年说成是毒杀，向军阀当局诬告说这是姜明根他们所为。
　　姜明根流着泪说，他是无辜受刑，太冤枉了。我对他说，一个立大志要干革命的青年不能为这点事气馁。我鼓励他说，一个人要是豁出命来干，就没有干不成的事，要同军阀当局斗下去，证明自己无罪。
　　后来，姜明根真地按照我们说的做了，他在法庭上豁出命来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姜明根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的整个期间坚持了革命气节，解放后回到祖国，接受我们党交给的任务，忠实地做友党的工作。
　　经过了漫长的岁月之后，我才听到他还活着，而且住在不远的地方。于是我派人去跟他约好要见一次面。
　　看来，他接到这个信过于激动了，在我们就要见面的前夕，他不幸突然患了脑溢血。
　　如果他没有死，我们是可以久别重逢，回顾吉林时代，畅叙衷肠的。
　　在监狱里，我对我国民族解放斗争和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教训作了分析，也对别国革命运动的经验作了研究。
　　我们民族为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进行过示威斗争、罢工斗争，也进行过义兵斗争和独立军运动。但是，这一切斗争都未能避免失败的命运。
　　尽管进行了多次的斗争，洒下了很多鲜血，我们民族的斗争为什么每次都不能取得胜利，都被挫败呢？
　　我国反日斗争队伍的内部出现了宗派，给民族解放斗争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举起反日抗战的第一把火炬驰骋在朝鲜八道江山的义兵队伍，因为上下不一致而处在分裂状态中。希望复辟王朝政治的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和主张改革旧秩序的平民出身的义兵之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上的矛盾和对立，这使义兵的战斗力无法加强。
　　以复辟旧制度为最终目标的部分义兵将领，甚至为了得到政府的官职，互相争斗，争战功，以致分裂了队伍。
　　平民出身的义兵将领不肯同儒生出身的义兵将领联合，这导致了削弱义兵力量的后果。
　　独立军的情况也与此相差不大。独立军，其组织本身就暴露了分散性和散漫性。
　　在满洲地方进行活动的许多独立运动团体合并为三府之后，派别斗争仍然在持续。
　　虽然三个府合并了，成立了国民府，但其上层集团却分裂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仍不断地进行争权夺利的斗争。
　　民族主义者就这样分裂成许多派别，各自仰仗着一个大国，进行着无谓的争吵。
　　占据了独立运动领导地位的人物当中，有的企图依靠中国实现朝鲜的独立，有的企图借苏联的力量战胜日本，有的还指望美国把独立”恩赐“给朝鲜。
　　民族主义者之所以搞事大主义，是因为他们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民族主义运动脱离人民群众，停留在上层运动上，所以它没有牢固的基础，得不到人民的支持。
　　脱离人民，只有几个上层人物聚在一起以空谈和争权夺利虚度岁月，不去发动群众投入革命斗争－－这一本质上的弱点，也出现在所谓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之中。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不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教育群众，把群众组织起来投入斗争，反而脱离人民，专事空谈和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早期共产主义运动未能克服内部的宗派。
　　我国的宗派分子是民族主义系统的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以及没落的封建贵族和贵族出身的知识分子，他们是随着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后工人运动迅速高涨，马列主义受到人民群众热烈支持的时代趋势，打着马克思主义招牌被卷进革命潮流中来的人。
　　他们一开始就形成派别，进行了争夺”领导权“的斗争。
　　宗派分子们极尽欺骗讹诈、玩弄权术之能事，甚至制造出暴力团来，像强盗那样互相斗殴。
　　由于宗派分子的派别活动，朝鲜共产党没能实现队伍的统一，没能经得住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
　　早期共产主义者们为事大主义思想所俘虏，不想用自己的力量建设党，进行革命，却各自都说本派才是”正统派“，甚至用土豆刻印章，为得到共产国际的承认而奔走。
　　我分析过我国民族主义运动和早期共产主义运动的这种情况后，深刻认识到革命绝不能用这种方式进行。
　　由此，我就有了这样的信念：本国的革命只有由本国人民自己负责，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才能取得胜利，革命中的一切问题都必须自主地创造性地加以解决。这就是现在所说的主体思想的出发点。
　　我在监狱里从各方面研究过今后将如何引导朝鲜革命前进的问题。
　　要打败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光复祖国，应该用何种形式和方法进行斗争，怎样使反日力量团结一致，怎样建立作为革命的领导机关的党，我为研究这些问题绞尽了脑汁。同时也想过出狱后首先该做哪些工作。
　　当时，从我国的实际和社会阶级诸关系出发，我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确定了这样的斗争方针：要打败武装的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就必须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把工人、农民、民族资本家、宗教徒等一切反日爱国力量团结在反日的旗帜下，发动他们投入斗争；建立没有派别斗争的新的革命政党。
　　我们在朝鲜革命中应坚持的立场和观点已明确，路线和方针也就清楚地浮现在脑子里了。我抑制不住要尽早出狱的强烈冲动，我决心开展争取提前出狱的斗争。
　　我们同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一起，为开展出狱斗争，作了周密细致的准备。
　　当时，我们想出的斗争方法是绝食。我们抱着我们的正当要求得不到实现就坐地不起的悲壮决心，投入了斗争。
　　在绝食斗争开始以前，我曾担心过，在一般囚犯也参加的情况下，保证这次斗争的行动一致是会有困难的。可是，绝食一开始，每个牢房都把饭菜原封不动地退出来了。连那些前不久还为一碗饭吵架斗殴的一般囚犯，也没有一个伸手动筷子。因”学生事件“入狱的同志们悄悄进行的教育，现在发挥了很大作用。
　　监狱外的同志们也积极地帮助了我们的出狱斗争。我们的同志配合狱中斗争，揭露吉林监狱对囚犯的非人待遇，唤起了社会舆论的同情。
　　当局终于在我们紧密团结的斗争面前屈服了。
　　1930年5月初，我从吉林监狱出来了。走出穹隆式的监狱大门时，我的心充满了信念和热情。
　　我在监狱里总结了早期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主义运动，在吸取教训的基础上设计了朝鲜革命的前途。
　　回顾起来，我的父亲在平壤监狱里探索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途径；而我又在吉林监狱里构想了我们应走的朝鲜革命的道路。
　　因为都是不幸的亡国奴的儿子，父亲和我不得不在监狱里构想祖国和民族的前途。
　　第一部抗日革命（2）
　　第四章探索新的前进道路
　　（1930年5月～1930年12月）
　　一孙贞道牧师
　　在满洲的形势极为险恶的时候，我获释出狱了。
　　像反日读书会事件轰动全市的1929年秋天那样，当时的吉林市空气紧张，仿佛处在戒严状态之中。岔路口和官厅周围都有督军署的宪兵盘查行人。
　　还有持枪的军警在到处搜查住宅。
　　这正是由于李立三的左倾路线，整个满洲经历着阵痛的时期，呈现着杀气腾腾的气氛。那时，满洲地区正在进行着五·三0暴动。
　　我国历史学家们把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而中国人则称为”红5月斗争“。我们之所以将这一斗争称为五·三0暴动，是因为这一斗争是在上海五卅惨案五周年的时候发生的，而且斗争在5月30日达到了顶峰。
　　当时掌握着中国共产党领导权的李立三向全党发出指示，为纪念1925年5月上海市人民的英勇斗争，工人、学生、市民三界举行罢工、罢课、罢市，同时展开暴动形式的斗争，以建立苏维埃游击队。
　　这条路线一提出来，满洲省委所属各革命组织就在李立三提倡的”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口号下，动员群众在各地举行突击性的集会，掀起暴动。
　　东满的城市和村庄都贴出了鼓动暴动的传单和号召书。
　　五·三0暴动一开始，敌人对共产主义者的攻势就空前加强其影响已经波及吉林市。
　　我出狱后首先去的是在牛马巷的孙贞道牧师家。我是想先到他家去，向七个月来一直为我探监送衣食的孙贞道一家人致谢，然后再离开吉林市，这才合乎情理。
　　孙贞道牧师好像是见到了自己的儿子出狱似的，高兴地迎接了我。
　　”我们怕军阀把你交给日本鬼子，心里多么着急呀！你没有被判处徒刑，获得了释放，真是万幸啊！“
　　”多亏牧师先生帮助，我的狱中生活过得还算顺利。听说您为我还给狱吏送了很多钱。真不知道该怎样报答您才好。牧师先生的恩情，我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那时，牧师正准备到中国关内去。
　　我问他为什么忽然想离开吉林。
　　孙牧师长叹一声，凄凉地笑了笑说：
　　”张作相也萎靡不振了，在吉林已经没有可以庇护我们，支援我们的力量了。如果张作相不帮助朝鲜人，日本鬼子打进来就糟糕了。我以为三府合并，独立运动就会龙马添翼。可是，别说什么龙马了，他们还那么老是自家吵架，一天也不得安宁。我也无意再待在这里啦。“关内有一些他在临时政府任议政院副议长和议长时亲密相处过的人士，还有他兴士团时的团友。我想，孙贞道决心要去中国关内，其动机可能是要同这些人重新取得联系，更积极地投身于独立运动。
　　孙贞道牧师问我，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看来已经是时间问题了，成柱你准备怎么办？
　　”我还有什么别的路可走呢？我准备组织一支大军，同日本帝国主义决一胜负。“
　　孙牧师惊愕地望着我，说：
　　”要拿枪同日本拼吗？“
　　”是的，除了这条路外，不是没有别的出路吗？“”你可要记住日本是世界五大强国之一呀。义兵和独立军都在日本的新式武器面前无能为力，畏缩不前了。不过，你既然下了决心，就大胆地干吧！“牧师的家比我初到吉林时显得寂寞冷落。为此我禁不住惆怅。从前，到他家来，可以听到留声机放出的音乐声，也可以看到独立运动者们热烈议论时局的情景；可以看到来找孙牧师的虔诚信徒，还可以听到少年会会员们唱《风啊，你不要吹》的悲戚戚的歌。
　　可是，现在这一切都消失得无影无踪。那些经常围着牧师打转的常客，都销声匿迹，逃到了柳河、兴京、上海或北京等地。曾悲切地放出《皇城旧址》和《流浪歌》的留声机也悄然不响了。
　　在那以后，孙贞道牧师本人也有一段时间到北京去过。北京有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成立初期与孙贞道牧师志同道合共过事的著名历史家和文人申采浩，除他以外还有其他许多孙牧师的同志。
　　牧师到达北京时，申采浩已经因为做东方联盟的工作而在登陆台湾时被捕并被押送到旅顺监狱。申采浩不在北京，他觉得很孤寂，冷清。牧师和申采浩的友情是那么深厚，以致撕不断割不开。
　　申采浩一心为向后代介绍我们民族悠久的爱国传统和灿烂文化，鼓吹爱国精神，付出大量的时间和精力编撰国史。为民族的启蒙，有一段时期他对出版活动也倾注了心血。《海潮新闻》就是他在符拉迪沃斯托克流亡时出版的受欢迎的报纸。朴素心之所以常为《海潮新闻》写一些论文，是因为主办这家报纸的申采浩的名字在侨胞社会中广为知晓，许多人崇拜他的人格和文章的缘故。
　　在路线上，申采浩是武装抗战的提倡者。他认为，李承晚的”外交论“和安昌浩的”准备论“都是没有现实性的危险的路线；并极力主张，在以朝鲜民众为一方，以日本强盗为另一方，进行你死我活斗争的情况下，我们两千万民众应该团结一致走武装暴动的道路。
　　部分人士把李承晚推为上海临时政府的首脑时，申采浩抑制不住激愤，正面加以反对。这也是因为他平时对李承晚的”委任统治论“和”自治论“感到不满。
　　”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李完用出卖了尚存在的国家，而李承晚却在祖国尚未光复时就把祖国出卖了。“
　　这是他在临时政府组阁会上像投出炸弹一样投出的一句有名的话。他在退出临时政府后发表的《朝鲜革命宣言》中也严厉批判了李承晚。
　　孙贞道牧师有时回忆当时的情况说：”申采浩是个性格像刀，主张像铁锭一样的人。当他谴责李承晚是比李完用更坏的逆贼时，我心里痛快极了。
　　申采浩的话是代表民心的。申采浩的心情，也就是我的心情。所以，我就和申采浩一道与临时政府诀别了。“
　　我想，参考他的这种言论，就可以在某种程度上看出孙牧师的政见了。
　　他断定，不论是自治论还是”委任统治论“，都是妄想。对安昌浩的”培养实力论“，他采取了半信半疑的立场，而对我们的要发动群众开展全民族的斗争来实现祖国的独立这一全民抗战论，则表示完全支持。这种革新的立场，使他不再感到有必要作为阁员留在以像李承晚那样的事大主义者、野心家为首脑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而果断地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了吉林。
　　孙牧师到吉林后，同日本警察规定为”第三势力“的革新派人物取得联系，积极地参与了独立运动。他同新一代的青年也十分融洽，只要是青年人做的事，不管是什么，他都真心实意地给予支持。他任神职的大东门外的教堂，就等于是我们的专用集会场所。我常到这个教堂去弹风琴，指导演艺宣传队的活动。孙贞道牧师给我们解决我们所要求的一切，又真心支持我们的革命活动。所以，我像对待亲生父亲一样爱戴他，尊敬他。
　　孙贞道牧师也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疼爱我。我在监狱里受苦的时候，向张作相行贿，开展请愿运动，要求释放我的主导人物也正是孙牧师。
　　孙牧师不仅把我作为他朋友的儿子看待，而且把我当作具有一家之见的革命家对待。连在独立运动者中议论纷纷，而又难以解决的家庭问题，他也毫不犹豫地向我和盘托出，征求我的意见。
　　当时，孙牧师正为大女儿孙真实和尹致昌的婚姻问题大伤脑筋。吉林的独立运动者无论谁都反对这门亲事。孙牧师也感到不满意，认为女儿选错了对象。他认为，如果女儿嫁给了尹致昌，就是家族的耻辱。因为尹致昌是亲日派、买办资本家尹致昊的弟弟。当牧师由于说服不了女儿而十分着急的时候，独立军保守派为了从尹致昌那里索取资金，把他扣留了一个星期。
　　”成柱，这事怎么办才好呢？“孙贞道牧师征求了我的意见。
　　我觉得干预大人们的婚事不太合适，便踌躇了一会儿，小心地回答说：
　　”既然他们搞恋爱，爱上了，不是没办法分开吗？我看最好让他们随自己的意愿办吧！“
　　我在这样进言之后，说服独立军保守派人物释放了尹致昌。
　　孙贞道牧师到了北京后，第二年又回到了吉林。有些人说，这是应吴仁华、高远岩等革新派人士的邀请而来了。不知这种判断有多大的真实性。不管怎么说，孙牧师直到去世仍留在吉林。可见，北京方面的独立运动情况不能令人乐观，他的健康状况看来也不太好。
　　当我出狱见到孙贞道牧师时，他为我脸庞消瘦而担心，但我却为他满面病容而担心。他旧疾复发，连吃饭都感到困难。
　　”国家沦亡，人也病了，只是日夜长叹啊。全知全能的‘上帝’也不给我赐福。都是那个流放生活造的孽呀。“孙贞道牧师说。
　　1912年牧师在满洲进行传教活动时，因阴谋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被捕，在珍岛过了两年的流放生活。在这期间，他得了病。说也奇怪，群众爱戴的人，常常容易受病魔侵袭。
　　第二年春，我在明月沟听到了孙贞道牧师病逝的噩耗。向我传递这一噩耗的人说，孙牧师在吉林的东洋医院过早去世。
　　起初，我以为那不过是谣传。我怎么也不能相信牧师会因病猝死。我想，半年前见面的时候，他还没有卧床，而是谈论独立运动的未来，怎么能因胃溃疡，就像烛火那样轻易熄灭呢？不幸，那确是事实。据地下组织了解，牧师在住院那天就口吐鲜血，当场死去。
　　当时，侨胞社会有不少人把孙牧师之死看作谋杀。这么看的第一个理由是住院前孙牧师的病势还没有危及生命。第二个有力的理由是，东洋医院是日本人经营的。日本鬼子甚至毫无顾忌地把朝鲜人当作细菌战的实验对象，别说是谋杀，比这更凶恶的阴谋也能搞得出来，这是侨胞们共同的看法。
　　最确实的理由是这一点：孙贞道牧师是著名的爱国志士。孙牧师是日本警察片刻也未放松过监视的黑名单中的人。他不仅有暗杀桂太郎的嫌疑，而且又曾任上海临时政府的议政院议长、临时政府交通总长、时事策进会成员、兴士团团员、劳兵会董事。他的这种一贯抗日的经历，不能不使日本警察把他看作眼中钉。孙牧师猝死后，日本驻吉林总领事特意拟一份题为《关于不法朝鲜人孙贞道的死亡》的文件上报他们的外务大臣，可见日本人是多么严密地注视着孙贞道牧师的。
　　孙贞道牧师的号是海石。有些人说他的号如实地反映了他的特征。他并不怎么公开露面，可是以神职人员的身分，把一生献给了抗日的神圣事业，是一位节操坚贞、具有良心的独立运动者。孙牧师来到吉林后，又同正义府的革新派人士一道，为按时局的变化改变独立运动的方向，为爱国力量的团结作出了不懈的努力。在我们组织朝鲜人吉林少年会和朝鲜人留吉学友会的时候，他作为建立满洲农民互助社的发起人，为它们的成功作出了努力。
　　孙贞道牧师以他弟弟（孙敬道）的名义在额穆具镜泊湖一带买下50垧土地，经营农业公社。
　　也可以说是安昌浩提倡的”理想村“的一角吧。镜泊湖畔是有一段时期安昌浩先生最看重的建设理想村的后备地。牧师用农业公社的收入筹措了独立运动资金。
　　孙贞道牧师的葬礼在奉天会馆按基督教方式庄严举行。据说，由于日本警察的阻挠，从韩日合并以前起，历经几十年的风霜献身于独立抗战的牧师灵前，只有40多个吊丧的人。想到牧师生前用爱国精神教育过那么多人，受到那么多人的拥戴，这样的永别是太冷清，太孤寂了。可以想象到有警察在场的葬礼，怎么能随便流泪、尽情痛哭呢！那是国父死了也不许随便哭的世道啊！
　　我遥望着吉林市的天空，悲伤地流着眼泪，在间岛土地上祈祷亡人的冥福。
　　我怀念着孙牧师，怀念着父亲，我悲泣。我发誓为守父辈的英灵，一定要为他们报仇，光复祖国。
　　我认为，只有光复祖国的道路，才是向恩人报恩的道路，才是消除他们的灾难的道路，才是打碎人民身上镣铐的道路。
　　从那以后，我和孙贞道牧师的遗属走了不同的道路。直到本世纪即将结束的今天，仍未消除的分裂的悲剧，以铁丝网、混凝土壁障和波涛汹涌的大洋，无情地把我们分开：我在平壤，孙仁实在汉城，孙元泰在奥马哈（美国）。
　　我们半个多世纪没能互通音信。
　　但是，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孙贞道牧师和他的遗属。对他们的回忆，与岁月一道绵绵不断于我的心中，虽经时间和空间的不断交替，也没有风化或污染。
　　民族的悲剧越深化，把我们分开的壁障越高，对那些为这块土地流了热泪，为这个国家洒下了鲜血的恩人和烈士的缅怀，就越痛切地渗入我们的心田。
　　历史对这一缅怀之情并没有置之不理。
　　1991年5月，在美国内布拉斯加州奥马哈市当病理学医师的孙元泰－－
　　孙贞道牧师的小儿子，应我国侨胞事务部的邀请，偕夫人（李有信）前来我国访问。当年在松花江畔的沙滩上，少年会会员和留吉学友会会员分成”地“队和”海“队搞军事游戏时，孙元泰总是缠着我要跟我一伙儿，那个十几岁的软弱小学生孙元泰，现在变成年近80的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60年风霜的恶作剧也没能抹掉清楚地印在他白发下面的吉林时代的痕迹。
　　孙元泰喊了一声”主席“，就扑在我的怀里紧紧拥抱我，泪如雨下。这是集于千言万语的眼泪，的确是包含着无数情由的眼泪呀！在漫长的岁月里，缅怀之情烧焦了我们的心，可我们为什么已经白发苍苍才重逢，是什么东西把我们的重逢拖了半个多世纪呢？
　　60年，是几乎等于一个人一生的漫长岁月。在超音速飞机满天飞的文明时代，十几岁离别的人，快80了才重见面。那么，不断地把我们推向老年的那个时间的累积，不就太无情，太空虚了吗？
　　”孙先生，你的头发怎么这么白了？“我不是用对待过去的少年会会员，而是用对待一位具有美国公民权的老学者的口气问他。
　　孙元泰像在吉林时代那样用有点娇气的表情望着我说：
　　”我一心想见到金主席，想得我头发都白了。“他说：”我在吉林时代就像跟哥哥一样紧跟主席，主席也像待亲兄弟一样爱护我，恳求您免了‘先生’这个称呼吧。“
　　”好，那就像当年一样叫元泰吧！“我笑着说。
　　有些拘束的感情顿时云消雾散。我们好像回到了吉林时代。我甚至觉得这不是在平壤的会客室，而是在吉林当年的住处见到他。在吉林时代，我常常到孙牧师家去，孙元泰也常到我住宿的家里来。
　　像车光秀那样经常歪着脑袋，身材矮小、沉默寡言的少年，可是一旦开口，就不断讲出富于机智的玩笑和幽默，使对方不由得发笑的第四省立学校小学生孙元泰，现在成了病理学医师，这使我感到惊异，不知不觉地他已成为处于人生黄昏时期的白发老人，这更使我惊讶。我不由得大有隔世之感。
　　在吉林离别好像是昨天的事，可是那么多情善感的少年时代已不知去向，我们已经变成了老人，把那时的往事当作故事来讲。
　　我一个接一个地回忆起在吉林同孙元泰相处的日日夜夜。不仅是少年会的生活，连在街上赚小孩兜里零碎钱的块糖贩子，也都成了我们的话题。
　　吉林的糖贩子可实在刁滑，他想吃糖，就从木盆里拿出一块来放在嘴里舔，舔够了再吐出来放在盆里卖。那些买糖吃的孩子，哪里知道那块糖是糖贩子舔过的。
　　我们回忆着这些，忘记了一切忧愁，大声笑起来。
　　孙元泰说，和在西方流传的风闻不同，主席神采奕奕，说着还无拘无束地把我的手拉过去，看了好一会儿手纹。
　　那时我真有点弄糊涂了。
　　”命纹这么好，一定会万年长寿，总统纹又这么清楚，所以，作为国家的领袖受到高度的尊敬。“孙元泰笑着说。
　　我在一生中头一次见到给我看手纹的人，也头一次听说人的手纹中还有总统纹。我想，孙元泰看我的手纹，说命纹长，可能就是表达他祝我长寿的心情。说总统纹清楚，就是表示他对我们事业的支持。
　　孙元泰毫不拘于会见一国元首的礼法观念，甚至还向我提出了这样的请求：
　　”主席，什么时候给我买浆汁果子呀？在吉林的时候跟主席一块吃过的冰糖葫芦，也想吃呢！“
　　我听了他这话，心情十分激动。
　　因为他提出了不是亲兄弟就很难提出的要求。他是真地把我当作亲哥哥来对待的。我忽然想起他已经没有哥哥了。他的哥哥孙元一在南朝鲜当过国防部长官，几年前去世了。
　　我无论怎样真诚地招待孙元泰，也是达不到孙元一照顾自己弟弟的那种程度的。
　　不过，想吃”浆汁果子“和”冰糖葫芦“的愿望，还是可以给解决的。
　　所谓”浆汁果子“就是豆浆和油炸的麻花样的中国食品。在吉林的时候，我领着孙元泰和孙仁实逛街，给他们买过几次”浆汁果子“。
　　我给他们买”浆汁果子“，他们小兄妹每次都吃得那么香。想到孙贞道先生给予我的帮助，就是把我所有的钱全掏出来，也要给他们买他们喜欢吃的东西，这是我当时的心情。可是，我手中的钱还不足交学费呀！
　　我认为孙元泰不是真的想吃”浆汁果子“才提出这种要求的。他只是用”浆汁果子“这个词来表达了对我们像亲兄弟、亲兄妹一样亲密相处的吉林时代的怀念罢了。
　　”你要是想吃‘浆汁果子’，下次给你做。“
　　虽然孙元泰是开玩笑说的，可是我却真想给他做”浆汁果子“吃。我恨不得马上就给他做，而不是下次。他毫无拘束地问我什么时候给他买”浆汁果子“，这使我受到了极大的感动。
　　两天后，我们的厨师做的”浆汁果子“送到了孙元泰夫妇面前。听说，孙元泰在早饭前收到”浆汁果子“，咽着眼泪说，多蒙金主席关怀，吃到了小时候喜欢吃的”浆汁果子“啦。
　　在时间面前一切都要褪色、凋落，但人情具有比时间更强大的力量，只有人情是无法埋没的。真诚的友情和爱是不会衰落，也不会变质的。
　　由于走的路不同，暂时中断的我们的友情，越过60年的时间空白，又连接起来了。
　　我们久别重逢，合唱了在吉林时唱过的《思乡歌》。令人惊奇的是，我竟然没有忘记歌词，他也全都记得。
　　孙元泰说，他没有为民族做什么事情，没有脸见我。不过，这是他谦虚的话。他在北京上大学的时候，作为学生会监察部长参加过学生运动，也参加过排斥日货运动，是个爱国青年。
　　这成为后来把他押送到长崎监狱去的根据。
　　他一生与政治隔了一道墙，从他的面貌中仍然可以看出他在吉林时代的那清白纯真的风格。在你死我活的生存竞争的环境中，一个人要不失有良心的人的体面，清白廉洁地生活，是不容易的。
　　孙元泰对我们所做的一切都衷心地表示赞同，极度赞扬我们祖国是”美丽高尚的国家，为子孙后代建设的国家“。
　　虽然他来得太晚了，但我还是为他前来访问我们，回顾吉林时代的往事，感到万幸。
　　孙元泰洋溢着的爱祖国、爱民族、爱人民的精神面貌，就是孙贞道的面貌，就是孙仁实的面貌。他每当见我总是说”主席，您可不要老，长寿啊！“他衷心地为我的健康担心的面貌，仿佛像60年前我最后一次见到的孙贞道牧师的面貌。
　　那天，孙牧师送我时说：
　　”形势险恶，你不要再待在吉林了。这里的情况确实非同寻常呀。时局严重，你不论到哪里去都要注意安全啊。到间岛去最好还是暂时隐蔽在偏僻山村休养吧。“
　　为我的安全担心的体贴的情义，使我感激不尽。九·一八事变后的满洲形势充分地证明了，孙牧师的劝告是多么适时。占领了吉林的日本军警，从那时起就搜捕我。他们翻着吉林监狱的名册，要求军阀把金成柱交给他们。
　　如果不是依靠孙贞道牧师和高远岩、吴仁华、黄白河等独立运动者的帮助，及时获释出狱，我就会被日本帝国主义者逮捕，再过十年左右的狱中生活。
　　如果在监狱里再待十年的话，那么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可能的了。
　　我说孙牧师是我的救命恩人，理由就在这里。
　　要数起我在吉林的时候帮助过我，支持过我的革命斗争的人，那实在是数不胜数了。他们当中有崔万荣、吴尚宪、金基丰、李基八、崔日等上辈的独立运动者，有崔重渊、申永根、安信英、玄淑子、李东华、崔峰、韩周彬、刘振东、崔真恩、金学锡、禹锡允、金温顺、李德荣、金昌述、崔宽实、刘绣景等同辈的先觉，也有李东鲜、李敬恩、尹善湖、黄贵轩、金炳淑、郭然奉、全恩深、安炳玉、尹玉彩、朴正元、郭基世、郑行正等爱国少年。
　　从形势发展的趋势来看，我感觉到不能再待在吉林市了。这是我在监狱里有所预料的。孙牧师不能把我留在他家疗养而把我送走，为此感到感到抱歉。但是，我以感激的心情接受牧师的劝告，在他家吃了午饭就动身奔向新安屯了。
　　二严峻的春天
　　没想到我在路上碰到了车光秀。”愣头儿青“的眼睛在高度近视镜后面闪着喜悦的光。我也高兴得从老远就高喊起来。
　　车光秀说，他正要到孙贞道牧师家去打听我的消息，说着把我抱起来转了几圈。
　　他说，为革命奔走的人都被抓走了，孤寂得简直要发疯。他谈了一阵吉林的消息后，忽然说：
　　”成柱，朝鲜的工人运动在各方面都有了飞跃性的发展。斗争口号、斗争方法、斗争情形一切都是新的。我想，30年代的民族解放运动特别是斗争的形式会有很大的变化，你说呢？现在我们的革命是否应该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打出新的旗帜前进呢？“
　　他用布满血丝的眼睛望着我。
　　在那别说是革命家的理想，就是自己的生命都难保的杀气腾腾的时代，他并没有在敌人的攻势面前畏缩或吓破胆，反而化了装到处寻找同志，作为共产主义者继续进行着探索。他这种坚定不移的精神，使我深受感动。
　　”我们的革命应该举起新的旗帜前进，对光秀同志的这一看法，我也有同感。不过，这个旗帜是什么呢？就这个问题，我在狱中想了很多，得出的结论是：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要建立新型的党，斗争要过渡到武装斗争。只有武装斗争，才能救国，才能获得民族的解放。朝鲜人民进行的一切斗争都应该发展成为在党的统一领导下以武装斗争为主轴，全民族总动员的全民抗战。“
　　我把我在狱中的想法照实说出来了。
　　车光秀对我的想法表示了绝对的支持。到了新安屯，同金赫、朴素心等同志们商量，他们也都表示同意。不拿起武器就不能挽救朝鲜，不依靠新的路线就不能推进革命，这是青年共产主义者们一致的主张。
　　武装斗争是朝鲜的具体现实提出的成熟的要求。这个时期，日本帝国主义的法西斯强权统治达到了顶点。朝鲜民族的无权和贫穷达到了极限。从1929年开始席卷全世界的经济危机已经波及日本。日本帝国主义把对亚洲大陆的侵略看作摆脱大危机的出路，一面加紧进行战争准备，一面强化对朝鲜的殖民压迫和掠夺。
　　日本帝国主义把对朝鲜民族的掠夺和压迫当作富国强兵的道路，而我们民族则把反日斗争当作民族复兴的道路。偏重于经济斗争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群众运动，开始逐渐带上暴力性质，这并不是偶然的。
　　当时，我很感兴趣地关注新兴煤矿工人的罢工，这次罢工最后也发展成暴动了。好几百名工人在罢工团的领导下，袭击并破坏了煤矿的验煤所、办公楼、机械室、发电室和经理住宅，切断了煤矿的所有电线，破坏了卷扬机、泵等生产设备，罢工的工人们给公司造成了巨大的损失，以至经营煤矿的日本人发出悲鸣，说花两个月时间才能恢复煤矿。
　　这次暴动由于武装警察队的介入，出现了逮捕一百几十人的可怕局面，震撼了全国。
　　因为这次暴动给我留下了强烈的印象，后来我进行武装斗争的时候，曾冒着危险到新兴地区去会见了工人运动领导人。
　　朝鲜工人阶级的斗争，在组织力、团结力、持久性和互相支援方面也比从前有了质的变化。
　　加入元山劳动联合会的两千多名工人，在劳动联合会的领导下，同一万多名家属一起，顽强地进行了长达几个月的罢工。
　　全国的工人和农民听到元山总罢工的消息后，从各地发去鼓励电和号召书，送去了捐款，还派代表支持和声援他们的斗争。
　　不消说洪原、会宁等国内各地的劳动组合，就是在远离元山几千里的吉林，也有我们组建的反日劳动组合所属汗诚会的成员征集捐款送给元山劳动联合会。可见当时我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平多么高。
　　元山总罢工标志着20年代我国工人运动达到了顶点。它在世界工人运动史上浮雕式地显示了朝鲜工人阶级的战斗力和革命性。
　　我在狱中深切地注视着元山总罢工的整个过程，认为这一斗争是值得在我国工人运动史上大书特书的，他们的经验是朝鲜的社会运动者都应参考和学习的有价值的经验。
　　如果当时更新的劳动联合会领导班子没有下复工指示，而坚持了罢工，或者全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与这次罢工相呼应，开展大规模的实力斗争，那么，元山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会以胜利结束。
　　通过元山总罢工的失败，我再一次迫切地感到在朝鲜尽快建立一个能够胜利地组织和领导工人阶级斗争的马列主义政党的必要性。并且确信当武装斗争成为民族解放运动的主流大力开展的时候，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的斗争也将在这个背景下更激烈地展开。
　　在敌人用铁拳野蛮地镇压民族解放运动的情况下，朝鲜人民的斗争就将不可避免地朝暴力化的方向发展。革命的暴力才是能够战胜武装到牙齿的敌人的反革命暴力的最有把握的斗争手段。在敌人动武的情况下，朝鲜民族也不得不把自己武装起来。对武装，必须以武装来对付。
　　用旨在振兴教育、文化和经济的纯粹的”培养实力运动“，用工农群众的抗议或外交活动的方法，是不可能实现祖国独立的。通过元山总罢工和新兴煤矿矿工的暴动，我们无比信赖朝鲜工人阶级，我在这过程中怀着深厚的爱和自豪的心情，感到我国工人阶级是优秀的工人阶级，朝鲜民族的确是战斗的民族。
　　问题是路线和领导。我有了只要有符合时代趋势的正确路线和正确领导，任何强大敌人都能战胜的坚定信心。必须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不断地开展使群众意识化、组织化的工作，以使群众尽快作好同日本帝国主义决战的准备，我为此心急如焚。
　　其间，分散的同志们得悉我已获释，便一个接一个地找我来了。
　　我同吉林地区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反日劳动组合和农民同盟的骨干分子坐在一起讨论了在敌人的白色恐怖强化的情况下怎样才能迅速恢复和整顿组织，团结群众的问题。
　　使车光秀兴奋的”武装“这个词在这里也得到了青年们的支持。这一支持大大鼓舞了我。
　　我们讨论了在间岛和朝鲜的北部边境一带加强共青同盟的工作，迅速实现这一地区的革命化的措施，同时还讨论了扎实地进行建党准备工作等当前的几项任务，然后为执行这些任务，向各地派了工作员。
　　我也在新安屯住了一宿就前往敦化了。
　　我之所以把敦化定为工作地点，是因为那里便于同东满各县取得联系，而且那里有几位亲友可以帮助我。我打算在那里住一段时间，给各组织提出如何对待正在激烈进行暴动的东满事态的方针，并制定把在狱中酝酿成熟的构想付诸实践的具体措施。
　　离开吉林时，使我感到最遗憾的是没能遵守父亲要我无论如何也得念完中学的遗嘱。
　　朴一波劝我说，他将让他父亲出面向毓文中学当局交涉我的复学事宜，要我念完中学。
　　他是在吉林办《同友》杂志的民族主义者朴起伯的儿子。朴宇天是他的笔名。我上毓文中学时，他上吉林法政大学，帮助留吉学友会工作。他的愿望是进入司法界。当时他说要学俄语，老跟白俄军官在一起。我们的同志认为同白派军官接触是对新兴俄罗斯的一种背信弃义的行为，所以他们劝我断绝同他的来往。
　　我对这些人说：”学了外语，可以为革命积累很大资本，如果因为他老跟着白派军官就加以排斥，那就未免太狭隘了。“解放后，朴一波所以能翻译出托尔斯泰的《苦难的历程》等许多名著介绍给读者，可以说是因为他在学生时代坚持不懈地学了俄语。
　　和朴一波一样，金赫和朴素心也劝我，如有可能，还是要复学，再学一年，学完中学课程。他们说，李光汉校长是位对共产主义有理解的人，如果金成柱提出再学一年的请求，他是不会拒绝的。
　　我没有接受他们的劝告。我说，学习嘛，完全可以自学，人民在等我们，遭到破坏的组织在等着我们，怎么能撇开面临困难局面的革命，回到学校去呢。
　　打消了继续上学的念头，真要离开吉林市了，我禁不住思绪万千。父亲生前为了让我到祖国学习，数九寒天让我孤身一人回故乡。我放学回来就让我坐在书桌前给我讲朝鲜历史和朝鲜地理。临终给母亲留下遗言说，我本想无论如何也要让成柱上中学，现在却要由你来继承我的意志，即使一天三顿用草充饥，也一定要送成柱上中学这些往事浮现在脑海里，使我心绪纷乱。
　　三年来不眠不休地给人洗衣、做针线活，月月给我送学费的母亲，听到我离毕业仅一年却要中途退学的消息，该多么失望啊！弟弟们又该多么难过呀！还有那些像对待自己儿子一样爱护我，补助过我学费的父亲的朋友和我的同学们，又该感到多么惋借呀！
　　但是，我想母亲是会理解我的。父亲从崇实中学里退学时，母亲也无条件地顺从和支持了父亲要退学做职业革命家的意志。所以我相信，儿子即使不是从中学而就从大学里退学，只要是为了革命，为了祖国，母亲是不会反对的。
　　从毓文中学辍学，深入到人民中去，这在我的人生中可以说是一个转折点。从此我开始了地下活动，开始了作为职业革命家的新的人生。
　　出狱后未能给家里写一封问候的信就要前往敦化，我心乱如麻。虽说是专心于革命，可是一两行问候的信还是可以写的吧？我这样自己责备过自己，可是不知怎么总也写不下去。
　　入狱后，我也怕母亲担心，没有把这事告诉她。可是到我们家去，过1929年寒假的同学们，竟把我入狱的前前后后都告诉了母亲。
　　母亲听了这事以后也没有到吉林来。一般母亲得知儿子坐了牢就会不远千里带着包裹赶到监狱哀求看守允许她跟儿子见面的。可是我母亲并没有那么做。母亲是发挥了相当大的忍耐性。当父亲在平壤监狱里受苦的时候，母亲多次去探监，甚至连我也带着去，可是十年后儿子被抓进监狱却一次也没去探监，人们可能觉得奇怪。
　　后来她在安图见到我时，也没给我说明没有去探监的理由。
　　可是，我认为母亲的真正的爱就表现在没有去探监上。
　　在监狱里见了妈妈，我的成柱反而会难过；我去探监，能给那孩子多大的安慰和帮助呢？前面有很多山岗要过，如果从第一步起就囿于人情，那么那孩子将来能走正路吗？宁可让他在狱中感到孤独，也不去探监，对那孩子是会有好处的
　　看来，母亲是出于这种心情，果断地打消了探监的念头。
　　我从这一事实中发现了母亲已由纯粹的普通妇女成长为刚强的革命者的母亲。
　　结束狱中生活走上了广阔的世界，我心里产生过这样的念头：现在不受学校的约束了，是否应该回家去，照料照料母亲，哪怕是短短的几天也好。
　　可是我毅然决然地朝着敦化迈开了步子。
　　从敦化朝西南方向走60来里路有个叫四道荒沟的山村。这就是我负责的工作地点。
　　在我入狱后，为了预防在吉林掀起的逮捕旋风波及抚松，许多加入共青同盟、白山青年同盟、妇女会等组织进行活动的人，把家搬到安图、敦化方面去了。母亲也在寒冷的冬天和亨权叔一起带着弟弟们搬到了安图。
　　当时，几十户移居东满的人家中有六户在四道荒沟安家落户。在这六户中有高在凤一家。
　　高在凤靠正义府的助学金从抚松师范学校毕业后，在白山学校任过教，后来又参加了独立军，任抚松地区别动队指挥员。他是反日群众团体的骨干分子。
　　他的弟弟高在龙是我在华成义塾时的同学。后来，他参加了杨靖宇部队，在濛江或是在临江阵亡了。
　　高在凤最小的弟弟高在林在白山学校毕业后，上了吉林毓文中学，和我一起进行过共青活动，从1930年春起，在满铁医专学习。他在吉林时常常帮助过我。
　　高家的人原来在抚松的时候就跟我们家格外亲近。他们奋不顾身地帮助了我的父母。他们开个旅店，给了我父亲和母亲很多帮助。
　　当年，我家住在小南门街时，经常有许多爱国志士和独立运动者到我家里来。其中有些人在我们家食宿。母亲为了招待这些人，手里总是放不下淘米盆和水罐。这不能不引起军阀的注意。
　　高在凤的母亲（宋桂心）知道警察在监视我父亲之后，有一天到我们家来说：
　　”金先生，今后你家就不要接待客人了。你家客人像现在这么多，金先生就可能遇到不祥的事。来抚松的独立军客人都由我们包下了。请你把那些来找抚林医院的客人都送到我们家去吧！“
　　因此，我父亲就非常信任高在凤的母亲，我也跟高在凤建立了亲密的关系。
　　白山学校停办后，我母亲为了解决作教室用的房子四处奔走，高在凤家又慷慨地腾出上屋用作教室。
　　高在凤搬到四道荒沟不到半年，就已经设立东兴义塾来教育孩子，还利用副百家长的身份在四道荒沟及其附近村庄组织了共青同盟和白山青年同盟，接着又准备组织反日妇女会和农民同盟。
　　高在凤的母亲见到我，高兴地流着眼泪，回忆起在抚松时的往事。我告诉她，我去年秋天坐了牢，不久前出狱，便径直来到四道荒沟。她端详着我的脸说，模样没变，可是有点浮肿，一脸病容，你母亲知道了，该多么痛心呀。我在她家住了一个来月。
　　高在凤的母亲为了保养我的身体，费了不少心血。
　　她精心地给我做饭菜，有大麦米、小米做的饭，还有拌山菜，每餐还给我单开一桌。可是她却抱歉地说，没什么好吃的，对不起。一想到她家搬到这陌生的山沟里来，不能开客店，刚种上头一年庄稼，外孙们又来投靠她家，我就咽不下饭。
　　宋桂心大娘在抚松的时候就熟悉我的口味，所以把村里唯一的一架压面机借来，给我做冷面吃，高在凤又到敦化县城去买来腌鳟鱼放在我的饭桌上。
　　高在凤的妹夫为捉治浮肿有特效的”尚蝈“，每天大清早就到泉边去。在他们一家的真诚护理下，我的健康迅速地恢复了。
　　高在凤专程到安图去见了我母亲。从四道荒沟到安图有200里路左右，这么远的路他一天就走到了。据说，高在凤像小说《林巨正》里的黄天王童那样一天能走300里路。
　　哲柱听到我已出狱正在敦化的消息，便跟着高在凤到四道荒沟来找我。
　　哲柱给我带来了母亲的信和我的内衣。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我家原住在旧安图（松江）西门外马春旭的家里，后来搬到了兴隆村。母亲住在马春旭的家时租了一台缝纫机做针线活，吃了很多苦；到了兴隆村，继续做针线活，以维持生计。
　　直到那时，哲柱对新的地方还没有产生感情。他一直住在中江、临江、八道沟、抚松等滨江的城市里，在他看来，远离平原和铁路的安图是过于冷清的乡村，是需要新开拓的又一个生疏的地方。
　　”哥，你出狱后去过抚松没有？“哲柱突然问我。
　　”很想去，可是没有去成。我连家都没能回，就径直来到敦化，怎么去抚松呢？“
　　”抚松的人都很想看哥哥呀，蔚华哥每天都来我们家一次打听哥哥的消息哪。抚松的人可真好！“
　　弟弟的声音里满含着对抚松的怀念。
　　”是啊，真好啊！“
　　”我老是想念那些留在抚松的朋友。哥哥如有机会到那边去，一定要见见我的朋友们。“
　　”好吧。你来到安图也交了很多朋友吧？“
　　”还没有交多少。安图没有多少和我这么大的孩子。“我觉察到，哲柱到新的地方后仍然怀念着抚松，正因为这种怀念，不能深入到安图的生活中去，糊里糊涂过日子。弟弟那好像充满哀愁的眼睛和凄凉的表情，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说这是他这个年纪的望乡少年中常见的对现实的一种反感的表现吧。弟弟的不安定的精神状态，不知怎么，使我的心绪也乱了。
　　”哲柱，在勤勉的庄稼汉手下，地无好坏；同样，对优秀的革命者来说，地方没有好坏。安图怎么就会没有好同志呢？主要还是看你怎么找吧。父亲不是常说，同志不是从天上掉下来的，要像开采宝石那样找出来吗？你要多找出些好同志来，把安图很好地开拓一番，你不是也已经到了该过共青生活的年纪了吗？“
　　我再三向弟弟强调，要作好加入共青同盟的准备。
　　”我懂了。让哥哥操心了，对不起。“弟弟振作起精神，表情严肃地望着我。
　　在那以后，哲柱很快就加入了共青同盟。
　　在四道荒沟逗留期间，我帮助高在凤、高在龙等同志组织了少年探险队、农民同盟和反日妇女会，同时还为同分散在东满和南满各地的革命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作出了努力。我通过高在凤给龙井、和龙、吉林的联络站发出了信。
　　金赫、车光秀、桂永春、金俊、蔡洙恒、金重权等十多名同志接到这封信后来到四道荒沟。他们都是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领导成员。
　　我通过他们了解到，震撼东满一带的暴动比预想的更激烈。这一暴动的主力正是居住满洲的朝鲜人，鼓动和引导他们投入暴动的是韩斌、朴允世等朝鲜人。他们号召人们参加暴动，说要想转入中国共产党，就要在实际斗争中立功，得到中国共产党的承认。
　　当时正是在东北地区的朝鲜共产主义者根据共产国际提出的一国一党制原则，放弃重建党的运动，为转入中国共产党而积极开展活动的时候。
　　中国共产党也宣布，经过实际斗争考验和个别审查，按照只能以个人资格入党的原则，接收朝鲜的共产主义者。
　　这时候，连共产国际派来的人也到处去鼓动暴动，因此，一心想转入中国共产党的满洲总局所属朝鲜共产主义者们，便把自己的政治野心和名利放首位，驱赶人民投入了冒险的暴动。
　　他们连那些不该打倒的对象也给打倒了，甚至放火烧了学校和发电站。
　　五·三0暴动给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反动军阀提供了在满洲地区镇压共产主义运动和反日爱国斗争的借口。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和革命者成了残酷的白色恐怖的对象。
　　群众付出了巨大的牺牲，又被赶到农村和偏僻山区。与庚申年大”讨伐“①
　　相似的惨案，在东满各地发生。拘留所和监狱都关满了参加暴动的群众。许许多多与暴动有关的人被押送回朝鲜去。他们被押送到汉城后，都被判处极刑和重刑。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离间朝中人民，宣传什么朝鲜人在东满举行暴动是为了夺取满洲土地。奉天军阀也中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奸计，残酷地镇压了暴动群众。
　　军阀头子们听信这种宣传，大肆杀害暴动群众，说什么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应该都杀掉。愚蠢的军阀竟把共产主义者和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等同看待。
　　五·三0暴动期间被捕被杀的人实达几千，其中大多数是朝鲜人。被逮捕的人中，有不少的人被处以死刑。由于暴动，我们的革命组织遭到了很大的损失。暴动使朝鲜人和中国人之间的关系恶化。
　　后来，李立三路线在中国共产党内被定为”盲动主义路线“、”小资产阶级狂热症“。
　　李立三的苏维埃红军路线是不符合东北地区实际情况的冒险主义路线。
　　那年9月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六届三中全会，严厉地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路线。
　　共产国际也通过11月16日的信，批判了李立三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
　　满洲省委召开省委扩大会议和联席会议，批判了李立三的错误。
　　我们也在1931年5月春季明月沟会议上批判了李立三路线，采取了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错误的措施。
　　但是，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的流毒，在那以后也没有彻底清算，连续几年对东北地区的革命斗争产生了影响。
　　聚集到四道荒沟的青年们痛惜地说”朝鲜民族的鲜血可惜“，焦急得捶胸顿足，说”我们的革命要在混乱中彷徨到什么时候啊“。
　　我想到应该给他们以力量，便说：
　　”暴动的后果严重，这是事实。但是，因为后果严重，就只坐在那里叹息，有什么用呢？不要只叹气，而要到各地去恢复组织，处理善后。重要的是揭露宗派分子的野心，使群众摆脱他们的影响。为此，就要给他们指出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虽然暴动以流血告终，但是群众会通过这一过程大大得到锻炼，提高觉悟。朝鲜民族通过这次暴动充分发挥了战斗力和革命性。我从我们民族的伟大的忘我的斗争精神中得到了巨大的力量。如果给这种人民　　。。。。。。
　　①
　　庚申年大“讨伐”：1920年日本帝国主义利用他们收买的土匪集团制造珲春事件，以此为借口在间岛一带对朝鲜入进行的大屠杀。
　　教给科学的斗争方法和策略，指明民族应走的道路，那么，我们的革命就将出现新的变化。“
　　同志们听了这一号召，也没有受到多大的冲击。”一星同志说得对。不过，能使群众共鸣的新的前进道路在哪里？“他们以着急的心情望着我说。
　　（一星，指金日成同志，详见354页。）
　　我对他们说：”那种路线不会从天上自动掉下来，也不会有谁制订出来献给我们。必须由我们自己作主，制订出来。我在狱中想过，现在提出来，想征求同志们的意见。“
　　于是，我把曾经同车光秀、金赫、朴素心等同志讨论过的朝鲜革命的路线问题提出来，和他们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就是四道荒沟会议。我提出的方案在这次会议上也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在东满的各个角落酿成的惨绝人寰的流血，再一次使我激愤和觉醒。我想象着在这一动乱当中人民捂着胸膛倒下去的情景，一直在思索，怎样才能把朝鲜的革命群众从血泊中拯救出来，怎样才能把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从逆境中挽救出来，引导它成为乘胜长驱的革命。
　　革命在等待着武装。革命在等待着很好地组织起来、训练有素的革命军队和人民，等待着能够引导两千万人民走向胜利的纲领和能够执行这一纲领的政治参谋部。
　　内外形势要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解放祖国和民族的神圣战争中来一个变化。如果没有这种变化，我们民族就要流更多的鲜血，遭受更多的灾难。
　　我们必须打开这种转变的突破口，并在1930年夏季实现这种转变。我抱着这种决心，不断地把思路的要点记在本子上。
　　我们同离开四道荒沟的组织成员和工作员约定，各自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之后，6月下旬在卡伦重新会合。
　　在那以后，在敦化召开了吉东地区党的会议。
　　会上讨论了有关暴动的问题。专搞派别斗争的分子们准备再发动一次像五·三○暴动那样的暴动。
　　我批判五·三○暴动是冒险的暴动，并反对了他们的计划。
　　那年，我度过狱中生活之后又经历了五·三○暴动，有很多体1930年春，的确是我一生中难忘的成长之春、考验之春。在这个春季里，我国革命为新的变化作了准备。
　　三卡伦会议
　　6月下旬，同志们按照约定陆续来到卡伦。卡伦早已有了我们的革命组织。1927年起，我们就感到有必要在较便于来往满洲各地的交通分岔点上设一个活动基地，便派共青骨干分子开拓了这一带。
　　我们决定在卡伦召开会议，是因为考虑到这里交通方便，又是一个完全能够保证与会者的安全和保密的隐蔽的活动基地。卡伦虽然是反日运动者来往频繁的地方，但还没有被敌人发觉。这里的人民又不惜一切代价支持我们的工作，所以，是个理想的开会地我抵达卡伦时，早有少年探险队总队长郑行正在车站等着我。我每次到卡伦，他总是到车站迎接我，和我同行。
　　我到卡伦一看，这里的空气比敦化和吉林稍平稳些。
　　因为当时是五·三○暴动过后，间岛的空气非常险恶。加上日本军向东满出兵迫在眉睫，使形势更为紧张。日本帝国主义出兵间岛的目的，是要镇压这一带迅速扩大的革命运动，确保占领满蒙，使之成为进攻苏联的桥头堡。
　　为此，驻扎罗南的日军19师师长河岛中将正在巡视龙井、延吉、百草沟、头道沟等地。在同一时间，国民党吉林军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视察了东满。
　　间岛地区的革命组织号召从东满赶走日军中将、国民党参谋长和民政厅厅长，也是在这个时候。
　　那时，我到卡伦把住处定在进明学校教师刘永宣和张小峰家。
　　张小峰一面在进明学校教书，一面又兼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他和车光秀一样，善于写文章，见识高，工作又好，受到同志们的爱戴。他的缺点是回家后常常跟妻子吵架。同志们劝他，他总是埋怨说，老婆太封建，合不来。为了让张小峰对家庭生活感兴趣，我
　　对他进行了多次说服和批评，可是没怎么见效。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张小峰到长春购买武器时被捕叛变了。据说5他还参与过要我”归顺“的工作。
　　在卡伦的革命化方面，金赫和张小峰的功劳特别多。他们同此地有志者合作，建立了学校和夜校，以此为据点开展教育运动，将农民会、青年会、少年会、妇人会等从前的启蒙团体，改组为农民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少年探险队、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各阶层群众出色地教育成为抗日革命的战士。
　　金赫主持创刊《布尔什维克》杂志的地点，也是卡伦。
　　我到了卡伦也和在四道荒沟时一样，继续探索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进行了一个月左右的思索后，整理好写出来，便成了很长的文章。
　　我所以写这篇文章，是因为我深切地感到我国民族解放斗争迫切要求提出新的指导理论。
　　没有新的理论指导，革命就寸步难行。
　　进入30年代后，被压迫人民要求自主性的革命斗争，在全世界越来越扩大。在地球上，被压迫人民的反帝、解放斗争最激烈的大陆是亚洲。
　　亚洲之所以成为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中心舞台，是因为帝国主义这个时期更加加紧了对亚洲后进国家的侵略，也是因为东方许多国家的人民勇敢地站起来，在各地为维护民族主权展开了殊死的斗争。
　　东方人民为驱逐外来势力，为在自由、民主的新社会里生活而进行的正义斗争，任何力量都阻挡不住。
　　与苏联革命和蒙古革命的发展相呼应，在中国、印度、越南、缅甸、印度尼西亚等亚洲许多国家，革命的洪流汹涌澎湃。在以非暴力不服从运动引起全世界关注的印度，纺织工人打着红旗举行示威，也是这个时期发生的事。
　　中国人民在第二次国内战争的烈火中迎来了30年代。
　　中国和亚洲许多国家开展的革命斗争和国内人民的积极斗争，使我们无比兴奋和奋发起来。
　　只要建立起党，提出正确的指导理论，就完全能够把人民发动起来，打败日本帝国主义。这种信心作为不可动摇的信念，深深地扎根在我们的心田。
　　到了这个时期，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舞台上，仍有代表各党各派的立场和利害关系的各种主义和主张登场，把群众引向这一边或那一边。但是，所有这些理论难免都带有这样那样的时代的和阶级的局限性。
　　在那时的民族解放斗争中，我们认为最高形式的斗争是独立军的武装斗争。民族主义左翼阵营中最积极的反日独立运动者和爱国者参加了这一斗争。他们组织起独立军部队，开展了武装斗争，他们相信只有进行独立战争才能光复祖国。
　　有些人认为只有开展大部队的军事活动才能取得独立；有些人主张只有直接的恐怖战术，才是赶走日本帝国主义的最好的办法；还有些人说，先把军队训练好，等到苏联、中国、美国等大国同日本开战时，再同他们联合起来争取独立，这才是符合朝鲜实际的战略。
　　所有这些主张，无论哪一种都是要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血战的。
　　但是，独立军的斗争，没有具备能够切实贯彻这一宗旨的科学的战略和策略；既没有具备能够把独立战争打到底的强有力的、老练的领导班子；又没能打下能够从人力、物力、财政方面支援这一斗争的牢固的群众基础。
　　在改良主义理论中，称为”培养实力论“的安昌浩的”准备论“成为独立运动者们议论的话题。
　　我们尊敬安昌浩，认为他是把一生完全献给了独立运动的清白廉洁的有良心的爱国志士，但对他的理论，我们并不赞同。
　　流亡上海临时政府的非暴力独立运动路线，也没有得到群众的支持和共鸣。
　　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之所以在成立后不久就令人失望，也是因为它始终乞求于连一线希望都没有的非暴力外交路线而虚度岁月的缘故。因此，把军事路线绝对化的独立军，对此态度十分冷淡。
　　至于李承晚哀求国际联盟将朝鲜置于其委任统治下的请愿，则说不上是什么路线；民族主义右派所提倡的”自治论“，也只不过是一种与民族的独立精神相违背的梦想而已。
　　1925年成立的朝鲜共产党，还没来得及制定出符合朝鲜实际的科学的战略策略，就结束了自己的存在。
　　总的来说，前一代的战略和路线的普遍缺点是不相信和忽视人民群众的力量。
　　前一代的运动者们，都忽视人民群众是革命的主人，推动革命的力量也在于人民群众的这一真理。只有依靠千百万群众组织起来的力量，才能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而我国的反日运动者们却认为，革命也好，独立战争也好，都只能依靠几个特殊人才。
　　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们也站在这种立场上，不怎么做打好群众基础的工作。用由几个上层人物组成党中央加以宣布的方法建立了党，而下深入到群众中去，致使三人一党、五人一派地分裂成好几派，搞了好几年夺取领导权的争斗。
　　前一代的路线和战略还有一个严重的弱点，就是没有扎实地立足于朝鲜的具体现实。
　　我认为，要想提出符合朝鲜具体情况的正确的指导理论，就不要将经典著作和别国的经验加以绝对化，而要根据自己的情况独立自主地、用独创性的方式解决一切问题。确定指导理论，既不能囫囵吞枣地吸收十月革命的经验，也不能袖手坐在那里光指望共产国际给你带来万应灵丹式的处方。”我们可以相信的只有人民群众的力量。要相信两千万人民的力量，把这个力量团结成一体，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吧。“在我的心里常常发出这样的呼声。
　　我基于这种思想，努力把今天我们命名为主体的那个思想反映到报告的每个字句中去。报告要反映的内容都是些有关我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
　　那时，我对武装斗争问题想得特别多。
　　我们在报告中，把用武装力量全面开展抗日战争作为反日民族解放斗争的基本路线，作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头等重要的任务提了出来。
　　决心开展武装斗争，并把它确定为方针，是花了很长时间的。在卡伦通过这一方针时，我们还只是赤手空拳。在这种情况下，我还是主张，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要用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双手去建立新型的军队。
　　那时，有些人提出异议说，独立军既然存在着，那么加入独立军进行活动就行了，何必另建军队呢？那样不就招致反日军事力量的分裂吗？
　　在独立军趋向右倾和反动的情况下，用到那里去更新军队的方法开展武装斗争是不合理的，也是不可能的。
　　1930年，当时独立军的兵力非常薄弱。虽说国民府属下有独立军的兵力，但也不过只有九个中队。连这点兵力也因上层的分裂，分成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互相对立。
　　所谓国民府派是把独立军十多年来坚持着的既有方针绝对化的保守势力；而反国民府派是反对既有方针，追求新的路线的革新势力。反国民府派人物对共产主义表示赞成，也曾企图与共产主义者携手，日本帝国主义把他们视为”第三势力“。意思是说，他们既不是民族主义者又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一种中间势力。在民族运动内部出现了像反国民府派这样的”第三势力“，这证明要把这一运动的方向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愿望已进入了实践阶段。
　　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造成了独立军力量的分裂，民族运动内部陷入了混乱。
　　独立军的各中队大体上都驻扎在不利于打游击战的平原地区的村庄。他们武器低劣，军纪紊乱，训练不力，又没有搞好同群众的关系。
　　①②
　　独立军已不同于像青山里战斗、凤梧洞战斗那样痛快地歼灭日寇大部队的20年代初的全盛时期了，它已经走上了逐渐衰落的道路。
　　我为参加南满青总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同玄默观谈到国民府时曾问过他：
　　”先生，用国民府的力量战胜日本，你有信心吗？“我这样提问，是因为他太夸耀国民府了，所以才刺激他一下。
　　”哪里有什么信心，就这样挺下去，等大国给予帮助就独立嘛。“听了他的回答，我不觉愕然了。我想，连战胜敌人的胆量都没有，只是坐等大国给予援助，盲目作战，这样的军队能有什么作为呢？于是我半开玩笑地对他说，国民府的先生们可不可以把武器都交给我们？只要把武器交给我们，我们就将在三四年内把日本鬼子赶走。
　　对大会筹备委员进行白色恐怖之前，还可以开这样的玩笑。在吉林市时，我跟玄默观开玩笑，他也不见怪。
　　他没有回答，只是苦笑着。也许他在想，这个孩子在作幼稚的空想吧。
　　靠国民府的军队，连维持现状也是很困难的。所以，我们才想建立一支　　。。。。。。
　　①
　　青山里战斗：在间岛一带进行活动的朝鲜独立军部队于1920年10月在中国吉林省和龙县青山里消灭了大批日本侵略军的战斗。
　　②
　　凤梧洞战斗：1920年6月洪范图属下的朝鲜独立军在中国吉林省汪清县凤梧洞给了日本侵略军以沉重打击的战斗。
　　新型的军队。
　　我确信，只有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武装斗争，才是真正的最彻底、最革命的反日抗战。因为只有共产主义者才能把工人、农民等广大反日爱国力量集中到自己的武装队伍里来，才能以正确反映群众利益的科学的战略策略，认真负责地把武装抗战进行到底，领导整个朝鲜革命走向胜利。
　　我们要打倒的日本帝国主义，是在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中轻松地战胜了领土比自己大几十倍的大国的新兴军事强国。要战胜这样的强国，光复祖国，并不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打倒日本帝国主义，这意味着要战胜世界公认的日本的军事力量，意味着要战胜他们迷信的皇道精神，意味着要在同明治维新后新兴的日本将近70年来积蓄的一切人力、物力、财力的消耗战中成为胜利者。
　　但是，我们认为只要开展武装斗争就能在三四年左右的时间内打败日本。不是血气方刚的青年，是很难这样设想的，日本军阀听了，也会捧腹大笑的。
　　若问那种想法有什么保证，那就无话可说了。因为当时我们两手空空，能有什么保证呢？
　　我们只有爱国精神和年轻人的血气。我们说三四年左右，并不是因为我们轻视了日本的力量，而是因为我们认为我们的爱国精神比它更强，因为我们是正义的。如果说我们有保证，那就是两千万民众的力量。当时我们有这样一种气概：只要把两千万民众训练好，到处打击日本军警，就能争取国家的独立。
　　因此，我们认为，要蓬勃开展武装斗争，就必须打好群众基础。
　　可以说结成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构想，就是由此而产生的。
　　我第一次认识到组织的必要性，是在华成义塾时期，而第一次感觉到民族的力量，把它记在脑子里，是在三·一人民起义的时候；我有了要深入到人民中去，把他们组织起来，依靠他们的力量进行革命的决心，是在吉林市的时候。
　　不进行两千万民众总动员的全民族抗战，就不能摆脱殖民地奴隶的枷锁。如果是纯粹的阶级革命，那么只有工人、农民群众才是革命的动力。但我国革命的性质本身就是反对封建、反对帝国主义的革命。因此，我们主张，不仅是工人、农民，而且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爱国的宗教徒、民族资本家也都可以成为革命的动力。我们、的原则是把那些对民族解放具有利害关系的反日爱国力量都团结起来，都动员起来。
　　当我们提出了这一路线时，有些人摇着头说，这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
　　这些人说，共产主义者要同除工人、农民以外的阶层结成同盟是一种梦想；同宗教徒、企业家阶层更是不能携起手来的。火曜派以金灿曾经有一个时期同国民府的几个人物有过来往为理由，撤了他的朝鲜共产党满洲总局负责人的职务，是因为火曜派有这样的观点。
　　在民族主义者当中，也有不少人对待共产主义者的态度冷淡。在共产主义运动内部，民族主义是”违禁品“；而在民族主义运动内部，共产主义也是”违禁品“。这种倾向招致了把民族的力量分成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的后果。
　　凡是具有理性的人，都为此感到痛心。在这些人的努力下，从20年代中叶起开展了争取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两个阵营合作的运动。这一运动在1927年取得了成果，成立了新干会。新干会的出现，说明共产主义者和民族主义者虽然信念不同，但在为民族解放而斗争的道路上是可以团结一致的。民众都对此表示热烈欢迎。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不断的破坏活动和被它收买和利用的改良主义者的瓦解活动，这个团体在1931年不得不宣告解散。
　　如果两种力量在爱国的大前提下形成了巩固的结合，那么，即便有内外的破坏，也不会那么轻易地垮下去的。
　　好不容易实现的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的合作，由于新于会的解散而流产，这使我们非常气愤。不把民族解放放在首位，只把信念绝对化，那就不可能实现真正的合作。如果把民族解放这一大前提放在首位，就能同任何阶层携起手来，这就是我当时的看法。
　　我们站在这种立场上，解放后同毕生反共的金九也进行了合作，现在我们也向所有同胞呼吁，要实现民族的大团结。实现了民族的大团结，那么剩下的就只有外来势力和卖国贼了。
　　民族的大团结是如此宝贵的至高无上的课题和经纶，所以，当毕生在反①
　　共第一线上同我枪对枪的崔泓熙、崔德新等先生来到平壤时，我们也没有过问他们的过去，而以亲骨肉之情高兴地迎接了他们。
　　那时，我对崔德新先生说，无论是在北方生活的还是在南方生活的，都应该把民族放在首位，为统一问题着想，不是有了民族，才有阶级，才有主义吗？没有了民族，搞共产主义有什么用！搞民族主义有什么用！信仰”上帝“又有什么用呢！
　　60多年前，我们在卡伦探索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时候，也是这样呼吁的。
　　政治应该容量大，政治家应该度量大。如果政治容量不大，就不能把群众都容纳下来；如果政治家度量不大，群众就会不理睬那个政治家。
　　报告叙述了建党问题和朝鲜革命的性质与任务，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在斗争中应坚持的根本立场。
　　报告草案一写成，我就马上把它交给从各地来参加卡伦会议的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领导干部进行讨论。那时，我们在白天下地干活，抽出时间在地头或雾开河畔柳树丛里进行讨论，夜里就在进明学校值班室里，把白天综合的意见，再一条条深入地进行讨论。
　　在群众性讨论时提出来的意见中，有不少令人感兴趣的实际问题。
　　首先在规定朝鲜革命的性质问题上发生了争论。大家就报告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规定，议论纷纷。争论的焦点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个对革命性质的新的规定，会不会同革命的普遍原理和规律性相矛盾。
　　因为这个规定，经典著作里没有，而且任何一个国家也还没有提出过。当时，青年们以为改变近代历史的革命，只有资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而我们提出的既不是社会主义革命又不是资产阶级革命，而是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这一新的概念，所以，有人怀疑这一革命的性质也是难怪的。
　　。。。。。。
　　①
　　崔德新（1914～199o）：金日成主席曾念过书的华成义塾塾长崔东ht目午之子。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朝鲜后流亡中国，任光夏军军官。解放后在南朝鲜历任外务部长官、军长、驻西德大使等职。朴正熙执政时期流亡美国，后在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定居，任祖国和平统一委员会副委员长、天道教青友党委员长等职。
　　我们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是从我国的阶级关系和我国革命面临的任务中得出的结论。朝鲜民族面临的最迫切的革命任务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清除束缚我国人民的封建关系，实行民主。由此出发，我们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
　　硬套人家制造的模式去规定自己国家革命的性质，就要犯教条主义的毛病。模式并不是首要的，具体的现实才是首要的。即使是经典著作里没有的定义，别人没有的规定，如果它是符合本国实际的科学的规定，共产主义者就应该毫不犹豫地选择它。
　　这才是对马列主义的创造性态度。
　　我们以上述内容说明了把朝鲜革命的性质规定为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的宗旨，代表们不仅表示理解，而且表示了积极的支持。
　　讨论得最活跃的是关于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问题。关于民族统一战线的战略问题，当时被公认为是在理论上、实践上都不好公开说的复杂问题。共产国际的一部分人，以中国的国共合作失败为理由，把支持统一战线政策的人一棍子打成了改良主义者。因此，我们周围的人也大都小心谨慎地对待这个问题。
　　这样的时候，没有极大的勇气，是不能把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作为路线提出来的。因为如果把它作为路线提出来，就有可能被认为是对共产国际立场的挑衅。
　　那时，同志们还提出了很多问题：
　　地主的儿子支持革命时，应该怎样看待他？
　　为独立出了很多资金，对独立军也提供了大量的物资支援，而对共产主义者却根本不理会，这样的资本家应该怎样对待？
　　善于跟日本鬼子交往，同人民群众也合得来，这样的面长，是否也可以吸收到革命中来？
　　对这些问题，我就用一句话回答：要以本人的思想动向为主来对人进行评价。
　　当时的这种看法，后来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具体化了，解放后又在二十条政纲中作了明文规定，成为国家政策。
　　我们在卡伦提出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的正确性，后来通过实际斗争得到了证实。
　　同志们的意见，对完成报告给予了很大的帮助。
　　卡伦会议正式召开是在1930年6月30日夜晚。
　　卡伦的同志们在进明学校的教室布置了会场。在教室地板上铺了草席，天花板上吊了几盏煤油灯。
　　第一天会议听取我作的报告，从第二天起下地帮助农民干活，抽出时间来在河边或柳树丛里，分组或全体代表聚在一起讨论执行报告提出的任务的措施，这是一种非常独特的会议方式。卡伦的革命组织对村子的警戒非常严密，所以我们开会非常放心。特别是少年探险队员们在整个会议期间把我们保护得很好。
　　日本帝国主义得到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的大部队在满洲中部地区集结的情报，便向我们活动的地区－－长春县、怀德县、伊通县一带派出了大量的密探。有些密探还带着我的照片探听我的去向。日本帝国主义者通过日本驻满洲领事馆的爪牙和朝鲜总督府警务局的密探，探听到与从前的共产主义者系统不同，活动方式也不同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出现在以吉林为中心的满洲地区，正在扩大力量。便开始紧张地为逮捕其领导核心，顽固地追踪我们。
　　我们不声张，不宣扬，却扎扎实实地深入到广大地区的人民群众中去，所以，敌人也好像把我们看得不是那么好惹。
　　那时，在卡伦负责布置村子的警戒、统率少年探险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的是金园字。他时而从会场悄悄地溜出去，在村里转一圈了解警备情况，然后回到会场。有时我因工作忙不能回住处，在进明学校教室里熬夜，他也在外面彻夜保卫我们的安全。有时他还在学校值班室的灶坑里烧些土豆给我们做夜宵。
　　在开拓卡伦、孤榆树、五家子等地的工作方面，金园字的功劳很大。在吉林开展青年学生运动时，他也做了很多工作。
　　1928年春，我们为了长春地区农村的革命化，派金园字去了。那时，金园字一面在进明学校任教，一面走访卡伦、孤榆树一带教育青年。1930年春起，他又帮助车光秀参与建立朝鲜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因为金园字长得漂亮，有时我们还让他穿上女装，和玄均扮作一对夫妇去进行地下工作。
　　朝鲜革命军成立后，金园字为购买武器奔走时被敌人逮捕，坐了几年牢。
　　他在狱中没有动摇，进行了坚决的斗争。
　　战后内外形势复杂的时候，金园字在地方上为维护党的路线而斗争，遭到宗派分子的迫害。当时，宗派分子们用各种方法陷害忠于党的人。
　　金园宇的本名是边默声。
　　卡伦成为我们可靠的活动基地，变成实现我们思想的革命村，这是金园字、金利甲、车光秀、金赫等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很早以来就为开拓这个村作出了积极努力的结果。
　　在我们来到这里以前，这里的人们还分成南道派和北道派，互相对立。
　　有个时期，这两个派还围绕着雾开河的水利问题打过群架。南道派为了开田堵住水口，北道派就拿着锹跑来捅开水口，说他们的水田要干了。后来，连孩子们也分成北道派和南道派，造成可悲的对峙状态，连玩都不在一块玩。
　　为了改变这种状态，金赫、金园宇、金利甲、张小峰等作了很多工作。
　　他们说服群众，杜绝了打群架，在卡伦建立了各种群众组织，办了免费教育学校。
　　7月2日夜，代表们重新聚集到进明学校教室继续开会。这天会议宣布分工方案。会议快要结束的时候，主持会议的车光秀忽地站起来，作了激动人心的讲话。他的性格很特殊，有时愣头愣脑，以至得了个”愣头儿青“的绰号，又好激动，可是即使在这样的时候。他也不失理性，反而以充满激情的雄辩，使人们惊叹不已。他挥动着拳头喊道：
　　”人们捶胸慨叹朝鲜共产主义者受挫的时候，我们在卡伦发出了宣告朝鲜革命新开端的历史性宣言。随着这个黎明的钟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将沿着新的道路迈进！
　　“同志们，让我们立即拿起武器投入同日本帝国主义的决战吧！”我们听了他的讲话，都发出了欢呼声，接着大家就齐唱《革命歌》。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卡伦宣布朝鲜革命的前进道路，是因为在吉林市已经通过搞青年学生运动的过程，确立了对朝鲜革命的主体立场和态度，开拓了共产主义运动的新的道路。我只不过是把那些在斗争的岁月中产生并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那个思想和立场，以《朝鲜革命前进的道路》的名义发表而已。
　　这便成为我国革命的路线和指导思想。可以说我们在这篇论文中展示的内容，都是以主体思想为核心的。
　　这个思想，后来经过抗日武装斗争等许多阶段的革命，在艰苦复杂的实践斗争中，得到不断的发展和丰富，成为像今天这样具备了思想、理论、方法的统一体系的一个哲学思想。
　　解放后，我们特别强调树立主体，是在战后进行社会主义基础建设的时候。
　　1955年，我对党的宣传鼓动工作者发表了关于克服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树立主体的讲话，这篇讲话就以《关于在思想工作中克服教条主义和形式主义，确立主体》为题的著作公诸于世。关于树立主体，在那以后每有机会我都强调。
　　关于主体思想的本质，创立这一思想的经过，以及如何贯彻这一个思想，我通过同外国人的谈话多次作了说明。
　　可是，我未曾想将它体系化，编成一本书，我国人民只要把它作为正确的思想接受下来，在革命实践中加以贯彻，我就感到满足了。
　　，金正日书记把这一思想全面地加以体系化，写成以《关于主体思想》为题的论文发表了。
　　卡伦会议后，我们在进行抗日武装斗争时，确信我们在那次会议上提出的路线是正确的。敌人说，我们是“沧海一粟”，可是我们的背后是具有无穷无尽力量的人民的海洋。我们提出什么路线时，人民就很快理解并把它变成了自己的路线，将成千上万的子女和兄弟姊妹输送到我们的队伍里来，从物质和精神上支援我们。
　　我们之所以能够在满洲零下40℃上下的严寒中，同武装到牙齿的强敌进行历时15年的斗争，并且取得胜利，是因为我们有着人民这个强大的堡垒，有着人民群众这一无限广大的沧海。
　　四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
　　1930年7月3日，也就是卡伦会议结束的第二天，我们创建了新型的党组织。这件事，在几年前已公开，我在会上作的讲话也已公布于世。
　　大家知道，党在革命中起参谋部的作用，革命胜败取决于党的作用。如果说，革命是历史的火车头，那么，可以说，党是革命的火车头。正因为如此，革命者都重视党，并为建党工作呕心沥血。
　　马克思在创立科学共产主义理论后，作为实践斗争的第一项工作，建立了共产主义者同盟，发表了《共产党宣言》，这是他的活动中的最大功绩，他的这一功绩所以至今得到人们的赞扬，是因为党在共产主义者改造世界的斗争中所负的使命和作用有着重大意义。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出现的形形色色的机会主义、改良主义终究都是从对党的观点和立场上的错误引起的。
　　自共产主义作为新的时代潮流出现于工人运动舞台直到今天，共产主义者在这地球上掀起的一切划时代的变革，没有一件不是与党这个神圣的名称连在一起的。
　　我们为了把卡伦会议提出的任务付诸实施，首先着手进行了建立党组织的工作。
　　我们听到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开除的消息后，就下定决心，建立新型的党，并开始全面地探索建设这种党的途径。
　　我国的共产党是在1925年4月成立的。代表工人阶级利益的政党在各国陆续出现，并领导着群众的时候，在没有任何政治活动的自由和权利的我国配合着这一世界趋势建立了共产主义政党，这一事实证实了朝鲜人对新思想潮流和时代趋势的政治感受性有多么敏锐和丰富。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是朝鲜工人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发展的必然结果，是合乎规律的。
　　朝鲜共产党成立后，在工人、农民等广大群众中传播了社会主义思想，领导了工人运动，写下了由共产主义者领导我国民族解放斗争的新的一页。
　　在朝鲜共产党存在期间，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了如同六·一○独立万岁示威斗争那样的大规模的斗争，显示了民族的气概；还同民族主义者合作，组织了新干会这样的群众团体，对集结反日爱国力量的工作做出了贡献。
　　朝鲜共产党的成立，工人运动、农民运动等各阶层的群众运动在它的领导下开展起来，这是一个开创了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起点的历史事件，在一定程度上推进了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
　　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残酷镇压和共产党上层人物的派系斗争，1928年，朝鲜共产党便结束了它作为组织力量的存在。
　　共产国际在1928年夏季举行的第六次大会上宣布取消它对朝鲜共产党的承认。这实际上意味着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除名了。
　　当然，在朝鲜共产党存在的时候，我们对它的专事派系斗争的上层人物就没有什么好感。可是，即使是这样的党，当我们听到它被共产国际除了名时，也不禁感到气愤和羞耻。当时，我们对共产国际这样的处理，不无惋惜。
　　从那时我就想：自己虽然年轻，而且搞共产主义运动的经验也少，但是一定要由我们自己来做主人，为创建新型的党开展积极的斗争。
　　为了建立一个纯洁的、崭新的新型政党，必须闯过种种艰难险阻。
　　最大的难题是，共产主义队伍里仍然存在着宗派主义。由于没有消除宗派主义，早期的共产主义者们才未能统一地进行重建党的工作，而分裂成好几个派系分别进行这项工作。
　　朝鲜共产党被共产国际除名后，我国共产主义者在国内外积极地开展了重建党的运动。但是，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野蛮镇压和阻挠，任何一个派系的重建党的工作都未获得成功。火曜派和M1。派放弃重建党的工作，宣布解散在满洲建立的总局。之后，汉上派在国内大搞重建活动，但这个活动暴露后，许多党员被监禁，运动也就此告吹。
　　从这些事实中，我们认清了这样的问题：用重建已解散的党的办法或依靠染上派系斗争恶习的前一代人去建立革命政党，是不可能的。
　　在建党方面另一个困难是，由于共产国际规定的一国一党的原则，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区建立自己独立的政党，成了不可能的事。
　　共产国际第六次大会通过的章程总则中规定了这样的一国一党原则：每一个属于共产国际的党的名称应是各该国家的共产党（共产国际支部），各个国家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支部而存在。
　　193O年5月，共产国际东洋宣传部在哈巴罗夫斯克召开朝中共产党代表会议，通告共产国际关于朝鲜共产党组织问题的决定。共产国际在这项决定中指出，在满洲的朝鲜共产主义者应加入中国共产党，作为中共党员进行活动。
　　于是，热忠于开展重建党的运动的共产主义者就改变态度，发表了解散的声明，掀起了一股转入中国共产党之风。由于这股风，五·三○暴动的烈火席卷了东满。
　　朝鲜党员转入中共进行活动的问题，大大刺激了民族自豪感格外强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就这一原则，我们的同志们展开了激烈的争论。有的青年非难说，共产国际的指令是不负责任的、不可理解的，也有的青年认为这是光明正大的措施。有的青年义愤填膺，禁不住痛苦地说，共产国际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等于是永远排除了重建党的可能性。
　　同志们谈论着这个问题，想知道我对这个问题的立场。我明确地对他们说，共产国际根据一国一党的原则要求朝鲜共产主义者加入中国共产党，这是无可非议的，这个要求并不剥夺朝鲜共产主义者重建党的可能性。
　　“在目前的情况下，共产国际提出这样的要求，在一定程度上是在所难免的。如果朝鲜共产主义者有自己独立的政党，何必要我们去过寄人篱下的生活呢。因此应当尊重共产国际的决定。这才是国际主义的立场。就是戴上了中共党员的帽子，只要不忘记朝鲜，为朝鲜革命而斗争就行。但是，不能为遵从共产国际的指示，就完全抛弃建立独立政党的工作，无限期地过寄人篱下的生活。朝鲜人应该有朝鲜人的党。”
　　这就是我对转党问题的看法和立场。
　　然而，这个看法与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原则的解释是否一致，我是没有把握的。
　　我为了深入理解一国一党原则，早日确定建党方针，1930年6月下旬，在贾家屯会见了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金烈）。金光烈是日本早稻田大学毕业后，在苏联呆过的知识分子。他在我们的活动地区孤榆树、五家子、卡伦等地呆过较长时间，他以联络员的身份，为使我们同共产国际接上关系作出了努力。张小峰和李钟洛说他是在苏联受了不少社会主义思想影响的人，对他赞不绝口。因此，我怀着一种期望去见了他。名不虚传，他的确是博学多识的人。他能说一口流利的俄语和日语，跳起苏联舞来就和苏联人差不多，他还很会演说。那时，金光烈对我说，与其听他个人的见解，不如到共产国际去一趟，他要给我介绍在哈尔滨的共产国际联络处，认为最好到那里去讨论一国一党原则问题。
　　见过金光烈以后，我和同志们就一国一党原则反复进行了讨论。
　　我们对一国一党原则作了这样的解释：在一个国家里不能有两个或两个以上的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只能有一个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在一个国家里只能有一个共产党中央，不能有多于一个的共产党中央。
　　这个原则的实质是，在一个国家里，不可以有利害关系和目的相同的一个以上的党中央存在。
　　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并要求严格遵守这个原则。这样做的基本目的是，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清除宗派主义等各种机会主义，保证队伍的统一和团结。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教训，要求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严防各种异己因素潜入共产主义运动内部。
　　促使共产国际提出一国一党原则的另一个原因，是与敌人为从内部分裂和瓦解共产主义队伍进行恶毒的阴谋活动有关的。然而，共产国际的章程只提出了一国一党原则，却没有阐明，到别国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人转入驻在国的党的方法以及转党后怎样规定他们的革命任务的问题。这也就是在满洲地区活动的朝鲜共产主义者转入中共的问题引起群众纷纷议论的原由所在。
　　由于这种原因，甚至有一部分人认为，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建立自己的党组织，是与一国一党原则相矛盾的。
　　由于对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提出了各种不同的解释，朝鲜共产主义者争取祖国解放的活动就发生了严重的混乱和动摇，甚至产生了朝鲜的革命者到底有没有权利为祖国而斗争的疑问。在这样的时期，我一直不懈地探索着建党的方法；
　　难道真的就没有既符合共产国际的指示，又能大力促进朝鲜革命的途径吗？
　　经过苦心探索，我找到的出路就是，根据先前的共产主义运动的教训，不是以匆忙宣布党中央的方法建党，而要扎扎实实地奠定建党的组织、思想上的基础，在此基础上建立能够名副其实地起到我国革命的参谋部的作用的党。培养阶级觉悟高，经过锻炼的骨干；实现队伍的思想意志的统一；奠定党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如不做好这些工作，单靠主观愿望是不能建立党的。
　　我认为，以同宗派毫无关系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为骨干，用首先建立基层党组织，然后再扩大和加强这些组织的方法去建党，这是最符合现实的切实可行的建党方法。我确信，用这种方法建党，共产国际也会欢迎的。
　　我认为，先由我们培养出来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建立党组织，不断地加强它的作用，在我们所到之处都扩大和加强党的基层组织，就能既保证对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斗争的领导，又能圆满地履行我们承担的国际义务。
　　只要不在中国境内另设我们的党中央去同中国共产党并存，就不会有同共产国际的一国一党原则发生矛盾的问题了。我们确定了这样的思想，在卡伦会议上提出了建党方针，并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
　　建立革命的党组织，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
　　因为朝鲜没有党，端川农民暴动的领导者们为征求策略问题上的意见，甚至找到共产国际去了。如果朝鲜有代表工人、农民利益的革命政党，有老练的领导力量，他们就不会花路费去找共产国际的。
　　本世纪30年代中期我国的民族解放运动发展到了很高的水平，论其深广，远非往日的反日斗争所能比拟的。
　　我们的斗争也比初期大大前进了，活动范围超出吉林，远远地扩大到东满和北部朝鲜一带。原来只限于青年学生运动的我们的革命斗争，以地下活动的方式渗入到广大的工人、农民群众中去。等到积累了经验，军事政治上的准备成熟了，就需要组织常备的革命军队，以大部队的力量去开展积极的游击战争，但共青同盟是承担不了这一切领导工作的。过去，共青同盟领导各群众团体，是一个过渡现象，不能成为永久的做法。
　　如今，必须建立一个党了，需要由这个党去掌握和领导共青同盟等各群众团体，全面领导民族解放运动，需要由这个党去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去同共产国际做工作。打着共青同盟这个牌子，是不可能圆满地同共产国际进行工作的。
　　早先的共产主义者们都说自己的一派是“正统派”，都要求承认他们，闹得共产国际也弄不清头绪。共产国际逐渐认识到，在朝鲜除非完全消除宗派，就不可能出现真正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为了清除宗派，建立新的党，就需要有不搞派系斗争、没有掌权野心的新的一代登场。于是，他们开始注意我们的斗争，并为同我们取得联系，从各方面建立了渠道。
　　我们通过多年的革命活动，奠定了能够建立新型革命政党的基础。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成立，在朝鲜共产主义运动中是一个建立与早先的党不同的新型革命政党的出发点。一切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开始的。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发展成为反帝青年同盟，进而又发展成为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
　　共青同盟培养的我国革命的骨干部队、反帝青年同盟打下的我国革命的群众基础，成了建党的基础。共青同盟成立后，在它作为强有力的先锋组织领导革命运动的日子里，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克服前一代共产主义者们所犯的错误，在争取群众和领导艺术方面开辟了新的境地。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发扬的英勇的斗争精神和革命的战斗气概，成了战胜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原动力，成了我们党的灵魂和气概。
　　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活动的一个高峰，是以卡伦会议为契机，创立了朝鲜革命的指导思想。卡伦会议的决定阐明了，在实现“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和共青同盟纲领的道路上，共产主义者应当作为原则的战略方针。它成了建立新型政党的思想基础，成了长期以来在失败和挫折的阵痛中探索前进道路的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针。
　　指导思想、领导核心、群众基础，可以说是建立党组织必不可少的因素。
　　我们具备了这三种因素。
　　1930年7月3日，在卡伦的进明学校教室里，由车光秀、金赫、崔昌杰、桂永春、金园字、崔孝一等同志建立了第一个党组织。当时没能参加会议的金利甲、金亨权、朴根源、李济字等同志以及内定为朝鲜革命军队长的李钟洛、朴且石等，也都是第一个党组织的成员。
　　进明学校坐落在离村庄有500米左右的贾家屯前面的平野上。学校的东边和南边有一片五六町步的柳树甸子，中间有一条叫雾开河的小河绕过学校朝东南方流去。学校的东边沼泽地一直连到村庄。能来往这所学校的通路，只有西边的一条路。只要把好路口，在学校里干什么，外边都不会知道，如果发生危险，就可以穿过柳树甸子逃出去，保证连踪影都找不到。
　　那天晚上，我们在这所学校开会，在可能出现密探的西边关口设了好几重岗哨。水田里的蛙鸣彻夜不停，给人一种神秘的感觉，仿佛至今还在耳边回响。
　　建立第一个党组织时留下的印象中，令人难忘的是金园字挺费劲地把一杆红旗立在讲桌旁的事。那面旗帜的鲜红颜色，反映了我们要为革命斗争到流尽最后一滴血的决心。
　　就是现在，一提到第一个党组织，我就联想到进明学校，想起进明学校，那面斜立在讲桌旁的红旗就浮现在眼前。
　　那天，我没做长篇讲话，关于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问题，在卡伦会议期间已多次进行了讨论，没有必要再具体说明它的宗旨了。
　　我只提出了党组织的成员必须执行的几项任务：扩大基层党组织，建立统一领导这些基层组织的体系；巩固队伍在组织上、思想上的统一和同志式的团结；牢固地奠定革命的群众基础。同时强调了完成这些任务的途径：党组织在一切活动中必须坚持自主的立场；党的组织建设必须与反日斗争密切结合起来。
　　我们没有另行制定党的纲领和章程，因为“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纲领和章程已经明确地规定了我们共产主义者的最终目标和当前的斗争任务，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和战略方针，具体地阐明了我们应走的道路和应遵守的行动规范。
　　我们给这第一个党组织起了“建设同志社”这样一个极平凡的名称。这个名称包含着我们的远大抱负和意志，那就是从寻找同志开始迈出了革命第一步的我们，要继续不断地争取能够生死与共的同志，团结他们去推动革命深入发展，争取革命的最后胜利。
　　加入建设同志社的同志们都站起来，满腔激情地吐露了亢奋的心情。金赫吟诵了即兴诗，大致内容是：“启航了。我们的船驶离了港口。我们将摇橹前进，冲过惊涛骇浪驶向远海。”
　　金赫的诗朗颂结束，崔孝一站起来讲了话。讲话结束时他对我说：
　　“成柱，如果这里不是教室，是山里，我真想放几响礼炮作纪念！”我对他说，同日本鬼子较量的日子不远了，到那时候再尽情地放好了。
　　当时，我们真想开大炮而不是开手枪，好好庆祝第一个党组织的成立，我们建立起自己的党组织，作为朝鲜的党员，在时代和历史面前严肃地发誓要为革命献出自己的一生，当时的激动和自豪，真是语言难表，文字难绘。
　　15年后，在解放了的祖国建立了我们党之后，我回到尚可闻到我儿时的气息的旧居，躺到铺着草席子的炕上，放下一切心事的时候，不由得感怀万千地回忆起了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的情景。
　　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它是我们党的幼胎，是我们党的种子，它在组织和扩大基层组织方面具有母体的意义。自从第一个党组织建立以后，我国革命就由没有沾染宗派习气的，白纸一样纯洁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来领导，从胜利走向了胜利。从此，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自主的政党的斗争，就随着抗日大战的滔滔洪流，蓬蓬勃勃地开展起来了。
　　①
　　此后，我们把建设同志社的成员派到各地去，在豆满江沿岸的北部朝鲜一带和满洲各地建立了党组织。
　　我承担了到国内建立党组织的工作。1930年秋，我到了受我们影响较多的咸镜北道稳城郡，在那里建立了国内党组织。
　　我们年轻的党组织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一向站在群众的前头，开辟了抗日战争的进军路，并在这个过程中锻炼成为钢铁般的先锋队，博得了群众的爱戴和绝对信任，成长为一支战无不胜的力量。
　　我们在依靠自己独立的组织开展活动的同时，还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起密切的关系，共同进行了工作。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从朝中两国人民历史长久的睦邻关系和两国所处的相似的境遇、两国革命者所承担的历史使命的共同点出发，始终一贯地支持了中国革命，为维护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利益进行了斗争。每当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在解放本国人民的斗争中取得胜利的时候，我们就像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当他们遭到一时的失败或受到挫折的时候，我们就同他们一起感到痛心。
　　朝鲜共产主义者在中国土地上开展活动，不同中国共产党取得联系，就不能得到中国人民的帮助，就不能牢牢地维持反帝联合战线。
　　我们重视同中国共产党的联系，也与满洲省委下属的党组织里有许多朝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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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豆满江：指图们江，朝鲜称图们江为豆满江。
　　鲜人有关系。东满特委里也有许多朝鲜人，东满地区的县党委员会和区党委员会的领导班子，其成员绝大多数是朝鲜人。从党员比例来看，朝鲜人占90％以上。他们在东满地区党组织中，起了主导作用和骨干作用。
　　在满洲地区，朝鲜入党员之所以多，是因为在间岛地区开始进行共产主义运动的先驱，大多数是朝鲜人。
　　我同中国共产党建立关系，是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以后。
　　在华成义塾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时候和在吉林、五家子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我同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联系。
　　本来革命并不是有谁叫你干才干的，而是根据自己的信念和目的自主地进行的。从这种要求出发，我们用自己的力量创立了革命的指导思想，独立自主地组织了我国革命的最初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
　　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霸占满洲所造成的新的形势，和日本帝国主义已成为朝中人民共同敌人的新的环境，使我们同中国共产党建立联系成为成熟的要求。
　　1931年冬的明月沟会议前后时期，我住在曹亚范的家里，第一次开始同中国共产党组织取得了联系。
　　曹亚范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和我一起做过共青同盟工作，后来在和龙地区一面教书一面参加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后来我组织了游击队，在汪清等地进行活动的时候，同负责宁安县党委的领导工作，同时兼管东满地区工作的王润成取得了联系。童长荣从大连被派到东满特委时，我又同他建立了密切的关系。我同中国共产党的关系就是这样建立起来的。在这个过程中我还作为中国共产党组织的干部进行了活动。童长荣牺牲后，我又同魏拯民取得了联系。另外，我还同共产国际巡视员潘同志也取得了联系。
　　我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时期，保持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关系，这在扩大抗日联合战线，发展共同斗争中起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我们在同中国共产党的密切联系下发展了共同斗争，这是主动的、灵活的措施，符合当时朝鲜共产主义者不得不在别国土地上进行革命斗争的错综复杂的形势，也符合共产国际关于一国一党制的要求。我们积极发展了同中国共产党的这种共同斗争，同时始终一贯地坚持了解放祖国的旗帜，并正确贯彻了朝鲜革命的主体路线。对于我们的这种原则立场和真诚的努力，中国战友们真心赞扬说，这是革命的民族义务和国际主义义务正确结合的生动典范。
　　朝鲜人民的成千上万的优秀儿女高举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旗帜，同中国共产主义者一道参加了艰苦卓绝、困难重重的抗日大长征。
　　1963年，崔庸健同志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曾在沈阳设宴祝贺他的生日，作了给人以深刻印象的祝寿讲话。周总理指出，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同志起了主导作用。所以说，中朝友谊是牢不可破的，是永恒的。抗日联军是中朝人民的优秀儿女联合起来的革命武装力量。
　　在开拓东北革命方面，朝鲜人的功劳很大，对于这一点，杨靖宇、周保中、魏拯民诸同志也常谈及。
　　因为我们无私地支援了中国革命，所以，只要是我们的事情，中国人民都冒着生命的危险，全心全意地帮助我们。
　　反日人民游击队改编为朝鲜人民革命军后，我们在游击队里建立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员会。这是在卡伦建立的第一个党组织扩大发展的结果。从那以后，我们的自主的党组织深入到祖国光复会的国内组织，即朝鲜民族解放同盟以及各农民组合和劳动组合，扎下了根。
　　我们凯旋回国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就完成了建党工作，这是因为在长久的抗日革命的日子里，通过实现建党大业的斗争，取得了成果，积累了经验。
　　五朝鲜革命军
　　卡伦会议提出的重要任务之一的建党工作，以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建设同志社，迈出了第一步。
　　我们不能因此而满足，我们还面临着必须加紧准备武装斗争的繁重任务。
　　作为准备武装斗争的第一步工作，我们在孤榆树组建了朝鲜革命军。
　　我们准备过一二年后组建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在此以前先组建了朝鲜革命军这一过渡性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其目的就在于通过它的活动，为组建大规模的游击部队作好准备。我们的意图是，通过朝鲜革命军的政治活动和军事活动打下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积累开展武装斗争所需的经验。
　　实际上，我们对武装斗争没有什么知识。我们不是在本国，而是要在别国领土上进行武装斗争，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很需要与此相适应的经验。但是，哪里也没有我们可以仿效的军事操典或经验。
　　要说我们有什么底子，也不过是有几个独立军出身的同志和若干名念过华成义塾的同志，还有几支手枪而已。此外，一无所有。武器，需要我们自己解决；军事经验，也需要我们自己来积累。朝鲜革命军，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而组建的一个过渡性组织。开始时，由金园宇、李钟洛在孤榆树做了组建革命军的筹备工作，以后又派车光秀去完成了这项工作。
　　组建革命军的筹备工作，在几个地区分头进行。
　　筹备工作的基本任务是，选拔加入革命军的青年，并准备武器。
　　我们提出的一个办法是，做好独立军的工作，把向往进步思想的精明强干的军人争取过来，解决人的问题和武器问题。革命军里，军人出身的人多起来，就可以以他们为母体，把那些没有军事知识的青年加以训练。为此，我们的同志们对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做了很多工作。我们的方针是，教育那些具有进步思想的独立军军人，把他们争取到我们阵营里来，根据他们的思想觉悟水平，吸收他们加入朝鲜革命军。
　　这个时期，国民府分裂为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继续进行争权夺利的争斗。当时，国民府派掌握了对满洲朝鲜人的领导权，反国民府派则掌握了对独立军的统率权。这种局面导致了民众和军队的分裂。到了1930年夏，两派的对立愈演愈烈，变成了双方互相暗杀对方干部的恐怖战。恐怖战达到了极点，双方完全决裂了。
　　因为情况到了这种地步，在独立军内部，不仅是队员，连小队长、中队长也不相信他们的上层领导，上级指示也不大服从。对我们派去的工作员的话，他们倒更爱听。
　　车光秀在通化、辉南、宽西一带做独立军的工作；李钟洛在孤榆树教育他所部的队员，准备收为革命军。
　　李钟洛原来在孤榆树的正义府所属独立军一中队，后来到华成义塾学习，并加入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同李钟洛一道从一中队保送到华成义塾来的学生有朴且石、朴根源、朴炳华、李顺浩等好几个青年人。
　　李钟洛在义塾废止后，回到自己原来的中队当副中队长，后来升为中队长。那时候跟现在不同，因为武装力量很少，一个中队也算是较大的军事力量。在满洲算是势力最强的国民府所属的兵力也不过是九个中队而已。因此，在独立军中，中队长自然被当做大人物来对待。在孤榆树，李钟洛的威望的确很高。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从1928年到1929年期间，在柳河地区积极开展革命活动时，受到了崔昌杰影响下的独立军的保护。同样，派到孤榆树的同志也受到了李钟洛指挥下的独立军部队的保护。
　　那时，李钟洛要干革命的觉悟和热情非常高。华成义塾废止后，他回到原来的中队，按照我们在桦甸分派的任务，出色地进行了对独立军队员的工作。大胆果断、判断迅速、统率力强，这些素质是他的优点。可是，他缺乏冷静的理性和思考能力，好感情用事，处事偏激，而且个人英雄主义较重。
　　我想，后来使他背叛革命的主要病根就是这一点。
　　有的人主张，独立军没有严密的指挥体系，而且内部也很混乱，干脆把分散在各地的中队的武装缴下来，肃清国民府的反动分子。还说，要脱掉独立军的外衣，公开进行活动，筹办武器，同国民府较量。
　　我们对这种倾向严加警戒，防止在对待独立军的工作中犯左倾错误。
　　亨权叔也编成两个工作小组到长白地区去了。他以地阳溪后山为据点，在长白的许多地方组织了白山青年同盟支部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进行了筹办武器和实现群众意识化的活动，还吸收地方青年进行了军事训练。由于亨权叔努力工作，长白地区的独立军力量就归到我们的影响之下了。
　　不仅是选拔队员和培养后备力量的工作进行得好，而且筹办武器的工作也蓬勃地开展起来。
　　在解决武器方面，最有功的是崔孝一。他原是在铁岭日本人开的武器商店里当店员。当时，日本人在满洲大做武器买卖，把枪卖给土匪，也卖给中国地主。崔孝一只念过小学，可是日语讲得很流利。他讲日语，简直辨不出他是朝鲜人还是日本人。因为他精明能干，又能讲一口流利的日语，人们说他当店员有点屈才，所以店老板对他很信任。
　　最先争取崔孝一的是张小峰。他在卡伦开拓工作时，常来往于长春、铁岭、公主岭一带，在一次偶然的机会认识了崔孝一。通过几次的交往，张小峰了解到崔孝一为人诚实、耿直，便吸收他加入了反帝青年同盟，并给他介绍了李钟洛。从此，崔孝一在铁岭开始了敌后斗争。他同李钟洛取得联系，偷偷地把武器卖给独立军中队。老板明知崔孝一把武器转卖给朝鲜人，却装不知道，只顾赚他的钱。
　　崔孝一先是把武器卖给中国人，后来又卖给独立军，最后把铁岭的日本人武器商店变成了专为共产主义者提供和搬运武器的地方。在这过程中，他的世界观也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李钟洛和张小峰每当见到我，就向我夸耀他们在铁岭吸收了一个叫崔孝一的很好的青年。于是，我心里也对他抱了很大的期望。
　　记不清是1928年，还是1929年，崔孝一特意到吉林来见我。我一看，原来他长得像姑娘一般白净、清秀。可是他酒量很大，和他的相貌很不相称。
　　以革命者的标准来衡量，这倒是个缺点。那时，我们在旅馆一起吃饭，谈了很长时间。他学着日本娘们儿的腔调，把日本天皇、高级军政人物和我国的五个卖国大臣痛骂了一通，逗得我大笑了好几次。
　　人们说，崔孝一的妻子是罕见的美人，可是他对家庭生活的乐趣全不放在心上，是个对这方面漫不经心的人。在革命斗争中，他胆大得令人吃惊，意志刚强，和他那姑娘般的长相正相反。
　　在卡伦会议前夕，他从日本人武器商店搞出十来支枪，带着妻子投奔到孤榆树来了。那时，正是我们为建设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作为过渡性的措施，加紧准备组建一个小规模军事政治组织的时候，因此，崔孝一的来临，受到了热烈的欢迎。
　　通过同志们的汇报，我们知道了组建革命军的准备工作已经完成。我到孤榆树一看，队员名单和武器都已准备好，举行成立仪式的地点和与会人也都已确定。
　　1930年7月6日，在三光学校操场举行了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
　　在授与武器之前，我作了简短的讲话，规定朝鲜革命军是朝鲜共产主义者为组织和准备抗日武装斗争而建立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宣布将要以朝鲜革命军为基础，建立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
　　朝鲜革命军的基本使命是，进入城市和农村，教育人民群众，提高他们的觉悟，使他们在抗日的旗帜下团结起来，同时，积累武装斗争的经验，为将来建设一支正式的武装队伍作好准备。
　　在讲话中，作为朝鲜革命军的当前任务提出了如下几件事：培养能够组织抗日武装队伍的骨干；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为开展武装斗争作好一切军事准备。
　　我们把朝鲜革命军编成第一队、第二队、第三队，这样编成了许多个队。
　　根据我的建议，把军事经验多，统率能力强的李钟洛推荐为朝鲜革命军队长。
　　有的历史学者把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和我们在孤榆树组建的同名的朝鲜革命军混为一谈，当作是同一个军事组织。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成员中有不少人加入了我们的革命军，因此作这样的推测不是完全没有道理的。
　　其实，这两个军事组织，虽然名称相同，但指导思想却各不相同，使命也不一样。
　　由国民府组织的所谓朝鲜革命军如实地反映了国民府本身的内部矛盾，在实际活动中经常发生内部的对立纠纷，其名称和干部也随之三天两头地更换，简直无法弄清它的实际面貌。
　　我们组建的朝鲜革命军是以共产主义思想为指导思想的既做群众的政治工作，又进行军事活动的政治及半军事组织。
　　在组建朝鲜革命军的时候，对它的名称问题，作了很多讨论。大家都热烈发言，说这是朝鲜共产主义者组建的第一个武装力量，它的名称应该是新颖的。大家提出了很多方案。
　　当时，我说服他们，我们的武装力量应当照用国民府组织的朝鲜革命军这个名称。我对他们说，在组织”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为了不刺激民族主义者的神经，没有使用带有共产主义色彩的名称，而起了”打倒帝国主义同盟“这个名称，我们组建的军队，也是披上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就不会遭到民族主义者的白眼，活动上也会有很多方便之处。
　　后来，我们这个军因为披着朝鲜革命军这个外衣，在实际活动中得到了很多好处。
　　朝鲜革命军建成后，编成许多小组，派到各地，往国内也派去了几个小组。
　　当时，我们派革命军小组到朝鲜去的目的，是要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同时要了解一下，国内有没有可能开展武装斗争。
　　我们决定在没能参加朝鲜革命军成立仪式的人当中，以李济字、孔荣、朴振荣等人为中心组织一个国内工作小组，并任命李济字为组长，让他们经过新坡，沿着狼林山脉进入平安北道一带，在广大群众中建立革命组织。
　　早在1928年，我们就让他们把活动据点从抚松和奶头山一带转移到朝鲜居民多的长白地区去。李济字接到这个任务后，就到长白县一带去做组织群众的工作，还不断地深入到国内去进行使群众意识化的活动。
　　我们决定，再派一个由亨权叔任组长，有崔孝一和朴且石等人参加的工作小组到国内去。这个小组的任务是，从长白渡过鸭绿江，经过丰山、端川、咸兴，向平壤附近挺进。
　　朴且石加入这个小组，是因为他和亨权叔有深厚的友情。朴且石本来在吉林近郊的农村，打着教员的牌子做过地下工作。
　　1928年冬，他和桂永春、高一凤等人一道在抚松一带参加了建立革命组织的工作。就在那时候，他和亨权叔成了莫逆之友。他一听到亨权叔要上朝鲜去，便要求同去，我们体谅他的心情，爽快地答应了他的要求。
　　朝鲜革命军队员们到了自己的活动区域，开展了无比英勇的活动。
　　以四平街和公主岭一带为活动区域进行工作的朝鲜革命军队员中，有一个叫玄大洪的人。他在四平街进行群众工作时被捕，押到了长春。他在被捕的瞬间，把身上的武器偷偷地交给了我们的同志。
　　警察们野蛮地拷打他，逼他说出藏武器的地方。
　　玄大洪就说把枪埋在某个火车站附近的一棵白杨树底下。他是想造成一个可以逃脱的机会。
　　警察信以为真，就带他坐火车到他埋手枪的地方去。火车正奔驰的时候，玄大洪用卡在他手腕上的手铐打倒了两名押送他的警察，跳下火车，用两肘和两膝爬到卡伦来找革命组织。卡伦的同志们用锉刀费了好大劲才给他卸掉了手铐。
　　他虽然经历了如此可怕的苦难，但康复后又到公主岭去开展活动。这回，他被日本警察逮捕了。公主岭是日本从中国割让来的租借地，归日本人管辖。
　　玄大洪在法庭上的斗争也很坚决。他被判无期徒刑，在汉城西大门监狱受尽了苦，终于因日寇的严刑拷打而得了重病，与世长辞。
　　进入30年代，李济宇的小组扩大到数十人。由于他们的努力，长白地区陆续建立了反日组织，各村都办了学校和夜校，还常常举行演讲大会、文艺演出、体育大会，使人们充满了革命热情。
　　这时候，日本帝国主义耍了一出把戏，他们派一股兵力化装成土匪团去袭击朝鲜人村落，诱出了李济宇他们。但是，因为我们事先告诉过他们要注意土匪，所以他们没有上敌人的当，只发生了一场小小的冲突，伤了几个人，没有扩大为全面的战斗。
　　后来，李济宇他们遭到日本鬼子豢养的土匪团和同他们相勾结的反动军阀部队的突然袭击，受到了很大损失。朴振荣在战斗中壮烈牺牲，李济宇不幸被捕。
　　李济宇想用一死来洗雪被捕的耻辱，虽然手脚都被捆绑着不能动，还是用菜刀刺了自己的脖子，可是未能遂愿。他当场被移交到日本警察手里。他被押送到汉城后，被判死刑，不久就在狱中牺牲。孔荣因未能识破日本帝国主义的骗局而牺牲。
　　日本鬼子为了诱杀满洲地区的反日运动者，指使一些人装作共产主义者。孔荣要去同这些假共产主义者搞统一战线，却被他们杀害了。
　　我们接到关于孔荣、李济宇、朴振荣诸同志牺牲的悲痛消息，是刚发生过端川农民群众性暴动的时候。我听了联络员的报告，好久不能平静，抬不起头来，觉得自己在父亲面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不孝之罪。
　　他们都是我父亲最爱惜的独立军队员，是最先实现了从民族主义运动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方针的人。
　　我为李济宇、孔荣、朴振荣的悲剧性的牺牲感到极大的痛苦，固然是因为失掉了一个执行卡伦会议决定的得力的国内工作小组，但更主要的是因为失掉了为实现我父亲的遗志而斗争的改变方向的先驱。
　　为我父亲出殡的时候，孔荣和朴振荣是在最前头抬灵柩的。他们还让我母亲不要给我穿丧眼，要由他们来眼丧。可能是因为要我这个才14岁的孩子穿丧眼，看着怪可怜吧。从这天起，他们戴着孝帽，服了三年丧。
　　当时，独立军训练所设在离抚松市街有一段距离的万里河。孔荣每星期总有一两次要背上一背架柴火到我家来，向我母亲问好。他的妻子也常常带一些刺龙牙、大叶芹之类的野菜到我家来。有时，孔荣还扛着米袋子来。他的这种诚意，对我家的生活是不小的贴补。
　　我母亲待他们也像待亲弟妹一样亲。有时，就像亲姐姐一样严厉地指责他们的不对之处。
　　孔荣为搞独立运动到了满洲后，他的妻子一个人住在碧潼。有一年，她到抚松来找丈夫。那时，孔荣看到妻子做面汤时不慎烫伤了的脸，他好不高兴，说她的脸变丑了，不想跟她过了。
　　我母亲火了，厉声斥责他说：
　　”兄弟，你说这话岂不是发疯了吗？你媳妇不远千里来找你这个丈夫，你不给她铺花缀锦不说，还说什么不想跟她过，你这不是想邪了吗！“孔荣本来就很听我母亲的话，对我母亲从不敢怠慢。这夭，他向我母亲鞠了一躬，承认自己错了。
　　我第一次得知到国内去的亨权叔他们那个武装小组的活动情况，是在报纸上。现在记不清我当时是在哈尔滨还是在别的什么地方，同志们兴奋地拿报纸来给我看，报纸报道说，丰山出现四名武装团击毙警察部长，夺取从北青过来的汽车，向厚峙岭驶去。
　　拿报纸给我看的同志高兴得连嘴都合不拢。他说，在国内响起了枪声，真痛快。可是我却为那个枪声感到不安。我心里思忖着：为什么在挺进国内的入口丰山打响了呢？
　　当时，我不由得想到了我叔叔那火暴性子，总觉得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暴脾气而打了枪。
　　我叔叔从小就有把墙当门喘的男子汉气质。
　　一提到亨权叔，我首先就会联想到米查子粥的轶事。那是我在万景台的时候，叔叔也不过是十一二岁，我家天天晚饭吃高粱米米查子粥。那是把没去皮的高粱粗粗地磨过之后熬的粥，不好吃不说，往肚里咽时高粱皮子直扎喉咙，很难受。所以我也最不喜欢吃这种米查子粥。
　　有一天，亨权叔坐在饭桌前，看祖母给他端来了一碗滚热的米查子粥，就用头狠劲地撞了它一下，粥碗立时被摔到了地下，他额头上也撞出了一个口子，流出了血。那时候他还不大懂事，受不了天天吃米查子粥的穷日子，就拿粥碗发起火来了。
　　祖母骂他说：”看你吃饭还这么挑剔，长大了准没出息！“祖母厉声骂了叔叔，转过身去却抹了眼泪。
　　亨权叔长大懂事后，对他额头上的伤疤挺费神，到中国住在我家时，他把前额上的头发留长一些盖住了脑门上的伤疤。
　　他是我们住在临江时到中国来的。我父亲叫他到我家来住，是为了教他功课。因为我父亲是教育者，叔叔住在我家，就是不上学也能学完中学课程，往后能培养成一个革命者。
　　我父亲在世时，亨权叔在我父亲的影响和管束下，过得还算很正经。但是我父亲去世后，他就管不住自己了，风风火火地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他那小时候用额头撞粥碗的脾气又复发，把我们都弄傻了。我父亲一去世，他就像脱疆的马，再也稳不住神了，临江、沈阳、大连，到处乱跑。
　　有一些了解我家情况的人们就说，我叔叔是自从回家乡去在父母作主下和一个不合自己意愿的姑娘订了婚之后，才这样心神不定到处瞎逛的。
　　当然，这也可以算个原因。不过，使我叔叔心神不定的主要原因，是我父亲的去世给他带来的绝望和难忍的悲愤。
　　当我在华成义塾退学后回家来时，叔叔仍然像一个酒醉的人，过着心神漂浮的日子。那时候，家里只靠我母亲一个人给人家浆洗衣物或缝制衣服得来的微不足道的收入过日子，非常困难。可能是因为我家的情况实在看不下去，李宽麟带了些钱和粮食到我家来，帮我母亲的忙。我的叔叔理应代替去世的我父亲当一家之长。家里也并不是没有他应该做的事情。当时，我家还有个父亲留下的小药房，药虽不多，只要用心经营，多少能贴补点家庭生活。
　　可是，叔叔从不过问那个药房。
　　说句老实话，我对当时叔叔的作为真有些不满意。因此，有一天我蹲在家里写了一封留给叔叔的长信。因为正是正义感最强的中学时候，见了不合情理的事，不管他是长辈还是晚辈，不说几句话就受不了。当时我把那封信放在叔叔的枕头底下，就到吉林去了。
　　当时我母亲看到我写信批评叔叔，很不以为然地说：
　　”你别看你叔叔现在像没了主心骨，浮云似地东逛逛西走走，到时候他会走他自己该走的路。可不是，难道你叔叔还能忘了本吗？等他逛腻了，自然会回到家里来的，不用你批评。哪有侄子训叔叔的。“母亲这样说服我。这的确是只有我母亲才会有的思想方法。可是，我到底还是把信给叔叔留下了。
　　一年后，我放假从吉林毓文中学回到抚松。到了家，我惊异地发现，亨权叔叔的生活完全稳定下来了。事实证明了母亲的预言是正确的。叔叔虽然对我写的信只字未提，但我可以看出那封信给他的刺激是不小的。那年冬天，他加入了白山青年同盟。
　　我们离开抚松后，叔叔完全投身于扩大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第二年，同志们介绍他加入了共产主义青年同盟。他就这样加入革命队伍里来了。从1928年开始，根据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指示，他领导了抚松、长白、临江、安图地区的白山青年同盟的工作。
　　在万景台，由于邻居们看了报，大谈丰山发生了击毙日本鬼子警察部长的事件，老家的祖父他们才知道亨权叔被捕了。
　　我祖父听到这个消息后，说：”哎，他大哥是那样，这回弟弟也来打死日本鬼子喽。不管以后怎么样，干的还是好啊。“过了一些年月，我才弄到一些材料，知道了国内工作小组在丰山进行活动的全貌。
　　1930年8月的一天，小组渡过鸭绿江就朝端川方向走。14日，他们来到丰山把拔里附近的黄水院地芬子地稍事休息。正巧恶霸警察部长”大马蜂“（本名松山）骑自行车从这里经过，对他们起了疑心。他是从1919年就到丰山地区来管束朝鲜人的恶霸警官。当地人们给他起了外号叫”大马蜂“。当地群众对这个”大马蜂“真是怨声载道。
　　当小组成员们路过警察驻在所时，”大马蜂“把他们叫进了驻在所。
　　亨权叔一跨进驻在所就把”大马蜂“处决了。然后，公开地在群众面前作了反日演说。那天，有几十名群众听了他的演说。
　　据说，在南朝鲜被囚禁了34年之久而没有屈服，因而名闻世界的前朝鲜人民军随军记者李仁模，当时也在把拔里听过他的演说。
　　小组虽然受到敌人的追击，还是设法接近曾燃起农民暴动烈火的地方。
　　当时，我们很重视端川农民暴动。暴动席卷的地区必有群众运动的领导人，也必有政治思想觉悟高的动员起来的革命群众和他们有组织的大部队。
　　敌人为了在暴动地区搜出主谋分子急红了眼，而我们是要从暴动群众中找出像汪清的吴仲和、龙井的金俊、稳城的全长元那样的骨干分子。只要同这些骨干分子接上关系，给他们以积极的影响，就可以奠定把国内革命斗争引向高潮的基础。如果能成功地开辟端川地区，就可以经过那里挺进到城津、吉州、清津方面，再经过咸兴、兴南、元山，进入平壤。
　　我们把去找端川农民暴动领导人的任务交给亨权叔率领的国内工作小组的目的就在于此。
　　在把拔里发出了枪声的武装小组一行来到凤梧洞入口，在这里拦截一辆小汽车，解除了坐在车里的丰山警察署司法主任的武装，向坐在汽车里的乘客作了反日宣传。接着，他们到利原郡文仰里一带，在培德洞和大岩洞等地点，对那里的烧炭工人做了政治工作。尽管情况很困难，他们还是积极地进行了斗争。
　　后来，武装小组向北青方面挺进，途中把队伍分成两路，亨权叔和郑雄是一个组，崔孝一和朴且石是一个组。两个组约定在洪原邑集合，然后分别朝不同的方向前进。
　　9月初，亨权叔和郑雄一道袭击了敌人搜索队盘据的北青郡大德山广济寺，然后往洪原、景浦方向前进，途中在节妇岩附近与敌人遭遇，打死了前津警察宫驻在所所长。
　　叔叔当天就到了定为集结地点的洪原邑崔辰庸的家。
　　崔辰庸这个人，我也很熟悉，他是和独立军有联系的人。他在抚松的安松总管所当总管的时候，常到我家来。他原来在朝鲜当面长时贪污公款的事被揭发，人们指着他的后脑勺骂他，于是他逃到东北，跟着正义府做了点事。
　　有一个时期，他住在我家，吃了几个月我母亲给做的饭。崔辰庸看到日本帝国主义要打进满洲来的兆头，就借年纪大，帮独立军做事力不从心的理由，离开了抚松。他走时说，他要搞一个小小的果园，清白地度过余生。但他到了洪原后不久，就成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密探。
　　亨权叔当然无从知道这一事实。崔辰庸借口敌人的警戒森严，把我叔叔藏在院子的一个角落里，就跑到警察署去告了密，说从满洲过来的武装团就在他家里。
　　叔叔被抓到警察署，看见崔孝一也被捕了。崔孝一也是被崔辰庸告发的。
　　我叔叔这时才知道崔辰庸是日本鬼子的走狗。崔辰庸叛变，实在是出乎意料之外，也很突然。他曾口头禅似他说过，一天三顿热饭外加酒肴，成柱母亲这样盛情款待，我就是进了棺材也忘不了。谁能料到这样的人竟会滚落到卑鄙的背信弃义的路上去呢！当我听说，是崔辰庸出卖亨权叔的时候，我甚至怀疑过自己是不是听错了。
　　正因为如此，我现在也说，相信人是好的，不过不能抱幻想。幻想本来就是不科学的，所以若为幻想所俘虏，就是具有非凡的千里慧眼的人也会犯下无可挽回的过错。
　　那时，逃出敌人包围的只有郑雄一个人。郑雄是叔叔到国内去时吸收他做带路人的。他的家乡是利原，对东海岸一带的地形很熟。后来，他在春川由于密探告密而被捕。
　　亨权叔被捕后，在洪原警察署的牢里呆了一些时候，后来转到咸兴监狱，在那里又受到了中世纪式的严刑拷打。
　　他在咸兴地方法院的法庭上进行斗争的消息，经过许多人的口，传到了我们这里。
　　据说，那时亨权叔在法庭上严厉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罪行，高声疾呼，对武装的强盗要用武装去斗争。
　　他能在法庭上如此正气凛然，其气魄是从哪里来的呢？我想，那是来自他对革命的信念和忠诚。对叔叔来说，如果有比死亡更可怕的东西，那就是背弃使人成为正义而勇敢的人的信念，背弃使人成为世上最尊严的存在的信念。
　　法庭上，崔孝一被判处死刑，叔叔被判处15年徒刑。
　　叔叔和他的战友们在法庭上高唱革命歌曲，高呼革命口号。
　　小组成员们为延长进行法庭斗争的时间，向汉城复审法院提出了上诉。
　　日本帝国主义因为在咸兴审判时尝够了苦头，在汉城进行了秘密审判，一名旁听者也没让参加。敌人完全认可了咸兴地方法院的判决。
　　对崔孝一的绞刑，判决后不久便执行了。他留下了要战友们好好坚持斗争的遗嘱，从容地走向了刑场。
　　亨权叔被监禁在主要收容被判10年以上长期徒刑的囚徒的汉城麻浦监狱。在监狱里，他仍没有停止斗争。当敌人逼迫被判重刑的”政治犯“改变政治立场的时候，亨权叔就向许多囚徒发表喷焰吐火般的演说，激励大家的斗争精神，他还为改善囚徒的待遇，站在大家的前头不顾一切地进行了斗争。
　　所有这些事实已经有广泛的介绍了。
　　敌人当时加紧进行战备，强迫囚犯做制造子弹箱的作业。囚犯吃的是最次的七等饭，被迫做的是累死人的重活。
　　为此而激怒的亨权叔，在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领导监狱工厂的囚犯举行罢工，反对刽子手们强迫他们做这种苦活。很多囚犯参加了这次罢工。
　　敌人为了阻止我叔叔的影响力，把他关在黑窑洞似的单间牢里，而且给他的手脚戴上了镣铐，他只要动一动，那镣铐就卡进肉里去。每天只给他吃一块小孩儿拳头那么大的掺豆子的饭团儿。
　　因为我叔叔在那样残酷的不堪忍受的情况下坚持不断地进行斗争，监狱当局发出悲鸣说，金亨权在赤化麻浦监狱。有一天，朴且石在监狱工厂做工的时候，听到我们在满洲各地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消息，便把这消息告诉了我叔叔。
　　我叔叔听到这消息，第一次流下了眼泪。他握着朴且石的手，哽咽着说：
　　”我是挺不了几天了。活着的同志们要斗争到底呀。你要是能刑满活着出去，一定要到万景台去看看我的母亲，告诉她我的消息如果以后能见到成柱，把我的消息告诉他，还告诉他我在狱中不屈不挠地坚持了斗争，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这是我最后的嘱托。“
　　这是我叔叔极度衰弱，卧病不起的时候说的。
　　监狱当局见亨权叔快要死了，才允许万景台的我们家来探监。
　　亨禄叔叔当时借了40元钱，同亲戚金凤周一道去汉城，和亨叔叔见了最后一面。
　　当我凯旋回祖国后到旧居时，亨禄叔叔告诉我说：
　　”我们到了监狱，看守把我们领到病监去了。别的囚犯都坐着，可是，成了残废，只剩下一口气的亨权却躺在地上，像骷髅一样。我一想起当时那个令人心寒的情景，就忍不往那时候他一看见我，光是嘴唇在翕动，发不出声来，那样子太惨了，简直不敢相信那就是我弟弟。可是，他反倒笑着对我说，‘哥，我不能遂愿就要走了，可是，日本鬼子是一定会完蛋的。’我听了他这话，心里想，不错，到底是咱们的亨权哪。“我听着他的回忆，怀念着亨权叔叔，流下了眼泪。我对曾经写信批评叔叔的事深感后悔。
　　当时，亨禄叔叔看到弟弟惨不忍睹的形状，不禁昏过去了。他勉强提起精神向看守提出了要求。
　　”让我把弟弟领回家去治病吧。“
　　看守一听，便说：”不行。你弟弟活要活在牢里，死也要死在这地方，要成牢中之鬼。不许带回家去。“
　　”那，我替弟弟坐牢。让弟弟回家治病，等病好了再回来坐牢还不行吗？“
　　”混帐东西，哪有替人坐牢的法？“
　　”法还不是由你们定的吗，有什么不行啊。你就答应了吧。“”你这混帐东西，竟敢在这里胡闹。你弟弟是个坏蛋，你这当哥哥的也不是好东西。你们统统是孬种。快给我滚出去！“看守们大声吆喝着把亨禄叔叔撵出了监狱。
　　亨禄叔叔想来想去，想不出什么办法，便拿出16元钱交给看守，说：”请求你，好好照顾我们的亨权。“他留下这样的嘱托，就回到了万景台。其实，那点钱怎能买得动刽子手的心啊。可是，亨禄叔叔还是把手中的钱全拿出来塞给了看守。
　　亨禄叔叔探监回来后，整整一个月没睡好觉。他一闭眼，弟弟那惨不忍睹的形状就浮现在眼前，使他不能成眠。
　　在那以后又过了三个月，亨权叔叔终于在监狱里去世。那是1936年初，也就是我结束第二次远征北满，同部队一起开往南湖头地区的时候。那时，我二叔只有30岁。
　　我父亲去世，我母亲去世，我弟弟也走了，连我二叔也走了，为革命不借粉身碎骨的我的这些亲骨肉都走了，再也没有了。我在山里听到二叔去世的消息，就下定决心，我无论如何要活下来，光复祖国，为怀着亡国恨，变成无主孤魂被葬在故国一个不知名的岗子上的二叔报仇雪恨。
　　当时，我们家虽然收到我二叔去世的通知书，却因为没有路费，没能去把遗体领回来，亨权叔叔就被埋在麻浦监狱的乱葬岗子里了。这一令人心痛的事，我在前面已经谈过了。
　　亨权叔叔在他快要咽气的最后时刻，才把他藏在心底的话讲给了同牢的人们。
　　”金日成是我的侄子。现在他在满洲率领革命大军打日本鬼子。那个部队打进国内来的日子不远了。为迎接他们，要拿起武器战斗。只有拿起武器进行斗争，才能赶走日本鬼子，解放祖国！“
　　每当我想起亨权叔叔的时候，脑子里就浮现出许许多多在贯彻卡伦会议决定的道路上毫不吝惜地献出青春的战友。
　　亨权叔叔有一个叫英实的女儿，解放后在万景台革命学院念书。我本想无论如何要把她好好培养起来，让她继承父亲的遗志。不料，连她这个我二叔唯一的骨肉，也在战争时期美机的狂轰滥炸之下牺牲了。
　　用鲜血开拓了我国革命前进道路的朝鲜革命军队员的业绩，是无比神圣而崇高的。在他们这些英雄积累的宝贵的斗争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作为他们付出了神圣鲜血的代价，朝鲜人民革命军诞生了，作为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出现在这个世界上了。
　　六革命诗人金赫
　　革命，是从寻得同志开始的。
　　资本家的资本是钱，而革命者的资本是人。如果说资本家是以钱为资本去筑成致富之塔的话，那么，革命者则是以同志为资本去变革和改造社会的。
　　青年时代，我曾有很多同志。他们当中，有基于人情相交的挚友，也有在斗争中志同道合而成了同志的。那一个个同志都是用亿万金钱也换不到的宝贵的人。
　　被我们的后代称之为革命诗人的金赫，便是这些同志中的一个。金赫是在我青年时期给我留下不可磨灭的印象的人，他去世已经半个多世纪了，可是我至今仍不能忘记他。
　　这是我和金赫第一次见面时的事情。
　　那天，刚上完汉文课，我正和尚钺老师在走廊上说话，权泰硕跑来告诉我有客人来找我。他说，是个没见过面的生人，正和戴眼镜的车光秀站在大门那边等着。
　　我跑去一看，果然，有个面容像女人一样秀气的陌生青年，手提一只皮箱，正和车光秀站在一起。他就是车光秀时常向我提起的才子金赫。他没等车光秀向我介绍，就很随和地向我伸出了手，握着我的手说：”我是金赫！“我也握住他的手，作了自我介绍。
　　我对金赫有格外亲切之感，这和车光秀常向我介绍他的情况有关；另一个原因是，他的脸长得很像金园宇。
　　”你把金赫兄请到宿舍去等我一个小时，我下了课就来，好不好？如果是别的课，我可以旷一堂课，可这是尚钺老师讲的文学课。“我向金赫求得谅解后，托车光秀替我陪他。
　　”噢，尚钺老师的文学课，人人都听入迷了。成柱，你是不是也像金赫一洋要当一个文学家呀？“
　　车光秀扶了扶眼镜架，开玩笑说。
　　”难道我这个金成柱就不能当文学家吗？依我看，干革命还非得懂文学不可哩。你说呢？金赫兄，是不是这样？“
　　金赫一听我这话，几乎欢喜得叫起来：
　　”来到吉林，这才听到一句令人耳目一新的话哩。如把文学撇开，还有什么革命好谈。革命本身就是文学的对象，又是文学的母体。那位文学老师那么叫人倾倒，那我也想见见哩。“
　　”那，后日我给你介绍就是了。“我说。
　　我跟金赫说这句约定的话以后，就到教室去了。
　　我听完课出来，车光秀和金赫还在校门前一面等我，一面谈论着不变资本如何，可变资本如何。
　　两个人后语中都洋溢着热情，那热情自然地也传到我身上。我想起车光秀极力称赞金赫是天生的热血男儿的话，心里不由得为得到又一个好同志而高兴。
　　”我不是让你们到宿舍等我吗，怎么还在这里呀？“金赫眯起一只眼，望着阳光金灿灿的高空，说：
　　”这么好的天气，像蟑螂似地蹲在屋里干什么？干脆到吉林市街上走走，边遛边谈，谈他一整天。“
　　我说：”常言说，就是金刚山也是饭后的景色。我们何不吃完午饭，再到北山，或江南公园去。金赫兄不远千里从上海来找我们，对初到的人连饭都不请一顿，岂不是过于怠慢了。“
　　金赫说：
　　”来到吉林，见了成柱同志，就是饿他几顿，也不会觉得饿哩！“金赫不仅是火热性子，言行也豁达。
　　那时，不巧我手中没有钱。因此，我把他们带到三丰旅馆，到那里就是拿不出钱，他们也会欢迎我们。开那个旅馆的人，心地善良，而且冷面做得很好吃。到了旅馆，我向那家大婶说明了情况，于是她给我们端来了六碗冷面，一人两碗。
　　金赫在我寄宿的房间里和我整整谈了三个通宵。第四天，他为了了解吉林一带的情况，到车光秀所在的新安屯去了。
　　第一次见面，我就知道了他是具有火一般热情的人。如果说，车光秀是个风风火火的人，金赫就是个火一般热情的人。平时，他像女孩子一样温存安静，可是给他一点冲击，他就会热情奔放，不可抑止。他也和车光秀一样，是走遍东洋三国，饱尝人间酸甜苦辣的风云人物，但为人高洁。和他谈过话以后，便知他见识广，理论水平也高。尤其对文学和艺术，造诣很深。
　　我们就文学和艺术的使命谈了很多。他力主文学和艺术应该成为对人的颂歌。后来，他在”吉林风“的熏陶下，把自己的见解发展了一步，说文学、艺术要成为对革命的赞歌了。他的文学观很有革新的意味。我们考虑到他的这种长处，有一个时期，把很多与群众文化启蒙工作有关的任务都交给了他。
　　因此，他常去指导文艺宣传队的活动。
　　因为金赫很会作诗，有些同志叫他”鲍狄埃“，也有管他叫”海涅“的。
　　金赫对鲍狄埃和海涅给予了比任何其他诗人都高的评价。我国的诗人当中，他最喜欢的是李相和。他喜欢的诗，也是以革命为题材的、激昂慷慨的诗。
　　奇怪的是，在小说方面，他更喜欢抒情色彩浓的罗稻香的作品，而不是倾向性强的崔曙海的作品。
　　我们从金赫这种情趣中感到世间的情理，的确有它的奇妙难测之处。其实，在我们的生活中，两种截然相反的东西结合得很融洽的现象是多么多呀。
　　车光秀把这种现象作了个恰当的比喻：”阴阳结合。“他说，金赫的例子就是阴和阳和谐地结合起来，形成了与众不同的文学个性。
　　金赫尽管投身于艰巨、复杂的革命工作，但还是抽空不断写出了出色的诗作。参加我们组织的吉林的女学生们，喜欢把他的诗抄在乎册里背诵。
　　金赫不像别人那样在创作时写了又涂，涂了又写，而是从头到尾，全在脑子里修润。他认为再无须改动时，就一拳敲在桌子上，奋笔疾书，一挥而就。
　　我们知道他拳头一敲桌子，就有一篇诗出世，所以一见他敲桌子，就高兴他说：”金赫又下了一个蛋（诗）。“金赫的诗一脱稿，我们大家就把它当作一件喜事。
　　金赫曾有一个名叫承少玉的俊美的爱人，是共青同盟的成员。她身材苗条，相貌可爱，还具有为了正义不怕上断头台的气概和胆量。她对共青同盟生活非常忠诚。
　　在进行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斗争的那年秋天，我听过她在街道上作宣传演说，讲得十分带劲。
　　最喜欢把金赫的诗抄在手册里，随身携带着，随时吟诵的就是承少玉。
　　她对朗诵诗、唱歌、作演说，都很拿手，加上她不管是什么季节，总是穿白袄黑裙子，所以一提起承少玉，吉林市的青年几乎没有不认识她的。
　　金赫一向满腔热情地感受生活，而且把生活诗化了。他的爱情生活也很炽烈。青年共产主义者搞革命，也谈恋爱。不像有的人说的，好像共产主义者没有人情味，没有人的生活，没有人间爱情。说这种话的人是对共产主义者毫不了解的人。在我们当中，有很多人在进行革命的过程中，找到了爱情，在枪林弹雨中，建立了家庭。
　　一到假期，我们就把几项群众工作任务交给金赫和承少玉，把他们派到承少玉的家乡孤榆树去。
　　他们乘着做群众工作的间隙，常到柳树葱宠茂盛的伊通河畔散步或钓鱼。金赫钓鱼，承少玉就帮着把钓上来的鱼摘下来，再把鱼饵穿在钩上。在景色优美的北山和松花江畔以及伊通河畔，他们的爱情也和革命一道日益成熟了。
　　然而，不知是什么缘故，承少玉的父亲承春学，对他们相爱不大高兴。
　　承春学是三光学校的前身彰信学校的创办者，又是校长。他曾到苏联去过几年，在滨海省读过书。因此，在当时来说，可算是相当开明的人物了。
　　当我们到孤榆树，把彰信学校改造成三光学校，把民族主义者组织的群众组织改编为共产主义组织、革命组织的时候，他最先对我们所做的工作表示理解、并积极地帮助了我们。
　　像承春学这样的人，竟对他俩的相爱持冷淡态度，金赫虽是男子汉大丈夫，也不免感到有些惶恐。
　　承少玉的母亲对金赫倒是称心的，认为金赫将来是个好女婿，所以对他俩的关系持默认的态度，而且在丈夫面前尽量庇护他们。后来，承春学经过对金赫较长时间的仔细观察，知道了他是出色的革命者，终于随了女儿的心愿。承春学允许他们订婚那天，金赫和承少玉照了相。那时，承少玉家还有照相机。
　　当金赫牺牲的消息传来，承少玉完全陷入了绝望的境地，她甚至想投河自尽、我们的同志们好容易才把她从伊通河畔拉回来，使她镇静下来。
　　承少玉在那以后，仍全心全意地参加革命活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的作者崔一泉丧偶后，承少玉嫁给了他。宁愿做继母抚养别人生的孩子，也要同跟金赫一样的革命者度过一生，这是她作为女性的理想。
　　金赫的火一般的性格在革命实践中，表现为火热的忠诚。他是具备高度的责任心和忠诚的革命者。他比我大五岁，曾到日本读过书，但他从不表现自己，总是诚恳地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因此，我格外珍重和爱护金赫。
　　1928年夏，金赫同车光秀一道在柳河县一带进行活动。就是在这个时期，由他们指导，在孤山子东盛学校办了社会科学研究会（特别班），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支部。那时，金赫讲授人类进化史、世界政治地理、文学和音乐科目。他在孤山子的青年学生中是个大红人。
　　当我出狱后向东满方面出发时，金赫往返于孤榆树和吉林之间，执行组织交给的任务。就在我去敦化时，我们用书面交给了他一项任务，让他去指导江东、吉林、新安屯的革命组织，同时为出版新刊物做准备。
　　过了一些时候，我在敦化办完事，回卡伦的途中去找金赫，见他正扎扎实实地执行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我向他谈及我在狱中酝酿成熟的问题和要到卡伦去做的工作内容时，他兴奋地要马上和我同去卡伦。我告诉他，先别急着去卡伦，把任务完成后再来。金赫感到很遗憾，但是他还是按照我的话，在新安屯促进了新刊物出版的准备工作后，才到卡伦来。
　　卡伦会议以后，我们全面地加紧进行发行新刊物的筹备工作。新的革命路线提到了日程上，组织和动员群众将其路线付诸实现的第一个党组织诞生了。在这种情况下，出版一个能够起到思想代言人作用的刊物，便是一项刻不容缓的任务了。
　　金赫很了解这种情况，因此他到卡伦后，通宵达旦地赶写稿子。根据他的提议，把新出的刊物定名为《布尔什维克》。
　　我们计划，完以杂志形式出版《布尔什维克》，借此用革命思想牢牢地武装群众，等到有了充分的物质准备后，逐步改成报纸形式，印发份数也要逐渐增加。1930年7月10日，《布尔什维克》创刊号问世了。
　　我们这个杂志分发到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各支部、各反日革命组织、朝鲜革命军各小组，还发到我们掌握的学校当教材用。那份杂志上，还登载了解释我在卡伦做的报告的文章。《布尔什维克》在介绍和宣传卡伦会议方针方面，的确起到了巨大作用。起初一个时朗，《布尔什维克》以月刊形式出版，后来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和读者的要求，改成了周报。
　　金赫作为《布尔什维克》的第一任总编辑，几乎每天都通宵地写稿子，直到离开卡伦。他那火一样的热情，没有让他平静地休息一下。
　　1930年8月初，他作为朝鲜革命军小组负责人被派到哈尔滨去了。在这以前，他主要在吉林、长春、柳河、兴京、怀德、伊通一带活动，哈尔滨对他来说是生疏的地方。我对这个城市也没有什么了解。
　　我们在吉林时就重视哈尔滨的工作。这个城市的居民，工人阶级居多。
　　要想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去，就要大胆地到长春或哈尔滨那样的大城市去培养我们的力量。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和反对军阀攻击中东铁路的背信弃义的反苏行为的斗争过程，说明哈尔滨的工人阶级和青年学生的革命性是很强的。到这样的地方去，如能部署好组织网络，就可以把很多群众团结到组织里来。
　　我们之所以重视哈尔滨，再就是因为共产国际的联络处在那里。我在吉林毓文中学组织的共青同盟曾接上关系的共产国际所属的共青组织，也在哈尔滨。要想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我们就必须在这个城市开辟自己的渠道，以便随意出入这座城市。
　　把金赫派往哈尔滨的主要目的，是要在哈尔滨一带扩大我们的组织，同时也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
　　金赫欣然接受我们交给他的任务，当时，他那显得非常兴奋的面孔至今我还记忆犹新。
　　金光烈（金烈）给他写了去共产国际的介绍信。
　　金赫出发时，久久地握着我的手不放。他对我们交给他的任务，从不计较轻重，总是怀着火一般的热情去完成。可是每当他为单独出去执行任务离开我们时，又总表现出深深的惜别之情。他不管做什么，喜欢很多人在一起干，最不喜欢孤独。
　　有一次，我问他，一个诗人时常体验孤独的心境，对磨练文学修养是没有坏处的，为什么你那么惧怕孤独？金赫坦白地说，过去满腔郁愤，像浮云一样游历四方时，孤独曾是个贴心的旅伴，可是自从结束了那种生活，就不喜欢它了。他说他在江东过了几个月孤独的生活，来到卡伦和同志们在一起熬夜工作，正在兴头上，又要分手了，他感到很惋惜。
　　我握住他的手，像哄孩子似他说：
　　”金赫，还不是因为要干革命才有这样的离别呀。等你从哈尔滨回来，咱们一同到东满去工作吧。“
　　金赫苦笑一下说：
　　”成柱，哈尔滨的事你别担心。无论如何，我要完成组织交给我的任务，笑着回到同志们身边来。以后到东满去时，要最先叫我同去。“这就是我同金赫的最后离别。
　　同他分手后，我自己也不禁感到惆怅。
　　我们的组织网是从1927年末开始伸向哈尔滨的。当时发生过这样的事：
　　有几个在吉林第一中学勤工俭学的学生，同讲课时侮辱了朝鲜民族的反动的历史教员大闹了一场以后，跑到哈尔滨。在那些学生中有几名我们领导下的留吉学友会成员。
　　我们把到哈尔滨建立组织的任务交给了他们。他们以在哈尔滨学院、哈尔滨高等工业学校、哈尔滨医专读书的朝鲜青年学生为中心，组织了朝鲜人学友亲睦会和读书会。1928年秋，以这些组织的骨干组织了反帝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1930年初，组织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哈尔滨支部。每逢假期，我们派韩英爱去指导哈尔滨的组织。当反对铺设吉会线铁路的斗争席卷满洲的时候，哈尔滨的青年学生积极响应，并开展了大规模的斗争，就是因为那些组织发挥了作用。
　　哈尔滨的革命组织中，朝气蓬勃的青年很多。现在，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委员徐哲同志，那时就在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里工作过。
　　由金赫率领的朝鲜革命军小组到达哈尔滨时，那里的空气非常紧张。当时的情况，是连学友亲睦会、读书会那样的合法组织也要被迫转入地下。共青同盟等非法组织必须彻底伪装起来。
　　金赫同哈尔滨的同志们一起，讨论了保卫组织、保护组织成员的办法。
　　按照他的意见，这个城市的所有革命组织，都分散成许多组，更严密地转入了地下。
　　金赫和武装小组成员一道，深入码头工人和青年学生等各界群众中间，积极地解释卡伦会议方针。他以熟练的组织手段和胆量教育青年，扩大组织，同时还大力推进了建立基层党组织的准备工作和筹措武器的工作。他避开敌人严密的监视网，同共产国际联络处也接上了关系。
　　在整顿和提高哈尔滨的工作方面，立下了很大功劳。他作为担当一个区域革命工作的负责人，走遍了整个城市，活跃地开展工作。不料在哈尔滨道里区的一个秘密联络站，他遭到了敌人的突然袭击。他和敌人开枪拼杀，最后他下定决心自杀，从三层楼上跳了下去。但是，他那铁铸般的肉体没有听从意志的指挥，反倒使他被敌人捉去。敌人把他押到旅顺监狱，施以种种迫害和严刑拷打，在敌人残酷折磨下，他终于牺牲在监狱里。
　　金赫和白信汉一样，是在我们革命队伍中，为祖国和民族献出了自己的青春和生命的第一代的代表人物。
　　在一个革命同志贵于千金的那个时代，我们失去了像金赫那样出色的革命才子，是对革命的莫大的损失。我听到他被捕的消息时，几天都没能入睡。
　　后来，我到哈尔滨时，曾在他留下脚印的街巷和码头踱着步，低吟他生前创作的歌子。
　　金赫和车光秀、朴勋一样，为探索朝鲜的前进道路，遍历他乡，终于和我们携起了手。当他在上海法租界的一个亭子间，寄人篱下，长吁短叹度日的时候，是车光秀写信给他，介绍了我们的情况。车光秀在信中写道，不要在上海虚度年华，到吉林来吧。只要你到吉林来，就有你所寻找的领导人，既有理论也有运动。吉林是你的理想所在之地。车光秀给他去了三四次这样的信。金赫就这样来到了我们这里。他和我们见过面后，在吉林转了几天，然后找到我，有力地握注我的手说：”成柱，我要在这里抛锚。我的人生要从现在开始。“
　　据说，车光秀和金赫是在日本东京留学时成为莫逆之交的。
　　我至今还清晰地记得，在建立共青同盟那天，他流着泪领唱《国际歌》的情景。
　　那天，金赫握着我的手说：
　　我在上海时，曾同中国学生们一起参加示威游行。我见他们呼着反日口号行进，牵动了我的心，便投入了游行队伍。示威遭到挫折，我回到住所，翻来覆去地想，现在该怎么办？明天该做什么？因为我不属于哪个党派或组织，是个无党派青年，所以没有人告诉我要在哪里集合，也没人指示或跟我说，明天要在哪里，怎样进行斗争。
　　我参加示威时，心里想，当我泄气时如有人喊着叫我前进，该多好！示威游行结束，要回家时，如有组织和领导人指示明天要怎样行动，那该多带劲！当我中弹倒下时，如有同志抱着我，挥泪叫喊”金赫“、”金赫“，我该多么幸福！我参加的示威队伍如果都是朝鲜人，是朝鲜的组织，又该多么好！当我朝向敌人的枪口前进时，这种想法始终都凝结在脑间。来到吉林，我找到了好同志，这就够幸运了。今天又加入了共青组织，真不知怎样表达我内心这种骄傲和自豪。
　　金赫的这一席话是毫无修饰的真心话。
　　他常说，他一生中最大的幸福就是找到了好同志。正因为他有这佯一种人生体验，所以他才创作了《朝鲜的启明星》那样的歌，并把它普及到革命组织中去。
　　起初，我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支歌。我到新安屯去，才听到那里的青年唱这支歌。
　　金赫背着我，和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商量后，便在吉林一带普及了这支歌。当时，我对他们把我比做启明星，甚至编歌来唱这件事，曾严加批评。
　　在《朝鲜的启明星》这支歌得到普及的那个时期，我们的同志连我的名字也改称一星了。他们自己给我起了这样的名字，根本不管我同意不同意，就”一星“、”一星“地叫起来了。
　　和同志们一道提议把我的名字改力金日成的是边大愚等五家子的志士和崔一泉等青年共产主义者。
　　这样，人们以”成柱“、”一星“、”日成“这三种名字来叫我了。
　　金成柱，是我父亲给我起的本名。
　　幼年时节，叫曾孙，那是因为，那时曾祖母在世，她叫我曾孙，于是一家人都跟着叫起”曾孙“了。
　　我认为父亲给我起的本名是很宝贵的，所以不喜欢人家给我起别的名字来叫我。尤其是，把我比做星辰或太阳，对我这样的年轻人弄些不相称的名堂来拥戴，我是绝不允许的。
　　然而，我们的同志不管我怎么批评、怎么说服，也不管我高兴不高兴，就是喜欢叫金日成这个名字。
　　1931年春，我在孤榆树被军阀逮捕，在牢里呆了20天左右，那时金日成这个名字第一次登在公开的出版物上了。
　　可是，直到那时，认识我的大部分入都按过去的习惯仍叫我成柱。
　　唇来到东满开始武装斗争以后，同志们开始只用金日成这一个名字来叫我。
　　同志们就这样又给我起新的名字，又作歌来歌唱我，把我拥戴为他们的领导者。他们是那样诚心诚意地拥戴我。
　　我年轻，斗争经历也短，可是他们全心全意地推举我，那是因为他们从过去由于没有统一团结的中心，各党各派各自以英雄豪杰自居，专事派系斗争以致葬送革命运动的前一代的运动中吸取了深刻的教训；是因为他们痛切地省悟到，要光复祖国，两千万民众必须同心同德抱成一团，要使两千万民众团结成一体，就必须有领导的中心、统一团结的中心这一真理。
　　我热爱和永不忘记金赫、车光秀、崔昌杰等同志，并不是因为他们作歌来歌颂我，拥戴我当他们的领导人，而是因为正是他们开辟了我们民族热切盼望却未曾实现的统一团结，即我国人民的骄做、光荣、无穷无尽的力量的源泉－－真心的统一团结的先河；因为他们是用鲜血开辟了在我国共产主义运动中，实现领导者和大众的一心同体的统一团结的新历史的先驱。
　　和我一道进行了革命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从未因争权夺位而在队伍中造成不和，也从未因意见分歧而破坏我们当作生命的统一团结。统一团结，曾是在我们队伍中识别真革命和假革命的试金石。正因为如此，他们即使被拉到监狱和绞刑架上，还是用生命捍卫统一团结，而且把它作为瑰宝传给下一代共产主义者。
　　这就是他们的最大历史功绩。拥戴领导者，以领导者为核心实现了统一团结的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崇高、优美的灵魂，是产生今天我们党称为一心团结的统一团结的伟大的传统。
　　自从青年共产主义者拥戴领导者，同心同德地团结在领导者周围开展革命斗争以来，朝鲜的民族解放斗争开始谱写新的篇章，给过去由于派系斗争弄得混乱不堪的历史打上了句号。
　　金赫离开我们已经半个多世纪了，他那为了革命，熬夜、挨冻、挨饿，奔波于风雪大作的满洲旷野的情景，仍然常常浮现在我的眼前。
　　如果他现在仍活在我们身边，他会做很多的工作。当革命面临严重考验的关头，我就怀念那时全身燃烧着爱国热情，在斗争中使自己的青春发光的亲密的同志金赫，为他过早地去世而感到痛借。
　　我们为了把金赫的形象永远传给后代，在大城山革命烈士陵园的最前排立了他的半身像。
　　金赫连一张照片也没有留下，除了我，当时和他一起斗争过的同志们全不在世了，所以没人知道他的相貌。因此，在雕他的半身像时，我们的雕刻家付出了很大的辛劳，金赫的相貌是根据我的描述雕成的。
　　七1930年夏
　　ML派的宗派分子不仅不从五·三○暴动的失败中吸取应有的教训，反而在1930年8月1日这个国际反战日前后，以吉敦铁路沿线地区为中心，又发动了一次冒险的暴动。
　　这场暴动给我国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困难。五·三○暴动后，转入地下的那些为数不多的组织也都暴露了。我出狱后奔走各地好不容易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再次受到打击，遭到破坏。在满洲各地，许多优秀的领导骨干成批地被捕、判刑。敌人有了诋毁共产主义、镇压共产主义运动的借口了。
　　这次暴动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民族离间活动，起了多大的帮助作用，就更无须赘言了。由于两次暴动，朝鲜人在中国人面前完全失去了信用。后来，我们通过游击斗争，费了很大的劲才恢复了信用。
　　居住在东满的朝鲜人，经历了八·一暴动，才开始逐渐深刻地认识到左倾冒险主义有多大的危害，才以不信任和戒备的目光对待驱使群众举行冒险暴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
　　我们立即派遣工作人员到暴动席卷过的地方，使革命群众不再上宗派分子的当。
　　我也准备经由吉林市到敦化方面去做恢复组织的工作。我到了吉林市一看，像五·三○暴动后一样，空气十分紧张，杀气腾腾。
　　我每天化装几次，到处去找那些与组织有过联系的人。吉林市的火车站、城门和各岔路口，都设了检查站。日本领事馆的密探也在街上到处乱窜，搜索朝鲜革命者。当时民族主义运动已经趋于衰亡，所以敌人也不像在安昌浩事件时那样追寻独立军老头儿们，而到处设网，企图捉拿搞共产主义运动的青年。
　　曾以反对铺设吉会铁路的斗争而沸腾的吉林市，如今也很难见到熟悉的面孔，想到这里，我心情无比悲痛。
　　同志们跟我分手的时候，劝我说，到了吉林市决不要久留，要马上到海龙或清原去。但也不能因此就轻易离开吉林市。想到整整三年为开拓新的革命道路日夜奔波付出的心血，我不忍心那么轻易地转移到别的地方去。如果我在吉林市没有为革命受苦，甚至坐过牢，那么，对这个城市也许不这样留恋。越是倾注了自己心血的地方，就越热爱，这是人之常情。
　　幸亏我遇到一个做过共青同盟工作的同志，得知了几个组织成员的下落。我把他们叫到一块，指示他们不要再在敌人面前暴露组织成员，吉林少年会、留吉学友会等合法组织，也要暂时转入地下。
　　我们还讨论了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然后对一些可靠的同志交代了恢复革命组织的任务，把他们派到各自的活动地点去。
　　我也决心离开吉林市了。我要做的事太多。吉林市的工作已经告一段落，我就更急切地想到东满方面去恢复被破坏的组织。
　　我打算先到清原或海龙方面去，在中国朋友家暂时躲一躲，然后到一些遭敌人破坏严重的地方去，消除暴动的后果。我估计，到了海龙和清原，可以同卡伦会议后一直没有见过面的崔昌杰取得联系，和他一起开辟去南满的通路。这一地带和柳河是崔昌杰的活动地区。
　　崔昌杰来往于柳河、海龙和清原一带，正在建立基层党组织，扩大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等各种群众组织。当时这一地区的革命运动，由于国民府派和反国民府派的对立，正经受着巨大的阵痛。加上八·一暴动余波的冲击，革命组织成批地遭到了破坏。
　　海龙和清原之间，有一个我很熟悉的吉林时期的中国同学。初建游击队时，他曾在我们部队，南满远征后他回家了。我想到他家去住些时候，等白色恐怖稍稍平息，就可以顺利地闯过这个危险关头。
　　我离开吉林那天，有几个女同志到车站为我送行。因为她们都像富家小姐似地穿着漂亮的衣服，所以我没有受到任何怀疑，安全地上了车。当时，军阀以为绅士家的人是不会搞共产主义运动的。
　　那时，我没有在吉林本站上车，而到警戒不严的市郊车站上车。不料在车上我遇见了张蔚华。
　　张蔚华说，他是到沈阳去念书的。他说，在去沈阳之前，为了找我商量干革命的办法问题，先到过吉林市，可是那里却杀气腾腾。他说：”我认识的朝鲜人都已隐藏起来，所能见到的不是军警，就是日本走狗。我找不到你，又没有熟人，只好去沈阳了。“他说着，不由分说地把我拉到他乘的一等车厢里。看来，他也猜到我是为躲避敌人的恐怖行为而潜行的。
　　这天，警察对乘客的检查特别严。他们把所有的车门都封锁起来，一一检查上车人的身份，对有些乘客，还毫不留情地翻他们的行李。这天，检票员检票也比往常严得多。八·一暴动的后遗症，不仅影响到城市和村庄，甚至影响到列车上。
　　在张蔚华的帮助下，我安全抵达了海龙站。警察对乘客的检查那么严，可是对一身中国绅士装束的张蔚华，却连问都不敢问一声。我跟他坐在一起，也没有受到警察的盘查。检票员也没有查我们的车票就过去了。这可能是因为张蔚华的背景吧。
　　那时，我怀里藏着文件和秘密材料。如果警察搜身，我是不会没事的。
　　到海龙站一看，日本领事馆的警察早已在站台和检票口严阵以待。我凭直感意识到某种危险要临头了。
　　我想到海龙站的敌人是日本警察，心里就非常紧张。中国警察和日本警察同样都是警察，可是如果落到日本警察手里，那就更没办法了。他们在满洲抓到朝鲜革命者，就不由分说地押送到国内去，或者在关东都督府法院审判后，关进旅顺、大连、吉林等地的监狱。
　　当我拿不定主意，呆望着车窗外时，张蔚华说，没有特急的事，就跟他一块走，要我到他家去见见他父亲，也商量商量他的前途问题。
　　我本来是打算在草市站下车到目的地去的。要到草市站，还要走五六站。
　　张蔚华在海龙站下了车，就没有人保护我了，那就可能出现意外的危险。
　　于是我决定应他的邀请，跟他一起下车。
　　张蔚华的父亲正好在车站等着。他父亲是到营口去卖人参，在归途中听说儿子要来海龙，才前来接儿子的。他带着几十名腰挎盒子枪的家丁，把一辆高级马车赶到了我们面前，真够气派。领事馆的警察们，愣愣地站在那里，不敢触犯我们。
　　我们坐上高级马车，在家丁们的护卫下，大摇大摆地向站前大街驶去。
　　那天，我同张蔚华他们一起，住进了高级旅馆，休息得很好。
　　张蔚华他们让家丁们站岗，家丁们把旅馆围了两重三重，戒备非常森严。
　　张蔚华的父亲说，隔了好久才见到我，很高兴，便把我领到特等房间，连连替我点好菜。他在抚松的时候就很体贴我。客人问他我是谁，他就开玩笑地介绍说，是他的干儿子。起初是开玩笑的，后来就真的叫我干儿子了。
　　我知道张蔚华是大富翁的儿子，可是，从我在抚松的时候起，就跟他亲密相处。我从小就有地主是剥削者这种一般的观点，但是在同张蔚华的关系上，就没有受这种观点的支配。他心地善良，有良心，为人纯真，又有强烈的反日情绪，所以我们能跟他亲密相处，毫无隔阂。这次在危急关头得到了他的帮助，我心里真是感激不尽。如果平时我因为张蔚华是地主的儿子就排挤他，那么在那危急的关头，他们就不会诚心诚意地保护我。
　　像张蔚华这样的富家子弟，他不参加革命，不支持革命，也能平生过养尊处优的生活。可是他在我处在危急关头时，和他父亲一起帮助了我，这是因为他珍视同我的情义。
　　从我在抚松念小学的时候起，张蔚华就不分贫富、中国人与朝鲜人的差别，跟我亲密相处。他比谁都深切地理解和同情我们亡国的悲痛，真心实意地支持我们光复祖国的决心和理想。张蔚华所以这样做，是因为他本身就是热爱自己祖国和中华民族的爱国者。他从朝鲜民族的悲惨命运中看到了中华民族的不幸。
　　张蔚华的父亲虽然是个富翁，但他是反对外来势力，主张民族主权的坚贞的爱国者。他的爱国热情如实地反映在他给儿子起的名字上。大儿子生下来，他就给儿子起名叫蔚中。蔚中的”中“字，是取了”中华民国“这个中国国号的第一个字的。他给老二起名叫蔚华，给老三起名叫蔚民，如果生了老四，就准备给他起名叫蔚国。把四个名字的第二个字接起来，就成为”中华民国“这个国号了，可是老四没有出生。
　　当时，张蔚华问我，看来明春或明秋，日本帝国主义就会打进来了，他们打进来，你打算怎么办？
　　我对他说：”日本帝国主义来侵犯，就要迎头痛击。要开展武装斗争。“张蔚华担心地说，他也要参加斗争，不知家里会不会允许。
　　我说：
　　”国家要沦亡了，还顾得上家吗？你既然决心为反对旧社会而斗争，就要参加革命。现在已没有别的出路了。不然，就只能作一个口头上谈论共产主义，坐在家里看看书的忧国志士了。路只有这两条。因此，你也不要只看父母的眼色，而要参加革命。这才是拯救中国的道路，才是拯救中华民族的道路。你不会有别的问题，应该和中国人一起进行革命。日本帝国主义打进来，那时不仅是朝鲜人，而且中国人也都会奋起战斗的。“我在旅馆住了两三天，就这样给张蔚华灌输了反日思想。他听了我的劝告，说他上完学以后也要参加革命。
　　我对他说：”如果我实在没办法，也许还会需要你的帮助，请你留下你在沈阳的地址好吗。“他给我写下了他在沈阳的地址，我又问他能不能帮我安全地到达目的地。
　　张蔚华说，只要是帮助你、保护你的事，什么事还做不到！便用他家的马车把我一直送到海龙县和清原县交界处的一个中国朋友家里。
　　这位朋友家也和张蔚华家一样，是个富户。在中国革命的先驱者中，有不少这样的人。所以我经常想，中国革命是有特色的革命。同工人和农民一起，许多知识分子和有钱人也参加了革命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
　　即使是富裕家庭出身的人，如果他发现了抑制人的自主性和阻碍社会发展的矛盾，就有可能产生要参加排除这种矛盾的革命运动的觉悟。我认为，在资产阶级出身的人当中，涌现出为维护劳动群众利益而斗争的革命战士和先驱，其原因就在于此。
　　问题不在于家庭出身，而在于他的世界观。
　　如果把人生只是看作一种享乐，那就干不了革命，就只能是为享受而终其一生；如果过的是不愧为人的生活，那就比单纯追求享受要高尚得多，有了这种想法，富翁也能参加革命。
　　如果因为是阶级革命，就把这样的先驱都加以排斥的话，那么，革命就会受到很大的损失。
　　我在中国朋友家住了几天，他也和张蔚华一样待我很好。他姓王还是姓魏，现在已记不清了。我托他找了几天崔昌杰，没有找到。据说，八·一暴动后，崔昌杰便深深地转入了地下。
　　我遇到草市附近的一个共青盟员，托他给崔昌杰转达一封信。我在信里，要他在海龙和清原一带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组织，积极推进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我在中国朋友家作了几天客，觉得闷得慌，恨不得马上不顾危险在大地上驰骋，热情奔放地进行活动。可是又想，为了工作，还要化装进行活动；要是草率从事，有可能坏事，重返吉林就更困难了。再说，南满铁路又因日本鬼子控制，坐火车也不是容易的。我又很想到间岛去，可是那里正进行着对共产党的大逮捕，看来也呆不住。尽管如此，我还是决定想尽办法到东满去进行武装斗争的准备。
　　我同中国朋友一起在海龙站坐火车先到吉林市，在那里换车去蛟河。蛟河有很多在我们影响下的组织。在吉林市的时候就和我建立了亲密关系的韩英爱和她的叔父韩光也在那里。
　　我打算在他们的帮助下，找个能暂时躲避军阀追踪的隐身处，同时推进恢复和整顿组织的工作。我还想见韩英爱，并通过她同哈尔滨的共青国际属下的上级组织取得联系。
　　韩英爱在1929年初因家庭情况从吉林市辍学回到蛟河后，一直没有同我们断绝联系。
　　先去找谁呢？我犹豫了一阵后，决定先去找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的张哲镐。
　　国民府成立后，张哲镐就同独立军上层诀别，解甲回到蛟河，办了个碾米厂，埋头营业。我去找他，是因为他是我父亲的朋友，又很疼爱我，还曾经是可靠的爱国志士。我在同组织成员取得联系之前需要有一个暂时住宿的地方。
　　张哲镐见到我，非常高兴，可他没说让我躲在他家里。我看出他有些害怕，便没有说出找他的原因。我又去找一个名叫李载纯的人。我父亲在世的时候，他经营旅馆，积极支援过独立运动者，他虽然也高兴地接待了我，可是只领我到中国饭馆吃了一碟饺子，就要跟我分手了。其实，当时对我来说，比一两顿饭更需要的是能够隐身的住处。他见我来找他，也不会看不出这一点，但没说一句要我到他家去住一宿的话，就跟我道别。他怕连累自己，把过去的情义和亲密关系都抛到九霄云外去了。
　　我从这里吸取了一个深刻而沉痛的教训，人如果不从思想上结合，即使是父亲的朋友也没有用。单凭过去的交情和人情，是不能共同进行革命斗争的。
　　思想变了，信念变了，那么情义和人情也必然随着改变。情同手足的好友之间，产生隔阂以至决裂，都是因为其中某一方的思想变了。即使是赌咒永远不变的友情或同志关系，如果某一方在思想上变了质，也必然要出现裂缝。不坚持思想上的一致，也就不能恪守情义和交情，这是后来我在长期的革命斗争过程中吸取的一则教训。
　　我同李载纯分手以后，去找韩光的家。我抱着一种期待，心想：韩光也许躲到什么地方去了；可是韩英爱是女人，也许在家里；只要她知道了我的处境，就会豁出命来帮助我。
　　谁料到韩光和韩英爱都不在家。我问邻居的大嫂，她也说不知道。在朝鲜青年中，参与过运动的全部隐蔽起来了，再也无处去找人了。
　　不知是谁告的密，警察追上来了。我绝望地想，这下可逃不脱了。在这危急的时刻，韩光家的邻居大嫂把我从危险中救了出来。她急切地对我说：
　　”我不知你是谁，看来有危险，快进厨房来吧！“说着她迅速地把自己背上的孩子让我背上，她还说：”由我来对付他们，先生就坐在灶前烧火就是了。“看来，那时我比自己的实际年龄要大得多，扮成孩子他爹也看不出破绽来。
　　我背着孩子，手拿拨火棍坐在灶门前，开始扮演她叫我演的角色。在革命道路上，我曾经闯过无数难关，也碰到过不少令人惊悸的危急关头，可是遇到这种情况还是头一次。
　　警察们拉开门，问那家大嫂：”刚才来的那个青年哪儿去了？“那位大嫂泰然自若地回答说：”青年？哪来的青年呀？我家谁也没来过。“然后她小声地用中国话说，”家里没有外人，快进屋来，想吃饭就吃点吧。“
　　我背上的孩子认生，哭个不停。我想哄哄孩子，可是弄不好，又会露出马脚。我左右为难，只是用拨火棍拨弄灶里的柴火。
　　”跑哪儿去了？是不是看错了？“警察们互相叽咕了一阵，到别家去了。
　　警察走后，大嫂泰然地笑着说：
　　”警察走出村子前，请你再当一会儿‘主人’。我丈夫下地干活去了，我这就去叫他快回来。你就放心在这儿等一会儿吧。等他回来，咱们慢慢商量下一步对策。“她给我摆上一桌饭菜，然后就到地里去了。
　　她刚回来，警察又折回来了。他们喊我出来，说有事要我跑跑腿。这位大嫂不慌不忙地说：”一个病人，怎么去跑腿儿呀？要是你们实在急，那我替他去一趟吧。“于是她替我跑了一趟。
　　就这样，这位大嫂帮我闯过了危急关头。她虽然是一位纯朴的农村妇女，却很勇敢机智，革命觉悟也相当高。
　　这位不知姓名的农村妇女，给我留下了永不磨灭的深刻印象。我凭着过去的交情去找过我父亲的朋友，但他们没有理我，可是这位陌生的妇女却不顾生死帮我脱了险。她抱着一心想帮助革命者的纯洁的感情，不顾自己的安危，把我从危急中救了出来。一个人的真正价值，只有在困难的时候才能看得出来。
　　革命者连把自己的生命也能毫无顾虑地寄托给的那种纯洁而坚实的情义，是在劳动群众之中。所以，我经常对战友们说，在革命中遇到了困难，要去找人民群众，肚子饿了要去找人民，想喝口水要去找人民，碰到什么悲伤的事，也要去找人民。
　　那位大嫂真是个好大嫂。如果她还在世，我真想给她鞠躬道谢。
　　那年冬天，在满洲地区进行活动的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在五家子开会时，我就向大家讲了这位妇女的事。
　　同志们听后都说：”成柱同志可真走运啊！运气好嘛，老天才保佑。“我对他们说，我并不是运气好才脱了险，而是因为人民好，才没有被军阀逮捕。依我看，人民就是老天，民心就是天心。从此”蛟河大嫂“这话，便成了象征机智勇敢，不怕牺牲的我国人民的代词，成了象征在危急关头不惜牺牲帮助革命者的那种妇女的有意义的代词。
　　直到现在，每当回想起赤日炎炎、血迹斑斑的1930年夏的时候，我就想到蛟河，想起那位难忘的蛟河大嫂。我一想到苦心找了几十年也找不到踪迹的那位大嫂时，就为我在60年前的那一天，没有问一声大嫂的姓名就匆匆离开蛟河而后悔，感到非常内疚。
　　如果那时问了她的姓名，今天不是可以向全世界发出寻人启事吗？
　　解放到现在，有许多恩人通过各种渠道找我来了。有些恩人一直生活在异邦，离别后半个世纪变成了白发老人出现在我面前。在那苦难的年月，曾帮助过我的不少恩人，都来见了我。他们回到解放了的祖国大地，接受了我的感谢。可是，唯独那位蛟河大嫂总没有出现。她自己也许把1930年夏天发生的戏剧性的事情，只当作平凡的事，全部忘却了。
　　60年前的恩人杳无音信、杳无踪迹地悄悄隐没于大地。真是越是好玉，埋得就越深。
　　那天，蛟河大嫂的丈夫从地里回来，她才把孩子从我背上接过去。那时的每一件事，都像是一部惊险小说里的情节。
　　我跟主人互道寒暄，可我不能说出我的本名，便说了个假名，只说我是个干革命的。
　　主人说，自己也是干过革命的，同组织的联系断了，只好束手无策地呆在家里，并告诉我说，前面那家有个大狗（密探），要注意。据他说，韩光已逃到北满去了。韩英爱也因白色恐怖到处躲藏，现在要找她是很难的。
　　我听了，有些茫然。前家既然有密探，那么我也不能久留在这里。最好是在哪家隐蔽一段时间后，看形势重返敦化。可是，日本鬼子在敦化设了据点，敦化又曾是共产党火曜派总部的所在地，所以搜查很严，一般的朝鲜人几乎在五·三○暴动后都被逮捕了，只剩下了妇女。到这样的地方去能不能站住脚，也是个问题。
　　天黑后，我由这家主人领路，到了离蛟河城内约有15里路的孤零零的一座草棚。这家的老夫妻待人和蔼亲切。
　　那天夜里，我再一次深切地感到，我们革命者可以相信和依靠的只有人民群众。
　　夜里我躺在炕上，总是睡不着，脑子里浮现出各种念头。该找的人，一个也没找到，一连几天老是扑空，这算什么呢？越是这样的时候，就越不要陷于被动，而要冲破逆境前进；要是陷于守势，那就完了；无论如何要进行活动，老是藏在这样的地方，还能干出什么事呢？我决心想尽一切办法闯过这个关，到东满去推动革命向前发展。
　　没想到天亮后韩英爱来了。她说，她接到我去东满的通报后，就嘱托母亲，如果右颊上有酒窝的人来找，就到她隐藏处告诉她。我们是隔一年后才见面的。
　　我受了那么多周折才见到她，高兴得一时说不出话来。我们只是呆呆地互相对望着。过去，她笑起来，笑得是那么痛快，几乎把腰都要笑折了。可是只一年工夫她的脸就消瘦得简直认不出来了。
　　据韩英爱说，间岛的形势也非常险恶。
　　我对韩英爱说：”老是隐藏着，不就成无骨虫了。无论如何也得开展活动啊！日本鬼子马上就要打进来了，不能坐以待毙，要奋发起来，作好迎头打击敌人的准备。要尽快恢复组织，提高人民的觉悟。不能只顾隐藏起来，怕得发抖啊！“
　　韩英爱说，她也有同样的想法；还说在这样艰难的时候，听到这样的话，使她产生了新的勇气。
　　”坐在这没有我们的人的地方，是没有办法的。我帮你同组织接上联系，跟我到哈尔滨去吧。“
　　韩英爱高兴地说，这太好了，她正因为同组织失去了联系，不知所措呢。
　　为了同共产国际取得联系，已经派金赫到哈尔滨去了。可是，这时我却想在他回来汇报活动情况之前，我自己尽快到哈尔滨去见见共产国际的人。
　　由于暴动，组织惨遭破坏，城市和农村都笼罩着恐怖的紧张气氛，使我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左倾冒险主义者给革命带来的危害是多么严重！它使我清楚地认识到，如不克服左倾冒险主义，那从30年代起步的我国革命，就会不可避免地遭受莫大的损失。
　　单靠理论斗争，是不可能制止宗派事大主义者和左倾冒险主义者的轻举妄动的。我们说了合乎道理的话和有益于革命的话，他们也不肯接受。他们根本不想去理解我们的意见。在五·三○暴动的影响下，终于又爆发了我们甚为忧虑的八·一暴动。这意味着他们根本没有理睬我们在吉东地区党的会上提出的意见。
　　要刹住在满洲大地上滚动的左倾冒险主义的车轮，就需要有共产国际的帮助。
　　我很想知道共产国际对暴动的看法，也很想弄清这次暴动究竟是共产国际的指令呢，还是某些人的轻举妄动？如果是共产国际下的指示，那么，宁可展开一场论战，也要刹住这个车轮。
　　在敌人警戒森严的情况下，我和韩英爱决定化装成中国人上车。那天，韩英爱在蛟河一带忙了一整天，准备了我们要穿的绅士衣服和鞋子，筹措了旅费。为了减少军警的怀疑，她在皮箱里还装了些化妆品。我在她的帮助下，安全地到达了哈尔滨。
　　我们找到位于哈尔滨码头商埠街入口处的共产国标联络站，我向那里的人介绍了韩英爱，又通报了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东满的形势，还介绍了卡伦会议的情况。
　　共产国际联络站也说这两次暴动是冒险主义。在联络站跟我见面的人说，依他的见解，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决议，是符合朝鲜的实际和革命原则的，是创造性地对待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是令人鼓舞的，我们在卡伦会议上提出新的建党方针，成立了作为其母体的基层党组织－－建设同志社，对此，他也明确地说这同一国一党原则不相矛盾。
　　我就这样从共产国际得到了对我国革命的生命即自主性原则、创造性原则以及我们提出的一切路线的完全支持。
　　那时，共产国际联络站的同志问我，想不想到他们在莫斯科办的共产主义者大学去留学。
　　我也知道莫斯科有这样一个大学，我国也有些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由朝鲜共产党保送到这所大学去学习。曹奉岩、朴宪永、金溶范等人也曾在这个大学学习过。当时，满洲地区的青年广泛传唱《莫斯科留学歌》，可见对留学莫斯科的憧憬是多么强烈。
　　我无心脱离革命实践，回答说：”我也想去，可是现在形势不允许我去。“1989年，我曾和文益焕牧师见过一面，作为闲话提到过哈尔滨的事。他说，那时候他的父亲也在哈尔滨，负责把共产国际选拔的留学生送到苏联去的工作。
　　共产国际委派我做吉东地区共青同盟第一书记。
　　金赫从三层楼房上跳下来，被关进监狱的消息，我们也是通过共产国际联络站听到的。
　　由于金赫被捕，我和韩英爱在哈尔滨逗留期间，心情一直很沉痛。金赫被囚在铁牢，使我悲痛难忍，有一次甚至到他跳下来的道里那座三层楼房前去看过。
　　道里的商店和饭馆里，有很多珍馐美味，可是对我们来说，这些都不过是画中之饼。
　　那时，共产国际一天发1角5分零用钱，靠这一点钱在哈尔滨生活，是根本不可能的。住普通旅馆，户口查得严，革命者不能住。没有警察出入，无需报临时户口的，只有白俄人经营的旅馆。不过，这是座豪华旅馆，伙食费和住宿费都很昂贵，只有那些有钱的资本家才能住，像我们这样的人是连想都不敢想的。我从多方面考虑，最后还是决定宁可一天吃一顿饭，也要住安全的高级旅馆。韩英爱住了对妇女盘查不严的普通旅馆。
　　我住进旅馆一看，内部确实富丽堂皇。馆内有商店、餐厅、娱乐室、舞厅，还有放映室。
　　我没有钱却住进了这家旅馆，曾多次遇到使我难堪的事。头一天，就有个俄籍女客室服务员跟了进来，要给我剪手指甲。剪了指甲，是要付钱的，所以我说已剪过了。她走出去，又有餐厅服务员接踵而来，问我要订什么饭菜。我只好又说是已在朋友家里吃过了。
　　我每天都要受这种纠缠。因为没有钱，我在旅馆里没吃过一顿饭，只是过夜。办完一天的事，晚上再和韩英爱一起上街去，买一两张最便宜的玉米煎饼来充饥。
　　有一次，我同前来我国访问的刘少奇见面时，谈到过这件事。他说，那年他也在哈尔滨待过一段时间，那时党员中没有中国人，领导过几个朝鲜共产党员；还问我那时是不是跟共产国际有联系。推算一下时间，我好像是在刘少奇刚离开哈尔滨后去见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的。
　　我交给韩英爱寻找分散的组织成员的任务。
　　韩英爱同在吉林时就有联系的哈尔滨共青同盟支部的韩某取得了联系，通过他把转入地下的组织成员，一个个地找了出来，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方针。
　　我也到金赫曾工作过的铁路和港口，会见了受革命组织影响的工人们。
　　这样，我在哈尔滨恢复了地下组织，建立了同志间的联系，然后，把韩英爱留在那里，独自来到了敦化。当时，时间很紧迫，没来得及跟韩英爱说句道谢的话就分手了。临走时，韩英爱要跟我一起去。可是，哈尔滨的同志们坚持要把她留下，所以没能让她如愿以偿。到了东满后，这事老挂在我心上，可是地下工作纪律又不允许书信联系，所以自那以后，韩英爱就杳无音信了。
　　韩英爱后来的遭遇，我是很久以后看到党史研究所的同志们搜集的资料才知道的。
　　我离哈尔滨去敦化时，给哈尔滨的革命组织留下了一封信。韩英爱为了执行我在这封信里交给哈尔滨同志们的任务，开展了积极的活动，于1930年秋被警察逮捕。要是一般的妇女，就会想念家，回蛟河去的，可是韩英爱却继续留在哈尔滨，废寝忘食地执行了我交给的任务。她是个沉默寡言、温柔善良的姑娘，但在革命工作中却坚韧不拔，勇敢果断。
　　韩英爱被捕后马上被押到了新义州监狱。那正是李钟洛、朴且石等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有牵连的人大批被捕入狱的时候，所以，她也和李钟洛被囚禁在同一个监狱里。
　　后来，李钟洛同韩英爱见面时说：”我和金成柱很熟，你也受过金成柱的领导，我们是不是应该齐心协力，想法让他归顺呢？你要是有这个意思，就来参加我们的‘归顺工作队’吧。“
　　韩英爱当场就驳斥他说，你干这种勾当是可耻的，我们应该帮助金成柱干革命，怎么能做这种卑鄙的背信弃义的事呢？出狱后干不了革命也就算了，可不能干那种勾当。
　　1938年冬，我们在南牌子开会时，为了让我”归顺“而来到会场的李钟洛，把这些事全都坦白了。
　　我这才听到了韩英爱的消息，知道她在监狱里虽然受到严刑拷打，但是没有屈服，坚持了革命者的情操。不像李钟洛、朴且石那样的男子，刚尝到监狱的滋味，就在转向书上盖了印。而韩英爱身为女子，却勇敢地战胜了那种苦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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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山事件“后，各地革命者大批被捕，走革命道路的人当中出现了变节分子，给革命造成了严重的损失。在这样的时候，听到韩英爱的消息，我深受感动，也得到了鼓舞。
　　韩英爱在中国丹东的橡胶厂做过制鞋工。她当女工时还给同胞们传布了她在吉林时期唱过的革命歌曲，为维护工人的权益，提出各种要求，并有力地唤起人们开展实现这些要求的斗争。
　　后来，韩英爱到汉城去了，在洪命熹先生的儿子家里度过了几年。
　　她为了重新到满洲去找组织，苦心奋斗了几年，很晚才结婚。她虽然盘髻埋没在家庭里，但是丝毫也没有抛弃和我们一起为革命奔走时的良心和节操。听说，当我们手持武器，转战于白头山一带，打击敌人的时候，韩英爱在汉城听到这个消息，还一一点出吉林时期的同志们的名字，衷心祈祷我们胜利。
　　她的丈夫在解放后加入了南朝鲜劳动党，进行地下活动，后来在祖国解放战争的暂时撤退时期，被敌人杀害了。
　　战争时期，韩英爱在汉城附近负责一个妇女同盟组织，积极进行支前工作。丈夫被杀害后，她带着孩子为了找我来到平壤。但是，她还没有见到我，就在1951年8月14日夜遭到敌机的轰炸，不幸和两个孩子一起牺牲了。
　　我认为韩英爱的一生是清白无暇的。她以吉林时期的那种精神走过了自己的一生。她唱歌，唱的也是吉林时期的歌。
　　干革命的人应当像韩英爱那样，即使身处远海孤岛，也不失去信念，不抛弃良心。
　　在我的生活中，韩英爱也是我难忘的恩人。在艰难困苦的时候，她来找我，冒着危险帮助了我，是个值得感谢的妇女。
　　解放后，我回到祖国向各地探询韩英爱的去向，但她不在共和国境内。
　　解放前，我忙于抗日战争，没能重新见到她。可是，她为了弄到我化装所需的中国衣服，在盛夏酷暑中汗流满面地到处奔走；在火车上，每当受军阀检查时，她随机应变，保护我脱险；她吃一张煎饼时，也总是掰成两半儿，把其中一半默默地推到我面前。这种种往事，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
　　韩英爱为我做的一切，大大超越了恋情之类的感情，是纯洁的无私的同志的爱。
　　我想到她为找我来到平壤，还没有见到我，就牺牲于敌机的轰炸下，心里禁不住万分悲痛。
　　幸亏她年轻时的照片奇迹般地留存了下来，传到了我的手里。每当我想起已故恩人时，我就从照片中找给我的青春时代留下了深刻印象的韩英爱的美好灵魂，并表示由衷的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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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惠山事件“：日本军警于1937年秋和1938年为了搜索和镇压朝鲜的革命组织和革命者而在鸭绿江沿岸一带进行的两次大逮捕事件。
　　八渡过豆满江
　　我父亲曾多次说过，间岛人的斗争性很强。经历了五·三○暴动和八。
　　一暴动后，我也清楚地认识到了间岛地区的朝鲜人具有出色的革命性。
　　间岛和朝鲜北部地区很早就成了义兵和独立军的活动舞台。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影响下，马克思列宁主义也首先传播到这个地区。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运动，由于领导人中出现的小资产阶级急躁情绪，经历了很多迂回曲折，但是人民群众的革命斗争却一直在持续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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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我在狱中就决定，一旦开展武装斗争，就以白头山为中心，把朝鲜的北部边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重要的战略据点。日本帝国主义也很早就非常重视这个地区。我们是想把以白头山为中心的朝鲜北部边境地区和间岛地区作为抗日武装斗争的重要据点，而日本帝国主义是企图把这个地区变成他们侵略满蒙的战略要地。从20世纪初起，日本帝国主义者在东满制造各种事件的目的，就是要为实现这一野心搭起桥梁。
　　1907年8月，日本帝国主义以”保护朝鲜人“为借口，派军队侵入延吉县龙井，并设了”朝鲜统监府派出所“；1909年又诱骗中国反动政府缔结了间岛条约，进而夺取了吉会铁路铺设权。后来，龙井的”朝鲜统监府派出所“升格为日本总领事馆。日本帝国主义在龙井设总领事馆，其下设五个领事分馆，其目的并不是为了让间岛的朝鲜人过上好日子。除这类领事机构外，他们在各地设置警察署，还制造出朝鲜人居留民会等许多走狗团体，严密地监视居住间岛的朝鲜人的一举一动。东洋拓殖会社办事处和日本金融界也向这个地区伸出了魔爪。东满无论在政治上或经济上都完全处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控制之下。
　　东满地区就这样正在变成革命与反革命的决战场。
　　这就更使我片刻也不能放松把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东满建成武装斗争的据点的想法。八·一暴动后，我从各方面感到日本帝国主义对满洲的侵略已迫近，便更加坚定了把革命性强的东满人民组织起来，尽快开展武装斗争的决心。因此，我决定到东满地区去。
　　我一说要到东满去，我的同志们都恳切地挽留我。他们说，到日本帝国主义的镇压机构和情报网密如蛛网的地方去是个冒险，等于负薪投火。但是，我还是下定决心深入到工人、农民中去进行革命，大胆地奔赴东满。
　　可以说，直到那时我的活动主要是以城市的青年和学生为中心进行的。
　　根据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的要求，把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我们就有必要更深入到工人、农民等各阶层群众中去，引导他们尽快作好投入反日战争的准备。
　　共产国际也支持我到东满去。
　　我首先到了敦化。因为这一带受八·一暴动的害最严重。敦化是这一暴动的发源地和中心舞台。
　　这里有日本军的一个守备队本部和吉林总领事馆所属的领事分馆，还有旧东北军677团团部。在敌人的镇压力量如此稠密的地方发动像八·一暴动这样冒险的暴动，是同这一带有许多左倾冒险主义分子进行活动有关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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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白头山：指长白山。朝鲜称长白山为白头山。
　　敦化同磐石一样，是ML派的根据地，也是朝鲜共产党重建运动的一个中心。
　　朴允世、马建等八。一暴动的主谋也都把自己的活动基地设在这个地方。
　　敦化有党、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等我们组建的各种革命组织，陈翰章、高在凤、高一凤等一些可靠的同志也在那里。
　　我一到敦化就住在陈翰章家，穿上中国山东的衣裳，开展清除暴动后果的活动。我在吉林到处建立共青小组时，正在念中学的陈翰章也在敦化加入了我们的组织，进行活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了满洲后，他在吴义成部队总司令部做过秘书长，后来在东北抗日联军历任师参谋长、师长、方面军军长，还任过南满党委书记等。可是在敦化时他还是个淳朴、寡言的共青同盟盟员。
　　陈翰章同张蔚华一样，也是大富翁的儿子。但他对革命的热情特别高，共青同盟生活过得非常认真。陈翰章的父亲是个大富农，有几百匹马，还有好几支枪。家宅周围筑了土墙，好威风。他开玩笑地对我说，他家本来是打倒对象，周围都是自己的地，所以从来不踩人家的地。他家究竟有多少地，我不大清楚，不过他家是个大富翁，这是事实。
　　陈翰章说我是教给了他共产主义的前辈，盛情款待我。因为生活富裕，我白吃饭，他家也不在乎。
　　我让陈翰章和高在凤去找溃散了的组织。白天穿中国衣服，说中国话，到处去找同志；夜晚就穿上朝鲜衣服，说朝鲜话，恢复组织。这样基本上清除了暴动后果，然后我按共产国际的委托，在敦化组织了吉东地区共青委员会。
　　此后，高在凤等几个共青盟员接受了我交给他们的到豆满江沿岸的城市和农村去，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建立党组织的任务，奔向了各自的活动地区。
　　我交给陈翰章进敦化中学去搞共青活动的任务后，也离开了敦化。
　　我到东满后第一个落脚的地方是和龙。
　　和龙有个名叫曹亚范的中国同志，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的时候，加入我们的共青组织进行活动。那里还有蔡洙恒等朝鲜同志。我估计，靠这些同志，就能清除暴动的后果，扩大组织。我首先到大拉子去见了曹亚范。
　　曹亚范说，八·一暴动的后果非常严重，暴动后朝鲜同志不知都藏到哪里去了，根本见不到。他还说，被捕入狱的几个同志很快会获释，要我见见他们。
　　几天后，蔡洙恒接到通知找我来了。他在龙井的东兴中学念过书。我在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他在吉林师范学校念书，从那时起，就在我们的影响下开始了革命工作。蔡洙恒在吉林的青年学生中以足球选手享有声誉。当时，有好几个和龙的青年到吉林市来念书。金俊在龙井和稳城一带宣传我们的思想，而蔡洙恒则来往于和龙与钟城地区宣传我们的革命思想。他同后来任县党委书记时被打成”民生团“嫌疑而被杀害的金日焕同志一起，建立了共青组织、反帝青年同盟、农民协会、反日妇女会等革命组织，把广大群众团结在他们周围。以制造延吉炸弹的能手而出名的朴永纯同志，也在延吉县八道沟矿山参加反帝青年同盟，进行活动。
　　这样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组织，因两次暴动而分崩离析了。许多骨干分子被逮捕或转入地下，所剩无几的组织成员也因缺乏锻炼，惶惶不安，不知所措。
　　这种情况，使我就革命者的信念问题想了很多。我在离开卡伦，经吉林、海龙、清原、蛟河、哈尔滨、敦化来到和龙的过程中，看到了很多在反革命恐怖面前，吓得发抖或失去了革命必胜的信心，发生动摇的人。革命必胜的坚定信心，只有在从理论上领会到具有能够引起万众共鸣的正确的革命路线、战略和策略，而且还认识到拥有自己的革命力量的时候才会产生，并通过斗争更加坚定起来。
　　但是，鼓吹暴动的人却没能提出群众可以作为旗帜的纲领、战略和策略。
　　我们在卡伦通过的革命路线还没有深入到人民群众中去。我同蔡洙恒等几个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干部开了协议会，详细地给他们解释了卡伦会议通过的革命路线。
　　我还强调，要以经过斗争考验的有威望的同志来配备好领导骨干，迅速恢复被破坏的群众组织，不断扩大其队伍。在豆满江沿岸各县设立革命组织区的任务，也是这时提出的。我又强调说，暴动组织者们害怕监狱和绞刑架，把群众丢在敌人的刀枪面前，自己却逃跑了，但是，我们必须尽快清除暴动的后果。那时，我经常穿山东衣服，所以和龙的同志们都称我为”山东青年“。
　　我第二个去的地方是汪清。我去汪清的目的是要见吴仲和。给我介绍吴仲和的是金俊同志和蔡洙恒同志。他们从来往吉林市的时候起，见到我就向我介绍许多人，说：哪儿有谁，到某个地方去就有干什么的人，这个人怎么样，那个人怎么聪明，等等。所以，我身在吉林市却比较熟悉间岛地区的情况。
　　那时，我注意听他们的话，把那些他们认为聪明的人都记在脑子里了。
　　我父亲一听到有好人，就不管他在哪里，一定去找他，跟他携起手来，争取他成为自己的同志。这使我领会到人才决定一切，革命事业的成败，取决于能争取到多少真正的同志这一真理。只要能争取到一个同志，就是饿三天饿十天都没关系，这就是当时我的心情。我抱着这种心情来到了汪清。蔡沫恒从和龙一直陪我到汪清县石岘。
　　我在石岘见了吴仲和、吴仲洽，还见了吴泰熙老人。
　　吴泰熙老人的家是个少有的大家庭。老人的四兄弟原来住在咸镜北道稳城郡古作洞，1914年前后迁移到汪清县。这四兄弟的子孙合起来就有几十人之多，他们分居在豆满江两岸的汪清和稳城各地，进行革命活动。当时，吴仲和是汪清五区党委书记，吴仲洽在汪清县春华乡元家店做共青工作。吴仲和的弟弟吴仲成曾在汪清县石岘进行共青活动，于1929年初迁居稳城郡丰利洞，以普文学堂教师身份进行革命工作。
　　中学毕业后，吴仲和曾在和龙私立化成学校当过教员。那时，我到石岘去一再提醒吴仲和同志说，为了实现群众的革命化，首先就要使自己成为革命者，然后实现家属和村民的革命化。
　　后来，吴仲和出色地实现了家庭革命化，在他的弟兄亲属中，有十多人成长为忠实的革命者，并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其中涌现出吴仲和、吴仲成、吴仲洽等优秀的共产主义者，并不是偶然的。
　　在石岘办完事后，我决心径直到稳城地区去。我生在朝鲜西部地区，从①
　　小就在异国土地上生活，所以对豆满江以南的六邑地区不大熟悉。
　　六邑一带是李氏王朝时期被罢职的官员过流放生活的地方。这地方本来就口粮紧缺，气候恶劣，加上头头们的欺压和残酷虐待，边防军的士兵来到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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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六邑：咸镜北道豆满江沿岸六个郡的郡治，即茂山、会宁、钟城、稳城、庆源、庆兴的总称，是李朝时期负责边防的金宗瑞将军曾开拓为六镇的地方。
　　这里不久就逃到别的地方去了。那些做官的，叫他到这一带去做官，也都感到失望。他们接到任命状后，也不愿到这里来，制造种种借口，在汉城街上转来转去。所以，李氏王朝500年期间，封建统治者一直为此事伤脑筋。
　　每当金俊谈到六邑时，我就说，我们的祖先把这块地当作不毛之地，弃之不顾，可是我们要付出血汗把这一带转变成革命的堡垒。我抱着这种远大的计划开始向这里派人。
　　稳城是在我们的影响下，从20年代末起，由金俊、蔡洙恒、吴仲和等人开始正式开拓的地方。早在那时，我们就已经看出白头山地区和稳城等豆满江沿岸六邑地区在发展我国革命中所占的地位和重要性，拟订了把这一带建设成为抗日革命战争的战略基地的计划。还打算在这一地区，打开掀起国内革命新高潮的突破口。当时，稳城地区有100～150名青年到龙井去学习，他们放假回来，就在同我们有密切联系的金俊、吴仲成等先驱的领导下，把”吉林风“吹进这一地区。稳城成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支部。这是我们可以向国内扩大我们势力的好渠道。我们的思想沿着这一渠道源源不断地流向稳城地区。
　　我来稳城地区的目的是要在国内建立党组织，采取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措施，以扩大和发展整个朝鲜革命。
　　从石岘陪我同行的吴仲和的堂弟，为了通知我们即将抵达的消息，先渡江到吴仲成所在的丰利洞去了。
　　我们在稳城郡南阳对岸的灰幕洞一个山沟入口会见了接到通知赶来的吴仲成和其他组织成员。这是我同吴仲成第一次见面。他身材比他哥哥吴仲和魁伟，性格豪放。吴仲和说，他弟弟能歌善舞，诗也吟得很好。
　　入夜，我们坐船悄悄地渡过了豆满江。吴仲成摇橹摇得也挺起劲儿。我望着黑暗中的山野，想到这是时隔五年重踏祖国大地，不禁心潮澎湃，感慨万端。
　　我在南阳上滩下了船，对吴仲和说，这若是实现祖国独立后渡的江，那该多好呀。
　　吴仲和表示同感，他说他每次渡豆满江时也都有这种心情。
　　我们经过南阳上滩村，到了爬南阳山的山路。我们走进吴仲成预先搭好的草棚里，了解了稳城地区革命组织的活动情况和群众的动向。
　　稳城的人们在建立群众组织中取得了不少成果。
　　我用一个星期的时间指导了国内地下革命组织的工作。在这个过程中，我了解到稳城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在国内许多地方建立了组织，但在扩大和发展这些组织方面却非常消极。
　　只是由几个可靠的骨干成立组织之后就关起大门，不扩大队伍，是这一地区普遍存在的现象。由于这种原因，各组织未能深深地扎根于广大的人民群众之中。
　　1929年春作为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的下属组织成立的稳城共青同盟，也只有寥寥可数的几个成员。他们高筑围墙，没有深入到群众中去。当时，地方会、振兴会、新干会、党的重建派等各种团体和派别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的一派。在这种情况下，他们只是战战兢兢地维持现状，以防歪风吹进组织里来。
　　我在丰利见到的一个共青干部说，敌人的活动一猖狂起来，群众就根本不肯接近他们；还有的共青干部诉苦说，不知应该怎样对待那些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的青年。曾任丰仁洞农民协会负责人的全长元，因为亲属中有不少当区长、面长和警察的人，生怕敌人的魔爪通过这些人伸进革命队伍里来，所以只要是在敌人统治机构里效劳的，不管是他的多么近的亲属，一律不接近。
　　这都是不相信群众的表现。
　　不克服这种弊端，稳城地区就不能根据新形势的要求使革命深入发展。
　　革命者的一生，可以说从深入群众开始；革命的失败，则可以说从不相信人民群众的力量，不深入群众开始。
　　我向吴仲成恳切地说，单靠几个家庭出身好的人是干不了革命的。要大胆地相信群众，向他们敞开组织的大门。越是打着形形色色的幌子的青年团体竞相把青年拉向自己一边，共青组织就越不能陷于被动，而要发动积极的攻势，争取更多的青年群众。不论是参加过青年同盟和新干会组织的青年，还是追随过党的重建派分子，或者是无意中被他们利用的青年，都要给予教育和引导，把他们一个一个地争取到我们一边来。
　　我对全长元同志也讲了做敌机关人员工作时应遵守的策略原则。
　　我说，干革命的人不仅不要因为亲属中有区长、面长和警察而惊惶或畏缩，反而要有这样的打算：利用这种亲属关系，打进敌人统治机关去，使日寇的基层统治机构陷于瘫痪，在敌人内部大干一场。要把稳城等六邑一带建设成武装斗争的战略据点，就要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同时还要大胆地争取在敌统治机构里服务的人。要在争取敌机关人员的工作中积累一些经验。
　　在那次稳城之行中，最使我难忘的是同金俊、吴仲和、吴仲成等同志一起，到美浦面月坡洞铁路铺设工地去和工人们见面的事。
　　日本帝国主义从1929年初起就在豆满江沿岸加快了铁路铺设工程。从三南地区等国内各地和间岛地区强征1000多名劳工，在月坡村形成了叫开风街的繁杂居民区。原在吉会铁路铺设工地的劳工也是拥到这里来，为挣钱从事苦役。
　　我在吉林的时候就听到这个消息，找金俊说，如果在月坡洞里开始了铁路铺设工程，就要到工人中去建立组织。
　　金俊显出了好奇心，他也说这是值得一干的事情。后来，他按照对我作的许诺，到稳城去在月坡洞组织了劳动青年会和反帝青年同盟。
　　我一说要到铁路铺设工地去，稳城的同志们就劝我打消这个念头，说那儿敌人的警戒非常森严。
　　那时，他们说是”来了共产国际特派员“，为我的安全费了很多心，他们之所以给我加上”共产国际特派员“的头衔，周密地组织了警卫工作，是因为在国内日本警察对革命者的监视和戒备特别森严。
　　我当然也知道，到了朝鲜事事要小心，提高警惕。但我的心情是到工人中去，即使不能马上干出什么大事，也很想握握工人的手，说一句能鼓励他们的话。我直到那时一直做青年学生工作的目的，是为深入工人阶级架桥。
　　我们的最终目的是要让工人阶级带头，开拓和完成朝鲜革命。自从我们提出解放工人阶级的纲领，并决心为实现这个纲领而献身的那天起，就一直想念着朝鲜的工人阶级。
　　我到工地一天半时间，同工人一起卸碎石、运沙子，吃”工棚“的饭。
　　金俊向工人们介绍我是在延吉念书，为补贴学费而来的。
　　我现在也在想，那时我到工人中去是非常有益的。我在”工棚“和工地上看到的，不只是工人们为挣几个工钱拼死拼活地干活的悲惨景象。我在那里看到了渴望斗争的工人，也看到了为寻找能够保护和开拓自己命运的正确道路而苦恼的工人们的面貌。
　　他们的面貌给了我强烈的冲击。要为工人阶级的幸福奋斗终生的热望在我的心里燃烧起来。
　　那时，我在铁路铺设工地上认识了来自稳城的崔春国和崔凤松，后来他们都成了抗日革命战士。
　　崔春国陪我到宿舍的路上说，他当爆破工时秘密地藏起了炸药，等工程竣工那天，准备把隧道炸毁。
　　我对他说，在目前情况下，不要干炸毁隧道之类的冒险活动，更迫切的是加强组织，促使工人的意识化和组织化。炸药先留下来，等我们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用在节骨眼上。
　　那时，我同工人们谈了很多话。
　　武装斗争问题、建党问题和反日民族统一战线问题，也都跟他们谈了。
　　到国内来，别的不说单是向工人正确灌输卡伦会议精神，就是很大的收获了。
　　我们对一个人说了，就能马上传给十个人，再经过百人、千人的嘴，传到万人的耳朵里，最后我们的思想就将成为国内人民的信念和旗帜，这是毋庸置疑的。
　　铁路工地的工人们知道了我们的路线后，都表示积极支持。
　　工人们从我们的路线中得到了信心，而我从他们接受这条路线后欢欣鼓舞的面貌中得到了信心。
　　1930年10月1日，在头娄峰建立了党组织，这是我们在稳城取得的最大成果。
　　我在指导稳城的革命组织过程中，了解到这一地区的革命者们虽然对战略问题的理解上犯了几点错误，在群众工作中表现了消极性，可是他们的斗争觉悟和思想水平比预想的高得多，而且得出了这样的结论：稳城地区已经有了可以建立党组织的基础。
　　参加会议的稳城地区革命者们都打扮成樵夫到头娄峰来了。全长元还托月坡洞组织负责人把牛爬犁拉到会场附近。
　　在傍着月坡川的头娄峰顶幽静的空地上，我们举行了成立国内党组织的会议。
　　我首先向与会者传达了卡伦会议通过的路线，阐明了贯彻这条路线首先要执行的任务是建立革命政党，然后说明了在稳城地区建立新型的党组织的宗旨。同时还提出了稳城地区党组织面临的任务：吸收经过组织生活和实践活动检验的优秀的先进分子，不断地扩大和加强党的队伍，组织和发动群众投入反日斗争。
　　根据我的提议，吴仲成、全长元、全昌龙、崔春国、崔凤松和崔根柱等同志加入了稳城地区党组织。吴仲成被选为党组织的负责人。
　　光荣地入了党的同志依次站起来介绍自己的历史，还简短地表明了决心。
　　当时，他们表明的决心，我大都忘记了，只有全长元表的决心，我至今记忆犹新。他说，党组织吸收像他这样家庭关系复杂的人入党，这使他血肉化为尘土，也不会忘记。然后他发誓说，只要革命需要，削骨剜肉在所不惜，甘愿献出肝胆。他说，要是他变成违背誓言的卑劣小人，那么把他的肉体剁成肉酱抛进水沟里也心甘情愿。言辞虽然有些过激，却是真情的流露。
　　后来，全长元按照自己的誓言，在把稳城建设成半游击区、支援朝鲜人民革命军方面，立下了很大的功劳。
　　为了保密，会议讨论的问题一律不许记录。这次会议上没有通过创立宣言和宗旨书等。
　　与会的稳城同志们说，这是成立党组织的历史性会议，开得这样简朴，没有仪式，未免有些空落感；像衡平社那样的屠夫组织也搞出个发起宗旨书来公布于世，可我们的会议只说几句誓言就结束了，总觉得不够味。
　　我勉励他们说，刚才同志们发的誓言比几百页的宣言书和宗旨书还要实际得多；光是搞文件有什么用呢？不要以为党组织是制造声势、传扬名声的地方，默默地多做工作的人才是好党员，你们要通过实践斗争显示出自己的党性和爱国精神。
　　稳城地区成立了党组织，这就为在国内奠定建党基础打开了突破口，成了推动国内人民反日斗争的重要转折点。由于稳城地区党组织的积极活动，六邑地区群众的意识化、组织化过程，迅速得到发展，反日斗争也高涨起来了。
　　群众支持我们，革命以新的形式高涨起来，这样一来，为扩大本派势力而回来活动的崔昌益，也不得不离开家乡，跑到汉城去了。解放后，他向我们坦率地讲了当时的情况。他说：”稳城是我的故乡，所以我以为ML派已经打进这里，可是到那里一看，没有我们的势力，却吹进了‘吉林风’。这股风刮得那么厉害，全是金日成同志的势力。我原以为金日成同志年岁一定不小，可是人们说，是20几岁的青年，很精悍。本想去见见，可是后来打消了这个念头。“
　　崔昌益离开稳城跑回汉城，是因为他知道我们不喜欢宗派，不同像他们那样搞宗派的人妥协。
　　在建立了党组织之后，我在那里指导了六邑一带和其他许多地区的工作员和地下革命组织负责人会议，然后踏上了归途。我坐渡船由于汀渡口渡江，心情比来时轻松多了。一切事办得都很如意，高兴得好像要飞起来似的。不顾生死，冒险来到祖国，并没有白跑。
　　我在祖国度过的一个星期，是证实我们在卡伦提出的革命路线是万众都能接受的正确路线的重要契机。我们等于得到了祖国人民对我们路线的肯定。
　　从那时起，稳城人民一直和我们共命运。
　　我安全渡过豆满江，由吴仲和同志带路，经过凉水泉子和长洞到了延吉县朝阳川。和龙井一样，朝阳川是在延吉地区受我们影响最大的地方。
　　朝阳川有间岛地区党及共青同盟书记处成员马得汉和罗一同志在进行活动。后来做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党委会委员的林春秋也在朝阳川挂出”逢春堂药铺医生林春逢“的牌子进行革命工作。他来延吉前，因学生事件被捕坐过牢。他一面行高丽医，一面保证间岛地区党及共青同盟书记处同各县之间的联系。
　　那时我在朝阳川和林春秋同志是第一次见面。他年纪轻轻，却掌握了高丽医技术，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由于他有高丽医技术，我们的游击队员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期间，从他那里得到了很大的帮助。
　　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给延吉的革命组织也带来了很大的损失。这里敌人的恐怖活动比敦化还要严重。干过革命的人畏缩和动摇，缺乏觉悟的群众则埋怨说：”全是共产党惹的祸。“
　　我同马得汉、罗一、林春秋等党和共青同盟的领导干部讨论了尽快清除左倾冒险主义后果，进一步加强和扩大革命斗争的问题。
　　我离开稳城没有径直去五家子，特意经过凉水泉子来到朝阳川，是因为看到这一地区将成为我们要开展的武装斗争的战场。我是考虑到将要开展的武装斗争，为在稳城、汪清和延吉奠定群众基础去做工作的。
　　不出我们所料，后来这一地区成了抗日战争最可靠的根据地。
　　九变”理想村“为革命村
　　有一个时期，我国的独立运动者们抱着要建设一个”理想村“的构想，为实现这个构想从各方面作过努力。提起”理想村“，人们都会联想到：没有压迫、剥削和不平等，人人过自由、幸福生活的世界。自古以来，我们民族一直梦想着这种乌托邦式的世界。民族主义者们提倡的关于建设”理想村“的设想，可以说反映了我们的祖先渴望人人都过富裕、和睦、安宁生活的愿望。提倡建设”理想村“，并且为实现它作出了很大努力的代表人物是安昌浩。”韩日合并“条约公布后，安昌浩、李东辉、申采浩、柳东悦等人在中国青岛举行会谈，安昌浩在会上就提出了建设”理想村“的方案。经过认真商讨，独立运动领导者们决定，买下美国人经营的大同实业会社（在密山县境内）的土地，加以开垦，建立士官学校，以培养独立军。他们原打算，建设好这种”理想村“，在那里筹措资金，培养人材，为独立运动奠定物力、人才、财力的基础。这个计划落空后，安昌浩还是为筹措建设”理想村“所需的资金和选择适宜的地区，作了多年艰苦的努力。他之所以为建设”理想村“费这么多心血，是因为他认为需要有一个独立运动的基地，从物质上给”培养实力论“以支持。
　　要建设”理想村“的想法，当时在独立运动中已成为一种潮流，有不少民族主义者试图通过开荒办农场、开设军官学校，想方设法实现培养实力的朴素梦想。
　　辽河农村，也是随着这种潮流诞生的。
　　首次开拓辽河农村的，是曾在南满地区活动的民族主义者。南满的民族主义势力中的部分人员，宋硕潭、边大愚（边昌根）、金海山、郭尚夏、文尚穆等人向西行进，到辽河边安家落户。他们宣扬说要在这里建设一个朝鲜的”理想村“，迁移300多户朝鲜同胞到这来，同外界断绝关系，开始建设起另一个世界。因为上述五户人家最先到此地落户，所以把这个地方叫做五家子。
　　当时在吉林文光中学念书的朝鲜学生当中，有几个来自孤榆树和五家子的青年，他们常夸五家子是个好地方。
　　因此，我就开始注意五家子，并决心把这个村改造成革命村。
　　1930年10月，我从东满来到五家子。我原计划在东满召开与武装斗争的准备有关的大型会议，可是鉴于当时的局势，东满不宜做会议地点，所以把会议地点改为五家子。
　　我决心在五家子住几个月，计划一面为召开会议作准备，一面促进这个村的革命化。我到那里一看，果然名不虚传，风俗习惯良好，人情厚道。
　　这个地方风大，屋顶不能盖瓦，只好抹上粘土做屋顶。抹上有盐分的粘土就不漏雨。五家子的人还用粘土砌了墙，砌得很规整。先用木杵锤打挖出来的粘土，打成石头般的硬块，就按一定规格切开后砌墙。这里的人夸口说，这种土坯枪弹也打不穿。
　　五家子的”志士“们，严禁同他们的思想、主义、主张不同的思想潮流传进村子里来。
　　他们和农民同心协力，把沼泽地开成水田，办了学校。他们建立了农友会、青年会、少年学友会等群众组织，还建立了叫做村公会的自治机构。每年8月29日，即日本宣布”韩日合并“的那一天他们就召集村民唱《国耻日歌》。五家子的人们把此地，看做是日本军警和中国反动军阀的魔爪延伸不到的”天国“，这也不奇怪。
　　五家子的居民中，平安道人和庆尚道人占绝大多数。庆尚道人受南满青年总同盟系统的ML派影响，而平安道人主要受正义府的影响。
　　我考虑到我是平安道人，像在卡伦所做的那样，到了五家子也常常住在庆尚道人的家里。否则，会使庆尚道人神经过敏。
　　我们在卡伦时，曾派几名朝鲜革命军队员到五家子工作，可是他们到这里来没有起到多大作用。因为他们未能说服这村的顽固而又有坚实基础的”志士“。
　　靠同志们的介绍，那年我在这里过了冬。我们所以在这一地方住了几个月之久，是因为我们非常重视这个村。
　　我们认为五家子是民族主义势力在满洲中部一带的最后一个堡垒。只要我们在这里搞好工作，就能把五家子建设成农村革命化的样板，并且可以根据这一经验，把满洲全境和朝鲜北部国境一带的农村置于我们的影响之下。
　　我们把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规定为革命的基本动力，并且特别致力于农民的革命化，是同在我国阶级构成中农民所占的地位有关系的。在我国人口中，农民占80％以上。这种情况，在间岛也不例外。间岛人口的80％以上是朝鲜人，而其中90％左右是农民。由于军阀的迫害和地主、高利贷者的苛刻剥削，农民处于极度贫穷和无权的状态中，他们不仅要交纳地租，还受类似强加于奴婢或奴隶身上的那种经济以外的种种剥削和虐待。
　　国内农民的处境，也和这里差不多。这就说明，农民群众是同工人阶级一样对革命有最切身利害关系的阶级。在我国革命中，农民应当同工人阶级一道成为主力军。
　　实现农村革命化，乃是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群众基础的工作中应首先解决的最重要的环节。
　　由于工作员们的活动，青年们要追随我们志向的热情急剧高涨。这样一来，五家子的”志士“们就气得挥动着烟袋威胁说，近来邪风冲了年轻小伙子的头脑，哪个二流子想把社会主义传进辽河平原，就把他的骨头打碎。有的”志士“甚至说，听说共产党把间岛弄得一塌糊涂，那股狂风要是吹到这儿来，我们辽河的农村也不会安宁。
　　看来，贸然行动是不行的，有可能挨他们一顿烟袋锅打。
　　青年中发生了动摇，他们很想随着共产主义进行曲前进，可又怕老头子们看不顺眼，因而犹豫不决。有点主心骨的，就跟那些”志士“顶撞起来。
　　我听了工作员的报告后，认为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先决条件，首先是做好”志士“的工作。如果不把五家子”志士“们的思想方法改过来，就不能使五家子从建设”理想村“的幻想中摆脱出来，也不能实现我们要把辽河农村建设成满洲中部的样板村的构想。只要把那些”志士“转变过来，其余的人就看我们的了。
　　然而，我们的工作员已有三个月没能接近他们，只在他们的周围转。五家子的”志士“们确实是难对付的。这些老头儿有当过独立军的资历，又兼有学识和理论，用一般的手段是跟他们搭不上腔的。村子就是由这个”志士“集团摆布的。
　　在幕后操纵村公会、总管村里大小事务的，是一个叫边大愚的老人。他掌握着村里的实权，操纵着”志士“。村里的人们管他叫”边托洛茨基“老头。人们给他起这个绰号，是因为他不时地谈托洛茨基。
　　边老人很早就为搞独立运动辗转于国内和满洲各地。起初，他在家乡汉川（平安南道）和慈城、道清沟（临江县）等地办校，从事教育活动。1918年他参加了以临江县帽儿山为根据地的独立军部队，从此弃笔从戎。那时，他为了同我父亲取得联系，时常到临江的我们家里来。有时他不能来，就由康晋锡舅舅替他跟我的父亲取得联系。
　　他历任大韩独立团宣传部长、民族独立军副总裁、光复军军法部长兼第一营营长，后又任统义府实业部长等职，为重振独立军东奔西走。1926年，他辞掉军职，开始埋头建设”理想村“。
　　个时期，他还说要搞共产主义运动，便来往于苏联滨海省地区。他还有一个绿皮党证，是他参加高丽共产党时领到的。
　　如果不把边老人引上正道，就无法使顽固的”志士“集团转变过来，更无法实现五家子村的革命化。负责农友会工作的、边老人的儿子边达焕，听到我到五家子的消息，就跑来看我。他对我说，在五家子应把那些民族主义者拉下台，把五家子从”理想村“变为革命村，可是，因为我父亲和村里的”志士“们阻挠，什么也干不了。这回金先生来了，应该把那些顽固不化的、不中用的老头儿们打倒。
　　我啼笑皆非，便问他：
　　”打倒？你是想怎么办呢？“
　　边达焕的回答可够绝的。
　　”不管他们说什么，我们另起灶，建立组织，把五家子建设成社会主义的村庄。“
　　”那是不行的。那就会把五家子分裂成两个。这是不符合我们的路线的。“
　　”那你说怎么办好啊？总不能把五家子让那些落后的老头儿任意摆布吧！“
　　”问题是让那些‘志士’支持我们。我想做做会长先生你父亲的工作，你看怎么样？“
　　边达焕说，不管谁来接近他，都无济于事；国民府啦、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啦、ML系的共产党重建委员会的人物啦等等，都来过，各自都想在这里站住脚，虽然费尽了心机，可是都遭到我父亲的冷遇，空手回去了；一般的人，他连见都不见，即使来了不简单的民族主义巨头，他也把他们训一通，打发回去。
　　”会长先生的父亲跟我的父亲有交情，我又跟会长先生熟，是不是比生人好接近些呀？“边达焕说，他那顽固的父亲，拿交情也说不通。说着他显出了为难的表情。十年前，边达焕带着边老人给我父亲的信，来过一次临江。
　　在村里的”志士“们经常聚在一起的边达焕家，我跟”边托洛茨基“老头谈了好几天。
　　第一天，主要听边大愚老人谈。他盘腿稳坐，连连磕着烟锅，神情傲慢，嘴上虽说得好，金先生的儿子来了，很高兴，实际上却把我当小孩子对待。
　　一开口就是”你们“、”你们“，一直训人。他仪表堂堂，气度不凡，又有相当的理论水平，一开始就让人感到一种压力。
　　于是，当边老人问我的岁数时，我就给实岁多加5岁，说是23岁。否则，他就更会把我当成毛孩子了。因为我成熟的早一点，说我是23岁，也没人怀疑。当时，不论到哪里去，有人问我岁数，我就回答说23岁或24岁。这样，无论做”志士“的工作，还是做青年的工作，都有利。
　　边老人说出不合道理的话，我也没有反驳或打断，耐着性子有礼貌地听下去。
　　边老人说，近来的年轻人啊，人家说十句，他连一句都听不懂，却说什么封建啦什么的，光挑刺儿。可是，跟成柱说话，还说得来。
　　有一天，边老人情我在他家吃晚饭。他说，金亨稷先生在世时，在临江曾多次受到金先生的款待，今晚请你吃一顿家常便饭。
　　他跟我谈了一阵，突然问我说：
　　”听说，你们来是要搞垮我们的‘理想村’，是真的吗？“边达焕曾说，他父亲最忌讳共产主义者，他这话没错。
　　”搞垮‘理想村’？我们不能帮你们忙倒也罢了，怎么会搞垮老人们辛辛苦苦办起来的‘理想村’呢？再说，我们又没有这种力量。“”噢！是嘛。可是，五家子的年轻小伙子们，我家那达焕打头，净说‘理想村’的坏话，一心想打倒我们这些老头子，要在我们村打起红旗呢。听说，指挥我们五家子青年的领导人是成柱，吉林的青年也跟我们那些青年一样对‘理想村’不满意吗？坦率地说说你对我们“理想村‘的看法吧！”“我不认为’理想村‘是不好的。你们为了把那些被赶到国外流浪的朝鲜同胞集结在一处，为让他们过上好日子，建设了’理想村‘，我怎么会认为不好呢。在这荒无人烟的辽河沼泽地上建成了这样的朝鲜人村庄，确实了不起啊！老一辈们为建设村庄，可真辛
　　若了。”
　　边老人听了，非常满意，得意地捋着胡须。他说话的口气也变了，对我的称呼也提高了一格。
　　“我说嘛。待会儿你也会知道，我们村里，既没有警察和监狱，也没有官衙，通过叫村公会的自治机构，由我们朝鲜人民主地解决一切问题。世界上哪里还有这样理想的村子呀！”
　　我心想，这正是清楚地说明我们对“理想村”的看法和立场的好机会，便说：
　　“老大爷，我认为建设一个设有自治机关，用民主方式，为朝鲜人的生活谋福利的村庄，是爱国的行动。可是用建设这种村庄的方法，能取得国家的独立吗？”
　　边老人刚才还盘腿稳坐，连连磕着烟锅，神气十足，此刻却紧闭着嘴，只是眉毛一耸一耸的。过一会儿。他长叹一声说：
　　“那是办不到的。你正好击中了我的痛处。虽然搞了个’理想村‘，可是，对独立运动尚无贡献。我也正为此苦恼。如果建设了’理想村‘，就能取得国家的独立，那该多好啊！”
　　我不失时机地论证了建设“理想村”的想法是荒诞的。我对他说，一个被霸占了祖国的民族，在异国土地上建设“理想村”，是不可能的；靠老人们的努力，五家子比其他地方的朝鲜人村庄生活过得好些，这是事实。但是，不能说朝鲜人的理想已经得到了实现。我们民族的理想，是在没有日本鬼子、地主和资本家的独立的祖国里，过上不受剥削和压迫的生活。可是，欠了地主的债，还能说过着理想的生活吗？再说，日本鬼子打进满洲来，五家子也不会平安无事。日本帝国主义吞并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日本鬼子是不希望朝鲜民族过上理想的生活的。
　　“那么，你是说’理想村‘啦，什么啦，都不要搞啦，是不是？”老人在焦急地等待着我的回答。
　　“我们是要把这个村庄改造成为光复祖国而斗争的村庄、革命的村庄，不要让它成为一个满足于现状、安常处顺的村庄。”“”这么说，你是想把社会主义传播到五家子来？那可不行，我就是讨厌那个社会主义。己未年夏天在宽甸，你父亲说应该转向共产主义运动的时候，我们都支持了他的想法。
　　可是，后来我跟着高丽共产党跑时，才知道共产主义者全是疯子。他们干的全是宗派勾当。从那以后，我一听共产主义这句话，就出一身冷汗。“边大愚老人把高丽共产党发的绿皮党证拿出来给我看。他说：
　　”成柱，你为了革命拼命奔走，可是，你可没有这种党证吧？“他说完，瞥了我一眼。
　　我打开党证看了一会儿，赶紧把它揣进西服口袋里了。
　　老人遇到这出乎意料的事，说不出话来，只是愣愣地望着我。
　　”这是因搞宗派垮台的高丽共产党的党证，我想留着看一看。“我以为老人会把党证要回去的，可是他没有要。
　　”你们说，要把五家子改造成革命村，那你们有什么特殊的方略吗？说说看。“
　　于是，我长时间地给他谈了江东、新安屯、奶头山、卡伦、孤榆树等村庄是怎样革命化的。
　　老人非常认真地听着我的话。
　　他默默地听完我的话，说：”听了你的话，知道你们是斯大林主义者，我不反对。可是光推崇斯大林是不行的。托洛茨基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接着讲开了托洛茨基的理论。
　　但是，不像是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
　　可以看出来，他对托洛茨基的印象很深。我见过很多说自己是精通了共产主义理论的人，像他这样袒护托洛茨基的人，还是头一次见到。
　　我觉得很奇怪，便问边老人：
　　”老人家，您为什么那样崇拜托洛茨基呢？“
　　”说实话，我不崇拜托洛茨基。只是因为我看不惯如今的青年人盲目地崇拜大国的人才那么说的。托洛茨基是托洛茨基，斯大林是斯大林，现在的年轻人动不动就搬出大国人的论点来说三道四，那有什么了不起的呢？斯大林的论点如何如何，托洛茨基的话又怎么怎么样，这是俄国人该说的，朝鲜人嘛，应该有朝鲜人的精神，应该说为搞好本国革命所需要的话。“我觉得边老人说的话，也有一定的道理。我通过跟”边托洛茨基“老头的几天交谈，认识到他不是一般的老人。
　　起初我还怀疑，这位老人是不是托洛茨基派。随后，我判断他不是托洛茨基派，只是因为他厌恶宗派争斗，给青年们敲一次警钟罢了。你们不要既崇拜这个，又崇拜那个。什么老是说俄国如何、斯大林如何地光谈别国的事。
　　哪有事事都要学俄国的道理呢？老人对我们说的思想分明是这些。总之，他是要我们按着自己的信念去生活。
　　”我不想干预年轻人做的事。对我儿子做的事，我也不想干预。不管我家达焕做什么，都由他本人决定。可是，有一件事我决不允许，那就是不许年轻人丢了自己的灵魂，盲目地把人家的论点搬过来，自鸣得意。“听了老人的话，我确信：我们一贯反对宗派主义、事大主义和教条主义的立场是正确的；应该相信自己的力量、依靠本国人民的力量进行革命斗争，我们的这种见解也是正确的。
　　第二天，我比他谈的更多。就我们在卡伦会议上通过的路线，做了具体的说明。我说，我们要建立新型的党和军队；超越思想、宗教信仰、财产程度和男女的差别；形成吸收各阶层人民参加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开展两千万人民的抗战，以光复祖国。老人似乎从这些话中受到了很强的冲击。他对我们要建立反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向，举起双手表示特别欢迎。
　　他们父子俩，都没有妻室。虽有边老人的女儿在料理家务，但只凭这一点，是无法排除这个家庭的冷清贫寒的气氛。
　　为了给边达焕物色适宜的配偶，我跟同志们商量了多次，终于在五家子附近的农村找到一位姓沈的女人，做边达焕的妻子，还动员我们的人，给他们办了婚礼。我身为未婚男子，要给年长者作媒，觉得既有点妄自尊大，又有些不好意思。可是，办完了婚礼，村里人都象办了自己的事一样高兴，并赞扬我们办了一件大事。这件事以后，村里的”志士“都加倍地信任我们了。
　　有一天，边达焕来找我，谈了他父亲的动向。他说，他的父亲对村里的”志士“说：”现在出现了可以代替我们掌管’理想村‘的主人了，成柱他们就是那个主人。他们的做法即使是社会主义，我们也可以放心地接受。不要把成柱只当作一个年幼的青年看待。我们已经老了，是落后于时代的古董了。我们应把五家子全盘交给年轻人，尽力帮助成柱他们。“他还说，别的”志士“们也都佩服地说，我们的主张，都是对的。
　　我了解这些情况后，再次去见边老人。
　　我说：”我是来还给你高丽共产党党证的。“他连看都不看一眼党证，说他不需要这种东西。
　　他说他不需要嘛，不能还给他，可又不好扔掉，着实为难。后来，那个党证，在我们同志们手里转了好几天。
　　1946年，也就是祖国获得解放后的第二年，边大愚老人曾来过一次平壤，当时我跟他谈了在五家子时的往事，他听着不禁感怀万千，歉意地笑了。
　　他回顾了我们在五家子见面时的情景，又说，看到了整个北朝鲜变成了一个理想村、理想天国，现在死而无憾了。当时，老人已有67岁了。就在这一年，他在吉林省伊通县去世。很久后，我才听到这一悲痛的消息。
　　边老人的儿子边达焕，在五家子任过农民同盟负责人。他因在我们领导下进行了反日斗争，从1931年起在新义州监狱被敌人关押了多年。
　　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突破口，就这样打开了。
　　从那以后，这里的”志士“们就开始刮目相看到此地工作的朝鲜革命军工作员了。他们争着做些别样的饭菜请工作员到他们家去做客。
　　我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时候，为争取中国人也作了很多工作。不争取中国乡绅，我们就不能在满洲中部地区站稳脚跟。因此，即使是地主，只要有可能争取他，我们就毫不犹豫地争取他、利用他。
　　当时，五家子附近有个名叫赵家凤的中国人地主。有一次，因土地问题，他跟外地的地主发生了纠纷，决意跟他打一场官司。
　　可是，他不会写诉状，很焦急。他虽然有个在城市中学毕业的儿子，可是，儿子也不会写诉状。看来，他虽说念过中学，可是光贪玩，没有好好用功读书。
　　赵家凤托在五家子行医的金海山，帮他找一个会写诉状的人。
　　有一天，金海山来找我，问我会不会写诉状。
　　我们搞地下革命活动的时期，中国为方便普通居民和学生，曾出版过如何写信、悼文、诉状的参考书。
　　我随金海山去了赵家凤家。他摆了一桌中国饭菜款待我。他详细他说明了这次要告状的原因。
　　我用中文给他写好诉状，还跟他到县城去，在背后给他出主意。赵家凤拿我给他写的诉状，打赢了官司。如果他在这场官司中打输了，就会丢掉几十垧地的。
　　从那以后，赵家凤就绝对拥护我了。他说，有人说金先生是共产党，这可是弥天大谎。金先生不是共产党，是好人，如果不是金先生，这场官司定会打输的。逢年过节，他都请我，以别有风味的中国菜招待我。
　　我每次到他家，就跟到他家串门的许多中国乡下绅士结识，对他们进行反帝教育。
　　从此，我在五家子的革命活动合法化了，可以合法地办朝鲜人学校。我们在这一带的革命斗争基础，也开始巩固起来。
　　我们把”志士“们的思想转变过来之后，便开始按革命的需要改组群众团体。
　　首先，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这个青年会，本来也是受民族主义影响的。朝鲜革命军小组来到五家子后，青年会的骨干分子虽然开明了些，可是在各方面仍没有完全消除民族主义的残余。首先，斗争目的和任务就不明确。不仅会员人数少，也没有正确的工作方法。是个只有招牌、不进行活动的有名无实的组织，几乎没有做团结青年群众的工作。五家子一带的村庄很分散，间隔10里、20里甚至60里，可是青年会在任何一个村子里都没有设支部。正因为这样，青年组织无法在群众中站住脚，也无法组织青年群众开展活动。
　　有些人主张，立即把青年会改组为反帝青年同盟。我认为，有很多青年仍受着民族主义者的影响，而且他们对青年会也抱着一定期待，在这种情况下，不考虑他们的思想政治觉悟程度，硬把现有组织改组为新的组织，那是行不通的。
　　朝鲜革命军队员同青年会的干部们一起到许多村庄去，为成立反帝青年同盟组织，进行了思想动员工作。通过这一过程，我们的革命路线自然就贯彻到青年群众中去了。我也每天跟青年们进行谈话。
　　经过这一准备阶段，我们在三星学校教室宣布了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的成立。同盟在各村子设立支部。崔一泉被选为该同盟委员长，文朝阳被选为组织部长。
　　尔后，又把农友会改组成农民同盟，少年学友会改组为少年探险队，南满女子教育联合会五家子支部改组为妇女会。从此，五家子各群众团体的工作开始发生了新的变化。
　　改组后，各群众团体吸收了很多新成员。五家子的居民，几乎都在各群众组织过上了政治生活。我们把地方自治行政机构村公会也改组成革命的自治委员会。五家子的先驱们建立村公会，是在20年代前半期。村公会是以领导经济、教育工作为主，并经常同中国官衙取得联系，还设有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等机构，为农民谋福利。
　　五家子的人们公开责难村公会的干部缺乏群众观点，经济上不够清白。
　　我在同农民谈话的时候，了解到村公会的干部们谋求私利，没有把由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购进来的部分食品和生活必需品公平地分配给农民，而搞走私倒卖。为了弄清此事是否属实，我们派人到公主岭去了解，回来的人说，村公会已腐化堕落，滥用从农民那里筹集的钱财，中饱私囊。
　　村公会的工作，几乎由村长独揽，任意处理，自然难免独断专行，忽视群众的意见。因为群众无法干预，即使村公会有缺点，有问题，别人也无从知道。在人、生活、工作作风都正在发生革命变化的情况下，村公会仍旧保持从前的组织机构和陈旧的工作方法，那是不可能满足群众的要求的。
　　我们召开了村公会干部、各村的屯长和农民同盟委员长参加的协议会，总结村公会的工作，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
　　自治委员会按照我们的意图，努力克服主观主义和独断专行，最大限度地发扬民主，工作做得很好。
　　我们对自治委员会所属公主岭稻米销售站的工作，也予以极大的关心。
　　过去，五家子的农民要粜米，就得用大车或牛车拉到100里外的公主岭去。
　　米价下降时把米保管在适当的地方，等涨价后再卖出去才有利。可是，公主岭没有五家子农民可以保管稻米的地方，所以他们就不管粮价高低只好卖出去。为了消除这种弊端，五家子的农民于1927年秋天，在公主岭设了稻米销售站。
　　我们从五家子群众组织的成员中选出最受群众好评的同志，派到公主岭稻米销售站去。为了帮助稻米销售站的工作，又派去了朝鲜革命军的桂永春、朴根源、金园宇等队员。我们掌握稻米销售站之后，这个销售站一方面履行为农民谋生活福利的合法商业机构的职能，另一方面还执行保障同各革命组织的联系，给朝鲜革命军提供情报等不公开的任务。
　　我们把村公会改组为自治委员会，并在其属下设立了公主岭稻米销售站这样的协助革命的合法商业机构，可以说是我们在30年代初的革命斗争中取得的一条经验。
　　我们在五家子的时候，派工作员到满洲各地，扩大组织和活动范围。当时，我们向开鲁地区也派去了许多工作员。”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成员、华成义塾毕业生朴根源，也在那一带活动过一个时期。
　　开鲁地区，有不少蒙古族居民。
　　远离文明世界的开鲁人，生了病，无法治疗，只是祷告神灵。所以，我们的同志们每到那里去，都带些药给患病的人，疗效很好。从那以后，朝鲜人一到开鲁地区，他们就热情款待。
　　为了提高各组织负责人的政治、业务水平，我们为各组织的负责人和骨干分子举办了讲习班。
　　每夜，我和车光秀、桂永春等同志，轮流给他们讲两三小时的课，主要讲的是：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主体的革命路线和战略策略方针、群众政治工作方法、扩大组织和从质量上加强组织的方法、教育组织成员的方法、指导他们的组织生活的方法等等。
　　讲习班结束后，我们也带领着他们，教给了各种工作方法，诸如：建立组织的方法、培养骨干分子的方法、分配任务并总结其执行情况的方法、开会的方法和谈话的方法等等。
　　五家子的各组织领导人员，满怀信心地深入到群众中去了。
　　我们对五家子人民做启蒙和教育工作，也做出了很大的努力。
　　我们首先把精力集中于教育工作。
　　我们从朝鲜革命军队员和地下组织成员中选出得力的青年，分配到三星学校去当教员，由他们主导，革命地改革学校的教育内容。我们直接办校以后，废除了讲授民族主义思想和封建儒教思想的陈旧科目，新设了政治课。
　　在三星学校取消学费，也是在这个时候。学校的经费，由自治委员会提供。
　　从这年冬天起，五家子的所有学龄儿童，上学不交学费了。
　　后来，我们在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中规定了免费义务教育这一条，但朝鲜共产主义者第一次实行免费教育，是在孤榆树、卡伦和五家子。五家子的三星学校、卡伦的进明学校和孤榆树的三光学校等，都是在我国教育史上首次实行免费教育的意义深远的教育机构。
　　我们还致力于为那些不能受学校教育的青壮年男子和妇女办夜校。
　　我们不仅在中心村，而且在周围各村也都办了夜校，让所有的青年都参加夜校学习。
　　我们根据在卡伦发行过《布尔什维克》的经验，在五家子也发行了《农友》杂志。《农友》起到农民同盟机关刊物的作用。《布尔什维克》登的文章较难理解，《农友》刊登的文章写得简明易懂，农民容易理解。《农友》也和《布尔什维克》一样，发行范围扩展到间岛地区。
　　当时，我们通过学生，给村里的人教唱了很多革命的歌曲。《赤旗歌》、《革命歌》等革命歌曲，只要到学校去教唱一次，当天就传遍全村。
　　五家子村有个由我们组织起来的演艺队。在桂永春的领导下，这个演艺队以三星学校为据点，积极开展了活动。
　　我也着手完成《卖花姑娘》的剧本。这个剧本，我在吉林市就已开始写，并已试演过几次。剧本一完成，桂永春就带领三星学校的戏剧小组成员开始排练。
　　在十月革命13周年纪念日那天，我们在三星学校礼堂演出了这出歌剧。
　　这出歌剧解放后长期被埋没，到了70年代初，才在党中央组织书记的指导下，由我们的作家、艺术工作者改编成电影、歌剧和小说公诸于世。组织书记为此付出了很大的心血。
　　我们在五家子人民的绝对支持和声援下，在短时间内，把辽河地区的农村建设成为朝鲜革命军可靠的活动基地。我们曾在吉林周围做过农民的工作，在长春周围也做过农民的工作，可是从没有像在五家子那样彻底实现过农村的革命化。
　　对于我们在五家子做的一切事情，共产国际的联络员金光烈大为惊叹。
　　我们提出独创性的革命路线，以自主的方法开拓革命道路前进，因而共产国际也开始注视我们了。看来当时共产国际的东方局好像议论了很多有关我们的事情。听说朝鲜出现了与过去的共产主义者完全不同的新一代革命者；是股不属于任何派别，又不声张，独立自主地进行活动的势力；他们的群众基础也好，他们到底是什么样的人？大概他们是出于这种好奇心，派遣了联络员的。
　　金光烈经过哈尔滨联络站，来到五家子，见了我们的同志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同”志士“们也见了面。他和很多人谈过话后跟我见了面，对我们做的工作说了很多鼓舞性的话。他说，朝鲜的青年共产主义者在共产主义运动和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中正在开拓独创性的道路，在这过程中积累了不少经验。他对我们提出的革命路线和方针表示了积极的支持和赞同。
　　对于我们的反日民族统一战线路线，他感到非常惊讶。他问我，目前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就规定革命的支持者和同情者的问题，不断地进行着深刻的讨论，而你们却同顽固的民族主义势力、宗教徒，甚至同有产阶层也携起手来，这该如何解释呢？
　　我对联络员说，单靠少数共产主义者和工人、贫雇农是干不了革命的；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就要连中间势力也都动员起来；不知别的国家如何，可是在朝鲜，大多数民族资本家和宗教徒也都反对外来势力；不喜欢革命的势力只有那些地主、买办资本家、亲日派、民族叛徒等一小撮人。我们是要把其余的人全部动员起来组织进行抗战；用朝鲜人自己的力量，争取朝鲜独立的秘诀在于争取一切反日势力。
　　联络员听完我的解释后，说：”你不拘泥于经典著作，万事都独创性地加以处理。这最合我的意。“他还劝我到莫斯科去留学。
　　”你前程万里，实践固然重要，但还是要学习呀！“金光烈还把装有西服、衬衫、领带、皮鞋等的提包打开给我看，并说，共产国际对你寄予很大的期望，所以一再劝你去留学，最好还是接受这一劝告。看来他是到共产国际去接受了说服我、把我送到莫斯科去的指示。
　　我对金光烈说：”你们对我表示关心，我很感谢，可是，我要去东满，深入到群众中去。要是我到苏联去吃面包，也许变成俄国派，这是我所不愿的；朝鲜有ML派、火曜派、汉城派等很多派系，这就够叫人痛心了，怎么能连我也是重蹈他们的覆辙呢！马克思列宁主义嘛，我准备从书本上学习！“车光秀和朴素心等同志也曾为我准备好了留学所需要的各种生活必需品，劝我上莫斯科去。
　　同年12月下旬，我在五家子召开了朝鲜革命军指挥员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的会议。我们召开这次会议的目的是总结在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的斗争中所取得的经验教训，并根据目前局势的要求，进一步扩大和发展革命运动。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确保新的殖民地，扩张领土，挥动军国主义铁锤，把国力全部动员起来，加紧进行推进侵略战争的准备。凡是他们认为有碍于推行这个计划的，就毫不留情地加以消灭。
　　我们准备在日本进攻满洲之前，到东满去占据阵地，作好对付侵略的准备。要到东满去，就需要总结我们在满洲中部地区的活动，采取武装斗争的准备所需要的措施。于是召开了五家子会议。
　　朝鲜革命军的骨干分子和各革命组织负责人，都参加了这次会议。蔡洙恒等许多革命组织负责人，冒着零下3O度的严寒，从间岛和稳城、钟城等地，来到了五家子。许多互不相识的青年革命者，在这次会议上才互相认识，建立了友情，为朝鲜革命的未来，进行了认真的讨论。
　　在会上讨论的焦点，是在东满大力开展活动的问题。把斗争的基本舞台转移到东满去，这是我们坚定不移的意向。这从革命面临的形势来看，也是不可推迟的。我虽然身在五家子，却一直不忘东满，迫不及待地等待去东满的那一天，也是因为这一点。
　　在会上，我还提出了加紧推进抗日武装斗争准备的任务和加强同国际革命力量联系的任务。
　　这次会议的全部过程，明确地表明了我们要从青年学生运动和农村地下工作过渡到武装斗争，对敌人发动决定性攻势的决心。卡伦会议集中了朝鲜民族要以武装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光复祖国的意愿，而五家子会议则再一次确认这一意愿，指明了走向抗日大战场的捷径。
　　五家子会议为我们青年共产主义者由卡伦会议经过1931年春季明月沟会议、松江会议、冬季明月沟会议，走向抗日决战的战场架起了桥。
　　到了30年代，我们的青年学生运动终于发展到了武装斗争阶段。可以说，五家子起到了跳板的作用。
　　在我离开五家子的时候，文朝阳陪我走到10里外，流着泪为我送行。
　　十难忘的人们
　　有一年，我在平壤同卡斯特罗同志见面，就抗日革命时期的斗争经验谈了很长时间。那时，卡斯特罗同志问了我许多问题，其中之一就是武装斗争时期怎样解决粮食问题。
　　我对他说，有时也用过夺取敌人粮食的方法，但主要是人民始终如一地给我们提供粮食。
　　我搞青年学生运动和地下斗争的时候，也是人民提供了饭菜和住处。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和正义府、新民府、参议府等独立军团体都各自制订出什么法来，向同胞募集捐款、征收军费，可是我们没有这样做。搞革命活动有时需要钱，可是，我们不能为征收税金制订出法来。用某种法律和规定把人民束缚起来，掖着个帐本转，谁家要出多少，某家要出几圆的方法收钱，本来就不符合我们的思想。人民给我们就吃，不给也没关系，这就是我们的立场。
　　可是，人民无论在什么情况下，都不顾生命危险帮助了我们。人民提高了觉悟，动员起来了，就会像对待亲生子女一样照顾革命者。所以我们一向信赖人民。在有人民的地方，我们从没有饿过一顿饭。
　　我们之所以能够赤手空拳起来斗争并取得胜利，完全是因为有人民的支持和声援。孤榆树的玄河竹、金保安、承春学，卡伦的刘宣、刘春景、黄顺信、郑行正，五家于的边大愚、郭尚夏、边达焕、文时骏、文朝阳、金海山、李蒙麟、崔一泉等，都是在南满和满洲中部地区，真心帮助过我们的难忘的人们。
　　人民无微不至地关怀我们，在他们自己喝稀粥的时候，也给我们做干饭吃。
　　我不好意思给人民添麻烦，有时就借口工作忙，要熬夜，在学校值班室里睡。在卡伦，进明学校的教室是我的住处；而在孤榆树和五家子，三光学校和三星学校的教室便是我的住处。我在三光学校教室里枕着木枕睡时，玄均就赶来，生气地拉我的胳膊。
　　玄均是”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盟员和朝鲜革命军队员，是个聪明、耿直、有人情味的人。
　　玄均的哥哥玄华均，在孤榆树做农民同盟工作，他给了我很多帮助。
　　他们兄弟俩都参加了我们的组织，他的父亲也搞独立运动，所以他家待我格外亲切、热情。
　　玄均的父亲玄河竹是在独立运动者当中享有相当地位和权威的人物。河竹是他的号，本名叫玄正卿。孤榆树的人们都不叫他的本名，而称他河竹先生。当时，一提起玄河竹先生，居住在满洲的朝鲜同胞人人皆知。
　　我的父亲生前多次提到玄河竹先生，和他有深厚的交情。不是作为单纯的朋友，而是作为在独立运动中志同道合的同志，他们经常接触，交换意见，以炽热的同志友爱，互相尊敬，互相帮助，投身于独立运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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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义府时期，玄河竹先生任过中央法务委员长，正义府时期任过中央委员，国民府时期又任过民族主义者曾称之为民族唯一党的朝鲜革命党政治部负责人。他对共产主义有较深的理解，在日常生活中同情向往共产主义的青年，跟他们很合得来。
　　金赫、车光秀、朴素心等同志在柳河地区开办社会科学研究会，在各地组建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时候，玄河竹先生为对青年进行启蒙，常常作为讲师去讲课。在旺清门学院时期和化兴中学时期，听过玄河竹先生讲课的人，时常缅怀他。
　　我每次去孤榆树，玄河竹先生都让我住在他家，并说：”你就当作到了伯父家，放心住下吧。“
　　这是玄先生常对我说的一句话。他的年纪，比我父亲大十来岁。
　　我做群众工作时，在玄先生家住过10天、20天，甚至一个多月。
　　有一年，还在孤榆树跟玄先生的家眷一道过了端午节。
　　老实说，在当时的生活条件下，让客人住上几个星期供饭吃，可不是容易的事。种了庄稼，缴了地祖，再用所剩无几的粮食给革命者做饭吃，家里人就连稀粥都不够喝了。
　　玄先生家为了给我做合我口味的饭菜，竭尽了诚意。有时杀鸡，有时做豆腐和豆粘儿，熬莙荙菜汤给我吃。
　　他家妇女做豆腐磨豆子，我就挽起袖子帮她们磨。每当我坐在磨盘边磨豆的时候，二十二三岁的玄华均的妻子金顺玉就羞答答地抬不起脸来，这情景我总也忘不了。
　　玄河竹先生属于民族主义团体国民府，但他从不隐瞒自己是国民府内的革新派，甚至公开表明他将来要参加共产主义运动。
　　我离开孤榆树后，听说玄河竹先生为避开国民府内部的争斗去了西安。
　　我想，大概是因为张学良的军队到西安去，玄先生也对他寄予希望跟着去的。
　　因为张学良排日思想强烈，所以有不少人就想在他的保护下进行反日运动。
　　曾在东三省一带进行过活动的许多朝鲜独立运动者，在满洲事变前后，把活动舞台迁移到上海、西安、长沙等地去了。
　　祖国解放后，每当我出国访问坐火车或飞机路过东北地区时，总要望着眼熟的山河，想起孤榆树，想起玄河竹先生和他的子孙。河竹先生虽然与世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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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统义府：20年代初在中国东北桓仁具，由韩族会、光复军总营等几个团体合并而成的朝鲜独立运动团体。
　　长辞，可是他的子孙总会至少还有一两个活着的吧，怎么沓无音信了呢？我想，我是不知道他们的住址，束手无策，可是他们不是可以给我写信吗？我想：一个人受人恩惠容易，要报恩可真难啊！
　　1990年春，我出乎意料地同玄河竹先生的子孙进行了激动人心的会晤。
　　玄河竹先生的大儿媳妇金顺玉，把保存了60年之久的、我到她家吃饭时用过的铜碗和给我做豆腐时用过的磨，献给了朝鲜革命博物馆。在中国吉林发行的朝文杂志《道拉吉》（洁梗）刊登了这件事。我国《劳动新闻》全文转载了这篇文章。
　　我听到60年来一直音信沓然的恩人还在世的消息，感怀万千，心情无比激动。当年我就想等祖国获得了独立，一定要好好地还我在孤榆树欠下的”债“。听到她的消息，我多么想亲手给她摆一桌朴素的饭菜，畅叙旧怀呀。
　　金顺玉也说，生前能见我一面，死而无憾。
　　1990年3月，我以我的名义邀请了金顺玉。见面时她已80高龄，年老病重，步履维艰。
　　金顺玉来我国时，她的六名子孙陪同前来，他们都是我从未见过面的。
　　我见他们时，玄华均的儿子也在座。他的嘴，长得跟他父亲一模一样。
　　因为嘴那么像，我也就觉得是他父亲再生来见我了。
　　我们安排金顺玉一行住在供外国贵宾住的招待所，让他们逗留了一个月左右，参观了故国各地。
　　令人焦急难过的是，金顺玉耳朵背，听不清楚别人说的话。口音也不清楚，记忆力又相当衰退。因不知生死而让我那么焦心的恩人之一，现在时过60个春秋，好不容易见了面，却不能畅叙情怀。我本想见了她，可以畅谈往事，我记不清的，由她补充，她记不清的就由我补充，这样慢慢地畅谈孤榆树时期的往事的，可是这个希望落了空，我心里感到非常惋惜。
　　她的子孙也不大清楚玄河竹先生的命运和活动情况，所以我就详细地给他们谈了玄河竹先生怎么力争取朝鲜独立进行了斗争，又怎样帮助了我们的革命事业。这样做，也是作为熟悉玄先生经历的人尽了应尽的义务。
　　并不是因为继承了同一血统，先烈的事业就能自然而然地被后代继承的，只有熟悉先烈的斗争业绩，真心实意地珍视这一业绩的后代，才能把父亲和祖父一代开拓的革命事业很好地继承下去。
　　我同金顺玉见面时，同孔国玉和在五家子给了我的革命活动很大帮助的文朝阳、文淑坤也同时见了面。
　　孔国玉是在我父亲去世时替我守孝三年的孔荣的女儿。不记得是哪一年，我在吉林毓文中学念书的时候，有一年我放假回抚松，见到因脸上有疤痕被丈夫疏远的孔荣的妻子，背着孩子来到我家，那个孩子，就是孔国玉。
　　解放初，我在平壤指导农民同盟会议时，见到参加会议的碧潼郡代表，问他知不知道孔荣的遗属在哪里。孔荣是碧潼人，所以我估计他的未亡人和女儿可能住在家乡。
　　那位代表回答说，碧潼姓孔的人倒不少，可是没听说过孔荣的家属还活着。
　　我听了他的回答，非常失望。别的遗属都找到了，唯独孔荣的遗属却杳无踪迹，我心里很不好过。
　　当时，我们正准备在万景台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我在平壤公共体育场向平壤市民致凯旋问候后，回到了祖父母等待着我的、阔别20年的万景台。我的小学同学们来看我，建议在我的父亲任过教的顺和学校校址上建立以我的名字命名的中学。他们为了说服我，还说万景台是金将军诞生的著名的地方，盖一所规模大的学校，以将军的名字命名为”金日成中学“，那该多好。
　　直到那时，我的家乡还没有一所中学。
　　我就对他们说，过去有许多爱国者跟我一起手持武器，在山上战斗时牺牲了。他们临终时托我在朝鲜独立后，让他们的子女念书，把他们培养成优秀的革命者。从那时起，我一直在想，一定要按照他们的遗嘱，在朝鲜独立后，让同志们的子女念书，让他们继承父母的遗志。光复了祖国后，这个决心更加坚定了。在万景台应该建立供革命烈士子女念书的学院，而不是中学。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人们就说，革命烈属到底有多少？哪有那么多烈士子女，还需要建立学院呢？在党和行政机关任要职的干部当中，间或也有说这种话的人。他们想象不到有多少烈士为国牺牲了。
　　在异国的山野和溪谷掩埋了无数战友尸首的我，每当看到这种人的时候，就不禁愕然。
　　农民把土改后第一年收获的粮谷，作为爱国米捐给了国家，我们拿它作为资金，在万景台建立了革命烈士子女学院。
　　为了寻找应该在学院学习的烈士子女，有许多干部被派到国内各地和中国东北地区。那时，有几百名烈士子女，从中国回到了祖国。现在，我们党中央委员会政治局的部分委员，也是当时随林春秋同志回国的。
　　有些烈士子女，以卖染料卖烟为生，听到在万景台要建立革命烈士子女学院的消息，自动找我们来了。他们当中，有独立军的子孙，也有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等组织进行反日斗争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
　　可是，唯独孔国玉没有来。
　　我每当到平安北道，就探寻孔荣遗属的去向，并嘱托当地干部们替我寻找。
　　每当我同学院的孩子一起欢度节日，见到他们明朗的笑脸，看到他们快活地唱歌跳舞，我眼前便不由得浮现出头顶山菜包袱，拖着草鞋，来小南门街我家的孔荣妻子和在她的背上吮着小手的孔国玉的面孔，我的心就酸酸的不好过。
　　1967年我才找到了孔国玉。这时，孔国玉的母亲已经去世。她的母亲要是知道了金日成就是金成柱，她是会马上来找我的。可是，她不知道金日成是谁，再说，共产党掌握了政权，她的丈夫又是独立军，所以她可能怕被另眼看待，对女儿也没说她丈夫进行过什么活动。
　　我们找到了孔国玉后，保送她到高级党校学习。毕业后她在平壤市党委会和铁道部事迹馆工作，现在已退休，在家安度晚年。
　　孤榆树的金保安也和玄河竹先生一样，是我父亲的朋友，他在独立军当过中队长。
　　金保安因为我光去玄河竹先生家，却一次也没去他们家而感到遗憾。每当我们的朋友到他家去，他就对他们说，他跟金亨稷的交情不同一般，而且对成柱也没有慢待，可真不知道为什么成柱连一次也不到他家来。
　　我听了这话后，每次去孤榆树，都一定到他家去。
　　金保安开药铺，从收入中拨出一些钱捐给我们办的三光学校做经费。他对教育事业热情支持，对青少年的启蒙事业非常关心。我每次邀请他到三光学校演讲，他都欣然答应。
　　金保安曾慨叹说，孤榆树的人连钱都不会算，靠这些睁眼瞎，怎么能争取朝鲜独立呀！
　　如今的人们听说一个大人还不会算钱，当然不会相信，可是当时中国人和居住在吉林省的朝鲜移民当中，有很多不会算钱的人。省里印发的钞票和县里流通的钞票互不相同，加上吉林宫帖啦、奉天大洋啦、吉林小大洋啦、银大洋啦等币种繁多，币值又各不相同，因此，没念过书的人到集市买卖东西也不会算钱。
　　我们把农民叫到夜校，在上算术课时教给他们算钱的方法。
　　金保安看到那些他看不起的连钱都不会算的睁眼瞎，加减乘除都能应用自如了，便满意地说：”我们朝鲜人的头脑，本来就聪明嘛！“他说：”看到人们由无知识变为有知识，真有意思。“他到夜校去参观，也到三光学校参观讲课。三光学校高等科的学生，都很聪明。那些学生当中，至今印象深刻地留在我的记忆中的是刘春景和黄顺信。
　　她们两个都是卡伦的革命组织保送的。刘春景的父亲刘永宣在进明学校任过教，给了我们的革命事业很多帮助。当时，刘春景和黄顺信的年纪只有十四五岁。
　　我们从孤榆树回卡伦或吉林的时候，常托她们替我们运武器。因为军阀对女人检查得不那么严。
　　刘春景和黄顺信，每次都认真地执行我们的嘱托。她们把武器藏在裙子下，在离我们50来米处跟着。路上，军阀军警检查了我们好几次，而对她们却不大注意，让她们安全通过。
　　解放后，黄顺信回到祖国，在家乡务农。她不愧为三光学校时期的探险队队员，农活儿做得很出色，以高产农民扬名于世，在人们的尊敬和爱戴中度过了有价值的一生。战后，她曾当选为最高人民会议议员。
　　刘春景辗转满洲各地，后来，和李宽麟一样，想在祖国度晚年，便在1979年回国了。
　　她如果也像黄顺信那样在年轻时回国，也会成为著名的女活动家，后半生为社会和人民作出更多的贡献。三光学校时期的刘春景是在女生当中文章写得最好，话讲得最好，头脑最聪明的很有前途的少女。
　　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做准备工作的时候，她给我来信说，愿意到我这里来继续进行斗争。但是，那时正是我们急于开始武装斗争的时候，而且我想武装斗争一旦开始，女同志很难跟男同志一道活动，所以我没给她捎信让她到安图来。
　　直到那时，我们虽然主张妇女应享有与男子同等的权利，却认为女同志是不宜搞武装斗争的。
　　如果刘春景在50岁左右时回国，我们就会送她到学校深造，让她参加社会活动。
　　我们定了这样一条原则：只要找到过去参加过或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即使上了点岁数，也要让他学习，分配他适当的工作进行政治活动。再聪明，再有用的人，如果长期不参加社会活动，埋没在家庭里，思维能力必然会减退，跟不上社会的发展，人生观生锈。
　　解放后，有不少革命老战士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没有被提拔到适当的岗位，长期被埋没。宗派分子们说，抗日老战士经历虽好，但缺乏知识，没有用，便长期不把他们提拔为干部。如果他们缺乏知识，就应该下狠心送他们去学习，培养他们，让他们起到应起的作用，可是宗派分子们没有这么做，反而排斥他们，不理睬他们。
　　因此，我们采取措施，找到了革命烈士子女和帮助过革命斗争的人，就把他们送到高级党校或人民经济大学学习，然后根据他们的水平，把他们提拔为干部。
　　如果不学习、不过组织生活，那么，即使是老革命战士，也会成为时代的落伍者。
　　许许多多革命老战士和革命烈士子女以及帮助过抗日革命斗争的人经过这样的过程，成长为党和国家得力的领导干部、著名的社会活动家。
　　五家子的文朝阳就是其中的一个。文朝阳在五家子任反帝青年同盟组织部长的时候，同边达焕、崔一泉、李宽麟、金海山等一道，曾大力帮助过我们的工作。他和我们一起写过很多文章，做过很多演说，也积极地参加了建立各种群众组织的工作。开会，在他家开的恐怕最多。
　　我在五家子的时候，给文朝阳的哥哥文时骏和崔一泉两家添了很多麻烦。
　　文时骏是个厚道的人。他一连几个月给我们供饭吃，也不收钱。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的时候，文时骏给我们杀猪吃，嘱托我们一定要争取祖国独立。这好像还是昨天的事。我在他家也住了很长时间。在文时骏家，每顿饭都给我摆上别有风味的酱蒜。
　　他家酱蒜的味道是那么独特，以至解放后我见到文时骏的女儿文淑坤时，首先就想起了那酱蒜。因此我把她请到家，请她把腕酱蒜的方法教给我家的人。
　　我每次到地方去，我们的人都要在我的饭桌上摆酱蒜，可是总觉得比不上我在艰难时期在五家子用水泡小米饭吃时的那种酱蒜的味道。
　　前不久，文朝阳过80寿辰。我回顾着我在五家子活动的年代，给他祝寿，送花束，摆寿筵。
　　崔一泉曾任五家子反帝青年同盟委员长兼《农友》杂志的主编。我在他家也住过几个星期。当时，他叫崔泉或崔灿善，印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上的名字崔衡宇，是解放后他在汉城从事写作时用的笔名。
　　在五家子，他是最开明的人。他没有像金赫那样写过诗，可是他具有卓越散文家的写作能力。因此，我们劝他到长春去做秘密工作员。他到长春一面任《东亚日报》支局局长，一面任秘密工作员，进行了多年的活动。在这个过程中，他搜集了很多有关我们的资料，并常常写出很好的文章发表。
　　崔一泉是日本情报机关列在黑名单上的人。他任支局长的《东亚日报》支局大门外，经常有日本宪兵和密探轮流监视。敌人之所以开始注意崔一泉，是因为他到长春后仍没有停止做青年工作，也是因为他同国内的爱国人士保持着密切联系，进行了很多有关我们的宣传。我们在东满开始武装斗争后，他曾把通过反帝青年同盟直接培养的多名骨干青年输送到抗日游击队。在《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中那出色地反映了旅居满洲的朝鲜人的民族解放斗争实况的气势雄伟、充满激情的笔触，应该说是在上述革命实践中练就的。
　　崔一泉住在沈阳和北京的时候，曾多次到汉城去，向国内的著名人士和各阶层人民介绍抗日武装斗争的战果。祖国光复会成立后，他还给他们解说了该会的十大纲领。在他的宣传下，由李克鲁先生领导的朝鲜语学会和民俗运动对祖国光复会十大纲领表示完全支持和赞同，并按照十大纲领的精神开展了捍卫民族文化和民族精神的斗争。
　　日本官署加强对他的迫害和监视后，他就把他在《东亚日报》支局任职时到满洲各地亲手搜集到的有关我们的斗争资料和独立运动资料带到汉城去，全部交给了当时负责领导朝鲜语学会的李克鲁先生。这些资料中还有一捆我们在五家子发行的《农友》杂志。他对李克鲁先生说：
　　”这都是有国宝价值的资料。一直受敌人监视和追踪的我，没有力量保存这些资料。等国家独立后，我想用这些资料写历史著作，请李先生无论如何也要把它保管好。“
　　崔一泉这样托付了李先生后，又回到了满洲。
　　解放初，他把李克鲁先生珍藏的那些资料要回来，一口气写完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部书虽然印在用废纸生产的掺杂砂粒的再生纸上，可是一问世就大受读者欢迎，供不应求。专修历史和文学的年轻知识分子甚至全文抄下来阅读。
　　解放初，美军政当局宣布反共反北方为南朝鲜的”国策“，用刀枪加以推行。崔一泉在这种杀气腾腾的环境中，还印出反日斗争漫画来向青少年宣传反帝反日精神。
　　解放后，崔一泉在政治混乱、毫无秩序的汉城，集中全部情力写出了《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这样有份量的书，实在令人惊叹。
　　解放后，崔一泉进入了南朝鲜政界，历任朝鲜革命党政治部长、新进党中央委员会部长、欢迎金日成将军委员会委员、民族自主联盟执行委员等要职，同吕运亨、洪命熹、金奎植等人携手，为团结民主力量、争取南北统一，忘我奋斗。在祖国解放战争时期，他在汉城被反动派杀害。
　　《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是崔一泉的未完成之作。他原计划印出第二集后继续写下一集，可是他走上复杂的南朝鲜政治舞台后，无法抽出时间，所以没能实现计划。据说，他在下一集里计划全面叙述我们的革命活动情况。
　　如果崔一泉还在世，那下一集一定会问世，那样的话，一定会有更多有关我们的革命活动的令人感兴趣的史料公诸于世的。
　　漫长的岁月流逝了，可以回忆抗日革命斗争时期的人物中，还在世的人不多了。能回忆我们的早期革命活动的人就更少了。我的记忆力也是有限的。
　　有不少事已忘记，有些事已记忆模糊，有的时间和人名已无法准确地回想起来。
　　在南满和满洲中部一带帮助过我们的活动的人当中，金利甲的爱人全京淑给我留下了特别强烈的印象。金利甲是”金刚馆“（大成馆）事件的主人公，《海外朝鲜革命运动小史》也介绍了他。
　　1930年春，化装成中国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在吉林市复兴街的吴尚宪（吴春野）家，逮捕金利甲，给他的嘴塞上毛巾，捆绑起来押到长春去。
　　后来，他被判处九年徒刑，关进大连监狱。
　　全京淑的父母反对女儿同金利甲这样的革命家结婚，可是她断然拒绝父母的要求，离家随爱人去了大连。当时，她不是18岁就是19岁。离家后她进了纺织厂，一面做工，一面做共青同盟工作，全心全意照顾狱中的金利甲。
　　跟我谈了这件事的，是任过东满特委书记的童长荣。他说，他在大连搞地下党工作时，见过全京淑。他深为全京淑热烈纯真的爱情所感动，说：”我见过她后，才知道朝鲜妇女的节操和意志是如此的坚贞。“我听了他的话，也对全京淑的崇高品质深感佩服。那时，我听着他的话，感怀深切地回想了她在旺清门时的面貌，我为参加南满青年总同盟大会到旺清门的时候，她一面给我做晚饭，一面把国民府的恐怖活动计划悄悄地告诉了我。我心想，金利甲可真是幸福的人啊！
　　为了拯救民族，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奔走在满洲大地的时候，许许多多的人给我们做饭吃，拿出一分一分积攒起来的钱给我们做学费和路费，那么多恩人的事迹，是谈也谈不完的。
　　在这些恩人当中，到现在还不知生死和去向的人，仍然数不胜数。如果他们现在能出现在我面前，我心里的遗憾也就会消失。如果我能招待他们一顿饭，和他们坐在一起共叙积蓄几十年的情怀，那该多好啊！
　　但是，这就能全部酬谢他们过去为我付出的辛劳和赤诚吗？
　　让人民过上更好的生活，给我国人民提供更大的福利，完成在人民的支持和声援下开拓的革命，这才是献给他们的最大的酬谢和礼物。在这之前，谁也不能说已完成了自己作为共产主义者的义务。
　　第五章武装的人民
　　（1931年1月－1932年4月）
　　一受难的大地
　　以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为契机开始的白色恐怖的旋风，到1931年就更加疯狂地席卷了满洲大地。敌人到处肆行血腥镇压，企图连根拔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花几年功夫培养起来的革命力量。
　　我到东满一看，空气比南满和满洲中部更加紧张。暴动的后果也更加惨重，更具有破坏性。我在敦化南门看到挂在杆子上的暴动者的头颅，猜测到敌人对革命力量的攻势达到了何种程度。
　　为教条主义、小资产阶级英雄主义所迷惑的宗派事大主义者们，在五·三○暴动和八·一暴动后，仍在国耻日、十月革命纪念日、广州暴动纪念日等许多纪念日，以纪念暴动、收获暴动、恐怖暴动等名目连续发动暴动，其次数实达几百次。敌人的恐怖活动跨年持续进行的原因就在这里。
　　在这过程中，间岛的革命组织几乎都遭到了破坏。不用说站在前列进行斗争的骨干分子，就是跟着暴动队伍给他们端过饭的人也都被抓去或被处决了。一年前我们到豆满江沿岸时恢复起来的组织，也受到了不少损失。
　　在参加过暴动的人当中，有一部分人向敌人自首或脱离了革命组织。
　　我们为了寻找转入地下的组织到村子里去，有些人就畏畏缩缩地只是使眼色，不敢接近我们。有些人还说，”间岛叫共产党给糟踏了。“”共产党的妄动，使整个间岛变成了一片血海、火海。“”合着共产党的拍子跳舞，就要全家毁灭。“当时，只要是有共产主义者这个”招牌“的人，人们就不管他的所属和系统，一概不理，敬而远之。
　　我到明月沟的时候，瓮区党委委员李青山，诉说暴动后他所经历的苦处，向我倾吐衷肠说：
　　”上级一个劲儿地催我到群众中去恢复和扩大组织，可是老实说，已经没意思，也没勇气找人谈话了。过去把我当作革命家表示尊敬的人，甚至由我介绍加入组织的人，已有几个月，一看见我，就悄悄溜开。你看，多么叫人伤心，哪有心思干革命啊。暴动风刮过几次，间岛的民心变坏了。有时我甚至想，与其这样遭冷遇，倒不如0放弃革命，到什么地方去挣碗饭吃，反倒会心安。话倒是这么说，可是一个誓死干革命的人，怎么能那么轻易放弃初衷呢。反正得有个什么办法才行。可我想不出什么办法来，只是在抱怨这个骚乱的时局罢了。“
　　这是李青山的苦衷，同时也是我的苦衷。1930年和1931年，间岛的所有革命者都经受了这种苦衷。形势是那么险恶暗淡，以至像李青山那样诚实寡言的老革命家也作这样的表白。
　　当然，李青山并没有中途退出革命。
　　后来我到安图又见到了李青山。在我辗转豆满江沿岸各县的时候，他被调到安图区党委去了。和他在瓮声碰子时相比，我觉得他格外精神饱满。
　　李青山十分满意他说，他在新上任的地方工作较顺利。
　　”恶梦般的时代已经过去了。“
　　他用这么一句话简短地表达了在他的生活中发生的变化。他的脸上根本看不出他倾吐苦衷说人们不肯接近他时的那种悲伤、忧郁的表情。
　　但是，直到我在瓮声砬子见到李青山的时候，满洲地区的革命者们还在尝着白色恐怖的苦头，因人们不肯接近而苦闷。
　　我也曾在这种苦闷中度过。正是在这个时期，我喝着玉米稀粥，吃腌芥菜，夜里枕着木枕躺在透进寒风的人家下屋，与饥饿搏斗。当时最使我们难受的痛苦之一就是饥饿。那时，我们到了间岛之后，确实吃了很多寒冷和饥饿的苦头。
　　我没有棉衣，穿着西服过冬，所以总是比人家感到更冷。到了没有铺盖的人家去过夜，就和衣躺下来睡。我到过李青山的家，他家也没有被子和枕头。我和衣躺着过了一夜，冷得怎么也睡不着。
　　这一夜过得真够苦的。后来我到了安图也谈过这一夜的遭遇。母亲听了这话，几天内就给我赶制了一件像车夫穿的那种大棉袄。我穿着这件棉袄，在没有被子的人家过夜时，就用毛巾把木枕卷起来枕，脱下棉袄盖在身上蜡曲着睡。
　　可是，这种苦楚还算不得什么。那年春，我去间岛，没有一天睡过安稳觉。夜晚躺在炕上，又冷又饿，难以入睡，加上对牺牲的同志的怀念和对遭到破坏的组织的担忧，使我无法平静。
　　人民的冷遇所带来的绝望和孤独感折磨着我。看到不愿接近我们的群众，回来枕着胳膊躺在冰凉的炕上，眼前就浮现出遭人们冷遇时的情景，无法入睡。
　　其实，我们很早就对间岛地区寄予很大的期望。延吉是受宗派影响很大的地方，但间岛其他地方受宗派影响并不很严重。这就提供了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在这一地区迅速成长，并以新的方式开展革命的有利条件。几年来，我们的同志顽强努力，煞费苦心，为了在这一带把抗日革命推向更高的阶段，扎扎实实地作了准备。
　　可是，两次暴动，使来之不易的这一成果大受损失。左倾分子用极左的言词和口号暂时迷惑群众，但其危害却如此严重和具有破坏性。我认为，把左倾说成是翻过来的右倾，也并不是没有道理的。
　　我们把一切事情都放到一边匆匆地去间岛，也正是为了弥补左倾错误造成的损失，加紧进行准备，尽快开展武装斗争。
　　抱着很大的期望来到间岛，可是破坏程度比预料的更为惨重，加上又看到人民不相信和疏远革命者，我心里十分难过。
　　为人民而战的斗士们，如果被自己的人民遗弃，那么，哪里还能有比这更可悲的事呢。只要有一天失去人民的信任，得不到人民的支持，那么，那个革命者的生命就完结了。
　　当群众不分系统一概冷淡对待所有革命者时，我们之所以感到那么痛心，是由于暴动导致共产主义者的威望受到损伤，群众不相信自己的领导者而退出组织，朝中人民之间产生了隔阂，互不信任和误解。
　　当时，这些是最大的苦恼。
　　但是，我们并不是处于只有苦恼、悲伤和挣扎的境地。假如革命者前进的道路上没有难关，实际上也就不能说是革命了。一个革命者，越是处于这种情况，就越要坚定，越要满怀信心顽强地克服困难前进。
　　我们在1931年仍在间岛一带坚持不懈地进行了清除五·三○暴动后果的工作。贯彻卡伦会议方针，第一个障碍就是暴动的后遗症。如果不尽快消除这个障碍，重新整顿革命队伍，就不能挽救处于危机的革命；革命也不能深入发展。
　　五家子会议后前往东满的时候，我向我自己和同志们提出了两项任务。
　　一项任务是总结五·三○暴动。虽然我们不是计划和指挥这次暴动的当事人，但我们感到有必要从各个角度科学地正确地分析和总结这次暴动。
　　尽管暴动连连失败，但在东满仍有狂热的恐怖主义者和李立三路线的信奉者煽动群众进行冒险的暴力斗争。
　　李立三机械地搬用列宁关于社会主义革命在一国胜利的可能性的论断，提出了”在一省或几省首先胜利“的路线，这条路线起到了推动群众举行暴动的强大刺激剂的作用。
　　这是掌握中国共产党实权的人提出的路线，而且是通过组织下达的，因此，直到李立三退出党的领导职务，他的主张被定为左倾冒险主义时为止的很长时期，人们追随了这条路线。他们饱尝了失败和挫折的苦头，却仍然不能轻易从李立三编织的甜美的梦想中清醒过来。对五·三○暴动进行总结，人们就能从这种梦想中觉醒过来。我们决心通过对五·三○暴动的总结，给宗派事大主义者向上爬的思想、名利主义和小资产阶级个人英雄主义敲起警钟。我认为，尹暴动的总结会成为使满洲地区的革命者掌握科学的战略策略和领导群众的方法的一个历史性转折点。
　　另一项任务是，提出能把群众组织成一支政治力量的正确组织路线，用这条路线武装新一代的共产主义者。
　　当时间岛地区的共产主义者还没有一条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组织，并将它加以扩大和加强方面可作为指针的明确的组织路线。在东满地区进行活动的宗派事大主义者，在使群众组织化方面，也犯了严重的左倾错误。他们大喊”阶级革命论“，只吸收贫雇农和工人加入组织。他们把其他的阶层都看作与革命无关的对象。因此，没能加入组织的人们就说，原来共产主义就是这么个货色，把其他人都撇开，只由那些屈指可数的穷汉子聚在一起叽叽咕咕，就是共产主义啊！对此，他们甚至还表示愤慨。
　　要克服这种关门主义倾向，把各阶层爱国力量紧密地团结起来，就必须克服死抱住经典著作的命题和外国经验不放的事大主义、教条主义倾向，找出能够把一切爱国力量一个不漏地容纳进来的正确的组织路线，并尽快加以贯彻。
　　我把这些任务定为这次问岛之行的第一阶段的工作目标，加快了前往东满的步伐。在孤榆树指导群众组织的工作后，和柳凤和、崔得永一起前往长春方面。不料，在路上因密探告发被反动军阀当局逮捕了。当时，军阀当局严密地注视着我们的活动。他们的嗅觉灵敏度不亚于日本警察。连我们为了作武装斗争的准备前往东满，他们也都知道。
　　军阀当局已探知孤榆树是朝鲜共产主义者在满洲中部地区的主要活动基地，便发动伊通县公署，把督察员派到这个村子严密地监视我们的一举一动。
　　孤榆树有个叫李出流的中国地主，他同县公署派来的督察员取得联系，秘密地打探我们的活动。
　　向督察员告发我们离开孤榆树前往长春的，正是这个姓李的。我们在大南屯，被接到督察员的通知紧急出动的保卫团逮捕，在县公署的牢里受了几天审讯，然后被押送到长春，在那里坐了20来天的牢。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三次坐牢。
　　那时，吉林毓文中学的李光汉校长和何先生正在长春。他们听到我被捕的消息后，去找军阀当局提出强烈抗议，说：”金成柱是在吉林被判无罪释放的，为什么又抓起来？金成柱由我们作保。“幸亏有他们的帮助，我被释放了。
　　我想，两位恩师都是理解共产主义的联共人士，所以在困难关头毫不踌躇地救了我。
　　他们和过去一样真心同情我，保护我，对我们的事业表示理解，我从中受到终生难忘的深深的感动。
　　我们到东满做的第一项工作是在敦化为朝鲜革命军队员和革命组织骨干分子进行讲习。
　　这次讲习讲的是：大力促进准备武装斗争的任务及其途径，对基层党组织保证统一领导方面的原则性问题和把分散的革命群众组织起来的问题。可以说是为这年12月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作准备的讲习。
　　在这次讲习后，我就到安图、延吉、和龙、汪清、钟城、稳城一带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在充分掌握了间岛和豆满江沿岸六邑一带的实际情况的基础上，1931年5月中旬，我们在瓮声砬子的李青山家召开了党和共青干部会议。这次会议，历史上也称为”春季明月沟会议“。
　　瓮声砬子，意思是发出瓮声的岩石。在日本霸占满洲以前，明月沟曾叫瓮声砬子。日本人霸占满洲后在这里设火车站，把瓮声砬子改称明月沟，这名称便固定了下来，于是后人也就把瓮声砬子称作明月沟了。
　　现在明月沟是安图县县城了，可是我们开会的时候它还属于延吉县。
　　参加”春季明月沟会议“的有：党及共青干部、朝鲜革命军成员、地下工作员等数十人。记得在间岛地区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中白昌宪等出名的革命者几乎都参加了这次会议。
　　《反对左倾冒险主义路线，贯彻执行革命的组织路线》这篇著作，就是根据我在这次会议上的讲话整理出来的。我来东满时提出的两项任务都包括在这篇讲话中。
　　我们按既定计划，在这次会议上深刻地分析和总结了五·三○暴动的本质，提出了革命的组织路线：把基本群众紧紧地组织起来，并把各阶层反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其周围，使全民族团结成一支统一的政治力量。
　　会上，作为贯彻这一组织路线的任务，讨论了建设坚强的领导核心，加强他们的独立作用的问题，恢复和整顿被破坏的群众团体，吸收各阶层群众加入群众团体的问题；通过实际斗争锻炼群众的问题；加强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友好团结的问题；还制定了从小规模斗争发展到大规模斗争，由经济斗争发展到政治斗争，合法斗争与非法斗争密切相结合等策略原则，并且特别强调了彻底克服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问题。
　　1931年5月的”春季明月沟会议“，用一句话来说，它是为争取群众的会议。争取群众，最大的障碍就是左倾冒险主义路线。因此，我们果断地批判了这条路线。
　　当我们批判左倾，提出了宽泛的组织路线时，与会者们表示完全支持。
　　会上，有很多人发了言，每个人的发言都富有革命性。他们都说，日本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所以要作好准备，时机一到，定要决一死战。有很多老练的革命者参加了会议，所以，有很多值得一听的，也有很多可以参考的意见。
　　通过这次会议，我学到了很多东西。
　　会后，工作员陆续奔向了间岛各地和国内各地方。
　　我在明月沟住了一些时候，对这一带的党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进行了指导，然后前往安图。目的是暂时以安图为活动据点，把间岛和国内的革命工作搞上去。
　　安图是个远离铁路、公路和城市的山区，日本帝国主义的魔爪还没有伸进来，而且四周全是险峻的山岳和密林，便于同延吉、和龙、汪清、珲春地区和抚松、敦化、桦甸地区以及六邑一带等国内各地区的组织取得联系，也非常有利于组织和训练游击队，推进党的组织建设工作。居民成分也非常好。
　　尤其是这里跟祖宗之山白头山邻近，所以，时刻不忘祖国的我们不能不从它那崇高、庄严的威仪中得到精神上的安慰和鼓舞。万里无云的晴天，远远的西南方天际白头灵峰的银灰色波涛，那隐约的远影映入眼帘时，我不由得心潮澎湃，恨不得马上拿起武器光复祖国。虽然离开祖国在异国土地上开始武装斗争，但希望在望得见白头山的地方打响抗日的枪声，这是我们共同的心情。
　　在敦化的讲习结束后，4月，我到安图去领导群众团体的工作。
　　那时，母亲缠身病榻。当时医术还落后，诊断不出是什么病。母亲只是说好像是”瘕“在发作，煎些汤药用。
　　母亲对自己的病并不在意，反而担心我这个手无分文、经常在外乡奔走的儿子，同时还为妇女会的工作费尽心血。
　　时隔两个月重访安图，我心中排解不开对母亲的担心。
　　可是，我到了安图，看到母亲脸色非常好，便放心了。母亲经常告诫我，不要想家，要专心于光复祖国的事业，可是我一出现在她面前，她就高兴得不得了，竭力掩盖脸上的病容。
　　跟母亲住在一起的祖母，听说我来了，顾不得穿鞋就跑出来拥抱我。祖母在父亲去世那年来满洲后就没有回家乡，一直和母亲一起维持着朝饭夕粥的贫苦家计。我们一家从抚松搬到安图的时候，祖母也跟着母亲来到安图。
　　祖母来到安图后，住在兴隆村的英实外婆家，不过也常常到我们家来住。
　　英实是亨权叔的独生女儿。
　　亨权叔入狱后，叔母（蔡燕玉）患了严重的忧郁症。她出嫁，刚生了第一个孩子的时候，丈夫不幸被抓去坐了牢，她神经受到刺激，患了优郁症，也是难怪的。
　　在亨权叔被判处15年徒刑，被关进监狱后，我写信劝叔母，把孩子送人后改嫁。但叔母没有改嫁。她说，嫂子失去了丈夫，也没有改嫁，千辛万苦抚养着三个孩子。我丈夫还活着，怎么能改嫁呢？要是我改嫁了，英实她爹在牢里听到这消息该多么伤心呀！要是我把英实送给人家，嫁给别人开始过新的日子，那我能睡好觉，吃得下饭吗？再也别说那种话了。这位叔母是位又贤惠，又有主心骨的人。
　　母亲搬到安图后，让叔母回兴隆村的娘家去了，好让她转换转换情绪。
　　祖母住在英实的外婆家，照料照料儿媳妇，陪她说话作伴儿。祖母想起病中的大儿媳妇，就又跑到我母亲那里，替她煎药、做饭。那时，祖母为照料两个病弱的儿媳妇，费了很多心。
　　我想，祖母没有回家乡，在异国他乡待了几年，是因为善良的婆婆怜爱两个孤苦的儿媳妇。
　　我到安图那天晚上，祖母睡在我旁边。
　　深夜，我醒来一看，我的头竟枕着祖母的胳臂。看来，在我睡着后，祖母悄悄地把我的枕头抽去，抱着我的头。我体味到祖母的心情，不忍把头挪到枕头上去。
　　祖母还没有睡着，轻轻地对我说：
　　”你是不是把家乡都忘了？“
　　”奶奶，哪能忘呢！我一刻也没有忘记过万景台。我多么想念在家乡的亲人们呀！“
　　”我来满洲，是想把在这儿的家属都带回去。你是带不回去了，不过你妈和你弟弟，我是想都带回去的。可是你妈怎么也不听。她说，我们是立下祖国不光复就不再渡过鸭绿江去的誓言走上这条路的，怎么能因为成柱爹去世，就打退堂鼓呢。她是狠了心的，离开抚松的时候连一次也没有回头看。
　　我也不好再提回家乡的事了。要是住在这里，对朝鲜独立更有利，那我也不再拉你们，我就一个人回万景台去。你要是想念家乡，想念你爷爷和奶奶，就写封信寄回去。那我就当作见到你们了。我不是不能常来这里吗？“但是，在那以后，我没能按祖母的嘱托写过一封信。
　　我想在祖国的报纸上常见到的我的名字和抗日游击队的战果报道，会代替我的信，所以没有特意写信。
　　祖母轻轻地叹口气说，你要想做更多的事，你妈就得不闹病，可是你妈病势却越来越重，加上你妈做事又那么不惜力，真没办法。
　　听了这话，我为母亲担忧，怎么也不能入睡。我身为应当担起一家生活的长子，万景台家门的长孙，想了很多事情。
　　当时和我们一起干革命的青年当中，相当广泛地流行着一个男子汉走上了斗争的道路，就应该忘掉家庭的说法。恋家的人是做不了大事的，这是青年革命者普遍的看法。
　　我很早就批评了这种倾向，说不爱家庭的人，就不能真正地爱祖国、爱革命。
　　可我本人是怎样爱护和照料自己家庭的呢？积极投身于革命，才是对家庭的最大的爱，这是我当时的孝道观。我未曾想过脱离了革命的纯粹的孝道。
　　因为家庭的命运和祖国的命运有着不可分离的关系。国家安定，家庭才能安宁，这是个常识。国家的命运悲惨，就必定影响到组成国家的千百万家庭。
　　因此，要保卫家庭的安宁和幸福，就要保卫国家；要想保卫国家，各自都应该认真负责地完成自己所肩负的公民义务。
　　但是，不能因为干革命，就忘掉家庭。对家庭的爱，是推动革命者投入斗争的一个原动力。对家庭的爱淡薄了，革命者的斗争热度也就同时下降。
　　我从原理上是理解家庭和革命的这种相互关系的，但是对一个把自身献给了革命的革命者，爱家庭到底应该怎样爱，还没有自己的明确见解。
　　早晨醒来，看了看屋内屋外，有好多处需要由男人动手干的活，烧柴也没有多少了。
　　我决心这次要抽时间帮助母亲料理一些家务。这天，把一切事情都撇开，和哲柱一起上山去打柴。
　　到井边去打水的母亲，不知怎么知道的，拿起垫圈儿和镰刀跟上来了。
　　无论我们怎样哀求她回家去，也无济于事。
　　”我跟你们去，不是为了帮你们的忙，是要上山去跟你好好儿谈谈。昨天不是奶奶独个儿通夜跟你说话了吗？“母亲说着开朗地笑了。
　　我这才理解了母亲的心情。在家里，总是祖母把我的时间独占了。祖母放了我，弟弟又缠住我不放。
　　打柴的时候，母亲一直在我旁边跟我说话。
　　”成柱，你认识崔东和吗？“
　　”认识他，崔东和不就是那个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吗？“”几天前，那个人来过我们家。他问我，你什么时候能来安图，还说你来了，叫我告诉他一声。他很想跟你打一场嘴架呢。“”是吗？为什么？“
　　”他说，你到处说五·三○暴动是错误的，这不合他的意。他还摇着头说，暴动是上级支持和鼓励的，不知像成柱这样有水平的人为什么要非难它。
　　不是遭人白眼了？“
　　”也许是吧。看来也有些人对我的主张感到不满意。妈妈，您是怎么想的？“
　　”我懂啥世情呀，我只是想人们一群一群地被杀、被抓，这怎么行啊。
　　核心都没了，那由谁来干革命呢？“
　　母亲这一朴素而又简单明了的主张，十分合我的意。人民的眼睛任何时候都是看得正确。人民作不出判断的社会现象是不存在的。
　　”妈妈想得对。看问题妈妈比崔东和看得准，革命不是现在也在继续受暴动的危害吗！我这次来安图，就是为了消除暴动的后果。“”那么说，你又该像今春那样到处奔走啦？你再也不要像今天这样为家事操心，要专心做你该做的事。“
　　母亲想跟我说的话的要点就在这里。我想，母亲正是为了说这话，那天才提到崔东和的。
　　从那以后，我就按照母亲的意愿，专心做建设组织的工作。
　　安图也是受五·三○暴动严重损害的地方。加上，这个地区组织群众的工作没有很好地进行。要使安图革命化，首先就要在这一带扩大党组织，加强党的队伍，健全党的组织领导体系。
　　1931年6月中旬，我们以金正龙、金日龙和其他骨干分子组成了小沙河区党委会，并向区委提出了向二道白河、三道白河、四道白河、大甸子、富尔河、车厂子方面派工作员去建立基层党组织的任务。
　　成立了区党委后，在柳树河、小沙河、大沙河、安图等地扩大共青组织，组织了农民协会、反帝同盟、革命互济会、少年探险队等反日团体。
　　那年夏天，安图地区已经完成了组织群众的基础工作。每一个村庄都建立了组织。
　　使安图革命化，最大的障碍是革命队伍处于四分五裂状态。
　　安图中间隔一道河，分河南、河北。这些村子里建立了不同的青年会组织。河北的青年组织是正义府的残余势力主管的，而河南的青年会是参议府的沈龙俊等人管辖的。这两个组织白眼相对，互相争斗，加上由崔东和领导的ML系的青年组织也伸进手去，因此，青年运动内部非常复杂。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没有停留在恢复青年组织原状的程度上，而是按照把青年组织合并成一个组织的方向去教育和引导青年。对于企图分裂青年运动的活动，哪怕是细小的，我们也没有姑息，而是给予严厉的批评。所以，像崔东和那样搞宗派斗争成性的人，也不能不慎重对待我们提出的安图地区应建立一个统一的青年组织的主张了。
　　在实现安图的革命化方面，敌对分子的阻挠活动也曾极为猖狂。
　　在卡伦和五家子，村长都是受我们影响的人，可是在兴隆村，村长则是恶霸地主穆汉章的密探。他打探到村民和群众团体的动向，就径直往城里跑。
　　因此，我们召开兴隆村男女老少都参加的声讨大会，把村长从村里赶走了。
　　几天后，穆汉章来找我，讨价还价说：
　　”我早就看出了金先生是共产主义者。我常住在旧安图，这里只有我的保卫团，我很不放心。要是那些不知分寸的人看出金先生的真面目，害你的话，我不就成了共产主义者的敌人了吗？可也不能老是像现在这样。要是日本人知道了，首先就会砍我的头。咱们来个两全其美吧。金先生你就离开这儿。需要旅费，要多少就给多少。“
　　我听了他的话，对他说：
　　”你一点也用不着操心。我相信，你虽然是地主，但具有中国人的良心，会憎恨企图鲸吞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的。
　　“我认为，你没有理由反对或加害于我们。对你，对作为中国青年的保卫团员，我们都没有另外的想法。
　　”如果我认为你是个卑劣的人，就不这样开诚相见了。在为我担心前，请先注意你自己，免得人们叫你是日本鬼子的’走狗‘。“穆汉章听我这么说，就没有多说什么，随即离开了兴隆村。
　　从那以后，穆汉章和他的保卫团一般都采取中立态度，慎重地对待我们，新上任的村长也看我们的眼色小心地只执行必需的一些行政任务。
　　如果我们在安图没有及时贯彻组织群众的方针，就不可能在白色恐怖席卷过的荒凉的间岛土地上，制服像穆汉章那样的大地主，使他中立，对我们无害。
　　组织起来的群众的力量，的确是无穷无尽的，在这个力量面前是不会有”不可能“这句话的。
　　就这样兴隆村和那一带的革命组织生气勃勃地壮大了自己的力量。
　　二九·一八事变
　　安图的革命组织走上正轨，开始进行活动了，为了扩大成果，1931年夏和初秋，我到和龙、延吉、汪清一带去把五·三○暴动后分散了的群众组织起来。
　　当我以敦化为活动据点，同安图、龙井、和龙、柳树河、大甸子、明月沟等地取得联系，正在开展工作的时候，九·一八事变爆发了。那时我正在敦化附近的一个村庄做共青积极分子的工作。9月19日清晨，陈翰章跑到我所在的村子来，告诉我关东军进攻奉天的消息。
　　”打仗了！东洋鬼子终于挑起战火了！“
　　他好像背了什么重东西，发出急促的呻吟声，有气无力地在廊台上坐下来。战争这个字眼从他的口里吐出来，显得那么凄切、悲壮。
　　虽然是很早就预料到的事变，爆发的时间也大致和预想的差不多，但是，朝鲜民族和几万万中华民族将要遭受灾难，我的命运也会有巨大转变这一预感，使我不禁震动。
　　后来我们通过各种途径弄清了事态发展的真相。
　　1931年9月18日夜，在沈阳北大营以西柳条沟，日本满铁公司占有的铁路被炸。日本帝国主义制造出张学良军炸毁铁路、攻击日本守备队的荒唐借口，突然开始进攻，一举占领了北大营，19日晨又攻占了奉天飞机场。
　　继沈阳之后，安东、营口、长春、凤城、吉林、敦化等东北地区大城市，相继被关东军和渡过鸭绿江的日本驻朝鲜军占领了。不到五天工夫，日本侵略军把辽宁、吉林两个省的广大地区，几乎全都占领了，并继续扩大战区，向锦州方向逼近。
　　真是风驰电掣般的速度。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掩盖真相，把事件的责任转嫁给中国方面，可是没有人相信他们制造的谎言。因为人们对日本帝国主义阴险狡诈的本性了解得太清楚了。日后，制造这次事变的当事人也承认，炸毁满铁公司所属铁路，为九·一八事变的导火线点了火的肇事者，就是关东军特务机关。当时我们在出版物上发表文章，揭露柳条沟事件是日本帝国主义为了侵吞满洲而制造的阴谋和奸计。
　　满洲事变前夕，关东军正处于待命状态的1931年9月18日晨，这一事件的制造者之一土肥原贤二大校（沈阳特务机关长）突然出现在汉城。他去找日本驻朝鲜军司令部高级参谋神田正种，宛转他说明他访问朝鲜的目的说，来找他是怕被新闻记者纠缠住，意思是说，一旦满洲事变爆发了，就会有许多记者纠缠他，所以事先到朝鲜躲避。
　　同一时刻，日本航空本部长渡边锭太郎大将也访问汉城，同日本驻朝鲜军司令官林铣十郎大将一起，在白云庄大酒店宴饮休息。作为满洲事变这样惊人战火的设计者的旅行来说，应该说太安稳、太从容了。
　　读这一历史记录时，就不由得想起朝鲜战争爆发时杜鲁门到别墅去休息的事。从九·一八事变和朝鲜战争这两场互不相同的战争中，我们可以看到一脉相通的地方，这并不只是因为这两场战争都是不宣而战，突然开始的，而是因为从挑起这两次事变的人的面貌中，都可以看到帝国主义所固有的狡猾性、无耻性、侵略性和支配主义本性。
　　有人说，历史是不重复事件的累积。但是，我们又不能完全无视各个事件之间存在的类似性和共同的倾向性。
　　日本会制造像九·一八那样的事变来侵吞满洲，对我们来说，这已成为确定的既成事实了。当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了张作霖被炸死事件时，我们就预感到这一点；当由于万宝山事件，朝中人民之间出现了险恶的对立状态时，我们也预感到这一点；当他们制造了以”农学学士“身份从事间谍活动的关东军参谋本部所属中村大尉”失踪“事件时，我们又预感到这一点。
　　特别是从万宝山事件中，我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万宝山是个小村庄，座落在长春西北约有30公里的地方。所谓万宝山事件就是指在这个村里朝鲜移民和中国居民之间围绕着水渠问题发生的纠纷而说的。朝鲜移民为了开水田，挖了引伊通河水的水渠，而这条水渠侵占了中国居民的旱田。而且，拦住了伊通河，在雨季河水有可能泛滥。因此，中国居民便反对这项工程建设。
　　这时，日本人却又唆使朝鲜农民强行推进工程，于是纠纷就扩大起来，波及到朝鲜国内，造成了人命和财产都受损害的严重后果，日本帝国主义巧妙地利用农村里常有的地方性民事纠纷，进行了民族离间活动。
　　如果那时日本人没有搞离间活动，或者朝中农民中有位觉悟者，作稍微理智的思考，那么纠纷就会以简单的争吵结束，而不会扩大起来，也不会发展成互相破坏、互相厮打的局面。由于这起事件，朝中人民之间出现了更大的误解和不信任，互相产生反感。
　　那时，我彻夜不眠地想了又想。因日本帝国主义遭受着相似灾难的两国人民，为什么要互相挥动拳头，进行血腥争斗呢？正当应该在抗日这一大局势下两国民族紧密地携起手来进行共同斗争的时候，却为一条水渠，竟然闹得”骨肉相争“，这还像话吗？为什么，因为谁，造成了这种惨剧呢？这到底对谁有利，对谁有害呢？我想了又想。
　　我忽然感到这次事件是日本人预先安排好的鬼把戏，是即将发生的惊人事变的前奏。首先，日本驻长春领事馆的官员干预农民之间偶发的冲突，”维护“朝鲜人的利权，就很可疑。日本帝国主义者曾炮制出”土地调查令“这种掠夺性法令来夺取朝鲜的农田，实行了杀人的农业政策，而现在摇身一变却成了”保护者“，”维护“朝鲜农民，实际上这是可以成为世人笑料的一幅政治讽刺画。在长春的《京城报》支局，急忙向本社通知了万宝山的纠纷，在国内又急忙印出号外来发行，这些我都觉得可疑。
　　是不是奸诈的日本帝国主义为离间朝中人民，迅速抓住地方的小小纠纷制造的可怕的阴谋得逞了呢？如果是这样，那他们为什么需要搞这种阴谋呢？
　　我们在问岛腹地重整革命组织的时候，日本帝国主义分明在急忙准备着什么。
　　万宝山事件余波尚未消失的那年夏天发生的中村大尉”失踪“事件，把中日关系推向了战争边缘。与此同时，在日本本土接连发生了不寻常的事情。东京的日军军官聚在靖国神社，举行了中村大尉的慰灵祭，抽出自己的血来画了个膏药旗，把它挂在神社头上，煽起国民的战争狂热。形形色色的有关满洲的团体，召开满蒙问题各派联合大会，大肆叫嚷什么只有使用武力，才能解决满蒙问题。
　　那时我已判断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只是个时间问题。可以这样断定的根据，不止一两个。
　　鲸吞朝鲜后，侵吞满蒙；侵吞满蒙后，侵吞全中国；侵吞了全中国后，则称霸亚洲，正如《田中奏折》中规定的，这是日本的基本国策。满脑子要做东亚盟主的日本军国主义的铁轮，正在沿着这个国策毫不费力地滚动着。
　　日本帝国主义以中村大尉”失踪“事件为借口，把关东军兵力集结在沈阳，采取了进攻态势。
　　那时陈翰章非常不安和焦急他说，日本军队马上就要侵吞满洲了，可我们都等于赤手空拳，怎么办才好呢？他对国民党的张学良军阀寄予一定的希望。他认为，他们至今是优柔寡断的，可是一旦国权被侵犯，他们就会为在中华民族面前保持体面，并在几万万民众的压力下，不得不起来抵抗。
　　我对陈翰章说，指望国民党军阀的抵抗，是个妄想。
　　想一想张作霖被炸死事件时的情况吧。那是关东军的阴谋，这已经很清楚了，而且有确凿的证据，但那时东北军军阀既没有查明真相，又没有对关东军追究责任。竟然还接待日本吊客到死者灵前吊丧。难道能把这些事情只看作是某种慎重性、脆弱性或优柔寡断吗？国民党为了扑灭共产党、”讨伐“工农红军，向江西中央苏区投入了几十万大军。宁可把国土的一部分让给日本帝国主义，也一定要扑灭共产党和工农红军，这就是国民党的打算。攘外之前，先肃清共产主义势力，安定国内政局，这就是国民党的路线。张学良在其父被炸死后完全倒向国民党，盲目追随这一可恨的路线。因此，他不会有什么抵抗，对他寄予期望是荒唐的。
　　陈翰章留心地听了我的话，但是没有表示同感。他说，张学良军阀虽然追随国民党的路线，但是到了自己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盘－－东北土地完全沦陷的地步，仍会不抵抗侵略者吗？陈翰章仍然没有抛弃对军阀的期望。
　　正在这样的时候，爆发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的数十万军队竟毫不抵抗，退出了沈阳。陈翰章也不能不握紧拳头，面如土色跑到我这里来了。
　　”成柱同志，我是个愚蠢的梦想家，幼稚！“
　　陈翰章说着，气得全身发抖。他抑制不住激愤，不断地唾骂自已。
　　”我曾相信张学良这种人会保卫东北，看我多么愚蠢啊！张学良是个违背中华民族的信义，放弃了抗日的懦夫，不抵抗将军！我曾到沈阳去看过，满城军阀军队，大街小巷全是扛着新式步枪的军队。可是，那么多的军队一枪不放就退却了。哪里还有这样气人的事啊。这该作何理解呢？“事事沉着、温和的陈翰章，这天早晨却抑制不住感情的激动，提高嗓音，连连喊叫。
　　张学良后来主张抗日，对国共合作也作出了贡献，可是在满洲事变时人们对他的评价是不好的。
　　我把陈翰章带到屋里去，低声安慰他说：
　　”陈同志，镇静一下吧。日本军会进犯满洲，这不是我们早已料到的事吗？事到如今还喊什么呀！从现在起，我们应该冷静地观察事态的发展，作好准备应付它。“
　　”那当然啦，不过，太气人、太冤枉啦。我对张学良这种人寄予太大的期望了。我通夜没有睡着。我是苦闷了一夜径直跑到你这里来了的。
　　“成柱同志，张学良统率的东北军，你知道有多少人吗？30万啊，30万！30万这个数字还小吗？这30万人一枪不放，一夜之间就退出了沈阳啊，难道我们中华民族就这么软弱无能吗？孔子、诸葛亮、杜甫和孙中山的祖国，难道就这样沦亡了吗？”
　　陈翰章捶胸痛哭，泪如雨下。
　　他想到本民族面临的悲惨命运，那样地气愤和悲伤，是理所当然的。那是只有热爱祖国的人才能有的纯洁的感情，是对任何人都不能让步的神圣权利。
　　有个时候，我也曾在家乡的蟠松下，想着被日寇践踏的祖国，暗自流过眼泪。那是一个星期天傍晚的事，那天我到城里去，看到一位老人被日本警察踢打得遍体鳞伤倒在街上蠕动的情景，回来后整天抑制不住气愤，在万景峰上度过了一天。
　　那天，我也像陈翰章这样，满腔悲愤：拥有五千年悠久历史的值得自豪的我们国家，为什么这样一朝之间就遭受了亡国的耻辱了呢？如何洗刷这一耻辱呢？
　　这么说，我和陈翰章体验了同样的耻辱。过去是思想的共同性使我们接近，而从那时起，处境的共同性，使我们的友情倍加深厚了。俗语说，同病相怜。可以说，人们越是不幸的时候，就越加亲密，友谊和爱也就越加深厚。
　　过去，朝中人民和共产主义者之所以能够那样容易地像亲兄弟一样亲密起来，正是有着处境的共同性、目的的共同性和事业的共同性。帝国主义者是为了利润暂时互相勾结，而共产主义者则是为了共同的斗争目标－－人类的解放和福利，实现巩固的国际主义团结的。我把陈翰章的悲伤当作自己的悲伤，把中华民族的苦难当作朝鲜民族的苦难。
　　能够调动几十、几百万大军的蒋介石、张学良等政界和军界的头头们，如果有像敦化青年陈翰章那样的爱国心和洞察力，那么事态就会不同了。如果他们把民族的命运放在个人和自己党派的利益之上，不反共，而联共，唤起全体民众和武装力量投入抗战，那么一开始就能挫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能够胜利地保卫领土和人民的。
　　但是，他们把祖国和民族都没有放在眼里。
　　在日军进攻满洲之前，蒋介石就向张学良的东北军下达如下内容的命令书：“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事先抑制了军队的抵抗。这一事实，后来激起了数万万中国人民的愤怒。
　　九·一八事变爆发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仍发表投降主义的声明，让中国人民和中国军队不要抵抗日军，保持平静和忍耐，从而涣散了军队和国民的士气。满洲的命运等于在九·一八事变以前就决定了。他们甚至派代表到东京去同日本政府进行秘密交涉。在这次交涉中，蒋介石毫无顾忌地于出了卖国勾当，以日本不占领中国其他地区为条件，同意将与苏接壤的中国领土让给日本帝国主义者。
　　蒋介石是拥有几亿人口和数百万平方公里领土的国家的主席，而他连这种国家元首的自尊心都丢弃，竟然毫无顾忌地把国土的很大一部分割让给日本，这是因为他害怕反对地主、买办资本家和国民党官镣的国内人民的枪口，更甚于害怕日本的大炮。
　　因此，东北军的30万大军，抵不过不到自己武装力量1／25的关东军，整个地丢弃了拥有取之不尽的自然资源的广阔的满洲土地，不战而退。
　　我向为亡国而悲愤痛哭的陈翰章说：
　　“现在，任何党派、军阀或政治势力，都不可信赖了。应该只相信自己和自己的力量。形势要求我们自己把群众武装起来投入抗日战争。出路就在于拿起武器。”
　　陈翰章没有说什么，只是紧紧地握注了我的手。
　　那天，我为了稳定陈翰章的情绪，和他一起度过了一整天。说起亡国的悲伤，说实在的，我比陈翰章更重。陈翰章是失去了祖国的一部分的人，而我是失去了整个祖国的亡国民的儿子。
　　陈翰章恳切地请我到他家去，所以第二天我就跟着他前往敦化。
　　九·一八事变不仅震撼了朝鲜和中国，也震撼了全世界。在日本鲸吞朝鲜时大为惊愕的世界，为九·一八的炮声又一次发出了悲鸣。人类把它看作是新的世界大战的开始。
　　日本把这次事变描写成可以通过中日间的交涉解决的地方性的突发事件，但是世界人民没有相信它。公正的世界舆论谴责日本对满洲的进攻是对主权国家的粗暴侵略，要求日本从霸占地区撤但是，以美帝国主义为头子的帝国主义暗中希望日本的矛头指向苏联，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行为采取了同情的态度。国际联盟向满洲派遣了李顿调查团，但这个调查团也没有站在正义一边分清是非，而是采取了模糊的立场，没有把日本规定为侵略者。
　　战争的炮声震撼大陆，张学良军阀的强大军队在日军的猛攻下全面退却，这一事实挫伤了亿万人的志气。由于在中日战争和俄日战争中的胜利而产生的“无敌皇军”的神话，已不只是神话，而成为眼前的现实了。极大的愤怒和恐怖的波涛席卷了朝鲜和满洲以及整个亚洲大陆。在这恐怖的波涛中，一切武装力量、政治势力、革命团体、形形色色的忧国志士和著名人士，都赤裸裸地露出了自己的原形。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把处于崩溃状态的独立军残余势力的大部分赶进了深山老林，把曾经高喊培养实力的人们投进了日本帝国主义的怀抱。当独立军把多年用过的枪埋在地里、缩着肩膀回家乡的时候，那些民族改良主义者就高喊起亲日来了。那些发表独立宣言、高喊救国抗战的忧国志士们，则唱着《望乡歌》慌忙流亡国外。也有些独立运动者抛弃过去的活动据点，跟随着撤退的张学良军队逃往锦州、长沙和西安。
　　区分爱国和卖国、反日和亲日、自我牺牲和明哲保身的错综复杂的分解过程，随着九·一八的炮声，在民族内部急速地进行。各自根据自己的人生观，有的附着于阳极，有的附着于阴极。满洲事变起到了甄别民族的每个成员的动向和本性的试金石的作用。
　　当时，我们在敦化和陈翰章就九·一八事变一连谈论了几天。起初，我们也曾非常惊慌。拿起武器的时机到了，这个判断是较容易下的，可是，在日军潮水般冲进来的情况下，该从何做起？则摸不着头绪。不过，我们很快就恢复了冷静，严密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
　　当时，我就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对朝鲜革命的影响问题想了很多。
　　日军出兵满洲已成现实，占领满洲已是既成事实，因此。我们的身边就有敌人了。几年来，日本官署凭着“三矢协定”，在中国反动军阀的帮助下，对朝鲜独立运动者和共产主义者进行了残酷的镇压。但是，在朝鲜的日本军警越过国境进入满洲的事例是少见的。因为根据日本国和中国的协定，日本军警越境是原则上禁止的。
　　在满洲地区搜捕朝鲜革命家，大都是在该地区的日本领事馆警察干的。
　　满洲事变爆发以前，日本驻朝鲜军没能进入这一带。俄国国内战争时攻入西伯利亚的日本军，在撤退时得到中国方面的谅解，在珲春留下了两个中队的兵力，这就是当时驻扎东北地区的日本驻朝鲜军的全部。
　　但是，随着九·一八事变，满洲就变成了日本军队飞扬跋扈的地方。从朝鲜，从上海，从日本，几万日军像潮水般拥进满洲。满洲大陆变成了敌我搅在一起的最前线。朝鲜和满洲间的国境，随着日军的进攻，实际上等于撤消了。
　　日军霸占满洲，无疑会给以这一带为活动据点的我们的斗争带来严重的困难。日本进攻满洲的目的之一，就是要绞杀在这一带高涨着的朝鲜人民的民族解放斗争，便于维持朝鲜国内的治安。因此，我们要作好思想准备，今后在自己的活动中会从各方面受到日本军警的威胁。
　　我曾想，在朝鲜国内施行的“新治安维持法”的铁锤，也将会落在满洲地区朝鲜人的头上。
　　如果日本在满洲制造了傀儡国家，这也将会成为我们活动的很大障碍。
　　实际上，后来日本制造出来的“满洲国”，成了我们活动的巨大障碍。
　　日本霸占满洲，将使在这一带安家落户的几十万朝鲜人的生活陷于灾难之中。朝鲜移民希望在没有日本鬼子的地方，不受总督统治折磨，这种自由将成为一场春梦。流浪的人民背井离乡来到举目无亲的异国他乡，也将成为毫无意义的了。
　　但是，我们并没有只想九·一八事变造成的不利条件。如果我们光想不利条件，只是悲观和叹息，就会陷于绝望，瘫坐在那里站不起来了。
　　那时，我不知怎么想起了一则朝鲜俗语：“入了虎穴，才能捉虎。”我们的祖先经过几千年的岁月体会并归纳的人生哲学，告诉了我这一条深奥的真理。
　　“满洲已变成了虎穴。就应该在这个虎穴打日本帝国主义这只老虎。现在，拿起武器进行斗争的时机已经到了。如果这样的时候不去决一死战，战胜敌人，我们就永远做不了入。”我这么想着，坚定地决心不失时机地站起来。
　　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战争的胜利，将会在我国强化殖民统治，疯狂地进行经济掠夺，以保障战争所需的物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将达到极限，朝鲜民族的反日情绪将会高涨。如果我们建立起武装队伍，开始抗日战争，人民群众就会从物质和精神上积极支持和声援我们。
　　中国的数亿人民群众也将奋起展开全民抗战。
　　日本帝国主义今天侵略了满洲，明天将会侵略中国关内，中国大陆将会燃起全面战争的烈火。自主精神很强的中国人民对祖国面临的危机，不会袖手旁观，这是无须赘言的。我们的身边有着不容许帝国主义侵略、一心要保卫民族主权的中国众多共产主义者和爱国者，有着热爱自由与独立的数亿中国兄弟。他们过去把朝鲜人当作亡国民表示同情，而明天就会从单纯的同情者变成可靠的同盟者，站在同一条战壕里瞄准同一个靶子的。
　　我们的侧翼任何时候都将有中国人民这一伟大的同盟者、同盟军。如果日本把战争扩大到中国关内，就会同欧美列强发生正面冲突，这将会成为新的世界大战的导火线。如果中日战争长期化，日本被卷入世界大战，日本就会因人力、物力资源的缺乏和枯竭而发生困难。
　　日本侵吞满洲，意味着他们的统治区域的扩大。统治区域的扩大，不可避免地将会带来统治力的削弱，在统治殖民地方面，将会无法保证从前的强度。
　　全世界将会谴责日本帝国主义为侵略者，日本将在国际上难免孤立。
　　我估计所有这些将为我国革命扫开战略上有利的局面。
　　张学良军开始总退却，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大举进攻，我们的面前就展现了惊人的事态。官署的官吏和公安局的警察停止了业务，四下逃散了。几天工夫，军阀统治的地方机关全都关了门。随着张学良军的败走，军阀统治体系陷于瘫痪。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急于扩大战果，顾不到维持治安。固此，在满洲地区出现了无政府状态。我们估计这种状态将持续一段时间，直到日本帝国主义在大陆建立自己的统治体系为止。这种空白状态，是我们放心地建立武装队伍的绝好机会。不能放过这个机革命正在迎来新的转折点。
　　为了完成朝鲜革命所赋予的任务，应该决定各自的任务，并为其实现而誓死奋斗的时机到了。
　　九·一八事变，是对中国人民的侵略，同时也是对生活在这一带的朝鲜人民和朝鲜共产主义者的进攻。我们作为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应当对此作出应有的回答。
　　我决心加紧进行组织武装队伍的工作。
　　三以武装对抗武装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向我们提出了必须尽早开始抗日战争的迫切任务。
　　这是以正义的炮声反击预告新的世界大战的非正义炮声的好机会。
　　获悉日本帝国主义进攻满洲的消息后，革命者们都从地下走出来，占据了自己的阵地。这年秋天，震撼大陆的炮声使满洲的人们振奋起来了。那炮声并没有使人们畏缩，反而使他们觉醒和奋发起来了。由于敌人的暴行，变成了一片焦土的满洲地区，新的斗争气势重新萌动。
　　我们认定，这是在斗争中锻炼群众的好机会。
　　说句老实话，那时满洲地区的人们由于暴动失败带来的懊丧，都陷于苦闷之中。要使革命进一步发展，就必须给他们以信心。可是，撤檄文，说空话，是解决不了这个问题的。
　　要给接连遭到失败的群众以力量和信心，就要发动他们投入新的斗争，并且一定要以胜利结束斗争。只有取得胜利的斗争才能把群众从恶梦般的消沉状态中解脱出来。如下使群众在斗争中得到锻炼，即使由几个先驱者开始武装斗争，也不会起到多大的作用。
　　九·一八事变的爆发，提供了动员东满地区人民再次起来斗争的机会。
　　国内人民的暴动也给了他们很大的推动力。
　　国内接连发生了佃户斗争和反日暴动，高原的东拓农场、龙川的不二农场、金堤的多木农场等地的佃户斗争，是其中有代表性的例子。
　　龙川地区农民的斗争，1929年以后仍继续进行。当时，当地组织在同我们的联系下很有效地开展了斗争。龙川地区有我们派去的许多工作员。
　　永兴的3000多名农民和三陟的2000多名农民，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在九·一八以后借口“非常时局”强化法西斯镇压和掠夺的行为，举行了大规模的暴动。
　　在这样的时候，我们在间岛地区组织了秋收斗争。各地的斗争委员会在自己的属下组织宣传队和纠察队，印出传单和檄文，制定斗争口号等，周密细致地做了准备工作。然后，按革命组织区，分别投入秋收斗争。开始时，进行的是争取减租的合法的经济斗争。
　　有的历史家曾把这次斗争称为“秋收暴动”，我认为这么命名是不太合适的。秋收斗争既不是五·三○暴动的模仿，也不是它的再版。这一斗争是在完全清除了李立三左倾盲动主义思想流毒的基础上，根据新的策略原则开展的、取得了胜利的群众斗争。五·三○暴动的主角是宗派分子，而秋收斗争则是由新一代共产主义者掌舵和领导的。
　　秋收斗争没有把暴力作为基本斗争手段。五·三○暴动时，放火烧了变电所和教育机构，地主和资本家一律打倒，甚至毫无顾忌地杀人放火，但秋收斗争参加者提出了三七制和四六制佃租等正当要求，在斗争委员会的统一领导下，同相邻地区互相协调，采取了秩序井然的行动。要求减租，对挣扎在饥饿线上的农民来讲，决不是无理的。因为这个要求是正当的，吉林省政府也不得不宣布施行三七或四六制（地主分30％或40％，佃农分70％或60％）佃租。
　　对那些老老实实接受农民要求的地主，绝没有施加暴力；只对那些对斗争委员会的要求顽固抗拒的恶霸地主和用刀枪镇压农民斗争的军警，动用了暴力；对那些不接受农民要求的顽固的地主，采取了在田地里按三七制或四六制，把佃户的份额拿走，或打开仓库把粮分走的办法。掠夺性的东拓金融部、高利贷者、协助日寇统治的朝鲜人居留民会等反动团体也被定为斗争对象。
　　我到延吉地区领导秋收斗争回到安图后，有一天，五·三○暴动后为躲避日本帝国主义的搜捕隐蔽起来的崔东和来找我。他对秋收斗争逐渐带上暴动性质，表示了忧虑。
　　他本来是在安图鼓动五·三○暴动的带头人，后来他还对我们把那次暴动认定为左倾盲动行为表示异议，要跟我们进行争论，这样一个人突然搬出了暴动有害论，不能不使我感到惊讶。
　　“成柱同志！这是怎么回事？你们曾经责难五·三○暴动是左倾盲动，现在你们却在纯粹的经济斗争中引进了暴力，这叫人怎么理解呢？”崔东和这样质问后，抱着双臂绕着我踱来踱去。他可能以为击中了要害，显得挺得意。
　　“先生好像有些误会。你是不是以为你们在五·三○时提倡的’红色暴力‘和我们在秋收斗争中使用的暴力是一回事？”以质问来回答质问本不合乎礼节，我并不是不知道这一点，可是我却脱口这样反问他。
　　“当然会有细微的差别。但是，不管怎么样，暴力还是暴力吧。”“我们是只在有正当理由，合乎情理时，才使用暴力的。比如说，在地主不答应农民的要求时，用暴力打开了地主的粮库。在军警抓人时，我们用武力斗争抢回了同志。当敌人用暴力镇压斗争的时候，难道我们就应该对他们行善吗？”
　　“我并不是因为不懂应以暴力对抗暴力这一马克思主义普遍原理才对你们论是论非。但目前不是一对一地行使暴力的时候。五·三○暴动已成遥远的往事了。不幸的是，我们的革命进入了低潮期。”“低潮期？”
　　“对，是低潮期。现在是退两步的时期。就是斯托雷平反动时期，也不会比现在更黑暗的了。你没看到关东军一举强占了整个满洲吗？连张学良的30万大军也退却了。在这样的时候，要保存革命力量，不要暴露出来。如果轻率地惹翻了敌人，就有可能在东满重演庚申年受讨伐那样的惨剧。”崔东和主张，要防止秋收斗争发展为暴力斗争，群众应当停止拿起武器。
　　他反对我们的武装斗争构想，说什么时机尚未成熟，是沙土上的楼阁。
　　和崔东和争论是很费神的。这个人头脑聪颖，又是个共产主义意识较高的知识分子，说些一般的话，是说服不了他的。他开口就引经据典，来论证自己主张的正确，而且说的头头是道，一环扣一环。说服崔东和可不简单。
　　总之，他的主张是从革命进入低潮期这个基本观点出发的。他看到了日本帝国主义的大举武装进攻、张学良军队的败逃以及独立军的瓦解等不利的因素，全然看不到国内和东满人民趋向暴动的活动，显然是一个睁着两眼却看不见现实的青光眼。
　　反革命的猖狂和卑怯分子的败逃，决不意味着革命的低潮期。决定形势的是革命的主体－－人民群众的动向。
　　正像有的前期产主义者那样，崔东和也忽视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他不把人民群众看做革命的主体，不相信并过低地估计了人民群众的力量。
　　我通过谈论革命低潮期的崔东和的表现，看到了前一代共产主义者和我们之间的根本差别。可以说，他们和我们之间的一切差别都是从如何看待人民群众这一问题上产生的。我们和他们虽然追求的是同一个理想、同一个目的，却没能通力合作，相处陌生，就是因为有这个差别。
　　我对崔东和说：
　　“也许你会认为这是谬论，我认为人民群众不屈服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趋向暴力斗争的今天，正是革命的高潮期。我们决定不放过这个高潮期，秋收斗争结束后，就马上进一步提高群众的觉悟，把群众组织起来，把抗日斗争推向更高的阶段。不管形势怎样变化，这个决心不会变，也不会动摇。”崔东和再没有说什么，不高兴地回去了崔东和之流以谈论暴力不利于革命之说来阻挠我们，但我们决不脱离自己选择的前进道路，满怀信心地领导了秋收斗争。
　　十多万名间岛农民从1931年9月到年底，冒着日本军警和反动军阀的野蛮镇压，进行了不屈的浴血斗争。
　　在这次斗争中，出现了许多表现朝鲜民族英雄气概的传奇式的故事。开区一带的人民在示威途中，在封冻的豆满江上，同日满军警进行肉搏战的故事，一度成为满洲地区人民惊心动魄的话题。
　　女战士金顺姬牺牲的悲壮故事，也是在秋收、春荒斗争的烈火中产生的。
　　金顺姬是药水洞赤卫队队员，又是秋收斗争委员会的委员。窜到药水洞的“讨伐队”用枪口戳着她快足月的肚子，问她肚子里是什么东西。
　　金顺姬怒视着围住她的日本守备队士兵和领事馆的警察回答说：“生个好样的是皇上，生个赖的就是沿街瞎闯的你们一样的东西。”她这一句有名的回答，使敌人顿时愕然。她为了严守组织的秘密，最后自己咬断了自己的舌头，可惜她22岁的芳年就被烧死在敌人的火堆里。
　　秋收斗争以农民的胜利结束。
　　通过这次斗争，东满地区的人民有了信心。他们第一次深刻地认识到，斗争的胜败完全取决于自己的不屈不挠的意志和领导方法，以惊异的目光看待把秋收斗争引向胜利的新一代青年共产主义者，并紧密地团结在他们的周围。
　　人民群众通过秋收斗争的胜利，自己找到了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发现并深信这样一个道理：投入暴力的多少，决不是决定斗争成败的基本因素。正像五·三0暴动失败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少，秋收斗争胜利的原因也不在于投入的暴力多。大家认识到：暴力只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之一，而不是万能的东西。
　　只有为正义使用的、正当的、有分寸的、适时的暴力，才能给人民带来胜利。只有这样的暴力才能对改造社会、推动历史发展作出真正的贡献。我们只支持这样的暴力。
　　问题在于怎样动员、组织和领导群众。可以说，在这方面新一代共产主义者创造了一个典范。秋收斗争是独特的斗争，它把经济斗争和政治斗争紧密结合起来，把和平的方法和暴力的方法适当配合起来，始终牢牢地掌握主动权，使敌人陷于被动。第二年春开展的春荒斗争，也是这样的斗争。
　　通过秋收斗争，朝中人民的团结得到了加强，朝中共产主义者之间的革命纽带得到了巩固。
　　秋收斗争曾是提高人民群众觉悟和锻炼他们的好机会。在这个斗争队伍里，朴实的普通人成长为战士和革命者。东满的各革命组织能够以在秋收斗争中得到训练的许多骨干分子，更牢固地建设了自己的队伍。培育出这样的骨干分子，对不久将要进行的武装斗争来说，也是值得庆幸的事。
　　在秋收斗争过程中涌现出来的许多青年革命者，后来成了在东满各县组织的游击队的骨干。
　　我一面领导秋收斗争，一面继续深入运筹对武装斗争的构想。东满人民在斗争中发挥集体英雄主义和不屈的斗争精神，大大鼓舞了正在探索新阶段革命路线的我。它使我确信，我们一旦手持武器同日本帝国主义展开血战，群众一定会支持和声援我们。
　　1931年10月，当秋收斗争的烈火燃遍整个东满时，我去了一趟咸镜北道钟城地区，为的是同国内的同志们讨论有关武装斗争的问题，召回派往六邑一带进行活动的工作员，给他们分配与武装斗争有关的重要任务。蔡洙恒和吴彬给我带了路。
　　钟城是蔡洙恒的家乡，他的岳父家也在那里。他家祖辈直到旧韩国末期，一直住在那里。他的曾祖父做过坐守钟城的官。蔡洙恒他们一家人是在“韩日合并”后不久离开祖国搬到和龙县金谷的。
　　蔡洙恒是在间岛长大的，可是他总不能忘怀渗有他儿童时代梦想的故乡。每当他同我一道渡江到钟城去时，都非常高兴。不知为什么，这回他的情绪显得深沉忧郁。
　　我心想，或许是秋收斗争的波涛把蔡洙恒家的粮垛也给卷走了吧？于是我问他：
　　“你家是不是也成了清算对象？”
　　他家是地主。他的父亲是遭穷人白眼的德新社社长。他回答说：
　　“没有，我们没等农民提出要求，就在地里按三七制把粮食分给了他们。”
　　“县委书记的家庭到底不同啊！我说，你脸色怎么这么阴沉啊？”“有些人叫我说服父亲不要当那个社长，可是父亲不听。”蔡洙恒不知道他父亲是受革命组织的委任当德新社社长的。为了严守纪律，他父亲不能向儿子透露真情。蔡洙恒对不肯接受儿子要求的父亲感到不满，也是很自然的事，难怪他伤脑筋。
　　当时，占据上级党委要职的人当中，有些左倾分子提出违背革命利益的极左要求硬往下推行，使下级人员很为难。他们甚至说蔡洙恒犯了“没有和父亲划清阶级界限”的“错误”，解除了他县委书记职务，后来又给他恢复了。
　　我为了稳定蔡洙恒郁闷的情绪，改换了话题，谈起了武装斗争的事。
　　于是，蔡洙恒开玩笑说，等咱们的军队组织起来，他要第一个报名参加当机枪手。
　　“我看哪，武官对你不相称，你是天生的文官。”我也开玩笑地说。
　　可是这玩笑话里含着真意。我认为他是天生的政工人员。如果蔡洙恒活下来加入了革命军，一定会成为团或师一级的政工干部。
　　当我们建立了游击队，大力开展武装斗争的时候，他在大拉子附近不幸被日本“讨伐”队杀害了。
　　吴彬是队上龙井东兴中学时就出了名的体育选手。他在珲春的运动大会上，参加摔交比赛得了冠军，作为奖品得了一头黄牛。他为人洒脱、快活，而且动作敏捷。
　　我认为，吴彬是一定能成为革命军队的一员猛将的武官型人物。我从这个时期起，产生了一种习惯，凡结识一个人，就在心里掂量他在革命军队里能担任什么职务。可能是抗日战争迫在眉睫的紧迫形势把我逼成了那样的“精于筹算的人”。
　　我们在石建坪渡口坐船渡过豆满江，到潼关镇豆粮组合大豆精选场去了一下。这个组合干的活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从满洲掠夺来的大豆，分成等级，过磅打包，准备运送到日本。
　　我们装成从间岛过江来打零工的，边帮工人干活，边同他们搭话。工人们听说我们是从间岛来的，便提起秋收斗争的事。他们对秋收斗争的看法大体上是悲观的。他们的看法是：鬼子还没强占满洲时，在间岛就举行了多次暴动，都失败了；现在鬼子侵占了满洲，搞秋收斗争之类的东西，能有什么好结果！这种斗争，无疑也免不了五·三0暴动那样的下场。目前，不管搞什么斗争都没有用。瞧吧，日本军正在乘胜长驱直入，加上强大国家凑成的国际机构也都袒护他们；弱小民族还有什么可指望的。这就是工人们共同的看法。
　　那时，我听了工人们讲的话，从三个方面受到了冲击。其一是，革命者要熟悉民心，就要经常深入群众；其二是，要想开始武装斗争，首先就必须加紧提高群众的政治觉悟，把他们组织起来；其三是，无论什么形式的斗争，如果不使群众充分认识到它的意义，积极地动员起来，就不可能取得成功。
　　我听到工人们那些虚无主义的、自暴自弃的看法，痛切地感到朝鲜的共产主义者必须尽早开始武装斗争，给我们的民族带来再生的希望，独立的希望。
　　那天，我们在光明村青年会会长崔成勋的家，召开国内政工人员和地下组织负责人会议，讨论了国内革命组织在武装斗争方面的任务。
　　我在会上强调说，九·一八事变后，剧变的形势和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的历史教训迫切要求我们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是我国革命的合乎规律的要求，是飞跃的质变。然后提出了而大任务，即作好军事准备的任务和牢固地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任务。
　　与会者面对开始有组织的武装斗争这一激动人心的大事，大为兴奋，热烈发言，提出了许多有助于组织武装队伍的创造性意见。
　　关于为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准备革命力量的问题，1931年5月，在共树德会议上已经讨论决定。在这个基础上，光明村会议讨论了在面临武装斗争这样一个新的事件的时候，国内革命组织应执行的实际任务。这次会议是对国内人民和革命者发出的有关武装斗争的预令，是个打招呼。在会议过程中，国内革命者对武装斗争的积极响应，给了我很大的力量。
　　我在钟城住了一宿，很快回到间岛，同蔡洙恒、吴彬分手了。我们预定12月中旬在明月沟再聚会，总结武装斗争准备工作，讨论武装斗争的具体途径和战略策略问题。
　　在那以后，我的工作日程全被明月沟会议的准备工作占去了。
　　一说会议准备，人们首先会想到报告、决议等文件，但那时的会议准备，实际上是构想路线，确定战略策略的探索过程，把思想写成文件则是会议次要的程序。
　　我对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问题花了很多的时间。
　　马列主义理论强调了武装斗争的意义，但没有规定应该用什么形式去进行武装斗争。因为不可能有适合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武装斗争的药方。我在探索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也力求不犯教条主义的错误。
　　为了进一步深入讨论武装斗争问题和新形势下的任务，我决定到东满特委去见童长荣。因为我们既然要在满洲土地上建立武装力量，开始抗日战争，就不能无视同中国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满洲地区的中国共产主义者也把武装斗争问题提到了日程上。中国共产党和中国工农红军在九·一八事变后就发出了号召：要把群众组织起来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要直接用武装打击日本帝国主义者。
　　要把枪口对准同一个目标的朝中共产主义者面前，提出了要结成牢不可破的联合战线，互相紧密合作和支持的迫切任务。
　　被任命为特委书记的童长荣，遇到日本军的“讨伐”，险些送了命，脱险后来到龙井市街，想在那里见我。可是龙井市内到处有密探活动，到那里去是很危险的，因此我请他到明月沟来。
　　后来，东满特委通知说，童长荣不知道特委已经转移，对间岛情况又不熟，在寻找特委时被密探发觉，关进了牢房。这意外的消息，不禁使我失望。
　　满洲省委书记罗登贤和省委军事委员会书记杨林，在九·一八事变后离开沈阳隐蔽起来，杨靖宇又在狱中，结果是没人可以商量。
　　我决定，无论用什么办法，一定要救出童长荣，并和同志们商量了营救办法。
　　这时，有一个叫高宝贝（宝贝是绰号）的人自告奋勇，要去营救童长荣。
　　那人手特别灵活，像个魔术师，很会“扒窃”。他能在一眨眼的工夫，把对面说话人衣兜里的自来水笔扒过来。高宝贝常搞这种鬼，所以他所到之处，每每有人因“丢”东西闹腾一番。
　　他故意去龙井市内扒窃，叫警察抓了去，到牢里找到了童长荣。高宝贝在监狱里不知使了什么招，特委书记不久就出狱了。这样，童长荣参加了明月沟会议。
　　我们于1931年12月中旬，在明月沟召开了党和共青同盟干部会议，我们为方便起见，把它称做“冬季明月沟会议”。
　　参加这次会议的有：车光秀、李光、蔡洙恒、金日焕、梁成龙、吴彬、吴仲和、吴仲成、具逢云、金哲、金重权、李青山、金日龙、金正龙、韩一光、金海山等通过忘我的斗争得到群众爱戴和有声望的四十多名青年战士。
　　那时，我在明月沟第一次吃到了霙菜泡菜。我到达明月沟后山沟那天晚上，李青山他们家给我端来了云豆玉米粥和霙菜泡菜，我吃得不知道有多么香。霙菜泡菜，咸镜北道吉州、明川一带的人做得好吃。现在，这种泡菜甚至上了国家宴席。
　　明月沟会议时，李光不知从哪里捉来了五只山鸡。他们可能是看到会议期间代表们只能吃到玉米粥和小米饭，心里难过，才同共青组织的积极分子们一道去捉的。
　　那天晚上，李青山说，有了好的面码儿，便压了冷面。明月沟里，大米珍贵，可是淀粉还是有的。
　　一见冷面就乐得忘乎所以的车光秀，愣头愣脑地去挑逗李光说：“我说，汪清大叔，只那么五只山鸡，还不够往鼻子上抹哩。”其实，他因有胃病，每顿都吃得很少，可是在有很多青年人聚集的地方，他总是装成忍着饥饿的大肚汉。
　　“这位吉林老爷连一碗玉米粥都吃不下，说大话倒挺能耐，我说，愣头儿车，那五只山鸡还是搭在粮袋上背来的呢！可把我累坏了。”李光开着玩笑回答他。
　　车光秀还指手画脚地说，五只山鸡扒不下多少肉，要让代表们分坐在两个屋，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山鸡肉的面，另一个屋里的吃放了家鸡肉的面。
　　可是，代表们都反对他的意见。那天晚饭，我们大家都坐在一个屋里，亲亲热热地吃了掺和着放上山鸡肉和家鸡肉的冷面。大胃口的朴勋吃了三碗，得了“冷面大王”的绰号。
　　为了把会开好，我们事先在李青山家开了预备会议。预备会讨论了议案、确定会议参加者名单和议程等问题。
　　开过预备会议后，开了十天正式会议，会上，集中讨论了武装斗争要采取什么形式的问题。因为先把这个问题决定下来，才能决定武装组织的形式和根据地的形式等其他问题。
　　没有国家，也就不能指望以正规军来进行抗战，要发动全民掀起武装起义，条件又没有成熟。在这种情况下，我的想法自然而然地倾向于游击战。
　　列宁对游击战做出的规定是，它是在群众运动已实际上达到暴动地步的时候，或者在国内战争中两个大战斗之间多少有了间隙的时候，不可避免地出现的辅助性斗争形式。列宁没有把游击战看做基本战斗形式，而看做是临时的、辅助性的斗争形式，对这一点我深感惋惜。因为我当时感兴趣，而且苦苦探索的并不是正规战而是游击战。
　　如果我们把用常备的革命武装力量打游击战作为我们要进行的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那么这种形式是否适合于我国的实际情况，对这个问题，我想过很多。在这过程中，我看了《孙子兵法》，重读了《三国志》。我国的兵①②
　　书中，我看的有《东国兵鉴》《兵学指南》。有些人说，游击战的始源是在公元5世纪，但是，至于那个游击战具体地在哪个国家，怎样进行的，我们是无从知晓的。
　　马克思和恩格斯抱着最大的兴趣进行研究的是，1812年俄法战争时期俄国农民武装部队的活动。俄法战争时期出现的游击队英雄达维多夫及干练地指挥了正规部队和游击队联合作战的库图佐夫将军的故事，引起了我的好奇心，使我更倾向于游击战。
　　①
　　在把游击战规定为基本形式方面，壬辰卫国战争给了我很多启示。我认为，使壬辰卫国战争取得胜利的义兵斗争，是在游击战的历史上占有突出地位的一个典范。郭在祐、申乭石、金应瑞、郑文孚、西山大师、以及后来的崔益铉、柳麟锡等义兵出身的名将所发扬的勇敢精神和多样战法，完全把我迷住了。我面临着与武装到牙齿的日本帝国主义者的交战，心完全被游击战这个词占据了。
　　然而，他们却说只有有了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才能打游击战。
　　。。。。。。
　　①
　　《东国兵鉴》：1451年编纂的朝鲜的兵书。
　　②
　　《兵学指南》：1787年编纂的朝鲜的以训练法为主的兵书。
　　①
　　壬辰卫国战争：朝鲜抗击日本侵咯的历时七年（1592－1598）的战争。亦称壬辰倭乱。日本的丰臣秀吉调动25万大军发动了侵略战争，但朝鲜人民击退了侵略者，取得了伟大的胜利。
　　这就成问题了。马列主义经典作者们指出的这个附带条件，使我在选择武装斗争的形式方面，不得不经历复杂的探索过程。在既没有可作后方的国家，也没有正规军的朝鲜的实际情况之下，打游击战是否可能，这个问题是谁也不能下结论的未知数。这一点成了在我们当中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
　　在我们的周围，接连发生了推动革命的激动人心的事件。对蒋介石和张学良的投降主义心怀不满的原东北军的爱国官兵，接二连三地举行了兵变。
　　王德林、唐聚伍、李杜他们都没有跟张学良跑，都叛离了原东北军。连马占山那样的将军也举行兵变，疾呼抗日了。以这些人物为主轴，在满洲各地出现了反日部队，开始展开了救国军运动。
　　这种形势给有志于武装斗争的我们造成了非常有利的环境。
　　我强调说，武装斗争形式中，历来有正规战和游击战，正规战为主导，游击战则是辅助性的，我们必须在这两者当中选择一种。
　　依我个人的看法，游击战更适合于我国现实情况，在不可能打正规战的我国的情况下，可以不拘于既成的惯例，应把游击战作为主导的斗争形式。
　　“变化无穷的游击战，才是我们应该选择的基本武装斗争形式。我们在没有国家的情况下，以正规战与日本帝国主义对抗是不可能的。我们要以军事技术上和数量上都处于劣势的武装力量，去同强大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交战，因此必须采用变化无穷的游击战。除此之外，没有别的出路。”那些只见过张学良的军阀军队、独立军或日本军的青年们，根本想象不出游击队是什么样的。
　　我给他们说明了正规军和游击队的差别。还说明，要想战胜强大的日本侵略军，就要进行小部队和大部队灵活的配合作战、奇袭战、埋伏战、政治活动、政治工作、生产活动等，军事、政治、经济活动都要搞。为此，就要组织一支在作战中能够自如地分散和集中的游击队。
　　有几个同志听了我的说明后，提出疑问说，用那种形式的武装斗争能战胜敌人吗？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的支援，又是在别国领土上作战，用游击队那样的非正规武装力量能够战胜用坦克、大炮、飞机等现代精锐武器装备起来的几百万大军吗？
　　他们提出这样的疑问，也是难怪的。我自己也曾反复斟酌过这些问题。
　　我们用那么几支枪，竟敢同日本那样的军事强国对抗，会不会成为世人的笑话？义兵、独立军、张学良的30万大军在日军的威力面前，都未能免于风烛的命运，而我们靠什么打赢敌人呢？我们有国家政权吗？有领土吗？有财富吗？
　　我对他们说：
　　“我们是国家政权、领土、资源全被夺去的亡国奴的儿子。现在我们是在人家的国土上，过着寄居生活的赤手空拳的青年。但是，我们要毫不踌躇地向日本帝国主义者挑战了。靠什么？我们下了靠人民抗战的决心。人民就是国家，人民就是后方，人民就是正规军。一旦开始打起来，全体人民会变成士兵站起来的。因此，我们将开展的游击战，可以说是人民战争。”我们经过长时间的争论，就以游击战为主，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的问题，取得了完全一致的意见。
　　游击战，是一种既能保存自己的力量，又能从政治和军事上沉重打击敌人，并能用较少的力量去消灭数量和技术上都占优势的敌人的武装斗争方式。我们确信，靠人民群众的积极支持和援助以及有利的自然地理条件，用游击战的方式组织和开展武装斗争，就能打败敌人。
　　当别人都把游击战当做正规战的辅助手段的时候，我们则把它确定为基本的斗争形式，并把它作为方针通过，这是符合我们实际的科学的、创造性的决定。
　　关于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的讨论结束后，又讨论了贯彻这一决定的途径。
　　首先提出了建设革命武装力量的问题。当时我们讨论决定：开始时，各地方组织小规模的游击队，在武装它的同时，逐步把它发展成为大规模的革命武装力量。在第一阶段，建立游击大队，逐渐把它扩大，最后发展成为人民革命军。紧接着讨论了解决武器装备的途径问题。
　　讨论从组织游击队问题转到建立根据地问题。组织反日游击队后，它的活动基地应该设在哪里？设在山里，设在城市里，还是设在农村？再说，在朝鲜和满洲都被日本帝国主义霸占的情况下，游击战的基地设在国内，还是设在满洲？就这些问题，大家认真地交换了意见。
　　无论什么军队都必须有支撑点，这是连小学生都知道的简单常识。
　　因为我们的武装力量在没有国家的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情况下进行战斗，所以，要有一个可以在战斗后安全地进行休整，补充武器弹药，进行军事训练，治疗伤员的根据地，这样才能长期地坚持游击战争。因此，我们在组织游击队的同时，还必须靠自己的力量建立根据地。
　　经过热烈的讨论，决定在群众基础好，物质保障条件也好，地形又有利的间岛山区建立游击根据地。满洲大陆幅员广大，敌人的统治机构密度比朝鲜稀疏，眼下先在间岛设基地，等到时机成熟，再到国内去占据白头山大森林地带和狼林山脉。
　　根据地应以敌人统治不到的解放区形式为主，而且必须设在便于进行国内作战，又便于得到祖国人民支援的豆满江沿岸的山区。豆满江沿岸，有不少物质保障条件好，地形易守难攻的山村。
　　开始选定建设根据地的具体地点时，李光、吴彬、金日焕等许多同志争先恐后地提出了很多好意见。根据他们的建议，决定在渔郎村、牛腹洞、王隅沟、海兰沟、石人沟、三道湾、小汪清、嘎呀河、腰营沟、大荒沟、烟筒砬子等天险要塞建立根据地。这些地区集结了秋收斗争后为躲避日寇的“讨伐”而逃来的革命群众，而且已经有赤卫队在保卫革命组织和人民。
　　讨论越深入、越具体，提出的问题也就越多。为了长期经营和维持根据地，对于怎样进行农业生产，怎样经营经济，怎样建设修械所和医院，以及由谁来怎样做居民行政工作等复杂的事务问题接连提了出来。
　　在这次会议上，我们还就奠定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问题、结成朝中人民反日共同战线问题和加强党组织工作和共青同盟工作等问题，进行了讨论。
　　这一切都是在以游击战为主开展武装斗争方面必须解决的重要问题。对这些问题，在会议上都制定出了方针。
　　这的确是巨大的、意义深远的、创造性的工作。我们在任何时代、任何国家的游击战战史里也找不到能够照样搬过来应用于我国革命实践的典范，因此我们只能用自己的头脑去思考一切问题，用自己的力量去建设根据地。
　　这对不得不在没有国家后方和正规军支援的史无前例的艰苦条件下，开展游击战的我们朝鲜共产主义者来说，是无法避免的，是历史要求我们必须解决的课题。
　　在解决这个课题方面，如果我们教条地仿效以正规军的支援为前提，配合正规军开展游击战的别国的经验，就必然会遭到不可挽回的严重失败。
　　有一年，拉丁美洲的一位抵抗运动者来见我，要求我给他谈谈游击战争的经验。
　　我给他讲了抗日战争时期的一些经验，然后对他说，游击战不可能有万能的公式。那是需要最高度地发挥人的创造性智慧的波澜壮阔的创造性斗争。我们的经验可能对你们有所帮助，但切不可把它绝对化，机械地采纳。
　　各国的情况互不相同，因此，你们也要创造适合于本国情况的斗争方法和形式来灵活运用，这就是胜利的秘诀所在。
　　他听了我的话，想了许多，对我说，他们的国家山区很多，可是至今没有考虑到这个特点，而去偏重于搞城市游击战。或许是由于这个缘故，致使成果少，损失大，今后要根据实际情况，依靠山峦，以农村游击战为主，进行抵抗运动。
　　我们决定，会议结束后回到各自的活动地区，立即着手组织游击队，就这样结束了会议。每当由于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的血腥镇压和“讨伐”而失去亲人和同志的时候，人们是多么痛心地捶胸顿足，多么渴望能有自己的军队呀！我们终于盼来了我们的军队－－我们的武装力量即将诞生的时刻。青年们一齐站起来唱了《革命歌》和《国际歌》，以那庄重的旋律向亲爱的祖国和革命宣誓。
　　童长荣等几名中国共产主义者也参加了明月沟会议。他们是有先见之明的革命者，他们从朝鲜共产主义者和朝鲜居民占绝大多数的东满的特点出发，一开始就很重视这一带的朝中人民的友谊和朝中共产主义者的合作。
　　重长荣一再请求在东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积累了很多经验的朝鲜同志作重要发言。
　　我以在会上讨论的重要问题为中心，用中国话和朝鲜话相交替作了鼓动性演说。演说中谈到了我们关于武装队伍的组织和武装斗争的构想。
　　中国同志对我们的构想表示完全支持。游击战争的形式问题、组织游击队问题、游击根据地问题等，无论对哪个问题，他们和我们的意见都完全一致。
　　从那时开始，朝中人民反对共同敌人日本帝国主义的武装斗争震撼了大陆，伟大的朝中友谊的传统在血战中开始扎下了根。
　　1931年召开的冬季明月沟会议是一次历史性的会议，它揭开了抗日武装斗争的开端，给我国反日民族解放运动和共产主义运动带来了新的变化。在卡伦会议上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通过这次会议得到了深入的发展。如果说在卡伦会议上，朝鲜民族要把反日民族解放运动推向最高阶段－－武装斗争阶段的思想得到了确认，那么在明月沟会议上，这个思想再一次地得到了确认，并在“以武装对抗武装，用革命的暴力对抗反革命暴力！”的口号下，正式宣布了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抗战。就是在这个会议上，制定了规定游击战方向的战略及策略原则的骨架，并以此为基础创造了非常丰富的、变化无穷的武装斗争的作战方法。
　　明月沟会议结束后，我和童长荣在白岩下面交谈，谈到了各方面的问题。
　　记得大概就在那时，我从他那里听到了关于被监禁在大连监狱的金利甲的情况，听到了在纺织厂做工。同时做共青同盟工作的全京淑，是如何照顾在狱中的金利甲的事。
　　童长荣说，东满不只是居民构成，而且党组织的党员构成中，大多数都是朝鲜同志。他还托付我代表朝鲜同志多帮助他的工作：
　　“在东满，革命的主力军是朝鲜人。只有依靠朝鲜族居民，游击战争才能取得胜利。不管日本怎样挑拨离间，两国共产主义者一定能克服民族偏见。
　　特委今后将特别关注做朝鲜同志的工作，希望你多给予帮助。我相信您，金日成同志。”
　　我热情地接受了他的要求。
　　“对两国人民的团结问题，我们也特别关心，这一点请放心。朝中人民之间产生的一时的猜忌，将被游击战争的枪声清除干净。”我们笑着互相紧紧地握住了手。
　　后来，我和童长荣多次回顾了这一天的感受。
　　每当我访问中国时，周恩来总理在宴会上的讲话或会谈中，总是说30年代初，通过抗日游击队的建立和朝中武装力量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所进行的共同斗争，朝中友谊发展到更高阶段。他还就根基深远的朝中友谊传统，谈了很多感人肺腑的话。
　　每当这时，我就想起充满朝中友谊热烈气氛的明月沟会议的会场，怀着无限的感慨回忆和我们一道闯过枪林弹雨的魏拯民、童长荣、陈翰章、王德泰、张蔚华、杨靖宇、周保中、胡泽民等亲密的中国共产主义者。友好情谊也是人的感情，所以，只有通过具体的人际关系建立起来的友情，才是牢固的；而且这样建立起来的友情，经过多长的岁月也不会淡漠。
　　四准备血战
　　明月沟会议，对开展有组织的武装斗争问题作了结论，并要求我在这一工作中，发挥先锋和骨干的作用。
　　“金日成你来打头阵，不管什么事都该有个样板，有个示范嘛！”同志们用这种话来和我作别。
　　我在明月沟等到与会者都离去后，便和童长荣分手，去了安图。无论从哪个方面考虑，安图是最适于搞游击战的地方。
　　正如在12月的明月沟会议上提到的，我们在组织武装队方面必须首先解决的问题是，着手进行对九·一八事变后在满洲各地组织起来的中国反日武装力量救国军的工作。因此，决定把组织的基本力量部署在安图和汪清，安图和汪清是救国军集结的中心。
　　我回到兴隆村，同家属一道在马春旭的家住了一些时候，然后搬到小沙河土器店沟芦苇村去，全面着手进行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工作。
　　小沙河是实现了组织化的村子，周围环境比兴隆村好得多。这里的地下组织很坚强，密探不敢随便进出。因为没有走狗作祟，军警也很少到这里来“讨伐”。
　　我们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斗争，一开始就碰上了种种军事政治方面的难题。人的问题、武器问题、教练问题、粮食问题、群众基础问题、与救国军的关系问题等都等待我们去解决。
　　我们认为，组织武装队伍方面，人和武器是最重要的两种必不可少的因素。而这两样我们都缺乏。
　　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人，是指军事上、政治上都具有一定水平的人。我们所需要的是懂政治、懂军事的人，具有为祖国和人民，手持武器进行长期斗争的思想准备的青年人。
　　我们在一年半时间里，失去了朝鲜革命军的几乎全部骨干分子。金赫、金亨权、崔孝一、孔荣、李济宇、朴且石等革命军的主力，他们有的牺牲了，有的被关进了监狱。1931年1月，作为中队长进行活动的李钟洛，带着有关朝鲜革命军的小册子去筹办武器的途中，同金光烈、张小峰、朴炳华一道被日本领事馆的警察逮捕了。对军事较内行的金利甲也被抓去坐了牢，白信汉牺牲了。崔昌杰和金园宇下落不明，连消息都无从知道。
　　革命军其余的成员中，有军事经验的人屈指可数，连为数不多的这些人都被派去做群众政治工作，不能叫他们参加武装队伍。当我在安图为建立游击队奔忙的时候，在我身边的朝鲜革命军出身的青年，只有车光秀一个人。
　　如果是掌握了国家权力的人，就可以下动员令或实施义务兵役制那样的法律，轻易地征集到足够的军事人员；可是，我们不能用那种方法征集人员。
　　因为法律机器或物质力量，是不能动员群众进行革命的。有一个时期，流亡上海的临时政府，曾把全体国民都负有纳税、服兵役的义务的条文列入宪法，可是群众连有无这种法律都不知道。在失去了国权的情况下，蹲在别国租界的一个角落里，行使国权的流亡政府的法律或指令，是不可能生效的，这是不言而喻的道理。
　　在殖民地民族解放革命中，不可能用动员令或义务兵役制之类的法律手段，让人们扛起枪来。在这个革命中，领导革命的领袖和先驱者们的号召代替了法律，群众的政治道德觉悟和战斗热情，决定了兵源问题。即使没有人提出要求或下指令，群众也会为自身的解放自觉地扛起枪来。这是把自主性当做生命，决心为之献出生命的人民群众出于本能的行动。
　　我们根据这样的原理，在安图及其附近，开始物色吸收到游击队里来的对象。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工人纠察队、地方突击队等半军事组织里，有很多要求参军的血气方刚的青年。在秋收、春荒斗争的风暴中，半军事组织急剧扩大。经过这些风暴，青年们成长了，面貌一新了。
　　然而，不能因为群众要求参军，就不考虑他们的水平如何，随便接收他们为游击队员。东满的青壮年在军事上还没有作好准备，为了保障游击队的人员来源，必须在赤卫队、少年先锋队等半军事组织中，加强对青年的政治军事训练。
　　可是，我的身边没有一名可以担任教练的人才。靠我一个人的力量是不可能使安图地区的青年全部实现军事化的。拿我自己来说，也只不过是在华成义塾学了点军事，在指挥新型的军队－－游击队的军事实践方面，几乎是一张白纸。学生出身的车光秀的军事知识还不如我。如果有像李钟洛那样的人，就可以把军事完全交给他，我就可以把全部时间花在政治工作上，可是李钟洛又被关进了监狱，再没有可以指望的人了。这实在叫我焦急。
　　每当面临难关时，我总是感到缺少同志。
　　我们正承受这种苦恼的时候，有一个名叫朴勋的黄埔军校出身的很有前途的人来找我们。黄埔军官学校校长是蒋介石，政治部主任是周恩来。那个学校里有许多朝鲜青年。中国人把广州暴动又叫做“三日苏维埃”，在这次暴动中起到主导作用的就是黄埔军校的学生。
　　朴勋和安鹏参加过广州暴动，暴动失败后，从关内逃到满洲。朴勋身材魁梧，言行风度很豪爽，不愧是个武人。他常说中国话，说朝鲜话的时候少；常穿中国衣服，很少穿朝鲜衣服。他就成了我的“军事顾问”。
　　由于蒋介石背叛革命（四·一二事变），国共合作破裂，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了。曾在黄埔军校、广东军校、云南讲武堂等武官学校毕业后参加中国革命的杨林、崔庸健、吴成仑（全光）、张志乐、朴勋等许多人，为了躲避蒋介石的白色恐怖，也都来到满洲地区。坦率地说，当时我一听到黄埔军官学校这个校名，就对朴勋抱有很大期望。
　　朴勋有在战场上两手各握一支手枪，打双枪的本事。他的枪法真了不起，堪称神枪手。
　　他的又一个本领是口令喊得好。他有一副罕见的嗓子，他作为教官可以不用扩音器，指挥一两万人的队伍。他在土器店沟大喊一声，全村人都能听到。
　　他那口令声使安图的青年都为之倾倒，都以钦佩的目光看他。车光秀看到朴勋指导赤卫队进行训练的情景，佩服地说：“他那副嗓音，怕坐在东京的日本天皇也能听到哩，真不知是从哪里来了这么个宝贝蛋！”对朴勋最为倾倒的就是车光秀，他俩常搞理论辩论，可是相处得非常亲密。
　　因为朴勋在安图训练搞得很好，所以我们组织的部队后来到汪清时，被评为“大学生部队”。我们部队的游击队员们在抗日战争的整个期间，都因为有秩序，纪律严明，言行文雅，衣着整齐，而受人尊敬。杨靖宇也一直赞赏我们革命军有纪律、朝气蓬勃和文明的面貌。每当听到这种赞扬时，我就想起朴勋，想起他那响彻土器店沟的口令声。
　　朴勋作为教官的又一个特色是对受训者要求严格。由于他那非常严格的要求，受训者很快便掌握了军事知识。
　　然而，朴勋有时对队员实行体罚，他对做不好规定动作的或违反纪律的受训者，吹胡子瞪眼地骂他们，有时还用脚踢他们，有时罚站。我怎么对他讲革命军队内禁止体罚，也没有用。
　　有一天，训练结束后，我同嗓子都喊哑了的朴勋一同回家时，问他：
　　“朴勋，你身上总有点军阀的气味，你是在哪儿学来的那种习气？”他一听军阀气味，便对我笑笑说：
　　“教我们的教官曾是个又严又厉害的人。说不定就是那个德国人给我留下了那种’遗产‘。要成为像样的军人，不管怎么说，要多挨几下鞭子。”德国式军事教育的痕迹在朴勋身上以各种形式表现出来。他上军事理论课，讲得最多的就是普鲁士军队。他对英国士兵的勇敢性、法国士兵的敏捷性、德国士兵的准确性和俄罗斯士兵的顽强性讲得很多。他讲这些的时候，总要号召受训者说，我们要成为具备所有这些品质的万能的军队。
　　他所进行的许多训练内容，和我们作为训练目标的游击战的特点也是不相符合的。他为了让人们领会拿破仑式纵队队形和英国式线形序列是什么样的，用20名左右的受训者排成那种队形，为此下了很大功夫。
　　我参观教练后，在休息时间，低声对他说：
　　“朴勋同志，你刚才进行的那个英国式线形序列训练，用简单说明的办法一带而过怎么样？我们又不是要在这里干一场和滑铁卢激战一样的战争，而是马上要在山地作战，同用大炮和机关枪武装起来的敌人打游击战，学那些旧时代的兵法还有什么用？”
　　“要打仗，是不是应该掌握那些军事知识？”
　　“别国制定的一般性的军事知识固然也是重要的，可是应该先选择那些马上能用得上的东西来教给他们。你最好别想让他们把你在军官学校学到的东西都囫囵吞下去。”
　　这天，我对朴勋说的是，叫他在训练中不要犯教条主义。
　　十来名赤卫队员交给朴勋，让他对他们进行射击训练。结果，他把一个桩子立在平地上，一整天反复地说，敌人出现了，就要瞄准中心下部打枪。
　　于是，我对朴勋说，照这种方式搞训练是不行的。不符合实际情况的训练先撇在一边，要先教打游击战所必要的东西。特别是，要先进行山地战所需要的训练。不符合我们情况的，要大胆地删改，操典里没有的兵法，要由我们集思广益，一样一样制定出来。
　　朴勋诚恳地接受了我的意见。
　　从那以后，以打游击战所需的东西为主进行了训练。起码的规定动作和武器操作法自不必说，把伪装法、信号法、刺刀使用法、敌情侦察法、走山路法、棍棒使用法以及夺取武器的方法、打夜战时识别敌我的方法等马上能用得上的军事知识，先教给了受训者。
　　朴勋开始时，无计划地教这教那，后来就制定出教学计划，按计划进行训练了。
　　朴勋后来在回顾当年的事情时，坦率地说，他在黄埔军官学校所学的军事，都是属于世界五大军事强国的东西。那是把古今内外的兵法集大成的、总括的、综合性的军事知识。他为在可以算是中国军事教育的最高学府的有名的黄埔军官学校学到这种知识引以自豪，心想，到东满来普及这样的知识，会博得人们的掌声和喝彩。可是，他估计错了，他得到的不是掌声和喝彩，而是冷淡的反应。青年们把他的课，当做知也可、不知也可的常识，并没有把它当做必需的、不可缺少的东西来接受。他痛切地感到，他在过去的几年里学到的军事知识虽说是世界性的东西，但对游击战是没有多大用处的半拉子知识，对于曾把它当做绝对的万能法典的他自己感到幻灭，他切身地领悟到必须创造新的、游击战所需要的军事理论。从那时起，他才摆脱了教条，才具备适应朝鲜革命战争需要的、我们自己的思想方法。
　　在安图地区的“训练都监”中，仅次于朴勋的出色人物是金日龙。他虽然没有现代战争的知识，但他用在独立军打仗时掌握的实战经验，对队员进行了不懈的训练。
　　我们加强了赤卫队、少年先锋队、少年探险队等半军事组织的军事训练，并扩大了队伍。通过这个过程，在我们周围集结了数十名在政治、军事上具备一定水平的坚强的青年。我们选拔那些在豆满江沿岸各县工作的同志和在秋收、春荒斗争中经过锻炼和考验的青年，让他们都到安图集合。有很多青年从安图、敦化等东满各地来找我们。
　　我们从这些同志中选拔车光秀、金日龙、朴勋、金哲（金哲熙）、李英培等18名骨干分子，先以他们组织了游击队小组。同时，在延吉、汪清、和龙、珲春地区也组织了同样形式的武装队伍。这样，各县陆续出现了一二十名左右的人组织的武装队伍。先以少数人组织武装队，悄悄地进行活动，借以筹办武器，积累经验，扩大队伍，一旦条件成熟，各县分别建立大规模的武装队伍，这就是明月沟会议讨论决定的方针。
　　组织游击队小组的过程，也就是为解决武器进行浴血斗争的过程。这困难，那困难，也都不会比解决武器更困难。
　　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用在他们本土军事工业系列生产的现代化武器和装备不断地加强陆海空军的战斗力，可是我们没有国家后方供应武器，连买一支枪的钱都没有。我们所需要的不是大炮，也不是坦克。眼前，只要有步枪、手枪、手榴弹之类轻武器就行。如果国内有生产武器的工厂，可以借助于工人的力量去解决，可是我国没有那种工厂。遗憾的是，我们在武装自己的过程中，丝毫没有得到本国工业的帮助。
　　正因为如此，必然地出现了“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这样豪壮的口号。
　　我回到安图，把父亲托母亲保管的两支手枪从地下起出来。我举起那两支手枪，对同志们说：
　　“看，这就是我父亲留给我的遗产。我父亲不是义兵，也不是独立军，可是直到他去世那天，一直带着这些枪的，为什么呢？因为他认为只有武装斗争才是能够实现国家独立的最高的斗争形式。我父亲总的夙愿，就是要进行武装斗争。我在接受这两支手枪的时候，下了坚定的决心，要代替我父亲去实现他未遂的夙愿。现在到时候了。要把这两支手枪当做本钱，开始我们争取独立的斗争。目前，虽然全部财产只有这两支，但使它一次又一次地翻本生利，就会变成二百支、两千支、两万支，你们想象那一天吧。有了两千支枪，我们就解放祖国。要拿这两支枪作本钱，不断地叫它翻本生利，叫它变成两千支、两万支！”
　　我想着壮志未酬过早去世的父亲，哽咽得再也说不下去了。
　　筹办武器的问题提到日程上来了。这时，朴勋问我，听说在抚松曾有一个财主的儿子向你们献出了几十支枪，那些枪都弄到哪儿去了？他所说的财主的儿子就是张蔚华。我们在五家子进行活动时，有一次张蔚华带着他们家丁的40支枪来找我。那时，我们把那些枪全给了朝鲜革命军队员。
　　朴勋听到了这件事，深表惋借。他说，有钱就有出路。他提议，巡访我们建立的革命村，向农民发出号召，捐一些钱。
　　我没有接受他的提议。若是向富者发出号召，从他们那里弄些资金倒有商量的余地，但让贫穷的工人、农民掏钱来买武器，这不是好办法。捐钱的事，当然比豁出命去夺敌人的枪容易得多。可是，我们还是放弃容易的办法，选择了困难的路。我也承认拿钱买枪是一种办法，但没有提倡这种办法。向人民群众伸手要钱是独立军的方法，而不是我们的方法。况且，即使捐到一些钱，也不会有多少。
　　有一次，崔贤同志到山林队那里，花1500元买来了一挺机关枪。那时。
　　一头黄牛的市价大约是50元，这么算起来，要买一挺机关枪，就要卖掉30头黄牛才行。我们不能不重视这个数字。
　　我们商量多次，找出了一个办法，到奶头山方面去，挖来了几支独立军埋在地下的枪支。
　　别的县里，也争相回收了独立军用过的武器。洪范图麾下的独立军在青山里战斗后，把大量的枪支和子弹埋在大坎子附近，退到苏满国境一带去了。
　　日本守备队通过密探得知此事后，便用几十辆卡车运走了那里的枪支和子弹。明月沟会议后，汪清的同志们派几个人到大坎子，从日本守备队员挖开的地方又找到了约5万发子弹。
　　我们手里弄到了一些枪支，便开始用它做本钱，投入了直接夺取敌人武器的战斗。
　　第一个攻击对象选的是地主双秉俊的家。他手下有一个约有40人的保卫团。团长李道善后来成了臭名昭著的“新选队”队长，这个“新选队”后被崔贤同志的部队打垮。
　　保卫团的兵营设在地主家土城里头和外头。我们把游击小组成员和赤卫队员编成一个袭击小组，根据事先侦察的情况，出其不意地袭击了位于个沙河村的双秉俊的家，夺来了十多支枪。
　　夺取武装的斗争，在豆满江沿岸的所有地方，都群众性地蓬勃开展起来。
　　革命群众提出“武装是我们的生命！以武装对抗武装！”的口号，由游击队小组成员、赤卫队员、少年先锋队员、地方突击队员们带头，无论男女老少，都奋起展开了夺取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日满警察、亲日地主和反动官僚的武器的殊死斗争。
　　“要枪不要命！”就是那时用的话。到海关、保卫团、公安局或地主家，端着枪喊一声：“要枪不要命！”那些胆怯的官吏、反动地主和警察官，就哆哆嗦嗦地把枪统统交出来。
　　“要枪不要命”这句话，在东满的所有革命组织区成了流行语，广为流传。
　　吴仲和的父亲（吴泰熙）和他叔父也手持用饭桌腿做的假手枪，口喊“要枪不要命”，威胁警察和自卫团，夺取他们的武器，送给了赤卫队。这个消息甚至传到了安图。我们听了，对那些老人的机智、大胆深为佩服。
　　后来，我在汪清见到吴泰熙老大爷时问过他：“您是怎么想出那么绝妙的法子来的呢？”老大爷笑着说：“晚上看起来放在炕上的饭桌腿也挺像手枪哩。我们哪里有枪或炸弹那种东西呀。所以，就拿出了饭桌腿。急中生智嘛。常言说：’口渴者挖井。‘不是吗？”
　　老人说的确实很对。那时，我们真是抱着口渴者挖井的心情。勇敢地投入了夺取武器的斗争。那是需要最大的创造精神和智慧的苦斗。
　　东满的革命者和革命人民根据情况，随机应变地伪装自己，或是装成宪兵、救国军军人、日本领事馆官吏、大富豪或贸易商等，用乔装袭击的方法夺取武器。有的地方，妇女们用捣衣棒或棍子打倒军警，夺取武器。
　　夺取武器的斗争，是全民抗战开始的序幕，是预备战斗。所有革命组织都为这一斗争发动起来，全民动员起来了。革命需要武器的时机一到，群众就不顾一切地投入了这一斗争。在这过程中，他们进一步觉醒了。他们认识到了自己的力量有多么大。
　　“自己的武器自己解决”，我们提出的这一口号发挥了巨大的生命力。
　　然而，我们在这一斗争中也失去了很多革命同志。那时，我们获取的每一支枪里都渗透了革命同志的热血和他们火热的爱国精神。
　　我们在自力更生的口号下，同时展开了自己制造武器的运动。
　　起初，在铁匠炉制造大刀、长枪之类刀枪武器。接着，还制造了手枪和炸弹。
　　在自制的手枪中，做得最精巧好使的，是汪清县南区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们制造的“比及盖手枪”。咸镜北道一带的人按俄语发音把火柴叫做“比及盖”。之所以把这种手枪叫做“比及盖手枪”，是因为要用红头火柴作火药装在枪膛里。
　　他们用洋铁制造枪管。
　　东满的兵器厂当中，最有名的是和龙县金谷的神仙德鹰岩窟兵器厂、汪清县南区兵器厂和延吉县依兰沟南阳村朱家洞兵器厂。
　　鹰岩窟兵器厂是用通过延吉县八道沟矿的革命组织弄到的炸药制造了炸弹。
　　起初，制造的是轰响炸弹，这种炸弹声响挺大，可是杀伤力几乎等于零。
　　为了消除这种弱点制造出了辣椒炸弹。这种炸弹比轰响炸弹效果大些，可是，只是气味呛人，杀伤力几乎没有。后来，和龙的同志们用碎铁片代替辣椒，制造了杀伤力挺大的炸弹。这种炸弹就是有名的延吉炸弹。延吉炸弹问世后，我们把和龙的朴永纯叫到小汪清大房子，举办了历时两天的炸弹讲习会。这是为了把制造炸弹的技术普及到东满各地。来自间岛各县的兵器厂成员和游击队指挥员参加了这次讲习会。
　　讲习第一天，我给大家讲了火药制造法。当时，游击队兵器厂制造炸弹所用的火药，是通过秘密渠道从矿山购进的。因为敌人对火药的管制很严，这种方法总是伴随着危险。我们较容易地自行从民房获取了火药原料，并用它成功地制造了炸药。在讲习会上，讲授了制造炸药的秘诀，并把它推广到各地方去。朴永纯讲了炸弹制造法及其使用法、保管管理法。关于他们在和龙自力更生研制炸弹过程，引起了听讲者们一致的赞叹。主管鹰岩窟兵器厂的朴永纯、孙元金两同志的技艺都很高明。后来，这个兵器厂成了朝鲜人民革命军可靠的武器制造基地和修理基地，对抗日战争作出了很大贡献。
　　如果能有一位作家把反映我国人民在夺取武器的斗争中发扬的无比的自我牺牲精神、大胆性、随机应变的机智和非凡的创造精神的故事综合起来，用形象的画幅再现出来，那会成为一篇庄严的叙事诗。千万年来，被置于历史之外、只被当做廉价劳动力、在无知和蒙昧中挣扎的人民群众，他们作为亡国之民而痛苦地流尽血泪，尽管咬牙切齿，但只能将它当做命运逆来顺受的淳朴的人民群众，终于走上了用自己的力量开拓自己的命运的神圣的解放斗争道路。
　　我每当看到地方组织缴获的或自制的武器，就再一次自豪地确认，我们相信自己人民的力量，要依靠这一力量开拓朝鲜革命的决心，是多么正确。
　　我们在加紧进行建设常备革命武装力量的准备工作的同时，特别关注奠定抗日武装斗争的群众基础的工作。在实践斗争中，使人民群众不断地提高觉悟，得到锻炼，使他们做好抗日战争的准备，这是我国革命发展的必然要求。广大人民群众自觉地、全民族一致地动员起来，这就是我们取得最后胜利的保证。
　　1930年，农业空前歉收，随之而来的严重的饥饿，为我们继秋收斗争之后，再次开展新的群众斗争提供了条件。为了不让秋收斗争后高昂起来的群众斗争气势减弱，我们又展开了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的新的春荒斗争。春荒斗争，从向地主借粮的借粮斗争开始，急速地发展为没收日本帝国主义和亲日地主粮食的夺粮斗争，清算日本帝国主义走狗的暴力斗争。
　　春荒斗争的烈火，把东满地区的人民革命化的工作推到了新的高度。在反革命对革命的攻势越发猖狂的情况下，朝鲜的共产主义者依然深入群众，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对群众的启蒙和教育工作。各群众团体砸毁关门主义的框框，打开了大门，在实践斗争中，不断地锻炼了群众。
　　但是这个工作并不是在哪里都进行得一帆风顺。为一个村庄的革命化，有时甚至会牺牲好几名革命同志，有时，还要受到人们的难以忍受的鄙视和怀疑，却因不能说明自己是革命者，只好默默地忍受这一切。
　　我在富尔河村的经历，可以说就是属于这种情况的。
　　富尔河村位于从安图到敦化的重要通道上。不经过这个村庄，就不能自由地来往于敦化地区和南满一带，如下使这个村庄革命化，小沙河、大沙河、柳树河等临近村庄的安全就很难保证。
　　组织曾派去几名有能力的工作员，可是都失败了。需要赶快在那里扎下组织的根子，可是无论谁到那里，就被抓去遭到杀害，简直想不出一个妙计来。金正龙愤恨地说，富尔河村是个反动村，那个村里准有间谍或白色组织暗藏着，要设法把他揪出来。听到这个村的事，我也觉得很奇怪。
　　富尔河村有一个姓宋的组织成员，但是单靠他一个人，不可能探出反动分子，也不能实现村子的革命化。总得有一个人豁出命打进去，该揪出来的揪出来，该组织的就组织起来，把这个村从反动　　　　村改造成革命村，非这样不行。
　　于是，我自愿要求到富尔河村去。
　　我把宋同志叫到小沙河，事先商量好该怎么做。
　　“等你回到村子，就说你家缺人手，要雇一个小伙子做长工，把这话传扬出去。那么着，我就到你家去当’长工‘。”
　　宋同志一听这话，圆睁起眼睛说，那个村反动分子猖狂得厉害，怎么能冒那种险呢，还说，要你当“长工”，这成什么话？他说着直摇头。组织上也反对我到富尔河村去。
　　我不顾人们的反对，和宋同志一道坐着牛扒犁到富尔河村去了。我没洗脸，也没理发，故意弄得像个傻子似的打进了“反动巢穴。”几个小时后，当我和宋同志吃晚饭的时候，突然骑警队扬起灰尘驰进村来。不知是用什么方法，怎样联系的，这么快就从安图派来了警察。
　　在外边玩耍的孩子大叫大嚷说，骑兵队来了。我就走到院子里，抡起斧头劈劈柴。情况就和在蛟河不知名的一个女人家的经历差不多。
　　骑警指着我，问他是谁。宋同志就回答，是他家的长工。
　　有一个骑警晃着头说：“据说，有一个共产党干部到这个村来指导”看样子，他们想象着一个西装革履的绅士打扮的干部，急忙奔来，可是看到的却是一个穿着破旧的褂子，蓬头垢面的我，觉得白跑了一趟，显出挺失望的样子。
　　那时，我疑惑地想到，是不是我们的队伍里有通敌的不纯分子。因为我要打进富尔河村的事只有几个主要干部知道。
　　骑警回去后，我一看宋同志，他面无人色，额头上渗出了冷汗。
　　我从第二天起，大清早起来，给房东家打水、劈柴、扫院子、煮牛食。
　　然后，跟宋同志一道每天坐扒犁上山去。到了山上，我就看文件，讨论工作，砍柴，并一样一样地向宋同志交代任务。
　　村里人都说我是个老实的“长工”。富尔河村的人们只拿我当一个憨厚的“长工”。井边结了冰，村里的妇女就招招手叫我快给她们把冰砸掉。这种事我都乐意地给她们做了。因为我想，村里的人越是多使唤我，我就会越像“长工”，我越老实地为他们干活儿，敌人就越不易发现我是个革命者。
　　有一天，宋同志他们对门的人家办喜事。村里的人拥来叫我去给他们家打糕。他们可能以为我是扛“长工”的，干这种活一定是干得很漂亮的。
　　我的种了一辈子庄稼的祖父常说，能把扶犁、弄铡刀、打糕这三样活都学到手才算是真正的庄稼汉。可是，我从来没有打过糕。我家的生活情况，哪里富裕到能做打糕吃。我若听从村里人的话去，怕露了我的身份；要推辞，又不像个“长工”。因此心里犹豫不决。起初，就推辞说房东家活儿忙，不能去。
　　可是，人们再三地来催，不好再推辞了。
　　我来到办喜事那家的院子，这家主人一看有人来帮忙感到很高兴。他从前院的瘦瘦的半老人那里把木棰夺过来交给了我，说“小伙子，今天的糕好不好吃，全在你这一手啦。使出你的本领吧”。他们哪里知道我心里的苦楚呢！女主人忙把刚蒸出来的糕米盛在大木盆里端出来，我看着又好笑，又为难。村里的人们围着我，要欣赏我这个“长工”的手艺。在农村，看打糕，也是个乐趣。
　　我往拿着木棰的手上唾了一下唾沫，心里想，嗐，豁出去了，使出全部力气抡起木棰干吧，这反正是人干的活儿，“长工”也不是万能的嘛。顶多骂我手艺不高罢了。这时，宋同志察觉到了我的心事，使我摆脱了窘境。他说：“看你这人，你那胳膊怎么打糕？我不是告诉你，要留神你那胳膊吗？”他故意摆出主人的威严责怪我，然后对办喜事那家人笑呵呵地说：“他昨天上山砍柴，伤了胳膊，不能打糕。邻居办喜事嘛，我来替他打吧。”村里的妇女们在给客人分糕时，也把我当“长工”对待。别人的糕都放在碗里，可我的就递在手里，我对村里人这样慢待我，并不觉得不好，反而对我的工作有好处。
　　把富尔河村革命化的工作，就是这么不简单，在实现五家子革命化的过程中，曾遇到很多困难，但要和这里比起来，可以说是易如反掌的了。我在这个村，大约呆了一个半月，建立了组织，发动青年骨干清算了密探。
　　我回到小沙河，对同志们讲了在那里发生的事，同志们捧腹大笑。我对同志们说：“革命者没有打不进去的地方。过去一直没能打进去是因为像浮在水面的油滴，没能深入群众，绅士式地搞革命的缘故。”建立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曾率领部队去过富尔河村。我成为游击队长骑着马路过这里，开群众大会讲了话。村里的人们一见我都惊呆了。
　　那些招手叫我给她们砸掉井边的冰的年轻妇女，看到讲完话坐在马鞍上的我，说道：
　　“哎呀，那不是在咱村扛过’长工‘的小伙子吗？他成了革命军队长哩。”她们不知如何是好。
　　摆在我们面前的困难就这样克服掉了。
　　可是，最严重的问题仍然悬而未决。这就是对给朝鲜共产主义者带来了很多流血损失的救国军部队的工作。
　　五新的武装力量的诞生
　　由于一连串轰动世界的事件，1932年春显得非常动荡。霸占了满洲大陆的日本帝国主义搬出被孙中山的国民革命推翻的清朝的末代皇帝溥仪，制造出了傀儡国－－满洲国。日本的御用宣传机器和中国的关内以及满洲的亲日出版物，不失时机地大肆宣扬“五族协和”、“王道乐土”的建设，赞美满洲国，而亚洲和世界的进步舆论则对此表示了强烈的反对。
　　世界的注意力集中到刚刚抵达日本的国际联盟调查团的活动，这个调查团的使命，是查明九·一八事变发生的原因及其责任。
　　以英国枢密院顾问李顿为团长，由美国、德国、法国、意大利等列强的代表组成的调查团，受到日本天皇的接见，同日本国的总理大臣、陆军大臣、外务大臣会见后，又到中国，同蒋介石、张学良会晤，然后到满洲同关东军司令本庄中将见了面，还视察了九·一八事变发生的现场。日方和中方为了把李顿调查团拉向自己一边，大搞欢迎和招待竞赛，有人猜想，如果调查团查明事变的真相，国际联盟行使影响力，那么，日本也许会从满洲撤军，这种臆测不仅在政界、社会界和舆论界流行，连那些对政治开始敏感的小学生和农村的老年人也都这样说。
　　当时，我们正在安图地区加紧武装斗争的准备，对那种臆测和风闻并没有怎么注意，而专心进行军事训练。小沙河妇女会会员们天天把午饭装在木盆里，用头顶着送到土器店沟的台地上。
　　3月中旬，我们为东满许多具组织起来的游击队小组的指挥员，在安图举行了短期训练（短期讲习）。有将近20名指挥员从其他地方聚集到小沙河土器店沟。
　　短期训练进行了两天，头一天上理论课，第二天进行动作训练。我在政治课上讲了朝鲜革命的路线和方针问题，还讲了游击队的生活规范和行动准则。军事训练主要由朴勋负责辅导。那时我们的训练逐步从规定动作、武器装卸等基础训练深化到袭击、埋伏等战术训练。
　　安图成了朝鲜共产主义者建立抗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总部和中心，常有工作员和通信员从豆满江沿岸各县来到小沙河同我们联系。我们在安图组织游击队的消息，一直传到国内各地，20岁上下的热血青年们听到这个消息，冒着生命危险，从朝鲜和满洲各地拥到安图来，要求参军。
　　边达焕在带领八名志愿入伍的五家子青年来安图的路上，被日本军警逮捕关进监狱，也是在这个时期。解放初，边大愚老人来找我，讲到他儿子未能实现入伍的理想，在狱中虚度了几年岁月时，表示十分惋借。
　　在间岛的各县中，特别是延吉地区，来找我们的人最多。延吉地区密布敌统治机构和镇压工具，密探网也很多。1932年4月初，池田大佐指挥的以罗南19师所属38旅75团为基干，由炮兵、工兵和通信兵加强的间岛临时派遣队，为了对东满地区进行“讨伐”，渡过豆满江闯进了延吉等间岛地区。
　　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地区的地下组织把很多要求参军的青年送到安图来了。
　　也有不少青年未经组织的推荐，只听到有关我们的消息，便自动来找我们要求参军。
　　敦化的陈翰章也领着名叫胡泽民的中国青年来找我。胡泽民曾在和龙当过师范学校的教师。
　　有时候一天就有十多名青年结伙来找我们。
　　可是，救国军却在路上拦截他们，常常把他们抓去杀害。
　　当时，中国东北地区有东北自卫军、反吉林军、抗日救国军、抗日义勇军、山林队、大刀会、红枪会等形形色色的反日部队。所谓反日部队，是指在日本帝国主义霸占满洲后，由那些打着抗日救国的旗帜，从旧东北军脱离出来的爱国军人和官吏以及农民组成的民族主义军队。这些部队被统称为救国军。
　　在满洲地区的反日部队中，较为有名的有王德林、唐聚伍、王凤阁、苏炳文、马占山、丁超、李杜等的部队。
　　东满最大的反日部队是王德林部队。王德林在青年时代，在穆棱和绥芬河一带密林中，毫无政治主张，过着“绿林豪杰”的土匪生活。后来他率部队编入张作相麾下的吉林部队，才成为具备了正规军外貌的军官。九·一八事变以前，他在旧吉林军当了第3旅7团3营营长，民间称他的营为“旧3营”。
　　日军进攻满洲后，他的上司吉兴旅长向日军投降，拜见了关东军司令。
　　他宣誓要效忠日本帝国，被日军任命为吉林警备司令。
　　王德林为上司的背叛行为所激怒，立即举行哗变，宣布抗日救国。他率领500多名队员进入山林，组织了中国国民救国军，并任命吴义成为前方司令，开始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作战。
　　吴义成、史忠恒、柴世荣、孔宪永等都是王德林的忠实部下。他们以罗子沟一带为活动据点，牵制间岛地区的敌人，后来跟我们游击队建立了血肉联系。
　　南满的山区有唐聚伍的自卫军进行活动。黑龙江省一带则有马占山部队抵抗北上的日军。聚集到安图偏僻山区的是吴义成属下的于司令部队。这支部队非常强横凶暴。
　　他们都一致把朝鲜共产主义者看作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认为朝鲜人是把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引进满洲大陆的肇事者。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朝中两国人民之间不断进行挑拨离间活动，加上在五·三○暴动和万宝山事件中所产生的对朝鲜人的坏印象，直到那时还留在中国人的脑海里。
　　朝鲜民族和中华民族，都是同样受着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强加的灾难和不幸的被压迫民族，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一样，朝鲜人民也不会成为他们的走狗；正如中国人不会成为朝鲜人民的敌人一样，朝鲜人也不会成为中国人民的敌人。然而救国军的上层顽固分子没有具备能够理解这些道理的政治判断力和洞察力。他们也盲目地敌视共产主义。当然，这是同救国军的上层大部分是资产阶级出身这一点也有关系的。救国军的上层造出朝鲜人是共产党，共产党是宗派分子，宗派分子就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这样一条公式，并以此为准，毫不留情地迫害和杀害青壮年朝鲜人。
　　在城市和平原地区，有日本侵略军在猖狂肆虐；在日军还没有占领的农村和山区，又有成千上万的救国军把守在路口，使我们动弹不得。救国军的敌对行为，是对我们年轻的游击队生存的严重威胁。
　　不消说日本帝国主义，就连山林队和独立军也都反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因此，我们名副其实地陷入了四面楚歌、孤立无援的地步。
　　不改善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就不能使我们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合法化；不把游击队的存在合法化，就不能扩大队伍，就不能公开地进行军事活动。
　　虽然组织了部队，却不能合法化，因此，我们处于躲在人家后屋的境地。
　　只有公开露面才能发挥作用，而我们却不能公开露面。我们没有军装，都穿着便衣，躲在人家后屋，只是摆弄着驳壳枪，慨叹说，这样下去怎么能抗日呀！躲也只能躲在朝鲜人村子里，别的地方就根本不能露面，到了夜晚才能几个人出来走动。
　　这就是我们起初把游击队称为秘密游击队的原因。
　　那时，我们不仅要躲避日本军队，而且要躲避救国军和伪满军的兵，还要警戒敌视共产主义者的部分朝鲜民族主义者和反动派。只要我们公开露面，他们就说是共产党，向我们开枪、横施暴行，实在叫人伤脑筋。延吉、和龙、汪清、珲春的情况也一样。
　　但又不能专找共产主义者的家去住。他们本来就穷，再有几十个人去吃，他们的生活就会更苦。
　　只有争取游击队合法化，白天能在街上排队唱着歌行进和进行宣传，受到群众欢迎，工作才会顺利，打起仗来也才会有劲头。可是现在办不到，真叫人焦急。
　　我们只要坐到一起，就反复讨论如何实现游击队的合法化，用什么方法来解决同反日部队的关系等问题。
　　讨论得最深入的是共产主义者同中国民族主义者携手对不对的问题。救国军上层是资产阶级出身的人，是代表地主、资本家、官僚利益的军队，我们共产主义者同他们携手，是不是抛弃了阶级原则，妥协了呢？抱这种态度的同志并不止一两个。他们说，暂时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是可以的，但不能结成同盟关系，并主张对他们的敌对行为，只能用武力去压下去。
　　这是极其危险的主张。
　　救国军虽有各种局限性，但他们的斗争目的和处境跟我们相同，所以在抗日战争中能够成为我们战略上的同盟者。我站在这样的立场上坚决主张不仅要改善同救国军的关系，而且要同他们形成联合战线。至于思想和信念互不相同的两支武装力量的联合战线问题，当时还是第一次提出来，所以引起了激烈的争论。
　　实现同反日部队的联合战线问题，中国共产党内也作为重大的问题提了出来。东满特委很早就对王德林部队予以关注，派七八名优秀共产党员去做救国军的工作。我们也派李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到救国军里去。
　　我通过通信员多次收到关于派到同山好部队的李光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情况汇报。
　　当救国军对我们施加的暴行更加严重时，我们的同志们就说，要形成联合战线是一种空想，现在我们也应该迎头还击，为牺牲的同志报仇雪恨。我费了很大的劲才说服了他们。把救国军当作敌人，一对一地进行报复，这种盲目行为不仅不符合反日的大义和道　　　　理，还可能把我们年轻的游击队引向自亡的。
　　间岛以及满洲全境的共产主义者和游击队员都为救国军煞费苦心。当时，各县的游击队人数不多，一个县才有几十名。这些人只要被救国军抓住，就被杀害，无一幸免。所以，想扩大部队，也根本没法扩大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便想，我们游击队暂时加入于司令的部队，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会不会有利呢？于是我作了这样的假设：编入了于司令的部队，就有了救国军的招牌，是不是可以不受他们的害，还可以得到一些武器；只要给他们以好的影响，是不是可以使他们共产主义化，把他们变成安全的同盟者呢？我提出这一设想请大家讨论。
　　我们在党组织所在的小沙河金正龙家开了一整天的会议，讨论了这个问题。现在把这次会议称为小沙河会议了。这次会议上的讨论非常热烈。在救国军部队里作为别动队进行活动，是否可能，是否有益，就这个问题，从早到晚进行争论，嗓门都喊哑了。不仅是吸烟者，连那些不会吸烟的人也卷起烟吸，不住地喷出烟来，弄得整个屋子乌烟瘴气，简直叫人睁不开眼，喘不过气。这事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那时我还不会吸烟。
　　最后我的想法得到了同志们的支持。
　　会上决定派代表到于司令的部队去同救国军进行谈判，我被选为代表。
　　不是同志们选了我，而是我自告奋勇要去的。
　　当时，我们没有一个做过军事外交的人，所以慎重地讨论了派谁去的问题。有些同志提出了这样的忧虑：我们选派了代表，对方会不会接待他呢？
　　进行谈判时，他们会不会提出无理要求把我们推入窘境呢？如果他们不如意会不会枪杀我们的代表呢？大家还异口同声地强调说，必须选派能够老练地对付这一切情况的人作代表。
　　那时，在我们当中没有合乎这个标准的人。要与于司令谈判，就得选出岁数较大的人，可是在我们当中岁数大的只有朴勋、金日龙和胡泽民三个人。
　　金日龙虽比我大十多岁，可是他不会说中国话。其他的人都是和曹亚范一样刚从学校毕业的18～20岁的青年小伙子。
　　我向大家提议派我去。
　　同志们都表示反对，说成柱同志是队长，于司令说你是共产党，杀害了你，怎么办？所以，最好在陈翰章、曹亚范、胡泽民等中国同志当中，选派一个善于外交的人去。
　　我问大家，我去了，于司令为什么要杀害我呢？同志们说，那谁知道呀？
　　见了你，说声“高丽棒子”，就杀了你，那不就完了。别人都被杀了，难道就不能杀你吗？尤其是在汪清的关部队事件后，救国军一看到朝鲜青年，就更眼红，你还是不去的好。
　　所谓关部队事件，是指汪清的李光同志领导的秘密游击队解除了名叫关部队的反日部队武装的事件。由于这一事件，游击队和救国军之间的关系急剧恶化，游击队的活动面临更大的困难。汪清来的通信员说，关部队事件后，他们那里的救国军为了报复，把好几个游击队员抓去枪毙了。金策同志在北满被山林队逮捕，差点送命，也是这个时期。
　　我还是坚持要去。我所以这样坚持，并不是因为我有什么出众的外交才能，或者有什么能说服于司令的特殊处方，而是因为游击队的存亡取决于同于司令的谈判，我们的成败也取决于如何协调同他们的关系，不把救国军变成同盟者，我们就不仅无法在东满开展游击战，而且连家门都不能自由出入，这已成为无可争辩的现实。还因为如果我们不能过好这个关，开展武装斗争，那么作为一个朝鲜男儿活着就没有意义，也没有理由活着。
　　我说服他们说，怕死是干不了革命的，我会中国话，在搞青年运动时又经历过多次风浪，我去了，就能见到于司令。所以，应该由我去。然后，我就带领朴勋、陈翰章、胡泽民和另外一个中国青年去找于司令。这是没有任何安全保障的冒险之行。
　　对方的司令部驻扎在两江口。
　　我们约好如果救国军问我们从哪里来，我们不要说是从安图来，而要说从吉林来。向救国军说出游击队驻扎区东满的地名，是不适宜的。
　　我们在通向大沙河的路上遇到了于司令的部队。几百名的队伍像在《三国志》里看到的那样，打着写有“于司令”字样的旗，威风凛凛地走过来。
　　这是在于司令的部队在南湖头消灭日军，缴获了机枪之后，正是他们的名声大振的时候。
　　“要不要躲一下？”胡泽民不安地回头望着我说。
　　“不，要迎面前进！”我说着继续朝前走去。他们四人也采取共同步调，并肩走在我的两旁。
　　救国军看到我们，就大声喝道：“高丽棒子，过来！”接着他们不由分说地要逮捕我们。
　　我用中国话抗议说，我们也和你们一样是抗日的，为什么要逮捕我们。
　　他们反问我，你是不是朝鲜人？我理直气壮地回答说，我是朝鲜人，然后指着陈翰章、胡泽民他们说，他们是中国人。“我们有急事要商量，找你们的司令。快把我们领到你们的司令那里去。”
　　我正颜厉色地提出了要求，他们的态度稍缓和了些，要我们跟他们走。
　　我们跟着他们走了一段。这时，有个原东北军军官装束的指挥官下了吃午饭的指令，然后把我们拘禁在一个农民家里。
　　出乎意料，我念毓文中学时的导师刘本草先生走进屋来了。刘本草先生曾在毓文中学教过汉语，后来又在文光中学和敦化中学任过教。他跟尚钺先生有深厚的交情，同陈翰章也很熟。先生为人忠厚，知识渊博，给学生介绍了很多好书，写出好诗来也乐于给学生们朗诵，所以我们都爱戴他，尊敬他。
　　我和陈翰章认出是刘本草先生，欢呼着跑了过去。正处于逆境的时候见到了刘先生，倍加高兴。
　　刘本草先生也又惊又喜，一连串地问我说，你怎么在这里？怎么来到这里？往何处去时被捕的？
　　我简单他说明了一下。先生听完就大声指示部下说：“要好好招待他们。
　　我也要在这儿跟他们一起吃午饭，备些好菜。”原来，他在日军侵入满洲后就离开讲台，投到于司令的部队里当参谋长了。
　　刘本草先生同我们一起吃饭时说，他眼看着国家沦亡，忍无可忍，穿上了军装，可是要带着愚昧无知的部下打仗，令人焦心的事不止一两桩，并问我们愿不愿意跟他们携手共事。我们表示同意后，要他帮我们去见于司令。
　　他说，原在两江口的于司令，现在要到安图县城去，跟他一块去，就能见到司令。
　　于是，我对他说：
　　“老师，我们也想组织一个朝鲜人的部队。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怨恨，朝鲜人要比中国人更深。反日部队为什么不让朝鲜人抗日，老是对他们施加暴行，加以杀害呢？”
　　“可不是嘛。我老劝他们不要这样，可是这些无知之徒连共产党是什么都不知道，却总是这样。共产党抗日，有什么不好？”刘本草先生也表示愤慨。
　　我听了他的话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好了，有活路了。我当场派朴勋回小沙河告诉那里的同志们，我们都平安无事，于司令部队的参谋长真心帮助我们，游击队合法化有希望了。
　　午饭后，我们跟着刘本草先生前往安图城。
　　刘本草有一匹专用军马。我们劝他骑，可是他说：“你们都步行，我一个人骑马，那还像话吗？咱们一面走一面谈吧。”他就这样一直同我们一起步行到了城里。
　　反日部队的士兵们胳臂上几乎都戴着臂章，上面写着“不怕死，不扰民”。
　　与士兵们给人的凶恶印象相反，他们的座右铭却非常健康而又富有战斗精神。这使我又添了一缕希望，同于司令的会晤也许能有好的结果。
　　那天，我们在刘本草先生陪同下，毫无阻碍地见了于司令。他也许是看在参谋长的面上，对我们以礼相待，并给了很高的待遇。他们这样做，也许还因为他们探听到我们都是中学毕业，是会讲、会写、又会使用武器的血气方刚的青年，便想把我们留下来使用。
　　不出所料，于司令真地要我们加入他们的部队。他要我担任司令部宣传队队长。
　　我的本意是要建立一支自己的军队，使其合法化。可是于司令却要我当宣传队队长，这可真叫我为难，我要是拒绝，那就一定会惹怒于司令，也会使刘本草先生难堪。
　　我想，虽然事与愿违，可是只要能得到于司令的信任，或许能交上好运，便答应了下来。
　　于司令非常满意，当即叫部下写了任命状。
　　我就这样当上了司令部宣传队队长。他还任命胡泽民任副参谋，陈翰章任秘书。这虽然是出乎意外的荒唐的结果，但对我们来说，又是不能不经由的梯子。实际上，这一“飞黄腾达”，对游击队的合法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我把我们躲在人家后屋时的处境和经刘本草先生介绍深深地打进于司令部队心脏的今天相对比，心里暗自高兴，心想，这下可好了。
　　那天晚上，我们碰上了一件意外的事。救国军抓了七八十名从延吉去富尔河的朝鲜青年，押到城里来了。
　　我抑制不住满腔的愤怒，愕然地在远处望了一会儿那些被抓的青年，然后跑到了刘本草先生那里，说：
　　“刘先生，出事了！刘先生的士兵又抓来了一大批朝鲜人。那些人当中有亲日派吗？我看，他们当中没有亲日派。是不是应该调查一下有没有日本鬼子的走狗，然后再处理？”
　　刘本草先生听完后说：“成柱！你去看看吧。我们是相信你的。”“刘先生，我一个人去怎么行呢？还是先生跟我一起去吧。刘先生不是讲话讲得好吗？只要您出去讲一席话，就是日本鬼子的走狗也都会受感化的。应该想办法把他们感化过来，让他们去打日本鬼子才对。老是杀那些并不是亲日派的人，有什么好处呢？”
　　“成柱，你不是也讲得很好嘛，我还讲什么呀？你一个人去吧。”刘本草先生摆摆手，硬是推让。
　　正如先生所说，我在学生时代，讲话讲得多，倒是事实。我在吉林、敦化、安图、扰松、长春等地，作了很多揭露日本帝国主义侵略满洲的野心，呼吁朝中人民团结的讲话。刘本草先生是知道的。
　　“刘先生，我用朝语讲后，先生部队的老爷们怎么知道我在讲什么呀！
　　他们会不会怀疑我搞什么坏宣传呢？”
　　刘本草先生听了，还是摆摆手，催我快去。他说：
　　“成柱你顶多是宣传共产党呗。没关系，由我作保，你只管放心讲吧。”这位老师已经知道我与共产党有关系，在搞共产主义运动。
　　“共产党的宣传，如有必要，也要搞嘛。那有什么不好呢？”我说。
　　那时，若不是互相信任，我就不敢在刘本草先生面前说这种话。如果他们说我也是共产党、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便干掉我，那我也就完了，还能有什么办法呢！但是，先生和我有着格外亲密的关系，所以没有发生这类事情。
　　早在毓文中学时期，我和刘本草先生就亲密相处，毫无隔阂。我在吉林念书的时候，刘先生体贴我，无微不至地照顾我。
　　我和刘本草先生正在说话的时候，于司令走进了参谋部。他望着那些被抓来的青年说，又抓来了共产党，共产党不知什么时候在满洲养出了那么多崽子。说着他摇了摇头。
　　这时，刘本草先生赶紧给我递了个眼色，说，宣传队长快出去跟他们谈谈吧。朝鲜人不可能全是共产党，共产党员也不会全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嘛。
　　于司令听了参谋长的话，大发雷霆，说：
　　“你说什么？他们搞暴动，抢土地，甚至把日本鬼子引进来。你还敢说共产党不是日本鬼子的走狗？”
　　看来于司令对朝鲜人的偏见是盲目的，比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他对共产主义者的误解也十分严重。
　　我决心无论如何要说服于司令，就冒昧地冲他说：
　　“司令，你说共产党不好，是从书本上看到的，还是听人家说的？不然，你为什么说共产党员不好呢？”
　　“看什么书呀，我是听人家说的。有嘴的人都说共产党员不好，我也就认为他们不好。”
　　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愕然，却又放心了。他不是通过亲身体验而得到的见解，而是听风闻产生的误解，我也就有信心把他转变过来。
　　“司令，您心无主见，盲目地听信人家的话，怎么能成大事呢？”在我旁边的陈翰章和胡泽民都是共产主义者，参谋长也支持我们，于司令就等于被我们包围了。
　　我认为这是很好的机会，便继续说服他：
　　“司令，干吗老杀那些青年呢？虽然不能马上给他们发枪，可是不妨给他们每人发一支长矛，让他们去当突击队，看看他们同日本鬼子打仗打得怎么样。如果他们打得好，那就再好不过了。何必白白杀死他们呢？”于司令听了我的话，说：“嗯，这话也有道理。宣传队长你去解决这个问题吧。”
　　我走到那些被抓来的青年中间，写了张条子让他们偷偷传看。条子上写的大意是，除非被查出证据，你们决不要承认自己是共产党员；搜身时被查出来的传单《告反日士兵书》，就说是在哪儿捡来的。当然，他们是无从知道这张条子是从哪儿来。
　　我一出现在这些青年面前，他们都以愤怒的目光盯着我。看来，他们似乎在怀疑我是在于司令手下当帮凶的坏蛋。
　　我承受着他们充满敌意的目光，问他们说：
　　“你们当中有没有听说过金成柱这个名字的？”我这一问，冰冷的紧张气氛被打破，场内响起了嗡嗡的议论声。有的回答说听说过，也有的青年说没听说过。
　　“我就是金成柱。现在我在于司令部队当宣传队长。”“于司令刚才要我了解一下你们愿不愿意同救国军联合起来共同战斗。
　　愿意跟我人一起战斗的，请回答说’愿意‘。”
　　大家异口同声地大声说：“愿意！”
　　我去找于司令，照实汇报了青年们的表现，并提议说，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收进来，让他们同日军打一仗。
　　于司令当即表示同意。于是那些青年的生死与命运就按我们的要求定下来了。
　　我们面前展现出了实现反日联合战线的更宽广的道路。
　　正当我们快到游击队合法化的门口的时候，在幕后操纵于司令的朝鲜人①
　　顾问却出来找麻烦了。他是属于金佐镇派的老民族主义者，在南湖头种地，九·一八事变一爆发，他就参加了救国军。他有知识，头脑聪明，深受于司令的信任。
　　这个人便是唆使于司令迫害共产主义者的谋士。他说，七八十个人，连调查都不调查一下，就收进来，这可是轻率的举动，说不定他们当中还有亲日派呢。
　　不把这个人压下去，我们的活动就有可能又遇到严重的困难。
　　有一天，我向于司令低声问道：
　　“听说部队里有个朝鲜人，为什么藏起来，不让他出来呢？”于司令说，怎么，你们还没见过面？于是指示一个部下把那个人喊来了。
　　这个人身材高大魁梧。
　　我先打招呼说：“认识认识吧。先生年纪大，经验丰富，我们年轻人不懂事，请您多多指教。”
　　他也作了自我介绍。他说，他听说司令部新来了一个会说中国话的朝鲜青年，当宣传队长，辅佐于司令，他作为一个朝鲜人感到非常高兴。
　　他竟然以朝鲜人的名义谈论民族，我便抓注这个机会，冲他说：
　　“既然这样，就应当多募集愿意反日的人才对，为什么老杀害他们呢？
　　因为思想不同，就杀害，那还行吗？朝鲜人不能在祖国生活，这已是很不幸的事了；被赶到满洲，又被救国军抓去丧命。这岂不太冤枉了吗？不管是搞共产主义的，还是搞民族主义的，不要分什么主义，而要让他们都团结起来，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老是排斥和杀害他们，有什么好处呢？”那个人留心地望着我，说宣传队长说得对。第二个障碍便这样被排除了。
　　于司令看到我们的谈话在友好的气氛中结束，满意地微笑了我向于司令说，您要是信得过我，宣传队长就让胡泽民兼任，让找用朝鲜人组织一支部队，当队长去打仗，不知可否？
　　刘本草先生支持我说，这话有理。
　　于司令问我说，如果用朝鲜人另组织一支部队的话，枪支怎么解决呀？
　　我回答说：“枪支嘛，您就不必操心，我不会向司令伸手要。我们准备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部队。”
　　于司令听了我的回答，表示十分满意。
　　“那你就组织一支部队吧。不过，给了你们武器，将来你们把枪口掉转过来怎么办？”
　　“这一点，请您不要多心，决不会有这种背信弃义的行为。再说，即使掉过枪口，司令的强大部队还怕抵挡不了像我们这样的孩子兵吗？”于司令挥挥手，哈哈大笑说，队长是不是把开玩笑当真了。我怕一开始就说要从救国军分离出去，会惹怒于司令，便请他以司令的名义给部队起个名称。
　　。。。。。。
　　①
　　金佐镇（1889～1930）：忠清南道洪城人。1913年加入大韩光复团。流亡满洲后，与徐一等一起组织北路军政署。担任新民府的主要职务，从事反日武装活动。
　　在旁的刘本草先生说：“那就叫别动队吧。我看叫朝鲜人别动队好些。”于司令和我都赞同了刘本草先生的意见。
　　随着别动队的诞生，秘密游击队合法化的基础工作，就胜利结束了。我把安图的秘密游击队成员和被拘留在于司令部队的七八十个青年，都收进这支别动队里，实现了游击队的合法化。我分别拉着陈翰章和胡泽民的手，走出了于司令的房间。我们连声说“胜利了！”、“特大成功！”，整夜漫步在城市周围。胡泽民递给我一支香烟，叫我吸一口试试。他说，今天这样的喜庆日子，最好喝酒喝个醉，没有酒，就吸烟吸个醉也好。我第一次把香烟叼在嘴上吸了一口，呛得我直打喷嚏，惹得胡泽民和陈翰章哈哈大笑，我也笑了。
　　“看你，连烟都不会吸，游击队长怎么当呀！”胡泽民开玩笑他说。
　　我回到小沙河一报告谈判成功的喜讯，那些蹲在人家后屋的同志一哄而起，把我抬在肩头上拥出了门，三呼万岁，让全村人都能听到。
　　被誉为名歌手的金日龙竟然唱起《阿里郎》来。在这样喜庆的日子，本应该唱轻快活泼的圆舞曲或雄浑有力的进行曲，一个钢铁般的男子汉金日龙却唱出了《阿里郎》这样的悲歌，只能说是反常的了。
　　金哲（金哲熙）摇着金日龙的胳膊问：
　　“日龙哥！这样喜庆的日子，你何必唱这种歌呀？”“不知道，我也说不上怎么冲口唱出了《阿里郎》来。我们不是闯过了那么多的险关吗？”金日龙停止唱歌，泪汪汪地望着金哲说。
　　我听着他的话，肃穆之情油然而生。正如他说的，我们迎来这一天，经受了多少严峻的考验啊！可以说金日龙的一生就是这些考验的缩影。他曾辗转于朝鲜、满洲和滨海省，作为独立军搞过民族主义运动，也搞过共产主义运动，可以说是个风云人物。他在这一过程中，叹息过，也流过很多泪，经历了种种人间苦难。
　　《阿里郎》可以说是对他一生的概括。应该把叹息换成欢笑，从挫折转入进攻的这一历史的岔路口，金日龙以《阿里郎》当作是回顾一下多难的过去，在青天下尽情唱出了新起点的喜悦。
　　那时，要是我们没有遇到刘本草先生，我们的命运、游击队的命运将会如何呢？我现在也是常想起这事，默默地向已故的刘先生致谢。
　　在于司令部队里，对我们的谈判成功最感到高兴的，正是刘本草先生。
　　我们离开的时候，他一直把我们送到军营外，紧紧地握着我的手，满怀激情他说，我们不再是敌人了，我们成了兄弟，成了友军，让我们狠狠地打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吧。
　　后来，当我听到先生去世的噩耗时，回忆起在安图城进行的难忘的谈判情景和毓文中学时期，我悲伤地流了泪。
　　由于同于司令的谈判取得了成功，我们实现了游击队的存在和活动的合法化，有了同我们联合起来共同抗日的同盟军。谈判的成功，还使我们有了这样一种信心，只要主张爱国家爱民族这个大义，就是同思想与信念互不相同的他国民族主义者也能形成统一战线，进行共同斗争。
　　我想，这一信心对我半个多世纪的政治生活产生了很大影响。当出现需要团结那些思想和信念不同的民族主义者或生活经历复杂的资产阶级出身的各阶层人士的问题时，遇到犹豫不决或怀有偏见的干部，我就想起同于司令谈判的经验，开导他们度量要大。
　　我回到小沙河，向在汪清地区苦心做救国军工作的李光，详细地通报了同于司令进行的谈判内容和组织朝鲜人别动队的经过，并交给他要以安图的经验作参考，在汪清立即组织一支别动队的任务。
　　直到那时，李光仍在进行着地下活动。我给李光派去一个中队人员，让他在那里组织别动队，从地下活动转为合法活动。
　　所谓别动队，就是指由朝鲜人组成的特殊部队。在由朝鲜人组成的部队当中，在同救国军的关系上能够合得来能够合法活动的、只有我们和李光他们。
　　那时，我们用别动队的名称，可以说是为保障我们游击队的合法活动，加强同救国军的联系，同他们形成反日联合战线而采取的一个策略措施。
　　组织了别动队之后，我们积极推进了扩大和改组这支部队，以便在短时间内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筹备工作。
　　确定队伍编制的工作，引起了许多争论。
　　那时，有些同志为游击队队伍里工人成分不多而非常担心。调查了一百多名入伍对象，大部分是学生出身和农民出身。有几个人为之一惊，并忧虑他说，工人成分少数，这在组织革命军队方面，是不是违背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会不会成为将来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我真诚地开导了这些同志：工人阶级应该成为革命军队的主要组成成分，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军事学的普遍原理，但是没有必要机械地运用这条原理。在我国居民中，农民占绝大多数，比起农民，工人阶级在数量上极少数。但也不能因此就把建立游击队的工作推迟到工人阶级数量大大增加以后。在我国，农民和学生出身的　　人革命觉悟和民族精神并不次于工人阶级。即便出身不同，只要是以工人阶级的思想去进行斗争就行。农民和学生出身的人多，并不成为革命军变质的因素。
　　在建立指挥体系方面，我们也没有把既成公式绝对化，而是根据游击战争的特点和要求，本着执行口令的战斗人员多于喊口令的人的原则，组织队伍，确定编制。也就是说，把指挥体系高度简化。所以，部队里没有另设后勤部门和主管这项工作的指挥员，把所有的队员都培养得既会做饭洗衣，又会打仗，如有需要还能做政治工作。
　　那时，我们要是有了克劳塞维茨写的《战争论》这样的书，那该能得到多么好的启示啊！当时我们的水平很差，停留在只知道部队编制中的三三制是拿破仑创立的这种常识上。至于克劳塞维茨，只听说过他的名字。
　　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时期，我才第一次弄到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
　　必须简化指挥体系，多配备些战斗人员。他的这一主张，很容易地引起了我的共鸣。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连为基本战斗单位组成的。我被选为队长兼政治委员。
　　游击队的军装是用栎树皮做的染料染成的绿色布缝制的。左胸前缝上五角形红布，上面写上连队番号。帽徽是红星，腿打白色绑腿。确定服装制度，可以说是游击队筹建工作的最后一道细节作业，我们以愉快的心情一个个解决了这些问题。
　　妇女会会员们根据我们认真讨论决定的服装制度，开始缝制军服。
　　那时，我母亲虽然缠绵病榻，却也同其他妇女会会员们一起，尽一切诚意裁衣，操作缝纫机。
　　1932年4月下旬，我们在安图召开了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最终会议。
　　在这次会议上，最终审查了志愿入伍者，讨论了举行游击队成立典礼的时间和场所，确定了当前的活动区域，采取了有关游击队活动的各项措施。
　　这次会议后，志愿入伍者先集合到三道白河入口处的刘家粉坊（发财屯），然后集结到小沙河，志愿入伍者有一百多名，至今我还记得名字的有：
　　车光秀、朴勋、金日龙（小沙河）、赵德化（小沙河）、麻子（别名，小沙河）、赵明化（小沙河）、李明洙（小沙河）、金哲（金哲熙，兴隆村）、金凤九（兴隆村）、李英培（兴隆村）、郭○○（兴隆村）、李凤九（三人坊）、方仁铉（三人坊）、金钟焕、李学用（国内）、金东振（国内）、朴明孙（延吉）、安泰范（延吉）、韩昌勋（南满）等人。
　　1932年4月25日早晨，我们在土器店沟的台地上举行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典礼。
　　在四周长着落叶松林的空地上，游击队员们个个穿上新制的军装，携带着武器，在空地的一边按分队整齐地列好队。从小沙河和兴隆村一带拥来的许多群众兴高采烈，谈笑风生。
　　我深情地望着他们生气勃勃、威风凛凛的面貌，眼前浮现出了种种往事。
　　为建立这支武装队伍，我们的同志们走了多少路，开了多少次会议，作了多少次演说，爬过多少高山峻岭。在这过程中，曾有过多少令人痛心的牺牲！
　　反日人民游击队，是以许许多多同志可歌可泣的辛劳、浴血斗争和牺牲为代价换来的革命的宝贵产儿。
　　我恨不得把那些没有看到这一天便牺牲了的同志和已故的人都叫到这土器店沟台地来，我抱着这种心情，慷慨激昂地开始了讲话。
　　我一宣布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队员们就高呼万岁，人民群众也都热烈鼓掌喝彩。
　　在全世界工人阶级的战斗节日5月1日那天，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打着红旗进入安图县城，吹号敲鼓，雄赳赳气昂昂地举行了阅兵式。
　　这天，被任命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指挥员的金日龙，在部队行进中担任了领唱。
　　这天，不仅是市民，就连反日部队官兵也纷纷拥到街上来，竖起大拇指表示热烈欢迎，鼓掌祝贺。
　　武装示威结束，部队回到了土器店沟。这时，车光秀和金日龙跑到我家去，扶着我病中的母亲来了。
　　我看到的是母亲那被病魔折磨的面容、眉间的皱纹、头上的白发，然而母亲的眼睛却是笑眯眯的。她走近李英培，久久地抚摩着枪、子弹带和五角星，接着走到金哲、赵德化、金日龙、方仁铉、车光秀跟前，摸摸这支枪，又摸摸那支枪，拍拍这人的肩膀，又拍拍那人的肩膀，眼睛终于湿润了。
　　“真是好样的。有了我们的军队，这回可好啦。一定要打倒日本鬼子，光复祖国呀！”
　　母亲的声音哽咽了。母亲分明是全部忘掉自己奉献给我们的一切功劳，缅怀着为光复祖国而先走的我的父亲和那些爱国志士的辛劳吧。
　　后来，延吉、汪清、珲春、和龙等东满的其他地方，也陆续建立了游击队。金策、崔庸健、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坚贞的共产主义者在北满和南满也先后组织了游击部队，向敌人开了火。
　　1932年的春色，在抗日大战的枪声中越来越浓了。
　　第六章苦难的一年
　　（1932年5月－1933年2月）
　　一挺进南满
　　游击队活动合法化和抗日游击队正式成立后，我们深入讨论了如何迈出第一步的问题。
　　我们在县城举行了阅兵仪式后回到小沙河，安排队员分散住宿，每个农户住三四名，让他们休息几天，同时讨论了游击队的活动方向。这次的讨论，也和在卡伦和明月沟一样，争论得非常激烈。
　　看他们聚在一起争论的情景，真可谓个个都是雄辩家。
　　大家对游击战的看法各异，关于游击战术的主张和解释也各不相同。
　　这是个文化水平和生活经历各不相同、原属团体也不同的一百多名青年组成的集体，他们的主张自然也各不相同。
　　他们的主张归纳起来，可以分为三大类。
　　第一类，是“小组论”。所谓小组论，是主张不要采用连、营、团、师这种老一套的部队编制，而要组成机动灵活的许多武装小组，不断地开展消耗战来打败敌人。他们说，把游击队细分成三五人一组的几十、几百个小组，按照参谋部的统一作战计划，在各地开展活动，就能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
　　持这种观点的人们说，以武装小组为基本战斗单位的游击战，还可能创造殖民地民族解放斗争的一种新形式。
　　来自敦化和延吉的青年中，主张小组论的人特别多。这两个地方的青年，受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路线的影响最深。他们的思想方法里，还残存着这一路线的流毒。
　　车光秀对这种武装小组论进行了严厉的批评，说它是布朗基主义的翻版。对车光秀的看法，我也有同感。
　　他们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事力量非常强大，所以要回避大部队的全面武装对抗，组成几个人一伙的小组开展活动，像罗锡畴和姜宇奎那样，向敌人的头子投掷炸弹，火烧敌统治机构，处决亲日派、民族叛徒。这就是武装小组论的实质。
　　武装小组论，是披上了游击战外衣的恐怖主义的变种。
　　如果按着这一主张行事，实际上我们就等于放弃大部队游击战。这意味着在斗争方法上的后退。我们是不能容许这种后退的。
　　在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前后，由于我国爱国者的活动，在日本和中国发生了两起轰动一时的事件。一个是李奉昌烈士在东京日本宫城樱田门前向日本天皇乘坐的双头马车投掷炸弹的义举；另一个是同年4月29日，尹奉吉烈士在上海虹口公园投掷炸弹的事件。由于投掷的炸弹没有命中，李奉昌没有达到炸死日本天皇的目的；而尹奉吉则取得了成功，当场炸死了前来虹口公园参加庆祝日本天皇诞辰典礼的驻沪日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日本驻沪总领事村井和日本在沪居留民团团长河端，还使日本驻中国公使、第9师师长、海军大将等军政要员多人受重伤，在国内外引起了很大震动。
　　李奉昌向日本天皇一行投掷炸弹被捕后的第二天，即1932年1月9日，中国国民党机关报《民国日报》以恃大字号报道说，“韩人李奉昌狙击日本天皇不幸不中”，其他许多报纸也都以头条新闻，广泛介绍了李奉昌的义举。
　　这条报道引起了很大的震动，以致当地的日军和警察，袭击、破坏了《民国日报》社。用过“不幸”这个字眼的各报社，也都被勒令停刊封闭。
　　对尹奉吉的义举，朝中两国人民一致给以极大的赞扬。上海虹口公园事件发生后，中国的社会名流接连请求与这一事件的组织者和幕后操纵者金九会面。连那些对日本的侵略采取投降主义的中国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头头们，也为朝鲜民族坚强的抵抗精神和英勇精神所感动，答应从经济上资助旅中朝鲜人了。
　　李奉昌和尹奉吉都是金九的部下，是金九主持的韩人爱国团的成员。韩人爱国团的抗尸斗争方法是恐怖活动。
　　继李奉昌和尹奉吉的义举后，接着在大连发生了金九派去的爱国团团员以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未遂的嫌疑被捕事件。他们是计划利用日本军政要员到大连站迎接从奉天来大连的国际联盟李顿调查团的机会，暗杀关东军司令官、满铁总裁和新任外事部长等人的。金九甚至还计划派人处决朝鲜总督。
　　击毙伊藤博文的安重根，被推崇为民族英雄；李奉昌、尹奉吉的义举，也引起了强烈反响，不仅在国内，而且在美洲、滨海省、满洲等地的侨胞社会也为之沸腾。适应这种时代空气，恐怖主义迷住了充满敌汽的许多朝鲜青年。在这样的情形下，出现了武装小组论这类主张，甚至把它提到确定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方向的会上来宣扬，是不足为奇的。武装小组论的提倡者们极力主张，只要在朝鲜、日本、中国各地，连续发生像尹奉吉那样的义举，那么，日本帝国主义统治的堡垒就会发生动摇。
　　第二类，是“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主张。金日龙等人对武装小组论感兴趣，而朴勋、金哲（金哲熙）等人则迷恋于立即转入全面武装对抗的论调。朴勋只见过在大城市几千几万正规军和暴动群众喊声连天的混战场面，所以他看不起武装小组论，固执地主张必须立即转入全面的武装进攻，这倒还有情可原。但是入赘做婿的、性情温顺的金哲，却与自己的性情不协调地大发议论，力主一开始就应该大张旗鼓地干。这就叫人感到稀奇了。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人们，也都有一定的论据。日本制造了九·一八事变，不费吹灰之力就达到了霸占满洲的目的，还占领了上海等中国关内的许多要地。在东北三省出现了名为“满洲国”的傀儡国家。下一个目标是哪里？那当然是中国关内和苏联。目前，日本军队虽然在观望局势的发展，减慢了进攻速度，但他们一定会制造借口来进攻中国关内、进攻苏联，这是洞若观火的。因此，现在用已建立的武装部队开展全面的军事作战，就等于给深陷战争泥坑中的日本帝国主义的后脑勺以重重的一棒。我们游击队采取积极的进攻态势，是时代的命令这便是他们的论据。
　　金日龙用“要看被子长短伸腿”的俗语简单地驳斥了这种急进的主张。
　　实际上，那是根本没有考虑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程度的　　　　1盲目的只凭主观想象的主张。
　　当然，我们在卡伦提出的武装斗争路线，是预计同日本帝国主义进行全面武装对抗的。抗日武装斗争的基本形式，将是有组织的、全面的武装对抗，这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刚迈出第一步的游击队，毫无准备地一开始就走这条路，那无异是自杀了。
　　除此而外，还有一种论调。那就是以“知敌知己，百战百胜；不知敌我，百战百败”为幌子的“慎重论”。
　　慎重论者们说，我们的对手是强敌，而我们自己呢？不论在数量上或在质量上，都不过是刚刚出土的幼芽，当然我们一定会强大起来，这是毫无疑问的，但现在还是应该隐秘地进行活动，从数量上和质量上坚持不懈地培养实力。我们的斗争是长期性的，所以要耐心地积蓄力量，看准敌人削弱的机会，一举打垮敌人。
　　这一观点遭到了人们的反对，说这种“慎重论”是不冷不热的、无法估量时间的、渺茫的东西。
　　这种论争并不是在小沙河头一次出现的。在孤榆树组织革命军的时候，在卡伦确定武装斗争路线的时候，在明月沟会议上通过关于有组织地开展游击战争的决定的时候，都曾进行过类似的论争。因此，除了很早就和我们一起过组织生活的同志以外，其他同志就很难充分领会我们的意图。
　　在队伍内就重要的路线问题出现如此互不相同的意见，可以说是一个如实他说明反日人民游击队还处在幼年期的很好的事例。我们的部队，是由来自不同地方和组织，职业、文化水平各不相同的青年组成的。他们有些是定期阅读《东亚日报》、《朝鲜日报》等报刊和中学讲义等教材提高了水平的；有些是读了蒋光慈的《少年漂泊者》和崔曙海的《出走记》等小说，抱着改造社会的理想参加游击队的；还有些是从没有迈过学校门坎，在赤卫队或少年先锋队等革命组织经过几年的政治锻炼后，得到一支枪参加了武装队伍的。因此，他们对事物的理解水平，自然就有差别了。
　　这种情况要求我们为了在部队内保证思想上的唯一性、行动上的一致性和习惯上的统一性，必须特别注意做好组织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为此首先就要采取措施，统一对游击队的战术原则和重要路线的认识，不经过这道程序，刚诞生的反日人民游击队，有迈出第一步就搁浅的危险。
　　我和车光秀一起到每个村去，向不大理解我们的战术意图的同志们说：
　　“武装小组论，是想重蹈安重根老路的思想。想用恐怖活动使日本帝国主义屈服，是一种妄想。伊藤博文死了，可是日本的统治仍然存在，而且还制造了’满洲国‘，甚至把魔爪伸到中国关内。根据情况，反日人民游击队有时可能开展小组活动，但小组不应该是基本战斗单位。
　　”主张立即转入全面武装进攻的论调，也是不现实的。一百多人的部队同日本的几十、几百万大军正面交锋，这简直是荒谬绝伦。如果以为能用一百人的冲锋战压服几十万大军，那该是多么轻率的判断啊。同志们，你们千万不要低估敌人。
　　“那么，该怎么办呢？暂时要以连队为基本单位展开游击战。以小组为单位开展活动，是成不了气候的。将来部队扩大了，也可以以更大的单位开展活动，可是目前还是以连队为单位开展活动最为理想。不可能一开始就组成大部队，这一点你们不是也清楚吗？抗日战争，不可能是以几场战斗结束的短期战。因此，首先要从小股力量开始，然后在战斗过程中不断积蓄和扩大武装力量，到时候，就同全民武装起义配合起来进行决战，争取最后胜利。
　　我们要以轻便的武装，机动灵活地运动，使集中的敌人分散，再各个击破，避大吞小，要用这种方法，始终掌握战略战术上的优势，以不断的消耗战，战胜日本帝国主义。这就是游击战，游击战的妙处就在这里。主张不打仗而悄悄地积蓄力量，到时候一举消灭敌人的慎重论者同志们，你们以为没有斗争和牺牲，不流血，时机也会自行到来吗？你们要记住，没有人会恩赐给我们取得独立的机会。这种机会，要由我们自己用斗争来争取。”我就这样使队员们领会了我们的意图。
　　当然，并不是所有的队员都能立刻理解我的话。也有些青年不收回自己的主张，固执己见。
　　我认为，只有斗争实践，才能给这个各持己见的论争作出结论，判明真理在哪一边。我为确定游击队的活动方向，不惜花费时间进行研究。
　　当时，我们踏上了抗日战争征途的部队，面临着下列几项任务：
　　第一，要在实践斗争中锻炼反日人民游击队；第二，要从质量和数量上迅速加强和扩大部队；第三，要牢固地奠定革命军队可以依靠的群众基础，把各阶层广大群众团结在游击队的周围。
　　我们认为远征南满是完成上述任务的突破口，便把它规定为1932年的主要战略任务。
　　我们在安图建立的武装部队，有着不同于在其他县和区建立的武装部队的特点。其他县的游击队是由该县的青年组成的，而安图游击队是由东满和南满各县选拔的先进分子和来自国内的先驱者们组成的。其他地方的游击队以在本地进行活动为原则，我们的部队则不把活动范围局限于一两个地方，而在白头山地区和鸭绿江、豆满江沿岸整片地区进行活动为原则。
　　从地域上看，安图是非常有利于打游击战的地方，可是我们不能只停留在这里。我们的刚刚破土而出的游击队，需要到广阔的大地，在风雨中培养茎干枝叶，扎根于人民群众中，对那些急躁冒进行为，需要提高警惕，而对那些只顾保存自己，原地踏步，虚度岁月的思想和行为，也是不能容许的。
　　这就是我们把远征南满定为反日人民游击队活动开端的重要理由之一。
　　当前远征南满的主要目的，是同在鸭绿江沿岸进行活动的独立军部队取得联系。南满的通化地区驻扎着梁世凤司令指挥的独立军部队，我们要同他们结成联合战线。
　　梁世凤管辖的独立军，有几百人之多。这支部队也叫朝鲜革命军。
　　我们在安图建立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时候，正是梁世凤同唐聚伍的自卫军合作，胜利地打击日军和伪满军的时期。这个捷报传到小沙河山沟，使我们感到高兴。
　　朴勋摇着头说，梁世凤是反共思想渗入骨髓的国民府系统的民族主义者，怎么会甘心同共产主义者合作。可是我对他说，我们同中国救国军也结成了联合战线，有着抗日这个共同方针的同一血统的人，有什么理由不能携起手来呢！应当千方百计实现同独立军部队的联合战线。
　　我之所以认为同梁世凤的合作有成功的可能，是因为梁世凤和我父亲有着深厚的交情，过去又很爱护我，我很重视这种过去的情谊和人际关系。我小时候就听说过，金时雨和梁世凤同我父亲在桦甸结拜为义兄弟，还照了相。
　　梁世凤和我父亲的交情是不同一般的。如果没有这种关系，他是不会替我给华成义塾写介绍信的，也不会每到吉林都去毓文中学看我，给我些钱的。当时，我为了凑学费，分文必省，连人家常吃的烧饼都没买过一个，他给的钱帮了我很大的忙。
　　旺清门事件后，由于我对国民府感到幻灭，同梁世凤的关系自然也就疏远了，可是我对他的感激之情丝毫没有变。
　　了游击队，苦干找出路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要找梁世凤去，这并不是偶然的。结成统一战线当然是主要的，可是我还有一个殷切的愿望，那就是很想得到有多年实战经验的梁世凤的指教和鼓励。
　　比起还没有尝过炮火滋味，只沉浸于出征喜悦的我们，梁世凤司令堪称是身经百战的老将了。我们曾在民族运动者们面前，多次表明决心说，我们决不按照独立军的方法去打仗，这是说我们决不重蹈他们不依靠人民力量的覆辙，并不意味着我们无视他们的军事经验和技术。
　　在旺清门体验国民府的白色恐怖时，我曾噙着血泪决心再也不跟那些独立军老头儿们来往了。但是我们为了解放民族的共同大业，决定不咎既往。
　　否则，就不可能实现合作。
　　在南满，除了梁世凤的部队外，还有由李红光、李东光等朝鲜共产主义者领导的抗日武装部队。李红光在1932年5月组织的游击队，亦称磐石工农义勇军。这支部队后来改编为中国工农红军第32军南满游击队、东北人民革命军第1军。
　　李红光之所以成为著名人物，当然同他非凡的智谋和军事艺术、老练地指挥部队有关，可是关东军和伪满的一些报刊，把他误说成是“女将军”，也是一个原因。
　　李红光被称为“女将军”，是个令人发笑的喜剧性故事。李红光在结束东兴袭击战回驻地后，选一个女游击队员审问俘虏。这位女队员在审问前，自我介绍说：“我是李红光。”然后要俘虏招供警察兵力的部署情况和“讨伐”计划等等。
　　这些俘虏被释放回去后就说“李红光是个20岁左右的美人”。于是，李红光是女将军这个传闻就在日军部队里传开了。
　　李红光通过武装斗争充分发挥了他作为一个军事家的机智和胆量，而李东光则在党的建设和实现群众的意识化和组织化方面，显示了突出的本领，他是一位优秀的政工干部。他的名字，早在20年代后半期起，就在东满地区广为传扬。
　　跟我谈过李东光的是金俊、徐哲和宋茂璇。李东光在龙井东兴中学读书时，就作为学生运动的领导人，崭露头角。李东光在龙井与第一次间岛共产党事件牵连被捕后越狱的消息，我是在吉林听到的。
　　1930年夏，我在哈尔滨同徐哲同志见过面。他在谈话中顺带着说李东光认识我。他说，李东光曾对他说，安昌浩到吉林发表演讲时见过我，后来在五里河子举行磐石地区农民代表会议时又见过我。我对徐哲同志说，见到李东光，要把我们的斗争战略告诉他，还要转告我的话：我们总有一天会见面互相认识，在一条战壕里并肩战斗。
　　后来李东光历任南满特委书记、东南满省委组织部长，我们在准备远征南满的时候，他在磐石县任区委书记。
　　在南满地区也和东满一样，朝鲜共产主义者是抗日武装力量的骨干。
　　我们打算到了南满就同李东光他们取得联系。我认为，还处在幼年期的部队，互相交流经验，共同探索斗争对策，是有利于发展反日人民游击队的。
　　实际上，我们在抗日武装斗争的整个过程中，一直是在同南满地区的游击部队的紧密联系下展开活动的。在这一过程中，我同李红光、李东光、杨靖宇等同志建立了不可分割的密切关系。
　　柳河、兴京、磐石等南满地区，有很多我们的组织。我们在满洲中部一带进行活动的时候，曾派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的许多优秀干部到这些地区去进行组织工作。崔昌杰和金园宇也派到那里去了。可是，他们努力建立起来的许多组织，在九·一八事变后遭到了严重的破坏。
　　我们挺进到南满，就会为恢复这些组织、给士气消沉的革命者灌注活力，打开有利的局面。
　　有些历史学家写得好像反日人民游击队成立后，我们的一切活动都是一帆风顺的，没有遇到任何障碍，也没有经过任何挫折似从把刚建立的游击队的首次活动定为远征南满，直到付诸实践，我心理上确实有过许多苦楚和曲折。
　　1932年5月，我们在区党委所在的金正龙家，召开在东满各县进行活动的党及共青领导骨干参加的会议，讨论了远征南满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我提出的远征南满的方案，得到了全体与会者一致的支持。在部队内，分成两三派进行过激烈争论的青年们，也都欣然接受了这个远征方针。
　　有一天，我们正在积极准备远征，被任命为部队参谋长的车光秀忽然来找我，表情严肃地说：
　　“队长同志，既然我们决定远征，那就在几天内早早离开这个小沙河好不好？离这儿不远有公路，敌人的运输队不时来往，我看有点不妙；再说，口粮也很困难，小沙河只有四十来家农户，我们一百多人聚在这里吃，尽管这里的人心地宽厚，还是承受不了这个重担的。”这里开春以来闹饥荒，甚至举行过春荒暴动，口粮情况，他不说我也很清楚。
　　但是，就是因为敌人运输队来往频繁，所以必须早点离开小沙河，这种想法，我是不能同意的。
　　我听了车光秀要神不知鬼不觉地离开安图的建议后，对他说：
　　“参谋长同志，既然我们拿起了枪杆子，是不是先打一仗？”“你是说要打仗？”
　　“对，既然组织了部队，就应该开始打仗嘛。敌人在我们鼻子跟前来来去去，我们却坐在一边袖手旁观，这有什么意思？到时候走还是要走的，先在安图放一枪看看，不打仗，怎么能锻炼队员。打得好，说不定还能解决远征需要的物资哪！”
　　车光秀爽快地表示同意。当天，他就带着朴勋到公路上侦察了地形，为的是确定适于打埋伏的地点。他们提出了一个战斗方案，埋伏在小营子岭路口处，突袭路过的运输队。他们的建议和我的想法完全一致。我认为在游击队的战斗形式中，埋伏战是最适宜、最普遍的形式。
　　小营子岭位于由安图到明月沟的中间地点，是由大甸子去大沙河的近路，离小沙河的直线距离大约有40多里。山势并不险峻，可是沿着山沟有条曲曲弯弯的大车路，很适于打埋伏。敌人就是利用这条路给安图地区的兵力补给军用物资的。
　　恰巧，这时地方组织送来一份情报，说伪满军大车运输队载着武器和后勤物资，离开明月沟向安图方向出发了。我带领预定远征南满的队员，以神速的夜行军到达小营子岭，部署他们埋伏在路口两旁。
　　夜间打埋伏战，本来不能说是合理的战法。夜里分不清敌我，打埋伏战，不如打突袭战有效。在抗日战争整个期间，我们在夜间打埋伏战的事例并不多。
　　当时我们刚刚踏上陌生的征途，还不懂得这个道理。幸亏，那天明月当空，照得通亮，避免了自相混战。
　　夜已很深，敌人的运输队才来到小营子岭。埋伏在100米前方的第一梯队队员们，打来了敌人出现的信号。敌运输队是由12辆大车组成的。
　　我非常紧张和兴奋，以至能听到自己心脏的跳动声。那时，我切实地体验到，不论是什么事，首次碰到，就会产生很大的冲动，感到不安和畏惧。
　　我回头看了一眼趴在身旁的朴勋，他好像也相当紧张。他是黄埔军校毕业，又闻过硝烟味，尚且如此，其他队员如何就可想而知了。
　　第一个埋伏组把敌人放过去，当敌人车队的约一半走进第二埋伏组火力圈的时候，我跳上岩石，举起手枪打响了第一枪。霎时，枪声、喊声震撼山谷。我们的部队胳臂上都缠了一条白毛巾，所以容易识别敌我；可是遭到突袭的敌人却分不清敌我，盲目地乱放枪。十多个敌人依托大车顽抗。我想，再拖时间，情况会对我们不利。
　　我们继续射击了十来分钟，随即转入冲锋，一口气结束了战斗。敌人死伤十多人，其余十多人弃枪投降，当了俘虏。俘虏都是伪满军，只有一个日本鬼子下士。
　　我对投降的敌人作了简短的反日演说。
　　那天晚上，我们用10辆大车载着战利品回到了木条屯。我们缴获了步枪17支、手枪1支和100多人够吃一个来月的面粉，还有许多布匹、军鞋。作为首战的战利品，这是很可观的。
　　深夜12点多，我们在院子里燃起篝火，围坐在篝火旁，喝了用缴获的面粉做的片儿汤。可以说算是庆祝首战报捷的朴素庆宴。
　　我喝片儿汤的时候，激动的心情还没有平息下来。我们不仅吃得香，心情也非常愉快。这天晚上感受的首捷的喜悦和极大的兴奋，60年后的今天，我还记忆犹新。
　　车光秀从近视眼镜下流着眼泪望着篝火。他忽然握住我的手，声音嘶哑地说：
　　“我说，成柱！经过这一战，我觉得打仗没什么了不起的！”这就是参谋长对首战的感想。
　　我的感想归纳起来，也和他一样。打仗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只要有枪，有胆量，谁都能打。敌人决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样强大的。看吧，他们不是举手向我们投降了吗！我们要满怀信心，准备打大仗。我们有把握打赢，我们能够胜利。这就是我当时的心情。
　　“这样的时候，如果金赫在场，该多好啊！要是他在，一定会写出很多好诗来。你这人呐，怎么这么早就走了呢！金赫、信汉、利甲、济宇、孔荣
　　你们都到哪里去了？”
　　车光秀自言自语地诉说着，用手揩了揩流在脸颊上的泪水。他在怀念没有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诞生就离开了我们队伍的同志们。
　　我也缅怀为奠定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基石献出了生命的同志们。没有看到这一天就牺牲了的战友们的面容，又栩栩如生地浮现在我的眼前，使我抑制不住悲痛的心情。要是他们都活着，我们的队伍该多么强大啊！
　　车光秀摘下眼镜，站在篝火旁，打着手势开始演说：
　　“同志们，我们迈出了第一步。我们争取到了首次胜利。是谁干的呢？
　　正是我们大家！”
　　他张开双臂，作了个把队员都拥抱在怀里的姿势。
　　“拿起了枪，就要打，打了，就要胜利。不是吗？今晚，我们消灭了一个大车运输队，不过这是一件小事，但它却是我们伟大事业的开端。就是说，一条小溪离开深山幽谷，开始流向茫茫大海了。”我头一次看到车光秀如此兴奋。
　　那天晚上，他作了很好的演说。他的演说，比我现在凭记忆写的要生动得多，更富有号召力。很遗憾，我不能把他的演说如实地复述出来。
　　“同志们，打起来有多么好啊。我们有了枪，有了粮食，又有了服装和鞋今天晚上，我学到了伟大而深奥的辩证法。我们要把缴获的枪支分发给大家。让我们用这些枪再去消灭敌人吧。到那时候，我们就会有更多的枪、更多的口粮，还可以有机枪和大炮。把缴获的粮食装满米袋吧！吃着这些粮食，大踏步地行进吧。直到完全消灭日本帝国主义的那天为止。我们要像今天这样向敌人要武器，要粮食。这不就是我们的生存方式、斗争方式吗？”他的演说一结束，我最先鼓掌。全场以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回答了他的演说。
　　接着不知是谁站起来，唱起了歌。记不得是赵德化还是朴勋了，唱得那么动听。
　　我们就这样满怀信心地迈出了第一步。
　　二最后的容貌
　　我们部队加紧做远征的准备。有一天，哲柱弟为见我，来到小沙河。当时，反日人民游击队在小营子岭袭击了日本指导官率领的伪满军运输队的消息，越过安图境界传到敦化、延吉地区。这一场胜仗成了到处谈论的话题。
　　松江、大甸子、柳树河子的革命组织，为了解小营子岭战斗的实况，派人来到小沙河。
　　起初我以为弟弟也是为那事来的，没有怎么介意。
　　可是，出乎我的意料，他对小营子岭埋伏战连一句也没有打听，只是默默地看队员们的规定训练，又到指挥部隔壁的房间，帮着准备远征的队员打草鞋，直到晚上。草鞋是指挥部指定的远征备用品之一。
　　这时，我猜想，哲柱来小沙河，可能是为了帮助远征队做准备工作。我去村里见农民组织负责人后回来时，已经快到吃晚饭的时间了，哲柱正等着我。他对我说，他要回家去了。
　　我对他说，既然来了，就一起吃顿晚饭再走吧，可是他执意要走。弟弟好像有话要说，可又不说出来，只是用异常的表情，不安地观察我的脸色。
　　于是，我感到他来小沙河不是为帮助远征的队员做准备的，而是另有缘由。如果是必须告诉我的事的话，不是关于母亲的，就是他自己发生了什么事。
　　我没有到指挥部去，陪着哲柱走到村口，直截了当地问他：
　　“是不是土器店沟发生了什么事？”
　　我说的土器店沟，指的就是家。不知为何，我有点怕说出家这个词。
　　“没有，什么也没有。”
　　哲柱回答着，勉强装出了笑容。他很会演戏，而且很幽默，所以他满可以做出笑容骗过我的。可是，我看出他的笑里藏着悲哀，而且面容很快变了形。他尽量不正面看我的脸，视线越过我的肩头，凝视着遥远的天空。
　　“发生了什么事，就痛快地说吧。你不说，就那么走了，难道我不会担心吗？别吞吞吐吐的，快说吧。”
　　哲柱长叹了一口气，勉强开了口：
　　“妈妈的病势好像又重了些。两天了，一点米粒都没沾口。”弟弟这句话像一声霹雳冲击了我的耳鼓。我一听母亲不进饮食，顿时一阵昏晕。母亲近来常闹病，我是知道的。
　　我们住在八道沟的时候，母亲很少闹病。可是，到了抚松，父亲去世，我到吉林市上中学以后，母亲时常受疾病折磨。哲柱有时来信告诉我这些事。
　　起初，我接到那些信，猜想母亲会不会是得了地方病。抚松一带的人有很多患地方病的。据说得了这种病，手会弯曲，手指骨节变粗，还生喉病，丧失劳动能力不说，生命也过不了30年。父亲去世后，吴东振曾到抚松劝我母亲搬到吉林市去，他的动机之一就是为了不叫母亲受这地方病的害。
　　那时，我放假后回家，看见母亲不是得了地方病，而是因过度劳累而病倒的。我想到母亲一辈子都过着无休止的劳苦生活，过度的劳累终于损害了她的健康，心中禁不住难过。但因为不是可怕的地方病，多少放了点心。
　　母亲到安图后，因为心口疼，受尽折磨。那时候，心口疼被叫做“瘕”。
　　母亲自诉，心口好像有一大块东西直往上顶。现在回想起来，也许是胃癌。
　　医生们下诊断是“瘕”，但没法子治。母亲的病百药无效。一犯病，就躺下，禁食或喝几口稀米汤，这就是唯一的治病方法。
　　为了给我母亲治病，我的朋友们从各方面作了努力。凡是搞共青工作的我的朋友，都给我母亲送来了药。看到报上登的广告，凡估计对治母亲的病有益的，就不管它价钱多少，买了打邮包寄来。吉林、沈阳、哈尔滨、龙井等地都有这种邮包寄来。
　　安图地区的中医也为给我母亲治病，不辞辛苦。大沙河的中医给我母亲治病还不收费。
　　我看着哲柱充血的眼睛和忧郁的表情，意识到母亲的病情十分严重。我问弟弟，家里有没有粮，他说米缸已经见底了。
　　第二天，我拿同志们给我的钱在小沙河买了一斗小米朝土器店沟出发了。我估计一斗米，三口人（母亲、哲柱、英柱）能吃一个月，再说，有一个月时间，我们也可以从南满回来。
　　一斗粮约有15公斤，拿那时我家的情况来说，连粥都饥一顿饱一顿的，有了这些粮食算是了不起了，简直够办一桩喜事了。
　　可是，我觉得这点粮食太少了。挎在肩上的带子虽然把肩膀勒得挺疼，我却不觉得它重，要和母亲给予我的爱相比，它实在是轻如鸿毛。
　　过去，我从父亲那里听到了十三道倡义队长李麟永的故事。这个人被推举为十三道倡义队长的过程，确实是戏剧性的，而且值得后人从中吸取教训。
　　当关东（朝鲜东部）义兵长们为推举他做义兵部队的领导人而去找他时，他正在护理弥留的老父亲。那时，李麟永说，义兵可以由别人来指挥，可是父母一去就不能再见，我怎能丢下不知何时瞑目的老父，离家而去？我不想成为不孝之子。于是他推辞了他们的请求。直到第四天，才不得已答应了他们的要求。
　　全国的义兵都争先恐后地投到李麟永的麾下，人数达到8000人之多。不久，许、李康年的部队也来汇合，倡义军由8000人增至1万名。用小铳武装起来的3000名旧韩国军也投来了。
　　全国义兵长们把李麟永推戴为十三道倡义队长，在他的指挥下向汉城挺进。义兵的最终目的，就是打进汉城一举推翻统监府，废除保护条约。
　　按着这个作战计划，义兵部队正一步步逼近汉城时，李麟永因老父去世，把指挥一事交给了别人，自己赶回老家奔丧去了。他的回乡和先遣队许吃败仗的消息，使义兵士气大伤，进而招致了部队瓦解的悲惨局面。
　　我在搞学生运动的时候，在吉林，同留吉学友会的成员就李麟永因父丧回乡的问题进行过争论。
　　那时，有很多同学骂李麟永，说他是没有灵魂的义兵长。他们气愤地说，身为统率一万大军的义兵队长，面临进攻汉城这样的大事，竟为父丧回乡，那叫什么男子汉，算什么爱国者。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人都骂李麟永。也有几个人袒护他。他们说，因父丧回家治丧，是应该的、很自然的，还把他捧为孝子。
　　现在，我们把忠于国家，孝敬父母的人称为孝子。可那时，只要为父母尽孝，就称为孝子。
　　我反驳说，李麟永的行动不能成为真正孝子的典范。
　　“要同样地爱国爱家，才可以算是真正的孝子。只重视家庭，忽视国难的人，怎么能称为孝子呢！现在应该改变对孝道的儒教式的价值观了。如果李麟永尽到自己的责任，达到目的后再到父亲的墓前祭奠叩拜，那么他的名字就会在后代面前大放光彩的。”
　　这是向那些封建道德和儒教式孝道观渗入骨髓的人们掷去的炮弹一般的宣言。
　　留吉学友会成员分成两拨，有的说，成柱的话有一定道理。有的说，没有什么道理，争论很尖锐。
　　对现在我们的社劳青盟员和少年团员来说，这是一个没什么可争论的简单而又明白的问题。但是，在那时却是一个很难断定哪个对、哪个不对的相当困难的问题。全国人民都一致地认识到又爱祖国，又爱家庭，才算是真正的孝道，并把它当做一种信念，这是经过几十年的历史和血泪斑斑的体验才形成的。
　　我在背着粮袋回家的路上，重新想起了李麟永的这个故事。不知怎么，我又觉得那个倡义队长的做法好像是对的。从过去众人异口同声地责难为没有灵魂的义兵长的行为里，我多少发现了一点点情理，在心里有一点点同情他，对他有了一点点理解，这不能不说是奇怪的事。
　　一个人因为要干革命，就忘掉家庭，那是很难的，也是不可能的。革命也是为了人，革命者怎么能无视家庭，对父母妻子的命运漠不关心呢。我们一向认为家庭的幸福和国家的命运是连在同一个脉络上的。国家处于逆镜，家庭也不得安宁；家庭蒙上阴影，国家的景况也会晦暗。这就是我们一贯的主张。正因为我们持有这样的信念，才为了救出一个战士的家属，毫不踌躇地向敌后派去一个团的兵力，这是战争史上没有前例的。这是只有朝鲜的共产主义者才能信守的情义和道德。
　　初期，我为忠于这种道德尽了努力。出狱后，把活动舞台转移到东满，以敦化和安图为中心来往于各地，这时我时常回家看望，常给母亲带些药去。
　　不料，我这样做，倒惹母亲生气了。她见我频繁回家，有一次把我叫到跟前告诫说：
　　“你要干革命，就要专心致志地干革命；你要在家过日子，就要专心过日子。必须选择一样。依我看，家里有哲柱，我们能靠自己过日子。你不用为家操心，最好一心扑在革命上。”
　　我听了母亲这一席话，以后就减少了回家的次数。自从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后，我几乎没有回过家。
　　对此，我很后悔。即使母亲是那样告诫我，我仍然应该尽到做儿子的道义。想到这里，我不禁感到心痛。对家庭、对国家都至精至诚，这决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
　　离土器店沟越近，我的步子就越快。可是，心却越来越沉重。想到要会见病危的母亲，不禁有些心慌。
　　泥塘里，芦苇已经长得挺高，随风摇曳。本来这里因为芦苇多，叫芦苇村，几年前住在下村的金秉一开始烧土器卖，使这个偏僻的深山沟大有改变，因此便改叫土器店沟了。
　　我走过独木桥，向上村走去。眼熟的茅草屋映入眼帘。胡枝子篱笆歪歪斜斜，屋顶的苫草多年失修，很像久不住人的破屋。那就是几年未经男子汉的手修缮的我的家。
　　我刚打开栅门，还没进院子，房门突然打开了。
　　“妈妈！”
　　我大声叫着，向倚着门框坐着、现出笑容的母亲急步走过去。“我说呢，脚步声好耳熟嘛。”
　　母亲手摸着卸在廊台上的粮袋子的背带，高兴得不知如何是好。我心里怕她责怪我老回家，幸好母亲没说什么。
　　母亲和我互相问着别后的情况，我和母亲说着话，时时留神她的音容和神态，想估摸出她的病情。从外表上看，她和去冬差不多，但可以看出气力已经大减。胸脯也塌了，脖子也细了，鬓角也出现了丝丝白发。我禁不住悲伤地想，那无情的岁月竟这样过早地在母亲脸上留下了令人不禁泪下的痕迹。
　　那天晚上，我和母亲漫无边际地谈着：日本军队打到哪里了，游击队今后要怎样行动，和梁世凤先生将怎样携手，在根据地应该做些什么母子俩一直谈到了午夜。
　　母亲老是把话题转到政治问题上去。一提到家里的生活和她的病，母亲就敷衍一两句，把话题转到别的问题上去，使我不得不随着她的意思说话。
　　我断定，母亲对我隐瞒自己的病情，这意味着她的病已经很重。我的第六感官告诉我，母亲将不久离开人世了。这使我心里一阵颤栗，脊梁骨像泼了冷水一样，眼泪直往肚里流。
　　第二天，我早早起来做早饭吃，饭后和哲柱弟一道上山去打柴。家里的柴禾也只有一两捆。我心想，借回家的机会，多打些柴禾，也许心情会轻松一些。
　　心里倒是很想多砍些柴，能烧几个月，可是山不高，沟不深，枯木也没有，只能砍些灌木。
　　“哲柱，除了这些，没有更禁烧的吗？”
　　弟弟见我问他，往上提着土布短裤，回答说：
　　“不管是什么柴禾，砍上一背架就回去吧。妈知道了又该说你了。”看他外表像不懂事，可心里挺明白。他一面砍柴，一面老是不放心地往村子那边望。
　　看他那样子，是在担心妈知道了我们背着她出来打柴。他也知道，妈知道了我为家里的事操心，就不高兴。我一手抓住树枝，迅速地挥着镰刀砍起来。
　　日暮时分，我们才背着柴禾下山。刚走到可以望见芦苇塘的拐角，只见母亲站在院子的一角在等候我们。
　　我拄着支棍下山，老是沉浸在冥想之中。想到要留下病重的母亲去远征，就感到心如刀绞，眼前漆黑。我们虽然把远征的期限定为一两个月，可是，在这一两个月里，我的命运会怎么样，部队的前程会怎么样，这是谁也不能预测的。
　　我又想，像从前那样，再搞几年地下斗争怎么样呢？如果这样做，我就可以每几个月回家一次，商量家里的事，安慰母亲。是不是这样做才是我做儿子的对一辈子受苦受难的母亲，对内心经受了非同一般的痛苦的母亲应尽的道义呢？祖母刚回家乡没多久，我又离开安图，母亲该多么孤单，她病弱的身体怎么能挺得住！可是，又不能为我个人的家庭问题，取消已经定在游击队一年活动方针里的远征南满的计划。
　　“嗨，住在这山里还怕没柴烧吗？”
　　站在栅门边等我们的母亲不高兴地说。
　　我以笑来代替了回答，擦着汗望着母亲。
　　“我看你有点变了。在抚松的时候还没那样，在兴隆村倒也没感觉到，你近来怎么越来越为家里操心了呢？”
　　母亲的声音有些嘶哑。
　　“隔了好久又闻到野草味，心里怪爽快的。”
　　我装着没听见母亲的话，若无其事地走进了院子。
　　那天晚上，我家四口人围坐在饭桌边，这是难得的事。碟子里还放着烤鱼岁鱼，那烤鱼岁鱼是别有风味的。我问这是哪里来的，母亲告诉我，是小弟弟怕我来了没菜给我吃，钓了一些鱼岁鱼挂在房檐下风干的。那烤鱼岁鱼有手指头一般大，放了一碟，我吃着虽然好吃，却难咽下去，剩了几条。
　　小弟弟睡熟后，母亲欠起斜靠在墙上的上半身，严肃地对我说：
　　“我看，你不像从前了，有些变了。我可没想到你会背着粮袋来奉养妈。
　　当然你是为我这个生病的妈担心，倒是应该感谢你至诚的孝心。可是，妈不是以此感到安慰的人。在抚松的时候，为了扩大妇女会组织，拉着你的手爬越险山峻岭，难道是为了得到今天这样的安慰吗？还有更大的事等你去做。
　　你应该遵循你父亲的遗嘱。处境还不如我的朝鲜人多得很。不要惦着我，快走你该走的路吧。”
　　母亲的话充满激情，声音微微发颤。
　　当我抬起头时，看到母亲咬着嘴唇，说不下去了。母亲的那几句凝聚着她的人生观的话语，像暴风一样震动了我的灵魂，深深地铭刻在我的心中，这是贵如千金的瞬间。
　　母亲缓了缓气，接着说：
　　“拿打柴的事来说吧。你若是个没事干的人，那倒也可以你就当这世上没有妈，没有弟弟，不要再惦记家。你离开家，把革命工作搞好，那我的病也许会好起来的。所以，你要带领部队快些出发，这就是我的心愿。”我马上回答：
　　“我一定铭记母亲的话。今晚在家过，明天就到小沙河去，带领部队立刻向南满的梁世凤先生那儿出发。”
　　我再也忍不住了，眼泪一下子涌了出来，只好把头转向墙角。母亲心里也难过，把放在角落里的针线篓拿了过去，开始给我的军服上衣钉扣子。
　　不知为什么，这时候我的眼前突然浮现了我父亲葬礼上的各种情景。
　　那时，母亲没有穿丧服，也没有到坟墓上去。只给我们三兄弟穿上丧服，去行葬礼。吴东振、张哲镐、梁世凤等人为首的独立军，还有我叔叔，数十人跟到墓地去，但我母亲没有去。
　　父亲去世不久，到了端午节，那时我们缠着母亲要她一起到父亲的坟地去。
　　母亲却说，我去做什么？你们自己去吧。她为我们准备了祭品，并一一告诉我们，香火要怎么点，酒要怎样敬，要怎样叩拜。我想，她不同孩子们去坟地，是为了不让我们看到她的眼泪。
　　母亲总是一个人到父亲的坟前去。只有一次破例，因为李宽麟未能参加葬礼，事后到抚松来，去父亲的墓地时，母亲陪她一起去的。因为李宽麟吊丧时过于悲痛，几乎哭昏了，我母亲还在一旁劝她不要哭。
　　我母亲是个重感情的人，可是从不流泪。她的性格刚强，作为一个女人是罕见的。我在少年时看到母亲令人惊异的品质，给我留下了毕生难忘的印象。
　　正因为是这样的母亲，才能这样不顾自身卧在凄凉、寂寞的病榻上，还果断地催促儿子上路，以鞭策儿子的心情说出使我身心震颤的、当作毕生的座右铭的训话。
　　我的母亲不是平凡的母亲。我总是说，马东熙的母亲张吉富女士不是平凡的母亲，也是因为她很刚强。张吉富老大娘在解放后见了我，非常激动，可是她没有哭。别的妇女见我时都哭了，唯有她没哭。我让她住在儿子的战友很多的平壤，可是她说，要找出卖她儿子的仇敌来，就不辞而别悄悄地自己回故乡去了。
　　我怎么也睡不着，便到屋外去了。我在歪斜的篱笆前面，来回踱步，呼吸着清新的空气。哲柱轻轻地打开门，也走了出来。
　　我俩坐在柴禾捆上谈起来。哲柱说，他一直只顾做共青组织的工作，没有照顾好母亲，以后为了不让哥哥惦记家，要把家照顾好。这正是我想托付他的，由他先说出来了，真让我高兴。
　　早晨，我们做豆粘儿，吃得挺香。我吃完早饭，去找住在我家后头的金正龙。我想和他商量如何安排弟弟们的事。
　　我坦率地对他说我马上要到南满去了，可是家里的事放不下心，很难就这么走出这个土器店沟。金正龙说：“家就托给我好了，我负责。你只管走吧，我替你照顾弟弟们，你母亲的病也由我好好护理，你就放心吧。”我回到家，准备上路。
　　我系鞋带的时候，母亲从柳条包的最底下拿出四张5元的纸币递给我。
　　“你到外地去，该花钱的事就多了，你收下吧。男子汉的兜里应该有一点备急用的钱。你父亲不是说过，清朝末期，孙中山先生被关在外国大使馆监狱时，用钱买通清扫夫逃脱的事吗？”
　　我接了钱，可是手发颤，没法马上把它放进衣袋里，不知如何是好。那20元钱里渗透着母亲多么大的辛苦，我是很清楚的。她给人家洗衣服，做针线活，手指尖都磨坏了，她省吃俭用，一文一文地才攒下了这20元钱。那时，一头牛约50元钱，用这些钱可以买一头中等大小的牛，也可以买三口人够吃一年的口粮。
　　我好像被那钱的份量压得身子失去了平衡，踉跄地走下廊台。“妈妈，我走了。请您保重。”我低头行了礼。这时，我心里想着千万不能做出不同于往常的行动，致使母亲流泪。因此，我有意使自己的行动无异于平时，跟往常一样他说了道别的话。
　　“你快走吧。反正是要走的嘛。”
　　母亲的脸上病色很重，可是她努力微笑着点点头。
　　我转身迈步时，身后响起关门的响声。我迈出了步子，可是没有走向村口，却绕着房子转起来，那20元钱仍攥在我手里。转了一圈又一圈，又转第三圈在这并不长的时间里，缠了我一整夜的复杂多绪的思绪，像一片片云朵浮现脑海：我何时才能再回到这个院落？我走的路是有把握的吗？在我前进的道路土，等待我的将是什么？在这期间，母亲的病有可能好转吗？我正想着心事绕圈子，母亲打开房门严厉地责备我道：
　　“你还有什么放不下心，磨磨蹭蹭地不肯离开？决心要光复祖国的人，心那么软，老想家里的事，怎能做得了大事！你在惦记家之前，要想到在监狱里的叔叔和舅舅，要想到沦亡的祖国，要想到百姓。日寇强占国土快22年了，你若是个朝鲜的男儿，就应该心怀大志，迈出大步才行啊。你若是今后也为惦着这个妈回家来，那你就别想再登这个门。我不想见那种儿子。”母亲的话像轰雷一样猛烈地撞击着我的胸膛。
　　母亲说这一席话好像耗去了全部气力，把头无力地靠在门框上，用深情的、火热的、温怒的眼光望着我。我好像重新看到了当我走千里路回到八道沟的时候，连一夜都没叫我睡，立刻催我去临江的母亲的容貌。
　　我作为儿子第一次看到了充满正义和热情的、刚强而崇高的母亲光辉的容貌。母亲的全身燃烧着正义和热情，我感到母亲一瞬间变成了一团熊熊燃烧的火。
　　我一直以为我熟悉生我养我的母亲，然而，母亲的气概和灵魂却在我未曾想象的高度俯瞰着我。
　　当时母亲的形象更近于导师的形象。我为有这样出色的母亲、应受世人崇敬的母亲，感到无限的自豪和莫大的幸福。
　　“妈妈，请您保重！”
　　我摘下帽子，深深地鞠了躬。然后大踏步地走向村口。我走过独木桥，回头看时穿着一身白衣服的母亲依然在扶着门框注视着我。这就是我看到的母亲最后的容貌。我心里想，她那纤弱的身体怎么就会保存着那么有力地震撼儿子心胸的高洁、刚毅的灵魂。那么不平凡的母亲，如果没有病魔缠在她身上，我现在上路的心情该多么轻松啊。我为了忍住眼泪，轻轻地咬住了嘴唇。
　　这是我一生中最痛心的、不会再有的永别，而不是在人的生活中会体验千百遍的平常的离别。从那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母亲。几个月后，当我听到母亲去世的噩耗时，我在脑子里最先想到的是，我在最后作别时没有对她说些更温暖的话，这使我十分悔恨。说来，母亲并不希望那种温情的离别，这是我无可奈何的。
　　我已是年迈的人，但总不能忘记那时的情景。人活在世上，至少有几次面临那种时刻。在那种时刻，由于行动上只有一张纸那么薄的些微差别，在人们的命运中会产生极大的偏差，乃至各自走向不同的两个极端。如果那时母亲在我面前为家里的事发愁，或是说一句使我松懈的话，那么，正要展翅飞向高空的儿子的心里会引起什么样的波动呢？
　　自从我率领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队伍，离开小沙河的台地，同战友们一道走了几十年超越人的想象的血战之路、严寒之路、饥饿之路。以后，又高举社会主义旗帜闯过了创造和建设的半个世纪。在为祖国和民族走的充满苦难的严峻道路上，每当处于考验一个革命者的信念的逆境的时刻，我最先想到的不是某种理念或哲学命题，而是回顾催促我走向南满的母亲的教诲和穿着白衣服目送我的母亲的最后的容貌，它激励着我，使我的意志更加坚强。
　　三喜与悲
　　正当反日人民游击队挺进南满的时候，于司令也把一支200人组成的部队派往通化地区。这支部队的领队是刘本草先生。于司令把当做自己右臂的刘本草参谋长派往南满，目的是实现同唐聚伍自卫军的合作，通过自卫军解决武器问题。当时，于司令正为缺少武器而苦恼。以辽宁省为根据地的南满地区自卫军的武器，比于司令部队的武器多，而且精良。
　　听到我们要远征的消息，刘本草先生来小沙河对我们说，他们也受命去南满，目的地相同，一同去好不好。如果同去，他就介绍我们去见唐聚伍。
　　跟唐聚伍建立了联系，就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
　　我们欣然接受了刘本草先生的建议，因为我们也很需要武器，而且和救国军一同去南满，路上遇到中国反日部队也可以避免冲突，可以保证我们的安全。
　　唐聚伍本来是东边道省防军第一团团长。九·一八事变后，他组织了以抗日救国为旗帜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他的麾下有一万多人。唐聚伍部队的活动据点是通化地区。他们以南满一带为中心，同驻沈阳的日本关东军艰难地作战。在这个过程中，他们还曾同国民府所属的朝鲜革命军部队组织过联合作战。
　　辽宁民众自卫军刚组织起来时，士气很高，战果也不小。可是，形势变得对日本有利以后，困难越来越多，唐聚伍就开始动摇了。
　　国际联盟派李顿调查团到满洲调查九·一八事变的真相，可是日本军并没有因此受到多大约束，仍然继续扩大侵略战争。1932年1月初，日军占领锦州。同年1月28日，又用阴险的强盗手法挑起了上海事变。他们以五名日本僧侣在上海虹口被殴打为借口，破坏了中国的工厂、商店，杀害了警察，接着调动海军陆战队，以武力大举进攻上海市。日本挑起上海事变的目的，是要把上海变成他们侵略中国大陆内地的桥头堡。日本军部的头头们，妄想以闪电战的方法占领上海，并以此为跳板，一举吞掉整个中国。
　　上海的军人和人民进行了英勇的反击，沉重地打击了日本侵略军。但是，由于以蒋介石、汪精卫等为头目的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上海抗战失败，上海事变以缔结丧权辱国的《淞沪停战协定》而告终。
　　上海抗战的失败，使救国军、自卫军等所有有志于抗日的爱国军人和人民的士气大为低落。
　　上海事变和《淞沪停战协定》的缔结，说明国民党反动政府的卖国政策是阻挡抗日救国力量的最大障碍。国民党反动集团不仅没有支援上海抗战，反而视抗战为犯罪行为，横加阻拦。蒋介石和汪精卫一方面故意停止对十九路军的军需物资供应，没收了全国各地支援上海抗战的捐款；另一方面却密令海军向日本方面供应粮食和蔬菜，肆无忌惮地进行可耻的叛逆活动。
　　国民党反动派不仅自己不抗日，还阻止人民抗日。他们的枪口无论何时何地都对准了抗日人们的心脏。谈论抗日的人，无一例外地都成了他们残杀和拉上绞刑架的对象。
　　蒋介石很早以前就发出无耻的谰言说，中国亡给帝国主义，我们即使做亡国奴，也可以活命；要是败在共产党手下，就连当奴隶的命也保不住。这证明，以蒋介石为头子的反动集团害怕和戒备人民革命，甚于害怕外来帝国主义的侵略。他们本身就是帝国主义的忠实奴仆和走狗。
　　蒋介石的卖国行为，对那些与国民党有关系，并且代表旧军阀、官僚、政客利益的救国军和自卫军上层分子，产生了很坏的思想影响。当时日本长驱直入的军事优势也是使救国军士气低落的因素之一。以李顿为首的国际联盟调查团在他们的报告中提议说，满洲不要由日本独占，而要归国际共同管辖。日本根本无视这个建议，继续进行武装进攻。他们的武力逐渐向山海关和北满推进。他们一步一步地占领北满的广阔地区，同时往热河方面集中力量。
　　日本帝国主义在进攻北满之前，出动关东军的特务机关从政治上瓦解东北军，派特务通过收买、离间等阴谋活动，使北满的东北军各旅四分五裂，互相猜忌，热衷于争权夺利。敌人在打马占山时，就拉拢苏炳文；等打败了马占山，又一举把苏炳文消灭。他们用这种手法，轻而易举地各个击破了北满的反日部队。
　　北满一带反日部队的瓦解，对东满的王德林、南满的唐聚伍不能不发生影响。
　　唐聚伍虽然乘人民的革命气势举起了抗日救国的旗帜，但没有积极大胆地展开活动，而是小心翼翼地看风使舵。
　　当时，丁超、李杜、邢占清等不少反日部队的头领都抱有一种幻想，主张不要积极抗日，只要依靠国际联盟，就能万事如意。他们甚至提出荒诞的主张说：“张学良没有抵抗日军，是为了肃清共匪。先肃清共匪，才能赶走日军。是共产党引进了日本鬼子。”
　　我们去南满那年春天，周保中曾被自卫军逮捕。当时，周保中问逮捕他的指挥官，你们的部队为什么称做自卫军。
　　自卫军的头头们回答说，所谓自卫就是保卫自己的力量。现在自己的力量都难保，还有什么力量去打日本鬼子？日本鬼子不打我们，我们也不打他们。这就是“自卫”。
　　这就是自卫军的思想方法和政治观点。失去了信心、陷于动摇的唐聚伍，不去统辖自己的部队，几乎任其自流。在这种时候，于司令派刘本草去自卫军本部，可以说是适时的措施。
　　远征队在6月3日下午离开小沙河，第一天行军路程定得短一些，由沙河（下小沙河）农民协会会长带路，渡过二道江，向刘家粉坊行军。我们决定在这里住一宿，做政治工作。
　　据说，这个村是自从有一个姓刘的人在这里开了个粉坊，才开始叫做刘家粉坊的。
　　我们吃过晚饭，在宽敞的粉坊前院燃起了篝火。
　　听到游击队来到的消息，连邻近村落的人都到刘家粉坊来了。村里各组织的负责人从各家拿来了席子，还为邻村的客人拖来原木、椽木，叫他们当椅子坐。粉坊院子里聚集了好几百名群众。我们和他们紧靠着坐在一起，一直谈到深夜。
　　那天晚上，他们向我们提出了很多问题。我一辈子深入人民群众，做过无数次的组织工作和政治工作，可是像那天那样被问到那么多的问题，还几乎没有过。
　　那天，我和群众几乎谈了个通宵，嗓子都哑得说不出话来了。
　　最初他们问我，游击队是什么样的军队，它和独立军有什么区别。他们也知道，一个月前在小沙河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他们提的问题，虽然显得很简单而平常，但包含着他们对新生武装力量的期待和疑虑。独立军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为朝鲜解放而战的军队，那么，何必另组织游击队？独立军没能把日本军怎么样，新组织的游击队有把握打倒它吗？如果有把握，拿什么作保证呢？这就是刘家粉坊的群众想知道的主要问题。他们受了独立军的不少折腾，而且由于独立军的失败尝到了无数次绝望的痛苦。
　　我努力给他们讲得通俗易懂，简单明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不是什么特殊的军队，和字面一样，是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而斗争的人民的军队。这个军队正是由像大家一样的工人、农民的子弟、青年学生、知识分子组成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使命是推翻日本帝国主义的殖民统治，争取朝鲜民族的独立和社会的解放。
　　反日人民游击队既不同于义兵，又不同于独立军，是新型的军队。独立军的指导思想是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指导思想是共产主义思想。共产主义思想，简单地说，就是要建立一个没有贫富、贵贱的差别，让所有的人都能过自由、平等生活的美好社会的思想。
　　如果说建立富人当家作主的社会是独立军的理想，那么，建立劳动人民当家作主的社会，就是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理想。独立军把你们这样的普通老百姓看做光复运动的协助者、同情者，而我们把你们看做抗日革命的承担者，即主人。独立军对外部势力寄予很大期望，想借他们的力量实现国家的解放；我们却更相信我们自己的力量，要靠这个力量光复祖国。
　　独立军继义兵之后，在满洲山野和祖国的北部地区，同日本侵略者进行浴血战斗十多年，受了很多苦，这是事实。可是，独立军的军力渐趋衰弱，现在处于自身难保的危急关头。因此，我们组织了新的军队。我们怀着要由我们来完成独立军未能实现的光复祖国大业的决心，组织了反日人民游击队。
　　我这么一说，村里的一个青年又问我，反日人民游击队有几千人？
　　我对他说，现在还是初建，没有几千人，只有几百人。现在游击队虽然人数不多，但不久将增长到几千、几万人。
　　那个青年听了我的话之后，又问要参加反日人民游击队，需要办理什么样的手续。
　　我说，没有什么特殊的手续或规矩，只要是有决心战斗的青年，谁都可以参加，不过体力要够格。可以通过革命组织的推荐，也可以直接到部队申请入伍。
　　一听这话，村里的几个青年就把我围住，问我，如果他们提出申请，能不能即刻接收他们为队员。
　　这对我们来说，简直是一笔横财。
　　“当然接收。不过入了队，暂时还没有武器。武器要在战场上自己解决。
　　如果这样也愿意的话，我们可以马上接收你们为队员。”青年们说，没有武器也好，只求允许他们跟着游击队走。
　　就这样，我们把好几名青年吸收为队员了。这是刘家粉坊送给我们年轻游击队的意外的礼物。我们大家为此感到莫大的喜悦。那时为得到一个革命同志，有时甚至要牺牲两三名同志。在这里，一下子接收将近十名青年为新队员，我们的激动心情是不难想象的。在艰苦道路上啃着雪团，风餐露宿的革命者，享有资本家、市侩之流绝对享受不到的乐趣，那就是获得新的战友时那种令人心潮澎湃的精神上的充实感。昨天还是陌生人，今天他们心甘情愿地冒风险志愿入队，我们给他们穿上军服，背上枪，这时候所感受到的崇高而庄严的喜悦，是平时绝对尝不到的。我们认为这就是我们独有的喜悦和享受。
　　那天晚上，我们开了欢迎新队员的联欢会，我和车光秀也都唱了歌。
　　我们所以能够没下多大功夫就获得了这么大的成果，原因是九·一八以后民心大大地倾向于抗日游击队。日本连满洲都鲸吞了，朝鲜人在这里也无法过太平日子。既然在满洲也不能扬眉吐气，干脆去决一死战，这就是当时朝鲜青年的共同心理。我们一直谈到深夜，快到凌晨时，才在篝火旁铺上席子睡下，这是游击队成立后的第一次露宿。
　　游击队来到朝鲜人住的村庄却要露宿，刘家粉坊老百姓的面子往哪儿搁？村民们这样说着。村组织的负责人要把我们安排到各农户去住。可是我们没去，就在外边过了一夜。我们以不侵犯人民的利益为理由谢绝了村民们的好意，这固然是事实。但我想，一个革命者应该心甘情愿地选择粗陋的卧处，而不选择温暖的热炕头，这样一种浪漫情绪，也使我们谢绝了村民的诚意。
　　我们在结束南满远征回来时，又在这个村里住了一宿。那时，我们是在名叫吕修文的中国老大爷家前边宿营的。他家前边有一个挺大的做过土豆窖的窝子。我们把谷草编好围起来，在里面生了火，这样过了一夜。
　　吕修文老大爷看到我们不进他家，在外头做饭吃，又在外头露宿，便来找我说，如果部队全都移驻不方便的话，队长一人也该到他家里去住。他劝我说：
　　“成柱先生又不是和我素不相识的人，我们不是早在旧安图的时候，就认识了吗？”
　　老人说，没想到我这么过于认真，他还说他感到很遗憾。
　　我和那位老人是早就认识的。我们家借住在马春旭客店的下屋时，我在那里见过两三次吕修文老人。老人豁达、热情的风度，给我留下了难忘的印象。
　　老人说，为了抗日，从千里远征回来的军队在露天吃、睡，我怎么能舒舒服服地钻进被窝！于是他陪着我们说话，直到深夜。
　　他和刘家粉坊的大多数人一样，对时局很敏感。九·一八事变后，日本军队炮制了一个叫满洲国的傀儡国家，把长春改称新京，定为首都，把溥仪安置在那里，这些事他都知道。
　　我在同老人的谈话中，至今不能忘记的是关于安重根的事。
　　老人说，在朝鲜的烈士当中，他最尊敬的伟人是安重根。他说：
　　“安重根先生的确是东洋的巨人。难怪连袁世凯总统都做诗，称颂过安义士的义举。”
　　老人这些话，深深地感动了我。
　　安重根击毙伊藤博文后，在满洲地区的中国人当中，他就成了传奇式的人物，广为人知。有的中国朋友，还把安重根的画像挂在家里，很是尊敬。
　　“老大爷，你又不是朝鲜人，怎么对安重根那么熟悉呀？”因为吕修文对安重根表示深厚的爱戴，我便这样问他。
　　“住在满洲的人哪有不知道安重根的人啊！还有人提议，要在哈尔滨车站立一尊安重根的铜像哩。我现在也常对孩子们说，要想成为革命家，就要成为像孙中山先生那样的革命家；要想成为大丈夫，就要成为像安重根那样的大丈夫。金队长，你既然组织了部队，不想把关东军司令官那个大头头干掉吗？”
　　我听了老人这样淳朴的话，不禁笑了。
　　“干掉那么一个关东军司令官，管什么用啊。正像杀了伊藤博文，又出现了新的伊藤博文那样，杀了本庄，还会有新的本庄出现。靠恐怖行动是不能扭转大局的。”
　　“那么，队长你将用什么方法跟他们斗呢？”
　　“据说，关东军有十万人，那就要以他们十万人为对象进行战斗。”吕修文老人一听这话，非常激动，紧紧握住了我的手。
　　“金队长，你真了不起。你真是和安重根一样的伟人啊！”我笑着说：
　　“过奖啦。我虽然不能像安重根那样了不起，但我决心不做亡国奴。”第二天，游击队离开村庄时，吕修文老人舍不得离开我们，一直送了很远很远的路。当我想起刘家粉坊的时候，总是亲切地重温与吕修文老人相逢的往事。
　　我们部队离开刘家粉坊，来到二道白河附近，又宿营了一夜。然后沿着大路继续行军，不料途中遇到从抚松往安图方向转移的日本帝国主义侵略军的先遣队。我们在每次行军时，也派三四名人员组成的先遣队，走在队伍前面。我们的先遣队和日军先遣队接上了火。
　　坦率地说，那时，我们心里慌得厉害。因为这是游击队建立后第一次与敌人的遭遇战，而且是和自称天下无敌的日军的第一次战斗。小营子岭那次战斗，是我们经过周密计划进行的埋伏战，对敌人进行了先发制人的打击。
　　可是这一次的情况就不同了，对方不是浑浑噩噩的伪满军，而是有丰富实战经验的凶恶、机敏的日本军。相比起来，我们是只有一次战斗经验的初学者。
　　当时，我们还不懂遭遇战应该怎么打。
　　无论从远征目的来看，还是从游击战的基本原则来看，在长途行军过程中，最好避免对我军行动产生不利影响的冲突。古时的兵书上也说要“避实击虚”。
　　那么，该怎么办呢？
　　全队都以紧张的表情注视着我，显然是在等待我的决策。我认定，在敌人的基本力量赶来之前，先占据有利的地形，是掌握战斗主动权的最好办法，于是把部队迅速移到先遣队正在接火的高地北边的山坡上。然后，把部分力量派到公路南边。部队在公路南侧和北侧同时开火，猛打敌人的先遣队。
　　敌人的行军纵队不久就出现了。他们全副武装沿路跑来。看来足有一个连的兵力。
　　敌人知道了他们的先遣队已被消灭，就企图包围我们。
　　我下令，信号枪不响，就不准射击，我们监视前方，等着敌人进入火力圈。因为我们没有多少子弹。
　　我打响了信号枪，全队一齐开始射击。
　　我倾听着从四面八方响起的枪声，力求从中了解队员的精神状态。我从一发发枪声中，听出了反映着战士们兴奋、高昂情绪的心声，但也感到他们有些慌张，失去自制。
　　敌人不顾大批的伤亡，仗着他们力量的优势，迅速重整战斗序列，向我军占据的阵地两侧猛烈攻击。
　　我从部署在公路北侧和南侧的主力中抽调了部分力量，迅速地拉到我军的两翼。队员们一到阵地，就以神速的狙击战歼灭了翼侧的敌人。
　　可是，敌人主力寸步不退，凶猛地朝我军占据的地方扑过来。我们从上往下滚大石头，坚守阵地，而敌人还是拼着命往上冲。
　　我乘敌人的攻势稍有松弛之机，下令全队冲锋。冲锋号声响彻山林，队员们一个个像猛虎似地从山坡上冲下来，扑向逃跑的敌人，狠狠地追击。敌人的一个连在我军冲锋面前被打得一败涂地，除了几个逃命外，全部被歼。
　　金日龙在进行肉搏战时，每见敌人倒下去就喊“又一个鬼子完蛋了！”我们游击队也有好几名队员阵亡。
　　我们把牺牲的战友们安葬在不知名的山岗上，在他们的坟墓前举行了永诀仪式。望着手握军帽饮泣的队员，我用颤抖的声音说了些永别的话。当时我说的话，现在一句也想不起来了。只记得当我说完抬起头时，看到队员们的肩膀都在抖动，再就是我们的队列比从刘家粉坊出发时显得短多了，致使我全身战粟。
　　过了一会，我又向队伍下了出发的口令。大家都到公路边整队，唯有车光秀还趴在坟墓上。他不忍心就这么离开无主的坟墓，连一块七星板都没能给铺上的战友的墓地。
　　我跑上山岗，使劲抓住车光秀的肩，摇晃着吼道：
　　“光秀！你怎么这个样子！还不快起来！”
　　因为我的声音又大又严峻，车光秀才拄着膝头蓦地站起来了。我低声在他耳边劝导：
　　“队员们都在注视着我们的脸色你那百折不屈的气魄到哪儿去了？”
　　车光秀擦去眼泪，站到队伍前面默默地迈开了步。
　　后来，我对那天的事后悔不迭。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过了四个月，我接到了车光秀阵亡的噩耗。那时我最先想起的就是那天的情形。
　　“那时，我怎么对车光秀说了那样的话，难道就不能用别的话劝他站起来吗？”
　　说起来，在失去了战友以后，我也是几天吃不下饭，睡不好觉。
　　那时阵亡的队员都是从“打倒帝国主义同盟”时期就和我同甘共苦的骨干分子。
　　诚然，不会有没有牺牲的斗争。革命总是伴随着牺牲的。在改造自然的和平的劳动中也会有这样那样的损失，何况是动用一切兵器和工具决一胜负的武装斗争呢！但是，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中付出的牺牲太残酷、太不应该了。当时我想，就算革命是要伴随着牺牲的，可是怎么可以给我们刚迈出第一步的队伍带来这么惨重的损失啊！
　　若以算术来计算，我们只不过损失了不到十名的有生力量，损失可以说不算太大。在一次战斗中，会有成千上万人伤亡的现代战争中，损失十个人算不了什么。可是，我们失去战友时，从不是以算术来计算损失的大小。算术不能成为我们换算人的价值的手段。同我们一道走过革命道路的每个战士，都是世间无与伦比的宝贵的人。一百个敌人也不能与一名游击队员相抵，这是我们的信条。敌人可以发布他们的国法和动员令，在一天之内征集几千、几万兵力，大批地投入战场，但我们没有那种物质手段或实权。即使我们有那种力量，一个个革命同志仍是价值千金的。得到志同道合的同志、生死与共的战友，再由那样的人组成一个队伍，这要付出莫大的努力，经历无数的艰辛困苦。
　　正因为如此，在整个抗日革命斗争期间，即使是一场消灭了一百名敌人的战斗，如果我军有一名牺牲，我就没把它当做值得夸耀的战果。
　　历史学家们把安图－－抚松县界的战斗评为灵活地指挥遭遇战，使之转为反击战，从而歼灭了敌人一个连的成功的战斗。那是一场取得胜利的战斗，这是毋容置疑的。这次战斗的意义，不仅在于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完全消灭了一个连的日本正规军，还在于在游击斗争史上第一次打破了日军天下无故的神话。我们通过这场战斗，认识到日军虽然强大，但它决不是无敌的，也不是战无不胜的，更不是打不垮的。这使我们有了这样的信心：只要我们用符合游击战特点的战法，很好地进行战斗，完全可以用较小的力量打赢强大的日军。
　　可是，我们失去了将近十名“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第一批骨干，我们在这场战斗中付出了太大的代价。
　　试想，为消灭一个连的敌人，失去了将近十名战友，那么为打赢朝鲜和满洲的十多万日本侵略军，该要付出多大的牺牲啊！
　　这是我在离开硝烟还未消散的安图－－抚松县境战场时，回头望着埋葬了战友们遗体的岗子所想到的。
　　我们经历了那场遭遇战后，大家都领悟到，在打游击战的过程中，今后要吃很多苦，要作出很多牺牲。
　　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后，我们在十多年的抗日战争中，实际上经受了以人们对战争的原有概念根本无法想象的痛苦、困难和牺牲。
　　四合作是不可能的吗？
　　从安图到通化这条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上，有很多只有在我国北部边境一带才能看到的险山峻岭和溪谷。由安图到抚松，有长白山脉绵延不断；由抚松到通化，有龙岗山脉的三岔子岭、三道老爷岭等山岭重重叠叠。
　　部队沿着这些山脉艰难行军将近一个月。白天，避开可能有敌人警戒的公路，抄山路行军；夜晚，找朝鲜人居住的村庄住下，忙着进行政治工作和战斗训练。
　　为了做革命组织的工作，我们在抚松也住了几天。在这里我见到了张蔚华。
　　因为我们逗留的时间太短，张蔚华感到非常惋惜。他挽留我说，看在学生时代的友情，在抚松多住两三天。我心里也很想答应。抚松和我在感情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是有意义的地方。可是我还是按原计划住了三五天就带部队出发了。不管对往日的回忆多么宝贵，挽留我的情谊多么深挚，为了同梁世凤司令会晤，不得不忍心同张蔚华分手。
　　据说，从抚松到通化约有500里路。它被称为“山外山”，越走山势越险峻，行军越艰难。翻越怪异的山峰，跨过深沟，进行几百里的强行军，队员们都筋疲力竭，开始出现病号了。我也相当疲劳。
　　远征队行军到达通化附近时，车光秀忽然跑来建议说，要在二道江休息一两天，喘口气，再进通化。
　　我模糊地猜到了车光秀说这话的意图，可是我不能同意他的意见，便故意问道：
　　“我们在抚松很想多住几天，可是忍心离开了，一直跑了500里路，通化就在眼前了，要休息，这是什么话？你说这话，还像车光秀吗？”车光秀在回答之前，摘下眼镜用手绢擦起来。这是他认为需要固执己见时特有的习惯动作。
　　“大家都精疲力尽了，队长你也疲劳到了极点。你可能不承认，可是，你瞒不过我的眼睛。病号不少，扶着病号行军，怎么能和梁世凤司令会晤呢？”
　　“梁世凤先生不是那么计较的人，连这点情由都不能谅解。”“就算梁司令眼光远大吧，可是他几百个部下的眼睛会怎么看呢？让他们说我们是乌合之众，那不就糟了吗？我怕把这次长途行军弄得前功尽弃啊！”
　　这么一来，谁也拗不过车光秀的固执劲。
　　我认为车光秀说的也有一定的道理。如果我们以这样邋邋遢遢，疲惫不堪的样子出现在通化，独立军就会瞧不起我们。如果他们小看我们，我们就无法按我们的意图实现合作。按照车光秀的建议在二道江休整一两天，恢复元气，然后秩序井然地、生气勃勃地进入通化，也没有什么坏处。
　　我命令全队停止行军，在二道江宿营。然后派联络员通知梁司令，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同独立军合作，离开安图行军到通化附近，正在休息。
　　我们一面等着联络员回来，一面休息解乏。
　　我们的指挥部住在有水碓房的一家农户。这家老人们竭诚照顾我。
　　我把十多名队员叫到指挥部，给他们上政治课，解释做独立军的工作应遵守的行动条例。这家老大爷看到这个情景，责备我说：
　　“古圣贤说，言杂伤气，喜过伤情，气激伤志。
　　”少思，少优，少事，少言，戒笑，便是自古传来的摄生之本，摄生之理。像队长这样话说得多，心操得多，多思多虑，怎能养气、去病？况且，你们是要争取朝鲜独立的军队啊！“
　　老人真诚地介绍了连记都不好记的几十种养生法，然后再三强调说，大事是不可能一两天成就的，为大事想，要好好照顾身体。我只好停止上政治①
　　课，让车光秀替我上了。我听老人的话，才知道他是许浚的崇拜者，他长时间给我讲的正是《东医宝鉴》里的养生法。不知他在哪里得到的知识，他对养生法造诣很深。
　　。。。。。。
　　①
　　许浚（1545～1615）：朝鲜名医，著有《东医宝鉴》（五篇二十五卷）。
　　我们离开二道江的时候，老人拿出用高丽纸包着的莲子和几包合蜜的枸杞子丸交给车光秀说，药不多，请你收下，用来保养队长身体。
　　我不好意思收下老人为保养自身精心配制的补药，婉言推辞说：
　　”老大爷，您的心意我领了，可是这药我不能收。我们年轻人还会因气虚、血亏活不成吗？您老一生饱经人间苦难，没有享过福，请您用这补药长寿，看到朝鲜独立吧。“
　　老人听了，面带愠色地责备我不领老百姓的情，就说：
　　”我嘛，已经是半截入土的人了，用不用补药都无所谓，你们可是争取朝鲜独立的先锋队呀！我已是烂树墩子，你们可是青松绿竹啊。“说着，把药包推到我的面前。
　　去通化的联络员回来报告说，梁司令接到我的信，表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并命令部队作好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准备。我们即刻离开二道江向通化进发。队员们都在二道江理了发，还把裤线弄得笔挺，按着指挥员的口令有时正步走，有时唱革命歌曲，威风凛凛地向通化市行进。
　　走上大路，把队伍交给金日龙带领，我就同车光秀仔细地重新讨论了同梁世凤的谈判计划。我的一切思维全集中于如何做独立军的工作上。水碓房的老人三番五次地强调说，少思，少忧，少事，少言，甚至戒笑，是摄生之本，可是我根本无法遵守那么多的养生法。我们做的事情全都是从无中创造有的过程，是开拓前人未曾走过的道路的独特的创造过程，所以不能不比别人都多思，多忧，多商量。
　　我最关心的是，梁世凤在这次交涉中会采取什么样的态度。对这次交涉的结果，车光秀一开始就采取怀疑的态度，可是我始终作乐观的预测。
　　不久，通化市街全景映入了眼帘，这一刹那我忽然想起了一则关于梁世凤的令人愉快的轶闻。这是我父亲卧病时回忆起每一个志同道合的同志，跟我和母亲闲谈时说的。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在梁司令的家乡，由贫农组成的契合打头，开展了旱田改水田的工作。梁司令家也参加了这个契合。他知道水田比旱田产量高，所以积极支持搞这项工程。可是契合中占据上层地位的长者派却借口种水田没有把握，坚决反对开水田，因此，春播前夕长老派和少壮派吵起架来，这是有了这个契合以来的头一次。
　　少壮派的青年怎么也拗不过那些长老派的老顽固们。那年少壮派想开成水田的旱地里也种上了谷子和大麦。老人们为契合的农事没有受年轻人的干扰，照常进行而感到庆幸，放下了心。
　　可是，少壮派的首领梁世凤却一直在窥伺贯彻自己主张的机会。到了插秧季节，青蛙在四处聒噪的一天晚上，他牵着牛到了地里，神不知鬼不觉地把几块已长出了嫩芽的麦地和谷子地翻了一遍，放进水造了水田。
　　老人们看到昨天还是好好的麦田和谷子地，一夜之间竟变成了水田，感到惊愕，威胁地说：”你这该死的东西，契合的农事都叫你给糟蹋了。今年要是歉收，你也免不了讨饭。“
　　梁世凤开成水田的那几块地，通常种谷子或大麦只能收9石，可是这年竟收了24石稻子。
　　契合的老人们不禁惊叹，顺着舌头说：”这个世凤倒是个人材。“从那以后，梁司令所在的村子和邻近村庄里，种水田的人家开始大大增加了。曾经任意摆布契合的老头子们，也都服服帖帖地听梁司令的话了。
　　离通化近在咫尺的路上，我为什么忽然想起了这件事呢？也许是因为我把自己一直认为这次谈判一定会成功的想法合理化，而往那个方面集中思路的缘故吧！
　　三·一人民起义前夕，梁司令离开家乡（铁山）到了南满的兴京县。我的父亲就是在兴京认识了梁世凤的。
　　当时，他在统义府任检务官。正义府成立后，他被任命为中队长，一跃成了受吴东振司令器重的骨干。他的中队驻地就是抚松，所以我也见到了梁世凤。
　　我家由八道沟搬到抚松后不久，梁世凤被调回兴京，由张哲镐接任他的职务来到抚松。三府合并成立了国民府的时候，独立军的领导信任生性刚直、实践能力强、受群众属望的梁世凤，把军队的统帅权移交给了他。梁世凤不仅在军内，而且在由三府的元老组成的朝鲜革命党内也有很大的影响力。
　　梁司令常说，他和金亨稷是义兄弟，非常体贴我。在吉林，梁世凤和吴东振、孙贞道、张哲镐、李雄、金史宪、玄默观等人一样，在经济上帮助了我，而其中他给我的帮助最大。
　　旺清门事件后，我对国民府上层的感情破裂，同已经反动化的这个团体的军部首脑梁世凤，也长期没有机会见面，可是我一直相信梁司令对我的爱护和信任不会有变化。
　　所有这一切，都使我对作为一个人的梁世凤，作为爱国者的梁世凤抱有好感。对于那些可能给我们的合作活动罩上阴影的往事，我就没有去想。我尽量只回忆那些能使我对我们的谈判抱乐观态度的往事。这也许是一种防御性本能的心理作用，不愿以可能给谈判的前途罩上阴影的证据来折磨自己。
　　通化等东边道20个县，都由东边道镇守使于芷山管辖。于芷山曾被张作霖任命为第30军军长，但是由于1930年6月镇压大刀会叛乱不力而失去了张学良的信任。于芷山在东边道的一些重要地点部署了一个旅左右的省防军，以这一地区的最高统治者自居。九·一八事变后，又组织了东边道保安委员会，自任司令，并同关东军首脑取得联系，积极协助了奉天省的傀儡政府。
　　关东军以于芷山的协助为担保，对这个地区没有投入大兵力，把这个地区的治安交给了独立守备队和伪满军及警察。当时，关东军的大部分兵力投入到北满。
　　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乘这个机会同梁世凤指挥的朝鲜革命军部队一起包围了通化县城。日本领事馆通化分馆的兴津良郎等日本官员和他们的家属都被包围在内，进退维谷，只等外人来营救。
　　关东军司令部虽然接到通化县城被包围、当地日本人处于危险的报告，但是因为全部兵力去了北满一带，只派了100名左右的警察作为救援队，只等着于芷山军队来支援。于芷山军队分成两路从北面和凤城两个方向压向梁唐联合部队。
　　关东军让板垣参谋长通过广播向被围人员说：”在通化的各位日本人，奉天的支援部队明早将抵达通化，目前请你们顽强坚持。“九·一八事变后，随着国际联盟派调查团来满洲，奉天省一带的反满抗日军在各地威胁着日本侵略军和伪满军。因为正是这样的时候，掌握着通化县城的朝鲜革命军和自卫军的士气非常高昂。
　　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县城是在6月29日傍晚。
　　独立军在市内各处贴出”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争取朝鲜独立！“等标语，热烈欢迎我们一行。数百名独立军士兵和市民在街道两旁，热烈鼓掌挥手欢迎我们。看来，梁世凤是想把反日人民游击队进入通化城作为扩大和发展独立运动的一个转折点。
　　我们一行立即分成两拨，刘本草带领的救国军部队，由自卫军司令部代表带路，到中国人家去：我率领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员则到朝鲜人家去分散住宿。
　　独立军队员们把我们安置好之后，还不想回去，和我们一起谈笑。他们对我们部队的反映出乎意外地好。他们深表羡慕他说，起初听说安图的游击队要来时，以为是些扛着扎枪或火绳枪的土包子，可是今天见了你们，才知道都是英俊的有教养的军队。
　　这天晚上，我去拜访了梁司令家。
　　梁司令高兴地迎接了我。我先向梁司令夫妇问好，接着向他们转达了我母亲的问候”家母迁居后安图以后，也时常提起梁先生。家母一向嘱咐我说，你父亲逝世后，梁司令跟朋友们一起给你父亲办了葬礼，又把你保送到华成义塾，你可不要忘记这个恩情。“
　　梁司令听后，挥挥手，客气地说：
　　”我和令尊是义兄弟，还说什么恩不恩呢。想到成柱你令尊对我的鞭策，这个恩可是我终身难忘的。令堂近来好些吗？听说搬到安图后，因心口痛，很受罪。“
　　”是的。病情好像加重了。近来，卧病的日子更多啦。“我们的对话，就这样从平凡的寒暄开始了。
　　我谈了进入通化城时的印象。
　　”梁司令的几百名部下拥到街上鼓掌欢迎我们的时候，我们都流下了感激的眼泪。看到独立军士兵的脸色明朗，我们的心情也轻松了。“”我们的部下，打仗不怎么样，可是从不慢待客人。“”您太谦虚了。我们在离开安图之前，已听说梁司令部队同唐聚伍的辽宁民众自卫军联合，包围通化县城，轻而易举地占领了县城。“”那不是什么值得夸耀的战果，唐聚伍的自卫军有几万名士兵，要是连一个县城都攻不破，那还有什么脸吃饭呢。“
　　梁世凤虽然这么说，可还是详细地介绍了围攻通化县城的整个情况。
　　这天，就谈到了这里，我在他家住了一宿。我没有说来找他的目的，他也没有问及。梁世凤不问我军的远征目的，使我稍感不安，可是我看到他真心款待我，更加坚定了当初认为谈判会成功的想法。
　　第二天，吃完早饭，开始了正式谈话。
　　首先打开话头的是梁司令。当时，他向我说的头一句话是这样：
　　”队长你也知道，现在满洲变成了蜂窝。许多蜜蜂，蜂拥而起，都要蜇日本这个不速之客。唐聚伍、李春润、徐远元、孙秀岩、王凤阁、邓铁梅、王桐轩这都是东边道的蜜蜂，东满和北满也有许多蜜蜂奋起。我认为这样的时候，我们也应同他们汇合，打得好，定会取胜。队长你看如何？“他的话，和我们的远征目的相一致。梁司令本人在探索合作，并主动地向我们提出来，这实在是令人感到庆幸的事。
　　我为梁司令能有从大局俯瞰整个独立运动的远大目光，大为惊叹，欣然接受了他的建议。
　　”梁司令说要联合起来作战，我也同意，老实说，我们来找司令，也是为了讨论这个问题。我认为，朝鲜的武装部队联合起来，中国的武装部队也联合起来，朝中两国爱国者和人民打成一片进行战斗，就能打败日本帝国主义。“
　　梁司令微笑着说：
　　”既然队长有这个想法，我们就认真地讨论这个问题吧。“”梁司令，时局要求我们团结，可是很遗憾，我们民族内部却还没有实现团结。共产主义者内部也没有团结，民族主义者内部也没有团结，民族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之间更没有团结，这样怎么能对付日本这个强敌呢？“”这都怪站在左翼一边的人没有搞好政治。听说队长你也属左翼，那你一定更清楚，他们搞过激斗争，失尽了民心。搞什么佃农斗争，把庄稼人都变成了暴君，又搞什么红五月，肃清地主因为这么乱搞，中国人就不理朝鲜人了。这完全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人的失策。“这是对共产主义者组织的一切暴力行动感到厌恶的人才会说的话。我认为，他说这些话，并不是因为他敌视工人、农民或同情地主、有产者。在参加独立运动之前，梁世凤本人也是朝不保夕的贫苦农民，饱尝过辛酸。他本是每到年底就受地主逼债折磨的近乎债务奴隶的佃农，是长年喝着萝卜缨掺稗子熬的稀粥，奇迹般地活下来的贫农的后裔。
　　我还认为，梁世凤责难共产主义者组织的暴力斗争，并不是因为他反对共产主义思想，也并不是因为他拥护资本主义思想。他嘲笑和批判的，是部分共产主义者的活动方式和斗争方法，而不是共产主义思想本身。但是，对方式方法的立场和态度，又不能不影响对思想的认识和看法。很遗憾，早期共产主义者在领导群众运动中所犯的左倾错误，导致了令人痛心的后果，使许多向往新思想潮流的人们失去对共产主义的向往。我通过同梁司令的谈话，再一次痛切地感到，前一代的共产主义者在满洲地区所犯的错误造成的后果有多么严重。
　　认了部分共产主义者在领导群众斗争的过程中所犯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同时，我又想，梁世凤抱有一种把一切群众斗争都描绘成破坏民族团结的有害行为的偏见，这是需要帮助他纠正的。
　　”正如梁司令说的，过去朝鲜共产党的领导人物在进行阶级斗争方面严重脱轨，这是事实。老实说，他们的左倾盲动主义错误，使我们也受到了很大的损失，甚至造成了朝鲜人是日本鬼子的走狗这样一种错误认识。不过，我认为农民起来反对地主，这是不可避免的事情。梁司令，您曾多年种过庄稼，一定知道，秋收后，地主拿多少，农民究竟拿多少呢？农民拼死拼活种出了庄稼，果实都被地主夺去，连糊口都困难，他们为了活命才起来斗争，怎么能不分青红皂白地说都不好呢。“
　　梁司令没有再说什么，不知他对我关于群众斗争不可避免性的说法，感到不中意还是觉得有道理。
　　那天，独立军部队举行大会欢迎反日人民游击队。独立军队员中有很多青年在柳河和兴京的时候就从由我们派去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盟员和政治工作员那里受过共产主义影响。这次欢迎会，是由这些青年主持举办的，自然很盛大，又很热烈。通化县城里的许多朝鲜人也参加了欢迎会。
　　宾主在轮流讲话或唱歌。在欢迎会的各项活动中，都突出地显现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在个性上的差异。独立军队员们看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员的洒脱、谦逊、乐观的品质和有节制有气魄又有秩序的队列，表示非常羡慕。他们最羡慕的是，我们的队员唱的革命歌曲和三八式步枪。
　　有些独立军队员说，”从哪里突然冒出了这么威武的部队呀！“有的还问我们：”能跟你们合作该多好。同梁司令的会谈怎么样啦？“梁司令说要看看成柱带来的军队，便访问了反日人民游击队。我们的队员欢迎他，又鼓掌，又行军礼，十分热烈。可是，梁司令却作了反共演说，把热烈的欢迎气氛一下子变成了充满敌意的气氛。lz
　　”要实现朝鲜独立，首先就不要搞有利于敌人的行为。然而，共产党正在干着有利于敌人的行为。他们到工厂，就挑起劳资纠纷；到农村，就鼓动地主和农民的纷争；在家庭又宣扬什么男女平等，使夫妻吵架。动辄就说没收啦、打倒啦等等，播下同族不和的种子，筑起民族之间互不信任的壁障。“我们的同志们听了他的讲话，都愤愤不平。车光秀气得脸色煞白，气愤地望着他。
　　对梁司令贯串着反共论调的演说，我也感到不满意。我无法理解他为什么作这种演说。
　　”梁司令，我们不是那种干有利于敌人的行为的人。我们是为争取朝鲜民族的解放而战斗的人，是为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斗争的人。要想实现朝鲜的独立，就必须以工人、农民等劳动群众为主力进行斗争；像过去那样只靠几个义士和英雄豪杰的力量是不能实现的。“
　　我这么一说，我们的同志都异口同声地责难国民府。国民府在旺清门杀害了六名爱国青年，难道这不是有利于敌人的行为吗？国民府集团在民族面前犯下了这样的大罪，还敢谈什么反对有利于敌人的行为，来攻击我们。
　　这么一来，触怒了梁司令，他大发雷霆，开始漫骂起来。
　　他的怒气有点过分，有违于礼节。我也不禁愕然了。他为什么忽然失去理智，叱责起我们来，我觉得有点奇怪。是不是我们说的几句话，伤了他的自尊心？不然，是不是有个不愿意合作的人在背后给梁司令说了我们坏话？
　　我觉得他这样发怒必有什么缘故。
　　我还是耐心地说服他，”先生，您何必这样发怒。我们究竟是什么样的人，不是得相处一段时间才知道吗？
　　“我想，为了互相了解，梁司令的部队和我们游击队需要经常接触。”对此，梁司令也没有说什么。
　　梁司令的反共态度虽然是顽固的，但只要不懈地进行说服，还是可以改变的吧。我抱着这种期待的信心回宿舍来。不相信别人，可以说是一种排他主义的表现，那么，相信别人，就可以说是最好的人道主义。我认为，对国土被霸占的国家的爱国者来说，最高尚的人道主义，就是实现民族团结，用团结的民族的力量解放父母兄弟姊妹。
　　我带领刚诞生一个月的部队，千里迢迢来找梁世凤，也是为了实现这个目的。
　　可是，会谈破裂的那天，在通化市的我们的组织员送来情报说，独立军正在策划解除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武装。
　　梁司令制造这种阴谋是无法相信的，但我们还是急速撤出了通化，以防万一。于是，我们跟刘本草先生也分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为了避免同独立军发生冲突，没有完成反日合作的迫切任务，就撤离了通化。队伍里笼罩着阴沉的气氛。车光秀在队伍后面打开小本子看着路程图默默地挪动脚步。
　　“光秀同志，今天你怎么啦，好像跟谁赌气似的？”我看出他的情绪，故意笑着跟他搭了话。
　　车光秀正等我搭话似地马上把小本子揣进口袋里，气鼓鼓他说：
　　“竟到了这个地步，还要我笑不成？老实说，我的心快要气炸啦。流血流汗，千里迢迢赶来，这个劳苦不是白费了吗。”“参谋长，你为什么认为同独立军的谈判失败了呢？”“不是失败，难道是成功？梁司令不是跟我们合作，反而阴谋要缴我们的械嘛！”
　　“参谋长，你只看到上层的表情，却没有看到下层的脸色。对我们游击队，独立军队员是多么惊叹、多么羡慕啊。我是愿意把这看得重于缴械阴谋的。
　　”重要的不是上层的表情，而是下层的态度。我从中看到了合作的未来。“
　　我虽然这么说，可是我自己也并不是对合作有把握的。我只是说出了我的预感和愿望。
　　其实，我心里也很苦恼。当时我的苦恼就是：虽然国籍不同，但是梁司令和唐聚伍实现了合作，我们和于司令也实现了合作，为什么同一个民族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的合作，竟那么难实现呢？同梁司令的合作，难道是不可能的吗？
　　那时，独立军是不是真地要缴我们的械，这个问题，长期未能核实。因为那是我们的组织员得到的情报，所以我认为不会有错，可是，心里却希望那是毫无根据的情报。即使那是有确实根据的情报，我也丝毫不想责怪梁司令。人的思想是有局限的，要突破这个局限，是需要花很长的时间，积累很多经验的。正因为如此，当时我离开通化的时候，并没有急于下同独立军合作是不可能的结论。相反我相信梁司令总有一天会理解我们的真心，走进合作的大门。爱国犹如流向联共这个大海的江河和溪水。
　　过了好多年，独立军司令崔允龟哗变，率部投靠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跟我一起感怀深切地回顾了1932年夏天的事。据崔司令说，当时策划缴我们的械的，不是梁世凤，而是梁世凤的一个参谋。本来，梁司令是想踉我们合作的，但是，那个参谋在幕后拿起反共话筒诽谤我们，最后还同他的亲信一起策划缴我们的械。
　　崔允龟这段话，完全消除了我们对梁司令的怀疑。听说梁司令也因断绝为同我们的来往而一直感到痛心，他根本没有参与缴械阴谋，我这才放下了心。虽然他已不在世了，但是可以再一次证明他不愧是一个真正爱国、真正重道义的人，这使我无比高兴。自己看准高尚的人，过了几十年后仍然是很高尚的人，对他的良好印象没有沾上污垢，没有瑕疵，那么，再没有比这更令人高兴和满意的事了。
　　梁司令的过错，是他没有看穿敌人的奸计。他是刚正、耿直的人，却没有觉察到他的参谋在鼻子跟前为破坏同我们的合作搞鬼。而且那个参谋恶毒地诽谤共产主义者的时候，他也没有看穿他的坏主意。梁司令无谓的牺牲，也是因为中了敌人的奸计。
　　梁世凤司令由反共转向联共，是在他临终前夕。当时，独立军的内部非常复杂。密探和被密探收买的爪牙的破坏活动越来越猖狂，脱离部队的落伍分子和逃兵层出不穷。另一方面，要求同共产主义者联合的呼声也越来越响亮。
　　梁司令再也不能忽视共产主义者了。他承认在朝中两国的革命中共产主义者作为主要势力出现并左右大局的新时代已到来，便冷静地检查了自己对共产主义的立场，便下了联共的决心。
　　由于对共产主义的不理解和非本意的敌对感情，未能下决心同我们合作的梁司令，终于转向了联共，这不仅在他本人的生平，而且在独立军的斗争史上，也是一个值得大书特书的事件。粱世凤同杨靖宇采取联合行动这一事实，就可以说明他反对反共，选择了联共的道路。他还准备同我们合作。
　　日本帝国主义者最怕梁世凤部队和我们合作。朝鲜人民革命军和独立军实现合作，这意味着在我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实现共产主义和民族主义在政治军事上的统一。这对敌人来说，不能不是一个很大的威胁。
　　日本宪兵、警察机关和特务组织，一直有计划地实施杀害梁世凤、从内部瓦解独立军的阴谋。奉天宪兵队和朝鲜总督府福岛机关也都参与了这个阴谋。”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东边道游击队“也一直监视和跟踪梁世凤。
　　据传闻，敌人为了杀害梁世凤，拨出了十多万元的秘密行动经费。朴昌海等兴京的密探也参加了这个行动。
　　敌人制定了引诱梁世凤司令的奸计，派遣了平时同梁司令有联系、协助过独立军的姓王的叛徒。有一天，王某去找梁司令说，中国抗日军愿意对独立军提供援助，希望跟你面谈。梁世凤一听中国抗日军要提供援助，就顾不得斟酌，随王某上路前往据说是抗日军所在的大拉子。走到半路，王某忽然抽出手枪说：”我不是往日的王明藩了，你要活命，就要向日军投降。“梁司令大声呵斥王某，拔出武器，这时埋伏在高粱地里的敌人先开了枪，杀害了梁司令。
　　正如崔一泉所叙述的，”’宁愿受罚于鸡林（朝鲜），也不受倭王之爵禄‘。朴堤上的这一忠言“变成梁司令的灵魂，使敌人大惊失色。
　　有时我想，梁司令如果更早些走上联共的道路，那么他的命运就可能不同了。当然，这不过是痛惜他的牺牲的一丝依恋吧。
　　”我就要死了，不能抗日了，可是你们要活着去找金日成司令。活路只有这一条！“
　　梁司令给部下留下这一遗言，闭上了眼睛。这与其说是遗言，不如说是冲出了反共壁障的一位爱国者用生命发出的联共宣言。
　　四年后，曾在通化大街欢迎过我们的300多名独立军队员，遵照这一宣言，在崔允龟司令率领下，为了同朝鲜人民革命军汇合，来到了白头山。那时，我在桦甸跟他们见了面。
　　桓仁县的朝鲜同胞，把梁司令的遗体掩埋在村子的后山上，做了平地坟，以免遗体被敌人抢去。所谓平地坟，就是指掩埋后不砌坟头，使坟墓和地面一般高。
　　可是，日本军警终于挖了他的墓，在通化市街枭首示众。
　　梁司令的遗属也遭到难以言状的残酷迫害。他们忍受不住日满军警的迫害，把姓梁改成姓金，搬到离铁路一千多里的桓仁县的深山沟里，隐居起来。
　　解放后，我派干部到南满去寻找梁司令的遗属，梁司令的夫人（尹再顺）、梁司令的子女和女婿随那个干部回到了祖国。
　　”大娘，你去失梁司令，惨遭日本军警的迫害，流离转徙，受了很多的苦啊。“
　　听我这么一说，尹再顺女士流着眼泪，肩膀抖动不止。
　　”将军，见到了将军，我心里多年的悲伤立刻消散了。我们被人追赶，谈不上受苦。将军为了赶走日本鬼子，可真受了莫大的苦啊。“”我忙于打仗，没能给你捎一封信，真对不起你。“”将军，是我们对不起您。我们虽身居山间僻壤，却听到了将军的消息。
　　我每次听到将军的消息，心里就埋怨我的那个没有跟您去却成了异国冤魂的老头儿啊。“
　　”梁司令是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毫不屈服地进行了斗争的。“后来，我们把梁司令的儿子梁义俊送进万景台革命学院学习。4月南北联席会议时，金九先生曾到革命学院参观，见到梁司令的儿子，感叹不已。
　　”我连想都没有想到，北朝鲜当局会把独立军司令的儿子也送到这所养育游击队战士子女的学院念书。“
　　”这所学院里，不仅有游击队员的子女，还有在国内曾参加劳动组合、农民组合进行活动时牺牲的爱国者的子女。只要是为国牺牲的爱国者，不管他曾属于哪一系统，我们都一样对待。“我这么一说，金九深受感动，说：
　　”这所学院是民族团结的象征。“
　　梁义俊毕业后在空军部队任政治干部，战后，死于飞机事故。我听到这个消息，非常失望。因为我以为梁司令家要绝后了。幸亏，梁义俊还留下了一个儿子。那小孩名叫梁哲秀。梁哲秀患了小儿麻痹症，成了残疾人。
　　我们党把他保送到小学，高等中学和大学，让他跟健康的学生一样，念完14年的全部教育课程。在他上金日成综合大学的四年期间，他的同学们让他坐在轮椅上，四年如一日地推来送去，扶他上下在17楼的教室。我们的第二代、第三代对革命先烈的尊敬，表现为对残疾的烈士子女的爱护。现在梁哲秀已成长为共和国堂堂的作家，在床上写文学作品。
　　梁哲秀膝下有两男一女，论辈分，他们是梁司令的曾孙和曾孙女。每年到中秋节，他们跟着父母到爱国烈士陵园给曾祖父扫墓。他们还不知道，曾束缚着他们曾祖父一生的苦恼和不幸是什么。
　　我希望，这些天真的孩子们的肩上不要再压着反共还是联共这一重担。
　　五在团结的理念之下
　　部队加紧向柳河行军。在南满地区，柳河和兴京、通化、桦甸、磐石一样，是个广为人知的朝鲜独立运动的主要策源地之一。这一地区，有许多前一代的独立运动者，也有许多向往共产主义的新一代战士。早已广泛为世人知晓的我国独立运动史上的第一所武官学校－－新兴讲习所就设在柳河县的哈泥河。
　　我们把柳河定为我们行军路程中的一个目的地，是为了在这个地区积极开展政治工作，以扩大和加强反日人民游击队的群众基础。我决心在回安图路程上的柳河、三源浦、孤山子、海龙、濛江等地，积极开展活动，以便在这些地区实现群众的革命化，并扩大游击队队伍。这也是我们在选择远征南满的道路时制定的战略目标之一。
　　远征部队先在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等地停留，做革命组织的工作。
　　九·一八事变后，由于敌人的白色恐怖，这一带的革命组织遭到严重破坏。新一代共产主义者们多年来流血流汗、辛辛苦苦组建的革命组织，大都遭到破坏或解散。有些组织，因为全体人员被逮捕或杀害，简直无法重建。
　　受九·一八事变的冲击最严重的是海龙地区。海龙有日本领事馆，敌人的魔爪插得比别的地方更深。各地都有人在焦急地寻找组织。
　　我在我们停留的每一个地方，都找以第一个党组织为母体扩大了的基层党组织的成员和共青同盟、反帝青年同盟的骨干分子以及农民同盟、反日妇女会、少年探险队的负责人，了解每个组织的活动情况，讨论当前的革命任务和斗争任务。在这过程中，我发现这些地区革命组织成员的动向和思想方法存在着几个不可忽视的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九·一八事变后开始迅速蔓延的失败主义悲观倾向。
　　这种倾向首先表现在这样的想法上：日本把满洲也侵吞了，现在一切都完蛋了。有不少人说：日本曾打败了世界上幅员最大的俄国和中国清朝政府；如今鲸吞满洲，正在窥伺中国关内，跃跃欲试；不管美国军队和英国军队有多强，恐怕抵不过日军；日本也许能征服世界，在这种情况下，朝鲜的独立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经过中日、俄日两次战争产生的对日军的迷信，这个时候越来越广泛地传播开了。
　　有些人还说，能够用朝鲜民族自己的力量去战胜日本帝国主义，那不过是纸上谈兵。这种想法发展下去，就会陷入投降主义的泥坑，认为既然打不赢敌人，干革命有什么用！
　　如不克服失败主义的悲观情绪，就不能把人民团结起来，就不能发动广大爱国力量参加革命。
　　我们从部队中选拔在政治、军事上有水平的队员和指挥人员，派他们到群众中以九·一八事变和朝鲜革命的前途为主题，进行了演讲和谈话。
　　群众最注意听的是抗日武装斗争消息。他们对抗日游击队的规模和战略战术原则特别感兴趣。我把在刘家粉坊作的演说，重讲了一遍，在群众中响起了热烈的掌声和喝彩声。
　　在我们的演讲和谈话中，最受欢迎的是在安图－－抚松县境战斗的故事。同日本一举侵占了广阔的满洲大陆，还制造出伪满洲国相比，消灭日军一个连的战果是微不足道的。可是群众却对这个战斗故事最感兴趣。日本成为满洲统治者的时候，刚刚成立的年轻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大白天在大路上歼灭了日军一个连的消息，使人们惊叹不已。
　　对战斗的每个细节，甚至敌人在我军冲锋面前抱头鼠窜时的具体情景，人们都想知道，没完没了地提问。我们不得不在一个场所，三番五次地讲同一个战斗的细节。
　　我把人们对安图－－抚松县境附近战斗的反应综合起来，再一次确信：
　　为了让人们相信我们民族能够用自己的力量争取国家独立，需要的不是言论，而是具体行动；重要的是，通过实际战斗来显示出的游击队的威力。
　　在群众的思想倾向中表现出来的另一个问题，是以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成立为背景，在不少青年中开始出现了把武装斗争加以绝对化，过低估计地下革命活动的倾向。他们认为，当敌人的坦克、大炮、飞机疯狂肆虐的时候，一天到晚聚在一起开会，发议论，撒传单，没有什么用；只有拿起枪，尽量多打死一个日本鬼子才是收获，搞地下活动，是根本没用的，便忽视组织生活。
　　他们还不懂这个道理：武装斗争也是靠通过组织生活培养出来的骨干分子进行的；如果没有组织这个巨大水库，就不可能组织武装队伍，更无法扩大武装队伍。这也可能是九·一八事变造成的左派幼稚病的后遗症。
　　抗日游击队的水库，就是组织；离开了组织，就谈不上革命斗争。如果组织不进行活动，革命这个巨大有机体的生命就将终结。使群众懂得这个道理，并不怎么难。我们有力地向群众说明了，朝鲜共产主义者所以能够在满洲各地组织反日人民游击队，开始武装抗战，完全是因为革命群众很好地进行了组织活动。
　　南满地区人民动向中的又一个问题，是想用恐怖活动来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倾向。当时，国民府的反动派在南满，对共产主义者和要转换方向的革新派民族主义者实施了恐怖活动。
　　柳河地区的共青盟员和反帝青年同盟盟员主张，应该同以恐怖活动为主的国民府右派分子决一死战。我们给他们说明了以恐怖活动对付国民府恐怖活动的害处，可是他们不大肯接受我们提出的论点。他们说，不去压制恐怖活动，而是袖手旁观，那只能助长他们的恐怖活动。
　　我不得不费很长时间给他们说明，以恐怖活动对付恐怖活动的做法为什么不妥当，为什么这种做法给革命带来莫大危害。
　　国民府杀害爱国者，当然是千秋万代难以洗刷的大罪；我们优秀的爱国者被同族杀害，是我们自己的无处可诉的悲剧。国民府的罪行，将受到我们民族和我们子孙万代的诅咒。你们把国民府谴责为刽子手集团，决心要报仇，你们的这一心情，我当然也可以理解。但是，我们在磨利报仇的刀之前，应当好好想一想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不幸事件。因为国民府已变成了民族主义右派的巢穴，就把它的成员都看成是坏人，那是不对的。问题在于日本帝国主义使国民府反动化，派去他们的走卒不断地进行瓦解工作。他们密切注意国民府内的新兴势力革新派，并巧妙地助长了国民府内部的分裂和对立。如果我们以恐怖活动打倒国民府，为之高兴的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得到好处的也只有日本帝国主义。因此，我们应该孤立已反动化的国民府上层，还要揪出潜入其内部的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揭露敌人的阴谋。大家都不要忘记，团结是民族复兴的根本保证。
　　我作了上述说明后，青年们都点头说明白了。
　　我们帮助南满的同志纠正上述倾向，同时交给他们下列任务：迅速恢复和整顿遭到破坏的组织，把更多的群众团结在周围；培养出骨干分子输送给武装队伍；以经过实践斗争考验的工人、农民出身的青年共产主义者扩大党组织；加强做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工作。
　　我们停留三源浦、孤山子、柳河、海龙的时候，有许多当地青年自愿报名参加我们的部队。这可以说，是我们在南满积极开展政治活动所取得的硕果。
　　要想解决在使柳河地区的革命运动高涨方面存在的问题，就要充分发挥崔昌杰等被派到这个地区进行活动的第一个党组织成员和共青同盟骨干分子的作用。我们为了寻找一年前就断了联系的崔昌杰的去向而费尽心机的原因也在于此。只要找到了崔昌杰，我们就可以和他深入地讨论日本帝国主义已侵占满洲、而我们已开始了武装斗争的新的情况下，在南满地区应如何推动革命深入发展的问题；还可以给他提出具体的工作方向。崔昌杰等于我们派到南满地区的代表。
　　柳河是崔昌杰根据”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决定进行活动的地区，也是在各方面和他关系很深的地方。崔昌杰是在这里开始了独立军生活的，也是在这里经梁世凤的推荐进入华成义塾的。华成义塾停办后，崔昌杰回原部队任独立军参事。他以柳河为中心，为把”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组织扩大到南满的广阔地区，尽了一切力量。他在柳河地区进行活动时，还参加了袭击金川县城日本领事馆分馆的战斗。
　　”打倒帝国主义同盟“队伍能够在柳河、兴京等南满一带迅速扩大，固然有赖于金赫和车光秀的积极努力，但也有赖于这一地区主人般的崔昌杰的忘我斗争和老练的工作能力。他虽然在可以说是新思想潮流禁区的独立军队伍里生活，但他从没有隐瞒自己是共产主义者，反而主动地在进步的独立军队员中开展意识化活动，把其中的不少人改造成为共产主义信奉者。崔昌杰宽宏大量而又大胆地做人的工作，以至他的上级指挥官明知他到离驻地十里地的地方去搞了几个月的政治工作，却装作不知道，没有向上报告。柳河本是受宗派分子和专搞反共阴谋的民族主义保守派影响很深的地方。ML派分子在磐石县拼凑一个叫住民会的团体，来同南满的民族主义团体对抗；在因革新派和保守派的对立而处于分裂前夕的独立军内部，部分向往社会主义的左派人物，同火曜派和汉上派携手，加紧进行组织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
　　玄默观、高而虚等保守派人物，对向往共产主义思想潮流的人发动了大规模的反动攻势。
　　在这样复杂的情况下，崔昌杰在柳河地区建立了反帝青年同盟，并迅速扩大了队伍。
　　宗派分子们无理取闹说，驻中青总是在中国的朝鲜青年唯一的组织，又哪来的什么柳河反帝青年同盟。ML系统的宗派分子为了从内部瓦解柳河反帝青年同盟，派破坏分子打进了这个同盟。他们从磐石地区拉拢了几十名青年集结在大泥沟，拼凑了一个叫棍棒团的恐怖组织，然后向警察提供假情报，说独立军在三源浦策划叛乱，协同警察对反帝青年同盟干部施加暴行。
　　这时，崔昌杰制止了他们的丑恶行动，从暴行中救出了同盟的骨干分子。
　　对于宗派分子的挑衅，崔昌杰没有用军事方法加以报复。他待人处事本来就很大方宽厚。后来，在卡伦和我见面时，他对我说，当时他眼睁睁地看着反帝青年同盟盟员被宗派分子的棍子打得皮开肉绽，口吐鲜血，竟能不失理性，没放一枪，自己也感到惊异。
　　我们到柳河去时，最高兴的是车光秀。他心怀着同崔昌杰重逢的喜悦，像小孩一样抑止不住兴奋。和崔昌杰一样，车光秀同柳河也有不同一般的关系。崔昌杰在梁世凤的属下，腰挎六轮子在柳河奔走的时候，车光秀是站在讲台上教孩子的教员。那时，他们两人志同道合成了很好的朋友。
　　”我崔昌杰眼虽高，可是，我一见到车光秀就被他吸引住了。他外表看起来好像是个楞头青，里面装的却净是宝贝。他那脑袋里，足有十个卡尔·马克思盘腿坐着哩！“有一次，崔昌杰回想着他同车光秀的初交，开了这样的玩笑。
　　”我这个崔昌杰要是个小姐，就最先选这个愣头青做郎君的。看样子，这吉林的小姐们都是睁眼瞎子。“
　　车光秀听着他开玩笑，只是嘿嘿地笑。
　　在吉林的时候，车光秀还是个未婚男子。崔昌杰常说，车光秀的媒要由他来作。还装得挺神气地说，愣头青骑马去新娘家那天，他给牵马。
　　他们俩一见面，就毫无拘束地开玩笑，斗嘴，各自说自己是哥哥，对方是弟弟，要对方好好侍候哥哥。他们的友情的确是亲密无间的、热烈的，使人们都感到羡慕甚至妒嫉。
　　他们的友情，在以柳河、兴京、铁岭一带为中心，扩大共青同盟和反帝青年同盟组织的日子里，更加深厚了。崔昌杰和车光秀一道，建立了朝鲜共产主义青年同盟孤山子支部，并以旺清门为中心，在兴京、柳河、磐石等南满的许多县分别组织了称为社会科学研究会的启蒙团体。
　　社会科学研究会的使命是，研究并普及马克思列宁主义和朝鲜革命的指导理论。这个研究会的活动方法，同现在的函授大学体系相似。每年利用农闲期把青年们叫来，给他们上15天左右的课，另外每几个月进行一次巡回讲课，给他们提供必要的学习材料，进行教育。
　　社会科学研究会成员靠参考书复习在课堂上学到的内容，然后每星期进行一次讨论会，如有难懂的，就用书面问答的方法，消化学到的知识。
　　举行南满青总大会那年秋天，我在柳河听到车光秀关于社会科学研究会活动的说明，不禁为其独创性的、崭新的活动方法而惊叹，并把领导这个研究会的三位战友（崔昌杰、车光秀、金赫）评为有胆量、富有创造精神的人。
　　他们通过斗争实践创立的活动方法说明，即使在进行艰苦的地下斗争的情况下，只要肯动脑筋想办法，就能很好地把青年们培养成时代的先驱者、历史的开拓者。
　　我带队向三源浦方向行军，想到就要同崔昌杰见面了，和车光秀一样不禁心潮起伏。
　　在卡伦建立第一个党组织后，我和他分手已经快两年了。在这段时间里，崔昌杰在柳河、兴京、海龙、清原、磐石等南满的广阔地区建立了党组织，扩大了各种群众团体，并指挥朝鲜革命军的一支队伍，进行了建立常备革命武装力量所需的人力与物力准备。1931年春，他把朝鲜革命军吉江指挥部改称为东方革命军，任指挥员。崔昌杰的联络员通知我这个消息时说，他因为同国民府反动派有矛盾而伤脑筋。
　　从那以后，同柳河的联系断绝了。为此，我暗地里十分担心和不安。我之所以感到不安，不只是因为他是天生的冒险家和乐观派，从不顾自身安全，到处乱闯，更因为他是在开始把恐怖活动作为万能手段的国民府里，在国民府反动派的注视下进行活动的共产主义者。以国民府的眼光来看，他可以说是被监视的对象。发生旺清门事件的那年年底，国民府的反动派企图把崔昌杰、崔得亨等六名青年共产主义者逮捕起来，在大牛沟杀害他们。这个事件，以”柳河事件“载入史册。
　　在这个事件以后，国民府内向往新思想的革新势力，更强烈地责难反动派。受害者崔昌杰本人则咬牙切齿，要向法西斯化的国民府上层报仇。
　　我听到这一消息，曾派朴根源到柳河地区去给崔昌杰转达了如下内容的一封信。
　　”同国民府的冲突，不论其形态如何，都是有百害而无一利的。“要反日的同一民族之间，不能也不应该有流血事件。在旺清门失去了六位同志的时候，我们不也是饮位强忍下来了吗？希望你事事慎重，切忌轻举妄动。”柳河事件后，以1930年8月的朝鲜革命党执行委员会会议和代表会议为契机，国民府分裂成两个阵营。玄默观、梁世凤、高而虚、金文举、梁河山等人顽固地主张要固守既定方针，并强迫人们执行这个方针；而高远岩、金锡夏、李辰卓、李雄、玄河竹、李宽麟等少壮派则把朝鲜革命党评为与人民的意志相违背的法西斯政党，并提出了革新的、转换方向的主张：应该解散该政党，改组为代表无产者的阶级革命的先锋，对放满朝鲜农民进行阶级领导。由于这种思想上的对立，两派互相为打倒和埋葬对手，展开了血腥的争斗。
　　国民府派甚至在奉天省政府的默许下，收买和利用中国官署及军警，大肆展开了肃清反国民府派的恐怖活动。他们暗杀了李辰卓等五个反对派人物。反国民府派也进行报复，袭击国民府总部，枪杀了四中队队长金文举。
　　后来，反国民府派发表脱党声明，为打倒国民府另行组织了称为反国民府委员会的团体。
　　我担心崔昌杰的人身安全，是来自这种政治背景的。行军队伍走到离三源浦一里来地的时候，我下了快步走的口令。因为要急于见到崔昌杰，我们两条腿好像添上了翅膀。
　　可是，到了三源浦听到崔昌杰的消息，我们不禁愕然失色。那里的组织员告诉我们他已牺牲了。据他们说，崔昌杰在指导孤山子共青支部工作时，被国民府右派抓去，不知去向。三源浦共青支部成员朴某听到反日人民游击队到来的消息，来见我们，他也说了类似的话。他说，国民府的恐怖分子们把崔昌杰骗到金川县姜家店去杀害了，并散布舆论说因为他是共产党的密探而被处决了。有的青年说，崔昌杰在往返海龙－－清原间开展活动时，不幸遇害。
　　不管怎么说，看来，崔昌杰已不在人世，这是事实。
　　我气愤到极点，说不出话，流不出泪来。
　　一向那么热烈、那么热情的“打倒帝国主义同盟”的健儿，如今竟这样无声无息地离开了我们！这是继我们在安图－－抚松县境一座无名的山脊上尝到了悲痛后，又一次无情地袭击了我们内心的巨大悲痛。
　　在武装斗争以反日人民游击队严整的军容登上历史舞台，其枪声在广阔的满洲大地上奏起新时代的序曲的激动人心的日子里，像崔昌杰那样忠诚战友的牺牲，这对我国革命来说，不能不说是令人痛心的损失。
　　车光秀坐在我身旁流泪，泪水润湿着在炎阳下发蔫的草地。
　　我很想去看望崔昌杰的遗属，便带队向孤山子进发。崔昌杰的爱人带着还不会走路的儿子和小叔子出来迎接了我们。她是一位刚强的女人。她在我们面前没有流泪，她反而请求我们说，拿起枪打日本鬼子是她丈夫的生平愿望，现在她要继承丈夫的遗志去打敌人，要我允许她参加游击队。
　　我们改变计划，在崔昌杰的遗属身边过了一夜。
　　第二天早晨，部队离开孤山子的时候，崔昌杰的夫人把我们送到很远。
　　我不知用什么话来安慰她，便抱起孩子拍了拍他的小脸蛋。刚生出两颗牙的男孩子，长得很像他爸爸。孩子伸出小手摸着我的脸，嘴里叫着“阿爸”、“阿爸”。他的母亲见此情景，第一次流了泪。我也禁不住眼眶发热湿润，便把脸颊贴在孩子的脸上，回身望孤山子村，默默地望了好久好久。
　　“大嫂，要把孩子抚养好，让他继承父亲的遗志！”我喉咙梗塞，再也说不下去了。
　　部队走出孤山子约有五里地的时候，金日龙见我们悲伤过度，便建议鸣枪追悼崔昌杰。大概他以为鸣枪悼念，也许多少能转换我们的情绪。还是饱经风霜的金日龙想得深！
　　“只听传闻，我不愿意相信他死了。我们连他的遗体都没有看到，怎么能先鸣枪致哀呢！”我说。
　　我们经过濛江到了两江口，接到了令人惊骇的情报：隐居在抚松地区的20来人的一股独立军，同由七八十人组成的一支中国人武装部队合作，在策划袭击我们，缴我们的械。这个阴谋的首倡者，正是国民府所属的独立军。
　　他们侦察到由濛江向两江口方向移动的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的行军路线后，通知中国人反日部队说，这支部队正是共军的主力。独立军协同中国人反日部队先行占据了我们将经过的村庄，等待着我们进村。
　　提供给我们这个情报的是两江口的共青盟员。两江口有很多我认识的组织员和青年。我们一到两江口，他们就告诉了我这个内幕。
　　这时，游击队员中爆发了打倒国民府恐怖分子，替崔昌杰同志报仇的喊声。有些同志曾经在柳河的青年们呼喊要消灭国民府的恐怖分子，替在南满青总大会时被害于槐帽山山沟的六位烈士和崔昌杰报仇的时候，还和我一起说服过他们。现在连这些同志也找到指挥部来提意见，说我们的克制力也是有限度的，要好好打一仗，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要打掉他们的坏习气，说起来容易，可是做起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首先从力量上来看，他们是占优势的。
　　但是，这种力量上的差异，倒不是大问题。最大的难处，就在于我们要对付不该当做敌人的敌人。为抗日救国这一共同目的而战斗的武装部队互相开火，这只能说是只有30年代初的极端混乱局势才能造出的一幅漫画。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同室操戈，是可笑的；中国反日部队和独立军合作，攻击反日人民游击队，也是个怪事。
　　打起来，当然要分出胜负来。然而，在这类的战斗中，胜者和败者，都难免受到道义上的谴责。不会有人给胜者戴上桂冠，也不会有人为败者的牺牲流泪。
　　如果触犯了中国人的武装部队，就有可能给我们的活动造成难以克服的困难。好不容易实现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就有可能被破坏，那么，我们就又将回到那种蹲在人家后屋，擦枪度日的早期状态。打独立军部队，也会带来与此相同的恶果。如果共产党的部队打了独立军部队，那么，人民就会不理我们，冷眼对待我们。反共分子则会把它当做好机会，大肆诽谤共产主义者。
　　这不是我们所希望的结果。反日人民游击队和独立军，枪对枪地进行血战，这是连想都不能想的事。可是，独立军却在松花江对岸，正在准备打这种血战。
　　当我回忆1932年夏的时候，首先想起的就是这件事。当时，在这个棘手问题的处理上，为了寻找有利于民族团结，又符合抗日救国大义的办法我通宵达旦地绞尽了脑汁。这件事，可能减少了我十年寿命。
　　国民府的军队，没有跟我们共同的敌人日本侵略军打过一次像样的仗，而对我们却干出禽兽不如的可耻罪行。对他们的这种行径，我也禁不住满腔愤怒和憎恨。
　　我同指挥员们一商量，他们也都怒气冲天，异口同声地说，应该让国民府法西斯分子尝尝铁锤的厉害。
　　“要好好教训教训他们，改掉坏习气，再不敢来惹我们。要给他们点厉害，让他们到了地狱，也不敢手沾同胞的血。”车光秀眼里直冒火，他大声说，替被国民府杀害的同志们报仇的时候到了。
　　这样看来，当时在我们四周的武装部队，都是我们的敌人了。独立军、救国军、土匪、红枪会、大刀会都成了我们的敌人。反日人民游击队所以处于这种逆境，是因为没有像刘本草那样的证人，能够证明我们部队是救国军的别动队。我们通过刘本草，成功地使部队合法化了。可是如果不同刘本草那样有力的证人一起行动，那么随时都有从四面八方受到攻击的危险。
　　在这期间，于司令的部队已撤出安图，同王德林部队一起退到宁安县一带去了。安图成了自由地区。自卫军没有打过什么大仗，就陆续向日军投降了。当时，部分自卫军早已抛弃反伪满抗日的口号，变成了随日军顾问的指挥棒行动的反动军队。上面提到的那支中国人反日部队所以竟敢下决心要消灭我们这个广为知晓的共军主力部队，是因为他们已沦为受日军指挥的反动军队。
　　独立军的余党为国民府的反动宣传所骗，变成了睁眼瞎，不了解我们的真情，勾结转向反动的反日部队，向我们挑战，就这个问题，我进行了反复思索。不管对方这个军事集团变得多么像土匪和向右转化，毕竟还是和我们同属一个血统、同属一个民族，而且也曾献身于救国斗争，所以我们不能用军事方法对它进行报复或加以制裁。无论如何一定要用政治方法说服他们。
　　我们是把反日统一战线看得绝对重要的。
　　于是，我派以朴勋为首的几个同志到独立军驻地二道白河去“朴勋同志，今天你的武器不是枪而是嘴。决不能放一枪，一定要用嘴来说服他们。你善于辞令，举止大方，给人的印象很好，我想你是可以感化他们，防止同室操戈的。要记住，无论发生什么情况，千万不要动武。如果我们在这里放了一枪，就有可能葬送同民族主义者的统一战线。怎么样？这项任务可能不合你的脾气，有把握吧？”
　　我这么一问，朴勋笑着挠了挠头说：
　　“倒是有些棘手，不过，试试看吧！”
　　我送走了朴勋以后，久久地在松花江畔踱步，心里祈望着今夜千万不要响起枪声。朴勋果真能说服独立军吗？我心里并不是没有忧虑的。
　　他虽然是个能干的鼓动家，办法多，可是一生气，就不顾一切。他这种像黑熊一样的脾气，使我放不下心。
　　我明知朴勋的这种弱点，却毫不犹豫地派他到独立军的营地去，是因为我们的部队里再没有能胜过他的活动家。
　　当时，在这方面能同朴勋比高低的人物，是车光秀。按情理，本应当由车光秀来大显身手。可是，车光秀听到崔昌杰牺牲的消息后，受到的刺激太大，无法控制自己。
　　“朴勋，你可一定要成功啊！”我心里反复地说，眼睛直盯着二道白河方向。
　　幸亏，没有发生我担忧的不幸事件。
　　我们的同志对独立军士兵有条有理地进行说服，并恳切地呼吁爱国力量要团结起来。他们听后深受感动。他们坦率地说，他们对上层的做法也是感到不满意的，只不过采取了忍耐的态度，没有付诸行动。他们并纷纷表示要缴出武器，到我们反日人民游击队里来，跟我们一道战斗。
　　虽然独立军的上层还不愿和我们合并，但下层士兵则切身地领会到不应该对抗，而应该合作，把力量联合起来共同战斗，欣然同我们携起手来。这是独立军和我军合并的开始。
　　这样，我们又顺利地闯过了一道难关。由于同梁世凤的决裂，加上崔昌杰的牺牲这一冲动人心的事件，对国民府的憎恨重新燃起，已达到忍无可忍的地步。这样的时候，我们为了民族的大团结，能够发挥出作为20几岁的年轻人难得的恢弘度量和忍耐精神，真是值得庆幸的事情。如果当时我们失去理智，为复仇心理所驱，打倒了国民府，或者跟独立军队员动了干戈，那么，我们就不能像今天这样问心无愧地看我们后一代的面孔了。同时，也就不会看到梁司令的300多名部下在数九寒天打着合作的旗帜，来找我们人民革命军的历史画幅的。
　　世上没有比爱国家爱民族更伟大、更纯洁、更神圣的感情。
　　可以说，民族团结精神，是爱国家爱民族的感情中成为其精髓的最高灵魂。朝鲜的共产主义者自从为民族解放走上征途的第一天起直到今天，不论何时何地，毫不动摇地珍视和坚持了民族团结的信念，并为此不惜作出一切努力。
　　六同救国军一道
　　我住在柳河的时候，为了同李红光、李东光取得联系，往磐石地区派去了联络员。我们结束远征，走上归途时，他们两人积极地开展了游击活动。
　　九·一八事变后，他们为同保民会等亲日团体的走狗进行斗争，组织了武装赤卫队（又名打“狗”队），到1932年9月成立了磐石工农义勇军。这个义勇军，是由通过夺粮斗争、肃清走狗、夺取武器、反日起义等各种形式的斗争，得到锻炼和检验的朝鲜青年组成。从1932年夏季起，李红光和李东光开展了建立抗日游击区的斗争。
　　他们在肃清走狗的斗争中，运用奇妙独特的手法，创造了很多感人的故事。
　　我要去见他们，并不是单纯地要对他们这些南满地区的主人做礼节上的拜访，主要目的是要和他们建立关系，首先要和他们交流斗争经验。
　　其次，我所关心的问题是，他们对朝鲜革命的前途，持有什么样的观点和立场。我想就朝鲜共产主义者的当前任务，向他们说明我的见解和立场，也想听听他们对这个问题的意见。
　　最重要的是，对在满洲各地分别开展武装斗争的朝鲜共产主义者之间如何建立关系，怎样保证友邻地区之间的统一步调，怎样实现相互间的合作、互助和协同等具体问题，同他们交换意见。我还想同北满的金策、崔庸健、李学万、李起东、许亨植等人，就这些问题交换意见。南满和北满是我们的友邻，同时又是侧翼。同友邻怎样实行合作，这是对全面发展武装斗争起重大作用的重要环节和杠杆。
　　派到磐石的联络员，在我们离开海龙来到濛江的时候，才回到部队来。
　　他报告说，李红光和李东光都出去搞地方工作去了，没能见到他们，把我写给他们的信，交给了那里的地下组织。
　　我只好推迟了同李红光、李东光的会晤，在濛江大力开展积极的军事政治活动。我们在濛江提出的总目标是解决武器问题，扩大队伍。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活跃地进行政治工作，同时还必须进行军事外交活动。
　　对于实现这一目的，濛江具有一些有利条件。濛江的官吏中，有不少是我在吉林毓文中学时期的同学。过去他们都是既不属于左派，也不属于右派，不参加任何政治活动，老老实实只埋头啃书本的书生一样的人，现在他们掌握了濛江的实权。他们在中学毕业后，在国民党县公署工作，日本侵略满洲后，都加入自卫军，各占一个显赫的职位。
　　濛江还有总部设在通化的唐聚伍自卫军总司令部派来的代表。如果由我的同学出面介绍，同这个代表好好交涉，还有可能解决武器问题。了解了这种情况后，我们决定在濛江住下来积极开展对自卫军的工作。
　　当时，我们部队的指挥员对自卫军的工作不大感兴趣，他们多半都认为，同自卫军接触是冒险。他们说，和同一民族的梁世凤的谈判，都因为思想不同而破裂了。要做自卫军的工作，更不用提了。去向他们要武器，根本不可能。况且，现在自卫军面临瓦解，有的部队甚至有日本的指导官，正在策划扫荡共产主义者，在这种情况下，队长自己要投入那个陷阱，是绝对不能同意的。
　　我对他们说，自卫军里有日本指导官，这用不着那么担心。如果日本指导官有辨别共产主义者的触角，我们就有避开他们的眼睛，进入自卫军指挥部去说服上层人物的胆略。自卫军处于瓦解状态，反而会成为我们易于达到目的的有利条件。他们会想到，与其把枪支交给日本鬼子或土匪，或是扔掉，不如交给抗日的我们。那么顽固的于司令都被我们打通了思想，实现了合作，自卫军还不能说服吗！
　　指挥员们说，队长同于司令谈判成功，那是干载一遇，碰巧成事。假如刘本草先生不在那个部队里，谈判就不会成功。他们恳求我，对去找自卫军的事，要三思而行。
　　我对他们说，不去行动，光蹲在窝里是呀非呀地议论，这不是共产主义者的作风。在把游击队合法化方面，我们确实得到了刘本草先生的很大帮助。
　　可是，把那次谈判的成功视为纯属偶然，是不科学的。如果我们不主动地为解决同救国军的关系作出努力，刘本草先生也无法帮助我们。我再三说服指挥员们说，成功与否在于能不能胸有成竹地主动地进行活动。就这样，我只带着一名传令兵到自卫军指挥部去了。
　　自卫军的兵营挤满了士兵，在大门口，运输军需物资的牛马车络绎不绝。
　　大门岗哨拦住我们，操着山东口音问：“你们是什么人？”哨兵的大眼睛不看我们的脸，只打量我们游击队与自卫军完全不同的军装和帽子上的五角星。
　　我也学着他的山东口音，用中国话回答他：
　　“我们是从安图来的救国军别动队。我是别动队队长金日成。我来见你们司令，劳你通报一声。”
　　“金日成？金日成别动队不是共产党吗？”
　　另一个脸上有麻子的哨兵嗫嚅着，猜疑地望着我。可能是听人说金日成部队是共产党部队，把它记在心里了。
　　“我们是于司令的别动队。你连于司令都不知道？”我显出威风地诘问，那个麻子哨兵说：
　　“噢，于司令我们知道。他们部队在南湖头缴获了鬼子的机关枪。于司令，他了不起呀。”他说着伸出了大拇指。
　　看来，还是于司令别动队这个牌子有点好使。在中国人反日部队当中这个牌子是很管用的。因此，我们在行军的时候，为了避免同反日部队发生冲突，总是打着救国军朝鲜人别动队这个牌子。
　　过了一会儿，操山东口音的哨兵从里面引出了一个很有风采的男子。当时的救国军大部分穿着张学良军队时期的军服。可是，奇怪的是跟着哨兵走出来的军官却穿着短袖衣和短裤，脚登布鞋，分头油亮油亮的。
　　“啊？这不是金成柱主任吗？”
　　原来，他是毓文中学的同学，外号叫“张大个子”。他叫我主任，是因为我在毓文中学读书时当过图书主任。他在学校时，总是叫我“金主任”或“成柱主任”，待我很友好。
　　我们俩握着手，怀着重逢的喜悦互叙了学生时代的情怀。我们是时隔三年重逢的。我后悔出狱后没跟同学们说一声告别的话，就匆匆地离开了吉林。
　　那时，抱着为革命牺牲一切个人问题的精神，东奔西跑，因此那也是在所难免的。但是，总觉得没有跟老师和同学们道别是一种道义上的负疚，心情很沉重，感到难过。
　　见到老张，已经远远地消失在地平线那边的毓文中学时期的种种往事和浪漫的学生气重现于怀，甚至觉得我不是站在军靴杂沓的兵营里，而是回到了丁香花芬芳扑鼻的毓文中学的校园，好像拉着老张的手走出兵营大门就能到北山或松花江边让清风尽情地吹拂似的。这是一种使人感到麻酥酥的乡愁。
　　老张就像学生时代一样挽着我的胳膊，不时地大声笑着把我带到他的房间去了。
　　“咱们学校的毕业照片上没有金主任，真是遗憾啊！”他让了坐，说道：
　　“我们在拍毕业照时，一直念叨金主任的名字呢。都说，你若没有中途辍学，一定是个优等生，得奖的。那个革命有那么大的诱惑力，竟叫你成柱中途辍了学？”
　　我笑着，愉快地用玩笑话回答说：
　　“那当然，你还不是抵不住那个诱惑力，才挎上匣子枪当上了自卫军军官的吗？”
　　老张眨巴着眼睛，拍拍我的手背说：
　　“那倒是啊。九·一八以前，我们还是一些不识时局的庸人。看到日本打进满洲来了，才从睡梦中醒来。”
　　“你看，我不是说过吗，人不可能生活在政治之外，对吧？”“那时候，这话只当耳边风听的。嗨，真不知道为什么时局这样急转直下，这满洲大地，就像狂风席卷过似的，一片肃杀之气。”我觉得老张对时局的评价是对的。
　　在满洲发生的历史进程充满了令人惊讶的变化。这个变化给人的命运带来了难以抵御的曲折。老张这个人，前几年还满怀着远大的抱负，准备到北京大学去攻读历史。但是看到日军侵吞满洲，就抛弃了学生时代想攻读历史的理想，毅然参加了自卫军。
　　连被誉为文人中的文人、曾专心致志地给学生讲解杜甫诗篇内含的牧歌式的和悦情感的刘本草先生，也当了救国军的参谋长，去冒枪林弹雨的风险。
　　这是过去能想象到的吗？
　　“你看，金主任，我也沾了九·一八的光，穿上戎装成了绿林好汉啦。”老张说着现出了苦笑。
　　“穿戎装的何止你一人啊。我这不也成了军人辗转到濛江了吗？看，咱们不仅作为同学，而且作为军人，促膝而坐，谈论局势，不是绝妙的奇缘吗？”他说，这都是托日本鬼子的“福”，托了他们的“福”，人们好像都变聪明了。
　　我了解到，濛江的自卫军部队里，除了老张以外，还有好几个毓文中学的同学。那天，我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他们这些一向不问政治，只想立身扬名的人，如今却义愤填膺地谴责日本，嘲讽蒋介石是中华民族最大的畸形儿。我看着他们这样谈论，心里深感满意。
　　我们还讨论了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共同行动的问题。在自卫军领导班子里的老同学都欢迎我们同他们合作。
　　这样，我就比较顺利地进入了自卫军，还同驻在濛江的自卫军总司令部代表见了面。
　　有一天，我受者张的邀请，向自卫军指挥员们作了演说。总司令部代表也在场。
　　“诸位，让我们共同前进吧！”我一开头就发出了这样有力的号召。
　　“自卫军和反日人民游击队应当努力采取共同行动。给反日人民游击队贴上共军的标签，加以敌视，是妨碍抗日，帮助日本的行为
　　”反日人民游击队和自卫军应当帮助朝鲜人独立军部队，结成联合战线。日本帝国主义企图离间朝中人民，利用我们的纠纷削弱我们两方，他们想用这种方法统治我们。对日本帝国主义的这种无比狡猾的阴谋诡计，我们必须提高警惕。
　　“自卫军应该说服大刀会、红枪会等民间武装力量和土匪，制止他们杀害和掠夺无辜的朝中人民，积极地吸收他们参加反日斗争。大大小小的民间武装队，都应当团结成一个抗日救国力量
　　”有些反日部队害怕日军的威力，有的退入关内，也有的投降。应该记住，投降和半途而废，是自取灭亡。“
　　我当时所作的演说，归纳起来大致是这样。
　　自卫军指挥官都表示热烈的响应。
　　听了我的演说后，总司令部代表送了我们几十条枪。
　　我们在濛江驻了两个来月。在自卫军的保护下，我们深入群众做了宣传工作，进行了训练，还选拔身强力壮的青年来扩大了队伍。从安图出发时不过40名的队伍，到了濛江增加到150名左右。濛江及其附近村庄的青年们听到金成柱组织大部队进行活动的消息，陆续来找我们要求入伍。我们在濛江，就像掌握了主权一样，自由地进行活动。
　　据派到安图的联络员的汇报，东满的情况也很好。从联络员带来的金正龙的信中了解到，我们留在安图的部队也大有扩大，汪清、延吉、珲春等地也都分别组织了100名以上规模的游击队。
　　我决定，把我们的活动舞台转移到游击斗争从萌芽阶段发展到枝叶繁茂阶段的东满的中心（汪清），在那里同别的县联合起来，开展更大规模的武装斗争。在远征南满的过程中，我们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就是根据当前游击队力量还较弱的情况，占据一定的活动据点去进行斗争才更有利，工作效率也更高。
　　我们把行军路线定为从濛江直抵安图，不经抚松。在途中，几次与土匪和反日部队的散兵游勇相遇。他们看到我们带的新式武器，就想用武力夺取，因而部队经历了几次危险。这时，有一位参议府系统的善良老人像传奇故事中的道人一样突然出现在我们面前，带领我们穿山越岭，平安无事地到达了两江口。这次翻山越岭，是一次很好的锻炼，也为我们进行长期的游击战争作了准备。
　　我们准备出发时，于司令麾下一个团的主力来到了两江口，那是孟团长部队。孟团长的秘书陈翰章也跟来了。
　　陈翰章一见我，从老远就张开两臂大步跑过来。
　　”成柱，好久不见啦！“
　　他像阔别几十年后的重逢那样，搂着我打转。
　　在安图和于司令谈判时分别以后，一直没见到他。要论时间，还不过三个月。可是他好像分别了三年甚至三十年似的，以洋溢着深厚友情的目光望着我。
　　我也同样怀着久别重逢的心情，感到非常高兴。在人的一生中，三个月不过是短暂的一段时间，可是对我来说，这三个月里好像流逝了漫长的大半生。
　　常言说，生活中多曲折，多体验，就会觉得岁月长久，我想这是有道理的。
　　陈翰章把我介绍给孟团长，然后说：
　　”我们不知道成柱的部队在哪里，四下派人打听过。听说你们从南满回来了，可就是不知道你们在什么地方。后来我们听到风声说，在两江口，一支朝鲜共军开始跟独立军合并了。“
　　”谢谢你的关心，陈同志。我也很想念你呀。你们是怎么到两江口来的？“
　　”王德林命令我们，要在此地活动到明年春天。怎么样，想不想在两江口和我们一起活动一个时期？“
　　在一旁听陈翰章说话的孟团长，也提出了同样的意见。
　　我想到，我们和孟团长的部队在一起，可以使好不容易搞成的同救国军的联合战线进一步得到巩固，于是欣然接受了他们两人的建议。
　　孟团长的部队是从张学良的正规军哗变出来的，所以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有大炮，有机关枪。这支部队战斗力很强，那些只有几支快枪和大刀标枪的其他救国军是不能与之相比的。反日人民游击队在两江口的期间，得到了孟团长部队的精心保护。
　　当时，在满洲地区组织起来的大部分反日部队，在日本军的猛烈攻击下，有的瓦解，有的投降归日军指挥。救国军当中没有投降，而且势力较大的是王德林部队。可是，就是他们也在向日军炮火打不到的满洲东部边境东宁和苏联境内退却。反日部队这样土崩瓦解的过程，使我们的不少军政干部对他们产生了不信任的情绪。有人说，中国人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混乱是无法阻止的，同他们实现联合战线是毫无意义的；有的人说，同反日部队合作，毫无把握，干脆跟他们断绝关系，由反日人民游击队单独进行战斗。这都是不能容许的危险的想法。
　　抛弃反日联合战线，就意味着把几万名的庞大的武装力量推到敌人一边去，意味着帮助日本帝国主义实现其各个击破反日部队的策略。
　　反日部队之所以不够坚决，发生动摇，固然是因为领导他们的上层分子有着阶级局限性，但主要是因为他们对敌人有着恐惧心。要阻止反日部队的动摇和毁灭，就必须更积极地做他们的工作，同时需要通过战斗给他们增添胜利的信心。
　　从这种现实的迫切需要出发，我们在两江口召开了两次由陈翰章、李光、胡泽民等派到救国军做工作的政治工作员和来自东满各县的军政干部参加的反日士兵委员会，讨论了在同反日部队的工作中遇到的问题和对策。
　　在会上，先通报了同救国军的工作情况，交流和总结了对救国军做工作的经验，分析了反日部队的动向。
　　鉴于绝大多数反日部队抛弃抗战，或向安全地区撤退，或投降敌人沦为反动军队，而日军却不受任何阻碍，不断地扩大占领区的情况，与会者们决定，由我们的部队同吴义成部和孟团长部联合起来，攻打敦化县城和额穆县城，以鼓舞爱国军的士气。
　　孟团长也欢迎我们的战斗计划。
　　2000名救国军部队分为三个组，分头向吉敦线方向、延吉方向和敦化县城方向挺进，我们的部队和孟团长部队一道沿着富尔河东边和大蒲柴河东边的山路到了敦化以南大荒沟附近的树林。我们在这里派侦察组去再次核实高在林送来的情报。
　　当时，敦化有日本守备队驻守，还有伪满军吉林警备队第3旅旅部、4团、9团、机场警备队以及日本领事馆警察、伪满警察等庞大的兵力。敌人在各个城门炮楼和领事馆分馆大门部署了严密的警戒网。
　　9月2日凌晨3点，我军同时攻进了敦化县城。我们的部队冲进了南门，胡泽民救国军打开了西门和北门，都攻进了县城。
　　我军迅速冲进县城，袭击了敌指挥部，然后一举扫荡了敌军旅指挥部、领事馆分馆和警察分署，沉重地打击了敌军旅分队。战斗的主动权掌握在我军手中。
　　惊慌失措的敌人，出动两架飞机向我军进行扫射，乱投炸弹。
　　救国军中发生了混乱。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到天亮，形势就会逆转，我军就将受到严重损失。我向陈翰章和胡泽民说明了剧烈变化的战况，提出了新的战术方案，即撤出现在的阵线，以诱敌战消灭敌人。
　　根据这个方案，我们部队占据了县城西南的高地，救国军部队占据官屯子以南的无名高地，以埋伏战消灭了追上来的敌人。救国军士兵看到不利的形势突然变得有利了，便士气高昂地追歼逃命的敌人。
　　可能是因为日本当局对新闻报道控制很严，当时的报刊对这次战斗没有进行报道。因此，当时的人们都不知道，在亡国22周年的初秋，在敦化发生过这样的战斗。
　　敦化县城战斗，与1933年9月的东宁县城战斗，在性质上是相似的。敦化县城战斗是我们同救国军联合进行的，东宁县城战斗也是同救国军主力合作，共同计划，共同进行的战斗。就规模来说这两次战斗也很相似。但是，敦化县城战斗的意义在于，它是在朝中人民共同斗争的历史上，朝鲜的抗日游击队和中国的反日部队以协同作战打败日军的第一次攻打县城的战斗。
　　”在一举击败了清、俄两大国的日本军事威力面前，我们一些中国人吓得萎缩了，可是今天，从这种萎缩中完全解放出来了。
　　“在领土获得解放前，精神先得到解放了。”
　　陈翰章拥抱着我，激动地说道。当时他那噙满泪水的两眼，今天仍清晰地浮现在我的眼前。
　　“成柱，让我们在这条路上永远不要分离！”
　　他紧握着我的手，显得很激动。他所说的这条路，指的就是共同斗争的路。陈翰章一直忠实地履行了他最先提出的这个誓言，直到牺牲。
　　约一个星期后，我们同救国军一道又袭击了额穆县城。我军在这次战斗中也取得了胜利。虽然这是未被世人广为知晓的战斗，但那时的枪声却留下了悠长的余音。
　　七小沙河的秋天
　　我们一回到两江口，就召集没能参加南满远征的人员，一起总结了游击队建立后半年来的工作情况。会议的主要内容当然是有关南满远征的问题。
　　游击队员们一致认为，在半年时间里，我们的武装队伍得到了迅速壮大和发展，并在这一过程中坚定了通过游击战也能战胜日本帝国主义的信心。
　　在这次总结会议上，我们为了把游击斗争推向新的更高阶段，给部队提出了如下几项任务：
　　第一，要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根据地转移到汪清地区去；第二，要进一步深入做好对中国抗日救国军的工作；第三，要正确地领导在东满地区开始急剧扩大的游击斗争，加速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并牢固地保卫根据地。
　　在这三个问题中，争论最激烈的是把反日人民游击队的活动根据地转移到汪清的问题。
　　就这一问题，我们同来自安图、延吉、和龙的军政干部讨论了好几天。
　　安图的同志们反对把活动据点转移到汪清去。他们为难地说，在安图建立的游击队应当驻在安图，为何到汪清去呢？游击队转到汪清去，安图怎么办？这是一种没有摆脱狭隘地区观念的朴素的想法。
　　延吉与和龙的同志们却说，把游击队的始祖和母体安图部队转移到朝鲜人聚居的间岛中心去，不论是从战略意义上看，还是从地理条件上看，都是应当的和适时的。他们提出保证说，如果战斗力最强的安图部队转移到汪清去，延吉、珲春、和龙等邻县游击部队的活动就会发生很大变化。
　　安图的同志们也都承认，从地理上看，汪清确实是个好地方。首先，汪清离朝鲜很近，是个好处。朝鲜北部六邑地区是刮进了不少“吉林风”的地方，将来可以建成给游击斗争以人力及物力支援的可靠基地。我们可以以六邑地区为跳板去发展国内革命。汪清地区的群众具有高度的革命性和斗争性。这在支援独立军武装斗争史上形成最高峰的青山里战斗和凤梧洞战斗中已得到了充分的表现。汪清又是北路军政署的活动基地，在这里活动的几百名独立军和武官学校的学生吃的都是这里的人民群众种出来的粮食。
　　但是，不能因为汪清是好地方，就毫无考虑地转移到那里去。我们深入地讨论了是把安图县建成根据地，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开展游击斗争呢，还是继续同救国军一道进行合法活动，同时悄悄地扩大朝鲜人的部队。对这两个方案，讨论了好几天。
　　我强调指出，即使我们的活动因为要同救国军采取联合行动而受些限制，也要进一步巩固用鲜血换来的反日人民游击队的合法化，向把旅居满洲的朝鲜人当作“二鬼子”的中国兄弟证明我们民族既不是日本帝国主义的走狗，也不是他们的斥候，证明被他们认为亲日的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武装部队不是亲日的，而是坚决进行抗日斗争的。
　　我们最后通过了这样的方案：在一定时期内继续跟救国军一同进行活动，保持游击队的合法化，同时要通过实践斗争加强其影响力，以扩大武装队伍，等到各支部队发展壮大后再汇合起来。
　　此后，我们抽出许多人，派到东满各地。我们派人到延吉、和龙和珲春，向罗子沟救国军部队也派去了好几名优秀的工作员。我们还另组织了一个别动队派到汪清。金日龙留在安图。我们一百几十名的队伍又缩减到40名左右了。
　　我们这样经常抽出人派到别的县去，东满特委的干部们也表示满意。他们说我们的部队是基干部队，曾多次要求我们选拔优秀的同志派到别的地方去，加强各地的游击部队。
　　我们部队自从离开小沙河，踏上远征南满的征途，已经过了四个月。两江口的江河山野，秋意一天比一天浓了。过了一夜，满地落叶，霜若白盐，预示着冷酷无情的冬天就要到来了。
　　季节变了，天气冷了，我不由得惦念起病中的母亲。然而，也只能惦念而已，根本抽不出时间去一趟小沙河。我极力按捺着回家探望母亲的殷切心情，一而再，再而三地推迟着回家的日期。
　　当我们向北满开拔的日子快到了的时候，车光秀给我带来一包不知从哪里弄来的药，叫我回家去一趟。他看到我犹豫不决，就指责我说不像金成柱了，若是队长连母亲都不去照顾，就再也不理我了。
　　这样，我就向小沙河出发了。
　　我拿着药包走在路上，心里却担心母亲会不会又责备我为闲事操心。可是又一想，要是母亲知道这药是车光秀送的，她会高兴的。
　　我在小沙河时带去的那一斗小米，一定早吃光了。母亲不能干活，靠什么维持生计呢？虽然母亲说过，活人的嘴结不了蜘蛛网，你只当世上没有我这个母亲和弟弟，不要为家事操心。然而，作为一个人，要忘记亲生的母亲和骨肉兄弟，不惦念家，决不是像说的那么容易的。
　　我拎着并不重的晃晃悠悠的药包往家走，不知为什么，离小沙河越近，脚步越觉得沉重。母亲的病是不是加重了？这虽然使我感到不安，但最使我犯愁的是没有完全实现同梁司令携手合作，就从南满回来了。要是母亲知道了，一定会很难过的。母亲身患重病，还那么紧催我去南满，是因为对我这个儿子要去找父亲的好友携手合作，感到高兴和满意。我母亲不喜欢年轻人只主张自己的主义，同独立运动的前辈闹对立。
　　最担心的是不知道母亲的病情怎样了。我离开家的时候，母亲连白开水一样的米汤都消化不了，这些日子若没有好转，现在就会遭受更大的痛苦了。
　　我思绪纷乱，对母亲的病情简直无法想象。
　　我加快了脚步，却无法拂掉心中的不安，跨过那座熟悉的独木桥时，也没有摆脱这种念头。
　　过去，每当我跨过这座独木桥时，母亲总是会令人惊异地拉开房门看我。
　　也许母亲有能够从脚步声中识别来人是第几个儿子的特殊功能，然而这一天，却出乎意外，房门没有打开，烟筒也没冒出做晚饭的炊烟，也不见弟弟进进出出地抱柴禾，倒泔水。
　　我顿时感到浑身的血液像冰块一样凝住不流了，紧张不安地抓住门环拉开了房门，只见屋里空空的。看到母亲的病榻空了，我差点瘫下来。“我来晚了一步”，这个想法闪电般地掠过我的脑际。就在这时候，哲柱不知从哪儿不声不响地走过来，一把抱住了我的肩膀。
　　“哥，你怎么才来呀！”
　　哲柱说着，把泪如泉涌的脸偎在我的怀里不住地摇晃，像小孩似的呜呜哭起来了。
　　这时，小弟弟英柱像一块飞石一样奔过来，一把搂住了我的腰。
　　我把药包丢在廊台上，紧紧地抱住了两个悲伤痛哭的弟弟。他们的哭声说明了一切，我用不着再问母亲的情况了。为什么偏偏在我不在的时候发生这样的不幸呢？难道我的母亲在生命的最后一刻连瞅一眼我这个儿子的福气都没有了吗？生在穷人家里，过了一辈子穷苦生活的母亲，一心一意想着多灾多难的祖国的悲惨命运，面对着丈夫的逝世也咬紧牙关没让自己流泪的母亲，从来没有为自己着想过，把毕生的精力和全部身心都毫无保留地献给了争取他人幸福的事业。
　　母亲是不是怕我这个儿子为私事而误了大事，怕给我这个干革命的儿子增加负担，才这样过早地辞别了人世？
　　我抚摸着母亲最后一次训诫我时扶过的门框，心中想，即使受到比那次更严厉的指责，如果能看到母亲仍站在这门口，该多好啊！
　　“哲柱，母亲没有留下什么遗言吗？”
　　我这样一问，邻居的金大娘拉开栅门走进院子来，替哲柱说：
　　“你母亲对我说：’我死了以后，我的儿子成柱要是回来，希望你要像我一样待他。只要日本鬼子还存在，朝鲜还没有独立，你就不要让他迁移我的坟墓。不，干脆不要让他跨进这个院子。不过，我不是夸海口，我的成柱可不是在战斗的道路上走回头路的人。‘她这样说着，叫我打开了房门，然后就久久地望着那独木桥的方向。”
　　金大娘的话好像从遥远的“天国”隐隐约约地传来。但是，那每一句中的深邃而悲痛的涵义我全都明白了。
　　我紧紧地抱着两个弟弟，回头朝那个独木桥方向望去，心中极力想象着母亲想念儿子时的心情，想象着母亲没有看一眼亲爱的儿子就与世长辞时的心情。然而还没有迈进想象的大门，我再也忍不住泉涌似的泪水，终于失声恸哭起来。
　　我哭了半天，抬头一看，只见金大娘泪汪汪地望着我。她的眼光是那样温柔深沉，我差点以为那是我母亲的眼睛。
　　“大娘，您为照料我母亲，受了不少苦啊。”我在心如刀绞的悲痛中恢复了理智，向一直陪伴母亲，精心照料母亲直至她去世的金大娘，表示了谢意。
　　金大娘更伤心地抽泣着说：
　　“那算什么苦呀。我没能常来看望她。我们没有照料好，没有人给你母亲梳头发。你弟弟也为革命工作常不在家。有一天，你母亲叫我给她把头发都剪掉，像小男孩儿一样剃光，说头痒得很难受我听了，不忍心拿起剪子来。你母亲的头发本来多么乌黑浓密呀！我说我不忍剪掉，可你母亲一再求我，说是只要头不痒，就会轻松得能飞上天似的所以我就把那么好的头发”
　　金大娘说不下去，失声痛哭了。
　　我心想，要是我没有听到这话该多好！她讲的母亲临终时的情景，使我感到五脏俱裂似的疼痛。母亲为我们这些孩子献出了自己的一切，而我们这些在她怀抱里成长的孩子，难道连为临终时的母亲梳头发的孝心都没有吗？
　　过去，我住在抚松的时候，曾看见一个跟我一般大的孩子，背着病重的母亲，从南甸子跑到小南门来，汗流浃背地找医院的情景。那时候，我们大家都称赞他是孝子。现在听了金大娘的话，不由自主地忽然记起了那个满头大汗的孩子。
　　同他相比，说我是不肖之子，也决不是言过其词。我已过20岁了，可我为母亲做了什么呢？我小时候，还给母亲让过热炕头，当母亲从井里打水回来的时候，用嘴哈气热过她冻僵的手，还天天早起，帮母亲喂过鸡，打过水。
　　但是，参加革命以后，我就没有为母亲做过什么。古人说，爱只有由上而下的，没有自下而上的。这句名言好像就是指我而言的。没有自下而上的爱，这话的确是至理名言。我从没有听说过世上有以超过父母爱子之心的孝心孝敬父母的儿女。
　　“哲柱，母亲没有跟你们说什么吗？”
　　我想母亲的遗言不会只有那么几句，便问哲柱。
　　哲柱用手背拭着泪水，声音嘶哑地说：
　　“母亲要我们好好帮助哥哥。她说，只要我们帮好哥哥，做一个和哥哥一样的革命家，她在九泉之下也能安眠”
　　这么说，母亲在她生命的最后一刻，也是为革命消耗了全部精力的。
　　我带着两个弟弟走到了母亲的茔地。
　　母亲的坟墓修在孤独地长着一棵老榆树的斜坡上，坟头已披上了像西瓜皮花纹一样的草皮。
　　我脱下军帽，同两个弟弟一起跪在坟前磕了头。
　　“妈！成柱来了。请您原谅我这个不肖之子吧。在南满耽搁了些时间，今天才来看您。”
　　我跪在地上这样默念的时候，哲柱忽然趴在坟头上，用手扒开了草皮。
　　“你干什么？”我惊异地望着弟弟问。
　　没有回答，掉着大滴大滴的泪珠，把我从两江口带来的药全部埋到坟头里。
　　弟弟的这一无言的行动深深地触动了像烟雾一样笼罩在我心中的悲哀。
　　我趴在坟头上悲伤地哭了很久。我从一个革命者回到了一个平凡的自我。
　　我觉得世上万物都凝固成了这一个坟墓，天下大小事物都缩成了丧失母亲这一出悲剧。然而，头顶上的湛蓝湛蓝的天空，却毫无变化，依然清澈地俯瞰着大地。我们这样悲伤，而天空怎么能如此无动于衷啊！
　　我就这样失去了亲爱的妈妈。这是亡国史刻上了22个年轮的1932年凄凉的夏天发生的悲剧。如果国家没有沦亡，我母亲一定会多活好些年的。我母亲的病是长期的辛劳造成的，而这辛劳是亡国的厄运所带来的。
　　母亲为我们兄弟付出的劳苦是一言难尽的。假若我为母亲所尽的孝心是十，那么母亲给予我的爱是用千万亿兆也难以计数的。
　　在进行地下活动的时候，有一次，我和四五名共青盟员在抚松陷入了敌人的包围。我们需要杀开一条路突围，走出县城去，可是我们手里没武器。
　　于是，我叫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同志要武器来。
　　我母亲欣然答应了。
　　“这点儿事还算什么。我去取来。”
　　母亲到万里河去，向我们的人要了两支匣子枪，安然无事地回来了。当时万里河的同志们按我母亲的要求，把子弹都推上了膛，一扣扳机就能开火。
　　母亲把匣子枪藏在装有牛排骨的盆子里，顶在头上，大胆地通过了城门。在城门前，警察指着盆问她：“那里面是什么？”母亲若无其事地回答说“牛肉”。警察掀开盆上的纸看了一眼，就让她通过了。
　　我看到子弹推上了膛，拉下了保险栓的枪，吓了一跳。
　　“妈！差点没出大事。这枪为什么把子弹都推上了膛啊？”“那是我叫你的朋友推上的。我是想，要是敌人搜查这个盆子，就给他们几枪。顶多不过是两三个家伙吧。他们真要扑过来，我就先杀他一个，死也不赔本嘛。”
　　母亲的这句话里充溢着只凭我们当时的体验和不成熟的思想方法根本不可能想象的崇高精神。这是对自己儿子的事业没有透彻的理解和完全的赞同，就不能有的勇气和真挚的爱。
　　在旧安图，我们寄居在马春旭家的时候，有一天，我们的同志摆弄手枪，不慎走了火，打伤了我母亲的腿。伤势很重，弄不好生命有危险。
　　从那天起，我母亲便闭门不出。若有人问，就回答说是早晨出去倒水时，不慎跌倒骨折了。她盖上被子躺在炕上，不让别人看到伤口，只有亨权叔叔背着人护理她。但我母亲从不责怪我们，对那走火的人也没有任何怨气。
　　这个弄枪走火的朋友实在过意不去，甚至想要自杀。
　　我母亲听到这消息反而大怒，责备他这样做是不对的。她说：
　　“你们用枪还不熟，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男子汉还为这点小事想自杀吗！你们不要胡思乱想，而要多想想如何才能保好密。如果泄露这个秘密，你们就会遭殃，我和房东也会遭大祸的。那样，你们的事业也就没有指望了。”我母亲对自己腿上的枪伤倒不怎么介意，却生怕我们手里有枪的事传到警察的耳朵里。
　　马春旭对走火一事也没有外扬。
　　在我母亲的品质当中，最大的优点是，她爱我的朋友，就像爱自己的亲生儿女一样。她待我的朋友，尤如待我一样。我的同志们到家里来，母亲就给他们工作费。这个工作费的来源，当然是她给人家做针线活、洗衣服挣得的钱。木材场的工人和挖人参的季节工人扯下白布，常找我母亲来定做衣服。
　　我母亲给他们做衣服，一天挣七八角钱，弄好了还能挣到一元。
　　我家虽穷，但母亲对我的同志却从不小气。扣去买米钱、到外地时用的路费和房租外，其余的钱，只要我们的同志到我家来，就全掏出来，或者买挂面和猪肉，给他们包饺子煮面条吃，或者给他们做工作费。
　　我们的同志们担心说：“大娘！您家的生活也不富裕，您把钱全掏出来给我们，怎么过日子呀？”我母亲回答说：“人不长寿，不是因为没钱，而是命短。”
　　我的朋友到我家来住几个月，母亲从无怨言，始终不渝地待如亲生儿女。
　　所以在满洲搞过青年运动的人中，凡是到我家住过几天的同志们都把我的母亲叫做“我们的母亲”，而不叫“成柱的母亲”。
　　说母亲终生给革命者做饭也不言过其实。父亲活着的时候，母亲为服侍爱国者，忙得不可开交，连串门的时间也没有。我家住在临江的时候，她每夜都要起来烧火做饭。当我们正要铺上被子躺下入睡的时候，父亲的朋友就找到我家来，还开玩笑地说，都什么时候了，还想睡安稳觉，然后就进到了上屋去了。这时，母亲就得起来下厨房做饭。
　　母亲不仅侍候革命者，而且亲自参加革命活动。母亲开始参加革命活动是我家住在抚松的时候。她从那时起，就加入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白山地区会，在妇女和儿童中进行启蒙工作。父亲去世后，她还做过妇女会的工作。
　　母亲从一个帮革命的人成长为名副其实的革命者，当然受到了我父亲和我的很多影响，但李宽麟对她的影响也是相当大的。李宽麟住在我家的时候，就把母亲引进了南满妇女教育联合会。
　　如果我母亲纯粹以母爱对待我，我是不会以如此炽热的感情回忆她的。
　　母亲赋予我的爱，不单纯是母爱，而是真挚的革命的爱。她没有把我只看作自己的儿子，而首先把我看作国家的儿子，并教育我在孝顺父母之前，先要忠于国家。母亲的一生是一部活生生的教科书，它在我的心田里灌输了崇高的人生观、革命观。
　　如果说父亲是给我们灌输前赴后继地进行斗争，一定要光复祖国的百折不挠的革命精神的导师，母亲则是教育我们懂得一旦开始搞革命，就不要成为感情的俘虏或思想上开小差，而要专心致志地努力奋斗直到实现目的为止这个道理的好教师。
　　父母与子女间的爱若是盲无目的的，就不能说它是牢固的爱。只有他们凭依的思想是纯洁而高尚的，这种爱才是永恒的、神圣的。在亡国的岁月里，我与母亲之间的爱与孝所凭依的牢固的思想基础，便是爱国。我母亲正是因为爱国，她甚至牺牲了自己作为母亲要求儿子尽孝的权利。
　　我在母亲的墓前没立下墓碑就离开土器店沟了。解放后，安图县人民没有忘却我母亲，在她的坟前立下了刻有她名字的墓碑。石碑上还刻有我们三兄弟的名字。
　　我按母亲的遗言，解放后才把母亲的坟墓同父亲的坟墓一起迁移到万景台来。
　　我胜利回到祖国后，时局错综复杂，要做的事太多，所以一时顾不得关心埋在异国土地上的父母的坟墓。我们度过青春时期的满洲的山山野野上，不仅埋有我的父母，而且埋有同我一道闯过刀山火海时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那里还散居着他们留下的子女。我决定，在迁葬那些牺牲的无数战友的遗骸，把他们的子女找回到解放了的祖国之前，决不能先迁移父母的坟墓。
　　就在这样的时候，张哲镐来找我，说服我把父母的坟墓迁移到故乡来。
　　他说，他要负责迁墓的事，将军则要到万景台去找个适宜修墓的场地。
　　在那些满洲时期与我家有过关系的人中，此时知道我父母坟墓的，只有张哲镐一人。他为迁移我父母的坟墓费了很多心。
　　我搞武装斗争的时候，敌人为挖掘我父母的坟墓，施出了各种诡计。但是抚松和安图的人民瞒着敌人，直到解放为止诚心诚意地守护和管理了我父母的坟墓。我在华成义塾时期的导师康济河先生，每逢清明节和中秋节就筹备供品，携带家眷到阳地村我父亲的坟墓去祭祀和扫墓。
　　母亲去世后，我就成了两个弟弟的保护人和家长。然而，革命工作使我无法起到家长和保护人的作用。我将两个伤心悲戚的小弟弟留在只有芦苇起伏的荒凉冷凄的小沙河，踏上人地两生的北满的长途时，想到不知何时才能回来，心里怅惘不已。
　　八在罗子沟的台地上
　　日本军队开进安图只是时间问题了。亲日的地主已经做好了旗子，准备欢迎日本人。救国军不能再在两江口久留。孟团长的部队已接到要向有山有草原的罗子沟、汪清方向撤退的命令。我们也根据急剧变化的形势，决定跟救国军一起撤离安图。这个决定是在两江口召开的士兵工作委员会会议上通过的。总的方向是把活动据点迁移到汪清，但暂时要到撤退的救国军集结的罗子沟去做反日部队的工作。于司令部队也从安图撤到罗子沟去了。当我们正忙着作去北满的准备的时候，哲柱弟到两江口来找我了。
　　“哥，我也要跟着哥哥的部队去。哥哥不在，我再也无法待在土器店沟了。”
　　我还没问他的来意，他却主动地说出来了。弟弟想跟我们部队去，这个心情我理解。我母亲去世的小沙河山沟里寄居在别人家，每顿饭都要看人家的眼色，这对感受灵敏的那个年龄的孩子来说，确实是难以忍受的。
　　“连你也离开了土器店沟，那么英柱怎么办呢？那孩子孤苦伶仃的，受得了吗？”
　　“两个人都吃人家的饭，太不好意思了。让小弟弟一个人在那儿，我想还会好些的。”
　　我虽然认为哲柱的话有道理，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他才16岁，给他枪，就能跟着部队过军人生活。他的年龄虽小，但个子高，体格也好。不过他的骨头还没长硬，会成为游击队的负担。再说，哲柱负有要在安图地区发展共青同盟工作的重任。
　　“你要是过两年或三年再提出这种要求，哥哥会马上答应的。可是现在无法答应你的要求。就是苦些，孤独些，也还是再忍受几年吧。你要一面给人家当长工或打短工，一面大力推进共青同盟工作。地下工作的重要性不次于武装斗争，忽视它是不对的。你要先做好共青同盟工作，到时候再参加革命军。”
　　我从各方面劝导哲柱，以免他纠缠。我把他带到池边的一家小饭馆。屋里冷丝丝的，糊上的纸被风吹得呜呜直响。
　　我要了酒和菜。桌上摆着两碟冰凉的冻豆腐，中间放一瓶酒。
　　哲柱看了，立刻眼泪汪汪了。他知道我不会喝酒，所以他似乎已经猜到了这杯酒意味着什么。
　　“哲柱，你要原谅我这个哥哥不能答应你的要求。我哪能不想把你带在身边呀。现在要把你留下来，我的心就像刀绞一样。可是，哲柱！我们虽然难舍，还是在这里分手吧。”
　　我借酒力一口气说出了在神志清醒时很难说出的话，却也忍不住泪如泉涌。
　　我不想让弟弟看到眼泪，走出了店门。哲柱也放下酒杯跟了出来。
　　“哥！我知道了。”
　　哲柱说着从背后靠近我，默默地握了一下我的手。
　　我就是这样和弟弟分了手，以后就再也没见到他。
　　每当回想起那阴沉凄冷的池边的秋天时，我总是后悔那天在他轻轻握了一下我的手时，我为什么没能久久地更热情地握住他的手呢？现在回想起来，也觉得那时的离别是太凄凉了。
　　如果那时我答应了哲柱的要求，也许他不会在不到20岁的年纪就离开人世的。的确，他的一生是像火一样燃烧，像火一样熄灭的。
　　哲柱刚过10岁就跟着革命组织跑。他在抚松的时候担任过新日少年同盟的宣传负责人，在小沙河时做了共青同盟区委书记。
　　哲柱在两江口和我分手后，培育出很多共青盟员，送他们参加了朝鲜人民革命军。他还自告奋勇做艰巨的反日部队的工作。他还同反日部队的士兵一道参加过袭击大甸子的战斗。据说，和他有过联系的杜义顺指挥的反日部队同日军间岛讨伐队打得很英勇。后来，哲柱身负安图反日部队工作部部长的重任，做驻在延吉县符岩洞藏财村鹿林的徐奎伍反日部队的工作。徐奎伍是个脾气古怪、非常固执的头领，他说是要反日，却又不加分析地敌视朝鲜共产主义者。起初，他也是和朝鲜人相处得很好的。
　　徐奎伍开始冷淡朝鲜共产主义者，是从符岩洞反日妇女会会员们夺回了被他扣下来要做妾的女共青盟员（朝鲜姑娘）以后。这个姑娘是在同演艺队员们一起到反日部队进行宣传工作时被他扣留的。过去，一旦被徐奎伍扣留，不管是什么样的女人，不满足他的要求，是不会无事的。
　　徐奎伍常用这种方法换女人。
　　自从妇女会员们夺回这位姑娘后，朝鲜人在徐奎伍部队里就根本站不住脚了。曾和他常有来往、亲密相处的朝鲜人也无法接近他。徐奎伍闹了相思病，指使部下虐待和镇压朝鲜人。
　　就在这时，哲柱弟带着有高丽医资格的林春秋同志找徐奎伍部队去了。
　　“听说大人病势很重，我是来探病的。”
　　哲柱用一口流利的中国话这样恭敬地问候，可是徐奎伍却连看都不看他一眼。他不愿意看到朝鲜人，也不愿意同朝鲜人说话。
　　“我请来了一位名医给您看病。是不是让他看一看？”徐奎伍听哲柱这么说，才有些动心，说要是名医，就看一看吧。林春秋同志给他扎了几天针，他才高兴地说，我闹偏头痛，疼得要命，多亏林医生把钻进脑袋里的恶鬼都撵走了。哲柱就这样同他建立了关系，合法地留在徐奎伍部队做反日士兵的工作了。
　　后来，徐奎伍编入我们的方面军被任命为第10团团长，直到生命的最后一刻一直战斗得很好。他过去一直过放荡的生活，说什么没有鸦片和女人就连一天也活不下去。可是他被编入革命军以后还加入了共产党。我以部队的名义祝贺他入党时，他说：“军指挥员同志！今天，在我入党的时候，不能不想起您的弟弟。没有哲往的帮助，我是不会有今天的。”他像讲故事似的谈了哲柱带林春秋同志来给他治病的事以及如何不倦地引导他不脱离反日道路的事。
　　1935年6月，哲柱在车厂子附近壮烈牺牲了。
　　我是在镜泊湖畔听到哲柱牺牲的消息的。
　　也许是因为这个缘故吧，现在我一看到大江或湖水，就要想起弟弟来。
　　哲柱一阵亡，小弟弟就成了无依无靠的孤儿。金正龙一家搬到车厂子游击根据地去后，小弟弟就只好到处流浪，给人家看孩子，当小差，混饭吃。
　　那时关东军为了对我进行“归顺”工作，大肆逮捕与我有关的人，所以他不得不隐姓埋名，假造身世，浪迹东北三省以及中国关内的城市和乡村。他在北京也住过一段时间。
　　解放后，我在日警遗留的文件中看到了有关通缉我小弟的资料。
　　小弟弟在新京啤酒厂做工时，思乡心切，曾回祖国来待了三个来月。他出现在万景台时，身穿青色西服，脚穿白色皮鞋。
　　他那一身装束使人感到是那么稳重，仪表堂堂，以至我祖父怀疑，这孩子是不是当上了什么官，自己成家了。那时，小弟弟怕祖父母担心，说他在长春念大学。当时，警察分发出通缉他的照片，所以他回家乡后，也不敢住在万景台，躲在大姑母家里住了些时候，就又到满洲去了。
　　反日人民游击队的40名队员离开两江口，经过敦化和额穆，朝南湖头方向，踏着山路北上。我们部队在我曾当过“长工”的那有名的富尔河村进行政治工作，就是在这个时候；在敦化县哈尔巴岭附近，同参加敦图线铁路铺设工程的日军运输队进行激战也是这个时候。这场战斗后，我在敦化县头道梁子见到了高在凤。高在凤离开敌人残酷镇压的四道荒沟，把活动舞台迁移到头道梁子，在地下组织办的农民学院任教。头道梁子离敦化县城只有30里路。
　　那时，我在头道梁子还见到了高在凤的母亲。
　　我们把袭击日军运输队缴获的白面分给各家各户，用它做面食和群众一起吃。这次战斗中缴获的白布，交给了农民学院，让他们给学生做校服穿。
　　我们部队离开头道梁子又北上，到官地附近和南湖头地区，做反日部队的工作，然后挺进到汪清地区，了解党、共青组织和群众团体的工作情况，同各阶层人士会了面。这可以说是为了在汪清建立活动据点而做的基础工作。
　　我们到了汪清以后仍没有放松做反日部队的工作。李光的别动队当年为弄几支枪而触犯了关保全部队，我为了找关保全部队，去了梨树沟。可是，关保全已放弃抗日，不知跑到哪里去了。老实说，当时我本打算见到关营长，就代汪清的同志们向他道歉，并跟他商量共同斗争的途径，清算过去在朝中武装部队之间暂时造成的纠葛和对立的。
　　虽然关保全跑了，可是我还是想见见留下的人，便派人去联络。有100来名反日部队士兵找我们来了，说要看看在敦化县城打击了日本军队的金日成部队究竟是个什么样的部队。我向他们坦率地承认汪清别动队为了解决武器，触犯了关营长部队的士兵，是不友好的做法，然后就朝中人民的共同斗争和反日部队的使命作了演说。
　　反日部队对这一演说的反应很好。有个叫靠山的指挥员听了我的演说，他本想也和关保全一样放弃抗日的，但是从今日起要走正道了。后来，他按自己的诺言，在反日战线上战斗得很好。曾是汪清的一个老大难问题的同反日部队的和解，就这样顺利地实现了。
　　我们为了克服做反日部队工作中的左倾偏向，把他们更多地引进抗日联合战线，在罗子沟召开了反日士兵委员会会议。那时候，集结在东宁县城的救国军部队正准备经由苏联撤退到中国关内去。我们必须想方设法防止救国军向国境外逃跑，把他们紧紧地团结在反日战线里。否则，我们的游击斗争就会面临严重的困难。原来为消灭他们而分散四处的敌“讨伐”力量，就会集中到仅有几百人的我们游击队，一下子窒息处于童年期的我们的武装力量。敌我力量对比就会变得更不利于我们。
　　当时，日军计划全部占领满训的所有小城市，全面加强了对反日武装力量的攻势。他们策划连县城也都占领。
　　参加会议的有我、李光、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等三四十个人，我和李光代表了我国，陈翰章、王润成、胡泽民、周保中代表了中国方面。
　　会议主要讨论了关于防止救国军逃走，加强反日联合战线的措施问题。
　　会议首先检查了汪清游击队的错误。
　　错误的起因是在汪清部队发生的“金明山事件”。金明山是朝鲜人，原属张学良军的“保卫团”，九·一八事变后，他带领部下的六名中国人，投到了汪清游击队。他是出色的猎手，仗打得很好。汪清部队的同志们看到他投到他们这儿来，都高兴地说滚来了一个宝贝蛋。
　　一次，他带来的六名中国队员中的一个到敌统治区去执行侦察任务时，在大坎子的一家饭馆吃了一摞烙饼，没有付钱，因为他没有钱。他回部队后，把这事如实地汇报了。
　　但是，占据了县党委要职的左倾分子们给他扣上了损害游击队名誉的破坏分子的帽子，并枪决了他。县党委军事部采取措施，在汪清处决的中国人队员就有十多人。
　　同金明山一起来的其余中国人队员，被这种恐怖气氛吓得逃到驻在马村附近的关保全部队去了。关保全听他们说游击队随便枪杀中国人，觉得有点危险，把部队移动到离游击队驻地较远的深山沟里，窥伺着杀害朝鲜共产主义者的机会。
　　十月革命纪念日那天，汪清人民手持长矛和棍棒之类原始武器集合在纪念会场。他们带着这些简陋的武器来到会场，纯粹是为了增添纪念活动的气氛。
　　关保全误认为这是为攻击他们部队作准备。一气之下，枪决了在他手下任参谋长的金银植和同他一起推进对救国军队员的教育和统一战线运动的游击队工作员洪海一、元弘权等几个朝鲜人。这可以说是“挨一棍还一棒”的反击。
　　后来，放弃斗争的关保全部队的人开始三三两两地投到敌统治区去。汪清部队以制止关部的投降为名，多次解除了他们的武装。后来又以他们不肯乖乖地交出武器为由，杀害了关部的几名投降士兵。
　　从这一事件以后，关保全部队对朝鲜共产主义者开始了野蛮的报复。他们见到被认为是搞共产主义运动的朝鲜青年，就一律抓去枪决。建立还没有几个月的汪清游击队被反日部队包围，付出了很大的牺牲。
　　在同反日部队的关系方面表现出来的这种不成熟和盲目性，急剧地削弱了朝中关系，在朝鲜革命面前造成了严重的困难。
　　汪清游击队的指挥员们破坏了同反日部队的关系，却还认不清这一错误的严重性，说什么还要报复。与会者对他们进行了严厉批评。会议经过长时间的讨论，再一次确认了在做救国军的工作中必须遵守的原则和行动准则，并对此取得了一致意见。
　　我们在会议上讨论的另一个问题是怎样才能使救国军在满洲大地上站稳脚跟，继续进行抗日。
　　当时，救国军虽拥有几万人，却自认为没有抵抗日军的能力。他们把日本人散布的“天下无敌”论信以为真，认为世界上没有能战胜日本的力量，没有一支军队能够抵抗日军，因而几乎都抛弃了斗争。他们只有一个念头，那就是怎样才能不破日军杀死或俘虏，安全地转移到还没有燃起战火的山海关那面去。
　　日军在间岛地区把攻击的矛头指向王德林部队，如果日军开始对王德林部队发动攻击，罗子沟不久也会落进敌人的手里。
　　与会者们决心无论如何要和救国军一起坚守罗子沟。要坚守罗子沟，就要说服王德林，让他不要逃到苏联去。救国军的本意是要经由苏联转移到关内去。在反日部队的头领和士兵中，越过苏满国境去，竟成了一种趋势。拥有几万各兵力的李杜和马占山也经苏联逃到关内去了。防止救国军逃走的唯一办法，是同日军打一场漂亮仗，从他们的头脑中清除“皇军无敌”的迷信和恐怖心理。
　　在与会的人当中，能够说服王德林的人是周保中。周保中受共产国际的委托任王德林的顾问。
　　我劝周保中说，无论如何也要说服王德林，让他停止退却，同游击队结成联合战线。
　　“我们是能够以居住东满的朝鲜人为基础，长期地进行游击战的。问题就是救国军，你要想尽一切办法说服王德林，让他们在满洲大地站稳脚，继续抗战，直到最后一个人。他们要到苏联去，并不是要到西伯利亚去搞社会主义革命，而是要经由苏联逃到关内去。”
　　周保中摇摇头，说这是很难办到的事。
　　“你们还不知道他们的底细。救国军是一群怕死鬼，是只要日军的飞机飞来撒一张传单，就吓得发抖、抱头鼠窜的窝囊废，根本无法打仗。我从来没见过这样卑怯的一群人。要同救国军联合起来打日本军队，那简直是一种妄想。”
　　和周保中一样，认为联合是不可能的，不只是一两个人。会上出现了意见分歧。大家对固执地认为不可能联合的人进行了批评。当时，个个都是英雄，都是天才，都是领导人。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是由到各地去做地方工作的人组成的临时性的组织，所以，没有可称为领导者的人。
　　可是，会议由我做主席主持，继续开下去。这并不是因为我级别高，而是中国同志们说做救国军的工作，金日成还是老将，推我为主席的。
　　这就是罗子沟会议，是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的最后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后，士兵工作委员会便解散了。
　　我和李光、陈翰章、周保中、胡泽民，根据罗子沟会议的决议，分别负责做王德林部队、吴义成部队、柴世荣部队的工作。吴义成和柴世荣都是王德林的部下。
　　不久后，到吴义成部队去的陈翰章送来了令人乐观的通报：吴义成同意罗子沟会议的方针。
　　我在做王德林部队的工作时，日军大举进攻罗子沟一带。敌人认为，如果我们的主力部队同王德林部队形成了联合战线，对他们就不利，便调动大兵力加快了进攻。王德林不想迎战，从罗子沟逃跑了。王德林成千上万的士兵，像被旋风卷走的落叶一样，躲避日军的攻势向苏满国境撤退。
　　单靠我们仅有几十人的游击队的力量，是无法坚守罗子沟的。所以我们也同救国军一起朝东宁县方向撤退。即使跟到东宁县去，也一定要使救国军回转过来。我们以少数人员边撤边打，吃了不少苦。时值寒冷的冬季，反日士兵中也有不少人被冻死了。
　　我跟着救国军走，一路上不停地对王德林进行说服。那时，如果他听了我的话，我们就能结成联合战线，在东北地区把抗日武装斗争搞得很好。可是王德林没有听我的劝告，终于经过苏联到关内去了。
　　我们放弃了同王德林的交涉，改变路线，朝最终的目的地汪清地区进发。
　　从罗子沟出发，跋涉几百里，直到望得见苏满国境的地方，也未能达到说服王德林的目的，只好转回来，我的心情异常忧郁、暗淡。我心想，几万人的救国军都不敢抵抗日军而逃跑了，只剩下了18人的我们的部队将怎么度过这个冬天，用什么妙法闯过这个严峻关头呢？18名队员，正如日本人喜欢说的那样，可以说是“沧海一粟”。
　　部队从40名减少到18名，是有各种原因的。有阵亡的，有因病掉队的，也有因身体虚弱被打发走的，还有些不愿斗争了，让他回家的。独立军出身的年纪较大的队员和部分农村青年更是难以坚持。
　　最后留在队伍里的，是在吉林就加入共青组织参加斗争的同志。率领这18名队员，闯过生死关头向汪清行军时，我领悟到：一个人只有通过组织生活受到锻炼，才能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情况下都坚持自己的信念，尽到革命者的道义和责任。
　　我们在向汪清行军的路上遇到了吴义成的通信员，和他一起行动。他名叫孟昭明。
　　起初，我们队员们为了弄清他的身份！盘查了他。那时，日本密探到处窜扰，所以我们对身份不明的陌生人，是高度警惕的。孟昭明有根据救国军士兵工作委员会与反日部队的协定发给他的反日会会员证。这个会员证既发给游击队，也发给反日部队士兵。对持有这个证件的人，双方都予以保护和帮助。除反日会会员证外，孟昭明还带着吴义成给王德林的求援信。看了这些证件，我们完全相信他是吴义成的通信员了。
　　孟昭明去天桥岭是有其缘由的。他说：
　　“我为了转达这封信到了东宁，可是王德林已经跑了，我扑了个空，只好回来找吴义成，他也只留一个营在老母猪河，自己撤到红石砬子去了。但他留下的那个营也转移到小三岔口（天桥岭）方面去了。我这是去找那个营。
　　就是死也得抗日嘛！”
　　孟昭明的抗日思想是非常坚决的，他慨叹他说，东北三省没有个能够平定时局的人物，并问我：“队长，您认为是我们赢，还是日本赢？”“我认为，我们赢。西方的一个作家说，人生在世上不是为了失败，而是为了胜利。你和我现在踏雪行进，不就是为了胜利吗？”我决心同孟昭明一起去找转移到小三岔口方面去的那个营长。我想，要把联合战线的命运寄托在这个营身上，无论如何，一定要说服这个营，让他们不要放弃斗争。
　　孟照明同我们一起到了汪清，还参加了腰营沟防御战。他是在最艰苦的时候帮助了我们，和我们生死与共的难忘的同行者。1974年，孟昭明给我来信，感怀深切地回忆了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相遇时的情景。
　　我看了那封信才知道，过去在苦难中同我们建立了友情的吴义成的通信员还活着，在敦化合作社从事农业生产。
　　我记得，我们过的最艰难的关头是在老黑山。直到老黑山，还有救国军同行，尽管他们有些不牢靠，我们也吃了很多苦，却不觉得孤独。可是，他们逃到苏联去之后，在那空旷的台地上只剩下了我们18个人。周保中也率领王德林越境时留下的一部分人转移到别的地方去了，我们就完全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了。
　　空中有敌机盘旋，撒传单要我们投降，地面上参加“讨伐”的日军部队从四面包围我们。加上在我国高山地带也罕见的严寒和齐腰深的积雪，使我们根本无法前进。费力积蓄下来的口粮也都吃光了，每天临时找点东西凑合着充饥。5月在小沙河穿上的军服也破得露了肉。
　　就在这样艰难的时候，我们在罗子沟台地上遇到了一位姓马的好老人，才得以死里逃生，过了这道难关。这天正是大年三十。从思想上看，这位老人没有政治信仰、无党无派，对国民党的政治则加以唾骂。但他也并不信仰共产主义。一句话，他是一个厌世思想浓厚的人。但是，他是一位助人为乐的善良热情的好人。
　　马老人有两栋房子。我们住下房，上房住着救国军残兵。这些残兵大都是有反苏思想，以苏联是共产国家为理由没有越境才留在满洲的。在这些人当中，还有吴义成留在老母猪河的郭营长的部下。
　　孟昭明刚放下行李，就说要打探一下救国军的动向，自动找上房的残兵去了。我叫他去探问一下救国军士兵愿不愿意和我们携手共同行动，孟昭明说：“在郭营长的部下中，有不少人跟我熟。我先去探探他们的心思，若有希望，再由金队长去正式和他们交涉好不好？”孟昭明见了那些残兵回来，耷拉着肩膀，神情阴郁地说：
　　“别说联合战线了，他们这帮人什么也干不了。他们在商量当土匪呢。”马老人也来告诉我们，救国军残兵正在策划解除我们的武装。他说他们准备夺取我们的武器扩大土匪队伍。
　　事到如今，我们不能不对我们自己的命运和革命的前途深思了。当成千上万的反日部队士兵在我们四周的时候，我们觉得同日军打起来能很快胜利，可是现在他们都逃跑了，我们的队伍也只剩下18个人，便觉得前途茫然了。就是到了汪清，也只有十多支枪，靠这些枪还能干出什么大事呢！在延吉的武器，顶多也不过几十支枪。真是雪上加霜，那些凶暴的残兵还要夺我们的武器，这事该怎么办？我们来到罗子沟不知名的台地，回汪清的路也渺茫。“这事你打算怎么处理？”我自己问自己。“是放下武器，回去重新搞地下斗争呢，还是即使吃点苦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呢？”如果说没有过这种动摇，那就等于是歪曲事实，伪造历史了。我不隐瞒也没有必要隐瞒我和我们部队曾有过动摇。
　　钢铁氧化了也会变。人不是钢铁，比钢铁弱，变异性又大。但是、也可以说人比钢铁刚强得多，因为钢铁不能自行防止氧化，而人具有自行控制和调整自己思想变化的能力。问题不在于发生动摇，而在于如何克服这种动摇。
　　所以称人为万物之灵，是因为人具有善于自行调节的能力；说革命家伟大，是因为他们是从无中创造有，变逆境为顺境的刚毅而具有创造性和自我牺牲精神的人。
　　那时，我茫无头绪，不知如何是好。哪怕是天塌地陷，也应该继续进行武装斗争，可是现有的队员都是些还不到20岁的小青年。可以说我本人也是缺乏经验的，当年在吉林写传单、作演讲的时候，个个都曾是英雄豪杰，而遇到这种情况却都成了初学者。搞地下工作时办法也很多，可是在这个杳无人烟的地方，几万名友军都走掉了，只剩些残兵，如何开拓18人的前进道路，却是单靠我们的力量难以解决的问题。
　　上房的那些残兵打算当土匪，我们决不能干那种勾当。只有到有群众组织的地方去才能有办法，可是朝鲜人居住的村庄据说得走200里才有，而且这段路上的每一个山谷都有日军把守。
　　革命难道就这么艰难吗？原以为只要两三年就可以轻而易举取得胜利的我国革命，怎么竟走到这样的险境了呢？吹着号，雄赳赳地从安图出发的我们队伍，难道就要在这个荒凉的山岭上停止前进了吗？
　　为了建立这支部队，我们曾挨过多少饿，熬过多少个夜晚啊。我没有能为母亲送终，和可爱的弟弟们离别，不就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崔昌杰献出了自己的青春，不也是为了这支队伍吗？车光秀是到敦化进行侦察时牺牲的。
　　回顾以往，展望未来，我的心情犹如整个地球坠在心上一样沉重。
　　我正坐在灶口前左思右想，马老人靠近我，轻声问：
　　“你是负责人吗？”
　　“是的。”
　　“一个队长，怎么还流泪呢？”
　　“可能是因为迎着风走来的关系吧。”
　　我这样支吾过去。其实，我并不是因为风，而是因为对未来的担忧才流泪的。
　　老人捋着长须，端详我好半天，才说：
　　“你是担心住上房的那些人作恶吧？不要太担心。晚上我把你们带到好地方去，你们就在那儿好好歇几天吧。歇个20来天，边学习，边补养补养，脑筋就会像诸葛亮那样灵了。”
　　半夜，马老人摇醒熟睡的我们，给我们吃了准备过年吃的饺子。然后把我们带到了足有50里路的深山中的一个窝棚。窝棚在葱郁的林中，连飞机也发现不了。
　　窝棚不大，只能铺一张草席，旁边连着个小库房。库房里放着马老人下套套来的冻狍子和兔子，还有小麦、玉米和小磨。
　　“屋子虽窄，垫上草，还能将就着过日子。这样就能闯过这一关了。你们就躲在这里，好好补养身子吧，外边的消息，由我每隔几天来告诉你们。
　　你们走的时候，我还给你们带路。”
　　老人说着在灶坑里生上火。我们都感激得流下了热泪。在这荒凉寂寞的台地上，遇到诚挚的马老人这样的恩人，并不是任何人都能有的幸运。队员们高兴地开玩笑说，“老天爷”在保佑我们。
　　我们在窝棚里待了半个多月，边休养，边学习，还出去猎狍子。
　　窝棚里有不少马老人的书，有小说、政治书籍，也有伟人的传记。马老人虽然在深山里以打猎为生，学识却很渊博。很多人争相传阅这些书，因此书边都起了毛，磨破了。
　　大家把书读完了，就一定要发表读后感，或者定个题进行争论，各自都援引经典作者的论断。马克思怎么说，列宁又怎么说，全部用来论证自己的主张。当时，人们都能背几个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论点和著名作家的名句。
　　当时的青年们只要聚在一起，对孙中山也要进行批评。崇拜某人是一种时髦，批评人们都崇尚的伟人也是一种时髦。
　　那时是每个人都自以为了不起的时候，人人都自以为是伟人，是英雄豪杰。
　　我们在这个窝棚里就今后的行动方向也进行了认真的讨论。是解散队伍各自回家呢，还是去找汪清的朝鲜人村庄，把那里的别动队集结起来扩大队伍，继续进行斗争？
　　大家都表示决心，要继续进行斗争。唯独在海龙入伍的那个同志坦白地说，他身体虚弱，无法和我们一起继续进行武装斗争。以这个同志的体力，搞武装斗争有困难，这倒是事实。
　　我们对他的坦白没有挑剔，也没当作问题。
　　“要是不能跟我们去，最好在这里直截了当地说出来。革命是不能勉强的。革命是不能靠强权或威逼来进行的。所以，要走就走，要想继续进行斗争就留下来进行斗争。”
　　我作为部队的指挥员阐明了我的见解后，给他们时间，让他们各自下决心。
　　几天后，我们重新聚在一块，听取了队员们的决心，我们一行中有16名同志发誓说，就是献出生命，也要继续进行革命。
　　其余两个人请求允许他们离开部队。来自海龙的那个同志这次也说，他身体虚弱，不能进行武装斗争，请我们允许他回家去，还希望我们不要把他看作是怕死鬼。他说因为身体虚弱不能继续进行斗争，我们也不能无视他的要求。
　　我对他说，如果你跟我们走有困难，就回家去吧。我们不责怪你。不过，现在你这个样子是不能回去的，衣服都破得像个叫花子了，弄成这个样子，怎么好意思去见父母呢！你要走，也得到朝鲜人村庄，弄些路费，做一身新衣服穿上再走。
　　另一个同志说要到苏联去学习。
　　“你盲目地到苏联去，又没有保证人，谁知道他们那儿是叫你念书呢，还是叫你劳动。先到汪清去工作一段时间，等和那里取得联系后，带着组织的介绍信去不是更好吗？”
　　两个同志都同意我的意见，愿意按我的话去做。
　　后来，我们由马老人带路，安全地离开了罗子沟台地。马老人一直把我们带到汪清县转角楼。他真是一位待人亲热的忠厚的老人啊！几年后，当我们在根据地内外痛歼敌人的游击斗争蓬勃开展的时期，我带着一些布和粮食到罗子沟台地找他。可惜，那时马老人已经离开了人世。
　　60年前马老人的形象，至今仍活生生地留在我的脑海里。有一次，我曾指示作家们以这位老人为原型创作一出歌剧或话剧。有关这位老人的传奇般的故事，是创作歌剧或话剧的很好的素材。
　　那年冬天，我们在罗子沟台地没有饿死，没有冻死，也没有被打死，可以说是奇迹中的奇迹。我现在还常自问，那时究竟是什么力量，使我们能够经受住考验重新站起来？是什么力量，使我们没做失败者和落伍分子，而成为胜利者继续高举抗日的旗帜呢？每次我都无比骄做地回答：“那是对革命的责任感。”如果没有这种责任感，我们就会陷在雪坑里再也起不来了。
　　那时，我觉悟到，如果我们半途而废，朝鲜就再也不能复兴。如果当时我们都想，即使我们死了，也会另有人拯救朝鲜的话，那么我们就可能被埋没在罗子沟台地的雪崩中，永远也起不来了。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