行走江湖
《行走江湖》 张纪中 自序 - 触碰岁月的感觉 (一) 我的确从来没有想到过会以这样的形式复述我对工作、对生活的感受。老实说在以往穿梭而过的日月中几乎没有匀出时间来“感受”，只有仿佛没有尽头的度过。但是任何人都不会没有尽头的，有一个终极等在每一个人的前方，偶尔想到这一点的时候，生命的脆弱和仓促感会像夜幕，像晨雾，袅袅将我覆盖。尽管这样的时候少得屈指可数。 所以我最终答应了可能对于很多报纸的读者来说并不需要的这样一种叙说。它对于我来讲，在繁忙疾走的大小事物中每天腾出两个小时在这些文字上，有一种触碰岁月的感觉。我的，已经行走了五十几年的日子。这未必不是一件我急需的事情，当我答应了以后我更加的意识到，我需要这样的梳理。也许在你们（读者）的繁忙中，也需要有一天之后这样看待一下的停顿。因为我们做的事情，归根结底还是为了你们的空余时间更加的“丰富有趣”，你们的想像在我们做出的事情中得以伸展或彻底夭折。无论如何怎么说，我们的时间对于我们自己来讲可能还不如对于你们有意思。 因为在一切的过程中，我们的时间太快了！ 大多数人看过我们制作的电视剧，它们也同样“耗费”过你们的时间，比如像现在正在播出的《青衣》，曾经热播了将近一年的《激情燃烧的岁月》，被你们其中的一些人骂不绝口的《射雕英雄传》，等等。你们的参与强过你们在其他大部分时候的“冷眼旁观”，无论是赞是毁，这都坚定我的意志。毛泽东老人家生前说过，“一个人做一件好事不难，难就难在一辈子做好事而不做坏事”，这句话对我的鞭策是，拍几部让你们知道是爱是厌的片子不算难，难就难在永远将片子拍下去而不拍你们不知道的片子。 我们的工作就成了“浓缩日月精华”了。它不是“浓缩人生精华”的意思，是年年月月日日夜夜的消耗，到了你们的手中只是那样不能算厚的一盒刻录光盘。换得你们的眼泪，笑容，或者骂声。有的时候我会权衡这样的交换，而现在，除了那样的交换，我又开始用文字与你们的感受交换了。 我也期待你们的回应，因为，毕竟你们也有用文字“骚扰”我一下的权利，在法律允许的范围内。 （二） 被一些报纸的娱乐新闻报道了之后的电影电视领域，完全呈现出一片“是非的混水漩涡”状，什么文化感，道德操守，信用，诚实……迹象是就怕你有文化的约束，惟恐你有职业的道德操守，你越不讲信用越不实事求是仿佛你才越“娱记”…… 几天前我接到大批娱记朋友的电话，他（她）们在电话里面几乎都是义愤填膺地煽呼我：……周晓文那么说你，难道你没有什么可说的吗？ 虽然我还不能说“曾经被蛇咬”，起码我也几次“在河边湿了脚”，无论娱记们真的是好意（有！）还是闹意（更有！），我知道娱记们的欢乐时光又来了！我小心翼翼地回答：都是陈年的烂谷子事儿了…… 一回住处立刻上网查看。《周晓文痛责张纪中独揽大权》。细看。护着我的娱记们煽呼的事实基本都白纸黑字。但是这些黑字…… 仅举一原文例证：周晓文说《天龙八部》筹拍时和张纪中的关系还处得不错，惟一意见相左的是用“高清”拍摄还是用“标清”拍摄，周晓文觉得“高清技术现在还不成熟而且电视台也没有相应的设备，放不出高清的效果。最后怎么样？你拿到电视台去播，还不是又改回标清了”。周晓文认为能够解释张纪中坚持用高清拍摄的原因只有一个，那就是“标清的成本大家都清楚，蒙不了人，而高清价格的伸缩度则很大。” 很多问题我与晓文有意见分歧，但是我不相信极有专业知识的周晓文会说出这样的话。他也不是这样人格的人。两年前拍摄《射雕英雄传》使用的高清晰度摄像机是松下公司赞助提供的，之后《天龙八部》无论我还是投资方都希望还是用高清拍摄，因为虽然现在国内还没有高清播出，但是二○○八年就有了近在眼前，我希望我们制作的片子在技术上不会被快速淘汰，投资方希望一旦高清开播他们投资的片子依然还有播出的价值。所以经过谈判得到中视远图的支持，他们一共提供了五套高清设备，三套完全赞助，两套以普通数字摄像机的租金租用。这就是我们的成本实情。为何这方面不采访我核实一下？ 文章中还有“张纪中一手把持”“张纪中大权独揽太膨胀”……任何一个现象都可以用两个词汇表达，很善良也可以说很软弱，很拧可以是很坚强。这些玩娱乐的文人啊，他（她）怎么不用“认真负责”“重任在肩”“事无巨细地处理每一件事”这样的话来描述我的现象呢？我恍然意识到这个专栏对于我的重要性：我总还有一个可以说一千个字清白话的地方，哪怕只说清一个事。 值得一提的是《周晓文痛责张纪中独揽大权》的作者这两天一直和我们在一起采访报道，与我们同时看到文章时她大声惊呼：“文章不是我写的！”又补充道：“肯定是实习生写的……我们报社都是这样我也没办法。”有可能她说的是真的，有可能她说的完全不是真的，有可能一半是真一半是假——我在这方面已经失去判断！但是无论哪个是假哪个是真，都不符合这份著名报纸对外宣称的“有人称呼我们是北京报业的黄埔军校”这样光荣的自信，否则这锅混水更黄了…… （三） 二十多年前我是一个演员。我喜欢表演的很大一个原因是“过瘾”，因为演戏我可以扮演各种各样的人。因此在所有与表演有关的专业术语里面，最吸引我的是“体验生活”，它的神秘性暗示和引导出一段我还不熟悉、又马上有可能深入的生活，并将体验过的此段生活呈现的银幕上。 我第一次体验生活是为了拍摄电影《当我们年轻的时光》，我扮演的男主角是一个会冰上运动的年轻人，为此剧组安排我去哈尔滨花样滑冰队练习花样滑冰，也了解滑冰队员的生活。练习花样滑冰都在户外，在零下三十度的冰空气中快速穿行，开始还能够感觉皮肤疼痛，很快连自己的脸在哪儿都搞不清楚了！我还因为拍摄《舞恋》去中国煤矿文工团练习舞蹈，天天和真正的舞蹈演员们一起踢腿、下腰、旋转；也到过四川武术队体验生活，练习武打。在我做演员的短短几年里面过了不少我向往的“体验生活”的日子，尽管生活的真正被体验比想像要现实和艰苦得多，但是陌生的环境，陌生的人，有限的时间有限的状态，都让我兴致勃勃，“来劲得很”！至今耿耿于怀因为自己表演天赋有限，没有机会扮演更多的角色，比如飞行员，比如救火队员，比如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 我只能以我现在的工作一了私愿。我要拍摄救火队员，但是故事的背景移置到了唐朝，一帮各有意图的“杂人”开创了一个开始有救火队的时代，阴谋与爱情依然是其中故事的主宰，那是一部轻喜剧；我也要拍摄真正的农民，占全中国人口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在家勤勤恳恳种地，城市的发展与兴旺使他们放下农具进入了城市，这就是陈枰写城市民工故事的《葵花朵朵》。所有的演员都要去体验生活，去学习救火，练习武功，以及去做民工。了解剧中人物的生存状态，社会环境中的人物心态，才有可能把握好人物的语言，行为，表情，眼神。为了把握戏的质量，我要求导演康洪雷也应该去体验生活，拍摄《激情燃烧的岁月》没有让他去一趟伊拉克体验一下战争，是我们能力不所及的遗憾；而众多的京剧迷为《青衣》里面没有丰富的青衣段子遗憾，我觉得也与导演康洪雷懂一点生活却不懂京剧、没有京剧的生活体验有关。所以，我建议他应该去民工市场，亲自做一次民工。为了帮助我们国家的电视事业，提醒用人单位：从今天开始但凡发现有长得像康洪雷的民工，一定要先用，多方面用，用好用足。 在此，我要感谢大家对电视剧事业的支持！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1）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1） 十年之前我还从来没有起过“要拍武侠片”的念头。是不敢想：那可不是一个摄像机架着，几个演员站在面前中景、近景地说话。一个侠字，势大无边，香港人已经做的似乎顶峰了，《新龙门客栈》、《青蛇，白蛇》，我只想着拍与社会大主题相关的电视，贫困山区儿童啊，天天站马路的民警啊，等等。“侠”只是我自己的一件事情很多人都摆脱不了的“私事。” 像所有的“侠迷”，我很小就爱看武侠小说。我小时候还看不到“金庸”，那时“金庸小说”的大部分故事，都还在老先生的肚子里。我看《儿女英雄传》，看《七侠五义》、《三侠五义》，还有《小八义》，都是小人书，连环画，一分钱一本、两本，看小人书的厚薄。那时我好像还是小学二三年级，每天放学以后，找一个小人书摊，坐在那儿埋头一直看到天黑。《三国演义》、《水浒传》的小人书也是在那时看的。那是我最初的武侠入门。 小学五六年级的时候，连环画已经不够过瘾，太简单，太省略，那时开始看武侠的文字小说，同样还是《七侠五义》、《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这些。 全是旧武侠小说。也看像邱少云、黄继光这样的当代英雄故事，也好看，但是还是觉得武侠故事吸引人。可能是因为那些“大侠”距离我们生活的遥远，他（她）们在我们的现实中越是不可能，越是使我们产生无边无际的遐想，越是迷恋。 旧武侠小说的特点就是行侠仗义的大侠们来无踪去无影，蹿房越脊，“高来高去”，他们“仗义行侠”的事情主要都是保护皇上，与宫廷相关，与我们的现实大多无关的事情。但是无论他们为了谁，都是修理坏人，手法过瘾，出其不意。 “新武侠”小说看得比较晚，都已经是一九九几年了，先看的古龙，只看过一部，《多情剑客无情剑》；梁羽声的只是翻看过，但是我都不是很喜欢，不是那么的吸引我。《笑傲江湖》是我看的第一部金庸先生的小说，书一旦打开，就合不上了，我想有很多人都有这样相同的体验。由此金庸先生的十四部小说我全部看了，打小埋在心里的那根“侠”筋又被拨动，加上那时已经有《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电视经验，胆子也大点了，就动了“拍金庸武侠”的念头。 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包含了浓郁的中国特色，那些代表了中国文化的民俗，中国传统的儒、释、道哲学，酒文化，食文化，市井文化，等等都韵味隽久地融合在小说的细节中，与人物的情感与情节的进展互为关照，延绵向前。然而真正被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打动的，还是弥布在一部、又一部小说中的“侠情”。他的“英雄情长”。那一个带侠的“情”字，不仅仅是人对人的情，还有更深更厚“大义”的情。“深明大义”在金庸先生的小说里面溶解成为常人不及、又是毫不做作的英雄壮举，舒畅了多少捧读“侠作”的读者情怀！ 这在旧武侠小说中是几乎不会有的。过去的旧武侠小说，它塑造的英雄人物大多是给皇上当侍卫的人，像我看过的《七侠五义》，他们虽然武艺高强，蹿房越脊，但是他们穿行其中的故事，却不是结集着民族和国家的情绪，不是历史之中的大问题。金庸先生的小说往往选择在非常真实的历史背景之下，展开人物的命运，每一个故事都有着丰厚的历史背景为铺垫。小说中的人物，无论是令狐冲，还是郭靖、杨过、张无忌、乔峰，他们都是来自民间的布衣，身为一介平民，却是忧国忧民，在大是大非上毫不含糊，从一个平常百姓，成就为一个大英雄。而在性格上，他们都是充满着人性，从不回避儿女情长，不是那种不食人间烟火般的“样板英雄”。在看金庸先生小说之前，任何一种文字体裁描述的“英雄”，都让我有着“相隔遥远”的感觉，他们的言行、处世，都是“豪言壮举”，是与我们不一样的“两套人生”。金庸小说中的武侠英雄，虽然是杜撰的人物，在时间上又与我们有着几百年的间距，但是，他们撩拨了我们的心弦，他们引发我们相信，英雄不是非得在特定的场合恶劣的自然环境中才能‘涌现’的人物，英雄也不是杀戮，不是占领，不是征服，英雄是我们一样的平民百姓，“英雄是一种情怀”。 金庸先生的小说贯穿隐藏了对于‘英雄’的讨论。它应和了我们内心对于英雄的向往，在电视屏幕上对于心中英雄塑造的渴望。 可能是因为先看的小说《笑傲江湖》，在感情的接受上先入为主，记得在一九九九年的四月，我们在《北京青年报》上面看见了一则有关于大侠金庸的新闻，说“如果中央电视台愿意拍摄金庸所著的任何一部武侠小说，金庸先生愿意以一元钱的代价转让改编权”这则消息，我首先想到的就是拍《笑傲江湖》。之后的种种机遇造就了我的愿望，其过程，值得回述。 一九九九年四月底，在我们看到金庸先生表示愿意以“一元钱的代价转让改编权”的消息几天之后，我们以中国电视剧制作的名义和金庸先生取得了第一次的联系。五月五日，金庸先生回了信，他证实了的确有这样的意愿想和中央电视台合作。几乎在与此同时，金庸先生在接受央视的一个采访时说，如果能够将他的武侠小说拍得和《三国演义》、《水浒传》一样好，他愿意“一元钱转让”。这个“言论”增添了我的信心，我恰巧与这两部片子《三国演义》和《水浒传》有着最为密切的关系。五月八日，我们再次与金庸先生联络，我写了给金庸先生的第一封信—— 查良镛先生大鉴： 您五月五日发来的传真已收到。…… 您的第一部小说的电视剧专有改编权，仅以象征性的费用（人民币一元）转授给我们，您对我们的信任使我们感到十分荣幸。同时，我们也感到改编您的作品的责任之重大。我们相信，不久的将来，一部让您及广大观众满意的“金庸作品”会隆重面世，并将为我们的长期合作打下坚实的基础。 经过我们慎重研究，我们将您的杰作之一《笑傲江湖》列为第一部改变剧目。如果您同意，我们将通过有关新闻媒介，向广大的“金迷”朋友进行报道。 另外，如何履行有关您的版权的法律手续，请您知会我们，以便我们尽快投入剧本的创作。为此，我们希望：近期能否在香港或深圳与您见面，请您当面赐教或与您的委托人签署有关法律文书。盼尽快得到您的回音。 …… 相隔不到两天，金庸先生就把有关的法律文书从香港传真了过来，利用传真，我们完成了第一步——全部文书的签署工作。 经过将近半年的文字沟通、接洽，一九九九年十月下旬，电视剧制作中心的主任率领了中心的各路主创人员，前往杭州，依照文字的约定，预备与金庸先生进行第一次预约的会晤。 为了这值得纪念的第一次见面，为了难得、可贵的“一元钱出让了改编权”的友情，我们制作了一件有意思的纪念品。用了一块大小如同A4纸面的有机玻璃，制作成一块小匾，匾右侧刻“金庸先生《笑傲江湖》电视剧版权转让纪念”，左侧落款“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中间部分镶嵌上象征性的一元钱纸币，纸币上部写上了CCTV字样，下部刻写着年、月、日。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2）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2） 一九九九年十月二十二日，我们第一次与金庸先生在杭州的见面。见面签署合作合约的地点是杭州的东方龙。从始至终，双方的兴致都很好，一切都似料想中的顺利。 事后金庸先生和我聊到，那一天是他近年来最高兴的一天，最有效率的一天。事实也是这样，我们放弃了一般喝酒吃饭的礼节，仅用了一个小时，商讨、决定了这一切事宜。 一九九九年开始筹备拍摄的《笑傲江湖》，是大陆的首部武侠剧，也是中央电视台首部自己制作的武侠片。我很喜欢这部小说，细细想来，是由于文字叙述的魅力造成的，比方说男、女两大主角，都是先闻其“传闻”，造成小说很大的吸引力和对人物期待的神秘感，他们再徐徐出场。尤其是任盈盈，“江湖”上充满了对她神秘而威严的传闻，而这个神秘人物呢，直到小说的第二本第十三回才出现。令狐冲在小说的第五回出现。这样的文字、故事布局方式，给剧本的改编带来很大的迷惑：究竟应该如何尊重小说的原著？ 这是所有名著经历改编都会遇到的问题，并不是制作完成播出之后由于观众的不满才引起的话题。在改变剧本之初，我们犹豫再三，一般来说，一部四十集的电视剧男主角在第五集出现，女主角在第十集出现会非常别扭不舒服，如果为了营造原作风格的气氛，也不是不可以，只是那样做了，又会有多少观众满意？电视不以视觉的直感讲述一个故事，完全依据小说的格局，也有“偷懒”的嫌疑。讨论、斟酌再三，决定让令狐冲在第一集出场，任盈盈在第二集出场。 这样的决定为日后的金庸迷们爆发的“怒火”埋下了“引爆”，那场轩然大波是我们始料不及的。 时过五年，我们有了三部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制作成片的经验了，反观这“第一部”，心里有了更清晰的看法。改变是完全正确的，任何一部影视作品，如果依然还是按照文学的方式“显像”，电影电视就是文学的“画面版”了，就不是另一个门类、有着自己独特表现力、表现形式的艺术领域。但是，那“第一次”改变的方式确实值得反思。在我们只想男主角——令狐冲应该在第一集出现的想法上，我们依据的其实还是“结构如书”的不变，所以有了以令狐冲替代小说中二师哥劳德诺的出场，故事情节依然不变。这就削弱了劳德诺的人性表达和隐秘性，究其根由，其实是忽略了劳德诺这个人物背后的更大背景——岳不群的深谋远虑。这的确是非常失策的、简单的一种改变，暴露了我们“病急乱投医”的慌乱。如果现在才拍《笑傲江湖》，同样还是会安排令狐冲、任盈盈的第一、二集出场，但是与人物出场相关的故事情景会重新设计，依照原作小说中人物的特性。 这是我的“武侠三部曲”中首先对于故事改编的反思。 在我们拍摄武侠电视剧之前，香港的武侠电影、武侠电视剧制作已经走向成熟，饱和了当地、内陆以及东南亚的市场。在我们的记忆里面，从一九八二年的《藿元甲》，《陈真》在大陆的播放开始，到后来一系列的金庸武侠剧的播映，在十几亿观众心里，奠定了港（台）式功夫片、武侠片的模式。这一模式得到了无数观众的赏识和肯定，以至后来者（不同者）难以颠覆。一九九九年我们决定拍摄武侠片，香港对于武侠片的制作已经有了五十多年的历史。我们面临的局面如果以距离为比喻，那就是：我们是站在零米，与五千米处的对手开始起跑比赛。因为只要有市场，就必定是一个赛事。好在终点没有确立。我们既要跑得快，还要跑得好看，要把习惯上视点总是注视前位的观众视线，“有理”地拉回来。 要确定我们自己的武侠片风格。而不是站在别人的成功点上“照搬”一番——“照搬”目前在影视业似乎已经成为一条捷径，不过我不知道那些使用“照搬”手法的人他们是想通过捷径到达哪里？ 综观港台武侠剧，剥离他们的成功、成熟之外，他们存在的问题也很明显。以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为例子，老先生的小说从历史到人文、生活、习俗种种景观，都有非常丰富的描述，金庸先生的小说绝不是一个简单——或者复杂的男女多重恋爱故事。但是在被改变成港台的武侠剧之后，往往会因于他们的收视习惯而放大原作中的情感线，重力表现男、女经历的感情故事，忽略了其他很宏博的方面。刻薄一点说，原先拍摄的金庸先生武侠电视剧只是利用了小说中人物的故事线索，而不是以电视特殊的视听手段展现原作一个风雨飘摇的奇异武侠世界。我想这也是金庸先生对原先那些拍摄他的剧集不甚满意的原因之一。还有港台的武侠剧在故事外景、内景、化妆、服饰、道具等等“事件”上表现得局促，不讲究。这一方面是被商业需求的速度催化了的不良迹象，原本应该是以艺术创作为主要品质的电视剧，却更多包含了商业痕迹；另一方面也是港、台地处狭小，外景表现有限的一个缺憾。而我们拍戏，身处大陆，条件就优厚得多了，尤其是外景的选择，仅仅以风光表现故事人物地域的差异，就可以“势托”出金庸武侠小说人物生活场景跨度博大、小说中历史背景复杂的气魄。而这点并非不重要，外景的选择与表现与故事的主题展述息息相关，因为我们有句俗语：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地域上的优势，外景选择的优势，从我们的《笑傲江湖》里面已经充分体现出来。而且那样的美景并不是只有几处，在大陆很多，可以说我们要拍多少剧，就能够找到多少相宜的景，只要我们的腿愿意跑。 拍摄第一部武侠剧，处处心里没有底，很大程度上依据的，还是拍摄《三国演义》、《水浒传》的经验。说起来是毫不相干的两种类型影片，先前积累的经验是史实片，《三国》与《水浒传》都是历史的宏片大著，而后要拍摄的是飘逸得多的武侠。可能是金庸先生当初的那句话意“……如果能够和《三国》和《水浒传》拍摄得一样好……”给了我们依据的暗示，因此在“武侠”风格背景下，我们各路的艺术创作准备，都是尽量寻求真实历史同期的特征。比如我们首拍的《笑傲江湖》，原作中金庸先生结构故事的用意可能更多为“喻今”，而没有特别的历史阶段强调。我们拍摄电视剧，要给观众看的是具象的人物服饰，故事发生地的街道，生活用具，是具体得不容含糊的“一段时光”。怎么办？我们从原作中关于西湖“梅庄四友”的情节描述里面找到了一点年代的依据：他们谈论的画的年代。那是宋代的绘画。对于宋代的刻画，从街道，房屋，店铺，到人物服饰，生活用具，种种方面对我们来说都是轻车熟路的工作，因为我们刚刚拍完《水浒传》。所以我们找到一个基调我们拍摄武侠片，不放弃的是强调“历史感”，要放弃的是“历史正剧”的严肃和庄重。既是大地方不失历史背景严谨，小处可以自由个性的发挥。 所以我们的第一部武侠剧，在置景、服装、化妆、道具等等方面都有严格的要求，都是“有史可据”，而不是随心所欲、让人无法信服的武侠发挥。 在“有史可据”方面严格进行的，还有人物的语言方式，使用的兵器，武打的样式的划分。这些内容似乎没有人物本身的魅力、故事的线索重要，但是忽略了这些，我们又是在描述一个什么样的故事？ 比如“五岳派”的各路剑术。无论西岳华山派、东岳泰山派、南岳衡山派、北岳恒山派、中岳嵩山派，都是以剑为兵器的江湖派别，在电视的视觉判断上，怎么区别？我们设计，以左冷禅为帮主的嵩山派，跋扈霸道，他们使用的剑就很“宽阔”，显得“不讲理”；南岳衡山派的掌门“莫大”，他出场的情景铺垫在文字上是“潇湘夜雨，行动诡秘”，因此我们设想他使用的剑配合这样的氛围就是非常的纤细灵巧，那是藏在他不离手的二胡里面的兵器；还有像西岳华山派，比较“周正”，因此他们使用的剑也比较“正常”。为了电视特点的“镜头细节”，我们还为每一个剑派的剑柄上，刻有明显的“派别”图案。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3）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3） 第一部武侠剧，得与失对我们来讲，都是重要的经验，“得”要得的清楚，“败”要败得明白。因为我们是要将武侠，将娱乐，将电视的艺术创作进行到底的。而一切电视作品所围绕的中心，既是：无论是臆造的江湖故事，还是我们身边的历史，正义，良心，人性，是我们不变的传播主题。 《射雕英雄传》是我们继《笑傲江湖》之后紧接着的第二部武侠片。有很多问题是在“事过之后”逐渐明朗的，这有点像人生阅历的积累，总是在年长以后对自己年幼的所为有了新的认识。因此在拍摄《射雕英雄传》的时候，对第一部武侠片的真正问题所在，逐渐清晰，越来越明朗。那就是《笑傲江湖》的节奏问题。 《笑傲江湖》有一个很大的创作基点，既是一定要画面好看，气势宏大。当时我们都觉得这是港台武侠片所不能够具备的、我们的独特优势。从事后效果看，这个目的我们达到了，我们《笑傲江湖》中大侠出没的地方就是人灵地杰，山川秀美，水光潋滟。因此，我们拍摄过外景的大部分地区，都因为《笑傲江湖》带来了意想不到的、高额旅游收入，比如我们拍摄外景较多的浙江新昌，《笑傲江湖》播出前的游客量大约一年两百万人次，占县生产结构收入的第六位；《笑傲江湖》播出后的游客量翻了四番，旅游收入提升到县收入的第二位，成为县里的支柱产业。而我们为表现山川秀美，付出了“经验积累”的代价：大量的武侠迷不同意我们这样的做法。他们也喜欢好山水，但是他们更要看“快”。 这是我自己的总结。当时网上的很多漫骂只是一个情绪的发泄，有点像受了窝囊气的泼妇骂街，反正怎么痛快怎么来，却都没有说到点子上。那些让我看了生气，细想想觉得可笑的“言论”，只是为我提供了一个“愤怒”的氛围，督促我夜深人静时分析：是什么让他们这么生气？ 找着“气点”也是不容易的。就像不让人无端受窝囊气其实也是人性的一个基本美德。我决心要让大家越来越快乐，越来越痛快，越高兴。 《射雕英雄传》的节奏调整从剧本的创作阶段就开始了，但是依然做不到尽善尽美，做不到我感觉到的程度。缠绕我们的困难，也离不开对于原作如何修改的困惑。依据原作的故事进程，在电视的画面叙事中会出现支离破碎、莫名其妙的状况，人物像游客，忽来忽去的。这就是文字与影视的差异，这种差异完全不是通过简单的转换，而是一种“语言”对另一种“语言”艰难的翻译。像我们对外域作家的喜爱程度，百分之七十都控制在翻译的手上。 如何将这种状况的“翻译”做到节奏流畅，又遵循原作，让人看了少生气，少在“街上”叫嚣？ 改进《射雕》节奏的方法之一，我们想到的是重新清理故事的线索。原作中虽然一开始讲的是杨铁心、郭啸天两家人的情谊，遭遇，但是故事刚刚展开，一场血腥的厮杀又使得故事的发展呈单线索行进了：杨家后代失去音讯，原作小说基本以郭靖的成长为为主要描述，原本应该相同重视的杨家后代杨康，失去了线索，被文字忽略。其消失的长度，以电视剧的时长来计算，大约有三、四集没有杨康。这也无偿不可，但是对于视觉的电影、电视，多条线索的并进总是容易好看，增加节奏，也正是我们想要改进的初衷。于是决定：增加杨康，以及与他有巨大关系的穆念慈的戏，与郭靖这个人物并行发展，两条线索铺呈前半部的《射雕英雄传》。 是这么想的，也就这么来做了。在剧组拍摄期间，先是一个编剧，后又增加了两个编剧，几乎全程跟随剧组的拍摄，根据大家的建议，改编、增加杨康与穆念慈的戏。 这样做一方面的原因也是无可奈何，因为时间紧迫，剧本一次又一次地改动，依然没有使大家觉得完善到满意的程度，而在时间上又没有余地等到编剧全部改写、增添到满意再拍摄。在拍摄《射雕英雄传》的时候，最多的工作就是在夜深人静，拍摄结束的时候主创人员的会议，投资人也参加，杨康的扮演人周杰也参加，各自阐述己见。创作氛围认真而热烈——激烈的程度，值得怀念。半年之后，《射雕》拍摄完成。 没有想到的是，后期剪辑时的感觉与前期拍摄时多头并进的努力南辕北辙，全部我们增添的杨康戏都显得那么的多余，画蛇添足。我不由得佩服金庸老先生编写武侠故事的手段老辣，我们的想法在理论上是完全正确，“有理”的，但是在实践中，正如金庸先生曾经因为对于港、台改变他的原作感觉不满时说的，“如果你们写得好，你们可以自己写一个武侠故事”，看来也不尽然是气话，确实没人写得过金庸先生的武侠，年轻人也不行，多少人加起来的脑子也不行。 经过后期剪辑的《射雕》，剧情铺设又回到原作的安排，对于“加快节奏”的改革，更多一些体现在镜头运用的长度上，尽量快、果断地推进故事进程，利用镜头的独特视点，比如增加进去的航拍。 还有，对于人物设定的创意，比如梅超风。 在我们拍摄《射雕英雄传》之前，所有看过武侠剧的人对于著名的梅超风都有一个几乎一致的认定：披头散发，声音嘶哑，面貌丑怪，举止恶行恶状。这是香港的梅超风奠定在人们心里的“恶女”样式。追溯起来，还不止是梅超风，连“东方不败”的形象也是这样。没有人阐述过为什么这两个知名人物的造型是这样？也不知道是依据什么。我觉得，东方不败修行的过程和追求的结果，一定是非常女性化，外貌极美的；梅超风更应该是一个才（工夫）、貌出众的女子，否则，怎么会成为师傅黄药师最钟爱的徒弟？甚至在多年以后也念念不忘？如果不是貌美，又怎么可能与师兄私奔呢？古今中外听说过一个男子会与一个形态丑怪的女子私奔的事吗？ 为了准确给梅超风定位，“梅超风”成为我们《射雕英雄传》剧组前后被讨论次数最多的人物。除了外貌形态的讨论还有她的杀手锏“九阴白骨爪”，在这个人物身上应该怎样表现？这一切都推定：谁来扮演梅超风？ 我们选定舞蹈家杨丽萍不是一时的兴起，更不是偶然，我们要有一个适龄女子与众不同的美貌，还要有与梅超风这个人物相当的手的奇特表现力。非杨丽萍莫属。 从影片完成之后的结果来看，这样为一个人物所做的反复思忖、推敲太有必要了，比较准确地把人物从内在、到外貌、到动作设计统一了起来。遗憾的是没有从梅超风这个人物的成功突破点蔓延到其他的人物，以至留下不小的遗憾。比如老顽童，现在反思，他在我们拍摄的《射雕》里面只被外在地造型了一下，演员的许多“劲头”没处使，因为如果我们没有给出好的设想，设计，演员也就无处发挥。实际上老顽童是被描写成武功最高的家伙，他的双手互搏，利用他凡事都“玩儿”的奇特个性，双手装扮不同“对手”，创出了两只手两套拳，征服了江湖。这样的“拳路”，都需要时间做充分的准备，设计的武打既要有趣好看，又要符合老顽童的个性，那对人物的塑造会让人过目不忘，又充分合理。还有像老顽童的七十二套空明拳，欧阳峰的蛤蟆功，甚至郭靖成年以后的人物性格转变，个性的丰富化，的确都缺乏“讨论”，缺乏前期文化准备的推敲。 反思这些，归根结底，当然还是责任在我。好在来日方长，我还要继续将武侠拍下去，我还有“更正”、做到让自己、也让他人满意的机会。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4）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4） 《射雕英雄传》让我觉得非常不满足的，是武打对于人物性格的塑造表现不充分。唯一接近完美的是梅超风，也有几场个别的戏出类拔萃，比如哲别射箭，他与博尔术“箭术”决斗的场面，都拍得极有力量感，超越了原作文字给予读者的想像。能够给予观众出乎预料的、超越了人们能够“一般想到”方面的想像，我认为就是成功，《哈里波特》与《魔戒》的成功就是基于超出一般人思维的想像。但是《射雕》里有近百个人物、穿梭（江湖）活动的上千个场景，一个人物的完美，某几场戏的魅力，无力于整部作品的拨冗向上。对于这方面的反思，于我也不仅然是“事后诸葛亮”，“纸上谈兵”，我们已经面临第四部金庸武侠剧《神雕侠侣》的实战，总结与归纳先前的得失经验，与以后人物设计的尽可能尽善尽美，休戚相关。 《神雕侠侣》中的很多人物都是继《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发展而来，是《射雕》的“人物成熟——长大”版，像郭靖，黄蓉，虽然已经退为“二线角色”，主要再讲的是下一代的新故事，但是这二位脍炙人口的“角”也不容忽视。还有像东邪（黄药师）、西毒（欧阳峰）、南帝（段黄爷）、北丐（洪七公）、中神通、王重阳、柯镇恶、邱处机、老顽童、英姑、裘千仞……等等，无不各自拥有奇特、神秘的武功，失去对“他们”武功的设计和把握，就是失去了这些精彩的人物，也构不成一部新武侠片的经典绝伦，内心依旧会怅然若失。 像“北丐”洪七公。打狗棒是他的形象标志，“身怀绝技”是他的身份，而在《射雕英雄传》里，洪七公最显著的身份——丐帮极典“打狗棒”的功夫没有“魅力”展现，没有得以充分的发挥，没有让观众头昏眼花好几个月对此念念不忘。他的打狗棒功夫表现得“常人常意”，很“行活”，说的刻薄些洪七公的武打摆设在其他人物的身上也无偿不可，没有什么大的“不行”。“洪七公”只在与黄蓉，与郭靖相处时的言语往来上，塑造了这个人物，那属于文戏，而洪七公这样的人的魅力，是必须以“武戏”来展现他的江湖之侠义的。 以洪七公为例，在即来的《神雕侠侣》中，怎么在“打狗棒”的打法设计上找回弥补？如何赋予它超乎寻常的想像力？得以帮衬展现洪七公这个人物的经历与个性？ 还有诸多其他延续的人物。 《天龙八部》是我们终于向前微微迈进了一步的骄傲。《天龙八部》在各地相继播出后我在网上看到了许多议论，其中有—— “我已经看到十五集，看到这里我已经完全可以确信……（夸我们，骂别人）” “胡军的萧峰绝对是最有震撼力，最有气魄的一个萧峰，香港的那些什么……而这个萧峰，才真正把震慑令人胆寒的野性，发挥的淋漓尽致，才把人本身内在的精神力量展现的透彻无比……胡军的萧峰则是真正的野狼……别再跟我提什么梁的萧峰，黄日华的萧峰……” “虽然这部作品还有很多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尤其是为什么把第一集拍的那么糟）但是看到内地的武侠剧终于有了这么大的突破，相信大多数的网友都想抱头痛哭一场，唉，咱们骂了这么多年，熬了这么多年，不就是盼着今天吗？……” “至于武打设计，这版的武打应该说是继承了央视笑傲的武打的优点，能写实的地方都尽量写实。如果有人还指责天龙的武打夸张，那只能说这个人自己很无知了，那些夸张的地方都是按照书上来的，这些人好像没读过天龙一样，天龙里的武功本来就是神话化了，如果电视剧里不把这种神化的色彩表现出来，这些可怜的无知的人是不是又要乱骂了。而且香港天龙里的武打设计根本没有办法和新天龙比，完全不是一个层次上的……” 等等等等。 还有网友说看到第二十集阿朱被乔峰误打而死就发誓不再往下看了，以兹证明“偶（我，网友）”对阿朱的绝对的钟爱。种种评述，多得看得我一夜又一夜，夜夜都看到下半夜。 《笑傲江湖》时看网上对我的骂，也是一夜一夜、夜夜都到下半夜的，无非从来没有说起，要说就像吵架了。《天龙八部》受到这么多人喜爱，虽然不是我事先有先见之明的料及，也是一件让我们欣慰的高兴事。像找毛病一般再翻拣让大家喜欢的原因，细细想来我归纳为：我们触碰到了、演绎出了大家常常挂在嘴边的“人之常情”。什么人之常情？我觉得就是爱情，亲情，父子情，兄弟姐妹情，等等这些我们人人都在日常中体会到的常情。从此出发，在《天龙八部》的人物人性塑造上，我们都在从高处往低处降，不给一般的武侠剧中总会有的那股不食人间烟火的凉气，和让人半懂不懂的语言对话，那些“武侠剧”，将它的人物束之高阁了。“仰望”总是一件最终要累坏人的事情，所以把自己，把我们的故事放入到平常之中去展现比较好，而我们要寻找常态之外的独特，并非排除常情，而是应该包含在种种常情之中独到之处。 金庸先生的小说首先给予我们的，也正是如此亲切的人物关系和处境。 无论是哪一件事情，都可以从它面对人群的需要，看出它不同方面的孕意。我们拍摄的武侠剧，自然有着它为不少人所喜欢的娱乐新闻，某某角色究竟会由某某来演啊？其背后的竞争、风云涌动、八卦传闻……都是和平年代的欢乐音符。 却是一些没用的“调子”。弹拨这些调子，就是靠近“无聊”这股主旋律了。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5） 第一部分 - 武侠三部曲（5） 我愿意谈论的事情，也未必与他人是一件有意义的事。但是“温故而知新”嘛，我一直在参照着网上的武侠迷们对于武侠的迷狂和对于我们尽管有些词不达意、却也流露了真实心态的怨极、愤极，来修改、创意我们武侠人物的视觉表达，再来文字回顾总结一番，也不会是一件讨厌的事情。 拍完第一部武侠剧《笑傲江湖》内心的复杂“波澜”，在今天已经渐渐清澄，平静。许多问题在第三部、也是最近的一部《天龙八部》中，得以缓解。比如我一直在念念叨叨的节奏，武侠剧神奇以外、直趋人心的“感人肺腑”，还有独特的武打风格，都得以体现，确立。《天龙八部》的情，是我所说的人之常情，它不是架空在人情人性之上，而是回到“我们的体验”中来的亲情，爱情，像我们对阿朱与乔峰、阿紫对乔峰、等等人物之间的感情的视觉表现，在遵循了原作的故事描述之后，又寻找（体现）出了常情中的独特。打动人感情的就是能够呼唤出人们真实记忆的、能够理解与想像的“情”，这是能够让人感动落泪，能够打动人们心弦的：谁没有亲情、爱情的体验？谁又能够忘记这些体验？ 电视的所谓“成功”，在不少方面由“借助”与“想像”组成。借助的，是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中都有过的、深深不忘的东西，是双脚行走的“土地”；而“想像”，对我们而言是我们点、点加高的空间发展，是有依又有据的空中蜿蜒爬升；在半空另起高楼、所谓“高起点”的做法，脱离了“土地”那就一定是事故。开个玩笑，这样的“事故”倒不至于出人命，但是投资人是要大流血了。 《天龙八部》终于出现、确立了围绕人物性格来设计的个性武打。“套路”，“行活”，在我们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还是阴魂不散，恼得我们几乎无计可施，《天龙八部》让我们长出了对策。 《天龙八部》中人物的武打设计，考虑到人物的个性和经历，不再仅仅是一种神奇的表现了。曾经在拍摄《射雕》的时候我提议过，我们的武侠剧应该“文戏武拍，武戏文拍”，既是让文戏动起来，武戏呢，应该具有文戏的人物性格表现路数。说很容易做很难，经验积累也需要支付时间的代价。《天龙八部》“晓光初现”。在拍摄之前，我与动作导演赵箭反复磨合、商议了好几个月，从香港、台湾的武侠片，到美国的科幻电影，《剪刀手》。这些大量的影片没有激发我们的想像，只是起到了“排除”的作用：不能这样拍；也不能这样拍；这个不对；我们万万不能那样…… 回根溯源，还是依据金庸先生小说原作，寻找人物武打设计的支点。比若乔峰，我们找寻到他的特点是“力量感”，后来影片中乔峰的大部分动作设计，都是拙朴有力实在，没有花哨。尤其是为这个人物设计的“降龙十八掌”。我们在《射雕英雄传》里面为郭靖设计的“降龙十八掌”现在看来是很没有创意的东西，难怪人们不满意，无论何时何地，一“降龙十八掌”，就有一条金灿灿的“龙”在双掌间呼吁而出。《天龙八部》我们考虑到乔峰这个人物的力量，“降龙十八掌”做了依据人物的调整：将乔峰身边的任何环境“材料”，组成为他的“降龙十八掌”威力源泉，如果在水边，就是水，在山上，就是山石草木，这样的设想与设计，事后得到了观众的认可。 还有虚竹。原作里面他武功的得到、长进，都是在一种不知不觉，误打误撞的情景之下。怎么体现这个“不知不觉、误打误撞”？比如拍摄无涯子传授给虚竹非凡武功这场戏。港片的同样情节表达是：两个人头顶头对垒在一起，依靠人头顶的“百汇穴”，来倾灌全部的武工。但是这怎么会是“不知不觉，误打误撞”？最终赵箭有了“依据设想”：让两个人背对背坐在一起，然后，他们的思维仿佛进入到失去了时间控制的某个“时光空隙”，无涯子七十年的武功在失去时光约束的“空间”，传授给了虚竹。虚竹浑然不知。这既有了影视的想像表达，也符合了原著的描述。 还有段誉，他的“凌波微步”。也是反复揣摩原作的描述，最终找到杂技团小丑的一种步态依据：前仰后合，趔趔趄趄。发挥了这种步态，就有了段誉身体对于一切外来攻击的躲避，而脚的立足重心点是不变的，并不是在地上“飘行”。 当所有的想像，都“有理有据”地出乎人们的想像，人们就会说：对了，我就是这样想的！和我的想像一样！ 第一部分 - 从令狐冲到乔峰（1） 第一部分 - 从令狐冲到乔峰（1） 一直以来，挑选合适的演员扮演剧中的人物，是每一部戏开拍之前都要面临的大问题，人物（演员）选得不对，其他方面做的再好，都有逊色。都“不是那么回事”了。明星的最大价值，也就是他（她）们的票房号召力，并不仅仅是他（她）们的青春美貌，而是他（她）们塑造人物时所具有的独特魅力，演什么像什么，比如达斯汀.霍夫曼，罗伯特.德尼罗，尼古拉斯.凯奇，阿尔.帕西诺,梅里尔.斯特里普，伊斯特.伍德……等等，这些都是美国的大牌，这样具有世界知名度的艺术家阵容在中国目前确实还没有。中国目前的明星们都要等待经历时光的考验，等待青春的逐渐消失以后是否还魅力不减，那时才知道他（她）们是不是可以和那些大牌相提并论、相抗衡的艺术家。 剧中人物与演员之间的性格对位，既是剧组也是演员本身的幸运，“塑造”就是一件较为自然从内走向外，而不是依靠外在的服装、化妆、语言方式、行为来寻找“内”的艰难过程。从我确定拍摄《天龙八部》那天起，乔峰的扮演者就是胡军，再无第二人选。 初识胡军还是在为《笑傲江湖》选择令狐冲的时候。他当时给我的感觉是有一股极其强烈的男人气，眉宇之间英气昂然，眼神里面有一股生硬的冷俊。显然他与令狐冲是不对位的，令狐冲没有那样的硬气，更多一些与李亚鹏眼神里面的单纯、柔和吻合。但是胡军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还记得那天晚上试完令狐冲的戏之后我和胡军的一段谈话，我说，“令狐冲你不合适，有机会的，我们一定会合作一把。”我当时说的机会，就是我暗想如果我还要拍摄《天龙八部》的话，胡军就是乔峰的第一合适扮演人选。但是话并没有说到这么清晰，没有留下这样的言语前缀，因为当时《天龙八部》还是一件没有影子的事，我自己都不知道我有没有这样的机会。 二○○二年谈下《天龙八部》的拍摄以后，我们立刻与胡军的经纪人联系。当然胡军的想法也与我一致。现在大家看到的乔峰——萧峰，就这么诞生出来。 一个演员与一个角色性格重合的巧合经常会有，我拍摄过的电视剧里面就有比如孙海英与石光荣，周迅与黄蓉，李亚鹏与郭靖——无论你们反对与否，我都这样认为。其实在为人物所做的演员寻找上，依据的也是这点。胡军与乔峰的暗合为剧组节约了大量奔波的时间，但是，其他演员的选择就比较费周折，最伤脑筋的是《天龙八部》里面为数不少的小美女，大美女们。大美女还还略为好办，人物的情感经历所滞留在性格中的复杂，尖锐，与当代人们的情感迹象都相似，但是那些气质纯洁的小美女们呢？当今的娱乐圈，还留有多少这样气质的纯洁美丽？ 比如王语嫣，比如阿朱，阿碧，还有任性妄为的阿紫…… 《天龙八部》里面阿碧的扮演者王袆，是金庸先生二○○一年在杭州的浙江大学给学生们讲座时与他的太太一起发现的。当时王袆还是一个浙大二年级的学生。因为在去《射雕英雄传》外景的途中，我也在杭州，当天晚上就一起见了王袆。果然清纯秀丽，正是金庸先生笔下人物的年龄。这是最早定下的《天龙八部》演员。开始是想让她扮演阿朱。但是她显得更为单薄和沉静了一些，与阿朱不相吻合，几番设想，最后定为阿碧。 在当时的选演员中，最让我们头疼的是王语嫣。她在金庸的笔下是那么一个美若天仙，纯洁无瑕，又聪明无比的女孩儿。为选《天龙八部》的演员，我们阅美女无数，各种不同的美丽，但是几乎都与头等重要的纯洁有相当的距离。纯洁是一种仍未被破坏掉的天然的东西，而娱乐圈向来是为破坏这种美为拿手的，好好的一个一个人，不知不觉中就被拿捏成了另外一副模样，自己还以为老练、能来事、无所畏惧都是褒义词。《天龙八部》定在二○○二年的九月开拍，但是都近七月底了，这若干挑大梁的小美女都还没有落定。这时投资方之一，九州音像的王鹏举（也是《天龙八部》的监制之一）发现了一本杂志，封面人物是一个笑容灿烂的女孩子。他拿来给我看，我们一致认为这个女孩有点意思，是一张新面孔，起码从照片上来看，纯洁还是一件她还没有完全失去的东西。 杂志对封面人物的解释是“青年演员刘涛”。我们的副导演依据这条仅有的信息与杂志社联系。 另一方面，一个演艺公司的经纪人告诉我，有一个不错的女孩子可能符合我们寻找的要求，她本人还在天津拍戏，不过在三环路上有一个“金菲大厦”，上面有她的广告照片。我还专门开车路过了金菲大厦，看到了那个女孩的照片。又打听她的背景，从小在美国长大，回国拍戏一直是母亲陪伴身边，没有过“闯荡江湖”的经历。这个女孩就是刘亦菲。 刘涛和刘亦菲是同一天被我们邀请到《天龙八部》剧组的。这天之前已经有无数无数美丽的王语嫣和阿朱试过戏。她们的到来还是让所有的人精神为之一振。她们的年龄，她们纯洁大方的气质，还有两人同时具备的聪明，伶俐。试戏的结果，刘涛更适合扮演阿朱，王语嫣就是刘亦菲了。 从目前观众反馈的意见来看，她们都是称职的，金庸先生见到刘亦菲以后说，“看了你演的《天龙八部》，他们就知道了我写的神仙姐姐不是骗人的，天下就是有长得这样好看又聪明的人”。我觉得《天龙八部》只是她们两位演艺事业的一个好开场，并没有完全发挥到极致。目前刘亦菲在北京电影学院以上学为主，刘涛在我们的《永乐英雄》里面扮演重要的角色，不久将以完全不同的面貌与观众再度见面。 《天龙八部》的中心人物乔峰落定为胡军的时候，《天龙八部》的所有工作都还没有开始。胡军几乎可以说是一颗定心丸，《天龙八部》是由这颗“定心丸”开始向外辐射展开一直到全部圆满结束的。 二○○二年上半年。工作时间表，在剧组的墙上挂出来了；剧中人物的候选演员照片，在墙上贴出来了，每个人物都有一串的被选择演员，安排一一试妆试戏。但是，有一个人物的名字下面一直是空空的白墙，无任何适合的候选人：乔峰的父亲——萧远山。 第一部分 - 从令狐冲到乔峰（2） 第一部分 - 从令狐冲到乔峰（2） 这是一个分量很重的人物，可以说没有萧远山，就构不成整部《天龙八部》的跌宕起伏，构不成乔峰的命运和性格。但是，萧远山在戏中又是一个虽然“阴魂不散”，露面却不多的人物。找一线的演员，这个人物戏虽重，戏份却不多，一线的演员一是太忙，再说也不大会为这样一个人物耽搁不尴不尬的时间。二线的演员，分量又不够，气质也有差距。这时剧组有人提议，让我来扮演。 理由有三：我有与乔峰的扮演者胡军一般的高大个头，且比较魁梧，有一个“乔峰”这样的儿子理属应当，比较“眼顺”；曾经我也是一个演员，尽管改行制片人以后人们统统忘了我以前是干什么的，但是自己坚持不懈依然热爱演艺事业，只要导演分配，哪怕是一个没有台词的小配角也认真演好，至今没有离开过电视屏幕（《水浒传》中拉二胡的，《笑傲江湖》中的王元霸，《射雕》中的王重阳；《青衣》的老导演，等等），一直眷守着一个演员孜孜以待的表演愿望；第三，某些地方与萧远山的“神似”，因为他们认为萧远山隐匿江湖多年，就该有一脸的大胡子，以及无须再化妆的花白杂发。于是微微颔首、点头称是、开口说对的人越来越多。我内心暗自高兴。这个人物可是一个真正的角色，不再是连开口机会都没有的、混在人群中拉拉二胡的江湖艺人，也不是空有一身武艺却不让我展现一番，只让我“目光深邃”地说了几句老道江湖话的王元霸。再看《天龙八部》（每次拍戏，都要看无数遍的原作，为了核对人物、场景尽量的准确），我就特别留意萧远山了，他的经历遭遇，他的诡计。我发现外形上我与萧远山的确还算接近，我若剃掉胡子，也与胡军有几分的想像。但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东西阻隔了我与萧远山：我的眼神不是萧远山。他年轻时代妻死儿散的经历，和多年隐匿江湖的山野生活，把他变成了一个凶残、杀人不眨眼、为了仇恨不惜于嫁祸于儿子的人。我没有那样阴险凶残的眼神。 我开始对着镜子练眼神：眉峰高耸，或者“苍然”远离，暗藏眼窝之中的眼神如何对折，或者冰寒锐利，反正不能是那么常人能见的，要既狠毒又阴险，让眼神像一把飞刀，在没有出手之前先让眼神飞出去！ 在很久以前，我有过剧组因为一个角色而寻找到我，邀请我演出的事实，荣幸的还都是男一号。这样光荣的日子在三十年间早已经远离我而去！再没有人会是因为一个角色而想到我，这对于我来说，职业的孰胜孰劣亦是泾渭分明。这方面我只能效仿希区柯克，在每一部自己拍摄的戏里面客串一个角色。这在征得导演同意之后，对我算是过一点瘾，也算是留一个纪念。 剧组同仁推荐我演萧远山让我一时意气风发！但是《天龙八部》的剧本出来以后，我知道“我的萧远山”又成为了一次妄想。这个人物在《天龙八部》中占据有将近八集的戏，可能对于一个职业演员来说，萧远山的戏太少了，要花费时间来扮演这个人物，的确还要斟酌一番。但是对于我，“演员”早已经不是我的职业，虽然还有这份心，客观上已经没有了这番时间。我不可能化着萧远山的妆，穿着几百年前的衣服，指挥这个，谈那个，在这个什么上面签字，与那个代表了什么事情的人谈判事情结局…… 我的工作已经使我像了一只候鸟，从这个地方飞往那个地方，从这件事飞往那件事。无非间距这些的不是季节，而是小时、天。 我和导演说，不行了，这份工钱省不下来了，还得找专业的演员来演。 有一道阴深的眼神穿透岁月穿透记忆直刺到我的眼前。那是《从奴隶到将军》的杨在葆。然而几番思虑，还是放弃了，如果杨在葆的《从奴隶到将军》是这几年的电影，那我会毫不犹豫……然后想到许还山。让我们犹豫不决的依然也是年龄的问题。萧远山的出场还是一个三十多岁的壮汉，戏虽然不多，但是极其重要，这也是看到剧本之后除却时间的冲突我放弃扮演这个人物的另一个原因。我觉得宁可要一个三十多岁的人再扮演后来六十多岁的萧远山，也不能由一个五六十岁的人来扮演三十出头的萧远山。 这样，萧远山的扮演者定在了三十多岁。 然而找不到一个人在外形和气质上能够扮演乔峰（胡军）的父亲萧远山的。 二○○二年九月，《天龙八部》在怀来开机拍摄。在第一部分的拍摄内容里面，就有萧远山的戏。万般焦虑之中，想到了一个“无奈之策”，让胡军自己来扮演萧远山的年轻时代。我们相信胡军表演的功力，同时在外形的塑造，在化妆和服饰上极力拉开萧远山与乔峰的距离。 十月，全剧组移师到浙江新昌外景地。新的冲突出现了，胡军作为《天龙八部》的男一号，每天的拍摄计划都是安排都是满满的，只有来不及不可能有时间的富裕，因此根本无法分身再去扮演老年的萧远山，除非现场大量的演员都等候着。这怎么可能呢？即使剧组能够花费本钱做到，那也是行不通的，其他演员的时间也是极其珍贵啊。 急中出招：将萧远山这个人物一分为二，老年的萧远山另外请人扮演。现在剧中的情景就是这样，老年的萧远山，由老演员张谦扮演。 从目前的结果来看，胡军的“青年”萧远山和张谦的老年萧远山都该算是成功成型；但是就一个人物的总体塑造而言，萧远山其实是一个败笔，人物无法达到贯穿一生的一气呵成。仅仅是救了急。 我们有一条不成文的规矩，凡剧组主创人员在戏中客串了角色，不管这个角色是大是小，一律没有稿费，若是有（角色比较重要），也必须是以吃饭的形式，请全剧组人吃光了之。这样，剧组节约了请人的开支，大伙儿也多一个“上镜”的机会，忙乎的人最终也没有“白忙乎”，全体上下都高兴。 因此在我们的剧组只要有表演的才能，是不会被忽略的，最不起眼，也可以扮演一个有近景的群众演员，会说话的还可以领到一句台词：“不行！”、“对！”、“走！”之类的；有演技的，可以在群众中扮演“有某种情绪”的表情，或者正“倒地死去”的士兵，我们的一个场工扮演这类人物是强项，每次都有超出导演要求的表现，在地上滚一圈，挣扎几下，“死”得很好看。剧组工作人员被我们“发掘”出来，演的最好的，是《激情燃烧的岁月》里面的“张永厚”，一个经常帮助石林的农村战士，扮演他的是我们剧组的道具师，“著名作家杨争光”的弟弟杨卫国。杨卫国也是农村长大，憨厚质朴，说一口地道的陕西话。他没有演过戏，但是那个角色挖掘出了他的表演才能，而且还是同期录音。现在许多科班出身的演员都未必能够做到在镜头面前自若、自在地说话，但是杨卫国轻松地做到了，说的自然又好。这个角色给很多观众留下深刻印象。《射雕》我们又让他演了一个角色，鉴于他的陕西口音在《射雕》里面的不方便（怕笑场），我们让他演了一个哑巴仆人。 第一部分 - 从令狐冲到乔峰（3） 第一部分 - 从令狐冲到乔峰（3） 周晓文在《天龙八部》里面也客串了一个角色，“无名僧人”。对于这个人物的要求，不但“武功绝世”（我们的武戏导演能够拍成那样），外型要求瘦若枯柴。要像“阿里巴巴网站的马云”那样的瘦法。周晓文打动我们的一是他的瘦，再是他和我一样是可以全面免费使用的，而且“不占地儿”，不需要再安排食宿行。没有想到平时看着挺瘦有点“枯柴”意思的人一上镜头完全不瘦，因此这个虽然出镜不多，但也是挺重要的人物也是败笔，除了为剧组节省下了一笔开支。 我告别萧远山之后，终于分得了一个“丐帮帮主”的角色。这个人物戏不多，总共加起来我一共拍了不到三天时间，但是若要请人来演，他得来来往往剧组三次，每次只拍一天，因为丐帮帮主的戏分别在缙云，永康两个不同的地方不同的时期拍成的。用我，剧组同样省了旅宿，省了稿酬。但是我这个丐帮帮主无论怎么解释，还是胖了一点儿，所以也算是败笔！ 除了省钱。 我不知道喜欢看金庸先生小说的朋友，看过《天龙八部》后有没有琢磨过这个问题：《天龙八部》究竟谁是男主角？是段誉？还是乔峰？ 我很早以前第一遍看完《天龙八部》时就想过。去年要拍摄这部小说就更得想了。在小说原作中，描写段誉的篇幅远远多于乔峰，段誉与那五个漂亮“妹妹”的关系也是曲折波澜，由情到亲，连带出了上一辈人的悲欢离合。而且段誉作为第一男主人公在五部集小说中完成了一部半的长度之后乔峰才出场。但是，一旦乔峰出场，无论段誉的经历多么离奇，情感的波澜如何跌宕，让我们的心亦步亦趋紧紧跟随的人物，是乔峰——萧峰。他的江湖大哥风范，他的迷离身世，他的坦荡，他的步步被人设计被冤屈，他的磊落英雄气概，当然还有他的儿女情长。 我曾经请教过专门研究金庸学著的陈墨先生，对于《天龙八部》男主角定位怎么看待？陈墨先生根据他的研究告诉我，金庸先生当年连载《天龙八部》的时候，起意是想写一部带有传奇色彩的，类似于释迦牟尼身世故事的书，男主角是一个出生于皇家从来没有经历过苦与难的单纯孩子，在无意间踏入江湖（社会）之后的遭遇，身陷复杂。所以故事的前四分之一完全围绕段誉的遭遇展开，人物出场也是依照段誉的性格展现所铺设的。因此乔峰在那么晚才出场。但是这个人物的出场显然把作者本人也迷住了，从此笔调的重力转而为他，而将乔峰身世的诸多来龙去脉，因为故事连载的不能补救，而转为倒叙，插叙，形成反而具有悬念的另一种叙事方式。 我与金庸先生也讨论过究竟谁应该是《天龙八部》男主角的问题，因为这关涉到我们拍摄《天龙八部》的立意。显然故事围绕段誉的经历展开同样也是好看的，可能还更具有传奇色彩，他所喜欢的那些姑娘们波波折折竟然都是他的妹妹，而最后的戏剧性在于他又不是他父亲的亲儿子！仅仅是这样一个故事就够好看的了。然而我觉得，段誉的故事有点像一幅锦帛，华丽，惊异，但是缺乏布的质感，那种握在手里茁实的感觉。而且段誉最终不是一个悲剧人物。具有震撼人心力量的往往是悲剧结局的人物，乔峰可以胜承这一点，故事的辗转结局，乔峰从一个大宋子民回归到契丹人萧峰，但是身为契丹人，他又挟持了自己的君王，就是为了免去与宋朝刀光血壑将死人无数的战争，换取了几十年的太平日子——这一细节与真实历史契合。 乔峰是悲剧人物，他是契丹人，但是大宋有他的父母养育情，阿朱的儿女情，他要做忠臣，他就要违背人性，他若遵守了人性，他就是一个大逆不道的、我们现在人谓之“叛徒”的人。他只有一死，以唤醒天下人不再民族仇恨、相互杀戮的谬误！乔峰这个人物的意义，完全不仅止于小说范围，他的意义可以昭示当今世事。所以我们将男主角最后定位于乔峰。因为：我要一个顶天立地、襟怀坦荡的英雄，要一个惊天地泣鬼神的英雄故事。 纵使段誉不是《天龙八部》的男一号人物，段誉的戏份也是《天龙八部》中占据最多的。让谁来扮演段誉？这是我们不容掉以轻心的寻找和期待。 拍摄《天龙八部》我执意起用了不少的新人，像刘亦菲（王语嫣），刘涛（阿朱），王袆（阿碧），陈好（阿紫）。陈好不完全是新人，属于半新半熟。这是一件让投资人难免提心吊胆的冒险事：如此一部拥有大量读者的脍炙人口的小说，新人有没有溶化为小说人物的能力、魅力？大家认不认？ 因此在确定段誉人选的时候，投资人发话了：找个腕儿吧，已经不少新人了，这次毕竟是段誉啊！ 而依照我的意思，连段誉都找新人，我想让《天龙八部》从头到尾都弥漫着新鲜藕段的清香！ 但是我更理解如此庞大投资的风险带给投资人的压力。如果我执意孤行，某种程度上我也类似于蓄意谋害，当然结局一定是“未遂”。这是我的信心。 在“腕儿”中，我们首先看上的是黄磊。然而显然我们合作的机缘未到，几次见面以后，他对段誉没有表示太大的热情，而我们权衡再三，也觉得他的年龄对段誉而言略微显得大了一点儿。黄磊与我们擦肩而过。再几番轮选，最后我们与台湾演员林志颖“四目相对，志趣相投”。 林志颖无论在台湾还是在香港、大陆，都是极好的观众缘，也有着将近十年的知名热度，这一点投资人应该说非常满意。外加他外表年轻率真，稚气未脱尽，形式上已有几份段誉的风流纯净。我们担心的是他的演技。纵览他以往的表演，外在的东西很多，手势啊，夸张的动作、表情啊，内在真情很少流露。他扮演的“小鱼儿”几乎成为否认他表演能力的一个样板。我们约见面谈。我发现林志颖不说话的时候眼神相当的宁和，纯净，在他发表见解的时候眼里的聪慧与活力像火苗，闪耀跳动。他有未被展示的才华和真情。他不仅是外在的稚气、率真与段誉这个人物相近，他内在的真情，本性的纯洁，执著，也与段誉相近。 同样重要的一点：林志颖对《天龙八部》，对段誉这个人物有极大的热情。这是非常重要的，这就像是谈恋爱，非得是钟情的，追求的，才有可能“为之赴汤蹈火”。 “段誉”是林志颖下了工夫的。如果《天龙八部》只塑造了乔峰一个英雄，段誉降格成为一个无足轻重的、甚至小丑般跳来串去的“配角”，那是我们几乎不会再有机会挽回的失败。现在《天龙八部》陆续在各地播放，性急的人已经将全部剧集的碟片看完，从网上的种种言论来看，段誉没有让大家失望，这是他应该高兴、值得骄傲的，也是我们的骄傲！ 这意味着：林志颖的“小鱼儿”已然成为过去，他的“段誉”将是另外的一种开始。 第一部分 - 杨过，小龙女…… 第一部分 - 杨过，小龙女…… 事情到今天还没有结局，这两个人的名字我比任何人念叨的时间都长，遍数都多。但是时值今日，我最想知道，却偏偏还不知道的是，杨过、小龙女，这对著名的“冤家”在哪里？ 媒体早就开始帮着我们推介、分析这些个由文字而诞生了三十多年的人物了。但是所有媒体好心的忙碌都错了，他们找的人不对，他们参与的话题，就某位“杨过”，某位“小龙女”的“窸窣来去”，基本都无事实为依据，纯属水中月镜中花，为此我无法参与多说一些什么；金庸迷们也很热情，推举、讨论频频，有的建议还不错，但是他们就像举着红绳的月下老人，一片温柔的热忱之下并不了解“内部原因”；还有广大的演艺公司，不管认识不认识都有谆谆的教导，心诚意纯的苦口婆心，是朋友的当面指教，并不直接认识的短信赐教，我至今留有一则来自某一演艺公司的手机短信：张导，天龙八部的演员您没有听取我们的演员推荐以至成功大打折扣，这次我们认为小龙女应该由谁谁谁来扮演，杨过一定要谁谁谁来扮演，这次如果不听我的，肯定失败…… 我尽量保持在直接、间接的朋友箴言中不晕头转向。面对大众娱乐，我只有一条路，我要让事实说话。 然而我的事实在哪里？这是我到目前还不知道的焦虑所在。 选演员像极了找对象，虽说“靠缘分”，细细想来还是条件苛刻：外貌顺眼就行（实际就在找最好的），性格随和就可以（考察演技的高超到细密无缝的程度，“有招似无招”），还要合适的时间、合适的地点、合适的人选（这在演员就是合适的档期、合适的价格、合适的人选）。一点不对应，全盘皆否。 苦与乐在这之中并行，难拆难分。人还没定的时候既惶惑不安，又充满希望，可以让日子在一片焦虑之中过得朝气蓬勃。一旦人定了，两个方向：选对的，幸福和安乐在“找补”中渐渐滋生，直到永远；万一错了——毕竟这样的事情也发生过，从此不得安宁，不换人的，日子凑合着在唉声叹气中过，要不斩钉截铁承受代价“离异”——换人，那也是劳民伤财江湖又一次话语纷纷！ 什么样的人能够对应上千千万万金庸心目中的杨过，小龙女？ 这本来就是一个无法找到答案的问题。不要说一个诞生在虚拟之中被人们越想像越完美、越期待越缥缈的人物，就是一棵明明白白的树，一只确确凿凿的狗，一碗横贯中华上下五千年的菜，也无法做到千千万万的人同喜同爱。但是我们还是要找，因为历来就是如此——理想一旦出现，就剩下一条路了：尽量去实现它！ 我们的理想，就是金庸先生在将近半个世纪前孤独地举着小旗为我们悄悄种下的埋伏：那个痴情痴爱、侠义奇妙的武侠世界啊…… 现在是完全不孤独的我们在被围观中举着小旗寻找…… 金庸先生的小说大多情节波折离奇，人物众多，故事发生地域广袤。我们拍摄金庸先生的小说，都是跑遍天南地北，各种演员各种服装上千套，上天入地地拍，练了我们的本事，大饱了观众的眼福。 《神雕侠侣》中有名有姓的角色一百二十七个，其中重要角色大约三十个，为了尽量让每一个角色接近读者心目中的想像，每个角色我们都备有五到八个演员的候选，给他们（她们）机会尽情展现自己的表演才华，直到我们多方、多次认可这个演员与人物的关系。 杨过、小龙女的候选演员就不是几个、几十个了，我们简直就像在大海里面捞针，汹汹涌涌中就是摸不着那细细、尖锐的一根！“大海捞针”所形容的困难，渺茫，消失在无形中的细小具体，在我们这一段时间对杨过、小龙女的寻找过程中，有了确切的体验。小痞子般顽劣的杨过好找，痴痴情情的杨过好找，侠之大者为国为民的大英雄杨过也好找，但是将这三者结合起来在一个人物的身上通过一个演员来演绎来塑造——太难找这个人了，到现在还没有一个这样的演员我能够想到、或者自荐有理、或者推荐准确的。小龙女，被大多数读者认为是“不食人间烟火”的一个奇异女子，但是，什么叫“不食人间烟火”？说，“哦，一种气质”，这是一种什么气质？投资方，演艺公司，观众意见，朋友同事，大家似乎没得选择，给我们推荐的都是一些“人间烟火很旺”的歌星影星，这些女子中哪一个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只有“食得”熟练，“食得”入迷的。我想了半天觉得也许只有“新人”了。但是，新人“新”的原因不是因为演技不够纯熟，就是因为年轻。小龙女呢，一个清纯、几乎不变十七、十八岁的外貌、内心老练、情感阅历丰富的女子，又是哪一个“新人”能够从内到外承担的起来的？ 我太困惑了，面对芸芸的“新人”，处处在发光发亮的“星星”，小龙女还一直是金庸先生画给我们看的一个童话，无人能够将她走入人间。或许我们应该改变方式，不是寻找一个小龙女，而是培养一个小龙女？就像当年千百度的寻觅，最终还是“培养了一个潘金莲”，从说话，到走路，到习惯宋人的穿戴自然而然的举手投足，花时间在演员的心里埋下一块她根本就没有过的东西…… 第一部分 - 一个“侠”字 第一部分 - 一个“侠”字 记者们经常问我的问题中常常会有：你认为的“侠”是什么？ 二○○三年年底我们在浙江横店拍摄明代宫廷生活背景的《永乐英雄儿女》，戏中男主演之一牛飘扮演一个叫胡不归的侠士。晚上看粗剪的片段，讨论到了“这么是侠”？牛飘突发感慨：拍了这么多天戏，现在我知道这么是侠了，侠是中国人的一个梦啊，就是那种梦境里面的感觉，走路都是飘的，不能好好走路，看见房想上房看见树想上树…… 牛飘讲的是他那些天被吊威亚，飞来荡去扮演侠的感受，但是他的笑谈其实揭示了一个不小的真相：任何一个中国人心里的“侠”，说到底都是不现实的，是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的一种奇想，寄想。这个真相实质上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巨大的挑战：一旦我们把人人各自都有想像的侠的形象具体化，我们就意味着遭非议，接收骂声和白眼——现实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和人的想像划等号的？ 侠的描述向来就是来无踪，去无影，危难时候出手不凡，关键时刻救困解难，侠的塑造是中国传统封建社会压抑、不公平、不强调法制的现实环境中诞生出来的寄以人们无限希望的非常人形式。金庸先生曾经说过“侠之大者为国为民”，这是侠的境界，他笔下武侠小说中的英雄人物就具备他的描述，像郭靖，像令狐冲，像乔峰。而在现实中的中国古代历史上，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大儒家，也是把自己称为侠的，当今的许多孔子塑像我们都可以看到，身为学者文人的孔子是配着剑的，尽管并没有历史记录孔子老人家擅长剑术，但是这样的形式（剑的佩带）多少代表了“侠”的一个外型特质，剑暗示着拔刀相助，视拯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己任。孔子，孟子都是有这样自觉意识的人物。而反过来人们对于侠的期待也是见义勇为，主持公正，打击大多数人们无能为力的黑暗，不公平。所以“侠”在我的看待里，“侠”这个字更多是一种不那么现实的精神气质描述。这样的理解成为小说就很确切，小说的成功与否大多与现实的距离成正比，距离现实越远，越接近读者的期待，越是引导大家的想像，越为读者接受。 但是电视剧的事情是要把所有的想像都成为人们眼前、客厅电视机屏幕上的事实，“侠”的回答就不仅仅是我前面回答的那样单纯了。仿佛要把梦境走成真实。那我就这样回答：这些人物还原在普通的生活中也应该是普通的人，孔子不也是一个爱好乳猪的美食者吗？毛泽东老人家说过“想想林黛玉也是要上厕所的”表达的也是同一个意思。只有在不同于平常的关键时候，“侠”才从人中突显出来，形成精神性的凝聚。这是我们寻找“侠”的扮演者，寻找人物“现实性”的依据。 金庸先生多次说过，央视两届“感动中国”的人物，就是我们现实生活中关键时候的“侠”。 武侠片的类型几乎与电影的发展是同步的。我查阅有关武侠片的历史，发现在上个世纪的二十年代就已经有武侠的电影，像《水上英雄》、《小霸王张冲》、《火烧红莲寺》，连续到这个世纪，也有将近八十年的历史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拍摄武侠片的代表人物是香港的电影导演胡金铨、张澈，五十年代末期，金庸和梁羽生的新武侠小说在香港的风靡，对于武侠的影片有了全新的推进，我理解是人情人性的推进以及对于侠的想像力的推进。香港的武侠片发展也随之迅猛突变，但是我们在八十年代初看到的《霍元甲》、《陈真》还是动作片，还不是出神入化的武侠，直至一九八三年香港的《射雕英雄传》。香港武侠片的日益成熟与发展，铺就了一个重要人物——想像力超群，表现手法奇异——的出场：徐克。中国的观众因为千年戏剧舞台的影响，对于镜头、画面也是“戏”的观念，徐克的镜头分解了固有的传统，侠是传统的，影像镜头的表达却是现代的，是对于时光的分切。徐克对于“侠”的理解与表达，把侠的视觉形象逐渐推向了极至，他的每一部影片也在追求各异的样式变化，徐克的创新与智慧终于使武侠片走入了绝境——他几乎全面地满足、超越了观众的期待与想像，其他人，也包括徐克自己，都无法超越他已经创造出来的侠的形象。 大陆的武侠片在此时走马上阵。 我们的武侠片是在这样的时候开始制作的，一九九八年，央视版的第一部金庸小说《笑傲江湖》制作成电视剧。我们不仅是从我们的零开始，我们还从别人的成熟、成功开始。徐克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一条好走的路，反而因为他的壮大强势而堵住了所有了路。创新的难并不是没有点子，而是在实现“点子”的时候依然难以摆脱旧有的习惯，思维习惯，操作习惯，视觉习惯，电视剧习惯……我们的第一部武侠片《笑傲江湖》与二○○三年大受欢迎的《天龙八部》的差异，从根本上来讲就是挣脱习惯思维与表达的程度、与另辟蹊径的尝试。 我们另辟出来的“蹊径”是什么？ 斯皮尔伯格的电影是对我们思维影响的潜伏开端：高科技对电影电视的介入。在旧有的思维状态上寻找新的高度可能是一件没有前途的事情，而自己身之所在的时代肯定具有历史的经过所没有的优势，这样的发现就是与旧的突破，也是我要寻找、在另辟的“蹊径”。斯皮尔伯格之后是电影《魔戒》，还有《骇客帝国》。我感兴趣的是他们怎么做到了高科技与情节的融合，也就是说想像力的新物质化。这方面美国人做到了，而且他们开放，不保守，他们的拍摄花絮就是全面地告诉观众，他们是怎么做到的。 一直以来报纸的娱乐记者和电视观众在网上的议论都在拿我们拍摄的武侠片与以往香港拍摄过的同名电视剧在比较。我觉得这样的比较就像我们以前识别电影里面的好人、坏人，太简单因而没有什么意义。从我们开始拍摄武侠片的开端一直到我们继续在寻找、在尝试的现在，我们从来没有参照过、也没有希望过这样的比较，无论我们做的是好是坏。而我的内心，我一直在参照的是美国电影人的做法，因为他们在目前代表了影视界最先进的科技表达；另外，我下意识里面一直真正在比较的，是徐克制作的武侠电影。因为任何艺术的创造都不希望重复别人的方式，都希望具有自己的特点与个性，我们如何能够做得更好、又能够摆脱徐克成功的阴影？ 电视的电脑特技是目前可以绞尽脑汁去开创的路子。它带有突破性地完善想像力。徐克依靠镜头分切了时间的片刻，也延长了时间的片刻，而这方面更大的想像力可以依据电脑的高科技出类拔萃地表现。我们在这方面经历的“电脑特技武侠三部曲”是这样的：《笑傲江湖》电脑特技的介入仅仅完善了景的制作，比如衡山悬空寺的戏，就是搭建的实景与电脑合成景的共同表现；《射雕英雄传》除了电脑景的合成、帮助拍摄资金的节约之外，开始尝试动作的想像，比如降龙十八掌，但是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尝试只能算是我们的一个开端；《天龙八部》里面的电脑特技有一点小小的迈进了，新的降龙十八掌具有了人力达不到的力量感，从人物塑造上帮助丰满了乔峰。 而我们紧接着立刻要进入制作的《神雕侠侣》，我的想法是如何进一步通过电脑特技来更多完善侠的场景、侠的行为，与侠者的内心更多地结合起打动人心灵的力量。 第一部分 - 话说《神雕侠侣》（1） 第一部分 - 话说《神雕侠侣》（1） 终于，我们要说到这部戏了。 从二○○四年十一、十二月开始，我手机电话费的相当额度，是被红旗下新中国的各路娱乐记者们占用的，费用之高，让我揣摩他（她）们是否同时也是身居二职的“商谍”，暗中为电话公司使劲？无论我身居何处，无论何时我正在做什么，铃声随时响起，套路的寒暄之后总是这样：“你好，张导，我是……《神雕侠侣》的……决定了吗……” 我已经将不知是谁的来电铃声设计为警报声。 ……有谁来……决定了吗？——这是我工作之中的重要问题。针对一部戏来说，虽然未必完全的事关成败，起码也是“筱关”，更何况询问电话中透露的极端关注和焦虑，似乎事情的危急已经到了有关全民快乐与否的程度。 为此我不敢轻易将我们的设想和与之有可能行将事实的线索轻易透露。正像山里人进城，双手捂着怀里的包包，城里人越看，捂得越紧，再看，藏到衣服里面去了！ 包包里面是有一些好东西的！但是轻易声张，可能也就没有什么价值了，只有期待可能会增值，反过来有什么好东西是放在那里经得起反复看反复说的？美女也罢，别墅也罢，海景也罢，包包里面的金银财宝也罢，说得多看得久了，也就那样，还会发烦，汤汤的世界，比我不耐烦的人大有所在，而且人心叵测，先诱我说出实话，再砖头瓦片轰砸……大伙儿还是再等等吧！ 内心，我们一直张着一张谱。修来改去，调子有点儿难合。杨过、小龙女，有点像“中国出了个毛泽东”，那是大家都认识，人人有认为的人物，更麻烦的是找人扮演毛泽东还有一个形象、神态的标准，杨过、小龙女，人人心里也有标准，但是都没有拿出来对过质，说清楚应该是“这样”，而不是“你那样”。我这张“谱子”的依据是：我不来描绘你们的这样或者那样，有的是机会你们自己来描绘，我就是“这样”，有朝一日你们都会看见，如此的杨过、小龙女。你们认同，谢谢你们，我们千难万险，殊途同归，英雄所见略同！不幸我们南辕北辙，也有可能你们的“历史认为”错了：为什么你们就不能错？与你们的正确一样，你们也有错的概率，错的时机，小错，全错，大错特错…… 依据是：见解造成，年龄造成，阅历造成，行当造成。 与剧相守，亦如与人相处。并不会是一生，然而每“一段”的记忆相加，就是一生的全部收获了。了知脾性，无论与人，与剧，与一切，都能够避免不快与冒犯的“触怒”，相伴一段难得时光。 我们识得，《神雕侠侣》是一部带有悲喜剧色彩的正剧。悲剧的成分无须多说，正是这条着笔浓重的线条，迷翻了无数金庸小说迷；喜剧的成分呢，像原作小说中的藏边无丑，西山一窟鬼，欧阳峰，以及金轮法王手下的诸多又蠢又凶、武功还着实不错的一帮细小“人物”，还有杨过戏弄陆笃清，等等，都或隐或现，绵延着喜剧的色彩；识得之二，《神雕侠侣》的所有主题被表现的风格基调，两个字：浪漫；识得之三，关于《神雕侠侣》主题的确定，借用金庸作品的研究专家陈墨先生的归纳：一、这是一部爱情宝典，涉及的人物不仅仅是有着惊世骇俗生死之恋的小龙女与杨过，还有郭芙与武氏兄弟（懵懂迷离之爱），郭芙与耶律齐、武敦儒与耶律燕、武修文与完颜萍，王重阳与林朝英，李莫愁与陆展元，武三通与何沅君，公孙止与柔儿，裘千尺与公孙止之间等等人物的不同形式爱情故事；二、依然是一个英雄成长的故事，不是神圣英雄，而是人性化的英雄；三、人道价值的确立，《神雕侠侣》以人道的价值体系取代、超越了传统的忠孝节义价值，在人性、情感、个性与传统的风俗、道德、伦理的冲突中，《神雕侠侣》肯定了人性至上、个性至上、情感至上的人道原则。 我非常赞同陈墨先生的主题归纳。它丰富了我们对于《神雕侠侣》制作的基调，圈定了一个表演的舞台。唯一我还有一点补充，“人与人之间是可以相处的，即使是敌对的两方，对立之间统一的和谐也依然存在”，这是通过洪七公与欧阳峰一辈子的相斗，当生命终结时才有了大悟，保持了人格上的互为敬重，从而启发我的主题补充。我觉得这对于当今的现实世界也有积极的意义。 针对以上“识得之一”，怎么表现原作中的喜剧成分？喜剧不是简单的玩闹，也不是为人们所熟识的“搞笑”，我们在想法上，喜剧的成分也是通向悲剧的枝蔓之一，是对于悲剧的丰富补充。因此我们在《神雕侠侣》里面表现出来引人发乐的“喜剧”，应该是多一些幽默的处理，幽默能够体现智慧与性格。此话说来简单，融化到剧作里面，就是不简单的人物性格表现的片段。 “识得之二”，我们怎么理解、表现这部戏的浪漫？ 人们习惯上总是将这“浪漫”两字，与“爱情”牵连在一起。生活很具体，也很实在，浪漫的事情不多了，似乎只剩有“爱情”，还能够担当得起浪、漫二字。 其实“浪漫”摆放在历史之中，有比爱情更加气势磅礴，激荡人心的力量。然而历史总是似乎与我们遥远，是一件“眺望”与回顾中的事情。历史中的“浪漫”情怀，大多是为后人准备的。 金庸先生的小说，往往能让我们体察到历史之中的浪漫，也不让人之常情的爱情浪漫失之交臂。 《神雕侠侣》里面的爱情浪漫，涉及人物多多，像脍炙人口的杨过与小龙女的爱情浪漫，还有李莫愁那般的凄美浪漫，还有公孙绿萼倾慕杨过、在绝情谷里面的情景浪漫，还有郭襄对于大英雄杨过的倾慕浪漫，以及郭芙与武氏兄弟（懵懂迷离之浪漫），郭芙与耶律齐、武敦儒与耶律燕、武修文与完颜萍，武三通与何沅君，公孙止与柔儿，裘千尺与公孙止，等等。但是，我觉得这些都不足以构成《神雕侠侣》浪漫的主题，情的浪漫只能是与人物相关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是表现人物的一个渠道，而不是一部作品的大主题。如果察觉不到之间的差别，反将不同人物之间的种种浪漫之情重笔描绘，扩大为故事的主要表达线索，那就又回到港台的武侠片模式了。 《神雕侠侣》自然有着它更加凝重的浪漫主题。它正是我说的，金庸先生惯常的故事大手笔之强项：将人物命运经历的浪漫与史诗般历史大背景结合起来，既是大的历史变故、历史宏大气势中故事人物的命运、情怀、人性之相结合的浪漫，也是史实的悲苍，过目难忘的心动、激荡。 第一部分 - 话说《神雕侠侣》（2） 第一部分 - 话说《神雕侠侣》（2） 《神雕侠侣》还有另外一面不同寻常的浪漫，剧中具有神话色彩的“大雕”。那种书中描绘动物与人的关系，在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因此它动人，浪漫。 寻到了《神雕侠侣》中浪漫的脉络，与之相连的力量，表现就是我们想像力的体现了。即使是简单常意的儿女情长的浪漫表现，也不是一种单纯恋爱状态下常规情理的样式，比如镜头的旋转啊，飘飘忽忽啊。我们要塑造给观众的浪漫，用文字表达，是从情感的细微处进入，延伸到“大”的一种凝练与提升，应该与史诗的历史情节相结合，也可以说不是为浪漫而浪漫，而是同时要表现浪漫的“背后”有着更深厚、更丰富的历史情节。有一个情节可以借用，比如蒙古人攻打襄阳，襄阳人用了二十几年的时间与之鏖战——这二十几年是郭靖二十多岁到五十多岁的主要人生经历。这段短暂历史、漫长人生相交结的激情、浪漫，在我们的镜头里，演变而生的情节就将是…… 以今借古，对于“侠”的彻底认识，应该将“侠”外在的飘逸、潇洒的表现，转移进入到“侠”的内心。反过来，“侠”的所有外在飘逸、潇洒的表现，“侠”的出手不凡，依据的是一颗“侠义之心”，既是通过“侠”的内心，来赋予“侠”的服饰穿戴，以及动作的创意。 金庸先生的小说，那些武林高手们都是通过不同与他人的性格、独特的武功用（文字）来塑造的。这些对于电视的表现是挑战，因为太容易表现平常了，飞来打去的就那几招。因此我们拍摄的武侠片要面临有逾越，内在气质赋予的逾越，外在表现其一，“侠”的行为，“侠”的动作，武打。 《射雕英雄传》中武打设计的突破在梅超风，《天龙八部》中的武打突破是乔峰。《神雕侠侣》的武打突破，应该有由众多人物的组成。武打的动作，就是人物内心性格和“表情”，比如说杨过与小龙女练玉女剑与玉女心经的练功场面，这两场戏实质要表现的，是杨过与小龙女在练功的过程中俩人情感由生涩到和谐的过程。因此相关的武打设计更应该关照的，是与人物内心的节奏、感受相一致的“你来我往”，动作的“眉来眼去”，以揭示人物内心的隐秘。如果忽略了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真正表现因素，这两场“武打”戏拍得再完美，动作设计再独特，都是一件背道而驰的事情。 由此联想到小龙女有许多可以发挥的、独特的武打表现场合。比如在武林大会上小龙女用白绸带做武器，它所表现的柔软中的力量，类似现代的体操却又绝不是体操，启发我们从当代体育的发展中去寻找、借鉴灵感。小龙女的武打设计不是一般女侠的设计，它带有独特的人物性格、心理特点，在塑造、表现这些的时候，同时塑造了小龙女奇特的美，“具有杀伤力的美”，并由此产生震撼。 还有例如洪七公与他的打狗棒。在《射雕》里面，迫于时间与经验两者的匮乏，未经周密的武打设计，甚至包括《天龙八部》里面同样提到的打狗棒，那有“表现浪费”迹象。同样还是洪七公和他的打狗棒，这次在《神雕侠侣》中将是怎样？敬请期待。也许也是不尽如人意的，但是不会忽略洪七公性格的诙谐，也不会忽略打狗棒的来历：它原本是打狗的，当七、八条凶猛的恶狗朝我们可爱的“丐侠”迎面扑来…… 武侠小说的巨大魅力之一，是“侠”们各自护身的“绝技”，出其不意的身手不凡。依据小说原作的文字，为各路大侠设计“绝技”动作，身手又要帅，又要狠，是动作导演和武师们头疼大事。在拍摄现场，如果看到动作导演，或者武师们坐在一边发呆，他们绝不是在偷懒，或者是在休息，他们往往是陷入“没辙”的尴尬困境了，脑壳里面的“小人儿”正在大打出手，但是，身手一般，不能让发呆的人满意。武戏越拍，积累越多，除了经验长进的好处，“套路”也越来越容易陷入常规了，人称“俗套”。比如说暗器的使用。闭上眼睛，睁开眼睛，都是我们从小就熟识的那几招，一弯腰，或者一伸手，某件闪闪发亮的东西从暗处飞向明处，然后忽听得“哎呀”一声，一个身影随即倒地。 为此我想，能不能打破常规，从另一方面表现诸如“暗器”这一类我们一想就知道的“常规武器”？ 还是以暗器为例。《神雕侠侣》里面使用暗器最具代表的人物，李莫愁。她的暗器是银针。看书的时候，从头到尾我的脑子里面都是“暗器的常规使用方法”。如此这般搬上屏幕，武侠片就像了一切的解放战争片，不需要怎么动脑子，既不会犯错，也不会出彩，“又是如此”罢了。因此一定要先费了“一挥手发了暗器对方就倒下了”的老一套。可以将暗器的特性——“神速”分解开来，依据使用这套暗器的人的性格，李莫愁，这个为爱所伤，变得毒狠无比的漂亮女子，我由此想到从她手里“飞出”毒针凶狠飞向对方时银针在空中美丽的弧度，它划破空气时夸张的感觉，空气仿佛被撕裂了的美妙声音……这个女子一切的狠毒都带有美丽的外迹。以电视独特的镜头表现，加以动效，加以音乐，这枚暗器还会同于其他，同与我们的经验吗？这枚暗器只属于一个人：独一无二的李莫愁。 还有像裘千尺嘴里面发射的暗器枣核。我现在想到，当那束枣核从裘千尺嘴里面发射出来的时候，它是古时候的子弹出堂，它的尖锐和速度，刺穿了空气的“质感表现”，经历电视的表现也是独一无二的视觉经验。真的子弹出了枪膛的电视画面都好看，何况一束枣核？因为这是充满想像力的武器，它的结果不是子弹教给我们的、不变的经验。 《神雕侠侣》里面有三个很重要的反派人物：金轮法王（一伙），公孙止，李莫愁。阴毒、残狠是他们的共同特性，在表现这个共同特性上，又有东西南北的差别。 原作小说里面的金轮法王是西域来客，他的武功在阴与狠的手段中应该有不为“汉人”熟识的怪异。然而几日前在香港与这些江湖各路正反大侠的缔造者金庸先生面晤，老先生拿出新版的《神雕侠侣》，笑谈“略有改动”。他出于现状，担忧人们的心情对号入座——三年前就有四川人提出，为什么那么凶残的帮派被安排为四川青城山的“青城派”？尽管是拟造的江湖故事，脍炙人口的时候也会无意伤了人心，因此担忧因为将金轮法王描述为“西域来客”，而让现实中的西域人内心不爽——遂将金轮法王改变祖籍成为蒙古国师。 书中描写的他们手中的兵器，“金、银、铜、铁、铅”这五个狠毒的法轮，在他没有出手的时候怎么携带？我想这要有设想，而不是手上提着，或者不知道在哪儿，说来就来；打斗的时候怎么表现？我觉得金庸先生在塑造这个人物和他所使用的兵器的时候，对于中国传统的“金、木、水、火、土”五行是有思维的参照的，所以我们在设计金轮法王的五个法轮的运转时，是不是可以参照我们的“金、木、水、火、土”，这五个字是可以有画面参照的想像的。我的想法是抛砖引玉，希望能够开拓大家的合理想像。 第一部分 - 我看电视剧 第一部分 - 我看电视剧 “下班回家，接老婆买菜做饭，哄完孩子洗完碗，一块堆的看会儿电视，睡觉……” 这样简单、大多数人过得都烦了的日子，竟然成为我理想的生活样态之一。 信不信随你。 小时候住在雅宝路附近的赵家楼，一大家人爸爸妈妈买菜做饭吃饭洗碗，每一天的日子都是这么过的，除了晚上没有电视看。我们邻居孩子、同学就结伴儿看电影，走到王府井，现在东方广场的某一个地方，就是当初的儿童电影院。少的带一毛钱，富裕的带两毛钱，六分钱看电影，三分钱就可以买冰棍，也可以买水果糖，等等，反正余下的毛钱、分钱足吃足花！那时的不满足是：等到长大了，一定要把北京的电影院都看遍喽，所有放映的电影都要看上！ 长大了。现在都长老了，对我来说看电影依然还是件奢侈的事，我匀不出看电影的时间。我在北京的很多时候都在看电视，日日夜夜地“看”！ 我们忙乎几个月拍回来的故事，剪辑师和或者导演先依照剧本“连”一遍，我们先看一遍初剪（连）的故事，依照情节的精彩或累赘再细剪一遍，然后再看一遍，再依据看的感觉意见精剪一遍，才开始做后期的动效，配音乐，配声音等等。 所以一部四十集的电视剧我要看的是二百多集，五遍以上，还不算平时看的片段、回放。最多的时候一天要看九集，十一、十二集，每集将近五十分钟，看的头三遍一百二十集是完完全全的“毛片”，这样的毛片只有干这行的人才有耐心，有能力看懂看完。常常会一大段只有口型没有参考声音的，估计是拍摄的时候话筒忘了打开或者出现了其他的问题，比如附近有很大、很刺耳的噪音掩盖了演员的对白的；有时声音又会像突如其来的暴风骤雨，扑头盖脸，一般是群众场面，集会，如果是单个的演员，就会夹杂着现场的各种口令，鼓风机的声音；有的时候也会出现一些非常意外好笑的情景，《天龙八部》的“毛片”看得我忍噱不住，马夫人的扮演者钟丽缇用三种语言完成她的人物塑造：大部分的英语，顺了嘴的粤语，突然冒出一句的普通话。于是，一场情意绵绵马夫人与汤镇宗扮演的段皇爷的相遇戏，实拍出来的效果是这样的：马夫人以一口纯正流利的英文勾引段皇爷，段皇爷则以铿锵起伏的广东话沉着应答。他们竟然言来眼去的，好像完全听懂对方在说什么，其实呢——他们和我一样，根本不知道到底是在说些什么！ 平均一天的十个小时都在看片子上，而看电影的愿望依然还是强盛！ 第一部分 - 商业化与商业片（1） 第一部分 - 商业化与商业片（1） 有这样形容一个明星的：一夜之间，红得发紫！套用在一种现象上，也可以用来形容：一夜之间，红遍大江南北！ 就是三个字：商业化。 这三个字是从哪一夜开始红遍大江南北的，现在已经无从回忆无从考察，反正某一天太阳重新照耀大地的时候，人人嘴里都多了一个词汇：商业化！“追求商业化”，“不够商业化”，“完全商业化”……它成为了一个跨领域的、涵盖面极大的、从意识形态进攻到现实社会的、形容词转变为动词转变为动名词的成功案例。 这是无产阶级革命运动之后的又一杆呼啦啦的大旗。红遍大江南北！ 究竟“商业化”是什么意思？日积月累，大家的理解已经心照不宣，约定俗成：做买卖。利用每个人自己所占有的资源，集体的资源，个人的资源，物质的资源，头脑的资源，体制的资源，创作的资源……经过“生产与市场”——创造与营销，达成“商业化”的目的。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中期产生“商业片”的概念。就是卖座的片。奇怪的是“商业片”的称呼源自美国影片开始在中国内地的播放。我查阅了各种电影的资料，有“西部片”，有“枪战片”，有“新浪潮”，惟独没有“商业片”的种类。这样对于进入大陆的美国片的笼统称呼——准确的讲应该是“美国电影在改革开放之初进入大陆形成的观看热潮所带来的票房收入”，逐渐形成大陆电影（电视剧）制作人追随的目标。 对于票房收入有追求完全合理。这是“责任”终于以“商业化”的面目出现的征兆。然而对于动词“商业化”的理解与追求，出现了因人而异的局面。“正在形成”的商人比较单纯：就商而言，越成功的买卖、越挣钱的交易，就越“商业化”。但是这样的思维运行在会动脑子的电影（电视剧）人身上，就出现了类似能量转换的麻烦：如何将创作的愿望和冲动——或者曾经的政治需要，与市场的“商业化”结合？ 这真是一个比较苦恼的麻烦。思索再三，似乎找到了一条捷径：大家——可以形成市场——喜欢的，不就是买卖可能成功的“商业化”吗？问题明朗化了：什么是大家喜欢的？能够取悦于大家的，就会是大家喜欢的——问题越发简单的，只要找出什么是取悦于大家的？ 我很奇怪很多从事大众文化的创作者竟然会认为，“最容易取悦于大众的，就是庸俗的东西”，这样的思维认识在八十年代初期最为旺盛，贯穿在了不小面积的文学，电影、电视剧的领域。其实在庸俗与商业化之间，可能只有最初的几个厘米是并行的，实质上它们的差距是越走越远，背道而驰，成功的商业化绝对不是庸俗的东西，而是文化的品质和艺术追求的最终质量。 但是话说回来在最初的“商业化”追求里面，的确饱含庸俗，好像美女，金钱，武器等等类似于这些就相当于商业化的表现。这有点像聋哑人的例子，很多聋哑人其实是不哑的，就是因为聋，听不见，所以也就不会说话，成为“哑巴”了。“商业化”在改革开放初期的八十年代，就因为“聋”而兑变成为一件急于取悦大众（市场雏形）的、庸俗化了的事情。影片的形态越来越多地走向无聊的打斗，不合情理的两角、多角爱情故事，以及廉价的、对于观众视觉的取悦。比如在八十年代末一度冒出端倪的“脱”，那实在是脱得毫无道理，毫无传统，脱得比后来在美国片里看到的、彻底商业化了的脱衣舞要愚蠢和难看得多。我们的民族从来没有出现过当众“脱”的历史啊，这就是因“聋”而哑的最初几个厘米的商业化庸俗。就像这几天电视里面台湾的“民主”表现，“民主”得既狼狈又肮脏，难看得让人怀疑——这种照虎画猫的事情真是一件大家要追求、要争取的事情吗？竟然还兴师动众。 回到商业化的商业片。 因此最初揣摩出来取悦大家的“商业片”事实上是不被大家接受的，是因为追求而反而失去市场的。记得当时在北京电影学院看这种号称“先锋商业片”的时候，每一个在座的观众，大多数电影学院的学生们，都好像早已经熟读了剧本，当剧情发展到女演员睁着无辜又无知的大眼睛，似乎经过了复杂的思想斗争之后，开始微微抬手的时候，全场齐声大喊：脱！美妙的现实出现，银幕仿佛变成了舞台，女演员似乎“听”到了这样的口令，开始脱；“再脱”，她就再脱，一直按照口令进行。当然最终肯定剩下正常衣服里面莫名其妙的薄纱之类。全场哄笑。 这是庸俗化，而绝非商业化。 第一部分 - 商业化与商业片（2） 第一部分 - 商业化与商业片（2） 以“商业片”为追求的庸俗化极限，是“三级片”的出现。且不从道德和其他的方面来谈论它，就影片自己特有的表现力而言，那是毫无想像力、毫无生命力的渣滓。既不可能达到生命的感动，更不会震撼心灵，它只能产生一时的取悦，而不可能达到真正所谓“商业化”的操作目的，这样的制作，怎么可能以一种特殊的品质，赢得、占据市场？ 当从行为到心思，都往“商业片”上移靠的时候，结局往往是不那么“商业化”的，一般思维能力、行为能力的人如此，特殊思维能力的艺术家也是如此。真正的、达到了商业收益、商业投资回收目的的影片，一定具有艺术造诣、画面制作的精良上有着其他影片难以匹敌的独特优胜性，它所涵带的艺术性必然具有感染人、打动人心的生命力，这样才有所谓的“胜收”——它的构思与创意的独到精致，它的创作经历的艰难，这都是为之奋斗多少年的经验积累的体现与验证，而不是简单庸俗化的堆积与推测。依然以美国影片为例，高票房收入达到了商业化运行目的的“商业片”，都是集高科技与精良艺术追求的影片，在制造电影神奇的同时，也制造参与了影片制作的各种明星，比如一九七○年代拍摄的《大白鲨》出笼了导演斯皮尔伯格，之后斯皮尔伯格接拍的《夺宝奇兵》除了再创当时的高票房收入以外，也制造了影星哈里森·福特；比如近在眼前，人人皆知的《骇客帝国》，创下世界性高票房收入的原因是影片奇特而超凡的想像力，高科技介入的拍摄、制作方式，使得成功的商业运作体现的是艺术的追求与创新，同样例子的还有《哈里波特》，《魔戒》。《魔戒》的导演在接拍《魔戒》之前还是一个不入主流、不为人知的小导演，《魔戒》不同与一般的制作表现，在商业化的依托下成全了艺术的追求。这个问题在平常的聊天中我也遭遇过非议，友人认为《魔戒》谈不上艺术的创造，只是影片商业的成功。我认为不是这样，即使是在完完全全从事贸易、进行着物物交易的商界，成功的交易也具备经常被人们忽略了的艺术性，这种艺术性甚至包括欺骗，只要进行得完美。艺术是中性词，在不涉及道德和法律的前提下它包罗一切。所以《魔戒》怎么没有艺术呢？它完美的风景，成功的商业结局，奇特的画面表现，无一不是。国产影片也一样，陈凯歌的《霸王别姬》，张艺谋的《英雄》，以及我们拍摄的、商业投资获得巨大成功的电视剧，出发的原点都不是“商业化”，而到达的地方获得是在艺术追求之后的、“商业化”的收益的证明。 这是我认为的所谓“商业片”。 当放弃所谓“商业片”的追求与目的，潜心一部影视剧的创作与表现力的挖掘，商业化的目的反而有可能实现，影像艺术追求的价值在市场得到票房与收视率的鉴定。反观这时的市场“鉴定”，可以发现一定的规律，在这些各持所见的规律中，武侠片确实最能够实现商业化的体现。这个从李小龙的工夫片在世界性的观众中受到的欢迎程度，从香港几十年持续的武侠片票房收入，到我们大陆二○○○年开始拍摄武侠剧大量观众自发言论参与、关注的程度，等等，都能够证明这样的市场现象。仔细想一下，这也是对的，电视由电影发展而来，袭承的还是“动”的艺术，从影像表达的特点来讲，它的确是最能够抓住观众的视觉，满足视觉的欲望的。国外很多特别成功的影片，“动感”都是很强的，无非他们的“动”与我们东方人的“动”有所不同。因此我在看了《魔戒》，看了《骇客帝国》这样“好看”的电影之后就想，我们缘于历史、有着几千年、几十代人想像积累的武侠片，应该发挥更加振聋发聩的屏幕、银幕想像空间，借助于当前的科技能力。 而发挥想像的方向很重要。我们拍摄了三部电视的武侠片，积累的经验让我们看到了今后，在即将开展起来的《神雕侠侣》中应该有步骤地干一些什么。为此我写有上万言的“制片人阐述”，也是我自己认为的“痛与不痛都该思痛论”。这里就有市场与武侠片的关系，武侠片的发展方向——制作方式的问题。我们的确是在制造娱乐，我说过“将娱乐进行到底”，但是娱乐不等于是无聊，上千万资金的投资我们不可能用来制造低级趣味。如果我们在继续拍摄的武侠片中能够有意识地做到放弃外部动作的热闹与重复，放弃“行活”，娱乐的创造与塑造，可能会渐渐贴近我心中的理想之状。能够比较“讲究”地娱乐大众。 但是娱乐界靠挖掘娱乐新闻的娱记们暂时不会接受我的观点。这几天我频频接到不同报纸的娱记电话，“核实”我根本没有提及过的来自于网上的消息：我已经邀请了刘晓庆扮演《神雕侠侣》中的人物。这是他们为追求商业化的商业制造？我想在他们看见我这样认为着电视商业化的文字时，可能我们彼此都会在心里认为：对方很无聊。 第二部分 - 浅叙影视的产业化 第二部分 - 浅叙影视的产业化 无论是我经历的摄制组，还是其他的剧组，但凡拍摄古装戏，都要花费大量的时间，资金，人力，进行置景，家具、道具的制作，服装制作。这其中有相当一部分，如果有一个产业化的电影电视连锁生产，就可以资源（时间，重复的制作，人力）被节约，利益共分享（不同专门行业的租赁服务），拍摄所涉及的细节问题也会被表现得更加充分，真实好看。 比如我们都曾涉及到过的很多动物演员，以马为例，《西楚霸王》里面的乌锥马，《三国演义》中的赤兔马，刘备的越马檀溪，《天龙八部》中木婉清的马黑玫瑰，这些在小说中极有表现力的、通了人性的动物，因为缺乏专门的、专业的人士培训，在电视屏幕上变成了那么不尽如人意、甚至显得木讷的表现，使得动物戏——马的戏，减少了精彩，没有了与人物的呼应、对应关系，成为一个凑合的动物表现，反映在戏里面就不是一个完整的、完美的形象。看过阿兰德龙版《佐罗》的朋友都会记得佐罗的那匹英俊黑马，它成为英雄佐罗的一个同伙，一个重要标记之一。现在我们要拍摄《神雕侠侣》，又面对了动物演员的问题。《神雕侠侣》中涉及到的动物不是一点点，而是大量。当然其中有相当的必须通过电脑的制作来完成，比如神雕，九尾灵狐，以及万兽山庄里面的很多动物，这些都是原作的创造，是这个世界不曾存在的灵异动物；还有蜜蜂，麻雀，这样的小小生命因为缺乏与人沟通的灵性，也需要借助电脑的帮助；但是杨过的瘦马呢？郭靖的小红马呢？还有鳄鱼？这些动物的表现成为我们例行要遭遇的头疼困难。这就让我觉得了某种行业的缺乏，如果有了这样专门的行业，我们需要做的只是像黄建中，像洪金宝在法国、美国拍戏那样，递上一个详细的动物要求、拍摄时间的计划，而不是每一次的事到临头“抱佛脚”，临时找动物，找人培训。我们的“影视基地”成立有十年以上了，如今又有横店集团这样中国第一个影视试验区的成立，如果依然没有“产业化”的考虑与设想，看不到我们与美国电影产业的大本营好莱坞的实际差别，仅仅房子（影视基地的普遍建筑）是不够的，我们在追求的发展，将依然还是在五年、十年地绕圈子。 第二部分 - 我所知道的“高清” 第二部分 - 我所知道的“高清” 电视节目的高清晰度生产和播出，是这个行业不可回避的前景，可以说已经近在眼前，许多有眼光、有支持的电视人已经开始使用高清晰度摄像机的拍摄，就是为了面对新的电视技术革命带给现有状态的阻挠。晶体管半导体不是被淘汰了吗？曾经让我们热衷不已的VCD电影光盘不也正在失去市场被DVD替代？而DVD又开始受到EVD的挑战，也在面临失去人们的宠爱？这还只是传播载体的快速相互淘汰，而现在我们在电视的制作和传播上，面临了一场新的技术革命。 这是被一部分人选择，另一部分人不得不面对的革命。人的历史发展大致来说都是通过各个领域、方面寻找发明让人生活得更舒服、方便、人性化的渠道，达到人的身心愉悦（即使战争的目的也是这样）。电视的传播是通过看与听使视觉、听觉、心灵感受到沟通与抚慰的快感。在我了解的电视传播知识中，电视机表面的图像显现，是通过逐行（隔行）扫描来完成的，一般电视机的扫描线数只有三百多线，DVD光盘可以达到五百多线，几乎比三百多线提高了将近一倍，而高清晰度电视可以达到一千零八十线，这个线数意味着，不但制作（拍摄）时的器材不同以往，传播系统，接收的电视机都要发生变化，这就是为什么现在高清晰度的电视节目已经有制作，却还没有被普遍传播的原因，一切都需要大量的准备，待时机成熟。 电影也面临着这样的改变。数码电影已经开始产生。所谓数码电影，实际上也是用高清晰摄像机拍摄的，它的根本目的除了图像传播的清晰完美，降低电影一直以来居高不下的胶片成本，也将结束一个依靠摩托车一个一个影院跑片的时代。数码电影通过网线，或者卫星的数字传播。依靠接收。 我拍摄的第一部高清晰度电视剧是《射雕英雄传》。虽然画面质感的美妙舒畅是目前的观众还难以享受到的，但是我们对于高清晰度制作的选择，就是为了在并不算远的“今后”，让你们能够看到电视技术的变化带来的是什么。电视与电影一样，它们带给人们的享受应该是多方面的，除了传播的内容，视觉与听觉也应当同时得到“快乐”，人们的追求就一直是这样。我第一次通过高清晰度电视监视器看到的高清画面，让我震撼不已，图像色彩的逼真让我怀疑监视器实际只是一个空空的“框架”。我希望有一天当高清晰电视在你们的家里声画并茂的时候，就如同让你们走入了一个逼真的真世界。 第二部分 - 关键的时候我们都要坚持 第二部分 - 关键的时候我们都要坚持 对于电视剧的导演来说，最重要的品质是创作热情的维持，对于一部戏的制片人来说，重中之重的，除去敏锐、直接的判断力，就是“坚持”。坚持创作的水准（具体的过程可能就包括换人、得罪人），坚持始终如一的态度，坚持……一切有价值的初衷。 拿一件比较让人们注意的事情为例子。我们将近四十集的电视剧《永乐英雄》在二○○三年九月开机拍摄了。但是剧中的关键人物锦娘一直没有落实。我们最初联络的宁静、钟丽缇，虽然都是我们认为的锦娘合适扮演人选，但是她们没有档期。宁静说“我太愿意和你们合作了，我可以有一个月的时间”，而锦娘这个人物的拍摄起码需要有两个半月的时间。我们又联络了刘嘉玲，李嘉欣。同样是没有档期。这时《永乐英雄》已经开机拍摄一个多月了，所有的人都非常着急。有人提议不要找那么一线的演员了，差不多的就行了，不要弄到剧组停机等待。 但是不行。虽然我不是一个“惟明星论”者，我也不是一个“随便凑合”者。锦娘这个人物必须是在我想像中能够与一个具体的形象“合拍”的，她不是一个新人来创作的形象，没有时间来让观众熟悉，她的出场必须就是与观众心里期待的暗合。而这一个人——锦娘，我相信只要寻找，她就存在。 “坚持”与“放弃”有时就是一念之差。担忧的幅度过大的时候，就是放弃坚持的时候。坚持两个字说到底其实就是保持原来的状态再那么多一点点时间。坚持有时候就像一场赌博，胜负难料——插句题外话，我不少好牌好赌的朋友发现我从来不打牌，不赌，觉得我不可思议，属于枯燥人生。其实是他们没有“深入我心”，我如此天天运筹着投资方上千万资金投入拍摄的人，这副“牌”还不够大吗？“赌”得还不够我全心全意吗？某种程度上我觉得我还是一个不小的赌徒呢，无非我是以“大众娱乐”的名义，无非赢得的“筹码”是属于投资方的。 就在剧组拍摄已经五十天的时候，坚持的胜利迹象展露踪迹：刘晓庆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在我们的认为里面，她一直是一个像姜文、陈道明、张丰毅一样有力度的表演艺术家，一个一线的演员——我举例的是我还没有合作到的表演艺术家，在我们拍摄过的许多剧集里面同样有不少一线的表演艺术家。我们估计刘晓庆当时的状况，她应该会有演出的档期。我们很快就与她取得了联系，而且几次交谈都非常顺利。看了剧本，她也喜欢《永乐英雄》中的锦娘（一个三十六七岁的酒楼老板娘，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永乐皇帝的爱慕，但是锦娘始终眷守着自己心底的恋人胡不归，直到二十年后与他重逢）这个人物。我们对于“锦娘”的坚持终于等来圆满的结果。 对于娱乐界，“锦娘”成为刘晓庆复出扮演的第一个角色，似乎很让娱乐记者们躁动，其实这只是我们自始至终期望由一个一线的演员来扮演我们剧中重要角色的坚持结果。而由此延伸出来的其他问题，无非都是“望文生义”的事儿。 如今《永乐英雄》已经全部拍摄完成，开始转而后期制作。一些发生过的事情可以有心情坐下笑谈。拍摄电视剧这个行当，每天都会遇到无数无数的难事。解决这些难事从事后的状况来看，是有快感的，它对于身陷其中的人是一种严厉挑战，而解决的对策，最关键的，还是坚持。 第二部分 - 七万元一集的戏 第二部分 - 七万元一集的戏 不久前我在网上看到一条旧闻：“……该频道以七万元一集的高价夺得《天龙》的首播权，正式播出时，《天龙》一共有四十集，巧的是，今年年初浙江电视台影视文化频道也是以七万元一集的高价购得《射雕英雄传》在全国的首播权。如今，金庸的又一巨作《天龙》继续将高价进行到底。” 其实，七万一集的价格若以一部戏的投资量和艺术质量来对比衡量的话，不能算是高价，我们拍摄的《射雕英雄传》每一集的平均投资是八十万元，这些钱用在上百件的道具制作，成千套的服装设计、制作，头套，外景的搭建，内景的安置……这些看得见的东西质感的好、坏，意味着投入资金的多、少。还有食、住、行，演、职人员劳务开支，电脑特技制作，后期配音，动效，音乐（作曲作词，录制，演唱，合成），资金不能算是宽裕。《天龙八部》的每集投资基本也是如此。而这两部戏被电视台收购以后，电视台的广告收入都赚得百分之二百以上，最高的赚取了百分之四百的利润。就表面收入而言，难道这些剧集不应该被买价到七万元一集吗？ 当然，电视剧这个产品被生产出来之后，它的买卖价值高低已经与我们制作方没有任何的关系，它们是冒着风险投资的投资方该得到的“收成”了。只是这则旧闻让我产生一些联想，就是关于电视剧限价收购的问题，这又进一步让我联想到，电视台的电视剧播出频道，它在市场经济这个大环境中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一个文艺的窗口？一个乔装打扮了的精明商人？ 电视台的播出频道只是收购节目，它要冒的风险远没有投资人大，但是它所得到的利益，又是投、做、播三方最大的。限价收购，就是包括了投资方冒大风险巨大投资，制作人花大气力努力制作成功的剧集，也被按照一个统一的限价被收购了，这样的“一概看待”造成的不公平，实质就是鼓励了电视剧制作的草率，低成本，而有的创作是不能够低成本、不可能低成本的，像《射雕》，像《天龙八部》这样的剧集，低成本就是意味着敷衍了事。电视剧收购限价的直接结果，投资方参考收购价不敢大投资，导致电视剧制作质量的日渐低下。 这是我的担忧。我力荐优质优价，这样可以鼓励大胆的投资眼光，最好两方利益者再从利润中分取出一部分资金，作为精良制作的奖励，从而促使目前整体的电视剧制作水准，能够有更大幅度的提高，能够真正从各类的题材中都展现“代表先进的生产力，代表先进的文化方向”。 第二部分 - 创作生产的矛与盾 我们生活在这个社会大环境中，我们身边的任何事情都可以折射出社会的变化脉络。无一能够幸免。我在一本杂志上看到一个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回答一个孩子的提问“为什么有贫穷和富裕”，他说贫、富的差别是市场经济的标志，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上市场经济虽然有着各种毛病，但是它仍然是最好的经济制度。这个“最好的经济制度”体现在我们电视剧生产的行业里面，就是好片子与坏片子的出现。对于电视剧，我越来越多谈到的是“生产”，而不是“创作”，因为它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一个艰难的生产，生产是有进度要求的，这与创作的规律有不小的差异。在可以“计划”的年代，电影电视的拍摄是几乎不受到时间的约束的，当然当初那样的宽松也没有导致出特别出色的艺术作品，它受到的是来自于另一方面，社会思维的约束。现在的好片子不少，就像市场经济导致了不少“富人”，环境宽松了，允许有人与你惺惺相惜，为你投资，虽然彼此的需要和目的是那样的不同却又是那样的可以相互支持：投资方出于赢利的目的将资金投入在的确相当冒险的电视剧生产上，而那个利用资金拍摄的人必须想方设法不使投入的资金有来无回，还要报以赢利——让完成的片子成为一个成功的特殊商品。所以我在学校给同学讲课的时候，有的同学回答我“我有足够的热情，我也不怀疑我的毅力，唯一需要的是时间，因为创作就是需要情绪和时间的”我认为他是尚不懂事。成人社会不是这样的，我赞成创作，但是那是自己的事，投资方上千万的资金出于信任交付给你的生产使用，出于道德的考虑也不能大面积的谈“创作需要时间”，只能是想办法怎样既不浪费大家的时间、不浪费投资人的钱，又保留创作的欲望和余地。这是电视剧生产的矛盾：创作产生艺术魅力，而时间的约束必然扼杀创作；市场对于电视剧产品的认可又完全取决于它的艺术魅力、表现力……幸好人的认知还不足以有理有据地解释清楚任何一种常规或矛盾的现象，否则被自己逼疯的人将会以立方的方式递增。世事不可能完美，我面临的矛盾在理论上可能也有待于获得诺贝尔奖的经济学家去答卷。“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上市场经济虽然有着各种毛病但是它仍然是最好的经济制度。”危急到必要的时刻，就即要让一根筋的“创作追求者”明白为人做事的道理，也要和投资方强调一下市场要求的标准——创作的极致总是最卖钱的，时间的投资也是成本的一部分！ 电视剧制作的市场经济化从好的一面来说，它在极致我们的能力，为我们节约的不仅仅是拍摄的资金，也在为我们节约生命时间，节约创作的次第，节约激情。而它（电视剧制作的市场经济化）的背面，容易导致对于市场、金钱的直接追求，制作的粗制滥造，心态的敷衍潦草。如何通过电视剧制作的市场经济化不是放弃而是进一步达到创作的目的导致创作的积极，是一个开车新手与一辆新车的关系，也是近几年来我琢磨最多的问题。 以前电影厂或电视台投资拍摄影片在时间和经济投入上基本是不封顶的，拍完为止，现在的情况完全不一样了，投资方都是懂得市场运作、成本核算的成功商人，电视剧的拍摄一般都被控制在三到五天一集的工作量，还有更快的两天半一集。于是，“最好的经济制度”下具有代表性的现象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富人与穷人——即“有制作实力又顺应了新的体制”的好片子，与“赶时间赶进度粗制滥造”的坏片子。 我和我的同事们聊天时常常会说到一九九四年拍摄《水浒传》，我们再也没有十年前中央电视台给予我们创作上的优越条件了，《水浒传》筹备用了九个月，拍摄用了十五个月，后期制作用了九个月，一共是三年，四十集（播出剪成了四十三集），这样的制作条件使这部作品在今天看来仍然有着精品痕迹，人物刻画鲜明，气势恢弘。八年之后二○○二年，我们完成的《射雕英雄传》同样是四十集的戏统共用了一年半时间，其中还穿插完成了二十二集的《激情燃烧的岁月》。《射雕英雄传》、《激情燃烧的岁月》并没有在艺术的追求和制作质量上相比以前有所逊色，这样的结果让我们相信：外部环境的变幻对于自身的需要不一定都是阻挠，调整自己的状态积极迎合，会为自身创造更有利于发展的现状，精益求精不代表时间上的宽余，更多的应该是内在品质的追求。 我们现在在片场经常挂在嘴边的一句话是：今天拍了多少？晚上开会的时候问现场制片：这集拍了几天了？然后，看样片的时候问导演：这场戏还需要多少天？这就是在计划下一个拍摄点的最经济准备时间了。 一部好戏除了以往要求的一个整体的艺术表现力以外，当今的现实还需要有一个经济、合理的生产计划实施过程。一个好的制片人不一定是一个好的商人，但是一定是一个好的当家人，懂创作的要求，也懂得生产的要求。这是十几年前就有的我对于自己的规则。 第二部分 - “人是铁，饭是钢” 这话放在我面前的状况里面来造句，就是“戏是铁，剧本是钢”。 我们拍摄的武侠片越来越注重电脑特技的应用属于“时事造英雄”，有些类似电影声音的出现必将替代电影无声的时代。但是就目前来说，好的设想、新的创作元素在一部戏中是锦上添花，根本的事情还是剧本。 每次拍戏前大为头疼的就是剧本。很少有剧本会像一件充满想像力的、做好了的服装，完整地放在我的面前。剧本几乎是从前期筹备，一直贯穿到拍摄结束的大工程。美国电影刚进入中国市场的时候，听说好莱坞一个好的电影会有二十几道编写、修改剧本的经过，感觉夸张，现在我自觉我们很夸张，因为即便是这样，也未必会形成好的剧本，如果抛弃原作，抛弃好的演员，抛弃好的制作。 我们有聊斋志异，我们有鬼怪故事，我们有西游记，我们还有从小听惯了的各种奇异传说，从传统、从经历来说我们都不缺乏想像力，但是我们中间真正的，编写故事的好手呢？ 偶尔会有出现。但是，眼见着写得不错了，看看他下一部……他却不成了。创作的耐心和动机都发生了位移。并不是快速姜郎才尽，而是快速希望致富的迫切所致。我的认为就是这样的：写了一个好的剧本就想以这个剧本为标杆，涨价，却又不涨质量。当这样的剧作家曾经是一个文人的时候，暴发户的形象在他们的文字或者剧本里面一旦出现，决不会是一个值得追随的正面形象，但是当他们自己落实为生活中的角色，“逐利”为成为他们眼前非常巨大的目标，也会是非常巨大的障碍。 我非常赞赏陈枰，不仅仅是她的才华，更是她每次都是“第一次”的创作心态。今年上半年我们要合作一部城市民工题材的电视剧，陈枰的剧本依然像她的第一个本子《激情燃烧的岁月》一样充满激情，人情，她交付给我们手上的剧本就有我期待中一件“设计奇特、精工巧做、处处合体”的衣衫效果，那是关键的时候就可以穿上出门，既不需要修改，也不必随身带着个针线包担心随时有可能“蹦线裂口子”。好的剧本就是一件实在又华美的衣衫，那是众目睽睽中体面的东西。 这样的编剧多一些，电视剧频道的精彩就有可能超越新闻的频道。 第二部分 - 影像与现实的颠倒 西班牙距离中国很远。马德里的街道和城市建筑只有在西班牙的电影画面上见过一二。互联网将地球缩小了，缩小到一个电脑屏幕的十二寸面积：西班牙首都马德里火车站的爆炸画面出现在我的眼前。 人人都会有的一瞬间巨大的震惊：二百个生命瞬间化为一堆堆失去了灵魂的血肉，这样的预谋屠杀，怎么让活着的人相信：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的确是一个事实？ 而看到的是依然残忍与血腥的事实。相关资料报道了，这一天——二○○四年三月十一日距离美国的“9·11”整整九百十一天。还会有人说“这是对强权美国正义的回答”吗？人们——哪怕是极少数的人们——可以以“更大的平等与人权的自由”为理由漠视美国“9·11”事件中被残忍消灭的几千人平白无故的生命，但是，依然可以以此为理由、同样漠视二○○三年三月十一日早晨马德里火车站的爆炸？漠视——冷漠对视——二百个无辜的男女青年老幼生命的瞬间消失？这里面同样也是有家庭，有爱情，有事业，有人生的奋斗，同样有为了自己和家庭的生存赶班车上班——这是最平民的、最你我他的一群人！ 这应该被解释为怎样的人类行为与进步了？ 会有人回答“这代表不了人类的行为与进步”，但是当这样的事件成倍数从中东蔓延到世界的随便一个可以被指责为“这是你们同罪犯美国总统布什及其盟友合作的回应”，并宣称“你们热爱生命，我们热爱死亡，流血还将继续……”的地方，而无力遏止这种恐怖又让人愤慨的行为，这不正在代表人类现行的“进步”和未来的行为吗？ 我愤慨如此轻视生命的行径！我是一个中国人，我在和平而安详的北京，我距离这些非常的远——但是，我就在我的办公桌上清晰地看到了爆炸现场的照片，那些失去了生命的血肉照片，仅仅在这些生命被分裂之后几小时——而原本他们应该和我们一样坐到自己上班的地方，为自己的家庭，为自己的民族，也为人类在做一些什么的。生命本应该是劳动与创作的换取，而不应该是提供给他人粉碎爆炸的恐怖。与此同时，我看见马德里上百万城市居民在雨中上街游行抗议恐怖行为的照片，我的悲哀里面有了一些被激动的安慰：因为更多人只能以这样步行走动的行为方式捍卫人生命的尊严，呼唤生存的平安。为此我又多看到了一些马德里街景的照片。 我是拍电视剧的。我拍摄的影片里面有武打，有杀戮，故事的最终都是善意的人性以种种不同方式战胜了邪恶，邪恶自得不堪的下场。我多么愿意我们的故事可以与现实兑换，那么，马德里的爆炸，“9·11”的“双子”倒塌，都只是为了观看的电视画面，而那些早已经被粉碎、被埋葬的生命，依然还是和他们的家庭在一起喝咖啡，共进晚餐，依然在“人类和平与进步”的旗帜之下看太阳升起降落…… 这是多么悲凉的一个梦想啊！ 第二部分 - 有多少命运把握在我们自己手上 对于任何一部戏来讲，选定了外景，磨合好了剧本，就像一个建筑有了图纸和建筑方案，打好了地基，即将浮出“地面”，让人们看，让人们议的部分开始了：谁来扮演剧中的某某某…… 媒体多少年来都是“草木皆兵”，擦亮了眼睛守候在一旁。我反复接到娱记们诚恳的电话，他们一致认为，仿佛决定某某角色由谁扮演是我一句话的事情，这句话的依据也是唯一的：谁最“像”，最适合，最让大家喜欢。 如果事情就是这样发展的依仗和逻辑，我的白发就不会这么多，这么的“帅”了！ 从事情的外部来讲，往往投资方期望能在他投资的戏中出场的“明星”，与我们想合作的“明星”不是一类人。投资方核心要点是：谁最红用谁，而不管他（她）的戏路，性格，甚至外貌特征与剧中角色有多大的差异；我呢，我希望演员与角色之间的“形似”、“神似”能够是决定扮演者的主导，名气反而不是重要的，因为一部起码二十集、更多四十集的电视连续剧，合理的扮演者最终会让观众喜爱，会成为一颗新的“星”。 但是用新人确实是一个冒险的行为。因此投资方绝不会同意。而大多数的观众，人们在习惯上都喜欢熟面孔。于是，在第一道夹缝中再寻找合理的机遇。 第二道夹缝，演员的档期。与投资人翻来覆去，“晓之以情动之以理”，终于彼此协议好了，觉得某某某可以，某某某问清了种种具体事宜之后没有“档期”了。这个“档期”有两层含义，一是真的没有时间，已经有其他的工作合约安排；二是一个推却。如果这个角色是我们《神雕侠侣》中的小龙女，杨过，我想他们都会有档期。所以在与诸多演员、明星的交道中，我还是欣赏李亚鹏为人的磊落，坦率，他从来没有莫名其妙的理由，他都是直叙他的担忧和存在着的麻烦，我们一起解决，然后合作。像“太好了！但是没有档期啊”，“这个问题我不便多说”类似与的狗屁话，从来没有。 第三道夹缝，很多演员自己也没有决定角色的权利，一切都由经纪公司代办了。这道夹缝，在我看来，很少还是一个艺术创作的探讨，它已经“直率”为商业的谈判：有多大可能创造出来的商业价值——一个演员在最短时间内可以为公司、也为自己挣得的钱！ 金钱真是一个魔鬼，它使很多事情改变了“出发”的初衷，变得看似合情合理，实则莫名其妙，让人恼火。 比方说经营“明星”的演艺经纪公司，它的最初出现完全是为了帮衬演员自己无法料理的诸多事情，比如会比较难堪的稿酬谈判，当事者迷旁观者清的剧本选择，根据事情的轻重缓急安排演员自己难以调理的种种活动事宜，等等。渐渐，演艺经纪公司不再是帮衬，而是一行生意经了，它开始“出售明星”——因为它与签约演员之间收入分成的关系。我认为好的经纪公司应该是和一个剧组一样，仔细地挑选剧本，寻找与之相合适的演员。利益是眼光和努力工作的证明。而不少的经纪公司直接从未来有可能产生的利益状况选择剧本和剧组，筛选掉那些需要演员长时间投入角色、先行体验生活、再一心一意拍戏的剧组，因为它（经纪公司）拿产品的被生产、上市、产生利益的周期时间，来验证一个演员，明星从“生产”到“上市”的直接利益产生时间。于是出现这样的局面：明星忙得像夜总会的歌星，四处“赶场”。这不是事业繁荣的迹象，是在忙着生产利益。毕竟，生产与“艺术创作”是有着根本性的区别的，再好的演员，再大的天才，如果没有时间酝酿角色，琢磨剧本，都无法体现出他们（她们）艺术创作的才华，白天赶这个剧组扮演这个角色，晚上到那个剧组有再演那个人物，即使是主角，我认为那也是在跑龙套，所有不经酝酿的事情都是龙套事情——这是艺术与无长久价值的经营产业之间的根本差别。所有的艺术与创作都必须是经过酝酿再产生的，连高明的商计都具有艺术性，那也是酝酿的需要和证明。 至于当事者呢，可能开始“迷”，还以为事业很火红，很快也能感觉到“生产”的疲惫，但是，有多少人能够摆脱开金钱的桎梏，回归创作的本质？ 联系前面谈到的“三条裂缝”，这些就是为什么大家（观众们）都认为合适的扮演者——有的我也认为很合适——而最终没有在我们的戏里面实现角色的原因。没有多少“命运”把握在我们的手上，我们的“主动”，是有条件有局限的，是在“被动”为大前提下进行的主动。 我只是在谈影视界、谈我在进行、所了解的工作面临的一个普遍问题。在我的剧组，我很少用两边串戏的演员，我也不允许在我们剧组拍戏的演员再去串其他的戏。为了我们在进行的创作，也是为了别人的利益。 第二部分 - 成为明星之前之后 一天前，我看见文隽在他的专栏里面谈到明星对影片宣传的不支持、不重视，有他毫不隐藏的评析与批评。我觉得文隽说的非常对，而且他的坦率和磊落也非常了不起。 很多明星没有“为影片做宣传是一个演员对一部戏的责任和必须”的意识；即使是有的，到了投资方需要他们为影片出面宣传的时候，大多也会将新在拍戏的剧组作为借口，“走不开”，“不放人”，而自行免去了他（她）应该承担的另一部分责任。 我没有说演员，而是“明星”，因为大多数的演员只有在成为了明星之后，才会熟于、惯于、敢于来这一套。当他（她）们仅仅还是一个演员，他们会为剧组对于他们的邀请兴高采烈，如果没有这样的邀请，他们会表示：即便是自己出费用，也愿意去为影片（自己）宣传。 我要说是“忘恩负义”，可能这样的词用得太重。但是说“过河拆桥”，一点也不过分。几乎每一个想演好角色、进好剧组的演员，在事情的开端都会对该剧组的负责人花言巧语，几乎海誓山盟。而一旦愿望成为现实，也从演员成为一颗管它是亮还是根本不亮的“星”了，他（她）们的脑筋很快就拧转过去，忘了这一切，既忘了他（她）们最初为“理想”的誓言和决心，也忘了如果没有投资方为影片大量资金的投入，他（她）们就没有可能自我感觉很“发亮”；更忘了剧组那么多为了戏而忙碌的、一直在默默无闻工作的化妆，服装，置景，编剧，道具……等等一切的工作人员，大家都是要依靠一部一部片子做出来，有影响力，从而有未来的。投资方也一样，上千万元的投资，在影片需要宣传，需要他们一手制造出来的明星们出点力，为大家做点什么的时候，明星们换了一张脸，再也不是那么结结巴巴，诚诚恳恳，而是像一个天生的外交官，在问清楚了的确没有做宣传的收入、去的地方也不新鲜的时候，很会辞令地说，“……是吗！哦！太好了！但是……” 在这些明星的辞藻里面，的确能够让人感到人生如戏。十年前我曾经与阿里巴巴网站的马云聊起过，我说看书很有意思，马云说“看人更有意思”，现在看来，人好像的确是比书有意思。 我的一个朋友提醒我，“你这样不怕得罪那些明星吗？”现世的炎凉是这样的：只要我手里还有好剧本好戏，每次拍戏前我都不由自主做一次爷爷；如果我再不拍戏了，我就是四处大喊这些人的好，十字路口擦肩而过，他们大多也就无非点个头妩媚地笑一笑，什么得罪不得罪啊？人生如戏嘛！ 在我每一次耳闻、亲历这样的事情，我都不由自主想到李亚鹏。所以甭管有多少人不喜欢他，骂他，只要有好的、适合他的角色，他依然是我这里当之无愧的第一男主角。 二○○四年的四月，北京依次迎来了空蒙的春雨，六个让人心神不宁的“非典”案例，和充满欢娱的澳大利亚电影节。生活在“喜忧参半”的惯例中循序渐进。 我沐浴春雨，看相关“非典”的报道，参加澳大利亚电影节的开幕式。新老朋友举杯相逢，谈论起电影、电视。我说电视好比是一日三餐，到点了你总得要去吃，挑挑拣拣，“这样那样”（这个频道那个频道），所以“电视人”就好比那个忧心忡忡的厨子，总在为没完没了的“吃什么呢”操心，一旦弄得不好，“一日三餐”让人胃口不开，甚至反胃、呕吐，那就闯了祸了！电影不一样，电影不是一日三餐，电影在目前看来还是属于“逛公园”一般的、日常生活之外的奢侈品，得有时间，有那个兴头，还要“消费得起”才行。它们在支撑一切的、“金钱的使用上”是完全的不一样，电视只要买个电视机——就像一次性购买锅碗瓢盆；然后交一点电费——也像是做饭的煤气费，以及每日有限的菜金——就行了；电影呢，日前已经发展到八十元一张票，一百元一张票的架势。几天前我自己看了一场电影，内心对于票价的感慨一直笼罩了整场电影一个半小时。每一个人八十元、一百元，这是什么概念？是二十年前的一个普通职业一个月的工资收入，是三十年前一个重要工作的一个月收入。这是往回看。往后看，就好像有一天我们要用两千元钱，或者三千元钱看一场电影，我这样比喻，是不是与我有同感的人会多一些？ 我对此（电影的票房价钱气势）完全没有意见，只是新奇罢了。因为平时忙着做电视了，很少看电影，与电影的票价猛一撞面，难免震惊！——就像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进过北京的公园了。市场的规律就是在“事物”寻找最适合生存的状态下，自行经历优胜劣汰；保持下来的，并且继续有发展状态的，总归是有它还在生存的原因的。我的疑问是：如此支撑了这般“奢侈品”的电影制作业，在中国它为什么总是以“亏本”的姿态现世？频频入耳的都是电影投资者的失败、投资的有去无回？“为电影投资就意味着往大海中倾水——再也找不着你的水”已经成为了基本的规律？ 万事总有些根源，总会顺藤摸瓜到哪怕一丁点的原因。 在澳大利亚电影节上，有记者这样问我：“澳大利亚的电影同行说，目前的世界电影，中国排第一，澳大利亚排第二，您怎么看？” 我怎么看？我一时说不出话来，琢磨着我是不是没有理解正确这位记者的问题？就像有人问“目前世界足球，中国排第一……第二……” 电影倒不至于是足球，但是这个问题带来震撼的感觉，一样。 我曾经惊叹一张电影票的价格居然还没有支撑起国内的电影业。我有一位业内朋友劝我拍电影，开劝我说只要具有影响力，只要能够把观众吸引进入电影院，一次就行，就赢了。 道理这么讲是对的，一人一张几十元的电影票，十几亿的中国人都有机会成为电影院的座上客，但是，事实是中国电影依然亏本。在中国，电影的问题关键还不是影响力和作品的魅力，像张艺谋的《英雄》，宣传、发行操作很成功，它的票房收入与预计的还是有很大距离。《英雄》的第一轮播放票房收入比较理想，第二轮？第三轮呢？究竟一家远在山东，或者江西，或者随便哪个地区的城镇电影院，他们究竟播放了几场？每场有多少的票房收入？无人知道。在中国还没有“院线”市场的形成，就是说与投资方直接相关的电影院控制。类似于电视台，也是强势媒体。像中央电视台自己栏目的投资，制作出来、或交易而来的节目有自己的频道播出，能够带动好的广告收入。这是一种市场的控制，失去这样的控制，当然电影收不回投资，各城市、县、镇的电影院，全中国有多少家？还是在依照一个诚实，职业的道德在维系商业的运作。电影院在性质上像一个零售商，形式上像我们小时候的小人书租赁摊，如果看摊儿的人不是老板自己，一天到底出租了多少小人书，被看过几个来回，那是看摊儿说多少就是多少的事情，无法核实。 做的比较好的还是美国电影。美国的电影制片公司都有属于自己的电影院，它形成了一道成熟的“产业化链”，从剧本，拍摄，制作，到宣传，发行，放映，回收，“链道”通畅，每一个环节都是商业化的规范，又不是艺术创作的追求。两者相辅相成。 第三部分 - 喜剧电视 二○○三年“非典”时候，在满怀焦虑的心情小心做人的苦恼中，也有两大收获：一是四处看景，为二○○四年《神雕侠侣》的外景确定和搭建，抢先了速度；再是尝试了一部电视喜剧，《永乐英雄儿女》。 《永乐》的被圈定，本身也有些喜剧色彩，简单地说就是两个字：预备——！预备的前方目标是《神雕侠侣》。三十八集的《永乐英雄儿女》，基本上是为《神雕侠侣》而做的，说来话长，简言之就是：鉴于《射雕英雄传》与《天龙八部》在主创方面波折意外的制作经历，后患多多，费时费神，《神雕侠侣》我打算一意孤行了，抛却江湖上历来盛行的名气，只用经过了十年合作考验的导演：于敏，赵箭。但是虽然我们在一起合作拍片十年了，两位导演也是近期十分受到观众喜爱的《天龙八部》的主创之一，但是真正将全副的胆子搁到他们的肩上，都有如履薄冰般的谨慎、担忧。为了证实罗斯福的名句，“世界上没有什么事情是值得担忧的，唯一值得担忧的事是担忧本身”，“预备”计划脱颖而——两位导演预先合作、磨合一部规模中量的古装片。于是，《永乐英雄儿女》在彼时开始，朝我们款款行来。 从创意到全部制作完成交片，一年的时间缓缓流逝而过，《神雕侠侣》正如当初处心积虑的期待，正式站到了我们的面前，于敏，赵箭，两员“前方战场”凯旋而回的大将，坦然接手，果然是“没有什么是值得担忧的”，除却担忧本身。 这是我们从准备拍摄《神雕侠侣》的角度看待《永乐》。如果纯粹从一个拍摄喜剧片的尝试来看，笑意即刻被凝固——在还没有听到观众笑声的时候。 喜剧片的尝试需要胆量，就像喜剧的演员需要极度的自信。喜剧的许多情节只有在演员自信的前提下，才能够成立。像美国的金凯利，他夸张的面部表情经由他的自信转达给了我们（观众）：就是这样的。还是我们的“亚星”周星驰，他种种出人意料的举动，奠基的都是自信。我记得喜剧大师卓别林的一个表演细节，有一次他在街角看见了一个孩子。我们常人的习惯思维会是环顾四周地看，是谁的孩子？卓别林的表演却是抬头看天，他认为这个孩子是天上掉下来的。他如此天然、自信、超脱常规常理的表演自然感染了观众，喜剧因素油然而起。这就是我认为的“极度的自信”。 成功喜剧的另一个因素是“题材感”，既是题材——剧本自身就具备的喜剧因素。大陆的电视剧在这两方面都有所欠缺，因此我们对于喜剧的尝试就有点“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故意：想要“虎子”呢！ 第三部分 - 恶性的商业化 类似于这样的话题，我已经不止一次谈到。“商业化”由每一个具体的行业，扩充到整个社会的潮流趋势，我心里的担忧越来越广阔。 这个问题出现在影视圈，原本不是坏事，它是推动，也是成功的一种证明。但是近来这种商业化的运转方向发生了逆变，人们（利益相关者）急躁得连“等待”的心情都没有了，原来的商业化是作为影视的结果，在商业化的结果之前影视还有属于创作的范围，有创作的决定权；现在“商业化”提前了，它的提前就意味着对于创作的干扰，和无法避过的商业化主导。 这是我在《神雕侠侣》的选演员过程中苦恼而深刻的体会。 为此，小龙女、杨过的人选至今未果。“未果”的原因也不是因为至今找不到一个适合的演员，而是至今找不到一个可以为商业化的考虑打出保票来的人，可以让人“坐以待收”，“坐以待收视率”的人。 《神雕侠侣》已经将“选演员”开始作为商业的目的。在角色的考虑上已经完全不是从演员的外形特点、性格特征、创作的能力这些方面去考虑，而是：谁最走红。投资方依据电视台的收视率提出人选要求。然而即使是看收视率，也不管其他诸如剧本的基础、演员的总体配合、主创的各自发挥等等多方面因素，只看：谁主演的。整个创作的复杂、成功因素的概率最终被偏激到某一个、两个演员的身上。电视台们说，“要是某某人来演，我们肯定就买”。“买”是投资方深入了灵魂的需求和目的啊，于是“要某某人来演！”，而这个某某人是不是与小龙女、与杨过合适，根本不管，只要这“某某人来演”能够将片子卖出去就行了，因此他们绝对不从艺术创作的基本要求、人物的要求出发，只是一个“买”字要定乾坤，一个盲目的收视率期待。殊不知这样的要求最终要毁了收视率，也毁了戏，毁了演员。 商业、市场的急功近利，如果一定要和原本不与利益纠葛、实事求是的创作纠缠在一起，结果会是两败俱伤，最终的“作品”不可能成为一个好的产品，既无创作的标准，也没有商业的赢利。 有朋友说，“你是个大制片人，还不是由你说了算？” 我要的，并不是“我说了算”，那又是另一种的偏激；我期望的是一种有益的，有眼光、有远见的，有创作水准，有艺术要求的“共识”，而且希望这种有益的“共识”不仅能够奇迹般地出现在现在的影视界，更要填充到当前的社会，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后代教育，我们的科学追求，等等。 第三部分 - 春天的事情 一进三月，春天的迹象日益分明，风一阵，雨一阵，阴一阵，阳一阵，树枝条就暗暗地发绿了，十字街口等着红灯停止绿灯亮，看见一层毛茸茸的东西贴着地面，被风翻卷着翩跹而去。北京旺春“杨絮雪”的前奏已经开始。 春天农民开始种地，一年到头的收成就看春天的播种了。我们的春天筹备拍戏，冬天的时候节日多假日多，现在筹备拍的戏那时候播放，大家有空闲的时候看了，是骂的收成还是夸的收成，就看现在的开始了。 二○○三年春天最早开始的戏是《葵花朵朵》。前面说到过，这是陈枰编写的剧本，非常好。总是朝向阳光的葵花，象征着与任何人一样向往着美好生活的农民兄弟。“难道城市生活就意味着是和阳光一样值得追寻、推崇的生活吗？”这几天一个几十年如一日纠缠在“意象”、“定位”、“非理性主义”、“怀疑论”等等深奥、生涩词汇里面的朋友，以尽量平和的语言对我提出疑问。然后他列举了种种城市的不堪以及文明的衰败以及未来的末日迹象。然后他请我解释一下为什么农民进城打工不是一种颓势却是象征了对美好生活向往的“葵花朵朵”？我只能实话实说，他思考的是人类的前景，城市与农村在未来的辩证关系，而我只能考虑到现在我能够看见的。我是理解“葵花朵朵”这四个字的寓意的，起码下雨天在城市走路也罢，坐车也罢，都是愉快于农村的吧？我做农民的时候对于雨天带来的“两腿泥泞”，每一步都像拔萝卜般的行走记忆犹新，其深刻的程度不亚于一个在一九四五年冬天（一月）参加了二次世界大战解放欧洲的战役、在比利时亚伯丁森林战役中的士兵对于冬天冰天雪地的记忆。那是终生的记忆。当然，这样的“泥泞”现在农村也越来越少了，但是生活总没有像城市那么方便吧？卫生环境，交通，医院，用水用电，等等生活之中的分分秒秒，时时刻刻。这是我能看到的近在眼前的现实，就像成万上亿的农民兄弟看到的一样，他们要改变生活的样子，他们要挣钱，他们要进城。 几千年以来农民都没有停止过进城。然而近十年来农民进城的数目、被城市需要的程度、农村与此同时也在逐渐被城市吞没的速度，都是一年胜似十年，十年胜似百年的。这是社会变异的现象，让我联想起曾经的欧洲大移民潮。我并不想从人类学的角度看待、预言当今的社会现状，我只是对人个体的生活状态感兴趣，我就是一个个体，而个体的生命只有一次无法重复。“这个生命”将流向哪里？他是为什么在奋斗在拼命？是我们想要讲的故事。 这个故事曾经是《激情燃烧的岁月》，是《青衣》，现在是农民兄弟的《葵花朵朵》。 我开车行进在北京的街上，经常看见民工。 对他们的感情很复杂。“复杂”不是好感与坏感的意思，是每当我看见他们，不会仅仅是在眼前的一晃而过。他们让我的感情复杂。大部分的城里人，三代之内几乎都逃不脱“农民”的身份，但是大部分的城市人已经遗忘了这样的血缘关系，民工在城市不受市民“待见”是一个普遍的事实。看着城市的一天天兴旺发达，高楼耸立，道路宽阔，我就不明白：民工为什么就不能得到军人、战士那样的尊敬？这之间的理由，是任何人都难以说服我的。 这也不完全是因为我做过农民，我也当过民工。做过农民的是我们这一整代的人，上山下乡，学农种田。农民与我们的感情奇怪没有形成为像“军与民”那样的群体之间的感情。至今我在城市生活了四十五年，在农村生活了八年，给我一生影响至深的不是市民，是农民。当我屡次被艺术学校、文艺团体推之门外，自己感觉几乎无脸面再回到欢欢喜喜送我走的村里时，是农民的豁达开解了我，他们再看见我时似乎比送我走还高兴，说“回来了？回来好，有地种，比什么都好”。我做民工的日子是和真正的农民兄弟一起挖山开修公路。他们很自豪，管这叫做“去做工人”。事隔二十多年了，当我在北京的街头，在东直门地铁附近看见一个两个的、成堆的农民兄弟，我不知道他们离开村子的时候是不是和我那时的记忆一样，高兴而豪迈地说“我们去做工人”？ 城市让他们豪迈了吗？ 眼见为实的是他们让城市豪迈了。 “民工的进城，犯罪率提升了。”不止一家媒体有这样的报道。 难道除却民工，城市就没有犯罪吗？再说，农村本身的犯罪率不高啊。 这样话题就远了。 我相信他们在城市的笑容，与回到村里，家里的笑容是不一样的；他们出来打工了，与他们带着打工的收入回到了村里，家里的劲头是不一样的。这之间的差异决不仅仅是种田与做工、收入多与少的差异，当我不止一次看见他们茫然而无视觉目标的眼睛呆呆望着城市空间，望着车流穿息不止的大街的时候。 就在昨天的傍晚，在宽街附近，我看见一个强壮的、三十多岁的民工，穿了一件旧西装，一双更旧的球鞋，站在街边，望着空中。我不知道他在看什么，更不知道他在想什么。但是，我们的《葵花朵朵》，就是要通过最直接的和农民弟兄们的接触，讲述、丰富我们的故事，知道在城市的天空下，我们的农民兄弟，他们到底在想什么？ “去河南，去我们要表现的民工们的老家，看看他们在家里是怎么生活的，怎么种地的，怎么和老婆孩子、和邻里乡亲说话办事的，学会他们的说话，并不完全是发音，还有习语，还有昵语，总之，是在最快、最短的时间内，成为他们中的一员……” 而不仅仅是在北京的劳务市场。 这是我对《葵花朵朵》剧组的要求。这些要求意味着：当我们的演员完成了农村生活的体验，学会了他们生活中的用语——语言的方式；熟识了他们生活中的习惯；也真正的会使用他们谋生的工具，比如一个泥水工的工具，一个木匠的工具，而不是通过表演来摆设；然后当我们的演员和真正在城市打工的农民兄弟站在一起，应该看不出谁是演员，谁是生活中我们要表现的原型。这也意味着，我不赞赏在我们的《葵花朵朵》中邀请一些著名的面孔来扮演剧中的角色。我从来都不赞赏一部戏依靠一些著名的面孔来支撑，来维系——这个问题之后再谈。 我对《葵花朵朵》的要求，显露出一点不合时宜的“偏执”。因为这是一个事事追求“速成”的年代——无论是食品，学业，还是所谓“成功”，所谓“快乐”，以及我知道的很多演员在镜头面前的假眼泪、眼药水。在这样的“速成年代”来要求一部戏如此不速成的做法，在我提出这样要求的时候自己也感到面临的难度。时间已经成为很多人挣钱的快车。“体验生活”，对于靠时间挣钱的相当数量演艺界人士来说，就像搭上了一班慢车，尽管慢车经过的风景要细致，慢车的人情、人性更有生活。但是所有的“成功人士”都是“快车人士”。这也是我不主张使用明星的一个原因：明星的“车”要更快，时间更贵。而另一方面，明星的脸实际上是妨碍观众相信剧中事件、进入剧中情绪的障碍。 如果我们拍摄现实题材的剧，我们就应该在现实中真正存在，而不要成为现实中的一个摆设，一个姿态。做事应该名副其实，应该“地道”，“戏”的目的在现实题材的电视剧中不应该让人看出在“演戏”，而是要让生活在镜头面前，在屏幕上重新流动起来，依照我们——编剧，导演，演员等等参与创作的人员——对生活的理解与表达。 另外，选择河南展现我们的剧中故事，是因为根据我们的了解，分布在全中国出来打工的农民弟兄们有三亿人，其中河南人、四川人都占了很大比例。河南与北京两地相近，在北京打工的河南农民兄弟有几十万人，因此把故事放在他们的生活中讲述有表现力，也有代表性。 第三部分 - 我们戏里的动物 每一次剧组拍片，都会遇到不可避免的危险和行动，尤其是拍摄武侠片。《天龙八部》外景在云南虎跳峡拍摄的时候，山谷中突如其来的一股风，瞬间达到七八级的风力，险些将人与摄像机统统卷入悬崖。当时拍摄这场戏的武打导演赵箭，眼疾手快拉住了机器，导致手指骨折。 这是我们在拍摄当中常常会遇到，如果不说大家就不会知道的事情。 而另外一些事情其实没有危险，但是在屏幕上展现的时候惊心动魄，甚至大逆不道。真让所有人担忧！ 比如《天龙八部》中数场骏马被仰翻在地的场面。 无数朋友，包括我们做《天龙》后期的工作人员，都在“哎哟”之后问过我：被你们弄死了多少匹马啊？！ “人仰马翻”的戏在《天龙八部》里面一共有两场的拍摄。一场是乔峰单骑擒叛军，要求是马中箭，失前蹄，乔峰从马被上飞出去的效果；另一场是擒拿耶纪洪基，伏击的人照准飞奔而来的马腿挥刀砍去，于是再次人仰马翻，惨烈无比！ 这两场戏都不是剧本（包括原小说）能够写出精彩来的，画面的惊心动魄，视觉的强烈冲击力，完全依靠动作导演和武师们的想像力，并且通过动作的设计和镜头的运用具体地表现出来。要独特，不能有以往想像的重复，还要达到完全的视觉效果，气氛效果。这需要有大量的准备工作。 设计拍摄这两场戏的是动作导演赵箭。第一场“人仰马翻”在北京附近的怀来外景地拍摄，第二场“摔马戏”在几个月以后的云南拍摄。之前赵箭导演在电话里面问我：“如果把马摔死了怎么办？”我说，“马不会摔死，别把人摔了！”赵箭说，“人不会摔，都设计好了有威亚拉着，人摔不着！” 马是动物，只要不是利器伤害，关键时候它们都有保护自己的本能。人就不一样了，大部分人都已经失去动物那般关键时候自我保护的本能与反应。所以我最担心的是人。 我们拍摄的方法是在马腿上拴上绳子，马背上的演员吊上威亚，待人与马到了设定的地点，奔跑中的马双腿突然被栓制，就造成了马失前蹄，马前滚翻而人被威亚吊着“摔出去”的场面。后期制作经过绝妙的剪辑，惊心动魄的动效配音，那种让所有人“哎哟”，疑虑“死了几匹马”的场面，炮制构成！情节惊险、触目动魄的效果准确传递出来。 凡是摔马的戏，现场都是两台以上摄像机不同角度、同时拍摄、一次完成。因为马是非常聪明、记忆极好的动物，它们会不会因为如此摔它们而记恨我们，我不知道，但是若想再拍一遍，再摔它们一次，那是完全不可能的，我们的设计在哪儿，想怎么做，马都能记得！ 第三部分 - 我们组里的一员 二○○三年春天“非典”时节，导演于敏抚养了两只小狗，其中一只取名多多。因为它来源于于敏——被于敏从冷落的市场上寻得，我们都叫它于多多。 于多多刚来的时候只有三个月大，肉肉球球像一个白色毛线团，小得连一个台阶都上不了，人见人爱。它也不见外，无论是谁，招手就去，给什么就吃什么，无论是肉骨头，肉皮，肉馅儿，还是土豆，黄瓜，馒头，毫不挑剔。于多多六个月大的时候我们《永乐英雄》在北京附近的延庆开机拍摄，于多多的“爹”于敏忙得再也没有时间和精力招呼它，它忽而呆在剧组的现场“做野狗”，忽而和我一起回到北京，我们在棚内制作《天龙八部》的后期，于多多在干燥的地毯上做几天“家狗”。 可能就是来来往往都是我带着，于多多与我的感情日益增深。它渐渐变得与我寸步不离，无论我谈工作，在录音棚，还是看外景，在拍摄现场，无论我干什么，它都乖乖地蜷伏在脚边，或者在我坐的椅子下边，从来不吵不闹。它的安静，对人各种活动的忍耐，似乎只希望换得一个要求：时时刻刻跟着我。 有的时候夜很深了，我在“它家”和“它爹”于敏导演谈完工作，于多多困得都站立不稳摇摇晃晃了，听我说走，立马跟着，小铃铛丁当响着，伴随我穿过深夜的楼房、走廊，一起回到我住的地方。 有它我不寂寞。我在它干什么都欢喜踏实。无论我去哪里，它都待在一眼能够看见我的地方。晚上它要睡在我的身边，不是靠着我的胳膊，就是靠着我的腿。它就像一个小孩，唯一的要求就是不要撇下它，时时刻刻能够跟着我，如果我要离开又无法带上它，它会“央求”身边的任何一个人，又咬裤腿又求拜，往返与紧闭的门和人之间，或者爬在紧闭的门缝下，小爪子抓挠着门，嘴里发出“呜呜”的呜咽。有几次据说后腿站立遥望向窗外发出狼一般凄厉的长啸。 在感情上我已经不将它看作异类。我将它当作孩子。它对于我毫无保留的信任竟让我不能将它当作宠物。我也从来没有养过宠物。它常常那样一动不动望着我，乌溜溜的黑眼睛让我觉得似乎它随时就要开口说话。以前我从来没有养过猫狗之类，不是很理解那些人与动物的感情，这次如果不是“非典”，不是于敏，也不会有于多多，不会有我这样的感受。《永乐英雄》在浙江横店拍摄外景，于多多一直被带在摄制组，因为它还在剧中“有戏”。而我每次往返于剧组，相见的欢乐与分别的苦恼，竟然成为我与它的大事。有时我想，一只不足两尺的小狗，何以至此？但是事实就是如此！可能因为它们也有着一颗与人类一样跳动着的心吧！ 据说“非典”时期有不少人遗弃家中的小动物。最恶劣的是将小狗从飞驰的车窗里面扔出去。二○○三年的四月开始我经常在城市的公路上看见被车压成纸片状的动物尸体，惨不忍睹。想起它们曾经对于它们的主人那样的依赖，信任，这种联想让我寒战！我们都听说过很多家狗在危难时刻拼尽性命救人的故事，但是人的行为竟然是：仅仅因为疑虑自身的安危就置信任于自己的动物于死地。有的城市“非典”期间还以此借口捉拿了一大批家狗，目的只在于索取高额的赎金。同样我也联想到大多数人与动物的相处，只是把它们当作宠物，玩玩，逗逗，消磨时光而已。生命远不平等，人还没有对于生命完整的理解力与觉悟。 于多多不是宠物。在我们的大集体中，于多多是我们的一员，在我的身边，它是我喜爱、我信任的孩子！ 第三部分 - 谁是有钱人 改革开放二十年之后，我才知道有一本专门统计别人有多少钱的杂志《福布斯》。统计完别人的钱之后按照数字的大小排列一个名单，叫“财富榜”。上了财富榜的人既光荣又担心，从此做人要小心翼翼。 二○○三年的《福布斯》首次评选中国内地的文、体明星名人财富榜，多少我们耳熟能详的名字榜上有名。于是，有一些非常关心我的朋友打电话问我：胡子，怎么榜上没有你？ 我接到这样电话的时候还不知道在怎么一回事，就依照授意上网去查看。原来如此云云。还有一些热心的网友在“留言”上表示质问和遗憾，意思是为什么像张纪中，还有某某明星那样“历历战绩在目”，娱乐、演艺成绩不容忽视的人却榜上无名？ 由此我第一次相信了《福布斯》调查，职业与民间的“众心所望”是有着绝对的差别的。 民间的认为除了为我打抱不平的网友，直接电话询问我显得有点“愤然”的熟人，还有一些类似于这样的事情—— 几个月前我接到一个陌生女子的电话。一路问我是不是张纪中，问了又问，确定了还要确定。在我老老实实一番连续的承认之后，她就挂了电话。隔了一天，这个陌生的女子电话又来了，这次就有些像熟人了，说“我就是昨天那个……”，然后说“我遇到了一些困难，只有你能够帮助我解决……”我说“我不认识你，什么事情只有我能够帮忙？你说。”扭捏一番，电话又挂了。一会儿，来了一条短信息：“我是……地方的一个蒙古族人，我需要二十万的钱，请你借我救个急。”类似这样的电话我也接过，但是深深浅浅也是个熟人，完全不认识的还没有。又过了一天，陌生女子又来电话了，这次完全是熟人的姿势了：“张导啊，我就是……”（述说这两天的经过）。我说“我不认识你”，“我给你发过短信啊……”（强调这两天的经过）。我只好说：“你就是我的真正熟人，我也没有钱借你啊。”欲挂电话不能。陌生女子语气完全变成对于我这样不仁不意人的委婉谴责：“我昨天不是给你发了短信了？你先借我钱我有点急用……”我说：“你是谁啊？你哪儿来我的电话号码？”女子正义凛然：“你不认识我没有关系，哪儿来的电话你也不用管，反正我认识你就行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认为这是有谁在和我开玩笑。但是至今没有找到“玩主”。 偶尔清闲一下的时候我想，如果我是投资方，或者发行商就好了，那我就有可能既财富榜上有名，又可以江湖上大把、小把金钱救济所有开口之人“救个急”，做人倘若如此豪迈，一切都还真要以金钱为基础。 想完之后依然要为投资人打工。即便如此的关系，我该得的劳务还没有名正言顺的拿到手呢！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1）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1） 二○○四年要拍摄的戏比较多，都是在不知不觉中安排下来的，像《民工》，从剧本开始准备了整整两年了，现在是水到渠成；像《神雕侠侣》，也是一个按部就班的计划，还有另外一些堆积到了今年的工作。而另一件处心积虑，不得不在今年展开的事情，就是抗战题材小说《吕梁英雄传》的电视剧拍摄。 不仅仅因为二○○五年是抗日战争六十周年的纪念，十多年前，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末我就想要拍摄这部小说，就开始了相关的工作。那时我还在山西话剧院，我记得好像是从改革开放之后，全国的话剧院都有了电视剧拍摄的甲级许可证。山西话剧院与“吕梁”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山西话剧院的基础力量都来自于“吕梁剧社”，那还是在抗日战争期间，解放后，成立了山西话剧团，整个吕梁剧社都调入山西话剧团内成为基础的骨干力量。文革期间，山西话剧团全团下放，又都全部重新回到吕梁地区，一待就是将近十年。因此可以这么说，山西话剧团的老成员们，从上到下都了解吕梁的历史和民间的风俗，老百姓是什么样的，他们会在什么时候怎么说话，怎么处世，怎么个过日子，吕梁的风土人情山川地貌，大家闭着眼睛都能够说出来。话剧院也因此排过不少讲述吕梁地区抗战故事的话剧，像《汾水长流》，《山城围困》。我虽然是一个北京人，北京生北京长，但是在一九七八年我进入山西话剧院的时候，已经在山西的农村插队、山西的煤矿教书十年了，那是从十七岁到二十七岁成长、成熟的十年，期间的种种积累远远超过我最先在北京待的十七年。因此在进入山西话剧院的时候，我已经“彻底被改造”，我不由自主，从心里面认为，我就是一个山西人，至今我在不假思索的时候，在心里还是这么觉得的，也因此了解了山西的民风民情，山西的历史，民间的种种“文化”。 《吕梁英雄传》是山西的作家马烽与西戎合写的、抗战时期一九四五年在《晋绥大众报》上首次连载的抗战故事。现在很多人都不知道马烽与西戎，在解放初期的五十年代，他们都是以赵树理为代表的“山药蛋”派作家，山西的名作家除了赵树理就是“西李马胡孙”，西戎，李束为，马烽，胡正（《汾水长流》），孙谦。我们想要拍摄《吕梁英雄传》，必须首先征得马烽与西戎的同意。八十年代末，我们与这两位作家联系的时候，马烽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的党组书记。 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末，第一次与《吕梁英雄传》的作者马烽联系，出面的是当时话剧院的院长彭毅。那时我还在山西话剧院，除了参加一些山西电视台的电视剧拍摄，依然还在参与山西话剧院的话剧演出。彭毅老院长汾阳出生汾阳长大，自己就是吕梁人，十二岁参军当了红小鬼。用过去的话说，他是一个老革命，用现在的话讲，他是那段历史的参与者，见证人。每一个经历了抗战历史的人，无论是军人还是百姓，是被侵略的受害者，还是打击侵略者的军人，民兵，都不会遗忘那段历史。让山西话剧院拍摄《吕梁英雄传》，让山西人自己演绎吕梁英雄的故事，彭毅老院长不但是自己，也发动了我们开始奔波这件事。我对《吕梁英雄传》的热情很大原因来自于插队期间与山西农民之间培养出来的感情。现在城里的人已经很少机会去了解农民了，进了城打工的农民子弟，为了生存与发展在本质上也有了很大的改变。真正的农民啊，他们一辈子与土地厮守，他们对于土地的热爱和对于土地的感情，无需表达，却像是一个人与“呼吸”的关系。农民情感的质朴，他们的豁达，智慧，全部来自于土地与庄稼给予他们的启示。一直以来农民的理想就是“三十亩地一头牛，老婆孩子热炕头”，农民爆发的所有战争都与土地有关，所以当外族侵略，当他们养以生息的土地面临被掠夺，家园的平静被枪炮声搅乱，老婆孩子不再平安，那他们打日本人是豁了命，一根筋地去打的，我在山西农村就听说过无数极其悲壮的打日本人的故事，日本人是机枪大炮，红了眼的山西农民举的是红缨枪，铁镐锄头这样的种田的用具。所以说起《吕梁英雄传》，无法不热血沸腾。 老院长彭毅亲自与作者联系，我在十多年前的工作是回一趟北京，找中央领导为我们的《吕梁英雄传》题写片名，寻求这样方式的支持。 马烽在当时是支持我们的意愿的，因为作为一个山西作家，他完全了解山西话剧院的背景，与吕梁地区的关系。《吕梁英雄传》很快进入到剧本的创作阶段。但是，剧本写了好几遍，无论是马烽还是我们话剧院，都是不满意。这样，有将近三年过去了，这件事情逐渐搁浅下来。这之后发生的事情是，老院长彭毅又开始忙碌、奔波话剧院其他的事宜，我呢，则开始渐渐全面转入电视剧的拍摄，制作。 然而，我们都没有忘记要拍一部“历史上”山西农民打日本人的故事，拍《吕梁英雄传》。 之后听说，山西电视台随后也参与过《吕梁英雄传》的拍摄想法，种种原因同样没有实现；再随后是北京电影制片厂买了《吕梁英雄传》的拍摄版权，也是经历若干年，直到二○○三年版权期限到期，也没有银幕实现。这样在忙碌和等待中度过了十几年，形势又回到八十年代末的状况：我们要拍摄《吕梁英雄传》。 同样具有这种想法的，还有山西省委。这十几年的变化之一，就是我更加具备了电视制作的经验和能力。我是北京人，但是实际上，无论是我自己还是山西的朋友，都认为我是山西人，大家都觉得，把这样一件与山西直接相关的事情交给我来做，是合适的——可以说我一直以来期望在屏幕上表现农民题材的故事，拍摄农民的生存与情感，统统来源于我在山西农村插队的生活，对农民的了解，与农民的感情。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2） 第三部分 - 不能忘记的历史（2） 二○○四年三月三十一日，距离马烽与北京电影制片厂《吕梁英雄传》拍摄版权到期还有十天的时候，我回到山西太原。在非常追求商业价值的当今，《吕梁英雄传》不具备有完美的商业倾向，但是，想做成一件事情的愿望，告诉如今在电脑上熟练地玩着战争游戏的孩子们一段真实、残忍、永远不应该忘记的历史，都迫使我“不很娱乐”地要做这件事。 由山西省委中介，依然是由山西话剧院老院长——已经退休了的彭毅带领，我们找到了作家马烽的家。那时，马烽已经八十四岁。 但是他头脑清晰，虽然患有长期的心脏病、哮喘病，他依然像一个中年的作家，对他的《吕梁英雄传》滔滔不绝。那个时候马烽有他自己的想法，他既不想与北京电影制片厂续签拍摄的合同，也不是很愿意重新找人合作，他还是想自己重新来编写剧本。我不赞同他这样的想法，编剧是很繁重的一项工作，绝不是将原有的文字、故事的情节重新编排一下。一个八十四岁的老人了，虽然他“心有余”，但是“力也足”吗？ 马烽老先生很执著，我们就没有太坚持。也可以依照马烽先生的意愿尝试一下。岁月无情带来人生的遗憾，三十多年前那段特殊的历史，让多少人在人生最珍贵的年华失去了创作的机会。我理解一个老人的心情。 然而，在二○○四年年初的一月底，从山西传来马烽因病去世的消息。 在去世之前，马烽告诉他的女儿，答应将《吕梁英雄传》完全交付给我们来做。 二○○四年的四月十六日，因为《吕梁英雄传》我再次往返山西太原。同行的是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主任，李培森。 到目前为止，《吕梁英雄传》名正言顺成为山西省吕梁市委、与中国电视剧制作中心、山西电视台的合作拍摄项目。 十几年弹指一挥间。乐观地看，有些事情因为种种原因而没有“及时”做成，并不是一件坏事，可能“及时”不应该单指当时，更合适的应该是现在。比如去年非典时期“因闲”而发现的雁荡山外景。站在雁荡山的时候心里有一瞬间冲动的遗憾：如果我们早三年发现……但是早三年未必是好事，《笑傲江湖》未必是合适的机遇，“现在”才是最合适的时间和地点。《吕梁英雄传》也是一样，如果十几年前就被我们拍成了电视剧，我们对许多问题的认知，表达，都会留下比十几年要漫长得多的遗憾。而现在对于这个故事的进入，起码我们在人性，良知，和历史真实的了解上，有了新的积累。二○○三年为准备拍摄《陈赓大将》，我看了大量抗战时期的历史资料，无形中也为《吕梁英雄传》填补了必要的知识。当年日本鬼子侵略中国的时候，他们的各方面装备，都是远胜于中国的，他们的士兵，最低文化程度是小学毕业，文化既是沟通与理解、认知的能力，这对于一支作战的部队来说，非常重要，而中国的士兵，大多是农民的孩子，对仗的时候基本上凭借的是勇敢，民族情绪。抗战初期，在武器装备上，八路军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有步枪，还是那种低质量武器，像“汉阳造”，“老套统”，或者土造的火枪，其余的士兵用的还是大刀，梭镖（红缨枪）；而日本鬼子们呢，每一个士兵都有一杆射程远、命中目标精度高的“三八大盖儿”，每一个班就有一挺机关枪，每个排都有小炮，掷弹筒（作用雷同迫击炮，却比迫击炮方便，拿在手里就能使用），连以上的有重机枪，团里有山炮，山炮就是我们在抗战电影里面看到过的，用马、骡子就能够拉着满山遍野跑的炮，还有鬼子们充足的弹药配备，手榴弹，等等。八年抗战，“八年”证实的也是抗战——打击日军侵略者之艰难。就是在这样对比悬殊的军备条件下，中国人全民皆兵，艰难的，悲壮的，义无反顾的，前赴后继地将日本鬼子侵略兵最终赶回了他们的老窝。 《吕梁英雄传》是整个悲壮的抗战事迹中让历史、让中国人不能遗忘的山西吕梁的一幕。 第一次看《吕梁英雄传》的剧本在九十年代初，剧本由山西话剧院的编剧编写。但是所有人都觉得不理想，尤其是故事的结构，在情节设置上依照的还是抗战题材的老套路。第二次看到剧本，相隔了几乎十年，换了编剧，剧本所属是北京电影制片厂。还是不好，不精彩，人物的“深入创作”又增添了九十年代的特征：女性角色。也不能说不对，但是看着有些别扭，就像《林海雪原》给杨子荣加了一个情意切切的妻子。第三稿，就是二○○三年，由马烽自己参与了创作、由山西作家张石山和马烽的女儿梦妮合作编剧完成的，我还是觉得不理想。故事的编织不流畅，形势的展开描述也不严酷，剧本的第一集竟然将日本鬼子写成在中国人面前充当好人，这样的一种“怀柔政策”，怎么可能是这样？历史的记载不是这样，农民也不是这样。我并不想诋毁农民，但是农民的实际不在于“爱国主义精神”，他们是被逼迫得没法活，活不下去了，家园被毁，被侵占，家破人亡。日本鬼子侵略中国，首先的政策就是“三光政策”，那时候人人都知道，杀光，抢光，烧光。一九七○年我在山西原平上院村插队的时候，听老乡说过，抗战时候日本鬼子还没到，种种可怕的传闻都有了，都是关于杀光、抢光、烧光的，因此日本鬼子第一次进“上院村”的时候虽然才三个人，全村人都躲了起来，那三个鬼子兵将三支步枪架在场院上，然后大摇大摆如入无人之境——事实上也是无人之境了，走家串户肆无忌惮见好的东西就拿，抢鸡抢粮。这是真实的“场景”，真实的恐怖心理，然后，是什么将“躲藏”的恐怖逼迫为打日本鬼子的勇敢？只有是更为残酷、更为恐怖的现实。怕和躲在现实面前不仅无济于事，而且成为了可耻——中国人的血性被煽动了，人的捍卫自己家园与尊严的血性被煽动了。抗日战争不是“和平战争”，是不得不打、即便是用种田的农具也要杀死鬼子兵的义无反顾。 我想要拍摄的是中国国土曾经被无辜侵略、中国人被残酷杀害这样大背景之下的抗战故事。我觉得编剧仅仅依照小说原文，坐在电脑前编写是不行的。这次的编剧必须到吕梁地区去走访经历了抗战时期、至今还能将那段亲身经历描述出来的老人，来补充、丰富我们要拍摄的《吕梁英雄传》。这是对历史的负责，也是我们“娱乐工作”的职业和良心。 第三部分 - 想想昨天的旧事（1） 第三部分 - 想想昨天的旧事（1） 二○○三年十二月底的最后几天。浙江横店。《永乐英雄》的拍摄已经进入扫尾。这部三十六集、九月一日开拍、原计划二○○四年一月十日完成拍摄的明代轻喜剧，比原计划提早了十五天拍摄完毕。我坐在横店现场“望归楼”的导演椅中，看着导演于敏在移动轨上“驾驶”着他的摄像机，拍摄最后一场众厨娘兴高采烈大跳“迪斯科”的戏，内心满意舒畅，很有一点“望向战场，胜利旗帜迎风飘扬，只等军歌嘹亮……”的喜悦。 又一部戏收尾了，恰逢二○○三年的岁末。并不是每年都有这样的“彻头彻尾”的计划，二○○二年年底此时我们还在云南奋战《天龙八部》，直至春节前的两天；二○○一年年底是在无锡着急《射雕英雄传》；二○○○年的年末在沈阳《激情燃烧……》，一直“燃烧”到春节过后一个月；再往前…… 我坐在横店的拍摄现场怀揣沉甸甸的舒坦。这是劳作之后收成在望的喜乐。我想农民在秋日望向田野的隐约喜悦也该是大致如此。辛劳耕作了一季啊，犁田（策划剧目），归置农具（说服、组织剧组成员），播种（开机拍摄，一粒种子一个镜头），施肥（增加可喜因素，调整有利环节），除草（将不适当的人从不适合的场景换走），护田（维持主创的创作意图、创作观念），等待收成（坐在横店现场看最后一场戏的拍摄）。一种澎湃的情怀就是这样看啊想的油然而生的！ 这天要咬咬牙坚持一下的事情是，有一组镜头要将三个群众演员扔到水塘里去。这可是在寒冬十二月天啊！可喜的是“暖冬”迹象明显，十二月底的天气竟然无雪无冻也无霜，加上天气晴好，我们备好了饱满的情绪，热腾的姜茶，以及装着微薄稿酬的信封，这件事情竟一起呵成。这天比较扫兴的是，头天夜里导演于敏明确告诉我今天有一场“重戏”要我来客串一下，就是八个厨娘兴高采烈大跳“迪斯科”的时候，有一个拉二胡的民间白胡子艺术家也摇头晃脑陶醉期间。于敏吐字清楚地告诉我，这是一个需要有表现力的“重要的角色”，非我莫属，但是现在，这场明代戏还在拍着，我却是二○○三年的衣衫装束坐在一边，并没有拉着二胡“陶醉期间”。追究缘由居然“责任在我”，上午来了云南大理“天龙八部城”景地的建设者朋友，来看看横店的“发展情况”，我带领他们看了我们拍摄的景点，又看横店其他的地方，看的我们双方激情澎湃，我因为横店如此的拍摄条件，云南的朋友因为如此的旅游拉动力，就这工夫导演于敏换了人。我是一个对表演有着执著热情的人，而且我基本不计较角色的大、小，戏多戏少，但是…… 我多少有些怨恨地再次看向移动轨上“驾驶”着摄像机的于敏导演，我的心竟然重重地仿佛被磕碰了一下：这个在我眼里一直是那么桀骜不羁的年轻人，竟然不知不觉中有了中年的影子…… 人行浸在光阴中，就像竹枝植入在泥土里，渐行渐深，再要回首，岁月已经“浓密成林”。 十年前我还是四十几岁，我身边的很多人还是三十几岁，比如现在一直跟我拍片的动作导演赵箭，比如康红雷，比如于敏。 一九九五年十一月《水浒传》在北京开拍在即。剧组分文戏和武戏两个组，武戏邀请的是香港导演袁和平兄弟，出于经费的考虑，没有同时邀请他们惯以合作的摄影。这时就有朋友向我们推荐南京人于敏。开始我没有抱很大的希望，因为听说于敏是话剧演员出身，干电视摄影完全是出于他对这一行的无限热爱。尤其是看见于敏的时候，高高个子戴一副眼镜，一束长发乱乱地绑在脑后，斯文中流露出形同美国演员“彼特”的狂傲不羁。这应该还是一个演员，我心想。然而时间的紧迫和朋友推介的肯定，我还让他和袁家兄弟见面了。人家的担忧和我是一样的，袁和平与我强调“武戏的摄影是很艰难的，身体会很艰难（掌控摄像机的幅度、角度），技术更加艰难！”我说“先试试吧”，心里也在做着二手准备：再找人替换。 同年十一月十日，《水浒传》在北京角门开拍。不仅仅是出于对于敏的担忧，还有我们与香港名导演的首次合作，我一整天都在武戏现场。开拍的第一场戏是白云客栈，燕青打完擂台之后被官兵追杀，与李逵一起出逃。于敏没有经历过武戏的拍摄，我们也没有经历过，只有大名鼎鼎的袁和平胸中有数。我看着他们现场的交流合作，指指点点。晚上看样片，于敏手中镜头的移动非常准确到位，构图既不呆板也不花哨，画面及其“顺眼”，舒服。袁导说，“这个摄影感觉很好，所有的要求都能达到，一点不比我们原来的摄影差！” 可以说是最多让我疑虑的于敏最先奠定了我的信心，让我看到通过合作我们可以驾驭这样的创作，我们与另一种工作方式是可以融合的，我们具备大合作的能力。 于敏真正给我留下不同凡响印象的，是《水浒传》王英与扈三娘战死的一场戏。这是一个连贯运动的长镜头，于敏背着斯坦尼康站在吊车平台上，吊车将他从城楼徐徐放下到地面，然后于敏背着斯坦尼康一直进入小巷。在这个长镜头中任何一贞的画面都没有构图、镜头描述（表达）的不妥，一场恶战之后尸身遍布的凄惨，王英扈三娘战死的壮烈，镜头的语言丰富饱满，流畅。很可惜的是在最后的成片里面这个镜头被剪碎用了。一九九八年于敏荣获电视飞天奖《水浒传》最佳摄影。 于敏从二○○○年开始在我们的合作中担任导演工作。《射雕英雄传》与《天龙八部》中几场关键的戏是于敏为我们补拍的。然后就是今年完整的《永乐英雄》。岁月的点点滴滴灌注在一个人的身上，可能就是对某件事、某个人的热爱，从愿望融合为事实的现象，也是人从激昂的青年到沉稳中年不知不觉的转度。 新年聚会，赵箭偕夫人同来，几日前在浙江横店拍摄《永乐英雄》，赵箭还是风风火火，喝三吆四，满脸的飞尘和疲惫，家中两日改头换面，衣裳光鲜，见面寒暄竟然面露腼腆，像个初入电视行希望找份活儿干找个未来的年轻人。 赵箭是个厚道人。十年前与他初识，他英气勃发，项子上系着暗红的丝巾，一身牛仔打扮，用眼角打量人，说话果断决然，没有半点的含糊意思听着常常像是在威胁人，那个时候他的激进前卫怀才不太遇，悄悄掩盖了他一个西北汉子的憨厚。岁月流逝，遇事诸多，赵箭经常激奋的情感内敛了，“激情”虽然在拍戏的时候经常被他豪爽得像是“家私”一般翻弄出来随便使用，在平时，又小心而吝啬得不知道被他藏到了哪里。他沉稳了。暗红丝巾偶尔用用，说不清是对过去的一种黯然怀忆呢，还是那天北京的风果然有点大。人的年龄就像一列往返故乡的火车，到过异地的繁花似锦，惊异过异地的言行做派，见过种种可亲不可亲面孔，在归途的时候，离故乡渐行渐近的时候，心性已经悄悄与久远的故乡暗合。 第三部分 - 想想昨天的旧事（2） 第三部分 - 想想昨天的旧事（2） 倒述赵箭十年之前的经历，他的大部分时间在陕西度过。那里成全了他现在事业的根基——他是豫剧团的武生演员，也成全了他与宝利的婚姻。孩子出生之后，他才开始踏向外乡的路。之间的经历，坎坷，波折，困顿，以及柳暗花明，留待他日后自己去写回忆录。我认识他的时候他已经几经波折杀打出一条活路。香港人开始在大陆拍摄武打片的时候，因为大陆人才济济，不仅仅各省各市都有武术队，各种戏曲剧团也有的是武生演员，而且人员价格比香港便宜，于是纷纷与大陆的武生们合作。他们有的直接扮演角色，有的就成为武师。赵箭偶尔客串角色，大部分时候是武师。他逐渐在同行中出类拔萃。1994年我们拍摄《水浒传》，需要不少有经验、有创意的武师，赵箭是被推荐者之一。在一个无月亮，有轻度风的夜晚，我在北影厂内一盏路灯下看见被孤灯独照的赵箭，就是我前面描述的那样一副暗红丝巾、眼角看人的挑衅模样。我想他一定见过不少坏人。他话不多，“行”，“好”，“就这样吧”，倒是字字掷地有声地干脆。低眉思索之间也乍然流露出掩藏不尽的诚恳…… 我喜欢赵箭，可能就有当初一见面时候他的那副“狰狞”模样。这远远好过另外一种假扮真诚、一直面露感人笑容的人。赵箭不是。他跟我扮恶，仿佛随时准备翻脸。 《水浒传》中开始他是武戏的武术指导，具体工作是根据动作导演的要求，将人物的武打动作、行为途径设计出来，行话叫做“套招”，是动作导演的主要助手。赵箭干得尽心尽职。脑子好，体力好，动作设计得体漂亮。《水浒传》拍摄十个月后，因为拍摄进度缓慢，依靠一个文戏组、一个武戏组的拍摄很难完成预期的计划，我们决定再增两组拍摄人员，文戏由当时的副导演陆涛另分出一摊，武戏就交给了表现卓然的赵箭。这是赵箭第一次的动作导演出场。尽管赵箭勇于担当，胸有成竹，我还是不敢放心，一连几天跟在他的现场。事实证明他的确是胸有成竹，像高俅踢球、武松飞云浦等等完全经由赵箭导演出来的武戏，非常精彩。 从此，赵箭与我的合作日积月累，到二○○四年已经十年。之间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永乐英雄》，他都是动作导演。对比观看这几部戏，明显看出无论武打的设计还是人物的塑造都在进步。这实际上就是赵箭努力奋进的证明。我觉得我们拍摄的武侠故事，就武打设计而言，已经超越了从前，无论是大陆，还是香港。赵箭对于人物武打动作的设计已经摈弃了单一的模仿，低劣的噱头——惯有的惊险噱头或者滑稽噱头，他能够从人物的性格、思维逻辑出发，引申到不同的动作设计。像《天龙八部》中乔峰的动作，既茁实厚重，又充满原作小说中江湖大哥的豪迈之气。 十年的时光飘逝若流云，又片片刻刻都在眼前。合作只是一种工作的关系，而透过这种人人都有面临的工作关系，能够清楚看到的，再不是初见面时的“和善”或者“戒备”，人人本性流露。我感激赵箭是一个重情重义的人。十年交往，剧组遇到的困难无数无数，有过前程有望的希冀，更多时候是突破困境的艰难，赵箭无论身陷其中还是与他无关，他都没有旁观过。他解急解患，从来都是发自肺腑，没有过任何的表白作态。他不邀功，也不喧哗，十年过去，在他的神态、行径之中，一九九四年的表情早已经荡然无存，更多的是厚道与宽容，交于他身边的一切人与事。 人到中年究竟是好还是不好呢？从岁月的流逝来说，当然不大好，但是有十年的时间认识一个朋友，揭发一个真人，当然是好。岁月留金哪，矿产是那样酝酿的，人埋在岁月之中，也是被这样酝酿的。 小时候的许多理想没有成为现实，比如我也想当宇航员，但是代表中国人飞上天的是杨利伟；想成为一名在舞台上飞旋的舞蹈家，但是现在的身体胖得像质量最好的面包；想获得诺贝尔和平奖，但是不久前我的一位朋友在电话里面向我宣读一本杂志的新闻报道开篇：“日前美军在……地区抓获一名长得像张纪中的人，美军士兵说他就是萨达姆！”只有一件事情不需要任何的努力就成为了现实，那就是我的小学老师说的“日月如梭”，“一眨眼二十年就过去了”！ 何止“一眨眼二十年就过去了”，一眨眼五十年过去了，一眨眼又一年过去了！这是我少年时代眨了无数下眼也没有成为的现实，今日兑现！ 这一年是“终于过去了”，波澜起伏尘埃落定，应该还是欢喜的：忧扰多少人的“非典”终于过去了，中国人终于圆满而顺利地上天、落地了，女排终于大获全胜、让冠军重回怀抱了！ 这真是“一眨眼”的魔术啊！回想起来，事事都还历历在目。作为辞旧迎新，回顾一年既是一种情感的需要，也是铭记！ “非典”在北京风波乍起的时候，正是《天龙八部》开始后期剪辑之时。参与后期工作的人从最初的十多个，逐渐减少为五六个。可以不来的都不让他们来了，留下的都是无法缺减的精兵，我，动作导演赵箭，负责补拍、为《天龙八部》做宣传片的于敏，制片主任阙新，香港铁杆王宥宁——动效师，剪辑师张津，还有几个无论荣辱生死都相随的家人。阙新和赵箭先后成为大厨，他们做饭的手艺在“非典”期间不但安抚了大伙儿的胃也成了身体健康与否的鉴定：饭吃得香身体肯定没有问题！大伙儿白天黑夜的干活，余下一点睡眠时间还相互鼓励锻炼身体，跑步跳绳。到了四月下旬，《天龙》初剪完成，开拔浙江象山看《神雕侠侣》外景，与象山人谈定合作搭建“神雕侠侣城”。 再回北京已经是“非典”之后逐渐风平浪静的六月。决定拍摄《永乐英雄》。这部起意为了磨合明年《神雕侠侣》的三十六集电视轻喜剧，开干之后竟成为二○○三年下半年的另一个工作重点。年底，《天龙八部》开始在各台陆续播出，象山“神雕侠侣城”的搭建工作已经开始，《永乐英雄》在浙江横店圆满杀青。 一年又到岁末啦，忙忙碌碌间怀念匆忙逝去的日子，也怀念匆忙逝去的人。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凌晨接到梅艳芳病逝的信息，内心凄恻。一年前我们还在一起共贺过新年，还相约过有朝一日的合作，这“有朝一日”是永远地没有了！ 新年初始，衷心祝愿天下所有人健康平安！ 第四部分 - 人事如潮 第四部分 - 人事如潮 大家天天在一起，日常相处得久了没有什么特别的感觉，反而会有一些家人般的熟不知理，言语有时也会磕磕碰碰。然而当我在新京报的这个园地渐渐梳理我这些年的时光流逝，我发现我们共同度过的年年月月无论是长是短，已经将沉浮在日子中的人与事刻记在每一段的记忆里面，不会忘记。 我想起了李黎。想起他让我心酸，他已经在一九九七年的夏天去世。 我们认识的很早，将近三十年前的一九七五年，我在山西轩岗矿物局的文艺宣传队，那时经常有一些宣传队之间的演出交流。一天来了一支部队的文艺宣传队到我们轩岗矿物局来慰问演出。大家都是二十刚出头的人，演出完了吃饭聊天非常热闹。我认识了李黎，他当时还不到二十岁，面容英俊长得像年轻时候的电影演员王心刚，他在宣传队唱男低音。在所有的热闹之后，我与李黎是交谈最久的，我们谈抱负，谈对艺术的渴望追求，这些在当今的年轻人看来或许很可笑的话题，在我们年轻的时候都是非常渴望的语言。我们谈得投机而尽兴。第二天，部队宣传队按计划去五台山游览，我们都觉依依不舍，他也邀请我也要求，一起去了五台山。那是一九七五年的隆冬，零下近三十度的气温，我们都是坐在敞篷的军车里面，冻得脸都没有感觉了，还张着嘴一路唱了三个多小时的革命歌曲。李黎的男低音今日想来都仿佛环绕耳边。五台山的游览草草，重要的是大家分别合影留念，然后军车回部队，我自己再搭车回矿物局。这样一别人海渺渺二十年。一九九五年，我们的《水浒传》开拍在即，扮演花和尚鲁智深的演员臧京生在天津不知何故见到了李黎。相互询问在哪干嘛自然而然说到了我。几天以后，心情激动的李黎拿着二十年前我们在五台山的合影到北京找到了我。他担心我早忘了他。我没有忘了他，谁也没忘，然而事实证明他带着照片是对的，如果没有照片，我根本不会相信站在我面前有些浮胖，个头不高的这个中年人是我记忆里面的李黎。那不是青年和中年的差异，而是抱负与现实的差异。像二十年前一样，我们谈了很长时间。他曾经的壮志和对于未来的信念，已经被现实冲刷成了一个旧时的泡影。他不想再在学校干保安了，他希望因着年轻时候的梦能够干一些与艺术有关的事情，什么事情都可以。可能是因为曾经相同的经历，我心里非常难过，我同意了，让他做导演的助理。就这样，在《水浒传》我们一起工作了将近两年。他积极努力地做一切导演要求的工作。如果他不是积极努力，或许他不会那么早的离开人世。 一九九七年。《水浒传》在北京进入后期，我们又推介热爱艺术的李黎进入另一个大戏剧组。夏天最热的时候我们接到了李黎在山东剧组外景地突然去世的消息，据说当时他正为大量的群众演员着急，突然之间他就躺倒在地再没有起来。医院的鉴定是大面积脑干出血。 他的妻子没有在任何方面为难纠缠剧组。她只是哭着反复地说“我们李黎总算是死在了他喜欢的地方”…… 李黎去世的时候大约四十六岁。 第四部分 - 人到中年康洪雷 第四部分 - 人到中年康洪雷 鉴于前面提到了著名导演康洪雷，我觉得有必要再详细地谈点儿。 十年前我叫他小康，很快又改口叫雷子，叫雷子顺口，骂他的时候很方便，句子连在一起就像专门是骂他用的。十年前雷子还是“正当青年”，来我们《水浒传》剧组前曾经是一名话剧演员。他长得，在比他更年轻的女孩子看来应该算是很帅的，精精神神的短平头，双眼皮的眼睛在看见年轻异性的时候发出特殊的光芒。他为此自豪，总算他还有引人注目的地方。然而一切也就仅此而已，康洪雷的可爱就在于他还算是老实人，像一块多年被埋没的煤，见了天日自己发光发热一番就很让他激动了。他的不老实都用在对付我了。 我不明白为什么他会这样认为：掩盖起来真相，只给我看见表象是一件很有趣、很有修养的事情。十年前他在我面前装努力，那时他是我们《水浒传》剧组的副导演，我对他那时的评价是“整天屁屁溜溜”，工作也算负责没有出什么大、小问题，但是只要有可能不工作，他就踢球、玩闹、极尽所能，像不好好学习的高中生上了自习课，我这样比喻是有原因的，因为一旦他听见我从走廊架着拐棍“笃、笃”走来的声音——看《水浒传》外景时我出了车祸撞断了腿——雷子与他的同伙立刻会抓起准备好在手边的剧本或者书，假装认真地在看。这是十年前，他装努力蒙我。十年后，他是真的努力了，出于个人名利思想非常努力了，在我每一次去他房间的时候却装轻松给我看，假装一切“很有把握”，以他满口的胡说八道，嘻嘻哈哈，故作轻松。实质是：还是蒙我。 但我都以此欣慰。装看剧本，比连这个“正确意识”都没有强；故作轻松，是他希望真能够这样轻松，他的假象就是他的目标，这样的目标是需要付出比别人多得多的真正努力。我完全能够想像到如今我不在他屋子里的时候他是怎样玩命抓剧本看，如何垂落他的双眼皮、暗淡他闪亮的机会越来越少的眼睛细细地思考。没有这些，就不会有《激情燃烧的岁月》，不会有《青衣》。我不了解这些，也不会把这样的本子放手给一个从来没有独立执导过电视剧的人去拍——不惜换五次投资人，仅仅因为投资人不认他，要换他。我记得《激情燃烧的岁月》开拍前对雷子说的话：“拍砸了，没事儿，从此咱们再不提当导演的事情了，你给我当制片。”事情的结果是我少了一个能说会道的现场制片。 如今我呼唤他“康导”。名正言顺嘛，加上骂他的句子也渐渐顺嘴了，还像是为专门骂他用的。让康导去劳务市场的计划可能要落空，康导自己已经有了去哪儿的想法，为了《葵花朵朵》。去哪儿呢？不告诉我，还是惯用伎俩：蒙我。不过没关系，老套路，我为他有想法而高兴，哪怕连这也是在蒙我，总归他还知道：拿这蒙我是正事儿啊！ 第四部分 - 沧桑十年如今是良田 第四部分 - 沧桑十年如今是良田 现在回想起来，十年前为拍摄四十三集江湖英雄故事《水浒传》而延绵了将近四年的工作,是我们目前这个创作集体的训练集中营，它不仅是锻炼了我，也铺就了我们这个创作集体的班底。十年对于我们的集体是一个羽翼丰满昂首向上的过程，而我们集体中的每一个人，在这十年间又多少具有自己与众不同的传奇经历。 雷丽沙。这样清丽的名字与之相配的竟然是一个五大三粗嗓音沙哑（因为喝酒抽烟）虎背熊腰的大男人。我认识雷丽沙是在一九八九年的冬天。当时我们准备拍摄一部四集的电视剧《刑警队长》，我们的基础班子正在通过各自的关系四处招兵买马。我们的灯光师是山西电视台的正规军，他找我说他还需要一个灯光助手，想找一个人来，叫雷丽沙。我心想“雷丽沙”，一个女的怎么能够干灯光？灯光师带着隐约的歉意说，就是帮着挪挪灯，理理线，也没什么难干的。我说“那都是力气活儿你也不能给咱找一个女的啊”，灯光师更加歉意了，笑说，“不是女的是我小舅子，在山西的农村想出来找个活儿干”。 第二天，灯光师的小舅子来了。正如我上文描写的身胚子，我惊异之外也由衷地赞叹：这才是干活儿的！从《刑警队长》开始，健壮的雷丽沙一直勤勤恳恳在现场为他的姐夫、为我们剧组扛灯架子，手脚之麻利，眼神之敏锐，没让他姐夫有任何的心理负担，也没让我们多操心。这样一干就是五年，直到一九九四年我们拍摄《水浒传》。《水浒传》对于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考验，也是机会。尽管在拍摄时间和进度要求上没有现在这样的限定，但是到了拍摄后期，还是需要增加独立拍摄的小组以便尽快完成拍摄。从两个摄制组中又分裂出了摄制组，由赵箭任动作导演一组，陆涛任文戏导演一组。平时埋头干活的雷丽沙出我意料主动请缨，希望给他一个机会独立担当一个组的灯光照明。我同意了，基于对雷丽沙平时工作的观察。他独立担当灯光的那天我去了他们的现场，在拍摄现场看见他有条不紊地指挥，我意识到这是一个有心的人，他希望有一个机会独立担任灯光绝不是一时的心血来潮，他的指挥果断明确，没有含糊其辞或者犹豫不决。 从此之后雷丽沙开始独立担任灯光师。凭借他的勤快、他敏捷的思维和对于光的敏感，在众多的摄制组中迅速占据了重要的一席之地，他的进步可以说神速，除了我们的戏，也被香港袁和平的摄制组频频借用。没有人相信有如此灯光创意、艺术表现追求的人是一个没有经过任何学校、学院，直接从农村而来的人。就像他这个人与他的名字。 每一次我们拍戏，我都和我们的创作集体说着一句不变的话：如果你有智慧请你把它贡献出来；如果你缺乏智慧，请你多流汗水；如果你即没有智慧又舍不得流汗水，那就…… 雷丽沙体现了我们这个创作集体量才用人、靠能力而不是靠背景做人做事的原则。现在雷丽沙完全取代了他的姐夫成为我们创作集体的重要一员。他“灯光”的代表剧有《笑傲江湖》、《蓝色妖姬》、《天龙八部》。 第四部分 - 壮志未酬杨老四 第四部分 - 壮志未酬杨老四 一直以来，很多人都以为“做娱乐的，肯定都是一些娱乐的人”，所谓娱乐人，一是人本身就很逗，二是自己很会娱乐的人。这样的认为用在我们创作集体的一些人身上完全是正确的，但是我们这个集体另外还有一些很不逗、自己也很不会娱乐、平时甚至比较严肃的人，参与着娱乐的娱与乐制作。而且同样是一起干了十年了的。 比如杨老四。 我们都叫他杨老四，因为他姓杨，在家排行老四。杨老四的父亲在日新月异的历史进程中像一个曾经热闹繁华如今已被淡忘冷落的老车站，被记忆与岁月远远留在了过去。还会有人记得他吗？杨威，一个表演艺术家，抗战期间吕梁剧社的社长，解放以后一九五五年主演了电影《五更寒》，一九七七年电影《泪痕》里面的公安局长……我与杨老四相识已经是一九七八年，山西话剧院。我进入山西话剧院实属不易，因为我的家庭背景，杨老四也非常不易，因为身为话剧院院长的父亲一直的反对。杨威是老革命，担心别人认为他给儿子“顺风车”。所以在对“表演艺术”的执著上我与杨老四算是有共同的经历与共同话语。我与杨老四是有交情的，因为我参加演出的第一部话剧也是杨老四的第一部话剧，我多一些便宜，我的角色有八句半台词一百四十一个字，杨老四是游行的大学生群众和大伙儿一块儿振臂高呼口号。第一部话剧的时候我二十七岁，杨老四二十三岁。岁月风驰电掣，十多年之后这个比我小四岁的群众演员已经是山西话剧院的副院长，一级演员，他扮演的《孔繁森》获得了话剧梅花奖。他所有取得的成绩都在证明他是一个有追求有收获、一个严肃的人。我们算是青年时候就开始的朋友我居然无论如何也想不起来他什么时候和我开过玩笑。然而他转身娱乐界了。一个春节之后的下午他找到我，告诉我他的决定。我喜忧参半，我需要得力的管理人员，能干的制片，而杨老四在我心里更多的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从此，杨老四以大多不苟言笑、至多微笑的认真努力参与了我们的娱乐事业。他放弃了山西话剧院副院长的职务在我们的集体里面担任制片的工作，他勤勤恳恳指挥搭景、部署现场拍摄、协调剧组各种关系却依然被我挑剔指责的时候，也是我内心对他的歉意愈来愈深重的时候。他是一个表演艺术家，他驰骋的疆场应该是舞台是镜头，我欠他的情是我伺机着有朝一日还他一个贯穿始终、非他莫属的角色。我相信会有。 看过我们电视剧的朋友应该对他有形象的记忆，《笑傲江湖》里的少林寺和尚方生，《射雕英雄传》的长白山老怪梁子翁，《天龙八部》里面虚竹的父亲，带头大哥、少林寺方丈玄慈。 杨老四在我们职员表上的名字是：制片主任杨念生。 第四部分 - 美丽人生既景 第四部分 - 美丽人生既景 有一首歌中有这样的歌词：“从来不需要想起，永远也不会忘记……”可以用来形容我在去浙江看景的高速公路上想起张楚的时候。 日子过的就像急急匆匆的车速，风景与人事都是一晃而过。张楚的《姐姐》冲击了耳膜，那种一瞬间的震惊，就像在一叠厚厚的报纸上看到了一则熟人的寻人启事。我有好几年没有见到他了，尽管从一九九八年开始我们就住在同一个不算大的院儿里；我也有好几年没有他的消息了，无论是从朋友、熟人的嘴里，还是从电台，电视台，杂志或报纸上。他在哪儿在干嘛？会有种种离奇于常人的奇怪可能，惟独不可能他躲到哪里静悄悄安居乐业过日子。 我与张楚认识在一九八七年的三月，也是现在这个时候，春风照面，万物复苏。我们同在一个剧组拍戏，我是副导演，张楚是道具助理。 “他还会做道具？” 和我同车、听着我不由自主说着这些的人问。 张楚不会做道具。但是他可以听着道具师的指令，或者导演的意图摆放道具。八十年代、九十年代，有很多艺术青年都有过在剧组打工，既混口饭吃，又积累一些社会经验的人生体验。张楚是成功者的范例之一。那时他好像还不到二十岁，愤世嫉俗，对于普遍人生常态和社会迹象一万个不理解，“为什么非要这样？”比如说正常的、被分配的工作啊，结婚生子啊，大学本科毕业的追求啊，都让他受不了。张楚自己倒是不装摸做样，这样说，也这样做，考上了西安的建筑学院，学上了一半就自动放弃了，我们在剧组遭遇的时候正是他放下课本背起吉他的时候。他依据家乡的习惯叫我“大叔”，“大叔”就批评他，还是应该上学。张楚很不明白我们的劝解：我不喜欢啊，为什么还要上？ 我们在剧组只相处了二十几天。哪天不拍戏，或者剧组收工早，张楚抱个吉他给我们唱他自己写的歌。他的歌很有感染力，不是感动人的感染，而是完全由不得你，必须听他唱下去的那股子劲头。歌如其人，执著，迷惑，暗藏着与这个世界的不通融，不讲理。这些歌里面就有《姐姐》。当时我们听了非常吃惊，那是一旦钻入人的耳朵就永远不会忘记的歌词和旋律。在一九八七年，大多数人接受和喜欢的也就是个《妹妹你大胆往前走》，而《姐姐》显然要比“妹妹”的故事冗长和隐藏的多。不久以后，张楚红遍中国，《姐姐》唱响了世界。 张楚与电视拍摄剧组、与艺术青年的生活方式彻底失散。 但是我怎么也想不起张楚长什么样了。我只记得他抱着吉他引颈长歌的那股劲头。如果让他为《神雕侠侣》作个曲子，再唱一下，“摇滚与武侠”，那会是怎么样？我在浙江的地界上，在车灯流动的阴影里暗自发笑。 “你这样突然笑起来，又被开过去的车灯晃着，怪吓人。” 沉默中，同车的人说。 第四部分 - 一个纳西族人 第四部分 - 一个纳西族人 我只认识一个纳西族人：和佳轶。他是一个长得与我一般高壮粗大的男子，在认识他之前，所有关于纳西族人的知识，只有一个民间传说的积累：有一个农妇在山林间辛勤劳作，而她背在背上的竹篓里面，却冒出了缕缕的青烟。一个游人看见了，说：“你的篓子着火了！”上前掀开了蒌盖，看见篓里舒服地团坐着一个男人，正抽着旱烟。妇人回答：“没有着火，是我丈夫在抽烟！” 我回述这个故事的时候，和佳轶哈哈大笑，说这个故事是真有的，只是——“那个篓子太小了没有人背得动我！” 二○○一年为了《天龙八部》的事情第一次去大理，就认识了和佳轶。那时候他在大理的开发区工作，却充满热情地想将一块空地开发成为“旅游项目”，他认为最好的合作就是与我们，建“天龙八部城”。和佳轶觉得大理在整个西南部主要旅游路线中一直没有成为一个重要旅游点而只是一个“跳板式的景点”——基本上都是早晨飞机到达大理，一日的游看，傍晚坐车去丽江等等——很大原因是没有能够留住人的旅游项目。和佳轶，这个生活在大理的纳西族人，为此相当的寝食不安。在我们之前，他已经在洱海上开发建设了一个“大理风情岛”，和他的一个秀才助手——彝族人字旭东一起。二○○一年十二月我在大理的三天，这个纳西族人和彝族人字旭东天天陪我东西南北地看，述说他们“让来大理的人多待几天多看看苍山洱海”的衷肠。和佳轶真挚的热情，在我们从陌生人开始打交道的过程中，是我从来没有遇见过的，不是对我的热情，是对一件想做的事情的执著热情，像他那三天老是从嘴里溜出来的话：“大理好了就是我好了，大理的发展就是我的发展，大理的……”这样的语言我在其他地方也常常会听到，惟独没有像听到和佳轶说着有动人的力量。能让人心动的东西就是真情与真诚。 一年之后我们与大理的合作并不是和佳轶，因为他是展开大理开发区工作的，与我们最终合作、采纳和佳轶建议修建“天龙八部城”推进大理旅游发展的，是国家级大理旅游度假区管委会。之后我们在那儿拍戏，常常会见到来看我们的和佳轶。我老觉得心里对不起他，好像欠着点儿他什么，分明是与他开始的事情，却与他没什么关系了。和佳轶笑呵呵还是那几句话：大理好了就是我好了，大理的发展就是我的发展，大理的…… 纳西族人和佳轶，常常皱着鼻头笑呵呵与我们说话，我猜想是因为担心鼻梁上的眼镜被地心吸引力吸落；整天与他形影不离的彝族人字旭东，鼻子上的眼镜更大，但是他好像就不担心会有那样的事情发生，眼镜常常是自由自在地悬挂在眼睛下面，像副花镜那样戴着。这两个人在一起，有点像中国的《孙子兵法》：智慧加谋略——智勇双全。这个印象从我和他们一认识就诞生了，然而直到今天才归纳出来。 三年前他们带着我浏览他们开发出来的、处于洱海北面的那个岛——“大理风情岛”，一景一物每一个用意统统说得头头是道，每一处的用心都是“留人”，那是被他们创意出来的大理第一个旅游度假“风情岛”。的确很有“在这儿住上几天”的诱惑力，我一度把这个奢想纳入“拍完《天龙八部》来这儿住上几天”的计划。“大理风情岛”是纳西族人和佳轶与彝族人字旭东合谋的唯一一个旅游项目，“天龙八部城”的合作设想没有成功。之后听说为了增加工作责任，将“风情岛”改革成为股份制，赢、亏不再由国家承担。和佳轶因为是“原创”之首，占得百分之五十二的股份。 然后，大理有了“红顶商人和佳轶”的流传，褒贬不知，只是一个“红色资本家”形象在改革开放的新世纪像一只潜水艇，浮出水面。 这次我们《天龙八部》剧组在传统的民族节日“三月街”回访大理，与和佳轶约见是短短两天行程中我内心的一个期待。我很想知道这两年间他怎么样了？他挥洒不尽的热情有没有在他期望的事情中开花结果回报于他？ 到达大理的当天傍晚就接到了和佳轶有奇特口音的电话，第二天中午我们见了面。 他还是那样，有本事将一件西装穿成他的民族服装一般的妥帖随意，皱着鼻头“托”着眼镜，对抗着地心吸引力与我们谈笑风生。我没有想到事过境无迁，言归正传“天龙八部城”又转回了他的热情之下：二○○三年十月底，和佳轶被调到大理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管委会，担任副主任，兼大理旅游集团总公司的董市长、总经理。他终于有机会实践他的“大理留客旅游计划”，开始实施旅游资源统一管理，借助“天龙八部城”的新景点，半年就将旅游收入翻了以往的数倍。我不知道这之间有怎样的具体经过（和佳轶成为旅游集团总公司的董事长、总经理）和内幕，但是肯定离不开的有和佳轶惊人的热情。对于大理的发展期待，对和佳轶来讲可以用“不遗余力”四个字。 至于让他传闻为“红顶商人”的风情岛，在股份制还没有开始实施的时候，和佳轶因为调离原工作退出了全部股份。那才是“一场风花雪月的梦”！ 第四部分 - 生活中的意外 第四部分 - 生活中的意外 那个电视剧里唱的，“生活啊就是一团乱麻……”说的真是。喜怒哀乐是是非非，此起彼伏了无中断。各种小麻烦小坡小道就不用说了，近期较大的一个麻烦，就是高虎汽车撞人事件。 这是我想避又不能、屡屡、每每要被记者问到的话题。记者们说，“高虎是在你们的《天龙八部》走红的，因此你们对他的了解……” 被问得多了，就觉得有说话的责任了，尤其是事发之后我与高虎谈论过一些此事的来龙去脉，尤其是记者们在提问中基本上都暴露出对于事故发生前因、环境的事实了解几乎没有，他们只关心“你对这件事的看法”，而对于一件事的看法是需要有相当事实为依据的。因此在一个月前我还是参加了高虎事件的法律探讨会，尽管有很多更应该去、对事实有更多了解、甚至目睹了事故现场与过程、更有发言权的人，他们都没有去。 我们对高虎了解的深浅，我们对他的好感坏感，其实都与这起事故无甚关系。因为事故的发生与他的为人等等无关，他不是故意、存心要做这样一件事的。高虎撞人事件发生的时候，《天龙八部》正在后期，组里所有的人听到了都非常震惊，我们甚至议论他是不是喝酒了，是不是与什么人闹气的极端行为，总之，我们都认为这是高虎个人时间里面发生的个人行为。 过了一段时间，我们见到了高虎，问他怎么出了这么大的事情。高虎说是在拍戏的时候，天又黑了，导演说开车他就开了，车灯大开，他完全没有看见前面蹲着的一个人，等看见已经来不及了，刹不住车，出事了。 我很惊异虽然谁也不愿意看见这样的惨事发生，但是怎么没有一个人对记者解释事实的经过？这与高虎的为人，性格都无关系，这是一场事故，这场事故的发生不在一个无序的情绪之中，而是在一个众目睽睽的工作现场，高虎也不是自己驾车在路上把人撞了，他是在工作中的一个巨大失误。我问他，在拍戏中作为道具的汽车，在实拍前试过刹车吗？他说开拍前他坐在车上，向前移动了一米试刹车，没问题。道具师试车了吗？现场的工作人员呢？这些他都回答不上来。 对于“高虎事件”的重提，也是想再依次提醒作为一种行业必须要重视的话题：剧组对于每一个工作人员的保险，而不是出事以后某一个人对于某一件事的个人完全承担；所谓的“试戏”，除了试戏，也要反复地试安全。安全比戏还要重要。这也是由我自己多年以来的经验中得出的教训。 而在另一方面，我深深同情在事故中的受害者家庭。他们应该得到各方面更多的赔偿。然而无论如何，他们心灵的悲哀，都是无法挽回和弥补的，因为每一个男人都是一个家庭的顶梁柱，对于那一家人来说，柱子塌了。希望类似的事情，在我们“未雨绸缪”的准备之下，尽量避免不再发生。 第四部分 - 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 第四部分 - 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 《永乐英雄儿女》准确的说不是一部喜剧，只是一部具有喜剧色彩的片子。里面的锦娘也不是喜剧人物，应该讲是带有喜剧色彩的悲剧人物。剧中锦娘不是女一号，却是几乎与女主演一样重要的角色。女主角的要求是年轻，靓丽，单纯可爱，我们依然把这个人物交给了刘涛（《天龙八部》的阿朱）来扮演。而阅历丰富，姿色卓卓的锦娘呢？这个人物在塑造上更赋有挑战。最初我们联络的人之中有宁静，有钟丽缇，由她们来扮演锦娘也算是合适人选，但是她们没有档期。我们又联络了刘嘉玲，李嘉欣，同样是没有档期。在“锦娘”的几番斟酌中，《永乐英雄儿女》时不可待，开机拍摄了。又一个多月时间过去，不仅仅是我，所有的人都急坏了，二号女主演不在镜头里面，与她纵横交错的相关人物、戏一拖再拖。有人提议随便找一个算了，不要为求“尽善美”弄得剧组停机。 就在剧组开机拍摄五十天的时候，刘晓庆出现在我们的视线中。当时她的处境还非常微妙，众说纷纭。而我并不认识刘晓庆，她的种种境遇（二十多年以来），被报纸、杂志道道翻炒的娱乐新闻，起到的一个实际的作用就是让我这样的人对她敬而远之。但是一直以来我都推崇她的演技，我觉得“表演艺术家”这个称谓于她当之无愧。而在二○○三年的年底，刘晓庆拥有的优势绝非仅仅是一流的演技，还有我们到处求之不得的“时间”。我们在一个朋友的安排下，在北京的重庆饭店见了面。刘晓庆很谦和，也完全不是那段时间报纸、杂志上采用照片的模样——媒体五十年来的趋时敷势依然让人心寒，那真是投井下石，翻脸不认人，不给别人善意，也抹杀自己的良心——刘晓庆端庄秀丽。我如此来泛泛评论一个艺术家不合适，然而这是我当时着意观察的真实，因为我要尽快找到“锦娘”。 自然是与我预料的一样：刘晓庆有大量的时间。事情若是放到现在，再请刘晓庆来演一个角色就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了：起码要提前一年预约。 刘晓庆在我们《永乐英雄儿女》的复出，成为一件纸包不住火的新闻。娱乐记者们纷纷探听，以为此事又是一个大埋伏。其实对于我来讲，磨蹭了将近半年的事情这么快就有了比较完满的结局，几乎是一件简单到“势利”的举措：一个了不起的演员，她恰巧有时间，也不会像当时我们有邀请的明星那样漫天要价，事情就这么定了。 而由此延伸出来的其他问题，无非都是“望文生义”的事儿。我的另一个真实想法就是，凡是人都要通过自己的力所能及劳动养活自己。一个人只要有自由走动的权益，就有工作，劳动的必要。 第四部分 - 我们去看景 第四部分 - 我们去看景 二○○四年三月二十七日，周六的一早，《神雕侠侣》剧组在各类娱乐信息的关注与传言中，真实地出发去选定外景。娱记们都不关心真实的事实，他们喜欢猜测和未经我的同意代我发言，客气一点的用一个“据说”，不客气的直接就是“张纪中”如此如此说，仿佛确有其事。于是事情循环发展：一个娱记如此说，其他的热心娱记挨个儿来电话证实，我越解释，却似乎越在证明他们的疑问，我奇怪他们都有一样的一百八十度掉过头来理解事情的本事。一烦之下，手机转移，耳不听为净，娱记们爱说什么说什么，只要他们说的高兴，看的人也不难过。一种生计嘛！ 这次出发选定外景，是核实我们二○○三年在“非典”期间基本上看过的一系列景点。仔细说来，我们也算是“兵分三路”，导演、美术“空路”直飞浙江温州；我是陆路，出于种种考虑开着吉普“越野”前往；另有“一路”只一人，从广州出发。 二十七号这天北京天气晴好，晨曦、霞光、太阳、蓝天无一缺乏。很久没有这样早的在北京起床了——在南方外景地即使天不亮就起来，也看不见朝霞，看不见阳光和蓝天——光线和明朗让我振奋，意气风发地就上了路。 车轮飞驰。从机场高速换五环公路，再从五环上京津塘高速，再上京沪线，几日来工作的忙乱、各种文不对题莫名其妙的娱乐报道带来的扰乱，滋生的坏心情就像彼时蓝湛湛的天空一样：云都去哪里了？工作多好啊，就像我常常和人说，“推销员多好啊”，“厨师多好啊”，“……多好啊”，哪样不是因为了自己的工作而看到、做到在别人就很难看到做到的事？比如我的工作，不是因为工作我这样的年龄了可能一年几次自己开车“穿越中国局部地区”吗？堂堂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啊，颠簸掉多少的烦恼，多少纠缠不清的事情？又有多少“没辙”了的事儿在时速一百五十公里的高速路上经过高速思维，又峰回路转的“有辙”了？烦恼像天上的云，在湛蓝的天空下“云都去哪里了？” 窗外风景很好。只是眼睛不够用，只能直视高速公路的前方。向前、向前、再向前，午后高速公路较为空旷那会儿，驾车的愉悦与顺利使我产生幻觉：我觉得我没有动，车没有动，只有公路和两边隐隐约约的风景在速动。车过了长江，公路上的车辆渐渐多了起来，几乎走走停停，这时才匀出点儿眼神撩向窗外。江南真漂亮，大片的油菜花都开了，与民房远远近近叠加、点缀、交织在一起，像一幅漫长浓郁的田园风景油画，即使已经落入在黄昏渐弱的光线中了，那大片的娇黄依然醒目。就在这时，我听到我的汽车音响中，传出张楚几乎带着“凄厉”的喊叫：这个冬天雪还不下…… 第四部分 - 在横店 第四部分 - 在横店 在浙江看景的间隙，我参加了横店集团成立中国第一个影视试验区的挂牌典礼，其含义就是希望建立一个独特的、专业的环境，发展和推动电影电视文化。 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在我的理解和认为里面，我很少将影视的制作看成是一项以艺术追求为上的事业。艺术是“影视”的特性之一，而就大的范畴和意义来说，“影视”应该是一项产业。美国的电影电视（主要是电影）为什么能够成为美国经济产业的第二大支柱？因为它的制作、生产已经形成产业的规模。有两件事情可以说明“产业规模”的含义，其一是我听黄建中导演说，他在法国拍戏的时候，需要一辆特定年代的马车。他因此提出这样的要求。到了预定拍摄此场戏的时候，他所需要的马车，和穿着相应年代服装的赶马车的人，准时到达现场。法国的电影业有专门的道具公司，他们制作、配备有不同年代的各种生活用具（道具），包括不同年代的、外型差异的马车，和相匹配的服饰，只需要剧组提出明确的要求。另一件事是洪金宝告诉我的，他在美国拍摄《过江龙》，需要一个动物演员，狗。他提出这个狗演员所需要具备的能力。到了拍摄狗戏的时候，动物演员公司派人牵来了三条外型一模一样，却能够依照导演要求完成不同动作的狗。所有难题解决。 “产业”具备要求之一，就是分工精致的专业性。它们的合成，形成一个大制作的产业。影视创作的水准因为这种种多方面的因素而筑就，绝不仅仅是目前娱乐报道所关心的“谁来演啊”，“景究竟在哪里啊”这些单一的问题。谁来演是重要因素之一而不是唯一，景在哪里也包含有与地方合作既有利于剧组的拍摄也有利与地方经济的发展种种考虑。产业，就不是“唯我”的惟利是图了。 所以在我的期望中，横店影视试验区的发展一定要“硬、软”结合，“硬”是基地各种不同年代、不同风格的建筑，我们的无锡拍摄基地已经初具规模；“软”是相应为拍摄服务、提供时间与经费节约的种种制作公司，像上面例子所举的专业、独到。更重要的还有宽松政策支持。韩国电影在短短时间内居然形成为一股巨大“韩流”，也成为韩国一项出口的产业，政策的宽松支持是一个很大的优势。 如果横店的影视试验区能够在未来的发展与实践中成为中国的第一而不是唯一，那中国的影视文化有可能成为真正发展经济的产业，它可以拉动内需，向外推介自己民族、国家所独有的文化，成为产业支柱。 这是我从事这个行业人的衷心所望。 第四部分 - 天下奇观雁荡山 第四部分 - 天下奇观雁荡山 沈括的《梦溪笔谈》中有这样的一句话：温州雁荡山，天下奇秀。 剧组看景人员在杭州汇集以后，汽车沿高速公路奔驰三个小时，离开高速进入雁荡山地区，风景平平，周围的山势即不俊秀，也无独到之处，大家的眼神，谈论的口气都像我第一次来到这儿时一样，有些忐忑。但是，再往里走，再往里走，也就再多行驶约十分钟的路，双目有豁然开朗之感，奇峰异石，蜿蜒突然的山势，既不似浙江南部、福建、广西地区一般山情的清秀，也不是北方群山的连绵雄伟，怎么说呢？只能说是“雁荡山”，别无其他可以形容。 据说自古以来这山上就生有很多芦苇荡，有成群的大雁春去秋来在这山上过冬繁衍，山名因此得来。雁荡山的“繁华区域”，都在“山谷”中，面、背两向都是山，中间夹一条山石与水泥路共同铺就的车道，道两边布满商店，吃店，凡有人就离不开的吃食货品应有尽有。道顺着山势一弯，显得清净一些的地方就是住人的旅社。我们择一而居。放下行李，望望房子背后冷石耸立的高山，同来的年轻人问：这山，上得去吗？ “上得去，徐霞客就上去了。”当地的年轻人回答。 我们不需要上去山顶，我们需要的是走进山里面去。山的陡峭高耸，正在我们需要的“绝境”。不仅要绝境，还要…… 我们顺山道入山。 雁荡山远眺的逼人气势，走入之后的奇异俊秀，峰回路转的玄妙，山风清香、山水甜洌的舒畅，好过所有文字、图像、照片、语言的描述和夸赞，好过一切主观和客观的引荐。不亲自站在山中，被风吹着，被大石迎面挡着，又被细小的山道牵引着、转着弯儿几步以后就是一个“另有一番风景天地”，就体会不到雁荡山的亲切和魅力。“这是我见过的浙江最美丽的外景。”于敏集智慧与见识与经验的赞叹，只有这一句，翻来覆去。他说的对的，雁荡山的美魅，确实超过其他的地方，如果我四年前就来雁荡山选看外景，那《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以及《天龙八部》里面，都会铺垫满雁荡山的峰峰水水。不知道如果那样做了，该算是庆幸，还会是遗憾？ 我自己更喜欢现在才发现雁荡山奇景。拍第一部《笑傲江湖》的时候完全没有经验，即使良辰与美景都在眼前，我们的领悟与表达也难以淋漓尽致充分体现；后两部武侠更在意运用外景讲故事，接近、揭示人物的内心了，但是经验和“意会”都还有可能浪费、或无能为力自然景观的“资源”，无法处理得尽善尽美。而这次看景，雁荡山的“俊美”与“惊险”并驾齐驱，我们的拍摄技术方案，借助与自然的想像能力，对于景的刻画描述，讲述武侠人物的经历背景，我们都有了一定的经验，自信，和能力。所以雁荡山当属《神雕侠侣》，不知道金庸大侠当年着笔杨过小龙女等一干江湖大侠，是不是心中、眼里已经有了雁荡山？ 中国人讲究“凡事都有个缘分”。我与雁荡山的缘分竟然得益于去年的“非典”，在那之前，大约从二○○二年开始，虽然我们不断接到雁荡山旅游局的邀请，热情相邀我们去雁荡山看看，“绝对适合你们拍戏的需要”，但是，我们即使就在它的周围拍戏，即使一次次从新昌到桃花岛从高速公路上路过又路过，就是没有时间，也没有机会去看一看。“非典”前夕雁荡山旅游局局长来北京，又给我们带来了雁荡山的图片集子，风光录像带，再次邀请去雁荡山。那时我们正忙着《天龙八部》的后期剪辑，也无法答应可以去看。然而到了去年的4月下旬，“非典”的状况让大部分人都离开北京回了家，工作是不能够继续了，也不敢聚众吃饭或者谈剧本。这时候想起来了雁荡山。我们打电话问，敢不敢让我们“现在”去看作为《神雕侠侣》的外景？对方竟然毫无畏惧地欣然接受。于是，我们像这次一样同样开着车，穿越数道“封锁线”，一路被测量着体温，走进了雁荡山。 这次大伙儿激动不已看到的“绝情谷”，“重阳宫”，等等无数就像曾经真正发生在这儿被记录被描述的“事发点”，都是一年之前被我们印证——而不是寻觅的景点。视线所及的每一处山、峰、崖、穴，每一汪碧绿的清泉，每一条竹枝摇曳的山道，还有石头砌成的小桥，“野渡自横”的水埠，都能应和上《神雕侠侣》中的种种描述。雁荡山水自然呈现的巧夺天工，让我们瞠目结舌。出发前，美术杜长顺还为书中金庸先生的种种描述担忧不已，什么绝情谷啊，裘千尺的地坑啊，等等，如果要设计制作的话，就是想像力达到了，制作的难度也难以跨越。在雁荡山，可以代表裘千尺地洞的山穴可以随便找见，最适合、最让我们喜欢的是其中一处叫作“双珠洞”的玄妙之地，它被当地人形容为一个倒扣着的钟——旧时的撞钟，有细小的山道将人送到“钟”的半腰处，俯拍裘千尺的地洞阴深隐蔽，仰拍洞外的天空如此高远寥廓，这么壮阔气势的裘千尺“地洞”，是我们无论怎么搭景，造景，也是不敢奢及的。更“奢”的还有在当地被称作“显圣门”（也作显胜门）的一处山景，两扇巨石那样突兀奇观地拔地而起，在它们相互倾靠像两扇石门即将碰合的时候，却被无形的力量阻隔了，僵持在半空中既相互倾恋，又永远地触碰不着，山石冷峻高昂，山脚边绿丛丛竹林、清冽山泉围绕穿梭而过，既险峻柔媚，又像是一曲诵叹无情的哀歌，还有什么能够替代这个我们寻觅中的“绝情谷”？ 大家仰头凝看。吹拂了千年万年的山风，在这一刻也吹拂了我们无语的静穆仰视。 还有…… 据雁荡山旅游局陪同我们看景的小陈介绍，雁荡山的无数奇异景致是在大约一亿三千万之前的一次火山爆发形成的。火山喷发的溶洞至今还在，形成了一个叫做“中折瀑”的景观，巨大的溶洞，一柱山泉直扑而下，在洞底盈聚成一个池塘一样的泉池，清透见底，水流综综，三面都是溶洞凝固了一亿三千万年的洞壁。我们想把这个可遇而不可求的地方作为“洞天福地”，就是小龙女与杨过分手之后独自生活了十六年的封闭所在。书中描写小龙女唯一的出路是在水底，在距离中折瀑将近十公里的地方，找到了她“水底”的出路：大龙湫。 《神雕侠侣》中仿佛世俗难寻难觅的景致，我们的确是忧心忡忡“梦里寻它千百度”，而慕然回首，它并不在灯火阑珊处。 我们这次南行雁荡山选景，住在背山、也面山的“朝阳山庄”，就在我们住处左向，步行约十分钟的所在，有两石倾合在一起，远看的确像旅游手册中介绍的“合掌峰”——像是僧人两只微合在一起的手掌。合掌峰的远景对我们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但是在那合起来的“手掌”里面，却出人意料地藏着一个一千多年了的老庙：观音洞。暮鼓晨钟，鱼木笃笃，诵经声袅袅随风传诵。 自去年“非典”来到雁荡山，算上这次，我已经到来四次了，次次看的地方都一样都依然觉得不够，包括这个合掌峰之中的观音洞。观音洞是天然的，公元一一○六年的人们在这个天然的石洞中修建了一座隐藏其中、外观只是一道合了掌的“掌缝”的庙宇，将近两千年了香火不断香客芸芸。可惜的是它在一九八四年被翻建了一次，历史珍贵的沧桑与不朽被替换了钢筋与水泥，深藏洞穴中飘摇风雨的千年侵蚀被换作了存在于一九八四年全国流行的“簇新”观点。相同的“簇新”在奉化溪口蒋介石的故居，和在杭州灵隐寺，以及许多其他地域的“名胜古迹”中都见过。如果修建是在现在，它会和雁荡山其他被保持的风景一致，会像浙江的许多古镇，像西塘啊，乌镇啊一样，在当今有幸迎合“以旧换旧”的觉悟。 好在山景没有、也无法翻修。沿着渐合的“石掌”间一道窄窄、笔直上升的石阶，层层叠叠上得最高处的观音洞，返过身来，雁荡独特的山景逼视眼前。那真是太激荡人心，太惊心动魄了！第一次我站在这里与山峰对视，我就知道了，这儿会是我们《神雕侠侣》中一个重要的外景借用点：全真教所在重阳宫。杨过被郭靖送入、度过童年，成长为一个青年的地方。 第四部分 - 象山趣谈 第四部分 - 象山趣谈 雁荡山三天之后，我们转场象山。在浙江东海的象山，我们正在新建“神雕侠侣城”。 二○○三年四月从北京出发浙江看景，没有象山的预想，更没有象山的安排。途经杭州，被浙江电视台一位象山籍的朋友拦截，在当时人人惟恐避北京来人不及、避北京牌照车不及的恐怖情景下，她毫不畏惧，坚定地阻拦我们直接去雁荡山，要陪我们去她的家乡象山看看。“去看看，看看你们就知道了！”不仅仅是她的坚持，还有对我们“来自北京”的信任非常让我们感动，就被说服先向东海边的象山而去。 这完全是一个意外，如果没去象山，很有可能就没有象山的“神雕侠侣城”，因为很多室内的戏可以在我们曾经拍摄过的舟山桃花岛，浙江新昌，或者无锡的拍摄基地拍摄，也有可能将《神雕侠侣》城修建在乐清的雁荡山。但是有了象山的行踪，既而就诞生了如今还在艰难坎坷之中的“神雕侠侣城”。 这次看景象山再行，都似老友相见握手言欢。我们说起当时的第一次见面，成为难得的笑谈。当时迎接我们的陈女士只知道我们来自杭州，当她看到我们北京牌照的汽车，听我们说才离开北京两天，顿时花容失色，原先热情伸出的右手在相握的瞬间变成了指间的相触。象山旅游局接待我们的到来，热情的相待就似接受一次严峻历史考验，即使是这样，他们也是带着我们四处查看，建议在象山建《神雕侠侣》城，极尽合作的诚意。如果不是如此，我们不会在当时情况下，即刻派我们随行的司机开车返回北京，接来总美术师钱运选，和专门研究金庸小说的陈墨。那时紧张的气氛就像电影里描述的战争年代：由于对北京“非典”的恐惧，派去同车接人的象山朋友连续三十六个小时都在飞驰的汽车上，吃饭睡觉都是在每小时一百三十公里的速度里面，到了北京更是不敢下车，预先打好电话，在车上等着，这样“风驰电掣”回到象山，大家依然按照规矩，全部“被隔离”住到了一个独立、偏僻、只有一个经过动员的服务员、晚上需要自己发电的小楼。远离城镇，远离人居住、生活的地方。大家死心塌地没有选择地成为“战友”。 象山的“神雕侠侣城”最终选建在象山新桥镇上一块开阔的空地上。象山是一个非常美丽、干净的半岛，他们热情欢迎我们前往拍戏的一个重要原因是希望通过合作给当地的旅游带来新的发展热点新的迹象。我在《芝麻，开门》里面说到过，这也是我的希望，我希望拍戏能够成为一项绿色产业，不仅仅是我们的艺术追求在不同地域得到人们的支持，也能够因为我们的工作给支持我们的人带来相宜的利益与现实改观。 第四部分 - 云南大理三月街 第四部分 - 云南大理三月街 二○○四年四月初，我接到云南大理州政府的邀请，参加大理“三月街”的活动。 “三月街”是云南大理少数民族的一个集市节日，形成年代久远，节日只限于云南大理，具有非常壮观的民族特色，“三月街”选在每年的农历三月十五。 这个节日的传统，据历史的记载开始于南昭国时期，在年代上相当于我们汉族的唐朝。据传南昭国时期三月街开始的时候，只是在未开始耕作的农田里面围出一块空地，白天摆摊买卖，晚上喝酒歌舞。春耕开始，这块场地就消失了，归复为农田，第二年重新又开始。这样简单的围场买卖过节的习俗一直维持到一百多年以前，临近二十世纪，这块用于“三月街”的场地才得以稳定，固定成为了一个专门的集市。 在公元一○○○年的时候，中国只有两个重要的大城市，一个是开封，一个是当时属于南昭国的大理。所以三月街的形成，在当时来说，也不仅仅是一个属于当地人的集市，多少人在交通十分不方便的当年，为了这个三月街，几个月前就出发了，从中原，从边陲的西藏，从四面八方来赶大理的三月街，这个集市千年未断，一直延续到现在。我没有想到，这样一个独具民族特色的节日，却在今天与我有着深厚的关系，与我们的《天龙八部》维系攸关。 第一次踏上大理的红土地，是在二○○○年的十二月。当时与大理州政府商谈《天龙八部》在大理拍摄的合作事宜。那一次为期三天的看点，商谈，我们谈到了小说原著中五百年前大理古皇宫，段王府的设计建设，也谈到了大理古老的历史与现状。大理一直以来有发展地方旅游，增加大理知名度的愿望，而对于大理传奇之中古代建筑的模拟恢复，最合适的莫过于有着艺术表现力、传达历史的经历、同时也具备设计的水准、建设的能力、还兼备有传播优势的电影、电视剧摄制组。回顾以往，大理的最大一次被宣传是电影《五朵金花》。事隔五十年，到了二○○○年年末，哪一部好看的剧有可能再次带动人们对苍山、洱海，对蝴蝶泉的热情？ 到目前为止，最著名的可能就是金庸先生武侠小说里涉及到的云南大理了。而当时，我们筹备拍摄《天龙八部》在即，在原作中，就有“大理皇宫”、“段王府”等等。 当时云南的朋友建议：你们可以看一看三月街，也许可以看到大理‘流动的历史’，流动了千年的风土人情。 我们与新世纪的第一个三月节相遇。 二○○二年，在大理参加第二次“三月街”。在那次的“三月街”上，我们“击掌为约”，颇具武侠风范，签署了关于“天龙八部城”的合作协议。直接与我们会面洽谈的，是大理白族自治州州长赵立雄。面临种种复杂事宜，我们竟然在短短的十五分钟内解决全部问题，就大理“天龙八部城”的设计、建设，达成一致的观点和看法。 这两次“三月街”之间，我们在大理古城西面三公里处，看好了一块的空地。那是一片坦缓的山坡，我们设想的“天龙八部城”就希望座立在那儿。 在与“第二个”“三月街”相遇的间隙，我们在北京着手准备了《天龙八部》的外景制作方案。我们商议在“天龙八部城”里面，不但要恢复五百年以前大理国风貌，我们还要将当时同时代的辽国，女真族部落也设计在里面，组建成一个规模相当的“天龙八部城”。因此二○○二年“三月街”上协议一签订，四月，我们交付了“天龙八部城”设计图纸；五月，“天龙八部城”开始建设。就如我们设想的一样，从一片阳光流淌的空地山坡，“长出”屋檐接踵，连绵气势的“天龙八部城”。在占地七百亩，建筑面积二万八千平方米的苍山脚下，日积月累，我们“恢复”了五百年前大理国的街道，民房，王宫；气势恢弘的段王府占据其间；还有同时代辽国的宫殿，大辽街；还有女真族部落。我们将五百年前的那个时代，跨越了大半个中国的辽国，女真，大理国，统统聚集到了苍山脚下。这样集中的外景建设，既为剧组跨越地区的拍摄节省了人力，物力，时间，也为大理的旅游发展，铺垫了他们期望的“热闹、繁荣”的基础。 “天龙八部城”的建设速度真可以说是“神速”，仅仅六个月，全面完工。同年十二月一日，《天龙八部》剧组从浙江外景地转移到仿佛已经在苍山下洱海旁静默了数百年的“天龙八部城”。 二○○三年的“三月街”。千年的习俗依然如久，而来赶赴“三月街”的朋友，又有了一个新的去处：“天龙八部城”。我们曾经的喧闹，剧组灿若白日的拍摄灯光，演员的台词，发套、化妆特有的气味，飘飘的衣袂，都似乎随同那个飘摇的年代，隐匿在同一方蓝色的天空下无从寻觅。而站在我们设计的每一个屋檐下，院落里，门楼处，是兴趣盎然的四方游客。他们在模拟的五百年前建筑空间里面，思绪徜徉，浮想联翩，这是二○○三年以来大理又有了的一个新文化景点。 二○○四年，“三月街”赶集的大日子又来到。我将带着部分《天龙八部》的演员，再赴云南大理，这次，我们也是为了“赶一个欢喜的集”！ 第四部分 - 九寨沟，好风光 第四部分 - 九寨沟，好风光 此趟为《神雕侠侣》选定外景，挂尾站就是四川的九寨沟。我有好些朋友羡慕我的工作，说“你们尽看了名山大川”，说得对呢，不仅是我们要看，还要想法子如何弄给你们看，杨丽萍的《云南印象》中有彝族人直接而真理的告白，“为人不跳乐，白在世上活”，难道让名山大川白长吗？还是让我们的眼睛白长？ 四川朋友同样认识这样的真理。“来，来，来。”他们一直说。“好，好，好。”我的确是有心想去看一看。我们用镜头画面讲述的江湖大侠的故事，没有名山大川的相陪衬，不是有些小气？俗语“见多识广”，金庸先生笔下的那些仗义豪情的侠士，也正是在金庸同时描述的名山大川中颐养了性情，拓展了胸怀，寻得人性的真理真情。现在人的狭隘，私利，功名心，自然是看少了山川江海。 我们还在浙江雁荡山的时候，就接到四川朋友的电话，说：“你们都来过了，怎么也不打个电话？”我说：“我们并没有来啊，都还在浙江呢。”对方说：“那昨天报纸报道说有一个长着大胡子，说是导演的人来看外景，都说是你来了！如果真的不是你，看来那人是骗子了！”“那人”当然真的不是我，不过我觉得“那人”也不见得是骗子，我有个弟兄与我一般长的高大，也在中央电视台工作，二○○二年我们在浙江的桃花岛拍摄完《射雕英雄传》的外景离开之后，恰巧他与同事也去桃花岛拍摄。事后他告诉我，他常常在路上、小吃店被人拦截住，有当场和他谈要求做演员演戏的，有要他的签名的，“都是哥哥你常会遇到的事儿，他们拿我当作你了，就是因为那几天我懒得刮胡子！”我那位弟兄很有意思，他说“签名的事儿咱就免了，咱不伪劣，但是也不能假冒啊；而那几位想当演员的，出于人道，我就代表你和他们谈了一谈，反正你也不会有时间解决这样的心理问题！” 这样，又在浙江的地界盘旋了四天之后，向腹地四川出发。 九寨沟却是盆地的高原：海拔三千五百米。它地属阿坝州，与西藏交界，州民有大量的藏族人和羌族人。我喜欢少数民族的弟兄，我们在大理为拍摄《天龙八部》而结识的白族人，彝族人，成为我长久的朋友，他们豪迈，极少装饰，眼睛与心灵一样通亮明朗，与他们交往，就像对视江河湖海。 几年前要去九寨沟还是一件犯难的事儿，到达成都以后还要在尘土飞扬的公路上跋涉九个小时的山路。现在九寨沟修了机场，到达成都后再转机，四十分钟就从盆地跃到了海拔三千五百米，像一个优美的跳高！ 九寨沟的机场修建在一个山头上。飞机即将到达的时候，从机舱舷窗看下去，山峰上都是皑皑的积雪，大片裸露的岩石与积雪交织在一起，像一把把锋利的刀，景观既惊险又十分出奇。这些岩石与雪线之下，才是黑憧憧的林子。飞机降落的机场很小，来迎接我们的是一个名叫“更拉”的藏族女孩，流利的普通话，面颊上有明显的高原红。 在九寨沟总共加起来呆了有两个半白天，头一天是脑袋既晕又疼的高原反应，第二天适应了，看山是山看水是水了，又要走了。九寨沟的漂亮名不虚传，毫不伪诈，我们真是看景来了，不停地看啊，拍照啊，点点滴滴寻找着我们心里戏、人物行踪场景所在。在九寨沟的感慨与兴奋，与在浙江雁荡山的完全不一样，雁荡山一景一物与《神雕侠侣》描述的神似，原以为金庸先生文字描述的异景难觅却尽在眼前，那种欢畅直接又简洁。九寨沟带给我们的欢畅似乎是有些绕着弯儿的，当我们看见真实的美景近在眼前，看见那么净洁爽朗的碧水蓝天，看见大片粗壮的、原生的树林子，欣喜之中竟然含有苍凉：只有在这样海拔高度的、地处偏远、人们很难轻易到达的地方，才保存有这么漂亮的陆地景观。 有一个玩笑，说外星人来了，目的是要清除“地球”这个星球上最大的病毒：人。 我在全中国四处拍摄外景，中华文明上下五千年的历史，竟然难以寻觅到一片粗壮的树林子，能够有树还在的地方就不错了，树木成林的基本上就是改革开放之后的成绩。而在地球其他板块的欧洲，美洲，连普通的住宅面前都有参天的大树。这次开车到浙江，车进入山东省域，沂蒙山区座座大山像被脱去了衣服，无草无木地裸露在灰蒙蒙的天空下，连田地也荒芜了，露出大块的石头。我记得一位研究地质的专家说，地球上大约要一千年的时间，才能积累约两毫米的尘土。我们伐树拔草，像一个无知无识的败家子，图到了一点利益的，也是古人早就写有的“饮鸩止渴”。而九寨沟的偏僻，高远，阻止了人们在革命的年代成群结队的到来，才得以今天赏心悦目的美景。 在九寨沟我又结识了一位新的藏族朋友，年仅二十七岁的克克。这样一个年轻人，已经是旅游局的副局长了，惊叹之中我询问他的经历，他说为了九寨沟他专门去澳大利亚的自然保护区学习了一年。克克是我在九寨沟见识了比较原始的自然美景之后的又一个喜悦：我们的希望。这话说来有些空洞，但是，只要你看见在九寨沟茁壮的林子里，连倒地了、自然死亡了的树都被原封不动地保持着，仿佛人并没有宣告要主宰、“治理”这个地球，你也会理解我“空洞”之中的实在喜悦，就像另一句说多了也会让人误解为空洞的话：地球是我们唯一的家园。 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第十七回有对于绝情谷内这样的描述：原来四周草木青翠欲滴，繁花似锦……是个罕见的美景之地……（杨过在此遇见了公孙绿萼）行出里许，忽见迎面绿油油的好大一片竹林……原来地下是浅浅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 还有绝情谷内“万顷”的情花。因此绝情谷应该是一个悠长的地带。绝情谷的外观我们已经在雁荡山觅到了绝妙佳境，而谷内的景致，雁荡山的峻峭，奇峰峡谷，都不适合。影视的制作很多就是拼凑的重合，依靠一个一个镜头的描述，将实际相隔十万八千里的地域，组成在画面可能仅仅只是门里门外，一步之遥的效果。九寨沟的风光对于绝情谷内的浪漫美丽来说，有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视觉满足，大片平坦的林地，花草交杂的小道，还有几乎随处可见的“海子”，也就是金庸先生描写有的“浅浅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这些景致都有公路的延伸涉及，却没有因为公路而带来毁坏。这些“海子”啊，美妙无比，水底是通彻的湛蓝，有时还有五彩的颜色，比如当地比较大的一个海子——五花海，这些奇妙的颜色据说是因为水底有非常细小的出水孔，它们由出水带来的矿物质在光线下形成了九寨沟独特的水色景观。我们是来看外景的嘛，好看的景致让我们萌发种种创作的奇想，比如五花海，如果在这个漂亮的海子中间搭一个景，用在剧中小龙女与杨过练剑的情节，四面是水，演员的跳跃，陆地、水面、景台……摄像机的移动……正在大家口若悬河思绪奔涌的时候，我看到九寨沟陪同人员疑虑而为难的表情。我特别担心的是他们会对我们这种“说了就是做了”的口瘾大加怂恿，那就意味着伴随九寨沟旅游开发而来的，将是朝不保夕的隐患。 而我们是绝不可能因为拍戏而无视比“戏”，比娱乐更加重要的东西的。否则我们也就成了我所说的那种“败家子”了。我听说过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摄制组，为了某场戏导演的莫名其妙的需要，竟然理由充足堂而皇之地把一座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宅，内墙全部刷成了赤红色。孰轻孰重？像我们这样一不小心就有可能成为自然破坏者的人，如果在心里没有一个界定，没有一个分寸，我们所在做的影视的娱乐，将是一个一点都不娱乐的、害大于利、悲大于喜的可鄙职业。 幸好我们不是。 人们对于“环境保护”的意识，从来就不是与生俱来的，正如人对于自己身边如果有的、随时可见的美好，比如说家庭，比如说学业，比如说工作，人们最好的反应与表现往往是熟视无睹、习以为常，最常见到的是不经意地任性践踏，直到失去了才恍然而大悟，其中尚有良知的才能是追悔莫及，引以为戒。因此“保护”是意识到了正在失去的东西的珍贵，不可再得，从而滋长的追悔，爱惜，珍惜。像九寨沟，它一方面被形容为“童话般的世界”，一方面又被定论为“世界自然的遗产”。遗产就是剩下来的东西，既然是剩，就不是很多了。 在四川的阿坝州众山围绕中有一条绵长的谷沟，不知道是“自古”多久以来，沟里上下前后分布了九个寨子，地名因此得来：九寨沟。那时的九寨沟不出名，也不为外人所知，一是因为有水有树有山景的地方还很多，人们向往和稀罕的是有人群聚集的城市，那是“人间奇迹”汇集的地方；再是因为交通的不便利，人们很少往来走动，几十年前大部分人的一生都还是哪里出生、哪里生长、哪里生儿育女、哪里结束。九寨沟今日年轻的、二十七岁的旅游局副局长克克，他就是九寨沟人，他和我说他家的祖辈都是这样平静地生活在这里，在九寨沟受到世界瞩目，成为世界生物圈保护区、世界自然遗产这样重要的命名之前，他和他家乡的人从来没有这样的看法和认为，他们自自然然与山水相伴，他们知道的“遗产”只有帐篷、木屋、牛和羊，他们不知道山水、自然、也会成为“遗产”。但是，当他到了九寨沟以外的城市乡村，看到了中国其他地方的发展带来的山水萎缩，空气污染，我想他不会像从前那样对于家乡的美丽山水风光无动于衷了。有了这样不同风景的对比，任何人都会胆战心惊，担惊受怕，像耳闻“目睹”了美国“9·11”的恐怖袭击。“保护”成为“拿起武器捍卫尊严”一般的必定行为。文明的发展辨证论既是从对于可认识文明的追求，到对于得到的文明的逐步全面的颠覆。毕加索的绘画对于这点有浅显的暗示：孩童画不是艺术，但是当一个人经过毕生的实践、追求，体验了成功与失败的交替，从复杂重新回到简单笔触的孩童绘画，那就是到达了一种艺术的理解与境界了。 进步的一种，就是文明从“规范”、“复杂”，到简约、自然而然的回归。这样的回归是以经历，经验，反观，否定（超越）和珍惜为基本的，像毕加索“蓝调”与“玫瑰”阶段的经历。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1）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1） 那年，我十五岁半 有两次我与金庸先生在一起的时候，我都听见四川报纸的记者提问金庸先生：“为什么您写的小说里面，描写四川青城派的都是反派？是不是对四川人有不好的看法？” 金庸先生的回答之一，是说：“……现实中我最敬佩的人是你们四川人，是邓小平……” 我相信如果金庸先生当时心有尴尬，尴尬的绝不是他一个人，还有在一旁聆听的我。金庸先生在《笑傲江湖》小说中描述的“青城派”，在我们的电视剧中又被增加了四川特征的绝活：变脸。那是否更是在说四川人的坏话了？我被这样的理解吓坏了，尴尬由此而生。 而真实的四川在我的认识里面完全不是武侠故事中的“青城派”。小说与现实的差距不是以公里来计算的，是两个世界。我对真实四川的了解，可以追溯从一九六六年“文化革命”时期的大串联开始。大串联的第一站我就选择了四川，完全不是对于现在拍摄外景的预见（哈哈），而是一次向往已久的、没有想到会那么快实现的寻访。四川作者罗广斌，杨益言写的小说《红岩》，给我带来了对于四川的山城重庆那么真切的向往，我是为专门去看一看小说中描写的“沙坪坝”，“歌乐山”，“朝天门码头”这些地方而开始从北京出发的，口袋里揣着比我大十六岁的姐姐给我的仅有十元钱。 路途减免。一个人与一个古老地域的关系——我与四川的真实关系从这样的一幅画面开始：一九六六年一个秋雨靡靡的下午，行人匆忙，我十五岁半，瘦得像只猴子，站在一家有炒花生、煮花生、等等种种花生制作法的果仁店，店名我至今记得，是由郭沫若题词的“颗颗香”。我花了很长的时间寻觅，猜测，判断，最后决定花费五毛钱，买了一包鱼皮花生。鱼皮花生接到手，几乎与此同时，第一颗就被塞入嘴里，像滔滔江水一般——狂嚼！那昂贵的五毛钱花得太值得了，不仅在当时知道了世界上还有这么好吃的一种叫做“鱼皮花生”的好东西，连至今将近四十年的记忆都买断了：在第一包鱼皮花生沉淀为记忆之后，现实中再没有任何的一种鱼皮花生可以与之比拟，可以替代。当八十年代每个城市都可以买到鱼皮花生的时候，记忆中的鱼皮花生与我紧紧相连，我再没有花过钱去买。 第一次在四川的重庆待了一个星期，如愿以偿到了沙坪坝，逛了朝天门码头，参观了歌乐山的渣滓洞集中营，白公馆，并且像小狗撒尿一般，在白公馆外的一棵竹子上顺手刻上了“到此一游”。不知那片刻满了游客“到此一游”字样的毛竹是何收场。在重庆的整整一个星期，总共消费五毛钱，就是那包至今念念不忘的鱼皮花生。 之后，随串联的学生开往成都。 第一次吃火锅 一九六六年坐火车从重庆到成都，用了整整一夜的时间。大串联很多同学不能忘记的事情之一，就是“交通”。我们都有过坐在狭小的厕所，或者把自己当作一件行李一般挂坐在车厢顶部的行李架上的经历，我还有过像杂技演员一般睡在硬座椅背上，那样细小的一条的经历。从重庆到成都，客车能够钻个缝儿的地方都没有了——当时的学生大串联使全国的交通都忙乱到瘫痪的程度——更不用说厕所，行李架，或者一条椅背了！我们最终坐的是闷罐子货车。一起结伴来四川串联的同学，其中有一个叫小毛，他的奶奶是四川人，就住在成都。 小毛奶奶家的人带着我们吃了人生第一次的麻辣火锅。 我非常清晰地记得那是在成都的人民广场，现在的人民广场道路、建筑、绿化都发生很大的改变，那时候广场很小，围绕着广场的，是具有四川特色的低矮房子，那样的矮房子在以前的一些描写发生在四川故事的电影里面都能够看到。小毛家的亲戚带我们上了其中一个有二层楼的木制小楼，据说那是当时最好吃的火锅店。我依然记得那架木楼梯的狭窄，短小，低矮，一脚一脚踏上去的吱吱嘎嘎，增添了吃火锅的神秘感和迫切的心情。那时四川火锅与现在人人知道的火锅架势完全不一样，就在那个低矮的楼梯拐角，架着一口直径足有一米的黑色大铁锅，里面翻腾着我们从来没有见过的、暗红色、油亮油亮的汤，四川的亲戚告诉我们，这就是麻辣火锅的汤。有一个人坐在大铁锅旁，手里掌管着一个大舀子，专门将大铁锅里面的红汤舀到客人买了票、端来的小锅里面，客人再将小锅端坐到自己桌子上的小泥炭火炉子上，大家才开始涮，吃。第一次吃麻辣火锅的人都不会忘记自己的经历，因为那种辣法和麻法，确实可以用“触舌惊心”来形容，沿着口腔，“一路”都像着了火，刹那间人就举着筷子惊呆在火锅旁。 吃完火锅自己觉得整个嘴都肿了。问同学的亲戚，这么可怕的东西为什么四川人爱吃？亲戚笑答，“‘这么可怕的东西’你们只要在四川待久了，也会爱吃，也要上瘾，因为四川潮湿，麻、辣都可以排除身体里面的潮湿，在四川是非吃麻辣不可的。” 我不知道当初成都人民广场旁的那家老四川火锅与后来红遍北京的“黄城老妈”，“金山城火锅”等等这些日夜被发扬光大的著名四川火锅之间是否有直接的关系，反正二十年之后，我也着迷了麻辣火锅，经过十年的“麻辣洗礼”，直到九十年代末，彻底将胃麻辣坏，至今都不能再吃麻和辣，至多闻闻火锅的味儿了以解馋。 人越老，城市越年轻 几个星期前，因为选看《神雕侠侣》的外景，又到了一次四川。在成都转机，再赴九寨沟，看见成都的双流机场已经修建成一个透明，亮丽，高大阔卓得与时代相一致的现代机场。怀旧的情绪就是发生在眼球三百六十度大巡览的时候——当你发现人是物非，往昔不再，无论过去是什么，它都以一种优美的旧态，往心怀中奔涌而来。 人年龄越来越大，城市却显得越来越年轻。如果两者能够倒转过来…… 一九八○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很年轻，中国所有的城市却都显得老旧。我将乘坐飞机，从北京到成都，赴峨嵋电影制片厂拍摄《舞恋》。我有不少的“第一”是与四川有关的，比如第一次乘坐飞机。现在回忆，还能够感受到那时心情的激动，一是因为扮演《舞恋》的男主角，再是因为要坐飞机了，感觉人生终于踏上正途，拎着行李箱，从一个城市辗转到另一个城市，农村也成为了“外景地”这样有诱惑力的称呼，而不再只是我种粮食吃的地方。 一九八○年第一次乘坐的飞机，是前苏联的“伊尔18”，四个螺旋桨发动机，还不是现在的喷气发动机。因此它不能飞到万米以上的高空，只能在距离地面几千米的地方。我是第一次坐飞机，所以到达机场的时间非常早，从我拿到的“第一排第一号”座位来看，我几乎就是那趟飞机的第一个乘客了！“伊尔18”在当时应该算是大飞机了，可以坐一百多个人，飞机起飞以后，我一直在激动之中的心情很快不知去向，取而代之的是从来没有过的紧张和恐惧：因为“伊尔18”是喷气发动机飞机，飞行高度大约八千米，飞机一上天就不断遭到气流的冲击，一路颠簸，稀里哗啦地响，我的眼睛一直盯着舷窗外长长机翼的剧烈抖动，担心它是不是会断裂？ 当时飞机的前机舱几乎都是外国人——可能换票的工作人员看我也是高个子大胡子，误以为老外给了前舱的票——我在惊恐万状盯看机翼的间隙，发现这些老外们像坐在他们家饭桌前一样，打瞌睡的，专心看书看报的，没有一点的惊慌迹象，我心想可能他们一路飞越太平洋、大西洋、印度洋，受到的惊吓实在太多了，已经不足为怪，我更加像只守夜的孤雁，独自目守着依然在“哗、哗”乱抖乱颤的机翼，度过了艰难、漫长的三个多小时，直到飞机降落双流机场。 旧日的迹象在种种“波音”，“空客”的起飞降落之间，已经只留下“双流机场”四个汉字。在城市愈来愈年轻，愈来愈溜光水滑像个初升的太阳充满未来和朝气，我在“不同”的双流机场不经意间已经被时光漂白了须发。怀旧是一件很不实用的事情，但是虚幻事物的意义在于：发现虚幻本身的意义，比如我们看不到却可以因此想到的城市几千年变化；比如我们天天是消费、在使用的生命正在飞快地被时间吞没。 而能够看到的现实是：曾经乡村般的双流镇，如今也是同样的丰满健硕，大高楼，宽马路，成为四川首府成都不可缺乏的一部分。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2）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2） 少数民族兄弟 最近这一次来到四川，是《神雕侠侣》选外景的挂尾站，只有三天，直扑九寨沟。 九寨沟风光的独特秀美，在现在，可能很难再寻觅第二；而它的古朴原始，二十多年前我在四川的另一个地界曾经有过相似的遭遇——冕宁，岳喜。 一九八○年我是为拍电影《舞恋》到的四川冕宁和岳喜。四川人都知道，那是大凉山中的两个彝族自治县，山高地广，大部分的人们分散居住在大山的各个隐蔽处。二十多年前我们去拍电影的时候感受到的还是大山的原始古朴，那种人迹罕至、近似荒凉的寂静。 我喜欢那儿。现在想来，似乎还能够感受到流水淙淙，高山青翠的大山清香气息。在那时过江的桥还是用粗藤编织起来的三根“江索”，两根平行一左一右，是用作扶手的，还有粗粗的一根是“桥”，用来脚踩着过江。不知道现在是不是还是那样？如果全都建设成了水泥的大桥，那就有点“若有所失”的遗憾。发展与“留存”经常会有让人不知如何是好的尴尬。 除了比较集中的居住点，的确很少再遇到人。我记得有一天我们拍完戏归途，结果汽车坏在半道上，竟然整整一夜没有一辆或来、或去的路过汽车，那时也没有手机之类可以联络的东西，车上全部的人都在山谷里面呆了一晚。 在我们《舞恋》的剧组，有两个彝族人，一个叫曲波，一个叫李红军。李红军据说是更早年的时候红军长征路过他的出生地，为纪念走过的红军而取的名字。李红军在剧组负责对外的联络接洽工作。这个彝族人特别的憨厚，他与我们倒是交道很少，但是每件事情都是认真勤恳地去做，剧组因为他没有耽误过什么事情。他给我留下不忘的印象。曲波是演员，在《舞恋》里面扮演一个彝族大叔。演员的性格就比较外向，快乐，他带我们去彝族村落，和彝族朋友一起吃“坨坨肉”，喝“碗碗酒”。这完全是“增进友谊，友好和睦”的吃法，“碗碗酒”是用一只小脸盆一般的碗，盛满了酒，一圈人围坐在一起，一人一口、用衣袖擦抹一下递给身边的人、不断传递下去的喝法。“坨坨肉”是拳头大的一坨肉，硬硬的，用嘴和手一起撕咬，随便多少地吃。 曲波和李红军是我人生第一次结交的少数民族朋友。几年前辗转听到一个熟人说曲波已经去世了。人生果然仓促短暂，仅仅二十多年前的酒肉歌舞，银幕的交情，已经成为一段飘逝的历史，轻易难以提及。 这次去九寨沟看外景又结交了一个新的少数民族朋友，藏族人克克。在欢喜和淳朴的交往中，他让我想起了我曾经的朋友们。 九寨沟与“神雕” 我是第一次到九寨沟来，就是为了选看《神雕侠侣》的外景。金庸先生的《神雕侠侣》中，有许多让人看了神之以往、让我们坐立不安找补对策的地方：那些美若仙景的地方，到那里找去？还是全部用电脑制作假景？比如它的绝情谷，在小说的第十七回有对于绝情谷内情景这样的描述：原来四周草木青翠欲滴，繁花似锦……是个罕见的美景之地……（杨过在此遇见了公孙绿萼）行出里许，忽见迎面绿油油的好大一片竹林……原来地下是浅浅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 还有描写的绝情谷内“万顷”的情花。到哪里去找一个有着“万顷情花”的、悠长的峡谷？ 来九寨沟之前我们尽管已经在雁荡山觅到了绝情谷绝妙的外观，而谷内的景致，雁荡山的峻峭、奇峰绿谷，都不适合。这次到了九寨沟，头晕气喘之后（高地反应）九寨沟的奇异美景让我怀疑金庸先生当时描写绝情谷是否先来过九寨沟？九寨沟的风光对于绝情谷内的浪漫美丽来说，有着“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视觉满足，大片平坦的林地，花草交杂的小道，还有几乎随处可见的“海子”，也就是金庸先生描写有的“浅浅的一片水塘，深不逾尺”，这些“海子”啊，美妙无比，水底是通彻的湛蓝，有的还有五彩的颜色，据说是因为水底有非常细小的出水孔，由出水带来的矿物质在光线下形成了独特的水色景观。这些景致都有多少年了，居然一直到现在都被这么完好地保持着，惊叹之余也有另一番的警惕：千万不能因为旅游的大开发而终于导致有一天水浊草秃；千万不能因为我们排戏的需要让山水“为我所用”——如果不小心，摄制组的“创作”也会具有很大破坏力，我听说过在八十年代初有一个摄制组，为了某场戏导演莫名其妙的“创作需要”，竟然理由充足堂而皇之地把一座明清时期遗留下来的老宅，内墙全部刷成了赤红色。这样没有分寸的“败家子”！ 在九寨沟陪同我们到处游走，指点各处自然景观的，是当地旅游局的副局长，藏族朋友克克。克克年仅二十七岁，自幼在九寨沟长大，他家的祖辈都是一直平静地生活在这里。他指着九寨沟茁壮的林子里倒地了、自然死亡了的树，被原封不动地保持着的样子说，这就是他们的“自然保护法”，遵循自然界它自己的一切生死存亡规律，它自活，它自亡，人也是其中之一，可以活在其中，可以看，不可以依照人的意愿去动。克克的见解让我欣慰！他告诉我为了九寨沟他专门去澳大利亚的自然保护区学习了一年，受到极大震动，他看到那里的人们对于自然资源的保护和态度，他对比出来了中国其他地方的城市乡村为求发展，带来的山水萎缩，空气污染。他希望通过我们镜头对于九寨沟风景的捕捉，描述，在一个广为流传的故事中让人们看到：我们还有这样美丽的地方！ 这也是我的一个遥远的初衷！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3）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3） 四川的化妆师 我的头两部电影，拍的都是四川峨眉电影制片厂的影片，一部《舞恋》，一部《台岛遗恨》。那时我不做幕后工作，我是幕前“闪亮”的男主角，我做电影演员。那还是在一九八○年前后，两部电影的大部分工作人员都是四川人。我特别记得拍《台岛遗恨》时，给我们化妆的是峨影厂的老化妆师，姚玉宝，小小的个子，东北口音，爱说爱笑，他带着两个年轻的徒弟，一男，一女，都是四川人，男的名叫肖桂元，女的叫黄桦。肖桂元性格开朗活泼，像他的师傅经常和我们说笑；女徒儿黄桦就沉默多了，可能是因为她年纪小，非常年轻，才二十岁左右。我的第一次拍电影也是黄桦的第一次跟拍电影，那时她就是一头短发，倒是非常的干练。 每天早晨，天还不亮，年轻、文静的化妆员黄桦就来叫我们起床了。我总是第一个被叫，可能是因为我很好说话，从来不怕早起等别人，也可能我是男主角，在化妆这个问题上很受重视。黄桦那时候化妆就非常认真仔细，所以虽然是新手，也挑着重梁。他们的化妆都是依照老化妆师姚玉宝的化妆设计，我们总是天还黑着就开始了，两个年轻人开始在我们的脸上，头上，涂涂抹抹，粘来粘去，几个小时之后，天渐渐亮了，照看镜子，我已经是换成了另一个人的模样。然后，他们再接着第二张脸，第三张……那两部电影前后在四川待了有将近两年。电影拍完之后，各谋前程，十多年彼此杳无音讯。一直到一九九四年，我们拍摄《水浒传》。那时我已经从“台前”移到了幕后，做了制片主任。当时见面谈定的《水浒传》化妆，在开拍了三个月的时候出了很大的麻烦，我们不得不四处托找有经验的、好的化妆师。几经周折，有人给我们介绍了峨影厂的肖桂元。于是，时隔十五年，肖桂元作为主化妆师，我们重新合作了《水浒传》，“一合”，一年多的拍摄。然后各自为理想为生存，彼此再次失散。 《水浒传》完成，播出，一九九八年。同年在北京邂逅了黄桦。那时距离在峨影厂拍摄《台岛遗恨》已经十八年，黄桦也不再是一个刚刚踏入社会、开始剧组生活的小姑娘，是一个成熟稳健、经历过无数部戏的化妆师了。那次见面重新建立了我们的联系，为两年之后拍摄《笑傲江湖》，组织剧组班子的时候黄建中导演说“有个跟过我拍电影的化妆师黄桦，很不错”做下了铺垫。无须多说，我知道“这个四川的黄桦”。我是她化妆的第一张脸，黄导的提议证明了她十八年工作努力的成绩。 我接受了黄建中导演的提议，《笑傲江湖》成为我与黄桦重新合作的第一部电视剧。黄桦作为化妆设计，带了十几个学生。两年之后拍摄《射雕英雄传》，黄桦再次胜任化妆设计。 我们这个年代已经不是二十年、三十年前的时候了，可以靠“交情”完成一件事情。“交情”可以是桥梁，但是很少、很难依此——旧关系来干事。当今的谋生，创业，就像一场体育比赛，胜仗必须是自己打出来的。《笑傲江湖》和《射雕英雄传》分别都有百个以上人物，作为化妆设计师，每个人物的头、脸都必须要经过黄桦详尽而精心的设计，再交由化妆师们根据她的设计去实施。就像当年黄桦的老师姚玉宝，而不同的是如今不得不说“青出于蓝胜于蓝”，黄桦要面对的人物，远远多余当年我们拍摄电影的时候。年代比之以往强盛了，之中的人自然也要比之以往强盛。初拍《笑傲江湖》，我们在各方面都是一种尝试，因为我们（大陆）从来没有拍过武侠片。黄桦的化妆造型既典雅飘逸，又具有我们自己的人物外型特征，任盈盈，小师妹，岳不群，令狐冲，等等，让我们的初步尝试有了耳目一新之感。拍摄《射雕英雄传》，黄桦设及的人物化妆造型，又有了新的观念和尝试，外型更加简洁，从古装的历来“戏剧化”倾向，走向了生活化。这好比汉字的书写，繁体字往往是容易的，而简体汉字的书写对于书法是一个挑战和难题。简洁并不是简单，比如梅超风的头发外型，几乎就是杨丽萍自己的原型，不同的是它（头发）更长更细密了。解决的方法是，黄桦自己一根、一根将杨丽萍的头发接长，到足以表现梅超风这个人物江湖生活的不羁，个性的跋扈，踪迹的隐秘。 之后，我们又邀请黄桦担任《激情燃烧的岁月》、《青衣》的化妆设计。 在外形塑造上，一般认为古装是难题，实际上现代戏才是挑战。因为要表现的人物就是我们身边时代的，我们（观众）熟悉。 像《激情燃烧的岁月》中石光荣与诸琴的扮演者，都是接近中年的年龄而实为青年的外形，他们角色的跨度却要从更小的年纪一直到老年。黄桦化妆、造型设计做得相当成功，尤其是石光荣，他的每一个年龄段的发型，全是黄桦做的发套，为演员塑造这个人物的成功做了重要铺垫，因为外型的准确为演员提供了极大的自信。 类似的情景还有《青衣》。当时“面瓜”的扮演者傅彪同时还在拍摄一部清朝宫廷戏，剃着大秃瓢，这样的“面瓜”肯定不行。同样，傅彪在《青衣》里面的寸头是头套，同样是黄桦的手艺。 有多少观众看出来了？ 乐山有一地…… 讲起四川，有股“滔滔不绝”之感。已经有心急的四川朋友传话过来了，让“说说金庸的事儿”，“说说什么明星什么角色的事儿”，但是我即刻想说的，还是四川的事儿。因为这些点点滴滴的以往，虽然从来也没有机会来仔细地想起，但是的确都藏在不知道什么地方，也永远不会忘记。如今被记忆一提溜，起来的就是一串儿，不路过这些，就像不从春走到夏，无论如何到不了今天的话题。 四川是我事业转向影视的起点。朋友，工作，饮食，起居，路行，一切一切，四川在我的经历里面占有大块的面积。四川的朋友有至今还有联系的，也有还在一起工作的，像前面说到的化妆师黄桦，也有一别既是终生不再见，只剩思念的，也有人海渺渺，从来也没有相遇，也没有音讯的。 还要再说四川的一地，一人。 电影《舞恋》在四川乐山的外景非常多。在乐山拍戏，剧组住在乐山附近的一个镇上。那是一个生活气息极其浓郁的古镇，窄窄的街道，留有大量的石板路。镇上也是人来人往，确是空气清晰，没有其他城镇人来车往的喧嚣。每天早晨，镇上弥布早点香喷喷的气味，我们穿行在本镇人中间，今儿早晨一碗面条，明天早晨一碗馄饨，香香的吃饱了，拍戏去了。 镇上有一顶奇特的小桥，“五通桥”。“五通桥”并不是一顶人们习惯中的桥，却也是让人从此岸，过到五十米以外彼岸的真正意义的桥。初来乍到，看到连接两岸的，居然是一只一只的小木船，用铁索锁定了不随水漂浮，再在上面搭上一块一块的木板，人们踏板踩船，荡荡漾漾，桄桄榔榔地过了河，船和木板，就是了人过河的桥。河为此上、下不再通航。被五通桥截断了的河不通航也无所谓，小镇不大，不仅有老旧的石板路，也有新的柏油马路，还有其他的河，河还不止一条。现在坐在北京回忆当初，“五通桥”估计如果不是通有五条光明大道，就是通有五条有船可以走的河。“五通桥”无论是名，还是“桥”自身，都让踏它而过的人，“晃过”不忘。 “五通桥”也是我们拍摄的一个地点。每天只拍一个镜头，黄昏时分，摄影助理手握测光表，看准了只要光线稍纵即逝的那短暂一瞬，千钧一发一声大吼：开始——！ 余下的白日，我认识了“五通桥”的一位居民。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4）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4） “五通桥”人 “五通桥”在八十年代初，有两位著名的李姓居民，据说都是造诣颇深的国画家。我们在五通桥拍电影，几个人就商量应该拜访他们一下，一是慕名，再是也为了增加自己的阅历。尤其听说其中一位李画家专画雄鹰，更加增添了我们的兴致，当时我们在剧组的几个年轻人都还是三十岁左右的年龄，期待在事业上大干一番，雄鹰具有的寓意，就像经常在那个年代象征革命意志的松柏常青，“我们年轻人”，要像雄鹰一样展翅翱翔在高高的天空！ 截至六十年代出生的人，都不会陌生我以上的语句！ 于是我们很快就决定了，先拜访画雄鹰的国画家李老师。 当时的五通桥都是绿阴铺就的窄窄街道。李老师就住在其中之一。顺着幽静、细小的街道拐来拐去，拐到了我今日已经记不清名字的一条小街，然后进了一个僻静的院子。院子不大，却是独门独户，几间齐整的黑瓦房，在院内为绿树掩隐。 记忆在很多的地方模糊，记忆也在关键的“地带”清晰犹如昨日。如何见面，如何寒暄，我们是如何的冒昧，高兴之中如何带有一些仓促和年轻的尴尬，等等这些就像山水画中若有若无的山中云烟，真相已经被融化，被覆盖。但是我记得李老师清瘦的模样，一件宽宽的蓝色中山装，花白头发，家里面的布置简单中处处透露清静素雅，是一个舒服得“心安理得”的地方。当时我们年轻气盛，与李老师坐对，觉得气定神闲悠然度日的李老师，好像有六十多岁了；如今我在镜子里面看见自己发胖的身态，灰白的头发，又想起李老师，又觉得他当时应该也就五十多岁，如我今日这般。 我们以自己仅有的一点国画知识，与李老师“比划”着，当时竟然觉得自己能与画家对聊国画，“还行”，现在想想就脸红了。李老师宽厚仁慈，话语对往没有一处让我们觉得自己的浅薄。最终大家纷纷表示，请李老师为我们几个写些字，不枉见面一场。 李老师欣然允答，为我们几个心情热切的年轻人一统忙乎。我记得李老师当时要写送给我的字是：剑马求不得，狂歌走天涯。我年轻的心骄傲又自负，说“求不得不好”，请李老师改一个字，“求易得”，成为“剑马求易得，狂歌走天涯”，就是我得到了，我还是“狂歌”。如今这些都成为记忆之中的趣事，检点现实，何时何地我都没有过“狂歌”的奔放，倒是一直都在逛荡“天涯”，起码我们拍摄外景还得到处去看，去走啊。 我们准备再去拜访的第二位李老师，最终因为拍戏的忙碌，而没有得逞。与我们有了一面之交的李老师大名李道熙，另一位深藏记忆而素味谋面的李老师，大名李琼久。我期待有朝一日再返四川的五通桥，再次寻找两位李老师，赐教。 川话川菜 说起四川，绕来绕去又绕回来的，还是吃。只要想到四川，无论是四川的朋友，四川的街道，四川天空的颜色，四川拍戏的过去，穿绕其中的，都是四川的吃。吃是大事，能够因为吃而深深记住一个地方，是两者双方的荣幸。 四川话里常常有一个用词，叫“鲜的”，四川人可能没觉得有什么，对我这样的外地人，这个词太新鲜生动了。在一九八○年的峨眉电影制片厂的门口，有一个小吃大棚，可以喝茶，煮面条，还有四川的小吃。不拍戏的时候我常常去那儿喝茶，或者吃一种奇特的小吃：用肉汤泡煮莴苣叶子，放大量的胡椒和味精，大量！好吃极了，现在在北京的各处四川大吃、小吃店，都没有再看到、吃到那样过瘾的胡椒味精菜汤，建议恢复！在那个大棚，给我来冲茶的伙计常常呼号着“鲜开水来了！”，我至今百思不得其解，开水怎么是“鲜”的开水呢？我只有归纳为四川话的新鲜生动。“鲜”的四川话。 “鲜”的四川话还有比较绝的，比如说臭，我们说“很臭”，一个四川人却是说“胖臭胖臭地”，我的理解是胖臭就是“很肥的臭”，表示那么的臭。有时候我想，是不是我的理解完全南辕北辙了？根本不是这样两个字？但是我多次听到这样说，还是相信是这样“胖臭”的意思！ 四川的麻辣火锅在我欲罢而不能停止地“麻辣”了二十年之后，终究吃坏了我脆弱的胃。现在有四川的观众、朋友谴责我在我们拍摄的电视剧里面对四川的宣传不够“帮忙”，你们一定要念及我几十年如一日对于四川饮食的帮忙，毕竟“影视”与“饮食”的发音还是雷同的，如果大家不理解在影视上我与四川的感情——所有感情的流露都需要机会——起码可以看在我与川菜的分上，理解那种恨不能朝夕相处的喜欢，以至于弄坏了胃。 帮忙弄坏了胃的，追根溯源还有麻婆豆腐。也是在四川拍电影的期间，在成都有一家“陈麻婆豆腐”，我去那儿就要一碗白米饭，上面盖一个鲜艳的麻婆豆腐，真是太香太好吃了！而且便宜，所有的川菜都便宜。麻婆豆腐吃在嘴里并不觉得怎么麻，怎么辣，就是香，我也不明白怎么这么香的东西还会把胃给弄坏！应该所有的四川人都知道，“陈麻婆豆腐”就是世界上一切麻婆豆腐的来源，祖宗。百年以前有一个姓陈的老婆婆，长有一脸的麻子，街坊邻居就叫她“陈麻婆”。陈麻婆可能也是千般万般地好，但是遗留下来几百年让我们还记得她的，是她做得的一个绝活：鲜艳的、有点麻、有点辣、有点鲜、有点咸的豆腐。这是麻婆豆腐的来历。四川还有一个源远流长、现在可能年轻人只知道吃却说不清楚为什么这么取名的菜，是“宫保鸡丁”。这个菜的菜名来自与一个叫“丁宫保”的小官吏，他不似陈麻婆，因为从菜名上已经看不出此人的长相，不能说“他长的像宫保鸡丁”，而是宫保鸡丁是他延续至今的首创。此人爱吃花生，并且有个好习惯，不浪费——吃剩了的决不信手撸了扔掉，而是放煮到菜里。久而久之，一个中华名菜脱颖而出。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5） 第四部分 - 行走四川（5） 萝卜连锅汤 丁宫保、陈麻婆是四川的两大名人，只是现在吃着源于他们的名菜，却不大清楚他们来头、典历的人，大有所在。麻、辣代表了川菜的基本特色，“不麻不辣”似乎已经是一件与四川无关的、其他地域的吃事。但是其实呢，好吃的、不辣的、著名的、川菜也有，被我念念记住的，有甜、咸烧白——是两道不同口味的菜，烧白是肥肉，一种做成甜的，一种做成咸的；还有章茶鸭，还有萝卜连锅汤。 从我这儿“进口”的四川菜，有两个重要渠道，一个是四川本地，我年幼参加大串联的时候、年轻时代在四川拍电影的时候亲历亲为；另一个渠道是在北京，因为前者的原因开始关注川菜了，竟然在北京挖掘了重大发现。 先铺一点小历史：解放前有一家“金城银行”，老板周作民在北京西单的西绒线胡同做有一个家，置了一个大大的、典型北京特色的三进（也好像是四进）四合宅院。解放后不知道周作民的去向了，他留下在西绒线胡同的大宅院，成为“四川饭店”，郭沫若题写的字。 上个世纪六十年代后期到七十年代初，我在山西插队种地。每每回北京，饥肠辘辘馋虫造反，都要纠集几个同学找地方撮饭，或者炸酱面或者涮羊肉或者烤鸭。有一次我想到了四川又联想到“四川饭店”，就约了在京探亲的几个“馋嘴协会”的同学前往。“四川饭店”在西绒线胡同里面十分抢眼，磨砖对缝的青砖外墙，大红朱漆门，在那个年代却是食客冷落，只有“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的知识青年们大大咧咧、有一日无一日地无所谓哪儿都敢去。大家凑了十几块钱，就可以点四、五个菜，若干瓶几毛钱一瓶的啤酒，和一个汤。我完全是出于经济核算、多点一个菜的考虑，点了萝卜连锅汤。没有想到就为自己的记忆点出了一道不忘的名菜。 酒过若干巡，杯盘几尽狼藉，农村与城市、农民与工人的讨论也已经三番五次，这时上“萝卜连锅汤”。比较沉默的服务员穿着全中国统一的白色帆布工作服，端上了一只不太大的砂锅。砂锅的中心位置，在乳白色浓厚的香汤荡漾间，堆放着一方豆腐形状的、白色萝卜。伸出筷子，原来“豆腐状”由无数薄片萝卜组成，萝卜已经清炖成为透明，看似“白色”，是因为切成薄片状的萝卜，每两片之间，都夹着一片同样切得飞薄、同样大小形状的肥肉片。送入口中，在啤酒余味的陪送下，萝卜的清淳，薄肥肉的肉感……哎呀！ 这道“名菜”成为我们那个年代几次在四川饭店解馋的“必修菜”。八十年代之后，四川菜渐渐在各地、在北京多起来，我由此到处流窜吃饭，但是一直没有再觅见过萝卜连锅汤。九十年代处在回味中又寻去四川饭店，同样没有了这道菜，而且其他的菜质也大大减弱。本世纪开始，心头一热再去四川饭店，索性失去了进门的资格：四川饭店虽然还是磨砖对缝的青砖外墙，大红朱漆门，但是已经改良成为一家高级的会员制俱乐部，非会员免进吃饭等等一切。 由此我想到我的行业：拍电视剧。好东西与时间的付出成正比。《天龙八部》拍摄结束后在后期发现许多戏没有拍好，原本应该是香喷喷糯口的薄片萝卜夹薄片肥肉，被切成了粗糙的大块儿。我们花了很多的时间、资金，重新将演员邀集起来，将最重要的一些戏补拍了，后期制作也延长了近三个月，做出现在大家看到的《天龙八部》。 第五部分 - 运城“大”麦田 第五部分 - 运城“大”麦田 二○○四年五月十日，我们的《民工》（原《葵花朵朵》）终于在山西运城开拍。在从北京赴山西的高速公路上，不断接到各路报纸的“娱记”们满怀疑虑打来的电话：怎么《神雕侠侣》不拍了？又改拍《民工》了？ 《神雕》是“神雕”，《民工》是“民工”，这是两班人马在做的两件不同的事情，就像曾经一度的《射雕英雄传》与《激情燃烧的岁月》、《天龙八部》与《青衣》一样，于同年先后开工。《民工》在上一年还是曾用名《葵花朵朵》，春节之后就完成了剧本，原来打算在二○○三年的五月开机，二○○四年应该是收获成果的，结果“非典”突然降临。当“非典”终于远去的时候，连“打麦的季节”也过去了。这样，《民工》成为了二○○四年进入镜头的故事。 我们的《民工》开拍的第一场，就是故事主人公一家人在青青的麦田劳作。我们将这一场选在山西的运城。运城是山西的农业大区，太行山下一块难得的平原，黄河弯曲而过，土地的用水、气候都适宜种做小麦。早晨我们离开北京的时候北京还是二十几度的气温，而在运城的大麦田，一个真正的、灼人的夏天已经燃燃开始，气温高达三十五度。这是利于小麦生长、灌浆、成熟的温度，再有将近二十天，一到五月底，割麦的季节就到了，青青的麦田成为黄甸甸的麦田，我们《民工》的演员将与农民兄弟姐妹一起，收割小麦。 我是在二十世纪的六十年代，在山西插队的时候闻名运城的小麦的。那时我们日常吃的都是玉米面，高粱面，而在运城地区插队的同学一旦与我们遇着，总是骄傲又炫耀地说，他们“天天吃白面”。我们插队的原平，一人一年才分到七八斤麦子，“天天吃白面”真太不可思议，又太让我们羡慕了！进入八十年代，我进了山西话剧院才第一次到运城演出，果然伙食大大好于山西其他的地方，而且“白面点心”供应充足，极大满足了我当时二十多年的向往和羡慕。 八十年代中期，拍摄山西电视台的电视剧，我作为演员第二次到过运城。 拍摄《民工》是第三次进入运城。时光已经将种种事物改变，白面馒头举国皆是，反而是当初让我们“困难面对”的小米，高粱面，成为了价格高昂的好东西。宽畅的高速公路在黄土沟壑、大山里外蜿蜒穿梭，从太原到运城再不是曾经必需的八个小时，在高速公路上我只用了两个半小时。麦田小麦的热浪从敞开的车窗口滚滚而来。 我们拍摄《民工》选择的麦田在“张店水库”边上。山西不仅仅是煤矿，山西也有好地方。 第五部分 - 山西张店 第五部分 - 山西张店 “张店”，连山西自己人都不大知道这么个地方，别说在全中国的知名度了。但是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就在张店发生过一件著名的事件，关于这个事件“真实程度”的讨论，一直延续到了新世纪。它就是“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这个事件一度成为中学课本的教材。即使这样，人们记住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记住了从北京出发的空军飞机的营救，甚至记住了空投救他们性命的药名“二硫基丙醇”，惟独没有记住“张店”这个并不难记的地名。 我们选择“张店”，不仅仅是因为它有一个水库，它的土地肥沃夏季麦浪滚滚，还因为它保留有相当地道的农村传统结构的住宅。可能就是因为它的交通不便，信息闭塞吧，它的村道还是土道，它的村民住宅也没有被贴上追求“致富”标记的小块“马赛克”瓷砖。它就是中国传统农民历来简朴的住宅。简单，亲切，傍晚时分家家炊烟袅袅。 从张店到运城，如今高速公路的路标指示只有十七公里；中学课本里面讲到的“为了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的年代，从事发地点到有医院的运城，也就无非二十多公里，但是人就是运不出来，药也进不去，所以有了北京的军用飞机在知道中毒消息的短短三个多小时之内就准备了药物，在漆黑的夜里飞往太行山区空投药品的宏大壮举。 没有到过这个地方的人们很难想像二十多公里的路程怎么就走不出来？这儿又不是高山，是太行山边上的一块富饶平原啊！更何况“张店（乡）镇”隶属的是“平陆县”，名都叫“平陆”了。 地名取叫“平陆”，估计是当初最早的一个最初来人站在山脚边上一眼望去的视觉效果。现在看去也是“平陆”，一个丰盈、茂盛的“平原”，花花草草，绿绿葱葱，还有整块整块齐整的庄稼。然而实际上呢—— 再往“平原”深处走几步，我们就会惊疑地看见：一道、又一道深深的沟壑，将“平原”像生日蛋糕一样块块切开。小一点的沟壑也有一二百米的宽，四五十米深，而比比皆是的大沟壑，宽有四百多米，深也有百米、几百米，据说汽车沿着后来修好的公路从沟底往沟上面爬，也要有半个多小时的时间。何况人？何况要抬着“六十一个阶级弟兄”翻越道道沟壑走出二十多公里？当我站在深沟的面前，我才知道，靠人将人抬出来营救，那是根本不可能的。 现在我们在这里拍《民工》，沟壑的高、低，沟底沟面的不同风光，构成了电视画面表现独特的美感——农村的、我们世世代代家园的美。 相比之下，我觉得正在努力发展城市经济的运城，真是丑极了！ 请运城的朋友原谅我的直言。 第五部分 - 塞外风情 第五部分 - 塞外风情 我们在山西运城拍摄《民工》，从北京出发到运城，理想的高速路线是由北京的六里桥上“京石”高速公路，走石家庄到太原，再南转走“大运”公路。而这次去运城，因为“京石”在修路，我走的是八达岭高速，进山西大同，再是沿“大运”高速公路，到太原，到运城。比“京石”高速公路多走一百多公里。 “塞外”的风光因此再次与我们交错，相遇。 针对北京而言，“塞外”就是以长城为界，长城以外的地域。它的地势大大高过长城内，因此其中的一部分也被称为“坝上”，“塞外”也叫“塞上”，是内蒙古高原的边缘。 我喜欢“塞外”的风光。在回程的路上正好天空弥布低沉的、青灰色的云，风卷动着树、草，一派的“风吹草底见牛羊”。塞外的风光虽然是在春天，也有着一股萧瑟得让人肃然起敬的庄严。现在被广泛推广的都是城市的旅游，城市的发展，建设，有多少年轻的孩子还知道“塞外”这样的地方与我们的历史交错的故事？ 历史上这些地方都是游牧民族活动、生息的天地。它的壮阔，辽远，天地浑然的自然，养育了游牧民族的彪勇，豪迈，善战。那些生活在塞外草原上的“马背上的民族”，曾经一度是最强悍的中华民族，养育出的一个最大的英雄就是成吉思汗，他的“坐骑们”的铁蹄，在“武力征服天下”的岁月踏遍了半个欧洲，一直“进军”到莫斯科的边缘。我们反对战争，我们反对扩张，但是以历史的眼光来看待一个历史人物，在近代史中都是以割让土地为求得一个安宁的史实中，成吉思汗是多么的让我们昂扬，展眉，吐气，历史中的“骁勇”总是与擒大兽，打胜仗有关。 当然现在我们也提倡保护动物。特别是“大兽动物”。 看百公里速度行进的车窗外，有多少被记录下来的历史发生在这一片高速公路穿梭而过的“风吹草低见牛羊”的风景里面。杨家将里的杨六郎，当年镇守的地域之一，就是雁门关和宁武关，今日汽车扬尘经过，山崖寂静，只有风和低垂的云；还有历史上的突生突灭的辽国，大家最为熟悉的金庸先生小说《天龙八部》里，有较为详尽的“契丹人”战争与生活的描述。 如今的塞外风光都是文人过客眼里风景的赞叹和历史的感怀。十年之前，它其中的一部分也是我们拍摄《三国演义》的外景，塞外山地、部分平原的荒草黄土，就像似曾经“三国”时期的古战场。 想起来好像都还是昨天的事，而时光的实际间隔，已经有十几年了。一九九一年，我们参加了央视《三国演义》的拍摄，成为五个摄制组的之一。冬天的时候我们这组“三国”开拍，在北京的楼梓庄拍完第一部分的内景戏之后，全体人员转战到了塞外拍外景戏。真冷啊，天寒地冻，穿那么厚的棉衣都好像“薄”得没穿什么，鼻息的热气都似乎会在瞬间被结冻成薄冰。我们拍摄的是行军戏。塞外狂风呼号，人在辽阔的空地自觉轻薄得像一叶纸片，冻透了，吹透了，没有感觉了。那时候觉得了人是动物，光有意志力，有决心还是不行的，动物需要体温，在那样气温和千万把刀子一般的风中，拍戏成为一件艰难的事情：人，在寒冷与风中走不动；连马都拉不动大木车，车上还什么都没有。 只拍了一天，拍摄司马懿率军行进。拍摄现场可以用“溃不成军”来形容，完全被大风和零下三十多度的气温打垮，打败，人没有了感觉，脸上没有了表情，手都伸不出来，不用说“表演”了。 一天之后，全班人马收拾行装，立刻转场云南。十二月的云南，风和日绚，暖风徐徐。 云南之后，再返回长城之外的“塞外”，已经是北方天空下的早春三月。“塞外”像是换了一张脸，秀美温柔，草木泛青，连风都轻柔起来。我们一连在塞外的辽阔地域拍摄了三个多月，直拍得衣裳越穿越热，风越熏越“醉”——夏天到了。 我们还到过内蒙古、包头以西的五原县“塞外”拍摄。那时已经是炎炎夏日的七月了，那儿有内蒙古的一个骑兵部队，我们就是专门去拍马的，拍马的行进，马的急行军，马的队列，马的方阵，马的冲锋，各种与马有关的行为。塞外的夏天倒是不热，草原非常“英俊”，说漂亮都有点在羞辱它，它那么的“帅”，上百匹马在我们的镜头瞄准下列队，奔跑，以一九九二年的“铁蹄”踩出了公元二百年前后汉代战火风云中的威风，凛冽！ 《三国演义》的五个剧组前前后后轮番都在“塞外”拍摄过行军打仗的战场戏，一共拍了有两年。配合拍戏的“打仗士兵”，大多由部队的战士扮演。那时我们的电视还没有电脑参与制作的能力，拍摄期间完全是“人海战术”，“一个萝卜一个坑”，有多少人的需要，就要有多少人的扮演，战争场面真正的千军万马。据说其中就有战士从一参军就在我们的“三国”扮古代将士打仗，一直到两年之后退役，都在参加《三国演义》的拍摄。 第五部分 - 山西曾经好风光（1） 第五部分 - 山西曾经好风光（1） 有多少人还记得有过这样一首歌：“人说山西好风光，地肥水美五谷香，左手一指太行山，右手一指是吕梁，站在那高处，望上一望，你看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 很久以前，当我还是一个北京孩子的时候，我就会唱。那是一个多美的山西！太行、吕梁环绕左右，青山绿水、风吹麦浪翻滚……我最喜欢的那句“你看那汾河的流水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每次在心里哼着这歌的旋律，在嘴里不由自由地唱出这些歌词，心里总有一股优美，一种“大好河山”的豪迈！然而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伴随这首歌萦绕在我心间的，不再是豪迈，没有了畅想，只留下无可奈何的叹息：所有这首歌词里面的描绘，旋律带来风景如画的悠扬，都已经成为一种追忆。直接地说：山西不知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已经没有了好风光！ 因为这首歌打小带给我的美丽向往，一九六八年我身为学生上山下乡，我去的是山西；二十九年之后我重新回到北京，我还是不由自主地以一个山西人自居。山西啊！它应有的美丽和淳朴就像它那么简单的名字——因为那一方水土位于太行山的西面而取名“山西”。大山的西边儿。它的历史可以追溯到一百八十万年以前。那是多么多么遥远的一个实在的过去啊。考古证明，中国最早的古人类文化遗址“西侯度遗址”，就在汾河以东的塔儿山西麓，一百八十万年前就有山西人的祖先（也可以说是部分中国人的祖先）——西侯度人在那“大山的西边儿”采集、渔猎，他们的生活“预示了中国古代文明的诞生，为尧部落所创造的最初‘中国’之所在”。 一百八十万年之后，一九六八年，我插队落户到山西的时候，那儿虽然已经不是史书中记载的“采集、渔猎”的葱郁之地，也没有江南的柔风细雨，没有万千垂柳点缀荡漾的清清湖面，但是，那时的山西依然有它独特的古朴和沉静，古朴是渊于山西百万年来人生活的延续缔造的文化脉象，山西固有的文化底蕴；而沉静，是文化的古朴又反投到人们生活之中的韵律和沉着。它因为偏远而安详，没有人群聚集、车水马龙的喧嚣。我插队所在的山西原平县上院村，千百年的风霜雨雪同样孕育了一代又一代地道的山西人，日月的沧桑在黄土高原上、在沉默的山脊上，留下道道壮观的黄土沟壑。村子旁虽然没有“那汾河的水啊，哗啦啦的流过我的小村庄”，但是有一条同样古老的呼沱河，“哗啦啦地流过我的小村庄”。每当我为队里放驴，我都会将驴儿们远远地赶到呼沱河的河滩上，坐在河边呆呆地看一看河水的流淌。为了了知呼沱河的古老历史我翻阅过历史资料，这条黄澄澄的河，《礼记》中称“恶池”或“霍池”，《周礼》称“滹(无水)池”，战国时称“呼沱水(呼池水)”，秦代称“滹(无水)池河”，西汉称“滹(无水)池”，东汉称“滹(无水)沱河”，《史记》称“滹沱”，也称“亚沱”，《水经注》称“滹沱”，曹魏时称“呼沱河”，西晋又称“滹沱河”，北魏又曾一度改称“清宁河”……岁月流逝多少？就这一条河水在不同朝代的不同称呼，人去人来，河水依旧！自然是主、人生是客，有多少来来去去的“人客”在呼沱河旁、在汾河水边、在山西、在所有人迹所至的地方短暂、却又是闹腾地来去了？我插队时的村民们闹腾的只是他们自己生老病死的人生小日子，他们的心中还有敬畏，他们还没有闹腾山水。一九六八年的呼沱河依然有着它流淌在黄土高原的特征：它的河水夹带着黄澄澄的黄土。但是它是洁净的，除了黄土它不夹带其他的东西。当地的村民们在呼沱河的两岸，在“自然的皱纹”——黄土山沟里，在半山坡上，种上了片片的果树。我们知识青年到了这个古老的村子里，除了种果树，种核桃树，也学着种玉米，高粱，和“靠天生长”（雨水）的小麦。村子自然都是平房小院，树影遮蔽，榆树成片。黄昏的时候虽然没有什么好饭菜，也是家家、屋屋炊烟袅袅，空气里弥徉着土地和饭菜的人间烟火气息。村民们大多没有所谓的“学历”，哪怕是小学的学历，能够识得字的也是罗雀可数。但是农民的智慧就像这快孕育了亿万年生命的土地，无所不在。我记得村民们看着我们这些来自城市的学生娃娃说：“哎呀，我们也没拉去过城市，我们也不知道城市是咋样，不觉得你们咋个好活法，我们这儿又是咋个难活法！”；也跟我们开玩笑：“那个火车，躺着跑都这么快，要是火车站起来跑了，那就快得不行了！快得吓人了呢！” 那时的山西日子就像静静耸立着的太行、吕梁，那么沉稳地悠长，树影、麦浪翩跹，空气清新，人们安稳地种地收割，婚丧嫁娶，度日过节。我在山西断断续续地待了二十九年，我内心逐渐滋长的沉稳，定笃，渐渐脱去的虚浮，越来越质朴的人生观，都与这片土地的滋养息息相关。我总是不由自主觉得自己是山西人。我在山西农村、城市、煤矿的朋友远远多过北京的朋友。然而，二○○三年、二○○四年的两年间，因为拍摄《民工》与抗战题材的《吕梁英雄传》，我又开始多次行走山西，山西掘地千米、遍地煤屑的变化让我几乎是目瞪口呆。我不知道该去问谁：谁交给我们的对自然可以有这么大的主意？地方经济是这么发展的吗？ 《民工》的拍摄在山西运城附近。那里的变化虽然也很让我吃惊，但是相比因为拍摄《吕梁英雄传》而到达的山西给我的刺激，运城就不算是什么了。运城还不错了。运城也是“黑糊糊”的，但是还没有黑到仿佛空气都被笼罩了一层透明的黑纱，没有黑到即使住在宾馆双手也是摸哪儿哪黑、走在街上抓一把空气手指头都发黑的程度。这种“黑”的感觉从太原一下飞机就有了，与此同时一股刺鼻的煤焦味儿不由分说霸占了嗅觉。当时我还乐观，还开玩笑：“真是来了煤都了啊！”然而几小时之后当我们的鼻子恨不能屏住呼吸不要一再、一再地这样吸入刺鼻的气味、我们的眼睛看见所有的屋子里面都有隐隐约约黑黑的煤粉、所有的大街都笼罩在暗淡的灰雾蒙蒙之中，而沿着高速公路从太原出发途径孝义、灵石、汾阳、介休……等等山西曾经古朴而优美之地，如此广大的几百公里的沿途全都漂浮、摊积着黑黑的煤尘，我想再没有人会有乐观的心情。 据说开煤窑很挣钱。我到了山西以后正经打听了一下，开煤窑的确很挣钱，开煤窑的人每天挣收二三十万很平常，不算什么，因为还有每天创造一百万元收入的人。山西的地方政府税收因此也大有改观，山西的经济从原先的全国倒数一二改变到现在有巨大突破，而抗战老根据地吕梁地区的经济发展，也摆脱了往年的“陈旧落后”，力争到全山西的第二、第三。当地人都是自豪地指给我看：“看看我们街上开的车，我们的经济总算搞上去了！”顺着当地人黑糊糊的鼻翼、黑糊糊的手指的方向，的确目力所及，在黑糊糊的街上扬起阵阵煤烟的确实都是好车。但是有谁能够来看一看，这个“经济搞上去”了的山西，已经变成了一个怎样的山西？这些发了财、黑了手也黑了心的人难道真的不知道，还有东西比金钱要重要得多？是空气，人的生命，和生命带来的心灵。当改革开放之初的八十年代因为小企业的发展污染了水源的时候，我们还有办法制止，还可以“清洁、净化”水源，空气怎么过滤和净化？那是任何生命、草木、甚至连一只蚊子都要赖以生存的空气啊！如今山西因为这样大面积的“毁灭性挖掘”（在我的眼里这根本就不是发展经济，是毁灭），使得万千年以来的乡村不再是净土，城市也失去了洁净的街道蔚蓝的天空，那些我眼见跑在肮脏街上的高级轿车，那“经济提升”了的百万钞票，要换取的是几代人的健康和良心。有了钱又怎么样？有了钱又能够怎么样？有了钱又要怎么样？ 第五部分 - 山西曾经好风光（2） 第五部分 - 山西曾经好风光（2） 历来传统的山西人都是去外面的世界挣了钱，回到“世代不离”的家乡盖房，祖祖辈辈再荣耀地生活下去。因此山西人的历史为我们留下了今天尚能够看到的“乔家大院”，“王家大院”，“戴家大院”，“常家大院”。但是这样荣耀的传统在近百年内不可能再延续：山西人绝不可能去外面挣了钱再回到蓝天白云的黄土地为儿孙盖房了。去外面挣了钱的，他们已经没有了洁净、宁和、安详的家园，他们不会再回来；而依靠挖掘家乡土地、开煤窑的人，一旦有了钱都是将他们的孩子、家人、亲戚，统统转移到更远的城市——北京，上海，等等不是山西的地方去传宗接代过日子了。而留了下来，因为开挖煤窑而感慨“日子好过起来”的老百姓，他们的健康，他们后代的身、心健康，将在流逝的岁月中见证“衰败”。这方水土将不再留人。 这就是我们要发展的经济吗？ 利用看景、拍片之余我也询问当地也许有些能力主宰这片土地的领导。他们说：“总要经济先发展起来了，再拿出钱来搞环境保护。因为没有钱，怎么环保？”他们又说：“比如二○○五年，因为煤矿的生产，我们可以拿出一个亿来治理我们的环境了！这在以前是不能够想的！” 我听不懂。这是怎样的亡羊补牢之法？为什么要在经由破坏、暴取的利润中才提取一点修复？而对于整个山西触目皆是的大面积环境破坏，这杯水车薪的“一个亿”又能够做些什么？能够还原什么？我内心哀凉。也许这“一个亿”的未来理想针对我个人更加微薄的力量来说是绝对的好事，起码它是一个亿的打算，而我，除了在我能够说话的地方说几句话，能够发表文字的地方写几个字，尽一点我因为工作而耳闻目睹惊动了良心的人的责任，其他我再无能力。 但是，我多么期望的是会有一个“谁”，来“力挽”一下我眼见的悲哀，能够有能力来制止如此的“经济发展和进步”！ 美国也有过为求经济的发展而进行的“挖掘革命”、“工业革命”，但是它们的历史实际上都非常的短暂。这种几乎可以说是亡命的、快速毁灭性的挖掘，对于我一生倾心的山西来说，还要进行多久？ 山西之后的大部分时间我在浙江外景地的《神雕侠侣》剧组。浙江的山依然青青，水依然涟漪，浙江的人都依恋他们的家园。浙江同样有在外面打拼奋斗之后回家乡买房造楼的荣耀。浙江的居住，浙江的人文，浙江的环境都给我很大的安慰，这是我总要在浙江选择外景拍摄的原因。我不知道浙江同样古老延绵的历史有没有在浙江的土地下面埋下煤层？若是浙江人知道了他们的脚下也许也有可以日进百万钞票的煤，他们是不是也会不顾一切地去挖掘？ 这个联想太可怕了！ 失去了现实中的山西，再得到一些历史中的山西—— 人类的原始社会之后，中华大地“春秋”开始了奴隶社会的瓦解。在这个时期里，山西基本上处于中心地位。中华大地的“夏族”，发祥于山西的西南部。传说大禹的时候，势力发展到豫西，曾建都阳翟——今河南禹县。因夏族兴起于晋西南，故晋西南素有“夏墟”之称。商灭夏后，建立了商朝。商朝是一个比较发达的奴隶制国家，虽然它的统治中心在河南，但商朝的先世，却一度活动在山西。据《史记》说，商的始祖契、契的儿子昭明第二次迁都时就迁在砥石，砥石在今平陆县东。历史记载“商朝在西北发展起过重要作用”的止伯封地，就在吕梁地区的石楼县境。土方在今大同和忻州地区北部，辔方在今吕梁地区和晋中地区北部，唐在翼城，虞在平陆，基方在隰县，亘方在垣曲等。在山西境内也有不少发现殷商时期的文化遗存，夏县东下冯和垣曲古城南关的商城遗址，反映了商族在晋南的早期活动。吕梁山以北地区发现的殷商时期的建筑遗址、青铜器、讣骨、殉葬墓等，有的青铜器上铸着“囚”字，“囚”是“鬲”字的象形，这是族徽的标志。根据地域和甲骨文的有关记载分析，他们可能是夏商时期“有鬲氏”的遗存。山西还是西周时期的唐国。周武王灭商以后，为了巩固周的统治，广封诸侯，晋国就是武王的儿子成王封给他弟弟叔虞的一个侯国。初因封在唐（今山西翼城县西），故又称唐叔虞。司马迁《史记》里“削桐叶为圭以与叔虞”，讲的就是叔虞封唐的故事。唐国地处黄河之东，地盘不大，以都城翼为中心，仅占有曲沃、绛邑一带地区，方圆不过百里。唐叔虞到唐国后，尊重当地的制度和习俗，鼓励民众兴办水利，发展生产，安定了统治。周围许多戎狄部落多来归附。周公旦曾作《嘉禾》诗，赞扬他治国有方。唐叔虞死了以后，他的儿子燮父继位，改国号为晋，自己做了第一代晋侯。现山西简称为“晋”。山西有盛唐时期最大的桥梁工程：黄河蒲津渡遗址。 山西有中国现存最早的殿堂型建筑实例：五台佛光寺东大殿；山西有中国仅存的辽代建筑模型：大同华严寺天宫楼阁；山西有世界现存最古老最高大的木塔：应县佛宫寺释迦塔；山西有中国元代最杰出的壁画作品之一：建于元代的芮城永乐宫的芮城永乐宫壁画，是我国现存建筑面积最大、布局最完整的道教宫观；山西有中国现存最早最大的琉璃照壁：大同九龙壁；山西有中国最具古城风貌的世界级历史文化名城：平遥古城，古城内的宫观衙署、商号铺面及四合院式住宅与城墙，因基本保存了明清时期汉民族城市的所有特征，而于一九九七年被联合国正式列入“世界遗产名录”；山西有中国最大的武庙：解州关帝庙，它是我国武庙之最，始建于隋，历史上数次被毁，现存为清代所建，占地总面积近两万平方米，建筑面积七千多平方米；山西有夏商周断代工程最有力的科学证据之一：晋侯墓地，它位于曲沃县北赵村，是西周重要的诸侯国晋国君主及其家属的墓葬，埋葬时代几乎贯穿于整个西周时期；山西有北齐绘画最具代表性的作品：太原娄睿墓壁画。娄睿墓内满绘墓主人生前豪华显赫的生活场面及死后飞升天界的空幻境界壁画，现存二百平方米，完全摆脱了秦汉以来壁画墓的刻板程式，采用写实主义的创作手法添补了我国美术史上北齐绘画的空白；山西有…… 山西曾经有很多，很多，没有纸墨能够容下。而今天的山西除了煤还有什么？我们会为以后的山西留下什么？我们难道终于要让后人在历史书上写下—— 山西，在二十一世纪盛于煤、后毁于煤…… 第五部分 - 关于《天龙八部》的阐述 故事的定位 《天龙八部》是金庸先生的武侠小说在大陆拍摄的第三部。相比较前两部《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来讲，《天龙八部》的小说线索丰富到了复杂的地步，涉及的人物更为繁多，结构为故事情节开展而“随心所欲”，因此对于电视剧的拍摄来讲，是一次更大的挑战。但这又是所有金庸作品中最受读者欢迎、最具英雄气概的小说，如何将这样一部小说以电视剧的形式同样让读者——观众喜欢，既吻合电视剧的表现特点，又不失原作小说的风貌和气概，关键在于电视剧故事表现的定位：我们想怎么来讲述一个真实历史背景下的、充满异域风貌、传奇色彩、人情人性的故事？我们的主题定位在哪里？ 首先电视剧不可能像原作小说一样，各色人等依次出场，而小说的重要人物乔峰却在七、八集之后——小说的第二本中才出现。如何重新结构？重新结构的依据是什么？这就关系到第二个重要的问题：谁是《天龙八部》的男主角？是段誉，还是乔峰？而确定不同的男主角，也将意味着不同的女主角——是与段誉有关的五个“妹妹”，还是阿朱阿紫？ 在剧本的讨论阶段，众说纷纭。段誉的戏好看，可能更符合当今年轻观众喜欢的“男男女女、欢欢爱爱”的视点，也就是说可能更具备卖点。但是我不这么认为。我一直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如此受到欢迎、几十年势头不退的原因，绝不是轻巧的“男男女女、欢欢爱爱”，更多的读者也不会是这么认为。金庸的小说里面一直借助着历史真实的事件背景，散发着一股强劲的、震撼人心的力量。这是我们拍摄金庸的武侠故事所不能忽略的。在《天龙八部》里面这股强劲的力量是什么？ 我觉得来自于乔峰。 因此故事的展开应该围绕乔峰。乔峰复杂又扑朔迷离的身世本身也是贯穿小说的重要线索。而他身世的揭秘又是连贯小说、转则情节的重要细节：他从汉人乔峰变成为契丹人肖峰，因此而带来的一系列重要人物的出场，事态的变异，铺垫下肖峰最终结局的因果。而肖峰的结局，承系了金庸先生对于民族祥和的忧重呼唤，民族和解的希望，民族团结的寄翼。这是这部看似充满男女欢情、离奇情节、异域风光的好看小说的真正主题。否则就不会有乔峰如此悲壮地结局，就不会安排乔峰以自己的死来呵止汉民族与契丹人之间看似没有止尽的、循环往复的仇杀。 这也是我对《天龙八部》的理解，是我要拍摄《天龙八部》的真心用意。也是四十集电视剧《天龙八部》的主题定向。 情节的改变 我们已经拍摄的金庸先生武侠小说，前两部、尤其是第一部《笑傲江湖》，遭到观众剧烈反对的，就是对于金庸小说原作情节的改编。但是这是不可避免的，电视剧的表现手段不允许以小说的样式和情节进展来展开。既然我们已经将《天龙八部》的故事定位在乔峰的身上——乔峰是《天龙八部》的男主角，所有的故事都应该从乔峰开始。原作小说中乔峰婴儿时候发生的故事是在小说进行到一半以候回溯到的，我们决定将这一回溯提前到电视剧的第一集第一场——将原作中的那场杀戮作为乔峰这个人物的开场与伏笔，而不是观看者的伏笔来展开。借一个例子，既是观众是可以预先看到屏幕上的谈判桌下埋有炸弹，而屏幕上的人是无知的，这是悬念的一种。我们借以此种悬念的方式展开《天龙八部》的故事。 “侠”的定义 “侠”在中国人的心中是一个传统到根深蒂固的印象——而不是形象。难就难在印象：它是根生在每个人心里的想像，因每个人对于现实的理解而异。在从古至今的武侠小说里面，侠的塑造是中国封建社会压抑、不公平、不强调法制的现实环境中诞生出来的、寄以人们无限希望的非常人形式。侠的出现都是缥缈不定、出手不凡，来无踪、去无影，危难时候出手相助，关键时刻救困解难。侠是中国人的一个梦啊，连中国古代历史上像孔子、孟子这样的大儒家，也因了这个广阔的梦把自己称为侠，在当今的许多孔子塑像上我们都可以看到，身为学者文人的孔子是配着剑的，尽管并没有历史记录孔子擅长剑术，但是这样的形式——剑的佩带多少代表了“侠”的一个外型特质，剑暗示着拔刀相助，视拯救他人于水深火热之中为己任。因此任何一个中国人心里的“侠”，都有在现实生活中难以寻觅的一种寄想，奇想，说到底都是不现实的，实质上对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是巨大的挑战：一旦我们把人人各自都有想像的侠的形象具体化，我们就意味着遭非议——现实中有什么东西是可以和上亿人的想像划等号的？ 所以在我的理解，“侠”这个字更多是一种不那么现实的精神气质描述。这样的理解成为小说就很确切，小说的成功与否大多与现实的距离成正比，距离现实越远，越接近读者的期待，越是引导大家的想像，越为读者接受。但是电视剧是要把所有的想像都成为人们眼前、客厅电视机屏幕上的事实，“侠”的回答就不仅仅是用“精神气质”来代替了。仿佛要把梦境走成真实。因此我们设想在电视的视觉表达上，“大侠”不仅仅是外型衣袂飘飘、玉树临风的造型，也不仅仅是演员眼神、表情的刻画，应该更多一种电视的、不仅仅是镜头所赋予的气质塑造，它在意境上雷同于小说中描写的“大智若愚”，“临危不惧”，以乔峰为例，除却他的服饰造型，他的武打动作设计，他出场前的镜头、动效造势，都是气质塑造的因素之一。“侠”在电视表现上的理解，就是既是出其不意、又是意料之中的创意。其分寸的把握，既是我们的艺术追求，也是我们的能力象征。 人物的武打设计 看过金庸武侠小说的人都知道“独孤九剑”，“降龙十八掌”，“凌波微步”等等这些，但是没有一个人能够说明白那是些什么样的动作所到达的，几乎也是一个人一个想像。我的要求：排除一切的花哨和神话。武打是人面对面的行为，有惊险，有出奇制胜，也有神奇，但是不应该有摆脱了人正常行为的、神话般的动作效果。武打的设计要为人物的性格服务，似什么人穿什么衣服说什么话。所以，乔峰：茁实，力量，威力；段誉：凌波微步的灵巧像他心思的灵异，是心灵气质的外在化。等等。不同人物依照他们各自不同性格而进行的动作设计。 电脑动化的介入与要求 摄影除去叙事之外的质感要求 音乐作为听觉叙事的要求 音响音乐化、音乐音响化的二者互渗关系 演员的人物塑造 外景的选择与表现 说明：这最后一部分还在完善；若想增加篇幅，还有若干答记者问的话题短文。 张纪中先生是国内首屈一指的资深制作人，有多年电视剧监制经验。他先后曾担任央视版《三国演义》制片主任、《水浒传》总制片主任。二○○○年起，他首次把金庸武侠作品引入国内拍摄，并担任总制片人，先后完成的《笑傲江湖》、《射雕英雄传》、《天龙八部》均引起巨大轰动，开创了内地武侠巨制之先河，同时也在“金迷”和普通观众中间引起了广泛争议。二○○一年，由张纪中担任总制片人的《激情燃烧的岁月》风靡全国，“石光荣”成为当年最为深入人心的荧屏形象，该剧获得了二○○二年中国电视金鹰奖多项奖项，重播无数。二○○三年，由张纪中担任总制片人的《青衣》也同样广获好评，正在拍摄的《永乐英雄儿女》则因成功邀请到复出后的刘晓庆担任主演而成为焦点。 在《触碰日子》正式出版之际，张纪中先生表示，他乐于借助本书与内地电视观众作直接而坦诚的交流，还诸多围绕着他的娱乐谜团一个真相，除与读者分享他工作中的经验外，书中就大家关心的诸多热门话题发表自己的看法，包括多位导演与他的“口舌风波”、引进金庸武侠剧的前前后后、成功邀得刘晓庆复出的内幕真相等。 end