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版心相约

《新版心相约》 陈鲁豫
一、奥普拉走进梦想

　　从听到奥普拉名字的那天起，我就成了她的观众。

　　1994年的奥普拉比现在还要胖，我猜总有一百七八十斤吧？妆化得很浓，齐肩的短发，烫过，总是硬硬地戳在那里。着装风格好像还停留在八十年代，以大垫肩式居多。她，一点儿都不漂亮，却有一种让你不由自主地停下手中遥控器的力量。我的眼睛似乎很势力。一个人一旦走红，我看他（她）的样子就怎么看怎么顺眼。这些年，奥普拉在我的眼里就一点点在变化，如今我已觉得她是美女一名了。前年她穿晚装登上《VOGUE》杂志的封面，我甚至有惊艳的感觉。

　　第一次看她的节目，话题是什么我已记不清了，好像是家庭伦理方面的选题。奥普拉大半时间都面色凝重，两个极胖的女嘉宾则一直哭哭啼啼的。那时的美国talk show都流行诸如“我的妈妈其实是我的姐姐，我的妹妹抢了我的老公”之类的匪夷所思的家庭悲喜剧，观众、嘉宾在现场对骂乃至大打出手是家常便饭，更有甚者，1995年还发生过节目播出后，一个感觉被羞辱的男嘉宾开枪打死另一男嘉宾的极端事例。那时的奥普拉也得随随大溜。可再低俗不堪的话题，在她的节目里就显得不那么龌龊了。她的力量究竟在哪里呢？

　　有一个月的时间吧，我不再逛商店了，每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电视。我看奥普拉，看Larry King，看David Letterman，看Jay Leno，看Barbara Waters，看 Diane Sawyer，还看Dan Rather， Peter Jennings， Tom Browkow，Katie Couric，和Connie Chung报新闻。越看，我的内心越是像长了草一样地不安分起来。在美国呆着干什么？我的英文已经够好了，还留的哪门子学啊？回北京去呀，去做电视，那才是我该干的。

　　我知道回去是早晚的事情，问题是回去后做什么。“做一个像Oprah一样的节目，现场要坐满观众，他们不一定发言，但他们的掌声、笑声、惊叹声或者只是静静地聆听就是最好的参与。我也要做成一档日播的节目，就用自己的名字，叫《The LUYU Show》。场中摆一张舒服的大沙发，要黄色的，我坐在左边，因为我始终认为我的左半边脸较为上镜，每天换不同的故事不同的人物坐在我的旁边。我的身后还要竖一块大大的电视屏幕，在我谈话的过程中穿插播放一些事先编辑好的短片。至于选题嘛，只要是有经历的人，好听的故事，都可以是我的素材，这样，一周五期，一个月20期，一年260期，我不愁题材枯竭。做这样一档节目，我需要一笔不小的投资，再搭建一个庞大的团队，还要一个能收回成本并有盈利的播出平台”这是我在1995年初做的关于《鲁豫有约》的第一个白日梦。当然，那时我还没上过长江商学院的EMBA课程，还无法这么有条理地说明我的想法，更不可能高屋建瓴地思考关于投资与回报的问题。这只是我在2006年因为写书而回顾这段往事时，以今天的语言和高度来重述我当年的单纯的梦想。当时我不过对着电视嘟哝了一句：“我也要做一档Oprah式的节目，也带好多观众，也每天都播。”

　　简单的近乎孩子气的一句话，却成为我延续了十年的梦想。我从来都坚信一点，只要你真心地想做一件事、想念一个人，无论何时地决不放弃这份坚持，所谓心想事成，只是时间的问题了。当然，我所说的坚持是聪明的坚持，在一步步靠近梦想的道路上，有时要退让，有时要迂回，有时甚至要暂时地忍痛放弃。这颇像打仗的道理。（原本想举恋爱的例子，再一想不妥。恋爱中人的大半是白痴，用的是心，而不是大脑。有谁在恋爱中还能采取那么复杂的战略战术，那不爱也罢了，多变态啊！）


二、崔永元令我郁闷

　　1995年的我自然不懂得放弃恰恰是为了获得这个道理，我那会儿傻乎乎的，只认准一点：凡事跟着感觉走就错不了。而我的直觉，一向很准。

　　那一次，我的直觉告诉我，尽快回北京，我那么聪明，美国的学不上也罢。只要回到北京，自然会有机会。就这样，我跟着我的感觉回到了北京。那么急切，生怕回去晚了，所有的热闹都不是我的了。

　　一回到北京，我郁闷地发现，中央台出现了一个叫《实话实说》的节目，主持人是个常常面露坏笑，状态极其放松（以当年的标准），极具亲和力的叔叔。我当时刚出校门没两年，还是怯生生的像个小孩，见到年纪比自己大的就忍不住要叫叔叔阿姨。我看了一两集崔叔叔做的节目，心里有些着急也有些释然。说着急是因为《实话实说》和我想做的节目在形式上有相似之处，他抢得了先机，这意味着今后几年我不得不暂时搁置我的计划，因为我做事最不喜欢跟风。（与其说这是特立独行，倒不如说是我的小算盘。我相信无论做什么，只要你是第一个吃螃蟹的，那你所做的一切就成了标准，后来的人不管怎么努力，也摆脱不掉你的影子。对我而言，吃螃蟹虽有风险，但绝对事半功倍。）急过之后又很释然，毕竟小崔（后来知道崔叔叔叫小崔）的节目和我想做的是两种完全不同的风格和类型。

　　想明白一切后，我坦然地来到了香港。

　　在香港，等待我的只有一档叫《音乐无限》的点歌节目。我居然眼睛都没眨一下就同意了，这简直不可思议。要知道，我是个任性而倔强的人啊，不喜欢的事，任你说破大天，我也不为所动。只是，我还懂得审时度势的道理。当时的凤凰刚刚成立，只有那么几个节目，我不去做小可爱式的VJ还能做什么呢？（注：即便今天，我仍是各个频道点歌节目的忠实观众，当年的《音乐无限》更是开创点歌节目的先河，我的两位搭档也都是优秀的主持人，我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很多。我对音乐点歌节目没有意见，只是对我自己主持这样的节目很有意见。）

　　没关系，我很年轻，有的是时间。而时间，就是最好的答案！

　　说来奇怪，我平常是最没耐心的。约好了十点见面，谁敢在十点零一分出现那就等着我河东狮吼吧。可有关事业的安排，我从来不着急。

　　接下来的事在上一版《心相约》中已经写过了。音乐节目做了一两年，我实在提不起精神，就开始说起了新闻。当大家都开始说新闻后，我又觉得没意思，主动向公司要求，淡出《凤凰早班车》，同时组成了三四个人的团队，于2002年初，开始了《鲁豫有约》。

　　我是那种外表永远平静如水，内心却激情荡漾的人。我的瑜珈教练就常常在高温练习室里夸奖我神情淡定，气息平稳，深得瑜珈真谛。她哪知道，我其实早已累得五内俱焚灵魂出窍奄奄一息了，于是自然一副无悲无喜爱谁谁的表情了。

　　我又扯出一段来剖析自己的性格，是想说明性格决定命运这个亘古不变的真理。生活中的我忠诚可靠，但在事业上，我永远朝三暮四。

　　《鲁豫有约》做得好好的，我又不满足了。我知道，该是梦想照进现实的时候了。


三、“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

　　2004年的春天，好像是个周末的傍晚，我约了郭志成在北京国际俱乐部旁边的金湖茶餐厅见面。那里的生意永远好得令人费解，任何时候餐厅里都是人山人海的，可是因为它离我近，有一阵几乎成了我的食堂。那天还不到吃晚饭的时间，我在众目睽睽之下，低头溜边找了个安静的卡座。这么多年了，生活中我仍然不习惯人们好奇的注视。三月的北京，天气已经很暖和了，我要了杯香草口味的红豆奶昔冰，心不在焉地喝着。每次大事发生之前，我都会这样有些食不下咽。

　　“我有个想法。”这是我的开场白。

　　“你说。”郭志成并不看我，只是忙忙叨叨地摆弄着面前摊成一片的手机、香烟、打火机、车钥匙。我喝了口奶昔，等他整理妥当，才慢悠悠说出我近十年的梦想。

　　“好事，可做！”老郭仍是他一贯不紧不慢的风格，腾出右手推推镜片，若有所思地望向我的身后。

　　“有个投资公司愿意出钱，可他们胆小，一开始希望每周一期，我兴趣不大。一来，我还是想在凤凰做这个节目，毕竟我是凤凰的人嘛。再说，每周一期，那我自己出钱都能做，还找他们干什么呀？”我不屑地撇着嘴，心里想着那个缺乏勇气和远见的公司自有他们后悔的那一天。

　　老郭嘿嘿笑了一下。

　　“你说我是该做每周一期呢还是豁出去了每天一期？”我终于说出了内心的犹豫。不是我怀疑自己的能力，而是我无法确定每天做一档时长一小时带几百名观众的访谈节目需要多大的工作量。我不是工作狂，我可不希望每天奔命似的干活。

　　“当然做日播的了。”老郭回答地斩钉截铁。

　　“凤凰会给我投这么多钱吗？”我平常在生活中工作中从不管钱，倒不是故作风雅，实在是在数字方面我是个白痴。我深知自己的弱点，也颇懂得扬长避短的道理，索性在一切经济活动中做个甩手掌柜。可再不食人间烟火，我也能掰着手指头算明白这个帐——《鲁豫有约》的投资绝对是以千万来计算的。

　　“前期投入没你想象的那么多，有几百万就能周转的过来。但播出平台必须扩大，我想，除了凤凰以外，还在内地各电视台播出。”郭志成说话依然慢悠悠的，我听来却是心潮起伏。

　　“公司会同意吗？”短暂的兴奋之后，我又面露愁云，有时，我实在是个悲观主义者。这也难怪我，那一阵，外面隔三岔五地就盛传我要离开凤凰，跳槽到诸如CNN、旅游卫视和我连听都没听说过的美国一家什么中文电视台。俗话说无风不起浪，外面传的有鼻子有眼，我要说“冤枉啊，我真不知道”，恐怕鬼都不信。可我的的确确是不知道。反正一来二去，到后来公司同事都将信将疑了。公关部的张芳在回复媒体前专门打电话问我：“怎么跟媒体说？”我哭笑不得，还能怎么说，实话实说吧，就说“决无此事”。可这话怎么听怎么不像真的。由于之前发生过这些乱七八糟的事，我怕公司会对我的新节目计划有些看法。

　　“为什么不同意呢？这事对你对节目对公司都有好处啊！”郭志成开始兴致勃勃地展望新节目的美好未来以及由此给我带来的事业腾飞，我被他说得双颊绯红，心潮澎湃。


四、“一定要以貌取人！”

　　接下来的筹备工作持续了大半年的时间，这期间没什么跌宕起伏离奇曲折的情节，无外乎是说服公司管理层接受我的想法，租借办公场地和招兵买马之类，在此忽略不谈。我唯一忍不住要说的仍然是有些肉麻的感谢老板的话，他自始至终给予我完全的信任和最大的支持，永远乐于为我提供更加宽广的舞台，这不仅仅是他作为企业家的智慧，更源于他宽厚大度的长者心胸。我很幸运，碰到这样的老板。

　　2004年6月12日，我和郭志成以及《鲁豫有约》的主创人员共进晚餐，席间，由郭志成向大家宣布了节目的改版计划。看得出，大家有些吃惊，但更多的是兴奋。身为电视人，谁都想做一个有影响力有长远发展的节目，他们眼中那一刻闪现出的光芒更增添了我的信心。很巧，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

　　十一长假一过，我们在凤凰会馆2楼租下了两间办公室，稍稍粉刷清洁之后，就搬进桌椅电脑开始工作了。那一阵前来求职应聘的人每天络绎不绝，把我的几位主编和制片人忙得不亦乐乎。几天后，他们产生了严重的审美疲劳，看哪个求职者都差不多，又觉得谁都不合格。开会时，大家不停地挠头，个个面露难色：“真不知道挑谁好了！”

　　“这个简单，当候选人的条件学历都一样的时候，就从细节入手啊！告诉你们，一定要以貌取人！”我语出惊人！大家果然饶有兴致，等着听我的谬论：

　　“一个人的外表充分说明了他（她）的审美，而审美有问题的人绝对做不了一个好编导！”作为一个资深节目主持人，讲到此处，我略略停了一下，要给观众一点回味和反应的时间。果然，主编李舰提出了疑问：“什么样的人审美有问题呢？”

　　“黑皮鞋里配白袜子的人，就绝对不能要！除非他是迈克尔·杰克逊！”我话音刚落，就见李舰呼啦举起了左脚，黑色的耐克鞋里，赫然一双雪白的袜子。

　　大家哄堂大笑。

　　很快，两大间办公室里就坐满了人。每次我出出进进，都看见一张张稚气未脱的脸从电脑屏幕后探出来，怯生生地叫我“鲁豫姐”。他们的眼神总是让我的心温柔地颤动一下，好像又看到了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自己。

　　身边的同事朋友和媒体都知道了我要做一个“奥普拉式的日播访谈节目”，于是见到我的每个人都流露出无比的温柔和关切，那一个个柔情似水又充满担忧的眼神里写满了疑问。一直到今天，在我写这篇文章的2006年夏天，每一个和我久未见面的朋友仍然用怜惜的语气和我打招呼：“你一定辛苦死了！每天要做那么多的节目！”

　　一开始我乐得全天下人都以为我每天为工作殚精竭虑，尤其在公司管理层面前，我总是半玩笑半认真地点头：“就是就是，我累得要死！”可等了又等，老板也没有要给我涨工资的意思，我干脆就实话实说了：“我不累，我一点都不累！”

　　可再看同事们，眼泪几乎在眼眶里打转了，我这才明白，有时否定就是最大的肯定。

　　直到现在，我仍然没法让人相信，我在轻松愉快地做着《鲁豫有约》。


五、“能量”公司新鲜出炉

　　我在这篇文章里多处提到奥普拉，所以上网goo了她一gle，赫然发现我的名字夹杂其中，名字后面一定有个破折号，外加那几个耸人听闻的字：东方奥普拉！哎，他们这是夸我吗？就连CNN记者采访我，也问了个“你被称做东方的奥普拉，你对此怎么看？”的问题，我还能怎么看，即不能做欣喜若狂状有失体统，也不能不解风情地回绝别人的好意，眼珠子滴溜溜转了半天终于说了句初出茅庐的愣头青最爱说的话：“我就是我！”废话！

　　就在众人支持反对信任怀疑纷繁复杂的注视下，专为制作《鲁豫有约》而成立的能量公司也新鲜出炉了。能量这两个字总让我想到劲霸广告里那个四处乱撞精力无限的电池小子，而我，倒挺像那紧绷双臂怒目圆睁的卡通人。

　　办公室里来来往往的编导有大半的面孔是陌生的，我还叫不上名字。偶尔我从办公桌上抬起头，透过敞开的门望出去，能看到他们忙忙碌碌地查资料、打电话、写文案。这时我总会困惑地眯起眼睛，努力回想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我会有些小小的得意，而更多的是恍然大悟后的郁闷：“这么多的人在忙同一件事，从此以后，我再也不能随随便便地说退出江湖这类的话了”。

　　当然，人就是江湖，哪里退的出去呢。

　　一直以来，我只是专注而自我地当我的主持人，别的，一概不管也一窍不通。我不知道做一期节目要花多少钱，搞不懂录像用的那些大大小小的磁带有什么区别，还有编辑机房里一排排的机器，鬼知道他们是干什么的。有一阵常常听到媒体鼓励主持人要兼具“采编播”等各项技能，吓得我一阵阵出冷汗，不明白会摆弄编辑机上一个个按扭和当好主持人之间有什么必然的联系。我只想涂上淡红的唇彩、换上服装，当灯光亮起的时候走上我的舞台，其他的，交给我的同事去担当吧。

　　而2005年1月1日，新版《鲁豫有约》在凤凰卫视中文台和内地20几家省级电视台同时播出后，我就一点点地发生着改变。

　　每天节目一播完，片尾字幕还在走着呢，我的制片人无论在哪，一定拿起手机贴向耳边，等着我的夺命追魂call准时响起。每次连寒暄都没有，我总是气急败坏地直奔主题：今天灯光不好，我的眼影太深，观众大笑时镜头为什么不切过去，他成名前的那段经历很好听为什么删掉了，他获奖的故事讲过无数遍了为什么还留下，字幕里又有两个错字……节目中每一处疏漏在我眼中都被无限扩大，这让我无法容忍。樊庆元当时是节目的制片人（如今他已升职，官拜能量副总，制片人由更为年轻的曹志雄担任。），有一次上午十一点他正召集所有主编开会，这正是《鲁豫有约》在凤凰首播结束的时间。樊庆元看看表，冲大家做个安静的手势，然后缓缓从桌上拿起他的手机，把显示屏举向众人，嘴里念念有词地数着三二一，就是那么巧，电话在他倒数结束的一瞬间响起，大家凑上去看见屏幕上赫然两个字鲁豫，不由哄堂大笑。樊庆元接通电话也笑着说：“你真行啊，一秒钟都不差！”

　　偶尔我也会放过制片人，直接折磨编导。我能想象，节目播完，编导的手机响起，屏幕上一闪一闪地竟是我的名字，他们的内心一定惊恐万分吧。

　　有一天编导李安负责的节目刚刚播完，我就拨通了他的手机。李安还在梦中，冷不丁被铃声吵醒有点蒙，可一看来电显示着我的名字，他一下子清醒了，先是有些慌，既而兴奋地想：“今天是我的生日啊，鲁豫姐来电话一定是祝我生日快乐的！”于是我听到听筒那头传来李安睡意未消但愉快的声音：“鲁豫姐早！”早字刚说完，李安的嘴大概还没闭拢呢，我劈头盖脸一通狂轰滥炸指出节目中不尽如人意的地方。当然我的语气尽管有些严厉，可还算有理有利有节，只不过在刚刚被铃声吵醒的人听来，简直有如晴天霹雳。李安不知所措，只好沉默不语。我是个刀子（橡皮做的）嘴豆腐（不是冻豆腐而是南方那种最软的豆腐）心的人，听那边完全没了声音，感觉很是不忍，于是一个劲地鼓励李安：“有些美中不足的地方，但总的来说做得还不错！”简直就是废话，做得不错还批评人家？几天后，从主编雷蕾那我才知道了李安生日的事情，这让我愧疚了很久。



六、干干净净的财富

　　曾经有记者写文章说我的身价有4个亿。这让我大吃一惊，继而又兴奋得心嘭嘭嘭狂跳不已。

　　从此，我开始关注一夜暴富之类的财富传奇。

　　主编雷蕾报来一个选题，标题十分惹眼：财富新贵。讲的是四个平均年龄245岁的80后小伙子，通过几年的打拼，现在各自拥有一家IT企业，每人身价过亿。天哪，这样的财富故事太吸引人了。

　　录像的前一晚，编导给我发来这期节目的文案，我飞快地读了一遍，很快记住了四个性格迥异的人和名字：李想，高燃，戴志康和茅侃侃。

　　第二天，我照例在节目录制开始前五分钟走进演播室。

　　“嘉宾呢？”这通常是我走进演播室的第一句话。

　　那天，有四个人同时从椅子上站起来向我伸出右手。说来奇怪，我只飞快地扫了他们一眼，就已经知道谁是李想谁是高燃谁是戴志康谁是茅侃侃了。

　　李想，25岁，现任pcpop.com首席执行官。泡泡网在2005年年底营收2000万，利润50%，按通行的市场收购标准20倍的市盈率计算，占公司绝对股份的李想身家已然过亿。

　　高燃，25岁，Mysee直播网总裁。

　　戴志康，25岁，康盛世纪总裁。

　　茅侃侃，23岁，Majoy总裁。

　　四个大男生都是一脸的阳光。

　　听了他们的故事，我越发怀疑中国的教育体制。

　　李想为了创业，放弃了高考。

　　高燃中专毕业后到南方打工，然后再复读，并以优异成绩考入了清华大学。是清华历史上第一个以中专生的身份考进来的学生。

　　戴志康到是按部就班一路顺利上了哈工大，但大学四年，他一心搞软件设计，为此旷课、不参加考试，以至于15门功课没过，决不是传统意义上的好学生。

　　茅侃侃最神，高一地理会考不及格，补考，还不及格，就这么莫名其妙地失去了高考资格。

　　虽然我在节目录制现场一再要求他们多说说上学的好处，可四个人谁也不买帐，一个接一个比赛似地对着镜头说上学考试没什么用。现场一帮大学生观众到是拼命鼓掌。

　　四个人年龄相仿经历相似，再加上他们平日里是常常混在一起的好朋友，我于是临时在场上把我和他们的一一对谈变成了五个人的群口相声，连沙发也多加了一张。

　　最贫的是高燃，他上清华时追女孩的故事堪称经典。话说一次舞会上，高燃看上了全场最漂亮的女生，于是十冬腊月的天气，穿了件短袖衬衫就冲到门外向已准备回宿舍的女孩要联系方式。女孩婉拒，表示没有手机。高燃可不是好糊弄的，他决不气馁，转而索要QQ号。据他描述，他当时冻得哆里哆嗦地，伸出双手拦住女孩的自行车，一副不依不饶的劲，嘴里还大声地喊着：“你看我冻成这个样子，给个QQ号都不行，哪怕是个假的呢。”

　　不知是怕麻烦还是被感动了，女孩给了高燃她的QQ号，而且，号码还是真的。故事还没完呢，这女孩后来成了高燃的女朋友。

　　李想也已经名草有主，只有戴志康，还是孤家寡人一名。

　　其实，称他们为亿万富翁还为时尚早，他们的事业还在起步阶段，可我真希望有朝一日在福布斯富豪榜看到这四个名字。不仅仅因为我们在节目中聊得很开心，还因为他们干干净净的，他们的生活干干净净的，他们的情感干干净净的，他们的财富干干净净的。这令我感动。我希望这样的人成功。


七、劳模般的勤力

　　“鲁豫姐，知道吗？咱们的新版《鲁豫有约》就快录满500集了。才一年零八个月的时间而已啊。”

　　我的嘴一下子就张开了，愣了一会，才脱口而出我的口头禅：“天哪！”

　　500集是什么概念？

　　一年52个星期，如果《鲁豫有约》按2005年之前的播出频率，每周一期，那我接下来的八年时间就可以去周游世界每天逛街再生一堆孩子把自己喂得白白胖胖的给自己放一个悠长的假期了。

　　天哪！难怪同事们都叫我劳模呢！就连《新周刊》在授予我2005年年度节目主持人大奖时为我写的获奖理由中也有这么一句：“从‘说新闻’到‘说故事’，陈鲁豫一直掌握着话语权，她以近乎劳模般的勤力，更重要的是对人物和故事之间的黏合度的出色理解，成就了一档以自己名字命名的人物访谈节目。”

　　看到吗，所有人都认为我是劳模，如今这一年半里500集的工作量实实在在摆在面前，而且收视口碑经济效益三丰收，即便谦虚如我，也得实事求是地夸自己一句了：“I’m so牛！”

　　一直跟在我身后催稿子的金丽红、黎波特别希望我写写节目：“这读者爱看！”——言外之意，这个好卖钱。我虽然不懂为什么，但想到赚的钱里有一部分是我的，也就欣然提笔了。

　　我于是带上电脑一个人跑到北京798厂的atcafé，开始回忆这一年多我和节目的种种经历。

　　500集节目啊，1000多个嘉宾先后坐在我的鲜黄色的大沙发上，沉思感慨流泪大笑，面对我和观众，慢慢敞开心扉。天哪，我真是够能聊的。难怪前两天舞美部门重新布置舞台，竟然发现我把沙发活活坐出了一个坑。我这才恍然大悟，原来如此，我说怎么总像坐在山坡上似的，老有要往下滑的感觉。我终于相信水滴石穿的道理！

　　我的办公室的窗户总是打开的，外面就是人大附中的操场，总有上体育课的学生在那跑步打球做操很是喧哗，可那些无忧无虑的笑声吵闹声让我的心情格外宁静而舒畅。

　　我在窗前站一会，看看窗外空空荡荡的操场，正是暑期，学生都放假回家了。我深吸一口气，再坐到电脑前，继续敲我的文章。不断有同事探头进来问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个手机也不给人安宁，该响的时候像死了一样，一到关键时刻却叽里哇啦叫个没完。

　　早过了下班时间，又一个编导小心翼翼地敲门进来，一副欲言又止的样子。

　　我的手还在键盘上飞快地打字，眼睛却从电脑屏幕转向了怯生生站在我面前的编导的脸上，我不说话，但眉毛高高扬起，那是我在问 “什么事？”的意思。

　　编导在我的示意下，拘谨地坐在我对面的沙发上，上身笔直，一副手足无措的样子。“鲁豫姐，我很困惑。”

　　天哪，我竟然要给下属做思想工作了。

　　“怎么了？”我的语调温柔得能滴出水来，足以温暖融化最彷徨的心。

　　“我……”那边话没出口眼泪却扑簌簌掉了下来，“我报的选题总也通不过，主编又通知我20日之前必须要交出一期节目，否则……”又是一串眼泪。

　　我抽出一张纸巾，想了想，干脆把一盒纸巾递给她，“情况我都知道。”依然是春风化雨的态度。接下来，我用电台深夜节目主持人惯用的近乎催眠般的磁性声音讲解团队精神爱岗敬业职场生存之道等等等等。

　　半小时后，编导终于破涕为笑告辞退出。我看看手中被用去大半的纸盒，不由得思忖，我真该在办公室里摆一张长沙发，旁边再立一盏落地灯，如果把窗帘放下大灯关上，我就可以开业做心理医生了。


八、错一个字，罚1000块

　　在团队里，我总是这样以悲天悯人的好人形象出现。这要感谢我的制片人和主编们，斩尽杀绝的恶事都由他们出面，我只在编导们彷徨无助时递上一张纸巾，这让他们感觉我亲切无比。其实，我是真正的笑里藏刀。

　　在《梦想照进现实》一文中，我提到了每次《鲁豫有约》播出后，我总是第一时间致电我的主编，气急败坏地指出节目的问题，那份急切近乎孩子气。

　　有一阵，字幕里总能看到刺眼的错别字，一但发现我总是暴跳如雷，大家也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怎么根除？想来想去没有别的方法，只能——罚！天，我们真是挺狠的，错一个字，罚一千块人民币。写到这里，我有些含糊，总觉得自己记忆有误，1000块太多了吧，应该是500吧？我于是发短信问制片人曹志雄，不到两秒钟，小曹就回信了，手机上言简意赅两个字：一千。过了两秒钟又发来一条信息：编导和主编各罚一千。天，一字两千金啊！

　　我不知道把这个细节写下来，会不会有工会一类的组织找我们的麻烦，找也认了，反正我们想不出比重罚更有效的方法了。

　　重罚措施刚一宣布，就有人不幸撞到枪口上。

　　一天我看到有编导把身陷“囹圄”竟然打成了身陷“淋雨”，我的火噌一下窜得老高，二话不说立刻给制片人曹志雄打电话。等我放下电话火气渐消，这才开始于心不忍，这倒霉的编导会被扣掉两千块钱啊（主编也跑不掉，照样会被扣掉两千元）！辛辛苦苦做了半天，节目整体水平也不差，仅仅因为粗心大意错了两个字就被罚得这么惨，真是够背的。

　　心软归心软，罚起来还是连眼睛都不眨一下。反正我不出面，只是在背后扎针，得罪人的事由我可爱的制片人和主编负责。编导们大概想不到，十个错别字里总有七八个是我发现的。也神了，只要我看节目，就总有错别字。

　　大刀阔斧地狠罚了几次后，错别字渐渐地消失了。

　　还有件事情我想来总有些后悔。

　　《鲁豫有约》的录制时间总是定在下午两点。但最初的半年里，几乎从未准时开始过。不是观众被堵在了路上，就是编导被堵在了路上，反正以北京的交通状况，谁被堵在路上都是再正常不过的事。可我心里一直为此火冒三丈。

　　请想象我的状态吧，化妆师把我的唇彩补了一遍又一遍，我也在落地镜前仔仔细细把自己打量了好几回，整场节目的流程当然早就烂熟于心了，我就像是个拳击手，戴上了牙套，只等裁判一声令下，就猛虎扑食般杀向对手了。问题是裁判偏偏拖着你，那个“开始”怎么也不肯吹出来，你要是拳击手，你能不抓狂？

　　话说某一天，录制时间被推迟了近一个小时。我的化装间里安静极了，工作人员都躲得远远的，谁都怕被我问到为什么还不开始。我忍了又忍，终于忍不住了，穿着我的四寸高跟鞋冲到楼下演播室。观众早已入场等候了，我的现场导演毛毛为了安抚观众一个人在那讲笑话唱歌耍活宝已经折腾了快两个小时。

　　我怒不可遏了。

　“什么原因？”我咬着牙沉着脸问犹犹豫豫不敢靠近我的制片主任。

　　“编导刚把片子编完，正往这赶呢。”我那老实厚道的制片主任颇不情愿地说出了实情，我也不说话，转身就往外走，一直走到外面的大铁门前。铁门敞开着，我就双手叉腰站在水泥台上，眼睛死死盯着台阶下的小路。所有来演播室的人和车都要经过这里。



九、我们的秘密武器

　　录制时间已被推迟了一个小时，编导依然不见踪影，我已经怒不可遏。本来在棚里等候的工作人员也三三两两的跟着我，站在了铁们附近。不一会儿，有人搬了把藤椅过来让我座。我想了想，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反正从此厉害的名声大概要传出去了，爱谁谁吧，我就把谱摆得大大的，怎么样？经过一番迅速的心理建设，我颇为戏剧化地坐在了宽大的藤椅上，样子因为生气有些狰狞，但仪态仍然万方。

　　又过了大约十分钟，一辆红色夏利出租车吱吱嘎嘎开了过来，就停在我的面前。我把双手抱在胸前，脸涨得红红的盯着车门。

　　出租车靠右边的后门迟迟疑疑地打开了，编导抱着一摞带子低头下车，然后就一动不动地站在车旁，六神无主地看着我。出租车司机一看就是个北京大哥，爱凑个热闹，一看这架势，也不忙拉活了，干脆点了根烟饶有兴致地把上身探出车窗看着我如何发作。

　　我也豁出去了，就算有娱乐记者扛着机器在我面前我一样会大声骂人！

　　“为什么迟到？”脸色难看，声音严厉，但我还算冷静，哪怕是砍头的罪也应该先给人辩解的机会。

　　“我在公司编呆会现场要放的片子，刚编完。”编导是个漂亮的女孩子，一双大眼睛害怕地看着我，忽闪忽闪地，我还没说什么重话呢，她的眼圈已经红开了。

　　“早干什么去了？这是你昨天晚上就该完成的工作！”我的嗓门不知不觉地扯得很高，脸上的表情想必凶狠极了，“你知道全场有300个观众在等着你吗？你知道嘉宾在等着你吗？你知道所有工种都在等着你吗？”回顾这段往事，我不由得钦佩自己的语言能力，都那么生气了，我居然使用的是极具修辞效果的层层递进的排比句。

　　编导不说话，只是一边哗哗地流眼泪一边拼命点头。

　　我呢，边说边发抖。我最痛恨被人逼到墙角，让一向言行得体的我失态失礼。一想到我在同事面前温婉端庄的淑女形象就此毁于一旦，我的气更是不打一处来。

　　又说了大约五分钟的排比句，我这才深吸一口气，从椅子上缓缓站起，看看身边静悄悄站了一排的同事说：“开工吧！”

　　晚上7点我收工坐车回家。

　　车子刚一开上五环，我的内心就涌起一阵深深的内疚。我总是这样，偶尔为之的意气用事之后，我常常会自责与反省。知道心里的挣扎一时半会儿过不去，我干脆拨通了下午被我劈头盖脸一顿狠骂的编导的手机。电话一通，那头就呜呜咽咽地掉开了眼泪。我诚诚恳恳地道了歉，这让我好受了许多。

　　好在像这样需要我张牙舞爪做恶人的机会并不多，这要感谢我的合作伙伴们：郭志成、樊庆元、曹志雄、雷蕾、李舰、肖矢……他们几乎承担了全部繁重琐碎艰难的日常事物，让我完全不必分神去操心主持以外的事情。

　　总有人问我，“这么大的节目量你怎么受得了？”言外之意很清楚，人们认为我是不知死活，居然把谈话节目做成日播的，简直是找死，要不然就是活得不耐烦了，总之是要死要活的问题。

　　其实问题没那么严重。

　　看看Celine Dion（席琳迪翁）吧。她年纪比我大，还有个孩子，但她从2001年开始在美国拉斯维加斯的恺撒皇宫驻唱，平均每周演四到五场。她那可是又蹦又跳的演唱会啊，一场下来绝对比我做一期谈话节目要消耗体力。但Celine自己乐此不疲，刚刚续了约，新合约签到了2007年底。

　　每每想到她，我就觉得自己的事不过是小菜一碟。

　　Celine做的是一个职业歌手该胜任的事，我做的是一个职业主持人该胜任的事。就这么简单。

　　而且，我还有我的团队。

　　如果实事求是外加谦虚谨慎地回答，我会说，我的团队就是我的制胜法宝。我如果只是实事求是而不考虑戒骄戒躁的问题，那我会微红着脸颊做羞涩状说：“我的团队和我就是我们的秘密武器。”



十、好养活难伺候

　　今天九点起床，洗漱，喝咖啡，吃十年一成不变的牛奶+酸奶+香蕉+葡萄干+麦片的早餐（I swear to God我发誓，这真是人间美味，我极力向大家推荐，做法简单，连我都会：晚饭后，拿一只美丽的不大不小的瓷碗，倒入牛奶——我的最爱是三元，酸奶——我目前的最爱是蒙牛的玉米酸奶，里面有整颗的玉米粒，吃起来很过瘾，就是数量太少，我试过把煮熟的甜玉米粒加进去，效果很好。牛奶酸奶的多少自己定，根据我多年的经验，最佳比例是牛三酸一，搅拌均匀，加入muesli什锦麦片，数量随意，我只加一勺，然后再放葡萄干十颗——我推荐绿色密封袋包装的加州产提子干，深色，油亮亮的，比绿色的葡萄干好吃。要是不嫌麻烦，就再加些苹果蜜瓜梨之类的时令水果。最后用保鲜膜把碗盖好，放入冰箱过夜，早上起床后享用。），然后上网收邮件。

　　十一点整，司机来接我去《鲁豫有约》的录制现场。从我在北京的住处到位于香山附近的演播室，开车走五环大概要四十分钟，我在车上总是戴着墨镜看窗外、发呆、偶尔也小睡一会，车上的音响这一阵总是调到905兆赫的一个音乐台。我很享受这一段宁静的路程。

　　我的车在十一点四十分开进录制现场的小院子，年轻的保安看到我的车总是从传达室里跑出来，挪开竖在地上的塑料障碍物。我一定在这一刻从沉思或发呆或睡梦中醒来，然后拎着我的手袋快步走上二楼。我的化装间在黑黑的走廊的尽头，我穿着高跟鞋小心翼翼地要走上三十步。化装间的锁已经打开，空调嗡嗡地响着，雪亮的日光灯即便大白天也要开着。我进门的一刻总会微微地皱皱眉头，屋里永远有一种浑浊的味道，而彩色大花的窗帘老是那么脏兮兮的挂在那里。我的化装间很大，大约有二十多平米。靠墙一排白色的化妆台，墙上钉着镜子和一个个又大又烫的灯泡。两扇玻璃窗的中间有一个洗手池，旁边是一个古老笨重的立式空调，一套深色条纹的沙发整整占了一面墙。沙发我很少坐，只把带来的服装鞋包什么的放在上面。

　　今天走进化装间，那股熟悉沉闷的气味又让我不由自主地皱了皱眉。空调开得太足了，冷风呼啸而出，吹得我无法靠前，于是只能侧身低头躲开出风口，伸手关掉轰鸣的机器，心里知道，五分钟后屋里又会闷热难挡，我还得起身打开空调，然后再关再开，对我而言倒也不失为一种锻炼。然后，我坐在化妆台前，打开电脑，看我今天的录制文案和流程。

　　十二点整，我可爱的制片主任准时提着一大包饭盒给我送饭。我是个奇怪的人，不管多么难吃的饭菜，只要装进那些环保不环保的纸盒里作成盒饭的造型，我就爱吃。我爸说这是我从小就有的毛病，自己家无论做什么山珍海味也比不过邻居送来的一小碗红烧鱼。今天我仍是满怀期待地打开那一个个油腻腻的纸盒，其实只是闻闻味我就猜到了，今天吃青椒肉丝、豆豉鲮鱼油麦菜和鸡蛋炒饭。吃起东西来，我是个极其挑剔的人，我爸总结他一生抚养我的血泪史，说我是个好养活难伺候的人，就是这个意思。可是吃起工作餐来我就很随和，剧组买来什么我就吃什么，碰到好吃的多吃两口，不爱吃的我也不说，大不了少吃或不吃，还能保持纤瘦的体型呢。

　　十二点一刻，我已经结束了午餐。沙发前的茶几上摊了一堆纸盒子。炒饭没有动，油麦菜少了一根，可装了整整两大盒的青椒肉丝里此时一丁点绿色都没了——我就有这样的能耐和耐心，居然能不厌其烦地把埋在肉丝里的青椒一根根都找出来。



十一、摔伤的手臂，看上去有青花瓷的味道

　　今天我差一点摔死。这决不是什么耸人听闻的写作手法。

　　具体发生了什么我也模模糊糊的。好像是我换好服装，穿上三寸高的黑色丝绒鞋——说来也是活该，鞋有些大，试的时候就知道，可只露脚趾的款式那一阵我疯狂地喜欢，就自欺欺人地买了下来。平常不敢穿，因为踢踢拉拉地不跟脚，只是做节目时配合服装偶尔秀一下，也算没有压箱底。当然每次都是小心翼翼地，生怕出丑，可这次还是出事了。

　　怪就怪今天身体不适，起得又早，人就有点晕晕忽忽的，走路好像踩着棉花飘飘悠悠鬼魅一般。今天的嘉宾是香港歌手容祖儿，工作人员说她已经戴好耳迈在后台准备了，我于是也整装下楼。就在我迈腿下台阶时，我的一个主编从导播间冲出来跟我商量一个节目的方案，我边回答他边脚下拌蒜地继续往下走。从二楼到一楼演播厅一共三十级楼梯，先下十五级，拐个弯再下十五级。我就在第二个十五级处脚下踩空了，上身往前扑下去，左手本能地伸出来想撑住自己，可人还是撞到了冰凉的台阶上。我本来就不清醒，这下更被吓晕了，恍惚间只觉得左胯左腿蹭着地面往下滑，身旁传来一片尖叫。我还来不及反应，就感觉两条腿被谁拽住了，然后我就被人从地上头冲下拎了起来。

　　我双脚落地的一刹那才感到后怕。

　　演播室的外面还有一些观众，他们听到动静都凑到玻璃门那探头探脑地张望。我的公众形象意识一下就回来了。先低头查看衣服，还好，白色长裙竟然没脏，刚才摔下去的一瞬间裙子应该被裹在了腿上，所以光应该是没走。确认自己没太丢人，我这才感到胳膊腿和胯全都火辣辣的疼。

　　“没事！”我知道自己没大毛病，只是有些蹭伤而已。

　　我一说话，周围的同事这才回过神来，开始忙做一团：“鲁豫姐腿磕破了，胳膊也破了，快去拿湿纸巾，谁出去买点药阿？”

　　众人围住我唧唧喳喳，我却突然灵魂出窍般想起小时候每次摔交，奶奶总会用力地在我绊倒的地方踢上几脚，嘴里还愤愤地说：“让你再摔我家鲁鲁。”鲁鲁是我的小名。

　　这短暂的童年回忆让我一时间很是伤感。长大真是件无奈的事，眼下的我惊魂未定，身上的伤虽说不重却很疼，再加上人一受惊吓总会无来由地觉得委屈和脆弱，我于是任由自己在心里小小的酸了一把，然后故意提高嗓门轻快地说：“好了，跟下面说，马上可以开始。”

　　容祖儿的节目做完已是晚上七点多了，我匆忙跑回化妆间脱下那该死的鞋，再换上轻便的衣服，来不及卸妆就匆匆下楼，去机场赶九点飞深圳的航班。

　　凌晨一点左右当我睡眼惺忪地在深圳一家酒店终于安顿下来，我这才仔仔细细转身踢腿的好好查了查自己的伤。还行，我真是挺结实挺禁摔的，筋啊骨头什么的都没事，只是左边胯骨处一大块青紫和擦伤，两条腿有点惨不忍睹，大腿小腿都青了一大片，摊开左手手掌，可以看到整条手臂都成了透明的青色，我竟然欣赏了半天，觉得色彩霎是好看，有种青花瓷的味道。简直变态！



十二、上学实在是一件很快乐的事

　　柔弱文静的鲁豫，竟一肩挑起主持人、管理两副担子，却举重若轻、行走如飞，一年干出别人五年的活。她的感悟深切而有趣。

　　从学校毕业这么多年，内心仍然保留着很浓的学生情怀，有时累了，就会孩子气地设想回到校园里去当个学生算了，每天晃晃悠悠抱着课本饭盒去上课，然后去食堂然后回宿舍，这种单纯的生活该有多好。当然，只是偶尔想想而已。

　　可偏偏机缘巧合，我认识了长江商学院的项兵院长，在他充满激情的鼓动之下，我成了长江EMBA七期的学生。2005年秋季开学，2007年夏天毕业。在这一年半的时间里，每个月有四天我要一大早拎着电脑素面朝天跑到位于北京王府井的东方新天地去上课，长江在北京的校址就设在其中一座写字楼里。

　　我的同学大多是各大企业的老总、高管，也有政府机构中的新生代官员，每个人的来头都不小，只有我，坐在他们中间颇像个来混事的小孩。同学们对我都极客气，只是一时还不适应仅仅把我当作普通同学来看待，所以中午午饭时大家总是不好意思来邀请我。好在我中午常有安排，不是约了朋友就是谈公事，否则，我真要可怜巴巴地一个人吃饭了。等到我和他们慢慢熟了，报喜鸟的老总吴志泽就在课间大发感慨：

　　“鲁豫，当个名人一点也不好啊。你看，别的女生中午都有人请吃饭，只有你没人请，因为没人敢请你啊！”

　　我一个劲地点头称是，站在一旁的刘晓天颇具有怜香惜玉的绅士风度，他立刻提出邀请：“鲁豫啊，以后只要中午你没有饭局，我就请你吃饭，好吧。”

　　晓天说到做到，以后只要上课，中午下课前我的手机上就会传来他的短信：“鲁豫，中午有人请你吃饭吗？没有的话，我请你吧。”

　　有人请吃饭，我总是高兴的，不过这时我已经和绝大多数同学混得很熟了，于是晓天请我最后总变成十几个人的大聚餐。吃了大家那么多次饭，我从不知道最后谁买的单，做女人真不错，谁说要男女平等的？

　　我的同学都挺神的。这里的神有两重意思，一来，他们几乎每个人都有传奇的财富故事；二来，只要坐在教室里，大家就都变成了小孩子。我们上课接老师的下茬，彼此揭短调侃，课堂上热闹快乐得不得了。当然，我们也会守望相助，谁早上因为堵车又迟到了，总有人挺身而出代他（她）在考勤记录上签到。那天上高级理财学，我因为早上磨蹭九点十分才气喘吁吁跑到教室门口，班主任老师正在签到桌前弯腰查看出勤情况呢，转身看到我，不由得微微一笑：“已经有人把你的名字签上了。”

　　班里神人一大堆，最好玩的要数山西来的小二。他热心做教育，每次吃饭都会恳切地问我：“鲁豫，我的大学有一天学生人数过万了，能上你的《鲁豫有约》吧？”

　　小二留平头，戴眼镜，鼻子和上唇之间留一排短短的胡须，有一天的饭桌上，小二就坐在我的对面，我反复打量他，猛然想起，李大钊若胖一些，就是他这个样子。

　　小二搞笑的事太多了。一次和同学喝酒，大家兴致高涨，白酒一瓶接一瓶的开（不可提倡），最后，轮到小二和另一男同学对决。那男生让服务员拿来六个玻璃杯，每个杯子里都满满地倒上白酒，然后对小二说：“我们一人三杯，干了！”（再次声明，绝对不能提倡！）

　　小二镇定地看看面前满得快溢出来的三大杯白酒，不动声色地说：“行，你提议的，你先干。”

　　“我要是喝完了你不喝怎么办？”那位男同学将信将疑，平常小二的鬼点子是最多的。

　　“你放心，我要是不喝，就从这餐厅爬出去。”

　　当着一起喝酒的七八个同学的面，小二的承诺掷地有声，于是那同学就一口气喝光了三大杯白酒。众人于是把目光转向小二，小二镇定地咳嗽一声，把双臂高高举起，做了两个伸展动作，然后突然蹲到地上，不紧不慢地爬了出去。小二后来回忆说，那同学完全崩溃了，对人生的看法从此改变。



十三、老板长乐

　　在我们凤凰，你基本上可以从一个人的身高“体重”身材规模判断出他在公司的地位。凡是瘦骨嶙峋的，不外乎前台Amy、秘书Lily和司机小D之类。反之，海拔高，吨位大的，至少也是个部门经理。以我为例，身高163m－164m(高兴时164m)，体重则常年徘徊在43kg－45kg之间，BMI指数约为16，严重低于正常标准(BMI指数等于体重kg除以身高m的平方，185－25为正常)。于是，你尽可以得出结论:我在凤凰的大舞台上，充其量不过是匪兵甲一名。

　　同理可推，如果你在凤凰会馆的走廊上看到一位肤色黝黑、身如铁塔、面似弥勒佛的男子(请想像弥勒佛晒黑后戴金丝边眼镜的样子。)，你尽可大胆迎上去问他：

　　“请问，您身高1米8，体重100公斤吧?”

　　然后，不等对方回答，只管握住他宽大绵厚的双手，叫一声:

　　“老板，我可见到您了!”

　　放心，你一定不会认错人，他就是我的老板——凤凰卫视控股有限公司董事局主席、行政总裁刘长乐太平绅士。

　　写自己的老板是需要勇气和技巧的。不敢写他不好（我的工资是他发的），也不敢写他太好（怕读者骂我谄媚）。所以，在2003年出版的《心相约》里，我干脆吝啬笔墨，对他点到为止。　老板自己不干了。

　　“鲁豫，我们一起从旧金山开车去落杉机的经历多有意思，你以写一写。”

　　写就写，我光脚不怕穿鞋的。

　　那次我和文涛随老板、院长赴旧金山参加凤凰美洲台开台仪式。按计划，活动结束后，2日我们一行人参观著名的斯坦福大学，当晚飞LA，三日在我们下榻的酒店还有一场晚宴。不料，2日傍晚天气突变，漫天大雪使旧金山和LA两地的机场全部被迫关闭。

　当时，我们正坐在一辆超长卡迪拉克车上在斯坦福的校园里转悠呢。

　　“鲁豫，文涛，你们俩会开车吗？”老板问到。

　“不会！”我和文涛理直气壮。

　　“那，这样！”老板沉吟片刻，“这辆老爷车赶紧退了，租辆适合跑长途的，我和院长两个人轮流开。几个小时就到LA了。”

　　听说要沿海岸线从旧金山开车去洛杉矶，我雀跃不已。

　　我们换了一辆Dodge三排座的车，老板开车，院长坐在司机旁边的位置上，我、和老板秘书段敏坐在第二排，文涛这没心没肺的家伙，一副天塌下来你们顶着的架势，上路不久，竟然在后排睡着了。天已经完全黑了，不知什么时候空中开始飘下大片大片的雪花。我兴奋得像个孩子，一直不肯系上安全带老老实实坐好。

　　老板神情专注地开着车，颇有几分专业司机的风采。这倒让我想起一个笑话：

　　布什的车在公路上风驰电掣。望着窗外一闪而过的风景，他觉得手心痒痒的，于是命令司机停车。总统有令，司机哪敢不从，于是乖乖地挪到了驾驶员旁边的位子上。而布什则潇洒地一踩油门绝尘而去，一路上超速、闯红灯，直看得人心惊肉跳。终于，布什的车被警察拦了下来。“您的驾照！”警察冲缓缓摇下车窗的司机望了一眼，就一下子呆住了。幸好这时他的手机响了，是上司打来的，询问被他截下的车上坐着谁。按车号看来，应该是白宫开出来的。

　　“报告长官，车上坐着什么人我也不知道，反正总统先生是他的司机。”

　　这恐怕属于猫扑网上的冷笑话，不好笑，但够荒诞，而且，符合眼下的场景。

　　雪花越下越大，一大团一大团地扑到车窗上，雨刷器开到最快拼了命似地刷也跟不上。



十四、老板开车，我们坐

　　在去往旧金山的公路上，老板、院长轮番开车，我和文涛成为舒适的“座客”。　　

　　整条公路上好像只跑着我们这一辆车，前后左右，目光所及，只看到狂风卷着雪片直直地迎面扑来，即便坐在车里，我仍不由自主地把头往老板身后躲了又躲。

　　渐渐地风雪小了，道路两旁的建筑物开始有了轮廓。前方有个麦当劳，金黄色的M标记在寂静的雪夜显得格外醒目。

　　“老板，要不停车歇会吧，我去麦当劳买点吃的。大家晚上都没吃东西。”段敏探身在老板耳畔轻声询问。

　　“好！”老板是行动派的，一个好字没说完，车已经稳稳地停在麦当劳的大门前。

　　我这才发觉自己早已饥肠辘辘。

　　平常，无论在香港还是北京，我从不吃快餐和油炸食品。我很怕胖，光是想想那些夹肉面包和薯条我就感觉自己重了好几磅。可眼下，没有什么比巨无霸、草莓奶昔、大份薯条更吸引我了。

　　我尚且如此，以老板和院长这么魁梧的身型，恐怕早已饿得前胸贴后背了。

　　拉开车门，我把身上橘红色高领毛衣的厚领子向上拽了又拽，蒙住嘴巴鼻子，只露出两只眼睛，然后埋下头，和段敏冲进仍是灯火通明的麦当劳。

　　“给我六个巨无霸，五份大薯条，四杯可乐，一杯草莓奶昔，一杯咖啡，外加两个麦香鱼，请多给我番茄酱，我要打包带走的。”我一口气说完，这才想起自己愣头愣脑地，连声你好都没对人说。

　　值夜班的麦当劳胖小伙一边麻利地收钱，一边饶有兴致地打量着我和段敏，他恐怕无论如何搞不明白，这两个体重加起来不会超过200磅的东方女性如何能塞进那么多的汉堡包。

　　我怀抱一大袋热烘烘的巨无霸再冲回车上，发现老板和院长已经换了座位。院长脱掉了夹克衫，只穿一件明黄的衬衫，挽着袖口，正在调节座椅的位置。而老板，在连续紧张专注地开车近五个小时后，想必有些累了。他让自己半躺着，那件及膝的皮衣此刻盖在身上。

　　“啊，有东西吃，太好了！”简直是奇迹，一路蒙头大睡的文涛居然醒了。

　　“给你！”我从袋子里摸出两个瘪瘪的纸包递到他手上。

　　“你们吃的是什么，为什么和我的不一样？”文涛一口咬掉了大半个麦香鱼，眼睛却炯炯地透过镜片盯住我手上的巨无霸。

　　我知道文涛也是个无肉不欢的饕餮之徒，可谁让他一路贪睡，所以结果就是如此的活该。

　　“文涛，你吃我这个吧。”老板居然毫无原则地把自己的巨无霸给了文涛。

　　“老板，你这是奖懒罚勤阿！”我吸了一大口奶昔然后大声抗议。“你让文涛睡吧，他要不睡，反而添乱。”老板边说边英明果断地把自己碰也没碰的薯条、可乐一股脑塞给文涛，“吃吧，吃完了接着睡。”

　　我们大乐！

　　文涛呢，在吃完两个麦香鱼、一个巨无霸后又不负重望地一觉睡到了洛杉矶。

　　当LA市中心那些摩天大楼赫然耸立在眼前时，天，已完全亮了。我看看表，美国西岸时间早晨7点，老天，我们在黑暗和风雪中行车12个小时!

　车，终于停在了酒店门口。

　　一个头发油亮，上唇边留一缕小黑胡子的拉美裔门童兴奋地把我们几个人的行李往推车上搬，早班大概只有他一个人，这么多箱子的小费都是他的了。经过我身边时，小胡子把头轻轻歪向一边，问我：“Who's that guy?”（那人是谁啊？）

　　我顺势望去，见老板从司机的座位上开门下车，正站在清晨的寒风中舒展筋骨呢。

　　“You were talking about him?”（你说的是他吗？）我伸手指指老板。

　　“Yes，the big guy”（对，那个大个子。）小胡子点点头。

　　“He's my boss Why do you want to know?”(他是我老板。你问这干嘛？)我狐疑地看着他。

　　“我就知道他是老板，我只是好奇怎么老板给你们开车呢？”小胡子真够八卦的。

　　“It's a long story”（说来话长。）我其实想说的是管得着吗？可人家小胡子也没恶意，于是我反问他：“你怎么能看出来他是老板？”

　　“Well，he has the aura”（他有那么股老板的劲儿呗！）小胡子一副洞彻人生的表情。

　　我冲他笑笑，再看看老板，突然想起李敖说的，“造型和做哪一行还是很重要的。”Nicole Kidman就是明星造型，正好做明星；而赖斯一脸的坚毅肃杀，正好当她的国务卿。如果妮妹妹搞政治，赖姐姐演电影，你不觉得别扭吗？当然美国政治已经很糟也不会再差到哪去，可电影肯定是没法看了。而，老板长乐高大威猛气宇轩昂一派举重若轻的大将风范，他的造型就正好做他的老板。

　　这是那天清晨LA时间7点10分，我站在四季酒店门口得出的感悟。

　　那次难忘的美国之行后不久，文涛千里迢迢从北京扛着一块木板回到了香港。他那块捆了很多泡沫塑料的板子在公司引起了一阵骚动，很快大家都知道了，那是一块匾！文涛给老板送了一块匾！

　　我在北京听说这事后大笑不已，立刻给文涛打电话：“拍马屁！”

　　“这叫缘分。”文涛忙不迭地解释，“我在潘家园古玩市场看到这块匾，上面写着长乐两个字，落款是河北窦起俊。民国时期的老东西，现在被我发现，不是缘分吗？”



十五、购物,竟然引起我对生命的思考

　　在香港只呆一天半，明天下午必须要飞回北京。这意味着，满打满算我只有区区一天的购物时间，这实在是香港经济的大不幸。

　　在北京时就给我的朋友杨丽打了电话，约她今天一起逛街。如果逛街也有世界杯世界锦标赛什么的，杨丽闭着眼都能拿个金牌回来。由于时间紧任务重，我急需有杨丽这样的专业人士在旁边指导鼓劲。

　　今天我计划把一整天的时间消磨在海港城里，杨丽说joyce和lane crawford百货公司都在打折，chloe的服装半价就能买下来，这让我几乎不能呼吸。

　　先逛joyce，再去一楼的on pedder，那的鞋包打折打得不像话了，非买不可。然后顺路把海港城一楼的marc Jacobs也扫荡一遍。Marc jacobs是我近来狂爱的一位设计师，去年我买了他的橘红色连衣裙，navy blue的cargo pants，和各色pumps(平底鞋)，今年我对他的发烧稍稍有些降温，这总好过去年，哪怕把他的名字缝在麻袋片上，我都会当成晚装毫不犹豫地买下来。虽说疯狂已过，但路过他的专卖店，岂有过门不入的道理？

　　再说路线图，一楼之后，我们将直扑二楼的zara，这是一家近年来风靡欧美和亚洲市场的服装连锁店，特点是酷似一线品牌的设计，卖得却是三流产品的价格，所以生意好得不得了。

　　别忙，杨丽还在沉稳地给我布置任务，这叫磨刀不误砍柴工，“zara我们只停留半小时啊，然后要走五分钟，过两条马路，去半岛酒店看看那的chanal和dior店，你找的那款淡粉色的手表你确定是这两个品牌中的一个吗？”我两眼炯炯，气息微弱，双手却紧紧抓住杨丽的肩膀，指甲几乎要嵌进肉里。

　　终于，我一头冲进了joyce。店堂里暗而凉爽，黑色着装的女服务生都微笑垂手站立。我心不在焉地向一个看来有些面熟的导购点了点头算做招呼，就直奔左手边第一排衣架，那里通常挂着chloe， john paul gautier和其他欧洲品牌的晚装小礼服裙。

　　欧西特（这是我在说不雅的话了），这款白色西服长裤套装我看stella（保罗麦卡特尼的女儿，chloe前设计师，现拥有自己名字的品牌。）穿过，她在外套里不穿衬衫，而是配一件白色马甲，胸口的弧线十分可观。我没有那么大胆，可只要把马甲的纽扣往上钉一两粒，就不至于让人流鼻血了。我一直在找这衣服啊，如果大小合适不管多贵我都要把它买下来。欧西特和买高（我又骂又叫天了），只剩40号了，而且是最后一件。

　　“我要试试看。”我转身往试衣间走，那个叫emily的售货员捧住衣服裤子跟在我的身后提醒我：“陈小姐，衣服会很大哦！”

　　五分钟后，我在试衣间里一言不发地盯住镜子里的自己，然后笑得蹲到了地上。想象卓别林电影里的孤儿造型，我差不多就是那个样子。没办法，我只能忍痛割爱把衣服交还给emily，然后又开始埋头苦干。

　　买衣服可不能像谈恋爱似的一味认死理，看上一个人就跟他（她）死磕。我的购物理念完全和我的恋爱观背道而驰。比如眼下，很快我就移情别恋爱上了john galliano的一件丝质shirtdress。发旧的老报纸的颜色，密密麻麻的文字和图画组成的图案。我仔细一看，就是一份完整的报纸的内容。我兴奋得把杨丽叫来：“我把它买下来吧。这样被记者拍下来的话，他们一定会好奇地找我身上有没有什么不得体的英文内容。这么多字，还不得把他们累晕？”话虽这么说，我还是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省省吧。

　　于是，第二件看上的衣服又没买成。

　　写到这里，我不禁停下来感慨一番，生活其实就是这么简单，一条裙子一根皮带给我的快乐满足不亚于功成名就。买高，谁说购物无聊？它竟然引起我对生命的思考啊！



十六、记者“生涯”

　　在安曼Arwad饭店的大堂，我见到了陪同我们的约旦导游。

　　和他简单寒暄了几句就直奔主题：“我想采访你们的阿卜杜拉国王，你能安排吗?”

　　导游的嘴一下张得老大，半天说不出话来。也难怪他，如果，有个外国电视摄制组来北京，一见北京导游张口就说：“我想采访你们的胡锦涛总书记，你帮着联系联系。”导游一定认为这人有病。这次，我成了约旦导游眼中的“病人”。

　　有一分的希望也要做一万分的努力，我们决定到杰拉什去碰碰运气。

　　我们到达杰拉什时，市政大厅外的街道上已经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了。但约旦人似乎并不怕警察，仍然站在路边，等待一睹国王的风采。

　　导游不知和哪个部门打了招呼，我们摄制组被允许进入会场拍摄。他一再强调，我们是迄今为止，惟一一个被批准拍摄国王开会的外国电视媒体，言外之意，他功不可没。

　　当国王的车队一进入人们的视线，一向平和有礼的约旦老百姓变得疯狂了。男男女女都尖叫着扑向阿卜杜拉的车子，站在国王御驾外面的皇家保镖一手扒住车门，一手拼命推挡企图爬上车子的民众，场面完全失控。

　　当国王的车子终于驶进大铁门时，一个中年妇女飞身扑了进来，重重地摔倒在院内的泥地上。她的双手还直直地向外平伸着，嘴里高声喊叫着什么。铁门被匆匆地关上，阿卜杜拉由一群侍卫簇拥着快步走进大厅。而那个约旦妇人已经被警察押走了。

　　我一直站在院内，目瞪口呆地看着这一切，很是兴奋。

　　我当然不会忘了今天的大事，隔一会儿就问问身边的导游：“会完了，能采访国王吗?”

　　导游只顾着和同胞一起激动地高呼万岁，根本没工夫搭理我。我开始坐不住了：“这么一大帮人，该不会白跑一趟吧?”

　　我弯腰从地上拿了块摄像机的备用电池，站起来，整了整身上的粉色披肩，对一旁的警察说：“我们的电池快用完了，我能拿一块新的过去吗?”

　　警察看了看我，一挥手，同意了。

　　袁白看到我有些吃惊，我赶紧低声说：“假装换电池，越磨蹭越好。”

　　也没时间解释更多了，但袁白很明戏，就一直低头鼓捣摄像机，让人觉得换电池真是件麻烦事。

　　我站在袁白身边，离阿卜杜拉很近。在一片白衣阿拉伯男子中间，有一个身披鲜艳的粉色围巾的中国女性，阿卜杜拉想不看都不行。我又故意围着袁白转了好几圈，好像是在帮忙，但眼睛一直盯着阿卜杜拉。我真恨自己，没有一手过硬的眉目传情的技术，要不然，眼睛里飕飕地放出勾人的小箭，让国王陛下巴不得立刻跟我唠唠家常。

　　真主啊，原谅我，我一生还没干过这么招摇的事呢!

　　阿卜杜拉始终没有看我，但我知道，他好奇坏了，这些中国人怎么会在这儿?

　　导游此时只会呆呆地看着我，我拍拍他的肩膀，用不容置疑的口吻说：“帮我写个条子，递给首相，就说我们是凤凰卫视，从中国来的，想采访国王陛下。”

　　10分钟后，导游兴冲冲地跑回来对我说：“首相同意了，但只给你5分钟。”

　　“没问题!”我嘴上答应着，心里却在暗喜：“到了我手里，就由不得你们了。”

　　会议结束后，当阿卜杜拉看到我，他微笑着说了一句：“Welcome to Jordan”(欢迎你到约旦来。)

　　为了节约时间，我希望站着做访问，但怕怠慢了国王，于是征求他的意见。阿卜杜拉很随和，他耸了耸肩：“无所谓，既然我们已经站着了，那就站着吧，省事。”


十七、生色俱厉地用英语吵架

　　伊拉克是一个几乎完全封闭的国家，巴格达通往约旦首都安曼的公路是当时他和外界惟一的联系纽带。偏偏那条公路因为常常发生恶性交通事故而得了个晦气的绰号——死亡公路。

　　我们计划得很周密：上午7点左右到达约旦和伊拉克交界处，保守估计，中午之前总能完成烦琐的边防手续，然后马不停蹄开车赶路，6点天黑前肯定进入巴格达市区。

　　不久，我们已越过约旦边境，进入了伊拉克。

　　伊拉克的边防检查站就是荒郊野外几排孤零零的平房，我把车窗摇下来，将整个上身探出去。

　　“怎么样？”我问丽丽。

　　“他们封了咱们的电脑、手机、照相机，一上午把我支来支去的盖了无数个章。现在，还得等他们的主管，听说一会儿就到。”

　　正午的太阳晒得我眼发花。我靠着墙坐在了地上，抬头看着丽丽：“他们这么拖着我们，该不是想要钱吧。”

　　丽丽叹了口气：“该给的钱早给了，不该给的也给了。”

　　我立刻不说话了。

　　这时我们已经在这荒郊野外等了9个小时。

　　我的忍耐到了极限。

　　“我得去看看。”我边说边开车门跳下了吉普车。

　　十几个同伴正围着三个看不出是农民还是边防官的伊拉克人，大家都铁青着脸。

　　“怎么了？”我挤进人群，用英语问眼前一个肚子圆滚滚还留着油亮八字胡的伊拉克人。他旁边还站着两个瘦子，我看都不看。这种场合，得看人下菜碟。那胖子绝对是这儿的头，别人，不必搭理他们。

　　我的声音又大又急促，胖子有些愕然，他愣了一下，用手摸了摸八字胡，慢条斯理地说：“We have to check all the luggage”（我们得检查全部行李。）

　　我的火一下子窜了上来。我完全变成了另一个人。

　　我开始扯着嗓子，声色俱厉地用英语吵了起来，这一段，秋雨老师在他的著作《千年一叹》里有过描述：“我们的陈鲁豫出场了。她暂时压住满腔愤怒，以北京市英语演讲赛冠军的语言锋芒，劈头盖脸地问了他们一连串问题又不容他们回答。鲁豫说，一队早就由他们政府批准的外国传媒，被毫无理由地在这里阻拦了十几个小时，没有地方坐，没有地方吃饭，也不知如何走600公里的夜路，现在又要重新开始检查，这种情况，能在别的任何一个国家发生吗?我们不是私人旅游，请问，中国对伊拉克，还算比较友好的，是吗?我不相信他们能完全听明白语速如此快的英语，但他们知道，这位小姐发的火比刚才那位更大，而她背后，站着一排脸色峻厉的中国男人。”

　　在秋雨老师的生花妙笔下，我显得斗志昂扬又张弛有度，语言掷地有声，态度不卑不亢，简直是女中豪杰。其实，我最后还有一段话，那真是孤注一掷。

　　我是咬着牙说的：“你们真的要查我们的行李?好，我们有5辆车，15个人，鬼知道多少件行李，我以你们真主的名义起誓，我会一直呆在这，看着你们一件一件检查，查不完，你们谁也别想走。咱们开始吧!”

　　胖子彻底呆住了。他听懂了我的话，他知道，我豁出去了。一个急红了眼的人，你千万别招惹他。

　　“Its OK， you can go now”(没事了，你们走吧!)胖子的脸笑成了一朵花。

　　“Are you sure?”(你真的让我们走?)我心里怦怦直跳，生怕他们反悔，脸上可还是刚才那副凶神恶煞的表情。

　　“Yes! Yes! Yes!You can go now”(对对对，你们可以走了。)胖子不住地点头。他心里一定在想，算我今天倒霉，出门没看黄历，结果碰上你这么个外国来的母夜叉。

　　我转身豪迈地冲同伴们摆摆手：“咱们走吧。”然后我飞快地跑回5号车，一上车，我就放声大哭。


十八、“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萨达姆，萨达姆，这是我在伊拉克一心一意渴望见到的人。

　　我请陪同我们的伊拉克新闻官穆罕默德帮我想办法：“你能安排我采访萨达姆吗?”

　　老实的穆罕默德被我的疯狂吓了一跳：“采访总统很难。他上一次接受外国传媒的访问是10年前，1989年，CBS的Dan Rather。”

　　我也知道萨达姆已经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了。有人甚至说，偶尔几次露面也不是他本人，而是他的替身。要想采访他，真是比登天还难。

　　可我就是想采访他。

　　我甚至想到了一个邪恶的方法：出钱。

　　我竟然丧心病狂地引诱忠厚的穆罕默德：“只要能访问萨达姆，多少钱都没问题。你放心，这笔钱凤凰要是不给，我自己掏腰包。你说吧，打通各个环节需要多少钱?”

　　穆罕默德叹了口气：“鲁豫，曾经有个记者要给我4万美金，被我拒绝了。因为我们的总统不可能接受任何访问。”

　　“4万美金!”我嘴里念叨着，“我身上没有那么多现金，不过，我有几张旅行支票，还有VISA和美国运通的金卡。信用卡，你收吗?”

　　穆罕默德摇了摇头，嘴里嘟囔了一句“真主保佑”就不再理我。

　　我还在算账给他听：“你看，我这有500美金，还有1000港币，4张旅行支票等于2000美金，这张VISA卡的信用额是16万港币，运通卡可以透支10万港币，我只有这么多了，其余的等我回到香港再寄给你，怎么样?”回身一看，穆罕默德早就溜了。

　　我变成了花痴，每天俩眼发直，一看见萨达姆的画像就恨不得扑上去。一个在联合国驻巴格达机构工作的中国农业部女官员有些担心，她提醒我，最好不要说萨达姆3个字，因为中文、英文、阿拉伯文念起来差不多，别人会知道你在说谁。说这话的时候，她和我正在巴士拉的香格里拉酒店房间里聊天，我注意到，她说话的声音不大，而且从不说人名，提到谁了只用官阶，比如他们总统、他们外长。她甚至拔掉了电视的插销，这引起了我的好奇：

　　“难道电视机里会有窃听器?”

　　她不置可否。不过，她小心谨慎、语重心长的样子让我意识到，我的革命警惕性太差了。

　　我不再缠着穆罕默德要找萨达姆了，在大家的劝说下，我终于移情别恋准备采访伊拉克副总统拉马丹。

　　采访地点是巴格达市中心一座戒备森严的总统府(这是穆罕默德告诉我的，但我想，应该是副总统府才对吧。)荷枪实弹的伊拉克士兵把我和摄影队请进了一间会议室，屋里只有长条会议桌、椅子和一幅萨达姆年轻时代的黑白照片。我和同伴们轮流在画像前照了相，想象着开会时萨达姆就坐在这指点江山，这让大伙都颇为兴奋。

　　半小时后，端着长枪的士兵又把我、两个摄像、穆罕默德和新华社驻巴格达分社的资深记者顾正龙老师领进了旁边的一间会客室，采访就在这进行。

　　拉马丹的架势挺吓人的。贝雷帽、呢子军装、腰间别着把手枪，尤其是他的目光，直勾勾地传递着一个信息：如果和我为敌，你就死定了。

　　对拉马丹的访问绝不是我采访生涯中值得称道的一次。不客气地讲，他很平庸。原因很多，首先，语言不通。幸亏顾正龙老师精通阿拉伯语，而且肯替我这个晚辈做翻译，才使访问能够顺利完成。但听不懂对方的语言使我没办法进入拉马丹的内心，连最简单的追问都做不到。再加上当时的我实在稚嫩，承受不了剑拔弩张的压力，所有的问题都是蜻蜓点水式的，而拉马丹给的答案就像是伊拉克外交部发出的通稿。



十九、同事窦文涛

　　文涛、许戈辉和我是凤凰最早一批主持人。1996年刚从内地到香港的时候，我们每天一起工作一起玩，成了感情深厚的朋友。可是，几年的朝夕相处，我们之间竟然没擦出一丁点罗曼蒂克的火花。用文涛的话说：

　　“和你们俩在一起，就像左手摸右手，一点感觉也没有。”

　　慢慢地，大家工作越来越忙，见面的机会就少了。偶尔在公司看到行色匆匆的文涛，我和许戈辉总是做哀怨状：“你什么时候请我们吃饭?”

　　文涛老是嘿嘿地坏笑着：“惟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

　　三个人好不容易凑在一起吃顿饭，文涛的电话总是没完没了地响个不停。

　　一天，我们相约在公司附近的大排档吃饭。正是午休时间，几十张圆桌都坐得满满的。我们三个人挤在一个角落，手举了半天才有服务员过来帮我们点菜。

　　终于饭菜上齐了，大家刚要举筷，文涛的手机叽里呱啦地响了起来，刺耳的声音在乱哄哄的大排档里都听得清清楚楚。

　　文涛对着话筒一阵喃喃细语，听得我跟许戈辉两人龇牙咧嘴直喊受不了。

　　几分钟后，文涛挂上电话，扔下一句：“我有事，先走了!”丢下我和许戈辉对着桌上的梅菜蒸豌鱼和咸蛋肉饼直运气。

　　“这家伙，重色轻友!”许戈辉笑着骂了一句，开始埋头吃饭。

　　我使劲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往嘴里塞了一大块鱼肉。

　　“不对啊!”许戈辉突然抬起头来，吓得我差点被鱼刺卡住喉咙，“咱们也是色啊!”

　　在凤凰，我被认为是最有语言天赋的。只是，来香港7年了，我还是一句广东话也不会说。倒是文涛，因为在广州工作过几年，所以一到香港就是满口流利的粤语，让我羡慕不已。但羡慕之余，我也很困惑：为什么香港同事说话我听不太懂，文涛的广东话我全能懂呢?

　　一天，文涛坐在化妆间，发型师阿Ray正帮他理发，两人有一搭没一搭地说着广东话。我正趴在镜子前涂睫毛液，细细地把左眼刷好之后，转过身好奇地问阿Ray：

　　“文涛的粤语说得怎么样?”

　　阿Ray的剪刀和梳子停在半空，他大惑不解地看着我：“文涛跟我说的是粤语吗?我一直当国语在听啊!”

　　2000年我们一起出差去纽约，两人约好了在机场见面。

　　一大早，香港赤蜡角机场很是冷清，宽宽的大厅里没有几个人。我比文涛先来到美国西北航空公司的柜台前，正要打电话给他，就见远处一团鲜红的颜色飘过来。那是文涛，穿着一条能把人的眼睛刺瞎的红裤子。

　　“你干吗?”我怕晃，不敢看他的裤子。

　　“你不懂，咱们这是出国，要见的都是外国鬼子，穿红的能驱邪避鬼。”文涛一脸认真。

　　“算了吧，到了国外，人家看咱们俩才是鬼子呢!”

　　上了飞机，空中小姐立刻笑容可掬地端来一托盘饮料，用英语问道：“要喝点什么吗?”

　　我要了杯水，再转头看文涛，他也不理我，直眉瞪眼地冲空中小姐说：“Tomato Juice”(番茄汁)

　　我很是惊讶地看着他：“说得可以啊!”

　　我知道，文涛的英语早就连本带利还给了老师。平常，他只会说一句没头没脑的话：“Can you help me hammer the nail in?”(你能帮我钉钉子吗?)也不知是哪个不负责任的老外教他的。所以，每次出国我都得做他的私人翻译，从填写入境表到向空中小姐要杯水喝，事无巨细都要由我为他老人家代劳。而眼下，他竟然能说出字正腔圆的“Tomato Juice”，真是让我刮目相看。



二十、美女戈辉

　　许戈辉有一双迷死人的大眼睛，看着你的时候总是目光迷离、满眼含情。其实，她是个近视眼，偏偏又不愿戴眼镜，买了一大包博士伦，可戴上左眼就丢右眼。索性，她就睁着眼楞往街上冲。她喜欢穿长裙，马路上一走，疾驶而过的车鼓起裙边，总惹得司机放慢速度，看看这是何方美女。趁这当口，许戈辉就面露笑容、拖着裙角飘飘逸逸地穿过马路。场面颇为惊心动魄。

　　每次见到许戈辉，她总是睁着大眼睛，直直地冲我走来，直到鼻尖几乎贴住我的鼻尖，她才微微一笑：“狗日的，原来是你啊。”

　　我们俩见面总是亲切地称呼对方：“狗日的”。这个词本意不雅，可多年来早已被我们叫成了昵称，也就不觉得什么。倒是有一次，我在公司走廊里大着嗓门冲许戈辉喊：“狗日的，等等我!”碰巧那天有内地电视台的同行在参观凤凰，一行人看到我正要打招呼，却清清楚楚听到我嘴里的3个字，不由露出惊愕的神情。我这才意识到，我俩之间的称呼难登大雅大堂。

　　许戈辉打电话是一绝。

　　“喂”声音低低地，非常轻柔，然后顿一顿，再缓缓地吐出3个字：“狗日的。”听上去就像是在叫“亲爱的”一样。

　　她是个慢性子，说话又轻声细语的，总给人娴静的错觉。其实，她骨子里是个假小子，我才是真正婉约的人呢。

　　她喜欢运动，最近迷上了滑雪，春节时刚去了一趟亚布力，回来就跟我吹牛：“两千米的滑道啊，我一溜烟就从山顶滑下来了。”

　　“你可以啊!”我半信半疑。

　　“其实，是教练推了我一把，我想停也停不住了。”

　　我俩曾有过一段相濡以沫的同居时代。那时，我们刚到香港，人生地不熟，住在一起彼此有个照应。说来，我和许戈辉都是个性极强的人，偏偏我俩能相敬如宾、举案齐眉，也是我们的缘分。

　　凤凰初期，我们的工作量都不大，人一闲就整天琢磨着该吃些什么。于是，我们相约去逛超市。我爱吃日式烤鳗鱼，她爱吃咸蛋蒸肉饼，正好这两种食品都有用保鲜膜包好的半成品，买回去只要微波炉一热就能吃。对于我们这种好吃不会做的人来说，是天大的帮助。最初的半年，把附近的小馆子都吃了一遍后，我们就顿顿在家鳗鱼加肉饼了。

　　有一天，许戈辉信誓旦旦地对我说：“从今天开始，我再也不吃咸蛋蒸肉饼了，我劝你也别吃鳗鱼了，咱们去超市，开发些新的菜式。”

　　“那你自己去吧，我还是吃我的烤鳗鱼。”那一阵我天天疯狂地看影碟，窝在家里哪也不去，不像许戈辉，今天约文涛打球，明天又跑到澳门转一圈，生活得颇有情调。

　　“好吧，你等着。”

　　两个小时后，许戈辉大包小包地回来了。

　　“买了些什么?”我好奇地把每一样好东西都拿出来仔细瞧。在牛奶、冰激凌的下边，压着许戈辉大胆尝试的新菜谱：半打红心咸鸭蛋，一磅猪肉馅。

　　“走到楼下我才发现，这两样东西只能做成咸蛋蒸肉饼。”许戈辉一脸无可奈何的样子。



二十一、金星

　　和金星的访谈那天冷极了，拍摄用的酒吧没有暖气设备，空调声音太大又不能开，真是活活把人冻死。金星还没到，我就一直捧着杯热咖啡走来走去，棉衣也不敢脱。

　　和金星约好了10点开始访问，可11点了，还不见她的人影。编导吴穷说：

　　“她没什么时间观念，昨晚我和摄像为了拍她和朋友在一起的画面，在楼下等了她1个多小时。”

　　我笑了，心里满是纵容。“艺术家，就该有些不拘小节的气质。”我是个极守时的人，平常最讨厌等人。但金星的迟到，我丝毫不以为意。

　　我就是这样，喜欢一个人，会毫无原则。

　　11∶20，金星终于到了。还是盘着发髻，一件宽袍大袖和服一样的大衣松松地罩在身上，那么夸张的款式，她穿着只觉得随意，不觉得张扬。金星脱去大衣，我扑哧一声乐了。她比我还凉快，里面只穿了件短袖毛衣。

　　我们俩哆哆嗦嗦地开始了对话。

　　很巧的是，那天我们俩都围了披肩。两个女人，面对面，很真诚地对话，那画面，很美。

　　金星开朗、健康的心态让我的工作变得易如反掌。和她，我什么都可以聊。

　　金星说，曾经有一个记者问她：“你认为你有病吗?”她毫不客气地说：“没有!”金星回忆起这一段，脸上是一种乐不可支的表情。

　　可是，我总觉得能从她的语气中感受到那么一丝伤痛。

　　“现在，生活中还有那种异样的眼神吗?你介意吗?”我问她。

　　金星摇摇头：“我不介意。我已经向生命、向生活要了这么大一份自由，还不把评述的自由给别人?”

　　有一次坐出租车，司机和金星聊天：“小姐，你的声音很低，挺特别。”

　　金星大大方方地说：“那是因为我以前是个男的。”

　　司机从反光镜扫了她一眼：“小姐真会开玩笑。”

　　金星很认真：“谁跟你开玩笑了。”

　　司机愣了一会，然后很真诚地说：“这样挺好的，人嘛，就该做自己。”

　　金星乐乐呵呵地提起了这个故事，可把我感动坏了。

　　金星是辽宁人，家里惟一的男孩。可她从小就喜欢唱歌跳舞，还喜欢所有女孩子关心的事情。她9岁参了军，进入沈阳军区前进歌舞团，15岁时，又到了北京，在解放军艺术学院舞蹈系深造。1988年，她去了美国，学习西方现代舞。1993年，金星带着一个梦想回到中国，他要做变性手术，从此做一个女人。

　　手术的过程虽然痛苦但很顺利。可是，和变性手术本身无关的一个小小的事故却几乎给金星造成终生的残疾。

　　在长达16个小时的手术中，护士没有注意到，支在左腿膝盖的托架滑落到了小腿上，致使小腿肌肉痉挛，从小腿到脚之间的神经全部坏死。

　　金星说：“我完全可以申报二级残废。”

　　恢复的过程很痛苦。每天要在腿上插满针，然后通上电，用电击治疗。难怪金星说：“我比江姐厉害多了。”医生的诊断是，就是好了也是个瘸子，跳舞，想都别想。可是，3个月后，金星奇迹般地站在了舞台上。不过，直到今天，金星左腿的温度是冰凉的，跳舞的时候她得把舞蹈动作放在健康的右腿上，这样，观众就看不出来了。

　　金星谈过很多次恋爱，但真正刻骨铭心的有3次。她的初恋在19岁，爱上的是一个得克萨斯牛仔。金星说：“那时候爱得很crazy(疯狂)，还跑到得克萨斯跟他放了3个月牛。”

　　而截止到采访那天，金星的感情生活是：有一个欧洲男友，正准备放弃一切，追随她到上海。



二十二、一生为悲鸿

　　我曾经两次听过廖静文做的报告，一次在初中，一次在高中。两次演讲的内容我记不得了，惟一有印象的是廖静文提到徐悲鸿时哽咽的语调。我那时太小，不理解这种感情。

　　十几年后的2002年，我又见到了廖静文女士，她的外表让我吃惊。她已年过八旬，但头发依然乌黑浓密，皮肤很好很白，五官仍如她年轻时一样清秀。廖静文穿了一件紫色上衣，我说好看，她有些羞涩：“悲鸿最喜欢紫色，我就常常穿紫色的衣服。”

　　提起悲鸿，廖静文又变成了刚刚坠入爱河的20岁少女。

　　采访廖静文之前，我和同事们都认为她一定会谈很多她和徐悲鸿的故事，但我们想更多地关注她的人生。采访开始以后，我发现从廖静文嫁给徐悲鸿开始，她的人生故事中就没有了我这个概念。悲鸿一直是她生命中的主角。

　　廖静文的听力很不好，戴着助听器还需要我大声而缓慢地讲话，有时候一句话要重复好几遍。但她的记忆力很好，思路清晰。每一件事都从头讲起，娓娓道来。

　　1945年底，廖静文和徐悲鸿结婚前，徐悲鸿为了和蒋碧薇解除早已名存实亡的婚姻关系，答应给蒋碧薇100万元和100幅画，为此徐悲鸿拼命工作，终于积劳成疾。廖静文认为，没有那一段日子的操劳，徐悲鸿后来也不会英年早逝。所以提起蒋碧薇，廖静文那么温婉的一个人也显出了愤怒与不屑。

　　徐悲鸿去世的时候，廖静文只有30岁，一个年轻的女人独自走在漫长的人生路上，再有新的情感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决定不去触及那一部分，出于对廖静文的尊敬，也出于对徐悲鸿的尊敬。但是她主动谈起了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感情经历。当时我只是问她，这一生有没有遗憾。我的意思是，她把一生都奉献给了徐悲鸿，自己的理想并没有实现，是不是感到遗憾。没想到她说，是有遗憾，而这份遗憾竟是一段徐悲鸿以外的情感经历。

　　在一次外出的火车上，廖静文和她的孩子们结识了一个年轻的解放军军官。孩子们很喜欢这个高大英俊的叔叔，而他也对廖静文产生了好感，于是，他和她们一家成了朋友。经过一段时间的交往，他终于鼓足勇气向她表明爱意。廖静文被他的真诚感动，接受了他的感情，但是，她也一再强调，徐悲鸿永远活在她的心中。他表示理解，于是，他们结婚了。婚后的生活并不幸福。廖静文对徐悲鸿的思念与日俱增，她感觉对方并没有像承诺的那样，理解并尊重她对悲鸿的感情。在失望中，他们离婚了。

　　廖静文声音颤抖地说：“我今天很坦率地告诉你，这就是我一生最遗憾的一件事。”

　　我做过很多采访，无论面对谁、听着什么样的故事，我都能保持平静、客观，而此时，我的眼眶湿润了。透过余光，我看见樊庆元和吴穷都在擦眼睛。

　　“如果真的有黄泉，百年之后我和悲鸿能再见面，我要哭着把头靠在他的胸前，向他诉说这五十年来我对他的思念。”

　　我被这样一份伟大的爱情深深地感动了。



二十三、聆听杨钰莹

　　得知杨钰莹答应上《鲁豫有约》，我既高兴又有些吃惊。

　　自从远华案曝光以来，有关“三年婚姻合同”和红色保时捷跑车的说法不断地见诸报端。

虽然没有一篇文章指名道姓，但“歌坛玉女”一类的词汇却让老百姓早就猜到了谜底。在众说纷纭之中，杨钰莹选择了复出歌坛。于是人们更加相信了坊间的传言：靠山已倒，所以不得不自力更生，再战江湖。

　　平心而论，重新亮相在歌迷面前，杨钰莹的表现不过不失。也许没能带来惊喜，但也决不令人失望。而观众和传媒则表现出了有保留的宽容，一方面，她的演艺事业并没有因为不利新闻而受到阻碍，另一方面，人们的态度又明确地传达出一个信息：“你在我们心目中的形象已经不同以往了。”

　　自始至终，杨钰莹一直保持着沉默。

　　对于沉默，不同的人有不同的解读。有人说这是默认，有人却感叹，承受着这么大的压力，依然能够春风满面地在舞台上唱着情歌，这女孩子真不容易。

　　可是，人的忍耐力是有限的。鼓足勇气把积压在心底的话说出来，是一种解脱。

　　我想，这也是杨钰莹决定接受《鲁豫有约》访问的原因。

　　我知道，做出这个决定，不容易。

　　策划会上，大家意见一致，那些敏感的问题如果刻意避开，节目不如不做。但是，我有我的担心，如果她不想说那些令人不愉快的事情怎么办?

　　樊庆元说：“有这种可能，但我觉得可能性极低。我想，她是有话要说。”

　　我同意樊庆元的看法，可心里还是有些不安：“我该保持什么样的立场呢?”

　　策划会的结论是，让杨钰莹着重就成长历程、成名前后、情感经历和复出心态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我不回避关键问题，但也不会直奔“隐私”。如果，访谈只围绕跑车、婚姻合同一类的话，节目就显得太功利、太八卦了。

　　采访是在三里屯的一家酒吧进行的。北京的酒吧白天客人不多，安安静静的适合拍摄。

　　当杨钰莹的车子开到酒吧门口的时候，所有的目光都盯在了车上。杨钰莹乘坐的是一辆深绿色的奔驰，而不是人们想象中的红色跑车。和出道时相比，杨钰莹的外形没什么变化，举手投足还像个小女孩一样。也许是头天晚上通宵拍摄MTV的原因，她看起来略显疲惫。

　　“我才知道你原来叫杨岗丽，我一直以为杨钰莹就是你的本名呢，这个名字起得非常好，很适合你。不过，杨岗丽也很好听啊!”这是我的第一个问题。

　　对我来说，每次采访的开场白至关重要。

　　“你不觉得杨岗丽是个带点男孩子气的名字吗?我的很多歌迷都叫我岗岗，这是我的小名。一听到岗岗，我就觉得这太不寻常了。因为只有我的亲人、我最好的朋友才这么叫我。这个名字就是藏在内心深处的我。”

　　我们的谈话很顺利，但两个人之间似乎还隔着一层薄纱，我知道，那个问题不谈，这层纱就捅不破。于是，我相当委婉地问她：“当初你淡出歌坛是否和一段感情有关?”

　　杨钰莹很勇敢，她主动提到了赖文峰的名字和他们共同生活的3年经历。她说，那是一段美好的日子。


二十四、与观众间的趣事

　　1

　　文涛来凤凰之前，是广东电台颇有名气的主持人。文涛的口才我早已领教，倒是电视图像让我一直忽略了他的声音，音色明亮、饱满，但并不是浑厚圆润得高不可攀。大概就是凭借着他富有磁性的声音，文涛在广州时就有了一堆追星族，常常有不少女听众寄来表示爱慕的信件。文涛至今还记得其中一封，信的内容言简意赅：

　　文涛：我要到广州和你合体。

　　文涛为此心猿意马了好几天。

　　2

　　1997年我在昆明举行观众见面会。会场人很多，但秩序井然，排起了长队要我在宣传照片上签名。那天签字签得手都软了，但观众的热情和礼貌实在令我感动。每签一张照片，我都会和观众握握手，并且由衷地说声：“谢谢。”

　　观众也很客气，都笑笑地回一句：“谢谢你。”

　　人群中大部分是年轻人，所以当一个白发苍苍的老大爷站在我的面前，我吃了一惊，然后格外认真地在照片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双手递给老人，毕恭毕敬地说：“谢谢您。”

　　大爷看了看我，慢悠悠地说了句：“不客气。”

　　3

　　我在北京的化妆师跟我说过一件有趣的事。

　　台湾歌手周华健在成都开演唱会，听众反响强烈。于是，主办方特意举办了一场周华健签名会，果然吸引了众多歌迷。可让周华健大惑不解的是，几乎所有的歌迷在请他签名之前，都要激动地说：

　　“周华健，我是李宗盛的歌迷。”

　　周华健不高兴了，找来主办方的人质问：“为什么你们安排李宗盛的歌迷来参加我的见面会?”

　　工作人员赶忙解释：“他们讲话有口音，他们说的是，周华健，我是你忠实的歌迷。”

　　4

　　911直播结束后，我仔细反思了自己的表现，觉得比较满意。周围的反馈也很好，认为我及时、冷静地报道了这一突发事件，既客观又有人情味。那一阵，我也颇为亢奋。911直播是电视史上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直播，没有流程，谁也不知道下一秒钟会发生什么，主持人和观众一起关注事件的发展，一点点接近真相。这样的直播，是空前的。

　　可网上似乎是另一番景象。

　　凤凰网的同事知道我从不进聊天室，特意搜集了网友们的意见，打印了厚厚的几十页纸，交到了我的手上。

　　我飞快地翻了一遍，已经惊出了一身冷汗。

　　有网友措辞激烈地抨击我：“竟然表现出了对911死难者的同情，美国炸我们驻南联盟大使馆的事你难道忘了?”

　　我一生从未遭受过这么大的委屈和侮辱!同情在恐怖袭击中罹难的无辜百姓就是背叛中国人民?这是什么狗屁逻辑?我气得浑身发抖!

　　我忍着眼泪，把几十页纸上的近百封电子邮件又看了一遍。一位家住深圳的观众，在信中对我表达了恨铁不成钢的恼怒，并在信尾大义凛然地留下了他的电话号码。当时我正坐在家里生闷气，一看见这个号码，脑子一热，就抄起了电话。

　　但是，电话没人接。

　　整整一个下午，我就坐在沙发上，一遍遍地拨那几个号码。

　　终于，电话通了。

　　“喂，你是×××吗?”我至今还记得他的名字，可是没征得他的同意，所以隐去了他的姓名。“你好，我是陈鲁豫。”这时我的火气已消了大半，人也平静下来了。

　　对方听到我的声音可是吃惊不小：“我真没想到，你会给我回电话。”

　　“我请你收回信里的那些话。你凭什么说我同情911死难者就是不爱国?”

　　“对不起，我其实已经记不清当时给你写了些什么。语言有过激的地方请你原谅。我们全家都很喜欢看你主持的节目。我真是觉得意外，你会打电话给我。我给中央台黄健翔发过3封E－mail，他一直没理我。”



二十五、 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

　　我们之间没有求婚的过程，因为没有必要。

　　我甚至觉得办结婚手续都多余。两个人在一起生活，要向别人申请，要盖章，我觉得别扭，而且，极不浪漫。

　　可是，我们还是要结婚。

　　那是2002年6月的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北京，终身大事在长途电话中不到一分钟就定了下来。

　　我不想惊动太多的人，只把要结婚的事告诉了高雁，她兴奋不已：“你们什么时候办婚礼?婚礼内容我早就策划好了。主持人是文涛和许戈辉，地点在中国大饭店，舞台两侧设两块大屏幕，播放社会各界的贺词还有你们俩面对镜头袒露恋爱经过，初步定20桌，你们的亲朋好友，同事、广告客户……”

　　“怎么还有广告客户啊?”

　　“这么大的活动，起码200个来宾，没有广告，费用从哪来?”

　　我忘了这个茬。

　　在凤凰，高雁负责所有娱乐类的节目和大型晚会。她要按照电视晚会的标准来操办我的婚礼。

　　“我还没说完呢。”高雁两眼放光，像是在竞标春节晚会似的，“大厅里要铺上红地毯，你不是喜欢普京在就职典礼上走过长长的红地毯吗?咱们就铺一条比他还长的，你们俩穿着礼服款款地走上舞台。因为是婚礼，就不安排太多的文艺表演了，但歌手要有一、两个。你喜欢谁?”

　　“Celine Dion。”

　　“请外国歌手有难度，但通过唱片公司也不是没可能，只是费用太高了，不如考虑F4吧，他们可比Celine Dion红多了。”高雁两只手在那儿比比划划，一定是在算出场费。

　　“唉，你是在办我的婚礼吗?非弄成F4的歌友会不可。我的终身大事，风头不能让别人抢去。”

　　“对对对，F4一到，场面不好控制。那请谁呢?”

　　我被高雁煽呼得也开始认真琢磨起婚礼仪式了：“请羽泉吧，他们唱的《最美》，我们在车上老听，有纪念意义。”

　　“好，歌手定了，剩下的就是广告了。”高雁一脸轻松。

　　“广告好卖吗?”我有些担心。“当然好卖。”高雁斩钉截铁，“光一个冠名权就能卖好几百万呢。”

　　“那得挑个好名字，我喜欢名表、首饰什么的，所以最好叫卡地亚、蒂芬尼、百达翡力或者江诗丹顿特约之《鲁豫婚礼》。”我竟然开始对这个空中楼阁心驰神往了。

　　“你先选个日子吧。”高雁这一提醒，我才想起来，我的婚事，八字还没一撇呢。

　　“你帮我打听打听，在香港结婚该找谁啊?我们想结婚了，可不知道该怎么结。”我说。

　　“那你的婚礼办不办哪?”高雁不依不饶，“可不能浪费了我这么好的创意。”

　　“我得和他商量商量。他特别害羞，一见大场面就晕。”

　　果然，在电话里一听说又是红地毯又是200人的大场面，他就已经紧张得结结巴巴了：

　　“那，那我走路一定会顺拐的，不如让我扛台摄像机边走边拍吧?!”

　　他是摄像，习惯于躲在镜头后面。

　　“不行!”我对着话筒大叫，“从现在开始，你要练习走红地毯。”

　　我豁出去了，婚礼看来是躲不过的。既然要办，索性就往大了办，照着奥斯卡的规模。

　　高雁很快打听到了在香港登记结婚的程序：“你们俩带着证件去红棉道婚姻注册中心就行了。”听起来简单，其实很复杂。

　　首先，要公证我俩的单身证明，然后，他要办赴港签证。

　　想想真郁闷，香港回归都5年了，可内地居民过罗湖口岸依然不比去美国容易多少。最简单的方法要算跟旅行团赴港旅游。

　　中旅的北京—香港线分7天团和14天团，每星期五出发。以往他都跟7天团来看我，这次他选了14天的，然后打当天第101个电话向我汇报进展。

　　“老婆，都办好了。11月22日到香港。”



二十六、 结婚登记在香港

　　我和老公神情严肃地来到公园中央的一座小楼前。楼前正有一对新人和亲朋好友在拍照。新娘一袭婚纱，所有来宾都是盛装出席。我一下子蒙了，怯生生地拽了拽老公的衣袖：

　　“来这登记还得穿礼服啊?”

　　我俩面面相觑，他不敢看他的仔裤，我也不敢看我的短裙。

　　我们低头穿过欢乐的人群，推门进了小楼，楼里一片安静。

　　一位和蔼的中年女士接待了我们。

　　“我们是来登记的。”老公和我异口同声。话一出口我们俩都乐了，因为这像极了电影《小兵张嘎》里的台词。嘎子来到游击队，愣头愣脑地说：“我是来参加的。”

　　“这里是行礼的地方，婚姻登记要去金钟大厦。”工作人员显然没看过《小兵张嘎》，她大概猜想我们要么是幸福坏了，要么是紧坏了，所以她善良地选择了和我们一起傻笑。

　　我们3个人尴尬地面对面乐了半分钟后，我和他起身告辞。

　　香港婚姻登记处位于金钟大厦，大约100平米的一个大厅，有20几个柜台。此时，每个柜台前都坐着人，凝神回答工作人员的提问。屋子的中央有十几排塑料座椅，也都坐满了人，男女老少，各种肤色，像联合国一样。

　　我先认真阅读了墙上贴着的布告，立刻对这个嘈杂但却秩序井然的地方充满了景仰。这儿恐怕是全香港最重要的地方了，生老病死，婚丧嫁娶，人生的每一个步骤都归这儿管。

　　我和老公诚惶诚恐地把一大堆资料交给了工作人员：身份证、护照、单身中文证明、单身英文证明……。能想到的我全带来了。

　　工作人员一边翻看我们的材料，一边指着桌子的日历说：“你们先挑个行礼的日期吧。年底快到了，结婚的人特别多，大会堂和红棉道都快排满了，最近的一天是12月31日，在大会堂，你们要不要?还有一个多月，到时候，你们的结婚申请也就批下来了。”

　　我必须要解释一下在香港结婚的手续：首先在婚姻登记处登记，然后在结婚申请被批准之日起3个月内举行婚礼，超过3个月仍未行礼的则需要重新申请。行礼的地点有两处，红棉道和大会堂。新人服装可随意，礼服或便装都行，但必须整洁、得体。观礼人数没有上限，但不得少于两人，因为在结婚证书上需要两位证婚人的签名。

　　“好啊，”面对穿制服的长官，我从不敢说个不字。可心里直打鼓：“还有1个月5天的时候，办晚会是来不及了。”

　　我正在犹豫，身后凑过来一对年轻人，手里拿着一叠证件：“姆该(劳驾)，我们来登记。”

　　“不好意思，今天的名额已经满了，下周一再来吧!”工作人员彬彬有礼。

　　青年男女只得扫兴地离开。

　　原来结婚还有名额限制呢，于是我毫不犹豫地说：“12月31日可以。”生怕错过了那天就再也嫁不出去了。

　　工作人员细心地填好所有表格，指了指桌面上镶着的一块铜牌说：“你们两个人谁来宣誓?”

　　我主动站了起来，并且飞快地扫了一眼铜牌上的字，大意是：以法律的名义起誓，我所提供的所有资料内容均真实有效。

　　完全是出于职业习惯，不到两秒钟吧，我就背熟了铜牌上所有的字。然后，我在心里骂了自己一句：“有病啊，又不是《凤凰早班车》，用不着说新闻，老老实实照着读吧。”

　　我好像是在课堂上回答老师的提问一样，站得笔直，一字一句念完宣誓词。

　　想必工作人员从来没有听过谁如此声情并茂地朗读宣誓词，待我念完，由衷地赞叹到：“北京话真是好听。”我颇有成就感地坐下，环顾四周，才发现，刚才还满满当当的大厅此刻只剩下了我们3个人。

　　“好了，一旦你们的结婚申请获得批准，我们会电话通知你们的。别忘了12月31日准时来行礼。”

　　面对陪了我们一下午的恩人我不知道怎样报答。我真后悔事先没在口袋里装上几块喜糖，而隔着柜台拥抱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不合适，于是，我和老公就一直傻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