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精卫与陈璧君

《汪精卫与陈璧君》程舒伟 郑瑞伟
《汪精卫与陈璧君》作者：程舒伟　郑瑞伟

　　简介：汪精卫和陈璧君曾有过一段令人羡慕的花样年华，但此后他们却没有与时俱进，顺应历史潮流，反而逆历史而动，追求一己之私，变成中国近代史上典型的政客、汉奸、卖国贼，为人们所抛弃，树立了一个活生生的反面典型。他们从反清志士的激情恋曲，到堕落政客的婚姻悲歌，汪精卫和陈璧君演绎了民国乱世一段光怪迷离的情感肥皂剧，他们的经历和结局，给后世的人们留下极为深刻的教训。

　　1革命年华同盟会员

　　1904年9月的秋天，天高云淡。一伙血气方刚、年轻有为的志士抛弃了仕途，等候在广州码头，准备乘一艘汽轮漂洋过海，东渡日本，走上为救国图存、向外国学习之路。为首的一个俊秀青年仪表堂堂，风度潇洒。他，就是汪精卫———中国近代史复杂多变的政治舞台上的一个重要角色。同盟会时期，他是孙中山的“如身之臂”；民国肇基伊始，他作为一名反清志士被人称颂；新旧军阀混战时期，他以一名反蒋的投机政客为人们注目；抗日时期，他成了“国人皆曰可杀”的民族罪人。对于这样一位特殊人物，人们对他的身世及成长过程，也一定抱有极大的兴趣。

　　汪精卫，名兆铭，字季新、季恂、季辛，号精卫。1883年5月4日（清光绪帝九年三月二十八日），他出生在广东番禺一个贫困潦倒的小吏家庭。其父在县衙门里任“师爷”，年过花甲，老来得子，家又添丁，便宜皆大欢喜。

　　汪家原籍浙江山阴（今绍兴）。祖父汪云，字缦亭，清代举人，曾任浙江遂昌县训导，官不入品。父亲汪，字省斋，虽饱经寒窗之苦，熟读经史，但屡试不第，很不得志。后迁居广东番禺，先后在三水、曲江、英德、四会、陆丰等县作过多年幕僚。其妻卢氏，生有一子三女，于1871年病逝。同年，汪续娶吴氏为妻，生有三子一女。汪精卫为吴氏所生，在兄弟中排行老四。

　　汪在县衙门中当师爷，属小官吏，薪俸很低，家里子女众多，又撑着读书人的面子，生活过得很清苦。汪精卫回忆起这段生活时说：“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母鸡鸣而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幼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岁时令节，兆铭逐群儿嬉戏而忘倦时，见母蹀躞仰屋，微叹有声；搜箧得衣物，付佣妇令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笑款洽，似无所忧者。”汪因年老体弱，不得不歇业在家。为使汪家“书香门第”

　　烟火不断，在汪精卫五岁时即在家塾读书，九岁随父寄居陆丰县署，开始阅读《王阳明传习录》和陶渊明、陆放翁的诗句。在父亲的严格教导下，汪精卫八九岁时，就基本可以读书了。汪晚年由于年老眼花，无法看清书上的小字，就让汪精卫每天为他朗读诗书。汪特别喜欢王阳明和陆游，每天让汪精卫为他朗读王阳明的文章和陆游的诗。每天在父亲面前朗读，无形中培养了汪精卫演讲的口才，这对汪精卫后来的政治生涯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汪精卫自幼聪明颖悟，每日必“习字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他自称“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1895年汪精卫12岁时，其母在广州豪贤街病逝，终年44岁。第二年，其父死于霍乱病。双亲相继病故，这对还没有成年的汪精卫在精神上无疑是很大打击。他随长兄汪伯序客居乐昌县署，“致力文史”，并习“应制文字”。汪伯序是个举人，几次会试不第，以游幕为生。他对汪精卫管教极严，使之有一种寄人篱下之感。这种生活处境，对于以后汪精卫的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以及首鼠两端、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的形成，产生了很大影响。

　　1902年初春，汪精卫应番禺县试，得第三名，3月，参加广州府试，名列榜首，使他颇为自负。这时，汪精卫的两个哥哥先后故去，寡嫂孤侄无心为生。他便应广东水师提督李准之聘，任家庭教师，以每月教书的薪水，来维持家庭生活。亲朋故友以汪精卫仕途有望，鼓励他继续应试。但辛丑之变后，清廷宣布废科举、办学堂，扭转了他的生活航向。

　　广州是中国的南大门，岭南重镇。虎门销烟、三元里抗英……这里具有光荣的革命传统。这里又是中国对外联系的窗口，经济文化发达，各种新思想影响着像汪精卫这样的年轻知识分子。严重的民族危机，帝国主义的瓜分豆剖，救亡图存的紧迫要求，社会变革的强烈呼声，已迫使他开始探求民族致强之道。1902年，他与朱执信、古应芬、胡毅生等人在广州组织“群知学社”，“讲求实学，相互策励”。他们在探索着，在奋进着。

　　1904年，汪精卫与“群知学社”的大部分成员考取了广东留日官费生，浮槎东渡。到日本后，汪精卫住在东京神田区神保町名叫春水馆的留学生宿舍，离政法大学很近。政法大学以教授西方的政治法律为主，汪精卫在那里学习卢梭的《民约论》、孟德斯鸠的《万法精神》，斯宾塞的《政治进化论》。后来，汪精卫进入日本法政学校速成科学习。

　　20世纪初年，中国一大批有为青年东渡赴日，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尤其是孙中山到日本后，积极宣传革命道理，广泛结纳革命志士，使日本成了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大本营。汪精卫一到日本，就被中国留日学生界蔚然成风的革命气氛所深深感染。汪精卫虽不懂日语，但他“颇为用功”，加之天资聪明，只一两个月，就“能懂得大概的意思”了。在日本，他眼界大开，明治维新后日本蒸蒸日上的国势，使他倾羡不已；西方资产阶级政治、法律著作，又使他茅塞顿开。

　　汪精卫的内心世界发生了很大变化。正如他在《自述》中回忆的那样：“我在国内研究史学的时候，对于辽、金、元之侵吞中国，免不了填胸愤慨，对于清，自然是一样的，只是被‘君臣之义'束缚了。及至留学法政，从宪法学得汪精卫是早期同盟会中最年轻的骨干。

　　到了国家观念及主权在民观念，从前所谓‘君臣之义'撇至九霄云外，固有的民族思想，勃然而兴，与新得的民权思想会合起来，便决定了革命的趋向。“由此，汪精卫由一个年轻的封建士子开始向小资产阶级革命知识分子转变。

　　此时，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趋向高涨，孙中山从孤军奋战的失败过程中逐渐认识到革命知识分子群众这一新兴力量的结合，联合各分散的革命小团体，建立统一革命党的重要性。1905年7月，孙中山带着筹建政党的使命，从欧洲来到日本。汪精卫从胡毅生那里得到孙中山来到日本的消息，便与朱执信等人拜会孙中山。当他见到久所仰慕的孙中山后，孙中山的谈话有理有据，扣人心弦，使汪精卫深受感染，备受鼓舞。他拥护孙中山组织统一革命团体的主张。

　　7月30日，汪精卫参加同盟会筹备会议，被推荐为同盟会章程的起草人。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阪区霞关阪木金弥子爵的宅邸举行成立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国同盟会总章》和《军政府宣言》，推孙中山为总理，黄兴为执行部庶务，汪精卫为评议部议长，成为同盟会主要干部之一。说明汪精卫已显露头角，成为创建同盟会最年轻的骨干。在创建同盟会的过程中，以汪精卫、胡汉民、朱执信为首的广东革命小团体，紧密地团结在孙中山的周围，形成了同盟会内部坚决拥戴孙中山的政治力量。汪精卫追随孙中山，顺应了历史潮流，是其革命前半生的开始。

　　2《民报》主笔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党人在孙中山的旗帜下开始了武装起义和革命宣传两条战线的斗争。1905年11月，《民报》创刊，汪精卫与胡汉民、章炳麟、朱执信等先后任主编。他以“精卫”、“守约”、“朴满”等为笔名，写了《民族的国民》、《希望满洲立宪者听诸》、《革命横议》、《满洲立宪与国民革命》等大量政论文章。“精卫”原为中国古代神话中的鸟名。相传炎帝女，名女娃，因游东海淹死，化为精卫，经常衔西山木石去填东海。后人常以“精卫填海”比喻目标已定，奋斗到底的精神。汪精卫以此为笔名，表明了他此时的反清决心。12月24日，汪精卫与胡汉民、朱执信等组织“维持留学界同志会”，主张忍辱负重，以求学为前提，不轻言返国。

　　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同改良派进行了一场大论战。作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汪精卫以笔为剑，积极地投入战斗。他的文章笔锋犀利，论理深刻，能较为完整准确地发挥孙中山的思想理论。如在《驳〈新民丛报〉最近之非革命论》一文里，曾指出：“今之政府，异族专政之政府也，驱除异族则不可不为种族革命；颠覆专制则不可不为政治革命……故种族革命与政治革命岂惟并行不悖，实相依为命也”。这和孙中山阐述的“我们推倒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它分作两次去做”的思想是一致的。论战中，汪精卫还经常直接按照孙中山的指导撰写论战文章，《驳革命可以招瓜分说》就是一例。胡汉民曾回忆道：当时“列强瓜分中国之声不绝于耳，保皇立宪派人常挟此以为恫吓，谓革命即招瓜分，其言足以惑众，先生（指孙中山）乃口授精卫为文驳之，题为《革命不致招瓜分说》。”在这篇文章里，汪精卫剖析了革命与瓜分的关系，指出：“瓜分之原因，由于不能自立，不能自立之原因，由于满洲人秉政”，所以“满洲政府一日不去，中国一日不能自立，瓜分原因一日不息”，“革命者，可以杜瓜分之祸，而决非可以致瓜分者也。”孙中山对这篇文章极为称赞，认为此文一出，“言中外之情势，原原本本，使中国人士恍然大悟，惧外之见，为之一除。”汪精卫有力地宣传、发挥、论证了孙中山的思想，胡汉民在自传里曾写道：“余与精卫以职责所在，日与先生亲，余等真正认识革命之意义，实由先生指导，先生与同志方言一问题，必须就实际上求其原因结果关系，必言其所以然，而不仅言其然。”在孙中山的教诲下，《民报》时期的汪精卫，充分发挥了他的才智和革命积极性。梁启超十分惧怕汪精卫的驳论文章，曾“私见汪精卫，欲以分谊动之”，企图拉拢汪精卫，平息论战，但被他严词拒绝。

　　当时汪精卫只是一个二十岁出头的留学生，他以洋溢的热情、投枪匕首般的笔，为传播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起到了积极作用。《民报》传至内地，清廷对汪精卫更恨之入骨，曾悬金十万购他的人头。汪精卫由此闻名海内外，风云一时，为进步青年所倾慕。

　　《民报》时期，是汪精卫一生的黄金时代，他以精卫填海的气魄驳斥保皇谬论，宣传三民主义，正如吴稚晖所说：

　　“学生无先生不醒，先生无胡汪不盛。”孙中山于1906年2月离开日本，去欧洲进行活动。4月6日，在返回日本途中，来到新加坡，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楚楠为会长，张永福为副会长，吸收林义顺、沈联芳等12人为会员，并请他们在南洋各埠发展会员。8月，孙中山再次由日本去南洋活动，9月，来到槟城，住在柑仔园，在陈楚楠等人活动的基础上，很快建立了槟城同盟会分会，吴世荣为会长，黄金庆为副会长，发展会员20多人，有辜立亭、陈新政、陈民情、林志诚、丘明昶、林如福等，还有女会员徐宗汉。黄金庆等人又编辑出版了《槟城日报》，虽属商业性质，从中也能宣传革命道理。又在甘菜园94号设立了“槟城阅书报社”，在这里可以浏览各种进步刊物，并经常组织讲演会和演出新剧，同盟会的活动蓬勃地开展起来。后来新加坡和槟城先后成为同盟会的中心。12月，汪精卫于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毕业，获法学学士学位，随即自费进入法政大学专科。

　　1907年2月，在清政府的怂恿下，日本政府向孙中山下了逐客令。3月14日，汪精卫随孙中山抵香港，以“汪兼士”

　　化名登记上岸。4月，汪随孙中山由香港抵安南（今越南）西贡，旋经海防到达河内。孙中山在甘必达街61号设立机关，领导广东、广西、云南等南部各省起义。孙中山委派汪精卫经营南洋根据地，汪支持孙中山“经营南洋，边陲起事”的战略计划。同盟会的主要活动由日本向南洋转移。当时，南洋风气未开，汪精卫所承担的筹募款项、接济起义的任务确很繁重。8月20日新加坡同盟会出版机关报《中兴日报》，他任该报主笔。10月，汪精卫与黄龙生前往新加坡，代表孙中山与新加坡同盟会正、副会长张永福、陈楚楠等商讨要事。他奔波于南洋各地，顶风冒雨，披星戴月，千辛万苦。12月又与邓子瑜由新加坡前往庇能、吉隆坡与同盟会员协商筹款事宜。1907年，孙中山在致邓泽如的信中说：“弟前派汪精卫见赴河内、海防、西贡、星加坡、暹罗名埠，会见同志，报告军事，劝募军需，各同志多慷慨筹资汇济。”可见，汪精卫做了大量工作。为了做好组织和宣传工作，他到处联络同志，几年内就“组织同盟会一百多处”。革命党人在南洋出版《中兴日报》，与保皇党的《总汇新报》展开论战，汪精卫是该报主笔人之一。1908年1—3月间，汪精卫在新加坡新舞台剧场、吉隆坡商会和华人基督教协会多次讲演《民族主义与革命》、《民族主义》、《假革命》、《平等、博爱与民族主义》，以雄辩的口才，滔滔不绝地宣传反清民主革命思想，极受当地华侨的欢迎。胡汉民对汪的讲演赞誉说：“余前此未闻精卫演说，在星洲始知其有演说天才，出词气动容貌，听者任其擒纵，余二十年来未见有工演说于精卫者。”因此，有人说：“谓南洋华侨之觉醒，实出于汪君之力，亦为不诬也。”1909年1月上旬由仰光返新加坡后，汪精卫奉孙中山命与邓子瑜同赴荷属文岛等处，宣传革命，筹集款项。在此期间，汪精卫多次往槟城三山俱乐部、小兰亭俱乐部等处讲演《商务与革命》、《闽侨尤应热情赞助革命》、《欲振兴中国商业非革命不可》等。

　　就是在此时，汪精卫和陈璧君相识相爱。陈璧君，原名冰如，乳名环，1891年11月6日生于南洋马来亚槟榔屿的乔治市。陈璧君的父亲陈耕基，广东新会县外海人，少时即去南洋谋生，经营橡胶业，兼营矿业，成为有名的富商，人称“陈百万”。其母卫月朗，广东番禺县人，嫁给陈耕基后，同去南洋。陈璧君是长女，上面有一个哥哥，下面有陈耀祖、陈昌祖、陈淑君等弟妹。因她小时生得较胖，人们都叫她“肥环”，幼时不懂事，随人叫去。稍长之后，也和现在的女孩子一样，不愿别人说“胖”，不许别人叫她“肥环”。陈璧君在璧如女校读的小学和中学。同时，陈耕基还为子女从国内延聘来一位国文老先生，教授中文。当时陈璧君正在中学读书，年龄虽小，但活动积极，爱国热情高，不久，就秘密加入了同盟会，成为最年轻的女会员。开始她不敢告诉父母，后为父母得知，其父陈耕基十分生气，坚决反对，认为一个女孩子应该安心读书，不问外事，更不应参加什么革命党，对陈璧君大加教训。其母卫月朗则表示支持，为了了解同盟会的情况，即偕陈璧君去新加坡会见了孙中山，经过孙中山的宣传，明白了反清革命的必要，卫月朗自己也毅然加入了同盟会。

　　陈璧君加入同盟会后，得知同盟会领导人中，除孙中山、黄兴外，还有宋教仁、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等人，特别是在《民报》上读到汪精卫的论战文章，洋洋洒洒，笔锋犀利，如投枪，似匕首，驳得保皇派告饶投降。又听说汪精卫风流倜傥，人才出众，在她心目中就有了汪精卫的影子，欲求一见。1907年3月，因清政府的要求，日本政府命令孙中山离境，汪精卫即随孙中山去越南河内活动，帮助孙中山领导了国内潮州黄冈等地的武装起义。同年10月，孙中山派汪精卫和邓子瑜去南洋各埠活动，进行革命宣传，建立和发展同盟会组织。汪精卫等人在新加坡和日里棉兰活动后，大约在11月初，来到了槟城。

　　陈璧君得知汪精卫到槟城，立即赶往同盟会长吴世荣家中，与汪相识，二人在吴家之兰园多次见面，畅谈革命。汪精卫当年24岁，生得天庭饱满，地阁方圆，浓眉大眼，仪表堂堂，头上的辫子早已剪掉，精神的短发又黑又亮，陈璧君对他是—见钟情。从此，陈璧君就成了汪精卫演说的忠实听众，每讲必到。汪精卫口才更是出众，口似悬河，舌如利剑，正如有人所说，汪氏演说，“不但能把死人说活，而且能把活人说死”。他演说的主题，一是揭露清政府的腐败，特别是满清入关时的罪恶，“扬州十日”、“嘉定三屠”。二是宣传孙中山的三民主义，说明反清革命的必要性。演说时感情充沛，激愤时怒发冲冠，悲痛时声泪俱下。陈璧君在下面深深为其吸引，“汪喜亦喜，汪忧亦忧”。同时，陈璧君又陪同汪精卫游览了该岛名胜———极乐寺，寺在鹤山半山腰，曲径纡徐，衬着碧树芳草，景色宜人，汪、陈二人玩得十分开心。

　　汪精卫的到来，在陈璧君这个情窦初开的少女心中，悄悄地燃起了爱情的圣火，但又不好贸然开口，只是处处表示亲近而已。陈璧君倾心于汪精卫，不仅因为汪精卫的相貌才能，还因为他严肃的生活作风。在这些年轻的革命家中，不少人嫖妓赌博酗酒，而汪精卫却像清教徒一样生活，被人称为“道学先生”。最让陈璧君感动的是汪精卫“革命家不结婚”的信念。汪精卫对陈璧君说：“革命家生活无着落，生命无保证，革命家结婚必然陷妻子于不幸之中，让自己所爱之人一生不幸是最大的罪过。”汪精卫发誓说：“革命不成功就不结婚。”汪精卫越说不结婚，陈璧君反而越爱汪精卫。

　　可惜好景不常，汪精卫在槟城活动数日后，即行离去，陈璧君的一颗心仿佛也被他勾走了。陈璧君是百万富翁之女，议婚之人早已应接不暇，后和表兄梁宇皋定了亲，二人原是青梅竹马，两小无猜，又是亲上加亲，一个有情，一个有意，关系甚好。但自见汪精卫之后，陈璧君就向父母表示坚决退婚，改适汪郎。为此遭到其父的严厉斥责，认为“千金女绝不可下嫁亡命徒”，汪精卫四处飘荡，有家难归，有国难投，嫁给他只能一辈子受罪。母亲虽然同情女儿，但也无可奈何。

　　1908年初，汪精卫再次来到新加坡，主要任务是为同盟会主办的《中兴日报》撰稿。以后，日本出版的《民报》被查封，革命派和保皇派论战的中心已转移到新加坡，汪精卫在该报上发表了《申论革命不致招瓜分之祸》等文章，孙中山也化名“南洋小学生”，亲自撰文参加论战。

　　一日，有一浓妆艳抹之女郎，来到中兴报馆，自称从槟城来，必欲一见“精卫”，睹其风采。楼下赶快报告正在楼上写作的汪精卫，汪从楼梯口向下一看，见该女郎艳丽过甚，不敢下楼，面红耳赤，急忙躲开，该女郎只好怅怅而返。

　　此事不知怎么竟被陈璧君知道了，一股无名的妒火，使这个少女坐卧不安。当时正值暑假期间，她就一再鼓动母亲去新加坡。到后，孙中山对其母女表示热烈欢迎。8月18日，孙中山在晚晴园设宴招待陈璧君母女，命汪精卫代写请柬，邀林义顺夫人、陈楚楠和吴应培母亲出席作陪。在此期间，陈璧君总是寻找各种机会和汪精卫亲近，或谈论革命，或一起去观赏新加坡风光，一来二去，彼此有了进一步的了解。当时《中兴日报》正经费困难，孙中山提议改为股份公司。陈璧君慷慨解囊，当即认购了十股，收据如下：

　　文字第三十四经代南洋中兴报社有限公司，收到陈璧君先生附入壹拾股，文到全期股本通用银，银壹百大圆整。理合给收单为据，候公司开办通知，请携此单向本公司换正股票可也。付此收执存据，所有本公司事宜，均照英国有限公司办理。

　　戊申年（1908年）六月初五日经理人陈璧君回到槟城后，对汪精卫的热恋之心更加强烈，读书也不能安心了。回想在新加坡时，二人相聚甚欢，但始终未谈及婚事。陈璧君越想越怕失去机会，于是鼓足勇气，给汪精卫写了一封求婚信，表示爱恋与敬仰之情。没想到，竟被汪精卫回信婉言谢绝了。

　　原来汪精卫也有自己的苦衷，他父母去世之后，主要依靠长兄汪兆镛生活。兆镛长他30岁，曾中举人，几次赴京会试，皆名落孙山，遂改作幕，曾任广东都督岑春煊幕僚。汪精卫十几岁时，由兆镛做主为其订婚，女方是其同僚刘子蕃之妹，名叫刘文贞，生得亭亭玉立，知书达理，汪精卫虽未和她见过面，却也答应了下来，刘文贞则更是满意。汪精卫留学日本后，加入同盟会，又在《民报》著文，鼓吹反清革命，触怒了清政府，悬赏银十万买他的人头。1906年底，岑春煊命汪兆镛给他写信，要他回广东开办政治学堂。汪精卫回信一封，自称“家庭的罪人”，宣布与家庭断绝关系，与刘文贞解除婚约。兆镛即去县署备了案。谁知刘文贞竟是个痴情女子，坚决不允退婚，非汪郎不嫁。她伤心地说：“这是为什么？难道我们刘家门第不够清白？难道他还嫌我丑陋？难道我做了什么不端之事，配不上他？他当初中了秀才，为什么还穿戴我家送去的衣帽，洋洋得意地到处拜客？”并请其兄转告汪精卫，“仍愿坚贞守候着他”。后汪精卫又给刘子蕃写信，谓：“婚姻以爱情与名分为元素，今者名分既绝，彼此又夙无爱情，不宜再生纠葛……”但刘文贞仍不肯改适。这段姻缘一直未了。加之自己四处飘泊，尚无定所，陈璧君又无动人之处，因此不想议婚。陈璧君接到汪精卫的拒婚信后，仍不死心，但也不敢再议婚事。

　　正当汪精卫在南洋各地积极活动时，革命形势急转直下，革命党人组织的六次起义相继失败，同盟会的革命活动进入最困难时期。同盟会上层领导之间又发生了严重分歧：章太炎、陶成章另立山头，组织“光复会”；黄兴、胡汉民对前途也悲观失望；汪精卫对孙中山“边陲起事”的战略也产生了怀疑。但他还是大力维护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力辟谣言，反对分裂，他在致刘文岛同志的信中写道：“孙先生尽瘁革命二十余年，至于今日，所以得负天下盛名，得同志倾服者，良以其毁家救国，不避艰险，辛苦经营，以成今日之党势，岂可以毁家救国之人，乃疑为济私乎？”“弟数年以来，相助孙先生，深知其为人，心悦诚服，实无不满意之处……望文岛同志，不可为此谣言所惑，同心协力，共济大局，是所至望。”

　　1909年1月14日汪精卫乘法国邮船潜离新加坡，前往香港，准备北上，谋杀清朝重臣。汪精卫曾在《民报》26期上发表《革命之决心》一文，他在文中说：现在四亿人民正如饥泣的赤子，正在盼等吃革命之饭。但烧熟米饭所需要的一是薪，二是釜。薪燃烧自己化为灰烬，把自己的热移给了米，才使生米变成熟饭；釜则默默地忍受水煎火烤。所以革命党人的角色有二：一作为薪，为薪的人需要奉献的毅力，甘心把自己当作柴薪，化自己为灰烬来煮成革命之饭；二作为釜，为釜的人需要坚韧的耐力，愿意把自己当做锅釜，煎熬自己来煮成革命之饭。在同盟会中汪精卫最要好的朋友是胡汉民。胡汉民比汪精卫大四岁，不仅是和汪一起去日本留学的同乡，也是常年在《民报》一起工作的同事，汪一直把胡当做大哥看待。

　　胡汉民得知汪精卫要北上行刺时，4月30日，胡汉民给汪精卫来信，劝汪说：你是同盟会中举足轻重的人物，你的文才口才和号召力都是无人可以取代的。如果你以一时之激情与虏酋拼命，对革命的损失太大，足阻革命之前途。5月8日，汪精卫草复胡汉民一函。谓：梁启超骂我们这些革命党人是“远距离革命家”，章炳麟等人又背叛孙先生和同盟会，已经到了“非口实所可弭缝，非手段所可挽回”的地步。现在我们必须拿出具体的行动来证明我们的革命之决心，才能使梁启超愧对民众，使章炳麟愧对党人，才能促使同盟会内部团结和挽回民众对革命的信心。我以前在《革命之决心》一文中曾经说过，革命党人要为革命作釜作薪，现在正是需要我当革命之薪的时候，若吝薪则何由有饭？进行暗杀之事，自前年（丁未）以来，蓄此念于胸中，以至今日，千回万转，而终不移其决心。表示愿以生命充革命之薪。

　　由于没有同盟会领导人的支持，汪精卫不得不自己寻找愿意和自己一起北上行刺的人，他首先想到的是黄复生。汪精卫把自己北上行刺的计划告诉黄复生，汪精卫还没有讲完，黄复生就大笑道：“铭兄，有话何不直说。我和你一起去北京。”汪精卫说：“去北京行刺可是九死一生，毫无生还的可能。”黄复生豪爽地说：“我参加革命时早已立志为革命而死，还谈什么生还的问题，这次就让我们一起作革命之薪吧。”最坚决和汪精卫一起北上的是陈璧君，有人半开玩笑地说：“你有一张英国臣民的护照，当然不怕死。到关键时刻，你把英国护照一抛，英国领事馆自会来救你。”陈璧君听完二话不说，拿出英国护照当场撕成碎片，满座皆惊。这年夏天，汪精卫前往日本东京。并与黄复生、黎仲实、喻云纪、陈璧君、曾醒、方君瑛7人，组织一小暗杀团体，在香港黄泥涌道设立秘密机关，以香港屯门邓三伯农场进行爆炸试验。10月，汪精卫在日本秘密续刊《民报》，连续发表文章，鼓吹暗杀牺牲精神，他又采取了新的行动，决计杀一两个满清重臣，以实际行动回击分裂势力与保皇党人的攻击和挑衅。

　　3行刺摄政王名扬中外

　　20世纪初年，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组织发动了多次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曾使革命党人为之振奋，东京的同盟会员“莫不激昂慷慨，怒发冲冠，亟思飞渡内地，身临前敌，与虏拼命，每日到机关部请命投军者甚众”。

　　接着，同盟会又在华南沿海和沿边地区连续发动了饶平黄冈、惠州七女湖、防城、镇南关、钦州马笃山和云南河口六次武装起义。革命党人屡败屡战，不屈不挠。但是河口起义失败之后，革命党人中间出现了悲观失望的情绪。“举目前途，众有忧色。询及将来计划，莫不唏嘘太息，相视无言。”转而热心于从事暗杀活动，认为面对残暴的强敌，暗杀可以唤醒沉睡的人民，成为革命的导火线，而且简单易行。因此，从兴中会到同盟会，组织了七八个暗杀团，策划过五十起以上的暗杀活动。其中汪精卫等赴北京刺杀摄政王载沣是一重要行动。

　　1909年，同盟会进入一个最困难时期，国内多次武装起义均遭失败，《民报》已被查封，章太炎、陶成章等人又在同盟会内部掀起一个“倒孙”运动，诬蔑孙中山贪污经费，并以恢复“光复会”名义进行活动，广大同盟会员也情绪不振，态度消沉。此时，汪精卫提出“杀一虏酋”，“借炸弹之力，以为激动之方”，想用暗杀活动激励人心。于是不辞而别，由新加坡潜回香港后经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人多方劝阻，汪精卫答应暂不行动。孙中山遂命他去日本恢复《民报》，于是汪精卫又到了日本。陈璧君得知消息后，为了追求汪精卫，也以留学为名，到了日本。陈璧君到日本后，和秋瑾、曾醒（同盟会员，黄花岗烈士方声洞之四嫂，人称曾三姑，大革命时期曾任国民党中央妇女部长，晚年随汪精卫投敌）、方君瑛（同盟会员，方声洞之七姐，人称方七姑，后从事教育工作）等人住在一起。她慷慨解囊，把家中带来的钱物交给同盟会，作为活动经费，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面对革命党人遭到的屡次挫折，汪精卫甚感焦虑。汪决定“与虏酋拼死”，“谋击一清廷重臣，以事实表现党人之决心。”北上前，他留书与孙中山作别，内称：“欲维持团体，要在努力于事实之进行，则灰心者复归于热，怀疑者复归于信。”孙中山曾极力劝阻，汪的密友胡汉民也声泪俱下地劝他不要做这样无益之举，汪都不肯听。且作书告别南洋革命党人，内有：“……今者将赴北京，此行无论事之成否皆必无生还之望和，故预为此书托友人汉民代存，事发后即为代寄。……弟不敏，先诸同志而死，不获共尝将来之艰难，诚所愧恧。弟虽流血于菜市街头，犹张目以望革命军之入都门。”欲以其牺牲创惊人之举，大有视死如归的气概。

　　陈璧君听说汪精卫要组织暗杀团，也非参加不可。于是，由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黎仲实、曾醒、方君瑛等七人，组织了一个暗杀团。当时，暗杀成风，不少革命党人视此为最激烈之革命手段，不惜牺牲生命而为之。暗杀团总部设在日本东京本乡区真砂町十五番地，其成员来往于日本和香港之间，又在香港黄泥甬道设立了秘密机关，并去屯门邓三伯的农场试验炸弹。邓三伯名荫南，也是同盟会员。制作炸弹主要靠喻培伦，他在日本学习化学，因试制炸弹曾炸伤自己一只手。

　　陈璧君对暗杀之举也十分积极，曾找到孙中山的日本友人宫崎滔天，要求学习柔道，以备暗杀时防身自卫。当时无女子柔道奕是清王朝顽固派的代表人物，因而成为汪精卫暗杀小组的首选目标。

　　训练场所，宫崎就介绍她向其义弟一九二四郎学习剑术。和陈璧君一起学剑的还有早稻田大学学生长江清介、禅宗寺院的和尚龟井一郎、黄兴的长子黄一欧、宫崎的儿子龙介、震作等人。暗杀团原计划谋刺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后听说两江总督端方调任直隶总督，于是汪精卫、陈璧君、喻培伦、黄复生等人来到武汉，准备在汉口车站行事。因端方改由水路北上，谋刺未成，炸药就留在了武汉。1911年武昌起义时所用的炸药，一部分就是他们留下的。最后，暗杀团决定去北京活动，由黄复生、但懋辛先去北京准备一切，陈璧君回槟城家中筹款。当陈璧君母亲知道女儿要去北京进行暗杀活动时，极力劝阻。经陈璧君反复说服，卫月朗将首饰典当，加上平日的积蓄都给了她。陈璧君回忆说：“谋于清廷根本之地，为非常之举，以振奋天下之人心。顾所费过万金，无所出，而为事至密，不能以巨资望之同志，吾母知吾等隐衷，乃典质衣饰以足其数，吾辈乃得成行。天下慈母之心，目击其所生及爱如所生之人，相将入万死之地，不尼其行，且务有以成其志。如吾母者，似非慈之一字足以形容也。”陈璧君带着这笔款子立即回国北上。此时，汪精卫已去大连相候，二人见面后，经沈阳转赴北京。一路之上，二人扮成夫妻以为掩护。此行虽有艰险，但和汪精卫在一起，陈璧君的心情仍是十分愉快的。

　　刺杀行动确定后，1909年深秋，黄复生、喻培伦先行回国，在北京建立这次行动的掩护机关。由于喻培伦在大阪化学研究所学习，专门研究过摄影技术。经过一番周折，喻、黄二人就在北京顺治门外琉璃厂附近租了一间房子，准备开办一家照相馆做掩护，进行暗杀准备活动。一切准备就绪，喻培伦又东渡日本，向汪精卫等人做了汇报。然后购置好炸药器材，混装入照相器材当中偷运回国。

　　1909年12月，汪精卫同陈璧君等人顶风冒雨，日夜兼程，奔赴北京。随之照相器材和炸药等也已运到。元旦过后，汪精卫等开设的“守真照相馆”正式开业。老板是黄复生，喻培伦负责照像，其他人协助工作。新奇的摄影技术招来了好多好奇的观众，照相馆开张后，顾客络绎不绝，生意非常兴旺。汪精卫等到北京，并不是做生意赚钱，而是从事革命活动。他们尽量抽出时间研究布置暗杀活动和研制炸弹。

　　当时，清庆王奕是清王朝的顽固派，权威最盛，是革命党的死对头，汪精卫等商议先炸死他。几番侦察，发现奕非常谨慎，出入都走京都大街，庆王府又戒备森严，不得入手。

　　后来，汪精卫等听说清贝勒载洵、载涛赴欧洲祝英王加冕，并考察外国海军，即将回国，汪等想趁他们回京时动手暗杀。由于时间仓促，准备不够。两贝勒回国那天，汪精卫、黄复生、陈璧君三人雇一辆骡车前往前门站，汪精卫和黄复生携带装有炸弹的皮箱在车站门口等候，陈璧君则在骡车上接应。汪精卫、黄复生二人整整等候一天，火车到站天已黄昏，满站台迎候的人都戴红顶子，不知谁是载洵、载涛，恐误中他人，只好罢手。几次暗杀计划落空后，汪精卫决计擒贼先擒王，只以摄政王载沣为目标。但载沣出入随从甚众，铁茶壶装炸药威力不够，遂派黄复生向骡马市大街的铁匠定制一个大铁罐，直径一尺二寸，高近一尺，可装炸药四五十磅。这些准备妥当后，又商议选择行刺地点。

　　经黄复生探悉，载沣每日上朝，必经鼓楼大街，鼓楼前有一短墙，可先伏于墙后，待其通过时，扔出罐。但因鼓楼大街修筑马路，改变了路线，此计划只好放弃。又经调查，了解到载沣必经之路为烟袋斜街，但因租不到房子，没有藏身之处，也只得作罢。最后，选定什刹海旁的甘水桥下为爆炸地点。该地三面环水，仅一面有居民数家，非常僻静。桥畔长有几棵大树，树干粗壮可以藏人；树旁还有一座破废了的清虚道观，人迹罕至，可以作为掩护地点。这又离摄政王府很近，为出入必经之路。可将炸药埋置桥下，待载沣通过时引爆。这样，决定由黄复生、喻培伦埋置炸药，汪精卫负责引爆，陈璧君负责往来联络。同时还在什刹海附近的清虚道观，向道士租房一间，作为腾挪之地。

　　行动的时刻就要到了，在这关键时分，汪精卫找陈璧君进行了一次严肃的谈话。他说：“现在要干了，我们都可能牺牲，我已经几乎没有再活下去的打算了，希望你要认真地考虑。”陈璧君说：“我不是为刺杀摄政王来的，而是因为爱你才来的。当然，这件事我们一起干。不过，万一我们两人都能活下来，我愿意把一切都献给你，做你的妻子。希望你能够答应我。”汪精卫本来并不爱陈璧君，此时却为她的真情实意所感动，既然到了这样的地步，所以便答应了她的要求。有了这种保证，陈璧君自然十分高兴。

　　1910年3月31日（清宣统二年二月二十一日），汪等用照相机上的遮光布将炸弹包好，用一辆骡车运到甘水桥边的清虚道观里藏起来。深夜，古城北京仍能感到残冬的寒意，人们大都进入了梦乡。汪精卫担任警戒，黄复生、喻培伦两志士在甘水桥下紧张地忙碌着，突然犬声四起，当夜埋炸药已不行了。次日夜里，二人又继续工作，将炸药罐埋好后，铺设电线，铜线过短，所差太多，只好天明后再购买铜线。第三日半夜继续铺设时，忽见桥上有人张望，黄复生感到有可能被发现了，叫喻培伦通知汪精卫不要来了，自己藏于树后，观察来者是什么人。只见一人手提小灯笼来到桥下，东照照，西照照，就走了。黄复生赶紧跑到桥下，将电线收回。因炸药罐太重，不能取出。这时，又来了三个人：一个警察，一个宪兵，还有先前来的那个人，在桥下查找很长时间才离去。事后才知道，桥上的人是一个车夫，因他的妻子三日未归，出来查找，见桥下有人，以为是奸夫，到桥下看见炸药罐，也不知何物，赶紧报告警察。汪等人费尽心机的行刺计划就这样暴露了。

　　第二天一早，汪等发现市面上一切平静，一点反常现象也没有，他们深感奇怪。下午，也没有发现清兵抓人的迹象，喻培伦到街上侦察了一番后，大着胆子到甘水桥附近观察，桥下埋的炸弹不见了。

　　原来，清兵把炸弹取出来，抬到官府中，清廷官吏们也不知这个铁家伙为何物。第二天一早特请来日本和美国使馆的专家进行鉴定。美国专家一看便清楚了，摆在官府案头上的是一颗威力强大的炸弹。当他们听说这颗炸弹埋设在载沣要经过的桥下时，心有余悸地说：幸好未爆炸，要不然，这甘水桥附近两三里路之内完全被炸成一片焦土。美国专家望着已被吓破胆的清廷官吏说：像这样工艺先进、设计高明、威力强大的炸弹，外国人要制造也是困难的。这颗炸弹不是中国制造的。日本专家却根据炸弹外壳上有明显的车削痕迹，说这颗炸弹一定是在中国境内加工装配的；北京城戒备又很严，这么笨重的铁家伙不容易混进城，因此断定是在北京城内制造的，但究竟是中国人干的还是外国人干的尚不清楚。

　　清朝官吏们没敢声张。他们恭敬地送走了洋人，便对城内的铁匠铺按户密查，发现是骡马市大街鸿太永铁工厂所制，经审讯，厂主供认是为“守真照相馆”做的。

　　陈璧君异想天开地提出，也许警察没有把铁罐挖走，应该再去察看一下，由黄复生、喻培伦分头前往，发现此地已布满军警，陈璧君这才无话可说。汪等在照相馆中小心地等了几天，关于追查炸弹的风声还是时有所闻，但消息是各种各样的：有的说是庆亲王奕想以此除掉肃王善耆；有的说是贝子溥伦想以此篡宣统皇帝的位；有的人根据炸弹外壳上刻有英文“伦敦”的字样，断定是由载洵、载涛从国外带回，目的是除掉摄政王载沣；还有一家报纸上竟然载出消息，说是官府已查明安置炸药者，并在卢沟桥捕获，就地正法云云，众说纷纭，不一而足。但不管哪一条消息，都没有离开清廷内部勾心斗角，争权夺位的斗争，而没有怀疑是革命党人干的，汪等暗暗松了一口气。

　　他们在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时认为，从日本带来的炸药和器材已所剩无几，只能再派人去日本购进。大家商定，由喻培伦、陈璧君回日本购买炸药和器材；黎仲实到南洋总部汇报并请示下一次行动方案，到广东、南京等地筹款；但懋辛去上海准备接应下批器材；汪和黄复生仍留北京，准备再举。4月4日，陈璧君怀着依依不舍的心情，和黎仲实、喻培伦三人离开北京。

　　喻培伦等出发后，“守真照相馆”便处于清政府严密监视之下。清兵以检查执照为借口，将黄复生逮捕。然后，通过一个给汪精卫送饭的小伙计，捉到了汪精卫。

　　在审讯时，问汪精卫：“谁是主谋？”汪答：“我就是主谋，事情是我自己一个人干的。”问黄复生：“谁是主谋？”

　　黄答：“我自己是主谋，事情和别人没有任何关系。”两个人都争着救对方牺牲自己，因此两人都要被处死刑。原同盟会外务干事，后变节卖身投靠肃亲王善耆的程家柽出来为汪、黄说情：“他们昔日都是我的同志，就留他们一条命吧。”

　　内务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讯时，对汪、黄说：“你们有什么想说的就全写出来吧。”在生死关头，汪精卫面不变色，下笔千言，一挥而就，写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和目的，对暗杀之事供认不讳。谓：汪兆铭，别号精卫。前在东京留学时，曾为《民报》主笔，生平宗旨，皆发之于《民报》，可不多言。丁未年孙逸仙起事时，兵败后携炸药军器等出。我潜以此等物件，纳入书篦内，寄存友人处。后复在南洋各埠演说，联络同志。继思于根本之地，为振奋天下人心之举，故来。

　　供词痛斥了所谓今日中国已立宪矣，何犹思革命而不已立保皇言论。指出，今号称立宪，而其目的在于巩固君主之大权，是其强权较昔加厉，清政府终为民族、民权两主义之敌。并痛述中国在国际上已面临一亡而不可复存，一弱而不可复强之局面。此情尤令人惊心怵目，而不能一刻以安。今之中国非于根本上为解决，必无振起之望。慷慨激昂，痛斥清廷侈谈立宪的极端虚伪。

　　汪被捕后，自料必死，吟诗言志，在狱中成《被逮口占》四首，其中一首是：又名《慷慨篇》。

　　街石成痴绝，沧波万里愁；孤飞终不倦，羞逐海浪浮。姹紫嫣红色，从知渲染难；他时好花发，认取血痕斑。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青磷光不灭，夜夜照燕台。

　　肃亲王善耆主张对汪精卫等“从宽”处理，使汪免于一死。

　　还写了如下壮语：“一死心期殊未了，此头须向国门悬。”这些铿锵的诗句曾流传一时，为人称颂。汪精卫的谋刺活动经过长期筹计，并非一时冲动。因此，他被捕后和黄复生一样，都主动为对方承担责任。这些壮举不仅为一般人传为佳话，也为主审官善耆所赞叹。

　　由于谋刺摄政王是一个大案，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亲自审理此案。肃亲王说：“汪先生在《民报》的篇篇大作，我都拜读过。汪先生主张中国必须自强自立，改革政体，提倡民众参政，效法西方立宪，这些与朝廷的主张都是一致的。

　　目前朝廷正在筹办预备立宪，建立国会让民众参政议政，这些不正是先生所争取的革命目标吗？“汪精卫说：”我们革命党人所主张的绝不是立宪，而是要推翻封建专制，实行三民主义。亲王既然读过汪某在《民报》上的文章，对汪某的革命主张应有所了解。“肃亲王说”你们革命党的确有很多杰出的主见，但你们也应该认真听听我们的看法。说实话，我认为‘三民主义'是一种见识褊狭的理论，不能成为今后中国的指导理念。为什么要宣扬灭满兴汉？这样宣扬民族仇视能够使中国实现五族协和吗？为什么要搞流血革命，我们不是已经答应实行宪政，让各种政治主张都有实现的机会。

　　用和平的宪政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不是比用多数人生命财产损坏的革命方式来实现自己的政治主张更好吗？邻国日本不正是君主立宪的成功榜样载沣与溥仪、溥杰的合影。站在右边的，就是后来成为宣统皇帝的溥仪。

　　吗？“汪精卫说：”我们主张革命的时候，很多人用日本君主立宪成功的事例来反对革命。但日本明治维新，是西乡隆盛用武力从幕府手中夺来的政权，绝不是幕府微笑着把政权交出来的。现在中国搞君主立宪，并不能解决长年的腐败弊害，而且把国会作为民权的支柱不过是一种幻想，国会只不过是君主的傀儡走狗而已。只有民主革命才是救中国的惟一道路。“肃亲王说：”中国的政治十分复杂，各种民意纷缠不一，改革政体岂能操之过急？螳螂在前，黄雀在后，列强不是在觊觎着我们吗？不忍不谋则乱，还请汪先生三思。“经此辩论，汪精卫的志士名声很快传遍了海内外。

　　关于汪精卫一案，有人主张应处以极刑，民政部尚书肃亲王善耆则认为，现在正推行立宪，革命党不只汪、黄二人，若来一个杀一个，冤冤相报，何时可了，不如从宽处理。后摄政王也批谕：“我国正预备立宪，该生等系与政府意见不合，实不知朝廷轸念民庶情形，宜以渐进，徐图改良国政。该生等躁急过甚，致陷不轨之诛，日后当知自误也。此与常罪不同，为国罹罪，宜从宽典。”4月29日，宣统皇帝发布上谕：“汪兆铭、黄复生，着交法部永远牢固监禁，罗世勋着牢固监禁十年，余依议，钦此。”30日汪精卫、黄复生由民政部内总厅解往法部监狱（北监）关押，开始了铁窗生涯。

　　对汪精卫等人的被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甚为惋惜，并立即组织了营救活动。5月4日，孙中山在致美国芝加哥同盟会员梅培的信中，对汪之被捕，表示：“吾党失一文武全才能员，殊深痛惜也。”6月5日，在致纽约同盟会的信中又说：“精卫君往北京，身入虎口，欲有所图，不幸事败被拿。昨日得接香港汉民君来电云：”精永禁'，盖精卫君已被虏廷永远监禁也。虏之不杀，想有顾忌而不敢也。“7月20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请设法营救汪精卫。1911年3月20日孙中山致函吴稚晖，告汪在狱中状况，并云已派人去北京营救。胡汉民初闻汪精卫被捕，以为必死无疑，极为悲痛，特为诗悼之。其诗云：挟策当兴汉，持椎复入秦，问谁堪作釜，使子竟为薪。智勇岂无用，牺牲共几人，此时真决绝，泪早落江滨。

　　此时，喻培伦和陈璧君已到达日本东京。他们从报上得知汪精卫和黄复生被捕的消息。陈璧君那时正在和汪谈恋爱，一听到这消息，气急败坏。她不讲到日本购买炸药器材是大家的决定，是图再举，而破口大骂喻培伦是胆小鬼，出卖同志，临阵怯逃，见死不救等等。少数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听了陈的话，也纷纷指责喻培伦，甚至疏远他。喻培伦忍辱负重，不愿和已经丧失理智的陈璧君争执。对于汪、黄的被捕，他也感到内疚，想到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几次重大行动都没有完成，也没有血染沙场，作为一个革命者，是不能原谅这种没有结果的失败的。因此，他对于不明真相的革命党人的指责没有进行解释，将委屈深深地埋藏在心底。后来，他对吴玉章说：“谁怕死，将来的事实是会证明的。”

　　喻培伦烈士遗像。

　　1911年4月，喻培伦参加黄兴等领导的广州起义，身背炸弹筐冲锋在前，勇猛顽强，因身负重伤被俘。临刑前，他慷慨激昂地宣称：“学说是杀不了的，革命尤其杀不了！”凶残的清政府用灭绝人性的“大辟”处死了喻培伦。

　　喻培伦烈士生前的亲密战友、革命家吴玉章同志，为纪念喻培伦烈士死难五十周年，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当时年少正翩翩，慷慨悲歌直入燕。几尺电丝难再续，一筐炸弹奋当先。成仁烈迹惊环宇，起义欢声壮故园。五十年来天下变，神州春色满人间。

　　吴玉章对二人只能好言相劝。陈璧君再三央求吴玉章去北京，设法营救汪精卫，吴玉章答应了她的要求。不久，吴玉章从日本经过朝鲜，潜入北京，住在他姐夫家中。那时，曾醒有个弟弟叫曾季友，在北京经商，吴玉章通过他打听消息和联络同志，经过一个多月的努力，也没有想出好的营救办法，原想组织人劫狱，实际上无法做到。吴玉章的姐夫素知他参加了革命党，又见他行动可疑，不管他同意否，先替他买好车票，然后骗他上了火车，去了上海。为了筹措营救汪精卫等人的经费，陈璧君、黎仲实由日本来到新加坡，见到胡汉民、赵声等，大家相对落泪，遂去槟城筹款，胡汉民召开同盟会分会会员开会，大多冷漠，气得胡汉民离会而去。卫月朗罄其私蓄相助，吴世荣、黄金庆、陈新政也多有相赠。陈耕基的第三如夫人也赠洋四千元。由陈璧君、黎仲实带此款去香港筹划，胡汉民和邓泽如再去新加坡设法。陈璧君、黎仲实到香港后，在九龙城外设立了一个秘密的营救机关。不久，胡汉民等人亦来，又吸收李佩书、黎德荣二女士参加。大家虽四处募集经费，但仍感不足。胡汉民曾在自传中回忆道：一日，陈璧君心血来潮，向大家提出：“营救汪精卫等人，无巨金则很难办到，近来又筹措无术，听说有人是靠赌博发家致富的，我们为了营救精卫兄，为什么不可以去赌一下，碰碰运气。”大家研究了一番，认为这也是个办法。于是由胡汉民带领，陈璧君剪发做男子装，与李佩书扮成一对青年夫妇，去了澳门赌场。澳门是东方有名的赌城，除专门赌场外，不少旅店也设有赌场，赌的方法更是五花八门。这些赌场都由黑社会所控制，他们相互勾结，从中捣鬼，外人是赢不了的，即使赢了，钱也很难带出赌场，外人进去只有输光为止。陈璧君和胡汉民等人根本不谙此道，不知深浅，贸然闯入，结果将带来的百金输光，狼狈而归，反而又增添了一份烦恼。过后，陈璧君又请黎仲实去日本设法筹款，黎找到吴玉章，提出：“请把你买军火的回扣给我吧！

　　我要去救汪精卫。“吴说：”我为革命买军火，从来没有拿过回扣，并以拿回扣为可耻……这一次既然要救汪精卫，那就破例给你一些回扣。“当时吴玉章经手买军火款共六万元左右，按百分之五拿回扣，共计3000元，交黎带回香港。

　　这时，陈璧君在香港心急如焚，坐卧不宁，提出要亲自去北京进行营救。胡汉民认为这样做太危险，可以先派人去北京做好准备，然后再去。当时，正逢同盟会员邹鲁从广东法政学堂毕业，得到副贡和直隶州州判的名义，要到北京去铨叙，请他前去不会引人怀疑，邹鲁也慨然应允，同时写信邀请在沈阳的张煊和广州的郭守发一同前往。不料邹鲁到上海后，大病一场，不能北上，后由叶夏声将他送回广州。郭守发和张煊到北京后，探明了汪精卫囚禁之所，并设法建立了联系，但也无营救之计。陈璧君为营救汪精卫四处奔波，汪精卫在狱中也思念陈璧君，专门写了一首忆陈璧君的《秋夜》诗：落叶空庭夜籁微，故人梦里两依依；风萧易水今犹昨，魂度枫林是也非。入地相逢虽不愧，擘山无路欲何归；记从共洒新亭泪，忍使啼痕又满衣。

　　此诗后来发表时，汪精卫写有附记说：“此诗由狱卒辗转至冰如手中，冰如持归与展堂（胡汉民）等读之，伯先（赵声）每读一过，辄激昂不已，然伯先今已死矣，附记于此，以志腹痛。”

　　1910年冬，陈璧君不畏寒苦，冒着生命危险，决定与黎仲实去北京营救汪精卫。临行时，胡汉民为其送行，并诵叶清臣《贺圣朝》词云：“不知来岁牡丹时，再相逢何处？”众人相对泣下，不胜悲壮。陈璧君等到北京后，几经辗转，托狱卒带给汪精卫十多枚鸡蛋，内藏有书信一封。汪见信，悲喜交集，喜的是狱外的同志正在积极设法营救，陈璧君甘冒风险亲自来京，对自己真是情深似海；忧的是陈璧君来京活动，危险很大，惟恐发生意外。于是咬破手指，写血书一封，上书“信到平安”四个字，又改填了《金缕曲》词一首赠陈璧君。词云：别后平安否？便相逢凄凉万事，不堪回首！

　　国破家亡无穷恨，禁得此生消受，又添了离愁万斗。眼底心头如昨日，诉心期夜夜常携手。一腔血，为君剖。泪痕料渍云笺透。倚寒衾循环细读，残灯如豆。留此余生成底事，空令故人。愧戴却头颅如旧。跋涉关河知不易，愿孤魂缭护车前后。肠已断，歌难又。

　　这首词充满了对陈璧君的思念爱慕之情。对于陈的来书，存之不能，弃之可惜，最后竟嚼而吞之。汪精卫和陈璧君铁窗深情，吞吃书信一事，在当时革命党人中曾传为佳话。汪精卫又用血写了五个字“勿留京贾祸”，让陈璧君赶紧离开危险的北京。过了几天，汪精卫收到狱卒转来的陈璧君的一封信，陈璧君在信中说：“我们两人虽被牢狱的高墙阻挡无法见面，但我感到我们的真心却能穿过厚厚的高墙。我将遵从你的忠告立即离开北京，不过在此之前有一件事想和你商谈。你我两人已不可能举行形式上的结婚仪式，但你我两人从现在起，在心中宣誓结为夫妇，你看好吗？”汪精卫为陈璧君的真情所感动，自己是一个被判无期徒刑的囚人，如果不自首叛变的话，根本没有出狱的希望，惟一可以盼望的是革命胜利的那一天，但那一天什么时候才会来呢？是10年后还是20年后？也许他永远再也见不到陈璧君了，汪精卫咬破手指，用鲜血写下一个字“诺”。

　　服刑期间的汪精卫，在肃亲王善耆施展的各种软化手段面前，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产生妥协心理。当时，善耆派人在狱中为汪另辟裱糊一新并配有家具的房舍，“复赠以图史百余帙”，并多次找汪密谈，表示倾慕。甚至对《民报》所阐述的革命主张，也认为不够彻底。这个满洲贵族广征博引，用睥睨一切的傲慢姿态，以探讨学理的礼贤下士风度，慑服了这个血气方刚的革命青年。汪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由感恩戴德，到表示忏悔。这种变化，在汪被监禁期间的诗作中曾有所流露。如，他在《有感》一诗中写道：忧来如病亦绵绵，一读黄书一泫然。

　　瓜蔓已都无可摘，豆萁何苦更相煎？在这里，汪已把革命党与清王朝之间的殊死斗争，喻为兄弟相残。在《述怀》长诗中，竟对自己的革命行动自责自悔起来，“平生慕慷慨，养气殊未学，哀乐过剧烈，精气潜摧剥”，意境情态为之一变。当时北方革命党人曾指出：“兆铭在狱时，固已投降民政部大臣肃亲王善耆。”汪精卫自己后来回忆这一段狱中生活时，对清室产生了感恩心理，他情不自禁地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肃亲王为使我抛弃革命的决心，用尽了种种方法。”“我每回忆到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这位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但汪精卫仍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没有变。

　　陈璧君留北京多日，经与各方联络，准备从狱外挖一地道，直通牢房，以救汪精卫，事实上很难办到。这时，孙中山来到槟城，召黄兴、胡汉民等人亦至。他对胡说：“我知子等谋营救精卫，我意再起革命军，即所以救精卫也。夫谋杀太上皇而可以减死，在中国历史亦无先例，况于满洲？其置精卫不杀，盖以革命党之气所慑矣。子亦尝料满洲必覆，则何不劝仲实、璧君诸人集中致力于革命军事，而听其入京作无益之举，忠于感情，而失却辨理力，我不意子亦如是也。”

　　这就是说，只有发动革命军起义，取得革命胜利，才是营救汪精卫的最好办法。胡汉民接受了孙中山的意见，立即通知在北京营救汪精卫的陈璧君、黎仲实返回香港，准备参加广州起义。汪精卫在北京狱中，得知广州起义失败的消息，很为陈璧君担心。又听说胡汉民已经牺牲，大为感伤，乃为诗悼之。诗云：“马革生平志，君今幸已酬，却怜二人血，不作一处流。”后又听说胡汉民未死，才转悲为喜。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清王朝惊恐万状，一面起用袁世凯赴鄂镇压革命，一面释放政治犯，以涣散革命党人的斗志。在此形势下，摇摇欲坠的清政府，27日，被迫发布了《罪己诏》。30日，又发布了开放党禁的上谕，谓：“资政院奏请开放党禁，以示宽大而固人心一摺，所有戊戌以来，因政变获咎，与先后因犯政治革命嫌疑，惧罪逃匿者，悉皆赦其既往，俾齿齐民等因。钦此。”同日，内阁即奏请释放汪精卫等人，内称：“窃见汪兆铭等一案，情罪似出有因，……所有原供罪状，实系因犯政治革命嫌疑，致罗法网。在汪兆铭等，以改良急进之心，致蹈逾越范围之咎，其迹虽近愤疾，而当日朝廷不忍加诛，亦实以其情尚可原，冀有祓濯自新之日。……合亟仰悬天恩俯准，将此案监禁人犯汪兆铭及黄复生、罗世勋等，悉予释放。”

　　11月6日，司法大臣绍昌再次奏请释放汪精卫等，奏日：“查阅汪兆铭亲供，并无狂孛之语，应如何弃瑕采用，请旨片。再臣等查阅汪兆铭亲供所开各节，指陈政治之得失，发挥立宪精神，洋洋数千言，并无狂孛之语，抑且热忱苦志，时流露于公庭对簿之间，似此旧学新知，实属不可多得，其才可用，其志可悲。倘蒙天恩释放，加以驱策，当更感激圣慈，濯磨有效。谨抄录汪兆铭亲供一份，恭呈御览，应如何弃瑕采用之处，出自圣裁，谨附片陈明请旨。”同日，清帝发布上谕：“法部奏党禁即开，拟将监禁囚犯政治革命嫌疑人犯，请旨悉予释放，并抄录亲供呈览各摺片，汪兆铭、黄复生、罗世勋均着开释，发往广东交张鸣岐差委。钦此。”当天，汪精卫等即被释放出狱。不少民众围在刑部门前，争睹这位英雄的风采。

　　4身在曹营心在汉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伟大的辛亥革命开始了。为了缓和局势，清政府只好一面起用袁世凯，另一面将汪精卫开释出狱。当时，袁因遭清廷罢斥，以足疾开缺放还回籍；汪亦以谋刺摄政王败露成为阶下囚。袁汪二人在当时可以说是同命相连。

　　辛亥革命在江南大地上迅猛发展，清政府为了挽救危机，派陆军大臣荫昌亲率近卫新军两镇南下，并已起用袁世凯为两湖总督，督办剿抚事宜。袁则以“足疾未痊，难肩重任”为辞，以报被罢斥宿怨。荫昌所率北洋军将校，多为袁的旧部，号令不行。清廷复任袁为钦差大臣，全权节制，率军镇压革命党人。但袁却暗中利用革命党与清朝的斗争，企图坐收渔利。

　　袁世凯与革命党人之间毫无渊源。辛亥革命前，同袁有交往的革命党人独有汪精卫。清政府为了同革命党人相通融，便任袁为内阁总理大臣，袁、汪二人携手之机来临了。

　　当汪精卫出狱时，袁世凯尚在河南原籍，未到北京视事。但袁已致信其亲信梁士诒，信中写道：“南方军事尚易应付，北京政治，头绪棼如，正赖足下居中策划，请与唐少川预为布置。”梁士诒受袁之托，四处进行活动。因他是汪精卫长兄汪兆镛的乡榜同被清政府任命为钦差大臣的袁世凯。

　　年，以年谊乡谊关系，特赴汪精卫的住处交换国是意见。经梁士诒介绍，汪精卫和袁世凯之子袁克定相识。两人一见如故，颇相投契。

　　汪精卫出狱后，在11月15日与杨度一起，组织了“国事共济会”。主张开国民会议解决国体，公然散布革命招瓜分、生内乱的陈词，这正是五年前汪精卫批判过的保皇滥调。因此革命党的喉舌———上海《民主报》对汪的这些活动曾写社论痛加批评。正如袁世凯所预料的，汪组织京津保同盟会，并取得领导权，对于革命党人筹备武装起义，多方限制劝阻。于是，在清政府统治的北方，他成了袁内阁的得力助手，而在革命党内则是拥袁倒清论的重要鼓吹者。汪精卫此时留居北京已无必要，30日他去天津，寓居租界内的一个旅馆中，对外说准备在天津筹办报馆，作为掩饰，而暗中则派人赴上海，将会晤袁世凯的经过告知黄兴等人。黄兴赞同汪精卫的活动，愿与袁世凯呼应合作，南北双方，遂有了默契。

　　而袁克定则往返于京津之间，传递消息。

　　1909年，袁世凯被载沣赶出朝廷后，隐居家乡河南彰德洹上村，以渔翁自居，终日策杖弄舟，披蓑戴笠，实则等待时机卷土重来。此图即为袁世凯洹上村垂钓图。同时，受同盟会指派，与袁世凯联络，争取袁世凯反对清廷。此时的汪精卫，已成了袁世凯家里的座上客，而且与袁克定结成金兰，深得袁世凯的赏识。《辛亥革命录》是这样记载的：“十一月初七日下午五时，清内阁总理大臣袁世凯见汪兆铭于内阁总理官署，使兆铭之沪，以革命党人立场，斡旋于伍、唐两代表间，以免和议之局因孙先生归国而中变，于是授兆铭议和代表参赞之名，俾得协助绍仪，但对外秘不发表。同日下午七时，世凯复见兆铭，其子克定亦相偕至，世凯命其子克定与兆铭约为兄弟。先是袁世凯三见兆铭，每见必以一人必以暮夜。盖此时世凯所资以利用兆铭者，则为京津保革命人之控制，与听取南方革命党人之情势，藉以纵横捭阖耳。

　　及闻孙先生归国，则知非绍仪之外交所能胜任，遂使兆铭南下以周旋于内。当兆铭、克定相偕见世凯之夕，室中须设盛筵以待之。兆铭、克定见世凯，回叩首，世凯南面坐，兆铭、克定北面立，世凯顾兆铭、克定曰：汝二人今而后异姓兄弟也。克定长，当以弟视兆铭，兆铭幼，则以兄视克定。吾老矣！吾望汝二人以异姓兄弟之亲，逾于骨肉。兆铭、克定则合辞以进曰：谨如老人命，于是又北向四叩首。叩首毕，兆铭、克定，伴世凯食，食罢而退。“

　　袁世凯还曾叫袁克定邀汪到洹上相识相叙，行时极为秘密，无人知晓。据汪后来对其侄汪希文说，他初次到洹上与袁世凯相见时，伸出右手准备与袁握手为礼，不料袁不习惯于此，却笑着向汪深深打了一揖，汪紧忙还了一揖，而后就坐。袁世凯笑着对汪说：“素来仰慕阁下是海内大文豪，今获相见，深感欣幸。”接着又称道“甘水桥之壮举，可与汉朝开国功臣张子房博浪之一击，先后媲美”。汪听后身感飘然。两人觉得颇为投机，只感相识恨晚。汪精卫便向袁道出革命党人希望袁以所拥兵力推倒清廷；袁则想利用革命军的声势压清朝皇帝退位。两人利害相同，一拍即合。此夜汪精卫与袁世凯密谈到深夜，在场侍坐者仅袁克定一人。第二天清晨，袁世凯命其子伴送汪返京。临行，袁世凯写信给梁士诒，嘱他筹款十万赠送于汪，作为路费。汪出身清苦，一生未见过如此厚礼，不免大吃一惊，认为非义之财万难接受，坚不肯要。梁士诒劝道：“阁下北京刚刚恢复自由，离家万里，身边岂能无钱，就是赴天津、上海斡旋国事，亦非钱不可。此是袁宫保的美意，何必客气？”最后，汪接受大洋一千元，退还了九万九千元。

　　11月下旬，袁世凯就任内阁总理大臣，大权在握，他重新上台后，大耍反革命两手，以图实现其险恶的目的。袁秉政后的第一个命令，就是要冯国璋攻下被革命党人占领的汉阳，以坚清廷对他的信任，同时也给革命党人一个下马威。

　　但革命军英勇奋战，顽强反击，与冯国璋的北军隔江对峙。

　　12月1日，汪精卫在天津意租界召集革命党人会议，宣布成立中国同盟会京津保支部，被推为支部长。南北议和开始后，12月9日，汪精卫被南方十一省代表推举为议和参赞，13日随唐绍仪赴武汉，会见黎元洪。17日，汪由北京经武汉来到上海。陈璧君此时也来上海相聚，二人历经艰险，久别重逢，高兴之情，难以言表。25日，孙中山从欧洲回到上海，汪精卫、陈璧君均到码头欢迎，孙中山与汪精卫热烈拥抱。26日，汪精卫赴孙中山寓所，出席同盟会干部会议，商讨组织临时政府方案，决定先向各省代表示意，选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并由马君武著文在《民立报》披露。南北议和时，汪以南方军政府和议参赞的身份，“极意斡旋于伍廷芳、唐绍仪之间”，并配合帝国主义分子、旧官僚、立宪党人，散布总统非袁莫属的谬论。他扬言：“项城（袁世凯）雄视天下，物望所归，元首匪异人任。”孙中山就任南京政府临时大总统后，最初反对议和，汪竟反讥说：“你不赞成议和，难道是舍不得总统吗？”对孙中山施加压力。

　　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其就职宣言就是由汪精卫代为起草的。1月3日，上海报界公会柬请孙中山大总统，于午后l时在老靶子路赵家花园设宴欢迎，汪精卫奉孙中山电命代其出席，并致答词。1月22日，同盟会在南京举参议院任命袁世凯为临时大总统后，孙中山电促袁南下就职，并派出以蔡元培为专使（前排右四）、汪精卫（左一）等为随员的代表团迎袁南下。这是1912年9月迎袁使团到北京时的合影。

　　行会员大会，讨论修改誓词及改组政党等问题，因孙中山方综国政，不宜兼摄党事，有举汪精卫为总理之提议。2月12日，清宣统皇帝溥仪下诏宣布退位，结束了延续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13日，孙中山向临时参议院提出辞职，推袁世凯为总统，但政府须设在南京。18日，临时政府派蔡元培为迎袁专使，汪精卫、宋教仁、魏宸组等八人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袁来南京就职。21日，迎袁专使乘招商局新铭轮由上海北上，汪精卫、陈璧君也随船前往，因雾阻，24日船才到天津。在舟中，蔡元培、唐绍仪、汪精卫等人发起组织“进德会”，目的是“以矫社会渐趋奢侈，政客之猎官热”。

　　规定会员：不狎邪、不赌博、不置妾。如能谨守前两条者，为进德会赞员。特别甲部会员，除前列三项外，加不作官吏。

　　特别乙部会员，除前列四项外，加不作议员、不吸烟。特别丙部会员，除前列六项外，加不饮酒、不食肉。全部戒约共八项，所以也叫“八不会”。对组织此会，陈璧君也表赞同。

　　26日，汪精卫与蔡元培、唐绍仪一行人抵天津。27日下午，汪与蔡元培等乘专车由津抵京。晚上会晤了袁世凯，并向袁递交参议院举袁为临时大总统之通告及孙中山致袁的手书，请袁赴南京就职，并商谈国都迁往南京事宜。汪精卫、陈璧君到北京后，利用公余时间，查看了谋炸摄政王的小石桥，二人携手伫立桥上，感慨万千，流连忘返，汪曾赋诗一首，以抒情怀。二人还参观了关押汪精卫的刑部监狱，昔日阶下囚，今日座上客，心情自然不同。警厅又把过去查获的汪精卫的书报、衣物，全部奉还。28日，汪与蔡元培等再次往见袁世凯，商迁都及袁赴南京就职问题。晤袁后汪电孙中山谓：袁慰廷（世凯）极愿南来，惟因尚未交定，现定29日再晤详谈。29日上午，汪与蔡元培等再晤袁世凯，袁允俟军事、民政及新政府布置妥定后，即行南来。当天晚上，第三镇陆军两营在北京发动兵变，汪精卫偕蔡元培等仓皇避入附近美国人格林家。由于革命党人妥协，政府改设北京。3月13日，汪精卫等人离开北京，乘京汉路火车去武汉谒黎元洪，18日回到南京，向孙中山作了详细汇报。4月2日，孙中山辞职后，偕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陈璧君等人回到上海，准备返粤。

　　4月5日，黎元洪致电孙中山，欢迎他去武汉。8日，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等乘联鲸号兵舰去武汉。

　　在舟中，汪、陈二人反复推敲，作《念奴娇》词一首。词云：飘摇一叶，看山容如枕，波浪如簟，谁道长江千里直，尽入襟头舒卷。暮霭初收，月华新浴，风定微波剪。惕然携手，云帆与意俱远。

　　在武汉，汪精卫夫妇与孙中山一起，出席各种欢迎会，参观了汉阳兵工厂、造币厂，游览了武昌黄鹤楼。12日，孙中山等人乘原兵舰返回上海，17日，乘泰永号船回粤。汪精卫和陈璧君则双双回家结婚。4月26日，先到槟城陈璧君家中，此时陈父已去世，汪精卫又成了开国功臣，对其婚事，自然无有异议。5月17日，汪、陈二人由槟城经新加坡回到香港。是日，随同宋庆龄、孙科和胡汉民夫人杨淑子，一起回到广州。汪精卫把陈璧君介绍给全家人等，并正式举行了婚礼，何香凝是他们的女傧相。5月25日，《民立报》发表了汪、陈结婚的消息。汪又拿出一笔生活费，送给曾与他订婚的刘文贞，才算彻底了结此事。后刘文贞学医成名，曾任广东省立医院妇产科主任医师，与陈某结婚，汪精卫才觉心安。

　　袁世凯取得大总统宝座后，得意忘形，不可一世，深感汪精卫斡旋之力。6月8日，汪出京南下，向袁告辞，袁率全体阁员为汪饯别。席间，袁询问汪：“你尚有什么担心吗？”汪笑答道：“局面已经大定，有你在，万事可放心，此时只系担心你死而已。”袁闻言，初颇愕然，但细心一想，转而窃喜说：“你的话不错，此时我真不能死，没了我一切都完了。”大家听罢，举杯为之一笑。汪的话，表面上不免来复突兀，似乎不详，实际是恭维袁世凯已到了顶点。后来袁再厚赠以路费，并明令为汪授勋。

　　中华民国成立后，袁世凯曾聘请汪精卫为高等顾问，广东也几次推举他出任都督，他都坚辞不就，决心和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1912年4月，他们由上海南归时，途经福州，特邀时任福州女子师范学校校长的曾醒和校监方君瑛一同赴法。汪、陈结婚后，就去南洋各埠游览，准备赴法。7月28日，到了怡保，参观了锡矿等处。31日，来到基珑吱。8月1日，回到了槟城。

　　对于汪精卫和陈璧君出国留学，孙中山曾去信劝阻。8月9日，汪精卫复信孙中山说：如今“政体已经共和，而弟所受之学说，则日本君主立宪国学者之言也。吾党方提倡之三民主义，而弟于此学殊无所闻知，逆计将来出而任事，不为国家福也。现弟所有者只社会上之虚名，此等虚名，自误误人，不可久尸，故弟求学之念甚坚，不可动摇……请俟弟学成之后，届时或更稗于先生也。”不久，曾醒等人来到槟城。于是，汪精卫、陈璧君、曾醒、方君瑛、曾仲鸣（曾醒之弟）、方君璧（方君瑛之妹，曾仲鸣之妻）等人，一起乘船去了法国。途中，汪精卫曾赋诗多首，述其“无官一身轻”，悠闲自得的心情。在《登鼓山》诗中云：登山如登云，盘纡千仞上，寥寥万松阴，惟听疏蝉响。

　　在《太平洋听瀑布》诗中云：一片沦漪不可收，和烟和雨总无愁；何当化作岩中石，一任清泉自在流。

　　9月5日，汪精卫、陈璧君一行抵法国马赛，受到褚民谊、李石曾、张静江等人的欢迎，大家同去巴黎观光。后接受李石曾的建议，决定住在离巴黎不远的蒙太尼城，李氏夫妇也寄居在此。该城有男、女中学各一所，曾仲鸣、方做贤去男子中学寄读，方君璧到女子中学寄读。汪精卫、陈璧君、曾醒、方君瑛四人则在家请教师补习法文，并由汪精卫给他们讲授国文和诗词，过起了悠闲的“小休”生活，对国内政治十分冷淡。次年4月，汪精卫的长子汪文婴在蒙太尼城出生，为其“小休”生活平添了无穷乐趣。因陈璧君生育后无人照看，方君瑛承担了全部看护之责，为了表示对方君瑛的感激之情，所以将此儿取名为“婴”，“婴”与“瑛”谐音，以此作为纪念。

　　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被袁篡夺后，他便凶相毕露，想用铁血手段扑灭革命势力。孙中山等国民党人被迫再举义旗，进行二次革命，最后归于失败。袁下令通缉孙中山、黄兴等人，而对汪则以礼相待，汪在袁的资助下，偕其妻陈璧君赴法国留学。以后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汪没有参加。袁世凯新华宫称帝，国事蜩螗，汪氏夫妇仍在法国，不但以帝制为然，也没有参加讨袁活动。

　　辛亥革命后，革命党人在政治思想上陷入了混乱。有人投靠地主买办阶级，猎官逐利；有人提倡“革命军兴，革命党消”；有人宣传无政府主义，声称不为政府延长战争；也有人自命清高，主张退出政坛。汪精卫当时属于后一类。他伙同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提倡“六不主义”、“八不主义”，标榜“不吸烟”、“不纳妾”、“不做官吏”、“不当议员”等等。

　　可是，此时的中国，辛亥革命在一片胜利的欢呼声中流产了，胜利的果实被袁世凯摘走。袁一手利用了革命党人迫使清帝退位，取得渔人之利；接着，袁又凶相毕露，举起另一手，想用铁血手段扑灭以孙中山为首的民主势力。

　　从1912年12月至1913年2月，第一届国会选举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宋教仁等全力投入竞选，结果国民党在参、众两院获得了压倒多数的席位。为了实现在中国建成一个独立富强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抱负，宋教仁亲自到长江流域各省宣传游说，发表政见，力图组织真正的国民党内阁。他还拟定了一系列内政和外交方面的具体政策，准备他当政时实行。但宋教仁等过于幼稚天真了，与虎谋皮，袁世凯已把罪恶的枪口对准了他。

　　1913年3月13日，宋教仁在上海车站遭枪击，伤重身亡。袁世凯得到宋被刺消息，假惺惺地电令江苏地方官吏“迅缉凶犯，穷究主名，务得确情，按法严办”。然而“穷究”的结果，主持行刺的正是袁自己，而直接布置暗杀的则是袁的亲信、国务总理赵秉钧。当时有一《挽宋教仁联》说：“前年杀吴禄贞，去年杀张振武，今年杀宋教仁；你说是应桂馨，他说是赵秉钧，我说是袁世凯！”

　　“宋案”真相大白，全国哗然。孙中山从迷雾中猛醒，认为“非去袁不可”，主张立即兴师讨袁。但此时国民党内部意见分歧。黄兴等对武力讨袁没有信心，主张听候法律解决。广东都督胡汉民正与陈炯明争夺广东地盘，顾不上考虑反袁问题；安徽都督柏文蔚准备向袁妥协；湖南都督谭延持观望态度。只有江西都督李烈钧等人拥护孙中山的主张。

　　大部分国民党议员则留恋名位，主张在北京联合其他党派，以全国国会的力量从事“法律倒袁”。孙中山同时急电汪精卫等人，要他们迅速返国。陈璧君对国内形势的变化也甚为关注，让汪精卫一人回国又放心不下，于是决定将汪文婴留在法国，由方君瑛代为抚养，汪精卫夫妇、曾醒及蔡元培等人匆匆回国。

　　6月2日，汪氏夫妇和蔡元培一行返抵上海，立即与赵凤昌、张謇等人联络，开展了南北调停活动。汪精卫表示：

　　“此次归国，先游南方，后赴北京，必不为矫激之言与姑息之行，但抱一尊重法律、维持人道之决心。”完全是一副不偏不倚的和事佬腔调。汪跟袁世凯的幕宾谋士张謇、赵凤昌等人协商过调停条件，内容是：在议会中占多数的国民党议员保证举袁为正式总统；皖、粤、赣、湘四省革命党人的都督职位，在正式总统选出前暂不撤换；刺杀宋教仁案，将束罪至洪述祖、应桂馨而止。袁对汪力主调和，大加赞赏，却不采纳调停条件。汪精卫被袁称为“精卫达者”，托梁士诒“转约北上”。汪的契兄袁克定，还给他拍了一封热情洋溢的电报，说：“分别已经一年了，很想见到你”，“希望你能早点来，也好安慰我这个有病的老朋友”。汪虽没有北上，他在上海活动十余日后，即偕陈璧君南下广州，与粤督胡汉民交换意见。

　　在国民党人争论不休的时候，袁世凯磨刀霍霍，积极准备对革命党人进行武力镇压，黑云压城，战端将起。为了筹集战费，4月26日，袁指派赵秉钧等同英、法、德、日、俄五国银行团谈判，签订了经年未定下来的2500万英镑的所谓善后大借款的合同。正如列宁当时所说：“中国的新借款被用于反对中国的民主派，‘欧洲'拥护准备实行军事独裁的袁世凯。”

　　袁做好充分准备后，又大造舆论，攻击孙中山、黄兴“左又是捣乱，右又是捣乱”，“现在看透孙、黄除捣乱外无本领”；无耻吹嘘自己是“受四万万人民托付之重，不能以四万万人之财产生命听人捣乱”，扬言“彼等者若敢另组政府，我即敢举兵征伐之”。6月间，他借口李烈钧、胡汉民、柏文蔚曾通电说反对善后大借款，不服从中央，予以免职；派兵南下，进入江西，发动反革命内战。革命党人被迫应战，南方数省宣布独立，“二次革命”战幕拉开。6月9日，汪精卫接袁世凯电，请他与蔡元培、唐绍仪、伍廷芳到北京，报告南京情形，面商维持大局办法。汪精卫复电婉辞。17日，汪精卫由香港抵广州入都督府，与胡汉民商谈一切。22日他偕胡汉民乘宝璧兵舰离粤赴香港。7月初，汪精卫由广州回到上海，继续进行斡旋活动，并创办了《公论晚报》。

　　7月中旬二次革命爆发。19日，汪精卫与蔡元培、唐绍仪联名致电袁世凯，请其辞职。23日，汪精卫在《民立报》上发表《国民一致之决心》一文。声称：袁世凯非去职不可，使袁果去，乱将立息。27日他又发表《书（新闻报）短评后》一文，驳斥上海《新闻报》不问是非，要求南北停战的主张。指出：“东南各军是以讨袁为目的，其所宣言皆谓反对袁氏一人，袁氏去职，立即罢兵。”29日，汪精卫发表《地方思想之害》一文，鼓动各地起而讨伐袁世凯，谓：“军兴之原因，是由于袁氏失职，法律之力所不能制，不得已而诉诸兵力，以迫袁氏辞职而已。”8月1日，汪精卫发表《今日之财政问题》一文，揭露袁世凯对外大借款，进行反对东南之战争。他还与季雨霖、殷汝骊、夏杰唐、程潜，刘艺舟、胡经武等10余人，在上海静安寺路沧州别墅8号楼上开秘密会议，商今后进行办法。决定今后成立实行部，继续部，暗杀部。尽管汪精卫四处奔走，袁世凯仍我行我素，决心用武力消灭革命党人。在袁世凯的军事压力下，江西、南京反袁势力很快瓦解，响应赣宁武装讨袁宣布独立的安徽、福建、湖南，四川等省，也被袁世凯各个击破，相继取消独立，自动收场，不到两个月的“二次革命”即宣告失败。8月3日二次革命败局已定，孙中山偕胡汉民、黄兴、李烈钧等人先后避往日本。这时，汪精卫已感到在国内无事可做，乃于9月3日离上海前往欧洲。1915年6月汪精卫偕陈璧君至上海，10月下旬，他同陈璧君等人去槟城。为了照看孩子，又动员陈璧君的母亲卫月朗与他们结伴同行，一同赴法。11月底，汪氏夫妇第二次来到了法国。

　　汪精卫和陈璧君第二次赴法后，仍住在蒙太尼城，蔡元培、李石曾两家也住此地，他们经常在一起讨论时局。此时，汪精卫经济比较拮据，恰好袁世凯命袁克定给汪精卫、蔡元培汇来三千元，以示拉拢。他们收到后，“既不愿用，亦不便却”，最后商定用此款办一《学风》杂志，蔡元培已写好了《发刊词》，后因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巴黎的中华印字局停业搬迁，该杂志也未能正式出版。这时，汪精卫和陈璧君除自己学习法文外，汪还给勤工俭学学生讲课。

　　1914年8月1日，德、法两国正式宣战，不少伤兵运回巴黎医治。这时的陈璧君，不安心于蒙太尼的学习生活，毅然到巴黎参加了法国红十字会充当护士，照看伤兵，裹伤换药服务极为热情，颇受法国士兵的欢迎。不久，战火烧到了巴黎附近，法国政府命令各国留学生退出巴黎，陈璧君回到了蒙太尼，但此地也不安全。他们曾想渡海去英国，因战争环境，交通不便，未能成行。于是全家迁往法国东北部的阆乡农村避难，汪精卫有《避兵法国东北之阆乡》一诗纪其事，诗云：下帷长日未窥园，便趁秋晴出郭门，风景不殊空太息，江山如此更何言。残阳在地林鸦乱，废垒无人野兔尊，欲上危楼还却步，怕将病眼望中原。

　　在乡下听不到隆隆的炮声，汪精卫夫妻过着田园式的生活，领略着大自然的风光，倒也别有一番情趣。在这里，汪精卫写了《晓烟》、《晚眺》、《红叶》、《坐雨》等诗，充满了闲情逸致。“梁园虽好，却非久恋之家”，乡下虽然安静，但无法进行学习，于是汪精卫全家南下，来到了法国大城市都鲁司。此时，蔡元培、李石曾全家也迁来此地。他们在一起谈论世界大战，忧思满怀。吴稚晖曾追述当时情况说：“在欧战时，我和蔡孑民、李石曾、汪精卫诸先生在法国多罗斯，蔡先生说这种酷烈的战争，以后绝不会再发生了吧。”吴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又说：“弟于十一月与梁宇皋君由伦敦至法国之多罗斯，与蔡孑民、李石曾、汪精卫诸先生剧谈，彼等皆皱眉苦脸，希望以后无复战争。”

　　这时，陈璧君又身怀六甲，由于生活不安定，未满七个月就早产了。在曾醒、方君瑛两人精心照料下，婴儿竟免于夭折，这就是其长女汪文惺，“惺”与“醒”同音，取此名以示不忘曾醒辛劳抚育之恩。

　　孙中山逃亡日本后，他“不以挫抑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却”，“东渡以来，日夕共谋，非欲雪癸丑之耻，实欲竟辛亥之功”。孙中山先后派人联络东北农军和白朗起义军，还派陈乔英等发动上海起义，均未成功。1914年7月，孙中山在日本组织中华革命党，被推为总理，坚持革命斗争。

　　1915年，蔡锷在云南发动护国战争，孙中山也策动第二次讨袁，这时，国内形势再起波澜，袁世凯阴谋篡国称帝，逆迹日益暴露。他竟不顾全国人民的反对，悍然接受日本妄图变中国为其殖民地的“二十一条”，全国掀起抵制日货、声讨袁世凯的高潮。汪精卫、陈璧君多次商议，陈璧君主张立即回国，她怕万一中日决裂，归途且将断绝。汪精卫则主张去南洋进行筹款等活动，认为该地消息灵通，又可准衡缓急，急则归国效死，缓则筹款以设机关。于是决定将一双年幼的儿女托曾仲鸣、方君璧二人照料，并请蔡元培夫妇代为照看，汪氏夫妇动身回国。行前，汪精卫作有《自都鲁司赴马赛归国留别诸弟妹》诗一首。6月，汪精卫、陈璧君等回国，后经上海去香港，陈璧君登岸去广州，汪精卫乘原船去南洋。汪作有《六月与冰如同舟自上海至香港，冰如上陆，自九龙遵广九铁道赴广州归宁，余仍以原舟南行，舟中为诗寄之》四首。其一云：“一去匆匆太可怜，只余巾影淡如烟，风帆终是无情物，人自回头舟自前。”此时，孙中山仍留在日本，革命尚处困难时期，陈璧君回国数月，觉得无事可做，又思念儿女，乃于12月再次赴法。汪精卫在南洋及缅甸活动了一个时期，也未获得显著效果。

　　1916年春，汪精卫、陈璧君再次抵法后，仍住在蒙太尼，这里是勤工俭学的活动基地之一。不久，吴稚晖由英国伦敦来此检查勤工俭学情况，受到汪氏夫妇的热情接待，陪同他参观了农校、工校，又亲自送他去巴黎，顺道同游了方登布鲁森林，森林在蒙太尼和巴黎之间，是巴黎附近的名胜之一，林中有拿破仑所建之离宫。在森林入口处有一小城，有十余名勤工俭学学生在该地普通学校学习。

　　1916年3月29日，华法教育会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召开了发起大会，汪精卫、陈璧君、曾醒、方君瑛均出席了大会。

　　会议推举欧乐（法）、蔡元培为会长，穆岱（法）、汪精卫为副会长。宣布其宗旨是“发展中法两国之交谊，尤重以法国科学与精神之教育，图中国道德、知识、经济之发展”。该会中方职员蔡元培、汪精卫等人又联名发表《公启》，提出国内，教育四点计划：（一）扩张国民教育，（二）输入世界文明，（三）阐扬儒先哲理；（四）发达国民经济。又以该会名义写信给国内各省行政机关，号召华工去法。表示：“我等以为此事裨益于我国人者有三：一曰扩张生计；二曰输入实业知识；三曰改良社会。”6月22日，华法教育会在巴黎自由教育会所召开了正式成立大会，并在国内一些省市成立了分会。

　　5国父遗嘱起草人

　　1916年底，孙中山再次电召汪精卫回国。这时，袁世凯已死，由黎元洪出任大总统，但实权却落入了国务总理段祺瑞手中。他们肆意践踏《临时约法》，拒不召开国会，孙中山在国内掀起了护法运动。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决定，先由汪一人回国，陈璧君继续留在法国学习。1917年1月，汪精卫回国。途中，汪精卫作《六年一月自法国渡海至英国，复渡北海历挪威、芬兰，至俄国京城彼得格勒，始由西伯利亚铁道归国。时欧战方亟，耳目所接皆征人愁苦之声色，书一绝句寄冰如》。诗云：野帐沐风冷鬓须，州明月又何如，天涯我亦仳离者，莫话深愁且读书。

　　汪精卫回国前，蔡元培已先期回国，担任了北京大学校长，得知汪氏回国的消息后，曾邀请他去北大任教，称他是“中国今日之菲希特（德国哲学家）”。汪未应允。4月，汪精卫偕梁宇皋回到槟城，探视陈璧君的亲眷，小住十多日后回到上海。7月，孙中山偕海军南下广州，发起了护法斗争。8月25日，国会非常会议在广州开幕。9月10日，广州军政府成立，孙中山就任军政府海陆军大元帅，任命汪精卫为秘书并代理大元帅府秘书长。

　　陈璧君得知广州军政府成立的消息，也无心继续读书，于1917年9月，告别方君瑛、曾醒，举家东归，结束了持续五年的留学生涯。她将子女寄放在南洋母亲身边，把弟妹转送到上海大同学校，自己则跟随汪精卫投入了国内反对北洋军阀的斗争。

　　此时的汪精卫仍以清高自诩，不愿做官，只愿帮助孙中山做些党务和政治工作，加之当时在广东参加护法诸人中，鱼龙混杂，真正的革命党人不多，主要是滇桂军阀。对他们之间的勾心斗角，争权夺利，汪精卫极为反感。

　　1918年初，汪精卫即偕陈璧君去上海活动，一方面代表孙中山做些对外联络工作，一方面仍热心于勤工俭学运动。

　　5月20日，非常国会决定改组军政府，废除大元帅制，选唐绍仪、唐继尧、伍廷芳、孙中山等七人为政务总裁。次日，孙中山即偕胡汉民等去上海。这时，广东军政府再次邀请汪精卫回粤出任秘书长，遭汪拒绝。并作《广州感事》一诗，借以讥讽。在这种情况下，陈璧君在上海亦无所作为，曾借机去北京游览，畅游了颐和园、香山等名胜。汪精卫作《冰如薄游北京书此寄之》诗三首。

　　1918年11月，第—次世界大战结束，并决定翌年召开巴黎和会。因汪精卫长期生活在法国，熟悉法国情况，所以广州军政府推他为出席和会代表，汪因对军政府不满，拒不受命，但表示愿赴巴黎实地考察，从旁协助。1919年8月，他由上海出发，探望了正在日本神奈川县江之岛养病的胡汉民，然后到美国各地宣传。5月3日，始达巴黎，随即参加了拒绝在巴黎和约上签字的斗争。在此期间，汪精卫还参加了勤工俭学的活动，并去法国南部的比那莲山游览，曾作诗数首寄给陈璧君。11月12日，汪氏乘司聘司号船回到上海。他回国后，一面帮助孙中山编辑《建设》杂志，一面又和章士钊、陈独秀一起，筹组西南大学，经常来往于粤沪之间。1920年11月28日，孙中山、汪精卫、张继、戴季陶由上海重返广州，改组了军政府。1921年4月，广州非常会议开会，决定在广州另组中华民国政府，并推举孙中山为非常大总统，6月5日，孙中山正式就职。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召，第四次从法国回国，到广州任广东教育会会长。为了进行北伐，年底，孙中山在广西桂林建立了北伐军大本营，准备借道湖南，直攻武汉。不料身居粤军总司令、军政部长、广东省长等要职的陈炯明却反对北伐，孙中山派汪精卫等人多次去惠州劝说陈炯明，陈表面上说要“卖刀买牛”，暗中却与北洋军阀相勾结，准备发动叛乱。1922年3月21日，派人暗杀了支持北伐的粤军参谋长邓铿，同时，赵恒惕也反对北伐军通过湖南。于是，孙中山回师韶关，重建北伐大本营，并派李烈钧、许崇智等率军由江西北上。为了不影响北伐，又能制止陈炯明叛乱，孙中山冒着生命危险，6月1日，亲自回广州坐镇，对陈炯明的部下叶举等人晓以大义。6月14日，陈炯明打电报给廖仲恺，假意请他去惠州领款，并说“有事相商”，廖仲恺也想去惠州见陈，做些挽救工作。刚到石龙，即遭陈逮捕，关押在广州石井兵工厂。

　　1922年6月16日，陈炯明叛变革命，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7月3日，汪精卫同古应芬登永丰舰，晋见孙中山。后8月9日，孙中山在汪精卫等人伴随下退居上海。孙中山偕汪精卫、蒋介石等人抵上海后，陈璧君也由香港赶来上海。这时，孙中山认真地总结了陈炯明叛变的教训，决心加快国民党的改组工作。1922年8月25日，孙中山会见了专程来上海的共产国际的代表马林和越飞，月底，又会见了李大钊和陈独秀，讨论了“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等问题，决定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李大钊、陈独秀、张国焘、蔡和森等人，随即由孙中山亲自主盟，加入了国民党。

　　汪精卫在孙中山领导下马不停蹄地进行合纵联横的联络活动。9月4日，汪精卫出席孙中山召集的商讨改进国民党事宜的会议，会后，他同胡汉民赴杭州晤卢永祥，商联合反直事宜。14日，汪同胡汉民晤卢永祥，洽谈军事合作事宜。

　　结果甚善。17日晚，汪偕胡汉民由杭州返上海，22日就奉孙中山之命，同前湖南军总司令程潜离上海往奉天（今沈阳），与张作霖商洽段（祺瑞）、张（作霖）、孙（中山）三派反直军事政治合作计划。27日夜，经大连抵奉天，下榻奉天都旅馆。汪精卫旋即与张作霖会晤。10月3日汪精卫、程潜出席张作霖召开的欢迎会。与张讨论段、张、孙联盟之事，谓孙中山、段芝泉非争权夺利之辈，请张放心。至于孙中山，则更可为之担保。1923年1月26日，发表了《孙文越飞宣言》。孙中山接受马林的建议，在军事上不能再搞利用甲军阀打倒乙军阀，也不可能利用和改造旧的军阀部队，必须要筹办新的军官学校，培养训练崭新的、能听党的领导和指挥的军队。

　　改组国民党和筹建军校，都需要大量的经费，而当时国民党的经费又十分拮据。一天，孙中山召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陈璧君等人，研究经费问题，认为惟一的办法只有向海外华侨募捐，但又不能说为了开办军校，最后决定以执信学校的名义去美洲募捐。由于陈璧君系华侨出身，与各地华侨有一定的联系，又恰好在孙中山身边，于是决定由陈璧君担此重任，又任命其弟陈耀祖为执信学校校长，陪同前往美洲各地募捐。1923年4月29日，陈璧君偕陈耀祖由上海出发了，汪精卫亲送上船，并填《绮罗香》一词相赠。词云：月色轻黄，花阴淡墨，寂寂春深庭户。自下垂帘，不放游丝飞去。博今宵，絮语西窗；拼明月，销魂南浦。最怜他，儿女灯前，依依也识别离苦。苍茫烟水万里，好把他乡风物，台温情绪。柁尾低飞，空妒煞，闲鸥鹭。当海上朝生时，是江东暮云低处，正情懵，梅子初黄，小楼听夜雨。

　　陈璧君、陈耀祖姐弟的行程路线是：经香港、马尼拉，过太平洋，到美国檀香山，然后去三藩市，经美国南部一些城市去古巴，再经美国中部一些城市，最后到加拿大。每到一处，都有当地的国民党总支部或党员负责人予以接待和协助募捐，在美国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黄滋，在加拿大活动的主要负责人是刘芦隐和李佩书。足迹所至，除募捐外，还同各地的国民党同志，均有诚挚之接洽。当地华侨中不少人生活并不富裕，每天要从事繁重的劳动，陈璧君就利用晚上的时间，去各处讲演宣传。他们听说是为执信学校筹款，几乎无人不捐，这些海外赤子，出于一片爱国之心，把平时节省下来的钱，都资助了国内的革命斗争。上海《民国日报》1923年11月21日，刊登了一篇名叫高华的人的来信，介绍陈璧君在加拿大云市的活动情况。陈璧君和陈耀祖在马素陪同下，由美国来到云市，由该地国民党总干事刘芦隐负责接待。

　　第二天，先去拜访了华侨各团体，有中华会馆、同福堂、陈颖川堂及各教会。陈璧君身穿宝蓝绮霞缎衣裙，容貌端庄，华侨万人空巷，争瞻风采。下午，总支部又在万国酒楼举行欢迎会，陈璧君发表演说，谓执信学校，采用美国新学制，专以实施良好之国民教育为宗旨。因陈炯明破坏该校，故来募捐。陈耀祖和马素也发表了演讲。

　　1923年11月2日，陈璧君一行在海外活动了半年之后，回到了上海。此次募捐活动，远涉重洋，历经辛苦，取得了显著成绩，共筹款30余万元，解决了国民党人的经费困难，也有了创办黄埔军校的经费，孙中山十分高兴。这次募捐活动，也大大提高了陈璧君在国民党中的声誉。

　　当孙中山决定改组中国国民党、召集重要干部讨论制定三大政策时，汪精卫开始持怀疑的态度。汪虽在公开场合表示积极拥护，但对联共，特别是接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则执意反对。他说：“共产党如果羼入本党（国民党），本党的生命定要危险。譬如《西游记》上说，孙行者跳入猪精的腹内打跟头，使金箍棒，猪精如何受得了。”但是，当孙中山确定了三大政策，形势不可逆转时，汪精卫又改变了态度，大力讴歌改组，宣称：“中国国民党改组，对于本党，实在是起衰振废的良剂”：“国民革命，看看就要告成了。”他把自己置于国民党内反对和赞成改组的两派人之间，左右逢源，这使他受益匪浅。10月19日，汪精卫与廖仲恺、张继、戴季陶、李大钊等，被孙中山委为国民党改组委员。25日，孙中山组织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执行委员及候补执行委员，汪精卫同李大钊、古应芬等被派为候补委员，并负责起草党纲、章程，筹备召开全国代表大会。28日，国民党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正式成立，并召开一次会议，汪被推举为上海执行部委员。

　　陈璧君由美洲回来后，在上海小住数日，于1923年底回到广州。汪精卫仍留在上海，和廖仲恺等人一起，筹组国民党上海执行部，1924年1月6日才返回广州。1月20日，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孙中山亲自主持，汪精卫与胡汉民、林森、谢持、李大钊均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陈璧君被指定为三个妇女代表之一（其他二人为何香凝、唐允恭）。1月25日上午，汪精卫在大会上报告《中国国民党章程》修改案。1月28日上午，汪精卫在大会上以章程审查委员会主席身份，就跨党问题发言。谓：“曩者吴稚晖、李石曾、张溥泉诸君都是无政府党，我们已承认他们为国民党员，如何对于共产党员，又不允许他，这是什么道理？且党章上已有纪律专章，对于党员违反党义有所制裁，则党员跨党一层亦可不必过虑，且从前既以许之，固经过慎重考量，矧共产党又系国际，更何碍于本党乎？”汪精卫还发表《中国国民党何以有此次宣言》一文。谓：“在今日之环境中，我们在精神上有一种说不尽的苦痛：便是中国的现状和我们的主义不能相合，不但不能相合，而且相反。所以不能一致的最大原因，是革命党和群众还没有真正密切地结合。革命党如何能和群众做真正密切的结合呢？第一要训练革命党自己，第二要向群众宣传。根据这训练和宣传两个理由，中国国民党才有此次的宣言。大会通过了宣言，实现了国共合作。”会议选举了国民党第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汪精卫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夫妻双双进入了国民党最高领导层。

　　国民党“一大”决定在上海、北京、武汉等地设立执行部，由中央各执委分头负责，指定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等人负责上海执行部。2月10日，汪精卫偕胡汉民离广州，经香港乘轮船往上海。21日广东大学筹备成立，汪精卫被聘为筹备委员。2月，汪精卫再次被选为广东教育会会长。3月与胡汉民联名，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名义，发表重要声明，批驳所谓国民党“赤化”的谣言。谓：“国民党之惟一职任，在领导全国人民做反抗军阀及帝国主义之运动。鉴于历年之失败，欲重新整齐其纪律，坚强其组织，以应全国国民革命之需要。所有宣言章程及今后一切行动，均有明文及事实可以考证，全国各界，静以察之可也。”6月8日，应孙中山之召，汪精卫乘船由上海往广州。11日抵广州，当即赴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报告上海党务情况，旋同廖仲恺往大本营谒孙中山，陈述一切。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

　　汪精卫同孙中山、胡汉民、廖仲恺等出席，并代表中央执行委员会宣读祝词。谓：“三民五权，革命宗旨；谁欤实行？

　　责在同志。民国肇造，倏逾周纪，纷乱相寻，吾党所耻。誓竭血诚，与众更始，尽涤瑕秽，实现民治。军校权舆，革命所系，觥觥诸君，忠义勇起。勤于所事，以继先烈，以式多士，披坚执锐，日进无已。谨贡清言，愿同生死。“6月20日，戴季陶请辞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职，汪精卫受命代理，协助孙中山领导国民革命。这时，陈璧君之次女汪文恂已在广州出生。9月初，陈璧君受汪精卫之托，专程由广州去上海，请吴稚晖等人出面，调停孙中山和陈炯明的关系，以便利用陈的兵力援助北伐。此时，吴稚晖在上海永安公司后面闲居，陈璧君讲明来意后，吴也乐于出面，就和陈璧君一起乘英国邮轮返回广州，住在汪家。与汪商谈后，吴去海丰汕尾见陈炯明，陈炯明表示：大局形势未明，不得不沉机观变，但一定打吴佩孚。吴回广州后，于9月16日偕邹鲁去韶关，谒见孙中山。孙表示：陈炯明一定要写悔过书；如不写，就立即出兵福建，为北伐声援。这两条陈都不答应，致使这次调停失败。吴稚晖又在汪家住了数日，返回了上海。广州商团叛乱后，10月11日，汪精卫与许崇智、廖仲恺、蒋介石、陈友仁、谭平山等被孙中山指派为革命委员会全权委员，负责弭平商团叛乱，并设法收回关余，汪精卫还于27日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帝国主义与广东人》一文。指斥商团勾结英国殖民主义者，反对本国政府，制造叛乱。

　　1924年10月，第二次直奉战争战事正酣之际，冯玉祥在北京发动了震惊全国的“北京政变”。之后，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各怀着不同的政治目的电邀孙中山北上共商国事，孙中山为求得全国统一，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决定应邀北上。并指派汪精卫、发动“北京政变”的冯玉祥。

　　陈璧君夫妇随行。11月2日，汪精卫奉孙中山命草拟《北上宣言》。汪所任中执委常委由邹鲁代理，宣传部长由秘书陈扬煊代理。8日，汪精卫发表时评《一封努力革命的电报》，称赞冯玉祥请孙中山北上之电报，充分显示了革命党人的真面目，这次驱逐曹锟、吴佩孚，完全是为了扫除革命进行的障碍物。12日，汪精卫夫妇先去香港准备一切。第二天，孙中山偕宋庆龄等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北上，17日抵上海。经研究决定，派汪精卫、陈璧君和于右任乘火车先行北上，与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等联络。11月孙中山偕宋庆龄、李烈钧、戴季陶、黄昌谷等取道日本，转赴北京。11月24日，孙中山致电在大连的汪精卫夫妇称：“准11月30日坐北岭丸自神户出发，计程12月4日到天津”，要他们去天津迎候。26日，汪氏夫妇由大连乘长平丸抵天津。12月4日，孙中山一行准时抵天津，汪精卫等陪同孙中山会见了在天津的张作霖。后因孙中山在天津病倒，滞留到31日才去北京。北京各界十多万人冒着严寒，欢迎这位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伟大的爱国者到来。

　　汪精卫夫妇随同孙中山到京后不久，孙中山即病重不能理事，住进了医院。为了便于领导，特指定在京的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政治会议，由汪精卫负实际领导责任。为了反对段祺瑞的善后会议，汪精卫还为召开国民会议促成会而忙碌。这时，陈璧君、何香凝主要是协助宋庆龄照顾孙中山治病。

　　抱病北上的孙中山抵达天津时与宋庆龄的留影。

　　孙中山本来是抱病起程，又因旅途辛劳和对段祺瑞政府继续卖国痛恨，加速了病情的恶化。到北京后，他提议由汪精卫、李石曾、于右任、李大钊等为委员的广州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移北京处理一切政治事务。孙中山虽还在病榻上坚持处理公务，但更多的则是由汪精卫代之办理外事，接待宾客，发表谈话，汪俨然成了孙中山的代言人。

　　孙中山病情日趋恶化，国民党人商议预备遗嘱，待病危时再请病人签字。2月24日下午3时，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等受国民党诸同志所托，至先生病榻前请求留下遗嘱，孙中山展目环视。说：“你们有什么话可说？”汪精卫答道：“1月26日先生进入病院时，许多同志说，应请先生留些教诲之言，俾资遵循。如先生之病迅即痊愈，固无论矣，设或不痊愈，吾等仍可永远听到先生之教训。我们固知先生有力量以抗病魔，我们也愿助先生以抗病魔。但也想趁先生精神较佳时，留下教诲，则十年二十年后，仍可受用。”中山先生说：“我病如克痊愈，则所言者甚多，设使不幸而死，由你们任意去做，又有什么可说的！”

　　汪精卫答：“先生之病不久当可痊愈，只恐调养须时太久，难以处理公务，而本党又处在重要时期，行动不能有一刻停滞，还请先生早赐教诲，以便我们遵守，以利党务进行为是。”中山先生说：“我若留下话给你们，诚有许多危险。

　　当今无数敌人正在围困你们，我死后，他们更会向你们进攻。甚至必有方法令你们软化。如果你们不被敌人软化，强硬对抗，则又必将被加害，危险甚大，故吾仍以不言为佳，则你们应付环境，似较容易。如我必定说出，汝等将更难对付险恶之环境！如此，我还怎么说呢？“汪精卫说：”我们追随先生奋斗数十年，从未巧避危险，此后危险何畏？从未被人软化过，此后何人能软化我们？我们也深知大部分同志都能遵从先生之言，不计危险与生死。“中山先生说：”吾已著书甚多！“汪精卫说：”诚然，先生著有《建国大纲》、《建国方略》，《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诸同志都当竭诚奉行，还望先生为一总括之言。“孙中山终于同意了，遂由汪精卫代笔。第一篇是国事遗嘱，全文如下：”余致力国民革命凡四十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四十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及废除不平等条约，尤须于最短时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全文是：”余因尽瘁国事，不治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宋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还有一篇是给苏联政府的遗书，先生用英语口述，由鲍罗廷、陈友仁、宋子文、孙科记录。全文是：“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大联合中央执行委员会亲爱的同志：我在此身患不治之症，我的心念此时转向你们，转向于我党及我国的将来。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之首领。此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是不朽的列宁遗与被压迫民族的世界之真遗产。帝国主义下的难民，将藉此以保卫其自由，从以古代奴隶战争偏私为基础之国际制度中谋解放。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他被侵略国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命运使我必须放下我未竟之业，移交与彼谨守国民党主义与教训而组织我真正同志之人。故我已嘱咐国民党进行民族革命运动之工作，俾中国可免帝国主义加诸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之羁缚。为达到此项目的起见，我已命国民党长此继续与你们提携，我深信你们政府亦必继续前此予我国之援助。亲爱的同志，当此与你们诀别之际，我愿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谨以兄弟之谊，祝你们平安！”本来孙先生口述的遗嘱是：“联合世界上被压迫民族，共同奋斗。”汪精卫因知道许世英曾经来说过不要得罪列强，就改为“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这样写好之后，张继、邵元冲、胡汉民等还是反对，甚至连汪精卫和陈友仁所改写的比较模糊的语调，也认为“过左”，所以对汪、陈二人也不满。

　　2月24日以后，孙中山先生病情更加恶化，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利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山东医生王纶用日本最新发明的治肺痈药水，每隔一日注射一次。连续注射7次后，腹水有加无已。至3月10日，已百药罔效，群医束手。

　　孙中山先生神思仍然清楚，当听到党人报告东征军捷报时，十分欣慰，并令汪精卫电告胡汉民“不可扰乱百姓”。

　　11日，孙中山先生知自己已经病危，便召集同志和家属来到床前，说：“现在要分别了，拿前日预备的字来，到签字的时候了。”汪精卫取过遗嘱，由孙夫人扶先生手执钢笔签名。夫人泪流如雨，大家也都痛哭失声。何香凝回忆说：记得是3月11日早晨8点钟，我到孙先生的房间去看他，一见他的情形，我心里就很难过，原来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

　　我就赶紧出来，对汪精卫讲：“孙先生的眼睛已开始散光了。”并叫汪精卫拿遗嘱去签。陈璧君听见了，十分不满。她还骂我：“还说签？就是因为汪先生写了遗嘱，人人都骂汪先生，现在又叫汪先生叫他签遗嘱，将来不是别人更骂汪先生吗？”我只得又对宋子文、宋蔼龄他们说，他们赶忙入内细看，也都觉得应该签了。于是大家一起走到孙先生床前，请孙先生在遗嘱上签字。在动手签字时，孙夫人流泪如雨，大家也不禁哭起来。同志们又走近床前，孙中山先生说：

　　“我这次放弃两广来北京，是谋求和平统一。我所主张统一的方法，是开国民会议，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建设一个新国家。现在为病所累，不能痊愈，死生本不足惜，但数十年为国民革命所抱定的主张不能完全实现，这是不能无遗憾的。希望各同志努力奋斗，使国民会议早日开成，达到实行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目的。那么我虽是死了，也是瞑目的。”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民主主义革命家、爱国者孙中山在北京与世长辞，终年59岁。19日，孙中山的灵柩由协和医院移往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汪精卫、张继、林森、宋子文为第一组执绋人，陈璧君为女子第一组执绋人。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也因患肝炎，住进了医院。4月初，国民党负责人陆续离开北京，直到24日，汪精卫病情好转，才与陈璧君一起，沿津浦路南下，过南京时，察看了紫金山麓为孙中山选好的墓地，遂匆匆南下去上海。在沪期间，汪精卫曾就国民党内左右派问题发表谈话。谓：“关于本党主义，有总理遗著在，吾人当本总理之遗著，以为玉尺，而裁是党员之言论。悠悠之口，动辄以倾向共产目吾侪，而吾侪不任受者，即以此故，此则自命为左派中人者亦当深省也。

　　至于党员之行动，则视其能否于现在努力国民革命，而不必问其所蓄理想为何如。盖国民革命，乃卑之无高论的一件事，无论将来中国社会经济组织如何，此一件事皆不能不做，若并此一件事亦不做，则所谓左派，皆成空谈，而所谓右派，不特忘了民生主义，并民族主义亦已忘矣。“汪精卫和陈璧君于5月3日乘加拿大号邮轮返粤，5日抵香港，8日到汕头，先去粤军总部拜会了许崇智，10日又去潮州拜访了蒋介石。第二天，蒋介石陪同汪氏夫妇同游潮州名胜关帝庙，然后同去汕头。

　　6权力迷

　　孙中山逝世前，没有指定接班人，因而在他逝世后，国民党内部形成了群龙无首的局面。为了争夺国民党的最高领导权，内部展开了明争暗斗。当时，有可能继承孙中山地位的主要有三个人，一个是汪精卫，他有着谋炸摄政王的光荣历史，又陪同孙中山北上，是起草和亲承孙中山遗嘱的人，俨然是一位顾命大臣，在政治上他基本上是个中间派。一个是胡汉民，孙中山北上后，被任命为代理大元帅，但他反对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是国民党中的右派。还有一个是廖仲恺，曾积极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认真推行三大政策，是无产阶级的好朋友，国民党中著名的左派。汪、胡、廖三人，被人称为孙中山麾下的“三杰”。

　　在当时国共合作的情况下，谁要想成为最高领导人，首先要得到苏俄代表和中国共产党人的支持，同时也要得到军队领导人的协助。廖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胡汉民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汪精卫回到广州后，一面到处做报告，介绍孙中山北上和逝世的情况，借以抬高自己的身价，一面又在言论和行动上表示左倾，以换取苏俄代表和中共的好感。在军事力量方面则极力拉拢蒋介石和许崇智。

　　1925年6月15日，国民党中央召开全体会议，决定废除总理制，改为委员制，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领导机关。将大元帅府改组为国民政府，同年7月1日，广东国民政府成立，汪凭着起草遗嘱的身份、国民党“左”派头衔、同盟会老党员资格，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后又被选为军事委员会主席和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成为党政军最高领导人，陈璧君因而也成了第一夫人。胡汉民只担任了无事可做的外交部长。但汪精卫却故做清高姿态，再三辞谢，说难当此任。其夫人陈璧君也对人说，她不赞成自己丈夫负那种大任。对此事，邹鲁曾就汪的言行做过淋漓尽致的描述，他在《回忆录》中写道：“那时政治会议的秘书是伍朝枢先生，因为事情重大，他特别郑重，对于发出的选举票，收回的选举票，每次都高声报告。在选举票朗读完毕后，他立起来说：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他迟疑了一下，显得觉得有些奇怪，便故意又高声报告了一次：发出选举票十一张，收回选举票十一张，选举汪精卫的十一票。这样揭穿了汪精卫自己选举自己的伎俩，而汪也满面通红。”7月2日，汪精卫在10万广州军民参加的国民政府成立庆祝仪式上，庄重宣布：“国民政府当前的首要任务是挥师北伐，统一中国。”汪精卫的发言得到了在场军民的热烈欢迎，到处响起“拥护汪主席”的口号。汪精卫的国民政府遵守孙中山“联俄、联共、辅助农工”的三大政策，任命了一批共产党员担任政府的要职。

　　对于这种局面，国民党右派集团是极为不满的，决定对左派予以打击，妄图借暗杀手段，杀一儆百，造成恐怖气氛，把革命势力压下去。他们选中的第一个暗杀对象就是著名左派廖仲恺。为此，在胡汉民家中曾召开过11次会议，进行密谋策划，出席的有胡汉民、胡毅生、邹鲁、林直勉、吴铁城、孙科等，有人主张杀廖，有人只主张倒廖，会议无结果。

　　后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魏邦平等人又在“文华堂”和魏邦平家中，多次密谋，组织了这次暗杀行动。香港英国政府答应资助二百万元，事成之后，梁鸿楷可以出任总司令，魏邦平可以担任广东省长。

　　被国民党右派集团暗杀的廖仲恺。

　　1925年8月20日，廖仲恺在国民党中央党部门前被暗杀，同时遇难的还有中央监察委员陈秋霖。当天，即成立了由汪精卫、蒋介石、许崇智三人组成的特别委员会，有全权领导和处置一切。8月24日，汪精卫在蒋介石寓开特别委员会会议，决定翌日逮捕廖案嫌疑犯，他还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悼廖仲恺同志勖诸同志》和《悼陈秋霖同志》两文。

　　从凶手陈顺身上发现了破案线索，对于这次事件，胡汉民是知情的。第二天，胡就去向汪精卫打听消息，汪对他的提问竟不予回答。第三天，又去探听，汪仍不作答。24日晚，胡汉民到陈璧君处打听，二人一直谈到三更，陈对他进行了抚慰，并留他住下，胡坚持冒雨回家。25日，汪精卫下令逮捕廖案嫌疑犯林直勉、张国桢、梁士锋、胡毅生、林树巍、梁鸿楷、招桂章、早年与汪精卫情同手足的胡汉民。

　　杨锦龙等。蒋介石派兵搜查了胡汉民的住所，当时胡住在德宜西路他大哥胡青瑞家中。这时胡毅生、朱卓文已逃之夭夭，只抓到一个林直勉，胡汉民也在搜查时，躲入附近一亲戚家中，只将胡青瑞带走。当天下午，经陈璧君等人去说情，才被释放。陈公博在《苦笑录》一书中回忆说：“胡先生因为兄弟被捕，那天仓皇避到他亲戚的家中，汪先生怕胡先生不安全，请他的夫人陈璧君陪他到黄埔军官学校暂住。汪先生后来告诉我，许汝为还想藉这机会杀胡先生，汪先生对于这个提议不赞成，说胡先生只负政治上的责任，不负法律上的责任，因此通不过。不过因此胡先生的威信大损，难于安居广州，及后算是由中政会（即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派他到莫斯科考查政治，暂离中国，而胡先生则认为这是一种放逐，引为终身之恨。”胡汉民在危急情况下，又来到汪精卫家，汪不在家，他就请陈璧君打电话给蒋介石，询问究竟。蒋介石派侍卫长王世和带来一信，要陈璧君转交胡汉民。谓：“此事与先生无涉，仅毅生有嫌疑，故派人搜捕，”并将胡汉民带到了黄埔军校，以保护其安全为借口加以软禁。陈璧君也陪同来到黄埔，在此住了两天，以安慰胡汉民。当时陈璧君怀有身孕，大着肚子，往来奔走，胡汉民过意不去，第三天劝她回了家，并托她给汪精卫带去一信。

　　一星期后，蒋介石通知胡汉民，说根据鲍罗廷的建议，希望他去俄国休息休息，胡汉民心想，出去走走总比幽禁在黄埔好。同时，也可乘此机会对苏俄进行一番考察，就答应了这一要求。9月22日，胡汉民偕朱和中、李文范、杜松及女儿木兰等五人，乘俄国轮船去了苏联。

　　陈璧君在身怀有孕的情况下为胡汉民忙碌，这是因为他们之间有着不寻常的关系。本来胡汉民和汪精卫为莫逆之交，情似兄弟，二人既是同乡，又一起赴日留学，同时加入同盟会，成为孙中山的左右手。正如吴稚晖所言：“先生（孙中山）无胡（汉民）、汪（精卫）不盛。”特别是汪精卫在北京锒铛入狱，胡汉民为营救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此情此恩陈璧君没有忘记。在查审“廖案”中，汪精卫、蒋介石都成了获益者，汪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义派胡汉民出国，除去了一个政治上的竞争者；蒋介石迫使许崇智出走上海，少了一个同他争夺军权的障碍。从而形成了汪主政、蒋主军的局面。这也为汪、蒋日后离合、争斗埋下了伏笔。10月2日，汪精卫就任黄埔军校党代表，5日他出席中央常务会议，辞去中央宣传部长职务，并推荐毛泽东代理宣传部长。1925年10月，汪精卫以国民政府主席的名义，发布了东征陈炯明的命令，汪精卫亲自任命蒋介石为东征军总指挥。汪精卫那时还没有想到这个默默无闻的蒋介石，居然会在一年后成为掌握国民党的实权人物。

　　同年11月，反共势力日益嚣张，国民党老右派谢持、邹鲁等，策动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中央监察委员中的一部分

　　人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召开了一个反共会议，自称“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托庇于帝国主义和段祺瑞政权之下，并做出了一系列反革命决议案，其中心是反对中国共产党，对汪精卫处分是开除党籍六个月等。西山会议后，这些国民党右派即在上海另立中央，同广州国民党中央相对抗。对于西山会议派的猖狂进攻，汪精卫在广州《民国日报》撰文《我们汪精卫与蒋介石在广州时期的合作因中山舰事件而告终。

　　应该怎样的努力》给予抨击。他说：“我们同志要反帝国主义的，便向左去；要生存于不平等条约之下，使中国永为次殖民地，以助成帝国主义之永保势力于世界的，便向右去，不必再用什么共产与反共的口号。因为，如果要做帝国主义走狗，不是将反共产三字便可作为护符。”随后又以孙中山忠实信徒的口吻大声疾呼：“只要是实实在在做唤起民众反抗帝国主义的工作，共产派也好，非共产派也好，便不愧为总理的信徒，也不愧为马克思的后觉。我们如果同在国民革命的战线上，而妄生共产与非共产的分别，以分散国民革命的势力者，绝非总理的信徒。”汪这些娓娓动听的言词，赢得了一些人的支持。

　　1926年1月1日，国民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汪精卫为大会主席团成员，陈璧君仍是代表之一。1月17日，宋庆龄专程来广州出席“二大”，汪精卫派陈璧君亲去码头迎接。在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对西山会议派抨击了一通的汪精卫，又退让了。会议只开除了邹鲁、谢持的党籍，通过了《弹劾西山会议决议案》，对国民党右派给予了一定的打击。会议选举汪精卫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宣传部长、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团委员、中央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国民政府主席兼常务委员，为党政军最高负责人。陈璧君当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蒋介石也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1月20日，大会闭幕。当天，蒋介石就邀请汪氏夫妇，在张静江陪同下，游览了黄埔东南之海神庙。22日，陈璧君陪同宋庆龄参观了中山舰。24日，又陪同宋庆龄、陈洁如等，观看了蒋介石检阅第二师。

　　汪精卫品格过于清廉，他不搞“封官许愿”，对自己的部下要求很严，由于跟汪精卫干捞不到什么好处，所以愿意追随他的人就很少。汪精卫也不会用“结拜兄弟”等方法来拉拢有权势的人，蒋介石曾两次给汪精卫送去兰谱，希望和汪精卫结为“拜把兄弟”，但都被汪精卫婉言谢绝。国民党“二大”之后，围绕着革命领导权和革命同盟军问题的斗争日趋激烈。戴季陶曾“挥泪”上书汪精卫与蒋介石，要他们“团结”“救党”。但蒋介石随地位上升，野心更加膨胀，对于想走向权力顶峰的蒋介石来说，汪精卫是第一个需要排除的障碍，两人围绕中山舰事件进行了第一个回合的争斗。

　　1926年3月18日，黄埔军校交通股长兼驻省办事处主任欧阳格到海军局传达了蒋介石的命令：调中山舰开赴黄埔候用。但3月19日中山舰开抵黄埔时，蒋介石却声称“并无调遣该舰之命令”。旋经李之龙请示蒋后，又将中山舰开回广州。中山舰往返广州黄埔间，均是奉命调动，而蒋却说是“无故移动”的“不法行动”。于是3月20日，蒋以防止中山舰“有变乱政局之举”为借口，擅自宣布广州戒严；派兵逮捕了李之龙，占领中山舰；并派兵包围苏联顾问团住宅和省港罢工委员会；扣留了黄埔军校和国民革命军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多人。这就是蒋介石一手制造的“中山舰事件”。蒋介石擅自镇压中山舰的跋扈行动，使汪精卫“怒气勃然”。原来此时汪正在家养病，这天早晨陈公博慌慌张张跑来，诉说此事，接着谭延、朱培德也来了，并捎来蒋介石的一封信。大意为：共产党意图暴动，不得不紧急处置，请示主席原谅。一直蒙在鼓里手无兵权的汪精卫虽然对蒋介石专擅行事极为不满，却只能称病隐退。

　　的汪精卫气冲冲地说：“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会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吗？”

　　说完就要去找蒋介石，经过陈璧君再三劝阻，汪对谭、朱说：“好！等你们回来再说罢，我在党有我的地位和历史，并不是蒋介石能反对掉的！”

　　第二天，汪又以军事委员会主席的身份，找来国民革命军几个军的军长，问他们敢不敢扣留蒋介石，这些人明知汪既无实力又无决心，不好和蒋反脸，都不表态。汪精卫也无可奈何，毫无办法。

　　3月21日晚，蒋介石来探视病况。22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于病榻前召集临时特别会议，讨论“中山舰事件”。汪精卫为了自己的面子，正颜指出：军事当局非奉党的领袖的命令，不得擅自行动，“我是革命政府和党的代表，这件事的发生我也有责任，我只责己不责人，一切均由我不能尽职所造成，我将引咎辞职。此事一切善后工作，均由蒋同志去办。”

　　这话显然是给蒋介石听的。而蒋介石当时考虑自己羽翼尚未丰满，军队还没能全部控制，共产党的势力一时还镇压不了，便迫于舆论的压力假惺惺地作了一个自我检查，说什么“此事起于仓卒，其处置非常，事前未及报告，专擅之罪，诚不敢辞”。会上经过讨论，决定仍然联俄联共，释放被扣押的共产党人。工作上意见不同之苏联同志暂行离广，李之龙受特种嫌疑，应即查办，汪主席患病，应予暂时休假。

　　23日，汪精卫与陈璧君商议后决定，匿居养病，不再理事，并从原住所西华二路搬了出去。24日，在中央宣传部任职的沈雁冰去看望汪精卫，陈璧君正在指挥两个女仆整理东西，沈雁冰告诉汪，他要回上海去。汪苦笑一下说：“你要回上海，我不久也要舍此而去。天下事不能尽如人意，我们的事业没有完，我们后会有期。”31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函。

　　表示：“今弟既厌铭，不愿共事，铭当引去。铭之引去，出于自愿，非强迫也。”4月1日，陈璧君致函蒋介石。谓汪精卫隐居之目的，一是为了疗病，一是为了使蒋能反省一切。9日，蒋介石来函称：“譬有人欲去弟以为快者，或以为得计者，而兄将如之何？以弟之心推之，知兄必无负弟之意，然以上述之事实证之，其果弟为人间乎？抑兄早为人间乎？

　　其果弟疑兄而厌兄乎？抑吾兄疑弟而厌弟乎？“并称：”自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来，党务、政治事事陷于被动，弟无时不抱悲观，军事且无丝毫自动之余地。“汪认为此事有损他的威望，便以退为进，当即辞职。

　　16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举行联席会议，改选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两职分别被谭延、蒋介石取代。5月11日，汪精卫与陈璧君乘法国“安者号”再度出洋赴法国马塞，6月中旬，与曾仲鸣夫妇抵巴黎，住郊区农村。这种对蒋介石的无声抗议，得到了一些人的同情，继续维持着他的所谓“左派”的声誉。连蒋介石也假惺惺地发表声明，敦请汪精卫、胡汉民回广州主持党政。

　　7向左走？向右走？

　　汪精卫偕陈璧君负气出国之后，可乐坏了蒋介石。此后，蒋介石一步一步地取代了汪精卫，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4月，蒋介石当上了军事委员会主席。接着，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他通过提出限制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5月，乘机当上了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兼任新设的军人部部长。同时，被推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后让位给他在政治上的代理人张静江。6月5日，蒋又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是时，谭延于汪走后代理国民政府主席，但他是一个“伴食宰相”，一切惟蒋是从。这样，北伐战争开始后，蒋介石已攫取了国民党的党政军一切大权。蒋介石的专权引起了国民党内许多人的不满，让人们回想起作风民主的汪主席的好处，于是“拥护汪主席，请汪主席回国复职”

　　的呼声四起。1926年下半年至1927年4月间，各省、市党部掀起了“迎汪复职”的浪潮。特别是坚持联俄、联共政策的武汉政府，在挫败了蒋介石迁都南昌的阴谋后，继续反对蒋的军事独裁，热切盼望汪精卫早日赴汉，共商国事。

　　蒋介石实际上非常反对汪精卫回国，认为“迎汪即是倒蒋”，但迫于全国迎汪呼声之高，也假作姿态催汪回国。对于迎汪，中国共产党也是赞同的，认为只有汪回来，国民党左派才能形成“中心”，也才能抑制蒋介石的独裁倾向。陈独秀表示：“我们赞成汪回，于国民党，于国民政府，于蒋有三种好处：第一，是武汉攻下后国民政府局面扩大，工作扩大，汪出来则政府增加得力负责之人，更能增强国民政府的力量；第二，是新近来归的小军阀，现时国民政府还不能丢掉这班人，他们与蒋之间的冲突，有汪出来可以和缓一些；第三，现时张静江等在粤的腐败政治，汪回可望整顿，不致被贪官污吏劣绅土豪断送了国民政府之民众的基础。”

　　汪精卫负气出走后，蒋介石攫取了国民党的最高权力。

　　1926年10月14日，国民党中央及各省、市地方党部联席会议在广州召开，18日，通过《请汪兆铭销假案》，并以联席会议名义致电，谓：“本日提出讨论，静江同志亦报告介石同志请公从速销假，共肩党国巨任之电，经全体一致决议，由本会迅电请公即日销假视事。除蒋同志派静江、石曾两同志欢迎外，由本会推何香凝、彭泽民、张曙时、简琴石四同志，即日前来欢迎，务乞眷念党国，立即移驾回粤。”1927年1月1日，蒋介石也电称：“谭、张、顾、何诸同志，昨到南昌，详述党务政治情形，知非兄速回，不能补救，望兄之切，无由表示，请以兄念弟爱弟者，而测弟孺慕之情为何如也？尚期璧姊同来。”2月21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政府委员扩大联席会议决议请汪尽速回国，出席即将召开的二届三中全会。28日，蒋介石再次来电称：“如兄不来，则弟惟辞去一切职务，以谢党国。”3月10日，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在汉口南洋大楼开幕，这次会议是一次不折不扣的反蒋会议，与会者们一致认为蒋介石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一意培植私人势力，现在又挟军力与党和政府对抗，制造军事独裁。如果不及早加以抑制，蒋介石必将成为袁世凯第二。

　　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一系列议案，“中央军事委员会组织大纲”，“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条例”等，均意在提高党权，削弱蒋介石的个人权力。会议还通过今后中央军事委员会不设主席，由汪精卫为首的7人集体领导。11日，在二届三中全会上汪精卫被选为中央常务委员、中央政治委员并主席团主席、中央党部组织部长、军委会委员并主席团主席和国民政府常务委员等。汪得到这些消息，甚为得意，认为东山再起的时机已到，汪精卫和陈璧君再次研究了国内形势，认为回国的时机已到，于是兴冲冲地由法国启程，经德国、波兰、莫斯科，日夜兼程，由法归国。

　　1927年4月1日，汪精卫乘坐的俄国邮轮抵达吴淞口。武汉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专程赴沪迎汪。蒋介石、吴稚晖、蔡元培等来晤，并在孔祥熙宅会谈，讨论“分共”问题。汪表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4月2日上午，在宋子文宅与宋等晤谈。晚，与李石曾单独会晤，继续讨论“分共”问题。李宗仁探得汪氏住处之后，和白崇禧等一行兴高采烈地去拜访他。李宗仁回忆说：汪氏的言谈风采，在梧州时给我第一次的印象太好了，那时我对他简直崇拜到五体投地，此时也认为他一旦恢复领导，则党内纠纷，卑刻便会烟消云散。这次在上海见到汪氏，我看他有点心神不定的样子。我们便向他陈述共产党最近在武汉跋扈的情形，以及在上海把持工会、学生会，扰乱治安，妨碍军事进展，若不加以抑制，前途实不堪设想。我们都诚心诚意地希望汪能恢复领导，谋求解决。这时中央党、政、军各负责人群集汪寓，大家一致抱怨共产党，诚恳地希望汪先生重负领导的责任。起先，汪总是默默地静听各方的控诉，未作表示。最后他才郑重地说：“我是站在工农方面的呀！谁要残害工农，谁就是我的敌人！”我一听汪氏此言，立刻便感觉到糟了，党内势将从此多事。汪是此时惟一可以弥缝党中裂痕的人，现在他不但不想弥缝，反而促其扩大，则本党的分裂将不可避免。

　　我当时便对汪解释说：“有谁主张残害农工呢？大家的意思，不过以为工农运动不可太越轨，影响革命军的进展，只希望工农运动能与军事配合，不要在后方胡闹就是了。”但是汪氏言辞总是闪闪炼炼，充满了疑虑。

　　4月3日，在上海莫里哀路孙中山故居，蒋介石、汪精卫、吴稚晖、李宗仁、蔡元培、李济深、李石曾、钮永建、宋子文、邓泽如、古应芬、张静江、黄绍等会谈，提议召开中央全体会议解决党内纠纷。蒋介石等表示，暂时容忍，出于和平解决之途。吴稚晖说：“现在共产党以武汉为中心，从城市到农村都在搞暴动，武汉的国民党已被共党所挟持，迟早要被吃掉。”蒋介石说：“目前我党已处于一个危险时期，也是一个转折关头，如果让共党再猖狂下去国民党就要垮台，现在一切党国命运在于汪主席复职。”汪精卫说：“蒋先生要兄弟来究竟要做些什么呢？”蒋介石说：“第一是复职。第二是把苏俄代表鲍罗廷赶走，此人在武汉成了太上皇，非把他赶走不可。第三是‘分共'.这三件事必须坚决做，立即做，请汪主席指示。”汪精卫回答说：“联俄容共的政策为总理手定，不可轻言更改。此事事关重大，须召开四中全会做出决定。党的民主制度、组织原则是必须遵守的。”吴稚晖站起来激动地说：“汪兄弟，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要讲什么组织原则，还要对共党心存幻想。”接着李宗仁、李石曾等人纷纷发言，反对汪精卫的意见，要求汪精卫不要偏袒中共。会中一致要求：汪氏留沪领导，并裁抑共产党的越轨行动。而汪则一再申述总理的容共联俄及工农政策不可擅变，同时为武汉中央的行动辩护。是时为武汉中央派来接收东南财政的大员宋子文沉默不发一言，其他与会人士则与汪氏激烈辩论。辩论至最高潮时，吴稚晖十分激动，竟向汪氏下跪，求其改变态度，并留沪领导。会场空气，至为激荡。

　　吴氏下跪，汪则逃避，退上楼梯，口中连说：“稚老，您是老前辈，这样来我受不了，我受不了。”全场人都为之啼笑皆非。紧张的场面，也充满了滑稽成分。

　　会议决定主要办法，即“召集中央全体执行监察委员联席会议于南京，以求解决。在未开会之前，赞成暂时应急之法数条如下：（一）负责通告中国共产党首领陈独秀君，立即制止国民政府统治下之各地共产党员，应即于开会讨论之前，暂时停止一切活动，听候中央解决。（二）对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迁鄂后，因被操纵，所发命令，不能健全，如有认为妨害党国前途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不接受此命令。（三）现在各军队及各省之党部团体机关，认为有在内阴谋捣乱者，于汪同志所拟召集之会议未解决以前，在军队应由各军最高长官饬属暂时取缔，在各党部各团体各机关，亦由主要负责人暂时制裁。（四）凡工会纠察队等武装团体，应归总司令部指挥，否则认其为敌对政府之阴谋团体，不准存在。”蒋介石发表拥汪通电。声称：“自汪主席归来以后，所有军政、民政、财政、外交诸端，皆须在汪主席指挥之下，完全统一于中央，中正惟有统帅各军，一致服从。”

　　4月5日，汪精卫又和陈独秀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汪兆铭、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强调：“我们的团结，此时更非常必要。”鼓吹国共两党“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如同兄弟般密切”。革命群众一时看不清他的真面目。《联合宣言》一出，国民党右派人士为之大哗。这天，汪精卫与蒋介石、吴稚晖、李石曾、蔡元培、柏文蔚、宋子文、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白崇禧、古应芬、甘乃光等在上海道尹署（特派员公署）开谈话会，汪声明本人与共产党领袖联合发表之宣言，仅言两党不可发生误会，未言两党共治中国。大家皆不以汪氏的行为为然。吴敬恒尤为气愤，当众讽刺汪说，陈独秀是共产党的党魁，是他们的“家长”，他在共产党里的领袖身份是无可怀疑的。但是我们国民党内是否有这样一个党魁或“家长”呢？吴说：“现在有人以国民党党魁自居，恐怕也不见得罢？”说得汪十分难堪，大家不欢而散。

　　汪精卫致函张静江，说明前往武汉之原因。中央执行委员会来电称：“中央已公奉执事为常务委员兼政治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并任命为民政及军事委员会主席团之一，工作重要，请速来鄂担任，时局严重，切勿稍延。”谭延、孙科、徐谦、顾孟余、陈友仁、宋庆龄等23人亦电请汪精卫速来汉，解决严重时局。由于汪、蒋在“分共”时间上发生了分歧，加之中山舰事件记忆犹新，如果汪留沪与蒋合作，只能成为蒋的附庸。考虑再三，权衡利害，汪精卫还是决定先去武汉。

　　4月6日，汪精卫由上海赴武汉。临行致电各党部，说明即日启程赴汉。抵武昌后，拟向中央提议，开一扩大会议，以解决一切重大问题。致函李石曾，声明本人对国共关系的意见：第一，民国13年来改组之国民党，其精神与方策决不可牺牲。第二，如以党为不必要则已，如以党为必要，则党之纪律不可不守，否则，党必为之破碎糜烂。

　　4月10日，汪精卫到达武汉，受到大量群众的夹道欢迎，使汪精卫非常感动。在10万民众参加的“迎汪大会”上，汪精卫说：“中国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4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央政治委员会会议，报告回国经过。会议决定对廖案有关人员进行审查，并被指定与谭延，陈公博、徐谦等人负责审查廖案总解决办法。那里的革命气氛和强烈的反蒋呼声，使他只能摆出左派面孔，发表激越演说，做出进步的姿态。4月12日，他还在为武汉《中央副刊》题词中写道：“中国国民革命到了一个严重的时期了，革命的往左边来，不革命的快走开去。”

　　“四一二”政变发生后，他通电痛斥蒋介石破坏三大政策。4月13日，汪精卫主持中政会会议，讨论蒋介石指使周风岐屠杀罢工工人等问题，提议于16日下午召集所有中央执监委员谈话会，讨论国民党与共产党的问题，国民党员与共产党员如何合作问题。随后汪精卫出席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及汉口特别市党部欢迎会，并发表演说，斥责蒋介石缴上海工人纠察队枪械，屠杀工人，“是反对农工，反对总理手定的政策，完全是反革命。”4月15日，汪精卫手书：“总理所定联俄，容共，农工三政策，是整个的，破坏一个政策，即是破坏整个政策，即是将改组本党的精神意义根本取消。一切革命同志，应该起来拥护此整个的政策。”汪出席国民党中执会第七次常委扩大会议，会议决定着即开除蒋介石党籍，并免去本兼各职，交全体将士，各级党部及革命民众团体拿解中央依法惩治。4月16日，汪精卫还致电各省各级党部及各级地方政府，申斥蒋等竟敢使西山会议继续开演于南京，竟于上海屠杀工人，如此丧心病狂，自绝于党，自绝于民众，纪律具在，难逃大戮。指出孙中山改组国民党“蒋实赞其谋，今日何忍对于总理留遗之党及其政策加以毁坏”。他谴责蒋杀害共产党人，甚至操着悲天悯人的腔调说：“每日得着各地屠杀的消息，真使我们流泪。”汪精卫忙于谴责蒋介石，蒋介石则忙于成立政府。蒋介石在筹划建立南京政府的过程中，原打算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以四中全会的名义宣布建都。但因不足法定人数而只好作罢。胡汉民提议以中央政治会议的名义召开会议，宣布在南京建都，这一提议得到大家赞同。在蒋介石和胡汉民的督导下，1927年4月17日，由吴稚晖主持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73次会议，做出“国民政府于18日在南京开始办公”的决议。同时发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奠都南京的宣言。

　　4月18日，蒋介石控制下的南京国民政府就在旧江苏省议会举行典礼，由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蔡元培将南京国民政府的大印授予胡汉民。南京国民政府由胡汉民、张静江、伍朝枢、古应芬任常委，胡汉民主持政府工作，实际充当国民政府主席的角色。政府下设办公机构，钮永建任秘书长，随后设外交部伍朝枢任部长，财政部古应芬任部长。后来，又相继设立司法部王宠惠任部长，交通部王伯群代部长，大学院蔡元培任院长，民政部薛笃弼任部长。蒋介石又宣布南京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成立，让胡汉民担任主席。蒋介石自己则以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身份主宰南京国民政府的一切大权。

　　在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典礼上，胡汉民发表演说时，表示要“一致拥护蒋总司令，以巩固革命阵营”。南京国民政府发表的宣言，更是明确宣布“以军事全权托付”蒋介石。蒋介石则发表对国民革命军将士的训示，要他们“一致效死，拥护我们南京建都的真正国民政府，并且要消灭共产党所操纵的伪国民政府”。

　　武汉方面同时以国民政府主席汪兆铭的名义，下令撤去国民革命军蒋总司令职务，任命冯玉祥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唐生智副之，并拟组织东征军顺流东下，讨伐叛逆。汉方军人唐生智、张发奎、程潜、朱培德等，也都摩拳擦掌，恨不得一举荡平东南，方泄其愤。“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内外危机迅速增长，帝国主义军舰的威胁，蒋介石对武汉的封锁，资产阶级工商业主闭厂怠工，地方流氓分子造谣煽惑，武汉政府面临着越来越大的困难。国库空虚，财政枯竭，政府内部反共气氛日趋浓厚，军队内夏斗寅、许克祥、朱培德等接连发动反共政变。随着形势一天天恶化，反共势力日复一日地增长，这一切使汪精卫感到在武汉坚持，凶多吉少。

　　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约见汪精卫，出示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紧急指示。汪精卫看到《五月指示》后大吃一惊，密令中写到：一、无视国民党的禁令，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二、在湖南湖北组织一只由2万共产党员和5万工农组成的工农革命军。三、改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有旧思想的一律驱逐，由各界工农代表取而代之。四、组织革命法庭审判反革命军官。汪精卫看完《五月指示》后冷汗直冒，由拥共一百八十度转为反共，成为一个坚决的反共分子。他把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看成是共产党颠覆国民党的证据，以此作为他反共的“理由”。6日，汪精卫偕谭延、徐谦、孙科、顾孟余、邓演达等离武汉赴郑州。

　　10日，汪精卫与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决议：（一）组织政治委员会开封分会，以冯玉祥为主席，指导陕、甘、豫等省党务。（二）成立河南、陕西、甘肃三省省政府，分别以冯玉祥、于右任、刘郁芬为主席。（三）第二集团军扩编成七个方面军，第四方面军撤回武汉。6月中旬，汪精卫开始召集中央党部中非共产党的负责人，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并召集国民党军事将领，布置防范共产党，听候中央决议。7月11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禁止请愿讨蒋运动。13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党中执会政治委员会第37次会议，提议要注意工人的行动，对土豪劣绅的审判为政府职权，农民协会勿庸过问。他还发表《主义与政策》一文，谓“所谓容共，是容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共同致力国民革命；如果对于共产党员，见着就捉，捉着就杀，固然是与总理容共政策大相剌谬。如果要将共产党的理论与方法适用于国民党里，甚至要将国民党共产化，那么，只能说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党，不能说是容共，必为总理所不容”。

　　中国共产党在1927年7月13日公开发表《宣言》说：“目前，革命已处于危急存亡之时刻，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党政府最近已公开准备政变……因此，中国共产党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看到中共发表的宣言后，7月14日晚，汪精卫召开秘密会议，确定了“分共”。15日他主持召开紧急会议，汪精卫拿出《五月指示》说：“我们从这份指示中可以看出五层意思，都是很厉害的。同志们，目前本党已经到了严重的关口，必须在这个会上做出生与死的抉择。”到会的国民党军政要人，孙科、唐生智等，纷纷发言支持“分共”，只有宋庆龄的代表陈友仁反对。汪精卫对宋庆龄等说：“孙先生的伟大之处就在于根据其三民主义之原则来发展他的观点，改变他的策略。当初他联合袁世凯，后来经过事实的教训就发动了讨袁，当初他依赖陈炯明，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发动征讨陈逆。如果孙先生看到今天武汉的形势，看到共党正虎视眈眈地欲篡我党之权、我党之军，他会怎样？他一定会改变他的三大政策的。”在这次会议上，通过的《统一本党政策案》，要求在国民政府和军队中任职的共产党员，在即日声明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但汪精卫说：“我们不像蒋介石那样搞武力清党，而是采用和平的‘分共'，这是最稳妥的步骤。”1927年8月1日，中国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武装暴动。武汉国民政府放弃了和平“分共”的政策，开始搞武力“分共”。1927年8月8日，汪精卫召开了国民党中央紧急扩大会议，通过了“武力分共”决议案。在武汉也开始了大肆逮捕处死共产党人，开始了血腥的大屠杀。其凶残程度较之蒋介石毫无逊色。汪精卫怎样来解说自己的变化呢？他颠倒是非地说，这是由于共产党放弃了孙中山的三大政策。同时，他也不得不向国民党的反共先驱们表示引咎、认错。他把自己说成“是误解了总理的容共政策”，并宣称：“我们惟一纠正错误的方法，是先补过，后引咎。”所谓“补过”，就是疯狂残杀共产党人和忠实于三大政策的中山信徒；而“引咎”，则是旨在求得南京政府的谅解。汪精卫以凶残的反共行动最终背叛了孙中山领导的革命，这是汪精卫、陈璧君夫妇一生中的一个转折点，从此他们走上了反革命的道路。

　　才华性格疯人古人称许一个人物，必讲文章盖世。若以此为标准，汪精卫可算得上半个人物。在文学上，他是一个有才华的人。在同盟会时期，无论他的文章，还是他的诗，笔锋犀利，热情洋溢，说古论今，旁征博引，具有强烈的煽动性。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这革命的囚徒之诗，使人们在敬仰之余，而生成仁取义之意。他的文章，说得头头是道、处处动情，有人评价他的文章和梁启超著作有异曲同工之妙。他还能做有声有色的通电，能起草有气势的宣言，有时，还在一些报纸的副刊上写诗话，能为小报写些离奇怪诞的小品。他的讲演，闻者动容，为人所共知。在这些方面，汪精卫可算是多才多艺。后来，因刺摄政王而声名远扬，出狱后又出洋留学，周游各国，和陈璧君过着极悠闲的生活。

　　就其工作，一跃成国民政府主席。这样，他的才华又被断送了。他以后写的那些风花雪月、儿女情长的诗，让人读之乏味，全无“血钟声响遍天涯”的可歌可泣的诗句了。

　　至于汪的性格，可以说是非常孤僻。他十三岁丧母，十四岁丧父，其长兄对他管教极严，长时间在严父、严兄的管教下，形成了他外表谦和而心地狭窄、懦弱自卑而又要出人头地、反复无常的矛盾性格。和他初次交往的人，都会被他谦厚的态度、温文的举止、流畅的言词、诚恳的表情，不知不觉地吸引着。不知道他实际生活的人，一定以为他宽宏大量，绝不会想到孤僻乖张的字眼。他非常喜欢别人吹捧他，给他戴高帽。如谁要是不知趣，给他提点意见，他虽当面点头称是，背地里便是“他妈的×”，“要你来教训我”，下流骂人的话，便如串珠般从口中滚出来。

　　汪虽没有当领袖的能力，却有极强的领袖欲念，因此惟我独尊的性格，除了陈璧君之外，谁也不可侵犯。后来当了日本人的儿皇帝，也学得忍气吞声，一副奴才相了。在汪的手下，只要小心奉承，顺他的性格，有当奴才、狗才的本领，就能干下去，并升官。褚民谊是汪的连襟，是由汪、陈两人做媒，与陈璧君之母卫月朗的养女陈舜贞结婚的。此人呆头呆脑，办事糊涂，汪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院长时，却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秘书长。他上任不久，就闹出了许多笑话。一次，汪批阅文件，看到秘书长盖过章的文件里错误百出，连公文程式都不合，不禁勃然大怒，把褚民谊叫来，脸色铁青地问：“你管的什么事？”褚被问得蒙头转向，一时不知如何回答。汪盛怒之下，顺手一推，将桌上的文件扔得满地都是，褚慌忙弯腰去拾，当着汪的面，翻来覆去地找毛病，但怎么也查不出来。汪见这种丑态，大骂：“滚出去！”

　　后来是一位秘书看出，原来那些应该用呈文的公文，褚民谊却误用公函了。又有一次，行政院举行例会，各部部长都已到场，专候汪精卫驾到。但等了许久，仍不见人影。褚民谊四处寻找，却不见踪影。突然，“砰、砰、砰”，厕所里传来了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接着就是一阵叫骂。褚民谊等人赶到那儿，才知道是汪精卫被关在厕所里出不来了。原来，行政院的房子是新建的，监工、接收、都由秘书长负责，可是整修扩建工程偷工减料，蒙混过关，质量不合乎标准。那副门锁也是次货，关了不能开，褚民谊却一无所知。一群人经过一阵推拉却无济于事，最后只好到外边请了锁匠，才把这位在厕所里关了很久的院长放出来。汪一怒之下，连会都不开了，褚民谊吓得满头大汗。后来，蒋介石集团在攻击汪精卫时，就拿褚举例子，以证明汪派执政的无能。但是，褚民谊毕竟效忠于汪精卫，这使得汪既讨厌他的无能，又舍不得抛弃他。褚也确实有他的修养，虽屡遭汪的责骂，也从不在意。从褚民谊也就可以看到汪手下人的德行及汪的用人之道了。

　　汪精卫在交友方面，无论公私，除了个人利益之外，绝无什么友谊。和他打过交道的人，以后多数对他恨之入骨。

　　吴稚晖是汪在同盟会和进德会及流亡法国时的好友，当时达到了亲密无间的程度，但后来两人分手，吴稚晖一气，大骂汪精卫，给汪扣红帽子。汪精卫骂吴稚晖是无耻文人。两人对骂，使彼此的丑恶行径都暴露无遗。汪精卫和胡汉民的关系，在同盟会时期及辛亥革命前后，可谓弦韦同佩、胶漆不离。汪精卫曾写诗，描述汪、胡间的友谊。但以后由于胡汉民在能力、地位上都比汪精卫高，他对胡便恨之若寇仇。最后，利用廖仲恺被刺案，把胡汉民赶走，排除了一个政治上的强有力对手。汪对朋友，爱之不见得欲其生，但恶之实欲其死，甚至死了也不放过。廖仲恺先生和汪的友谊之笃是人所共知的，孙中山去世后，汪能担任广东国民政府主席，多得廖仲恺极力拥护。公私之谊，不可谓不厚，廖仲恺遇刺后，他曾大写哀词，并作墓志铭。汪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何香凝痛斥汪的叛变行为，汪大为恼火。后来廖墓迁南京国葬时，国民党政府要人都到墓前致敬，致慰廖夫人，但汪只派他的连襟、太极拳师褚民谊代表打了一个转儿。可见，汪恨人之深，由生及死。

　　汪精卫的才华，加上他乖僻自私、变化无常的性格，表现在政治上就是一个疯人。他曾有过惊天动地的壮举，也曾给人以激流勇退、不贪恋官职的印象。他曾是孙中山的追随者，却又与袁世凯的窃国同流合污。他曾协助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实行联共政策，又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成为先总理的叛逆。他和蒋介石争斗，台上台下，几经沉浮，最终是走上了叛国投敌的道路。汪精卫是一个政治上歇斯底里的人；通俗点说，是一个政治上的神经病者，简言之，就是政治上的疯人。

　　8改组派“教父”

　　1927年7月，各种反动势力相互勾结，联合起来绞杀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当时，中国出现了三足鼎立的政权：蒋记国民党南京政府；汪记国民党武汉政府；奉系军阀的北京政府。它们各自为政，称霸一方，互相争雄。此外，大小军阀林立，派系纵横，兵戎相见；新旧军阀恣意横行，官僚政客四处钻营，猖獗一时的反动势力把中国闹得乌烟瘴气。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汪精卫举起了沾满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鲜血的屠刀，向南京政府表明他也是坚决反共的；并希望以反共为条件，宁、汉合流，以保住领袖地位。但汪精卫此举，恰被蒋介石抓到口实，汪被攻击为勾结共产党的祸首，合作遭到拒绝。宁、汉之间文电往来，吵来骂去，争斗不休。他们争闹的焦点，实际上是由谁来统一谁，由谁窃取国民党的称号，成为“正统”的问题。然而，为争夺国民党内的领导地位，汪、蒋之间又展开了激烈的争斗。“七一五”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宣布东征讨蒋。洛阳冯玉祥跑出来调停，致电汪，力劝“宁汉息争”，汪精卫复电宣称：“对蒋只有公愤，但国民政府法统当以死争。”坚持不妥协立场。宁、汉之间不仅斗文，而且在长江中下游厉兵秣马，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摆出随时东进讨蒋的姿态，严阵以待，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跑出来调停，电称：“凡有妨碍北伐者，即是反革命”，似乎各打五十大板。宁方首先复电，痛斥汪精卫要“以蒋君为功狗而烹之”，称汪反蒋全出于个人恩怨，把一切分裂之责任全推到汪的身上。

　　此时，南京政府内部又起争端，蒋介石独裁专制，排斥异己，蒋同李宗仁、白崇禧矛盾日深。蒋介石处决第十军军长王天培，成为蒋、桂矛盾的导火线。这又引起各部将领的极大恐慌，王是黔军将军何应钦的同乡，何颇有兔死狐悲之感。于是，李、白与何串通一气，寻机发难。这时，军阀孙传芳等又率部反攻，徐州失陷，浦口告急，蒋介石在军事上也一筹莫展。李宗仁、白崇禧写信给唐生智，称“只欲武汉反共，于愿已足”，表示愿与武汉妥协，甚至说“不管长衫佬赞成与否，我们主张合作”。于是李宗仁、白崇禧乘机倡议，说武汉既已‘分共'，应该欢迎汪精卫来南京。李、白的用意很清楚，一方面是拿汪精卫压蒋介石，逼蒋下台；另一方面是为了消除西部的压力，以集中全力抵御孙传芳南侵之师。桂系向蒋“逼宫”，主张“为了团结全党，总司令下台为好”。何应钦也表示赞同。蒋介石气的说：“好，我走，你们去和好了。”在内外压力下，蒋介石被迫于8月13日通电下野，返回奉化，玩弄“以退为进”的把戏。

　　事实上，蒋介石的下野，并不是汪精卫等人的胜利，宁、汉合流后，汪精卫取消了武汉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等于汪精卫主动交出了武汉国民政府和国民党中央的权力。汪精卫之同意交权，是想到南京坐第一把交椅。汪精卫得知南京政府内讧，心中大喜，即发一电，称“对迁都无异议”，准备赴南京得到国民党大权。8月16日，李宗仁来电，提议速将国民政府迁往南京。17日，汪精卫出席中政会会议，提议迁都南京。19日，汪精卫致电李宗仁，告知已经决定迁都南京，并说明东下之师，只有急难之宜，是协助宁方防止孙传芳军队攻宁，并无他图，同时邀李宗仁等赴九江商谈宁、汉合作事宜。汪精卫还出席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提议撤销中央前次对于胡汉民、蔡元培、吴稚晖、李济深、张静江、蒋中正、古应芬、肖佛成、陈果夫等开除党籍之处分。8月22日，双方代表在庐山正式会谈，达成合作协议。“宁汉合流”不但没有使汪精卫获得任何好处，反倒使其处于四面楚歌之中。

　　始作俑者桂系李宗仁对汪精卫的认识非常到位，他曾在回忆录中说：“当时党内的重要领袖，如汪、蒋、胡等，及其私人的党羽与小政客等的想法，却和我们忠实同志们完全两样。他们对党国前途根本置之脑后，一切考虑纯以个人和小团体的政治前途为出发点。我党至此，非蒋、汪、胡三人赤诚合作，不足以谈复兴，但是他们三人相处有年，他们自己均深知他们三人绝无合作的可能，因此从未打算真正长期合作。偶尔合作，彼此都知是相互利用，得机则必然又来一个你死我活。但是当时使我们忠实党员们所最感痛苦的，便是他们三人的度量德性均不足以表率全党，领袖群伦，而使党员大众一致归心。汪兆铭的为人，堂堂一表，满腹诗书。言谈举止，风度翩翩。使人相对，如坐春风之中。初与接触多为折服，故颇能号召一部分青年。然汪氏黔驴之技，亦止此而已。其真正的个性，则是热衷名利，领袖欲极强，遇事又躁急冲动，欲达目的，既不择手段，也不顾信义。每临大事，复举棋不稳，心志不定。此种心神，常在会议席上充分

　　表现。汪氏每次主持重要会议时，神志多不安定，周身摆动，两手捶个不停，一反其平时雍容和穆的风度。再者，汪的待人，亦极虚伪。凡汪氏所不喜的人赴其寓所访问，汪氏亦均屈尊接见，娓娓倾谈，状至亲昵。然客甫出门，汪便立现不愉之色，顿足唾弃。转瞬之间，态度判若两人，凡此均足以表示汪的为人。所以吴敬恒曾骂汪是‘伪君子'和’花瓶'，足见许多老同志也认为他不能负实际责任。总理在世时，汪总是受命出使四方，从未负过党政专责。但是汪氏却是个心比天高，热衷权力的人。“

　　9月4日，汪精卫同徐谦、顾孟余、何香凝、陈公博、朱培德、程潜等登楚振号军舰自九江启程，9月5日抵达南京。没想到，汪精卫抵京之日即挨当头一棒，只见街头遍贴反汪标语，辞句极尽尖酸刻薄之能事。汪精卫是一位极易冲动的人物，忍愤东来，其心本虚，一见这些招贴，不禁又肝火大动。在李宗仁欢迎他的会议席上，汪便质问李宗仁说：

　　“你们既然欢迎我到南京来，为什么又要贴标语骂我呢？”“汪先生，”李宗仁说，“谁敢贴标语骂你呢？只是宁、汉刚恢复合作，局势尚未安定，一部分下级党员不识大体，擅自贴出这些标语来———你看这些标语，不都是不署名的吗？”

　　但是汪仍旧气愤不已。李宗仁又说：“汪先生，做个政治家，有人拥护有人反对，总是难免的。你看美国选举总统时，不是也有人反对吗？我希望你能淡然处之，并常住中央，继续领导。”

　　汪精卫出席欢迎会并演说：“过去两方的分歧，并非个人间意气之争，乃由于对于党国前途之见解不同。如今两方同志间应该知道引咎，尤其应该知道补过。如今四中全会开会在即，则一切取决于此会议，以解决一切纠纷，而奠定党的根本，使分裂之局，归于完整。”6日，汪精卫致电武汉国民党中央，嘱各机关速行迁宁。8日，他出席南京军事委员会欢迎宴会称：“吾党同志以观点不同而裂，并非为私，武汉迟南京三月而清党，所受痛苦滋多，今已悔悟，决计打倒共产党，与南京同志推诚合作，何敢复有他求？大敌当前，私人误会相愿负荆，必能团结。革命惟合作乃能成功，昔日分裂，非因私见，今兹合作，实出至诚。”汪精卫到南京后，即提出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想以此统一国民党各派，确立他在国民党的领袖地位。但是，汪精卫的主张遭到胡汉民等人的坚决抵制。当时，胡汉民、吴稚晖、张静江、李石曾等人因蒋的下野而同时离开南京，避居上海。为了顺利召开四中全会，汪精卫在9日偕谭延、孙科、宋子文等离宁赴沪，邀请胡汉民等人赴会。结果，胡汉民、吴稚晖“匿不见面”，而张静江、李石曾则坚持“若开第四次会议，彼等绝不至南京”，遂使四中全会搁浅。汪精卫一去，在南京的中央执监委，遂亦联袂去沪。9月10日，由谭、孙、汪等出面邀请在沪各同志，在莫里哀路1号开非正式会议，交换全党大团结的意见，到会者计有：汪精卫、谭延、孙科、李烈钧、李宗仁、程潜、张静江、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于右任、朱培德、杨树庄、伍朝枢、褚民谊、邹鲁、张继、谢持、覃振、许崇智、王伯群、傅汝霖、甘乃光、居正、刘积学、缪斌等二十余人。惟胡汉民、蒋中正二人，因与汪不洽，拒不出席。会议讨论宁、汉政府合并和统一党务的问题。西山会议派的张继发言说：“既要统一党内各界同志，就要承认上海的中央党部，就要废除二届一中全会上的《弹劾西山会议案》。这个非法决议案是当时左倾路线的产物，必须宣布废除，否则怎么能团结统一党内同志？”汪精卫反驳说：“中央的决议岂可任意废除，除非由将来的四中全会作出新的决议。”汪精卫的发言遭到宁、沪代表的强烈反对。李宗仁说：“我们迁都南京后，于6月7日宣布林森、张继等18位同志恢复党籍的决议，所以才有今日统一党务的基础。汪同志，你也不必再坚持过去的决议了。”汪精卫仍坚持说：“南京的决议我们武汉中央并不知道。现在我提议：西山会议派绝不能参加二届四中全会，但为了团结同志，可容纳个人参加，不能容纳上海党部。二届四中全会必须在武汉召开，否则我们武汉的同志不参加会议。”这时宁、沪代表们开始翻汪精卫的旧账，指责汪精卫反共不力，贻误了党国事业。宁方代表自称他们是反共的先进，而沪方代表则更标榜他们是反共先进中的先进，这使汪精卫不得不自责说：“武汉方面防范共产党过于迟缓，请求处分。”孙科突然站起来提议说：“各位，兄弟提出一项折中办法，由宁、汉、沪三方共同组织一个中央特别委员会，作为过渡，先使合作告成，然后再谋补救的办法。”孙科的折中方案得到了大部分代表的同意，由于孙科是武汉方面的代表，汪精卫不好坚持反对，也勉强同意了这个方案。

　　谈话会共开三天，会中一致决议于三个月之内举行三次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党内纠纷。在三全大会开会前，以各处代表合组的“特别委员会”为党的最高执行机关；同时宁、汉两中央政府亦合并改组，由“特委会”另行选举国府委员，并委派军事委员会暨各部部长。中央政治会议，则暂时撤销。汪精卫在会上表示赞同，又亲自拟定了汉方6名委员的名单。继汪早年的老友、现在的政敌胡汉民等“长衫佬”与蒋介石“共沉浮”；蒋的爪牙群起鼓噪，为蒋喊冤，请蒋复职；桂系指挥不了全局，南京政府几乎陷于瘫痪；冯玉祥也抱怨宁、汉双方不顾大局。西山会议派又活跃起来，其首脑许崇智沪寓，“前本门可罗雀，今则终日车水马龙，哄闹如市。谢持、张溥泉等亦日相过从，共商大计。闻该人士有主张提议合宁、汉及自身三方同主党政之议……”其忙碌程度足见一斑。

　　经宁、沪、汉三方多次较量，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由32人组成，其中包括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等人。这个不伦不类的机构，却打破了汪以汉吞宁的计划，将汪派排斥在外，剥夺了汪精卫的“合法”领袖地位。在这场国民党内部的权力再分配中，汪精卫一无所得，又四面遇敌。13日，汪精卫就和陈璧君商量，是否应赞同成立特委会，陈表示犹豫，汪精卫召集谭延、孙科、顾孟余、陈公博等汉方要人在宋子文寓所开秘密会议，商讨对特别委员会态度。陈公博认为成立特委会不合法统，我们无权解散原有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监察委员会。陈璧君也认为在特委会中，汪精卫不可能惟我独尊，更担心蒋介石打起“反中央”的旗号来反汪。于是第二天汪不去出席会议。会后，汪精卫分别致电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及中国国民党各同志，声明引退。当夜，汪精卫竟偕陈璧君乘船离上海赴九江，转往庐山。特委会成立之后，9月20日正式改组南京国民政府，谭延任国民政府主席。同时组织政务委员会，由汪精卫、胡汉民、谭延、蔡元培、李烈钧5人任常委。特委会还宣布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由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谭延、白崇禧、何应钦、朱培德等14人组成主席团。国民党中央特别委员会的成立和南京国民政府的改组，标志着汪精卫的领袖地位被剥夺，汪派人物大多被排斥，使汪精卫的政治野心受到了沉重打击。汪精卫绝不甘休，21日他由九江赴汉口。22日，汪精卫出席武汉政治分会成立典礼并发表演说，题为《宁汉合作之经过》，指责南京特别委员会“代行中央职权”，南京9月15日所开的会议，“不是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汪在汉口另组武汉政府政治分会相对抗，宁、汉关系又趋紧张。

　　此时，在上海，一批与蒋共进退的官僚政客，如吴稚晖、张静江之流正为蒋复职而左右周旋；在南京，蒋的全班人马基本没动。尽管南京政府的上层开了多少次会，庙里的菩萨更换了多少牌位，但十八罗汉都是蒋记的班底。蒋在来自各方的复职呼声中，又东山再起。

　　10月，发生了南京讨伐唐生智的战争，汪氏夫妇在武汉无法立足，秘密由武汉经上海回到了广州。在此之前，张发奎、陈公博等人也回到了广州。他们与李济深联合，形成了粤派势力，以宁、粤纷争代替了宁、汉对立。汪精卫于10月30日召集在粤的中委会成员开会，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的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成立特委会取代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汪精卫邀集外地的中委会委员前来广州，在广州召开四中全会。

　　11月10日，蒋介石由日本回到了上海。为了推翻特委会，决定采取“联汪反桂”的方针，回国前他就派宋子文携其亲笔信去广州与汪联络。蒋介石回到上海的当日，就立即致电在广州的汪精卫，约汪赴上海商谈党务，并宣称“欲使中国国民党复归完整，非相互谅解，从速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不可”。“此后党国重任，惟兄是赖。凡能于党国有益，则弟必尽我心力，依照兄之意图，不渝始终，以尽区区之意。若兄能来沪晤商一切，胜幸焉。”汪精卫见蒋介石有诚意，便发表演说表示愿意合作并决定于11月16日乘船赴上海和蒋介石谈判国民党各派的联合问题。因广东的李济深是广西人，与桂系的李宗仁等关系密切，蒋介石要求汪精卫设法将李济深赶出广东，以破坏粤、桂联盟。为此，汪精卫、陈璧君、陈公博、张发奎、黄琪翔等人，进行了多次密议。对于驱逐李济深，他们均表赞同，认为只有这样，他们在广东才能站稳脚跟。蒋介石回国后，立即邀请汪精卫、李济深去上海，协商合作问题。汪派即决定利用李济深离粤的时机，发动政变。张发奎也避往香港。

　　16日，汪精卫抵香港，后转乘亚洲皇后号启程赴沪，就在当天夜里，按照事先的密谋，黄琪翔等人以“护党救国”

　　为号召，声言打倒新桂系，在广州发动了政变。黄绍连夜逃往香港，汪派势力占领了广州，随即出兵西江，开始了粤、桂战争。18日晨汪精卫抵沪，寓戈登路伍朝枢宅。蒋介石闻讯前来与汪精卫会晤，双方谈了很久，解释从前误会，并对于党务政治交换意见。汪精卫等人极力攻击特委会，要求立即取消特委会的职权。随后，于右任、吴稚晖、李石曾等前来晤谈，表示赞成开四中全会，气氛甚洽，大家共进午餐。蒋介石则发表告国民党同志书，要求立即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结束特委会的职权。蒋利用二届四中例会预备会和各派之间的争斗把他复职的第一个障碍———特委会扫除了。

　　接着，又把矛头对准了他的政治对手西山会议派，利用他一手策划的南京“一一。二二”血案，剥夺了西山会议派的一切发言权。下一个就轮到了汪精卫，11月24日起，国民党各派头目在上海开谈话会，决定12月3日召开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预备会是按时召开了，但是会议的议题却变成了汪派与反汪派的互相攻讦。李济深甚至提出广州事变是“共产党之阴谋”，攻击汪精卫、张发奎等与共产党有联系。吴稚晖、李宗仁、李石曾等则联名提出“对汪精卫等主使张、黄叛变的检举案”。汪精卫等虽一再声明广州事变与共产党无关系，但一开始，汪精卫等人就处于被告的不利地位。在两派斗争中，蒋介石则始终处于超然地位，他貌似公允，力劝双方停止纷争，“捐弃成见”，共同“促成四中全会召开”。

　　汪精卫为了改变自己不利处境，争取蒋介石的支持，则首先提议蒋介石复职。他称：“惟有请预备会议即日催促蒋介石同志继续执行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权，才是解决党务、政务、军事问题的当务之急”。李宗仁等则声明自己一贯拥蒋。这样，预备会做出请蒋复职，并由蒋主持召开四中全会的决议。蒋介石终于在下野4个月后，重新上台。汪精卫夫妇在上海备受指责。汪精卫去访胡汉民，胡竟称病不见；和吴稚晖见面时握手，吴也不理不睬，佯装没看见。李济深、李宗仁、黄绍等人，或通电，或演讲，指责粤变为共产党之阴谋，要求查处汪精卫等人，不准他们出席在蒋介石宅召集的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为了了解广州事变的真相，特别是查明共产党在广州的活动，汪精卫于12月初派陈璧君作为特使，回广州密查。12月4日，陈璧君乘伏见丸抵香港，何焯贤专程到码头迎接，随即一起回到广州。此时，留在广州的陈公博等中央委员致电汪精卫，请他立即回粤，主持救国大计。汪精卫表示，回粤与否，需待陈璧君调查结果再定。

　　陈璧君在广州活动数日后，急急忙忙返回上海，向汪精卫报告说：共产党在广州活动频繁，黄琪翔有容共行为，共产党可能在广州发动暴动。汪精卫听了陈璧君的报告，于12月9日连发三次密电给陈公博、张发奎等人反共。中国共产党人在张太雷、苏兆征、叶挺、叶剑英等人的领导下，于12月11日举行了广州起义，占领了广州，坚持战斗了三天才撤离。

　　广州起义发生后，汪氏夫妇在上海更是如坐针毡，遭到普遍的非议，汪精卫就连续召开记者招待会，声明张发奎等人绝非共党。同日，陈璧君在善钟路私宅接见记者，回答了记者的提问。蒋介石利用共产党发动的广州起义，给汪扣红帽子，对汪发动新的攻势。中央监委邓泽如于14日提出了对汪精卫等人的弹劾案，指责汪为粤变主谋。李宗仁、李济深也表示，应拒绝汪出席四中全会预备会，李济深又给蒋介石写信，请求派兵讨伐张发奎。15日，汪夫妇去蒋介石处，看到李的信后，二人抱头痛哭。蒋介石则巧施手腕，劝汪暂离上海，以保安全。16日，南京国民政府又下令查办汪精卫等人，并派当地军警，监视汪等之住所。汪挣扎反扑，终招架不住，躲进医院，称病谢客。汪精卫与陈公博、顾孟余等被南京政府下令通缉。17日，汪精卫发表通电宣布引退。谓：“数月以来，兆铭以参加反特委运动之故，备受特委方面之仇视，始则惴惴然惟恐兆铭无共产嫌疑，不惜百方以图诬蔑，今则又惴惴然惟恐无所借口，不惜别立名目，甚至不惜毛举宁、汉分裂时代之议论文字，以图掘已合之创痕，夫果救党主张能确实达到，则个人问题，直同敝屣。于此尚有一言者，清党固当务之急，而救党亦目前要图。第四次中央全体会议不可不开，中央执行、监察两委员会不可不恢复，特别委员会不可不取消。”

　　汪精卫前往法国临行之前，陈公博前来送行。汪精卫劝陈公博也一起去法国，陈公博却提出相反意见，陈公博说：

　　“我总是不明白汪先生遇事便出国。中山舰事件发生时，先生本可不必走的，却走了。四中全会快召开了，李宗仁、胡汉民都离开了，拥护汪先生的人不是没有。凭汪先生的资历和威望，还担心选不上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说：“蒋介石既然容我不得，我又何必留在他身边合作？合则留，不合则去，这是我的办事原则。与其受人之羁縻，不如离去。”

　　陈公博说：“我的想法与汪先生不同。合则留，不合则去，虽然有古君子之风，但我认为每个国民对国家都有一份责任。

　　我的处世原则是：合则留，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我也知道留在上海有一定危险，但我要做一个斗士，上海就是我的斗场。我手下没有兵，但我手中有笔，有一批朋友，我要同蒋介石展开理论上的战斗！“在白崇禧的武力相逼、蒋介石的”好意“相劝下，当夜，汪精卫偕陈璧君、曾仲鸣乘法国轮船离沪。21日抵香港，旋由港启程赴法，1928年1月中旬到法国马赛。

　　四中全会正式召开前，南京国民政府做出决议，增推蒋介石、孙科、林森为国民政府常委。蒋介石携宋美龄由沪至宁，正式宣布复任总司令职。随后，蒋介石命谭延，丁惟汾、陈果夫等接收特委会机构，恢复中央常务委员会并由中央常务委员会临时会议做出决定，停止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甘乃光等人出席四中全会，交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处分。胡汉民等人因与蒋介石不合而离沪出洋。1928年2月，蒋通过二届四中全会，改组了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中央党部，担任了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军事委员会主席，谭延为国民政府主席。同年10月，国民党中央第一七二次常务会议通过《训政纲领》，蒋介石担任国民政府主席兼海陆空三军总司令；蒋拉拢胡汉民，导致汪、蒋关系的破裂，种下了汪派公开反蒋的根苗。蒋以纵横捭阖的手段攫取了中央大权，也成了各派军阀、政客共同反对的目标。

　　汪精卫虽身在国外，却密切注视着国内政局的变化。

　　对蒋介石的得势，汪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接二连三地写文章。从1928年4月开始，他先后抛出了《复驻法总支部函》、《一个根本观念》、《致陈树人书》、《复林伯生书》等文章书信，说国民党改组精神“此时实已岌岌摇动”，如果“本党改组之精神消失净尽，而本党亦随以俱亡”，打出“改组国民党”的幌子，把矛头指向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他给在国内的汪派人物去电，打出“改组国民党”的招牌，把矛头直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和蒋记国民党。

　　陈公博没有追随汪精卫亡命海外，他决定去上海，陈公博到上海后，住在上海法租界贝勒路（今黄陂南路）一所民宅内。

　　一连几个月深居简出，日日埋头于著书立说，日夕所思索的是怎样在政治上打开局面，“使革命复兴”。5月7日，他创办了《革命评论》周刊，在《革命评论》上，陈公博还与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吴稚晖大开笔战，在国民党内部闹得天翻地覆。8月，传来胡汉民即将回国的消息，一度使蒋介石大为紧张。一天，他跑到陈公博家，说：“胡汉民回来一定要动兵的，我们应该要准备。”谁知胡汉民是支持蒋介石的，于是蒋、胡合作迅速形成，蒋介石为了拉住胡，对汪派的态度发生变化。在南京，蒋介石制定了“政治倒汪”的计划，蒋派陈立夫在南京、上海，重提“三。二”事件，做汪精卫企图谋害蒋介石的宣传。陈公博忍不住给蒋介石写了一封长信，叙述宁、汉合作后汪精卫对蒋介石的谅解经过，并对“三。二”事件做了解释。在信的末尾，陈公博对蒋介石说：“汪、蒋能合作固佳，就是合而不作也有利。”蒋介石接信后，曾到上海和陈公博谈话。陈公博向蒋献议：“我赞成汪、蒋合作，不是希望汪先生做国民政府主席，你做总司令，或汪先生做党的领袖，你做政府领袖这样简单。我以为今日汪先生是代表革命青年，你还可以代表革命军人，以革命青年和革命军人合作，中国才有办法。”蒋介石虽当面表示：“陈立夫是小孩子，不懂事，我将责罚他。”但实际上却因陈立夫反汪有功而不断奖励他，不久陈改组派的实际领导人陈公博。

　　立夫即升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1928年冬，与汪精卫相呼应，自称“猛野”（粤语，意即勇敢之士）、说“不合则打，打不过才去”的汪派骨干陈公博，伙同顾孟余、甘乃光、王法勤等人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改组同志会”在上海成立，它的总部设在法租界，各省市及海外设有分部。他们利用广大群众日益增长的反蒋情绪，打着恢复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的革命精神的旗号，“继承本党孙总理的三民主义，继承第一、第二次代表大会的纲领，集合革命同志，努力改组运动，务期重新建设能担负实现三民主义的中国国民党而后已。”会议没有正式选举中央委员会，而以“粤方委员”组成临时领导机关机构，奉汪精卫为精神领袖。但汪精卫并不承认他是“改组派”的领袖，因为有人向他献议，他应该做全党的领袖，而不仅仅是“改组派”的领袖。“改组派”的实际领导责任落到了陈公博的肩上。

　　改组派总部设在上海，下设总务、组织、宣传三个部。活动的主要方式是利用国民党原有的组织，建立改组派的各级地方组织。从中央到基层分为四级：中央设总部；各省市机构外各地设支部；支部设书记1人，委员若干人；支部下设分部，分部设书记1人；分部下设小组，小组设组长1人，组员3人以上至10余人不等。这个组织成分复杂，基本队伍是大革命时期一部分国民党左派，及其他出身中小资产阶级的知识分子。它成为反蒋派中人数最多、政治影响最大的一个派别。至1929年上半年，南京、上海、北平、天津等大城市和江苏、安徽、浙江、江西、河南、湖南、广东、四川、山东、山西、绥远、辽宁、甘肃等省相继建立了支部，并在香港、法国、日本、越南、新加坡等地建立了海外支部。

　　“改组派”的发展组织，扩大势力，到了无孔不入的地步，连年不断的新军阀混战和国民党内部几次大规模的反蒋风潮，都没有离开过改组派的魔影。

　　蒋介石为包办国民党三大，用圈定与指派的方式产生出席三大的代表。3月11日，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等十四人联名发表了《关于最近党务政治宣言》，反对蒋介石指定“代表”。宣言指出：“同人等对此违法之代表产生法，虽屡次提出异议，而主持中央者，竟充耳不闻。同人等深恐此种大会一旦开成，其结果适与巩固党及中国和平之期望相反。同人等为遵守总理遗教，努力革命，对此种大会誓不承认。当此本党陷于危亡，革命濒于失败之今日，绝不畏惧强御！始终与本党忠实同志共同奋斗！”1929年3月15日，蒋介石在南京主持召开了国民党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

　　在这次蒋介石包办的大会上，通过了很多处分反对蒋介石之人的决议案。蒋介石在主席团报告中说：“今日讨伐叛徒，以国家论，是为讨伐叛将；以党论，即为讨伐反革命分子。此等叛党分子，应由大会开除其党籍。”结果大会通过李宗仁、白崇禧等人的“叛党乱国罪”，永远开除党籍，改组派领袖陈公博永远开除党籍，顾孟余开除党籍三年。对汪精卫则予以书面警告的处分，处分汪精卫的理由是“迹近纵袒弄兵，酿成广州共变”。1929年3月1日，陈公博乘船抵达法国马赛，前往迎接他的是汪精卫的亲信秘书曾仲鸣。次日早上转赴巴黎，下午他去拜访汪精卫、陈璧君夫妇，报告国内“改组派”的活动情况。

　　陈公博在巴黎的生活自在悠闲，他住在城里，汪精卫夫妇住在乡间，一星期见一两次面。4月，他去伦敦住了两个星期。返回巴黎后，陈公博在郊外的云山门租赁了一层楼房，很想在法国做上一两年寓公。蒋介石继编遣会议之后，又急于召开国民党的三全大会，好似连续点燃了两只火药桶。国民党内部的矛盾立即爆发。蒋、桂又起战端，桂系倒鲁（涤早）立何（键），“湘案”成为战争的导火线。桂系战败，第四集团军瓦解。蒋介石倒桂得手之后，效法张仪的远交近攻之法，拉阎攻冯。冯面对蒋军的强大压力，通电下野，西北军据守潼关，只守不攻，一场厮杀转为纵横捭阖的政治阴谋，演出了一场曲曲折折的蒋、阎、冯离合剧，国民党各派新军阀几乎都卷入了内战漩涡。军事倒蒋浪潮迅猛发展，使汪精卫与陈璧君看到国内形势大有可为，汪精卫夫妇对陈公博的悠闲态度感到不满，决定由陈璧君去劝说陈公博，立即回国领导反蒋运动，汪夫妇也准备随后回国。陈公博回忆陈璧君劝说他的情况：那时我已赁了一层楼在巴黎郊外的云山门，打算做比较长住之计，一天汪夫人忍不住便找我去谈话了。

　　“我以为汪先生年纪大，身体又多病，才常居国外，怎么以你这样的年轻人也打算常住外国？”汪夫人的脾气一向谈话都用责备和质问的神气。“不常住怎么办？”我实在猜不出汪夫人是怎样的心事。“我不信国内一点办法都没有？”

　　汪夫人提出了意见。

　　“什么办法？要办法只有反蒋和打仗，汪先生是不愿意的，因为现在还是汪、蒋合作。”我禁不住发点牢骚。“你怎么知道汪先生不愿意？现在蒋介石这样做法，谁也忍不住，只有你才忍得住。”汪夫人大约用激将方法了。

　　“对于政治和党务，我真有些厌了。如果要我干，汪先生也得回国。否则你们会住巴黎，难道我不会住巴黎？”我那时对于怎么干，其实一点把握也没有。“你肯回国，汪先生也一定回国的。”汪夫人似肯定地保证。这样汪先生是要我回国了。我和汪夫人谈话之后，再见汪先生商量以后的步骤，汪夫人又每天催我启程，我遂于5月12日离马赛回国。

　　“改组派纠集了二十多个省市党部、海外总支部反对国民党三全大会，开展反对蒋介石独裁的斗争。陈公博回到香港后，立即与上海总部联系，决心发动武装反蒋。为了制造反蒋舆论，汪精卫在国外写了一系列的文章。5月，他发表了《十八年的总决算与十九年的新局势》一文，称蒋介石主持召开的国民党”三大“，是”段祺瑞式的善后会议“，”倒蒋运动“是”民主势力与封建势力之争“，公开与蒋介石决裂。6月，汪精卫又发表谈话，号召”一般有廉耻的文人，应该奉献此身于民主势力，将血作水，以溉民主势力之根，将身作肥料，以沃民主势力之果。“9月，改组派总部也发表了《讨蒋宣言》。

　　看到国内这种混乱局面，陈公博感到自己“毛头小子”担不起此项重任。他一面进行军事发动，一面电请汪精卫立即回国主持大计。1929年9月17日，张发奎在湖北打出“护党救国军”的大旗，发表《拥汪讨蒋宣言》，电请汪精卫回

　　国：“主席回国方可对国内军事发挥号召力，对官兵之影响尤为重大。即使返国不能深入军中，亦可居香港以指导军事，策励士气。”在这种情况下，汪精卫决定回国抗蒋。临行前他与陈公博等人联名发表一篇《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员会最近对时局宣言》，历数蒋介石的十大罪状：“习于专制，私利是图，首内启本党之纠纷，复外援帝国主义及国内反动派以自固；啸聚群小，把持政权，摧残民众，排除异己”。在国内由改组派发动的武装反蒋运动掀起之后，汪精卫、陈璧君于10月上旬返抵香港，以“中国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监委联席会议”的名义，组织“护党救国军”，第一路总司令为冯玉祥、第二路总司令为阎锡山、第三路总司令为张发奎、第四路总司令为唐生智、第五路总司令为石友三、第八路总司令为李宗仁。1929年，没有一天停止过新军阀内战的炮声。接受汪记国民党中央的委任，打着“护党救国”

　　旗号的就有张发奎、俞作柏、唐生智、石友三等部，先后发动了反蒋战争。真可谓战云蔽日，硝烟弥天，“俨有气吞河岳之势”。12月2日，石友三部在浦口，宣布拥汪反蒋，用几十门大炮向南京城轰击，随即北撤，宣布就任护党救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3日，唐生智在郑州发出有75人中原大战期间反蒋的核心人物阎锡山。

　　列名的《反蒋通电》，又发表《拥汪联张通电》，5日，山东的韩复榘也通电声援唐生智、石友三。

　　由于改组派公开反蒋，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于12月12日通过决议，开除汪精卫的党籍，由国民政府明令通缉。16日，中央监察委员会也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的决议，并发布《开除汪精卫党籍判定书》，历数汪的罪状后，宣布：“汪兆铭背叛党国，罪无可逭，应予开除党籍，并请国府饬令各文武机关一律通缉。”汪精卫领导的反蒋斗争，开始时很有气势，改组派当时设想，蒋介石已经到了天怒人怨、四面楚歌的地步了，只要他们把“护党救国”的大旗在空中一挥，便有千军万马来响应。但实际上，真要发动起来却颇费周折。

　　陈公博首先策动张发奎起兵反蒋。在汪精卫的鼓动下，唐生智、石友三发起反蒋战争，与桂、张军呼应。但蒋介石利用他掌握的中央大权，采取又打又拉的手段，在阎锡山、张学良的支持下，击败张、桂联军，石友三和唐生智，汪精卫的武装反蒋运动，以彻底失败而告终。改组派追求的只是用汪记的国民党取代蒋记的国民党，他们做出的几声反蒋呐喊，是抵挡不住蒋介石镇压的。

　　“护党救国”斗争失败后，汪精卫、陈璧君夫妇在香港蛰居，静待时机，以图东山再起。汪精卫于1929年12月1日，回答南洋通讯社记者访问时，特别指出：“今日之倒蒋运动，就全体人民而言，则为推翻专制，保障革命民权；就全党而言，则为打破个人独裁，恢复民主集权制度。此为倒蒋运动之真正意义。”汪精卫则对来访的危道丰，畅谈其政治分

　　权制的主张，此外，为了争取奉张的支持，汪也写了一封长电给张学良，电文中除谴责“蒋（介石）藉党之名，行一人独裁之实”，更详述彼等扩大会议“求党真实意义实现”的七项基础条件：（一）筹备召集国民会议，以各种职业团体为构成分子。（二）按照《建国大纲》制定一种基本大法（其名称用约法抑用宪法再定），确定政府机关之组织及人民公私权利之保障。此基本大法，应由国民会议公决，如时期紧急或由扩会公布，将来俟国民会议追认。（三）民众运动、民众组织应按照建国大纲，由地方自治做起，“严防共产党激起阶级混斗之祸端”。（四）各级党部对于政府及政治，立于指导监督之地位，不直接干涉政务。（五）不以党部代替民意机关。（六）总理遗教，所谓以党治国乃以党义治国，应集中人才，收群策群力之效。（七）关于中央与地方之关系，按照建国大纲采均权制度，不偏于中央集权或地方分权。

　　上述七项基础条件是汪等人政治建设的蓝图。1930年国民党内部的争战，又从蒋介石、阎锡山的争吵开始。阎怕蒋介石打垮其他派系后收拾他，便在1月22日的演说中公开提出“整个的党、统一的国”的主张，反对蒋独揽大权，用武力消灭异己。双方展开“电报战”，2月10日，阎要求与蒋共同下野，公开向蒋提出挑战。2月15日，于1928年8月回国就支持蒋介石的胡汉民与谭延、王宠惠致电阎锡山，声称：“国有纲维，党有纪律，个人进退，绝无自由”，批驳阎要求蒋下野的主张。16日，蒋介石发表昭告军人书，希望全国军人“明察叛变、讨伐之别，顺逆之分，公私之辨阎则与反蒋失败而被他控制在山西的冯玉祥达成一致的反蒋谅解。阎、冯与蒋介石的争斗愈演愈烈，阎、冯为能在政治上与蒋介石南京政府相抗衡，也想举出汪精卫的招牌；而汪也想借阎、冯的军事力量打倒蒋介石，以恢复他在国民党内的领袖地位。双方一拍即合，携手反蒋。于是，平津、香港间信使往来，鱼雁不绝，汪精卫随时准备北上参加反蒋大合唱。汪的行动受到了改组派内部特别是中下层干部的反对，他们认为阎、冯与蒋介石是一丘之貉，劝汪不应做军事投机。但汪精卫不同意，他强调政治是现实的，不打倒蒋介石，一切无从谈起。

　　1月中下旬，汪精卫派陈公博、王法勤北上，先与各派接洽，察看虚实。3月27日，陈、王动身去太原，与阎锡山等集议，会商组织党部的事。这时西山会议派的邹鲁、谢持也在平津活动，阎锡山电请他们到太原，讨论党务问题。经过协商，决定召开国民党中央党部扩大会议，然后组织政府。可是，这次会议由谁来召集呢？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为此争吵不休。他们大体达成了“汪主党、阎主政、冯主军”的协议。但是，由于改组派与西山会议派的争论，先成立国民党中央领导机构的计划却无法实现。4月1日，阎锡山通电全国，就任中华民国陆海空军总司令，冯玉祥、李宗仁就任副总司令，开始军事反蒋。党务急需汪精卫出面主持，因而多次致电汪精卫请其北上。汪精卫和陈璧君在香港商议行止，决定答应北上，但为了抬高自己的身价故意延宕时日。

　　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一直势不两立，虽因都同受蒋的压迫，在反蒋上走到一起来了，但对党统问题却都非常敏感。

　　陈公博认为，广州国民党二届中央是合法的领导，应该以此名义，组织党的领导机构，否则名不正言不顺。邹鲁则认为，他们是被二大开除党籍的人，改组派的主张实际上否认了西山会议派的合法性。只能以西山会议派的沪二届为党统。这样，各说各的理，互不相让。汪精卫则主张尽量调和矛盾，不要分裂，早日组成党的中央领导机构，以便由党的名义产生政府、总司令部。改组派和西山会议派在党统问题上反而争吵得越来越凶，双方开动宣传机器，互相攻击，其争论之烈，并不比战场上的厮杀逊色。这个反蒋联盟的龌龊内幕，无形中在新闻报道中泄露出来了。为了调解各方关系，阎、冯再次电促汪精卫尽快北上。后覃振煞费苦心，提出了折中方案，即成立一个中央党部委员会，由一、二、三届的“革命”分子参加，这样抛开了粤二届与沪二届的矛盾。5月初，在天津召开的讨论党务的会议取得了较圆满的结果。阎又派人持函南下，催汪速北上。

　　汪精卫为何在香港迟迟不肯北上？原来汪认为，北方各派争吵不休，过早北上，陷入争论之中，有碍取得党魁的地位。再就是汪精卫原希望桂、张能在两广取胜，开府广州，对他更有利。7月，桂、张军失败，他才把希望转到北平。

　　此时，北方各派已经妥协，遂于7月15日偕陈璧君、曾仲鸣等绕道日本赴天津。22日，汪精卫一行乘日轮“加贺丸”到达塘沽口外。天津各界予以隆重欢迎，北平派专车到天津迎接。

　　1930年8月7日，各反蒋派的军阀、政客、党棍云集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扩大会议”正式开幕。会议通过了扩大会议宣言、组织大纲、中央政治会议规则等文件。会后，又推阎锡山、唐绍仪、汪精卫、冯玉祥、李宗仁、张学良、谢持等人为国府委员，以阎为主席。

　　阎锡山非常迷信，他要选择黄道吉日就职。民国十九年九月九日九时九分，阎锡山在怀仁堂宣誓就职。汪精卫居右，谢持居左，阎居中，颇有一番左右丞相簇拥新皇帝登基的景象。阎锡山之所以选择此日，谐音九九，有长治久安之意。

　　9月13日，汪精卫主持扩大会议临时会议，并与阎、冯联名提出训政规约，省审查委员会条例，县审查决算委员会条例，地方保安条例四案。会议通过了训政规约及地方保安条例案。他还对记者发表谈话。称：“南京政府若不容纳下述四项条件绝难实行停战。（一）集国民会议。（二）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三）实行扩大会议提出之七项基础条件。

　　（四）共同防剿赣湘鄂三省之共军。“

　　当北方阎、冯联军与蒋军鏖战于河南、山东，北平“扩大会议”热闹非凡的时候，拥兵几十万，徘徊在关外的、具有举足轻重作用的张学良却在观望着。南京、北平代表都到沈阳“各逞苏、张之舌，一劝其合纵，一劝其连横”，都想争取到张学良，以战胜对方。据说，阎锡山将一国宝周代铜镜送给张学良，以拉张入伙；南京政府委任张为陆海空军副总司令，而且送以巨款，使张的势力能伸向关内，要他助蒋一臂之力。9月18日，张学良发表出兵华北的通电，倒向了南京方面。20日晨，东北军入关，阎、冯联军腹背受敌。第二天，北平国民政府扩大会议的首脑，都避入太原，北平政府也就名存实亡了。

　　1930年9月9日，北平国民政府宣布成立，阎锡山等在怀仁堂宣誓就职。前排左二起：赵戴文、谢持、阎锡山、汪精卫、王法勤。

　　张学良出兵华北的通电，成了“扩大会议”的催命符。扩大会议的成员都纷纷自找门路，各行其是。阎锡山以“蒋军使用毒瓦斯，愿退避三舍”，将部队全部从前线撤下来。冯玉祥的西北军也在蒋军“银弹”、“肉弹”的进攻下，迅速瓦解。山西本来地狭财蹙，又来了一群扩大会议的显贵、阔佬，更增加了人民的负担，真是雪上加霜。山西人民为了表达他们对国民党军阀、党棍们的憎恶，在演唱山西梆子时，编进了扩大会议的先生们喝光山西醋的情节。

　　原想抱阎锡山、汪精卫的粗腿青云直上的政客们，万万没想到会被困在黄土高坡上。这里既没有香港、上海的灯红酒绿，也没有北平那么多百游不厌的风景名胜，他们人人情绪颓废，穷极无聊。有的写情诗，有的涂艳画。陈公博等人居然拿个山西梆子女艺人打趣开心，甚至陈璧君、覃振也参加起哄，一时闹得太原满城风雨。有人为此事写了一首打油诗：“国事真是丢那吗！近日心事乱如麻，从来不食山西醋，来看佳人郭艳霞。”这下把这群政客的丑恶灵魂都暴露无遗了。

　　阎锡山拿出一百万山西票子，资助扩大会议的人员遣散，这些政客们眼看着山西醋也不能喝了，遂各奔东西了。10月30日，汪精卫偕冯玉祥返太原，与阎锡山相晤，决定阎、冯下野，汪离晋。下午七时汪与阎锡山、冯玉祥在阎之总司令部晚膳，至晚九时辞去。11月1日晨，汪精卫偕夫人及同行者二人，乘汽车出城，先至晋祠，略做流连。午餐后直赴大同，于阳明堡雁门关小憩，游览了长城古迹，赋七绝一首：残峰废垒对茫茫，塞草黄时鬓亦苍，剩欲一杯酬李牧，雁门关外度重阳。

　　汪精卫面对残峰废垒、塞草凄黄的景色，为扩大会议唱了一道挽歌。汪精卫、陈璧君在天津住了几天，3日晨，两人由平绥铁道经张家口行抵北平。6日晨，由北平抵天津。11月中旬，汪精卫与陈璧君离津东渡，经日本转赴香港。21日，汪精卫致书改组同志会各党部各同志，宣布取消改组派。谓：“扩大会议各派之联合，各有不得不然之故，绝非一时利害的结合，也绝非苟且迁就。当中央党部扩大会议成立之后，就有人提议将从前各种派别一律消灭，我个人则认为时机未到。我如今提议所有各派应将原有组织一律取消，共同站在中央党部扩大会议下一致奋斗。”

　　9蒋、汪、胡三驾马车

　　1930年9月中原大战结束后，蒋介石踌躇满志，大有主宰九州“舍我其谁也？！”傲视天下的架势，他更加独断专横，很快就与胡汉民交恶，使国民党内政潮又起。也使汪精卫有了东山再起的机会。

　　胡汉民与汪精卫势不两立，1927年汪精卫在武汉背叛革命，胡汉民已在南京与蒋介石合作，使汪精卫不能参加南京政权。后来汪精卫“改组派”反蒋，胡汉民就坚决助蒋。1928年8月末，胡汉民从欧洲回国，当时曾有人力劝胡不要再进南京去供蒋利用，胡回答说：“自古武人只能马上得天下，没有文人就不能马下治天下。汉高祖还要有个叔孙通帮他定朝仪。现在只要做到不打仗，就可以用法治的力量来约束住枪杆子。我即使不去南京，也自会有人去受他利用。”胡汉民和汪精卫都竞争着做蒋的政治工具是极其明显的。接着胡汉民就到上海、南京，倡议试行五院制。10月，把蒋介石捧上了国民政府主席之职。时人讥胡为叔孙通。因为根据孙中山先生手订的建国大纲，那时就行五院制，是颇为牵强的。

　　南京国民政府真正控制的地方，只是长江下游几省，不过中国领土的三分之一左右。事实上仍处在军政时期，硬说是训政，又来一套宪政的制度，这是胡别有用心的作法。

　　胡汉民之一定要去捧蒋，是为了抵制他的政敌汪精卫，同时也抱着一种政治上的幻想。胡当时几乎见人就称赞土耳其总统凯末尔的作风，因为凯末尔在带兵打败了希腊以后，经常住在风景地区，醇酒妇人，把国家大政交给一只眼的伊斯默。胡很想蒋也学凯末尔榜样，带新妻宋美龄到各地闲游。胡则以伊斯默自居。胡的老友邓泽如早就看透蒋的流氓根性，认定胡入宁将来必无好结果。在胡过香港时，邓以竹笼内装小黄雀相赠，象征日后胡的下场也会如此。胡对邓的话，概不入耳。

　　胡在南京做立法院长时期，真是帮了蒋的大忙，但蒋介石并不领情。蒋、胡二人因“训政时期”约法发生冲突，1931年2月28日夜，蒋介石以宴请议事为名，将胡汉民解送汤山俱乐部监禁起来。蒋的卑鄙行径，引起了舆论界的公愤，胡的亲信、党羽以广州为大本营，掀起反蒋浪潮。4月30日，中央监察委员邓泽如、林森、肖佛成、古应芬联名发出弹劾蒋介石的通电，指斥蒋违法乱党、窃夺军权、潜植羽翼。胡被扣后，孙科即派铁道部医官广东人邓某替胡看病（血压突高）。邓奉孙命秘密询胡应怎样办，胡拜托孙科及王宠惠一定要在两广建立反蒋局面救他，甚至不惜与汪派合作。蒋发觉各方反感很大，政治上必起变化，大请立法委员吃饭，疏通感情。蒋又极力拉拢孙科。有一天，请孙去吃饭。宋美龄十分殷勤，替孙不断地搛菜，并说：“我们是自己人（以亲戚口吻），他（指蒋）老了，以后一切，一定要哲生（孙科字）多多帮忙，不可见外。”孙不为所动。不久，孙科到上海，派梁寒操赴香港与汪接洽，汪立即同意，并以孙亲来广州为条件。

　　汪精卫见有机可乘，出来发表《为胡汉民被囚重要宣言》文章，责斥蒋介石“一面摆酒请客，一面拔枪捉人，以国民政府主席，而出于强盗绑票之行径，较之青霜剑中之狗官，有过之而无不及”，并表示要与胡汉民尽弃前嫌，密切合作，联合反蒋，并会晤了孙科、许崇智等。汪精卫的同党也大肆活动。4月，刘叔模因替华佛带信给汪精卫告之陈铭枢在上海的言行，到广州会见汪精卫。对会面情况，刘叔模回忆说：“谈完话之后，汪精卫把曾仲鸣叫出来到客厅里陪我，自己上楼写信去了。这次谈话经过的时间很长，大约在两小时以上。在两小时多的谈话时间内，汪精卫起坐不定。一会起身将这个窗户打开，一会又起身将那个窗户关上。或者倒一杯茶送到客人面前，或者将花盆从窗台移到桌子上。有时从沙发上移坐在椅子上，有时将椅子从这个方向移到那个方向。总之，每隔一个时间，甚至每隔几分钟，他总要起身一下，做一个动作。在他似乎是对客人表示殷勤，而在我则感觉到他并没有专心同客人谈话。以后见面次数较多，证明这简直是他的常例。”

　　汪精卫还在5月1日发表《致海内外各党部各同志东电》谓：“今者广东方面，见党国垂危，奋起挽救，此诚乃讨蒋之最后一着，吾人惟有相互戮力，以期得最后之成功。事变至此，宜即依据总章，召集临时全国代表大会，解决一切。

　　在临时全国代表大会未开以前，须集合一切革命同志，共济艰难，只求精神团结，区区形式，不可置重。“9日，汪精卫还接见《南华星期报》记者谓：”本人对蒋介石曾忍耐过，也曾希望过。但1929年以后，知道这种忍耐与希望，是不能救党救国的，所以才决心将蒋打倒。蒋身为独夫，土崩瓦解之形已成，所以我对于此次倒蒋前途颇为乐观。我对于粤方此次倒蒋运动，决定在外从旁积极援助，无参加政府之意。“

　　在国民党各派系间昔日为敌，今日为友，翻云覆雨，反复无常，是司空见惯的事。什么汪派、胡派、西山会议派、冯派、桂派、粤派，这次三教九流人物凑到了一起。5月24日，孙科、陈友仁、许崇智等人抵香港，偕唐绍仪、张发奎、白崇禧等人，同去汪精卫宅与汪氏夫妇会谈合作事宜。汪表示：“过去我与胡先生不和，都是上了蒋介石的当。蒋之所以专横跋扈，就是因为我们不团结。这回反蒋一定要合作到底，即使万一失败了去跳海，也要抱在一起去跳。”第二天，汪精卫等联名发出通电，限令蒋介石于48小时之内，即行隐退。27日，在广州成立了国民党中央非常会议，以汪精卫、孙科、邓泽如、李文范、邹鲁五人为常委。同时成立了国民政府，推汪精卫、孙科、唐绍仪、古应芬、许崇智等人为常委，汪为首任主席。

　　汪精卫和胡汉民两派联合反蒋，实际上不过是互相利用而已。胡派分子对汪却有戒心。被囚的胡汉民也认为“目前舍汪无足与蒋对抗者，但陈（公博）、甘（乃光）万不能共事”。胡派对汪派采取了一个“去皮存骨”的方针，即只接受汪精卫个人，而不要汪派其他人物，如陈公博、顾孟余等人，都不准参加。胡汉民的话使汪精卫大为不满，认为是“去皮存骨”，想拂袖而去。因而在非常会议内部也矛盾重重，非常会议的主持人古应芬、陈济棠对汪精卫态度还好，对陈公博、顾孟余持一种排斥态度，如果不是孙科、李宗仁等极力劝汪忍耐，以团结为重，汪精卫和陈璧君已有两次发脾气要回到香港。这时正好陈公博由欧洲归来，汪对陈公博说：“我打算一有机会便走了，在广州非常受气，不独许崇智当众向我谩骂，连小小的西山会议派的桂崇基也当众和我为难。”陈公博劝汪应真诚与胡汉民合作，陈璧君立即气呼呼地说：“你劝汪先生与胡汉民合作，你知道不知道他们要去皮存骨，连你他们都不想要。”汪精卫和陈璧君商议，想派陈公博去上海与宋子文接洽，试探蒋、汪合作的可能性，陈公博没有接受此任务。这时蒋介石也派宋子文暗中拉拢汪精卫说：“广东要汪先生是只要骨头不要皮，我们南京要汪先生是连皮带骨一起要。”汪听后非常动心。汪反蒋，只是为了取得权力和地位，与蒋争天下，为达此目的，可不择手段。现在蒋主动来联汪，汪何乐而不为呢？当然是欣然同意了。

　　正当宁、粤间争闹不休，蒋介石在南方指挥内战之时，日本帝国主义悍然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执行蒋介石的不抵抗命令，东北数千里锦绣河山沦于日寇铁蹄之下。面对严重的民族危机，全国抗日民主运动迅速高涨起来。强大的革命洪流，冲击着国民党的反动统治。这既迫使南京蒋介石不能不对广东让步，又迫使广东方面不能不对蒋议和。

　　汪精卫的广州政府主张反对专制独裁，主张民主政治和主张积极抗日，于是学生们把汪精卫奉为他们的政治领袖。前往南京游行的学生们，欢迎汪精卫到南京主持党国大计，他们打出的口号为：“欢迎护党救国的汪先生”、“欢迎主张实现民主政治的汪先生”、“欢迎反对不抵抗主义的汪先生”。汪精卫则一方面批评蒋介石动用武力镇压学生，另一方面发表了他的政治主张。汪精卫在接见学生代表团谈话时说：“应付目前局势的方法，兄弟认为有八个字，就是一面抵抗，一面交涉。军事上要抵抗，外交上要交涉，不失领土，不丧主权。最低限度之下不退让，最低限度上不唱高调，这便是我们共赴国难的方法。”宁、粤分裂是以蒋扣留胡为导火线的，在陈铭枢代表蒋介石南下议和中，粤方以最低限度须先释放胡为先决条件。10月12日，陈铭枢到南京，向蒋介石报告了议和经过后，立即提出释放胡的问题，蒋亦明知此点如做不到，粤方代表是不会来的，故被迫答应。次日下午陈铭枢即去见胡汉民，递交了汪精卫、孙科等人的联名信，并详述粤中情，同时劝胡捐弃前嫌，以国事为重，胡表示首肯。陈铭枢随即劝他先去见蒋，胡汉民亦同意。陈铭枢即陪同胡前去，蒋、胡见面时，表现尚觉融洽，胡汉民对东北问题发言甚多。当即由蒋决定，推陈铭枢及吴稚晖、李石曾、张静江、吴铁城等同胡一起赴沪，候晤汪、孙等人，并欢迎他们入京，开和平统一会议。14日晨，蒋又亲往胡宅拜访，下午陈铭枢等陪同胡赴沪。胡汉民抵上海后，即致电唐绍仪、汪精卫、孙科等人，说：“弟亦容或为过误中之一人，然平日自检，担负以往过误则较轻，而今日盼望吾辈纠正过去错误之心最切。”胡汉民到上海后，古应芬、陈济棠替胡报仇的目的已达到，两人对和谈的态度颇为冷淡，汪精卫最热心，孙科的态度倾向于汪。

　　国难当头，宁、粤双方同时唱出和解的调子，听起来似乎是喜讯佳音，实际上，他们把国难之时当成重做政治分赃的好机会。汪精卫乘此要求进行国民党内权力的再分配。经蔡元培、张继、陈铭枢等人的调停，宁、粤双方决定在上海举行和谈会议。10月18日，汪精卫夫妇乘麦狄生总统号由香港去上海，行前，再次对陈公博、顾孟余表示，胡汉民身边净是政客，与我们格格不入，而与蒋介石合作的可能性是存在的。20日，以汪精卫为首的粤方代表团一百余人到达上海，和胡汉民会合。汪精卫到上海后，常对人表示他们改组派人多，都想一官半职。汪愿当行政院长兼一个部长，用意是露骨地想当行政院长。陈公博也几次对大家说，最好叫汪做行政院长，好维持大家反蒋的团结。顾孟余是阴谋家，叫汪不宜在反蒋的局面下上台，不如稍候时机，在蒋、汪合作的形势下上台。胡汉民对汪精卫无诚意，不愿汪抓权。胡和汪从1926年离开广东以后，一直是遥遥对垒，到这时才因为似乎一致反蒋，才有可能见面。当时国民党中也颇有人以为这回

　　胡、汪两个“领袖”能合作了，国民党可以改变了过去内部派系斗争的局势。

　　当胡汉民、汪精卫第一次在上海伍朝枢住宅见面的时候，汪作出一付谦虚诚恳的样子，对胡说：“中山先生在日时，我就是小兄弟，现在经过多少离合悲欢，回想起中山先生，真是痛心！我情愿听老大哥的教训。”于是胡也就公然用老大哥的口吻说了几句批评的话。然后胡汉民、汪精卫、孙科三个人同照了一张像，表示从此要团结起来了。可是他们一方面和蒋方代表在和平会议中明争，一方面又展开内部同床异梦的暗斗。胡汉民当时对于再返南京，最无指望，因之反蒋情绪最高。他生怕汪与蒋妥协，自己又不是和议代表，只有在后台出主意，极力鼓舞和推重孙科。

　　22日，蒋介石乘飞机抵沪，立即同宋子文会商，然后才约于右任、蔡元培、张继和陈铭枢晤谈。是日下午一时，蒋到孙科寓所与汪精卫、胡汉民等人会见，彼此握手后，互道契阔，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三巨头会谈，谈笑风生，握手言欢，真似亲密无间，旋即正式举行会谈。出席者为：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于右任、蔡元培、张继、陈铭枢、李文范、邹鲁、伍朝枢、张静江、李石曾、陈友仁、邵元冲、孙科、林森等十六人。众人入座后，由胡汉民请汪精卫先发言，汪起立说：“同志们年来隔离，致行动冲突，但系为公，非为私。此次代表粤方同志解决一切，共赴国难。”同时并提出粤方三项主张：“（一）国府组织宜如德、法总统制，由行政院负政治责任；（二）废除总司令职；（三）由一、二、三届中委任党事。”同时对蒋所拟关于他个人进退的电稿，表示赞同。蒋介石继起发言，先赞成汪发言，并说：“本人亦如是，公而忘私。”又说：“诸同志皆党中前辈，本人为后进，向来服从前辈。此次诸同志议定办法，凡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我无不同意照行；若我不行，尽可严责。”言毕，李石曾发言，先述及国难和团结的必要，主张大家马上入京，已无须在沪会议。蔡元培、张继等即表同意。孙科立即起来反对说：“我们此来系代表粤府，须照预定程序，议有端倪始可入京，否则须电粤府请示。”汪随即说：“入京本无不可，不过现下若入京，则协议签诺之事，各方将误会吾人为自由意志，反为不佳。”蒋对汪言，表示谅解，赞成即在沪会议，并说：“胡先生可代表本人。”又叮咛地说：“胡、汪先生同意的事，无不照办。”就这样，蒋、汪、胡几年来的恩恩怨怨似乎告一段落。

　　经过蔡元培、陈铭枢、张继等人对宁、粤间的调停，10月27日，宁、粤双方在上海伍朝枢宅举行和平会议，粤方代表为汪精卫、孙科、邹鲁等，宁方代表为李石曾、蔡元培、陈铭枢、张继、张静江、吴铁城。会议争斗的焦点是：粤方坚持蒋介石下野为和平条件，而宁方力主“中枢不宜更动，维持党统”。11月7日，会议宣告结束，这是一次双方政治分赃的会议。会议经过激烈斗争，最后达成协议：双方“各于所在地”召开国民党四全大会，分别选出同等数量的中央执、监委员作为合作的基础，由双方选出的中执委召开一中全会，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实行中央政治体制改革，并改组南京国民政府，随后宣布取消广州国民政府。对此，鲁迅于10月29日写了一篇《沉滓的泛起》的杂文，揭露国民党反动派的表演，“恰如用棍子搅了一下停滞多年的池塘，各种古的沉滓、新的沉滓，就都翻着筋斗漂上来，在水面上转一个身，来趁势显示自己的存在了。”什么蒋派、汪派、胡派、西山派，都不过是被国难搅起的古的、新的沉滓而已。这时，蒋介石派宋子文去上海，给汪精卫送去二百万元。汪表示“不需要”，陈璧君立即说：“如果他不接受，我可以接受。”就这样，汪精卫、陈璧君决定卖身投靠蒋介石了。

　　按照双方的协议，11月12日至23日，蒋介石主持召开了南京“四大”，蒋在开幕式上做了《党内团结是我们惟一的出路》的讲话，标榜大会的使命是“团结内部”、“抵御外侮”。通过了恢复汪精卫、陈公博、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李济深等481人党籍案。11月18日和12月3日，反蒋各派分别在广州和上海召开四大。广州四大在胡汉民主持下举行，会议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的口号，并坚持蒋下野和改组南京政府的要求。12月7日，广州中央党部正式宣布成立。因内部争论，造成会议分裂，汪派代表二百多人退会后回到上海。在准备袍笏登场之先，这班“代表”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举行了一次内部分赃会议，在会议上选出了唐生智、王懋功、曾仲鸣、唐有壬、谷正纲、黄少谷、萧忠贞、邓飞黄、范予遂、陈孚木10人作为汪、蒋妥协条件中给予改组派的十名“中央委员”人选。因为大世界这个地方是演滑稽戏和妓女集中的地方，所以当时鄙视他们的都称之为“大世界中委”、“野鸡中委”。会议还决定了参加政府和党部分赃所得的部长人选。这群人为了争“中委”，争“部长”、“次长”，在会中结成了许多小集团，勾心斗角，各不相让，争持不下，结果打得一塌糊涂。同时因为有一部分“代表”由粤来沪时误了船期，在选了“中委”的第二天才赶到，这一部分人因为“中委”向隅，于是自以为于改组派有功，势在必得“中委”头衔的人又声称“选举非法”，大叫大闹。

　　当时上海报纸把这场臭不可闻的丑剧都绘声绘影描述起来，讥诮他们这就是“共赴国难的序幕”。于是这班家伙才悄悄收兵，不好再公开闹了。

　　三个大会开完后，粤方强烈要求蒋下野，12月15日，国民党在中央党部举行临时常会，在京中央执监委均参加，于右任任主席，决议案为：（一）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蒋中正呈请辞职案，决准蒋同志辞职；推林森同志代理国民政府主席、陈铭枢同志代理行政院长。

　　（二）考试院长戴传贤、监察院长于右任、立法院长邵元冲呈请辞职案，决议慰留。

　　会后蒋介石发表辞职通电，略谓：“乃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已以委曲求全的精神，接纳全党团结之方案，而在粤同志迄未能实践诺言，共赴国难。胡汉民同志等微（五）日通电，且有必须中正下野，解除兵柄，始赴京出席等语。是必使中正解职于先，和平统一方能实现。权衡轻重，不容稍缓须臾，再四思维，惟有恳请中央准予辞去国民政府主席等本兼各职……”蒋再次施展“以退为进”的伎俩，宣布下野。

　　蒋介石行前曾约陈公博、顾孟余、王法勤谈话，说：“本人甚盼汪先生能不顾一切，任此艰钜。前在沪时，曾向汪先生面述此意，汪太客气，希望三位再代转达。中兴本党，非汪先生莫属。”同时蒋又留函致于右任、何应钦、孙科等人，说：“全会既开，弟责即完，故须还乡归田，还我自由。”并说：“此去须入山静养，请勿有函电来往，即有函电，弟亦不拆阅也。”次日，蒋果然登上了溪口妙高台。22日，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在南京开幕。

　　会议：（一）推举胡汉民、汪精卫、蒋介石、于右任、叶楚伧、顾孟余、居正、孙科、陈果夫等九人为中执会常委，并以叶楚伧为秘书长。

　　（二）选任国府主席、委员及五院院长案，主席团对于国府人选，提出声明两点：（1）五院院长及所属各部长、委员长不兼国委；（2）现任军人不兼国委。众无异议。

　　（三）选林森为国民政府主席。

　　（四）选任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唐绍仪、张人杰、萧佛成、邓泽如、谢持、许崇智、王法勤、李烈钧、邹鲁、邵元冲、陈果夫、叶楚伧、宋子文、王柏龄、方振武、熊克武、阎锡山、冯玉祥、赵戴文等33人为国府委员。

　　（五）选任孙科为行政院长，陈铭枢为行政院副院长，张继为立法院长，覃振为副院长，伍朝枢为司法院长，居正为副院长，戴季陶为考试院长，刘芦隐为副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丁惟汾为副院长。

　　（六）通过中央政治会议组织原则：（1）中央政治会议以中执监委组织之；（2）中政会议设常务委员三人，开会时轮流做主席；（3）中央候补执监委得列席中政会议。

　　（七）选举蒋介石、汪精卫、胡汉民为中政会议常务委员。

　　（八）关于国难会议、国民会议及国民代表大会等之组织及缩短训政实行宪政各案，决议：（1）国难会议由国民政府于半个月内召集，讨论御侮、救灾、绥靖各事宜；（2）国民救国会议之组织及召集，由中常会筹议办理；（3）

　　应从速限期完成地方自治，筹备召集国民代表机关，交中常会遵照建国大纲妥速议定办法。

　　四届一中全会闭幕时，冯玉祥始到京，当天他着青布短棉袄进入会场，其朴素作风便引起了全场的注意。他在会上发表演说，说：“只有自己到总理陵前痛哭流涕，责备自己对不起国家，痛自忏悔。党中先进同志，汪先生学识宏富，胡先生是总理信徒，玉祥自己是混账。蒋先生有其长处，有其短处，在郑州同我结金兰时，有海枯石烂，此志不渝，结果竟自打起来，致成今日之局。盼同志用手用嘴将此三人拉在一起，到总理陵前认罪忏悔。”出乎意料的是，汪精卫突然称病不至。此时，蒋、胡、汪三人各有用心：蒋介石游玩于山水之间，心怀诡计，待机而起；汪精卫安坐于上海租界，假称养病，窥测跨入南京中枢的门径；胡汉民则以广东为根据地，与蒋介石周旋到底。冯自参加一中全会闭幕会以后，旋即到沪晤汪。冯对人说：“此次南来目的，完全想团结同志，以谋抵制暴日，故望各领袖能在一块负起救国责任。”

　　又说：“若汪于最近期内痊可，当劝其速入京；对胡亦同样希望，必要时拟到香港一行；对蒋亦望其能尽其责，共赴国难。”冯在此期间，对团结合作，极为努力。在一片劝驾声中，蒋、汪、胡仍无入京表示，孙科于1月8日晚中委谈话会中说：“愿回粤一行，促胡北来。”于右任等力阻，以孙负行政责任甚重，不能离开。孙说：“将短期离京，到奉化请蒋，到上海请汪。”各方仍多方劝阻。散会后，孙即同财政部长黄汉梁乘车赴沪。事为居正得知，立即赶到车站，时车已开动，居即嘱站员摇铃停车，旋登车劝阻。孙坚决表示：“本人定将胡、汪、蒋一齐拉到南京，以求达到兴正团结之目的。”孙到沪后，即电胡速驾，又准备到奉化劝蒋，因未得蒋肯于接见的复电，故未便成行，乃改派何应钦、居正前往。此时的孙科真是彷徨失措，大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

　　为了实现蒋、汪合作，12月17日，汪精卫派陈璧君、陈公博、顾孟余、曾仲鸣等人去南京，与蒋介石洽谈。行前，汪精卫在病榻上叮咛陈公博说：“你们到了南京，对于一般老先生势必要让他们一点。”他们到南京后，住在铁道部官邸，蒋介石当天就打电话给陈璧君，因铁道部官邸人员太杂，邀请他们去军官学校见面。经过秘密谈判，达成了蒋、汪合作的协议。第二天，蒋介石在励志社宴请在南京的中委，蒋介石、林森、陈璧君、陈公博先后发言。1932年1月12日，陈铭枢同张群乘火车返沪，车抵笕桥，蒋来电令折回，即下火车改乘蒋派来的汽车回杭，重到澄庐晤蒋，蒋书亲笔信一封，交陈铭枢携沪转汪。16日陈铭枢至沪，即将蒋函交顾孟余转汪。汪得蒋函后，当天下午即赴杭，行前发出两电，一致胡汉民，一致孙科，说他已应蒋邀赴杭。17日，蒋介石派贺耀祖为代表，陪同陈璧君、顾孟余、褚民谊等人去上海，欢迎汪精卫去南京。接着汪精卫又赶到杭州，同蒋介石、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在杭州西湖风景优美的烟霞洞举行会议，“相见甚欢”，“甚为融洽”。蒋、汪实现合作。次日蒋、汪合电致孙科，说他们将候胡来后，即联袂入京，并要孙电胡速驾。同时，蒋、汪又合电致胡，请他北来，“一同入京，协照哲生及诸同志。”胡汉民复汪精卫电，除称病谓“非长期休养不可”外，并谓：“只须中央行责任内阁之职权，必能发展开一新局。”胡汉民被蒋介石抛弃了。17日，张继、张静江由京乘汽车赴杭，当晚与蒋介石、宋子文密谈。次日上午，蒋派毛邦初亲驾蒋自备飞机到京，直入国民政府找孙科，说蒋、汪有要事相商，须立即前往。孙即与何应钦、吴铁城同去，当日下午一时许抵杭，即赴烟霞洞。当时张继、张静江正宴请在杭的各中央委员，蒋、汪均在座。宴毕即在别室密谈，参加者有蒋介石、汪精卫、孙科、张继、张静江五人。会议内容，秘而不宣。会后记者问孙科会谈结果，孙答：“圆满，圆满。”又问：“何时回京？”孙答：

　　“就去。”孙在杭呆了两天，20日同汪一起由沪入京，21日蒋直接由杭入京。此时蒋、汪分别发表谈话，论调完全一致，一拍一合，俨似表演双簧。

　　自蒋、汪先后入京，22日在南京的中央委员齐集励志社会谈，先由何应钦报告关于接到朱绍良、熊式辉电报前方“剿赤”军事及军事问题，然后由吴铁城报告上海日本人发动暴乱情形，再次由覃振报告最近外交状况。报告完毕，到会的中委均默不作声。数分钟后，蒋起立发言说：“关于对日问题，无论和与战两办法，惟须国内真正实现团结一致。

　　总之金瓯不能有一点缺损，否则殊难对付他人的整个计划。“23日蒋、汪、孙等在宋子文家密谈，达三小时，对陈友仁提出的对日绝交方针，反对者居多。24日开特务委员会，讨论对日问题，其他各委均未发表任何意见。惟蒋、汪二人发言最多，论调完全一致，都认为：”已往既不能战，又不能和，今后将为国家百年大计打算。“并说：”陈的外交政策，是不懂国情，徒作孤注之一掷。“继又表示：”决将以忍辱负重、脚踏实地之精神，为有效之努力。“其余中委未发表任何意见，会上否决了陈的对日方针。当日陈提出辞呈，与孙科一同赴沪，旋孙亦辞职。以后中执会、中常会均有电致孙，请打销辞意，并派居正、张继、张静江赴沪挽留。后又派何应钦、吴铁城前往，孙行踪秘密，终日寻找不获。

　　27日，蒋、汪召开中政会议，到会委员60人，汪精卫任主席，决议要案：“（一）函中央执行委员会，本会议常务委员已到京，特务委员会应毋庸存在；（二）成立外交委员会，选出委员人选，蒋作宾为主席兼常务委员，顾孟余、顾维钧、王正廷、罗文干为常务委员。”

　　28日，蒋、汪召开中常会，蒋介石任主席，会议决议：（一）行政院长孙科辞职照准，选任汪精卫为行政院长；（二）立法院长张继辞职照准，选任孙科为立法院长，孙科未到职以前，由覃振代理。

　　就在当天晚上开会后的数小时以后，卫戍京沪的十九路军，在全体人民的推动下，在淞沪揭开了民族抗战的序幕。

　　3月6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又决议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由此形成了蒋主军、汪主政的蒋、汪合作的新局面。汪、蒋合流，共同统治中国的时期开始了。

　　和汪精卫接近的人，提起陈璧君来，不是握拳愤恨，就是摇头叹息。至于汪精卫左右的人，无论卑鄙到什么程度，对陈来说也不能感到满意。陈璧君是一个行为乖张、性情怪僻的妖妇，在历史上，在小说里，实在找不出一个女性来比拟。她的性情与行为，有时像小姐，有时似泼妇，有时像西方贵妇，有时似三家村里的婆娘。总之，中国妇女所有的美德，她没有；外国妇女所有的风雅她不配。“不能以感情，不能以理喻者，妄人也。”她的妄行妄言，即使“一千零一夜”，也不可胜述。谁要想在汪氏宫廷立足，非受过无耻的严格训练不可，非有奴才和狗才的修养不可。

　　陈璧君横行霸道，还有一怪癖，就是有时要吐痰，让秘书给捧着痰盂；有时忘了形，对来宾也同样对待。

　　提起她这一恶习，还有一段何香凝怒斥“泼妇”的趣闻。

　　何香凝是同盟会元老、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的爱妻，是中国近代史上著名的政治活动家。当陈璧君随汪精卫到日本东京时，何香凝已是同盟会的重要人物。她们与秋瑾、方君瑛等同住一室，陈璧君跟随宋庆龄、何香凝等成为同盟会重要女会员。当时，陈璧君表现积极，同盟会经济拮据，她慷慨解囊，把母亲给的钱物全部交给组织。这一行动，博得了大家的赞赏。

　　但时过境迁，随着汪精卫成为一投机政客，擢升行政院长，陈璧君也渐渐忘了早年的艰苦斗争生活。而汪精卫的叛变革命，使他们与宋庆龄、何香凝的关系也日趋变化。有一天，何香凝去汪公馆，汪精卫不在，陈璧君出来待客，谈话间，她忽然怪癖发作，忘乎所以，对何香凝说：“捧痰盂来，我要吐痰。”何香凝听了一愕，她根本没想到陈璧君会这样无耻，气愤地拍案而起，对陈璧君怒斥道：“你是什么东西，要我为你捧痰盂？”接着，手指陈璧君说：“陈璧君，我要吐痰了，你为我捧痰盂来。”陈璧君满脸通红，狼狈不堪。何香凝又命令道：“快些。无论从哪一方面说，我都有资格要你做这事。”陈璧君气急败坏，哭哭啼啼地走了，她做梦也没想到还会有人敢训斥她。

　　汪精卫回来后，陈璧君恶人先告状，说何香凝羞辱了她，哭闹不已。汪精卫只好耐心相劝，又说了何得凝几句坏话，来讨陈璧君的喜欢。实际上，汪精卫心里明白，何香凝就连蒋介石都惧她三分，何况他了。1926年蒋介石制造“中山舰事件”，逮捕共产党人时，何香凝就指责蒋介石说：“孙先生和仲恺的尸骨未寒，北伐也正在开始，大敌当前，你们便在革命内部闹分裂，何以对孙先生？何以对仲恺？”“七一五”汪精卫叛变，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失败。在血流成河的白色恐怖中，何香凝只身闯入蒋介石宅邸，要求见蒋介石，蒋怕遭到责骂，避而不见。1927年12月，蒋介石和宋美龄要结婚，邀请何香凝去做“证婚人”。何香凝“为表示羞与民贼为伍，断然拒绝担任蒋介石和宋美龄的证婚人，拒不出席他们的婚礼”。为表示与蒋、汪彻底决裂，她愤然辞去在国民党内的一切职务。她以“先开早具冲天志，后放犹有傲雪心”

　　的高洁梅花自励，表现了出淤泥而不染的高贵品格。

　　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何香凝从巴黎日夜兼程返回上海，积极从事抗日救亡活动。“一。二八”抗战，她多方筹捐筹饷，曾创办一所“国民伤兵医院”，鼓励前沿将士杀敌。蒋介石曾设家宴请何香凝，却对抗日之事闭口不谈，何香凝罢宴而去。后拿出自己的一条裙子，附上一首诗，打成小包，寄到蒋介石那里。那首诗是：为中日战争赠蒋介石及中国军人以女服有感而作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河山，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

　　对何香凝的豪语壮行，汪精卫记忆犹新，面对这位巾帼英雄，一身奴骨的汪精卫怎敢发作。

　　实际上，陈璧君是健忘了。1922年，陈炯明炮轰总统府，孙中山避难永丰舰，陈炯明又诱捕了廖仲恺，囚禁在石井兵工厂。在香港的国民党要人想利用会党把廖从狱中营救出来。陈璧君、伍朝枢等人打算实施这一计划，但他们既不了解石井兵工厂的情况，又不知道卫兵守卫的底细，只想蛮干，因此被何香凝拒绝了。

　　接着，陈璧君来到广州，住在当时外国租界沙面的维多利亚酒店，并通知何香凝说：“我们一定要劫狱，你一个人留在广州十分危险，务必来酒店一谈。”何香凝到酒店后，见到当天报纸报道：邓仲元部下的梁鸿楷率领的第一师叛变，她忧心忡忡地说：“这样子，北伐一定要失败！”当时，何认为如北伐军能胜利，对孙中山就会有帮助，所以对北伐抱有希望。陈璧君却说：“你是想北伐如失败，廖仲恺就自由了。”何听后，非常愤怒，当时掌掴了陈璧君的脸颊，说：

　　“我再怎么自私，决不至于要牺牲中山先生来搭救仲恺。”陈璧君自知理亏，受到斥责，不但没有发怒，还向何香凝认了错。这事发生两三小时之后，她就回香港了。所谓劫狱，不过是诺言而已。

　　陈璧君竟忘了那一记耳光，又得到了一顿怒斥。

　　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国难当头，民怨沸腾，蒋介石处于内外夹攻之下，全国抗日反蒋浪潮汹涌澎湃。汪见蒋处境艰危，就趁机向蒋介石提出：“精诚团结，共赴国难”，“反对独裁，求和平统一”；蒋也利用汪精卫见利忘义、变化无常的特点，派人与汪联络。经过多次讨价还价，蒋、汪终于携手合流，1932年1月，汪精卫率领一行人马来到南京，实行与蒋介石合作，袍笏登场。当时改组派在南京党政机关分赃所得的重要位置是：汪精卫中央政治会议主席、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顾孟余铁道部长陈公博实业部长、中央民众训练部长唐生智军事参议院院长褚民谊行政院秘书长唐有壬外交部次长曾仲鸣铁道部次长郭春涛实业部次长谷正纲中央组织部副部长萧忠贞中央民训部副部长陈树人侨务委员会委员长1932年一。二八事变爆发，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洛阳。1月30日，国民政府主席林森（披斗篷者）率军政要员赴洛阳。

　　汪精卫主持政务，由蒋介石任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参谋总长，负责军事。蒋、汪虽已实现合作，但两人的关系依然微妙。汪、蒋合作时候，民族危机日趋严重，对日外交成为重要课题。说也凑巧，汪精卫1月28日在南京登基，日本帝国主义当天深夜发动了“一。二八”事变，入侵上海。十九路军官兵目睹日寇的无理挑衅，愤于南京政府的妥协退让，在爱国将领蒋光鼐、蔡廷锴率领下，违背国民党中央的意旨，顺应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奋起抗击日寇的野蛮侵略。他们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英勇奋战，迫使日寇三易主帅，给日寇以迎头痛击，使之难越雷池一步。淞沪抗战的炮声一响，汪精卫上台后，立即宣布迁都洛阳，积极抗战，并称中国政府“决非威武所能屈，决不以尺土寸地授人”，1932年2月1日，汪精卫主持召开了最高军事会议，决定把全国划分四个防区和一个预备区，摆出了进行积极抵抗的姿态。汪精卫就以行政院长的身份与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联名发表了一通《国府迁洛宣言》，赶紧卷起铺盖，“迁都”洛阳了。汪精卫同时下令其他部队增援上海的十九路军，但汪精卫指挥不动蒋介石的部队，蒋介石私下指示他的嫡系部队不支持十九路军抗战，使十九路军的抗战陷于孤掌难鸣的困境。国民党要员以为洛阳有牡丹名花可赏，名胜古迹可游，黄河鲤鱼可食，又远离枪炮之声，这样可以安然“保持其牺牲精神”。

　　在这中原古城，汪精卫连续发表对日主张，声称：“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倘使不幸而终至发生冲突，亦必使衅自彼开，为天下万国公见之事实。”还说什么“过于畏葸，固为不可；徒作壮语，更为不可。须知数十年来，中国军事、经济，在物质上着着落后，固不待言；即组织上亦幼稚不完备”。汪精卫、陈公博一度都是支持十九路军抗战的，汪精卫提出了“一边抵抗，一边交涉”的八字方针，使南京政府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推行的不抵抗政策和依赖国联外交有所变化。陈公博还曾在蒋介石面前为十九路军缓颊。一次，他和蒋、汪一起在浦镇车站山上的工程师住宅谈话，蒋说了许多埋怨十九路军的话，陈公博对蒋解释说，十九路军也是不得不战，而且上海的战争是政治之战，而非军事之战，最后更指出：“倘若上海不打，恐怕要酿成内战。”蒋介石则态度强硬地表示：“内战我是不怕的”，坚持自己的意见。汪精卫恐怕陈公博直言犯忌，赶紧用别的话岔开了。其间，陈公博和李济深曾奉汪精卫之命北上搬请救兵，企图说服张学良实行军事动员，以牵制日本之师，造成南北全面战争之局，以减轻十九路军的压力。然而，由于蒋介石从中掣肘，张学良答以他的方针是：“巩固后方，推进前方，保卫地方，拥护中央”，不肯出兵。

　　汪精卫对于十九路军抗战采取了有限支持的态度，但最终还是屈服于蒋的压力，出面主持《淞沪停战协定》的谈判与签署，而蒋介石尽管是实际决策人，却一直居于幕后。结果汪精卫不仅遭到国人的愤怒谴责，监察院长于右任还在监察院对汪提出弹劾案，蒋介石对此都默不作声，直至政府内外反汪局面已经形成，他才出来为汪解围。汪精卫认为这是蒋故意使他难堪，愤而辞职。结果，又由蒋主持国民党中央常委会决意慰留，此风波才暂告平息。可见，汪精卫在抗战问题上是首鼠两端的。为应付舆论，他提出了“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认为这是万全之计。十九路军经过连日苦战，敌强我弱，寡不敌众，3月初撤至昆山、福山一线。

　　3月3日，经英国公使兰普森斡旋，中国外交部次长郭泰祺受汪、蒋指派同日本外交代表谈判，经一个多月的交涉，于5月5日签订了屈辱的《淞沪停战协定》。这是汪上台后亲自批准的第一个丧权辱国的协定。消息传出，遭到了全国人民的反对，上海人民义愤填膺，痛殴了国民党谈判代表郭泰祺，以示抗议。

　　1932年6月，蒋介石赴鄂、赣地区指挥“剿共”战争，南京政府名义上由汪主持，但实际上任何重大事情均不能决定。7月，热河告急的电报频频传到南京，汪精卫连连致电张学良，指示出兵抗日，但张学良在蒋的默认下，只是告急而拒不采取行动。7月22日，怒不可遏的汪精卫发表通电，迫张进兵热河。7月31日，张学良以北平政务委员会名义发表宣言，暗示汪无权指挥华北军事。汪气愤不已，主张惩罚张学良，但蒋默不表态。于是，汪于8月6日向国民党中央、国府主席林森、行政院各部长、军委会委员长蒋介石以及张学良连发5份电报，提出辞职，表示：“兆铭自一月二十八日忝被选任行政院长，原期竭尽心力，以救国难，乃荏苒数月，事与愿违，再四思维，惟有呈请辞职，以让贤能。”其中对张的电报，痛责他“屡次丧地失土，拥兵不前，违抗反攻命令”，只知向中央要巨款等，要他“亦以辞职谢四万万国人”等。8月9日，汪精卫和陈璧君匿居于沪西虹桥机场附近之王家宅村，拒不见客，一切来人均由陈璧君挡驾。同日，行政院各部长提出总辞职。张学良挨汪一顿臭骂，也通电提出辞职，8月17日，汪回到南京，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会议，决定撤销北平绥靖公署，批准张学良辞去公署主任职务，另设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由蒋介石兼委员长。而华北75名将领联名通电要与张共进退。

　　9将相失和丧权辱国

　　汪精卫与东条英机蒋介石的应付之策则是：留住汪以牵制张，留住张以牵制汪。为了拉住汪，他准张学良辞去北平绥靖公署主任职，为了拉住张，他又宣布成立军委会北平军分会，自兼委员长，由张代行职权。于是，蒋巧妙地制造了汪、张矛盾，又利用这一矛盾，借张之口给汪以难堪，使汪不得不依附于己，又借汪之力迫张交出部分兵权，使东北军直接归蒋指挥。这使汪精卫大为不满，8月18日，汪精卫、陈璧君夫妇飞往庐山，向蒋介石当面辞职。9月2日，汪氏夫妇去上海，住进大西路黄雯疗养院。16日，汪氏夫妇又去杭州莫干山疗养，住在“六月雪园”。10月初，汪精卫、陈璧君回到上海，住在褚民谊家中养病，20日，发表《告别书》，向中央请假，出国治病。蒋介石还需要汪的支持，于是只同意汪请假3个月，出国休养，但不同意汪辞职。汪出国期间，行政院由副院长宋子文代行职权。22日，汪氏夫妇乘法国邮轮安得米朋号赴法，11月23日抵法国马赛。29日，由法国转往德国杜平根镇疗养。

　　1933年元旦，日军进攻山海关，中日关系再趋紧张，汪精卫和陈璧君研究，陈认为如长期不归，恐生变故，行政院长的位子也坐不稳，不如早归，于是决定动身回国。1月11日，汪精卫和陈璧君离开杜平根镇，经德国纽伦堡、捷克到瑞士日内瓦、法国马赛回国。1月22日，转道日内瓦归国的汪精卫在国联发表声明书，指出：“中国现实无力对日宣战，但将倾注一切力量反对日本侵略；当日本采取作战方式时，中国将团结一致，竭力御侮；中国对日本的南侵将取陈述国联与抵抗侵略同时并进政策。”3月汪精卫正值返国途中，当时中国军队在古北口、冷口、喜峰口、罗文裕、界岭口、义院口等地，与来犯的日军血战，予敌以重创。汪精卫在香港对记者发表谈话，主张对日外交应与武力外交并进。汪精卫17日抵上海。然而，战局却迅速发生了剧变。3月3日，热河守将汤玉麟弃城逃跑，日军占领承德。消息传来，全国震惊！张学良被迫下野。20日，汪精卫在南京发表谈话，称“须先有抵抗然后有交涉”，“今日以后抵抗愈得力，交涉愈有希望”，为对蒋施加压力，汪精卫称病未愈，只能在中央党部负责，仍辞行政院长职。3月26日起，蒋、汪在南京会晤，汪精卫在蒋承认对日外交汪有最后决定权的条件下，同意于30日复职视事。但是这次汪精卫复职后，改变了他以前的主战态度，变成了主和派。此后汪精卫开始和日本进行和平交涉，蒋介石也积极支持汪精卫的“和平计划”。

　　日军在长城沿线受挫后，改而在滦东发动进攻，越过长城，包抄中国军队的侧翼，并威胁平、津的安全。中国军队出现溃败的迹象。4月19日，陈公博奉汪精卫之命，代表行政院北上劳军并了解战况，当陈公博抵达北平时，长城抗战已经失败。陈公博连夜赶回南京，说明“真相”。结果，蒋介石和汪精卫一致同意对日妥协。5月3日，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决定设置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蒋介石提名由黄郛出任委员长。

　　汪精卫命黄郛代表汪、蒋赴北平与日本交涉。黄郛赴任后，汪又电黄郛称：“欲谋停战，须向对方问明条件，其可答应否，弟（汪精卫自称）以为除签字于承认伪国、割让四省之条件外，其他条件皆可答应，且弟绝不听兄独任其难，弟必挺身负责，乞速与敬之、岳军诸兄切实进行。”当何应钦、黄郛电报南京说，已派熊斌担任停战协议代表，30日在塘沽开始谈判后，汪精卫复电表示支持，并说：“倘因此而招国人之不谅，反对者之乘间抵隙，弟必奋身以当其冲，绝不令两兄为难。”5月31日，《塘沽协定》签订，事实上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和热河的“合法”性，使我国主权进一步丧失，华北屏障尽失，平、津大门洞开。

　　《塘沽协定》被人们认为是一个卖国条约，引起了社会舆论的强烈批评。汪精卫则认为政府签订这个协定是正确的，他在解释为什么签订《塘沽协定》时说：“以前人们批评政府不抵抗而丢失了领土，现在我们进行了抵抗，结果却丢失了更多的领土。中国是一个弱国，这就决定了这场被侵略的国难绝不是偶然发生的。以现在中国的国力，无论进行怎样的抵抗，都没有取得胜利的可能，这是我们最初就明白的。既然没有取胜的希望，我们为什么还要抵抗呢？这就是爱国心的缘故，他让我们明知不能取胜，还要准备抗战到最后一兵一将。现在很多人当中有两种错误的想法，一种是过分软弱，认为中国绝对不能对日本进行抵抗，如果和日本交战，将和过去义和团的下场一样；另一种是过分强硬，就像一个人在旷野中发泄一样，‘杀尽倭奴'、’打到东京'，什么狂言都敢说，还能得到人们的拍手喝彩。以上两种看法都是错误的。政府和日本和平交涉，有一个最低的限度。只要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上，政府就决心签署停战条约，既是受到国民一时的唾骂，也要坚决进行负责任的签字。但如果停战条约在我们可以忍耐的最低限度以下，政府就决不签字。这次政府和日本签署局部地区的停战条约，是为了让疲惫的军队、穷困的人民得到一时的休息，其是非利害将得到历史的评判。”

　　汪精卫与夫人陈璧君的合影1934年1月，国民党在南京召开了四届四中全会，汪精卫为主席团成员之一，陈璧君也出席了大会，并任党务审查委员会委员。这时，也是陈璧君再次得意之时。有一篇文章这样描绘了当时的陈璧君：“汪、蒋联手的新局铸成，陈璧君也跟着显赫起来。身为中政会主席、行政院院长夫人，主内而涉外，时间一长，趋奉拍马加谄谀，放纵得她居大自尊，骄横跋扈。她对居所开始讲究富丽堂皇，穿戴追求奇异超群，口胃刁钻，花样百出，光是随身厨师便有六名之多，什么做西餐、做南菜的，广帮、川帮、京帮几乎凑了个全。有时想吃什么东西了，张口说出，必须马上做得。就连宋美龄她也不放在眼里，总以为自己应该高她一筹。有时宋美龄在抛头露面的场合中有上佳表现，她免不了要打着鼻哼，讥讽地说道：她是什么东西，早年……。于是，明里老蒋与汪精卫在权柄把握上较着劲，暗里陈璧君也与宋美龄较着劲，一心要把蒋夫人的‘抖'劲比下去。”为了猎取好名声，陈璧君又热心起慈善事业来。当时南京有贫民三万多户，她和汪精卫、吴稚晖等人发起一个募捐活动，在京郊为贫民建筑住宅，以显示其德政。

　　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进一步控制华北，5月29日，由日本天津驻屯军参谋长酒井向国民党政府提出交涉，并要求于12日以前答复。何应钦立即请示汪精卫，汪即回电答应日方全部条件。7月6日，何应钦与梅津美治郎签署了《何梅协定》。汪精卫还发表了一个《邦交敦睦令》，宣布：“凡我国民，对于友邦，各敦睦谊，不得有排斥及挑拨恶感之言论行为，尤不得以此目的，组织任何团体，以妨邦交。兹特重申禁令，仰各切实遵守，如有违背，定予严惩。”6月，汪精卫又批准了《秦土协定》。

　　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得到了汪精卫的全力支持。1933年11月，当蒋介石集中百万大军进攻革命根据地，并以50万军队对中央苏区举行第五次“围剿”之时，驻扎福建的十九路军将领蒋光鼐、蔡廷锴，联合陈铭枢、李济深、陈友仁、徐谦等反蒋势力和第三党的黄琪翔等举起抗日反蒋大旗，建立“中华共和国政府”，此即著名的福建事变。参加这次反蒋运动的各派人士在历史上大都与汪派有较为密切的关系，但投身蒋、汪合流行列的汪、陈却对此运动采取反对的态度。福建事变发生后，汪精卫曾秘密和陈公博商议：“我们走不走呢？”因为汪、陈初进南京之时，曾立誓不赞成再有内战，蒋介石如再发动内战，便立即辞职。陈公博认为：“我们不必走。因为这次他们的干法，与扩大会议和非常会议不同。他们改国号，改国旗，我们在南京固然反对，不在南京也应当反对，甚至于我们逃亡海外，也得反对。既然都是反对，我们何必走！”于是，汪精卫支持蒋介石镇压了福建事变。

　　汪精卫对于此一时期的汪、蒋关系，在1936年自欧洲写给陈璧君的一封信中曾有一段辩白，并附注说：“此书不可发表但可存之，我写过去事，此为第一次。我本欲得闲写过去事，但细思之，仍以不写为愈，一个人原不必急于自白也。”

　　信中称：数年以来，因“剿匪”军事关系，南京实际等于空城。我以赤手空拳，支柱其间，最大责任，在使后方不致沦陷，前方军事不至因而扰动，其余皆放在第二着。此是数年以来我对于国家之最大责任，亦即我鞠躬尽瘁之最大贡献。

　　军队之调动，外间不知之，当局者始知之，故知我之苦心者，实在少而又少也。

　　举一二事以明之，前年（廿三年）6月间，日本藏本失踪，数日未获，日本方面汹汹抗议，一日数至。日本长江舰队纷纷调至下关，有水兵上岸强占南京之消息。其时我集朱益之（培德）、唐孟潇（生智）诸军事长官计议，始知南京无兵，仅有军官学校学生三四千人可以临时应战。其时蒋先生在庐山，定于6月13日左右回京参加军官学校10年纪念，我一日三电蒋先生，请勿回京，因蒋先生须带兵回始有用，若一人回，同堕空城，俱尽无益也。其后藏本寻得，事已平息，我始电蒋先生可以回京，此一事也。去年（廿四年）6月间，日本增兵平、津，据何敬之（应钦）报告，一触即发，势如燃眉，其时蒋先生正在成都，不特南京无兵，北平亦将得力军队抽调将尽，而仓猝不能调之使回，其时局面只有两途：一是使平、津为九一八之辽宁，一是造成今日之局面，两者相较，今日之局面固可痛心，较之九一八之辽宁，尚为差胜（如果以为今日之局面反不如九一八之辽宁，爽快断送，较为干脆，此另一说，可以不论），于是，我只得负责以造成今日之局面。一时同志明知故骂者有之，不知而骂者有之，我皆不辩。此又一事也。过去责任，共负可，独负亦可。

　　我知道有人肯共负的，但是因为种种关系，还要我多负些，或者单独的负，我又何所辞？

　　辩既不可，生气更不必了。蒋、汪间的权力之争，在“合作”的形式下持续不断。蒋介石之所以“联汪”，为的是让汪精卫站在对日外交的风口浪尖，自己则躲在幕后，避免群众反日浪潮的直接冲击，以便能得以倾全力“剿共”。他虽然让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却又事事掣肘，设法抑制汪的权力过大。而汪精卫之所以“联蒋”，也有自己的目的，他企图利用行政院长的高位，发展汪派势力，达到主掌全局的目的，他绝不甘心居于蒋的仆从地位。

　　对汪、蒋之无法合作，陈公博认为有种种原因：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受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

　　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

　　他们两位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

　　如果说汪精卫对日寇的飞机大炮心惊胆战，避战求和的话，那么1934年6月在南京发生的藏本事件，虽纯系一般外交事件，汪也是“极端忍让”，忍气吞声，四年之后仍有余悸。陈春圃在《汪精卫投敌内幕》一文中写道：“1938年11月中旬，汪精卫一直心神不定，每天晚饭后总在上清寺寓所院子中踱来踱去，一言不发，一个人陷入穷思极想的苦海中。

　　陈璧君还关照我们不要打扰他，并且对我说过：周、陶等曾劝驾说：你兼外交部长的时候，和日本打过交道的，还可算是顺手的。但他说：也不尽然，1934年南京日本总领馆领事藏本在南京失踪案明明是他们自己捣的鬼，却向外交部要人，借此寻事百般恫吓，其时不正是我兼外交部长首当其冲吗？“可见，藏本事件使汪感到日本人是难缠的。1935年春，日本驻华使馆公使要回国时，汪精卫大摆宴席，为其饯行，后又亲自送到车站，列车开动时，汪竟泪流满面。有人写文章

　　讽刺汪精卫，引了李白《赠汪伦》诗中的两句：“桃花潭水深千尺，不及汪伦送我情。”

　　汪、蒋携手之后，名是共管政事，但蒋军权在握，汪行政院长只是牌位。汪在南京做行政院长，见到从前一同反蒋的人，总是表示他好比是消防队队员，被主人叫来“打短工”的。覃振劝汪何必那样替蒋“背黑锅”，汪说：“我既已跳下毛坑，就臭到底吧。”汪同杨永泰勾结甚深，走亲日路线。就连陈公博都认为，当时行政院是“花落空庭，草长深院”，蒋介石所在的牯岭，“变成了南京的太上政府”，“行政院简直是委员长行营的秘书处”，甚至“是秘书处中一个寻常的文书股罢了”。更使陈公博不平的是，汪精卫连续主持签订卖国条约，成为众矢之的。而蒋介石尽管是主谋，却置身事外，稳坐“最高领袖”的宝座。陈认为汪没有必要代蒋受过，并以辞职相劝于汪。

　　1935年8月，汪精卫因糖尿病、肝病并发，住青岛养病，陈公博、汪精卫二人发生争论。陈公博对汪精卫说：“签了这个协定，先生遭到各界纷纷批评，我真不知道汪先生为什么要背这个黑锅？”汪精卫说：“我们要复兴中国起码要三十年，不止我这年纪看不见，恐怕连你也看不见。我已年过半百，无其他报国之道，只要中国不再损失主权与领土，就可告慰平生了。”陈借酒意，大发议论说：“历代王朝危急之秋总有人站出来背黑锅的。”“我现在翻历史，承认秦桧也是一个好人。因为国家到了危亡关头，终要找出一个讲和的牺牲者。但一个人的牺牲很容易，而时间也飞得太快。

　　我想秦桧当时何尝不想，自己暂时牺牲，受人唾骂，等南宋设法中兴。然而秦桧是牺牲了，终于无补于南宋之亡。就是清朝的李鸿章，过去的袁世凯和段祺瑞，也都想一面妥洽，一面设法，然而李鸿章死了，袁世凯和段祺瑞也死了，中国还是那样不振，至到今日国难严重。我想今日与其说是卖国，不如说是送国罢，因为卖国，私人还有代价，送国是没有代价的。可是今日送国大有人在，……又何必你汪精卫送国？“然而，汪精卫却说：”他们送国是没有限度的，我汪精卫送国是有限度的。“由此争论可看到，陈公博还算有眼力，看到汪远超过秦桧、李鸿章、袁世凯，能把国家拱手送出，但其罪武穆，功秦桧，可算是谬谈怪论，为其以后叛国投敌造些舆论。

　　就是汪精卫的子女也感到汪卖国不留余力，青史将留骂名，他们也无颜见人，便大发议论，反对汪精卫兼任外交部长，以免“独负卖国责任”。弄得汪里外不好做人，伤感万分，他悲痛地说：“现在聪明人谁肯当外交部长！”这倒是心里话，当卖国贼并不好受，但这权力又不能放弃，代人受过实在窝囊，但贼船是他和蒋共济的，想跳下去又舍不得。

　　这充分暴露汪首鼠两端的性格。

　　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华北实行军事扩张和经济侵略，给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也严重损害了英、美帝国主义和南京国胡汉民与女儿胡木兰。

　　民政府的利益，加深了日本和英、美帝国主义的矛盾，使南京政府内部在对日问题上派系对立和分化日趋激烈。爱国民主运动又高涨起来，一些爱国志士也谋刺蒋、汪，以谢国民。1935年11月1日的刺汪案就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

　　汪精卫重伤入院期间，蒋介石召开了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和五届一中全会。蒋取代汪任行政院长，各部部长也都代以蒋介石的亲信，汪派的上层分子被一脚踢出了行政院。蒋、汪合作至此塌台。

　　1936年2月，被迫下野的汪精卫离开南京，赴欧洲养病。船过香港时，胡汉民派其女胡木兰到船上见汪问候，汪对胡女说：“当初在九一八以前，你父亲一定要帮蒋独裁。到了国难严重后，他又反蒋了，我去帮蒋。我帮蒋的结果如何呢？请你转告令尊，不要忘记我身中两枪。”汪精卫怀着苦大仇深，漫游西欧，吟诗作赋，装出一副超脱闲逸的样子。

　　但实际上，他在窥测时机，以图东山再起。

　　101935年刺汪政治风波

　　1935年11月2日，国民党的《中央日报》以特大字体的标题报道说：“汪院长昨晨被狙击，中央极度震惊。”这个消息像晴天霹雳，震撼了国民党上上下下。广大民众却在暗中拍手称快，汪遇刺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

　　国民党中央为筹备召开全国第五次代表大会，于1935年11月1日在南京召开四届六中全会。上午7点，一百多名中央委员去中山陵谒陵。9点，全体委员回到湖南路“中央党部”举行开幕式。中央常委兼行政院长汪精卫脸色苍白，在会上致开幕词，谓：“今当开会之际，所能报告者，便是精诚团结精神，永远不散。我们对于国难之痛心，增加了我们无限的努力，我们决心以无限的勇气，来担负这责任，来谋国难之解除。”开幕式结束后，中央委员步出礼堂，到中央政治会议厅门前，分列五排等候摄影。按惯例，汪精卫和蒋介石要和全体中委合影。当中委们齐集中央党部会议厅门口时，蒋介石却迟迟不来。

　　9点35分摄影完毕，就在此时，一幕惊心动魄的事件发生了。一个身着西装，外罩夹大衣的青年记者突然跨出人群，高呼打倒卖国贼，向站在第一排的汪精卫连开三枪，发发命中。一枪射进左眼外角下左颧骨，一枪从后贯通左臂，一枪从后背射进胸脊柱骨旁部位。汪应声倒下。枪声把国民党要人们惊得乱作一团。腿脚不便，坐在椅子上的张静江，连滚带爬跌倒在地；身体肥胖的孔祥熙慌忙中钻进汽车底下，待随从费了很大劲把他拖出来，新马褂的袖子已撕成两半。

　　这时，和汪精卫同站在第一排的一文一武起而和刺客搏斗。文者是张继，他见状急奔到行刺者背后，将其拦腰抱住。

　　武者是张学良，他一个箭步奔上去猛踢一脚，托起行刺者手臂，其手腕一松，手枪落地。汪的卫士这时似乎才明白过来，开枪还击，行刺者胸肺连中两弹倒地。这一切发生在几秒钟之内，站在汪精卫身边的陈璧君见自己的丈夫躺倒在地，犹如五雷轰顶，几乎晕倒。她立即左腿跪地，伸出手臂托着汪的头，她把手伸到汪的鼻子前，感到汪呼吸微弱，以为必死无疑。这时，汪精卫从昏迷中苏醒过来，看到陈璧君强忍剧痛对她说：“我为革命党，结果如此，毫无遗憾。”陈璧君见状，带着哭声说：“四哥，人必有死，吾辈革命者，即或不幸，我仍必继续努力。但君已受重伤，当速送医院救治，能不死，固尚可努力，既非，在吾等革命者中，亦不过如此。”“四哥，你放心吧，你死后由我照料儿女。”似乎在和汪做最后的诀别。蒋介石虽未参加摄影，也闻声赶来，屈一条腿把住汪的右手，以示亲切。汪精卫一面喘着气，一面对蒋说：“蒋先生，你今天大概明白了吧。我死之后，要你单独负责了。”随后，汪精卫被紧急送往中央医院抢救治疗，左臂枪伤经消毒缝合，并取出左颊大部弹片，背部子弹夹于五六肋骨间，伤及脊骨，未敢施行手术。11月20日汪精卫出中央医院，往上海入诺尔医院检查治疗，取出左颊残留弹片，背部子弹仍未能施行手术。汪精卫在遇刺后会见报社记者时说：“窃思本人生平并无私仇。而最近数年，承乏行政，正值内忧外患重重煎迫之际，虽殚心竭力，而艰难周折，外间何从得知？倘因此误会，致生暴举，于情不可无原。拟恳请国府，将牵连犯人从宽赦免。”

　　陈璧君根据蒋介石不出席摄影，坚信他是事先知道的。于是，闯进蒋介石办公室，气呼呼地指着蒋介石说：“蒋先生，你干的好事啊！”“你不要汪先生干，汪先生就不干，为什么要派人下此毒手？”蒋介石想为自己辩解，陈璧君不容他说话，接着说：“在军警森严的中央党部，除了你的特务队，还有什么人能混进来？”蒋对此事本来就满腹狐疑，面对陈璧君咄咄逼人的责问，顿觉语塞，只好赔着笑脸，一口一个“汪夫人”，保证一定要弄个水落石出。陈璧君逼着蒋介石交出凶手的后台，蒋无奈，只好连声答应。由于蒋、汪之间有矛盾，引起社会上种种揣测。桂系首领李宗仁、白崇禧也来电责问。蒋介石被弄得下不了台。他找特务头子陈立夫、徐恩曾、戴笠等严加申斥，骂他们“人家打到中央党部，你还不知道。每月花几十万就干出这类好事吗？”限期让他们一周破案，“倘若逾期，拿你们的脑袋是问”。特务们立即四处搜查抓人。

　　行刺者孙凤鸣，曾任十九路军排长，福建第十二师混成团机枪连连长，刺汪前身份是南京晨光通讯社记者。孙被击倒，身上仅被搜出毫洋六角和作为自杀用的一枚鸦片烟泡，说明他已立下必死之决心。孙被卫兵击中要害，流血过多，到医院后濒临死亡。医生奉命每小时注射强心剂十余次，以便从孙的口中了解到刺杀行动政治背景。孙凤鸣忍受着肉体撕裂的痛苦，对审问他的人义正词严地说：“我是一个老粗，不懂得什么党派和主义，驱使我刺杀的是我的良心！”并激情满怀地说道，“请你们看看地图，整个东北和华北那半个中国还是我们的吗？六中全会开完就要签字，再不打，要亡国，做亡国奴了！”次日凌晨，这位爱国志士离开了人间，谱写了又一曲民族悲歌。

　　这一政治巨案，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始终蒙着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蒋介石被疑指为除汪事件的幕后的策划者，戴笠等特务头目也曾想栽赃到共产党头上。现在，真相已经大白，这个博浪一击的爱国行动，系出于三四个抗日反蒋的爱国青年之手。

　　博浪行动的策源地，在上海打浦桥法政学院东边新南里232号。这一行动的策划者，是一批住在这里的青年爱国志士。他们是华克之、陈惘子、张玉华、孙凤鸣及后来的贺坡光。他们相聚在一起，情投意合，在一起议论国事，慷慨激昂。就五步流血的刺杀行动，进行了激烈的辩论，当他们谈到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蒋介石政府不抵抗的卖国行为，都声泪俱下，似是不能共戴一天。他们认为，在蒋介石统治的地方，凡是衣冠楚楚的，皆是禽兽。每次座谈，结论只有一个：“庆父不死，鲁难未已。”目标是“拼一死以诛元凶。”正如孙凤鸣所说：“为什么忍心让千百万人一天一天地被杀害呢？为什么不能让我一个人和他拼一拼呢？一枪把他们打死后，对于祖国命运的安排，不是要顺利得多吗？”刺杀蒋、汪，博浪计划在秘密筹划中。

　　除蒋行动从何入手？经商讨，他们想出一条妙计，在南京建立一个通讯社，因为这一组织既能公开捕捉蒋的活动信息，又可直入显贵的堂奥，接近蒋介石，使五步流血之举得以实施。

　　但是，就这八位无权无势、经济困厄、血气方刚的青年，怎样解决建社的经费呢？他们想到了在福建发动反蒋事变的李济深和陈铭枢。华克之专程到香港会见李、陈二公。李、陈听取了华克之的行动方案后，堪表赞同，认为“这是一件神圣的事，大家应竭力而为”。随后，拿出五千港币，托王亚樵转给华克之，作为筹办通讯社的开张费用。

　　1934年11月，一个以“南京晨光通讯社”命名的新闻机构出现了，社长是胡文卿（即华克之），总务兼编辑主任张玉华，采访主任贺坡光，记者孙凤鸣。他们标榜宣传三民主义，每天发稿，在公开场合以“小中央社”自居。而它的秘密使命，没有引起国民党当局的任何觉察。

　　同年12月，国民党召开四届五中全会及次年8月蒋介石从武汉抵南京旅途中，孙凤鸣两次图刺，均未得手。

　　1935年10月底，晨光通讯社的全部活动资金将告拮据。在这种情况下，青年志士决定破釜沉舟、背水一战。适逢国民党召开四届六中全会，时机难得，孙凤鸣把家事做以安排，抱定必死信念。

　　10月28日晚，晨光通讯社设宴为孙饯行。华克之说：“四弟此举，如马到成功，其功可旋转乾坤，其名可流芳百世。”

　　孙凤鸣慷慨悲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表现了为国为民，视死如归的大无畏精神。

　　孙凤鸣虽击中汪精卫三枪，但因弹力不足，均有入无出，亦非要害。汪入中央医院后，经十九天治疗，取出两弹，至背肋一弹，因嵌在两肋之间，不易取出，成为他致命的创伤，九年后，枪伤复发而丧命。

　　那么，有人要问，蒋介石当时为什么没有参加摄影呢？1935年11月2日的《大公报》报道说：“先是谒陵时，蒋的卫士见有三男一女徘徊蒋的前后，形迹可疑，遂加注意。至六中开幕会毕，群出摄影，蒋随行与叶楚伧谈此后会场戒备事，而及阶前而变作，蒋乃登楼。”其实并不尽然。蒋没参加摄影，并非偶然，而是他本性多疑诡诈的表露。这一次大会形式上是国民党的大团结会议，张学良、阎锡山及西南各省诸侯云集会场，随身均带有马弁二名。蒋看后心中暗想，谁能保证马弁中没有异动者？因此决意不参加摄影。当时各中委列队候蒋摄影，汪精卫见蒋不至，即去催促下楼，蒋说：“今天秩序很不好，说不定要出事，我决定不参加摄影，我希望你不必出场。”汪面露难色，表示：“各中委已伫立良久，专候蒋先生，如我再不参加，将不能收场，怎么能行，我一定要去。”这样，正如华克之所说：“蒋介石鬼谲多疑，临时不敢出场摄影，孙凤鸣不得已出此下策，击伤了第二个卖国贼汪精卫，只中副车，千古遗恨！！！”

　　特务们从刺客身上搜出一个记者证，知道刺客的名字叫孙凤鸣，是晨光通讯社的采访记者。于是军警赶往晨光通讯社搜查，发现通讯社的人已无影无踪，留下的只是几件破家具和一堆纸灰。追查晨光通讯社申请备案的担保人，是国民党政府实业部的两个职员，他们对晨光通讯社的背景情况毫无所知。虽然事发之后，中央党部内立即戒严，警察厅长陈焯和宪兵司令谷正伦亲临现场，逮捕了不少嫌疑犯，南京水陆空交通马上切断，乘客被扣了一大堆，晨光通讯社的人仍然一个也没找到。

　　蒋介石下令限期破案后，特务们四处奔忙。戴笠的特务处按下不说，徐恩曾急忙派手下顾建中再查孙凤鸣的尸体，从中寻找线索。顾建中胡诌什么孙的衣着式样和质料，是广州、香港最流行的，这证明凶手是南方来的，凶手脚上有中过枪弹的痕迹，证明凶手是军人出身，至于从何下手破案，仍然茫无头绪。后来他们查出为孙凤鸣办记者证的是晨光社的采访主任贺坡光，贺曾在上海教育界工作过，便千方百计追查贺的下落。因为事件万分火急，徐恩曾专门给顾安排一架飞机飞上海，并再三叮嘱顾建中，要不惜一切代价，采用一切手段，不可放走一个可疑人，还规定限三天破案。与此同时，徐下令上海、南京、京沪沿线以及南京附近各县的特务走卒，实行全体总动员。还通过江苏省主席陈果夫，把他汪精卫被刺事件引发了一系列政治风波。

　　所属的地方保安团队、保甲组织和警察之类，也一齐动员起来，配合行动。顾建中在上海，把所有与贺坡光有过来往的人，包括一切亲戚朋友，不论远近亲疏，只要沾上边的，不分青红皂白，一律列入嫌疑之列，予以逮捕，严刑审讯，吊打、坐老虎凳、火烧脊背等等，无所不用其极。因体力不支而晕倒的，致死的，致残的，因受刑不过而胡乱供认的，什么都有，但问题不得落实，二百多人就一个不放，继续刑讯。后来从一个线索中得知，贺坡光是江苏丹阳人，那里有他一个寡嫂。徐恩曾便从南京另派一批特务赶去追查，得知贺坡光确曾来过他寡嫂家，已于前一天他去。在特务们继续跟踪之下，贺坡光终于被抓到。经过多方调查，反复审问，徐恩曾、顾建中拿出的审查结论是：主谋为陈铭枢，是陈指使贺坡光，通过收买要钱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孙凤鸣执行了对汪精卫的谋杀。

　　即使当时，人们对这个结论也有很多怀疑，比如，孙凤鸣命都不要，要钱做什么？贺坡光和陈铭枢是什么关系，是怎样发生的联系？……徐恩曾的结论回答不出来。孙凤鸣等为什么要杀蒋介石、汪精卫？仇恨从何而来？他们则根本不敢接触。尽管如此，由于找到主谋，也就稀里糊涂地说“案情大白了”，特别是给蒋介石解了围，使陈璧君等不能说是蒋介石加害于汪精卫了，使蒋介石转怒为喜，蒋介石对徐恩曾也就更加宠信了。于是，在蒋介石安排下，徐恩曾在国民党的一个会议上登台讲话，做所谓“破案经过”的报告。徐恩曾便绘声绘色地大吹大擂了一阵，博得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们一阵又一阵的喝彩。此后，在国民党第五次代表大会上，由于蒋介石的“钦定”，徐恩曾以很高的票数当选了国民党的中央执行委员。

　　而刺汪的领导人华克之成为被通缉追捕的“在逃匪徒”，悬赏金额高达5万至10万，过着到处隐姓埋名，昼伏夜行的流浪生活。1937年春，华克之到达延安。他回忆说：“5月4日下午，毛主席接见了我，作了长谈。我坦率地陈述了自己的经历和处境。毛主席对晨光社刺汪事件没有多加分析，他强调：个人的力量、小集团的力量是推翻不了罪恶的旧社会的。他不同意我进抗大或陕北公学，说蒋介石将会指责共产党包庇政府的‘要犯'’破坏统一战线'，纠缠不清。

　　他给我的任务是仍回华南，作为延安和李济深、陈铭枢、蒋光鼐、蔡廷锴之间的联络人员，协助他们扩大华南民族革命大同盟，坚持抗战到底。我当即在毛主席面前誓言：“党有差遣，克之生死从之，一无选择，万死不辞。'”过了几天，我带着毛泽东、朱德致李、陈、蒋、蔡的绝密复函绕道北平南下广州到达九龙，向陈铭枢等叙述延安之行的详细情况。

　　我在香港，等待华南党组织派人来接头。1938年秋，连贯找到我，并马上带我和廖承志、潘汉年见面。这是我第一次和廖、潘相识。廖承志开诚布公地对我说：我们已经把你当做同志，才决定和你会面的。多少年来，你一直在打个人游击战，费力不讨好，我们希望你归队，共同工作。短短几句话，使我这个多少年来政治上感到寂寞孤零的汉子温暖无比，不禁涕泪齐下，不能自已。他们表示对我的过去，已有相当了解，并且相当信任，今天主要是谈我今后的工作岗位，不忙于谈过去种种。廖承志郑重交代，将派我回上海了解日、伪、蒋三方面情况，由潘汉年直接领导；组织问题将在工作过程中考察，如何解决也由潘汉年提出意见。不久，我在上海和潘汉年会合，仔细商议我的工作安排。经过一段时间，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刺汪案告破后，虽说蒋介石脱了关系，但陈璧君感到蒋介石其人心狠手毒，大权独揽，国难又如此严重，所以劝汪趁机辞掉一切职务，到国外去，以免寄人篱下，让老蒋一个人来收拾这个烂摊子。12月1日，汪精卫分别致电五届一中全会、国民政府主席林森及行政院各部，请辞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职。此举正中蒋介石的下怀，遂了他集党政军大权于一身的宿愿。1935年12月2日至7日召开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上，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为胡汉民，蒋介石为副主席；最高决策机关的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则为汪精卫，蒋介石亦为副主席。汪精卫乃于1936年2月19日，偕曾仲鸣、汤良礼、诺尔医生等人悄悄乘德国格兰新年轮赴欧。陈璧君因病未来送行，留在国内充当汪精卫的耳目和谋士。陈璧君召集汪的亲信王懋功、谷正纲、沈次高等人积极策划，暗中监视蒋介石的活动，并及时向汪精卫报告。

　　1939年1月1日，在国民党政府遥拜孙中山先生的陵墓之后，大家团拜。此前汪精卫已公开投降日本。冯玉祥对蒋介石说：“在1935年11月1日，一个青年孙凤鸣用手枪打了汪精卫三枪，可见那青年有先见之明，我们把人家弄死的弄死，下监的下监，我们又把汪精卫弄成国民党的副总裁，到今天汪精卫逃跑了，要到南京去组织汉奸政府，这样看来姓孙的青年真可佩服，我们应当为姓孙的铸一铜像，来纪念他。”

　　11刺汪案与“江淮大侠”王亚樵

　　1935年11月汪精卫在南京中央党部被刺，全国轰动。蒋介石也大为恼火，限期戴笠破案。在侦破过程中，戴笠等知道孙凤鸣要刺杀的人主要是蒋介石，其次才是汪精卫，只因蒋没有出场，孙凤鸣才刺了汪精卫。同时，又发现晨光通讯社与王亚樵有联系。戴笠一方面派人追捕晨光通讯社的其他人员，另一方面派人四处搜捕王亚樵及手下的人。结果，在香港与此案毫无关系的王亚樵的人余立奄、胡大海、周世平被捕。

　　沈醉在他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说：“戴笠在早年最使他感到头痛的劲敌，是在上海活动的安徽帮帮会首领王亚樵。这个人有一群不要命的亡命之徒，去干绑票、暗杀工作。”“戴感到此人不除，以蒋介石为首的四大家族的安全很受威胁，曾千方百计想除此心腹之患。”沈醉认为：六中全会的行刺案，是王亚樵组织的规模最大、部署最周密的暗杀蒋介石的活动。实际上戴笠和沈醉都搞错了，此案是华克之一手部署、策划的，王亚樵只是提供了一部分经费。

　　那么，蒋的军统特务为什么把矛头对准王亚樵，并于1936年11月将其置于死地呢？王究竟是何许人也？

　　旧中国的上海，被称为“冒险家的乐园”。它是帝国主义插手我国政治，进行阴谋活动的场所，又是流氓、青帮互相争斗、残杀的舞台，还是蒋介石等各种政派势力互相倾轧，明争暗斗的地方。王亚樵是20年代到30年代初上海滩上拥有千人以上的号称“斧头党”的帮会暗杀集团的首领，是一个神秘的帮会人物。王亚樵就是在这种异常复杂的历史背景下从事暗杀活动的。他曾组织党羽，先后暗杀过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招商局总办赵铁桥、财政部长宋子文，又参与谋杀国民党中央副总裁汪精卫等，曾轰动一时，名噪上海滩。就是上海首屈一指的大流氓杜月笙，对王亚樵也不无三分畏惧。

　　王亚樵以其一步十计、擅长诡辩的特点，由一个亡命徒逐渐挤入中上层社会中，为旅沪皖人所重视。后来，王在上海组织安徽劳工总会，纠集在沪做工皖人为会员，逐步形成了帮会小集团。不少人拜在王的名下为学生。亡命之徒也多出入其堂坳间，形成一种颇有势力的特殊组织。王成为众人推戴的惟一头目。

　　王亚樵向往荆轲刺嬴政，以侠义自诩。上海警察厅长徐国梁为军阀齐燮元之鹰犬，民愤极大。更主要的是军阀卢永祥、齐燮元矛盾很大，争权夺利，不可调和。因此，卢拟寻找适当人选，设计杀徐，而找到了王，王同意承担暗杀任务。

　　1923年11月4日派其党羽，在英租界云南路转角处将徐击毙。卢永祥通过王亚樵轻而易举地除掉了政敌；而王由此得到二万元活动经费及拥有四百人枪的“浙江游击司令”职务。这件事的直接后果是：齐燮元决心报复，导致了苏、浙战争的爆发。

　　1930年7月，王亚樵受上海招商局董事长李国杰（李鸿章的侄孙）的指使，派其党羽刺杀了上海轮船招商局总办赵铁桥。所说刺赵的原因有二：一是王亚樵事成可以获得一万五千元巨款和一条大轮船所得的净利；二是为王乐平报仇。

　　王亚樵与失意军人常恒芳和王乐平等对蒋介石独揽军政大权、专横跋扈不满，于1929年在上海秘密组成了暗杀蒋介石的组织，地点设在王乐平家中。事情为赵铁桥侦悉，于是秘密前往南京报告给蒋介石。蒋立即派特务于1930年将王乐平杀害于家中。因此，王亚樵对赵恨之入骨，早存杀赵报仇之念。

　　当时，李国杰托其叔祖李鸿章的余荫，成为上海轮船招商局的董事长。他大肆攫取钱财为己有，招商局被弄得千疮百孔，破败不堪。赵铁桥因有功于蒋，又走了CC系二陈兄弟的门路，被委为招商局总办。他上任后采取了许多措施，都严重地触犯了李国杰的利益。“到了1929年，赵发觉李不但把持产业，更有利用局产营私的企图”，于是便不再犹豫，断然下令将公司接收过来，改由总管理处管辖，另设产业科管理。至此，赵、李的矛盾愈加尖锐。李国杰密叫其弟李少川转请王亚樵杀赵。王早有此心，一拍即合。1930年7月24日，赵铁桥乘车至招商局下车，被早已埋伏那里的王亚樵党羽连击十枪，血流如注，当场死去。

　　1931年，国民党行政院长孙科在蒋介石、宋子文的排挤下，被迫下台。孙科气愤异常，遂派其亲信马超俊面晤王亚樵，请予刺杀宋子文，并给巨资以供各项布置暗杀费用。这是杀宋原因其一。其二，胡汉民被蒋介石骗到南京囚禁，被释后，报复之心甚切。闻上海王亚樵能杀人，乃以重金结纳。晤谈之下，胡汉民誉王为“江淮大侠”，王亦感恩知己，愿为效力。第一炮就是上海北站刺宋子文案。

　　王亚樵承诺孙、胡二人之后，在京、沪各设一个刺宋小组。住南京小组不断与国民党财政部进行暗线联系，侦察宋的行动，新婚不久的唐腴胪被误刺身亡。

　　但始终无下手的机会。1931年7月23日，侦悉宋子文当晚赴沪与财团商洽借款事宜，即电告王亚樵：“康叔（暗号）

　　准于本晚乘夜车赴沪，明晨准到，望往迎勿误。“王急命党羽八人立即到北火车站等候下手；又派十余人把守站外各处，做监视和抵抗路警围捕之用。24日上午8时许，宋专车到站，在随员卫士等簇拥下下车。宋的秘书唐腴胪走在前面，因唐的身材、衣着与宋相似，刺客一拥而上，集中对唐射击；唐中弹多发，当即倒地，做了宋子文的替死鬼。宋子文乘势躲在石柱后面幸免。这时刺客认为目的达到，掷出两颗劣质炸弹，顿时黄烟笼罩，刺宋八人和在外把守的十余人均混入乱窜的旅客中安全退走。

　　刺宋案发生后，蒋介石大为震怒，令戴笠侦破，一时风声很紧，王闭门不出。戴笠虽对王尤加注意，却难获得实据，也就不了了之。

　　1932年，王由香港重返上海。但因军统特务对王及党羽侦缉毫不松懈，必欲捕获而杀之。不久，王和他的重要党羽又一次避往香港。1935年春，王等商量今后行动计划。王提出：“今后必须暗杀蒋贼。请大家共同讨论出一个如何才能接近蒋的身边，以便有机会下手的办法。”之后，接受了华克之的建议，也就是上面谈到的“搏浪计划”。王答应给予支持，提供经费。

　　案发后蒋介石更欲杀王，王之不除，不能安枕。王乃率亲信党徒，再次避往香港。蒋介石派特务前往香港，多方侦察，终发现王的踪迹，最后在广西梧州将王击毙于旅馆之中。

　　1936年10月，国民党《南京日报》以醒目的大标题：“暗杀党头子王亚樵被刺。”报道说：“王亚樵平常不守正道，专门聚集亡命之徒，暗中谋杀异己，企图危害国家要人，现为争夺女色，被人暗杀；刺客将其面皮削去以泄恨”云云。

　　如何评价王亚樵的暗杀活动？在此引用华克之在“为南京晨光通讯社诸烈士逝世一周年纪念告全国同胞书”中讲到的话：“我们不是王亚樵的徒弟，也不是任何人的徒弟，我们有绝对独立的人格。关于这一点，总有大白于天下的一天。”

　　“如以王亚樵抗日爱国反蒋的精神而论，王亚樵是个好人，我们确曾和他结成过爱国抗日反蒋统一战线，自信无愧于良心。”

　　12几个好“妹妹”

　　人们都知道汪精卫的妻子是陈璧君，而汪精卫的两位红颜知己却不为人所知，一位是方君瑛，汪精卫对这段恋情终生难以忘怀；另一位是与方君瑛相貌酷似的施旦。1907年初，汪精卫、胡汉民赴南洋宣传革命、筹募经费，当汪精卫在槟榔屿演讲时，当地富商之女陈璧君为他的风采所倾到，不久也到了日本参加了革命，并尽量找机会和汪精卫接近，可是汪精卫对陈璧君却并不热情。

　　然而，陈璧君加强对汪精卫的进攻，不是找机会请他吃饭相处，就是读书。她还拜汪精卫为师，请汪精卫教她做诗填词。相处时间一多，汪精卫渐渐与陈璧君不拘行迹了。后来汪精卫对此有了警惕。不久，汪精卫为做刺杀行动准备离开日本前往香港，摆脱了同陈璧君的感情纠葛。

　　汪精卫到香港先去找方声洞，方热情招待他，并介绍妻子曾醒和妹妹方君瑛与他相识。方君瑛豆蔻年华，明艳照人，她那天真而大方的谈笑，使汪对她起了怜爱之情。方君瑛见汪精卫才华横溢，对汪产生了爱慕之情。汪精卫因在香港等待制造炸弹，只好暂留方家。在这段时间，汪精卫和方君瑛渐渐熟了，方君瑛已改称他为“四哥”，还常请汪精卫教她做诗词。一天晚宴中，汪精卫乘着酒兴，怂恿方君瑛唱出方声洞感咏时事的新作：天风吹过西海头，万丈波涛总不休；大汉男儿应有责，拼将热血洗神州。

　　方君瑛大大方方地用粤语唱出，汪精卫和她再同声合唱。由于教作诗词，汪精卫和方君瑛日渐亲密。一天，方声洞向她打趣说：“君瑛，你将成为女诗人了，可别忘了老师的循循善诱啊。”方君瑛说：“只怕四哥忘记我，我才不会忘记他呢！”汪精卫说：“有这样好的妹妹，就是天荒地老，海枯石烂，也忘记不了啊。”此后，汪精卫准备北上，他悄悄地向方声洞夫妇告别。饯别宴前，方君瑛献出向“四哥”送别的小诗两首：其一：相聚又相别，明朝各一方，为君歌易水，声意两同长。其二：此去须珍重，无忘此日欢；殷勤为汝祝，努力更加餐。

　　汪精卫朗诵她的诗句，领悟到她心扉中透出一股柔情！汪精卫第一次对女性产生了爱情。1905年，汪精卫因刺摄政王被捕，被判为永远监禁。他被关进刑部以后，少有敢去探望者。陈璧君用金钱买通狱卒，给汪精卫送衣送食。汪深感患难中同志友爱的珍贵，遂于长夜寂寞之时，赋《怀故人》一诗，托狱卒转交陈璧君。

　　陈璧君读到汪精卫的情诗，特地绣了一对枕头，送给狱中受难的意中人，并附上情书向汪精卫表达爱意，有“虽不能生前同衾，也望能死后同穴”等语，并提出希望汪精卫答应和她先订婚妹妹成众的汪精卫。

　　约，要求汪精卫立即答复。身处铁窗的汪精卫对于陈璧君的一往情深，不得不报以“不论生死契阔，彼此誓为夫妇”

　　的承诺，并且填了一首《金缕曲》赠她。不久，武昌起义发生，东南各省相继独立。汪精卫于1911年11月6日被释出狱，陈璧君喜出望外，与汪精卫朝夕相处，形影不离。

　　1912年民国成立，陈璧君向汪精卫提出正式结婚的要求。汪精卫回到广州征得兄长兆镛的同意，为举行婚礼，汪精卫、陈璧君两人前往香港购办衣物，顺便探望亲朋好友。当他们到方声洞家中时，才得知方声洞在参加黄花岗之役中牺牲了。两人在灵前上香行礼，怀念当年情同手足之情不禁泪下。最伤心的是在一旁的方君瑛。在汪精卫出事被捕的消息传来时，方君瑛每日一面垂泪，一面朗诵汪教她的诗句以寄托情思。如今，她眼见汪精卫和陈璧君终成眷属，不觉万感交集失声痛哭。汪精卫得知方君瑛自方声洞牺牲后，由于哀伤过度，近来常常生病，他唏嘘不已，只得说了几句宽慰的话而去。汪、陈两人从香港回到广州，在汪精卫家中举行了婚礼。

　　1913年革命党人讨袁失败，在法国巴黎，汪精卫声言不再过问革命之事。方君瑛也来到巴黎，他们住一处面对海水、北倚山云，名叫“鸦尔加松”的小村，汪精卫夫妇常去聚会，或游泳，或垂钓，往往尽兴而返。但是，如果是陈璧君同去，方君瑛大都推托身体不适或准备餐点，留在家中。只有汪精卫一人前来时，她才兴高采烈地陪伴。她不多说话，常常面对浩瀚的大海，默默出神，令汪精卫莫测高深。

　　一天，汪精卫与方君瑛独处在海边绿阴之下，他对她表达了爱意：“我是爱你的，知道你也爱我。可是却被现实环境所限制，我常常很痛苦。我想，你虽然参悟了佛法，内心又何尝不痛苦呢？”方君瑛很受感动，也对汪精卫表达心声：“爱情寄托，最宝贵能天长地久相知相维，又岂在朝朝暮暮共枕厮守。”他俩经过互诉衷肠，从此相处，反而觉得身心泰然。回国后，汪精卫和陈璧君在广州创办一所“执信中学”，一切经济事务等，均由陈璧君负责，并请曾醒、方君瑛来执教。不久，陈璧君赴美筹款，汪精卫为与方君瑛相处，从家中搬到学校居住，课余之暇，他必然造访，饮茶闲话，其乐融融。有一次汪精卫率全校师生前往黄花岗公祭先烈。当晚，汪精卫又携带瓜果之类的吃食，再去访晤方君瑛姑嫂，夜深不去。曾醒困倦先寝，他和方君瑛移坐屋前花棚之下，情话绵绵。汪精卫到了情不自禁时，向她透露他和陈璧君的婚姻，没有爱情，成为一种桎梏，使他的精神受到伤害，也耽误了她的青春。本来感情丰富的方君瑛，经不住汪精卫热情如火，信口吟出王次回的一首艳诗：

　　意密形疏自幼闻，情深更厌雁离群，人间多少双飞侣，未必如侬切念君。

　　汪精卫听后，不觉百感交集，他准备隐姓埋名，和她同到深山密林，过隐居生活。倒是方君瑛现实得多，她说：

　　“你是隐不了姓，埋不了名的，何况国事如此，你还有责任，于公于私，都不能够退隐！”汪精卫不禁凄然流泪说：

　　“我的自误，只有怨天；你由我误，却不怒我。我粉身碎骨，也不能报你于万一了。”

　　方君瑛无可奈何地说：“叹天下有情人，都难成眷属；是前生注定事，已错过姻缘。”汪精卫激动地说出他最后的心声：“天可荒，地可老，海可枯，石可烂，我对你的爱，即是死了，也是永远不已的。”自此以后，方君瑛似乎不能自持地和汪精卫成双成对地到处游玩，不拘形迹。当陈璧君从美国返回后，就首先责问汪精卫怎样处置她？生下儿女怎么办？接着要和他见孙中山先生，请先生主持公道。随后跑到学校对方君瑛冷嘲热讽地说：“我远赴重洋，为学校筹款，你却和四哥出双入对地谈情说爱，辛苦你啦！”

　　方君瑛分辩道：“四哥一向以亲妹待我，没有和你结婚以前，就是如此，和他公开一起走动，有什么不对？何况我们是清白的，问心无愧。”陈璧君一面冷笑，一面说：“哼！清白的，谁能保证？问心无愧，问什么心？”方君瑛气愤地流下眼泪，说：“你不能如此地侮辱我，欺负我。我即刻离开此地，永不和你见面。”陈璧君反唇相讥：“学校是我办的，你不走，难道我走？”陈璧君正说着，汪精卫进来，见方君瑛受到如此委屈，对陈璧君大为不满，指责她不该在学校当众责怪方君瑛。

　　陈璧君见汪精卫替方君瑛说话，更是满腔妒火，撒野哭闹起来：“你不爱我，我就毁了你！你不要做人，我干吗还要做人？”方君瑛见此情形，万分悲痛地跑回房内，登时晕倒，经过医生诊治，曾醒再予安慰，也就暂时平静下来，并约好第二天就离开学校。当夜，方君瑛思前想后，愁肠百转。为了顾全汪精卫已有的家庭，也为自己的清白与尊严，她以死明志，在写下三封遗书后，她悬梁自尽了。

　　第二天早上，曾醒首先发现，痛不欲生。汪精卫闻讯赶到现场痛哭捶胸，连叫：“是我辜负了君瑛！”不久，陈炯明叛变，汪精卫随孙中山到了上海，又前往东北与张作霖接洽。他仍然怀念方君瑛，日渐憔悴。对于陈璧君根本不予理会。

　　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后，汪精卫在南京出任行政院长，陈璧君骄横的个性又增加了傲慢的成分，并干预汪精卫的政事，因此一般人对陈璧君无不讨厌，汪精卫则因怕麻烦而顺从她的意志。一天常找曾醒聊天的汪精卫，在曾醒处发现一个明艳照人的客人，蓦地一惊，经介绍，才知她叫施旦，是曾仲鸣部下一个凌姓的太太。交谈之下，汪精卫得知她留过学，中国文学也很好。曾醒见汪精卫兴致很高，知道是施旦勾起了他对方君瑛的怀念，因此，特地留汪精卫和施旦一同吃饭。饭后，汪精卫殷勤相送，并约施旦于星期天到他家进餐。届时，施旦打扮得清秀脱俗地去赴约，在汪精卫的书房里，她和汪精卫谈起做诗，要求拜汪为师。汪精卫非常欣慰，立即应允收她为徒，并对她流露爱意。施旦被汪精卫的仪态风雅所吸引，早已芳心暗许。但她也知道和汪结合任南京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部长时的汪精卫。

　　是不可能的，见汪精卫对她示爱，她也毫不隐讳地说出自己的心愿：“我是有丈夫的，你也有妻子，况且陈璧君傲岸妒悍是出了名的，所以环境不容许我们相爱结合。我们的情，只能限于精神，所谓‘心有灵犀一点通'罢了。”汪精卫点头感叹说：“恨不相逢未嫁时，你能够给我精神上的爱，我也满足了。”此后，施旦常来汪精卫的官邸，直到陈璧君归来才疏远。陈璧君从庐山归来后，发现施旦接近汪精卫，于是与汪寸步不离。汪又不好发作，只有生闷气。

　　1935年，汪精卫在国民党中央党部被人行刺受伤，辞去行政院长职务出国医治，医生说他只有10年寿命。第二年回

　　国，汪精卫心情很坏，常对陈璧君怨言相向。陈璧君也不敢多与争论，汪精卫得以常和施旦接近，他把施旦丈夫凌某当做亲信人员，施旦经常出入汪精卫的官邸，服侍他的病体，逐渐施旦在汪宅成为重要的人。陈璧君在家，她也来往，尽量承顺陈的颜色。陈因她是有夫之妇，她的丈夫又是汪的亲信，尚未想到她和汪精卫之间已有相爱的成分，所以对她尚好，一切相安无事。

　　抗战爆发以后，汪精卫卖国降日，堕落为大汉奸。汪精卫的日子是不好过的，心情沉重，脾气暴躁，更需要寻求柔情的慰藉，于是常常想起阔别已久的施旦，并派人打听她的下落。一次在陈璧君刚离开南京赴香港的第二天，施旦忽然出现在南京汪精卫的官邸。她丰容盛貌，汪精卫大喜过望地款待她，问她何故突然到此？施旦说一年来是在九龙一家庵堂带发修行。与丈夫离婚后，复来故地。汪精卫激动地向施旦表示：“已经错过了方君瑛，不能再错过你了。”施旦却说：“以你的名誉地位，不能离婚再婚。何况，我这次来找你，也不是为了想和你结婚。”她只想跟在汪精卫身边做一个情人。于是，汪精卫安排施旦在官邸中做一个女秘书。

　　陈璧君在香港得到消息，匆匆赶回南京。当陈璧君向汪精卫提起此事时，汪精卫坚决地向她表示：“施旦是个人的秘书，也是心爱的情人，谁也不准反对。”这大出陈璧君的意料，她正想吵闹，施旦却和颜悦色地向她表示：“你是他的夫人，无人可争，我不能，也不愿我们之间，有任何争执。”她继续说：“他爱我，是因为我长得像方君瑛，把我当她来爱，当然是种心理变态。我是已离婚的人，我觉得让他心理上得到安慰，好振作起精神，应付当前他所处的艰难环境，所以才对他迁就，成为他心目中的情人。这对你们夫妻之爱，并没有妨碍。”“他对我说，他的生命，只有5年；报纸也发表过了。为了肉欲谈不到，为财物也非我所欲，我只是爱惜他，仰慕他。我这样做，对我并无利益可图，但对你却有好处，起码我能以和他相处而安定他的心情，使他自觉生气蓬勃。你如果因此和他翻脸吵闹，结果对你却未必有利……”

　　施旦的话使陈璧君想起当年方君瑛的事，同时想到汪精卫的身体已经不起打击，于是她沉吟不语。施旦见她态度有变化，接着说：“我只是个仆人，祸福利害，在你一念之间，只要你决定我走，我马上离开此地，离开他！”陈璧君思前想后，觉得施旦的话有理，也就默认她在汪宅的身份。

　　不久，陈璧君为她的弟弟陈耀祖争取到汪伪政权的广东省长，她自己也以政治指导员的名义到广州去，做陈耀祖的太上皇。于是，施旦在汪精卫身边身兼汪精卫的情人、秘书和管家。1944年，汪精卫病情加剧，施旦不但要护理他，还要陪伴他批阅公文。医生认为汪精卫非去日本医治不可。汪精卫知道去日本只能陈璧君陪同，他又舍不得离开施旦，施旦却劝他应尽快赴日就医，并宽慰他说：“我会每天为你闭门诵经，祈祷佛祖，你一定能康复生还。”汪精卫感慨万端，向施旦表示：“旦，世间只有你最了解我的痛苦，能减少我的痛苦……”“如果我能康复生还，当然和你重聚；否则，等我棺木运回，你可即离京，去隐姓埋名。明天，我将送你些财产，供你维生。”

　　汪精卫在陈璧君母女陪同下，乘专机飞往日本医治。施旦穿着汪精卫生平最喜欢的衣服到机场送行，目送汪精卫远去，凄然返回汪的官邸，取出汪精卫给她的铜佛，供奉在香案上，为汪跪拜求福。

　　11月，美机空袭名古屋，汪受到寒气侵袭，病情突然恶化，陷入昏迷。翌日下午气绝身亡。当汪精卫的棺木运回南京时，施旦身穿白色衣裳，随着众人迎接。她不敢与家属一起致祭，只有低头流泪。等到众人致祭完了，她才悄悄地在灵前上香致祭。14日中午大殓，施旦也随众“瞻仰遗容”，当她见到汪精卫的遗体，不禁掩面痛哭。

　　汪精卫安葬的那一天，施旦跟随曾醒去送殡。到了墓地，曾醒特地拉她站在家属行列，随家属行撒土仪式。下午，施旦单独前往南京东郊梅花山汪精卫的墓地，献花致祭。在汪的官邸，施旦把她经管的账册钥匙向陈璧君交代清楚，然后辞行。她离开汪宅后，就去香港和姑母同住，进修佛法与外间隔绝，她将九龙新界后座的厅堂加以布置，中间挂着一张汪精卫的放大照片，案上放着汪精卫送给她的小铜佛，壁上挂着汪的亲笔小立轴，上录龚定庵的诗句：落红不是无情物，化着春泥更护花。

　　1945年，日本战败投降，陈璧君等以汉奸罪被捕，梅花山汪的坟墓被炸毁，施旦想起汪生前“留得心魂在，残躯付劫灰”的诗句，竟成一语成谶，哀痛之余，将汪的衣物埋在庵后空地上，并且亲笔题签：“汪精卫先生衣冠冢”小石碑竖立冢前，在庵中长斋念佛。

　　汪精卫的一生，除辛亥革命前逃往日本与后来刺杀摄政王在北京坐牢外，其他都是舒畅和阔绰的。后来汪氏做了行政院长，真是“天上神仙府，人间宰相家”，豪华奢侈之极不言而喻。

　　汪氏的住宅，在南京有如宫殿般的官邸，富丽堂皇，汪氏夫妇很是称心如意。在上海有六七处公馆，汪每次去上海，都行踪飘忽不定，狡兔三窟，一日多变。

　　汪吃的东西，虽山珍海味，也难包容。汪一到革命关键时刻或政治上失意时便周游各国，胃口也渐渐多样化了，东西南北，古今中外，各种味道都需要。他有厨师六名之多，外国的除西餐厨师外，还有南洋厨师。中国的，有广东菜的、北平菜的、四川菜的、福建菜的等等。他和陈璧君要吃什么地方的菜，张口就要，做的可口，马上有赏，否则一顿臭骂，比西太后还难侍候。

　　汪氏的衣着穿戴，一贯华丽。在辛亥革命前后最艰苦的日子里，其他同盟会领导人缩衣节食，日夜操劳，但他还是衣冠楚楚，翩翩如公子哥。以后官运亨通，就更是日甚一日了。汪夫人在这方面比起丈夫，更是有过之而无不及。她年轻时，就浓妆艳服，以招众目。以后，虽徐娘半老，却风韵犹存，其姿态有点像上海白相人的嫂嫂，到什么地方都大出风头，做作超群，不可一世。

　　汪氏夫妇喜听谗言，以至成癖。被陈璧君视为惟一女伴的李凌霜，最善搬弄是非，两面三刀，陈却把女儿嫁给李的儿子。李在汪、陈面前和颜悦色，满面春风；在外面，则气势汹汹，狗仗人势，谁要不讨好她，哪怕是汪的秘书，她也能招之而来，挥之而去。

　　汪精卫一向惧内，人所共知，就是后来做了伪南京政府主席，对陈璧君也是恭敬如客。此时，陈长居广东，却对汪在南京的一举一动了如指掌。有一次褚民谊在上海主办中华电影公司，在到南京向汪汇报时，汪与一个女电影明星合影留念，照片神态颇为亲近。结果，陈在广东闻之，醋意大发，即日乘飞机赶赴南京，向汪诘责，纠缠不休，哭骂不止，汪桌上的公文摆饰全被翻于地上，闹得狼狈不堪。随从、仆人无人敢来相劝。随后，陈又把随从室全体人员及副官侍卫等召集在一起，骂了个狗血喷头，责问这些人为什么看到汪与女人混在一起竟不加阻止，究竟是何居心。旋又亲自前往褚民谊私宅找其晦气，褚知道得罪不起，三十六计，溜为上计，躲藏起来。褚妻陈顺贞为陈璧君母之养女，平日就一起畏陈之威，惟有听其吵闹，不敢做任何申辩。

　　自此之后，陈提议在汪精卫公馆中设机要秘书数人，由她的侄子和五弟负责，监视汪精卫的私生活。

　　汪以多病闻名，养病治病成为他生活中的一个重要部分。但他的病，一方面是身体确不健康，更主要的是他逃避革命，或遇到不能解决的难题时的一个应付的妙法。大家知道，辛亥革命后，孙中山先后领导了二次革命、护法运动；汪精卫呢，或去度蜜月，或去养病，一直在国外，不问国内革命之事。中山舰事件后，他又出国养病。“九一八”事变时，他又在国外治病。西安事变时，他看到有机可乘，便说病愈归国。可见，汪是用病来搪塞政治难题，虽很狡猾，却足以证明：他是一个政治能力软弱的投机者。总之，这样一个病态的人物，只能出现于病态的政治之中。现在，这种病态的政治人物，已成为历史陈列馆中的一个古物，或是政治解剖室中的一具尸体了。

　　13既生蒋，何生汪

　　1936年春，西南的陈济棠、李宗仁等人秘密策划反蒋，并有联汪反蒋的意向。陈璧君吸取了1932年以前几次联合反蒋失败的教训，不愿公开与之联合，而取暗中支持的态度，希望两家斗起来，两败俱伤，以坐收渔人之利。她将此消息及所取之态度电告正在柏林养伤的汪精卫。汪于6月14日回电称：“电悉。妹见甚是。（一）对蒋保持向来之关系。

　　（二）对西南只取感情联络，不做政治关系。（三）西南如有人来，至多不即不离。若联西南以倒蒋，是尽毁数年来立场，我绝不为。（四）同志此时最宜冷静，否则为人轻蔑。“

　　西安事变给了汪精卫再一次浮上水面的机会，正当他来到法国南部城市———戛纳时，西安事变发生了。1936年12月12日，蒋介石在西安被捉，生死不明，国内政局动荡，南京国民党群龙无首，一片混乱。这对汪派来说，是个好兆头。

　　陈璧君闻讯，欣喜若狂，认为这是天赐良机，即使张学良、共产党不杀蒋介石，何应钦兴师讨伐，轰炸西安，蒋介石也难以生还。当夜9时，陈璧君密电在巴黎养病的汪精卫，报告西安事变消息；次日凌晨四时半，又电汪，要他“为朋友、党国均应立即归，惟莫因急而致病，反不能治事，‘共匪'奸人窥伺甚急。”汪闻讯后，12月14日自科隆电陈璧君，表示决心回国。电文谓：（一）不问中央有电否，我必归。（二）请转孟余、公博，如行得开，望到新加坡。（三）妹行得开否？盼酌。（四）如多数人想起此数年困守空城，安定时局不是容易，则我归后或可做事，否则只有见危投命，但此不宜由同志说出。汪精卫再电陈璧君，并请转交致中央执行委员会电：“文（12）电敬悉。事变突起，至为痛心，遵即力疾起程。谦复。”汪还致电蒋介石夫人宋美龄，表示慰问：“西安事变，闻之忧愤，天相吉人，介兄定少出险，敬祈珍摄。”

　　汪打电话告驻德大使程天放，嘱预定北德船公司22日由意大利热那亚开行的披茨坦号轮船票。12月22日，汪精卫在热那亚发表书面谈话，并以英、法、德文同时在伦敦、巴黎、柏林发表。文中称：“数年以来，中国在内忧外患重重压迫之中，艰难扯柱，谋以一致之团结，备最后之牺牲，日积月累，始获得几微之进步。最近绥远之守土御寇，即为进步之一征。正当戮力同心，以谋贯彻，乃西安事变突然而起，堕国家之纲纪，紊军队之纪律。此逐渐获得之进步，将益陷于纷纭，此而言御侮，真所谓南辕而北辙者。中央对于此次事变一切决议，已显示吾人以努力之目标。中国之奋斗有赖于蒋介石先生之领导，吾人当力谋其安全与自由之恢复。余因伤病，数月以来在欧疗治。本已决最近期内回国，自闻西安事变，尤切痛心，中央复有电催，故即日首途回国。以后当与诸同志一致努力，以期挽回此危局也。”汪精卫曾问驻法大使顾维钧：“蒋先生有没有出来的可能？”顾回答说：“有此可能。”汪精卫感到惊讶，因为他认为蒋介石已没有出来的可能，即使出来，也威信扫地不足以号令天下了。那时中国之天下，舍我其谁？所以，他在归国之前，曾在德国专程拜会了希特勒，并与中国驻德大使程天放讨论了组阁名单，准备回国后由他组阁。真可谓春风得意，踌躇满志。

　　但事态的发展出乎汪精卫、陈璧君之意料，由于共产党人的努力，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了，蒋介石重返南京。12月29日，汪精卫在波茨坦号邮轮上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转告蒋介石切望早日到南京及国民党中央关于处置张学良办法。

　　12月30日，他又接褚民谊自南京来电，报告见蒋介石情形：“今晨访蒋于军校，见彼卧长椅，精神尚佳。见弟即问，已代电兄姊否？答已照电。问兄何日可抵达上海？答以文（13）抵香港，寒（14）抵上海；问弟愿赴香港迎季兄否？答留上海待之。弟问报载先生派罗卓英赴港迎季兄有否？曰有之。中央亦将派人前往。末嘱电兄姊，告以今晨弟之见彼。”

　　这一消息对汪精卫夫妇来说是当头一棒，到达新加坡迎候汪精卫的陈璧君像泄了气的皮球，汪精卫在船上则进退失据。

　　1月11日，汪精卫途经马尼拉，赴菲律宾总统奎松宴，宴毕对记者谈话称：余不致被选为新宪法所规定之总统，中国较余有能力之领袖正多矣。关于西安事变，表示乐观，似不难解决也。又称中国现诚心与日本合作。但仅候日方表示同样态度。关于中日合作依何种基础始可成功，谓：（一）采用寻常途径，而废弃军人干涉，藉以恢复中日之外交关系；（二）必须尊重中国之主权；（三）以满洲交还中国。

　　1937年1月从欧洲赶回上海的汪精卫得知西安事变和平解决的消息大失所望。

　　1937年1月12日，汪精卫抵达香港。旋由陈公博陪同返回上海，同船的还有国民党中央所派的迎汪代表周佛海、邵力子等。船行途中，汪精卫在闲谈中说：“蒋先生这次吃了这个大亏，以后大概要改变些罢？”陈公博则认为：“我敢担保他不会改变。因为蒋先生平日的举动，不是他的政策，而是他的脾气。政策是由理智发生的，碰了壁当然要改。但脾气是先天带来的，俗语说得好，江山易改，品性难移，你想蒋先生已是过了50岁的人，他能改变他的脾气么？”1月14日，汪精卫偕陈璧君回到上海，受到叶楚伧、李石曾、孔祥熙、张群、陈绍宽等的欢迎。汪精卫当即致电在宁波的蒋介石，告已抵沪，稍缓数日再往奉化把晤。同时发表书面谈话：“当危难之时，无内无外，自中央及地方以至各界，皆有一致之认识及一定之主张，则全党同志，全国同胞之中有何隔阂不可消融，有何猜疑不可冰释。中国今日当务之急惟在救亡，而救亡则有赖于民力之增进，培养之法，固在精神淬砺，而物质之供给亦同等重要。”

　　此时，西安事变已和平解决，国内和平已初步实现，蒋介石将改变“攘外必先安内”政策，使汪大为失望。他表示了坚决反对的态度。1月18日，汪返南京，在国民党中央党部纪念周上发表讲话，重弹反共老调，说什么：“现在有人提议要和共产党合作，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无比愤怒！比上次在大门口打我三枪时，还要刺激得多。不反共是违反已定国策的，不反共是违反世界潮流的。”2月15日至22日，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在南京举行。汪精卫致开幕词，称：

　　“当此国难时期，国民党及全国所必须解决之根本问题，就是要收回已失的领土及保卫未失去的领土，同时安内问题亦非次要，须于最短期内完成剿共。”并主张以“尽量忍耐”外侮，“按部就班、缓而不急来积累各方实力”为“民族生存之长期纲领”。

　　此后，寄人篱下的汪精卫忙碌于事务性工作中。3月2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赴绥远印象，并就国共合作问题说明共产党必须诚意接受三中全会决定。5月3日汪出席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对日态度。谓：对日态度，简括一句话，是“抗日”不是“排日”。我们本无害人之意，而人既加害于我们，我们不能不予以抵抗。我们今日一切工作都有一个中心，这中心便是加强国家的抵抗力。24日，汪精卫主持中央党部纪念周，报告关于召开国民大会的问题。

　　6月5日汪精卫偕陈璧君、褚民谊、彭学沛等飞往杭州，向浙江省学生集中训练队训话，7日飞返南京。7月7日，汪精卫同褚民谊在庐山同蒋介石商讨国内政情。

　　7月7日，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全面的侵华战争，中华民族到了生死攸关的严重时刻。中国共产党立即发表通电，号召全国军民团结起来一致抗日。蒋介石迫于形势，接受了联共抗日的主张。7月17日，蒋介石在庐山发表了著名的“最后关头”演说：“我们既是一个弱国，如果临到最后关头，便只有拼全民族的生命，以求国家生存，那时节再不允许我们中途妥协，须知中途妥协的条件，便是整个投降，整个灭亡的条件。如果战端一开，只有牺牲到底。那就地无分

　　南北，人无分老幼，无论何人皆有守土抗战之责任，皆应抱定牺牲一切之决心。“汪精卫感到抗战是大势所趋，民心所向，也高喊几句抗战口号，7月29日晚，汪精卫在南京发表题为《最后关头》的广播讲话，称：”九一八事变以来政府对日本的一忍再忍，一让再让，都是为了使日本进得慢些，中国退得慢些，趁着这慢些赶快做种种准备工作。目前时局已临最后关头，因此，我们要有绝大的决心与勇气来牺牲。我们要使每一个人，每一块地，都成为灰烬，不使敌人有一些得到手里。我们如不牺牲，那只有做傀儡了。“但他的头脑中充满悲观失望的观点，8月3日，他在南京发表题为《大家要说老实话大家要负责任》的广播讲话，称：”和呢，是会吃亏的，就老实的承认吃亏，并且求于吃亏之后，有所以抵偿。战呢，是会打败仗的，就老实的承认打败仗，败了再打，打了再败，败个不已，打个不已，终于打出一个由亡而存的局面来。“他认为”战必大败“，主张对日讲和，最终走上了通敌之路。

　　8月7日，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成立，汪精卫任副主席。是晚举行第一次会议，决定：（一）在未正式宣战以前，与日交涉，仍不轻弃和平；（二）今后军事外交上各方之态，均听从中央之指挥与处置。当时，朝野上下，惴惴不安，特别是在上层人物中，充满了悲观气氛。一次，汪精卫宴请国民政府要员，大家忧心忡忡地谈论着局势，在座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突然跪在汪精卫的面前，无限悲戚，无比激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你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的责任，不要为了只求自全自保之私心，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精卫不知所措，只好相对而跪，感叹一番。

　　汪精卫私下说：别看现在全国一致高喊“彻底抗战，牺牲到底”的口号，实际上真的准备为国家牺牲的人能有百分之几？

　　大部分人嘴上高喊牺牲，但他们内心里牺牲的概念是让别人去牺牲，而并不是自己牺牲。为什么大部分人不肯讲出不愿牺牲的老实话？是因为他们害怕卖国的罪名，害怕承担亡国的责任。

　　日本进攻上海后，汪精卫即开始与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经常在一起秘密策划如何收拾残局，与日本媾和。为了制造和谈的舆论，他利用胡适、陶希圣、高宗武、梅思平等人在南京西流湾八号周佛海家地下室防空袭的机会聚会，议论“和”“战”问题，周佛海、陶希圣、高宗武等人，大肆散布“战必失败，和未必大乱”等失败主义论调。据周佛海说，他们当时发表的论点，主要包括三点：第一，他们认为中国的问题必须是“攘外先安内”，假使不把内部问题搞好，和日本人打，是打不过的，不仅如此，还会给共产党以可乘之机，共产党可借抗战以扩大自己的势力，到头来倒霉的还是国民党；第二，国民党现在还没有力量，首先必须充实自己，然后才可以向日本人办交涉，以至于打仗，他认为日本人对中国是有侵略野心的，但是不能用简单的方法来解决。第三，他认为中国问题的解决，是和整个世界问题的解决联系在一起的，当时国际上的形势不一定对中国的抗战有利。因此，还是看一看比较好。胡适把他们的聚会取名为“低调俱乐部”。陈璧君虽然不是“低调俱乐部”的成员，但她是一个民族失败主义的典型代表。每当人们谈到战事，她总是愁容满面，摇头叹息。当前方军事失利，报纸上不说败退，而说是转进时，陈璧君就讥讽说：“你们看，我们又‘转进'了！不知要’转进'到什么地方了？”

　　蒋介石也明白中国独自不可能打败日本，必须借助第三国的军事力量对抗日本。但英美法对中日战争的反应意外的冷淡，英法忙于对付欧洲的希特勒，已无暇顾及远东事务，而美国的民众正处于严重的孤立主义中，不愿卷入外国的纷争。在中国军队从上海败退后，蒋介石也开始考虑在德国的调停下和日本进行停战谈判。德国大使陶德曼担任了调停的主角，陶德曼对中国人说：“中国到目前为止的抗战已经向全世界充分展示了中国人的勇敢精神，现在应该到结束战争的时候了。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有好几次讲和的机会，但我们却过分自信自己的国力，没有走上讲和的轨道，后来德国无条件降服时，不得不悲惨地接受战胜国的所有条件。”陶德曼希望中国人吸取前车之鉴，不要像德国那样搞到无条件降服的地步。1937年11月5日，陶德曼向中国方面透露了日本讲和的条件：（一）内蒙成立自治政府；（二）华北非武装区域扩大，主权归南京政府，治安由中国警察维持；（三）上海非武装区域扩大，治安由国际警察管理；（四）

　　中国停止反日排日政策；（五）共同反共；（六）减低日货关税；（七）尊重外国人在华的权利。12月2日，蒋介石与顾祝同、白崇禧、唐生智等国民党高级将领开会，征求大家对陶德曼转达的日方和谈条件的意见。与会者均认为日本没要求成立华北自治政权，没要求承认满洲国，也不要求赔款，条件不算苛刻。白崇禧甚至说：“如果条件只是这些，那为什么还非要打仗不可呢？”12月2日下午，蒋介石会见陶德曼，表示中国愿意接受德国的调停，可以以日本提出的条件作为和平谈判的基础，但华北的主权和完整不得侵犯，和谈始终由德国担任中介人。12月6日，汪精卫在汉口主持召开了国防最高会议常委会，讨论陶德曼大使转达的日方停战条件。与会者也基本同意接受日方条件，在郑州的蒋介石打来电话，表示和谈可依照国防最高常务委员会议的决定，通过外交途径进行。这暗示蒋介石不准备直接主持和谈，要把卖国的帽子扔给汪精卫。汪精卫倒是不怕，他说：“现在是抗战时期，所以‘和'的一字，是一般人所不愿意听的，因为讲和的结果自然没有胜利的结果来得畅快。如今大家因为痛恨日本的侵略，恨不得把日本整个灭亡，然后痛快，听见讲和自然满肚子的不舒服。一般民众如此是不足为怪的，但政府却不可为一般民众所转移。对于民众同仇敌忾之心，政府固然要加以鼓励，才不致一鼓作气，再而三，三而竭。然而政府更应注意虚骄之足以误事。民众尽管可以唱高调，而政府则必须把握现实，不得不战则战，可以议和则和，时时刻刻小心在意，为国家找出一条生路，才是合理的办法。”

　　12月13日，日军占领南京后，于12月22日又增加了三项苛刻的和谈条件：（一）在华北、内蒙、华中的非武装地带设立特殊机构（亲日政权）；（二）承认满洲国；（三）中国向日本赔偿战费。日方请陶德曼将新增三项条件转达中国，并把谈判期限规定为1938年1月15日。陶德曼看后摇头道：“这样的条件中国是不会接受的。”中国政府没有按期答复日方的条件。于是日本政府决定向中国施加高压，1月16日，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了《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1月18日国民政府发表声明，表明了中国的强硬态度：“全力维持主权与行政之完整，任何恢复和平方法，如不以此原则为基础，绝非中国所能忍受。”

　　战争的屡屡失败，中国在国际上的孤立，英、美的不干涉，使一些国民党官员对战争的前景失去了信心。周佛海在汉口时，曾伙同陶希圣等人组织了一个所谓“艺文研究会”。这个组织虽然明为“艺文研究会”，实则是个鼓吹反共降日卖国的宣传机构，汪精卫集团的大本营。周佛海负责主持一切，而汪精卫则是幕后的支持者，“艺文研究会”在香港设立了一个分支机构，即“国际编译社”，公开的名称，则是“蔚蓝书店”。

　　1938年6月，原《广州民国日报》编辑陈曙风应邀到汪公馆做客。席间，陈曙风谈到抗日宣传深入人心，全国人民正在奋起抗日时，陈璧君却大谈“抗战以来，上海丢了，首都南京失陷了，我们‘转进'到了武汉。为了赢得一点’转进'的时间，最近不惜把郑州附近花园口的黄河堤给炸开了，黄河水淹没了三个省份，使十一个城市和近四千个村庄成了泽国。一年来，丢城失地，损失惨重，半壁江山已沦入日本人手中。”她稍微停了停接着又说：“我们哪里是日本人的对手，幻想保持‘主权领土完整'，奢谈’如果放弃尺寸领土与主权，便是中华民族的千古罪人。'其实能够从日本人手里得回黄河以南地方已经算满足了。连黄河以北，甚至于东北都想收回，谈何容易。双方所提标准相差太远，结果就谈不来。越打时间越长，受苦的还不是老百姓？”她越说越激动，胡说：“其实中国以前何尝有东三省。奉天是满清带来的嫁妆。他们现在不过是把自己的嫁妆带回去就是了，有什么理由反对呢？”陈璧君的这一席谈，不但陈曙风感到愕然，就连汪精卫也瞠目结舌。

　　日本宣布“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汪精卫一伙加快了投敌步伐。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璧君、梅思平等人商量对策时，陈璧君便越俎代庖，替汪做了决定。她说：“只要日本在御前会议上承认汪先生出来领导‘和平运动'，汪先生是愿意出来的。”对于与日本人合作搞“和平运动”，汪精卫开始也有些犹豫，正如梅思平所说：“这件事也实在犯难，搞好了呢，当然对国家有益；搞不好呢，汪先生三十多年来的光荣历史只怕让人一笔勾销。”在经过痛苦的思考之后，汪精卫感到不离开重庆无其他出路，决心“跳火坑”。

　　14重光堂“密约”与陈璧君

　　这是一个严冬的深夜，伸手不见五指。战时的重庆，一片寂静，偶尔能闪出几点灯火。一辆黑色小轿车驶出上清寺汪精卫官邸，车灯忽明忽暗，直奔郊外。车上除司机外，坐着一女一男，女的手中拿着一只上了锁的小皮箱，有时还抱在怀里，好像怕谁给抢去，她就是陈璧君。那个男的是她的侄子陈春圃。对这次深夜外出，陈春圃莫名其妙，不时想问问，但看到陈璧君阴沉的面孔，到嘴边的话又咽了回去。汽车在南渝中学教职员单幢宿舍前停下，陈璧君带着皮箱独自走进楼去，一会儿走出来，皮箱不见了。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闷闷不乐，似乎心事重重，有时还冲仆人、秘书大发脾气。下午，陈璧君又叫来陈春圃，坐车来到昨夜去的地方，将皮箱取了回来。在车上，陈璧君对陈春圃说：“这张‘密约'昨晚在淑君家过了一夜，我怕万一泄露了风声会被搜查，今天取回来索性把它烧掉，省得提心吊胆。”陈璧君是将皮箱送到她的妹妹陈淑君家中，又认为不安全，赶紧取回。这张“密约”为什么会使陈璧君忐忑不安，心虚到这种程度呢？这要从头说起。

　　1937年7月31日，汪精卫就曾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就中日关系问题进行长时间谈话，8月30日，周佛海、陶希圣面见汪精卫，力陈战事须适可而止，目前须从外交开始，并谈了步骤及人选。12月6日，汪精卫主持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会第34次会议。徐谟告陶德曼调停中日战争及偕其赴南京会见蒋介石经过。最后告宣，在德国调停尚无成功希望前不宜有所宣传，外交部、宣传部应深切注意。12月28日汪精卫应蒋介石之邀，与蒋介石、孔祥熙、张群等举行会议，决定对于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

　　国民政府外交部亚洲司日本科科长董道宁，通过私人关系与在上海的日本南满铁路驻京办事处主任西义显、同盟通讯社上海支局长松本重治等人进行接触，寻找与日本和谈的可能性。在松本的安排下，董道宁于1938年2月到日本与陆军参谋本部中国课课长影佐祯昭大佐进行了会谈。董道宁请影佐给蒋介石写封信，影佐认为他以一个课长的身份给蒋介石写信不太合适，于是他给在陆军士官学校的老同学何应钦和张群分别写了信，影佐在信中说：“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的声明是一桩不幸的事件，董道宁此番来日本表示了中国的诚意，日本深为感谢。”董道宁回国后将影佐的信交给上司高宗武（外交部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又将信转交给蒋介石的近侧宣传部长周佛海，周佛海再将信转交给汪精卫和蒋介石。不久高宗武向西义显转达了蒋介石向影佐祯昭的好意表示的谢意。周佛海又向蒋介石进言派亚洲司司长高宗武到上海“收集情报”，蒋介石同意高宗武到上海进行秘密外交，并从军委会秘密经费中每月支6000元作为高宗武的活动经费。

　　在此时，汪精卫对与日和谈还是犹豫的，因此，他还是坚持对日本所提条件一概不予理会。1938年3月12日，汪精卫出席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举行的孙中山逝世纪念会，发表演说。说明抗战途中对日屈服即是灭亡，一心一德在蒋先生领导下，必能争回民族生存与自由。6月某日，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来见汪精卫，他奉意大利大使柯莱之命，转告日本大使谷正之提出的关于日中直接谈判的办法。

　　6月16日，汪精卫派交通部次长彭学沛往见意大利驻汉口参事官，答复谷正之之提议：（一）在目前形势下，（汪精卫）不可能代替蒋介石掌握政权；（二）目前蒋介石不可能下野；（三）蒋介石将来的政策是稳健的，这一点可以保证；（四）汉口如果沦陷，中国恐怕会陷入混乱，日本如此使中国混乱，不如使中国统一。

　　周佛海不久又背着蒋介石，密派高宗武直接到日本会谈，高宗武有些担心：“我去日本蒋先生知道吗？”周佛海说：“你就放心去吧，一切责任由我承担。”1938年6月，高宗武到达日本，他首先表示他并不是蒋介石派来的使者，而是中国主和派的代表。他说：“我首先想说明我的立场，为了实现和平，我准备不惜做出任何牺牲。为了中国，我最为重视的不是对日作战，而是对共产党的斗争。关于这一点，蒋委员长周围的一部分军人，主张即使把对共产党的斗争置之以后，也要把抗日看成国家的当务之急，我对此是反对的。但汉奸我可不当，我所奋力争取的仅仅是实现和平，这条界限是明确的。如果是不当汉奸的和平工作，那么有什么困难我都忍耐，但倘若这样做会成为汉奸，那么我马上就此作罢，即使说我中途脱逃也好，或说我是叛徒也罢，我都要退出。”高宗武还说：“关于中日和谈的大义，如果从我的信念上来说，我不得不以汪先生为同伙。随着战祸的扩大，国民是不能忍受的。蒋先生冷酷，而汪先生温暖。”高宗武努力推荐汪精卫，他对影佐帧昭说：“为了造成中日之间的和平，也许必须找蒋先生以外的人。除了汪先生之外，就不容易找到别人。汪先生早已痛感有迅速解决日中问题的必要，而国民政府内部终究不能容纳他的主张。为此，不如从政府外部掀起国民运动，开展和平运动，由此造成蒋先生听从和平论的时机，这样较为适当。”1938年7月，高宗武与日本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进行了会谈，高宗武提出由汪精卫出马，从政府外部掀起和平运动的计划，希望日本方面为汪精卫出马提供有利条件。日方同意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的优惠条件，支持汪精卫出马进行“和平运动”，7月21日，高宗武返回中国。

　　高宗武因未经蒋介石允许擅自赴日，所以不敢回武汉，只向周佛海报告了日本之行的情况，并付一封致蒋介石的信：“委员长钧鉴：职于六月二十三日由香港秘密东渡，刻已平安返港。兹谨将职东渡日记及在东京会谈记录与职个人观感三项，分别呈阅。”周佛海先把高宗武的报告送给汪精卫，因高在报告中写有“日本希望汪先生出马”字句，周佛海征求汪精卫的意见：“在呈送蒋先生以前要不要把这段删去？”汪精卫则说：“没有关系，他不是那种斤斤计较的人。”

　　蒋介石看完高宗武的报告后，于7月25日同行政院副院长兼国防最高委员会秘书长张群、汪精卫讨论了高宗武的报告。

　　周佛海又派军委会政治部秘书主任梅思平与日进行秘密谈判。

　　1938年8月底至9月初，梅思平与近卫首相的私人代表松本重治在香港进行了五次谈判，初步确定了日本政府以“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为条件，支持汪精卫搞“和平运动”。10月11日，汪精卫对德国海通社记者发表谈话称：中国在抵抗侵略之际，同时并未关闭第三国调停之门，不过此次调停之能否成功，须视日本和平提议之内容为断耳。如条件不妨碍中国之生存与独立，则或可为讨论之基础，否则绝无谈判之余地。21日，汪精卫接见英国路透社记者，再次表示愿与日本谈判实现和平，谓：如日本提出议和条件，不妨害中国国家之生存，吾人可接受之，为讨论之基础，否则无调停之余地。一切视日方所提出之条件而定。梅思平把重光堂密约抄在丝绸上，缝在西装马甲里，于10月22日带到重庆，向汪精卫、周佛海汇报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但汪精卫比较动摇，决定了又推翻，推翻了又决定。26日，汪精卫主持国民参政会谈话会，当晚召集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陈璧君来寓晚餐，并举行秘密会议，讨论与日本“实现和平”的条件与办法。27日，汪精卫召见周佛海，有所指示。29日上午，汪精卫召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下午，继续商讨行动计划。当时他们计划的“和平运动”分五个阶段：一，汪精卫离开重庆，在外地宣布下野，脱离国民政府。

　　然后日本政府立即发表声明，提出不要领土，不要赔款，两年内撤军的条件，倡议与中国进行和谈；二，汪精卫以个人身份发出响应日本政府的“和平倡议”，建议国民政府接受日本的条件和平停战；三，云南等地的地方实力者通电响应汪精卫的“和平号召”，在云南等日军未占领地区建立新的独立政府；四，日本承认新政府并与新政府进行“和平谈判”，日军撤退回长城以北，将日军占领区转交新政府；五，新政府统一全国，实现中日两国间的真正“和平”。10月30日，汪精卫召集周佛海、陈公博、梅思平、陶希圣等继续密商，决定派梅思平、高宗武往上海，与日本方面谈判并签订关于实现和平条件及另组政府的协议。梅临行前，汪在家设宴为之饯行，饭后送梅至客厅门口时，陈璧君从旁激励汪说：

　　“梅先生明天就要走了，这次你要打定主意，不可反悔！”汪频频点头说：“决定了，决定了！”

　　10月7日，梅思平抵香港见到高宗武，为确保秘密，两人又分别乘船去上海和日本谈判。11月初，汪精卫派与日本军部的“和平”秘密交涉进入缔约谈判的前夕，他召陈公博去重庆，告诉他“对日和平已有端绪”，待时机成熟还要离开重庆，直接与日本人“议和”，这使陈公博大吃一惊。陈公博立即向汪精卫表明了他反对汪精卫单独对日言和，更反对汪精卫离开重庆的态度。陈公博所担心的是签署《塘沽协定》时的历史重现，汪精卫落得身败名裂的下场。两人的争论从上午持续至中午，饭后陈公博再见汪精卫，继续“力陈不能和、不能走的理由”，陈公博的规劝并未改变汪精卫的主张。汪精卫最后表示：“此事虽有头绪，尚无结果，等到将来发展再谈罢。”

　　这时，日本控制的上海虹口区东体育会路七号，在一幢西式的大建筑物内，也有人忙碌着。这所建筑物在“八一三”

　　抗战的巷战中打得弹痕累累，一直无人居住。11月初，旁边的居民惊奇地发现，有人对此楼进行修缮，而且很匆忙，修完又从附近的饭店里租来了足够七八个人用的家具和摆设。11月12日布置完以后，一个身着便服的日本陆军军官准备在这里接待“客人”。他就是今井武夫，“渡边工作”①的负责人。这所房子会后成了日本大特务头子土肥元贤二的私宅，名为“重光堂”。因而这次高崇武和梅思平、日方的今井武夫和伊藤芳男举行的预备会议，后来就称作“重光堂会谈”，达成的协议就是“重光堂密约”。

　　同高崇武相比，梅思平初次和日本人打交道，他不懂日语和日本习惯，正如犬养健在《长江仍在奔流》一文中写道：今井先生说：“梅君到达的日子，是约定他在六三花园会面的，梅先生提着皮包就照样穿着皮鞋从大门口一直踏进客厅草席垫上，就在对面壁龛上一屁股坐了下来。他就是这样干的吗？我感到吃惊，心想来了个了不起的家伙哩。”②梅思平、高宗武同今井武夫等进行了八天会谈，经过讨价还价，11月20日达成如下协议：“第一，日华两国共同排斥共产主义，同时把东亚从各种侵略势力中解放出来。为实现建设东亚新秩序之共同理想，互相本着公正的立场，处理军事、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各方面的关系，取得善邻友好、共同防共、经济提携的成果，并加强联合。为此，议定下列条件：

　　第一条：缔结日华防共协定。其内容以日、德、意防共协定为基准，取得互相协助，并承认日本军防共驻兵，以内蒙为特殊防共地区。第二条：中国承认满洲国。

　　第三条：在平等互惠的原则基础上，日华经济提携，承认日本的优先权，以达到密切的经济合作。特别是在开发和利用华北资源方面，向日本提供特殊方便。……

　　第五条：中国应补偿因事变而造成日本侨民所受之损失，但日本不要求赔偿战费。

　　第二，当日本政府发表上述解决时局之条件后，汪精卫等中国方面同志应立即声明与蒋介石断绝关系，并为建设东亚新秩序，共同发表日华提携及反共政策的声明，同时俟机成立新政府。

　　11月26日，梅思平偕周佛海与汪精卫会谈，报告与高宗武赴沪接洽经过，并携来双方签字条件及近卫宣言草案。27日汪精卫召周佛海、梅思平与陈璧君等共同商谈上海协议，对脱离重庆，另立政府，单方面与日本“和谈”问题前顾后盼，犹疑不决。对汪是否出逃意见不一，陈璧君力排众议，竭力主张离开重庆。她说，不走“难道当汉奸也坐第二把交椅吗？”汪精卫在陈璧君、周佛海等人的劝说下，终于下决心选择“和平救国”的道路。29日上午，陈公博自成都抵重庆，汪精卫旋约周佛海、梅思平、陈公博等会谈，再将各项文件研究后，决定同意上海协议。

　　12月1日，梅思平飞返香港、上海，告诉日本人说，汪预定12月8日从重庆出发，于10日到达昆明，希望日本能在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汪精卫、陈璧君同时制订了汪派要员分散出逃的计划：12月5日，周佛海以视察宣传为名先去昆明，陶希圣以讲学为名尾随而至。12月8日，汪精卫夫妇托词去昆明、成都演讲，离开重庆。汪精卫还和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等人研究拟定了一个具体的计划。他们设想，在逃离重庆后，由日本首相近卫发表一个声明，然后汪精卫发表一个响应声明，宣布与蒋介石断绝关系；与日本相呼应后，最好云南军队首先响应汪精卫的声明，宣布反蒋独立，接着四川军队也起义响应，先在云南、四川两省建立独立政府，编成新军队，然后再请日本政府予以“协助”，撤退一部分军队，将广东、广西两省扩大为新政府的地盘，在西南边远省份开展“和平运动”。

　　为了弄清情况，汪精卫特派陈璧君偕其内侄陈春圃以“视察”为名，两次去广东与主持粤政的第四战区副司令长官余汉谋、广东省主席吴铁城会晤，对他们进行试探、拉拢。陈璧君还不辞辛苦，以演讲和视察锡矿为名，再次来到昆明，与龙云和卢汉进行多次秘密会谈，陈璧君大施离间、拉拢之术。龙云对蒋介石改编他的军队，调用云南的物质，削弱他的势力耿耿于怀。龙云对陈璧君说：“汪先生是党国元老，在国内外声望极高，只要他登高一呼，应者必然云集于他的旗帜之下。蒋介石一贯阴险奸诈，排除异己，所以汪先生发动和平运动、另立新政府是天经地义之事。除了共产党和冯玉祥等少数人之外，都会拥护汪先生出来倡导和平事业，在国际上也会得到许多国家的支持。”

　　汪精卫随即再次将陈公博从成都召至重庆，对他说：中日和平已经成熟，近卫已表示了几个原则：一、承认“满洲国”；二、内蒙共同防共；三、华北经济合作；四、取消租界和领事裁判权；五、互相不赔款。中国如答应，则日本于两年内撤兵。陈公博表示对于第一、二、三条都不能同意，汪精卫也不能离开重庆。他说：“我的大原则是‘党不可分，国必统一'；党的分裂痛苦，我已受够了。我们要救国才组织党，今党不断分裂，救国更何人谈起？”汪精卫强调：

　　“中国的国力已不能再战了，非设法和平不可了。我在重庆主和，人家必误会，以为是政府的主张，这是于政府不利的。

　　我若离开重庆，则是我个人的主张，如交涉有好的条件，然后政府才接受。而且，假使敌人再攻重庆，我们便要亡国，我们难道袖手以待亡国吗？现在我们已无路可退，再退只有退西北，我们结果必为共产党的俘虏。“从此，汪精卫在重庆心猿意1936年10月8日中日两国最后一次外交交涉。左起：蒋介石、日本大使川越茂、亚洲司司长高宗武。高宗武后来曾为汪精卫投放探路，参与了汪精卫的”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后，又逃离了日汪的魔掌，回到了抗日阵营。

　　马，度日如年，只等吉日良辰一到，就要“改嫁”了。“重光堂”密约藏在汪认为最可靠的人———陈璧君手里，陈又怕事情败露，将密约烧掉。

　　15“和平运动”鼻祖

　　时令接近大雪，南国的重庆一股股西北风呼啸着从湍急的嘉陵江刮过来，寒意逼人。1938年12月18日上午10时，戒备森严的珊瑚坝机场，一辆吉普车风驰电掣般地驶来。车停后，三男一女先后下车，一个个东张西望，注视着各方面的动静。距离飞机起飞仅有五分钟，一辆黑色的小轿车又疾驶进机场。这一前一后两辆车带来的七个人是：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何文杰、陈常焘、桂连轩、王庚余。这是他们秘密逃离重庆的最后一幕。汪等为什么要叛国投敌，除上篇所谈，这里还要赘述几句。

　　卢沟桥事变爆发后，汪精卫即对抗战抱有悲观情绪，他说：“中国战下去，日本不免于伤，中国则只有死而已。”

　　他表面高唱“人人抗战，处处抗战”的高调，但他的头脑里真正想的是：“自从卢沟桥事变发生以后，我对于中日战事，固然无法阻止，然而没有一刻不想着转圜。”

　　1938年1月，日本政府声明“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7月，又声明将“起用中国第一流人物”。对于日本侵略者的垂青、诱降，汪受宠若惊。在汪周围的一伙国民党要员，周佛海、梅思平、高崇武、陈公博等组成“低调俱乐部”，对中国抗战悲观失望，成为汪叛国的主要帮凶。

　　抗战中，国民党设立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最高决策机关。国防最高会议的《组织条例》规定：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由军委会委员长担任，副主席由中政会主席担任，蒋介石是军委会委员长，汪精卫是中政会主席，所以蒋介石自然出任主席，汪精卫出任副主席。1938年3月召开的国民党临时全国代表大会上，又修改党章重新确立国民党的领导体制，规定国民党设总裁1人，副总裁1人，大会选举蒋介石为总裁，汪精卫为副总裁。

　　由于英、美、法隔岸观火，苏联也不肯出兵，中国的抗战似乎只剩下“焦土抗战”的道路。1938年6月，国民党军突然炸开黄河大堤，淹死十多万中国老百姓，上百万人成为无家可归的难民。不久，国民党军又在长沙误放火，烧死平民数万。汪精卫越来越对这种建立在人民惨痛牺牲基础上的焦土抗战感到疑问，越来越觉得他的“和平救国”理念是正确的。长沙大火后，汪精卫批评蒋介石说：“我们烧东西也许是怕自然物资变成‘自然汉奸'被敌人利用，但如果没有人出来做汉奸的话，自然又怎么会变成汉奸呢？如果像长沙一样把每处每地都焦土化的话，我方抗战所需的物质又从何而来？如果把沦陷区内的物质全烧光，剩下的只有一大群无食无住的饥民，这些人怎么处理？带他们一起跑吧，他们又跑不动；将他们杀了吧，又于心不忍。如果把他们扔给敌人，他们必然要被敌人所用，必然要当汉奸。”武汉、广州失陷后，汪精卫就所谓“和平救国”和蒋介石屡次发生争论，遭到蒋的驳斥。正如今井武夫所说：“汪一面反对焦土作战和游击战，一面公然倡导’和平救国'而无所畏惧，不顾逼迫自身的危险，毅然咆哮不停。”“如果国民政府抛弃以前的一贯政策，更换人事组织，取得新生的国家，参加新秩序的建设，我方并不予以拒绝。”

　　1938年11月3日，日本政府发表了近卫声明。对此，蒋介石于11月13日在重庆国民党纪念周集会上的演说做出了答复，表明了彻底抗战的决心：“中国抗战的前途愈形光明。各战线的中国军队已退入山地，能够阻止日军的进攻，形势更于我方有利。”“要之，抗战已使全国统一，国民团结，任何强敌均不足惧。”蒋介石的这一演说无疑是对近卫声明的答复，同时也是对汪精卫和平劝告的反驳。汪听到后大为恼怒。

　　随着战局的发展，证明日本人的“速胜论”的预言是错误的，1938年底以后，日本政府和军部的对华方针由“军事打击为主，和平谈判为辅”，改为“军事打击为辅，和平谈判为主”，由否认重庆国民政府改变为承认重庆国民政府。

　　1938年11月以后，日本政府开始考虑做出一定让步的情况下，和中国政府谈判，结束战争。日本对华政策改变后，开始发出和谈的信号，这正好与汪精卫等人的“和平救国”论看法不谋而合。11月16日，汪和蒋两人吃饭时，汪精卫情绪激动，振振有词地责问蒋介石说：“自从国父逝世十二余年，党国重任一直落在你我二人肩上。开始是由我主政，但我很惭愧，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后来由蒋先生主政，你同样没有把党国治理好。如今，祖国半壁河山沦陷在日本人手里，千百万同胞惨死在日本的枪林弹雨之下，你我应该感到有愧祖宗，有愧同胞，有愧子孙！因此，我提议：我俩联袂辞职，以谢天下！”蒋介石气得直哆嗦，猛地摔下筷子，好一阵才说出话来：“我们如果辞职，到底由谁负起政治的责任？”

　　说着愤慨地站起身来，两手卡腰，对汪说：“逼我辞职，办不到！一万个办不到！”两人争论得满面通红，像要扭打起来的气势。停一会儿，蒋把汪弃置不顾，就回到卧室里去了。

　　蒋、汪会餐大闹而散，汪狼狈回到上清寺官邸，认为只有逃出重庆，在日寇的卵翼下，才有他的用武之地。和蒋介石在一起，无论台上台下，他都屈居下风，这口气是出不来的。汪精卫加快了与日本人合作的步伐。11月23日，汪精卫发表《为什么误解焦土抗战？》一文。称：因为误解焦土抗战，而至于将长沙付之一炬，是极为痛心的事。今日抗战，是存亡所关，不仅要有热烈的感情，并且要有冷静的理智，一切标语口号，都应该细析其内容，而确定其价值。指导是必要的，煽动是不必要的，不从焦土抗战的口号为然。24日他发表演讲，题为《牺牲的代价》。谓：牺牲是必要的。但近年以来，有许多人横着一种谬见，以为流寇方法，可以对付侵略，这是滥用焦土政策之最大原因。历史上以流寇方法对付政府，不是政府将他赶尽杀绝，便是他将政府打倒。这种方法不能为对外战争之用。

　　12月1日梅思平抵香港，携来答复函由高宗武送交日本方面。复函内容：（一）汪精卫承认上海重光堂会谈的日本协议记录；（二）在近卫声明中，日本有必要明确表示，不进行经济垄断和干涉中国内政；（三）汪精卫预定于12月8日离开重庆，经过成都于12月10日到达昆明，这期间，因有严守秘密必要，中国方面希望在12月12日左右发表近卫声明；（四）汪要在昆明、河内或香港中之任何一地宣布下野。

　　按计划，周佛海12月5日先飞抵昆明，趁蒋介石远在广西之际，汪等8日逃离重庆。6日凌晨，整个重庆还沉浸在睡梦中，一辆轿车偷偷驶出上清寺官邸，将汪的儿子、女儿送到珊瑚坝机场，直飞香港。上午陈璧君将一包大洋交给她的侄子陈国琦，说：“你把这60块大洋交给交通部长彭学沛先生，请他预购7张10日去昆明的飞机票，就说汪主席要带几个随员去云南视察。”正在这时，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副秘书长、汪的高级秘书曾仲鸣匆匆赶来，对汪说：“昨天晚上，从来不到我家来的戴笠突然带着两个随从‘拜访'我来了，而且一坐3个多钟头，直到晚上10点才走。不知姓戴的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汪精卫皱了下眉头，说：“嗯！值得警惕。”陈璧君满腹忧虑地说：“难道他发现了我们的秘密？”

　　“用不着大惊小怪。”汪精卫显得很镇静，“不过我们的一举一动要特别慎重。只要老蒋在8日上午以前不回重庆，姓戴的奈何不了我。”

　　“国民党领导的军统，监视起国民党的副总裁来了，你能容许？”陈璧君冲着汪大发牢骚，“亏你这几天还是代理总裁！”

　　曾仲鸣也在一旁敲边鼓说：“越怕这怕那，越引起人家怀疑。”汪精卫经这一激，胸脯一挺说：“仲鸣你去打电话，先通知戴笠汇报军统近来的活动。”

　　时任国民党组织部长的陈立夫。

　　上午9点，戴笠乘一辆吉普车来到汪的官邸，被汪骂得狗血喷头，戴笠毕恭毕敬地听着，嘴里连声说道：“我对汪主席的教训甘领甘受！请您看我今后的行动。”

　　汪的这一招倒真灵，等蒋介石第二天回到重庆时，第一件事就问戴笠对汪的监视情况，戴就说他多方侦察，没有发现汪有任何可疑的地方。

　　戴笠走后十分钟，有人轻轻敲门，国民党组织部长陈立夫夹着黑公文包走进来。汪对这个CC头目的突然来访，满腹狐疑，强装笑脸说道：“什么风把你吹来了？祖燕兄！”

　　“我是无事不登三宝殿。”陈立夫坐下说道，“六天前，您和委座吩咐组织部草拟一个《中国国民党党员特许登记办法》，已经草拟好了，请汪主席审阅。”汪草草看了一下，便指示：“此件印发给中央各机关党组织、地方县以上、部队军以上单位。”

　　正当汪精卫计划出逃的前一天，蒋介石的幕僚长陈布雷突然从桂林回到重庆，并夜探汪精卫，告知蒋介石将于8日回渝，这一下打乱了汪、陈一伙的叛逃时间表。原来，蒋介石接到孔祥熙的秘密报告，说汪精卫正与日本人勾搭，决定立即飞回重庆，并要陈布雷当晚去汪公馆摸清汪精卫与日本人勾搭到了什么地步。陈布雷深夜到来，使汪大吃一惊，当陈坐定之后，汪很客气地说：“布雷先生一路辛苦，风尘未洗，深夜驾临，有何指教？”陈说：“汪先生，日军进逼，战局危艰。布雷请副总裁赐教。”汪精卫不明陈布雷的来意，模棱两可地说：“这个战局，”他停了停，接着说，“敌我两国可谓各有难处。”陈布雷接着问：“日前，日本近卫首相发表一项声明，声称‘倘国民政府能转换政策，变更人事，参加建设新秩序，日本并不拒绝'.未知副总裁对此做何评论？”老奸巨猾的汪精卫，哈哈一笑，以问代答，他说：

　　“兆铭正想请教委员长对此做何评论？布雷先生作为委员长的幕僚长，一定很了解委员长的胸中韬略吧？”陈见汪不做正面回答，反而进行试探，字斟句酌地说：“委员长的见解嘛，可谓一如既往。”

　　陈布雷走后，汪精卫立即与等在书房的陈璧君商量，怀疑他们的行动被蒋介石发觉了，决定留下来静观形势变化。

　　7日深夜，汪密电在香港的高宗武，告知“因蒋介石突然来到此地，不得不将8日出发的预定加以变更，然而前途并不悲观。……如蒋介石逗留时间较短，等他离开重庆后，从重庆出发，如时间较长，则借口尽快从重庆出发。”8日汪派陈春圃送幼子、幼女赴昆明转河内，陈在昆明，负责与龙云等联络。

　　蒋介石听了陈布雷夜探汪精卫的经过后，9日，亲约汪精卫、孔祥熙等人在自己的别墅开会。下午二时，汪准时到达了。汪、蒋互相审视着，都希望从对方的表情中找到可疑之处，当四只眼睛碰到一起时，两人同时显出做作的笑容，齐声互问：“近来身体好吗？”一阵寒暄过后，会议开始了。首先，外交部长王宠惠汇报世界局势及日本对华方针。议题很快转到中日战争问题上，汪又打出和平停战的招牌。会上，汪力陈现在中国之困难在如何支持战局，之困难在如何结束战局，两者皆有困难，两者皆有自知之；故和平非无可望。外交方面，期待英、美、法之协助，之不反对，德、意之不作难，尤期待日本之觉悟，日本果能觉悟中国之不可屈服，东亚之不可独霸，则和平终当到来。并攻击蒋：“一直优柔寡断，没有拿出和平诚意。既不愿意打，又不愿意和，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这可能吗？”蒋介石听后，强压着火说：“既然是这样，那就定个日期，召开高级军事会议，仗还打不打，让大家讨论。”会议不欢而散。

　　汪精卫一到家，几位亲信不约而同地打听情况。汪考虑一会儿说：“明天不能走，等观察几天再说。”曾仲鸣却很焦急，认为不能按期出发，必须设法告诉日本政府，汪摆出一副深谋远虑的样子说：“我是有准备的，马上给周佛海拍电报。”电报内容是：“兰姐因事不能如期来，秀妹出闺佳期必须等候。”这是事先规定的暗语。“兰姐”是指汪精卫，“秀妹”是指日本政府，“出闺佳期”是指日方发表声明的日期。

　　12月10日，汪电高宗武转告日本：（一）蒋介石来重庆，是由于其他公事，工作并未暴露；（二）余的处境与计划完全没有变化，希安心；（三）大约延期7天，预可以转入既定的行动。以后一连几天，风平浪静。汪经观察和分析，自信蒋没有怀疑他会逃离重庆，紧张而忧虑的心情开始安定下来。

　　15日晚，周佛海的内弟杨惺华秘密从昆明潜入重庆，会见汪精卫。原来，周佛海是以视察宣传工作的名义到昆明的，9日秘书长陈布雷打电话给他，要他立即返任。这是蒋介石的命令。

　　周佛海后来回忆说：“事情是否已经暴露？万事休矣！惊骇之至。但要紧的是汪未飞到昆明来。汪从重庆出奔的情况究竟怎么样？简直令人坐卧不安，焦急万分。”“我如果返回重庆，那就不可能逃出来。虽然不回重庆是对的，但是我一个人到香港去又不顶用。更重要的是使汪先生的出奔越发困难了。”“总之，我可以以视察宣传工作尚未结束为理由对付蒋介石，在那里等待几天，真处于进退维谷的窘境，不知如何是好，度过了异常痛苦的一个星期。”

　　由于汪不能如期出逃，日本主子也搞得很被动。按计划，近卫11日的广播演说，只好以患病为理由，推迟到14日。

　　到了那一天，汪还在重庆，近卫无奈取消这次预期的演说，从大阪溜回东京。日本方面甚至怀疑汪精卫是否有投降诚意。

　　在昆明打前站的陈春圃也不得不取消定好的包厢。为了摸清情况，周佛海才派人回到重庆。汪请杨惺华带信给周佛海，决定18日赴昆明，行前还有电报给他。

　　16日，汪精卫前往蒋介石官邸访蒋，谈约30分钟。晚10点左右，一辆客车装着汪精卫家的金银软细、日常生活用品、重要的书籍和公文，在陈国琦等护送下，离开重庆直奔昆明。

　　17日上午，汪分别给国民党中央和蒋介石写信，阐述他逃离重庆的理由。信封上写道“请陈布雷先生转交”等字样。

　　放在卧室里的桌子上，等日后军统特务来索取。

　　汪精卫在重庆，像热锅上的蚂蚁，又焦急地熬过了一天，才找到脱逃的机会。18日，预定蒋介石召集年轻的中央委员训话，汪精卫可以不出席。正好乘机出奔。

　　18日凌晨5点多，汪精卫、陈璧君、曾仲鸣等七人挤在阴暗的地下室里，对将逃离重庆做最后一次研究。决定七个人分两批走，上午10时，汪精卫往见行政院长孔祥熙，告之前往成都讲演。随后，同陈璧君、曾仲鸣、汪文婴、汪文惺、何文杰等直奔机场。

　　机场上虽然军统特务密布，对乘客严格检查，但对国民党的副总裁汪精卫一行，几个特务面面相觑，只得让他们登机。谁知登上飞机，汪还没坐稳，忽然发现国民党空军司令周至柔也在机上，汪又是一惊，心想是不是老蒋派他来监视我们？周至柔见是汪精卫，赶紧起身谒见。陈璧君在一旁忙说：“汪先生应云南龙主席的邀请，去昆明讲演。”曾仲鸣对汪低声说了对周至柔的怀疑。

　　飞机航行约十五分钟时，周至柔忽心血来潮，从座位上站起来说道：“我向汪主席做汇报表演！”说罢，走进驾驶室，亲自驾驶飞机。

　　顿时，汪一伙吓得心惊肉跳，他们担心周把飞机开回重庆。曾仲鸣掏出笔记本，轻轻撕下一页，在上面写道：“密切注视，如果转变航向，由连轩把周击毙，由曾对付周的卫士，文杰和常焘保卫汪主席夫妇。”纸条在同伙中秘密传阅。

　　约又过了二十分钟，陈璧君透过机窗往下一看，以为是嘉陵江与长江的汇合处，不由大惊道：“周司令！你为什么把我们送到重庆？”曾仲鸣和桂连轩等四人的右手同时插入自己的口袋，紧紧握住手枪。这时，飞机驾驶员哈哈大笑，说：

　　“是沱江与长江的汇合处，是泸州，不是重庆。”汪曾多次乘机来往于重庆与昆明，他往下仔细观察，说道：“航向没有错，刚才经过的地方的确是泸州。”又是一场虚惊。

　　飞机抵达云南上空，周至柔才离开驾驶室，笑着对汪精卫说：“报告汪主席！周至柔汇报表演完毕，您看我这个航空兵合格不合格？”周的举动，把汪吓得出了一身冷汗，心里很不痛快，强装笑脸说：“合格，合格。”

　　飞机终于到达昆明上空，在机场上盘旋一周，开始下降。这时，汪往下一看，又吓一大跳，只见机场上人山人海，彩旗飘扬，汪甚疑惑，龙云明知他是秘密出走的，为什么要兴师动众，搞欢迎？这龙云玩的是什么把戏？汪一伙心慌意乱地走下了飞机舷梯。

　　原来，按汪的计划，陈春圃曾通知龙云：汪飞昆明时，为了“不引起日寇注意，避免敌机中途截击”，只请龙云一人去迎接，不要让其他人知道，龙满口应允。在机场上，省府各厅、署、局长，都在列队迎候，满街挂了旗帜，军乐队也大吹大擂起来。云南王龙云身着上将军装，满面红光，恭候着汪精卫。龙云此举，本为讨汪的欢心，但汪做贼心虚，一见当时场面，大为不满，害怕阴谋暴露。龙云回忆说：“在汪未到云南的前几天，我接到国民政府文官长魏怀的电报说：（汪主席将到成都和昆明演讲，到时希即照料。）我接到电报后，以为汪先到成都，故未即做准备。后来他突然直接飞昆，已经到了机场，我才得报，去机场接他，把他招待在云南警务处长李鸿谟的家里。那天晚上恰巧我宴请美国大使詹森。我问汪：”方便不方便参加？'他说：“我不参加了。'当晚宴席散后已夜深，未与汪见面。次日上午，我去看他。他说：”我明日要到香港。'我问他：“到香港有什么事？'他说：”日本要派一个重要人员来香港和我见面，商谈中日和谈问题，我要去看看他们是否有诚意。'我留他多住几日再去，他说：“我还要转来的。'他叫曾仲鸣到驻昆明的法国领事馆办理出境签证。签证办好了，曾仲鸣拿给他看。他看见是一份普通护照，当时就大发脾气，即刻打电话到重庆责问外交部，随即他就飞往越南去了。”

　　19日下午，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等，乘龙云为他们包租的一架欧亚航空公司的飞机，仓皇逃往河内。为制造假象，汪在起飞前致电蒋介石称，称因飞机过高，身体不适，且脉搏时有间歇现象，决多留一日，再行返渝。下午2时30分，汪精卫一行赴飞机场。3时15分乘包租的专机起飞，5时30分抵达河内。从此，汪精卫集团便公开走上投敌卖国的罪恶道路。

　　15河内惊魂

　　汪精卫一伙乘飞机仓皇出逃，抵达河内以后，20日上午，汪精卫偕陈璧君、周佛海、陶希圣、汪文婴等乘汽车经海防赴距河内100公里之海滨。下午，返回河内。23日移居河内郊区避暑胜地三桃山，不慎将腿跌伤。12月25日，周佛海、陶希圣、陈春圃赴港不成返河内，并偕陈公博来三桃山。汪精卫致电驻英大使郭泰祺，称：“日方所提尚非亡国条件，应据以交涉，谋和平而杜共祸，拟向中央以去就力争，故暂离渝，并嘱转告。”26日下午4时，汪精卫召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等共同讨论，反复商量今后进行方针及步骤，但无具体决定。1939年1月28日，汪精卫以河内高朗街二十七号朱培德公馆作为寓所。这是一栋两层法式小花园洋房，时值严冬，但这里仍然云淡风轻，阳光明媚，景色如春，梧桐成荫。二楼朝南的大房间成了汪氏夫妇的卧室。在这里，汪精卫没有特别的警戒，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会有人向他行刺。

　　1938年12月23日，日本首相近卫迫不及待地按照“重光堂”密约，发表了第三次对华声明。26日，蒋介石在纪念周会上讲话时，一方面对近卫声明表明态度，同时也否认汪等行动与政府有关。他说：汪是“请假”去河内养病，即可返渝。汪此行“纯系个人行动，毫无政治意味”，“外间一切猜测与谣言，国人必不置信”。但蒋介石想错了。主子的招降书一发表，奴才赶快响应。29日，汪精卫致蒋介石和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的臭名昭著的《艳电》在香港公开发表。这是汪精卫集团公开卖国，投降日本侵略者的宣言。一个近卫声明，一个汪精卫《艳电》，主唱奴和，紧密配合，二“卫”

　　双簧开演了，吹出了一串的“和平”肥皂泡。

　　国民党的副总裁叛国投敌，使蒋介石感到大丢面子，便使出了先软后硬的手段，但都没起作用。图为抗战时期的蒋介石。

　　在发表《艳电》的同时，12月30日，汪精卫通过在香港的高宗武向日本军方提出4点要求：一、日华在完成新东亚建设的基础以前，尽量避免与英、美列强引起纷繁的事端；二、在军事发动以前的3至6个月期间，希望日方每月援助港币300万元，在对华文化事业费中支出；三、在北海、长沙、南昌、潼关等地日本军作战的行动，以获得政治效果为目标；四、彻底轰炸重庆等，要求日本发动军事行动来配合他的“和平”攻势。汪的可耻行径，遭到全国人民的声讨。

　　1939年1月2日，中国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在重庆接见外国记者，发表了谈话，指出汪的行动既不能破坏中国内部的团结，也不能损害中国抗战的力量。国民党内，以冯玉祥、何香凝等为代表，要求惩办汪精卫。蒋介石对汪精卫的投降，也相当恼火。蒋介石首先试图用软的一手，进行笼络，以弥补裂痕。蒋介石表面上宣布开除汪的党籍，并撤销他的一切职务。但暗地里又派人去河内进行游说。

　　蒋介石先派正在河内洽办武器运输事务的外交部长王宠惠劝汪精卫回重庆，王宠惠说：“委员长三番五次对人说，汪先生只是赴河内治病，现在回去，仍然名正言顺。”汪精卫回答说：“谢谢重庆方面目前还给我留条退路。虽然这样，我还是不能回去，为什么呢？我这次离开重庆，只是对政局有不同意见，并不夹杂其他任何个人意气在内，这一点务请你们转告中央，请他们理解。在重庆，我要发表个人意见很不容易，我不离开重庆，这份艳电就不能发出，和平工作就难以开展。我的和平主张能否采纳，权操中央，我丝毫不勉强。如果政府出面主和，改变立场，我可以从旁做些协助工作，或者退隐山林不问国事都可以，但如果政府不转变立场，那我只能出面来谈和了。”

　　2月中旬，谷正鼎受命第一次赴河内，希望汪精卫打消原意，仍回渝供职。汪表示：对抗战政策既已与蒋介石发生了不相容的歧见，即不宜再厕身其间，徒然引起不必要的纠纷。他的离渝，只希望公开发表对于和平的主张，而能否采纳，则权操中央，他不愿意勉强中枢迁就他的意见，正如他希望中央不要勉强他今后的行止。汪并托谷正鼎转告蒋介石，“我不离重庆，‘艳电'不能发出，……我之所以愿意离国，是表明主张如得蒙采纳，个人都不成问题。”汪的以上自白，已表明他投敌卖国的决心。

　　一个月后，谷正鼎再赴河内，携带了汪精卫、陈璧君和曾仲鸣的三张出国护照，见了汪精卫，转达蒋介石的意见说：“汪先生如果要对国事发生主张，写写文章，发发电报，任何时候都很欢迎。如果有病需要赴法国等地疗养，可先送公费五十万元，以后随时筹寄。但不要去上海、南京，不能另搞组织，免得被敌人所利用，造成严重后果。”汪精卫一听，知道这是调虎离山之计。想起过去和蒋的矛盾，狠狠地说：“以前我因蒋的凶残暴虐自私，我反对他。他用尽各种方式来危害我，枪伤我，下流到绑我及璧君的票，我被他苦迫出国。”又说：“你去告诉蒋，他曾数次暗中迫害、追捕、驱逐我，我每次均可由所流亡之地及外国应时回来，去来何尝得过他的护照？！”一席话，说得谷正鼎目瞪口呆，心知游说无望，便拿起护照告辞。汪精卫曾一度产生退出政坛隐居欧洲的设想，但这次和他以前八次光明正大地前往欧洲不同，将被人看做是国家的叛徒逃往欧洲，汪精卫对此计划也非常踌躇。

　　在谷正鼎游说失败的同时，国民党中央社社长萧同兹奉蒋介石之命去香港，带着陈布雷的信，劝周佛海脱离汪精卫，返回重庆，周也以安全无保障为借口，拒绝会面。也就是在此时，高崇武正在日本东京，代表汪精卫与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及其他军政要人谈判成立以汪精卫为首的“新中央政府”的具体办法。

　　谷正鼎回渝复命，蒋介石知道已经笼络不住了，于是决定来硬的一手。蒋介石为了应付舆论，立即找戴笠密谋，做了暗杀汪精卫的布置。

　　戴笠奉命于1939年1月飞抵香港，在香港铜锣湾晚景楼一号公寓内调兵遣将，派遣刚刚从天津调回重庆的原天津站站长陈恭澍和戴笠的随身警卫员王鲁翘，到香港办好出国手续去河内，以国民党政府驻河内总领事馆为刺杀汪精卫的行动指挥所。陈恭澍和王鲁翘一行，来到河内总领事馆，和总领事许念曾共同密谋刺杀汪精卫的行动计划。

　　与此同时，戴笠又电令军统局本部续派行动员陈邦国等八人，以及擅长纵跳、拳术的武功教师唐英杰，从重庆到香港，办理好出国手续，分批前往河内。戴笠指定这次行动以陈恭澍任总指挥，许念曾负责情报，唐英杰为行动组长，王鲁翘认识汪精卫，负责指示目标。陈恭澍动身去河内的前夕，戴笠在铜锣湾公寓对他当面交代说：“这次制裁汪精卫的行动，委座极为重视。一切行动计划，必须事先报经委座亲自批准，才能执行，绝对不准擅自行动。”稍后，戴笠使用何永年化名，领了出国护照，亲自飞河内检查暗杀的各项准备工作。

　　另据沈醉撰写的《我所知道的戴笠》一文中是这样记载的：戴笠把原任军统局临津特训班副主任余乐醒叫到重庆，和他研究了行刺办法，并由戴笠在特务总队内挑选了武术和枪法最好的唐英杰、陈邦国、陈步云等六人，由余率领前往。

　　余为留法勤工俭学会学生，能操流利的法语，对河内情况甚是熟悉，之后即在汪所居住的寓所附近找到了房子。

　　高朗街二十七号，除住有汪氏夫妇和曾仲鸣外，还有朱执信的女儿、秘书陈国琦等数人。这栋洋房，是两开间的二层楼，楼上一大一小相连的两间对街屋，大的一间是汪氏夫妇的卧室兼汪氏的会客室。军统特务朝夕在隔街向汪寓所遥窥，也推断较大的一室是汪的卧室。经陈恭澍短时间的积极活动，在许念曾的密切配合下，很快弄清了汪精卫住处的布置情况，并搞到了汪精卫寝室的房门钥匙。当获悉汪精卫每天早餐吃的面包是由河内一家面包店准时送去的，他们一伙就决定把送面包的人拦截下来，换上一只含毒面包，由行动员化装成送面包的人送去。不料汪精卫这天偏不吃面包，而予退回。

　　陈恭澍一计不成又生一计。一天，获悉汪精卫找水电修理工去修他浴室的水龙头，陈恭澍便指示行动组把修理工暂时扣押起来，另派一个行动员冒充修理工，随身带了一罐毒气，在水龙头修好后，把打开盖气的毒气罐放在浴缸底下，同时把浴室门窗关闭，让毒气弥漫全室，只等汪精卫晚上一进浴室，中毒丧命。不料，汪精卫三天没进浴室，陈恭澍叠的八卦又失灵了。过了两天，汪精卫要到离河内80里的丹道镇三岛山麓旅游。

　　许念曾得到这一情报，如获至宝，忙找陈恭澍商量，做出了一个在达莫桥上狙击的行动计划，报告戴笠。戴笠呈报蒋介石批准后，指示由陈恭澍、唐英杰率行动员分乘两辆小汽车，在汪精卫此行的必经之路上，等待汪车的到来，看准汪精卫在车上时，便尾随追击。不料，汪车过去后，接着便是一辆满载安南警察的警备车，车上装有机枪，戒备森严，陈、唐二人无法下手，决定跟踪至目的地，再伺机行事。

　　曾仲鸣成了汪精卫的替死鬼。

　　汪精卫早已知道戴笠派特务跟踪，他此行的目的，在于试探对手的虚实，显示自己已有充分的准备。所以他驱车向前飞驰，未到目的地又突然折回。陈恭澍只好调头，匆匆决定跟上去立即下手，也不再考虑在河内市区能否安全脱身的问题了。陈恭澍的车子调头后，汪精卫的警备车紧跟着也驶过来了。军统局的两辆追击车只好等警备车过去后再加足马力追赶，追到市区十字街头，汪车穿过马路后，正好一辆电车横驶过来，两辆追击车被阻，这次行动又泡汤了。

　　此时，对汪精卫来说已是风声鹤唳了，坏消息不断传来，1939年1月16日，在香港的梅思平在路上被数人袭击打伤头部。1月17日，亲汪精卫的香港《南华日报》社长林柏生在回家途中被两个大汉用斧头砍伤头部。汪精卫开始向法国殖民当局申请保护。但是，已为时过晚。再据陈国琦口述：“在河内时曾仲鸣荒淫糜烂生活始终未改，每天晚上十时一过，等汪氏夫妇就寝后就出门寻花问柳，直到深夜二三时才回来，这时不敢开铁门，怕铁门声响惊醒了汪氏夫妇，只好爬上围墙，然后循着预先靠在墙边的竹梯逐级而下到院子，再跑回卧室。这些情况都为住在对过窥探了一个多月的军统特务看得一清二楚。”后如沈醉所记述的：戴笠一再电促余乐醒早日动手，最后决定越墙而入。3月21日凌晨，四名暗杀者越墙攀上三楼走廊，不料当天晚上因曾仲鸣的老婆赶到河内，汪精卫临时把自己住的一间大点的房间让与曾夫妇住，而他和老婆搬到另外一间房内去了。军统特务从花园后面逾墙而入，撬开楼下的门，蹑足登楼，直奔曾仲鸣卧室之外。

　　卧室门上是玻璃的，至卧榻的位置，军统特务已了如指掌，所以把卧室的玻璃门击破之后，将手提机关枪伸入门内开火扫射。

　　当时，曾仲鸣已听到有人登楼的声音，刚好起床察看，结果首当其冲，子弹直接命中他的胸部，尤其腹部被打得弹密如蜂房，当场倒地。曾的妻子方君璧也身中数弹，幸而躺在床下，虽受伤而所中皆非要害，得免于死。朱执信的女儿，闻到枪声，急起躲在门后，那里恰好是个死角，才得以平安无事。军统特务听到室内倒地声、呼号声，以后除了呻吟声以外，一切归于沉寂。特务们以为任务完成，汪氏夫妇定死无疑，遂携枪准备下楼离去。而睡在楼下的陈国琦，已闻声上楼去救应，军统特务在黑暗中见有人影，再度开枪射击，陈国琦被击中腿部受伤倒地。而汪氏夫妇，因为睡在隔室，虽惊恐万状，但未损毫发。“汪兆铭漏网”，曾仲鸣被紧急送往法国陆军医院抢救无效，当了替死鬼。汪精卫要去医院看望曾仲鸣，别人都说现在出门太危险，法国警察也劝汪精卫不要冒险去医院。但汪精卫仰天流泪说：“我是从小看着仲鸣长大的，又为我工作多年，我一定要去看他！”结果汪精卫乘坐曾仲鸣法国朋友的私人汽车到达医院。当汪精卫到达急救室时，曾仲鸣已昏迷多次，他醒来时对汪精卫说：“我能代汪先生死，死而无憾，国事有汪先生，家事有吾妻，我没有不放心的事。”曾仲鸣临死前又挣扎起来，把以他的名义替汪精卫在国外银行存款的支票上一一签了字。

　　高朗街的枪声，二十七号楼的血污，给汪精卫精神上以重大打击。他亲笔写了悼念曾仲鸣的《曾仲鸣先生行状》，认定此事是重庆特工人员所为，绝不是私人的仇杀。尤其使汪感到悲伤和刺激的是曾仲鸣的死。曾是他亲信的部下，是同盟会老会员曾醒的弟弟，而方君璧又是方声洞的胞妹。基于这两种渊源，汪对曾一向视为己子。“九一八”事变后，汪精卫回国，出任中央政治会议主席兼行政院院长时，曾仲鸣是中政会的副秘书长、外交部次长以及最高国防会议秘书主任。事无巨细，汪一以委之。也正是高朗街的枪声———蒋介石采取的这一断然措施，导致了蒋、汪关系的最后决裂。

　　3月27日，汪精卫发表了《举一个例》，公布了国防最高会议第五十四次常务会议的记录。声明对日谋和是最高当局一致的主张，并非他个人的意见，揭露了蒋介石的和平企图。蒋介石也进行回击，4月5日，重庆《大公报》刊登汪精卫、平沼协定。后国民政府下令通缉汪精卫、周佛海、陈公博、陈璧君等首要分子。

　　汪精卫预计，只要他到河内发表《艳电》声明，云南的龙云、四川的王钻绪、西康的邓锡侯、军政部长何应钦及政学系头子张群都会追随他，相继行动，使抗日战线彻底破裂，迫使蒋介石下野。但事与愿违，汪公开叛国投敌，暴露其汉奸卖国贼的真面目，激起了全国人民包括国民党内主战人士的一致声讨，致使反蒋势力不敢轻举妄动。因此，汪精卫在西南地区建立反蒋政权的阴谋以失败而告终。这使汪的处境十分孤立。汪哀叹道：“在河内的孤独的正月，在我的一生，是不能忘却的。”

　　曾仲鸣遭暗杀，又使汪精卫异常惊恐，深感处境危险，使他不得不另谋途径，河内非久留之地。离开河内后往哪儿去呢？当然是尚未被日本军队占领的云南、四川最好，因为原本打算在西南建立独立的政府，由于西南诸省将领纷纷通电讨汪，所以去西南的路被堵死了。经过和陈璧君等人反复商量，陈璧君说：“香港虽然好，并且日本政府应我们的要求，调派我们比较熟悉的田尻爱义出任总领事，但英国警察监视很严，现在连陈公博、林柏生等人的活动都很困难。”

　　至于广东，过去是革命的根据地，和孙中山先生关系很深，而且是汪精卫、陈璧君的桑梓之地，他们当然愿意回去。但广东也已被日本军队占领，倘若去广东，就会使中国人民看清“他们是在日军的刺刀保护之下开展”和平运动“的。与之相比，上海虽然是世界上屈指可数的暗杀横行之地，但仍然有日本军队保护，表面上看来，又不完全是日本人占领，英、美、法等国的公共租界还很大，市政也归外国人掌管，裁判权亦操在外国人手中，因此，比起广东来，中国人有相当自由行动的余地。正是出自这种考虑，汪精卫夫妇派周佛海、梅思平等人前往上海进行准备。

　　4月9日，汪精卫发表《重要声明》，否认重庆《大公报》所揭露的已与平沼缔结了五项条款之报道。称：关于中日和平，但求条件非亡国之条件，使中国得以苏息，得以复兴。余将坚持到底，虽牺牲生命亦所不惜。故今后绝不因被人加害，而放弃其主张，亦绝不因造谣中伤而动摇其见地。正当汪精卫、陈璧君在做离开河内的准备时，奉日本五相会议之命救汪等脱离险境的影佐、犬养等人所乘的“北光丸”于4月16日抵达河内，18日即与汪精卫秘密会见。汪精卫提出打算建立能安定民心进行和平交涉的中央政权。影佐回忆说：汪先生对日华事变的发生和发展表示遗憾，而且说：

　　“他的信念是日华有合作的必要。关于这一点，或通过书面、或和蒋介石氏促膝交谈，但是，蒋介石氏一则他自己对日本的真意有所怀疑，一则制造周围各种各样的事情，所以，终究是不可能实现和平。当时考虑：放弃留在重庆内部改变蒋介石意图的打算，只有从外部掀起舆论，策划重庆转向。这时候，从高宗武、梅思平两氏知道了日本的和平方针。日本如若真正坚持这个方针，确信取得舆论支持绝不会不可能。”他又说：“十二月二十二日的近卫声明，对和平运动的发展是最大的激励。”

　　汪精卫对日方说：“住在河内危险而又无意义，所以，希望今后以上海为根据地发展运动。”“从河内向上海转移，考虑在法属印度支那当局的谅解下进行，到达上海以后开展运动，考虑按照以前的计划，采取更加跃进的方式，目前正在研究之中。”影佐表示担心法属印度支那当局作梗，汪说：“法属印度支那当局说不定觉得我离开河内，好像给他们甩了一个大包袱一样，因而会赞成我离开这里呢。”影佐又提出要汪精卫、陈璧君等人乘他们的“北光丸”赴沪，汪精卫认为直接使用日本船，会使“和平运动”受到误解，坚持租用一艘法国人管理的760吨的小船———“冯。福林哈芬”，等离开海防后，在海上与“北光丸”会合，由其护送他们到上海。陈璧君则认为船太小，怕不安全，但又觉得汪说得有理，也不好坚持。4月25日深夜，在细风迷雾中逃出河内，汪精卫、陈璧君等在海防附近登上小货轮。

　　按约定，26日应在航途中与影佐等所乘的“北光丸”会合同行，但两条船失去联系，又使日本主子担忧受惊，多方联系寻找。其实汪精卫、陈璧君并未遇害，只是因基鸿港码头设备陈旧，船上所需食品、饮用水全靠人工肩挑手提，加上搬运工少，所以比预定出发时间延后了三小时，等来到巴库伦比岛，“北光丸”早已离开，在大雾中，无法判断“北光丸”的去向，只好从海南岛内侧海峡行驶。两船走岔了道，所以无法联络上。几天来，“冯。福林哈芬号”由于吨位小，遇到一点风浪就激烈地上下颠簸，正巧赶上大风，船上的人就像摇煤球一样，摇得一个个哇哇呕吐，半死不活地躺在船上。陈璧君哪里受过这份罪，大哭大闹，埋怨汪精卫没有上日本的大船，好不容易脱离险境，现在又遇恶浪，即使不葬身鱼腹也会活活折腾死。汪精卫拿她没有办法，尽管自己连苦水都吐出来了，还得强打精神，挣扎着将陈璧君扶起，好言劝慰。28日，海上大风骤起，小货轮颠簸得更厉害，汪精卫不顾面子，急电“北光丸”呼援，4月30日两船才在汕头海面会合。汪精卫、陈璧君爬上“北光丸”，真正同日本人“同舟共济”了。在“北光丸”上影佐、今井武夫和汪精卫屡次会谈。汪谈到：“以前，和平运动的计划是：企图以国民党为中心组织和平团体，通过言论指出重庆抗日理论的错误，宣传和平是救中国救东亚的惟一办法，逐渐扩大和平阵营，在最后，使重庆转变方向。好好考虑，只用言论很难使重庆政府转变方向。

　　“和平论毕竟是为爱中国，但抗日论也是爱国精神的表露。但是，和平论和卖国论只是毫厘之差，要使一般人接受和平论是有困难的。相反，抗日论一般人容易听得进。但是，由于日本措施政策的公正妥当的事实，证明和平论开始放光彩。即在近卫声明如实实施的情况下，重庆政府的抗日理论已没有依据，确信即使重庆政府，也只好跟从舆论大势，倾向于和平。

　　“为此，建立和平政府，与日本政府合作，实现近卫声明是一条捷径。所以，放弃以前的计划，建立和平政府，除依靠言论对重庆进行启蒙工作外，进而考虑用事实证明日华提携的好成果，加强抗战无意义的舆论，由此来使重庆政府的动向向和平发展。这是上策。因此，如果贵国政府对上述新计划没有异议，那么，希望更改以前的计划，以建立和平政府的方针进行下去。

　　“建立和平政府的目的不在推翻重庆政府。只要带来和平，连政权谁掌握也不问。和平运动的目的是使重庆政府倾向和平论，停止抗战。因而，在政权建立问题上，也必然要具备兵力。但如和重庆斗争引起内战，发生同一民族之间出流血惨案，这是并不希望的。将来，在重庆政府和我的运动一致的情况下，业已达到运动的目的，由此我断然下野，毫不踌躇。这两点，我明确说出，表露我的心境。”

　　汪精卫在会谈上表示：一、建立和平政府，真正体现日华合作，向一般国民证实抗战是没有意义的。二、和平政府建立后，组织军队。三、为了建立和平政府，希望先去日本，与日本政府要人交换意见。四、该政府仍将继承中华民国的法统，称之为国民政府，采取迁都的形式，实现三民主义，规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

　　5月2日，当“北光丸”抵台湾基隆港时，汪精卫就遭到当头一棒。龙云发表复函，谓：“蒙手赐复书3月30日函，附以港报举一例云云。展诵回环，弥得诧骇，举一例文中将国家机密泄中外，布之敌人，此已为国民对国家初步道德所不许，至赐书，则欲之背离党国，破坏统一，毁灭全民牺牲之代价，反举国共定国策，此等何事？不仅断送我国家民族之前途，且使我无数将士与民众陷于万劫不复之地步，此岂和平救国之本，直是自取灭亡，以挽救敌寇之命运耳。”5月4日，“北光丸”驶离台湾，前往上海。汪精卫在日轮上，心情沉重地写下诗一首：卧听钟声报夜深，海天残梦渺难寻。舵楼欹仄风仍恶，灯塔微芒月半阴。良友渐随千劫尽，神州重见百年沉。凄然不作零丁叹，检点生平未尽心。

　　5月6日，“北光丸”驶抵上海虹江码头，8日，汪精卫离“北光丸”上岸，住进江湾土肥原公馆。

　　冯玉祥话汉奸冯玉祥是为人们所熟知的爱国将领。从晚清到民国，从士兵到上将，滦州起义、首都革命、五原誓师、察绥抗战，继之为抗日救亡而奔走，为和平民主而呼号，一生极富传奇色彩。

　　“九一八”事变后，日寇的野蛮侵略和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使冯玉祥受到极大的震动。9月23日，他向全国发出通电，痛斥蒋对内屡兴战端，对外妥协投降的行径。后来，蒋、汪合谋破坏“一。二八”抗战，使冯玉祥大失所望。他愤然离开南京，前往泰山，另觅抗战之路。

　　1933年，热河失守，华北沦亡在即。冯玉祥在中国共产党人的帮助下，召集旧部和各路义勇军，组成“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连克宝昌、多伦等地。蒋介石不以为功，反诬冯“破坏整个国策”，并勾结日寇，围剿这支抗日武装。

　　冯抗日有“罪”，报国无门，被迫解甲泰山。

　　1935年底，冯为团结抗日力量，不计前怨，回到南京，为促成国共合作做了不懈的努力，同汪精卫等投降势力进行了坚决的斗争。1938年10月，蒋介石在武昌召开最高国防会议，会后只剩下蒋、汪等要人。汪精卫问冯玉祥：“焕章先生，什么叫抗战到底？”他回答说：“把所有的失地都收回来，不但东北四省，就是台湾和琉球各岛，都要交给我们，并且要日本帝国主义无条件的投降，这就是抗战到底。”说完他反过来问汪精卫：“你是不是不喜欢这个样子？”汪又惊又恼，青筋暴跳，转过脸对蒋介石说：“这是做梦，做梦！”冯玉祥拍案而起，厉声说道：“做梦，各人不一样，有人做梦当主人，有人却做梦当奴才！”直骂得汪精卫目瞪口呆，汗颜无地。

　　汪精卫投降日本以后，冯玉祥在重庆参加国民党中央召开的讨汪大会上，痛骂汪精卫，主张开除汪的党籍，通缉他，并连续在广播中发表题为：“粉碎汪逆的卖国密约，战斗到最后的胜利”、“团结起来粉碎日汪协定”等讲演，痛斥汪精卫投敌卖国行径。

　　开完讨汪大会以后，冯玉祥赴川、黔督练新兵，约著名作家老舍同行。车抵青木关，他与老舍下车吃四川烤地瓜。

　　吃完登车赶路，途中与老舍商量怎么写骂汪精卫投敌出走的诗，老舍让他自己出题、自己做。

　　冯玉祥想了想说：“那应用烤地瓜为题做诗吧！”

　　老舍很了解冯玉祥的丘八诗风格，常常修改他的诗，因此一听就幽默地说：“呜呼汪兆铭，不如地瓜香。”

　　后来在途中又看到遍地长满黄花菜，老舍说：“要不然就以黄花菜为题吧。”

　　“好哇！”冯玉祥赞同地说。

　　1939年1月3日，冯玉祥在隆昌写成《黄花菜》一诗，诗曰：时当二九天，蜀道菜花黄；灿灿真悦目，风来阵阵香；此花有傲骨，胆敢战风霜；前方正抗敌，汪贼竟投降！平素空谈论，离奇又狂妄：“岳飞是军阀，秦桧是忠良。”有人对我说，此话出于汪。此为其哲学，“有奶便是娘！”察哈尔抗战，口外作战场；多伦既克服，官兵多伤亡，运回一千多，死者四团长；平津入医院，万目共昭彰，汪说：“未打仗，哪里有死伤？”黑白多不分，实已昧天良！武汉打电话，态度已失常，每闻我军胜，怒气不可当；一闻我军败，喜气乐洋洋。喜败而妒胜，此态可思量；领袖欲太重，汉奸也愿当，行年已半百，晚节末路忘；只知富与贵，不替民族想；国家与朋友，尽弃投敌邦；千年万世后，“精卫”恶名长！认贼作了父，甘心拜天皇！倭寇发狂言，欺世惯中伤，巨奸欣然喜，竟谓好主张。不要我赔款，中国整个亡；取消租界地，全属贼东洋；日满华合作，主人倭寇当；三国成一家，日寇是父王；此理至明显，世人都知详。谁说汪不知？

　　未免太荒唐！如果汪知道，那又怎样讲？

　　“卖国贼”之字，头衔最适当！孙凤鸣壮士，一击连三枪；早晚铸铜像，佩他有眼光；决心过荆轲，锄贼优张良。

　　韩国李完用，不孤今有双！倭寇将大败，我军正威扬；不久失地复，民族得解放！日本革命起，军阀尽灭亡。到了那一天，汪贼走何方？不见拿破仑，攻俄势难当，占了莫斯科，豪气高万丈；一旦俄反攻，吃了大败仗，可怜四十万，未剩二千枪。不见德意志？大战何豪强，血战整四年，财尽民慌张；国内起革命，民治为政纲，威廉忙滚蛋，国外去彷徨。

　　我们为民族，小败心不慌，我们能持久，一定打胜仗；我们为民主，天皇定灭亡；我们有信心，始终不摇晃；信念最坚决，至死不投降！四五千年史，此战最芬芳！成仁与成功，必耀青史上。呜呼！汪精卫！心肝尽丧亡！呜呼！汪精卫！不如菜花黄！

　　16上海、青岛刺汪密谋的夭折

　　在曾仲鸣被暗杀前，汪精卫还是很犹豫的，并没有下决心到南京组织政府。曾死后，反而使他决心干了。在河内高朗街遇刺漏网的汪精卫，转渡到上海，投靠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在日本主子的卵翼下，积极准备建立伪中央政权，这对重庆蒋介石政权无疑是一个严重的威胁。蒋介石命令戴笠继续想方设法，除掉汪精卫。为了对付“军统”、“中统”特务，保护汪伪大小汉奸头目的安全，“七十六号”特务组织应运而生。“七十六号”与在上海从事暗杀活动的蒋方特工人员进行了激烈、残酷的争斗，一时刀光剑影，血肉横飞，双方特工人员互相利用，互相渗透，你中有我，我中有你。

　　1939年5月，蒋介石获悉汪精卫一伙到了上海，便责令戴笠派人到上海市布置刺汪。戴笠受命后，命令“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执行这一行刺任务。由于汪精卫生怕河内恐剧重演，所以在上海起居住行，处处留意，防范甚严，陈恭澍一时难以下手。不久，戴笠又派原改组分子、当时任国民党第四战区少将高参的戴炳星（又名静园，湖南湘潭人）前往上海，伪装投汪，待机下手。戴炳星在汪伪中混了一阵，无缝插针，工作难以进展，便找借口想返回内地，与戴笠另商办法。一次，他向汪精卫建议，说抗战期间，戴笠指挥军统特工与汪伪特工展开了一场厮杀。

　　自己可以回广东劝说第四战区代理司令长官张发奎、广东省省长兼第三十五集团军总司令李汉魂、第三十五集团军副司令兼六十四军军长邓龙光等投汪。汪精卫考虑到张、李、邓，都是蒋介石嫡系的广东籍军人，而与自己又有历史关系，就同意派戴炳星携带分别写给张发奎等三人的亲笔信，前往第四战区司令部驻地韶关。戴抵韶关后，即向戴笠汇报，重新研究谋刺计划，并由戴笠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率特务十人，随戴炳星返沪，协助戴伺机完成刺汪任务。

　　不料，戴炳星、吴赓恕等到上海不久，在谋刺伪上海市长傅筱庵的过程中，暴露了身份，遭到“七十六号”的通缉。

　　于是他们不得不分别匿居在法租界。1939年9月，由于戴炳星的妻子泄露机密，“七十六号”侦知戴的行踪，将他逮捕。

　　“七十六号”特务组织的负责人丁默、李士群并没有马上把他枪毙，而是将他关在“七十六号”高洋房三楼的优待室里，天天供以大鱼大肉、香茶美饮，待如上宾。目的是想通过戴炳星的关系，与“军统”联络。经过双方谈判，戴炳星答应丁、李的要求，并致函重庆，“军统”局复函表示同意。

　　丁默、李士群在接到“军统”局的复函后，给戴炳星过了目，并准备释放他。但是对信细加研究后，发现信上有些字的笔迹比其他字稍粗，而且是混杂在整篇的信中。他们把这些粗笔迹的字连在一起后，惊恐万分，冷汗湿身，这与全信内容截然相反。信的原文是同意戴炳星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而粗笔迹字连起来的意思，却是要戴炳星伪装与“七十六号”实行合作，寻机除去丁、李，进而会同“军统”上海区，打垮“七十六号”。于是，戴炳星全身被重新详细搜查，从戴的衣服夹层里，搜查出了秘密文件。“七十六号”头目发现自己险些上了大当，恼恨之极，经由丁默、李士群“签报”，周佛海核准，并经汪精卫批准，在这一年年底，将戴炳星枪决。

　　戴炳星死后，吴赓恕因刺汪任务没有完成，仍千方百计谋求刺汪。他到处寻找同伙，伺机钻汪伪政府的空子。他探悉过去在广东农民运动讲习所的老同学陈承纶在伪维新政府警备司当科员，便函邀他见面。见面后，吴赓恕公开自己的“军统”身份，威逼陈去谋刺汪精卫以自赎。因为汪精卫曾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任过教官，吴便要陈利用“师生关系”，投靠汪精卫，首先换取汪的信任，然后一步步地做到能自由来往汪的卧室，待时机成熟，或是以定时炸弹安放汪的床下，或是下毒药，将汪干掉。吴赓恕威胁陈承纶：如果不干，就要对他不客气。吴赓恕素以凶狠毒辣著名，陈与他尽管已阔别多年，但想他一定兽性有增无减，故“余威”尚存，况且吴现在的“军统”特务身份，更使陈胆战心寒。陈承纶心里暗暗盘算，不接受吴的指令，是没有好下场的；如果接受下来，又没有胆量去干，万一失事，更是性命难保，家破人亡。

　　审前度后，权衡利弊，他决定向汪精卫告密，让汪去对付吴赓恕，以为这样或许可以保住性命，在汪精卫“组府”成功后，甚至还能因此得官享禄，弄个幸福生活。

　　于是，陈承纶秘密去见汪精卫，报告了事情的经过。根据汪精卫的指令，陈承纶见了汪伪国民党中央党部副秘书长陈春圃，再由陈春圃介绍去拜见“七十六号”头目丁默。丁默老谋深算，诡计多端，当即决定将计就计，先让陈承纶向汪精卫要一封约做自己秘书的亲笔信，隔了两天，又让陈承纶打电话约吴赓恕见面。吴赓恕约陈立即到一旅馆会晤。由于吴约的时间过于急促，无法事前通知丁默，只好先去应约。陈承纶见到吴赓恕，骄傲地把汪精卫写给他的那封信交给吴看。吴对汪的笔迹是认得的，看后信以为真，对陈赞不绝口，说陈的“工作”做得非常成功。陈承纶则表示要先回南京，把伪警务司的工作结束一下，再来上海就任汪精卫的秘书。这样，吴赓恕就开始落进了丁默所设的圈套。

　　陈承纶回到南京没几天，就收到吴赓恕的来信，要他立即来沪。陈马上回上海，先去“七十六号”看了丁默，然后打电话给吴赓恕。吴立即约陈见面。这时吴对陈已经信任无疑，因此把见面的地点约在辣斐德路（今复兴中路）、迈尔西爱路（今茂名南路）相交的某幢房子。陈承纶把相约地址通知了丁默后，如期赴约。吴赓恕哪料得这些，两人见了面，还没讲几句话，日本便衣宪兵和冒充法租界巡捕房人员的潘达，及其他“七十六号”特务便一拥而入，把两人一起抓走。

　　如此轻而易举地“逮捕”吴赓恕，是经过丁默精心策划的。吴是“军统”特务，又是谋刺汪精卫的要犯，抓吴是汪精卫直接下达的命令，吴万一逃跑，就无法向汪精卫交代。因为那时“七十六号”要在租界上公开抓人，还是比较麻烦的，必须由日本宪兵队出面，事先通知巡捕房当局，由巡捕房派员会同前去。而上海的“军统”、“中统”组织，对两租界的巡捕人员，大都按月给以津贴，彼此声息相通。因此“七十六号”要到租界捕人，往往是日本宪兵队刚刚与巡捕房打交道，那些被“军统”、“中统”收买的巡捕房人员便尽快“放笼”（暗中通知），让逮捕对象避开。凡属“军统”、“中统”的一些重要人员，即使来不及“放笼”而被捕获，巡捕房也是多方留难，甚至拒绝“引渡”。丁默、李士群生怕这次再蹈覆辙，便想出一条声东击西的妙策。他们先让耿绩之与法捕房联系，进行私下交易，接着又让日本宪兵队下面交涉，但故意把被捕人的门牌弄错。当日本宪兵、“七十六号”特务会同法捕房人员来到故意弄错门牌的那一家时，理所当然见不到罪犯。但法巡捕房人员一走，日本宪兵和“七十六号”特务便马上又回头扑向吴赓恕和陈承纶会面的地点，把两人抓了起来。实际上，真地址与假地址相隔只有十多家而已。事后，法巡捕房对耿绩之与日本宪兵都很不满，但他们推托说手续是完备的，只是弄错了门牌，临时发觉，因时间急促，惟恐罪犯逃掉，没有重行会同行动，只好权宜从事了。法巡捕房因人已被抓到，也无可奈何。

　　陈承纶与吴赓恕被押到“七十六号”后，陈即被释放。吴赓恕被推进审讯室，在审讯时，起初还想抵赖，经过抽皮鞭、灌冷水，还没轮到上老虎凳，便如实招认。丁默见刺犯已抓到手，供词又有了，洋洋自得，十分高兴。他立即将吴的口供报送汪精卫，汪精卫毫不犹豫，亲笔批示“枪决”。于是，上海刺汪的密谋夭折了。

　　蒋介石并不甘心，指示军统继续对汪精卫进行追杀。1939年11月，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伪组织傀儡，在日寇的指挥下，将在青岛举行所谓“青岛会谈”。国民党军统特务在青岛做了布置，预备在举行青岛会谈时，狙击汪精卫与“维新”、“临时”两首脑梁鸿志、王克敏，以破坏会谈。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根据原军统华北区副区长王天木提供的线索，带王天木先于汪精卫到了青岛。这时军统华北区青岛站站长傅胜兰，原是王天木的部下，傅的地址王是知道的。于是，李士群率“七十六”号特务毫不费力先捕到了傅胜兰，后又捕到了傅的部属也是傅的情人———军统青岛站的出纳丁美珍及总务科科长宋负薪、行动员褚亚鹏等一起十数人，连电台全部破获。军统在青岛的人事组织都给王天木做了“礼品”，送给了汪精卫。丁美珍被捕后提出，只要使傅胜兰恢复自由，马上与她结婚，她可以叫傅率领所属人员投汪。李士群当即完全接受了下来，“青岛会谈”在“七十六”号特务参加的警戒下得以顺利完成。

　　17粉墨登场

　　1939年5月6日，汪精卫乘坐“北光丸”抵达上海。随即，汪精卫、周佛海、林柏生、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及已在上海的褚民谊等人拟定了《关于收拾时局的具体办法》并决定了“组府”的三个步骤：第一是举行“国民党全国代表大会”，推汪为总裁，合法地变更“国策”；第二是组织“中央政治委员会”，推举新政府组成成员；第三是国民政府“还都南京”。汪精卫还向日本军部代表要求直接去东京，与日本政府谈判“组府”问题。

　　陈公博得知汪精卫将赴日谈判的消息后，感觉到他与汪在对日“和平”问题上的分歧更大了，终于“忍不住”急电阻拦，电文是：以汪的地位万不可赴日，“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汪精卫在复电中不仅为自己的行为辩护，而且还指责陈公博不肯随他行动，是计较个人的名利地位。陈公博无言以对，只得闲居香港。

　　汪精卫于5月31日，偕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董道宁、周隆庠等人前往东京，就“组府”问题，与日本政府谈判。汪偕周佛海、梅思平等，带着一份“关于收拾时局之具体办法”，去拜见他的日本主子，却一直受到冷遇。直至6月6日，日本五相会议通过了《建立新中央政府的方针》，要旨是：“新中央政府以汪、吴（佩孚）、现有政权（指”

　　维新“、”临时“政府）、改变主意的重庆政府等为其构成分子。”日本首相、陆相、海相、外相、藏相及前首相近卫等人，才分别招见了汪，传达了五相会议的决定。自6月10日起，汪精卫等与日本内阁首相平沼、陆相板垣、海相米内、外相有吉、藏相石渡及前首相近卫等分别会谈。日本平沼内阁软硬兼施、恩威并用，在谈判中坚持“要把蒙疆作为日本的防共特区，把华北作为日本国防和经济的合作区，把华中作为日本经济合作区”。汪精卫接受日本人的方案。

　　按汪精卫的意图，他的“办法”就是继续打着国民党、国民政府、三民主义的旗帜，以坚持“党统”、“法统”和所谓“国民党还都”做幌子，以收揽人心，掩盖傀儡政权的本质。但日本人认为，尽管有什么“党统”、“法统”、“还都”等等，但终究是在日本人占领下的南京，不如到非占领区去搞更有效，更有欺骗性。后来又考虑汪本身没有军队、没有地盘，如果不让在南京搞，弄得不好，汪政权就要流产。所以，只得听信汪，让他试着办。

　　但同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的会谈中，汪精卫却碰了一鼻子灰，上了“应当怎样当奴才”的一课。

　　板垣强调“分治合作”，认为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都具有特殊性，不容汪精卫的政权染指；取消“临时”和“维新”两个伪政府也有困难。因此，只许汪成立一个悬在空中的“中央政府”。

　　汪精卫猝然变色：“如果中央政府成为有名无实的，那只好延期组织中央政府，准备将来时机的到来。”

　　走狗居然不想走了，向主子要条件！主子岂能容许。影佐祯昭马上插话斥责：“以前协商时，你说过，为了收拾时局，必须组织中央政府，而今天又说可以把它延期。我想问一下，现在提出这样新的方案用意何在？”

　　汪听后大惊失措，马上辩解道：“之所以说组织中央政府可以并不急，是由于取消政府有困难这番话引起的。现在大臣所说的意见已经充分了解，希望根据上述的意见再研究具体方案。”

　　最后，汪只好同意华北、蒙疆、长江下游、华南沿海等地都由日寇直接控制，未来的汪记政权只能有一个形式上的“统一”，一笔交易才算拍板成交。汪精卫冷汗涔涔地抱着一大本卖国契约躬身退出。他暗自庆幸，此行虽然不太顺当，但这头号奴才的帽子总算扣到脑袋上了，却也值得。

　　1939年6月，汪精卫回国。此时的汪精卫回味着在日本的时光，望着茫茫无际的大海，滚滚波涛，大浪咆哮；思索这变化莫测的6月天气，心中又是一沉。心里盘算着，他虽然领到了做头号汉奸的“圣旨”，但真要当上傀儡王，面对敌占区，大小汉奸林立，自行其是，各有靠山，纷纭复杂的形势，却还不知要磕多少响头啊！

　　1939年，汪精卫在南京接受记者采访，发表组建伪政权的言论。

　　汪精卫一下船，南跑北窜，忙得不亦乐乎。他一面忙着晋见日寇驻北京、南京、广州等地的司令官，乞求他们的支持；一面四处讲话，大放厥词。在上海做了一次广播演说，大放了一通“无日本则无东亚”之类的浑话，接着又大讲什么“我对中日关系之根本观念及前进目标”，实际是一篇绝妙的奴才宣言。

　　8月的广州，烈日炎炎，热浪灼人，9日，汪精卫全然不顾，跑到这里做了《怎样实现和平》的广播讲话，拖人下水，扩大汉奸队伍。他称：由于蒋介石坚持抗战，使可以实现的和平遇到了极大的阻碍。现在我在广州与安藤最高指挥官会晤，其结果使我确信，如果广东方面的军队，有和平反共的表示，安藤最高指挥官，不仅对于这种军队立刻停止攻击，而且更进一步将日本军队已经占据的地方，所有治安警备，以及行政经济，都从日本军队手里次第交还中国。如果广东方面的行政当局和军队，能赞成我的和平主张，则我必能得安藤指挥官的同意，先在广东做起部分的停战，而依次及于全国，使全国和平得以完全恢复。可是，响应之人寥寥无几，只有张君劢发了一则“通电”，算是凑了趣。8月上旬，汪精卫与日本华南派遣军司令官达成如下协议：（一）在进行建立中央政府工作的同时，也要进行华南政权的建立工作。（二）华南政权不是单纯的政治机关，主要是促使实力派树立反共，保境安民，使其与日军之间实行局部停战和必要的合作，并使之扩大至华南五省，从而迫使蒋介石下野，推翻重庆政府。（三）华南政权如果建立，日军占领地区的治安、警备、行政、经济，将由日军手中逐渐移交该政权。（四）拉拢实力派的工作，目前首先置重点于张发奎和邓龙光，并秘密与李汉魂、吴奇伟、薛岳联络。对余汉谋，以分化其部属为主。陈济棠和许崇智，暂时缺乏挺身而出的决心，可使陈之旧部黄质文合作，使其进行拉拢陈济棠旧部。对李宗仁和白崇禧有待和知机关的措施，但汪也要与之直接联系。（五）为了建立华南政权，须在广州建立政务委员会。

　　汪精卫在失望、懊丧中回到上海，拼凑了一帮汉奸骨干开会，策划召开“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为自己的登台制造所谓“党统”、“法统”的根据。8月15日，汪精卫在上海发表《答问（一）》一文，再论撤兵问题。文中说：大凡两国交兵，其回复和平的程序，第一步是停战，第二步是和平谈判，第三步是撤兵。如果蒋介石也赞成和平反共，那么，全国以内，没有交战形势存在，由全国停战，而全国和平谈判，而全国撤兵，自然容易得多。可是蒋介石既然无望，则先由部分做起，依次及于全国，实为今日救国惟一方法。21日，又发表《答问（二）》一文，谈为何对日当初主战，如今为什么主和，称：当初以为日本要灭亡中国，所以不得已而出于战，如今知道日本不是要灭亡中国，而是要与中国在一个共同目的之下共存共荣，所以要谋和平之实现。

　　要召开“六大”，代表上哪里去找呢？此事使汪等大伤脑筋。这时，正好汪的一个旧部下名叫周化民，受重庆国民党政府派遣，出使欧洲，事毕回到香港。他回重庆复命时，汪付以重金，要他去招人充当“代表”。

　　周化民匆匆赶到重庆，一见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中过去追随过汪的人，就悄悄把三千元钱塞过去，嬉皮笑脸地说：

　　“如果愿意回上海，非常欢迎，这钱就作为路费。要是去不成，也请收下，紧急关头好派用场。”

　　周化民一连送了十几个人，好言相劝，馈以金钱，这些人虽爱钱如命，照收不误，却没有一个人在重赏下，敢冒当汉奸的臭名声，跑到上海去入伙。汪精卫心急如火，这第一步就难产，当“儿皇帝”的梦不就泡汤了吗！四处招人，却难以凑数。他的党羽一看有机可乘，便拉拢私人，扩充势力。陈璧君让自己的两个弟弟、四个侄子都当了“六大”的“代表”。后来任汪伪政权教育部长的李圣五也将老婆、小舅子、表弟、表侄等一齐拉进来。但是，即使这样也还是凑不够数，更谈不上“代表性”。于是索性采取绑架的手段来拉人。当时，上海有个中学校长当上代表的经过，就颇为惊险而又离奇。

　　一天，这个中学校长应邀到一个朋友家去吃饭，宾客一共六人。酒足饭饱之后，客人中有一人约游兆丰公园。可是汽车却开到了静安寺附近的一处大厦前停下来了。这个人下车向门里打个招呼，大门顿时打开，露出了警卫森严、机枪挡道的架势。这个校长心知有异，以为被送进了日本宪兵司令部。几个人下了车，走进门去，但见三步一哨，五步一岗，枪上刺刀杀气腾腾。进了里屋，几个人又大为困惑，只见这是一个富丽堂皇的大客厅，精制而成的拼花地板，铺着大幅的红色暗花地毯，墙上镶嵌着工艺精致的护墙板，宽大的沙发和软椅套着丝绒的座面，还有女招待出来敬烟奉茶。接着又被带到另一屋里，一个面带病容，瘦如骷髅的人正等候在那里。经人介绍，才知道这个人就是后来杀人不眨眼的汪伪特务头子丁默。丁默叫这几位被“绑”来的“俘虏”在一张纸上捺手印。他们不敢违拗，行礼如仪。就这样糊里糊涂地成了汪记“六大”的“正式代表”。

　　代表总算是凑够了，但在这充满火药味的上海，到什么地方找一个安全的会场呢？最后商定，汪记“六大”就在这个捺手印的地方———杀人魔窟“七十六号”特务机关中召开。1939年8月28日，汪记国民党“六大”在上海极司菲尔路七十六号大礼堂举行。这一天，大雨滂沱，一向人流不息的大街，被笼罩在灰蒙蒙的、死一般沉寂的气氛中，只有那些手持长枪的巡捕一动不动地站在马路两边。“七十六号”的两扇大铁门紧闭着，为了迷惑人，伪装做寿而搭的、中间缀有一个由灯泡组成的‘寿'字的高大彩牌在风雨中飘摇。只有一个小门半开着，让“代表”们进出，武装特务站在通道两侧，虎视眈眈地盯着进出的每一个人。为了标榜自己是国民党的“正统”，是孙中山的“真正继承人”，征得日本人的同意，在会场正面，悬挂着孙中山的巨幅画像，两边挂着青天白日满地红的国旗和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党旗，台上摆满了各种鲜花。

　　当大会主席汪精卫、副主席周佛海、陈璧君等登上主席台时，既没有欢乐的乐曲，也没有欢呼的掌声，只有一阵不大的骚动和遍布各个角落的窃窃私语，他们木然地坐在主席台上。主席团是汪精卫、周佛海、高宗武、陶希圣、溥侗、何世桢、梅思平等。在职员名单中，有人看到了卢英的名字，便骚动了起来。中午休息时，便推出上海代表蔡洪田、汪曼云，浙江代表沈尔乔、王敏中、章正范，湖南代表戴策等，要求见汪精卫，却由周佛海代见。周说：“汪先生现在睡觉，有什么意见，可以向我提出。”于是就有人责问：“为什么在这一个大会中，于职员名单里竟会列入一个汉奸卢英？”

　　还有人说：“以汉奸而任大会的秘书，我们不是羞与为伍吗？”周佛海一听，似有人要拆台的样子，于是不能不来一记杀手锏，说：“卢英是否汉奸，后世自有定论，可是汪先生到了上海，最先响应和平运动的就是卢英。且卢英为迎接汪先生翻了车，几乎连性命都丢掉，他对和平运动，可说比谁都热心。再说现在汪先生的警卫人员，都是卢英派来的，万一因此而发生误会，汪先生的安全谁负责任？”周佛海的一番话，不仅为卢英做汉奸辩护，也为自己的卖国盖上了一块遮布，周的最后几句话，又是对这批新汉奸的威胁。果然这一“军”，“将”得那些自污不觉臭的代表面面相觑，无人能置一辞。周看看这一记有了苗头，干脆再来一下，又说：“老实告诉各位，汪先生还决定卢英做中央委员哩。”这时反而没有一个站出来说“羞与为伍”了。经过贬值式的协商，决定了一个折中方案：把卢英的中央委员，改为“候补”，并把他的名次，排在最后一个。

　　大会程序，上午是筹备委员会的工作报告与汪精卫的开幕词，下午是修改党章，选举国民党主席。接着又通过了一个临时决议：本届中央委员的产生，授权主席提名介绍，再由大会予以通过。在这张被提名介绍的名单中，卢英确是做了候补中央委员的底脚货。可是在中央委员中，却出现了好几个比卢英更大的老牌汉奸，如温宗尧、陈群、任援道等大名，均赫然在目，且都名列前茅。会场上顿时引起了一阵骚动，有个叫胡志宁的人不同意让几个老牌大汉奸当中央委员，吵吵闹闹一阵，进而骚动起来，会场气氛顿见紧张。这时，李士群率一批腰挂手枪的特务围了上来，示意要这些人“识相一点”，吓得这些人支支吾吾，直打哆嗦。汪精卫一看局面尴尬，这哪是党的代表会议，简直成了鸿门宴，很怕会议开不下去了，急忙站起来打圆场说：“代表们有什么意见，会后可以和我个人来谈。现在宣读《大会宣言》，请大会通过。”这才算解了围。会议的议程一一顺利通过，汪精卫又神气起来，忘乎所以地吹嘘道：“我们不是日本人的傀儡，请大家看看，我们今天会场里有没有日本人？”真是此地无银三百两，谁不知道木偶戏的牵线人是躲在幕后呢！

　　汪记“六大”的中央委员，把这些封建遗少、保皇余党、买办文人、洋场政客、新老汉奸聚在一起，真是一个极精彩的旧中国政治博览会，又是一个名副其实的历史垃圾堆。汪记“六大”就这样乌烟瘴气地闹了一天，把汪精卫推上了“合法”的党魁地位，为成立汪伪政权办了一项必不可少的手续。9月初，在汪精卫寓所沪西愚园路1136弄32号开会，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六届一中全会”，成立了中央党部。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梅思平、陶希圣、林柏生、高宗武、丁默等人被举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褚民谊等人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会委员。陈璧君从此以中央监委常委身份四处活动，由汪提出：（1）以陈公博、周佛海、陶希圣、梅思平、高宗武、何世桢、丁默为中央常务委员；（2）以褚民谊为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厅秘书长，陈春圃、罗君强为副秘书长；（3）以梅思平兼中央组织部长；戴英夫（即戴鹏天）、朱朴之为副部长；（4）以陶希圣兼中央宣传部长；林柏生、周化人为副部长；（5）以丁默兼中央社会部长，汪曼云、顾继武为副部长。所谓中央党部秘书厅，组织、宣传两部，则分别设置在愚园路1136弄内的几幢洋房里。

　　日本统治集团决定“放宽对蒋处理”，不让“百万大军误于蒋一人的首级之上”，确立了促使“汪蒋合流”的方针。

　　1939年10月30日，日本政府制定了《以树立新中央政府为中心的事变处理最高指导方针》，设想了实现“蒋汪合流”的三种模式，一为“事前合流模式”，即先与重庆方面停战，再行“蒋汪合流”，成立新中央政府，二为“事后合流模式”，即先成立汪精卫中央政府，再行日、渝停战，然后实现“蒋汪合流”，三为“大持久战模式”，即新旧两中央政府对立，逐渐转入“大持久战”，等待世界形势的变化，在世界范围内解决中国事变。日本政府决定首先全力争取实现第一模式，若不成，再依次实施第二、第三模式。日本当局寻找各种渠道与重庆政府进行“和平谈判”。

　　在重庆方面，出于诸多方面的因素，也对日、蒋“和谈”表示出极大兴趣。特别是基于政治谋略方面的考虑，重庆政府认准日本政府既想扶植汪伪中央政府，又对该政府缺乏信心，企图促成蒋、汪合流的矛盾心情，以对日议和为诱饵，扰乱日本的对华方针，破坏或推迟汪伪政府的建立。日、蒋间的“和平”活动是通过多种渠道进行的，最主要的有“桐工作”、“钱永铭工作”以及“司徒雷登工作”。其中“桐工作”即“宋子良工作”，最为日方重视和寄予厚望，是日本为争取实现“蒋汪事前合流模式”而进行的主要活动。1939年12月下旬，日本军部代表铃木卓尔和中方代表、据称是宋子文之弟的宋子良在香港秘密会见。次年3月上旬，双方在香港东肥洋行举行预备会议。

　　据日方资料记载：双方争论的中心为：承认“满洲国”问题、华北驻兵问题、对汪政府的处理问题。关于“满洲国”

　　问题，“中方最初主张由日、中两国保护，但日方反对。经向重庆请示的结果，建议改为对此问题暂不接触，保持默然态度”。关于驻兵问题，中方“虽承认将内蒙作为特殊化地区，但反对日本在华北驻兵，并称问题可改在恢复和平后再行协商，要求日军提出撤军计划”。关于汪精卫政府，中方认为“由于中国国内反汪气氛极为强烈，现在不能考虑与其合流，但由于日本政府也有自己的立场，无论如何将作为国内问题研究予以妥善处理”。随即休会，并约定4月15日举行正式会议。为此，日方代表今井武夫曾向日本支那派遣军总司令部提议，将汪政府成立日期推迟至4月15日。后因中方提议将正式会议推迟至4月15日以后举行，日方怀疑香港会谈系中方阻止汪政权建立的谋略，乃决定仍让汪政权于3月30日成立，使日方期望的“事前合流模式”宣告失败。

　　11月1日至12月30日，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梅思平、高宗武、陶希圣等在上海江湾六三花园与日寇梅机关影佐、犬养等举行关于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的谈判，关于谈判情况，陶希圣在《潮流与点滴》与《乱流》中回忆说：

　　六三花园会谈结束之后，我们把“要纲”带回，送给汪夫妇。我自迁入愚园路之后，每日的早餐是在汪公馆会餐。

　　这一天，早餐之后，陈璧君留我单独谈话。她要我把“要纲”一件一件、一条一条解释给她听。我首先解释“要纲”划分五种地带和五个层次的日方用意，同时指出这五种地带并未包括外蒙、新疆、西北、西藏与西南在内。这就是那五个地带是苏俄和“共匪”划了去的。老实说，就是德、苏瓜分波兰之后，日、苏瓜分中国的大阴谋在这些文件上表现出来了。次日清晨，早餐之后，陈璧君再约我谈话。她告知我说：“昨天我把你的解释转告汪先生。我说得不完全，也不详细。我一面说，汪先生一面流泪，他听完之后，对我说日本如能征服中国，就来征服好了。他们征服中国不了，要我签一个字在他们的计划上面。这种文件说不上什么卖国契。中国不是我卖得了的。我若签字，就不过是我的卖身契罢。”

　　汪夫妇秘密商量。陈璧君主张叫叶蓬把部队带到广州，在广州求生存。汪自己主张由愚园路搬到法租界福履理路住宅。发表声明，停止一切活动，然后转往法国。璧君叫我去与叶蓬密商。我到金神父路去见叶蓬。他认为带部队到广州是做不到的事，一则所谓部队不成其为力量；二则移动还须日方协助；三则即令到了广州，仍然是寄人篱下，不能抬头，和上海没有分别。

　　影佐祯昭立刻知道这些消息，马上到愚园路来见汪。汪表示迁居并发表声明的意思。汪说一句，影佐在日记本上抄一句。他抄到最后一段谈话，两行眼泪直落在日记本上。汪说完了，影佐说道：“我协助汪先生迁居，并请法租界捕房布防。我立刻回东京，报告近卫公；请求其出面干涉。”

　　法租界捕房当日调动巡捕二百人，散布福履理路周围，预为汪迁移时，做必要的警备。但是汪召集会议，说明了他与影佐会谈的经过。他说到影佐泪珠滴到日记本上之时，低声说道：“看来影佐还是有诚意。”我站起来发言：“汪先生是不是相信影佐的眼泪？”我还没有说出第二句，第二句是说：“那是鳄鱼的泪。”在座的诸位高声喝道：“希圣你太刻薄了。”会议至此，一哄而散。次日早餐之后，陈璧君对我说：“影佐动身回东京去了，等他到上海再说。昨天的话暂时搁起。”11月16日，影佐带着修正案到东京，11月20日，在兴亚院会集了武藤军务局长、阿部胜雄海军省军务局长、铃木贞一兴亚院政务部长、堀内干城外务省东亚局长作成修正案，这里决定下来的日本让步方案，其要点如下：一、防共驻兵关系———维持原案驻兵地点不写明。无从预测将来共军会进入到哪些地方，因此，驻屯地点不能预定。说明在今后认清形势时决定之。

　　二、铁路原则上认作国有国营。但对于军事上为必要的铁路，做委托经营。

　　三、蒙疆、华北等行政机构———承认汪案原则上认作为置于中央政府统制下。四、治安驻兵关系———加入期限日本于和平恢复后，认为治安确立之后，开始撤退其在防共驻兵地区以外的军队；二年以内撤退完毕。

　　影佐返回南京，交涉到此已无进展，11月25日完全陷入决裂状态。陶希圣等强硬派占了优势，显示出拒绝态度，说是在看到全部悬案事项总括让步之前，交涉不能继续。汪精卫以沉痛面色向影佐少将提出：对梅华堂诸君从大局着眼的态度虽不胜感谢，但我认为，好不好就把树立政府的这种方式停止下来吧。

　　尽管内部反对的声音不断，汪精卫和陈璧君最终还是上了贼船，个中原因在1940年1月15日陶希圣致胡适函中可见：“四月间汪先生决往上海、东京，希即力加反对，公博、宗武亦同，然竟未得其一顾。八月底希赴沪相劝其放弃另组政府之主张，此种劝阻至十月及十一月颇生效力，因其时日方有意拖延而其对汪之阻碍重重，为汪所察也。十二月汪心理又变，日方催其组府亦甚力，为此公博、宗武、希相继于十二月底、一月初离沪返港。公博为告而别，希等则告即不能别，故不别而行，以此引起汪、周甚大之冲动，现彼等相杀令已下矣。不意卢沟桥事变以后一念之和平主张，遂演至如此，之惨痛结果也！希等最痛心者为日方所提‘调整中日新关系要纲'.此项要纲希曾参与谈判，至最终希不愿结束，亦未予签字，因而出走。美联社所传五条，去实在者尚远。依此要纲，北自黑龙江，南至海南岛，均归彼掌握，由军事、政治、经济、财政金融、文化教育，乃至气象，亦均归其控制。最初汪先生夫妇亦大惊，有退休意，然经佛海、思平怂恿，彼已视为谈判成功，可以告无罪于国人，且依之以建国矣，沉迷不返，至于无可救。家属尚沦上海，而希与汪先生相从多年，未欲背友，以此不愿宣泄于人，临行留函亦曾以守秘密相约。今彼等之相杀，亦为保持秘密而已。希不敏，更不肯干出卖秘密以求一时之快意。”

　　除高宗武、陶希圣外，陈公博对于汪精卫对于日本人的过多让步，以及整个日、汪调整关系协约也表示强烈不满。

　　一次，在汪精卫举行的招待宴会上，他对日本“梅机关”机关长影佐祯昭直言：“哪里是基本条约，简直日本要控制中国罢了。”影佐也坦率相告：“在目前不能说没有这个意思。”这使陈公博更为恼怒，他把影佐的话报告汪精卫，并希望汪氏慎重，汪却只是忿然，但并不改变其既定计划。“12月26日，汪精卫召集干部会议审议通过了全部条约和秘密协定。陈公博不愿在此协议上签字，于28日再次离开上海，返回香港。经长达两个月的讨价还价，最终汪在卖身契上签字。

　　12月31日，日、汪签署了《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及《秘密谅解事项》，并约定：这一密约“永不公布”。

　　上海青帮首领杜月笙，抗战期间，曾协助国民党军统同汪伪特工进行斗争。

　　高宗武、陶希圣都是汪派“和平运动”的“首义人物”。他们曾被日本帝国主义者的“归还租界”、“撤废治外法权”、“撤军”、“不赔款”等动听的曲调所迷惑，参与了汪精卫“和平运动”，但在与日本军部代表的谈判中，他们看清了日本企图全面控制中国的意图，为中国的前途而担忧，高宗武、陶希圣随即决定逃走。

　　早在1939年10月，为顺利出逃，高宗武就通过关系联系上了杜月笙。当时，杜月笙的亲信徐采丞方自香港回了上海。

　　不两天，杜月笙照例下午过海去告罗士打会客办公，他正和翁左青、胡叙五商议事情，猛一抬头，看见徐采丞神色匆匆地推门进来，愣一愣，便问：“你不是刚刚回去的吗？怎么又……”

　　“有一件紧急大事，”徐采丞坐定下来回答，“不得不原船赶来香港。”

　　“什么紧急大事？”杜月笙急急地问。

　　徐采丞先不答，从怀中掏出一张字条，递给杜月笙。杜月笙接过来看时，见字条上只有几个字：“高决反正速向渝洽。”“高———是否高宗武？”“是的。”“这张字条是谁写的？”“是黄溯初先生请徐寄写的。”“黄溯初是哪一位？”

　　“他是老进步党，梁启超财政经济方面的智囊，又是老日本留学生，跟东洋人关系很深，从前当过国会议员，抗战之前做过生意，因为经营失败，跑到日本去隐居。他是高宗武的老长辈，高宗武从读书到做官，得到黄溯初的帮助很多。”

　　“采丞兄，你是认得这位黄先生？”“不，黄先生是徐寄的同乡友好。”杜月笙大惑不解地问：“这件大事，怎么会落到我们头上来的？”

　　于是，徐采丞一五一十地说了，此次他回上海，刚刚到家，徐寄便登门拜访，告诉他说：高宗武以外交部亚洲司长的身份，起先驻港从事情报工作，他一向抱着“和平救国”的大愿，又因为日本前首相犬养毅的儿子犬养健，跟他是日本帝大时代的同学。犬养健在日本情报“梅”机关非常活跃，因为种种缘故，高宗武方始成了汪精卫与日方之间的穿针引线人。

　　“这个人我晓得，”杜月笙打断了他的话，“前些时香港《华侨日报》登过一条消息，隐隐地指高宗武来往上海香港，是在秘密从事谋和。高宗武看了大不开心，扬言要告《华侨日报》，《华侨日报》的朋友托我出面调解，我叫人去跟高宗武说了，这位朋友，一口答应看我面子，打消原意。”

　　“杜先生和高宗武之间还有这一层关系，那就更好了。”徐采丞欣然地说，“高宗武后来跟汪精卫到了上海，一直都是负责办交涉的重要人物，但是不久他到东京，近卫首相把‘中日密约'开出来，他一谈之下，发现东洋人所谓的’和约'要比二十一条还狠。假使签订了这项‘和约'的话，那么整个国家民族的命运都要断送，为此他觉得彷徨苦闷，于是他跑到长崎晓滨村，找到了他的父执黄溯初，向他讨教。”“是黄溯初教高宗武反正的？”

　　“高宗武自己早有这个意思，”徐采丞答道，“据黄先生说：高宗武认为他所从事的是和平救国工作，绝不是卖国求荣。黄先生不过鼓励他，点醒他，答应帮他的忙，代他设法向重庆方面接洽。但是，黄溯初因为自己是进步党人的关系，他对国民党不无偏见，他在长崎和高宗武相约，高宗武回沪不久他也到了上海。徐寄和黄溯初是同乡友好，黄溯初便去找到了徐寄，一席密谈，末后提起如何安排高宗武反正，要使他平安逃出上海，又得保证国民政府不咎既往，许他将功折罪。徐寄一听之下，当即说道：”你要找这么样的一个人，那么只有杜月笙。'黄溯初说：“杜月笙我虽然并不认得，但是这个人行侠仗义，一言九鼎，却是有口皆碑，无人不知；他能答应承揽这一件事，我便放心。'”

　　杜月笙听徐采丞说到这里，插嘴问道：“高宗武是负责办理日、汪交涉的人，他若反正，那么，汪精卫跟日本人订的密约内容，是不是可以带得出来，公诸于世呢？”

　　徐采丞断然地说：“当然没有问题。”于是，杜月笙霍然而起，双手一拍，眉飞色舞地高声说道：“采丞兄，这件事情关系抗战前途，国家大局，确实值得一试，你便在香港住两天，我乘最近一班飞机到重庆，我要去见蒋委员长，当面向他报告。”11月5日，杜月笙自香港直飞重庆，杜月笙由张群负责联络，陪同面见蒋介石，请示高宗武反正事宜应该如何处理？他得到指示后，搭中国航空公司的飞机，兴冲冲地离开重庆，回香港。此后，杜月笙又冒险二度飞渝，蒋即刻传见，杜月笙报告既毕，蒋便写了一封亲笔信，交给杜月笙，请他设法转交高宗武。杜月笙得了蒋的亲笔函件，第二天便飞回香港，把蒋的亲笔信交给稳妥可靠的人，秘密携往上海。接下来，便是等高宗武安然南来。

　　由于敌伪方面戒备森严，防范紧密，徐采丞发动杜门中留在上海的人，营救高宗武安然脱险。1939年元旦前后，便有人秘密通知陶希圣，说是李士群、丁默主持的汪伪特务机关极斯菲尔路七十六号，正在计划刺杀他，陶希圣夫妇当时决定：“如果不能逃出上海，只有自戕之一法。”

　　元旦那天，高宗武忽然在法租界环龙路陶希圣住宅出现，他来探病、拜年，当时陶希圣告诉高宗武说：“他们有阴谋不利于你，你怎样？”高宗武便说：“走了吧。”

　　徐采丞、万墨林已经遵照杜月笙的吩咐，替高宗武预备好了船票，同时严密制定保护他顺利成行的计划，临时加上陶希圣同行，当然不致发生什么困难。1940年1月4日上午，高宗武按照预定计划登上了美国轮船“胡佛总统号”。陶希圣则独自一人，乘车到南京路国泰饭店前门，下车后，进入大厦，径赴后门口，换乘一辆出租车，直奔黄浦滩码头与高宗武会合，两人顺利成行到达香港。陶希圣离沪往港后，其愚园路的住宅门口有便衣人员侦查与监视。家中厨子被调走了，工役不能出门，家中没有饭菜吃，只是将日前剩下的饭菜烧热吃。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带着女儿和小孩子躲到公园里，她整日不吃亦不喝，在那里枯坐流泪。大孩子们仍然各自上学。

　　后来，陶希圣的夫人陶冰如决计到愚园路去看陈璧君。6月1日早，她打电话请见，陈璧君允见面一谈。陈璧君一见陶冰如就说道：“我派人到你家里去，你总说你是陶家的亲戚，不承认是陶太太。你是做什么政治工作的？”陶冰如坦然解答说：“我是乡下人，在陶家是洗衣服、做饭、养孩子，不知道什么政治。希圣在外边做什么，我不知道。他跟随汪先生十五年，为什么要走，事前也没有商量。”她又说：“我们家眷从香港搬到上海，只有两星期。若是他有走的打算，他不会接家眷来到上海。”她接着说：“香港为是非之地。他这一去，难免不说话。等到他一篇文字发表了，那就迟了。”“我相信他不会轻易发表什么。我决定自己到香港去，连劝带拉，要他回上海。”

　　陈璧君不肯答应陶冰如的要求，推托说：“这要看汪先生的意思。”陶冰如再三说：“我这回去，只带两个小的孩子；三个大孩子仍在这里上学。”说到这里，陈才有允意。她去请汪精卫到客厅来。汪起先还是未曾松口。恰好这时，林柏生送一封信进来，汪看信之后，面色大变，他将信递给冰如看。冰如说不会读信。原来这是陶希圣从香港寄给汪的，信的意思是请汪精卫保障他的家属的安全。如果汪精卫陷害其家属，他只有走极端。至此，汪精卫、陈璧君才答应派陶冰如到香港去。只要陶希圣回上海，什么条件都可以做到，并且要她在一星期之内先回一个确信。陶冰如到港后与陶希圣住在九龙尖沙嘴亚叙里道。陶冰如先打电报给陈璧君，说“希圣即可偕返上海”。汪接到电报之后，随即离上海。在杜月笙的帮助下，陶希圣的三个大孩子们也逃到香港。1月22日，高宗武、陶希圣致香港《大公报》信称：武、圣一介书生，行能无似，然自束发受书，略闻爱国大义，认为国民报国，当不辞牺牲一切以赴之。中、日国交失调以还，奔走国事，一秉此旨。抗战既起，私念日方当不乏悔祸之识者，战争应终有结束之途径，苟能贯彻抗战目的，克保我主权与领土行政之完整，则曲达、直达，不妨殊途同归，爰不顾外间毁誉，愿奉微躯，以期自效。

　　去年之夏，武承汪相约，同赴东京，即见彼国意见庞杂，军阀恣横，罕能望其觉悟。由日返沪以后，仍忍痛与闻敌汪双方磋商之进行，以期从中补救于万一，凡有要件，随时记录。十一月五日影佐祯昭在六三园亲交周佛海、梅思平及圣等以“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之件，当由汪提交其最高干部会议，武亦与焉。益知其中条件之苛酷，不但甚于民国四年之二十一条者，不止倍蓰。即与所谓近卫声明，亦复大不相同。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殊足令人痛心疾首，掩耳而却走。力争不得，遂密为摄影存储，以观其后。其间敌方武人，颐指气使，迫令承受，或花言巧语，涕泪纵横。汪迷途已深，竟亦迁就允诺，即于十二月三十日签字。武、圣认为国家安亡生死之所关，未可再与含糊，乃携各件，乘间赴港。离沪时，曾嘱人通告日方。告以此种和平方案，为中华民国国民任何人所不能接受。抵港后，即函电汪及其他诸人，请其悬崖勒马，勿再受日阀之欺骗与利用，以冀公私两全。除将摄存及抄录各件，送呈国民政府外，兹送上“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暨附件之原文摄影（译文另附），又汪方提出“新政府成立前所急望于日本者”之去文，及同件日方复文各一份，敬请贵报即予披露！俾世人皆得周知，勿使真相长此淹没，以至于不可挽救。

　　更有附件陈者，“日支新关系调整要纲”附件第二，关系共同防卫原则之事项下，共有七条，其第四、第五两条，日文原件内未列；此因当时该两条原文，汪方认应修改后，由板垣临时修正，嘱影佐口述，与周隆庠君记录，今照所记录者，在译文内补正，特并陈明；区区之意，并不欲借此以求政府及国民之谅解，不过略表我人主张和平之初衷耳，书不尽意。敬颂撰祺！

　　高宗武、陶希圣谨启廿一日高、陶揭露密约后，当时在沪的人只有陈璧君和陈春圃。陈璧君叫陈春圃以“汪主席随从秘书长”名义发表谈话辟谣。陈春圃很迟疑，原因是汪精卫本人从没有给他这个名义，只有曾仲鸣生前用过这个名义，陈春圃怎好自封秘书长？但陈璧君却坚持己见，说非如此不可，否则不够分量，汪如怪责有她承担。随即叫胡兰成代陈春圃拟谈话稿，谓：“高宗武、陶希圣所发表之文件，只是交涉中间日方片面提案，既非日方最早之要求，亦非最后折冲之结果，而为断章取义之片断记录，对于我方同志数月以来之折冲争持，及日方最近让步所作成之和平方案基础，只字未曾道及，显为抹煞事实。”又谓：“汪先生本于国民之需要与期望，不避艰险，毅然决然以领导和平运动；凡非中国国民所能接受者，凡有损害中国之自由独立与生存之条件者，皆非汪先生所能接受。和平条件终有公布之一日，幸勿听信受渝方运动而蓄意破坏和平运动者之谣言也。”

　　当时担任汪精卫的秘书、兼主宣传方针的《中华日报》总主笔胡兰成自承：“那天陈璧君叫我到愚园路汪公馆看春圃拟就的声明稿，我把它改了几个字，还有英译稿是陈璧君自己改正，我因向陈璧君道：希圣的三个学生，鞠清远、武仙卿、沈志远，怕七十六号也要逮捕，请夫人吩咐他们可以安心。”陈璧君怒道：人家要我们的命，你还顾到他的学生安心不安心？“高、陶事件对于汪记集团是一个不大不小的打击。在青岛的汪精卫闻知这一消息，汪的热血沸腾了。他说：”脱党的事件，还可以忍耐，不过，这卑劣的背叛行为是不可恕的。前日某氏所讲的日本武士道并不是我的同志。

　　这是我的不德，完全是不德所致的，以这样的不德来计议国是的将来，是不可能的。商谈建立东亚和平也不能自信了，惟一洁身的方法，只有置政治于度外。“1月5日，周佛海在日记中记道：”晚赴汪先生处便饭，汪先生因宗武及陶希圣不告而别，颇为愤慨，当劝慰之。希圣为人阴险，较高尤甚，亦未可恕也。“1940年1月23日至26日，汪精卫同周佛海、梅思平、林柏生与伪临时政府王克敏及代表内政部长王揖唐、司法部长朱深、治安部长齐燮元和伪维新政府梁鸿志及代表立法院长温宗尧、内政部长陈群、绥靖部长任援道及伪蒙疆联合政府的李守信等，在青岛举行分赃谈判。李守信于1月23日上午在青岛迎宾馆与汪精卫的代表周佛海于谈笑声中举行了会谈。

　　在这次会谈中达成下述两点协议：一、汪精卫方面承认在蒙疆地区实行“高度防共”是必要的；二、“蒙古联合自治政府”方面对即将成立的新“中央政府”给予协助等等，就建立“蒙古联合自治政府”与新“中央政府”的新关系，两者达成了完全一致的意见。汪、王、梁三方，就伪中央政府的纲领、机构及各方在中央政府中的地位等问题，达成了初步协议。汪、王、梁在青岛迎宾馆1月24日上午10时举行了第一次会议。汪精卫主持了这次会谈，他在宣布中央政治会议的组织决定前，首先就“三民主义的真精神”陈述了他的信条，接着以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并法统问题为议题，进行了协议，达成如下结论：以“反共亲日和平”为宗旨的新“中央政府”的机构应网罗汪精卫等人组成的中国国民党及“临时”、“维新”两个已经成立的政权、蒙古联合自治政府、其他在野合法政党及社会知名人士，排除一党专制，建立在全民之基础上。“对重庆政权，如其抛弃抗日容共抗战之迷梦，彻底悔悟，亦颇愿将其包括于政府之中。”汪、王、梁第二次会谈于25日上午10时在迎宾馆举行。会谈一开始，就有关“中央政府”成立大纲及其内容进行了具体的讨论。随后，汪精卫就1939年12月30日同日本方面达成的“新政府”。成立后的日、中国外交调整方针及谈判接触经过做了详细的报告，并得到伪“临时”、“维新”政府代表王、梁两氏的同意。青岛会谈虽因高宗武、陶希圣的拆伙而黯然失色，但南北两傀儡组织的“合流”；汇集而成为汪记政权之所谓“国民政府”，经过分赃而达到谅解，剩下来的问题只在择日开张的粉墨登场而已。

　　1940年初，汪精卫筹组伪政府已进入关键时期，正急需用人之际，高宗武、陶希圣又叛汪而去，汪精卫感到辅弼无人，颇感惶恐。于是，汪精卫派陈璧君亲自到香港劝陈公博出山。3月初，陈璧君来到香港后，命人通知陈公博到寓所见她。当陈公博一进门，陈璧君就说：“公博，你好自在呀。是不是想在香港当寓公？”陈公博说：“哪里！哪里。”

　　“你既然不想当寓公，干吗总呆在香港，闭门不出啊。”陈公博笑而不答。

　　陈璧君继而说明来意：“我是代表汪先生来请你出山的。”“现在汪先生处境困难，正需要老朋友的帮助。可你匿居香港，对‘和平运动'不闻不问。去年6月，汪先生去日本访问，你不但不支持，反而去电报说什么，以他的地位’万万不可赴日'，如果‘先生如此，何以面国人？'这是什么话？汪先生为国家为人民赴日，有何不可面国人的？在此国家败亡之际，汪先生不计个人地位得失，你却加以指责，可先生并不在意。”陈公博有口难辩，只好默默地听着。陈璧君接着说：“去年8月，我们到广州后，好不容易把你请到广州，讨论汪先生和日本达成的君子协定，并说明不一定要你表示赞同，只是让你参加讨论，贡献点意见，你可好，住了三天就了。不久，汪先生又邀请你到上海参加干部会议，讨论组织政府问题，你又拒不出席，还派何炳贤来劝阻。”陈公博仍然默不做声，陈璧君继续说：“去年11月，当中、日条约谈判的时候，经汪先生几次催请，直到谈判将要结束时，你才到上海，可你只与日本海军少将须贺会谈了几次，月底又回到了香港。”

　　陈璧君数落了陈公博这一番之后，接着又说：“公博，你想想，你跟汪先生做事十多年，汪先生怎样对待你？十多年来同甘苦、共进退，今天到了这个紧急关头，你却不肯帮点忙，局面怎么展得开？汪先生急了，他说，‘如果搞不通，只有自杀'.公博，到那时候你怎么对得起汪先生？”陈公博听了陈璧君这一番数落，无言以对，感到对不起汪精卫。陈公博问：“是不是在准备筹组政府？”陈璧君说：“你对这点是赞成还是反对，我不管，请你到上海当面和汪先生说去。

　　现在只要你回答，你到底去不去上海？“陈公博深感汪精卫引自己为知己，表示：”绝不能有负汪先生，特别是汪先生有困难的时候，更应该挺身而出。“”士为知己者死，我一定跟汪先生走。“”愿为老友殉身。“陈璧君见陈公博经她一番劝说，终于慨然允诺，马上笑着夸奖说：”我知道你是忠臣，你一定会出山的。但我也知道你是‘孝子'，忠臣必出于孝子之门。你在香港陪母亲，是孝子；到了紧急关头就马上归队，忠心耿耿，真是忠臣。“在陈璧君的劝说下，陈公博告别老母和陈璧君一道于3月11日飞抵上海。陈公博来到上海后，死心塌地追随汪精卫组建伪国民政府，成为仅次于汪精卫的第二号大汉奸。

　　汪精卫夫妇在上海所居愚园路1136弄口的一所大宅，原是前交通部长王伯群的私邸，当王氏出任上海大夏大学校长时，与该校的校花保志宁由师生恋爱而结婚，于是兴建此美轮美奂的大厦，作为藏娇的金屋。1136弄是一条长长的里弄，只有一个面向愚园路的出口，很幽静，也很隐蔽，弄内另有十余宅独立的小花园洋房，事前，把原有的居户全部迁走了。

　　就由周佛海、褚民谊、梅思平、陈春圃、罗君强等一批人分宅而居，有百来名武装警卫，严密地日夜保护着，没有所发的临时证件，或者预先通知的特定宾客，根本无法进入弄内。汪精卫伪政权的筹建工作，就在这里展开。汪伪政权各院、部长人选，煞费踌躇，理想中的人，有些不愿参加，有些是负气拒绝；而此攘彼争，你抢我夺者，则大有人在。

　　在汪派汉奸中就存在着三种政治势力：一是以陈璧君为核心的“公馆派”，一是以周佛海为首的“CC派”，一是以陈公博为代表的原“改组派”。在关系到权力分配问题时，汪派内部这三派也是互不相让。

　　“公馆派”和“CC派”之间的斗争在伪国民政府成立过程中就更加激烈。陈璧君利用她的特殊身份和地位，把他的兄弟、侄子及亲信统统安插在重要岗位上。她的弟弟陈耀祖由代理广东省主席而正式被任命为省主席，陈昌祖则当上了伪航空署署长，陈璧君的侄子陈春圃更是身兼数职，既是伪行政院秘书长、又兼建设部长和组织部长。她的妹婿褚民谊担任了伪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她的干女婿林柏生被安排担任伪宣传部长，独揽宣传大权。陈璧君的另外几个侄子，陈国琦是侍从室第一室主任，陈国强、陈国丰、陈常焘等均得到重用。汪精卫的侄子汪屺当上了广州警备处长，汪宗淮则是广东省财政厅长。有人说，汪伪政权是“汪家舞台陈家班”。

　　周佛海明斗是斗不过陈璧君的，便利用其亲信罗君强网罗汪曼云、蔡洪田、章正范、周乐山、戴策、金雄白等10人，作为周系核心人物，打算夺取10个部的次长，但计划未能如愿。于是他只好利用自己在汪精卫集团中的地位，安插亲信，遏制“公馆派”势力。他想让他的亲信丁默担任社会部长兼警政部长。汪精卫、陈璧君担心周佛海权力过大，将来难以驾驭，只同意丁默当社会部长，而由“公馆派”的李士群任警政部长。周佛海只好厚着脸皮提出由他兼警政部长。周夺得警政部长一职后，汪精卫马上任命李士群为次长。不到一个月，李士群就被正式任命为部长。

　　汪精卫、陈璧君和周佛海在褚民谊的安排上展开了一场戏剧性的争斗。褚民谊因与汪精卫有姻娅关系，汪当行政院长时，他当过行政院秘书长，这次他仍想出任此职。汪精卫、陈璧君知道他办事向来糊涂，所以想让陈春圃当他的副手，而陈春圃又不愿代糊涂人负责。最后确定由陈春圃任秘书长，让褚民谊当海军部长。褚对此职非常满意。周佛海、陈公博在中政会准备通过各部部长人选前两天，突然找到汪精卫，说：“褚民谊过去唱大花脸，打太击拳，为香港的女游泳选手杨秀琼执鞭赶马车、踢毽子、放风筝，以大官员而有此等行径，已显得滑稽，如再由他出任海军部长，将为世人所耻笑。”反对褚任海军部长，建议汪把外交部长给褚，说褚个头大，像是“仪表不凡”，当外长挺合适。其实周佛海是另有打算，因为当时所谓外交，主要是同日本打交道，如由汪自兼外长，则一切对日问题的处理，他就难以与闻。如果褚民谊当外长，实际只是挂个空名，一切对日问题都得由汪与他来决定，褚民谊不过画画圈而已。汪精卫感到既然周佛海、陈公博都坚持，只好表示同意。但和陈璧君一说，陈认为这样安排会使褚民谊难堪，坚持要褚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只得从命，当汪临时在会上提出时，别人猝不及防，难以启齿。就这样，褚民谊又官升一级，满足了陈璧君的要求。

　　罗君强是周佛海旧部和亲信，周佛海提出要他出任“军委会政训部次长”，以图削弱陈公博的势力，替周拉一些军队的人事关系，以备扩大自己的势力。因为政训部是陈公博的“领地”，哪能容忍周佛海安插耳目，当即笑着对周佛海说：“君强那么坏的脾气，我不能要他，你为他另谋高就吧！”陈璧君因对罗君强早就不满，认为陶希圣出走，实由罗君强激成，正余怒未消，便趁机说：“谁也不能与君强共事，‘边疆委员会'人选未定，不如让君强去，’边疆委员会'级别较高，与各部又无关系，就让君强去关门做皇帝吧！”由于陈公博、陈璧君的反对，周佛海只好认输。“公馆派”、“CC派”、“改组派”在这场权位争夺战中，各自大显身手。“公馆派”人多势众，又有汪精卫做靠山，气焰极盛，所得实惠最多。“CC派”也不示弱，掌握了中央储备银行，独揽了伪国民政府财政经济大权。“改组派”的势力则控制了立法院和政治训练部。

　　1940年3月20日至23日，汪在南京召开了伪中央政治会议，最后通过伪中央政府政纲、名称、地点、旗帜、组织机构及其人选，完成了建立其“中央政府”的最后准备。3月30日，日本主子一声令下，汪精卫便在南京宣布“还都”，打出了“和平反共建国”的降幡，演出了傀儡登台的丑剧。汪精卫出任“代主席”兼“行政院长”，陈公博任“立法院长”，周佛海则当了警政、财政两部部长，后又任“行政院副院长”。

　　这天上午9时，倒是一个温暖晴朗的天气，这天的清晨，警察已督促南京的市民们重新挂起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只是上面加了十条三角黄布飘带，写着“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大字。所谓“国民政府还都典礼”在南京“国府大礼堂”举行，酝酿了一年三个月的汪政权终于成立了。汪氏的“国民政府”迁到了战前考试院的旧址。所有汪政权的登台人物，衣冠楚楚，分乘着簇新的汽车，驰向新的“国民政府”。门前是一条横亘着的火车轨道，越过轨道，远远就望到大旗杆上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国旗迎风招展，上面并没有黄布飘带，是换了一个方式，改用两根小竹竿交叉在国旗的下面。意思仅在告诉人们，旗上的黄飘带不是固定的形式，将来随时会撕去的。礼堂里已挤得满满的，彼此相见也只是互点一下头，全没有热烈高兴的神气，全场是一片冷静。汪氏出现了，许多居高位的武官是军装，文官是蓝袍黑褂，惟有汪氏穿着一套晨礼服，仍然如当年的丰采，但显得有些苍老，有些憔悴了。他面上全没有一丝笑容，严肃悄然地走上主席台，眼光向四面扫射了一下，微微闻到叹息之声。在“三民主义，吾党所宗……”的国歌高奏声中，他俯下了头，面上现出了勉强的一笑。

　　叛国投敌的汪精卫打着“党统”的旗帜做幌子，以掩盖其傀儡政权的本质。图为汪精卫等前往原孙中山大元帅府凭吊。

　　汪氏的演说，一向充满煽动性，生动而有力。而伪政权建立那一天他的演讲，声音很低，讲话无力，可能是他一生中最失败的一次。他说：“今日为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之日，鄙人谨代表国民政府同人，以满腔诚意，告于日本朝野人士之前，中、日两国为扫除过去之纠纷，建立将来之亲善关系，不可不有共同目标，以共同前进。”“由中央政治会议议决，国民政府还都南京，以统一全国以内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在此运动进行期间，得到贵国朝野热烈之同情与援助，遂得到达于今日之新阶段，鄙人于此，敬为中国前途，向贵国朝野表示深切之谢意。鄙人及国民政府同人，以后惟有继续努力，使和平反共建国之运动更普遍于全国，鄙人深信此运动若底于成功，则中国之国家民族得到解救，中、日两国关系因调整而得到共存共荣，东亚之和平与秩序得到永久坚固之基础。鄙人等愿以最善之努力，达到中、日两国之共同目标。鄙人等并愿借此机会，以满腔诚意，祝贵国朝野人士之幸福。”典礼在他讲完以后，匆匆地结束了。在礼堂门口，全体合摄了一张照片。

　　这样一个重要的节日，连充任最重要配角的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也只寥寥记了两行：“七时半起。旋赴国民政府举行还都典礼及各院、部、会长官就职典礼，在隆重严肃空气中完成。”一切外交上常例的各国使节的祝贺形式也没有，日本也并没有像周佛海所力争的派出常驻大使。连日本驻华最高司令官西尾等也到了翌日上午，才往汪政府做形式上的周旋。石头城畔是一片何等凄凉的景色！

　　同日，重庆国民政府又发表了一百零几人的通缉名单，自汪精卫起，包括汪政权的院、部、会长以及所有次长在内，一网无遗。那天，南京城里是够热闹的，照例有“维新”时代“大民会”策动的民众庆祝游行之类的玩意，高呼拥护。

　　热闹的倒是日本军人到处对青天白日旗当攻击目标，有些有殴打悬旗居户的暴行事件发生。在鼓楼与新街口等处，挤满了汹汹的日兵，更有酿成暴动之势。原因有两个：日本军人以为三年来作战伤亡累累，是要把青天白日旗打倒，现在相反地在侵华军事大本营的南京，满街满巷，一夕之间，又复公然出现。在日本士兵的心理，不甘于有青天白日旗，殊不知中国的人民更不甘于国旗上再多出一条不伦不类的黄布条。因此，在悬旗的时候，许多人自动地把黄布条取消了。于是日本军人有了借口，城里到处乱哄哄地可以随时发生大祸。汪政权的军警与日军部方面会同极力弹压，总算安然过去。

　　对于汪精卫伪政权，当时有一首歌谣讽刺道：国旗竟有辫，例子确无前；贻羞全世界，遗臭万千年！

　　汪精卫伪政权虽然成立，但日本政府对汪、蒋合流仍抱有希望，在1940年5月中旬，宋子良、章友三和今井武夫、铃木卓尔在香港再次举行预备会议。中方提议将“承认满洲国和驻兵问题”，“暂作悬案留在实现和平后再行商谈”，并特别强调“华北驻兵问题，其目的虽在于防共，但希望最好先不提出‘华北'字样。现在先秘密进行，以后讨论签订防共协定时再做处理。表面虽如此，但实际上是严厉讨伐共军。不久的将来日本方面也可了解其真相。总之，蒋介石衷心希望和平。此点望转达日本首脑部。但蒋的意见不能进行高级会谈”。日方同意“先行停战，然后宣布防共亲日，继而进行和平谈判”，但主张双方进一步研究举行高级会谈的可能，未得结果。

　　6月4至6日，中、日双方在澳门市郊一地下室举行第三次预备会议，双方代表分别出示了蒋介石和闲院宫的委任状。中方重申重庆对于承认“满洲国”及驻兵问题有困难，要求在停战前首先使汪精卫出国或引退，日方表示反对。双方在会谈结束时，达成一项协议：由蒋介石、板垣征四郎、汪精卫在湖南长沙举行会谈，一举解决一切问题。后因汪精卫认为此系重庆方面谋略，汪赴长沙安全没有保证，中、日双方代表复于7月23日正式交换《备忘录》，商定由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于8月上旬在长沙商谈中、日停战问题。随后，中、日间又进行若干交涉，但蒋介石和板垣的会谈问题却未能达成协议。9月5日，日方代表铃木卓尔报告日本军部说：“美国远东政策的强化，英国大使的访渝，苏联、中共的活跃等对外情势，促使处于最后关头的蒋介石迟疑不决。”另一代表今井武夫也认为：宋子文访美，有望获得1亿美元借款，美、英在太平洋上的对日压力有可能强化，苏联也可能加强对华援助，这些因素使蒋介石对“和平”踌躇不决。

　　这表明日方谈判代表已意识到“桐工作”前景不妙，建议最高当局“自主地中止”。10月8日，日本大本营下令，中止中、日停战交涉工作。随即，他们意识到宋子良是伪装的，此次重庆对日交涉完全是“军统局”的谋略，目的在于阻止日本建立汪政权，动摇汪政权内部的意志，查探日本对结束战争的构想。

　　17鲁迅、郭沫若笔下的汪精卫

　　鲁迅和郭沫若同是中国现代文学巨匠，伟大的爱国者，他们又是伟大的战士，疾恶如仇，他们曾用投枪匕首般的笔，扒掉了汪精卫的层层画皮，使之原形毕露。

　　“鲁迅是中国文化革命的主将，他不但是伟大的文学家，而且是伟大的思想家和伟大的革命家。鲁迅的骨头是最硬的，他没有丝毫的奴颜和媚骨，这是殖民地、半殖民地人民最可贵的性格。”这是毛泽东对鲁迅的崇高评价。1931年9月18日，日本帝国主义占领我国东北三省，事变发生后的第三天，鲁迅即撰文怒斥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罪行，对国民党反动政府的不抵抗主义给予猛烈的抨击。后来他发表大量时事评论，揭穿汪、蒋高唱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

　　进而，直接揭露汪精卫集团同日本帝国主义勾结，出卖民族利益的罪行。

　　1935年六七月间，经汪精卫批准，何应钦同日方代表梅津商谈，缔结卖国的《何梅协定》。鲁迅密切注视国内政治形势的发展。当时《申报》发表徐道邻的文章《敌乎？友乎？———中日关系的检讨》，这篇文章显然是奉命写作，用来试探社会反应的。鲁迅愤慨地说，文章的作者“是徐树铮的儿子，现代阔人的代言人，疾恶如仇的鲁迅。

　　他竟连日本是友是敌都怀疑起来，怀疑的结果，才决定是友。将来恐怕还会有一篇‘友乎，主乎？'要登出来。…

　　…‘友'之敌就是自己之敌，要代’友'讨伐的，所以我看以后的中国报，将不准对日本说一句什么话。“针对这种现实，鲁迅愤怒指出：”中国向来的历史上凡一朝要完的时候，总是自己动手，先前本国的较好的人、物，都打扫干净，给新主子可以不费力量的进来。现在也毫不两样，本国的狗，比洋狗更清楚中国的情形，手段更加巧妙。“日本的吉冈文六论汪精卫道：”从这位小白脸的青年，我马上就联想‘蚯蚓'来，不知不觉中，总是有’蚯蚓'的感想“：”因为蚯蚓之为物也，伸缩自在，忽缩忽伸，今弹此调，明奏他曲“之意。这固然不失为汪精卫画相之一。但鲁迅给这位”蚯蚓“人物做了更具体的淋漓尽致地描述：”……今之名人就不同了，他要抹杀旧账，从新做人比起方法来，迟速真有邮信和电报之别，不怕迂缓一点的，就出一回洋，选一个寺，生一场病，游几天山；要快，则开一次会，念一卷经，演说一遍，宣言一下，或者睡一夜觉，做一首诗也可以；要更快，那就自打两个嘴巴，淌几滴眼泪，也照样能够另变一人，和‘以前之我'绝无关系。“综观汪精卫一生，从刺摄政王到制造袁世凯，从追随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到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从宁、汉合流与蒋介石的争斗到被刺出洋，从西安事变投机回国到去日本东京磕头止，其中曲伸变化，不正如鲁迅所言吗？

　　鲁迅在另一篇文章中写道：“……出场的不是老旦，却是花旦了，而且还不是平常的花旦，而是海派戏广告上所说的‘玩花旦'.这是一种特殊的人物，他（她）要会媚笑，又要会撒泼，要会打情骂俏，又要会油腔滑调。总之，这是花旦而兼小丑。美人儿说多年，自然是阅人多矣的徐娘了，她早已从窑姐儿升住了老鸨婆；就而她丰韵犹存，虽在卖人还兼自卖。自卖容易，而卖人就难些。……现在的压轴戏是要似战假和，又战又和，不降不守，亦降亦守———这是多么难做的戏。”其实能够简单地双手捧着“’天下'去‘与人'，倒也不为难了。问题就在于不能如此。所以要一把眼泪一把鼻涕，哭哭啼啼，而又刁声浪气的诉苦说：我不入火坑，谁入火坑？然而娼妓说自己落在火坑里，还是想人家去救她出来；而老鸨婆哭火坑，却未必有人相信她，何况她已经申明：她是敞开了怀抱，准备把一切人都拖进火坑的。”在这里，鲁迅把汪精卫喻为小丑、老鸨、花旦，从汪的所作所为来看，确实恰如其分。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后，口里喊：“一面交涉，一面抵抗”，却和日本帝国主义者签订了一系列卖国条约。还说什么“我尽了数年的心，吃了数年的苦，挨了数年的骂”，连陈公博都说汪拱手“送国”，胜过秦桧和李鸿章。抗战爆发后，汪在大庭广众之中，也唱几句“抗战高调”，但实际上，他畏敌如虎，认为“战必大败”。汪公馆里充满了悲观失望的空气。陈璧君及其子女愁容满面，在“言谈中，对抗战即时常采取叽嘲讽刺的态度”，汪精卫每当谈及抗战之事，总是摇头叹息说：“茫茫前途，不知要变成什么样子！”可见汪当面是人，背后是鬼。汪精卫死到临头时还为他叛国投敌的罪行辩解，说他组织伪政权是“不得已之手段”。由以上可见，汪精卫扮演的小丑、老鸨角色是何等的逼真。鲁迅刻画的又是多么形象，叫人“拍手叫绝”，又“恍然大悟”。正如人们评价鲁迅“他用显微镜和望远镜观察社会，所以看得远，看得真。”

　　郭沫若多次揭露汪精卫的罪行。图为抗战胜利后郭沫若在重庆。

　　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担任军事委员会政治部第三厅厅长，主管宣传工作。汪精卫投敌叛国后，他多次发表演说，揭露汪精卫的罪行。他在《汪贼进入坟墓》一文中写道：“汪精卫和他的一群，是自己挖了墓坑，自己钻进去葬送了，这也是我的确信。有趣的是我想起了淞沪战役还在最高潮的时候，汪精卫在南京亲自对我说过这样的话：”中央是一定要抗战到底的，南京是总理陵墓所在之地，南京便是我们的坟墓'.想来也真是凑巧，南京现在的的确确成为汪精卫的‘坟墓'了。“在谈到铸就汪精卫夫妇的跪像时，郭沫若写道：”铸像可以不限于用铁，用石也好，用泥土也好，用木质也好，坏了又可重新做，而且汪逆夫妇的像，也不一定要他们的真像，譬如塑两条狗像，在身上各凿上’汪精卫'和‘陈璧君'的字样，便可以适用。不然怕找不出那样的雕刻家，并且怕也找不出那样多的汪、陈照片来的。但是在重要的都市地方，那就不妨多破费点，因为这样的破费，并不是消耗，而是生产，它生产出我们中华民族为自由正义而战的永远的精神，和这精神的永远不断的净化。“

　　浙江黄岩县海门镇的民众制作了汪精卫夫妇的石雕跪像，供人唾骂。图为1941年4月日军占领海门镇后在此围观。

　　“凡是中华民族的儿女，都应该体念着无名英雄的耿耿精忠，都应该克服自己血液中的‘陈璧君'与’汪精卫'由当代以至于永远、永远。”

　　这两位文学巨匠笔锋犀利，如枪如匕，使汪精卫的丑行暴露无遗，又极大地鼓舞了人民的斗志。

　　18刁妇称霸东南

　　伪南京政府建立之后，汪精卫成了日本卵翼下的“儿皇帝”，实现了他几十年来和蒋介石明争暗斗的心愿。但此时汪精卫并不顺心，外受日寇摆布，内畏陈璧君雌威，十分苦闷。

　　汪一向惧陈，这已不是新闻，汪精卫毫不隐讳地说：“她是我的妻子，但她也是我的革命战友，因此，在我没有考虑她的意见之前是很难做出重大决定的。”自傀儡政权建立之后，汪精卫更加畏惧陈璧君。此时，陈事无大小，里里外外，稍不符合自己的心意，就向汪发泄，通宵不止。家中生活琐事，每日必逐一过问，指疵摘瑕，向汪诘责。陈又特别喜欢干预“朝政”，权利欲极强，她喜欢任用亲信，如有善于溜须拍马、曲意迎合者，则推荐给汪，让委以重任，汪对此甚为恼火。为了减少纠纷，免去无谓的争吵，汪、陈二人只好“划地”分权。在私生活上，夫妇二人在上海设公馆两所，汪居愚园路，陈住福履里路，各行其便，不相抵触。在“政权”上，汪精卫坐镇南京，陈璧君则称霸广东。看一看广东方面的伪组织人员安排，就不难看出陈在广东的势派：省主席兼建设厅长陈耀祖，是陈璧君的四弟；财政厅长汪宗淮，是汪的侄子，此人一向走“四婶”陈璧君的门路，终日脚前脚后，而不甚倾向“四叔”汪精卫；民政厅长王英儒、教育厅长林汝珩，相传为陈璧君的义子；至于各县县长，则多数是陈的亲信，选其敛财手段高强，欺压人民残暴的担任。

　　因此，陈长期居住广东，很少回南京，除非汪精卫的生日或节日，才带领亲信，回京与汪同住数日而已。

　　陈璧君在广东时的官衔，是历代官制中找不到的，也是现代官职中没有的，她为自己加上的是“广东政治指导员”

　　的特殊头衔，作为钦差大臣，坐镇广东。

　　陈璧君称霸广东的目的，就是为了尽情地搜刮钱财。她不择手段聚敛钱财，就是在贪污成风的汪伪政权内部，也引起许多议论，很多人自叹不如。一次，周佛海从上海去广州，临上飞机时，汪官邸的副官送来一个箱子，求其代往广州。

　　箱子不大，却颇沉重。周佛海笑着说“或许净是黄白之物吧！”因是汪夫人所托，周称霸广东的陈璧君。右侧军人为叶蓬。佛海虽是笑谈，但其话外之音，路人皆知。

　　陈璧君还有一嗜好，就是酷爱古玩。当地各级官员皆投其所好，向她进献各种古董，以求加官晋爵。陈璧君按进献古玩的价值，赐以官位，有的成为汪家的座上客。但如果是赝品，一旦鉴别出来，即遭退还，进献者也要倒霉。据说广州市长关仲羲，用六百元买个花瓶去进献，十余天后，被原物退回，不久广州市长的职位也丢掉了。

　　1942年5月10日，是伪广东省政府成立两周年，举行了盛大的庆祝会。陈璧君以汪精卫的代表、广东省政治指导员的双重身份出席了大会，在中央代表席上就座。大会开始后，陈耀祖代表伪广东省政府向陈璧君致敬，肉麻地吹捧她在广东开展“和平运动”的“丰功伟绩”，然后请她训话。广东是所谓“和平运动的模范区”，是陈璧君苦心经营的“小王朝”。所以陈璧君在会上除了大肆宣扬自国民政府“还都”以来，在“外交”、“内政”方面的“巨大成就”，为汪精卫歌功颂德之外，着重谈了“广东省政府改组成立两年来”，在“设立赈务机关”、“安抚战后人民”、“建设军队与增强警察力量，以保治安得以确立”、“经济产业之复兴”、“文化建设之恢复”、“粮食救济”、“金融整顿”、“财政”及“外交”诸方面的“辉煌”成绩，为自己贴金树碑。在历数她的“政绩”之后，她要求广东人民“今后必须以不断之努力，以求精神建设与物质建设并进，使国力民力日臻充实，以此力量，完成建国大业，贡献于东亚永久之和平”。接着，她学着汪精卫的腔调，鼓动“重庆统治下的诸同胞，毅然自决，幡然来归，脱离独裁者之钳制暴力，参加和平运动”。还说：“时至今日，璧君以为，非反共无以和平，非和平无以建国，非打破英、美侵略，无以得东亚解放，无以得中国之自由平等。吾人誓以所余热血，贡献和平运动，誓以所有力量，致力于东亚解放。盖必如是，然后三民主义及大东亚洲主义，得以遂行。”不遗余力地宣传汪精卫的主张。

　　陈璧君虽然自己在广东称王称霸，但对汪精卫独居南京很不放心。在南京汪的“随从室”中，遍布亲信，以便遥控南京。当时，随从室分为两个部门，第一室为总务，由陈的侄子陈国琦负责，工作人员有曾仲鸣的侄子等；第二室为秘书，由汪的侄孙女婿周恭生负责，工作人员有汪的侄孙汪翔辉及汪的外甥张思麟等。几乎所有内室的人，均是陈的亲信，人们称之为“夫人派”。汪的“先生派”人物宣传部长林伯生、法制局长陈允文、参事厅长陈君慧等，则左右逢源，看陈眼神办事，多讨好于陈璧君。为能进一步监督随从室工作，陈建议设公馆机要秘书数人，命她的堂侄行政院秘书长陈春圃、及她的五弟航空署长陈昌祖为机要秘书。汪则推荐林柏生、陈君慧、陈允文三人，共五人，由陈春圃、陈昌祖负总责。由于机构重叠，互相争权夺利，矛盾重重。

　　陈璧君在政界、在社会上的活动越来越频繁，权力也越来越大，对人也越来越傲慢，凡与她接触过的人，几乎无不有愤愤不平之感。汪伪政权中的人，上至院长、部长，下至一般工作人员，没有人不怕她，也没有人不讨厌她，往往是敬而远之。由于陈璧君到处插手，引起日本人的不满。日人伊藤对周佛海说：大将对陈璧君干预政治，深表遗憾。谓如此下去，“国府将崩溃，中国必亡”。周佛海也“深感汪先生为汪夫人所支配”而大为不满。陈也没有察觉，汪病死后，陈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当时的伪国民政府主席，由日本人指定陈公博继任，陈公博在伪组织中势力强大，几与汪分庭抗礼。因此，平时对陈璧君嗤之以鼻，有时还故意作难，汪在世时尚无办法，汪死后，陈璧君自知南京难以容身，仍想以广东为据点。时陈耀祖在广州被爱国人士刺死，遂要求将其侄陈春圃辞去行政院秘书长职务，而到广东任省长，陈璧君自己则长期坐镇广东。陈公博为将陈璧君的势力清除南京，批准陈春圃任广东省长。因此，陈璧君将全部嫡系人马集中广东，不再过问南京情况。

　　1944年以后，盟军在太平洋战场大举反攻，日寇已成强弩之末，陈春圃见大势已去，先行潜逃，下落不明，陈璧君惊恐万状。而汪精卫的原班人马，皆因派系之争被遣散。林柏生调任江西省长；褚民谊调任广东省长。陈璧君视为左右手的广东“教育厅长”林汝珩、“警务处长”汪屺也相继逃走。陈璧君大吵大骂，却无可奈何。平日最宠爱的亲信尚如此，其他就可想而知了。据传说，陈在广东数年，所刮得的民脂民膏，尽由陈春圃、林汝珩席卷净光，因此当陈准备离开广东逃往国外时，已是两手空空，只好终日坐催其他亲信为其集款。哪知树倒猢狲散，无人肯解囊相助。走投无路，不得不困守广州，束手待缚。抗日战争胜利后，陈被张发奎拘捕入狱。

　　19奴才难当

　　汪精卫当上“儿皇帝”后，对日本主子，竭尽阿谀谄媚之能事，言听计从，不敢有半点慢待。但他却发现他的主子喜怒无常，很难侍候，有时甚至捉弄他。就在汪精卫袍笏登台的当天中午，汪真是春风得意，好不威风，在“汪公馆”

　　设宴招待日本主子和亲信，他指着精心选出的酒，恭敬地说：“这酒是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须磨弥吉朗先生预先送来的。

　　今天请大家为酬谢须磨先生的好意，一起来喝一杯。“

　　不料，有人把酒送到嘴边一尝，叫道：“酸的，这变质了！”

　　这一叫声，使奴才们不由想起，不久前在伪“维新政府”的一次宴会上，发生过毒死人的事件。这伙怕死鬼慌忙将含在口中的酸酒喷吐出来。更有人恐惧地大叫：“不好了，怕是毒酒！”有的甚至吓得失手把酒杯坠落在地上。

　　当着日本主子的面，出现这种乱哄哄的场面，汪精卫感到非常难堪。他尴尬地苦笑着，连连劝道：“总之，是须磨先生的好意……诸位，请！”这个卖国贼，把认贼作父当作无上的“荣耀”，哪怕是主子赐给的毒酒，也得把它吞下肚去！于是他举起酒杯，一饮而尽。这一手使其他汉奸自叹不如，末了博得了在场的日本主子的赞赏。

　　但使汪精卫难以吞下的苦果是，汪这个“儿皇帝”，明明是日本人一手扶上台的，日寇却又不马上承认，而提出先要把过去汪精卫以私人名义签订的卖国条约用伪“中华民国政府”的名义再签订一张正式契约，以使主奴关系更牢固地确立起来。订卖国条约，对汪精卫来说已是拿手好戏。1940年4月23日，日本前首相、陆军大将阿部信行作为特派大使来到南京，同汪举行“调整邦交会谈”，到8月底，炮制了一个日、汪《基本头条条约》。这个条约，远胜过西太后“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蠢举，大大超过袁世凯的“二十一条”，是一个空前的卖国条约。条约搞出来了，汪精卫想，这回日本人该认他这个“儿皇帝”了吧？但日本人却另有打算，并不急于要汪签字。而是暗中在同重庆国民党政府搞“全面和平”，对蒋介石进行诱降工作，日本认为这比承认汪精卫政权更为重要。一直拖了近三个月，日、蒋谈判破产，才算答应了汪的要求。

　　11月28日，南京汪记“中政会”推举汪精卫为“国民政府主席”，去掉“代”字。两天后，汪同阿部分别在条约上签字，接着，又同阿部、伪满洲国的臧式毅签订了《中日满共同宣言》，公开承认“满洲国”。

　　汪完成了上述卖国手续后，日本政府随即发了一则“公报”，宣布正式承认汪伪政府，汪心头的一块石头总算落了地。

　　1942年1月1日，汪精卫庆祝元旦，宣读《新国民运动纲要》并对日本发表广播讲话。谓：“自从去年贵国对英、美开战以来，由中、日事变，一转而为大东亚战争，敝国本于保卫东亚的意义，决定与贵国同甘共苦。国民政府将竭其全力，将保卫东亚的意义，将中、日两国同甘共苦的意义，使人人了解，人人力行，将竭其全力，使重庆方面的民众，早些接受我们的主张，和我们重在一起。其有执迷不悟的，更将竭其全力，使之崩溃。”然而，汪精卫非常空虚，1月中旬，汪精卫与日本新任驻南京大使重光葵举行第三次会谈，汪精卫唉叹：“关于对重庆的工作问题，我认为，如若希望由于切断了‘缅甸路线'而蒋介石会屈服，这种事是不可能的。回顾和平运动的情形，令人伤心之事很多。在我离开重庆的当时，总是想通过什么办法，促使重庆方面能进行反省。因而一直继续不断地向重庆方面发出号召。但是，不论怎样的努力，终于没有能使他们幡然改变其意向，既然劝说而不肯听从，那么，除了打倒以外别无它法。”为向重庆示好，日军占领香港后，汪精卫特派陈璧君、林柏生、陈君慧、陈耀祖等前往香港，慰问被日军扣押的重庆重要人员。3月21日，对前途已失去信心的汪精卫，召开曾仲鸣逝世三周年纪念，哀叹“和平运动”的失败。

　　汪伪政权中，派系众多，彼此之间尔虞我诈，勾心斗角。日本人对此采取对各派都给予支持，分而治之；又利用这些矛盾，清除那些不顺从的奴才。毒死汪伪“七十六号”特务头子李士群，就是日寇给汪伪政权开的一刀。

　　1943年，曾不可一世的日本帝国主义，已经开始从太平洋战争的“顶峰”跌落下来了。主子的这种破落景象，让奴才们感到阴风森森，黄泉路近。这伙汉奸更加醉生梦死，贪色敛财，中饱私囊，准备后路。李士群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失宠于日本主子的。

　　李士群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青年时都是共产党员，李还在莫斯科中山大学读过书，后来叛变了，投靠了“中统”。

　　抗战前周佛海就认识他，不过那时李的地位低，没有什么来往。抗战后，早在汪、周当汉奸以前，李就在日本法西斯军人影佐祯昭的领导下，和丁默一起组织了特务机关。汪，周到上海后，在影佐的撮合下，成立了伪特工总部，据点“七十六号”成为他们的杀人魔窟。这个特工总部，周佛海任主任，丁默、李士群为副主任。在初期，周、李的关系还是好的，李士群与周佛海等十二人结为金兰，李的发迹是借助了周佛海的实力。先后任“警政部”的次长和部长、江苏省长等职，并击败丁默，独霸了“七十六号”。李的女儿认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为干妈，过年过节还送来许多珍贵礼物。当时，李在周的面前出现时总是毕恭毕敬。每次他到周家看周时，一定要将自己佩带的手枪交给周家警卫，自己才上楼。

　　此外，“七十六号”也成了周佛海的宴会、观剧、游乐场所。周、李表面上的良好关系，维持了一个时期，一直到1942年还是如此。

　　后来，李士群认为“公馆派”树大好乘凉，就改换门庭，投入陈璧君的怀抱，当上了汪精卫的亲信。周佛海自然十分气恼，两个人矛盾日趋激化。汪为扶植李士群，压周佛海，将“警政部”撤消，在伪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部，主管特务工作，由李任部长。李一跃而超过周佛海，当上了第一号特务，周、李矛盾更深，双方都以搞掉对方为快。

　　汪伪特工头子李士群（立者）向汪精卫和日本人汇报“清乡”情况。李后被日军毒死。

　　以后，李士群利用主持“清乡”的机会，蓄意扩充自己的实力。而这支武装又经常同周佛海的直属部下伪财政部税警团争权夺利。双方摩擦不断，引起了日寇侵华派遣军总司令部的注意。当时，日寇为以战养战，维持败局，在占领区大肆搜刮军用物资。李却组织一个“永兴隆公司”，和日军争利，激恼了日方好几个部门。但李置若罔闻，仍骄横跋扈，目空一切，丝毫不加注意。日寇当时还竭力拉拢上海大资产阶级，好为太平洋战争多提供一些物资。但李的部下在上海搞绑票，使大资产阶级无不心惊肉跳。日寇看到，只有除掉李士群，才能安抚上海大资产阶级，调和伪政权中的矛盾。

　　而且，汪伪“七十六号门”先后破坏和逮捕军统在上海、南京一带的组织和人员，重庆方面便决心除李，由戴笠交给周佛海执行。但是，李是汪精卫的宠臣，不能公然捕杀，只能暗下毒手，将其干掉。

　　李士群平时与宪兵队矛盾较深，特别是李自兼江苏省长后对冈村更为傲慢不恭，又经熊剑东从中挑拨，冈村便决心把李干掉。熊向冈村建议，用请客下毒的办法除李，于是，1943年9月6日晚，日寇上海宪兵队特高科长冈村以调解李士群与伪税警团副总团长熊剑东的矛盾为由，由冈村出面，在百老汇大厦请客。李对日寇要对他开刀，已有所风闻，也处处戒备。可是见面后，冈村和熊剑东摆出一副真诚相见、尽释前嫌的姿态，李士群的警惕性也很快松弛下来。原来商定连冈村的香烟也不吸的李士群，不仅互相递送香烟，而且开始喝起汽水和酒来。事前，周佛海花了很多钱，买通了日本的一个侍女，让侍女放一种毒药在莱里。这种毒药是用河豚的仔晒干，磨成粉末。它有个特点，吃了之后不会马上死，因为立即死掉后凶手一定会被发现。这样把李士群请到百老汇大厦，事先又告诉侍女，谁坐在什么地方，并把李士群的照片给侍女看，要她把有毒药的菜，送到李士群面前。

　　李士群一向都很警惕，到任何地方即不喝茶，也不吃饭，说完就走。但那天是应日本人之邀，他不敢不吃。因此，他勉强吃了一点冷菜。回去之后虽想尽一切办法把东西呕吐出来，但已来不及了。36小时后，李周身出汗，连续高烧，瞳孔放大，关节失灵，不几天，李士群就在苏州死了。李死之后，周佛海很高兴，但是周并不就此罢休，还乘机散布谣言说，是因李士群的老婆叶吉卿和医生褚麟荪乱搞男女关系，而把李干掉的。用这种谣言，把事情弄得真伪不分。事实上，钱是周拿出来的，具体办法是他们商量决定的。

　　李士群之死，汪精卫明知其中有名堂，甚有兔死狐悲之感，却不敢追究。而且向汪伪政府最高军事顾问柴山中将表示：“传闻汪精卫与侵华日军总司令西尾寿造在一起。

　　日本宪兵队冈村与李士群之死有关，这是外界的谣言，我们没有必要去理会它。“汪对自己的亲信所能做到的，只是拨款五万元为其治丧而已。

　　汪对日本主子的强行霸道、无恶不作，总是忍气吞声，摇尾乞怜。

　　有一次，有人受到日本人的欺凌后向汪精卫叹苦经、发牢骚，汪却满不在乎，厚颜无耻地说：“小不忍乱大谋。我们国家太没有力量，国人太不争气，事事都不如别人。抗战前，我们名义上虽是独立自主的国家，不是一样受日本人和英、美、法等国人的气？特别是日本人的气我们受得最多，你总不会忘记。何况今天我们希望他们帮助我们，并且是依赖他们，哪还能不受点气？”

　　那个人听了这番话，感到无言可对。汪却继续说：“过去受许多强国的气，今天只受一个国的气。蒋介石搞了那么些年，弄得损兵折将，焦头烂额，结果是内外不讨好。共产党一天天壮大，英、美还是给他气受，他过的日子不会比我们好。今天我们能把日本人拉下水来帮助我们反共，这又有什么不合算呢？”

　　汪精卫的这样一笔账算得很有“头脑”，在他看来，给一个帝国主义国家当奴才比受几个帝国主义国家的气要“合算”；而为了反共受点气，又总比被抛弃要“合算”。这样洋奴哲学可算够新鲜了。

　　但是，汪精卫和他的亲信们在私下里，一种担心被主子踢开的悲哀，还是油然而生。周佛海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日夕彷徨，忧心如捣”，“这台戏真不知如何唱下去”，“事已至此，不能中止”，“前途困难虽多，却不能不干，只有不顾一切干下去”。

　　被日寇紧紧绑在战车上的汪精卫，在六十岁生日时做了一首诗，也反映了这种悲观落魄的思想情绪：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尚存一息人间世，种种还如今日生。

　　表明他只要“尚存一息”，就要卖国到底，看来他要孤注一掷了。

　　20“无耻之徒”骂大汉奸

　　吴稚晖与汪精卫从至交、好友到死敌/“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从极香到极臭有“无耻之徒”雅号的吴稚晖，原是一个无政府主义者，以不做官、不要钱标榜“清高”。但实际上他是既要官当，又受贿赂。1924年国民党改组后他出任中央监察委员。孙中山逝世后，吴稚晖同邹鲁、谢持等国民党右派一起在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反对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背叛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但会后，又写信给汪精卫说：“此间情形复杂，凡非本人亲笔签名，概不负责。”以后右派得势，他就自称是西山会议派；失势，他就加以否认。其德行就略见一斑了。北伐战争期间，他在国民党内部兼几个委员会的委员，有人问他：“你不是不做官的吗？”他却恬不知耻地说：“做委员不算做官。”“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他在蒋介石总司令部做政治部主任，有人问：“政治部主任不是委员了，算什么呢？”他却说：“我当政治部主任主要是和邓演达对垒，事情我并不做。”这就是他不做官的真相。

　　1929年缪斌获得宋美龄的青睐，拉他做江苏民政厅长，吴稚晖不知内情，以缪斌年少任性、行为不检，不应主持一省地方行政，出面反对。缪斌眼看民政厅长有告吹危险，赶紧在吴稚晖挂大衣的地方摸了一下，据说是放了八万元的支票。此说虽无可考证，但下一次会上，吴就不反对了。缪斌走马上任，卖官鬻爵，收入和宋美龄四六分成。抗日战争爆发，缪斌荣任日寇卵翼下的“新民会会长”，汉奸的资格比汪精卫还老。因此有人为吴稚晖“不做官、不要钱”的口号下一注解，叫做“有做官———嫌小；不要钱———嫌少！”

　　吴稚晖牙齿都早已脱落，这也是人们称他“无耻之徒”的一个原因吧。蒋介石每有重大举动，吴稚晖总是不惜苍髯皓首，鞍前马后，摇唇鼓舌，大造舆论。1930年3月，中原大战一触即发，冯玉祥回到潼关召开军事会议，做反蒋的军事部署。3月31日，西北军由鹿钟麟领衔，发表拥护阎锡山反蒋通电。此时蒋记中央对冯玉祥的行踪有种种猜测。吴稚晖曾给冯玉祥去一电报，对冯进行讽刺、笑骂，借以探明冯的行踪。电文称冯玉祥甘心充当阎锡山的傀儡，成全了阎锡山这一“十九年之不倒翁”。挖苦冯虽然“须臾逃死”，“以返秦中”，但是也“虚悬爱民之志，徒老垂白之头，干戈中心不能有所解决也。”冯玉祥反唇相讥，用诸葛亮骂王朗的笔调，回吴电称：“顷奉先生之电，迥环读之，不觉哑然失笑。假如玉祥不自度量，复先生一电，文曰：革命六十年的老少年吴稚晖先生，不言党了，又不言革命了，亦不言真理是非了。苍髯老贼，皓首匹夫，变节为一人之走狗，立志不问民间之痛苦，如此行为，死后何面见先总理于地下乎？

　　等语，岂不太不好看乎？请先生谅之。“冯此电通告全国。这些词句虽是仿诸葛亮骂王朗的，但王朗一骂无地自容竟气绝而死，但吴稚晖”修养“极佳，却还我行我素，老着脸皮当蒋介石的奴才，真不愧为”无耻之徒“。

　　吴稚晖和汪精卫的关系渊源很深，他们同是同盟会老会员，而且交情甚笃，非常投机。辛亥革命后，袁世凯窃取胜利果实。汪精卫、吴稚晖、李石曾组织“进德会”，自鸣高洁，退出政坛，主张“六不主义”、“八不主义”，标榜“不吸烟”、“不纳妾”、“不当议员”等等。后汪精卫、吴稚晖一起赴巴黎留学，关系密切，无话不谈。有一次，吴稚晖手捧一顶军帽，严肃地献给汪精卫，说：“你戴上吧！今后要革命，要救国，要实现主张，要贯彻主义，一定要依靠武力，我希望你成为一个军事家，来领导同志。你如能挺身以当大任，我第一个就愿意向你磕头。”汪表示他对军事不感兴趣，以他的才智，不可能成为军事家。汪的一席话使吴稚晖异常失望。这可能是汪、吴后来绝交，吴稚晖投靠蒋介石这个掌握军权的靠山的原因吧！

　　汪、吴两家交谊甚厚，陈璧君对吴稚晖尤具好感。直奉战争前夕，吴在北京创办一所“海外预备学校”，陈璧君以吴的学识和两家的交谊，毅然遣其男女娇子远离膝下，专程北去，就学吴门，同行的还有由汪氏夫妇照料的至戚朱执信的两女。

　　1926年“中山舰事件”发生，汪精卫与蒋介石初次交恶，汪一怒出国赴法。次年4月回国，蒋让吴稚晖等同汪会谈，目的是拉汪分共。汪却与陈独秀发表了《汪陈联合宣言》，吴稚晖大骂汪精卫。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宁、汉分

　　立，汪精卫和吴稚晖一度成为政敌。于是，彼此公开以文字对骂，不堪入目。后汪当上了行政院长，汪、吴又握手言和，吴又成了汪家的座上客。抗战初期的一天，汪在重庆上清寺官邸宴客，赴宴的都是国民党中枢要人。酒至半酣，大家不免谈论当前时局，人人为累卵之危，情绪冲动不佳。突然，座中被视为政坛泰斗、国民党元老的吴稚晖，走到汪的座前跪下，无限悲戚、感慨地对汪说：“救救中国吧！悬崖勒马，能救中国的也只有你了。怎样去结束这不利的战事，你有你对党国的责任，不应为了一己求自全自保之私，再这样袖手旁观下去！”汪被吴的突然举动，弄得不知所措，只好离座对跪，彼此握手欷。合座所观，甚感悲哀。当时，汪的幼女看到这戏剧般的场面，以为是酒后余兴，大笑观看，感到非常滑稽有趣。事后，陈璧君也认为有失体面，责备汪说：“满堂宾客，相对长跪，像是在做戏，还成个什么体统。”

　　汪只好忍气吞声地叹气。

　　汪精卫投敌后，吴稚晖写文章，做讲演大骂汪精卫，他可能感到，他不知耻是做了蒋介石的走狗，汪精卫却大大超过了他，成为日本人的奴才。愤恨之极，集他几十年所学的国语，都用在汪精卫身上。

　　他说汪精卫“从极左到极右，从极高到极低，从极香到极臭”，似幽灵般，似蛇蝎般，为了个人的功名富贵，将国家的前途当做儿戏，当做魔术。真是“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怆然而涕下的”，实不知有几人。国家出了那么一个政治人物，真是不幸，“庆父不去，鲁难未已”。这段话语虽杂乱，确也切实而沉痛，看来是只有汪精卫的知己，才能总结出来。

　　吴稚晖写的文章中，有这样一篇，题为《卖国贼是世上最丑恶的毒物》，副题为《汪精卫怪夫妇因学三等娼妓而甘为之》，内有：“汪贼夫妇的投降卖国的丑事，拿议和名目来遮羞，还替少数无耻之徒来遮羞，希望收罗小卖国贼。于是大小卖国贼，想弄点波浪出来，替他们的晚爷来剿灭自己的祖宗。大者骗到一字并肩王，小者骗到老头票，想享短命的富贵。哈哈，我问汪贼夫妇，你这和字从哪里听到的。不是由你大晚爷近卫口里出来的吗，还由你小晚爷安藤口里复述的吗？果然如此，那么是你小鬼爷爷来求和。什么议和呢？你们不是发昏吗？堂堂大英国的武官，还在那里受虐待，堂堂大美国的太太，还在那里吃耳光，你们的小鬼爷爷，正天不怕，地不怕，好像一双螳螂，掮起小手刀，要消灭世界，什么反向我们来求和呢？不是三岁小孩，都要听了笑到牙齿脱落，狂喊这是骗上当，这是骗上当，不是白痴，不会上当的。你们这班贼男女，狗男女，竟为了区区短命富贵，昧着天良，替敌人骗同胞，真狗彘不食的怪物。什么和议，直是放狗屁，狗放屁，放屁狗。秦桧易名缪丑，精卫是填海的小鸟，如何给你这小白脸来污辱。我今仅且送你一个易名大典名曰汪精怪，省得污辱无辜的精卫小鸟，亦便于大家在汪贼汪逆之外，称个汪精怪，知道是你。至于你千秋的大名，或曰顽钝，或曰缪丑，自有将来铸铁像时再为你易名。”“说到这里，朋友又来给我汪贼8月9日在广州播音演讲，要我批评。我来批评卖国贼的狗放屁，我已经不大高兴。但也不免苦眼睛不看，看他一看。岂知一看的好处，却发现了汪贼夫妇，做卖国贼的前身。原来他们是先学三等娼妓，拿三等娼妓的工夫，来做卖国伎俩的。”吴稚晖骂得痛快，却不堪入耳。人们形容不好骂出口的话时说“难以启齿”，但吴稚晖牙齿已全部脱落，就不存在不好启齿的问题了，也不管什么政客、学者的身份了。“无耻之徒”臭骂大汉奸，可见，汪精卫算得上无耻之尤了。

　　21汪记群丑

　　汪记汉奸群体犹如一个积累多年的大沉渣缸，包含各式各样的社会沉渣、人民的蟊贼。其中有的是前清遗老与北洋军阀余孽，有的是从抗战阵营中脱逃出去的官僚、政客，有的是素来认贼做父的亲日投降分子与买办资本家，有的是早已为人民唾弃的特务分子。在日寇的卵翼下，他们凑到一起，既互相勾结又相互倾轧，不仅有派系间的争斗，而且有派系内的内讧。在他们粉墨登台后，利用手中的权势，鱼肉百姓，作威作福，醇酒妇人，无所不为，过着纸醉金迷的糜烂生活，演出了一幕幕丑剧。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是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人物，他1892年10月19日生于广州官宦之家，幼年醉心于各种旧小说，青年时参加过反清革命；1914年考入广州法政专门学校，1917年考入北大哲学系，曾与蔡元培、陈独秀见过一面，他在时代潮流的裹挟下，接受和宣传社会主义。1920年他从北大毕业后，和同乡谭平山等来到上海，创办《政衡》杂志，后回到广州法政专门学校任教，1921年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一大”，此后，他的政治热情急剧跌落下来，1922年在广州声明脱党；赴美国留学后，成为马克思主义的反对派。1925年春，有着广东法专、北京大学、哥汪伪政权的第二号人物陈公博。

　　伦比亚大学三张文凭的陈公博回到广州，引起广东党政要人汪精卫、廖仲恺的注意，廖仲恺对陈寄予厚望，极力劝说他从政。最终，陈公博被廖仲恺说服了，并经廖介绍加入了中国国民党，再次跃登政治舞台，任广东大学校长，在国民党二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他的飞黄腾达，招致了国共两方面的不满，他自称是“处在一个夹攻地位”：一方面，一些共产党人视他为退党分子，不无防备；另一方面，一部分国民党人又视他为共产党，处处投以“歧视的目光”。实际上，陈公博这个时期是以国民党左派面目出现的，后和汪精卫趣味相投，逐渐成为汪精卫生死不离的股肱、汪集团的第二号人物。南京国民党政权建立后，他逐步演变为国民党内资产阶级改良主义派别的重要代表人物，成为改组派的首领。“改组同志会总部”建立后，势力日盛，这就与蒋介石的矛盾日益尖锐，成为南京政府的反对派。中原大战后，反蒋派遭到惨败，使得陈公博心灰意懒。离开天津前往香港，在这段时间里，他沉溺在喝酒、打牌、玩女人的荒淫糜烂之中，不想过问政治了。

　　蒋、汪合作时期，他任实业部长，后任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由于“CC派”和“黄埔系”处处捣乱，陈无所作为，不是在公馆里打麻将，就是四处寻花问柳，他当部长时的艳史，如提起了风流部长，在当时的南京、上海无人不知是陈公博。而他自己对于“风流”一词，有熟人相戏，亦笑而受之不愧。他曾追缠秦淮歌女，广结交际花，勾搭闻名舞女，为此，上海报纸喧腾，远近皆知。但流传最广的，还是他与何家三姐妹何大姑、何二姑、何三姑的里里外外。何二姑早已嫁人，但鲜为人知，何大姑、何二姑居然与陈公博夫人同居。何家两兄弟也因此裙带关系而做了局长。但人们要问陈公博夫人是谁，却不知有李励庄，也不知有何三姑，却公认是莫国康。提起莫国康，倒是一个出奇的怪物，她分明是陈公博的外室，对外却自称“老大未嫁”，要独身终生。此人原是广州市执信中学学生，那时陈在执信中学教书，莫国康是他的学生。1926年以后，随陈参加北伐，瞒着陈妻李励庄与陈暗通。陈投敌以后，出任伪立法院长，莫就以伪立法委员的身份侍奉在侧，参与机要。陈手下的爪牙都称她为“莫委员”，有要事请示陈，往往要先得到“莫委员”的默许。

　　她好结权弄党，不减于陈璧君。陈公博也处处委以机密，莫名义上是伪机要室主任，却常驻部办公，代陈发号施令，批阅重要文件。改组伪政治部的组织设计，全是为莫国康掌握伪特工领导权便利行事。日本投降后，莫随陈逃往日本，后被押送回国。

　　陈公博1943年便和蒋介石有了关系。这是通过戴笠的副手郑介民来进行这一工作的。郑的一个海南岛文昌县小同乡韩尚英，黄埔军校毕业生，抗战前就参加了军统，一向在上海做改组派的情报。陈公博很早就认识，在改组派中受过陈的领导。这个人原来的名字叫韩继文，当时陈公博与重庆联络还规定一个化名叫周进。蒋介石要拉陈公博，不同于对其他一般汉奸，因为他在南京政府中的地位仅次于汪精卫，所以只希望和他保持密切联系，到必要时才要他公开出面来搞“全国统一”的活动。他是极力主张蒋、汪重新合作，蒋不抗战，汪也不再和蒋闹分家，集中力量进行反共。他也向唐生明表示过，他一定忠于蒋介石，不过时机没有成熟前，不可过于急躁。蒋对这一点也很体谅他，除了把韩尚英派在他身边外，一般像搞情报、保释被捕的人，都不叫他出面。因为汪精卫还有他自己的打算，还不会完全肯听陈的意见。

　　周佛海这个在汪伪政权中最有实力的人物，其早期生涯有着和陈公博类似的经历。他1897年生于湖南沅陵县一户破落的封建官僚家庭。他出世不久，父亲就去世了，母亲靠几亩薄田，抚养着他们三个子女，日子过得很清苦。15岁时他考入了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随着年岁的增大和学识的长进，周佛海渐渐留心起政治来，心间时常跃动着理想和抱负的火花。正当他为自己的前途苦闷彷徨的时候，一桩喜事意外地降临到周佛海的头上。1917年5月，周佛海的同乡，沅陵县城的高等小学校长吕鹤立特殊提携他，准备送他到日本留学，并亲自凑钱送他去留学。周佛海辞别了母亲、妻子和子女奔赴日本。到达东京后他努力学习，第二年他又考取了北京政府的官费学校———日本国立第一高等学校。后来，又入鹿儿岛第七高等学校继续深造。也就是在这里，他接触到了社会主义思潮，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

　　当周佛海了解到中国共产党即将发起成立的消息，他认为自己的机会来了。于是，在1921年夏天，周佛海利用暑假的机会，作为日本小组的代表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并接受党的指示，参加上海“劳动组合书记部”的领导工作，帮助日本纱厂的中国工人与日本资本家作斗争。他曾自述道：“我最早之思想为社会共产主义。谁都知道，我是中国共产党的最初发起人，其后又受何上肇博士之影响，并且饱读何上肇教授之著作，受染益深，但回国后立刻发觉此种思想与中国情形不合，觉悟后毅然脱离共产党，而加入国民党。”周佛海出身贫寒，后赴日本留学，受到日本当时形成的巨大社会主义思潮感染，“又抱着一种野心，想做领导广大群众，推翻支配阶级、树立革命政权的革命领导者。

　　列宁、托洛斯基等人物的印象，时萦脑际，辗转反侧，夙兴夜寐，都想成这样的人物。“正是这种野心使他后来心烦意乱，另谋出路，也是驱使他后来翻滚宦海的原动力之一。中国共产党”一大“之后，他带着在上海婚外另恋的杨淑慧，赶去日本的鹿儿岛。这期间是他在思想上背离马克思主义的开始。

　　1923年下半年，周佛海从日本帝大毕业。正当他为自己的出路焦急的时候，1924年1月，孙中山在广州亲自主持召开了国民党“一大”，4月，担任广东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长的戴季陶致函周佛海，约他前往广州帮忙，周佛海立即赶到广州。戴季陶要他担任宣传部秘书，每月薪水大洋200元；接着邹鲁聘他兼任广东大学教授，每月薪水大洋240元。这时，周佛海还没有脱离共产党，继续参与党务工作。然而，随着地位的变化，周佛海与党的距离越来越远。按照当时的规定，凡是兼职党员，都应该用其中一部分薪水缴纳党费。但周佛海的妻子杨淑慧劝他：“这钱挣来不容易，何必交党费，还是退了吧！”周佛海也深以为然。就在这年的9月，他终于下了决心，要与党分道扬镳。中国共产党广州执行委员会多方做他的思想工作，劝他郑重考虑，但周佛海听不进去，仍然汪精卫、周佛海（右一）、褚民谊（右四）、陈群（右二）等在日本前往明治神宫参拜。

　　一意孤行。他给广州执委写了一封长信，表示自己的态度，要求脱离共产党。中共中央执行委员会根据周佛海的表现，为纯洁党的组织，决定同意他的要求。脱党后，他标榜自己要做一个“国民党的忠实党员”，叫嚷“攻击共产党，是我的责任，是我的义务。”他以十倍的疯狂，摇动手中的笔，攻击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他寻机东山再起，在武汉任总司令部的行营秘书、国民党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秘书长兼政治部主任。时刻考虑如何为蒋介石效劳。1927年1月中旬，蒋到武汉“视察”，这对周佛海来说是一个接近蒋的好机会。可事不凑巧，周佛海这时经常嫖妓染上梅毒，正躺在汉口日本人开的医院治疗。蒋到武汉后，传令见周佛海，但没找到人。恰好周的一个嫖友也入院治花柳病，将蒋介石要召见的消息告诉给他。周得知，急忙前往求见，向蒋汇报了校内国共两党的情况，使蒋对他印象良好。

　　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武汉地区掀起声势浩大的反蒋运动，周佛海坐卧不安，寻机到了南京，被蒋介石委任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总教官。蒋下野后，周同陈布雷等赴沪办《新生命》月刊。蒋重返南京后，派周任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周将《新生命》月刊带到南京来编。虽说过着半文半武的生活，但他已挤进了蒋介石的智囊团，在蒋介石内战、独裁统治活动中摇旗呐喊，出谋划策，充当帮凶。蒋对周的回报是让他担任江苏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并兼国民党中央民众训练部部长。1932年初，蒋、汪重新合作，共组南京政府。这对周佛海来说可是非常不利的。原来，周脱离共产党后，曾在上海领衔发表了反共反汪的宣言。当时汪还以“左”派自居，对周的行径十分气愤。

　　一次，汪对周的一个朋友说：“周佛海真拆烂污，他以前是共产党员，现在却攻击起共产党来了。他退出共产党就算了，还要反噬，真不是东西！”还警告说，“你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做事。”后来，周佛海到南京，他以牙还牙地把汪精卫攻击了一通：“汪精卫真拆烂污，他本是国民党的党员，现在却要做共产党的工具，攻击起国民党（攻击蒋介石）来了。他跑到外国去就算了，还要倒戈，真不是东西！”表示，“我们以后，切不要和这种人共事！”但是，蒋、汪合作了，汪、周又同室“共事”，周佛海的处境就不言而喻了。蒋得知周的难处，一次特地把他找去，关照他说：

　　“汪先生过去被你骂过，现在我们要和他长期共事，你要和他多谈话，求释前嫌，并好好同他联系。”蒋、汪反共、内战的基本政策，深得周的拥护，这也是周、汪重新和解的基本条件。西安事变后，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国共产党的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对此，赴香港迎汪回国的周佛海表示坚决反对，他们谈论对时局的看法，越讲越投机，越谈越“推心置腹”，只恨相互了解太晚了。抗日战争爆发后，国内各个阶级、各个政治派别剧烈分化和重新组合。原属蒋介石集团的周佛海，终于投靠了汪精卫。这位“低调俱乐部”的东道主，最终随汪叛国投敌了。

　　在汪伪政权中，周掌握了外交、军事、特工、财政等大权，被人称为汪伪权力的象征。自周佛海当了汉奸后，他的一切活动都围绕人、财、军三个方面进行，以扩充自己的势力，谋求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在人事上，在筹建汪伪政府时因起了主要作用，CC系的梅思平、丁默占据了重要位置。周的亲信罗君强，虽然开始并不得意，只捞到一个边疆委员会，但后来在周的支持下，也当上了伪司法行政部长、伪安徽省长、伪上海市秘书长等要职，周自己所控制的部门，如财政部、储备银行的负责人，是来自几个方面的。首先是亲戚和同乡。财政部长、伪中储银行的机要秘书陈彻、李先治都是湖南人。他的小舅子杨惺华，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本是学工程的，当了汉奸后，周要他和汪精卫的小舅子陈春圃管理“特费”，还让他经营一些商业，成为周、杨夫妇的主要财源之一。周在用人方面有一套反动哲学，他说过，封建时代的“政治家”主张用人不疑，疑人不用。当然在通常情况下应该如此，但是有时也要用人要疑，疑人要用。他还说过，不怕你要钱，只怕你不要钱，问题在于不能瞒着我要钱，在实践中，他也是这样干的。他的亲信中杨惺华、邵式军，以及伪中储银行的一些干部，贪污、经商成风，当时在上海是有名的。

　　周佛海通过统一税收和推广中储券，扩充和掌握了财政大权。周更不忘记在军事方面扩充自己的势力。周曾说过：

　　“我一生中最大的遗憾，就是不懂军事。”汪伪政府一成立，他就是伪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汪伪政府办了“中央军校”，他就派了亲信罗君强担任政治总教官，对参加汪伪的一些旧军人，如叶蓬、鲍文樾、杨揆一、刘郁芬都极力拉拢。对以后陆续投汪的国民党将领，如苏北地区的李长江、杨仲华、荣子恒等，更是采取直接送钱等手段进行收买。更重要的是他对一些西北军人，如庞炳勋、孙良诚、孙殿英、张岚峰、吴化文、郝鹏举等，也都尽量拉拢。周在扩充自己军事方面，花费最大心血的是建立一支能完全控制的卫队，这就是伪税警总团和为税警总团培养干部的税警学校。周佛海是把税警团当做他的“正规部队”看待的。他自兼校长和总团长，让罗君强兼任副校长和副总团长，掌管日常事务。到1942年，网罗了熊剑东做伪税警总团参谋长，拥有万人左右的队伍。由于有影佐祯昭的支持，成为伪军中装备最精良的部队。

　　一生荒诞、贪恋酒色的周佛海，在既有权，又有钱后，就更加肆无忌惮了。但周的老婆杨淑慧深知自己丈夫的德行，一到上海就严密监视他的行动。果然不出所料，周到沪不久，就与一个妓女大媛鬼混在一起。有一天，周正与大媛胡闹时，杨淑慧跟踪而至，一进门就乱敲乱打，把屋里的一切打得稀烂。又搜出周的亲笔信，发现牵线的是潘三省，杨淑慧又把潘叫来，痛骂之后，拿起茶杯朝潘头上砸去，吓得潘抱头鼠窜。最后，由潘三省保证，切断他们的关系，杨淑慧方罢休。

　　但是，在此闹剧后，周仍一如既往，照干不误。结果，丑事越闹越大，差点出了人命。1941年，周又轧上了一个年轻女伶作姘头，他鉴于上次教训，更加注意保密，可以说是狡兔三窟，周先把她密藏在伪上海市复兴银行总经理第三妾潘玲九的屋里，后又转到上海霞飞路的林肯公寓。周佛海自己觉得万无一失了。但世上哪有不透风的墙，他的老婆也不一般，她已觉察周的形迹可疑，于是买通周左右的人，不仅查到了他们的住处，而且连每次通电话的内容，也都记录下来。一天，杨淑慧率一群“娘子军”直捣“林肯公寓”，事情败露了。周又将姘头迁移，继续暗渡陈仓，偷寒送暖，但家里闹翻了天，杨坚持要周同姘头断绝关系，周坚决不干，俩人每天吵闹打骂，弄得满城风雨。周时而威逼利诱，时而死皮赖脸地向杨下跪，还写了一封长信，使用了卑屈的字句，请求杨谅解。杨却不吃这一套，气急败坏地将周写给她的信，给来访的每个人看，还咬牙切齿地说：“我跟他时，他是一个穷学生，我吃尽了苦才有今天，我绝不许别人分占他。”

　　说着从口袋里取出一支小手枪，恨恨地说：“我要打死他们，然后自杀。”人命关天，事情闹到这个地步，吓得陈公博、梅思平、罗君强和他们的老婆都出来相劝，但也无济于事。

　　事情越发不可收拾，杨淑慧找律师要离婚，这使周佛海非常难堪，杨本是他抛弃结发妻子另娶的，何况子女已大，离婚在面子上也说不过去。而他的姘头，时间虽短，却如胶似漆，情投意合，况且已有身孕，也不能抛弃。周冥思苦想，终于想出一两全齐美的妙计。一天，有人找到杨淑慧，告诉她，周已被说服，愿意放弃一切，与杨重归秦晋之好，但为了减轻良心上的负担，要多给姘头一些费用。杨一听，十分高兴，表示：“钱无所谓，不论多少，你随便代我做主。”

　　但杨提出：《脱离据》必须由周的姘妇单独签字，并承认所怀身孕与周无关。来人一一答允。签字那天，证人拿出《脱离据》，上面写道：“立脱离据人×××，立据人前与周佛海先生发生同居关系，破坏他人家庭，深知不合。兹自愿永远与周佛海先生脱离关系，已奉一次给予抚养费中储券××元整，经当场一次收足，以后不再以任何理由有任何要求。

　　至立据人怀有身孕，但与周佛海先生完全无涉，合并声明。特立此脱离据存证。“

　　杨淑慧将假戏当真，把《脱离据》当宝贝一样藏好。但她哪里知道，就在她与周言归于好之时，周又把姘妇藏到法租界雷上达路的伪财政部顾问冈田酉次家。周要去会姘妇，就说到冈田家里开会，每次杨淑慧去电话询问，周佛海又真在那里。就这样，周佛海既重新得到夫人的信任，又同姘妇继续来往。这也算是周对他夫人的道义和感情及对他姘妇的良心吧！其实，周佛海与夫人和姘妇之间的这层关系，倒是他在政治上对于汪精卫、蒋介石所取态度的一面镜子。

　　周佛海是个大投机分子，他一当上汉奸，立即与重庆国民党政府勾结，在不同形势下进行各种阴谋活动，他和国民党的一些留沪人员保持接触，甚至还派人到香港、重庆试探所谓“全面和平”。顾祝同的丈人许家在上海，就是由周佛海、杨淑慧照料的。周在安和路买了一幢洋房，让他们居住，给他们提供各种经商特权。蒋介石的好友蒋伯诚一直住在上海，周佛海也资助过他。胜利后任国民党驻台湾长官的葛敬恩，也一直由周佛海资助，住在上海，还有陈果夫的弟弟陈肖赐是中统地下工作人员，周和他见过面，资助过他。周佛海是通过《新生命月刊》的老朋友，当时任伪教育部次长的樊仲云与陈肖赐见面的。周请陈肖赐转达果夫、立夫，要其向蒋介石进言：“只要有益和平，当唯蒋先生之命是从。”

　　陈肖赐的回答是：“果夫、立夫均有来电，谓蒋先生仍然坚持抗战；目前谈和时机尚早，并且说，蒋绝不与汪合作。盼余暗中布置，以备将来去汪。”

　　因之，周佛海就不得不改变他的态度了。在周佛海与重庆进行勾结的活动中，有两个很重要的穿针引线人物：段运凯和李北涛。段运凯是段祺瑞的侄子，抗战前曾任国民政府教育部次长，李北涛是交通银行职员，日本留学生。太平洋战争前，他们都住在香港，但经常往来于港、沪之间，太平洋战争后，迁居上海。初期，周佛海通过段找杜月笙，通过李找钱新之，目的是要他们到重庆劝和，也就是劝降。另一条线是由今井武夫等进行的所谓“桐工作”，就是日本人和自称是宋子良的国民党人员在香港接触。日本侵略者还企图策划蒋、汪、板垣三方会谈。但这些都没有成功。

　　司徒雷登在北京时，就通过汉奸王克敏向日军多田中将表示，愿调停中日纠纷，影佐就此询问了汪、周意见，他们都同意。于是，当司徒雷登赴渝路过上海时，周就和他见了面。司徒雷登虽然去了重庆，但并没有取得任何实际的效果。

　　太平洋战争爆发以后，日本越来越陷于不利形势。这以后，周虽然继续保持并开辟多种渠道与重庆来往，但其目的已经是为自己寻求出路。日本为了对重庆诱和，好腾出手来对付美国，也想通过周与重庆勾结达到目的。同时重庆为了同人民争夺胜利果实，也加强了对周的利用。从这时开始一直到胜利，周和重庆的来往主要有：军统，戴笠、程克祥、彭寿。

　　周佛海当了汉奸以后，上海的洪门头子徐郎西就介绍了程、彭两人给周当了小汉奸。大约在1942年初，日本宪兵发现程、彭及另一名台湾人彭盛木，原来都是军统特务。彭盛木当时是经影佐介绍担任周的日文翻译的，彭、程则在罗君强的边疆委员会任参事和处长。日本宪兵逮捕了他们三人。由于这些人和周佛海、罗君强有关，他们被捕使周佛海的面子上过不去。于是周让杨惺华出面保释，这样；彭、程就被释放出来了。周为了与重庆勾结，就于1942年底和1943年底，先后两次派程克祥、彭寿二人分别去重庆。1943年初夏，程自重庆往河南界首回到南京，带回密码、电台、报务员。程向周汇报，程除谈了来往经过外，主要是决定电台架在什么地方的问题。当时，在上海的日本人，不可能控制得像南京那样严格。这样，这架电台就架在上海。先是安在杨惺华家，后来转移到愚园路1136弄周佛海的旧寓内，直到胜利。由于周的母亲在戴笠手中，因此，这条线就成为周与重庆勾结的主要渠道。

　　张子羽是周佛海与重庆勾结的另外一个重要关系。张代表顾祝同驻在上海，抗战前顾任江苏省政府主席时，周任教育厅长，两人关系很深。周积极参与敌占区与三战区之间的物资交换工作，接待三战区派往上海的军事人员。

　　周佛海还不放过任何一个可与中国共产党进行接触的机会。在这方面，他主要通过三条渠道。周佛海的儿子周幼海回忆说：我的外祖父杨自容，20年代曾去长沙明宪女中教书，他很喜欢一个女学生，名叫杨宇久。杨并认我外祖母为干妈，我母亲杨淑慧就成了她的干姐姐了。后来杨在湘雅医学院护士学校毕业，到了南京做护士。那时，周佛海已叛变革命了，当了国民党的高官。杨宇久经常出入周家，我和妹妹都称她杨阿姨。那时，我们都知道杨宇久是刘少奇的表外甥女，因受刘少奇的影响，思想很进步，抗战以后，周做了汉奸，任命杨宇久的亲弟弟杨叔丹为伪财政部警卫队队长，兼管周家警卫。周之任命共产党员杨宇久的弟弟为自己的警卫队队长，是有其政治用意的。因为，我们那时都知道杨宇久在苏北新四军工作。

　　1941年春，我在东京时，我母亲送我妹妹到东京读书，她告诉了我杨宇久的事。杨淑慧去日本东京前，在南京时，有一天杨叔丹给周家打电话向周佛海报告说：“刚才我在鼓楼附近，偶然遇到我姐姐杨宇久。我忙问：”你不是在新四军工作吗？怎么到南京来啦？'她回答说：“替陈子凡丈夫邱某修墓（陈是杨的好友，邱是国民党军官，日军占领南京时战死）。'我接着问：”你住在哪里？为什么不到我家去？'杨宇久没有回答，急忙跑了。“杨淑慧在旁边听了杨叔丹打来这样电话，就抢过电话来说：”既然刚刚遇见她，估计不会离开南京，赶紧去找她，我们急于要见她。“不一会儿，杨叔丹又打来电话，说：”已经找到了，接到了自己家中。“杨淑慧马上赶去，一见杨宇久就说：”你到了南京，怎么不来看望你老姐姐。你老姐夫当了汉奸，你姐姐并没有当汉奸呀！走，住到我家去。“于是将杨宇久接到了我家。

　　当天晚上，周佛海、杨淑慧、杨惺华就和杨宇久、杨叔丹进行了一次长时间的谈话。周佛海、杨淑慧首先问杨宇久，为什么到南京来？她还是重复杨叔丹说的那一席话。周说：“你是共产党员，共产党绝不会仅仅为了替私人的朋友，且早已死去了的丈夫修墓，而批准自己的党员到日本军人控制的心脏———南京来冒这个风险的。你可以瞒过别人，但瞒不了我。你此行一定有其他的目的。”杨淑慧也说：“你尽管说，我们是老姊妹，在任何情况下，我保证你姐夫绝不加害于你。”杨叔丹也在旁帮腔：“既然这样，你就说了吧！”杨宇久这才把她来南京的目的说了出来。原来杨宇久是奉新四军政委刘少奇的命令，到南京来的。她想通过周佛海的妻子和周见面，了解周当了汉奸后有何打算，并探询今后能否保持联系。杨到南京后，找到杨叔丹，要他向周汇报见面一事。但是杨叔丹不敢这么做，怕周怀疑他和共产党有关系，因而怪罪于他。于是就想出鼓楼巧遇这一妙计。如果周的态度好，杨就出面，如果不好，就不出面。而杨叔丹自己主动报告，也就避免了责任。

　　问题既然已经摊了出来，周就对杨宇久谈了自己的想法。他说：“我自从脱离共产党后，在国民党内也当了十几年官，但一直不得意。关于抗日问题，我有不同看法。因此，这次汪先生搞和平运动，我也跟了出来，想从另外一个角度来解决中日战争。但是，到了南京以后，觉得日本人远不是他们自己所讲的那样，什么‘共存共荣'等等，特别是日本军人。日本军国主义的对华政策，既不统一，朝令夕改，上下左右互相排挤，人事调动频繁，事情很不好办。前途究竟怎样？我自己心中也没有底，只好走一步是一步，走了再看。至于和共产党，我当然希望保持一个联系，何况有你在其中说话。你这次来，我保证绝对安全，你随时都可以回苏北。”周佛海的这一番话，使杨宇久也满意。她表示，既然姐夫如此坦率，我也放心了。

　　1945年初，周佛海自己和我谈到这一段往事时，还说了这样一种看法。他说：“共产党派杨宇久来找我，是非常聪明的。因为她和我家关系很深，加之又是女的，不会被人注意。”

　　杨宇久有个小姐妹，名叫王爱日，当时在我舅舅家当家庭护士，王因受杨的影响，政治上也很进步。杨到上海后，由于上海仍有租界，整个环境比南京自由得多，所以，她经常外出。周估计杨是到租界和地下党联系，但没有进行干预。

　　不久杨表示要回苏北，周也就让她回去了。行前我母亲还送了路费，杨宇久为给我妹妹赶早送行，也买了礼物送给妹妹。

　　同年夏，王爱日在我舅母资助下，也进入苏北解放区。杨宇久以后并没有派人与周佛海联系。大约在1942年，王爱日曾托人带信来，大意是：已安全抵达，与宇久见面，仍干老本行等等。

　　周佛海与共产党最后一次，也是最重要的一次接触是与冯龙（即冯少白）的谈判。周的亲信、伪财政部税务司司长邵式军有个亲戚叫冯龙，是共产党。1943年春，冯龙来到上海住在邵家，希望通过邵能和陈公博、周佛海见面，商讨双方关系问题。邵立即向周汇报，并说冯是陈毅、饶漱石派来的，周当然愿意。3月的一个深夜，邵陪冯来到周家。周说：“冯先生，共产党不是最痛恨叛徒吗？像我这样脱离共产党，又当了国民党的人，共产党能与之共事吗？”冯解释说：“那是过去的左倾机会主义时期的路线所致。自从遵义会议以后，以毛主席为首的党中央，实行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不论什么人，不论过去做过什么事，只要今天愿意同共产党一起抗日，我们都表示欢迎，希望你不要耿耿于怀。”

　　冯接着问：“你参加的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党中央的领导同志中，哪几位和你熟悉？”周说：“在广州黄埔军官学校时期，我和周恩来、林伯渠共过事。特别是周恩来，还常到我家吃湖南莱哩！”冯说：“我下次来时，可以带来他们的亲笔信。”周接着问：“双方合作要有共同基础，我们之间的共同基础是什么呢？”冯说：“你们现在不是标榜什么‘和平、反共、救国'吗？如果形势变化，你们只要将’反共'二字改为‘民主'二字，变成’和平、民主，救国'，合作不是就有了基础吗？”当周佛海告诉我这一段时，还说明了他的看法，“共产党真聪明，只要把当中两个字一换，合作就有了基础。”周接着又问冯龙：“那么，我们现在能做些什么事呢？”冯说：“第一，我们可以互相交换日本人、国民党的情报；第二，希望你能运一些我们需要的物资到苏北；第三，我们双方的部队应该互不攻击，保存实力，以备将来总反攻。”

　　周表示：“第一、第二可以由邵式军具体办理，惟独第三点究竟怎样可以做到？”冯说：“只要你向你的税警部队下命令：如果附近的新四军不来打你们，你们就不要去打他们。我们也向我们的部队下达这样的命令，这样事实上，我们就可以达成互不攻击的协议。”冯还表示，希望会见陈公博。周答应可以转告陈，可由邵式军陪同前往。最后，冯说自己有急事，要速回苏北，以后如有事要找他，可由邵式军通知，他便立即赶来。这就是周与冯龙的第一次接触。

　　据冯少白（即冯龙）生前发表的党史回忆录载，他此次由苏北解放区来到南京，是胜利后新四军军部接到毛主席从延安来的指示，要他们速派人策反陈公博、周佛海起义。冯是奉命赶来南京的，并带来张云逸同志的亲笔信件。但是，由于周已死心塌地跟国民党走，再加上一些具体原因，没有成功，当然，我所了解的情况，都是周佛海告诉的，某些问题上的情节和看问题的角度，同冯龙的回忆录是不一致的。

　　大约在1942年春、夏之间，汪伪特务机关“七十六号”的二处处长胡均鹤，侦知共产党人潘汉年匿居在静安寺百乐门大饭店，便去和潘汉年做了一次秘密谈话，劝说潘和李士群见面。李在成为叛徒之前，潘、李就已经认识。潘同意了胡的要求，到苏州会见了李士群，潘到了苏州后，李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周佛海，并陪伴潘一起到了南京，会见了周佛海。

　　他们谈的主要内容，是商定双方在上海互不伤害，互不以暴力对付的问题。这次会见后，周、李与潘，又多次在上海的“七十六号”晤谈。他们晤谈时，杨淑慧也曾在场。1942年底，潘汉年告诉周佛海、李士群说，他将去苏北解放区，但不久还会回上海。临行前，周还在“七十六号”为潘饯行，李士群当时也在场。

　　与汪精卫有联姻之亲，又绝对效忠汪精卫、陈璧君的褚民谊，自然是汪派的核心人物。1932年汪任行政院长，褚任行政院秘书长，而这位办事糊涂，具有奴才、狗才性格的汪记行政院秘书长，却是正事不足，闲事有余。当时有些人开会，没有要人可请时，就请他去，他是逢请必到，到必讲演，讲后必打太极拳；后又发展到打太阳球，每次运动会中，都要表演。他的闲情还不止这些，他曾以较多的精力从事“国术”的研究，亲自改组“中华国术协会”，出资创办《大众健康》杂志，主张“国术”的科学化、民众化；提倡踢毽子、放风筝，他指斥那些轻视踢毽子、放风筝，而偏重于从国外传来的踢足球、游泳等活动的人，为“炎黄之胄，甘为臣仆，而不知耻”，是“大背礼教”的。春天一到，褚民谊率先垂范，西装马靴，手把绳子放风筝，轰动整个石头城。雨花台上，一时仕女如云，歌舞升平，风筝满天，遍布城南。

　　1934年，上海发行的画报上，载有这样一张漫画，褚民谊自己赶着一辆马车，乘客是轰动一时的“美人鱼”———游泳健将杨秀琼。漫画上还写着：“看哪一点不标准，褚兼任伪海军部部长的汪精卫穿上了海军服装。

　　秘书长有赏“几个字。这虽是一幅漫画，但事实确实如此。杨秀琼在当时的全运会上，短程游泳出尽了风头，褚特邀请她到南京来表演，并亲自赶马车到下关车站迎接她，任拉马之责，招摇过市，盛赞杨秀琼在体质上、技术上、姿态上真够得上是个标准美人。新闻登在当时全国各地的报纸上，轰动一时。汪精卫和曾仲鸣请杨秀琼吃饭，褚又拉马去迎送。以上足见褚民谊的德行了。

　　褚民谊随汪投敌后，在筹备成立汪伪政府时，曾向汪表示自己愿意出任行政院秘书长，说这样等于官复原职，对社会似乎也有好的影响。汪听后，觉得言之有理，同意了他的要求。但又感到褚历来办事糊涂，过去经常惹他生气，便让他的内侄陈春圃任副秘书长。陈春圃却不干，陈璧君问他为什么，陈春圃毫不掩饰地说：“要么就是我负责，我当秘书长，如果明知褚民谊糊涂，干不了的，却要我代糊涂人负责，究竟是他糊涂，还是我糊涂，我怕这笔账一千日也说不清楚。”陈璧君同意他的看法，经和汪商量，把秘书长一职给了陈春圃，让褚民谊任海军部部长。褚一听到这个消息，兴奋异常，他一直做文官，还没有尝过当军人的滋味，马上赶制了一套海军上将服装，对镜自照，得意非常。但殊不知，陈公博、周佛海二人极力反对，认为海军部虽无军舰，但也有几只小炮艇，过去蒋介石的海军部就是一直以此做走私工具的，而褚民谊为人颟顸，部下又良莠不齐，势必重蹈走私覆辙，而他还蒙在鼓里，代人受过，所以任何一个部都可以，惟独海军部万万不可给他。由于陈公博、周佛海的坚决反对，褚民谊高兴了半截，汪精卫自兼了海军部部长，而让褚民谊出任行政院副院长兼外交部长。官升了一级，也就心满意足了。周佛海则认为，让褚当外交部长“当然不甚适合，然较之海军，则比较不甚滑稽也”。

　　罗君强这位周佛海的同乡、政治上的忠诚伙伴和得力助手，曾两次脱离共产党，并以百倍的疯狂反对共产党。在汪伪政权中，是一个机巧权术、寡信善变之徒，为人贪暴、残忍、阴险、毒辣，又是一个淫棍。1927年他在武汉时，就结识一名交际花孔某，于是胁迫原配吉羽与他离婚。不久，就与这位交际花正式同居。为此事，他的朋友易礼容曾写信劝他说，这位脚上带金钏的女士实在是个危险人物，请他慎重。但罗对此十分反感，认为不应该干涉他的私事，因而置之不理。以后，更加放肆。1932年10月，逼得他的姨太太杨淑云吞服鸦片自杀，闹出了轰动国民党政府朝野的丑闻，被降级外放，去浙江海宁县当县长。但是，罗君强并没因此收敛，入酒馆，出茶楼，逛窑子，玩女人，弄得声名狼藉。这些被军统特务头子戴笠所闻，密报给蒋介石，蒋得知大怒，先是在讲演中不指名批评，“语气极为严厉”，接着又亲自下了一道手令：“罗君强生活浪漫，应予撤职查办。”国民党行政院据此召集会议，仅通过免职，而未“查办”，但他在蒋介石手下再也混不下去了。罗投靠汪精卫后，在周佛海提携下，顷刻间飞黄腾达，身价百倍，曾任伪边疆委员会委员长、伪财政部税警团团长、安徽省省长等职，成为汪伪政权中的重要人物。

　　在汪派汉奸中，陈璧君、陈公博、周佛海代表着三种政治势力，陈公博是改组派巨头、汪派正统；周佛海原是国民党侍从室系统的人，和汪合污后，逐渐形成了以湖南人为中心的“CC系”；陈璧君原为国民党中央监委，虽然没有担任公开要职，却在幕后操纵着政治实力，形成了汪派中的“公馆派”。这中间，公馆派与湖南派斗争最烈。陈公博是倾向于公馆派的。周佛海曾骂陈公博为“老牌汉奸卖国分子”，陈公博骂周佛海为“专干卖国勾当的无耻之徒”，他们相互争斗，虽然难分胜负，却彼此互相指出真实的身份。汪记群丑，永远被人民所唾弃。

　　蒋介石对汪派汉奸却没有忘记，他想方设法拉拢分化汪派人员。1940年，蒋介石通过戴笠做唐生明的工作，准备派唐生明参加汪伪政权。当唐生明对戴笠表示同意之后，戴笠立刻当着唐生明的面打电话和蒋介石侍从室联系，要他们给安排时间。一会儿就得到了答复，蒋介石决定在第二天上午九点钟召见唐生明。唐生明回忆到：翌日，我和戴笠准时前去上清寺蒋介石办公的地方。戴送我到门口，关照了几个侍卫，让我一个人进去。这时正遇到张群从里面走了出来，我很久不见他，便先和他招呼，握握手以后，连话都没有多讲，张只说：“委员长在等着见你，快进去！”蒋介石这次召见我，态度比过去任何一次都显得亲切和高兴，他一开口就夸奖了我一句“你很好！”接着问我来了几天，住在哪里，其实这些他早就知道的，我还是恭恭敬敬一一回答了他。他照例用鼻子哼了哼之后，便说：“戴笠报告我，你很好，很能干，我现在决定要你去上海。戴笠已告诉了你吗？这个任务只有你最适合。”这时，我思想上又有点动摇起来，怕完不成“任务”，没法交代，便说：“我去是不是相宜，请校长再多考虑一下。”他听了马上很严肃地说：“这个任务很重要，我已决定了派你去。你要听我的话，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你要听我的。你有什么问题，可以好好和戴笠去商量一下。”我一听到他这样命令式的口吻，便说：“我还想要和家兄商量一下，因为家父去世不久，家母是最疼爱我的，我也得问问她老人家。我的话刚完，他就抢着说：”我会和孟潇（我大哥的别号）兄说明，这没有问题。老伯母方面，我和夫人可以送一张照片，让她放心。“他这时一面问我母亲的情况，一面叫侍从人员给他准备一张他和宋美龄的照片。他的这一套做法，当时还使我感到很”光荣“，既不便再推辞，也不敢再推辞了。

　　抗战时期的蒋介石与宋美龄。

　　临走时，他又说：“这样很好，你以后需要钱用，缺什么东西，以及还有什么问题，都可以跟戴笠说，他会随时报告我的。”停了一下，他又重复地说，“戴笠说你很能干，这件事只有你去才能对付那班人，因为你都认识他们，详细情况你去同戴笠研究。今后一切责任归我负，你要绝对相信我，我是你的校长，你是我的学生。”

　　蒋介石通过戴笠交给唐生明的任务是：第一是运用过去关系，设法掩护在上海、南京活动的军统特务，不使再遭到破坏；已被捕的，要设法营救出来。

　　第二是相机转达蒋介石对投降敌人的大小汉奸的“宽大政策”和进行联络。在谈到这个问题时，戴笠曾着重说明，有些人投敌是出于不得已，有些是没有来得及同时撤退，有不少人还在彷徨。遇到这类的人，都应设法告诉他们：“领袖是很关怀他们的；这种德意，应当让他们都能知道。”

　　第三个是最重要的任务，要运用一切办法，尽力限制新四军的发展，随时予以打击。8月，唐生明到达上海，在潘三省的家宴上结识了李士群。第二天，李士群宴请唐生明。大约过了四五天，汪精卫已得到李的报告，知道唐生明已到了上海，便通知李，要李邀请唐生明夫妇去南京见他。唐生明听了虽然很高兴，表面上却故意装出很为难的样子，故意拖了一两天不愿动身，再次表明不想再从事政治活动，不打算去南京。经李一再催促，劝说：“做不做事是一回事，看看老朋友总是应该的。”唐生明这才勉强答应了。约在9月底前，李和他的老婆叶吉卿陪同唐生明夫妻去南京，住在他的家中。第二天，汪精卫便下了请帖请唐生明夫妇吃饭。在那天下午4点多钟，唐生明便由李士群夫妇提前陪同去见汪，因为早去好多谈谈。汪一见到唐生明，就很兴奋地说：“你来了很好！希望你们这些搞军事的黄埔同学多来一些，将来我们自己可以建立军队。”

　　在这次见面时，汪对唐生明也是和蒋介石一样摆起老师的架子，因他在黄埔军校当过党代表，但态度显得特别亲切随便。汪精卫知道唐生明过去不认识李士群，便当着李的面前谈起了过去和唐生明以及其大哥唐生智的关系。汪一向健谈，这次见面时谈话很多，他先向唐生明吹嘘了一大套他的那些“反共建国”的谬论，也谈到他去当汉奸的“理由”。

　　他说：“救国都是一样地救，只是各人的方法不同。对于沦陷区，人家（蒋介石）既不要，也不管了。但是这些地方都是中国的土地，有大量的中国人民，我们能够设法把它从日本人手中接收过来，为什么干不得呢？”唐生明初次听了这些十足的汉奸论调，的确还不很习惯，也没有话好回答，只能点点头。汪精卫看唐生明对他这番话没有回答，便问唐生明看过他在河内发出的艳电没有？他说：“这也就是一个救国的方法。”唐生明因过去没有看到过这一个电报，也没有准备，根本不了解是什么内容，便老老实实说明过去没有看到过。

　　受蒋介石之命打入汪伪政权的唐生明。

　　汪精卫对唐生明的回答并不满意，又追问唐生明说：“内地的旧朋友和一般老百姓对我的看法怎样？”唐生明为了应付他，只好说：“从我所接触到的朋友们口中了解到有些人是赞成你，不过也有些人是反对的。”汪精卫听了后，笑一定了笑说：“这是很自然的，目前一定会有些人不可能了解我们这种做法，甚至会反对我们。但是将来这些人一定会完全了解我们，举起双手赞成我们的。”唐生明听了还是一边笑一边点头，表示同意他的说法。到下午6点左右，褚民谊、林柏生、陈春圃等人和他们各自的老婆，共有二十多人参加了宴会。在宴会上，汪精卫高兴地饮了几杯白兰地之后，带着几分醉意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得到报告，听说你与戴笠的私交好得很。你这次来南京，是不是打算要来杀我？”汪一面说，一面站起身来，连着不停地用手拍着自己的胸膛，朝着唐生明走了过来。

　　汪这样一个动作，使唐生明感到非常突然。当时唐生明也有了几分醉意，便急不择言地回答说：“杀鸡焉用牛刀。

　　我不是不怕死的人，我一家大小都带来了，我怎么会干这种事。“这时，满座客人都感到有些紧张，唐生明的爱人更为唐捏了一把汗。坐在唐生明身边的叶蓬便用力拉唐的衣袖，因为唐没有考虑到不该把汪比做鸡，太看不起他。

　　正在弄得很别扭的时候，李士群在旁边马上为唐生明向汪解释，说他对唐生明的一切情况都很了解，唐既不是干那种事的人，也绝不会干那种事。唐生明当时也毫不掩饰地承认过去与戴笠的确是要好的朋友，常常和他在一起玩，但从来没有替他做过任何工作，哪还会去当特务。汪听了李士群和唐生明的这些话之后，态度也恢复了正常，不再是那种气愤愤的样子。他慢慢走拢来，笑着对唐生明说：“我当然不会相信那些话，所以我才提出来问你。因为我们的关系不同，我信得过你，你绝不会对我不利。”他稍停一下，还不待唐生明回答，就指着唐生明问了一声：“你说是不是这样？”

　　唐生明赶紧接着说：“是这样！是这样。”

　　这一场突然紧张的场面，在一阵笑声和干杯声中结束了。临走，汪精卫还是紧紧握着唐生明的手叫唐以后多去和他谈谈，他随时都会欢迎的。次日，陈璧君却不肯轻易放过唐生明，她派人把唐生明夫妇又接到家中，乘汪精卫不在家，她一个人仔仔细细盘问了唐生明一番。她所问的每句话都很结实，要是事前没有做好充分的准备，真不容易回答得上来。

　　她问唐生明怎样走出来的，为什么要走出来，走出之前到过哪些地方，见过些什么人，谈过些什么话？对汪精卫是怎样看法？她足足问了唐生明两个多小时。有些话问了唐生明还不算，还把唐的爱人叫去问，很想从中找出一些破绽。从那次后，唐生明对陈璧君特别提高了警惕。10月4日，伪中央政治委员会举行会议时，汪精卫以伪中政会主席身份，交议了大批新任命的人员名单，其中第十四项便是：“拟特任唐生明为军事委员会委员案。”决议：“通过，送国民政府任命。”

　　1942年，军统局上海区的组织被李士群的特工总部所破获，区长陈恭澍也被逮捕。李从军统上海区的一些秘密文电中，发现了一个电报稿，内容是向重庆建议，希望以后不要再在上海等地去暗杀个别的日军官兵，因为这种作法完全是得不偿失。李士群认为只有唐生明才有可能发那样的电报。陈恭澍的案子发生时，陈璧君和陈公博都向汪提出要严办唐生明，汪当时却没有肯定表示，只叫李先把唐生明送到南京再说。后来谁也没有料到，日军总司令部知道后把唐生明抢了过去，公开要唐生明和重庆联络，他们才不敢再提要办唐生明的话。第二天，唐生明去见汪的时候，心情完全不同了。

　　因为日本人这样重视唐生明，唐生明对汪也就不大在乎。汪也已知道了昨天的事，见唐生明时，现出一脸的尴尬相。唐生明懂得汪的心思，因为日本人还要设法找人和蒋介石去联系，这无形中说明对汪不够重视。汪当然不便在这方面对唐生明怎样，却对唐生明过去一直瞒住他，表示很不痛快，说唐生明太不够交情；唐生明见汪心情不佳，也没有多谈，便向他告辞。唐生明在南京拉拢了不少汉奸，如周佛海、叶蓬、任援道等人。

　　22视察清乡区的闹剧

　　1941年春，抗日战争已进行三年多的时间，日寇急于想从侵华战争的泥潭里拔出脚来，以从事新的军事冒险。在对华北实行残酷“扫荡”的同时，又决定对新四军活动最活跃的华中地区进行“清乡”。

　　汪精卫卖国残民，为虎作伥。在日本主子的吩咐下，成立了一个庞大的反共军事组织———“清乡委员会”。汪亲自兼任委员长，以陈公博、周佛海兼任副委员长，由特务头子李士群兼任秘书长并负实际责任，李的重要助手汪曼云兼副秘书长。准备在其统治区，分期分批实行“反共清乡”。为此调动大批伪军配合日寇设置封锁圈，挨户搜索，编定保甲，实行联保连坐，妄图消灭坚持敌后抗日的新四军和游击队，镇压抗日群众。

　　为配合清乡运动，当时所有敌伪报纸刊物都大肆宣传，说明清乡工作的重要性；并连篇累牍地发社论和汪精卫等的谈话。伪南京政府把这一工作列为最紧急和最重要的中心任务。

　　6月中旬，汪主持召开第一次清乡地区行政会议，并指出以京沪路沿线作为示范性的实验区，以苏州为中心，四面展开。这次汉奸们一改“议而不决，决而不行”的作法，7月，“清乡委员会”在苏州设立办事处，由李士群兼处长，唐生明任副处长。苏州实汪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兼海军部长汪精卫。从未掌过军权的他这回过足了瘾。

　　验区的范围，划定东自昆山沿京沪路至镇江，南边包括太湖沿湖各县，北到长江南岸包括常熟、江阴，共约二十个左右的县市。

　　办事处组织非常庞大，有三四百人。汪伪政府海军部将仅有的一条象征性兵舰“卫民号”也拨给办事处指挥，以加强水上巡逻力量。航空署仅有的三架教练机，汪精卫也指定可随时调为侦察之用。这就是当时伪政府宣布的陆海空配合行动的真相。

　　清乡办事处的真正指挥者是日本特务机关“梅机关”的晴气大佐。此人是李士群的后台，也是办事处的太上皇。

　　7月中旬，办事处成立，汪原准备亲自到苏州监督宣誓，但因准备赴日本朝见天皇，临时派老婆陈璧君为代表。办事处的所有职员都要宣誓效忠汪精卫和坚决实现“和平反共建国国策”，努力清乡工作。陈璧君在会议上大喊大叫地说：“大家要打响第一炮，才有本钱可以向日本方面提出第二步要求。”

　　9月中旬，去日本朝拜天皇的汪精卫回来了。他一听到日寇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亲自光临苏州清乡实验区视察，便紧步其后尘，立即决定也要来巡视，并电告李士群做好准备。自然，李士群又要大忙特忙一番，希望汪这次视察能比俊六更满意，并准备动员大批人来一次空前热烈的欢迎。

　　汪精卫与日军在南京的派遣军总司令俊六会谈，一脸十足的奴才相。

　　因汪精卫决定乘坐日本天皇送他的专机到苏州来，苏州机场就要重新整修。他要到达的那天早晨，机场通往城内的道路被封锁起来，禁止通行。沿途岗哨林立，如临大敌。汪的专机带着刺耳的呼啸降落在苏州机场，舱门打开，使大小汉奸饱开眼福的是，汪竟穿着大元帅戎装，佩着上将领章。这身打扮使汪这个党棍、政客看起来颇为滑稽。原来，汪为表示他的政府和军队都是国民党的正宗，在领章前端加上一个青天白日的国民党小党徽，和后面代表官阶的三角金星并列。伪南京政府的国旗除在青天白日满地红上面加上一面三角小黄旗，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六个字，以与重庆国民党有所区别外，其余都是一样的。到了1943年，三角小旗也取消了。据陈公博解释，取消这面六个字的小旗，不是意味着伪南京政府不反共，因为国民党本身就是反共的；同时，因伪南京政府已追随德、意、日轴心国家正式向英、美等国宣战，穿上军服的汪精卫一到该行军礼的时候就要闹笑话。

　　今后的任务不只是反共，而且要反英、美等国，所以不要那六个字了。从此，南京和重庆两方面的标志便完全一致了。更使大小汉奸哭笑不得的是，汪竟忘了他穿的是军装，本应行军礼，可是他却像往常戴礼帽一样，脱下帽子，手持着军帽一边向欢迎的人群摇晃着，一边走下飞机。这种不伦不类的礼节，使汉奸们面面相觑，非常尴尬。

　　汪精卫尽管是文人出身，后为投机政客，但他到南京建立伪政权后，却东施效颦，全要模仿蒋介石，不但把党政军大权一把抓，而且在称呼上也照搬蒋介石的。他不喜欢人们叫他“主席”，而爱听别人叫他“委员长”或“领袖”。伪军官兵们听人提到这些称呼时，也规定要“立正”以示敬意。

　　李士群很会讨汪精卫的喜欢，他得到汪要到苏州视察的消息以后，给汪安排了一次隆重的军事大检阅，让汪多过一点“委员长”的官瘾。这次受检阅的伪军，除第二军一部分装备较齐，受过正规训练外，其余是一些保安团队，一共凑了几千人。汪精卫到办事处稍事休息，一听到李士群报告给他安排了大规模的军事检阅，对汪来说，确实新鲜，立刻就要进行。检阅仪式开始后，汪好不威风，在得意之余，几乎当场又闹出一场大笑话。原来汪一向穿惯便衣，过去向人答礼时，总是用手把帽子摘下来，频频点头；这一天，他看到队伍经过检阅台向他敬礼的时候，站在台中央的这位大元帅，却慌手慌脚地把右手向上一抬，又准备去摘那顶镶着金边的军帽。他这一举动，可急坏了主持检阅的伪军官，怕他当场出洋相，给日本军官留下笑柄，更怕这些受检阅的伪军士兵笑出声来。幸好，当汪的手触到那硬邦邦的帽檐时，看到旁边的日军顾问等都是在行军礼，他才把手从帽顶边沿落到帽檐侧面，很不自然地停了下来，总算没有出丑。就是这样，香港等地一些报纸还是添油加醋地把汪精卫这次大检阅情况描绘成一个舞台上的小丑一样，弄得笑话百出。

　　这次随同汪到苏州视察的随员中，除日本顾问外，还有他的宣传部长林柏生、次长郭秀峰、外交部次长兼翻译周隆庠、航空署长陈昌祖、高级随从参谋黄自强，以及大批中、日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从他所带的这些随员中也可以看出，此行是为了对外进行宣传。

　　检阅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完毕后，李士群等请汪去休息。这时，汪却表现出了平日极少见到的兴高采烈的样子，马上又要集合全体官兵来讲话。汪精卫一向爱讲演，而且很有煽动性，这次没有讲稿，滔滔不绝讲了一个多小时，一开始便称赞嘉奖了“这个区短期内取得这样巨大成绩”和一再强调“这次清乡是以苏州区为实验反共场所，应当在全国发扬这种精神”等一类汉奸常话；又放大声音说：“请大家不要忘记，我们从事和平反共建国，都是赤手空拳而来。我们以前是一无所有，现在有了这种力量，这不是偶然的。这是由于大家有‘革命'的精神和信心，由信仰而产生了一股巨大的力量。同时，也是我们的尊敬的’友邦'和‘友军'给了我们以极大支援的结果。请我们大家千万不要忘记了这些，都是来之不易。”

　　最后，他大声疾呼，要所有的在场的中、日人员都要“爱中国，爱日本，爱东亚！”

　　当他声嘶力竭、汗流满面地结束这段讲话时，差一点又摘下大元帅的军帽来答谢。

　　那天晚上，他余兴未减地又听了汪曼云向他作做的长篇报告，又翻阅了许多报表，直折腾到深夜。

　　第二天，巡视从苏州循公路北行，到长江边的常熟，这是最不安静的一段地区。比俊六视察的地区要大得多，也麻烦得多。在汽车上，汪又发了一通空谈和谬论。接着，谈起了他的日本之行。汪这次赴日朝拜的目的，一是向主子谢恩，二是乞求主子更多的施舍。汪乘车抵东京车站时，日本近卫内阁成员倾巢而出到车站迎接。第二天，汪拜会日皇，献上一对古色古香的四曲汪精卫与德国、意大利使节在庆祝“还都”宴会上的情景。

　　屏风。日皇也赐给他一点小玩意儿，汪精卫如获至宝，称谢不迭。他向日本新闻记者无耻地透露自己摇尾乞怜的心迹说：“天皇陛下关怀敝国及东亚的前途、策励有加，尤感深念。”他几乎要说出“谢主隆恩”的话来。当时谈起，还感到沾沾自喜。

　　汪在视察时，每到一地，都先由汉奸们做过充分准备，强迫老百姓倾家而出，扶老携幼来欢迎他。所经之处，也要昼夜加以整修，但无论如何，也无法掩盖这些劫后土地上满目疮痍的痕迹。

　　从常熟到支塘等地，许多地方都鹄立着一群群面黄肌瘦、衣不蔽体的人民。他们有气无力地挥动着花束和小旗，用那零零落落叫喊声迎接这个他们所痛恨的卖国贼头子。

　　汪精卫和那些日本顾问及随从人员，对于那些欢迎他们的叫花子一样的队伍，感到极大兴趣。林柏生马上叫摄影记者把这些镜头拍成电影和照片。隔了两天，在敌伪的报纸上便把这些情景形容成为“万人容巷，夹道欢迎，欢呼领袖之声，响彻云霄”的空前盛况了。

　　汪精卫出巡苏州地区的闹剧，一连演了三天。汪却越演精神越足，毫无倦容，兴致勃勃。临走时还说：“希望大家继续努一把力，这是一切美好的开端，我们今后一切都寄托在这个上面。只有尽力加强我们的反共力量，才能有远大的前途。”

　　回南京后，汪便发表了一篇视察感想，更是大吹大擂一番。汪对苏州地区的清乡工作有着特殊的兴趣，以后又曾三次赴苏州地区巡视。

　　汪后来出巡嘉兴，更富有戏剧性。为了替汪布置一个“行辕”，找了一个测字会的乩坛，先搬走在野史上说他演过“扫秦”（秦桧）的济颠的偶像，把原来佛龛加以改装涂抹，改成汪精卫的寝室，又从苏州运去了几堂红木家具，从上海置办了丝织帘幕，还临时装起卫生设备，居然眉目全非，焕然一新了。可是左邻右舍都是些矮房子，不无“有损观瞻”，且也觉得不太安全。于是用竹篱笆把它围了起来，并且在篱笆上涂了一些标语，并胁令住在篱笆内的居民，在汪精卫来的时候，一概禁止出入。

　　当大小汉奸来欢迎他们的头子时，谁能进车站，谁不能进车站，这个权利落在日寇的嘉兴宪兵队长汤本手里。许多伪浙江省要员被排列在日本居民的“欢迎”队伍之后。这时，天降大雨，伪省府的厅处局长与委员们都身穿大礼服，又没有雨具，被雨淋得像落汤鸡，丑态百出。于是耐不住了，拥到车站门口，和汤本交涉。这时，站台上军乐大奏，汪精卫的专车已进站，这些人不顾汤本允许与否，也不顾日寇兵的拦阻，全体冲上了站台。

　　伪上海市长、大汉奸陈公博随汪精卫一起出巡，和汪一样身穿军服，挂中将领章，他是以上海市保安司令的身份，作为汪的随员。

　　汪下车后，便到“驻嘉办事处”听取报告，接着出席了在当地体育场召开的“民众欢迎大会”，这些居民都是被迫而来的。等汪一到，奏起军乐时，乘乱哄哄的时候，就溜了一半。汪看到这般情景，便无精打采地讲了几句话，草草了事，也算有过这么一回事。汪的嘉兴出巡是败兴而归。

　　汪伪政权中央监察委员的陈璧君，本来就是一个不甘寂寞的人，凡是能出风头的事就少不了她。她看到日本主子，汪精卫、陈公博、周佛海都先后视察清乡，汪伪政权的宣传机器又大肆鼓吹，她岂能落后，也几次到清乡区视察。

　　陈璧君首先视察了苏州，李士群不敢怠慢，除吃住认真安排外，又准备报告，安排会场。但她只是坐车沿着汪精卫的视察路线转一转，只是摆出架势让记者拍些照片，拿到报上发表，吃喝玩乐，政事一点不问。李士群又投其所好，送给她一批古玩，陈璧君心满意足地走了。

　　第一次出巡尝到了甜头，陈璧君又要去杭州视察。1943年4月初，汪精卫把清乡委员会副秘书长汪曼云找来，说：

　　“‘夫人'要到杭州去视察清乡，我想请你陪去。不过这次去杭州，不是以’夫人'的名义，而是以‘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的身份去的。”汪曼云一听，心里就明白了，立即说：“先生的意思我懂啦。”他马上给李士群去电报，要江苏省沪杭铁路沿线各县的欢迎标语上一律写成“陈委员”，不用“汪夫人”字样。陈璧君带着一大批随员，坐着由“清乡”委员会向华中铁道公司包的一节专车，由上海西站出发。一走进包厢，只见伪教育部次长樊仲云、考试院院长江亢虎也在车内，陈璧君心里非常不满，当着众人面，又不好发作将樊、江二人赶走，只是气呼呼地对汪曼云说：“到了杭州，你必须对新闻记者说明，江先生、樊先生不是和我们一起的。”

　　列车进入杭州车站，刚一停稳，月台上乐声大作，欢声雷动，陈璧君正想下车，又退了回来，原来江亢虎已走到陈璧君前面了。江比陈璧君地位高，这样出站，岂不是喧宾夺主，扫了陈璧君的威风吗？汪曼云赶紧上去拉住江亢虎，没话找话地和他谈起来。陈璧君这才派头十足地下了车。

　　面对欢迎的人群，陈璧君非常得意，谈笑风生，连陈的亲信也很难看到陈这样高兴的时候。接着，陈璧君在浙江省主席傅式的陪同下，来到戒备森严的西泛饭店。陈此行的主要目的是享享口福，在火车上她就向汪曼云提出：“这次我们到了杭州，你应该多介绍一点杭州风味给我们试试。”还说：“只要好吃，即使摊子也不妨。我也知道，怕脏是吃不到好东西的。”的确，杭州的名菜使她胃口大开，她一个人吃完一个红烧羊头，还要加不少冷菜和面食。陈璧君狼吞虎咽地吃完后，抹抹油嘴，为了摆摆样子，又去出席为她安排的“群众欢迎大会”，将自己炫耀了一番。

　　陈璧君又在几家有名饭店大吃一顿，又上街买了许多东西。临行时，李士群又为每人准备了一大网篮土特产。来时空荡荡的专车，已被各种物品塞得满满的。陈璧君的杭州视察，满载而归。

　　23汪毙命之谜

　　天气阴沉，满天浊云，长江奔腾着，大浪淘沙，滚滚向前。这是一个初春的下午，南京上空一架飞机盘旋着，徐徐降落在光华门外机场上。在机场上，汪伪政府的要员们哭丧着脸，默默地等候多时了。机舱打开，一群男女从飞机上抬下一具尸体，立即送往鸡鸣寺伪国民政府大礼堂，这具尸体就是汪精卫。

　　近半个世纪以来，就汪的死因，众说纷纭，莫衷一是，成为历史上一大悬案。在汪毙命之时，就广为流传是日寇所害，至今还有人相信这种说法。再一种说法，说汪不是死于日寇手里，而是在国内为蒋介石派军统特务暗杀的。第三种说法则认为汪病死于日本。汪毙命真相究竟如何？为什么至今各种说法还在流传？这一历史之谜应该揭开了。

　　本文现将1983年9月16日，香港《广角镜》第一、二、三期刊载的霍实子先生著的《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大揭露》一文中有关《汪精卫之死》节录如下：“1942年3月，汪精卫因于1935年11月被刺，枪弹藏于腹内，发炎时有阵痛，不得不飞往日本治疗。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汪急于回国，乘飞机回沪。当时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密电说：汪先生既已回国，只好请他静养三个月才好起床活动。”

　　当了汉奸的汪精卫国人皆曰可杀，因而其死因也显得扑朔迷离。

　　这份密电当即由我们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当时汪妻陈璧君不在沪，汪用中文密码发电报给陈璧君告汪已抵沪，陈也用中文密码复电，嘱汪千万不要宣布已经回国，必须改名换姓秘密住进上海虹桥医院，听候陈返沪护理商议。

　　上述这两份汪、陈的来往密电，均由技术研究室的密码专家李直峰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蒋介石即密谋派人买通虹桥医院的女护士，每于送给汪吃药时，就秘密掺入一点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延至10月，汪即死在虹桥医院，俟日寇选定陈公博继任伪国民政府主席后，始于11月为汪发出讣告，宣布汪在日本逝世，假装从日本移汪尸体到沪，然后才秘密把汪尸殓入棺材送到南京，葬于梅花山。

　　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辑出版的《抗战风云录》（下）刊有李直峰写的回忆录《抗日时期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工作》，有一段关于汪精卫的死因是这样记载的：“1943年11月据当时军统派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破译人员杨士伦亲口告诉我蒋介石知道后，即密令军统副局长戴笠秘密将汪处死，由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吃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延至同年十月汪死在虹桥医院。当时汪伪政府宣布汪死在日本，是故弄玄虚。”

　　上面两文虽都认为汪死于蒋派人暗害，但在汪死亡时间上相差一年。事实真相如何呢？汪到底死于何时？还得做一番考查。

　　《今井武夫回忆录》有这样一段记载：“当时大东亚战争的战局已对我方不利，但日本政府在1943年5月31日的御前会议上决定了大东亚政略指导大纲，10月30日新缔结了日华同盟条约……十一月五六日在东京召开了大东亚会议。参加这次会议的有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长汪精卫、满洲国国务总理大臣旺。威泰耶康、缅甸内阁总理大臣巴莫。推举日本的总理大臣东条英机为会议主席，另外，自由印度临时政府主席钱德拉。鲍斯也列席了会议。六日会议结束后，发表了联合宣言。”

　　本文再将美国约翰。亨特。博伊尔著的《中日战争时期的通敌内幕》有关史料节录如下：1943年11月，大东亚共荣圈集团内七个政权的领导人在东京开了两天会。……汪精卫参加了那次会议。巴莫这样写道：“他仪表堂堂，笑容可掬，对谁都点头致意。他很少讲话，而且用词十分审慎，声调则是柔和中听。从他举止显得拘束和讲话时声调拖得很长等迹象看来，人们很快就会察觉到中国要出现一场悲剧了。”另外，由日本教育图书株式会社出版的日文版《昭和日本史》太平洋战争［5］（后期），和田敏明写的《大东亚会议的内幕》上记载：昭和十八年（1943年）十一月五六日大东亚会议在日本东京召开，汪精卫出席了这次会议。此书第88页有汪与东条等六国首脑的照片，汪坐在东条的右侧。此书［3］日中战争部分，山口一郎著《汪兆铭与‘国民政府'》一章，在悲剧的结束一段中写道：“昭和十九年三月，汪因病住进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十一月十日病死。”

　　由上，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汪既不是死于1942年10月，也不是死于1943年11月，因为死人是不会去开会的，更谈不上照相了。

　　那么汪是否死于日寇之手呢？在当时，日寇根本没有害死汪的必要，尽管汪在中国人民的心目中，早已是一具政治僵尸，但日寇仍认为他是可利用的工具。1944年9月5日，日本为挽救败局，其最高战争指导会议决定的《实施对重庆政治工作方案》中，仍把蒋、汪合作，宁、渝合流作为实现“全面和平”的条件之一。再如周佛海获知汪精卫的病十之八九不能医治时，悲叹道：如果汪精卫死去，他与陈公博“当此难局，决难应付，以汪先生之历史及资望，尚不能打开局面，何况吾辈？”

　　据悉，现在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有当年留下的一块石头，上面刻有“昭和十九年三月三日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入院，于同年十一月十日逝世”的字样。昭和十九年就是公元1944年。那么汪究竟死于何地？死因是什么呢？

　　汪精卫毙命的最根本原因是1935年11月被刺，枪伤复发，到1943年8月间，汪背部创伤损及骨髓，致使其背部、胸部及两肋同时疼痛。入冬，病情加剧。11月初，日酋东条英机在东京举行所谓“大东亚会议”期间，汪精卫以给陈璧君检查是否患有胃癌为名，请求东条派名医到南京。据被派到南京的黑川利雄说：当他们为陈璧君检查完身体之后，汪即要求为他查一下身体。经检查，“原来子弹已经伤了骨头，但好像亦没有什么特别的障碍，我们认为还是不取去为好。”

　　由于疼痛日益加剧，汪等“即商诸日本军医，经日本陆军医院缜密诊治，更断定为背弹影响所致，遂决施手术”。所谈日本陆军医院系指南京陆军医院。12月19日晨，由日寇军医部长后藤亲自担任手术，就可以看出日方对此十分重视，仅二十分钟即将子弹取出。20日汪移住北极阁。除体温略高外，情况尚好，医生说，7日可封口拆线，10日后即可痊愈，但汪有糖尿病，恐需延长一些时间。

　　12月25日，医生为汪拆除刀口缝线，汪可以坐谈半小时，精神尚好。直到31日情况都较正常。但至次年1月1日，病情开始恶化，体温上升，自此即不能起床。2月下旬日寇总司令部电告东京，日本政府遂派黑川等前往南京。黑川等人到达后，“立即检查，发现原来日本军医部长把汪的背上弹头取出了，结果汪的两腿变得不好使了。”也许由于手术的不成功，加速了汪的死亡，但是如果把手术本身看成是日寇有意谋害汪，尚缺乏证据。而当时，日寇也没有害死汪精卫的必要，何况还要利用他。

　　黑川等为汪进行全面检查后，断定患“多发性骨髓肿”，认为病情严重，南京、上海都无法治疗，需送往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以便利用其设备。黑川等认为，此病无法医治，赴日也不过“尽人事”而已。为此，南京日寇派遣军总司令派汪伪政权最高军事顾问柴山兼四郎回日本进行布置。

　　当日方做出这个决定后，陈璧君即于2月26日晚电告上海的周佛海，务于28日返回南京。周佛海回到南京后，立即见了伪立法院长兼上海市长陈公博及梅思平等，商讨汪去日本后的伪军政事宜。29日上午，陈公博、周佛海召集伪参谋总长鲍文樾等人，在南京颐路34号号汪精卫公馆举行会议。会上，先由陈璧君说明汪精卫病况及决定送往日本医治的经过，接着，商讨了汪去日本后的军政分工负责问题。决定由陈公博代行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周佛海代行伪行政院长，但此决定及汪赴日医治之事不予发表，“以免人心动摇”。随即，陈公博等人到汪精卫病榻前，报告了上述决定，汪表示同意。

　　由于3月1日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脊椎病专家抵达南京，又为汪进行检查，因此汪赴日日期推迟一天。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气绝身亡。12日，其遗体运回南京。

　　3月3日上午，将汪抬上“海鹣”号飞机飞往名古屋。陈公博、周佛海、褚民谊等到机场送行。随汪去日本的除陈璧君及其子女外，还有翻译、伪外交部次长周隆庠及副官共十余人。汪住进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的第二天，即3月4日，由后藤再次施行手术，下肢体温和感觉有所恢复。在住院期间，不少汉奸要员和日方人员去医院探望过。6月间，汪的病情恶化，日本方面两次电促周佛海赴日，“以速为妙”。周佛海因病不能成行。

　　7月，日本内阁的更迭，又使周佛海赴日日期推迟。8月9日，周佛海才得以去日本，第二天去医院看望汪精卫，汪已是“病骨支离”。在此前后，褚民谊、郭秀峰、陈春圃等先后赴日探望过汪。

　　日方虽组成有著名专家参加的医疗小组，全力医治，但病情还是多次反复。到11月10日，病况突变，体温高至四十度以上，食欲全无，呼吸困难。延至下午4时，死于医院。

　　从以上叙述中，足以证明汪精卫是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并非死于上海虹桥医院；是死于至今仍无法治愈的骨髓肿症，而不是毙于军统特务之手。这也说明，汪之死与蒋介石毫无关系。

　　确实，汪精卫叛国投敌后，戴笠奉蒋之命多次派人对汪谋刺，但均未告成。当时，日伪对汪精卫警卫极严，汪每次外出，所经之处一律戒严，行人绝迹，由日宪兵及伪特等严密监护。汪住院的所有医护人员，均由日寇所派，收买护士之事，根本不可能。

　　残躯付劫灰1946年1月15日夜，寒风刺骨，万物寂静。南京黄埔路国民党陆军总部，警备森严，会议厅内烟雾缭绕，一个重要而机密的会议正在这里召开。参加会议的是国民党南京市军政要人，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亲自主持会议，南京市市长马超俊、陆军总部工兵指挥官马崇六、南京宪兵司令张镇和陆军参谋长肖毅肃及七十四军军长邱维达在座。

　　何应钦首先发言说：“请你们来商量一件事，希望绝对保守秘密，不得向任何方面泄漏。委员长不久就要还都，汪精卫这个大汉奸居然葬在梅花山，和孙总理的陵墓并列一起，太不成样子。如不把它迁掉，委座还都看见了，一定要生气。

　　同时也有碍各方面的视听。你们详细研究一下，怎样迁法，必须妥慎处理。“说完便退出会议厅。原来，蒋对汪早已恨之入骨，怎能容忍汪葬于中山陵之侧，夺取”孙中山继承人“的身份；同时，考虑到抗战胜利后全国人民对汉奸卖国贼的激愤，为应付舆论，蒋1月初就电会何应钦，立即秘密平毁汪坟。何应钦一出门，肖毅肃接着发表意见，重申了何的意思。他说：”总司令已接到重庆指示，这个问题关系到国内和国际的视听，限我们在十天以内处理好。“一番策划之后，决定由七十四军派工兵部队执行迁移任务；宪兵司令部在此期间派兵担任内外警戒，断绝行人交通，不许任何人接近；在迁移时，南京市政府派人协助。任务大体分配之后，马崇六向邱维达介绍了有关汪墓的情况。他说：”这个坟墓的工程，已侦察过，是钢筋混凝土的结构，坟墓不太大，但相当坚固。“接着问邱如何把它干掉，邱维达说：”这很简单，工兵有的是炸药，但要求绝对保密，否则不宜使用爆破；时间也得充裕些。“于是马崇六告诉邱：”总座的意思是时间愈快愈好，因为还要整理和建设别的东西。最好在一切充分准备好的条件下，乘一个夜间就把它处理好。“由于时间紧迫，当时决定使用爆破，再利用其他音响来掩盖，以防泄密。就这样一个毁墓焚尸的计划定下来了。会议深夜才结束。

　　从1月18日开始，中山陵与明孝陵之间，三步一岗，五步一哨，断绝行人，禁止游览，紫金山被宪兵戒备得水泄不通。这种阴云压城的恐怖态势，引起社会上的种种谣言，有的说又要查捕汉奸，有些在敌伪时期做过坏事的人，惊慌失措，有的向外逃跑，有的四处藏匿。爆破坟墓的任务，已具体下达给七十四军五十一师工兵营。据工兵技术侦察报告，大约要使用TNT烈性炸药一百五十公斤，才能将汪坟全部炸开。汪精卫死后，尸体是用一具不大的楠木棺材葬于此地的。

　　汪伪政府准备花一大笔民脂民膏的巨款来建一座规模相当大的陵墓。据一位工程师透露，陵墓图案是仿孙中山的陵墓设计的，造价预算伍千万伪币。坟墓刚把核心工程初步完工，日本帝国主义就投降了，施工也告停止。爆破时，马崇六、马超俊和邱维达亲临现场监督。工兵爆破作业分两个步骤：第一步，炸开了墓的外层混凝土部分；第二步，炸开了盛棺的内窖。随着一声轰隆的响声之后，内窖裂开，棺材露出，揭开棺盖，只见尸体上面覆盖着一面青天白日满地红的旗子，尸体身着伪政府文官礼服，系藏青色长袍马褂，头戴礼帽，腰佩大绶，真是生当大汉奸，死为卖国鬼；面部略显褐色而有些黑斑点。由于入棺时使用过“防腐剂”，整个尸体尚保持完整，没有腐烂。马崇六命令不必要的人员暂时退离墓地，由马超俊进行棺内检查，主要是寻找有什么葬物。检查结果，除在死者马褂口袋内发现一张长约三寸的白纸条以外，别无其他物品。这张纸上用毛笔写着四个字“魂兮归来”，下款署名陈璧君。看来，陈璧君还想以汉奸亡灵，支撑其摇摇欲坠的伪政权。之后，汪精卫的尸体及棺材被运到清凉山火葬场，全部焚化。一代人妖，化作一缕青烟，魂飞体灭了。

　　2月初的南京，已是春光明媚。这时，梅花山的景物已经改观。原来的汪坟上，建立起一座小亭，供游人憩息。山的南北两面，新开拓了两条小路，路旁各种花木丛生。周围环境修刷一新，与中山陵的秀丽壮观景色，遥相映对，风景如画。谁能想到，此地曾经是大汉奸汪精卫葬身之地呢？

　　但此曲奏毕还有余音，也是在2月中的一天，一位三十来岁的女人，说是刚从国外赶回来，自称是汪精卫的女儿。

　　先到南京市政府，要见马超俊，气势汹汹。马知道此人为何事而来，感到难以应付，拒不接见。这个女人又跑到黄埔路陆军总部，要求见何应钦，被卫兵拦住，不准进入。以后她每天来一次，见没有结果，耍起无赖，又哭又闹，破口大骂。

　　她指责何应钦不应该把她父亲的坟墓搞掉，说什么：“南京不能葬，就让我运回广东好了，难道又碍你们的事吗？”最后又搬出汪生前那一套臭名昭著的丑恶历史作为要挟的资本，真不知天下还有羞耻之事。后来，肖毅肃看到这样闹下去不好交待，于是叫一个参谋来，带上两个警卫，身佩盒子枪，先给这女人来一个下马威，让她立即离开，否则，以捣乱秩序和袒护汉奸罪论处。这样，才把她的气势压下去。她见来势不妙，只好溜之大吉。至此，这段尾声也就结束了。

　　24汪伪巨奸的末日

　　1945年8月，日本海空军太平洋战场一败涂地；苏联红军直入我国东北，横扫日本关东军；中国各抗日武装力量举行大规模反攻，给予日寇以致命的一击。8月15日，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无条件投降。

　　日本主子垮台了，南京汉奸傀儡戏也就到了停锣收场的时候。8月14日，日本驻南京大使谷正去找到陈公博，说日本已决定投降。大小汉奸得此消息，知道末日已到，大祸临头，吓得六神无主，乱作一团。陈公博急电上海的伪行政院长周佛海，并召集其他大汉奸来南京商讨后事。

　　16日下午，汪伪“中央政治会议”在南京召开，死到临头，仍争闹不休。周佛海先发制人，首先发言，主张发表一篇简短的宣言，宣布伪南京政府结束就行了，其余问题，会上一概不必谈。接着，他的死党梅思平拿出一份事先草拟好的“宣言”稿子，当场念了一下，没经讨论，即算通过。陈公博急得汗流满面，急切地说：“结束机构容易，但我们所涉及的人很多，如何善后，应该想个办法。”周佛海立即打断：“宣言通过就算了，还谈什么其他问题！”说罢，拂袖而去。汪伪政府的送葬会议，就这样在慌乱中散场。

　　当晚，伪南京政府宣布解散。树倒猢狲散，大小汉奸鸡飞狗跳，惶惶然各自寻找出路。他们得到的是什么样的下场呢？

　　汪伪政权的二老板陈公博的被捕经过，颇为曲折。1945年8月30日，正是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宣布无条件投降之后的第十五天，重庆《新民报》以“陈公博畏罪自杀”这一醒目标题，登载了一则短新闻：“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昨天自杀受伤，本日已因伤逝世。

　　看到这一消息，人们拍手称快，并不以为奇。因为这个屈膝投降、卖国求荣的大汉奸，罪恶累累。如今他的主子完蛋了，他也该毙命消魂了，因为社会不需要他的存在，人民不需要他的苟活。

　　但是，也有人对此存在疑问。像陈公博这样在侵略者面前丧失民族气节贪生怕死的民族败类，竟会自杀，从逻辑上讲也使人难以理解。

　　当时，国民党“军统”头子戴笠是这样向蒋介石提到此事：“现在外面有传说，说陈公博已经自杀。但事实上没那么简单，学生已经派人查访去了。”蒋介石沉思一会儿说：“陈公博自杀？”遂又道：“那才见鬼哩！一定是躲到哪里去了，说不定还有许多珍珠宝贝。给我去找！”

　　陈公博到底哪里去了呢？是丧生黄泉？还是匿藏在什么地方？军统特务又是如何搜寻他的下落的？结果怎样那是后话。回过头来，我们看看日本投降后第十天的下午发生在日本本州岛鸟取县西郊的米子军用机场的一幕。这个已遭战争破坏空无一人的机场，十分寂静，突然一架从西方飞来的破旧不堪的MC飞机降落在该机场。飞机停稳后，机门打开，出来的第一个人是侵华日军顾问小川大尉。随后下来的是七个中国人。小川截住一辆载货汽车把这七个人送到市区一家小旅馆中。第二天，日本外务省派来前汪伪政府经济顾问冈部长二及事务官山本和科长吉川等人，他们把这七个人用飞机接到了日本京都。他们不肯住预定的京都旅馆，移居到郊外较幽静的金阁寺。而且畏缩在寺里，不敢迈出一步。这一伙到底是何许人也？

　　这其中有南京伪政府宣传部长林柏生、伪实业部长陈君慧、伪南京政府行政院秘书周隆庠、经理总监何炳贤。为首的那个人就是谣传“畏罪自杀”的伪南京政府代主席陈公博，另外两人是陈公博的夫人李励庄、秘书兼姘头莫国康。众人皆知，这七个人就是伪政权的一群死党。

　　陈公博等为何要在日本投降之后，在“自杀”的烟幕下逃亡日本呢？

　　抗战前，陈曾任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国民党政府实业部部长等职，为国民党改组派的首领之一。抗战爆发后，他随汪投敌，当上了汪伪政府立法院院长。1944年12月20日，汪的棺材在南京梅花山下葬的前一天，陈公博正式就任国民政府“代理主席”，随之又兼任伪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宪政实施委员会委员长、新国民委员会委员长、国防最高会议主席、禁烟总监、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部长、国民党中央军校校长等职。陈几乎囊括了所有党、政、军的头号伪职。

　　陈是汪精卫的忠实信徒，死心塌地的降日贼。然而，到了日本投降前夕，陈也感到末日来临，又要改换门庭，寻条生路。他见周佛海与军统特务频送秋波，暗中来往，也紧步后尘，送函重庆，愿立功赎罪，听候驱使，表示将以三十六万大军警备南京、上海、杭州三角地区，完整交给蒋介石。

　　但事实打破了陈的梦想，蒋介石对陈以外的其他汉奸的一系列任命，使他备受冷遇。他决心再做努力，又密电蒋介石，将南京政府解散经过和善后意见、日军撤退步骤等报告蒋介石，并提出许多建议，但仍杳无音信，相反，周佛海、任援道、罗君强、等人则先后得到蒋、戴的任命，并委以重任。陈公博感到极度失望，感到大势已去。

　　就在陈一筹莫展之时，刚从藏江回到南京的侵华日军副参谋长今井武夫会见了陈，说重庆国民党代表即要来南京，劝他赶快离开，以免不便。他恐慌万状，涕泪交流，说话语无伦次。次日早晨，陈一行乘飞机仓皇出逃日本。

　　不久，全国人民掀起了要求严惩汉奸的怒潮。9月初，陈公博“自杀”的真相在国内已尽人皆知，要求日本政府尽快交出汉奸陈公博等人的呼声越来越高。9月9日，南京受降仪式结束时，中方代表何应钦即向日方代表冈村宁次提出引渡陈等回国的正式要求。9月18、19日再次向日方提出上述要求。在这种情况下日本被迫交出了陈公博一伙。10月3日陈等被押送回国，至此，陈公博一伙在日本渡过了战战兢兢的一个月零八天的时间，最终落入法网。1946年4月12日，被苏州高等法院判处死刑，6月3日被处决。

　　周佛海和陈公博，被称为汪精卫的左膀右臂，而且周一直掌握着汪伪政权的实权。随汪精卫投敌后，他出任伪南京政府财政部长、行政院长等职，并操纵汪伪特务组织。1944年11月汪精卫死后，尸骨未寒，汪伪巨奸之间争权夺势，闹得不可开交。周在伪政府代主席陈公博面前，以宁可不干行政院长和财政部长相威胁，非干上海市长不可。陈公博只好忍痛相让，这一肥缺落到了周的手里。汪死后，表面上由陈公博执政，但南京政府的真正实权却落到了周佛海手中，直到日本败降都是如此。

　　一位外国的中国问题评论家认为周佛海是个朝秦暮楚的家伙，老是安定不下来，他刚刚安定下来参加伪南京国民政府，马上又开始考虑他自己背叛重庆是否明智的问题。

　　原来周佛海作为“CC派”要员，又一直是蒋介石的亲信，和军统特务头子戴笠又是至友。随汪叛蒋后，他很快发现自己错误地估计了形势，所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后，便暗中恢复与重庆的联络，并设立了秘密电台。为重新献媚于蒋，他卖力地执行重庆的指示，为重庆方面保释、营救被捕人员，并将许多机密情况报送重庆当局。

　　蒋介石和戴笠则认为，周是汪伪政权汉奸中最有实力的人物，掌握汪伪财政、特务大权，又对各部伪军有重大影响。

　　控制了周，就基本上能控制汪伪政权，可以为其抢夺东南沦陷区的果实铺平道路。所以蒋、戴接受了周佛海的要求。蒋还亲自写信给周佛海，予以慰勉。其信的内容是：君有悔过思改之意，甚佳。但望君暂留敌营，戴罪立功。至于今后君之前途，将予以可靠安插，望无虑。

　　戴笠为紧紧拉住周佛海，也采取了许多办法。如1945年3月，周母在息烽病危，戴采取各种医疗措施予以治疗，并将病情随时通报周佛海。6月，周母病死，戴代表周为其母守灵、安葬，并将他跪在周母灵前的照片寄给周。此事使周感恩不尽，更加义无反顾地为重庆国民党政府效力。

　　以上也就是周为什么能够迅速得到重庆政府的宠信而摇身一一生经历复杂的周佛海。

　　变重新掌握权力的原因。可见，周佛海是众汉奸中尤为出色的一个，动手之早，手段之高，乃是其他汉奸所望尘莫及的。所以，在日本帝国主义宣布投降的前前后后，他成了汉奸中最为忙碌的一个。周曾亲自致电重庆，请示给予官衔，8月22日，国民党军事委员会侍从室奉蒋之命，任命周佛海为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总指挥，罗君强为副总指挥。令其指挥伪中央税警总团、上海市保安队的警察、第十二军所属三个师、以及浙江保安队等，负责维持上海及沪、杭一带的治安。

　　8月19日，周即以总指挥的身份发表了谈话，声称上海行动总司令部成立。他精神一振，准备大显身手。

　　对此，美国《纽约时报》记者尔曼。德丁于9月10日评论道：周佛海在使“傀儡军变成国民党”的过程中“起着特别重要的作用”。德丁还写道：由于得到国民党政府的怂恿，周佛海在上海地区负起了“维持治安”的职责，所用的军队据说还是一支相当强大而且装备精良的部队，而且现在仍然起着维持治安的作用。周佛海控制的伪军，打着蒋军“军事委员会上海行动总队”的旗号，在上海招摇撞骗、为非作歹。

　　戴笠到上海之后，几乎每天都与周佛海进行密谈，两人形影不离。在戴的指挥和导演下，周亦做到了“人尽其才”。

　　他们就地取材，因利乘便，利用参加过汪伪政权的人，对付不必再利用的汪政权的人，演出了一场“以汉奸肃奸”的闹剧。

　　农历八月十五中秋节，戴笠以赏月为名邀请周佛海、丁默等聚餐。席间戴安慰众汉奸说：“八年抗战，现已胜利，在座有不少人在抗战期间出任伪职，这当然有各种原因。从今天起，只要能立功赎罪，政府是宽大为怀，既往不咎的。”

　　一席话说得周佛海等汉奸们满面春风，忘乎所以，以为从此可以高枕无忧了。

　　9月底，戴笠下令逮捕汉奸，原汪伪政府的大小汉奸纷纷入网。而大汉奸周佛海等人自然因有“功勋”而受特殊对待。由戴亲自用飞机送到重庆，秘密保护起来。

　　对于这样的处置，民众非难之声嚣然而起。国际法学家周鲠生严厉谴责反动政府说：“国人皆曰可杀的汉奸周佛海为什么还不明正典刑以肃国纪！”在国内外舆论的压力下，国民党政府又把周召回南京。1946年10月，南京高等法院开始审判周，判处其死刑。不久，国民政府又发布特赦令，改死刑为无期徒刑。次年4月，周佛海在南京老虎桥监狱病死，结束了他罪恶累累的一生。

　　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汪死后一直居住广州。当日寇投降的消息传来时，这个汪伪政府的老板娘已是众叛亲离，连她的侄子都挟带着搜刮来的金银财宝，丢下这个老太婆不管，逃往香港去了。留下的一帮汉奸，都惊惶失措，惶惶不可终日。但这个顽固不化的汉奸婆却故作镇静地说：“不用慌！我们的目的是求和平，现在这个目的已经达到，我们的任务完成了。在这个时候，只有汉奸才用得着发慌，我们又不是汉奸，慌什么呢？”中国头号女汉奸居然能说出这样的话来！算得上汉奸群中的一个死硬分子。

　　日本投降后，陈璧君虽话说得强硬，心里也感到绝望。催促褚民谊，寻找出路。这时，军统局在粤负责人郑介民几次来访褚民谊，并出示蒋介石的电报，内称：切望能与汪夫人各带秘书一人，来渝交谈。此间（指广州至重庆）已备有专机，不日飞穗相接。此乃是郑介民诱捕陈、褚的一计。陈、褚二人以为蒋介石尽弃前嫌，格外开恩呢！不免一改忧虑、害怕的心情，喜出望外。8月23日，郑介民又来通知，说飞机已到广州，望立即动身。

　　但来的是由军统特务押车的十余辆汽车，并只允陈璧君一行人每两个人坐一辆车。陈璧君见此有异，但寻生路心切，上了汽车。汽车并没有驶向白云机场，而是开到珠江港口，岸边果然泊有一艘汽船，并有武装人员看护。郑介民待陈璧君等上船后说：“兄弟还有公务留穗区处，由何先生陪你们去重庆。”他说着指了指一位佩戴中校军衔的军官，随即跳上岸，钻进汽车去了。汽船拔锚离岸，刚开出一箭之地，何中校点头为礼：“汪夫人，褚先生，为确保旅途安全，汽船上不能带武器，如有，请马上交给我们代为保管。”“我们谁也没带武器。”陈璧君抢先回答。“抱歉得很，各位应接受例行检查。”何中校话毕，武装军统特工每三个对一个搜身。陈璧君气的脸都扭曲了，但想到今后，她极力克制自己，没有发作。“小不忍则乱大谋”嘛。搜查既毕，何中校从腋下的公文包里取出一份电报稿，以略带威严的口吻说：“蒋委员长现因公赴西安，四五日内不能回渝，陈璧君等一行来渝，殊多不便，应先在穗移送安全住所，以待后命。”

　　陈璧君这才知道中了圈套，异常愤怒，一路大吵大骂，吵吵闹闹中，汽船已至市桥，慢慢靠向一只小汽艇，何中校指指汽艇：“汪夫人，褚先生，请过去。”陈璧君扶着栏杆不动，大声说：“不去，除非用枪把我打死！”随船的军统特工一齐把枪口对准她，四面围住，她根本不当一回事，破口大骂：“你们是什么东西？敢这样对待我？老蒋也知道老娘我的脾气，老实告诉你们，他也不敢得罪我。”僵持了好一阵，褚民谊忖度硬顶下去绝无好处，从旁劝解道：“他们奉命行事，与他们吵毫无作用，假使重庆方面决意和我们过不去，我们也没有办法，夫人还是过去吧，免得何先生他们为难。再说，自己家里也不一定安全。”他说完，先自上了小汽艇。“你们这些畜生，欺侮我一个寡妇。”陈也感到再闹也无济于事，褚民谊的话也有些道理，便骂骂咧咧跟着褚民谊上船。

　　又开了一段路，汽艇靠岸，陈璧君及褚民谊等被领进了伪师长李辅群宅邸二楼。她与女佣合住一室，室内吃用之物一应俱全。何中校临走时冷冷地说：“不准下楼，只能在楼上自由活动。”至此，陈璧君知已成了笼中鸟，日坐愁城，但以看报、看书、下下棋来消磨难熬的时光。

　　在近二十天之后，陈等又被秘密解回广州，被囚禁在一个日军官原来的住所。此地条件恶劣，陈感到压抑沉闷，曾哀鸣道：“我有受死的勇气，但绝无坐牢的耐性。”但等待她的却只有牢房。

　　11月14日上午，一架军用飞机从广州白云机场升空，机上载着陈璧君及其长女汪文惺、次女汪文娣、外孙女何冰冰，褚民谊与伪广东省四个汉奸厅长同机赴南京。至南京机场后，这一群人被押上等候在这里的囚车，关押在原冯玉祥的住所———宁海路21号，这时的陈璧君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囚犯了。陈璧君之子汪孟晋、女婿何文杰也已被逮捕归案，关押在宁海路25号。母子见面，相对凄然。这天，送至监狱拘押的汉奸有数十人之多，按规定，应唱名检收。当看守唱“陈璧君”时，无人答应。“陈璧君！”看守加大嗓门，又喊了一声，同时瞪起眼睛，在犯人中扫视，看其神态，被喊之人要被斥骂一顿了。“陈璧君这个名字是你叫的吗？”陈璧君怒斥：“你不过是个雇用的最下等之人，被人看不起的小牢子，配这样称呼老娘？当年国父孙先生也不曾这样叫过我，你们的蒋委员长也不敢直呼老娘之名，胆大妄为透顶！”她边说，边逼向看守。看守被她一顿训斥，竟然不知所措，怔怔地望着她，一步一步往后退。说来也怪，狱卒们从此就不敢直呼其名了，而叫她“陈先生”。

　　1945年11月23日，国民政府颁布《处理汉奸案件条例》，12月6日，又公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依据《特种刑事案件诉讼条例》，由高等法院及其分院审理汉奸，并昭告，凡通谋敌国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陈璧君自感与蒋介石结怨甚深，难逃一死，昼夜惶恐不安。谁知数日以后，她忽然变得心情开朗，脸上有了笑容，食量也明显增加。原来她已抱定，即使遗臭万年，也要死得轰轰烈烈，忧惧而死，有辱声名，所以是得过且过，有几天就快活几天。

　　1946年2月，陈璧君、陈公博、褚民谊三个要犯被转移至苏州狮子桥监狱并开始对他们进行审判。4月16日，开庭审讯陈璧君。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首席推事石美瑜、推事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升座毕，传令带被告。

　　身穿蓝布旗袍、架着金丝边眼镜的陈璧君，由女法警及宪兵挟护，自人丛中挤出。她对受审早有思想准备，并准备在法庭上着力表演一番。读完起诉书后，由被告答辩。陈璧君早就横下一条心，对汪伪政权的卖国罪行矢口否认，她对抗战前及抗战初期蒋介石暗中勾结日寇各事了如指掌，手持事先写好的辩辞，滔滔不绝，把蒋介石的底牌通通翻了出来。陈璧君指手画脚，俨然一演说家：“若说汪先生卖国，重庆统治下的地区，由不得汪先生去卖，东北三省、华北、华东大片土地早已被日军占领，还不都是蒋委员长拱手让给日本人的？汪先生没有断送一寸土地，相反只有从敌人手里夺回权利。就拿广东来说，日军进攻时，省府高级长官闻风而逃，何曾尽过守土之责？这是蒋委员长的责任，还是汪先生的责任？”

　　经多次审讯，4月22日，江苏高等法院判决，审判长孙鸿霖从座位上站起来，手捧判决书读到：江苏高等法院刑事判决（三十五年度特字第410号）

　　公诉人：本院检察官。

　　被告：陈璧君，女，年56岁，广东新会县人，住广州法政路30号。公设辩护人：高浚。

　　被告因汉奸案件，经本院检察官起诉，本院判决如左：陈璧君通谋敌国，图谋反抗本国，处无期徒刑，褫夺公权终身。全部财产，除酌留家属必须生活费外，没收。

　　中华民国三十五年四月二十二日江苏高等法院刑事第一庭当宣读判决书之初，陈璧君脸呈恐惧之色，双手发抖。当听到“处无期徒刑”一句时，她长舒了一口气，脸上掠过一丝冷笑，鼻子里轻轻哼了一声。“被告如果不服，可以向最高法院上诉。”孙鸿霖目视陈璧君，“这是被告的权利。”“我对判决绝对不服，但也绝对不提出上诉。”陈璧君说。

　　1949年春，三大战役后，国民党军队丧失殆尽，人民解放军饮马长江北岸，随时准备打到南京去，国民党统治集团一片混乱，1949年2月，南京行政院议决，政府迁都广州，并对关押在狱中的汉奸做出一项特殊规定：凡判处有期徒刑的，一律开释；判处无期徒刑的，转移台湾。然而尚未来得及转移，4月23日，人民解放军攻占南京。苏州解放后，解放军接管了江苏第三监狱，陈璧君成了共产党的阶下囚，于7月间移解上海提篮桥监狱继续服刑。

　　新中国建立后，陈与其他罪犯不同，仍骄横傲慢，稍不如意，就大吵大闹。管教干部叫她以书面形式检讨汉奸罪行，她瞪起眼睛说：“我只有一部革命史，没有什么罪。”几天以后，竟然上交了洋洋数万言的“我的革命史”，吹嘘自己如何追随孙中山投身反清革命，如何潜赴北京刺杀清廷摄政王载沣，如何协助汪精卫发起“和平运动”……管教干部对其卖国有功的谬论严加批驳。她却说：“我是反蒋的，你们也是反蒋的，应该是同志，为什么和蒋介石一样对待我？”

　　尽管陈璧君对党和政府抱有敌意，管教人员依然对她耐心进行改造教育，当她生病时，本着人道主义的原则，及时给予治疗。1952年11月，陈璧君肛门出血不断，经医生检查是由痔瘘引起，便将她送到医院，切除了肛门瘘管。经半年精心诊治护理，终于病愈出院。经看守人员的严肃批评教育，长时间的思想改造，她开始对汉奸罪行有所认识。1955年7月，陈在交待材料上写道：“我少子来接见我，给了数本书，女监也每早九时送报纸给我。后来我便求得自己订一份《解放日报》。我很用心地从它学习理论和了解人民政府的措施。我便渐渐信服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下人民政府的正确理论和用心了。尤其是我借得《论人民民主专政》的一文，我读了八遍，不够，要还给人家，我便将它抄录下来。日日地看，看了一遍又一遍，我了解了。有一个姓龙的朋友送了现在这一大批书给我，我便明白了共产党为什么胜利，国民党为什么灭亡，是一个历史铁一般的规律。”“我初到此处监禁之时，自己一些都不认识自己的错误，非常不平，以为是政治上的成败。及后，我看了些书，渐渐认识马列主义及毛泽东思想，便心平气和，不但气平，而且羞愧，往往思想斗争，至深夜不能睡，加之接受监中教育之后，更加了然……”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诸病并发，又一次住进了上海市监狱医院。在离开监狱时，她一再说：“我自知病入膏肓，阳寿已尽，毋需再住院了。”6月，陈璧君因病医治无效，死于上海监狱医院。火化后，骨灰送往广州，由其在香港的子女派人到广州认领。

　　汪伪政权的要员褚民谊、梅思平、林柏生、梁鸿志等及华北政务委员会的王揖唐、殷汝耕、齐燮元等新老汉奸均被判处死刑。据金雄白估计，汪政权的军政头目中约有二千七百名被处决，另外有二千三百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汪精卫一伙得到了他们应得的下场，他们永远被钉在历史的耻辱柱上，遗臭万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