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天下为公：孙中山传》 ------------ 序 ------------ 有的人，不仅其生前活动为社会和历史的发展作出了巨大贡献，而且在其去世后，仍保有着持久、强大的影响，人们会从他的遗产中汲取教益，获得力量，继续推动社会和历史向前。孙中山就是这样一位人物。 十九世纪末叶，中国积弱积贫，孙中山最初喊出“振兴中华”的响亮口号。从那一时期起，无数中华儿女为之奋斗；在今后的若干世纪内，中华儿女也仍将继续为之奋斗。 孙中山思想的核心的部分是坚决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在他的领导下，中国历史实现了从“帝国”到“民国”的转变，古老的中华大地升起了“共和国”的大旗。此后的历史虽然反复多变，但是，将我国建成具有高度民主水平的现代国家始终是中华儿女不变的奋斗目标。 孙中山不仅期望国家富强，人民民主，而且期望民生幸福。孙中山高于他的同时代战友的地方就在于，他在领导人民进行一般的民主革命的同时，还创造性地提出“民生”问题，要求建立一个新社会，人民普遍享有“文明之福祉”，达到“家给人足，无一夫不获其所”的境界。 孙中山是一位与时俱进的思想家。从提出“驱逐鞑虏”，到提出“中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从提出“创立合众政府”，到提出国家政权应该“为一般平民所共有，非少数人所得而私”；从提出“平均地权”，到提出“耕者有其田”：处处体现出，孙中山能随着时代发展，不断更新、发展自己的思想。 孙中山又是一位大公无私的爱国者。他将自己的一生都献给了救国救民的伟大事业。民国初建，他将临时大总统的崇高地位让给袁世凯，固有“知人不明”之憾，但同时不也反映出他以天下为公，视个人权位如敝屣的博大胸怀吗？ 孙中山还是一位勇敢无畏、不屈不挠的革命家。最初他只是一个人，然而，却毅然、决然向清王朝这个庞然大物发起冲击。民国建立，是孙中山理想的成功，然而，失望与挫折接踵而来。孙中山一次又一次掀起革命斗争。在晚年，他更改组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合作，重视和扶助工农力量，为推翻北洋军阀、统一中国的北伐战争打下胜利的基础。 孙中山为中国人民的革命事业鞠躬尽瘁，是中国人民的伟大儿子。其经历、事迹、精神、思想都将永远是中国人民的珍贵财富。在中华民族最终完成国家统一、实现伟大复兴的历史征程中，我们必须充分发挥这一珍贵财富的作用。一切中华儿女都有了解孙中山、学习孙中山、继承孙中山事业的义务和责任。 孙中山逝世以后，已经出版过许多关于他的著述，但是，李菁女士的这部作品，注意吸收学术界的已有成果，简明扼要，文字清新，图文并茂，相信出版以后，当必为广大读者所喜见喜阅。 2006年11月12日 杨天石，中国社会科学院学术委员会委员、近代研究所研究员、研究生院教授，《百年潮》杂志主编。 ------------ 孙家的新生命 ------------ 1866年，已经222岁的大清王朝走过最荣耀、最辉煌的岁月，正蹒跚着迈进它的迟暮之年，这一年也是王朝传至它的第10位继承者——同治皇帝的第5个年头。年初，同治刚刚平定了太平天国康王汪海洋、偕王谭体元率领的太平军余部在粤东的反清斗争，勉强维持着王朝最后的威严。 1866年11月12日（农历十月初六），当一个崭新的小生命在中国南部一个普通的小村庄翠亨村诞生时，没有人会预料到，若干年后，他竟然成为中国最后一代王朝的掘墓人。 翠亨，是广东省香山县东部一个不足百户的小村子的名字，它有一个美丽的寓意：透明晶莹的碧玉。翠亨村在香山县东南，离澳门37公里，背山临海，村前有小溪流过，树木苍翠，风景优美。但是村里的土地多为沙质，居民主要以种植水稻及杂粮，产量甚低，因此村民大多外出谋生。 与中国南方很多的小村庄相似，翠亨也是一个保持着旧有习俗的小村庄，风气不甚开化。孙中山后来在海外革命，为了不被牵连，村里人不准孙家在村中造屋；而孙中山当上大总统后，附会者却说孙家因祸得福，占得好风水。 时至此时，孙氏家族在翠亨村已居住近100年了。1813年，孙中山的祖父孙敬贤生下长子孙达成，未及孙达成成年，家中田产已变卖干净，生活日渐困苦。为生计所迫，孙达成在16岁那年就到澳门去做鞋店学徒。3年辛苦的学徒生涯师满后，在澳门一家葡萄牙人开的鞋店作鞋匠，每月只有四元的薪水。这期间还学过裁缝，在澳门一共待了16年。 在那个普遍早婚的年代，孙达成直到33岁才返回故里，与邻乡杨家18岁的女儿结婚。除了孙达成外，孙敬贤还有两个儿子孙学成、孙观成，他们都因生活贫苦而各自丢下妻子到海外谋生。孙学成1864年不幸在上海附近的洋面上遇难；孙观成1867年则死于加利福尼亚的淘金矿区。孙达成夫妇于是后来又承担起照料两个弟媳的责任，因此生活依然拮据。 孙中山之子孙科后来回忆自己的祖父母时说，孙达成面长颧高，眉毛浓长，双目炯炯，平素总是穿着粗布衣裳，留着长辫子，很有长者风度。他时常吸着草烟，坐在家门前那棵大榕树下，或一个人静静坐着，或向来聚堆聊天的邻里好友讲一些有趣的历史掌故和在澳门的见闻。夫人杨氏温雅端庄，眉清目秀，缠着一双小脚，为人善良宽厚。杨太夫人卒于1910年7月19日（农历六月十三日），那一年正是辛亥革命的前夜，运筹革命大业的孙中山没有更多时间回香港参加安葬母亲，此后很多年，孙中山每提及此事，都流露出深深的不安。 孙达成与父亲孙敬贤有一点上十分相似：迷信风水。孙中山的姐姐孙妙茜回忆，孙达成终年养着一个来自嘉应州的风水先生。各祖先坟地，都是孙达成亲自挑选的。由于父子两代都醉心于风水，屡屡修建坟墓，花费很大，更加重了当时的家庭困境。 孙达成夫妇婚后第八年，即1854年生下长子，取名为眉，谱名德彰，字寿屏；1857年生长女金星，3岁夭折；1860年生次子德祐，5岁夭折；1863年生次女妙茜。 当第3个儿子在1866年降到人世时，按照族谱，孙达成夫妇为其取名“德明”，幼名帝象——据说是孙中山出生后其祖母请算卦先生算命，算卦先生说孙中山是“天子命”，于是孙家人为其取名“帝象”；稍长大后又取名“文”（为从事秘密活动，孙文曾化名中山樵、高野长雄、陈文、陈载之、中山二郎、吴仲、高达生、杜嘉诺、艾斯高野等。孙中山的名字在辛亥革命后逐渐被叫响，而日本仍习惯称其为“孙文”，海外则称孙逸仙Sun Yat-sen。公文、函电多自署孙文）；5年后，孙达成夫妇又迎来他们最后一个孩子——女儿秋绮。加上祖母黄氏，孙家一共7口人，使本来就不富裕的家庭更加艰难。 由于家境贫困，孙眉在家乡只读了4年书，先是在离家里10里之外的一个地方给人做长工，16岁那年，孙眉又跟随舅父杨文纳及程名桂一起去檀香山。临行前的路费，还是由二叔孙学成之妻程氏，将租给孙达成耕种的田地，押出其中两亩多筹来的。 孙眉到达檀香山后，与同乡郑强一同在华侨菜园做工，每月工资15元，他每月省吃俭用，还寄回10元给家里。11个月后，孙眉又转到夏威夷人设立的牧场做工。 令人惊讶的是，经过多年的打拼，孙眉最终竟然有了“茂宜王”（King of Maui）之称。茂宜岛是夏威夷的第三大岛，孙眉在茂宜岛的牧场从山上一直延伸到海边。一个普通农民，孑然一身来到夏威夷，不太有可能在很短时间买得起这么多土地，孙眉在檀香山的“经济奇迹”显得有些神秘。这也引起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的好奇，她在《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里提到：“我在夏威夷二十多年，了解这里的历史，根据当时的法律，外来人，尤其是没有资本的普通人，如果不和当地的‘公主’结婚，则不可能有这么多的土地。所以我猜测伯祖父（孙眉）一定在茂宜岛时，曾娶过当地的土著人为妻。” 带着这个假设，孙穗芳1985、1986和1991年5次去茂宜岛查访，结果证实了她的推测。“我不但找到了当年买伯祖父的土地的那户人家的后代，而且也证实伯祖父的确在茂宜岛有一位夫人。”孙穗芳找到了那户人家的后代叫Willam Tavares,当时已是位72岁老人，以前做过中学校长，现在是当地报纸的记者，是买主的孙子。在孙眉去夏威夷的100多年后，孙穗芳从实地探访中发现，孙眉与当地人生的孩子叫Charles Awai，他的后代还一直生活在茂宜岛上。 ------------ 翠亨村的“石头仔”与“洪秀全” ------------ 像所有贫苦家孩子一样，孙中山很小就开始承担家庭的部分劳作，6岁时跟随姐姐妙茜上山砍柴草、去塘边捞水草喂猪。年龄再大一些，又下田插秧、除草、打禾、放牛，有时还跟随外祖父驾船出海捕鱼取蚝。每年，孙中山要替人牧牛几个月，换回牛主用牛给孙家犁翻二亩地的工价。 孙中山生前很少谈及童年，但宋庆龄曾经生动地描写过他那时的生活状况：“孙中山很穷，到15岁才有鞋穿。他住在多山的地区。在那里，小孩子赤足行路是件很苦的事。在他和他的兄弟没有成年以前，他的家住在一间茅屋里，几乎仅仅不致挨饿。他幼年……没有米饭吃，因为米饭太贵了。他主要的食物是白薯。” 这种环境，使孙中山对劳动人民的痛苦，有着深刻的了解和同情，从而对他后来革命思想的形成和发展有着十分重要的影响。日后他曾说：“幼时的境遇刺激我，……我如果没出生在贫农家庭，我或许不会关心这个重大问题（注：指民生主义）”，“当我达到独自能够思考的时候，在我脑海中首先发生疑问，就是我自己的境遇问题，亦即我是否将一辈子在此种境遇不可，以及怎样才能脱离这种境遇的问题”。孙中山一直认为，中国农民的生活不该长此这样困苦下去。中国的儿童应该有鞋穿，有米饭吃。由个人经历推演到对一个民族命运的思考，正是革命家应有的胸怀。 幼时的孙中山活泼好动。放风筝、踢毽子、跳田鸡、劈甘蔗等都是小孙中山喜欢玩的游戏。淘气的他还常常爬上参天高的大树取鸟蛋，用石头投掷小鸟，乡亲见他倔犟好动，给他起了一个绰号叫“石头仔”。 邻居有一个专营豆腐业者，被乡亲称为“豆腐秀”，他的两个儿子都比孙中山大，常常欺负小孙中山。有一次，孙中山忍无可忍，一直把那两个孩子撵到豆腐店里不说，还拿石头把人家的豆腐锅砸破。自知理亏的“豆腐秀”只是责备了自己的儿子，孙中山的母亲杨太夫人觉得“豆腐秀”生活艰苦，自愿赔偿损失。“豆腐秀”感激不尽，此后他的两个儿子再也不欺负别人了。 1875年，同治皇帝病故，醇亲王之子爱新觉罗·载湉继位，改年号光绪，东、西太后再度垂帘听政。这一年，9岁的孙中山进入村里的乡塾读书。每次从私塾放学回家，小孙中山一定帮助家里做农活。他还喜欢泅水，“入水如蛙，村中儿童，皆不能及”。 村塾设于翠亨村冯氏宗祠，老师姓王。那时王先生给孩子们教授《三字经》、《千字文》、《古文评注》、《幼学故事琼林》以及“四书”、“五经”等。王先生教书严格，对读书勤奋、成绩突出的孙中山也格外喜欢。 有一天，正在村塾读书的孙中山看到一伙海盗光天化日之下入村抢劫一个从美国归来的华侨的住宅。全村人和师生们都四散逃跑，只有孙中山没有跑，一直站在那里冷静地看着这场野蛮的抢劫。被抢的华侨看着被洗劫一空的房子，绝望地哭诉：“我完了，许多年来我冒了生命危险远渡重洋，辛苦积攒的钱，现在全被强盗抢走了。如果我留在洋人的地方，那里还有政府和法律的保护，何至如此？回到自己的家园，反倒没有保护了……” 这位老华侨绝望的声音，在小孙中山心中激起了巨大的波澜。他陷入了沉思：“为什么中国没有洋人那样的法律？为什么这个华侨冒了生命危险挣到诚实的金钱，洋人允许他带回来的，在中国竟得不到法律保护？”这也许是孙中山意欲推翻腐败的封建王朝、建立共和国家最初的思想动力吧。 那时，翠亨村有一个参加过太平军的老农民叫冯爽观，早晚在孙家住屋前的榕树下乘凉，常常对孩子讲太平天国反清的革命故事。孙中山每每听得出神，对洪秀全很是敬慕，有一次情不自禁地说：“洪秀全灭了满清就好了！”这位老兵见孙中山特别爱听这些故事，就对他说：“你长大后也当洪秀全吧！”他还让孩子们称孙中山为“洪秀全”，孙中山也以“洪秀全第二”自诩。在和小朋友玩打仗游戏时，孙中山就扮演“洪秀全”，有的当“太平军”，有的当“清兵”，玩到傍晚时还不回家，于是家长们都猜测自己的孩子是不是跟“洪秀全”打仗玩了？可见，当时村里的大人们都知道小孙中山“洪秀全第二”的“大名”了。 缠足是中国延续了千百年的陋习，女子从七八岁开始缠起，脚趾骨被勒断，不让脚发育。妹妹孙秋绮自然也免不了这个痛苦。看到妹妹因缠足而一夜一夜辗转反侧，痛苦地呻吟着，孙中山看不下去，他对母亲说：妹妹实在太痛苦了，请不要再缠她的脚吧！他又抗议说，中国女子把两足毁伤实在是毫无道理。虽然他的抗争并没有替妹妹改变被缠足的命运，但妹妹孙秋绮生前每每回忆此事，都对哥哥充满了感激。 ------------ 中山舰（图） ------------ 中山舰 ------------ 中山陵祭堂大厅（图） ------------ 中山陵祭堂大厅 ------------ 中山陵墓室孙中山卧像（图） ------------ 中山陵墓室孙中山卧像 ------------ 南京中山陵（图） ------------ 南京中山陵 ------------ 宋庆龄、孙科为孙中山守灵（图） ------------ 宋庆龄（中）、孙科（左一）为孙中山守灵 ------------ 孙中山与陈粹芬（图） ------------ 孙中山与陈粹芬 ------------ 初出国门 ------------ 孙中山12岁那年，闯荡檀香山数年的哥哥孙眉回到家乡。这次孙眉回乡，一是应父母之命回乡与同乡姑娘谭氏结婚，二是准备招一批乡亲们前往檀香山。 经过几年的打拼，孙眉经营的农牧业因成效显著而受到夏威夷政府的青睐。那时，夏威夷糖业生产发展迅速，急需大批劳力，因而在1878年6月回国前，孙眉得了夏威夷政府的特许状：“多招华人来檀香山大兴垦务。”此时的孙眉不但身带巨资，而且阅历经验都很丰富，洞悉西方科学文明的优点，与在老家务农的孙眉已判若两人，大有衣锦还乡之感，这在翠亨村及附近引起不小轰动。孙眉随即在家乡附近设立了移民事务所，与人合股接管一艘航海巨船，作为移民之用。 这一次孙中山也恳请父母同意让他跟兄长一起去国外闯荡，但遭到父亲坚决反对。在孙达成看来，已有两个弟弟死在那里，自己的长子虽然暂时风风光光地回来，但也是为生活所迫、拿着生命冒险，不能让小儿子再离开家。所以，孙中山只好失望地看着哥哥孙眉带着招来的100多人离去了。 第二年，孙眉的同事雇到一条约2000吨的英国铁壳汽船“格兰诺克”号，到澳门载运中国侨民。孙中山再次向父母提出要求，想搭乘此船去檀香山；经再三恳求，父亲终于同意。这年5月2号，孙中山跟着母亲，先乘帆船到澳门，再由澳门搭乘英轮赴檀香山，从此踏上他一生事业的起点。 13岁的孙中山远离家乡，首次奔赴异国。20多天的航程中，他常常独自伫立在甲板上，久久凝视着浩瀚无边的大海，第一次走出故土，外部世界的刺激，对孙中山后来从事政治活动也产生很大影响。1896年11月，他给别人的一封信里还提及此行对自己的影响： 13岁随往夏威仁岛（注：当时译名），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 三周的海上航行后，孙中山与母亲终于到达了檀香山，孙眉在码头上迎接他们，此时的孙中山还穿着长衫，头上盘着辫子，戴着红顶绸布瓜皮帽，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刚从蒙昧的中国一个被山谷包围的小村中走出来的少年。 这时的夏威夷还是一个君主制国家，叫夏威夷王国（Hawaiian Kingdom）。1894年7月4日，夏威夷共和国（The Republic of Hawaii）成立，欧瓦胡岛上的火奴鲁鲁为其首府。 对孙中山来说，檀香山的一切都充满了新鲜而奇异的色彩。虽然那时的火奴鲁鲁区域比现在小得多，并处于早期开发的原始状态，但依然建筑整齐、街道清洁，人们的生活井然有序。刚到这里的孙中山对邮局印象很深：邮政局是一座有游廊和栏杆的西式建筑，有人告诉他，只要在信封上写上收信人的名字和地址，再贴上一张邮票，投进信箱里，这封信就可以跟着船被送到中国去，而不必要等到好长时间，直到找到回中国的侨民才能带回去，这可以说是孙中山对现代文明的初次体验。 然而，最打动的少年孙中山的，是这里良好的社会秩序和法治，以及当地人对法律和制度的尊重，孙中山感慨地说：当地人生活状况是好的，为什么呢？因为那里有法律，正是翠亨村遭海盗劫掠者所说的中国所没有的法律。 孙中山与母亲被安置在爱槐镇的一所住宅中，过了不久，思家心切的杨夫人返回了故土，孙中山被安排在哥哥店中帮忙，孙眉也希望比他小12岁的弟弟能继承他海外的事业，协理店务。学习记账、珠算和当地楷奈楷人的方言。但过了一段时间后，孙中山对呆板的买卖生涯毫无兴趣，向哥哥提出上学的想法。 孙眉是个极开明的人，虽然只在家乡读了四年私塾，仅粗通文义，但他对教育却很重视，两年前还曾资助过一位同乡少年进教会学校就读，对弟弟的请求欣然应允。 ------------ 接受西式教育的孙中山 ------------ 到达檀香山不久，孙中山进入火奴鲁鲁意奥拉尼学校（Iolani School）读书，入校时的名字还是“孙帝象”。意奥拉尼是夏威夷历史上最早的一所学校，是夏威夷群岛的国王卡米哈米哈四世（Kamihamiha）1862年提议下成立的。“意奥拉尼”在夏威夷语是“天空飞鸟”之意，寓意着国王希望学校能培养出出类拔萃的人才。 意奥拉尼学校仅仅在一年前才开始招收侨居檀香山的中国儿童入学，教师几乎全为英国人，学校收费也高于其他学校，每年学杂费要花上150美元，在当时是一笔很大的数目，孙中山在这所学校读了3年，连同生活费用自然是笔不小的开支，但爱弟心切的孙眉不吝资助。 孙中山入学时，课已开过了两个星期，他完全不懂英文，老师先是让他坐在教室里看了10天，孙中山慢慢体会到英文的拼写方法，进步很快，很快就可以读英文课本和用英文写作文了；他对数学也很感兴趣，也由此开始逐步接触西方的自然科学、政治、经济、法律、社会和圣经等科目。 孙中山在课余时间爱好历史，还进修中文。但十几岁的孙中山，却常常因脑后拖着的那条长辫而成了当地同学取乐的话题。有一次，几个同学使劲拽住他的长辫，一边乐一边喊“牛尾巴”、“马尾巴”，孙中山不甘受辱，不顾自己比他们年龄小，凭借从小就下田劳动练就的结实体格，扑上去和三四个混血土著人打了起来，结果这几个人竟不是他的对手。即便如此，孙中山自己也对长辫深恶痛绝，有一次放学回家，他拿起剪刀要剪掉辫子，结果被孙眉拦下。大哥训斥说：“蓄发是我们祖宗传下来的，你剪掉如何对得起列祖列宗？”孙中山反问：“外国人不蓄辫子，不是也很文明吗？”因为大哥的阻挠，他没有坚持到底。 后来一位同学又向他提及此事时，孙中山回答说：这种愚蠢的风俗是满州人加于我们的耻辱，必须等全体的中国人决心把它去掉，或者至少要有一个大多数，使全世界都知道才行；并且这发辫不过是中国所受许多耻辱中的一种，我们应该立即把许多耻辱全体去掉的。这个回答，倒有点像成熟的政治思想家的风范。 新鲜的学科，灵活的教法，严明的校纪，所有这些都深刻地印在来自一个制度陈腐、风气循旧的东方古国少年的脑海之中，使孙中山逐渐萌生了要变革祖国的念头。 1882年9月，孙中山因考了英文文法第二名而在毕业典礼上由夏威夷王卡米哈米哈亲自发给一本中国书籍作为奖品，这也是华侨的一个光荣。 ------------ 与孙眉的冲突 ------------ 在意奥拉尼学校毕业后，孙中山本打算继续求学，但孙眉在茂宜岛开垦土地，事业很有发展，急需弟弟做帮手，于是孙中山只好回到大哥的店铺帮忙。几个月后，他又按捺不住继续求学的心思，经孙眉同意，他再次去了火奴鲁鲁，进入美国人办的欧瓦胡学院（Oahu College, Honolulu）的大学预科班，这是当时夏威夷的最高学府，规模较大，学生近千人，校制为美式。 孙中山原想在该院毕业后赴美留学作专门研究，但1883年7月，与长兄孙眉的一次冲突，使他在异乡的学业不得不画上一个句号。 在从属于英国圣公会的意奥拉尼学校读书时，孙中山已在长期的潜移默化中被基督教影响，平日除了功课外，他都很虔诚地参加各种宗教的聚会和课程，星期日则要到附近的教堂做礼拜。那里的韦礼士主教及其夫人，也对17岁的孙中山关照有加，圣经的课程，都是韦主教亲自授课。 越来越受基督教感染的孙中山经常研究教义，与别人讨论教理时也滔滔不绝，学校的华人同学多已成为基督教徒，孙中山也想接受洗礼入教，但遭到长兄孙眉的强烈反对。在他看来，中国人不应受基督教影响，为此，孙眉甚至因此而后悔把孙中送到这所学校，经常责骂弟弟。 这段时间又发生了一件小事，让孙眉更加下定决心。孙眉经营的农牧场的职工生了病，经常到场内佛堂去祈祷。有一天，孙中山将孙眉挂在厅堂内的关帝画像扯下来，对职工们说，关云长只不过是三国时代的一个人物，死后怎能降福于人间，替人们消灾治病呢？生了病应该请医生治才是。孙眉对此很恼火，加之有一个姓杨的牧场管账人经常在孙眉面前说孙中山“无君无父，扰乱场规，煽惑工人”，并以辞职相要挟。 孙眉的本意是将弟弟培养成经商方面的人才，但此时孙中山的种种言行让他觉得与自己的初衷相反；另一方面，他又怕家乡的父亲责怪他没有管好弟弟，他怒气未消，暗地里通报父亲，要把弟弟送回家，严加管教。 对于孙中山的宗教信仰，老革命家冯自由在他的《革命逸史》中有深刻的分析：“国父之信教，完全出于基督救世之宗旨。”“然其所信奉之教义，为进步的及革新的，与世俗之墨守旧章，思想陈腐者，迥然不同。”冯自由提到，他在日本及美洲与孙中山相处多年，见他除了借助基督教堂演讲革命外，很少进礼拜堂。冯自由也听过中西教士与孙中山讨论宗教问题，孙中山则旁征博引，经常列举新旧宗教历史及经典，分析得鞭辟入里，“殊非常人所矣”。 实际上，孙中山的确是借助基督教“平等”、“博爱”的精神，作为反封建的思想武器，把教堂当成了宣传反封建的讲坛；而孙中山后来建立的革命组织，也是受到基督教会的组织方式的启发，而他初期的革命活动，也曾获得基督教徒无私的帮助。 在檀香山，孙眉其实扮演了孙中山监护人的角色。所以虽然对中途辍学沮丧万分，但孙中山也不得不服从长兄安排。1883年7月，尚未满17周岁的孙中山就这样心有不甘地结束了自己第一次海外学生生涯，自檀香山启程回家乡，但这时候的他，再也不是几年前初出家门、以怯生生的目光好奇地打量着周围世界的那个乡村孩童了。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檀香山接受的4年多的西方教育，已经在这个17岁少年的心灵深处，埋下了日后为民族前途而斗争的萌芽。 孙中山在夏威夷的同窗钟工宇在1932年向《纽约太阳报》记者戴维斯介绍了这样的情况：“我们在课外常用方言交谈，……他告诉我，他想知道，何以英美政府和人民相处得这样好？……有一天晚上，他问我：为什么满清皇帝自命天子，而我们是天子脚下的蚂蚁？这样对吗？我当时无法作答。”可以看出，虽然那时候的孙中山也并没有能力从深层次对自己所困惑的问题给一个解答，但毫无疑问，他已敏感地意识到导致我们这个民族积弱积贫的一些弊端。 从13岁到17岁，也正是一个少年价值观与世界观形成的最关键时期。1914年5月7日，孙中山在广州岭南学堂做题为《非学问无以建议》的讲演时，在提到这段经历时，这样描述：“忆吾幼年，从学私塾，仅识之无。不数年，得至檀香山，就傅西校，见其教法之善，远胜吾乡。故每于课暇，辄与周围同学诸人，相谈衷曲，而改良祖国，拯救同类之愿，于是乎生。当时所怀，一若必使我国人人皆免苦难，皆享福乐而后快。”这段经历，使孙中山从一个旧时的中国少年开始向以“天下命”的新人转变。 ------------ 翠亨村的“反叛者” ------------ 在回乡途中的第一天，孙中山便遭遇了一件令他倍感痛心的事情。 孙中山先是从檀香山到香港，然后再改乘一中国沙船回到香山县金星港。当船进入中国海域后，船主特别提醒乘客，对上船来盘查收税的清政府官吏千万要毕恭毕敬，耐心等候，免得招惹麻烦。 果然，船一靠岸，就上来了一批税吏，为了减少麻烦，乘客们纷纷将一些礼品送给他们，这些人走后，大家以为检查完了，都松了一口气，赶紧收拾行李准备登陆。岂料，没多久又来了第二批、第三批检查官，各自打着收厘金和查鸦片的旗号，大家不敢有丝毫怠慢，一次又一次打开行李任其检查。直到来了第四批以查火油为名来勒索的官吏，孙中山再也忍无可忍，质问对方，并准备到港口时向官厅控诉。恼怒的官员遂将沙船扣留下来，直到第二天早上船主向官吏们行了贿才被放行。 “中国在这些腐败万恶的官吏掌握中，你们还坐视不救吗？”在船中，愤慨的孙中山对同行乘客开始了宣讲，列举了贪官污吏欺压百姓的种种恶行，宣传中国政治必须改造的道理，“一个好的政府应该给予人们平等的权利和自由”，孙中山后来的人生中曾作过无数次讲演，算起来，这或许应该是他的第一次政治演讲吧。 回到阔别几年的家乡，但乡村中依然是一成不变的旧习俗及乡人的愚昧、迷信，还有腐败而凶残的地方官吏。孙中山对乡亲们说：“他们拿了你们的钱，你们没有受着出钱的益处。一个政府应该替人民管理种种事情，正像家长应该注意到家中每一个人一样。你们既然出了税，他们应该每年做一些事情，如像建造学校、桥梁、马路等，但是他们只知道收税，一件事都没有做！你们出的钱哪里去了？到皇帝那里去了！” 这时候，孙中山已经是一个在资产阶级教育下成长起来的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他所抱的理想，纯粹是西方资产阶级早年反抗封建主义束缚时的那种理想。他已不同于洪秀全等那一批农民革命的英雄们；也不同于康有为等那一批希望走改良主义道路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这正显示他是一种新兴的社会力量的代表者。但是，孙中山当时直接提出的，还只是一种资产阶级的地方自治的思想，这种思想在封建社会里自然是有着叛逆性的，可是并没有鲜明的革命性，这也说明：这种新兴的社会力量当时在政治上还是远不成熟的。 有一天，孙中山拿着一个铜钱问乡亲：“中国的元首是谁？”乡亲们不假思索地回答：“皇帝！”孙中山说：“可是，这皇帝是中国人吗？你们瞧这铜钱上的字，不是中国字，是满洲字，统治中国的，不是中国人，是满洲人！”这种新鲜的思想对那时的小乡村和那时的乡民来说无疑显得有些格格不入，这个时期的孙中山，已开始反思中国落后的根源，而因认识所限，他只是把“反清”作为反封建统治的具体目标。 孙中山努力把他在异域感受并学习到的先进思想和制度，在自己身边的环境中实施。这位从西洋回来的见识颇多、又热心于改造乡政的年轻人，很快赢得了老人们的信任和喜爱。当时翠亨村的主事者，每月有一次会议，出席者都是村中长老。孙中山这个少年也被邀出席，成了村中的“长老”。 与父亲及祖父沉溺于迷信不同，孙中山自始至终对此持强烈反对态度。他对那些敬者说：木偶无知，信奉无益。没多久，就因此惹了一场祸端。 有一天，孙中山和好友陆皓东等一些伙伴，一起进了村里的北帝庙，见到神像被粉刷一新，有人提出要向神像跪拜，可是孙中山却走近神像，把“玄天上帝”的中指折断了：“你们看，我把北帝的手指折断了，可它仍然在笑，这样的神道，岂能保护我们乡民？”陆皓东又用小刀刮掉了一个女神脸上的一块油彩。 这些“大逆不道”之举立即在村里引起轩然大波，村民们都认为这些年轻人亵渎了菩萨，翠亨村马上就要被神惩罚。乡绅们找到孙、陆两家，兴师问罪。为了平息村民们的激愤，孙达成只好应允拿出十两银子修复神像，又命孙中山暂时离乡去香港，以免再惹是非，而陆皓东去了上海读书。后来孙中山在谈及此事时，认为当时自己血气方刚，虽目的在于激人省悟，但这种做法也的确欠妥。 ------------ 香港与檀香山之间 ------------ 1883年11月，孙中山进入香港基督教圣公会的拔萃书院（Diocesan Home）读书，继续研读英文。课余时，他跟随道济会堂长区凤墀补习国文。区凤墀能文善辩，曾在德国柏林大学教授汉语。 区凤墀还给孙中山介绍了一位美国牧师喜嘉理（Rev Hagar），当年年底，孙中山和上海转来香港的好友陆皓东在这位牧师主持下，在香港必列者士街纲纪慎会堂正式接受洗礼，入教时孙中山在受洗登记册上署名为“孙日新”，来自《大学》：“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而区凤墀则为孙中山取了“逸仙”这个号，寓意“自由神”，在孙中山伦敦蒙难后，“孙逸仙”这个名字传遍了世界。 1884年4月，孙中山以“孙帝象”之名转学香港中央书院（The Central School）就读。中央书院建于1862年，是香港第一所由英国当局所办的官立中学，也是一所新式英语学校，校长、教员均来自英国著名大学，思想开放。孙中山在学校认真学习各类课程和攻读中外文书籍，也加深了对西方科学、社会以及政治制度的认识，尤其是对英国国会的发展、王权与人民的斗争的经过，西方共和国的组织、法国大革命的故事以及19世纪欧洲的革命等都有深刻了解。勤学好问的孙中山被同学取了个“通天晓”的绰号。 一个月后的1884年5月26日（农历四月十三日），18岁的孙中山回翠亨村与同县另一个村卢耀显之女卢慕贞结婚。卢耀显少年读书，壮年后经商为业。卢慕贞生于1867年7月30日，比孙中山小一岁，卒于1952年9月7日，享年86岁。 这场婚礼让孙中山在家里住了三个月，之后又回香港读书。 此时，得到家书的孙眉，得知弟弟在家乡“亵渎神灵”以及在香港接受洗礼的情况，非常生气。孙眉给家里去了封信，佯称在檀香山的生意亏损，如今要扩充经营，要弟弟赴檀协助。11月，孙中山奉长兄之命，第二次赴檀香山。 在孙中山第一次回家乡时，孙眉特地将在檀香山财产的一部分给了弟弟，以此增添家族声望。兄弟两人这一次在茂宜岛的姑哈禄埠牧场见面后，深感“痛心疾首”的哥哥孙眉批评弟弟“任性妄为，贻家庭羞”。 1885年前后，也是孙眉去檀香山的第六年，他到达了创业的顶峰，不仅拥有1000多亩的牧场，还有数千头马、猪、牛，上万只鸡，全由雇工照顾。 像绝大多数中国传统家庭一样，孙中山的父母以及长兄孙眉都希望孙中山这位孙家的二儿子，走一条循规蹈矩，在大众看来“安分守己”的路。孙眉比弟弟大12岁，又很早就出洋闯荡，因此在“管教”弟弟的问题上，他感觉自己应该有更多的责任。深觉弟弟玷污孙家名誉的孙眉，要索回之前赠予的财产以示惩罚。出乎大哥意料之外，孙中山毫不迟疑地将那份财产归还给孙眉，并随同大哥到律师办事处办妥了退还手续，“财产不足以动我心”。 兄弟俩的矛盾一度继续激化。孙眉罚弟弟去锯木，还把他打了一顿；而少年气盛的孙中山也不示弱，跑到孙眉的书房里，把挂在墙上的关帝神像取下扔进厕所。虽然被哥哥留在店里帮做生意，但孙中山在侨民中继续谈论改变中国政治的话题，而学做生意也非他的本意，店里伙计也因孙中山被孙眉责打而看不起他。孙中山无法忍受这一切，几个月后，孙中山提出回香港继续上学，但孙眉拒绝给旅费。兄弟两人又吵了起来，孙中山一气之下，跑到火奴鲁鲁，原来的美籍教师芙兰蒂文资助其300美金作为回国旅费。 1885年4月，孙中山结束了在檀香山5个月的第二次生活，搭乘轮船回国，这一来一去，成为孙中山一生革命事业的关键，放大来说，也是影响中国近代史的一个里程碑——经过曲曲折折，孙中山终于清楚，实现自己对民族改良期望的最佳途径，是回到中国，改造中国，从事革命。临行前赠送《华盛顿传记》和《林肯演说集》两本书给孙中山的那位美国老师应该没有想到，若干年后，这位倔犟的学生在中国历史上，也成了与华盛顿、林肯一样伟大而影响深远的政治人物。 闻讯赶到火奴鲁鲁的孙眉挽留未果。待弟弟走后，孙眉又深悔自己对幼弟督责过严，为求补偿，他先后寄了巨款给父亲孙达成，留作孙中山继续求学的学费。 1885年8月，19岁的孙中山回到香港中央书院复学。 两个月前，中法两国在天津签订了《中法会定安南条约》（即中法新约），标志着持续两年的中法战争结束，越南从此完全沦为法国的殖民地。此前，清朝70岁老将冯子材镇守广西边境、赢得镇南关大捷；而法军溃败，并导致内阁倒台，但清朝仍然主动议和，这让孙中山痛心不已，开始坚定了他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决心。如果说早期的孙中山只有朦胧的反清意识，中法之战则让他的革命目标更加清晰而明确。 孙中山曾想学习军事或法律，作为从事改造中国所凭借的一种职业，但愿望未能实现。他最后决定学医。经由在檀香山结识的牧师喜嘉理介绍，1886年秋，20岁的孙中山进入广州博济医院的附设医科学校，即南华医学堂学医。这所医院创办于1835年，是亚洲最早的西医院，1855年开始招生习医。 “先生年少聪明过人，记忆力极强，无事不言不笑，有事则议论滔滔。九流三教，皆可共语；竹床瓦枕，安然就寝；珍馐藜藿，甘之如饴。”这是那时候的孙中山留给同学的印象，看得出，在很多方面，他已显出卓然超群的特质。 孙中山的宿舍里放了一套自己买的《二十四史》全集，有同学嘲笑他，这套书只是供摆设而已，孙中山起初也并未申辩什么。直到有一天，同学何允文随意拿出一本书问其某一内容，孙中山对答如流，连试数册，均如此，同学们大为叹服。 当时，学校的妇科只许外国男学生临床实习，而中国男学生被拒绝在外。孙中山径直找到校长嘉约翰建言：“学生毕业后行医救人，遇有产科病症也要诊治。为了使学生获得医学技术，将来能对病者负责，应当改变这种不合理的规定。” 这项建议很快被校方采纳。原来学校是男女合班上课，但男女生分开坐，中间挂着幔帐相隔，也是在孙中山的建议下，学校撤除了这道幔帐。 ------------ “反清四大寇” ------------ 这段时间，孙中山结认了两个志同道合的朋友，其中一位叫郑士良。郑士良少有大志，习武术，曾在德国教会办的礼贤学校就读，也信奉基督教，毕业后进入博济医院学习，他是接受孙中山救国思想宣传的第一个人。孙中山对他评价颇高，称其“为人豪侠尚义，广交游，所结纳皆江湖之士，同学中无有类之者”。 尤列是孙中山在这个时期结交的另一个革命知己。尤列是广东顺德人，幼年受业于同乡名儒陆南朗。陆南朗是一个民族意识很强的人，每次谈及宋、明亡国痛史时，总是热泪盈眶，悲伤不已。尤列游历过许多地方，对清政府的昏庸腐败痛恨不已，反清意志更加坚定。尤列到博济医院访友时结识孙中山，两人一见如故，尤列日后成为孙中山领导革命的重要帮助者之一。 1887年9月，孙中山转入香港西医书院（The College of Medicine for Chinese, Hong Kong）。香港西医书院是曾留学英国的何启博士为纪念亡妻而创办，学院移植英国医科大学五年学制，第二任教务长康德黎博士很器重孙中山，后来孙中山在伦敦蒙难时，也正是得到这位康德黎博士的全力救助，这是后话之一；西医书院有四个名誉赞助人，其中一位是李鸿章，李鸿章当年还曾在信中称赞这个学校：“将使知识由黑暗转为光明。”这也是孙中山后来上书李鸿章的原因，此为后话之二。 1888年3月24日，孙达成病逝，孙眉已于数月前父亲病重时，回老家侍奉。至此，兄弟两人言归于好。孙眉对弟弟依然爱护备至，凡其所需学费，都毫不犹豫地供给，使孙中山全神贯注于学业而无后顾之忧。 孙中山先后接受中西教育达20年之久，尤其他在青少年时代所受的西式教育，对他的一生都产生极为深远的影响，而孙中山无论在檀香山、香港及广州漫长而艰辛的求学历程中，一切费用开支，几乎都是长兄孙眉负担。从这一点讲，孙眉，这位站在孙中山身后的人，功莫大焉。后来的事实证明，多年来，长兄孙眉一直是孙中山最坚定的支持力量。孙眉先后共拿出了70万美元支援革命，最终几乎倾家荡产，而辛亥革命后不到两年，他就去世了。 在香港学医期间，因政治环境比广州宽松，孙中山与陈少白、尤列、杨鹤龄等大谈反清言论，被人称为“四大寇”。但当时他们所从事的还只是“谈论”革命，而并没有实际地从事革命。 西医书院五年半的读书生活是孙中山生活较为稳定的时期。当时是达尔文去世五年后，进化论在欧洲产生了广泛的影响。这些崭新的思想无疑也使远在另一个世界的孙中山深受影响，他经常读《进化论》或《法国革命史》至深夜。1892年7月23日，孙中山在香港西医书院毕业。西医书院成绩簿显示，从创办到1913年并入香港大学停止招生为止，在统考的12门科目中，获得10门以上荣誉成绩的只有两位，孙中山即是其中之一，而综合成绩最优异的只有孙中山一人。 少年时期在夏威夷的经历，让孙中山萌发了一个最朴素的想法：让自己民族的同胞也过着和平、安乐的生活，而在香港的5年读书生涯，则使他对一些问题有了进一步的思想。但客观而言，那个时期的孙中山，对于目前中国的忧虑以及未来中国的前途，都只是朦胧甚至肤浅的想法。他仅仅主张推翻清政府，但诸如用什么方式推翻，以及要建立什么样的汉族政权等，尚未形成清晰的想法，而只是具有反满思想，期望恢复汉族政权。 “可知我之革命思想，完全得之香港也。”孙中山这样概括，这也是他在大学毕业之后，决定抛弃其“医人”生涯而从事“医国”事业的根本原因。 ------------ 行医澳穗 ------------ 孙中山在香港西医学院毕业后，教务长康德黎原本推荐自己喜欢的这位得意门生，到李鸿章1881年在天津开办的西医学院任教，但因两广总督府办事手续烦琐而作罢。孙中山当时对未来职业的一个想法是开药房，但康德黎听说后，特地把孙中山找去，很诚恳地劝说： 你不应该做这种事情，不能用你的名字去开药房，因为你是我们学校第一届毕业、又是最优秀的学生。在英国，医生的地位很高，按照英国的习惯，药房如同做买卖，是有失体面的。 受到恩师劝阻，孙中山只好改变初衷。1892年9月，应澳门镜湖中医院约请，孙中山去那里挂牌行医。镜湖医院是华侨办的中医医院，孙中山建议他们兼用西医，引进先进技术，实行中西医结合，这个意见被院方采纳，这也是我国创建中西医结合的开始。 从世俗的角度看，此时的孙中山过着充裕而自得其乐的小家庭生活。妻子卢慕贞，这时也带着1岁多的孙科从香山迁来澳门一起生活。为了开展医药事业，孙中山两次向镜湖中医院借了3168两白银，12月18日，孙中山在澳门大街仁慈堂附近开设中西药局，自己单独行医。 孙中山医术精明，尤其擅长外科和治疗肺病，服务态度认真，待人亲切。那时慕名前来求诊的病人非常多，遇上大的手术，康德黎老师还亲自从香港来澳门指导。有一次，孙中山为一位病人切除了一个鸡蛋大的结石，这在当时已是难度很大的手术了。 但孙中山在澳门的行医遇到了阻力。1893年春，在托葡籍友人向澳门当局申领行医牌照而被拒绝后，孙中山被迫移居广州，开设了东西药局。孙中山的名声在广州又很快传开，来求医的人很多，甚至还有人称他为“活菩萨”。 “很奇怪，不满两三个月，声名鹊起，几乎没有一个人不耳闻其名，极端钦佩的。”陈少白回忆那时的孙中山，而孙中山本人在日后也提及“我此前卖药行医每年所得亦不止万余元”。但孙中山并不仅仅志在做一个“好医生”。在澳门的中西医局，就是一个时常有人来聚谈时政的场所。到了广东之后，借着医生职务，“出入衙署，一无阻碍”，他也结交了各种各样的人，为日后从事革命运动打下广泛的基础。 随着革命的舆论宣传有了相当的进展，孙中山认为革命组织实施革命的行动的时机已经成熟，他向革命挚友陆皓东、尤列、陈少白等人提出成立革命机关，并定名为“兴汉会”，它的纲领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这时距广州起义已不到两年。 ------------ 上书李鸿章遇挫 ------------ 1894年初的某一天，在香港的陈少白突然接到药房的信，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接到信后，陈少白赶忙来到广州，去替孙中山维持店务。 16天后，孙中山才露面。原来，孙中山在农历春节前就回到翠亨村老家闭门拒客，埋头十多天，写出了《上李鸿章书》。 孙中山上书李鸿章，并不是一时冲动之举，而是经过长期酝酿的结果。孙中山为什么会产生给李鸿章上书的想法？仔细分析起来，有多重原因。 1888年，康有为以一介书生，第一次上书光绪皇帝，请求改良政治以挽救世变，上书虽然受到保守官僚的阻挠而未能送到光绪皇帝手中，但是上书皇帝却吸引着很多关心国家命运的官员和士子，康有为名噪京师，这一形势，对孙中山上书李鸿章有一定的心理推动。 在清末腐朽官场中，任直隶总督、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正是清末最为位高权重者。身为洋务派首领的李鸿章相对来说比较开明，他打着了解西方、办理洋务、致力于中国富强的招牌，也使不少人将希望寄托在他身上。孙中山的老师康德黎甚至将李鸿章形容为“中国的俾斯麦”。孙中山自然认为他是推行改革方案的最合适人选。 前文已经提过，李鸿章是孙中山曾就读的香港西医书院的赞助人。当年孙中山毕业时，香港总督罗便臣曾托人找到李鸿章，期望能将孙中山安排在天津西医学院工作，而李鸿章当时也答复罗总督：可来京候缺，每人暂给月俸50元，并且也表示要授予孙中山和另一位优秀毕业生“钦命五品军牌”，这使孙中山在心理产生了对李鸿章一定的亲近感。李鸿章是革新派的代表，又是西医书院的名誉赞助人，与这所学校的毕业生之间，于是有了一重名义上的庇护与被庇护关系。 孙中山从少年时代起就存在反满复汉思想，他常把清王朝看成是异族人的朝廷，因而主张恢复汉族人的朝廷。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希望能在汉族高官中寻找改革推动者，而李鸿章就成了再合适不过的人选。 著名历史学家金冲及认为，当时的孙中山还处于一种矛盾心态：一方面竭力鼓吹革命，也开始准备着手从事革命工作；但另一方面，思想上还有一些摇摆，还想尝试一下，通过清朝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这条道路是不是还有可能行得通？这正是孙中山上书李鸿章的心理背景。 在给李鸿章的信中，孙中山首先申明自己的不凡抱负和知识背景，“……幼尝游学外洋，于泰西之语言文字，政治礼俗，与夫天算地舆之学，格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而尤留心于其富国强兵之道，化民成俗之规。”接着，他提出并详细解释了四条“富强之大经，治国之大本”，即“人能尽其才，地能尽其利，物能尽其用，货能畅其流”。然后，他再一次表明自己的志向，“……于圣贤六经之旨，国家治乱之源，生民根本之计，则无时不往复于胸中；于今之所谓西学者概已有所涉猎，而所谓专门之学亦已穷求其一矣。”孙中山在信上说，如果清政府采纳这些主张，“以中国之人民材力，而能步武泰西，参行新法，其时不过20年，必能驾欧洲之上”。 对于这次上书之举，孙中山可谓全力以赴，也寄予了很大希望。为了达于李鸿章之手，他动用了所能用上的全部关系网络。孙中山在行医过程中，认识和熟悉不少地方官员。孙中山先找到已退休的澳门海防同知魏恒，魏恒非常赏识孙中山的学识和医道，欣然致书给自己的朋友盛宙怀——著名实业家盛宣怀的堂弟。 1894年3月，由陆皓东陪同，孙中山离开广东到达上海，持魏恒书函至上海，先如愿见到了盛宙怀，又找到《盛世危言》的编者、著名改良派人物郑观应。郑观应长期在盛宣怀手下办洋务，与盛宣怀关系非同一般，他又写信向盛宣怀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隆重推荐了自己这位“少年英俊”的小同乡。 在上海停留期间，孙中山在郑观应家里见到了中国近代史上另一位著名人物王韬。时任上海格致书院院长的王韬与孙中山一见如故，他不仅亲自帮助修改了孙中山的那篇长文章，而且提议说，自己有个朋友叫罗丰禄，是李鸿章的幕僚，可以通过罗见到李鸿章。陈少白形容，“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 6月下旬，孙中山与陆皓东由上海抵达天津，寄住在法租界佛满楼客栈。他手持盛宙怀、郑观应、王韬三位的介绍信，拜访直隶总督幕僚罗丰禄、徐秋畦等，表达想上书之意，罗、徐二人也表示愿意协助，他们向李鸿章作了汇报，并将“上书”一同呈上。但踌躇满志的孙中山并没达到他期望的目标——李鸿章以“军务匆忙”为由，只留下一句话：“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 当时正在芦台督师练兵的李鸿章的确无暇于他事，因为中日战争的脚步已越来越近。1894年的东亚世界也颇不平静。这年春天，清朝的保护国朝鲜爆发“东学党”起义，清政府应朝鲜要求派兵入朝协助镇压，日本则不请自来借机出兵朝鲜，6月21日，日军攻占朝鲜王宫，成立了傀儡政权，并强令伪政府“授权”日本驱逐清军。当日，日本发动丰岛海战，击沉中国运兵船。23日，日军进攻在朝的清军叶志超部，清军退至平壤。8月1日（农历七月初一）清政府对日宣战，在中国近代史上影响深远的中日甲午战争终于爆发。 客观而言，忙于战争准备关头的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婉拒并无多少可指摘之处。陈少白后来说，孙中山“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所有的希望完全成为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 ------------ 创立兴中会 ------------ 上书李鸿章失败，而清末腐朽的政治气息更令人压抑。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已经开战，但慈禧太后为了给自己过60岁大寿，竟然花掉219万两银子。孙中山最初的改良政府的期望，也渐渐消失，从此，孙中山就头也不回地作为中国民主革命派的鲜明的旗帜，立即开始了他的革命活动。 在郑观应的帮助下，10月初，孙中山重新出国到达檀香山。他这次去檀香山的目的很明确，是为了“拟向旧日亲友集资回国，实行反清复汉之义举”。 这次距他上次离开檀香山，已经有十年时间。此时当地也发生了很大变化。夏威夷1893年发生革命，王后被逼退位，君主制已变成了共和制。孙中山在当地发动华侨捐助革命，但应者寥寥。但孙中山没有任何灰心和退却。正像陈少白所说的：“孙先生那时候革命思想很厉害，碰上一个人就要说这些话，就是和一个人做买卖的人，也会说到革命。” 在孙中山的积极推动下，1894年11月24日，在卑涉银行经理何宽家里召开了成立大会，出席会议的有何宽、李昌、刘祥、钟宇、程蔚南、郑金、黄亮、许直臣、宋居仁等20余人。孙中山为会议主席，他提议将这个以反清为目的组织定名为“兴中会”。 兴中会会员必须填写《檀香山兴中会盟书》。内容为：“联盟人×省×县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倘有贰心，神明鉴察！”在入会形式上，兴中会还采取基督教方式——将手放在《圣经》上起誓。 兴中会的主要成员，大多为银行家、商人等中小资产阶级，所以，檀香山兴中会是近代化的资产阶级革命小团体。值得注意的是，这个团体的成员，除了孙中山外，其余都是檀香山的华侨，实际上是个华侨革命团体。 兴中会的初期任务是宣传其宗旨，吸收新的会员，为革命募集捐款。虽然宣传工作很有成效，在不长的时间里，入会的总人数已达200多人，但募捐进行得并不理想，会员大多都不富裕，除了交纳5元的会费外，都没有能力实现章程中规定的“义捐”，一个月多来，所得款项共1388元。 在此关头，此前一直对弟弟的革命活动有诸多阻挠的孙眉慷慨解囊。如果说早年在檀香山坚持革命的孙中山在兄长孙眉看来是“异端”的话，孙中山后来在香港西医书院的优异成绩以及在澳门、广州行医的口碑和影响，已使孙眉完全改变了先前的否定态度，转而支持弟弟从事革命。此刻，在弟弟遇到资金困难时，孙眉以极低的价格卖掉了一部分牲畜，并以当地华人首富的身份，带动了周围20多人出面捐助革命。 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后，这年冬天，孙中山提供希望组织“华侨兵操队”，接受军事训练，以便回国起义，得到了会员们的响应。于是20多位报名者，请了一位丹麦人为教师，每星期操练二次。这位丹麦人以前曾到中国担任过南洋练兵教习，饶有经验。但因为“华侨兵操队”每个人对军事训练的兴趣不同，未过多久便告解散。 孙中山本想由檀香山继续横渡太平洋，赴美活动，但因宋耀如“函促”而归国。1894年春，孙中山北上投书路经上海时，与宋耀如相遇。两人志趣相投，一见如故。宋耀如对孙中山的反清爱国活动寄予高度热情的支持，特别是甲午战争爆发不久，“清兵腐败，高丽既失，旅（顺）、威（海）继陷，京、津亦岌岌可危，清廷之腐败尽露，人心愤激”。宋耀如认为，这是在国内开展反清斗争的良好机会，所以致函孙中山，劝其迅速回国。 孙中山与宋耀如的革命友情还衍生出另一段佳话——若干年后，孙中山娶宋耀如的次女宋庆龄为妻，这是后话。 1895年1月，孙中山从檀香山乘船回国。抵达香港后，他立即把当年志同道合的几位朋友，郑士良、陆皓东、陈少白、杨鹤龄、区凤墀等人组织起来，商议扩大兴中会组织，并伺机发动武装起义。孙中山此时得知杨衢云、谢缵泰1892年在香港创办的辅仁文社是以改革政治为宗旨的，便和他们见了面。 杨衢云，名飞鸿，祖籍福建海澄。自幼生活在香港，毕业于香港圣保罗书院，曾担任香港湾仔国家书院英文教员、招商局书记，后又任香港新沙宣洋行副经理。孙中山与杨衢云十分相投。杨衢云欣然表示愿意取消辅仁文社，一致加入兴中会。孙中山于是开始着手组织香港兴中会。1895年2月18日，香港中环士丹顿街13号挂出一块乾亨行招牌，以避警探耳目。3天后，香港兴中会在乾亨行召开成立大会。当时入会的有49人，入会誓词仍与檀香山入会成立时相同，采取的是举右手向天发誓的形式。 香港兴中会总会成立后，把檀香山兴中会所订章程修改为十条。这次修改中最重要的就是对清朝政府的残暴腐败正面地作了猛烈的抨击，指出当时国内“政治不修，纲纪败坏，朝廷则鬻官卖爵，公行贿赂，官府则剥民刮地，暴过虎狼，盗贼横行，饥馑交集，哀鸿遍野，民不聊生，呜呼惨矣”，把原来檀香山章程中一些温和的词句删去了。并且要求广大人民团结起来，参加救国行动。章程中写道：“无论中外各国人士，倘有益世，肯为中国尽力，皆得收入会中。”这种思想以后逐步发展，使同盟会能成为各种社会力量反对清政府的共同联盟。 ------------ 密谋第一次武装起义 ------------ 1894年下半年，孙中山就曾同陈少白商谈过准备起义之事。陈少白回忆，孙中山在檀香山建立兴中会后，“他就写封信给我，信上说：‘前次从香港到澳门去，在香山轮船栏杆旁所说的话，不要忘记。’究竟他所说的在轮船上讲的什么呢？就是讲到将有机会的时候，预备怎样造反。他信上还说：‘这件事可以做得到的，你预备，我就要来了。’” 1895年1月5日，孙中山回到香港不久，在与日本朋友梅屋庄吉谈话时，又强调：“为了拯救中国，我和同志们正准备发动革命，推翻清朝，发誓创立我们汉民族的真正的国家。”香港兴中会成立后，孙中山即全力以赴筹备广州起义。 3月13日，孙中山与杨衢云、黄咏商等人在香港开会，筹划广州起义。与杨衢云一同在香港创办“辅仁文社”的谢缵泰也第一次与孙中山见面。会议对未来的广州起义作了人事上的部署：孙中山驻广州专任军务，郑士良、陆皓东、邓萌南、陈少白等辅佐。黄咏商、谢缵泰辅佐杨衢云驻港专任接应及财务事务。 3天后，兴中会骨干继续开会做出决定：精选3000人，在10月26日以突袭方式攻占广州。筹备会上，孙中山提议说：“我等倡议革命，旨在倒清立国，迟早而已，必有成功日。当今世界各国都有国旗，以资国家的象征。举义在即，亦应预谋此事，以代满清之黄龙旗。” 孙中山知道陆皓东长于绘画，又在上海电报局谋生多年，见多识广，于是顺水推舟让将此事托付给陆皓东。陆皓东经缜密构思，数度修改，终于将国旗之方式定稿，旗式为长方形，蓝底色，旗中一轮巨大白日，白日四周光芒四射，史称“两色旗”。 孙中山很欣赏此旗图案，赞美说：“青天白日，取义宏美，示光明正照自由平等之义。” 兴中会干部会议一致通过：采用青天白日为国旗之方式，以取代满清之黄龙旗。 这是“青天白日旗”在中国近代历史的第一次“亮相”。 如何袭取广州，是筹备期间的一个重点讨论问题。孙中山的计划是“擒贼先擒王”——“拟以5人为一队，配备枪械炸弹”，从官署后面攻入官员住宅，将长官或杀或擒，令全城群龙无首，无发号施令之人；再让预先埋伏在城中的同志冲击要害；“更将横街小巷铺屋轰塌，使诸援军通行不便”。 但大家一致认为，孙中山的方案太过冒险，因为人少力薄，如果偶有差错，“同归于尽，冒险太甚”，赞成者只有三位。新方案决定，将“外起内应”改为“分道攻城”，在约定日期，让各地民团会党，分别沿着顺德、香山、北江三路，会聚广州，同时起义。 为预谋中的起义争取外部支持，也是孙中山一直没有放弃的。港英方面主要由杨衢云等人负责，孙中山则主要做日本方面的工作。孙中山早在3月1日就前往日本驻香港领事馆拜访中川恒次郎领事，孙中山认为当前更重要的是缺乏武器，需要步枪25000支，手枪1000支，希望中川能够帮助筹措。 中川对孙中山的计划充满了怀疑。他在给别人的信里评价说：“其统领的才干、经历和人望等，皆很不够，而且各派间的联络也不通畅，因此即使举事的步骤和手段已经定下，其举事能否成功，尚有怀疑。” 一个月后，孙中山又到领事馆找中川数次，中川认为，孙中山向他提及要在两广独立成立共和国，“只不过是空中楼阁而已”，日本方面因而一直没有明确表示支持。 ------------ 广州起义流产 ------------ 1895年，面对已衰败不堪的大清王朝，一些心存忧虑的中国人用各种方式试图来拯救。5月2日，康有为联合各省应试举人1300多人发动“公车上书”，要求“拒和”、“迁都”、“变法”，资产阶级改良派开始登上政治舞台。 另一方面，孙中山等人试图用另一种方式来改变这个国家的前途和命运。10月10日，兴中会的主要骨干孙中山、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黄咏商、谢缵泰等七八人在香港集议，选举兴中会的主要领导人——总办，而且大家商定，这个总办就是起义成功后所成立的临时政府的大总统。对于这一重要职位的人选，兴中会内部有两种不同的意见：陈少白、郑士良等人认为非孙中山莫属，而谢缵泰则拥戴杨衢云。 这种分歧不难理解。原香港辅仁文社的几个人加入兴中会后，虽在革命大方向上与孙中山等一致，但因派系不同而存在矛盾。其中尤其是辅仁文社创始人之一的谢缵泰，对孙中山印象一直不好，他曾这样描述他眼中的孙中山： 孙逸仙看来是一个轻率的莽汉，他会为建立“个人”的声望而不惜冒生命的危险。他提出的都是易招物议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情，他认为自己没有干不了的——事事一帆风顺——“大炮”！ 选举开始还比较顺利，大家都同意孙中山当总统。选举后，孙中山本来打算很快回广州，在起义前不准备再来香港，所以他要杨衢云负责香港方面的工作。杨也答应。 不料事隔一日，情况突然发生变化。据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回忆：杨衢云突然提出要把总统一位让给他。 孙先生听到这几句话，觉得事情还没有开始，同志间就发生地位之争，非常痛心，精神上就受了一个很大的打击。所以就约了我同郑士良三个人，开一个会议。郑士良听到孙先生说明上面的事情，他就说：“这是不能答应的，我一个人去对付他，我去杀他，非杀他不可。”当时我就说：“这是不对的。杀了他，在香港就出了人命案件，我们还能起事吗？照我的意思，我们先去省城办事。办成功那就没有问题了；办不成功，随便什么人作总统是没有关系的。”孙先生就依照我的意思，在当天晚上，再开一次联席会议，出席的人中还有一个英国人和一个美国人（系化学师），是孙先生由檀香山约来的。在会议席上，孙先生就自己提出来，把总统的名义让给杨衢云。 无论如何，孙中山还是以革命利益为重，让出了“总统”职位，这也是他人生的第一次让位。其实从实力上看，孙中山也有他的让位考虑：杨衢云手握起义运动的经济大权，他的经费来源主要是黄咏商和余育之两人所捐，余与黄都是支持杨衢云的人；相比之下，孙中山等人所得甚少。这样广州起义的经费不得不依靠香港杨衢云方面。另外，杨衢云不但掌握经费，还负责起义的诸多工作，征募部队、密购枪弹等。这也是孙中山不欲与杨起纠纷的原因。 杨衢云回香港后一直积极作起义准备工作，寻找敢死队队员。但就在起义前一天，出了意外。 得到“总统”名义的杨衢云在香港先组织了一个小分队，名为“总统卫队”，卫队成员与其他领队待遇一致，此举导致领队们心存不满，认为杨衢云有失公正——卫队配备的武器精良，而他们的配备有好有坏，于是要求更换，否则晚上不带士兵上船。此时，杨衢云已无时间满足这些领队的要求，于是急告广州方面，要求延期两天行动。 10月26日，预定的起义日，孙中山接到香港方面无法按时前来的电报。陈少白回忆： ……到初九日（26日），天还没有亮，我就起来，马上跑到农学会，等了好久，并没有消息。绿林首领、军队首领、民团首领等都来讨口号等命令，而孙先生却还没有来。本来香港船在早晨六点就应该拢岸了，我们一直等到8点钟，才见孙先生行色匆匆地拿了一个电报来，一看是杨衢云打来的。电报上说：“货不能来。”我就同先生商量这事怎么办呢？我说：“凡事过了期，风声必然走漏，再要发动一定要失败的。我们还是把事情压下去，以后再说吧！”孙先生也以为然。一方面就把领来的钱，发给绿林中人，叫他们回去再听命令，同时马上打电报给杨衢云，叫他“货不要来，以待后命”。 原来的起义部署被完全打乱，缺乏香港方面的力量，冒险举兵起义，难以保证起义得到成功；孙中山只好采纳暂缓行动的建议，于是党员急起而消灭种种形迹，毁文籍、藏军械，以保存力量。同时，打电报给杨衢云，让他们暂时不要来广州。 其实在此之前，起义计划已遭到告发。而告发之人，正是起义领导人之一朱淇的哥哥朱湘。朱湘是位清末举人，任广州西关清平局书记。朱淇是兴中会骨干，为起义起草讨满檄文及安民布告，而起义前两天，碰巧被哥哥朱湘看到。他唯恐受到牵连，就假借朱淇名义向省河缉捕统带李家焯告密。李得报后一面派人监视孙中山，一面向两广总督谭钟麟报告。岂料，谭钟麟并不相信著名医生孙逸仙会造反，反而哈哈大笑说，“孙乃狂士，好作大言，焉敢造反”，坚决不肯相信。惮于孙中山是位名医，又是基督徒，李家焯一时也不敢轻举妄动。 另一边，杨衢云在香港的筹备活动也已经暴露。10月27日，巡官斯坦顿获悉有人雇用约400名战士，乘“保安”号夜航进入广州。斯坦顿马上将情报电报给广州政府。清总督府接电报，立即组织1500多名清军进入广州城内，开始了大搜捕，广州城内的农学会、王家祠等起义的指挥机关都被清军查获。 10月28日凌晨，当“保安”号开抵省河时，清兵已派兵在码头守候搜查。船上虽有起义军400多人，但分装在7大箱的枪支和子弹都被别的货压在底下，无法取出来武装自己。邱四和朱贵全等40人被捕，后来的人因伪装及时，才躲过了抓捕。 这时的广州当局，一面提审被捕人员，一面继续搜捕起义者。在搜捕中陆皓东不幸被捕。 陆皓东原本也可以逃脱搜捕，但他担心双门底机关的会中名册被搜去，将会累及许多会员受难，于是他不顾其他人劝阻，冒险前往。名册烧掉后，他也不幸被捕入狱。南海县令李征庸遵照两广总督的命令，提讯陆皓东。当李叱令陆跪下时，陆挺立不动，并拒绝供出任何会员。11月7日，陆皓东、邱四、朱贵全3人英勇就义，程奎光受600军棍的酷刑，伤重而逝，程耀宸也病死在狱中。这5位是最早为中国革命献身的烈士，孙中山后来在自传里称陆皓东“为中国有史以来为共和革命牺牲者之第一人”。 孙中山见城内风头已紧，立即告陈少白及手下各人迅速离开广州，摆脱了盯梢的人后，他半夜砸开了早年在意奥拉尼学校时的同学家，孙中山在这里听到了他最好的朋友和同学陆皓东不幸被捕的消息，不禁痛哭失声。躲藏了三天，等清军的搜捕和戒备有点松懈下来，便化装成一个商人，与尤列等人搭乘一艘小火轮，离开广州，经顺德又到了香山县，转澳门到达香港。 1895年12月7日，清朝以重金悬赏通缉孙中山等17人，其中孙中山名列榜首。两广总督谭钟麟派人到香港要求引渡孙中山等人，香港当局判令孙中山、杨衢云和陈少白三人出境5年，此后，清政府还向亚洲、美洲、欧洲各国的清使馆发出电文通缉孙中山。 领导广州起义的时候，孙中山年仅29岁。广州起义虽然流产，但“由于先生这一次的起义，才觉醒了醉生梦死的中国同胞，这是伟大的国民工作之开始，中国民族恢复自由平等的起点，在革命史上应该占最重要光荣的一页”（胡汉民：《贯彻总理首次起义精神》）。也是自广州起义后，孙中山开始在人们的心目中成为“革命党”的代表者和旗帜。 ------------ 流亡生涯被跟踪 ------------ 1895年11月2日晚，孙中山与陈少白、郑士良等一起乘日本货轮“广岛丸”号启航离港，经多日颠簸航行，11月10日到达神户。 孙中山到达日本没几天，中日战争结束，两国复交，清政府驻日公使即将到任。外面风传：日本政府可能按照清政府的要求引渡革命党人。孙中山难以在日本待下去，原计划与陈少白一起去美国，但当时美国方面已下禁令，不准华人入境，美国领事也面告不宜冒险前去，孙中山说明自己是檀香山出生，获得护照。这时的孙中山已身无分文，只好向横滨兴中会的同志们借钱。有些会员面有难色，见此情况，冯镜如与弟弟冯紫珊拿出500元交给了孙中山。孙中山这样分配这500元钱：拿出100元给没有取得入美签证的陈少白，作为留在日本开展活动和日常的费用；又给了郑士良100元，派他以合法身份再回香港进行革命组织工作。其余部分作为孙中山赴美经费。孙中山剪去了辫子，穿上了西装，留起了胡须，有人说这时的孙中山像一个干净利索的法国人。 孙中山上了船，开始了他的第四次檀香山之行。 1896年1月，孙中山抵达檀香山后，立即前往茂宜岛看望孙眉，那时，孙母杨太夫人、孙妻卢慕贞与儿子孙科、刚出生不久的长女孙娫，已由陆皓东的侄子陆灿护送先期至檀。孙中山对一家人心怀歉意，他向哥哥报告了广州起义失败经过，孙眉鼓励他说：“这不算一回事，还应继续干下去！”这使孙中山沉重之余又感到了一些慰藉。 孙眉又拿出一部分钱给弟弟，让他作革命活动的经费。孙中山拿到钱后，第一件事就是还在日本时冯氏兄弟借的那500元钱。冯紫珊在1920年写信给冯自由时提及此事，他说当时给这500元就是想作救国牺牲，但没想到孙中山后来又寄还回来，他由此感到孙中山是一个忠厚而有信义之人。 4月初春的一天，孙中山正走在路上，忽然看见有一辆马车迎面而来，他一眼看出车上坐着的正是当年的恩师康德黎夫妇。激动的孙中山一下子跳上了他的马车，老师却根本没认出改穿洋装的孙中山，差点把他当做歹徒。孙中山大笑起来，说：“我是孙逸仙。”康德黎大吃一惊，康氏夫妇是在回国途中经过檀香山，离船上岸坐车游览风光的，没想到却在这里见到了他一直牵挂的中国学生。 两人相认后，康德黎感慨学生的遭遇，从个人角度，他劝孙中山继续钻研医术，但关于未来，孙中山自有自己的一番想法，他告诉老师，自己计划周游世界，争取华侨对中国革命的支持，首选是华侨最多的美国大陆，不久后即将去英国，与老师再相见。 6月18日，孙中山独自到达旧金山，在所遇到的华侨那里继续积极鼓吹反清革命。但他的革命宣传并没有得到积极响应，欢迎革命的，每埠不过数人或十余人而已，而且很多人认为孙中山“谋反”是大逆不道的行为，“视为蛇蝎”，甚至连筹措旅费也遭到了华商们的拒绝。一举一动受到监视的孙中山通过朋友的关系，察觉了自己的危险处境，在美国停留了3个月后，孙中山决计赴英。 1896年9月30日，乘白星轮船公司“麦竭斯”号的孙中山，在利物浦上岸。 孙中山没有想到，远处已有一双眼睛暗中注视着自己，并悄悄记下他的所有行踪：坐二等舱、带了一件行李上岸，乘火车站的公共汽车，到利物浦密德兰车站（Midland Railway Station），坐下午2点50分的快车去伦敦，但是他没有赶上火车。等到下午4点45分他才上车，晚上9点50到达伦敦的圣班克拉斯（St. Pancras）车站。从行李房取出行李，雇了12616号马车到斯屈朗赫胥(Haxeux Hotel)旅馆，此时已是深夜12点。 其实，早在孙中山到旧金山时，就已被清吏盯上。几天前，清政府驻美公使杨儒已收到来自总理衙门的来函：“粤东要犯孙中山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希即确查密复。”杨儒立即密令驻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蘅查办。 然而，孙中山对清吏的跟踪一无所知。他在旧金山还曾摆姿势让人照相，而一张复制的照片就到了公使馆手里。有所警觉的孙中山虽然在登船时用了“孙逸仙”的英文简写，但这也没有逃过清政府密探的眼睛。 清政府驻英公使龚照瑗很快接到杨儒密函，他一再与英国外交部交涉，要求代拿孙中山，但遭到英国外交部拒绝。明暗两条线路，清政府都没有放过，龚照瑗于是托人找到英国一家私人侦探社——斯赖特侦探社一路侦查孙中山的行踪。 到达伦敦的第二天一早，孙中山前往覃文省街与老师康德黎会面，老师认为他还是住离自家近的地方更为安全，于是孙中山搬到了一间私人开设的葛兰旅馆。刚来的一个星期，孙中山的生活很平静。除了每天去和康德黎会面，他像个平常的旅人，参观大英博物馆，游览摄政公园，也会停驻在商店玻璃窗前。西方文明中的普通生活使他对平等和民主产生了直观感受，大英帝国的古老文化和法治社会一样让他着迷。对于跟踪，他毫不知情。 10月4日，孙中山照常在康家聊天，康德黎提醒他还是应该注意防范，因为清驻英使馆离他居住的地方非常近，孙中山用开玩笑的口吻说：“你要是愿意，倒可以进去拜访一下。”二人相视而笑。康的夫人严肃起来，说：“不行啊！使馆的人见了你，立刻就会缉捕你送回国。”孙中山在伦敦又拜访了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在与孟生的谈话中，孙中山曾问到满清驻英使臣是谁，并问：“你认为我去使馆访问任何人是明智的吗？”孟生博士断然打消他的念头说：“慎勿行近中国使馆，致堕虎口。”孙中山也点头应允不去。 ------------ 贸然闯馆遭不测 ------------ 就在孙中山与康德黎、孟生谈话没过几天，1896年10月11日，他就被监禁在清朝驻英公使馆了，从而发生了轰动一时的“伦敦蒙难”。 孙中山究竟是如何进使馆被囚禁起来的呢？是被绑架、挟持、诱骗进去的，还是自己闯进去的呢？关于孙中山“伦敦蒙难”的经历，多年来历史学家也写了不少文章专门探讨，事情的真相也渐渐清晰。 孙中山被“诱骗”进清驻英使馆，是流传了数十年的一个说法，至今还被很多人作为信史引用，包括孙中山的孙女孙穗芳所著《我的祖父孙中山》一书，这种说法也源自孙中山当年自己提供的一个解释： 10月11日是个星期天，上午10点半，我自葛兰旅店出来，准备和康德黎夫妇一同去教堂做礼拜，路上忽然遇到一个广东同乡用粤语和我交谈，这个人显得很进步的样子，两个人相谈融洽。这时，又过来一个中国人，两个人和我一起走，请我去寓所喝点茶坐坐，好叙一下乡谊。于是这两个人“或推予，或挽予”，推推拉拉走到一个住所前，刚一进门，大门就被关上了，看见大厅里坐的人穿着清朝的官衣，顿时明白是被骗进了清政府驻英使馆。 然而伦敦蒙难的真相，是孙中山自己冒险闯进了使馆，从而遭到一直求之而不得的清官员们的囚禁的。 一心鼓吹革命的孙中山曾经在清廷驻美使馆宣讲过革命，但是使馆人表面赞成孙中山的想法，实际上却想从香港富商那里捞取好处，根本不关心革命。不过孙中山对于驻英使馆并没有畏惧，他想尝试。另外，孙中山一直不知道自己被跟踪的事情，还以为在伦敦并没有认识化名“陈文”并且已剪掉辫子的自己。孙中山还认真研究了中英外交关系的有关文件，认为“钦差（指清驻英公使龚照瑗）在英无办犯之权，中国与英国又无交犯之约”，这些或许都增加了他闯使馆的勇气。 在被抓前一天，孙中山已经闯过一次使馆。 10月10日上午，孙中山路过清使馆的门口，遇到专学造炮的留学生宋芝田，向他询问是否有广东人在使馆，宋回答“有”。孙中山请他引见，于是进入了使馆内，见到了广东“老乡”的四等翻译官邓廷铿，孙中山在海外“遇同乡分外惬意”。 邓廷铿是广东人，孙中山在广州行医时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但双方都不知道对方的姓名，所以两人在使馆见到时格外亲热。不幸的是，孙中山一个不小心的动作还是暴露了自己的身份——告别之前，孙中山拿出金表看时间，邓也抓住孙中山的胳膊观赏金表，一眼看到了上面露出了“sun”的英文刻字，他立即恍然大悟，站在自己对面的竟然就是清廷重金悬赏的对象，但他不动声色，稳住了孙中山。 孙中山心满意足地告辞后，使馆内已是如临大敌，一片忙乱。邓立刻把自己的大发现告诉了驻英公使龚照瑗的侄子龚心湛，继而龚照瑗大使与马格里等几位参赞商量的结果是，第二天采取行动。 清使馆早已得知孙文的动向，却不曾料想他会自动送上门来。10月11日上午，按约定时间，孙中山又兴冲冲地进了使馆。他并不知道，这时使馆已作好捉拿他的准备。吃过午饭，邓廷铿请孙登楼，参观使馆的会客厅、签押室和卧室等，假装无意间碰到了参赞马格里。邓廷铿邀请孙中山参观自己的房间，邓、马二人一起引着孙中山继续上楼。马格里先进了预备好的空房，作开门待客状，而邓廷铿则守在门外。待孙中山一进房门，外面立即加了锁。马格里开口说，你并不姓陈，你的金表内刻的“孙文”二字，你一定是孙文，“现奉钦差之谕将你扣留”。马格里告诉孙中山，他必须待在这个房间，“不作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这时，马格里出来，邓廷铿又进去问：你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象，字载之否？“孙低头不答，唯云：‘可准我回客栈然后再来或与人同去否？’邓答：皆不能准。” 对于孙中山当时贸然前往清使馆的行为，很多史学家认为过于草率，不应是他的作为。然而当时的孙中山远没有深思熟虑的习惯，革命的情势错综复杂，往往掺杂着机会主义和盲目乐观的情绪。虽然孙中山当年在脱险后所写的《伦敦蒙难记》里形容自己被诱骗、劫持到清驻英使馆，但这些说辞在晚年时被他自己几次在戴季陶、胡汉民、陈少白等多人面前推翻，他说这种被劫持的说法，是为了表示清使馆侵犯英国主权和制造舆论效果。 孙中山被关押第二天，使馆也明白，在英国擅自抓捕会造成自身处境的艰难。他们接国内发电：“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驻英公使龚照瑗已致电总理衙门，汇报计划专雇船运这一“要犯”回广东，需要7000镑，具体实施的人是参赞马格里，他以要运一个“疯子”回国为掩护，开始和轮船公司商量。 已陷入绝境的孙中山开始苦苦思索逃离虎口之策。第二天一早，英国仆人柯尔进来生火炉、送洗脸水，孙中山请求他捎一张纸条出去。但柯尔反应冷淡。孙中山把纸条塞进他手里说：“如果你不能带出去，就请把它从窗口丢出去。”但对孙中山充满排斥与戒心的柯尔却把纸条交给了马格里。 孙中山一次又一次地寻找机会，但都没有成功：他把裹着硬币的纸条投到窗户外面，希望能被路人发现。但那张纸不巧碰到了绳子上，又落回了孙中山自己的窗口外，他又央求两位英仆中的另一位帮助拾回来。但那位仆人捡到后直接交给了马格里。结果，马格里不仅派人把房子周围的纸条都捡了个干净，而且当天就命人将窗户安上螺钉，让它不再能自由关闭。 此时的孙中山不免心生沮丧，自感“堕落于穷谷中”。但他还是没有放弃自救的努力。10月15日，他再一次向柯尔求救，为了能让柯尔理解他的处境，孙中山表明自己基督徒的身份，说自己是中国皇帝要杀的基督徒，想要改革社会。 尽管不懂孙中山所说的革命道理，但柯尔内心还是有所触动。犹豫着是否该帮这位中国人时，他将事情告诉了使馆的女管家霍维夫人，霍维夫人毫不犹豫地说：如果我是你，我一定会去帮助的。她鼓励柯尔帮这个革命者送信，并且秘密行事。这对柯尔下决心营救孙中山起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这时，国内清政府总理衙门已回复龚照瑗，让他立即用商船把孙中山押运回国，“七千镑不足惜”，又叮嘱，在上船时应给孙中山加镣铐，“管解亦须加慎”。 ------------ 康德黎与孟生的大营救 ------------ 1896年10月15日，葛兰旅馆的主人见孙中山几日未归，心中颇为疑惑，就跑去问康德黎。康德黎也很焦急，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 17日夜里11点半，康德黎家门铃急促地响了起来，推门出去却未见到人，只见到从门底下塞进来的一封信。康德黎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君有友某自前礼拜日来，被禁于中国使馆中。使馆拟递解回国，处以死刑。吾友遭此，情实堪怜，设非急起营救，恐将无及。某于此书虽不敢具名，然所言均属实情。君友之名，某知其为Lin Yin Sen。 原来，这封未署名的信是好心的霍维夫人送来的。已经6天没见孙文的康德黎，知道事情紧迫，必须立即营救。他第一个想到的人，竟然就是马格里。马格里是英国人，军医，参加过克里米亚、印度等战役，1862年加入清政府军队，镇压太平天国起义，曾任金陵机器制造局等要职。康德黎并不知道马格里就是抓捕孙中山的主谋，还以为同是英国人，马格里可能会提供一些帮助。康德黎于是连夜前往马格里家求救，不停地按门铃，但始终不见有人出来。康德黎只好又去分区警署及苏格兰场报案，直至深夜一点。警方认为此事荒唐，且无权过问使馆的事，拒绝插手。 10月18日一早，柯尔像往常一样来到孙中山房间为他添煤时，用手指了指煤篓。看到这个动作，孙中山立时心头狂跳，明白柯尔在向他暗示着什么。他走过去拿出里面的纸条，上面写着:“我为你送信，但监守极严，你会在钥匙孔中受到监视，所以最好伏在床上写。”抓住了救命稻草的孙中山立刻面壁，赶紧开始写起来。 中午来收煤灰的柯尔，顺便带走了孙中山的求救纸条和两张名片，柯尔将信反折在袖口里，带出使馆，一路向康家走去。此时，康德黎还在为孙中山的命运焦头烂额地四处求救。他先找到一个朋友，希望他通过税务司向中国公使说明：私捕人犯，必引起国际干涉，应该放人。但朋友对此策不以为然，拒绝帮忙。康德黎只好又找孟生博士商量。 找康德黎未果的柯尔直接又找到孟生家，柯尔一进门就出示了孙中山手书的名片，上面写：被禁于清使馆，即将被绑送上船回中国。企盼赶速救援，否则不及矣。两位看了信，更加确定孙中山的处境，两人的第一反应还是想求救于马格里，柯尔却插嘴说出了重要情报：马格里天天到中国使馆去，幽禁孙中山的主谋就是他，而且他出主意说孙中山是疯汉，即将要押回国。这使康、孟大为惊愕，两个人决定先各自写几句话交给柯尔，让孙中山稍稍安心。 傍晚时分，柯尔又回使馆，将康、孟所给的两张名片藏在煤篓子里带进孙中山的房间。孙中山紧紧盯着柯尔的一举一动，明白煤篓子是希望所在。柯尔走后，他立即在篓子里找到了名片。 送走了柯尔，康德黎和孟生再一次来到苏格兰场警署，请警察出面干涉，以张人道。警长不耐烦地说：“你昨天半夜12点半来过了，今天又跑来，我们办不了那么快。” 两个人无奈地走出警署，边走边商量，决定跑到外交部一试，当天正好是星期天不办公，值日的人虽然很有礼貌，但对两人之说法又疑信参半，只答应第二天去告诉上司。时间紧迫，康德黎怕清使馆当天晚上实行偷运孙中山的计划，他让孟生去使馆提出警告，告诉他们孙中山被拘禁的事情已经泄露，让他们有所顾忌，不敢贸然押解登船。 孟生又立即赶到使馆，一位会英语的华人出来接见，此人正是邓廷铿。孟说：“我想见一见孙逸仙。”邓说：“我们这里没有此人。”孟又说：“现在英国外交部已经知道了这件事，而且苏格兰场警署正在派人调查。”邓廷铿不仅态度坚决而且非常从容，完全看不出慌乱的神色，他一脸坦率地告诉孟生“绝无此事”，和孙中山相交不深的孟生甚至都有些动摇了。 但重重阻力丝毫没有动摇康德黎全力解救学生的决心。情急之下，他也想到了找私家侦探社，让他们侦查使馆行动，巧合的是，康德黎找的也是当初受雇于清政府监视孙中山的那家——斯赖特侦探社。在四处找侦探社过程中，康德黎情急生智，决定到《泰晤士报》馆，只要报纸宣布，必然引起公论，他将孙中山的遭遇向记者口述了一遍。但不知出于何种原因，《泰晤士报》却并没有立刻刊登出这个重大的独家消息。 从报馆出来已是夜里11点半，正在心如火灼时，白天寻而未见的侦探找到康德黎，两个人一起来到了清使馆。此时已是晚上12点半，使馆却灯火通明，人影憧憧。由于孟生白天来盘问，使馆被惊动了，他们决定20日送孙中山回国。康德黎让侦探把车停在一个屋檐下，躲在车里。月光下，可以清楚见到使馆人员出入，如果孙中山被押出，侦探会立刻跟踪，安排好这一切，精疲力竭的康德黎于深夜2点回到家中。 19日一早，康德黎又雇了一名侦探守候在使馆门口，自己则连夜将事情的始末写成信函，上交给外交部和警方各部门，孙中山如何与自己相识，来英、被诱、营救原委完全清楚。这时警方也向格来轮船公司调查，确认了清使馆用7000镑雇用了一艘2000吨的轮船，准备将孙中山解运回国，才相信事情属实，于是乔福斯探长正式接管此案。 收到信函的英国外交部也不敢马虎，特别派人到首相兼外相沙士伯雷处请示，首相在下午6点半做出了肯定答复。于是警方派出6名侦探在使馆外监视，他们人手一张孙中山的西装照片，分3班24小时监视清使馆。一切就绪，晚上10点，泰晤士河上已经被警方布置好，对所有开往中国的船只进行监视。英国政府的强硬措施和效率，成了孙中山最终被解救的最强有力的支持。 这几天，清使馆内的官员日子也不好过。他们已意识到，英方已知道所有消息，但他们还是不甘心就这样放掉一个朝廷“要犯”。他们雇用斯赖特侦探社加紧调查康德黎，马格里继续和轮船公司商讨计划。 孙中山的命运得到更大范围内关注，源于10月22日。这一天，《地球报》派记者来见康德黎，首先以“革命家在伦敦被诱捕”为题目，披露了孙中山的遭遇。当天晚报将访问刊出号外，引起了英国上下极大关注。首先得到消息的《泰晤士报》错过了这一重大新闻，不知他们后来做何感想。 ------------ 重获自由 ------------ 《地球报》刊发新闻后，孙中山的命运成了全英国关心的话题。伦敦各报记者纷纷出动，前往康德黎家、孙中山的住处、马格里家要求采访，还有记者直接到清使馆门口，要求采访孙中山本人，给清使馆造成了极大的压力。躲避在火车站米兰特大旅店的马格里被记者找了出来，在追问下被迫承认“这个人确实在使馆内”。连伦敦马路上的报馆广告牌也全部用引人注目的大字体发布这个中国革命者的消息，令全城轰动，不断有群众去围堵清使馆，并伴有“释放革命家”的口号。孙中山在馆内接到柯尔带来的消息，英国政府采取了行动，加上舆论干涉的威力让自己性命无虞，这才感到了安慰和放松。 这一天，康德黎到高等法院申请人权保护令，但法官因为这个法令不能用于外国使馆拒绝了请求，但是法院将请求转给了首相，希望采取外交途径解决。外交部次长山德森以首相名义向龚照瑗发出措辞强硬的照会，要求立即释放孙中山。 10月23日下午1点半，马格里到英国外交部交涉释放孙中山的事宜，要求英国政府保证禁止孙中山到香港从事颠覆活动。外交部次长山德森同意将放人的最后期限延至4点。 下午4点30分，两个看守人员打开了幽禁孙中山房间的门，对孙中山说：马格里在楼下等你。同时让他穿好衣服戴上帽子。孙中山整理好衣服就随看守走下楼去。 当看到等候在门外的康德黎时，孙中山一下子心头一舒。除了康德黎外，还有英国外交部派的人和乔福斯探长等，这时马格里当着众人的面把从孙中山身上搜走的东西一一归还，并摆出姿态说：“我现在把他交给你们，主要是为了本使馆的特别主权和外交权利不受损。”随即转过身来对孙中山说：你现在自由了！ 清驻英大使龚照瑗电报总理衙门：“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党犯在馆旁巡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竟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犯回香港，则必由港督严查，并请具文以饬港督照办。因将孙释放，仍派人密跟。” 这一天，清使馆成了人们注视的焦点。孙中山等刚出门，人们就包围过来，特别是记者纷纷拥上来，要求发表谈话。乔福斯探长见此情景，特意安排孙中山乘四轮马车由使馆后门离开，直奔苏格兰场警署。有记者竟然攀爬马车，要求采访。 5点，孙中山与康德黎一路前往苏格兰场，被一批记者乘车尾随，赶上后，为了满足记者们的急切愿望，孙中山在某酒店接受了采访，一记者在文章中，还补充说“孙逸仙的英语讲得非常好，尽管带有明显的外国腔”。 晚上7点左右，孙中山终于和康德黎回到了康的住处。此后的两个礼拜，孙中山和康德黎一直忙于应对络绎不绝的记者，“几于唇敝舌焦。”舆论的强大支持让孙中山终生对西方的新闻体制充满热情。获释的第二天，孙中山就致函伦敦各报的主笔，对英国政府的和报界的帮助和同情表达谢意。他在信中写道： 最近几天中所发生的实际行动，使我对英国宽大的公德心和英国人民崇尚的正义，确信无疑。我对立宪政府和文明国民的认识和感受，更加坚定。这一切促使我更积极地投身于，我那可爱而受压迫的祖国的进步、教育和文明事业。 除了英国的报刊，美国、澳大利亚、香港、日本、新加坡等地多家报纸和上海的《万国公报》、《时务报》都转载刊发了有关的报道和评论。“孙逸仙”成为与封建暴政作坚决斗争的英雄，一下子便成为社会舆论和公众注目的对象。不少英国人致函道贺或前来拜访，甚至用实际行动来表示对他的同情与支持。孙中山在伦敦接待一大批仰慕的访问者，其中一个叫摩根的英国士兵，他十分同情中国革命，表示愿意参加今后的中国革命，1899年他来到香港，参加1900年的惠州起义。 清政府仍然在策划引渡孙中山，但是孙中山却静下心来，申请了大英博物馆半年的读者证，为了让更多世人了解真相，他开始撰写《伦敦蒙难记》，康德黎继续资助孙中山，给他50英镑，于第一年夏天在英国布里斯特尔出版社出版，它使“孙逸仙”名扬四海，这本书后来被翻译成多国文字。孙中山一直也没有忘记柯尔这位救命恩人，经康德黎介绍，孙中山在伦敦多次演说，将捐来的几百英镑送给柯尔。他在欧洲居住了两年，一面博览群书，一面考察政治风俗，和在朝在野的各方面人士会晤。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思想雏形正是这个时期的产物。 ------------ 转往日本筹划革命 ------------ 伦敦蒙难后孙中山名噪一时，成为一位知名的革命首领。在英国的考察和潜心研究，孙中山对革命的认识迈上一个新台阶，其改造中国的思想也渐趋系统化。 摆在孙中山面前的迫切任务，是寻找和争取支持他事业的合作力量。孙中山拯救和改造中国的思想是很清晰的，但在实际中如何着手，又与他的愿望之间存在着一定差距。缺乏坚固的组织和稳定的力量作为后盾一直困扰着他，而中国面临的严重危机和迫切拯救中国的愿望又催促着他。 在伦敦逗留了几个月后，由于伦敦的华侨很少，也没有中国留学生，孙中山决定前往日本，因为那里与中国相近，消息灵通，便于筹划未来的革命。 1897年7月1日，孙中山乘“努美丁”号轮船离开英国，经一个多月的漂泊，抵达横滨。 孙中山重返日本，也引起了日本政府对这位反清人物的关注。1897年，日本外务省派了三个人——平山周、可儿长一和宫崎寅藏秘密前往中国，调查反清秘密会党。而在调查了解中，宫崎寅藏对孙中山渐渐产生了兴趣。9月初，回到横滨不久的宫崎就迫不及待立即前往陈少白住处拜访这位革命者，孙中山充满激情的谈吐，一下子将宫崎征服。 宫崎在他后来写的《三十三年之落花梦》中回忆了许多孙中山当时的言论，他毫不掩饰自己对孙中山的仰慕之情： 彼何其简而能尽乎，言贯理义之精，语夹风霜之气，若不胜如焰之热情，燃而向上；又不胜如花之辩舌，灿以发舒，此实自然之音乐也，革命之律侣也，此真布鲁东、巴枯宁之流亚也。余首肯，余心折，余私自忏悔。彼其胸中，见数万甲兵；彼其度量，可容卿百辈。……孙君者，可谓东亚之珍宝也。我岛国民，所谓侠，所谓武士道，大和魂者，皆不足当一笑！呜呼！不愧死，亦当羞死！ 经过这次见面，宫崎就下定了追随孙中山的决心。 实际上，日本政府对于孙中山的态度，也是颇为踌躇的。当时正值甲午战争后不久，中日矛盾比较激化，日本国内各种政治力量处于争执的状态，其中有一派主张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宫崎寅藏在与孙中山会面的第二天就赶赴东京，向日本政要犬养毅报告。犬养非常兴奋，说：“这是份大礼物，怎能不会他一面？”当即命宫崎到外务省向小村寿太郎次长汇报，要求他接见孙中山。但当时日本政府正设法缓和中日关系，藉以减轻清政府联俄外交造成的压力，所以小村拒绝会见孙中山。 9月27日，平山周等从横滨陪孙中山到东京拜访犬养毅。“从犬养的家中辞出之后，我们请孙文住在数寄屋桥旁的对鹤馆内。”平山周后来回忆，在登记姓名时，孙中山并不想以真名示人，平山周思索片刻，想到经过日比谷公园附近中山忠能侯爵官邸，遂以“中山”两字登记。而孙则顺手拿笔在中山字下面写了个“樵”字。孙向平山解释说，这个意思表明自己是“中山的山樵”。从此，“中山”之名便渐渐被外界叫起来。 孙中山与犬养的会晤，为他重新筹划和启动中国革命提供了一个机会。犬养是日本政坛的一位实力派，代表日本自由民权主义的政治力量。他熟悉中国传统文化，主张亚洲各国联合对抗欧美列强。在犬养毅等人的努力下，孙中山被允许居留日本，从此，孙中山便开始进行一系列活动。 ------------ 联手康有为的数次努力（1） ------------ 1898年9月21日，农历八月初六，中国近代史上又发生了一件大事——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囚禁光绪皇帝，康有为在英国军舰保护下先避居香港，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安排下，由平山周陪同，在天津从日本商船登上日本军舰。而谭嗣同等人被杀，宣告了戊戌变法的失败。 曾给予孙中山巨大帮助的宫崎寅藏，这一次又专程到香港，陪同康有为及弟子7人逃亡日本。10月20日，康有为与先期到达的梁启超在东京会合，其生活费由日本政府提供（后改由进步党供给）。 得知康、梁流亡日本的消息，孙中山马上请宫崎寅藏转达欲求一见的愿望。 其实，孙中山很早就有了结交康有为的念头。两人同属广东人，最初都对现实社会抱着热切的改良愿望。康有为当时在广州讲学，喜欢读西方译本，经常在他的“万木草堂”推荐学生读《民约论》、《法国革命史》、《美国独立史》以及《万国公法》等，并以华盛顿为理想人物。而那时，孙中山也在挂牌行医，得知康有为有志于西学而想与他结交，遂托人转达此意，岂料康有为的回答是：“孙某如欲订交，宜先具门生帖拜师乃可。”孙中山认为康有为太过妄自尊大，就此作罢。 1895年，孙中山与维新派有了最初的实质性接触。据冯自由在《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记载，“中山、衢云、少白在香港澳门间，尝与康广仁、何易一、陈千秋商略革命”，后来孙中山在广州倡导设立农学会，也曾试图请康有为及其徒弟陈千秋等加入，但遭到康有为及其弟子的拒绝。 1896年2月，兴中会成员谢缵泰在香港与康有为的幼弟康广仁结识，当时，两人还畅谈两派联合救国之必要。不久，两人再一次会面，康广仁向谢缵泰解释说，兄长康有为并非“忠心扶满”，“不过欲以和平革命方法救国”，那时康有为已因“公车上书”事件而名声大振，仍寄希望于清廷内部自上而下的改革，深恐害怕与孙中山等“革命党”公然来往而遭致疑忌。 到1898年夏秋间，得到光绪皇帝青睐的康有为正沉浸在他的“帝师”荣耀中，因为担心与革命党的任何关系都有可能成为保守势力攻击的炮弹，所以处处小心。当时，宫崎寅藏经人介绍认识了康派的人，“康先生当时在北京，已为王佐之臣，声望震于四海，因此其党羽的气势也为之大张。但是，孙党以及其他一部分人士，却把他们看作是变节分子，非常憎恶他们的行为，把他们看作是放弃了共和主义、投降异族帝王的变节分子。因而，互相对抗，彼此倾轧，已达极点。”康广仁虽然想和杨衢云见面，但随着其作为“戊戌六君子”之一牺牲，他和谢缵泰所主导的这一条联合之路就彻底失去了可能性。 此次变法失败，康、梁流亡，让孙中山再一次看到了联手的希望。 其实，孙派与康派虽然采取不同的救国道路，但他们有着合作的共同基础——无论孙中山还是康有为，都把日本的明治维新作为效仿榜样，而且双方都在寻求日本支持。孙中山一直希望能与康有为等改良派形成一股联合起来的力量，日本方面出于自己的利益考虑，也希望康、孙能形成合作。 听说康、梁两人抵达日本，孙中山马上通过宫崎寅藏向康有为表达欲赴东京拜访的意愿，但被康有为拒绝。此后，犬养毅又亲自出面，邀请孙中山、陈少白与康有为、梁启超4人一起到他的早稻田寓所会谈，碍于情面，康有为只好派梁启超去谈。 当天，孙中山、陈少白和梁启超按约会晤，一直谈到天亮，梁启超答应回去同康有为商量，再来答复。但等了两天，梁启超仍无音讯，孙中山于是派陈少白和平山周前往康有为住所，这一次，陈少白同时见到了康、梁二人，陈少白向康有为“痛言满清政府种种腐败，非推翻改造无以救中国，请康改弦易辙，共同实行革命大业”。而康有为则还对光绪皇帝不放弃最后的希望：“今上圣明，必有复辟一日。余受恩深重，无论如何不能忘记，惟有鞠躬尽瘁，力谋起兵勤王，脱其禁锢瀛台之厄，其他非余所知……” 双方辩论3小时，康有为仍坚持其立场。联合之事再一次化为泡影。 康有为对孙中山避犹不及的态度，宫崎寅藏有很深刻的分析。 ------------ 联手康有为的数次努力（2） ------------ 康先生之避而不见也自有其理由，盖从清帝看来，孙先生为大逆不道的叛徒，悬赏而欲得其首级。孙先生之视清帝，亦不啻是不共戴天之仇，伺机想一蹴而推翻他。而康先生虽然中道挫折，亡命异国，但依然梦想挽回大局，恢复皇上的统治，自己作一个幕后的人，以立空前的大功。因此，无论从以往的情义上，从怕受人怀疑这个利害的观点上，不愿会见孙先生是无可厚非的。 虽流亡海外，但康有为仍一心想恢复光绪皇帝的统治，自负心很强的康有为，以为能说服日本外相出兵牵制顽固派，挽回其势力。而孙中山则被清廷视为不共戴天的仇敌，康有为后来也说：“我是钦差大臣，他（指孙中山）是著名钦犯，不便与见。” 此时，日本政府对康有为的态度也在悄悄发生改变。1898年11月，日本大隈内阁瓦解，山县有朋组阁。不久，传闻伊藤博文访华时，李鸿章提到日方保护清朝流亡者，新政府不希望在外交上与清朝产生纠纷，因此改变了大隈重信内阁对康礼待有加的策略。 而另一方面，日本方面也看出，在中国国内，只有极少数人想拥护皇帝继续改革，不可能以国内保皇党的力量来恢复帝位，他们还看出，康有为东山再起的希望，实在微乎其微。 此后，“不但日本政府把康当做累赘，民间志士对康的同情也日趋淡薄”，康有为觉察到这种冷淡，最终不得已前往欧美。 1899年3月22日，康有为得到日本方面9000元资助，被礼送出境，赴加拿大。 康有为的离开，使梁启超成为康梁派前线的领军人物，也为孙中山争取与梁启超合作提供了一个契机。较之于老师康有为，梁启超对于孙中山的联合提议，并不持强烈的排斥态度。另外，梁启超在此前报刊上发表的一些言论，也表明在对待清政府的态度上，他与康有为是有区别的，梁启超曾说，主张“有血的破坏”，并且以“破坏主义者”、“革命家”自居，一段时间，梁启超等与杨衢云、尤列、陈少白等来往密切，孙、梁合作的消息，也盛传于东京、横滨间。 5月，孙中山赴东京拜访梁启超而不遇。一个月后，两人终于走到一起，商谈双方联合事宜。梁启超此时曾致函孙中山，语气相当客气有礼。随着两人接触次数增多，孙中山与梁启超的一些见解日益接近。在此期间，兴中会不少人与康梁派的梁子刚、韩文举等人也频繁接触，寻求合作成为当时最为首要的任务。 1899年秋，是孙中山与梁启超往来最为密切的时期，两人甚至还谈到合作后的组织形式。孙、梁的“亲密接触”在各自的阵营里都遇到持强烈反对意见的人，尤其是康梁派里的徐勤等人，认为梁启超已渐渐掉进别人的圈套里，于是秘报正在香港准备前往新加坡的康有为，康有为大怒，立即勒令梁启超赶赴檀香山，不许拖延。 出发前，梁启超找到孙中山，表态仍要合作到底。应梁启超的要求，孙中山还热心地将胞兄孙眉在内的许多亲友介绍给他。 关于梁启超对与孙中山的合作意图及合作诚意，学术界对此也一直持不同看法。但从结果上看，这个联合极其脆弱。梁启超到达檀香山后，会晤了兴中会李昌、何宽、郑金、钟木贤等人，并前往茂宜岛拜访孙眉，孙眉甚至让其儿子阿昌执弟子礼，随梁到日本留学。兴中会同志均把梁视为同路人，热情相助。 10天后，梁启超在致信孙中山报告此行情况时，曾有这样一些话，暗示了他的处境： 弟此来不无从权办理之事，但兄须谅弟所处之境遇，望勿怪之。要之我辈既已订交，他日共天下事必无分歧之理，弟日夜无时不焦念此事，兄但假以时日，弟必有调停之善法也。 如果说，最初梁启超还在希望合作的孙中山与拒绝合作的康有为之间摇摆不定，甚至一定程度上倾向于合作的话，那么到了檀香山一段时间后，他却彻底站到了康有为的一边。 梁启超在檀香山居住了3个月，他以组织保皇会之说散播于兴中会同志间，兴中会不少人不明其真实意图，多加入保皇组织。孙中山得到消息，写信斥责梁启超失信背约，但为时已晚。孙中山苦心经营的檀香山和横滨兴中会先后为康梁利用，被夺去大部分力量，这对孙中山在开始寻找革命力量阶段，无疑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1900年7月，对两党合作仍抱有希望的宫崎寅藏，想追到新加坡劝说康有为。当时惠州起义已经准备就绪，孙中山认为劝康有为改变主张很难，因此不抱乐观态度，宫崎坚持要去。香港的保皇党竟然密报康有为，说宫崎是孙中山派来的刺客。虽然当年宫崎曾护送康有为避难日本，但康有为得知后拒绝见面。宫崎一面等孙中山前来商定下一步方案，一面写信给康有为驳斥“刺客”之说。7月6日，警察来到宫崎住所，将宫崎与同行的清藤幸七郎逮捕。 孙中山闻迅后立即赶往新加坡，着手营救宫崎。在孙中山的努力以及日本领事馆的干预下，英国殖民当局释放了宫崎、清藤二人，并以“妨碍治安罪”下令将二人驱逐出境5年。所谓“新加坡刺康案”后，孙中山、宫崎等与康有为的关系完全破裂。 从1895年到1900年，是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最艰难时期。孙中山在自传里这样形容这个时期： 此五年之间，实为革命进行最艰难困苦之时代也。盖余既遭失败，则国内之根据，个人之事业，活动之地位，与夫十余年来所建立之革命基础，皆完全消失；而海外之鼓吹，又毫无效果。适于其时有保皇党发生，为虎作伥，其反对革命，反对共和，比之清廷为尤甚。当此之时，黑暗无似，希望几绝。 ------------ 策动李鸿章独立 ------------ 1900年是中国近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八国联军攻破北京，大肆劫掠。义和团运动失败和《辛丑条约》签订后，中国为这场灾难赔付本息约九万万两。清朝政府也处于极度混乱状态。1900年的大动荡，促进了中国反帝爱国的民族主义思潮的兴起。一些新型知识分子，终于从对清朝的梦幻破灭中醒来，他们寄希望于一个新政权的诞生，而不是像康、梁保皇派那样，仍企望来自清政府内部的自发改良。 孙中山致力于改造中国，一直依靠华侨和会党，他们也因此成为兴中会的主要力量。孙中山在日本站稳脚跟后，自1898年开始，与陈少白、郑士良、杨衢云等革命骨干都直接参加联络会党工作。其中陈少白在香港加入三合会，并被龙头封为“白扇”（即军师），从而加强了革命党与广东会党的关系。 10月，在陈少白、毕永年、宫崎寅藏的策划下，香港召集兴中会、哥老会、三合会首领，商议联合组成大团体兴汉会。会上，毕永年提出公推孙中山为兴汉会总会长，与会者均表赞同，以兴中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为纲领，歃血为盟。由此，孙中山及其革命党人经过两年的努力，寻找到可以联合的力量——会党，革命声势渐振，革命运动真正在国内展开。 正当孙中山积极联络会党之际，国内义和团运动也日益高涨，政治形势变得十分复杂，各派政治力量都趁机活动。 当时，香港英国当局正在策动两广总督李鸿章据两广而独立。香港议政局议员何启，与孙中山和李鸿章都有联系，也得到香港总督的信任，他向陈少白建议：兴中会可通过香港总督卜力（Henry A. Blake）的力量，劝说两广总督李鸿章独立，与孙中山合作。 对孙中山来说，在日本经过两年多的努力，已争取到一些势力的支持；另一方面，与广东、长江流域的会党力量进行了联合，也有一定的革命基础。此时，若能再联合到清朝的重臣李鸿章，对革命来说，必定是一个难得的历史机遇。但孙中山并不相信李鸿章会有如此的魄力，只是抱着不妨一试的态度。 孙中山与杨衢云、宫崎寅藏、平山周等人坐日轮“烟打士”号，于6月17日到达香港。孙中山派宫崎等去广州和李鸿章的代表刘学询谈判。李鸿章表示在八国联军没有攻陷北京之前，不便就独立表态。 此时的李鸿章似乎也处于犹豫观望状态。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在《袁氏当国》里曾有这样一段记述： 八国联军时帝后两宫西狩，消息杳然，东南无主之时，当地督抚便曾有意自组美国式的共和政府，选李鸿章为伯理玺天德（president），李亦有意担任，后因两宫又在西安出现乃作罢。 7月8日，八国联军正进逼北京之时，李鸿章又被清政府调任做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在广东一直观望局势的李鸿章决定北上赴任，合作之事也即将流产。港督卜力获悉后，电告英驻广州副领事，劝李鸿章重新考虑他的决定。 7月16日，李鸿章乘招商局的“安平”号离开广州经港，得到港督的隆重接见。期间，卜力再一次向李鸿章表示，眼下是两广脱离清廷独立的好机会；他推荐孙中山为顾问，李鸿章为主权者。但李鸿章表示“不能抗命北上”，反而要求港督防止颠覆分子利用香港作基地。卜力知趣，未再提及孙李会晤之事。 这一天，孙中山乘“佐渡丸”轮抵达香港，香港警察重申孙中山不得登陆，策动李鸿章独立之事因此告终。一年后的11月，李鸿章病逝，结束了他备受争议的一生。 ------------ 惠州起义 ------------ 争取李鸿章合作的努力已经失败。1900年7月18日，孙中山在香港海面的“佐渡丸”轮上召开会议，继续讨论武装起义之事。 惠州起义是一个月前孙中山与陈少白、杨衢云等人开会决定的。孙中山当时对局势的分析是：八国联军不久可能就会攻陷北京，中国人有亡国之危，不要对李鸿章抱任何幻想，要不失时机地举兵进行第二次武装起义。 之前一直支持孙中山革命的日本方面此时有所变化。一些人认为孙中山起事，“乃无谋之举”，不论对东亚还是对日本都不利，公开在报纸上大唱反调。缺乏日本力量的支持，尤其是饷械和军事骨干的支援，对于力量单薄的孙中山来说是不可能的。 9月25日，孙中山化名“吴仲”乘船赴台，希望能争取新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的支持。儿玉源太郎派人向孙中山表示，如果在国内举兵起义，他一定设法援助。 正当孙中山在台湾进行准备工作时，惠州形势却骤然有变。 郑士良经营的根据地，在惠州归善县三洲田。这里海拔1000多尺，群山环绕，地势险要，可守可攻。1900年初，郑士良就集合了600多义军，洋枪300支，指挥部设在马栏头村的一间油房里。为了保密，邻乡的农民进了山塞之后，一律不许出山。 因起义等待时间太长，粮食告缺，郑士良留下80人驻守，遣散其余民众等待时机。此时已有风声逐渐外泄，说三洲田有乱党数万人，准备揭竿而起，引起清政府广东当局的注意。 10月初，两广总督德寿开始了对三洲田起义军的围剿，郑士良急电孙中山速予接济。此时，孙中山并未筹备好，复电暂时解散；但这边已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发之势，于是又电孙中山，准备起兵沿海东上，直逼广州，再一次敦促孙中山接应。 10月8日，郑士良先发制人，派统将黄福带领敢死队80人夜里突袭清军的先头部队，打死了40多人，俘虏30多人。受到突然袭击的清军不知起义军兵力底细，仓皇溃逃。 第二次革命武装起义由此打响，早已跃跃欲试的革命党和反清会党深受鼓舞，郑士良几次率军大败清军，所向披靡，沿海有两万多农民参加起义军，郑士良在白沙整编队伍，准备攻入厦门，接受由台湾运来的人员和武装。 现在看来，惠州起义的突然爆发实在出乎孙中山意料之外。孙中山一面与台湾总督儿玉接洽，请他协助；一面立即电饬宫崎寅藏与菲律宾独立军领袖彭西商谈借军火一事。一年前，孙中山曾帮助彭西在日本购买军火，但第一批武器在驶往菲律宾途中遭遇大风，在宁波附近触礁沉没；此后，彭西又筹资请日本人中村弥六代购军火，孙中山希望在此紧急关头能借用这批武器以支援惠州起义。不料，宫崎来电告知：这批武器全是废铁，不能武装起义军。 10月19日，伊藤博文组成新内阁，新政府令台湾不许支援中国革命。如此一来，不但借武器的希望落空，回内地领导革命的计划也被破坏。孙中山立即通知香港同志：“情势突生变化，外援难期，即至厦门，亦恐徒劳。军中之事，由司令官自决行止。” 孙中山派的山田良政10月22日到达起义军营地传达了命令。郑士良立即召集各将领会议，大部分义军解散，郑士良率领千余人撤回三洲田山寨据守。这1000多人分水陆两路撤退，郑士良带领的陆路一部和清军主力何长清遭遇，革命士气已低落，加之途中粮饷不继，被清军打败，起义军被迫解散。郑士良和黄福等人先后避往香港。而山田良政在送信返回时，由于路不熟，被清军逮捕后遇害。1912年，孙中山在日本为山田良政立了一座纪念碑，称其为“外国义士为中国共和牺牲者第一人”。 孙中山对惠州起兵的准备，时间虽较长，一直寻找合作力量，饷械准备并不充分，导致惠州方向筹备的义军长时间的等待，最终被迫自动起义，造成孙中山的计划与惠州义军在衔接上的“失误”，惠州起义仅存17天。 ------------ 保皇还是革命 ------------ 1900年11月10日，台湾总督下驱逐令，孙中山偕陈清由基隆乘“横滨丸”启航赴日本。在日本，他与康梁等保皇党再次遭遇。 1902年2月至7月，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长达10万言的《新民说》，把满清的腐败昏庸归结为人民的愚昧。同年9月，康有为在报纸发表《辩革命书》，攻击革命派。“保皇党”的言论，蛊惑性极大，对革命力量的发展构成一种威胁。在檀香山，由于梁启超凭借孙中山的信任，在兴中会中鼓吹“保皇与革命原属同流”，几乎摧垮了兴中会，大部分会员都转向了保皇党。许多人还出巨资，赞助出版保皇党的机关报《新中国报》，这张报纸大肆鼓吹保皇，攻击反清革命。 1903年9月下旬，孙中山从日本到檀香山，这是他第5次到檀香山。“保皇党”机关报《新中国报》知道孙中山到来，便写文章诋毁革命党，同时还涉及孙中山个人的名誉。孙中山把他的亲属和程蔚南办的商业性中文报纸《隆记报》改为兴中会的党报，并亲自做主笔，和《新中国报》展开论战。 此时，孙中山与梁启超的关系也再难修复。1903年12月17日，孙中山在《复某友人书》中指斥梁启超：“康尚有坦白处，梁甚狡诈，彼见风潮已动，亦满口革命，故旧金山之保皇党俨然革命党”，“今日之计，必先破其戾谬”。他认为梁启超“以一人而持二说”乃是“首鼠两端”，“其所言革命属真，则保皇之说必伪；而其所言保皇属真，则革命之说亦伪矣”。 “保皇党”以人心趋向革命，恐大势将去，为挽回颓势，便在《新中国报》撰写《敬告保皇会同志书》，大肆攻击，向“革命党”挑战。1903年12月下旬，孙中山发表《驳保皇报》，痛斥“保皇党”所言，似是而非。“保皇党”空言爱国，却不知道自己所爱的国家是清帝国还是中华国。 孙中山亲自主持舆论宣传，使保皇党的势力渐渐弱了下去。两派也已势同水火，一家报纸也提及，“康同璧女士（注：康有为之女）及欧某至各埠游说运动，务以拒绝革命党为事。而孙逸仙医生亦遍游各埠，意在解散保皇会，并欲筹饷50万金云”。孙中山与保皇党的冲突之激烈可见一斑。 清朝进一步的衰退以及一系列丧权辱国的行为，让国人对这个已腐朽的政权彻底丧失了信心。孙中山的革命志向，也越来越被理解甚至认可。如果说孙中山与康、梁几年前的交锋还未能占到绝对优势的话，这一次，孙中山已慢慢将局势扳了过来，终于完全占了上风。 ------------ 重返檀香山，改造美洲洪门 ------------ 在檀香山与保皇党论战取得了胜利，孙中山深感“非将此毒铲除，断不能做事”，于是决定再去美国本土扫除保皇党的影响，同时募集经费，以准备在国内再度大举起义。临行前，孙中山抽空去茂宜岛看望了母亲、哥哥与妻子儿女，与分别7年的家人团聚。此时，孙眉的境况已大不如前，当他知道弟弟不久要去美国本土时，只能提供少量的资助，并把家里收藏的一支龙涎香送给孙中山，以备应急之需。 此前，孙中山的舅舅杨文纳建议，北美系保皇会发源地，“倘不与洪门人士合作，势难与之抗衡”，力劝孙中山在檀香山申请加入洪门。孙中山采纳了这一建议，由洪门叔父钟水养介绍，1903年冬天在檀香山正埠国安会馆宣誓加入洪门，并被封为“洪棍”（洪门称“元帅”为“洪棍”），据传当时加入洪门的会员名册，现仍保存在檀香山。孙中山还在别人的建议下申领了一份“夏威夷出生证书”，后来的事实证明，这两件事对孙中山后来在美国大陆从事革命都很有帮助。 1904年3月31日，孙中山携带着夏威夷出生证和大哥赠送的那支龙涎香，搭乘“高丽”号轮船前往美国大陆。4月6日到达旧金山。但孙中山一上岸便被美国海关以手续不符等由扣留。 孙中山在檀香山的时候，已经沉重打击了保皇党。他们因而担心，孙中山一旦抵达美国，会给那里的同党带来更大的麻烦。旧金山保皇党接到通知后，马上报告清廷驻当地的领事何拓。何拓立即照会美国海关当局：以保全清、美两国邦交，请禁止将于某日抵埠的中国乱党孙某入境。当海关查知孙中山所持的是夏威夷出生证，表示按照法律难以禁止的时候，他们又极力说明孙中山是广东香山县人，所持护照，必是伪造。这样，孙中山便被困在码头上的木屋里，等待处理。 小木屋很简陋，与外界完全隔绝，一天，孙中山无意间从他人那里借到一份侨报《中西日报》，见上面写有“总经理伍盘照”的字样，猛地回忆起1895年自己从香港逃离的时候，基督教教友杨襄甫、左斗山两人，曾特地写信给旧金山《中西日报》总经理伍盘照，请他念同教的友谊，对孙中山予以照顾。但那次孙中山却先到了日本横滨，再转檀香山，信没有用上，仍留在皮箱里。 想到这里，孙中山立刻根据报上所写地址写了一个便条，让一位西洋小报童送到《中西日报》社，外面写“伍盘照博士启”。伍盘照拆信一看，上写：“现有十万火急要事待商，请即来木屋相见勿延。”伍盘照马上按信封英文地址赶到木屋去，孙中山将自己处境如实相告。那时，伍盘照还兼任清廷驻旧金山领事署顾问，何拓领事经常向他请教对外事务。伍盘照一方面正告何拓领事：孙中山系革命党，不能指为乱贼，请勿激起众怒；另一方面，又去拜访旧金山致公堂大佬黄三德、英文书记唐琼昌。 旧金山致公堂是美洲各埠洪门分堂的总部。黄三德、唐琼昌两人热心革命，尤其敬佩孙中山的革命精神。他们知道孙中山入境受阻的事，大为愤怒，马上找律师，并交5000元保证金，使孙中山得以外出听候判决。3个星期后，孙中山获释。 孙中山终于能在美洲大陆活动了。兴奋之情，是不言而喻的。他索性甩开各种顾忌，公开从事革命活动。 当年侨居美国、后来成为国民政府外交部长的王宠惠有一段回忆，最能说明孙中山在美国从事革命宣传的情况： 孙逸仙是一个具有感染魔力而且口齿流利的演说家。他能使听众聚精会神地在一次讲演会里连续听足好几个钟头。听众的人数或多至几百人几千人臧寥寥可数。他在夜深入静，精神焕发地和少数革命同志，在煤油灯下，在小小的洗衣作坊后面的房间里，对他们畅谈中国军事上的失败情况，以及外交上丧失权益的屈辱，因而阐发他的使中国人民自己起来治理国家大政的方略。他随时都是风尘仆仆，穿着破烂地出现在人们面前，但为了革命运动事业，他却是热心诚挚，永不灰心丧气。 ------------ 同盟的欧洲序曲（1） ------------ 1904年12月14日，孙中山离开纽约赴伦敦。 这一次美国大陆之行，孙中山收获颇丰，不仅在气势上压倒了保皇党，而且民众对于孙中山本人以及他所从事的革命事业，也逐渐有了深刻认识。 到1905年，孙中山开始革命活动恰恰10年。在这10年中，孙中山颠沛流离，矢志不渝为革命奔走，而中国的国内形势也开始悄悄生变。他曾于1900年秋发动惠州起义，起义虽然失败，但却在国内外产生重大影响。孙中山明显感到民心大变：5年前的起义失败后，“举国舆论莫不目予辈为乱臣贼子、大逆不道，咒诅谩骂之声，不绝于耳”，甚至亲人都将他视为洪水猛兽；而此时“则鲜闻一般人之恶声相加，而有识之士，且多为吾人扼腕叹惜，恨其事之不成矣。前后相较，差若天渊”。 在这10年间，社会矛盾更加尖锐，一支革命的重要力量：现代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随着国内新式教育迅速发展，出国留学盛极一时，与中国传统文人迥异的现代知识分子人数骤增。他们深受新思潮影响激荡，成为革命派的重要力量。 1905年4月，《革命军》的作者邹容病逝狱中，这本有“号角一声惊梦醒”之誉的革命书籍又掀起思想狂潮；1905年12月，革命党人陈天华蹈海自尽，他的革命檄文《警世钟》、《猛回头》亦再引万人传颂，甚至被“奉为至宝”。另一方面，卢梭、伏尔泰、华盛顿等悉数被介绍进来，革命思潮，汹涌而来。 这个时期，记录孙中山坚忍不拔从事革命的书籍已相继出版，如《伦敦蒙难记》、章士钊编译的《孙逸仙》,也在焦急地思索与寻找国家出路的有志之士当中引起震荡。有些年轻人读了孙中山的传记后，被深深感染并激励着，甚至有人“几欲破浪走海外，以从之，不能得；则如醉如痴，甚至发狂”，许多官费派往海外的留学生也想借机“往西洋觅孙逸仙”，人心所向，孙中山已在民众心中确立了他的革命领袖地位。 当时，一些在英、法、德、比等国留学的学生也经常给他们仰慕的革命者孙中山写信，孙中山也萌发了去欧洲一见的想法，但苦于没有经费。旧金山《大同日报》主笔刘成禹写信将这一情况告诉了欧洲留学生，对方立即凑足旅费，电汇孙中山，邀请他来欧洲大陆，孙中山顺利成行。 就在孙中山离开美国不久，康有为穿着紫色袍褂来到美国。在华盛顿，他获得西奥多·罗斯福总统的接见。在费列得尔菲亚市，穿着蓝色漂亮军服的保皇会两个连的候补士官生，手持黄龙大旗和美国星条旗做他的随从护卫。租雇的军乐队为他开路，沿途保皇党徒大放鞭炮，夹道欢迎。 但是，历史毕竟是前进的。正如一位历史学家所说：“谁敢预言幸福命运和美好的未来竟不照顾这位素受尊重、穿着丝袍的学者；相反，却降落到最易受人轻视，穿着西装，把三民主义放在口袋里，无声无息地悄悄溜到欧洲的孙逸仙的身上呢？” 1905年春，孙中山从英国渡海到比利时。孙中山在那里与留学生着重讨论了革命的方略和依靠的对象。朱和中等留学生根据自己在国内活动的体会，主张以“更换新军脑筋，开通士子知识”，即运动军、学两界为手段；孙中山 ------------ 同盟的欧洲序曲（2） ------------ 则认为“秀才不能造反，军队不能革命”，应借会党力量为可靠。双方各执己见，辩论了三天三夜之久，最后达成谅解，“定为双方并进”。 讨论会结束，留学生盛筵招待孙中山。香槟酒数巡之后，大家根据孙中山提议，畅谈建国要义，各抒己见，气氛热烈。夜深了，孙中山提议成立革命团体，得到响应。孙中山于是亲拟一份誓词： 具愿书人×××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倘有食言，任众处罚。 天运 年 月 日 某某押（指印） 主盟人：孙文 由朱和中开始，依次亲笔立据。朱和中看到孙中山亲书的誓词，忍不住笑着说：“康梁说先生目不识丁，今见誓词简老，书法遒劲，知康梁之见忌而思毁之也。”孙中山回答：“我亦读破万卷书也！” 宣誓完毕，孙中山把联络暗号告诉30多位加盟者： 问：君从何处来？ 答：从南方来。 问：向何处去？ 答：向北方去。 问：贵友为谁？ 答：陆皓东、史坚如。 这也表明在孙中山的内心深处，一直铭记着那些最早付出生命的革命者。比利时留学生的革命团体一经成立，孙中山又到德国、法国去开展工作，在留欧学生中形成了一支有组织的革命力量，“革命党人之声势为之一振”。 孙中山在法国期间，还有一个插曲。在巴黎，一天，孙中山午餐归来，忽然发觉皮包被割破，加盟者的誓书和重要文件被一窃而空。孙中山怀疑留学生全体背叛，又急又气，马上电告比、德加盟者，责问：“若有悔心，曷不明言？纵欲收回盟据，亦应好说，何须用此卑劣手段？” 比利时留学生马上派遣胡秉柯赴巴黎。当时孙中山已迁往别处，胡千方百计才与孙中山会面。当时孙中山甚怒：“我早知读书人不能革命，不敌会党。”这句话倒表明孙中山一直存在的对依赖知识分子发动革命的怀疑，而失窃事件使他刚刚建立起来的欲在知识分子当中发展革命力量的想法有所动摇。 胡秉柯耐心地向他解释：“比京全体同人得知这件事，即公推我前来向先生表明态度：比京全体同人中，无一人参与盗窃盟据的事，也无一人有后悔之心。”正在谈论间，孙中山收到了柏林加盟者的信件：“叛党只此四人，全体未叛。” 原来，因众意难违而加盟的留德学生王发科、王相楚，三分钟热度过后，冷却下来一想，又心生悔意。两人匆匆跑到巴黎，与也是刚刚入盟的汤芗铭、向国华密商。受二王影响，汤、向二人也打了退堂鼓。他们决计由汤芗铭、向国华出面“邀请”孙中山外出午餐；王发科、王相楚则乘机潜入孙中山的房间，割破他的皮包，拿走了所有欧洲革命成员的盟据和一封法国政府致安南总督的介绍信。两人如获至宝，马上呈交清驻法使馆，当作将“功”赎罪的明证。 有趣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没有忘却驻伦敦公使龚照瑗上次的教训。他不愿意给自己惹麻烦，训斥了他们一顿，把介绍信的内容密电清廷以后，又派人把原件送还孙中山。 1905年4月中旬，孙中山第二次来到布鲁塞尔，经贺之才介绍，走访了第二国际。孙中山与执行局主席王德威尔得、书记处书记胡斯曼会晤，提出了接纳他的革命组织为第二国际成员的请求。孙中山扼要地解释了他的组织的目标和纲领：“第一，驱除篡权的外来人（指满族统治者），从而使中国成为中国人的中国。第二，土地全部或大部分为公共所有，就是说很少或没有大的地主，但是土地由公社按一定章程租给农民，……每人依其财产数量缴纳租税。”目的在于“防止一个阶级剥削另一个阶级的现象，就如欧洲各国所发生过的那样。” ------------ 筹备中国同盟会 ------------ 20世纪初，一些国内革命团体的领导人因反对清政府而流亡日本，日本便成了中国革命党人最集中的地方。尽管革命团体已经开始零零散散出现并小有规模，但各自宗旨不尽相同，又有地域性等弱点，所以孤悬海外、一盘散沙的几个革命小团体，无法成为领导全国反清革命的核心。兴中会主要活动于香港和海外华侨及部分会党之中，知识分子很少加入，且多数会员为广东籍，也难以成为整个革命运动的领导者。 鉴于这一状况，孙中山主张建立新的大团体，以领导全国的反清革命。1905年6月11日，孙中山借助留学生筹集的路费，自法国马赛登上“东京”号轮船东进。7月19日，孙中山抵达日本横滨。几天后，他又立即赶到东京。当时，留日学生荟萃东京，革命热情高涨。黄兴、宋教仁两人更是朝气勃勃，劲头十足。 孙中山是由宫崎寅藏介绍与黄兴结识的。对于其过程，宫崎后来有很详细的回忆： 孙逸仙由欧洲回到日本后，来我家里访问。对孙询问有无杰出人物之事，我说：“仅仅两三年间，留日学生猛增，有一个叫黄兴的，是个非常的人物。”孙说：“那我们就去看看他。”我说：“我到他那里去把他请来吧。”孙说：“不要那么麻烦了。”于是，我们两人就一起到神乐坂附近黄兴的寓所访问。和我同住过的末永节，那时和黄兴同住在一起。 到达黄寓时，我要孙逸仙在门口等一等，我推开格子门喊了一声：“黄先生!”末永节和黄兴一起探出头来，看到孙逸仙站在外面，说：“啊!孙先生!”黄兴想到有许多学生在屋里，立即做手势，示意孙先生不要进去；我也会意了，随即出门去等待。顷刻，黄兴、末永节、张继三个人出来了，将我们带到中国餐馆凤乐园。寒暄过后，彼此不拘礼节，有一见如故之感。 孙中山与黄兴这一谈就是两个多小时，却没怎么沾桌上的酒和饭菜，直到最后两人才举杯祝贺。 这无疑是一次历史性会面。孙、黄两人在组织“革命大同盟”一事上取得基本共识后，7月28日，孙中山在《20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与宋教仁、陈天华等华兴会骨干会晤，孙中山重点强调了革命力量联合的重要性，他说： 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元璋)、陈(友谅)、张(士诚)、明(玉珍)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方今两广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军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人遇到其间人才太少，无一稍可有为之人主持之……若现在有数十百人者，出而联络之，主张之，……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 像是百川归大海。湖北、四川、广东以及其他各省的留学生，也先后拜会孙中山，拥护他组织统一的革命团体的主张。这样，由孙中山提议组织的统一革命团体，已不是兴中会、华兴会、日知会、光复会等团体的平等联合，而是组成了一个新的革命团体，这个新团体实际上已接受了孙中山的主张和领导，所以事实上是兴中会的扩大。 1905年7月30日下午，由孙中山、黄兴邀约，各省有志于革命的留学生和旅日华侨70多人，在内田良平住所集会，共同讨论创建新的革命团体的事。这是中国革命者一次史无前例的聚会。兴中会、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以及其他团体的成员和个人，除甘肃省没有留日学生之外，全国内地17个省都有代表到会。 孙中山首先在会上作了一小时的演讲，之后便被公推为会议主席。 结成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已是大势所趋。《论语》说：“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对于这个革命大团体的名称，有人提议“对满同盟会”，但孙中山解释说，“革命党宗旨，不专在排满，当与废除专制创造共和并行不悖”，这一想法马上得到大家的一致认同。 显然有深思熟虑的孙中山提议命名“中国革命同盟会”，黄兴建议，出于党员行动有利考虑，将“革命”二字删去；一番讨论过后，“中国同盟会”的名称最终确定下来。 讨论到中国同盟会的宗旨，又是一番争论。 孙中山首先提议：“中国同盟会应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有些人赞成孙中山的提议；有些人却表示，宗旨的前三句好理解，可以接受；后一句不适当，建议删去。顿时议论纷纷，莫衷一是。 “平均地权”这一纲领，是孙中山因袭中国固有的思想、吸取欧美社会现实的教训，于1903年提出的。他坚决不肯放弃它。 孙中山从世界各国社会革命的历史及趋势讲起，认为，现代文明国家最难解决的就是社会问题，它和种族、政治二大问题一样重要。中国虽工商业尚不发达，社会纠纷不多，但也应该未雨绸缪，防微杜渐。孙中山不失时机地宣传自己的观点：“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 即便仍然有些人士对“平均地权”的必要性不理解，或者不大赞成，但孙中山的理想、激情和理论，还是使大会通过了他提出的“四纲”。黄兴随即提议“请赞成者书立誓约”。于是由孙中山即席起草了盟书，黄兴、陈天华略加润色后，制定了一份誓词。 从湖南到来的曹亚伯率先站起，边走边说：“大家主张革命，才来这里；如果不主张革命，何必来呢！”他走到桌旁，执笔蘸满墨水，爽朗说道：“我凭良心签名。”说罢，写上“曹亚伯”三个大字。盟书被孙中山交由黄兴保管，然后大家再进入另一个小房间，由孙中山授以同志相见之握手暗号及秘密口号： 问：何处人？ 答：汉人。 问：何物？ 答：中国物。 问：何事？ 答：天下事。 面对着眼前这么多的生力军，孙中山兴奋地与新会员一一握手，祝贺“君等已非清朝人矣”。说完，突然，“轰”的一声巨响，大伙大吃一惊，上前一看：原来是厅后面一块木板倒塌。孙中山马上幽默地宣告：“此乃颠覆满清之预兆，值得诸君高兴啊！”最后，会员推举黄兴、宋教仁、陈天华、马君武、汪精卫等八人起草同盟会章程，准备召开成立大会。 ------------ 亲手建立革命党 ------------ 1905年8月11日，清朝留学生会馆门前张贴着定于13日召开欢迎孙中山大会的告示。 当时，虽说正值暑假期间，许多留学生已经他游或者回国，可那天下午，到会的竟有1300多人，而最初警方只允许300人，后来又追加到900人。会场富士见楼挤满了人群，后到的几百人挤不进去，就伫立街边仰望着。 身穿洁白西装的孙中山，由宫崎寅藏陪同，从容步入会场。刹那间，会场内外，掌声雷动。人们抬起脚后跟，双眼直追着孙中山。站在后面的人，被前面的遮住了视线，挤得更是厉害。当孙中山走上了主席台，整个会场却立时鸦雀无声，显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宁静。 宋教仁致了欢迎词，热烈掌声过后，孙中山开始了为时4个小时的演讲，题目是《中国应建立共和国》。 孙中山首先指出中国没有沦亡的道理。他说： 离东二年，论时不久，见东方一切事皆大变局，兄弟料不到如此……近来我中国人的思想议论，都是大声疾呼，怕中国沦为非、澳。前两年还没有这等的风潮，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不是亡国了。这都是由我国民文明的进步日进一日、民族的思想日长一日，所以有这样的影响。从此看来，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 革命，向来是没有一帆风顺的。而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在当时最主要的障碍，还是保皇派的论调在人们头脑里的影响。这一点，孙中山比谁都更清楚。他话锋一转，对准保皇派： 有说欧美共和的政治，我们中国此时尚不能合用的。他们说由野蛮而专制，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这是天然的顺序，不可躁进的；我们中国的改革最宜于君主立宪，万不能共和。殊不知此说大谬。我们中国的前途如修铁路，然此时若修铁路，还是用最初发明的汽车，还是用近日改良最利便的汽车，这个道理虽是妇孺亦能懂得。所以君主立宪之不合用于中国，不待智者而后决。 孙中山最后以慷慨激昂的口吻宣告：“所以我们决不能说我们同胞不能共和，如说不能，是不知世界的进步，不知世界的真文明，不知享这共和幸福的蠢动物了。”“现在中国要由我们四万万国民兴起。今天我们是最先兴起一日，从今后要用尽我们的力量，提起这件改革的事情来。我们放下精神说要中国兴，中国断断乎没有不兴的道理。” 孙中山饱满的热情和雄伟的气魄激励着留学生。程家柽在随后的演说中，难以抑制对孙中山由衷的赞美之情说： 法国不仅有一拿破仑，美国不仅有一华盛顿。先有无数的拿破仑、华盛顿，而此有名之拿破仑、华盛顿，乃始能奏其功，故今日吾国不可专倚赖孙君一人。人人志孙君之志，为孙先生之为。中国庶克有济。 这次东京留学生欢迎大会实为同盟会成立前的一次群众性动员誓师大会。这次大会使更多的爱国志士了解并熟悉孙中山的革命思想，会议形成的热烈气氛与以前遭遇的不解以及反对形成强烈对比，对此，宫崎寅藏也感慨万千：“昔年孙君来此，表同情者仅余等数辈耳！中国人则避之惟恐不及。今见诸君寄同情于孙君如此，实堪为中国庆慰！” 火山爆发似的革命激情是压抑不住的。经过20多天的筹备工作，8月20日，中国同盟会成立大会在东京赤坂区日本友人阪本金弥的住宅内举行，共300多人参加大会。 会议由孙中山主持，黄兴宣读同盟会章程，主要内容有：“本会定名为中国同盟会，设本部于东京，设支部于各地。”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本会设总理一人，由全体会员投票公举”等——可惜的是当时通过的同盟会章程，这份非常珍贵的历史资料已遗失，现在所能见到的是第二年5月16日改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24条，是陈少白保存的油印件。 黄兴首先倡议：“公推孙先生为本党总理，不必经选举手续。”众人举手赞成。这正是人心所向，众望所归。 这时，39岁的孙中山一定感慨万千。1894年深秋，年仅28岁、可说一无所有的孙中山与二十几位同龄人在远离中国的美国檀香山成立“兴中会”，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的纲领。当时，这只被少数与闻者认为是几个少不更事的年轻人的“痴人说梦”，没有几人认真看待。谁会想到1905年，在他的倡导下，各种革命力量汇成了中国第一个近代意义的政党——中国同盟会呢？ 章士钊在《孙逸仙》一书的序言中声称：“孙逸仙者，近今谈革命者之始祖，实行革命者之北辰，此有耳目者所同认。……则谈兴中国者，不可脱离孙逸仙三字。”《警钟日报》则干脆说，“第一之孙起，当有无量之孙以应之”，“有孙逸仙而中国始可为”。 时势造英雄。孙中山，在革命风浪中搏斗出来了。这位伟大人物，赢得了人们的敬佩和信赖。 若干年后，孙中山在文章里坦率地说，直到此时，“吾始信革命大业，可及身而成矣”，之前，“虽身当百难之冲，为举世所非笑唾骂，一败再败，而犹冒险猛进”，但孙中山仍然不敢在自己身上能期待排满事业的成功。而现在，这个曾经被认为“不过广州湾之一海贼”的中年人，已被全国各地的革命志士公认为革命领袖了。 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同盟会成员主体，从1905年至1907年间加入的会员来看，留学生和学生占了90%以上，说明孙中山的革命理念已赢得了知识分子的认同，而后者也成为改变中国历史的动力，孙中山后来在《建国方略》中形容：“从此革命风潮一日千里，其进步之速，有出人意表者也”。 ------------ 三民主义初次登台 ------------ 在同盟会成立大会上，黄兴提议将宋教仁创办的《20世纪之支那》杂志改为中国同盟会的机关报，与会者表示赞同。 1905年11月26日，被改组为同盟会机关报的《民报》正式创刊。而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号上撰写了《发刊词》，第一次公开阐述了他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主张。 孙中山这样写道： 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罗马之亡，民族主义兴，而欧洲各国以独立。洎自帝其国，威行专制，在下者不堪其苦，则民权主义起。十八世纪之末，十九世纪之初，专制仆而立宪政体殖焉。世界开化，人智益蒸，物质发舒，百年锐于千载，经济问题继政治问题之后，则民生主义跃跃然动，二十世纪不得不为民生主义之擅场时代也。是三大主义皆基本于民，递嬗变易，而欧美之人种胥冶化焉。其他旋维于小己大群之间而成为故说者，皆此三者之充满发挥而旁及者耳。 今者中国以千年专制之毒而不解，异种残之，外邦逼之，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殆不可以须臾缓。而民生主义，欧美所虑积重难返者，中国独受病未深，而去之易。是故或于人为既往之陈迹，或于我为方来之大患，要为缮吾群所有事，则不可不并时而弛张之。嗟夫！所陟卑者其所视不远，游五都之市，见美服而求之，忘其身之末称也，又但以当前者为至美。时志士舌敝唇枯，惟企强中国以比欧美。然而欧美强矣，其民实困，观大同盟罢工与无政府党、社会党之日炽，社会革命其将不远。吾国纵能媲迹于欧美，犹不能免于第二次之革命，而况追逐于人已然之末轨者之终无成耶！ 夫欧美社会之祸，伏之数十年，及今而后发见之，又不能使之遽去。吾国治民生主义者，发达最先，睹其祸害于未萌，诚可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还视欧美，彼且瞠乎后也。 但孙中山在这800多字的发刊词中，并未具体阐释“三民主义”的详细内容。直到一年后，在东京举行的《民报》发行一周年纪念大会上，面对六七千听众，孙中山才在题为《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前途》的演讲中，第一次系统陈述他的建国思想。 关于民族主义，孙中山说： 民族主义，并非遇着不同种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是不许那不同种族的人，来夺我民族的政权，……民族革命的缘故，是不甘心满洲人来我们的国，主我们的政，定要扑灭他的政府，光复我们民族的国家。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同盟会把民族主义放在第一位，这应该说是正确的。因为，也许用民族复仇情绪比“自由、平等、博爱”更能煽动起人们的革命激情。但是，作为资产阶级革命的民族主义毕竟不同于会党农民的狭隘的“民族主义”。孙中山也逐渐认识到这一点，他特地澄清“民族主义”决不是单纯的种族复仇，也不是一些小革命团体和一些革命党人所持有的单纯的“种族革命”，“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他更是在以后的文章和演说中极力加以辩解。以后甚至提出了“五族共和”这一带有民族平等思想的口号。 关于民权主义： 就是政治革命的根本。将来民族实行以后，现在的恶劣政治固然可以一扫而尽，却是还有刃。恶劣政治的根本，不可不去。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要去这政体，不是专靠民族革命可以成功。这由政体不好的原故，不做政治革命是断断不行的。讲到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所以我一定要由平民革命，建国民政府。 在如何实行民主政治方面，孙中山在演讲中已经提出“五权分立”的思想。他说： 还有一个问题，我们应要研究的，就是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兄弟历观各国宪法，成文宪法，是美国最好；不成文宪法，是英国最好。英是不能学的，美是不必学的。英的宪法，所谓三权分立，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各不相统属。这是从六七百年前，由渐而生，成了习惯；但界限还没有清楚。后来孟德斯鸠将英国的制度，作为根本，参合自己的理想，成为一家之学。美国宪法，又将孟德斯鸠学说，作为根本，把那三权界限，更分得清楚；在100年前，算是最完美的了。120年以来，虽数次修改，那大体仍然未变的。但是这百余年间，美国文明日日进步，土地财产亦是增加不已；当时的宪法，现在是已经不适用了。兄弟的意思，将来中华民国的宪法，是要创一种新主义，叫做“五权分立”。 除了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三权外，孙中山增加了两项：考选权和纠察权。孙中山解释，考选权本是中国创始的，将来中华民国宪法，也必须设立独立机构，专掌考选权，他希望借此“可以除却盲从滥选及任用私人的流弊”；至于纠察权，“专管监督弹劾的事”。 民生主义： 社会问题在欧美是积重难返，在中国却还是幼稚时代，但是将来总会发生的；到那时候，收拾不来，又弄成大革命了。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伤国民的元气。我们实行民族革命、政治革命的时候，须同时想法子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真是最大的责任。 可见，孙中山是有相当远见的一位革命者，对欧美工业发达以后，贫富日益悬殊的社会问题也看得十分透彻。他认为，问题根本在于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文明进步、地价日涨造成富者日富、贫者日贫。因此，他设想民生主义的具体内容，就是核定地价，增价归公。 解决的法子，社会学者所见不一，兄弟所最信的是定地价的法。比如地主有地价值一千元，可定价为一千，或者多至二千，就算那地将来因交通发达涨至一万，地主应得二千，已属有益无损；赢利八千，当归国家。这于国计民生，皆有大益。少数富人把持垄断的弊端自然永绝，这是最简便易行之法。欧美各国地价已涨至极点，就算要定地价，苦于没有标准，故此难行。至于地价未涨的地方，恰好虑行此法。 虽然孙中山在那时已详细论述了自己的三大主义，但当时还并未出现“三民主义”这一词汇。据冯自由回忆，当年12月，香港中国日报代售《民报》广告，时任中国日报社长的冯自由感觉在广告上登载“提倡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一语太过冗长，于是简称“三民主义”代之。第二年，中国日报在悼念陈天华的大会上，冯自由在挽联中写“誓覆满酋政府，实践三民”。但当时这个词语还曾一度遭到胡汉民的讥笑，认为冯自由用此简称并不恰当，“往往以此为谈柄”。然而随着孙中山的认可，“三民主义”由此确立。 “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构成了孙中山完整的思想体系。它们的提出，使革命派有了比较完整的理论基础，而且深深地影响了此后半个多世纪中国的命运。 ------------ 萍乡醴陵起义 ------------ 1906年秋，中国中部闹灾荒，而湖南和江西交界的萍乡、醴陵、浏阳等地特别严重。9月，同盟会会员刘道一和蔡绍南按总部指示回到湖南，和长沙的同盟会会员魏宗铨一道发动萍乡、醴陵、浏阳一带的洪江会党，以“灭满兴汉”为号召组织起义。 10月初，萍乡起义的风声被当地清政府官员知悉，开始采取行动，突袭麻石机关，缉拿捕杀会党头目。 12月4日，在会员意见不统一、思想准备尚未完全的情况下，醴陵的洪江会仓促发动起义，占领了萍乡县城以北90里的上栗市，成立了中华民国军湖南军先锋队，发布了《中华民国军起义檄文》，并以孙中山的名义向各地会党发布了《中华共和国革命军大总统照会》。浏阳的会党、萍乡的矿工、醴陵的兵勇都一呼百应，起义军达到三万多人，震惊了长江南北。 这次起义是会员而并非孙中山发起的。起义后，刘道一曾密电东京，但被湖北电信局扣压。12日，在日本的革命同志从日本报纸上获知起义消息后，纷纷要求回国。12月13日，清政府电令张之洞、端方、岑春煊合力围攻起义军，在清军重兵镇压下，轰轰烈烈的萍浏醴大起义，经过半个月的奋战，以失败告终。起义领导人刘道一、魏宗铨等都先后被杀害。 当时孙中山并没有及时得到起义失败的消息，次年1月，他还前往日本作家池亨吉寓所，邀请他去中国参加武装起义；而在国内，被震惊的清政府下令在全国各地大肆搜捕革命党人，张之洞、袁世凯等上奏朝廷，“革命排满之说，以孙中山为罪魁”。1907年2月13日，清廷致函伊藤博文，要求日本政府驱除孙中山出境。 考虑到孙中山已经在日本形成的影响，又顾及本国在华利益，日本政府于是采取秘密赠送旅费的方式，并设宴为孙中山饯行。原本就计划南下组织起义的孙中山表示同意，东京的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听说这个消息，也赠送一万元，表达对中国革命的同情——孙中山万万没有料到，这会成为日后他经历的一个惊涛骇浪般的“倒孙风潮”的源头，此为后话。 在筹集经费方面，孙中山还有过两个比较有趣的小插曲。 1905年6月，孙中山准备结束欧洲之行从巴黎返回日本。留德学生会会长宾敏陔记述：孙中山从巴黎来信，让“速筹速汇”，以便启程。接函后，几个留德学生，“彼此切实核计，算二等船费若干，由巴黎至马赛二等车费若干，统计汇去佛郎二千元”。不料没几天接到汇款的孙中山来电训斥，说：“吾乃中国革命领袖，若以来函所云，车船以二等计算，有失中国革命家脸面，绝对不可，望再筹汇。”宾敏陔与其他几位留学生领袖都不是什么富人，平时也不敢同人讲革命二字，他只好将会金2000多马克（合3000法郎）汇去，孙中山才得以成行，宾敏陔在剩下的两年内省下饭费陆续归还了会金。 1906年冬，东京同盟会本部急需经费，孙中山想起了与他有一面之缘的一个朋友张静江。 当时任清驻法使馆商务随员兼巴黎通运公司经理张静江，在法国轮船上获悉孙中山同船，便拐着一条残足，主动走访孙中山。张静江对孙中山说：他深信非革命不能挽救中国，而自己在法经商，愿意助先生一臂之力。他把名片给孙说：“这上面有我在巴黎的地址，我必当尽其所能。孙先生需要多少，我就付多少！”孙中山十分高兴，与张静江约定了通电的暗号：即给张发去“ABCDE”五个英文字母中任何一个字母的电文。这些字母分别代表1、2、3、4、5万法郎。来电只写暗号，不必说出原因，他也会如数汇去。 当孙中山日后提出找张静江一试时，黄兴不信，但病急乱投医，还是让胡汉民按地址向巴黎发了一个只有“C”字母的电报。同盟会人听说此事，或笑孙幼稚可笑，或说孙滑稽荒唐，或跟孙打赌：“就凭一个C，能讨来三万法郎，岂非太阳从西边出？”不到20天，一纸三万法郎的汇票，从巴黎汇到东京的同盟会总部，令孙黄大喜过望。孙中山称赞他是同盟会时期“出资最勇而多者”。张静江与蔡元培、吴稚晖、李石曾后来被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元老”，当时像他这样一位政府随员和富商，也愿意资助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确实是革命迅猛发展的一个重要信息。 ------------ 风起云涌的六次起义 ------------ 1907年3月，孙中山偕胡汉民、汪精卫等乘船离开横滨前往越南。在河内甘必达街61号设置了领导粤、桂、滇武装起义的总机关。这样，革命的大本营由东京转移到了河内。孙中山接受的日本捐款，除2000元交给《民报》，其余作为起义军费。 1907年初，同盟会会员许雪秋准备在潮州首先起义，起义定在正月初七。不巧，这一天风雨大作，气候恶劣，不利于军事行动，联络的会党行动不一致，起义被迫停止。 5月22日，黄冈两会党成员被巡逻的防勇逮捕。当地会党首领密商后，在当日晚向清军驻扎的协署发起进攻，1000多人加入起义队伍，第二天占领了黄冈。但在清军的围攻下，起义军因伤亡过重，接济缺乏，被迫解散。 按照孙中山原来的整体战略，由惠州、潮州和钦廉同时发动起义，以分散清军的兵力，所以在潮州黄冈筹备起义的同时，孙中山在新加坡派黄耀廷、邓子瑜和余绍卿三人到香港去做军事谋划。 孙中山原对黄耀廷寄予很大希望，但黄在香港后就被香港当局注意上了，无奈之下返回新加坡；而余绍卿去了内地后杳无音信。这样邓子瑜就担负起策划惠州起义之事。邓子瑜原来计划分3路起义，但最后只有七女湖一路起义了。七女湖起义有会党100多人响应，一举夺取清军防营枪械，周围各乡会党纷纷响应，一时声势大振。惠州清官吏赶紧向广州告急，两广总督调集惠州清军、水师前去镇压，起义军和清军鏖战十多天，终因寡不敌众而宣布解散。 1907年春，广东钦州、廉州两地人民反抗当地官吏实行糖捐制度，推出几十人作代表，向当地官府请愿，结果这些代表被扣押，引起了农民的愤怒，他们组织“万人会”进城，要求释放请愿代表。官吏向农民开枪，几十个人被打死。农民运动声势更加浩大，官府请粤都督派兵镇压，造成无数农民惨遭杀害，许多房屋毁于炮火。钦廉的百姓派两名代表到河内找到孙中山，寻求革命党的支援。当时孙中山正在河内与黄兴等人策划攻下广东、广西、云南3省，建立根据地。他派人先去了钦州，了解到当地民团也痛恨清官吏后，作出了在钦廉举兵起义的决策。 孙中山派黄兴、胡汉民和王和顺等人来到当地，做当地民团的策反工作。1907年9月1日，王和顺率领钦州王光山义军起义。起义军一路告捷，4天后就占领了防城，活捉并杀掉了知县。王和顺率军冒大雨行军一天一夜，直逼钦州城下，计划与已被策反的郭人漳里应外合。黄兴虽在军中，但郭人漳见革命力量薄弱，不敢举兵。义军不足500人，而城中却驻扎数千清军，不可硬拼，王和顺决定改道攻打灵山，取道入桂。但此时清军已有布防，久攻不下，革命军也弹尽粮绝，便退到了廉州，之前允诺响应起义的新军统领赵声也不敢贸然起义。最终王和顺带着20多人进入越南，其他人都解散了。历时半月的防城起义失败。 镇南关起义是孙中山亲临战场、向清军开炮的一次重要起义，也是孙中山被迫离开祖国12年后，第一次踏上自己的国土。 12月1日，在广西多年的黄明堂、关仁甫率乡勇和潘佩珠领导的越南光复会、菲律宾独立党等上百人，从镇南关背后小路向炮台迂回偷袭，内应守军配合，清军猝不及防，纷纷投降。义军乘胜占领镇南、镇中、镇北三座炮台。 此时，在河内坐镇指挥的孙中山，正在焦急地等待前方的信息。突见捷报传来，其喜悦心情难以言表。他立即与胡汉民、黄兴等乘越西线火车到同登。在车厢里，孙中山无限感慨地说： 祖国已有我立锥之地矣！我只有一个宿望，就是入中国帝国的镇南关，悬军万里，族旗堂堂，贯通中国帝国的中腹，而出中国帝国最北端的山海关。一出山海关，则即可送却爱新觉罗帝的末路了。盖战破满洲或彼遁窜，非脱出此重关门不可。今此宿望的前半，行将告成，其后半的成就，尚不知在于何日。 3日，当孙中山出现在战场并发表了一番即席讲话时，给义军以极大的鼓舞。起义军占领了右辅山炮台，与清军对抗，清军死伤60多人。但孙中山到镇中、镇南两炮台视察，发现情况并不乐观，每炮台有炮11门，但配件多不完备，也无标尺，还不如镇北炮台火力完备。 12月4日清晨，陆荣廷派军进攻义军。作战中，孙中山亲自发炮，还兴奋地说：“反对清政府20余年，此日始得亲自发炮击中清军耳！”黄兴后来回忆说： 孙先生和我们一道持枪作战。因为他是医生，当出现了伤员，就在附近进行抢救，他两者兼顾，忙得不可开交。加之这个炮台缺水，伤员要用的水，也由孙先生到隔几百公尺的溪谷里去取。所以，他是最忙的一个人。 战斗持续到10时左右，孙中山召集人员开会研究下一步部署。大家一致认为，革命军的形势不容乐观，力劝孙中山下山。孙中山激动地说：“我不愿意下去！我10多年没有踏过中国的土地，现在踏在这座山上，觉得很高兴，简直舍不得下去。我认为我们在这里总是有办法的。” 在黄兴和胡汉民的极力相劝下，孙中山当天夜里10点下了山回河内筹集武器。清军调动了4000人围攻镇南关革命军，黄明堂最终从毁炮台缺口退入越南。 镇南关起义后，孙中山在河内的行踪被清廷探知，他们要求法国当局将孙中山驱逐出越。1908年3月，孙中山离开河内，经西贡赴新加坡。又过起了“处处无家处处家”的海上漂流生活。 此后还有1908年3月的广东钦州、廉州和广西上思起义；4—6月的云南河口起义，加上前面的六次，粤、桂、滇八次起义都告失败。但孙中山从不为一时的失败而动摇自己的信念。他坚信：“吾党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而此时的清王朝已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边疆和内陆的义举接二连三，遥相呼应；光绪皇帝在涵元殿卧床不起，病入膏肓；74岁的慈禧太后在革命炮火中，也感到自己的末日来临。8月，迫于形势，清政府公布了宪法大纲、议院选举法要领等，定预备立宪期为9年，但这已经无法挽回清廷日益临近的死亡。 ------------ 继续论战保皇派 ------------ 在孙中山为革命奔走的同时，康梁的保皇党也没有停止他们的活动。 1906年夏天，“保皇党”筹备改组政党，将组织定名为“帝国宪政会”，得到满清权贵的支助，后来闹了分裂。自同盟会成立以来，革命形势发展迅速，梁启超则意图筹组新党，与海外保皇会另成系统，杨度、张謇、郑孝胥、熊希龄等都是梁启超所物色的人选；袁世凯、端方、赵尔巽等满清权贵为其暗中赞助人，意欲拥戴载沣、载泽为正副总裁。梁启超认为，在革命党人已蔓延全国的情况下，他必须尽全力一争，甚至认为“今者我党与政府死战，犹是第二义，与革党死战，乃是第一义，有彼则无我，有我则无彼”。 梁启超在“保皇党”机关报《新民丛报》对孙中山提出的“民生主义”大事抨击。《民报》也立即与他展开论战，当时民报已出刊十号，梁启超痛感穷于应付，受梁之托的徐应奎于是前往游说《民报》主编章太炎，又拜访宋教仁，说梁“已改变方针，其保皇会已改为国民立宪会矣，君可与《民报》社相商，以后和平发言，不互相攻击。 宋教仁将此番话告知孙中山与胡汉民，但两人皆不以为然。因政见迥异，两派论战依旧如火如荼进行。 1907年10月17日梁启超等在东京成立“政闻社”，以配合清政府的“预备立宪”。举行成立仪式时，张继率领革命党员出席。当梁启超致词时提到朝廷下诏，实行君主立宪时，张继等人上前，将会议捣散。保皇派与革命派之间，已由文攻转为武斗了。 1908年9月11日，“保皇党”机关报《南洋总汇报》记者以“平实”的笔名，发表《论革命不可强为主张》的文章，提出革命不能行于今日，以及革命足以瓜分中国的看法。孙中山也以“南洋小学生”的笔名，在新加坡《中兴日报》上发表《平实开口便错》一文，指出：“时势者，纯乎人事之变迁也；革命者，大圣人大英雄能为，常人亦能为”。9月12日，孙中山再发表《论惧革命召瓜分者乃不识时务者也》一文，引土耳其、摩洛哥为证，指出革命决不招致瓜分。论战辨明了真理，最终就连新加坡保皇分会会长、侨商中向保皇党捐钱最多的邱菽园也与保皇党脱离了关系，并在报上批评康有为。 算起来，这已是革命党人与保皇党人的第3次论战，这次论战在海外引起很大反响，当时南洋、香港甚至日本的报纸，几乎天天都有关于中国前途大论战的文章，从某种角度可以说，这次论战决定了中国的政治前途和命运。 ------------ 第一次倒孙风潮 ------------ 同盟会成立后，革命内部出现了分裂，章太炎、陶成章、张继、刘师培等掀起倒孙风潮，无疑使艰难的革命雪上加霜，孙中山又面临一场新的考验…… 促使同盟会分裂的导火线，是孙中山离日时所接受的捐款。据日本方面记载：经与外务省政务局长山座圆次郎会商结果，以孙中山3年以后可以重返日本为条件，由山座给一笔7000元的离开费用。就在孙中山离开日本的当天，革命派内部传出“孙文被日本人收买”的责难声。 第一次倒孙风潮的主角是同为革命党人的《民报》主编章太炎。 当日本政府被迫下令驱逐孙中山时，同情革命的日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也赠送了一万元，孙中山拨了2000元交给章太炎作为《民报》经费，但章太炎嫌太少。这时，章太炎等人又听说了日本政府赠款以“换取”孙中山永远离境的传闻，张继、刘师培也加入到责难孙中山的队伍中，声讨孙中山“受贿”、“被收买”。 章太炎不喜欢孙中山，这是公开的秘密，对孙中山的领导地位，他从心里也没有认可。这一次，章太炎更是把挂在民报社的孙中山相片撕下来，批上“卖《民报》之孙文应即撤去”几个字，寄到同盟会香港分会，表示羞辱孙中山。 一时间，同盟会本部议论纷起，闹得不可开交。正在这时，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的消息陆续传到东京。同盟会内部的矛盾，犹如干柴遇烈火，火上再加油，终于掀起了第一次倒孙风潮。 反对孙中山的人日益增多，张继等于是催促同盟会庶务干事刘揆一召集大会，罢免孙中山，改选黄兴为总理。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1907年6月17日，为筹备钦、廉起义，孙中山派萱野长知回日本购买武器。在宫崎寅藏帮助下，购得村田式快枪2000支，子弹120万发。村田式快枪在日本虽说已经落后，但在当时的中国，还不失为先进武器。这事，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给平山周他们知道了，转告了章太炎，立即又掀起了一场风波。 章太炎大吵大嚷：“孙某所购的村田式军火在日本老早不用了，用到中国去不是使同志白白丢了性命吗？可见得孙某实在不是道理，我们要破坏他！”他出于意气，用民报社名义明码电告香港《中国日报》：“械劣难用，请停止另购。”购械计划由此搁浅。 冯自由连忙将这件事转告孙中山。购买枪弹事属军事秘密，章太炎竟以明码泄露。孙中山非常气恼，便令胡汉民写信给东京同盟会本部，谴责章太炎。接着，又派林文返回东京，禁止章太炎、宋教仁再干预军事。 1907年初，黄兴曾因国旗图式问题也与孙中山发生过争执。孙中山主张沿用兴中会的青天白日旗，黄兴则认为青天白日旗与日本旗相近，“有日本并华之象”，必须迅速毁弃。黄兴的坚决态度让孙中山也很激动，争论中，他厉声说：“仆在南洋，托命于是旗者数万人，欲毁之，先摈仆可也。”黄兴也因而激动起来，发誓要退出同盟会。但冷静下来后，黄兴接受了孙中山的方案，他致书胡汉民说：“余今为党与大局，已勉强从先生意耳！” 尽管国旗风波没有使孙黄关系破裂，但是，却在孙中山和宋教仁之间投下了阴影。宋教仁本来就认为孙中山“待人做事，近于专制跋扈”，闻知此事，宋对孙中山更加不满。1907年3月1日，宋教仁向孙中山辞去了孙盟会庶务干事一职，并一度加入到倒孙行列中。 但紧要关头，被章太炎、刘师培拥戴的黄兴从革命大局出发表现出了高姿态。他回刘揆一说：“革命为党员生死问题，而非个人名位问题。孙总理德高望重，诸君如求革命得以成功，乞勿误会而倾心拥护，且免陷兴于不义。”由于黄兴拒任同盟会总理，东京的倒孙风潮暂时平息下来，但双方的对立情绪仍然存在。这年7月6日，光复会会员徐锡麟在安庆发动起义失败，清吏在审讯时问及行刺是否为孙文指使，徐锡麟答道：“我与孙文宗旨不合，他亦不配使我行刺。”在此之前，徐锡麟因为与孙中山“宗旨不合”而拒绝加入同盟会，这也反映出光复会领导人对孙中山远非一般的不满。 风潮虽然暂时平息了，但却给同盟会留下了难以愈合的创伤。风潮之后，孙中山对东京同盟会本部持冷淡态度。章太炎则对中国革命感到迷茫、失望，醉心于佛教，想到印度去当和尚。张继、刘师培则提倡无政府主义，否定三民主义。 ------------ 第二次倒孙风潮 ------------ 1909年，章太炎、陶成章掀起了第二次倒孙风潮，终于使同盟会走上了分裂的道路。 这一次由陶成章而起。 1908年9月，陶成章远赴新加坡，此行目的有二：一是为民报的继续生存筹款，二是为筹备中的五省革命协会募集经费。 自第一次“倒孙风潮”之后，伤心失望的孙中山将热情和心血都投到南洋方面，对东京同盟会愈来愈冷淡，而《民报》在章太炎的主持下，渐渐倾向于谈论国粹与佛学，失去了对最热点问题的关注，销路锐减，经费紧张。 来到新加坡后，陶成章提出拨3000元给《民报》作经费。孙中山无款可拨，把自己的手表等物变卖，给陶以支持。陶成章又要求筹五万元回浙江办事，孙中山则表态“近日南洋经济恐慌”，很难办到。 陶成章于是决计“独自经营”，他带着孙中山的介绍信到缅甸仰光、槟榔屿等地，以江、浙、皖、赣、闽五省革命军的名义筹饷。可是，那些地方的华侨认捐都很少，常常仅仅是二三百元，陶成章便怀疑是孙中山从中作梗。 陶成章开始公然与孙中山对立，声称河口起义所用军费不过1000多元，孙中山将各地同志的捐款攫为己有，家中发了大财。接着，陶成章以七省同志的名义起草了《孙文罪状》。 《孙文罪状》指责孙中山在汇丰银行储款20万；孙眉在九龙建造房屋，是由孙中山汇款助建；罗列孙中山“谎骗营私”，有“残害同志”、“蒙蔽同志”、“败坏全体名誉”等“罪状”3种12项；提出善后办法9条，要求“开除孙文总理之名，发表罪状，遍告海内外”。 陶成章带着这份《孙文罪状》，跑回东京，找到了黄兴，要求同盟会本部开会讨论。但被黄兴断然拒绝。 陶成章的反孙行为将章太炎再一次激发起来。章太炎也印发传单《伪〈民报〉检举状》，分送南洋，美洲各地、攻击孙中山“怀挟巨资，而用之公务者十不及一”。 1910年2月，章太炎、陶成章便从同盟会分裂出来，公然在东京成立光复会总部，章太炎为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李文和为南部执行员。一时间，光复会势力在南洋迅速蔓延，大有取代同盟会之势。正在法国的张继，也吵吵嚷嚷地要求孙中山“退隐深山”，或“布告天下，辞退同盟会总理”。 对孙中山来说，来自于同一阵垒的人的攻击和倒戈，比敌人的炮火镇压更可怕。长期以来，孙中山把实际领导起义的工作交给黄兴等人，自己的工作重心则是在华侨中募集起义经费。陶、章所散布的舆论，对他工作造成的危害可想而知。 但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者，孙中山有着经历种种挫折而不气馁的高贵品质。孙中山一边致函吴稚晖，要求他在巴黎《新世纪》上撰文“加以公道之评判”；一边写信给张继，拒绝他的无理要求。 在此关头，黄兴再一次表达了对孙中山坚定的支持。在东京，他致书孙中山，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之”，要求美洲同志，趁孙中山来美之机，“相与同心协力，以谋团体之进步，致大业于成功”。 为了消除误会和影响，南洋同盟会派人去九龙调查了孙中山的经济情况，发现“先生九龙的家里，只有母亲，自己的夫人和女儿，几间旧房子，此外别无所有。还有先生的哥哥，是自己修了草房子，在那里耕种。假使先生为革命发了财，把钱寄到家里去，为什么家里的房子，家里的人，还是这样蹩脚呢？”南洋同志切实调查以后，就把实情宣布，这是一个很有力的反证。“南洋华侨对于先生的信仰，更为坚确，毫无动摇之余地”。 对孙中山来说，未知的革命之旅充满了各种艰难险阻，令人欣慰的是，孙中山并没有被骂倒，被吓怕，反而相当大度地表示，党有内讧时，既是“艰危困苦之时代”，也是“吾人当努力进取之时代”。的确，孙中山正是在经历了一次又一次的考验之后，才赢来了共和来临的“佳境”。 “倒孙风潮”终告平息，同盟会的内讧却造成了无法弥合的裂痕，两位革命党的泰山北斗孙中山与章太炎由同仇敌忾的战友一变而为不共戴天的冤家对头。尔后两三年间，章太炎纠缠不休，撰文多番攻击孙中山，诋毁孙中山是“背本忘初”的“小人”；孙中山素具雅量，也受不住他这般不依不饶的缠斗，终于大动肝火，痛詈章太炎是“丧心病狂”的“陋儒”。双方谩骂之际，已失去必要的理智。而刘师培对孙中山的反感更激化为鄙夷和仇恨。他本人也将自己脱离革命阵营的缘由归结为“失望”二字。他说：“东渡以后，察其隐情，遂大悟往日革命之非。”所谓“隐情”即指革命党人在公生活与私生活两方面的缺失。1908年冬，回到上海的刘师培出卖了同盟会会员，又投入端方幕中，最终完全投向清廷。 ------------ 自古忠孝不能两全 ------------ 1908年11月14日，光绪皇帝突然死亡。次日，慈禧太后也一命呜呼。光绪皇帝无子，由他的侄儿溥仪继承帝位，年号宣统。溥仪年仅3岁，他的父亲肃亲王载沣以摄政王的身份执掌朝政。清朝已进入它最后的挣扎。 孙中山估计到“虏家子母相继死亡，人心必大动，时局可为”，1909年5月，孙中山由新加坡启程赴欧洲，他希望“运动于欧美大资本家”，可是，这趟欧洲之行并不顺利。10月底，孙中山离开伦敦赴美国，在那里成立了同盟会纽约分会。期间，又为黄兴与胡汉民的军事起义募得8000元捐款。 1910年5月，孙中山决定秘密回日本，与黄兴等人会晤，研究起义之事。日本方面为此专门召开内阁会议，商讨对策，最终决定表面上由横滨警长劝令孙中山出境，但暗地里让孙中山改名在日本作短暂停留。6月11日，化名为Dokas、Dr. Alaha的孙中山秘密到达东京，住在宫崎寅藏家一直到6月24日。宫崎寅藏夫人回忆： 此时孙先生的令兄也因在夏威夷的事业衰落而来到日本，和孙先生同住在我们家里。孙先生说带来点礼物，拿出占领广州时所发行的两枚银币和一些军票送给我。随后，他脱下汗渍斑斑的制服，里面穿的竟是我五六年前在穷困中缝做与洗烫的单衫。 一生摆脱不开穷神的纠缠，是中国革命家的常事。孙先生穷，我们也穷。为了迎接远来的贵客，虽然想烧一澡堂的水为他洗尘，却又无煤无柴。只好打发孩子们到隔壁的空房子捡拾一些木片回来，才把澡堂的水烧好，让两位孙先生洗了一个澡。 正在筹备再发动一次大起义的孙中山又马不停蹄地离开日本，先抵达新加坡，再奔赴槟榔屿，准备改善那里工作进展迟缓的状况，振奋大家精神。 1910年7月19日（阴历六月十三），正在由新加坡到槟榔屿路上的孙中山，接到母亲杨太夫人在香港九龙去世的噩耗。巧合的是，去世之日也正好是杨太夫人83岁寿辰，生辰卒日为同月同日，这极少遇到。 1895年，孙中山领导的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陆皓东等人英勇就义。孙家家中田产房屋被清政府封没。孙中山在香港委托陆皓东的侄子陆灿将母亲杨太夫人、妻子卢慕贞和孩子带到夏威夷，交给哥哥孙眉照管。杨太夫人因为自己最喜欢的小儿子的革命生涯而不得不饱受艰难。1907年，孙眉带领全家迁居香港。 1903年，孙中山因为同保皇党人进行论战而赴檀香山，忙于公务的他只能抽空去茂宜岛看望自己的母亲杨太夫人、哥哥孙眉、妻子卢慕贞和儿女，此时杨太夫人年事已高。这么多年，孙中山一直在为革命奔走，不能在家赡养尽孝。而且，由于他革命的原因，母亲在年迈之时无法遵循中国人传统，叶落归根，而一直背井离乡。但因为孙中山仍然是清政府通缉的要犯，香港也禁止孙中山入境。母亲去世后，孙中山只好委托在香港的同志罗延年帮助料理丧事。杨太夫人被安葬在新界西贡濠涌白花林，墓碑题“香邑孙门杨氏太君墓”。无法为母亲奔丧，尽最后的孝道，是孙中山终生之遗憾。 实际上，孙家一家人都为孙中山的革命事业付出了巨大的牺牲。 孙眉也因为他的革命倾其所有资产直至破产。1906年冬，在回击章太炎和陶成章的攻击时，孙中山在吴稚晖所办的《新世纪报》发表声明，在为自己辩护的同时，对于胞兄孙眉多年来对自己革命的支持，也多有描述： 当日图广州之革命，以资助者，因无几人也，所得助者，香港一二人出资数千，檀香山人亦出资数千，合计不过万余耳。而数年之经营，数省之联络，及于羊城失事时所发现之实迹，已非万余金所能者也，则人皆知之。其余之财，来自何乎？皆我兄及我所出也……自此，我一人之财力已尽，而缓急皆赖家兄之接济，而妻子俯畜，亦家兄任之。是从事革命十余年来，所费资财，多我兄弟二人行之。所得自国人及日本人之资助者，前后共不过四五万元耳。……若为图利计，我亦何乐于革命，而致失我固有之地位，失我固有之资财，折我兄之恒产耶？（两年前家兄在檀已艰穷破产。其原因皆以资助革命运动之用，浮财已尽，则以恒产抵借贷，到期无偿，为债主拍卖其产业，今迁居香港，寄人篱下，以耕种为活，而近因租价未定，又将为地主所逐……）此庚子以前，我从事革命事业，关于一人得失之结果也。 这个声明生动地说明了孙眉为支持革命而倾尽家财的经过与事实，也令外界对多年默默无闻的幕后英雄孙眉充满了敬意。 1909年，已贫困破产的孙眉也加入到革命队伍中，成为同盟会南方支部的副支部长。中华民国成立后，广东都督陈炯明多次声言辞去都督一职，广东党政军各社团纷纷各自选举都督，其中以推举孙眉为多，教育总长蔡元培更是热心支持此议。但孙中山亲自致电大哥孙眉加以劝阻。据说孙眉起初还颇为不满，但后来深知局势之复杂，表示与孙中山立场一致，支持胞弟的工作。 1913年，二次革命失败，孙中山流亡日本，孙眉自故乡移居澳门。1915年2月11日，孙眉病逝于澳门，享年62岁。孙中山闻耗极为悲痛，但鉴于实际，仍然无法亲自主持其兄丧事。这位识文不多，但一生赤诚为国为革命立下汗马之功的功臣，眼见革命成果被袁世凯窃取，忧愤成疾，抑郁而逝，实可惋惜。1935年4月，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决议以国币一万元将孙眉遗骸迁葬于翠亨村迳仔朗山，并立碑刻辞以表彰他为民国所作的贡献，汪精卫撰写碑文。 ------------ 广州起义，革命的前奏 ------------ 从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开始，到1908年5月云南河口起义的失败，孙中山在粤、桂、滇边境连续发动了6次武装起义，在这些起义中，孙中山把会党作为起义主力的思想非常明显。 金冲及、胡绳武在《辛亥革命史稿》中对孙中山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一事，作了深刻分析。两位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的会党，主要是以游民、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优点在于这些人都处于社会底层，对社会现实有着强烈不满，富有反抗性，容易一呼百应，也倾向于接受革命党人反满宣传的影响。但缺点也很明显：他们缺乏真正的革命觉悟，难以从事持久的斗争，一受挫折，更容易一哄而散；缺乏严格的纪律，战场上不服统一指挥，各自行事；成分复杂，有些人甚至打家劫舍，杀人越货。 以河口起义的失败为契机，革命派策划武装起义的活动重点，开始转向正式军队，特别是新军。确立这一方针后，革命领导人把视线转向驻扎在广州的新军，集中力量在此策划起义，原计划起义时间在1910年正月元宵节前后。 1910年2月9日，广州新军因为一个偶然事件，与当地警察对峙起来；第二天，新军士兵结队持枪冲击警察局，发生枪战，两广总督袁树勋将闹事士兵集中，并收缴机枪、弹药。闻知消息的新军纷纷携枪离营，群情激愤。 事态发展完全处于自发状态，没有人主持大局。黄兴、胡汉民、赵声等紧急商议后，决定将起义日期提前。倪映典于2月11日夜赶回广州燕塘时，发现士兵情绪高涨、局势难以控制，但队伍内部涣散，缺乏明确的计划和组织，弹药也不足，而清兵已调集一些兵力严加防范。倪映典深知起义不能再拖，当机立断马上发动起义，义军3000人公推倪映典为总司令，分3路向广州城推进。 在推进到牛王庙时，义军主力遭到巡防营统领吴宗禹率领的兵力阻击。清军以商谈为名，将倪映典诱骗入兵营中杀害。义军一下子失去了指挥，陷入混乱，起义随之失败。 新军起义的当天，一个年轻人给孙中山和同志们留下一封告别信，慨然北上。起义一再失败的消息，让这位心中充斥着满腔热血的年轻人决意采取另一种革命方式，他便是27岁的汪兆铭——我们所熟悉的汪精卫。 见革命一再受挫，汪精卫认为只有暗杀清廷重臣才是革命成功之路，他的想法被孙中山、黄兴劝阻，但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等7人组织了暗杀团。黄复生、喻培伦先期到了北京，在琉璃厂火神庙西夹道开了一家照相馆，作为活动据点。汪精卫与两位会合后，在摄政王载沣上下朝必经的什刹海旁之甘水桥下埋设地雷。不料，他们的行动被警察发现，4月16日汪精卫与黄复生被捕。审讯中，汪、黄争当“主谋”，连肃亲王也被感动，将极刑改为终身监禁。 自1895年孙中山发动第一次反清武装起义以来，革命党人已经发动过十几次起义了，这些起义都遭到了惨痛的失败，不少同盟会的干部及会员产生了严重的悲观失望情绪，在此关键时刻，孙中山再一次表现了一个革命家坚忍不拔的革命意志。 1910年年初，广州新军起义失败后，孙中山由美洲经檀香山、日本，于同年秋来到马来亚槟榔屿（又称庇能），打算再举起义。他约胡汉民、黄兴、赵声商议，其兄孙眉，华侨同盟会会员邓宏顺及雷铁毅、杨锡初等人也参加了会商。当讨论到革命前途和下一步革命计划时，几个人默默不语，精神不振，相顾无策。孙中山见状说：“一败何足馁，吾之失败，几为举世所弃，比之今日，其困难实百倍。今日吾辈虽穷，而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如果众志不衰，则财用一层，予当力任设法。” 孙中山的一番话，打破了会议的沉闷气氛，黄兴也表示同意孙中山再举起义的倡议，并陈述了选择广州作为发难地点的意见。孙眉更是催促孙中山召集南洋同志，开会商议并举行筹款。 在一次秘密的筹款会上，孙中山作了一次令人感动的演说，意为这次准备的起义将是他推翻清王朝的最后尝试，假如起义再失败，他就荐贤代自己领导革命。与会者均被他的演讲所感动，大家当即捐出 8000元港币做准备活动的费用。 孙中山本打算亲自赴南洋各国去筹款，但因从事革命，许多国家都拒绝他入境。自第一次广州起义后，被迫离开香港，孙中山又先后被新加坡、越南、暹罗、日本政府迫其离境，南洋的荷属、英属岛屿国家都不许孙中山居留。这样，孙中山在南洋一带难以立足。加之，此前南洋各地华侨革命党人多次为革命起义捐献大笔款项，“大有接应不暇之势。出钱者因多叹元气之未复，劝捐者亦殊党开口之为难也”，孙中山只得赴欧美另辟财源。恰逢此时，冯自由从加拿大来电邀孙赴美洲筹款，孙遂只身前往，将南洋一带事务委托给胡汉民等人。 1911年2月17日，孙中山到达纽约，随后又到了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等地。每到一地，他都说服华侨们为国内革命起义捐款，一共募集了7万多元，全部汇到了香港。在南洋，邓泽如也募集到了5万多元，第二次广州起义所需经费已基本筹足。 ------------ 悲壮的广州“三·二九”起义 ------------ 马来西亚的槟榔屿会议后，孙中山、黄兴、胡汉民、赵声等人分头进行准备。这次起义的统筹部设在香港跑马地35号，黄兴任部长。为起义所筹款项也超过了原来预算的10万元，达到了15万。这笔钱被用于起义统筹部通过关系在日本、越南、香港等地购买军械。 统筹部决定选派500名配备武装的革命党人作为起义的主干部队，其成员必须是敢死善战的人。林觉民、喻培伦、方声洞等都自告奋勇地充当先锋队。起义前夕，800名先锋队员陆续集结到广州，许多人写下了悲壮的遗书。 起义日期确定为1911年4月13日，后来因美洲、荷属南洋款项未到，从日本、越南购买的军械多数没有到齐；此间南洋的同盟会党员温生才独自刺杀了广州副都统孚琦事件，清军戒备极严，在征得黄兴、赵声同意后，广州同志决定将起义日期改在4月26日。 4月23日，黄兴到达广州，设立起义总指挥部，各起义机关开始进入起义阶段。黄兴看到广州形势紧张，加之日本、越南枪械未到，决定再推迟一天。 4月24日，因为消息走漏，清军在城内进一步加强戒备，广州城中形势骤然紧张。突发情况使正在待发的起义一下陷入进退两难的困境，指挥机关的意见出现严重分歧。此时同盟会起义的机器已经迅速运转起来，黄兴等少数人坚持不能再改期，认为再改期无异于解散，将前功尽弃；但他又不得不服从大多数意见，命令赵声部队暂退香港。黄兴又电告胡汉民：“省城疫发，儿女勿回家。” 4月25日，清廷又调了两个巡防营到广东。一些起义领导人再次提出改期，遭到黄兴的极力反对，他表示要以死相拼，以谢海外同志；但另一方面，黄兴又令各部先锋迅速撤回，并保存好枪械，为来日做准备。但就在各人散去后，林文、喻培伦突然赶到黄兴那里汇报：起义风声已经外露，“非速发无以自救”。黄兴下定决心，集结三四十人攻击督署，杀都督张鸣岐。 4月26日，陈炯明、姚雨平向黄兴报告，从顺德调回来的清巡防营中的同志，已决心起义。闻听消息，黄兴又赶紧电告香港，“母病稍痊，须购通草来”，决定在次日下午5点半发难。但是先锋队已在前一天被遣散大半，因此黄兴不得不调整计划：原定十路进攻计划只得改为四路。 在香港的同志得到起义通知后，因为来不及派大队赶到广州，申请延缓一天，但“部署已定，不能再改”。 4月27日一早，乘早船到达广州的赵声部队，因城门紧闭而不能进城；只有福建和海防的先锋到广州候命。黄兴将象牙印章及黑钢时表分送给各先锋，以作守信及准时之用。 27日下午4点，离预定的起义时间还有一小时，黄兴集众演说，这时李文甫、罗仲霍、朱执信、谭人凤等人也悉数到来，谭人凤将香港情况告诉黄兴，请求延缓一日，黄兴只说了一句：“老先生，勿乱我军心！”此时，箭在弦上，不得不发。 出发前10分钟，陈炯明派人来，见黄兴等人已经整装待发，一言未发转身离去。按预定计划，黄兴攻督署，陈炯明攻巡警教练所。但后来的事实是，陈炯明害怕事情棘手而不敢行动。 4月27日下午5点半，黄兴率队出发，“一时螺号呜呜，风起云涌”。但黄兴在攻下了只有少数卫队守卫的两广总督府后，其他3路却都没有随后接应，寄予希望的城外新军也没有接到通知，其他联络的民军则因宣布改期后已经解散，这样只剩下100多名先锋队员面对比他们多几十倍的清军援军，陷于孤军苦战。当赵声、胡汉民率领200多人乘夜船于28日凌晨到达广州时，见城门紧闭，又分别折回。此时，起义已彻底失败了。 起义失败后，由善堂收殓死者遗体，共有72位烈士——这便是后来广为传颂的“黄花岗72烈士”，但实际上，后来经过深入调查，又发现了14位殉难者，一共86位为革命献出了生命，同盟会党员、《平民报》主编潘达微挺身而出，为烈士寻找一处葬地安息，最后将72位烈士的遗体葬在了黄花岗。 1911年4月28日晚6点，孙中山与致公堂大佬朱卓文由温哥华抵达芝加哥车站。西方报纸纷纷登载这次起义的消息，孙中山立刻发电给香港的胡汉民：“闻事败，同志如何？善后如何？” 当时，孙中山每天都应邀到各处演说，忙碌不堪。香港方面却一直没有复电，一周之间孙中山连发三封电报给胡汉民，但均无消息，孙中山一直心情沉重。一次原定3个小时的演讲，但一直情绪非常不安的孙中山只演讲了一个小时便难以为继，以至于早就耳闻“孙先生演讲口若悬河”的一些听众，都怀疑是假冒者来代替他演讲。 直到5月3号晚上，孙中山终于收到了胡汉民的回电，得知黄兴等人安然无恙的消息，孙中山才心情舒展。 黄花岗之役，革命党受创之重，也是自革命以来最严重的一次。革命党人的精英——先锋队员们大部分壮烈牺牲，还有一些人在被捕后遇害。孙中山用饱含激情的口吻，赞扬了民国创建前最后一刻付出生命的烈士们： 是役也，碧血横飞，浩气四塞，草木为之含悲，风云因而变色。全国久蛰之人心，乃大兴奋。怨愤所积，如怒涛排壑，不可遏抑，不半载而武昌之大革命以成。则斯役之价值，直可惊天地、泣鬼神，与武昌革命之役并寿。 ------------ “首义第一枪” ------------ 一次又一次的起义虽然都以失败而告终，清王朝仍在支撑着摇摇欲坠的政权，像一只千疮百孔的破船，随时将被革命的怒涛吞没。果然，1911年10月10日，埋葬清朝统治的武昌起义爆发了。 1911年7月31日，宋教仁、陈其美等人在上海成立同盟会中部总会，任命居正主持成立湖北分会。这时的武汉，革命思想已深入人心，军界和知识分子中倾向革命、加入革命党的人越来越多，而且革命党得到了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5000元捐款，解决了经费问题，于是革命党决定在武汉举行起义，推居正等到上海，与宋教仁等商量购买军火，并请黄兴、谭人凤来湖北领导革命起义。 1911年1月30日，湖北新军中革命党人蒋翊武、刘复基等成立文学社，坚持湖北从科学补习所以来至振武学社各革命团体的一贯传统，继续以新军为主要对象发展革命力量。1907年在东京成立的共进会，领导人于1908年相继回国，准备按计划在各省策动起义，其中以湖北共进会成效最为显著。 1911年9月24日，文学社和共进会在胭脂巷机关举行会议，一致决议定于10月6日（农历八月十五日）举行起义，还推举蒋翊武为革命军临时司令，孙武为参谋总长。不幸的是，6日起义的决定走漏了风声，甚至被公开登在汉口的报纸上。不得已，总机关决定将起义推迟到10月9日，即农历八月十八夜举行，其余均依原定计划进行。 10月9日上午，孙武与邓玉麟在汉口俄租界宝善里14号机关配制炸药，11号则是共进会领导人刘公的寓所。下午3点，刘公的弟弟刘同来到14号，不巧烟灰落下的火星引起爆炸，将孙武烧伤。俄国领事带领警察，将刘公夫人和刘同等逮捕，搜出有中华民国军政府鄂省大都督之印、告示、革命党人名册等物。清朝风闻革命党起义消息，要求驻汉口的俄领事予以协助。 当天早晨，蒋翊武由岳州回到武汉，正与同志们讨论起义之事时，忽然得知孙武出事的消息。当时风声更紧，湖广总督瑞澂下令武汉戒严，街上布满了军警，清兵正在按搜到的名册在各营中抓捕革命党人。蒋翊武同意提前发难，然后以“临时总司令”名义起草了一份命令，约定当晚12点起义，以炮声为号。 到了晚上12点，蒋翊武等人仍在机关二楼等候起义，楼下开着留声机以作掩护；忽然大队军警来到这里，开始“砰砰”地砸门。刘复基开门后，从楼口扔下一枚炸弹，不料误炸了楼梯，弹片反射又伤及自己，刘负伤后被捕。蒋翊武、彭楚藩等想从邻舍屋顶逃走不成，也被捕。但在押送途中，蒋翊武与另位两位同志相继逃走。当天晚上，彭楚藩、刘复基与杨洪胜三位革命党人便被湖北都督瑞澂杀于督署门外。 天亮以后，形势更加危急。因为新军炮兵与工程等营加入革命的士兵名册被查获，清兵开始在各营中搜捕革命党人。 消息传到工程八营，革命党在该营的总代表熊秉坤深感形势严峻，若不当机立断，起义就会夭折。于是熊秉坤便利用早餐机会集中各队（连）党人代表，秘密商量，熊说：“今日反亦死，不反亦死，大丈夫能惊天动地，虽死犹烈！”这席话获得在场代表的一致赞成。当时大家决定晚间第一次点名后起义，以3声枪响为号，先杀掉敢于抵抗的反动长官，再攻占楚望台军械库。 因为枪弹已被没收，吕功超回家取来他哥哥存的两盒子弹，于郁文等人从其排长处偷来了两盒子弹，这就是起义的全部枪弹。其他营的新军也决定不计成败在当天晚上起义。但早有防备的清政府却下令湖北全军停止晚操，使熊秉坤原来的计划无法实施。 晚上8点多，二排长陶启胜得到起义情报后，带人闯进一排来侦查，正好看见程定国、金兆龙等人正在换枪装子弹，大声呵斥：“想造反吗？”金兆龙也回答：“造反怎么样？”陶启胜想先发制人，猛扑过来，抓住金兆龙双手，金兆龙大声喊：“同志们再不动手，等到什么时候？”程定国举起枪托猛击陶，陶启胜向外逃时，被程定国举枪射中腰部。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就这样打响了。 1914年，孙中山在东京指着熊秉坤向同志们介绍说：“这就是武昌起义放第一枪的熊秉坤同志啊！”后在《孙文学说》中，又称“熊秉坤首先开枪发难”。但如果仔细考察历史史实的话，这种说法并不准确。 10月10日之夜，武昌城火光闪闪，炮声隆隆，喊杀声和欢呼声混成一片。当程定国打了具有历史性的一枪后，“全营轰动”，枪声此起彼伏，熊秉坤带着队伍来到楼门，将反抗的工程营代理管带阮某等3人打死，然后鸣笛集合。起义士兵起来响应，夺取了武器弹药。熊秉坤率队出营，这时城北也火光连天，原来是二十一混成协辎重工程营李选皋也发动了起义，两队都向楚望台军械所方向奔去。 楚望台设有军械库，里面藏有从德国、日本购买和汉阳兵工厂制造的大量军火，一向由工八营派兵守卫。那里的革命人早已作好了起义准备，听到工八营营房枪响，他们赶跑了这里的反动军官，迅速占领了军械库，与赶来的熊秉坤等会合。接着许多邻近兵营的革命党人也率部奔赴楚望台，楚望台顿时成为起义部队的大本营。 为了加强指挥，起义军公推工程八营队官（连长）昊兆麟为临时总指挥，熊秉坤为副总指挥。命令金兆龙带一队士兵打开中和门（今起义门）迎接南湖炮队，熊秉坤等兵分3路进攻湖广总署。 进攻湖广总署的3路起义军，战斗十分艰苦，进展缓慢，曾一度受挫。10月10日夜晚，雨雾茫茫，一片漆黑，炮弹的命中率低，而总署衙门墙高厚垒，当时又有最先进的机关枪组成的强大火力网，同时总督瑞澂和第八填统制（师长）张彪把5000清军布防在通向湖广总署的各条要道，使3路起义军沿途受阻。为了改变被动局面，吴兆麟、熊秉坤一面组织各路义军发起猛攻，一面决定火攻助威。在进攻总署衙门时，不少附近的居民自愿参加了这场具有历史意义的战斗。他们熟悉地形，又乐于献出自己的住房，同义军一起纵火，火光冲天，照得总署衙门一片通明，连门前的旗杆都清晰可见，为炮队指明了炮击目标。 大炮的怒吼，击中了总署签押房，使负隅顽抗的清军胆战心寒。瑞澂闻风后十分恐慌，命令手下将督署后的围墙打穿，带领卫兵由吴家巷潜逃，出文昌门，仓皇登上“楚豫”舰。 熊秉坤率领的第三路义军在总署衙门正面遭到清军困兽般的顽抗，战斗十分激烈。为了尽早消灭敌人，熊秉坤挑选了40名精悍的士兵组成敢死队，他们冒着枪林弹雨奋勇杀敌。革命勇士王世龙手提煤油、木柴冒死跃上钟鼓楼放火，不幸壮烈牺牲，然而钟鼓楼火势大作。在大炮的掩护下，起义军冲进总署东辕门（今武昌造船厂东大门）。守在总署大门前的清军，凭借武器的优势，用机枪向起义军疯狂扫射，作最后的挣扎。 这时，工程营士兵纪鸿钧手提一桶煤油，冒着密集的弹雨，跃上总署耳房破桶纵火成功，自己却在战斗中英勇献身，熊熊的烈焰蔓延到总署大堂。起义军乘势猛攻，歼敌无数。 辛亥“首义”经过一夜的鏖战，革命军终于攻克了清政府在湖广的最高统治机关——湖广总署，占领了武昌城。11日清晨，革命军旗帜高高飘扬在白云黄鹤的上空，一群群起义官兵兴高采烈地相互祝贺，相互拥抱。起义成功了！到了10月11日下午，武昌完全光复，大小官吏都逃走了，12日汉口光复，13日汉阳也光复。各军和学生们组队在街头宣传革命宗旨。革命军得到了大约4000万元的清军库存，经济充裕，局势趋于稳定。 武昌首义后不到两个月，全国24省中，便有14省举起了义旗，宣告独立，使得清王朝迅速陷入土崩瓦解的境地。这一年是中国阴历辛亥年，这次波澜壮阔的革命运动，由是称之为“辛亥革命”。 ------------ 革命中心之外的孙中山 ------------ 当武昌起义的第一枪响起时，孙中山正在前往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市的旅途中。十多天前，他在旅途中接到黄兴从香港打来的电报。可是，密电码本随着行李先运送到了丹佛市，孙中山一时无法译出。直到1911年10月11日晚到了丹佛市，从行李中捡出密电码本，他才知道：“居正从武昌到港，报告新军必动，请速汇款应急。” 此刻，孙中山无法筹得款项。他本想马上拟电回复，建议黄兴他们暂时不要采取行动。可是，当时已是深夜，加之多日奔波，筹款演说，思想烦乱，一时拿不定主意，只得上床睡觉，打算明晨精神清爽时候，好好思虑一番，再去复电。 旅途疲乏，使得孙中山一觉醒来，已是10月12日上午11点多。在去饭堂用餐的路上，经过走廊报摊，他顺便购买一份报纸携入餐厅。他坐下一看，一段电讯赫然写道：“武昌为革命党占领。” 开始，孙中山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待他再看两遍，便紧紧抓住那张报纸。惊喜交集的心情可以想见。孙中山匆匆吃过早餐，立刻回到旅馆。一个重要的问题，需要他马上回答：是马上回国直接指挥战斗，还是先在欧美进行外交活动？ 经过一番思考，孙中山决定暂时还是留在国外，走访美、英、法3国政府，争取国际对新政权的支持。他认为，在这关键时刻，外交活动是“可以举足轻重为我成败存亡所系者”，于革命成功更有裨益。他决定从纽约去欧洲，先从外交方面做出努力，解决革命党与西欧各国的关系，然后再回国。 可是，帝国主义列强对辛亥革命的态度，并不像孙中山估计的那样。孙中山活动的第一个重点首先是美国政府。在赴纽约途中，路过圣路易斯，看到报上载有“武昌革命军为奉孙逸仙命令而起者，拟建共和国体，其首任总统当属之孙逸仙”的文字，孙中山意识到，中国革命已为世界所关注，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他在途中格外谨慎，避免会见一切报馆访员。可是，他到了芝加哥，又满怀激情地为中国同盟会芝加哥分会代拟了召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的布告： 武昌已于本月19日（农历）光复，义声所播，国人莫不额手相庆，而虏运行将告终。本会谨择于24日开预祝中华民国成立大会，仰各界侨胞届期踊跃齐临庆祝，以壮声威，有厚望焉！ 此大会后，有十多家西方报纸想采访孙中山，但都被他拒绝。尽管如此，“孙逸仙”这个名字已经频频成为这段时间外电报道的重点对象。其中英国《每日电讯报》的一篇文章是这样写的： 孙逸仙博士的信徒设在纽约的总部，昨天晚上挤满了人。据称，几乎每一个出席者都会讲流利的英语。墙上悬挂着孙逸仙博士的巨幅油画肖像，还有其他穿着革命军军装的士兵和海员像。大家都在谈论革命。 10月20日，孙中山自华盛顿抵达纽约。在纽约，他对华侨演讲共和政治，向美国朝野人士介绍中国革命宗旨，希望博得他们的同情。同时，他确定今后革命计划，拟由黄兴领导湖北革命军对清作战，由胡汉民、朱执信诸人相机争取广东反正，并致电两广总督张鸣歧，敦促他率领所部归降。 当时，孙中山是以化名前住纽约的。为保密起见，除同志每日因事谒见外，外界无人知晓。 11月2日，当黄兴在湖北军政府紧急会议上被推举为中华民国军政府战时总司令时，孙中山正乘坐在从纽约开往伦敦的轮船上，英国是孙中山为一个新政权开展外交努力的第二个国家。11月14日，孙中山委托他人与英国外交大臣格雷交涉，再一次向英国政府“止绝清廷一切借款”等三项要求，除此之外，还表达了强烈希望取得英国对中国革命的“友谊和支持”，向其借款100万英镑，并允诺革命胜利以后，“给英美在华若干优先权利”。 孙中山提出的要求遭到英国外交大臣格雷的否定，并在英外交部传为笑柄，称孙中山为“理论性的与喜说大言的政治家”。而格雷仍作绅士状地表示“英国将保持中立”。孙中山充满希望的英伦之行，也并不如愿。 虽然英国外交大臣此时并不看好这位来自遥远东方的革命者，但他并不知道，就在他冷冷拒绝孙中山的同时，在中国国内，江苏都督程德全已致电各省都督，希望孙中山回国组织临时政府。电文里说： 大局粗定，军政、民政亟须统一，拟联合东南各军政府公电恳请孙中山先生迅速回国组织临时政府，以一事权。中山先生为首创革命之人，中外人民皆深信仰，组织临时政府，舍伊莫属。我公力顾大局，想亦无不赞成，即祈速复。 两天后，孙中山在致民国军政府电中，第一次公开表达了对民国总统人选的态度：“今闻已有上海议会之组织，欣慰。总统自当推定黎君。闻黎有请推袁之说，合宜亦善……” 后来很多学者认为，孙中山缺乏牢固掌握政权的意识，当初不该发这种同意黎或袁担任总统的电报。孙中山在电文后面也表示，不管选谁，“但求早固国基”，这正反映出孙中山超出一般政客的气魄和胸怀，这个思想也与他后来的“让位”举动一脉相承。 此后，孙中山对自己未来的政治出处，曾一再表态。据1911年11月23日路透社披露的孙中山与康德黎谈话，孙中山称自己的志向“不急在做中国之总理大臣”，只要做这个官“有益于中国，亦所不辞”。在一次讲话中，孙中山还说：“不论我将成为全中国名义上的元首，还是与别人或那个袁世凯合作，对我都无关紧要。我已做了我的工作，启蒙和进步的浪潮业已成为不可阻挡的。” 11月20日，当袁世凯在北京组成责任内阁时，孙中山又开始了他的法国之行。而他在法国受到的礼遇，较之于在英、美好得多。法国人对中国革命都表示同情，包括已卸任的法国总理克里孟梭。法国外交部长毕恭得知孙中山希望与他见面时说： 我哪里有不见孙逸仙的道理？中国正处在今天这个状况，无论什么事情都可能突然发生。孙逸仙的计划你怀疑有些空想吗？其实这并不重要，主要的是，他已经有了一个政党，而这个政党是完全可以推翻清政府的！ 但是，孙中山同样未能从法国那里得到借款。法国东方汇理银行总裁西蒙虽然宴请了孙中山，却直接而坦率地拒绝了孙中山的借款请求，理由是四国银行已达成一致协议，法国必须“严格地遵守中立”。考虑到其他国家情形与此差异不会太大，孙中山决定立即归国，不再滞留。 4天之后，孙中山告别欢送他的留学生，由法国马赛乘“丹佛”号轮船归国。他的故乡此刻正以如火如荼的革命形势，欢迎这位革命的精神领袖归来。 ------------ 矛盾四起的革命队伍 ------------ 孙中山从法国乘英轮，途经槟榔屿、新加坡返回祖国。一路上他的行踪一直被严格保密。 这时武昌起义已过了45天，15个省宣布光复，其他省也是人心所向，随时都可能发生革命，全国的形势极好。同盟会此时完全可以一鼓作气，彻底扫除清王朝的最后的余威，但遗憾的是，此刻，革命内部又出现了矛盾。 1911年11月7日，黎元洪通电各省起义独立的军政府，提出建立中央政权的问题，9日又通电各省派代表到武昌，筹商组建临时政府之事。 11月11日，已经光复的江苏、浙江两省都督，联名致电上海都督陈其美，提议将代表大会放在上海召开。很快，山东、湖南等7地代表到达上海。 这样，就出现了武昌、上海两处都在筹备成立中央政权的情况，实际上双方都在争夺筹备中央政府的主动权，一时相持不下。最后，上海同意去武昌开会，但仍坚持各省留一人在沪。 当各省代表陆续到达汉口之际，11月27日，清军攻陷汉口、汉阳，大炮架上龟山，湘鄂革命军退守武昌后，形势十分危急。军政府召集紧急会议商讨对策。黄兴主张放弃武昌，率领所有精锐部队及军需供给，乘兵舰向东到南京建立根据地，然后再图收复。但他的意见遭到孙武等人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武昌是革命最先起义的地方，有精神象征之意义，一举一动关系着全局，如果不战自退，那么各省也会动摇。孙武认为，凭借长江天堑，敌方很难轻易渡江。参加会议的人一致赞成困守武昌，虽然大家仍推举黄兴做总司令，但意见不被采纳的黄兴乘船去了上海。 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了南京，此举也使上海江浙的声势大涨。而汉口、汉阳的失守，则大大削弱了武汉革命中心的地位。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本来就对黎元洪在武汉筹组中央政府心存不满，所以在攻克南京后，12月4日，他们就以形势吃紧、急需组织中央政府为名，召集在上海的代表开会。会上选举黄兴为“假定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第二天又决议，由大元帅组织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但是黄兴坚辞不受，认为组织政府，“非我所能担任者也”，最后只勉强答应作为权宜之计，在孙中山归国前暂任此职。 上海此举并未同武汉协商，黎元洪在12月8日立即做出反应：通电各省都督，指责其“情节甚为支离”，要求设法取消，“以免混淆耳目”。 12月12日，已宣布独立的14个省、39位代表先后到达南京，选出浙江代表汤尔和为议长，广东代表王宠惠为副议长；并议定12月16日选举临时大总统。 12月15日，本来就错综复杂的局势又有了变化——从湖北赶到的浙江代表陈毅转达黎元洪的意见，要求暂缓选举总统。因为此时黎元洪已与前清重臣袁世凯派到武汉的和谈代表唐绍仪有所接洽，黎元洪认为大总统一席应虚位以待。经过一番反复，各省代表重选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但黎元洪又不能来南京，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位。 从上面可以看出，选举袁世凯为大总统的问题，这时已公开提到台面上来了。 黎元洪、汤化龙其实早就与袁世凯有联系。袁世凯曾接连3次致信黎元洪，让其“和平了结，不独不究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而黎则“望袁如帝天”，一意主和，并致信袁世凯，希望他能倒戈让清帝逊位。这种想法应该也不仅仅只是黎元洪才有——1911年11月9日，黄兴在给袁世凯的信中，一面谴责袁部火烧汉口，又谓“人才原有高下之分，起义断无先后之别”，以拿破仑、华盛顿相期许，敦促袁世凯反正。 在当时的革命党人当中，很多人都对袁世凯寄予期望。11月18日，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与宋教仁等，都倾向于“以大总统饵袁世凯而推翻清室”。整个上海包括革命党人都笼罩在妥协、拥袁的气氛中，当时已经形成这样一种心理：只要袁赞成共和，迫使清帝退位，就选他为大总统。 革命党人方面，由于原来同盟会内部的分歧和分裂，始终未能得到整合的机会，加之组织纪律松弛、涣散，亦很难有主导局面的统一意见。当武装推翻清政府的短期目标实现后，内部的分裂与不和再一次爆发出来。 而孙中山就在这个时刻回来了，等待他的，将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局面？ ------------ 就任临时大总统 ------------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抵达香港，胡汉民、廖仲恺乘兵舰到香港迎接；4天后，在胡汉民、宫崎寅藏、池亨吉、荷马里等人的陪同下，孙中山到达上海。 这天清晨，虽然下着蒙蒙细雨，但上海十六铺金利源码头上，布满了沪军都督府的卫队和军警，挤满了各国领事，中外记者和各机关团体的代表。马路边，码头上到处飘扬着各式各样的旗帜。黄兴、宋教仁和沪军都督陈其美走上船。他们背后，站立着成千上万的欢迎人群。 上午9点3刻，当穿着一套黑色西服的孙中山出现在海轮船舷旁时，欢迎的人群又一次轰动了。孙中山也高举着帽子，向久违的祖国人民致意。上海同盟会的同志们还为孙中山鸣放礼炮21响，以表示对他的敬意。这也是孙中山经过15年的国外流亡生活之后，第一次公开回到故土。黄兴、陈其美簇拥着孙中山，在欢呼声中登上码头。 12月26日，黄兴、陈其美等出面，邀请在上海的同盟会员在爱丽园宴请孙中山；当晚，孙中山不顾旅途劳累，立即召开同盟会最高干部会议，讨论组织临时政府问题。 讨论时，宋教仁主张采取内阁制，陈述总统制的多种弊端；而孙中山则主张采取总统制，不设总理。会议争论很长时间也没有定论。最后张静江表态说：“好！除了孙先生，没有第二人能说这样的话的了。我们惟有遵照孙先生的意见行事。”黄兴也说：“我赞成孙先生的意见。” 12月29日上午，南京17省代表会议正式选举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选举前，浙江代表、大会主席汤尔和致词，他说这次选举是“中国4000年来历史别开生面”，代表们对此都报以热烈掌声。 投票结果，孙中山得16票，黄兴得1票。孙中山以超过投票总数2/3的票数，众望所归，当选为中华民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当选举结果公布时，“众呼中华共和万岁3声，是时音乐大作，在场军学各界互相祝贺，喜悦之情，达于极点”。 对很多代表来说，直到选举前两天才是他们第一次见到传闻已久的孙中山本人。12月27日，孙中山接见各省代表，一位代表事后回忆说：当时感到惊异的是先生的语气真挚亢爽，直截了当，有当仁不让、舍我其谁之慨，一洗中国缙绅虚伪谦逊、矫揉造作之态，虽细微处，亦见伟大。可见，孙中山的个人魅力一举征服了那些革命者。 伟大的革命斗争造就了孙中山。这位中国近代史上最有威望、最有影响、最有经验的人物当选为中国第一任临时大总统，完全符合中国人民的意愿。代表会议立即做出决议：各省代表具签名书，交正、副议长到沪欢迎临时大总统来宁。 孙中山当选临时大总统的消息一经传出，全国人民和海外侨胞兴高采烈，一片欢腾。“自总统选举以来，南洋、澳、欧美各地贺电为日盈尺”。 12月31日，参议院决议1912年1月1日为中华民国元年正月一日，临时大总统孙中山来南京就职。孙中山赴南京就职前，唯恐铺张浪费，特别嘱咐沪军都督陈其美：“我们革命党，全不采仪式，只一车足矣。” 1912年1月1日上午11时，孙中山乘沪宁铁路专用花车起行。到站欢送者有各团体代表及军队等数千人，专军在礼炮声响后徐徐启动。途经苏州、无锡、常州、镇江等站时，均有数千至上万群众列队致敬，鼓乐齐鸣，欢声雷动，“共和万岁”、“总统万岁”的呼声响彻云宵。 下午5时，车抵南京下关，接着，换乘专车入城。南京城内，到处张灯结彩，百姓填街塞巷，欢声雷动，热烈欢迎孙中山的莅临。临时大总统府设在南京城内旧两江总督衙门，即太平天国的天王府旧址。当晚10时，举行临时大总统受任典礼。孙中山宣读誓词如下： 倾覆满洲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至专制政府既倒，国内无变乱，民国卓立于世界，为列邦公认，斯时文当解临时大总统之职。谨以此誓于国民。 宣誓之后，代表会将大总统印授给了孙中山。 这一年，孙中山不满46岁。 ------------ 新政府的财政危机（1） ------------ 所谓“百废待兴”，正是形容南京政府成立之初时最准确的一个词。对孙中山来说，这是他“革命”之后必须要面对的“建设”问题。 就在孙中山赴南京的前夕，据宫崎寅藏回忆，还有这么一件值得品味的事：黄昏，宫崎寅藏走进孙中山的寓所。孙中山部下的人，大都到了南京筹备成立临时政府的事。夕阳西下，平时闹闹嚷嚷的大院显得冷冷清清，人去楼空。 “你能给我借上500万元吗？我明天要到南京就任大总统了但却身无分文。” “我又不是魔术师，一个晚上去哪里弄这么多钱。” “明天没有钱也关系不大。但你如果不保证在一周之内给我借到500万元，我当了总统也只好逃走。” 话刚说完，孙中山脸上不由露出苦涩的笑容。 到达南京第二天，孙中山以临时总统身份召开各省代表会，通过了《临时政府组织大纲修正案》。民国政府设置陆军、海军、外交、司法、财政、内务、教育、实业、交通共9个部，并将“部长”改称“总长”。 根据组织大纲，各部总长由总统提名，但必须要经过各省代表大会同意。因此，各部总长人选的安排，实际上是一次权力再分配。省与省之间、代表与代表之间，旧官僚、政客、社会闻人都暗中较足了劲，一争高低。黄兴与孙中山商量，在人员安排上，采取“部长取其名，次长取其实”的原则。 1912年1月3日，代表大会正式表决、通过了新政府。名单如下： 临时大总统：孙中山 临时副总统：黎元洪 总统府秘书长：胡汉民 陆军总长：黄 兴 次长：蒋作宾 海军总长：黄钟瑛 次长：汤芗铭 外交总长：王宠惠 次长：魏宸组 司法总长：伍廷芳 次长：吕志伊 财政总长：陈锦涛 次长：王鸿猷 内务总长：程德全 次长：居 正 教育总长：蔡元培 次长：景耀月 实业总长：张 謇 次长：马君武 交通总长：汤寿潜 次长：于右任 至此，以孙中山为首的中国第一个以选举产生的民主共和国政府宣告组成。9位总长中，只有黄兴、王宠惠和蔡元培是同盟会成员，其余皆为清末官僚。这个成分复杂的政府组成名单，也为日后埋下了诸多动荡不安的种子。 为了保障刚刚诞生的民主体制能够健康运作，孙中山建议成立临时参议院，参议院组成人员也由各省选派。虽然同盟会成员占了参议员代表的多数，但意见分歧严重。在兴中会和同盟会时代就确认、用陆皓东设计的青天白日旗作革命军旗和国旗，但参议院在讨论后决定：以南京光复时用的五色旗作国旗，五色代表汉、满、蒙、回、藏五族共和之意，以武昌起义用的铁血十八星旗为陆军旗；以青天白日满地红旗为海军旗，这实际上是一个迁就各方的主张。 南京临时政府建立后，碰到的最迫切、最严重，也是最棘手的问题，就是财政问题，当时，国内有可能筹得现款的渠道如关税、盐税、厘金、田赋等，有的已被帝国主义控制，有的则一时无法征缴。而各地战事不断，军费耗用惊人。内无存储，外无支援，又无法贷款。这也是孙中山与革命党人放弃临时政府关键的财政、实业、内务、交通等诸总长位置的原因，他们正是期望借助于立宪派的声望、实力和经验来为新政府缓解财政困难，但立宪党人对此并不积极。 政府的运转要靠资金维持。孙中山不得不考虑采取一切可能的非常措施，以缓解财政紧急状态。 1月8日，孙中山批准发行中华民国军需公债，发行定额为1亿元。但临时政府根基未固，很难获取民间信任，民间应募者寥寥无几，向海外华侨所发售的公债应购者亦不踊跃，柏文蔚所领的公债券，派人到南洋劝募，最终竟如数带回，这笔公债只售出700多万。 当时在南京留守管辖之下的军人总共有30万人之众。一旦无饷可发的话，士兵随时有扰民之事发生。为了解救燃眉之急，1月31日，孙中山下令财政部发行总额100万元的南京军用钞票，“以维持市面”，规定3个月后，准持票到中国银行兑换银元。士兵领到军用票后，纷纷向各商店挤兑银元，或购买实物。商民甚为恐慌，发行数日后，即出现钱业、米业停市，市民以此来抵制军用钞票，这一政策同样宣告失败。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孙中山曾通过黄兴委托何天炯，请日本财政专家帮助设计筹组中央银行事宜，未获具体成果。2月5日，孙中山又批准原清廷在上海的大清银行改组为中国银行，但也无助于解决南京政府的财政困难。 按照张謇的预算，临时政府一年的军费需要5000万两、中央行政及外交经费至少需要3000万两，加上其他支出，一年的财政支出需要2亿两；但眼下海关税3000万两，两淮盐税仅1000万两，除此无其他进项，外省除江苏、浙江、广东稍有盈余补贴中央财政外，其他各省尚且不能自足，中央财政每年最少赤字8000万两。 ------------ 新政府的财政危机（2） ------------ 府库空虚，庞大的军费开支无着落，连政府公务员的薪水都发不出。孙中山多次向英美银行协商借款，外国银行不愿借钱给临时政府，孙中山只好将目光再一次投向曾帮助过他革命的日本。 回到上海后，孙中山由宫崎寅藏陪同，与日本最大的企业三井物产会社上海分社支店长藤濑政次郎相见，商谈借款事宜。 藤濑立即与森恪商议，森恪是日本大阪人，早年在上海、长沙等地工作，与陈其美、张静江等人多有来往。武昌起义时，森恪原本正在三井物产会社纽约支店工作，三井财阀立即将他调回东京本店，充当与中国革命党人之间的联系人。 日本长期对中国的汉冶萍公司有所欲求。汉治萍公司为1898年盛宣怀所创办，但一直为资金不足所困扰。日本属于贫铁国，为发展重工业必须发展钢铁企业。由此日本便看上了汉冶萍公司，曾先后13次向汉冶萍贷款。 武昌起义爆发后，日本为巩固在汉冶萍利益，迅速派遣军舰前往武汉。当时日本海军大臣曾训令驻汉口第三舰队司令官：“关于大冶（铁矿山所在），如暴动波及该地，有理由以国家自卫权之名义进行防护。”其重视程度，可见一斑。 所以，当日本东京三井物产会社常务董事山本条太郎接到上海藤濑的报告后，立即征求日本外相及首相的意见，决定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为条件，贷款500万元给南京临时政府。 1912年元旦过后一周，三井物产会社将草拟的《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契约书》送南京，交孙中山和黄兴签字。主要内容有：（1）公司资本定为日币3000万日元，由中日合办；（2）中日股金各半，股权相同；（3）公司已借日债1000万日元，此外再借500万日元共1500万日元，作为日方股金；（4）前项500万元由公司贷与南京临时政府，部分款项以现金交付余额作为向三井购买军火的费用。 但是根据国际法，这个契约书还须向汉冶萍公司总经理盛宣怀直接与三井签约，并由该公司股东半数以上同意才行。南京临时政府又与日本共同向盛宣怀施加压力。1月13日，南京临时政府驻日代表黄兴特命“赴东借募巨款”的全权代表何天炯，通知盛宣怀及正金银行神户分行，告知中日合办汉冶萍公司及500万日元借款契约已经签订。 但精明圆滑的盛宣怀，马上派驻上海公司要员陈萌明于15日赴南京，当面直接探询有关借款及签订合办契约书的情况。但出乎陈萌明意料的是，孙中山答非所问地表示： 民国于盛并无恶感情，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过激，可代为解释。惟所拟中日合办，恐有流弊。政府接认，亦嫌非妥当办法。不若公司自借巨款，由政府担保，先将各欠款清偿，留一二百万作重新开办费，再多借数百万转借与民国。 盛宣怀原本也不愿中日合办，更不愿由自己签约“同意合办”，这样不仅断送汉冶萍的一半主权，从此沦为日方控制之手，还要承担卖国的骂名。但如果不同意签字，无法解决贷款问题，也无法担当来自于孙中山、黄兴的巨大压力。 1月26日，盛宣怀只能按照南京临时政府的指示，指派助手李维格，与三井方面在神户谈判，重新拟订草约十条，29日送盛宣怀过目。盛宣怀将第十条中的“以上所开新公司华日合办，已由中华民国政府电准……”中的“已”字改为“俟”字。后有学者评价盛宣怀这一字之改极为巧妙：既卸去了大总统孙中山批准“合办”，又不愿公开承担的“责任”，又为自己摆脱了两难的困境；既办完了借款手续，又为挽救汉冶萍免陷日手留下伏笔。签约后，2月10日藤濑即电告正金银行上海分行，立即拨款300万元给盛宣怀代表李维格。12日，李将其中的200万元赴南京交给孙中山。 整个借款过程都在秘密中进行，除孙中山、黄兴等少数人知情外，其余财政部、实业部、参议院一概不知。直至2月初，此事才为同盟会机关报《民立报》探知披露。消息传出，舆论大哗，参议院议员质询政府，张謇也反对此议，并辞去实业总长。孙中山在强大的舆论压力下，虽一再解释，但不得不宣布废约。 除了汉冶萍借款外，孙中山、黄兴还在酝酿新的贷款方案。他们想通过上海都督陈其美，说服轮船招商局，以招商局名义向日本借款1000万两，以该局全部财产作抵押。为此，孙中山、黄兴与日本政界、财界进行了频繁的秘密联系。而日本趁此机会，向孙中山提出东北满蒙问题，要求割让给日本接管，方借款支持中国革命。 1912年2月3日，日本财界、政界代表森恪与宫崎寅藏、山田纯三郎到南京拜访孙中山。森恪见面中单刀直入地提出转让“满洲”问题，森恪表示：日本认为满州最终难由中国独力保全，为抵制白种人先锋俄国之南下，希望先生将满州“完全委托给日本之势力”，以换取日本对革命的援助，并建议孙中山或黄兴秘密赴日与日本政界元老桂太郎商定此事。 当时革命党人普遍存有这样一个想法：满洲不是中国国土，满 人也非中国人。早在1898年，孙中山在日本东京，由宫崎寅藏介绍拜会内田良平时，就曾在谈话中流露类似想法：“原来吾人之目的，在于灭满兴汉，至革命成就之晓，即令满蒙西伯利亚送与日本亦可也。”1907年，当清朝要求日本政府驱逐孙中山，首相伊藤博文与内田良平商议，认为孙中山有利用价值，说：“孙文自前年以来，向我朝野诸人游说，言日本若能援助支那革命，将以满蒙让渡日本。” 而这一次，孙中山的答复比以往谨慎很多。他虽然对此前日本对中国革命的冷淡态度表示了不满，但仍表示希望日本能帮助自己应对财政困难。“万一此数日间无足够资金以救燃眉之急，许多军队要离散，革命政府将遭瓦解的命运”，孙中山对当前局势的分析是：如果在阴历年底得不到1500万元，就只有把政权让给袁世凯。 此后，孙中山连续两天致电森恪催促日本方面答复。但此事很快被英美所知晓，英驻日公使马上拜会日本外相，压迫日本停止借款谈判。而益田孝在回复森恪时，并没有允诺提供1000万元军费，反倒劝孙、黄二人与袁世凯妥协。此时国内舆论对此也强烈反对，借款条约不了了之。 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到了极点，南京当时有十余万军队，但军费没有来源，黄兴已急得吐血。军队的伙食从干饭改为稀饭，以后连喝稀粥都不能保障。 作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的心情，在后来答复章太炎关于合办汉冶萍的质询中可窥一斑： 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先生等盖未知南京军队之现状也。每日到陆军部取饷者数十起。军事用票，非不可行，而现金太少，无以转换，虽强迫市人，亦复无益。……至于急不择荫之实情，无有隐饰，则祈达人之我谅。 孙中山为解决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可谓耗尽心血，但最终均了无结果，并招致一片反对乃至斥责之声，后来不少历史学者也对孙中山欲出让满洲之举颇多微词。 ------------ 南北议和 ------------ 武昌起义后，清廷仍试图作最后的努力，1911年11月1日，清皇族内阁辞职，被罢黜的袁世凯被任命为内阁总理。袁挥兵南下，占领了汉阳。与革命军形成南北割据的局面。 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一方面对清廷表示要“杀身成仁，以古圣贤之心为心……誓为清廷保全社稷”；另一方面却对其亲信的前方将领指示要“计出万全”，不可轻易督师进攻，要“慢慢走，等等看”。清廷和革命党人都在努力拉拢袁世凯，而袁的如意算盘是利用双方的矛盾和弱点，抬高自己身价，从而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 早在10月19日，袁世凯电召自己的幕僚刘承恩从襄阳赶赴河南彰德，希望刘利用与黎元洪的交情来代其游说。刘承恩于是带话给黎，称袁可与革命军合作，不久就可以进行和平谈判。这应该是袁第一次传递出议和的信息。黎元洪在收到刘氏的信函后，“问大众应如何答复，一般同志均主张置之不理”。 当被清廷委以重任的袁世凯督师南下时，他又一次致函黎元洪。这一天，袁的两位代表刘承恩与海军正参领蔡廷干抵达武昌，要求承认君主立宪，与黎元洪代表汤化龙等议和。而黎元洪回复袁的信函，也由刘、蔡二人带回北京。此为南北议和正式开始接触。约11月下旬，袁世凯长子袁克定又派同盟会员朱芾煌为代表赴武汉，试图与黄兴有所接洽。清军第一军总统冯国璋不明真相，将朱抓到，直至袁克定亲自写信才获救。 袁世凯在秘密与南方革命党人单线联系的同时，又通过与其联系密切的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出面，提议停战议和。 此时，奄奄一息的清廷对袁世凯也言听计从。袁世凯回到北京后，以内阁总理大臣的名义，借口非常时期、整理军事的需要，取得了京畿周围各路军队的指挥调遣大权，同时改编和掌握京师禁卫军，让自己的亲信冯国璋担任统领，轻而易举地解除了皇族掌管的京师禁卫大权。接着宣布停止各部衙门的“事权”，一切均由内阁办理。摄政王载沣监国，亦以与“君主立宪”、“责任内阁制”不合为由，奏请停止了他的职权，令其归藩邸休息。 至此，袁世凯实际已掌握控制了清廷的全部军政大权。他从多种信息渠道得到反馈，只要他能逼迫清帝退位，南方就可以选他担任临时大总统。 实际上，当时在革命党中也普遍存在着一种认为袁如能反正，借袁之力推翻清廷，以建民国最为有利的心态。这种认识在当时的革命军和临时政府中占有主导地位，所以，和议的呼声很高。1911年12月2日，由代表会议正式讨论决定：“若袁世凯反正，当公举袁为临时政府大总统。” 袁世凯闻知消息，决定正式举行南北议和。革命军推举伍廷芳为和议代表，袁世凯派了唐绍仪上海正式举行议和谈判。议和谈判从12月18日开始至31日，共进行5次会议。但孙中山12月25日自海外归来，后被选为临时大总统，一下子打乱了袁世凯的部署。谙于政道的袁世凯态度忽明忽暗，让革命党人一直被他所牵制、左右。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长期以来以“排满”为第一目标，排满目标一旦实现，他们的主要任务也就完成，对于建立和发展新的共和政权，缺乏应有的思想、理论、组织准备。黄兴本人亦多次表示，和立宪党人旧官僚相比，自己能力与经验皆不足。他在致袁世凯的电文中说：“明公之才能，高出兴等万万……苍生霖雨，群仰明公……”这并非完全是客套的谦逊之辞。 不仅黄兴如此，孙中山经过一个多月临时大总统的折腾，也深感心有余而力不足。他说：“清帝退位，民国统一，继此建议之事，自宜让熟有政治经验之人”去完成。“欲治民国，非具新思想、旧经验、旧手段者不可，而袁总统适足当之”。孙中山、黄兴的思想状态反映了当时大多数人革命党人的心态。 1912年1月14日，唐绍仪奉令致电伍廷芳，说明清廷正在筹商有关退位事宜，再次试探孙中山的态度。孙中山答复：“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这是孙中山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不到半个月之内，第二次有关“如袁反正当举为总统”的公开表态。袁氏犹不放心，又指派多人到南方进一步摸底，并得到孙、黄的再次保证。加之张謇、汪精卫、杨士琦、唐绍仪等纷纷要求袁痛下决心，立即筹商清帝退位。至此袁世凯也认为时机已成熟，该是行动的时候了。 此时，以英国为代表的国际社会，也公开表态对袁世凯的支持。他们认为，“中国当代……找不出一个比袁更能干的人”，“是能使中国避免出现一个混乱时期的唯一力量”。相反，他们认为孙中山是好说“大话”、“空话”的政治家。此前，南京总统府以外交总长王宠惠的名义，正式照会各国：已建立临时政府、选举临时总统、组织内阁，请求各国承认。但这一要求被列强拒绝。 ------------ 让位 ------------ 1912年1月16日，四川革命党人杨禹昌、黄之萌、张元培3人在北京的丁家街向袁世凯投掷炸弹，炸死卫队长及卫士十多人，三位勇士当场被捕，英勇就义。袁世凯利用这次遇刺事件，令人四处散布“革命党人已遍布北京”的谣言，希望给清廷的遗老遗少造成心理恐慌。 唐绍仪让伍廷芳转告南京政府，要求清政府退位后的两天内，解散南京政府。孙中山命令伍廷芳给袁世凯去电，明确四条：一、清廷退位，放弃一切主权；二、清廷不得干预临时政府组织之事；三、临时政府地点须在南京；四、孙总统须俟列国承认临时政府，国内改革成就，和平确立，方行解职；袁世凯在孙总统解职以前，不得干预临时政府一切之事。但由于受到党内和谈主张的困扰，孙中山不得已又作了修正，其中有袁世凯必须宣布绝对赞成共和，然后由参议院推为总统。 孙中山将秘密和议的内容公诸于世，袁世凯立即遭到皇亲贵族中的极右势力、为维持君主立宪而成立的宗社党的激烈反对，威胁要和袁世凯同归于尽。袁世凯无力逼迫清帝退位，就假称生病，不再入朝。他的另一个意图是让革命党和良弼的宗社党决战，自己可伺机从中渔利。并借此称病不入朝、不理事。 1月19日，袁世凯会见朱尔典，设计由清廷授权他组织临时政府的方案，让朱尔典出面斡旋；另一方面，袁世凯收买隆裕太后身边的亲信不断散播“倘能退位，则有优待”，“否则性命难保”的信息。但由于皇亲贵族的反对，隆裕太后一时难以下定退位的决心。 1月22日，袁世凯又接到孙中山最后提出议和办法五条，其中第三条提到，“（孙）文接到外交团或领事团通知清帝退位布告后，即行辞职”，并郑重申明“此为最后解决办法”，如果袁不能实行，则无议和可言。 袁世凯于是运用他的力量开始要挟清帝退位。1月26日，革命志士彭家珍在良弼的住宅炸死了良弼，宗社党人吓得四处逃亡，于是袁世凯又指使以段祺瑞为首的北洋军前线将领，以联名通电的形式，向清廷提出语带威胁的警告，充满杀气。 这时的清政府气数已尽——再召集会议时，也无人上朝。2月12日，隆裕太后终于不得不以宣统皇帝的名义下诏退位，公布天下。据称，当天晚上，袁世凯在外交部大楼里把拖在脑后的辫子剪掉，一边剪，一边不断哈哈大笑，“这种开心的狂欢在其一生中极其罕见”。 2月13日，袁世凯拍电报向南京临时政府表示：“共和为最良政体，清帝既明昭辞位，永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孙中山接到电报后即履行诺言，向参议院送交了辞去临时大总统职务的咨文，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继任临时大总统。 因为满清政府终于退让出统治200余年的中原大地，1912后2月15日上午11点，孙中山率领各部及右都尉以上将校，赴明孝陵举行祭告礼，孙中山统率军民谒陵，并宣读谒陵文。下午2点，总统府举行庆贺南北统一共和成立礼。孙中山发表演说： 清帝退位，南北统一，袁公慰廷为民国之友，盖于民国成立事业功绩极大。今日参议院选举总统，若袁公当选，余深信必能巩固民国。至临时政府地点，仍设南京。余于解任后，亦仍愿尽力于新政府也。 按孙中山的想法，他希望将国都继续保留在革命党势力之内的南京，以对袁世凯有所约束。岂料，在用记名投票法表决时，28票中有20票主北京，而南京只有5票，与孙中山的初衷相悖。 据吴玉章回忆，本来在参议院中，革命党人占据多数，是完全可以根据孙中山的意见通过建都南京、反对迁都北京的。但2月14日一开会时，一位叫李肇甫的革命党人，却跑到台上大放厥词，说了一通迁都北京的必要，而后，“赞成迁都北京的人便成了多数。” 孙中山和黄兴知道此事后，非常生气，当天晚上便把李肇甫叫来大骂一顿，并限次日中午12时以前必须复议改正过来。 15日晨，秘书处把提请复议的咨文作好后，需要总统盖印，而这时总统已动身祭明孝陵去了，我急着去找黄兴，他也正在穿军装，准备起身到明孝陵去。我请他延缓时间，他说：“过了12点如果还没有把决议改正过来，我就派兵来！”说完就走了。这怎么办呢？只好找胡汉民去。好容易才把他找到，拿来了钥匙，开了总统的抽屉，取出他的图章盖了印，把咨文发了出去。同时，并通知所有的革命党人，必须按照孙中山的意见投票。经过我们一天紧张的努力，当天召开的参议院会议终于把14日的决议纠正过来了。 而胡汉民的记述与吴玉章有差异，他说章太炎等人最反对定都南京，他们认为定都南京不足以控制东北，也即意味着放弃满、蒙，参议院诸员也为其言论所动。不管其真正原因为何，参议院总算在第二次重新投票中统一了意见，决定仍定都于南京。 孙中山多次去电催促袁世凯到南京就职，但袁不愿离开自己的势力范围，去南京受革命党人操控，他复电南京方面称：“与其孙大总统辞职，不如世凯退居，……今日之计，惟有由南京政府将北方各省及各军队妥筹接收以后，世凯立即退归田里，为共和之国民。当未接收以前，仍当竭智尽愚，暂维秩序。” 屡次敦促袁世凯南下无果，孙中山于是派蔡元培、汪精卫、宋教仁等为“迎袁专使”，去北京迎接袁世凯，2月21日他们到北京时，还受到了袁世凯盛大的欢迎。 2月29日夜里，迎袁专使团正在议事时，突然枪声大作，东城和前门一带，火光冲天，发生兵变。混乱中，一些士兵竟持抢闯入迎袁专使的驻地，蔡元培等人仓皇逃到六国饭店。当夜枪声未断，第二天哗变的范围迅速扩大，甚至天津保定的北洋军也纷纷出动，放火、抢劫，焚毁衙门，数千家市民惨遭劫掠，一时人心惶惶。 袁世凯是这出闹剧的幕后主使，似乎已成了历史定论，目的是以此借口，制造一旦南下、北方将大乱的假象，但也有一些学者对此存疑：袁世凯未必知情。不管袁世凯是否真的是这一幕的“总导演”，它客观造成的结果确实对袁世凯有利。蔡元培等人在惊恐之余，连电南方说明袁大总统走不得，必须“改变临时政府地点”，“速建统一政府，为今日最要问题，余尽可迁就，以定大局”。这样，“迎袁专使”反倒成了“留袁专使”。 于是一切按袁世凯的心意继续发展。3月6日，经参议院议决：允袁世凯在北京受职、宣誓、拟定国务院组成人员名单，电达参议院批准，然后接管南京临时政府，孙中山卸职，临时政府迁都北京。 1912年3月10日，袁世凯在北京宣誓就职。蔡元培代表孙中山致辞祝贺。而在这一天，孙中山与胡汉民、孙科等前往紫金山狩猎，提及希望自己百年后葬于紫金山之意。一面是志得意满的袁世凯，一面是有点黯然神伤的孙中山，这样的历史画面不能不令人感慨万端！ ------------ 宣扬民生主义，筹划全国铁路 ------------ 袁世凯就职后，孙中山公布了采行法国式责任内阁制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袁世凯遂任命唐绍仪为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并负责组阁。完成一切法律程序后，袁、唐新政府正式确立，南北一统。信守诺言的孙中山于1912年3月31日辞去了临时大总统一职。从就职到辞职，孙中山只做了45天的临时大总统，这不仅在民国史上是最短的一任总统，在中华5000年历史上，也是在任最短的开国元勋了。 南京同盟会会员为孙中山举行了饯别会，孙中山在会上发表演讲，阐述了他的民生主义思想，这实际上也是孙中山在未来一段时间里为自己所作的规划。 在孙中山看来，在中国实行民生主义，就是一面图国家富强，一面防止资本家之流弊。他用自己多年在国外的考察和比较，提出了一套实行民生主义的途径和方针。 4月7日，孙中山应蔡元培之邀，乘火车到南京，改乘军舰，与胡汉民、汪精卫、廖仲恺等20多人到达武汉，同行的还有孙中山的儿子孙科及女儿孙婉以及新从美国毕业归来、年轻貌美的英文秘书宋霭龄等。他们乘马车经过的长街两旁，各路店铺民房都张灯结彩，男女老少都夹道欢迎，孙中山于是让马车缓缓而行，人人都以亲眼目睹几十年领导推翻清政府的革命领袖为荣。 4月25日，孙中山到达广州，自从1895年发动第一次广州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已有17个年头没有踏上家乡的土地。孙中山到达时，广州城内万人空巷。5月底，孙中山又回到了阔别17年的故乡翠亨村，与卢夫人、长兄孙眉等亲人团聚，孙中山只在家里停留了短短3天又返回广州，这也是他最后一次回到故乡。 这段时间孙中山的演讲内容，都集中在“民生主义”上。回望近代中国，孙中山算是自有一套颇具原始性的建国蓝图的最高当国者。他那一套建国思想，形成所谓三民主义的理论，至此已相当成熟。辛亥之后，他对袁世凯曾寄以热忱的厚望，认为在袁氏治下，他的民族、民权两主义，已相当成功了。如今所余者只剩个民生主义有待实行。 孙中山关于民生主义的言论，在国外激进人士中引起热烈回应。他的一部分演说，被译成法文后载于7月11日比利时工人党机关报——布鲁塞尔《人民报》，又由法文译成俄文，载于俄国布尔什维克报《涅瓦明星报》上。列宁在该期刊物中发表了《中国的民主主义和民粹主义》，高度评价孙中山的纲领： 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实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改革”、中国立宪改革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它直接提出群众生活状况及群众斗争问题，热烈地同情劳动者和被剥削者，相信他们是正义的和有力量的。 ------------ 会晤袁世凯 ------------ 从表面上看，袁世凯最初也希望能与孙中山保持一个良好的关系。1912年4月，袁世凯两次向孙中山发出北上共商国是的邀请，为了表示“诚意”，袁世凯又派他的长子袁克定到上海迎接。袁世凯还以孙中山辞大勋位而拨美金1万元，资助孙科夫妇及其两个妹妹作留美学费。 6月底，袁世凯因内阁问题与同盟会冲突，急需借孙、黄两人之力，于是再次电请孙中山北上，以“调和党争”，孙中山于是回电答应了袁世凯。 就在孙中山启程前两天，袁世凯和黎元洪合谋枪杀了革命党人张振武与方维，这立即遭到了同盟会的强烈反弹。中国同盟会宣布革去黎元洪协理一职并除名，其他党派议员也联名对黎、袁提出质问及弹劾。 蔡元培等人认为袁世凯“不足信”，反对孙、黄二人北上。孙中山虽然对黎、袁的行为也颇为不满，但为了顾全南北统一大局，又被袁世凯的辩解所迷惑，他极力主张平息风潮，还给黄兴发电报敦促其北上。对劝阻他本人前往会袁的人，孙中山回答：“无论如何不失信于袁总统，且他人皆谓不可靠，我则以为可靠，必欲一试吾目光。”遂与夫人卢慕贞及居正、魏宸组等启程北上。 孙中山于8月24日下午到达北京，袁世凯派亲信赵秉钧代表欢迎，又为孙中山准备了朱漆金轮马车，由正阳门入城。孙中山本想在第二天再拜会袁世凯，但袁表现得积极主动，当晚就派人来迎接孙中山。 据当时参加这次会见的人回忆，当时孙中山到了铁狮子胡同总统府，由内客厅步行出来，站在台阶口准备迎接。这时袁世凯的马队也飞驰而到，平素袁一向上下车皆须侍从搀扶，但这一次他摆手示意侍卫不要搀扶，自己硬撑着走上台阶，表示步履轻健的样子，走到台阶的最高两级他步趋慢了下来。孙走前两步，前来握手，袁亦肃然趋前握手，说：“先生路上一定很辛苦吧。” 袁世凯对这次会面显得很庄重，身穿军服、佩刀。当时军礼，室内待宾须脱帽并摘下佩刀。袁或因当天过于兴奋又相当紧张，竟将礼节忘记。他平素有挠头的习惯，落座以后，袁照常挠鬓，因手触帽，忽觉自己未曾脱帽、摘刀，于是赶紧用手解摘佩刀，而佩刀在腰间撑得很紧，一时解摘不下，才慢慢用左手把军帽脱下。一时间稍显窘迫。 在孙、袁说话之间，卢夫人由厅旁内室走出相见，宋霭龄则陪在卢旁。那时宋的身份是卢夫人秘书兼翻译。袁世凯对卢夫人也显得很客气，致问饮食及路上情形周到备至。袁世凯比孙中山大7岁，但相比之下，孙态度肃穆自然，而袁则拘束异常，两人显然不在一个层面上。 当晚袁世凯请孙中山和卢夫人在总统府大礼堂晚宴，约了内阁阁员作陪，两人席间并未正面谈及政治问题。袁世凯在欢迎辞中客套说：“财政外交，甚为棘手，尤望先生不时匡助。”孙中山答辞表示：“惟自军兴以来，各处商务凋敝，民不聊生，金融滞塞，为患甚巨。挽救之术，惟有兴办实业，注意拓殖，然皆恃交通为发达之媒介。故当赶筑全国铁路，尚望大总统力为赞助。”袁世凯在孙中山走后对别人说：“不图中山如此瞭亮！”而孙中山也对身旁人评价：“袁总统可与为善，绝无不忠民国之意，国民对袁总统，万不可存猜疑心，妄肆攻讦，使彼此诚意不孚，一事不可办，转至激迫袁总统为恶。”看得出来，孙中山最初还是心存善意，以国家大局为重，希望事态朝着好的方向发展。 孙中山此次在北京逗留约一星期有余，袁世凯嘱咐身边亲信陪孙共谒明陵、游居庸关、至张家口，每天再将亲信召至府中，打探孙中山的举止、语言等。这段时间是孙、袁关系的蜜月期，两人会面13次之多，且多为密谈，有时只有总统府秘书长，有财神爷之称的梁士诒在座。据梁回忆，每次谈话时间自下午4时至晚10时，有几次甚至谈至次晨2点。 在一日宴会上发生了一件不甚愉快的插曲。据袁世凯身边的张国淦日记记述： 中山来京后第三天，袁世凯在迎宾馆设筵为其洗尘，到者有四五百人，在大厅布置┌┐形餐案，孙及其随员北面南向坐，袁及内阁阁员及高级官吏皆向坐，北洋一般军官坐在东西两排，孙、袁在正中对坐。入座后说了一些普通客套话，吃过一个汤，第二个菜方送上来，便听到西南角上开始吵嚷，声音嘈杂，说的都是“共和是北洋之功”，随着又骂同盟会，认为是“暴徒乱闹”，随着东南角也开始响应，并说“孙中山一点力量也没有，是大话，是孙大炮”、“大骗子”。这时两排的军官已经都站了起来，在吵嚷的同时，还夹杂着指挥刀碰地板、蹬脚和杯碟刀叉的响声，但都站在自己的座位呼喝乱骂。中山态度还是从容如常，坐在他旁的秘书宋霭龄也不理会。仍照旧上菜，只是上得很慢。 我当时想袁或段（陆军总长段祺瑞）该说一说，你们不能胡闹，但他们始终没有作声。闹了有半小时左右，似乎动作很有步骤，从当时的情形看，显然是布置好的。起头的是傅良佐等，想在吵闹时等中山或他的随员起向答辩，便借机由北洋军人侮弄他一番。但出乎意料的是中山等始终没加理睬，若无所闻。筵宴终了，孙、袁回到副厅休息室，厅内便又大乱起来。北洋军人离开座位肆意乱吵，非常得意，很久才逐渐散去。 那些席上胡闹的北洋军官，究竟是否是在袁的授意下，给孙中山上演的一场“戏”，我们无从考证，但至少可以从中看出，这些旧官僚们对孙中山还是颇为不敬的。但这些丝毫没有影响两人初次会晤时对外释放的友好信息。孙中山曾对袁表态：“十年以内大总统非公莫属。”这个意见也见诸于公开言论。而据报载，袁世凯甚至也曾向孙中山表示，可加入国民党。 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在《袁氏当国》一书里，对孙、袁两人作了相对客观的点评。他说，袁世凯是传统中国里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才大心细，做事扎扎实实，有板有眼，是位极有效率的行政专才和标准的中国法家。但是他无理想，对现代政治思想更是一无所知。 而孙中山恰恰是袁的反面。孙中山周游世界，爱国之心极为强烈，为人又好学深思，满头脑理想，欲施之于中国，而道不得行。辛亥之后自己虽不在位，但对袁世凯倒满怀幻想，因此在与袁氏密谈时，他诚心诚意地劝袁练兵百万以强中国，而自己则愿专任修路之责，希望把全国铁路延长至20万里（一说10万英里）。 孙中山这席话虽出自一位伟大爱国者的至诚，但是听在有高度行政和经济建设经验的袁世凯的耳朵里，就是天方夜谭不切实际。所以袁氏后来在背后说孙中山是个“大炮”。孙中山的“孙大炮”的诨名，据说就是袁世凯叫出来的。但袁氏是个老谋深算的旧式官僚，他不愿开诚布公地质疑孙中山此计划的可行性，反倒为了笼络孙中山，顺水推舟，让孙氏监修全国铁路，让他完成20万里的伟大计划。 ------------ 孙中山的全国铁路计划 ------------ 袁氏派孙中山去修筑铁路，显然是投其所好，给这个革命领袖找个优差肥缺，安顿下来，免得他继续革命或重新造反。而孙中山是个真诚的爱国者，他并没有过多的权谋之心、看穿袁世凯的真实意图，而是很认真向中西媒体正式宣布自己今后的使命之后，就认真地干起来。 孙中山的铁路建设思想，最早见于他在1894年写的《上李鸿章书》里。辞去临时大总统一职后，作为实现其民生主义的一部分，孙中山数次向外界宣讲筹划全国铁路的必要性及诸多益处。1912年7月22日，孙中山被上海中华民国铁道协会推举为会长后说： 凡立国铁道愈多，其国必强而富。如美国现有铁道20余万（英）里，合诸中华里数，则有70万里，乃成全球最富之国。中华之地5倍于美，苟能造铁道350万里，则可成全球第一强国。 9月，孙中山专程去八达岭张家口考察詹天佑设计修建的京张铁路，并正式邀请詹天佑当他的技术助手。孙中山对筹建铁路的热情，也正中袁正凯的下怀。他特授孙中山以筹划全国铁路全权，出任中国铁路总公司总理，设总部于上海。他还把自己当年为慈禧太后回銮时所特制的豪华花车，拨给孙中山用，以便巡视全国铁路现状，同时命令各地地方官，对巡视路政的孙中山盛大招待。黄兴同时也受任为汉粤川铁路督办以助孙中山一臂之力。在袁世凯的怂恿下，孙中山率领大批失业党人，乘了豪华专车，到全国视察去了。等到后来孙、袁交恶，当局要清查铁道公司的账目，却发现铁道一寸未建，而视察公款已花了百十万两。 关于10万英里铁路、100万英里公路的建国方略，是孙中山一生的目标，但在一无资金二无人才的现实条件下，他1公里铁路也未修成过。历史学家唐德刚先生说，他后来查阅大陆资料时发现，1998年3月中国铁道部在确定今后五年加快铁路建设的总目标时说，“2000年铁路营运里程达到6—8万公里；到2002年，突破7万公里”——这就是说，中国直到21世纪初，铁路营运里程的目标尚在“突破7万公里”，而孙中山要在民国初年建20万里铁路，如果说“中山因无行政经验，乃有此失”，那袁世凯其实是明知其不可为而故意“设阱以陷之”，这就是袁之大奸巨猾的表现了。 ------------ 成立国民党 ------------ 孙中山此次北上，晤袁是一个主要内容，另一个主要内容是参加国民党的成立大会。 在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1912年1月22日，同盟会在南京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有来自内地18个省的2000多名会员代表参加。会上，胡汉民代表孙中山，提议将誓词修改为“颠覆满清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获一致通过。在讨论日后政党改组问题时则分歧很大，讨论结果，大多数认为武装革命已告结束，应改为公开的政党，因为孙中山当时在主持国政，汪精卫被选为总理，但汪精卫并没有就任。 同盟会领导的辛亥革命，终于推翻了已经腐朽不堪的清王朝。中华民国的成立，民主气氛高涨，“政党政治”一时成为热潮，在很短的时间内竟出现上百个政党，出现党派林立的局面。3月3日，中国同盟会本部于南京召开全体大会，孙中山又一次当选为同盟会总理；在宋教仁的鼓动下，同盟会通过了新修订的《总章》。这个新纲领核心精神是将同盟会从过去秘密的“革命党”变为公开合法的“政党”。在他们的心目中，“政党”就是西方那种在议会中通过选举取得执政权的党，而“革命党”并非“政党”。在这种背景下，他们将“革命党”同盟会改造成“政党”国民党。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迁都北京后，同盟会总部也于4月25日由南京迁到北京，日常事务由宋教仁主持。在参议院中，同盟会占有多数席位，这令袁世凯颇以为患，急欲削弱其力量。他支持立宪派人士张謇、汤化龙等联合统一党、民社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等小党，成立了共和党，出版机关报——《国民公报》，公开称南京临时政府为“假政府”。 袁世凯就职后，让唐绍仪组成的内阁人选里，涉及外交、内政、陆海军、财政和交通等实权部门的总长人选，都清一色掌握在袁氏人物手中。 黄兴在新政府的职责是在南京留守。其实是要遣散部队，以让革命后的国家有个喘息之机，来从事和平建设。当时很多人都找上门来，希望谋个一官半职，面对挥之不去的求职者，最后黄兴只好登报声明，不允徇私，无职可给。要遣散30万官兵，最低限度的恩饷（遣散费），非250万两不可。留守处哪有这笔巨款呢？依法报请北京国务院索饷。 初上任的唐绍仪总理也两手空空，除举外债之外，别无财源。不得已，他向四国（英、美、德、法）银行团商借外债8500万两。在签约之前，请求对方先垫付3500万两，以解燃眉之急。四国原已答应垫款，但是日本、俄国闻之后抗议——每个列强在中国的目的不一样，英国意图占西藏，俄国要新疆、蒙古、满洲，日本要占南满和闽南，它们唯恐彼此分赃不均，因而各国势力相持不下。不得已，唐氏内阁决定改向六国银行团（加入日俄两国）商借，但日俄又另提要求：此款不得用于满、蒙地区，因为它们早已视满、蒙为自己的势力范围。 另一方面，唐绍仪与英、美、德、法四国银行团谈判借款也陷于僵局。因银行团不信任中国官僚，即便允许借款，也坚持应由四国派员监督使用为条件。唐绍仪终因无法应对内外交困，任职未及三个月，竟然弃职离京。袁世凯只好任命原外交总长陆征祥为代理国务总理，但这一任命遭到议会的反对。 1912年7月26日，袁世凯不顾议会反对，出动军警威胁参议院强行通过陆征祥出任国务总理。面对袁的专权，原本在唐绍仪内阁任“农林总长”的宋教仁，深感必须组织一个强大的政党，造成两党对峙局面，引向“宪政轨道”。 当时南北小党共有数百家之多，但宋教仁更青睐于几个较大的小党，其中统一共和党是参议院中的另一大党（其党魁是蔡锷），也极不满陆征祥组阁，也深感有扩大力量的必要，提出与同盟会合并的愿望。 经几次商谈后，合并之事进展颇为顺利，国民公党也表示愿意加入合并，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得知三党将合并，也表示愿加入合并谈判。结果五党于8月13日达成协议： 一、合并之前，取“共和之制国民为国主体”之体，更名为“国民党”。 二、拟定党纲15条，其主要内容有：“保持政治统一”，“发展地方自治”，“励行种族同化”，“采用民生政策”，“维持国际平和”。 三、总部组织分：总务、文事、政事、交际、会计五部。各地组织一律改称支部。 1912年8月25日，国民党在北京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数千人，极一时之盛。孙中山出席大会作主题演说，称五党合并为一大政党，“乃民国大幸福”。会议选举中，孙中山以1130的绝对多数票，当选为理事长。孙中山力辞不就，国民党中央于是决定由宋教仁代理。宋教仁于是成为当时中国第一大政党的党魁，锋头之盛，气势之高，一时无二。那一年，宋教仁年仅30岁。 ------------ 宋教仁遇刺案 ------------ 1913年3月20日晚10点左右的上海北站显得热闹非凡，宋教仁、黄兴、廖仲恺等都聚集在此，准备送奉袁世凯电召北上的宋教仁乘夜车北上北京。 10点45分，当宋教仁被黄兴等人簇拥着走到剪票口时，忽背后中了一弹，穿入胸中，直达腰部。宋忍痛不住，靠在铁栅栏上，凄声说道：“我中枪了。”正说着，又闻枪声两响，车站顿时大乱，刺客乃趁机逃去。于右任等赶来急忙送宋教仁入沪宁医院抢救。但因子弹射中心脏附近，3月22日凌晨宋教仁不治身亡。黄兴、陈其美、于右任、居正等人皆悲愤填膺，情不可抑。 宋教仁遇刺后，举国震动，舆论大哗。国民党人认为此案的幕后黑手，一定是袁世凯。 1912年8月，宋教仁联合五党组成国民党，出任代理理事长，一时锋头甚劲。袁世凯对宋教仁一直心存忌惮。袁世凯先是对宋教仁有意拉拢，让他出任总理，孙中山、黄兴、唐绍仪等也劝他就任。但宋教仁坚持政党内阁的主张，所以坚辞不就。据说袁世凯送他西装，连尺码都非常准确，还送他交通银行50万元的支票一本，请他自由支用，但宋教仁只略取少许，离京南下前夕即让赵秉钧交还袁，留信一封表示“实不敢受”。不久，宋教仁领导的国民党在国会两院选举中大获全胜，宋氏政治前途如日初升，所到之处，欢迎会上无不人山人海。国民党元老谭人凤一语中的：“国民党中人物，袁之最忌者唯宋教仁”。这正道破了问题之要害。 其实在袁世凯眼里，孙中山并无多大威胁。孙中山只是宣传自己的主义，不外平均地权、节制资本和修建铁道。而被评价为“议会迷”的宋教仁则热衷于西方议会民主、多党选举制度，鼓吹责任内阁、政党内阁。在各地演讲中，宋教仁极力宣扬将总统改为没有实权的虚位领袖，甚至宣传夺权。在国民党湖北支部讲演时，宋竟赤裸裸地批评袁政府“自掘坟墓，自取灭亡”，并说“到了那个地步，我们再起来革命”云云。宋教仁屡屡言辞激烈，因而党内同志很为他的安全担心，而宋少年气盛，不以为意。 在上海，陈其美也要宋教仁提防暗杀，宋狂笑说：“只有革命党人会暗杀人，哪里还怕他们来暗杀我们呢？”许多朋友来信要他多注意安全，他都以为是谣言。就在他3月20日，动身北上那天与《民立报》记者话别时，对方请他慎重防备，宋坦然地说：“无妨。吾此行统一全局，调和南北，正正堂堂，何足畏惧，国家之事，虽有危害，仍当并力赴之。” 很多历史学者认为，宋教仁死于年轻气盛、锋芒毕露，对中国根深蒂固的封建专制体制缺乏深刻认识，在全无民主经验和训练的彼时中国，宋教仁的存在和做法被当政者视为最大威胁。其实，袁世凯及北洋集团握有的资源，远胜于国民党，但由于对那种新兴的民主政治的运作方式的不熟悉以及不重视，袁党没有在大选中下力竞选，因而输给了深谙此道的宋教仁。 虽然宋教仁只活了32岁，但正如一位学者所言，“他掀起了20世纪初那个昙花一现的瞬间所掀起的民主旋风，至今仍是中国民主宪政史上一道最壮丽的风景线”。宋教仁遭暗杀，“是中国民主化步履艰难、充满痛苦、血腥的开端”。 ------------ “宋案”真相 ------------ 宋教仁遇刺案的破获，出乎意料地顺利。 1913年3月23日，古董字画商王阿发到英租界捕房报称：一周前因卖字画曾去应夔丞（即应桂馨）家，应即拿出一张照片，要他谋办照片上的人，愿出酬金1000元。他未允。宋被刺后，王阿发见各报刊所登宋的照片与应给他看的照片相同，特来报告。 公共租界巡捕房根据密报，在一妓院中将应夔丞抓获，并立至应家搜查。在应家搜查中发现其中一人神色慌张，遂带回巡捕房审讯，这位自称叫张福铭的人最终供出真名为武士英，而他正是杀害宋教仁的真凶。 山西人武士英早年曾投奔革命党，充当敢死队，转战数省，升为下级军官。以后又脱离军旅，到了上海，结识了当地会党头目应夔丞。应夔丞，其实也是上海滩大名鼎鼎的角色。他有两个头衔，一是中华民国共进会会长，一是江苏驻沪巡查长。他原是策动武昌起义的共进会的一个干部，算是武汉军政府中的“三武”张振武的党羽。张振武后来与黎元洪争权，被黎骗往北京，并乞袁世凯代为杀之。正在拉拢黎元洪的袁世凯迅速将张振武枪杀。 张振武一死，黎元洪便完全投向袁世凯，而原先捧他上台做开国元勋的革命党，尤其是共进会，便成了他的对立面。共进会的应夔丞也因反黎也被黎所通缉，从武汉逃回上海。在同盟会扩大为国民党之后，应夔丞也与陈其美、宋教仁、黄兴、于右任等都很熟识。国民党在上海为宋教仁操办丧事时，应夔丞也进进出出，做热心帮忙状。等到应东窗事发，陈其美等都大为惊异：杀宋的凶手竟是国民党自己的同志。 应夔丞被捕后，法捕房总巡率人至应宅进行数次搜查，起获了大量公文凭据，才发现应的背后指使人，竟然出自北京国务院内务部的一位秘书洪述祖。抄获文件显示，洪述祖又受命于国务总理赵秉钧。 在袁世凯与孙中山暗中角力时，袁世凯的党羽想在革命党内搞个反间组织，应夔丞成了他们的人选。应某也顺势倒入袁党，成为袁世凯在国民党中的“卧底”。应夔丞在北京的顶头上司便是洪述祖，由国务总理赵秉钧直接指挥。 自此，由洪述祖经手，应夔丞每月从国务院秘密领取2000元的活动经费。他们不但在新闻界收买了一个叫做《民强》的刊物，专门替袁党作宣传，以与国民党报刊相对抗，甚至遍访或捏造孙、黄、宋等人的“劣迹”，以做人身攻击。 当宋教仁的言辞越来越激烈时，袁世凯手下的这群党羽也越来越坐立不安。应夔丞与洪述祖形成密约，由应物色杀手并具体指挥刺杀宋教仁。应夔丞见武士英精于枪击，且贪财胆大，遂与之商议刺宋一事。两人一拍即合。 真相大白于天下，幕后黑手竟然是袁世凯身边的亲信，这使袁世凯一下子置于千夫所指之境地。问题是，赵秉钧是否直接向手下下达过刺杀宋的命令，以此为袁世凯排除隐患之忧？而袁世凯，对这一切是否真正知情？ 据章士钊回忆，当宋教仁遇刺的电报传到时，他正在总统府与袁世凯一起用餐。袁闻讯后的反应是叹息说，“遯初（宋教仁的字）可惜，早知如此，何必当初？”随后闲谈中，袁世凯意指宋案的凶手是黄兴，理由是“黄、宋争国务总理，两派大决裂为证”，章士钊闻之不满，愤然辞出。 宋教仁遇刺消息传来时，赵秉钧正在主持内阁例会，“闻听消息，大惊失色，一边绕桌子不停转圈一边转自言自语：‘人若说我打死宋教仁，岂不是我卖友，那能算人？’各总长相顾均未发言。少顷，府中电请总理，总理即仓皇去府。”赵秉钧的反应是一种“表演”还是真的意外？ 宋教仁遇刺后自知不久于人世，还授意黄兴拟了一份电文上书袁世凯作最后诤谏，一直到死，他都没有怀疑过袁世凯。 ------------ 对“宋案”犹豫不定的国民党 ------------ 宋教仁遇刺时，孙中山正率大批国民党随员作访日之行，得知消息后，他立即中止访问，于1913年3月25日返抵上海。当晚孙中山等人便在黄兴寓所召开国民党高级干部会议，以商讨对策。据当时的报纸报道，“随至黄克强（黄兴）先生家，相见泪下，谓不意海外归来，失此良友……” 孙中山此前对袁世凯的种种幻想这时已完全破灭，在极度悲愤的情绪之下，他力主起兵讨袁。但与会者中除戴季陶一人随声附和之外，其余多力主通过法律方式解决，黄兴尤其主张慎重。 此时的国民党已非在野时的同盟会，冒险犯难的精神已大不如前。握有兵权的同志大都作了各省都督，有了自己的地盘和既得利益，对孙中山的讨袁指令大都借故推脱，坚决支持的只有江西的李烈钧和上海的陈其美，武力解决的事遂耽搁下来。由于赵秉钧拒绝上海特别法庭的传讯，法律解决也陷于停顿。 4月26日，南方革命党本已燃烧的怒火又被浇了一桶油。袁世凯为了筹集军费对付国民党，不顾各方反对，未经国会讨论通过，便完全接受银行团所提的苛刻条件。当天夜里，由国务总理赵秉钧、财政总长周学熙、外交总长陆征祥与汇丰、德华、东方汇理、道胜、横滨正金五银行代表违法在北京签字，共借2500万英镑，名曰“中国善后借款”，以全部盐税及关税余额为担保。参议院议长张继、副议长王正廷得讯后阻拦无果，遂以议长资格通电，不承认借款合同。 1913年4月29日，安徽都督柏文蔚率先通电反对借款。5月3日，孙中山与黄兴联合通电“各省政府和人民”，要求禁止银行团借款给北京政府，国民党籍的江西都督李烈钧、广东都督胡汉民与湖南都督谭延闿也表示了同一立场，但在当年各省都督，表示反对借款的只有他们4位，而通电赞成者则有17省的都督。 实际上，早在国民党内部对待袁世凯态度摇摆不定时，袁世凯已开始了一系列应对之策。5月6日，袁世凯在总统府召开秘密会议，布置南方的军事，宣称要“除暴安良”，严厉指责孙、黄等人是“捏词耸听、淆乱人心”；陕西都督张、山西都督阎锡山、直隶都督冯国璋、奉天都督张锡銮、山东都督周自齐与河南都督张镇芳等联名通电，指斥黄兴等“不惜名誉，不爱国家，谗言横行，甘为戎首；始以宋案牵诬政府，继以借款冀逞阴谋”，其中张凤、阎锡山都是国民党人，表明国民党已经分裂。 在完成军事部署后，老谋深算的袁世凯为了逼迫南方首先发难，以中央名义，先是解除了李烈钧江西都督的职务，以自己阵营的黎元洪代之，接着又罢免了胡汉民与柏文蔚；与此同时，袁世凯拟定军事计划，三路大军向江西、安庆及南京出发。袁当然知道革命党人不会甘心束手就擒，而是一定要反抗，这样中央对南方用兵就可以名正言顺地进行。 果然，1913年7月12日，李烈钧在江西湖口宣布独立，以江西讨袁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讨袁檄文，号召“天下共击之”。此后数日内，国民党控制的江苏、安徽、广东、上海、福建、湖南及重庆的部队川军相继响应，一时间颇有声势，似乎要重现辛亥年的局面。 但实际上，形势已与当年大不相同。满清政府退位后，全国人心思治，希望国家早日走上安定建设的轨道。宋案的发生虽使举国哗然，但多数人认同由法律解决。至于国民党方面，由于许多杂牌小党的加入，已成为一个谋求政治利益的俱乐部，就是原来老同盟会的同志，大多以为大功告成，转而热衷于仕途名利。所以国民党声势虽大，但肯于跟孙、黄反袁者甚少，其中又多犹豫动摇者。内部分歧，举事仓促，军队的战斗力可想而知。起义各省的部队，在兵精饷足的北洋军面前，望风披靡，没有经过什么像样的战斗就溃败。孙、黄及革命同志们只得东渡日本再度流亡。革命党人原有的地盘悉数为北洋所接收，北洋的势力第一次越过了长江。 为了获得当选总统的足够选票，把中间的进步党人（5月底，与国民党相对立的黎元洪的共和党、章太炎的统一党与梁启超的民主党合并为进步党）从国民党中彻底分化出来，坚定他们的拥袁立场，袁世凯还特地挑选了进步党人的熊希龄，由他组成了所谓“一流人才内阁”。“一流人才”，主要是指内阁成员多为政坛名流，如梁启超、张謇、汪大燮等。 10月6日，参、众两院议员举行总统投票选举，本来袁世凯已将对手打尽，当选不成问题。但他仍然担心当天不能选出来，就在议员都到会之后，操纵了数千人，号称“公民团”，包围了议会，声称不选出总统不准议员出来。投了两次票，袁世凯都没有得到法定应得的选票，被关在内的议员们人困马乏，直到晚上才被迫选袁为总统。这种卑劣的做法也成了历史的一大笑料。 袁世凯后来更加明目张胆，他先取消了国民党议员资格，各省议会也纷纷取缔国民党，于是，自辛亥以来国内最大政治势力的国民党土崩瓦解了。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更是直接解散了国会。自此，袁世凯的北洋集团在中国真正占据了主导地位。 ------------ 流亡日本，建立中华革命党 ------------ 孙中山到达日本后，许多老同盟会员李烈钧、柏文蔚、胡汉民、廖仲恺、居正、许崇智、谭人凤等陆续到达日本，聚在一起共商讨袁大计。而陈其美、戴季陶、朱执信、邓铿等仍坚持在国内作斗争。当时流亡日本的国民党人，生活十分艰苦，衣食不周，甚至向公费留学生索取一点食物糊口。 国民党是一个曾经拥有几十万党员的大党，但此时几乎被袁世凯瓦解殆尽，孙中山认为，二次革命的失败，并不是因为袁世凯过于强大，而是因为国民党内部过于涣散。虽然党员众多，声势浩大，但内部意见分歧太多，“党魁则等于傀儡，党员则有类散沙”，因而患难之际，彼此“疏如路人”。 1913年秋，孙中山决心要缔造一个组织坚强的“中华革命党”。基于对以往革命失败的认识，孙中山特别强调“服从党魁”这一条件，他期望的这一个新的政党，凡入党者，“必自问甘愿服从文一人，毫无疑虑而后可”。 孙中山严格入党程序，起草了中华革命党入党章程和誓约，并决定党员必须在立约宣誓的署名下，盖上右手的中指指印。誓约内容有五条：一、实行宗旨；二、服从命令；三、尽忠职务；四、严守秘密；五、誓共死生。除此之外，还有一句：从兹永守此约，至死不渝，如有贰心，甘受极刑。 这份誓词遭到了几位老同盟会中坚人物的反对。黄兴认为“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一词不妥，不能“附从”；李烈钧说：“牺牲一己之自由，附从党魁为屈辱”，并且反对捺手印。1914年6月初，孙中山与黄兴的矛盾日渐暴露，黄兴决定赴美。27日，孙中山赴黄兴寓所送行，并集古诗联句书相赠：“安危他日终须仗，甘苦来时要共尝”，表示一片惜别之情，并希望以后再度合作。黄兴在赴美途中船上赋诗曰：“口吐三峡水，足蹈万里云，茫茫天地间，何处着吾身？”黄兴的矛盾复杂心理可见一斑。 1914年7月8日，中华革命党在东京举行选举大会，孙中山当选为总理。根据中华革命党原始党员名册，从1913年9月至1914年7月，共有692人入党，并规定以青天白日旗为中华民国国旗，旗以红色为地，青天白日为章，章在旗首上隅。 ------------ 二次讨袁 ------------ 二次革命失败后，袁世凯在国内已经没有足够的反对力量，行事嚣张。1913年10月6日，在大批军警包围下，袁世凯“当选”“正式大总统”。10月10日，袁世凯在清宫太和殿上举行盛大的大总统就职典礼，当日下午又在天安门上阅兵，将勋章授给前清内务府总管世续和太保徐世昌，想以此表明民国大总统的地位不是从革命党手中夺来的，而是由清王朝“禅让”而来。 1914年7月，在组成宪法起草委员会后，关于何种国体适用于中国的讨论，突然成为舆论关注的中心和焦点。舆论先行，这是帝制发动的第一步。8月3日，总统府顾问古德诺（Frank J. Goodnow） 发表了《共和与君主论》，认为中国国情不适用于共和制。14日，杨度、严复、刘师培、孙毓筠等“六君子”发起成立“筹安会”，杨度后来发表《君宪救国论》的长文，全国阐述中国应该实行君主立宪制的理由。 此后，袁的亲信段芝贵等密电各省长官，要求各地以公民名义向参政院上书请愿更改国体。在一系列精心安排下，1914年9月1日，参政院代行立法院开会，一些代表请愿改变国体。对身边亲信炮制出的“民意”，袁则佯装不知。但暗地里，他已一步一步地按照计划，为称帝做准备。 此时第一次世界大战刚刚爆发。日本利用各国无暇过问中国之时，于1914年11月出兵占领青岛，取代了德国的殖民统治，控制了胶济铁路。1915年1月，日本向袁世凯提出臭名昭著的“二十一条”，条约主要内容是：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的一切特权，增加筑路通商的新的权利；日本享有在南满、东蒙一带的特权；将日本租界旅顺、大连港口和南满、安奉两条铁路的期限延至99年；中国沿海港湾、岛屿不能租借或割让给其他国家；中国政府聘用日本人做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和兵工厂要由中日合办，等等。 条约内容被记者们捅了出来，举国哗然，国内各界纷纷集会、通电、罢工罢课，抵制日货以示反对。孙中山虽居海外，亦及时揭露日本“二十一条交涉的真相”，他说：“此次交涉之由来，实由夫己氏（指袁世凯）欲称帝，要求日本承认，日本政府欲先得到相当之报酬，……夫己氏隐诺之，故有条件之提出。” 袁世凯企图称帝的野心还没被国民看透，多数人并不赞同孙中山进行反袁斗争，但孙中山还是坚定自己的立场。1915年10月，陈其美在孙中山的指派下到上海策划讨袁，策动了肇和兵舰起义，青年军官蒋介石还在其中担任军事一职，起草《淞沪起义军事计划书》，但起义很快遭致失败。 另一方面，袁世凯已经按照“民意”要求，为登基做最后的准备。参政院在第一次送“推戴书”，“推戴”袁为“中华帝国皇帝”而被其故作姿态地退还后，1915年12月11日晚，参政院再次递交“推戴书”。这一次，袁世凯不再推辞，12月13日正式宣布改国号为“中华帝国”。 此时，袁世凯的用心已完全大白于天下。如果说孙中山此前的反袁宣传和行动还不被理解的话，那么在此关头，“倒袁”已成为共识。而在这一轮新的倒袁活动中，曾经被袁世凯极力拉拢的力量，则成了倒袁中坚。其中起主导作用的，就是袁世凯原来的盟友——进步党人，其主脑一文一武，文为梁启超，武为蔡锷。12月23日，蔡锷、唐继尧与李烈钧等在云南起义，宣告云南独立，并通电各省要求取消帝制，联合讨袁；唐继尧留守云南，蔡锷、李烈钧二军分别出师四川、广西，护国战争爆发。 云南已经举起讨袁大旗，而袁世凯已止不住自己在称帝之路上的脚步。1916年1月1日，他在北京黄袍加身，举行登基大典，改国号为洪宪元年。 这使得已经点起的护国运动之火，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就连袁世凯的心腹——四川督军陈宦、湖南的汤芗铭也站到他的反对面。3月22日，众叛亲离的袁世凯不得不宣布取消帝制；1916年6月6日，只做了83天皇帝美梦的袁世凯，在举国一片讨伐声中黯然死去。 ------------ 新旧约法之争与南下护法（1） ------------ 孙中山在日本得知国内反袁消息后，甚为振奋。因为担心中华革命党仍不够强大，所以他决意回到国内，亲临指挥这场保卫共和国体的斗争。 1916年4月27日，孙中山偕廖仲恺、戴季陶、张继等由日本启程返沪，同时还向在美国的黄兴也发出了邀请。为了保护共和，孙中山尽可能地团结各派。他同意仍然使用民国建立时决定的五色旗国旗，而不是他在组建中华革命党时规定的青天白日旗。他不去为个人地位作任何考虑，只要求坚持民国元年的约法。一直反对革命党的梁启超对孙中山的这个主张也表示赞同。 1912年3月12日，孙中山公布了经参议院通过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这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首部宪法，它是用法律的形式确定在中国实行民主共和制度，规定了：“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无种族、阶级、宗教之区别”，“人民有人身、居住、财产、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信仰等的自由，有请愿、选举和被选举的权利”。但是袁世凯掌权后，便开始破坏临时约法，1914年5月，他颁布《中华民国约法》代替临时约法。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死后，作为袁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的段祺瑞发布通告，根据袁氏《中华民国约法》，由黎元洪继任总统，恢复国会。孙中山和黄兴在上海通电反对；国会议员也发表宣言，不承认根据袁世凯的约法继任；南北军界各派人也表示反对。在各界压力下，国务院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段祺瑞不得不放弃袁世凯的约法，黎元洪也宣布恢复民国元年的约法，重开国会。新旧约法之争随之结束。 但北京政府并未就此安定下来。自黎元洪继任大总统、段祺瑞当了国务总理后，两人矛盾不断，被称为“府院之争”。到1917年，“府院之争”的焦点集中到对德问题上。 1917年春，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已燃烧了3年之久。段祺瑞主张对德国宣战想借机扩大势力，其真实目的在于以此和日本挂钩，借机取得日本的贷款和军火，并接收德国在中国的利益。 而孙中山认为“参战”一事关系到整个国家生死存亡的前途大事，因而主张“除严守中立外，不能望有他种行动”。孙中山又致电北京的参、众两院，希望不要加入协约国。但赞成他主张的只是一部分中华革命党党员。这一年春夏间，孙中山与朱执信、胡汉民等人经多次讨论后，决定由孙中山口授内容与观点，由朱执信执笔撰写《中国存亡问题》一书。此书从世界形势、各国间利害冲突以及中国政局，反复说明了中国参战有百害而无一利。意义远远超出了有关参战问题的争论，实际上是全面表达了孙中山对于当时国际政治、军事、外交等诸方面的理论和思想。 到了1917年5月间，黎元洪与段祺瑞的“府院之争”日益激化，各种反段力量呈结合之势，他们要在众议院开会时，否决对德宣战议案。闻听此讯的段祺瑞在5月10日策动了一个3000人的“公民请愿团”，包围众议院，强迫议员通过政府宣战案，反对宣战的十几位议员被暴徒殴伤，议员被围困达10小时之久。如此恶劣的行径激怒了议员们，会议中止，各部总长也先后辞职，内阁只剩下了段祺瑞一个人。 5月11日，孙中山与唐绍仪、章太炎、唐继尧等人联名致电黎元洪，要求惩办滋扰国会的伪公民团，段祺瑞又唆使督军团逼迫黎元洪解散国会，黎元洪因此免除段祺瑞职务，让伍廷芳代理国务总理。在段的指使下，安徽、河南、山东、奉天、陕西、浙江、直隶等省的督军相继宣布独立。 无力对付督军团的黎元洪求助于有重兵驻扎在徐州的安徽督军张勋，请他到北京保护自己。张勋6月7日率辫子军5000人自徐州动身，到天津后却逼迫黎元洪3天内解散国会。9日，辫子军开始进入北京。引狼入室的黎元洪无奈宣布解散国会。翌日，张勋又把康有为叫到北京，住在张勋的私邸，共策复辟清室。 7月1日，张勋、康有为等入清宫拥立清废帝溥仪再次登基，并将国号改称为宣统九年。消息传出，各省的督军及各界人士一致声讨。段祺瑞自任“讨逆军总司令”打败张勋，这出复辟丑剧仅生存了十几天便匆匆退场。 张勋复辟时，孙中山于7月4日召集在上海的唐绍仪、程璧光、章太炎等人商讨讨伐叛逆、维护辛亥革命的成果，孙中山主张成立临时政府，决定邀请黎元洪南下继续行使总统职权，并致电国会议员，请他们南下护法。7月8日，孙中山乘“海琛”舰由上海赴广州，着手组建军政府，准备在广州建立护法根据地。 7月19日，孙中山电请国会议员南下开会，并致电段祺瑞，揭穿他非法复任国务总理，但段祺瑞对孙中山的警告置若罔闻，他自认是“再造共和”，不再召集国会，反而修改了国会组织法，重组国会。于是国会议员纷纷南下，25日，国会议员在广州召开了国会非常会议，会议通过了《中华民国军政府组织大纲》。 ------------ 新旧约法之争与南下护法（2） ------------ 9月1日，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军政府大元帅，唐继尧、陆荣廷为元帅。于是，中国分裂为南北两个政府。同一天，非常国会还选举了各部总长。孙中山任命章太炎为秘书长。章太炎以往反对孙中山最为激烈，但经历这么多年的风雨和波折，他终于被孙中山宽容的气度所感动，最终成为孙中山领导的护法斗争中的积极一员。 当时的军政府最需要的是能够控制掌握的军队，所以孙中山在组织军政府期间，曾多次致电留居在上海的岑春煊、广西的陆荣廷和云南的唐继尧，请他们到广州来“公商要政”，但都被对方称病拒绝，这样，孙中山只得到了海军的支持，陆军则完全不听调遣。 此时，国内各省护法运动已渐成声势，北方的段祺瑞政府也准备动用武力进行镇压。 9月下旬，北洋军在湖南与桂军相持。10月，被孙中山派往湖南的程潜率军进入长沙，推举陆荣廷为“湘粤桂巡阅使”，谭浩明为湖南督军。但陆荣廷对程潜出任省长十分不满，于12月18日唆使谭浩明以武力迫使程潜辞职，自此牢牢地把湖南纳入桂系的势力范围之内。 北洋军在前线的失败使段祺瑞陷入困境。1917年11月15日，他向冯国璋提出辞呈。由于段的下台，日本当局期望促成“南北议和”。而力图扩充自己势力的陆荣廷，在控制了湖南后，希望通过“南北议和”捞到更多好处，并饬令前线“响应”冯国璋的停战令。北方段祺瑞的皖系势力乘机反攻，卷土重来。吴佩孚率军南下，连续攻陷岳阳、平江等地，粤桂联军迅速溃退，1918年3月长沙失守，联军退守湘南。 皖系的胜利，使段祺瑞有了复出的资本。以曹锟为首的15省3特区的督军联名要求段出山组阁，日本方面暗中支持奉系张作霖表态支持。3月23日，段祺瑞终于再次复出掌权。陆荣廷为了保住他在两广的统治权，背着孙中山与吴佩孚签订了停战协定。 陆荣廷一直视孙中山在广州建立军政府之举为抢夺其地盘，想方设法削弱军政府的权力。军政府与广东督军府的矛盾越来越大，怕广东人反桂情绪高涨，陆荣廷又任亲信莫荣新担任广东督军。 莫荣新当了广东督军后，进一步从事反孙中山、反军政府的活动，接连以“匪徒”名义捕杀大元帅府卫队数十名官兵。为了护法目的一直对军阀忍让再三的孙中山终于忍无可忍，他令陈炯明、程璧光等讨伐莫荣新，但没有得到回应。气愤已极的孙中山于是率领卫士及部分将领登上“同安”、“豫章”两舰，亲自指挥向督军署开炮，炮手连续向观音山督军府发射炮弹70余发，广州全城为之震动。迫于压力的莫荣新最后只好到大元帅府“道歉”。 早在1917年10月，陆荣廷就与唐继尧暗中策划成立另一个机构，以代替军政府。次年1月5日，他们在广州成立各省联合会议，像伍廷芳、唐绍仪、唐继尧、程璧光、陆荣廷等都在其中任外交、财政、军事要职，这已经在事实上形成了和军政府对峙的局面，孙中山虽然一再通电表示反对，但军政府被阉割局势已难以挽回。 1918年2月26日发生了海军总长程璧光被刺杀案，海军内部开始分化，一些官兵不安于护法，企图脱离军政府回上海，孙中山又失去了一支有力的依赖力量。 4月，桂系与政学会分子活动改组军政府。5月20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再次开会，选举七位总裁，孙中山是七总裁之一；陆荣廷与唐继尧推举岑春煊担任“主席总裁”，西南政局已完全被桂滇军阀所把持，军政府名存实亡。 选举次日，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5月26日，由胡汉民陪同从汕头到了三河坝，当时任粤军司令部作战科主任的蒋介石前来迎接。见到孙中山疲惫、衰老的模样，蒋介石流下了眼泪，两人一直交谈到深夜。 北方军阀的派系斗争已达白热化，徐世昌就任了北京政府总统，国内的和平气氛又高涨起来，徐世昌于11月16日发布了停战命令；西南军政府也在23日下令停战。双方准备派代表在上海开始谈判。1919年5月13日，双方宣告谈判破裂。 这个时期也是自辛亥革命以来最艰苦的时期。孙中山处于这种有名无实，身为“元帅”，却调动不了军队的无奈处境，听凭军阀们左右局势。合法的西南非常国会又不接纳孙中山的主张，革命事业举步维艰。 ------------ 痛失革命同志 ------------ 就在讨袁浪潮高涨之际，许多不幸的事情却向孙中山袭来。 1915年2月21日，孙眉在澳门病逝。孙眉的一生也是协助孙中山革命的一生。年轻时，孙眉曾因政见不和，与弟弟形同水火；当他理解了孙中山从事的革命事业的意义时，便义无反顾地伸出援助之手，不惜倾家荡产，共捐出70万巨资，从富有的“茂宜王”破落成普通农民。1907年，孙眉被迫放弃了自己经营30年的产业，离开夏威夷前往香港，租房居住，并担当起赡养照料母亲杨太夫人及孙中山夫人卢氏及子女。讨袁军失败后，孙眉从翠亨村避居澳门，忧愤成疾，抑郁而死。 1916年5月18日，孙中山最得力的革命助手陈其美在上海被袁世凯派人暗杀。陈其美于辛亥、讨袁诸多战斗中，屡次在上海策划举兵，虽败不馁，对革命忠诚不渝。袁世凯对此深为忌恨，密令张宗昌伺机暗害。当天，张指使密探程子安、宋志明利用叛徒李海秋暗杀陈其美于上海萨坡赛路14号机关总部。 10月31日，与孙中山并肩战斗多年的黄兴在上海病逝，年仅42岁。黄兴自1914年与孙中山分手后，远赴美国。此后，原同盟会和国民党中的一些军界人士如李烈钧、柏文蔚和陈炯明等相继离孙中山而去他国。尚有李根源、林虎等人留在东京，适逢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遂发起成立“欧事研究会”，其宗旨是“力图人才集中，不分党界”；“对国内主张浸润渐进主义”；“对于中山先生取尊敬主义”。成立后联名去信美国征求黄兴意见，黄兴表示参加。欧事研究会成立后，黄兴在美国的檀香山、旧金山、洛杉矶、纽约等地积极从事反袁宣传。1915年袁世凯接受日本“二十一条”，进行称帝活动时，黄兴与李烈钧等人联名通电斥责，并改变了方针，认为“反袁斗争主要是武装对抗，但也不排斥其他方法”。和中华革命党的斗争方针渐趋一致。 黄兴托其子黄一欧去东京致函孙中山说：袁世凯必将称帝，三次革命的发难时机已届成熟，如有所命，极愿效力。孙中山也希望黄兴早去日本，共商讨袁大计。 1916年5月1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回国前曾电邀黄兴回国共同讨袁。黄兴于4月22日从美国启程，经日本，于7月6日回到上海。这时袁世凯已暴死，革命形势大好，孙、黄再次联手，对革命非常有利。不幸黄兴突患胃出血重病，于10月中旬住院治疗，但病情很快恶化，10月31日晨逝世。黄兴病逝，孙中山十分悲伤。 11月8日，被孙中山誉为“再造民国”的蔡锷将军也在日本病逝。 ------------ 一段美丽的婚姻（1） ------------ 1915年10月25日，49岁的孙中山偕22岁的宋庆龄，去东京市政府办理了结婚手续，日本著名律师和田瑞为他们主持签订了《婚姻誓约书》。 此次孙文与宋庆龄之间缔结婚约，亲证立以下誓约： 一、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 二、将来永远保持夫妇关系，共同努力增进相互间之幸福。 三、万一发生违犯本誓约之行为，即使受到法律上的任何制裁，亦不得有任何异议；而且为了保持各自的名声，即使任何一方之亲属采取任何措施，亦不得有任何怨言。 以上诸条约，均系在见证人和田瑞面前各自的誓言，誓约之履行亦系和田瑞从中之协助督促。 本誓约书制成三份，誓约者各持一份，另一份存于见证人手中。 誓约人孙文（章） 立约人宋庆琳 见证人和田瑞（章） 一千九百十五年十月二十六日 为了书写方便，宋庆龄把名字的最后一字写成了更简单的“琳”字。为求双日吉利，也将签约日期改为10月26日。 1894年，孙中山在宋家第一次见到了1岁多的宋庆龄，那时他怎么也没料到，21年后，这个可爱的女孩竟会不顾父母亲的强烈反对，奔赴日本成为他的新娘。 1908年，15岁的宋庆龄带着妹妹宋美龄一起到美国留学，考入了佐治亚州的威斯里安女子学院文学系学习，1913年获得学士学位。她在离美回国时，在致其老师的信中写道：“我也很自豪地带了一封致他（指孙中山）的私信。”看得出，那时候的孙中山，已是宋庆龄心目中非同一般的人物。 当宋庆龄乘坐的远洋轮船刚刚驶到加利福尼亚时，她收到了父亲发来的电报，要她“暂缓行程”。原来，宋耀如追随因“二次革命”失败的孙中山流亡日本，希望与女儿在日本会合。20岁的宋庆龄也许不知道，生命里最重要的一个故事就要发生。 1913年8月29日，宋庆龄抵达横滨，见到了久别的父亲与姐姐宋霭龄。第二天晚上，她就由父亲和姐姐陪着去拜访孙中山，这是宋庆龄成年后首次会晤孙中山。宋庆龄对孙中山的仰慕，很大程度来自父亲宋耀如的影响。在孙中山的革命事业里，宋耀如都是他最坚定的支持者，数十年未变。宋庆龄带着崇敬与兴奋的心情，见到了孙中山。 以后的一段日子里，宋耀如带着两姐妹，频繁出入孙中山的寓所。那时宋耀如已有肝病，不能长时期坐在日本矮桌边从事书写，而宋霭龄马上要回国结婚，被紧急召唤过去的宋庆龄由父亲陪同，每天到东京赤坂区灵南坂26号孙中山住处工作。 1914年9月宋霭龄回上海与孔祥熙结婚，宋庆龄接替姐姐，做了孙中山的秘书。爱的火苗不知何时在两人之间悄悄燃烧起来，并且越烧越旺，年岁的差距显然已经不是阻碍，即使孙中山已有妻室和三个子女。 以《西行漫记》闻名的美国记者斯诺曾在20世纪30年代问宋是如何爱上孙先生的。她答道： 我当时并不是爱上他，而是出于敬仰。我偷跑出去协助他工作，是发自少女浪漫的念头——但这是一个好念头。我想为拯救中国出力，而孙博士是一位能够拯救中国的人，所以，我想帮助他。 宋庆龄一连写了好几封信给仍在美国求学的妹妹宋美龄，信中热情地述说她为孙中山工作的愉快与期待：“我从来没有这样快活过，我想，这类事是我从小姑娘的时候就想做的。我真的接近了革命运动的中心。”“我能帮助中国，我也能帮助孙博士，他需要我。” 两人究竟是如何捅破了这层窗户纸呢？宋庆龄在1921年的《自述》中写道： 孙博士得悉我正在学习中文，他赠我一些中国文学方面的书籍和有关当代政治方面的英文书。他非常关心我的学习和生活，对我的工作鼓励甚多，使我不知不觉渐渐地被他吸引，所以当他要求和我结婚时，我就同意了。 晚年宋庆龄回忆起那段日子，似乎仍沉浸在甜蜜的回忆中。 1915年夏天，宋庆龄陪母亲看病回国后，留在日本的孙中山完全变了样，经常陷入深思状态。打开着书本，眼睛却凝视着别处，甚至不思饮食。房东梅屋夫人很担心，直率地问：“您是不是患了相思病？”孙中山沉默了一会回答说：“我忘不了庆龄。遇到她以后，我感到有生以来第一次遇到了爱，知道了恋爱的苦乐。” 当梅屋夫人提醒他们之间的年龄差异过大，结婚会折寿的，孙中山却坚定地说：“如果能与她结婚，即使第二天死去也不后悔。”梅屋夫人也深深地被这一片深情所打动。 ------------ 一段美丽的婚姻（2） ------------ 起初宋耀如并不相信女儿会嫁给一个有妻室的人。孙中山写信试探他态度时，宋耀如回信说：“她耻于和妾谈话，怎么会想让自己成为这样的人。您知道，在热海的时候，她甚至从未和张静江的二房说过话，此外，不论是谁，我们不允许女儿和一个已有家室的人结婚。对于我们来说，好的名声远比荣誉和面子重要。” 听说女儿要和孙中山结婚，宋家上下像遭遇了大地震。宋母反对犹甚，但意志坚定的庆龄始终不为所动，父亲只好将她软禁在家。 那一边，孙中山的友人亦纷纷表示异议。与他患难与共的亲密战友胡汉民、朱执信、汪精卫、廖仲恺等都曾试图劝阻，但孙中山心意已决，只回答说：“展堂（胡汉民字），执信！我是同你们商量国家大事的，不是请你们来商量我家庭的私事。”“我不是神，我是人。”这种坚定和磊落也体现了孙中山对宋庆龄感情的珍视与尊重。 10月的一个夜晚，宋庆龄在女佣的帮助下，爬窗逃走，来到日本。她在给在美国上大学的弟弟宋子文信中说：“自己仅有的欢乐，只有和孙博士在一起时，才能获得。”给同样在美国读大学的三妹宋美龄的信里写：“我一生最大的快乐，是和孙先生一起为中国而奋斗中获得的，我情愿为他做一切需要我去做的事情，付出一切代价和牺牲！”可以说，孙中山与宋庆龄的个人情感，自一开始就超越了单纯的男女之情，而与那个大时代下国家、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宋耀如在女儿离家出走后，立即与妻子搭船追至日本拦阻。宋庆龄晚年向斯诺回忆说：“我父亲到了日本，对孙博士大骂一顿，我父亲想要解除婚约，理由是我尚未成年，又未征得双亲同意，但他未能如愿，于是就和孙博士绝交，并与我脱离父女关系。”庄吉女儿的回忆是，宋耀如站在大门口，气势汹汹地吼道：“我要见抢走我女儿的总理！”庄吉夫妇很担心出事，打算出去劝宋耀如。孙中山向他们说，这是他的事情，不让他们出去。孙走到门口台阶上对宋耀如说道：“请问，找我有什么事？”暴怒的宋耀如突然叭的一声跪在地上说：“我的不懂规矩的女儿，就托付给你了，请千万多关照。”然后磕了三个头就走了。 宋庆龄极为伤心，65年之后的1980年9月17日，在致老友爱泼斯坦的信中说：“我的父母看了我留下的告别信后，就乘一班轮船赶到日本，想劝我离开丈夫，跟他们回去。”“我母亲哭着，正患肝病的父亲劝着……他甚至跑去向日本政府请求，说我尚未成年，是被迫成亲的！当然，日本政府不能干预。”“尽管我非常可怜我的父母——我也伤心地哭了，但我拒绝离开我的丈夫。”宋庆龄这段发自肺腑的话也令爱泼斯坦感慨良多。他后来说：“她（宋庆龄）写这些话的时候已年过80，可以看出这事给她内心的伤痕有多深。” 宋庆龄违抗父母之命与孙中山结婚，起初对父母打击非常大。宋耀如为此病情加重，回国后便病倒在青岛别墅。当时宋霭龄在山西生孩子，长子宋子文与三女儿宋美龄都在国外求学，他只好由大女婿孔祥熙来陪同照料。宋庆龄对此也非常内疚。晚年时她对人提起此事时还说：“我爱父亲，也爱孙文，今天想起来还难过，心中十分沉痛。” 宋氏夫妇阻婚未成后，仍送了一套古家具和百子绸缎，给宋庆龄做嫁妆。这也许是天下父母心的投射。而见多识广、通情达理的宋耀如很快就与女儿、女婿和解了。尤其难得的是，他仍一如既往地支持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并未因女儿的行为而动摇自己的信念。 孙、宋的结合尽管在当时遭到了各种各样的阻力甚至非议，但过了近百年后再回头看来，它是一段堪称“伟大”的婚姻。宋庆龄在给她的美国同学一封信中，表达了她结婚的快乐心情：婚礼是“尽可能地简单，因为我俩都不喜欢繁文缛节。我是幸福的。我想尽量帮助我的丈夫处理英文信件。我的法文已大有进步，现在能够阅读法文报纸，并直接加以翻译。对我来说，结婚就好像进了学校一样，不过没有烦人的考试罢了”。 孙中山也同样感受着妻子带给他的那种新鲜而温暖的感觉。在给恩师康德黎信中他说： 从您最近的来信，我发觉您还没有获悉我三年前在东京第二次结婚的消息。我的妻子在一所美国大学受过教育，是我最早的一位同事和朋友的女儿。我现在过着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生活，一种真正的家庭生活。能与自己的知心朋友和助手生活在一起，我是多么幸福。 在两人身边工作的卫士也说：“在孙的工作人员中，最得力的就是孙夫人。在孙办公的时候，孙夫人从不打扰他。唯有她才能使孙在动乱生活中心情舒畅。” 学着过公众生活，是宋庆龄婚后生活的又一转变。她从来不喜欢抛头露面，生性腼腆而羞涩。但作为一位政府领袖夫人，她每天要陪同孙中山会见不少人，学着和各种人打交道。她给美国一位朋友的信中说：“你知道，我是多么害怕抛头露面！但是自从结婚以后，我不得不参与许多事务……我每天要会见许多人，实际上是环境迫使我打破沉默而与人交谈。”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国民政府非常大总统，宋庆龄随丈夫住进了广州的大总统府，开始了她短暂的“第一夫人”生活。 有一位美国的国际新闻社记者在那段时间前去拜访孙氏夫妇。这位记者这样描写了宋庆龄： 当她与他（孙中山）交谈时，闪亮的眼睛中充满仰慕之情，神态羞怯、温柔而又崇敬。人们告诉我，孙夫人是可爱的，但是我未想到她是那样容光焕发，那样高雅优美，她的理想又是那么炽热！这位像花一样的妇人，穿着精致的蓝色长袍，是那么文雅、富有魅力、仪态端庄，很难想象是一位革命领导者。然而，她已献身于自己的丈夫……献身于他为之奋斗的革命事业。 如果说早期的宋庆龄，更多的是因为容貌与气质而受到赞美，那么到了后来，特别在伴着孙中山经历了许多磨难之后，她显现出来内心的坚强和果敢品质，则使她受到更多的尊重与景仰。 1923年8月的一天，宋庆龄陪同孙中山来到广州郊区的大沙头飞机场，参加和主持“洛士文”号飞机的试飞典礼。这架飞机是辛亥革命后，在孙中山、宋庆龄的亲自关怀和赞助下，制造出的中国第一架飞机，特别以宋庆龄的英文学名“洛士文”命名。 此时的中国航空事业刚蹒跚起步，新制造的飞机是否能顺利升空，安全落地？人们自然会有疑虑。但在众人的目光中，宋庆龄从人群中走了出来，泰然自若地与驾驶员黄光锐登上“洛士文”号。不少官员劝孙中山：“这毕竟是试飞，万一飞机失事……”孙中山很镇定地说：“夫人已做好了准备，她说，‘万一失事，也是值得的，因为这是我们自己制造的飞机。’” “洛士文”号螺旋桨很快转动起来，马达轰鸣，飞机加速，腾空而起。在空中盘旋了两圈，平稳地完成一些动作后，飞机稳稳地降落在地面。 试飞成功了。宋庆龄微笑着走出飞机舱门，孙中山和众文武官员一起拥上前去，祝贺她试飞成功，众人纷纷向她投去敬佩的目光。 孙中山曾赠与宋庆龄这样一对条幅： 精诚无间同忧乐笃爱有缘共生死 庆龄贤妻鉴 孙文 尽管宋庆龄与孙中山的婚姻只有短短的十个年头，而且在这十年，她陪着孙中山经历了刀光剑影，也经历了甜蜜温馨，可以说，这对条幅是对两人十年婚姻的最高褒奖。 ------------ 悄然隐退的卢慕贞 ------------ 在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一个月前，元配夫人卢慕贞悄然抵日，与孙中山商谈离婚之事。也许是出于愧疚，在卢慕贞9月1日到达后，孙中山不但陪她游览了公园还陪她出去购物，9月23日，孙中山送卢慕贞回到澳门。 1884年，18岁的孙中山先生奉父命与比他小1岁的卢慕贞结婚。卢慕贞是一个典型的南方女子，身材矮小，肤色较黑，自幼缠足，是一个相貌很普通，个性内向的旧式女子。而孙中山温文儒雅，相貌秀美，身材适中，堪称为美男子。孙中山前后所受的中西式教育，多达20年之久，长久留学于海外，学贯中西，见多识广。因此，从传统观念看，夫妻二人不管从哪方面来衡量，条件都不相当，相似之处也少。 为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卢慕贞也付出了巨大的牺牲，过了很长一段艰险而又漂泊不定的生活。武昌首义革命功成，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民国肇建百废待举，每天从早到晚因公而忙，实在抽不出很多的时光陪伴家人。而卢夫人生性好静，且较孤独，她是一个旧式妇女、典型的贤妻良母，对政治性应酬毫无兴趣。在南京面对中外来宾甚多的各种政治场合，对她来说，与其说是一种尊荣，倒不如说是一种精神上的负担，日久而生知难而退的念头，这也就是她后来为什么同意跟孙中山分手的重要原因之一。 孙中山和宋庆龄结婚，需要征求孙中山元配夫人卢慕贞的意见。有材料记载，1915年3月，孙中山给卢慕贞写信说明了理由，让侍卫官郑卓和儿子孙科把信送到澳门。卢慕贞见信后十分平静，问了宋庆龄的一些情况后，立即表示同意离婚，她让孙科取过笔，在信上写了一个“可”字。 当时部分革命党人反对中山先生与卢夫人离婚，而卢夫人当着大家的面慨然表示：“孙先生为革命奔走海外，到处流浪，身心为之交瘁，既然现有人照料他身边的生活，且有助于其政治活动，我愿意成全其事，与先生离婚。”大家听罢自然也无话可说。 孙中山在1918年10月17日致康德黎的信里也曾提及卢慕贞： 我的前妻不喜欢外出，因而在我流亡的日子里，她从未有在国外陪伴过我。她需要和她的老母亲定居在一起，并老是劝说我按照旧风俗再娶一个妻子。但我所爱的女子是一位现代女性，她不能容忍这样的地位，而我自己又离不开她。这样一来，除了同我的前妻协议离婚之外，再没有别的办法了。 孙中山与宋庆龄结婚的第二天，就给在澳门的卢慕贞汇款，此后，一直到去世的十年时间里，孙中山也一直关心着卢慕贞的生活和健康，他还与卢慕贞保持着书信往来。如今，翠亨村孙中山故居纪念馆里还保存着6封孙中山写给卢慕贞的信。 与孙中山离婚后，卢慕贞一直蛰居于澳门，她还听从孙中山的劝告，皈依基督教。1949年，大陆解放，孙科蛰居香港，特接母亲来港同住。每晚临睡以前，必至母亲寝室，看看被子盖好了没有。每天清晨6点祷告完毕，即侍奉母亲到花园去散步。后来时局逆转，孙科夫妇不得不先去法国，后往美国定居，卢慕贞则重返澳门，过着孤独的生活。1952年9月7日，卢慕贞在澳门文第士街寓所病逝，享年86岁。 孙中山与卢氏夫人生有一男两女：长子孙科、长女孙娫与次女孙婉。其中孙科比较为人所熟知，而孙娫在美国柏克莱大学读书期间突染重疾后转为糖尿病，1913年3月回澳门养病，6月，病逝于澳门；次女孙婉的第一任丈夫是孙中山的朋友王伯秋，1921年又嫁给哥伦比亚大学哲学博士戴恩赛，1979年，孙婉在澳门去世。 ------------ 陈粹芬：被遮蔽的“红颜知己” ------------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寅藏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一个故事： 有一天犬养毅问孙先生说：“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 从以上一番对话可以看出，孙中山是位性情中人。孙中山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在很多历史传记中，只出现了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实在他生命里，还有一位很重要的女人，也是长期以来被遮蔽的革命伴侣兼红颜知己——陈粹芬。 陈粹芬，原籍福建厦门同安，1873年出生于香港新界的屯门，因排行老四，故人称陈四姑，她原名香菱，又名瑞芬。 1891年，正在香港西医书院读书的孙中山，经陈少白介绍，认识了年方18岁的陈粹芬。他俩初次相见，即畅谈推翻满清，效法洪秀全、石达开，陈粹芬万分钦佩孙中山，认为他是一个杰出的领袖人物，于是立志追随孙中山革命。不久，两人便在香港屯门附近的红楼租屋而居，策划反清工作。当时革命党人来面见孙中山，多是夜里秘密乘舟前往红楼。 在孙中山革命初期，陈粹芬贡献颇多。在镇南关之役中，陈粹芬也跟着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一道上了前线。陈粹芬一直随军作战、送饭，终日忙碌，从不言苦。随后，孙中山到南洋各地奔走革命，陈粹芬也一直跟随服侍，还经常亲自印刷宣传品。 曾追随孙中山到南洋参加革命、担任英文秘书的池亨吉是最早记述见到陈粹芬的日本友人，他在1908年所写的《支那革命实见记》中说“陈粹芬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强”，颇有“女中豪杰”的气概。在日本，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她上下船只，传递消息。孙中山及其革命同志都十分钦佩这位革命女性，当年胡汉民、朱执信等人反对孙中山与宋庆龄的婚姻，其部分原因也在于陈粹芬的存在。 当年“伦敦蒙难”之后的孙中山告别英国时，恩师康德黎特意送给自己的得意门生一只像小螃蟹一样大的金质怀表，金壳面上刻有英文名字——Y.S.Sun，并配有一条金链。孙中山将此中国革命史上的传世之宝赠与陈粹芬珍藏，从此等贵重信物可以看出当年两人之情深意重。 关于陈粹芬与孙中山分手的时间，说法不一。1912年4、5月间，孙中山在广州及香山故居门前全家合影照片中没有陈粹芬，有人推测陈粹芬已和孙中山分手。黄三德所写的《洪门革命史》也说两人分手于1912年春夏之间。一种说法是在5月下旬，英文秘书宋霭龄出现为止。 1912年秋后，陈粹芬到澳门风顺堂4号孙眉家中居住，而这时，她一直风风雨雨追随的革命伴侣孙中山已做了民国大总统，不少人认为陈粹芬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做出巨大贡献，付出良多，但最终一无所获，有欠公允。 1914年，陈粹芬去南洋庇能，与商人陆文辉合股开设橡胶园。因为早年曾随孙中山多次到南洋从事反清革命活动，结识众多的庇能华侨，因此陈粹芬也得到那里华侨的尊重。在那里，她一直被尊称为“孙夫人”或“孙太太”。但陈粹芬淡泊名利，从不提自己的身世，生活也很俭朴，留的是民国初期女学生的发式，不了解她的人，很难想象她曾经有过那么一段惊心动魄的历史。 1942年，一位国民党将领专访陈粹芬，已69岁的陈粹芬说了如下一段话： 我跟孙中山反清建立了中华民国，我救国救民的志愿已达，我视富贵如浮云；中山自伦敦蒙难后，全世界的华侨视他为人民救星；当了总统之后，贵为元首，崇拜者众；自古共患难易，共富贵难。我自知出身贫苦，知识有限，自愿分离，并不是中山弃我，中山待我不薄，也不负我。外界人言，是不解我。……中山娶了宋夫人之后，有了贤内助，诸事尚顺利，应为他们祝福。中山一生博爱为怀，以华侨作为革命之母。著了《三民主义》、《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五权宪法》，立志把中国变为民主国家，使人民有自由平等的幸福。他一生师基督，一无所私，二无所畏，可惜壮志未酬而逝，实为中国人之不幸！ 虽然陈粹芬与孙中山分开了，但孙家人对陈粹芬一直保持相当的尊重，也一直把她当做家族一员。陈粹芬秉性朴实厚道，与卢慕贞相处融洽。晚年时，卢慕贞住澳门，陈粹芬住石岐，二人常相聚，互相慰问，谈心，情同姐妹。1960年秋，87岁的陈粹芬因病去世。 自从广州首役失败，清政府追缉孙中山到清政府覆灭之前，陈粹芬一直跟随在孙中山身边，陪伴着孙中山从30岁到46岁，但这位堪称伟大的女性，很长一段时间却被历史的尘烟所遮蔽，成了被遗忘的一角，这是不公平的。 ------------ 《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 ------------ 1918年，有名无实的“元帅”孙中山愤然离开广州，6月底到达上海，居住在法租界内。孙中山是位勇于不断思考的革命者，辛亥革命虽然成功，但这几年内遇到的无穷无尽的新矛盾，使他陷入了对中国前途命运的新的思考，探索中国革命的症结之所在，也“时时研究建设”，积极构思关于国家现代化的总体设想。其最终体现，便是由《孙文学说》、《实 业计划》和《民权初步》三篇文章组成的宏伟蓝图——《建国方略》。《孙文学说》原拟包括卷一“行易知难”、卷二“三民主义”和卷三“五权宪法”，但后两卷未能完成，仅卷一部分于1919年春夏间出版，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一：心理建设》。 知行学说是中国古老的哲学命题之一，对“知”与“行”的关系，也各有各的看法。这次蛰居上海期间，孙中山从总结经验的需要出发，再次关注这一古老的哲学命题。他发现反“知易行难”之道可以用来鼓动革命，于是产生他的学说《行易知难》。孙中山从哲学的高度来认识民国以来，“人心涣散”、“不图进取”、“国事日非”的根源，就是国人存在着传统的“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心理障碍。 关于现代化事业的《建国方略》，为何要从“心理建设”、论证“知难行易”的哲学认识论讲起呢？原因在于孙中山相信，振兴一个国家，首先要解决的是国人的心理认识问题。在这一点上，孙中山不赞成简单理解和实行王阳明“知行合一”的格言，也明确反对“知之非艰，行之惟艰”的古训。为了使自己的学说通俗易懂，他援引生活中饮食、用钱、作文、建屋、造船、筑城、开河的实例和《孟子·尽心》的说法，论证了“行易知难”“实为宇宙间之真理，施之于事功，施之于人心，莫不皆然也”。 与古代流传下来的“知易行难”之说相对，“知难行易”是孙中山提出的一种“心理建设”的号召，其目的是批判当时革命党人在革命前惧怕困难的退缩思想。需要特别指出的是，孙中山积极主张“知难行易”说，本意并非要在知行关系的哲理探讨方面有所作为。实际上，他的有关论述并不严密周全，从学术意义上分析，也并无特别之处。重要的是孙中山想通过鼓吹“知难行易”说，从解放思想入手，动员广大民众，积极行动起来。孙中山强调，勇于探索，敢于冒险，是推进国家现代化所必需的心理准备。为此，他特别批评国人的保守心理：“盖中国之孤立自大，由来已久，而向未知国际互助之益，故不能取人之长，以补己之短。中国所不知所不能者，则以为必无由以致之也。虽闭关自守之局为外力所打破者已六七十年，而思想则犹是闭关时代荒岛孤人之思想，故尚不能利用外资、利用外才以图中国之富强也。”这些批评，不仅在当时切中时弊，在今天看来，仍不失为思想解放的先声。 ------------ 《建国方略》之二：《实业计划》 ------------ 孙中山当年辞去大总统后，曾信心十足地表示要专心致志“办理实业”，迎接“产业勃兴”的到来，但一系列复杂的政治斗争中断了他的梦想，也是在上海期间，他完成了这部宏伟的《实业计划》。 《实业计划》是用英文写成的，原名“The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 of China”，发表于1919年6月号《远东时报》，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二：物质建设》。这部洋洋十万余言的著作，集中体现了他对中国工农业、交通等实现现代化的宏大设想，无疑是一份全面发展中国经济的宏伟纲领。 《实业计划》由六大计划共33个部分组成。在这个庞大的总体构思中，发展交通通讯是孙中山关注的重点。他提出：修建10万英里的铁路，以五大铁路系统把中国的沿海、内地和边疆连接起来；修建遍布全国的公路网，修建100万英里的公路；开凿、整修全国的水道和运河，大力发展内河交通和水力、电力事业等。 而在中国北部、中部及南部沿海各修建一个“如纽约港”那样的世界水平的大海港，即是孙中山一生孜孜以求的一个大目标。为此，连战先生2006年４月在参观上海洋山深水港时曾激动地说：“没想到中山先生90年前写的这个实业计划中的理想，今天由各位变为现实。对此我非常钦佩！” 孙中山也在《实业计划》中提出在“三峡建坝”的理想：“当以水闸堰其水，使舟得以逆流而行，而又可资其水力。”据考证，这是中国人首次提出三峡水力开发的设想。当时连孙中山先生自己也被这个宏伟的梦想感动了。他写道：“其所以益人民者何等巨大，而其鼓舞商业何等有力耶！” 关于发展经济和实业的所有制问题，孙中山主张个人经营与国家经营并行不悖，相辅相成。他主张鼓励发展个体经济，并为之提供各种便利条件，例如要改革税制，统一货币，排除各级官吏的种种压制，等等。这些设想，对于地域广大、人口众多，资金短缺且现代产业基础十分薄弱、各地经济发展水平又极不平衡的中国，显然是非常适宜的。 但是，《实业计划》也有一个重大的根本性失误，就是将中国的发展完全寄希望于国际共同发展中国实业。他甚至一厢情愿地设想了实行这一计划的三个步骤：（一）准备投资于中国的各国政府，共同行动，统一政策，组成一国际团，以便开展工作；（二）设法取得中国人民的信任，使其热心配合；（三）与中国政府正式谈判，签定协议，实施计划。此时的孙中山，尚未认清西方列强是不会真心诚意来帮助中国实现现代化的。像中国这样一个数亿人口的大国，不立足于自力更生的基点，而主要依赖于国际援助，要想实现现代化的经济腾飞，是不可能的。由此而论，孙中山的《实业计划》虽然气魄宏伟，但其可行性基础却异常薄弱，无法付诸实施。 另外，孙中山在此也显示出他不顾客观、不从实际出发的主观主义。孙中山计划建设三大港，10万英里铁路，20万英里公路，大江大河整治，工业全面启动，遍地开花，并认定：十年内即可实现。但以中国当时的国情，这根本不可能。 当时的澳大利亚记者端纳，在事后记述他曾亲见孙中山首次披露全国铁路计划时的状态时写： 孙中山带了一幅约六英尺见方的大地图，当他把它摊在地板上时，我看到了一个最令人信服的证据：他不仅是个狂人，而且简直是个疯子。他不因地图上的种种阻隔而气馁，只是握着画笔，在地图上尽可能地用铁路线填满各个省区和属地（包括蒙古）。说他疯了，不是因他在地图上画线，……而是因为他竟天真地认为，画了这些铁路线，外国资本家就会给他足够的钱，在五至十年内把这些铁路全部建成！ 端纳记述的这一情况非常形象地反映了孙中山一贯的思想作风。说他是“狂人”、“疯子”太过刻薄，但也反映出孙中山有时作风简单、粗率、盲目自信的一面。尽管如此，《实业计划》作为中国近代史上最早的一份完整、系统的经济现代化计划，它仍为人们所重视和怀念，不在于它的每一个具体内容的参考价值，而在于它的原则精神的启示和激励。 ------------ 《建国方略》之三：《民权初步》 ------------ 《民权初步》原名《会议通则》，完成于1917年，后编为《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从严格意义上说，此书并非孙中山的理论创作，而是他根据中国国情实际需要，参照西方有关同类书籍编撰而成的。 《民权初步》主要论述民权问题，旨在纠正中国社会“人心涣散、民力不凝结”的弊病。孙中山认为，这正是“至大至优”的中华民族“据此至广至富之土地，会此世运进化之时，人文发达之际，犹未能先我东邻而改造一富强国家”的根本原因。为此，孙中山不遗余力地倡导民权，以期激发国民的主人翁精神，最终实现“民之所有，民之所治，民之所享”的民主政治。 中国拥有近千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和数亿人口，又有长达2000年的君主专制历史。推行民主政治，困难重重。孙中山认为，所谓民权就是“民有选举官吏之权，民有罢免官吏之权，民有创制法案之权，民有复决法案之权，此之谓四大民权也”。他认为，从中国的实际出发，四大民权的实现，必须从最基本的技术操作层面入手，将民主政治具体化为集会、结社、议事方式的训练，即“民权初步”。在这个著作里，孙中山不厌其烦地详论集会、结社、议事、动议、讨论、选举、表决、计票、维持会议秩序、制定社团章程、明确个人权利义务等琐碎的操作细则，绝非将民主问题简单化、庸俗化，而是依据“知难行易”的认识论原则，将民主政治理论，落实为一般民众人人都能掌握的普通常识与行为规范。他认为，民主政治体制的“议事之学”，好比“兵家之操典，化学之公式，非流览诵读之书，乃习练演试之书也”。孙中山希望家族、学校、农团、工党、商会、公司、国会、省会、县会“皆当以此为法则”，由此养成国民的民权意识，“倘此第一步能行，行之能稳，则逐步前进，民权之发达必有登峰造极之一日”。 《民权初步》的历史意义，还在于它是改造国民性的初步尝试。显然，孙中山所论“民权初步”，只是涉及民主社会建设的纯粹技术性环节，看起来似乎意旨平淡，未及“大道”。但是，程序民主是实体民主的前提与基础。特别是在人口众多且平均文化程度不高、民主意识淡漠的中国，对民众进行这方面的启蒙教育，正是建设民主社会必需的基础性工作，意义不可小觑。联系目前中国基层政治民主建设中的艰难与困惑，我们更能体会到当年孙中山的苦心和先见之明。简言之，将国民民主政治意识的养成与社会进步、国家富强问题紧密联系起来，是孙中山现代化思想的精华之一。虽然在他的有生之年，未能在这些方面取得显著成功，但他在《建国方略之三：社会建设》中提出的思路，却不愧为先行者的光辉思想，给后人以深刻的启迪。 ------------ 完善“三民主义” ------------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学说里最精华、最辉煌的部分。自1906年12月2日在东京演讲《三民主义与中国民族之前途》中正式提出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主张后，此后，孙中山的一切演讲，都以三民主义为中心思想。 孙中山从1918年5月至1920年11月期间，寓居沪上，除完成出版著名的《建国方略》外，他还拟订了一个庞大的写作计划，其中三民主义中的《民族主义》已经脱稿，《民权主义》、《民生主义》初稿也已完成，但书稿不幸毁于陈炯明叛变时的炮火。然而1919年春孙中山所亲撰的《三民主义》概要的原稿本尚在，现藏于台湾“党史委员会”。被毁的《三民主义》三书当以此“概要”为提纲。“概要”的特点是第一次对三民主义作了较前更深入系统的理论说明和界定。 对于民族主义，在辛亥革命前，其主要内容即是反满，因此有的学者称之为“反满民族主义”。经过民国建立后的无数坎坷和挫折，孙中山对民族主义有了新的理解和认识。 孙中山的民族主义有两层基本而核心的意义，一是对外民族自求解放，摆脱列强的瓜分和统治；二是对中国境内各民族则一律平等。此时的孙中山已朦胧地意识到种族与世界近代民族国家的民族之间的区别，他提倡种族融合以形成近代国家的大民族的问题，并以美国为例，说明由多民族融合而成一国家之民族。孙中山总结革命党人过去对民族主义认识的错误，认为中国也应实行民族大融合，形成“中华民族之新主义”。 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有关民权主义的核心，就是推翻封建专制统治，创立民主共和国。经过10多年周游世界各国的丰富阅历，孙中山在总结革命经验时对民权主义理论的阐述也进一步深入。 孙中山给民权下的定义是：“大凡有团体有组织的众人，就叫做民。什么是权呢？权就是力量，就是威势；有行使命令的力量，有制服群伦的力量，就叫做权。把民同权合拢起来说，民权就是人民的政治力量。” 在孙中山看来，“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两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本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而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孙中山十分欣赏美国的三权分立立宪政体，但他自创了“五权宪法”（行政权、立法权、司法权、考试权、监察权），认为用“五权宪法”组织而成的政府，才是“完全的机关，才会去替人民很好的做事”。而人民则享有选举权、罢免权，有创制、复决法律的权力，“用人民的四个政权，来管理政府的五个治权，那才算是一个完全的民权政治机关，有了这样的民治机关，人民和政府的力量，才可以彼此平衡。”“有了这九个权，彼此保持平衡，民权问题才算是真正解决，政治才算是有轨道。”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是以民生主义为最后目的，实行民生主义的手段，则是和平的。孙中山理解的民生问题，“就是人民的生活，社会的生存，国民的生计”，因此孙中山说民生的问题是社会问题，“故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 这一时期的孙中山，对“富者日富、贫者日贫”的根源上，认识更为深刻，并且提出中国革命防止出现欧美社会种种流弊的办法：“即防止少数人之垄断土地、资本二者而已”。民生问题是社会的原动力，是一切历史活动的重心，民生主义能够实行，社会问题才可以解决。建设一个强盛的发达的中国，人人都有生活保障，没有贫富悬殊，人人安居乐业，成为一个大同社会，这是孙中山的主义和理想。 孙中山看来，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的学说，顺应世界的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这个结晶品的意思，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le, by the people, for the people’的话是相通的。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这一时间的孙中山对三民主义的阐释，是对以往三民主义理论的系统总结和进一步的论证说明。它简明扼要，很自然地成为以后撰述和讲演三民主义的母本和大纲，是孙中山三民主义理论发展过程中，承前启后的重要阶段，具有里程碑式的意义。 ------------ 就任非常大总统 ------------ 孙中山在1914年组建中华革命党时，并没有宣布如何处理由五党联合组成的国民党。而曾遭袁世凯强行解散的国民党，虽在袁死后又恢复了名誉，但并未恢复组织活动。1916年10月13日，孙中山致函国民党员，表示要恢复国民党。 1919年10月10日，即武昌起义8周年纪念日，正式以中国国民党名义发表《通告》及《中国国民党规约》，宣告中华革命党改建为中国国民党，党名前加“中国”二字，以示别于1912年的国民党，并公布了中国国民党规约。孙中山也自然被推举为总理。国民党国外各支分部的英文名称一直不统一，孙中山后来还亲自规定了统一的英文译名“The Kuo Min Tang（Chinese Nationalist Party）”。 此后不久，国内形势就发生了变化，被岑春煊、陆荣廷等人窃据的广州军政府，发生了桂系和滇系间的矛盾与斗争。1920年2月10日，驻粤桂滇两军发生武装冲突，唐继尧、伍廷芳、林森等宣布脱离军政府，经香港转赴上海。国会中很多议员也因不满桂系而离粤赴沪，一时到达上海的国会议员多达300余人，发表共同宣言，否认广州军政府。 6月3日，孙中山与唐绍仪、伍廷芳、唐继尧以“四总裁”名义，共同发表宣言，指责广州军政府私自与北京议和，牺牲护法主张，并声明将军政府及国会移往云南。不久，孙中山又派徐绍桢为两广讨贼军总司令，命朱执信、廖仲恺、蒋介石去福建漳州，敦促陈炯明誓师回粤，讨伐桂系。但陈炯明以“饷械不足”延缓出兵日期。 这时中国北方的情形是：直系首领冯国璋病死，皖系段祺瑞借机复出，直系头子曹锟又联合吴佩孚发动第一次直皖战争。北方皖系急盼闽粤军尽快回师广东驱逐桂系，于是派人与孙中山密谈，愿以接济50万元军费、600万发子弹为条件，助粤军回师。 1920年8月12日，陈炯明在漳州公园举行誓师大会后，兵分三路向粤东进军。10月29日攻占广州，桂系势力退守粤西一线，广东又重回孙中山领导的革命党人手中。 11月10日，孙中山任命陈炯明为广东省省长兼粤军总司令，不久，他与伍廷芳、唐继尧、宋庆龄等由上海回到广州，恢复了军政府，重开政务会议。流亡到各地的国会议员也纷纷回到广州。 此时，在北方打败了晥系段祺瑞的曹锟与吴佩孚，抬出徐世昌出任大总统，而徐世昌也以正式大总统自居，处理内政处交。孙中山认为，此时非常有必要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新政府。 1921年4月2日，国会参众两院在广州联席召开非常会议，由居正等人联名提案，将总裁合议制改为总统制，取消军政府，组织正式政府。提案获得通过。依照参、众两院新通过的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选举孙中山为新的正式政府的总统。 1921年5月5日，孙中山在广州就职非常大总统，在通电全国的《就任大总统宣言》中，他说： 文既为致力于创造民国之人，国会代表民意，复责文以戡乱图治，大义所在，其何敢辞？……际兹拨乱返治之始，事业万端。所望全国人才，各尽所能，协力合作，共谋国家文化之进步。 当日，20万广州居民举行了空前热烈的庆祝盛会，晚间举行提灯大会，以示祝贺。正式政府的总统府设在观音山（今越秀山）山腰的粤秀楼。孙中山其后又公布了政府人选，但被任命为财政总长的唐绍仪因不同意孙中山主张，并未就职。 建立了正式政府之后，孙中山立即写信劝徐世昌退位，以求全国统一。徐世昌则积极策划对广州革命政府的围剿，他先以重金收买失去广东地盘不久的陆荣廷出兵，向广东进犯。孙中山遂发出“大总统令”，任命陈炯明为援桂军总司令，率军反击。陈炯明的军队与陆荣廷的属下在灵山决战，打了个大胜仗。粤军势如破竹，桂军溃不成军一败涂地，以陆荣廷为首的旧桂系军阀覆灭。 ------------ 与陈炯明的分歧 ------------ 平息了桂系军阀后，孙中山开始积极整军北伐。作为孙中山倚重的一股重要军事力量，陈炯明却对“北伐”持强烈的反对意见。 在中国近现代史上，陈炯明算得上是一位叱咤风云的人物，也是一位充满争议的人物。孙中山与陈炯明之间的恩恩怨怨，也是各种正史与野史热衷于讨论的一个话题。在沉淀80多年后，我们再重新审视这段历史，也许得出的结论会更客观些。 陈炯明是前清举人，于清末广东法政学堂第一届毕业后，当选为广东咨议局议员，是维新运动所培养出来实行立宪的人才。他早年参加同盟会，策划了广东独立。辛亥革命后，他主政广东，致力于把广东建设成为全国模范省，禁烟禁赌，改革教育，发展经济，提倡新文化运动，还曾邀请陈独秀担任广东教育委员会秘书长，支持共产党领导的工会组织和报纸，推行地方自治，民选县长、县议员。 二次革命失败后，陈炯明对孙中山改组的中华革命党明确表示不满，赌气带了一批人去南洋开办橡胶公司，从1914年到1917年，他与孙中山断了音信，1916年袁世凯暴亡，陈回国充任国会议员，但是张勋复辟的时候，又悄然消失。后来，他从南洋到上海，专门拜见孙中山并且表示自己的悔过之心，孙中山也就宽容待之。因为陈炯明有军事才能，所以孙中山南下护法的时候，想建立一支由党人领导的军队，他亲自与省长朱庆澜交涉，把20营警卫军交给了陈炯明统率援闽，当时众人对如何打仗一筹莫展，陈炯明表现得非常卖力，他到泉州、漳州集训军队，1920年，他领导的粤军驱逐了盘踞在广东的桂军，而他的力量也逐渐加强，军权逐步集中到自己手中。 陈炯明和一般军阀不同的地方，在于他具有民主思想，反对军治、党制，提倡民治。孙中山的理想是成立一个正式的中央政府，领导全国革命，而陈炯明所倾心的，是联省自治。“五四”运动后，一些文人学者认为，既然南北政府都无力统一全国，与其连年征战，不如各省先行自治，把自己的事情办好了，再实行联省自治。如此便可以不通过武力而最终实现全国统一。因此，联省自治的主张一经提出，不仅风靡南方各省，而且迅速波及北洋政府治下的北方省份。 然而孙中山成立正式政府和选举总统的主意已定。1921年1月12日，非常国会在广州复会。孙中山号召国民党人，像推翻清政府、袁世凯那样，再发动一次全国性的革命，来推翻北洋政府，他宣称：“北京政府实在不是民国政府。我等要造成真正民国。”陈炯明则反对孙中山的意见，在他看来，一旦广东成立正式政府，结局只有一个：南北之间将再次陷入战争之中。在一次谈话中，他说，“因现下时机未熟，如广东选出总统，北方必借口来打，是自树目标，使人攻击”。陈炯明认为广东基础尚未巩固，一有战事，实在危险；届时他期望的“地方自治”还是建设“模范省”，统统都变成镜花水月。 但赞成孙中山意见、主张成立广东政府的还是主流派。1921年4月召开的非常国会上，表决通过了中华民国政府组织大纲，在这个大纲中，只规定了大总统的产生和权限，却没有任期，也没有规定政府的组织架构。一切政务、军务、内阁任免，均由大总统“乾纲独断”。会议采用记名投票，“以示负责”。结果孙中山得218票，陈炯明得3票，废票一张。孙中山当选为中华民国大总统。整个过程仅用了不到两个小时。 以下情势发展也正如陈炯明所料。1921年10月，国会非常会议通过了孙中山提出的北伐议案，在做北伐准备的巡视中孙中山到了南宁，多次召见陈炯明，商谈北伐事宜，反复向其说明北伐的重要意义，希望不要错过时机。但陈炯明仍然主张先定省宪，以确立民治的基础；再议国宪，循序渐进地推进统一。他说自己并不反对北伐，只是现在兵疲将惫，囊空如洗，根本不可能远征北方。 10月12日，孙中山致电陈炯明催付北伐费400万元，陈电复只允付200万元，而且还要等到北伐军出发后再交。孙中山得电后极为愤怒，想罢了陈炯明的职。胡汉民唯恐事情闹大、造成分裂，因此竭力调停。孙中山后来又多次电召陈炯明回广东，但陈一拖再拖，拒不回粤。 10月29日，孙中山在梧州设大本营，一面派汪精卫回广州筹饷；一面躬亲督师，溯江北上，向桂林前进。他愤然表明：“我已立誓不与竞存（陈炯明字）共事。我不杀竞存，竞存必杀我。”看得出，两人关系此时已几近崩溃。 ------------ 炮轰总统府（1） ------------ 1922年2月3日，孙中山以大元帅名义发布动员令，10万余大军分路出师北伐。但由于连年战乱，湖南方面宣布保境息民，公开拒绝北伐假道。入湘计划于是告吹。3月26日，孙中山在桂林召开会议，决定班师回粤，改道江西北伐。 4月9日，孙中山决意变更计划，令在桂各军一律返粤，潜师而行，到了梧州，陈炯明才知道。16日，孙中山在梧州召开军事会议，陈炯明仍避而不见。孙中山再一次愤怒，想将陈炯明的总司令、陆军总长、内务总长、省长等职一概免去，但胡汉民以操之过急恐生变为由，极力劝阻；另一面，胡汉民又劝陈炯明去孙中山面前认错，“照总理素来待人宽大的胸襟，定可以不咎既往的”。但等了三天，陈炯明还是没有出现，孙、陈二人的矛盾再次激化。孙中山随后解除了陈炯明粤军总司令一职，令其所属部队直属于大元帅。 4月23日下午，孙中山在越秀山总统府召开全体幕僚会议。大本营内有两种意见，一是主张暂缓北伐，先清内患，解决“陈家军”；二是立即转道北伐，避免与陈炯明直接冲突，双方仍留转圜余地。 孙中山赞成第二种意见，“竞存叛迹未彰，在桂粤军数年奋斗，犹欲保存”，因此，他决定亲自督师北伐，“两广仍交竞存办理，给以殊恩，当能感奋”。 孙中山急图北伐，与北方形势的发展，不无关系。4月下旬，第一次直奉大战爆发。孙中山与奉、皖军阀一直有秘密接洽，结成三角同盟。孙中山深感这是联合奉、皖军阀，夹击直系的千载良机，必须立即出兵策应，他已无暇顾及解决陈炯明问题了。 但出乎意料的是，直奉开战，仅及一周，奉军便被吴佩孚击败，狼狈退回关外，南北夹击直系的计划，化为泡影。但南方的北伐，却如弦上之箭，不得不发了。 1922年5月4日，孙中山以陆海军大元帅名义下令从韶关北伐，李烈钧为北伐军总司令，许崇智为三路总指挥。北伐军在前进途中秋毫无犯，纪律严明，声势大振，势如破竹。 北洋总统徐世昌在巨大的压力之下，宣布辞职。由于孙中山曾一再发表政治宣言，承诺只要徐世昌下台，他亦将同时下野。因此，舆论普遍认为，徐世昌下台后，停止内战，和平统一，终现一线曙光。6月3日，蔡元培、胡适、高一涵等200多位各界名流，联名致电孙中山和广州非常国会，呼吁孙中山实践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宣言，可见这个要求在当时是颇得人心的。但徐世昌下台后，皖系又借机抬出黎元洪复任大总统，遭到孙中山的通电反对。 这一边，当陈炯明被孙中山罢黜的消息传出，驻守在广西的粤军，顿时沸反盈天。1922年５月８日，孙中山委任陈炯明的部下叶举为粤桂边督办，以示对粤军的信任。然而叶举并不领情，5月20日，叶举率驻桂之粤军第一军所部50余营突然开入广州。同时，发电要求孙中山恢复陈炯明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职。 汪精卫和马君武等到惠州征求陈炯明的意见，陈炯明信誓旦旦地说：他从党谊和人格起见，必无反对先生之理，对于部下各将领，也一定完全负责；倘有不听命令，而反对先生者，他唯有自杀以谢国人。 此时的陈炯明似乎并未最后下定反叛的决心，但随着矛盾的不断激化、升级，终于使他作出“天下大不韪之举”。 1922年6月1日，孙中山自韶关到达广州，一是想震慑陈炯明部队的滋闹，二来想让前方将士，知后方并无变故，可以安心前进。到广州后，孙中山想马上召见叶举等当面谈话，解决军饷和移防问题，但叶举却借故在一天前离开了广州。孙中山非常愤怒，曾密令海防司令陈策开炮轰击“陈家军”，但被劝阻。 陈炯明则在惠州隐居。各界吁请陈炯明回省的函电，铺天盖地，见诸报端；前往劝驾的使者，车水马龙，络绎不绝。甚至连陈独秀也到了惠州，劝陈炯明不如加入共产党，领导华南地区的革命。 6月2日，孙中山在总统府设宴招待粤军将领，竟没有一个高级军官应邀前来，只来了几个中下级军官。 孙中山一连拍了三封电报，要求陈炯明立即到广州面商一切，又派人到惠州催驾。但陈炯明拒绝在这个时候到广州。他说，在省城军队撤出之前，他都不打算到广州。陈炯明曾经说过，一旦粤军叛孙，则“天下之恶皆归焉”，他不在这个时候去广州似乎是为了避嫌。 然而，局势在继续恶化，6月3日，叶举宣布广州戒严，大街通衢，遍布岗哨。6月12日，孙中山邀请广州报界出席茶会，决心通过报纸，向陈炯明摊牌。孙中山不仅将他与陈炯明的矛盾公之于众，而且还语气颇为严厉地说： 现在我得向你们全体提出请求：请你们在10天内，以同一口径对他们发出警告。告诫其撤到距离广州30里以外地区。若他们置之不理，时间一到，我将用3寸直径的大炮发射有毒炮弹轰击他们。我会提前9小时发出通知让市民躲避，接着的3小时内，达姆弹将落到他们头上。那样的话，他们60余营的兵力会全部完蛋。 ------------ 炮轰总统府（2） ------------ 据记载，说这番话的时候，孙中山的表情十分愤怒，显然有些话已有情绪成分，但孙中山显然忽略了这个事实：此时陈的部队有5万余人在广东，孙中山只有500名的卫队，双方实力相差实在太悬殊了。 双方的火药味越来越浓。6月15日深夜，粤军高级将领在郑仙祠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发动军事政变，驱逐孙中山下台。就在这危急关头，“陈炯明在惠州派秘书陈猛荪持亲笔信劝止叶举……信大意说孙中山出兵北伐如果能胜固好，如其失败，我以陆军部长身份暂将部队调返东江训练，做充分准备，到时仍可收拾残局。陈猛荪持信送到郑仙祠。叶举阅后，当着陈猛荪的面将信掷落地上，说陈炯明不知军事，还说：回东江哪里找吃的？叫陈猛荪回报陈炯明事情已不容不发……陈炯明怒不可遏地把茶盅也打碎了。” 叛乱终于发生了。6月15日，叶举先是通电要“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当晚又在白云山下司令部召集旅以上军官会议，会上有人主张立即冲进总统府活捉孙中山，有人主张先炮击总统府，将孙中山赶出广州。最后决定炮击方案，并确定熊略为行动指挥官。熊略受命后，认为孙中山待人不薄，遂派亲信到总统府向孙中山秘书林直勉暗中通报。 其实早在当晚10点，总统府已接到一军官电话：“今夜粤军或有不轨行动，将不利于总统，务请总统离府。”但孙中山认为是谣言，不肯信。当林直勉12点又得到类似消息时，孙中山仍不肯相信，他说，当年陈炳焜、莫荣新在广州如此作恶多端，尚不敢公开叛乱，何况陈炯明、叶举等人跟随自己多年，粤军第一军是一手培植起来的，不会敢于公然发难。当时，观音山总统府只有50多名卫士，所有的武器，就是34支手提机关枪、一万多发子弹。队长姚观顺直接负责保卫孙中山与宋庆龄所住的越秀楼。 16日凌晨1点钟，已经能听见总统府外的部队的集结声和嘈杂声音了，林直勉等三人再来劝孙中山离开，可是孙中山说：陈炯明“胆敢作乱，我便要负平乱之责，如力不如，唯有一死，以谢我四万万同胞。”已是凌晨三点，林直勉仍无法劝说孙中山离开总统府，见情势越来越危急，林直勉只好强挽着孙中山离开了总统府。 这是宋庆龄后来对当天所发生回忆：“6月15日之夜2时，我正在酣梦中，忽被先生叫醒，并催速起整装同他逃出，他刚得一电话，谓陈军将来攻本宅，须即刻逃入战舰，由舰上可以指挥剿平叛乱；我求他先走，因为同行，反使他行动不便，而且我觉得个人不致有何危险，再三婉求他，始允先行，但先令50名卫队全数留守府中，然后只身逃出。” 孙中山从总统府右侧的粤秀街走出，他身穿白夏布长衫，戴墨晶眼镜，很像个医生。在街上碰到叛军，林直勉说：“我的父亲患了重病，所以不得不深夜请医生到家里诊治。”泰然自若的孙中山并没有引起叛军怀疑。一路上，他们又数次与叛军遭遇，但是孙中山的态度一直很从容，他们沿着长堤一直走到海珠公园附近，公园是江中心一个不满1000平方米的小岛，当时海军的总司令部就设立在这里。 他们雇了小船渡河前往海珠军部。行至河中时，有哨兵喝止，喊口令，而他们又答不上来。紧急之下，林直勉大声喊：我是总司令的朋友，来自总统府，有要事报告。海军总司令温树德亲自出来，林直勉说：“大总统在此。”这才登岸。 叶举部署了第二师4000多叛军围攻总统府，但他们的多次冲锋均被总统府卫队击退。下午4时，总统府终被占领，财物被抢劫一空，大批文件被烧毁。 叛军从后门冲进来时，卫士马湘和黄惠龙护着宋庆龄从前门逃出来，埋伏在附近的叛军冲过来的时候，马湘把自己手中的50多枚银元撒在地上，趁叛军抢钱之时，匆忙躲进了对面小巷的一家开着门的民宅中。 宋庆龄后来写下了《广州脱险》一文，详细记述了她在叛军枪林弹雨中脱险的经过，被她称为“将来自传中最动人之一章”。 他走了半小时以后……忽有枪声四起，向本宅射击……叛军喊着：“打死孙文！打死孙文！” 到了8时，卫队的枪弹几乎用完，队长劝我下山……我们4人，在地上循着那桥梁式的过道爬行……我们四面只听见流弹在空中飞鸣。有一二回正由我鬓边经过。后来，我再也走不动了，凭两位卫兵一个抓住一边肩膀扶着走。我心想再也熬不过了，请他们把我枪毙。四周横七竖八躺的都是死尸…… 我们跑过一家矮小的农舍去躲避，我昏倒在地……枪声沉寂之后，我化装成村妇，不知走了多少路，最后来到了一位同志的家中……那夜通宵闻见炮声……最后听见战舰开火的炮声，才使我如释重负，知道中山先生已安全无恙了。 那天晚上，我终于在舰上见到了中山先生，真是死别重逢。 一路艰辛的宋庆龄终于住进了中山大学的校长钟荣光家，由于过度紧张和劳累，她在钟家流产了，这也是她一生中的唯一一次妊娠。这一路的磨难对于她而言是九死一生，而她在此事上表现的临危不惧和几年来辅助孙中山先生的功绩，使国民党中原来一些对他们婚姻不满的党员也开始对她刮目相看。 ------------ “永丰”舰上的55日 ------------ 从1922年6月16日到8月9日的55天，孙中山一直住在永丰舰上。这艘舰是1910年向日本订购的，1917年，北洋舰队第一舰队司令林葆铎拥护护法运动，脱离北京政府，率领舰队开赴广州，自陈叛乱后，孙中山一直以此舰为座舰指挥舰队和陈的叛军作战，他逝世后，此舰改称为“中山”舰，装有8门大炮，1938年在对日作战中，中山舰被日军击沉，沉没在武汉附近的长江金口，全体官兵殉国。 孙中山移驻“永丰”舰后，外交总长伍廷芳即来谒见。孙中山嘱伍廷芳尽快把广州叛乱的情形设法转告北伐诸军，速回师广州，平息叛乱；再将陈炯明等叛乱内情转告外国驻穗使节，以争取国际上的声援。年逾80高龄的伍廷芳因此悲愤交加，旧病复发，几天后便溘然长逝。孙中山闻迅后悲痛不已。 6月17日，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召集海军诸将商讨平叛办法，决定将泊在珠江江面各舰集中到二沙头江面，炮击叛军；同时派人和广州市卫戍司令魏邦平联系，着其率陆上部队配合平叛行动。下午，孙中山亲率“永丰”、“永翔”、“楚豫”、“豫章”、“同安”、“广玉”、“宝璧”等舰驶入珠江，向大沙头、白云山、沙河、观音山等处叛军据点发炮轰击。 6月18日，“陈炯明以巨款派人运动海军内变，幸海军上下，一心一德，服从总统命令，始终如下，不为利诱。”6月21日，陈炯明控制下的广东省议会通电宣称“推举”陈为“临时省长”，同时敦劝孙中山“下野”。23日，海军各舰以全体官兵名义发出通告称： 我海军各舰人员，只服从护法之孙大总统。所云服从陈逆炯明，即谓我海军人员弃顺投逆，断无是理。 25日，海军全体官兵宣布加入中国国民党，表示效忠孙中山。而这一天，宋庆龄化装离开广州，经香港乘船到达上海，住在父母家里。6月29日，在宁波老家接到孙中山电报的蒋介石登上“永丰”舰，与孙中山合面。孙中山非常高兴懂军事的蒋来到身边，说：“蒋君一人来此，不啻增加了二万援军。”孙中山将海上的指挥权交给了他。后来，孙中山回忆这段情况时说：蒋“日侍予侧，而筹测多中，乐与予与海军将士共生死”。而陈炯明知道蒋来的消息，惊惶失措：“他在先生身边，必定出许多鬼主意。” 7月1日，中山大学校长钟荣光带来陈炯明的亲笔信，来“永丰”舰上请求和解。陈炯明信中声称自己悔过，希望孙中山“保全人道、以召天和。”孙中山置之不理。不久魏邦平又来舰上，表示愿意为双方和解效力，孙中山则义正辞严地否定： 宋代之亡，尚有文、陆；明代之亡，亦有史可法等。而民国之亡，如无文天祥其人，则何以对民国已死无数之同志， 垂范于未来之国民，以自污其民国十一年来庄严璀璨之历史，而自负其30年来效死民国之初心乎？ 7月8日夜里11点，被陈炯明部收买的“海圻”、“海琛”、“肇和”三大舰升火起锚，离黄埔港外驶。当时岸边的鱼珠炮台已经落在叛军手中，一直向长洲要塞的司令部炮轰，9日下午，长洲炮台也宣告失守，于是孙中山领导的舰队就在两岸的炮轰之下，孙中山命令各舰驶入黄埔背后的一条小河转移，当时各舰官兵都觉得孙中山命令失误，因为此河平时连大轮船都没有走过，但是又不能违抗命令，幸运的是，各舰都从小河驶过——孙中山至此才说，当年广州雨水较大，加之孙中山前段时间制定《实业计划》时，跑遍了广州郊区，有了很多的河流水利方面的知识，他当时是知道这小河也能行走军舰的。 7月9日，孙中山决定将舰队停泊在白鹅潭，因为此处靠近外国人停泊之所，叛军不敢进犯。可是从新村驶往白鹅潭有段必经之路河面狭窄，河中心和两岸还有敌军的野战炮队，舰队很难穿过，10日7时，舰队靠近车歪炮台，叛军野炮由四面八方向“永丰”舰发射。“永丰”中弹，船身震动，其余各舰也受微伤。 在双方激战时，孙中山一直站在甲板上指挥，还频频叮嘱：“子弹要爱惜，瞄准了才好放。”蒋介石等随侍在他身边。有人劝孙中山入舱暂避，可是孙中山还是说：“你以为舱下就安全吗？其实是一样的。” 孙中山一面为受伤的官兵包扎伤口，一面对大家说：“作为革命党人，就有万死一生的危险，但是不要灰心。”炮火暂稀，孙中山才下舱看书。这时蒋介石仍守在舵楼，注视着时针，约20分钟后，“永丰”终于通过炮台，化险为夷。各舰也相继通过炮台，直入白鹅潭集中。 刚下锚，广东海关的英国税务司的夏利士就登舰求见孙中山，劈头就问：“你到这里来，是不是避难？”孙中山很不客气地回答他：“白鹅潭是中国领土，我是中华民国大总统，凡我国的领土，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是我的权力范围。我都可以往来自由，岂可说是避难？你的话用意何在？” 夏利士换了口吻，说这里是通商口岸，接近沙面，万一战争发生，恐怕引起外国干涉，“不如请总统离粤，使通商自由无碍。” 孙中山厉声斥责他：“这不是你应该说的话，我生平不服暴力，不畏强权，只知道正义与公理，绝不受无理的干涉。”夏利士非常尴尬地退下。在座的一为西方记者日后写道：“我今天才见到孙总统的真面目。他确实是中国真正的爱国者，谁说中国无人才？” 陈炯明的叛军虽然不敢直接炮轰，但是还是想方设法进行攻击。叶举用重金从香港雇佣了两个水雷工程师，7月18日驾小艇前来轰炸，说来巧合，就在水雷即将袭向“永丰”舰的时候，“永丰”舰正在退潮掉头，正好是一个90度的转弯，水雷在几丈远的地方爆炸了。 处于责难声中的陈炯明陆续派人来说和，都被孙中山凛然拒之。但实际上，孙中山内心也一直处于焦虑中，首先是四艘军舰的供给日益困难，使得孙中山不得不亲自管理具体事务，他曾经下达这样的手令：“无论何人，非经大元帅签字，不准支款。”可是军舰的煤炭和粮食供应还是日益紧张，而北伐军队的时好时坏的消息，更让他紧张不安。北伐军方面，6月17日，胡汉民在韶关大本营与广州方面的电信忽然全部中断，火车亦中断，他由此判断广州方面已发生了叛乱。当时韶关仅有200士兵，而北伐军已攻克赣州，胡汉民决定北进赴赣州班师回粤救难。但回师途中，又发生了粤军第一师叛逃事件。7月9日，北伐诸军已从赣南回到广东南雄，遭到叛军的阻击，部分部队不得不回撤。一直到8月初，军队还是不见踪影。虽然有人劝他离开，孙中山却觉得在没有接到前方败退的切实消息时，他不能抛下患难相随的海军官兵自己离开广州。 8月9日，孙中山得到确切消息：陈炯明有袭击“永丰”的计划。孙中山觉得在前方北伐军不利的情况下，自己“株守省河”，有损无益，遂于8月9日乘英国兵舰次日至香港，然后转乘商轮到达上海。 转赴上海的8月14日，正好有暴风雨来袭击，但还是有2000多群众冒着风雨去接他。15日，他在上海发布了粤变始末及统一主张宣言，将陈的罪行向全国说明。陈炯明的叛乱，是孙中山一生中遭遇的最惨痛的失败，他深自痛恨：“文率同志为民国而奋斗垂30年，中间出生入死，失败之数不可屡指，顾失败之惨酷，未有甚于此役者。” 蒋介石通过此次与孙中山的共同战斗，从此成为孙中山最信任的助手之一，事后，孙中山在给蒋介石的书籍《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中写的序言中，对蒋介石的表现予以高度评价。蒋介石后来担任东路讨贼军参谋长，因军事进展缓慢而萌生退志时，孙中山还用白鹅潭共患难的事情来挽留他。 ------------ 联手苏俄 ------------ 孙中山一生中一直在领导革命，所以对别的国家的革命也非常关注。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爆发，推翻了克伦斯基的临时政府。1919年7月25日，苏俄以代理外交委员长加拉罕的名义，发表致中国南北政府声明，表示愿意放弃在沙俄时代对中国的侵略所取得的权利，1920年又重申了这个外交主张。俄国是自鸦片战争以来，攫取中国领土最多的一个国家，如今新政权发表了这样一个声明，虽然明显是一种策略性的考虑，目的是争取中国北京政府的承认，以对付日本，并有利于在西伯利亚地区镇压白卫军。但这种外交姿态在当时也实属不易，因而得到了孙中山的热烈欢迎。 1920年，苏俄外交人民委员会委员契切林写信给孙中山，要求与中国争取解放的力量建立联系，而孙中山直到1921年6月14日才收到这封信，这也是孙中山首次正式接获苏俄官方的来函。8月28日，孙中山写了一封回信，除了介绍中国目前的形势外，孙中山在信末很直接地表达了自己的愿望： 在这个期间，我希望与您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私人的接触。我非常注意你们的事业，特别是你们苏维埃的组织、你们军队和教育的组织。 1921年7月，中国历史上发生了另一件意义深远的大事——中国共产党成立。由此，客观上也为孙中山与共产国际和苏俄之间的联系形成了条件。 1921年12月，从共产国际来的代表马林自上海来到桂林拜访了孙中山。马林在桂林住了9天，与孙中山进行了三次长谈。会谈中，马林试图要孙中山接受共产国际和苏俄的观点，希望能达成孙中山与苏俄的联盟；孙中山则表示：“一俟义师北伐，直捣幽燕，再谋具体合作，未为晚也。”虽然这次孙中山委婉地拒绝了马林的提议，但“联俄”的念头，已在孙中山头脑里悄然播下种子。 1922年4月，共产国际远东处书记马林到广州又拜访了孙中山，按照苏俄和共产国际指示，马林再次提出了同苏俄联盟的问题。孙中山回答：“请不要忘记，香港就在旁边，如果我现在承认苏俄，英国人将采取行动反对我。”此时的孙中山仍显得犹豫不定，他一方面希望在将来的革命事业中能够得到苏俄的帮助，但眼下的国际形势及国民党内部亲英美、反苏俄的力量又让他一时难以下定决心。 这一年，由于陈炯明叛变，回到上海的孙中山心情十分沉重。孙中山不得不重新思索革命的出路，寻找新的同盟者。苏俄的友善态度使他下决心走上和苏俄结盟的道路，他自己描述他这时候的心态： 中华民国就像是我的孩子，他现在有淹死的危险，我要设法使他不沉下去，而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我们向英国和美国求救，他们站在河岸上嘲笑我。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因为要淹死了，我只好抓住它。英国和美国在岸上大声喊，千万不要抓那根稻草，但是他们不帮助我，他们自己只顾着嘲笑，却又叫我不要抓苏俄这根稻草，我知道那是一根稻草，但总比什么也没有强。 8月，马林与孙中山在上海再次会面。两人有如下一段对话： 孙：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 马：劝你不要单纯用军事行动去收复广州，而要以上海为基础开展一个群众性的宣传运动。我去莫斯科，共产国际已经通知中国共产党人参加国民党。 8月23日，中共早期领导者李大钊来到上海莫利哀路孙中山的寓所中，讨论如何“振兴国民党，以振兴中国”，孙中山对李大钊的真诚来访表示很高兴，李大钊回忆两个人谈话“畅谈不倦，几乎忘食”。 孙中山对李大钊十分尊敬，宋庆龄记得“我们总是欢迎他到我们家里来。孙中山见到这样的客人后，常常说，他认为这些人，是他真正的革命同志，他知道在斗争中，他能依靠他们明确的思想和无畏的勇气。”据宋庆龄说：当时孙中山已经认识到，国民党正在堕落中死亡，“因此要救活他，就要新的血液。”根据《李大钊传》记载，也是在孙中山家中，孙中山谈到了希望李大钊加入中国国民党，李大钊说自己是第三国际的党员，孙中山说：“这不打紧，你尽管一面作第三国际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李大钊根据党的指示，同意了孙中山的提议。由张继作介绍人，由孙中山主盟，加入了国民党。这也为今后的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开了先河。陈独秀、蔡和森此后也先后加入。 中国共产党早期领导人张国焘对当时孙中山所处的环境及合作的过程也有很详细的记载： 陈炯明的叛变使孙中山先生一时似乎失掉了一切。当时孙先生的处境十分恶劣，陈炯明不仅是军事上的胜利者，而且获得一部分舆论的同情。北京在高唱孙中山与徐世昌同时下野的调子，北方的实力派吴佩孚和西南各省的联省自治派，都在或明或暗地支持陈炯明。国民党分子背离他的也不少，尤其是李石曾、蔡元培、吴稚晖、王宠惠等49人联名通电请他下野，这件事给他的打击更是不小。 这个时候，几乎只有中共向他表示好感。中共公开宣言要与孙先生合作，指斥陈炯明为反动；而且行动上不惜处分在广州支持陈炯明的少数中共党员。这些事使孙先生为之感动，认为中共确有诚意与他合作。 1922年夏，苏俄政府副外长越飞来中国与北京政府商谈外交、商务等事宜的同时，于下旬派遣代表来上海会见孙中山，代表在李大钊和林伯渠的陪同下会见孙中山。之后，孙中山和越飞直接通信，交换对中国国内革命情况和国际形势的看法。 1923年1月17日，越飞携夫人自北京来到上海。自18日开始，越飞在孙中山寓所和孙中山就苏俄与中国国民党的关系问题进行谈判。当时，孙中山和越飞的频繁会面引起了租界里的巡捕的怀疑和监视，孙中山只能派廖仲恺为代表和越飞在日本会谈，廖仲恺的哥哥廖凤书是当时北洋政府驻日公使，他们利用公使馆这一条件进行会谈。之后被特高课注意，大家又转到热海温泉会谈。在这样困难的条件下，双方商定了中国共产党加入国民党的问题，还探讨了中苏联合反对帝国主义，苏联帮助中国建立军校、打倒军阀等问题。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与越飞在上海签署了“联合宣言”：“中国当得俄国之最挚热之同情，且可以俄国援助为依赖。”“俄国政府准备且愿意根据俄国抛弃帝俄时代中俄条约之基础，另行开始中俄交涉。”这个宣言的发表标志了孙中山的联俄政策的正式确立。 得到苏俄的支持后，孙中山开始致力于收复革命根据地，他在1923年1月4号发表了讨伐陈炯明的电报，号召各路部队一起讨伐陈炯明。在强大的军事压力下，被赶出广州的陈炯明不得不通电下野。2月15日，孙中山与宋庆龄等离沪返粤。为了争取与北方的和平统一，孙中山决定不复任总统，以避免各方面的猜忌。1923年3月2日，一个特殊的党政军指挥机关——大元帅府在广州成立，孙中山就任大元帅。 ------------ 改组国民党（1） ------------ 为了使国民党认清北伐的形势，提高党员素质，1923年起，孙中山再次着手整理党务。他先是在10月25日委任了包括孙科在内的9人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会从成立之后，在近三个月时间里，讨论了400多个议案。当时共产党方面在西湖会议中确定了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政策，尽管中共党内关于加入国民党还有不同意见，但是加入并帮助国民党改组的工作仍然在发动和进行。 国民党内部也在为要不要实行联俄联共的政策而发生一场斗争，在改组过程中，一些党员极力反对孙的政策，给改组制造种种障碍。可孙中山还是向苏联靠拢了，1923年8月16日，孙中山派遣蒋介石为团长，率领沈定一、张太雷等人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政治、军事和党务工作，并商谈苏联援助等事项。商人打扮的蒋介石一行于8月16日秘密登上北的列车，一路颠簸，25日到达满洲里，9月2日到达莫斯科。 蒋介石一行在苏联考察了三个月，他对此次苏联之行有详细的记录，而苏联对当时的搞革命的中国人也确实有其吸引力，蒋也觉得“苏联各地均由少年共产党支部，集中青年力量，以充实改造基础，是其第一优良政策”。在参加十月革命纪念活动时，也对海军军官的革命经历“心颇感动”，但是他对苏俄外交部关于蒙古问题的会谈很不满，开始怀疑他们的诚意。 在苏联期间，蒋介石起草了一份《西北军事计划意见书》，提出希望苏联考虑W·库伦（即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为进攻北洋军阀的首都北京的“临时基地”，同时以迪伦（今乌鲁木齐）为“永久基地”。但他的计划并没有得到对方的积极回应，时任苏联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的托洛茨基在接见蒋介石时说：“国民党可以从自己国家的本土而不是从蒙古发起军事行动。”蒋介石的“西北军事计划”也由此流产。回国后，蒋向孙汇报，建军等经验可用，但是两国关系还是有很多问题。孙中山认为他“未免顾虑过甚”，不以为然，蒋介石于是回了奉化溪口老家，迟迟不去广州。 1923年10月6日，鲍罗廷被苏联政府派遣来常驻广州。此后，鲍罗廷积极推动孙中山加快改组国民党的步伐。但国民党的改组并不顺利，国民党内部成员复杂，一些资深党员对孙中山改组国民党持怀疑甚至反对意见，他们集中攻击鲍罗廷。 11月29日，国民党右派邓泽如等11人以国民党广州支部名义上书孙中山，要弹劾共产党，反对改组。对这些意见，孙中山的态度很明确，他公开表示：“你们不赞成改组，可以退出国民党啊，你们若不赞成，我将来可以解散国民党，我一个人去加入共产党。”他还警告坚持反共立场的人，如不放弃自己的主张，便“开除你们的党籍”。国民党里，最支持孙中山联俄联共主张的，便是廖仲恺，“无论何人反对，我都不怕，就是击我杀我，也在所不惜”。 1924年1月20日上午，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召开。除了国民党代表外，李大钊、毛泽东、张国焘、李立三、林伯渠等26名共产党员代表也参加了大会。 孙中山在大会开幕词中说： 我们革命党用了30年工夫，流了许多热烈的心血，牺牲无数的聪明才力，才推翻满清，变更国体。但在这30年中，我们在国内从没有机会开全国国民党大会；所以今天这个盛会，是本党开大会的第一次，也是中华民国的新纪元。 孙中山为大会的顺利进行倾注了全部心力，大会期间他作过八次重要讲话。大会于30日闭幕，除中央和地方党务报告外，通过了13项议案，其中最重要的议决案共有五项：（一）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案；（二）组织国民政府之必要案；（三）中国国民党章程案：（四）选举中央执行委员候补委员案；（五）选举中央监察委员候补监察委员案。 中国国民党“一大”《宣言》被孙中山称为“会中所办重要的事”。国民党“一大”宣言，据周恩来的回忆，“是孙中山先生委托鲍罗廷起草，由瞿秋白翻译，汪精卫润色的”。张国焘的回忆基本相同。他说：鲍罗廷当时住在广州的东山，忙于起草大会的各种文件。瞿秋白同鲍氏住在一起，任鲍的助手和翻译。大会的宣言草案，就是由鲍罗廷与汪精卫、瞿秋白共同草拟的——也就是说，这个宣言是由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与共产国际的代表共同制订的。宣言从起草到定稿，都是由孙中山指定胡汉民、廖仲恺、汪精卫和鲍罗廷四人组成的委员会，经过反复的讨论、审议和修改才完成的。 《宣言》的起草也经历了一个激烈的争论过程。汪精卫不满意初稿中突出工农将成为反帝、反军阀的国民革命运动的中坚力量，要求用“群众”、“人民”等概念代表，对初稿中强调工农利益的政策，汪精卫也提出异议，认为改革工农生活是革命胜利以后的事。鲍罗廷则认为宣言必须体现国民党对工农利益的关心，改变轻视工农的陈腐观点和政策，并对汪精卫不懂得新生国内民主力量的错误思想进行了批评，将“耕地农有”的口号列入宣言草案。 共产党代表根据中央指示，为保证一大朝革命方向发展而每日磋商，海外华侨代表则“每晚聚集在一起”，他们反对在宣言中过分“刺激”帝国主义，也不赞成分给农民土地的“赤化”政策，他们经常见孙中山，要求用“建国大纲”来代替宣言，孙中山也曾一度发生动摇，企图撤回宣言草案，改为“建国大纲”以便大会通过，1月23日午后，他特地约见了鲍罗廷，征求意见，经过了鲍罗廷对他的长时间说服后，他放弃了原来的打算。在下午的会议上，当他将宣言付诸表决时，居然整个会场“欢呼若狂”，一个有历史性的政治文件顺利通过了。 “一大”《宣言》通过以后，孙中山很快发表关于三民主义的演说，公布《建国大纲》。这说明《三民主义》演讲、《建国大纲》更准确地代表了当时孙中山的思想。“一大”《宣言》则是国共两党以及各派政治家论争及妥协的产物。把“一大”《宣言》视为百分之百地反映孙中山思想的看法显然是不妥的。正如一位学者所言，“我们必须将他同时期在同类问题上所发表的思想观点与《宣言》进行认真比较，才能真切地了解孙中山，而不致曲解孙中山，以至把他放到了不适当的位置上。” 1月28日的会议上，国民党人方佑麟提出，要在党章中更改，规定“本党党员不得加入他党”，就是针对加入了国民党的共产党员，张继也在会上大闹，结果被孙中山软禁了一个晚上，并且要开除他的党籍，孙中山最后在闭幕词里说：以前奋斗不充分，才把全党拿来改组，而奋斗不充分的原因，是因为没有办法，“而从此以后，拿了好办法去革命，便可以勇往直前，有胜无败。” ------------ 改组国民党（2） ------------ 国民党“一大”以后，孙中山对民生主义中“平均地权”进行了深入分析，他认为苏俄政府“把全国的田地都分到一般农民，让耕者有其田。耕者有了田，只对国家纳税，另外便没有地主来收租钱，这是一种最公平的办法。我们现在革命，要仿效俄国这种公平法，也要耕者有其田，才算是彻底的革命；如果耕者没有田地，每年还要纳田税，那还是不彻底的革命”。“我们解决农民的痛苦，归根结底是要耕者有其田”。 实行“耕者有其田”，反映了孙中山晚年对民生主义的思考。但孙中山生前并没有尝试，仍将“耕者有其田”的规划看成是将来努力的方向。 但是孙中山扶助农工，支持工农运动的思想主张，对国共合作初期的反列强反军阀亦即反帝反封建运动起了积极的作用。 “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后来被定义为孙中山的“新三民主义”，但这并不是这一时期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他生前也没有讲过“三大政策”的话，这一概念是他去世后人们根据他为了实现新三民主义而确定的革命方略而概括出来的。 在第一届国民党中央委员名单中，孙中山拿掉了不赞成改组的孙科，决定让给一些“老同志”，当时冯自由不支持改组，还到北京告密，说孙中山拿了苏联的25万卢布，脱离革命党已经16年的章太炎在上海组织了一批老国民党员，讨论“挽救之策”，专门针对孙中山。可是孙中山都没有让步，在国民党左派和共产党人的努力下，广东的工人、农民、妇女等方面的工作都发展起来，广州当时被称为“东方莫斯科”。 ------------ 创办黄埔军校 ------------ 孙中山几度出任“大元帅”，却始终没有自己的军队，而依靠军阀势力则处处碰壁。1921年12月，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见孙中山时提出“创办军官学校，建立革命军”的建议。孙中山欣然接受了。中国共产党派李大钊、林伯渠等人与孙中山进行多次会谈，讨论了两党合作共同革命的问题和如何建立革命军队的问题。 在国民党一大上，正式决定建立“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军校”，并成立了筹备委员会。1924年1月28日，孙中山指定以黄埔长洲岛的原清代水师学堂和陆军小学为军校校址。2月6日，黄埔军校筹备处设于广州南堤，负责筹建的具体工作。5月5日，黄埔军校正式成立，因校址设在广州黄埔长洲岛上，人们才习惯称之为“黄埔军校”。时间一久，它的正式校名——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反而鲜为人知了。 孙中山将黄埔军校校长人选锁定了蒋介石。蒋介石与孙中山在“永丰”舰上共患难的经历，使孙中山说出这样的话：“新办的军校，如果不让介石来当校长，宁可不办。”但蒋介石虽然有孙中山的支持，还是觉得困难重重。在筹办工作展开的时候，2月21日，他就以“环境恶劣、办事多所掣肘”为辞，提出辞职，孙中山未予批准，但蒋还是回了上海。 开学选在6月16日，正是两年前陈炯明叛变的日子，显然别有意义。孙中山亲自为黄埔军校拟定的办学宗旨是“创造革命军，挽救中国的危亡”。这所军校完全是仿效苏联的军校建立的，原则是以党治军。孙中山在黄埔设立了党代表制度，军校直隶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廖仲恺任党代表，其权限与校长并行。 黄埔军校创办之初，一穷二白，为了筹措办校经费，学生张治中回忆当时廖仲恺经常“跑到他厌恶的军阀家，和在大烟榻上抽大烟的军阀谈笑”，借此来筹款。当时苏联政府援助了8000支枪，大家兴奋地去码头上当小工，把这些枪械搬回学校。苏联的军事理论和技术也在军校创办时起了重要作用。蒋介石为了不负孙中山的托付，也励精图治，他无论大小事均亲自顾问，经常和学生共同进餐，还题了“亲爱精诚”的校训。孙的苦心，苏联的帮助，共产党员的努力，蒋介石的认真工作，使一个完全不同于过去旧军队的新的军事学校生机勃勃地成长起来了。这些军校学员也成为未来许多年内影响中国的巨大力量。 黄埔军校创建时，正逢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期间。当时由孙中山任军校总理（一年后孙中山因病逝世）。蒋介石任校长，李济深任副校长，廖仲恺为党代表，奉党内命令从欧洲回国的周恩来担任政治部主任。恽代英、萧楚女、叶剑英、聂荣臻、熊雄等先后任政治教官。 黄埔前四期，堪称国共合作的典范。当时的蒋介石也频频邀请国民党中央委员、各部部长及来穗的各省省党部书记到黄埔参观讲演。因正处于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身为共产党人的毛泽东此时代理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受邀到黄埔军校讲演。除此之外，据史料记载，1924年3月，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毛泽东来到上海，主持黄埔军校第一期上海考区的招生。当时的“招生总部”就设在今天南昌路的一处新式里弄公寓内。由于当时军阀割据，控制严密，上海考区是考生比较集中的一个秘密考点，负责招收、接送北方和长江流域的各省人。当时湖南也秘密选送了18名考生进沪赶考，毛泽东得知后嘱咐他们“以温习功课为重”。后来，这批湖南考生中有8人通过初试。 黄埔军校自1924年成立后，在广州共办了四期，学生总计近5000人。他们大都成了创建和壮大国民革命军的中坚力量，有的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革命军队的领导人。在1955年被授予军衔的解放军将帅中，有不少出身于黄埔军校，其中元帅2人，大将3人，上将7人，中将9人，他们是：徐向前、林彪、陈赓、徐光达、罗瑞卿、陈明仁、陈奇涵、杨至成等。 黄埔军校从第五期随北伐军迁至武汉。1927年“四·一二”蒋介石发动政变后，黄埔军校开始大肆清党，许多共产党人被驱赶、逮捕、屠杀。国共合作的黄埔军校到此终结。1928年3月黄埔军校迁至南京，改名为“中央陆军军官学校”。 ------------ 曲折的北上之路 ------------ 1924年9月，第二次直奉大战开始，正当双方在榆林一带激战时，早就受孙中山“攻心战”影响的直系中冯玉祥部队突然从前线日夜兼程回京。1924年10月22日晚上9点，冯玉祥率领的部队已经从古北口驻地来到了北京城外围，把守了各个城门，占领了车站、电报局等交通电讯机构，更是包围了总统府，把刚刚靠贿选当上总统的曹锟囚禁在了北海的团城。发起政变的几个将领当晚就联名通电全国：主张和平停战，表示同“弄兵好战”者相周旋，24日，曹锟被迫免去吴佩孚的各种职位，改任青海屯垦督办。 10月25日，冯玉祥和发动政变的将领王承斌、胡景翼、孙岳，还有秘密参加政变的北京政府教育总长、老同盟会会员黄郛在北苑商议，决定把部队改编为中华民国国民军。胡、孙二人都是国民党党员，支持冯玉祥任总司令兼第一军军长，而更重要的决定是电请孙中山北上主持政局。 随着冯玉祥领导的政变，直系军阀一蹶不振，曾经喧嚣一时的吴佩孚一直幻想着杀回北京讨伐冯玉祥，但是此时即使是与其关系良好的日本人也放弃了对他的支持。11月3日，奉军又进占天津，吴佩孚不得不率领残部从天津大沽入海南下，加上各路军阀纷纷趁机强占直系的地盘，11月初，事实上孙中山北伐的目标对象——曹锟和吴佩孚都已经不存在了。 接到电报的孙中山当即回电表示即日北上。对冯玉祥，事实上孙中山并不陌生，按照冯玉祥的回忆，他与国民党人早有来往，孙曾经托人将自己写的《建国大纲》赠与冯玉祥。早在政变前孙中山就对冯玉祥做过堪称细致的工作，冯玉祥曾经派人去广东，拜见孙中山，他早就将希望寄托于孙中山“北上主持一切”，他和苏联顾问谈话时也说，他十分景仰孙中山，是孙中山“朴实的追求者”。 1924年10月13日上午，孙中山偕宋庆龄、汪精卫、李烈钧等20多人乘“永丰”舰北上，14日，到香港转乘其他船往上海。17日，孙中山到达上海，到码头欢迎的群众有万余人。 但是北京的时局瞬息万变。在孙中山还在路上的时候，11月15日，为了阻止长江地区的直系势力北上，冯玉祥不得不与张作霖、卢永祥和胡景翼、孙岳五人联名把段祺瑞推上了临时总执政的位置。本来由冯玉祥打开的新局面，变成了驱虎换狼的和局——冯本人也被排斥，他的国民军名义被陆军部撤销，不久，他又被调离北京，派到张家口当西北边防督办。孙中山到北京的时候，见到的将是段祺瑞而不是冯玉祥了。 对段祺瑞出任执政之既成事实，孙中山既表现出不计得失的大度，也满怀无法施展政治抱负的无奈。虽然并不对北京政府抱很大的希望，但他还是依然决定北上。12月4日中午，孙中山一行乘船到天津。虽然法租界已经戒严，不许船靠岸，但是船还未到，已经有5万左右的群众在码头等候。 孙中山没有见到段祺瑞前，不得不先见在天津的张作霖，事先孙中山让汪精卫写了一封信，与之约定往访时间，出发前，随行的李烈钧提醒说，当年刘邦在鸿门宴上会项羽，有张良、樊哙随行，代为出谋划策，得以平安无事，“现在总理访张雨亭，当然也要带一些人员同去，不知道派哪些人随去恰当？”孙中山经过考虑，决定带邵元冲、孙科、李烈钧、汪精卫同行，当时张作霖住在天津海河北岸的曹家花园，他得知孙要拜访，立即传令部署，非常森严。 李烈钧的回忆录描写，孙中山一行到了张的行辕门口，张作霖没有亲自迎接，派遣张学良出来引领，到了会客厅，也没有立刻出来相见，而是等候许久，才出来，并且坐在上席，显示出盛气凌人之势，孙中山看见这样子，当然不高兴，宾主之间居然陷于短时间的沉默，一时局面很僵硬，经过一番沉闷和静寂，最后还是孙中山打破僵局，开口说：“昨天到了天津，承派军警前往迎接，对于这种盛意，非常可感，所以今天特来访晤，表示申谢。”接着又说，这次直奉之战，赖贵军的力量，击败了吴佩孚，推翻了曹、吴的统治，实可为奉军贺喜。张作霖听罢，眉宇间流露出不欢喜的样子，说：“自家人打自家人，有什么可大惊小怪的，更谈不上可喜可贺了。” 会谈中，老奸巨滑的张作霖对孙中山软硬兼施，他一方面劝孙中山放弃联俄主张，由其做中介与各国公使修好，另一方面公然地对孙中山声称：“我是一个捧人的人，可以捧他人，即可以捧你老。但我反对共产，如共产实行，我不辞流血。” 由于劳累和受寒，自张作霖处返回，孙中山便感身体不适，发冷发热，肝部隐隐作痛。原打算在天津稍事停留尽早入京的孙中山，不得不在天津休养。此后，孙中山“虽然病卧在床，接见重要同志及宾客，仍是每日不断”。然而，皖、奉军阀的所作所为，加重了孙中山的病情。 1924年12月7日，段祺瑞与日本记者谈话中公然宣称：“孙所言之废除不平等条约，余殊不能赞同。”翌日，又发表宣言，表示尊重与列强所缔结的不平等条约。12月18日，段祺瑞派遣代表叶恭绰、许世英来见孙中山，在病榻上的孙中山闻知此事，极为愤怒：“我在外面要废除那些不平等条约，你们在北京，偏要尊重那些不平等条约，这是什么缘故？你们要升官发财，怕外国人，又何必来欢迎我？”也许是怒火攻心，当天孙中山的病情就加重了，经诊断，肝脏上有显著肿痛，体温接近正常，但脉搏跳得很快。 尽管失望日甚一日，但是在孙中山书面回答天津民众的信件中，仍然可以看见他的坚定，“兄弟此来，不是为争地位，也不是为争权力，是为特来与诸君共同救国的。13年前，兄弟与诸君推倒满清政府，为的是求中国人自由平等，然而我们中国人的自由平等，已被满洲政府从不平等条约里卖给诸国了，以至于我们仍处于次殖民地社会，所以我们必须要救国。” ------------ 生命的最后时刻（1） ------------ 1924年12月31日上午11时，病中的孙中山和宋庆龄、汪精卫等人由天津入京，遵冯玉祥之嘱迎接孙中山进京的鹿钟麟回忆，当天天气并不好，“刮起了凛冽的朔风，灰暗的乌云压得低低的”。但前门东车站一带已有数不清的学生和民众已经在那里聚集了，人人手中拿着小旗帜，上面写着“欢迎首倡三民主义、开创民国元勋、中国革命领袖孙中山先生”。 见到孙中山前，鹿钟麟“极度兴奋”，心想总算能见到景仰多年的伟大领袖了，但是他走进车厢的时候，还是大吃一惊。“孙先生不是坐着而是正躺在卧铺上，先生的随行人员环伺在他周围，从孙先生憔悴的面容上看，他的健康情况已很不好。”病中的孙中山枕边都是书，手上也拿着书在看，见到鹿钟麟，很吃力地将书放下，和他握手，并说了些客气话。 孙中山住进北京饭店，就开始请医生诊断。1月5日，经协和医院德、美7位医师会诊，决定以药针治疗。但经过半月诊治，病情仍毫无起色。1月21日，孙中山病情加重，体温升降失常，脉搏加快。23日，德国医生克礼建议外科手术治疗，但念及孙中山体力不支，众人又迟疑不决。后决定由协和医院法国医师注射药针，共注射11次，体温脉搏恢复原状。但自此以后，不能进食，进则呕吐。 在孙中山抵达北京的第二天，正好是1925年元旦，段派儿子段宏业和执政府秘书长梁鸿志到北京饭店向孙中山贺年，孙中山表示自己病体未愈，不能多为劳动，要几十天后才能与段会面。事实上段在暗地里已经开始展开了与孙的周旋斗争，一直操纵着善后会议。孙中山虽然明白，但是表面上还要与段应酬。因为各方前来拜访的人极其多，他为了减少精力消耗，把自己的人分成几组，汪精卫和于右任等人接待军政两界，于树德等接待社会人士，黄昌谷、杨杏佛接待中外新闻记者，这样他才能安心静养。 经夫人宋庆龄劝说，1月26日，孙中山同意入协和医院施行外科手术。当天下午，由协和医院外科主任邵乐尔为孙中山主刀。当医生在孙中山右部腰侧割开后，“只见整个肝脏表面、大网膜和大小肠上面长满了大小不等的黄白色的结节，结节发硬，将腹脏之器官连在一起，脓血甚多，所患为肝疾绝症，无法割治”。手术只用了25分钟就进行了缝合。医生们认为，仅凭肉眼便可确定孙中山患了肝癌。活检结果证实了这一结论。 1月30日，手术伤口拆线后，孙中山感觉良好。2月初，医生向孙中山如实汇报了诊断结果，他听后“安静而勇敢，决计与病魔抵抗，继续接受镭治”。当时有种用镭锭治疗癌症的实验，但是疗效甚微，从2月开始，孙中山隔日用其治疗，当时的医学试验证明，用镭锭治疗，50小时没效果，那就是无药可治了。到2月16日，孙中山用镭锭治疗已接近45小时，对于病症只是稍微减轻了痛苦，没有其他功效。 2月17日，协和医院以实情告以家属，称孙中山先生的病已无法治好。 2月18日，孙中山在宋庆龄、孙科、汪精卫、孔祥熙等陪同下，从协和医院移入铁狮子胡同11号行辕，改由中医治疗。为孙中山诊治的是北京著名中医陆仲安。孙中山服用第一、二剂中药后，安睡良好，脚肿尽消，气色转佳，众人皆以为会出现奇迹。岂料第三剂中药服后，孙中山便开始腹泄，陆大夫也表示爱莫能助。每逢友人、同志前来探视，孙中山常老泪纵横，叹息不已。 这段时间，宋庆龄在病榻前日夜服侍，几乎没有正常睡眠，从广州赶来的何香凝说：“（宋庆龄）从没有正常睡过，真使我感动”。然而宋庆龄这样的操劳并没有感动上苍，孙中山的病情还是持续恶化。 孙中山入住协和医院时，为应付时局，汪精卫、陈友仁在北京设立了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汪精卫、于右任、李大钊、李石曾、吴稚晖、邵元冲、陈友仁为政治委员会委员。政治委员会多次开会研究孙中山遗嘱草稿。2月24日下午，医生提醒家属，孙中山的病情加重，不如趁他还清醒，请示遗言。经宋庆龄同意，汪精卫、孙科、宋子文、孔祥熙四人为代表进入病房。孙中山病情虽很严重，但神志却清醒，见汪精卫诸人欲言又止，就问：“你们有什么话要对我说，不妨说吧！” 汪精卫以委婉的语气对孙说：“当先生住进协和医院时，同志们都责备我们，为什么不请先生留下一点教诲，以资遵循。先生如果早日康愈，这些教诲也是我们的典范。先生虽有力量抵抗病魔，我们也愿意替先生分忧，今天先生精神颇好，应该留下一些教诲，让同志们受用。” 孙中山听后，闭上眼睛沉默了一会，然后睁开眼睛郑重地说：“如果我的病痊愈，我要说的话很多，待我先赴温泉休养，静静地想一想，以后再讲给人们，万一我死了，就由你们去做吧。” 汪精卫等人再请孙中山，说国民党正处关键时机，如果党的领袖没有一个指导方针，大家很难有所抉择。孙中山沉默了很久，才说：“我死之后，这些敌人不会放过你们的，他们或许使用其他方法使你们软化，前途确是危险，我不说也好，因为如此你们较容易应付未来的环境。”孙中山歇了一会儿，又说：“我著的书不是很多吗？各同志可以好好念念。” 汪精卫在旁边小心答道：“我们还是请求先生留几句话下来。”孙说：“你们要我说些什么？有没有替我考虑？”汪说：“我们已经预备了一份稿子，请先生核定，现在我念给先生听。”孙中山睁开眼睛说：“好，就念给我听吧。” ------------ 生命的最后时刻（2） ------------ 于是，汪精卫就把草拟好的稿子念给孙中山听。第一篇是政治遗嘱，后来被精练成著名的一句：“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全文是： 余致力国民革命，凡40年，其目的在求中国之自由平等。积40年之经验，深知欲达到此目的，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现在革命尚未成功，凡我同志，务须依照余所著《建国方略》《建国大纲》《三民主义》及《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继续努力，以求贯彻。最近主张开国民会议，乃废除不平等条均，尤须于最短期间促其实现，是所至嘱！ 第二篇是家事遗嘱，内容是： 全因尽瘁国事，不置家产。其所遗之书籍、衣物、住宅等，一切均付吾妻庆龄以为纪念。余之儿女已长成，能自立，望各自爱，以继余志。此嘱。 这两篇遗嘱，孙中山都感到满意，汪精卫本想开门取笔墨以请孙中山签字。这时，孙中山听见屋外传来宋庆龄悲哀的哭泣声，便对汪精卫说：“你且暂时收起来吧！我总还有几天的生命的。” 此后，孙中山的病情更加恶化， 全身浮肿，德国医生克礼继续治疗，又请了留学日本的医生王纶用新发明的药水隔日注射，但是连续注射后，腹水有增无减。至3月10日，孙中山身边的医生已经束手无策。他的脉搏每分钟已经跳到了156次。可是这种时候，他还是很关心东征军的进展，让来京的何香凝告诉廖仲恺，不要来京，以免耽误广州的工作，让汪精卫电报给东征军：“不可扰乱百姓”。 3月11日上午，守候的何香凝见孙中山的瞳孔已经开始散光了，就叫汪把遗嘱拿出来签字，大家怕宋庆龄再度悲泣，使孙中山不忍签字，何香凝就把情况对宋进行了说明，宋庆龄说，已经到了这个时刻，我不但不阻止你们，还要帮助你们。大家走到榻前请示，宋庆龄含着泪，抬起孙中山颤抖的不能自持的手腕执钢笔在三份遗嘱书上签字。此时，孙中山的英文秘书陈友仁，送上一份由陈友仁和鲍罗廷起草的致苏俄遗书英文稿，由宋子文读给孙中山听。遗书表达了对苏联的敬意，希望国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与苏俄“合力共作”。这一体现孙中山“中俄合作”思想的文件，最终也由孙中山签字。 这时候，屋子里的气氛悲痛到极点，孙中山神情安详，他对移开签字桌的护士说，谢谢你，你的工作快完成了。周围的人再也忍不住了，失声痛哭。孙中山把孙科、女婿戴赛恩叫到床前，告诉他们要“善待夫人”，宋庆龄尤其悲痛到极点。 下午，他的病情持续恶化，他拉着何香凝的手，连说两句“廖夫人”，何表示她知道孙改组国民党的苦心，“孙先生一切主张，我也誓必遵守的，至于孙夫人，我也当尽我力量来爱护”。孙中山很吃力地说：“谢谢你。”旁边的宋庆龄“哭声惨切”，何一直不离左右。 11日晚，他处于昏睡状态。深夜4点，他已经到了昏迷状态，猝发妄语，让卫兵一人抱头，一人抱脚，把他放在地上，卫士不敢听命，宋庆龄上前用英语问，“亲爱的，你要干什么？”孙中山说：“我要在地上一睡。”宋庆龄说：“地上冰冷，睡不得的。”孙中山说胡话道：“我不怕冷，最好有冰更妙。”宋明白他在说胡话，侧面垂泪，悲怆不已，孙中山说：“亲爱的，你不要悲哀，我之所有即你之所有。”宋庆龄哭道：“我一切都不爱，爱的只有你而已。”众人听罢都忍不住垂泪。 这也是两个人最后的对话，从孙中山发病到去世的3个月，也是宋庆龄一生中最痛苦的三个月，她基本是每夜守在病榻前照顾，害怕别人照顾不周到。两人结婚十多年来，一直朝夕相处，感情非常之深。《家事遗嘱》中，他将所有的书籍、衣物、住宅等全部留给宋庆龄作为纪念，但是，就物质而言，他留给宋的一切，只有2000本书，一些日用品，还有上海香山路由几个爱国侨胞捐赠给他的一幢房子，而且这房子为了给革命筹款，先后典当过三次。 清晨，弥留之际的孙中山还用断断续续的语言说：“和平，奋斗，救中国。”1925年3月12日9时30分，中国民主革命的先驱、一代伟人孙中山心脏停止了跳动，享年59岁。 ------------ 不尽的哀荣（1） ------------ 孙中山逝世当天，段祺瑞政府发布下半旗志哀令，并决定拨专款作为孙中山先生的葬费。此后数日，驻京苏联大使，以及德、英、比、丹、法、荷、西、瑞典、葡等国公使，都亲临吊唁，不少国家的政府或友好人士发来唁电。1925年3月13日，苏联共产党、第三国际还分别给中国国民党发来唁电，对孙中山先生的病逝表示哀悼，愿先生开创的革命事业不朽。 孙中山逝世后，治丧处经过决议，打算长期保存遗体，首先在北京协和医院做了防腐手术，入殓时，遗体穿西式衬衫，外罩民国大礼服，头戴大礼帽，殓具用的是美国的楠木玻璃盖棺材，以供大家瞻仰。但孙中山遗体入殓后不久，孔祥熙嫌这副楠木棺太小，又换了一副大的楠木棺。这副楠木棺为椭圆形，前端呈方形，棺中用玻璃作隔层，揭开棺盖便可瞻仰孙中山的遗容。 3月19日，当孙中山灵柩从协和医院移至中央公园（今中山公园）时，沿途护灵致哀的民众约12万人。灵柩停在中央公园后，24日开始公祭。灵堂设于中央公园社稷坛正中，上悬孙中山遗像及“有志竟成”横匾，两旁悬挂“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须努力”对联。三天中前来致祭签名的就有74万人。各界赠送的挽联、哀词、祭文达6万余件。有一副挽联写道： 五千年帝制流毒，赖先生树起五权宪法，三民主义，缔造新邦，双手转立黄，创此空前事业； 四百兆民众涂炭，看今日仍知强邻群迫，军阀私争，内外交困，哲人顿萎谢，孰擎此后山河。 3月15日，中共中央致唁电给国民党中央，并发布为孙中山先生之死告全国民众书，在悼念孙中山先生病逝的同时，号召国民党革命同志和全国民众，继承孙先生之事业，努力奋斗，以竟其志。21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又出版了《孙中山特刊》，以示悼念。此后，无论是在革命战争年代，还是在新中国建立之后，中国共产党人一贯缅怀与纪念孙中山先生的伟大历史功勋，并继续与完成了他所未能完成的革命大业。 1925年3月21日，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永久纪念孙中山，决定将“永丰”舰改名“中山”舰，将香山县改名“中山县”（4月16日正式改名）。5月16日，国民党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接受总理遗嘱，并发表宣言。在中国共产党人和国际无产阶级的帮助下，孙中山先生首创的国民党曾一度完成先生遗志，完成了统一广东及北伐大业。1940年4月，国民政府通令全国，尊崇孙中山先生为中华民国“国父”。 4月2日上午，灵柩由中央公园出发，送殡的人又达到30万人之众，更有2万多人一直追随灵柩，从西直门步行到碧云寺，其中不少是青年学生和工人。宋庆龄头罩黑纱，身穿黑色夹袍，着黑鞋，乘一辆由两匹马牵引的黑车，跟随在孙中山灵车之后。孙中山的灵柩暂厝于西山碧云寺的金刚宝塔内，直到1929年奉安，孙中山的灵柩一直安放于西山。据说北伐战争期间，奉系军阀张作霖眼见北伐军步步紧逼，疑为孙中山在天之灵庇佑，曾起毁坏孙中山遗体之念，但由于僧人悉心照料，张作霖未能得逞。 1912年4月1日，孙中山在解除第一任临时大总统职后，曾与随从同游南京东郊明孝陵（明太祖朱元璋陵墓），在今中山陵所在地休息时，见其地三峰并峙，蜿蜒如龙，山名紫金，又与他先祖居住的广东东江上游紫金县县名相同，因此笑着对随员说：“待我他日辞世后，愿向国民乞一抔土，以安置躯身。”直至弥留之际，孙中山叮嘱宋庆龄将他安葬在紫金山。 孙中山逝世后，1925年4月11日，宋庆龄亲赴南京紫金山勘察孙中山墓址，经勘察，择定南京紫金山南麓中茅南坡为墓地。这里前临平川，后拥青峰，西邻明孝陵，东毗灵谷寺，南达钟汤路，面积约六千余亩。20日，宋庆龄为继续勘察孙中山墓址再次赴南京。 1925年5月中旬起，以杨杏佛任主任干事的总理葬事筹备处登报悬奖征求设计图案。四个月中，共收到各地工程师设计的陵园图案40余份，全部在上海大洲公司3楼公开陈列。从9月15—20日，为陵园图案评判日期。经宋庆龄等亲属及有关专家、官员讨论评审，远在美国求学的工程师吕彦直的设计图案以第一名当选。 这一设计图，在紫金山指定的坡地，以高度线140米处为起点，由此而上达到170米左右，为陵墓之本部，“广500尺，袤800尺”，其范界略呈一钟形，象征警世的木棒。宋庆龄等认为，吕彦直的设计，融会中国古代和西方建筑精神，特创新路，别具一格，庄严俭朴，寓意深远，实为呕心沥血之作。 1926年3月12日，是孙中山逝世一周年纪念日。3月4日，宋庆龄从广州经上海赴南京，参加中山陵奠基典礼。12日，全国各地代表近万人参加中山陵奠基仪式。基石刻有“中华民国十五年三月十二日中国国民党为总理孙先生陵墓奠基礼”29个字，字作颜体，由谭延闿手书，国民政府拨付30余万元开办建筑费。 1929年5月，耗资100多万的中山陵建成，国民政府决定将孙中山遗体由北平西山碧云寺暂厝地移葬新陵，国民政府特命蔡元培、宋庆龄赴北平接灵。5月22日，国民政府在北平西山碧云寺为孙中山举行了隆重的换棺仪式。孙科请协和医院的医生和护士将孙中山的遗体揩拭干净，加裹白绸，并理发，然后由孙科、郑洪年、马湘为其穿了内外衬衣、白绫内裤、白丝袜、黑缎鞋，外加素蓝纱袍、黑素缎马褂、白丝手套。穿戴整理完毕之后，孙中山遗体被小心翼翼地移入紫铜棺内——这副紫铜棺是从美国订购的，制作考究，外形精美，价值1.5万两白银，于1925年8月运到上海孙中山先生丧事筹备处。宋庆龄看后很满意。1927年4月，上海葬事筹备处迁到南京，紫铜棺也运到南京。1928年12月30日，紫铜棺被运往北京。 易换下来的那副楠木玻璃棺，放入了孙中山的衣服、鞋袜后，被封入北京西山碧云寺石塔内，立法院长胡汉民为之题写了“孙中山先生衣冠冢”石碑。第一副楠木小棺则存放在北京中法中学。今天在碧云寺中山纪念堂，可以看到一口带玻璃盖的漆成黄色的铜棺，这是当年孙中山去世时去苏联定制的水晶棺，但因为保管不善而破裂，而二次派人入苏购买的玻璃盖钢棺不利于遗体保存，所以这副苏联政府赠送的棺材，后来一直放在碧云寺供人瞻仰。 1929年5月26日，灵柩自北京西山起运南下，28日抵南京，30日举行公祭。 1929年6月1日，正式举行奉安大典，蒋介石主祭。孙中山的8名卫士抬紫铜棺入墓穴安葬。此后多年，虽历经战乱，江山易主，但中山陵始终未受破坏。 ------------ 不尽的哀荣（2） ------------ 中山陵纪念馆如今还保存着两张珍贵的老照片，分别是毛泽东和周恩来谒陵时的情形。周恩来那张摄于1946年5月，当时作为参加国共和谈的中共代表团团长的他，在抵达南京后，马上前往中山陵谒陵。毛泽东那张摄于1953年2月23日，照片上的毛泽东正与陪同人员，由中山陵的正门大道上往前走。毛主席谒陵时，当时有关方面从安全保卫的角度出发，安排毛泽东从一条边侧小道上陵。毛泽东闻知这个安排后觉得不妥，说，我堂堂一个国家主席，从小道走成何体统？不能从小道走。于是便有毛泽东从正门大道谒陵的照片。 1956年，为纪念孙中山先生诞辰90周年，中央组成了谒陵代表团。毛泽东特别请朱德委员长率团前往。而在1966年，孙中山先生百年诞辰时，由于“文革”运动方兴未艾，谒陵的规模和场面小了许多。中山陵也两次留下了邓小平的足迹：1975年4月，他陪朝鲜主席金日成谒陵；1985年2月，他带着小外孙，在江苏省委、省军区领导陪同下谒陵。 在中山陵园旁边还有廖仲恺夫妻合葬墓，廖仲恺遇刺中弹身亡于1925年8月20日，47年之后，即1972年9月1日，他的夫人何香凝病逝于北京。依照她“生同寝，死同穴”的遗愿，灵柩运往南京与廖仲恺合葬。何香凝逝世9年之后，宋庆龄病逝于北京。她的遗体火化的第二天，骨灰就用专机运往上海，安葬于万国公墓的宋氏墓园。身为孙中山的夫人和战友，却没有与孙中山合葬，成了一个历史之谜。 一位美国学者曾这样评价孙中山：“是他站在人民群众的立场上，要求国家的统一、和平，结束外国人在中国所处的特殊地位。一言以蔽之：‘挽救中国！’——一种很老很老的呼声！对此，爱国的中国人民肯定地会加以支持和响应的。”孙中山的去世，是中国的巨大损失，国内各报刊和各界人士都给予孙中山极高的评价，就连与孙中山政见不同的人，都不能不承认孙中山精神的伟大，人格的伟大。 美国一家报纸，更是将孙中山与印度的甘地、土耳其的凯末尔、俄国的列宁、美国的威尔逊一道，列为“现代五杰之先知先觉者”。 共产党人陈独秀说：“全国的民众啊！我们没有了为国家为民族刻苦奋斗40年如一日的中山先生了！我们失去了伟大的革命领袖，是我们极大的损失。”李大钊盛赞孙中山：“40余年殚心瘁力，誓以青天白日，红色红旌，唤起自由独立之精神，诚为人间留正气。” 就连总是站在孙中山对立一面的梁启超也承认：“孙君是一位历史上大人物，这是无论何人不能不公认的事实。我对于他最钦佩的：第一是意志力坚强，经历多少风波，始终未尝挫折。第二是临事机警，长于应变，尤其对群众心理，最善观察，最善利用。第三是操守廉洁，最少他自己本身不肯胡乱弄钱，便弄钱也绝不为个人目的。” 孙中山逝世以后，全国各大报章发表了众多的评论，其中上海《申报》的评论饱含着对孙中山的深厚感情，对他的一生作出了极高的评价： 中国数十年来为主义而奋斗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国政界中之人格，不屈不变，始终如一者，中山先生一人而已。中山先生真爱国者也；于为国之外，无其他杂念，可谓纯洁之爱国者。中山先生真实行者也；不顾成败，不问毁誉，可谓勇往之实行者。以中国今日之情形言，人才少，奸佞多；有所措施，每反初愿，不能尽如人意；此乃社会之孽，而非中山之罪也。故以有名于世者，中山先生诚中国一人而已。 诚然，在内忧外患之中探索救国之路的不止孙中山一人，为此献出生命的仁人志士更是前仆后继。但是，孙中山却是一面伟大的旗帜，清王朝正是在这面旗帜下轰然倒塌，中华民国也正是在这面旗帜下迎来曙光。 一代伟人孙中山逝去了。他应该是怀着遗憾逝去的，因为他不能亲见他梦想中的独立、民主、富强的中国；但他也是怀着自豪逝去的，因为他为中国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他更是怀着希望逝去的，因为共和的观念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四万万中国人正坚定地沿着共和的道路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