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当过间谍

《他们当过间谍》
《他们当过间谍》
作者：谢为群、张军

内容提要：
　　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的间谍生涯
　　间谍一直是吸引人的名词，世界著名作家当过间谍更让人产生猎奇的兴趣。本书介绍的十三位世界著名作家，他们的名字妇孺皆知，传记版繁多。但当过间谍这一段的特殊历史却鲜为人知，他们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第二次世界大战和冷战期间，曾经从事过秘密工作，正是由于这些难得的经历得以创作出脍炙人口的间谍小说。


目录
第01章萨默塞特·毛姆
第02章约翰·巴肯
第03章伊恩·佛莱明
第04章格雷厄姆·格林
第05章约翰·勒卡雷
第06章约翰·宾厄姆
第07章马尔科姆·莫格里奇
第08章康普顿·麦肯齐
第09章厄斯金·奇尔德斯
第10章汤姆·德莱伯格
第11章霍华德·亨特
第12章丹尼斯·惠特利
第13章莱恩·德顿


第01章萨默塞特·毛姆
　　萨默塞特·毛姆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月亮与六便士》《啼笑皆非》《人性的枷锁》《刀锋》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艾兴顿》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在瑞士充当英国军情六处的间谍，试图扶持克伦斯基临时政府，阻止俄国革命；二战期间毛姆重新出山，在英国情报处新处长威廉·斯蒂文森麾下效力。
　　精彩旁白：萨然塞特·毛姆生于1874年，8岁时母亲去逝，10岁时父亲死于胃癌。他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成绩突出，但有一只脚畸形，不擅长体育运动，口吃。毕业于医学院，是一名同性恋。毛姆一生创作颇丰，1987年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兰欠斯的莉莎》；1915年出版《人性的枷锁》；此后又有无数作品问世。后来，他当间谍的经历，创作了极有影响的间谍小说《艾兴顿》，“艾兴顿”已经成为世界间谍小说的一个典型人物。
　　萨默塞特·毛姆是二十世纪英国最伟大的作家之一。他脍炙人口的作品像他的名字一样在世界各地广为流传，不同版本的传记作品也屡见不鲜。而他出于高度的爱国主义热情，曾经替军情六处工作的历史，却鲜为人知。
　　英国军事情报局第六处（MI6），亦称秘密情报处，设立于1909年，他的主要工作目标是开展海外谍报活动。军情六处的第一任首脑是上尉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他姓氏的第一个字母C以后一直成了MI6首脑的化名。威廉·萨默塞特·毛姆是该处早期最有传奇色彩的成员之一。
　　同性恋者
　　从表面上看，威廉·萨默塞特·毛姆并不像一个MI6的特工人员。他出生于1874年，童年的创伤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在心理上给他留下了永远无法消除的障碍。他在巴黎一直住到8岁，那年他的母亲爱迪丝在分娩时死去。两年之后，他的父亲罗伯特死于胃癌。由于他后妻挥霍无度，罗伯特死后遗产所剩无几。于是，毛姆被迫离开法国来到英国，在他的伯父身边度过童年。
　　(图片海滨小镇或英国式学校)
　　孤苦伶仃的身世造成了毛姆的口吃，这一缺陷和一只畸形足、加上身材的矮小使他常受人欺凌。于是，他只能躲在书堆中，以求摆脱维多利亚时代的海滨小镇狭隘的乡土观念，逃避他所憎恶的坎特伯雷皇家公学的教育制度。毛姆的三位兄长当母亲亡故之际都只有十来岁，在毛姆幼小的时候他们就离家就读于寄宿学校，如今都已是多佛大学的优等生了。只有毛姆一人不如意。在1915年出版的《人性的枷锁》中，他通过主人公菲力普准确地描绘出了他在皇家公学的那段日子：“他收藏着许许多多奖品……他的成功使他摆脱了欺凌，但是他却并不高兴。同学们之所以容忍他的成功是因为他有残疾。”
　　毛姆的拉丁语和希腊语成绩突出，可是由于一只脚畸形，他在体育运动上相形见绌。及至读高中时，他已不再受人欺侮，但他萌生的自卫方式——一种讽刺的机智却无助于他赢得人心。这个“习惯”后来在他的谍报工作中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使他能够洞察部下和敌手的性格。《人性的枷锁》中的主人公菲力普很想与一个名叫罗思的男孩建立友谊，但结果是一厢情愿。这种由单相思带来的痛苦折磨了他好一阵。
　　(图片毛姆像)
　　萨默塞特·毛姆的传记作者泰德·摩根曾去皇家公学查阅档案。虽然没有查到罗思这样一个学生，但发现了和毛姆一同得过奖的一个同班同学，他的名字叫艾兴顿。这就是毛姆给他的《月亮和六便士》《艾兴顿》《啼笑皆非》三本书中的第一人称叙述者起的名字。可以断定伦纳德·艾兴顿就是他在想像中或现实中交往甚密的某个人。倘若同性恋是植根于年少时候的话，没有比英国公学更肥沃的土壤了。
　　1890年春，毛姆离开英国，在海德堡住了一年半。在那里，他第一次遇到了唯美主义者约翰·埃林汉姆·布鲁克斯，此人不仅影响了他的文学爱好，而且带走了他的童贞，因为他是个同性恋者。那年毛姆才十六岁。
　　医科学生的处女作
　　在1892年初回英国途中，毛姆决心瞒着伯父写作。他的伯父利用家庭压力迫使他从商。但毛姆在伦敦的会计事务所只干了一个月就回到了白马厩镇。生气的伯父求教于当地的一名医生。那名医生建议他的侄子最好学医。起初，毛姆坚决反对这个主张，以致惹得他伯父中了风。最后他不得不让步，成了一名医科学生。1892年9月27日，他入伦敦圣托马斯医院学医，当时十八岁。很快他当上了妇产科助产士，有机会去附近地区接生。在学医的第三年，发生了奥斯卡·王尔德的丑闻奥斯卡·王尔德，英国唯美主义作家。著有小说《陶连·格雷的画像》，剧作《少奶奶的扇子》等。1895年他因遭指控犯有同性恋行为而被捕入狱。。他十分害怕，决定谨慎地隐瞒他的同性恋的秘密。
　　(图片奥斯卡·王尔德的照片)
　　1897年，毛姆出版了第一部小说《兰欠斯的莉莎》，取材于他学医期间对贫民窟生活的见闻。这本书虽然比较肤浅，但观察很细腻。在前言里毛姆如是说：“由于想像力贫乏，我不得不拘泥于事实。”不过，书的销路不错，9月7日《每日邮报》称：“全篇充满着小酒馆的气息，非常沉闷。但是笔触灵活动人，必须承认它描绘出了栩栩如生的生活景象。”
　　毛姆毕业之后即赴欧洲旅行。1899年他回到伦敦，写出了下一本书《人性的枷锁》的初稿。稿子不断遭到出版商的拒绝。起初他灰心丧气，后来却渐渐认识到退稿对他特别有益。该书在1936年出版时，他在序中这样写道：“要是他们中有人当初接受了我的初稿……那我将会因我年纪太轻而无法正确利用这些素材。我与所描写的事情的距离还不够远，不可能处理妥当，而且当时我还没有那些后来大大丰富了小说内容的经历。”以后的十八年里，他致力于文坛耕耘，一年至少出版一本书或一个剧本，并不断外出游览观光。成名之后，他用极强的毅力克制同性恋的欲望，逐渐树立了进入社交圈的信心。
　　情场迷惘
　　(图片盛大晚会的照片)
　　在1911年冬的一次晚宴上，他第一次邂逅西莉·威尔康，发现她十分迷人。她与丈夫亨利·威尔康——制药公司创始人已经分居，但是她仍很富有，因为亨利每年给她2400英镑。她很时髦，有许多情人，其中就有英国百货商店巨子高登·赛尔夫里奇。但是，她的儿子患有精神病，主要由亨利照顾，只在夏天才来她这儿小住。
　　两年后，毛姆向女演员苏·琼丝求婚。他之所以年届四十才打算结婚，一方面是因为面子问题，另一方面是因为他感到现在他能够和女人发生性关系了。然而，苏生活放荡，虽不想结婚，但愿和他同床。她根本不适合毛姆。数月后，她嫁给了伯爵安特里姆六世的次子奥古斯·麦克道奈尔。毛姆感到这是对他的莫大羞辱，后来在《啼笑皆非》中把苏写成了罗西。罗西是他笔下所有女性人物中最可信的一个。
　　随后毛姆去了纽约，那里的评论家对他的剧本《福地》褒贬不一。1914年1月，他回到伦敦后重逢西莉·威尔康。西莉失去了对她精神病儿子的监护权，所以急于想再要一个孩子，毛姆勉强答应做她未来孩子的父亲。他们在波尔多同居了。当西莉突然告诉他，她正在考虑和威尔康离婚时，毛姆立刻惊慌起来。不久，西莉流产了。不过，当她怯懦地问毛姆是否想结束他们的关系时，毛姆却体贴地否认了。
　　“迷人的秘书”
　　(图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图片，战争场面、伤员、担架)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毛姆觉得自己太老太矮，不够入伍资格，于是不很情愿地参加了救护队，开往法国协助救护伊普尔运来的伤员。他先是当翻译，不久发现那儿大量需要的是司机，便回英国受训。训练完毕，他被派往弗兰德斯，后又转到斯廷福德和波普林杰。波普林杰离前线非常近。
　　就在前线救护队里，毛姆第一次遇见了对他一生颇有影响的一个人——当时二十二岁的杰拉德·赫克斯顿。他的父亲是美国人，母亲是英国人。他虽说貌不出众，但毛姆觉得他的冒险精神很有感染力。他能以轻松的方式与人交谈，始终缺乏这种才能的毛姆立刻被他迷上了。在毛姆眼里，赫克斯顿就是坎特伯雷皇家公学里那种生龙活虎充满自信的男孩。
　　杰拉德·赫克斯顿当上了毛姆的得力秘书，在他广泛的游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与毛姆的拘谨、口吃相比，他那开朗的性格就是一笔巨大的财富。毛姆在1938年版的自传性随笔集《总结》中写道：
　　我羞于结识陌生人，所幸的是旅途中我的一位旅伴有着不可估量的社交天赋。他那友善的性情使他能在极短的时间里在船上、俱乐部里、酒吧内、旅馆中与人交上朋友。于是通过他我就可以从容地接触到许许多多原先我只能泛泛而知的人。
　　可是，赫克斯顿也有弱点：酗酒、放荡、好闹事、不诚实。当毛姆渐渐发觉这些问题时，西莉在英国公开了她怀孕的消息，这个消息扰乱了毛姆的心绪。他明白生活过于复杂就不会舒适。1915年2月4日，他获准返回伦敦。
　　1915年8月13日，伦敦的威廉·海曼公司与美国的道布尔戴公司同时出版了《人性的枷锁》。这是毛姆融事实和虚构于一体的自传体小说，在大西洋两岸首版5000册，这在当时已是他最大的成就了。《人性的枷锁》虽然在伦敦反响不佳，但是毛姆无暇顾及，因为他等待着西莉分娩（最终还是剖腹产）。他们的女儿莉莎于1915年9月1日降生。这时，杂务缠身的毛姆益发急于投笔从戎，但是救护队里没有空缺。他在伦敦彷徨无助地寻觅着一条出路。后来西莉出面安排他在一些社交场合结识了她的一位朋友约翰·沃林杰爵士，从而拯救了他。
　　“湖滨”旅馆的特殊房客
　　沃林杰爵士从前是印度警方人员，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一直是法国和瑞士情报机关的首脑。他提醒毛姆，他在法德的影响以及专业作家的身份使他具备了一流密探的全部潜力。当毛姆从惊愕中恢复过来后，沃林杰给了他一份工作，要求他以写书作掩护住到一个中立国家去。毛姆对此很感兴趣，因为那将是一种很有意思的秘密生活，可以为将来著书提供素材。不久沃林杰通知毛姆，他被派往瑞士顶替一名患神经衰弱症的间谍，不日就要动身。
　　在毛姆等待启程之际，心乱如麻的西莉告诉他，亨利·威尔康准备同她离婚，毛姆被指定为共同被告。毛姆闻言不由心惊胆战，以往害怕公开出丑的恐惧都涌上了心头。西莉为了博得同情吞药轻生，虽然没有造成严重的后果，但却加深了毛姆的心灵创伤。毛姆把他越积越多的法律问题交给高级律师乔治·刘易斯爵士处理。乔治爵士劝他别傻乎乎地娶西莉，还是给她两三万英镑了结此事（这笔巨款毛姆还负担得起）。但毛姆拒绝了爵士的建议。他当然不想娶西莉，可要是不娶她，那么女儿莉莎会怎么样呢？虽然他知道他正在无可逆转地慢慢陷入感情的陷阱，但他同时也害怕孤独。童年的凄凉遭遇依然历历在目，触目惊心。
　　毛姆与乔治爵士见面后不久，沃林杰告诉他瑞士秘密之行已准备就绪，要求他前往卢塞恩调查一个携德国妻子住在那里的英国人，任务完成后再去日内瓦落脚。沃林杰没有许诺给他什么嘉奖。“要是你干得好，”他对毛姆说，“你得不到感谢；要是你出了事，你也得不到帮助。”
　　毛姆圆满地完成了卢塞恩的调查任务，汇报之后赴日内瓦，遵嘱住进了“湖滨”旅馆。后来，他发现那里有点像间谍活动中心。到1915年底，他已经干上了间谍这一行。
　　(图片旅馆)
　　毛姆每星期越过日内瓦湖去法国境内送一次报告。真正让他担心的只是他有可能因违反瑞士中立法而被逮捕。在此期间，他利用余暇研究这座城市，编写剧本。在1928年出版的《艾兴顿》的前言里，毛姆写下了他从事日常间谍工作的亲身经历：
　　这些小说是由我塑造出来的人物贯穿起来的，所以尽管它们篇幅很长，但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它们取材于我的战时亲身经历。但我要让读者感到它们不是法国人称之为“报告文学”的作品，而是虚构的小说。……情报工作总而言之是单调乏味的，有些甚至是徒劳无益的。它所提供的素材零散而无聊，作者不得不亲自把它整理成连贯紧张、煞有介事的小说。
　　1915年11月13日，杰拉德·赫克斯顿在考文特花园旅馆与一个名叫约翰·林德赛的人发生了同性恋关系，以严重猥亵罪被当场逮捕。虽说赫克斯顿最终被判定无罪，但污点却洗刷不了。结案不久，他离英赴哥本哈根。1919年2月他重返英国，满心希望丑闻已经淡漠，却不料被驱逐出境，禁止返回英国。毛姆决定定居法国南部，这样他可以在那里雇佣赫克斯顿当秘书。驱逐出境的理由似乎不很充足。即使罪行确凿，赫克斯顿的行为也绝对不适用这种惩罚。然而，这似乎并非是问题的关键。《毛姆传》的作者泰德·摩根在研究了内务部的资料之后，发现了一个有趣的事实：赫克斯顿是因为“安全及其他理由”而遭驱逐的。他可能是为比利时情报部门工作的间谍。
　　(图片日内瓦的景色)
　　1916年，毛姆为排演他的新戏《卡罗琳》返回英国。同年2月13日他听到了西莉离婚的消息。判决结果是一项中间裁决在离婚诉讼中，指一定期限内无人提出异议，离婚判决方可生效。，亨利·威尔康正式得到了对他儿子的监护权。毛姆立即回到了日内瓦，不久西莉也来与他相聚。但她很快就厌倦了日内瓦的生活，并为毛姆的常常不归而烦恼不堪。后来她返回了英国，毛姆也如释重负。毛姆已被这种复杂的三角关系以及提心吊胆的生活弄得精疲力竭，于是赴法国的一处温泉疗养。到了七月，他发觉瑞士的谍报工作越来越零星。彻底失望之下，他决定辞职。沃林杰批准了，毛姆的一段庸庸碌碌的间谍生涯宣告结束。至此他已足足当了一年间谍。
　　邱吉尔的警告
　　英国作家康普顿·麦肯齐、美国剧作家爱德华·诺布洛克和画家杰拉德·凯利都是与毛姆同时代的情报人员。1928年，艾兴顿系列小说一发表就使麦肯齐的间谍小说《两极相通》黯然失色。麦肯齐相当气愤地在自传中写道：
　　战时毛姆是作为中间人在瑞士收集情报，然后转送伦敦的谍报总部。我和他的经历截然不同。他能以最佳的毛姆方法处理他的情报，但是毛姆绝对无法处理我的情报。
　　杰拉德·凯利是一名在西班牙工作的情报官员。他是毛姆的朋友，曾经给他画过一幅著名的肖像“弄臣”。至少有两篇艾兴顿小说《没有毛发的墨西哥人》和《黑女郎》是取材于凯利的生活。然而这些小说不管多么单调沉闷，大都十分贴近毛姆在1915—1916年的亲身经历。毛姆被迫焚毁了其他未出版的艾兴顿小说，因为温斯顿·邱吉尔阅过手稿后警告说他的小说内容违反了政府的保密法。尽管如此，残存的那些篇章还是相当逼真地描绘出了毛姆的间谍活动。
　　譬如，有这样一个情节：瑞士警方在日内瓦艾兴顿的旅馆房间里要求他解释他在瑞士的活动，艾兴顿说他是在写作。他们问他为什么来日内瓦写作，他说英国太嘈杂，不能提供令人满意的创作环境。艾兴顿像毛姆一样遇到了他的间谍伙伴惹出的麻烦。如有一个驻塞尔的间谍把情报卖给了德国人，而另一个为了加薪竞威胁说，要向瑞士当局告发艾兴顿。在间谍接头、传递情报、等待英国方面的指示方面，艾兴顿的任务与毛姆有许多相似之处。他也写永远不会有人读的报告。可是，有一次他在报告中开了一个玩笑，遭到了顶头上司的严厉批评——毛姆也发生过一次类似的情况。艾兴顿还和毛姆一样被派到卢塞恩去监视一个英国叛徒以及他的德国妻子，却不料自己的作用仅仅是充当诱饵。
　　约翰·勒卡雷约翰·勒卡雷——英国当代著名的间谍小说家。，曾告诉《毛姆传》的作者：“《艾兴顿》这部小说无疑是对我有影响的……我认为毛姆是第一个用清醒的近乎写实的笔调来描写间谍活动的人。”1928年4月12日的《泰晤士报》文学副刊评论道：“以前从未有人如此清晰地剖析过谍报工作。反间谍工作常常是一些谨小慎微的人或良心未泯的人不愿意做的道义上不可宽恕的工作。”艾兴顿和毛姆的雷同不仅限于某些经历。在个人特征方面也有许多相似之处：人到中年，头发稀疏，害怕秃顶，爱打桥牌，为人宽容，处事客观，尽管生性腼腆，但能与他所讨厌的人交谈；不过，艾兴顿却没有毛姆的两块心病：畸形足和口吃。如果把这些也写进去的话那太讨人嫌了。
　　西伯利亚快车
　　(图片奔驰的火车图片（满版）)
　　1916年夏，毛姆决定娶西莉为妻。不幸的是她的离婚还未办妥，毛姆自觉像一个死缓犯人，于是前往纽约。三个星期后，西莉来电说她已上路来与他相聚。接踵而至的短暂恐慌迫使毛姆不得不从速决断：去码头迎接她时，告诉她他正要去南太平洋构思一部取材于高更法国著名后期印象派画家。他厌倦都市文明生活，于1891年赴南太平洋塔希提岛隐居。毛姆构思的这部小说即是后来出版的《月亮和六便士》。生平的小说。实际上毛姆的确想去塔希提；毛姆还告诉她另一层意思，他想去疗养一下，因为他在瑞士谍报工作期间不幸患上的肺病还没有痊愈。然而，逃避不能是暂时的。1917年5月26日，毛姆和西莉在泽西市结婚。当时他四十三岁，西莉小他六岁。
　　(图片一副高更的画)
　　婚后不久，毛姆在纽约接到了老友威廉·怀斯曼爵士的电话。他访美的掩护身份是英国采购团团长，其实是英国情报处驻美负责人。他利用团长的身份和伍德罗·威尔逊总统的对外政策顾问爱德华·M·赫斯特打得火热。可以说美国加入大战主要是依赖于赫斯特的努力。不过，怀斯曼当时首先想到的是阻止德国在俄国的绥靖主义宣传。为此他打算派一个使团前往俄国。三月份俄国沙皇被推翻了，临时政府正面临着被布尔什维克推翻的危险，而后者无疑一定会同德国媾和。怀斯曼考虑到这些情况，急于寻找合适的人选，率使团赴彼得格勒去支持温和派孟什维克，促使俄国继续参战。经人推荐并经过仔细考虑，他找到了毛姆。
　　起初毛姆并不感兴趣。他的肺病很严重，他担心俄国的冬天只会加重病情，况且他也不会说俄语。话虽如此，但他对那个辽阔而又神秘的国度心慕已久，能够收集新素材更是一种挡不住的诱惑。何况，这也是逃避个人责任的一种有效方法。
　　6月20日，毛姆终于同意了怀斯曼的提议。使团的其他成员有身兼波希米亚民族同盟秘书和纽约的斯拉夫新闻社社长两职的捷克难民伊曼纽尔·V·沃斯卡、律师冯·施瓦克、纽约的斯拉夫移民协会会长A·B·库克和设在俄亥俄州的一家社会主义报纸的编辑约瑟夫·马蒂尼克。
　　沃斯卡出使的目的是想从奥匈帝国的手里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并与手下有7万人马，日后当上捷克斯洛伐克总统的托玛斯·马萨利克接洽。沃斯卡还受命去彼得格勒建立斯拉夫新闻社分社。他可以带三名部下，全部合理费用均可报销，行动完全自由。
　　毛姆名义上是去俄国为各种美国刊物写稿，他的化名是他在《艾兴顿》中使用过的名字萨默维尔。以下是一些重要人物的化名：马库斯（马萨利克），兰恩（亚历山大·克伦斯基），戴卫（列宁）和柯尔（托洛茨基）。这项使命涉及的一些政府机构和政治团体以著名的出版社为代号，比如英国政府为“艾尔出版社”，工人士兵委员会为“肯特出版社”，最高纲领主义团体是“伯顿出版社”，俄国政府则是“沃林出版社”。怀斯曼替毛姆弄到了日本和俄国的签证，并答应提供2万1千美元作他本人的开销和资助孟什维克的经费。此时毛姆已经迫不及待了，对伟大的俄国小说家托尔斯泰、陀思妥耶夫斯基、屠格涅夫的热爱使他满怀浪漫激情。从此，他开始涉足“真正意义上”的谍报世界。
　　(图片代表俄罗斯特征的画)
　　毛姆于1917年7月28日启程赴俄，但他不得不在海参崴逗留一日，等候沃斯卡等人乘坐的横贯西伯利亚的快车（不过毛姆奉命装作不认识他们）。他度过了沉闷的24小时，吃了一顿白菜汤加伏特加的粗劣晚餐，他发现服务质量也很差，有一个会说英语的俄国人向他抱怨：“革命以后在饭店里吃饭老是要等，真太可恶了。”
　　俄国亲王的女儿——毛姆的旧情人
　　秘密使团的成员们先后到达彼得格勒，在欧罗巴旅馆建立了活动总部。此时的俄国政治危机一触即发。沙皇尼古拉二世的退位宣言导致温和的左派上台执政。克伦斯基出任以李沃夫公爵为首的临时政府的司法部长，后为陆军部长。
　　在该政府执政期间，布尔什维克的势力日益壮大，他们要求立即与德国讲和。正在此时，德国人允许列宁从战争初期的居住地瑞士穿越德国回到俄国，显然希望他能夺取政权，阻止俄国继续卷入战争。可是，在1917年6月第一届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的票数超过了布尔什维克，而且布尔什维克在彼得格勒的第一次武装夺权也失败了。李沃夫公爵辞职后，克伦斯基组阁执政。克伦斯基的力量还不足以控制布尔什维克，但他也不愿对他们作任何让步。这就是11月革命俄历为10月，公历为11月。前两个月毛姆及其同伴到达时的俄国形势。
　　(图片有关十月革命的图片——如列宁等)
　　怀斯曼继续尽心尽力为毛姆提供在彼得格勒活动的方便。他电告英国领事馆的埃里克·朱蒙德爵士：“W·萨默塞特·毛姆先生去俄国负有机密使命。望能协助他通过英国驻纽约总领事转发电文。请电告他是否到达使馆。”这就是要求让毛姆使用专用密码，并可不经审阅发他的电文，为此英国驻俄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大发雷霆，他拒绝与毛姆合作，把毛姆推给了一等秘书H·J·布鲁斯。毛姆的口吃和缄默没有给乔治爵士留下什么好印象，反而证实了他的成见——毛姆只不过是一个爱管闲事的外行罢了。毛姆本人很快认识到大使馆是一块贫瘠的土地，对他没什么帮助。
　　幸好毛姆认识另一个更为重要的人物，俄国无政府主义者克鲁包特金亲王的女儿莎莎·克鲁包特金，他俩是旧日相好。早在她父亲流亡伦敦的时候，他们曾有过一段情缘。杰拉德·凯利还为莎莎画过像。毛姆则在一篇艾兴顿小说《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把她写成一个革命者的女儿安娜塔西娅·亚历山德洛芙娜·莱奥尼多：
　　（她）双眸秀丽，身材苗条（尽管就现在看来过于妖娆），高颧骨，狮子鼻（很有鞑靼味），嘴巴很大，玉齿齐整，皮肤雪白……在那双忧郁的黑眼睛里，艾兴顿看见了俄国无尽的大草原，钟声隆隆的克里姆林宫，以及庄严的圣艾萨克斯复活节庆典。
　　(图片一个俄罗斯贵妇)
　　莎莎念及旧情，主动帮助毛姆，甚至答应做他的翻译。她熟悉克伦斯基政府，最重要的是她熟悉克伦斯基本人。这时，毛姆的捷克同伴带回来一些有价值的情报：饥荒蔓延，军心不稳，克伦斯基政府岌岌可危。列宁在彼得格勒伺机二次夺权。布尔什维克声势日壮。在山雨欲来之际，莎莎终于把毛姆引荐给了克伦斯基。他们俩谈得很投机。此后，毛姆常常每星期邀请他和一位内阁成员在彼得格勒最好的饭店“梅德维”共进晚餐（用英国政府的经费）。有时候，他也在莎莎的房里或自己的办公室里同克伦斯基会面。他很快明白：克伦斯基大势已去，他害怕任何变革，只能墨守陈规。这使他很失望。
　　毛姆从熟悉俄国政治形势的马萨利克那儿了解到一些真实情况。马萨利克说，尽力帮助俄国对协约国是有利的，虽说俄国对有条件的经济援助需要不多。他告诉毛姆：“要是你无条件地满足俄国的所有要求，俄国就会像小孩子一样把得到的钱全花掉，而你却得不到任何回报。”不过，要是有可能派出一支至少30万人的日本军队，那就有助于重振俄国军队的士气。
　　马萨利克反复强调战争的胜负取决于西线，他力主在西线及时插入一支美国精锐部队。在他看来，俄国的衰弱就意味着同盟国的强盛，所以首先必须成立独立的波希米亚、波兰和南斯拉夫联邦，用这道中立防线抵御德意志主义，并且必须防止德国利用奥匈帝国的5千100万人口实现它独霸天下的野心。
　　舆论大战
　　芬兰的情况令人不安。瑞典和芬兰的某些领导人已经达成秘密协议：如果德国人占领彼得格勒，就力促芬兰倒向德国。这一迹象毛姆早有察觉，但协约国没有加以重视。因而他觉得马萨利克提出的在瑞典强化宣传的建议非常重要。德国间谍在瑞典花了很多钱，利用新闻界左右舆论。连俄国报纸也受其影响，而协约国的观点却没有什么市场。
　　9月24日，怀斯曼在一份从美国发往英国的电报里归纳了毛姆的结论：
　　以下系埃里克·朱蒙德专用密码：
　　顷接彼得格勒毛姆电文称：
　　（一）他将派人赴斯德哥尔摩和芬兰取有用情报。他报告瑞典和芬兰业已达成俟彼得格勒失陷后投靠德国的秘密协定。
　　（二）政府对是否移都莫斯科回避最高纲领主义者踌躇不决。他希望派人打入最高纲领主义团体。
　　（三）克伦斯基日益丧失民心，难以长久。
　　（四）暗杀军官的事件层出不穷。哥萨克正策划叛乱。
　　（五）俄国前线一片混乱，官兵消极反抗，没有片刻安宁。
　　（六）毛姆请求与彼得格勒的英国情报军官合作，以便双方受益，避免造成紊乱。对此我无异议，只要他不泄露他与华盛顿官员的联系。DMI（军事情报局局长）徜若批准，我提议他和诺克斯联系，但决不能屈居诺克斯之下。
　　（七）我认为为安全起见毛姆应把密码和文件存放在使馆内。他非常谨慎，不致泄露机密。我相信他不久就会在那里开展有效的组织工作。他发来的有用情报，我将一一电告您。
　　毛姆不知不觉中又像在瑞士那样重新操起例行的公事，只是这公事不那么单调了。他上午的任务是了解俄国政治形势，晚上把给怀斯曼的情报译成密码，还得常常抽空去看戏、看芭蕾。在不参加政治集会或不同政治家共进午餐的时候，他就去观光游览，瞻仰陀思妥耶夫斯基墓，给欧洲和美国的友人写信。
　　10月16日毛姆电告怀斯曼：克伦斯基日益失势，其政权已经动摇。并简述了建立斯拉夫新闻社分社的计划，强调支持孟什维克的重要性。他说，在目前动荡不定的形势下，对俄国政治生活构成最大威胁的是来自德国的影响。但他和捷克同伴现在决定利用俄国所有的反德组织团体，积极开展工作。怀斯曼回电道：“以其之道，分而治之。”
　　筹建中的斯拉夫新闻社分社属于合法宣传机构，目的是掩护不太合法的活动。该社的部分费用将由俄国的团体负担，其余则由英国秘密情报处支付。它将下设三个处。第一处经销插图精美的俄国通俗文学，其中附有经过挑选的来自美国、协约国的新闻消息；第二处负责派人在政治集会上、礼拜堂内和军队中演讲。只要有可能还将亲自组织集会；第三处将声援热衷于重建军队、继续参战的孟什维克。它将在前线士兵中发行一份报纸，反击目前的布尔什维克报纸。其他的国情报纸已经准备援手，一个反德新闻机构已初具规模。
　　这个机构的另一个专事反德宣传的分支将在毛姆的监督下由定居俄国的波兰人负责，它的经济来源也是英国秘密情报处。此处，毛姆等人还将利用别的独立性较强的秘密组织，揭露德国控制俄国舆论的阴谋。那是些波兰人、捷克人、哥萨克的组织。他们的密探将打入亲德的绥靖主义团体，达到两个目的：搜集爱国者透露的情报，对定居俄国的德籍工人进行宣传，使他们产生疑虑和恐惧。
　　毛姆估计这些活动的总费用约为50万美元，因此怀斯曼建议英国情报处每年预支这样一笔款项。但是情报处认为要等到评估完毛姆的成果之后再决定。
　　情报处打算在驻德奥的波兰、波希米亚和捷克军队中引发一场兵变，由毛姆亲自指挥。毛姆想，要是正在美国组建的波兰军队能及时地出现在西线，并打出波兰国旗，那在德国服役的波兰士兵必定会举旗响应，这时德军不啻是一场灾难；倘若能与驻奥地利的波希米亚和捷克士兵同时举行起义，那更是一件惊天动地的事了。毛姆禀告怀斯曼，穿过罗马尼亚边境与敌军接触比较容易。那也是一条到达波兰和捷克军营的交通线。
　　克伦斯基的密使
　　10月18日，克伦斯基紧急召见毛姆，请他带消息给劳埃德·乔治英国政治家，1916—1922年间任英国首相。。由于内容机密，要求他不能笔录。这个消息是一个不祥之兆：克伦斯基已无法支撑下去，他急需协约国支援枪炮弹药，并要求尽快更换英国驻俄大使，因为他发现那位大使根本不给予合作。他对毛姆说，他不得不让俄国士兵明白他们在为什么而战。他们既没有皮靴和御寒的衣物，更没有食物，然而却比英国多打了一年仗。他们已经累得筋疲力尽，迫切需要重振士气。他接着说道：
　　“德国人提出过三种和平方案，我们全部拒绝了。现在该我们提出方案了。如果我们提出无条件或不赔款的和平方案，德国人一定会拒绝，因为大多数德国人认为他们胜利在望。他们永远不会放弃波罗的海的三个岛屿。我们的外交活动不高明，所以我们必须改进外交手段。等到德国人拒绝我们的和平方案之后，我就可以去对我的士兵们说：‘你们看，他们不要和平。’那样士兵们就会士气高昂。他们愿为保卫祖国而战。”
　　克伦斯基告诉毛姆，协约国可以帮他建立一支人数少而装备精良的军队。然而，要是协约国的援助物资不在严冬降临之前运到，那他无法让现有的军队留在战壕里。一旦他做不到这一点，俄国也就不可能继续参战了。
　　三月份俄国的攻势中止了，因为协约国只运来一小部分枪支弹药，而且还是断断续续的。克伦斯基自然需要稳定持久的军火供应。他对毛姆说，首先要让全球新闻界用更为同情的眼光来看待俄国的事件。在他看来，不公正的舆论实际上声援了布尔什维克。俄国恳求协约国给予同情和支持，并增加一点经济援助。
　　毛姆绕道返回英国，先取道挪威，然后在奥斯陆搭乘一艘英国驱逐舰，最后在苏格兰北部登陆。
　　(图片阿芙乐尔号巡洋舰)
　　他疲惫不堪地抵达唐宁街10号。他对自己的口吃极为敏感，为此他在感到十分安全的时候用纸记下了克伦斯基的要求。首相劳埃德·乔治阅过毛姆笔录的报告后，神色黯然地说他实在无能为力，他不打算满足克伦斯基绝望的恳求，哪怕是折衷的方法都不愿考虑。毛姆沮丧地走回旅馆。越发感到失意和彷徨。正当他试图再作努力时，俄国形势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1月7日，克伦斯基政府被推翻，布尔什维克夺取了政权。他的使命的失败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英国情报处认为派一个间谍带一点钱去就能阻止俄国革命的胜利，这真是天真得可爱！
　　美国银行家之死
　　虽然由于出师不利，毛姆心境欠佳，但他知道俄国之行给他提供了极丰富的写作素材。艾兴顿系列小说里的一篇《给林顿先生的衣服》就是一例，它取材于沃斯卡对1917年的一件真实事件的回忆：“我们这些欧罗巴旅馆里的外国人理解了俄国人的心情，之后便像当地人一样处之泰然。我们当中只有一人死亡，一个美国银行家，他的名字我忘了，他是来磋商向克伦斯基政府贷款事项的。他不懂俄语，找了一个没落的俄国贵妇人做翻译。他达成贷款协议后高高兴兴回到旅馆。”沃斯卡说他不该给他泼冷水，“但我觉得那是我的责任”，所以他告诉他克伦斯基政府随时都会垮台。银行家犹豫了一阵，终于决定接受沃斯卡的建议，撤销了协议。他打算取回洗好的衣服之后便离开彼得格勒。他和他的翻译一起去了洗衣房。半小时后，沃斯卡听到街头枪声乍起，他没太注意，最后枪声终于平息了。不久，女翻译心急火燎地赶回来，告诉沃斯卡他们回来路上撞上零星巷战就失散了。她再也没找到银行家。
　　沃斯卡赶到出事地点——发现他死在路沟里，身下是一堆可怜巴巴的洗好的衣服。
　　毛姆的俄国之行比他的瑞士之行重要得多。在《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当艾兴顿启程时毛姆准确地描绘出了自己的心态：
　　(图片死去的绅士)
　　这是他接到的最重要的使命，他对使命赋予他的责任感很满意。没有人对他颐指气使，经费非常多（他贴身藏着的外汇数目如此之巨，使他一想起来便提心吊胆）。虽然他已经决心去做一件力所不能的事情，但他却不知道那是件什么事。他准备满怀信心地开始执行任务。
　　二下“谍海”
　　俄国的冬天果然加重了毛姆的肺病。他回家后发了烧，医生敦促他尽快去疗养。但是唐宁街催得更紧，召他出席一次紧急会议。怀斯曼也坐在与会的其他高级官员中间。毛姆把一份书面报告呈给官员们。当怀斯曼应邀宣读完报告后，毛姆又接到了新的任务——这一次是去罗马尼亚。在俄国退出战争后，英国情报处打算派一名特工去阻止那里可能发生的任何媾和之举。毛姆很奇怪他们对他竟如此信任，他受宠若惊，因为他依然认为俄国之行是一次惨重的失败。但是，他直截了当地提到了他的健康状况和医生的意见，决策者们收回了成命，反而劝他去休养。毛姆离开他们时，被这种出乎意料的关怀深深感动了。
　　在自传性随笔集《总结》中，毛姆叙述了他是如何学会秘密接头、清除痕迹和把报告偷送出境的；谨慎而自豪地回顾了他的谍报活动。在回忆中，他觉得，对一切情况，乃至叛变出卖都可能习以为常。但是，战争对他来讲就像他所经历的大多数危险一样是虚假的。他留给读者的遗产便是艾兴顿系列小说。
　　二次大战期间，毛姆重新出山了，在英国情报处新处长威廉·斯蒂文森（代号“勇士”）的麾下效力。斯蒂文森在给泰德·摩根的信中指出毛姆曾是他的部下，但明确地表示毛姆并不特别有用：
　　说起萨默塞特·毛姆，他是我们在处理BSC（英国安全协调处）的档案材料时遇到的一个典型例子。在反纳粹战争中，许多志愿服役者不愿让别人知道他们是间谍机构成员，他们认为他们当间谍是为了在危急时刻报效国家。很少有人喜欢这一行。他们之所以干上这一行是因为别无选择。所以必须尊重他们的愿望。
　　斯蒂文森手下有各种各样的朋友和熟人。他在自传《一个名叫“勇士”的人》中披露了那些人，后来指出他们并不在乎曝光。然而，毛姆更喜欢默默无闻。
　　戈培尔的预言
　　艾兴顿是第一个非英雄式的间谍。后来的非英雄式间谍人物形象有莱恩·德顿笔下的哈里·帕尔默和约翰·勒卡雷笔下的斯迈利。艾兴顿像毛姆一样为不快所困扰。他神经紧张，悲观厌世，四处游历，寻欢作乐：他嗜好享受佳肴、阅读、火车旅行和热水浴。在日内瓦，艾兴顿像毛姆那样担心自己被捕，但却在沐浴中得到了解脱。艾兴顿既不勇敢，也不成功，甚至不是情报处特别重要的角色。其实，他的生活就像毛姆那样平淡无奇。
　　艾兴顿的公务非常枯燥。他像毛姆那样定期召见手下的间谍，发放薪水。有时候他会雇佣一个新手。他收集情报，经核实后送往伦敦。每周他去一次法国边境，与同伴接头，接受命令。逢上赶集，他会去见一个卖黄油的女人，看看她是否有来自日内瓦湖对岸的消息。总而言之，他干的是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工作。
　　艾兴顿是一个文化人，对画展和看戏比对他不太在行的谍报活动更有兴趣。从《金小姐》中我们可以得知他的冷面上司R招收他当间谍的方式很像毛姆本人的经历：
　　他向艾兴顿提出了好些问题，然后开门见山地说他具备进行特务活动的特殊素质。艾兴顿通晓好几种欧洲语言，而他的职业是极妙的掩护。他可以借口写作毫不引人注意地前往任何一个中立国家。讲到这里，R说：
　　“要知道，你必须去收集对你的工作有用处的材料。”
　　“我很乐意。”艾兴顿说。
　　艾兴顿喜欢打桥牌，尤其以品尝美味为乐。他还热衷于出那些孤陋寡闻的人——尤其是R的丑。
　　毛姆和英国驻莫斯科大使的冲突就很像短篇小说《大使阁下》中赫伯特·威瑟斯伯恩大使用刻板的礼仪和令北极熊也寒彻心肺的冷淡态度接待艾兴顿的情况。大使对艾兴顿说道：
　　“真是稀罕事。我接到指示，要用专用密码拍发你的电报，而且密码电报一到就得马上转交给你。我想密码你已经拿到手了。”
　　“我希望电报不会常有，阁下，”艾兴顿答道，“我不知道还有什么比密码译来译去更讨厌的事了。”
　　赫伯特爵士沉吟了半晌。也许这不是他所期望得到的回答。
　　在《哈林顿先生的衣服》里，从艾兴顿身上也反映出毛姆和他那四名执行俄国使命的旅伴之间的关系：
　　他感到迷失在广袤的俄国，孤孤单单只影飘零……忽然有人敲门。艾兴顿高兴地用他学来的几个俄语单词嚷起来。门开了，他一下子站起来。
　　“进来，进来，”他嚷道，“见到你们真是太好了。”
　　走进来三个人。他认识他们。他们乘的也是从旧金山驶往横滨的那班轮船，但是根据指示他们不得在途中与艾兴顿联系。他们是因进行革命活动而长期流亡在美国的捷克人，他们被派来协助他完成使命。他们将替他联络上在俄国犹太人中有绝对权威的E教授。
　　毛姆和艾兴顿都很了解上司的麻木和虚伪。当艾兴顿奉命下令破坏一家奥地利兵工厂，因而导致屠戮大批无辜的人时，他反省道：
　　大人物们当然不愿和这种事发生任何瓜葛。尽管他们准备从闻所未闻的无名间谍的行动中捞取好处，但是他们却对肮脏的工作闭上眼睛，而那样他们就可以把干净的双手放在心口上，庆幸自己从未做过任何不光彩的事情。
　　在《艾兴顿》1941年版的简介中，毛姆讲到二战中戈培尔曾在广播里预言：艾兴顿系列小说所描写的那种残酷和悲观失望的情绪无疑是对英国秘密情报机关的真实写照。毛姆成功地再现了早期英国情报机关里盛行的上流社会的价值观。《艾兴顿》对战后间谍作品有着深远的影响——比《沙滩之谜》和理查德·汉内的爱国冒险活动都要大得多。埃里克·安勃勒，格雷厄姆·格林，约翰·勒卡雷和莱恩·德顿都塑造了困在一系列情报活动规则中的常常玩世不恭的中年主人公，可是在所有虚构的间谍小说中，艾兴顿的冒险生活最接近他的塑造者的真实经历。


第02章约翰·巴肯
　　约翰·巴肯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三十九级台阶》《大权在握的人》《绿色斗篷》《斯坦德法斯特先生》《三名人质》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三十九级台阶》
　　《绿色斗篷》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任军事情报部官员宣传局局长。
　　精彩旁白巴肯出生于1875年，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大学接受教育。获得过斯坦厄普论文奖和纽约迪盖特奖。曾任米尔纳勋爵的私人秘书，被派往南非，任军事情报部官员，宣传局局长，是个具有远见卓识的政治家，也是个富于超想象力，制造恐怖悬念的大师。
　　1905年英国陆军大臣R·B·霍尔丹实施的军队改革促使军事情报部门的成立。但是总参谋部为情报部门的归属问题却争论不休，争论的结果导致MI5（军情5处）的成立，它起先归属于陆军部，后来由外交部接管。MI6（军情6处）后来也以相同的方式成立。
　　闯荡南非
　　约翰·巴肯是个才智超群的人。在他的《回忆录》中可以读到他的特工生涯，生动的描述给情报机构抹上了浓厚的传奇色彩，以致吸引了不少英美作家涉足谍海。
　　1875年巴肯出生于佩思的一个加尔文派教徒的家庭，是皮布尔斯郡布劳顿·格林地区的牧师约翰·巴肯的长子。他曾在格拉斯哥大学和牛津布拉斯诺斯学院受过教育，在那儿他有过一段辉煌的学术生涯。1897年他获得斯坦厄普论文奖。1898年获得纽约迪盖特奖。1901年他取得律师资格，同年担任米尔纳勋爵的私人秘书，那时米尔纳勋爵是派往南非的高级专员。在这个岗位上巴肯卓有成效地干了两年。米尔纳勋爵对英帝国的使命有着坚定的信念，他在国外担任过各种重要职务，如1890年至1892年在埃及任财政次官，1892年至1897年他在国内担任英国国内税收委员会主席，1901年布尔战争接近尾声的时期，他出任南非高级专员；同时他忙于招募精明强干的年轻人，因为他计划改组南非德兰士瓦和奥林奇自由省。他对他的同事珀西·菲茨帕特里克爵士说：
　　我需要年轻人……这会有一些风波的，对小伙子们，对牛津大学，对工作，对诸如此类的问题会有不少议论的……可与经验比起来我更看重智力和性格。经验丰富的优秀人才弄不到，不管你给他多优厚的待遇，都不能使他们为之心动，并放弃手头的工作……不！我将离开这儿很长一段时间，但我走的时候打算把大量工作托付给年轻人。
　　(图片非洲的丛林)
　　巴肯是由《泰晤士报》的利奥波德·埃默里正式推荐给米尔纳勋爵的，但那时他已小有名气，这位年轻人经常出入于上流社会，结识了圣洛·斯特富奇（《观察家》编辑）和阿斯奎斯，他们对他的远见卓识赞叹不已，他在米尔纳勋爵的“幼稚园”内的工作因而得到了保证。一到了南非，巴肯就全身心地投入米尔纳的工作。1902年9月，他在日记中写道：
　　我的工作五花八门，如同杂乱的陆海军军需品。这星期我参加讨论了一项法律委托业务，起草了数份公司成立规划书，组织落实了难民营，建立了两个新殖民地，查了一支非正规军的账目。这是一种极好的训练，只是肩上的担子稍微重了点。当我能把许多工作移交给各部门去办的时候，我会很高兴的。
　　不过巴肯觉得工作极富有刺激性，对他来说，这是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完美结合。他长途跋涉，走进灌木丛林。当起航回国的一刻来到时他深感遗憾。
　　伦敦社交界的活跃人物
　　1907年7月，巴肯与苏珊·格罗夫纳喜结良缘。苏珊的父亲是伊伯里勋爵的儿子、威斯敏斯特公爵的表兄，也是惠灵顿公爵的外甥，所以他们有许多名声很大的朋友和亲威。婚后巴肯当上了T·A纳尔逊出版公司的编辑和文学顾问。该公司指望他能使出版业务有所改观。公司的业务人员缺乏当代文学修养，而巴肯恰好弥补了这一缺陷。他又获得了主编《苏格兰评论报》的机会。他决心将这份报纸改为苏格兰《观察家》报。他开始吸收一些有名望的人为该报撰稿，其中包括R·B霍尔丹、伊莱尔·贝洛克和学者安德鲁·兰。他自己也定期写些社论。这段时间巴肯夫妇活跃在伦敦社交界，巴肯的聪明才智得到了充分的发挥。苏珊常去伦敦经济学院听讲座，并在个体服务联合会工作。她还积极参加妇女运动，要求在宪法上规定妇女拥有选举权。尽管这些活动占据了她许多时间，但她还是坚持学习希腊语。为此巴肯写下这样两句诗：
　　济贫争权为选举，
　　驿车遗书希腊语一次她把随身带着的希腊语语法遗忘在车上。。
　　1908年他们的女儿艾丽斯出生，1911年他们第一个儿子呱呱坠地。第二年巴肯成为苏格兰教会的长老。年轻的家庭过早地获得了英格兰长老会颁发的代表着权力的证书。他们与斯特雷奇夫妇和埃默里夫妇共进午餐，米尔纳和霍尔丹经常出席他们的家宴；他们也会见休·沃尔波尔和亨利·詹姆斯亨利·詹姆斯（1843—1916），美国小说家，著有《一个美国人》、《贵妇人的画像》等。，这两位作家抱怨巴肯的文学趣味——浪漫小说和惊险小说——品位不高，劝他重读罗伯特·路易斯·史蒂文森的作品。
　　巴肯已写作了一段时间。他是一位多产作家，发表了不少论文和政治理论著作。1910年发表了第一部长篇小说《普雷斯特·约翰》。但他对当专业作家不感兴趣，他是这样解释他拒绝陪同沃波尔出席皇家文学基金会举办的宴会的：“我确实不愿出席这类闹宴。我喜欢和作家聊天，但这是在私下单独见面的时候。云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就像牧师集会一样令我感到恶心。”1912年他出版了一部短篇集《不落的月亮》，作为一名作家，这部短篇集开始显露出他独特的想像力。但他仍无意在文学上有所建树，当时他更热衷于政治。1911年他被选定为皮布尔斯郡和塞尔扣克郡的英国保守党候选人，尽管他出生于自由党家庭。但他旺盛的精力很快消耗完了，1912年医生要他卧床休息，改变饮食结构和戒烟，没人能确切地诊断出他究竟患了什么病，但胃痛一直折磨着他。
　　由于不得不躺在床上，巴肯开始构思他最扣人心弦的具有独特氛围的小说之一《大权在握的人》，此书由威廉·布莱克伍德出版公司于1916年出版。
　　1914年夏天，巴肯的健康状况又恶化了。起因主要是家庭问题，艾丽斯正动乳突炎手术，他妻子的一些亲戚在经济上遇到了麻烦，这只得由巴肯出面来解决。8月他们一家在肯特郡的布罗德斯泰尔斯买了一幢房子，为的是让艾丽斯静心养病尽快康复，巴肯也能找到一份宁静，但他安定不下来。他得不到休息，当然有许多重要原因：英国已对德宣战，猖狂的间谍活动引起人们极大的恐慌，巴肯急切地想参军，但得不到批准；极度的沮丧使他开始写第二部“恐怖小说”——《三十九级台阶》。
　　最年轻的少将
　　巴肯塑造的理查德·汉内这个著名的角色是基于他在南非遇见过的埃德蒙·艾恩赛德中尉这个人物原型。艾恩赛德的朋友们只知道他叫廷尼，他实际身高6尺4寸，多才多艺，能讲十四种语言。布尔战争中的风风雨雨他经历了许多。1902年他亲自护送斯马茨将军前往弗里尼金出席和平会议。他还从事情报工作，他十分适合干这一行。艾恩赛德伪装成布尔人的运输司机，讲一口极流利的南非荷兰语，让人看不出丁点儿破绽，甚至能骗过地道的布尔人的眼睛。他和手下的布尔人随同一支德国讨伐军镇压过两个南非的赫雷罗部落。不可否认艾恩赛德也犯过一些低级错误——虽然人们不得不认为这是些处于战争状态之下的英国绅士通常都会莫名基妙地犯的错误。幸亏是他们这些家伙犯错误，要不然会更糟。譬如他不拘小节：有一次一个德国军官在艾恩赛德的一条狗的颈圈上发现了他的真实姓名。为了摆脱这十分被动的局面，他靠智慧成功地蒙混过关，终于在迅速撤回南非之前获得一枚德国战斗勋章（1937年在被介绍给希特勒时，他非常得意地炫耀了这枚勋章）。所有这些都是那种令巴肯激动不已的素材，在汉内身上他打算塑造一位有各种探险本领的喜爱运动的英国特工人员。
　　1914年勇敢的艾恩赛德第一个在法国登陆，随后他一直呆在西部战线，直到战争结束。1918年他被派去指挥进攻阿尔汉格尔斯克的联军；以后又去匈牙利执行一项情报任务，在那儿他和其他人一起负责绘制匈牙利边境地形图。他也参与领导了联军在伊斯米德半岛阻止一场将要发生的土耳其人暴动，并率领部队在北波斯防止布尔什维克可能发动的进攻。这些冒险行动结束时，艾恩赛德被提升为少将——成为英国军界中拥有这一军衔的最年轻的一位。
　　(图片《三十九级台阶》剧照或是艾恩塞德本人的照片)
　　汉内与艾恩赛德的区别在于汉内是被动地卷入冒险活动；而艾恩赛德则是受命执行任务。体现艾恩赛德的性格和功绩的素材极其丰富，以致巴肯的许多小说里都有他的影子。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艾恩赛德将军非常关注发生在英国的间谍活动。在1940年7月调任英国国民军总司令之前不久，他发出警告：“很明显有些人已为‘侵略者’准备好了机场”。这一警告促使情报部发行了一本小册子，上面写着：
　　英国有间谍活动。任何人如果认为不存在这种活动，或者觉得“不会在这里发生”，无疑是中了间谍设置的圈套。间谍的首要任务就是让人们相信不存在这种活动。在其他国家，当时机成熟，很多受人尊敬的、待人十分友好的公民竟被发现是间谍。
　　巴肯在艾恩赛德的记忆中可能是“一个受过良好教育的牛津大学毕业生，但我们都是苏格兰人”。在南非时他们经常交谈，巴肯的观察力和记忆力给艾恩赛德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们之间没有信件往来，但他们之间的友谊一直保持着。他们经常见面，就各种问题进行广泛的交谈。这种交往一直持续到1940年巴肯去世。巴肯的儿子特威兹穆尔勋爵回忆起父亲时说过，汉内这个人物主要来自于艾恩赛德。他还补充道，巴肯的其他人物角色大都是取自两三个生活原型的混合体，体现的通常是好几个真实人物的冒险活动。
　　《三十九级台阶》
　　汉内这个人物不是完全取自艾恩赛德以及他的英勇业绩。巴肯完成此书时已39岁，许多背景材料和看法来自于他对金色的青春时代的深情回忆：漫步于盖勒韦山间小径，垂钓于肯尼特河畔，在牧羊人屋内度过的良宵，一次次的政治会议，这些都是巴肯自己亲身的体验。《三十九级台阶》（1915年）里的一段描述就是他对自己青春年华的缅怀：
　　春天，一个壮丽的黄昏，一座座山冈轮廓鲜明，宛如一块块切割而成的紫晶，空气中弥散着泥塘根茎的怪味儿，然而清新如同海洋的气息，它对我的情绪有一种从未有过的奇特影响，我感到实实在在的轻松愉快。我似乎是一个在假日外出踏青的小男孩，而不是一名被警方追捕的已度过二十七个春秋的男子。
　　一群撕下假面具的反面角色呆在城郊的一栋小屋里，一条三十九级的台阶通往海滩。这场景完全取自于布罗德斯泰尔斯的一幢房子，1914年夏天，巴肯正是在那儿休养。这幢房子有一条相似的台阶。
　　(图片通往钟楼的台阶)
　　在《三十九级台阶》中，汉内阻止有关英国舰队部署的绝密文件落入德国人手中，为此他得到了官方的认可，开始像巴肯那样出入于上层社会。在《绿色斗蓬》（1916）里，汉内阻止德国军队利用伊斯兰教徒的狂热情绪。在《斯坦德法斯特先生》（1919）中，汉内把自己伪装成和平主义者，从而摸清了一名以开明知识分子的面貌出现，在英国进行特务活动的德国高级间谍的底细。在《三名人质》（1924年）里，他和曾在《绿色斗蓬》中出现过的桑迪阿·巴思诺斯一起与国际罪犯展开搏斗。十一年以后（文学上的表述），当汉内由于为国家作出了杰出贡献而被授予爵士称号时，他又卷入了一次名为：“羊岛”的探险活动。在《羊岛》中出现了一个勾起他对南非往事回忆的人物。
　　不过汉内有些地方缺少些感染力：他缺乏幽默，打架时嘴里嚷个不停，还常常为自己的胆量烦心，怕自己缺乏勇气，有一次他甚至称自己为“狡猾的懦夫”，不过到头来他从未真的害怕过。他不会支配人，但在执行秘密任务过程中能战胜不利因素，因为他具有“百折不挠的精神”。他擅长破译密码，尤其令人赞叹不已的是，作为一名业余爱好者，他在这个风险极大、专业老手出没的间谍世界里竟能干得如此出色。和艾恩赛德一样，汉内是个化装大师，在一些反映宗教道德思想的小说里，他以牛奶工、修路工、汽车司机和旅游者等各种面貌出现。在其他小说里又扮作电影制片商和士兵。他很晚才近女色。除开两次转瞬即逝的罗曼史，他只对一个名叫玛丽·拉明顿的专业女特工感兴趣，最后他同这个完全虚构的人物喜结良缘。
　　汉内的英雄品质存在于这样一个事实之中：他是一个服从命令、有责任心的人。汉内有着学者和诗人的描述能力，但他只会在战场上指挥人马——一旦离开战场他就显得不老练了，有时甚至非常天真。
　　仍在布罗德斯泰尔斯养病的巴肯发现现在天天都有他朋友死亡的消息，他为自己不得不这么干坐着而深感遗憾。1915年春天，当他恢复健康时，《泰晤士报》请他当战地记者，他欣然接受。他已39岁，早就过了服兵役的法定年龄。
　　作为《泰晤士报》的记者，巴肯一直干到卢斯之战结束，随后在外交部工作了一阵子。1916年他被委任为军事情报部官员。这一年陆军部和外交部都给他下达了不少任务。外交部要他在生活上照料前苏联代表团。最后一个日程安排是带他们去斯卡帕弗洛。他在情报部的官衔是少校，直接受查特里斯将军的指挥。以此资格他还在法国的总司令部作短期逗留，有时受命陪同来访的贵宾巡视前线。他的任务之一是采写萨默战役第一阶段的宣传报道。9月，里格将军要求外交部将巴肯的逗留时间延长到年底，这样他能重返总司令部，继续写萨默战役的总结报告。可这时他原先怀有的战争热情已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截然不同的厌恶情绪。他旧病复发，胃痛加剧，最后诊断为胃溃疡。
　　当代骑士
　　在1916年出版的第二部汉内惊险小说《绿色斗篷》里，巴肯引入了举止最为古怪的主人公桑迪·阿巴思诺特。他的原型是奥布里·赫伯特。巴肯是在牛津大学与赫伯特相识的，他那与众不同的奇异个性对巴肯特别有吸引力。他还在埃克斯穆尔·赫伯特的家与他一块儿度过一次假。
　　当巴肯在布罗德斯泰尔斯一边疗养一边写作时，赫伯特已设法参加了爱尔兰卫队，当了一名翻译官；后被德国人俘获，但伺机逃脱了。他早在战前就已有许多年的冒险经历了。他周游了阿尔巴尼亚、希腊、土耳其和阿拉伯半岛，广交朋友，三教九流都有。他是卡那封勋爵的同母异父兄弟，卡那封勋爵是1922年挖掘图坦克哈穆姆墓地的两名探险者之一。赫伯特也是下议院中的托利党议员。他不仅在1922年受到流亡在美国的阿尔巴尼亚人的邀请，让他领导由他们组建的一个团，而且还两次被推上阿尔巴尼亚的王位。L·E·琼斯在他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一书（1956年出版）中写道：
　　奥布里的生活充满浪漫情调，每一位少女对他来说都是一首诗，他会给她们中的大多数人写诗。激情在他胸中蕴动、奔涌、沸腾。不管奥布里的脑海里呈现出什么，他总能找到表达它的只言片语，有时是一句格言，更多的是一些诗句。他喜欢语言，就像有些女人喜欢珠宝一样。但他在大多数情况下不像女人收藏贵重首饰那样缄口不语。他从不隐讳自己的思想，只要你想了解。和自己喜欢的人在一起的时候他更是言无不尽。他不仅思想浪漫，而且见解独特，想像力丰富，所以一开口就能吸引住人。他的行为与他惊人的想像力是一致的。他是个怪才。
　　对赫伯特这个人物，巴肯无需发挥创造力。没有人能比他更富有传奇色彩，没有一个原型人物比他更适合于在巴肯的小说中担任一个角色了。他能和艾恩赛德讲同样多的语种。他虽然是个贵族，但他常常看上去像个流浪汉，而且不断资助受苦人。在加利波利半岛，他成功地促成了双方的停战，从而数千具尸体得以搬移并入葬，但在战争进入尾声时，他的声望由于他拥护一项经谈判已达成的和约而一落千丈。
　　(图片一顶斗篷或一个穿斗篷的人)
　　在《绿色斗篷》里，桑迪·阿巴思诺特最初的几次冒险活动与奥布里·赫伯特战前在阿尔巴尼亚和黎凡特地区的冒险经历极为相似。该书的高潮是俄国人从土耳其人的手里夺得了欧泽伦市，而这一内容完全取自于1916年哥萨克人经过激战攻克该市的真实事件。桑迪·阿巴思诺特这个人物比理查德·汉内奇特的多，他的行为常常十分古怪。在《绿色斗篷》中，汉内怀着一种完全可以理解的敬畏心情描述了这位把自己打扮成某些狂热的宗教舞蹈演员的领队的阿巴思诺特：
　　他身材颀长，身披兽皮，光脚穿凉鞋，一条猩红色的布缠在肩头，一顶飘有尾巴的皮帽，严严地压在眉梢上。他踏着单调、刺耳、怪异的音乐节奏，模仿野兽狂乱地跳跃着，实在令人毛骨悚然。
　　《绿色斗篷》中的外交官员沃尔特·布利凡特爵士以同样适用于奥布里·赫伯特的语言描写了阿巴思诺特：
　　他骑马穿越也门，白人以前从未有过此举。阿拉伯人让他通行，因为他们认为他一定疯了，纷纷说，无须他们费心，真主会惩罚他的。阿尔巴尼亚匪徒全是他歃血为盟的兄弟，他也常常插手土耳其政治，并获得极高的声誉。
　　1923年9月，赫伯特去世，巴肯悲痛欲绝，他认为赫伯特是惟一继承中世纪骑士风范的人，是他所认识的人中将刚柔结合得最为完美的人。
　　跨国界行动
　　1917年初，巴肯不得不接受手术治疗。两个小时的手术是相当成功的。医生再次嘱咐他休息，他却借此机会笔耕不辍。1917年2月9日，由米尔纳撑腰，劳埃德·乔治任命巴肯为宣传局局长——这对一名病人来说，并不是一份合适的差使，但巴肯喜欢快节奏的工作。他的工资是每年1000英镑，然而他的工作是极其繁重的。在“出版总部”的名下，陆军宣传局、中立报刊委员会和外交部的新闻局三方既不情愿、又不愉快地合并了。糟糕的是他们各自在不同的大楼里办公。巴肯为了使手下的人有事儿干，不得不定期拜访这几个部门。那时候，“宣传”两字在英国政府眼里是卑鄙的同义词。大臣们大都认为，应该单从实际行动来评价一个国家。为了使这些大人物放心，巴肯坚持不捏造事实，不夸张事实，在可能的情况下以最为直接的方式传达事实的政策。巴肯还负责将业务范围扩大到美国新闻界，使英国在战争中所获得的进展也能在美国得到准确的反映。
　　巴肯的部门不仅仅采取借助汽球将传单散发到敌方的简便行动，而且还安排通过荷兰和瑞士秘密运送宣传小册子和传递消息的活动。为此，巴肯越来越直接地同秘密情报机构接触了。他总觉得自己好像已进入了他自己虚构的世界，在那儿他能充分利用自己十分活跃的想像力——一个米尔纳向劳埃德·乔治推荐巴肯时没忘了介绍的特点。
　　(图片热汽球)
　　偷运小册子的结果是使巴肯认识了海军情报部的雷金纳德·霍尔爵士。巴肯乐意进行这种接触，因为他一直很钦佩霍尔处长以及他手下的人。《绿色斗篷》里布伦基隆说的话很可能反映了他的思想：“假如我有一项重要任务要完成，而且有权选择助手的话，那我肯定会请英国海军情报部门帮忙的。”现在巴肯自己也使用特工人员了。他忙得不可开交，早上他常常去白金汉宫，因为王室成员开始对他的工作产生了浓厚兴趣，想定期听取有关各国对英国的看法的汇报；下午他要出席战时内阁会议；然后同劳埃德·乔治有一个不短的碰头会；完了还要同特工人员交谈，通信联系，一直忙到深夜。1917年7月3日，巴肯收到利奥波德·埃默里的一封赞扬信。埃默里那时已任战时内阁的助理大臣。他在信中说，虽然泄漏战时内阁会议内容是严重违反纪律的，但他认为如果他私下让巴肯知道他每周的情报工作报告得到了很高的评价的话，这没有什么要紧。
　　(图片白金汉宫)
　　巴肯的传记作家珍妮特·亚当·史密斯觉得应该将巴肯的一些公开的情报活动与任何可能涉及秘密情报的活动区分开来。她对巴肯直接参与秘密情报活动表示怀疑，但巴肯的儿子约翰·特威兹穆尔非常肯定地说他父亲参与了特务活动，尽管他找不到任何有力的证据。珍妮特也承认，由于巴肯频繁地与雷金纳德·霍尔爵士接触，那他了解许多秘密情报活动的可能性是存在的，其中最富有传奇色彩的谍报活动是由T·E·劳伦斯和奥布里·赫伯特这一对极有魅力的人前往库特执行的秘密任务。
　　秘密谈判
　　1915年7月，拿下纳西里亚之后，英国军队占领了美索不达米亚的南部地区，这意味着此战役的原定目标已经实现——将土耳其人从阿瓦士赶了回去，并在底格里斯河附近将他们打得一败涂地。这样英国在波斯湾的油田就安全了，威望又在各个方面得到了充分的恢复。遗憾的是当他们攀上成功的顶峰之际，其他问题又出现了。英国军队受到食品短缺、疾病蔓延等问题的困扰，而且炎热的夏季和当地人的不合作使英国士兵们的体力严重不支。印度远征军司令尼克松将军在应该后撤休整部队的时候，却决定向巴格达进军。受骄傲自满情绪的驱使，加上得不到来自印度的明确指示，他决定继续进逼，尤其是在印度许诺——实际上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诺言——提供食品、运输工具、医药用品和增派援兵的时候。1915年11月，英国军队在巴格达城外的特西丰战役中严重受挫，汤森德将军——指挥官之一率部队被迫撤回库特。这时汤森德将军犯了错误：他决定驻守该城，抵抗土耳其人围攻。
　　当一条救援船不仅未能冲破封锁线，而且还被缴获时，形势更加恶化了。于是要派人去完成一项同土耳其人谈判投降的绝密使命。陆军部提议派奥布里·赫伯特前去谈判，T·E·劳伦斯上尉——在更多的场合里被人们称为“阿拉伯的劳伦斯”——也从阿拉伯局借调出来助一臂之力。赫伯特觉得通过中间人进行谈判不妥，因为根据自己的亲身经验他知道土耳其人看重荣誉，在这种情况下汤森德将军应该较为明智地直接与对方谈判。不幸的是在猛烈的围攻下将军变得很不冷静，于是这种可能性就不存在了。4月29日，奥布里·赫伯特、“阿拉伯的劳伦斯”和武装司令部的情报组长比奇上尉三人开始了同土耳其的谈判。他们卷入的冒险活动是值得巴肯记录下来的，也确实启发他写出了像《绿色斗篷》那样的小说。
　　赫伯特·劳伦斯和比奇被蒙住眼睛，“手拉着手朝壕沟走去，不时碰撞在他人身上和拐角处的墙上，令人难受的汗水直往下淌”。他们走出壕沟时，蒙在赫伯特眼睛上的手帕已成了一块“绷紧了的湿布”。当他们终于收住脚时，发现接见他们的是军队指挥官之一——贝基尔·萨米·贝。贝基尔体魄强健，且快活有趣，他盛情款待了他们，拿出了紧缺食品、咖啡和酸乳酪。如赫伯特所述，他十分诚恳地问，还有什么他能做的。
　　我们坐在那儿，浑身冒着热汗。他对我们说，他非常热爱英国，现在依然如此。当我们走时，我说，他让我们“开了眼”，我们扬了扬那块蒙眼湿布，随手放入自己的口袋。他大笑道：“不，不，既然你们选择了军人这一残酷的职业，那你们就不得不再蒙上它走几英里路。”
　　虽然赫伯特为库特的战俘谈成了几条宽大的条件，但协议很快被破坏了，因为土耳其人对战俘进行了抢劫，体罚，还让他们挨饿。结果死亡人数达百分之七十，尽管有一阵子官方试图掩盖事实真相。
　　青云直上
　　巴肯发觉创作惊险小说可能是减轻他目前工作压力的最佳办法了，但问题是现在他一直“浮”在上面——听不到“汉内”的呼声了，情报部门里连“一般的争吵”也没有，而有的大都是名符其实的勾心斗角。沉闷的权力走廊里连一丝清新的空气也吹不进。巴肯的工作直接由首相劳埃德·乔治负责，但他现在难以与首相取得联系。1917年9月，他无法忍受无谓的争论、毫无意义的封锁和难以与首相接触的现状，请米尔纳以战时内阁成员的身份出面干涉，将他的部门置于他能直接联系的领导人之下，从而改善互不通气的状况。米尔纳立即作出了反应：爱德华·卡森爵士，另一位内阁成员受命代表内阁对方针政策进行把关，而巴肯仍然负责行政工作。事实证明这一变动并未给工作带来多大方便，巴肯觉得自己仍然被关在门外。最后，情报部成立，并接管了这一部门的大部分工作。这样情报部部长就可以在下议院里支持该部门的工作了。对敌宣传局在莫思克利夫的领导下成为一个独立的机构。比弗布鲁克被任命为情报部长。巴肯当上了情报局长，从而进一步深入了理查德·汉内的世界。
　　巴肯对比弗布鲁克颇有好感，为此他在日记中写道：“我很忙，但发觉工作十分令人满意。比弗布鲁克非常坦率，而且好学。总之，我的日子比去年过得自在多了，因为我现在得到了许多帮助。”
　　原先当宣传局长时，巴肯不是一个一直受人欢迎的人，尤其是常常遭到反动报纸的攻击。“宣传”一词在许多人眼里还是说谎的同义词，他花了很大力气，试图说清楚宣传工作的重要意义。巴肯确实想把英国的国情以及战况告诉美国、被统治国、中立国和本国人民。他采取一切可能的手段，包括第一次委托军队画家赴前线写生和派遣摄制组拍摄战斗场面等，然而新的工作充满诡诈。战后某年的一天，巴肯和他的儿子威廉在皇家咖啡馆共进午餐，蓦然他停住了手中的刀叉，打量了一下四周，说道：“一些情景忽然重现在我脑海里。这地方使我回忆起一些十分有趣的往事。我经常化名斯图尔特上尉在咖啡馆楼上的一间房间里会见某些人。”战争结束前，作为情报局长，他的工作充满了神秘色彩。奈查尔·韦斯特透露，巴肯还是军情五处的新闻联络官，这一职务是军情五处处长弗农·凯尔替他安排的。不过，情报局长的职位大概也能享有这些权力。但珍妮特·亚当·史密斯认为，巴肯忙于行政工作和为T·A·纳尔逊撰写《战争伟史》，根本无暇参与具体的特工活动。
　　战后，他在政治上青云直上。1927年至1935年他是代表苏格兰大学的保守党议员，1933年至1934年是苏格兰教会的高级专员，1936年被封为荣誉爵士，1939年被封为埃尔斯菲尔德——巴肯的家乡——的首位特威兹穆尔男爵，同年被任命为加拿大总督——这是上帝的安排，因为巴肯将他的全部热情与智慧都投入到这份工作中去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夕，他与罗斯福总统建立了友好而又富有成效的关系。
　　间谍游戏
　　(图片惊险的偷拍资料的图片)
　　威廉·巴肯对汉内和《三十九级台阶》有自己独特的见解：他觉得这很可能是第一部有关“内奸”的小说。巴肯必须在一般的环境中形象地反映邪恶，但他对人性和人性战胜绝境的能力有着坚定的信念。不过，威廉·巴肯相信他父亲童年时代所受的宗教熏陶，使他觉得有必要时刻保持警惕，时刻意识到邪恶随时会抬头。
　　巴肯觉得自己塑造的间谍在玩一场气势恢宏的游戏，以善克恶，给权力狂和国际罪犯一个漂亮的钩拳，尽管这是老一套，但他的主人公像无拘无束的中学生，仍然十分放肆地玩着游戏。他的间谍从来不对英国情报机构的道德问题提出疑问——在他们看来这是一个崇高的组织。在《斯坦德法斯特先生》一书中，当布伦基罗思对汉内说以下这段话时已强调了这一点：“我对英国的情报机构怀有敬畏的心情。无论如何苍蝇是不会叮在上面的。它有一张精致的大网，遗憾的是上面有一个破洞，我们的任务就是补织这个洞。”巴肯对邪恶的看法反映在1937年出版的评论奥古斯都皇帝的书中，他将处于上升时期的意大利人墨索里尼同古代罗马独裁者相比：“文明的外壳经磨损多次而变薄，已听得见下面原始之火的低语声。政府的许多原已被接受的原则再次被废除，整个世界变成了一大间实验室，发育未全的狂热分子在对不可预测的力量进行试验。”
　　实际上，尽管巴肯身居高位，但他的情报工作受到了官僚主义的束缚，也受到互相扯皮的干扰和与决策者缺乏沟通的影响。难怪他有时候会羡慕理查德·汉内的自由自在。
　　(图片屋大维的像)


第03章伊恩·佛莱明
　　伊恩·弗莱明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007－詹姆士·邦德系列小说》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豪华赌场》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弗莱明在二战期间，曾率领情报突击队，捣毁意大利人在阿尔及尔的海军司令部驻地，缴获大量档案、密码本、暗语及舰队战术命令；也曾搞到最完整的西西里岛沿岸防御工事和雷区布图，为盟军攻占西西里岛做出了重要贡献。
　　精彩旁白伊恩·弗莱明1908年5月生于伦敦。父亲是牛津郡保守党众议员、少校。1921年入伊顿公学。喜爱射击和散步。1926年入圣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因他不是一个“安分守己”的好学生，后又退学。一年之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曾作过记者；最差劲的证券经纪人，海军情报局局长私人助手。弗莱明的间谍生涯，比007更具传奇色彩。
　　克格勃的“眼中钉”
　　他就是007的化身
　　破译密码一直是海军的传统。海军情报局尽管对一次大战前厄斯金·奇尔德斯的警告可能反应迟钝，但在海军上将“眨巴眼”雷金纳德·霍尔爵士的领导下，多年来它已经发展成一个高效率的部门。它在一次大战初期的一大成功就是破译齐默曼电文。这是德国外交大臣阿瑟·齐默曼发出的一封无线电报，齐默曼公爵以归还德克萨斯、亚利桑那和新墨西哥为条件争取墨西哥协助抑制美国加入一次大战。这封电报于1917年2月译出，最终反而促成了美国参战。海军破译组的代号是40室，即它在海军部的房间号码。
　　1939年，约翰·戈弗雷上将出任海军情报局局长。当时该局在从前的和平时代里已经丧失了进取精神，只剩下霍尔上将领导时著称于世的活力和效率的影子。霍尔不是一个正统的局长，他觉得情报局必须招募足智多谋的不同寻常的人。戈弗雷上将遵照霍尔的传统，上任后就一直在记者、律师、大学教师、科学家和作家当中寻觅这样的人。
　　伊顿公学的花花公子
　　二战期间，伊恩·弗莱明在海军情报局的冒险生涯，比他笔下的詹姆斯·邦德在007全集中经历的还要精彩得多。弗莱明本人的智谋也比邦德高超得多。他到海军情报局上任时年届31岁，相貌英俊迷人，从司机到海军大臣人人都喜欢他那充满了生气的堂堂仪表。一位熟悉他的战后海军情报局局长诺曼·丹宁爵士评价道：“伊恩有着人际交往的机智和天才。这个工作使他有了用武之地，他简直是无所不能。”
　　伊恩·兰卡斯特·弗莱明，1908年5月28日生于伦敦。他是南牛津郡保守党众议员瓦伦丁·弗莱明少校和伊美琳·圣克罗克斯·弗莱明的儿子。小时候，他就不是一个循规蹈矩的孩子。他家有对乡间狩猎、射击、钓鱼的传统嗜好，但这些他都不喜欢。所幸的是他进了多塞特郡的一所叫顿弗德的奇特的预科学校，校长及其夫人都是以校为家的和蔼开朗的人。不久，弗莱明就狼吞虎咽地续起萨克斯·罗默、约翰·巴肯和罗伯特·路易斯·斯蒂文森的书来了。
　　弗莱明在整个童年时代里都与家庭的志趣格格不入。他不喜欢狗和马，特别讨厌圣诞节的家庭聚会。他似乎受到了弗莱明家族的苏格兰血统的束缚，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免越轨行为。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两种个人爱好：射击和散步。他的传记作者约翰·皮尔森准确地捕捉住了他的个性，把他描绘成一个“天生的混世魔王”。
　　1921年秋，弗莱明入伊顿公学1440年创办于伊顿镇的一所英国著名贵族男子中学，毕业生多升入牛津、剑桥等名牌大学。。他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英俊相貌。他花了不少心思打扮自己，不惜动用了一种气味很刺鼻的发油。他哥哥皮特得过许多奖，是伊顿体育协会会长。但很快弗莱明就成为校队的神射手和第一流的运动员，独自称雄伊顿。他拥有连续两年独占鳌头的非凡战绩。
　　可是，体育成就并不能使他循规蹈矩。果然他因为“与女孩子发生关系”而带着污点离开了伊顿。提早一年退出伊顿之后，他去一所补习学校临时抱佛脚，准备报考圣赫斯特皇家陆军学院。1926年秋他入学圣赫斯特后，似乎又不安分起来，于是又退了学。他的母亲绝望之下，把他送到奥地利蒂罗尔的一所像顿弗德一样不同寻常的学校里深造。A·E·福布斯·丹尼斯及其妻子和小说家菲利斯·伯托姆管理的这所学校，主要采纳阿尔弗雷德·阿德勒奥地利心理学家，创立了个体心理学体系。的学说治校，他们认为孩子最初的五年对性格的形成最为重要。要让弗莱明得益于这种特殊理论似乎是太晚了，然而就在这里，他终于找到了完全适合于他学习和交际的环境——这与其说是和阿德勒的教育理论有关，莫若归功于充满同情与理解的教学方式。
　　弗莱明从蒂罗尔的“精修学校”中显然获益匪浅。1963年他给菲利斯·伯托姆写信说道：“回首住事，我深信我们三个人后来成为成功的作家，离不开您的影响。我清清楚楚记得，我写过一篇相当离奇古怪的短篇小说，竟然得到了您亲切的好评。而那其实是我的处女作。”福布斯·丹尼斯说：“伊恩总爱把事情做过头，他追求一种事事都是大团圆结局，令他永不感到失望的神话境界。那在过去或在将来当然都是不可能的。”弗莱明在牙买加的“金眼”别墅，也许是最接近他那种神话境界的地方。
　　斯大林谢绝采访
　　弗莱明在蒂罗尔逗留一年之后进入慕尼黑大学学习。就在那里，他目睹了第一次爆发的纳粹运动。同时他开始学习俄语。然后他到日内瓦继续求学，1930年返回英国。弗莱明掌握外国语非常轻松，因而促使他在1931年夏参加了外交部的考试。考试结果令他大失所望。他放弃了从事外交活动的念头，在伦敦路透社谋得一个职位。路透社给了弗莱明他一生中第一次冒险的机会。1933年，他被派往莫斯科采访以间谍罪被逮捕的大都市——维克斯电气公司的六名英籍工程师的审判情况。俄国给他留下了深远的影响，但是，他只能从英国新闻工作人员住处的隔离围墙里观察莫斯科，而且与俄国人见面交谈的机会也很有限，所以他被迫把视线集中到了空空荡荡的商店，排队购物的长龙，随处可见的列宁像，以及衣衫蹩脚的莫斯科人上。这种片面的景象导致了他用陈腐僵化的观点来看待俄国。当时，未通过外交部考试，以及经济上不得不依赖母亲的现实，对他的打击很大；因此，做一个成功的新闻记者就成了一件迫不及待的大事，他把莫斯科看作他有望大展拳脚的用武之地。
　　事实上，弗莱明的的确确证明了，他足以成为一名机智伶俐的记者。尤其是在等候判决结果的时候，因为他不得不撰写许多单调的新闻报道。他的创新天才总能够把最枯燥乏味的新闻写得生气勃勃。他借助于开辟一条电话线的机会，比他的同行抢先一步发出了判决的消息，并在莫斯科逗留的最后一个星期里，力图采访斯大林。但是，结果他只拿到一封俄国领导人谢绝采访的签名信回到了英国。后来，邦德和斯默希（ＳＭＥＲＳＨ）俄语“处死间谍”的缩写。在弗莱明所著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中，这是一个以专门暗杀敌方间谍为报复的苏联间谍机构。的多次交锋都是来自于对俄国的那种阴郁的印象。因为虽然他是一名优秀的记者，但是他没能理解俄国人生活的深层含义，所以使邦德和俄国人的交锋，染上了相当富于沙文主义偏见的色彩。
　　弗莱明的俄国之行及其娴熟的报导技巧，使他名扬路透社。路透社把远东特派记者的要职授予他，这对于一个25岁的年轻人来说，是一个无上光荣的任命。若不是半路生出一个报酬优厚的就业良机，他肯定会接受的。但是自伦敦的证券银行家开设的库尔公司要聘用他，报酬比路透社的工资要高得多，但是他也受到了家庭的压力：他的祖父是一位证券银行家，而且弗莱明家认为这种职业远比肮脏的新闻界有前途。弗莱明于是决定为库尔公司工作两年。
　　最差劲的证券经记人
　　1993年10月，弗莱明加入了“罗尔——皮特曼”证券经纪行。然而不出所料，他很快就丧失了对证券经纪的兴趣，丰厚的酬金再也吸引不了他。他的同事休·维维安·史密斯记得：“老伊恩肯定是世界上最差劲的证券经纪人之一。”弗莱明感到彷徨无助，他把闲暇时间全用来享受美味佳肴和打桥牌、高尔夫球。他玩起来犹如学生时代那样精力旺盛，但是打桥牌他太爱冒险，当不了好搭档。他的机敏才智似乎都白白浪费掉了。他日益发现他的享乐主义生活方式无聊之极。
　　这时候，海军情报局局长戈弗雷上将在调查证券经纪行业的过程中，对这个由记者改行的年轻人产生了特别的兴趣。他径直把弗莱明请到卡尔顿餐厅，享受一顿丰美的午餐。奥伯利·休·史密斯上将也在座，显然他既是观众，又是裁判。戈弗雷实际上想招收一名精力充沛、机敏伶俐的高级私人助手。这个关键职务要求出任者具备适宜的个性和进取心，而弗莱明受到邀请，则是因为英格兰银行总裁亲自出马极力推荐。但是在席间，戈弗雷只是告诫他，应该对担负“战时极为重要的一项工作”有心理准备。
　　弗莱明开始每星期上午从事证券经纪工作，至少用三四个下午来拜访这位海军上将。他穿过大战时一度成为历史上著名的“神经中枢”的39号房间，来到戈弗雷凛然独坐的38号房间。然后，他们两人就讨论起弗莱明即将出任的私人助手的工作，以及这职务的作用。戈弗雷几乎马上就明白了，弗莱明为什么会得到银行总裁的极力推存。弗莱明非但主意多，而且戈弗雷知道他那坦率的自信态度，也会为海军军部的高层人士所接受。
　　大战初期，海军情报局的主要缺陷在于没有制定联合行动的策略。海军总司令罗杰·凯恩斯爵士主张，为高效地组织两栖、空降攻击，实现进军欧洲的前期准备总目标，应该统一指挥海陆空三军。可是海军许多高级将领极力反对。令人遗憾的是，戈弗雷为了表示他对这个主张的不满，有意把迟早要从海军调走的平庸的军官，分给联合行动处，对该处动辄呵斥，把它变成了情报局内最受歧视的部门。后来，弗莱明以极大的热情才扭转了这种情形。
　　情报局长的得力助手
　　1939年7月26日，弗莱明被任命为皇家海军预备役志愿兵上尉。戈弗雷上将解释他那别出心裁的任命时说：“从一开始我就想到要把一切情报都告诉伊恩，万一要是我出了什么事，那么就有人了解情况——他可以保证情报局继续正常工作。我还派他代我出席一些重要的部门日常会议。”这些会议的内容是宣传手段和计划，政治战和颠覆活动。
　　对于弗莱明这样的人来说，这个新任命融合了新闻工作的变幻莫测和证券经纪的强大能量——从而激发起他的冲天干劲。他是一个天生的调解人，但是以强凌弱不是他的作风。他虽然特别精明圆滑，但是对高级将领并没有格外尊崇。他对他们都是一视同仁。戈弗雷上将说：“他也许比我更快就领悟到，情报工作有时候犹如必须裹上糖衣的一种很难烹制的食物。带来坏消息的膳食管理员是不受人欢迎的。如何迅速地调和糖衣和坏消息，是一种只有少数人才具备的才能。”
　　弗莱明作为戈弗雷的私人助手，拥有比他原先想像的要大得多的权力，他比局里三个处的许多高级军官掌握更多的机密；所以戈弗雷担保他很快就会晋升少校、中校。他极为信赖弗莱明，在弗莱明去世后他说：“我曾经说伊恩应该是D.N.I.（海军情报局局长），我该是他的海军顾问。他若是年长十岁，我年轻十岁，也许就可以提出这样一个建议。”但是，这个工作虽然满足了弗莱明的欲望，驱散了他的烦恼，他却依然精力过盛，觉得不自在。”39室的同事们注意到他从不介入轻松的玩笑，完全拒绝参加任何集体活动，不愿被集体情绪所感染。他是一个离群的人，他使他们都清楚地意识到了这一点。坐在39室里的戈弗雷上将的秘书爱德华·梅里特是弗莱明的邻桌，他可以仔细地观察他的举止。他回忆道：
　　第一次看见弗莱明，我就把他当作孤僻忧愁的人，我从未改变过这种想法。我认为他的态度很像典型的老伊顿人。他一直持有那种孤僻的优越感。我从未忘记他是怎么使用他的那句口头禅的。他所烦恼和讨厌的事都是以那句“哎，就是这么回事”告终的。
　　戈弗雷逐渐发现，他的这位才华横溢的私人助手的确有一个缺点：他办事不彻底——虽然他思维活跃，但他却爱叫别人代他去做核查细节的烦人的日常工作。然而，戈弗雷性格倔强，他坚持认为弗莱明不是做事虎头蛇尾的人。
　　情报局里某些方面的工作使弗莱明想起了巴肯。通过海军情报局，他接触过执行诸如向被占领的欧洲地区空投人员、物资之类特殊任务的特别行动队，这激发起了他的想像力，并成了邦德小说的极好的素材。自然弗莱明还和军情五处和六处有着密切联系，他在军情五处第一次认识了马克斯韦尔·奈特。据说詹姆斯·邦德那个影子，一般的上司M就是以戈弗雷和奈特为原型的。
　　弗莱明也从他兄长皮特的情报冒除活动中，获得了创作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的灵感。这一时期对他影响很深的另一个人物，是厄斯金·奇尔德斯。弗莱明读完《沙滩之谜》后，就开始了他那半真半假的秘密历险。1960年，他驱车沿着德国北部海岸，饱览了弗里西亚群岛的陌生风景——后来他记下了这次旅行的情况：
　　我认真地留意这些岛屿的名称——沃格鲁奇，斯皮克鲁格，诺顿尼，伯库姆。那时候，我无休止地研究海军部的海图，酝酿了一系列行动计划：把我和一名同样勇敢的报务员，用潜艇送到这些群岛上潜伏下来，报告德国潜艇和舰队的动向。
　　弗莱明的梦想没有实现，因为戈弗雷不打算拿他的得力臂膀去作那样鲁莽的冒险。海军上将丹宁认为弗莱明的有些念头简直是疯狂的，但他又不得不承认：
　　尽管他的许多不切实际的计划只有一线可能，但你不得不三思之后才把它扔进废纸篓。例如，就在袭击迪耶普前夕，他提出把人藏在大混凝土块里沉在英吉利海峡中，通过潜望镜监视港口。我们自然没有采纳，但是这个计划也许会奏效。
　　007在法国
　　弗莱明尝到了这种工作的兴奋滋味，但却开始嫌它太书生气。他越来越急切地想在大战中，担负更复杂更激动人心的任务。1940年6月，法国向德国军队投降时，他的机会终于来临了。当时巴黎随时都会沦陷，但在海军上将达尔朗指挥下的法国海军，作为世界第四大海军，仍不失为一支颇具实力的现代化舰队。在邱吉尔的计划中，达尔朗应该命令这些舰船驶入英国港口，划归英国皇家海军使用。但是达尔朗没有表示同意。而德军长驱直入巴黎，英法之间的联络随时有被切断的危险。戈弗雷对此已不再抱希望。这时，弗莱明建议把他和一个报务员用飞机送到法国，让他尽可能近地留在达尔朗上将的身边，直至达尔朗作出决定——最好是正确的决定。
　　戈弗雷决定孤注一掷，他批准这个计划。6月13日，弗莱明和一名报务员乘飞机抵达布尔歇，前往达尔朗设在蒙巴宗的指挥部。不幸的是达尔朗似乎并没有认识到他处境的危险，尽管伦敦方面指示他从速移交舰只，并立即撤离，但他却丝毫没有改变态度的意思。就在达尔朗告诉伦敦方面，他认为他们的观点有些过于悲观的时候，德国飞机轰炸了他的指挥部，迫使他狼狈不堪地撤退到波尔多。在波尔多，弗莱明发现取道吉伦特湾是最有可能逃出西欧的一条路线。吉伦特这座小城里挤满了难民。正当英国人继续力图唤醒达尔朗的时候，戴高乐取道吉伦特逃亡到了英国。
　　此时弗莱明通过他的秘密电台收到指示，要求他确保一批隐藏的飞机引擎和零件不落入德国人之手。他十分积极地把这批物资运上了一条驶往英国的船，那条船的船长对装运的货物漠不关心。弗莱明还花了不少时间焚毁他认为不能落入德国人之手的文件，但他最为大胆的成功之举，是他说服了一些泊在吉伦特湾外的中立国船只帮助疏散难民。那些船长们居然答应了他的要求，这很可能是因为抵挡不住权力主义者弗莱明的魅力吧。弗莱明不仅组织了那次大疏散，而且在混乱的人群中收容了一位特殊难民，阿尔巴尼亚的索古国王。索古国王携其家眷，扈从乘坐一队轿车，在最后一刻风风火火地赶到码头上。他带着一大批行李，其中有阿尔巴尼亚的皇室珍宝。弗莱明从未如此风光地指挥过这些皇室难民登上他的船队。
　　陶醉在成功之中的弗莱明，提出了打破达尔朗举棋不定的僵局的一个有点好高骛远的方案。他向驻法英国大使建议，英国政府是不是能在大战期间把怀特岛交给达尔朗上将，作为法国领土驻扎他的舰队。然而，他的建议遭到了冷眼和非议。两星期后，海军上将詹姆斯·萨姆维尔爵士，为阻止拒绝妥协的达尔朗上将把舰队交给德国人，开始不顾一切地炮击聚集在奥兰海岸的法国舰队。
　　——俟弗莱明勉强回到伦敦的办公室里，戈弗雷立即决定不再放他离开半步。弗莱明尽管独立做出了一些成绩，但他依靠了很不可靠的运气和脸皮。所幸他人虽被禁锢在办公桌后面，但是作风还未完全被束缚住，他依然能够想出一些特别新颖的主意。
　　锦囊妙计
　　在不列颠之战初期，海军情报局得到了有关德国的一种新型的大功率汽艇的详细情报。这种汽艇德国人用来运送在荷兰、法国北部沿岸被击落的德军和盟军飞机的乘员。弗莱明提议截获一艘这样的汽艇，以便研究船上所用的密码。他的想法被批准了。他决定布下一条锦囊妙计。他需要一架缴获的德国飞机，一个会说德语的英国飞行员，和一次上演一幕假坠毁的好机会，借此把德国人引到海峡中靠近法国沿岸的某个地方，然后冒充德军的机组人员，一举俘虏汽艇上的德国人，对汽艇进行全面搜查。
　　(图片坠毁的飞机)
　　弗莱明带了海军情报局军官皮特·史密瑟斯，去寻找德国枪械和一套真正的德国飞行服。最后在皇家空军一座专门存放缴获的德国军服的机库里找到了。弗莱明凭着他特有的冲动试穿上一套德国军服，大摇大摆地冒充德军飞行员去找兄长皮特·弗莱明少校。当时皮特·弗莱明少校派驻在坎特伯雷附近地区。这种无边无际的玩笑正反映了弗莱明式的幽默。可是，最终这个计划被取消了，原因不是设想欠妥，而是被缴获的完整无损的德国轰炸机找不到。
　　(图片小巧的间谍工具)
　　邦德之所以喜欢小巧的凶器，主要是因为弗莱明本人对那些致命的玩意儿很感兴趣。譬如，他尤其钟爱一支一按笔尖就能够射出大团催泪瓦斯的自来水笔，其他的各种致命物，如氰化物胶囊都可以藏在笔内。他经常随身携带这支笔。
　　然而，即便戈弗雷一直器重和发挥弗莱明的才干，他的秘书爱德华·梅里特仍然不失为一个挑剔的评论者，而且他的话里嫉妒成份很强：
　　你不能对伊恩在海军情报局的工作形成错误的观念。他不是詹姆斯·邦德。他是一个像我们大家一样甩笔杆子的人……当然，他了解局里的全部工作情况，但是他好像从来不是真心喜欢参与这些工作。即使他心里有这种渴望，但我从未看见他流露出来。简而言之，伊恩的“战争”就是挥汗、流泪加苦干，但是绝对没有真实的流血。
　　从弗莱明在法国的举动来看，这不是一个公正的结论。纵然此刻他坐在办公桌前，但他肯定也会做出一些重要的成绩。这些成绩中有一些还得归功于他的私人关系。1939年他把《每日邮报》的塞夫顿·戴尔默介绍给戈弗雷，从而为建立“大西洋广播电台”奠定了基础。那是戴尔默和海军情报局联合筹建的电台，专事向德国潜艇官兵提供假情报。弗莱明和海军宣传科的关系也非比一般。戈弗雷设立该科是用来骚扰德国海军的。宣传科里全是货真价实的作家：科长唐纳德·麦克莱伦后来当上了《星期日电讯报》编辑，曾是他的副手的小说家罗伯特·哈林后来成为《住宅与花园》的编辑。别的文人如威廉·普洛默和小说家查尔斯·摩根也在该科负责编写宣传报告。
　　纳粹党魁媾和之谜
　　弗莱明种种别出心裁的计划虽然名闻遐迩，但其中许多近似于异想天开。有一个计划竟然欲把鲁道夫·赫斯德国纳粹党魁，1941年他秘密飞往英国，要求媾和，被作为战犯拘禁，战后在狱中自杀。和埃雷斯特·克劳利扯到一起。当赫斯经过周密策划于1941年5月空降在苏格兰，欲与英国进行和谈的时候，弗莱明拟定了起用克劳利的计划。克劳利是汤姆·德莱伯格、丹尼斯·惠特利和马克斯韦尔·奈特等的熟人。弗莱明像他们一样被克劳利的古怪举止和自我吹嘘的魔法迷住了。他一直追到德文郡海滨胜地托奎，请求那个老恶棍协助审讯赫斯。克劳利乐意从命，但是情报局的其余人员拒绝为他效劳。所以，弗莱明只能把他的名字存档参考。那个自封的魔法师没准将来会派上些用场。许多高层纳粹分子的脑瓜里满足占星术和玄学，弗莱明确信有这一技之长的克劳利在某一方面可能会有用处。
　　据称弗莱明本人首先得对引诱赫斯来英国一事负责。他无疑一直在研究海军上将巴里·道姆维尔爵士的全套档案——那是军情五处反颠覆科科长马克斯韦尔·奈特提供给他的。在1927到1930年间，道姆维尔上将曾是海军情报局里特别亲德的首脑人物。他创立了一个叫“联谊会”的组织，奈特的部门一直在侦察这个组织。于是弗莱明想出了一个奇特的主意。他想向纳粹德国披露这个亲德组织虽已转入地下，但吸收了一些能为推翻邱吉尔政府铺平道路的有权有势的新成员，使这个已经遭禁止的组织起死回生。弗莱明期望把这个消息捅给纳粹领导层，促使德国同英国进行接触，从而使它暂时或永久地搁置它的进攻计划。然而，他明白这个非同寻常的计划不可能受欢迎，戈弗雷也不会赞赏它，因为它显然风险太大，而且很可能会玩火自焚。
　　据说弗莱明把这一计谋交给他的两位挚友执行。一个是英国情报部门的成员，另一个则是瑞士的占星术权威。很明显，弗莱明断定赫斯是他计划中的关键人物，后来他通过关系证实，赫斯肯定是纳粹领袖中最醉心于同英国媾和的人，而且他十分迷信占星术和玄学。因此，弗莱明的一个瑞士朋友，便把一名也是占星师的英国特工安插到赫斯的部门里。那名特工从赫斯所信任的占星师那里，设法搞到两张真命天宫图，于是他就可以算出与赫斯过去见惯的相似的天宫图，丝毫不会引起他的疑心。假天宫图就能把英国之行的“黄道吉日”告诉赫斯。
　　这个故事根本无法一一证实，也没有什么真实的证据可以表明赫斯那戏剧性的英国之行，是弗莱明的计划引起的。然而，《英国谍报史》的作者理查德·狄肯认为这个故事的某些细节可能是真实的。他对弗莱明的才智评价很高——尤其是他那“不可思议的本事：他在指示中只告诉部下所需情况的一部分，就这样完全掩盖了行动的目的，却诱使莫名其妙的部下去做要他做的，但不知道为什么要那么做的事。”
　　赌场之夜
　　1941年，弗莱明开始了一次旅程。这次旅行的经历，后来用在了他的第一本惊险小说《豪华赌场》中。英国海军情报局决定与美国同行加强联系，为此弗莱明和戈弗雷上将一起飞往华盛顿，与美国海军情报局进行秘密磋商。途中他们乘坐的“空中岛”式飞机在里斯本停留一夜。军情六处已经通知弗莱明，里斯本和相邻的埃斯托里尔到处都有德国间谍晃来晃去。当弗莱明得知那些间谍的头子，每天晚上都带着两名助手在埃斯托里尔狂赌时，他就决定公私兼顾，来个办公玩乐两不误。他竟把戈弗雷上将哄进了赌场。弗莱明日后曾一再声称，他曾亲自上阵和德国人赌博。
　　我们到了那里，看见有三个男人在高高的台面上玩“十一点”。局长不懂这种玩法。我给他解释了一下后，心里忽然涌起一个狂热的念头：坐下来和他们对赌，把他们的钱赢过来，削减一下德国情报机关的经费。但这是一个蛮干计划……我“抢押”一回输掉了，再“跟押”一回还是输，第二次“跟押”就被清除出局了。真丢脸。
　　(图片赌场或赌博工具轮盘赌等等)
　　然而，戈弗雷上将则称，他们度过了一个特别漫长而无聊的赌场之夜。他留意到弗莱明自从大战爆发以来这是第一次坐下来玩，他的眼睛里闪出了光芒。但是赌注下得很低，因为那夜只有少数几个葡萄牙人在赌场。弗莱明继而对戈弗雷小声说，如果那些葡萄牙人是伪装的德国间谍，那么他们俩的收获相当可观——想方设法让德国人输得干干净净。可是，戈弗雷认为他的推测不可靠，戈弗雷一心只想着上床睡觉。
　　达斯科·波波夫，代号“三轮车”，这个为英国某组织工作的双重间谍，在弗莱明抵达之际也在里斯本。他知道不少弗莱明当时的轶事。那天夜里，他刚刚收到德国人支付的8万美金报酬，第二天早晨他必须把这些钱上缴给军情六处。他相信弗莱明也知道这件事，而且为了保证钱安然上缴一直在跟踪他。波波夫在旅馆大堂里碰到弗莱明之后，在晚餐前上咖啡馆时又遇到他，而在餐厅进餐时竟然三度发现了他的身影。那一夜开始显出喜剧色彩。波波夫后来在《间谍与反间谍》（1974年）中写道：
　　英国秘密情报处信任我，所以把8万美金托付给我。但在我的头脑中携带的秘密比这要值钱得多。我和我的“影子”步入赌场，察看着每一张赌台。我高兴地发现一个我极其讨厌的家伙就在那里——一个无足轻重，但很富有的名叫布洛克的立陶宛人，他竭力摆出傲慢的下注架势，弥补矮小身材的缺陷……当布洛克报出“做庄全押上”的时候，我竟鬼使神差地脱口报出“5万美元”。我瞥了一眼弗莱明，他气得脸色铁青。立陶宛人身上显然没有那么多钱，他尴尬地在椅子里蠕动着。
　　最终赌本没有输掉，弗莱明的神经大概又放松下来。不过，波波夫的故事也许有点不太可信。
　　酒席上的陷阱
　　弗莱明来到美国，遇到了英国情报机关驻美代表，加拿大百万富翁威廉·斯蒂文森爵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斯蒂文森是立过功勋的战斗机驾驶员，他还曾是欧洲业余轻量级拳击冠军，弗莱明把他看成一个标准的英雄。斯蒂文森还擅长在1夸脱的大杯子里调制马提尼酒。他是出了名的沉默寡言的人，那可能与他的酒量有关。弗莱明把他的性格和生活方式中的许多特点提炼之后，移植到了邦德身上。他对斯蒂文森收藏的包括密码机在内的那些精致的小玩意特别感兴趣，他常常长时间流连忘返地观察那些小玩意的运作原理。
　　1941年5月，弗莱明开始了他对大战贡献最大、最富创造力的工作。在德军入侵克里特后，他开始对奥托·施考齐尼的活动产生了兴趣，后来他在《探月号飞船》中以此塑造了雨果·德莱克斯这一人物。三十出头的施考齐尼，当时已在德国纳粹党中执掌大权。有一次，他率人袭击了设在克里特的马莱迈和伊拉克利翁的英军指挥部，企图抢到英国的秘密文件。他和他的手下好像非常清楚要找什么东西。弗莱明突然之间恍然大悟，原来施考齐尼率领的是一支德国情报突击队。他一面研究他们的方法，一面逐步得出结论，英国海军情报局也可以效法德国人，创建一支自己的部队。
　　一次，他和英国同事在皮卡迪利大街的司各特餐馆请一些德国战俘吃午餐。他打算灌醉被俘的德国潜水艇艇长和驾驶员，从他们嘴里打听他们是如何避开在挪威和丹麦之间连接北海和波罗的海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内的盟军布雷区的。弗莱明先是巧妙地设法放他们出战俘营“观光”，然后，他和他的同谋扮演被迫为政治家打仗的急于亲近他们的友好军官的角色。然而，酒精还没有起作用，就有一个侍者注意到那些德国人的衣着很古怪（更不用说口音了）。特别调查局派员到餐馆了解情况，最后把所有人统统逮捕。这是弗莱明的一个不太成功的计划，结果弄得戈弗雷相当难堪。
　　事后，厚脸皮的弗莱明若无其事地又着手实施另一个类似的计划。偶遇德国沉设的俾斯麦号舰上的一个军械官之后，他策划了一次夜游，想使这个德国人，怀念战前他所熟悉喜爱的古老典雅的伦敦，满心希望他酒后泄露一些情报。这一次酒精确实如愿以偿地发挥了作用，但是，那个德国军官却醉得语无伦次，别提泄露什么机密了。如此结局实在可惜，因为弗莱明费尽心机安排了那个如此美好的怀旧之夜：在“法国埃居”餐馆和几个会说德语的英国海军军官共进晚餐，然后去斯隆广场一幢讨人喜欢的房子里喝咖啡，欢度良宵。日久天长，连弗莱明本人也逐渐认识到这种出游计划太不可靠，难以找到真正的成功机会。
　　弗莱明的私家军
　　1942年初，弗莱明的思路回到了施考齐尼及其情报突击队上面。当时海军情报局正在筹划袭击法国海岸。弗莱明建议由一支他称为“情报清道夫”的特种部队，配合常规的先锋突击队行为。戈弗雷经过再三考虑，最后同意弗莱明负责指挥。这显然是弗莱明发挥创造力的大好时机，但是同意的命令下得太迟，他无法把方案考虑得尽善尽美——实施起来可能得非常谨慎，并不断进行调整。
　　当袭击法国海岸的时机成熟之际，弗莱明挑选了两名海军上尉，拨给他们一支由十名精锐海军陆战队士兵组成的掩护小队，命令他们偷袭德军指挥部。弗莱明又一如既往地请求戈弗雷允许他和小队一起去——可是他也明白希望渺茫，他太重要了，戈弗雷不能失去他。尽管如此，他还是获准在一艘参与进攻的军舰上观战。可惜由于加拿大部队的耽误，他的情报小队未能离船登陆。
　　不管怎么说，至此弗莱明感到他的想法得到了重视，他还会有机会大显身手。这个机会最终在1942年夏末到来了。当时，海军情报局正在计划配合英美联军进攻北非。对于这一次尝试，弗莱明拥有足够的时间，更为细致地组织他的情报突击队。他认真挑选了两名指挥官：北极探险家昆廷·莱利和在先前袭击圣纳撒尔中坐镇旗舰的邓肯·柯蒂斯。弗莱明得到了七名皇家海军陆战队士兵。他奉命负责训练这支队伍。这些优秀的士兵正式被称为“30突击小分队”，私下被称为“弗莱明的私家军”。柯蒂斯说：“伊恩太兴奋了。你会以为他也是一名即将出发的突击队员。对他来说，这是一次大冒险。”为了训练手下这些人员，弗莱明把他们带到苏格兰营地，在那里学习如何爆破保险箱，溜门撬锁，以及破门而入。一旦他们掌握了那些技术后，他又把他们带到白金汉宫中的一幢房子里，再学习有关轻便武器、雷达、伪装地雷、布雷区、葛里炸药、可塑炸药的知识，以及如何把情报译成密码和破译密码等技术。这一切都给詹姆斯·邦德的历险活动提供了至关重要的专门知识。
　　(图片各种轻武器)
　　——俟踏上阿尔及尔的土地，弗莱明的人马立刻证明了，他们没有辜负还在那儿甩笔杆子的总指挥的一片苦心。在几分钟的登陆过程中，他们征用了一辆法国卡车及其受惊的司机，并意外地发现了意大利人的海军司令部驻地。意大利人被敌军的突然袭击搞懵了，根本来不及烧毁秘密文件就被捕了，弗莱明的私家军满载档案、密码本、德国和意大利正在使用的暗语以及舰队战术命令等材料凯旋而归。这不啻是英国情报部门的一次大捷。
　　至此弗莱明的“30突击小分队”已经证明，它足以承担未来的各种行动任务。弗莱明力争扩充队伍规模。结果，他又得到皇家海军陆战队的一个班，用以加强突击队的防御和攻击力量。弗莱明的私家军还得到了自己的运输工具和正式身份，其标志就是他们的特殊军服——卡其布战斗服和海军军帽。
　　然而，这是弗莱明最后的军事成就，因为戈弗雷上将调任皇家海军驻印度将官，他的接替者——海军准将E·G·N·拉什布鲁克，却并不怎么赏识弗莱明。弗莱明的影响力虽说削弱了，但私家军却越来越强大，并仍旧处在弗莱明的严格控制之下。1943年4月，英美联军在北非海岸与蒙哥马利的第八军团会师时，“30突击小分队”搞到了最新的、完整的、西西里沿岸全部防御工事和雷区分布图，对攻占西西里岛作出了重大贡献。最后，这支队伍一分为二，一支配合盟军进攻西西里岛和意大利本土；另一支回到英国后，继续在弗莱明领导下受训。私家军的编制此时又扩大了。弗莱明启用罗伯特·哈林充任部队的地雷专家。另一个被启用者是著名的播音员、作家拉尔夫·伊沙德。这支部队受训是为D日进攻作准备。当他们计利在阿罗兰什滩头登陆，阻止德国人破坏他们的大雷达站，此时私家军人数已增至150名。多亏弗莱明的周密计划，这次袭击又获成功。但是，由此在私家军中产生的骄奢淫逸的风气，却激怒了思想单纯的弗莱明。他的传记作者约翰·皮尔森写道：
　　当他队伍里的人擅自开始实施那种给詹姆斯·邦德带来无上光荣的孤胆行为时，弗莱明的反应是大发雷霆，犹如笨手笨脚的部下对最佳的计划不屑一顾时老M的表现。在这种怒火之下，似乎蕴藏着均衡主义者的强烈失望，他对事物的单纯而美好看法，又一次被现实打破了。
　　实际上，弗莱明已经开始怀疑他的私家军是不是由于他埋首办公桌的缘故，他们正在逐步脱离他的控制。行动中弗莱明在部下面前，不是一个精明老练的领袖人物。
　　大战日益接近尾声，“30突击小分队”不断缴获大量先进的德国装备，其中就有第一艘德国单人驾驶潜水艇。当盟军攻入德国本土的时候，弗莱明的私家军，袭击了汉堡的潜艇工厂和埃肯福德的鱼雷试验站，最后挺进到符腾堡森林里的坦巴赫地区的一座城堡，发现了一座密窟，里面藏着起自1870年的德国海军档案，以及比较有用的新材料。弗莱明亲自乘一条渔业保护船，把文件和一个企图焚毁文件的德国海军上将一起带回英国。弗莱明给“30突击小分队”的最后指示是：“立即找十二位德国海军最高指挥官，命他们每人写一万字，解释德国为何海战失利。”这最后一笔是典型的弗莱明式的奇思妙想。
　　1945年11月4日，弗莱明离开了海军情报局。临行时戈弗雷上将对他作出了最后一句闪光的评语：“他的热情、才能和见识都是无与伦比的，他对海军情报局的战时发展和组织活动作出了巨大贡献。无须多言，仅此足矣。”
　　从“金眼”别墅里走出来的“邦德”
　　复员之后，弗莱明重操战前收集珍贵藏书的旧业，并在牙买加买下了“金眼”别墅作为他的写作书斋。“金眼”其实是海军情报局的一个针对佛朗哥的行动计划的代号。海军情报局计划，如果佛朗哥决定投靠纳粹就封锁直布罗陀海峡。但是，弗莱明坚称这个名字来自卡尔森·麦库勒斯的小说——《金色眼睛里的影像》卡尔森·麦库勒斯是美国“南方文学”流派中代表性的女作家。以擅长描写孤独者的内心世界著称。《金》一书出版于1941年，曾改编成电影。。凯姆斯利勋爵在他的报业集团里，给了弗莱明一个对外新闻服务部经理的高位。工作悠闲，薪俸可观，他闲下来就去旅行——尤其爱去他心爱的“金眼”别墅。
　　罗伯特·哈林有一次问弗莱明战后打算干什么，他回答说，要写一部“旷世间谍小说”。1952年1月，他实现了诺言，写出第一部邦德惊险小说《豪华赌场》。邦德丛书的销售奇迹已经谈得很多，此处无需赘述其成功的原因。弗莱明的俄国之行及其令人咋舌的战功，为他所有的邦德冒险活动提供了极好的素材。邦德是达斯科·波波夫和西德尼·雷利（俄国间谍大师）的合成（尽管弗莱明认为邦德从未达到他的创作要求），当然，邦德身上还有弗莱明本人的影子。邦德像他一样讨厌房间里的鲜花，喜欢鱼子酱和不甜的马提尼酒。不过，007小说虽然十分畅销，邦德仍是一个苍白的一维人物，只不过是理查德·汉内或布尔道格·朱蒙德的更加通达世故的翻版而已。然而不管怎么说，邦德体现出了50年代的思潮：他虽然爱国，但他却是滥杀无辜的外国人，不论好坏随随便便就和女人上床。他代表着那个时代里，某些人梦寐以求的道德沦丧的肉体自由。但是，弗莱明自己的冒险生涯，远比邦德的要精采奇异得多。
　　邦德的性格尽管无关紧要，但是俄国人却把他当作一个严重威胁，把他和斯默希的交锋看作是一种反俄宣传。克格勃为了反击邦德，委托保加利亚作家A·古雅什写了《扎霍夫的使命》，在书中邦德败于一个共产党英雄之手。这本书在《共青团真理报》上以“阿瓦库姆·扎霍夫大战007”为题连载。1968年终于在英国出版了一个译本，此时弗莱明大约已故世四年。


第04章格雷厄姆·格林
　　格雷厄姆·格林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第三个人》《一支出卖的枪》《密使》《我们的人在哈瓦那》《人性的因素》《荣誉与权力》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我们的人在哈瓦那》《忧虑重重的内阁》《事情的实质》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军情六处的情报员，被派往非洲工作。
　　精彩旁白格林1904年出生于英国中部赫特福德郡。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学学院攻读历史。当过记者，信奉天主教，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派往非洲。战后他创作了大量的间谍小说。六、被指控的间谍作家
　　1923年，俅·辛克莱上将接替曼斯菲尔德·卡明上尉，担任军情六处处长，但由于他年事已高，工作逐渐由他的几位副手斯图尔特·孟席斯，瓦伦丁·维维安和克劳德·丹西接管。这三人中孟席斯权力最大，格雷厄姆·格林就在他手下工作，基姆·菲尔比也是根据他的命令被录用进来并得到提拔的。孟席斯精明强干，但属墨守成规、不合潮流的人。在他任职期间发生了伯吉斯和麦克莱思的变节事件。
　　“卖国贼”的儿子
　　1939年冬，格雷厄姆·格林虽然通过了体检，但未被批准入伍。后来经过种种努力，他终于被录用为情报部战时参谋人员。格林发现他所在的部门存放着一些像休·沃尔波尔、迈克尔·阿伦和杰弗里·温这样一些著名作家的信件档案。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当时也在情报部工作。他们俩饶有兴趣地阅读了这些表示愿为国王和国家效劳的信函。
　　格林的父亲，查尔斯·亨利·格林是赫特福德郡伯克哈姆斯德学校的校长。读初中时格林快活得很，但进入高中后不久，他就觉得不自在了。他在1971年出版的自传《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离开了文明，进入了一个有着奇异风俗但充满着困惑的野蛮国度，我成了异乡人，嫌疑犯，一个不折不扣的猎物。大家都知道，这是一个人与人之间充满着猜疑的国度。因为我父亲是个校长，所以我就像个‘卖国贼’的儿子”。
　　格林的哥哥雷蒙德不仅是个级长而且还是学生会主席，毫无疑问，自然而然地充当了“卖国贼”的帮凶。格林觉得自己处于各种反抗力量的包围之中，要么背叛父亲和兄长，否则永远被周围的人排斥在外。他的堂弟本是格林家族中的“有趣人物”之一，当时是初中年级长，他却没有这种压力，格林认为他暗中反对雷蒙德。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本被不公正地投入监狱时，格林没有表现出应有的同情。
　　为了减轻学校生活给他造成的痛苦，格林一头埋进书堆，并渐渐迷上了约翰·巴肯的主人公理查德·汉内。他会藏身于伯克哈姆斯特公地，把自己想像成巴肯笔下的主人公。随着校园岁月的流逝，他的孤独感愈益加剧，他觉得这是由于他不知倾向哪一方为好所造成的。背叛的主题由此根植于少年格林的脑海里，并构成了1939年出版的小说《特务》的写作基础。这部突出被追捕者的小说大受基姆·菲尔比的推崇。虽然格林对自己的作品一贯很挑剔，但这部作品他一直非常喜欢，因为它用道德原则揭示外国间谍进退两难的精神世界。
　　寻求刺激
　　格林最初的间谍经历有些不同寻常。1924年当他还是牛津大学学生时，他读到一本杰弗里·莫斯写的书名为《战败》的短篇集。莫斯在书中描写了德国被占领区的情况，有一次法国当局试图在廖泽尔河与莱茵河之间组建独立的帕垃坦共和国，并已经把德国罪犯从法国监狱和马赛等地转移到那儿，目的是让他们为法国当局效劳；但英国和美国政府反对这一计划并阻止了这一行动。
　　格林之所以会写信给德国大使馆，自荐当他们的通讯员，是因为他既喜欢冒险，又十分关心那儿的局势，他寄去了他当通讯员和目前担任《牛津展望》刊物编辑的证书。也许编辑这一职务打动了德国人，他竟很快得到了答复。一天傍晚当他回到巴利奥尔的寓所时，发现有个陌生人在他屋里喝着白兰地酒。这个自称康特·冯·伯恩斯托夫的男人是德国大使馆一等秘书，不过这身份是格林以后证实的。格林还发现这个白白胖胖的冯·伯恩斯托夫是个穷奢极欲的同性恋者，常去“阿比西尼亚”——一个相当隐蔽的黄色夜总会。但冯·伯恩斯托夫不完全是个享乐主义者，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开通一条帮助犹太人从德国逃往瑞士的秘密路线。他最后在莫阿比特监狱被处死。
　　不久，经常去格林宿合的不仅仅是冯·伯恩斯托夫，还有其他德国侨民，他们中许多人酷似音乐喜剧里的人物角色。来访者中有冯·伯恩斯托夫的表兄，他十分引人注目，他的一只洒了香水的手套遣忘在格林那儿；还有一位头衔繁复的年轻人和一个脸有疤痕、人称P上尉的诡谲老头。格林以后在军情六处的经历，使他得出与莫格里奇相似的结论：谍报活动是一种游戏，玩者通常是一些古怪的人。
　　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
　　几星期后格林被召到德国大使馆，在那儿冯·伯恩斯托夫亲手递给他一只内装25英镑旧币的信封——去德国“度假”的费用。为了预防万一，冯·伯恩斯托夫叫格林烧毁信封。
　　(图片一个面容阴险的老头)
　　格林的父亲看见儿子与一些陌生人来往，很是担忧，主动提出承担这笔旅游费用，但格林拒绝了。他仍沉醉于冒险的遐想之中。于是他与作家克劳德·科伯恩一起去了德国，格林的堂兄图特(爱德华·格林)因为会讲德语也随同前往。此行是以一个略带戏剧色彩的场景为开端的：当他们安然登上去哈维希的火车，在包厢内坐定时，门突然被打开了，P上尉溜了进来，在他们身旁坐下，他脸上因决斗而留下的伤疤瞧上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狰狞可怕。后来格林在《一种生活》里描写道：“车厢里的笑声戛然而止，我们竭力想使自己看上去像个符合身份的观察员。”
　　令他们扫兴的是，此行并未和风云诡谲的间谍世界发生任何联系。尽管P上尉的出现带有神秘色彩，但总的来说这是一次平淡无奇的旅游。在科隆他们会见了一位政治领袖和一位实业家；在埃森他们目睹了一家工厂因工人罢工而变得一片死寂。他们开始集体构思一部巴肯风格的惊险小说，可毫无结果。在爱德华·格林的记忆中，那次旅行是一次充满困惑的体验：“我们坐在克虏伯斯的会议室里听人演讲，格雷厄姆在作记录。旅游期间，他是个热情的同伴，但喜怒无常——情绪波动很大。我们受到热情款待，住的旅馆都是非常豪华的。旅行过程中我注意到格雷厄姆是一位目光非常敏锐的观察家。”
　　直到进入被占领区附近的海德尔堡时，他们想体验间谍生涯的愿望才得以实现，但非常有限。在访问帕垃坦流亡者救济基金会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这实际上是一个打着救济会幌子的绑架组织，头子是一名身穿灯笼裤，人称“埃伯莱因医生”的男子。埃伯莱因雇佣年轻打手以最快速度驾车驶入法国占领区，绑架与法国当局合作的德国官员，然后在没有正常法律程序的边地法庭上以重大叛国罪加以判决。格林回到英国后给冯·伯恩斯托夫写了封信，暗示资金难以从秘密的民族主义组织那儿运送进被占领区，他还指出，让一名牛津大学的在读生当信使，极不容易引起怀疑。冯·伯恩斯托夫回信说，柏林的“朋友”问他，是否有兴趣返回法国占领区，与分裂主义者的领导接触一下，弄清他们未来的计划。这个建议使格林欣喜万分，心想他终于在十九岁的时候走上了间谍之路——这是一种将脱俗与“冒险”相结合的生活。在以后的岁月里格林热衷于“冒险”，他在《一种生活》中写道：“我猜想……所有的小说家都有与间谍相似的地方；密切观察，偷听，探索动机，分析人物性格，为了文学甚至不讲道德”。
　　两面人
　　1924年的整个秋季学期，格林在自己的寓所里继续接待陌生的外国客人，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一方面他要听指导教师的课和参加各种社交活动；另一方面他又要同伯恩斯托夫接触，他还完成了第一部未发表的长篇小说。不久，他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一名双重间谍。《爱国者》是一份右翼杂志，老板是诺森伯兰公爵，此刊物支持过主张独立的分裂主义者。格林非常殷勤地表示愿意充当他们在特里尔的通讯员。他们对这一提议甚感兴趣，因为格林不计报酬，而且还是一名巴利奥尔的学生。假如格林能反映他们的观点——不夹杂任何其他观点——《爱国者》将乐意雇佣他。格林随后给伦敦的法国大使馆写了一封信，告诉他们他将在特里尔为《爱国者》撰稿，如果他们有什么指示的话，他乐意接受。
　　(图片一个两面人，可以是漫画)
　　遗憾的是他想当双重间谍的梦没有圆成。着手解决德国战争赔款问题的道威斯计划已经制定，欧洲各有关国之间已达成一致的协议。随着形势的变化，他们不再需要格林了。马里耶·弗朗索瓦斯·阿兰在他的《另一个人：与格雷厄姆·格林的谈话》一书中引述了格林的话：“与其当特务，还不如当个双重间谍。可我得到通知，他们不再需要我所提供的服务了。作为我学生生活中一个重要内容的那些神秘的德国人全都不可思议地消声匿迹了”。他在《一种生活》中评述道：“谍报工作是一门奇特的职业——对有些人来说，这是一种根本不讲道德，不考虑经济利益，甚至不考虑国家利益的职业——为当间谍而当间谍”。
　　菲尔比其人
　　格雷厄姆·格林是由他姐姐伊丽莎白介绍进军情六处工作的，他姐姐在特务机关当私人高级助理。当命令下达后，格林相信谍报机关大门是很容易进的。这就是为什么格林始终觉得菲尔比所说的他畅通无阻地打进了英国情报机构的话是非常确切的。菲尔比案件发生后，他们按照名字查阅了他的档案，答复如下：“历史清白”。他比格林更幸运，因为格林早已在警察局备过案。电影明星秀兰·邓波尔指控他有诽谤行为，这起因于他发表在新文学杂志《日日夜夜》上的一篇评论文章。格林的材料不仅被呈送到C(孟席斯)，而且还转送到检查总长那儿。格林相信菲尔比有一阵子甚至吃不准自己是否真的打进了秘密情报局，因为他最初的报告使得与他联络的苏联情报官得出结论：也许他应该离开这个并不是他们要打入的组织。
　　格林喜欢菲尔比写的《我的无声战争》一书。在他为该书所作的序言中评述道：“我们听说(书中)有大量说教内容，但实际上一点也没有，除非他庄严阐述自己的信念和动机的话可以称作宣传。”不过，格林用犀利的批判眼光评论了菲尔比对第五部主任费利克斯·考吉尔的控制，并视之为自我放纵的权力游戏之一。正是由于这一原因，格林最后没有接受菲尔比提供的晋升机会。但是《我的无声战争》中菲尔比承认他排挤走考吉尔是为了便于“接触枯燥乏味的材料”。格林现在意识到他当时把菲尔比看作一个喜欢操纵别人的利己主义者是错误的，他现在认识到菲尔比只是在为一种完全不同的事业服务，在军情六处根本没有任何个人野心。
　　格林愉快地回忆起他们星期天经常在圣奥尔本斯餐馆共进午餐的情景，边喝边聊无拘无束，因为他们只有在中午才有数小时的消遣时间。当在执行火灾警戒的时候，他们也会在伦敦圣詹姆斯街后面的一个酒吧里碰头，并喝上一盅。格林回忆，如果有人判断错误的话，那肯定是因为菲尔比用非常风趣的话遮遮盖盖地淡化或掩饰这一切，“他对自己的同事很讲义气，当然对于他对另一种事业的‘忠诚’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潜伏非洲
　　格林和莫格里奇一样，也是作为军情六处的官员被菲尔比派往国外的。1941年冬，他搭乘一条小货轮“埃尔登—登普斯特”号，沿着一条曲折迂回的航线，在军舰的缓缓护送下穿越北大西洋，前往西非的塞拉利昂。他将途径弗里敦去拉各斯接受训练。(这已不是他首次前往法属西非，1934年他访问过那儿)。格林通过写一部篇幅不长的书《英国剧作家》，或在船上图书室内苦读来消磨时间。他还随身带了一箱书籍，但他在塞拉利昂的逗留期间要靠这些书来消遣，所以在船上他不愿去翻动它们。航程大半过后，格林替《忧虑重重的内阁》设想好了情节，也读完了侦探小说家迈克尔·英尼斯写的一部书。躺在睡铺上，格林犯起了乡思病。蓦然，他决定写一部逃避现实的惊险小说。
　　1941年12月30日，漫长而又单调的航行因突然瞧见葡萄牙班船上闪耀的灯光而显得有了些生气。这种中立国家的班船将支配格林在弗里敦的生活，因为它们涉嫌走私不纯的金刚钻，而他后来将这些素材写进《事情的实质》的情节里。
　　(图片行驶在海面上的货轮)
　　1942年1月3日，格林终于抵达弗里敦。他在日记中写道：“天气酷热，大约上午10点。弗里敦背后的山冈笼罩在薄雾和高温之中。中午之前我们进了港。港湾很大，但十分拥塞，许多船在忙着装运。奇异的水泡状山脉，黄色的海滩，具有诺曼底建筑风格的英国圣公会大教堂历历在目。”随即格林被派往拉各斯接受三个月的训练，在那儿他刻苦学习编码和译码的技术。他和一名同事住在一栋以前归警方用的平房里，这房子坐落在一条小河边，蚊子成灾。夜里他们不得不打着火把捉蟑螂。
　　训练结束后，格林回到弗里敦。他住在欧洲人住宅区，那儿全是平房，地处山脚，上面有避暑山庄。他住的那栋房子是一名叙利亚人建造的，两层楼结构，有楼梯间。起初，格林还弄不明白，为什么地方军医认为这房子不符合医生要求，后来雨季来临，房子地基很快变成一块沼泽地，其原因也就不言而喻了。而且对面的运输营地还招引来了许多令人惊恐不已的苍蝇和秃鹫。不过，他很快就稳定下来了，将平常仅有的一些空余时间用来写《忧虚重重的内阁》一书。
　　早晨6点用早餐，7点格林通常驾驶他那辆莫利斯牌轿车前往市区采购东西，并从警察局长那儿领取密码电报。他以假身份为掩护，通过这些密码电报与特别行动部保持联系。回家后立即破译电文，然后起草回电，写报告；吃过午饭，午睡片刻，醒来后喝点茶，4点30分他通常沿着一段废弃的铁路轨道散步。这段铁轨位于避暑山庄下面半山坡上，欧洲官员曾经使用过它。从那儿他可以俯视弗里敦海湾。“玛丽皇后”号常常停泊在港内，搁浅的“爱丁堡城堡”号在废酒瓶堆上腐烂。黄昏时分，他便回家。这里耗子很多，且喜欢傍晚出来透透空气，他想赶在成群耗子出现之前洗完澡。有一次他回家迟了，发现一只耗子竟蹲伏在浴缸边沿上，令他气不打一处来。更糟的是没法对付耗子夜间出来活动的怪癖，醒来常常发现一些耗子咬住卧室里的窗帘快活地荡来荡去。要不是蚊帐起了隔离作用，他的床连同他的身体早就成了它们嬉戏的场所了。格林觉得正是这种插曲使得《忧虑重重的内阁》失去了一些原本应该有的幽默。
　　葡萄牙班船上的嫌疑犯
　　尽管有这些不尽如人意的地方，但已38岁的格林还是爱上了非洲。他日子过得很快乐，惟一的问题是他没时间写作。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完成了《忧虑重重的内阁》，用打字机把书稿打出后寄给了出版商。有时他也放下手头的工作，去内地旅行，这是他最愉快的经历之一。第一次是1934年，他搭乘窄轨火车去靠近利比里亚和法属几内亚边境的彭登布，这在《没有地图的旅行》中有描写。他发现这些年来那儿没发生什么变化，他坐在火车上的“服务员”专座上，睡在“服务员”的铺位上，以“服务员”的身份领用油灯和食物。火车在泊站停下过夜——乘客们下来住进政府管理的休息大楼，第二天一早火车喷着气，缓缓爬坡朝彭登市驶去。由于格林对彭登市宾馆内的厨师存有疑心，所以他在铁路边吃起了罐头晚餐，野餐桌轻巧地支在铁轨上，十分有派头。
　　格林在弗里敦是能享受就尽量享受，但很快陷入了经济困境。伦敦来的电报毫不客气地指出，离开驻地的官员每天所能得到的津贴是3畿尼——足以支付旅馆费用，电报还要他确认他会调整好开支的。格林对此的反应是打开办公室的保险箱，取出40英磅纸币，放入自己的口袋，然后回电声称已调整好开支。
　　他同住在拉各斯的顶头上司合不来，其实一开始他们就互没好感。他的老板是个对非洲情况根本不了解的病态者，他发觉格林会耍花招，而且脾气暴躁不易对付；而格林以洗练的文字写出的不无讽刺意味的报告搅得他寝食不安，弗里敦送来的文件袋他常常有意拖延几天才打开，为的是尽可能迟点读到格林影射的文字。他视格林为粗鄙的业余密探，难以约束的人；他甚至试图断绝格林的资金来源。不过格林能向他的朋友警察局长借款，所以这一办法没有奏效。当格林计划去利比里亚边境的凯拉汉旅游时，他与老板的冲突更为明显了。他很快接到一份电报，要他别离开弗里敦，因为葡萄牙的一艘班船马上就要到了，所有来自安哥拉的葡萄牙船只都必须接受检查，以防混入非法邮件和走私工业金刚石。但格林认为这纯属警察局的工作，于是拒绝执行。他甚至向伦敦提交了辞职书，但伦敦没有同意，菲尔比帮他摆脱了来自拉各斯方面的麻烦。
　　突如其来的解脱，使格林重新精神抖擞地开始了因忙于应付矛盾而一度放弃了的写作。其实船上很少发现有金刚石，邮件也从未发现有什么问题。惟一引起注意的事件是据说一条早已离港的班船上有一名间谍嫌疑犯，殖民部大臣命令海军前往拦截，然而没有人被逮捕。令人诧异的是从一名受到怀疑的乘客身上搜出一本通讯录，上面有格林的法国朋友翻译家德尼·克莱罗万的名字，而这个法国朋友后来被德国人发现是英国特工人员，最后死于集中营。
　　不光彩的审讯方式
　　在弗里敦写作困难重重，而将书稿寄回国也是个问题。格林意识到，如果他将仅有的手稿作为邮件托运回国，万一遭到潜水艇的袭击，那他就有可能遗失整部作品，所以每天晚饭后，他用一根手指费劲地打字，复制书稿。
　　《忧虑重重的内阁》仅仅因为题目吸引人而被美国一家影片公司悄悄地买去了版权，尽管格林对小说的结局并不满意。他希望自己能用不太离奇的手法处理一连串的间谍事件。不过，他认为特别行动部的普伦蒂斯先生这一人物的塑造是成功的。这一角色是依据在军情六处工作时结识的某个人所创作的。
　　确实，格林在后期创作中大量使用他在弗里敦时所观察到的材料。他保存着一本小笔记本，里面记录着他在那儿工作期间所发生的一些事件。他觉得这些材料没准会闪现一些将来可以用作小说主题的思想火花。其中一部分已计划用在以弗里敦为背景的小说《事情的实质》里。
　　许多发生在他执行任务期间的事情不是令他恼怒就是令他作呕，特别是那个年轻的斯堪的纳维亚海员的案件，那人被怀疑是法国间谍。格林的任务是讯问他，但他得到指令，用一种特别不光彩的方法胁迫嫌疑犯就犯。这位年轻人有个情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假如他供认不讳，就能回到她身边，要是他拒不承认，格林就不得不告诉他，他将作为残余战俘而遭拘留。格林大为恼火，因为他知道这也是警局的分内事，结果却踢给了军情六处。他不认为自己是被雇来干这种卑鄙的胁迫勾当的。于是他毫无结果地提前结束了讯问。
　　为了从同伴那儿得到些慰藉，格林常常用密码电文与在洛伦索马贵斯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互通信息。他们以前并不亲密，在英国的时候他们还互存戒心。然而在这里，他们俩都忍受着某种孤独。相同的境遇成了一种巨大的安慰，甚至成了一种粘合剂。他在拉各斯度过的三个月和在弗里敦工作的一年里，为了安全起见，格林没有写日记。他为未能留下记载他那段奇特经历的材料而深感遗憾，只是依稀记得并无恶意的军情五处人员逼疯警察局长和自己与两千英里以外的上司争辩这样一些插曲。他并未意识到，一部小说将产生于那些岁月。五年后当他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时候，由于缺乏详细的记载材料，他的情绪大为低落。
　　在那本书里，斯科比少校——日益衰败的西非殖民地的一名警官因默默无闻而得不到晋升。为了送幻想破灭的妻子路易丝回伦敦度假，他向叙利亚商人约瑟夫借钱。斯科比是一位天主教徒，富有自我牺牲精神。为了使他妻子幸福，他什么都愿意干。可后来他追求异性，爱上了一位年轻姑娘。于是，他的良心和他对上帝的真诚的爱使他陷入了危机，最后惹出了祸。格林大量利用了他在弗里敦的经历。
　　假情报
　　当格林1944年回到伦敦时，他发现自己已不适合在军情六处工作了。他回归的是菲尔比的部门，这个部门负责伊比利亚半岛的反间谍活动。格林是专门负责葡萄牙的。菲尔比在《我的无声战争》中评述道：“高兴的是格林被分配到我的部门，我让他负责葡萄牙……他在寄来的信件中发表的尖刻的评论使我每天在精神上得到些恢复。”
　　在葡萄牙，德国反间谍机关的某些官员一直向国内寄送完全编造的报告，报告中提及的情报来源于假想的特工人员。他们之所以这么干，是为了增加个人收入。他们想中饱私囊，确保工资和经费源源不断。既然德国政府已处于如此摇摇欲坠的危险境地，人人都想乘机捞一把。当时格林想到过，如果他不满足于自己微薄的工资，在西非玩这相同的把戏那简直是易如反掌。比如他可以利用一份有关法属几内亚的维希机场的报告。写这份报告的特工是个文盲，数学盲，根本不识罗盘上的罗经点。他声称某一混凝土制的车库里藏着一辆坦克，然而格林早就收到另一名特工写来的报告，得知那个车库里存放着的全是破旧的长统靴！凭经验格林知道平淡无奇的报告更可信，所以他认定先收到的那份报告是准确的。尽管格林断定那个文盲是不称职的，但他的上司们却认为他的报告“非常有价值”。格林对“特别行动队”送来的报告也不敢轻信，因为他们的情报来源显然是相同的。靠胡编乱写报告骗钱的主题十二年后在格林最优秀的小说之一《我们的人在哈瓦那》里终于得到了最充分的体现。
　　由于当时格林认为菲尔比在玩权力游戏，所以他放弃了晋升机会，并在1945年离开了秘密情报机构。他抱着能被派往战后法国的愿望，来到外交部政治情报局工作。该情报局虽然答应了他的要求，但并未履行诺言。于是他去贝德福德街的“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工作。格林觉得他留给军情六处的惟一礼物是他独立编纂的一册只有20本复制品的《名人录》。其中包括在亚速尔群岛活动的德国间谍名单和两篇简论该群岛行政管理和农业情况的文章。他还收进了一篇基姆·菲尔比写的旨在为英国侵略军提供帮助的文章，是论无线电通讯的。
　　如何使“威尔逊”离开阳台？
　　在“艾尔——斯波蒂斯伍德”出版社，格林与道格拉斯·杰罗尔德共用一间房间。杰罗尔德和格林一样也是皈依天主教的教徒，但他成了极右分子，支持佛良哥将军；而格林当时更倾向左翼，提倡天主教与马克思主义对话。他们俩构成了极易冲突的统一体。
　　1946年当格林开始写作《事情的实质》时，他很快发现在塞拉利昂编写和破译没完没了的密码电文阻碍了他创作能力的发挥。他还发觉写作这本书在感情上接受不了，因为他私人生活远非轻松自在。他在1980年出版的《出路》中写道：“我一直以为战争通过闪电战、被潜水艇击沉的船只；在非洲则借助里尿病毒带来死亡，以此作为种种解决方式；然而我在这里活着，将不幸带给我所爱的人们，干着臭名昭著的勾当。”格林的堂兄爱德华透露，是他妻子维维安使格林皈依天主教的。他娶她的时候她还很年轻，后来他们早已分居。
　　格林在写作《事情的实质》的最初阶段就遇到的技术难题是他不知道如何使威尔逊这个角色离开阳台。他正在西非殖民地的一家旅馆的阳台上注视着主人公斯科比警官。很显然，两部完全不同的小说都可以始于阳台，格林必须作出抉择。最后他决定与其写一部娱乐性的作品，还不如写一部严肃小说。但小说完稿后格林对它并不满意，觉得情节太多，宗教道德思想强调得太过分。然而，尽管他有许多遗憾，但事实上读者对这本书还是十分欢迎的。他否认他的好朋友塞拉利昂的警察局长是斯科比的原型人物，他也否认威尔逊是根据他所认识的任何一个在西非海岸活动的军情六处情报人员塑造的。惟一取材于他特工生涯的真实细节是葡萄牙班船和以此为非法运输工具的金刚石，以及信件。
　　维也纳“谍影”
　　1948年格林在维也纳为亚历山大、科达试写电影剧本，结果不仅使令人难忘、风格独特的影片《第三个人》上演，而且此剧本还改写成了同名小说，并于1950年出版。《第三个人》不是一部真正的间谍小说，但很容易使人想起间谍活动一直很猖獗的维也纳。战后维也纳被四个列强瓜分，它们各有自己的地盘。1948年2月格林来到这座城市里，脑海里浮现出这样一句话：“一星期前当哈里的灵柩埋入二月冻土之中时我已向他作了最后的告别，所以当我在施特兰德的人群中看见他视同陌路地从我面前走过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虽然施特兰德在这部影片中成了一个更有异国情调的外景，但哈里·利姆这个人物给完整地保存下来了。格林曾和一位向他透露过“地下警察”情况的情报官员共进过午餐。这位情报官员告诉他“地下警察”在纵横交错的下水道巡逻，这个巨大的地下网络已成了这座被肢解的城市的地下走道。这支特殊的警察部队主要是拦截来自这四个地区的间谍。另一个激发格林想像力的因素是人们可以从设在人行道上的不引人注意的广告亭内进入下水道。
　　(图片旅馆的阳台)
　　(图片《第三个人》剧照维也纳的风景)
　　巴西电影导演阿尔韦托·卡瓦尔坎蒂也请格林替他写个电影剧本。为此，格林决定写一部间谍题材的喜剧剧本，取材于他在葡萄牙时所了解到的有关德国间谍机关欺骗行径的情况。《我们的人在哈瓦那》中的主人公沃莫尔德是个经济上没有保障的真空吸尘器推销员，却有个花钱大手大脚的女儿。军情六处把他吸收了进来。为了维持日趋好转的经济状况，沃莫尔德声称他已发展了一些其实根本不存在的谍报人员，接连不断地向伦敦发送有关他们的假情报。卡瓦尔坎蒂在正式开拍这部影片之前，决定先征得军情六处的许可。结果非常不幸，军情六处很快给了他答复：嘲弄英国秘密情报机构的影片是不会获得许可证的。至少卡瓦尔坎蒂是这么对格林说的。对整个计划已丧失信心的卡瓦尔坎蒂心想会不会只是因为他没有编造出一个能推卸掉责任的借口，才遭此厄运。然而格林并不打算搁置这个不恭的主题思想。当他后来访问哈瓦那时，他明白这儿才是上演这部离奇喜剧的地方。沃莫尔德完全是一个虚构的人物，但那位征召新兵的军官霍索恩喜欢躺在床上通过电话给他的厨师下达命令的习惯则是辛克莱上将的习惯做法——这一细节是辛克莱的侄女告诉格林的。
　　对格林来维也纳，俄国人心存疑团，因为他们知道他在秘密情报局干过，猜测他是来维也纳接管军情六处分设机构的工作的。他们还了解到格林曾是共产党党员，但这段历史非常短暂。据说一名克格勃特工曾对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对等官员说过，遗憾的是格林只能以小说家的资格在维也纳逗留，因为他现在比那儿的英国特务机关头子更清楚地了解发生在下水道里的事情。
　　《沉默的美国人》(1955年出版)以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幕后活动为背景，呼吁人们运用常识防止一场小规模的残杀演变成大规模的屠杀。这是一部含义深刻的小说，只能出自目光敏锐的前情报官员的手笔。
　　两种忠诚
　　几年后，在布伦特曝光之前，格林写出了《人性的因素》，小说的背景放在前苏联。这是反映特工内幕的最冷酷的小说之一。非正统派主角莫里斯·卡斯尔是个双重间谍。情节的发展极其微妙，张开的网最终以其毫不宽容的精确性围住了卡斯尔。格林战后打算写一部不搀杂任何非理性的暴力行为的间谍小说，而这种非理性的暴力行为则在以后的詹姆斯·那德历险记中可以找到。格林想把谍报工作描述为没有浪漫色彩却受到职业约束、而且领不到养老金的行当。不过他承认《人性的因素》用的都是些过时的材料，因为这部1987年出版的小说动笔动得比较早，可是写了二三年后又弃笔不写了，主要是因为发生了菲尔比的背叛事件。虽然卡斯尔这个双重间谍和其他角色都与基姆·菲尔比没有丝毫相似之处，但格林非常担心公众舆论会认为他在某种程度上从菲尔比身上获得了灵感。
　　在该书出版之际，格林接受了《星期日电讯报》的一次难得的采访，在采访中格林说：“在所有书中，也许《人性的因素》是最难写的了——大概还有《名誉领事》。完稿后如释重负。”他又说《人性的因素》含有强烈的离奇成分，这是在写作间谍小说的过程中必然会出现的因素。在这次采访中他再次明确表示，就个人而言，他是喜欢菲尔比的。他常常自问，要是当时他发现菲尔比是个密探，他会怎么做？但由于他们那里面临的是共同的敌人，所以格林认为，“假如他醉后无意之中说漏了嘴，我也许会给他24小时澄清事实的机会，然后向上汇报”。格林对忠诚的看法在书中是显而易见的：
　　互相抵触的忠诚是我经常谈及的话题，它强烈地震憾我的心灵……在这个意义上人性的因素对整天忙于工作的特工的作用就是家庭生活对他的影响，它从一个完全不同于领导所希冀的方向牵制他。我是指对他妻子的爱，对他所抚养的孩子的爱。我是指这种比对国家的忠诚还要伟大的忠诚。
　　《人性的因素》这部小说格林写了2万5千字之后就将它束之高阁了，但时时牵挂在心。当他决定继续写下去的时候，他内心充满了疑虑和犹豫。虽然他觉得菲尔比丑闻已成为过去，但他写完后仍然没马上将书稿寄给出版商，一直考虑着是否要用笔名发表的问题。拖延的另一个原因是格林已对自己的作品不满意了。随着戴维斯这个重要人物的被谋杀，暴力悄然登场。他不认为珀西瓦尔医生是一名现实主义的英国特工人员。但他最后裁定这部小说还是有可取之处的——它的书名。他后来把小说的成功归因于这样一个事实：它是一个上了年纪的人的爱情故事。
　　叛逃
　　格林给在莫斯科的菲尔比寄去了一本《人性的因素》。菲尔比的看法是卡斯尔的前苏联背景太惨淡了。菲尔比虽然认为自己是一名比卡斯尔重要得多的间谍，但觉得卡斯尔本可以像他一样为自己多作些准备。至于吸收进来的珀西瓦尔医生，他断定他是美国中央情报局的人。珀西瓦尔多少有点像菲尔比和格林两人在军情六处认识的L医生的影子，他的诊断十有九误，声名狼藉，但他不可能杀人。格林另一位在莫斯科的朋友瓦连京娜·伊瓦舍瓦教授写信告诉他，集中供暖设施现在非常普及，前苏联使用火炉的日子已经过去。当这本小说再版的时候，格林将“火炉”改为“取暖器”。但是他没有改动卡斯尔公寓内的家具，因为他是根据《我钟情的间谍》一书中的描述设计的。这部1968年出版的《我钟情的间谍》是埃莉诺·菲尔比写的。
　　格林的老朋友莫里斯·奥德莫尔德爵士发现在《人性的因素》里格林使用了奥德菲尔德手下的一名特工的化名——事实上纯属偶然，他感到十分有趣。
　　格林并未把菲尔比当作卡斯尔的原型。虽然这一点非常清楚，但他确实从菲尔比的动机和活动方式上获得许多灵感。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在他的自传《地狱般的丛林》中写道，格林“以其独特的行家眼光来看待人们对我们的期望，冷静地探索把耻辱和其他不可思议的偶发事件化为发生在拉丁美洲的心灵之战，并使我们获得优势的可能性”。格林在他给菲尔比的《我的无声战争》写的序言中说：“今天间谍战确实已成为心理战的一部分。主要的目的是使敌方阵营内的各同盟者之间互不信任，相互猜疑。”他认为莫尔比是一位优秀的领导，而且发现他工作极其勤奋——比他的同事要勤奋得多，从不惊慌失措。虽然最初他和他的同事们站在同一条战线上，但当他后来新设立了一个反俄国间谍的部门时，他一定感受到了一种无形的压力。
　　在菲尔比得到英国首相的准许参与机密工作的许可之后不久，哈罗德·麦克米伦、格林和莫格里奇三人在事先未打招呼的情况下，前往东萨塞克斯郡的克罗伯勤看望菲尔比。当时谁都没料到他们会在一个非常不祥的日子里抵达那里。菲尔比住宅的花园长满野草，门铃响过之后没有人来开门。他们透过窗户往里望去，只见地板上散乱地扔着一些未启封的邮件和小册子。厨房里只有几只空奶瓶和放在洗涤糟里的一只不干净的茶杯和茶托。格林觉得它不像一个有妻儿的男人的家，倒更像一个被遗弃的吉普赛人的营地。其实菲尔比早已离开此地前往贝鲁特——投奔前苏联的最后一站，虽然当时谁也不知道这一点。
　　(图片荒凉的住宅)
　　这个住宅的荒凉景象深深地印刻在格林这个能够制造独特氛围的作家脑海里，而《人性的因素》的成功恰恰在于对主人公卡斯尔的家庭生活的描写。


第05章约翰·勒卡雷
　　约翰·勒卡雷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冷战谍魂》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锅匠、裁缝、士兵、间谍》《召唤死者》《出色的谍杀》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50年代后期，加入军情五处，接受过各种各样的间谍技术培训，1960年调入军情六处工作。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德国波恩使馆上等秘书，后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建造柏林墙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风险很大的任务。
　　精彩旁白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艾·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于英国沿海小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他的父亲为了假冒贵族身分，送他进圣安德预备学校。后又进入瑞士伯恩大学读书，大学期间曾服兵役，退役后进入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汉语。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他过人的聪慧和观察事物的反应能力，颇受老牌间谍奈特的赏识，因此他得以进入军情五处，并以外交官的身分亲历了秘密情报工作中的无数大风大浪。十二、不受间谍欢迎的间谍作家
　　50年代后期，当戴维·康韦尔加入军情五处时，罗杰·霍利斯局长因涉嫌出卖情报，而受到怀疑。虽然当时康韦尔并不知道此事，但能清楚地看到高级军官之间存在着猜疑和憎恨。正当军情六处全力对付基姆·菲尔比事件时，最优秀的校官之一乔治·布莱克因向俄国人出卖情报而被判处四十二年徒刑。同时逍遥法外的安东尼·布伦特作为女王照片的保管员不仅享受着这一职位给他带来的荣耀，而且因获得爵士称号而沉浸在喜悦之中。
　　孤独者
　　约翰·勒卡雷是戴维·约翰·穆尔·康韦尔的笔名，他1931年10月19日出生在多塞特的沿海小城镇普尔。他的童年动荡不定，充满传奇色彩，专制的父亲罗尼没有给他带来多少欢乐。他一直生活在狂妄自大、诡计多端的父亲的阴影之下。罗尼是一个奇特的人物，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接受《观察家》采访时对米里亚姆，格罗斯所说的：
　　他是个乐天派。他的开销总是两倍于他的收入。他是个幻想家，也许是一上精神分裂症患者。他喜欢使用好几个化字。很多人都觉得他有些不可思议。小时候我大概也是这样。我们兄弟俩发现自己常常过着一种既像百万富翁又象乞丐的生活。
　　康韦尔五岁那年父亲因犯诈骗罪被捕入狱。不久母亲奥利夫也离家出走，直到二十多岁时才与她取得联系。戴维与他的兄弟很快明白，与他们原先以为的完全相反，他们的父亲根本没有钱。在经济上他们一直过着骗人的生活，经常发生账单未付，佣人工资拖欠的事。罗尼过去一直干着偷税漏税的勾当。他想入非非，谎话连篇。他还非常好色，秘而不宣的风流韵事不少，因而伸手向他要钱的情人也很多，这使本来就不很充足的家庭经济来源更加枯竭。为了继续假冒贵族身分，孩子们必须去私立学校读书，为此祖父母替他们付学费，让他们进了泰晤士河畔潘伯恩地区的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但后来当他们仅仅依靠父亲不稳定的收入时，他们便不得不转入公立学校。康韦尔和他兄弟因而感到自己像个贼，在这个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层社会里不受人欢迎，并深刻意识到，父亲的抱负犹如流动的沙滩，他们的一切就建筑在这个基础之上。
　　(图片比萨斜塔)
　　和格雷厄姆·格林一样，康韦尔在充满敌意的环境里忍受着童年的孤独，这种环境无论对他日后成为作家，还是充当间谍来说，意义都是很大的。1983年3月他在《南岸奇观》杂志上，怀着与格雷厄姆·格林相似的心情回忆道：“我从小就过着一种自我封闭的生活，说话极不坦率；觉得自己好像生活在敌占国，因为家里发生的一些事情实在太令人震惊了，我不敢让外人知道，只得以一种伪装的面貌出现在众人面前。”他渴望成为真实世界的一分子，但他明白，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暴露家庭背景。
　　康韦尔许多孤独的情感反映在他塑造的比尔·罗奇身上。罗奇是1974年出版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一书中的人物，他在瑟斯古德预备学校当学生时，感到自己无论是在劳动，还是在游戏方面都表现得非常无能，即便是校内日常生活中的一些事情，譬如铺床和叠衣服他都干不好……他还为父母亲离异的事而责备自己。他开始怀疑自己是否活得真有价值。孤独和困惑不时袭上心头。
　　有其父必有其子
　　在圣安德鲁预备学校，康韦尔初次尝试了文学创作，他描写了一匹勇敢而又经验丰富的赛马，但靠它赢得胜利的骑师却是个卑鄙无耻的家伙，他在他的马鞭里装上了大号铅弹。小说完稿后他说服学校的文书帮他打了出来，后来被校长知道了，他大为恼火，厉声对康韦尔说：“这种拙劣的文学作品你想写是可以的，但必须自己掏钱请人打字。”不过，在圣安德鲁学校他还是受到了良好的启蒙教育。由于经常搬家，兄弟俩也不得不经常转学。这种动荡的生活，在一定程度上使康韦尔养成了追求个人享受的习惯。他会在寝室里想方设法占据最佳床位，他会留心寻觅最多情的女郎，他会以最令人满意的方式与厨师建立起友好关系。
　　(图片赛马)
　　与此同时，父亲罗尼也没闲着。他开办了数十家没有任何资本的公司。50年来他不止一次破产，但他从不吸取教训。他先后有过三个妻子，数十位情人，还有许多善解人意的朋友，但他们常常受他捉弄，成了他的牺牲品。他的外表如同他的生活方式，显得很有身分，这对一个骗子来，是再理想不过了。他在切尔西有一套公寓，在杰明街设有许多办事处。他有好几辆漂亮的轿车。他虽然没有任何现金，但仍出手大方，而且什么合同都签。
　　整个童年加上大部分的青少年时期，康韦尔都是在父亲的监视下度过的。父亲搜查他的房间，拆看他的邮件，通过电话分机偷听他的电话，试图将自己的孩子囚禁在自己封闭专制的世界里。作为一种反抗，康韦尔也对父亲进行反监视。他常常翻看罗尼的私人书信文件，搜查他的开士米套装、骆驼毛外套的口袋，偷看他的日记。他学会了蹑手蹑脚地走动，因为他注意到父亲做事从不弄出声响。他在家里成了一名双重间谍，他既替父亲监视别人又监视父亲。罗尼拥有特工所需要的全套东西。他有数个藏身之处，一个必需经常沟通的社会关系网络，用于贿赂的资金，秘密交通工具和情报员。他编造谎言，使用化名和假冒各种身分。面对审讯，他也拼命抵赖。他的孩子都成了他的情报员——他一共有四个孩子。这些情报员非常听话，会定期去向父亲的众多债权人说“支票已汇出”。罗尼对孩子的管教很严，“希望把我们的生活提高到一个他自己也不清楚的水准。”他出生于一个富有而又受人尊敬的家庭，从未吃过苦。”然而他坚持认为自己受到了亏待，以致这成了他追求一种不仅欺骗别人，也欺骗自己的生活的理由。”
　　离开圣安德鲁预备学校之后，康韦尔去多塞特的舍伯恩学校继续求学，而他的兄弟去了拉德利。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过得很不愉快，因为学校靠惩罚来维持秩序。战争使学校的教职员工锐减，各种文化设施遭到破坏。体育活动成了衡量学生成绩的最高标准。在这种过于偏颇的教育氛围下，校方向这些不幸的学生们灌输这样一种思想，即他们的前途在于为帝国效劳。当时只有十三岁的康韦尔，对这种如此狂妄的推断大为反感。他逐渐觉得学校的生活越来越无法忍受了。终于在他十六岁的时候，他开始逃学了，拒绝返回这所培养奴才的学校。经过说服，罗尼终于同意他去瑞士的伯恩大学读书。罗尼一定经过再三考虑，认为去那儿求学至少在面子上讲得过去。他在伯恩大学呆了一年，大部分时间是在学德语和瑞士语，当然日子也过得很勤俭。这期间他访问了柏林。战后的德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目睹了希特勒理想王国崩溃后的废墟。
　　第二年他应征入伍，在奥地利的英国占领军内服役；由于他精通德语，被分配到情报部门工作，在那儿他参与对难民营里的流亡者的审讯和安全检查。这使他第一次接触了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也使他熟悉了当时约翰·宾厄姆正在从事的谍报工作。康韦尔后来在约翰·宾厄姆手下工作过。两年后，他的服役期满，康韦尔回到英国。尽管他不够资格，但他还是挤进了牛津大学的林肯学院，学习现代语言。
　　然而在1953年，由于父亲又惨遭破产，大学二年级的康韦尔只得停学，极不光彩地离开了林肯学院，因为他无力偿还欠款，他不得不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了一年书，直到罗尼替他凑足了钱他才返回林肯学院。在米尔勒尔德公立学校教书期间，康韦尔又遇见了一位有心理障碍的对象，一个差点酿成悲剧的孤独者。那是他第一次值夜班，他坐在公共休息室内的维多利亚式壁炉前，等待着学生们上床睡觉。这时一个年级长奔进来说，有一个低年级的学生企图自杀。康韦尔怀着极度不安的心情冲向楼梯井，仰头望去，只见一个戴眼镜的矮胖男生抓住楼梯的扶手，看上去他不像是在开玩笑。假如他从这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的话，那必死无疑。幸好在他爬上楼梯顶之前一名学生已将他救了下来。这位自杀未遂的学生后来承认，由于自己不会铺床，不会安排时间，不会自学，所以认为自己不适合在校学习——事实上是认为自己不配活着。这件事在康韦尔的心灵上引起了强烈的震憾，对他后来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中塑造比尔·罗奇这一角色起了很大的作用。
　　康韦尔返回林肯学院后，他的导师维维安·格林(他曾当过舍伯恩学校的牧师，是勒卡雷仅有的几位朋友之一)准许他推迟交纳学费。作为对他导师的报答，康韦尔于1956年以优异成绩毕业。在牛津大学期间，他与皇家空军高级将领的女儿艾的森·安·韦罗尼卡·夏普喜结良缘。
　　康韦尔离开牛津大学之后走了一步非常出人意料的棋。正如他在1983年3月的《南岸奇观》上所述：“我对困扰我的事情特别感兴趣，这是巴甫洛夫观点的最好体现。我希望在伊顿公学研究他们的文化，或着说接受他们的文化。这是不可避免的。”他在伊顿公学找到了一份教授现代语言的工作，并全身心地投入了进去。他以前从未接触过英国的统治阶层。他承认这段经历“可能比其他任何经历更为深刻地影响了我以后的作品”。他不喜欢他的学生，不仅批评他们言谈举止的方式，而且谴责他们对所持有的比他在舍伯恩学校所遇到的更为固执的偏见。老伊顿学生参政意识都很浓。康韦尔在伊顿公校教书期间，就有十多人是内阁成员。不久发生了苏伊士危机，这一事件促使康韦尔和其他的一些年轻教师写信给《泰晤士报》，以说明他们与内阁中的老伊顿学生的所作所为毫无关系。安东尼·艾登对这种造反行为十分恼火，于是派出外大臣约翰·霍普勋爵前往伊顿，向教师们解释采取苏伊士行动的理由。这一反应确实令他们高兴。
　　(图片苏伊士运河)
　　虽然康韦尔对上层阶级始终持严厉的批评态度，但他承认在某些方面伊顿令他感到新奇。1974年他告诉《听众》的记者迈克尔·迪安，“处于全盛时期的伊顿是进步的，开放的，不仅适应性强，而且非常民主。”然而他尖刻地补充道：“伊顿使我对犯罪以及虚伪的天性不再陌生。而这两种东西在外交界并不少见，只是表现形式不同。”1958年康韦尔离开伊顿之后，成了一名插图画家，但是从事这一自由职业的时间不长。他是一位非常出色的漫画家，尤其擅长于画鸟。他替马克斯韦尔·奈特的《会说话的鸟儿》一书中画过插图。这本书于1961年出版。
　　天才间谍
　　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负责反颠覆工作，是个老资格的领导，当时已快退休。他一眼看出康韦尔很有天资，特别是特工人员所需要的那种极强的观察能力，于是劝他为情报机关工作，康韦尔竟也爽快地答应了。
　　(图片一只鹦鹅)
　　康韦尔认为无论是作家还是间谍都需要观察能力，他记得L·P·哈特利说过：“别把我单独留在你的书房里，否则我一定会看你的信件的。”康韦尔觉得自己不会做得那么过分，但他知道，作家脑子里负责观察和记忆的方式与用于从事谍报活动的方式完全相同。就像谍报工作需要敏税的洞察力和丰富的想像力一样，写作也需要这些东西。康韦尔早就认识到，一个出色的间谍是由脑子的灵活性、创造性、反应的敏捷性和能言善辩的本领所构成，而他在这几个方面都得到了充分的发展，因为父亲给了他很大的影响。作家在构思小说情节时，恰恰需要的也是这几个方面。童年的家庭环境、学校的生活、伊顿的那段经历，特别是父亲罗尼，使他觉得自己一直生活在“间谍世界”里。一次次地搬家，一次次地转学使康韦尔开始渴望探索宇宙的奥秘。假如他揭开了宇宙的奥秘，那他也就了解了隐藏在疯狂的世界背后的真实面目。正是这个疯狂的世界构成了他童年生活的背景。“似乎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康韦尔的学生手册里有这样一句含有贬义的话语。但康韦尔认为，这个世界要比他们的美好。七岁那年他读了一篇由G·A·享蒂写的短篇小说《志愿兵奥斯卡·丹尼》，这篇主要描写一位勇敢的少年侦察员的故事，使他产生了在德国行刑队面前英勇就义的强烈愿望，几星期以后他对别人讲，他父亲在情报机构工作，并且补充说父亲目前正在接受训练，很快将被空降到德国。很难说七岁的康韦尔对罗尼真有一种直觉，但无疑这是一个合乎情理的幻想。
　　康韦尔刚被奈特录用时，内心充满了期望。那时他已结婚，自认为已是成年人了。尽管他对自己的潜力有着强烈的意识，但他不知道应该走哪条路才能使他获得成功。他的思想偏左，但在政治上非常保守。但有一点他是明确的，就是他愿意像他过去常常搜查父亲的抽屉和衣橱，寻找了解父亲神秘生活的线索那样，深入地了解自己国家的潜意识，发现它的秘而不宣的动机。1986年3月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他说：“我渴望献身，我渴望发挥我所有的个性特点和才能。一个三心二意的人是干不了大事的”。他感到惊奇的是，那些所谓的情报专家，竟不理解想当特务的主要原因之一是秘密本身所具有的诱惑力，”以此作为高人一等的途径，作为超然于生活之上而不是参与生活的方法，作为逃避现实的场所，否则我们会视为畏途。它吸引的不是喜欢冒险的强者，而是我们这种没有秘密组织的帮助，一天也无法面对现实的懦夫。”
　　特殊使命
　　但一旦进了军情五处——后来又调到军情六处——所有的浪漫色彩都消失了。他发现“一群人互相询问神秘的世界在哪儿”。康韦尔是在情报机构内部因互不信任、互相欺骗而造成内耗的背景下涉足谍海的。他很快察觉到了同事中间存在着互相猜疑的情况。那些了解内情的人诡秘地暗示，安东尼·布伦特是个叛徒，他的暴露只是个时间问题。康韦尔始终不相信罗杰·霍尔斯是个敌方间谍；确切地说，他不相信“他会是个工作不称职的人……失败的小说家为了掩饰自己的无能，便称他为叛徒，并利用轻信谣言的报刊来进行这方面的宣传。成功的小说家可能不受特务机关的欢迎，但他们比那些失败的小说家可靠”。
　　康韦尔直言相告，他在斯迈利三部曲中称之为“马戏团”的情报部门纯属虚构。而且康韦尔曾经呆过的那个庸俗不堪的军情五处，现在也已不存在了。
　　军情五处和军情六处内部有一些人，也许为数还不少，是同性恋者，但这些事与康韦尔的背叛理论没有联系。这些以社会等级为基础的精英们控制着英国特务机关，康韦尔认为这些人对国家构成的威胁很大。
　　1960年，戴维·康韦尔离开军情五处，调到军情六处工作。他最初的掩护身分是英国驻波恩使馆的二等秘书，后来又担任了汉堡的领事。一些前情报人员透露，康韦尔去德国之前，在英国的一个谍报训练基地接受过强化训练，在那儿他从驾船无声登陆技术到最尖端的密码技术和显微照相技术，无所不学。很可能那次强化训练为康韦尔描写萨拉特——赫特福德郡的一个苗圃，在那儿“马戏团”的新人员接受训练，老特工人员接受任务——提供了素材。可是一到了德国，康韦尔发觉自己非常讨厌外交方面的社交活动。但身处要职，能使他了解许多事情，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补偿因素，于是也就想通了。那段时期，国际风云变幻莫测，危机不断——柏林墙事件，猪湾事件和阿登纳阿登纳(1876—1967)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总理(1949—1963)主张西欧联合对抗苏联。政府的垮台等等，负有使命的康韦尔处理这些棘手事件全力以赴。他在波恩的任务，是向国内报告西德政治形势和陪同两德高级代表团访问伦敦。这两方面的任务使他有机会私下会见英国内阁成员和高级官员，详细了解英国政治体制，并为他后来构想情节复杂的“马戏团”的阴谋活动提供了极大的帮助。
　　(图片马戏团、马戏、小丑)
　　建造柏林墙的时候，军情六处要他及时报告事态发展的情况，并帮助有价值的东德情报人员逃离苏联的控制，这是一项有风险的任务。
　　叛逃西方的译码员
　　这时，康韦尔开始利用业余时间写作了。他在最初的两部小说《召唤死者》(1961)和《出色的谋杀》(1962)里，塑造了一个日趋成熟的英国间谍，名叫乔治·斯迈利。康韦尔承认他与斯迈利之间有着一层奇特的关系，因为斯迈利不仅在年龄上与他父亲相仿，而且无意之中被描写得有点像他父亲。
　　(图片柏林墙)
　　50年代后期，在英国最出名的惊险小说家当首推伊恩·弗莱明。詹姆斯·邦德历险的书每年出一本。每一本都受到了读者的热烈欢迎。当时人们普遍担心爆发第三次世界大战，邦德在同苏联进行坚持不懈的斗争中，成为一贴理想的镇静剂。弗莱明传递的信息是，英国仍然能成为强国。但康韦尔凭借他所获得的涉及上层社会动向的第一手资料，则认为英国已经衰败。从某些方面来看，《召唤死者》是对邦德超常的男子气概作出的一种反应。康韦尔讨厌邦德，称他为“最高级的男妓”，“最完美的背叛者”，但在1974年9月接受《听众》的采访时他否认这样一种说法：
　　谁说《召唤死者》是一部反邦德的小说？
　　那是胡说。当时我没精明到能做这样的事。我写我了解的事，写我在柏林目睹的紧张形势。我从自己的外交生涯中采撷一些用得着的素材。周围有许多报纸可供我看。
　　斯迈利与邦德迥然相异，正如他妻子在《召唤死者》中所言，斯迈利“平凡得令人惊讶”，实在缺乏魅力：“又矮又胖，性情温和，他似乎把一大笔钱花在一些极不合身的衣服上。”斯迈利的主要志向是研究晦涩难懂的17世纪德国文学，并愿为此贡献毕生的精力。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时，斯迈利离开了情报机构，从而能有时间关心自己的妻子和在牛津大学从事学术研究。1947年他被情报机构召回。康韦尔塑造的一些人物与许多真实的事件有联系。譬如《召唤死者》中把斯迈利重返谍报工作岗位的原因说成是：“由于渥太华的一位年轻的译码员提供了不少情报，所以需要一批有斯迈利那样经历的人”。现实中的那个译码员名叫伊戈尔·戈赞科，1943年9月他叛逃到西方，并提供了苏联向英国情报机构渗透的情报。他还在这部小说里多次提到了核能间谍克劳斯·富克斯和唐纳德·麦克莱恩。
　　斯迈利和康韦尔一样，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两人在政治观点上尤为接近。正如康韦尔在1980年2月对《观察家》所解释的那样：
　　(斯迈利)参与反对苏联的战斗确实是一种理智的行动。我认为我们俩的立场是一致的。他觉得投身于反对任何“主义”的斗争是表示了一种姿态，这种姿态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因此，如果说得体面点就是一种攻势。事实上几乎所有的政治思想都要求你把博爱的天性搁置一边。
　　发疯的世界
　　1963年康韦尔第三部长篇小说《冷战谍魂》出版。这部小说给他带来了声誉，从而促使他离开了外交部，成为一名专业作家。他在《冷战谍魂》中注入的激情，远比前两部小说要多。很大程度上是，他被罗尼的可耻行径扭曲了的个人生活，在他的创作中激发出了一种少见的特质。他也承受了政治压力，在使馆里他不断收到电文，警告说世界大战一触即发。康韦尔承认《冷战谍魂》是一部充满抱怨的小说，与弗莱明的小说完全不同。“我是说这个世界，通过报纸意识到，有大量阵线不清的冷战专家、叛徒、间谍和越境分子存在着。文学奉献给读者什么？这个壮实的伊顿公学校，友似乎确实在道德上存有疑惑。他是个棉花糖形象。”
　　对比之下，《冷战谍魂》的情节更多地涉及谍报活动的道德准则。在这一段里主人公亚力克·利马斯，为了逃脱敌人的魔爪驱车直奔柏林。他的女朋友在这场间谍战中也遭追捕，她就这一职业的道德问题指责了他：
　　“这是战争”，利马斯答道，“它轮廓鲜明，而且残酷，因为它规模小，距离近。我承认有时殃及无辜者，但比起其他战争来它根本算不了什么——这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
　　“哦，上帝”，莉茨轻声说道，“你没弄明白。你也不想弄明白。你试图说服自己。他们的所作所为实在太令人惊骇了。他们先是窃得人们的仁慈之心，包括我的和那些被他们利用的人的，然后利用人们的仁慈之心去伤害和杀害人，就像他们手中的武器那样……”
　　“哦，莉茨，”利马斯急切地说，“看在上帝的分上请相信我。我恨这一切。我已厌倦了。可是这个世界已经发疯，整个人类已经发疯。我们是无足轻重的小人物……可是到处都一样，人们上当受骗，被引入歧途，遭枪杀，被投入监狱，整批整批的人，甚至整个阶层的人被莫名其妙地杀害。”
　　这里我们再次看到罗尼的影响。“他”行骗，引人误入歧途，甚至以一家人的生命为代价，换取他自己的，或者说他们的虚假形象。
　　康韦尔写最初三部小说时意识到自己已不再适合外交部的工作了，就像他早些时候意识到自己不再适合伊顿公学的工作一样。他坚持业余创作。这至少在表明自己拥有一份自由，在追求自我的统一。《召唤死者》是他在从格雷特米森登到伦敦的外交部的途中，用一本本笔记本写下的。《出色的谋杀》恰好是他首次接受任命之后写于波恩的。《冷战谍魂》是受到兴建柏林墙的启发，而一气呵成的。这三部小说全是他在早晨上班途中完成的，所以在《冷战谍魂》脱稿之前，他至少已经明白，写作是可以充实他日常生活的一种消遣。康韦尔认为《冷战谍魂》是一部爱情小说。两个人相爱，可到最后是以一种人们所熟悉的悲剧而告终：其中的一个不得不背叛另一方。这部小说的成功使他被公认为惊险小说家，但这声誉并未使他缩手缩脚，相反从某些方面使他相信，这一种写作是他最拿手的，虽然他并不认为自己本质上是一位间谍小说家。
　　他为什么用约翰·勒卡雷作为笔名，至今仍然是个谜，甚至连他自己也不清楚。当维克托·戈兰茨决定出版《召唤死者》时，康韦尔请他帮自己取个化名，因为他在外交部工作，不能用真实性名。戈兰茨建议名字既要男性化，又要内涵深刻，譬如查克·史密斯；但康韦尔想起得时髦点，最好把一个名字拆开，念起来带点外国味，容易使人们记住。他说关于这个名字的来源问题，他不知编造过多少个离奇的故事，以致他自己也记不清他最初是怎么说的。后来他在美国作巡回访问时，又对称自己是在去外交部的公共汽车上，瞧见一家鞋店的上方有勒卡雷这样一个名字。“我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我无法使人相信这个名字是没有出处的。”
　　一封字迹可疑的信
　　毫无疑问，他的父亲给他的小说提供了一些难得的素材。罗尼为了阻止马克斯韦尔·奈特征募康韦尔，私拆了康韦尔的一封信，这封寄自外交部某部门的信，引起了罗尼的怀疑，因为外交部根本没有这个部门。于是罗尼打电话给白厅内的一个熟人，请他帮忙查出谁在动他儿子的脑筋。要不是康韦尔态度坚决，那次军情五处的官员，在旅游者俱乐部约请康韦尔共进午餐，并同时进行初审时，罗尼真会去那儿警告这些情报官员，别来打搅他们。“二十年后”，康韦尔说，“有一次我接受电视采访，由于我没有称罗尼为我的生活的设计师，于是他威胁说，要上法院告我，后来又去我的会计那儿索要一万英镑，以此作为和解的条件。”这就难怪康韦尔在描写要挟行为方面是如此得心应手。
　　戴维·康韦尔多次想动笔写他父亲，但一番苦心总得不到令人满意的效果。他受罗尼的影响太深了，所以没法客观地分析他。他觉得自己在写罗尼的时候，带有一种戈斯戈斯(1849—1928)英国文学史家、评论家、翻译家。的自我意识色彩，希望读者把他看作一个被暴君压垮了的弱者。然而事实上康韦尔始终没被压垮，为了自身的完善苦苦地拼搏着，而他父亲一直试图剥夺他的个性。不过后来他认识到，原先试图将父子关系与他的特工生涯分割开来构思的想法是错误的。他说他不仅删去了两人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忽视了这样一个可能性，即他的信仰和追求至少在某一方面是他同父亲展开秘密战的继续。
　　就是在罗尼死后，康韦尔仍然打算能在他客观地看待父亲之前，再多写几部小说。二十五年来，他每写完一部小说，总要反复修改描写罗尼的章节，就是那些总是不很明朗的部分，但到后来，常常将它们搁置一边，在斯迈利——值得注意的是，斯迈利是个孤儿——这在父亲的形象里可以寻求安慰，并怀着一种不很明确的爱和忠诚，置他们于困境之中。康韦尔认为这部专写罗尼的重要著作、可能是一部他永远也写不出来的作品，这样其他书都成了卫星，围绕着这个空缺的中心旋转着。
　　然而，康韦尔深知自己一直在悄然追踪罗尼，尽管他从未成功地捕捉到他的身影。他在1971年出版的《纯真的情人》中，把主人公，一个懒散而又无责任心的商店老板，非常勉强地描绘成一个像罗尼那样的父亲。
　　卡西迪对他父亲的感情发生了变化。在卡西迪看来，父亲透过屋里的大玻离窗注视着自己的儿子步入这个世界，就像上帝的眼睛曾经注视着该隐穿越沙漠一样。没有什么东西能逃过他的眼睛。他悟性极高，即使失灵，直觉也会取代它，为他效劳。处境恶劣的时候，卡西迪把他看作不受欢迎的人，并密谋杀害他。一帆风顺时他非常崇拜他，尤其佩服他的眼光。年轻的时候卡西迪对他进行过大量的研究，在夜总会采访过堕落的老相识，在伦敦档案局查阅过档案，但有关他的材料就像有关上帝的材料一样，很难搞到。
　　康韦尔写作《纯真的情人》时，罗尼还活着。罗尼虽然事实上从未读过这部小说，但从他的朋友那儿得到了有关消息。为此他曾考虑向法院指控他儿子，但最后决定打消这一念头。
　　康韦尔在1977年出版的《荣誉学童》中，试图再次描绘罗尼。这次康韦尔让他扮演一个地地道道的报界巨头：“一个生活奢侈的父亲，长着一头和他儿子一样的金发，养着许多赛马……和他儿子一样，他从未安分过，女人和住宅像走马灯似的一直在更换；他老是对人怒吼，如果不是冲着他儿子的话，那就是冲着某个过马路的人。”康韦尔第三次的尝试反映在1983年出版的《女鼓手》里，但这次他用更加隐晦的手法刻画了罗尼。女主角查莉喜欢吹嘘她父亲，目的是为了惹人注目。然而许多事实上并未发生在查莉父亲身上的事情，倒是他父亲罗尼生活中的真实事件。既然罗尼已进了坟墓，康韦尔觉得可以写得更放开些。《女鼓手》是第一部没有出现斯迈利的小说，虽然几年前，尤其是罗尼在世时，康韦尔还有把斯迈利写进每一部小说的打算。他之所以不让斯迈利出场，是因为他已下意识地在为他父亲留出空间。
　　罗尼阴魂不散
　　罗尼的死并不意味着他对康韦尔的影响随之消失。那时候有关罗尼的各种自相矛盾的消息搅得他晕头转向。他那些繁复的交易，错综复杂的关系和种种诈骗行为开始受到报应了。其中有这样一个插曲，一位住在欧洲某国首都的女士，在罗尼死后不久给康韦尔写了许多信，在这些由他的出版商转来的信中，那位女士坚持说，她与康韦尔在罗马快车上曾有过风流韵事。这些信不像是精神病患者写的，因为她不仅字斟句酌，而且写得非常细腻，令人不能不信。她埋怨康韦尔失约。声称她去火车站接过各种车次的车，满心希望他能在其中的一列火车上。她甚至寄来一些她坐在炉边阅读的照片，她看上去很寂寞。罗尼过去一直在冒充他儿了？康韦尔虽然觉得不可信，但最后的还是接受了这一推测。估计是罗尼为他儿子的成功而欣喜若狂，随即声称自己是约翰·勒卡雷的文学辅导老师和经纪人——经纪人这个身分对他更具吸引力。这一切显然都不是事实，但罗尼并不为此而感到羞愧，反而常常吹嘘，自己为康韦尔签订了好几份拍片合同，在文学事业的各个方面，他心爱的儿子是如何请教他的。有时候他的离奇想法会与事实巧合。譬如，康韦尔曾收到数封令他困惑不解的信。信是西柏林的一家电影制片厂的老板寄来的，在这个老板的印象中，康韦尔的下一部影片该是由他来拍了，实际上是罗尼前往该制片厂签订这份合同的，他还索要了一笔金额不太大的经费。尽管如此，由于康韦尔与他父亲的关系非常密切，对罗尼的这种骗术他没有加以指责，只是写道：“我们几乎能够原谅父母亲的一切，如果他们是为我们而感到自豪的话。”
　　同时那位不幸的欧洲女士仍然固执己见，没完没了地写信来指责康韦尔。康韦尔表现出极大的克制——好奇心一定也起了作用，他一直保着沉默。但令他迷惑不解的是，他的书上配有照片，小说行销世界各地，在这种情况下，这位女士怎么会看不出罗尼与他儿子之间的明显区别？于是他脑子里又产生了一个令人不安的疑问：会不会有第三个人，年龄相仿，外貌相似，他曾冒充过他的身分？最后他经过考虑给那女士寄去了一份法律文件，正告她这种有害无益的行为必须结束了。从此她再也没有来打扰过他。假如确实是罗尼与她发展了这种关系——他认为这种可能性极大——那他究竟对她说了些什么呢？1986年康韦尔在接受《星期日时报》的采访时对此作了推测：
　　为了讨她的欢心，他把一个作家为寂寞生活所带来的种种痛苦都说了出来？我吃不准。他向她描述了我的困惑，我遇到的障碍和风险，以及夜间我在设置情节、塑造人物时闪现的种种想法？在假设的各自有别的幻想境地，里是否存在着某个秘密战场，在那儿我们正以战斗的方式来一争高低……为了避开父亲，我躲进了间谍天地。为了着手写作《荣誉学童》，我和想像中的伙伴斯迈利一起出发，前往东南亚，虽然我应该料到罗尼的幽灵会在那儿早早地等候我的光临。
　　1980年，仍想写写父亲的康韦尔，在考虑是否要派一个人去研究罗尼祸患无穷的生活轨迹。1965年出版的《战争倒影》主要是揭示，罗尼与其他自高自大的骗子所共同具有的一种特殊才能。这种欺骗他人的才能是以欺骗自己为先决条件的。在他的特工生涯中，康韦尔目睹过心智健全的人、屈从于这种自我欺骗的行径。而罗尼则是有野心的，想当下议院议员。这显然是不切实际的。他应该明白——他脑子里的某一根神经一定意识到——一旦他参加竞选，他过去的一切都将暴露无遗。然而他作为未来的自由党党员继续参加竞选，不仅操纵全家，而且拉拢朋友支持他。
　　1986年，当康韦尔终于能在文学色彩最浓的《出色的间谍》中，客观地描写他父亲的时候，他也认识到，罗尼并不奇特，他逃离的乱糟糟的家庭生活，与那些受人尊敬的政府官员的生活相比，并无特殊之处。罗尼与他们相异的地方，只在于那些官员打着为国家效劳的幌子说谎和行骗。康韦尔认为，为罗尼辩护的理由，在于“他的天敌表现出一种有罪的顺从，而我由于急于逃离罗尼，刻意追求体面，成了他的这种天敌。”康韦尔相信，只有把儿子的罪孽看得和他父亲的罪孽一样深重，只有把两人的罪孽看得轻于那个集团所造成的罪孽，而这个集团正是他们交替进行欺编和服侍的对象时”，《出色的间谍》才能获得成功。
　　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
　　由于谍报人员在斯迈利三部曲中形象不佳，情报机构的上上下下被大大激怒了。“我们决不是像我们的作家所描绘的那样”，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在伦郭伊伯里大街的拉波尔奥布特餐馆，与亚历阿·吉尼斯爵士共进午餐时口气坚决地说道——他们两人的会晤是康韦尔安排的。奥德菲尔德曾任军情六处的首脑。他父亲是德比郡的一个农场主，有十一个孩子，莫里斯最大。他原先是想走学术道路的，曾获得曼彻斯特大学的奖学金。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当他在陆军侦察部队服役时，他在谍报活动方面的特殊才能得到了上级的赏识。这次是因为吉尼斯将在由BBC电视台改编的《锅匠、裁缝、士兵、间谍》电视剧中扮演乔治·斯迈利，非常想会见一位优秀的职业间谍。在共进午餐时，奥德菲尔德显然想否定康韦尔笔下不光彩的形象，因为他反复强调特务机关的道德标准很高，明确表示他不赞成康韦尔的观点。亚历克爵士对这次会晤非常满意，他发现奥德菲尔德性格开朗，富有魅力，而且非常风趣。他们通了几次信。电视连续剧播出以后，他写信给吉尼斯：“我仍然认不出我自己。”也有人传说，奥德菲尔德是弗莱明笔下M的原型。
　　奥德菲尔德与乔治·斯迈利外貌特征相符。“矮胖，刚步入中年，外表看上去很温顺，毫无野心。他的腿很短，步态显得不很灵活。”奥德菲尔德走路也有点平脚，和斯迈利一样，他也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不过，奥德菲尔德似乎并不在乎这种类比。确实，他虽然憎恨出自康韦尔笔下的军情五处的间谍形象，但他也感到有趣，只是没有外露。当然，电视连续剧引起的风波一出现，他便正式退休了。这一定与他的看法有关。
　　1986年3月奥德菲尔德去世之后，连伦郭的《泰晤士报》也撰文推测他是斯迈利的原型，英国独立电视台“10点钟新闻节目”竟然声称康韦尔承认了这一点。为此康韦尔立即加以否认，在《泰晤士报》上发表署名勒卡雷的文章：
　　我从来没有发表过这样的声明，尤其是在莫里斯爵士不幸去世的日子里……对此我作最后一次说明：乔治·斯迈利的小说出版后很久，我才听说莫里斯爵士这个名字。我根本不了解他，无论是他的名声还是他的个性，都是如此。我们社交上的接触事实上是在他退休之后，也只不过是共进了两次午餐。餐桌上他有责怪我之意，尽管口气非常友好。他认为我把他以前待过的机构描绘得不讨人喜欢。应他的要求，我曾把亚历克·吉尼斯爵士介绍给他，因为他一直是亚历克爵士的崇拜者之一，尽管他表现得非常克制。为此莫里斯非常高兴。
　　不过，斯迈利与奥德菲尔德之间还有一些褒义的相似点。两人都毕业文法学校，都是东南亚问题的专家，都酷爱历史。除此以外，再没有相似之处了。
　　一份奇特的礼物
　　克兰莫里斯女勋爵玛德琳·宾厄姆，约翰·宾厄姆的妻子和奥德菲尔德一样，也不赞成康韦尔诋毁特务机关。她写信给奥德菲尔德的传记作家理查德·迪肯：“只要他还活着，我们就会相信莫里斯，奥德菲尔德爵士就是斯迈利的原型。惟独他不在人世时，我们才会被告知，事实并非如此。”她自己也写了一本书，说明她丈夫是斯迈利最初的模特儿：“显然戴维并不想公开承认杰克杰克：约翰的昵称。就是斯迈利，虽然杰克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60年代末。但当他退休的时候，我想戴维会说出真正的模特儿是谁的。”她认为康韦尔事实上是用漫画手法描写了她的丈夫。她的书被军情五处禁止出版，但实际上书中没有任何有害的内容，根本不能说它违反了安全条例。玛德琳·宾厄姆写道：“就书的内容来说，它只涉及一名情报官员和他家庭的情况，选取的素材是用来为情报机构辩护，反击戴维·康韦尔的荒唐可笑的指摘。”
　　奥德菲尔德和宾厄姆之所以不可能是斯迈利的原型，还有一条更为重要的理由。勒卡雷的小说中曾多次提及一些其他的组织，很值得注意。譬如“精英(即倡导者，一个艺术团体。许多毕业于剑桥大学的间谍是该团体的成员)……一个上等阶层的基督教会团体，大多数成员是伊顿公学的老校友……一个重要基地的秘密智囊团。”他用剑桥约三一学院代替牛津的基督教礼拜堂。这样真正的来源便更为清晰可辨了。所有迹象表明，维维安·格林——康韦尔在舍伯恩学校时的牧师，以后又是他在林肯学院的高级导师——是斯迈利的原型。康韦尔也告诉我们：“大多数搞秘密活动的英国人，都是在战前被卡拉征募去的，他们来自上等阶层……内心充满着狂热，这种狂热远远超过他们的工人伙伴。”格林后来告诉理查德·迪肯：“去年10月当戴维携妻与我呆在一起的时候，他们收到一份鱼子酱加伏特加酒的礼物，其中还夹着一张卡片，上面写着：“来自卡拉(勒卡雷小说中‘英斯科中心’主任)的问候。”康韦尔证实了这一个插曲。
　　玛德琳·宾厄姆不单单关心斯迈利的原型究竟是谁的问题，她还告诉我：“杰克对康韦尔描写情报机构的方式大为不满，并一直耿耿于怀。我这里有一封他写给杰克的回信，针对杰克提出的异议，康韦尔写道：‘我写西部小说。由于我写得合情合理，人们信以为真了。’”当康韦尔成为特工部的一名官员时，宾厄姆发觉他变得冷漠无情了，和他手下的特工人员相比，他不够尽心。后来宾厄姆在一份未出版的匿名手搞中，猛烈抨击了康韦尔，他这样写道：“在许多间谍小说家的影响下人们相信，情报官员都是些夜猫子、低能者、庸人和同性恋者，从而使得情报工作难以开展。”玛德琳说得更为坦率，在她看来，“戴维是在给特务机关的形象抹黑，严重丑化了特务机关一直在夸耀的忠诚的真正品质。通过诋毁杰克的工作，他挖了我们国家的墙脚，使我们成了苏联人的笑柄。”
　　叛逃后的反思
　　据说苏联人在康韦尔完成《冷战谍魂》之后，在希腊与他接触过。为此，在他获得萨默塞特·毛姆奖时，他明确表示不愿去俄国。但另一原因可能起着支配作用，即情报官员在他们离开特务机关之后的五年内，不准去铁幕国家的条例。康韦尔相信，同共产主义的斗争仍有必要进行。他认为相当一部分英国人，并不知道英国特务机关在这场斗争中陷得究竟有多深。他觉得斯迈利的世界我们都应该熟悉，因为“对读者或观众来讲，阴谋本身是一种安慰剂。人们想用阴谋两字来解释自己的生活。他们知道阴谋就发生在他们周围，他们知道我们以各种方式生活在一个日趋诡秘的社会里，在这种社会里，他们与权力决策无缘”。在《锅匠、裁缝、士兵、间谍》《荣誉学童》和《斯迈利的伙伴们》里，康韦尔为读者编织了一个惊心动魄的大阴谋。他认为他引导着他们得出了一个结论——事实上存在着他们通常在官场政治风云中看不到的东西。
　　康韦尔创造了许多独特的情报术语，只有少数几个是可信的。“传奇”意指伪造的个人经历或掩护身份，是克格勃的行话。“夜猫子”也是克格勃的隐语，因为它意思含蓄。其他一些术语都出自他丰富的想像力。康韦尔认为在敌对两方的情报官员之间，存在着一种令人费解的拘拘束束的同志情谊。为了使读者有置身于秘密世界的感觉，他觉得运用神秘的行话是非常重要的。
　　康韦尔在他为佩奇·利奇和奈特利含著的《菲尔比——出卖一代人的间谍》一书写的前言里告诉我们，在他看来，菲尔比从他父亲约翰·菲尔比爵士那儿，从他自己不切实际的想法那儿，秉承和发展了支配人的性格。菲尔比长大后也有这样的想法：他生来就是帝国的继承人——统治这个世界的人；在他降生的世界里“他的玩具正在被历史一件件地夺走”。康韦尔认为，这是菲尔比走上背叛道路的更有说服力原因，尽管他确实也是一位忠实的马克思主义者。他的这篇前言激怒了格雷厄姆·格林，他认为康韦尔在贬低一个他喜欢的人。历史学家休·特雷弗·罗珀也猛烈评击康韦尔，认为他根本不了解菲尔比成为共产主义者的时代背景——那就是30年代。但康韦尔泰然自若，仍然相信并坚持自己的看法。
　　(图片猫头鹰)
　　康韦尔认为布伦特的情况就完全不同了。作为一个颇有名气的同性恋组织的成员，布伦特早就从事秘密活动了。康韦尔对他在电视上的表演大为恼火。在那次公开亮相的电视采访中，布伦特首次承认自己的背叛行为。当康韦尔听到一个公开承认自己是俄国间谍的人，竟一本正经地寻求公务保密条例的保护时，觉得实在令人毛骨悚然。他还发现布伦特十分傲慢，“他在《泰晤士报》社的所作所为几乎激起了全社会的愤慨，我至今仍然怨气难消。”
　　50年代康韦尔在军情五处工作时，发现格雷厄姆·格林极受冷遇——他几乎步了康普顿·麦肯齐的后尘。一天康韦尔在白厅餐室里撞见军情五处的律师，只见一本尚未出版的手抄本《我们在哈瓦那的人》，躺在他面前的一张塑料贴面的桌上。那位律师说，格林可能会受到起诉，因为作为一名前特工人员，他真实地描绘了英国使馆内的一位情报站站长，与他手下的一名在第一线的特工人员之间的关系。这书肯定不能出版了，尽管律师认为这部小说文学价值很高。在为次谈话后的几个星期里，康韦尔怀着浓厚的兴趣注意起报纸来了，他是在等格林被捕的消息；结果什么也没有发生，他如释重负。二十五年后，格林打算写《人性的因素》。《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把特工人员描绘成一群傻瓜，但在《人性的因素》里，他视特工人员为一帮杀人犯。在序言里他特别强调了，自己没有违反公务保密条例。在《我们在哈瓦那的人》最初的几版里，他也发表了类似的声明。康韦尔在1986年对《星期日时报》说了如下的话：
　　作家是一伙颠覆分子，十足的叛徒。一个作家越出色，他的背叛倾向就越明显。秘密组织花了很大力气才了解到这一点，因为我得悉秘密组织现在不再乐意让我们到国外去了。不过麦肯齐去世时还是获得了爵士称号。格林死时至少也能获得一枚勋章。如果在奥秘无穷的各种文学奖中还有公正的奖赏的话，那就是诺贝尔奖了。
　　不速之客
　　60年代中期的一天，罗杰·霍利斯突然闯进了康韦尔的生活。那时已成为专业作家的康韦尔，住在萨默基特郡靠近韦尔斯的一栋房子里，敲门声响起的时候，他正从花园里的工作室内出来。打开前门，他发现霍利斯站在台阶上。霍利斯声称他在为附近的教会学校募捐。那天他似乎是来寻求安慰的。他和康韦尔坐在那间工作室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追忆着过去。过了一阵，霍利斯问康韦尔，他是否能翻阅一下他的报纸。随后他们吃了些面包和干酪。霍利斯给康韦尔的印象是，他好久没看报了。以后他又来过三四次。渐渐地他们之间没什么话题了。于是康韦尔在楼上写作，霍利斯——“一个普通得令人伤感的男人”坐在楼下。后来康韦尔才知道，那段时期他正受到一个政府委员会的审查，因为他被怀疑是苏联间谍。对他来说，来到这安全可靠的地方拜见康韦尔，无疑是在品尝自由的滋味。
　　戴维·康韦尔对谍报工作中的政治性东西不感兴趣，但对那些脱离了平凡世界，进入了他们认为对自己已有道德约束力的神秘世界的人兴趣盎然。在这种环境里，一个特工人员极易变成叛徒，出卖与他最接近的人。康韦尔认为，背叛将永远伴随着我们，因为每一时代不仅能产生叛徒，而且还能造成滋生背叛行为的幻灭。一些与康韦尔联络的情报人员经常对他说，一旦把30年代征募的特工人员清洗出去了，始终不渝的忠诚就会占据支配地位。但康韦尔不同意这个观点，因为在他活着的年代里，英国任何一代人的希望都已落空。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造成的后果是，“失败的社会主义和失败的资本主义之间形成了令人气馁的拉锯局面……写作主题很多，足以表现各种愤怒和绝望”。他说2000年的时候，他不想当安全机关的官员，只愿保持现状，与新的一代展开竞争。这新的一代是由令人绝望的学校培养出来的，他们生活在市中心的贫民区里，住房条件低劣，父母亲又处于永久性失业状态。在康韦尔看来，英国目前幻灭和失业的状态，必定成为背叛者的温床。


第06章约翰·宾厄姆
　　约翰·宾厄姆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第6号谋杀计划》《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双重间谍》《犹大》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所有作品都取材于他的间谍生涯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受雇于英国军情五处，从事反间谍工作；战后作为情报官被派到德国汉诺威，任务是调查可疑的难民；1948年回国后，他又在反颠覆部工作了二十年。
　　精彩旁白约翰·宾厄姆1908年11月出生在英国，曾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后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曾当过《赫尔每日邮报》记者、《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九、持枪的间谍作家
　　1940年夏天，当国家安全执行委员会成立，正式接管英国所有的安全机构时，军情五处处长几易其人，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弗农·凯尔被迫辞职，前警方人员哈克接替他的职务。很快，代号“碧玉”的哈克准将又被戴维·皮特里爵士取代。由国家安全执委会主席斯温顿勋爵任命的皮特里处长，对这一机构实行了改革。他决定任命一批具有不同背景的官员。马克斯韦尔·奈特领导的B5（6）部门就是这一政策的具体反映。
　　真假间谋
　　约翰·宾厄姆不仅是一位大大受到低估的作家，而且也是屈指可数的几位公开为英国秘密情报机构辩护的人之一。他以自己在军情五处的经历为素材创作了极为忠实的惊险小说。
　　约翰·迈克尔·沃德·宾厄姆出生于1908年11月，先是在切尔滕纳姆学院接受教育，然后花了三年时间在法国和德国学习语言。他当过《赫尔每日邮报》的记者，后来又任《星期日电讯》的美术编辑。1960年继承了爱尔兰的克兰莫里斯男爵的爵位。
　　他的妻子，传记作家玛德琳·宾厄姆写道：“也许是因为在报刊工作，几乎每天都要读到大量有关纳粹分子猖狂活动和残害犹太人的文章，这使我们具有比大多数人更为强烈的政治意识。对可能引发战争的事件更为敏感。况且1936年我们一直住在切尔西，目睹了莫斯利莫斯利是纳粹组织黑衫党头目。黑衫党行进在国王大道上的情景。”宾厄姆因为近视眼，最初未被批准入伍，后来他把视力测试表默记在心，终于混进了皇家工兵部队。在这期间他和他妻子开始创立旨在反对绥靖政策的英国民主党，正是借助这一新建立的政治团体，宾厄姆抓了一个所谓的“间谍”。
　　(图片一张战前秩序混乱的照片)
　　当一个名叫沙弗罗特的德国侨民申请加入英国民主党时，从小就喜欢阅读奇尔德斯和巴肯小说的宾厄姆顿生疑窦。他无法理解一个德国人为什么想反对自己的国家。事情也凑巧，沙弗罗特竟在一个兵工厂工作。充满自信的宾厄姆慢慢地认定沙弗罗特是一个间谍，并决定把他送交法庭。宾厄姆写信给他的叔叔赫伯特·狄克逊议员，请他与情报机关联系一下。然而狄克逊更关心的是他参与英国民主党活动的事。他把宾厄姆召到下议院，当面指出一个地方部队的军官组织政党是违法的。宾厄姆说自己只不过是个卑微的皇家陆军工兵部队的司机，赫伯特叔叔仍不改口。但他答应派人调查沙弗罗特，宾厄姆则静候消息。他确信自己尽了职，一名重要的间谍就要露出真面目了。
　　结果，沙弗罗特是完全清白的，宾厄姆大为失望。不过，此番调查为宾厄姆进入安全机构创造了条件。几星期后他被召到军情处五处总部接受面试，自己成了一名间谍。
　　詹姆斯·邦德的“老板”
　　马克斯韦尔·奈特，是军情五处的一名经验丰富的官员，专门负责反颠覆活动。他可是个风云人物，伊恩·弗莱明笔下的“007”詹姆斯·邦德的老板M，就是以他为原型的。他还是研究秘学的学者，精力旺盛的板球运动员，爵士音乐的行家，自学成才的博物学家。晚年他还主持过BBC广播电台的儿童节目和自然史节目。
　　出色的成绩早已使奈特在军情五处里赢得了声誉。他成功地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和法西斯主义联盟内安插了特务。1938年他还破获了受到共产党支持的伍尔维奇·阿塞纳尔间谍网。不过他的私人生活很不幸。他的第一个妻子是自杀的，以后的两次婚姻也是危机不断。奈特是军情五处里最神秘莫测的人物之一。20世纪30年代后期在他周围聚集着一些年轻精英。他所领导的B5（6）部门是军情五处最秘密的前哨部队，该部设在海豚广场靠近泰晤士河的一幢独立的大楼内。当初对宾厄姆进行面试的就是奈特，在宾厄姆的印象中：“他约四十岁，长的十分英俊，鹰钩鼻，脸上常挂着微笑，能当巴肯笔下主人公的原型。他穿一件灰色的花呢服装，与他的头发构成协调的色彩。可是面试后没给他回音。于是宾厄姆回到舰队街的《星期日电讯》社，仍去当他的美术编辑。随后的几个月里奈特偶而把他召去，问他一些关于某些有法西斯倾向的记者的问题。有的他能回答，有的他没法回答，但他意识到，自己已在报社内充当“间谍”的角色了，因为报社老板罗瑟米尔勋爵曾是莫斯利的支持者。
　　1940年春，宾厄姆终于收到奈特的一封信，信中提及了军情五处的一份年薪400英镑的工作，请他考虑一下。玛德琳·宾厄姆回忆说，那天她丈夫从奥尔德肖特打电话告诉她，他已经接受了奈特的提议，调令马上就要下来了。“我无法相信这一事实。约翰竟成了巴肯笔下的人物之一。真是太有意思了。”但奈特对理查德·汉内式人物不屑一顾，他想要一帮能适应各种社会环境的年轻人。他近来吸收的这种适应性很强的年轻人中，有神秘小说家丹尼斯·惠特利与他第二个妻子所生的儿子比尔·杨格、一个自取笔名威廉·莫尔的侦探小说家、一个负责监管反共产主义行动的前报社记者诺曼·希姆斯沃恩和花花公子托尼·吉尔森。宾厄姆即刻开始在海豚广场工作。他拥有两个套间，一个套间是用作办会室的，另一个套间则出于安全考虑用作卧室。宾厄姆受奈特的直接领导。奈特要他在玛德琳面前守口如瓶，幸好他在《星期日电讯》当记者时就来去行踪不定，所以没引起亲戚朋友的怀疑。
　　宾厄姆很快看出，奈特用人非常谨慎，被他选中的人不多，因为在他的部门“情报官”与“特务”之间没有区别，他们都必须是多面手，有时得像情报官一样考察征募对象和审查嫌疑分子，有时得像特务那样进行刺探活动。奈特的观点是，在反间谍活动中特工人员必须百分之百地可靠，而最可信的是他手下的情报官员。那儿的气氛轻松愉快，常常有人开玩笑地说：“这些长着一双鹰眼的人老是不停地进进出出。”其实奈特手下那些独当一面的官员都是些相貌平平的人，而且无一人与鹰有相似之处，然而他们的这种平凡却越发显得有魅力。
　　奈特战时最漂亮的一次行动是逮捕安娜·沃尔克夫和泰勒·肯特。他们俩人卷入了盗窃罗斯福与邱吉尔之间往来的绝密信件副本一案。这些信件的内容一旦泄露，罗斯福政府就有可能垮台，并由此阻碍美国参战。这次成功的行动给他的部门带来了荣誉。宾厄姆也从奈特身上直接学到了如何井井有条地开展工作。
　　夫唱妇随
　　1940年，当大规模的战争行动开始后，宾厄姆着手撒网围捕外国嫌疑犯，并为在曼岛囚禁被指控有法西斯主义倾向的人游说。玛德琳终于作为军情五处的一名秘书，去新设在牛津郡布莱尼姆宫内的总部上班了。外界对军情五处的印象是，办公室的打字员、秘书和文书档案管理员，都是些疯疯癫癫初出茅庐的年轻女子，她们把安全保密工作看作无足轻重的事情。但玛德林觉得，所有的工作人员都有强烈的安全保密意识。她们中大多数人是军人的女儿或妻子。她的同事基本上都住在基布尔学院内，环境死气沉沉。从卧室到浴室得穿过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哥特式庭院。但奈特和他手下的人则全都在海豚广场那儿工作。像材料归档、审核报告等琐碎的事他们不用操心。只是在出席最高级会议时，奈特才去布莱尼姆宫，那时他会穿上少校制服——一套他不真有资格穿的制服，显得英俊潇洒。宾厄姆曾这么评价他：
　　(图片布莱尼姆宫的图片)
　　奈特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领导。他喜欢动脑筋，想办法，点子多。我们都愿意铁心跟着他。当炸弹倾泻而下时，他像母鸡爱护小鸡那样，对我们表现出极大的关注。他把我们看作他的孩子……尽管我们长得高矮胖瘦不一。
　　在占领区
　　宾厄姆拿着400英镑的年薪（不用付税，因为军情五处并未正式登记注册），在奈特身边一直工作到战争结束。1946年他作为一名情报官去了德国的汉诺威。他的任务是调查数百名值得怀疑的难民，他们在城里四处转悠，没有固定的落脚点。他对汉诺威的最初印象生动地描绘在他的日记中：
　　一幅灰蒙蒙的凄凉景象。宽阔的街道两旁耸立着高大的建筑，碎石破瓦堆积如山。一切都是灰濛濛的……
　　许多大楼的窗户都已没有了玻璃，炸弹炸裂了屋墙。幸存的住宅从屋内伸出一截临时用的烟囱，以此证明里面有人居住着。
　　(图片城市废墟)
　　宾厄姆注意到，过路人都用茫然若失的目光盯着他，里面没有仇恨，也没有好奇。假如他同他们说话，他们会用一种绝无个性色彩的方式，礼貌而又诚恳地作出反应。有些男子穿着破旧的德军制服；有些女人穿着用撕下来的纳粹旗帜做成的红裙子，给人一种哀婉凄楚的感觉。商店里食品少得可怜，而棉布、缝针、梳子、剪刀等已绝迹。火柴每月配给一盒。外衣大多是用染过色的旧军毯改做而成的。煤已停止配给。至于对军政府的态度，人们表现出一种矛盾心理，既充满了怨恨，又流露出一种无动于衷的接受，因为他们认为军政府的用意可能是好的，但由于无能造成了极大的损失。
　　宾厄姆的工作非常繁忙，常常为了研究各种公文忙到凌晨3点，其中包括许多涉及俄国占领区的情况和被莫斯科当局怀疑在向英国或美国传递情报的人的命运问题。俄国人逼迫对象“开口”的方法之一，是臭名昭著的“瓦瑟尔卡策尔”法，即在冬天，每隔十分钟往受害者赤裸的身体上浇冰冷的水。这种折磨要持续2至14小时，直到身上结成一层薄薄的冰为止。开始宾厄姆认为，俄国情报机构在监视英国占领区方面已快智穷才尽了，因为在那儿没发生任何与他们有丝毫利害冲突的事。后来宾厄姆发现，俄国人并没有停止活动，于是他想会不会是他们在进行和平时期的演习活动？最后他得出结论，在俄国人的眼里“安全工作与谍报活动是生活的本质内容。”现在表现出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假象。
　　审讯
　　受到宾厄姆审问的俄国人中，有一个名叫弗洛连斯基的人。他被德国人逮捕后，与其他囚犯一起接受强制劳动。当德军溃退时，他逃往捷克斯洛伐克，在那儿他生活和工作了一段时间。捷克人明确指出，不强迫俄国前战俘回国。毫无疑问，他根本不想回去，他甚至非常放心地考虑起婚事来。他是个军官，这是他后来告诉宾厄姆的。由于战争爆发，中断了他的法律学业。他在捷克警察局就是这么登记的。可不久公布了一项新法令，规定俄国战俘必须回国。这是不祥的征兆。出于求生的本能，弗洛连斯基抛弃了新生活，先逃入美国占领区，然后又躲入英国占领区。在汉诺威，他去了市政厅，如实讲了自己的情况，怀着天真的自信申办身份证，申领配给卡，并反复说明，他想在汉诺威工作和生活。然而他立刻被逮捕了。
　　占领区当局给宾厄姆的指示是明确的：
　　1941年6月22日起成为俄国武装部队一员的俄国俘虏，如果尚未正式释放，将移交给经办部门，由他们负责遣返工作。
　　宾厄姆问弗洛连斯基，被遣返回国的俄国战俘将得到什么待遇。他答道，他们连同自己的家属都将受到迫害，因为俄国人推行着这样一条路线：任何投降的士兵都是叛徒，将被“发配”许多年。至于那些明确表态不愿回国的人，他们的命运将会更糟。弗洛连斯基对宾厄姆说，他会遭枪杀的。听了这话，宾厄姆感到毛骨悚然。
　　宾厄姆一度怀疑弗洛连斯基是否为了留在西方，甚至想结婚，故意把事情说得严重些。当然这种解释不是没有可能。当宾厄姆告诉他，他的任务就是把他送回俄国时，弗洛连斯基顶撞了一句：“如果你把我送回去，他们会枪毙我的。既然这样，赫尔少校，你为什么不现在开枪打死我呢？”在未向自己的上司汇报，也未曾得到任何人授权的情况下，宾厄姆给了弗洛连斯基一个新的身份证和所需的德国证件。随后这人就在一幅破败景象的大街上消失了。
　　(图片前苏联劳改营)
　　另一个接受宾厄姆讯问的是个乌克兰人，名叫诺沃西利斯基。他身材魁梧，穿一身黑衣服，光秃秃的大脑袋上扣着一顶贝雷帽。他非常焦虑不安，声称自己是在一个DP因战争、饥荒、政治等原因被迫流落异国的人。营地被逮捕的。DP营的高级行政官员们指控他是俄国间谍，因为他们认为，他是和俄国负责遣返工作的官员一块儿到达那里的。诺沃西利斯基显然被这一指控激怒了，他说他被克格勃的前身内务人民委员会囚禁过，他的妻子和一个孩子还在梅尔贝克的DP营地。他告诉宾厄姆，他是一位音乐家，想用手风琴赚钱买食品养家糊口。虽然疑点很多，但宾厄姆还是决定放了他。于是这个人也在街上消失了。留下宾厄姆独自思索着这样一个问题：他是不是心肠太软，太容易上当受骗，不适宜干目前这项工作？他的同情心连同观察事物的客观性，后来成了他的小说的重要特征。
　　突击搜查
　　宾厄姆经常带着枪参与对DP营地的突击搜查行动。这些营地里分别居住着乌克兰人、匈牙利人、波兰人、比利时人、捷克人、保加利亚人和其他外国流亡者。棚屋里的地板和床都是木头的。有些棚屋里只住男人，有些只提供给已婚夫妻，床用帘子隔开。
　　突击搜查者常常乘坐卡车和吉普车在深夜11点30分左右出发，午夜时分到达营地附近；然后熄灭车灯，将车停在距离环形栅栏200码的地方。然后，英国军队、情报官员和德国刑事警察同时开进营地。每栋棚屋有两名士兵把守在门口，以防止任何人逃离(那儿总共居住着两千多人)。随后情报官员、士兵和德国警察核对屋内人的身分，搜查他们的行李。他们的目的是搜捕危及安全的嫌疑犯，以期发现潜伏的特务。
　　这些突击行动给宾厄姆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在日记中描述了其中的一次。宾厄姆的搜查小组一进屋，便命令所有的人立即起床。受到惊动的人们困惑不解地坐了起来。他们穿着短裤衬衣，有些男人戴着睡帽。这种时候容易看出破绽。桌子上搁着吃剩的饭菜，地上横七竖八地躺着数只箱子，里面放着一些个人物品——几双鞋，一堆难以形容的破旧衣服，以及一些零零碎碎的东西。
　　在用作营地警察局的棚屋内，穿着制服，佩带着标有“营警”臂章的乌克兰人——头儿佩带标有“警察局长”字样的特殊臂章——都站着，个个愁眉苦脸。两名情报官员则在一旁等候着。终于嫌疑犯被带进来了，通常是一个一个地由两名士兵持着上了刺刀的枪押进门的。
　　红头发嫌疑犯
　　那天夜里捕获了两名来自柏林的少女，她们没带身份证；一名妇女，她说丈夫被送进了医院，两人的证件都在他那；一名法国男子，他的证件没办妥；一名穿着长统靴的德国青年，圆脸红发，傲气十足，他说他的证件遗失了。对最后一位的审讯，宾厄姆作了记录，并一句不落地记下了针锋相对的对话：
　　“你从哪儿来？”
　　“哈雷。”
　　“俄国占领区？”
　　“对。”
　　“你的证件呢？”
　　“我丢失了。”
　　“你什么时候到这儿的？”
　　“前天。”
　　“你是怎么进入汉诺威的？”
　　“越过边境。”
　　“目的？”
　　“想在诺德海姆找一份工作。”
　　“昨天你在哪儿过的夜？”
　　“在汉诺威。”
　　“哪儿？”
　　“在克莱弗尔德区。”
　　“哪儿？”
　　“我不知道那条街名。”
　　“你知道。”
　　“不，我不知道。”
　　“你怎么知道诺德海姆有活儿干？”
　　“我在报上读到的。”
　　“哪份报纸？”
　　“《汉诺威新闻报》。”
　　“怎么弄到的？”
　　“在哈雷时有人给我送来的。”
　　“谁送的？”
　　“我叔叔。”
　　“《汉诺威新闻报》上没登诺德海姆的招工广告。”
　　“不，它们登了。”
　　已有丰富审讯经验的宾厄姆，凭直觉知道这个德国小伙子给他的答复中有明显反常的地方。他不能确切地说出漏洞在哪里——他依赖于他已开始相信的一种直觉。也许是这位小伙子回答得太圆滑了，好像他早就预料到会有这样的盘问；或许是他回答得太沉着冷静了。无论是哪一种情况，宾厄姆都是要拘留他的，这一点毫无疑问。那夜需要进一步审问的嫌疑犯一共有七人。四名从事黑市交易的人被移交给德国警察。第二天凌晨，嫌疑犯在武装警卫人员的押送下乘卡车离去了。红头发的德国青年坐在车尾，当卡车在拐角处放慢速度时，他突然纵身跳出车外，在公路上翻了一个筋斗后便消失了。警卫人员朝他开了三枪，但他逃脱了。宾厄姆明白他的预感是准确的，但他并不怎么担忧——这小伙子很可能只是一个三流的苏联特务。
　　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
　　与宾厄姆共事的一些陷入困境的情报官员中，有一个代号为“B”的奥地利人，他是这场大混战的受害者。1942年6月，当托布鲁克市快要沦陷时，他面临抉择：要么他自己逃跑，要么把这个机会让给一个已经上了德国人“黑名单”的捷克情报官。结果他选择了后者，尽管他的未婚妻在奥地利正等着他，以后又有几次表现出他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由于意大利人断绝水源，与他关押在一起的俘虏，快要渴死了，是他挡住了一支开赴前线的德国部队，让德军从自己的水壶里倒出了水让大家喝，而当时他不仅已筋疲力尽而且身患重病。还有“B”在战俘营里，充当英国人与德国人之间的联络官——因为他能讲一口流利的德语，并帮助组织越狱。当战败国宣布投降时，“B”和一名军士又被派往不伦瑞克的监狱，去解放那儿的政治犯。宾厄姆在日记中这样描写“B”：
　　“他慢慢地咧开嘴笑了起来，笑使得他那双棕色眼睛在镜片后面闪闪发光。他笑得那么舒心，配上永远翘在脑后的几撮头发，他看上去就像一只刚孵出的画眉鸟”。但是当他回到维也纳，发现他的未婚妻在他被俘期间已另嫁他人时，他的笑容一定消失了。
　　英国人的弱点
　　1948年宾厄姆回到英国。马克斯韦尔·奈特请他回到原来的部门，于是他在反颠覆部又工作了二十年。他从未失去仁慈心，按照一个社会工作者的道德标准，善待他手下的特工人员；他仍然相信传统的手段，尽管军情五处越来越依赖于窃听器和电子设备，但宾厄姆不为所动。他曾经对他的妻子玛德琳说过这样一段话：“没有什么东西能胜过一名特工。窃听器无法告诉你谁同谁在睡觉，谁妒忌自己的上司，谁对自己的工作产生了厌倦，以及谁在喝酒。”
　　(图片窃听器)
　　1952年宾厄姆出版了他的第一部小说《我的名字叫迈克尔·西布利》。接着他写了一些更为冷酷、可信、写实手法的间谍惊险小说，譬如《第6号谋杀计划》(1958)，《奈特手下不光彩的特工》(1960)，《双重间谍》(1966)和《犹大》(1976)。在《双重间谍》一书的序言里他谈到：
　　当前在对我们情报机构的认识上存在着两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情报机构雇佣的是一帮杀气腾腾、能量极大，两面三刀的玩世不恭者；另一种观点则认为，公民们养活的是一群成事不足败事有余、软弱无能的流浪汉。可以认为这两种极端的思潮源于推断模糊、愚昧无知，可能还要加上政治或气质上的一厢情愿。
　　宾厄姆自己对军情五处的看法和小说中反映的一样，认为它是一个本质上根植于绝对忠诚的高效率服务机构。他认为情报收集是一项单调乏味极需耐心的工作，而俄国人首先意识到这一点。如果要把一名特务安插在一个恰当的位置上得花二十年的话，俄国人是不会介意的。宾厄姆觉得他们对祖国的热爱就是他们的强大所在；而与之相对应的是，缺乏爱国主义精神是英国的一大弱点。作为作家，他自己的原则是对存在着各种弱点的人性表示理解。他始终认为世界上最容易做的事就是背叛。一个信任自己丈夫的妻子有时极易遭到背叛，同样的情况也适用于一个情报官员。宾厄姆常常对他妻子说，俄国的叛逃者比西方多，但他们从不公开这些事件！宾厄姆永远也无法接受的是，约翰·勒卡雷小说中出现的双重标准和不断显现的背叛倾向。从《冷战谍魂》约翰·勒卡雷的成名作。问世以来，他就积极开展反对丑化英国情报机构的活动。但是，随着伯吉斯和麦克莱恩的变节，以及后来菲尔比的叛逃，英国情报机构的形象无可挽回地受到了损害。


第07章马尔科姆·莫格里奇
　　马尔科姆·莫格里奇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三套公寓》《莫斯科的冬天》《画宫》《地狱之路》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蹉跎岁月录》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成功地劫获了一艘德国潜艇。
　　精彩旁白莫格里奇1903年出生于一个极普通的市民家庭。他17岁考入剑桥大学，在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曾在埃及的一所英国学校当过教师。二战爆发后，他为军情六处工作，后被派往德国，负责监视德国潜艇的动向。他曾险些遭到敌国间谍的暗杀，曾成功地劫获一艘德国潜艇。五、险遭暗杀的间谍作家
　　(图片混乱的军队长官办公室，穿福尔摩斯衣着的军官与一个人对话的图片)
　　二次大伊始，英国秘密情报处里依然弥漫着约翰·巴肯所描述的那种奇特的氛围。高级管理人员主要是行伍出身的高级军官，他们自命不凡地忙忙碌碌，为能在秘密行动中打破社交常规而天真地沾沾自喜。一名情报处新雇员彼克汉姆·斯威埃斯科特记得他曾被带到陆军部里一间空荡荡的屋子里，里面有一个衣着很像歇洛克·福尔摩斯的军官在等他。“我无法告诉你那是怎样的一种工作，”这名军官说，“我只能说要是你加入我们的行列，你不能害怕欺骗，也不能害怕谋杀。”
　　军情五处负责反间谍工作。秘密情报处(军情六外)负责间谍工作。1940年这些组织陷入了致命的互相竞争之中。
　　忠实的追随者
　　(图片田园风光)
　　耄耋之年的马尔科姆·莫格里奇和他的妻子基蒂在东萨塞克斯的宁静偏僻的村庄里过着心满意足的生活。他不仅是一个城市作家，还是一个极有争议和影响的新闻人物。莫格里奇是一个直觉很强的人，有时候会突发奇想。那种永不停息的追求精神引导他进入了秘密世界。他的很多谍报工作有时候使他得意非凡，有时候使他心灰意懒，一度还曾逼得他差点自杀。
　　今天，老莫格里奇像以往一样诙谐机智。他那红润的慈祥面容有一种与众不同的滑稽之处。他就像一个以思考人生为乐的饱经忧患的潘趣先生英国成功的木偶剧《潘趣和朱迪》中的钩鼻，驼背的滑稽主角。。虽然他胸藏锦绣，但却决不吹嘘他的传奇生涯。他通过严格的自我检讨，反省自己过去的一言一行，表现出虚怀若谷的君子之风。
　　(图片潘趣或滑稽的木偶)
　　然而在基蒂眼里莫格里奇是一个锋芒华露的圣人，一个有着独特风格和辛辣的讽刺才华的淘气的“爬格子虫”，一个生活快到了尽头还不知停歇的流浪者。他喜爱从丰富的谈话中汲取养分。“马尔科姆和休（休·金斯米尔）过去每夜都要畅谈数小时。我真想朝他们扔一本书。”基蒂·莫格里奇这么说道。
　　莫格里奇生于1903年。他的祖父在潘奇承办丧事，在莫格里奇的父亲12岁的时候他抛弃了家庭。于是，莫格里奇的祖母不得不开一家旧家具店，勉强维持生计。
　　莫格里奇的父亲13岁辍学，在一家生产衬衫的公司里打杂。他毕生都是这家公司的职员。他经过奋斗当上了公司秘书，漫长而艰难的奋斗却丝毫没有动摇他那坚定的社会主义信仰。他常常在家乡克劳顿的萨里街集市的讲坛上发表演说，与商贩们展开辩论。演说内容主要是抨击旧秩序，宣扬社会主义新理论。他的听众不多，但他确实有几个忠实的追随者。其中就有他的儿子马尔科姆。在莫格里奇的自传《蹉跎岁月录》第一卷《绿枝》(1972年出版)中，他写道：“我和父亲以及他的两个忠实听众一起旁若无人地大唱《红旗颂》，我那走调的声音就混杂在他们深沉的嗓音之中。”莫格里奇的父亲理所当然地成了一名市工党议员。莫格里奇一家戴上了红玫瑰花饰，替他的竞选演讲压场，热烈地为他助威。这种家庭助阵是有根源的。既然布尔什维克打算让俄国妇女成为国家的主人，那么一支强大的家庭军队则是英国社会主义运动所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在家里，莫格里奇从克鲁泡特全的《回忆录》中第一次知道了俄国。虽然家里藏有《资本论》的普及本，但他和他的父亲谁都没去读它。他和他的兄弟们在当地小学读书，后入塞尔赫斯特文法学校。他的毕业成绩并不出众，但他还是考进了剑桥大学。十七岁那年入赛尔温分院攻读自然科学荣誉学位。四年后他勉强通过了考试，但是他所修的科目化学、物理和动物学对他没什么影响，他以后再也没有对它们产生过兴趣。在剑桥大学里他第一次接触到了上层阶级的子弟。不久，他发现他们的文化教养与他自己格格不入。剑桥的生活令他十分厌倦，他把漫长的闲散时光消磨在薄雾迷濛的乡间散步之中。在他毕业那一年他的生活突然发生了变化。他遇到了后来成为杰出的神甫、学者和神学家的埃里克·维德勒。他们的友谊一直绵延到今天。由于维德勒的缘故，他搬进了剑桥的礼拜堂（神甫的住所）。在大学生涯中，他第一次过上了快乐的日子，长期与友为伴使他获益匪浅。
　　埃及应聘
　　莫格里奇离开剑桥后去印度旅行。那块大陆上遭受贫困和英国统治而仍保持心灵安宁的印度人，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回到英国后，在伯明翰一所人满为患的学校里代授英语。1927年，他和伦纳德·道布斯的妹妹基蒂结了婚。他在剑桥搬出礼拜堂后是和伦纳德·道布斯共住一室的。基蒂成了他的终生伴侣。基蒂的姑妈碧丽斯·韦勃是一个费边社会主义者，而基蒂的母亲则是一个波希米亚艺术家，来自于一个倾向社会主义的制陶工人家庭。道布斯夫人对女儿的婚事很高兴，但是她的丈夫却显得比较犹豫。莫格里奇既没有稳定的经济收入，又没有远大的前途，而且看不出有丝毫的转机。
　　莫格里奇通过丈人结识了享利爵士的儿子休·金斯米尔，他后来成了一名著名的作家、散文家。他和莫格里奇之间牢固的友情一直延续到金斯米尔去世。
　　莫格里奇婚后不久，他那心急如焚的岳父注意到了埃及一所英国学校招聘教师的广告。薪水比莫格里奇目前在伯明翰得到的高得多。莫格里奇按捺不住兴奋心情去报了名。结果他被录取了，不久即和基蒂一起出发去了埃及北部的明亚。
　　(图片埃及，金字塔)
　　到达明亚后，莫格里奇马上注意到那里的某些地方很像他所鄙视的印度社会的状况，只不过在埃及英国的统治软弱得多罢了。这份教师工作也令他大失所望，简直与他在伯明翰的情况毫无二致——不同的只是学生的肤色和文化而已。晚上，他坐在打字机前埋头写作，希望成为一名作家。这个梦想好像还很遥远，幸运的是他遇见了来开罗的《卫报》特派记者、作家阿瑟·兰森。十月革命时兰森就在俄国，他对那场伟大革命的亲身经历立即吸引住了莫格里奇。兰森肚子里有数不胜数的秘闻掌故，他说有一次他还和列宁下过棋。兰森把莫格里奇推荐给《卫报》编辑C·P·斯科特。几周后，斯科特回信建议莫格里奇先当三个月见习编辑。莫格里奇欣喜若狂，他那一无所获的教书生涯也许要宣告结束了。
　　莫格里奇的第一个孩子出生在埃及。1932年8月莫格里奇夫妻俩回英国时他还在襁褓之中。莫格里奇在担任《卫报》社论作者期间结识了社会主义文学家金斯利·马丁，莫格里奇一家暂时就寄居在曼彻斯特他的家里（后来，他们一家搬进迪兹伯里的一套公寓里），有时候C·P·斯科特会来他家喝茶。莫格里奇除了写社论外，还开始为《曼彻斯特每周卫报》和评论杂志写稿。他的剧本《三套公寓》由戏剧协会在威尔士王子剧院上演后颇受好评。波特南出版社总经理康斯腾特·享廷顿在美国出版了《三套公寓》，并提议莫格里奇写些小说。于是他写出了取材于他对克劳顿的童年回忆的《衰容》(1931年)，这本书同样受到欢迎。莫格里奇觉得他终于实现了理想，但是他打消了当自由作家的念头，他认为脱离活跃的报界和他现在很喜欢的闲话专栏太冒险太孤立，他就是在报界工作中形成自己那种辛辣尖锐的幽默感的。
　　俄国寻梦
　　1932年保守党政府卷土重来，莫格里奇的父亲失去了罗姆福德众议员的议席。年轻的莫格里奇对未来感到悲观失望，认为英国是一座腐朽衰败的城堡，如今在强盗的统治下变得更加贪得无厌了。在阿瑟·兰森的影响下，他对俄国的新时代兴趣倍增。他深信那鲜为人知的革命圣地即便还不成熟，但却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可是怎么才能到那里去呢？《卫报》恰巧给了他一次机遇，莫格里奇的新闻编辑，自然也是他的竞争敌手，建议他去取代即将返回美国的《卫报》驻莫斯科记者威廉·享利·钱伯林。
　　1932年末，喜出望外的莫格里奇一家满怀希望动身前往俄国。他们对战后俄国的田园生活很有信心，并计划在那里定居。莫格里奇象征性地烧掉了他的餐服，而基蒂则烧掉了她的晚礼服。他们变卖了珠宝，撤销了银行账户，甚至还处理掉了他们觉得在工人阶级领导的国家里不会受欢迎的书籍。他们想把以往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痕迹统统消除干净。《卫报》安排莫格里奇去俄国做一名自由撰稿人，这种安排原本很可能使他踟躇不前，但是当时十分乐观的他确信一到那里他很快就会放弃《卫报》的工作，过上完完全全的苏联人生活。基蒂此时又怀孕了，他决定让他的第二个孩子成为苏联公民。
　　(图片莫斯科红场)
　　可是莫格里奇一家刚到莫斯科就交上了坏运。当他们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在克莱斯摩找到一幢乡间别墅时，基蒂却生了病，一度莫格里奇觉得她生命垂危，这种充满忧愁的恐惧完全替代了他对俄国空想式的热爱。基蒂病愈后返回英国生产，而莫格里奇则留在俄国继续寻觅俄国梦，但是他找不到。当他给《卫报》撰写完第三篇有关俄国饥荒的调查文章时，他的头脑完全清醒了。他知道这些文章一旦发表，他的签证就会受阻。但是那决不能使他放下笔来，因为他在俄国的一些富饶地区亲眼目睹的人为饥荒使他深恶痛绝。他目击了一场导致深重苦难的军事行动，他的俄国乌托邦梦想破灭了。当基蒂打电话告诉他，他们的第二个孩子已经安然降生，并且他们有望住进一幢瑞士木屋时，莫格里奇很高兴地抛弃了他的新生活。随后他在1934年出版的《莫斯科的冬天》里写下了他的俄国之行。
　　1933年秋，莫格里奇去日内瓦的国际劳动部工作了一段时间，而后又转入国际联盟的一个分支机构。不出所料，他回到伦敦后，他的《莫斯科的冬天》果然遭到了社会主义刊物的严厉谴责。厄运接踵而至：他失了业，他觉得是俄国之行把他给毁了。然而，专业作家的运气变幻莫测。阿尔——斯波蒂伍德出版社买下了他的小说《画宫》的版权，乔纳森·凯普还委托他写一本塞缪尔·伯特勒的传记，计划在伯特勒百年诞辰之际发行。这时莫格里奇似乎时来运转了。
　　时来运转
　　倒霉的是《画宫》惹出了麻烦。《卫报》威胁说要以诽谤罪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书中一个主要人物的性格过于接近《卫报》编辑C·P·斯科特。《画宫》的出版商不得不收回此书。莫格里奇又一次囊空如洗，他将不得不在自由作家生活的暗礁丛中挣扎度日。然而，就像先前发生的那样他又时来运转了：他接到了印度《加尔各答政治家》的邀请，欣然受命出任助理编辑。基蒂刚刚生下女儿范伦坦，她决定和孩子们留在伦敦，让养家糊口的丈夫一个人启程赴印度。
　　莫格里奇在加尔各答极其惦念家人，凄凄惨惨过了一年光景。多亏《旗帜晚报》以每周20镑薪金聘用他到“伦敦人日记”编辑组工作，从而使他结束了“流放生活”。回国后他在“伦敦人日记”编辑组遇到了布鲁斯·洛克哈特。洛克哈特是英国派往俄国的第一个间谍，他在1932年出版的《一个英国间谍的回忆录》中追述了他的冒险经历。他的传奇色彩深深地感染了莫格里奇，使他对早期谍报世界的奇谋秘计发生浓厚的兴趣。
　　莫格里奇一家搬到东萨塞克斯的巴特尔附近的沃林顿后不久，夫妇俩发觉分离使他们的爱情更加甜蜜，生活更加丰富多彩。此时他们膝下有了四个子女——三男一女。但是，莫格里奇很快又躁动不安起来，他离开了“伦敦人日记”编辑组，替《每日电讯报》撰写书评，为罗达夫人的《时间与潮流》捉刀代笔，又开始了一段自由作家的冒险生涯。他的脾气似乎生来就是如此，除了写作以外什么事也干不长。他们在沃林顿的生活过得十分简朴：不得不从井中打取洗衣水，提着水桶去远处取泉水饮用。生活虽说艰难困苦，但那是最快乐的一段日子。休·金斯米尔就住在附近，他和莫格里奇的友谊越来越深。他们俩一起开始为《夜与昼》写稿，那是一份由格雷厄姆·格林担任文学编辑的杂志。供稿人有伊夫林·华尔、奥斯伯特·兰卡斯特、伊丽莎白·鲍温、约翰·贝杰曼、安托妮娅·怀特和安东尼·鲍威尔，集中了现今文坛的众多光辉人物。
　　过时的情报课程
　　英国宣战后的那个星期一，莫格里奇报名参军，但当天下午他不得不打道回府，因为军队里只招收专业技术人员，他被坦率告知新闻工作职业不予考虑。他沮丧气愤地继续撰写评论。然而不久，他在情报部里谋得了一个职位。
　　莫格里奇对能为战争效力而感到高兴，他喜欢变幻莫测的工作。自从俄国梦破碎以来他第一次感到兴奋激动，准备接受战争可能带来的命运转折。他暂时收敛起他那躁动不安的老脾气，全身心地投入到富有刺激性的工作中去。他平生第一次决定为人民的共同目标展露他的才华，但这意味着他必须与基蒂和孩子们分离——这真给他出了一个难题。他极其坦率地写道：“我这么做不是被迫，也不是出于什么真正的责任感，而只是由于虚荣和冒险心理的缘故。我想，最为重要的是因为我想独自去干我所爱干的事情。”然而，后来他非常想念家人，变得异常消沉。
　　情报部在布鲁姆茨伯里区的伦敦大学新楼里草草成立。部里好像主要有两种人：一大帮进进出出的信使和拿着公文包忙忙碌碌的穿制服的人。莫格里奇在一个宣传部门工作，由于他有新闻工作经验和活跃的创造力，他赢得了同仁们的欢迎和尊敬。这个部门也吸收了别的作家：乔治·奥威尔，他在牛津街的英国广播公司录音棚里对印度和东南亚地区播音；格雷厄姆·格林，他也在情报部针对拉丁美洲地区展开工作。
　　(图片伦敦的景色)
　　格林和莫格里奇由于工作关系，彼此很熟。格林住在情报部附近一幢鸽笼似的狭小公寓里，莫格里奇有时候前去拜访他。如果留下来吃饭，他就会发现菜谱很简单，主食是香肠。他注意到格林不管境遇如何，好像总是过着最节俭的寄居生活，他很像是一个流亡者。二战后期他重逢格林时，格林所住的克拉彭公共宿舍在大空袭中已经被炸毁了，他的家人都搬到了乡下。在莫格里奇的印象中格林喜欢一个人独居。
　　几个月后，莫格里奇参加了汉普郡阿什维尔的陆军秘密警察部队。一旦穿上制服，在军纪约束下，他就感到这种呆板的生活令他很不自在，不免又向往在情报部里那段坐办公室喝茶的惬意日子。他学了一门安全情报课程，他对课程训练中的某些荒唐之举，诸如利用最初在布鲁塞尔创建的戴姆斯·布兰奇斯组织很不满。那个组织的成员是一群坐在窗前一边织毛线一边数军列车厢，估算德军集结动态的比利时妇人。这门老掉牙的课程中还包括从出租车司机和理发师之类的老百姓那里搜集情报、建立情报网的方法。虽然有教材，但却散发着一股子外行做戏的强烈气味。学员们一致认定这种情报网太落后了。最后，莫格里奇被调到谢佩岛，核查德军入侵法国时溃逃的法国军队的情况。他在那里获得了比较实用的保安工作经验。
　　(图片老妇女坐在窗前或织毛衣)
　　艾恩赛德将军被撤职
　　莫格里奇的下一个工作是在伦敦奈勒大楼内的统帅部值勤。随着德国进攻的可能性越来越小，他渐渐陷入千篇一律的事务里。值班军官的职责就是守在电话机旁，随时准备发出德国进攻的警报。万一德国果真进攻英国，他们就要立刻警告总部。随后总部就会对广播大楼和电话局之类的通讯枢纽展开大规模的保安行动，并把一些人员调往弗吉尼亚湖边的一座构造特殊的地下指挥部，在那里设立紧急行动中心。此外，莫格里奇的职责还有参与防止敌国间谍打入总部的反间谍工作。
　　莫格里奇不喜欢他的行伍生涯。“我不受人欢迎，”他记得，“我被赶出了那个鬼地方是因为我的说话方式太特殊的缘故。”然而事实上他是一个机敏过人的人。他在奈勒大楼最引人注目的行动就是调查总司令员恩赛德将军——巴肯笔下的理查德·汉内的原型——此人和某些法西斯组织有着颇为可疑的神秘纠葛，后来他被撤了职。
　　在大空袭中，莫格里奇常会穿越因爆炸和防空炮火而被照亮的街道，走在伦敦黑暗空荡的马路上。有时候，格雷厄姆·格林是他的同伴。格林还会和他一起去“风车”剧院看戏。那里的观众无聊乏味，上演的全是低级庸俗的戏。莫格里奇觉得格林之所以喜欢格调不高的东西是因为他偏爱观看恶魔戏的缘故。这种悲凉的心态在他的许多作品中肯定有突出的体现。格林还告诉莫格里奇，只有内行人才知道在“风车”剧院里坐在何处才能获得最佳视角。
　　莫格里奇注意到空袭时格林在冒险外出之前都要作特别的忏悔，这使莫格里奇心里很不安。他觉得自己好像手握一张三等车票和一位重要人物一起乘坐头等车厢旅行。他心想，格林一定会升天堂，而他则要入炼狱。莫格里奇从认识格林起就注意到，他对他的小说中描绘的激情抱有一种特殊的超脱态度。在他看来，格林对待日常生活的态度也颇为相似。当他偶遇格林时，常常发现他脸上有一种完全与世隔绝的神情。伶牙俐齿的莫格里奇有一次公开说格林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罪人的圣人；而他，莫格里奇，则是一个想当却当不成圣人的罪人。这句广为流传的评语激怒了格林。莫格里奇说：“格林的观点是如果你出卖你的祖国，那没什么关系——但是如果你出卖你的朋友，那就大有关系了。他总是说他宁愿住在俄国，我看他准是疯了。这肯定不是真的。”至于格林笔下描绘的秘密情报处，莫格里奇对此也有他的非常深邃的看法：“我认为以特雷弗·威尔森（一名军情六处办案军官）为原型的《人性的因素》是一部三流作品。他最优秀最真实的间谍小说是《我们的人在哈瓦那》。”
　　(图片伦敦被空袭后的废墟)
　　莫格里奇遇到的一个军情五处的官员是借住在本廷克街一幢地下公寓里的盖伊·伯吉斯。伯吉斯和莫格里奇只见过一面，但印象深刻。如今莫格里奇把伯吉斯形容为：“经受道德折磨的邪恶的化身”。伯吉斯在空袭时常常没完没了地发牢骚，莫格里奇认为他说话过于随便。例如，他知道伯吉斯把D日计划随身带到了美国。大多数时间他和基姆·菲尔比的公文包里都带着秘密计划。尽管伯吉斯得了某种顽症，但莫格里奇并没有感觉到他身上有任何阴谋气息，他只是散发着一种腐朽衰亡的气息，象征着一个阶级和一种生活方式的结束。
　　非同寻常的审判
　　莫格里奇的第一个任务是在1940年10月出席在伦敦中央刑事法院法官私人办公室里进行的一次非同寻常的审判，由于他在统帅部里的新上司罗斯·埃特金森上校对军情五处管辖的事务很有兴趣，他列席旁听了那次给他留下深刻印象的审判。
　　美国外交官泰勒·肯特和俄国流亡者安娜·沃尔克夫受到破坏安全罪的指控。安娜的父亲，海军上将沃尔克夫曾是沙皇俄国大使馆里的最后一任海军武官。俄国革命之后，他们父女俩流落英国，在伦敦自然历史博物馆对面开了一家俄国茶馆。安娜是一名狂热的法西斯分子，而肯特在苏联待过一段时间，对反苏也同样着了魔。而且他还激烈地反对罗斯福。他涉嫌把秘密文件拿出美国大使馆（当时大使是约瑟夫·肯尼迪）交给安娜，而安娜把其中一些文件转交给了威廉·乔尔斯。后者欣然收下，把它用作柏林反盟国广播的宣传武器。莫格里奇把肯特视为“穿着精心裁剪的定制西服，喝着葡萄酒，脾气极其暴躁”的美国绅士。
　　莫格里奇透露，当时军情五处的反颠覆部门负责人马克斯韦尔·奈特出庭作证指控肯特，但他并不觉得奈特是一个特别有说服力的证人，军情六处肯定认为奈特宝刀已老。此案中另一个奇特的人物是阿奇博尔德·莫尔·拉姆齐上尉。后来奈特把他扣押在曼岛上，因为他也看到了邱吉尔和罗斯福交流意见的有关文件。要是文件内容泄露出去，罗斯福再度竞选的机会也就断送了，美国参战也可能因此受阻。
　　拉姆齐是一个单纯的爱国基督徒，他坚信世界正遭受犹太人、布尔什维克和共济会的三角阴谋的威胁。1939年他创建右翼俱乐部，企图利用日渐高涨的反犹太反共产主义情绪，把势力渗入伦敦城和白万。莫格里奇是在法庭上见到拉姆齐上尉的，当时他与一大批被拘留的同伙一起正在接受有关他和沃尔克夫案件之间关系的审问。莫格里奇觉得他们是一伙可怜虫，他说：“他们代表着上流社会的意志。那些女人浓妆艳抹，奇形怪状。”肯特和沃尔克夫都被判有罪，肯特服刑七年，沃尔克夫十年。战争后期，肯特被押解到美国释放了。安娜·沃尔克夫在狱中服刑两年多后，于1947年释放。她一直住在伦敦，1969年去世。
　　国际联运货车上的一份密件
　　1941年，莫格里奇被调到设在索尔兹伯里附近的朗福德城堡的第五军司令部担任安全情报局一处二队情报官。数月后，他高兴地接到秘密情报处里一名秘书的电话，奉命前往伦敦候选一个“特殊”的情报官职位。在“野人”俱乐部里，另一个惊险小说家艾伦·威廉斯召见了莫格里奇。艾伦的兄弟道格拉斯是莫格里奇在《每日电讯报》报社时的同事。莫格里奇后来尖锐地指出，惊险小说家进入秘密情报处就像思想不稳定的人成为精神病医生或阳痿的色情狂一样，虽然不很合适，但轻而易举。威廉斯把工作要求告诉莫格里奇，并告诫他对可能面临的危险要有思想准备，譬如，一个已暴露的间谍不得不被舍弃。莫格里奇很想知道如何舍弃。
　　不久，莫格里奇接到情报处通知，他作为合适的人选已被正式录用，并命他到伦敦圣詹姆斯公园地铁车站对面布劳德威街的一间办公室报到。他加入的是军情六处。他终于成为一名像洛克哈特那样操纵阴谋世界的间谍了。莫格里奇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年轻人，他一想到可以在职权范围内打破常规、蔑视道德便感到极为振奋。作为毛姆的《艾兴顿》的热心读者，他一直期待着更为职业化的谍报氛围，然而：“那一切都太孩子气了——就像小孩子戴着假胡子装大人似的。”
　　在军情六处里，莫格里奇结识的第一个熟人是曾经派驻里加的特工莱斯利·尼科尔森。此人举止温文尔雅，性格有些像伯蒂·伍斯特——总而言之不太像一个间谍。尼科尔森正式通知：莫格里奇和格林将被派往非洲，他去莫桑比克的洛伦索马贵斯；格林去塞拉里昂的弗里敦。
　　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莫格里奇必须迅速弄到假居民身份证。为此尼科尔森给了他一份盖过印的护照，假称他刚刚到英国，住在圣厄明旅馆。莫格里奇顺道去那个旅馆里喝上一杯酒，以便熟悉那个新家的环境。他发现旅馆休息厅非常幽静。尼科尔森叮嘱他拿着护照去考克斯顿大楼，申请办理居民身份证，有必要时须向办理人员解释他是刚从国外归来的，很快又要离开美国再度远行。莫格里奇平生第一次要欺骗当局，心里不免有些紧张。要是有人细细盘问他归国旅行的情况，那怎么办呢？他脑子里设想着各种各样的提问，并据此编造起令人难以置信的回答来。但当他忐忑不安地踏进考克斯顿大楼，踏进通向官方接待处的那条积满尘灰的走廊时，焦虑到极点的心情反而平静了下来。结果根本没人问他什么问题。他克服了当间谍的第一个困难。
　　此时军情六处的处长是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处里人称他为“C”。他偏爱格外复杂的极富戏剧味的保密方式。莫格里奇回忆道：
　　在任何人获准进门之前，门外必须先亮一盏绿灯；而且在谈话中，他要把他的外套盖在电话机上。令人惊异的是，他甚至不辞辛劳地用这种方式接电话——只是为了安全起见……这一时期，军情六处的军官从来不从正确的角度看待战争，他们把一切事物都分割开来，结果造成情报部门里再也没有什么卓越非凡的个人智慧。例如，大家上完密写课，千篇一律用牛奶调制密写墨水，真是可笑之极。
　　莫格里奇曾经在一列国际联运货车上发现一份密写文件，倒霉的是在他搞到文件之后才弄清楚它一点用也没有。“那些幼稚的理论把我们引入了歧途，我们是在莫名其妙之中进行活动。”
　　在莫格里奇看来，秘密情报处里的原则好像就是“兵不厌诈”。他很快发现密码联络，以及利用临时住址进行完全合法，而又无关紧要的通讯，都是秘密情报处老牌间谍的第二本性。例如，基姆·菲尔比用小块的薄纸给他的妻子写情书。他解释说如果这些信需要保密，可以舒舒服服地咽下肚去。“秘密，”莫格里奇在《地狱之路》中写道，“对于情报部门来说就像法衣和香火对于弥撒，黑暗对于招魂仪式一样必不可缺。不论秘密是否有用，都必须不惜一切地加以保守。”
　　菲尔比叛逃案
　　在圣·阿尔本斯负责海外反间谍活动的第五科总部里，莫格里奇重逢此时是伊比利亚地区组组长的基姆·菲尔比。从前他们在《旗帜晚报》的“伦敦人日记”编辑组里有过一面之交。当时菲尔比刚从剑桥毕业，在替《评论大观》的W·T·斯蒂德工作。编辑威尔弗雷德·希德介绍他们两人认识，并顺口补充说菲尔比的父亲就是著名的阿拉伯问题专家约翰·菲尔比爵士。据莫格里奇分析，菲尔比完全是受他父亲的影响，他结巴得很厉害，酗酒也同样惊人，几乎天天晚上都喝得酩酊大醉。莫格里奇记得以色列领导人在——古里安曾评论菲尔比：“如果基姆的父亲成为一名穆斯林，那么基姆基姆·菲尔比：打入英国情报机构的苏联间谍，著有《我的无声战争》一书。为什么不能成为一名共产党呢？”然而尽管如此，军情六处里的人对基姆仍然极为尊敬。莫格里奇觉得是“他迷惑住了他们”，菲尔比之所以觉得当叛徒很容易正是因为别人对他怀有一种不可捉摸的敬畏之情。莫格里奇还了解到菲尔比很讨人喜欢，那是由于他曾在西班牙内战中替佛朗哥作战。对菲尔比的这种崇拜，竟然达到了外交部第二把手，众议员狄克·布鲁曼·怀特也来奉承拍马的地步。后来在菲尔比投奔俄国之际，布鲁曼·怀特突然神秘地死去了。
　　菲尔比毫无疑问是圣·阿尔本斯的实权人物，他使五科科长费利克斯·考吉尔完全失去了光彩。菲尔比满怀雄心壮志，结巴也不能妨碍他。实际上他的结巴差不多可算得上一个宝。莫格里奇在他身上发现了天真的稚气，他在《地狱之路》中写道：
　　现在，当我想到他在莫斯科那想必十分阴郁的环境里，从伏特加酒瓶里寻找快乐，在过时的旧《泰晤士报》上研究板球比赛积分，想方设法搞来英国赛手牌小雪茄，只要有可能就偷听BBC海外广播时，我就更愿意把他看成一个迷路的童子军，而不是一个冷酷无情、城府很深的长期潜伏的叛徒角色（我敢肯定他本人喜欢这么自我评价）。
　　菲尔比上班时喜欢穿他父亲在一次大战时穿的一套旧军官制服，所以莫格里奇确信他喜欢的是当兵而不是当情报处特工——但是不难预料，结巴妨碍了他当兵。根据第12款乙项条例，约翰·菲尔比爵士这时候正被扣押在曼岛上，因为他曾劝他的私交沙特阿拉伯的沙德国王不要参战，因为他认为希特勒必定会打赢。这自然是英国当局所不能容许的。
　　多年以后，莫格里奇一直想弄清菲尔比叛逃俄国的真正原因。菲尔比很少谈论政治，但莫格里奇认为，他所持的政治观点，正是在他那一代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中间颇为时髦的左派政见。尽管如此他更相信“冒险”是菲尔比最感兴趣的。菲尔比的朋友们也证实了他的这一观点。这也是盖伊·伯吉斯吸引菲尔比的地方。
　　(图片菲尔比的照片或其它不以显示间谍身份的人的照片)
　　奇怪的是就在伯吉斯叛逃之际，报上登出了一张菲尔比出席英德联谊会晚宴的照片。英德联谊会是一个以促进英德文化沟通为宗旨的团体，许多人以为他是在伪装自己，但莫格里奇认为他是作为真正的会员出席晚宴的，他深信菲尔比是在俄国获胜的形势明朗化的时候投靠俄国的。莫格里奇说，伯吉斯曾经承认他的叛逃是由于他的祖国已经一蹶不振。伯吉斯的好朋友格罗·李斯则称伯吉斯是对英帝国的没落忍无可忍。莫格里奇认为伯吉斯、麦克莱恩、菲尔比、布伦特事件以上均是英国情报部门特工人员叛逃苏联的事件。之中，还有许多没解开的谜。为了说明这一点，他讲述了有关麦克莱恩的一件奇闻轶事：麦克莱恩和新闻记者菲利浦·托比一起参加沙德国王在开罗举办的宴会。夜阑酒酣之际，醉醺醺的麦克莱恩竟在地毯上小便。饮至半夜时分，他又跌了一跤，摔断了脚踝（几天后莫格里奇和安东尼·鲍威尔在伦敦旅行者俱乐部吃午饭时，麦克莱恩腿上裹着石膏走了进来。）。他在外交场合如此失礼理，应受到严厉训诫。然而，他却晋升为外交部美国司司长。后来又获取美国大使馆里的高位，专门对新闻记者发号施令。莫格里奇非常茫然：谁是他的保护神呢？
　　(图片钢笔、墨水和纸张或密码)
　　(图片一只鸟或一群公园里的鸟)
　　“BS”密写材料
　　在军情六处最初的几个星期里，莫格里奇只是伪造欺骗性材料，和法国、波兰和捷克等流亡政府的反间谍机构进行联络，逐步熟悉间谍奉命活动的方式。不久，他发觉军情六处的工作重点是破译敌人的密码。莫格里奇从一个经验丰富的老妇人那里学会破译密码之后，就开始学习如何使用密写墨水。他来到伦敦汉斯巷一幢外观朴素的房子前。一名信号兵给他开了门，检查过他的身份后，把他领到楼上的一间房间里，屋里面坐着一个头发稀稀落落、看上去像害了黄疸病似的人——一个落魄到教书为生的老牌职业间谍。莫格里奇学习密写的课程一直持续到傍晚时分。这个落魄的老牌间谍教他如何调制墨水。这回又是使用牛奶，甚至葡萄酒，外加各种各样的化学物质（其中有一种专治头疼的药片）。这个老师把最后一种秘密物质称为“BS”。他说，只能把它当作最后一种应急手段，尤其是在难于搞到所需的物品时才能使用。老师告诉他，他本人就曾在海牙的一次任务中求助于这种物质。他把面包屑撒在阳台上，希望鸟儿会带来他所需要的物质。然而却落了空。鸟儿飞来吃掉碎屑就飞走了。最后，他只得一筹莫展地去公园散步，一次又一次假装无意中掉落手帕，尽量装着漫不经心的样子搜集起“BS”来。莫格里奇为了激发老师的热情，表示对他的技术钦佩之极，又说他敢肯定他到莫桑比克后这种技术会大有用处。但是，他的老师只是哀伤地点点头，向他指出热带的鸟儿可能不是合适的施主。
　　结果，莫格里奇发现自己不是学密写术的料。老师气恼地对他说，要是掌握不了一门手艺就永远也当不成间谍。当他们俩孤单单地坐在灯火管制下的一片漆黑中时，莫格里奇深深地感受到了他的处境的荒唐。两个成年人怎么能这样打发日子呢？
　　旅馆谍影
　　1942年，莫格里奇乘坐一架水上飞机从多塞特的普尔港出发，前往他赴莫桑比克的第一站里斯本，护照上载明他的身份是“政府官员”。经过两年的灯火管制之后，阳光明媚的里斯本对他不啻是一片风景瑰丽的地方。头几天他上街闲逛，在见惯了死气沉沉的伦敦之后，光顾琳琅满目的商店和豪华的餐馆，无疑是一种享受。繁忙的里斯本是一座未经战火蹂躏的高雅城市。
　　他在美国大使馆报到之后，被分派到一个专门处理军情六处事务的部门。他发现那里的气氛和他已知的其他部门不同，最后他明白这正是典型的使馆内的情报部门。办公室里的气氛极其轻松，所有人员都只穿衬衫。战前的老情报人员总是戴着单片眼镜，系着鞋罩，显得比较拘谨；然而大战中招收的新人员，则决心树立不同凡响的新形象。他们穿上毛衣和灰色法兰绒长裤，不出席传统的外交鸡尾酒会，而去酒吧和夜总会喝酒，公开谈论他们的秘密生活。莫格里奇说菲尔比就是这种新秩序中的一员，他被公认为值得效法和崇拜的榜样。
　　5月9日，莫格里奇拿到前往洛伦索马贵斯的签证，后搭船离开里斯本，他随身携带了许多外交邮袋，准备交给各个港口的英方代表，他奉命严密保管这些邮袋。
　　洛伦索马贵斯就像一个衰败的地中海游览胜地：老一套的海滨、饭店和出售明信片、纪念品的小摊，夜里则是卡巴莱指有歌舞、杂耍表演助兴的餐馆或夜总会。和赌场的天下。惟一与地中海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是这里阳光更炽，空气更湿。他住进新建的波洛那旅馆后，立即置身于被格雷厄姆·格林描绘得淋漓尽致的那种神秘而又紧张的气氛之中。莫格里奇的两位邻居也都是波洛那的临时房客——德国总领事(间谍)莱奥波德·韦兹和意大利总领事(间谍)坎贝尼。韦兹肤色红润，戴眼镜，严肃而认真；坎贝尼身披斗篷，手势夸张，言辞华丽。他们三人在走廊里碰见从不搭讪，只是彬彬有礼地点头致意。然而莫格里奇感到他和他们共享着无言的亲密。
　　莫格里奇把他的间谍工具——一架打字机和一只放着密写墨水和现金的保险箱拿到他在总领事馆内的办公室后，立即投入工作。他的任务是获取有关从莫桑比克海峡驶往北非的盟军护航队，遭受德国潜艇袭击的情报。德军潜艇鱼雷攻击的范围很广，要完成这个任务困难很多，因为他人生地不熟，也不大会说葡萄牙语。
　　英国总领事兰杰尔还算是一个容易相处的人，然而犹如英国驻俄大使对毛姆那样，他对莫格里奇也总是抱不信任态度。他手下的其他人也对这位新成员持相似的保留看法。这时候，莫格里奇正忙于翻译菲尔比(如今正是他的上司)发来的电文——这是个令人生厌的工作。首先，他必须从电报中称为“一次性密码”的数码组中减去对应组，然后在密码本里查找剩下的字组的含义。一旦减法出错就会前功尽弃，不得不从头再来。菲尔比的第一封电报主要是介绍洛伦索马贵斯的谍报工作情况。军情六处的任务是从韦兹和坎贝尼的电报中截获情报，随后转呈北非盟军总司令蒙哥马利将军。菲尔比的第一封电报，提出莫格里奇最好先打入坎贝尼的营垒，因为当时坎贝尼营垒似乎比韦兹营垒更薄弱。
　　莫格里奇仔细考虑了他的第一次打入计划，最后决定把坎贝尼夫人作为薄弱防线来突破。坎贝尼夫人身材娇小，不太漂亮，但是活泼开朗。日子一久，他开始在多情的夜晚想起她，不知道是否应该去勾引她，让她在他的床上无意中吐露出她丈夫的秘密。晚餐之后，他暗中跟踪这对夜间散步的意大利夫妇，但他非常小心，距离拉得较远，结果一点也听不清他们的说话内容。莫格里奇情知他的第一次监视行动干得不很成功，从人际交往中打探消息也同样没有进展。头几天里，他惟一搞到的情报是韦兹在浴室里私下戴发网。这是一个有趣的发现，但绝不是菲尔比欢迎的那种情报。
　　被收买的巡官
　　为了拓宽当地的情报来源，莫格里奇招收了一名本地间谍。他是一个叫卡米利的波兰犹太人。卡米利逃出了德国盖世太保之手，最后竟在洛伦索马贵斯这地方留了下来，并加入了这里盛行的打桥牌圈子。对于莫格里奇，这个圈子是一个很有用的情报来源，因为有些高级警官和当地的葡萄牙官员也在圈内玩。卡米利声称自己是一个骑兵军官，以此来抬高自己的社会地位。莫格里奇按照卡米利的规则玩桥牌，并且越来越喜欢他的这种玩法。卡米利很快替他拉拢了第一个当地关系——一个巡官。莫格里奇指示这个归顺的巡官向他汇报在值勤中遇到的任何会使英国领事馆感兴趣的事情。他准备向他预支“费用”，但他出价100埃斯库多却遭到了讥讽。卡米利意味深长地在一旁帮腔说韦兹出的价是他的三倍，而坎贝尼出的还要多。最后，这名巡官高高兴兴收下了500埃斯库多。他是一个很有价值的关系，尤其是在把扣留在莫桑比克的许多南非士兵，安全转移到当时还是英国领土的斯威士兰的行动中发挥了很大作用。
　　一艘运兵船驶往北非途中，在莫桑比克海岸边被鱼雷击沉，莫格里奇陪同英国总领事及其手下，一起去岸边迎接游上岸来的幸存者。那夜没有月亮，海浪汹涌澎湃。漆黑之中只见救援人员的灯火在滔滔白浪里摇曳。幸存者们的样子惨不忍睹，令人久久难以释怀。由于是交战国士兵在中立国登陆，所以他们立刻被莫桑比克当局扣押在一所特别肮脏的监狱里。但是，在代号为丫的巡官帮助下，莫格里奇雇了一队出租车，设法营救出被囚士兵之后，迅速把他们送出了边境。
　　莫格里奇的活动并非都富有冒险色彩。他的有些勾当既卑鄙又狡诈，他自己也觉得谍报工作中含有相当多的背叛欺骗成份。他那位被“收买”的巡官还插手了另一件事。有一个当地人，暴露了自己向坎贝尼提供重要的航运情报的间谍身份，军情六处决定立刻把此人押过边境，送到斯威士兰受审。问题是如何才能干净利落地把他押送出境呢？解决这个问题的任务落到了莫格里奇身上。莫格里奇找到此人的南非白人女朋友，安排她引诱他携她一起驱车出游。事成之后的报答是把她送回南非。一切行动按计划进行得很顺利。那个巡官在某一地点截住那辆出游的小汽车，把那个抗议不休的违章间谍弄上另一辆车，然后径直过境驶到马巴贝恩，在那里军情六处特工从他身上搜出了盟军航运动向的记录。莫桑比克当局则称，他在洛伦索马贵斯的突然失踪是由于“经济问题”造成的。然而此事至此还没有完，莫格里奇决心对那个姑娘信守诺言。他找到南非总领事，经过多轮反复磋商，终于为她赢得了返回约翰内斯堡的官方许可。虽然结局很圆满，但莫格里奇认为总领事也有可能拒绝合作，把那姑娘变成谍报战的牺牲品。莫格里奇与其说是凭才干，毋宁说靠造化完成了一件高尚的事情。
　　智取德国潜艇
　　不久，他就习惯了单调的情报工作。每天开始之际，他在总领事馆内拆开邮件，破译菲尔比的电文。其后回到波洛那吃午饭，监视韦兹和坎贝尼。下午，他去海滨散步，随后回办公室。晚上参加各种各样的社交活动。第二次世界大战在离莫桑比克很远的地方愈演愈烈。希特勒的军队长驱直入俄国，日本人的势力在亚洲不断扩大。然而在洛伦索马贵斯，三名谍报战士——穿短裤的韦兹，披斗篷的坎贝尼，一身便装的莫格里奇——正在热带的酷暑里进行着一场守望和等待的耐力比赛。这很有趣，但也很枯燥。有时候，莫格里奇去开普敦同军情六处的代表（军情六处的特工不允许在英国自治领土内单独行动，但可以派驻代表）接头；当收到卡米利搜集来的有用情报时，这种单调的生活偶然也会被打破。那时，他又发展了一名当地间谍——东欧犹太人塞奇。莫格里奇通过塞奇展开了他最为成功的一次行动。
　　一个希腊水手向塞奇透露，他的船长在为轴心国工作，船长和一艘在莫桑比克海峡活动的德国潜艇约定在某处转交重要物资设备（后来“布莱奇利”破译中心披露了这次秘密约会，这个中心还破译过韦兹的电报）。塞奇告诉莫格里奇只有一个地方能找到那个希腊水手：本地的妓院“玛丽宫”。
　　当塞奇和莫格里奇来到“玛丽宫”时，门前照例闪耀着红灯。莫格里奇在“玛丽宫”里多少有点惊讶地碰到了那位赫赫有名的被收买的巡官，巡官淡然解释说巡查妓院是他“不太愉快”的职责。后来，在一名妓女的帮助下，莫格里奇与那个希腊告密者碰了头，于是他们一起制定了夺取船只、关押船长的计划。船员们都十分乐意合作，他们将执行看押船长的任务。这艘船48小时之后就要启航，莫格里奇策划让这艘船驶往德班。第二天上午希腊水手领着大副来总领事馆见他，他们又一起最后一次详细地研究了行动计划。大副还把该船和潜艇相会的确切方法告诉了莫格里奇。
　　这次行动非常顺利。这艘船驶到德班时，狂怒的船长和他的同党已经被牢牢地关在船舱里了。然后这艘船按时赴约，一举擒获那艘德国潜水艇。莫格里奇明白他赢得了一次重大胜利。但在成功之后，他却遭到了军情六处的训斥。胸襟狭窄的情报部门官僚们责怪他插手了海军情报局管辖的事务。然而无论如何，莫格里奇还是收到了“C”指军情六处处长。的一封贺电。
　　(图片行进中的潜艇)
　　痴恋酒吧舞女
　　尽管胜利给他带来了喜悦，而且他还不时和仍在弗里敦的格雷厄姆·格林密码通电，但是寂寞仍然笼罩着莫格里奇的生活，并开始影响他的行动。比如他与当地一个德国商人的葡萄牙人妻子安娜接触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安娜和她丈夫的婚姻濒于破裂，他们住进旅馆，各居一室。她成了韦兹的座上客，但在与莫格里奇的私谈中她流露出反德、特别是反韦兹的态度。莫格里奇立即把她当作一个有用的关系，请求伦敦方面允许他继续见她。伦敦的上峰同意了，然而不久他就把自己的这种行为看成是精神分裂症的表现。他想，双重间谍多半会被他们的多重身份逼疯的。
　　忽然有一天，一位名叫斯图沃德的小姐来接替他的译码工作，她是一个讨人喜欢的姑娘。莫格里奇感到拥有一名秘书意味着他终于成了一个真正的间谍。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叫斯泰普托的间谍也来当他的副手了。斯泰普托身材矮小，胡须倒竖，嗓门尖细，戴单片眼镜，西装领带鞋帽常常翻新。他说从日本参战以来他一直被关押着，因此他考究的衣服如今全都变得古里古怪了。莫格里奇认为斯泰普托要么是一名真正的职业间谍，要么就是一个妄想狂，或许两者兼而有之，因为他觉得咖啡馆里、车厢内、旅馆中，甚至大街上，人人都在监视他。他把收到的函电全都谨慎小心地一一烧掉。他告诉莫格里奇，在日本人把他抓起来之前他把密码本一页一页地吞下了肚子，被捕时他正要吞下“一次性密码”。莫格里奇把斯泰普托介绍给了安娜及其南非朋友乔安。他们四个人在斯泰普托的房间里密会时，莫格里奇为防窃听总是把收音机的音量升足。
　　战略情报局是美国的“军情六处”，后来演变为中央情报局。二战期间，它曾派它的间谍新手来英国军情六处取经。早期取经人多为耶鲁、哈佛大学教师。他们读过萨默塞特·毛姆的《艾兴顿》，认为他们在大战结束后也能写出那样的文学杰作。但是，派到洛伦索马贵斯来的战略情报局（OSS）特工亨廷顿·哈里斯既非耶鲁、哈佛教师，也不是军人，他是富家子弟，手头阔绰，所以莫格里奇很快就能用“额外”的现金来贴补卡米利、塞奇和“丫”巡官的收入。此时莫格里奇已经决定离开波洛那旅馆。他觉得哈里斯是一个易相处的伙伴，于是和他一起搬到城郊的一所公寓。那里的车库有一扇门，客人可以隐蔽出入。
　　哈里斯到来后不久，莫格里奇被召到开罗。在谢泼德旅馆，他遇见了军情六处特工、伊恩的兄长皮特·弗莱明。他们讨论的中心问题是，利用军情六处在洛伦索马贵斯的关系网，散播欺骗性情报的可行性。后来，弗莱明的上司杜德利·克拉克上校对莫格里奇说，他打算让盟军计划在非洲登陆的谣言传遍洛伦索马贵斯，期望以此愚弄德国人，转移他们对盟军的真实意图——诺曼底登陆——的注意力。第二天早上，莫格里奇满意地看到埃及《新闻报》上的头版头条标题：“非洲军团全线撤退”。他想他在洛伦索马贵斯的工作已经基本结束了，因为运兵船现在又可以取道地中海，不用再绕道好望角从莫桑比克海峡北上了。
　　虽然归家在望，但是莫格里奇回到洛伦索马贵斯后，孤独感还是排遣不掉。他十分突然地与企鹅咖啡馆的舞女海伦搞在一起。海伦会说西班牙语、葡萄牙语和法语，认识许多可疑的神秘人物和有实权的官员。塞奇认为她可能是一个很好的情报来源，所以把她介绍给他。尽管她的举止谈吐厚颜无耻，但莫格里奇还是把她看作一个有用的姑娘。海伦也很乐意为他效劳，尤其是在有酬劳的时候她更积极。然而，当莫格里奇醉醺醺地和她调情时，她感到十分诧异。她解释说她太尊敬他了，不能和他有染。莫格里奇心里涌起一阵自我厌恶感，但是他依然觉得离不开她，他极力把她想像成一个具有双重人格的人——在“寻欢作乐”的背后隐藏着一个高尚的自我。但他这段在劫难逃的痴恋并非没有不祥之兆。当他和海伦一起外出游玩时，他的小汽车突然失去控制冲到路边。幸好他们俩没伤着，汽车也完好无损。莫格里奇把事故归因于汽车保养不良，后来查明原来是汽车在一个意大利人开的修理厂修理时被拆掉了一个主要驾驶零件。他不得不沮丧地得出结论：坎贝尼做了手脚。卢利坦尼亚指英国小说家安东尼·霍普的传奇小说《詹达堡的囚徒》中虚构的一个王国。小说描写19世纪末英国贵族青年鲁道夫·拉森代尔在卢利坦尼亚行侠仗义、英雄救美的惊险曲折、诙谐幽默的故事。的闹剧似乎突然之间落下了帷幕。
　　自杀未遂
　　莫格里奇的情绪越来越坏，躺在床上胡思乱想，当脑海里出现基蒂的身影时，他不由得感到愧疚万分，觉得自己在心里已背叛过她了。蓦然，脑子里闪出自杀的念头，这仿佛成了惟一的一条出路。他认为服药、饮弹太野蛮，便驾车沿着海滨公路一直开到郊外。他跳下汽车，没脱衣服就走进了大海。他在深不可测的海水里沉浮着——正在这时他改变了主意。当他朝着岸边的灯火游回去的时候，内心涌起了一阵狂喜。几个星期来一直堵在他胸口的消沉情绪一下子消失了。破晓时分，他回到他的车里，为自己还好好地活着而兴奋不已。当天上午，他向伦敦方面报告说为了使韦兹和坎贝尼相信他已经垮掉，他制造了自己投水自尽的假象。韦兹很快就对此有所风闻。“布莱奇利”中心果然破译出一封韦兹发往德国的有关莫格里奇自杀未遂的电报。韦兹说这事表明莫格里奇终于认识到在间谍行当里他远远不是韦兹的对手。当时已回到伦敦的格雷厄姆·格林在处理完莫格里奇和韦兹的电文之后，记下了他的疑问。他认为这次自杀不是精心策划的骗局，而是真的——也许是他作家的直觉告诉了他。
　　(图片海边的灯塔)
　　在回伦敦途中，莫格里奇被紧急送进坎帕拉的医院做急性阑尾炎手术。数月以后，他才回到伦敦第五科。第五科总部如今坐落在离皮卡迪利大街不远的莱德街上，菲尔比是领导人。不久，莫格里奇知道他在洛伦索马贵斯的工作颇受好评，并为他赢得了威望。虽然如此，但当他和菲尔比他们在一起的时候，心里总是不踏实，感到自己和他们格格不入。莫格里奇注意到办公室里常常会爆发政治辩论，但菲尔比很少介入，然而有一回例外。一次，一位同事抱怨不该为防止危机情报源而对俄国人隐瞒有关东部前线战役部署的重要情报。莫格里奇不太赞成，因为俄国人在苏德条约期间向德国人提供过有关英国意图的情报。从另一方面来看，斯大林也必定不会相信盟军官方提供的情报。英国驻苏大使斯坦福·克里普斯，曾向斯大林提供过有关德国进攻的时间和地点的详细情报，但没有受到重视。这场辩论激怒了菲尔比，他结结巴巴地宣称哪怕冒泄密的危险，英国也要全力支持红军。在菲尔比的双重间谍身份暴露之后，莫格里奇想到菲尔比很可能就是因为这一次辩论，才开始把秘密文件偷送给俄国人的。
　　莫格里奇曾去过菲尔比的家。莫格里奇觉得他家的陈设富丽堂皇，不太符合战时条件。当时他以为菲尔比的妻子爱琳娜有私人收入，但后来证明这不是真的。谍报人员的工资都是保密免税的，所以连无所不知的国内税务局也根本不清楚菲尔比的财产。但沸沸扬扬的小道消息，有时把秘密传得不再成为秘密。莫格里奇事后才明白，是苏联人贴补了菲尔比的收入。菲尔比天生好客，慷慨大方，生活过于奢侈，难怪俄国人很快就利用他对金钱的需求乘虚而入了。在那个时候，菲尔比好像显得挺高兴，但莫格里奇发现爱琳娜显得很紧张。不久菲尔比告诉他，爱琳娜和他马上就要像其他军情六处人员的家庭那样，为了安全起见迁到乡间去住，因为“布莱奇利”中心事先获悉，德国武器库里增添了一种致命的新成员——V式火箭。
　　(图片V-2火箭)
　　犯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错误
　　数月后莫格里奇被派往阿尔及尔，接替与法国军事安全局联络的工作，为此他得以穿上了少校军服。他看到阿尔及尔到处充满着欣欣向荣的景象。街上的人个个看起来精神饱满，信心十足。他时常在人群中漫步，消磨炎热的夏夜。秘密情报站设在该城一幢高大的楼房里，谍报活动正是从那里逐步扩展到意大利、南斯拉夫、希腊，及其他邻近地区。莫格里奇所属的第五科办事处设在克拉斯路。就是在那里他认识了英国间谍特兰弗·威尔森，并对他非凡的个性有了了解。威尔森曾是法国的一位银行经理，法语说得很流利，但发音唧唧咕咕，既吵闹又含糊。尽管如此，莫格里奇仍然觉得他是他所遇到的最富才华的情报官之一。威尔森好像生就一副阴险狡诈的本性。
　　当时，驻阿尔及尔的英国情报机关正在充分利用几个倒戈的敌方间谍，其中有一位在那儿服役的法国上校，他一直顺利地工作到战争结束。另一名在丹吉尔的间谍是英国社会名流，他正在那儿的海滨度假，德国人非常信任他。莫格里奇的法国同行特别喜欢这类间谍，因为他们非常有用。譬如，他们要求那个法国上校向“阿勃韦尔”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纳粹德国最高参谋部的中央情报机构。申请用袋装硬币代替纸币空投经费，尽管那么做，风险很大，然而“阿勃韦尔”立即照办了。不久，法国情报官们用光了汽车轮胎，于是他们又请上校向“阿勃韦尔”申请，并指出如果在当地购买价格飞涨的车胎，必定会引起人们的注意。“阿勃韦尔”又一次迅速按要求空投了一批车胎给他。莫格里奇忽发奇想，建议那个言听计从的上校向“阿勃韦尔”报告，他性生活不顺利，无法集中精力工作，为防暴露身份他也不愿去妓院。莫格里奇幻想德国人也许会空投下莱茵少女来。
　　(图片飞机空投物资)
　　返回英国之前，莫格里奇先被派往布林迪西，后于1944年8月12日调往法国。法国解放战争节节胜利，欢欣的气氛很快感染了他。他的工作主要是调查被法国警方以通敌罪逮捕的英国间谍嫌疑犯的情况。盟国过去一直依靠这些和德国政权保持良好关系的间谍，然而法国一旦获得解放，他们全都会陷入危境，很可能被处死，所以情势非常紧迫。如今回首往昔，莫格里奇觉得他在大战中只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那就是尽力帮助那些倒霉的间谍。莫格里奇以他经手的一个案例为素材写过一个剧本《解放》。剧中有一个法国女间谍爱上了分到她家住宿的一名德国兵。解放后她被人告发，而她的德国情人也失踪了。解放只是把她变成战争的又一个牺牲品。在现实生活中莫格里奇可以保护她，但是在剧中，那个德国情人由于那个姑娘的兄弟的出卖而被击毙，最后只剩下姑娘一个人满怀悲伤无处诉。
　　在法国逗留期间，莫格里奇还被派去监视英国作家P·G·伍德豪斯。伍德豪斯曾在柏林愚蠢地发表过广播讲话，挑起了一场大论战。好奇心也使莫格里奇想亲眼看看，一个受人欢迎的名作家是怎样沦为国家罪人的。举国上下对伍德豪斯的广播讲话抨击得非常激烈，他不仅被开除出“牛排”俱乐部，而且在《镜报》上出了丑；他的母校杜威奇大学也把他从荣誉册上除名。在他和他妻子爱莎所住的布里斯托尔旅馆里，莫格里奇对他的第一个印象就是，他仿佛是一个性情温和的预科学校教师——秃顶，大个子，穿着猎装，灰色法兰绒裤子和高尔夫球鞋，嘴里叼着烟斗。虽然穿着军服的莫格里奇出现在他面前，对他来说是一个不祥之兆，但是伍德豪斯表现得非常镇定自如。
　　伍德豪斯在托奎特的一个村庄里，一直住到1940年夏天。尔后他被关押在波兰的托斯特的一所从前是疯人院的战俘营里——伍德豪斯喜欢这种讽刺意味。在囚禁中，伍德豪斯写了三部韵味平平小说和一本《托斯特生活录》。头次见面他就把这本《生活录》拿给莫格里奇看。莫格里奇认为这本《生活录》，在监狱文学中可称首屈一指，因为他尽可能地淡化了严酷的铁窗生涯，强化他和看守以及难友之间的融洽关系。伍德豪斯肯定没有科迪茨精神，因为他没有逃跑的强烈欲望。在他的六十岁生日前夕，他通过朋友的努力重获自由。获释之后他直奔柏林，通过广播电台，他介绍了战俘营的生活片断。他好像从未想到过，他因此将被视作替纳粹摇旗呐喊。
　　莫格里奇相信伍德豪斯不会和纳粹讲条件，以广播宣传换取自由，他只是犯了一个愚不可及的错误。
　　在法国警方首脑举办的宴会上，一个英国客人对两名臭名昭著的英国“叛徒”，至今还逍遥地住在法国巴黎而提出了抗议。于是法国警方逮捕了伍德豪斯夫妇。莫格里奇设法救出了爱莎，但营救伍德豪斯则比较困难。虽然伍德豪斯其实并没有病，但警方最终决定把他移送到一家诊所。不过由于没有床位，他只能住进一所妇幼保健院。不久他摆脱了那种难受的处境，与爱莎一起住在一家安静的旅馆里。大战结束后他们流亡美国。当军情五处派来协助此案的一名律师告诉莫格里奇伍德豪斯必须留在国外时，莫格里奇明白这个决定对伍德豪斯是非常残酷的。
　　越轨行为
　　大战末期，菲尔比给莫格里奇下过一道指示，命令筹建一个对付苏联颠覆破坏活动的独立部门。他问了莫格里奇两个基本问题：谁是法国共产党的首脑人物？它的总部设在哪里？其实答案很容易找到，总部的地址可以在巴黎电话簿上查到，随便打听一下就能知道法共首脑的名字。
　　菲尔比来巴黎视察新部门筹建工作时，他和莫格里奇一起，在马利格尼街新部门总部内共进晚餐，共同度过了一个不同寻常的晚上。莫格里奇当时就住在总部里。菲尔比是一个美食家，而且晚餐又富于异国情调，所以虽然莫格里奇一向饮食比较适度，但是这回他们谁都没有节制酒量。饭毕他们在塞纳河畔散步。这时候，菲尔比突然提议一起去前苏联大使馆的所在地格雷奈勒街（当时莫格里奇并不知到前苏联使馆在那里）。莫格里奇清晰地记得，当时尽管他喝了不少酒，但是菲尔比说起打入前苏联使馆时还是让他大吃了一惊。菲尔比说打入这座使馆困难重重，因为难得有机会安插内部间谍。就连级别最低的前苏联官员也是从前苏联派来的，他们的忠诚当然不成问题。而且也不可能进行窃听或安排长期监视哨。接着他就在使馆前面，指手划脚肆无忌惮地大叫大嚷起来，莫格里奇心里非常焦急，他知道使馆门前站岗的两名警察随时都会上前来干涉；然而奇怪的是什么事也没有发生，他们俩踉踉跄跄地回去了。第二天早晨莫格里奇醒来后，他有点疑心自已是不是在做梦，他无法理解菲尔比的那种越轨行为。今天回忆起来，莫格里奇只能找到一种解释：也许菲尔比确确实实意识到了他所扮演的角色的双重性。莫格里奇在洛伦索马贵斯或多或少也遇到过一些类似的问题：他能够用令人不安的轻松态度看待敌我双方的观点。
　　(图片赛纳河)
　　1945年，莫格里奇从巴黎返回英国，没有征得军情六处的允许就在舰队街觅了一个文职工作。他现在认为情报工作是一桩“傻事”。自然，他的工作方式如今也已落伍。他认为，军情六处里根本没有卓越的智慧可言——只有一点儿戏而已。至于小说中流行的间谍英雄，他觉得詹姆斯·邦德十分可憎。有一次，在一篇评论中他把他称作“一个伊顿式的米基·斯皮兰美国畅销侦探小说作家，他的书无一不涉及性与暴力。他称他的写作只是为了赚钱，然而他叙事状物栩栩如生，描绘刻画相当深入，拥有广大读者。”。
　　莫格里奇的间谍生涯影响了他的一生：他一直坚信军情六处的愚蠢比他的评语有过之而无不及。在佩杰，雷奇和奈特利的研究成果《菲尔比：出卖了一代人的间谍》一书中，我们可以读到：“众所周知，莫格里奇差不多对一切事物都抱着苛刻的观点，也许他的意见不可全信。但是，我们采访过的其他许多人即使不是在细节上，也是在总体上证实了他的话。”
　　莫格里奇的非凡之处在于他没有在小说里，而只是在自传中描绘了他的谍海生涯。原因很明显：腐烂的恶臭味太浓烈，而且无孔不入，他避之惟恐不及。谍海生涯改变了他本人，而他那永不安宁的天性，驱使着他在超凡脱俗的境界内寻觅灵感。


第08章康普顿·麦肯齐
　　康普顿·麦肯齐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纵情的私奔》《罪恶之街》
　　《脑积水》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希腊旧事》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曾在希腊为军情六处工作，荣任叙利亚爱琴海地区的情报处长。
　　精彩旁白爱德华·摩根·康普顿·麦肯齐
　　1883年1月17日出生在英国北部。在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攻读法律。1900—1901年在赫茨团当少尉。1907年出版了第一部诗集，随后出版了《纵情的私奔》《欢宴》《罪恶之街》。1916年被任命为雅典军管官员，后又当上了叙利亚爱琴海地区的情报处长。《希腊旧事》中被军情六处认为泄露了太多的机密，受到指控。四、走下被告席的间谍作家
　　康普顿·麦肯齐在他1932年出版的《希腊旧事》里公开了军情六处首任处长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上尉的代号为C的秘密，从而使军情六处在1933年以麦肯齐为被告的秘密审讯中受到了牵连，这可能是英国情报机构有史以来所遇到的最令人捧腹的笑剧。
　　情报处长
　　康普顿·麦肯齐是当时受雇于英国情报机构的惟一一位轻率地在自己的文学作品里泄密的小说家。曼斯菲尔德·卡明案件的审理结果是判定他有罪。除诉讼费外罚款100英镑，为此麦肯齐几乎破产，不得不出卖珍贵的手搞和藏书，气得他决定写一部小说狠狠讽刺秘密情报局一番，一来出口气，二来增加点收入。
　　爱德华·摩根·康普顿·麦肯齐1883年1月17日出生在英国东北部德拉姆郡的哈特利普尔。他是长子。父亲爱德华·康普顿是位成功的演员经纪人，母亲弗吉尼亚·贝特曼是一名美国演员。他曾在圣保罗学校和牛津大学的马格达伦学院求学，原先攻读法律，后来也曾考虑过当一名专业演员。1900年至1901年他在第一赫茨团当少尉。1907年他出版了一本诗集，随后在1911年发表了一部成功之作《纵情的私奔》，1912年《欢宴》问世，1914年他最有影响的小说《罪恶之街》发表。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他加入了皇家海军陆战队，很快晋升为上尉。1915年他在前往达达尼尔海峡执行任务的皇家海军特遣舰队上服役，同年因伤病离开舰队。1916年被任命为雅典军管官员，后来又当上了叙利亚爱琴海地区的情报处长。
　　(图片希腊的风光，比如雅典卫城)
　　希腊事变
　　1916年初，当西欧大多数国家处于战争状态时，希腊则是个武装中立国，但国内分裂成两大派。日益加剧的对立预示着一场严重的危机随时都有可能爆发：一方为保皇党人，康斯坦丁国王的追随者，加上一支军队和一群右冀政治家；另一方为自由党前首相韦尼泽洛斯的拥护者。韦尼泽洛斯和他的追随者认为1915年6月解散议会是完全不合法的，因此，尽管韦尼泽洛斯得到大多数人的支持，但他拒绝参加1915年12月份举行的大选。
　　国王坚信德国会取胜，而韦尼泽洛斯则确信协约国会获胜，然而恰恰是德国的胜利显得更为渺茫，于是国王对反对派的态度强硬起来，同时他也看到自己的政策已对王位宝座构成了直接的威胁。敌对状态终于导致了1916年的革命，在这段时期里，驻雅典的英国公使弗朗西斯·埃利奥特爵士的任务是试图保持权力平衡，防止反对派内部发生分裂，更复杂的是他还得装出一副与法国、俄国和意大利公使们保持一致的样子，而他们各自则代表着本国的利益，另有一番打算。这是一份苦差事。
　　勾心斗角
　　雅典情报机关分为两个部门：A部门专门收集敌方情报，B部门负责反间谍活动，两个部门的共同任务是严密监视德国驻雅典的公使馆。麦肯齐当时还是雅典的英法联合警务部队的指挥官，他对自己能获得这个职位感到非常高兴，因为他对如何在巴尔干半岛各国推行英国的政策有着非常独特的见解，他还下决心促使进行一场反对土耳其和德国的东正教讨伐运动。他32岁，胸怀韬略——所有这些他都计划写入《希腊旧事》。这部1933年出版的《希腊旧事》是他第三部战争回忆录，但它给他带来了许多麻烦。
　　在雅典的英国情报机关由萨姆森少校领导，他自从1915年2月以来一直以管理旨在救济土耳其和小亚细亚难民的基金会为掩护，收集着有关土耳其的军事情报。这个战前在厄泽伦当过军事领事的萨姆森在代号为C的皇家海军上尉曼斯菲尔德·卡明的领导下工作。曼斯菲尔德是当时秘密情报机构的总头目。由外交部提供资金，C负责各中立国家的间谍与反间谍活动。
　　麦肯齐刚到雅典时，不知道C为何人，他从萨姆森少校那儿所能打听到的只是这个神秘的代号不愿提供反间谍活动经费，因为与刚任命为军情五处处长的弗农·凯尔勾心斗角，从而被牵制得动弹不了。结果，雅典的反间谍工作处于极度混乱之中，当时这方面的具体事务由蒙雷亚尔少校负责，但这个受萨姆森领导的有马耳他血统的正规军军官管理不善。
　　麦肯齐有志于改变这一混乱局面，提高工作效率；恰好这时萨姆森找到了一个借口，免去了蒙雷亚尔少校的职务。实际上是编造了一个离奇的故事，说他准备搞一次暗杀活动。蒙雷亚尔不愿卷入特工生涯的阴暗面，于是急匆匆地返回自己的部队。就这样，麦肯齐顶替了他的位置。他们一共才两个人，配给他的助手名叫查尔斯·塔克，一见面他就对塔克产生了好感。
　　打入德国公使馆
　　(图片宏大的社交活动场面的图片)
　　麦肯齐随后开始发展情报员。一个在德国公使馆当差的希腊人，看来很有发展前途，麦肯齐给他取了个化名，戴维·琼斯。第一次碰头就看出他是个非常有用的人，他对德国公使馆人员各自的特点介绍得非常透彻，对他们外表特征的勾勒十分准确，令麦肯齐叫绝。确实，琼斯像一个艺术家似的对自己从事的工作怀有浓厚的兴趣，任何一个细节都逃不过他的眼睛，从武官对一个来访者的反应到来访者摁铃的方式和询问的口气都尽收眼底。他会留意公使扔进废纸篓里的任何一块碎纸片，甚至会注意到海军武官留在海图上的指甲痕这样的细节。他确实是特工中出类拔萃的人物。六个多月来，麦肯齐每周至少和戴维·琼斯见三次面，而见面地点从未重复过。通过这位情报员，他掌握着法国公使馆内的一举一动。要在这人口稠密的雅典市区确保琼斯的身份不被暴露是很不容易的，不过除了助手塔克，麦肯齐对谁都没透露过这一秘密。为使琼斯成为一名出色的间谍，麦肯齐作了很大的努力，不过琼斯本身的掩饰能力也起了很大的作用。他总能为自己频繁地进入公使馆机要办公室找到巧妙的借口。他能讲一口流利的英语，德语也会一点，所以他向麦肯齐作定期汇报时毫无语言障碍。他德语也很精通，还能听懂意大利语，所以出入公使馆内任何一间房间时，他能随意地从别人的谈话中获取一些信息。他的记忆力极佳，他的报告中没有一点儿润饰的成分，因为他知道麦肯齐宁可要枯燥乏味的真实信息，也不愿听令人振奋的谎言。“他对我确实是非常尽心尽职的，就像一名艺术家对一位不仅能欣赏他的作品，而且能理解他剧作中的艰辛、顽强和一丝不苟的评论家那样真诚。”得感谢琼斯，因为他使他在1916年12月最后一个星期里所获得的有关德国谍报机关在雅典的活动情报要比任何人在前九个月里所接到的情报还要多。正是他向麦肯齐提供的那些十分有趣的情报，才使设在雅典的英国情报机关的地位大幅度提高。连刚刚在雅典建立起来的法国情报机构也不得不仰仗它。
　　祸起《希腊旧事》
　　不久有关麦肯齐的谣言四起，而且传得离奇。譬如，说他企图谋杀康斯坦丁国王，还用枪扫射王宫，封锁出口。这是内讧引起的，这些流言蜚语通过英国外交部扩散了，目的在于诋毁麦肯齐和其他特工人员。其中有一条是曼斯菲尔德·卡明爵士指责麦肯齐在巴黎的马克西姆非常不谨慎地泄漏了外交机密，而事实上麦肯齐从未到过马克西姆。这种不谨慎之举只可能发生在英国使馆内举行的宴会上，因为很可能隔墙有耳。但毫无疑问，撇开这些谣言，麦肯齐确实说话随便，办事欠考虑。1933年10月27日出版的《希腊旧事》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书中对卡明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情报工作的描写虽然充满了深情，但不无讽刺意味。譬如他详细描绘了英国情报机构的一名同事计划炸毁君士坦丁堡附近一座桥梁的过程，这位情报官员非常细心，他收集了用于土耳其这一地区的各种不同型号的煤块样品，然后送回英国，用作炸弹外包装的模型。
　　麦肯齐还在书中泄露了战时电文的内容，使得当时任秘密情报局局长的休·辛克莱上将大为恼火，尤其是他还提到了十四位战时情报官员的姓名，他们中的有些人至今还与秘密情报局有联系。另外，他还泄露了秘密缩略词：“Mile”。这个缩略词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和秘密情报局军事处仍在使用。他还直言：“护照管理实为情报机关开展特务活动的一个幌子”。但似乎只有秘密情报局为此感到不安。在麦肯齐关押受审期间，军情五处和特别行动部并未大惊小怪，相反还送酒给他喝。
　　倾家荡产
　　(图片法庭开庭的图片，但观众席上不要人。)
　　对麦肯齐的审理不是完全公开的，在审理过程中闹出了一些笑话，出现了一些令人啼笑皆非的漏洞。有一名战时特工，他的名誉显然因麦肯齐的《希腊旧事》而受到了严重损害，但结果发现他在十年前就已去世；另一名特工C·E·希思科特·史密斯爵士，有关他从事秘密情报工作的情况赫然出现在《名人录》的条目里；而第三名特工皮里·戈登早已在《泰晤士报》上评论过《希腊旧事》了；连卡明本人也已在1923年去世，而这个事实无论是原告方还是被告方，包括检查总长，都未意识到。结果不得不由麦肯齐本人提供情况。
　　起诉人托马斯·英斯基普爵士指控他泄露了特工负责人的代号，但法官提出了疑问，假如C是一个会危及安全的代号，那战后近十五年为什么还要用它呢？英斯基普答道：“阁下，这我不能说。”“对，我也不认为你会说，”法官不耐烦地说道，“要不然这个字母早就换了。”
　　这个案子因为证据不足本该撤销，但出于某种奇怪的原因，它被拖延下来了，结果，麦肯齐因此陷入了经济困境。他当然不愿拖延，因为如果法官裁定，“法庭时间被浪费，”那他有可能被从重罚款，甚至被判处有期徒刑。这种判决反过来会使公众相信，他犯有比此案实际情况严重得多的罪行，因为审讯是秘密进行的，麦肯齐没法使公众改变看法。这案子早已花去了他2533英镑的现金，如果判定“法庭时间被浪费”，那还得拿出2240英镑。他明白自己是不愿意在监狱里呆上九个月的，尽管这种经历如果用作他的写作素材会很有趣。他的辩护律师劝他服罪，他很不情愿地照办了。与他早已支付的那笔钱款相比，法官最后判定的100英镑罚金外加100英镑诉讼费似乎是一个小数目，但此案刚开始审理时，麦肯齐就被告知，为“防不测”，他得另外拿出５００英镑，所以他在经济上已陷入极度困境。他曾工作过的《每日邮报》捐出５００英镑，帮助他付了这笔罚款，从而免去了在布里克斯顿监狱蹲一夜牢房的惩罚。为了凑齐剩余部分的官司钱，他几乎变卖了全部手稿，外加一些珍贵的藏书。
　　报复
　　麦肯齐打算写一部题为《脑积水》的长篇小说，狠狠讽刺一下英国秘密情报局。此书在1933年结案后不久就发表了。在小说里他讽刺了上将辛克莱和弗农·凯尔，他用“C”和“K”来表示，将他们虚构成不共戴天的竞争对手，还塑造了N(纳丁)和P等人物，他继续透露他所掌握的内幕情况，他告诉读者，人们也称N为“头儿”，而且N习惯使用绿墨水，并和那些每天监听前苏联电台的密码破译员合用他的指挥部。破译员们在小说中几乎得到不加掩饰的描述：“这些机要员都是俄语专家，他们两小时一班监听来自莫斯科的宣传，然后口述给英国的速记员”。秘密情报局反间谍头目瓦伦丁·维维安（因他也是原告之一，所以麦肯齐对他颇为不满）在书中不无讽刺地被缩写成“H·H”——亨特·亨特，说他反应迟钝，但“极其自信”。他把秘密情报局总部和百老汇大街上的办公大楼称为“果树女神的小屋”。在1954年重新写的序言里，麦肯齐说：
　　我在奥尔德贝里因违反公务保密条例而受审之后不久就写出了《脑积水》，当时这本书在一般读者眼里一定像“马克斯兄弟”公司的离奇影片。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许多人发现那些负责秘密工作的人实际上确实像“马克斯兄弟”影片里的人物那样行动。譬如，《鸭汤》就是作为一部彻底的现实主义影片打动我的。
　　《脑积水》曾一度看上去像是替特工新手编写的严肃的教科书。要不是此书有一阵子难以被理解，或许它早已成为权威性著作了。能读懂这本书的人会相信爱丁堡的警察在1953年11月开始审讯“阴谋集团”案的四名苏格兰年轻人之前一直在研读这本书。要我构思荒谬可笑的故事情节确实已不可能了，尽管这种荒廖可笑的东西不会很快被官老爷们所抛弃。
　　《脑积水》是题献给格拉斯哥大学前任校长的，在写给这位校长的信中，麦肯齐坚持说，他的书只是一本荒唐的神话小说，他不指望公众能接受这种否定。他说：“倘若此书不能如实写出情报机构的喜剧特色来，那我一定解释说，要我画蛇添足是不可能的。”但他确实坚持认为这本书是准备写成喜剧的。
　　写出这样的片断来，无疑给了麦肯齐极大的欢乐：
　　“首先”，（纳丁上校）终于开口道，“我要说，我相信你将成为休伯特大臣的理想候选人。我相信特别情报局局长已经告诉你有关那倒霉的事了，是吗？”
　　“有关他写小说的事？”
　　“正是。他写了一部题为《外国间谍》的小说，它也许会给整个秘密情报机构一个毁灭性的打击。”
　　“我想他不会泄密吧？”布伦金索普不由得战栗起来。
　　“他干得不妙，”纳丁上校说，“他单纯地以为自己笔下的特工活动场面完全是一幅错误的导向图，而结果是任何一个读过这位大臣的小说的外国间谍都非常清楚地了解了英国情报机关的假象，要知道假象被了解了，那真相也快大白于天下了”。
　　“不错，”布伦金索普同意他的看法，“然而，不是有许多作家在写间谍小说吗？我读过一本大家都能看懂的小说，叫做《绿眼间谍》。”
　　“但作者本人不在情报机关工作。”纳丁上校指出。
　　“对，对。不过外国间谍怎么知道这一点呢？”
　　“嗯……但休伯特大臣的名字印在《陆军部参考手册》里的M.Q99（E）的代号下。”
　　“这风险不是太大了吗？”
　　“没什么风险，没人知道M.Q99（E）是什么意思。假如大臣的名字仍在现役名册上，假如他告诉人们他在陆军部工作，人们自然会问他干些什么，他便会说，他在M.Q99（E）部门工作，很容易搪塞过去。这我们称之为‘掩护’。”
　　“要是人们试图弄清在M.Q99（E）工作的真实含义呢？”
　　“那是安全局的事了。奥尔弗·P是安全局局长，他手下有一帮特殊侦探，他们的全部精力全都用于防止人们弄清M.Q99（E）的真相。当然，既然大臣已出版了这部小说，那我们就不能再用M.Q99（E）了，在下一版的《陆军部参考手册》里我们将另想办法，再找个合适的名称”。
　　至于他因泄露Ｃ代号而遭不幸的事，麦肯齐在书中大加嘲讽：
　　既然布伦金索普觉得自己已受雇于特务机关，那他称自己的上司为“阁下”是非常自然的。他的舌头机械地吐出这个词儿，就像狗看见肉骨头会流口水一样。
　　纳丁上校举手加以阻止。
　　“不，布伦金索普，别称‘阁下’，干我们这一行避免使用任何暗示军衔的词。在这方面我们有许多重要规定，其中一条就是别让外国间谍猜出谁是情报机关的头儿。要知道战争随时都会爆发，要是情报机关的头儿暴露了，那我们还有什么希望战胜敌人呢？”
　　“行，N，我记住了。”布伦金索普不很自然地应诺道。
　　“这就对了，”N鼓励了一句，“你很快就会习惯于用姓名的第一个字母称呼人的。”
　　麦肯齐虚构的情报总部内的场面是用有些辛辣的幽默笔调勾画出来的，当然不会冒犯情报机构的任何一个人。一只巨大电冰箱改装成暗室，四位显影师持续不断地在冲洗照片——这些显示国外武器装备和设防情况的照片，都是潜伏在世界各地的英国特工拍摄的。室内游泳池抽干水后，变成了一间实验室，一些药剂师在破译密码，分析其他国家打算在下一次战争中使用的毒气样品。根据一名特工的报告，最有害的毒气之一通过空投，可以使生存在半径为200英里的土地上的所有生物全部变为青色的尸体，还有许多人将得痴呆症。
　　遗憾
　　麦肯齐在《希腊旧事》之前写过几部取材于特工生涯的小说。出版于1928年的《两极相通》是一部轻松愉快的喜剧作品，但同年发表的毛姆的小说《艾兴顿》夺去了它的许多读者。麦肯齐为此大为恼火。1929年另一部取材于自身特工经历的小说《三个信使》出版，这部写得非常谨慎的喜剧作品也没引起人们多大注意，但这是被他自己写的自传《加利波利半岛的回忆》夺去了光彩。《希腊旧事》因他受到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指控而遭查禁。
　　与毛姆不同，麦肯齐把自己的特工生涯看得很轻。他从自己的经历中获取的不是戏剧艺术的灵感，而是喜剧艺术的妙想。如今这种幽默已经过时，甚至令人生厌。


第09章厄斯金·奇尔德斯
　　厄斯金·奇尔德斯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沙滩之谜》
　　精彩旁白严格地说，他算不上一名间谍。但他的探险活动使他的经历富有传奇色彩。厄斯金·奇尔德斯1870年生于伦敦，学业结束后，他当过下议院秘书，参加过布尔战争，一战时参加皇家海军。他酷爱驾驶快艇在北海和波罗的海冒险，这些冒险经历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他的代表作《沙滩之谴》出版后产生了及大影响，甚至海军部对此书也相当重视。他本人是个爱尔兰人，对爱尔兰的热爱导致了他的悲剧。他因支持爱尔兰独立事业，于1922年被枪决。一、走私军火的间谍作家
　　英国在19世纪后期对沙俄发动谍报战，但当时的秘密情报活动实在不得要领。维多利亚女王时代的陆军部逐渐为情报工作打下了较为牢固的基础。特别行动部的早期组织出现于19世纪90年代初。最早声称自己有过特工经历的作家——虽然从未得到过证实——是威廉·勒克，他报怨为此得到的酬劳少得可怜，因而写了一些惊险小说，将稿酬用作特务经费。在他1896年出版的《特务机关》中，勒克发出“德国即将入侵”的警告。1900年以后，英国海军情报部开始重视这一威胁，甚至翻译了一部由一名法国海军军官写的小说《局部展开的战争》。这个译本只在英国军官内部传阅，真正引起重视的有关德国入侵的书籍，当首推厄斯金·奇尔德斯的《沙滩之谜》。
　　瘸腿少校
　　厄斯金·奇尔德斯涉足谍海纯属偶然。他是私人间谍，不属于任何情报机构。他目光敏锐，善于将观察所得的材料写成小说。他无意一本正经地提醒政府，但政府对此书给予了高度重视，有关当局甚至雇佣专业特工人员继续已中断的对德监视。他具有巴肯笔下的人物所有的内在特征，但外形不像：拖着一条瘸腿，个子矮，为人谦逊。然而他的航海业绩同他的生活悲剧一样具有传奇色彩，他最后因走私军火罪被判处死刑。虽然富有创造力和想像力的头脑能够洞察潜在的战略意图，但他没有步入光怪陆离的间谍世界。奇尔德斯是当间谍的料，但他与伊恩·弗莱明和霍华德·亨特那样的间谍小说家不同，他进行观察和写作是因为爱国而非出于经济原因。
　　罗伯特·厄斯金·奇尔德斯1870年6月25日出生于伦敦，是著名学者罗伯特、凯撤、奇尔德斯的第二个儿子。他父亲死于肺结核时年仅38岁，他从父亲那儿继承了孜孜不倦的钻研精神，从母亲身上秉承了对爱尔兰的执着爱恋。他就读于剑桥大学的黑利伯里和特林尼蒂学院，1893年参加了法律荣誉学位考试并获得文学士学位。奇尔德斯显得内向，但他能自我激励，从而使演讲能力得到了极大的提高。第一次亮相是在他被推选为剑桥大学“马格皮尔－斯顿普”辩论社团主席候选人的时候，他的演讲获得了极大成功。1895年至1910年他曾任下议院的秘书——但期间中断过一阵子，因为他在1900年参加了布尔战争，并被分配在荣誉炮兵连，成为首批志愿军的一员。他是1903年出版的《荣誉炮兵连在非洲》一书的作者之一。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参加了皇家海军，很快晋升为少校，并多次在新闻电讯中被提及，还获得了服役优异十字勋章。
　　(图片有关波罗的海的图片)
　　(图片北海和波罗的海的地图)
　　探险
　　1893年离开剑桥大学不久，奇尔德斯开始度假，有时单独一人，有时结伴而行。他常常驾驶一条小快艇穿越英吉利海峡或北海，特别喜欢沿着德国、丹麦和波罗的海复杂险恶的海岸线航行。他所经历过的最艰苦的航行是六次穿越北海中的首次，通过弗里西亚群岛狭窄且泥沙淤塞的海峡缓缓推进到波罗的海，一路探险。经过多次航海，他熟悉了复杂险恶的地貌构造，荒凉可怖的景象，以及性格迥异、举止古怪的荷兰、丹麦、德国村民和水手。慢慢地，这一幅幅奇特的景象，一个个不同的种族，几乎与世隔绝的当地人的形象深深地印刻在他富有想像力与创造力的脑海里。
　　1897年8月11日，奇尔德斯独自一人启航驶往迪佩，在那儿他把他的兄弟亨利接上船。这是一个风雨交加的阴沉日子，他们沿着法国东北海岸线航行，穿过荷兰运河一站一站地往前行进。奇尔德斯从未在如此恶劣的气候条件下航行过，他心爱的快艇“维克森”因太笨重，行进得非常艰难。
　　兄弟俩穿越了朱伊达泽，驶往特斯切林，途经无人居住的荒岛，那是些被水道和潮汐分割开来的狭长、低伏、坑坑洼洼的白沙岛屿。9月25日，奇尔德斯在航海日志中写道：
　　今天傍晚我们看到这个奇特的区域正处于最壮丽的时刻：落日映红了雄伟的海岸，一片灿烂辉煌；霞光照亮了海浪，使之熠熠生辉；它爱抚着远方沙丘（即是个名叫罗特姆的小岛，据说岛上曾居住着一个孤独的人，他靠出口海鸟蛋发了财）和弗里西亚群岛羽毛般的海岸线。夜幕降临之际我们驶入了深海。
　　后来这两位无畏的勇士不得不让拖船拖着他们的快艇驶过基尔运河，开往波罗的海。不久，“太阳喷薄而出，过了浩瀚寂静的北海和地势不平、边缘荒凉的弗里斯兰省，呈现在眼前的是壮观的海湾、青山和绿叶成荫的海堤，海堤的斜坡一直延伸到深处无潮汐变化的蓝色海洋。然而在壮美的大孤形海湾内停泊着一长溜战舰，这一切恍如梦境。”
　　10月中旬，亨利返回英国，于是奇尔德斯一人继续探险，这需要极大的勇气和独立奋战的精神。虽然他有时感到寂寞，但他良好的心理素质足以使他在没有外援的情况下稳定自己的情绪。第二年的复活节，奇尔德斯与雇佣的一个帮手越海前往荷兰，再度探险。一次次航海提高了他独立思考的能力，然而在处理公事方面他显得不够自信，但他能用沉默来掩饰自己，这在他已成为习惯。他内心有个秘而不宣的特殊天地——一种愈益强烈的潜在意识，在那儿他能觅得一份安宁，使他远离喧嚣纷乱的政界。在他看来那是一块利己主义者把持的地盘，他们贩卖的爱国思想和模棱两可的观点令他大为失望。
　　《沙滩之谜》
　　为此他想写一本有关在波罗的海航海探险的书，虽然当时他还没有把它写成间谍小说的构想，但1901年1月底之前，这一想法已基本形成，因为他给伯祖母弗林洛拉的信中透露了这个虽然还处于萌芽状态却愈益明晰的想法。
　　尽管伯祖母弗林洛拉给予他很大的鼓励，但奇尔德斯并没有立即动笔。几个月后他情绪低落地写信给她：“我还没有开始写那本有关波罗的海的书，我担心自己没有能力反映这一内容。”然而1901年的冬天还没有过去，他就乐观起来了。他写信给巴兹尔·威廉斯——他既是奇尔德斯的朋友，也是他的同事，两人均是下议院的秘书：
　　哦，还是说说我那本书吧，你说我从未向你透露过书的内容。它讲的是一个有关快艇航行的故事。创作构想是一次我在德国海域航行时受到启发而产生的。我发现德国有侵略英国的意图。但我觉得这么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尽管是一种侦探小说的模式，但缺乏惊心动魄的情节，只有令人信服的事实。我十分勉强地在书中添加了一位妙龄女郎，结果发现此举反而使全篇逊色不少。我尚未与出版公司的雷金纳德·史密斯联系。
　　奇尔德斯终于写出了这部书的初稿，但对它的命运并不乐观。由于他超负荷地埋首笔耕，终于积劳成疾。尽管雷金纳德·史密斯答应书脱稿后就审看，但他怎么也打不起精神来。令他担忧的是《沙滩之谜》的情节和风格。他惟一满意的是书名。终于他将完成的作品寄给了史密斯。但没隔多久史密斯退回了书稿，要求作大幅度的修改。奇尔德斯闷闷不乐地照办了，虽然对史密斯所提的修改意见他没有一条是赞同的，但他还是准备在可以接受的条件下与他妥协。经过艰苦的改写，他终于达到了这一目的。
　　德国人的阴谋
　　无论是史密斯还是奇尔德斯都不曾料想到这本书会引起极大的轰动。小说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应归功于奇尔德斯在弗里西亚群岛海岸边游航时产生的挥之不去的感受：他觉得曾经是世界中心的英国极易受到来自海上的侵略，尽管她拥有强大的海军力量。《沙滩之谜》的情节主要是围绕两名驾驶快艇的英国人，无意之中发现德国企图侵略英国的阴谋。他们将荒凉孤寂的弗里西亚群岛，作为入侵英国未设防的东部和东南部沿海地区的跳板。卡拉瑟斯——一名年轻的英国外交官员——非常懒散，喜欢让一帮俯首帖耳且又谨小慎微的水手驾驶着大型快艇远航，后来在海上遇上了沉默寡言的戴维斯，戴维斯驾驶着一条名叫“达尔西贝拉”的私人小船，这是一条与奇尔德斯的那条心爱的但笨重的“维克森”不同的船。
　　(图片两艘游艇在海上航行)
　　奇尔德斯的朋友大都能从戴维斯身上看到许多属于他的特点：不善交际，自我意识强烈，谦逊勤勉，多才多艺。其实在戴维斯和卡拉瑟斯身上都有奇尔德斯的影子：追求尽善尽美的戴维斯热爱荒岛，而卡拉瑟斯尽管好高鹜远但聪明能干。《沙滩之谜》受到了英国上上下下的欢迎：航海爱好者、侦探小说迷和政治家。约翰·巴肯拜读了此书后感触很深。也许这本书给了他很大的鼓舞，因为巴肯自己很大程度上也是按照爱国“惊险”小说的传统写法进行创作的。他称奇尔德斯的这本书为“四分之一世纪里出版的探险小说中最精彩的一部……而人物性格方面，我以为是我读到过的所有探险小说中最为真实可信的；北方阴沉沉的天空，延伸数英里的泛着泡沫的水域和潮乎乎的海滩都被描绘得妙不可言，完全可以和康拉德的任何一部作品相媲美”。对这部书评论家们也交口称誉，尽管情节呆板；政治家和军事战略家们尤其感兴趣，而且好生纳闷：奇尔德斯何许人也？他怎么对德国海岸线的情况了如指掌？
　　于是他们开始想知道英国未设防的沿海地区究竟有多么薄弱，果真像书中所暗示的那样，一支小小的舰队就能成功地在那儿登陆，并长驱直入。巴兹尔·威廉斯巴兹尔·威廉斯——当时的一位政治家。写道：“几乎没有人了解到这个戴着眼镜，瘸着腿（坐骨神经痛引起的）的不引人注意的矮个子过着一种双重生活，他悄悄地驾驶着一条单手操作的粗制小快艇在泰晤士河湾度周末，直到某一天偶然走漏风声。”在书中戴维斯发出警告：“我们并未严阵以待（针对德国），也没有注意它的动向。我们在北海没有海军基地，也没有一支北海舰队。我们最精良的战舰因吃水太深而无法在北海航行。更糟糕的是我们竟傻乎乎地把赫利戈兰德让给了德国，这是箝制北海海域的要地呀。”
　　奇尔德斯确信德国已意识到控制北海的企图只会导致败给英国海军的结局，但它一定看到了在弗里西亚群岛或附近区域发动侵略战争的可能性：从那儿派遣用大型航海驳船运载的配有最轻便型野战炮的步兵，所有船只将由战舰护航，在涨潮时向英国海岸逼近。
　　海军大臣的保证
　　在小说1903年3月第一版的跋里，海军大臣约翰·费希尔爵士上将说：“非常巧，此书印刷时，政府已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消除书中所述的一些薄弱环节和隐患。”事实上，约翰·费希尔爵士只是委婉地表述了政府的反应。实际情况是小说出版后，国防部的一个委员会迅速作出了反应：在苏格兰的福思湾开始兴建北海海军基地，北海舰队也随之建立了起来。此举令人宽慰，并受到下议院的热烈欢迎。不幸的是它的船只已落伍，显然不能与德国的海军抗衡。军事部署委员会也强调建立志愿后备军的迫切性，但这只是一个建议，为此奇尔德斯相当懊丧，因为他相信，为保卫王国而训练每一位英国公民的时刻已经来到了。费希尔满不在乎地指出：别担心，对不列颠诸岛的侵略战争不会即刻爆发的。看来他没有考虑到长期的侵略威胁这样一个显而易见的问题。不是因为英国拥有绝对的制海权，而是因为在力量对等的战争中，只要掌握着制海权就极有可能形成长期的拉锯战。不过英国的弱点已被奇尔德斯的想像力——一种英国的秘密情报机关将在作家身上寻找并使之发挥作用的品质——所发现。
　　(图片军舰和港口)
　　邱吉尔的判断
　　奇尔德斯所提供的军事情报引起了人们极大的兴趣。许多著名的政治家与他联系，希望他提供更多的情报，其中包括罗斯伯里勋爵。他想确切地知道《沙滩之谜》一书中究竟有多少是事实，多少是虚构的。罗斯伯里也鼓励奇尔德斯继续写作，因为经过这样一阵担心爆发侵略战争的恐慌之后，他极想知道奇尔德斯的想像力还能提供多少情报。奇尔德斯自己也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因为他知道这一切尽管是基于自己对德国海岸线的细心观察，但都是他构想出来的。不过利奥波德·埃默里，一个曾在德国、巴尔干半岛各国和南非工作过的《泰晤士报》记者同意他对德国军事野心的估计。奇尔德斯写出书后不久，邱吉尔告诉他，他所提及的侵略方式德国人早已制定了。
　　1903年秋，利奥波德·埃默里请奇尔德斯写《南非当代战争史》第5卷，当时埃默里任该套书的主编。奇尔德斯认真研读了埃默里写的前两卷，起初他并不想接受这一邀请，后来考虑到他的朋友巴兹尔·威廉斯接受了撰写第4卷的委托，也就同意了。奇尔德斯决定：以荣誉炮兵连在南非草原的经历为主要内容的团史必须首先写出来。尽管完稿后他可以得到一笔丰厚的酬金，但他还是提不起精神，因为他明白，浩大的工程至少要占用他三年的业余时间。
　　海军情报部改组
　　《沙滩之谜》的出版终于迫使英国海军情报部采取行动。1910年5月，两名情报官员接受派遣，前往德国刺探海岸防务情报，并对弗里西亚群岛进行实地考察。他们很快发现英国海军情报部现存的海图以及情报资料全都过时了，有关神秘的弗里西亚群岛的惟一可信的资料，竟是他们从奇尔德斯的小说里收集到的。实际上奇尔德斯所做的只是将取自德国和英国地图的信息综合起来，然后绘制成图，用在小说里而已。
　　这两名情报官员，皇家海军上尉布兰登和上校特伦奇在这次间谍活动中不幸被捕，并被判处有期徒刑——这使英国政府处于非常尴尬的境地，直到英国国王乔治五世对德国进行国事访问时才被德国皇帝赦免。这次缺乏经验的侦察活动，导致了英国海军情报部的彻底改组。
　　“双重的叛徒”
　　此书出版后，厄斯金·奇尔德斯陶醉在一片爱国主义的赞扬声中，不仅是公众，政治家们也把他视作英国伟大的探险家之一，尽管他貌不惊人，个性缺乏魅力，而且事实上他还是个爱尔兰人。他对爱尔兰独立事业的热情是导致他走向毁灭的祸根。他的作品很快成为间谍小说经典之作，但人们对作者的钦佩心情则逐渐消失了——至少在英国人眼里是这样。以后数年里他把越来越多的时间花在引起争端的爱尔兰独立事业上。1910年他改变信仰，献身于爱尔兰自治运动。1914年7月，他和妻子玛丽驾驶着他们的快艇“阿斯加德”号从欧洲沿海地区前往爱尔兰海岸的霍思港运送军火，他们认为这符合阿斯奎斯阿斯奎斯——当时的英国首相。的“自治法案”。他不想通过背叛现在处于战争状态的英国来从事自己的事业。不过，奇尔德斯逐渐成为一名爱尔兰事业的狂热支持者，与极端主义分子的接触越来越频繁。1919年他和全家一起在爱尔兰定居。在与英国政府就签定《爱尔兰条约》的谈判中他担任过爱尔兰代表团的总干事。他猛烈抨击迈克尔·柯林斯和阿瑟·格里菲思，因为这两位共和主义者倾向于接受这一条约，而他认为这条约没有支持完全的独立。他认为条约所提出的把北爱尔兰分割出去的条款只会拖延问题的解决。
　　1921年爱尔兰自由邦政府成立后，奇尔德斯参加了反对该政府的共和军，卷入了赞成条约派与反对条约派之间的纷争。然而他最终发现英国政府和爱尔兰自由邦政府都把他视为叛徒。
　　临刑
　　1922年11月10日，自由邦政府军包围了他母亲的住宅，当时他正住在那儿，他没有拒捕，尽管他有枪，因为他怕危及母亲和妻子的性命。虽然他拒绝承认设在都柏林的军事法庭，但他被该法庭判处死刑并在贝加斯布什兵营内被枪决。临刑前他与行刑队队员一一握手告别。许多人曾设法营救他，其中包括乔治·萧伯纳。
　　然而同时，《沙滩之谜》仍在出售，而且一版再版。这是对这位探险家的最高赞扬。他不仅具有丰富的想像力，竟预见到敌人可能对本国发动进攻；而且还是第一位探讨双重间谍及间谍活动在道德上的合法性问题的间谍小说家。


第10章汤姆·德莱伯格
　　汤姆·德莱伯格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为军情五处和克格勃工作。
　　精彩旁白汤姆·德莱伯格1905年出生，毕业于兰辛学院。同性恋者，英国共产党员，著名专栏记者。在军情五处他以“间谍巨头”闻名。他掌握了极为丰富的素材，但他始终没有把它似用于虚构的作品之中。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汤姆·德莱伯格作为军情五处的特工人员打入英国共产党内部，但是最终安东尼·布伦特暴露了他的身份。德莱伯格是被马克斯韦尔·奈特招募进来的。奈特是军情五处的老资格官员，他当时在军情五处负责对共产党或法西斯组织的渗透工作。
　　葬礼闹剧
　　1976年在威斯敏斯特的教堂里，为汤姆·德莱伯格举引的葬礼前的守灵仪式，是一场场面壮观的闹剧。德莱伯格给他的送葬者留下一笔钱，供他们开怀畅饮——这是一个早已达成的协仪。欢宴者中有坐过牢的，有希腊族和土耳其族的塞浦路斯人，有俄国使馆的代表，也有一些在他所感兴趣的“粗野行当”里接触过的年轻人。他们醉态百出，结果发生了殴斗。相比之下，在他的家乡，埃塞克斯郡的布拉德韦尔举行的葬礼就显得体面、克制些。套着紫色棺罩的灵枢上覆盖着特制的红旗。哀悼者显得更有身份些，其中包括迈克尔·富特、劳动党副主席和黛安娜·库珀夫人这样一些著名人士。引人注意的是，他的妻子没有到场。她是这一婚姻的牺牲品，因为他们的结合是出于某种利益关系。
　　同性恋
　　1905年出生的汤姆·德莱伯格，公开承认自己是个同性恋者。他也是一名共产党员。当他还在萨塞克斯郡的兰辛学院读书时，就加入了共产党布莱顿支部。尽管在他个人信仰与生活方式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冲突，但在牛津大学求学期间，以及后来在《每日快讯》报社里当记者时，他一直是一名党员。
　　德莱伯格的童年充满着孤独，受到种种限制。德莱伯格的父亲原是印度的一名警察局长，但在他14岁时去世了。他只记得父亲是一个姓氏不明的爱德华七世时代的人，健康状况欠佳。德莱伯格非常爱他年迈的母亲。当他步入青春期时，孤独感愈益加重。母亲39岁时生下他，而他5岁时，两个哥哥早已二十出头。德莱伯格觉得自己“生不逢时”。他承认自己在预备学校时就开始有同性恋倾向。他对这所学校深恶痛绝。当他还是个少年时，他就开始在公共厕所里制造“邂逅相识”的插曲了。他还特别喜欢去教堂。无论是圣公会的高教会派，还是罗马天主教，他都能从中发现一种宗教的美感，他喜欢弥撒仪式中的神秘色彩。
　　在兰辛学院，德莱伯格曾一度靠拢劳动党，受挫后加入了共产党布莱顿支部。在牛津大学读书时，他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大概是在这段期间，他初识了所谓的魔术师阿莱斯特·克劳利，他是个黑人。他们在伦教的艾斯尔塔餐馆会面，并共近午餐。德莱伯格记得克劳利来时，穿着一条裁剪得体的绿色手织花呢灯笼裤，颇有学究气。他与他保持了许多年的友谊。
　　当他离开牛津大学时，德莱伯格感兴趣的“粗野行动”仍在发展。他常常带着性目的与他随处相遇的年轻工人接触。伦敦豪放不羁的艺术家，形成了他们独特的生活圈子。这种生活圈子很自然地吸引了德莱伯格。他参加了伊迪丝·西特韦尔的茶会，在那儿他结识了艾略特和奥尔德斯·赫克斯利。在西特韦尔兄弟的帮助下，他在《每日快讯》报社里找到了一份工作，开始当记者，不久，他成了“伦敦漫谈”闲话栏作家。不言而喻，他的才华得以充分施展了。当这一专栏被比弗布鲁克比弗布鲁克（1879—1964）英国报业巨头，两次世界大战期间均为英国内阁成员。扼杀后，他当了锋芒更加外露的“威廉·希基”专栏的记者。
　　充当“内奸”
　　德莱伯格是在当“威廉·希基”专栏记者时，引起马克思韦尔·奈特的注意的。奈特立即雇请他打入到比弗布鲁克称之为“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的圈内。喜欢参与密谋策划活动的德莱伯格，当然迫不及待地受命而去。但他作为渗透者的作用不是很大，因为他在与人接触交往中显得过于随便，根本没有特工人员那种谨慎的作风。正是看在奈特的面子上和他出色的采访才能，比弗布鲁克才容忍他继续呆在英国共产党组织内，而且对他的不正经竟也熟视无睹。1938年5月19日，德莱伯格在《黄昏的烛台》的“伦敦人日记”专栏里，不无讽刺意味地写道（但这篇文章不是完全出自德莱伯格之笔，比弗布鲁克本人从中插了一手）：
　　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我们当代社会生活的新产品之一。他们都是些绅士，通常是些中年人。他们聚合在一些时髦的餐馆里。当他们品尝着只有这些餐馆供应的美味佳肴，畅饮法国和西班牙名酒时，他们宣布自己是左翼信仰的追随者。
　　著名的左翼出版商维克托·戈兰茨也是一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当他还不是英国共产党党员时，他就已同情他们的观点，并与共产党员约翰·斯特富奇一起，在1936年3月成立了“左派读书俱乐部”。奈特对这个俱乐部发生了兴趣，因为它明确表示，团结英国共产党人，社会主义者和自由党党员是这个俱乐部的宗旨。虽然他们的主张遭到了与之对立的法西斯主义狂妄思想的攻击，但奈特从一开始就注意到了隐藏在这背后的目的。第一年这个俱乐部出版了一本《世界政治1918——1936》，作者是帕姆·杜特。在以后的十八个月里，这本书的预订数字竞达到了5万册！他们经常组织群众集会，直到战争爆发才告一段落。奈特急于监视英国共产党总书记哈里·波利特的行动，因为他常在一些集会上发表演说。这样，德莱伯格成了最佳人选。
　　比弗布鲁克在“伦敦人的日记”这同一专栏里，发表挖苦人的议论——这个专栏可以不用真名，他钻了这个空子：
　　另一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是专栏作家汤姆·德莱伯格。由于他的观点与他的环境之间存在着不一致，德莱伯格先生受到了指责。但他反驳说，他弄不明白自己为什么也得成为资本主义特有的弊病——营养不良的牺牲品；条理清楚的思想并不一定要指出饮食不当这一点；既然他工作中最伤脑筋的是偶然得与阔老富豪、达官显贵们交往，那他在这种场合自然需要一种麻醉剂；而且他还不得不发现一种真正“美味”的西班牙酒。
　　奈特下一步是问德莱伯格，能否将他在英国共产党党内发现的任何危及国家安全的情报传递给他。德莱伯格答应替他这么干。奈特并不要求他监视任何人，或为逮捕某个人制造些条件，只让他注意动向。党性不是很强的德莱伯格，并没把自己的这种行为看作是对党不忠的表现，但他默许的另一重要原因，是德莱伯格需要奈特帮他隐瞒同性恋的丑事。当时这种丑事已为越来越多的人所知，即使比弗布鲁克出面加以粉饰，恐怕也无济于事。当奈特得知德莱伯格老爱光顾埃塞克斯郡的一家男妓院时，就给了他一个电话号码，以便他在那儿遇到麻烦时能打电话叫人帮忙。奈特不仅欣赏德莱伯格一流的新闻业务水平，而且乐意有他作陪，因为他是一个情趣横溢，富有感染力的伙伴。不过作为一名特工人员，他是靠不住的。然而，他有他的用处，他不仅同哈里·波利特的关系十分友好，而且与道格拉斯·斯普林霍尔，该党的一位著名领导人的关系也非同一般。斯普林霍尔1943年被指控犯有充当苏联间谍的罪行，而德莱伯格无意之中提醒了奈特，注意苏联对军情五处的愈益严重的渗透。
　　败露
　　安东尼·布伦特让德莱伯格在军情五处的工作突然中断。当时布伦特负责检查中立国家的外交邮袋。他在军情五处一直工作到1944年。他还代表军情五处，出席联合情报委员会的每周例会。布伦特虽然不在同一部门工作，但在伦敦圣詹姆斯大街的某人办公室内，他看见过德莱伯格的一份报告的副本，他立即注意到，它涉及一架英国飞机秘密从事共产主义活动的情报。当时他无法弄清楚谁是这份报告的作者，因为上面的落款只是个代号M8。随后布伦特向苏联的情报官汇报了这个报告的内容，苏联情报官要他查明M8是谁的代号。由于奈特的部门不受军情五处支配，所以要破译这个代号不容易。六个月快要过去了，布伦特仍一无所获。只是以后当他读到另一份报告时，他才终于解开了这个谜，因为在这份报告上提及了德莱伯格最近出版的一本书。
　　英国共产党迅速作出严厉的反应。那天德莱伯格与他的一位非常可靠的老朋友，名叫哈里·肯尼迪的印刷工去出席一个支部大会。途经一家小酒馆，他们进去喝了杯酒。这时肯尼迪结结巴巴地说，他受命通知德莱伯格，他已被开除出党。德莱伯格大为震惊，怒气冲冲地要肯尼迪说出理由，但肯尼迪说，他只是个传口信的人，根本不知道个中原委。惊恐不已的德莱伯格便去拜访他所认识的在党内最有影响的人物，其中包括罗宾、奥利夫、佩奇·阿诺特和道格拉斯·斯平霍尔。他挨个儿问他们为什么把他开除出党，而他们的回答都和肯尼迪一样。
　　惟一使他得到一些慰藉的是，1942年德莱伯格可以以左翼无党派人士的资格参加议员竞选，因为他能坦然宣布自己不代表任何党派。然而布伦特怒不可遏，因为如此干脆地把德莱伯格开除出党会使他暴露的，任何受到牵连的人都非常清楚，告发者一定来自军情五处内部。
　　两只公文包
　　1981年3月，英国记者，爱刨根究底的查普曼·平彻，声称自己掌握了有关德莱伯格间谍生涯的证据，并在3月23日星期三的《每日邮报》上，以及在《背信弃义的交易》一书中加以披露。平彻认为德莱伯格是军情五处招募的最出色的间谍之一，他伪装得极其巧妙，谁也不曾怀疑一个将要成为劳动党主席的人，会受雇于安全机构。
　　(图片两个公文包)
　　平彻宣称，德莱伯格还在兰辛学院念书时，奈特就招募他了。是奈特要他参加共产党布莱顿支部的。他还说，尽管俄国人知道M8是谁，然而当德莱伯格在1942年6月当选为议员时，军情五处还是雇用了他。他向奈特汇报下议院左右两翼的活动。战后，克格勃试图收买德莱伯格，让他向奈特传递假情报。为了达到这一目的，克格勃肯定命令哈里·波利特，重新吸收德莱伯格为秘密党员。波利特宽慰他说，下议院内好几位议员发挥着秘密党员的作用。然而，德莱伯格向奈特汇报了这一情况。奈特指示他，只要使这种同波利特的接触公开化就行了。
　　1956年德莱伯格去莫斯科拜访盖伊·伯吉斯，因为他正在写盖伊·伯吉斯传。后来以《盖伊·伯吉斯：一幅有背景的肖像》为书名出版了。回国后他向军情五处汇报说，俄国人要他定期向他们传递有关劳动党内部活动的情报，而当时德莱伯格所处的地位也确实使他能提供这方面的情况：1949年他被推选为全国执行委员会委员，并一直担任到1974年他退出政界。由于劳动党那时已成为在野党，接触不到政府机密，所以军情五处同意德莱伯格向前苏联汇报他选定的任何情报。作为回报，德莱伯格保证站在军情五处的立场上与克格勃的联络员接触。
　　平彻说，克格勃给了德莱伯格两只完全相同的公文包。当他把一只装有情报的公文包递给在伦敦的俄国人时，俄国人也给他一只装有情报酬金的公文包。军情五处指示德莱伯格，将钞票随同他写的情报材料副本一起上交给他们。尽管他上交了数千英磅，但毫无疑问，他一定私藏了一部分。他说他给克格勃的报告，包括了与他共事的高级行政官员的私生活内容，那克格勃就能利用这些材料，为他们的招募工作服务，尤其是当这些情报涉及淫荡和犯罪的内容时，更便于他们打开缺口。据说德莱伯格把他在伦敦的公寓借给下议院的同僚们，供他们在午餐时间玩女人。这一切材料他都充分加以利用，写入送交克格勃的报告之中。
　　上钩
　　为了写好盖伊·伯吉斯的传记，德莱伯格前往莫斯科拜会伯吉斯。此行是得到军情五处和克格勃双方同意的。军情五处十分清楚，这本书的内容不会是真实的，无论是在成稿阶段，还是在校样阶段都受到克格勃的控制。军情五处也知道，德莱伯格会把校样送交他们审查的。这样，他们就和克格勃“共同承担”对这本书的监督责任了。在德莱伯格的书中，伯吉斯否认他为克格勃提供过情报。德莱伯格声称自己相信这一点。很明显，军情五处想获取不利于伯吉斯的有力证据，从而防止他动心回国。平彻相信，军情五处一定指令德莱伯格，诱使伯吉斯回忆他在“特别行动小组”的短暂工作期间，参与秘密活动的情况细节。他们还希望他提及一些与他共过事的人的姓名。伯吉斯傻乎乎地中了圈套。德莱伯格的出版商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没看出他们玩的花招，结果受到警告：除非他们在出版之前删去手稿中的某些部分，否则就有受到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指控危险。他们老老实实地照办了，而军情五处也就获得了不利于伯吉斯的许多情报，足以使他不再返回这个国家。
　　与此同时，一位局外人要求查普曼·平彻在他们的报纸上写一篇报导，说明由于伯吉斯向德莱伯格透露了一些事情，使得有关当局掌握了足够多的证据，一旦伯吉斯返回英国，就有可能逮捕他，并对他提出起诉，因为他违反了公务保密条例，而且证据确凿。结果伯吉斯被吓住了，然而他从韦登·费尔德和尼科尔森出版公司，从军情五处和克格勃那儿收到三份报酬。
　　“间谍巨头”
　　但是平彻认为军情五处并不信任德莱伯格，因为他们怀疑他提供给前苏联的情报，远远超过他给军情五处的报告中的内容。1969年当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局长约瑟夫·费罗利克，提供了一些不利于数位劳动党议员的情报之后，这种怀疑加剧了，其中涉及到议员中一名劳动党高级官员的情报。这位劳动党的高级官员被认为是个同性恋者，他受雇于捷克斯洛伐克情报局，并使用代号“鳄鱼”。后来弗罗利克在军情五处看了照片之后，证实“鳄鱼”就是德莱伯格。当受到讯问时，德莱伯格对办案官员说，他只是替捷克斯洛伐克的报纸写了几篇文章，但在进一步的追问下，他脱口说出，他还曾卖给他们一些有关劳动党内部的争吵和涉及个人的各种丑闻的情报。他声称这“都是些毫无价值的材料”，他不承认他在当劳动党主席期间继续在干这种事。对此军情五处除了警告德莱伯格，传递未经他们审查的情报会使他遇到危险以外，便无能为力了。他们最不愿干的事，就是公开他们雇佣劳动党主席当双重间谍的秘密。尽管他是不可信的，但军情五处仍然使用他，即便在他以布拉德韦尔男爵的身份升任上议院议员时，也还保持着这样的关系。由此，他在军情五处内部以“间谍巨头”而闻名。
　　1976年德莱伯格去世后，军情五处渐渐相信，自战争结束以来，德莱伯格一直受到克格勃的控制。虽然他更加左倾，但他受到胁迫的可能性依然很大。当然，他也是自觉自愿的。平彻说，克格勃掌握着大量显示德莱伯格有罪的照片，其中包括他与伯吉斯同性恋的镜头。
　　撒切尔夫人的指责
　　迈克尔·富特对平彻的断言作出了强烈反应。他为德莱伯格辩护，称这种指责为“英国当代新闻史上最离奇的断言之一”。在一年一度的“新闻广角镜”奖授奖仪式上，富特发表了演说，并进而谈道：
　　两个国家的特务机关都不曾受到过如此严厉的指责。我不清楚究竟哪一个情报机构受到的冒犯最严重。更为离奇的是在他活着的时候，这种断言从未明说过。你们本可以把德莱伯格改造成那个时代的英雄人物之一……从他早期在公立学校读书时开始改造。那时候他为了效力于秘密情报机构，在各个发展时期，都承担了牺牲个人前途的风险。
　　1981年迈克尔·富特赞扬玛格丽特·撒切尔夫人在下议院抨击《背信弃义的交易》一书，因为这本书公开了对德莱伯格的指责。那年3月26日，首相在下议院否认这些诋毁德莱伯格的说法时说：“在这本包含着一些虚妄断言的书里，有些内容是错误的，或者说被歪曲了。”
　　“失踪”的外交官
　　1956年德莱伯格重访莫斯科，与伯吉斯一起审阅那本书的校样。他有时留在莫斯科的一幢公寓里，有时去伯吉斯的别墅。伯吉斯非常孤独，他的住宅外面有保安人员严密监视着。他在外国文学出版社兼职，刚说服出版社出版格雷厄姆·格林的小说《沉默的美国人》。他也是各种涉及西方外交政策的委员会成员。德莱伯格第一次见到伯吉斯是在战前，那时候伯吉斯是BBC广播电台“议会周”节目的编辑。他好几次请德莱伯格提供节目内容。德莱伯格在他的自传《主导的情感》中写道：
　　无论是英国的还是前苏联的特务机关，都不必为我引述我私下同盖伊的未被监听的谈话内容而感到不安，我们没有做出卖国家机密的交易。我们只是闲聊伦敦的生活；他要我带信给他以前的情人。他老是回到这样一个话题，即他能否有一天在毫无危险的情况下回到英国。
　　根据平彻所言，德莱伯格为了发财而出卖伯吉斯，有效地阻止了伯吉斯返回英国。德莱伯格自己则说，伯吉斯请他出面谈判，让他安全回国。但他一再表明，无论是当面还是在长途电话里，他都重复讲着这么几句话：英国政府不可能事先许这样的诺。能否回国完全取决于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德莱伯格还提出了令他担心的问题：俄国当局会放他走吗？
　　平彻指责德莱伯格出卖伯吉斯，这不可能是事实。德莱伯格非常仁慈，不管他陷入如何严重的经济困境，他都不会去阻碍伯吉斯任何可能的回归。但这种可能性不能排除：德莱伯格从军情五处那儿接受了用作怂恿伯吉斯违反公务保密条例的酬金，因为他清楚伯吉斯不可能回国，除非国际形势有了明显的缓和。
　　1956年9月15日《每日快讯》报导说：“埃塞克斯郡莫尔登地区的前社会党议员，汤姆·德莱伯格结束了对俄国的访问，昨晚在抵达伦敦机场时说，把失踪的外交官，目前在莫斯科的盖伊·伯吉斯称之为叛徒，那完全是胡说八道。”德莱伯格对《每日快讯》的记者说，他相信伯吉斯是讲信义的，没有做任何违背英国利益的事。他还说，伯吉斯之所以随唐纳德·麦克莱恩去莫斯科是因为政治信仰问题；有人指控他是共产党的间谍，曾向俄国人提供秘密情报，对此伯吉斯予以完全的否认。当问及他是如何与伯吉斯联系时，德莱伯格说，他只是去了一封信，使他颇感意外的是伯吉斯回了信。他补充了一句，虽然他早就认识伯吉斯，但“不熟”。信中德莱伯格告诉伯吉斯，他将要去莫斯科，想和他面谈。伯吉斯同意见面。德莱伯格到达莫斯科后，伯吉斯对他说，他希望能在适当的时候返回英国。《每日快讯》的记者问什么时候可称之为适当的，德莱伯格说他无可奉告，而伯吉斯对他目前在莫斯科所从事的工作，不仅满意，而且很有兴趣。德莱伯格令人消气地实话相告：“作为一个现实主义者，他明白自己不会再找一份与外交部有联系的工作。他不是那种会干任何使自己感到惭愧的事的人。”他继续解释道，伯吉斯在一家译介前苏联小说的外国文学出版社工作。毫无疑问，他也为前苏联领导人起草重要的讲话稿。他最后指出，他不赞成伯吉斯和麦克莱恩所采取的行动，因为“我相信还有其他路可走”。不过，他也考虑到伯吉斯“凭自己的感觉，去走他自己的路，是完全合乎情理的。”
　　婚礼
　　汤姆·德莱伯格与埃娜·宾菲尔德结婚时，两人都已四十二岁。人们预料，这个基于利害关系的婚姻不会持续很久。埃娜原是个寡妇，在汉普斯特德的玛丽·居里慈善收养院里当秘书，曾是西萨福克郡议会内的社会党成员。她原先以为德莱伯格虽然是个单身汉，但已是个不能自拔的堕落者，需要的是改造。很有可能她没把有关他乱搞同性恋的流言蜚语放在心上。可是她的改造运动惨遭失败，才几个月，德莱伯格就对他新婚不久的妻子看不顺眼了。他家乡布拉德韦尔的房子有侧厅，开始他挪到侧厅与她分开住，很快连饭也不一块儿吃了。最后埃娜搬了出去，住进了坐落在乔利林地的一幢小别墅。
　　(图片教堂前的婚礼)
　　德莱伯格在他1951年6月的日记中写道：“今日成婚，已四十二岁。这是我一生中的第一次（我确信这是惟一的一次）……今天早晨当我醒来时，心头虽然升起了一阵恐惧，但更多的是感到茫然——茫然而又充满幻想，仿佛全身骨头全都酥软了似的。我吃不下早餐。”他最好的朋友约翰·弗里曼，以及提供电视摄像机和拍摄电视的人先后赶到，他们还带来了别在西装上的深红色的康乃馨。幸好德莱伯格还有半瓶白兰地，这是他最近从法国带回来的，没喝几口他就有点顶不住了。他们驱车前往教堂，车在圣器收藏室的门口停下后，他们往里望去，远处一侧，在昏暗的灯光下，站着德莱伯格牛津大学的同届同学，西里尔·伊斯托弗和肯辛顿主教。主教的个子很高，穿着紫袍，他将主持结婚仪式。他们俩引导着汤姆和埃娜完成了仪式的主要程序。埃娜后来告诉《每日快讯》记者：“当那极度紧张的一刻在沉默中过去之后，我‘呼’地松了一口气，圣坛上的蜡烛火苗因而摇曳不定。”来宾中只有几个人知道，可怜的埃娜几个月前刚皈依基督教。她父母是犹太人，她改变了信仰。
　　德莱伯格在婚礼进行曲的曲目上同他的报界同行开了个玩笑。他在日记上写道：
　　乐谱上最后几行字是：
　　管风琴音乐
　　用古老的德国曲调合唱的序曲
　　（“哦，圣诞树”本杰明·弗兰克尔（1906—）
　　他想看看现代新闻记者的眼光究竟有多敏锐，知识面究竟有多宽。因为这是首“红旗颂”的曲调。他知道，在一个非常著名的伦敦教堂里举行婚礼，而婚礼上演奏的是社会主义颂歌，无疑他这是在提供大众报纸所喜欢的新闻素材。当然他也在考虑，怎样就这婚礼写一篇精彩的专栏文章！
　　靠吸毒生活
　　从婚礼到葬礼，埃娜整整受了二十五年的罪，但她仍然表现出对德莱伯格的忠诚。直到最后一刻，她还提出，他的灵柩应该用红旗覆盖，因为在他们的婚礼上歌颂的是红旗，虽然在他的葬礼上她不能指望再演唱这一首曲子，但她仍想从另一方面来弥补一下。但说起来简单，真要找一面红旗就不那么容易了。与劳动党联系过了，运输公司也努力过了，就是找不到一面红旗。最后请伦敦旗帜公司连夜赶制一面，第二天覆盖在灵枢上。
　　约翰·贝奇曼爵士致悼词，索恩沃克主教默文·斯托克伍德博士主持仪式。迈克尔·富特、英国王室法律顾问杰弗里·宾勋爵和戈登·沃克女勋爵站在教堂尽头左侧，而其他哀悼者，其中包括琼·利特尔伍德、斯特拉博尔吉勋爵、劳动党书记罗恩·海沃德和伊萨克·伯曼先生站在教堂尽头右侧。伯曼先生是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幸存者，德莱伯格曾帮助过他。德莱伯格生前提出非常严格的要求：仪式得按照他学生时代起就一直十分喜欢的圣公会高教会派的传统进行。一份“反对颂扬的文章”由威斯敏斯特的圣马修教区的牧师宣读。德莱伯格特别提出宣读者得是“他熟悉的稳重而又博学的神职人员”。德莱伯格还希望整个仪式都用拉丁语进行，但最后因太复杂而遭否决了。斯托克伍德博士在发言中把德莱伯格描绘成“牛虻。追求真理者。”
　　(图片葬礼或墓地)
　　毫无疑问，他对社会主义事业是忠诚的，但对这种忠诚的表达却使人们皱起了眉头，也许还使人们产生了不信任，从而妨碍了他获取高位。我认为这种解说可以在他的恐惧——对任何一种权力的害怕——中找到。
　　汤姆猜测，一个人，一个政党或一项事业一旦获得成功，想像力就消失了，理想便被私利腐蚀了。这就是为什么他批评党的决议，为什么拒绝严格执行党的路线，为什么不同党的利益保持一致的原因。
　　埃娜对《每日快讯》记者说：
　　正因为我一直靠吸毒过活，才使自己显得健康正常。离开了毒品我转眼就会死去。当然它最后也会毁了我。确实，我生命中有价值的部分已经结束——汤姆也结束了他有价值的生命。虽然我们自1971年以来就一直分居，但我们之间从未有过真正的憎恶和痛苦。我们结婚二十年。我不会评说二十年的婚姻，因为那是一种不忠诚的表现，我始终非常敬佩汤姆的新闻业务能力、政治才能和对弱者的同情与支持。如果说这种敬慕未能维持我们之间的个人生活，那是因为这纯属私事。
　　她不无讥讽地补充道，她不想被大家称作布拉德韦尔女勋爵，因为她对上议院一直没好感，认为这个令人肃然起敬的机构应该废除，取而代之的应该是参议院。回到他们私生活这个悲剧性的话题时，她说她和汤姆分手毫无怨恨，她没有真正分享他的生活。他在伦敦有一套公寓，而她和她姐姐住在一起。她丈夫死在伦敦的一辆出租车里，这不仅有失身分，而且也太凄惨了，为此她深感不安。她又说，虽然她知道汤姆一直在写回忆录，而且听说部分手稿已经发现，但她从未读过，也从未见过手稿。事实是，新闻记者罗伯特·布恩比劝德莱伯格生前别出版自己的回忆录，因为书中的内容具有极强的煽动性。布恩比是下议院议员，他还是一名贵族。
　　没有写出来的间谍小说
　　教士杰勒德·欧文与德莱伯格有着长久的友谊。如同汤姆的形象始终活在他心里一样，葬礼的场面在他的脑海里也一直记忆犹新。其中一名引座员也是德莱伯格的朋友，名叫布赖恩·贝尔，是个古玩商。他一直忙着安排人们在弧形的座位上入座，还要“想方设法临时加座”。迈克尔·富特是非国教徒，为此大为震惊。60年代，德莱伯格在出卖自己的房屋的同时，搬进了教士寄宿舍，但在那儿他不会料理自己，常喝冰冷的罐头汤，然而在社交场合，他非常讲究饮食，竭力主张对伦敦餐馆进行改革。他生活奢侈，他最喜欢光顾的餐馆是索霍的“快光的轻骑兵”。“但他对侍者非常不客气，所以我总避免和他一块儿去餐馆。他也非常霸道，这是指他总能得到他想要的东西。”欧文的回忆非常准确地反映了德莱伯格的个性：他生活随便，自我放纵，且心胸狭窄，在宗教上显得过分讲究形式上的东西，然而同时他又是一个非常热情的人，“机智，友善，是本选区的一名非常出色的议员，具有一种冷面滑稽的幽默，令人发笑”。他和他的好朋友约翰·贝奇曼在一点上是相同的：两人是预备学校的同届同学，都有一个外来的族姓，不过贝奇曼决心当个具有魅力的成功者，而德莱伯格只想“混混”。显然他在私生活上常常受到上层阶级的熟人及其他朋友的资助，其中包括他的保护人伊迪丝·西特韦匀，原《每日快讯》的编辑约翰·雷纳，托利党议员、另一位《每日快讯》的前任编辑贝弗利·巴克斯特和1973年至1978年任军情六处处长的莫利斯·奥德布尔德。欧文认为德莱伯格是个具有矛盾心理的人，凡事喜欢走极端。”他非常爱国，然而希望英国由共产党执政；但又坚决反对任国。他完全排斥反自由主义的政策。“当然任何间谍都必定是双重间谍。”欧文作了总结。
　　德莱伯格本质上是一位新闻记者，尽管他花了大量时间，费了好大的劲收集了十分丰富的有关军情五处和克格勃的材料，但他并没有利用这些素材创作作品的强烈愿望。他确实关心共产主义运动，尽管他本质上是一位“咖啡馆里的共产主义者”，和莫格里奇一样，他不会十分认真地对待谍报工作。如同他与克格勃的那种无严肃可言的关系，他与军情五处也玩着各种游戏。德莱伯格喜欢海阔天空地闲聊。他发觉间谍活动不过是构成趣闻轶事的材料。不幸的是，由于一条公务保密法规，使他终于没有出版许多他原本可以讲述给我们听的东西。不过，如果说德莱伯格没能利用他的材料的话，军情五处倒是充分利用了他。


第11章霍华德·亨特
　　霍华德·亨特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柏林的终结》《哈格雷夫的欺骗》
　　以间谍生涯为素材的作品《皮特·沃德惊险小说系列》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受雇于中央情报局，接受过全面的谍报训练，长期在南美州从事颠覆活动，参与并充当了“水门事件”窃取情报的角色。
　　精彩旁白霍华德·亨特1918年10月9日出生于纽约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父亲是一名律师，后来又当了法官，亨特曾就读于布郎大学，1941年2月进入美国海军学院学习，当过海军，退役后开始写小说。他自愿为战略情报局效力，接受过全面、严格的谍报训练。正值蜜月时，他被派往墨西哥从事反共活动。在“潜入”行动中大获成功、他曾负为中情局总部处理巴尔干事务，1956年，亨特出任中央情报局驻乌拉圭首都蒙得维亚情报站站长。他曾为总统工作，曾参与“水门事件”，因而成了“水门事件”的替罪羊，并度过长达十三年的铁窗生涯。
　　偷袭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的安全保卫工作一直由联邦调查局(FBI)以及许多军事情报机构负责。1942年罗斯福总统下令建立战略情报局(OSS)——一个在军情六处指导下的业余水准的组织。及至二次大战末期，战略情报局的预算大增，他们凭着辛苦创业换来的经验博得了极高声誉。
　　(图片中情局大楼)
　　1945年，杜鲁门总统解散了该组织，代之以中央情报组，后来它更名为中央情报局(CIA)。它的任务规定为收集和评价情报，并在全国安全委员会的领导下履行其他“职责”，发挥其他“功能”。
　　美苏关系的恶化以及冷战的降临，促使中央情报局发展成了一个冷酷无情的强大机构。他在与敌对国的相抗衡中，一切秘密手段无所不用，尤其盛行的是敲诈、贿赂、暗杀和游击战。中央情报局在1961年4月猪湾惨败1961年4月17日，1200名反对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古巴流亡分子在美国政府资助、授意下，去巴西南海岸的猪湾(科奇诺斯湾)发动入侵袭击，结果遭到失败。1113名幸存者全部被俘。中出乖露丑，局长艾伦·杜勒斯引咎辞职。CIA卷入越南战争后，进一步破坏了它的形象。从那以后，CIA的活动不断遇到抨击。1973年2月水门事件丑闻发生后，尼克松总统解雇了1966年约翰逊总统任命的CIA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
　　(图片尼克松总统)
　　“梅奥”号驱逐舰上的中尉
　　1918年10月9日，霍华德·亨特出生于纽约州的一个中产阶级家庭。他的父亲埃弗里特是一名律师，后来当上了法官；由于他在佛罗里达和纽约两州同时开业，他们一家不得不轮流在两地居住，冬天在佛罗里达住，其余季节呆在纽约州，亨特的学业不免因此受到影响。亨特在诵读上有点困难，而且体质欠佳。父母亲一直鼓励他努力向上，在功课和体育上赶上同班同学。他的父亲特地给他请来家庭教师，并亲自教他拳击、钓鱼和射击。亨特是独生子，当父母亲打桥牌，玩高尔夫球，或者去哈瓦那度周末的时候，他就一人在家自行其是。1929年华尔街股市崩溃之后，亨特家的经济状况每况愈下。
　　在埃弗里特认识到他在佛罗里达的律师业务完全告吹之后，夫妇俩便带着孩子乘坐一辆伯克牌敞篷车举家北迁。那辆车在大萧条期间是他们家主要的交通工具。埃弗里特尽管债台高筑，但还是想方设法摆脱了破产的厄运。他的一个当事人，著名的风琴制造商雅各布·沃利策(后来他成为自动电唱机的开发人)请他出马帮他重整公司，因为那时他的产品打不开销路。这份工作改善了亨特家的境况。当时的霍华德虽说学业不尽如人意，却崭露出了音乐天赋，尤其是在铜管乐方面。他在高中时代和一班朋友组建了一支管弦乐队。为了赚点钱，冬天他还在十八里湾下了一种夹子捉麝鼠，把剥下来的麝鼠皮硝制后卖给西尔斯百货公司。
　　高中毕业后亨特进了布朗大学，在那里他很快适应了常春藤联合合指美国东北部的八所名牌大学。的作风。1941年2月他入美国海军学院学习。毕业后，他被分配到“梅奥”号驱逐舰上，不久升为中尉。“梅奥”号的职责是护卫可能受德国潜艇攻击的英国运输船队。
　　一次，亨特在甲板上不慎摔伤，因而不得不提前退伍，这样一来反倒使他有时间创作了。1942年他的处女作《法威尔的东面》出版了，这部以北大西洋护航职责为题材的虚构小说出版后，虽然销路平平，但是口碑颇佳。于是，路易斯·罗奇蒙特雇他撰写《时代进行曲》，并为海军训练影片编写剧本。而后，他当上了《生活》杂志驻南太平洋的海战采访特派记者。在执行各项采访任务中，他学会了驾驶水陆两用飞机。1942年，他以瓜达尔卡纳群岛的汉德森战役为题材，创作了虚构小说《黑暗的尽头》，1944年由兰登出版社出版。
　　战略情报局的招募考试
　　获得成功后的亨特不满足于现状。他不愿在海外战争白热化的时候在家摇笔杆子，于是他前往加拿大皇家空军征兵办公室报名。征兵军官认为他有希望入伍当飞行员或投弹手，尤其是因为他在海军服过役。可当他在下一个星期一上午再来填写最后的一份表格时，却惊惶地发现征兵办公室里家具已经搬光，那名征兵军官也不见了。一位秘书告诉他，美国和加拿大已经签订双边条约，两国均不得互相录用国民服役。然而，亨特没有气馁，旋即加入了美国空军，并又一次获得晋升。在此期间，他自愿为战略情报局效力，从此与美国情报机关打起了长期交道。
　　亨特进入秘密世界的第一步非常奇特。他奉命去华盛顿的克里斯廷·海里奇老酿酒丁附近与基地的十一名军官会合，然后一起乘坐一辆客车，来到一幢白色的小农舍。这幢外观简陋的农舍原来是一个情报评价中心。傍晚时分，他们得知他们将在这里接受严格的考试，以便确定他们是否适于参加特殊战争。他们还被告知他们当中隐藏着一位战略情报局的军官，此人将自始至终密切注视他们的一举一动。每一个军官都必须使用化名，但不得泄露。亨特的化名是他祖父的教名“威廉”。
　　晚饭后，军官们被带到农舍的地下室。那里布置成了一间旅馆卧室。床上放着许多东西，有从贝尔格莱德到维也纳的火车票，各种票面的钞票，钥匙，一本撕破的通讯录，衣服和倒翻的椅子——这一切给人一种有人匆忙离去的印象。这群紧张的军官考官告诉必须在三分钟之内检查完这间房间，然后退出去写下他们的分析报告。亨特得出的结论是，一个外国间谍嫌疑犯从贝尔格莱德来到维也纳，躲进一家旅馆的房间，休息了片刻之后，他倒空了衣袋。就在这时，窗外一声响，他有一种不祥的感觉，于是匆忙逃离。亨特知道他编的故事里有许多破绽，但觉得那是他在短时间里能够编造出来的最佳情节了。
　　一个参谋仔细考察了军官们的分析判断能力之后，告诉他们这道题没有满意的答案，这个场景之所以布置得自相矛盾是为了有意迷惑他们。他们多少都有些失望。以后，这些军官又接受了各种奇特的考试。有一次是在热闹的酒会之后，突然要求他们展开严肃的辩论。亨特并不急于开口，给上司留下了头脑冷静的印象。后来，战略情报局局长多诺万将军告诉亨特，该局之所以录用他，主要是因为他猜出了谁是“假”的受训军官的缘故。
　　中国之行
　　亨特不久就被派往他的第一个活动地点——中国。首先，他赴太平洋西岸卡特琳娜岛接受强化训练——内容有徒手肉搏，白刃格斗，手枪速射，撬锁术，密写术，摩尔斯密码，登山，爆破，使用日本制造的迫击炮，操作水雷及其他爆炸物，学习毒药学以及生存技巧。生存试验比预料的更为艰难，学员们必须学会使用弓箭和制作捕兽套，但是结果证明这些技巧没有实用价值，因为教员事先告诉他们，落潮后在海滩的礁石缝是可以找到大鲍鱼——一种甲壳类软体动物，也叫“海耳朵”；而且，岛上随处都能找到奔跑的野山羊。这么一说，生存试验参加者们，确信自己能够稳稳地把体重保持在失重极限(10磅)以上。可是，他们一踏上卡特琳娜岛，就惊讶地发现，那里很难找到野山羊的踪影。有一个海军陆战队队员终于逮住了一头山羊，但结果被两名教员没收了。学员们只得垂头丧气地蹚水去礁石那儿捕捉鲍鱼，然后燃起篝火烧烤。这种甲壳动物虽然十分难吃，但他们顶风冒雨围在摇曳不定的篝火边，靠它还是熬过两天。体重最多的失去了5磅。
　　在下一个训练项目里，他们领到便衣，并分成小队，奉命携带一部便携式电台潜入墨西哥，把一则密码消息发回总部。他们每人只得到一张5美元面额的钞票，不准带任何身份证。亨特的小队轻而易举地潜入了墨西哥，从蒂华纳肮脏的旅店房间里把消息发了回来，使他们犯难的是没有钱怎么回美国？他们绞尽脑汁，终于想出了一个办法：每人都给在美国的几个朋友打了对方付费的电话，请对方向他们在旅馆登记的化名电汇10美元。亨特的大多数朋友并不太帮忙，但是最终他还是和同伴们一样弄到了足够的钱。剩下的问题便是如何把电台带回去。然而，最后这个问题几乎不费周折就解决了，墨西哥海关官员心照不宣地给他们放了行。
　　(图片电台、发报机)
　　亨特在中国进行跳伞训练之后，开展了许多反日活动。广岛原子弹爆炸后，他自愿到华东的南京营救盟军的战俘。
　　巴黎姻缘
　　他回到美国后就去好莱坞编剧，不幸的是他的剧本没什么销路。他沮丧地回到纽约后却交上了好运。他创作的《比未尼之行》，于1948年出版。这本书以加勒比海为背景，是他当时最为成功的一部惊险小说，华纳兄弟公司购买了它的电影版权。
　　此后，亨特收入丰厚，生活舒适。他常常在乡村俱乐部打网球和高尔夫球，秋天去打雉鸡，到了冬天则去佛蒙特滑雪。1948年春，他萌发了重返欧洲的念头。他通过他的父亲，结识了杜鲁门总统授权负责欧洲复兴计划的保尔·霍夫曼。霍夫曼答应替他在巴黎找一份工作。亨特到巴黎后，爱上了埃弗雷尔·哈里曼大使的秘书多萝西·德·古蒂埃尔。她是一个美国公民，二次大战期间，她在瑞士为财政部的隐匿财产清查司工作，寻找纳粹藏在欧洲等地的财产。大战末期，多萝西在上海开设了财政部办事处。她曾担任过狄克·鲍威尔主演的电影《等到地球的末日来临》的技术顾问，那部电影描述的是财政部涉嫌国际毒品走私的故事。其后，她辞职离开财政部，嫁给了皮特·德·古蒂埃尔候爵，中华民国航空公司的一个飞行员。后来，她离了婚。
　　在此期间，亨特仍然笔耕不辍。1948年出版了他的《小城陌生人》。此书的平装本销售不错，并荣获了古根海姆研究基金奖。他重返好莱坞后，走红的惊险小说家身份抬高了他在影坛巨子们心目中的地位。他的剧本终于拍成了电影——但如今却早已经默默无闻了。这时候，亨特向多萝西求婚，多萝西应允了。但是，亨特的父母对这段姻缘并不热心，因为他们不了解她，而且她离过婚，还是一名天主教徒。亨特虽然深信他的双亲最终会接受这个儿媳，但是芥蒂仍然存在。结婚后他们没和长辈住在一起，在未尔布鲁克筑起了新巢。
　　亨特夫妇在佐治亚州的海岛上度蜜月的时候，一封电报命令亨特去设在华盛顿特区的中央情报局总部报到。原来他被分派到美国政府新成立的秘密行动机构“政策协调处”工作。该处在欧洲的任务主要是力图消除共产党对劳工组织、新闻界以及青年学生运动的影响，资助亲西方的高层政治家的竞选活动。
　　随后亨特被派往墨西哥继续从事反共活动。亨特夫妇的第一个孩子降生在墨西哥城。1952年秋他们又添了第二个孩子。亨特仍不停地创作惊险小说，但他的稿子往往要先经国务院和中央情报局审阅后，才能送往出版社。大概就在这个时候，他得到通知，必须定期做标准测流仪的测流试验。测试目的在于考察特工人员在性生活、金钱及海外关系方面的行为。测试不合格的人就会被CIA开除。
　　“潜入”行动
　　从中央情报局窃听共产党国家驻墨西哥使馆的惯用伎俩中，亨特得到了日后夜盗水门大楼的丰富经验。危地马拉驻墨西哥大使馆就设在美国大使馆附近的一幢公寓大楼里，亨特从使馆三楼办公室的前窗就可以看得一清二楚。在对较为重要的使馆官员实施昼夜24小时监视之后，亨特得到中央情报局撬保险箱小组的协助，拟定了一个他称为“潜入”的行动日期。中央情报局租下危地马拉使馆办公室的上一层楼面，然后设置监听哨，搭线窃听来往电话，绘制办公室的平面图。摸清了保险箱的位置，并搞到了保险箱的钥匙孔印模。亨特协助中央情报局特工收买了使馆的清洁女工，迅速复制了那个女工拥有的一把使馆后门钥匙。
　　(图片保险柜、突出密码锁)
　　“潜入”行动定在星期五夜里。使馆内的每一个人离开使馆之后均被跟踪到家，处于中央情报局的严密监视之下。行动小组凭借各种各样的监视仪器，可以准确了解全部工作人员离开使馆的时间。在晚上11点钟，一切就绪之后，一个电话打到危地马拉大使馆，无人来接电话，这就是开始“潜入”行动的暗号。“潜入”行动小组先行出发，亨特仍留在美国使馆办公室里，通过窃听器倾听他们的一举一动。“潜入”小组用不透明的黑布遮住使馆窗户，以防有人在外面发现手电光。然后开始研究保险箱。而使馆地下室里，值班人正沉醉在打牌和品味舌兰酒的快乐之中——亨特的新朋友，一个月前结识的一名间谍，输得十分大方。
　　这时，“潜入”小组复制了一把保险箱钥匙，随后先在锁眼孔内安上一架潜听扩音器，检查是否有定时锁的嘀嗒声以及隐藏的触发炸弹。当保险箱被打开后，他们先拍下一张立即成像的照片，以便翻拍完文件后能够使全部东西物归原处。泛光灯接通了使馆的电力系统，特制照相机把保险箱里的全部文件都翻拍了下来。之后，“盗贼”们把东西一一放回原处，收拾干净后取下遮光黑布，撤离了现场。
　　整个行动干净利落。拂晓时分，“潜入”行动小组已乘飞机到了达拉斯，更换身份证后回到华盛顿。中央情报局的各个部门检查完他们翻拍来的材料后，把已被危地马拉大使馆“腐蚀”的墨西哥人的名单，以及将成为使馆“腐蚀”目标的墨西哥要人的名单，一起送往中央情报局驻墨西哥城情报站。文件中还有大使所作的关于在墨西哥搜集枪支弹药情况的详细笔记，关于大使和苏联使馆接触的一份情况说明，以及大使正在分析研究的美国使馆高级官员的简况。
　　在杜勒斯麾下
　　亨特的下一个任务是在中央情报局总部内处理巴尔干事务。他认识了当时中央情报局驻雅典情报站站长，此人和王室很熟，且与希腊情报机关首脑有着极好的工作关系。中央情报局特工常常穿过希腊北部边境进入保加利亚，空中行动也往往是从希腊机场起飞，而后进入除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以外的所有巴尔干国家。进入阿尔巴尼亚的所有行动均由中央情报局和英国的军情六处共同合作，因为中央情报局认为英国方面在阿尔巴尼亚的经验比较丰富。从流亡的索古国王的贴身保镖中吸收的阿尔巴尼亚间谍，在西德受训之后，大都从意大利亚得里亚海滨的巴黎乘飞机返回本国。然而飞机频繁失事，中央情报局对此疑心越来越重。有一次，一个阿尔巴尼亚特工小组发出信号，请求运回一名受伤的组员。中央情报局决定把这个任务和空投传单一并执行。指定的会合地点是在一个峡谷里。当来接应的飞机到距离地面只有五六十英尺高度的时候，突然遭到西侧轻重武器的袭击。已经打开了舱门的飞机尽管被火力击中，但还是侥幸逃了回来，在巴黎机场强行着陆。
　　(图片飞行中的飞机)
　　1953年，艾伦·杜勒斯出任中央情报局局长。他把亨特派到危地马拉，协助推翻那里的共产党政权。已晋升为宣传计划和政治行动处处长的亨特得到指示后，把危地马拉计划置于其他所有秘密行动之上，优先执行。这个行动计划，是指中央情报局打算在西半球分支机构中建立一支半自动化的特工队伍。这支队伍拥有自己的经费和联络中心，以及不需中央情报局高层人物的关照，就能够运转起来的一条指挥链。亨特肩负的使命，就是效法成功的中央情报局特工基姆·罗斯福。后者兵不血刃就推翻了伊朗总理穆罕默德·莫萨德。他采取从心理上影响政府和百姓的手段，只是在最后的时刻才出其不意地动用了武力。
　　在警告过危地马拉市市民之后，美国飞机俯冲投下了无害的烟幕弹。中央情报局还在附近的洪都拉斯市，使用一台大功率发射机，干扰危地马拉的国家电台，企图割断人民和军政府之间的联系。一股亲美的反政府武装在卡斯蒂略·阿马斯的领导下，率先发起了陆路进攻，占领了危地马拉市，生擒政治领袖阿本兹及其追随者。倒霉的是在这次行动中，一艘正在巴里奥斯港卸货的英国船，被错误地当作一艘驶往危地马拉的捷克军火运输船而遭轰炸，结果这艘船葬身海底。
　　白宫的密令
　　1956年夏天，亨特当上中央情报局驻乌拉圭首都蒙得维亚情报站站长。杜勒斯于猪湾事件之后“退休”，1961年末理查德·赫尔姆斯继任局长之职。此时亨特已有望成为驻马德里情报站副站长。他精通西班牙语，一直想去西班牙，然而他却没有考虑到他和美国驻西班牙大使罗伯特·伍德沃德之间的矛盾。伍得沃德一直认为亨特在蒙得维亚的表现过于活跃。伍得沃德利用他的权力拒绝接纳他，亨特只得放弃了这一打算。1964年夏，正当共和、民主两党都确定了各自的总统候选人之际，亨特被邀参加更为微妙的秘密行动，他不由喜上眉梢。亨特接到了民主党斯坦利·盖因斯的“密令”，要他“激发外勤人员的创造力”，获取共和党候选人巴里·戈德沃特的竞选总部内的情报。他得到消息，约翰逊总统本人对进一步查明戈德沃特的竞选计划很有兴趣。结果，中央情报局特工常常以各种名义，从戈德沃特的总部内偷出新闻材料、论文和演讲提纲，直接送往白宫。亨特透露是白宫班底里的中央情报局军官查斯特·顾勃收下了材料。令人啼笑皆非的是，亨特说他本人是拥护戈德沃特的选民，他认为他之所以同意部下执行这项任务，是因为他没有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政治同党，而是看作一个中央情报局的职业军官，他的职责就是服从当权者的任务命令”。他说：“这是我第一次披露白宫利用特工人员对付‘内部集团’的秘密。我觉得很苦恼。”亨特承认，即使在1970年他退出中央情报局以后，他还是不改“长期职业生涯养成的毫不迟疑地接受任何我相信是白宫签发的命令的习惯”。
　　美国式的“007”
　　1964年秋，“新美国丛书”主编维克特·韦伯莱特建议亨特写一套美国式的詹姆斯·邦德系列小说，由他的出版社出版。亨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赫尔姆斯。赫尔姆斯认为，如果塑造的是一个深得人心、一贯维护国家利益、为情报机关树立勇敢无畏形象的纯美国式英雄人物，那中央情报局可以从中获得很大益处。他本人也很喜爱伊恩·弗莱明的小说，因为它的情节神乎其神。他认为007系列小说与间谍世界的关系，正如西部电影与古老的西部的关系一样，是不可分割的。他同时也很喜欢亨特的小说。亨特那时仍笔耕不辍。赫尔姆斯不是惟一鼓励作家粉饰中央情报局形象的人。艾伦·杜勒斯就曾经向作家们提供情节构思，因为他相信虽然情报机关不能公开它的成就，但是作家能够帮助它赢得人心。
　　赫尔姆斯和许多英国谍报军官一样讨厌约翰·勒卡雷的《冷战谍魂》。他认为那本小说的笔触悲观厌世、辛辣刻薄。他也像许许多多人一样，害怕勒卡雷的背叛主题，因为它会动摇谍报工作中必不可少的信任基础。赫尔姆斯认为，中央情报局对于自己人还是很有情有义的。赫尔姆斯答应亨特，他将和副局长汤姆·卡拉梅辛斯一起审阅他的每一部稿子。
　　当有人问起亨特他的皮特·沃德系列小说是不是取材于他自己的亲身经历时，他回答说他认为中央情报局不会喜欢他多嘴的。在他看来，他笔下的主人公沃德与弗莱明笔下的邦德有很大的区别。他认为弗莱明是“一个硬充内行的好心人……在我的印象中，他在战时是给当时的海军情报局局长跑腿、拎包的角色”。他根本不喜欢邦德。他说：
　　邦德的冒险活动十分荒唐。那里面找不到任何可信的东西。西方间谍机构的活动情况都不是这样。他所依靠的是性感和猥亵的双关语，诸如他把一个人物命名为“普西·格劳英语PussyGalore，意为“大量的、次数很多的性交行为。””。邦德小说全是开玩笑，纯粹的消遣作品。而沃德系列则恰恰相反，我力图严格按照现实来写。
　　亨特说弗莱明是想运用谍报理论来描绘貌似可信的谍报活动，不过他确实创造了一些当时还不存在的技术手段。弗莱明曾说在他的每一本书里，他总是只向读者提供一个可信的事件或环境，然后就开始借题发挥。亨特引用了盗窃诺克斯堡的黄金和封锁伦敦部分地区的例子以上提及的两例是弗莱明的007小说中的情节。，他认为这些情节很有趣。但是又说他自己的创作并非是为了“有趣”，因为他把间谍活动看作是生死搏斗，“没有什么乐趣可言”。
　　但是，亨特坦率地承认沃德系列与邦德系列相比，是一部失败之作：他认为弗莱明或其他任何小说家都不会把皮特·沃德系列当作一种威胁。皮特·沃德系列出版之际，正值邦德红得发紫的时候，读者似乎对美国式的邦德缺乏热情。亨特的书销路平平，他觉得原因在于1972年许多传播媒介对间谍活动颇为嫌恶：“那主要是那些传闻嘲弄贬低了中央情报局的缘故。”他认为是参议院和众议院组成的调查委员会沾污了中央情报局的名声，使它声名狼藉。
　　亨特也觉得沃德并没有帮助提高中央情报局的形象，其中部分原因是间谍小说里诞生了非英雄人物。这时候美国国内对越南战争正争论得不可开交，反战说客们得到了英国和欧洲的大力支持。所以，任何一位不合时宜的作家都会遭到唾弃。
　　被出卖的人
　　中央情报局局长理查德·赫尔姆斯和副局长卡拉梅辛斯与亨特的关系很好。在皮特·沃德系列小说写作过程中，他们只提出亨特构思的“非洲阴谋”中，有些细节泄露了中央情报局的秘密，而亨特不同意他们的看法。亨特是在处理巴尔干事务时认识卡拉梅辛斯的，当时卡拉梅辛斯是驻雅典情报站站长，后来又调到维也纳。亨特应他公私掺半的紧急请求“做过不少神速的工作，配合他在中欧实施计划。”
　　水门事件后，赫尔姆斯立刻对“臭名昭著”的霍华德·亨特退避三舍。但在水门事件前，两人每月要在俱乐部共进一次午餐，关系非同一般。亨特说他们是心腹之交，赫尔姆斯不仅把自己的离婚情况详细地告诉了他，而且还秘密地向他透露，他有希望升任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的消息。”所以，在赫尔姆斯力图与水门事件划清界线之前，我一直把他当作一个非常可靠的好朋友，”亨特说道。
　　亨特个人显然很钦佩赫尔姆斯。他说赫尔姆斯是一位出色的情报局长。亨特积极贯彻赫尔姆斯的指示，效仿他的工作方式，几乎是把他当作英雄来崇拜，这进一步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他在1980年出版的《哈格雷夫的欺骗》中回忆道：
　　他的办公桌上总是干干净净的。他与中央情报局内那些以为熬夜苦干，桌上胡乱堆满待签的文件、文件夹、电文和备忘录就能获赏识的人在动机上——其实应该说在生活态度上——有着天壤之别。
　　亨特在华盛顿的几年里，总是遵守赫尔姆斯的工作制度。除非碰巧值夜班，否则5点钟一过他就下班。他说：“尽管我们总得随时待命，但我还是觉得完成了情报局一天的工作之后，该是回家把谍报问题抛诸脑后的时候了。”
　　他用笔名戴维·圣约翰总共出版了八本皮特·沃德平装本惊险小说。但是他的第一本书一出版，情报局图书馆馆长沃尔特·福兹海默就告诉他，国会图书馆在这本书的版权卡上说明了他的真名。所以，中央情报局决定为防止国会议员提出质疑，把亨特送到国外躲避一阵子。后来亨特辞去了中央情报局的职务，成为卡拉梅辛斯手下的合同制间谍。这次他的工作地点是在马德里，1965年亨特一家卖掉了房子，搭乘一艘西班牙班轮动身前往西班牙。
　　我想这其中的缘故是我的身份在无意中暴露了，中央情报局不愿意承认，在某种意义上是他们授意我撰写沃德系列的。赫尔姆斯消息非常灵通，虽然我没发现自己惹过什么特别的麻烦，但我想赫尔姆斯可能获悉，国会中有人准备拿他大做文章，指责他在创作沃德系列小说中没有隐去这“CIA”三个字母即指中央情报局的缩写字母“CIA”。。
　　(图片白宫)
　　命中注定亨特在欧洲待不长。西班牙的工作尚未结束，他就申请调回华盛顿。因为他的儿子需要治疗，而在马德里没有良好的医疗条件。赫尔姆斯爽快地批准了，任命他为计划部西欧司秘密行动处处长。然而亨特上任后并不愉快，因为他的右翼思想与德国那些社会民主党人背道而驰。
　　为总统工作
　　亨特的长女在一次交通事故中不幸受了重伤，在医院住了三年，把家里的积蓄几乎全花光了。于是他便从中央情报局退休，另谋生路。在中央情报局就业服务处的协助之下，一家著名的华盛顿公共关系公司，聘用他为负责开拓业务的副总经理。但是这个公司最终被拍卖掉了。这时候，亨特和布朗大学的校友查尔斯·M·考尔森恢复了往日的友情。考尔森是美国总统顾问，他和白宫的关系特别密切。1968年秋，亨特渐渐看出考尔森参与了尼克松的总统竞选活动。所以，他觉得应该向考尔森靠拢。
　　考尔森和亨特常常在一起共进午餐，他们发觉彼此不仅在密谋计划上兴趣相投，而且在政治观点上也是不谋而合。1971年6月，亨特在考尔森的帮助下出任白宫顾问，并接到指示组织一项旨在搞垮前政府雇员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行动。埃尔斯伯格把有关美国插手东南亚事务的国防部文件，泄露给了《纽约时报》。亨特这一行动的目的就是扭转窘迫局面，保证尼克松竞选成功。托马斯·鲍尔斯在《守口如瓶的人：理查德·赫尔姆斯和中央情报局》中写道：“多年前，心理战专家保尔·林伯格曾盛赞，亨特是中央情报局内两个拥有非凡的‘秘密情报战头脑’的人物之一。”总统助手约翰·D·埃利希曼在1971年7月7日见过亨特之后，马上批准了考尔森的计划，当天下午他找到中央情报局副局长罗伯特·E·库什曼将军，要求中央情报局给予协助。埃利希曼对他说：“亨特日后也许会寻求您的帮助。我想告诉您他实际上是在为总统工作。他和这里的人都是老相识了。您该明白他的自主权有多大。”
　　亨特自1971年7月开始为白宫效力起，不仅策划了埃尔斯伯格行动计划，而且参与了另一个利用查帕奎迪克丑闻1969年7月18日晚，参议员爱德华·肯尼迪出席了在查帕奎迪克岛上举行的一次宴会之后，开车送一位年轻美貌的女秘书回家时发生车祸，汽车从桥上冲入水中，女秘书溺水而死，肯尼迪却活了下来，致使舆论大哗。丑化爱德华·肯尼迪参议员的计划。后来为了彻底搞臭肯尼迪家族，又利用1963年南越总理吴庭艳被杀案大做文章，发动了一场声势更为浩大的舆论运动。
　　1971年夏秋时分，亨特要求中央情报局协助他进行所有这些活动。7月22日，他来到中央情报局造访库什曼将军，请求提供特殊设备，库什曼答应了他的要求。第二天，中央情报局技术服务处的一位军官，给亨特送来一台变声仪和一栋安全住宅的居民身份证。7月28日，亨特向考尔森建议，让中央情报局搞一份埃尔斯伯格的心理简况，因为华盛顿方面风闻他的心理不稳定。考尔森找到白宫助手戴维·R·杨。杨再找到指挥链中的下一个环节——中央情报局的霍华德·奥斯本。奥斯本则去找赫尔姆斯，赫尔姆斯勉强答应了亨特的要求。第一份关于埃尔斯伯格的心理简况内容过于含糊，埃利希曼和防泄案专家小组表示不满意，因此在1971年8月13日，赫尔姆斯亲自出马布置了这方面的任务。
　　宝石行动计划
　　亨特这时候雄心勃勃。8月18日，他请求中央情报局，把正在巴黎工作的他以前的秘书借给他用一下。两天后，他先要去了一架录音机和一些假的名片；接着要了一个“安全保险”的纽约电话号码(也就是一直有人接的电话)以及赛车执照和信用卡。8月25日他又要去一套伪造工具和给高顿·林迪的身份证。
　　亨特没完没了的要求终于使中央情报局的部门官员不安起来，他们向上级汇报了他们的担忧，最后，库什曼的行政助理卡尔·瓦格纳下令拒绝亨特的进一步要求；然后他向库什曼呈交了一份备忘录，其中提到应该对亨特无休止的要求加以限制，对国内秘密行动中的器材使用应该加以严格管理等问题，并对一个名叫林迪的不明身份的人印发证件表示不满。于是库什曼给埃利希曼打了电话，埃利希曼同意停止这一切活动。
　　8月份的一天，亨特夜盗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刘易斯·菲尔丁的洛杉矶诊所。在这次行动中他起用了一个名叫尤金尼奥·马丁尼兹的古巴人。这个古巴人参与过许多中央情报局组织的秘密行动，经验非常丰富。亨特原以为万无一失，结果马丁尼兹把这一切都说了出来。水门丑闻曝光之后，赫尔姆斯虽然疑窦丛生，但仍然坚持他的应变方针：“保持冷静，不要主动说什么，因为那只会连累我们。避开这件该死的事情。”在水门案件听证会上，亨特想起了埃里克·安勃勒的一部小说《戴尔切夫的审判》。他觉得其中有一段描写特别符合他当时的苦恼心情：“对他的审判决非过过堂，而是一个经过精心准备考虑周密的程序。他必须先被搞臭整垮，然后再被当作一个罪犯来处置。”
　　(图片水门饭店)
　　亨特对此作了如下说明：退休之后，一个与CIA保持着关系的公司雇佣了他。进公司数月之后，总统特别顾问查尔斯·W·考尔森找到了他，请他担任总统行政管理办公室的顾问。考尔森告诉他，白宫需要他那种情报工作出身的人。他当时就知道他的任命是经约翰·D·埃利希曼和H·R·霍德曼批准的，他们俩都是总统助理。亨特强调说，从他开始为白宫工作起，一直到1972年6月17日第二次潜入水门大楼，他参与的活动基本上和他在中央情报局所做的相同。他说，总统创立了由人称“管道工”的防泄密专家组成的特别调查组。这个组织专门执行总统认为传统的侦查机构不适宜承担的国家安全任务。他就是这个组织的一员，并以此身份参加过追查高级情报失密的工作。这些工作包括“管道工”潜入了丹尼尔·埃尔斯伯格的心理医生刘易斯·菲尔丁的诊所。他承认那次潜入得到了约翰·埃利希曼的副手伊格尔·克洛的同意。他之所以认为必须进行那次潜入行动，是因为他相信埃尔斯伯格或他的同事，在向苏联提供机密情报。那次行动是由联邦调查局前特工G·高顿·林迪指挥，亨特协助的。
　　潜入菲尔丁诊所发生在1971年8月。及至11月，高顿·林迪告诉亨特，司法部长约翰·N·米歇尔提议制定规模宏大的间谍与反间谍计划，由林迪负责实施。于是，林迪和亨特一起编制了这个计划所需的预算。这个计划的代号为“宝石”。亨特认为，这个计划得到过前白宫助理杰勃·斯图尔特·马格鲁德和总统顾问约翰·W·狄恩的批准。以后，他声称他还得知查尔斯·W·考尔森也同意此项计划。据亨特的法庭证词称，1972年4月林迪告诉他，他们将执行“宝石”计划里的一部分：“水门行动”。他还告诉亨特，他得到一个消息（亨特认为消息来源是一个政府机构），古巴政府向民主党竞选活动提供经费。为了查明真相，1972年5月27日，水门办公大楼里发生了一起潜入民主党全国竞选总统事件。6月份紧接着又发生了第二起潜入事件。
　　13年的铁窗生涯
　　亨特最受欢迎的间谍小说是《柏林的终局》。他自己也认为那是他最为重要的作品。但是这本书出得不是时候，正值水门事件曝光之初，所以反响十分强烈。对此亨特抱憾甚深。他觉得这本书好就好在它第一次在间谍小说中刻画了“有权有势的间谍”，他们靠着显赫的社会地位，能够替国外势力左右国内事务。他是在情报生涯后期发现这一现象的，他在他的周围找到了许多那样的间谍。其中有些人就成了《柏林的终局》中的人物。这本书通过了中央情报局的审查，因为“那些掌权者当时显然认为揭露有权有势的间谍并没有什么不妥……而我自然也没有做出什么不妥之事，我认为这是一个应该引起人们警惕的重要问题”。
　　亨特后来因水门事件被捕服刑，服刑期间警方不允许他写作，对此他感到忿忿不平。他指出每一个黑人激进分子都有打字机和打字材料，而他却连一本笔记本都得不到。不过，他还是想方设法偷偷记了一本秘密日记，但在出狱后没能找到愿意出版它的出版商。在从一个监狱到另一个监狱的频繁转移之中，他一共度过了十三年漫长的铁窗生涯。更不幸的是听证会才开始，他的妻子就在一次飞机坠毁事故中丧生了。她的遇难对他不啻是五雷轰顶。
　　(图片监狱)
　　亨特当真把水门事件写进了小说。在《哈格雷夫的欺骗》中，主人公用倒叙的手法回忆起他被认定蔑视国会的往事。亨特也有过一次非常相似的经历。
　　冯比洛谋杀案的启发
　　亨特说他和英国军情六处保持着长期良好的工作关系，但觉得军情六处缺少一种目标感，在许多方面都表现得比较“保守”：
　　在真正制定策略战胜敌人之前，你首先必须知道谁是敌人。在西半球工作的时候，我十分清楚地体察到军情六处下达的命令只是搜罗经济情报，而非开展针对苏联目标的积极行动，甚至连反间谍行动也算不上。在英国情报站里经济情报至高无上。我想，鉴于大英帝国在迅速没落的时候失去了许许多多市场，因而这是可以理解的。
　　亨特认为在过去十年里，英国谍报机关大都专心致力于寻找间谍和叛徒，满足于往日的荣耀。
　　由于亨特在水门事件里声名太臭，而且他在自传里又详细描写了这一经历，所以在人们的印象里他只是写过一本自传的作家——这使他觉得特别难以忍受：
　　由于“水门事件”的原因，公众对于我的作家身份并不太认可。在某些公开场合，当采访者发现我曾经写过一本书时感到很惊奇。在他们眼里我就像一只偶然反复敲打着打字机，弄出了像《伊利亚特》那样有条有理的东西的猴子。他们所受的教育使他们把所有水门事件人物看作比查尔斯·曼森还要坏的坏蛋。所以，这是我与传播媒介难以沟通的关键所在。
　　亨特对中央情报局的“出卖行径”感到非常愤怒。赫尔姆斯口口声声说中央情报局特工是并肩战斗的，“但难免有朝一日身败名裂”。亨特不无痛苦地补充了一句。在他受审判刑时情报局根本没帮他什么忙。
　　亨特认为一个替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外国间谍也能做出优异成就，哪怕他的上级并不完全信任他。在谍报领域内，讨上司喜欢不是一个重要因素。一些最得情报局欢心的人实际上是最不称职的，他们把许多时间和精力都耗费在社交活动和招待宾客上面。
　　后来亨特对一出奇妙的音乐剧发生兴趣。这出叫做《漂亮的人》的音乐剧取材于冯比洛审判案件。克劳斯·冯比洛被指控谋害他那美丽富有的妻子索妮未遂；但终获无罪开释。亨特正在据此创作一本书。亨特在1985年11月告诉美国演艺界杂志《海报》说：“冯比洛审判是一出典型的戏剧，它具备了沙翁戏剧里经常运用的一切因素。我采纳了其中的基本情节——暴发户，富有的妻子，野心勃勃的女仆，被抛弃的孩子——并适当地作了调整。有一些人物并不是漂亮的人，但是他们一生都梦想着成为漂亮的人。”他在写作中借鉴了心灵感应来“升华小说”。
　　1986年，亨特和他的续弦劳拉携六岁和二岁的两个孩子迁到墨西哥定居。他想寻求清静的写作生活。他下定决心回避恶名声：“我真不愿再上电视谈论各种间谍活动。我也不愿就此对舆论界作出反应。”
　　霍华德·亨特在文学创作和情报工作中都做出了成就。他始终坚持中央情报局的忠心不二报效国家的观点。他塑造的中央情报局特工，都是随时警惕外国间谍阴谋破坏的百折不挠的牛仔好汉。但是在水门事件之后，美国公众和中央情报局本身都被迫重新评价这种观念。尽管亨特本人也许对中央情报局的“背信弃义”忿忿不平，但是他那替罪羊的角色已经无可挽回。


第12章丹尼斯·惠特利
　　丹尼斯·惠特利
　　作家级别★★★
　　最著名的作品《禁区》《男孩的票据》《难以忘怀的托比·朱格》
　　最重要的间谍活动军情五处的准间谍。做过极为枯燥的监视工作。
　　精彩旁白丹尼斯·惠特利1897年1月8日生于英国，毕业于达利奇学院，曾在皇家海军教练舰上工作。1914年到父亲的酒店做事，当过总经理，1931年后开始写作、是老牌间谍马克斯韦尔·奈克的挚友。《犯罪档案》以纪实的手法，引起相当广泛的关注，并给他带来声誉。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际，军情五处的部分机构已搬迁到沃尔姆伍德·斯克鲁布，那是个已被废弃的监狱，它极易成为轰炸的目标。如果挨上一颗炸弹，就会毁掉数千份嫌疑犯的档案。后来，军情五处的转移到伦敦市中心的圣詹姆斯街，丹尼斯·惠特利的妻子琼被安排在那儿，负责给公务用车配加汽油，而他与前妻所生的女儿黛安娜，在那儿当档案管理员。黛安娜的兄弟比尔·杨格则在马克斯韦尔·奈特的军情五处B5(6)工作，这个保密性极强的部门，设在泰晤士河畔的海豚广场一侧。似乎成为学桌上谈论的。
　　不成功的商人
　　丹尼斯·惠特利是个多产的作家，脑子里有许多非常奇妙的想法，可惜被落入窠臼的写法糟蹋了。他极善于替自己做广告，和马克斯韦尔·奈特一样，他对秘学甚感兴趣。他们两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成为密友，那阵子惠特利为了进军情五处的B5(6)部门（比尔·杨格已在那儿当上了军官）一个劲地请求奈特吸收他。但颇有心计的奈特，怎么会让如此盛气凌人的人进他的部门呢？为了安抚惠特利，奈特请他做些外围工作。这些外围工作，同时也为他的创作提供了素材。
　　惠特利生于1897年1月8日，毕业于达利奇学院，后来在英国皇家海军教练舰“武斯特”号上工作，马克斯韦尔·奈特也曾在“武斯特”号上干过。1914年他进父亲的酒店做事，但不久便应征入伍。因在法国中毒，1919年惠特利作为伤病员退役回家，重新做酒店的生意。1926年他终于当上了总经理。惠特利非常自信、固执，喜欢支配人。1931年，当家里的生意陷入经济困境时，惠特利不得不开始了后来成果丰硕的写作生涯。
　　惠特利的第一部惊险小说是以苏联为背景的，1931年出版，书名为《禁区》。虽然评论家辛辣地贬低他为过时的少儿探险小说作者，但他后来的几部惊险小说，销售量直线上升。尽管他写得很糟，然而他为写作也做了大量研究工作。1936年他与记者J·G·林克斯联名·在报上介绍了他的作品《犯罪档案》。在这部小说里他为了提高真实性、可续性，把警察局里的档案材料、信件和线索等等素材一一照搬买来。这种纪实的手法，引起了人们的普遍关注。
　　圈套
　　30年代后期，惠特利向读者介绍了他的第一位间谍人物，格雷戈里·萨勒斯特。萨勒斯特的不少冒险经历，取材于马克斯韦尔·奈特讲给他听的许多有关军情五处的轶事趣闻。这个主人公的原型是戈登·埃里克，他是惠特利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战友。他的结局富有神秘色彩。
　　1918年战争结束后，数以千计的索赔单，从各生产制造厂飞向各有关部门，索要已经制造完成的机械配件的赔款。戈登是个企业家，他看准机会，离开了部队，而让他的朋友比尔·戴尔留在空军。他们制定了可谓天衣无缝的秘密计划。戴尔的任务是审查索赔单，并确保索赔成功。同时，戈登开始在伦敦和各地建立一些零配件供应商行。这套行动计划包括开立银行账号、印刷信笺、安装电话和雇佣一名秘书，并为其他还虚设着的部门配备人员。每设立一个商号，戈登就向空军部寄一份有具体索赔金额的索赔单，要求赔偿根本没有开工过的生产损失。戴尔为此疏通渠道。戈登很快会收到赔款支票，几星期后，这家商行就迅速关闭了。戈登所冒的风险和他充满魅力的个性，使他成了惠特利笔下的一个超级间谍，出现在小说《男孩的票据》中。惠特利添加的神秘色彩使这人物更具感染力。
　　惠特利与戈登越来越亲密，甚至女朋友都互相换来换去。他们一起去夜总会，尽情享受着青春的欢乐。他为戈登大胆的诈骗行为找到了开脱之词，甚至有效地消除了自己对他们犯罪性质的疑虑。可是后来戈登突然失踪了，好像从地球上消失了。过了一段时间惠特利终于发现了他的全部秘密。
　　失踪之谜
　　对空军部行骗之后不久，戈登和他的同谋者戴尔，在萨里靠近珀利的地方，买下了一座已被遗弃的马厩。他们计划烧了它，然后向保险公司索要保险金。一天晚上，戴尔凭借浓重的暮色做行动前的准备工作，而戈登为了给自己制造一个不在现场的借口，那晚有意与惠特利和他未婚妻南希聚会。晚会一结束戈登便驱车前往马厩，放了一把火。然而，尽管他们计划得非常周密，但保险公司对此表示怀疑，拒绝赔偿。几天后戈登重返火灾现场，想找出受到怀疑的原因。此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过。
　　(图片火灾现场)
　　第二天早上戴尔出现在惠特利的办公室，神情非常不安，急切地想知道昨晚戈登为什么失约。同一天晚些时候，戈登的女朋友也来找惠特利，因为昨夜他没回她那儿。她焦急万分，心急如焚地打听他可能去了哪儿。在她的一再要求下，惠特利很不情愿地驱车前往戈登存款的银行，在那儿经过长时间地与银行经理软磨硬缠，惠特利终于发现，戈登和戴尔开有一个共同的账号，存有数千英磅，而且还发现戴尔不仅取走了全部存款，而且已取消了账号。心绪纷乱的惠特利去了警察局，但是警察也帮不了忙。每天都有人失踪——常常是出于本人自己的意愿。绝望中惠特利雇佣了一名侦探，尽管他这么做时，心里有不少疑虑，因为他估计戈登的过去可能经不起细查。然而几个月下来，侦探竟一无所获。烦燥的惠特利推测，他那诡秘的朋友可能出于某种罪恶的动机已去国外。后来他的一位朋友说在马德里看见过戈登，他对自己的这种猜测更是确信无疑。
　　离奇的梦
　　十八个月后，戈登的父亲做了一个离奇的梦。梦中他看见自己儿子的尸体躺在一口井里。他对这一梦幻如此清晰地印在自己的脑子里感到万分惊恐，所以他坚持要警察陪同他前往被烧的马厩现场，他确信那口井就在那儿。果然，很快就找到了戈登的尸体，和梦境一模一样，他后脑中了一枪。受到震惊的惠特利认定罪犯是戴尔，一切迹象都表明他有谋财害命的作案动机。但没有确凿的证据，无法逮捕他。
　　(图片手枪和尸体（男人的）)
　　然而，一年后此案竟得到了公正的裁决。因为一起地方上的诈骗小案牵涉到戴尔，所以警察前去讯问他。做贼心虚的戴尔以为警察是为戈登谋杀案来逮捕他的，逃到楼上拔出手枪自杀身亡。这样的结局不无讽刺意味。
　　新闻界乘机对此案大做文章。《世界新闻报》率先作了如下报导：
　　伦敦警察厅刑事部侦探，在萨里的一个育马场上，从一口污秽不堪的井内，捞出一具衣冠完整而枪伤痕迹明显的尸体。
　　在有陪审团参加的调查死亡原因的听证会上，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这是一具去年年初在育马场失踪后没再露过脸的年轻人的尸体。
　　六个月后，在一家海边旅馆里，他的搭档——一个生活坎坷经历奇特的人——为了拒捕，扣动手枪扳机，将自己打死。
　　在这两起事件之前，育马场已被大火烧毁，而旅馆那位开枪自杀者，在一起牵涉到巨额保险金的诉讼案中败诉。
　　虽然听上去它像是虚构的，令人难以置信，但实事上，上面所提及的那具尸体，确实是凭着一个父亲的不祥预感才找到的。
　　惠特利最初就是在戈登——戴尔谋杀案的基础上，尝试写作非虚构性作品的。
　　特制的手杖刀
　　1935年，惠特利的灵感又被另一位朋友激发，这一位朋友比戈登更令人生畏。
　　乔治·希尔是一位非常出色的间谍，但他总被声名狼藉的悉尼·赖利压住出不了头。希尔的父亲是一位经营有方的商人，他在俄国做生意，希尔也在俄国度过了童年。他讲一口流利的俄语，曾去世界各地旅游，并在莫斯科建立了自己的贸易业务。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他正在不列颠哥伦比亚省作市场调研旅行，他随即加入加拿大轻步兵。以后被派往法国做情报工作，在那儿他被一枚手榴弹炸伤，于是回到伦敦陆军部。1916年希尔被派往希腊的萨洛尼卡，负责报告敌军调动情况。随后他在皇家空军部队里学会了驾驶飞机，成为首批在敌军后方空降特务的飞行员之一。1917年7月，上级命令他参加在俄国的皇家空军代表团。但后来他发现代表团已撤到莫斯科，而东线的行动大大减少，于是希尔去了设在莫吉列夫的俄军统帅部。
　　在莫吉列夫期间，富有传奇色彩的希尔声称自己遭到几名德国特务的伏击，但当他们快逼近他时，他猛然挥起手杖。正如他所预料的，一名袭击者伸手来抓，结果发觉自己攥住的竟是手杖刀的锋利尖头。这手杖刀是伦敦蓓尔美尔街上的威尔金森铸剑店为希尔特制的。希尔在他的自传《侦察地形》(1932)中详细地描述了一名攻击者抓住刀鞘的那一刻：
　　我猛然抽回轻剑般的刀，随即往前刺去，一刀刺中那名男子的一侧。他惨叫一声倒在人行道上。他的同伴发现我进行抵抗，而且还带着武器，便逃之夭夭；我则边退边摸我的左轮手枪。那个被我刺伤者摇摇晃晃地溜了，留下我的刀鞘扔在地上。我走回去把它捡了起来。那把手杖刀因而被我一直保存着。
　　(图片手杖或手杖刀)
　　列宁签发的通行证
　　希尔下一个任务是和一名加拿大工程师重建俄国铁路网。为了有效地开展工作，他们的指挥部设在一节豪华的客车厢里，这节车号为451的车厢，原属于沙皇的母舰玛丽亚·费奥多罗芙娜皇后，车厢内设施齐全，应有尽有。其中包括一间连有起居室的贵宾卧室，一间餐厅兼游艺室，一间盥洗室，一间食品储藏室和五个双层卧铺。以451号车厢为基地，希尔和他的工程师同事前往彼得罗格拉德，成为首批进入布尔什维克总部的同盟国军官之一。随后在一群工人的帮助下，加上列宁亲自签发给他们的通行证，希尔开始大规模清理遭战争破坏的铁路网络。为了疏通铁路线，他甚至有惊人之举：将火车掀翻到路堤之下，从而使食品能被送到彼德罗格拉德数千名饥民手里，各种物资能被运往俄国军队。俄国军队正在试图阻止德军从乌克兰挺进。
　　和戈登一样，希尔也是一位白手起家的企业家，他喜欢吹嘘自己的经历。尽管惠特利本人也很自负，但他还是很有耐心地听他侃侃而谈。他在第三卷自传中写道：
　　乔治·H·希尔，人们大都叫他彼得……是我遇见过的最有趣的人物之一。他是个英国人，然而出生在爱沙尼亚。他父亲曾是那儿的一位木材出口商。他在年轻的时候进入我们的特务机关工作，他的代号是IK8。由于他能使用两种语言，所以被派往俄国。当布尔什维克掌权时，先是我们的大使被召回，随后作为英方代表留下来的作家，才华横溢，极具魅力的罗伯特·布鲁斯·洛克哈特也奉命回国。这样，彼得就成了英国政府了解布尔什维克情况的惟一消息来源。他作为特工经历的冒险活动极富传奇色彩。
　　但这有些言过其实，因为即便是最精彩的趣闻轶事，希尔也喜欢添加些虚构的成分。他曾到处吹嘘，是他负责从罗马尼亚私运出俄国皇室的。
　　三重间谍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希尔落魄了。他和他的妻子多萝茜以大篷车为家，住在萨塞克斯郡一个农场主的庄园里，过着一种较为平淡的生活。他惟一可靠的经济来源，是为拍摄俄国影片的电影公司当顾问。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惠特利初次与希尔见面。希尔在以惠特利的小说《禁区》改编的影片拍摄过程中提了一些意见。这部1931年出版的惊险小说是以伊斯坦布尔为背景的，而希尔对这座城市非常熟悉。希尔常常躺在惠特利的沙发上喝着威士忌加苏打，惠特利则坐在桌旁笔录有关伊斯坦布尔和伊斯兰教的风俗习惯。
　　1941年希尔被召回莫斯科，并被任命为准将，负责与苏联内务人民委员会联络，分管在莫斯科重建军情六处情报站的筹备工作。菲尔比在他的《我的无声战争》中回忆道：“(他)不是一般的大腹便便，看上去就像索格洛的国王，只是光秃秃的脑袋上没有顶着王冠。”惠特利在《饮料和墨水》中描述道：“他后来被任命为莫斯科S·O·E使团的团长，在那儿俄国人兴高彩烈地欢迎他。他们对他的一切都了如指掌。经过安全检查，发现他在莫斯科的会议室内，有好几处设施可造成严重泄密。
　　希尔声称第二次世界大战斯间他在俄国是个传奇人物，并绘声绘色地叙述有关皇室的故事。他说他还蹚水越过一条快要结冰的俄国河流去炸毁一座桥梁；后来又从苏联秘密警察手里，救下了一名美貌的犹太女人，他把她藏在他的浴室里。不过这些并非一定真实。但也有谣传他是三重间谍，把情报出卖给英国、俄国和德国。据说有一次他甚至要求给他一颗价值2万英镑的钻石，用以贿赂内务人民委员会的一名女特务，当时她正和他同居。但这种可能性不大，尤其是内务人民委员会的特工人员不会答应做他的情妇，除非她从他那儿听到了特别有价值的情报，而且英国方面对他是否会委以重任，也很值得怀疑。不过，至少他向德国方面传递情报是有可能的，因为他被委任为德国阿波利纳里斯矿泉水公司的总经理；而且分给了他一大幢房子和配有司机的梅塞德斯牌轿车。三年后为了表彰他对工业所作出的贡献，德国政府授予他一枚德国勋章。晚年他是在德国豪华舒适的环境中度过的。在惠特利看来，这个结局对他的一生来说充满异国情调，因为印在他脑子里的，是生活在萨塞克斯郡田野上的希尔。他认为希尔是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间谍。他们俩的关系使人联想起奥布里·赫伯特和约翰·巴肯之间的关系。惠特利在自己的间谍小说里，写进了许多经过希尔大肆渲染的情节复杂惊险的故事。
　　神秘的魔法大师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已与第二个妻子琼结婚的惠特利成了马克斯韦尔·奈特公寓的常客。惠特利和奈特都对人称魔法大师的阿莱斯特·克劳利产生了兴趣。最初，惠特利是通过汤姆·德莱伯格认识克劳利的。克劳利和惠特利夫妇共同进餐过几次，他向丹尼斯透露了许多巫术，供他写作用。惠特利觉得他不仅有趣，而且人也不坏，但德莱伯格警告过他，克劳利曾在西西里岛北部搞过一个撒旦团体，而在那儿有些孩子参加了撒旦团体后，便莫名其妙地失踪了。还有一件十分可疑的事发生在巴黎。为了使异教神潘复活，克劳利在巴黎左岸地区的一家旅馆里与他的一名信徒，名叫麦克阿莱斯特的男子共度了一夜。第二天早上人们发现他们俩浑身赤裸，但麦克阿莱斯特已经死了，而克劳利蜷缩在一角大声嚎叫着。他被送进了一家精神病院，四个月后被放了出来，而麦克阿莱斯特的死因始终是个谜。
　　(图片潘神或随便一个希腊神)
　　(图片巫师，魔法符号)
　　德莱伯格讲的传奇故事令惠特利和奈特着迷，但遗憾的是克劳利本人却很令人失望。已步入中年的克劳利衣着考究，言谈举止像个牛津大学的研究员。他做感恩祷告时，把拉伯雷的一句话“你爱怎么做就怎么做”改说成“你爱做的就是法律”。奈特显然对这种冲着克劳利来的恶意中伤的谣言感到困惑不解。奈特觉得他即便有些古怪，但外表和善，像个做学问的人。惠特利则仍然希望这位魔法师在身上显露出更多的妖气。不过奈特和惠特利为了揣摩研究魔法，给创作提供素材，还是出席了克劳利施行秘术的仪式活动。“两人提出拜他为师，克劳利收了这两个学生，”奈特的侄子哈里·史密斯这样对我说，“但我叔叔一再强调他的兴趣——也包括惠特利的——是纯学术性的。”
　　流言蜚语
　　渐渐地，奈特的间谍活动开始渗透进惠特利的生活。他们毫不忌讳地进行书信往来，根本不在乎是否有人会揭发。其中有一封信谈论了对达延顿学院的监视。这是一所设在德文郡的进步学校，也是一个音乐中心，由伦纳德和多萝茜·埃尔姆赫斯特主办。多萝茜第一次结婚所生的儿子迈克尔·斯特雷特在1940年被布伦特发展为苏联间谍，当时他还是个在校大学生。达延顿学院激进的环境被奈特认为是培育共产主义的土壤。这些素材激发了惠特利写一部以萨勒斯特为主人公的小说，但始终未写成，虽说后来这一主题用在《难以忘怀的托比·米格》中了。奈特夸大其词地向他介绍了达廷顿学院的日常生活。在那儿学生们显然受到这样的鼓舞：任何课只要他们有兴趣去听，就可以去；同样如果他们不想去，也可以整天躺在床上。奈特还向惠特利透露过外面的流言蜚语，说是有人怂恿学生去一幢已被毁坏的教室参加邪恶的大会。这成了惠特利小说的理想情节：萨勒斯特的老板佩利诺雷将派他去德文郡调查。
　　引狼入室
　　1939年初，奈特要求惠特利雇佣一名奥地利难民，名叫弗劳·弗里德尔·盖特纳。她将伪装成惠特利夫妇的兼职研究助理，而实际上她得到指示向奈特汇报德国侨民在英国的各种活动情况。弗里德尔·盖特纳有一个妹妹十分体面地嫁给了少将斯图尔特·孟席斯爵士(军情六处的首脑)的弟弟伊恩·孟席斯。但她自己实际上是个双重间谍。德国反间谍机关1938年在她来英国之前就已吸收了她。奈特已从其他渠道掌握了这一情况。他在写给惠特利的信中谈及弗里德尔·盖特纳时，流露出他乐意追求戏剧性的东西：
　　亲爱的丹尼斯：
　　非常感谢你4号的来信。这封非常有趣的信实质上很有用处。假如你还想起什么新闻，而且也愿意让我知道的话，我会非常感激的。
　　11号这一天恐怕我仍然没有把握，但你至少能理解我是怎么被安排在这个岗位上的。
　　至于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那笔特殊生意，我想我很乐意在下周早些时候将我的朋友带来见你，但我认为来之前我们应该再谈一次，因为它不仅对这个计划是必不可少的，而且对她获得心灵上的平静也是非常必需的。不应该让她怀疑这份工作是没有任何实际意义的。如果近日有空的话我会打电话给你的，看看我们能定下些什么。
　　共祝1939年万事如意。
　　你忠实的
　　马克斯
　　1月11日之前弗劳·盖特纳与惠特利夫妇相见了，但奈特从未告诉他，她是一名双重间谍。
　　我亲爱的丹尼斯：
　　我非常想说，万分感谢你，因为昨夜我们讨论的那件特殊的事情给你带来了许多麻烦，而且你以极其聪明的方式给予了合作。我必须说，经过昨夜的会谈，我得出这样一个结论：当你把注意力转向文学的时候，情报部门就失去了一次良机，虽然我猜测文学的报酬可能要比搞阴谋的行当高出许多！
　　我衷心希望这事业能像你所期望的那样获得真正的成功。我惟一担心的是在获取所需的资料方面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不过，我相信会有办法解决的。
　　同时你当然应该接受我真诚的谢意，而且你又有了一位朋友加丹尼斯·惠特利迷！
　　最美好的祝愿。
　　你忠实的
　　马克斯
　　这种坦率的书信突出地表明军情五处是多么的疏忽和多么的不成熟。
　　1939年3月前，弗劳·盖特纳已愉快地在惠特利的家里落了脚。惠特利在他第三卷自传里写道：“以后的数月里，她大部分时间都在为我翻译有关纳粹头子的报道：他们的早期活动、背景和上台情况。这些资料对我的格雷戈里·萨勒斯特间谍系列小说非常有用。”
　　“编外”特工
　　比尔·杨格当时已是兼职办案官员了，奈特又打算给他一份军情五处的稳定工作。1939年7月奈特写信给惠特利：
　　我们的办公室可能会有个空缺，大概是临时性质的，年薪300英镑。这是为人们称之为战争或危机时期特设的一份工作。说它是临时性的，那是指如果形势突然极可喜地向和平方向迈出一大步，局面看上去真的像要稳定下来了，那我们当然有必要消减人员，而最不适宜留下来的人自然得首先离去。我以为这工作对今后从事其他职业是一次极好的锻炼，而且我知道接受一份与我们共事的工作，不会妨碍比尔的名字将来重新出现在其他职业的花名册上。
　　对此你以为如何？好处在于比尔会觉得自己正在从事某种有益的工作，并在获得经验。当然不可能说准什么时候在其他岗位上会有空缺。假如你愿意回信让我知道你个人的看法——换句话说，假如你和琼没有异议的话——那我将积极争取把比尔的名字提上去。
　　关于我们共同的女友，我是否可以这样认为，如果我按照惯例给你们家寄现款，启封处理邮件的是你的秘书？我是否可以直接和我们的朋友结账，并说那是你要求我这么做的？
　　我希望你休息得很好，并能享受比我们这儿要惬意的天气。我们这儿天气糟透了。
　　你忠实的
　　马克斯
　　随着战局的日趋紧张，他们的友好关系反而得到了加强。也许是因为惠特利为盖特纳提供了掩护，作为报答，奈特让邮电总局在惠特利家的地下室安装一条直拔电话线，万一他们遭到轰炸，不幸被埋在下面时还能保持联系。
　　但惠特利仍然不满意自己所处的位置。他渴望更为直接地参与军情五处的活动。他与弗农·凯尔(军情五处首脑)有私交，惠特利在写马歇尔·伏罗希洛夫传记过程中得到过凯尔的帮助。但奈特告诉他，没有“适合他潜能的”位置空缺着。不过惠特利仍然满怀希望：“需要我的时刻肯定会来临的，也许很快就会有一份能充分发挥我才能的工作。”然而奈特提醒他，由于战争和灯火管制的缘故，正常的娱乐活动都停止了，所以成千上万可能在难民营、医院和家里的人们，全指望他能不断地让自己的惊险小说问世。惠特利的愿望仍然没得到满足，直到一年后，当他向陆军部提交了有关战争的论文时，情况才有了些好转。他在文章中概括了各种战术防御的策略，以防德国入侵。陆军部对此非常重视，但未重视到足以使他实现登上战争舞台的愿望。不过由于联系越来越“密切”，惠特利的边缘性活动也丰富多彩起来。
　　戈林的口信
　　霍——霍(威廉·乔伊斯)勋爵在1939年8月逃往德国之前，曾作为宾客在惠特利举办的宴会上受到主人的欢迎。他是一位名叫W·H·泰洛的法西斯主义同情者带来的。泰洛曾帮助惠特利做过校对工作。惠特利告诉奈特，乔伊斯大谈德国，对惠特利的小说未能在那儿出版深表遗憾。他说这是因为惠特利的雷希莱公爵系列小说中的一位主人公西蒙·阿伦是一位犹太人。但尽管如此，戈林仍是惠特利小说迷，并热切地希望惠特利访问德国，最好在乔伊斯的陪同下前去会见纳粹领导人。
　　乔伊斯在奈特袭击他公寓之前几分钟逃脱了。奈特在现场发现了一只文件夹，里面夹着各种有关惠特利的报告副本，正本已被乔伊斯送往德国。乔伊斯在其中的一份报告中写道，惠特利可能有些问题，因为他有一些犹太朋友；但撇开这点，他在入侵后充当合作者是很有潜力的，没准能成为伦敦西北地区的一流地方长官。要是没有奈特的庇护，这份鉴定报告会使惠特利在整个战争期间受到怀疑。
　　可疑的女人
　　1939年秋，奈特要求惠特利监视一位名叫维基的匈牙利妇女。英国情报机关认为她是一名德国间谍。惠特利早就在一次鸡尾酒会上认识了她。既然有机会让他参与军情五处的活动，他当然高兴，于是欣然接受。奈特告诉他，战争爆发前一刻她嫁给了一个贵族，目前住在梅弗尔。她的丈夫是一位皇家空军军官，正驻扎在那儿。据说战前她是一位富有的犹太人军火巨商的情妇，现在这位巨商住在一条中立国的轮船上，往来于英国与欧洲大陆之间。奈特声称，他掌握的证据足以判这位军火商绞刑，但军情五处没有权力逮捕他，即使他的船停泊在英国港内。惟一所能做的是严密监视维基，防止她向她的旧情人传递情报。
　　奈特以他通常的令人信服的方式向惠特利讲述了这一似乎不大可能的事情。尽管惠特利觉得有些牵强附会，但他还是接受了任务，因为维基会提供一种他写惊险小说时恰恰需要的马塔马塔：德国间谍。详见12章内注释。色彩。于是他以帮助她找一位出版商出版她的回忆录为借口，邀请维基参加他的鸡尾酒会。陪伴她出席这些宴会的始终是一位头发乌黑的匈牙利裔男爵夫人，据说她也是一名纳粹间谍。惠特利给她起了个绰号，叫“黑牡丹”，在他第四部格雷戈里·萨勒斯特惊险小说中，以她为原型塑造了一个角色。这部小说就以这绰号为书名。惠特利还请了两位社会名流，来监视这两位可疑的匈牙利女人。他们是查利·伯金和邦尼·塔特索尔上尉。邦尼尤其管用，他结交三教九流，足迹遍及全世界，曾是《每日邮报》“花花公子”栏目的作者，目前在思尼斯基伦重骑兵部队服役。
　　1936年12月，维基自己也举行了一次宴会。受邀请的宾客中，有土耳其大使。这位大使在晚会上告诉惠特利，他认为希特勒会在春季征服法国，然后入侵英国。惠特利针对他的悲观论调反驳道，国王与内阁成员会随海军撤退到加拿大，仅此而已。战争将在英帝国的前沿阵地上继续开展。同时他说美国也会来援救的。而俄国在后方也将伺机而动，他看不出希特勒有任何取胜的可能性！这话一定引起了这位大便的深思。在宴会上兜来兜去的宾客中，有几位军情六处的特工人员。除了丹尼斯和琼·惠特利以外，还有比尔·杨格和他的姐姐黛安娜，弗里德尔·盖特纳、邦尼·塔特索尔、查利、伯金、奈特本人以及其他人。有这么多情报官、特务和联络员在场，毫无疑问神秘的维基受到了严密的监视。当然惠特利也在收集精彩的素材。
　　(图片两个穿晚礼服的女人的背影)
　　除开格雷戈里·萨勒斯特，惠特利还塑造了一个早期间谍罗杰·布鲁克。在1947年首版于英国的《罗杰·布鲁克的足迹》中，十六岁的布鲁克逃离英国皇家海军，在法国当了一名间谍，后来成了拿破伦的密友。一路上奇遇不断。布鲁克这个人物很可能是以法国间谍卡尔·舒尔迈斯特为原型的。舒尔迈斯特后来成了奥地利陆军元帅麦克手下的情报头子。
　　惠特利有幸与戈登、希尔、奈特以及克劳利建立了友谊，从他们那儿获得了极丰富的素材。这些趣闻轶事，加上他自己的认真探索、性内容的充分利用和冷嘲热讽的幽默，使他的小说具有独特的风格。然而一直使惠特利深感遗憾的是他始终未成为一名专业的英国情报机构的特工人员。
　　惠特利的小说至少可以说是很有特色的。无法避免的是，他过于夸张地描绘了他从奈特和其他人那儿获得的素材。这令人深感遗憾，因为他本可以更加巧妙地利用他所掌握的素材，写出一些重要作品来。


第13章莱恩·德顿
　　“沃尔克夫”案件
　　莱恩·德顿从未为特务机关工作过，但一次发生在他身边的意外事件使他产生了创作灵感，写出了许多间谍小说。
　　德顿1929年出生在埃奇韦尔大道的一所济贫院。他父亲既是坎贝尔，道奇森的私人司机，又是不列颠博物馆图片资料的保管员。他母亲则在道奇森家当厨师，她还为前白俄法西斯主义的狂热分子安娜·沃尔克夫做饭。一天夜里，英国特别行动部接到马克斯韦尔·奈特的紧急指令，前来逮捕沃尔克夫，德顿记得当时一群身份不明的人是乘着普通轿车来的。沃尔克夫默默地随安全机构官员走了。他们把她带走后，一种从未有过的空虚感袭上他的心头，对此德顿记忆犹新。很久以后，他才知道沃尔克夫和泰勒·肯特被指控犯有窃取罗斯福和邱吉尔两人之间函件副本的罪行。
　　德顿认为作家与间谍之间有许多相同之处。他有意装出一副平庸的样子，这样他在观察的时候不会引起旁人的注意，在偷听别人谈话时不会招来别人的怀疑。他始终与他虚构的间谍生活在一起，精心安排他们生活中的每一细节。写作期间，他完全沉浸在他虚构的世界里，不允许有任何干扰。这种全身心的投入，使得他写出了非常生动的作品。德顿不仅真实可信地以曲折复杂的情节吸引了读者，而且对房间、膳食的描写也非常细致，从而使读者犹如身临其境。
　　“无名英雄”
　　“间谍”加作家的德顿在生活中扮演过各种角色。他离开学校后先当了一名铁路职工，后来加入皇家空军为国家效劳，不久又成了一名摄影师。随后他进了伦敦圣马丁艺术学校，并升入皇家艺术学院；毕业后去了纽约，成为一名插图画家。回到伦敦后，在一家广告公司任艺术指导。德顿对广告行业中的激烈竞争极其反感，于是他在1960年去了杜多格恩，并写出了第一部惊险小说《伊普克雷斯档案》。这部一出版就引起轰动的小说，主要描写一位无名英雄，怎样参与营救一位生物化学专家。这位专家途径黎巴嫩前往苏联时被绑架了。这部小说在拍成电影时，才给这位无名英雄取了一个名字——哈里·帕尔默。帕尔默是一位来自伯恩利的年轻工人，他喜欢烹调和小妞，是个与詹姆斯·邦德截然不同的人物。在情节上，任何一位间谍小说家都没有他写得如此真实可信。书中没有詹姆斯·邦德的那种豪华场面和飞车表演，取而代之的是东柏林的丑陋形象、出卖灵魂的卑鄙行为和幕后操纵的冷战政治手腕。
　　继1962年出版了《伊普克雷斯档案》之后，德顿又写了十六部惊险小说和三部非虚构性著作。他不喜欢抛头露面，虽然他极有魄力，才智过人，且富有魅力。他早期的间谍小说大都涉及工人阶级的道德观念，后来的作品更多地带有中产阶级的观点。他创作的三部曲《柏林游戏》《墨西哥同伙》和《伦敦对手》中，塑造了一个主人公伯纳德·桑普森，他在政府机关里坐了五年冷板凳后，上司才决定派他去东柏林工作。这不是一个十全十美的人物。三部曲中发生的许多事情也证实了桑普森的看法：任何事物和任何人都不可能是完美无瑕或一无是处的；人人都有野心，但到最后人人都被出卖。德顿认为人们只重视婚姻上的背叛。
　　真假难辨
　　德顿对科学技术儿并不在行，但他对书中的一些技术问题钻研得很深。他非常正确地告诉了读者，如何窃听电话，如何破译密码和如何潜水进入沉入水底的潜水艇。在1967年出版的《奢华的坟墓》里，德顿伪造了几份绝密文件，声称是几封白宫与当时的首相哈罗德·威尔逊之间有关核机密的信件。实际上这是在暗示沃尔克夫事件。当德顿伪造的文件被美国海关官员查获时，竟惊动联邦调查局！事态的发展渐渐失去了控制，有趣的是，后来有一个斯拉夫人，在一个垃圾箱里发现了其中的部分文件。虽然他认为这些文件不是真的，但他还是去了联合国大厦，把它们交给了一位俄国官员，并索要10万美元的报酬。那个俄国人非常严肃地答道，没有上级的批准他不能付钱给他。那位斯拉夫人这才知趣地收回了这一要求。
　　德顿的小说一直很畅销，并受到广泛的好评。著名的侦探小说家、散文作家和评论家朱利安·西蒙斯对德顿评价极高：“他在对特工人员短暂而又充满危险的一生进行再创作的同时，揉进了抒情的成分……这种写作风格使德顿成了诗化间谍小说的艺术家”。和前面的几位作家一样，德顿认为作家是间谍加观察家。假如他和本书介绍的其他作家一样，也有机会涉足谍海的话，那他会成为一名精明能干、富有想像力的特工人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