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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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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社会思想史
西方社会思想史于

著复旦大学出版社
西方社会思想史
AHSTORYOFWESTERN
SOCIOLOGICALTHOUGHT
于 海 著
目1录
目  录
第一章 绪论………………………………………………………1…
11为什么要研究社会思想史………………………………1…
A12社会思想史研究什么……………………………………7…
A13怎样研究社会思想史…………………………………1…7A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2…521智者学派:社会分析的最初尝试……………………2…5A22柏拉图:理想国………………………………………3…8A23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4…6A24城邦制度的背景与城邦社会学的视野………………5…4A25斯多葛主义:大一统世界的社会思想………………5…7A26罗马斯多葛主义的社会思想…………………………6…2A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6…731奥古斯丁: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6…7A32托马斯。阿奎那:天恩与人性………………………7…8A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8…741文艺复兴的社会历史背景……………………………8…7A42马基雅维里:政治与道德相脱离……………………9…2A43布丹:主权论…………………………………………9…7A44莫尔:乌托邦…………………………………………1…00A45宗教改革………………………………………………1…02A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1…0651近代自然法:历史遗产与时代特征…………………1…06A
2西方社会思想史
52自然法学说的人性观…………………………………1…13A53自然状态………………………………………………1…15A54社会契约论……………………………………………1…21A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1…2561启蒙运动………………………………………………1…25A62孟德斯鸠:超越古典自然法…………………………1…32A63卢梭:自然与社会……………………………………1…37A64法国唯物主义…………………………………………1…51A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1…5571苏格兰启蒙运动………………………………………1…55A72休谟:人性的科学……………………………………1…57A73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1…62A74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理论……………………………1…70A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1…7481康德: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1…76A82海德尔:文化科学……………………………………1…84A83黑格尔:市民社会……………………………………1…88A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2…0391保守主义………………………………………………2…04A(1)历史的、民族的、浪漫的人性观 (2)社会有机体论 (3)社会纽带:传统、道德与宗教92自由主义………………………………………………2…11A(1)个人主义 (2)功利主义 (3)自由放任与自发的社会秩序93空想社会主义…………………………………………2…16A(1)启蒙主义的人性观与社会观 (2)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3)社会主义目标的理想社会 (4)圣西门:工业社会理论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2…30101实证主义及其来龙去脉……………………………2…30A
目3录
102孔德:实证科学……………………………………2…33A(1)思想来源及研究旨趣 (2)人类知识的进步规则与社会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3)研究方法 (4)社会静力学与社会动力学103斯图亚特。穆勒:实证主义唯名论………………2…44A104斯宾塞:进化论社会学……………………………2…54A(1)社会有机体 (2)社会类型: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 (3)社会与个人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2…72111心理主义…………………………………………2…72A112心理进化论………………………………………2…75A113民族心理学………………………………………2…77A114集团心理学………………………………………2…79A115摹仿论……………………………………………2…81A116本能主义…………………………………………2…84A117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思想…………………………2…86A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2…95121社会学主义………………………………………2…95A122涂尔干:社会学主义……………………………2…98A(1)
思想来源及学术旨趣 (2)
社会学的对象及其性质 (3)
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4)宗教社会学 (5)自杀的社会学研究(6)整体论与功能分析123社会学学派………………………………………3…26A(1)
《社会学年鉴》 (2)莫斯:社会事实的完整性 (3)社会学学派的其他成员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36131世纪之交社会学的转折:对实证主义的批判…3…36A132狄尔泰:“历史认识上的康德”…………………3…40A
4西方社会思想史
(1)生命与体验 (2)社会生活的主观性、整体性及历史性(3)理解概念133李凯尔特:历史科学的方法论与价值论………3…48A(1)个体化方法 (2)文化科学:价值领域134膝尼斯:Gemeinshaft
und
Geselschaft……3…57A(1)心理主义、意志主义社会观 (2)Gemeinschaftund
Geselschaft135齐美尔:形式社会学……………………………3…66A(1)社会学的对象与领域 (2)形式社会学(3)历史与文化社会学136马克斯。韦伯:理解社会学……………………3…81A(1)思想来源及学术旨趣 (2)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3)宗教社会学 (4)政治社会学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4…25141实用主义与互动理论……………………………4…25A142詹姆士:多元的自我……………………………4…29A143杜威:调适与互动的社会心理学………………4…31A144库利:“镜中自我”………………………………4…35A(1)社会生活的有机观 (2)
“镜中自我” (3)首属群体(4)方法论145托马斯:“情境定义”……………………………4…41A(1)
《波兰农民》一书的方法论观点 (2)
“情境定义”
146米德:自我与社会的相互作用…………………4…49A(1)思想来源 (2)人类互动的实质:符号的互动 (3)自我与社会147符号互动论………………………………………4…59A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功能理论…………………4…68151功能方法的历史源流……………………………4…69A
目5录
152功能方法的基本观点……………………………4…71A153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4…75A(1)社会理论观及其特点 (2)社会行动理论:单位行动与行动体系 (3)“功能必要条件”与一般体系理论 (4)“模式变项”
(5)社会进化与变迁理论)
154默顿:社会学功能分析典范……………………4…92A155对功能主义的批评………………………………4…96A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5…0161冲突理论…………………………………………5…02A(1)冲突思想的历史渊源 (2)冲突理论的基本假设 (3)米尔斯:权力精英与无人身操纵 (4)科塞:冲突功能论 (5)科林斯:可欲资源与冲突利益 (6)达伦道夫:权威关系162交换理论…………………………………………5…23A(1)交换学说的理论来源 (2)霍曼斯:社会交换论163现象学社会学……………………………………5…39A(1)舒茨:日常生活的社会学 (2)俗民方法论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5…58171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兴衰、思想渊源A与理论特点………………………………………5…58172霍克海默:传统的理论与批判的理论…………5…65A173阿多诺:实证主义批判与大众文化批判………5…71A174马尔库塞:资本主义社会批判…………………5…81A(1)实证主义批判 (2)资本主义社会批判175哈贝马斯:现代科学技术批判…………………5…90A(1)与波普论战 (2)技术、意识形态、合法性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6…02181从工业社会社会学到“后……”社会学………6…02A
6西方社会思想史
182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6…06A(1)方法论:中轴原理 (2)后工业社会面面观后  记…………………………………………………6…27
第一章 绪1论
第一章绪  论
11为什么要研究社会思想史A黑格尔(GWFriedrich Hegel,170—1831)在其A《哲学史讲演录》的导言中,阐述了研究哲学史的理由:思想的活动,最初表现为历史的事实,过去的东西,并且好像是在我们的现实之外。但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是我们,乃是由于我们有历史,或者说得更确切些,正如在思想史的领域里,过去的东西只是一方面,所以构成我们现成的,那个有共同性永久性的成分,与我们的历史性也是不可分离地结合着的。我们在现世界所具有的自觉的理性,并不是一下子得来的,也不只是从现在的基础上生长起来的,而是本质上原来就具有的一种遗产,确切地说,乃是一种工作的成果,——人类所有过去各时代工作的成果。一如外在生活的技术、技巧与发明的积累,社会团结和政治生活的组织与习惯,乃是思
2西方社会思想史
想、发明、需要、困难、不幸、聪明、意志的成果,和过去历史上走在我们前面的先驱者所创获的成果,所以同样在科学里,特别在哲学里,我们必须感谢过去的传统,这传统有如赫尔德所说,通过一切变化的因而过去了的东西,结成一条神圣的链子,把前代的创获给我们保存下来,并传给我们。……这种传统并不是一尊不动的石像,而是生命洋溢的,有如一道洪流,离开它的源头愈远,它就膨胀得愈大。

黑格尔由此提出一个著名的观点,哲学史并非外在于哲学的,“哲学史的本身就是科学的,因而本质上就是哲学这门科学。”

奥裔美国经济学家熊彼特(JASchumpeter,183—A1950)在《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的导论中从教学的角度解释了研究思想史的必要性:除非最近的论著本身反映出最起码的历史面貌,否则不管它怎样正确,怎样有创见,怎样严密或者优雅动听,都不能阻止学生产生一科缺乏方向与意义的感觉。

黑格尔和熊彼特的上述观点,具有一般的方法论意义,而非仅仅适用于哲学或经济学等特定学科,因为不管哪个学术领域,任何时期存在的问题和使用的方法都包含过去在完全不同的条件下工作的成就,而且仍然带有当时留下的创痕。当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一卷,第7—8页。
②同上,第12页。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中译本。第一卷,第17页。
第一章 绪3论
前的问题和方法都是对以前的问题与方法作出的尝试性的反应。如果不知道以前的问题和方法,那么对现在的问题和方法的意义与正确性就不能充分加以掌握。科学分析是与我们自己和我们前辈人头脑里创造的东西的一种持续的对话。任何特定时间的任何科学状况都隐含它过去的历史背景,如果不把这个隐含的历史明摆出来,就不能圆满地表述这种科学的状况。
与自然科学相比,学科思想史的研究对于社会科学似更显重要。自然科学知识具有明显的累积的和进步的性质,对一个学物理的学生来说,真正的科学典范是牛顿力学、爱因斯坦相对论、量子力学等,而不是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32)的“物理学”
,因此,自然科学研究者的兴趣总是优先集中在各门学科的最新发展上。社会科学的历史不是按在时间中进步的序列发展的,并且很难以自然科学的进步标准对之进行处理,在这点上,社会思想的历史地位更似于哲学、艺术、文学与宗教等学科。差不多每一种现代的方法都有其古远的历史起源。柏拉图(Plato,前427—347)把政治社会视为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这样一种真正的社会学的思考方式仍对今天的功能方法具有启发意义;亚里士多德最早表达了系统方法的基本思想,其贡献受到现代学者的高度重视,一般系统论的创立者L。
V。贝塔朗菲(L。
V。
BertaBlanfy)说,亚里士多德的世界观及其固有的整体论和目的论的观点就是宇宙的系统秩序的一种表达方式,“亚里士多德的论点‘整体大于它的各部分的总和’是基本的系统问题的一
4西方社会思想史
种表述,至今仍然正确……。基本的系统问题至今尚未过时。“
①亚氏之被尊奉为现代系统理论的伟大先驱确有学理脉络上的根据。我们的头脑很容易从社会学史的研究中得到新的灵感,有些人比别人得到的多一些,但完全得不到裨益的大概很少。
“一个人如果从他自己时代的著作站后一步,看一看过去思想的层峦叠嶂而不感受到自己视野的扩大,那么这个人的头脑肯定是十分迟钝的。”
②我们不能不读前辈思想家的著作,不能不吸纳巨人的气息。如果我们对社会学的遗产一无所知或知之甚少,恐怕很难有大的作为。我们的视野和思想深度必然受到限制;我们会犯本可以避免的或低级的错误;我们会忽视最吸引社会研究者注意的问题,而这些问题很可能是社会生活中最有意义的问题;我们自以为是的新观点也许早已为前人所提出。
中外许多学者早就认识到,“超过康德(Imanuel
Kant,1724—1804)可能有新哲学,掠过康德,只能有坏哲学“
,③这一洞见也是研究社会思想史的主要理由。
对于任何一门思想史,我们所能提出的最高要求是它能向我们展示气象万千的人类思维方法。研究社会思想史可以训练社会学家学会理解、欣赏和公正评价与己不同的各种思维取径。过去的著作为我们保留了各种看问题的方法。前人依据这些方法看待各种社会事实,从而开阔了我们的历史视
①转引自《科学学译文集》,第305—306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8页。
③参阅郑昕:《康德学述》,第1页。
第一章 绪5论
野和社会学视野。与过去时代的思潮的代表人物的对话,有助于培养多元开放的胸襟,发展理性的怀疑精神,戒除囿于一己的偏见。
一个易被忽视却相当重要的事实是,社会思想的题材自始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本身就构成一种独特的历史过程,不同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境遇造成了多少不同的社会事实与问题,从而形成多少不同的社会学的兴趣和思路,仅此事实就足以使我们加倍注意社会思想的历史。让我们对这一点稍加说明。在古希腊,城邦制度及生活就是希腊人所能感受和想象的整个世界,故其社会学的视野也是以城邦的城垣为界的。
希腊社会思想的主题关乎作为一种历史文化基本单位的城邦共同体;关乎城邦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的善的问题(政治学)与城邦公民的个人行为的善的问题(伦理学)
,希腊社会学因此可恰当地称之为城邦社会学。
在希腊化与罗马时期,地中海世界的大帝国将城邦制度无情地赶入历史的后台,社会学的旨趣亦为之一变。世界公民的观念,人类的观念取代了城邦公民的观念,世界主义的理想取代了城邦主义的理想。
进入中世纪,在世俗社会组织之外,出现了依共同的信仰组织起来的信念共同体——教会。在基督教思想家眼里,一切其它的社会组织或关系都失去了重要性,只有信念共同体才是最完美的团体;“拯救”被视为人生最重要的事业。这样,中古思想较之古典思想又有一重要变化: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被人与上帝的关系的问题所代替;在时空中产生和消亡的东西,只有纳入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架构和短暂的尘世与永恒的来世的概念结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在近代两大革命
6西方社会思想史
(资产阶级革命和产业革命)
中诞生的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是一个彻底世俗化的和日趋技术化的社会,这样,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重新获得了世俗的和经验的性质而被置于社会分析的中心,但其题材和旨趣也与先前极为不同。工业社会是以国家(政治共同体)与市民社会(经济的与社会的共同体)分离为基础的新的社会组织形式。一方面,“社会从前工业的、高度集权的系统向着分权的、复杂的工业系统发展,其特点是各种独立的组织的增长,它使不同社会集团和社群能够根据同其他人的关系确定和表达自己的特殊利益,扩大了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
;①另一方面,随着社会分工、专业化的发展与科层制集权的加剧,导致了一种更有组织和更加集中的国家,这样,分权的市民社会与集权的国家的矛盾及调适的关系,就成为现代社会学关心的重点,从中发展出社会流动、社会分层、交往、角色扮演、民主化、理性化、现代化、异化等概念和主题。而这种社会与国家相分离的主题却是希腊人所根本不知道的,因为希腊的城邦是一个包含了生活共同体(自足的经济单位)
、政治共同体与道德共同体在内的广涵的社会共同体。
以上简要的历史回顾表明,只有把社会思想当作一种历史学的题材,注意其与时代兴趣、社会背景及当代生活的互动关系,才有可能把握社会分析的旨趣、思路、特点及实质。
西方社会经历了城邦制度、世界帝国、基督教信念团契制度
①斯温杰伍德(Alan
Swingewod)
:《社会学思想简史》中译本,第341页。
第一章 绪7论
及工业社会组织等发展过程,相应地就有城邦社会学、世界主义社会学、基督教会社会学及工业社会社会学。社会思想是关于社会过程的系统化的观念,是川流不息的社会生活的理论反映,但其本身也是社会过程和社会生活的一部分,除非这些观念得到社会学的处理,否则,人类文化的一个重要方面就会遗落于社会学分析的领域之外。
“获取有关一个社会的社会认识的知识,意味着同时便获得关于那个社会本身的知识。”

12社会思想史研究什么A这是一个有关学科领域界限划分的问题,它并不像初一看那么简单。我们可以从社会学的对象问题入手来考察社会学思想史的对象问题,不管社会学家把什么确定为社会学的对象,社会学史总是以曾在历史中流行过的或正在流行的各种社会学说为其对象,故其对象应当是由对被定义为社会学的对象的研究所产生的知识系统所构成的。
美国社会学家英克尔斯(Alex
Inkeles)在他的《社会学是什么?
》一书的一开头,提出了确定社会学研究内容的三条可能途径。第一条是历史的途径,即我们力求通过对经典的社会学著作的研究,寻求社会学作为一门知识学科最为关心和感兴趣的是什么。简而言之,我们要问:“创始人说了些
①萨基(Szacki)
:《社会学思想史》(伦敦,197)
,第xi页。
8西方社会思想史
什么?“采用这一途径,我们多半①会从孔德(Auguste
Comte,1798—1857)
开始,考察那些被公认是社会学的创始人的思想,从而我们知道了诸如“社会静力学”
、“社会动力学”
、“社会有机体”
、“社会事实”
、“社会结构”
、“社会行动”
等社会学的概念和主题。
但这条途径不是没有麻烦的,在把谁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的问题上向来是有争议的。美国社会学家科塞(Lewis
A。
Coser)的社会学史名著《社会学思想名家》是从19世纪的孔德开始的,而另一部同样声誉卓著的社会学史著作,法国社会学家阿隆(Raymond
Aron)写的《社会学主要思潮》则把18世纪的孟德斯鸠(Charles
L。
Montesquieu,1689—175)明确视为社会学的创始人。英克尔斯知道要说清楚社会学的传统是不容易的,他相信只有四个人,即孔德,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
,涂尔干(Emile
Durkheim,1858—1917)
和马克斯。韦伯(Max
Weber,1864—1920)
是社会学界的每个人无论其专长、倾向和偏好是什么,都能接受为现代社会学发展过程中的中心人物。
②上述四人的确对社会学这门知识学科的构想施加了强大的个人影响,但如果我们的分析仅仅局限在为数甚少的几个公认的社会学的中心人物的著作上,就会遗落影响社会学发展的一些重要人物、情节和过程。我们知道,在孔德宣布用“社会学”一词命名一门知识学科之前,明确的社会分析意图就已体现在维科(Gi-ambatistaVico,168—
①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中译本,第1—2页。
②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第3—4页。
绪论9
174)的文化史著作、亚当。斯密(AdamSmith,1723—1790)的经济学著作、孟德斯鸠的法学著作、卢梭(Jean-Jacques
Rouseau,1712—178)的政治学著作、康德的哲学著作及其他许多作者的不同主旨的著作中,现代社会学的传统最初正是起源于这些著作的,尽管把他们中的任何一人确定为社会学的创始人都不会不引起争议。因此,为使历史的途径真正富有成果,具有理念的深度、时代的涵量及历史的敏感,我们不能限定社会学史于“公认的创始人”或“标准的社会学家”的著作范围内,应超越这类关于学科发明权的学究式争论,而把那些给予社会思想发展以重要影响的人物、情节及过程都纳入我们的视野中。
英克尔斯说的第二条途径是经验主义的途径,即我们对现代的社会学著作加以研究,以期发现这门学科最关心的是些什么问题。换句话说,就是我们问:“当代社会学家在做些什么?”
①这里所说的方法可称之为“问题线索”
,社会学史家可以研究社会问题的发展,并且主要是当代社会学家仍视为社会学焦点的那些问题。循着这一线索,我们发现社会学家在思想史上将不享有任何特殊地位,人们甚至可以设想孔德是社会学的边缘性人物,因为正如英克尔斯所指出的那样,从孔德那里得不到有关社会学的任何论题;②令当代社会学家着迷的许多问题也很少孔德的印痕。这样,社会学史应研究所有研究了或正在研究具有现代意义的社会学问题的思想
①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第2页。
②同上,第4页。
01西方社会思想史
家,不论他们的正式身份是什么:法学家,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哲学家或任何其它学科的学者;也不论他们本人对社会学这门知识学科采取何种态度。以问题为取径,一向被排斥在社会学主流之外的狄尔泰(WilhelmDithey,183—191)
、弗洛伊德(sig-。
mund
Freud,1856—1939)等人将合法地进入社会学史家的视线内,这有助于摈弃门户之见,开阔学术胸襟;“问题线索”
也使研究者习惯于思考社会学问题的历史源流、学理脉络,有助于磨砺敏锐的历史感。
与“历史途径”一样,“问题途径”也有其难题。第一,把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限定在当代社会学家感兴趣的范围内,势必将许多有历史意义的社会学问题排除在社会思想史的视野之外,而探究历史意义正是思想史的首要关怀和兴趣。
第二,问题的关键还在于,社会学家们对于有意义的、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是什么这一问题从未达到过一致意见。社会行为主义依据动物行为的条件作用原理解释人类的行为,故把刺激—反应与奖惩驱动的行为机制视为社会世界的核心问题;符号互动论则反对这种将人类行为等同于动物行为的自然主义,它更关心行为者对刺激的解释,以及依据这种解释而作出的赋有意义的行为,简言之,核心的问题是以符号为中介的行为者的互动。结构功能主义将社会视为一个功能互补的有机体,故真正有意义的问题是社会的整合;然而,冲突论看到的却是世事纷纭的对抗与分裂,它批评功能主义歪曲了社会现实,现实是社会分成地位不等的阶级、等级,分成有权有势的和无权无势的,因此各种社会冲突才是基本的社会事实。原子主义把个人看成终极的实在,社会是个体的
绪论11
集合,并不存在超越个人的社会,因此,真正的社会学问题无非是心理学问题;社会学主义则根本不把个体心理当作社会学的问题,因为它认为社会是自成一类的独立实在,绝不能还原为心理现象。各个学派的观点如此分歧,遑论确定共同的问题范围?
美国科学哲学家库恩(Thomas
S。
Kuhn)
的范式理论认为,任何学科,只有在形成了为一学科共同体成员所共有的信念、价值、技术手段的范式后才成为一门“常规科学”
,按此标准,社会学似尚未成为一门常规科学,它的基础还有待构建。
英克尔斯建议的第三条途径是分析的途径,采用这一途径,我们是在问:“理性的指示是什么?”
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一书堪称“分析取径”的典范,他这样定义分析史:“所谓经济分析史,我是指人类为了认识经济现象而在心智方面所作的努力的历史;换句话说,也就是经济思想中带有分析性或科学性这个方面的历史。”

社会分析史无疑是社会思想史的重要方面,我们总是热衷于把具有明确的和隐涵的社会分析意图的思想、方法从社会学的或非社会学的著作中析解出来,按其学理脉络试予逻辑化,揭示分析工具的精进和思想的历史律动;分析取径简明快捷,直探思想的精髓,是最具思辨性的。但“分析取径”也会遇到“问题取径”遇到的同样问题:选择标准的主观性、党派性问题,即研究者必定是依据自己的分析范式和
①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第2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5页。
21西方社会思想史
标准来析解和评价社会思想的分析性内容的。其次,采用分析途径,研究者感兴趣的将不再是所有重要的社会思想和社会学问题,而只是那些符合其社会学范式的分析观点和方法论。熊彼特自觉地将经济思想的社会成因之类问题排除在经济分析史的范围之外,坚持经济分析与经济思想的区别。按熊彼特的方法,社会分析史也将排除掉大量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
以上的讨论表明,合理地确定社会思想史的范围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我们可以经由不同路径切入。以“经典传统”为取径,我们可以说社会学起源于19世纪至20世纪初期一些欧陆思想家的著作,因为社会学的传统是从这些著作开始形成的;而以“问题线索”为取径,则可以断言社会学“古已有之”
,因为任何时代都会提出研究社会问题的要求,事实上,在“社会学”这个词出现以前很久,人们对道德、宗教、法律、家庭、社区、国家、社会已有范畴,因为这些范畴是其生活的必要条件;若以“科学分析”为取径,未尝不能说社会学尚不存在,因为社会知识尚不具备如同自然知识所具有的那种成熟可靠的方法。上述每一种角度都既有所洞悉,又有所遗落,因为任何一种角度都只能观照世界的一个方面。因此我们十分需要提倡一种“整全的多重远近观”
(holisticmultiper-spectivism)
,它要求研究者“始终能够站在‘中道’立场,从各种高低不同的角度设法如实知见诸法实相,而尽量避免任何偏约化的过失。”
①我们尽可以对社
①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352—353页。
绪论31
会思想史这项研究自由地选取角度或命名,或“社会学思想名家”
(科塞的角度)
;或“社会学的中心问题”
(吉登斯的架构)
;或“社会分析史”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的写法)
;但我们应清楚各种角度的适用范围,也不在各种角度间强分高下。本书赞赏全面性的多元透视观,故合理的选择是兼容各种不同的取径和视角,使之互补和融通,以便涵盖社会思想历史的丰富多样的层面和向度。
这也大体确定了本书的范围,既不宽泛无边,又不作茧自缚,力求从社会思想与文化精神、社会制度、历史环境及时代兴趣的多重关系上把握本书的题材。据此,我们可以将西方社会思想史分成以下几个阶段:(1)第一阶段:古代及中古社会思想 智者学派从一个整全的宇宙秩序中划分出一个人类自身活动创造的社会秩序的领域,标志着社会分析的开端。希腊人使社会秩序问题具有了经验的、独立的性质,并在城邦社会学的架构内表现了西方社会科学的最初自觉和洞见。地中海世界大一统政治的伟大规模使希腊化罗马时代的社会思想突破希腊社会学的城邦狭隘性,促成人类平等、四海一家、世界主义的理念;而古代世界后期的堕落、苦难、混乱与衰败,则使当代思想日益疏离社会世界而折向个体生存处境的意义探求及终极关怀,折向拯救与解脱之道,这就为人心普遍接受基督教准备了条件。
基督教哲学主导了中古欧洲的学术旨趣及思想路线,经验的知识遭到鄙视,或从属于神学而丧失其独立的价值;政治学与神学之间始终存在着一种紧张关系,这种紧张正是构成中古社会政治发展主线的俗权与教权之争的反映,并随二者的此消彼长或加剧或缓和;奥古斯丁(St。
Augustine,354—
41西方社会思想史
430)的“地上之城”与“天上之城”的对立之说代表了前者,托马斯。阿奎那(Thomas
Aquinas,125?—1274)的“天恩不夺走人性,人性也不夺走天恩”的学说代表了后者,神学与政治学的这种和解透露了中古后期教会与封建制度趋于一体化的消息。
(2)第二阶段:近代社会哲学 希腊人未能区分国家与社会,是因为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会生活融为一体;基督教思想家未能区分国家与社会,是因为“君权神授说”使这种区分的问题无由产生。当市民社会在封建制度内部孕育而成并与封建国家之间的对抗日益加剧时,区分自主的(市民)
社会与派生的(政治)国家的思想就被明确提了出来,社会学因此始有独立发展的自觉和动力,并在当时人文知识的各个领域里都表现出社会分析的意图和成果。这时期大多数思想家还是从个人主义的人性论演绎社会政治理念,仍然属于社会哲学的范畴。社会思想发展的第二阶段从16世纪至18世纪,它包括文艺复兴、古典自然法和启蒙运动。
(3)第三阶段:古典社会学 将社会学建成一门以自然科学为楷模的独立的知识学科的努力在孔德、斯宾塞、涂尔干、马克斯。韦伯等人的著作中达到了顶点。他们致力于确定社会学在人类知识系统中的位置,社会学的性质、对象、任务和方法,他们构造了宏大的社会理论体系,开创了社会学的实证研究,并以其卓越的成果为社会学家们提供了社会分析和社会研究的方法论示范。
“他们前后一共渡过了整个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现代社会学就是在这期间形成的。
他们代表了几个主要的国家——法国、英国和德国,社会学最初
绪论51
就是从那里盛行起来的,现代传统是从那里开始的。“
①第三阶段被正确地称之为社会学的古典时代,它包括第一代的实证主义社会学和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
(4)第四阶段:当代社会学 马克斯。韦伯以后,社会学进入了当代发展的阶段。一方面,社会学仍深受欧洲伟大传统的影响,继续着诸如社会阶级、社会分层、文化冲突、经济制度、社会变迁等宏观社会学问题的研究。另一方面,社会学理论的中心逐渐从欧陆移至美国,欧洲思想与美国本土的哲学相结合,遂产生美国传统的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取向的互动理论,本世纪30年代是芝加哥学派的鼎盛期。
40年代结构功能主义勃然兴起,重新回到了或确切地说综合了欧洲各主要学派的传统,并力图扭转美国实用主义社会学的经验主义的方向。功能分析的道路,从40年代中期到60年代初期一直指导了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方向。随着功能理论的衰退而起的是各种反主流的社会学理论:交换论,冲突论,民俗方法论,西方马克思主义传统的批判理论,各种各样的后现代化、后资本主义及后工业社会理论,它们互相辩驳,竞短争长,都在谋求一种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地位,但在帕森斯(Talcot
Parsons,1902—1979)以后,美国不再有一种主导的或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理论了。走向多元分化的新格局乃是当代社会理论发展的趋势。但也须注意的是,尽管各种传统的新一代理论都十分活跃,美国实用主义传统仍保持其强大的影响力,故实证的社会研究一向为美国社会学所倚重。

①英克尔斯:《社会学是什么?
》,第4页。
61西方社会思想史
理论社会学“诸侯割据,群龙无首”的局面相对比,经验社会学似乎更接近于一个多世纪前孔德所提出的目标:一门有着与自然科学一样严格可靠的方法的统一的实证的社会科学。
一部从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写到本世纪60年代的丹尼尔。贝尔(Daniel
Bel)的社会思想史,的确容易写成如斯温杰伍德所担心的“大人物的推销单”。
①为了避免这种流弊,本书在章节结构、体例方面作了一些新的尝试。全书以社会历史的重大时代(如伯里克利时代,经院哲学时代,文艺复兴,启蒙运动,法国大革命,产业革命,“后工业时代”等)
与社会思想的主要潮流及学派(如城邦社会学,自然法思想,苏格兰学派,实证主义,德国历史主义社会学,美国主流社会学,后现代化理论等)为经纬组织章节篇目,这样,全书就没有为任何一位思想家单独安排一整章的篇幅,即使重要如黑格尔、孔德、涂尔干或马克斯。韦伯。所有入选的思想家,待讨论的概念、理论、方法与问题,均放在时代的框架内和学派的脉络中加以处理并获得其地位与意义。本书力求学理的分析紧扣社会思潮的主流而有思想的理趣;史实的叙述呼应社会进程的律动而具历史的节奏感。
①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4页。
绪论71
13怎样研究社会思想史A研究者总会自觉地或直觉地认可某些方法,而排斥另一些方法。本节下文讨论的方法当然是本书作者所赞赏的、故乐意向读者推荐的方法。但我们应该记住黑格尔的教诲:只有与内容相一致的方法才是唯一的和真正的方法,①游离社会思想内容孤立地讨论方法的做法本身就有几分不智。
此外,方法论问题应该永远具有开放的品格。因此,我们对方法问题的讨论也应是开放的和探索性的,惟其如此,才可望对方法论问题的研究有所裨益。
社会思想史研究的是各种曾经流行过的或正在流行的重要的社会学说,研究者首先遇到的方法问题是如何准确地释读、理解各种载有这些学说的历代的或当代的文献或文本。
解释学问题涉及一系列的技术手段,它本身早就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中国的“小学”便是一例,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义理之学”的“大学”不同,“小学”是专治文字考证、章句训诂、版本校勘等方面的知识的。现代的解释学方法更是发展为一种包括考据功夫、传记研究、语言解析、思想史的比较研究等多种分析手段在内的高层次的研究方法。傅伟勋先生提出的“创造的解释学”可为例示。创造的解释学共分五个辩证的步骤或程序。
(a)原谓,即“原作者(或原思想家)实际上说了什么?”解释学家首先必须兼为考
①黑格尔:《小逻辑》中译本,第1页。
81西方社会思想史
据家,培养起码的考证、版本等方面的功力。
(b)意谓,即“原作者真正意谓什么?”在这层次,解释学家要从事于传记研究、语言解析、论理贯穿、意涵彰显等等工作,设法消解原有思想在表面上的矛盾,试予彰显原有文句所可能含藏着的丰富意涵。但仅靠这种孤立的解释,还不见得能够完全寻出原有思想在那时代里所显示的独特理路,以及依它所能导致或推演出来的新理路、新线索。解释学家已到了“了解原思想家,必需超越他”的阶段。
(c)蕴谓,即“原作者可能说什么?”譬如“老子可能说什么”
,通过庄子可以得到一个适当的答案,通过王弼、僧肇、河上公、憨山大师等等更可以获取其他种种线索。解释学家在这里需要有严格的哲学史训练。
(d)当谓,即“原作者本来应该说什么?”真要了解思想家,一定要问:假定原思想家今天还活着,他会依然固执己说吗?
或者他会愿意修正或扬弃他已说过的话吗?
困难在于,原作者已不在世,只有解释学家设法代表原作者回答了。由是,解释学家不得不摇身一变,而为开创性的新思想家。故在最高(e)
层次自问:“做为创造的解释学家,我应该说什么?”
这里已变成新思想家的解释学家已不能代表原思想家说出原思想家本来应该说出的话;他已到了经由批判的继承开创新理路、新方法的地步。

上述的解释学方法不仅旨在正确理解原思想家或原作文本的“实谓”和“意谓”
,更提出深入发掘其“蕴谓”和“当谓”的任务,它的分析手段、思路及学术胸襟、抱负均属卓
①傅伟勋:《从西方哲学到禅佛教》,第51—52页。
绪论91
越非凡;但这种方法仍然有其适用范围的限定问题。解释学关心的主要是思想或文本意义诠释的方法、程序及问题,它并不提出诸如“思想的社会成因、性质及作用”
、“思想与实在的关系”
、“评判思想的价值及真理性的标准”这样一些问题,或确切地说,不以解答这些问题为其任务,因为这些问题实已非解释学层面的问题,而是涉及哲学世界观、认识论和价值论的问题了,而它们正是思想史的主要兴趣之所在。
不仅如此,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和思路,必定影响解释学层面的问题。质言之,要理解原思想家,不但要有正确的解释学方法,还需超越解释学问题,在认识论和价值论问题的层面求取正确的方法。
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为社会思想史的研究提供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马克思在1859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经典地阐述了唯物史观: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
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

唯物史观教导我们,社会思想,如同任何其它形式的观念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2页。
02西方社会思想史
样,并不是历史过程的主要动力,它们只不过是更为根本性的因素的“上层建筑”。它们本身不过是一定历史过程、社会生活环境在人们头脑中反映后的产物,因此,对社会思想的分析不能仅仅停留在社会思想家提出的各种社会概念、理论的表面,而应当深入到更根本的社会制度、社会生活、社会关系和社会经济过程的层面。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但这种反映绝不是不偏不倚的,而是受马克思所说的一种意识形态偏见作用的影响的。
产生意识形态偏见的根本原因是人们在一定社会生产方式中所占有的地位和利益。社会思想家与普通人一样都生活于一定的社会环境和社会关系中,都可归属于一定的阶级或阶层。
这并不是说思想家完全不能突破其家庭的、阶级的、自身的限制,思想史提供的反例反倒不少,而是说没有人能超越社会划分为利益分歧的阶级、等级、集团与人群的事实,因而没有人能完全超然于观点的、情感的、利益的及价值的党派性、倾向性、偏好性之上,思想家也不例外,他的情感、观点较之普通人的理应更强烈、更系统,因而能更集中地体现一定阶级、集团或人群的利益,在这里,重要的不是某一思想家代表哪一派的利益,而是思想家们的工作总会受一种利益取向作用的影响。这就决定了他们会看到某些事物而看不到另一些事物,而且总是以一定的角度去看的。问题还不止于此,环境因素、阶级利益及社会地位甚至还赋予观察者以一种下意识渴望看到某些事物和回避或歪曲某些事物。恩格斯精辟地指出:“意识形态是由所谓的思想家有意识地、但是以虚假的意识完成的过程。推动他的真正的动力始终是他所
绪论12
不知道的,否则这就不是意识形态的过程了。“
①这就是社会分析中的意识形态偏见问题。这样,人们描绘出或暗示出可能与事实严重不符的画面来。例如,近代自然法学者设想了一种所谓自然状态中的原子主义的个人,他们自以为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它的存在是过去的事;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事实正相反,“这种18世纪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
自然法学者的这种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②在马克思看来,他那个时代大部分经济学不是别的,全都是工商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马克思还把意识形态偏见与阶级斗争联系起来考察,他写道:“阶级斗争在实践方面和理论方面采取了日益鲜明的和带有威胁性的形式。它敲响了科学的资产阶级经济学的丧钟。……不偏不倚的研究让位于豢养的文丐的争斗,公正无私的科学探讨让位于辩护士的坏心恶意。”
③这就要求我们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拨去意识形态的错觉,以阐明思想与实在的真实联系。
意识形态的分析方法提出了一个在社会思想史的研究中极为重要的原则:社会地位对于塑造思想家的思想是一个强有力的因素。这一思想已经成为现代社会学的永久财富。与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9卷,第9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8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17页。
2西方社会思想史
德国社会学家曼海姆(Karl
Manheim,1893—1947)的名字联在一起的“知识社会学”方法就是在受马克思意识形态理论的有力影响下形成的。知识社会学坚持个别思想家所表达的不是个人的观点,而是某个集团或集体的观点,他的著作表达外在的社会潮流,知识具有集体的性质,这是全部认识论的基本点。知识划分为不同的“思想风格”
,它包括“资产阶级”
、“无产阶级”和“保守主义”各种思想,也就是说,知识及思想风格是与一定的集团利益联系在一起的,因此,分析的任务,一是把思想产品同一定集团的社会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外在的历史环境分析;二是对思想产品的本身的内在统一性及其基本推动力进行内在的分析。
美国社会学史家科塞所用的方法是一种全景式的社会学透视,他的《社会学思想名家》的每一章,都包含了这样几部分:学说,生平,学术背景,社会背景,他把知识社会学的思路与洞见贯穿于全书,将之与学说的、传记的及背景的分析熔为一炉,做成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综合。正如美国社会学家默顿(Robert
King
Merton)所说的那样,“《社会学思想名家》并不是那样一部社会学思想史:仿佛所有思想均来自孤立的头脑,与时代、地域、历史、社会和文化的限制与影响全不相干。可以肯定,科塞教授追溯了每种社会思想的主要形式的文化前提,而且在一定程度上也考虑了它们后来的命运。除了对各种思想的来龙去脉进行考察之外,他还从社会学自身的角度对这些思想的发展过程进行了分析和解释。他把每一理论家的学说与其生活经历(既有社会方面又有心理方面)
联系起来,与其事业的曲折成败联系起来,与
绪论32
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联系起来。这样,在把无论是韦伯的思想、涂尔干的思想,还是库利的和帕累托的思想,与他们各自的生平、经历、社会结构等具体背景联系起来的时候,科塞教授就扩大和加深了我们对他们思想的理解,同时不受其假说和评价的迷惑。“

美国社会学家古尔德纳(Alvin
W。
Gouldner,1920—1980)的“反省的社会学”也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的、革命的社会分析方法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它主张用社会学的方法对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进行批判性的社会学分析。
“反省的社会学”
认为任何社会理论都产生于一定的历史、社会、文化的背景中,都与政治和人有关,作为“人的种族”的成员,它们也有与其它成员同样的弱点、偏见和曲解。因此,社会学绝不可能是“价值中立”的,它也“绝不单纯是逻辑和经验例证的产物,而是社会学家的‘全部社会存在’的产物。
社会学家缺乏自我认识,是经院社会学的基本弱点。“
②“反省的社会学”主张根据社会—文化框架来对当代社会学理论进行分析,必须去了解那些占支配地位的学说,了解理论深层的假设,不论这些假设是明确提出的,还是暗含着的,或者是背景性的。用这种方法来分析现代功能主义,就不难理解该理论的保守一面的由来。随着现代福利国家和高度集权的工业系统的兴起,“社会学家直接具有了‘顾问、承包商和顾客接待人’的含义,而社会学则‘充塞着强调社会秩序重要性
①参阅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中译本,默顿的序言第3—4页。
②参阅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39页。
42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各种理论‘。“

我们择要讨论了几种研究社会思想的方法,贯穿了一个基本意图,这就是:社会思想史不但要承担起社会学的认识功能,而且要承担起社会学自我认识的功能。在扩展和加深对我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世界的认识时,我们必须同时发展和深化有关社会学这门学科本身的反思性的、批判性的知识,而这种反思的和批判的自觉正是所能要求于社会思想史的研究者的最重要的方法和品质。
①同上。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52
第二章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
21智者学派:社会分析的A最初尝试
如果我们把社会科学理解为人类理智对社会制度和人类行为的系统研究与独立自觉的认识,那么,在公元前5世纪的智者学派中,我们已可发现致力于社会分析的最初尝试。
在考察希腊社会思想的起源时,应注意其思想渊源及社会背景。从思想脉络上看,智者学派代表了希腊哲学的一个新阶段:人类学阶段。
这场兴起于公元前6世纪的哲学运动,被马克斯。韦伯称之为“哲学的突破”
,“它对构成人类处境之宇宙的本质发生了一种理性的认识……,与这种认识随而俱来的是对人类的处境本身及其基本意义有了新的解释。”

这种理性认识新在第一它抛弃了超自然的解释而诉诸自然的
①转引自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28页。
62西方社会思想史
解释,几乎所有的早期哲学家都以“论自然”为其著作之标题。
“自然”这个概念的基本标志是“永远像它自己本身”
,①
自然的解释意味着用自然本身的原因解释自然而无假乎神意或怪异力量的干扰。第二,它是合理的,即它对问题所作的回答是有根据的,是要诉诸于论证的,而不是独断的宣称。

第三,它是为求知而求知,全心全意追求真理,总是追随着论证,走到论证所引出的结论上去,而决不受制于真理以外的任何因素。
③这几点构成了希腊理性认识的要义,是为希腊大多数哲人所持的共同信念。
新的解释最初集中在自然方面,“表现为对自然的秩序及其规范的和经验的意义产生了明确的哲学概念。从此希腊的世界不复为传统神话中的神和英雄所任意宰割,而是处在自然规律的支配之下了。”
④当新解释转向社会生活时,“哲学就被从天上召回人间,进入城邦,甚至步入家庭,让它思考生活与道德,善与恶。”
⑤希脂的自然哲学阶段便让位于人类学阶段,开始了希腊社会科学的前史,智者学派即是这一时期的主要代表。
①参阅文德尔班(WilhelmWindlband,1848—1915)
:《哲学史教程》中译本,上卷,第104页。
②参阅柯林伍德(R。
G。
Colingwod,189—1943)
:《历史学的观念》中译本,第20页。
③参阅亚里士多德:《形而上学》中译本,第5页;罗索(B。
Rusel,1872—1970)
:《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上卷,第113页。
④余英时:《士与中国文化》,第28页。
⑤格思里(W。
K。
C。
Guthrie)
:《希腊哲学史》(剑桥,1969)第三卷,第418页。这是西塞罗(M。
T。
Cicero,前10—前43)评论苏格拉底(Sokrates,前468—前40)哲学的一段名言,亦适用于评价智者学派。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72
造成希腊科学的转向及社会思想兴起的更直接、更主要的原因乃是当时社会生活的各种情势,尤其是希腊的奴隶主民主制,其作用至少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民主政治生活产生了对社会科学的需要;第二,民主制提供了有利于社会思想产生、繁荣及发展的社会条件;第三,民主政治实践决定了社会思想的内容、方法及方向。
先谈第一点。智者学派兴起于公元前5世纪,此时希波战争刚结束,古代希腊世界进入其全盛时代:伯里克利(PeriBcles,前50—前429)执政时期。人民饱经战祸,经验丰富,他们经历过斯巴达的寡头政体与雅典的民主政治,战争中与波斯的专制君主也有接触,在复杂的刺激与反映中,自然会促进思想的活跃与繁荣。当时雅典人热衷讨论的问题,涉及民主政治、思想自由、女权主义、检察制、优生、堕胎、药物延寿、休闲、裸体主义、革命、阶级战争等。民主政治激发了普通民众对知识的欲望,他们需要科学来解答激荡和困惑自己的种种问题。
但是,“基于爱奥尼亚自然哲学和质朴实在论的旧知识体系,已经不能满足人类的理性,尤其在社会科学方面的要求;当代的社会生活,积累的经验,文化和哲学的要求,业已不能一一放在旧学说和哲学系统的框格里面了。”
①伯里克利时期实行的是“轮番为治”
的直接民主制。
凡有公民权的自由民都可以登台演说,参与政事,都可能抽到签而担任公职。这样,对于任何想在论辩或诉讼中取胜,在公共事务上有所作为的人来说,思想、言词、修辞、论辩等
①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中译本,第348—349页。
82西方社会思想史
技艺的训练和修养就成为必不可少的了。当时却没有这类教育的公共设施。智者可以说是应运而生,他们以教授论辩术与治国术为职业,其教诲集中在为政治生活作准备这个目标上,诸如社会的起源,法律的本质,道德的基础等问题自然成为他们热衷的主题。希腊学术方向因此而为之一变,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希腊科学从本质上来说,走上了人类学的道路,或者说走上了主体性的道路:研究人们的内心活动,研究人们的观念力和意志力;与此同时它就丧失了它的纯理论品格,获得了占绝对优势的实践意义。”

希腊民主制对希腊科学的积极作用的第二方面表现在民主制鼓励和保护思想自由及表达自由的权利,对无论是学术上还是政治上的批评言论都予以容忍,这就为希腊社会思想的发展和繁荣提供了自由的学术环境与宽松的政治环境。伯里克利曾经说过,“雅典人纵使不能创造一切事务,但有权力判断一切事务。我们不认为自由讨论是行动的障碍,而视此为采取明智行动的必要步骤。”
②他倡导“在私生活中我们从心所欲同时优容他人,”
他也确实称得上力行自由与宽容原则的典范。他曾亲自出庭为受诬告的哲学家辩护,使之免受迫害;他从不禁演对他本人不恭敬的戏,照样给公民津贴鼓励他们去观看。讽刺大人物,批评时事,是喜剧作家阿里斯多芬(Aristophanes,前450—前38)的拿手好戏。他曾以公
①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97页。
②参阅修昔底的斯(Thucydides,约前460—前395)
:《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卷二,第34—36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92
元前415年雅典军队远征西西里岛惨遭覆灭的史实为背景,写了一出反对军国主义和爱国主义的戏剧《吕西斯特拉塔》。
当时,希腊城邦风雨飘摇,国殇之痛及由此刺激起来的战争狂热弥漫全国。就在这种形势下,雅典城邦剧院由公家出钱上演了阿氏的新剧。在戏里,军队被奚落,爱国热情遭蔑视,民主政府的领袖受到无情鞭挞,但所有这些并未使这出戏停演。
《吕西斯特拉塔》这出戏本身有无价值,这才是人们关心的问题,如果有,那就应当公演,于是确实公演了。
另外,有没有什么问题是公民不可以自由议论的?
如果没有,那么,战争、爱国主义等问题同样可以任人自由裁量与议论。
①这个例子颇有意味,雅典人批评国事如此大胆,容忍批评又如此大度,征诸历史,这不能不归功于民主政治的培育和磨砺,造就了雅典人敏锐的批判精神和开明的理性气质。智者学派的观点在当时许多人看来是哗众取宠,蛊惑人心,黑白颠倒,败坏道德,但没人取缔智者这一职业,其观点还大见流行,这实在是得益于民主政治所承诺的学术自由。
罗素说得对,社会思想“并不是卓越的个人所作的孤立的思考,而是曾经有各种体系盛行过的各种社会性格的产物与成因。”
②就智者的社会思想而言,无论是其热衷的问题,解决问题的思路,还是其价值倾向,均深受公元前5世纪城邦社会生活及民主政治经验的影响。智者学派的相对主义,人
①参阅塞尔格叶夫:《古希腊史》,第306—308页;贝尔(c。
Bel)
:《文明》中译本,第42页。
②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美国版序言。
03西方社会思想史
文主义及原子主义,正是那个时代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转变,或神话世界向世俗世界转变的思想反映和理论概括,两者之间的具体关系,我们将在下面的讨论中随文论及。
智者学派的社会分析思路,概括地说有三个层次:(a)
划出一个社会秩序的领域,断言社会秩序概由人为,而非神创;(b)人是根据自身的利益,藉强权或经由相互约定来建立社会秩序与正义观念的;(c)
划出一个高于人为法的自然法的领域。自然法乃是人性的本然要求,当自然人性与社会秩序发生冲突时,人应依据更高的自然法而行动,而不论各人所主张的自然者是什么。
(1)法律是永恒不变的或普遍有效的吗?法律自称的合法性是从哪里来的?在智者学派以前,没有人曾想到过这些问题。
素朴的意识认为法律和道德乃是神定的和自古不变的,社会与自然一样受所谓“神意”
、“命运”
、或“必然”这些冥冥的存在支配着,人们认为,“他们生活在一个有着严格不变的禁忌且有魔力的世界中。法规与习俗如同日出日落、四时交替或其它显著的自然规律一样乃是亘古不变的和无可逃避的。”
①在古代各民族互不交通或交往甚少的情况下,人们或是认为自己的礼法是最好的,或是相信天底下的善恶是非观念都是一样的。
民主政治的实践及发展动摇了上述传统观点。
雅典的公民在直接民主制下享有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和机会,突破了贵族假托神意独占政权的局面,这有助于破除政
①卡尔。波普(K。
Poper,1902—)
:《开放社会及其敌人》(普林斯顿,1971)
,第一卷,第57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13
治的神秘性及“王权神授”的神话;而任何法律皆可由民主议事程序予以兴废,则又抹去了个别法律无条件的、无可置疑的有效性的神光;公民们在协商、辩论和表决时已习惯于思考和判断法律的根据和合理性,使法律成为可自由讨论与裁量的问题;法令的兴废与官司的输赢常常取决于辩论和演说时打动群众的技巧,则加强了关于法律的人为性与主观性的印象;对这一点,智者的体会也许最为真切,因其职业就是传授使每种意见都可能借以取胜的技艺。随着社会的世俗化与政治的平民化,希腊人的主体意识与历史意识逐渐觉醒,开始用人的观点看待国家及社会秩序。智者学派代表了对人文主义的一种最早的自觉:法律与道德并非任何全能君主或神的意志的实践,而是人们自己活动的产物,其目的仅在改善俗世凡人的境遇,一旦背离这一目的,便应随时予以废弃,这样,智者就走出了社会思想史上重要的一步,从“向来被认为是一个整体的宇宙秩序中,区分出社会秩序来,从而开创了社会科学的前史,使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成为由人类自己来解决的问题,而无假乎神与传统的干预。”

智者的这种人文主义精神集中体现在普罗塔哥拉(Pro-tagorus,约前490—前419)的“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名言中。依公认的观点,普氏命题中的“人”指的是一独立自主的个体,是伯里克利所说的“可以在生命的每一方面显示出他就是自己的当然主人,而且凭借着他自己独特的天聪本智和他自己独特的广识通知,去对一切事自作主宰”
的个人。
①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4—5页。
23西方社会思想史
发现和肯定自主的个人的重要性,进而肯定个人参与国家事务的权利,这是希腊社会思想的一个重要贡献。社会思想关乎人在社会中的地位以及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等问题,而这些问题只有在视个人为一独立主体时方才可能提出并得到思考。希腊人最早建立了这样一种文明,它使人开始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个体。希腊历史上那片光被千古的人文主义精神主要即来自这种对个人及个人价值的尊重。这种强调个人价值的文化同样产生于城邦的民主政治实践。在雅典,凡有公民身份的自由民都无须从事奴隶所担任的劳动或琐碎的工作,以便获得充分的闲暇,致力于艺术活动与科学活动,享受自由思想和细腻感受的乐趣,善待自己的秉赋,使内在的潜力得到最高的发挥。此外,民主政治的实践使每个雅典公民都有一种“以天下为己任”的主体意识。
“人是万物的尺度”这一命题正是雅典民主制下自主自信积极进取的自由民的精神风貌的写照。
(2)自主的个体作为创设社会秩序的主体,他们每个人都是平等的,他们都可凭自己的信仰和欲望,决定其自以为是的是非善恶的准则。
而这样一来,一切准则都将是主观的,相对的,只对有关的人有意义。例如,生病对病家是恶,对医师却是善,是非善恶似无普遍有效的价值,皆视乎各人的利害好恶而有所不同。由此引出智者的下列观点:第一,人们创设政府,制定法律,乃是基于各自的利益。色拉西马库斯(Thrasymachus)认为法律是基于强者和掌权者的利益制定的,是他们运用强权迫使弱者接受的行为准则和制度安排,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33
“正义不是别的,就是强者的利益。”
①卡里克利斯的观点正相反,他视法律为处于弱者地位的广大群众建立起来的屏障,以防御强者的侵犯。
第二,法律、正义只是人所约定的习俗。
一个人如果对他人行不义,他人对他亦可如此。他自然要受到损失与伤害。大家想要避免这种伤害,只有相互保证,相互约束,不向他人作出不义之事。这种保证和约束,便是政府成立的基础。人们把守法践约叫合法的,正义的,这就是正义的本质和起源。
正义是基于人们的同意或契约而产生的,其历时既久,便成为习俗。所以正义正是大家所约定的习俗。

智者的这一观点可说是思想史上最早提出的社会契约论,它基于彻底的经验分析,剥去了正义概念超自然的灵光,始由人类的心理特征或个人利益分析正义。第三,如果个人利益是创立法律的根据,那么,个人利益也是服从法律的唯一动机;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服从法律的条件只限于法律符合个人利益。但两者不相符合的情况必定是有的,因为如果法律的创设基于各自的利益,对一些人有利的法律,对另一些人则可能有害。服从法律未必使人得益,世上的善恶因果常常是颠倒的,善人得不到好报,恶人却获正果。遇到这类法律与利益,正义与幸福不相配合的情况,我们应该依据何种原则作何种选择?
(3)智者在这里提出了一个真正的社会学问题:行动的个人与社会秩序的关系。法律的要求并不总是与个人的要求
①柏拉图:《理想国》中译本,第18页。
②同上,第46页。
43西方社会思想史
相一致,勿宁说经常是相悖的。既然已把独立的个人宣布为“万物的尺度”
,坚持每个人都有追求自身利益的同等权利,而法律又被认为常常出自狭隘的利益,那么,普遍有效的准则如何可能?社会团结如何可能?
对于第一个问题,智者提出自然法概念。自然法高于人为的法律,是一种不分民族、国家、时代,对任何人都有效的法律。后期智者安提丰(Antiphon)在其《论真理》的残篇中有一段对比自然法与正义概念的名言:常人眼中的正义不超出,或确切地说没有人认为其超出公民所在的城邦的法律范围。法律产生于契约,而非产生于自然,而自然法则具有必然而本源的性质。

自然法与人为法的对立是希腊启蒙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概念结构,其要点是:第一,自然法具有本源性,而人为法只有派生意义;第二,自然法具有普遍必然的有效性,而人在历史过程中创造的东西只具历史的价值,只在那单一的情况下有价值;第三,自然法无欠无缺,具有价值估计的规范意义或标准意义,而社会的礼法总是有欠缺的,故必须依据自然法评判既成的法制规章,规范不合自然的礼法并使之有所改善。
那么,被智者如此铺张扬厉的“自然”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涉及如何解决上面提出的“社会团结如何可能”的问题,智者学派内对此并无统一的观点。普罗塔哥拉把神分配给一切人的同量的尊敬与正义视为“自然”
,“作为治理城邦
①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5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53
的原则,作为友谊与和好的纽带“。
他是在人的原始道德感中找到了实践生活的这个自然,以解决在一个原子主义的世界中的社会团结问题。
普氏用神话的语言讲述了“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道理,但这如何与其感觉主义、主观主义及相对主义求得一致?
威柏尔说,智者“只有个人、特殊、个性,原子就是一切,没有国家、社会与普遍东西的余地。”
①普氏一旦想从普遍性方面解决社会秩序问题,势必与其原子主义的立场相冲突。
年轻一代智者的自然主义则较为一贯,他们径直把人的自然人性、个人的天性、冲动的素质宣布为自然律。从这一观点发展出两种不同的社会哲学。一种发展为对现实进行批评,直至对社会政治生活进行彻底的改造。
从自然的观点看,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只在于制度,是人为的法律使然。自然要求人人平等,因人人皆为圆颅方趾,人类种族没有贵贱之分,种族歧视及奴隶制均违反自然人性。阿尔基达马(Alcidamas)断言:“大神令人类全部自由,自然从来不曾强迫谁当奴隶。”
②法利亚(Phaleas)要求所有公民享有同量财产和同等教育。甚至男女政治上平等的思想也已经出现。对上述作者来说,主要的问题不是现存的秩序如何可能,而是根据自然,现存的秩序是否合理,合乎自然的秩序是怎样的。
另一种走向极端的感觉主义、唯我论和道德虚无主义。色拉西马库斯鼓吹聪明人不应让自己被法律引向歧途,他只应随
①转引自叶秀山:《前苏格拉底哲学研究》,第313页。
②转引自亚里士多德:《政治学》中译本,第11页,注释[1]
63西方社会思想史
自己本性的冲动而行动。不依人为的法律而行动,而依更高的自然律而行动,这是正确的行为。弱者可能自愿受法律的约束,但他不过是一个蠢人而已,他这样作只会受他人利用。
①卡里克利斯断言,自然证明,在所有生物中,强者应该统治弱者,但法律是由弱者和多数人制定的,因为弱者总是占多数。
法律试图使人们平等,然而事实上人们根本不平等。
因此,强者不应约束自己的欲望,他应蔑视民众的惯例,抛弃非自然的法律的限制,这样,他实际上是在依自然法则行事。对这一派的智者来说,“遵照人为的法律,为人不义是耻辱;遵照自然的命令,遭受不义才是耻辱。”
②在这样一个强权即公理的世界中,社会团结是根本不可能的。这一派坚持个人一极求取随心所欲的发展,这样非但不能调适行动的个人与社会秩序,市民的权利与城邦的需要这一对对矛盾,反而加剧了意见的对峙与混乱,导致公民团体的分裂,使自己成了肆无忌惮的、破坏公共生活秩序的不良倾向的喉舌。
苏格拉底在社会思想史上是一过渡性人物,介于智者和柏拉图之间。他的社会思考乃是作为智者学派的一个自觉的对立面提出的,并通过柏拉图的影响获得其重要性的。他同意智者学派的观点:沿袭旧俗的时代已经过去,个人的独立判断须代替权威。但在智者所标榜的感觉、意志和欲望中根本找不到对事物、对人及其行为的评价的客观标准。智者萦回于各人的“意见”
,最终证明不是囿于一己的偏见,就是陷
①参阅柏拉图:《理想国》,第27页。
②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108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73
于各种私见的混战。就感觉而言,人同样是自然必然性的奴隶,是一个被动体,而非一个主体。苏格拉底证明:正是通过个人取得独立思考的过程,通过解放个人的感情,事情才变得清楚了,在各个领域中人的才能在于他的知识。这是因为,首先,知识不是“意见”
,而是对事物本质的一种公共的和客观的认识,知识使我们摆脱了私见的束缚,成为真正能行独立判断的主体,因此,人的本质及主体性在于理性(知识)而非感性(意见)
;其次,知识给我们带来效用和成功,在各行各业中,最成功、最有用的人乃是那些彻底熟悉业务并懂得其工作对象的人;因此,知识是使我们获得幸福或福利的东西;再次,知识不只具有认知的和功利的意义,还具有道德的和社会的意义。良善的行为基于对善的知识,人一旦有了这种知识,就会乐于行善而不会作恶。例如,公正和勇敢的美德就是知道在特定环境中如何行动,“知道如何行动”就是知道在那种情况下那样做是“最好的”
,故可以说美德乃是对善的知识,作恶是由于无知;此外,作为一个社会的成员,公民的美德在于学有所成,尽其本分而贡献于社会,正如上面所说,只有知识能使一个人成为有用的人,从而是有美德的人。一个蹩脚的匠人,一个屡战屡败的将军不能尽其本分,故亦无工匠或军人的美德,甚至不能称其为工匠或军人;而一个不能各献其能、各尽本职的社会必定是无法存在下去的。最后,正因为道德是知识,为恶是出于无知,致德之途就在于致知,要在“认识你自己”
,而“未经思考的生活是没有价值的”
;这样,对人进行道德教育不仅可能而且必需,通过教育可使人知道什么是善,从而引导他到良善的道
83西方社会思想史
路上来。
在政治生活中,知识也是最可信赖的。这一信念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苏格拉底所取的反对民主制的立场。他认为管理政府这个最难、最富有责任心的技术应该只由具有最充分的洞见的人来承担,因此,他坚决反对用抽签或民选的方法来确定政府官员,他主张贤能在位,实行知识分子治理国家的贵族政治。
总之,苏格拉底确信知识和科学已经取得了实践的、政治的和社会的意义,成为他那个时代的决定性因素;他自觉地把知识提高到社会的水平,使之人文化,社会化,使之成为人伦道德之所依,社会秩序之所系的基础;这样他同时也就把道德提高到知识的水平,使伦理学科学化。这种知识与道德相统一的观点,乃是启发柏拉图社会哲学的最重要的源泉,《理想国》作者所向往的无非是由像苏格拉底这样的最有智慧的贤人来治理国家。
22柏拉图:理想国A柏拉图生于公元前427年,正是伯里克利死后的一年,所以他是在伯罗奔尼撒战争时期长大的。当时疫疠流行,党争不已,雅典城邦危机四伏,柏拉图一生献身于城邦,致力于从政治沉沦与混乱中拯救雅典人。
年轻时他对政治雄心勃勃。
他出身名门,其社会关系乃至阶级感情显然在奴隶主贵族一边,因此他瞩望于贵族政治。但他亲眼目睹雅典贵族政权的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93
种种倒行逆施,最后堕落为可耻的寡头政治,令他痛心疾首,雄心破灭。他厌恶民主制,不仅是出于他的社会地位和家庭背景,也是出于他的政治理念:政治乃是一种最高的智慧和艺术,平民政治纯为虚妄。苏格拉底被民主派处死一事,使此种厌恶成为仇恨,终其身魂梦系之,不能忘怀。柏拉图信札第七有这样一段自白,“看到政局混乱,我彷徨四顾,莫知所措。我反复思之,唯有大声疾呼,推崇真正的哲学,使哲学家获得政权,成为政治家,或者政治家奇迹般地成为哲学家,否则人类灾祸总是无法避免的。”
①这样一个圣哲之王统率的国家就是柏拉图心目中头等好的理想国家。
失望之余,柏拉图放弃从政抱负,困心衡虑,讲学著书,其政治理想及治国计划集中包括在《理想国》一书中。柏拉图曾数次到西西里岛游说叙拉古国王,并充任叙王的老师和顾问,试图实践他的“理想国”的政治主张。但他的一切政治实验均告失败,不得已无功而返,在雅典创办学园,教授生徒,舍正义而思刑赏,弃德化而谈法治。
在其最后一本著作《法律篇》中,提出所谓“第二等好的”国家,即法治国家。但柏拉图始终相信,“圣哲之王”的国家乃是最好的国家。
柏拉图思想出自许多不同的来源,就其社会政治思想而言,给予他最大影响的两个人物当数苏格拉底和毕达哥拉斯(Pythago-ras,鼎盛年约在公元前532年)。从苏格拉底那里,他接受了贤人政治的主张和对道德教育的首要关怀;从毕达哥拉斯那里,他接受了万物按数的比例相互调适,彼此
①柏拉图:《理想国》译者引言,第ii页。
04西方社会思想史
补偿以达至和谐的信念,他把和谐观运用到政治中,就是指国家的各部分各尽本分,互不干扰,便可实现国家的正义。
当时希腊的政治生活分崩离析,个人享乐风靡一时,柏拉图的理论与之横逆,将国家的概念提高到驾驭一切的高度,这既是柏拉图的政治抱负之所在,同时也是其学术旨趣之所在。
柏拉图社会思想的主要之点是把政治社会当作一个功能互补的体系来对待。
他对社会结成统一系统的可能性也许过分夸大,但他的创见与贡献就在于指出,为了以一种真正社会学的方式思考社会,就必须把社会视为一个系统的整体。这一思想与智者的原子主义观点正相对立。柏拉图并不关心个人摆脱传统束缚,追求不加约束的自由的问题,而是关心人们生于斯长于斯的城邦共同体,它的基础远较个人的意志为深厚,其目标也远较个人的福祉为崇高:朋友,你又忘了,我们的立法不是为城邦任何一个阶级的特殊幸福,而是为了造成全国作为一个整体的幸福。
它运用说服或强制,使全体公民彼此协调和谐,使他们把各自能向集体提供的利益让大家分享。而它在城邦里造就这样的人,其目的就在于让他们不致各行其是,把他们团结成为一个不可分的城邦公民集体。

柏拉图认为,“当国家最像一个人的时候,它是管理得最好的国家,”
这好比一个手指受伤了,整个身心都感觉到了。

而国家最接近单个人的情况乃是乌托邦,乌托邦属于柏拉图
①柏拉图:《理想国》,第279页。
②同上,第179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14
的理念世界。国家的理念代表了理想的社会,在现实中并无对应物,实际存在的社会总是有缺陷的。但国家理念并非彼岸的、与现实永远隔断不通的东西。理想国可在此岸建立起来,如果有“圣人出”
,并能有幸在政治中展试身手的话。
柏拉图理想的国家是一个统一的整体,(a)
它统一于相互依赖的社会生活的需要,是一个由社会分工形成的功能—等级系统;(b)它统一于消弭阶级对抗的社会秩序的需要,是一个实行财产公有及全面管制的极权专制体系;(c)
它统一于使人人过有德的良善生活的需要,是一个崇尚知识与道德教育目标的“圣哲之王”的贤人政制。
(1)功能一等级系统 柏拉图由城邦起源问题入手讨论理想社会的性质。
他认为城邦起源于分工。
分工之所以必要,是因为,第一,人类有许多不同的需要,但没有人能够仅凭一己的努力满足之,故各人应各就所长作最佳的努力与贡献,依靠由分工形成的社会生活求取各自的满足。第二,人生来不平等,秉性天分高下不一,任何人应只做其力所能及的工作。俊杰贤能,智慧出众者,应付以治国重任;勇气十足,强悍善战者,应使之保家卫国;至于俗人,应让其从事农工生产。
①民主政治实行轮番为治,庶人议政,这不但是一妄想,也是一骗局,因其前提是人人平等,其实并非如此。人的内在能力天生而有差别,分工使人专做适合其天性的工作,由此带来效率的提高;若每个人都向社会作最佳贡献,则社会整体将获最大利益。当政治家以其智慧治理国家,军人以其
①柏拉图:《理想国》,第128—129页。
24西方社会思想史
勇武保卫国家,劳动者以其生产品供给国家,“这三个部分各自执行自己的职责而不互相干扰和僭越的时候,便是有了正义,”
①正义就是把全体公民“都结合起来,造成和谐,就像贯穿整个音阶,把各种强弱的音符结合起来,产生一支和谐的交响乐一样。”
②相反地,“当这三个部分互相干扰和僭越时,国家就受到极大伤害,这就叫不正义。”

上述柏拉图的正义观中包含了他的社会结构理论,他论证了社会是一个由分工形成的功能互补系统,论证了分工乃是基于人的相互需要及内在能力的差异,这些思想很有见地。
但柏拉图用社会职业分工的理由来证明社会等级划分的合理性,把各尽其职等同于恪守君臣之分与贵贱之别,这就混淆了社会的功能结构与社会的政治结构,即混淆了社会与国家。
这里的错误不只是逻辑上的,更主要地是价值上的和政治上的。在柏拉图手里,分工及功能理论多少成了粉饰等级制度并使之理想化的工具,而其理想社会不过是“埃及种姓制度在雅典的理想化。”

(2)极权专制体系 启发柏拉图制定出他的等级社会方案的乃是正被阶级对抗所分裂的雅典式城邦,他在这种对抗中看到了城邦解体的症状及根源。他感慨现时的每个国家“都分成一个富人之国和一个穷人之国,而且这两个部分各自
①《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30页。
②柏拉图:《理想国》,第152页。
③《古希腊罗马哲学》,第230页。
④柏拉图:《理想国》,第128—129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34
内部还分成许多个更小的对立部分。“
①“自私的”
党争使局部利益压倒了全体利益,党派利益高于国家利益,人们对于城邦的效忠反倒不如对于某一党派的效忠。在理想国里,党争将不复存在,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柏拉图主张在统治阶级中实行共产共妻主义,放弃私人财产和家庭生活。
其理由是,私有财产必然导致贫富分化和“自私的”党争,而自私主要是由于家室妻儿之累所致。治国者(及辅助者)热衷于私家生活,足以妨碍其为国为民谋求幸福的崇高目标。这就是柏拉图的著名的“共产主义”。须注意的是,第一,除对统治阶级外,柏拉图并不一般排斥私产和家庭生活,生产阶级成员可在政府的严格监督下建立家庭和拥有私产。第二,柏氏的共产学说并非为了消灭阶级,而是为了根除导致党争和贫富对抗的经济根源:自私的利益,从而保障全体的利益与城邦的和谐。基于以上两点,正如熊彼特所说,把柏拉图“说成是共产主义者或社会主义者或者这些运动的先驱者是没有意义的。”

柏拉图社会理论的基本点是只有统一的生活才能产生社会全体的和谐,统一的生活只能基于公民的信念统一,而这唯有通过对个人生活的全面的具体入微的严格管制才有可能。从这种信念出发,柏拉图极端蔑视个人自由的价值。理想国本质上是总体主义的,因此,柏拉图自然十分厌恶智者派的原子主义。
①柏拉图:《理想国》,第137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0页。
4西方社会思想史
(3)
“圣哲之王”
的贤人政制 柏拉图向往的当然是贵族政治,贵族的范畴在他既指门第的也指精神的。血统的高贵与智力的优异固然常为一事,但“有时不免金父生银子,银父生金子。”如果在农民工匠的后代中发现天赋中有金有银者,就应把他提拔至治国者阶级,统治阶级的子女若其心灵混入了废铜烂铁,则要将他们降至下层。可见,凡为治国者,其最重要的品质是智慧和美德。
①理想的社会应是精英人物治理的社会,柏氏的这一主张直接得自于苏格拉底的“知识即美德”
的思想,同时也出自他自己的整体主义的社会观。
他认为治国所需的是智慧,是对整体有利的事物的洞见,这种洞见“并不是用来考虑国中的特定方面事情的,而只是用来考虑整个国家大事,改进它的对内对外关系,”
“而能够具有这种知识的人按照自然规律总是最少数,”
②只能在那些天分最好且又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中间见到。“
③因此他所赞成的贵族政制乃是俊杰在位的贤人政制,最好的政治是“圣哲之王”
,即由德行和智慧最高的人治理国家;故理想国是一个人治国家,它依靠最出色的人的自由智慧来管理,而不是靠法律规则来管理。正义的最高境界是谋求“无讼”。在其《政治家篇》中,柏拉图阐述了他不重视法律的理由:法律绝不可能发布一种既约束所有人又对每个人都真正有利的命令。法律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完全准确地给社会
①柏拉图:《理想国》,第128—129页。
②同上,第146—147页。
③同上,第15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54
的每个成员作出何谓善德、何谓正确的规定。人类个性的差异、人们行为的多样性、所有人类事务无休止的变化,使得无论是什么技艺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制定出可以绝对适用于所有问题的规则①。
法律原则上是由抽象的、过分简单的观念构成的,只能作常态的或普通的运用,决无法适应复杂的情况、随时的变化及特殊的需要。柏拉图确信因事制宜的自由裁量,远优于硬性的法律条文,最佳的办法并不是给予法律以最高权威,而是给予明晓统治艺术、具有才智的人以最高权威。圣哲之王解决了权力与智慧的合一,因此是头等理想的政治。
政治上的屡屡挫折,使柏拉图悲叹人的社会不圆满,圣王难找,不得已提出第二等好的国家,“法治国”。在其最后一部著作《法律篇》中,柏拉图详细描述了这种国家的蓝图。
但他并未放弃贤人政制的理想,始终认为有好人才会有好社会,有贤能之人才能产生优良政府。
柏拉图的理想国,就其政治倾向而言无疑是保守的。每当经济和社会结构发生剧烈和迅速变化的时候,与柏拉图的保守的乌托邦有着惊人相似之处的各种看法就出现了。这类乌托邦的鼓吹者大多不能理解正在变革他们自己社会的各种力量,热衷于把过去渲染为理想的东西,在其倡议的各种社会政策中,往往也是浪漫的成分多于切实的分析。这些思想倾向大多能在《理想国》中找到其原型。
①转引自博登海默(E。
Bodenheimer)
:《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中译本,第8页。
64西方社会思想史
另一方面,柏拉图的整体主义的社会分析模式,在方法论上确有开创性。他把社会视为一个互相协调和补充的功能体系,理想的国家最接近于一种有机体。他的社会分析集中在那些强化和削弱有机体统一的因素上,最关心的是那些对有机体的整合或解体有着显著作用的社会事实,优先考虑的是发现有助于社会整合与平衡的各种条件。所有这些开创和启发了结构功能取向的社会思想路线。
23亚里士多德:“人是政治的动物”
A亚里士多德是柏拉图的学生,受业于柏拉图学园长达20年之久。他与柏拉图同为古代希腊科学的两座高峰。学生固然深受老师的影响,但在批评、修改、和推进老师的学说方面,亚氏表现了他不拘学统的批判精神和自己的独特创见。
师徒两人的气质也很不相同。柏拉图是个任凭灵感所鼓舞的哲人,在其思想家沉重的血液里混合着艺术家轻快的脉搏。亚里士多德则是一位博学的教授,条分缕析,不偏不倚,在细节和评论上尤擅胜场。
亚里士多德生当希腊城邦日趋式微时期,他清楚地看到了城邦解体的过程,他怀着与柏拉图同样的苦心,力图挽救城邦的危机。但他开出的药方不同于柏拉图,这种不同出自于两人在研究方法与社会分析思路上的不同。
柏拉图好空想,是个编写国家传奇的作手;亚里士多德是位研究者,他的政治概念和社会学说是从他辛苦收集的希腊各国宪法中提炼出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74
来的。他对社会现象也像他对待自然现象一样,用一种多少世纪罕与匹比的精确性加以研究。虽然他也决意去发现“最完善的国家”
,但他认识到,我们不仅应当思考什么是最好的政制,还应当思考什么是可能的及易于实现的政制。他坚决反对柏拉图的废弃私产与家庭生活的主张。他认为公有财产的监护不如私有财产的那样仔细,而且,“在一切归了公的城邦中,人们就没法作出一件慷慨的行为,谁都不再表现施济的善心”。
①妇孺归公的后果则更可怕,下一代将得不到爱护,兄弟姐妹间不再有感情,亲属关系既经消失,败坏伦常的罪行也将肆无忌惮。
②所需要的不是取消私有财产,而是更开明地运用私产。在亚氏看来,拥有适度的财产,不仅有助于形成个人的良善行为,更有助于造就城邦的稳定的秩序。柏拉图寄希望于贵族,亚里士多德则认为最好的立法者是中等阶级的人;他们人数较多,占有一份适当而充足的财产。惟其财产适当,所以不致为富不仁;惟其财产充足,所以不会像穷人那样觊觎邻人的东西;惟其人数较多,所以这一阶层就能平衡富有阶层与贫穷阶层的势力,而使城邦少受党争之祸。
亚里士多德显然是自由民中等阶层的代言人。
与柏拉图一样,亚里士多德也把善的问题视为社会科学的首要关怀。他超过其老师的地方是他第一次把关乎社会及国家善的政治学与关乎人的行为善的伦理学区分开来。他的《政治学》集中于城邦的起源、性质及城邦社会结构等的研究;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3b。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63b—1264a。
84西方社会思想史
而他的《尼各马可伦理学》则偏重于对城邦中的人的行为的讨论。依公认的观点,这两本书合在一起,构成了对统一的社会科学的最早的系统阐述。在霍布斯(ThomasHobes,158—1679)时代以前的约两千年间,几乎所有称为社会科学的东西都是从亚里士多德那里获得启发的。英国经济学史家罗尔(E。
Rol)说,“在分析一个从农业自给自足过渡到商业与贸易的社会的原理上,没有人超越过他。”

亚里士多德最著名的论点是“就其本性而言,人是一个政治动物。”
②类似的命题在《政治学》中随处可见,在《尼各马可伦理学》中亦反复出现,如“人类自然是倾向于城邦生活的动物,”
③“人是政治生物,天性趋于与他人一同生活,”
“人是为成为公民而生的。”
④所有这些陈述要表达的中心思想是:人是社会性的存在。
“政治的”
、“城邦的”
、“公民的”
等词语,全都出自同一个希腊词根“polis”
,吴寿彭在《政治学》译注写道:polis这字在荷马史诗中都指堡垒或卫城,同Demos(乡郊)相对……后世把卫城、市区、乡郊统称为polis,综合土地、人民及其政治生活而赋有了“邦”或“国”的意义……近世以city—state(城邦)
,译polis较旧译state为“邦”
、“国”比较合适。
……由polis衍生出几个
①罗尔:《经济思想史》中译本,第35页。参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95页。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
③同上。
④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牛津,1921)
,169b,1097b。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94
重要名词:(一)
polites,为属于城邦的人,即“公民”
,(二)
politeia:(甲)公民和城邦间的关系;(乙)由这种关系形成全邦的“政治生活”
;(丙)把这种关系和生活厘定为全邦的政治制度,即“宪法”
;(丁)有时就径指该邦的“政府”
,(三)politeoma:(甲)公民团体;(乙)较狭隘的公务团体;(丙)有时就和politeia相同,或为政体或为政府。

polis既指城市又指邦国,或同时指两者;而首要地是指相互依赖的个人与社团组织结合在一起的共同体社会及社会一致政治生活。
②换言之,希腊的polis可以解释为最基本的历史单位,属于一社会文化的一切因素都包括在内。因此,成为“一个政治动物”
,意味着成为一种特定类型的社会共同体的一员,此共同体就是希腊人所仅有且仅知的城邦。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不折不扣是城邦政治学,亦可恰当地称之为关于城邦共同体的社会学。离开了城邦,就没有什么希腊政治学或社会学可言,对希腊思想家来说,“城邦是文明生活存在的唯一可能的形式。”
③以下是亚氏城邦社会学的主要观点。
(a)
人之所以自然倾向于过城邦生活,是因为任何个人都不是自足的,只有通过城邦生活,人类才能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有的智者鼓吹“人不必参加国家生活,个人已是自足的。”亚里士多德对此大加揶揄,“凡隔离而自外于城邦的人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第110页译注。
②同上,1274b以后。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88页。
05西方社会思想史
……如果不是一只野兽,那就是一位神祇.“
①他把城邦规定为一种“至高而广涵的社会团体”
,是从为满足人类需要的生活发展中自然长成的,他叙述了由家庭,至村落,最后到城邦的人类社会团体的历史发展过程。家庭是满足日常生活需要而建立的社会的基本形式,故人们把组成一个家庭的成员称之为“食厨伴侣”
,或“刍槽伴侣”
;②村落则是人们为了适应更广大的生活需要而由若干家庭联合组成的社会形式,其最自然的形式是由一个家庭繁殖而衍生的聚落;③到由若干个村落组合而为“城邦”
,社会就进化到高级而完备的境界,在这种社会团体内,“人类的生活可以获得完全的自给自足。”
④但自足性并不仅指经济上的,经济上的自足只能解决公民的物质生活的需要。城邦要满足保证人民过优良生活所必不可少的全部需要,除了物质的需要,还包括道德的需要。
(b)因此,人必须加入城邦生活,在亚氏看来不只是因为城邦是满足人类需要的生活共同体,还因为城邦是实现人类本性的道德共同体。也就是说,人只有参加城邦生活才能成其为人。一方面,人类有合群的天性,所以能不期而趋于政治的结合;并且由于只有人类具备语言机能及对是非善恶的辩认能力,所以家庭和城邦的结合乃是这类义理的结合。

另一方面,一切社会团体都以善业为目的,城邦所求之善业,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b。
②同上,1252b。
③同上,1252b。
④同上,1253a。
⑤同上。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15
在于培养公民高尚的行为,造就有文化的君子。亚里士多德与柏拉图一样,坚持认为良善的人生仅在城邦生活中才有可能。
“人类由于志趋善良而有所成就,成为最优良的动物,如果不讲礼法,违背正义,他就堕落为最恶劣的动物。”

(c)
在个人与城邦社会的关系问题上,亚里士多德的基本取径与柏拉图相似,也是整体论的和反原子主义的。他认为任何公民都应为城邦所公有,成为城邦的一部分,而不应假想任何公民可私有其本身。他还指出,“城邦(虽在发生程序上后于个人和家庭)
,在本性上则先于个人和家庭。
就本性来说,全体必然先于部分。“
②他为这一观点提出了两种论证。
一是系统论的,以身体为例,如全身毁伤,则手足也就不成其为手足;③一是目的论的,万物皆趋于实现其本性,而事物的本性乃是一个发展过程,只待发展到最高阶段才算充分地体现其本性或自然。以树为例,树苗的生长就是为了实现树的本性,并且只有长成为一棵大树时,才能成其为十足意义的树。从个人到城邦可视为由不完全到完全、由基本意义到十足意义上的人实现其本性的过程。家庭、村落生活使人的基本需要的满足成为可能;而以实现人的良善生活为目的的城邦生活则是人的本性的完成。

但是,亚里士多德也反对柏拉图过分的整体主义。他认
①同上。
②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a。
③同上。
④同上,1253b。
25西方社会思想史
为柏拉图那种力求“城邦的过度划一”
决不是一个良好政策,“因为只有内部高度分化从而达到高度自治的城邦才可称为真正的城邦;”
①而执意趋向划一的城邦,将不再成为一个城邦,“实际上已经变为一个劣等而失去本来意义的城邦:这就像在音乐上和声夷落而成单调,节奏压平到只剩单拍了。”

他和柏拉图都坚持城邦是由不同分子构成的功能互补结构,但柏拉图强调有机的统一,强调各部分皆须从属于整体;而亚里士多德则强调各部分的合作,他常以合唱队为例,说明各部分依其本性而行动,便足以促成整体的和谐。这样,各自不但可以保持其相对的独立性,而且还因这种合作得以正常发挥其功能。
(d)在上述的整体观与多元统一观的基础上,亚氏构建了他的社会结构理论。在他看来,社会结构首先是一个多维的和多层次的架构,由家庭的集合体;经济阶层的系统(富人、穷人及中间阶层)
;身份集团的系统(平民和贵族)
;类似于中世纪“等级”的特殊阶级等方面所构成。亚里士多德用以分析社会结构的概念极为丰富,但让人费解的是《政治学》这本书几乎完全不曾注意区分自由民和奴隶。也许是因为亚里士多德只把奴隶视为会说话的工具,只能算是家庭的基本要素之一,故在城邦这样一个自由民的共同体结构中没有其任何地位。这在当时被视为一个不言而喻的事实。亚氏的错误不仅在于他肯定了这种当时有教养的希腊人的共同偏
①同上,1261b。
②同上,1264a。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35
见,更在于他为奴隶制的所谓合理性作了貌似学理的辩护,在奴隶制的问题上,他的见解远远落后于某些智者。

亚里士多德还把社会结构理解为由分工所形成的行使不同社会职能的职业阶层,它们包括,第一,生产粮食的农民阶级;第二,从事各种技艺和制造的工匠;第三部分是商人;第四部分是在田间劳作的佣工;第五部分是武士;第六部分是祭司;第七部分是以其财产资助社会的富人;第八部分是以其才能服务社会担任公职的行政人员;余下的是议事部分及审断争讼者之间是非曲直的司法部分。

亚里士多德最为人熟悉的社会结构分析也许是他的按财产的多寡划分社会阶级的观点,这样,上述的多元阶级结构论(它实为一种职业阶层论)就被简化为一种二元阶级结构论。
亚氏更重视后一种划分法,其理由至少有两条:第一,这种划分更具确定性,因无人同时既是富人又是穷人,但既是农夫又是武士,既身为工匠又兼任法官则完全可能;第二,权力在富人和穷人之间的分配对社会稳定及政制的影响最大。
他力主由两极之间的中等阶层执掌政权,因为这一阶层最不会逃避治国工作,也不会对它有过分的野心,它就构成为一种良善的制度的基础,这种制度能避免寡头制和民主制各自的缺点。

①参阅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53b,1254b,125a。
②同上,1290b—1291b。
③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296a—1297b。
45西方社会思想史
24城邦制度的背景与城邦A社会学的视野
柏拉图生当希腊城邦的危机时代;而到亚里士多德时,城邦已经分崩离析。马其顿的兴起,使一切城市国家都成了过时的陈迹,而他们对这一切几乎无动于衷,“全部讨论都谈的是城邦”
(罗素语)
;更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两人没有一个设想过不同于城邦秩序的别的社会秩序,他们只是追溯往昔,用灰色的理论描绘已变成灰色的生活,就像“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起飞。”
①柏拉图精心描绘其理想的国家,甚至不关心他生活时代的政治现实,但理想国仍是一种理念的城邦;亚里士多德十分熟悉许多所谓野蛮部落的生活样式,但他同样未能超出城邦的眼界。正如熊彼特所说,希腊哲学家“是从城邦的角度来观察宇宙的,他认为反映在城邦中的就是整个宇宙(其中包括全部思想世界和其它一切与人类有关的事物)。”
②为什么城邦的制度成为横亘于以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为其顶峰的希腊科学前不可逾越的障碍?探究这一饶有趣味的问题,有助于我们从总体上把握希腊社会思想的基本旨趣。
我们认为,造成希腊思想局限于城邦视野的主要原因乃是城邦制度本身。任何思想与知识,均受其所处之社会环境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中译本,序言第14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88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55
的影响,社会思想尤其如此,因为社会思想不仅衍自其环境,事实上,社会思想更是以社会环境为其基本研究对象。希腊的城市国家与现代人的政治共同体十分不同,就我们现在的论题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诸方面。
(a)
城邦是规模有限的社会。
除斯巴达外,雅典是全希腊仅有的、领土较为广阔并一直处在连续不断的治理之下的国家,而雅典的面积亦不过相当于中国纵横百里的一个大县。
城邦之间固然存在许多差异,但希腊人毫不怀疑,存在着一定的尺度或规模是城邦不应超越的。他们认为,城邦应是这样一种共同体,在这共同体内,每一个成员都能将所有其它成员置于其视野之内,因而可将国家的所有职能置于其监察之下。亚里士多德认为一个城邦最适当的人口限度应是大到足以自给生活之所需,又要小到观察所能遍及。
①由此看来,城邦基本上是一个独立的地方共同体。
(b)城邦是结构复杂的社会,这不仅表现在其社会阶层的繁复上,而且还表现在其不同阶级的社会地位差异的悬殊上。在组成城邦的居民中,自由民享有一切公民权利;奴隶只被视为物而不被视为人;人数众多的外侨介于两者之间,他们虽世代居住在城邦内,且在经济及文化生活中发挥着重要作用,但他们并没有公民权,也不构成城邦的一个基础部分,因为只有那些出身于其父母双方皆为公民的家庭的人才是公民;②换言之,血缘身份在城邦的社会分层中仍保持其极大的
①亚里士多德:《政治学》,1326b。
②同上,1275b。
65西方社会思想史
重要性。
(c)
这样,与其说城邦是一种有着共同地域并受治于同一政府的居民共同体,不如说是一种藉出身而享有参与政治事务之权利的特权者的共同体。这样,就在城邦公民中产生了一种同类感、社区感和同胞爱,这是当时最重要的社会观念,城邦精神生活中的一个决定性成分。
polis一词的原意即为“公民之家”
,希腊的公民并不像现代人那样过各自分离的家庭生活,其日常生活与其他公民是时时发生关系的,他们的生活以市场为中心,市场犹如他们的大家庭。这种联结城邦公民于一体的纽带是多方面的(如身份的、民族的、宗教的及社会的)和强有力的。对他们来说,城邦意味着一种共同的生活;他们的宪法,正如亚里士多德所指出的那样,与其说是一种法律结构,勿宁说是一种生活方式;因此,希腊一切社会政治理论的基本旨趣是致力于这种共同生活的和谐。
对希腊人来说,关于城邦的理论既是现代狭义的政治学,同时又是社会学、经济学和伦理学。
正是这种城邦共同体的背景,决定了希腊社会学的视野。
一方面,古典希腊思想,特别是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思想,比起他们之后直到黑格尔之前的绝大部分思想来,包含更多的社会学洞见;另一方面,由于城邦的政治生活与社区生活如此紧密地融合在一起,竟使得大多数希腊思想家不知区分国家和社会,亦不能想象不同于城邦生活的其它生活样式。
城邦文化的一体感和认同感造成希腊思想的城邦狭隘性,“希腊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75
人缺乏疆域广阔的政治重要性的那种感觉。“
①他们愈是清楚地意识到他们的城邦的和文化的社会一致性,就愈是坚持一种“严华夷之分”的自大态度,自视为“天之骄子”
,视周邻民族为“野蛮人”。
这就难怪他们对亚历山大大帝(Alexander
the
Great,前356—前323)给地中海世界所造成的彻底变革几乎没有察觉,仍在力图使已成为历史陈迹的城邦回光返照,从而丧失了思考与说明当代生活现实的敏感与能力,在这个意义上,古典希腊社会思想业已走到了尽头,下一时期,即希腊化与罗马时期的社会思考兴趣将随着历史的变迁而发生微妙而重要的变化。
25斯多葛主义:大一统世界的社会思A想
亚里士多德在公元前322年的逝世,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
事实上,在他逝世前六年,城邦的自由生活即告结束。经亚历山大的征服及其继承者的分割,军事化的帝国成为典型的政治组织,并势之必然地取代了城邦。当亚历山大的继承人处在最弱时期,若干城邦曾联合起来,先后成立埃陀利亚联盟和阿卡亚联盟,反对马其顿,力求享有高度的自治权。这两个联盟在形成之初都企图以各邦联合的方式维持城邦制,
①阿德科克(Adcock)
:《希腊城邦的兴起》,第IV卷,第26章,转引自顾准《希腊城邦制度》,第5页。
85西方社会思想史
但这种方式本身却孕育着超越城邦之上的政治组合。后在罗马的征服之下,这类政治组合都趋于瓦解,而沦为罗马帝国的地方政府(行省)。
城邦的没落,导致了社会思想及人的精神气质的激烈变化。城邦让位于更大的政治单位,并日益丧失其独立性,公民的职责遂降为单纯的服从,对城邦的忠诚亦不复存在;自由人的观念也随自由的丧失而丧失;社会与政治的动乱及苦难,冲淡了人们往昔所自矜的自信感和进取心,代之以被征服的消极及屈辱感;人们既无法掌握自己的命运,又无力改变现状,只能逃避其所熟悉的公共生活,而转向个人的安身立命。这时期的哲学几乎都专注于寻求善的生活,而非善的国家。
当时最大的两派哲学,伊壁鸠鲁(Epikouruos,前341—前270)
学派与斯多葛学派①都教导人民尽量少参加政治;个人幸福与社会福祉并无关系,国家亦非达到良善生活的必要工具。伊壁鸠鲁虽然承认国家的产生是由于国民个人自利的需要,认为法律是个人为达到其功利目的相互约定而成的产物,藉以得到安全、防止暴乱及不公,但他把“肉体的无痛苦与灵魂的无骚扰”
视为至福,故最终还是劝导人离群索居,退出公共生活。斯多葛学派从犬儒学派那里继承了禁欲主义及厌世主义态度,以“克欲求善”和“返回内心”过“不动心的生活”为鹄的,逃避政治事务而致力于人生伦理,将政治与伦理分成两截,认为在一个恶劣的世界中,人不能有福,
①约公元前300年,芝诺(Zeno
of
Citium,约前336—前264)开始在一处有画廊(stoa)的地方讲学,故人们称其学派为斯多葛派。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95
但可以有善,而真正的善则是个人的德行。
这样一种萦回于乱世中个体生存意义问题的伦理哲学似与社会学的关怀没有关系。的确,斯多葛学派不会产生与《理想国》、《政治学》相应的著作,但该学派所提出的众生平等观点、世界主义及自然法思想,似如一条条连线,将其独善其身的自足的个人与世界历史的进程连接了起来,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斯多葛主义扩展了社会学的视野,丰富了社会思想的传统。
(1)众生平等观 古典时代希腊思想建立在“人类生而不平等”以及“个人注定要过城邦生活”等假设之上。亚历山大帝国所造成的不同民族与文化同存于广大的疆域内、并受治于同一个政治权威的现实,使这些假设变得陈腐不堪,并促成了斯多葛的众生平等思想。
在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那里,人与(城邦)公民是同义词;而在斯多葛派那里,人的概念已成为人类概念。人秉有一种内在的“社会冲动”
,按其本性决非仅是一个“政治的动物”
,这就从根本上动摇了古典思想的教义之一,即把人分成自由民和奴隶、公民和非公民的教义。伴随这种新的人类学思想出现了世界共同体的概念,在这共同体中,人人都能参与其事务,而不论他在权力、声望及财富结构中的地位如何。在自然面前,既无希腊人也无野蛮人;既无主人也无奴隶,只有彼此平等的人。
(2)自然法 众生所以平等,乃是因为人人皆为自然之子,皆秉有一份自然本性。人是自然大宇宙中的小宇宙,是大宇宙神圣火焰飞溅出来的一朵火花,故“个人的本性都是
06西方社会思想史
普遍本性的一部分。“
①在斯多葛派看来人性的自然不在于感性,而在于理性。塞涅卡(L。
Seneca,2—65)说人身上最好的东西是理性,“人由于理性力超越动物,并且与神相齐。”
②斯多葛派把人之自然规定为理性,“人同此心,心同此理,”这就把内省(精神)提升为普遍性概念,遂沟通了自足的个人与世界进程的联系。
自足的个人并非放弃其对同胞、社会的职责的独善其身者,而是顺应自然,“率性而行”者;“依自然而生活,也就是依道德而生活,”
③即依天道、最高的秩序而生活,如此便由人道(理性)体现了天道,确切地说,人道(自然)与天道(自然)实为同一个道:理性(此即《中庸》上说的“天命之谓性,率性之谓道”)。黑格尔指出,“自然在斯多葛派那里也就是逻各斯:规定着的理性,是主宰的、统治的、产生的、弥漫一切的、作为一切自然形态——自然形态被认作逻各斯的产物——的本原的实体和动力。”

理性作为一种遍及宇宙的万能的力量,是法律和正义的基础。
而处处寓于所有人头脑中的神圣的理性是不分国别或种族的。因而存在着一种基于理性的自然法,它并非任何特定国家的法律,也非由任何个别的立法者所制定或所编纂的法律,它在整个宇宙中都是普遍有效的。与古典的教义不同,斯多葛派认为,人不只负有对政治共同体的忠诚,更负有对世界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182页。
②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101页。
③芝诺语,转引自《西方伦理学名著选辑》,上卷,第215页。
④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3卷,第15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16
共同体的忠诚;一方面,他是国家的成员,这一点决定了他要遵守国家的法律和习惯;另一方面,作为人类的一个成员,他要服从自然的法则。换言之,个人隶属于两种不同秩序:(并不必然合理的)政治秩序和(必然合理的)道德秩序。政治秩序固然并非总是反自然的,但它决非是令人向往的。纷纷不已的党争,僭主的心血来潮,市场及政治的自发力量,使人对政治产生恐惧、不定及无助感;历史走着自己的路,似乎丝毫不受人力的影响,人甚至连正在进行的过程是什么也浑然不知。这就难怪斯多葛派及其他许多哲学家倾向于对现存政治结构持一种疏离态度,退回内心世界,专注于伦理的关怀。或是追求不为物役、不为情牵,在世事无常的流转中咬定青山、自作主宰的内圣境界;或是推广其众生平等之仁心于宇宙之内,以实现“四海之内皆兄弟”的大同理想。
(3)世界主义 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正是基于上述的自然人性论提出的。既然理性是人类的共同本质,整个人类的生活便具有了共同的基础,“也就有了一个共同的法律,这样,我们就是同类公民了,因而,在某种意义上,这个世界就是一个国家。”
①惟因人性相通,所以人类权利平等,遂产生大同主义的世界观。在这个大同世界中,每个人都对他人负有仁爱的天职;同一个普遍理性支配着每一个人,使他们自觉地把公共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奥勒留。安敦尼曾这样表达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情怀,“就我是安敦尼来说,我的城邦
①奥勒留。安敦尼(M。
Aulius
Antonious,120—180)语,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109页。
26西方社会思想史
与国土就是罗马;但就我是一个人来说,我的城邦和国土就是这个世界。“
①总之,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是以普遍理性为博爱的基础;以大同社会为普遍善的化身;以世界为人类生活的中心,从而倡导一种“大一统”的社会。鼓荡着哲学家们大同社会理想的想象力的正是大一统社会取代城邦制狭小社会的历史趋势。看到奴隶制的不合理,于是产生人类平等思想;看到亚历山大帝国和罗马帝国的伟大规模,所以抛弃了对城邦的赞美,而追求世界国家的理想。斯多葛派的世界主义政治观与世界公民论反映并切合当时的实际情形,故能得到实际政治的运用。罗马帝国的建立,使世界法与世界公民思想成为政治的现实。
“四海之内皆兄弟”
的观念后来为基督教所接受,得以在更广的范围内流传开来。
26罗马斯多葛主义的社会思想A斯多葛主义在罗马时期继续流传,并有辉煌的发展,其主要取径有两条,其一,它促进罗马法观念的制定和形成;其二,它导致罗马道德哲学的兴起。前者的代表人物是西塞罗(当然还包括罗马法的编纂者)
;后者的代表人物则是塞涅卡。
就法的情况而言,从古典希腊思想中汲取灵感的罗马斯多葛派复兴了国家的理论,并反复讨论个人在国家中的地位问题。
在道德理论方面,罗马斯多葛派保持了其教义的纯正性,甚
①转引自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336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36
至较其前辈更趋严格。在这两个方面,斯多葛主义的人性(平等)概念和自然法概念都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1)
罗马法 西塞罗社会哲学的一个核心概念是自然法,他指出:事实上有一种真正的法律——即正确的理性——与自然相适应,它适用于所有的人并且是不变而永恒的……。
用人类的立法来抵销这一法律的做法在道义上绝不是正当的,试图废止其中的一部分是不能容许的,而想要完全废除它则是不可能的……。
它不会在罗马立一项法律,而在雅典又立一项法律;也不会今天是一种法律,而明天又是另一种法律。有的只是一种永恒不变的法律,任何时候、任何民族都必须遵守它。

西塞罗认为“最愚蠢的想法”就是相信一个国家的法律或习惯中的内容都是正义的。他似乎赞同这样一种观点,即完全非正义的法律不具有法律的性质。对这一问题的思考引导他注意被斯多葛正统所放弃的实定法问题。他把实定法与国家的性质和功能问题联系起来,认为国家是法律的创制和构造,应以法的权能或权利的术语而不是社会学的或伦理的术语来讨论国家。
萨宾(Sabine)认为,这种由法律入手分析国家的观点,乃是欧洲思想中根深蒂固的要素。它是罗马思想的贡献,而在希腊思想中尚无与之相似的观念。
②事实的确如此,罗马在文学、艺术、哲学、宗教等方面几乎无一不模仿希腊,
①转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14页。
②参阅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18页。
46西方社会思想史
而在政治、法律方面却有真正伟大的创造。李约瑟说,“欧洲人的精神优越感突出地表现在法律和法理方面,”
①这主要指罗马法,按西方学者的共同见解,它与希伯来的社会是非观及希腊的哲学精义同列为欧洲思想传统的三大基本要素。

罗马法的遗产是多方面的,就我们的兴趣而言,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第一,实定法观念。实定法是政府明定的规则,用以规范人民的生活与行为,在实定法确定的约束范围外,则委诸习惯、礼俗及道德的调节。这就使政治与法律有明显的划分;国家与社会亦有所区别;主权国家则成为法律的制定者。第二,法人观念。罗马思想既不接受柏拉图的有机体论,认为个人已被国家所吸收,只有通过国家才有个人的存在;也不赞同伊壁鸠鲁的观点,认为国家非人民生活所必需,个人离群索居仍可生存。罗马法明确界定个人与国家的关系,两者各有其一定的权利与义务。国家是一法人,只能在一定限度内行使权力;个人也是一法人,具有一定的权利,亦不得加以侵害。这种规定个人与国家的公法观念,以及独立主权者(法人)
具有固有权利的观念,在希腊思想中并无地位。
希腊的国家观念不是基于国家主权与人民的关系,而是基于个人与社区的关系;权力的最后所在,也是在于法律而不是在于个人。第三,契约观念。契约观念虽非罗马人的首创,但把契约行为明确视为平等的法人(法权主体)之间的具有法
①李约瑟:《四海之内》中译本,第13页。
②参阅同上,第56页;德尔马(C。
Delmas)
:《欧洲文明》中译本,第3页
第二章 古希腊罗马时期社会思想56
的效力的交易行为,这纯属罗马人的发明。罗马人甚至将宗教崇拜亦视为一种契约关系。崇拜者对天神履行一定义务并举行一定仪式,由此换取天神对他们的庇佑与其它好处。
(2)道德哲学 塞涅卡代表了罗马斯多葛主义的另一种发展。他对与政治制度有关的问题不感兴趣,他在自然法中看到的不是对政治改革家或法律创制人有用的标准,而是一套道德律令。他所要寻找的人类共同体不是一种政治的共同体,即不是国家,而是社会;其各种关系是道德的、宗教的而非政治的和法律的。在塞涅卡看来,国家至多是一种必要的祸害,不能视其本身为善的事物。他力图挽救他生活时代普遍沦落的道德,但他嘱目于无政府与无法律的人类共同体理想,而非作为一种制度设施的国家。但是正如他自己所叹息的那样,“我们不可能改变世界的关系。
我们能够做的只有一件事,即寻求道德高尚应有的最高勇气,并借助它安静地忍受命运给我们带来的一切。“
①这是一种忍受的福音,而不是一种希望的福音(罗素语)。
“我们在斯多葛的著作中已经可以寻到绝望之最初的呼唤——厌世主义的第一声了。……
它使得多数人心易于来接受基督教。“

与古典希腊思想相比,希腊化思想与罗马思想因其赋予作为人类共同体之成员而非城邦共同体之成员的人的概念一种至尊的地位,从而大大扩展了社会分析的空间。一个是人
①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107页。
②克鲁泡特金(Kropotkin,1842—1921)
:《伦理学的起源和发展》中译本,第172页。
6西方社会思想史
类概念,另一个是依据法律而结成的公民联合的国家概念,都对当时及后来的思想发展影响很大。一方面,国家概念的系统发展成就了罗马政治学的伟大创造;另一方面,在奥勒留和塞涅卡那里,人类学已完全成为一种解脱哲学或拯救哲学,最后势之所然地汇入宗教运动的洪流中,促进了基督教思想的兴起和传播。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76
第三章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
31奥古斯丁: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A基督教原先只是流行于罗马世界内诸多彼此竞争的宗教中的一个默默无闻的和受到迫害的教派,后来突然成了罗马的国教,成了一种占优势的力量。这一惊人事件的原因,向来就是令史家着迷的话题。在勒基(Lecky,1838—1903)的《欧洲伦理史》、吉朋(Gib-bon,1737—1794)的《罗马帝国衰亡史》、罗素的《西方哲学史》等西方名蓍中对此都有精到的议论。这些探讨所涉及的大多数问题属于一般历史学的范围,就我们的旨趣而言,特别值得注意的有以下几点:(a)
基督教起于下层社会,不承认任何种族和社会地位的差别。坚持慈善、布施和救贫的要求,这对于深受种族、阶级和奴隶制奴役的劳苦大众有巨大吸引力,因此,基督教不只是一种群众运动的意识形态,更成为令社会各方都不能忽视的一支社会力量。罗素正确地指出,影响君士坦丁(ConB
86西方社会思想史
stantine,306—337年在位)
大帝确立基督教为国教的主要原因是大部分军人是基督信徒,他想借着袒护基督徒,便可以获得一个为基督徒所组成的单一组织集团的拥护。

(b)基督教宣传来世的教义,将主要兴趣从尘世转向天国,从现世幸福转向在超感世界中寻求灵魂得救和解脱,这类观点从本源上说来自希腊(柏拉图的理念世界、亚里士多德的精神一神论及斯多葛派的拯救哲学等)。
然而视时空中世界为幻觉,在希腊大概只是少数哲人的信念,大多数公民是在日常生活上发现喜乐和美并纵情享用的;希腊化—罗马时期,更多的心智敏感的人发现了命运的不定、世界的不幸和人生的无奈,一改希腊人的向外进取而转向内在精神的持守和提升,不过,这仍不是大多数罗马人的心态。罗马人尚武,视荣誉重于生命,这种精神激荡他们是要在尘世建立伟业的,他们也的确征服了世界,只是到了罗马衰亡的后期,厌世不幸感才真正成为一种社会的心理。罗马的苦难、罪恶和堕落都达到了极点,谁也感不到人生的兴趣。这种普遍的绝望和厌恶增强了人们对宗教的感情,产生了一种深沉的、强烈的、解放灵魂的要求,一种超越凡尘仰望来世的饥渴。正是在这样一种社会心理氛围中,基督教的来世说和救世福音能如此深深扣动千百万人的心弦。勒基说得好,“基督教的胜利,十分简明易解,根本不需要搬出什么超自然的力量。当时,宗教、哲学和道德都已解体,需要重新调整。基督教便以最令
①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410页。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96
人信服和最吸引人的方式作出了这种调整。
①(c)
吉朋认为基督教的兴起有赖于基督教会社团的团结和纪律;这个社团在罗马帝国的中心逐渐变成了一个独立而日益强大的国家。

吉朋的观点符合历史事家。当基督教还是少数的时候,他们就已有了一种组织,这在当时是新颖的。罗素说:“组织赋予他们以一个压力集团所有的无与伦比的政治势力。”
③罗马在当时实行宗教宽容,唯独对基督教例外,就因为基督教有组织,征服者的罗马当局对于臣民之间的任何社团组织极端疑忌和不信任。然而基督教正是凭借其严密的组织,成为席卷罗马帝国的群众宗教运动,因此如果不被罗马消灭就必然会取得压倒的优势。
果然,在坚持了数世纪的有组织的抵抗后,基督教不仅赢得了罗马国教的地位,甚至还取得了教会对于国家的独立。
教会权力的出现和教会的独立,不仅对基督教后来的发展至关重要,而且对整个中世纪的政治、经济及社会发展至关重要。可以恰当地把基督教哲学称之为教会的哲学,而关于基督教的社会思想亦可恰当地称之为关于教会这一社会组织的思想。人们公认把原始基督教义发展为一个完整的阐释体系的是奥古斯丁。
正如文德尔班所说,“奥古斯丁是中世纪真正的导师。他不仅将基督教和新柏拉图的思想线路,与欧
①转引自汉默顿编《西方名著提要。历史学部分》中译本,第117页。
②参阅同上,第178页。
③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410页。
07西方社会思想史
利根①和普罗提诺②的概念联结在一起,他还以创造性的精力集中了当代关于救世的需要以及教会实现这种需要的整个思想。他的学说就是基督教哲学。“

这里不是详细讨论奥古斯丁神学的地方,我们也无意卷入其神学义理的争论之中,令我们感兴趣的是在这种以来世与救赎为首要关怀的教义中所包含的有意义的社会学问题与社会学的洞见。
基督教的救世论的基础是原罪论的人性论,这与古典希腊的人性观大异其趣,后者是人文主义的或理性主义的,认为人在本质上是一个理性的动物,任何人只要善加利用其理性,他就能使其生活成功。依希腊的标准,他就成为政治生活中的一种力量并成为历史的创造者;而依希腊化—罗马的观念,他就在一个邪恶的世界里由于自身理性的庇护而成为一个有德的人。基督教抛弃了古典理性主义的人性观,认为人性最重要的因素之一是人类行动的盲目性,它不是出于个人缺乏洞见的那种偶然盲目性,而是人性中固有的永恒的因素。这就是奥古斯丁所强调的原罪,他还把这一原罪与自然欲望的力量联系在一起。根据这种见解,每个人将败坏的本性随身带进这个尘世,此本性靠自己的力量或意志是不可能变好的;一切善来自上帝。因此,整个人类都需要救赎,但
①欧利根(Origen,185?—?
254年)
,基督教希腊教父,其学说后被视为异教学说。
②普罗提诺(Plotinus,205?—270年)
,新柏拉图主义创始人。
③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354—355页。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17
人无力自救,需依靠神恩。而神恩是天启,是在历史中展开和确证的(由创世的天启到摩西律法及先知预言的天启,到最后基督的道成肉身和末世审判)
,这样,人类的活动通过救世这根红线就有了历史性的整体意义和终极性的价值意义,救世史被认为是衡量一切有限事物的标尺,人与社会的关系的问题就这样被人与上帝的关系的问题所代替,在时空中产生和消亡的东西,只有纳入人与上帝的关系的架构中和短暂的尘世与永恒的来世的概念结构中才能获得真正的意义。这就是说,中古思想中凡可称之为社会分析的东西都须通过这一概念结构才能获得理解。
奥古斯丁救世论的中心概念是教会,即教会是上帝所指派的拯救人类的工具,一个人若不成为教会的一员则绝对不能得救,教会是上帝与信徒个人之间的媒介。这种“教会中心论”
,从教义的脉络上说是上述原罪论和神愿论的必然结论,然而更为重要的是其历史的起源和社会的脉络。我们已经知道,教会开始时只是一个很不令人注目的宗教社团,但它坚定不移的努力逐步发展成为一种统一的组织,趁政治生活崩溃之机,以坚强的和自信的唯一权威出现。在罗马衰亡时期的普遍混乱中,教会代表着秩序;而在蛮族入侵造成的文化的普遍衰退中,教会又成为古典文化的传承者与卫护者,代表了当时最文明的力量。因此,教会独自担负起教育人民的重任,并且使哲学信念与社会的、政治的事务较前后时期结成更密切的联系,这是历史的情势所造成的,这时文明的罗马已经衰弱,而有力量的蛮族还不拥有足与基督教抗衡的文明。
27西方社会思想史
从社会的脉络来分析,教会是一个建立在一种教义上的社会组织,即“通过对赎罪的共同信仰而被召在一起的团契(信徒公会)”
,①种完全依人们共有的价值而建立的信念的共同体,是一个全新的问题。我们以前分析的城邦共同体或罗马国家,没有仅作为信仰和或道德的共同体而不同时是功能的、阶级的和法人的结构的。在基督徒的眼里,一共同体的成员,其优于他人的地位不再取决于不能由他控制的外部条件,如社会身份、财富、权力、种族等,而是取决于他的宗教信念和生活方式。在基督教思想家看来,信念共同体乃是最完美的团体,一切其它的社会关系都失去了重要性,因其都与尘世的事务联系着,只有基督信众的团契开辟了通向永福的道路。先前用之于一个整体社会的有机体类比,现在只适用于价值共同体。然而问题是,一个基督徒还生活在尘世中,作为一名官吏,一个士兵或一个农人,是否还应承担其对尘世社会的责任?由此引出更一般的问题:信念共同体与世俗共同体各自的性质及其相互关系。
4世纪初开始的禁欲运动和修道院制度,代表了对上述问题的一种激进的回答。
其基本理论是肉体乃灵魂的敌人,一切肉体的欲望和感情都应当无情地予以摧毁。
最可靠的解救方法是隐居或在寺院生活,尤其是杜绝女色的引诱,借以摆脱尘世及其种种诱惑。这些苦行僧为了追求一种纯洁的信徒社团,决意摒弃一切社会交际和社会责任。
奥古斯丁在《上帝之城》中以一种广阔的历史哲学和社
①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350页。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37
会哲学的观点处理这一圣俗两种社会的关系问题。他的观点在西方教会看来如此重要,以至于贯穿整个中世纪都是教会恪守的正统原则。
(1)两种价值共同体: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
奥古斯丁的社会观基于这样一种信念:每一个社会事实上都是一种价值共同体,这就是他著名的天上之城与地上之城概念的出发点:“两种爱造成了不同的两座城:由自私的爱发展到连上帝也蔑视的爱,造成了地上的城;由爱主的爱,发展到蔑视自己的爱,造成了天上的城”。
①这是一种激进的神学中心论,这就是为什么奥古斯丁仅仅描绘了这两种城市。
虽然还有许多可将人们联成一体的爱的对象,因此能够有的社会近乎无限多的(例如,奥古斯丁就提到由盗徒们组成的小社会)
,但只有上帝才至关重要。
正是对上帝的态度将人类分成两个社会,从这种观点看问题,其它种的划分就无足轻重了:尽管这世上有许许多多的国家,亦不难通过其仪式、习俗、言语、兵器及服饰上的明显差异将它们彼此区分开来,但人类社会仍不超过两种……一种是由追求肉欲满足的人们所组成;另一种是由追求精神价值的人们所组成,他们各有所求,各得其所。

这两种城市的分立仅仅是道德上的而不是有形的。它们
①奥古斯丁:《上帝之城》英译本,第14卷,第28章。
②同上,第14卷,第1章。
47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居民混居在一起,直到末日审判那一天,他们才会实在地分离开。因此,两个城的说法似并不对应任何可观察的社会事实,而仅仅用于展示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和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对其中一种社会的描述旨在提出一种专注于世俗价值的抽象的社会观念;而在另一个社会里,我们看到的是向往神圣价值的共同体,其求索的热情超过了其对个人的、家庭的、市镇的和帝国的特定利益的兴趣。每一个城市的内部秩序从而根本不同于在另一个城市里盛行的秩序。
地上之城就其本性而言是不完美的,因为它是人性败坏的产物。
“在尘世的社会中,固然也因某种共同的手足之情将人们结合在一起,但它仍多半是分裂的,强者欺凌其它人,因为人人都在追逐自己的利益和欲望的满足,然而人们所渴望得到的对任何人都不是必需的东西,因为它们都不是真有价值的东西。”
①在奥古斯丁看来,在有组织的尘世社会中争夺利益的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上帝之城中的情况就完全不一样了:这里有真正的和平,没有人会遭受冲突之苦,不论是他自己造成的还是来自旁人的……神都是个永福之地,地位低的人不会嫉妒任何地位高的人,就像天使们不会嫉妒大天使一样,因为没有人觊觎他不能得到的位置,……
这情况如同身体,尽管手与眼十分和谐地同在一完整的身体构造内,但手并不想成为眼。因此,无论天分高低,每个人都会继续得到满足,但不会渴望得到他不该享有
①奥古斯丁:《上帝之城》,第18卷,第2章。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57
的东西。

奥古斯丁力图证明这两种对立的价值体系对应着两种不同的社会秩序;一种基于冲突,另一种基于一致。这样,奥古斯丁的俗城说便精心杜撰了一个机械的和准契约的社会学,而他的神都概念则提出了一种有机体的和准生物论的社会学。当然,在奥古斯丁的社会思想中看出太多的东西与完全避而不看都是危险的。我们须始终记住他基本上是个神学哲学家。即便他对尘世之城的描述包含了许多对当时罗马帝国衰亡期的社会现实的观察所得的第一手材料,但他对天上之城的思考则与现世的经验无关,这种情况与柏拉图正好相反。
“理想国”
无论多么乌托邦,它终究不外乎一个城市国家。
(2)两种忠诚:服从尘世的法律与热爱天国
俗城与天国的对立,并不意味着人们要逃避其在世间生活中的一切责任。人们必须关怀其物质的需要;他有自己的家庭和国家。奥古斯丁竭力反对多纳图教派(Donatists)的说法,他们主张不承担政治义务,不服从政治权力,认为国家乃是最丑陋最邪恶的东西。奥古斯丁则认为,国家和法律是为了对付人类堕落的新情况,依神意而产生的惩治罪犯和救济罪犯的手段,所以人民必须服从。一个基督徒在尘世的责任是至死方才可以解脱的,因此,他从属于两种秩序,天国的和尘世的。
他虽然热切地与其基督教兄弟生活在一起,但并不因此而弃绝其与尘世秩序的联系。基督徒既要维护其信
①同上,第22卷第30章。
67西方社会思想史
念共同体的理想,又须与其它人一道相安共处。正如罗素所说,基督徒从一开始即须对上帝和凯撒,或用政治术语来说,对教会和国家应尽双重忠诚。
①这两种忠诚的性质自然有所不同,“基督徒遵从所在国的法律和习俗……视尘世为寄旅,对苦难泰然处之,置身度外,他们在人间度尽一生,但满心向往天国的生活,因他们是天国的公民啊!”

因此,构成罪恶的不是我们置身于尘世生活,而是对尘世价值的热衷与钻营,因为这将导致我们放弃更高的价值和对天国生活的祈望。正如前面所说的,我们最终属于哪一个共同体取决于我们的信念,而不取决于那些决定我们处境的但又不能为我们所控制的因素。
(3)教会高于世俗国家
天国和地上王国的概念并不完全等同于教会和国家的概念。天国是一个理想社会,那里的公民不仅包括现今在世的人,也包括去世的人和未出生的人。从这方面来看,它比现实的教会更大。但从另一方面来看,它又较小,因为它只包括上帝预定的选民。在教会之外固然不能得到拯救,但教会中仍有不少败类。这些人尽管外表上入了教,参与圣事,仍属于地上之国。神恩乃无功受赏、预定,故选民与败类之间本无明确标记,这样在有形的教会内还有一个无形的教会。

①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381页。
②塔提安(Tatianus,约120—175年,基督教早期的护教士)致狄欧根尼塔的一封信,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20页。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77
尘世的国家,若是迫害教会的异教国家,则体现了地上之国而与天国相对立。但在奥古斯丁时代,基督教已为国教,法律在许多方面是按基督教的标准修订和补充的,因此不能再说罗马帝国与地上之国完全等同;何况奥古斯丁认为,早期教会对千年王国的希望并非空想,在他看来,基督教在罗马帝国的胜利,就是千年王国——上帝在世上为王的开始。
但上述学说过于复杂,不易为一般信徒所了解;奥古斯丁本人在以教士而非神学家的身份写作布道时,对他自己规定的区分也是不大理会的。普遍信徒从奥古斯丁理论所了解到的是一种既简单又实用的对比:天国在世上的体现就是罗马教会;同样,地上之国的体现就是罗马帝国。这一思想包含着教会的重大利益之所在,因此尽管在义理上有漏洞,但马上为教会紧紧抓住,成为其鼓吹“神权国家”的理论根据。
圣安布洛斯(Ambrosius,约339—397)先已宣称“凡是属于上帝的都不隶属于皇权之下”
,故在宗教事务上,教会代表最高及最后的权威,俗权不得僭越干预;①而奥古斯丁将世俗国家和政治制度视为原罪的结果和神的补救的方法,故世俗国家必须服从教会,当世俗法律(Lex
temporalis)的规定与上帝的永恒法(Lex
aeterna)
相悖时,这些规定对基督徒便不具有任何效力,并应该被抛弃;尘世国家只有像犹太神权国家那样侍上帝,运用其权力来推广对上帝的崇拜,其存在才是正当的。总之,“教会所争取的,首先是独立于世俗权力之上,然后是凌驾于它们之上,这种斗争可以说是中世纪历
①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上卷,第413—418页。
87西方社会思想史
史的主要动力。在这场争夺中,教会不仅在内部仿照君主集权制,把教权收归教皇统辖,使这种制度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而且制造了一种理论,认为教权至高无上,得自神授,超越于世俗统治者之上,这种理论后来成了罗马教会的一贯主张,“
①这个理论就是出自奥古斯丁的双城记。奥古斯丁把这场争斗置于历史的脉络中,坚信天国终将取代地上之国。
这样,他就抛弃了古典思想的循环变迁观,以及人类事务的永恒轮回观。在他看来,历史是受天命指引的,有终极的意义和目标,因此必定是上升地、直线地前进的发展过程。这种历史观固然是用神学目的论(救世、来世)
的语言阐述的,但仍不失为近代流行的历史发展观和进步观的先驱之一。
32托马斯。阿奎那:天恩与人性A托马斯。阿奎那被公认是中古基督教思想最伟大的代表人物。他的学说被教会定为天主教的官方教义,享有至高无上的权威地位。萨基正确地指出,阿奎那的社会理论与西罗马帝国崩溃后西欧形成的新的社会秩序是完全吻合的。
②因此,为了理解阿奎那,我们首先应该了解这一新秩序的基本情况。
从奥古斯丁到阿奎那的八个多世纪内,西欧发生一系列
①穆尔(G。
F。
Moore)
:《基督教简史》中译本,第164页。
②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22页。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97
重大事件,其中头等重要的是封建制的建立和教会支配地位的确立。
封建制是罗马因素(隶农制)与日耳曼因素(军事等级制和农村公社)汇合的产物。通过层层分封土地和人民而形成的封建领主制是一个不同的社会阶级有着严格的划分,各自的权利与义务有着细致的规定的等级制。奈斯比特(R。
Nisbet)写道:“在这种等级制中,每一个人的活动是根据其社会身份而规定的。团体与从属是中古事务模式的核心。整体秩序被认为是诸团体所共同趋向的团结;个人的职责是侍奉他们所在的社团,不论是修道院、行业公会、大学、庄园、采邑或宗族。中世纪的哲学家将社会视为巨大的链条,从处于最低层的最单纯的机体一直联系到处于极顶的上帝,每一个环节无论多么微不足道,在神圣的链条中都至关重要。”

在罗马陷落后,教会的精神与物质力量大大加强了。教会独占着教育的力量,在罗马遭蛮族蹂躏的黑暗时期,教会担负起重建文化的重任,并以卓绝的努力赢得蛮族的归附。
教会在中世纪也是大的土地所有者,教皇则是最大的领主,这使它实际上成为封建经济结构的最重要的支柱之一。中古的现实是诸侯林立,分崩离析,封建贵族没有任何政治一统的联系,但中古的观念却是世界帝国和世界教会的,因为“教会拥有教理的一致性,赋予它包罗万象的力量,这种世俗的与精神上的力量的结合造成了教会的教理与封建社会之间的
①奈斯比特:《社会哲学家:西方思想中的团体和冲突》,第192页,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23页。
08西方社会思想史
完整的协调一致。“
①从9世纪到13世纪,虽然教权与政权在不同时期和不同地区有过互争长雄的局面,但大致说来,这是一个教权逐渐上升终于达到顶峰的过程。教皇格雷戈里七世(GregoryⅦ,约1020—1085)
曾成功地宣布剥夺亨利四世在意大利和德意志的君权,解除臣民对他的效忠誓约,并迫使亨利四世前往教皇所在地卡诺莎堡请罪;英诺森三世(InBnocentiusⅢ,160—1216)更使教皇的权力达到顶点。他有力量决定帝国皇帝谁有继承权,能使英王自认是教皇附庸。
他的教义是:“主交给彼得治理的不仅是整个教会,而且是整个世界。”
②教权的上升,也使教会越发全面和深入地卷入与封建体系的纠缠中,越发积极地致力于世俗事务。这也是情势所然,事利所诱,纵使有专心于教务的主教与教皇,要想局限其活动于纯宗教范围内,而不涉及于世俗领域亦是不可能的。
教会日益与封建体系一体化的新的现实需要经院学者拿出适当的解释和辩护。直到现在为止,支配基督教思想的最大权威还是柏拉图主义者奥古斯丁。
在他那里,天国与地国、教会与世俗政权顽固地相互对立着,对政治的看法是悲观和无奈的;理性的地位晦暗不明。如果说奥古斯丁对人生的解释曾一度适合于中古早期人们的超俗思想,现在,这个学说所反映的历史条件已经部分改变了。在阿奎那时代,曾经长期被忽视的亚里士多德的一些著作又开始为学者所接触。就
①罗尔:《经济思想史》,第43页。
②转引自摩尔:《基督教简史》,第173页。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18
在人们对自己做的工作感到自豪,理智的热情开始在西欧境内蔓延开来之际,亚里士多德思想的复兴,为思想把握历史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最近发展提供了适当的方法。经院学者在亚里士多德的著作中发现了他们想要的几乎所有的东西。于是,阿奎那着手调和理性与天启,使基督教教义与渐趋活跃的古典思想及异端哲学有所折衷,将亚里士多德主义与奥古斯丁思想及圣经信条相配合做成综合体系。这一时期被西方学者恰当地称为经院哲学的古典时期。

当我们将中古经典的社会思想与早期基督教社会思想两相比较时,令人耳目一新的是天国与尘世之对立的缓和。奥古斯丁将人类社会有机体的理想置于来世,置于由选民组成的永恒的共同体之中,而在阿奎那的著作中它已变成了尘世社会的理想。先前专指基督信众的联合体的有机社会观,现在亦适用于社会本身。社会仍然是一个神性的实体,但同时也是一个功利的实体。神学始与政治学和解,理想始与现实调和。天国的等级关系与尘世封建制是同构的。
两种秩序的对立在早期基督教是基于天恩与人性(原罪说)的对立。但阿奎那理论的基本点是“天恩不夺走人性而只会使人性完善”。
②个著名公式所表示的意思是:人性的价值和真理不一定由于有了较高的价值和真理的发现而丧失其意义。应力求看出并了解人类的活动和思想的整个范围,给人生的每一方面都留有地位,但同时又把它们分派在一个有
①参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37页。
②《阿奎那政治著作选》中译本,第12页。
28西方社会思想史
秩序的体系中,这是一种怎样的体系?阿奎那认为这是一个包括神法,自然法与人法,使天恩与人性皆得到体现的宇宙秩序的大全体系。
支配这个秩序体系的最高的原则是永恒法(Lex
aeterBna)。
“永恒法不外乎是被认为指导一切行动和动作的神的智慧所抱有的理想。”
①天地万物,皆隶属于神辖范围,故都受永恒法支配和调整。但只有上帝才知道作为整体的永恒法。
永恒法之下是自然法(Lex
naturale)。
虽然凡人无力知道自然法的整体,但可以凭着上帝所赋予的理性能力了解其中的部分内容,“这种理性动物之参予永恒法,就叫做自然法”
,“自然法不外乎是永恒法对理性动物的关系”。
②阿奎那将自然法规定为人身上存在的一种与一切实体共有的趋吉向善的自然而发的倾向,这样,人的自我保护的自然本能,性关系和抚养后代的本能;求知(了解有关上帝的事实)的天然欲望;希望过社会生活的自然倾向等都被视为是善的,是自然法的内容。
③这种观点本质上是功利主义的和理性主义的,因为他认为“人天然爱好的一切行为都与自然法有关;而在这类行动中,力求按理性行事乃是人所特有的”。
④这样,自然法就成为一座桥梁,由此而可跨越把人与上帝、尘世与天国、政治学与神学隔开的鸿沟。世俗社会与政治国家不再被
①同上,第111页。
②《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07页。
③同上,第112页。
④同上,第112页。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38
解释为人性败坏的结果,阿奎那追随亚里士多德,而从人的本性中得出国家的观念。他一再重复亚氏的名言:人天生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人受神法、理性和政治权威这三重秩序的支配。如果人天生是个离群索居的动物,那只要有理性的秩序和天启法的秩序就足够了。但人是个政治动物。如果他想达到他的适当目的以及人生与德行的最高形式,他就必须参加政治生活,锻炼政治道德。
①阿奎那竭力要使国家和政治具有一种独立的价值和纲领,势必导出这样一个结论:政治权威具有一种不依存于宗教(神法)的本身的价值。它体现了自然的秩序和理性的秩序。这意味着甚至一个非基督教国家也赋有一种实在的价值,这与奥古斯丁关于非基督教国家是地上之城与罪恶行为的体现这一想法相去甚远。但对阿奎那来说,政治义务虽以人的本性(自然法)为基础,但政治所培育的公民道德并未穷尽人类的使命,人作为尘世的动物实现了自己的目的,他还有更高的使命,那就是灵魂的拯救(神法)
,因此政治义务最后以宗教义务为依归,自然法以永恒法为依归;天恩不夺走本性,本性当然也不会取消天恩,本性需要天恩来加以改善。亚里士多德在把城邦视为人的自然本性的完成与终结时提出了一种自然目的论;在奥古斯丁的天恩救世说里则包含了一种历史目的论;但这两者一直没有联系,阿奎那的自然法的国家论在一个宇宙秩序体系中将这一个附属于另一个之下,“从而完成了从未尝试过的古代世
①参阅同上,第104页、第16页。
48西方社会思想史
界观和基督教世界观最深刻、最广泛的结合“。

在自然法之下,是人法(LexHumana)。
阿奎那把人法定义为:“一种以公共利益为目的的合乎理性的法令,它是由负责管理社会的人制定和颁布的”。
②阿奎那认为人为法(即实定法)的有效性取决于它的正义性;惟符合理性者才可说是合乎正义的;而理性的法则即自然法,因此人法来自自然法,且仅在符合自然法时才是合法有效的。

阿奎那固然把自然人性的某些要求提升为自然法,但他强调的不是权利而是义务,不是个人幸福而是公共利益。他同样把是否以公共利益为目标视为人法合法与否的根据。根据这一原则,如果法律缺乏这种目标,它就没有责成人们担负义务的力量,故结论是:不法的命令没有拘束力,必须反抗昏君。
阿奎那为他这一相当激进的观点引经据典加以辩护,“因为,在《使徒行传》(第五章,第二十九节)中说:‘顺从神而不顺从人,是应当的’。”
④在这里,我们再一次看到政治隶属于伦理并为最高伦理价值辩护的主导倾向。这个最高的东西就是这宇宙秩序所由产生的唯一原因及全体趋向的终极目标,这样我们就又回到了那指导宇宙中一切运动和活动的神的理性和智慧,神的智慧为一切活动都留有地位,同时又把它们按其与最高价值的关系安排在一个等级秩序的体系
①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第438页。
②转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27页,参阅《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17页。
③参阅《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16页。
④同上,第121页。
第三章 中世纪基督教社会思想58
中。
这种宇宙结构的等级秩序也是人类社会世界的秩序。阿奎那视等级次第与秩序是同义词,这自然反映了中古教会等级制和领主等级制的现实,但阿奎那思想另外还有两个来源,其一是基督教正统的观点,即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唯一者)
;其二是亚里士多德的人生而不平等、故组织为功能互补的有机体和贵贱臣属关系的观点。社会是个有机体,在阿奎那看来,这不仅指社会各部分的相互依存,指这种依存联结而成的统一体,更主要指这种有机体的分层结构,低层部分依赖于高层部分的必要性。
对身体而言,头是产生感觉的来源;对社会来说,没有权威就是一具死尸。此外,社会实体的不同部分对于整体生命的重要性亦不相同,因此社会要有阶级的划分和等级的安排。每一个体根据全体的计划有一确定的功能承担,而且仅当他遵从在上者的旨意才能完成好其任务。
每个人在结构中的地位,不仅是按全体的目标予以确定的,并且一旦确定便永不可加以改变,否则就会导致全体的瓦解。
在这里我们批评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的理由同样适用于阿奎那,分工的必要性不能成为证明身份等级制之合法性的根据。
阿奎那不知疲倦地强调人天生是政治的和社会的动物,这个命题来自亚里士多德,但在中世纪它包含的意义似乎更丰富。从本性讲不能自足的个人,不仅必须生活在家庭、地方社团和国家之中,而且还生活在某种契约团体中。这是我们在了解中古社会时必须注意的重要之点。中古的政治既是高度约束的,又是十分分散和多元的。其社会制度既有垂直的臣属依附关联,又广泛存在水平的契约关系。家臣隶属于
68西方社会思想史
领主,但他也从其所从属的社团,从社会合法的渠道和契约团体获得其应有的地位,其主人也必须承认这种地位。
13世纪是中古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同时也是中古欧洲开始向近代欧洲转变的时期。托马斯。阿奎那是站在这一历史十字路口的人。一方面,教会的地位已趋极盛,基督教无论在精神事务方面还是在世俗事务方面都发挥着重大的作用,世界帝国和全教会(基督教世界)的理想还在欧洲人的心头活跃;另一方面,近代民族正在逐渐形成,近代主权国家的观念也正从法国和意大利南部出发,走上其遍及欧洲的道路。阿奎那如实地对待当代生活的新经验,因此在他把亚里士多德引进基督教世界的工作中,不难发现许多经验的、合理的思考。但这不应当使我们受到蒙蔽而看不见阿奎那思想的究极的神学背景,他恢复了政治学的价值,但人的最终目的,即无上的福祉,只有在来世才能达到,并将完全在于沉思;他把理性提高到了基督教会从不曾许可的地位,但其体系的压顶石仍是天启。他的社会有机体论,意在使现存的社会秩序合法化、永久化。这一切表明,他终究是按基督教的立场来阐述和改造亚里士多德的。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78
第四章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
41文艺复兴的社会历史背景A文艺复兴时期通常是指欧洲历史的这样一段时期,这段时期正是欧洲封建社会存在的最后几个世纪。这时从封建社会内部产生了最终摧毁圣。托马斯。阿奎那世界的资本主义。这段时期从14世纪起一直持续到17世纪初,人文主义运动、宗教改革和科学革命是这一时期发生的最重要的事件。
文艺复兴这一概念带有很强的价值色彩,它从一开始就包含着对中古文明的激进批评。
彼得拉克(Petrarch,1303—1374)是历史上最早对文艺复兴精神进行思考的人。他第一个提出“人学”和“神学”这一对对立概念,在他看来,文艺复兴前的一千年乃是欧洲的黑暗时代,文艺复兴开始了摆脱黑暗时代、复兴古代学术的新时代。彼得拉克的看法对后世影响甚大,后来的许多作者在对文艺复兴大加肯定的同时,同彼得拉克一样将中世纪看得一团漆黑。
这种非历史的态度,
8西方社会思想史
无助于公正客观地评价这一时期的历史变迁。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坚定地反对割断历史的片面观点,充分肯定了欧洲历史在中古时代所取得的成就。
①从20世纪初开始,一些文艺复兴的研究者发挥了另外一种观点,他们注意到文艺复兴与中世纪的历史联系,有些作者令人信服地证明某些被认为文艺复兴始有的典型观点和方法其实在中古时期已经形成。
②但如果由此进而抹掉文艺复兴与中世纪之间的分界线,这观点也是偏颇的。文艺复兴的确标志着欧洲历史的一次大转折,“这是一次人类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最伟大的、进步的变革”。

在中世纪无数渐变的推动下,15、16世纪的西欧基督教世界正在经历迅速的离心过程,世界帝国和世界教会的理想彻底丧失了号召力。取而代之的,是许多具有平等主权的国家共存的概念。中古的文化与社会结构趋于崩溃,而新文化的骨架正在塑造成形之中。
与之相伴随的是,一种在社会、政治与文化上占统治地位的僧侣与以农业为其经济基础的封建文明正在向一种世俗的工商的资本主义文明过渡。
这类变化最早出现在意大利,这是有其特殊原因的。意大利在若干世纪内一直处在世界主要交通线的十字路口上,城市与商业高度繁荣,国内缺少强有力的中央集权,这些条件使意大利摆脱了在欧洲其它地方阻碍发展的许多束缚,而
①参阅《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25页。
②参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28—129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45页。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98
成为“近代欧洲的儿子中的长子”。
①这场最终摧毁旧世界的危机表现在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
在经济上,商业的扩张摧毁了自给自足的农业经营,并大大促进了市场导向的生产。到15世纪末,习惯上与“资本主义”这个概念相关联的大多数现象都已显露了出来,其中包括工业企业、股票、商品投机及“资金高速流转”。伴随着地理大发现的是财富的积累、贵族的衰败和新兴资产阶级的崛起,并最终结束浸透教义精神的中世纪的经济法规,这些法规既通过行会制度支配生产,又通过“正义价格论”支配市场。旧城市再见积极与活跃,新城市复如雨后春笋勃然兴起,其利益与农业经济不同,故对封建制度采取敌对态度,并要求自治。商人日益富裕(土地不再是主要的财富来源)
,并获得享受高等教育的机会。知识加上财富,使其对社会的影响力日益增长,不论他们在传统等级制度中的地位如何。
在政治领域,最重要的发展是教会势力的衰落和独立的民族国家的兴起。国家越来越代替教会成为支配社会的统治势力,国家联合富商,先是打败了封建贵族,而后又成功地从罗马教会赢得独立,与之相伴随的是封建社会分治主义的结束和教会精神势力的普遍主义的衰落。在社会日益世俗化的同时,教会本身也在经历一种世俗的过程。
15世纪的罗马教皇实际上已沦为一个盘踞在意大利中部的小君主,对内依恃罗马豪门,一朝当选,亲族皆贵;对外则仰承大国鼻息,扮
①布克哈特:(Burckhardt)
:《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中译本,第125页。
09西方社会思想史
演一个可耻角色。
另一方面,从精神枷锁下一旦获得解放,既带来了艺术、科学的自由发展,也造成了道德和政治上的无政府主义泛滥。
在社会组织方面,中古的社会等级秩序正遭到破坏。在这种秩序中,每一个人占有一个其与生俱来的不可改变的位置和指派给他的身份,而不论其个人的才能与成就如何。
“人类只是作为一个种族、民族、党派、家族或社团的一员——只是通过某些一般的范畴,而意识到自由。”
①这时期社会等级制依然存在,在一切方面等级的对立和反差甚至较先前更加尖锐鲜明,但同时社会地位身份的升降变化也日益加剧。
“公民的概念取代了臣民的概念,还不十分明确的自由契约的概念取代了代代相传的、如同有机物的链键一样的传统依附关系的概念”。
②那些最有才华、活力和雄心的人们大显身手。
社会成为一个角逐的舞台,对手们借助于一切手段并为行动的效益所引导而非为永恒的道德原则所引导。在观念和精神上,人们开始背离上帝,转而重视尘世的事务,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在世上的生存受到不可逾越的限制之后,这一生存便显示出在此之前碍于宗教信仰所不曾有过的意义。对人类尊严的颂扬和对荣誉以及世俗的道德观念的追求随之出现。彼得拉克道出了那个时代的呼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
①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43页。
②吉尔松:《中世纪哲学的精神》,第128页,转引自德尔马:《欧洲文明》,第71页。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19
就够了。这就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
①一时期我们看到的是扩张的个人主义,这是人们的地位越益取决于他自己的努力而非其先赋的群体成员的角色所促成的。与这一个性解放相伴而行的是安全感的丧失,中古结构以限制个人自由为代价提供了那种安全感。可以说,这一时期的人们一方面毫无保留地接受个人绝对自主的观点;另一方面他们似乎也相信命运的法力,面对这一法力,个人又是完全无力的。
在所有这些变化中,经济过程无疑是最重要的。
商业、金融和工业资产阶级的兴起,自然改变了欧洲社会的结构,从而改变了它的精神。从事工商业活动的阶级,决不会以经院学者的冷漠态度来看工商业方面的问题,随着这一阶级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不断上升,“他的思想也愈来愈多地灌输给了社会,正如在他之前骑士所做的那样。事务所的工作造成的特殊思想习惯、这种工作带来的价值图式以及这种工作对公众和私人生活采取的特殊态度,慢慢地扩散到了所有阶级那里,扩散到了人类思想和行动的所有领域”。
②因此,将这种转变称作文艺复兴实在是一种误解,文艺复兴决非是古代学术的简单再现,而是藉古学的复兴,上演世界历史的新戏剧。
当然,最初只有少数人利用了变化带来的种种好处,多数人为了得到仅仅加入不公平竞争的资格而失去了往昔所有
①转引自《从文艺复兴到十九世纪资产阶级文学家有关人道主义人性论言论选辑》,第11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25页。
29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保障。那些既未走出中世纪又未在文艺复兴中一试身手的人们,日后大批大批地变成宗教改革的支持者。在西欧,宗教改革造成的影响和后果远较文艺复兴的为深刻和持久。文艺复兴只是一场英才的运动,宗教改革则使千百万民众卷入其中,并造成了基督教世界的大分裂。
经济、政治、社会生活及精神诸领域中的所有这些倾向已大到足以产生超越中世纪神学意识形态的新的社会思想体系。这是世俗的思想,国家不再是出自上帝为了宇宙的整体和谐所作的神圣的安排,不再是托马斯。阿奎那意义上的那种全体的一部分,它只由它本身来解释。在世俗秩序背后并无神的秘旨,也无需任何超自然的解释。国家仅仅是人类的作品。从文艺复兴的这种观点来看,政治学并不是对政治家们所追求的道德目标的评判与裁量,而只是一门专业的技艺,用以记录、整理和汇编那些不同情况下掌握、巩固及扩大权力的最行之有效的手段。
42马基雅维里:政治与道德相脱离A“有多少人如不能以丰功伟绩流芳百世就力图以恶德丑行遗臭万年……那些本身是伟大的行动,例如统治者和国家的行动,不管他们属于哪一类和会有什么样的后果,总是似乎给人带来光荣,而不是给人带来责难”。

①转引自布克哈特:《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第149页。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39
写下上面这些话的人是马基雅维里(N。
Machiaveli,1469—1527)
,一个有过辉煌政治经历的国务活动家,一个以《佛罗伦萨史》和《君主论》享誉世界的著作家,同时也是一个以马基雅维里主义至今让人或毁或褒的青史留名(流芳百世乎?
遗臭万年乎?)的大角色。无论人们对他的政治学的评价如何,有一点是公认的,即他的政治哲学是科学性的经验学问,拿他对政治事务的亲身经验作基础,力求说明为达到既定目的所需用的手段,而不讲那目的该看成是善是恶这个问题,这样他不仅向一向被神学笼罩的政治学领域投下了一束理性之光,更把一向与道德捆在一起,且隶属于道德的政治学解放出来。仅此这一点他就应在政治学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作为摆脱了神学世界观的近代思想家,马基雅维里力求在观察现实生活、观察人的心理和研究历史的基础上建立自己的政治理论,他第一个表述了这样的观点,即认为资产阶级首先具有的那些典型特征乃是人类的天性,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并且决定着社会的发展。
首先,他不是从人性的神学观点(原罪论)或理想化了的抽象观念(古希腊的“政治人”观念及当时的人道主义人性观)出发,而是从人的实际本性以及它所固有的全部毛病和缺陷出发,讨论政治学的人性基础。
他认为人天性自私,亘古不变。他说,“任何人要建立国家、制定法律,他就必须假定,所有人都是恶的,只要他们一有机会,就总要依这种恶
49西方社会思想史
之本性行事“。
①这位意大利社会学家经常反复强调:人与其说向善,不如说向恶。他们是自私自利的、贪得无厌的、嫉妒的、胆怯的、变化无常和忘恩负义的,他们学坏容易学好难。
②如果我们对人性有足够的了解,我们就能预言人类的行为,故研究历史是有益的,历史向我们提供了种种不变的人性的事例。马基雅维里将历史视为一个巨大的实验室,从这里我们可以观察人类的各种行为,发现支配人类行为的各种规则。他喜欢从古史中汲取灵感,并且常常仅仅为了证明什么而求助于历史资料的搜罗。不过他的研究方法在许多方面是新颖的,并为如实地观察社会事实开辟了道路。
其次,正如马克思所说,从马基雅维里开始,“权力都作为法的基础”。
③他决不拿基督教义上的或圣经上的根据当作政治议论的基础。他在《君主论》中说,人们可以很快地忘记丧父的悲痛,却难以忘掉财产的损失。并且总的说来,在他们心目中财富比荣誉更珍贵。
④由此可见,马基雅维里是最早认识到物质利益对于社会生活具有决定性作用的人士之一。在《佛罗伦萨史》一书中,他达到了这样的认识:受财产利益制约的、阶级之间的斗争是社会生活的基础,特别是
①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174页。
②《君主论》全书可说是在作人性的剖析,其犀利无情令人想起韩非子。
参阅《君主论》中译本第9、15、27、43、74、81、84、86、16、17等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0页。
④参阅《君主论》,第81页。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59
立法的基础。他抛弃了中古思想家的所谓“合法权力论”
,他说权力归于自由竞争中有手段抓到权力的人,而无须到教会和皇帝那里寻找什么合法性的根据。
最后,正因为人本性自私自利,各自为了自己的利益可以不择手段,那么,在这样一些人组成的社会里,只有凭借一种外在的权力和力量,才能维持正常的生活秩序。
因此,个人也只有生活在一个强有力的政府统治的社会里,才能保证不受他人侵犯,才有安全感。基于这种思想,马基雅维里强调社会高于个人,政治高于道德。政治致力于社会的安定与秩序,这是国家和君主的利益之所在,为此利益和目的,政治家可以不择手段而不能受道德的约束。马基雅维里是第一个使政治学独立,同伦理学彻底分家的人,因此被称为近代资产阶级的奠基人。
人类历史上的一个重大教训是将政治与宗教、道德捆在一起,使前者依附于后者,使精神事务获得有组织的权能(政治资源)。这导致或是精神借组织的权能维持、强求一统的信念,消灭异己的精神,阻碍人类精神自由地开展;或使精神追逐世俗的权益,导致精神事务的变质。在基督教支配中古欧洲的这一千年内,这两种灾难不幸全都发生了。在这个背景中,马基雅维里走出的这一步确是跨越时代的飞跃。
因此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基雅维里有很高的评价,说马基雅维里及后来的一些思想家所确立的是与神学世界观不同的法律世界观,因为它的最大特点之一是把形式上的资产阶级法跟宗教的主要是道义性质的指令区别开来。他们“已经用人的眼光来观察国家了,他们都是从理性和经验中而不是从
69西方社会思想史
神学中引出国家的自然规律“。

但必须注意的是马基雅维里的思想确实很少社会学的特点,因他热衷谈论的不是政治学的问题,就是我们今天称之为心理学的问题,如人性的种种特点等。社会对马基雅维里来说是不存在的,即使这种社会是限定于对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及阿奎那来说而存在的那种社会概念。正如一位学者所指出的那样,“马基雅维里的政治行动者运筹策划,团体之间明争暗斗,邦主与邦主唇枪舌剑;但在同一社团中的成员之间却看不到秩序化的相互关系,没有共享的忠诚感,也没有对在时间中发展的集体持续性的感受。”
②马基雅维里对社会的表述如此个别化,以至于隶属于某个人或某一政治势力似乎仅仅是两人间的契约关系。此外,他仅从其直接后果来分析政治力量的各种活动,而没有同时与其持续久远的后果相联系——如某种确定的社会秩序的建立,而这正是霍布斯关心的。在马基雅维里的视野里只剩下了统治者与其个人的臣民。
与古代思想家不同,他的国家不是一种自然共同体;③而只是统治者的一件作品。
他必须像狮子般凶猛、狐狸般狡狯,以便能随心所欲地役使其臣属。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368页。
②沃林(Sheldon
S。
Wolin)
:《政治学与幻想》(伦敦,1961)
,第240页。
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30页。
③参阅本书23。
A④参阅马基雅维里:《君主论》,第84页。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79
43布丹:主权论A至16世纪末,政治思想上产生了清楚的国家主权观念:主权者乃是一国之内的一种最高的权力;主权国家在国际社会中处于独立平等的地位。很多思想家对主权观念皆有所论述与贡献,而作有系统的研究及明确的论证使之成为完备的体系,应首推法国的布丹(Bodin,1530—1596)。他的《共和六论》(1576年)
实是政治思想史上的一座里程碑。
布丹精研法律,又有从事公务的经验,故此书是融合理论与实际的杰作。
主权论思想若作为一种法权理论来看,最早可追溯到罗马法学。罗马法学认为政治权力的最后源泉是全体人民,不过人民又将权力委授于国君,后者的意志遂具有法权效力。
中世纪法权理论集中于教权与俗权的关系问题上。教权至上论坚持一切权力来自上帝,君权出于神授,故教权高于俗权,君权至上论也以君权神授论为据,但强调的是君权的神圣性及君主的代天行道。更有人宣称君权来自凯撒,一脉相承,统绪未断。教俗双方最后建立的法权理论则是双剑论(凯撒的事归皇帝,上帝的事归教皇)和一种奇怪的倚存论(任何人,若不经教皇加冕不能做皇帝,而被选出的教皇又必须得到皇帝的批准)。
①教俗权争在所难免,此起彼伏,几经妥协,互有胜负,到13世纪教权达于极盛,但这种关于双方各自权力
①参阅摩尔:《基督教简史》,第165页。
89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中世纪理论在15世纪即告失效。
这理论所主张的基督教世界的统一,在世俗方面被英、法、西班牙等君主国的强权所摧毁,在宗教方面则为宗教改革所摧毁。
主权理论较近的思想来源是15世纪复兴的罗马法学思想。罗马法中本有社团或法人观念,引用它,对宗教与政治的组织,如教会、自治城市甚至国家等都可作合理的明白解释。法人观念原来仅适用于人数较少的团体,如大学、自治城市、宗教社团及法国德国等国的最小地方行政区(ComBmune)等。到后来范围扩大,把全体教会、一国都视之为法人。由前者言之,法权主体的多元论和政治组织的功能观都是由之导其先河;而由后者言之,民族国家、主权国家的思想得以诞生。
严格说来,直到民族统一国家及中央集权的君主制度形成后,对各地封建贵族和教士取得最高控制权,并能脱离教皇而独立时,现代国家的主权论才有出现之可能。布丹被公认是对主权理论作系统阐发的第一人。
布丹的目的在倡导一种有力的新国家学说,去支持在法国已趋于有力的领土与国家主权。他对主权概念加以清楚的定义,并将它包括在国家定义中。他认为,仅在存在一个绝对的、永久的和最高的权力时,人们才能谈论国家。这个最高权力被赋有制定法律和惩治任何违法者的特权,其本身则不受法律的限制,因主权是法律的创制者。
①与马基雅维里一样,布丹也认为政治与道德有别,但他不同意对两者作截然
①参阅索柯洛夫:《文艺复兴时期哲学概论》,第192页。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99
的分离,认为正义与道德在政治学中占有重要地位。他无疑接受了自然法观念,认为道德律为人群关系中所不可缺少之因素,就是万能的主权者亦不能违犯之。因此,主权另一方面仍受道德的限制,即不能违犯神意及自然法,同时应遵守与他国所订条约及与国民所订契约之义务。这就与他的绝对主权论不相一致。一方面,他将国家视为大人物的业绩,将国家的基本问题归结为权力与法律;另一方面,他意识到无限制的权力是危险的,以为自然法应该给国家规定出一般的范围。布丹既为作为一切法律与秩序的源泉的现代主权国家作了强有力的辩护,但其社会观则又与马基雅维里不同而是多元的。他认为社会关系问题较君臣的政治关系远为丰富和复杂。他强调家庭的重要性,认为国家及所有其它团体,即各种不同的法人和社团都是建立在家庭这种自然团体之上的。
他认为为一种绝对主权统治的社会有其复杂的内部结构,这种结构较之国家也许更为基本。
他崇信自由贸易的利益,因此重视私有财产权,这表明他感觉到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可能存在着对立,因而在寻找一种学说,以便给“臣民对当权者的行动有行使同意权的余地”。
①在这个意义上,他是自由主义的先驱者。还应该指出,布丹的出发点是亚里士多德的分析图式,即从家庭→村落→国家。不过布丹认为有必要大大修改这根链条上的最后一环,因为国家不是家庭的简单扩展。
但他终究未搞明白这两者之间的关系。
同马基雅维里一样,布丹也试图为政治学奠定基础。但
①转引自罗尔:《经济思想史》,第88页。
01西方社会思想史
前者是在不变的人性知识中寻找这一基础,而后者的注意力则主要集中在人性中的地理性的决定因素,他相信人类地理学(anthropo-geography)的知识乃是合理的政治学及成功政治的必要条件。他提出的民族国家(national
state,相对于古典的city
state)
概念也是近代发明的一个新概念。
最后他深信政治思想必须以历史事实的观察为基础,研究政治制度应追溯其历史的发展,配合以纵横的比较。其后霍布斯用历史方法研究政治,孟德斯鸠用比较方法研究法律,都是受了布丹的影响与启发。
44莫尔:乌托邦A“乌托邦”是莫尔(T。
More,1478—1535)一本书的书名,它成为文艺复兴时期一种非主流的社会思潮的旗号,在其名下还可以归入康帕内拉(T。
Campanela,1568—1639)
的《太阳城》和弗兰西斯。培根(Francis
Bacon,1561—1626)的《新大西岛》。初一看,他们的工作与那一时代其它政治学家所作的现实分析没有什么共同之处。他们描绘了人迹罕至处的世外桃源,这些幻想似乎都是些智力游戏的产物,而与真实的生活没有关系。对于文艺复兴流行的一种关于任何事都可能在其中发生的开放的和变动的世界观念,他们针锋相对地描绘了一幅封闭和安定的社会图画。因此,许多人在他们那里看到的是一种乡愁式的怀恋,甚至是对中古寺院生活的一种理想化。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101
然而,乌托邦思想与文艺复兴社会思想主流是有密切关系的。莫尔的《乌托邦》清楚表明他在多大程度上提供了对那个时代所提出的问题的解答。这本书的第一部分是对当时英国社会状况所作的现实分析,他的结论是:政治手段不能解决基本问题。他试图证明,无论如何完备的法律都不能消除现有的罪恶,如果滋生罪恶的条件依然不变的话。
①同19世纪的乌托邦运动一样,莫尔将社会思想的重心从政治学、法律转至社会经济组织。当马基雅维里和布丹试图通过重建国家权威来救治社会时,莫尔却主张彻底变革社会经济体系,尤其是要废除私有制,因为私有制导致社会的两极分化,产生孕育罪恶的贫困。
②在莫尔看来,社会秩序问题并非一个政治和法律的问题。他的乌托邦社会中的居民很少法律设施,却生活得很自在很安全,他们批评别处的人民,尽管后者搞了那么多的法律,但其国家却仍不能保证秩序和安全。
因此,目标在于设计一个和谐的和自我管理的社会制度,这就是《乌托邦》第二部分的主题。莫尔详细描绘了一种理想的社会,那里没有私有财产、不劳而获者、争斗及违法行为,所有人宛如生活在一个大家庭之中。主要地基于对人类生活的最高价值和最优良的制度安排的一致意见达到了这种社会和谐。社会的监督几乎无例外地是自我管理。乌托邦岛的社会秩序被认为已达到最完美的稳定,因此其居民有意地孤立于外部世界,以免后者的有害影响。
①参阅莫尔:《乌托邦》中译本,第44—45页,第23—24页。
②同上,第44页。
201西方社会思想史
莫尔与文艺复兴其它的思想家一样,也以一套关于人性的假设指导他的社会思想,但他反对将他的人性观念放在对在某些条件下人的行为的观察的基础上,这些条件扭曲人性,使人变得丑恶不堪。莫尔认为对人性的一种经验分析,旨在勾画一幅真实人性的画面,如果不把由于社会强迫导致的人的行为的变形全都考虑进去,就会产生虚假的图画。在现存境况中的真实的社会人不是真正的人;真正的人和社会的人的合二而一,只在流行于乌托邦的那种制度下才有可能。
根据马基雅维里,我们从观察历史中的人们获得人性和知识;而依莫尔的观点,我们从发现何为人性的永恒本质以及何为社会制度的产物来获得对人性的了解。
上述的不同不应妨碍我们去发现他们之间存在的相同点,而这确实是存在的。具体而言,我们在本章谈判的所有的文艺复兴的思想家们全都坚信社会秩序是人为的产物,因此,能够依环境的要求和永恒的人性特征来对社会秩序加以合理的改良(或改造)
,不论这永恒的人性是什么。这个时期另一典型观点是相信我们从过去接受下来的秩序并不是唯一可能的秩序;对这些思想家来说,既不能因为时间久远,也不能因为教会权威而将我们袭得的秩序神圣化,如何组织社会生活的问题始终是一个应该不断提出的问题。
45宗教改革A文艺复兴的时代也是宗教改革的时代,文艺复兴用德文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301
表示是宗教改革(Reformation)。
这次宗教改革是人类的精神对于精神方面的事务中的绝对权力所发起的反抗。
在16世纪时,自由、平等及自主的精神处在强有力的躁动中。那时教会已经冥顽不灵,并且陷于衰败之中,但还是维持着一副俨然不可侵犯的样子,它与当代的生活及人类的思想失去了接触。
而更重要的是,教会“给封建制度蒙上了神赐的圣光。
它按照封建等级制度的模样建立了自己的等级制……,要在每个国度内起来和世俗的封建制度作斗争,就必须首先摧毁它的这一中心的神圣组织“。
①由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1483—1546)发动的宗教改革便是资产阶级反对封建制度的革命的第一次大决战(恩格斯语)。

宗教改革既是一场深刻的宗教运动,它也对世俗事务发生巨大影响。它猛烈抨击了中世纪的等级制原则,传播了一种作为信仰团体的教会的理想。宗教改革对社会思想的影响非常类似于文艺复兴先前的作用,文艺复兴从神学那里解放了政治,而路德的改革则从政治那里解放了神学。黑格尔对此有一相当准确的解说,他说:“现在已经认识到宗教应当在人的精神中存在的,并且得救的整个过程也应当是在他的精神里面进行的,他的得救乃是他自己的事情,他借它而与自己的良心发生关系和直接面对上帝,而不需要那些自以为手中握有神恩的教士们来作媒介。”
③样,路德又返回奥古斯丁,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0页。
②同上。
③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中译本,第377页。
401西方社会思想史
但是“只保存他的教义中讲灵魂与神的关系那一部分,不保留关于教会的部分”
,①这种神学就是一种削弱教会权力的神学。路德要把信仰(神学)从制度的控制(政治)下解放出来,教会只是一个信仰的共同体,而不是一个等级制的神权政府。
但是,平等的社会观(每个信徒直接面对上帝)只限于信仰领域,路德在政治上决不是一个激进分子,他公开反对将平等原则运用到世俗生活中,他对打着社会正义和平等旗号的闵采尔(T。
Muntzer,约1493—1525)的人民宗教改革持敌视的态度便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甚至可以说,主张宗教的自由平等,更应支持君主的强权和尘世的不平等,因为宗教向个人展示的是(灵魂)救赎之道,而不能提供关于世俗社会政治组织的任何方案,宗教在中世纪却一直干着这种越分的事。路德认为,如果世俗社会不想陷入混乱之中,就需要极权和铁腕。
恩格斯说得好,“路德的宗教改革确实建立了新的信条,即适合君主专制的宗教”。
②中世纪教士将教会摆在国家上面;近代反抗中世纪的斗争是从攻击教会开始的,因而颂场国家也是从路德的宗教改革开始的;其后霍布斯更发挥了一种国家至上说,这反映了那个时代民族国家勃然兴起的历史大趋势。
另一方面,恩格斯充分肯定路德的改革对确立近代的自
①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41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391页。
第四章 文艺复兴时期社会思想501
由平等的道德新原则作出了重大贡献。
①黑格尔与另一些作者认为宗教改革的宗教原则与法国革命的政治原则之间存在一致性,这一看法有几分道理。宗教团体的新观念预示了一个由平等和自由的个人组成的社会共同体的新观念,他们的行动受自己良知而非任何权威所指导。
德尔马说:“路德为卡尔文开辟了道路,卡尔文为伏尔泰开辟了道路”。
②孔德证明,从路德到现代无神论是一脉相承的。质言之,宗教改革构成为欧洲个人主义哲学的重要一章。
①同上书第4卷,第76页。
②德尔马:《欧洲文明》,第74页。
601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
51近代自然法:历史遗产与时代特征A17世纪一种新的自然法哲学在社会科学领域占居了中心地位,它就是本章所讨论的古典自然法。它是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引起的改造欧洲社会的力量的产物。
17世纪自然法的主要代表人物有英国的托马斯。霍布斯,洛克(John
Lock,1632—1704)
;荷兰的雨果。格老修斯(HugoGrotius,1583—1645)
;斯宾诺莎(Bene-dictSpinoza,1632—167)
;以及德国的萨缪尔。普芬道夫(S。
Pufendorf,1632—1694)等。正如熊彼特所说,自然法“这个题目对于所有社会科学的起源和早期历史都具有极为重要的意义”
,①
这首先是因为“自然法哲学家试图建立一门综合性的社会科学,即试图创立一种有关社会的综合性理论,涉及社会的所
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67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701
有方面和所有问题“
,①在近代自然法中,包含了自然法、人为法、自然权利、社会契约等概念,涉及社会的起源、政治权力合法性的基础、社会结合的原则、公民社会组织的合理性等问题,所有这些问题都是那个变革时代所关心的焦点。
其次,直到19世纪历史主义和实证主义兴起之前,以自然法哲学为代表的思潮一直占据欧洲社会学思想的主流地位,从霍布斯到卢梭(J。
J。
Rouseau,1712—178)
,再到边沁(J。
Bentham,1748—1832)
,构成了自然法运动历时三世纪的凯旋行程。无论接受还是反对自然法的原则,谁都能感受到它的巨大影响。最后,自然权利、社会契约论思想由洛克、卢梭等人发扬而在英、美、法等国发生极大的影响,成为革命的动力,并创建了现代民主政治的基础及个人主义与自由主义的骨干思想。
古典自然法继承了文艺复兴社会思想的世俗取向——个人主义,仍热衷于讨论主权问题。但它也未全盘接受文艺复兴的遗产。它不是从权势中引出社会秩序,而是从自然法的诸原则中引出社会秩序。这些原则本身先于任何政治权力和个人意志。根据马基雅维里的观点,是权势创造法律,因此只有实定法。但根据自然法,在任何权势出现之前就存在有某种法律,这样就可以撇开或至少不纠缠于任何权力问题而专注于发现法律的真谛。这观念本身当然不是全新的,我们先已在文艺复兴的理论中发现过类似观念。例如布丹就已谈到过神法(Divine
Law)
,虽然他认为国家的主权有其世俗
①同上,第182页。
801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起源,但又主张政府法(Law
of
Government)
建立在神法的基础之上,并且必须符合神法。
17世纪的自然法大大扩展了这一思想并从中引伸出一切可能的结论。
熊彼特说:“自然法这一理想包含有这样一个发现,即社会状况方面的事实——在最有利的情形之下一致的过程或状态,或者说,如果不干扰社会状况方面的事实,让它们自由发展,它们就会决定事情发生的某种先后次序”。
①也就是说,自然法的理论家们发现了人类关系的一个确定的领域,它的形成不仅独立于政治制度和实定法之外,而且还是后者所由产生的基础,关于这个确定的领域,17世纪视之为(与人为的政治结构相对的)
“自然的”社会结构;18世纪则已明确将其规定为“市民社会”
;19世纪以后的社会学家对现代社会的分析尽管大不相同,但他们有一个共同的认识,即现代社会“是一种以国家和市民社会分离为基础的新的组织形式”。
②这样一种分离正是近代社会学得以产生的前提条件之一,因此,熊彼特说“社会科学起源于自然法概念”。

为了理解近代自然法,有必要先对自然法概念的一般含义,以及近代自然法与历史上曾流行过的自然法观点的关系有一简明的了解。
就其最基本的特征而言,自然法概念包括两个性质不同的要求:(a)自然法者乃合乎天理、公道与正义的普遍的、永
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73页。
②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23页。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73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901
久的真理或原则,足以为一切行为、一切制度的规范与法式。
(b)自然法可作为若干积极要求的准则或目标,例如所有人都秉有理性,都生而平等。前者为消极性的义务原则,约束人的行为使之符合道义,规范不合理的制度使之有所改善。
后者是积极性的权利原则,据以得到若干利益与目标,如人权与自由等。这两方面的要求以不同的比例包含在古代、中世纪及近代的大多数自然法观点中,这就构成了自然法思想的逻辑的与历史的连续性。
情况并非像有些人所断言的那样,古典自然法与历史上的自然法彻底决裂了。熊彼特令人信服地证明,近代自然法学者不仅从经院学者那里采纳了许多基本概念,而且还承袭了其大部分论证方式。
①第一,他们都把自然的公正等同于在特定人类社会的实际历史环境中社会生活得以存在的必要条件。阿奎那认为自然法就是符合社会需要或便利的一套法则。
②普芬道夫说,“自然法做出了这样或那样的规定,因为‘正当理由’使我们认识到这种规定是维持整个人类社会所必需的”。
③第二,他们都明确地把自然法等同于健全的理性。托马斯是把合乎公共利益的目标与合乎理性同等看待的。
④自然法就是根据公共利益所作的理性判断;或者说,惟有健全的理性能使我们发现公共利益之所在。格老修斯正是这样规定自然法的。
他说,“自然法是一种正当理
①同上,第179—180页。
②参阅《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17页。
③转引自维克多。埃尔(VictorHel)
:《文化概念》中译本,第21页。
④参阅《阿奎那政治著作选》,第117页。
01西方社会思想史
性的命令,它指示任何与合乎理性的本性相一致的行为就是道义上必要的行为;反之,就是道义上罪恶的行为“。
①最后,运用理性从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
,是自然法哲学家与经院学者的共同的行动纲领,尽管他们对人性的具体看法不尽相同。
当然,我们既不能忽视自然法思想中的历史的和逻辑的连续性,更应注意到其间所发生的重大变化。从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看,这种变化不能用思想本身的原因来解释,而应在社会形态社会制度的深刻变革中寻求解释。这种社会的全幅变革最终导致罗素所谓的近代精神气质的变化。
就17世纪的自然法思想而言,转折表现在下述几个方面。
第一,它完成和强化了法学和神学的分离,使自然法脱离神法而世俗化了。阿奎那把法律分为反映神意的法律和根据人类理性可以辩识的自然法,已经为此奠定了基础,但他仍是从神法推出自然法的。
自然法本质上独立于上帝的意志,上帝不能改变自然法,正像上帝不能改变数学定律一样。这意味着从中古晚期的自然观点向近代的反思的国家法观点的转折。
第二,近代自然法的人的概念也是新颖的,在其人类学的思考中已无原罪概念和人的超自然命运的概念的地位。特别是霍布斯所倡导的彻底经验主义的人性观使对自然法的解释革命化了。自然法越来越不同于道德命令,而成为对仅仅作为自然丛林中的一种生物的人的生存问题所作的一种享乐
①转引自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39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11
主义与功利主义的解决方案,趋利避害被宣布为最高原则,从强调自然法的义务原则转向强调权利原则;从人人献身于道德责任转向追求个人的幸福;从人人感恩于上帝到关注他个人的偏好。这种强烈的个人主义倾向,不仅被认为是人性的基质,还被认为是人皆有之的永恒不变的天性,因为人类心灵和身体的天赋才能在大多数自然法哲学家看来大致相等,相互之间的差别极为有限,以致可以假定它们完全相等。这样,他们相信运用典型的自然科学方法研究人性是完全可行的,从而在其研究方式方面完成了从对人性的目的论到因果论和经验论的转变。亚里士多德及中古经院学者把人自发地趋向于某种善的目标,致力于自身完善的理性能力规定为人的本性。除非有不健康的和“非自然”的障碍的干扰,这种发展将会使人的真正的本性完全成熟。按照这种观点,成圣成德既是人生之目的,也是人性之自然。古典自然法学的人性概念,建立在人是一个生理—心理的复合体的假设之上,因而以对人的性格的观察和对决定或影响人的行为的因果律的研究为基础,霍布斯与洛克同被认为是科学的心理学的先驱者,确非一个偶然的巧合。
第三,与中世纪的有机体论正相反,近代自然法是原子主义的和唯名论的。
不论个人是否具有内在的社会性冲动,或相反地被认为自然地具有反社会性,自然法被认为是一套只适用于个人的原则。
社会成员间的合理关系端赖于这些原则,而后者对社会整体的作用只是间接的。古典自然法的原则完全是分析的,他们的“平均主义质素”的人性观,导致了将社会整体利益视为个人利益加总的还原论,并且十分注意自
21西方社会思想史
然状态(原子主义的)与社会、政治及文化状态(全体主义的)的明确分野,在他们看来,中古社会观的那种有机的联系在市民社会中没有独立的存在。近代自然法的这种唯名论在社会契约论中得到明白地体现。社会契约论试图说明,第一,本性是独立的个人如何走到一起结为一个统一的社会和道德共同体;第二,统治与被统治的关系如何从个人中间产生的,因为根据本性他们都是一样的,从而是平等的。
第四,近代自然法是有明确的阶级倾向的,它是正在迅速发展壮大的资产阶级的利益、意志和抱负的理论反映和辩护。自然法的律令是对私有财产、自由贸易和近代契约制度的保障。这在对财产权的态度中表现得最为清楚和彻底。对中古思想家(以阿奎那为例)来说,私人财产并不违反自然法则,但决无财产是自然法所赋予的权利的思想。但对近代自然法来说,财产权恰恰构成为社会的基础。洛克说,“人们联合成为国家和置身于政府之下的重大的和主要的目的,是保护他们的财产。”
①财产权在天赋人权中最为重要,这种观点只有放在人类有史以来私有产权制度最为发达的资本主义的社会背景中才能得到最明白的理解。
第五,古典自然法是唯理论的,它断言理性是最高的及唯一的主宰,在理性之上不再有天启的智慧了。古典自然法用无所不能的理性取代了无所不能的神意,相信理性能够设计和创造出最优良完善的社会秩序(社会契约论)。
近代自然法的理性主义还带有很强烈的功利主义的倾向,理性主要地
①洛克:《政府论》中译本下卷,第77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31
是从一种工具理性的角度来设定的,即理性是对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用功利主义观点规定的社会利益,即社会利益等于实现每个人的享乐主义的偏好图式而给每个人带来的满足的总和)的合理估量、计算和追求。希腊理性的最高目标是造就文化君子;在中古自然法里,理性最终要服务于救世目标。古典自然法把权利原则视为伦理的基础和社会结合的原则,事实上也就成为理性所支持的最好原则。
52自然法学说的人性观A古典自然法包括人性论、自然状态及社会契约论三部分。
在所有这些问题上,霍布斯与洛克各执一端、针锋相对,他们的观点可说是古典自然法中最具代表性的。他们两人又都是那时代的思想巨擘。霍布斯自诩公民哲学不早于他的《公民论》(1642年)
,而洛克的《政府论》(1689年)影响直及于启蒙时代。他们确是席勒说的那种“骨子里有精华,可以延续几世纪”
①的伟人。基于上述情况,本章其余篇幅将主要介绍霍布斯与洛克二人,这大体可以概括近代自然法的主要问题。
霍布斯的基础是个人主义,他把受私利驱使的个人作为一个分析的起点(单位)。他认为人在本质上是自私自利的、充满恶意的、野蛮残忍的和富于侵略的,这就使人类处于一
①转引自梯利(Thily)
:《西方哲学史》中译本下卷,第84页。
41西方社会思想史
种暴力冲突的状态中,但是除了贪欲和激情外,人类还被赋予理智,理智使人畏惧于人类“自然”活动的后果(人对人的全面战争)
,从而设法使暴力冲突转变为非暴力的合作,寻求和平便是第一条基本的自然法,利用一切可能的办法来保卫我们自己就是基本的自然权利。事实上,霍布斯已将自然法变为一套关于人类生存的合理条件。他追随马基雅维里和布丹,断定强制是社会生活必不可少的条件。国家的产生与社会的产生实乃一件事,在霍布斯看来,没有一种威权的社会结合是不可想象的。

洛克的人性观保留了更多的传统观点,认为社会性冲动是人的天性。上帝创造人,使他们对结成社会感到方便而且有那种倾向,又给他们配备上知性和语言,以便维持社会和享受社会的好处。由这种人性观,洛克强调合作是人的社会性冲动的自然结果,不是政治威权使合作得以可能,其作用只是保护合作和加强合作。国家是在现有的各种社会组织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家庭就是其中之一,家庭的存在与发展看来完全与国家无关,反倒被认为是国家的核心。

尽管有上述的区别,这两派观点都很重视政治权力,都认为充分发展的社会生活只有在政治权力发挥作用时才有可能。
在17世纪的理论中,我们找不到有哪位思想家在自己的社会理论中会遗漏政治权力概念,或仅仅将政治权力视为已形成的社会中的一个无关紧要的成分。这并不是说凡主张人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97—398页。
②洛克:《政府论》下卷,第5—12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51
性内在地具有社会性冲动者就比主张性恶论者高明。事实上正是霍布斯为自由地思考一切人类关系铺平了道路,因为在他看来,除了人在自然状态中的对抗关系外,再没有什么人类关系是自然正当的。
53自然状态A自然状态是自然法理论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自然状态虽被说成是一种历史状态,但讨论这一问题的人,并未引用历史的研究方法来考察,只是从理论上把这作为自然法及自然权利的前提或必要的假定。
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批评自然状态这一概念是把历史的结果错当作历史的起点。
①马克思的“错觉”一词用得十分确切。不论自然法理论家是否自以为是在讲述社会生活的历史起源,必须注意,这确实不是历史,思考自然状态不是着意要回答人类最远古状态的问题。自然法学者用自然状态概念,真正要思考的是国家的逻辑前提,而不是探讨国家的历史前身。如果要考虑自然状态事实上是否存在的问题,按自然法学家的思路,自然状态指的就是人的除了作为同类的成员外彼此再无任何共同之处的状态,由此可以说自然状态存在于任何时候。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概念就具有一种永远存在的可能性。因为在他那里只有自然状态(人对人的全面战争)与主权状态(和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61西方社会思想史
平)两种,对国家主权的任何一种限制都意味着退回自然状态。
罗尔斯认为,自然状态既非一种实际的历史状态,也非文明之初的那种真实的历史状态,“它应被理解为一种用来达到某种确定的正义观的纯粹假设的状态。这一状态的某些基本特征是:没有一个人知道他在社会中的地位——无论是阶级地位还是社会出身,也没有人知道他在先天的资质、能力、智力、体力等方面的运气。我甚至假定各方并不知道他们特定的善的观念或他们的特殊的心理倾向。正义的原则是在一种无知之幕后被选择的。这可以保证任何人在原则的选择中都不会因自然的机遇或社会环境中的偶然因素得益或受害。
由于所有人的处境都是相似的,无人能够设计有利于他的特殊情况的原则,正义的原则是一种公平的协议或契约的结果。“
①尔斯这段话对理解自然状态极有帮助。很显然对自然状态的思考首先是一种思想实验,意在说明在实验的政治真空和社会真空条件下,各种自然力量的作用;放弃自然状态进入社会政治状态的必然性;国家的性质与功能,以及保护自然权利的国家应该是什么等问题。博登海默说自然法学无视历史,而把注意力集中在努力发现一种理想的法律和正义制度;②也就是说这一概念的基础是非历史的,其所致力的目标并非科学地解释过去,而是解释与证明一个崭新的未来,这未来的社会在自然法学者看来正在诞生之中。其次,极为重
①罗尔斯:《正义论》中译本,第10页。
②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67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71
要的是,自然状态是一个平等的状态,并且,基本上按功利主义的观点来设想人的,这就意味着任何只使一部分人受益或专使另一部分人受害的安排是不可能为全体一致接受的。
如果人有权侵犯别人,别人也同样有权侵犯你,这就是霍布斯的人对人全面开战的局面;或者你要他人尊重你的“生命、自由和所有权”
,你也须尊重他人的“生命、自由和所有权”
,这是洛克所设想的和平的自然状态。很清楚,无论是哪一种状态,其基础是坚持其天赋权利的平等的个人。马克思深刻地指出,这种所谓天生独立的个人,“一方面是封建社会形式解体的产物,另一方面是16世纪以来新兴生产力的产物”
,而在自然法学者看来,“这种个人是一种理想……在他们看来,这种个人不是历史的结果,而是历史的起点,因为,按照他们关于人类天性的看法,合乎自然的个人并不是从历史中产生的,而是由自然造成的。这样的错觉是到现在为止的每个新时代所具有的”。
而这种错觉,“倒是对于16世纪以来就进行准备,而在18世纪大踏步走向成熟的‘市民社会’的预感”。
①这段对自然法人性观和自然状态说的分析中,马克思为我们提供了一个运用唯物史观批判地分析有重要影响的社会学说的范例。
有两种自然状态概念。一种以霍布斯为代表,把自然状态描绘为个人之间没有任何联系的状态;另一种以洛克为代表,在自然状态中已有一定程度的社会联系,并且,自然状态与社会状态(这里专指市民社会,而非一般的社会结合)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6—87页。
81西方社会思想史
分际在洛克的体系中是被置于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中来考虑的:在这个时代,资产阶级急切地为在自然法原则下自发产生的各种关系寻求必需的政治保护。
霍布斯的自然状态是与其把人视为本质上反社会的,以及个人利益绝对互不相容的人性观联系在一起的。因为彼此平等——他们具有同等的自然权利,于是就出现争斗与对抗。
参加角逐是因为恐惧被对手所伤害。这样,自然状态不免成为一场人对人的全面战争状态。只有一个至高无上的主权者可以中止这场战争,这个主权者为所有人所服从,以此为代价提供对个人生命和财产的保护。只有这样一种政治权威可以保障秩序。这样的权威不仅是由人的理性所发现的,也是由人们对自然权利的自愿让渡所产生的,在由这种契约所产生的权力之外,不再有任何权威。
①而且只有这样一种权威使社会结合成为可能。
洛克的解释同样基于个人主义和功利主义,但其人性假设不同于霍布斯。人固然是趋利避害的,但人也是社会性的存在;在平等状态中,霍布斯想的是每个人都有权做任何事,洛克想到的则是另一面:一切都是相互的,没有人享有多于别人的权力,这种自然的平等成为人们互爱义务的基础。在自然状态下,人们彼此不只是潜在的对手,也是同类,可以建立对彼此都有利的合作关系。人为了生存必须与自然作斗争,这惟有合作才有希望成功。因此自然状态不必是一种战争状态,也可以是一种和平的、友善的、互相尊重的状态。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97—401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91
理性行事,就是自然法的要求。

自然状态在这里已是一种社会状态,其特点是遵守自然法原则,该原则规定了个人之间的关系,保护每个人的财产权不受侵犯,这包括广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
,以及狭义的单指通过劳动获得的产品。

货币的发明使情况变得复杂,它刺激人们积敛超过满足自己所需财物的欲望,人们所享有的生命、自由和财产的自然权利开始没有保障,常常面临他人的侵犯;此外,在惩罚违反自然法的行为时,每个人在自己的案件中都是法官(按洛克的规定,在自然状态中人人都有执行自然法的权力,并可亲手处罚违反自然法的犯罪行为)
,而且在报复犯罪行为时易于超越理性规则。
③为了结束由此而产生的混乱与无序,就需要从这样一种自然的社会状态进入到一种政治的状态(市民社会)
,也就是说,从一种个人独自无力保护自己的社会,转向另一个设有专门机构、依据实定法发挥作用的社会。
“公民政府是针对自然状态的种种不方便情况而设置的正当救济办法”
,④须注意的是,建立市民社会(国家)并非人类合群性的第一个行动,而仅仅是以政治保护接替在自然状态下不再能维持的个人所需的那种保护,因此,进入政治社会,人们仍然保留其在自然状态中所拥有的自然权利,“自然法是所
①洛克:《政府论》下卷,第5—7页。
②同上,第53页。
③同上,第77页;第9—10页。
④同上,第10页。
021西方社会思想史
有的人、立法者以及其它人的一种永恒的规则“
,①在霍布斯,所以需要建立国家是为了使自然法付诸实行;②在洛克则是为了继续自然法的作用和效力。
以上的不同导致另一个不同。对霍布斯来说,通过契约建立起来的政治权威是不可推翻的,因为任何反叛都意味着社会的解体和回到无政府状态。人们必须同意建立一种主权以免在人对人的全面战争中同归于尽,但他指的是独一无二的约定,一经授权,再无机会撤回,不论主权者做什么,其权力是无限制的。
正是主权者的这种性质使社会得以存在。

而根据洛克,权威是现有的共同体建立起来的,旨在执行共同体本身已不能执行的特殊使命。因此,如果政府不能贯彻这些任务或享有与这些任务不符的特权(如采取威胁公民生命或财产的行动时)
,它就不仅是多余的,而且对社会还是有害的。在这种情况下,人民有权革命并重新组织自己的市民社会。

霍布斯的绝对主权论与洛克的人民主权论的差异固然与其各自的人性观不无关系,但更应与大的历史背景联系起来考虑。
霍布斯生当君主专制在整个欧洲的全盛时代,“他是专制制度的拥护者”
,⑤“在一个社会冲突是全面引人注目的问题并且是第一次被人们从理性上加以认识的时代,在一个经
①洛克:《政府论》下卷,第84页。
②《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上卷,第398页。
③同上,第400页。
④洛克:《政府论》下卷,第103、124、13、150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121
济势力正在迫使建立起一个强有力的中央权力机关的时代,他的理论是必然会产生的“。
①洛克的理论,体现了对中古时代斗争的胜利,也象征了商业资本在它与封建主义战斗的初期所建立起来的专制国家权力的衰落,而其直接的意义,是为通过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而奠定的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国家进行辩护,洛克“是1688年的阶级妥协的产儿”。

54社会契约论A社会契约概念,即国家经由契约或相互同意而产生之说由来已久。智者学派中就有人持类似主张。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都曾提及这一说法并予以批评。中世纪封建制度下贵族与附庸的关系基于双方的自愿同意。
16世纪开始,契约论再见流行。社会契约是使人从自然状态不是进入到社会状态就是进入到市民社会成为可能的行动,这对所有的自然法,尤其对近代自然法是至关重要的。如果不先假定社会成员之间的契约关系,就无法解释市民社会的存在。因为如果这些成员是自由的和平等的独立个体,那么只有他们之间的一致同意才能解释加诸于他们的种种限制以及相互依赖的形式。洛克说,“人类天生都是自由、平等和独立的,如不得本人的同意,不能把任何人置于这种状态之外,使受制于另一个人的
①罗尔:《经济思想史》,第90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83页。
21西方社会思想史
政治权力。任何人放弃其自然自由并受制于公民社会的种种限制的唯一的办法,是同其它人协议联合组成为一个共同体。“
①洛克担任过英国殖民地的行政官员,这种经历使他接触到了贸易。通过那些受管制的公司,他看到商人在从事商业冒险时所表现的那种井然有序的自愿结合,在他看来,这种自愿结合乃是管理组织的自然形式。
169年他为南北卡罗莱纳起草了第一部宪法,写进了得自于经验和思考的上述思想。
在这里,还应注意区分政府契约与社会契约。两者自古即为人所知,在中世纪,前者居上风。到近代社会契约思想再度走到前台,这是与日益强大的个人主义思潮联系在一起的。社会契约是关于一种未来社会的成员间的契约,涉及的是那个未来社会的国体;而政府契约则是统治者与被统治者之间的一种契约,涉及的是统治的形式。这个问题对霍布斯似乎很单纯,因为他认为订立契约是一次性的,他把社会的创立视为契约的主要问题,个人只要宣布为了设立主权者,自愿放弃自己在自然状态中拥有的权利就大功告成了。洛克虽未明言,但确已承认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政府)实有区别,因此这里涉及两种契约关系,全体公民之间的契约,这关乎社会的自我组织问题;以及全体公民与政府之间的契约,这关乎社会与治理者之间的相互义务与权利关系。他关心的首先是社会契约。至于而后订立的政府契约,在他看来,它转让给政府的仅仅是实施自然法的权力。
①洛克:《政府论》下卷,第59页。
第五章17世纪社会思想:古典自然法321
一位法国学者说过,“任何思想家都不直接对他的历史作用负责,即使他的名望主要归功于他的历史作用”。
①我们不妨将这句话的意思再引申一下,评价一位思想家,一种学说或一个学派,似应区分两类不同的价值:学说本身的理论的、方法的价值与由学说造成的社会的、历史的作用。这两个方面并不总是一致的,遇到这类不一致的情况时,正确的态度是如实地分别加以分析。
近代自然法理论提供了一个理论价值与社会作用不相一致的例子。我们给予自然法理论的批评是它的非历史的、简化的、任意假设的和思辨的特点,作为其理论分析起点的个体是非历史的抽象原子,这种个人被抽象掉了一切具体的社会属性,所有的人都被放入同一个不变的人性图式;在这个图式内,既看不到人与大的社会过程和结构的互相作用,也看不到人与人的具体的社会交往;自然法学者对理性的信赖带有孩子气的大胆与盲目,居然认为人类理性可以有条有理地设计出一个理想社会的全部细节;历史、文化、传统在自然法中几无地位;如果抽出他们的哲学思维方式、分析工具、论证程序加以一番历史地考究的话,的确如熊彼特所说与经院哲学没有什么不同。
②方法论而言,自然法仍还是一种社会哲学,然而,说他们无视历史,不等于说他们游离历史。他们的思想与时代发生着紧密的联系,他们是注重实际的改革者,他们在与在他们看来是“不合理的给定历史现状”作斗
①埃尔:《文化概念》,第24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80页。
421西方社会思想史
争。在这种斗争中,他们的过分简化反倒帮助他们赢得了群众。他们撇开人性的具体性,抽象出人性的普遍性,概括为平等、自由、财产,理性的“天赋人权说”
,是对超现世的神圣权利与义务体系作出的最好反击;它被写入《独立宣言》与《人权宣言》,使千百万人热血沸腾为自由而战;社会契约论高扬人的理性,着重人的自由意志,给在与封建主义斗争中的人们以莫大的鼓励。自然法学说认为存在着一种优于政治力量并独立于政治力量的自然法,并把自然法等同于人性、理性、财产所有权,这包涵了区分自然的社会(市民社会)结构与人为的政治结构的思想萌芽,包涵了经济自主原则与政治第二性的思想,从而有利于近代社会学的发展。他们的功利主义人性观简洁明了,极其彻底,成为社会科学中一种十分流行十分有用的分析模式,并对现代社会学的自然主义流派发生很大影响。他们通过无视历史的实际条件、进程和限制,而将注意力集中于发现一种理想的社会和正义制度,从而完成了一项社会任务,奠定了现代西方社会和政治思想的基石。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521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
61启蒙运动A法国革命(1789年)前的六、七十年,史称启蒙运动时期。启蒙运动在社会思想史上具有重大意义,这时期的思想家更自觉地将他们以为是科学的原则运用到对人类生存条件的反思上去,他们对人、人性及社会的研究更具社会学的意向与敏感。他们理所当然地被许多研究者视为社会学的先驱或奠基人。
关于启蒙运动的精神,康德有一段名言:启蒙就是人从由他自己造成的不成熟状态中走出来。不成熟是指一个人若无他人指导便不能运用他自己的理智。如果不成熟的原因不是由于缺少理智,而是由于若无他人指导便缺少运用理智的决心和勇气,这种不成熟就是由他自己所造成的。因此,启蒙运动的格言是:有
621西方社会思想史
勇气运用你自己的理智。

康德的定义使我们了解启蒙运动的精神是运用理性对过去遗留下来的一切进行批判:批判传统的宗教;批判所有剥夺人们自由思考及自我确证其意见真理性的权力的权威,在社会生活中这意味着怀疑传统的权威;批判当代的政治和社会制度,特别是专制的君主,批判矛头所及包括社会等级制和私有制。情况正如恩格斯所说,“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了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必须在理性的法庭面前为自己的存在作辩护或者放弃存在的权利。思维着的悟性成了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

在这一自称理性的时代,人们对理性主义的观点是五花八门的,不存在一种为启蒙时代的思想家所共同确认的理性主义,以下所述是那时代关于理性主义的最流行的观点。
(1)
进步概念 启蒙学者全都相信人类持续进步的前景。
历史进步的基础是理性,推动力是理性所能掌握的无限积累的知识,可以说,进步理论最好地表达了理性主义的意识形态。但这种历史进步观本质上是反历史主义的。因为进步只是(或主要是)知识的进步,是为永恒不变的人性(理性)所保证的;这样,社会历史的进步、倒退或停滞全然取决于理性是否被人所发现。而理性、真理何时被认识到,“这并不是历史发展的进程所必然产生的、不可避免的事情,而纯粹是
①《康德政治著作选》(剑桥,1970年)
,第5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4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721
一种侥幸的偶然现象“。
①如果人类早五百年发现启蒙运动的理性原则,那样人类就会免去五百年的迷误、斗争和痛苦。
“只是现在阳光才照射进来,理性的王国才开始出现”。
②启蒙运动的进步观在鼓吹社会变革,高扬理性精神,传播进步观念等方面自有伟大贡献,但它在双重意义上是非历史的:它既非指真实的社会历史进程,而只是观念的进程;又非黑格尔所说的那种自我运动自我发展的绝对精神,而只是抽象的不变的理性,因此它既是唯心主义的又是形而上学的。
意大利哲学家维科的《新科学》代表了18世纪历史科学的真正诞生。熊彼特建议用“思想与社会的进化科学”这个短语来形容他的“新科学”。
“但不应把这理解为人类思想的进化决定人类社会的进化;也不应把这理解为社会的历史进化决定人类思想的进化,虽然这样理解较为接近真理;而应该理解为人类思想和社会是同一进化过程的两方面”。
③从人类思想合情合理、合乎逻辑地起作用这个意义上说,理性并不是这个过程的决定性因素,维科是以反理智的态度看待这种过程的。他认为当涉及人类社会生活领域时,我们谈论的不是一个可用理智推断的世界,而是一个活生生的和我们直接参与其间的世界。他否认人性这类东西的存在,如果人性指的是一旦获得便永远不变的本质的话。人是与他的实际发展过程不可分的,他同时具有物性、德性、悟性、灵性、社
①同上,第406页。
②同上,第405页。
③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10页。
821西方社会思想史
会性、政治性和艺术性。人性只有依人与他人及其身外世界的各种关系才能得到理解。
人性因此是一个不断生成的过程,从半动物变为完全的人性状态,这正是在历史中长成的和发现的,而非从历史中抽象出来的,“在维科的理论中,哲学与社会学已合二为一,也就是说,思想与行动已合二而一,而这种合并实质上是历史性的。”
①维科远远超越了18世纪的一般思想潮流,即超越了启蒙运动,所以他不为他的同代人所理解,直到几乎二百年后才享有他应得的声誉。
(2)自然概念 自然概念,包括其所有的派生概念,(如自然秩序、自然法、自然状态、自然人性、自然体系等)在理性思想中是一关键概念。启蒙学者继承了自然法学派的自然概念,赋予自然一词更多人文的、政治的及社会的涵义。
G。
霍索恩(G。
Hawthorn)
说“自然概念在18世纪被人奉为真、善、美的试金石”
,自然的就是善的,反自然的就是恶的。
②多数启蒙学者主张师法自然,顺从自然。卢梭崇尚自然,则有其将自然与社会、人为完全对立的特殊涵义,《爱弥儿》第一卷的第一句话是“出自造物主之手的东西,都是好的,而一到了人的手里,就全变坏了。”
③另一个常见的倾向是从自然概念引出这样一类问题:在所有的因素中何为第一性的、必然的,恒久的或自然的,何为第二性的、偶然的、流变的或人为的。答案很少是一致的,关于何为自然的社会条件的问
①同上。
②G。霍索恩:《启蒙运动与失望》(剑桥,1987年)
,第12页。
③卢梭:《爱弥尔》中译本上卷,第5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921
题则更加难求统一,然而唯理论的思想仍然热衷于这类问题。
(3)利益概念 启蒙学者依感觉主义、人文主义观点肯定个人的权利和利益。
爱尔维修(Helvetius,1715—172)
将自身利益在人类世界中起的作用,等同于万有引力定律在物理世界中起的作用,认为“快乐和痛苦永远是支配人的行动的唯一原则”。
①但他们都强调人们追求私利应当是合理的或开明的,他们力图用功利主义原则统一自身利益与公共利益。
“人为了自己的利益,应当爱其他的人,因为他们是他的存在、他的保存、他的快乐所必需的”。
②理性已经消除了除公共利益外的所有超个人的价值,功利主义的原则又将公共利益视为用理性指导与调和而实现的自身利益及其满足的总和,这样启蒙学者就在利益概念中发现了社会价值的合理基础,发现了个人价值与社会价值的内在联系,并发现了唯一有意义的行为规范准则。
当然,并非所有的启蒙运动人士全都接受上述的功利主义道德观。哈钦森(F。
Hutcheson,1694—1746)追随沙甫茨伯里(Shaftesbury,1621—1683)
,以利他主义的同情心及快乐主义的道德感作为合理行为的根据,根据这一假说,有德的人会从行善中感到快乐,而不管他们对行善的结果有何看法。这样,合理的善的行为既非出于利己的快乐,又非基于理智的计算,而完全源于一种直觉的道德情感。这种学说在英国启蒙学派中影响颇大,而其直觉论则预示了康德的道
①《西方哲学原著选读》下卷,第179页。
②《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650页。
031西方社会思想史
德命令说。
(4)秩序概念 理性的批判已将过去的一切世界观和社会制度抛进垃圾桶里,这要求以新的秩序取而代之。这种秩序应该用世俗的、经验的观点,而非宗教神学的和思辩哲学的观点来阐述。
17世纪科学革命的成就给18世纪的思想家留下深刻印象,牛顿被奉为最大的权威,数学、物理学成为新的世界图景的典范。达朗贝尔(d‘Alembert,1717—1783)说,“真正的世界体系被承认了,自然哲学已经彻底变革了;几乎一切其它知识领域都采取了新的形式”。
①人被视为自然的一部分;新的秩序观不仅适用于物理世界,也适用于心理世界和人类社会。法国唯物主义依机械论世界观解释一切社会现象和人类行为;苏格兰学派则在经验心理学的基础上构建人性科学的大厦。总之,秩序被设想为统一的自然—道德的秩序,它支配着宇宙间的一切事物。
当启蒙学者以人类导师的身份向世人宣传理性真理时,他们“并不是想首先解放某一个阶级,而是想立即解放全人类。”
②他们自视为世界的公民,超越了国家和民族的限制,他们发誓抛弃任何集团的偏见,而只听从理性的呼声。这种意识自然是错觉,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个永恒的理性实际上不过是正好在那时发展成为资产者的中等市民的理想化的悟性而已”。
③他们的著作是为所有愿意读它们的人们写的,
①转引自葛力著《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第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页。
③同上,第407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131
其实质是为一个正在成长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主导因素的匿名的市场写的。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过程正在与旧的专制的政治上层建筑发生全面的冲突,理性主义思想代表了前者的利益、意志与抱负。但在社会危机加深的时刻,旧统治阶级内部也会发生剧烈分化。
法国革命前,启蒙的思想已在贵族、皇室、教会中拥有一定数量的追随者。正是到了如列宁所说的社会濒于崩溃边缘的危机关头,人民已经不能再按常规生活下去,统治者也不能再按常规统治下去时,启蒙思想得以迅速而广泛地传播,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传统秩序成为问题,新的秩序的蓝图亟待被发现和勾画。未来的制度应与理性和自然一致,保障个人的幸福、个人在社会中的自由和平等以及个人利益与公共利益的和谐。至于哪种制度最能体现上述原则以及如何建立等问题,启蒙学者对此并无一致看法。但他们都认为保持一个共同的批判战线和一种一般的哲学理念至为重要。启蒙时代的哲学家关心政治,他们因此而受到官方的迫害,他们本人也随时准备着进巴士底狱,但他们中的多数人不想煽动革命。
狄德罗(D。
Diderot,1713—1784)对革命的态度颇具代表性,“在骚乱的时刻,公民要站在维护现成的制度一边;各项制度解体以后,如果国家是统一的,他要站在国家的一边;如果国家已经分裂,他将支持那维护成员的平等和一切人的自由者”。
①他们的确如熊彼特所分析的那样,对法国社会的迅速解体并没有预见到。

①转引自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第331页。
②参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90页、212页。
231西方社会思想史
革命的结论是被下一代人从他们的著作中推出的,这就是北美的独立战争和这世纪末的法国革命。
18世纪的启蒙哲学在使社会秩序成为问题并使这些问题受到广泛关注的意义上为这些革命作了准备。泰勒(E。
B。
Tylor,1832—1917)
曾把18世纪思想家们的著作,看作是充满了幻想的东西,认为这种幻想对于引起1789年可怕的天翻地覆的骚动应负责任。
①泰勒只讲对了一半。启蒙运动的思想不是无根的幻想,而是历史洪流激荡出的概念结晶。从臣民哲学到公民哲学的嬗变仅是想象的跳跃吗?
自然法、社会契约、自由、平等、人权等概念所包念的深厚时代意蕴,岂是卢梭在圣日耳曼森林中独自沉思默想虚构出来的?他们若有失误,也不在泰勒所非难的,而在他们把历史地形成的人类制度误认为是永恒的,原本就在理性之中有其根据,并且是由先知先觉的理性的头脑(如像他们这样的启蒙导师)认识到和发现出来的。开始纠正这一迷误的人是孟德斯鸠。
62孟德斯鸠:超越古典自然法A孟德斯鸠属于那种对于塑造时代精神具有强有力作用的人物,考察一下他的《论法的精神》(1748年)对于法国革命和美国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的影响便不难证实这一点,与法国其他的启蒙学者一样,尽管他既没有预料也不曾希望发生
①参阅卢梭:《论人类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译本,第42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331
法国革命,但他的思想却已为这场革命作了观念的准备。而在近代历史上,政治家按思想家的理论设计和建立一种社会政治制度而大体不走样的最佳例子,大概要算孟氏分权制衡理念在美国的实践了。不过这些应是由政治思想史家来大谈特谈的话题。令我们感兴趣的是,《论法的精神》在社会思想史上也占有一个崇高的地位。在雷蒙。阿隆看来,这本书的社会学解释虽还不清晰,但已表现了明显的的社会学意图,并且孟德斯鸠就像马克斯。韦伯那样,试图使互不相关的材料成为通俗易懂、条理清楚的资料。阿隆认为这种努力就是一个社会学家所作的努力,因此“孟德斯鸠不是一个先驱,而是社会学的理论家之一”。

阿隆这一论点在孟德斯鸠的论著中可以找到充分的支持。
首先让人耳目一新的是其方法上的优点,“它是根据许多客观因素来设想社会历史状态及其变化,由此而得出了符合实际的解释,并在这一意义上得出了分析理论,而不是只得出简单的,特别是唯理主义的一般公式”。

孟德斯鸠与古典自然法思想的渊源关系是雪泥鸿爪,有迹可循的。他把自然法看作是永恒的公理,一旦被发现。就将作为评判人类制度的永久标准。他还肯定一些正义关系存在于实定法确定它们之前。
“如果说除了实定法所要求或禁止的东西而外,就无所谓正义不正义的话,那就等于说,在人
①参阅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中译本,第20—21页。
②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09页。
431西方社会思想史
们还没有画圆圈之前一切半径都是长短不齐的“。
①但他关心的主旨不再是自然法的不变律令。他在《论法的精神》一书的前言明确说出了他的旨趣所在:我首先研究了人;我相信,在这样无限参差驳杂的法律和风俗之中,人不是单纯地跟着幻想走的。

人类的习俗和法律若与自然法有出入,这并不意味着这里没有秩序。在事故发生后,除了混乱外,人们应该而且能够找到事故发生的深刻原因,用以分析事件表面上的不合理性。
孟德斯鸠举史为例,认为断送了查理十二世的并不是波尔多瓦战役。
“如果他不在这个地方覆灭,也必然会在别的地方覆灭。
命运中的偶然事故是易于补救的;而从事物的本性中不断产生出来的事件,则是防不胜防的“。
③而法就是事物的本性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
④这样他的旨趣转向研究事物的必然关系和事物间的相互关系。
如果我们的着眼点在于依据事件本身的因果关系来解释事件,那么就应该排除那种非因果解释的道德评判。没有什么事件事先就被认为是荒唐无稽的,也没有什么事件仅仅是恶意的产物;启蒙运动的大多数学者将过去的一切视为迷信、偏见的产物,孟德斯鸠则关心若真是偏见的产物,这些偏见又是如何产生的?为什么会使人相信而保持其效力?更进一
①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中译本,上卷第一卷第2页,译文有改动。
②同上,著者原序,第37页。
③同上,上卷,第146页。
④同上。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531
步要考察是否真的只是人的偏见。
采取这种态度研究社会,必然会软化启蒙时代的激进主义。这种激进主义表现为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并且认为当时的社会制度是不合自然的。孟德斯鸠关心的是现状的分析,他使自然理念成为一个相对概念,从而为认可一切适应现状的制度铺平道路。另一方面,这使得研究者有可能去注意各种不同的社会因素,因为关于各种必然关系的知识必须从辨认其多种可能的表现形式开始的。
人们通常将孟德斯鸠视为地理因素决定论的代表人物,他通过分析各种地理、气候的特点来解释其对社会制度的决定性影响。阿隆认为,孟德斯鸠的独创性不在于提出任何单线的决定论,而在于指出各种因素之间的相互联系,指出社会是一个系统。
①如果这个系统中有什么决定性的原因的话,它是一个民族的“一般精神”。这个“一般精神”在孟德斯鸠看来是由许多因素融合而成的:气候、宗教、法律、施政的原则、先例、风俗、习惯等。
“一般精神”因民族而异。
“在每一个国家里,这些因素中如果有一种起了强烈的作用,则其它因素的作用便将在同一程度上被削弱。大自然和气候几乎是野蛮人的唯一统治者;中国人受风俗的支配;而日本则受法律的压制;从前风俗是拉栖代孟的法则;施政的准则和古代的风俗,在罗马就是规范。”
②种一般精神又是在多种因素的作用下历史地发展起来的,立法应该适应这种精神,它就是法的精神。
①参阅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潮流》,第43页。
②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上卷,第305页。
631西方社会思想史
孟德斯鸠的这些思想标志着对自然法的突破。首先他放弃了追求理想社会的努力,认为没有一种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社会模式,不仅各民族的制度因各民族的一般精神不同而不能强求统一,而且由于民族精神也在历史地变化,故不存在一个不变的理想制度永远适于一个民族。其次,否认人可以随心所欲地创造社会(契约论)
,人充其量只能改善社会而不能创造社会,而且还须根据具体国情施行改良。这观点与启蒙思想的大部分观点尖锐对立,后者强烈相信优良的法律是普遍适用的,法律决定了特定社会的一般面貌,而不是让法律去适应社会。最后,他提出了一种分析的政体类型说(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
,他认为重要的问题不是谁在运用权力和权力怎样运作,而是了解各种不同的政体在什么样的社会条件下能正常运行。
孟德斯鸠不相信以孔多塞(Condorcet,1743—1794)为代表的理性进步观,主张建立温和的君主立宪制,谋求的是通过各派政治力量(君主政体下的平民,贵族和国王)的均势达到和确保温和与自由,这使得他在激进人士中很少信徒,而在保守派圈子里颇为走红。阿隆认为他在政治上是个反动派,但也承认他的政治哲学的基本点是自由主义。
①事实上,他不反对通过理性的立法干预社会生活的进程;他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批判和对理性、自由的歌颂,与其更激进的同代人相比并无两样,只是他寻求可能为谨慎有效的干预开辟道路的知识,多少磨钝了他的锋芒,但他仍无愧为时代进步的先
①参阅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潮流》,第58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731
锋。他的学说广泛地牵涉到人类社会的各种基本问题,关系到人类社会的根本利益。他为新兴的资产阶级提出进步的社会理论和历史理论,对促进旧社会的死亡与新社会的产生,起了重要的作用。
他与17世纪自然法传统的决裂,在社会思想史上意味着一个真正的新开端。
63卢梭:自然与社会A卢梭是启蒙时代最有天才、思想最激进、影响最深远的思想家。他的著作将深刻的思想、灿烂的文采和炽热的情感融为一体,在他之前,很少有人使理论著述具有这般感人至深、震撼人心和鼓动民众的力量。卢梭也是思想史上遭人误解最深最多的思想家之一。其原因也是多方面的。他的思想中汇合了多种倾向,而且每一种都异常强烈,追随者和批评者不免以偏概全;他的议论大多不是经过长年思考的产物,而是对各种使他深深感动、而时代又要求立即予以解答的问题作直接的热情洋溢的分析,雄辩多于严谨,容易造成理解的歧义;最后还应归诸于他思想的种种矛盾。这些矛盾可分成几钟:第一种是看似矛盾实为辩证的思考,如“人是生而自由的,但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自以为是其他一切的主人的人,反而比其他一切更是奴隶”。
①这类辩证警语在卢梭著作中随处可见,是其思想的最具精彩处。第二种,为了加强论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中译本,第8页。
831西方社会思想史
点的力量,在不同的场合强调不同的侧面而形成的矛盾,例如他在赞美自然的智慧时,他对理性的机巧大加揶揄;而当他需要强调自然状态的鲁钝无知时,他又说“人世间除了他自己的理性以外,没有一种力量可以支配他”。
①类对比在卢梭著作中亦比比皆是,联系上下文及特定的论证目的便大都可以获得理解。第三种是卢梭思想中真正的对立,他徘徊于两极间,两者都有至深至大的力量。自然与社会这对概念便是一个例子,这对矛盾是其社会思想脉络的主线,贯穿于他的最重要的论著中。
我们在本章第一节中曾将自然概念作为启蒙学者的理性观念来介绍。这种说法对卢梭并不完全妥当。自然在卢梭那里不只是一个抽象观念,更是生命的富源,他一生的情意结;除去这种极主观的涵义外,卢梭的自然概念大体仍在自然法的范围内,涉及自然状态、自然人、自然权利等概念。然而下面的讨论将证明,卢梭已经大大突破了自然法的传统。
卢梭认为,研究过关于人的自然状态的种种问题的作家,他们的方法从一开始就错了。他们毫不犹豫地设想,在自然状态中的人已有正义和非正义观念,但却没有指出在自然状态中的人何以会有这种观念,甚至也没有说明这种观念对他有什么用处。他们还谈到自然权利,即每个人所具有的保存属于自己的东西的权利,但却没有阐明他们对于“属于”一词的理解。再有一些人首先赋予强者以统治弱者的权力,因而就认为政府是由此产生的,但他们根本没有想到,在人类
①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200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931
脑筋里能够存在权力和政府等名词的意义以前,需要经过多么长的一段时间。
“总之,所有这些人不断地在讲人类的需要、贪婪、压迫、欲望和骄傲的时候,其实是把从社会里得来的一些观念,搬到自然状态上去了,他们论述的是野蛮人,而描绘的却是文明人”。

这段话意味着卢梭与自然法传统的重大决裂,他抛弃了后者的三个重要假设:自然人是用自己的观点指导自己行动的聪明人;有自古不变的人性;可以从自然人身上发现社会人的一切可能品质。他针锋相对地提出一个重要观点:自然人是与社会人对立的。
这是一个怎样的故事?简单地讲,卢梭的自然人是一群“漂泊于森林中的野蛮人,没有农工业、没有语言、没有住所、没有战争、彼此也没有任何联系。
他对于同类既无所需求,也无加害意图“。
②“在自然的支配下,野蛮人仅只服从于他的本能”
;③“野蛮人最初所具有的只是一些纯动物性的能力”
;④
“野蛮人由于缺乏各种智慧,只能具有因自然冲动而产生的情感”
,⑤这就是自我保存的自爱心和对同类的怜悯心;⑥“他的欲望决不会超出他的生理上的需要。在宇宙中他所认识的唯
①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71页。
②同上,第106页。
③同上,第84—85页。
④同上,第84—85页。
⑤同上,第84—85页。
⑥同上,第67页。
041西方社会思想史
一需要就是食物、异性和休息“
;①没有奴役、没有私有观念、没有文明人的野心、贪欲和嫉妒,并且“不知道什么叫虚荣、尊崇、重视和轻蔑”。
②所以野蛮人是自由和平等的;由于缺乏智慧和理性,野蛮人总是丝毫不加思索地服从于人类的原始感情,从不抗拒怜悯心的自发冲动,所以野蛮人是淳朴善良的。
③自然为野蛮人安排了简朴、单纯、孤独的生活方式,没有种种欲望的枷锁,所以他们又是健康的和幸福的。

但是人有自我完善的能力,这是自然人根本有别于动物之特质,“正是这种能力,借助于时间的作用使人类脱离了它曾在其中度过安宁而淳朴的岁月的原始状态,正是这种能力,在各个时代中,使人显示出他的智慧和谬误,邪恶和美德,终于使他成为人类自己的和自然界的暴君”。
⑤而智慧的进步,恰恰是和各族人民的天然需要,或者因环境的要求而必然产生的需要成正比的。
⑥到了自然状态中不利于人类生存的种种障碍,在阻力上已超过了每个个人在那种状态中为了自存所能运用的力量时,到了人们的需要惟有联合起来才能满足时,那种原始状态便不能继续维持。
⑦“自从一个人需要另一个人的帮助的时候起,自从人们觉察到一个人据有两个人的
①同上,第84—85页。
②同上,第103页。
③同上,第102页。
④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79页。
⑤同上,第84页。
⑥同上,第86页。
⑦参阅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2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141
食粮的好处的时候起,平等就消失了,私有制就出现了,劳动就成为必要的了,广大的森林就变成了须用人的血汗来灌溉的欣欣向荣的田野;不久便看到奴役和贫困伴随着农作物在田野中萌芽和滋长。“
①不管你怎样赞美人类社会,导致人丧失天赋的自由和自然平等的最初的私有制社会必然是:“人们的利害关系越来越错综复杂,相互忌恨的心理便越增长。
于是人们表面上像是互相帮助,实际上却无所不至地在互相残害“。
②“每个人为了力求获取自己的利益,如果相信自己有足够的力量,便公开使用强力,如果觉得自己比较弱,便使用智巧”。
③人的理性趋于完善;同时却使整个人类败坏下去。
在使人成为社会的人的同时,却使人变成了邪恶的生物“。
④平等一被破坏,继之而来的就是最可怕的混乱。在富人和穷人之间,强者和弱者之间发生了无穷尽的冲突,这种冲突只能经战斗和残杀而终结,为了不使新产生的社会走向毁灭,富人编造一些动听的理由,诱导穷人接受一项骗人的社会契约,法律和国家便这样产生了,“它们给弱者以新的桎梏,给富者以新的力量;它们永远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使自由再不能恢复;它们把保障私有财产和承认不平等的法律永远确定下来,把巧取豪夺变成不可取消的权利;从此以后,便为少数野心家的利益,驱使整个人类忍受劳苦、奴役和贫困。”
⑤类的心
①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1页。
②同上,第159—160页。
③同上,第114页。
④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09页。
⑤同上,第128—129页。
241西方社会思想史
灵和情欲在不知不觉的变坏中,变更了它们的本性。
“野蛮人和文明人的内心和意向的深处是如此的不同,以致造成文明人至高幸福的东西,反而会使野蛮人陷于绝望”。
①蛮人只喜爱安宁和自由;文明人则终日勤劳,为了利欲而不停地奔波和焦虑;野蛮人满足于他自己的真正需要,文明人永无止境的贪欲和野心,与其说是为了满足真正的需要,不如说是为了满足虚荣、浮华,并使自己高人一等以支配奴役别人的需要。野蛮人决不肯向枷锁低头,文明人则毫无怨声地带着他的枷锁。文明人尽管有那么多的哲学、仁义、礼仪和崇高的格言,但全部变成人为的造作的,残酷的生存竞争早已磨灭了他们的自然的怜悯心,“因此我们只有一种浮华的欺人的外表:缺乏道德的荣誉,缺乏智慧的理性以及缺乏幸福的快乐。”
②“上述情况决不是人类的原始状态;使我们一切天然倾向改变并败坏到这种程度的乃是社会的精神和由社会而产生的不平等。”

要对卢梭描绘的这幅自然人与社会人的对比图景提出批评意见是并不困难的,事实上自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这本书一问世,就立即遭到著名启蒙学者伏尔泰的批评。
他讽刺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慕用四只脚走路了”。
④卢
①同上,第147页。
②同上,第148页。
③同上,第148页。
④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31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341
梭反驳说他从没有想使人返回到野蛮状态中去,“难道必须毁灭社会,取消‘你的’和‘我的’这种区别,再返回到森林去和熊一起生活吗?
这是按照我的论敌的想法得出的结论,我愿意先把它指出,也愿意我的论敌因得出这样的结论而感到羞愧。“
①两百多年过去了,今天的一些人们仍在重复当年卢梭论敌的结论。让我们还是先放下这桩公案,看一看卢梭设定的自然与社会的这对对立概念中所包含的洞见。
首先,卢梭讲了一段人类如何由平等自由和善良的状态变成不平等不自由和邪恶的历史,即所谓野蛮人变成社会人、文明人的历史。不论卢梭对自然状态和自然人的规定存在有多少错误(例如他认为野蛮人是完全孤独的,这就不符合原始人类也是群居的这一考古科学报告的结论)
,他把这一切变化视为私有制的产物,并把私有制的出现归结为一定历史阶段的人类生产力、工艺和技术发展的产物(“冶金术和农业这两种技术的发明,引起了这一巨大的变革。
使人文明起来,而使人类没落下去的东西,在诗人看来是金和银,而在哲学家看来是铁和谷物“。
②)
,不是用人性人心、精神的力量来说明人的需要、情趣、性情、心理、人格乃至整个人性的改变,相反,他认为“这样的人和情欲乃是所有新生关系的产物,并没有任何真正的天然基础”
③;这些观点本质上是正确的,非常接近马克思的历史唯物论。传统的人类本性中的一切,差
①同上,第16—167页。
②同上,第121页。
③同上,第147页。
41西方社会思想史
不多都已经归属于历史的范畴。
卢梭明明白白地说,“正是在事物的这种缓慢递嬗中(指历史——引者)
,他们将可以找到哲学家们所不能解决的伦理上和政治上的无数问题的答案“。
①样,卢梭就表明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实为人与历史的对立与统一。
其次,卢梭设想了一种绝对孤立的自然人,借以说明社会人的一切需要、欲望、品质、心态、意识、价值、关系及制度都是在社会生活的交往中产生的,他的假设确是多余的,而他的说明则不仅是天才的,而且是极其有趣的,尤其是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他的本意也许是不想让他的纯朴的自然人为社会人的一切恶劣情欲和品性负责,但他的自然人如此贫乏又如此浪漫化,而他描绘的社会人如此丰富,有血有肉,恰好证明“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
②请看他是怎样描述在一个既相互依赖又人人揣着损人利己之心的社会中人与他人是如何互动的,这些相互作用产生了什么样的后果,塑造了什么样的人性:每个人都开始注意别人,也愿意别人注意自己。于是公众的重视具有了一种价值……从这些最初的爱好中,一
①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6页。马克思发挥和发展了这一思想,认为人文科学提出的问题可在历史中获得解决。凡把理论导致神秘主义方面去的神秘东西,都能在人的实践中以及对这个实践的理解中得到合理的解决。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18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541
方面产生了虚荣和轻蔑,另一方面也产生了羞惭和羡慕。

人们一开始相互品评,尊重的观念一在他们心灵中形成,每个人都认为自己有被尊重的权利,而且一个人不为人尊重而不感到任何不便,已成为不可能的了。由此便产生了最初的礼让的义务。

自己实际上是一种样子,但为了本身的利益,不得不显出另一种样子。于是,“实际是”和“看来是”变成迥然不同的两回事。
由于有了这种区别便产生了浮夸的排场;欺人的诡计以及随之而来的一切邪恶。另一方面,从前本是自由、自主的人,如今由于无数新的需要,可以说已不得不受整个自然界的支配,特别是不得不受他的同类的支配。纵使他变成了他的同类的主人,在某种意义上说,却同时也变成了他的同类的奴隶:富有,他就需要他们的服侍;贫穷,他就需要他们的援助;不穷不富也决不能不需要他们。于是他必须不断地设法使他们关心他的命运,并使他们在实际上或在表面上感到为他的利益服务,便可以获得他们自己的利益。这样,就使得他对一部分人变得奸诈和虚伪;对另一部分变得专横和冷酷,并且,当他不能使一些人畏惧自己,或者当他认为服侍另一些人对他没有什么好处的时候,他便不得不
①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18页。
②同上。
641西方社会思想史
欺骗他所需要的一切人。

有一种人相当重视世界上所有其余的人对他们的看法,而他们所以认为自己是幸福的人并对自己感到满意,与其说是根据自己的证明,毋宁说是根据别人的证明。实际上,野蛮人和社会的人所以有这一切差别,其真正的原因就是:野蛮人过着他自己的生活,而社会的人则终日惶惶,只知道生活在他人的意见之中,也可以说,他们对自己生存的意义的看法都是从别人的判断中得来的。

我们在这里所以不惜篇幅整段整段地引卢梭,是因为每一段都是人与社会互动论的妙文。卢梭具有一流社会心理学家的资质,这些引文便是明证。在这里,自然与社会的对立实质为个人与社会的对立。
第三,卢梭并非一般地把自然与社会对立起来,他拿来与自然对立的是奴役性的不平等的私有制社会。自由是卢梭自然概念的第一要义,是人之为人的本质。
“一个人抛弃了自由,便贬低了自己的存在”
,“出卖自由就等于出卖生命”
,而奴役性的私有制社会最大的罪恶是消灭了天赋的自由,人们不仅是富人、强者和暴君的奴隶,而且还是其同伴的奴隶,自己的偏私、虚荣、贪欲、野心等的奴隶,在这样一个非损人不能利己甚至不能自保的社会中,人无往而不在必然性的枷锁之中。因此自然与社会的对立最终体现为自由与必然的对
①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24—125页。
②同上,第148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741
立。
问题是这种对立是要被超越的,卢梭的目标不是回复到自然状态而是复归自由平等的人性。直到社会批判(《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
的任务已经完成,建立一个自由人的共同体社会的任务提出时(《社会契约论》)
,自由与必然的对立便以一种反转的方式提了出来。
自然等同于自由吗?
卢梭为了批判文明人的有知有欲,唯利是图的迷妄,赞美了野蛮人的无知无欲的无拘无束;文明人的冷峻理性扼杀了人天然的怜悯心的冲动,使卢梭竟宣称“沉思的人,乃是一种变了质的动物”
,①“冷酷的理性,决做不出卓越的事情”
,②并热烈赞美野蛮人所具有的天然道德情感。但正是卢梭本人清楚地知道,野蛮人的所作所为仅是服从本能,能把依从本能的行为称之为自由吗?
本能的行为岂非受缚于自然的必然性?
人区别于动物者在自由,在自作主宰,在不断完善自己的能力,自由中岂不必然包含有理性?卢梭悲哀的是这种自我完善的能力在一个邪恶的社会里成为人类不幸的根源,咎在滥用了这种能力。再来看道德问题。卢梭明确说过,野蛮人的行为是无所谓邪恶也无所谓美德的,“除非我们从生理意义上来理解这些词,把那些能够帮助自我保存的性质叫作美德”
,除此意义外,“自然状态中的人类,彼此间没有任何道德上的关系,也没有人所公认的义务”。
③卢梭明白承认“道德判断
①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79页。
②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435页。
③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97页。
841西方社会思想史
本身的真正功能乃是一种社会的功能,一种交往过程中的比较和评价的功能“
,①是在社会生活中产生的。按卢梭的辩证法,“正是由于每个人都渴望别人颂扬自己,正是由于每个人都几乎终日如疯似狂地想出人头地,才产生了人间最好和最坏的东西:我们的美德和我们的恶行;我们的科学和我们的谬误。”
②通过以上的梳理,我们认为,把自然与社会的对立等同于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决非卢梭的全部思想。一方面,自由与必然的对立就在社会中,人类社会历史既以铁的必然性产生私有制(卢梭的说法是“那时一切事物已经发展到不能再像以前那样继续下去的地步了”。
③卢梭虽一再希望自然状态保持下去,④但他对人类自由本质的深刻领悟与对历史脉动的深刻敏感,使他的社会批判具有深远的文化批判的价值,而绝无复古主义的意图,这一点必须再三强调)
,人类的自由本质必会通过社会历史的条件为自己的发展开辟道路,在社会中确定的所有权、道德,以及由于生产、交往而日益发达的理性皆为人类自由的环节。
⑤因此在这里,自由与必然的关系是既对立又相互联系的。另一方面,对于卢梭所欲建立的那个未来社会而言,必然性指的恰恰是自然状态,而自由正
①霍索恩:《启蒙运动与失望》,第23页。参阅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13—115页。
②卢梭:《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第144页。
③同上,第111页。
④同上,第79页,第111页,第120页。
⑤参阅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4、51、71、72、81、82、91、94、103、104等节。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941
是社会状态的特征。任何解释也赶不上卢梭自己在《社会契约论》中的一段重要论述:由自然状态进入社会状态,人类便产生了一场最堪注目的变化;在他们的行为中正义代替了本能,而他们的行动也就被赋予前所未有的道德性。唯有当义务的呼声代替了生理的冲动,权利代替了嗜欲的时候,此前只知道关怀一己的人类才发现自己不得不按照另外的原则行事,并且在听从自己的欲望之前,先要请教自己的理性。
虽然在这种状态中,他被剥夺了他所得之于自然的许多便利,然而他却从这里面重新得到了如此之巨大的收获;他的能力得到了锻炼和发展,他的思想开阔了,他的感情高尚了,他的灵魂整个提高到这样的地步,以致于——若不是对新处境的滥用使他往往堕落得比原来的出发点更糟的话——对于从此使得他永远脱离自然状态,使他从一个愚昧的、局限的动物一变而为一个智慧的生物,一变而为一个人的那个幸福的时刻,他一定会是感恩不尽的。
……我们还应该在社会状态的收益栏内再加上道德的自由,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真正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仅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唯有服从人们自己所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

这个社会所有成员服从自己为自己制定的法律的社会就是一个合乎道德的好社会。这种法律不是出于个人的意志而
①卢梭:《社会契约论》,第29—30页。
051西方社会思想史
是集中体现各个人意志的公意,是对社会成员需要的完美反映,因而在根本上是与个人的意志相一致的。它是社会契约的产物。所以公民服从法律,就是服从公意,也就是服从真正的个人意志,并且像以往一样地自由,因为他不是屈从于任何别人的意志,而只服从他自己为自己立的法。在这种情况下,人也是平等的,因为没有人对人的奴役。
随着自由、平等的实现,由奴役与不平等带来的恶行也就随之消失了。作为社会契约的结果,一个民主的利维坦出现了,这是一个其部分与整体不可分的社会有机体。
以上的讨论表明,卢梭的著作实包含了两个独立的社会概念:一个是他在《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大加批判的奴役性的社会概念,另一个是他在《社会契约论》中为之辩护的平等的契约性的社会概念。对卢梭的自然与社会关系的思想的不少误解,在我们看来,部分地出自于未能分辨卢梭的这两个不同的社会概念。对前一个社会的批判,是对其奴役、压迫、及不平等性质的批判。而他对不平等的否定,不是回到文明发祥前的“自然”
,“不是转变为没有语言的原始人所拥有的旧的自发的平等,而是转变为更高级的社会契约的平等。”
①卢梭的后一个社会概念,即契约的平等的社会概念,固然承继了十七世纪的自然法思想,但卢梭的阐发,使之更具价值,更有胆识与勇气,把法国革命推进到不得不爆发的理论边缘。可以说,卢梭的社会政治思想对于十八世纪欧洲社会的进程的影响,超过了启蒙时代的大部分思想家。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180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151
64法国唯物主义A法国唯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爱尔维修、狄德罗和霍尔巴赫(Holbach,1723—1789)等。
法国唯物主义从感觉主义、功利主义观点将人视为有着确定不变的人性及需要的生物体;又从经验主义的观点认为人的一切表象,一切概念和感觉都是周围环境对他发生作用的结果。这样,人的缺点也是为环境所决定的,如果你想和他的缺点斗争,那末你就应该相应地改变他的周围环境。而问题正是在于改变社会环境,因为自然界是不会使人变恶或变善的。将人们放在合理的社会关系中,即放在各人自保的本能不再推动他与别人作斗争的条件下,协调个人的利益和全社会的利益,德行便会自行出现。德行不需要说教而要以社会关系的合理制度来培育。他们把社会环境影响的全部总和名之为“教育”
,爱尔维修说“人完全依赖于教育”
,“环境支配意见”。而他们认为,环境的最重要因素是法律,法律有强有力的教育作用。个人的恶习不能单纯由个人负责,主要应归咎于政府,特别是立法;在立法的深处隐藏着一个民族的恶习,应该在那里挖掘、拔除产生恶习的根源。爱尔维修说,“假如制定了良好的法律,这些法律将会让公民们顺着他们要求个人幸福的倾向,把他们很自然地引导到公共幸福上去。造成各个民族的不幸的,并不是人们的卑劣、邪恶和不
251西方社会思想史
正,而是他们的法律不完善,……法律造成一切“。
①“法律则决定我们的风俗和美德”。
②道德在他们那里全部变为政治。
问题是,良好的法律靠谁制定?进而要问法律一般地是由什么因素决定的?按法国唯物主义的人的趋利避害的本性论,人们认为那些对他们有利的社会关系是好的,那些对他们有害的关系是坏的。如果立法者彻底贯彻这一原则,法律不仍然是偏私和激情的产物?爱尔维修曾明确讲“那些为了公众利益牺牲自己的癖好和自己的强烈情欲的人,并不是具有美德的人,这样的人是不可能有的”。
③样他们就面临一个理论上的重大困难,要诉诸好的法律,只有求助于那些不再是欲望、利益之因果必然性的被动的被决定者,而是一些“热衷于一种新的荣誉,要想以人们的朋友这个称号留芳于后世”
④天纵英明,他们愿意造就一些幸福的人,不愿造成一批奴隶,他们以社会福利为鹄的,而无自私之心,这样的天才显然是与凡人皆自爱的人性论相矛盾的。好的法律有待于伟大的立法者;好的教育有待于英明的教育者,这种观点又必然把人分成两部分,其中一部分人在聪明智慧以及道德品质方面大大超过另一部分,而这又同法国唯物主义的人的平等观相冲突。我们知道法国唯物主义者不是坐而论道的书斋哲人,他们是“百科全书派”的主将,他们都积极投身于批判
①《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37—538页。
②同上,第526页。
③转引自赫。恩。蒙让:《爱尔维修的哲学》中译本,第377页。
④《十八世纪法国哲学》,第534页。
第六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社会思想351
旧制度,传播自由平等理性思想的启蒙运动。
“环境决定人”
的观点引导他们得出必须改造旧制度的进步主张。但他们对环境的理解既不全面(决定性的是法律)
,更不知道何为决定环境的深层力量,结果在实践观上背叛了自己的理论观的唯物主义,陷入了环境决定意见,天才人物决定环境,意见决定环境的循环论证、自相矛盾的困境中。
他们之中最杰出的是爱尔维修,他已经感到上述的二律背反在理论上方法上的弱点,他力求走出这个怪论。他感到似乎有某种更根本的力量或原因,“可能,科学和艺术的进步,与其说是天才的事业,不如说是时代和必然性的事业。这仿佛得到所有国家中同样的科学发展过程的证实。事实上,如果像休谟所指出的,所有的民族只有在他们获得善于写诗的本领以后才能学会善于写散文的话,那么我觉得,同样的人类理性过程就是某种共同的和隐蔽的原因的结果。”
①循着这一思路,他认为伟人的产生不是出于偶然性,而是同时代有密切的联系,“产生伟大人物和伟大情欲的世纪,也是人民真正赞赏崇高和英勇的情操的时代。”
②马克思肯定了爱尔维修,他指出,“如爱尔维修所说的,每一个社会时代都需自己的伟大人物,如果没有这样的人物,它就要创造出这样的人物来。”
③但是当爱尔维修具体讨论伟人与时代关系时,仍陷
①爱尔维修:《论人》,转引自《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附录ⅩⅥ,第210页。
②转引自葛力:《十八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第337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450页。
451西方社会思想史
入了先前的那种矛盾。他认为伟人的产生应该归因于多少贤明的行政、表扬和奖励。本来伟人降生是要革新国家和立法的,现在伟人的出现又有赖于贤明的行政,爱尔维修终没能找到那种共同的隐藏的原因,未能走出两难的困境。在他那里,以及在所有法国唯物主义者那里,理论上的决定论和实践上的意志主义,世界观的唯物论与社会历史观的唯心论是同时并存的。
19世纪的空想社会主义承袭了这种形式的二元论。
恩格斯指出,法国唯物主义的社会历史观“本质上也是实用主义的,它按照行动的动机来判断一切,把历史人物分为君子和小人,并且照例认为君子是受骗者,而小人是得胜者。旧唯物主义由此得出结论说,在历史的研究中不能得到有教益的东西;而我们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旧唯物主义在历史领域内自己背叛了自己,因为它认为在历史领域中起作用的精神动力是最终原因,而不去研究隐藏在这些动力后面的是什么,这些动力的动力是什么。”
①恩格斯这段话是对18世纪法国唯物主义社会历史观的极其中肯的评价。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4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551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
71苏格兰启蒙运动A启蒙运动的另一个强大中心在苏格兰,这是一个以“苏格兰道德哲学”而著名的学派,学派的主将多以苏格兰的大学为其活动中心,他们是大卫。休谟(DavidHume,171—176)
,亚当。斯密,佛格森(Adam Ferguson,1723—1816)和米勒(John
Miler,1735—1801)。多年来对苏格兰启蒙运动研究多少受到忽视。
近15年来,西方学院里已有不少人对它重新肯定,重新研究,在一些圈子里也已蔚为风气,有所谓“苏格兰启蒙运动的复兴”之说。但重视苏格兰学派的观点并不是从今天才开始的。一些社会学家早已注意到苏格兰启蒙思想家乃是19世纪和20世纪许多不同的社会思潮如马克思主义、进化理论、功能主义及互动理论等的先驱者。
苏格兰学派的社会观点与18世纪的一般思潮诸多不同,
651西方社会思想史
具有独特和永久的价值。首先,苏格兰启蒙学者注重与提倡理性,但他们对理性的解释与法国启蒙学者大异其趣。他们不相信理性有能力创造出完全合乎理性的社会,强调理性本身与文明的演化互相成长,理性无力跳出文明之外重新设计文明,因此,一切社会进步皆必须以传统为其基础,以传统为基础的建设才是切实的建设;其次,苏格兰学者对社会思想概念作了极清晰和系统的阐述,致力于把社会科学建立在经验的和观察的基础上,认定其本质与自然科学并无两样;再次,苏格兰学派提出并阐发了人作为社会生活参与者的概念,其活动从来不是仅仅依靠自己完成的,而必须与别人的活动相配合相联系;他们发现了社会行动无意后果说(Law
of
unintended
consequences)
,也就是说,无论在社会生活中发生的是什么,都是人们行动的后果,但并非是人们刻意设计和追求的后果。最后,苏格兰学者把有关行为的理论与有关人们判断行为的理论区分开来,并把关注重点放在后者,由此而建立起关于人们行为的互动性的思想。

与法国相比较,苏格兰启蒙运动的独特性还与英国及苏格兰的独特的社会环境分不开。英国已经历了它自己的“光荣革命”
,它面临的不再是确定基本人权和寻求对基本人权的有效政治保障的问题,而是要理解和改善已经建立的市民社会,市民社会似乎既是某种自然的事物,同时又代表了社会进步的最高阶段;英国有其强大的经验主义传统,英国的哲学家自然会从这一传统汲取启发其方法论的资源;最后,苏
①参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00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751
格兰的社会境况较为复杂,其农村地区还保留了较多的封建因素,但其大学为加尔文教的自由独立精神所鼓舞已成为文化的中心;与英国其它部分一样,苏格兰低地部分正在成为活跃的工商中心,但罗马法律仍有很大的影响,所有这些因素刺激苏格兰学者去理解这迅速而又不平衡的社会发展。

72休谟:人性的科学A18世纪是物理学的英雄时代。
苏格兰学者热衷于把牛顿的科学模式当作一个普遍有效的模式,以此建立关于人的科学。休谟的《人性论》有一个很有意味的副标题:在精神科学中采用实验推理方法的一个尝试。
休谟相信,“在人类的行动中,正像在太阳和气候的运行中一样,有一个一般的自然规程。有些性格是不同的民族和特殊的个人所特有的,正如有些性格是人类共有的一样。我们关于这些性格的知识是建立在我们对于由这些性格发出的各种行为的一致性所作的观察上面的;这种一致性就构成了必然性的本质。”
②人类行为、制度等表现出的巨大差异,证明了教育和政府所起的作用,但我们仍可以发现包含在人类动机和行为中的一致性,如同机体组织所有的那种一致性,这种一致性出自于人性的稳定性。
人性的知识对休谟来说乃是一切知识的源泉,因为我们知道
①参阅霍索恩:《启蒙运动与失望》,第28—29页。
②休谟:《人性论》中译本,第441页。
851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不是事物本身,而是从感觉、联想中获得的观念。
观念的反映论、报道性是启蒙运动的共识,但休谟运用到人性科学上而得出的结论却大大动摇了理性的世界观。启蒙学者都相信运用理性发现的真理,足可以设计和创造一个理性的王国。但休谟认为,自然是现象的复合体和过程,通过观察和经验得以为我们所了解,但自然不是标准,一经发现,就能以之作为是非善恶的依据。
科学告诉我们的是什么,但不能告诉我们应该做什么,或应该成为什么。
在这点上,休谟是实证主义的前驱。
休谟的人性科学或社会玄学,据熊彼特的看法,实质上是心理学的,“他们的联想主义心理学实质上是内省的,也就是说,它把分析者对自己心理过程的观察看作是知识的有效来源。”
①休谟的观点没有为苏格兰学派的其它学者无保留地接受,他们认为人的行为多少还是受社会决定的。但在人性科学可以而且必须成为如同自然科学一样的一门独立科学这个问题上他们是完全一致的。他们也都一致抛弃了对自然概念所作的规范的和价值的阐释。
休谟人性概念的一个基本假设是激情绝对先于理性,本能绝对先于反思。人们常把苏格兰启蒙学者看成是情感主义者。这是一种误解。他们并不鼓吹人要受激情支配,而只是指出人们事实上受情感支配。
休谟认为,“人类行为的最终目的在任何情况下都不能用理性来解释,而应归结为人的情感的选择,这种情感的活动
①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193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951
不依赖于理智的机能“
,因此他认为“理性是、并且也应该是情感的奴隶”。
①在这个问题上佛格森走得更远,他怀疑把人类与动物相对立的观点,他说,“人的成就同任何动物的成就一样,是受自然的启发,是本能的产物,并受人类生活于其中的各种境况所指引的”。

理性的作用在于支持已作的决定,而不是作决定。它分析所发生的事情,但单是理性本身不足以产生任何行为,或是引起意志作用,或确定善恶的标准。
“情感是一种原始的存在,”理性“除了服务和服从于情感之外,再不能有任何其它的职务”。

基于对理性作用的这样一种看法,休谟对社会起源于契约之说大加驳斥。他认为不能由人类的理性机能推出社会结合的事实,后者基于更基本的人性特质之上。对共同体生活的好处的意识是在后来才形成的。社会无法根据人类普遍原则演绎产生。社会契约假设参加订约的个人对于以他们的自然倾向为代价换来的社会契约所欲达到的目的多少具有清楚的意识。而休谟认为,只有在人们仅为其自然倾向所驱使而无任何理智计算时,社会才是可能的。但休谟对社会契约论的批评不同于许多别的批评者。与佛格森不同,休谟没有取消社会起源问题;与后来的保守的批评者也不同,他肯定社会契约论所具有的民主政治内涵。他的批评纯为理论的,依
①休谟:《人性论》,第453页。
②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72页。
③休谟:《人性论》,第453页。
061西方社会思想史
据的是反理性主义的人类学,在他看来,维持社会的是人的需要、自然倾向与习惯。社会不能是契约的产物。因为如果是这样的话,对集体生活的种种好处的认识将先于情感和意志。
总的说来,休谟坚持依人性的特质解释社会生活,而这些特质是先于任何反思的。性的冲动是人类社会的第一个原则,由两性关系产生了两代人,以及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塑造了集体生活最初的一些习惯,通过对此经验的反省,使人开始了解集体生活的种种好处。
①人们首先认识到,他们的相互关系中最大的障碍是物品的稀缺,这些物品是人人所欲求的,但由于稀少而无法平均分给每个人。其结果是私有财产的确立,但这同语言的形成一样,并非单个人的行为,而是长期演化的过程。在休谟看来,保障私有财产是社会存在的主要条件,劫取财产则是社会最大的乱源。尽管“人类心灵中任何感情都没有充分的力量和适当的方法来抵销贪得的心理,使人们戒取他人的所有物”
,②但正是自利心导致了对自己的约束。这种自我约束并非产生于利他的仁慈感情,而是产生于同情。同情的心理机制是联想,指导人的行为的不仅是人们对其自身的直接的利益的考虑,而且还有对别人对其行为的反应的考虑,即能够把自己放在别人的立场上来考虑自己行为的利益之所在。
当人们认识到,“让别人占有他的财
①参阅休谟:《人性论》,第526—527页。
②同上,第532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161
物,对我是有利的,假如他也同样地对待我“
,①一种共同利益的感觉便在全体社会成员中产生,并由此而促成一种约束各自的非义的掠取、保障私有物的占有的稳定的社会安排(规则)
,人们因而对他们行为的未来的规则发生一种信心,而他们的节制与戒禁正是建立在这种期待之上。
②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休谟说:“利己心才是正义法则的真正起源”
,③“便利、或者说需要,导致了正义”。
④这是关于自由产生秩序的最初的一种洞见,后经斯密的发挥和完善,成为自由主义社会秩序观的经典纲领。
在感情的范围内,而非在理性的范围内寻找社会结合的基础,这是对法国启蒙学者社会思想的突破。在法国学者(孟德斯鸠除外)那里,感情仅被看作反社会的因素,因其不服从理性的规则。但在休谟、斯密等苏格兰学者这里,人的激情却是普遍性的、联合的与真实的因素,而不是理性主义者为之不安的乱源。我们在这时期的苏格兰学者中实已发现这样一个观点(这个观点后来在保守主义者那里甚为流行)
,社会生活基于偏见之上,也就是说,反省之前,总有判断,不论是什么判断。
①同上,第530页。
②同上,第531页。
③同上,第569页。
④休谟:《道德原理探究》(芝加哥,1912年)第37页,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369页。
261西方社会思想史
73亚当。斯密:“看不见的手”
A亚当。斯密无疑是苏格兰学派中最伟大的社会学家。今天,他的不朽地位主要得自于他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创始人的身份和《国富论》的作者身份,但在其同代人的眼里,斯密首先是道德哲学的教授和《道德情操论》的作者。
经济学家的斯密与哲学家的斯密的关系是十分紧密的。
他对劳动分工的分析和对同情的分析,看似涉及经济与道德两个根本不同的领域,但实际上基于同一种关系:相互的交换关系。
休谟已经证明原始的道德(正义观念等)
起源于同情。
但休谟只是把同情视为一种在别人的感情中发现类似于自己所曾经验过的感情的内在机能,仅此而已;斯密则具体分析了同情在道德反省形成过程中的作用。休谟最感兴趣的是道德的起源;斯密则更关心道德的功能。休谟要追问的是社会如何可能存在;斯密则探讨社会如何作为个人控制其行为的镜子发挥作用。斯密用“公正的旁观者”(impartial
spectator)
①这个概念阐述了上述的问题,这预示了后来库利(Coley,1864—1929)的“镜中自我”(Loking-glas-self)概念与米德(Mead,1863—1931)的“普遍化他人”
(general-ized
other)概念。斯密说:一个人类的生物,如果他与其同类没有任何交往,他也
①斯密:《道德情操论》,(伦敦,1911年)
,第192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361
可能在某个孤僻的地方长大成人,但他不会想到自己的性情,不会想到他自己情操和行为的合宜或过失;他不会想到他自己心灵的美与丑,如同他不会想到他自己面容的美与丑一样。所有这一切都是他不能轻易看到的对象,自然也是他不看的对象,他没有将它们显现在他面前的境子。一旦到了社会之中,他便立刻得到了他所需的镜子。

一个生活在社会中的个人,会想象有一个旁观者从外面观察他的行为,对他的行为表示赞同或谴责。事实上由于经验和习惯的教导,使我们大家都自觉形成了“第三者”的眼光,从一个与自己无关的角度来公正地判断自己。

别人作为一面镜子的思想在卢梭的著作中同样引人注目。但他多少把根据他人的观点而形成的社会人视为自我的丧失。而根据休谟和斯密,个人正是观照“镜子”而长成的,在社会之外没有自我。斯密认为,即便是要认清个人自己的利益之所在,也一定要生活在社会中才可能。
在《国富论》中,道德的交互原则变成了经济的交换原则:个人需要他人,不仅在于需要别人对其行为的认可,而且还在于依赖别人满足其物质需要。市场是一个“公正的旁观者”
,通过市场,个人证明其劳动产品的质量,了解他自己是否真正为社会所需要。市场是面镜子,他通过市场来经营和控制其经济活动,如同他假想的“第三者”来控制他的道
①同上,第162页。
②同上,第192页。
461西方社会思想史
德行为一样。同人类的其它制度一样,劳动分工并非任何人类智慧的产物,即预想分工可普遍提高效益而刻意设计的,而是出于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之一的交换的癖好。斯密在这一点显然是把原因与结果混淆了起来。
正如罗尔所批评的那样,“亚当。斯密所犯的错误是把他当时的社会特征看成是永恒有效的;他把受历史条件制约的当代社会秩序中的现象看成是自然的人类动机并且解释为普遍性的原则”。
①与那个时代的许多思想家一样,斯密也真诚相信,只有发现个人的永恒不变的本性,才能解释社会、国家、政治、经济及道德。在斯密看来,人类的行为是自然地由六种动机所推动的(自爱、同情、正义感、劳动习惯、追求自由的欲望和交换)
,自然秩序是从人的本性中产生的。然而问题是,放手追求自身利益的个人,如何能达到一种利益相互协调的社会秩序?这并不是一个苏格兰学派首次遇到的新问题。把追求自身利益视为人类行为的原动力,并把公共利益视为无非是自身利益的加和,这一观点乃是自17世纪自然法学派到18世纪启蒙学者的共有假设,其实质为行动的个人与社会秩序的关系问题。
自然法提供了一种解决,在那里,社会秩序多少被等同于政治秩序,因为只有通过政治权威的力量才能充分保障公共的利益;而且社会秩序还要求一种自觉的努力的支持,因为它是某种刻意的追求和设计。排除了社会秩序的自发出现的可能性,它的形成乃是作为自觉关心全体利益的一种产物。法国启蒙学者或是相信理性有能力设计一种个人利益与社会公共
①罗尔:《经济思想史》,第153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561
利益相互协调的社会秩序(如法国唯物主义和《社会契约论》中的观点)
;或是把社会秩序等同于社会整体结构的力量,视其为一种决定个人行动的强制力量(如孟德斯鸠和《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中的观点)
,但无论是哪一种观点,都没有把行动的个人与客观的结构(社会)结合起来,也就是说,“能动的行动者与环境决定论的概念中包含的二元论却从未获得适当解决”。
①苏格兰学派提出了一种假设:社会秩序是在个人丝毫不考虑公共利益的情况下追求各自最大利益而无意识地造成的。类似的观点最初是由英国伦理学家孟德维尔(Benarid
Man-devile,1670—173)在其《蜜蜂的寓言》一书中作为一种道德学说提出的。孟德维尔把人类社会比喻成一个巨大的蜂巢,把人比喻成这个蜂巢中的蜜蜂。最初,“蜜蜂们”
,即商人、律师、医生、牧师、法官、政治家等都是只为自己考虑的利己主义者,为了自己的利益,不惜采用一切手段来损害别人,因此,蜜蜂们的社会里的一切行业都充满了欺骗。
“律师们的艺术是在人们之间制造纠纷”
,“医生们轻视病人的生命,只是盯着荣誉和财富”
,“商人们在市场上卖假货”。
②然而,正是损人利己的邪恶导致了对人人都有利的后果(公共利益)
,因为“邪恶培植了聪明与机巧,这就带来了生活的便利。这是真正的欢乐、舒适与安逸。在这种情况下,穷人们也过着好日子”。
“是他们的邪恶使他们
①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2页。
②转引自《西方著名伦理学家评传》,第283页。
61西方社会思想史
伟大。“
①孟德维尔的“私恶即公利”说惊世骇俗,遭到了许多人的批评,在18世纪的欧洲,他的著作名声不佳,苏格兰学者亦未认可他的道德学说,但两者的推理方式却是相同的。
亚当。斯密提出了社会上各种利益相互协调的第一个系统的论述。
“自然秩序”
、“社会分工”与“看不见的手”等是这个体系中的主要概念。
“自然秩序”
概念是从自然法的传统中引伸出来的,法国重农学派的魁奈(F。
Quesnay,1694—174)对此作了重要的阐述。按照重农主义者的说法,人类社会是由自然法则所统治的,而自然法则永远不是统治者的独断法律所能改变的。
自然法则就是“自然秩序”
,其主要方面是:享受财产所得的权利,从事劳动的权利,以及享有不妨碍他人的追求个人利益的自由。魁奈认为,自由竞争是符合“自然秩序”的,一切垄断、限制和政府干涉都是违反“自然秩序”的。故重农学派要求取消任何形式的干预,鼓吹“自由放任”的政策。
斯密极其彻底地发挥了重农学派的“自然秩序”
概念。
他一再强调自然秩序的无比优越性,与此相比,人类制度存在着不可避免的缺陷。他说,把人为的选择和限制去掉,最显然并简单的自然的自由体系就会制定下来,事物的秩序是人类的自然倾向所促成的,而人为的制度过于频繁地阻碍了这些自然倾向。斯密坚信,每一个人自然是自己利益的最好判断者,应该让他有按自己的方式来行动的自由。假若他不受到干预的话,他不仅会达到他的最高目的,而且还能有助于
①同上,第284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761
推进公共的利益。

斯密认为,虽然每一个个人都最关心为自己谋取最大的利益,但他是社会的一员,他追求利益的活动只能沿着自然的社会秩序所指定的道路前进。通过社会分工,一个人再也不能脱离别人而独立。人们必须相互协作相互帮助,这是出于人们互通有无、物物交易、满足各自需要的利己心。一个人几乎经常遇到别人给他帮助,他却不能期待这种帮助仅仅是出于别人的仁慈。为了达到他自己的目的,他必须设法激起别人的利己心,而不是同情。
“不论是谁,如果他要与旁人作买卖,他首先就要这样提议:请给我以我所要的东西吧,同时你也可能获得你所要的东西。”
②我们每天所需的食物和饮料,不是出自屠户、酿酒家或烙面师的恩惠,而是他们自利的打算。我们不说唤起利他心的话,而说唤起他们利己心的话。我们不说自己有需要,而说对他们有利。“

追求个人利益的活动所以能自然地增进公共利益,在斯密看来,是因为自然秩序中存在一种自然平衡和调节的机制,使得人的各种动机和冲突的利益自然达到调适,这就像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由此而产生的行动必然在自己的利益中包括了别人的利益。他说,每个个人通常既不打算促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他自己是在什么程度上促进那种利益,“他管理产业的方式目的在于使其生产物的价值能达到最大
①参阅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中译本下卷,第252页。
②同上,上卷,第13页。
③同上,上卷,第14页。
861西方社会思想史
程度,他所盘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这场合,像在其它许多场合一样,他受着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
①斯密的“看不见的手”
,连同我们在其它苏格兰学者那里发现的“伟大的几何学家”
、“伟大的自然导师”
等,既是一种自然神观点,又是一种历史决定论。既然历史过程会调整和矫正人的自私观念和弱点,这就是说,存在着一种为能动的行动者所察觉不到的历史强制力。另外,人们的各种举动,错综复杂、相互冲突,产生着对这种相互作用的所有参加者来说是完全预见不到的和意料不到的结果(人的行动无意后果论)
,那么“社会整体的结构和动态,如不把它们同组成这个整体的各个个人(包括政治家在内)
的意识相关联,也是可以弄清楚的。“

当代西方学者海耶克(F。
A。
Hayek)先生对斯密的这一经典的自由主义秩序观给予如下的重述:基本上,社会秩序是由个人行为需要依靠与自己有关的别人的行为能够产生预期的结果而形成的。
换句话说,每个人都能运用自己的知识,在普遍与没有具体目的的社会规则之内,做自己要做的事,这样每个人都可深具信心地知道自己的行为将获得别人提供的必要的服务;社会秩序就这样地产生了。这种秩序可称之为:自动自发
①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第27页。
②科恩主编《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中译本,第3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961
的秩序,因为它绝不是中枢意志的指导或命令所能建立的。这种秩序的兴起,来自多种因素的相互适应、相互配合,与它们对涉及它们底事务的即时反应,这不是任何一个人或一组人所能掌握的繁杂现象,这种自动自发的秩序便是博兰尼(Polanyi)所谓的:“多元中心的秩序。”

我们知道,这种自动自发的秩序就是资本主义条件下的自由竞争秩序。在斯密看来,它成功地调节着市民社会,即包括财产所有权、分工和社会阶级的复杂结构的离心倾向,使之保持利益的和谐与均衡,“斯密的观点基本上是一种乐观的看法:分工的不良后果可以通过教育、宗教以及市场力量的集体作用而减轻。”

斯密在《道德情操论》中描述了一个按同情原则行事的“道德人”
,在《国富论》中则描述了一个受利己主义支配的“经济人”
,这种矛盾正是资产阶级人格的真实写照。一方面他们是资本的所有者、私有者,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是其行为的根本驱力,亦是自由竞争的铁则;另一方面,“产生这种孤立个人的观点的时代,正是具有迄今为止最发达的社会关系(从这种观点看来是一般关系)的时代”。
③私有者个人都必须在交往、交换、协作的社会生活中为了自身利益而考虑
①海耶克:《自由的构成》(芝加哥,1960年)
,第159—160页;转引自《读书》杂志193年第1期,第91—92页。
②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3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87页。
071西方社会思想史
他人的利益。斯密如实地反映了市民社会人的行为的这种两重性,因此赢得了他在社会学思想史上的崇高地位。
74社会变迁和社会结构理论A苏格兰学者都对历史学表示了相当浓厚的兴趣,这与他们倾向于把社会与文化视为一个自然的演化过程的观点有密切关系。休谟本人是声誉卓著的史学家,他的四卷本的《英国史》常被认为可与伏尔泰的历史著作媲美。
佛格森1765年出版的《市民社会史论集》被龚普洛维奇(Gumplowicz,1838—1909)誉为“第一部关于社会的自然史”
,是18世纪颇有影响的著作之一。
然而,苏格兰学者最重要的贡献不在历史编纂学或编年史方面,而是历史哲学。如佛格森的《市民社会史论集》,它关心的不是重建过去的事件,而是把握历史发展的一般趋势和规律,关心社会的变迁以及社会从一种类型变为另一类型的原因。佛格森对研究初民社会表现出浓厚兴趣。他认为了解野蛮民族的生活有助于正确理解社会的变迁规律和文明社会。
苏格兰学者开始纠正当代人对野蛮人的种种浪漫的成见,他们认为野蛮人既不比文明人更自然,也不比当代人更幸福。
卢梭的野蛮人概念是进行社会批判的武器,而苏格兰人的野蛮人概念则是为了支持一种从野蛮到文明的社会发展理论。
把生活资料的生产方式的变迁视为社会发展的主导线索,这是苏格兰学派社会变迁理论的一个重要优点。而他们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171
的社会类型学,即原始、野蛮与精致(佛格森)
,狩猎畜牧、农业和商业(米勒、斯密)
,亦是根据社会的主导生产方式进行分类的。这就把社会变迁与社会结构统一起来,把生产方式的变化与社会关系、财产、政治组织及意识的变化结合起来。
斯密指出,商业社会的发展产生了一种社会结构,这种社会结构划分为三个主要的阶级:地主、资本家和劳动者。
斯密的三个社会“等级”
同经济要素之间的关系是十分明显的:他们分别依靠地租、股份和工资取得收入。财产是社会分化的基础,是与社会变迁有密切关系并且渗透到社会每个角落的“权势的天然根源”。
斯密还讨论了不同阶级的利益与它们对整个社会的公益的关系,其结论是阶级利益并不都与社会公益相一致,包含有矛盾的不调和的因素。

佛格森对劳动分工的社会后果的分析,充分显示了他卓越的社会学的洞察力。同斯密一样,他在劳动分工中发现了塑造了现代社会的整合机制,但他也注意到分工导致的其它后果,只到19世纪人们才注意到这些后果。对他来说,劳动分工是一个导致意义深远的社会分层的因素,“在任何一个商业社会里,无论人们如何标榜平等权力,少数人的成功必定意味着多数人的倒霉”
,在现代社会里,“一个共同体的成员,除了还有亲情和邻里的联系外,丧失了任何联系感;除了谈
①参阅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第240—241页。
271西方社会思想史
生意,再没有共同感兴趣的事情可交流“。
①简言之,对佛格森来说,劳动分工既是社会整合因素,又是离心解体因素,这是初民社会所不知道的。它构成社会划分为阶级的基础,这是除了人的天赋差异和私有财产外最重要的社会等级制的基础。这也许可以解释为什么我们在他的著作中看不到那种对自发的社会秩序之可能性的自由主义的信念;相反,我们看到的是对进步是否真正需要的怀疑情绪。
在马克思以前,佛格森可能算是对分工造成的人的片面发展和非人化后果进行批判的最早的一批思想家中的一个。
他有一段名言,“凡是工业十分发达的地方,那里的人就最无须用心,那里的工场无须想象便可视为一架机器,而人则是机器上的零件。”
②佛格森沉痛地看到,专业化使人的智力变得愚钝;任务分得越细,用脑越少;工人越劳动就越没有时间思考和研究。总而言之,佛格森的进步概念远比其同代人的为复杂。社会发展实际上是利弊参半。
苏格兰学派的另一位学者米勒比佛格森更清楚地阐述了社会中不同阶级的利益对抗,并将他们之间的关系分析为权力与隶属的关系。他写道:人们的财产分配情况,是使他们受世俗政权管辖并决定他们的政治结构形态的最根本的事实根据,不消说,穷
①佛格森《市民社会史论集》(爱丁堡,1966年)
,第186页,第219—220页,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80页。
②佛格森《市民社会史论集》第182—183页,转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0—21页。
第七章18世纪苏格兰学派社会思想371
人总是依靠富人糊口谋生;并且根据个人财产状况和差异,逐渐形成等级依附关系,各种权力等级也就顺顺当当地为人们所接受。

米勒视社会发展主要为社会不平等的制度化过程,这个过程发生在政治和风俗两个领域中。
他极其关注18世纪仍存在的奴役现象,在他看来,“这证明了人们的行为归根到底很少受任何哲学原则的指导”。

①转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0页。
②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81页。
471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八章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是指从康德到黑格尔这一百年间在德国占据主流地位的哲学运动。无论是康德的哲学,还是其后继者的哲学,用马克思的名言来说,都是法国大革命的德国理论,换言之,都是德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思想准备。

德国哲学的社会内容原则上与法国启蒙哲学相同,即批判专制制度,论证社会成员的公民权利,论证用宪法保障私有财产和公民其它的基本人权。
但是在18世纪,德国的经济、政治与社会发展远远落在英法两国的后面。
恩格斯指出,“在英国和法国,集中在大城市,特别是集中在首都的强大富裕的资产阶级,已经完全消灭了封建制度,或者至少像在英国那样,已经使它只剩下一些微不足道的残余,而德国的封建贵族却仍然保有很大一部分旧日的特权。封建土地所有制差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100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571
不多到处都还居于统治地位。“
①国内四分五裂,邦国林立,还未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德国的思想家尚未经历过市民社会的生活。因此德国理论不同于法国理论的地方是,其思想不是自觉地以市民阶级的名义出现,而是以从抽象的、无人身的、一般人类理性的原则演绎出资产阶级民主要求的思想家的面貌出现。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指出的那样,康德“把法国资产阶级意志的有物质动机的规定变为‘自由意志’、自在和自为的意志……的纯粹自我规定”。

但另一方面,经济上政治上比较落后的国家,只要它依靠在社会经济方面比较发达的国家的成就,批判地估计这些国家走过的道路,有时能够在精神发展方面超过这些国家。
即使在18世纪,德国固然并非英法的历史同时代人,却是其哲学的同时代人。也许正因为置身于当代欧洲的历史之外给了德国思想家更有利的认识机会,来更深入地思考为其它国家因过于贴近现实而忽略的问题。德国古典哲学继承了英国和法国启蒙思想的财富,并在许多方面克服了它们所固有的迷误。
而当德国哲学家考察德国现实时,他们对敏感的政治、宗教及社会问题的态度是相当胆怯和克制的。文化是他们的旨趣之所在,席勒(Schiler)曾经写道,“德国人被排斥在外,他们在自身中发现了价值,即使帝国崩溃了,德意志人的尊严依然不变。这是一种德行的崇高,它存在于文化与民族性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0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213页。
671西方社会思想史
之中,而与任何政治的沉浮变故没有丝毫关系“。
①我们知道,那时联结德国社会的真正纽带是语言、传统与文学,而非组织和政治理想。因此,德国启蒙运动是哲学、文学的黄金时代,而非政治学的。
81康德:自由与必然的辩证法A研究者一般都认为,在康德的著作中,社会问题讲得最不系统、最不完备。
但这不能成为忽视康德社会思想的理由。
社会问题始终受到康德的密切注意,“人是什么”
这个问题在康德的哲学体系中占有最后总结的地位,而要回答这个问题,康德十分清楚,就不能不研究社会,研究人与人的交往,人的现实生活过程。
康德的社会思考是以自由和必然的问题为出发点的。这是18世纪社会思想的典型问题:历史事件的必然性如何同历史行动的主体在主观上所感知、所希望、所要求的自由协调起来?
这个问题的理论意义是由它的实践上的重要性决定的:18世纪,资产阶级正在力争自己的自由,反对封建社会的结构给它设下的各种限制和框框。这样,自由和必然这个理论问题就意味着自由和强制的实践问题。
康德对上述问题的思考是由来有自的,在近代,最早可追溯到霍布斯。霍布斯认为人完全受欲望的必然性支配,没
①转引自霍索恩《启蒙运动与失望》,第37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771
有意志的自由。人只是想象自己是自由行动的,自由无非是没有外在的阻碍。如果石头有思想,也会想象自己在没有阻碍的情况下自由地从高处下落。简言之,霍布斯将自由等同于必然。将这种观点推广至社会就既是决定论的又是宿命论的。

斯宾诺莎把自由视为对必然性的认识,但仅此而已,斯宾诺莎并未解决自由与必然的冲突,而只是用认识所获得的自由感超脱于其它一切奴役人强制人的感觉,这就是斯宾诺莎的“自由”的实质。在这种情况下也就取消了人的社会行动,这种行动的自由本质上关乎政治的自由。

对卢梭来说,构成问题的正是行动的、政治的自由。他认为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中。自由会因不平等的社会奴役和迷失方向的文化而丧失,却不能因强制而出卖。
保障人天赋的自由,惟有通过自由人自己制定的法律。在一篇论政治经济学的文章中,卢梭写道,“个人不屈从于上面的发号施令,不侍奉任何主子,每一个人在一种明显的强制下仅仅失去了可能会给他人造成伤害的一小部分自由而却使自己的行动变得更加自由,这一切如何发生的?这些奇事都是法律的结果。人的自由和正义归功于法律,正是这种健全的意志机构使人们之间的自然平等成为强制性的,正是这种来自上天的声音(heavenly
voice)教导人们依共同的理性而行,使自己的行为与自己的判断的公理相符,而不是与自己
①参阅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第31页。
②参阅斯宾诺莎:《伦理学》中译本,第五部分。
871西方社会思想史
(本性)相悖。“

由普芬道夫开创并由莱布尼茨(G。
W。
Leibniz,1646—1716)和沃尔弗(C。
Wolf,1679—1754)所发展的对自然法进行道德论证的观点认为,自然权利潜在地包括了使人类将修养其生物本性作为责任的所有规范,即把自然法视为一道德对象,而道德的根源是人的理性而非人的感性。
这样,人的自然权利亦是一种文化权利,而人的自由本质上是道德的自由,人的世界,就是道德实体的世界,道德自由是人类尊严的基础。

所有这些观点都汇合到康德的批判哲学中,他同意霍布斯,作为感性世界或现象界的一部分,人是自然因果链条上的被决定的一环,无自由可言,但必然只是经验现象的属性;自由意味着就人的道德行动而言,人无需上帝,也无需求助于任何别人,每一个人都被赋有一种理性机能以指导自己的行为;而道德就意味超越因果决定的必然性而仅仅依从由善良意志发出的命令行事。这种基于人的自由本性的伦理学既与功利主义相对立,因为后者试图从经验的善利中引出道德原则;又与绝对主义相对立,因为它将外在于个人的道德权威引入伦理学,从而根本上破坏了个人的道德主体性原则,而这种外在权威通常就是建立在宗教禁令、文化习俗之上的传统伦理。
①转引自霍索恩:《启蒙运动与失望》,第34页。
②参阅奥伊利尔曼主编:《辩证法史。德国古典哲学》中译本,第83页,以下凡引此书,皆简称为《辩证法史》;埃尔《文化概念》,第25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971
康德这种激进的个人主义似乎很少社会学的因素。因为它不含有为社会秩序制定规范的指令(除了视每个个人为自主的主体的原则外)
,它关心最抽象的责任、最内在的动机(善意)
,排除了对与其社会后果有关的人类行为进行评价的问题。
还有更严重的问题。康德的自然的人与自由的人的二元论不仅未能弥合自由与必然的由来已久的分裂,反而加深了这种分裂。因为如果人是自由的,就是说他摆脱了他的实际的历史实践的因果必然性的支配,他就不可能是历史的主体;反过来说,如果人是历史的主体,他就是在历史因果的链条之中,他就不可能是自由的。
很显然,能动的个人与历史进程的统一(如果有的话)
问题在《实践理性批判》的道德形而上学架构内又是一个不能有解的二律背反。在康德看来,历史主体和道德主体的统一不能被理解为是个人的事业,而要被理解为是人类(族类)
的事业,是在世界历史进程的大尺度范围内求解的;它涉及的不是个人的善,而是人类的至善,其目标是把“社会团体转变为道德的整体”。而其实现过程类似于为“看不见的手”所指引的利己的个人的盲目追求,康德用了一个“反社会的社会性”
(unsociable
sociability)的概念来阐述他的这一极富创造性的历史进步观。
人们在社会中既不像动物那样依本能而行动,也不是像理性世界的公民那样,按协调一致的计划和崇高的动机行动,而是按利己的想法追求自己的目的。表面看来人的行动似乎不受规律支配。但大量统计资料表明人的行为服从永恒的规
081西方社会思想史
律,一如四时交替。康德在其《从世界公民的观点撰写通史的想法》一书中写道,“每一个人,甚至整个民族都很少认识到,当他们按自己的想法并往往损害着别人去追求自己的目的时,他们无意中被引向自然所欲的路线前进,并且不自觉地推进了这一目的;而这一目的,即使他们知道了,也是不怎么感兴趣的。”
①按康德的观点,社会过程的合目的性就是必然和自由,偶然性和必然性的某种综合,表面上的合乎理性,是建立在偶然的(而在社会发展中,偶然的也就是自由的,即由个人自主的意志所决定的)事件的积累、挑选和总结的基础之上的。历史进程显示其理性的本质,与其说直接通过历史中个人的意志,不如说间接通过由所有个人的追求、奋斗、挣扎、努力的意志所汇总而成的人的族类的发展,并且这种发展是一种由对抗促进的发展。
康德指出,“为了实现人的各种天赋的能力,自然所使用的手段是人在社会中的对抗(antagonism)
,因为就长久的发展来看,对抗乃是由规律支配的社会秩序的原因。“

单是依赖个人的善意去实现合理的与和平的世界之目标是没有意义的。
人的本性是与别人争夺而不是与之和谐共处。
人是“反社会的社会性”动物。人既有过社会生活的倾向,同时伴随的是一种时时危及社会的抗拒(社会)的倾向。
在康德看来,个人主义或反社会性的最深的基础是这样一种愿望:希望仅按自己的想法来安排一切事情。其结果,我们
①《康德政治著作选》,第41页。
②同上,第44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181
不难估计到其它个人会对我的这种自主欲望进行抵抗。如果每个人都是自我取向的,那么别人自然不会顺从我的愿望。
吊诡地是,从历史的观点看,“正是这种抵抗激发了他的一切能力,迫使他克服天性的懒惰并且在虚荣心、权力欲或自私心的鼓舞下,在自己周围的人中间为自己取得地位,这些人诚然是他不能容忍的,但没有他们他又过不去。”
①人的“反社会的社会性”
使人逐渐变成文明的、有技能的和有教养的人,通过与别人的竞争与合作,他发展了他的潜能,他也开始按社会的法则规范自己的追求;为了比别人更强,人类成长了,同时彼此更加类似了,一种共同的文化由于我们追求超过别人的成就而发展起来。
②果没有这种孤独性,没有相互的抵抗,人就不成其为人。人的各种自然禀赋都将蛰伏而不能发挥出来。另外,也许人们期望能协调一致,但自然知道什么对人更好;自然使人有自我,有激情,要竞争,由以发展他的自然潜能。在道德家看到的是人的恶劣情欲及其恶果的地方,康德看到的却是“睿智的造物主的计划”
,没有人顽固的独立的自主意识以及从中产生的斗争,就不会有人类的进步和文明。
用恩格斯评论黑格尔关于恶的作用的著名的话来说,
①《康德政治著作选》,第44页。
②同上。按W。
A。
加尔斯顿(W。
A。
Galston)的看法,“这种分析显然是大大受惠于自由主义的和卢梭的传统。
霍布斯将虚荣心斥为人类一切罪恶境况的根源;而康德却赞美它为最有益的激情。卢梭强调自然人与文明人之间存在巨大鸿沟,并认定虚荣心对各种人性败坏的嬗变应负责任,他对虚荣心的谴责与霍布斯的一样生动有力。“参阅加尔斯顿《康德与历史问题》(芝加哥,1975年)第234—235页。
281西方社会思想史
“正是人的恶劣的情欲——贪欲和权势成了历史发展的杠杆。”
①用康德的话来说,“自然的历史是由善开始的,因为它是上帝的事情;自由的历史是由恶开始的,因为它是人的事情。对于在使用自己的自由时仅仅看着自己的人来说,这一变化意味着失;对于把自己的目的置于人之中而以人类为指归的自然来说,这意味着得。”

但康德对历史进化的前景并不像法国启蒙学者那样乐观。首先他认为无限进化的思想是使人不愉快的。我们既然假定进化是向至善无限接近,就不得不也假定:我们注定不能有满意的感觉,“人现时所处的状态,同他准备进入的那种更好的状态比较起来,将始终是恶,所以,向最终目的无限进化的观念,同时又是恶的无限系列的前景……”

其次,“在人类的进化中,才能、技巧和趣味(以及这一切的后果即奢侈)
的文化,很自然地走在道德的发展前面。
而这种状态对道德来说(同样也对实际的善来说)是沉重而危险的,因为需求的增长比满足需求的手段增长得快。“

最后,只有对人本身的信仰,把人永远视为目的而非手段,才是历史的条件。但迄今为止,在最好的情况下,个人仅仅是实现世界历史目的的被动的和无知无觉的工具。归根到底,“我们的道德状况是不受任何短暂变化支配的,它的生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33页。
②转引自《辩证法史》,第93页。
③同上,第94页。
④同上,第95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381
活是在苍天之上渡过的。“
①康德走了一圈,最后又回到自由和必然、个体和族类、个人和社会相对立的二元观。个人只有作为整体(族类)的一员才能发现世界历史所具有的惊人的智慧和合目的性。要么个性为普遍性作牺牲,只有在历史的总体性至善中才表现出个体的“绝对独立的、本身就是永恒的”和“无限宝贵的”东西。康德最后曾说,进化“不是靠事物的(自然)过程自下而上,而是自上而下”来实现的,就是说,“是按照最高权力的深思熟虑的计划”
来实现的。
②再不就是无力的和无可奈何的个体的悲剧性:个人在最高义务(至善)
支配下的行动所产生的结果,注定是一个恶的无限系列。与通常的观点不一样,哲学悲观主义的创始人不是叔本华(Schopenhauers,178—1860)
,而是康德。齐美尔(G。
Simel,1858—1918)以及马克斯。韦伯社会学中的悲观主义无疑与康德有着甚深的渊源关系。
康德思想对欧洲社会思想的影响是深且广的。他的关于人的二元论(自由与必然)已成为区分精神科学与自然科学的核心,这一区分经德国新康德主义哲学家李凯尔特(H。
Rickert,1863—1936)的系统阐述,已成为公认的分析范式。
康德提出并试图解决的关于自然秩序(必然性)与人内在的道德秩序(自由)
的和谐统一问题至今仍是争讼不休的问题,涂尔干社会学的重大主题部分是从这里产生的。最后,康德的形式伦理学预示了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因为他提出的思
①同上,第95页。
②同上,第96页。
481西方社会思想史
考人类行为的任务,既不求诸于个人的心理动机,又使之与历史的脉络相脱离。因此,康德的思想仍是社会思想的一个有活力的启发性源泉,“它唤起别人的思想。
它变成了许多人的财富……它发掘出现实的新层次“。

82海德尔:文化科学A海德尔(Herder,174—1803)
曾是康德的学生,并且坚定地相信他的研究工作是对老师哲学的合乎逻辑的发挥。但是他的主要著作《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却令康德不安,海德尔以康德名义讨论的许多论点都是康德所反对的。事实上老师和学生确非一脉相承。康德代表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壮丽日出,而海德尔的著作则代表了前浪漫主义运动观念的最初发展:人类文化差异观;民族精神;各民族在历史中的地位等,是其关心的焦点问题。海德尔的地位固然远比康德为低,但他在社会思想史却占有重要一席,因为他代表了现代历史主义学派的先河。
同维科一样,海德尔的思想也在18世纪一般思潮之外,许多作者认为他是启蒙运动的批评者,认为他的思想除与孟德斯鸠及其他论证“民族精神”的思想家有亲缘关系外,与理性时代的其它思想没有关系。
萨基将海德尔与法国启蒙学者的争论概括为三个问题:
①阿尔森。古留加:《康德传》中译本,第310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581
世界秩序的有机论与机械论的对立;历史进步的多元论与一元论的对立;理性与行动的对立。第一,海德尔虽然赞同牛顿创立的科学研究模式,但他反对用机械论观点看待世界秩序,他主张用生机论或有机论取而代之。这必然导致对自然的一种截然不同的解释。在他看来表征自然特征的不是划一的规律而是其丰富多彩的生命现象。第二,他信奉进步和人类概念,但反对其最流行的那种表述。他宣称,他与那种轻视其它时代的智慧,把人类视为一同质的类并相信人类的进步意味着渐进的一元化或同质化的进步观是对立的。
第三,他重视理性观念,但这是依浪漫主义的观点定义的理性。他把理性与人的其他机能相联系。
他所讨论的主体,是参与行动,体验人生,表达自己生命感受的活的人格,而不是仅仅接受刺激并对材料加以思辩处理的抽象主体。
①他的思想具有诗性的精神,他也是个用诗写作的诗化哲学家。
海德尔的社会理论与其整个哲学是很难分开的,因此,我们应该先来考察一下他的本体论和认识论假设。他的本体论将宇宙视为一个巨大的有机体,宇宙中的万事万物皆内在地联结在一起,流行于其间的是无处不在的非知性的生命力量。
认识过程在他看来决不是对世界的静观,把世界视为是外在于认知主体的现象总和,而是主动地参与世界的创生过程,以一种近乎宗教的虔敬态度去体验它。人所以有能力认识这个大宇宙,因为他本身就是一个小宇宙。因此,海德尔的人的力量、行动与冲动的自然史基本不同于18世纪创制的其它的
①参阅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87页。
681西方社会思想史
人的自然史理论。
社会不是按机械原则构成的,而是一个不断成长的有机体,它由各个不同的部分组成,每个部分都有其个体特性,但彼此又互相依赖不可或缺。社会由个体组成,但不可仅仅归结为个体;个人也不能仅仅被视为社会的一个被动的部件,因为个人有其独立的、不可还原、不可取代的价值。这样,海德尔的有机论就不同于保守主义的有机论,后者反对个体原则并把社会机体各部分的差异性归结为分配给不同社会群体的各种功能的差异性。不过,无论如何社会是个人的自然状态;从他一降生,他就生活于共同体之中,家庭、宗族、民族、国家等等。
海德尔认为民族(Volk)是最重要的人类共同体。它在时间上先于个人。
Volk这个词对他来说,与其说是在一共同地域内服从于同一的法律的人群的集合体,不如说是一个文化共同体,它是由历史进程塑造而成,并用语言来表达其精神的。
语言问题在海德尔的社会哲学中具有特殊的重要性。语言问题早就引起不少思想家的注意,但德国学者似乎对此问题更着迷、更具悟性。
1784年,海曼(Haman)写信给海德尔,“如果我像狄莫西尼斯①一样雄辩,我要一再重复的就是一句话:理性就是语言,就是逻各斯,我会吸吮语言的精髓,至死方休。”
②海德尔无保留地赞同海曼的论点。他常说语言
①古希腊演说家,以雄辩著称。
②转引自霍索恩:《启蒙运动与失望》,第38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781
不是语法家的禁脔,“每一个民族都以其思考的方式说话,以其说话的方式思考”。
①语言是任何民族的同一性的基本因素,语言表现了一个民族的特性,只要语言还支持着凝结于语言中的传统,民族特性就不会丧失。
这并不是说海德尔不重视政治组织。他相信政治组织乃是某种自然而成的事物,但他视它为第二位的,是受文化因素决定的。国家的本质不是主权的存在,而是一种人类的共同体,因其需要而发展出政治组织。国家的力量依赖于共同体的力量,当后者虚弱时,最强大的政府也无能为力。优良的法律不是有国家力量为后盾的法律,而是基于古老民族风习的法律,这观点与孟德斯鸠相合,但他没有给睿智的立法者留下多少余地,而这是萦绕孟氏挥之不去的思虑之事,因此海德尔的观点似更加一致。
但他也不是现存政治的辩护士,民族国家的有机体理念正是他用来而与现存事物秩序相对抗的乌托邦。
海德尔认为,人类历史乃是民族的历史并且是被包含在后者之中的。这一信念具有重要的方法论结论:任务不在于展示一个单一的发展模式,而是去把握历史事件的全部多样性,历史的财富决定了人类的财富。同时这也暗含了一种值得赞赏的谨慎,即怀疑把不同的社会生活方式区分成高级的和低级的做法是否明智,因每一个民族有其自己衡量完美的尺度,切不可将这些不同的标准混同起来。因此他的《人类历史哲学的思想》更关注事实的多样性,天命的意图是在具
①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88页。
81西方社会思想史
体的事件中随缘体现的,而非一种划一的历史规律。只有自然的总目的是划一的。
在社会思想史上,海德尔首先是文化科学的先驱之一。
他对文化的反省开启了两条思路,(a)
自然与所有人化环境中事物的区别乃是人的行动所致;(b)清楚地认识到人化环境的历史的与空间上的分化与差异。他比他的所有同代人都更充分地认识到这两类问题。
83黑格尔:市民社会A黑格尔哲学代表了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最高成就。他把宇宙视为一逻辑体系;宇宙间的万事万物都是绝对精神自身发展的不同阶段的显现。绝对精神仅在人类历史中方才达到自我认识,人的文化代表了绝对精神发展的最高阶段。
因此,从哲学过渡到社会、国家领域乃是黑格尔体系的内在行程。
黑格尔的社会理论主要见之于其《法哲学原理》、《历史哲学》以及《精神哲学》的相应部分。
黑格尔的社会及国家理论向来被认为是十分保守的。他反对把哲学当作私人艺术来研究,肯定哲学是社会现象,是“与公众有关的存在”
,并公开声明哲学“是为国家服务的”
政治目的,在当时,就是要使哲学成为普鲁士官方的哲学。他的许多观点与18、19世纪保守主义的议论颇为相似。
例如他批评社会原子主义,崇尚社会整体主义,他为社会划分为等级进行辩护等。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981
但是,黑格尔的社会学说,如同康德、费希特的学说一样,负有为德意志资产阶级革命进行理论准备的使命,本质上是与保守主义相对立的。他是个理性主义者,反对把社会生活视为非理性的,他的理想是理性的法律,而非保守派所津津乐道的民俗。
他相信历史的进步。
反对把过去加以神化,他认为过去只是在构成为精神发展的一个特定阶段的限度内才有合理性,“但是把木乃伊带到活人里面去是不能在那里支持很久的”。
①他对法国革命抱着热烈赞美的态度,视其为“一次灿烂辉煌的日出”。这与保守派人士对法国革命的仇视态度大相径庭。
黑格尔对其同时代的自由主义有诸多批评,主要涉及的是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以及构成社会整体的因素究竟是什么等问题。黑格尔排除了任何原子主义的回答,也怀疑社会契约论的任何变种以及功利主义的概念。他认为自由主义的错误在于把社会整体放在诸如个人意愿、个人利益等如此不确定及不可靠的基础之上。
但黑格尔仍然肯定个人的自主性,并不主张将这种自主性完全消溶在社会整体之中。同时,他从未将个人与社会的关系问题简化为二择一的问题:不站在个人一极,就要站在国家或社会整体一极。黑格尔认为最有趣的问题恰恰是超越这种黑白二分的观点。
(1)市民社会与国家
黑格尔的社会分析在两个不同的基本层面上展开:社会
①黑格尔:《哲学史讲演录》第一卷,第49页。
091西方社会思想史
经济关系层面(市民社会)与政治道德关系层面(国家)
,而在他生活的时代的社会思想中这两层关系很少分开加以讨论。通常是二择一(独立的个人对主权国家)政治的两种要素在这里被认为是社会化的两种形式,或两个阶段。与保守主义不同,黑格尔并不认为从个人的自我利益发展出来的关系不存在任何社会联系的纽带,他把这种关系视为社会联系的特定形式。他也不像自由主义,视这种关系为最完美的社会联系。在某种意义上黑格尔综合了保守主义与自由主义的社会理论,但其出发点既非自由主义,也非作为一种确定的政治立场的保守主义,确切地说,是将自由派的政治经济学及市民社会概念与主要由孟德斯鸠提出的国家观调和而成的某种观点。
黑格尔把市民社会视为个人在其中经历社会化的环境之一,其基础是利益。在市民社会中,每个人都以自身为目的,其他一切在他看来都是虚无。
但是如果他不同别人发生关系,就不能达到他的全部目的。市民社会的基本特征之一是没有人能够满足其利益,除非他同时满足其它人的利益要求。从动机看其行动时,个人完全是独立的原子;但从其实际的社会作用看其行动时,个人又是多方依赖于别人。然而他之依赖于他人,并非有意选择的结果。这是为了满足各种需要的结果:社会生产基于劳动分工,没有谁能满足其需要,如果他得不到别人的帮助,或不向别人提供帮助。这里包含了市民社会的两个原则:“具体的人作为特殊的人本身就是目的;作为各种需要的整体以及自然必然性与任性的混合体来说,他是市民社会的一个原则。但是特殊的人在本质上是同另一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191
些这种特殊性相关的,所以每一个特殊的人都是通过他人的中介,同时也无条件地通过普遍性的形式的中介,而肯定自己并得到满足。这一普遍性的形式是市民社会的另一个原则。“
①“个别的人……都把本身利益作为自己的目的……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只能按普遍方式来规定他们的知识、意志和活动,并使自己成为社会联系的锁链中的一个环节。”
②此外,个人的生存也依赖于所有与其有关的其它个人是否尊重其所有的权利,以换取对他们各自权利的尊重。这特别适用于对财产的保障。这样,市民社会不仅是一个通过劳动和交换过程自发形成的人们的相互联系的体系,而且还是一个制度保障体系,以保障个人的利益、财产、安全、权力以及人们彼此间达成的契约。简言之,在黑格尔看来,市民社会指的是连同其制度化的法律保障在内的社会经济关系的总体。
黑格尔在这里谈的市民社会的特征并无特别新颖之处,他无非重复了自洛克以来已经流行的中产阶级的观点。个人追求自己的利益(特殊性)最终导致某种全体的利益(普遍性)的观点似也在模仿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概念。黑格尔大大得益于自由主义的政治经济学和他本人对资本主义经济运动的实际观察。正是这一背景使他不同于保守主义。因为对保守主义来说,任何建立在这种私利基础之上的社会是不可想象的。
黑格尔高于自由主义的地方在于他并不认为市民社会是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7页。
②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197页。
291西方社会思想史
完美的社会关系形式。市民社会是放任的不加约束的经济力量的产物而非理性或自觉意识的产物,市民社会成员由于相互需要结成的统一“不是伦理性的同一,正因为如此,它不是作为自由,而是作为必然而存在的”。
①市民社会的第一个原则是特殊利益,“特殊性本身是没有节制的,没有尺度的,而这种无节制所采取的诸形式本身也是没有尺度的”
②;“另一方面,匮乏和贫困也是没有尺度的”
,因此市民社会必然要走向贫富的两极分化。黑格尔是现代产业制度的最早的激进的批评者之一。他看到工人已成为机器的奴隶,他分析了劳动的异化,并认为这一过程势所难免。他在市民社会中并未看到真正的正义社会,而只是社会的一种特殊形式,这一社会是在现代伴随着工业和贸易的扩张而发展起来的。
这样,市民社会的尖锐矛盾就不是任何时代政治上所固有的,而只是当时的时代所固有的,市民社会的特殊的关系形式,在黑格尔看来不是与人性(最高发展)联结着,而是与人类发展的特定阶级联结着。因此,市民社会只是一个中介的、否定的环节。个体与共同体的完全统一,融合为一,只有在最高的伦理实体中才能实现,这就是国家。
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个人进行社会化的第二个场所,其基础是理性。他把国家定义为“伦理世界”和“伦理理念的现实。”
③这个定义表明,黑格尔与康德不同,他不仅把国家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01页。
②同上,第200页。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53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391
看作是一个制定法律和执行法律的机构,而且还从国家这一术语的广义出发视其为展现一个民族伦理生活的有机体。这种伦理生活表现在一个民族的习惯、习俗、共同信念、艺术、宗教和政治制度中,简言之,它表现在其社会价值模式之中。
这使人想起亚里士多德的polis和孟德斯鸠的国家。
黑格尔的确直接追溯到孟德斯鸠,他说“孟德斯鸠曾经指出真正的历史观点和纯正的哲学立场,这就是说,整个立法和它的各种特别规定不应孤立地、抽象地来看,而应把它们看作在一个整体中依赖的环节,这个环节是与构成一个民族和一个时代特征的其他一切特点相联系的。”
①政治和法律只是总体中的一个环节,其它的环节对此总体同样作出了贡献:宗教、艺术、哲学,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道德等。由于个人是融合在其国家和时代的整体文化之中的,又由于他是其“国家的儿子”与“时代的儿子”
,所以他只能通过国家去占有他作为一个理性存在的价值和实在,“个人本身只有作为国家成员才具有客观性、真理性和伦理性”。
②民社会与国家都是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客观自由与主观自由的某种统一体,但决不能把这两者混同起来,这是因为,第一,市民社会的出发点和目的是自身利益,普遍物只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中介和手段,并且市民社会的成员本身并不自觉地意识到普遍利益;国家与个人的关系不是这样。在国家中,个人的单一性及其特殊利益“一方面通过自身过渡到普遍物的利益,他方面它们
①同上,第5页。
②同上,第254页。
491西方社会思想史
认识和希求普遍物,甚至承认普遍物作为它们自己实体性的精神,并把普遍物作为它们的最终目的而进行活动。“
①“他们进一步的特殊满足、活动和行动方式,都是以这个实体性的和普遍有效的东西为其出发点和结果。”
②第二,在市民社会中,单个人本身的利益是人们结合的最后目的,“这些单个人的结合成为国家就变成了一种契约,而契约乃是以单个人的任性、意见和随心表达的同意为基础的。”
③而由此任性达到的只是形式的自由和形式的普遍性。
④而国家是客观精神,个人在其中被规定着要过普遍生活,“结合本身是真实的内容和目的,”
⑤这样,“单个人的自我意识……在它自己活动的目的和成果中,获得了自己的实体性的自由,”
⑥并使自己“回复到实体性的统一。
⑦所谓“形式的普遍性”是指普遍利益与特殊利益仍处在分离的甚至是对立的状态中,个人也因不自觉地按普遍物的目的而行动从而是不自由的(形式的自由)
;“现代国家的本质在于,普遍物是同特殊性的完全自由和私人福利相结合的,”
⑧“是客观自由(即普遍的实体性意志)
与主观自由(即个人知识和他追求特殊目的的意志)两者的统
①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0页。
②同上,第254页。
③同上,第255页。
④同上,第201页。
⑤同上,第254页。
⑥同上,253页。
⑦同上,第260页。
⑧同上,第261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591
一“。
①一方面,“普遍物既不能没有特殊利益、知识和意志而发生效力并终于完成;”另一方面,“人也不仅作为私人和为了本身目的而生活,因为人没有不同时对普遍物和为普遍物而希求,没有不自觉地为达成这一普遍物的目的而活动”。

“只有这两个环节都保持着它们的力量时,国家才能被看作一个肢体健全的和真正有组织的国家。”

根据上面的讨论,说黑格尔是国家崇拜论者似并不过分。
但与其说他崇拜国家的现实,不如说是国家的理念。当他把国家称作“绝对的神物”
,“神自身在地上的行进”时,反复申言他所谈的是国家的理念,在谈论国家理念时,不应注意到特殊国家或特殊制度。
不应只注意国家的个别方面、缺陷,而忘掉国家本身的内在机体、本质环节。
他说最丑恶的人,如罪犯、病人、残废者,毕竟是个活人。尽管有缺陷,肯定的东西,即生命,依然绵延着。国家的理念就是他要谈的肯定的东西。
黑格尔的错误不在于谈论国家的理念,而在于把国家(理念)视为客观精神,“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东西”和独立的本质。
正如马克思所批判的那样,“在这里具有哲学意义的不是事物本身的逻辑,而是逻辑本身的事物。不是用逻辑来论证国家,而是用国家来论证逻辑”。
④黑格尔怀疑自由放任
①同上,第260页。
②同上,第254页。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第261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卷,第263页。
691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经济过程可自发导致完备的社会秩序的古典政治经济学的乐观主义,认为社会整体利益不可简化为特殊利益的加和,看到了国家所具有的社会整合、教化等复杂的功能,这比自由主义思想家大大前进了一步。但他把国家看作是决定性的因素,市民社会是被国家决定的因素,这是倒因为果的唯心主义。
“在现代历史中,国家的愿望总的来说是由市民社会的不断变化的需要,是由某个阶级的优势地位,归根结底,是由生产力和交换关系的发展决定的。”

(2)社会历史发展的辩证法
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充分肯定了黑格尔哲学的历史主义特点。恩格斯指出,黑格尔哲学的真实意义和革命性质,“正是在于它永远结束了以为人的思维和行动的一切后果,具有最终性质的看法”。
②“黑格尔第一次——这是他的巨大功绩——把整个自然的、历史的和精神的世界描写为一个过程,即把它描写为处在不断的运动、变化、转变和发展中,并企图揭示这种运动和发展的内在联系。从这个观点看来,人类的历史已经不再是乱七八糟的一堆统统应当被这时已经成熟了的哲学理性的法庭所唾弃并最好尽快被人遗忘的毫无意义的暴力行为,而是人类本身的发展过程,而思维的任务现在就在于通过一切迂回曲折的道路去探索这一过程的依次发展的阶段,并且透过一切表面的偶然性揭示这一过程的内在规律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47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2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791
性。“

黑格尔历史哲学的主要观点是;世界是受理性支配的;世界历史是自由的展开,上升和实现的运动,以及世界精神选择历史的民族。而最具黑格尔主义色彩的是,历史的发展乃是一个辩证的历程。
黑格尔坚信,在表面上五光十色的个别历史现象背后隐藏着本质的秩序性和规律性。
“在世界历史上,由于人们的行动而得到的,除了他们所追求的和达到的结果以外,除了他们直接认识和要求的结果以外,还有某种别的东西”。
②黑格尔认定人的行为是受激情、自我的狭隘的利益支配的,抱怨人的自私或期望有一天人们都能成圣成德是毫无意义的。真正的问题是,人们追求他们自己的利益,某些既非他们所意欲又非他们意识之所及的结果却产生了,黑格尔将这称之为“历史理性的机智”
,迫使人们将其盲目的激情及短视的知性行动为普遍性的历史目的服务。理性隐藏在背后,而让激情为自己行动,世界迈向进步,代价则由个人付出;“理念自己不受生灭无常的惩罚,而是由个人的情欲承受这种惩罚”。

由于“理性的机智”
,个人的任性最终转化为世界历史过程的必然性,而同一些个人的被强制性则转化为世界精神的自由的展开与上升。
历史是人的激情、希望和利益的巨大坟场,但理性和自由始终在历史上胜利地前进着。
①同上第3卷,第420—421页。
②黑格尔:《历史哲学》中译本,第66页。
③黑格尔:《历史哲学》,第72页。
891西方社会思想史
“理性的机智”
的辩证法的深刻性表现在,它既不会放过普通人,也不放过伟人。如果某个人物成了历史中的杰出人物,这并不是因为他们本人是与众不同的“天纵英明”
,而是因为他们的特殊利益在历史某一特定时期正好与历史潮流相重合。而英雄本人在最好的情况下也只是模糊地猜测到自己的服务性作用,而且他们并没有意识到,他们这些个人是那些远比他们本人更具本质性的力量和趋势的工具,是被理性挑选来完成某项历史使命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黑格尔称拿破仑是“马背上的理性”。
但关于这些英雄中的每一个人都可以说,他们完全属于资料的范畴。这是因为,第一,世界历史人物在完成自己的使命以后“就像谷物的空谷一样不再有什么意义”
;①第二,不可替代的历史活动家是不存在的。
如果说某个人似乎在扮演着历史所不可缺少的角色,那么这种角色仍然是可以找到另一个觊觎者的。恰巧某个伟大人物在一定时间出现于某一时空,这纯粹是一种偶然现象。但是如果把这个人除掉,那么就会需要有另外一个人来代替他,并且这个代替者是会出现的——或好或坏,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总是会出现的。
正如恩格斯所说,“每当需要有这样一个人的时候,他就会出现,如凯撒、奥古斯都、克伦威尔等等”。

以上的思想已经包含有历史唯物主义的萌芽。

黑格尔还将世界历史的行程视为自由的发展上升运动,
①转引自《辩证法史》,第31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07页。
③参阅列宁《哲学笔记》,第348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991
视为世界精神选择执行天意的民族的间断性的演化和飞跃。
每一个伟大的民族都在神圣的演化中有其要执行的使命,当它完成它的存在目的以后,乃让位于另一强大的民族。东方人还不知道人之为人的本质是自由的,他们只知道一个人是自由的(专制君主)
,唯其如此,这一个人的自由只是放纵、粗野、热情的兽性冲动,所以这一个人只是一个专制君主,不是一个自由人。
“自由”的意识首先出现在希腊人中间,所以他们是自由的;但是他们,还有罗马人也是一样,只知道少数人是自由的,而不是人人是自由的。他们蓄有奴隶,而他们的整个生活与他们光辉的自由的维持同奴隶制度息息相关。
各日耳曼民族在基督教的影响下,首先取得了这个意识,知道人类之为人类是自由的。这种精神慢慢渗透到世俗生活的领域;下一步的发展是以宗教改革与近代政治革命为标志的,尤其是在法国革命中,是自由精神的灿烂迸发。总之“世界历史无非是‘自由’意识的进展”
,①其具体进程表现为东方世界,古代世界(希腊罗马)与日耳曼世界的依次更替。
黑格尔将世界的进步解释为享有“自由”的人数在数量上的增加,这个论点无论从历史的实际来看,还是从把自由理解为对必然性的认识的观点来看,都是不正确的。
黑格尔的社会历史辩证法的主要错误是他为历史安排了一个终点,绝对观念最终“在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这么顽强而毫无结果地向他臣民约许的那种等级制君主政体中得到
①黑格尔:《历史哲学》,绪论。
02西方社会思想史
实现“。
①而就更大的范围来说,黑格尔似乎认为,世界历史以他那一时代或多或少到处发生的“市民社会”的建立而告终了。当然这个终结不是时间意义上的,而是指不可能再会有任何重大的社会变革了。黑格尔为他的时代和阶级的状况所限制,“没有完全脱去德国的庸人气味”。

但是,正是黑格尔本人清楚意识到时代的限制,并明白地指出,“每个人都是他那时代的产儿。哲学也是这样,它是被把握在思想中的它的时代。妄想一种哲学可以超出它那个时代,这与妄想个人可以跳出他的时代,跳出罗陀斯岛是同样愚蠢的。如果它的理论确实超越时代,而建设一个如其所应然的世界,那末这种世界诚然是存在的,但只存在于他的私见中,私见是一种不结实的要素。”
③他拒绝成为预言家,因为他认为哲学不仅不能超越时代,而且总是落后于现代,“无论如何哲学总是来得太迟。哲学作为有关世界的思想,要直到现实结束其形成过程并完成其自身之后,才会出现。概念所教导的也必然就是历史所呈示的。这就是说,直到现实成熟了,理想的东西才会对实在的东西显现出来,并在把握了这同一个实在世界的实体之后,才把它建成为一个理智王国的形态。当哲学把它的灰色绘成灰色的时候,这一生活形态就变老了。对灰色绘成灰色,不能使生活形态变得年青,而只能作为认识的对象。密纳发的猫头鹰要等黄昏到来,才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214页。
②同上。
③黑格尔:《法哲学原理》,序言第12页。
第八章 德国古典唯心主义的社会思想102
起飞。“
①这样,在关于历史终结的思想中表现出黑格尔这样一个信念:市民社会的外套已经容不下世界精神,对世界来说,在政治方面,几乎一切可能的事情都已做完了,今后精神的进一步发展将不再采取政治形式。一个天才的深刻的猜测。用恩格斯的话来说,黑格尔错误在于把人类“史前时期”的未来终结搬到了自己的资产阶级的时代,同时把“史前时期”变成了人类唯一的、最终的和“已经结束”的历史。
黑格尔的社会哲学和历史哲学对19世纪及其以后社会思想的发展发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他的“划时代的历史观是新的唯物主义观点的直接的理论前提”。
②“科学社会主义本质上是德国的产物,而且也只可能产生于古典哲学还生气勃勃地保存着自觉的辩证法传统的国家”。
③格尔主义影响了许多人文科学的发展,特别是在德国,是通常被称为历史主义方法论思潮的主要来源。根据卢卡奇(G。
Lukacs,185—1971)
的说法,黑格尔把亚里士多德的“人是政治的动物”
这一著名命题翻译为“人是历史的动物。”
④“黑格尔的思维方式不同于所有其它哲学家的地方,就是他的思维方式有巨大的历史感作基础”。
⑤任何将人类事务置于历史脉络之外的观点都是他坚决反对的;他的方法也是整体主义的,要求将社会生活视为一个相互作用相互依赖的整体,这个整体当然是包
①同上,序言第14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③同上,第3卷,第377页。
④参阅卢卡奇:《青年黑格尔》(柏林,1954年)
,第356页。
⑤《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21页。
202西方社会思想史
括各种差别的,但它不能分裂成为自发自动的各个部分。黑格尔的所有这些观点最终证明是远远走在了后来他的许多批评者的前面的。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302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
英国社会学家安东尼。吉登斯(Anthony
Gidens)认为欧洲社会学诞生的背景是18世纪末的法国政治革命和英国的产业革命这两大革命。欧洲社会学的基本概念,最好是被理解为对于在世纪初因工业文明和民主政治打击而导致的旧制度的崩溃所产生的秩序问题的各种反应。
①这两大革命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资本主义进入了它最初的蓬勃兴旺的时期,同时它的内部对抗和矛盾也在趋于公开化。法国革命建立的“理性社会”
,非但没有消灭富有和贫穷的对立,反而由于沟通这种对立的行会特权和其它特权的废除,由于缓和这种对立的教会慈善设施的取消而更加尖锐化了。
“工业在资本主义基础上的迅速发展,使劳动群众的贫穷和困苦成了社会的生存条件”。
②劳动者的极端贫困与资产者财富的迅
①参阅吉登斯:《社会学:批判导论》(伦敦,1982年)
,第46页。
②《马克斯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7页。
402西方社会思想史
速增长形成了鲜明的对照,从而导致了阶级斗争的尖锐化。
与启蒙学者的华美诺言比起来,由“理性的胜利”建立起来的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竟是一幅令人极度失望的讽刺画;不同的阶级和阶层都对现存的社会秩序表达了他们的分析、思考与评价,由此形成了19世纪头三十年的三大社会思潮:保守主义;自由主义和空想社会主义,它们不仅表达了不同的社会阶级的利益,而且也体现了不同的知识传统。
91保守主义A英国保守党政论家塞西尔(H。
Cecil)在其《保守主义》一书中追溯近代保守主义思潮起源时认为,“保守主义”
的出现归因于法国大革命。
这并不是说从19世纪开始才有保守主义思想,如果把因循守旧对抗任何变化的态度视为保守主义的话,我们在柏拉图、阿奎那、孟德斯鸠、休谟那里都可发现程度不同的保守倾向,但作为一种具有比较系统理论的思潮的保守主义,确是与资产阶级革命时代,尤其是法国大革命特别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历史背景决定了当代保守主义的贵族倾向。
反对法国大革命及其成果的运动是由不同的社会集团和不同取径的思想家们发动的。大革命以后的发展在他们看来是破坏和一片混乱,他们把这种混乱和破坏同中古时代理想化的和谐与秩序,同大革命以前的情况相对照。但他们反对革命的观念与美化先前制度的程度各有不同。从社会思想的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502
角度看,他们中最有意义的理论,是那些寻求在一个变化不可避免的社会中如何保持连续性的途径的理论,而非那些捍卫具有旧制度特征的特定制度的理论,这些思想也在某种程度上考虑了革命阶段的现实性,并努力使自己与社会稳定即使在最好情况下也是相对的这一事实相调和。他们知道恢复旧制度已不可能,他们只是在寻找某种一般的原则,以便有可能在新的形势下维持社会的秩序。这一不易把握的努力方向,遂产生了保守主义的社会哲学,这同半本能地抗拒一切变革确有所不同。
英国人柏克(E。
Burke,1729—1797)公认是现代保守主义的奠基者,他的《法国革命感想录》使他声誉卓著。塞西尔认为柏克是“阐明‘保守主义’的第一个,也许是最伟大的导师,他以非凡的修辞才能倾写出反对革命信仰的篇章,赋予‘保守主义’运动以哲学信条的尊严和宗教十字军的热情。”

法国保守主义的主要代表是路易。德。博纳尔(Louis
deBonald,1754—1840)
和约瑟夫。德。梅斯特(Joseph
deMaiste,1754—1821)
;德国的保守主义者中亚当。缪勒(AdamMuler,179—1829)
颇负盛名,他是所谓政治浪漫主义的代表人物,还有历史法学派的创始人弗里德里希。卡尔。冯。萨维尼(Friedrich
Carl
Von
Savigny,179—1861)。
下面我们讨论保守主义思想传布最广的若干要点。
①塞西尔:《保守主义》中译本,第25页。
602西方社会思想史
(1)历史的、民族的、浪漫的人性观
保守主义的人性观基于两个重要假设。第一,人性既包括理性成分又包括非理性成分,因此不能以任何方式对人性加以预言、控制,甚至不能精确地描述。人的行为不只受思想的支配,而且也受情感、兴趣、习惯等支配,换言之受所谓“偏见”的支配,这些都是先于反思的。理性时代的作者以消除一切“偏见”为己任,这既不可能也不明智。因为所有社会生活与道德活动都基于偏见,若无偏见,社会就成为完全同质的原子个体的一种堆积,就不能有任何持久的合作。
保守主义用一种情感(优势)的生物的人的概念取代了理性时代的思想生物的人的概念。第二,这种非理性的人性是因民族、时代、文化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梅斯特写道,“世上本没有人。在生活中我见过法国人、意大利人、俄国人,由于孟德斯鸠的缘故,我甚至知道还有波斯人。
至于说到人,我想我是从未有缘见过;即使有人存在,我亦一无所知。“
①人性的民族特质,是由各个民族共同体的特殊历史造成的。空想的理性主义者无视这些差异,却视社会好似一块处女地。
保守主义者,特别是德国人,喜欢用“民族精神”的概念来描述民族的独一无二的特质。这个概念与孟德斯鸠及海德尔的思想有几分相似,但保守主义强调其非理性的特征,只有直觉才能把握它,面对民族精神人唯有谦卑而已。保守主义喜欢说人无力改变或创造社会实在,社会实在如同植物一
①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95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702
样自发成长,或直接是受神意指导的。既然没有普遍的和不变的人性,也就不存在基于人性之上的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政治原理和社会制度。
(2)社会有机体论
保守主义者反对理性时代的原子主义和社会唯名论。所谓社会唯名论,是把社会视为完全由独立的个人组成的集合体,并无自身的不可还原的存在,并且,这样的个人能依自己的利益和愿望与其它人一再地达成社会生活所需的某种一致(秩序)。这样,社会只是满足人的需要的工具。或只具有工具性的价值。
这种孤立的个人被保守主义者斥为纯粹的虚构。在他们看来,社会不仅在历史上先于个人,而且在道德上也高于个人;离开社会,个人的存在是根本不可能的。
“个人基本上是国家产生的。不但他的几乎全部的财富,而且同他的个性有更密切关系的许多事情有赖于国家的作用。”
①若不然,他就不会成为他现在的样子。理性主义者的自然人概念是保守主义者坚决反对的。柏克认为“艺术是人的自然”
;梅斯特指出所谓的野蛮人一点不比现代欧洲人更接近自然。
社会不等于个人的总和,社会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某种文化的总体表现。人不能创造社会,社会是神意的创造和历史演化的产物,其起点实是无从确定的,17、18世纪意义上的社会起源问题由此而被取消。缪勒明确认为国家不是一
①塞西尔:《保守主义》,第100页。
802西方社会思想史
种人为的制度;萨维尼也反对把法律视为可由立法者任意地、故意地制定的东西。他说法律是“内在地默默地起作用的力量”的产物,它深深地植根于一个民族的历史之中,而且其真正的源泉乃是普遍的信念、习惯和“民族的共同意识”。就象民族的语言、建筑及风俗一样,法律首先是由民族特性,“民族精神”决定的。
“法律随着民族的成长而成长,随着民族的加强而加强,最后随着民族个性的消亡而消亡。”
①因此,人无权将自己的意志强加于民族的和社会的机体之上。个人的意志或理性与这个民族精神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保守主义常常采用有机体论与机械论的对立概念来批评原子主义。机械论设想一个可以分解为各个独立的组成部分的社会;保守主义将社会看作一个灵敏的有机体,有机整体的一切要素作为不能化简的本质而结成一体。机械体没有历史,它是有序的或无序的,是好的或是坏的;有机体是成长发展的;它有其内在的“生命”和“灵魂”
,这使有机体有了活力。博纳尔说“现代的哲学提出了个人的哲学,即关于‘我的’哲学;我要提出社会人的哲学,即关于‘我们的’哲学。”
②关于“我的”哲学就是机械论社会观,而关于“我们的”哲学则是保守主义信奉的有机论社会观。
(3)社会纽带:传统、道德和宗教
革命和近代产业创造着一个新社会,在新社会中阶级关
①参阅博登海默:《法理学——法哲学及其方法》,第82—83页。
②转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0—31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902
系已趋简单,个人与国家分别为独立的一极,保守主义认为这种取消了个人与国家之间一系列中介组织的社会结构十分危险。一个强有力的国家并非本质上善的,只有当它在社会生活的各个不同层面上都有一种调适的基础,它才是善的。
人并非生活在国家(社会)本身之中,而是生活在家庭、团体、教区、法人组织等等之中,这是一种类似中古等级制的社会结构,个人正是通过这些制度加入社会整体,参与社会生活,使“我”变成某种“我们”。这样,保守主义者仍依据前工业社会的有机体论价值观,批评现代社会“是一种以注重物质利益同由正式规定和成文契约赋予的权力相结合的实用主义价值观念为中心的、锱铢必较的个人主义制度。这样的社会只能导致社会纽带的瓦解,并使个人同集体的有机联系变得难以捉摸。”

保守主义认为革命以后的社会危机实质上是社会纽带的有机性的瓦解。在他们看来,革命后的社会是一个唯我主义的社会,每个人追逐自身利益而不考虑他人。与此同时,他们美化封建社会的所谓和谐的秩序和人际关系。
领主与农奴、君主与家臣的关系是父子般的和家庭式的;而资本家与工人的关系则是原子的及彼此外在的,完全建立在利益之上。而最可悲的是资产阶级社会的所有关系都被归结为这种愚蠢的算计和买卖,现金交易,日益成为社会的唯一纽带。在许多保守主义者那里,可以清楚地看到预示了后来滕尼斯的Gemeinschaft(公社)与Geselschaft(社会)的类型学的两
①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1页。
012西方社会思想史
种共同体的对比概念:一个建立在人们直接的关系、习惯、传统、宗教之上,另一个建立在个人眼下利益、契约、正式的规定之上。根据柏克的观点,传统的纽带对于保持社会的团结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他说,“继承的观念提供了稳妥的保存原则和稳妥的留传原则,但它又并不排斥改善原则。继承的观念使人们能够不受约束地获得有价值的东西,但它又保护它所获致的东西。……由于选择了这样的继承原则,我们已经把血肉关系的形象赋予我们的政治组织;用我们最亲爱的家庭纽带来确定我国的政体;使我国的根本法律同我们的家庭之爱融合在一起;使我们的国家、我们的家庭、我们的祖坟和我们的祭坛密不可分,并用它们所有混合的、彼此相爱的热情加以爱护。”
①保守主义还把宗教视为社会整合的最重要纽带之一。理性主义思想认为宗教观念是边缘性的残留现象,对社会的维系不起重要而确定的作用。但保守主义认为正是理性对宗教的否定和批判,导致了社会解体的严重危机。
宗教所以有价值,因其渗透到社会生活的一切方面,它存在于人们的心中,它包含了深邃广博的智慧,宗教使人摆脱了自私的欲念,服从神圣的职责。总之“支持宗教是‘保守主义最重要的职能。这是全部建筑物所依赖的拱门的拱顶石。”
②国的传统对宗教的社会作用这个主题最为关注。对它作了系统的社会学阐述的就有圣西门、孔德和涂尔干。
保守主义自始就不只是一种政治纲领,它的意义有两个
①转引自《保守主义》,第37—38。
②塞西尔:《保守主义》,第73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112
方面:一方面,作为一种系统的观点,保守主义服务于为反对革命的政策进行辩护的目的。另一方面,不同的保守主义学说激发了与这类政策较少联系的社会学的研究,这在社会思想史上是有意义的。
保守主义的许多观点预示了后来的、旨在弄清社会整体内部相互联系的社会学观点。保守主义提出了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并且的确启发了不少反保守主义的人士。其要点是:批评抽象的理性;捍卫历史观点;强调社会生活中非理性力量的作用;视社会为一有机整体;对社会纽带问题的洞见;从社会整合的作用考虑宗教的地位,以及认为社会生活本质上是自发的和不可控制的等等,所有这些观点是很有见地的。
92自由主义A自由主义是同资本主义一同诞生的,布丹就可被认为是表达了自由主义信念和原则的最早的欧洲思想家之一。但我们这里称之为自由主义的社会哲学,与保守主义一样,也是特别与法国革命和产业革命的历史时代联系在一起的,在18世纪晚期与19世纪初期具有最典型的形式。
英国是近代自由主义的发源地及获得最大成功的国度,这是因为英国资本主义在当时最为先进。正如英国的政治革命是通过阶级妥协的“光荣革命”
完成的一样,英国自由主义思想家的政治纲领也是温和的与改良的,与其说他们如法国雅各宾党那样煽动革命,不如说更关心通过渐进的改革以获得最大限度的经济自
212西方社会思想史
由。无论亚当。斯密的经济自由主义、边沁的功利主义与穆勒父子(J。
Mil,173—1836,与S。
Mil,1806—1873)的道德与社会政治学说存在多少差异,他们的研究工作都基于一些共同的假设,这就是个人主义;功利主义;社会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的明确区分;相信社会经济具有一种无限的自我调控能力。正是这些共同假设构成了自由竞争时代自由主义的基本分析架构。
(1)个人主义
自由主义者把个人作为起点的分析单位,社会在他们看来只是一个“人造的躯体”
,是原子个体在某种程度上的机械组合,它可以通过人的自觉活动而加以变更和改善。社会从个人的利益观点看纯为工具。如果不是在本体论上,那么至少在方法论上,优先权肯定属于个人。方法上的个人主义是同旨在反对封建特权及专制集权的自由放任经济纲领密切相关的。
自由主义是理性主义的一种,边沁与斯密也是英国理性时代的杰出代表;法国自由主义可追溯到重农学派与孟德斯鸠。但在涉及个人自由权利的问题上,自由主义也是理性时代自然法思想与法国革命雅各宾主义的批评者与反对者。自由主义既反对专制权威,即少数人对多数人的专横统治,也反对雅各宾主义的激进民权论,即多数人压制少数人。自由主义者一般都认为,“对于他自己的身和心,个人乃是最高主权者”
,“任何人的行为,只有涉及他人的那部分才须对社会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312
负责“。
①人类之所以有理、有权可以各别地或集体地对其中任何分子的行动自由进行干涉,唯一的目的只是自我防卫,若说为了那人自己的好处,不论是物质上的或者是精神上的好处,都不成为充足的理由。斯图亚特。穆勒怀疑根据人民意志强迫少数人就范的正当性,在他看来,“所谓人民意志,实际上只是最多的或者最活跃的一部分人民的意志,亦即多数或者那些能使自己被承认为多数的人们的意志。
于是结果是,人民会要压迫其自己数目中的一部分;而此种妄用权力之需加防止正不亚于任何他种。“
②他呼吁要把“多数的暴虐”这一点列入社会所须警防的诸种灾祸之内。
③这点似与保守主义的反民主倾向有几分相合。
(2)功利主义
通常都把功利主义与边沁的名字连在一起。事实上“功利主义”已是老演员,我们在洛克、爱尔维修、休谟等人那里,早已多次谈到功利主义的人性观和道德观。熊彼特甚至认为,功利主义是另一个或最后一个自然法体系。运用理性从非常稳定的、高度简化的人性中推出有关社会中的人的“法则”
,不仅是自然法哲学家的行动纲领,而且也是功利主义者的行动纲领。但熊彼特又认为功利主义还是创作出了某种新东西。第一,边沁是第一个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
①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中译本,第10页。
②斯图亚特。穆勒:《论自由》,第4页。
③同上。
412西方社会思想史
福“为最高原则、最终目的的人生哲学家,展示了一种有关”最终价值“
的图式,把整个人类价值世界都归结为功利主义图式;第二,功利主义是一种具有强烈法律倾向的体系。它一方面是道德命令体系,另一方面是立法原则体系。边沁认为自己主要是道德家和立法家,在他看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一原则之所以具有头等重要意义,是因为它是衡量立法好坏的标准。最后,功利主义是一采用统一分析方法的综合性社会科学体系。

功利主义与个人主义是孪生姐妹,确切地说,作为一种行为理论、政治纲领,功利主义是以狭义经验主义的人性论(原子主义)哲学为其根据的。根据这种高度简化的人性论,人的一切行为受两种动机的支配和指引,这就是趋利避害,其它种种动机皆可还原为这两种动机。这永久不变的人性特质与需要,既是一切社会知识的出发点,也是一切立法和政治制度必须考虑的头等重要的事实。个人的私利就是个人对快乐和痛苦的合理预期,而社会利益则是实现每个人的享乐主义的合理预期而给每个人带来的满足的总和。因此个人是唯一坚实的实体,不能归结为个人利益的任何超个人价值,按功利主义观点来看,皆为有害无益的虚构。
(3)自由放任与自发的社会秩序
自由主义假设每个人的本性是大体相同的,几乎没有或根本没有天生的差异,其基本点是利己的打算与合理的计算,
①参阅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一卷,第204—205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512
如果我们让事物走自己的路,不加干预,我们就可以期望秩序与和谐从利益的冲突与分歧中自发地涌现出来。斯密对这一自由放任与自发秩序的思想作了经典的表述。
斯密是自然竞争的热烈的辩护人和赞美者,提议取消政府对社会生活的一切干预。但并非所有的自由主义者都像斯密一样走得那么远。边沁就相信,在增进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利益这个目标上,政府不仅可以有所作为,而且必须有所作为,因为这是衡量政府之合法性正当性的最终依据。边沁进而认为法律控制的主要目的不是自由而是平等与安全;他的立法理论就为国家干预与社会改革打开了方便之门。但无论如何,政治制度是外在于并服务于社会经济制度的某种东西,在这一点上边沁和其它自由主义者没有两样。自由主义者将社会生活的自由主义观点比作博奕。立法者可以想象,他能像在棋盘上摆弄棋子那样轻而易举地摆弄社会中的不同的成员。
但他并不认为除了他走出的棋局外,棋子便无别的走法。
在人类社会这个大棋盘上,每个棋子的走法,亦不是立法者的规则所能预先决定的。
毫无疑问,自由主义是资本主义自由竞争时代的社会政治思想主流。自由主义者赞同社会改良,但断然反对任何革命性的变革,其所致力的主要目标是巩固完善资本主义社会秩序。正如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所说,功利主义“变成了替现存事物的单纯的辩护,变成了这种说教:在目前条件下,人们彼此之间的现有的关系是最有益的,最有公益的关系”。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84页。
612西方社会思想史
但我们仍然有社会学的理由重视自由主义。第一,自由主义加强了人们对自发社会秩序的信念,它的起源与功能与政治的权威没有关系,从而为后来的社会学家深入开展社会秩序的研究铺平了道路。第二,自由主义留下了两个在社会思想中有持续活力的分析范式。一个被帕森斯称之为“功利人”概念,他认为这个概念直到19世纪末才被放弃。另一个被伯纳德(J。
Bernard)名为“资本主义范式”
,它把人类共同体比作市场,在这个市场上,个人按照利益最大化损失最小化的原则行事,而这些利己的行为同时却保证了集体利益的增长。萨基认为这后一个范式比古典自由主义思想流传更久,直到今天还为许多社会学理论公开地或未明言地所采纳,成为其基本假设之一。

93空想社会主义A恩格斯认为,“现代社会主义,就其内容来说,首先是对统治于现代社会中的有产者和无产者之间、资本家和雇佣工人之间的阶级对立和统治于生产中的无政府状态这两个方面进行考察的结果。但是,就其理论形式来说,它最初表现为18世纪法国伟大启蒙学者所提出的各种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②恩格斯这里讲的现代社会主义,主要指
①参阅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103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5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712
19世纪初的空想社会主义。
恩格斯极其准确简明地概括了空想社会主义的两个来源:社会历史根源与思想来源,为我们正确把握空想社会主义提供了原则的指示。
如果把保守主义对理性时代与法国革命的批判称之为封建主义的后卫战的话,那么对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批判则可称为一场新的社会革命的前锋战。它是革命的,它没有什么过去的黄金时代要去怀念,它不需要从社会状态的旧体系中吸取灵感,它的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
19世纪初的社会主义思想,不再像先前几个世纪的乌托邦社会主义,徘徊于社会思想的主流之外,好似孤独的前行者,它已成为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思潮和社会现象。
社会主义首先是作为反对资本主义的某些具体罪恶的反抗运动而开始的。政治革命的胜利并没有改变阶级压迫的事实,不过是用新的压迫代替了旧的压迫,经济不平等给予资本家的力量,在工人看来往往超过了中古时期的束缚。工人过去所享有的经济保障比起他经常面临的失业威胁还要好一些,尽管以前他没有人身的自由,在法律上也没有平等的地位。
极度失望的现实令人们明了:社会革命已经半途而废,从而唤醒人们要将革命推进至应有的结局,平等不能只是形式上的,而应是事实上的。
工业革命的社会后果之一是无产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但是资本主义的发展对当时的工人来说就意味着贫困、失业的增长。漫长的工作时间,危险、不卫生的工作条件和压制性的监督是普遍的。早期的工人阶级鼓动就是旨在取消产业制度的这些祸害。工人运动逐渐走上独立的道路,随着时间
812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推移,越来越有组织性和政治性。根据对资本主义制度的个别现象和个别资本家的斗争经验,产生了一个反对整个制度的理论。逐渐地工人阶级运动就感染上了社会主义目的。
但是,当时资产阶级与工人阶级间的对立还很不发展。
新的社会制度所产生的冲突还只是在开始形成,解决这些冲突的手段就更是这样了。
正如恩格斯所说,“这种历史情况也决定了社会主义创始人的观点。不成熟的理论,是和不成熟的资本主义生产状况、不成熟的阶级状况相适应的。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还隐藏在不发达的经济关系中,所以只有从头脑中产生出来。社会所表现出来的只是弊病;消除这些弊病是思维着的理性的任务。于是就需要发明一套新的更完善的社会制度,并且通过宣传,可能时通过典型示范,把它从外面强加于社会。这种新的社会制度是一开始就注定要成为空想的,它愈是制定得详尽周密,就愈是要陷入纯粹的幻想。”
①另一方面,空想社会主义正是18世纪启蒙原则的“进一步的,似乎更彻底的发展。”
启蒙运动以全人类名义进行的自由、平等、公正、进步和理性的教化,产生了思想解放的巨大作用,它不可能阻止革命热情的贯彻发展,转而反对新的社会秩序,如果按照启蒙学者前此所许下的诺言看来,这个新秩序也是令人极度失望的。
启蒙运动所建立的对人类社会的批判态度,成为人类思想的永恒特征。人们开始以理性的目光观察按照启蒙原则建立起来的资产阶级国家和经济制度,其结果是发现它也是不合乎理性的和不正义的。空想社会主义致力于一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9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912
种真正的理性和永恒正义的王国,它从这种基于理性与自由主义哲学的运动获得其鼓舞的源泉。但它在某种程度上又超越了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运动关注的焦点不是个人,不是自由本身,而是整个社会的组织,特别是改革社会经济的现状;平等的要求已经不再限于政治权利方面,它也扩大到个人的社会地位方面;必须加以消灭的不仅是阶级特权,而且是阶级差别本身;致力于建立的是一个基于合作而非基于竞争和冲突的社会新秩序,以解决各种社会问题;强调建立新型的产品分配制度。所有这些思想在罗伯特。欧文(Robert
Owen,171—1859)
、圣西门(Saint-Simon,1706—1825)
和查尔顿。傅立叶(Charles
Fourier,172—1837)这三位伟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得到了系统的阐述。
此外,为19世纪上半期的社会主义思想作出贡献的,还包括法国的卡贝(E。
Cabet,178—1856)
、布朗基(L。
Blanqui,1805—181)
、普鲁东(P。
Proudhon,1809—1865)
、德国的赫斯(M。Hes,1812—1875)和魏特林(Weitling,1808—1871)等。
(1)启蒙主义的人性观与社会观
空想社会主义与启蒙思想一样,都是从抽象的人性、理性与正义的观念出发,从中引出社会改革的内容、目标与标准。
圣西门说,“我们这里介绍以生理学观察为基础的人类科学。这门科学是我用来建立道德体系的原则”。
①欧文的人性
①《圣西门选集》中译本上卷,第134页。
02西方社会思想史
理论直接来源于爱尔维修的感觉主义与边沁的功利主义。他认为自然赋予每个人的生理品质与心理品质大致相同,人人都有维持生命、享受生活和繁殖生命的自然欲望;人人都有意识观念的能力。这些是人的自然本质,人的永恒不变的人性,“人生来就具有谋求幸福的欲望,这种欲望是他一切行为的基本原因,是终身都有的;用一般人的话来说,这便是人的利己心”。
①但他又依感觉主义原则,认为“环境对于人的本性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②傅立叶不同意欧文的关于人性无限的可塑性的观点,但他同样将其体系建立在人性的基础上,认为“情欲的天性在一切人民中间,无论是过去、现在和将来都是始终不变的”
,③社会组织必须适应人性的不变要求。
与理性时代遗产的这些联系,由于空想社会主义者是以抽象人道和正义的提倡者而非新社会中的任何特定阶级的辩护者的身份开展活动,从而得以大大加强。正如恩格斯所说,对所有空想社会主义者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所以,它在什么时候和什么地方被发现,那纯粹是偶然的事情”
,④他们的社会主义不是立足于现实的基础,因而注定是乌托邦的而非科学的。
①《欧文选集》中译本上卷,第60页。
②同上,下卷,第83页。
③《傅立叶选集》中译本第1卷,第105页。
④《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6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12
应该注意到,在空想社会主义者中存在一种企图超越理性时代视野的倾向。
这一趋势在圣西门那里甚为明显。
以后,探究真正新的社会观的热情有增无减,例如,普鲁东试图创制一种社会哲学,依据一种与黑格尔三段式辩证法不同的正反题的辩证法。
赫斯则从德国古典哲学那里借用某些概念,如异化概念来分析资本主义制度。这表明,空想社会主义者并未完全停留在启蒙时代的遗产上,而在认真地尝试超越它。
并且已有人开始用历史的观念来反对不变的人性观念。
(2)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者
空想社会主义的巨大历史功绩之一是其对资本主义社会所进行的尖锐深刻和全面的批判。
恩格斯称赞傅立叶,“在傅立叶的著作中,几乎每一页都放射出对备受称颂的文明造成的灾祸的所作的讽刺和批判的火花”。
①立叶断言,在文明制度结构内,个人利益与集体利益是对立的,“文明制度结构是个人反对大众的普遍战争。”
②例如“医生希望自己的同胞患热病;律师则希望每个家庭都发生诉讼;建筑师要求发生大火使城市的四分之一化为灰烬;安玻璃的工人希望下一场大冰雹打碎所有的玻璃;裁缝和鞋匠希望人们用容易褪色的料子做衣服和用坏皮子做鞋子……在文明制度的体系中,每一个人都这样处在蓄意与群众斗争的状态中——这是反协作制
①同上,第305页。
②《傅立叶选集》第3卷,第223页。
2西方社会思想史
经营方式与颠倒世界的必然结果。“
①傅立叶对文明制度下的爱情婚姻关系的批判也十分辛辣诙谐,他说夫妇关系不是出于感情,而是出于金钱利害关系,夫妇关系成了一种合法的持续卖淫关系,“正像在文法中两个否定构成一个肯定一样,在婚姻交易中也是两个卖淫构成一桩德行。”
②傅立叶正确地指出,侮辱女性是文明的本质特征。他认为妇女地位的变化是历史进步的标志,“妇女解放的程度,是衡量普遍解放的天然标准。”对这一光辉思想,恩格斯给予了高度评价。
欧文对资本主义的批判触及到这一制度的经济基础——私有制上,故其批判更见深刻。他断然认为私有制“过去和现在都是人们所犯的无数罪行和所遭的无数灾祸的原因”。

私有制制造竞争和敌视,嫉妒和不和,奢侈和贫困,专横和奴役;私有制使人成为拜金狂,总之“私有制使人变成魔鬼,使全世界变成地狱”
,它在理论上既不合乎正义,在实践上又同样不合乎理性。
④空想社会主义者真诚地同情劳动者的处境,他们的批判也达到了相当的深度,不过这种批判很大程度上诉诸的是道德义愤。
恩格斯指出,“以往的社会主义固然批判过现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及其后果,但是它不能说明这个生产方式,因而也就不能对付这个生产方式;它只能简单地把它当作坏东西抛弃掉。它愈是义愤填膺地反对这种生
①同上,第58页。
②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249页。
③《欧文选集》下卷,第13页。
④同上,第14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32
产方式必然产生的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就愈是不能明白指出这种剥削在哪里和怎样发生“。

(3)社会主义目标的理想社会
在批判社会现状时,空想社会主义者不断以他们的理想社会与之作对比,这是一个想象的世界,在那里人的各种自然需要都能得到满足,社会组织的基础是协作,自由平等的个人的联合取代了强制与竞争,合作组织基于自愿参与的原则。
为了实现这些理想,空想社会主义者精心设计了许多方案并身体力行,致力于社会性的实验。欧文多次尝试创办财产公有,权利平等的示范公社;圣西门则相信社会整个地逐渐转变成以协作为基础的新型社会是可能的。有的不顾现存的政治制度,力图推行社会主义的改造计划;有的则想通过渐进的民主化过程建立没有私有制的社会。有的提出了建立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治目标,而另一些人,如像普鲁东,他设想的社会主义的社会没有政治权力,建立在以互利关系为基础的小型合作社的协作之上。有的认为,由于工业文明带来的技术上的各种成就,新的社会秩序是不难实现的;而另一些人则钟情于田园式的小的公社的乌托邦,没有产业和都市的制度。在所有这些不同的纲领中有一些共同点:这是一个重新加以组织的社会,消灭了一切等级的依附和并非基于美德而获得的显贵地位,消灭了一切驱使人对人全面战争的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4页。
42西方社会思想史
争,这种竞争的成功都是以牺牲他人而非共同的受益结果为代价的。
空想社会主义者一般不相信任何自发的社会秩序;相反,他们相信,精心规划的组织工作对于创造使社会合作可能的条件是必不可少的。有些作者甚至设计了详尽无遗的监察,以反对任何反社会的离心倾向。所有这些设想和方案不乏天才的成分,但总的说来,是从头脑中发明出来的,而不是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

(4)圣西门:工业社会理论
关于圣西门的社会思想需要专辟一节。他对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与马克思的科学社会主义都发生了强有力的影响。他的著作代表了从社会问题的研究向一种新的社会理论问题研究的转变的范例,包含了许多新的社会学思想的萌芽。
圣西门力图解释与新的工业社会有关的各类事实。
“工业社会”这一概念就是圣西门首先提出来的。
跟许多他的同代人一样,圣西门认为欧洲正处在深刻的危机之中,危机本质上是由一个封建的尚武社会向一个工业与科学的社会的转变所造成的。克服这场危机需要采用与现有的政治学说与政策根本不同的理论与措施。一切思想的认同,集体的行动及协作都消失了,社会成为一个彼此竞争的孤立个体的单纯的聚合体。法国革命在历史中有其地位,但它并未解决危机,它的作用只是破坏性的。这就是为什么社会的根本重建必不可少的理由,而这一目标有可能通过意识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25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52
的转变得以实现。圣西门把实证科学视为据以革新社会的基础。
圣西门相信社会的状态取决于占居主导地位的是何种观念,不同类型的思考都有相应的不同的社会制度。在神学的与玄学的时代之后是实证的时代,科学观念在这一时代居于支配地位,并成为社会组织的基础。但只有在科学成为系统的知识时它才能发挥上述作用。圣西门力图采用可以解释一切事实、并能将一切事实归于一个基本规律之下的独一无二的原理使科学系统化。他声称牛顿的万有引力规律就是这样的原理,他说重新组织我们知识体系的方法只有一条,那就是以万有引力思想为根据。
圣西门把创建社会科学视为改造科学的一个基本要素,在他看来,他的时代的社会问题没能很好地解决,如果不把实证科学的方法应用于社会问题,科学的体系是不完全的。
圣西门提出的关于社会的科学这个名称清楚地表明他执意要以自然科学为典范,以物理学和有机体的物理学,即生理学为典范。他视社会为一有机体,社会有机体的结构与发展服从各种恒定的规律,人们可以发现这些规律,据以在实践中预测社会现象,并自觉地指导其发展路径。圣西门提出了“社会物理学”及“社会生理学”
,但他并未滥用生物有机体的类比,也无意将社会事实归结为生物事实或物理事实。
他视社会为一有机体,仅仅意味着采纳这样一个观点:社会是一个整体,只要社会机体处在健康状态,其各部分之间就存在着专门化的关系。此外,社会的科学对他来说首先是历史的科学,因此当他从事历史的研究时,他就不再提及物理学
62西方社会思想史
和生理学。
圣西门思想中最有趣的概念是“工业社会”的概念。工业社会是以生产为中心的,整个社会都建立在生产的基础之上。在他看来,实业(与工业是一个词)包括了所有服务于各类集体需要的设施和制度,因此不仅是指物质产品的生产,而且也指科学和艺术,就它们对公众是有益的而言。而“有益物品的生产者,是社会上唯一有用的人,只有他们才能引导社会的发展”。
①生产在社会生活中的基础性的意义决定了实业家阶级是最重要的;实业家阶级可以没有其它阶级,但其它阶级却离不开实业家阶级。他的时代的社会缺陷就在于实业的发展尚不充分,而实业家仍然屈居于非生产的游手好闲阶级之下,“在各行各业中,都是由一些没有才能的人去治理有才能的人”。
②圣西门将基本的社会对立按其实业中心论的原则规定为生产者与寄生的游手好闲者的对立。一极是生产的组织者、工人、科学家、艺术家、工厂主、银行家等,另一极他列举了贵族、主教、法官以及资产阶级中不从事生产专靠租息为生者。圣西门对后者深恶痛绝,视其为社会的累赘。这里蕴涵了一个重要思想:以经济、文化的生产性活动形成的实业社会(市民社会)是第一位的,是基础,国家是第二位的;圣西门时常走得更远,甚至认为国家行政机关(非生产性的)
对于工业主义过程所引起的生产需要以及对生产者阶级来说,也是寄生的和有害的。
①《圣西门选集》上卷,第210页。
②同上,上卷,第239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72
圣西门不仅认为生产者阶级与非生产者阶级的斗争发生于当代法国与欧洲其它国家,而且还视这种斗争为自罗马帝国灭亡以来全部欧洲历史发展的枢轴。他强调这一发展是阶级斗争的发展和实业家的社会重要性的日趋加强。为了解释这种斗争的起源,他求助于当时很流行的一个说法。即法兰克武士对高卢国家的征服,至19世纪实业制度的最终胜利标志着这一历史的终结。圣西门称只有两种互相有别的社会组织制度:封建的或黩武的制度和实业制度;在精神领域相应的是信仰的体系与科学证据的体系。文明人类的全部历史必然地划分为这两大社会制度,实业制度的最后成形宣告了一个“新世纪”的到来。
从社会学角度来看,实业制度与黩武制度的对立格外重要,因其涉及两种社会组织的不同的社会纽带关系,其最深刻的区别是一个基于暴力,另一个基于契约与自愿的合作。
在旧制度内,人民臣属于其统治者,在实业制度内人们与其管理者结合在一起;军队的长官对人发号施令,而实业首领只是给人以引导;工业社会的成员是伙伴而不是臣民,从普通劳动者,到最富有的工厂主和最有教养的工程师都是真正的合作者与伙伴。在圣西门看来,工业社会完全是一种新型的人类关系的组织,他常常称它为联合体,以与封建的社团相对立。联合体中不同社会成员的结合,基于主要为了生产性目的的合作自由,自由生产的原则产生道德上的一致与共识,工业组织按其性质来说是功能的和独立的。社会将成为一个以生产货物为中心的有组织的大工场,对人的政治统治将变成对物的管理和对生产过程的领导,政治则成为关于生产的
82西方社会思想史
科学,或将完全为经济所包容。管理社会利益的责任必将落在实业家们的身上,工业社会的管理部门将不再集中于国家,而是集中于市民社会。很显然,这里谈的社会理论正是正在崛起的资产阶级的理论,恩格斯说得很对,“在圣西门那里,除了无产阶级的倾向外,资产阶级的倾向还有一定的影响”。

圣西门心目中的工业社会虽然是一个合作体系,但他否认古典政治经济学家关于市场作用可以使经常发生冲突的不同利益协调而形成社会一致从而导致道德一致的观点。随着国家同市民社会的分离,社会调节机制也成为一个严重的问题。传统的权威模式及其维系的价值观念,已在个体权利高于整体权利的信念占上风的情况下崩溃,不再能赋予政治结构以合法性,从而在现代社会中出现了道德真空。而纯经济力量的自由运行决不会产生社会团结。圣西门相信工业社会仍需要有一个有力的价值中心,这就是他在其最后著作中所描述的“新基督教”
,它不同于传统基督教,其目标不是天国而是世间的幸福,它反对利己主义哲学,通过一批新式的传教士,即一批同人民休戚相关利害与共的艺术家、科学家和实业家而发挥作用。
这并不表明他放弃了他实证科学的信念,但两者之间的确呈现出一种不相协调的紧张关系,我们在后来的孔德与涂尔干那里将一再发现这种不协调的紧张。
空想社会主义对社会科学的贡献是多方面的。它向思想家们提出了新问题,激发了社会学的想象力;空想社会主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06页。
第九章19世纪初期社会思潮92
者中不乏富有创见的思想家,他们对其时代的社会知识作出了实质性的贡献,圣西门就是其中之一,他提出的实证社会科学的纲领具有深远的影响。
分析社会主义者的社会思想,不难发现许多新颖的观念,实已走在其时代的前面。第一,他们留下大量关于早期资本主义社会情况的文献,特别是有关在工业革命下工人阶级处境的材料;第二,通过详尽讨论现代社会中的阶级分化与冲突,他们第一次将社会问题系统化了;第三,他们对诸如联合体、共同体等概念作了深入的分析,这些概念成为19世纪社会思想的一些重要概念;第四,他们的著作有助于研究者将其兴趣由政治法律问题转向社会经济问题;第五,他们描绘了一幅无阶级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图景,成为科学社会主义的直接思想来源。他们的社会主义虽然是空想的,但其本身意味着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和超越,这在那些视资本主义为自然的制度的人们看来是不可思议的。这正是空想社会主义者的伟大之处。科学社会主义的创始人由衷地以继承了圣西门、傅立叶和欧文而感到自豪。
032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
101实证主义及其来龙去脉A近代社会学起源于实证主义(Positivism)。实证主义在19世纪取得了原先宗教所具有的地位,其原则指导了大部分的社会学研究,并提供了方法论的基础。对当时大多数社会学家来说,掌握实证主义思想被认为是学养成熟的标志。
实证主义的基本信念是认为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并无根本区别。由于科学已经取代宗教成为无可争议的权威,将自然科学中卓有成效的方法运用于社会生活领域,建立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既势所必然,又合情合理。因此,丝毫不奇怪为什么近代的第一批社会学家以实证主义为其理论和方法的源泉,而实证主义的主要创立者,如孔德、S。穆勒又都同时成为社会学的创始人。这一情况在相当一段时间里竟使许多人把社会学等同于实证主义。后来由狄尔泰开始的反实证主义运动,似乎不仅是反实证论的,更像是反社会学的。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132
孔德是最早把自己的哲学称为实证主义的欧洲思想家。
他对“实证的”一词的含义作了这样的解释:(a)现实的而不是幻想的;(b)有用的而不是无用的;(c)可靠的而不是可疑的;(d)确切的而不是含糊的;(e)肯定的而不是否定的。

社会学实证主义的基本原则有以下几点:第一,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假设。
断言社会文化现象与自然现象本质上是同类的,因此,社会过程同自然现象相比并非是崭新的现实,同样可依自然规律来解释;第二,方法论的自然主义假设。社会学知识体系应以自然科学为楷模,并采用它的方法论观点,在这个问题上,早期的实证主义不像后来的实证主义那样刻板。孔德与穆勒都很关注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不同之处,而且他们都未用这一个来反对另一个;第三,认识论的经验主义原则。实证主义可被视为是广义经验主义的一个别种。强调经验和感性资料在社会学认识中的作用,排斥思辩的社会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假问题,断言社会知识的可靠性真理性取决于观察与检验;第四,“价值中立性”的要求。
科学只与“是什么”
(what
is)有关,而对“应是什么”
(what
ought
to
be)不感兴趣,作为学者的社会学家,应该放弃对被研究的现象与所获得的结果的本质作任何价值判断;第五,社会科学是社会工程的工具与基础,科学使预测
①孔德:《实证哲学要义》,参阅《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6页。
232西方社会思想史
成为可能,而预测则有助于控制社会的过程与结束它的自发性与破坏性。因此,社会知识本质上是实践取向的。
证明社会对象与自然对象本质上相同的最常用的方法是类比法。
根据两种主要的类比,(即把社会同生物机体视为同一以及把社会现象与自然现象相类比)
,社会学实证主义可以分为两种基本类型:有机体论与机械论。孔德、斯宾塞、涂尔干是有机体模式的代表,这种模式把社会现象看作是完整的社会体系中相互联系的正在实现的某种功能,就像生物机体的细胞和器官那样;S。穆勒、凯特莱(L。
Quetelet,1796—1874)是机械论的代表,在机械论的社会模式中,个人被视为一社会原子,而社会的组织与制度则是物理的或心理的机制。
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发展史大体可分两个阶段:早期实证主义与新实证主义。第一阶段从19世纪30年代开始,它同孔德、斯宾塞、S。
穆勒及其大批追随者的名字连在一起,而至19世纪与20世纪之交,即在进化论观念与机械论观念发生危机时期结束。
社会学实证主义发展的第二阶段约从20世纪20年代开始,持续至今。早期实证主义的两种基本形态,在现代西方社会学中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等可视为有机论的变种,它们恢复了社会有机体的思想,但已采取颇为不同的解释;机械论的模式最终演变为行为主义社会学(各种类型的交换理论等)
,现代实证主义的激进变种。
在反实证主义的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兴起之前,实证主义是社会学的主流;今天,“实证主义”一词似乎成了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332
社会科学中的贬义词,许多社会学家都回避它。一种十分流行的观点认为现代西方社会学已经克服了实证主义以及反实证主义倾向的极端性。如果我们赞同把现代西方社会学分为三种主要思潮,即自然主义社会学(实证主义在其中起了主要作用)
,人文主义社会学(现象学社会学、俗民方法论、符号互动论等)与批判的社会学,那么就可以说,实证主义仍三分天下有其一。
102孔德:实证科学A孔德无疑是实证主义最重要的代表,他出身于正统的天主教家庭,毕业于巴黎综合工艺学校,曾作过圣西门七年的私人秘书。这些经历部分地说明了他对宗教与科学的态度以及他得自于圣西门的影响。他一生坎坷,与圣西门交往多年后因某些观点的根本分歧而导致决裂。此后再未有过有固定薪金的工作。
靠写作与私人教学为生,个人婚姻亦十分不幸,他的妻子在婚前曾作过妓女,与他离异后,孔德还有过一次柏拉图式的爱情。他始终未能进入学院圈子。
1857年,孔德在几乎被人遗忘的境况下孤零零地死去。
孔德著作等身,著有《实证政治体系》(1824年)
;《实证哲学教程》六卷(1830—1842年)
;《实证政治体系或论建立人道宗教的社会学》四卷(1851—1854年)
;《实证主义总论》(1848—1851)和《致保皇党人》(185)等。
432西方社会思想史
(1)思想来源及研究旨趣
与其大部分同代的学者一样,孔德也是以解释自己所处的时代为起点的,他的解释可以视为是融合了自启蒙运动以来十分活跃的诸多思潮的产物。
他接受了圣西门的许多思想,认为一种由“神学”和“黩武”
这两个词标明特点的社会类型正在消失,另一种社会类型,即科学的和工业的社会正在诞生。具有新时代特征的思想方法是学者的思想方法。作为一种社会范畴,学者正在取代僧侣和神学家,成为社会秩序中精神和道德的基础。他相信进步是不可避免的和值得欢迎的,在这一点上,他自称是《人类理性进步的历史概观》一书的作者孔多塞的信徒。
但他对启蒙运动基本上持否定态度。他称赞孟德斯鸠的历史与社会现象的决定论以及社会的整体观,反对18世纪的个人主义;他对理性时代对传统的权威、道德、价值与宗教的否定抨击十分厌恶,他认为他的时代正处在深刻的社会危机之中;大革命后旧的统治业已崩溃,新的工业统治尚在形成过程中,以往维系信念与秩序的宗教意识形态与神学体系已随封建社会的解体而瓦解,遗留下来的是道德和信仰的真空。他认为自由竞争的企业制度不能在利己的个人间产生任何持久的社会团结的纽带,他毫不犹豫地求助于博纳尔、梅斯特等保守主义者的反原子主义的有机整体社会观与文化道德的整合观。在孔德看来,社会首先是道德生活的所在,这就是为什么革命后的社会在他看来是危险的原故,尽管它在经济领域内的成功无可争辩,并且给予个人的物质需要的满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532
足也优于任何别的社会。
简言之,孔德的实证主义可以看作是通过寻求秩序和进步观念、社会稳定与社会变迁观念的统一,对启蒙运动哲学否定与批判传统作出的回答,对解决两大革命后的欧洲社会经历的危机所作的尝试。
(2)人类知识的进步规则与社会学在科学体系中的地位。
孔德认为,摆脱危机和社会重建的途径是引进一种新的知识与信仰体系,这就是一门关于社会的科学,将科学的实证方法运用于社会、政治、道德、宗教等问题上,就是说将社会学建立为一门科学。
孔德用拉丁语的词头“soci”与希腊语的词尾“ology”合成为一个新词“社会学”
,意味着社会学是以自然科学为范式的,不仅就其本体论的自然主义假设与认识论的经验主义方法论而言是如此,而且就其服务于人类这一功能而言也是如此。
社会学何以能充任新时代知识与信念体系的角色,又何以能保证它不是又一个竞争的意识形态?孔德提出人类观念进步三阶段论与科学知识的等级分类法,说明社会学的特殊地位及其作用。三阶段法则与知识分类理论,早已为前人特别是孔多塞和圣西门所提出。圣西门说,一切科学都以假说开始,经过由简到繁,由抽象到具体的发展而以实证结束。
孔德对前人观点加以系统化。他说,“我们的每一种主要观点,每一个知识部门,都先后经过三个不同的理论阶段:神学阶段,又名虚构阶段;形而上学阶段,又名抽象阶段;科学阶
632西方社会思想史
段,又名实证阶段。“
“在神学阶段,人类精神探索的目标主要是万物的内在本性,是一切引人注意的现象的根本原因、最后原因,总之,是绝对的知识。各种现象被看成一些为数或多或少的超自然的主体直接地、连续地活动的结果,这些超自然主体的任意干涉,被用来说明宇宙间一切貌似反常的现象。”在形而上学阶段,“人们把那些超自然的主体换成了一些抽象的力量,一些隐藏在世界万物之中的真正的实体(人格化的抽象物)
,认为它们能够凭自身产生人们观察到的一切现象,因为要说明这些现象,就只消为它们分别指定一个相应的实体。“
“最后在实证阶段,人类的精神承认不可能得到绝对的概念,于是不再探索宇宙的起源和目的;不再求知各种现象的内在原因,而只是把推理和观察密切结合起来,从而发现现象的实际规律,也就是发现它们的不变的先后关系和相似关系。”
①每一门科学的发展都要经历三个阶段,概莫能外。
知识的等级理论与三阶段法则密切相关。不同的科学有不同的发展速度。某种知识达到实证阶段的先后与它的普遍性、简单性及不依赖其它学科的程度成正比。科学构成为一个等级的体系,每一门学科在体系中的地位取决于它达到实证阶段(即科学阶段)的时间的顺序;另一方面,我们可根据它的普遍性及独立性的程度,即依逻辑的顺序排列其在体系中的地位。
历史的顺序与逻辑的顺序紧密地相互对应着,天文学,作为自然科学中最普遍和单纯的学科,首先得到发展,
①以上引文均转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25—26页。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732
随后依次为物理学、化学、生物学与社会学,每一学科的出现要靠前一学科的发展。
这一知识层次的排列所依据的逻辑原则是:普遍性与抽象性的递减律,(也即具体性的增加律)
;复杂性增加的程度;实用重要性的程度。数学是所有科学中最抽象、最普遍、最简单、距离直接的实用最远;数学家无法利用其它科学所获致的成果,故其独立性最高。社会学最具体、最复杂,与实用关系最直接,且须利用所有其它科学的一切成果,因而居于科学体系的最高层次。
孔德的这一知识分类理论,与流行于19世纪初的五花八门的其它科学分类说相比,除去将社会学包含在内外并无新颖之处。但只要将这一分类理论与其赋予实证社会学的使命联系起来,我们马上不难看出其中所包含的方法论的意义。
第一,社会学在时间上是最晚出的,在逻辑层次上是最高的,所有其它学科都为它作了准备,而它可把先前一切学科作为源泉;第二,正像其它学科有其特定的对象与方法论从而构成为独立的知识门类一样,运用于社会学中的研究方法不仅有其特殊性,而且事实上与运用于其它学科中的方法程序截然相反(除去生物学以外)
,其它科学都是从孤立的成分出发的,涉及的是无机的自然现象,生物学与社会学研究的是有机整体,就强调有机的整体这一点来讲,社会学与生物学是一致的。社会如同任何生物机体一样,是一个复合的整体,不可分割为其构成的要素,适用于无机自然现象的分析程序在研究社会时是无效的,不是从关于部分的知识进到关于整体的知识,而是相反,系统概念必定是生物学社会学的起始概念。
832西方社会思想史
但生物学方法的借鉴仍是有条件的,因为孔德视社会为一个整体的(集体的)有机体,而非单个机体(个人)的简单集合,因此社会学并非是关于社会之个体的命题的总汇,社会是一个不可分解为其组成部分的复合的统一体:社会之不能分解为个人正如几何学上的面不能分解为线,或线不能分解为点一样。如果社会在某种程度上可分解为其部分,那这种分解的最后界限是家庭,家庭是最小的社会单位。
以上两点决定了任何其它科学都不能取代社会学在认识社会现象、预测社会发展与重建社会秩序中的独一无二的作用与地位。
在孔德的科学等级体系中,没有在他的时代已获得广泛重视的心理学与政治经济学的地位,这是由他的反还原论的整体主义态度所决定的。他相信,将社会整体分析为其构成的个人(理性人、经济人)的做法,是旧形而上学方法的残余,驱除玄学思想方法乃是社会科学进步的必要条件。他对内省方法同样持批评态度,而自哈钦森、休谟时代以来,内省方法已发展为当时最重要的心理学方法,如果不是唯一的方法的话。他对政治经济学的否定,出于他对包含在“经济人”抽象概念中的理想化方法缺乏理解,这一方法多少已为经济学家自觉地加以运用。
(3)研究方法
实证科学是一统一的体系,又是一有等级的体系,这决定了社会学既可把其它科学所用的方法据为己有,同时又具有特别适用于社会研究的独特方法;观察、实验与比较方法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932
是前者,历史方法则是后者。孔德强调在运用这些研究方法时,必须始终记住其对象,即社会,为一有机的整体,同时任何方法都须与其它方法相配合,他既反对思辩性,也反对经验主义的极端性。
孔德断言,观察是社会学的主要研究方法。对社会事实的观察有助于把社会学提升到科学的水平,使社会学家所运用的材料具有客观性。但观察并不是盲目地搜集事实,任何社会观察,都应以基本理论的经常使用为前提,否则,社会学家除了一大堆什么也不能说明的孤立的和偶然的事实外,毫无所获。
实验是社会学的第二种重要方法。直接实验是指在专门为研究目的而创造的条件的影响下对现象变化进行观察,这类实验在人类范围内很少行得通。间接实验乃是研究社会中由于社会动荡或其它严重干扰而产生的病态性的偏差,社会机体所受到的干扰,如同人的机体所生疾病一样,通过病理学的研究可以获得对常态的理解。
比较方法对社会学来说颇为重要。通过比较同时居住在不同区域的各族人民的生活,有助于了解社会发展的一般规律;研究人种或气候对人类事务的影响,比较法是不可缺少的;而比较人类社会与动物社会,将使我们了解人与动物之间的异与同。但比较方法的缺点在于不能指出社会状态的连贯性(历时性特征)
,而只能把它们作为并存的东西来表达。
历史方法,即把人类不同的连贯状态作历史的比较的方法是最适合社会现象本性的方法,是社会学的专门方法。贯穿于人类发展全过程的历史比较是社会学研究的核心,失去
042西方社会思想史
历史意识,社会学就不能成立。孔德甚至认为在历史与社会学之间是毫无区别的。历史观点的支配地位在孔德看来是实证主义的最重要标志,同时也是它的主要结果。
(4)社会静力学和社会动力学
孔德的实证主义社会学旨在调和社会进步与社会秩序这两种观点,因此他把社会学分成研究社会稳定与秩序的静力学,与研究社会发展与变迁的动力学。
静力学类似于解剖学,它所研究的是社会机体各个组成部分的作用与反作用的规律,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系的平衡,简言之,静力学着眼于社会结构的剖析。孔德虽提出静力学分析涉及个人、家庭与社会三个方面的社会存在,但“科学精神禁止我们把社会视为由个人组成的。真正的社会单位当然是家庭——如有必要,还可将家庭分解为构成其基础的要素夫妇。这样考虑与其说是心理学的,不如说暗示着这样一个真理:即家庭变成部落,部落变成国家;以至于整个人类都可视为单个家庭的逐步发展……社会机体的各种特质都可在家庭找到其萌芽……正是通过家庭,人才摆脱了单纯个人的人格,并学会用另一种人格去生活。”
①把社会还原为严格意义上的个人,在孔德看来是一种无政府主义的分析。这与其说是解释社会,不如说是消解社会。突出家庭作为社会纽带的作用,势必抛弃关于社会结合的原子主义、功利主义及
①孔德:《实证哲学教程》(伦敦,1896年)
,第2卷第281页,引自帕森斯,希尔斯等编的《社会理论》(纽约,1961年)
,第131—132页。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142
社会契约论的解决,并且将注意力集中于人的社会化上。孔德认为家庭是社会最持久的因素,因而也是社会重建的最好工具。
另一种使人们结合在一起的因素是分工。分工导致了社会机体日益加强的复杂性,并造成社会内部分化为职业团体与阶级。若无分工,即便是在定居生活已盛行的情况下,也不会有家庭之间的真正联合,“当职业分工井然有序地遍及全社会时,社会状态便趋于一致与稳定,”
①正是分工造成了基于合作之上的政治秩序与基于亲情之爱的家庭内秩序的一切区别。孔德肯定分工对社会体系的存在必不可少,对于发展人的专业技能,道德感情与团结精神至关重要,但他与自由主义者不同,并不认为分工本身可自发地起作用。政府是一个必要的设制,政府可以运用强力确保不同社会团体的通力合作。在这个问题上,他赞同霍布斯主义,因他认定人一般都有强烈的唯我论倾向。这样,在家庭之上,城市即为社会结合的第二种基本形式;这是一个从政治上组织起来的共同体,它大体相当于霍布斯的市民社会。
经济的纽带,即使得到政治权力的加强,在孔德眼里也不是社会达到一致与和谐的充分基础,“心灵和精神的合作对于这种统一性来说是不可缺少的,”
②唯有感情的统一才能构成这样的基础,而只有宗教能提供这种统一。孔德的确把确保感情统一的因素叫宗教,而不管是否涉及超自然的信仰;他
①引自帕森斯等编《社会理论》,第133页。
②转引自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潮流》,第109页。
242西方社会思想史
在简单的指导思想或哲学中看不到每个社会组织的基础,他看到的只是宗教在缔造社会秩序。没有宗教所产生的感情的统一,社会必难免离心的威胁。这就难怪任何政府都要支持一种宗教,以使统治常规化与神圣化。因此,教会是第三种及最后的社会纽带,通过宗教,社会进入其充分发展的阶段。
科塞正确地指出,孔德总是从宗教、分工等社会现象对较广泛的社会秩序的作用这个角度去研究这些现象,而不考虑它们自身的意义。
“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可以被视为最早的社会功能分析学家之一,因为他不仅考虑社会现象对社会系统的重要性,而且还强调所有这些现象之间的相互关系。”

社会动力学是孔德关于社会发展与进步的理论。孔德认为人类社会和人类理性的发展是由规律所支配的。而最重要的规律就是历史进步三阶段法则。
动力学是从属于静力学的,人们通过人类社会的秩序才懂得什么是历史,“进步无非是秩序的发展”
,对孔德来说,进步本质上是观念和思想的进步,人类历史上的几个重大阶段都是由思想方法决定的。对应神学观念的,是一个运用强制力将社会严格控制在确定框格内的黩武社会,而实证的时代则是一个工业的社会。这种思想观念的演进与社会组织的变化之间的相互作用与相互联系是动力学理论中较为有趣的部分。
孔德发现自己总是处于与其时代的一切社会思潮相对立的地位上。当他声称他拥护新的工业社会时,他站在了反对保守主义的立场上;当他强调只有道德才能提供对经济活动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2页。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342
的充分调节,只有道德才能维系社会和谐时,实又站在了批评自由放任的自由主义的立场上;而当他既批评工业社会的种种缺陷,又反对超越资本主义时,他的观点则明显是远离社会主义的。甚至许多实证主义者也纷纷离他而去,因他自命不凡竟要充当新宗教的先知和创始人,这与其作为社会科学家的身份极不相称,这一切造成了他的孤立。
不少作者对孔德之为社会学创始人的说法不以为然,此种态度有部分道理。同孔德名字相联系的许多思想,实来自他的18、19世纪的前辈和同代人,很少他自己真正的首创,他是一个综合体系的构建者。
但作为19世纪最有影响力的社会思潮之一的创始人,他创制了一门学科的名称;他划出了社会学的研究范围:静力学(社会结构)与动力学(社会过程)
;他把社会看作是一个有机的整体以及对社会功能的划分,长久地影响了欧洲社会学的结构主义、功能主义的传统;他把社会学看作是一门按自然科学原则发展的客观性知识的观点,对社会科学发生了深远的影响;关于科学社会学的信念,不能不追溯到孔德。
S。穆勒说,孔德对社会科学发展的影响要大于他的实际成就,这是中肯的并且是善意的评价。

①参阅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37页。
42西方社会思想史
103斯图亚特。穆勒:实证主义唯名A论
斯图亚特。穆勒是英国最负盛名的实证主义代表之一,他在哲学、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逻辑学等许多领域内都有辉煌的成就。他的《逻辑体系》(1843年)被认为是对以休谟与哈特莱(D。
Hartley,1705—1757)的学说为基础的经验主义认识论作了前所未有的最深刻的阐述。对于好几代的学者来说,他的《政治经济学原理》是经济理论的无可置辩的圣经,这本书代表古典学说和后李嘉图学派作者所引用的精密分析的最后综合。
《论自由》一书则无疑是自由主义哲学与政治学的一篇最雄辩有力的辩护词。为了继承传统,其父詹姆斯。穆勒对他进行了苦心孤诣的培养和熏陶,这是哪一位著者也比不了的。
S。穆勒在其《自传》中描述了老穆勒对他进行别开生面的教育的过程。这种教育是要他继承以老穆勒的《政治经济学纲要》中所表述的李嘉图经济学说和功利主义社会哲学的联合传统。
老穆勒还引导小穆勒研究18世纪的哲学、哈特莱的心理学,结果是哈特莱的观念联想说像对他父亲一样,变成小穆勒心理学和同类科目的指导原则。也许正因为他所受的教育过于全面,多少减损了他的创造性。
有的作者就认为“他的重要性正是在于他能够把理论上的折衷主义和政治上的妥协,捏合成一种为大家所公认的具有难忘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542
内容的体系“。
①这种说法有几分道理。他是功利主义的信奉者与阐述者,相信私利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但他又倾向伦理学的直觉论与利它主义;他推崇经济上的个人主义,放任自由,但又同情弱者和被剥削者,主张政府的必要干预,鼓吹社会改革;终于他的“根本改良的理想远远超越了民主主义的范围”
,使他同情、接近社会主义。他在《自传》中告诉我们,“
我们期待着这样的时刻,社会不再分化为懒惰和勤劳的人;不劳动不得食的法规不仅应用于穷人,而且大公无私地应用于一切人;劳动产品的分配不是像现在那样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出生的偶然性,而是要根据公认的公平原则由协商来进行;人们不再不可能或被认为不可能去竭力取得那不完全为他们所有,而要和他们所从属的社会共同分享的利益。
我们认为将来的社会问题,是如何把最大的个人行动自由,同共有地球上的原料以及所有的人平等地分享共同劳动的利益结合起来。

让我们记住S。穆勒的折衷性格,现在来讨论他的社会思想。
首先我们要谈谈S。穆勒与边沁的关系,因这与穆勒本人的社会学旨趣大有关系。上面讲过,边沁的功利主义是老穆勒所授的两项主要科目之一。穆勒自述接受边沁思想曾是他生活中的一个新纪元,思想史上的一个转折点,功利主义使他对事物的看法统一起来。
S。穆勒本人也被公认是与边
①罗尔:《经济思想史》,第346页。
②引自梯利:《西方哲学史》下册,第304页。
642西方社会思想史
沁齐名的功利主义两大家之一。但在浪漫主义派与社会主义者对功利主义的批判影响下,他开始从严格的边沁观点中摆脱出来。他在1838年写的《论边沁》一文中,否定了边沁所描绘的人性图景:即私利是人类行为的主要动机以及人类永远在找寻个人幸福,除了爱自己或对其他有知觉的生物的爱或憎外,人类行为没有别的渊源。穆勒批评边沁的观点过于狭隘,“只能够教导人组织和管理限于社会事务的商务部分①的方法,”
而完全忽视了包括寻求自我完善、荣誉和其它完全为人类本身利益目的的动机,没有指明如何才能把管理生活中物质部分的方法用于改善民族性格的任务。在他稍后的《论科尔里奇》(1840年)一文中,称赞保守主义者科尔里奇(Coleridge)是他们时代中,“英国两个伟大的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
,因他阐述了政治社会存在的永久的基本条件是合理地强调教育,从中培养出约束性的纪律;一切皆可为之牺牲的某种事物的存在;共同体或国家成员之间的强有力而又有生气的纽带。穆勒认为是保守派首先揭示了维系社会秩序的这些条件。
②与对边沁“功利人”概念的批评相比,他对政治经济学“经济人”概念的分析基本上是从科学方法的角度予以肯定的。
他在《政治经济学中的几个待决问题论文集》(184年)一书中,明确指出“经济人”概念的理想化假设方法的
①S。穆勒的原文是“busines
part“
,着重号为穆勒自己所加,其意指人类事务中一切涉及利益追求与计算的部分,译成“商务”
有几分别扭,当联系边沁的功利主义,从广义上去理解。见穆勒《伦理、宗教、社会论文集》(伦敦,1960年)
,第99页。
②参阅穆勒:《伦理、宗教、社会论文集》,第139页。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742
性质。
他说政治经济学并不讨论社会中人类的一切行为。
“它所关注于人的仅仅是,作为一个人,他有占有财富的愿望,而且他赋有判断达到这种目的的各种可能性的能力。……它将其它每一种人类欲望或动机完全抽象掉……。政治经济学认为人类把全部精力用于取得和消耗财富……,这并不是说有哪个政治经济学家会荒唐到这样地步,竟然认为人类生活真正是这样组成的,而是因为这就是科学必然要前进的方式……。政治经济学家探索这样一个问题,如果……没有被其它的欲望所阻止的话,这种欲望所产生的行动是什么。”

无论是误把人类事务中的商务性活动视为人的活动的全部的“功利人”观点,还是自觉地假设人纯为财富的动机所推动并有条有理地追求财富的“经济人”的概念,由此引出的结论是一样的:人性的世界应远较边沁与经济学所描绘的图景为丰富。为此穆勒提出一个“社会经济学”的概念,以便包括政治经济学所遗漏的方面。社会经济学对影响人们在社会中的行为与境况的人性的一切方面都怀有兴趣,“其任务是发现社会规律,即人性在社会状态中的规律”。
②这里需要提一笔的是,S。穆勒是个原子主义的还原论者,他的“社会经济学”最终是不免从属于心理学的,这一点我们马上就要谈到。
这里,我们还要谈一谈穆勒与孔德的关系。穆勒对孔德
①穆勒:《经济学和社会论文集》(伦敦,1967年)第191—192页,参阅罗尔《经济思想史》,第354—355页。
②穆勒:《经济学和社会论文集》,第320页。
842西方社会思想史
是心怀敬慕的。他在英国宣传孔德的实证主义,其热情与成效较之孔德的信徒有过之而无不及。
1865年,他写作了《孔德与实证主义》一书,至今仍被视为分析孔德主义最优秀的著作之一。他接受了孔德社会学的基本原理:人类发展三阶段说,静力学和动力学的划分,历史的分析方法,科学知识按普遍性抽象性程度排列成一个等级层次的体系的分类说,人类精神的进步是历史进步的基本因素,以及关于社会秩序基于情感、思想的一致说(共识,Consensus)等。他声称,孔德在一切要点上的主要结论是不能否认的。他对孔德的唯科学主义也表示同意,即在研究方法上,自然科学同社会科学没有什么重大不同。
但穆勒与孔德有一个根本区别:穆勒是一个社会唯名论者,确信所谓的社会规律最终都可还原为个人行为的规律;而孔德是一个社会唯实论者,相信社会是真正的实在,一个受自身规律支配的有机整体。
穆勒坚持认为“各种社会现象的规律不过是,也只能是在社会状态中集合在一起的人们的行动和激情的规律。人即使在社会状态中仍然是人,其行动和激情仍然服从个体人性的规律。已经集合在一起的人们是不会像氢和氧不同于水那样,转化为另一种具有不同特质的东西的”。
①们在穆勒与孔德这里发现了社会学观点对立的最初表述:心理学主义对社会学主义;还原论对整体论。
这种对立的一个重要结果是,穆勒将人性科学置于优先
①穆勒:《逻辑体系》(伦敦,1976年)
,第464页。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942
于社会学的地位,其人性科学包括心理学与个体生态学,因为一切社会现象都是按照支配人性的冲动和动机的规律构成的,不求诸于心理学规律而解释社会现象在穆勒看来是不可能的。穆勒对社会现象的兴趣,在于由社会现象构成的环境使不变的人性呈现出复杂多样的变状。因为尽管个体心理学的规律是普遍的,每个人身处其中的环境总不同于其他个人,每个民族或每代人亦不同于其它民族或另一代人。所有这些差异都影响及于不同性格的塑造。不变的人性正是通过这变化的环境表现出来的,但对这一点的强调并不影响穆勒关于一切社会现象都是人性现象的信念。因此他所说的社会学规律的解释力远弱于心理学。
前者解释的并非人类行为本身,而是因特定的历史或文化背景而偏离了一般标准的行为,由此看来,所以需要社会学,并非因为存在有特殊的社会事实范畴,不如说我们无法观察到纯粹状态的人。因此,不能期望社会学可提供一种独立的知识,以便我们避免两类正相反的错误:或是把经验观察推至任何可能的情况;或是依抽象的人性品质来臆测具体情况下的人类行为。这个立场决定了穆勒既没有提出一套系统的社会观,也没有创立有关社会结构、社会制度和社会变迁的充分的社会学理论。
穆勒的贡献在于,他试图在两种不同的社会学旨趣间架起一座桥梁:一种旨趣就是流行于18世纪的永恒人性理论,此即人皆有之的抽象人性论,另一种理论关心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变化不定的特征,它在19世纪日趋引人注目。
穆勒相信人性论,他看到可利用19世纪初心理学的新成就来解释人类行为的机会。但他不相信,心理学家能满意地解释所有的社
052西方社会思想史
会现象,纵使最好的心理学家也不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即便人们知道人类行为的所有动机,也不能解释特定情境中的特定行为。另一方面,单纯研究具体情境中的特定行为所能提供的只是些残缺不齐的知识,这种片断的知识缺乏普遍性,而普遍性正是真正科学知识的基本标志。社会学是演绎科学,这是指社会学依据心理学提供的人性知识和人性规律,推断在不同的环境因素作用于人类群体的情况下会发生怎样的(人性)现象。不过,这个似乎中道的理论在穆勒并无多少实际的运用。政治经济学是他系统研究过的唯一的社会科学。这门学科给他带来的方法论上的麻烦是最少的。因为它是那些设想人类总是受同样的动机驱使而不大受不定的情境因素影响的抽象化社会科学中的一种。
《政治经济学原理》的作者在社会学上很少建树,他与孔德一样,只是提出了社会学的方法问题。在这个方面,穆勒对社会学的最重要贡献是发现了人类行为规律的统计性质。穆勒的推理十分简单:由于人类行为是人性的一般规律与其自身个性的合力作用的结果,解释那些行为的关健是要找到一种可将一般规律与特殊的偶然的因素相分离的方法,统计学提供了这样一种方法,当我们充分考虑了大数现象后,就能将偶然的背离一一予以排除。统计规律并不能使我们预言特定情境中的特定个人的行为,但它可揭示某些倾向,这些倾向必定在巨大规模上呈现出来,只有当确定了群体的属性与集体行为后,才可能较有把握地断言个人的行为。因此社会科学“原则上是与群体的而非坚硬的个体的行为有关,与共同体的而非单个人的命运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152
有关“。
①穆勒对群众的兴趣与其它作者十分不同。群众在他这里并不是诸如人类、国家、民族或阶级一样的集合主体,而仅仅是可用大数规律表现的一大批个体;也不是普通的群众,而只是统计学的多数。这与他的作为一个自由主义者和代议制政府理论家的政治观点是合拍的。穆勒感兴趣的不是社会运动,而是严格的个人行为,这些行为呈现出一些确定不变的分布,而这是明智的政治家应该清楚的。
穆勒的这个人类行为的大数规律,在比利时数学家和统计学家凯特莱的“平均人”概念里有更彻底更明确及更具专业性的阐述。凯特莱在科学史上的地位主要与其统计学的成就联系在一起的。他从不声称要拯救人类或建立一个包罗万象的哲学体系,但他在其有限的专业领域内阐述了真正的社会实证主义,我们或可确切地称之为自发的实证主义。他的哲学之符合孔德倡导的实证方法的各种要求甚至比孔德本人的社会哲学更见一贯与彻底。事实上他在“社会物理学”的名称下创立了一门社会学,甚至比孔德更是20世纪社会学的先驱。
凯特莱与孔德、穆勒一样,反对唯意志哲学。要想建立一门以自然科学为典范的社会科学,不逐走对人类行为与社会现象的意志主义解释是不可能成功的。孔德与穆勒的反驳用的全是哲学的论证,凯特莱的论辩则借助于经验资料。他问道,还有什么比婚姻、犯罪与自杀等行为更依赖于个人的自由意志?
但统计资料表明所有这些现象有着惊人的规律性。
①穆勒:《逻辑体系》,第428页。
252西方社会思想史
他相信,预测社会中的犯罪,其精确性可与预测出生率与死亡率一样无别。
社会中包含了所有行将发生的罪恶的种子,在这个意义上,社会为犯罪作好了准备,而那些作恶的罪犯不过是工具而已,每一个社会的犯罪及其发生次序是一定的,这是社会组织的必然产物。
凯特莱那时所能利用的统计资料仍是有限的,但已足可表明,所有的人类行为不仅从个人所声称的动机及意向的角度是可观察的,而且从其客观原因及社会后果的方面也是可观察的。凯特莱不想否认人有自由意志,但作为科学家,他对个体变异不感兴趣。他要研究的人是哲学范畴,而不是个人,他将后者委诸于艺术。
他说我们观察的个体数目越大,个性就排除得越多,一般规律便逐渐呈现出来,最后便出现了社会(性)。换言之,去除个别性意味着去除偶然的东西。
因此,关于人的科学的困难不在于其主题(人)本身的特殊性,而在于积累充分的资料以及运用适当的数学方法以便处理这些资料。凯特莱还认识到统计学所能掌握的事实(范围)
与他所欲成就的一种关于一切人类行为、人类共同体(包括人类自身在内)
的经验主义的理论是极不相称的。
但无论难度多大,关于人的科学的主题本质上与物理客体并无不同,物体与个人一样从没有完全一样的,但也服从规律。
通过掌握大量的人的资料,逐个排除那些个体的变状,最后我们可得到一个“平均人”概念,这个概念是从人的行为中抽象掉一切偏离(对于统计学平均数而言)而形成的。我们可在任何一类群体、国家甚至人类整体中发现这种“平均人”。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352
凯特莱认为“平均人”概念是解释意外因果律的主要工具,他声称一切性质都服从于在某个平均状态周围上下波动的规律,社会状态也有其平均值,它是受诸如年龄、性别、职业、宗教与经济组织等不变因素(或力量)
的活动所决定,这些因素以不变的强度与不变的方向运作;另一个力量范畴是可变原因,其运作也保持同一方向,但强度有变化,(如四季交替这类周而复始的现象)。
不变的因素并非没有差异,这就说明了为何并非所有个体都在平均水平上,说明了波动的恒久性。道德统计学的任务就是去发现这种波动的上下限界及其机制。为了这个目的,凯特莱设计了一套用于统计分析的装置,这类装备在当时属于相当精制的技术。通过这种数理和概率论的技术,凯特莱所欲发现的规律有三类:(a)趋势;(b)现象之间的各种关系;(c)各种属性和特征的分布状态。
“平均人”
概念在价值学意义上并不是中性的。
它不仅对应于统计的平均数,而且也对应于某种社会的标准,也就是说,是在特定的情况下统计学家所欲看到的标准,凯特莱对这一点毫不隐讳:我先前曾说每一时代的平均人代表了那一时代人类发展的典型;我也说过平均人总是一种时代要求于人在特定的时空条件下所最大可能成就的人,他的性格是最平衡与最和谐的,既不过分也无欠缺,因此在特定的情况下,平均人必定被视为一切美与善的典型。

①凯特莱:《社会物理学》(布鲁塞尔,1869年)第2卷,第391页,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201页。
452西方社会思想史
“平均人”最终证明是统计学上的“自然人”
,但它与理性论者的“自然人”概念不同。第一,“平均人”是随人类进步而变化的;第二,“平均人”概念适用于不同的人类社会;第三,“平均人”不是人们努力以赴的理想或乌托邦,而是一个科学家可以确定的事实。如此看来,“平均人”无非是欧洲近代思想中出现的“俗人类型”概念,它表明随着封建制度的解体,欧洲社会的世俗化进程已有多远。凯特莱描绘的就是这一世界历史的图景,一个日趋个体化的世界。
104斯宾塞:进化论社会学A进化论社会学(Evolutionist
Sociology)属于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一个别种。这并不等于说进化论者是孔德哲学的追随者,他们自己也不承认与任何哲学有什么关系。所以仍称其为实证主义,乃是因为本章开头所列举的实证主义的五条原则亦全都是进化论者所信奉与恪守的基本原则,斯宾塞甚至断言,“只要还存在认为社会秩序不顺从自然规律的信念,就不可能彻底承认社会学是一门科学。”

然而,进化论社会学的确代表了实证主义在19世纪的最后发展。早期的实证主义首先是对建立一门社会科学之需要的反应,还不是对一门成熟学科在理论上与方法上的自我认识。致力于系统地提出社会学的概念、假设及研究程序,是
①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51页。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552
进化论社会学贯穿于19世纪的抱负。就19世纪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的发展而言,进化论前后的社会学思想对此的贡献没有比进化论更大的了。反进化论观点的思潮多少也是在进化论的影响下发展起来的。
进化论社会学创造的一大堆概念、假设与方法,在很长一段时间内并不被认为专属进化论或哪个特定学派的,而是社会人类学与社会学共同的财富。
社会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关系是社会思想史的一个有趣话题。达尔文对社会科学的影响无疑既深且广。许多独立于达尔文主义而发展起来的社会进化观点,将其最终的形式归功于达尔文,进而在公众眼里,这些观点是得到了这位伟大的生物学家的声望与权威的支持的。有些社会理论径直拿来达尔文的某些观点,如自然选择说,去解释社会进步。相当一批社会发展理论,特别是英国学者的,并不以达尔文主义为理论基础,却表现出与达尔文的科学概念与方法的明显的亲缘关系。如此看来,斯宾塞与达尔文的关系确是十分紧密。
但过分强调社会学进化论与达尔文主义的渊源关系是有违事实的,尽管这是盛行不衰的看法。第一,达尔文1859年发表《物种起源》时,斯宾塞已经系统地阐述了他的进化论的基本内容。第二,进化与进步观念有其自身的来源,不仅可追溯到马尔萨斯(Malthus,176—1834)
——达尔文也受了马尔萨斯观点的启发——而且还可追溯到佛格森、孔多塞等人阐述的社会发展理论。人种学的材料的积累与考古学的进步亦是同样重要的,19世纪上半叶的这些进步已经能提供一幅关于石器、铜器与铁器时代前后相继的可信画面。
第三,
652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科学中的所有主要的进化论学说与达尔文学说很不相同,斯宾塞就倾向于接受拉马克主义。根据上述事实,就是以斯宾塞为其最大代表的英国的社会学进化论,也不可无保留的被视为是达尔文主义者。
进化论社会学是与赫伯特。斯宾塞的名字联在一起的。
他的一生确实平淡无奇。他的父母生了九个孩子,除了最年长的他,其余的都在幼儿期夭折,斯宾塞自然不可能身强体健,他活下来尚不容易,竟还活到83岁的高寿,这是他平淡生涯的一件不平常的事。还有比这更让人可惊可敬的!他没有受过正规的系统教育(他的叔父作过他三年的教师,他的自学亦漫无系统,时断时续)
,被许多科学家视为不学无术;他一受疾病折磨,在采取了各种措施后,才能保证每天工作几小时而不致遭受痛苦,每天下午他不但必须放弃最简单的工作,甚至不能有丝毫的兴奋,否则夜间就不能入睡;他又没有财产。总之他处境十分不利,但他却提出了要将他那时代的所有理论科学综合为一个“百科全书式”的体系的宏伟计划,这个计划需要他把全部生命无保留地贡献出来才能完成。这对于一个没有财产没有健康又缺少综合知识的人来说是何等艰难的事业!斯宾塞硬是创造了奇迹!他的综合体系共有十卷。第一卷《第一原理》于1862年出版,1864—1867年出版《生物学原理》,1870—1872年出版《心理学原理》,《伦理学原理》于1879—1893年写成,最后一卷即第十卷的《社会学原理》在1896年问世。有人说斯宾塞的胆大妄为部分是因为他的无知,这不无道理。他生前文名隆盛,几与达尔文媲美。在70—90年代斯间走上社会学研究之路的学者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752
们,几乎无不受斯宾塞著作的影响(库利语)。但在他死后不多久就被人遗忘了。原因之一是他的体系过于庞大,而他又太喜欢在细节上炫博,因此,科学的日新月异很快就使其体系的大部分内容变得过时陈腐。美国科学史专家乔治。萨顿(G。
Sarton)赞美和感激斯宾塞,不说他给我们增加了知识,而只说“他给我们树立了道德勇气和忠于信念的榜样,”
①这是得体的评价。
然而,漠视斯宾塞对社会学发展的贡献是愚蠢的。他对涂尔干与早期的美国社会学有过不小的影响;而维多利亚时代的学者没有受惠于斯宾塞的更是不多;他代表了进化论的经典;他也是功能主义的开山祖,尽管很少功能主义的信徒承认这个尴尬的身世。毫无疑问,是斯宾塞发明了许多社会学术语,介绍和传播了诸如“社会结构”
,“组织”
,“功能”及其它许多今天仍在使用的概念。所有这一切要求我们应给予斯宾塞足够的注意。
(1)社会有机体
斯宾塞接受了世界的统一观,但统一不等于同质,世界被分成三大基本领域:无机界、有机界和超机界,这最后的领域就是社会世界。三个领域服从统一的进化规律。有了人才有了人类社会,人们结成社会才逐渐变成社会动物。社会并非人有意识地创造出来的,而是自然界长期演化的结果。
斯宾塞从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中找到了解决社会起源问题的思
①乔治。萨顿:《科学的生命》中译本,第111页。
852西方社会思想史
路。社会形成过程中的主要因素是人口的增加,人口的压力迫使人们进入社会状态,并建立起社会组织,发展了社会感情,促进了人的智力、技能和创造力;否则就不能适应新的情况,就会导致灭亡。
社会的产生是一个长期的自发的过程。
在他的《社会学原理》第二卷的第二部分,斯宾塞提出了他的“社会是一个有机体”的著名的论证,其要点如下:社会与有机体一样会成长发育,从各部分相似的未分化状态成长为各部分不同的分化状态;当社会有机体在体积增大时,其结构也会增大,也就是说,结构会变得比较复杂和有所差别。结构上的分化同时伴随着功能上的分化。各种结构上的差别用来完成各种不同的功能。在简单社会中,没有分化意味着同一个人既是猎手又是战士;而一个结构复杂的有差异的社会意味着各种角色和功能的专业化;一旦社会有机体的各部分变得不同,它们就相互依赖。
随着分化的发展,各部分的相互依赖性也在增大,其结果产生了系统的整合,形成一个与单个有机体一样的集合体;进化的发展使各部分的相互依赖更显重要,各种功能的配合协调更趋密切。在简单社会中,各部分基本相同,它们可以简单地相互替代。而在复杂社会中,一个丧失功能的部分不能由其它部分代替。因此,复杂社会在结构上比简单社会更脆弱,同时,整体总要受到其组成部分的功能运作过程的影响;在复杂社会中,随着各部分之间相互的依赖性越来越大,社会结构的整合要求也越来越高,迫切需要一个能够控制并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952
协调各部分行动的“管理系统”。像生物体一样,社会也发展出其最高的以及从属的管理中心,最高中心也会逐步扩大并复杂化。管理中心既有处理外部事物的职能又要担负起内部调节与社会控制的工作。

斯宾塞拿生物有机体与社会进行类比,但也提醒人们注意两者之间的差异:社会的组成部分比较分散,直接的、连续的、有形的联系相对比较少;在联系模式方面,社会比起有机体对符号有更大的依赖性;单个有机体只有一个意识中心,在社会有机体里,有多少个个体便有多少个意识中心,社会的个别成员会死亡,但整体继续存在;生物有机体的组成部分是为整体的利益而存在的,社会有机体的整体则是为其成员的利益而存在,等等。
较之孔德的有机体理论,斯宾塞有机体理论的值得注意的进展是:第一,他把结构分析与功能分析结合起来,社会结构与社会功能是相互联系的;第二,他把社会的历史—进化方法与结构—功能方法结合起来,把社会的进化主要理解为社会结构的分化,功能的分化,及满足需求的机制的复杂化,即把社会视为一个自我调节自我发展的系统;而孔德把社会的进步主要理解为观念与精神的发展;第三,功能的需求分析在斯宾塞的理论中已有明确的阐发。他从结构追到功能,又从功能追到某些普遍的需要,有机体和超机体都体现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纽约,1898年)第二卷第二部分,第212节—217节,第223节,第270—271节;帕森斯等编《社会理论》,第139—143页。
062西方社会思想史
着某些普遍的需要;这些需要必须得到满足,以使它们能够适应各自的环境,否则它们就不能维持其生命;第四,他明确地把社会制度的建立及其性质与满足普遍需求的功能结合起来考虑。他认为一个社会有机体必须满足下列需求方能维持正常的生存过程:保证和传输各种必需的资源;加工和生产有用的物品;通过权力与符号使系统内部活动协调有序并统一起来。为此社会就应相应有分配系统,支持系统和调节管理系统。任何一个功能系统里的重大原动力都趋向于满足这些普遍的需求,而一个社会机体对其环境的适应程度则主要取决于它满足这些功能需求的程度。美国社会学家乔纳森。特纳正确地指出,在斯宾塞的阐述中已经包含了现代功能分析的基本要点。

总之,通过一个“结构功能”理论,斯宾塞把“结构”
、“功能”
、“分化”
、“整合”等概念结合为一个有较高解释力的分析范式。
斯宾塞最后总结说,“社会通过简单的体积增大和群体的结合与再结合形成为一个整体(integration)。而从同质向异质(homogeneity
to
heterogeneity)的变化则为许多实例所证明:从其各部分完全相同的简单部落社会,发展为具有结构与功能差异性的文明国家。伴随着一体化与分化的发展的是凝聚力(coherence)的增大。我们看到流浪汉们好像一盘散沙,没有能把他们结合在一起的纽带;由其成员构成的部落通过服从于一位首领而较有内聚力;一些部落则
①参阅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271节;乔纳森。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中译本第56页。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162
通过一种政治结构联合起来,有一位领袖及其他一些次要的头领;及至于文明国家,其团结的纽带足以支持千年以上,与此同时确定性(definitenes)也随之增大。……进步是朝着更大的规模、凝聚力、多样性与确定性的方向发展“。

(2)社会类型: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
斯宾塞的社会类型学基本上是以其进化论为根据的。有时他按社会的复杂程度,分为简单的、复合的、双重复合的与三重复合的;有时按政治组织的复杂性分类,分为无控制中心的,有一个这类中心的内核和有中心的等;有时则一律按定居的程度划分社会类型。这些分类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按社会组织及管理的类型所作的社会分类,即所谓“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的对比。
这是两类社会组织:一个直接起源于对个人目标的追逐,仅仅间接地导致社会公利,无意识地且不靠强力发展起来的;另一个直接起源于对社会目标的追求,只是间接地带来个人福祉,有意识地并且通过强力发展起来的。
②各自追求的活动也是对立的,前者是“成长的活动”
(growth
actions)
,后者是“制造的活动”
(manufac-ture
actions)。
斯宾塞的类型学试图回答的问题是:与一个全力保证其成员能获得最大可能的幸福的社会相比,一个与其它社会完全处于敌对状态的社会是什么样的社会?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271节。
②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447节。
262西方社会思想史
这种比较在斯宾塞看来是可能的。他借用了孔德的“共识”一词,认为社会是高度认同的,他声称在社会生活的不同领域间,特别是在社会成员优先追求的活动、社会组织、流行的价值体系、心理特征等方面存在着极其一致的同源性。
斯宾塞相信,不同的社会类型取决于塑造社会的不同的条件。
如果我们忽视次一等重要的条件,如传统、人种特征、文化(斯宾塞这么认为)等,首要的条件是是否存在外部冲突。
外部的威胁导致所有活动都服从于一个目标。每个男人都须携带武器战斗;其余人都服务于战斗的需要。其结果社会分成武士、主人与苦役或依赖于武士的人。这种依附的经济基础是土地财产。创造这样一种集体生活的组织的主要原则是实施严密的管制,也就是说,把全社会变成一个军事组织。
因此,尚武社会只有一个中心,它负责控制社会的所有成员及其所有活动,不只禁止某些活动,而且决定应该作些什么。无论僧俗,军人或老百姓,政治还是经济,无可逃乎其权力掌握之外。每个成员在地位、职业上有一个确定的安排,在社会等级秩序中有一个先赋的位置,这个位置与后天的努力无关。没有人可为自己的工作获致奖励,因其所为乃与身份相一致的社会职能。社会结构是确定不变的。社会对其成员的控制扩大到对其思想的控制,这导致观念的完全一致。
任何自愿组织是被严禁成立与发展的,所能存在的组织,只能是与整体社会不可分的且是必要的,并须接受社会中心的严格监视。法律并不是为了维护个人利益建立的,而主要是使身份法规化,维持社会不平等并加强权威的力量。法律的源泉不是社会的成员的意志(契约)
,而是统治者的权力与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362
意志,后者被描绘成具有超自然的神圣性。

尚武社会的成员有其特定的精神特征。斯宾塞格外强调这一点,因如果在个人的思想和情感中不存在一个基础的话,这个社会是不能存在下去的。这些心理的精神的特征是:一致、服从、忠诚、墨守陈规、无创新精神、依赖权威,以及关于现状既是自然的又是唯一可能的信念。由具有这种思想组成的社会必然是保守的和敌视创新的,不灵活的及难以重新组织的,斯宾塞认为这些特点决定了尚武社会是极端低效的,因为为适应变化的条件,必须要不断地改变方案。斯宾塞将古代埃及、斯巴达、秘鲁及俄国视为尚武社会的典型。
工业社会正好是与尚武社会对立的,当然,历史的实例并不多,即便被认为是工业社会的代表的,如雅典、汉撒同盟、尼德兰、北美社会及英国等,也要加上若干保留条件。
工业社会首先被认为是作为进化之最高阶段的一个理想。
这个理想社会的主要之点如下:用有助于社会过程的自我管理的各自为政取代中央控制;取消积极的法规,只保留消极的禁令;取消个人对国家的服从,把捍卫个人利益作为国家的最高职责;抛弃划一的信念;用自愿联合的多元化组织取代严格的管制组织;以自致角色取代先赋身份制;用国际合作代替自我孤立;用保护个人间契约的法律代替维持身份的法律;用多个中心取代对社会所有领域加以控制的单一中心,将对个人活动的社会控制减少到最低点;用独立意识与求新求变精神代替舆论一律;以对他人权利的尊重代替对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535节。
462西方社会思想史
权威的崇拜;以社会流动代替职业地位的固定不变;以创新精神代替保守主义;以个人的信念力量代替外部的强制力;以合作的伙伴关系代替役使关系。
斯宾塞的社会类型概念与其它学者的类似概念一样,首先是一种社会转型——从一个旧社会向新社会的转变——概念,这场从19世纪初开始的社会转型令许多思想家为之着迷,吸引了诸如黑格尔、圣西门、基佐(Guizot,1787—1874)
、托克维尔(Tocque-vil,1805—1859)等人的探究兴趣。斯宾塞理论的许多要点在那时是十分流行的:如新的工业文明正在取代旧的军事与征服文明的观点;再如新的社会组织取消了对个人的旧式的服从与限制等。作为一种历史发展观,斯宾塞的理论只是其中的一种。而其最有意思的思想是认为各种社会秩序模式是孤立发展的。但是这多少与他的进化论不相一致,而事实上这部分思想与其进化观点的联系最松散,但却是富有成果的,因为这一类型说有助于在一更概括的水平上分析社会现象。比起他的包罗万象的进化论或描述社会学来,这一类型分析也更具思想性。
(3)社会与个人
通过前两节的介绍,我们已经发现,实证主义的整体论有机体论倾向与原子论唯名论倾向在斯宾塞一人身上都有强烈的表现。没有人怀疑他是一个有机体论者,但也是斯宾塞不知疲倦地重申,“社会只不过是一个称呼一群个人的集合名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562
词。“
①有机论与唯名论的调适问题是斯宾塞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理论难题。从个人主义观点出发,他认为社会的性质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组成社会的个体的性质;但从社会学主义观点出发,他又强调,那些只有通过许多人的联合行动才能获致的结果,我们应视其为社会的产物。最初这些成果显然归功于个人的联合的努力,但当社会的规模日趋增大,组织性越来越高时,它们便日益脱离个人的努力,而具有其自身的独特性质。斯宾塞承认这正是社会学所以必要的理由。
斯宾塞试图解决这个对立,但他是否真打算调解,连他本人也没有十分清楚的认识。
他在谈论他的唯名论观点时,概念界定远不是清晰判然的。他说“集合体的性质取决于其单位的性质”时,这个命题可有不同的意思。有时斯宾塞指“基本的”
性质,有时他又声称单位的属性仅仅规定了整体性质的“限界”。他时而倒向边沁,因其功利主义只用个体人性解释一切社会活动;但又时而拒斥边沁的人类学,因功利主义的人性论与其理论是完全对立的,他的全部理论基于这样一个假定:人性乃是社会影响的产物。
斯宾塞最后求诸于一种单位与整体的互动论:整体的性质源自于其构成的单位,同时,个体也被整体的影响所塑造。
“集合体施于其组成单位的控制,旨在塑造他们的活动、情感及观念使之符合社会的要求。而这些活动,情感与观念也试图重新塑造社会使之符合其要求。除了个人的本性与由个人组成的社会的本性外,还应考虑这两者派生的性质。最终相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212节。
62西方社会思想史
互的调整与改变成为两者变形的强有力的原因。“

斯宾塞这里的相互作用说显然不得要领;他终不能突破穆勒的个人主义唯名论,因为他没有提出行动的个人如何干预或参与社会过程的机制。他对工业社会的论证与孔德的集权型社会观是对立的。以结构和功能不断分化,不同机构之间以及部分与整体之间相互联系为基础的工业社会必然缺少单一的控制中心,这一见解无论如何与他的类比于生物机体的社会系统观无法调和的。然而他的有机体论的实证主义恰恰成功地阐明了社会是结构和系统,与他论证的工业社会与分权型新社会组织的同一性的观点一样有价值。系统的决定论原本内在地包含在他的社会有机体的假设中,他却没有循着系统、结构、功能、普遍需求的思路去连接起社会的结构与行动的个人,他的原子主义阻止他将整体的决定论贯彻到底。二元论在斯宾塞那里终还是二元论。
斯宾塞进化论的另一个重要缺点是反历史的倾向。这不是悖论吗?斯宾塞的确通过社会有机体的增长、分化等概念沟通了社会学的结构分析与过程分析,这一点我们在本节一开始就予以充分肯定。但斯宾塞的进化理论只限于讨论结构(功能单位)分化与功能分化,他既未将历史的因素,如阶级等纳入其社会有机体结构模式,又没有说明进化既产生结构与功能分化,还产生利益分化。因分工不同而形成的不同的社会团体,各有彼此不同的利益。这些不同利益多半是冲突的。
斯宾塞既未能提出作为集体现象的利益观,如集团利益、
①斯宾塞:《社会学原理》,第10节。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762
阶级利益、更遑论将之纳入社会变迁的动力学之中加以考虑?
因此我们说他的有机体社会类比观实只剩下共时分析而没有或很少历时分析。丢弃具体的社会历史因素而谈进步进化理论,最终没有或很少不陷入反历史主义的困境之中的,18世纪的进步理论是如此,孔德及斯宾塞也是如此。
实证主义进化论的反历史倾向还表现在其直线式进化观上,根据这一思想,一切民族都经过同样的发展阶段,并且在同样的自然条件和社会条件下,文化和政治实施等始终都是一样的。这种观点不理解社会发展的多样化,以过分简单的公式硬套事实。在这种情况下,实证主义进化论惯用的比较-历史方法就变为不加批判地收集事实以加强先验的分析的手段。历史学派批评实证主义进化论的机械论,迷恋于任意概括、牵强附会和公式主义,的确都打到了痛处。
尽管仍可把摩尔根(L。
Morgan,1818—181)视为进化论者,但他的《古代社会》一书的确代表了超越斯宾塞主义的重大进展。恩格斯高度评价了这位伟大的人类学家的工作的意义,“摩尔根在美国,以他自己的方式,重新发现了四十年前马克思所发现的唯物主义历史观,并且以此为指导,在把野蛮时代和文明时代加以对比的时候,在主要点上得出了与马克思相同的结果”。
①新进化论者L。怀特(L。
White)
认为摩尔根对社会科学的贡献,犹如达尔文对生物学的贡献。
摩尔根的主要贡献是,第一,认识到技术和经济发展乃是社会进化的基本变项之一;第二,他强调政治组织与私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页。
862西方社会思想史
财产的发展之间的联系,强调财富的进化及其社会后果;第三,他试图确定不同社会设制的各种变形的相互关系。
摩尔根声称,社会进化的首要之点是人们获取生存所需资料的方式的变化。人类进步的伟大时代多少直接与生存资源的增长是一致的。他把历史划分为蒙昧、野蛮与文明三时代,指出,“人类从发展阶梯的底层出发,向高级阶段上升,这一重要事实,由顺序相承的各种人类生存技术上可以看得非常明显。。
①顺序相承的生存技术最终提供了历史分期的最令人满意的基础。
摩尔根的分析图式是马克思之外最具综合性的方案,旨在从一种非生物机体论的观点抛弃视社会进化为意识进化的流行概念。物质需求的压力促使技术的革新在他看来是社会进化的主线索。但他也谈到人类在远古时期所产生的一些观念对于一些社会设制的发展的持续影响。他认为有些观念与财产的发展及后来的社会分层与政治组织的发展有关系。摩尔根强调在社会制度的进化过程中财产形式的变化的重要性。
例如他认为,社会进化乃是公共财产(原始共产主义)
向私有财产、先前民族的平等合作向阶级分化与竞争的转变过程。财产制度的变化对社会生活的所有领域,尤其是政治组织发生了深远的影响。摩尔根说,政府、制度与法律完全是为了制造与保护财产而发明的。
许多进化论者对原始文化的价值估计过低,他们带着文明的优越感,把它们只看作是为欧洲文明作准备的阶段;摩
①摩尔根:《古代社会》中译本上册,第18页。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962
尔根也许是唯一一个伟大的进化论者,其著作对原始社会及其成员间的平等与友爱的品德表示了敬意、怀旧及对欧洲人文明优越感的歉疚。
摩尔根确信,进化尽管带来总体的福祉,但不可避免会破坏掉一些有价值的东西,他希望未来的发展能复兴为我们的遥远的祖先所持有的那些价值,他们既不知私人财产为何物,也不知道追逐利润。在这点上,他对人类社会起源的见解很不同于斯宾塞,后者倾向于接受人对人的全面战争的观点为社会进化的出发点。
摩尔根也是个社会整体论者,他视社会是一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整体,而进步则是从基于两性与亲属关系的社会系统向基于土地与财产的社会发展。但摩尔根的整体论不同于斯宾塞,后者从不关心研究具体的真实的社会。摩尔根的兴趣就在特定的社会而非一般社会,如易洛魁、阿兹特克、希腊、罗马等。
摩尔根开创和推动了社会人类学,使这门学科的主题明确具体,并提供了方法的示范,从而大大扩展了人类学的传统的兴趣。恩格斯说,摩尔根“给原始历史研究所建立的系统,在基本的要点上,迄今仍是有效的。甚至可以说,愈是有人力图隐瞒摩尔根是这一伟大进步的奠基者,他所建立的这个系统就愈将获得大家的公认。”

在我们考察的这段时期是进化论的鼎盛时期。达尔文对社会科学的最大贡献,也许是他的理论把自然、人、社会通过连续的进化链条连接了起来,从而为把科学引入长期为神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16页。
072西方社会思想史
学世界观占据的社会世界铺平了道路。
19世纪的社会学都利用生物学的方法、生物有机体的类比及进化论的思想,这不是偶然的巧合。
进化论成为19世纪思想氛围的主要因素之一及社会思想界的主要方向。进化论把社会学与人类学及人种学紧密地联系起来,从而沟通了两者的共同的问题:社会和文化的产生问题。进化论社会学在探索社会发展的自然规律性和建立客观科学方针上起了良好的作用,从而有助于扫除唯意志论观点,社会学中的神学观念和唯灵论观念。
19世纪自然主义的社会学几乎都以进化论为其理论基础,它们或是把社会发展的某些自然因素或动力提到首位,如力和能(机械论学派)
,人的生物性、人种特征及遗传因素(人类人种学派)
,地理环境与空间位置(地理学派)
,有机体(生物有机派)
等;或是把某一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的样式提到首位。
当然,将社会“力量”与社会“因素”片面地加以自然化,不利于把历史、社会作为人类活动的过程来理解。这正是自然主义进化论社会学的弱点。
19世纪末20世纪初,进化论社会学遭到来自文化科学、历史主义、人文主义等多方面的批评,这时,一些新研究方案已经提出,自然主义社会学的弱点也显露无遗。研究兴趣与调查技术正在经历重大变化,进化论似乎日益变得不合时宜。一些社会学家甚至不想对它进行批评,认为是过时的社会哲学,弃之一边了事。近几十年对进化论社会学的态度大有缓和,在社会学中,至少学术的氛围已经对更公平地评价古典进化论变得有利。一个不容置疑的事实是,进化论对于我们思索社会过程的思路及方式的影响如此巨大,以至于我
第十章19世纪实证主义社会学172
们若不用进化论锻造的概念与术语,简直无法谈论这一问题。
不少术语今天仍活跃在专业的文献和日常的生活中,如“发达国家”
,“现代社会”等。如果谁想在其最后的分析里完全避而不用进化论的推理方式(如不用原始社会概念等)
,恐怕很难奏效。只要社会变迁问题仍然是理解社会生活的核心问题,某些类型的变化是否可被称为进化或用进化论概念来解释的问题就依然存在。
被人们广泛采纳的某些范畴是由进化论者创造的,这不仅有结构、功能范畴,还包括社会系统概念,布朗(Radclife-Brown,181—195)
著作中的社会系统概念与有机论概念有着显而易见的联系。马林诺夫斯基(Malinovski,184—1942)受进化论的影响转而研究社会人类学,他的需求概念整个来自进化论。似乎可以说,早期的功能主义只不过是没有进化概念的进化论,也就是说,它保留了进化论社会学,同时抛弃其历史哲学与有关的研究方法。
还应该注意的是,在进化论的旗帜下,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获得长足的进步,始而具有如同所有其它学科的科学地位。当然,人们对此向来就有怀疑。但无论如何是进化论最早传播了科学社会学的信念;其目的在于发现客观法则。社会学与社会人类学的制度化也是从进化论时期开始的。
272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
111心理主义A把社会现象归结为心理现象的思想,并非19世纪末社会学中的心理学思潮的新发明。
自然法学派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启蒙学者,苏格兰学派的主将休谟、斯密,功利主义者边沁、穆勒等无一不援引“人性”与“心理科学”为统一的社会科学的基础,事实上,他们中的许多人本身就是近代心理学的奠基者,由于他们的工作,社会学中的心理主义的原子论与还原论早已形成为社会学的一个主要的传统:即社会唯名论传统。
19世纪末的心理主义思潮实为这一传统的更大规模的发展。
另一方面,19世纪末心理主义在人类知识的许多领域大行其道,有其特定的思想背景。当时的确存在着一种以心理学的解释取代物理的与生物论的解释的普遍倾向。这一倾向在19世纪90年代已看得清清楚楚,一大批作者声称“是社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372
会的事物没有不同时是心理的事物“。
这一普遍倾向是如何形成的?
19世纪后半叶心理学的发展无疑是促成这一倾向的主要力量。第一,冯特(W。
Wundt,1832—1920)及其他学者创立了实验心理学,宣称用对真实的心理过程的严格的客观的科学观察取代对人心或人性的传统的形而上学思辨。冯特的卓越努力大大提高了心理学的学术威信,并促进了心理主义向其它知识领域的渗入。第二,心理事实被视为一种直接给予研究者的唯一实在,实验被确定为心理学的基本概念,关于人性事实的一切知识都被看作是由实验的心理学提供的;第三,人是一个赋有意志与思想的主体,而不是只具有感知与联结印象的能力,这一观点与深深扎根于英国经验论传统中的观念论根本对立;第四,无意识心理学的发展冲击并试图取代意识心理学。没有这种特殊的氛围,社会科学中的心理主义不会有如此强劲的席卷之势,以至于不用心理学来论证解释某项知识,便有“落伍”之嫌。心理主义是第二代实证主义(马赫主义,经验批判主义)的典型特征,真正成了科学上的时髦。
在我们谈论“心理主义”
(Psychologism)
这一概念时,应该区分两种情况,一方面,心理主义意味着用各种心理变项解释一切社会问题;另一方面,一切认为社会学应该并且必须利用某种心理学,但不能满足于心理学解释的观点;很显然,不能把后者算入心理主义社会学派之列。本章讨论的心理主义据萨基的归纳有以下几点特征。
(a)
心理主义思潮仍从属于实证哲学的范畴。
将人类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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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事实还原为心理事实并不表明它们与自然科学探究的事实有本质区别。
(b)心理主义与进化论的关系颇为复杂。一方面,一些作者不仅未与进化论决裂,而且还在继续进化论传统的研究,沃德(LFWard,1841—1915)与吉丁斯(F。
H。
Gidens,A A185—1931)便是“心理进化论”的倡议者与阐述者。在大多数情况下我们看到的是强调重点的不同而非根本性的兴趣转变;另一方面,正是心理主义开始摧毁作为社会学的一种思想方法的进化主义,因其假设社会不过是许多有心智的个人的聚合体。社会不会朝着单一方向变化发展,首先应从什么是变化中的重复的与恒久的现象的观点来考察。心理学家发现的规律关乎人类个体的行为,用来解释进化过程,在方法论上只有次一等的意义。
(c)
心理主义具有个人主义和唯名论的倾向,只有那些用个人的心理品质解释社会事实,同时不考虑这些个体的相互作用问题的观点才被认为是这里所讨论的心理主义。根据心理主义的观点,社会关系仅仅决定心理过程藉以表现的方式;社会关系可以压制个人的自然性情,但不能被认为是人性品质的根源。换言之,心理主义不但反社会学主义,也是反相互作用论的。根据这一点,美国互动论者,如库利、米德等应分开讨论,在他们看来,个人的基本心理特质是在社会生活中发展起来的。
(d)关心无意识心理过程的倾向也是社会学中心理主义的特点。只有冯特坚持把心理学视为意识的科学,对其它作者来说,激情、本能、无意识、暗示、催眠、力必多等都成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572
为基本的心理学概念。
这归因于19世纪末心理科学本身的变化与欧洲的知识界气氛的变化。其标志之一是对关于相对和谐的社会进步之信念的突破,这一信念是18世纪的遗产,相信人类的理性能够理解进步的方向及支配进步的规律,从而能控制社会的进步。

112心理进化论A生物进化论的信徒认为社会进化是有机界进化的直接继续及其一部分,并强调进化的自动性质。以沃德等为代表的心理进化论则认为社会生活形式的复杂化乃是心理发展的结果,提出了“有目的的进化”
,这是把人的理性、意志、行动的因素引入古典进化论的最初尝试。沃德认为,社会制度与其说是活体力量发展的产物,不如说是心理力量发展的产物。
社会力量也是在人的集体状态中发生作用的心理力量。
因此,社会学应以心理学而非斯宾塞所认为的生物学为其基础。社会实在的本质特点在于有感觉有目的,而这在盲目的自然力量的作用中是不存在的。社会的进化是通过目的选择(而非自然选择)实现的。目的分个人的目的与集体的目的,维持基本生存的目的与谋求发展完美的复杂的目的等。欲望,即维持个人生命与保证种族繁衍的食色欲望是第一种社会力
①参阅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246—247页;科恩《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90—91页。
672西方社会思想史
量,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更为复杂的理智的、道德的与美学的欲望,这些目的说明了社会的前进与向善。
除了个人的目的,还有在综合了个人目的的基础上形成的集体目的,国家乃是集体目的的体现者,在社会中,除了国家外,没有一个组织有能力来体现社会发展的目的,来实现这个目的。然而到了最后,沃德怀疑目的因素,无论多大,能否改变社会进化从总体来说的无意识。这一怀疑是有意味的,可惜他并未就这一点再作更多的发挥。
吉丁斯也把社会看成是受自然过程制约的心理现象,因此,社会学应该既研究社会现象的客观方面,又研究其主观方面,把主观的解释与客观的解释结合起来。
“首要的和基本的主观事实乃是‘类意识’。
这一术语指的是一种意识的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任何生物不论其处在哪一层次,都将其它有意识的生物视为与己相同的类“。
①类意识的实质是体现在个人活动中的社会意识与社会理性,类意识使人们的交往、互动及精神的一致成为可能,由类意识的作用引起的行为,才可被视为社会行为。由于类意识的作用,人们的行为将摆脱任何单一动机的支配,而具有更丰富的现实性特征。社会舆论、集体观念、文化传统、风习时尚及社会价值等皆为类意识的产物。在社会生活中,类意识起着各种区分的功能。它是种族团体与政治团体的区分标志。它还是阶级划分、结盟形式、交往法则与政策法令构成的心理基础。此外,类意识作为被人认同的价值发挥着社会整合的作用。吉丁斯实把人
①吉丁斯:《社会学原理》(纽约,1921年)
,第17页。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772
们类意识的发展视为社会化的过程,并且还将之与社会阶级的分类结合起来。他按人的类意识发展程度将“社会性阶级”分为(a)社会阶级,是由那些类意识高度发展,积极促进社会团结的人所组成;(b)非社会阶级,由那些追求狭隘的个人利益和对公共利益漠不关心、喜欢我行我素的人所组成,这些人的类意识只得到部分发展;(c)假社会阶级,由那些类意识已蜕变,只想靠社会救助而过寄生生活的乞丐穷人所组成;(d)反社会阶级,是由那些惯于作奸犯科的人所组成,类意识在他们身上已近乎灭绝,他们仇视社会及其制度。
113民族心理学A继进化论之后,对心理社会学问题表现出日益增长的浓厚兴趣的最初征兆出现于德国学者拉察鲁斯(MLazarus,A1824—1903)与施太恩塔耳(H。
Steinthal,1823—189)所建立的“民族心理学”
(Volkerpsychologie)中。他们把语言学和民族志学的资料同赫尔巴特(J。
F。
Herbart,176—1841)的心理学理论综合起来,旨在建立除个人心理学之外的一门社会化的人的或人类社会的心理学。这一想法本身并不新颖,其思想根源是黑格尔的“客观精神”论与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
,就这一来源而言,与其说是以心理学为依据,不如说是以语言史、文化史为依据,揭示在文化发展中存在着某些稳定的、不断重复的要素和超个体性质的结构。
另一方面,民族的心理、文化与人种特征密切地联系着,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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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为许多进化论者与人类学家十分关心的问题。个人是人类种族的一员,且有与所有其它人相同的本性。但他又是一特定民族的一员,这样又有了仅同一民族所特有的品质。
生物机体所有的心理特性,与作为特定文化产物的心理特性是有区别的。
要获得人性的知识就需有两门不同学科的合作,一门是关于个体的心理学,另一门是关乎民族的心理学,它须利用人种学的成果。
“民族心理学”
不只限于对文化的研究,勿宁说,某一特定文化的知识乃是一条藉以获致人类心理知识的途径,进而有助于把握每个文化所特有的“总体精神”。
冯特将民族心理学的观念系统化并大大地发展了,在他里程碑式的《民族心理学》中,他写道,“民族心理学的问题关系到那些人类共同体生活所产生的精神成果,对此仅仅根据个人的意识是不能解释的,因为它们是以许多人的互动为前提的。对我们来说,这就是可纳入民族心理学范围内考虑的对象的标准”。
①民族意识是个体意识的创造性的综合,通过这个综合遂产生新的实在,后者凝结在超个体的活动的成果即语言、神话、道德中。
“民族心理学”
是社会心理学的最早尝试,它试图具体研究文化与个体意识的相互作用。
“其可贵之处首先在于旨在使心理学研究、民族志学研究、语言学研究、历史—语文学研究和人类学研究相互接近起来。
历史心理学、文化人类学、人种心理学,乃至社会和心理语言学,都可在‘民族心理学’中
①转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248页。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972
不无理由地找到各自的起源。“
①但它未能解决文化与个体相互关系这个社会学的理论问题。事实上,它关心的主要是积累描述材料,或如冯特那样,运用这些材料以一种心理进化论的方式构造一种多半是假设性质的人类历史。民族心理学为在社会科学中普及心理学作了贡献,但它不是一种有助于产生作为一种社会学的方法论的心理主义的思潮。
114集团心理学A个体心理学囿于自我感觉的牢笼,“民族心理学”
失之笼统,都未能中肯地说明集体生活之影响作用于个人心理品质的机制。在此情况下,对于直接研究集团行为及社会心理的兴趣日趋增长了。
意大利犯罪学家西盖勒(S。
Sighele,1868—1913)开创了集团心理学的研究,法国的考古学家、人类学家、医生、旅行家古斯塔夫。勒蓬(GustaveLeBon,1841—1931)使之声势大振。他的《群氓心理学》一书跻身于最畅销的社会学读物的行列。
集团心理学始于对个人的正常行为与当他置身于人群之中时所作行为之间差异的观察,在后一种情况下,个人常常受他人的暗示、影响、感染,作出他一人独处时不可能作的许多举动来。集团心理学就从一个新的角度重又提出了社会起源的古老问题,把它表述为个人与他人接触而导致的人格
①《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00页。
082西方社会思想史
被扭曲的问题。勒蓬阐述的方式受了他的反自由反民主政治观点的影响,这在他的著作中有明白无误的体现。
勒蓬声称欧洲正在进入一个“群氓”的时代,“数的哲学似乎是唯一的历史哲学。”
往后回顾是法国革命的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轰轰烈烈的场面;往前看,他害怕会爆发新的人民革命。
他说历史清楚地表明,群氓的行为岂不是无法无天的?
他们准备跟随自己的头头到随便哪里去。无论什么理性的力量都抵制不了群众意识的汹涌的自发势力。并非什么纯洁的平等理论使他们投身于革命,而是那些给他们留下了强烈印象的、打动他们感情的东西把他们鼓动起来的。
这是当代社会的种种症状,与孔德、穆勒、斯宾塞等人的乐观主义预言正相反,集团心理学基于这些时代的病症,并且是为这些症状所决定的。集团心理学是已希望丧尽的保守人士的社会学。
群氓一词在勒蓬那里非指通常的涵义,而是指他所谓的心理学的群氓;例如,集合在一起的人群,屈从于集体的暗示,形成了一种共同的心态。
“群氓”一词适用于任何集群的性质,它是个人在群体中丧失个性所表现出的无理性、无责任心、放弃自我控制、情绪过激等综合的表征。这种集群性的同质与统一意味着对个人意识的压抑。借用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三重论来说,就是人人丧失了各自所具的独特的自我,却把人同此心的深层的潜意识的本我暴露无遗。
①对勒蓬来
①参阅弗洛伊德:“群体心理学与自我分析”
,载《弗洛伊德主要著作选》(芝加哥,1952年)
,第666页。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182
说,心理的群氓既指大街上或工作场合偶然聚在一起的群众,也指阶级、民族、政治党派或议员俱乐部。
这样,集团心理学就成为一个关于社会生活、政治、权力、社会变迁和革命的综合性理论。在勒蓬看来,真正重大的历史事件,都是在人类过激的情绪中发生的,这是社会生活最持久的决定性因素。勒蓬意识到“群氓”概念过于宽泛,易受批评,他提出过一个有关群氓的较具体的分类,但并未根本消除这一概念的含混。以后的作者用这一术语时都格外小心,严格限定它的涵义。
勒蓬的“集团心理学”提出的概念与理论问题,如心理感染,集体暗示、匿名性、个人意识与群体意识的关系等,促进了社会心理学的发展,启发了意识形态理论研究的思路。
但他把人民群众同非理性的“群氓”混为一谈是不正确的,他对群体—集团的研究完全限于纯粹偶然的和无组织的个人集合,甚至多少有将两者等同起来的倾向,也是偏颇的。事实上,他是把对犯罪集团行为的观察外推到形式截然不同的集团行为,这反映了他的反民主的思想倾向。
115摹仿论A集团心理学的研究得到各个方面的鼓舞,包括对催眠术的实验研究,对儿童摹仿活动的观察,人种学的研究以及对赶时髦等群众心理现象的观察。一些作者认为集团心理的基本过程是心理感染,它使人们的社会行为保持一致并结合在
282西方社会思想史
一个集团中。另一些作者则把这种作用归于心理暗示。第三种作者则倾向于摹仿说,摹仿论的最大代表是法国的法学家和社会学家塔尔德(G。
Tarde,1843—1904)
,他著有《摹仿的规律》(1890年)
、《社会逻辑》(1895年)
、《社会心理学研究》(1898年)
、《比较犯罪学》(186年)等。塔尔德对勒蓬有不少批评,他不同意勒蓬的“心理的群氓”论。在其《舆论与群氓》一书中,他将“群氓”仅限于指称身体上接近的人群。他提出了“公众心理学”。他确信,作为一种共同体概念,“公众”比“群众”具有更丰富的规定性。他认为公众在肉体上是分散的,但在精神上却有紧密的联系,它随意见交流手段的改善而发展。他的不少观点接近于强调交往沟通问题的美国互动论学派。事实上他在解释公众问题时是一个互动论者,这使他的一些观点为芝加哥学派所赞赏并接受。
塔尔德是个唯名论者,一贯对主张“集团意识”
、“群体精神”的独立实存的观点持严厉批评态度。但他也不是个人主义心理学的还原论者,他认为社会是个体相互作用的产物。
不同个体之间的“共识”至“我们”的意识是怎样产生的?
塔氏说是靠“摹仿”。集体的、个人之间的心理学,即社会学所以能产生,只是因为个体的心理中包含着可由一个意识向另一个意识传授的那些要素,这些要素可以结合在一起,形成真正的社会力量和社会结构,形成思潮与群众性的冲动,形成传统与风习。
基本的社会关系就是传播信念与希望。
“社会就是摹仿”
,“社会学必须研究由摹仿重复产生的心理事件,只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382
要它由此而发现其本身的重复、数和度的范围“。

创造先于摹仿,一切被摹仿的新的方法、式样、价值、趣味、制度等都是个人创造的结果,创造源于天才个人的想象力。摹仿是创造的现实化,对新事物的有效适应引起具有“摹仿”
形式的重复浪潮。
摹仿是新事物从中心向外扩散出去的同心圆式的传播过程;摹仿的圆圈具有无限扩张的倾向,直到外来干扰使这一过程终止,于是重复变成反对,而反对又总会这样或那样地变为新的适应。这样,社会的适应、重复和反对的过程的整个圆圈又会重新开始。
摹仿的基本规律之一是社会地位低的人摹仿社会地位高的人,文明水平低的民族摹仿文明水平高的民族;另外,摹仿是有个人、民族的偏好模式的,也就是说摹仿的不同形式之间存在着竞争,每种类型的摹仿都倾向于克服或融合比它更弱的摹仿。
摹仿又可分为“习惯性摹仿”与“时尚摹仿”两种,利用这一区分,就有可能描述传统社会与革新社会之间的区别,这一区别问题正是令所有社会学家都为之着迷的问题。
塔尔德未曾离开过其互动心理学的立场:社会过程最终是个人之间的相互作用。他的观点对早期的社会心理学与相互作用社会学具有很大的吸引力。心理主义并未使他放弃研
①《塔尔德谈交往与社会影响》(芝加哥,1968年)
,第103页。
塔尔德重视用统计方法发现社会现象的规律性,“重复”
(repetition)
“数”
(numeraBtion)
及“度”
(measurement)
这几个概念涉及的都是规律性事实的范围,故在塔尔德眼里,它们都具有了方法论的重要性。
482西方社会思想史
究互动过程,他与勒蓬或其它心理学派作者不一样,后者关心的主要是人类行动的心理驱力而非行动的机制。
但是塔尔德把社会过程局限在心理上的互动范围内,在解释它们时就免不了循环论证。
其次,涂尔干的批评指出,塔尔德在“摹仿”一词中讲述了三个过程:人们在集团生活中形成的共同感;拜倒于舆论与权威之下而对传统规范的留恋;以及自动地重复别人所做的事。涂尔干认为这是三件截然不同的事。最后,摹仿的同心圆的扩散与波动,摹仿的竞争等概念,都带有外在的机械的色彩。
116本能主义A关于人性的“合理”的模型,可取功利主义为代表,“经济人”
、“功利人”的实质是从理性的估计与效用的考虑这两个基本点引申出人的一切行为。与此不同的浪漫主义传统则强调情感的本能的本源,强调非理性因素的作用。
在19世纪下半叶的西方哲学社会思潮中,非理性主义呈现日渐加强的趋势。尼采(F。
W。
Nietzsche,184—190)的非理性主义的“权力意志”
、“弗洛伊德的无意识冲动”理论鼓舞和武装了这一运动。生物学在揭示动物本能活动的机制的同时,对这种趋势作了自然科学的论证。对人的心理所作的实验研究也表明其中存在着强有力的未经意识到的过程和结构。这一切促成了社会学家将“本能”概念引入到对社会现象与过程的解释中去的尝试。英国心理学家麦独孤(W。
Mcdougal,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582
1871—1938)被认为是本能主义的最著名的领袖。他是哈佛大学训练有素的心理学家,《社会心理学导论》(1908年)这本社会科学畅销书的作者(十年内再版十六次)。
这本书还被专家认为开创了社会心理学的一个新时代。
①它也成为无数批评的靶子。因其被视为用有限的本能解释人类一切行为却丝毫不考虑社会结构与社会互动的观点的现代典范。不论这些批评是否让人信服,有一点是肯定的,麦独孤的确创立了一种人的社会行为的理论,作为这一理论的基础的假设是:“人心有一些内在的或天生的倾向,这些倾向是一切思想和行动——不论是个人的还是集体的——的本源和动力,它们也是个人与民族的性格与意志在理智机能的引导下据以逐步成长的基础。”
②麦氏把本能视为构成行为的分子。本能是“一种天生的或内在的心理—生理素质,它促使个体感知或注意一定的对象,这时就体验到一种特殊的情绪激奋,并按一定的方式对对象采取行动,或者至少是产生这种行为的冲动”。

根据麦独孤的观点,每一假设的本能都包含着一个感知面,即在一定方式中感知一情境的先天倾向;一个情绪面,即这样的感知必定直接由一适当的感情的反应相随,例如,惊讶的情绪伴随好奇的本能;一个努力面,即情绪的经验在肉
①参阅墨菲(Murphy)著《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中译本,下册第610—611页。
②麦独孤:《社会心理学导论》(伦敦,1945年)
,第17页。
③同上,第25页。
682西方社会思想史
体上导致行动的冲动。用心理学的稍微精确一点的语言说是一种认知的、一种感情的和一种意动的倾向。社会生活,在麦独孤看来,最终不是来自暗示感受性(勒蓬)
,也不是来自观念的联想(斯密、穆勒)
,而是发自潜伏在行为后面的本能。
每种现象都基于一定的本能或一批本能之上。宗教可归因于人的自卑、好奇和遁世这些本能的结合;资本主义可解释为攫取的本能;都市化则出于群居的本能。这样的解释犹如用燃素说解释燃烧,用生机活力说解释生命一样,除了多了一套术语外什么也没有解释。即使人性真如麦独孤及其他本能主义者所描绘的那样,本能主义仍然是错误的,因为人不仅是一生物物种,而且主要是一个参与社会过程的现实的行动者。本能主义非法地以个体心理学的规律(必须指出,在其专业领域,麦独孤卓然有成,是意动心理学的一大家)取代社会历史规律,并对个体心理主要作生物学的论证。麦独孤之所以还值得讨论,在于他代表了一种激进的本能主义及极端的心理主义的标本。
117精神分析学的社会思想A由弗洛伊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Psychoanalysis)
是20世纪西方思潮中影响最大的流派之一。其影响远远超出了心理学的范围。它在形成现代西方学术气氛、精神、方法等方面起了显著的作用。弗洛伊德主义的许多观点已为西方思想与文化所同化,汇入西方文化主流成为其一个主要部分。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782
关于精神分析的社会学问题是一个复杂的问题。首先弗洛伊德主义在多大程度上是社会学的学说,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着极为不同的观点。一些作者把弗洛伊德称为“当代社会学的伟大奠基者”
,按照马尔库塞(H。
Marcuse,1898—1978)的意见,弗洛伊德理论的构思具有深刻的社会学的性质。但多数学者认为,精神分析学说与社会学本身很少共同之处,它包含的社会哲学思辩也不具有社会学专业方面的意义。我们认为后一种看法更接近事实。精神分析学对分析社会、经济、政治结构问题不感兴趣,或注意甚少,而这正是历史学家社会学家认为对于决定人的社会生活最有意义的问题。弗洛伊德强调的是基本不变的人的欲望内容而不是各种制度及实际生活的明显变化的形式。
弗洛伊德最初是一个精神病学的临床医生,他的理论兴趣也限于相当专业的范围内。只是到了后来,他对沟通个体心理学与心理社会学或社会心理学发生兴趣。随着他精神分析理论的学术声誉的增长,他那好作社会哲学概括的倾向也在不断加强,越到后期他的社会学兴趣越大,并公开地或含蓄地发表了一些社会学的思想和研究文章。他承认“只是在极少数的、十分例外的情况下,个体心理学才可以忽视个人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在个人的心理生活中,始终有他人的参与。这个他人或是作为楷模,或是作为对象,或是作为协助者,或是作为敌人。因此,从一开始起,个体心理学,就该词语的这种广义的、然而是完全合理的意义上说,同时也就
82西方社会思想史
是社会心理学。“

在《图腾与禁忌》(1913年)
、《集体心理学及对自我的分析》(1920年)
、《幻想的未来》(1927年)以及《文明及其不满者》(1930年)
等书中,弗洛伊德试图用个体精神的某些特质解释集体行为,他讨论了诸如社会进化、群体心理学、文化的起源及本质等社会科学的主题。
但是,弗洛伊德在社会学史上的重要性与这些著作关系不大。他的著作中居于优势地位的生物心理学的还原论使他的社会分析充满了稀奇古怪而且纠缠不休的历史心理学的幻想与神话的杜撰。吊诡地是,不是他的社会学,而是他的心理学,包含了一些可以作为对社会科学永久贡献的真正的新观念。也就是说,正是弗洛伊德早期的个体心理学著作,而不是他后期的社会学研究保存了对社会科学有价值的东西。
弗洛伊德理论的核心与基石是无意识说。他认为精神过程本质上是无意识过程,心理的主体并不在意识中。意识只是被孤立地看待的过程及精神整体的一部分,对有意识的思想体系的高度估价的唯理论态度是近代西方思想的典型传统。
弗洛伊德继续叔本华,尼采及其他反理性主义者的工作,最终摧毁了把人描绘为一种思想占主导地位的生物的理性主义图景。在弗洛伊德看来,我们的意识只不过是我们内在心理过程的一小部分,同我们内在的巨大力量相比,它其实是很不重要的。我们内在的这些力量是黑暗的、非理性的,同时又是无意识的,受无意识力量的驱使是人类的本质特征,将
①《弗洛伊德主要著作选》,第664页。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982
精神分析运用于社会学,并转向无意识分析标志着社会学中的一次别开生面的革新。
弗洛伊德认为,人的原始的性本能,即力比多(libido)
是人的一切行为的最终动力。力比多的原则是唯乐原则,不停地寻求满足、寻找出路的本能欲力推动着人的行为。
弗洛伊德关于力比多的阐述几经变化,它最初指狭义的性欲;后来扩展为全部生命能量;最后用id(本我)一词名之,只是规定人的精神生活的因素之一。
尽管有如此变化,他从未抛弃过视人基本上受本能支配为潜意识所驱使的观点,这样一种人性的生物学观如何与社会学的分析结合起来?从个体心理学(唯乐原则)过渡到社会心理学(现实原则)涉及到“恋母情结”
、“压抑”
、“升华”等关健概念。
“恋母情结”
的实质在于男孩对母亲的性欲。
但是对于实现孩子的奥狄浦斯愿望来说,孩子的父母,特别是他的父亲,被视为一个障碍;另一方面,孩子把父亲视为一个竞争对手,渴望取代父亲的角色,他会以父亲为榜样,用把自己与其父亲等同起来的办法扮演父亲的角色(自居)
,这种自居作用产生了对其父亲既敌对又崇敬的双重感情。在这场竞争中,孩子是无望战胜其父亲的,他必须压抑自己的本我欲望,社会也必定压制他的“罪恶”欲念。他通过从父亲那里借贷力量,将社会禁令内化而形成压抑本我的力量和结构,这就是超我。
超我是自我的典范,是奥狄浦斯情结的继承者,这样,它也是本我的最强大的冲动和最重要的力比多变化的表现。通过自我典范的建立,自我已控制了奥狄浦斯情结,同时还使自
092西方社会思想史
己掌握了对本我的统治权。

今天,即使是坚定的弗洛伊德精神分析学说的信徒,也不会无保留地接受“恋母情结”的假说。
人类学、民族学、人种志学的研究早已证明弗氏的这一“科学神话”
(弗氏语)毫无根据。在不知父亲为谁的原始社会中,恋母情结(还有恋父情结)从何说起?批评并不困难,但我们应注意精神分析社会学的独特思路就包含在这类“荒诞的神话”中。我们理所当然地否定了奥狄浦斯悲剧的历史实在性,但这不等于说不可以把“恋母情结”及其受挫受压制的假设扩展为关于个人的无边的欲望与社会容许其满足的程度及方式之间的矛盾这样一个更一般的社会学问题,我们有理由说这正是弗洛伊德的分析路径,并由这一分析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思想。
首先,弗洛伊德固然坚持本能的本源地位,不仅人格的上层结构超我是本我升华的形式,社会感情、宗教、道德也无不是通过强制掌握本我获得的。
但是“通过理想的形成,属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理生活的最低级部分的东西发生了改变,根据我们的价值尺度变为人类心理的最高级部分的东西。”

弗洛伊德说“哪里有本我,哪里就有自我”
,他的目标在于用理性来控制非理性的、无意识的欲望;在于使人从他的无意识力量中解放出来。
人若想控制他自身之内的无意识力量,就必须对这些力量有所认识。弗洛伊德的无意识理论的目标就在于向人们揭示人性真实的最深层面。
①弗洛伊德:《自我与本我》,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737页。
②同上。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192
其次,与他把性欲(力比多)本能看成一种反社会力量的同时,他把社会与文明视为是对本能的压抑和升华的产物。
社会和文化,在他看来,与其说是复杂的社会历史过程的产物,不如说是升华的生物的本能和欲念。压抑和升华的作用发挥得越充分,文化就越高。因此,压抑与升华是对社会有利的和有意义的心理过程。此外就个人人格的发展而言,弗洛伊德就是把压抑与升华看作个人社会化的机制的。在孩童期间,父母和家庭是社会禁令、道德内化的中介,“正是在这个自我典范或超我中,我们具有那个高级本性,它是我们与父母关系的代表。当我们还是小孩时,我们就知道那些高级本性,我们羡慕它们,也害怕它们,之后我们就把它们纳入己有。”
①“当一个孩子成长起来,父亲的角色由教师或其它权威人士担任下去;他们的禁令和禁律在自我典范中仍然强大,且继续发展,并形成良心,履行道德的稽察。……社会感情在自我典范的基础上通过与他人的自居作用而建立起来。”

这里已明白表达了个人意识与社会影响的相互作用的思想,要注意的是这里有两种不同的作用力,一种是压抑了的本能寻求出路(升华)的内驱力,(弗氏始终未放弃过这一无意识的动力学观)
;另一种是来自社会环境的外部强制力。
这样个人与社会、文化之间,个人的本我、自我、与超我之间就呈现出一种紧张状态。
最后,一方面,这种紧张表现为人格的内部对立,自我
①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736—737页。
②同上。
292西方社会思想史
必须侍奉两位主人。它必须依超我的原则对本我和它的趋向施加压力,努力用现实原则和道德原则代替在本我中自由地占支配地位的快乐原则,在它与本我的关系中,它就像骑在马背上的人,他必须牵制着马的力量。但自我仍不过是本我的仆役,骑手试图用自己的力量努力去驾驭马,如果他不被马(本我)甩掉,自我常常是不得不引它走向它所要去的地方。另一方面,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结构是极不稳定的,因为本能的冲动既必须控制又难以控制,它们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起来反杭,以挣脱社会的稽察和监督,这在现代条件下会引起混乱和无政府状态,甚至导致人类的毁灭。但是如果一味对本能施加压力,在弗洛伊德看来,这既是社会与文化发展的动力,又是导致社会与文化危机的内在矛盾。社会和文化的发展过程在很大程度上是受本能与文明及其一系列规范禁令的冲突所制约的。本我通过社会化变成超我,成为社会生活的参与者、责任的承担者,而为社会和道德所不容许的动机和欲念被排挤到无意识的深处。这些遭到了排挤而寻求着出路的欲念与社会禁令之间展开斗争,这就是弗洛伊德社会理论的基本点,社会文化的主要功能是压抑,文化全过程无非是人采用不同方法去压抑束缚人不能满足的欲望。
他对文明的进步结合了18世纪启蒙学者的肯定与浪漫主义的否定这两种态度。文化并非人类永久的成就。文化乃是一段建立在地面之上的建筑,下面还有更大一块不可见的部分,人的原始的、黑暗的、野性的冲动在任何个人,任何社会制度下都不会最终消失。因此他既尖锐批判资本主义对人性的压抑,现存的文化与社会是少数执政者强加于多数反抗
第十一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心理主义社会学392
者身上的东西;又批评社会主义者“唯心主义地低估”人的本性,他认为建立社会所有制并不是解救人们使之摆脱灾难和相互敌视的好办法。因为无论何种所有制都不可能导致消灭自然的不平等现象、性的压抑和敌意性。文化既是人类不可避免的,又是痛苦的根源,但如果人类为了避免自我毁灭,这不是一个过分的代价。事实上,如果人类还有希望,这只是由于文化,通过压抑本能冲动,提供了使之升华的可能性。
弗洛伊德文化哲学的矛盾心态是资产阶级乐观主义已趋枯竭的真实表述,这正是其原创力和吸引力的决定性之所在。
虽然一些研究文化的学者批评他的原罪说,即把特定的历史条件的产物,视为人的不可逃脱的命运,使人面对黑暗的生物的力量变得更加渺小,而认为绝大多数人性品质实为文化的产物,但弗洛伊德的文化理论对许多欧洲知识分子仍有巨大的感召力。
弗洛伊德的社会思想,没有突破思辩的格式。他用自恋解释群体对异已者的敌意;他用“爱的联系”(即力比多关系)解释领袖与个人的关系,这些都是十分武断的。他把他的个体心理学推得越远,就越显得武断。他对社会学最具贡献的思想,恰恰是他的本能主义中直觉最少的部分和其理论中思辩最少的部分。
弗洛伊德的遗产仍具有启发性的价值。他向现代社会学贡献了两个重要观点,其重要性远远超出了心理分析的范畴。
第一个观点是与把精神生活视为远比意识为广阔的领域的新解释联系在一起的,它告诫我们在研究人时,不要太注重人们自己所说的话,因为人们可能煞费苦心地说些假话,个人
492西方社会思想史
无比复杂,远比19世纪社会科学设想的人要复杂得多。
弗洛伊德是那些鼓舞20世纪社会科学超越所观察的表面陈述,从而动摇实证主义科学理想的人们中的一个。
第二点,人格有其自己的社会历史,为了理解个人的行为,我们不仅应考虑其在社会结构中的地位及其内在品质,而且还应了解其个人传记。
这是受许多复杂因素及机制决定的,需要独立地进行研究。
个体史必然与宏观的社会过程有关联,但又不能还原为宏观过程,这一思路的发明权归功于弗洛伊德。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592
第十二章社会学主义
121社会学主义A自从孔德提出“社会学”以来,迄今为止的努力主要集中在论证将社会学建成一门独立的科学的需要上。最初一批社会学家千辛万苦地竭力割断其与哲学的联系,特别是要抛弃思辩方法的传统,但与自然科学,尤其是生物学和心理学却结成紧密的同盟。社会学主义代表了一种新观点:社会学必须以解释社会事实为宗旨;而社会事实乃是各种社会因素的结果;社会学不仅无需其它学科之助,而且在某些情况下还能有助于其它学科,如哲学和心理学等。社会学主义的倡导者们深信,社会学应成为人文科学的新后,成为哲学、伦理学、历史学、法学、政治学、艺术理论、宗教学等学科的领袖。
社会学主义致力于发现一套社会学方法规则,它们能指导人们如何研究和解释社会事实。按涂尔干的解释,社会学
692西方社会思想史
主义有权对那些不能被划分为社会学的问题作出概括性的陈述。索罗金(Sorokin,189—1968)把涂尔干、库利、龚普洛维奇、马克思等都称为社会学主义者。他的论点是,虽然这些思想家彼此极为不同,但都承认社会事实自成一类并且都反对心理学主义的还原论,这又把他们连成一气。按索罗金的理由,似也可把18世纪、19世纪所有反原子主义和反还原论的社会学观点都视为社会学主义,例如我们在第九章介绍的保守主义。但社会学主义是在实证论的自然主义范围内发展起来的,并且特别是与涂尔干的著作和思想联系在一起的。保守主义和先前的唯实论观点只能构成为社会学主义的前史。
社会学主义仍是从属于实证主义传统的一个流派。涂尔干等人虽对实证主义的奠基人孔德、斯宾塞有诸多批评,然而批评的不是别的,正是他们的背离其实证主义宣言的哲学思辩倾向。涂尔干指责孔德、斯宾塞,以社会现象的先入观念,代替对现实世界现象的实际研究。如果社会学这门领域仍持续他们的研究方向,那它难免只是哲学的一个分支而已。
①但涂尔干毫不怀疑,科学的社会学迈出的第一步是承认社会事实与自然现象,就其为客观事物这一点而言是毫无二致的,社会事实同样服从于恒定的规律。而实证主义的一些主要假设在实际的认识活动中是有坚实根据的,因此,社会学主义与教条的实证主义(社会学主义者这样称呼孔德和斯宾塞)的争论多少是家庭内的龃龉。
①参阅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译本,第15—19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792
社会事实固然服从一般的规律,但社会事实乃是自然现象的一个特殊的类,而不能与现实世界的其它现象相混同。
在这个问题上,龚普洛维奇对各种观点的批评很有力量。他批评孔德,从对非社会生活的观察中得到的所谓一般规律来推演社会规律;他批评人性的原子论,认为集体生活的特殊规律不可还原为个体人性的特质;他也反对统计学主义,因其不懂得区分个体事实(可计算、比较及加和)
与社会事实,如征服、民族兴衰、采邑制的废除等,而后者才是社会学的主题;他同样不满有机论类比,这是硬把事实塞入外在于社会学的固定框架内,所解释的也非社会事实。总之,社会学主义坚持明确地划分个人事实与集体事实,从前者推不出关于后者的可靠知识。
社会学的对象,既非非历史的抽象个人,也非抽象的社会与人类概念,而是作为集体现象的具体社会制度(涂尔干)或“集团”
(龚普洛维奇)。

从社会现象的独特性自然得出社会学是一门独立的自足的学科的结论。社会学的命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它能否成功地保持其对其它学科的独立性,把握好自己的独特主题和方法,而不受制于其它学科的教条。社会学主义也标志着与进化论的分道扬镳。
社会变迁问题不再是社会学兴趣的焦点,问题集中到社会事实之间的不变的和反复出现的关系上,集中到社会类型上等。共时性的结构的分析范式代替历时性的过程的分析范式。正因为此,进化论的大部分功能分析思想被
①参阅龚普洛维奇:《社会学纲要》(纽约,1963年)
,第13—15页,第238页。
892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学主义保留下来。
社会学主义的领袖人物也像孔德、斯宾塞一样雄心勃勃,试图用社会学将研究社会现实的各个不同领域的不同的学科统一起来。他们大力传播了这样一个观点:不同学科研究的社会事实是互相交织重叠的,而社会学方法的优点就在于提供了一种包容所有社会事实的综合的系统的观点。我们在涂尔干那里就发现了涉及经济(劳动分工)
、政治(失范研究)
、宗教、知识等许多领域的社会学分析。
“社会学主义”在其本质要点上亦可以称为“涂尔干主义”。柯林斯(R。
Colins)的“社会学的三大传统”之一就是“涂尔干传统”。他把莫斯(M。
Maus,1872—1950)
、列维—斯特劳斯(Levi-Straus)等法国涂尔干学派的成员归在这一传统内,同时他还将功能主义的大师,布朗、帕森斯、默顿及互动论的代表戈夫曼(Gofman)等也列入其中。
①涂尔干学派又称法国社会学学派,它是以“社会学主义”为其理论核心形成的。有关这一学派的情况我们将放在本章的最后一节来讨论。
122涂尔干:社会学主义A科塞说涂尔干(1858—1917)是法国第一位学院式社会学家,也就是说,是法国第一位具有正式学术头衔的专业社
①参阅柯林斯:《社会学的三大传统》(牛津,1985年)
,第159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992
会学家。
①考虑到几代学者为使学术界承认社会学为一门严密而科学的学科所作的不懈努力,并对比一下孔德的境遇,涂尔干为社会学赢得的地位是划时代的。进入涂尔干时代,我们就迈入了社会学的古典时代。
所谓古典,依J。亚历山大的说法,“古典就是有关人类研究的一些早期著作,相对于同一些领域的当代研究来说它们占有一个特权的地位。特权地位的概念意味着当代的研究者相信他们从对这种早期著作的理解中能够学到与其从其同代人的著作中所能得到的同样多的有关本学科的知识。……作为一种经典,这样的著作确立了特定学科领域内的基本的标准。”
②今天,几乎没有人会认为古典理论就像圣典一样不可怀疑和不可动摇。我们最好按科学史家库恩的“范式”理论来理解古典社会学的理论意义和方法论意义。范式包括理论、方法、研究实例及制度化的设施。同单纯的理论不同、范式包含了科学实践中一切影响科学发展的认识的、技术的及制度的因素,体现了理论和实践的统一③。
涂尔干提出了概括性很高的理论,“社会学主义”
这一理论代表了他对社会世界的本体论观点;他系统阐述了社会学研究的方法论与规则(《社会学研究方法论》,1895年)
;通过具体地研究社会劳动分工(《社会劳动分工论》,1893年)
、自杀(《自杀论:社会现象的研究》,1897年)
、及宗教生活(《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1912年)等重大社会现象,
①参阅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61页。
②吉登斯等主编的《今日社会理论》(斯坦福大学,1987年)
,第11—12页。
③参阅库恩:《科学革命的结构》中译本,第8页。
03西方社会思想史
他向学人成功地示范了他所倡导的社会理论及研究方法。此外,他在使社会学成为一项制度化的事业方面作出了开创性的巨大贡献。
187年,他使法国高等教育当局同意专门为他在波尔多大学文学院开设了一门社会学课程,这是法国大学第一次为以往所严禁的学科敞开大门。
1898年,涂尔干又创办了《社会学年鉴》(《L‘Ane
Sociologique》)
,围绕这份刊物,以涂尔干为中心,很快形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年轻学者团体。
《社会学年鉴》培养了社会学研究的队伍,发表重要的社会学评论与文章,传播社会学的观点与方法,影响了人类学、史学、语言学和心理学等学科的发展,并形成一个有牢固内聚力的“L‘Ane
Sociologique“学派,即法国社会学学派,学派成员热情捍卫涂尔干的社会研究方法,团结一致为涂尔干社会学研究而献身。
1902年,涂尔干转任巴黎的索邦大学的教育学系的教授,1906起他领导该系,1913年该系改名为教育学与社会学系。
“经历了四分之三的漫长岁月,孔德思想的产物终于进入了巴黎大学”
(科塞语)。在几十年内,涂尔干使孔德的祖国成为头等重要的社会学中心,即使在他死后,社会学界对他的兴趣仍然有增无减。通过1937年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涂尔干的巨大影响又流转至美国及英语世界的其它国家。
(1)学术旨趣及思想来源
涂尔干关心的主要问题在一方面与令梅斯特、圣西门、孔德、斯宾塞等近代第一批社会学家着迷的问题无根本差别。
这一点毫不奇怪,因为他们都处于欧洲社会的“危机”与“转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103
折点“的一般趋势中。因此,涂尔干的思想与19世纪的社会思想遗产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不考虑这一社会历史背景,便无从理解涂尔干学术兴趣的焦点。
主题是科学与宗教的关系,个人与社会的关系,焦点是社会秩序问题。阿隆说涂尔干的思想“不难纳入天主教和世俗思想之间的对话”。
①大一点说,涂尔干思想是与19世纪的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的持续对话。涂尔干看到传统的宗教不能再适应他所谓的科学精神的需要,现代社会的危机在他看来产生于基于宗教之上的传统道德未曾得到代替。他相信社会学应该用来奠定和重建科学精神所需要的道德。
从理论上重新确定个人与社会的关系是涂尔干工作的主要方面。他竭力求取摆脱传统束缚之个人自由与社会秩序之整体需要之间的平衡。个人解放既值得称道又不可避免;但事实同时告诉他,社会尚未产生任何机制足以控制由这一种解放过程所释放出来的无政府力量。
从法国的学术历史看,涂尔干思想的主要来源有两个,一是启蒙主义传统,一是圣西门、孔德传统。他接受了卢梭的“公意”观,这一概念设想社会是社会团结的体现,这种社会团结既不是建立在经济利己主义(自由主义)基础之上,也非建立在公民对集权统治的屈从(霍布斯)的基础之上;他从孟德斯鸠学到了所有社会现象和文化现象都相互联系的思想;而涂尔干强调道德信仰的约束力是团结的基础,强调分工在彼此依赖的个人之间创造出整合力,这些观点基本出自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332页。
203西方社会思想史
孔德和圣西门。上述影响加强了他对自由主义—功利主义的批评倾向。他批评自由主义者视社会仅为个人聚合而成的名义存在,批评其将人不适当地还原为单纯的“经济人”
,“功利人”
,从而将社会的功能归结为只在保证个人最大的独立性及物质的利益。涂尔干相信人必须受教育,社会必须组织起来,没有哪一项职能可以听任自发力量的安排。因此自由放任的个人主义既错误又危险。
涂尔干对社会主义的态度很难按肯定或反对这样简单的二择一格式来判定。他对社会主义运动抱着热忱而严肃的研究态度。
1896年他撰写了《社会主义》教材(这本书是在他死后的1928年才发表的)
,在他看来,社会主义的产生,与社会学的诞生及19世纪初的宗教改革为本世纪初的三大运动,出于同一种社会危机的影响。他所认为(也是他所赞成)的社会主义是,“凡是主张把所有的经济职能(或目前尚处于分散状态的某些经济职能)和指导性的、有意识的社会中心联系起来的学说,都叫做作社会主义学说。”
①他又说:“社会主义不能归结为工资问题,或正像有人所说的吃饱肚子问题。它首先是对社会机体进行重新调整的愿望,其目的在于用另一种办法把工业机器纳入整个社会机构,使工业机器摆脱自动运转的黑暗,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接受人类意识的监督。但是我们现在已经能够看到,不仅社会下层阶级有这样的愿望,国家本身也有这样的愿望,因为随着经济活动日益成为社会生活的一个越来越重要的因素,国家迫于形势
①涂尔干:《社会主义》第25页,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潮流》,第404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303
和在与生命休戚相关的必然性影响下,也在进一步监督和调整经济活动的表现。“
①就其把社会主义的中心思想理解为有意识地重新组织经济生活的观念,理解为把个人融合在社会里的更自觉的组织的观念,他是一个社会主义者;但他既不愿把阶级斗争,特别是工人和资本家之间的斗争看作是社会发展的动力,也没有把所有制的变革视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基本点。在他看来,资本主义社会的生命力远远没有耗尽,当代社会的危机也决非靠一场社会主义的政治革命所能解决的,在这些问题与观念上,他是反社会主义的。
涂尔干常被人们视为保守人士。涂尔干对当代社会与道德危机的诊断,他对于原子主义自发秩序论的批评及对社会权威与道德权威的强调,无疑可看出保守主义的影响。但正如阿隆所说,涂尔干是一位属于世俗传统的法国哲学教授。

他崇尚理性,宣称作为社会理论家,他的“主要目标是将科学的理性主义扩展到人类行为”
,③他为使社会学成为公民教育的奠基石而不辞辛劳;他在德雷福斯案件④高潮期间,积极地为德雷福斯辩护,表现了一个自由民主战士的勇气;他在精神上与卢梭、康德、法国革命是一脉相承的。
①同上,第34页,同上。
②参阅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332页。
③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61页。
④德雷福斯(Dreyfus)为法国一位犹太裔军官,被军方判为叛国罪。许多人认为这是反犹运动的结果。第三共和国的许多社会名流,知识界精英起来为德雷福斯辩护,并发展为一场声势浩大的民主运动。德雷福斯案件以法国民主力量的胜利而告终。
403西方社会思想史
涂尔干认为,解决现代社会危机的方案既不是功利主义的,也不能是保守主义的,其方向应由科学来指引。因此他瞩目于实证主义。但他指责先前的科学主义的意识形态犯了与社会政治意识形态同样的错误,即满足于现成的信条,而未走上直接接触事物的道路。因此他的社会学是第一个不从观念出发而从事物出发的关于社会的学科。
(2)社会学的对象及其性质
对涂尔干来说,这个问题关系到社会学能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跻身于严密而客观科学的行列。
在我们上面提到的那些书中,特别是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涂尔干提出了他对社会学的看法。
他指出社会学以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
为对象,“社会学方法的基础是必须把社会现象当作客观事物”。
①涂尔干知道这一命题会招致误解,他马上接着解释,这不等于说“社会现象是物质事物,而是认为社会现象像物质事物那样,也是一种客观事物”。
②所谓客观性,涂尔干是指社会现象的实在性,也即实际上存在的现象,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它的存在,这也排除了人们主观上认为存在而实际上不存在的事物。但作为客观事物的社会现象并非通常意义上看得见摸得着的东西,它反映着一种同个人所理解的现实非常不同的现实,它是一种“自成一类”(sui
generis)的特殊实在,既“不能通过个人意识的状况去解释”
,③
①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2页。
②同上。
③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7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503
也不能“简单地等同于社会中的普遍现象”
,①“它的特别属性只有通过耐心细致的观察和分析才能揭示出来”
,②这是因为,社会事实不是个人的心理现象,也不是常识所了解的普通现象,而是为普通知觉所觉察不到的社会的潜在秩序、结构和模式。质言之,集体性社会性的现象,“这种现象的性质与其它自然科学所研究的现象的性质有着很大差别”。
③正因为此,社会学始有它专门的对象和目的,否则,它的活动领域就与其它科学混淆起来从而丧失其存在的理由。只有坚持社会现象的客观性、独特性,社会学才能进步。涂尔干反复强调这种集体的现象具有一种新质,“只有用‘社会的’一词可以表明这种性质和它的含义。”
④“我们必须将社会现象看作是社会本身的现象,是呈现在我们面前的外部事物,必须摆脱我们自己对它们的主观意识,把它们当作与己无关的外部事物来研究”
,⑤这是什么意思?难道社会现象不是人的活动的产物?虽然涂尔干一再说社会现象是“非有机体的”和“非心理的”现象,但他并不怀疑社会现象是与人有关的,人对其产生起了作用。但第一,社会现象产生于若干个人间的相互作用之中;第二,一经产生它便获得了一种新质,成为自成一类的集体现象的实在。它的新质的独特性可从以下几方面来考虑。
①同上,第3页。
②同上。
③同上,第一章,第3页。
④同上,第一章第5页。
⑤同上,第23页。
603西方社会思想史
合成的新质。社会的性质不能归结为其组成部分的个体性质,这就如同化学元素合成的新物质,其性质不同于其构成要素。例如生命现象只存在于蛋白质、氨基酸等大分子结构的水平上,而不能还原到分子水平。
集体心理的新质。
涂尔干进而利用19世纪集团心理、社会心理的研究成果,说明聚合在一起的个人的行为不同于其独处时的行为。人从未生活于彻底孤立的状态中,这就是为什么精神的风尚会持续地变化其影响及强度并凝结为社会的理念和集体的观念。
先在的实在性。
集体现象是一种先于我们的个人的实在。
“信徒在出世之初,社会上早已有了宗教和信仰。
这个事实说明信仰和宗教规则是在信徒个人以外的事物。同样,我们用以表达思维的语言信号系统,用以结算债务的货币制度,用以商业往来的信贷手段,以及从事职业活动的规范……都是独立运行的,并不在乎我们是否使用它们。“
①对于每一代人来说,意识形态、法制规章、社会组织等都表现为先于他们而存在的历史前提,而不是由他们所创造的。这使我们马上想起马克思致巴。瓦。安年柯夫(1846年12月28日)信中的一段名言:“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以往的活动的产物。所以生产力是人们的实践能力的结果,但是这种能力本身决定于人们所处的条件,决定于先前已经获得的生产力,决定于在他们以前已经存在、不是由他们创立
①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一章,第4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703
而由前一代人创立的社会形式。“
①涂尔干自然没有达到历史唯物主义的结论,但在肯定社会条件和因素对于个人的先在性这点上是与马克思一致的。
强制性。人们大多数的意念和倾向都不是他们自己造就的,而是来自社会。人们必须使自己的行为方式、思维方式和感觉方式适应团体、社会所认可的标准。
如果不这样做,试图抵抗它,马上就会感觉到社会的强制力。从道德舆论的压力到法律的禁止与惩罚。不遵从习俗,穿着不合时宜或不合身份会招致嘲笑和轻视;不用大家通用的语言,不用大家通用的货币,只能到处碰壁,“工业也不禁止人们采用古代的方法来操作,但是如果有人硬是仿效古老的生产方式,他肯定会以失败告终。
法律也同样。
法律并没有叫人不要违犯它、反对它,即使法律被人反抗并且被征服了,它的压制力也仍然可以从反抗力来证明其存在“。
②并不是只有具有一定组织形式的现象有强制力,“社会潮流”虽然没有固定的组织形式,但同样以个人为对象,同样强制着个人。
“教育儿童的现象,不论过去还是现在,总是一个不断强迫的过程。儿童视听言动的方式不是生来就如此的,而是通过教育的强迫力使然。”
③“社会强制力之所以特别表现在教育方面,是由于教育的目的在于将个人培养成为社会的一分子。”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321页。
②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1章,第5页。
③同上,第1章,第7页。
④同上。
803西方社会思想史
综上所述,社会现象(或社会事实)是客观的、自成一类的、集体的和强制性的现象,作为社会学对象而被涂尔干提到的社会现象有:政治团体、宗教、政党、行会、法制规章、货币制度、职业规范、思维方式、行为准则、语言系统、教育、“社会潮流”等,结合他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五章对“社会形态学与社会环境”物质性条件的讨论,可将社会现象分成两类:一类,物质性的社会现象(或事实)
:A。社会;B。社会的构成部分(如政党、教会、行会等)
;C。社会的形态成分(如人口密度、交通设施等)
;另一类,非物质性社会现象(或事实)
:A。道德;B。集体意识和集体表象(如思维方式,价值模式等)
;C。社会潮流(如“自杀潮流”)。

涂尔干将制度性、物质性与观念性的几类不同社会现象概视为外在于人强制人的客观实在,这自然招致了不少怀疑与批评。批评者认为涂尔干的集体性的社会事实概念仍不免是哲学实体论本质论假设的残余,不比他所批评的孔德的抽象的“人类”概念或德国浪漫主义的“民族精神”好到哪里去。
一些批评者主张抛弃与社会体系结构有关的古典问题,而只研究诸如人类行为这样一些真正的社会学问题。
①参阅涂尔干在《社会学和社会科学》中对社会学的研究所作的划分,《埃米尔。涂尔干阅读材料选》(伦敦,1985年)
,第27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903
涂尔干一再为其集体现象集体意识的客观性辩护,否认关于他试图将它实体化的批评。他不认为“社会生活是由表现以外的事物构成的。”
①但就社会的表现在大多数情况下绝非人们主观所想像的那样而言,社会超越于个人,但社会亦内在于我们之中,因为社会只有藉人才能存在。一方面,“人必须开化才能成为人”
,只有在社会里,并且由社会开化才能成为人。
“很久以前,卢梭就论证过,如果从人身上剔去来自社会的那一部分,剩下的只是一个只有感觉、与动物不大有区别的生灵”
,②因此,“个人从社会那里得到了他身上最好的东西,一切使他成为有个性的及在其它生物中由于他的知识的与道德的教养而占有一个特殊地位的东西。……但另一方面,社会存在于个人中并只有通过个人才有其生命。如果关于社会的观念在个人的心智和信念中死灭了,团体的传统与抱负不再为个人所体会所共享,社会也就灭亡了”。

涂尔干固然倾向于把社会现象分成物质性的与观念性的两类,但他显然更重视后者:集体表象的意识;并且这种观念实在论基本上可按关系实在论来理解,即是指人们之间存在着真实的、持久的关系,它们是思想、感觉及行动的模式,这些模式是个人在其社会化的过程中内化的并从内部支配着个人、而成为自我的“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社会以这种方式作为一种道德力量进入个人。
“因此,社会学并不研究外在事
①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3页脚注。
②③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伦敦,1976年)
,第347页。
013西方社会思想史
实,而是研究社会事实为道德因素所渗透的方式“。
①用文化人类学的观点来看,涂尔干的基本问题可阐述为“社会制度、人格与文化的相互渗透问题”。
(帕森斯语)
为了正确理解涂尔干社会实在论(社会独立于外在于个体的涵义)
,我们还须了解涂尔干说的个人的具体所指。
我们已经知道了涂尔干的人性二重性观点,即剔去社会给予个人的属性,人纯为一生物。人的经验的生物性与人的超越的道德性在涂尔干看来是人性的两源、两极,处在永远的对抗中。
人若想使其行为具有道德性,就必须突破其动物性的限制,因为动物没有自我否认与牺牲,无此就无道德行为。
②然而这一超越(动物性)如何可能?涂尔干从对宗教生活的研究找到了解答这一问题的思路。正是在宗教生活中,某种超越感官经验限制的神圣经验进入到人心中,面对神圣,人体验到尊崇与畏惧,这约束了他的自然的冲动,而上升到道德的存在。
而在涂尔干看来,宗教体验中的这种神圣力量无非是社会力量的化身,正是社会使人成为一个有理性有道德有尊严的人。
因此,理性与感性、道德与本能、利他与唯我、圣与俗的人性二分归根到底是社会与个人的两极对立。
“因此,社会学看
①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10—101页。
②涂尔干这里的观点在70年代兴起的社会生物学看来是有问题的,第一,动物,尤其是社会性动物由于亲缘选择的结果,个体具有为了种群的绵延而牺牲自己的“无条件利它主义行为”
;第二,人若有利它主义的倾向,也不超出这一生物进化选择的范围,并且,正是人很少“无条件的利它主义”
,即其利它主义多为图回报的“有条件的利它主义”。可参考威尔逊的《人的天性》,道金斯的《自私的基因》等书。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113
来注定要开辟一条走向人的科学的新途径。迄今为止,思想家们总是使自己处在下列两种二择一的困境之中:不是把人联结到其低级的形式,把理性联结到感觉,心智联结到肉体来解释人的高级的独特的机能,这等于是否认人的独一无二性;就是把这些低级的部分附加在其所设想的某种超验的实在之上,而后者的存在是不能藉任何观察建立的。使他们陷入困境的是他们将人视为最终完成的存在,即自然进化的最后的生物;似乎再没有什么超越人的东西了,或至少科学只能到人为止了。但一旦认识到社会高于个人之上,它并不是一个理性杜撰的名义的存在,而是一种活动的力量的体系,一种解释人的新方法便变得可能了。“
①根据上述观点,当涂尔干说社会外在于个人,社会不能根据只适用于个人的概念来解释时,他指的是完全孤立和抽象的生物学的个人。社会与个人的对立的真正涵义是在“社会体系”与“自然属性”之间、在文化与自然之间划出一条界线来。他经常谈到,个人越是将社会公认的思想方式、感觉方式与行为方式内在化(即越是社会化)
,社会就越少外在于个人。社会意识的发展过程,也就是集体意识作为外在于个人的一种强制力逐渐减弱趋于消失的过程。当然人不可能完全超越其动物性,这就是社会何以不可能自发地达到整合与秩序的人性根据。
(3)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现代的第一批社会学家都把“社会团结”问题放在一个
①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47页。
213西方社会思想史
极其重要的位置上,涂尔干也不例外。他反对斯宾塞、穆勒关于个人利益是内在和谐的,其本身便可促成自发的团结的观点。个人可以自由地追求私利的原子主义观点,绝不能产生社会团结。但涂尔干对抽象地谈论社会团结不感兴趣;他也不认为社会团结的纽带在任何社会形式中都是一样的。社会团结及其纽带的性质是一个典型的社会事实,应当依据客观的表征(从外部可以观察的)
,使得研究和评价社会团结变得可能。涂尔干认为法律是一适当的入手处。在《社会劳动分工论》里,涂尔干区分了两类法律:刑事法,其条文是镇压性的制裁,惩罚错误或罪行;合作法,或恢复原状法,其本质不是为了惩处不法行为,而是在错误发生后,把事情恢复到原来状态或组织个人间的协作,这适用于民法,交易法与行政法。两种法律的不同在于:前者主要针对那些破坏了一个特定社会中人们共有的思想、感觉与行为方式的行为;后者只适用于那些影响到个人或社会某部分的一类行为。这一区别,反映了两种社会组织及社会团结的区别。

在惩罚性的刑法占优势的社会里,几乎全部个人生活都被置于社会监督之下。信仰和情感高度趋同化,集体意识和集体信仰主宰一切,个人意识几乎难以辩认;社会与宗教结为一体,使宗教观念渗透到整个社会。任何偏离社会公认标准的个人行为都会受到惩罚。但这样的偏离不可能是经常性的和频繁的,因为个人不过是集体意识的简单反映者。在这
①参阅涂尔干:《社会劳动分工论》(纽约,1949年)
,第1卷,第1章第68—69页;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209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313
样的社会里,“集体意识等同于全部社会意识,也就是说,集体意识包括了全部的社会心理生活,而它只有很小一部分,在开化社会里尤其如此。法律的、行政的、科学的、行业的功能,简言之,所有专门化的功能都具有一种心理的规约作用。”
①个人意识的范围基本上等同于集体意识的范围。社会是个几无分化的同质体,社会与个人的关系也是直接的,其成员之间的团结可称之为机械团结,它与社会分化及个人化的程度成反比。质言之,机械团结建立在相似与同质的基础上。涂尔干把这样的社会类比为节肢动物。物质产品的原始共产主义、宗教的主导地位以及传统主义等皆为这种社会的显著特征。涂尔干认为这种社会所缺少的正是劳动分工。
在合作法盛行的社会中,社会团结建立在社会分工和社会分化的基础上。分工同社会团结的关系在涂尔干具有道德的意义。分工的真正功能在于使人们之间产生友爱、合作与团结。分工越细,每个人对社会的依赖也就越深;另一方面,每一个人的行动越是专业化,个性就越鲜明,就越是摆脱集体意识的监督。基于社会相似性的团结为基于分化及加强社会纽带的团结所取代。这种团结被涂尔干比作高级动物的有机结构,其躯体的每个器官,都有各自特定的功能和独立性,一方面高度分化,另一方面又高度统一。有机团结意味着一个有着功能分化和专业化并因各部分的相互联系而达到的统一的系统,有机团结正比于社会的分化和个体化。有机团体的典型社会就是近代工业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当然还会
①引自汤普森(K。
Thompson)
编《埃米尔。涂尔干阅读材料选》第39页。
413西方社会思想史
有刑事法,但它完全与信仰的意念无关,仅仅是为了保护生命和财产。集体不再监视和管制个人生活的所有方面;信念与实际事务也日益失去其宗教的性质;理性思考取得了日益显著的重要性;先前没有差别的一致的道德体系让位于不同团体的不同的道德体系;更多的主动性与个性,更多的活动的自由等观点已深入人心。

涂尔干将两种社会团结的区别视为一种历史规律,以反映人类社会从机械团结向有机团结发展的一般趋势。但他更重视其类型学的意义,在他看来,在所有现存社会中,这两种团结是同时并存的。这样社会团结的类型理论不仅可以用来比较两种对立的社会:原始社会与现代社会,而且还可用来分析同一社会生活的不同方面。
涂尔干的这个类型理论在许多方面类似于斯宾塞的工业社会与尚武社会的社会类型说。这两种社会的不同也在于同质性、集体主义与分化、个人主义的对立。但涂尔干根本不同意斯宾塞关于利己主义的活动及专业化机制如果任其发展可导致社会和谐的论点。他认为,没有任何征兆表明有机团结的出现可令共同体的普遍规范功能自动取消。如果没有普遍化的道德规范,科学和工业的进步必然导致失范。他说,“如果社会不再强求每个人步调一致,它将更多地致力于确定和调整不同社会功能之间的特殊关系,由于社会如此分化,这
①参阅涂尔干:《社会劳动分工论》,第1卷第3章,第11—115页,第127—131页;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210—213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513
种活动只会更多“。
①涂尔干谈到恢复原状的法律或补救性法律如何扩展到民法、交易法、宪法之中,并通过专门机构,如行政法庭和自治的地方行政长官发挥积极的作用;谈到国家活动范围的扩大,以及一个具有独特的道德规范的新社会的发展。他强调必须用道德规范新社会的发展等。他强调必须用道德信仰的共识来对抗个体化的不良后果,否则会因社会分化的发展导致“极端的道德混乱”和“利己主义”。
“利己主义”
曾经是自自然法到启蒙思想用来批判封建意识形态,为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张本的论战依据。
在古典政治经济学中,自由放任的利己主义与自发的社会和谐被斯密认为是统一的过程的两个方面。尽管他在《道德情操论》里发挥利他主义的同情说,但社会秩序问题仍是按功利主义的思路解决的。利己主义被认为是社会纽带瓦解的根源,是从保守主义开始的。
利己主义在孔德的社会理论中变成道德评价的否定性论据,在这一点上,涂尔干是追随孔德的。他对有着贪得无厌的欲望和私心的人的合群能力感到悲观,不相信人本身有任何制约欲望的东西,只有靠外部力量才能使欲望受到有效制约。他在《社会主义》教材中写下了这样的话,“如果要让社会秩序占据优势,就必须使绝大多数人对自己的命运感到心满意足。但要让他们感到心满意足,并不是说他们或多或少有些东西,而要使他们相信他们没有权利得到更多的东西。
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有一个他们认为具有至高无上地位的权威发号施令才行。
这是因为任何人仅仅在自己的需要驱使下,
①引自帕森斯:《社会理论》,第205页。
613西方社会思想史
永远不会承认他自己的权力已经达到了最大的限度。“
①这与《社会劳动分工论》中对劳动分工、社会分化所带来的集体监督松驰与个人独立性的增长的称颂是不相容的。涂尔干摇摆于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价值观与保守主义的整体主义的秩序观之间。当他把利己主义等同于失范时,显然是倾向于保守主义的分析。
(4)宗教社会学
涂尔干对宗教问题一直怀着浓厚的兴趣。他的兴趣一是源于近代法国的思想传统,一是受到其“社会学主义”倾向的加强和鼓舞。关于第一个影响,正如科塞所说,“从雅各宾派在法国摧毁了天主教并试图创造一种综合的‘理性宗教’去填补随之而来的精神空虚,到圣西门的新基督教和孔德的人性宗教,法国非宗教思想家一直研究的是,在现代没有宗教信条约束的条件下,如何保持公共道德与个人道德这一问题。”

关于涂尔干的宗教旨趣与其“社会学主义”方法论的关系,我们在前面顺便提及过:宗教使人体验到一种神圣的东西,从而超越人的生物性限制而为道德目标作出牺牲。涂尔干从宗教的这种反个人主义、抑制自然冲动的功能里看到了重要的社会学问题,即宗教在个人身上创造出力求符合于社会需要的责任感的力量,创造出社会整合的机制。他对宗教
①涂尔干:《社会主义》第291页,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410页。
②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55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713
的理解与对宗教的流行解释很少共同之处。
流行的观点把宗教与信仰超自然的现象联结在一起,宗教起源于神灵,起源于人对梦中怪异景象的解释与对人死后灵魂的想象,那就等于说宗教所崇拜者是一种不真实的虚幻的东西及宗教是集体的错觉。
涂尔干认为宗教是异常持久深厚的感受,是一种十分具体的巨大的现实。
神灵、梦境可以解释怪异世界如何产生的,但不能解释神圣世界是如何产生的。
“宗教是一种与圣物(即被升华和禁用的东西)有关的信仰与仪式的统一体系。这些信仰和仪式把所有坚持信仰和履行仪式的人团结在一个叫做‘教会’的同一个道德共同体内。”
①此,自然主义观点并不能解释宗教的起源。
涂尔干以澳洲土著部落的图腾崇拜为对象来研究宗教的本质。这一研究并非社会学的边缘性的种族民俗学研究,而是为了理解宗教本身,并进而找到解释一般社会生活的出发点。图腾崇拜某物,动物、植物或其它什么事物,某物便成为一神圣的标记,而画有图腾的物件及一些个人也成了圣物,于是有了对圣物的崇敬与对违反崇敬的有关行为的禁忌。重要的是圣俗的区分,即把全体社会现实区分为两大类,一类为神圣的事物,另一类为世俗的亵渎的事物,只要划分神圣和亵渎的范围,宗教现象就会出现。但任何事物本身既不是神圣的,也不是亵渎的,圣俗划分是社会的需要并由社会作出的。
神圣的东西成为价值源和价值中心,将人们凝聚起来,
①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47页。
813西方社会思想史
并将他们从平常生活的功利性偏见解放出来,提升到道德的、超越界的高度,使人们的生存状态与终极价值联系起来,并赋有了意义。
涂尔干的论点和问题是,任何社会都需要有诸如宗教这种将社会成员结合起来的共同信仰,对个人主义和唯理主义充分发展起决定作用和促进作用的社会更是需要共同信仰,但问题是这类信仰似乎不能再由难以适应科学精神要求的传统宗教来提供了,宗教对社会生活的全面统治早已一去不复返了,用什么可以取代它?传统宗教的退场是否意味着所有价值纽带的断裂与道德共同体的崩溃?
涂尔干认为他的宗教科学(即宗教社会学)揭示了解决问题的方法:宗教不仅是社会的产物,而且实际上就是被神化了的社会。宗教的本质是对集体力量,对社会的崇拜。最早的图腾崇拜是对氏族的崇拜,而不是对某些动物、某些个人或某些图像的崇拜,是对不知名的非个人力量的崇拜。这种力量存在于上述物体之中,但又不混同于这些物体。没有任何一个人全部拥有这种力量,但所有的人都参加其中。它完全独立于它所体现的个人,因而先于个人,比个人存在得更久。个人死了,一代一代传下去,由别人接替。但是这一力量永远是现时的,充满活力一如往昔。社会所以成为崇拜的对象是因为社会本身具有神圣的力量。社会先于个人,高于个人,比个人远为丰富全面,集体意识是对意识的意识,所以是精神生活的最高形式。社会不受个人或局部偶然性的影响,它是从永久的、本质的方面去看待事物,并将其转化为可交流的思想。同时,社会所处地位使它看得更深远。既然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913
宗教无非是社会力量的自我神化,那么宗教的式微并不意味着社会的式微。社会学发现了所有宗教的奥秘,它不能再创造一种宗教,但可寄希望于社会,相信社会有能力在未来创造自己所需要的众神。但是涂尔干也并未追随圣西门和孔德去试图建立一种新的人道宗教,而是致力于去发现“宗教概念的理性替代物”。
①这个理性替代物不是别的,就是公民道德,依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
,不仅道德是一社会事实,社会本身就是一道德事实,涂尔干的意思是说,“在公众舆论的眼光里,当大众无私、忠诚不渝抬头时,才开始有道德。但是只有在我们所从属的主体比我们个人具有更大的价值时,无私才有意义。然而,在我们生活的世界里,我只知道有一个主体,这就是集体,它较之我们具有更丰富、更复杂的道德现实”。
②总之,不论是宗教还是道德,都蕴含着激发起崇敬、畏惧和服从的“神圣性”
,其功能都在“指引我们的行动去追求那些虽高于我们但同时看起来又是值得追求的目标”
;其本质都是一种集体的存在和集体意识,因为只有集体——家庭、教会、团体,才具有道德权威所必须具有的本质属性:“神圣性”。社会主宰着我们,因为它外在于并且高于我们,“它同我们之间的道德差距使它成为我们的意志所服从的权威”。
“社会就在我们中间”
,“集体表象”正是“我们内心对
①涂尔干:《道德教育》(纽约,1961年)
,第9页,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56页。
②涂尔干:《社会学和哲学》,第74—75页,引自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422页。
023西方社会思想史
崇高的集体召唤的反响。“

涂尔干的宗教社会学还从仪式活动的角度研究了宗教的社会功能。
首先,个人最初是通过宗教仪式加入集体生活的,禁忌制度(消极的仪式)培养个人的自我约束能力,从而为其参加积极的仪式(到一定年龄后)作准备,因此,宗教仪式是纪律的基本形式。
其次,宗教仪式有助于团体的整合,是社会组织借以定期地重新肯定自己的手段。日常生活使人们彼此分离,导致团体观念的削弱。所以需要定期的仪式,在于使个人再次感受到其与其它成员间的道德的统一,从而起到巩固团结的作用。
再次,宗教仪式保持并发扬了团体的传统继承性,这在某种程度上对一个团体的独特道德面貌是至关重要的。涂尔干写道:“一个团体的神话是该团体共同的信仰体系。
因回忆而使其价值不朽的传统表现了社会藉以表现人与世界的方式;它是一种道德体系,一种宇宙论,也是一部历史。仪式的作用是也仅仅是使这些信念保持活力,使其不致被遗忘,总之,复活集体意识中最重要的因素“。

现在与过去在仪式中的联系就是个人与团体的一次又一次的联系。
①涂尔干:《社会学和哲学》(伦敦,1953年)
,第58页,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112页。
②涂尔干:《宗教生活的基本形式》,第375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123
最后,宗教仪式具有使人振奋的作用,在个人遇到不幸和危机时给他们以支持,减轻其痛苦。
恢复教徒的幸福感,恢复他们所从属的精神世界的正义感。重建个人信念与共同信念之间的平衡。
(5)自杀的社会学研究
涂尔干对宗教的社会功能研究,旨在揭示某种持久的社会的与心理的需要,这些需要在所有情况下必须被满足,虽然并不都是以同一种方式来满足。不论宗教是否能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永久存在下去,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个人失去了其所属团体的道德支持,他就不能再过正常生活;而当社会不能再对个人施以道德的支持和监督时,也将面临解体,涂尔干称这为失范。
涂尔干在论劳动分工的著作中,已谈到了经济活动缺少一切规范及赞成不加约束的个人放任的社会后果。他声称缺少规范不能保证功能的正常与和谐。他带着恋旧的心情谈到先前的行业公会在经济生活中的调节作用。他还忧虑地谈到大工业割断了工人与家庭的关系,并使他与工厂主互相对立,这破坏了社会平衡。社会的阶级分化使社会团结变得十分困难。当社会处在分裂状态时,劳动分工就是被迫的和不正常的,这使能力不能得到自然的配置和发展。
涂尔干的自杀研究试图回答这样一个问题,在那些社会控制已经大为削弱,并在其所有生活领域内摆脱了严格管理,但尚未产生可以发挥先前宗教和政治组织功能的新的机构的社会里发生了什么?他对自杀现象的兴趣,在于自杀是现代
23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中个人与团体关系趋于紊乱的的反映。自杀虽然是最具有私人性质的个人行为之一,但涂尔干认为不能用心理学原因来解释自杀率这一社会现象。
“当社会高度整合时,社会将个人置于其控制之下,驱使个人为社会服务,并禁止他们随意地处理他们自己。因此,社会反对个人逃避其责任,至死方休”。
①在现代社会中,社会整合的条件不复存在,故自杀率直线上升。涂尔干的自杀研究,不仅新在运用统计学方法来证明理论假说,为运用“社会学主义”研究具体社会学问题提供了一种方法论的示范;而且还新在他在吸收了现有经验研究成果的社会学框架内,对不同的自杀率提出一种系统而严密的社会学理论。他把自杀原因同过度的个人主义、社会潮流等联系起来,强调社会潮流将个人引向死亡,这反映出他自杀研究的强烈的社会学主义的关切。
涂尔干把自杀分为四种类型:利己主义型、失范型、利它主义型和宿命论型。失范自杀是社会混乱引起的自杀,产生于个人的活动缺少规范。经济急剧变化时代,社会组织转型期及道德意识松弛落后时,“人们的欲望不再受舆论的控制变得迷乱,不再承认对于他们的适当限制,”
失去节制的人们同时丧失他们原来所在群体的信念与理想;突然出现的社会繁荣会导致一些暴发户的产生,但社会因不能立即向他们施以采取新的生活方式所需的约束力,也会导致失范。总之他的研究展示了由于个人行为缺乏社会规范而产生的后果。他关心的不是个别人的自杀原因,而是广泛的社会伴随现象:自
①涂尔干:《论自杀》(纽约,1951年)
,第208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323
杀率或自杀倾向。自杀率同社会在个人心目中的形象有密切关联:失范型自杀正是由于社会规范未能抑制住个人的欲望而产生的。
他由此得出结论:“自杀率与社会的整合程度成反比”。涂尔干发现,他所认为的人类关系的最好的组织(有机团结)并未发展到足以满足基本的社会需要的程度。问题出在现代社会的道德松弛与滞后。因此,他认为最好的措施乃是道德教育,在新的经济条件下,产生与在传统社会中一样有效的社会纪律,端赖于公民道德的教育。
(6)整体论与功能分析
涂尔干将社会当作自成一类的实在,视为一个有机整体。
社会作为支配个人的道德结构,其各部分的功能不是同个人,而是同整体联系着,这方面可明显看出孔德对他的影响。他激烈的反个人主义及反还原论与他的整体主义互为表里。他的术语也充满了有机体论的类比:他爱说“社会机体”
、“形态学”
、“生理学”
、“解剖学”
、“灵魂”
、“神经系统”等。涂尔干的有机整体论最好地体现在下列两个假设中,其一,假设社会若处在正常状态(“健康”状态)
,其各部分就是高度耦合的;其二,假设社会机体存在着某些特定的需要,这些需要是必定要满足的,它们不能被还原为其组成部分的需要。
他对这一问题的阐述与发挥,使他成为功能主义的一位先驱者。他是第一个明确地阐述了功能要求分析的社会学家。在《社会学研究方法论》中他指出,“当我们解释社会现象时,必须分别研究产生社会现象的真实原因和社会现象所实现的功能。使用功能一词而不用目标或者目的等字眼,这是因为一
423西方社会思想史
种社会现象不是由于它有效用就能存在。“
他进而说,确定事物的功能对于完整地解释社会现象是必要的,“事物的效用虽然不是事物生存的原因,但是,一般说来,事物要能够生存,必须有存在的效用。”
①涂尔干的著作提供了一系列功能分析的实例。他对宗教的分析着眼于宗教加强社会团结,使个人同团体、社会达成整合的功能;他对分工的分析也着重于在正常情况下分工有助于促进社会团结,而“强迫性”的和失范的分工形式则无助于社会团结的发展;他倡导职业团体,也是基于认为它们能够行使大体上如昔日的行会组织的功能,如调节劳动关系、工资、劳动条件等,从道德上调节经济活动并为真正的社会团结奠定基础。涂尔干如此重视这些职业团体、专业集团的作用,反映了一个基本事实:在工业社会中,有机团结逐渐瓦解了社会中的强制性权力,从而出现了一种合作的社会秩序,它不受国家机构的管理,而是越来越多地受专业团体及其服务于社会的伦理观念的调节。涂尔干指出,国家已不能成为复杂的现代社会中道德统一的根源,在这种社会中道德责任的根源来自市民社会的组织。但正如斯温杰伍德所分析的,涂尔干在论述这些中介组织的作用时,“根本不重视人的能动性,也不能反映群众民主的各种形式:他的专业团体酷似一种其功能在于维持社会和谐的官僚主义结构;它们并不是能够反映群众不满和利益冲突的组织,而是使这类因素服从于社会秩序的基本要求的工具。这种组织所反映的是一套要求人们服从的集体信仰和实践,是使社会
①涂尔干:《社会学研究方法论》,第75—77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523
变成一个共同体的信条和情感;在这个共同体里,个人的差别固然重要,但终需融合到一个更高的统一体中,从这个意义上,它们的功能是半宗教性的。“

社会团结始终是涂尔干理论兴趣的焦点,这种强调和谐、合作、功能协调的社会秩序,而把社会冲突与矛盾都视为越出“正常”
、“自然”秩序范围的“失范”与“反常的观点,无疑是当代结构功能主义所接受的最重要的思想内容。涂尔干的分析范式的缺点是缺少历史的观点和能动的观点。他的整体论功能主义以静态的观点解释社会,强调组织是调节人类行动的机构,因而忽视了作为人类活动产物的组织的历史基础。他未能表明社会组织、连同其集体的表象与意识是如何历史地形成与演变的。只有一个历史袭得的静止的巨大的实体单向度地决定着个人,社会秩序几近一种异己的力量,以其可畏的威力,摆布着无所施其计的个人(如自杀潮流选择自寻短见者)。主体、个人、价值、意义、历史科学、人文精神等最终都从其视野中消失了。涂尔干的确没有任何像样的主体理论,在人与社会的关系中,他重视的并不是作为意义创造者的主体,而是主体对集体的社会力量的反应。他的理论具有严重的决定论倾向,他虽然也讲了”关于社会生活不应当用参与其间的那些人的观点,而应当用更为深刻的原因来加以解释“
②的接近于马克思主义的言论,但我们的讨论表明他的“更为深刻的原因”并非马克思所说的生活资料的生
①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129页。
②转引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26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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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方式这类经济基础的原因,而主要是集体的意识、表象、道德、潮流等观念形态的因素。
当然,涂尔干在社会学史上永久的崇高地位是无须争辩的。帕森斯将涂尔干与韦伯、帕累托相提并论,占有现代社会学理论的经典的一席之地。他被公认是经验社会学的奠基者,现代文化理论的先驱者,以及十分接近符号互动理论的思想家。他对比较研究也有过人的先见,而这在今日社会学中已日趋盛行。
简言之,正如我们本章一开始就谈到的那样,在经典这一词的十足的意义上,涂尔干是个经典社会学理论家,你不必全部接受他的思想,但你几乎在所有方面都可能从他那里获得启发性的灵感。
123社会学学派A联合法国社会学学派的基本制度形态是《社会学年鉴》杂志。
1898年这份杂志第一期出版,可以说这一年是学派成立的年份。
学派集合了当时法国大多数最优秀的社会学学者,在很长一段时期内影响着与支配着法国的社会学界。一系列的因素促成了法国社会学学派的诞生。首先是涂尔干社会学的方法论对许多学科都具有启发性;其次,当时法国的社会政治形势有助于学派的产生:涂尔干的研究纲领对许多年青学者极有吸引力,他们中的一些人赞成社会主义,有志于社会改革,但在现存的政治结构中却无任何立足之地;最后,最重要的因素当然是涂尔干本人。涂尔干坚信思想的力量,但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723
也意识到需要组织上的配合,才能使思想在大学机构中普及,总之“不仅通过学术讨论,而且通过组织手段,来试图为社会学争得正统地位”
(科塞语)。这样,他的追随者们不仅获得了在学校从事社会学教研的机会,而且更重要的是形成了一个交流信息、合作研究、互相考察其所获成果的学者的中心,这就是《社会学年鉴》小组,科塞称“这批人可能是有史以来社会学领域汇集的最光彩夺目的一簇群星了。”
①可与之相比的社会学领域内的其它的学派大概只有由斯莫尔(Smal,1854—1926)发起,由帕克(R。
Pack,1864—194)
、托马斯(Thomas,1863—1947)等人组成的芝加哥学派。

(1)
《社会学年鉴》
这份期刊的作用是极其重要的,在社会科学史上罕有与之匹敌者,它事实上成了一个研究机构。正如莫斯回忆的那样,“年鉴不只是一份出版物,围绕它形成了一个地地道道的‘小集团’。在涂尔干的权威下,它是一个在知识和精神两方面都得到了充分发展的社团,一大批调查和观念在这里被精心构思……我们实践了一种真正的劳动分工”。
③涂尔干的威信是无庸置疑的,他被其它成员认为是学派中最杰出的天才。
但涂尔干从不强求学派内的所有合作者统一观点,事实上合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86页。
②同上。
③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30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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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间的观点交换、对话十分活跃。由于他们合作得如此之好,以至于常常很难准确地确定各人的贡献。
《年鉴》的许多文章是合作撰写的,有些文章对学派的发展有重要意义,如涂尔干与莫斯的论分类的各种原始形式,霍伯特(H。
Hu-bert,185—1954)与莫斯关于巫术的一般理论等。
涂尔干学派成员的分歧不在基本观点上,而在特殊的兴趣方面。对《年鉴》作出贡献的不仅有专业社会学家,还有其它学科的代表人物,后者的兴趣与其说是关于涂尔干一般社会学理论的可能性问题,不如说是其命题处理各种具体问题的应用性。
《年鉴》中主要的分工便是这些专业学科的分工。
不过,专门化的研究对涂尔干主义者来说并非目的本身,事实上他们对传统的历史编纂学和其它人文学科中的这种方法是持批评态度的。在他们第一次建立了社会学的各门分支学科并为此在《年鉴》上辟出专栏的同时,他们坚定地推进社会学的统一。莫斯的名言是“不存在许多种社会科学,只有关于许多社会的一门科学。”
要点是保持社会学作为一门理论科学的理想,能够解释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的功能过程,并把这一理想与这一信念结合起来:没有一件与其它社会事实相孤立的社会事实能够得到合理的解释。
因此,《社会学年鉴》的战略是在各门专业研究成果的基础上建立一种完整的普通社会学,这些研究成果是由专业社会学家与其它社会科学中掌握了社会学的方法并不再孤立地对待社会事实的代表人物根据一个统一的计划作出的,其意图旨在保障有利于成果积累的条件。
对上一年法国和国外发表的社会科学著作发表严谨高水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923
平的评论是《年鉴》力图使其研究基于一种确定理论的又一证明。
《年鉴》小组的显著特点不是无视他人的成果,恰恰相反,而是把实事求是地评价当代社会科学的一切成果视为自己的责任。涂尔干学派成员的著作证明他们懂得如何利用这些成果。例如他们大量使用了当代人类学者的发现,这使得他们关于原始社会的讨论远远超出业余爱好的水平,尽管他们并未亲自开展田野调查。
同时这些评论也有助于《年鉴》成员在评论其它人成果的同时解释自己所从事的事业,并将涂尔干学说的观点传播给那些既想了解但尚不信服的局外人。
但另一方面,涂尔干学派对异己的理论概念却理解得不多,对这些理论他们往往只有相当表面的了解,并且不能透彻地加以讨论。
正如科塞所说,《年鉴》的光辉事业是与非凡的出版家阿尔康的贡献分不开的,他不仅出版《年鉴》,而且还出版了涂尔干的所有重要著作及其它一些重要社会学家的著作。这家出版社成了“社会学新实证主义”的基地。阿尔康运用出版社的声望与信用,“通过书籍、评论、推荐、谈话、参考书目等方式,向公众传播处于领先地位的历史学家和哲学家的思想、方法和学说”。

(2)莫斯:社会事实的完整性
莫斯是涂尔干的学生和最亲密的合作者,在涂尔干去世后领导了社会学学派。
他是创建于1925年的法国社会学会的
①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185页。
03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一任主席。
他一生未作为一个独立的作者出版过一本书,但他的影响在法国是十分显著的。
与涂尔干合作期间,莫斯的兴趣主要在社会形态学、宗教和知识社会学方面。莫斯后期的兴趣转向方法论与普通社会学。
在后期的著作中、他提出了研究“完整的社会现象”
的要求,这一要求他阐述得并不清楚,但对理解莫斯的著作,他在涂尔干学派中的地位以及他后来对法国的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的影响乃是至关重要的。这一要求是莫斯对社会科学中日益增长的专门化、分化趋势的反应,这一方面可视为莫斯对涂尔干的统一的社会学理想的捍卫;另一方面也表明莫斯是个革新者,而非涂尔干思想的亦步亦趋者。
在《关于原始的交换形式——赠予的研究》中,他认为历史学家关于社会学家的求助于牵强附会的抽象与社会因素的孤立的研究的批评是正确的。
社会学家应该效法历史学家,研究确定的社会现象,例如,研究罗马人、希腊人、或普通法国人,太平洋岛屿上的美拉尼西亚人,而不是祈祷及其规则本身。孤立研究与抽象化的时代已经过去,现在到了重建运动中的、转瞬即逝的运动中的社会整体的时候了,正是在这运动中,社会及个人获得了有关他们自己及其与他人有关的境况的情感性的意识。
首先,社会学家不应只关心人类行为、事件,甚至制度的单一方面,而应更关注各种确定的“系统”。其次,应该把社会生活的参与者作为一个完整的人,一个同时是社会的、心理的和生物的完整的人来分析。真正想要理解人的社会学家不应自囿于人类行为的社会方面,而必须考察人的心理的与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13
激情的方面。这样,莫斯转向了生物学与心理学,并且不公开地放弃了涂尔干主义的哲学人类学的二元论。因此,了解人们运用其身体的方式以及基于不同文化的心理反应的分化的方式也是重要的研究程序。正是在把个人的肉体与心理的性质引入社会学主义者的兴趣轨道上这一点上,我们注意到莫斯多少离涂尔干而去。确切地说,反涂尔干主义的因素在于,莫斯取消了集体观念的首要地位,将一个广大的与个人行为及经验有关的问题领域视为完整的社会事实的不可分割的部分包括在社会学之中。其结果是,当谈及完整的社会事实时,既意味着系统考察社会事实的方法,又意味着这项事实的非意识化与内在化。
这些思想一再出现于莫斯许多论著中,在上面提到的那篇论赠予的文章中发挥最为透彻。
但他仍只停留在直觉层面,而非一个方法论的方案,他设想研究整体,但却没有解释整体是什么。他没有像英语世界的人类学者那样从事过特定社会的专题研究。莫斯关于研究完整社会事实的建议看来把许多不同的问题拉扯在一起,像历史编纂学一样,试图展现具体的个人与社会的各种活动;或如心理学那样,利用整体性的人格概念;或类似语言学,既是描述的又是概括的。可以说莫斯试图发现一个最一般的理论以便能根据社会科学迅速的进展与专门化的实际状况重新确定社会学的位置和任务。
他对非社会学的社会科学不能再持涂尔干式的自大态度,但也不愿抛弃社会学主义包罗万象的野心。结果,他留下了大量富有启发性的评论与概念,但却没有构成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
23西方社会思想史
(3)社会学学派的其它成员
社会学学派的其它的重要成员还有G。
达维(G。
Davy,183—?)
他始终是涂尔干主义最激进的信徒之一,他所表述的“社会学主义”甚至比其老师还要激进。他认为,同个人因素相比,社会群体是特殊生物,它用特殊方式来感觉、思考和行动。社会是对个人的解释原则,所以社会学是对心理学的解释原则。他在其博士学位论文《挚信》中,试图用土著人的某些风俗喜庆习惯来说明契约论的起源。按照他的分析,北美印第安人安排宴会、酒席及分配财产的波特拉奇节“就包含了契约关系的关系,因为它在群体和个人之间产生权力和义务的相互关系。”因此契约并非法律上个人主义的发明,而是客观的制度。
另一位社会学学派的著名代表是哈尔瓦克斯(M。
HalbBwachs,187—1945)
,与涂尔干相比,他更像个哲学苦行者。
他最初的训练是哲学,从哲学家柏格森(Bergson,1859—1941)等人那里得到不少灵感。他的科学兴趣十分广泛,但他的理论取径在涂尔干学派中属于中距型的,他有强烈的经验论倾向。他是学派中为数不多的采用数量方法研究社会过程的人。他乐意利用历史材料,但对人类学问题似乎没有明显的热情。哈尔瓦克斯的两个主要研究领域是集体记忆与社会阶级。这两类问题都与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有渊源关系,但都越过了老师的问题范围。他对集体记忆的研究已将个人心理学包括在内。这方面的著作有《论记忆的社会范围》(1925年)
《集体记忆》(1950年)等。他的集体记忆理论证明,记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33
忆不是单纯记录事实、保存印象与观察的机械能力,而是由记忆主体对往事的不断的重建构成的。他力图证明仅当主体作为一特定社会团体的成员时,他才有这样一种重建能力,因为集体为每一次记忆过程提供了框架。社会的相互作用是记忆的重要因素。社会环境提供了在空间和时间中调整记忆的可能性,它是记忆本身以及体现这些记忆的概念的源泉。由此哈尔瓦克斯提出了社会时间的概念。
哈尔瓦克斯的社会阶级研究主要反映在《工人阶级和生活水平》(1913年)一书中。我们已经知道,涂尔干社会学向来忽视社会阶级理论,因其是社会团结社会学,而非社会冲突社会学,自然关心使社会整合的因素,而非使之分裂的因素。
对涂尔干来说,没有马克思主义意义上的社会阶级问题。
哈尔瓦克斯在这个问题上在涂尔干学派内发起了一次革命。
他证明社会危机不仅源于社会的过分的个人主义化,而且还源于大批群众、即穷困的阶级疏远社会。社会是划分为阶级的,而阶级通常根据对财富的态度来确定,“因为在每种类型的社会中财富被看作是最重要的东西。”
根据哈尔瓦克斯的解释,社会阶级仍属于社会意识范围内的事实。他认为假设一个阶级的存在而意识不到其自己的存在这是自相矛盾的。在他看来,在任何一个社会中都有一套公认的价值,但接近这些价值的机会并不是向所有人同等开放的;很大一批人被迫周期性地疏远社会,被剥夺了实现社会理念的可能性,从而不再接受社会价值。在当代工业社会中,工人阶级首先处在这样一种间歇的疏远状态。哈尔瓦克斯阶级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需求概念,他认为在物质需求和社会需求之间存在着明显
43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区别。研究特定社会中的阶级等级,意味着研究各种各样的需求及其满足的程度。这样,阶级分化问题便由生产领域转到了消费领域,这与马克思的取向正好相反。哈尔瓦克斯的社会阶级研究涉及到人类需要的社会起源及其条件,并且他还试图通过调查家庭开支来计算这些需要,这是他的贡献。
他的“需求的社会学理论”
直到今天仍是人们感兴趣的问题,而它对现代社会学的价值,不妨引一段马克思的话来说明,“我们的需要和享受是由社会产生的,因此,我们对于需要和享受是以社会的尺度,而不是以满足它们的物品去衡量的,因为我们的需要和享受具有社会性质,所以它们是相对的。”

哈尔瓦克斯关于不同社会阶级的集体记忆与传统在阶级意识的形成中的作用等思想同样引人注目。他的著作清楚地展示了涂尔干主义的种种局限性,这从社会学史的角度看是饶有趣味和富有教益的。
《社会学年鉴》成功地吸引了非社会学领域的专家参加学派的工作,经济学家F。
西米安(F。
Simiand,1873—1935)
就是一位积极的参加者。正如涂尔干号召从外面研究社会事实一样,西米安坚决主张经济问题研究者应该站在所研究的现象之外。他主张运用客观的实验方法,在一切社会制度的总体中研究经济制度。他被认为是采用数学方法和统计方法的计量经济学的最初代表之一。另一位著名的代表是历史学家、汉学家M。
格兰特(M。
Granet,184—1940)
,他力求在他的关于中国史的大量著作中运用社会学方法。他证明中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6卷,第492页。
第十二章 社会学主义53
国思想的范畴取决于社会组织形态。而像《原始思维》的作者列维-布留尔(Lery-Bruhl,1857—1939)
,虽自称不属于社会学学派,但他同这个学派确有密切联系,他的观点也与涂尔干“社会学主义”很接近,例如他赞同涂尔干关于同个人意识无关的“集体意识”
、“集体表象”的理论,而“集体表象”
概念在他对原始思维的解释中扮演了核心概念的角色。
社会学学派的影响主要限于法国,在法国之外影响不大。
这主要是因为,涂尔干主义扎根于法国的知识传统,它的反个人主义、实证主义等观点并非是到处受欢迎的。而它所回答的问题产生于法国的社会实践,与美国、英国、德国社会生活产生的问题大为不同。
它是一种独立的制度化的社会学,本能够在一场广泛的知识革新运动中发挥领袖作用,但这样的社会学那时期在法国以外的任何国度尚未形成。
到了30年代末,对涂尔干社会学主义的崇拜已经退潮,V。卡拉第写道:“由于在社会学学派的学说中找不出解决西方世界政治—经济危机问题的答案,从此以后,青年社会学家就在马克思主义中,在韦伯和帕累托的社会学中,以及在美国经验主义中汲取鼓舞的力量”。
①大战中随着法国的沦陷,社会学学派也就不复存在了。战后新一代的社会学理论家古尔维奇(G。
Gurvitch,1894—1965)及列维-斯特劳斯等虽也接收了“社会学主义”的某些思想,但他们的观点已是一种与“社会学主义”几无共同点和历史承继关系的“后期社会学主义”了。
①引自《二十世纪上半叶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17页。
63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
131世纪之交社会学的转折:A对实证主义的批判
我们前此讨论的三章都属于广义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不同变种。实证主义思潮主导了社会学发展的第一阶段,19世纪末,实证主义受到来自德国的历史主义、人文主义思潮的认真的系统的批判。这一批判加速了早期实证主义的解体。
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并非始于德国学者,第一代实证主义的粗陋的自然主义招致批评是不足为奇的。以往的批评所以未能克服实证主义并提出一种替代的研究方案,主要原因在于批评者实未超越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社会学中整体主义与原子主义之争,社会学主义与心理主义之争也未触及这一基本立场问题。也就是说,在英法的社会学传统中,对于关于自然界和社会之间存在着基本的一致性的世界统一观,以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73
及关于适用于自然科学研究的方法也适用于研究人类社会和文化的科学统一观的实证主义的基本立场,产生不出深刻有力的怀疑。对实证主义真正构成颠覆性威胁的批判必须来自一种与英法知识传统十分不同的哲学精神、科学思想模式或知识传统。
社会学史上被称之为“反实证主义的突破”勃然兴起于德国,并终成蔚然大观之势,形成古典社会学又一主要传统: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传统,这并非偶然。
德国是浪漫主义运动与历史批判的故乡。浪漫主义的灵魂是诗的性灵,是情(炽情)意(意志)的与人主体的哲学。
按罗素的观点,浪漫精神隐伏于人性与社会环境的最深处,是孤独本能对社会束缚的反抗①浪漫主义反对整齐划一,普遍性的框格,可计算的简单性;反对把生命现象机械化;对标准化抱着美学上的反感;力图冲破对主体心灵的一切束缚,渴望个体生命的充溢、飞扬。浪漫精神有着强烈的非理性主义情绪,这是很自然的,极端的浪漫主义哲学家尼采批判源于苏格拉底的西方主智主义传统把一切本源于诗的东西都变成了一种技术性的概念推演,变成了逻辑系统。其恶果是“不知厌足的发明兴趣的膨胀,是挤入别人宴席的贪馋,是对现在的轻浮崇拜”
②。浪漫主义强烈反对主体生命的沉沦,意义世界的实证化;突出了人主体的不可还原的独特性,人格的至上性与性灵的原创性。
历史精神同样是德国知识传统中最基本与最深刻的要
①参阅罗素:《西方哲学史》下卷,第221—222页。
②引自刘小枫:《诗化哲学》,第138页。
83西方社会思想史
素,将“自然”与“历史”看作“在某种意义上各有其特征的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这一观念是属于德国从她伟大的哲学时代,康德和黑格尔时代,继承下来的传家宝”
①。认为自然科学概念和方法就其本质而言不能反映人类世界历史的复杂性的那种呼声在19世纪的德国思想中从未沉默过。19世纪后半叶,以狄尔泰为代表的生命哲学与以文德尔班、李凯尔特等为代表的新康德主义哲学的兴起,不仅复活了浪漫主义,形成新的历史主义学派,并且就社会科学的性质、对象、方法等一系列问题展开了批判实证主义的论战。
德国历史主义学派明确反对实证主义的世界统一性原则与科学的统一性原则,反对将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推广到社会历史领域。文德尔班区分了旨在总结普遍规律的自然科学的立法的(nomothetic)
方法与旨在描述个别事实的历史科学的表意的(ideographic)方法。
狄尔泰、李凯尔特等以不同的方式贯彻了这一区分,要点是唯一适于历史(科学)的方法是个别化方法。
实证主义力图到处揭示一般的、重复出现的、同样的事物,但却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人类历史范围的东西,“从最广泛的意义说,就是那种仅仅出现一次的、件件都是个别的、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它既带直观性,又带个别性。”

德国学者明确反对实证主义把社会生活看作是无个性的
①柯林伍德:《历史学的观念》,第187页。
②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6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3
社会因素和社会力量在不同层面上的自发的运作过程,反对丢开人主体的行动、主体间的互动来谈论社会过程。他们在行动者、行动者的动机、谋划、赋有意义的活动及与其它行动者的相互作用中寻找社会生活的动力本源,强调社会生活的互动性、主体性与价值性。
既然人主体的自觉参与是社会过程的内在因素,这样从外部获得社会事实的知识的思想就被抛弃,认识主体与客体、科学意识与常识的实证主义二分也变得毫无道理。社会认识是从属于特定时代、国家、文化、社会团体的人主体的自我认识,其本身即为生活的表现而非对独立于观察者的外部实在的反映。
德国的人文主义思想家不仅对人的行为感兴趣,而且关心行动者想象这些情境的方式。这样,对人的活动的认识,需要求诸于一种身临其境或设身处地的“理解”的活动,这意味着拒绝客观主义的解释方法。
实证主义认为“概括性的”社会学是社会科学之后,而“描述性的”历史则至多是一门辅助的学科。相反,在德国历史主义看来,一切社会的与人文的科学都建立在历史的基础之上。
历史主义原则对德国学者来说就像一只看不见的手,不仅组织了文化科学的工作,而且还渗透到日常的思维中。历史是最重要的,历史的社会学在狄尔泰看来与历史无异,因此是多余的。不过,这一观点是齐美尔与韦伯坚决反对的。
总之,德国思想家与实证主义的方法论之争,代表了社会学发展的一个新阶段的开始:人文主义社会学,或理解社会学,社会行动的理论。
043西方社会思想史
132狄尔泰:“历史认识上的康德”
A狄尔泰对德国社会学的发展有重大影响,尽管他对社会学的态度十分不友好。他的主要著作《精神科学导论》(183年)
被认为是这一时期讨论历史科学及其方法的最好的著作。
(1)生命与体验
狄尔泰早在文德尔班前十一年,就在《精神科学导论》中提出了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区分。他激烈反对把自然科学方法推广到对社会与文化的研究,那么社会—历史科学如何可能?
在狄尔泰看来,那仅仅因为社会、历史是由人创造的,精神能够且只能理解它所创造的。
如果说,“自然界是某种外在的东西,”只“包含着与精神活动无关而独立呈现的实在”
的话,那么人文科学则是关于精神的科学,它的材料来自于人的生活、生命,人的直接经验,来自人对自己、对他人和对人们之间关系的直接观察。
“凡是人能动地打上了自己烙印的事物,都是人文科学的研究对象。”简言之,精神、社会、历史是内在的东西,是人自身的世界。
人文科学因而转向人的生活,人的生命活动。生命不能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43
仅从生物的方面来理解,生命与对生命的体验须臾不能分开,勿宁说正是体验是人的生命的本质。
①生命是有限个体从生到死的体验的总和。生命表现为由情感去感受,以思去反思的体验,而体验又总是与不可重复的具有完整心理生活的个人世界关联着。
体验着就是在生活着,生活着就是在体验着。
生活本身就是由命运、遭遇、诞生、死亡、创生、历史等境遇组成的,这些境遇也构成着体验的过程。体验就是感性个体将自我在与生活世界及其命运的遭遇中所发生的许多具体的经历结为一体。这样,体验必然是从生活着的感性个体的内在感受出发的。体验也就是从自己的命运和遭遇来感受生活,理解自己在世界中的存在的意义和价值,并通过深入到他人的内部经验,或让他人活在自己的心中来体验了解他人的内心世界、活动动机与文化符号。由于体验,人的活动就具有了内心性与主体性,渗透了全面的人格。实证主义的错误在于无视这样一种在生活着体验着的全面的人格,把一个生生不已的世界强分为主体与客体,仅为推论的理性,而客体则成为外在于人主体的对象。又由于体验,有了同情、理解、沟通与交往的基础,社会的世界,具有共同意义的世界就这样产生了。
因此,体验是精神科学的基本方法,从而,必须经由心理学,我们才能获得关于生活、历史、人主体的知识。在这个意义上,狄尔泰支持心理学主义,并认为心理学
①“生命”与“生活”在德文中均为一个词Leben。在Leben一词的前面加上一个富有能动意味的前辍er,erleben即为“体验”。参阅刘小枫《诗化哲学》,第三章。
243西方社会思想史
“是第一位的与基本的人文学科,它所提供的真理构成为全部知识大厦的基础”
,①但是除了相信心理学至关重要这一点外,狄尔泰与我们前此讨论的心理学主义观点再无共同之处。
他所寻求的心理学涉及的首先是一种全人格的精神生活,不能将它分解成任何片段要素;其次,这种科学力求把握人格与历史的社会世界的统一。个体并非一个由诸如其感觉印象等给定的要素聚合而成的个体,社会也非个人的单纯聚合。
个人是一个历史的社会的终极的因素,同时,他也是那个社会的具体化的表现。他是一个自足的整体,他与一个更大的全体的关系犹如一个小宇宙与大宇宙的关系。
精神生活的历史性概念对狄尔泰十分重要,因为这关系到以直接体验为基础的个体精神如何走出主观性的范围达到客观性的知识的问题。他反对实证主义,并非反对实证主义对于社会科学的科学性和客观性的要求,而是反对实证主义不能如实地了解人主体,其自然主义的人性图景既不科学,也不客观。而他的“精神科学力图客观地认识自己的对象……
客观地认识社会、历史和人,这始终是精神科学的目的。“
②他认为人类精神具有一些普遍的性质,这使得跨时代、跨文化的历史研究成为可能。但是关于人本身的知识在人文学科中是十分不够的。历史人格的生活过程是一个互动的系统,在这个过程中,他接受历史世界的刺激与塑造,反过来他也影
①狄尔泰:《精神科学导论》(斯图加特;1922年)
,第33页。
②狄尔泰:《精神科学中的历史领域的建设》,引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59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43
响这个历史的世界。狄尔泰在别处还谈到个人乃是各种社会互动体系的会合点。因此,狄尔泰强调心理学为最基本的人文学科,实与心理学主义大异其趣。令他着迷的不是永恒不变的人性要素,而是人主体在川流不息的历史生活之流中,体验着他在不断变化的社会影响下的遭遇和命运,并由于这种影响不断地形成与改变他的体验的方式。他象后来的研究人格与文化相互作用的学者一样,赋予自传材料很高的认识价值,因为在他看来,个人的全部生活史往往表现了一个特定时代的丰富内涵。
(2)社会生活的主观性、整体性与历史性
心理学对于获得人类世界的知识既必要又不够。生命和生活的过程也是一个不断产生相对稳定的互动结构的对象化过程。所谓社会生活的主观性,是指被实证主义社会学视为独立自主的因素的那些无主体的社会关系和社会结构乃是对象化的,是人们过去和现在活动的产物,这种产物当然只有与这种活动联系起来才能被理解。在狄尔泰看来,生命活动的对象化结构主要有两类:宗教、艺术、科学、法律、经济、语言及哲学等构成的文化系统;和家庭、国家、教会及不同的合作团体构成的社会的外显组织。它们是人类内在精神流溢创作的结晶,决不可视为超人格的自主的实体。然而,心理学也不能充分解释这类现象,它们比个体活得时间更久,有其自身的内在秩序,研究者们面对与感兴趣的是由这些结构产生的问题而非个人经验提出的问题。
而且,对我们来说,如果将个人的经验与文化体系及社会组织制度相分离,对之也
43西方社会思想史
是无法理解的。只有在共享的价值、模式、制度架构中才能理解个体的言行、姿态,或其他表现。
因此,藉文化知识、即关于生活的各种固定的表现方式,人才能理解自己。终极的人学实在尽管是个人的精神体验的实在,并且尽管文化也源自这种精神的体验,但的确存在着一个客观思想的世界,对狄尔泰来说,它决非可从人文科学中剔去的虚构。
事实上,他对文化的解释越益与其主观内省的体验说相背离,这是其重心的一次重要转移,从强调“神入”并重建别人精神过程到强调对文化产物与概念结构的释义。
所谓社会生活的历史性与整体性,意味着社会生活在人主体的精神体验之流中展开及在精神的对象化的历史形式,即文化与社会结构中运作这两重意义上都是历史性的。故就方法论而言,理解不仅仅是对他人行动的再体验,即对个人经验的再定义,而且总是与文化整体的概念联系在一起。
“生活是由互相内在地联系在一起的不同部分即不同经验组成的。每一种具体经验都同某种自我有关,是这种自我的一部分……同其它部分有着结构联系:因此,相互关联性是一个源自生活的范畴”。

狄尔泰的观点因而不免陷入自相矛盾之中。他的著作呈现出一种心理主义与文化主义,主观唯心论与客观唯心论的持续的紧张。没有作为生命对象的文化概念,他不能超克自然主义的心理主义,但彻底抛弃心理学,将意味着否认其生
①《狄尔泰选集》(剑桥,1976年)第211页,引自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133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543
命哲学的主要假设,因他相信,与自然相比,文化科学的独特性就在于文化是为个人所体验着的(我们前面讲过体验就是创生)。狄尔泰很清楚,如果生命体验是疏离外在的,就不可能有解释;而如果体验中全无陌生的东西,解释也不需要了,因此解释应该存在这两极之间。
(3)理解概念
上述那种内在的对立也影响到狄尔泰对理解(verstehen)概念的解释,在他看来,理解方法乃是人文学科特有的认知手段。在人文—历史领域,认知主体与客体不是彼此外在的,而是构成一个同类的世界,即便其在时空中相距甚远,也是内在地同一的,否则何以说明历史的可能。
“人文科学优越于自然知识者处在于其主题并非一种在感觉中给定的现象,仅仅是对意识中真实显现事物的单纯反映,而是本身就是直接内在的现实”。
①因此,我们无需象实证主义所建议的那样只限于观察事实,我们有机会达到对被隐蔽在事实背后的东西的了解。人文科学研究的事实是这种深层次实在的符号,深入其中获取对它的知识正是人文学科的使命。
从最一般意义上讲,理解就是揭示被遮蔽在社会世界表层下的东西的方法与程序,而对表层的可观察部分的了解当然要借助于自然科学的方法。
理解与说明各有所用,“我们说明的是
①狄尔泰:《解释学的兴起》,引自《批评的社会学》(企鹅丛书,1976年)
,第104—105页。
643西方社会思想史
自然界,而我们理解的则是精神生活“
①,而贯穿人类研究的全过程这两种方法是同时需要的。
狄尔泰对理解方法的阐述多有歧义,每种说法都可找到支持的论证。大体说来可分为心理学的理解与解释学的理解两种。须记住的是狄尔泰本人并未作过这一类区分。
讲得简单点,所谓心理学理解就是根据自己的经验而扮演他人角色的重建性体验。举他历史研究方法论常用的说法是,历史学家要理解凯撒或拿破仑,就要力图成为凯撒或拿破仑,在自己的心灵中复活着过去。但他并不认为仅此方法就足够了。
他区分了理解(verstehen)
与有倾向的重构(erlebBnis)
,认为后者的许多缺点应该消除,如主观随意性、无法证实性等。他提出了简单的与复杂的两种理解方式。对有些事的理解可用简单的类比即告成功,而对另一些事则须诉诸复杂的思考与超心理学的知识。例如我们要想知道不同情况下人流泪的意义,就得理解特定语言中流泪一词的语意,文学作品的描写以及历史人格的有关行为。
直观自己的内心经验,尽管有帮助,但还是不够。我们必须求诸历史背景知识和各种人文学科积累的一般知识。
理解不只是对自己内心的体验,而且还要将事实置于一个确定的整体中加以考察,包括语言、文化、社会制度等。这样的理解需要许多种心智活动的协调配合,这里谈的已是解释学的理解了,狄尔泰认为解释学已是一种知识,而心理学的理解则是一种艺术。
①狄尔泰:《论描述心理学和分析心理学》,引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57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743
我们说过,狄尔泰本人并未作过理解方法的明确区分,这一区分的实际运用在他自然也不会十分清楚。他在讨论生命时,往往止于内心的直接体验;而在讲到生命的对象化时,其兴趣便转向解释学。涉及体验时,他试图发现感性个体的表现与其内心状态的关系;而在涉及解释学时,他要发现的是一种表现的确定形式与对象化产物的总体之间的关系。在涉及复杂的精神现象时,狄尔泰求诸的不是心理的理解,而是概念的构造及其结构规则。但无论在何种情况下,理解主要是非理性的过程。
在一种情况下人们进入人的体验的心灵;在另一种情况下,人们进入的是诸如一个时代,一件艺术作品这样的给定的整体的心灵。
许多作者认为狄尔泰的著作标志着人文科学的一种革命。
他的哲学乃是人文科学与社会科学的最早的独立宣言。
其独立的根据是人文科学有其迥异于自然科学的主题,因此必须求诸性质根本不同的方法。狄尔泰的思想在人文科学方法论中产生了一种新潮流,任何时候,只要自然科学模式的普遍有效性与直接适用性受到怀疑,这股思潮就会趋于活跃。
它已对欧洲社会学产生重要影响。但他的学说缺少内在的一致与严密,并且受到生命哲学非理性主义的过多感染,必须大大修改完善方能作为社会科学方法论发挥作用。新康德主义的弗赖堡学派推进了狄尔泰的工作,并力图超克他的哲学。
狄尔泰曾被人们称为“历史认识上的康德”
,就他清算社会学半个多世纪的实证主义的形而上学教条,另辟社会科学发展之路径的工作言,确可与康德对旧形而上学哲学的成功批判相媲美。
843西方社会思想史
133李凯尔特:历史科学的方法论A与价值论
新康德主义与狄尔泰一样坚持反对实证主义自然主义方法论的立场,强调历史活动的主体性质与个体化特点,同样认为历史学比社会学更重要,或确切地说,要将历史学作为文化科学建立起来。但新康德主义力图摆脱狄尔泰生命哲学的非理性主义,并且把人文科学的逻辑—方法论问题摆到了其兴趣的首位。
文德尔班1894年在斯特拉斯堡大学的题为《历史与自然科学》的著名演讲中,提出了代表新康德主义科学概念的基本原理。他反对按科学研究的对象来分类,因为各对象的对立并不与认识方法的对立相一致。他主张按照科学认识方法及其认识目的的形式的性质来划分科学的大门类。
他说,“经验科学在现实的事物的认识中寻找的,要么是自然规律形式下的共相,要么是历史规定形式下的殊相;它们所考察的,有的是常住不变的形式,有的是现实事件的一次性的、特定的内容。有一些是规律科学,有一些是事件科学;前者讲的是永远如此的东西,后者讲的是一度如此的东西。如果我们可以造一些新术语,那就可以说是科学思想在前一种场合是制定法则的,在后一种场合是描述特征的。如果我们要仍旧使用通行的用语,那就必须要本着这种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对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43
立的意义来说话。“

文德尔班提出的方法问题,在李凯尔特的《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1902)
一书中得到了更加细致和系统的探讨。
(1)个体化方法
李凯尔特认为其导师文德尔班所作的方法论区分是不言而喻的。他赞同自然科学与历史科学的方法及其目的区别是一般化与个体化思想之间的区别。但他认为这种区别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因为对立并不涉及两类不同的实在和领域,而只是一个方法论与科学的目的问题,是从两种不同的观点观察同一个现实形成的区别。
当我们从一般性看它时,经验现实成为自然;而当我们从其个别性看它时,经验现实则又成为历史。个别化的方法原则上可以适用于自然界(半历史性的自然科学,如地质学,进化生物学)
;而一般化的方法原则上也可适用于社会现象(半科学性的历史科学,如社会学、经济学、理论法理学等)。纯粹自然科学与严格的历史科学是一般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的两极,两极之间,为一般化或个别化程度不等的各种研究的空间。李凯尔特没有追随狄尔泰用历史学取代社会学,而是为它在两极间的过渡带上留了一席之地。但他仍坚持认为个别化方法提供了研究人类历史—社会现实的最好方案,用自然科学方法处理历史现实是把具有生命力的东西“强制地同僵化的一般性捆绑在一起”

①文德尔班:《历史与自然科学》,引自《西方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论著选辑》,第55—56页。
053西方社会思想史
因而不能胜任历史—社会认识的任务。
李凯尔特最关心的是个别化概念及方法的逻辑问题。他是这样提出他的问题的:“所以历史概念的构成问题就在于:能不能对直观的现实作出一种科学的处理和简化,而又不至于象在自然科学的概念中那样,在处理和简化中同时失掉了个别性;而且经过处理和简化所得到的并不是一个还不能视为科学表述的单纯事实‘描述’。”
①这段话很重要,但也不大好理解,我们须先对李凯尔特的个体概念的确切意思有一了解。李凯尔特认为属于经验范围的实际事物都是个别的,这种直观意义上的个别性不是任何科学所致力的目的。自然科学的目的自然是从大量个别的事物中分离出一般性来,而把表征其个体性的事物弃置一边;历史科学也不能把所有的个别性事物都当作自己的对象,因为事实上没有什么历史—社会领域的事件不是一次性的和个别性的。而根据我们马上要谈到的李凯尔特确定的个别化概念构成的标准,任何对象均可成为“历史”的个体,譬如,一颗纯为自然物的钻石。因此,在李凯尔特看来,重要的是从单纯的有差异的个体中,区分出对历史学有意义的个体,并且,必须是科学表述上有意义的个体,这后一句话的意思是,“对一次性的个别事物进行普遍有效的表述”
②,才是历史学追求的个体概念。
认为个体化概念排斥普遍意义概念,这是对李凯尔特的
①李凯尔特:《自然科学概念构成的界限》,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6页。
②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7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53
误解,客观有效性与普遍意义的概括与表述,是任何科学所应满足的条件。
李凯尔特说得好,“谁要是认为只有一般事物而永远不会是个别事物才具有一般意义,谁就忽视了这样的事实:那些最具一般意义的价值恰恰能够寓于绝对个别和绝对独特的事物之中”。

现在的关键问题是:这样的个体概念如何可能?是根据什么考虑构成的?
李凯尔特指出,历史学上有意义的个体概念不仅具有一次性的、特殊的和独特的事物的意义,而且同时还具有不可分事物的意义。这两种意义紧密相联寓于个体一词中,缺一不可。但最重要的是不可分意义,或不可替代的意义。但不可分或不可替代均不是工艺上的或自然意义上说的性质,而是由人的态度上,或确切地说对于人的意义和价值关系所得到的性质。李凯尔特举了一个煤块与科伊诺大钻石②相比较的例子。同科伊诺大钻石一样,放在我们面前的这块煤也不会在世界上存在两次;因为凭其个别性,不仅有别于其它种类的东西,而且也有别于其它所有的煤块。当考虑到不可分性时,情况就完全不同了。它们二者虽然均可被分割,只需用锤子一击便可将这两个个体统统砸得粉碎。煤块的分割怕是世界上最为令人漠不关心的事了。与此相反,人们将小心翼翼地保护钻石使其免遭此祸。其所以如此,就是因为随时都可以用另一块煤来代替这块煤,但第二块科伊诺大钻石也
①同上,第26页。
②科伊诺大钻石为英国王室珍宝,重109克拉。
253西方社会思想史
许是永远也找不到的。李凯尔特由这一例子引出了从社会学观点看他的最重要发现:即价值关联(Value-relevance)
;钻石所以不可分割,不是真的不能分割,而是人们不想让它被分割,因为它宝贵无比。
“不可分个体永远是与价值有关的个体”。
“一次性的、人的个性的统一性或不可分性并不是任何其它的什么统一性,而仅仅是和某种价值有关的个体的统一性。”
上面提到的两类个别性的概念在这里变成具有重要方法论意义的两类个体:广义的个体与狭义的个体。
“任何一种现实事物(不管它是精神性的也罢,物质性的也罢)都能分解为狭义的个体和广义的个体。我们还会懂得,我们何以如此轻易地便忘记了:就独特性而言,一切现实事物都是以相同的方式作为广义的个体而存在的。它们当中的绝大部分仅仅是独特的,只有当它们和某种价值发生联系并因此而在其独特性上变得不可分割地统一了时候,我们才重视它们的独特性,并且有机缘去明确认识它们(对精神性的个别事物来说几乎永远如此)”。
①也就是说,人们是把于人的生存、发展有意义、有效用、有价值的独特性个体视为认识上与实践上重要的东西,从而“进行这种区分是极为理所当然的,所以人们极少想到它的道理,而且根本就没有想到区分时的选择是为价值观点所左右的”。
②种受价值观点支配而形成的对世界的个别化的理解(或观点)被李凯尔特称之为实践生活的世界观,此即本来的,无所不包的历史观。
“可以把对有意志的、
①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1页。
②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2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53
能评价的人来说是不可分个体的个体称之为历史上的个体“。
①这样,历史科学就被李凯尔特定义为文化科学,因为在他看来,文化正是价值的领域。无论是人们根据其价值目标的行动所直接造成的任何产物,还是人们为了价值起见至少是有意促成的一切,都构成了文化。
(2)文化科学:价值领域
李凯尔特的文化概念涵义并不十分清楚。但它指涉人文学科之思路仍是清楚可辨。可以说它相当于狄尔泰的客观精神,有一点不同,李凯尔特将文化与精神生活分离开来。他说“文化科学不应限于对心理事件的研究,它也十分不适于描述那些处理人类‘心灵’的种种表现的科学,如果人的‘心灵’专指人内在的心理生活的话”。
②文化科学与个人所体验的内容没有关系(那是心理学的课题,心理学是被当作一门自然科学推进的)
,而与对人们有意义的事物或与各种价值有关联的事物有关系。就存在一词的本义言之,价值不存在于任何心理的或精神的感官中,而是像道德公理一样与人们形成一种纽带关系。文化价值若不是事实上为所有人视为有效而被接受的话,便至少是由某些先知先觉者所设定的。文化科学对伴随着评价的精神现象不感兴趣,其唯一关心的是哪种价值由于何种历史现实而获得一种确定的结构,结束其无形式性与无名性,并成为有条理的。
①李凯尔特:《科学与历史》(普林斯顿,1962)
,第25页。
②同上。
453西方社会思想史
按这一方式发现的历史秩序无论如何不是绝对的秩序。
李凯尔特有时虽也会谈到超历史的价值,但他实更关心“实际上被接受的价值,它们像海浪一样变化不定。”
世界呈现给经济的历史学家是一幅图景,呈现给法律的历史学家,或艺术的历史学家则是另一种面貌,没有哪一幅画面比任何其它画面更真实;也没有任何可能将它们捏在一起。但李凯尔特坚持认为这些不同价值都是在历史进程中发现的,因而具有客观性。
为此他区分了价值关联与评价。
“作为一个科学家的历史学家和有意志的人相反,他不是搞实践的,而是搞理论的,因之他总是去表述而不是去评价,……历史并不是一门评价科学,而是一门与价值相联系的科学。”
①历史的个体是由给定的对象与既定的价值间的关系构成的,而不是由历史学家自己的评价构成的。李凯尔特的价值关联与价值评价的关系的思想,对韦伯的理解社会学有重要的影响。
李凯尔特从价值观念角度解释历史—文化现象,并不意味着放弃因果概念。他说,尽管有个体化的方法与价值的取向,历史仍得研究在一次性的个别的事件中存在着的因果关系。
在把历史视为文化,并力图加诸历史经验之流一种确定的结构,从而使对历史的认识成为可能的方面,齐美尔的工作可与李凯尔特相媲美。不同的是,李凯尔特关心的主要是历史认识的逻辑方法论,齐美尔则不仅提出了关于获取历史知识的方法,而且还有关于现实本身的结构问题。李凯尔特
①引自《现代西方历史哲学译文集》,第24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553
从新康德主义立场出发设定历史认识的对象是由研究者构成的。在李凯尔特看来,经验实在本身并无形式,是研究者运用不同的逻辑、方法、概念(最重要的方法即为一般化方法与个别化方法)
加诸经验实在使之条理化。
齐美尔则假定,与自然不同,社会实在有其本身的秩序。因为社会是由自觉的行动者发出的各种行动构成的,行动者必然会产生秩序。齐美尔认为社会是客观的统一体,不需要一个不在社会中的观察者,其目的是为了做出社会的统一来。在他看来,人与自然物的差别在于人们之间是沟通的、联合的与统一的,其统一性存在于理解中,爱的感情及共同的努力中,而自然物是彼此隔离的、孤立的,没有共享的东西。
形式概念是齐美尔哲学的枢轴。
形式是生命所创造的,藉以表达和实现自己,而形式就构成了文化。艺术作品、宗教、科学、技术、法律及无以数计的其他的事物都是文化的各种具体形式。这些形式浸透在生命之流里,为它提供内容与形式,自由与秩序。尽管这些形式源于生命过程,但由于本身独特的性质,它们不会时时随生命变化不定的节奏,如潮水般涨落、吞纳、浮沉,波峰浪谷地变幻着,不停息地分分合合。它们需要有确定的形态,一种逻辑的框格与本身的结构法则,这使它们逐渐远离精神的动力源,后者创造它们并使之独立。文化有历史,在奔腾不息的生命之流与固定的形式之间的一种持续的张力亦构成了文化的特征。齐美尔认为文化时时受到追求无限制变化的威胁,他重视形式的相对稳定性。
从狄尔泰到李凯尔特、齐美尔,我们正在走近一种与前
653西方社会思想史
此介绍的传统完全不同的社会知识。他们力求克服实证主义传统。实证主义在其猛烈的火力下的确受到了重创。但这是两种对立的意识形态,不是两种可通约的理论系统,原则上谁也不能一劳永逸地战胜谁。我们在第十章里曾谈到,实证主义的第二阶段的发展在本世纪20年代又趋活跃。
现在仍作为西方社会学的主要潮流在发挥着影响。实证主义的视野反映了世界的一个永恒的维度,仅此而言是无法超越的;当然,这种确定的观察角度,使其洞烛透视了世界的一面,也不免遮蔽了其它面,正像李凯尔特的价值取向说所说的那样,我们区分出某些客体与我们结成了有意义的关系,便把许多其它客体视为彼此可替代的而留在了背景中。
科学方法的递嬗,在某种意义上,就是不断发现新的视角,世界的新的维度。
所有这些意见对于德国的历史主义人文主义观点亦是同样适用的。
这些不同的理论范式既是互不相容,又是互相补充的,批评性建设性的对话对科学的进步无论如何是不可缺少的。
德国人文主义在批评实证主义的同时,提出了其自己的观点,也遇到了理论上的二难问题。
它最主要的假设有两个,一是理解的方法,这种方法较之自然科学的解释或说明的方法对社会人文科学更重要;二是文化概念。文化首先被认为是历史上各个特定共同体的财富,其次被看作是一种非物质形式的或价值的结构,是由有目的主体的行动所创造而保存的。但这两个假设,正如我们在狄尔泰等人的思想中所发现的那样,尚未能整合为一个统一的阐释体系。因此不免会产生理论上的困难。一方面文化是客观精神领域,对个人而言是相对自发的;另一方面,个人的体验、主体的行动乃是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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极的经验实在,是一切客观化精神产物的源泉,这两个命题如何协调?这是我们遇到的第一类困难。为了推进新的文化理论,就需解决心理主义问题,李凯尔特的努力可视为这一方面的尝试。
第二类困难产生于这样一种冲突:一方面试图依整体论的历史主义的观点去理解社会—文化世界;另一方面又意识到这样一种运动中的整体实在是无法理解的。尽管已经抛弃了自然科学提供的选择研究资料的手段,历史科学的研究者仍无法回避这一问题。于是历史主义的学者采用了形式主义的框架,这实际上是默许历史经验之流中可有某种稳定的和结晶的东西。
也就是说,德国的人文主义哲学面临心理主义与文化论、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的二难,必须着手解决文化的客观性质及相对稳定的秩序问题,这些问题可用科学的方法来研究。
它必须与研究自然秩序的方法有所不同,但其科学性和精确性应当与之相同。李凯尔特以后的德国社会学的发展正是与对这些问题的新的尝试联系在一起的。
134滕尼斯:AGemeinschaftundGeselschaft
膝尼斯是德国社会学学会的创始人,他的Gemeinschaftund
Geselschaft(187年,《共同体与社会》或《公社与社会》)
一书是德国社会学史上一部划时代的著作,他贡献了德
853西方社会思想史
国社会学的第一个大的综合体系。
膝尼斯博采众家,霍布斯的自然法、孔德和斯宾塞的实证主义、叔本华的意志哲学、马克思主义、摩尔根等进化论者的人类学研究、基尔克(Gierk,1841—1921)的中世纪法研究等都是影响和启发他的思想来源,这形成了他的体系的恢宏阔大的综合特征。几乎当代的所有重要的学说都可在滕尼斯体系中发现一席之地。在这个体系中,实证主义、进化论与人文主义并存,心理主义与社会学主义,历史主义与形式主义并存,理论社会学与实用社会学并存。他对各家学说自然有所折衷,但他在社会学史上的地位是他自己独特的理论贡献赢得的。他是第一个试图将英法的实证主义与德国思辨哲学、历史主义与生命哲学思想遗产加以综合的人,他部分突破了实证主义,为齐美尔、韦伯开辟了一条道路,较之狄尔泰的理论,滕尼斯提供了一条德国社会学发展的便捷之路。
他的旨趣集中在19世纪社会学的两个主要问题上:个人与社会之间各种纽带、关系的性质;导致欧洲社会进入现时状况的发展的性质。他煞费苦心地锻造概念,力图用一种新的观点看待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解体的先前共同体(或公社)的社会学问题,他推进了前人的研究。
(1)心理主义唯意志主义的社会观
意志概念在滕尼斯社会学中占有一个基础性的位置。他批评涂尔干,视社会为外在于人的强制力,他说,社会事实必须参考个人的态度来解释。他认为社会学关心的首要问题是相互肯定的事实,“社会学考察这些特殊的、限定的社会事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53
实,分析其各种动机,在这样从事研究时,对于相互肯定是更多地基于情感的动机还是更多地基于理智的动机这个差异问题必须特别关注。“
①相互肯定乃意志的裁断,是对别人行为的一种要求和肯定,“被期望的行为源于自由意志并且符合那些期望者的愿望与意志(利己的意志)”。
②滕尼斯甚至断言,“所谓社会的东西都是从人的意志中发生出来的,从相互联系的意向,即一种共处的意愿中产生出来的;我为自己确定的任务是深入到这种意志的本质中去。”

意志在滕尼斯这里成为最本质的现象,这是步叔本华之后尘。
但滕尼斯认为意志一定是属人的,且不必是非理性的。
一切社会关系皆可从进入这种关系的那些个人的意志中推出。这就是为什么滕尼斯站在17世纪自然法学者一边的原故,但他批评后者将意志等同于合理的意志,即能清楚地区分行动的手段与其结果的理性。仅当存在希望社会存在的个人,我们才能谈论社会。社会实在存在的方式不同于自然实在,“各种关系与结合必须被认为只存在于人们的意志中,因为这些人就是其意志使之结合在一起的。它们只有在介入者的意识中才会直接显现出来。在这些关系与结合的实在性全然取决于结成关系的人们的心智状态的意义上,它们是思想的产物,贝克莱主教对整个外在世界所说的话完全可以用在
①《滕尼斯论纯粹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及经济社会学》(芝加哥,1971)
,第238页。
②同上,第134页。
③同上,第4页。
063西方社会思想史
这些关系和结合上:存在就是被感知。社会实在仅仅在它主要被个人所知觉、所认识及所愿望时才存在。“
①这种心理主义的社会观决定了关于社会事实的认识理论。
“我们当然可以从‘外部’观察人的生活,继而进到社会生活,但只有从‘内部’我们才能理解它。”
②这种唯意志论的观点是与将社会实体视为与人的意志无关的实在的实证主义有机体论是对立的。但滕尼斯认为有机体论将社会视为一个精神和道德的实体,能够像一个人那样地有意志有行动,这个观点有可取之处。
当社会学集中注意法人团体问题,视其为意志的产物时,上述观点就显得格外重要,意志固定了下来,就体现在团体中。被个人视为其义务的来源的这种意志的产物,从而获得了一种独立的存在。法人团体当然是人造作的,但它的存在不仅仅是名义的。它有自己的生命,这归功于它的成员,而他们还不知道一切社会关系皆不过是他们自己意志的产物。
滕尼斯称这里谈的看法为“概念实在论”
,这是滕尼斯所贡献于社会学关于共相问题的讨论的思想。
但滕尼斯关心的主要问题是关于各种社会关系(各种服务与满足的相互交换)的基本机能,而非其原因,而后者乃是心理主义者努力以赴的问题。
所以一旦转向其旨趣之所在,滕尼斯的极端唯意志论就有所缓和,他也试图在塔尔德与涂尔干之间求得某种折衷与平衡。但更重要的是滕尼斯决不认为意志是纯粹的心理因素。他所说的意志与理智差不多是同
①《滕尼斯论纯粹社会学、应用社会学及经济社会学》,第103页。
②同上,第88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63
一的。“意志在人的品质中取决于人的思维能力。”他还在《公社与社会》的一章前用斯宾诺莎的名言“意志即理智”作了开场白,这表明他是用唯理论的方式界定意志概念,从而是与心理学主义大异其趣的。
(2)Gemeinschaft
und
Geselschaft
社会联系或社会结合的纽带的性质的问题,是滕尼斯社会学的焦点问题。
在其早期讨论霍布斯思想的一部著作中,滕尼斯阐述了这一问题的理论内涵及思想来源。他说“霍布斯的一部分追随者在他那里寻找公社意志的绝对主权这一概念的支持……根据当时的历史实际情况来看,这种做法是与具有无限权力的君主政权相一致的。另一部分人则从关于人的本性的乐观主义概念出发,甚至否定了这一新的凌驾于其它一切之上的权威;他们根本不认为公社本身是必要的,而是认为人类可能有的最大幸福可以通过社会的国家,即通过个人彼此之间平等的、双方的、可以建立也可以断绝的关系在纯粹的社会中达到。这一思想的第一位有成就的代表者是洛克。……这种观点的现实基础是以自由派立宪政体的形式表现出来的。”

滕尼斯还接受了英国法学家H。
梅因(H。
Maine,182—18)关于迄今为止的社会运动是一个从身份地位社会到自由契约社会的运动的二分观点。
梅因在其著名的《古代法》中
①滕尼斯:《十七世纪哲学和社会学研究》,引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172页。
263西方社会思想史
阐述了他认为由他发现的社会进化的普遍规律之一:许多进步社会的运动在一个方面是相同的,其整个过程已被个人对家庭依赖的逐渐解除和代之而起的个人责任的增长所区别。作为民法考虑的一个单位,个人稳步地代替了家庭。这种进步速度不等地已告完成。没有什么社会是绝对静止的,只要仔细研究社会所显示的现象,就能看到古代组织的瓦解。
……契约乃是历史的一个终点,从个人的所有关系都归为家庭关系的社会状况开始改变的起点,我们似已稳步地迈向所有这些关系都产生于个人间自由协议的社会秩序的阶段。

身份是一种先赋的位置,个人的努力无助于改变这一位置。它也是一种社会制度的象征,在这种制度中,群体而非个人才是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每个人都被束缚在家庭与集体的关系网络中。随着社会的进步,身份地位逐渐让位于一种契约的社会制度,其特征是个人自由、权利与义务都源于自愿的行为,而且是行使人类自由意志的结果。根据梅因的观点,一个进步的文明社会的标志是:独立的自由的和自决的个人作为社会生活的基本单位而出现。
滕尼斯在继承前人思想的基础上,在《公社与社会》这本使他声誉卓著的著作中,提出了他的两种社会联系的学说。
他从人的两种意志谈起。
一种来自人性自我的最深处,称之为有机的或本质的意志。
本质的意志是一种整体的意志,思
①梅因:《古代法》(纽约,185年)
,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38—139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63
维过程与生命、情感及全部的人类经验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选择的意志则是独立的。每一种意志都与不同类型的人的行动结合着:本质意志意味着内在动机驱使的行为;选择的意志意味着与所欲达到的外在目的有关的行为。
社会关系是由这两种意志所塑造的。本质的意志产生公社(Gemeinschaft)
,选择的意志导致社会(Geselschaft)。
这两个概念是滕尼斯社会学体系的枢轴,其作用至少同斯宾塞的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涂尔干的有机团结与机械团结的概念一样重要。
滕尼斯对两种类型的社会进行了详细的对比:血缘、邻里和朋友关系是公社的主要纽带,在社会中则为契约、交换与计算关系;前者亲如一家,后者则为与单一功能联系着的角色;社会控制在公社中依据的是习惯与传统,而在社会中则依靠形式化的法律;引导公社成员行为的是信仰,在社会中则为舆论;公社的经济基础是土地和集体财产,在社会中则为金钱和私产。与涂尔干的概念正好相反,靠本质意志建立起来的公社是有机的团结;而靠人的选择意志建立起来的社会,是通过法律、权力、制度、利益的观念把关系疏远,彼此异已的个人组织起来的。尽管人们通过契约、规章发生联系,但手段与目的在本质上是相互分离的,因此社会是一种机械的团结。

公社与社会的这对概念中,不难看出梅因的影响,它无疑包含了社会进化的历史观点。
滕尼斯试图以这种历史的对比,说明欧洲社会在资本主义的冲击下发生的变化。
在这点上,他
①参阅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91—192页;本书83。
A
463西方社会思想史
又是追随马克思的。至少就他指出的旧的共同体的纽带已经破裂、新的社会关系正在出现、在这种社会关系中人人追求利已的目的而以别人为手段等情况而言是如此。但他不能说明社会变化的原因,他多少把社会和发展视为理性不断增长的过程,由此决定了其发展方向是从公社走向社会。就这点而言,他的观点与历史唯物主义创始人的观点没有共同之处。
滕尼斯的这对概念还表现了较明显的价值倾向。他把公社范围内的社会关系描述为亲切友好、合作和真挚友谊的关系,却忽视了情感意义上的任何消极关系和内部的冲突关系,他的描述有非历史的和理想化的缺点。但另一方面,他指出随着个人独立性、自主性的发展而导致的某些社会价值与社会有机团结的崩溃,已使个人主义社会的秩序成为一个问题,他怀疑没有某种公社(共同体)的精神,而能有真正持续稳固的社会团结,这是他的深刻之处,超过了自由主义—功利主义者。
滕尼斯本人总在各种场合强调他的概念既不涉及真实的历史过程,又是价值中立的,即决无站在中世纪一边反对现代的动机。
不管这一声明的真实性有几分,有一点是肯定的,他的公社—社会概念也是一种类型学的方法,从而是方法论性质的概念。他认为这两种社会联系在任何社会中都是同时存在的,纯粹的公社或社会是想象之物而非真实事物,所有真实的社会都同时具有Gemein-schaft与Geselschaft的因素,因此将这对概念作为社会形态分类概念是不准确的,而只是社会联系、社会团结的分类概念。
分类法尽管不能视为滕尼斯方法论的全部,但的确反映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563
了滕尼斯的一种很重要的倾向。他认为理论或纯粹社会学的主要任务不是描述事实,而是将社会关系概念化形式化,所形成的不是供直接观察的问题,而是思想的对象。它们是从生活情境中,即从社会互动事实中抽象出来的思想产物,以便为分析社会生活极为不同的领域、无限丰富的对象以及变化不定的社会过程提供一个条理的框架和理论说明的概念结构。当然纯粹社会学还停留在抽象水平上,只有通过应用社会学和经验社会学我们才能接近事实。
滕尼斯的类型方法对社会学的意义是两方面的。一方面由于它的形式主义性质,以及缺乏划分社会关系类型的可用社会事实确定的标准,这使这种分类法只能适用于描述事实而不能对事实作社会学的解释,质言之,它缺乏理论的阐释力;另一方面,它反映了分析的(与历史的相对立)社会学思想的自觉,表明社会学自己意识本身是一门分析的科学,证明社会学力图自我肯定并找到自己对社会的分析方法。在分析对象时不顾其内容特征而集中注意其所体现的社会关系的形式,这一形式社会学的思想,得到了齐美尔的响应和支持。
滕尼斯的类型方法对涂尔干的社会团结类型说的影响是明显而重要的,涂尔干对此影响有公正的评价。这种类型学还以变化了的形式为帕克、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1897—1958)和本世纪三四十年代的其它社学家所运用,宗教社会与世俗社会,民俗社会与都市社会等二分理论是与公社—社会(Gemeinschaft-Geselschaft)理论一脉相承的。
由于齐美尔和韦伯的巨大身影,多少遮蔽了滕尼斯的光彩,但他的Gemeinschaft
und
Geselschaft无疑是社会学
63西方社会思想史
史上最具影响力的著作之一,有人甚至说,全部德国社会学史可以归结为滕尼斯引入的这两个概念的历史。
这是夸张,但夸张也说明了滕尼斯的概念的影响力。
135齐美尔:形式社会学A齐美尔(1858—1918)是社会学史上一个气象万千的人物。早期他曾倾向于实证主义,随后一个时期追随新康德主义,后期沉浸于生命哲学。
他的学术兴趣极其广泛,哲学、历史学、艺术、音乐、伦理学、宗教、文学、文化理论、社会学等领域都留下了他深深的印迹。
他一生写了几百篇论文,近三十部著作,有十五部是重要著作,如《社会分化: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1890年)
;《历史哲学问题》(1892年)
;《伦理学导论》(两卷,1892—1893年)
;《货币哲学》(1900年)
;《社会学:关于社会交往形式的研究》(1908年)
;《哲学的主要问题》(1910年)
;《哲学的文化》(1911年)
;《社会学的根本问题:个人与社会》(1917年)
;《现代文化的冲突:一种阐述》(1918年)
等。
他既以重视小团体的互动的微观社会学的研究著称于世,又以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总体批判的宏观巨制卓尔不群;他是他的时代最优秀的演讲家之一,他同时为学术圈与公众工作,他在讲堂上和在学院外的广大听众中同样获得了巨大的成功;他具有罕见的天才,并且是现代思想的中心人物,但他却是其所处时代的边际人:他是个犹太人,生长于德国反犹主义盛行的时代;他的学术成就受到那时代著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763
名的学者如李凯尔特、韦伯、胡塞尔等人的赞赏,但却一生受到大学学术当局的排斥,直到晚年才获得教授聘职;无论是大学的文化圈,还是柏林的反主流文化圈,齐美尔在两个范围内都是边际人;这种边际的色彩,在他生平时代深深挫伤了他,但也许正因为如此,使他能从旁观的角度更卓越地洞悉社会生活的内蕴。
(1)社会学的对象与领域
齐美尔反对关于社会学是受其内容所决定的观点。社会学不能通过特殊的、为其它科学所未曾研究过的对象来建立,因为如果把人理解为社会的存在,社会就是所有历史事件的体现者,既然社会学以这样一些事实为基础,那么它所包含的一切对象,都已为现存的学科研究过,“就其它科学的成果构成其题材而言,社会学似是一门折衷的学科。”
①但那些希望社会学能够成为一门包揽人类一切事务的总科学的想法是徒劳无益的。关于社会学是关于社会的科学的主张也是十分可疑的。
如果社会指的是发生于社会中的一切事物的总和,莫非社会学要承担全部社会科学才能完成的任务?齐美尔认为“社会”
一词还有另一种含义,它指各种社会交往形式的总和,个人通过这些交往形式组成了第一种含义上的“社会”。
社会学就是以各种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为对象,其方法“是从各种现象中分出社会交往的要素……如同语法之把纯粹的语言
①齐美尔:《社会分化:社会学和心理学研究》,引自戴维。弗里斯比(David
Frisby)
《齐美尔》(伦敦,1984年)
,第48页。
863西方社会思想史
形式与这些形式赖以存在的内容分开一样。“
“一门真正的社会学只能处理特定的社会形式及社会交往(VergeBselschaftung)
本身的各种形式,而不同于社会交往借以实现的种种特殊的兴趣与内容。“
①样,社会学至少涉及两类领域,对社会交往的纯粹形式的描述与系统化构成为纯粹社会学或形式社会学;运用纯粹社会学的方法在各门社会科学的传统对象的范围内揭示各自特殊的规律构成为一般社会学。在这两个方面,社会学都不再把一个整体的社会当作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对迄今为止占主导的社会有机理论(孔德、斯宾塞、涂尔干是其主要代表)的一次重要超越。
另一方面,对社会学中的心理主义观点,即把一切社会现象完全归结为个体、个体的性质和感受,视社会仅为一种名义的存在的原子主义观点,形式社会学的处理是独特的,既非反人本主义的和唯科学主义的决定论,也非心理主义的还原论。首先我们要记住,在涉及社会生活根本性质的本体论问题上,齐美尔继承的是德国历史主义人文主义的传统,坚持社会归根到底是人们行动的产物。
他在《历史哲学问题》中坦言陈辞:政治的与社会的、经济的与宗教的、法律的与工艺的等一切外部事件,如果不是出于或产生于心理的途径,那么对我们来说它们就既乏味又不可理解。如果历史不是一出木偶戏,那就必定是心路的历程史,精神所描述的一切外部事件不过是些连接物,一头接着意志的冲力与
①齐美尔:《社会学的问题》,引自弗里斯比《齐美尔》,第52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63
活动,另一头接着由这些外部事件所激起的各种情绪的反应。

在《社会学》一书中,在讨论“社会如何可能”的问题时,他将个体性视为三个先天条件之一(另两个是角色与结构)。这意味着“生活并不完全是社会的”
,个人决不完全等同于一个或一丛社会角色。
个人有反社会角色化的一面,“这是基于个人自发自主的机能,使人能以自己为中心并为了自己看待其生活。”

尽管齐美尔认为考虑心理现象是必要的,并把心理生活视为社会生活的最微观的基础,但他却未尝试去发掘和解释心理本身运作的内涵,也不认为仅仅通过个体心理便足以解释全部社会生活。社会学感兴趣的不是心理过程本身,而是社会的互动。心理还原论的错误在于忽视了一个基本的社会事实,即社会互动形式的变化,互动人数的变化,都会引起新的属性的发展,而这种新的属性从研究孤立的个人中是推演不出来的。但是互动过程仍是一个心理现象。因为行动者不是社会交往结构中的被动角色,社会交往及文化的形式一经产生固然拥有自己的生命(详见本章第3节)
,但另一方面这些形式、结构只有概念化、内心化才能影响个人,只有经过行动者的解释、估价后才能“活动”起来。因此齐美尔社会学的特点是强调微观(心理层)的互动与交往(社会层)。
综上所述,齐美尔社会学存在着三个基本层次的主题。

①引自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349页。
②弗里斯比:《齐美尔》,第122页。
073西方社会思想史
一层次是他对社会生活本体论的心理成分的微观假设(哲学社会学的一部分)
;第二层次,是他对于人际交往关系形式的社会学成分的兴趣(纯粹社会学与一般社会学)
;第三层次为宏观层次,是他对于所处时代的社会与文化精神的结构与变迁的学说(文化社会学)。
(2)形式社会学
齐美尔对当代社会学的贡献,最为人熟知的是他对社会交往的模式与形式的阐述。我们择其要点予以介绍。
齐美尔首先确定了社会学以社会交往为其题材,并且着重研究社会交往的形式。这是因为,第一,作为社会生活内容、材料的各种动机和行为,如饥饿、爱、劳动、宗教信仰等本身并不是社会的,只有将它们纳入交往关系中,它们才是社会交往中的因素。第二,社会交往的因素只有通过确定的交往形式,如合作、统治、竞争等,才能实现自身而从个人的属性转变为社会现象。社会既不存在于个人之外,仿佛其本身是一个有生命的独立自存的实体,也不是一种名义的存在,仿佛除了个人的心理现实外不再有任何超越独立个人的客观现实。社会就在人们的具一定形式的交往中互动中产生着、维持着、延续着。交往及其形式概念使齐美尔既能保留能动的人主体的概念,又能对较大的制度和社会过程作客观的分析。
形式概念为社会学的研究提供了一组范畴,使我们能在一向被认为是主观任意的、一次性的历史事件领域与人类活动领域中发现事件及活动的潜在的同一性结构,从而使历史、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73
社会的研究获得客观性普遍性的品格。齐美尔说明,尽管历史上的君主的个人遭遇与性格特征彼此相去甚远,但社会学家可以抛开所有历史的特殊性,证明所有君主的活动都受到君主制的限制。如果再作深入的剖析,他甚至不必涉及君主制,而只去研究冲突与合作,统治与服从,集中与分散这样一些结构。同样,虽然不同的价值、利益与目的使人类社会产生出各种不同的团体,但它们实现这些目的与利益的社会互动形式不能不是相同的。例如战争与经济都含有合作这一形式。当然,不同的形式也可服务于相同的目的。为了经济利益,既可通过竞争也可借助联合。通过形式的范畴,经验世界被转化为一个分类体系,一个兼有认识论和本体论性质的概念图式。形式为多样而散乱的客观世界提供统一性。齐美尔力图建立一门社会生活的几何学。
社会几何学的一个主题是数学在社会生活中的意义。他对于人员数量所引起的互动性质的变化,在对两人群体与三人群体的差异讨论中有精彩的分析。据齐美尔的分析,两人群体不存在独立的社会结构,没有比独立的两个个体更多的事物与意义。群体的存在依赖于双方,任何一方的撤出都会导致群体的解体。
而群体中的每个成员都具有高度的个性,因为其中的个体并不低于团体的层次。团体加入第三者后,其性质便发生重大变化。首先三人团体构成了一个最简单的独立结构,具有了可以支配、约束其成员,追求并不属于每个个体的目的的超个体的力量与动机。许多新的社会过程与社会角色开始出现于三人团体中。例如,一个第三者可以充当团体内纠纷的仲裁者或调解人;或者藉团体内其它两人的争
273西方社会思想史
执而得渔翁之利;或者蓄意怂恿其它两人发生冲突,从而获得优势。团体若超过三人时,成员增加所造成的影响则无异于第三者。
社会生活几何学的另一个主题是距离在社会互动中的意义。在《货币哲学》一书中,齐美尔指出,事物的价值是由它与行动者之间的距离所决定的。如果一事物距离太近又太容易获得,或者它太遥远又极难获得,那么它的价值就不高了。最有价值的事物,是那些有可能获取,但必须付出最大努力代价的事物。在《陌生人》一文中,距离概念是一核心概念。
“陌生人”就是一种与我们的关系不近不远的类型。与我们太接近!那他就不是陌生人了;如果距离太远,则他与团体间的接触就告中止。这种特殊的距离,使得陌生人得以与团体成员发生一些不寻常的互动模式。例如,陌生人可以与团体成员维持一种较客观的关系,团体成员也能较平和地表现对他的信任等。
齐美尔并不想要编制一张社会交往形式的详尽的目录表,他只是试图从社会互动模式、社会过程、社会类型等不同角度,从社会生活的生动现实中挑选出可视之为交往构架的问题和方面来。他把统治、服从、竞争、分工、交换、时尚、穷人、娼妓等都视为互动的形式或社会类型。齐美尔常被批评追求形式而牺牲了内容。例如他把军事冲突与夫妇间的口角,士兵对军官的服从与工人对企业主的服从等极不相同的现象混为一谈,并按形式特征将它们归在一起。这种批评当然是对的。齐美尔本人也十分清楚,把社会生活仅仅归结为它的形式要素是不可能的。事实上,我们看一下齐美尔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73
所作的大量交往形式的分析,其中真正有价值的倒是他的极富辩证精神的交往内容的分析。例如,他批评了一味地否定社会生活中的冲突因素和一味肯定一致因素的观点的幼稚,正确指出了不满情绪的发泄具有安全阀的作用;如果没有这种安全阀,很多社会关系就不能持久,指出社会总是冲突和协调这两种形式互动的结果。再如,关于时尚既是摹仿,又体现个性化;因为在追求最大限度的同一性社会中与由寡头控制的社会中,不存在出风头赶时髦的动机和条件;而当任何一种现象一旦成了时尚,它就会立刻开始变得不再时髦;时尚的魅力就在于,它既是新的同时又是在过时的。关于个人与社会的关系,他认为社会化的个人与社会总是保持一种双重的关系:他被结合在社会里,又和社会相对立;他为社会而存在,也为了自己而存在;他既是社会的产物,又是自主生活的产物。
“一方面,我们面对(社会的)这个非人格命令惟有服从;但另一方面,它并非外在的控制力量,只有依赖我们个人的内在的激励力量才能为我们所遵循。”
①个人的心智可以保持行动者免受外部环境的控制,可心智同样也会将社会实在物化,创造一些事物,最后反过来奴役行动者,等等。在这些充满理趣的分析中,齐美尔处处追求的是社会内容的具体的、真实的、矛盾的及多维度的曲折往复的过程,如此丰富生动辩证的内涵,决非唯形式的社会关系语法学与几何学所能范围。他揭示出同一交往形式所包含的对立统一的方面(时尚既新又旧)
;刻画了不同的甚至对立的交往形式的
①引自沃尔弗编《齐美尔的社会学》(纽约,1950)
,第2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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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互转化(如冲突具有整合功能,社会内在于个人)
;他敏锐地意识到人类文化的深刻的二律背反。所有这些都是齐美尔思想最具创见处。他的形式社会学固然聚焦于社会互动的抽象的恒定的形式,以及微观的小团体的相互作用,但如果忽视了他的大气象的理论旨趣、洞见及成果,那对他是很不公平的。
(3)历史与文化社会学
齐美尔历史和文化社会学的焦点是现代历史的发展趋势及社会客体的文化层次,即他的“客观文化”。
齐美尔创造性地重新阐述了现代历史发展的自由主义观点,即由圣西门、孔德、涂尔干、梅因、斯宾塞等人所阐述的近代工业社会取代传统社会的历史进步观。
“根据这种观点,演变就是从同质向异质、从共性向个性转变,从个人由传统的小范围的可预见行动向多重关系和开放性机遇的大范围的活动的转变。西方历史的潮流导致了从地位关系到契约关系;从机械的团结到有机的团结;从阻碍个性发展的封闭社会发展到由有着多重复杂联系和契约而产生的个性和个人自治的社会。”

这是齐美尔历史与文化社会学的自由主义进步观的一面。他的理论还有文化悲观主义的一面。这一面阐述了个人与社会、文化的创造与文化的创造物之间的深刻的二律背反,这一观点不是来自英法的进步思想,而是起源于德国哲学的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10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573
异化观点与马克思的传统。其直接的社会背景当然是欧洲工业文明正在经历的变化,但似乎德国哲人的唯美的浪漫主义气质更敏感于现代文明进步中的退步因素及个人日趋无奈的命运。
齐美尔文化理论的出发点是文化乃人类的创制,但一方面人类对自己的创造物有物化的能力或倾向(宗教是人之所创,到头来人却膜拜宗教)
;另一方面,文化一经被创造,其存在就独立于创造者,于是文化世界与社会世界似乎有了自己的生命,成为一种人不得不面对的巨大的、现实的客观实体,此即齐美尔客观文化的基本涵义。
关于客观文化的构成,齐美尔在其著作中多次提到这样一些成分:工具、科学成果、艺术、宗教体系、法律制度、抽象理念、语言、伦理规范、逻辑规则、信用制度、交易规则等。
近代客观文化发展的总趋势是,扩张逞指数形式,结构更趋复杂、独立与自足。它逐渐超越了创造者、行动者的控制,并反过来支配人、奴役人;这样,客观文化变得既脱离它的产生原因,又脱离它的服务于人的目的,变成一种异已的与人对立的力量。客观文化的成长,导致人的主观文化的失落,客观文化与主观文化的鸿沟的日益加宽等,正是令齐美尔真正忧虑的文化问题。
在最能表现齐美尔气象恢弘、成熟明达思想的巨著《货币哲学》中,提供了一个将微观的互动分析(以货币形式的交换为例)与宏观的客观文化概括结合起来,将过程分析(互动)与结构分析(社会制度)结合起来,做出一种文化批
673西方社会思想史
判的范例。
齐美尔是把货币作为一种社会现象、交往形式来讨论的,即不只视货币为一种特殊的价值形式,而且还重视货币与行动者的关系,以及货币对于整个客观文化中各类现象的影响,这些现象包括交换、占有、个人自由、思维方式、生活样式、人格价值、内心感受、文化等。简言之,齐美尔试图从货币分析中抽象出时代的精神和文化发展的趋势。
《货币哲学》的思想与马克思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有许多共通之处,这一点毫不奇怪。马克思对《货币哲学》的作者有深刻的影响,第一是马克思的劳动异化和商品拜物教概念的方法论启发;第二是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制度及生活方式的批判的社会学的启发。但马克思的理论是特定的历史分析,他把异化与拜物教归于商品生产的范畴,是与特定的社会历史阶段与社会经济形态联系在一起的,因而消灭了异化产生的社会条件也就超越了和消灭了异化。齐美尔则把它视为人与文化关系的永恒的悖论,在这方面,齐美尔更接近于韦伯,后者用工具理性与实质理性、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等一系列对立概念来阐述这一人类文化历史发展的悲喜二重奏。
首先,货币创造了一个物化的世界。货币把我们与所需物品隔离开,如果我们没有钱的话;货币又消灭这种距离限制,如果我们有足够的钱的话。货币成为一种无所不能的力量。货币还为市场与现代经济的发展提供基础,最后使一切具有市场价值(与货币价格联系在一起)的事物都成为外在于人并强制人的实体。
以物易物的交易并未导致物化的世界,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773
而现代市场经济的产物便是物化的世界。
货币促成了这一切。
货币为“大规模的企业”
、“信用投资体系”
等提供了条件。
货币不仅创造了物化世界,而且还发展出以货币为轴心的象征结构,这两种构造都对行动者产生控制的作用。
货币原则对社会生活的影响日益深广,有助于增进社会世界的理性化。齐美尔认为理性主义与货币经济原则本质上是相同的。
任何情况都不予考虑的理性,不接受主观的因素,任何人原则上都可使用,这一切既是现代货币经济的特征,也是唯智论的特征。化质为量,使一切事物和性质丧失其质的特征而都变成可量化的对象,这是智力与货币共同的特征。
货币本身是物的价值关系的纯粹反映,它是任何一方都可以同样享用的,所有的人在货币关系上都是等价的。
“化质为量的趋势,在货币中达到了最高最纯粹的表现。”
①此外,货币交换把一切关系都转变成计算关系,这又要求具有复杂的心智过程,这一切加剧“文化的智性化”
;也就是说,部分因为货币经济缘故,智力被视为最有价值的品质。
货币在现代社会里扮演的这种核心角色,使货币这样一种最极端的手段最终变成目的本身。货币的这种异化,导致许多负面影响。如果一个社会的所有方面,不论是最高层次的还是最低层次的,都能出售和化约为共同的分母金钱的话,就会产生犬儒主义与玩世不恭态度。因为每件事物都可以在市场上随意交易买卖,不论是一片面包还是美德与智慧。货币交易消除了一切事物的性质差异,也消除了个性的差异。

①齐美尔:《货币哲学》,(伦敦,1978年)
,第280页。
873西方社会思想史
算理性的发展保证着极不同的出身和精神气质的人们彼此之间理解的容易程度,而其反面则是过去时代所特有的内心感受的质量的下降,精神生活的平均化。
货币还导致劳动者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劳动者与其劳动手段的异化,管理也失去了一种主观的个性成分,服从成为工艺的一部分,这是个体在生产过程中的异化。
在这普遍的异化过程中,人们丧失了自己的主观性和独特性。一个吊诡的情景是,我们的生存日益依赖处在其它社会地位上的他人,但我们却对占有这一位置的人知道得越来越少;填塞在特定位置的具体个人变得不重要,人格消失在这个位置背后。人的价值被用金钱来计算,人变成交易的一部分。
齐美尔甚至拿卖淫与货币的本性相类比,“货币在听任对其作任何一种用途时的那种冷漠,抛弃任何一个主体时的那种轻率——因其与任何一个主体都没有真正关系,它们作为纯粹工具所固有的那没有任何情绪活动的物性,这一切使货币与卖淫有某种相似。”

总之,通过分析货币关系这种现代社会最基本最普遍也是最纯粹的交换形式对社会生活的全面影响,齐美尔揭示了理性文化客观文化成长的过程,也是文化的主观性、个体性、特殊性、差异性趋于丧失的过程。客观文化的财富在不断增加,主观文化却日渐贫乏。劳动分工的发展,带来个人独立性创造性的发展,促成人类以更精良的能力去创造文化世界
①齐美尔:《货币哲学》,第377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73
的各种成分;但同时,高度专业化的个人也丧失了整体文化的意义,丧失了控制它的能力。例如,语言本身在大量扩展,但既定人群的语言能力却衰退了;科学技术日新月异,个人所需的技能却大大退步;知识总量在急剧扩张,而越来越少的人可称之为知识分子;客观文化在使人丰富(数量上)的同时,又在使人单一化(性质上)
;文化的创造物越多,个人的创造力似乎越枯竭;人需要文化使自己受到教育,但人创造文化吸收文化的能力却越来越衰退。这种趋势的结果,使现代人感到自己深深处在一个不可知的世界中。人们从绝对主义的观念中解放出来,又陷入了一个失去价值、意义、内心敏感性的相对主义的困境中。客观文化使我们的所得低于所失。齐美尔警告人们,小心警觉现代客观文化与货币经济对人类的不良影响,对于未来他的态度是悲观的,他预言铁笼将把人禁锢在社会功能里,客观世界的完善将以人的心灵的衰退为代价。齐美尔的文化批判揭示了资本主义文明在文化领域内的深刻矛盾,他的著作开了专门分析“资本主义精神”
的无数尝试的先河,他的后来人写下的同类的著作中,声名遐迩的有桑巴特(W。
Sombart,1863—1941年)的《现代资本主义》,韦伯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斯宾格勒(O。
Spengler,180—1936年)的《西方的没落》等。批判理论的工作也在某种意义上继承了齐美尔的传统。
齐美尔对社会学发展的影响是不可低估的。但并没有什么齐美尔学派,这是因为他的著作缺少连贯统一的体系,也因为他一生处在大学学术圈的边缘。
齐美尔的影响是多方面的;第一,他的哲学观点与宏观
083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社会学观点有助于摧毁支配19世纪的社会思想模式,传播一种新的互动的与人文主义的社会思想。齐美尔用关于社会互动的科学取代关于社会的科学,用人文主义观点取代自然主义观点,从而对超越有机论与进化论的遗产有重要贡献。
第二,齐美尔的纯粹社会学对一些社会学家有较大影响。
一种形式主义的社会学,将社会理论转变为术语及分类体系,后者将普遍适用于对社会事实的描述。形式主义就是将社会交往的观点扩展为一个详尽的体系。其主要代表是维泽(L。
Von。
Wiese,1876—1969)
,古尔维奇等。
但他们并非一个什么学派,他们的引人注目的成就也与形式主义理论假设没有关系。作为一种学说,形式主义的不结果的教条主义对正在挣脱哲学思辨传统的社会学弊多利少。
最后,齐美尔的交往互动的微观社会学理论在美国芝加哥学派的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中间很受欢迎。
斯莫尔、帕克、伯吉斯等人出版了齐美尔的译本,并对那些对他们影响最大的齐美尔著作进行了广泛的宣传。齐美尔还被认为是冲突理论的思想先驱之一。科塞认为,虽然我们今天的社会学拥有比齐美尔时代优越得多的技术手段和理论工具,但只有傻瓜才会因此认为齐美尔的思想过时了。
“齐美尔永远和涂尔干、韦伯一样有力地激发着社会学的想象力。”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39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83
136马克斯。韦伯:理解社会学A对许多社会学家来说,韦伯是一位伟大的导师。他系统阐述了一个理论上包罗万象,其影响最为深远的人文主义社会学体系。他提出了许多深刻的问题,却从不使自己接受任何轻而易举的答案。现代社会的性质是什么?世界历史的规律是什么?行为者必须遵循的规则是什么?人们能赋予自己的存在于世以什么意义?
每个人的价值观念与他的生活方式,对经济、对国家的态度之间的关系是怎样的?韦伯对这些问题的思考、回答所形成的概念与理论,已成为现代社会学知识传统的主要部分。
韦伯的兴趣十分广泛,他的研究包括法律、经济史、比较宗教史、政治经济学、政治行动理论、社会科学方法论、社会学等。韦伯的主要著作有《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1904—1905)
,《中国的宗教:儒教和道教》(1915年)
,《印度的宗教:印度教和佛教社会学》(1916—1917年)
,《古代犹太教》(1917—1919)
,《经济通史》(1919—1920)和《经济与社会》(1920—192)等。
(1)思想来源与学术旨趣
韦伯是社会学的中心人物,他的著作,他的思想也成为人们研究评论的焦点。柯林斯说,“没有争议也就没有韦
283西方社会思想史
伯。“
①不仅是因为当代社会学的许多问题不能不追溯到韦伯,或从韦伯处汲取灵感,还因为韦伯思想包含着多种取径不同的甚至是对立的倾向,遂使各种十分不同的解释成为可能。
韦伯的学说阐述了一系列对立的主题,如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职责伦理与信念伦理、文明进步的开明观点与文化演进的悲观主义等,这一系列对立主题多少反映了他内在精神的两个极端,韦伯终生为这两极端对立的紧张所苦。而对此种分裂的人格的形成影响颇大的是韦伯双亲在观念上、道德上及性格上的重大差异。
韦伯的父亲并无出众的人格魅力,事实上是个贪图俗世利益的人,但他仕途上顺利,政治上腾达,家里经常是高朋满座,名流会集。韦伯从他父亲处学到了政治的现实感及妥协的必要性。韦伯的母亲与其父亲性格迥异。她生长在一个虔诚但颇开明的加尔文教的家庭。
她信念坚定,极端节欲,心地仁慈,德行高尚。热衷于社会公益与慈善事业。双亲间的巨大差异,导致婚姻关系的紧张,这对韦伯产生深刻影响。
最初,他以其父亲为榜样,后来受其母亲影响更大。从外表看他像他冷静、务实的父亲,但内心却受母亲道德的支配。在生活中,他严峻、男子气,热衷于向学生灌输纪律概念,并以豪饮为荣;韦伯当过兵,军队的制服与决斗的伤痕都令他骄傲。但在内心深处,母亲的信念与影响业已扎根。这两种人格的激烈争斗,加之他父亲的突然病故,导致韦伯染上精
①柯林斯:《马克斯。韦伯》(贝弗里山,1986年)
,第9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83
神崩溃之疾。
1897年后的六七年内,韦伯无法入眠、无法工作,直到1903年才稍事复原。
这种人格的二元性也在他的政治生活与学术生涯的矛盾中表露无遗。受其父亲影响,他热衷于政治事务,并对政治的本质有透彻的理解,在他的著作中他一直坚持认为在政治中恪守纯洁无染的道德信条是灾难。但他的个人行为始终表现出最极端的道德立场,这无疑是受了其母亲的影响,这也决定了他在政治上不可能如他父亲那般顺利。韦伯最后转向学术工作,并非他本心所愿,而是因为他的性情很难适应政治。韦伯试图在政治与学术、行动与反思、现实与道德、享乐与禁欲等两极端间求取解决,他那多重取向的智力工作便是这种冲突的结果。
当然,人们会羡慕韦伯家的极其有利的条件助成韦伯智力探求的成功。从他很小起,他就认识了他那时代的一些大知识分子。德国最负盛名的历史学家与哲学家们常在他父亲书房里会面。在大学读书期间,韦伯有机会听了许多名教授的课,这无疑成为韦伯的渊博与自信的源泉。大历史学家孟森(T。
Momsen)曾参加韦伯博士论文的答辩,提名韦伯为他的教席的继承人。孟森也是韦伯家的朋友,他的儿子与韦伯的妹妹结为秦晋之好。
韦伯还有一批志同道合的学有所成的朋友。尽管他本人是一个具有伟大创造力的思想家,他的一些概念仍受益于他的同仁。韦伯的“理想型”概念可谓如雷贯耳,但最早使用这个概念的是杰林克(Jelinek)
,一位法学学者,他碰巧是韦伯在海德堡大学的同事与朋友。在其方法论著作中,他受李凯尔特的影响极大,李凯尔特的父亲也是柏林的一位政界人
483西方社会思想史
物,与韦伯的父亲是至交。韦伯对宗教奇里斯马(即具有超凡魅力的领袖人物)
的著名分析取自图尔希(E。
Troeltsch)
,海德堡的一位神学家,他曾一度与韦伯同住一幢公寓。在他的知识圈子里,韦伯常与那时代最优秀的思想家们展开热烈的对话,这自然是使韦伯置身于当代思想中心的最好途径。
从学术渊源上说,韦伯思想与学术旨趣与现代德国的历史主义(狄尔泰)
、新康德主义(李凯尔特,齐美尔)及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这几大思潮有甚深的关系。首先,韦伯的社会科学代表了一种以历史主义观点超克实证论者的自然主义的努力。韦伯称自己是历史学派的门徒,强调他的努力旨在获取社会事实之历史方面的知识。在韦伯看来社会科学是典型的历史科学。系统的社会学在某种意义上是一辅助的历史学科,方法论旨在推进历史学家的自我认识,改善其研究历史事实的方法。
韦伯对狄尔泰的历史主义的许多观念也提出了严厉的批评。在他看来,狄尔泰历史主义在对现实的丰富性的认识问题上走了一条错路。错误首先在于狄尔泰试图直觉地把握历史的整体,而抛弃了研究手段的精确性;其次,狄尔泰相信,无须设定理论假设,也可能认识事实。而韦伯认为,放弃自然科学的模式并不意味着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可以放弃精确与理性思考的要求。
其次,韦伯接受了新康德主义的一些重要思想,尤其是接受了典型的李凯尔特与齐美尔的问题:选择历史材料,并将之组织为一有意义的整体,它并非简单地反映事实,而是认识主体的一种创造,并且认识主体须采用适当的认识工具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583
及精确的方法。在对历史过程的人文主义理解与一种典型的自然科学范式的解释之间存在的差异不必也不应该是一种认识之合理性程度的差异。
马克思主义是韦伯思想的第三个来源。事实上,韦伯不仅对马克思的著作有透彻的了解,而且还认为它们是社会科学的重要财富。韦伯与马克思的关系十分复杂,这是一个很大的专题,这里不是详加讨论的场合。
目前我们要注意的是,韦伯在开始其古代世界经济史的最初研究时,他既利用了马克思在个别问题上的假设,又讨论了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若干问题。韦伯涉及的关键问题是资本主义的发展问题,他的解决路径与马克思的很不相同。韦伯不接受经济决定论和历史规律思想,他认为经济决定论的错误在于试图把一切事物归结为一种因素,并且抹杀了人主体与文化的能动的自觉的因素。但他认为关于社会过程的经济条件的假设具有重大的启发价值,如适加修改,可以成为对文化现实的某一方面的合理分析。在韦伯看来,最重要的问题在于,一切有关现代社会的理论都必须考虑马克思的成就。他曾对自己的一位学生说,“判断一个当代学者,首先是当代哲学家,是否诚实,只要看他对待尼采和马克思的态度就够了。凡是不承认没有这两个人所作的贡献就没有他们自己的大部分成就的人,都是在自欺欺人。我们在其中从事学术活动的领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克思和尼采创造的。”

①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74页。
683西方社会思想史
(2)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
韦伯社会科学的方法论思想,与19世纪的社会学思潮有密切的关系。他反对实证主义关于人的活动及社会科学认识的自然主义观点,同时也反对德国历史学派的主观主义的倾向和关于在历史领域不能作出合理概括的观点。在关于社会科学的主旨、题材的选择、资料的组织等方面,韦伯继承和发展了德国人文主义传统,坚持人与自然的截然划分,人的自由意志与主体性学说,以及社会历史是一文化科学的主张;而在涉及社会科学的研究态度、研究程序、研究成果的性质等问题上,韦伯坚定地站在实证主义一边,坚持事实与价值的截然划分,反对德国唯心主义哲学的神秘化的直觉体验,坚持科学程序的客观性及科学成果的普遍有效性。人文主义的取向与客观科学的意图在韦伯都是极其强烈的;在某种意义上,他又超越了这两种观点,做成了一种综合:他力图把历史学的个别化方法(李凯尔特)与社会学的类型化方法(齐美尔)结合起来;把意义的理解与因果的说明结合起来。
(a)研究对象:社会行动韦伯把社会学视为一种探讨人主体的社会行动的理论。
“行动的个人赋予其主观意义的人类的一切行为都是‘行动’。
在这个意义上行动既可是公开的,亦可完全是内心的或主观的;既可是在某种情境下的积极的作为,亦可是在特定情况下对这种介入的有意回避或被动默许。社会行动是指行动的个人赋予其行为以主观意义,行为考虑到他人的行为,并且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783
在其行动过程中也是以他人的行为为目标的行动。“
①韦伯定义的主要之点是社会行动的意向性,其社会分析的中心放在个体行动者及行动的主观动机和意义联系上。韦伯将纯反应性的或机械的行为排除出社会学的范围之外,而专注于主体赋予意义的行动。社会学上有意义感兴趣的行动是采取一定的态度,追求一定的目标,委身于一定的价值的行动。有意义的行动是社会行动的本质特征,历史领域内的独一无二的现象,从而是有别于自然现象的根本所在。韦伯的社会学所以是唯名论的或个体主义的,是因为集体并不行动,只有个人是行动的并赋予行动以意义。
“解释性社会学把个人及其行动看作基本单位,看作‘原子’……个人是……有目的行动的最高限度和唯一载体。……诸如‘国家’,‘社团’、‘封建制度’等等概念指的是人类相互作用的某些范畴。所以社会学的任务就是把这些概念一律简化为‘可理解的’行动,简化为参与者个人的行动。”

然而,韦伯并不排除在社会学中使用诸如家庭、民族、国家、军队等这样一些集体性概念的可能性,因为没有这些概念,社会学的研究是无法进行的,而且事实上韦伯以开阔的历史眼光研究了各种社会组织与过程,如新教伦理、前工业社会结构、科层制度及民族国家等整体范畴。
但在韦伯看来,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牛津,1947年)
,第88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73页。
②米尔斯等编《马克斯。韦伯:社会学论文集》(纽约,1946年)第55页,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41—242页。
83西方社会思想史
所有这些组织仅仅是人主体的某些特殊行动的过程、结果与方式而已,只有后者才是我们所理解的具有意义目标的行动的承担者。韦伯坚决反对把诸如“人民”
、“社会”
、“国家”
、“经济”这样一些社会的“整体”当作原始的实在,而把单个的个体仅仅视为社会机体的“细胞”的有机体论社会学。我们可以理解个人的行为,但不能理解细胞的行为。我们也不能理解人民的“行动”
,或国民经济的“行动”
,虽然我们完全可以理解组成人民的或参与国民经济的个人的行动。
“行动作为以明确的意义为目标的行为,对于我们来说总是仅仅作为一个或许多单独的个人的行动而存在的。”
①法学可以把国家或某一团体视为“法人”
,社会学则不能这样做。社会学对法律、宗教、国家等社会设制的研究,是把这些社会设制与个人的行动联系起来,按照使这些设制对行动的个人有意义的方式,按这些个人在自己的行动中实际是以这些设制为目标的方式来进行的。
“在个人行动的决定因素和结果中,起重大作用的是人对于一定的法律原则的‘目的’和‘意义’的观念。”

关于个人赋予其行动的那种意义,韦伯一再强调是指主观所表示的意义,也即行动者本人清楚地意识到的目的和价值,而不是所谓某种“最高的”
、“真正的”那种“形而上学”的意义,也非个人行动最终已不依赖于他自己的意图而
①韦伯:《科学论文集》(图宾根,1951年)
,第513页,引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286页。
②同上,第287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83
可能获得的那种“客观的”意义。个人行动主观上意指的意义与客观意义存在着不一致的可能性,但在这种情况下,韦伯宁可不用“意义”一词。因为意义是对主体的自觉的意识而言的。韦伯把意向性的行动作为社会学的出发点,是为了反对把个体行动者视为历史整体发展的被动的客体,反对把意识解释为副现象。
诚然,人并非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作什么,但社会学必须假设社会行动是以个人有意义的自觉的行动为前提的。
社会行动的意向性还有第二层含义,即行动是以他人为目标的。韦伯解释这种以他人为目标的社会行动“可能是以过去、现在或将来所期待的他人的行动为目标的。这样,其动机可能是对过去所受的侵犯进行报复,对现在受到的侵犯进行防御;对未来的侵犯采取预防措施。他人可能是一些个人,可能是行动者本人所熟识的,或可能是许多不确定的和根本不认识的个人。”

“以他人为目标”的原则表现了社会行动的交互性原则,此外,韦伯还试图在主观意义的行动之间建立起客观的、普遍的社会联系。韦伯以如此迂回的方法来肯定“普遍的事物”的存在。在韦伯看来,只有通过这种方法才能表明社会学意义上的“普遍的事物”意味着什么。
“普遍的事物”仅在为各个个体所认可,并为他们的实际行动规定方向的限度内才是存在的。独立于个人之外的社会实体是不存在的。未赋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112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73页。
093西方社会思想史
有主观意义的和非交互性的集体现象也非社会行动。
例如,两辆车偶然相撞的事件不能视为社会行动,仅在事故发生后两位车主的互相争吵或友好商谈才属于社会行动。

(b)价值评价、价值关系与价值中立韦伯将社会行动规定为包含各种动机和情感的意向性的和价值取向的行动,这意味着人们是根据由其价值态度所确定的世界与他们的意义关系来采取行动的。韦伯认为,人们选择什么样的目的,委身于何种价值完全出于个人主观的情感作用,价值只与个人的自由、决定与选择有关。在道德评价这个问题上,科学所能告诉我们的只是人们的行动是受价值支配的。因此,必须从价值这个维度去发现和理解社会现象。
价值因素不可避免地要影响研究者对题材的选择,在韦伯看来,这不仅是因为社会科学的研究活动同样属于意向性的社会行动,研究者总是最关注他认为有意义有价值的问题;还因为社会科学同自然科学一样,都不可能穷尽社会生活中所存在与发生的每一个现象,必然有一个题材的选择与材料的组织整理的方法论问题。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李凯尔特正是以这样一种方式提出人文科学与自然科学方法论的区别的。
李凯尔特认为历史认识的目的是理解个别的事件和人物,但历史学家为什么选择此事此人而非彼事彼人作为研究对象?李凯尔特提出价值关系的概念。历史学家的选择依据历史事件及人物与某种价值的关系。韦伯将“价值关系”作为
①参阅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74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93
研究者选择题材组织材料的方法,这一思想无疑是从李凯尔特这里继承得来的。所不同的是,依李凯尔特的观点,使某个人物成为历史人物的不是某一学者认为他有价值,而是他与普遍承认的文化价值有关系;而按照韦伯的看法,研究者本人的价值观影响着他的选择,而这种价值也非李凯尔特的那种超历史的客观化的东西,而是某种历史时代的目标,是时代所固有的兴趣。
“‘属于价值’的说法指的仅仅是对这样一种特殊的科学的‘兴趣’作哲学的解释,这种兴趣指导着经验研究对象的选择和处理。”
①总之,对题材的选择与对材料的整理是与价值相关的,否则,面对社会事实我们是又聋又瞎。
“对我们来说,经验实在成为‘文化’,仅仅是因为我们使之与价值观念相联系。只是因为与价值关联着,实在的这一部分对于我们才变得具有重要性。”
②没有什么社会事实本身是重要的,它们变得重要是由我们的价值选择决定的。
价值关系仅仅意味着研究者须从价值的维度来选取主题,并把人们的行动与人们为之奋斗的“价值”
、“目的”联系起来考察。
在科学研究中,研究者必须保持价值的中立,也就是说,研究者一旦选定了研究题材,就绝不可把自己的价值观念强加到研究方式和对经验材料的解释中去。他必须遵从他所发现的资料的指引,走向事实与逻辑导引的结论上去,而不论该结论对他有利还是不利。研究者在从事科学工作时
①韦伯:《科学论文集》,第497页,引自《十九世纪至二十世纪初资产阶级社会学史》,第272页。
②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纽约,1949年)
,第76页。
293西方社会思想史
必须受“科学内的禁欲主义”精神所支配,而决不能等同于一个普通人。
韦伯继承了新康德主义关于事实观念与价值观念严格区分的观点,科学无权也不能评价目的、价值。从“实然判断”推不出“应然判断”。一种经验性的科学决不能劝导任何人应该做什么,尽管有时它会有助于人们弄清自己能够或希望做什么。韦伯用价值关系与价值中立这对概念,力图解决人们熟知的一个矛盾:热衷于科学研究的学者一定不能是公正客观的。但是认为宗教是以迷信为基础的人,永远也不会深刻理解宗教生活。
“要真正懂得人类就必须关心人类所经历的事情,但要找到一个普遍有效的答案,回答历史人物出于激情而提出的问题,还必须不顾自身的兴趣。”

(c)解释性的理解与因果性的说明韦伯认为,必须理解自己的研究对象,这是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又一区别。由于社会行动的独特之处在于其意向性,因此,只有把人们的行动与其对意义、价值、生存的总观念联在一起才是可理解的。
也就是说,理解(verstehen)
社会学强调寻求推动历史行动者行动的主观意义。
韦伯的理解观点主要得益于狄尔泰与雅斯贝尔斯(K。
Jas—pers,183—1969)。
狄尔泰主张历史领域的认识应要求有一种设身处地的、移情的体验,深入到对象中,或使对象成为自身体验的一部分。雅斯贝尔斯区分了解释和理解的不同。我们可以用落体原理解释下落的石块,而无须附加上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539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93
“意义”或“目的”的概念。但如童年时的经历与后来的精神病状之间的联系,就只能通过深入的理解去把握。韦伯同意人的行为具有一种内在的可理解性。但他既反对把理解按狄尔泰的非理性主义的方式归结为心理学的内省或体验,也反对把理解与因果说明对立起来。
韦伯指出:“社会学是一门通过对社会行动的解释性理解以获得对这一行动的进程和结果的因果性解释的科学。”

韦伯区分了可观察的理解与解释性的或动机的理解。前者指的是这样一种情况,被观察者的行动的意义通过一些逻辑的心理的证据就能为观察者所把握,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了解行动的意义,只要观察人的行动就足够了。正是通过这种方式,我们理解了表情、姿势和数学演算。韦伯认为,这种理解对应于对人的行为的理解的最初级的水平,尽管它要求观察者具有一定的知识,而不能单靠直觉来达到。解释性的理解代表了对人的行为的较高层次的认识。它并非以揭示行为本身的意义为目的,而是旨在获得有关指导行动者的动机的知识。
在这种情况下,关键不是要知道个人做了什么,而是他们为什么做了这件事。例如,我们在森林中看到一个人在砍柴,我们可以认为,他这样做是为了挣钱谋生,或为了给自己准备过冬的燃料。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理解的既是行动的意义又是行动者的意图。砍柴人的行为也许纯粹是迁怒的或撒气的举动,在这种情况下,行为本身的意义与行为者的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112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73页。
493西方社会思想史
动机是不一致的,或者不妨说,我们须从行为者加诸行为的主观意义来理解行为。
理解社会学不仅要理解行动的主观上意指的意义,而且还应说明人们的信念和价值观如何决定人们的行为。
换言之,社会科学在用解释性的理解方式了解社会现象的同时,还须从因果关系上说明这些现象。因果分析是确保科学成果的普遍有效的基本程序之一。
与传统的因果观不同,韦伯是用或然性、可能性、机遇概念来表述因果关系的。首先韦伯认为,因果关系不是整体决定整体,或部分决定整体的关系,而是部分对部分的关系。
历史学的因果性要确定一个事件之所以产生的特殊环境。社会学的因果性则表现为确定两个现象之间的规律性关系,它不必是“A必然导致B”的形式,也可以是“A或多或少有助于B的产生”
的形式。
由一个组成部分单独地决定整个社会,这种情况是没有的,不论它是经济的、政治的还是宗教的。
其次,组成历史总体和社会总体的因素极其众多,要找到其全部确定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人不是早已注定的命运的同谋,而是能动的、积极的行动者,他的选择范围是一个可能性的空间,历史变化的方向事先无法确定。韦伯认为,应用思想的实验可以使人较容易探讨历史文化领域的因果关系。我们可以设想,假若未发生斐迪南大公被刺事件,第一次世界大战还会不会发生。如果结论是仍然会发生,那么就可把暗杀事件从大战的原因中排除。我们还可以问,马拉松战役是不是希腊文化发展的主要原因之一。我们可以设想假如波斯征服了希腊会怎样,同时观察一下希波战争发生时希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593
腊本土发生了些什么。这种思想实验可使我们确信,假如希腊在这次战役中失败,那么波斯人就会扶持和利用希腊土生土长的神秘宗教以作统治工具,扼杀思想自由,建立一个东方式的专制社会。由此我们可以说马拉松战役作为希腊城邦独立的保证,是理性文化的必要原因之一。在特定的历史环境下,一次大的事件的不同结局,甚至可以决定全部文化的走向。
“这样的解释有利于恢复人物和事件的作用,有利于表明历史进程并非事先确定的,有作为的人可以改变历史进程。”
①最后,韦伯认为因果关系不是线性决定的,而是双向的、反馈的与多重的关系。例如,在一种意识的内容与该意识的倡导者的物质利益之间可以有一种“选择性的亲和关系”
,但不存在预先确定的和谐关系。
把从利益角度所作的解释与从思想角度所作的解释对立起来,在韦伯看来是没有意义的。因为支配我们对利益的认识的是思想,甚至是超验的或宗教的思想。
(d)理想型与社会行动类型将理解方法与因果方法结合起来,将历史学个别化方法与社会学类型学方法结合起来的概念工具,就是韦伯的理想型概念。
阿隆与科塞都认为理想型是韦伯认识论的中心的、关键的概念。理想型概念首先是一种思维的建构:通过片面强调一种或几种观点,通过综合许多散乱的、不连贯的、时有时无的具体的个别现象,并按上述片面强调的观点将这些现象安排到一个统一的分析结构中去,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539页。
693西方社会思想史
就可以形成一个理想型。就其概念的纯粹而言,我们在经验现实的任何地方都不能发现这种精神的构造。这是一种“乌托邦”。在每一种情况下,确定这种理想构造接近或离开现实的程度,乃是历史研究所面临的任务。

理想型不是对经验现实的真实描述,也不是指社会“理想”或道德“理想”
,或平均状态。它只是表示某种现象是接近于典型的,如同“理想真空”
、“经济人”
、“道德人”等典型化概念一样,在任何时候都不会以纯粹形态存在于现实中。
理想型提供了一种分析的框架,一种判断的尺度以及一种比较研究的方法,它使社会或历史的材料变得更易理解。
例如,资本主义的含义从来也没有象在社会学的概念中这样清晰明白过。理想型展示的不是事物所是的样子,而是其所可能的样子。它是从可能性中认识事物。由于三个原因,没有什么具体的现象精确地对应于一个理想型:首先,任何具体现象都会有许多特征不被包含在理想型中;其次,那些被包括在内的性质表现为理想的或“纯粹的”形式;最后,并非理想型的所有特征都体现在它的每一个具体实例中。
第二,理想型决非随心所欲的虚构,它是以理论结构的形式表示的“时代的兴趣”
,是现代社会的历史文化现象的逻辑和规则。诚然,理想型并非现实的摹写,但它仍来自于现实本身,是通过“变型”的现实,即通过把研究者认为是具有典型意义的那些因素予以加强、突出、极端化或简化而取得的。这种理想的、客观化的概念将有助于我们在研究中增
①韦伯:《社会科学方法论》,第90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793
长推断的技巧;它不是“假设”
,但它提供了构想假设的方向;它不是对实在的描述,但它的目的却为这种描述提供了一个清晰的表达手段。
第三,韦伯指出有两种不同的理想型。一种是历史形态的理想型。在韦伯看来,历史学的理想型不仅旨在重现一般的历史实在性与独特的历史实在性,而且还旨在对历史的个别现象进行因果分析。
以资本主义这一历史学理想型为例,资本主义一词不仅确定一整个经济制度的一般特征,而且根据韦伯的定义,资本主义仅在西方社会才有典型(个别化)的表现。此外,资本主义这一理想型概念在西方社会各种个别的历史构成物之间建立起因果的联系。
第二种是关于历史实在中的抽象组成部分的理想型,如“科层制”
、“封建制”等,它们可能存在于多种历史的和文化的背景之下,而不象历史学的理想型仅出现于特定的历史时期与特定的文化区域(如西方的城市、新教伦理)。韦伯将这些具有社会学特征的理想型又称为“纯粹的理想型”。
作为社会学研究的概念工具,它是更一般的典型。这种理想型的抽象层次亦有不同。在第一个层次是诸如科层制与封建制这样一些概念;在更抽象的层次上是关于统治形式的理想型:即法理型、传统型与奇里斯马型。这三种统治型式的统治可被称之为原子概念,是各个历史时期在世界的各处都可遇到的。
大部分政治制度是由属于这三种类型的统治形式的因素组成的。
所以需要理想型,正因为历史实在并非这样清晰判然,不存在纯粹的奇里斯马的天纵英明人物的统治或传统的统治,而是各种统治形式在现实中互有交叉,所以需要在思想中用
893西方社会思想史
严格确定下来的概念来区别不同型式的统治,衡量概念与实际间的距离,以把握复杂的现实。
在最后一个抽象层次上,我们看到的是各种类型的行为:目标合理的行为,价值合理的行为,习惯行为与感情行为。
理想型越是抽象,越是纯粹,越是脱离历史的经验实在的个别性,就越具有一般性内容,就越适于充当类型学的方法,但它在一般化的道路上只达到了典型的地步,而未达到规律的普遍性程度。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韦伯的理想型概念缓和了个别化的思维方式同一般化思维方式的对立,或者说,这两种思维倾向在韦伯那里总是交织在一起,历史学和社会学往往是不可分的。
社会行动的类型概念是韦伯社会学体系的重要基石。我们已经知道,韦伯将单纯的反应行为排除在社会行动范围之外。只有在个人具有至低限度的自觉意识,因而其行为被赋有意义时才会产生社会行动,因此,社会行动的分类,乃是根据其与可被合理地称之为意义取向的行动的距离的远近。
距离最近的是理性行为,距离最远的是传统行为与情感行为。
社会行动也象其它形式的行动一样,可以根据其取向模式划分为四种类型:(1)以个人各自的目的系统为取向的合理行动,即通过对有关外界对象的与其它个人的行为的各种期待,并将这些期待当作成功实现行动者自己所合理选择的目标的‘条件’与‘手段’来利用的行动;(2)以某种绝对价值为取向的合理行动;这种行动包含了一种对某对伦理的、美学的、宗教的或其它的行为方式的自觉的信念,考虑的仅为行为本身而不顾及外在的成效;(3)
情感取向的行动,尤其是指情绪性的行动,这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93
种行动受行动者的特定的情绪与感情状态所决定;(4)
以长期通行的习惯所表现出的传统取向的行动。

情感的行动与传统的行动处于临界线上,一边是纯粹的反应,另一边是理性的行为。
阿隆把在决斗中身亡的拉萨尔和与自己船只同归于尽的船长的行为视为价值合理行为的实例,这种行为本身已包含着主观合理的因素,因为行动者自觉地确定了自己的行为与作为目的的一定的价值之间的关系。行动者不考虑行动的可预见的后果,或外在的得失,只根据自己的信念而行动。
“以绝对价值为取向的行动,总涉及到行动者认为自己有义务实现的‘律令’或‘要求’。只是因为人们行动是以实现这种无条件的要求为目标,我们才视其为以绝对价值为取向的。”

目标合理的行为的特点是行动者追求的目的明确,并为达到这一目的考虑与使用一切最有效的手段,工程师建造桥梁,投机商钻营谋利,将军力图取胜等就是这种行为。
“这种行为包含了对获致目的各种可选的手段、其目的与采用任何确定的手段而产生的其它可预见的后果的关系、以及最后各种不同可能目的的相对重要性的理性考虑。”
③最接近目标合理之理想型的社会行动是最容易理解的行动,因为这种行动的主观意指的意义与客观有效的意义最趋一致,因此韦伯最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115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75页。
②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115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75页。
③同上,第176页。
04西方社会思想史
重视目标合理行动,它为韦伯分析其它行动类型提供了一种参考框架。
韦伯按合理性逐步增强的顺序划分社会行动的类型,这不仅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社会行动的意向性)
,还包含了韦伯对西方社会及他生活时代的解释。他认为在西方社会中,人们的行动越益受到目标合理性的支配,而在以前人们的行动主要受传统、感情或价值合理性支配。他还认为合理化乃是个世界历史过程。合理化大体上与目标合理行为的范围的扩大是同步的。
经济企业是合理化组织,科层制度也是如此。
整个现代社会趋向于一种目标合理的组织,而非西方的社会也在走上这条合理化的道路。
“行动‘合理化’过程最重要的方面之一是以依自身利益而有计划地适应环境来代替因循守旧。当然行动‘合理化’概念并不限于这一过程。因为除此之外它还会向其它不同的方向发展;从积极方面说,向着自觉的绝对价值合理化的方向发展;或者可能是消极的,即它不仅会破坏习俗,而且会排斥感情的价值;最后由于人们信奉合理性的道德怀疑论,还会抛弃对绝对价值的信仰。”

(e)合理化柯林斯认为,韦伯学说的真正核心是合理化概念。韦伯从不讨论一般资本主义的存在,他反复讨论的只是合理的资本主义。而且,合理性观念远不限于资本主义。科层制可被视为是合理的组织形式,在政治学中,合法统治的理想型之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123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78—179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04
一是“法理型”。
而在他的行动类型中最为他所重视者也是两种合理的行动:目标合理与价值合理。韦伯还把合理化视为世界历史,尤其是西方社会发展的主流。

韦伯认为,西方社会的合理化乃是欧洲文化一系列因素相互结合的产物。但他不认为这些因素的结合是必然的,不如说是偶然的或是历史发展的巧合。在欧洲历史的各个不同时期曾出现了一些理性文化的要素:如古希腊的科学、逻辑和数学;罗马法;文艺复兴时代的实验科学;近代的合理的劳动组织及管理方式,它是由于劳动力与生产手段的分离而产生的。是什么因素促成上述的及此处未涉及的其它的合理因素结合成为合理的资本主义?韦伯在新教伦理中找到了使社会经济生活合理化的世界观前提,因为新教伦理将世俗的职责提高到天职的地位,从而将经济活动与终极的价值联在一起。这样,我们就从韦伯的社会学的方法论进到其历史社会学、宗教社会学等实质的研究。
(3)宗教社会学
韦伯宗教社会学的工作是从1904年的《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一书开始的。这时期他的兴趣集中在这样一个问题上:新教的禁欲主义伦理对于现代资本主义的建立及在更广阔的世界历史合理化过程中起了何种作用的问题。韦伯的假设及力图想证明的是:新教教义的某种解释曾经造成过某些有利于资本主义制度形成的动机。
①柯林斯:《马克斯。韦伯》,第62页。
204西方社会思想史
韦伯的问题涉及到宗教伦理原则与经济活动形式之间的关系。他的讨论针对一种把宗教理解为经济关系的产物的观点。他的观点正相反,包括经济行为在内的人的社会行为都是赋有意义的,都与一定的伦理原则联系着。而人们的伦理观点是在某种更根本的关怀中形成的,就西方文化而言,这种终极的关怀便是宗教。
宗教,不论其内容真伪,实质是一种终极的阐释体系和一价值根源。它包含了仪式、团体、信仰、教义、禁忌等要素,所有这些都与某种救赎有关,救赎的根本义是要达到一种有意义的生活,进入一个所谓真正的生活世界。
原始巫术与情感宗教诉诸不可控制、预测及计算的神秘力量引导和支配人,韦伯认为这不是一种理性宗教。所谓理性的宗教,是指诸如基督教、印度教、佛教、儒教、伊斯兰教、犹太教这一类的世界性宗教。在理性宗教中,起主要作用的不再是神秘的巫术因素和巫师,而是先知及其预言。宗教先知们能以理智的方式解释和澄清人与人、人与自然、人与超自然之间的各种关系,并作成一个系统的阐释体系,指出一种生活方式作为神圣价值去追求。当人们接受先知的预言或戒律时,就意味着接受了一套合理生活的原则,并据此安排自己的日常生活,使他自觉地认为他会得到神的恩宠,从而导致在内心确信自己在尘世的每个行为都有意义,并达到对个人行为的合理控制。
在西方基督教中,这种合理控制的基本途径是禁欲苦行。
人们拒绝奢侈的和眼前的消费,推迟现世的满足并避免一切本能的享受,目的是为了超越人的自然状态或“堕落状态”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04
过一种为上帝所许可的生活从而获得拯救的希望。
韦伯认为,正是这种对非理性欲望加以抑制的伦理动机结构构成了资本主义的精神。
韦伯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不能把资本主义等同于对营利与金钱的追求。
获利的欲望,对营利、金钱(并且是最大可能数额的金钱)的追求,这本身与资本主义并不相干。这样的欲望存在于并且一直存在于所有的人身上,侍者、车夫、艺术家、妓女、贪官、士兵、贵族、十字军战士、赌徒、乞丐均不例外。可以说,尘世中一切国家、一切时代的所有的人,不管其实现这种欲望的客观可能性如何,全都具有这种欲望。……对财富的贪欲,根本就不等同于资本主义,更不是资本主义的精神。倒不如说,资本主义更多地是对这种非理性欲望的一种抑制或至少是一种理性的缓解。

但这并不等于说资本主义不以追求利润为目的。韦伯正确地指出,在一个完全资本主义式的社会秩序中,任何一个个别的企业若不利用各种机会去获取利润,那就注定要完蛋。
把一般的营利欲望与资本主义的特有方式区别开来的是和平地获利与合理的劳动组织。下面是韦伯所刻划的资本主义经济行为的一些主要特征:资本主义的经济行为是依赖于交换机会来谋取利润的行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译本(三联版,下同不另注)
,第7—8页。
404西方社会思想史
为,亦即是依赖于(在形式上)
和平的获利机会的行为。

只要资本主义的获利活动是按照理性来追求的,相应的行为就总要根据资本核算来调节。……总之,做任何事情都必须考虑收支问题。

韦伯认为,形式上的自由劳动之理性的资本主义组织方式是西方所特有的。
“理性的工业组织只与固定的市场相协调,而不是和政治的、或非理性的投资赢利活动相适应;这种理性的工业组织并非西方资本主义的唯一特点。资本主义企业的现代理性组织在其发展过程中如若没有其它两个重要因素就是不可能的,这两个因素就是:把事务与家庭分离开来,以及与之密切相关的合乎理性的簿记方式;前一个因素绝对地支配着现代经济生活。……精确的核算与筹划(这是其它一切事情的基础)只是在自由劳动的基础上才是可能的。”
③韦伯的问题是,这种西方特有的以其自由劳动的理性组织方式为特征的且有节制的资本主义的起源问题。
韦伯承认西方资本主义一直依赖于技术因素,这在根本上意味着依赖于现代科学;另一方面,科学的和以这些科学为基础的技术的发展又在其实际经济应用中从资本主义利益那里获得重要的刺激。但韦伯认为西方科学的起源不能归结于这些利益。
印度人发明了十进位制计算,并一直在使用着。
但只有西方资本主义在其发展中利用了它,而在印度却没有
①同上,第8页。
②同上,第8—9页。
③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1—12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504
导致现代算术和簿记法。对科学知识的技术应用,在西方确实受到经济考虑的鼓励,这些考虑当然对科学的技术应用十分有利。但韦伯断言这种鼓励是从西方的社会结构的特性中衍生出来的。因此要问的是这一鼓励来自哪些方面?
韦伯也同意近代理性的资本主义不仅有赖于科学技术条件,而且还有赖于一种理性的法律。没有它,可以有冒险性和投机性的资本主义以及各种受政治制约的资本主义,但决无可能有个人创办的、具有固定资本和确定核算的理性企业。
这样的理性法律只在西方才处于一种相对来说合法的和形式上完善的状态,从而一直有利于经济活动。现在要问的是这种法律从何而来?韦伯不否认资本主义利益无疑也曾反过来有助于为一个在理性的法律方面受过专门训练的司法阶级在法律和行政机关中取得统治地位铺平道路,但韦伯指出,资本主义利益绝非独自地促成了这一点,甚至在其中也未起主要作用。
因为这些利益本身并没有创造出那种法律。
“为什么资本主义利益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做出同样的事情呢?为什么科学的、艺术的、政治的或经济的发展没有在印度、在中国也走上西方现今所特有的这条理性化道路呢?”

韦伯承认经济因素具有根本的重要性,但强调也要考虑相反的关联作用。
“因为,虽然经济理性主义的发展部分地依赖理性的技术和理性的法律,但与此同时,采取某些类型的实际的理性行为却要取决于人的能力和气质。如果这些理性行为的类型受到精神障碍的妨碍,那么,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5页。
604西方社会思想史
发展势必会遭到严重的、内在的阻滞。各种神秘的和宗教的力量,以及以它们为基础的关于责任的伦理观念,在以往一直都对行为发生着至关重要的和决定性的影响。“

韦伯认为某种社会精神气质(ethos)对于资本主义精神的发展,尤其是对于它的起源是至关重要的。
韦伯的论点是,新教教义的精神与资本主义精神之间具有一致性,也就是说,主观上按新教伦理所采取的价值观在客观上符合资本主义职业观的要求,一种价值合理的信念却有助于一种目标合理的行动。这如何可能呢?
韦伯认为关键之点在于在宗教原则与适合于资本主义要求的现世活动之间建立一种新关系。正是马了。路德最早强调,个人道德活动所能采取的最高形式,应是对其履行世俗事务的义务进行评价。这一点必然使日常的世俗活动具有了宗教意义。路德在此基础上首次提出了职业思想。由职业思想引出了所有新教教派的核心教理:上帝应许的唯一生存方式,不是要人们以苦修的禁欲主义超越世俗道德,而是要人完成个人在现世里所处地位赋予他的责任和义务。这是他的天职。但韦伯认为路德的职业观依旧是传统主义的,他所谓的职业是指人不得不接受的,必须使自己适从的、神所注定的事,把世俗活动限制在生活中既定的职业范围内;并带有越发强烈的信奉神意的色彩,把绝对地顺从上帝的意志与绝对地安于现状等同起来。
“从这种思想基础出发,路德不可能在世俗活动和宗教原则之间建立起一种新的、在任何意义上
①同上,第15—16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704
是根本的联系。“

在韦伯看来,在所有新教教派中,只有加尔文教派成功地把适合资本主义精神的价值观同职业观结合在一起。加尔文教的上帝不再是天主教中那个富有人情味和同情心的圣父,而是一个超验的存在,是人类理解力所无法企及的存在。
他以他那不可思议的圣喻规定了每个人的命运,并且永恒地规定了宇宙间最琐碎的细节。既然圣喻不可改变,那么得到上帝恩宠的人就永远不会失去这一恩宠,而上帝拒绝赐予恩宠的人也就永远不可能获得这一恩宠。
这种绝对的预定论,使得通过教会、圣事而获得拯救的任何可能性都被完全排除。
这种宗教观产生了一些重要的后果。首先它排除了神秘主义。世界历史的解除魔力的过程,在加尔文的预定论中达到了它的逻辑结局。
“这个过程从古希伯来预言家们开始,而后与希腊人的科学思想相融合,把所有以魔法的手段来追求拯救的作法都当作迷信和罪恶加以摈弃。”

在一个人们把来世生活看得不仅比现世生活更重要而且更确定的历史时期中,这种预定论使每个个人感到空前的内心孤独,面对那个永恒的早已为他决定了的命运,他只有一人独自走下去,谁也无法帮助他。教士无法帮助他,因为上帝的选民只能用自己的心灵来理解上帝的旨喻;圣事无法帮助他,因为圣事并非获得恩宠的手段,而只是信仰的主观的“外在支柱”
;教会也无法帮助他,因为取得外在性的教会成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63页。
②同上,第79页。
804西方社会思想史
员的资格也仍然要接受末日的审判。于是一个无法回避的问题迟早会出现在每一个信徒面前:我是不是上帝的选民?我如何确知自己处于恩宠状态?
在全无依傍的情况下,一方面这种孤独感成为有幻灭感及悲观倾向的个人主义的一个重要来源;另一方面它又造成了一种新的心理律令:即通过坚定的自信心与自我成就的证明来找出上帝选择的征兆。
信徒所选择的是,把自己看作选民,把所有的疑虑统统视为魔鬼的诱惑,并与之进行斗争。因为缺乏自信是信仰不坚定的结果,因而也就是不完整的恩宠的结果。
另一方面,为了获得这种自信,勤奋工作被当作是合适的手段。只有世俗活动能驱散宗教里的疑虑,给人带来恩宠的确定性。信仰须以其客观效果来加以证实,以便为信念的确实性提供一个坚定的基础。它必须是“有效的信仰”。在这个意义上,善行是必不少的,是成为选民的信号。
但善行不是用来购买救赎,而是用来消除罚入地狱的恐惧的技术性手段。这实际上意味着上帝帮助那些自助的人。
“因此有时人们指出加尔文教徒自己创造了自己的救赎,或者更准确地说,创造了对得救的坚定不移信念。……这个信念……存在于全面系统的自我控制之中,这种自我选择时刻面临着冷酷的选择:成为选民还是沦入地狱。”

信徒的生活完全是为了一个超验的结局,即获得拯救。
但上帝的绝对超验与预定铁则,象一道大堤挡住了宗教禁欲主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88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04
义摆脱日常的世俗生活的潮流,加尔文教于是将出世禁欲主义变成了入世禁欲主义。
“一切为了增添上帝的荣耀”
这一信念必须在世俗活动中得到证明;于是,修行生活从无计划的来世性和荒谬的自我折磨中解放了出来,而发展为一套合乎理性的行为的有系统的方法,目的是克服“自然状态”
,使人摆脱非理性的冲动的影响,不要太看重尘世的财富,并节制自己的消费;另一方面,尘世的成就既然被视为是天职,视为上帝恩宠的信号,那么勤奋地有条有理地工作,获取财富又不耗用财富,则不仅在道德上是正当的,而且是应该的。
以神意来解释追逐利润,为实业家们的行为提供了正当理由。
“这种世俗的新教禁欲主义与自发的财产享受强烈地对抗着;它束缚着消费,尤其是奢侈品的消费。而另一方面它又有着把获取财产从传统伦理的禁锢中解脱出来的心理效果。它不仅使获利冲动合法化,而且(在我们所讨论的意义上)把它看作上帝的直接意愿。
①“当着消费的限制与这种获利活动的自由结合在一起的时候,这样一种不可避免的实际效果也就显而易见了:禁欲主义的节俭必然要导致资本的积累。强加在财富消费上的种种限制使资本用于生产性投资成为可能,从而也就自然而然地增加了财富。”

在上述的讨论中,韦伯清楚地阐明了他的理解方法、意义理论的一个实例的应用。韦伯表明的是经济活动与全面的世界观极为有关,每个人对这种或那种活动的兴趣与价值体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34页。
②同上,第135页。
014西方社会思想史
系对生存的全面观点不可分割。
“对于一个加尔文派教徒来说,还有什么东西能比发现决定自己命运选择的信号更有意义呢?神学左右着生存的方向……因而他们以某种方式劳动着。”
①但韦伯并不认为特殊的神学思想本身对资本主义的产生起着决定性作用,只有从加尔文教预定论和自我成就证明的观念中产生的心理律令保持有效的情况下,“这种伦理观念才对生活行为,从而对经济秩序产生独立的影响,”
韦伯强调“这才是整个文章的主旨。”
②此外,韦伯认为应当分别解释清楚资本主义制度的形成过程和资本主义的运转情况。资本主义一旦存在,个人要想适应资本主义的法则已经不需要什么形而上学的或伦理上的动机了。清教徒曾经希望成为忙碌的人,而我们则是不得不成为这样的人;对圣徒来说,身外之物只应是披在他们肩上的一件随时可甩掉的轻飘飘的斗篷。
但命运却注定这斗篷将变成一只铁的牢笼。当天职观念已转化为经济冲动,从而也就不再感受到了的时候,个人也就不会再试图找什么理由为之辩护了。宗教的根慢慢枯死,让位于世俗的功利主义。世界趋于合理化的过程,也是昔日神圣的价值被祛除魅力的过程,今天的人,注定要生活在一个不知有神,也不见先知的时代。当韦伯断言人类在将来极有可能会陷入自己制造的铁笼之中时,有一点变得很清楚了:他关于世界历史的理性化进程的观点,与其说是乐观主义的,不如说是悲观主义的,我们在康德、齐美尔那里,不先已发现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571—572页。
②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60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14
了这种德国哲人特有的文化悲愿吗?
不少人认为韦伯提出了一个与马克思历史唯物论根本相反的观点,即用宗教观念来说明经济,而不是相反。韦伯本人并不这样认为。他说他只是尝试性地探究了新教的禁欲主义对其它因素产生过影响这一事实和方向。尽管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也应当而且有必要去探究新教的禁欲主义在其发展中及其特征上又怎样反过来受到整个社会条件,特别是经济条件的影响。
“以对文化和历史所作的片面的唯灵论因果解释来代替同样片面的唯物论解释,当然也不是我的宗旨。
每一种解释都有着同等的可能性,但是如果不是作作准备而已,而是作为一次调查探讨所得出的结论,那么每一种解释都不会揭示历史的真理。“

(4)政治社会学
如果说韦伯的宗教社会学着重于行动的主观意义分析与理解,那么他的政治社会学则更关注行动的“以他人为目标”的方面。
“以他人为目标”这一范畴源自于法学的“承认”概念。政治社会学研究的主要是合法统治问题。统治是一种特定的权力施用关系,即具有特殊内容的命令(或全部命令)得到特定人群服从的可能性。所谓合法性,乃是促使一些人服从某种命令的动机,而不论这些命令是由统治者个人发出的,还是通过契约、协议产生的抽象法律条文、规章或命令形式出现的。简言之,合法性就是人们对享有权威的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144页。
214西方社会思想史
人的地位的承认和对其命令的服从。可见,涉及相互承认的“以他人为目标”
的期待乃是政治合法性问题的要点:统治要求相互的承认和期待:命令者期待他的命令得到服从;服从者期待命令具有他们所承认的性质。也就是说,任何形式的统治,只有在它被人们认为其统治具有“正当”理由时才为人们所服从,从而具有合法性。关于正当性,韦伯的定义是“行动,特别是在社会关系中发生的社会行动,会受到行动者对存在着的一种合法秩序的信念的支配。行动事实上受到这种信念支配的可能性称为这个秩序的‘正当性’。”

正当性信念的分类基本上对应于韦伯的社会行动分类,即传统型行动,是对习惯正当性状态的期望;价值合理型行动,是对伦理、美学、宗教等终极价值正当性的信念;情感型行动来源于对情感正当性的信念;目标合理型行动则是对法律正当性状态的期望。
②在韦伯看来,行动者正是依据上述四种正当性的信念把一定社会秩序视为具有合法性的。韦伯又将这四类正当性表述为合法性的三个基础,情感的正当性被视为合法性的“奇里斯马”
(或个人魅力型)基础;传统的正当性被当作合法性的传统基础;审美、伦理、宗教价值的正当性与法律的正当性被归并为合法性的理性基础。这就是韦伯所说的历史中产生过的合法性统治形式的三种基础。
理性基础及法理型统治,依据对经由立法产生的法令规
①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理论》,第124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229页。
②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231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14
章,以及拥有权位的人依法律规则有发布命令的权利的相信,这是法理型的统治。人们服从法理型权威,是因为法律建立成功的是非人格的秩序。该权威仅仅根据正式的法律并且仅在确定的范围内才是合法的。
传统的基础及传统型的统治,相信古老的传统的神圣性,以及拥有权威的人依传统权威实施统治的合法性。在传统型统治形式中,统治者应据有传统上所认可的权威而享有他人服从的权利。
但在这里服从的义务不是基于非人格的秩序,而是表现为在习惯所规定的义务范围内对个人的效忠。
奇里斯马的基础及奇里斯马的统治,对个人和个人所启示或制定的规范模式与秩序的超凡神圣性、英雄气质或非凡人格的献身。在这种统治形式中,奇里斯马的领袖因人们确信其有启示、个人魅力、非凡品质而受到信徒的服从。

韦伯多次强调这里说的每一种统治类型都是一种可能的解释,是纯粹的理想型。在现实中各种统治形式是彼此混杂重叠的,科塞解释道“尽管希特勒的统治在很大程度上是建立在个人超凡的才能上的,但法理型统治的因素仍存在于德国法律的结构中,而德国民众的传统则基本上可说明国家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吸引力。”

在韦伯看来,这三种统治类型未必有前后发生次序上的固定联系,但他也曾暗示,奇里斯马型统治属于历史的早期阶段,而法理型的统治则要到相当晚期的世界史中才出现。

①同上,第235页。
②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49页。
414西方社会思想史
面我们讨论这三种统治类型,重点放在法理型的科层制上。
(a)奇里斯马型统治韦伯用“奇里斯马型”一词,旨在表征某些人的人格特征,他们被认为具有超凡的力量与品质,因而被视为“天纵英明”。
奇里斯马式人物及其追随者都相信他们具有天赋的神圣权力,能同宇宙中最主要最强大最权威及最神秘的力量保持联系。
韦伯认为,人们如何认定奇里斯马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奇里斯马式人物具有吸引一些人使之成为其狂热的崇拜者、追随者的能力,因此这一概念表征了一种统治—服从的类型。在这个意义上韦伯的奇里斯马概念是纯粹形式的和价值中立的。他把宗教运动与政治运动中伟大的先知、救世主、英雄、领袖等都纳入奇里斯马概念来考虑。这样,佛陀、耶稣、穆罕默德(世界宗教创始人)
,梭伦、亚历山大、恺撒、拿破仑(伟大的立法者和征服者)等都是具有神授才能的奇里斯马式人物。
韦伯把奇里斯马统治的出现同社会变迁的观点结合起来考虑。当社会发生危机,社会处在一种“失范”状态时,普通人期望某种根本的变化或新的秩序,就为某些具有特殊才能的人大显身手创造了机会。此时真可谓天下大乱,群雄并起,登高一呼,万众响应。在前理性时代的社会中,对非凡个人的追随很容易变成狂热的崇拜与迷信。韦伯认为“神授”人物的统治与传统型的统治是正相对立的,后者因循守旧,而前者则是“伟大的革命力量”
,因为它动摇了传统的价值观念和行为方式,改变了人们的信念,并使失去了活力的社会结构发生了变化。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514
联结神授人物与其追随者的关系的是情感性的和个人性的,是领袖对信徒的感召力与个人魅力,以及后者对前者的崇拜与效忠。这与无个性的法理统治关系正相对立。韦伯强调,正因为如此,神授的领袖们应当经常证实神授的存在以保持其对信众的殊誉和魅力。其统治没有常规的准则,或依启示或依个人的榜样,是一种独断的人治。
(b)传统型统治传统型统治的权力来自传统,其基础即为传统型行动。
获取权力的方式乃根据相沿成习的惯例,西方历史中的长老制、东西方都存在过的家长制、世袭制都属于传统型统治形式。
韦伯认为这种统治的最纯粹形式是宗法家长制,其结构类似于家庭结构,这一情况使其统治的合法性显得特别稳固。在传统型的统治—服从结构中,最基本的特征是对个人的忠诚与臣服,最基本的关系是臣民人身依附于统治者。统治合法性依据的是传统古训,任何事实上可能有的创新,皆须在古已有之的典籍中找到根据才有可能取得合法性。因循守旧,压制创新是传统型统治的固有倾向。
(c)法理型统治韦伯认为法理型统治是现代社会的统治形式。它的基本特征是(一)它是对受规则支配的管理功能的持续不断地组织;(二)
它有明确的职权范围,包括A执行劳动分工系统划分出的特定功能的义务;B授予在职者完成这些功能所必需的权力;C明确规定具有强制性的必要手段及使用这些手段的条件。以这种方式组织起来的行使权力的单位被称为“管理机构”
;(三)各种职位按等级原则组成,下级服从上级的
614西方社会思想史
控制和监督,而下级亦有权向上级陈情与上述;(四)调节一个职位的行为的可以是技术性规则,也可以是法规。实施规则若要充分合理,就必须经过专业训练。只有具备适当的技术训练的人,才有资格充当行政管理人员。一种理性组织的管理人员都是由典型的“官员”所组成的,不论这组织是政治的、宗教的、经济的,还是其它性质的;(五)在这种理性组织中,行政管理人员应该完全与生产或行政管理工具的所有权相分离。官员、雇员及工人只是在履行职责时使用这些工具,而不是拥有这些工具。官员有义务汇报与说明其对财物的使用情况,进而组织的财产与官员的私产相分离,办公场所与生活场所相分离;(六)在这种理性组织中,官员的职权有明确的划分,不能越俎代庖。为保证管理行为的完全的客观性与独立性,必须各守其位,各尽其责;(七)一切管理的行动、决议和规章均须用书面形式表述和记录,即便是在口头讨论中也应如此;这一原则至少适用于预备性的讨论与提议,最后的决议及所有类型的法令与规章。书面文件与行政功能的持续不断的操作的结合构成“职位”
一词的内涵,这是现代各种法人组织行动的主要特点;(八)
法理统治可有许多不同的形式,科层制(bureaucracy)是其主要的理想型。

韦伯认为科层制是最符合法理型的行政管理制度。科层制是由“官员”组成的,他们的任命及行动依据下列标准:
①参阅韦伯《社会和经济组织的理论》,第330—331页,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629—630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714
“(1)他们有个人自由,仅仅听命于非人格的公务上的职责;(2)他们按明确规定的职位等级组织起来;(3)法律上明确规定了各自的职责权限;(4)职责依自由的协议而产生,原则上是一种自由的选择;(5)职位的候选人是按其专业的熟练程度挑选的。在最合理的情况下,专业资格是通过考试来测定或由专业训练机构颁发的文凭来保证,或两者兼而有之。
官员经由任命而非选举产生;(6)
官员有固定的薪金报酬,绝大多数有权获得养老金;(7)把自己的公务看作是唯一的或至少是主要的现职职业;(8)有一个‘晋升’的制度,或根据资历,或根据成就,或两者兼有。晋升取决于上级的裁断;(9)官员的工作完全与行政管理手段的所有权相分离,不能利用职位挪用公物;(10)
服从严格的制度化纪律并控制自己的管理行为。“
①科层制是一种以工具—目标合理性为取向,讲究效率与功利的管理组织。随着构成现代经济支柱的高度专业化分工的发展,科学技术的飞速进步及其在经济生产领域的广泛应用,以及“世界解除魔术”的世俗化过程的彻底完成,必然导致科层化的更大发展。在韦伯看来,科层化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因它正是世界历史理性化的一种具体表现,不仅国家、法律领域如此,而且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如政党、企业、群体、社团、大学、教会、军队等,无一不被科层化了。尽管韦伯本意竭力反对这种技术至上、效率功利至上的做法,但他不得不承认科层化是现代人不可避免的“命运”。在任何一个领域中,要想实施连续不断的行政
①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630页—6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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管理而不以官员办理公务的方式进行,不啻是一种幻想。在行政管理领域,要么科层制,要么外行作风,除此之外别无选择。科层制组织方式在技术上优于其它方式,它是大规模计划和资源利用不可缺少的条件。只有通过科层制,国家才能调动和集中政治权力,才能动员起经济力量,也才能促进资源使用的合理高效与节约,促进政治、经济、技术等各方面的发展。科层制组织形式高于其它各种管理形式,一如现代机器生产高于手工生产方式。
但是,人类也为科层制带来的进步付出了代价。首先科层制导致它的非人化。一切行为及计划的可计算性可预测性及其对资本主义经济活动的适应性越是得到充分的实现,科层制就越是使自己非人化,它从公务中排除爱憎等各种纯粹个人的感情,尤其是那些非理性的难以预测的感情。人们要做出有意义的社会行动就必须加入一个大规模的科层组织,在那里他们占有一个整体所要求的功能位置,他们必须牺牲个人的偏好,全心致力于系统的目标。组织是一种个人必须无条件适应(而不是相反)的巨大的异在。科层组织方式极大地提高了效率,但合理化的世界也变成了一个怪物,它把自己的制造者非人化了。这一思想与马克思的劳动异化观极为接近。但马克思认为异化只是人类解放道路上的一个历史阶段,是与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特别联在一起的,共产主义将必定超越这一异化。韦伯不相信人类能从自己制造的困境中解救出来。不管生产资料所有制的地位如何,科层化理性都不能不继续有所发展。合理组织生产以达到用最低的成本从事生产的必要性,在生产资料公有的社会中还会存在。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914
其次,科层制既是西方社会合理化民主化过程的产物,它的发展却又产生和加强了反民主的趋势。一方面,合理化的现代社会是一个利益多元的分权结构;但另一方面,进步导致了科层组织的高度集权和官僚的独裁,以至于科层制已成为现代世界的主要的权力来源。为了把握韦伯这一吊诡的命题,让我们先来简述一下韦伯的权力及社会分层理论。
与马克思主义者用经济利益与阶级结构解释权力的观点有所不同,韦伯认为在一个利益冲突、变动不居的开放社会中,知识技能、生活方式及政治组织都不只是经济利益的从属的派生现象,而是对现代多元分层结构的形成起着重要作用的积极的独立因素。
产生权力的来源不是一个,而是多个,这是因为现代社会是一个多元分层的结构,对韦伯来说意味着存在着阶级、身份集团、和政党等多重结构因素。
韦伯认为,阶级结构当然是重要的权力来源,同时阶级的划分,显然与财产(经济利益)紧密相关。
,财产之有无,“是一切阶级地位的基本范畴”。但他反对把阶级地位仅仅归结为财产地位。他还认为,阶级地位是按向市场提供的服务类型加以划分的,也就是说,技艺也可以成为一种产生内部等级差别的财产。市场结构中的“机会”对于个人的命运具有决定性作用。
为此韦伯强调“阶级地位”与“市场地位”的密切关系,在“有产阶级”之外,又划分出一个“获取阶级”
,后者是因向市场提供服务从而享有特殊地位的人,如企业家、金融家,及其它自由职业者。
身份集团是韦伯提出的分层理论的又一个新概念。韦伯说:“我们可以用‘身份状况’来指陈个人生活命运的每一典
024西方社会思想史
型方面,它是由社会对个人名望的一定的褒贬评价所决定的……声望不必与‘阶级地位’联系在一起。相反,一般说来它与赤裸裸的财富权利的主张是对立的“。
①如果说阶级地位是市场、经济因素所决定的,那么声望地位则是由文化所决定的,与此相联系的是一种特定的生活方式,它给期望成为一特定身份集团中的成员的任何人打上了区分性的标记。
“人们可以说,‘阶级’分层是根据它同商品生产和商品获取的关系,而‘身份集团’分层则是根据它的特殊‘生活方式’所体现的商品消费原则”。

最后,韦伯提出了社会分层的政党的理论,以作为权力的又一个独立根源。他说:“在任何个别情况下,政党可以代表由‘阶级地位’或‘身份地位’所决定的各种利益,从而获得这一个或那一个的支持。但它们需要的既非清一色的‘阶级’的政党,也非清一色的‘身份集团’的政党,而往往一个都不是”。
③韦伯的这个多元分层理论是以假设存在一个多元利益的市民社会为前提的,因而权力是市民社会利益分配的反映,同时权力、分层等不能同经济因素混为一谈,确切地说,现代社会结构至少存在三个层面,经济的层面(阶级)
,文化的层面(身份集团〉,与政治的层面(政党)。相对于这三个层面至少有三个独立的权力来源。
①格恩、米尔斯编《韦伯社会学文选》第186—187页,参阅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189—190页。
②同上。
③《韦伯社会学文选》,第193—194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124
但韦伯认为,现代分权的民主制度不可避免地变成一种科层民主制度。一切组织,从工厂、学校、政党、军队到基金会、社会团体,无不建立在技术的效率取向和法律—合理的权威的基础上,管理者完全同财产所有权相分离,劳动同劳动资料相分离。这一合理化过程日益加剧官僚制的集权化以及少数对多数的统治,从而使市民社会这一独立的、多元而有活力的结构名存实亡。尽管韦伯并不同情古典的民主理论,但他对祛除巫魅却落入没有灵魂和心肝的专家统治的前景,更是深感失望,尽管他希望能有奇里斯马式的领袖,靠他超凡的个人魅力来把广大群众引入现代社会,遏制科层化的不良发展,但他对人类的前景是悲观的,在他看来,等待人类的是“铁的牢笼”
,“没人知道将来会是谁在这铁笼里生活;没人知道在这惊人的大发展的终点会不会又有全新的先知出现;没人知道会不会有一个老观念和旧理想的伟大再生;如果不会,那么会不会在某种骤发的妄自尊大情绪的掩饰下产生一种机械的麻木僵化呢?
也没人知道。
因为完全可以,而且是不无道理地,这样来评说这个文化的发展的最后阶段:专家没有灵魂,纵欲者没有心肝;这个废物幻想着它自己已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文明程度“。

没有人怀疑韦伯在现代社会学中的无与伦比的地位。科塞甚至认为,可以将社会学划分成前韦伯时期和后韦伯时期。
这使我们想起了葛尼斯堡的哲人康德,近代哲学汇集到康德,遂有一伟大的综合,康德问题又构成了现代哲学思潮的一个
①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第143页。
24西方社会思想史
重要源头。
韦伯在社会学历史中的地位大体相仿。
实证主义、心理主义、历史主义汇集到韦伯理论中,都有所折衷,有所扬弃,有所充实和提高。韦伯思想的主干无疑是德国唯心主义精神的传统,这在他的“意义”概念、“理解方法”
、“社会行动”理论及宗教心理学的分析中是再清楚不过的。但他给了英法实证传统应有的尊重。他的或然性的因果观点、价值中立思想、科学中的禁欲主义等,都反映了实证科学精神的影响。
韦伯思想又是现代思想的一个强有力的启发源泉。每个人似乎都能从他这里找到其所需的东西,但很少有人有勇气走入韦伯思想的迷宫。这一点并不奇怪,自韦伯以来,社会学半个多世纪的专门化的发展已经如此五花八门,以至于今天很少有人再有能力去把握所有韦伯认为具有基本重要性的社会学问题了。因此,方法论学者关心他的理想型概念;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倡导者,讨论他的解释社会学;现代化问题的理论家热衷于理性化过程思想;组织学的学者抓住了他的科层制概念;研究政治关系的社会学者自然特别青睐他的统治和权力理论。
这也许最好地证明了韦伯在西方社会学中的永久地位,他也许是唯一一个从未被人忽视的古典大师。对韦伯表明某种态度已成为每一位社会学家的一种职业性的责任。正如阿隆所说:“与埃米尔。涂尔干或维尔弗雷多。帕累托相比,马克斯。韦伯更是我们的同时代人”。
①韦伯无愧为科塞所赞誉
①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第596页。
第十三章19世纪末20世纪初德国历史主义与人文主义社会学324
的“社会分析的科学和艺术的至今无人企及的大师”。
①最后我们对本章作一小结。德国社会学的意义在于它代表了依据根本不同于实证主义的立场重建社会学的初步尝试。德国社会学家力图证明,社会学的研究既遵从严格科学的要求,又不盲目照搬自然科学的模式是可能的。即使按实证主义的标准看,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代表人物的著作也丝毫不比孔德与斯宾塞的著作逊色。
德国学者的创见主要在于将社会行动问题置于其学术旨趣的中心;指示了自觉的行动者通过他们的互动构成了社会。
社会不再是从外面观照的一个客体,而是一个连续不断的交往的过程,只要社会成员仍在行动着,这个过程就不会停息。
这意味着对社会学主义与心理主义的超克。
然而,我们前此谈到的横亘在对立的社会学学派间的那些二难问题在德国社会学那里也未得到根本解决。一个问题是,他们用来描述人的行动的制度化过程的概念尚不充分有效。形式社会学用的概念有丰富内涵,但不能代替社会制度概念,德国学者批评有机论从而也摧毁了社会制度概念。另一个问题是,作为社会行动理论基本假设的动机概念缺少坚固的心理学基础。由于回避心理主义,并把心理学视为一门自然科学,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发现自己处在一种两难境地中:它直接关注个人的经验,却又不想创制一种适当的心理学概念,这一步美国的互动论者却迈出了。还有让人既兴奋又困惑的理解概念。如果社会学旨在研究人的意识,那就肯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284页。
424西方社会思想史
定要采纳理解的方法。但德国人文主义社会学的奠基者们不幸却没留下任何令人满意的实施这一方法的方案。现象学的社会学派的创始人舒茨(A。
Schutz,189—1959)就认为,韦伯理解社会学中包含了关于社会的真正的科学的纲要,但这一纲要主要之点的概念都没有得到论证。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524
第十四章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
141实用主义与互动理论A迄今我们讨论的宏大的社会理论都是欧洲学者贡献的。
社会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美国形成于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初期,其代表人物,如沃德、斯莫尔、萨姆纳(W。
Sumner,1840—1910)等致力于把欧洲社会学“美国化”。
由于欧洲的理论家大都建立了自己的社会理论,美国学者能轻而易举地从中汲取可用的资讯。在欧洲学者中,斯宾塞与孔德对美国社会学的发展最为重要。齐美尔的形式社会学、布朗的人类学、涂尔干主义等也都是美国早期社会学最重要的启发源泉。德国反实证主义的社会思想似乎未对美国社会学造成重大影响。韦伯的影响是稍后若干年的事,他在美国之被视为一个方法论学者和社会学家是在他去世近四分之一个世纪以后。
624西方社会思想史
在影响美国社会学发展的因素中,不可忽视的是美国社会历史本身的一些特殊情况。美国社会学的形成适值美国社会经历着重大的变化,如南北战争、都市化与大规模的移民等,研究由此而产生的都市社区、种族、少数民族文化、社会环境等经验性应用性问题的兴趣成为美国社会学具有压倒优势的倾向。早期的美国社会学家大多是从实际活动领域步入社会学界的。他们所抱宗旨是把社会学变成处理社会实际政策的日常任务的手段,他们之重视欧洲社会学理论,主要在于使之适应美国社会生活特殊应用的需要,因此,实用主义方针始终占主导地位。
其次是美国社会学的制度化。前苏联学者安东诺维奇认为美国早期的社会学史,更像是“一部创立于1905—1906年的美国社会学协会的活动史,一部将近两千个社会学高等院校、科系的社会研究工作发展史,一部设在各大公司、工业财团、政府机关和部门的数以百计的社会学中心的活动史。”
①美国社会学制度化的一个有利契机是社会学与现代大学体系在美国的同时出现。在欧洲大学里,大学体系早在社会学出现以前就已建立,因此社会学不易在大学的学术部门里生根。美国的情况则不同,社会学比较容易在新大学体系中站稳脚跟。
1892年,斯莫尔在新建立的芝加哥大学创建了社会学与人类学系,这是美国社会学史上的一件大事。社会学因此获得一个稳固的制度性的基地。我们知道,这是当时那些社会理论远为先进的欧洲国家的社会学家努力以赴却尚
①安东诺维奇:《美国社会学》中译本,第2页。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724
未获得的条件啊(涂尔干创建法国第一个教育学和社会学系时在1896年)!
最后,仅仅靠引入和运用欧洲思想,不可能有真正的独特的美国社会学。萨姆纳、斯莫尔等学者积极普及了社会学这一新学科,并使社会学努力适应美国自身的传统,打上了强烈的个人主义与唯意志论的色彩(这就是为什么斯宾塞的影响力更大于孔德的缘故)
,从而为美国社会学的发展铺平了道路,但他们并不是美国社会学的创始人。土生土长的美国社会学乃是被称之为实用主义的美国的知识革新的产物。这场革新对于与实用主义哲学结合在一起的心理学,对于美国社会学新取向的确立具有特殊的重要意义,这种新取向就是被公认为美国人对社会思想最具创造性贡献的符号互动理论。
实用主义把世界看成一个开放的世界,其特征是不确定性、选择性、创新及可能性。实用主义关于人的观念,不再是服从于自然规律的客体,或独立于他的社会过程的旁观者的观念,而是行动者的观念。把人视为自然(天性)的现成的产物(如本能主义)
的观点,或视人的心灵为一块白板,被动地接受自然或社会环境的刺激的观点都与实用主义人性观格格不入。人通过与由其它行动者组成的环境的互动成为他所是的样子。对世界的认知是这一互动过程的一部分。认知主体不是被动反映世界的一面镜子,认知者是一行动者,他本身即为真理的一个因素,同时他认识由他助成的真理。实用主义反对把社会解释成不同于一种互动个人的集合的什么存在。但除了这种互动外,个人概念在实用主义者看来便纯
824西方社会思想史
为一种抽象,就像他们批评沃德、斯宾塞等人那样,一种形而上的虚构。正是社会与互动过程改变和抑制了其参加者的生物性使之成为人。实用主义还反对任何形式的二元论,灵与肉、意识与生活、思想与行动、有机体与环境、个人与社会等概念间的传统对立被实用主义取消了,取而代之的是达尔文、黑格尔传统的“过程”概念。
符号互动论正是在这种典型的美国思想中孕育而成的,它基本上是一种社会心理学的视野。其注意力已从欧洲学者热衷的诸如阶级冲突、社会有机体及其进化等宏观的社会过程、社会结构,以及具体的个人行为方式与抽象的心理特征等问题转向了社会互动过程和社会关系。互动本身被视为分析单位。人与社会结构等问题在互动论者眼里较实证论观点更复杂,更不可预测。社会由互动的个人组成,他们的行为不只是反应,而且还是领悟、解释、行动与创造。个人不是一组确定的态度,而是有活力的并不断变化着的行动者,一直处在生成中但永不会彻底完成。社会环境不是某种外在的静止的东西,它一直在影响着和塑造着我们,但这本质上是一互动的过程,因为环境正是互动的产物。
人有内心生活,同时又是一个自我,自我并非一心理实体,而是社会互动过程的一个方面。互动过程首先是一符号的过程,符号被行动者赋予了意义。这种我们与他人共享的意义,关于社会世界的定义以及对现实的感知与反应,均产生于互动过程中。布鲁默(H。
Blumer,190—)说:“符号互动”
一词当然是与人们之间发生的互动的独特性质有关系。这种独特性在于,人们事实上解释或“定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924
义“
彼此的行为而非单纯对它人的行为作出反应。
这样,人类的互动是以符号的使用、解释、或对彼此行为的意义的确定为中介的。这种中介等于是在人们行为的刺激与反应之间插入一个解释过程。

米德是对符号互动论的基本思想贡献最大的一位思想家。他是一位哲学家,在哲学系学生中,都把米德看作实用主义哲学的主要阐述者。
米德的许多观点与詹姆斯(W。
JameBs,1842—1910)
、杜威(Dewey,1859—1952)及库利的观点颇多相似,事实上,他大大受惠于这几位互动论思想的先驱者,后者提出的一些重要概念构成了米德理论的基础。
142詹姆士:多元的自我A詹姆士是本世纪美国最负盛名的哲学家之一。他的科学研究集中在心理学工作上。尽管他似乎对社会的理论没有表现出很大的兴趣,但他的《心理学原理》(1890年)确包含了一些令社会学家感兴趣的重要思想。詹姆士使一些社会学家开始认识到“个人”只是对人性各种各样具体的反应、习惯、气质及能力的一种总括的说法,所有这些都是因互相联系的生活的影响而产生并得到确认的,而不是指示个体的一种标签。詹姆士发现,对社会过程的研究,必须同时是对社会个
①布鲁默:“作为符号互动的社会”
,载罗斯(Rose)编《人类行为与社会过程》(波士顿,1962年)
,第179页。
034西方社会思想史
体产生过程的研究,这种个体只能通过社会互动的过程获得他的各种基本品质。
这实已是詹姆士个人主义中的新成分,因为以前的个人主义概念一般都将给定的个人品质当作互动的条件和出发点,社会被认为旨在满足现存的需要而非创造这些需要。詹姆士提出的“社会我”概念证明,对于互动过程的研究是至关重要的。
詹姆士心理学的社会学的内容在他对社会自我的分析中可以看得最为清楚。他假设不存在任何实体性意识,而只有一种藉与他人的互动而不间断构成其个人同一感的意识流。
在这种认识世界的过程中,人既是认识主体(纯粹自我,I)
,又是认知对象(经验自我,me)。
经验自我包括个人称呼他自己的一切,某些情感的来源及行动的灵感。因此,经验自我不仅包括他的身体、他的体能,还包括他的服饰、屋宇、妻子及子女,他的先辈及朋友,他的荣誉及作品,他的土地和马,他的游艇和往来帐目。詹姆士进而区分了“物质我”
(一个人的身体、衣着、房子及家庭,他所拥有的东西,特别是那些通过其工作所获得的东西)
;“社会我”与“精神我”。在讨论社会我时,詹姆士深入地分析了这样一个过程:个人通过想象他人如何评价他,以及他所看重的那些人对他所作所为的某种期待,产生了他的自我认同感。此外,由于个人总是许多团体的成员,这就产生了一个多元社会自我的问题,每一个多少都与其它的有所差异:对于不同的人,一个人通过扮演不同的角色表现其不同的侧面。
这样,“詹姆士将笛卡尔一元论哲学的主体融于自我多元论中,其产生来源于和外部世界的繁多的接触交往,并强调不少于外部世界的多元自我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134
可被视为客体。由此,詹姆士为库利和米德的社会心理学打下了基础,也可以说为以后的社会学和社会心理学的角色理论打下了基础。“

143杜威:调适与互动的社会心理学A杜威在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领域是一个富有创造性的理论家,但他主要是个哲学家,心理学家和教育家,因为他的主要贡献之一是帮助创造了有利于美国的理论家们活动的知识氛围,而这显然比他对社会学的直接贡献更为重要。他影响了库利、托马斯和米德。
他写下了许多使他享誉的著作,如《人性和行为》(1922年)
,《经验与自然》(1925年)
,《确定性的追求》(1929年)
,《民主与教育》(1916年)
,《学校与社会》(1915年)
,在这些不同题旨的著作中都包含了社会理论的讨论。
杜威最初的兴趣在心理学方面,1922年的《人性与行为》一书标志着转向社会心理学的一种重要变化。重要之点是,如果没有杜威与米德及芝加哥学派的其它一些实用主义思想家们发动的有关心理学基础的解释的那场革命,美国社会心理学仍将沿着罗斯与麦独孤的思路蹒跚前行。
杜威等人倡议的心理学的新取向的要点是:第一,它主张将有机体的活动当作一种完整的过程来研究。将这个过程
①科塞:《社会思想名家》,第354页。
234西方社会思想史
分成各种要素必然导致对人类行为的歪曲的描述。第二,如果把心理过程视为独立于有机整体的功能过程之外以及独立于有机体与环境的互动之外的过程,这些过程就不能得到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所有这些过程均在确定的情境中发生的。
第三,它主张从功能的观点来研究人的经验和行为,这些功能是有机体在其适应与控制环境的过程中通过其各种不同的反应来实现的。
杜威常强调他说的环境是指“自然的或社会的环境”
,他注意到自然环境并非单纯给予人的东西,在某种程度上它是人们自己活动的产物,故必然具有社会的特质。
另一方面,与环境发生互动的人性概念也是社会化的概念。
在杜威看来,人性决不是一个生物学概念。
他反对个人主义心理学的假设,认为没有任何一种属于人类个体之秉性的品质可以解释个体在社会中的行为,只有这种社会个体才是我们观察所能及的,关于社会与个人孰为第一性的传统争论诚然荒谬,但说某个社会先于每一个个体,个体之间的某种形式的互动,或习惯、制度等历时比个体久远,这是正确的。问题是要探究这些互动的体系如何塑造个人,以及这些个体反过来又如何改变这些体系的。

因此,杜威的社会心理学不是要将人与自由对立起来,而是要求取一条调适两者的中道,力图发现一种人主体生活于自然环境中的独特方式。既要保留自然主义心理学与社会学的唯名论观点,又要说明社会对于个人的主导影响;既主张
①参阅杜威:《人性与行为》(纽约,1930年)
,第89—94页。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334
人对于自然与社会环境的依赖,又要证明适应是双向的;人受外部条件的决定但又是自由的,他依赖于过去又有塑造未来的能力。杜威试图发现一个概念,一个可在决定论与唯意志论、对现成习俗的依赖与创新、生物性的冲动与抽象的理性之间充当调适的概念。
杜威认为,对社会心理学至关重要的习惯概念可以胜任这一目的。
他煞费苦心地给这一旧词注入新的意义。
“我们需要一个词来表现人类的活动,它受先前的活动影响,就后者获得的意义上而言;它本身包含了某种给予活动的次要成分以秩序的作用或系统化的作用;它是向外投射的,充满活力的和伺机公开显现的,即使在没有显著的活动时,它也在暗中活动着。”
①杜威强调习惯是习得的,同时又是可塑的与易变的,强调习惯决定行为的一般方向而不是其具体形式。杜威的习惯概念最接近于同一时期其它美国学者提出的态度概念。关健在于,习惯不是有机体本身的一种性质,而是与他人互动的个体的一种性质。一个人作出某种行动,随即在环境中得到反应。行为总是共同参与的,这就是活动与心理过程的区别。
对杜威来说,环境并不是个人必须使其行为与之适应的死板的社会关系的体系或现成的规章。环境是个人首先习惯地对之作出反应的一种自然流迁的情境;如果他遇到了障碍,他便会逐渐改变其行为,直到他造成一个他所希望的变化。
个人的行为,无论是不是习惯行为,总是对情境而不是对任何
①杜威:《人性与行为》,第40—41页。
434西方社会思想史
单纯的刺激的一种反应。
既然个人行为是在个人之间互动过程中被塑造的,只有用人们的交往才能解释个人的行为。
杜威认为,“社会不仅因交往、沟通而持续存在着,而且简直可以说就存于交往沟通之中。
Comon(共同的)
、Comunity(共同体)
、ComunicaBtion(交往)这些词之间的联系不只是词义上的。
人们由于他们共同拥有的一些东西而生活在一个共同体内。交往便是他们由以拥有这些共同的事物的方式。为了组成一个共同体或社会,他们所必须共同拥有的东西是各种目标、信念、抱负、知识——一种共同的理智——即如社会学家所说的,志趣相投。这类事物不能像砖块那样可从一个人有形地传给另一个人;它们也不能像人们将一块馅饼分成几片来分享那①社会作为一个思想和感情的共同体的观点并不是什么新思想。杜威的创见在于考察重心的转移,从把思想一致视为社会的一种属性,到思考由于个人间的互动而产生一个思想与感情的共同体的过程。孔德、涂尔干及后来的功能主义者感兴趣的是一个既成的共同体,而杜威感兴趣的则是某种形成中的共同体。不是社会塑造个人,而是个人通过互动塑造他们自己,社会因此而存在着。
①杜威:《民主与教育》(纽约,1948年)
,第5—6页。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534
144库利:“镜中自我”
A库利是个学养深厚的学者,在他的思想中不难发现斯宾塞的社会进化论、达尔文的生物学、歌德的哲学的影响。尽管他已在试图超越19世纪诞生的社会学宏大体系的遗产,但仍不免受具有这些体系特征的术语和主题的支配。
进化论、有机体等概念在库利的著作仍发挥着特殊的作用。很少有社会学家对把社会学做成一门科学而显得态度冷淡,库利算是其中的一个。他认为把社会学与文学、哲学分离开来乃是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想使社会学成为一门艺术。
毫无疑问,库利的思想与杜威、米德有特殊的亲缘关系,他赞赏杜威关于社会生活的有机性质的观点,和对交往性质及功能的分析,杜威的成果促进了他在这些领域中的工作。
库利深信,只有理解个人,即人性、才能有望把握社会,即社会秩序。
1902年,库利出版了他第一部也是最重要的一部著作,其书名是《人性与社会秩序》,书名确实反映了他对社会学的观点。
(1)社会生活的有机观
社会生活的有机观是库利社会学的首要概念及其更综合的哲学观的要素之一。
库利依据这种有机观批评19世纪社会学的遗产,并抛弃了一系列困扰社会学创始人的二难命题。
在库利看来,大部分命题乃是错误地设定的。
在社会生活中,每一个事物均为一更包罗万象的有机整体的一个方面;因此我
634西方社会思想史
们必须用和(and)
而不是或(or)
来连接下列这些对立项:个人和群体,人和社会,唯我论和利它主义,自由和必然,冲突和合作,创新和传统,遗产和环境,精神和物质,人文和技术,自由意志和决定论,科学和艺术等。
这种有机观点反对任何形式的还原论,即反对用单一因素解释所有其它的因素,不论是生物学主义、心理主义、经济决定论,还是其它什么单一因素决定论,均在库利的反对之列。这种还原论导致对一种整体的生命及过程的歪曲。每一个因素都有其不可替代的作用,但没有哪一个因素比其它因素更为基本。
这种社会有机观决定了库利对个人与社会关系的观点必然是一种交互论。他既批评深深扎根于美国思想中的个人主义,又同样反对集体主义和社会实在论。他与杜威、米德等人一样,认为必须放弃个人或社会孰为绝对第一性的问题,应该考察个人如何存在于群体中及群体如何存在于个人中这样的问题。个人与社会是同一现象的不同侧面,经验上是不可分的。库利说,“我们说社会是个有机体,这意味着它是一个通过互动而存在和发展的各种过程的复合体。整个社会是一个统一体,它的一个组成部分所发生的变化都要影响到所有其它的部分。它是一个庞大的互动组织。”
①库利又说“你在生活中发现社会性的时候,也就是你发现个性的时候,反之亦然。”
②因此库利断言,“独立的个人是在经验中不存在的抽
①库利:《社会过程》(卡本代尔,1966年)
,第28页。
②库利:《人性与社会秩序》中译本,第26页。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734
象物,同样,脱离个人的社会也是如此;它既可能从个人方面考虑,也可以从社会,即普遍的方面考虑;而且事实上它永远包含着个人的和普遍的两个方面。“

库利这一交互观点的重要性不仅在于它是对美国最根深蒂固的原子个人主义的否定,而且还在于它提出了相互作用,或相互渗透的机制与内容问题,这个问题在社会学史上意义重大。
在这个问题上,库利坚决拒斥本能主义的回答。他不否认遗传的作用,但他声称“人的遗传并不特指一种注定做某些事的与生俱来的倾向,而是一种天生的学习能力,学习在特定情境中所需做的一切。”
②学习的唯一方式是与其它人交流。交流概念也许是库利社会学体系最重要的一个概念。交流意味着一种机制,“通过这种机制人们的关系得以存在和发展——一切精神的符号,以及以穿越空间和保留在时间中的方法传送它们的手段。它包括了各种事实、态度及姿势的表现,声调、语词、书写、印刷物、铁路系统、电报、电话及一切其它的征服时空的最新成就。”

(2)
“镜中自我”
儿童通过与其母亲、其他家庭成员、他的同龄人和社区的其它成员的交流而发展了他的人格。及至年长,个人扩大
①同上,第23页。
②库利:《社会过程》,第200页。
③库利:《社会组织》(纽约,1962年)
,第61页。
834西方社会思想史
了他与别人的接触,参加各种组织,并借助文字,建立起与整个世界的联系。交流的手段尽管极不相同,但塑造人格的机制是大体一样的。这就是库利所说的“镜中自我”。人们彼此都是一面镜子,映照着对方。
我们在镜中看我们的脸、身材和衣服,因为我们的兴趣在于这些形象是属于我们的。我们根据这些形象是否符合我们的愿望而产生满意或不满意的心情。同样,我们在想象中得知别人对我们的外表、风度、目的、行动、性格、朋友等等的想法,并受这些想法的影响。
这种自我认识似乎有三个主要成分,对别人眼里我们的形象的想象;对他对这一形象的判断的想象;某种自我感觉,如骄傲或耻辱等。……我们在其心目中看到我们自己的另一个人的角色和力量,对我们的情感有很大影响力。我们羞于在一个坦率的人面前显得躲躲闪闪,在一个勇敢的人面前表现出胆怯,在一个优雅的人眼里显得粗鲁,如此等等。我们总是想象,并在想象中与另一个头脑持同一判断。

库利倾向于把社会互动首先视为人们互相的想象,“人们彼此对对方的想象是可靠的社会事实……社会便是人们观念中的一种关系。”
②在库利看来,直接的社会现实仅仅存在于心理事实中。因此,库利确信内省在社会学中发挥着重大作用,一门真正的社会学乃是有体系的传记。
①库利:《人性与社会秩序》,第118—119页。
②同上,第78页,译文有改动。参阅英文版(纽约,1968年)
,第119页。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934
库利把社会互动归结为个人彼此之间的想象,完全局限在主观内省的水平上,这一思想连对库利评价甚高的米德也认为难以接受。在米德看来,库利的心理内省论接近于唯我论。
因为库利并不认为社会真实地存在于个人意识范围之外,而他的自我概念,尽管有其内在的社会性,却仍是想象的产物。

(3)首属群体
作为描述基本的人类社会关系的“镜中自我”概念,其逻辑的扩展便是库利的“首属群体”概念,这一概念制定了一切社会组织的基本含义。首属群体是社会的发源地,其特征是亲密、面对面的互动、温情和合作。在首属群体中,人的自我意识与社会意识是一同发展的,随之而产生类似的“I—Me”
(主我—宾我)感与“Us—We”
(宾格我们—主格我们)感。这种“我们的感觉”促进了自我对群体生活,如儿童游戏群体、家庭等的强烈认同。
最重要的首属群体是家庭、儿童游戏群体和邻里。这些群体乃是产生人类合作、伙伴与友谊关系的土壤。
“在这些首属群体中,人性逐渐长成。人性并不是人生来就有的;人只有通过团体关系才能获得人性,人性也会在孤立中丧失。”

群体迫使个人放弃个人利益,优先考虑整体利益,培育群体内的同情与亲情。
这些群体基本上是和谐友爱的,但竞争、自
①参阅米德《心、自我和社会》(芝加哥,1934年)
,第224页。
②库利:《社会组织》,第23—24页。
04西方社会思想史
主意识、动感情的争论也会出现。但库利认为,这些激情受同情作用的社会化,倾向于服从共同精神的约束。个人是有欲望的,但在首属群体中,人们追求的主要是以他人利益为重的目的。
库利社会思想围绕着这样一个核心:即相信人类的进步乃是人的同情心的不断发展扩张,这个过程开始于首属群体的家庭、邻居,不断推进,最后完成于共同体、国家和世界。
这样,库利既乐观、浪漫,又充满了人文精神。今天看来多少有点迂,不过,科塞还是认为,“在他的著作中即使那些看来被过分的善意所毁坏的部分,人们仍可以发现持久性社会学观点。”

库利用了不多的篇幅讨论首属群体,但对社会学的影响却颇大。它为把小群体的研究引入社会学作出了甚至比齐美尔等作者还多的贡献,这类研究先前几乎是慈善家和社会改革家的禁脔。随着人们对小群体及社会化问题的关注,库利的首属群体概念在一度被人忘怀后又见流行了。
(4)方法论
库利方法论的基本假设是其社会过程观的结论。如果社会过程是一有机的整体,那么将它分成为若干组成部分便是不合法的。获取这一整体的知识的最可靠的方法是如实地把握这一整体。整体主要是意识,如果其各种“殊相”乃是个人所具有的观念,那么我们首先要致力于理解这些个人。而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340页。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14
这只有通过想象与同情的反省才能达到。这样,库利独立地达到与韦伯同样的观点,即研究社会生活必须关注个人赋予其行动和情境的各种“意义”。除非我们同情地介入,否则我们无从理解社会与人。
这里的方法思想显然是反自然主义传统的,但更有趣的是库利对新一代自然主义的态度,后者的方法似乎不像先前那样教条,那样咄咄逼人。
当20年代新的自然主义思潮闯入心理学和社会学时,库利的态度是善意的,甚至称自己也是一位行为主义者(如托马斯、米德所作的那样)。但他的行为主义是一种社会行为主义,在他看来,关于行为的记录,若无反省的解释,那就像是一座用陌生语言写成的书库。
库利对美国社会学的影响有两个方面,一方面,他取消了许多传统的问题,主要地是与笛卡尔的心物二元论联系在一起的那些问题;另一方面,他提出了一些新的研究主题,它们特别是与小群体与社会化过程联系在一起的。他激发了美国社会学的想象力,但在实证研究的方法与技术方面却几乎毫无建树。他是一个坐在书斋的安乐椅上推进社会科学的芝加哥学派的学者。
145托马斯:“情境定义”
A托马斯从不把自己看作理论家,他无意做一个书斋的思想家,而要成为一个研究者,社会心理学对他来说是一门研究技术,而不单纯是一种观点及批评传统社会思想和心理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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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基础。但不管他对自己的评价如何,他确实是芝加哥学派的一位极重要的理论家,他的以态度概念为特点的社会心理学研究为美国互动论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
(1)
《波兰农民》一书的方法论观点
托马斯早期是一个人种史家,那时期他研究原始社会的作品有不少生理学与心理学的偏见,例如他认为“男人在形态上的发展比女人更重要”
;又如他把异族通婚的原因归于“男性的不满足,”及其“寻求更多的陌生妇女”的愿望。
①但在他学术生涯第一阶段结束时,他的兴趣已经转向社会学与社会心理学,并在技术上已臻娴熟。这时他的结论是必须用历史和社会生活而不是生物学来解释人类行为。他确定了社会心理学的任务是研究以社会为其前提条件的个人的心理过程以及以意识状态为其前提条件的社会过程。这门科学的特征是它与历史、社会人类学及社会学有紧密的关系。
在1907年发表的《社会起源之原始资料集》中,托马斯提出了一个他用来分析一切社会变迁的人类行为理论,这是他的方法与旨趣发生转变的重要一步。这一理论以萌芽方式包括了托马斯社会学的所有关键概念。
其要点是,确信第一,社会变迁乃是最重要的问题;第二,社会变迁产生于危机之中,危机破坏了传统的习惯,从而迫使人们寻求新的适应形式;第三,对这种变迁的解释要求同时考虑客观条件与自觉的人类行动,这一过程的社会的一面与个人的一面,以及价
①参阅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81—5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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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与态度,文化与人格等。
当他从人种学转向社会心理学,他的研究也随之由原始社会转向现代社会,首先集中在移民问题上,其成果便是他与兹纳涅茨基(Znaniecki,182—1958)合作而成的不朽著作《欧洲和美国的波兰农民》(1818—1920)。
《波兰农民》一书将向来分离的社会理论与经验研究结合在一起,这标志着美国社会学的一次重要转折。托马斯与兹纳涅茨基所从事的这种结合,首先意味着对方法论问题的检讨。
他们对思考社会问题的各种根深蒂固的习见提出了怀疑。
他们批评没有任何方法论思想却自称可以提供可靠知识的常识社会学;带着直接实用的目的而使研究限于片断的观察的做法;脱离社会生活的完整的背景对社会事实的考察;以及这样一种信念:以为人们总是对同样的环境刺激作出同样的反应,而不管他们各自的经验如何不同。托马斯与其合作者坚持社会科学研究必须置于方法论的基础上;从事实的全部联系中,尤其是从整个文化的内在联系中把握社会生活的因果关系;用互动的观点考察人与环境的关系。新方法论的突出之点是对主观因素与客观因素、人格与文化、个人态度与社会价值的相互作用的首要关怀。
《波兰农民》全书贯穿了这种互动论的分析,为此,他们提出了一些重要的方法论概念,如态度和价值、社会人格、情境定义等。
(a)态度和价值他们的一个基本观点是,为了充分解释人的行为,必须把个人的主观态度与文化的客观价值结合起来考虑。态度指的是社会组织成员的主观的品质;价值则被规定为社会生活
4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客观文化要素。他们认为,那些撇开与人的意识的关系而仅注意客观的社会过程的社会学研究低估了主观态度的社会作用。社会过程始终包含了一种心理变项,它一直影响着客观因素的效果。人是社会过程的积极的参与者,他们会以不同的态度因应环境的刺激。心理中所有影响其反应形式、方向及强度的因素都可称为态度。强调哪些因素为态度并不重要,因为没有任何一种心理因素本身是一态度,仅在它以一社会价值为目标时才成为一态度。这样他们就把单纯的心理状态与态度区分开来,前者属于普通心理学,后者则属于社会心理学范畴。心理过程局限于对注意力的反应,仅同一个人的其它状态有关,而态度则是在和社会的联系过程中表现出来的心理过程,它首先与某些社会价值有关。
“心理过程总是基本停留在某个人的一种状态上,而态度则基本上停留对某一事物的看法上。”
①他们强调外界或客观因素对人类行为的影响,只限于那些曾在主观上被体验过的方面。因此,社会分析所要解决的任务就是要说明经验如何形成人的主观预想和态度,后者又如何反过来决定人主体对客观因素的反应。
另一方面,社会过程亦不能仅仅通过个人的态度来解释,因为它总包含了文化的客观方面,对社会价值的研究属于正统的社会学范围。社会价值是摆在人们面前的、客观的文化材料,它包括行为的准则,行动的目标,以及与这两者有关的起着整合和协调作用的制度性的体系,就它先于任何具体的个人而言,它是来自外部的东西;就它构成为群体的社会
①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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组织而言,“态度是服从于价值观的”。
①但从社会变迁与社会互动的观点看态度与价值的关系,它们是不能孤立地考察的。
“一个社会现象或个人的行为从来都不是另一个社会现象或个人的行为单独造成的,而是社会现象和个人行为共同产生的结果。更确切地说,一种态度或一种价值观的出现从来都不是孤立的态度或价值观单独造成的,而总是它们结合的产物。”
②这一观点具有明显的论战意图。它既反对形形色色的社会学决定论,以涂尔干的社会学主义为代表,它仅用一种社会现象解释另一种社会现象;也反对形形色色的心理学主义,即从孤立的个人推出社会事实来的观点。总之,托马斯和兹纳涅茨基力图超越社会学主义与心理学主义加诸于社会研究的种种限制。
(b)社会人格《波兰农民》一书的原始素材来自移居芝加哥的波兰人的生活史。这些材料包括私人信件、自传、日记和其它一些私人的文件记录。内容极丰富又极具个性。问题是如何从这些自传性的材料出发达到普遍有效的概括性命题?托马斯及其合作者认为需要一种将个人视为社会人格的理论。这个理论是通过比较研究大量传记性材料得到的。虽然这些材料反映的人性情况都是独一无二、不可重复的,但大量的材料仍显示了人性不少的相似性,这就有可能据以确定各具特色的人
①同上。
②《波兰农民》第1卷,第44页,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73页。
64西方社会思想史
格类型。
社会人格大体可归为三类:腓力斯人①,波希米亚人②和开拓型的人。腓力斯人“永远是一群遵奉者,通常只接受他们那个最稳定环境中的社会传统……。然而在生活环境中一旦出现重大的或突然的变化时,腓力斯人的活动就会变得失常”。
③波希米亚人渴望获得新鲜的经验,“他们能够不断向前发展,这是因为他们的民族性格还未形成”。
④开拓型人则在渴望新的经验与争取至低限度的必要稳定之间求取某种中道。就产生新的态度的机会而言,波希米亚人最高,腓力斯人最低,开拓型人处在这两者之间。
人格类型不可被视为决定个人行为的现成结构。重要的问题不是人性的现成状况,而是人性的生成过程,不是要列示人的性情、品质的种类,而是说明,具体的个体经由何种途径从具体的性格发展而成。
人格的发展与社会化是同一过程。社会化首先包含了个人自觉适应现存状况之能力的发展。这一过程使个人在情境结构中实现自己的目的。借助于情境的结构,而不是靠培养习惯,个人的行为趋于符合特定社会信奉的规范。意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着重大的作用:解释情境并找出适当的解决方法。个人社会化的这种高度自觉性质,决非行为主义者研究
①腓力斯人原是地中海东岸的古代居民,此处取其守旧,对事物不敏感的喻意。
②波希米亚为捷克一地区,此处取其豪放不羁意。
③《波兰农民》第2卷,第1853页,引自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7页。
④同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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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惯的方法所能揭示。必须用意向、愿望、激情等概念来解释人类行为,不能无视客体对于有意识的个人所具有的意义和隐涵的意味,因为正是这些意义决定了个人的行为。行为主义者的观察方法同样无效,因为个人不只是一个只对来自环境的刺激作出反应的有机体,而且还是一个可以作用于环境的行动者。
(2)
“情境定义”
情境分析无疑是托马斯社会理论的核心部分。托马斯很早就有了“情境”思想,情境概念最初是在《波兰农民》中提出的,其经典的表述是在他的《未经调教的女孩》一书中作出的:……高等动物,首先是人类,具有一种拒绝接受他们先前追求过的刺激的能力。对先前刺激的反应可能曾有过痛苦的结果,因而这一情境中的规范或习惯便有所改变。
我们称这种能力为抑制力,它取决于这样一个事实:在神经系统中存有过去经验的记忆或记录。因此,行动的决定因素不再完全来自外部,而且也存在于有机体内部。
任何一个自我决定的行动,在其开始以前,都有一个考察和深思熟虑的阶段,我们可以把这称为“情境定义”。
事实上不仅具体的行动有赖于情境定义,而且整个的生活谋略和个人人格都逐渐遵从一系列这样的情境定义。
但是儿童总是降生在一个群体中,在这个群体里,能够出现的一般种类的情境都已经得到定义,相应的行为规则也已发展出来。因此在这样的情境中,他想不受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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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按照自己的愿望做出自己的定义,这种机会是微乎其微的。人们总是共同生活在群体中。……因此,在一个有组织的社会中,成员自发形成的情境定义和社会提供给人的定义之间总是存在着一种对抗。个人总倾向于奉行享乐主义的快乐第一的原则来选择活动;而社会则倾向于功利主义的选择,以安全为首务。……正是这种关系,一套支配人们行为、调节个人愿望的道德法规产生了,而这套道德法规是通过连续的情境定义才建立起来的。

情境定义概念使人们注意在环境刺激与行为反应之间,有一个人类行为特有的解释、选择、判断等主观的心理活动。
“只有不断关注人类心理的间接功能,才有助于解释这个根本的事实:即给两个人以同样的刺激,但他们很可能对这个刺激产生完全不同的反应。”
②“一台录音机对于一个闲得发腻的城里人来说,只是他用来打发时间的工具,而在一个原始人看来,他所听到的无异于是上帝的声音。除非分析家们能注意到主观含意,即各种情境定义,否则他们是无法理解人类本身,也是无法理解其它文化的。”

在托马斯看来,人们不仅对情境加以解释,而且更主要地是按自己对情境的定义来作出反应。科塞说托马斯所写过
①托马斯:《未经调教的女孩》(社会科学研究会,1951年)
,第143—14页,引自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743—744页,此处译文参考了《社会学思想名家》中译本,参阅该书第583页。
②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84页。
③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5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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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最富哲理的一句话是:“人们一旦被情境所限定,他们的行动也就随之而确定了。”
①如果人们把情境定义为真实,那么这种“真实”的信念就会支配他们的行动,例如,一旦黑人被称为“黑鬼”
,或犹太人被称为“犹太佬”
,这类人就会通过社会定义这种奇特的炼丹术而完全变成另一类人,就会成为歧视和偏见、暴力行为、甚至杀人者的目标。这就是为什么托马斯强调知道人们实际上怎样想的要比知道他们所想的内容在客观知识意义上的真伪更重要的缘故。科塞说,托马斯的“情境定义”这一概念到今天仍然对社会学思想具有很大意义,如果没有托马斯的影响,美国的社会学将非常贫乏。
科塞的评价是中肯的。

146米德:自我与社会的相互作用A尽管库利、托马斯是互动理论的重要思想家,但米德则公认是这一理论最有影响的创立者。
“米德处于库利的极端主观主义和涂尔干的极端客观主义之间。在库利那里,只有‘想象’才是社会学的研究课题,而在涂尔干那里,只有具体的社会现象即‘社会事实’才适于进行社会学分析。”
③米德既承认客观世界的现实性及其在人性发展中的作用,又承认
①同上。
②同上,第633页。
③波洛玛(M。
Poloma)
:《当代社会学理论》中译本,第194页。
054西方社会思想史
人主体对客观世界所作的主观解释的重要性。
米德生前很少出版著作,所教授的课程是哲学,而非社会学,米德所以跻身于社会学理论史的中心地位,是因为,第一,米德的学生大都来自社会学系。他的思想对其学生影响甚深;而这些学生更将米德的思想,与得自社会学系的托马斯与帕克的学说结合,最后促成了符号互动论的产生。
第二,这些学生将米德授课的笔记在他死后汇编整理成遗作出版,遂有《现代哲学》、《心、自我与社会》、《十九世纪的思想运动》、《行动哲学》等著作。尤其是《心、自我与社会》一书广受世人推崇,被视为符号互动论的经典之作。
(1)思想的来源
米德受到的思想影响是多方面的,他的社会心理学可视为与这些影响持续对话的结果。
首先,米德反对将任何不变的人性质素归于孤立个人的还原论观点,或将意识视为一不同于物理秩序的独立秩序的心理实体化观点。米德批评库利的方法完全是内省的,库利认为心灵是相互作用的自我的活动场所,却对心灵的客观化这一方法论问题当作形而上学问题避而不谈。这样在交往中出现了一个同我们周围的物理世界平行的自我的社会世界。
米德说,“我们不能指望运用两种语言:一种关乎一定的物理事实,一种关乎一定的意识事实”。
①识、心灵不是实体,心理学也不是关于某种性质上不同于有机世界其它部分的实体
①米德:《心、自我与社会》,第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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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科学,而是关于某些可观察的事实,即在一定的环境条件下产生的有机体的行为(就社会心理学而言,便是指社会条件下的行为)的科学。换言之,意识并非作为自成一类的实体而是作为有机体的功能而存在。米德相信人类行为可以从外在的方面来研究。
上述观点与20世纪初支配美国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有相通之处。
米德赞同华生(J。
B。
Watson,1878—1958)的行为主义的激进的反内省方法的观点,但对他把人类的行为归结为刺激—反应的机械论模式是断然拒绝的。米德认为,这种心理学的行为主义源自于动物心理学,其研究集中于动物的中枢神经系统与环境的关系,因而忽视了行为的内在(心)与外在(社会)两个向度。米德认为,人类的行动与反应不同于台球的碰撞,因为人不是刺激的被动接受者,他选择并解释刺激,联系其先前经验,他对于不同可能的反应是有所选择的,进而他会追求某些特定的刺激,而不是仅仅被动地接受。寻求社会科学中的主导概念是米德不感兴趣的,因为他不想用独立的因素对主体的结果来解释人类行为,不管这是生物的、环境的还是心理的,而是把人主体的行动本身作为中心问题。米德反对一个给定于个人的社会世界的观点,一如他反对给定于个体的心理秉性的观点。米德反对任何形式的决定论,就上述观点而言,米德继承了德国唯心主义与19世纪浪漫主义的传统。后两者均强调人主体对文化的形成与发展的重要性。米德曾说过,研究自我—他人问题,如果没有从黑格尔的分析那里得到强有力的推动,就决不会采取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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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自我与社会》这一著作中所表现的形式。
①在《心、自我与社会》一书中,米德巧妙地利用了黑格尔在《精神现象学》中所提供的对理解和交往的分析。
但是德国唯心主义没有把主体建立在普通人日常经验的基础上,未能很好地解释自我的起源。米德认为自我是在与他人、环境、社会及与自身的这外在与内在两类互动中产生的。概言之,米德兴趣的焦点不仅是行动,而且是自我的行动和在社会互动、符号互动结构中的自我的行动。这一部分思想显然是纳自实用主义、生态学(研究有机体与其环境之关系的学科)的社会学解释,以及人类学发展出的局内观察法(Participant
observation)。正如科林斯所说,对米德来说,“自我不是悬空存在的静态的统一体,而是动态的、历史的过程,包含了主—客体的关系并且是在与其它自我的互动中产生的。我们对在持续不断的社会过程中的我们自己认识得越清楚,我们的‘类意识’就增加得越多。”

(2)人类互动的实质:符号的互动
米德的基本思想是个人、自我、社会均产生于持续不断的对话与交往,而人类交往则是通过“有意义的”动作,即有别于非人类行为的自觉的行动实现的。米德对交往的分析是从“手势”(或动作,gesture)这一概念开始的。动物以“动作”
进行对话,如一只狗龇牙咆哮,另一只狗则掉头逃跑。
①参阅《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中译本,第79页。
②引自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牛津,1982年)
,第2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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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不是有意义的举动,狗之间的“动作”是对刺激的本能反应与调整,它们互相之间并无理解。只有当“动作”或“手势”伴随有一种引起确定反应的意向,并且该“动作”不但能引起对方的某种反应,而且也引起自己相同的反应时,“有意义的”对话才出现。动作被赋予了意义,手势就变成为符号(symbol)
,符号的互动正是人类社会行为的本质特点,透过符号的交流,我们双方都能为对方易地设想,这与动物的“动作”对话大不相同。动物不能够由此互相认同,造成这种区别的是有意义的符号。
有意义符号的形成是一个复杂的过程,它至少涉及以下诸方面的问题:第一,语言使社会行动的参与者理解意义,并使意义得以交流。语言是社会粘合剂,它使人类组成拥有共同意义的共同体成为可能,这种共同体不可能产生于动物世界中;第二,抽象思想的出现,它使人能够进入一个纯用符号操作的世界,能在想象中排演各种角色和情境;第三,主体成为他自己的一个客体,对他自己的刺激作出反应,与他自己对话,把他自己当作行动的目标,解释和反思他自己的行为等;第四,互动的社会制度的形成,没有这种相对稳定的结构,有意义的对话是不可能的。以上诸点涉及两类不同取向的交往与对话,一类是“外在的对话”
,我们一同创造我们共同的世界的互动过程;另一类是“内在的对话”
,自我的两个不同面相之间的对话产生了“自我”。
(3)自我与社会
米德的“社会行为主义”与华生的行为主义的根本分岐
454西方社会思想史
在于后者的行为理论中缺少一个“自我”的概念。然而,米德“自我”理论最具创见处在于他强调自我如何借助于符号的互动产生的过程,而这一过程实为自我不断涉入与宾我(me)
、他人(the
others)
以及普遍化的他人(the
generalBized
other)的对话的过程。
自我起源于社会,因为自我是由对话形成的。一切思考均为“内心的对话”
,为了懂得怎样与自己对话,人必须首先与他人对话。个人是在社会经验中发现对话者的,在其经验中首先被给予的正是那些他人,在这个意义上,只有通过他人,个人才知道他自己的经验。但这并不意味着个人根本上是由其社会环境决定的。
第一,社会并非一完全客观的存在,因此,它并非从外部单向地决定个人的东西;第二,在社会和个人的互动过程中,社会既非一套现成的标准和模式而强使个人接纳,个人也非一切外部刺激的被动的接受者。唯一可以确定的是主体可以把一切变成符号,从而在自己的想象中加以选择、组合、排演。自我通过扮演他人的角色,把自我放在了一个想象的他人的审视之下。他想象着他人对其行为的看法及其反应。他不停地将自己置于一群想象的观众面前,他就象一位演员,对着镜子琢磨他的表情,想象着观众对其表演的反应。
这种对“他人”角色的扮演的进一步发展,便是把整个社会群体当作“他者”
:其他人的态度被一般化概念化了,对主体表现为整个的民族、社会、国家、道德或上帝。
“扮演他人”若可称为玩耍阶段,那么“普遍化的他人”就是游戏阶段;在前者,个人扮演某些特定的角色,模仿他们的行为;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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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者,个人的行为则要符合某些一般规则,使自己的行为适应整体的行为。米德举例说,在棒球游戏中,每个参加游戏的人同时扮演着棒球队所有其他人的角色,这会影响个人的行为,至少,其他人的态度会影响个人的特定反应。
“普遍化他人”的概念与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及库利的“镜中之我”颇多接近。对此,米德不否认这两位思想家对他的启发。但他仍认为他的“普遍化他人”的思想比借来的思想丰富得多。斯密的“公正的旁观者”是一个为了社会地位居住在一户利己的人家中的利己的客人。而他的“普遍化他人”
则不是客人,他就是户主自己。
①米德的这一说明亦使我们了解到,将他的“普遍化他人”与“扮演角色”等概念与涂尔干的“集体表象”和学习社会规则等概念视若相同是勉强的。在米德看来,通过扮演他人所形成的自我概念只适用于自我的“集体”部分,米德称这一自我为“宾我”
(me)。但还有自我的“个体”部分,即“主我”
(I)
,对自我的发展的描述须同等地包括“主我”与“宾我”两个方面。
“宾我”
是一个合乎常规习惯的个人。
……个人必须具有那些人人都有的习惯与反应;要不然,个人就不能是共同体的成员了……“主我”是机体对他人态度的反应,“宾我”
则是个人所想象的一套组织化的他人的态度。
他人的态度构成了组织化的“宾我”
,进而个人作为“主我”对“宾我”作出反应。

①参阅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389页。
②米德:《心、自我与社会》,第175页。
654西方社会思想史
当一个人作为“宾我”时,他将按照他人对他的态度来左右自己,或对自己作出反应。他的自我评价是他所设想的他人对他的评价的结果。
“宾我”
是按照有意义的他人和整个共同体的观点来设想和认识自我,它反映了法律、道德及共同体的组织规范和期望。当一个人作为“主我”时,他会意识到自己是一个主体,它代表了人的冲动的倾向和自发的行为,它是不可计算的、创造的和不可预测的。正因为有了独一无二的“主我”
,“宾我”才能成为一个客体。可以说,人格(自我)乃是一个“主我”与“宾我”不断互动的过程,这类似于有机体与环境的不断的互动。
米德的自我理论标志着社会学的行动理论的一个重要进步:行动和自我是同社会过程联系在一起的结构,但又是创造的和反思的。个人作为一个有意识的主体,将社会规范内在化而参与社会生活,但也能够怀疑这些规范,从而使共同体免于停滞,而如果人格的塑造仅仅是对习俗的同化,那么停滞便在所难免。
但米德的自我理论仍反映了某种保守的倾向,他没有意识到文化(“普遍化的他人”)对个人的压制性,以及自我的创造性和与自由意志的一面同现代产业社会集体的、服从的性质之间的潜在冲突。
米德的社会理论是与他的自我理论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因为人格(自我)是任何特定的社会的基础:没有人主体的有意识的行动的相互联系,就没有社会的实在;在自我与他人的互动过程之外,也不存在社会秩序。
“自我”的发展不仅不会削弱相反会增强个人与共同体的联系,这是因为对情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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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共同定义把群体结合起来。这是借用托马斯的概念,米德类似的概念则是制度概念或“制度化的态度”概念。将社会控制等同于自我控制(“制度化的态度”)
,而完全撇开权力问题不谈,这是米德思想的显著特点。因为米德实把“社会”一词用来指称一切发生了个人间互动的情境。由于人主体的互动主要是符号性质的,社会的界线也就是交往的界线。
很显然,凡不能依社会心理学观点提出的问题全被米德抛弃了。布鲁默在《乔治。赫伯特。米德思想的社会学意义》一文中指出:……人类社会作为结构或组织的概念在现代社会学中已是深入骨髓的了。
米德的纲领明确无误地反对这一概念。它视人类社会并非一个已确定的结构而是满足其生活条件的人们;社会行动并非发自社会的结构,而是成自行动者;……
社会不是一个体系,无论它是静止的或运动的形态,还是无论何种均衡的状态;而是无数的同时发生的行动,许多紧密相关,还有许多毫无联系,许多是意料中的和反复发生的,还有一些则另辟蹊径,所有的行动都致力于参与的目的,而不是追求一个体系。

米德为社会学留下了丰富的遗产。米德强调“自我”的社会性、开放性,是在互动中对话中形成发展的,并反对把人归结为行为主义所假定的那种“心理机器”
,这样米德同时反驳了社会学中的心理主义与机械论;米德否定大多数古典
①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芝加哥,1969年)
,第24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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哲学认为思想与行动之间存在根本区别的观点,赋予思想以互动的结构,又给人们的互动形式注入有意义的符号内容,在这个意义上,米德为从社会学角度具体地研究社会和思想过程之间的关系奠定了基础;米德把意识视为运用有意义的社会符号而进行的内心谈话,同时把社会情境纳入川流不息的主观释义中(普遍化他人)
,这为填平向来分隔开原子个体与社会结构之间的鸿沟提示了一条启发性的思路;米德的扮演他人角色的概念是指一个人对他自身将取他人对他所持的态度,这与现代社会学称为角色表现或实行某一特定身分要求的期望等概念不是一回事,但正是从米德那里借用了角色概念,才有现代角色理论的持续不断地完善和发展,这一点在学界已无异议。
当然,米德留给美国社会学的遗产不是没有缺点的。他关于自我意识在社会中发展的洞见是深刻的,但他对社会中社会组织的解释并不十分清楚;米德未能涉及所有社会学领域,这本来不足为奇,但他几乎不关心权力与社会分层、阶级与社会流动等问题不能不说是严重的疏忽;他关于我们时代的进步的观点显然是过分理性主义的和乐观的。米德分析了互动的现存的形式,但却未考虑这些形式历史形成的问题。
他也没有从互动的内容方面,尤其是从生产过程的社会关系方面分析互动过程,因此不可能把生产过程中的相互关系当作决定与规定其它一切形式的互动的因素区分出来。米德对社会与人个之间的互动的观点,是一种从“内部来的”
(扮演角色)
、不超出现成的、既定的东西的观点,因此而产生米德观点不可避免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的倾向,这正是他对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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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的批评,但他终也未能完全克服库利。
147符号互动论A在米德强有力的影响下,一种名为符号互动论的社会理论在米德后学中发展起来。
互动概念是这一理论的核心概念,在此基础上提出的社会组织和人性概念亦有其独特的主张。
(1)互动概念
有意扮演一个角色的能力涉及到一系列复杂的过程。做出和解释有意义的手势的能力就是进行充满意义的互动的能力。这种能力乃是个人“对象化”倾向的一种发展。在有意义的交往中,自我必须不仅视自己为一“主我”
,而且为一“宾我”。没有主我—宾我的平衡不会产生自我。除了自我的对象化外,自我还可以将其社会世界中的一切现象对象化,不论此现象是精神的、情感的还是物理的。在群体中,只要对特定的已客观化的现象如规范、观念、人等等的特定含义彼此达成一致,符号的互动便因此而发生。只要个人能够认识其社会群体当作符号上重要的东西而已挑选出来的那个对象的世界,他就能使用它们参与有意义的交流。
社会世界中被视为符号上重要的而被挑选出来的现象的对象化过程意味着在群体内对这种挑选必须达成一致意见。
符号互动论者称此选择过程为“情境定义”。
除非对交往中一组对象的符号上的意义有一致意见,否则就不会产生有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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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互动。一个群体力图对有意义的手势和有意义的符号达到彼此的认同,从群体内的充满了妥协、发明与试验的复杂历史中发展出了社会。通过对手势(举动)与符号达到一致的定义,社会就建立起一种普遍的框架,只有在这种框架内,互动才能产生并得到评价。对这一社会框架的勾划,用符号互动论的术语,称为“绘制”
(maping)。
这个绘制符号互动的社会框架的过程是一项无止境的工作,因为经验之流充满了新的妥协、发现和尝试,为了维持定义的一致,就必须对情境不断再定义。如果没有对这种一致的框架的再绘制与持续的维持,社会必定会解体。作为一种分析的理论和方法,符号互动论使用了互动、评价、定义和再绘制这些概念,其注意力聚焦在自我、心灵与社会的相互作用上。作为一种理论,符号互动注意的是人类互动的符号性质。
(2)组织概念
符号互动论依社会的有机过程的观点设想社会组织,因为人的行为不过是个人的解释、评价、定义和筹划的过程的实例而已。这样,社会组织的任务是使互动中出现的各种复杂的有意义的举动相互配合。只有在把社会结构定义为社会组织——社会组织乃是持续的个人行为的伴随的社会现实——的样式时,它才成为符号互动论者分析的焦点而变得重要起来。社会结构所以能在时间中存在,是因为在个人的互动过程中不断重复着结构的明确期望与对情境的共同定义。
正因为是通过重复进行人们的互动才有社会结构的持续存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164
在,而互动本质上是符号的而不是单纯的刺激—反应,这样,在社会结构中就必然存在由于引进新的重要而有意义的对象而引起变化的潜质。因此,社会结构与互动一样,本质上是有机的和动态的,由于对人的行为再解释、再评价、再定义和再筹划,它不会长久保持不变。
(3)人性概念
符号互动论认为,人的社会生活根本是个人的解释、评价、定义与筹划的行为的产物。因此对社会生活的研究必须集中于互动中个体单位的性质,即个人本身的行为及其符号化的行为。首先,人能够把他们自己想象为主体和客体,进而能够把任何对象标为互动中有意义的东西,这样,个人被视为在创造与维持他们自己的社会世界的活动中发挥着积极的作用,而不是被心理的或社会的力量决定的被动的木偶。
其次,符号互动论认为只有关注个人创造其世界中的意义的符号对象的能力,才能理解人们的互动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组织。个人之间运作的符号过程是社会结构得以产生、维持与改变的条件。正因为人具有改变、发明符号的能力,他就能自由地、自觉地改变行为,从而改变社会组织。与行为主义的刺激—反应的行为模式正相反,符号互动论把行为视为个人的意向性的构造。人是创造者和发明者,而不是被操纵的和被决定的。
以上观点是大部分符号互动论者所共同持有的,而它们大多又可在詹姆士、杜威、库利、尤其是米德的思想中找到其起源。
一位学者常会因他的著作而被人们誉为伟大的导师,
264西方社会思想史
而如果他教育和培养了伟大的弟子,似乎更应配享有这一殊荣。米德的情况便是如此,他生前几无独立的著作出版,但他造就了一批令任何时代的任何教师都感到自豪的学生。他们不仅整理出版了老师的著作,而且在符号互动论的研究纲领下传播和发展了老师的思想。
布鲁默无疑是米德最杰出的学生之一,以及符号互动论最重要的代表人物。他的《米德思想的社会学意义》一文对符号互动理论作了最具权威性的阐发。布鲁默概括了互动论的三点假设:第一,人类对待事物的行为是以事物对他们的意义为基础的;第二,这些意义乃是社会互动的产物;第三,通过个人对各自所遇到的符号所作的解释过程,这些意义得到修正与运用。
这三点大致相应于米德《心、自我与社会》一书的三个部分。
与米德一样认为社会在个人间的互动中不断改变着,布鲁默继续强调社会的“过程”性质,反对功能主义多少刻板的结构分析。社会本质上不是一种具有功能的结构,而是一个动态的展开过程。社会结构——角色、地位、规范、权力等——并非作为行动的决定因素而是作为互动的结果而存在的。对布鲁默来说,意义并不是客体所固有的,客体之有意义归于个人对情境的定义,仅在人们对某一特殊客体,无论是一块砖、一把椅子还是一个观念,取得一致的定义的限度内才存在意义问题。
布鲁默说,借助于诸如各种个人的文件、案例分析、局内观察及生活史的研究等各种方法,旨在达到对我们研究的社会环境中的个人间互动的定义。
布鲁默认为符号互动论的主要特征是:第一,人类社会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364
是由具有自我意识的个人组成的。自我是使人能用象征表示其生活环境中的事物、解释他人的行为、并用指示物指导他自己行动的主要机制。第二,个人的行为是构造而非不经意的举动;它是个人经由自我定义、注意与解释其行动的处境而一步一步地构造而成的。第三,群体或集体行动是由联合个人行动而成的,由人们彼此解释或考虑各自的行动所产生的。通过扮演角色,个人弄清了他人行动的意图和方向,并在这种对他人行为的解释的基础上形成他自己的行为。
符号互动论至少有三种不同的形态,布鲁默及芝加哥学派、库恩(M。
Kuhn)及衣阿华学派与戈夫曼的拟剧论。各种不同形态各有不同的重点。如果说布鲁默着重于互动过程与解释过程,注意意义发展与改变的方式,那么库恩则尝试将这些见解转化为可测量的变项。衣阿华学派的基本理论取向与芝加哥学派大体一致,但对后者的方法论持批评态度,认为他们太多直觉,过于含糊,缺乏科学应有的精确性,库恩坚持社会学方法应追求以可靠的手段对行动者的符号过程加以测量。他们对诸如“自我”
,“社会行动”和“普遍化的他人”等符号互动论的关键概念制定了方法论上严格的操作定义,发展了结构化的测量手段,如问卷表等,以便对关键变量进行可靠和有效的测量。库恩测量方法尝试的例子之一是运用“二十条陈述测验”
(Twenty
Statement
Test,缩写为TST)
,把对自我的研究客观化,这道“我是谁”
的测验题,要求受测者选出最能准确地描述他们自己的二十条陈述,并且必须在限定时间内完成,然后主测者及研究者将结果与受试人的社会地位加以对照。芝加哥学派批评这是用定量的和
464西方社会思想史
静态的方法将本质上动态的与有机的过程对象化,衣阿华学派则批评芝加哥学派的方法缺乏判断力。
两个学派之间还有其它一些重要的差别。布鲁默强调自我的过程性质与变化的特征,库恩则强调“核心自我”
(Core
Self)
并把它规定为一套相对稳定的意义与态度;布鲁默赋予人的行为以自发的非决定论的潜质,把人视为世界的能动的创造者,库恩视人格为有结构的和相对稳定的,强调人类行为的连续性和可预言性;布鲁默认为行动是由主动的自我取向的一种“构建”
,库恩则认为行动多少是集体力量影响下的一种“反应”。同样,布鲁默强调社会组织的过程性质,库恩则强调其结构特征;前者的非决定论观点将社会结构描绘为可解释、筹划与改变的对象,后者则认为社会世界是确定的,“核心自我”主要是塑造而成的。
戈夫曼通常被视为原始芝加哥学派的最后一位大师。戈夫曼的老师布鲁默于1951年离开芝加哥转任伯克利的教授,第二年,戈夫曼获得芝加哥的博士学位,不久,戈夫曼也去伯克利,与布鲁默合作发展出另一个符号互动理论的中心。
但好景不长,自1952年后,这一理论未能逃脱没落的命运。
就在符号互动论普遍走上没落之途时,戈夫曼却在当代社会学理论中获得一个强有力的地位。在50年代到70年代之间,戈夫曼发表了一系列的著作与论文,诞生了符号互动论的变形理论:剧场分析。戈夫曼有关拟剧理论的最著名文献是1959年发表的《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此外还有1961年的《庇护所》,1974年的《框架分析:关于经验组织的论文》等。在戈夫曼看来,社会世界并不是一个自我条理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564
的世界,意义也不是行为中固有的。人将重要性归于社会秩序和特定行为的意义,后者才变得重要起来。因此,个人在互动中不仅互相表现他们自己,而且还试图“管理”他们表现的形象。
戈夫曼关心的首务是印象管理的过程,也就是说,行动者据以操纵其举止以在一特定的社会场景中创造出一种印象的方式。这样,社会行为多少类似于剧场的表演。戈夫曼使用了许多戏剧的术语,如剧本、观众、演员、表演、前台、后台、面具等。戈夫曼运用刷场语言,描述了自我在日常生活中的表演,说明行动者如何使自我概念变得有效,如何通过举止使自己的行动显得合理,如何控制和适应各种不同的社会情境。戈夫曼最关心的是面对面的互动。他也把个人的观察、经验当作其资料的第一来源。批评者认为戈夫曼提供的是一幅过于狭隘和主观的人性图景:人类充满着他们给予他人的印象。
正如布鲁默所说:“由于过分强调了人们在相遇时对别人的看法的考虑,而认为人类在对待自己时主要关心的就是这种自我认识,这种看法是有些牵强的。团体中的人们并不总是注意别人怎样看他,以及他如何来影响别人对他的看法。在有的时候他们会是这样,有些人可能更甚于他人。但是,这并不能构成一个人在与自己互动时的中心内容。”

对符号互动论的典型批评是说它对社会结构的宏观特征不加注意,因此无力处理权力、冲突、分层、变迁等问题,并且批评它的理论陈述的暧昧、柔顺多变。符号互动论的反驳
①引自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189页。
64西方社会思想史
是,它的目标旨在揭示人类行动的“随缘而应”
、“因时而异”的逻辑。如果社会互动确是不断流动的过程,则理论的出发点必须是柔顺多变的和“敏感性的”
(亦即暧昧的)
,否则就会丧失研究对象的根本特征,如果我们把它强行纳入一个完整精密的理论的话,我们就可能扭曲我们的研究对象。
上述的辩护有其道理,但这并不等于说因为社会的过程性质我们就不能研究社会结构的比较确定的性质和影响。互动论的作者承认我们所研究的人们往往会使用“社会”一词,研究者可以探讨“社会”一词对他们的意义。我们可以合理地认为,人们所以谈及“社会”
,是因为他们意识到某种东西或力量的影响。如果把社会说成纯粹的虚构,这种假定就没有正视人们对“社会”的影响的体验。而这种假定正好与符号互动论自己设定的方法论相矛盾。
另外,在互动论者的眼里,人纯粹是认知性的存在,似乎只要我们了解了人们自以为对世界拥有的知识、他们的目的及自我认识,我们就可以了解他们,这样,互动论就完全不能处理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的幻觉作用。此外,还有感情,还有无意识的过程,对这些层面符号互动论均未加处理。
由此我们知道,关于人的理论必须处理人格的不同层面及其相互间的关系。互动论还低估了意义形成过程的复杂性。
符号互动论开辟了一种有关人类行动的目的论解释,但由于互动论自觉地侧重于互动的过程的一面,也不愿意更进一步发展概括性的理论,这使互动理论长期停留于纯粹描述性的工作上。作为一种关于人与社会行动的理论,它无意跟其它行动理论一样,也变成关于社会的理论。但为了掌握现
第十四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一)
:互动理论764
实情境的复杂性,互动理论应设法弥补其理论性单薄的缺点,发展一个更复杂的理论性解释,将人类行动更多的层面(情感、非理性、无意识等)纳入理论考虑。
864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十五章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功能理论
芝加哥学派在美国社会学界长期占有支配地位。
30年代中,米德的去世和帕克的去职,使芝加哥社会学系从此一蹶不振,失去其在美国社会学界的领导地位。在那以前,美国社会学协会(American
Sociological
Asociation,缩写为ASA)
与《美国社会学杂志》(American
Journal
of
SociBology,缩写为AJS)基本上是芝加哥社会学系以及它所培养的学者所把持的。芝加哥以外的学者,日益反感芝加哥社会学系对学会和学刊的垄断。
1935年,协会的重要职位被芝加哥以外的学者全面占据,后者决定出版自己的刊物《美国社会学评论》(American SociologicalReview,缩写为ASR)。这一趋势,象征着其它学术重镇的出现,其中最著名的是哈佛社会学与结构功能主义的兴起。1937年,帕森斯《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的出版,可以说是美国社会学发展的一座里程碑,它开辟了一条新的道路,即功能分析的道路;代表了一种方法的转折,即从早期美国社会学主导的个人主义的社会心理学方法向反心理学的整体论方法的转折。第二次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功能理论964
世界大战后,功能主义已成为主要的社会学范式。
到了50年代,功能主义不再被人看作仅仅是诸多社会学方法之一,而是被视为唯一的社会学方法。
一直到60年代中期,功能主义主导了美国社会学理论的发展方向。帕森斯无疑居于此派理论的核心地位。本章先简要介绍功能主义的源流,然后着重讨论帕森斯,最后讨论功能分析所包含的理论难题。
151功能方法的历史源流A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理论和分析方法,首先起源于孔德、斯宾塞和涂尔于的著作,其次也起源于拉德克利夫-布朗、马林诺夫斯基的人类学著作。
近代社会学是孔德借助于生物科学引入科学殿堂的,他把有机体类比带进了社会学研究,用细胞、器官、组织等生物学概念类比家庭、阶级、城市等社会组织。这一情况有助于说明,为什么功能主义是社会学的古典理论,并且孔德是功能理论的先驱。
斯宾塞对推进功能分析有突出的贡献。第一,他论证了生物有机体和社会超机体都展现的“类似的有机原理”
,第一次把结构差异与功能分化联在一起并提;第二,他对“功能主义需求”的思想作了阐发,那就是一个系统的存在和发展必须满足某些基本的需求,任何一个系统里的动力过程都可视为是满足这些基本需求的功能过程;一个系统对其环境的适应程度取决于它满足这些功能需求的程度。斯宾塞锻造的
074西方社会思想史
概念,如结构、系统、功能、需求、适应等,早已成为功能分析的基本术语。
孔德与斯宾塞对现代功能主义的影响主要是通过涂尔干的学说而传递的。涂尔干社会学的首要关怀是社会整体的团结。他认为各种社会组织的存在,仅仅是为了满足特定的社会需要。
他指出必须区分社会因果与社会功能这两个概念,在解释社会事实时,不仅要重视它们由以存在的原因,还要揭示它们对建立社会普遍和谐的功能。
涂尔干在研究社会分工、宗教生活等社会现象时,无不在进行因果分析的同时,致力于它们对于社会团结的作用的功能分析。
英国人类学家拉德克利夫—布朗与马林诺夫斯基在对土著部落社会的研究中,创造性运用了结构—功能分析,使功能主义作为一种社会分析方法,光荣地载入了20世纪前半个世纪的社会思想史册。拉德克利夫-布朗认识到社会学的功能方法是以生物有机体的类比为基础的,他力图克服这一类比带来的难题。在他看来最严重的问题是功能分析中隐涵了目的论的假设,他注意到功能定义实与系统的局部满足系统整体的需求的思路有关。为了避免目的论的解释,他建议用“生存的必要条件”一词代替“需求”一词。他认为,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必要条件之一是其组成部分最低限度的整合;功能一词就意味着这一最低限度整合的过程;一个社会系统,即一个社会的整个社会结构同社会习惯的整体,构成了一个“功能的统一体”
,在这一功能统一体中各组成部分以一种充分和谐和内部一致的方式发挥作用。既然文化是一个统一的整体,要想解释任何信仰、准则、习俗与制度,就要从功能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功能理论174
方面把它们同作为一个系统的文化结构联系起来进行分析。
马林诺夫斯基的功能分析基于斯宾塞的两个重要观点:(a)系统层次观点;(b)各层次上需求多样性观点。马林诺夫斯基认为,系统存在三个不同层次:生物学层次,社会结构层次和符号性层次。如果各个层次上相应存在着生理上的健康、结构上的完善和文化上的统一的问题的话,那么各个层次都存在着一定要满足的需求或生存的必要条件,每一个层次都有俨然不可替代的实存独特性,以及满足各自独特需求的独特过程;同时,系统层次又呈现出轻重高低的层面分级。
马林诺夫斯基强调系统层次是社会学功能分析的重点,这一思想对帕森斯的四个普遍的功能需要理论是有启发作用的。马林诺夫斯基的工作使功能方法对后来的社会学理论家更具有了吸引力。
152功能方法的基本观念A社会学的功能方法旨在根据社会现象与某种系统的关系来理解社会现象。这一陈述中包括两种不同的程序。第一是评价一种行为模式在维持某个更大的系统中所发挥的作用;第二,解释一种行为模式所以保持的原因。
不要把功能与主观感情混为一谈。默顿坚持认为社会功能具有可观察的客观结果。功能分析力图描述现有的文化习惯或社会构成要素的后果,分析整体的一部分对其它组成部分和对整体的具体贡献。
274西方社会思想史
功能方法的基本观点是:第一,功能分析强调系统优先于其组成部分。有机体系乃是功能主义的基本分析模式。马丁代尔说:功能分析的特点是将某种系统概念用作社会学分析的首要概念。可理解的分析的第一个要求是清楚地定义所设想的系统。使一种功能分析最快亦最彻底地陷于含混之中者莫过于不能确定其所研究的特定系统的构成要素。
一旦将系统独立地区分出来,下一步工作便是确认其组成部分。一旦组成部分得以确定,这些部分之间的关系便成为研究的首务。

对功能主义者来说,一个系统要多于其组成部分的总和,系统也意味着它的组成部分之间的各种关系。功能分析的首要兴趣是探讨部分对维持系统(或导致系统解体)的作用。
第二,系统的组成部分在功能上是相互联系的。作为一个有机体的社会,它是功能相互联系的各部分组成的一个系统,每一个部分如同一个器官,执行着一种对于系统的存在必不可少的功能。一个部分的正常运作须以另一个部分的正常运作为条件。
第三,系统的每一个部分都有一种功能,或是积极的,即有助于那一系统的持续的运作;或是消极的,即造成系统的解体和变迁。功能主义的中心问题是分析这类作用,它们分为正功能和反功能,视其对系统的维持的作用而定。
这样,宗
①马丁代尔:《社会学理论的性质与类型》(波斯顿,1960年)
,第477页,引自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77页。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功能理论374
教的作用被认为是缓解社会组织中存在的紧张;乱伦禁忌旨在控制性接触,避免身份的混乱;监狱制度则旨在加强社会控制,等等。
第四,每一个系统是一个各部分良好地整合而成的结构,形成为一个有机整体。早期的人类学分析将传统社会描绘成具有内在的划一性与同质性的和谐的文化体系。尽管现代社会十分复杂,远不是同质的,其结构高度分化,但仍被视为其各部分相互依赖的系统。
第五,每一个社会都是一个具有自我调节机制的相对稳定的结构,可以自发地调节被内部和外部力量破坏干扰的系统平衡。保持相对的稳定,包括某些变化过程的稳定性,意味着必须要有某种机制,以使有关的系统适应其环境中的变化。这一涉及系统平衡与环境变化之关系问题的思想经历了三个不同的阶段。第一阶段的功能主义把社会视为一个有着模式化的互动或结构化的社会关系的稳定系统。根据这一观点,系统组成部分之间的基本关系很少变化,其强调的是诸如秩序、稳定、结构、整合等概念。在第二阶段,功能主义者力图克服规范的解释和社会不变性假设带来的困难,他们从基于生物学范式的目的论解释转向基于物理学范式的机械论的或因果的分析。他们提出了一种社会自动平衡论,即认为社会会暂时受到危机的干扰,但会自动地恢复平衡态。第三阶段,这种自动平衡论被人批评是维持现状而没有根本的变革观点,面对这种批评,功能主义者引进了动态平衡的概念,意指一种“总结果的净平衡”的“最低限度的整合”。根据这一观点,变化是可能的,现状并不一定要恢复,新的平
474西方社会思想史
衡仅仅在于维持新的秩序。
第六,社会系统的功能运作,取决于社会成员在共同目标及与社会基本需要有关的价值问题上的观念一致。帕森斯认为,整个社会体系大大依赖于共享的价值。一个社会系统的一致性要求对于帕森斯的功能主义确是核心问题。
一套共同的价值模式与成员人格的内化的需要—性格的结构的整合是社会系统动力学的核心现象。除了稍纵即逝的互动过程外,任何社会系统的稳定取决于这类整合的程度,这一点可以说是社会学基本的动力学原则。一切分析的主要之点便是对社会过程进行一种动力学的分析。

在帕森斯看来,秩序和稳定是可能的,因为个人将社会规范内化并与之符合一致。
第七,社会的主导状态是由稳定与信念一致所支持的秩序,而不是基于强力与分岐的冲突。在功能主义看来,反功能、张力和越轨的确存在并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它们常常自行得到解决,故久而久之而“制度化”。换言之,如果达不到完美的均衡或整合,这就成为社会系统必须面对的限制,变化一般是逐渐地和调适地发生的,而不是以突然的革命的方式发生。
剧烈的变化事实上多半影响及于社会上层建筑,社会与文化结构的主要因素则很少变化。
第八,如果一个系统要生存下去,就有某些功能必要条件是必须要满足的。功能必要条件可以被规定为维持一个系
①帕森斯:《社会体系》(纽约,1951年)
,第42页。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功能理论574
统或一个具体单位所必需的一般条件。对这类必要条件的确定向来是见仁见智,未有一致看法。下列条件据认为其中的任何一个都足以导致社会系统的崩溃,故可视为否定性的条件:a生物体的死亡或成员的离散;Ab成员态度漠然,个人不再有动力;Ac一切人反对一切人的战争;Ad该社会被另一个社会所吞并。
A下列条件被认为是有助于社会存在的积极条件:a关于对环境及性的一种适当的关系的规定;Ab角色分化与角色分配;Ac通讯;Ad共享的认知取径;Ae共享的并清楚表达的目标;Af感情表达的规则;Ag社会化;Ah对越轨行为的有效控制。
①A153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A社会学功能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是帕森斯和默顿。默顿对功能主义的贡献甚大,他力图精确地定义基本概念,并将
①参阅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76—80页。
674西方社会思想史
理论用于经验性研究的需要,而在帕森斯那里,理论是极其抽象的。当今功能主义的代表则包括K。戴维斯(K。
Davis)
、M。列维(M。
Levy)
、W。
E。摩尔(W。
Moore)
、K。内格勒(K。
Naegele)
、E。
A。希尔斯(E。
A。
Shils)和N。斯梅尔瑟(N。
Smelser等。
帕森斯称自己是个“无可救药的理论家”
,从积极面理解良非虚言。韦伯以后,在体系的博大与著述的宏富方面,恐怕无人可以与帕森斯争雄。他的主要著作有《社会行动的结构》(1937年)
、《社会系统》(1951年)与柏里斯(R。
F。
Bales)
、希尔斯合著的《经济与社会》(1956年)
,与斯梅尔瑟合著的《经济与社会》(1956年)
,《社会:进化的与比较的观点》(1966年)
,《社会学理论与现代社会》(1967年)及《现代社会体系》(1971年)等。
(1)帕森斯的理论观及其特点
帕森斯在美国社会学中的卓尔不群的地位,与他力图创建一门广涵的理论体系的工作是紧密联系的。帕森斯走上理论活动道路的时期,主导美国社会学方向的还是经验性的研究。帕森斯大声疾呼:社会学最需要的是理论,针对根深蒂固的偏见,他竭力证明,理论本身不会作为资料累积的产物出现,因为资料在某种意义上乃是源自于理论的指导。他赞同亨德森(Henderson)的观点,“事实是根据概念图式有关经验的一种陈述”。
他比他同代的任何社会学者更坚定不移地相信,任何有效的科学研究,必须以适当的理论概念为前提,在这点上,他是个坚定的康德主义者。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功能理论774
帕森斯对19世纪和20世纪初期的各种社会思潮作了全面的检讨。他认为功利主义哲学含有自觉追求私利的个人的概念,因而体现着一个强大的行动的因素。但其原子论的社会观、随意的和分散的目的观以及过分的理性观,无法解释社会秩序的出现,即为什么要用社会秩序来控制个人行动者的有条有理(理性人假设)的行动。实证主义的决定论和还原论也受到帕森斯的抨击。实证主义倾向让主体的能动作用消失在一个基本的经济和文化系统之中;把人的行为归因于生理的、心理的、遗传的、地理的和社会的因素的影响,它不能为行动者主观的、随意的、有选择的和有目的的行为留出余地。而在涂尔干、韦伯、帕累托(V。
Pareto,1848—1923)以及在较小程度上还有滕尼斯、齐美尔那里,则有一种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处于重要的优先地位。他们所关心的不是从个体角度规定的“自身利益”
,而是对行动者有意义的价值和调节行动的规范。
这些价值与规范被行动者内在化。
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指出了一个主体主动认同某些价值观念的赋予意义的过程。调节人的行动的规范因此不像实证主义所认为的那样是外在的约束力量,而是人类行动结构中的有机成分。在个人和规范之间,有着一种主动的、意志自愿的而非被动的关系。但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也未能对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之间复杂的相互作用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因为这一理论将不同时代和不同地区的社会行动者的行为差异,归结为观念和文化的决定作用。如果把每一个具体社会的特征都说成是由该社会的价值观和精神气质所决定的,“那么,绕过文化差异而试图发展一门普遍适用的解释人类行动的社会
874西方社会思想史
理论就是不可能的。而帕森斯所要做的恰恰就是发展这样一种理论。“
①从另一方面看,社会行动不仅以主体性为特点,还以社会性、整体性与系统性为特点,行动构成一个系统,社会是一个行动的系统。也就是说,作为基本分析单位的行动者,只有在与其它行动单位结成的行动体系中才能最终得到解释。这一思想部分地取自涂尔干的整体主义,而大部分则是受帕累托的社会系统概念的影响。
帕森斯的理论便是基于对上述重要社会学理论的批评、扬弃、吸纳与充实而做成的一个综合体系,帕森斯为这一体系花费了近五十年的时间。首先,它决不只是一个单纯的社会学体系,确切地说是一般社会科学体系;其次,它是一个极端抽象的体系,索罗金评论道,这一抽象理论的网眼如此大,以至于实际上所有经验之鱼都漏网而去,研究者渔人终落得个两手空空。
②帕森斯从不烦心为其理论构建充分的经验基础,因为他并不认为理论是经验资料的概括。他很少打算处理一个现实的世界,他也不提出任何特定题旨作为其理论探讨的出发点,他构建的是一个广涵的理论,注意力集中在人类行动的突出的和系统的特点上面,并且不必涉及大量经验材料就可以解释人类社会的主要特点。最后,帕森斯力图调和古典社会学的主体概念与结构概念之间、唯意志论与决定论之间、反自然主义与自然主义之间、原子主义与整体主义之间、心理学主义与社会学主义之间、以及动力学与静
①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637页。
②参阅萨基:《社会学思想史》,第508页。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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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学之间所呈现出的那种紧张对立的关系。
帕森斯的思想有两个中心主题。第一,他依据人们的观念和意志,尤其是依据人们的行动规范与价值观来理解社会世界。规范是为行动者内化的社会公认准则,用以指导其行动;价值关乎人们对“世界应该是怎样”的信念,它们具有决定人类行动的作用。因此,最重要的社会过程是意义的赋予、符号的互动与对话。第二,他关心单位的行动组成行动体系的方式。他结合了社会行动的“个体观”理论和“整体观”理论。他的理论发展大体也可分为两大阶段,第一阶段的重点是社会行动理论;第二阶段是一般系统理论。但由于帕森斯的兴趣重点前后转移甚大,以至于他的思想的连续性的问题本身也成值得研究的问题。一种看法认为《社会行动的结构》的作者的思想变化是根本性的,帕森斯已从最初的社会行为主义者,通过《社会系统》一书变成一个宏观功能主义者。另一种看法则认为帕森斯思想是一以贯之的,只有重点的转移而没有对其基本理论的根本改变。这两种观点并不是完全不相容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帕森斯还不是一个功能主义者,而后来作为一个结构功能主义者,他也未抛弃先前社会行动理论的基本假设。但无论就历史的起点还是体系的起点而言,他的社会行动概念是其理论的起始概念。
(2)社会行动理论:单位行动与行动体系
在《社会行动的结构》一书中,帕森斯认为,他所检讨的每一位古典理论家,都趋于向一种“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或“普遍的行动理论”汇合。根据帕森斯的观点,社会
084西方社会思想史
行动并不等于行为。把行动定义为有机体以一定的方式对环境所作的反应是远远不够的,因为我们的兴趣不在于有机体与环境之间的关系,而在于行动者与情境之间的关系。这种关系中包含了一个行动者,各种目标与手段以及一个包含各种自然与社会因素、规范与价值的情境这三种要素;用帕森斯的术语,这三种要素构成了一个“单位行动”
(unitact)。
根据定义,行动者是在各种不同的目标与用以达成目标的手段之间作选择作决定的主体。为了实现其目标,行动者必须对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具有知识;他必须有实现一定目标的需要与冲动;他还必须有用以衡量目标及实现目标的手段的标准。
也就是说必须从动机结构与价值取向上去把握行动者,而不能把个人视为被动的反应者与命运的同谋。存在着三种动机取向模式:认知的、情感的和评价的,以及三种价值取向模式:认识的、欣赏的和道德的。
行动的情境是由许多自然因素与社会因素构成的,它表征着行动的实际可能的范畴与限制条件。
如果我的视力不好,我就无法成为飞行员;当经济衰退基建规模缩小时,我无法选择当一名工程师,因为没有多少工程师的职位可供选择。
社会规范与价值乃是极其重要的情境因素,它们足以影响我们对目标与手段的选择。一个信奉天主教的产科医生,即使有选择机会,也不会去专修堕胎技术。而在斯巴达那种尚武且视荣誉重于生命的社会中,一个战士不是凯旋而归便是英勇战死,极少有苟且偷生的选择。
重要的是,关于行动的情境分析必然是涉及到许多行动者之间关系的互动分析。情境是以“社会客体”
,即追求自身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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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定目的的其它的个别行动者与集体行动者为其组成要素的。他们的每一个行动必然要成为相互作用的,因为他人的行动是一个行动者实现他自己目标的必不可少的条件。社会学的问题是:这种互动如何固定化的?事实上,帕森斯回到了霍布斯提出的并为若干世纪的社会思想家们反复追问的一个问题上:社会秩序是如何建立起来的,为什么其原则为所有人所遵守。在帕森斯看来,只要庸俗功利主义心理学仍在流行,这一问题必然无法解决,因为这种心理学认为人类行动仅仅旨在满足个人利益。
19世纪末20世纪初社会科学的伟大发现在于肯定了社会规范和价值对于个人行为的塑造作用;这些规范和价值建立起人际关系的规范秩序,它是在互动过程中产生的,并反过来使互动固定下来持续下去。正因为如此,帕森斯对涂尔干的集体意识概念及弗洛伊德的超我概念极为重视。
因为他们两人提出了两个极重要的社会过程,即制度化与内在化。
前者是对行动模式的一种集体的同化,后者则指一种个人的同化。这两个过程互相补充互为条件。帕森斯的社会行动理论的创见就在于一种双向的透视:将个人层面上社会秩序(社会行动理论)的分析与集体层面上社会秩序(社会系统理论)的分析结合了起来。并且从注意个别行动者的选择,转而注意行动体系对于个别行动者的限制甚至决定作用。
“系统”
概念首先是作为单位行动者之间的互动结构,即行功体系的概念提出的。如果行动者通过与他人的互动实现了自己所追求的目标,即获得了所欲的满足,他就会重复该行动。
于是,每一行动者都会期待其他行动者作出某种反应,
284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规则或规范便由此而形成,连同一般公认的价值,一起致力于保证这些互动反应的实现。用帕森斯的术语,通过地位、角色把个人与他人(社会)结合起来,把个别行动单位整合到一个社会行动的体系中去。地位指的是行动者在社会体系中的位置,如教师、医生、总统等。角色则是附于教师、医生、总统之地位上的被期待的行为或规范(常规行为)。
“社会结构乃是一种有能力扮演与他人有关的角色的行动者间的模式化关系的体系。角色这一概念把作为一心理学的行为实体的行动者的子系统与特定的社会结构联系在一起。”

仅在存在社会角色与地位的分化,承认相应的权利与义务的分化,并存在有共享的规范和价值时,社会系统才存在。这样一种社会行动体系的形成包括两个互相关联的过程:社会系统的价值目标的制度化结构化与个人人格的价值体系的内在化。而内在化则是制度化的基础,因为只有被期待的行为(角色)模式化内在化而得以保持不变(不论是谁占据该地位)时,才存在稳定的互动格局(结构)。
“这意味着一种超我组织的因素与个人的每一种角色取向模式是相互联系的。”
②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或社会中的各种制度,都可以被视为地位角色的网络,而每一个地位角色则因内化了社会的规范和价值始能发挥一社会结构要素的作用。这样,在社会行动中包括的不只是社会体系一个体系,通过对行动体系形成的制度化的描述,实预设了其它三个体系:追求一定目
①帕森斯:《社会学理论文集》(纽约,1964年)
,第230页。
②帕森斯与希尔斯:《一般行动理论》(剑桥,1951年)
,第5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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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的行动者的人格体系;调节加诸不同地位角色的不同规范使之整合为一的价值观体系(即文化体系)
;以及社会必须适应的自然环境体系。
(3)
“功能必要条件”与一般体系理论
从开始体系分析,帕森斯关心的主题有重大变化:其互动构成特定结构的行动者概念为结构概念本身所代替。他的体系分析涉及两类问题,一是体系与其环境之间的关系,一是体系内的关系。另外,体系还可以从其目标或手段的维度来探讨,把这两个向度结合起来,体系就有四个“方面”或四种“功能”。任何体系若要生存下去,就必须满足这四种功能必要条件(functionalprerequisites)或需要。它们是(a)适应的功能(Adaptation)
:从外部环境获得足够的资源并在系统中加以分配,以适应其环境;(b)达鹄的功能(Goalatainment)
:最大限度地利用其资源去实现系统的目标;(c)整合的功能(Integration)
:每一个体系都必须维持其各部分之间的内部协调,并发展出对付越轨现象的方法;(d)维模的功能(Latentpatenmaintenance)
:维模包含两个有关问题,维持模式和调停紧张。维持模式是指如何根据一些规范确保体系中行动的连续性问题。调停紧张是考虑处理内部紧张和系统中行动者间的紧张问题。这就是帕森斯的AGIL功能图式,以一家工厂为例,适应功能:完备的照明、空气调节、适用的机器、食物供给与其它工作条件;达鹄功能:加工、生产、市场销售,以及研究活动;整合功能:劳动管理委员会、俱乐部、公共关系、娱乐与社交活动、保险
484西方社会思想史
与劳动福利计划;维模功能:培训、工资结构、提升、加薪与奖金、纪律控制、调停不满的机制等。社会行动体系的这一基本功能图式也指明了系统平衡的条件,以及体系内必不可少的专门化。对应于这四种功能而分成四个次体系:有机体系、人格体系、社会体系与文化体系。每一个次体系也都有它自己的更低一级的次体系,以满足四种功能必要条件,社会体系本身可以分为经济体系、政治体系、信托体系与社区四个部分。如图15—1和15—2所示:
图15-1
AGIL功能图
图15-2一般行动体系与社会体系在上述行动的四个次体系中,社会体系在分析上可以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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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个互动过程中抽象出来,其余三个体系则构成为社会体系的环境。
社会体系 根据帕森斯,“社会体系存在于大量在一情境中彼此互动的个人行动者之中,情境至少包括一物理的或环境的因素,以及行功者。行动者的动机倾向于追求‘最佳的满足’,而行动者与其情境及他们彼此之间的关系则根据一个具有文化结构的和共享的符号体系来规定和调停”。
①在这段话里,帕森斯没有把社会体系视为一种独立的实在,它产生于个人之间的互动过程。但它不是由具体的个人与集体的全部行动所构成的,仅仅只涉及他们“特定的角色”行动。
社会体系的核心是模式化的规范秩序,人群的生活得以组织为集体生活端赖于这一秩序。作为一种秩序,社会体系包含了各种价值及各种具体的规范与标准。作为一种集体性存在,它提供了一种定型的成员概念:在个人中区分其归属。
社会体系是一开放体系,既处在与其环境的交换过程中,同时又包含着其内部单位的相互交换。
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构成社会体系之单位的乃是行动,但就大多数更宏观的社会体系的分析目的而言,帕森斯谈的是高一层的单位,地位—角色(status-role)而不是行动。
“由于社会体系乃是一种行动者之间互动过程的体系,它是卷入互动的行动者之间的关系的结构,这一互动过程基本上是社会体系的结构。社会体系则是这类关系的网络。”

①帕森斯:《社会体系》,第5—6页。
②帕森斯:《社会体系》,第25页。
684西方社会思想史
因此,帕森斯将行动者在一模式化的互动关系中的参与视为社会体系最重要的单位。参与,即取得一个社会地位并扮演一个社会角色,所以最有意义,是因为它意味着个别行动者被整合到社会(行动)体系中去,从而保证社会的正常的功能过程。
帕森斯强调,地位与角色并非行动者的属性,而是社会体系的单位。其次,作为一社会行动者或复合的地位角色丛,行动者本身是社会体系的一个单位。最后,集体也是社会体系的单位。
可根据两类分析范畴描述社会体系的结构成分:第一,包括规范和价值的规范秩序。规范主要是社会的,而价值则主要起粘合社会体系与文化体系的作用。
第二,有组织的群体,包括集体、内部社会结构及角色范畴,界限—结构(boundary-structure)范畴。
这样,就其单位而言,社会体系可按四个概括层次来分析:(a)按角色组织起来的个人;(b)集体。
包括角色和集体性存在,必须被纳入秩序和加以控制;(c)
据以控制的规范,规范根据这些单位的功能及其情境而分化;(d)规定合意的关系体系的价值。帕森斯指出:这四种结构范畴——价值、规范、集体、角色——可与我们的一般功能范式相联系。价值在社会体系的维模功能过程中头等重要。规范主要是整合的因素,它们管理着大部分有助于实现模式化的价值承诺的过程。集体组织的主要功能关乎社会体系的实际目标的实现,在个人发挥重要的交往功能的地方,正是作为集体的成员他们才具有这种能力的。最后,社会体系中角色的首要功能是适应,这一点对(角色的)服务范畴特别清楚,因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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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有价值的角色扮演行为的能力乃是任何社会最基本一般的适应资源,虽然它必须与文化的,有机的与物质的资源相配合才行。

实现社会体系不同功能的需要导致了结构上的不同安排,一个整体的社会遂分成四个次体系:经济、政治、社区与信托等。所谓的信托体系(Fiduciary)是指文化传统的传承者对于社会的其它部分所发挥的托管作用。它们集中在制度化的文化中,因此与文化体系(作为行动体系的一个次体系)关系最为密切,它们包括家庭制度、教会、学校、艺术、研究活动等。

帕森斯认为社会体系各组成部分的相互适应、和谐与均衡是人类社会的正常条件,因此他最重视的是整合、模式维持的功能。
由于他认为整合的主要途径是制度化和社会化,即使价值观念模式制度化为社会的结构性存在,以及通过明确的社会化媒介,如家庭、学校和社区,使个人将社会目标内在化,使单位行动符合系统的要求,这样,帕森斯把价值、文化体系视为最重要的社会秩序的条件和机制便是毫不奇怪的。
帕森斯将文化体系定义为这样一种有组织的行动,“它与符号的特殊性质及建立符号的稳定体系的迫切需要有关。它是依意义的模式构成的,当其稳定时,则是指为行动体系指
①帕森斯:《社会,进化与比较的观点》(Englewod
Cifs,1966年)
,第19页。
②参阅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导论》,第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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示方向的构成性符号体系的普遍化的复合结构,必须视它为独立于社会互动的任何特殊体系之外的结构。因此,尽管有许多支流汇入诸如语言、通讯等领域,但典型的文化体系是那些信仰与理念的领域。它们能在时间中延绵不坠,能从这一人格或社会体系扩散至另一人格或社会体系,或许这就是文化体系之独立结构的最重要的标志。“

文化体系是由认知的信念、表意符号体系及个人道德义务构成的。
文化体系的主要功能是使社会的规范秩序合法化。
文化价值模式在使社会规范秩序合法化过程中提供了社会体系与文化体系之间最直接的联系环节。文化价值规定了什么是道德上可取的,什么是不可取的。正如帕森斯所说:文化(或模式维持)体系置于文化价值模式制度化的中心,这一体系在一般文化层面可被视为道德体系。制度化的社会价值及其适用于社会化体系的规范仅只包含行动的道德价值的有关部分;道德价值经内在化也被包含在人格和行为有机体的结构中;更一般地说来,它们与宗教,科学及文化体系中的艺术相联系。

帕森斯指出文化模式与行动的关系是双重的,它们既可是情境的客体,又可被内在化而成为行动者目标模式的因素。
文化的这种特性是把文化视为特殊范畴的主要依据。帕森斯提出一文化模式类型论:它包括认知观念或信念的体系;调节模式或表意符号的体系;整合模式或价值取向标准的体系。
①帕森斯:“社会体系”
,载《社会科学国际百科百书》,第459页。
②同上,第4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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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60年代的许多著述中,帕森斯研究了社会体系内各个次体系间的交换问题,他实际上运用了控制论的观点,把符号、信息视为体系沟通与交换的一般手段。有的作者认为他用“控制论功能主义”代替了“规范的功能主义”。在他看来归根到底符号过程高于社会结构因素,因为社会体系本质上就是信息系统。社会系统内部就系统的各种成分而言,通常是通过货币(经济体系的符号)
、权力(政治体系的符号)
、影响力(社区的符号)及承诺(信托体系的符号)这些象征手段,才得以运作并联结起来。这些手段可以看作是社会系统内部的信息控制,引导、限制和发展各种社会行动。由于符号手段是文化体系的主要部分,帕森斯甚而认为文化体系具有对社会体系的控制作用。在这样一个强调价值观念制度化(结构)与内在化(人格)的体系内,事实上已不再有自主的社会行动的余地,因为不存在合法反对笼罩一切的中心价值观念的来源,不存在表达另外的社会选择的可能性的制度化手段,除非是以“异常行动”的形式出现。帕森斯的功能主义把人主体只看作系统的支持者,因此最终把人主体从社会理论中排除出去了。
(4)
“模式变项”
模式变项概念是帕森斯结合了他思想中的两条不同路线,即专注于个体选择的“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与侧重于整体结构的“社会体系理论”而提出的分析行动系统特点的概念。因此,模式变项不仅能解释人格体系中占主导地位的价值模式,而且可以解释社会体系中的各种规范。
094西方社会思想史
模式变项概念起源于滕尼斯的公社—社会的二分法。但帕森斯给了它一种新形式,并使之成为更为精确、更多面相的、更适用于各种水平的社会学分析。这些模式变项都取成对的形式,它们是每一种社会行动和价值世界中所固有的对立倾向。
情感投入—情感中立,是指允许进入互动情境的情感投入量。在某种关系中行动的个人,或为了满足情感上的需要而投入情感(如夫妻之间、父子之间)
;或在感情上是中立的(如营业员与顾客之间)。
专一性—扩散性,是指互动情境中义务的性质,在专一性关系中,人与人之间仅在片面的有限的情境中发生联系,(如营业员与顾客之间仅有买卖关系)
;而家庭关系则是一种扩散性关系,它涉及家庭成员全人格的互动。
普遍性—特殊性,是指在互动情境中评价他人的标准,或是根据普遍适用于所有其它人的标准而与某人发生关系;或是根据特别挑选的标准与人发生关系。
“任人唯贤”
代表前者;“任人唯亲”代表后者。
归属—成就,要看在评价一个人时,是根据他的所作所为还是根据他的先赋身份。评价一个中世纪的贵族,依据他是谁;评价一个现代的公务员,则根据他的工作表现。
自我取向—集体取向,在自我取向的关系中,人们所追求的是自己的个人利益,而在集体取向的关系中,群体的利益占支配地位。
帕森斯认为,这些模式变项可以结合起来解释互动情境中的行为,如父子关系是先赋的、情感投入的、扩散性的、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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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殊人格关系的等。他实是把模式变项当作构造复杂的社会体系的理论的步骤。后者在他看来乃是一种理想型。没有这一概念,现代社会学的功能主义是不可能的。
(5)社会进化与变迁理论
人们常批评帕森斯关心社会秩序、均衡、以及使社会各部分得以整合的规范和价值,却忽视社会变迁与发展。但在其后期著作中,帕森斯开始热衷于进化论,其热情程度一如他先期对于唯意志论的行动理论和对功能论的体系理论的热衷程度。
反对过斯宾塞,认为他的思想完全过时的帕森斯,又回到了斯宾塞,但他申言他并未因此而抛弃功能主义的假设。
他试图将他的社会进化观念置于自早期进化论来所形成的主要的理论与经验的发展脉络及行动理论与体系理论的脉络中。他反驳人们关于他未能对社会变迁与社会发展作出令人满意的解释的批评,强调为了能够研究过程,只有先从研究结构开始,生物学是这样、社会学也是这样。
帕森斯提出四组有关社会变迁的问题:社会均衡、结构变化、结构分化与社会进化。他一步步由体系内的变化问题进到体系的变化问题。进化在帕森斯看来意味着社会适应能力的增强,它是通过两个过程(斯宾塞对此早有描述)实现的:分化与整合。前者包含每一个新产生的功能及其相应的角色与组织。由此产生合作协调问题,而这个问题必须通过产生能够适应新的更复杂境况的新的价值体系才能解决。社会结构日益增长的复杂性要求文化模式具有更大的普适性。
整合就在于出现合适有效的社会控制手段。由此看来,帕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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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对社会进化的兴趣仍集中在文化的变迁上,因为文化保证着社会控制,就这一点而言,他的旨趣确是一以贯之。
根据适应能力与社会控制形式的差别,帕森斯描绘了进化的三个阶段,与之相对应的是原始的、过渡的与现代的这三种社会。原始社会结束时取得的进步是人类掌握了读写的技术,文化因此而能被对象化和得到稳定的发展,而不再依靠不定的运气,并形成为一个独立的行动体系。人类历史的下一个转折是法律与相关的制度的诞生,帕森斯看到的是文化进一步得到加强。因此,对帕森斯来说,社会进化就意味着文化在人类社会生活中的力量不断加强与进步。
另一方面,社会进化也意味着角色的分化。先前,家庭的、政治的与职业的角色往往是由同一个人去扮演。例如家族的首脑,同时也是行使政治职权的长老,并且也是经济活动的管理者。这种集多种功能于一身的角色在现代社会中已不复存在,取而代之的是功能各异的不同的角色扮演者。在不同岗位上的不同的角色互不干扰地行使各自的职权。
154默顿:社会学功能分析典范A在把社会学的功能分析典范化系统化方面,默顿的贡献比任何其他社会学家更大。
1949年,默顿发表的论文“社会学功能分析的典范”(Toward
theCodificationof
Functional
Analysis
in
Soci-ology,19491968)
可以被C视为关于结构功能理论的最重要的阐述之一。
在这篇论文中,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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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顿批判了功能分析的三个流行的假定,而他提出的修订性新概念,有助于赋予结构功能论以新的活力及持续的影响力。
第一个基本假定是社会的功能统一性(Functional
UBnity)。这一假设主张,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与文化的信仰及措施,对社会整体和社会中的个体皆具有功能。默顿认为,一个社会完满的功能统一性常与事实相悖。例如,某些社会习俗对某个群体是有功能的(即有助于加强团体的整合)
,而对另外一个群体也许则是反功能的(即可能会导致群体的解体)。不能只看到积极功能,而无视反功能的存在。
第二个基本假定是普遍的功能主义(Universal
FuncBtionalism)。
这一假设主张“所有的标准化的社会或文化形式与结构,皆具有积极的功能。”默顿已引进“积极功能”与“反功能”概念。默顿又提出运用“功能结果的净平衡”概念来衡量文化与社会形式的积极的和消极的功能。
第三个基本假定是不可或缺性(Indispensability)。这一假设主张,所有标准化的社会与文化形式,不仅具有积极功能,同时也是代表整体运作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也就是说,所有的结构与功能对社会整体而言都是功能上必要的,没有其它的结构和功能可以代替现今社会中已被发现者而可作如此妥善的运作。默顿认为这一假定含糊不清。是功能不可或缺还是设制不可或缺并不清楚。默顿指出,不可或缺的假定可有两层意思。第一是假定某种功能不可或缺,否则社会就无法生存。这是社会必需的功能必要条件概念。第二是假定某些文化与社会形式对于满足某一功能是不可或缺的。关于功能必要条件的设定,必须从经验上加以检验。对于第二层
494西方社会思想史
意思,默顿提出功能替代概念。我们至少必须承认,在社会中应可以发现各种的功能替代项。
默顿提出了他的功能分析典范或范式:(a)功能分析始于对一标准化的(模式化的或反复出现的)社会或文化项目(item)的选择。
(b)功能分析通常要研究社会体系中的个人的动机、目的等主观的东西,但这不应与行动者的态度、信念、行为的客观结果概念相混淆。
(c)在清除各种含混的概念时,默顿对“功能”概念重新定义。
功能是那些有助于一个特定体系的适应或调整的可以观察到的结果;反功能(dysfunctions)是不利于体系的适应或调整的可观察到的结果,无功能结果(nonfunctional
consequences)
在经验中也是可能的,它们与考察中的体系几无关系。在任何具体的例子中,一个项目可以具有功能和反功能的两种结果,这提出一个困难而重要的问题,即要发展出各种规则以衡量总结果的净平衡。第二个问题(是从很容易产生的动机与功能的混淆中提出的)要求我们引进一个概念,以区分主观目的与客观结果吻合与相背离这两种不同的情形。
显功能(manifest
functions)是那些有助于体系的调节或适应的且是为体系中的成员所愿望和所认识的客观结果。
隐功能(latent
functions)具有相应的作用,但它们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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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是行动者所愿望的也不为他们所认识。

(d)力求辨认某一项目已对社会整体实现的功能可能会产生误导,因为某些项目对某些个人和群体具有功能,对其它的个人和群体则可能具有反功能,因此必须考虑任何功能后果的范围。
(e)关于作为“生存条件”或满足“生物需要”的功能必要条件的假设必须重新考察。必须设法建立功能必要条件——普遍的或特殊的——的类型,以及使这些必要条件的假设合法有效的程序。
(f)功能分析必须致力于辨别与分析功能藉以实现的社会机制。
(g)抛弃了关于特定的文化项目的功能不可或缺的不合理假设后,我们必须关心这些项目可以充当功能替代项的变化范围。
(h)功能分析必须认识社会体系组成部分的相互依赖,以及文化形式可以完成社会体系中指定的功能的确定的伸缩限度。
断言每一件事与其它的每一件事相联系是毫无益处的。
认为剔除社会体系的某些部分而不会影响体系的其它部分的假设是没有道理的。
(i)
功能主义者一般最关心社会结构的静力学,而拒绝研究结构的变化。意味着结构层面存在有冲突、张力的反功能概念提供了一种研究动力学与变迁的分析方法。
(j)默顿提请人们更多地注意各种功能的合法有效性问
①默顿:《社会理论与社会结构》(Glencoe,1957年)
,第51页。
694西方社会思想史
题。这首先要求有关于社会学分析程序的严格陈述,这种程序最接近于实验的逻辑。
(k)功能分析本身并不对任何意识形态有确定的承诺,当然,社会学家们提出的具体的功能阐述可有一种意识形态的倾向,这两类不同的问题切勿混淆起来。
默顿区分功能与反功能,显功能与隐功能,可以视为他对功能分析的最重要的贡献。默顿的工作使对文化模式与社会制度的功能分析更有意义也更为科学。科塞认为默顿的分析方案比帕森斯的宏大理论的影响更为显著。

155对功能主义的批评A五六十年代,正是结构功能理论走红的日子。
1956年,金斯利。戴维斯甚至宣称,功能主义根本就是一切社会科学所使用的方法,无论他是否自称为功能主义者。他指出,功能主义是一种把部分与整体、部分与部分相联系的方法,而这不过是社会学分析的方法。但吊诡地是,正是在功能主义在美国社会学界如日中天时,也开始了它衰退的历程。功能主义理论对美国社会学的独霸局面,遭致来自各方面的批评。
批评者认为,功能主义远不是一种中立的社会学方法,而是一种保守的意识形态。
批评之一是认为功能主义是一种贫乏的理论。说它无法
①参阅科塞:《社会学思想名家》,第642页。
第十五章 美国主流社会学(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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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实它的许多命题。例如,帕森斯认为,社会若要生存下去,就有一些需要必须满足。批评者指出这种说法没有意义。如果要证实这种说法,我们就必须以一些已经灭亡的社会为例,并证明它们确实未能满足所有的功能要求。但除极其单纯的社会外,我们很难找到这种例子。此外,解释某项事物的存在而诉诸它所实现的功能,其实已使“原因”概念变得毫无意义。因为除非事物已经存在,它不可能实现任何功能;这样,结果,即事物的存在却又先于作为原因的功能,这是自相矛盾。霍曼斯(G。
Homans,1910—)甚至认为功能主义完全不是一种理论,而仅仅是一概念图式:没有范畴体系,或概念图式,任何科学都将寸步难行,但这本身并不足以给予它一种解释力。
概念图式不是理论。
科学也需要一套有关范畴之间关系的命题,因为没有这类命题就不可能有解释。没有命题就没有解释!但是现代社会学理论一旦建立了它的概念图式便似乎对自己心满意足了。

第二种最常见的批评认为功能主义只关心社会秩序,这就造成了社会学家的片面性,从而扭曲了对社会事实的看法。
典型的功能主义观点致力于发现社会的稳定,而不是社会变迁;是一致,而不是冲突;是因循,而不是创新;是规范的拘束力量,而不是规范据以建立或被新规范所代替的机制。
达伦道夫(R。
Dahrendorf,1929—)把功能主义的社会世界图景比作乌托邦性质的社会幻象;在这个乌托邦中有着普遍的
①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纽约,1961年)
,第10—1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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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谐,所有的价值和制度彼此完全协调一致;不存在内在的冲突根源;一社会与其它社会是隔离的,等等。米尔斯在他著名的《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
中以及古尔德纳在他的《西方社会学面临的危机》(1970年)中对帕森斯提出了类似的批评。
上述批评不是没有误解的。功能主义固然最关心社会秩序与社会稳定,但也没有避而不谈其它问题。默顿就引进了反功能概念,证明从功能主义观点看并非任何事物都对体系的均衡有贡献,而功能与反功能的区别可用来说明变迁与冲突。
另外,功能主义视秩序为一问题,而非一简单的事实。
换言之,功能主义无意证明所有的社会都处在平衡与和谐的条件。
但是就另一方面来说,上述批评确实指出了一个真正的问题。功能主义富有创意或想象力之处,在于它运用有机体类比,把社会体系比作一生物有机体。但帕森斯把这一类比推向极端:社会体系乃是有机体模型的一种类型,这样做等于对社会世界的性质提出一种没有根据的形而上学的假设。
运用这种社会有机体模型有助于发现一种作为高度整合与均衡的整体的社会图景,但却容易转移人们对变迁与冲突等现象的注意力,忽视社会体系与其它有机体系的差异,功能的解释如果不能辨认这种区别,就一定会产生保守主义的偏见。
而这正是批评者对功能主义最常见也最集中的批评。
批评者指出功能主义说明各种制度如何有助于社会的生存,从而在意识形态上将现状合法化。如果人们的注意力集中在使社会成为一和谐体系的方面,那么他就不大会批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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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也不大会同情改革社会的激进要求,这样,研究社会秩序和社会体系“正常发挥功能”的问题,可能会成为支持关于资本主义秩序牢固性和永恒性的幻想的一种意识形态工具。
主要的批评在于功能主义者不能在他们自己的理论中提出和处理一个充满了冲突与需要根本改革的当代社会中的主要问题。人们批评功能主义对现实社会问题漠不关心,当社会要求社会学家投以道德的热情时,功能主义者却热衷于用抽象概念构造理论,而对社会事务的道德关怀正是社会学者们的显著特征。功能主义作为一种一般性社会理论,不论它的主要代表是否自觉地为资本主义辩解,但它的确不加谴责地对资本主义的困难提出了一种理解。它将这些困难视为一演进过程的一部分,而此过程是朝着更大程度的稳定与整合前进的。帕森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美国社会学界所以走红,也是因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与他的理论竟然亦步亦趋(反过来说他的理论也最适于说明战后美国的发展)。
帕森斯主宰社会学的这段期间,正好也是美国乃至整个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相对稳定与经济扩张的时期。
到了60年代后期,随着资本主义陷入困境,帕森斯主义也无可挽回地退潮而去,科塞说得对,对帕森斯思想的批评并不是造成他的影响减弱的主要原因。科塞说人们对结构功能分析的兴趣已经转移了,而我们认为,这种转移正是需要用社会原因来解释的。
对功能主义的批判已成为当代社会学的一种景观,各种左翼激进的社会学流派,既在理论的也在经验的范围内,尖锐批评了功能主义这一占有官方的“学院派”
地位的社会学。
05西方社会思想史
他们既怀疑功能理论的几乎全部哲学—世界观的一般方法论的原则,同时也怀疑所有立足于实证主义基础上的社会学的原则。批判的情绪也渗透到学院环境中,竟造成了这样一种情况:“批驳功能主义几乎是一种授予社会学上成熟称号的升级仪式。”但正如我们在讨论第一代实证主义时所说的那样,一种重要的社会理论取向是不大可能被其它的理论取向完全代替的。这对社会学中第二代的实证主义也是适用的。虽然“功能主义在一年一年地、一学期一学期地‘死亡着’,在学期开始的导论课上遭到宗教仪式般地判决,但是它的周期却像古代东方死而复生的神的周期一样。”
①功能主义的批判,促进了一系列替代理论的兴起,但下一章的讨论将表明,诸如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等都与功能主义有某种或远或近的因缘。
克莱伯(lan
Craib)甚至认为它们不过是帕森斯理论体系的一些断片。
②这观点不免偏颇,但有助于加强本书坚持的一个观点:不同的理论视角是互相补充的,我们力求的是视界的融合,而不是完全地另起炉灶,这事实上也是不可能的。
①《现代资产阶级理论社会学批判》,第39页。
②参阅克莱伯:《当代社会学理论,从帕森斯到哈贝马斯》(Susex,1984年)
,第三章。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105
第十六章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
帕森斯逝世于1979年。
他的逝世,代表一个社会学时代的结束(默顿语)。克莱伯认为,“在社会学中,自来唯有结构功能主义曾经最像是一套主流学说。在帕森斯手上,它已经发展得淋漓尽致”。但它决不是唯一的学说,在美国,始终存在另一些截然不同的取径,我们在第十四章中讨论的符号互动论是一个,还有一个可以追溯到凡勃伦(T。
Veblen,1857—1929)的激进传统。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期,它的著名代表是米尔斯。
事实上,自60年代帕森斯主义由盛而衰起,社会学中再没有形成一个主流理论。对立的取径分割了社会理论的天下,一系列替代的理论勃然而兴,它们大都源于欧洲的学术传统。
冲突理论的基础是德国思想家(马克思、齐美尔、韦伯等)所奠基的学说;交换理论与欧陆的功利主义经济学与美国的行为主义心理学有着同等重要的亲缘关系。现象学社会学则可追溯到德国胡塞尔的现象学运动的影
205西方社会思想史
响。本章就在一个批评功能主义的框架内讨论对美国社会学具有重要意义和明显影响的这些新的理论动向。
161冲突理论A(1)冲突思想的历史渊源
严格说来,并没有社会学的冲突理论,而只有若干致力于解释社会现象特定方面的冲突理论。但冲突理论的确正在成为一种试图取代结构功能主义或与之竞争的社会学分析范式。冲突理论起源于现代,而其若干重要的观点则在古代便已成为哲学家和政治家们所提出。马丁代尔对冲突理论的历史线索提供了一个综合性的说明:一旦冲突被当作社会的中心事实,我们就可以利用一个丰富的知识传统来解释冲突。每一社会都有它的各种的冲突;每个社会都有人必须面对的冲突。古典希腊的许多思想家,从赫拉克利特到智者都把冲突视为一个主要的、或许正是主要的社会事实。古代冲突理论在波力比阿①那里发展得最为完善。在他看来,冲突乃是政治制度发展的基本事实。事实上,他把国家设想为一种稳定下来的权力制度。在中古阿拉伯世界,伊本凯耳东②发
①波力比阿(Polybius,公元前205?—?
125年)
,希腊历史学家。
②伊本凯耳东(Ibn
Khaldun,132—1406年)
,阿拉伯历史学家。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305
展了一种社会的冲突理论,他依据的假设是,游牧民与农人之间的斗争乃是文明进化的基础。伊本凯耳东的思想直到19世纪才影响西方思想,而波力比阿的概念则直接过渡到尼可罗。马基雅维里,他也在冲突中发现了国家及其核心制度的起源。这些观念被布丹所扩展,他是近代主权理论的先驱者。这些思想传至霍布斯,他将它们发展为一种唯物的理性主义。
休谟、斯密和佛格森将近代冲突理论从理性的传统中拉出来转而置于经验的考察之下。休谟将冲突视为一经验的事实,他就为当代的政党理论打下了基础。佛格森把这些观念变成对被他认为起源于斗争的政治制度和政府的一种概括的说明。类似的理论也出现在法国杜尔阁①的著作中。
取自近代冲突理论的普遍竞争思想成为古典经济学的中心概念。马尔萨斯继而又把作为经济行为的核心法则的竞争变成一种普遍的生存竞争。冲突理论现在则准备转移到生物学,在达尔文的著作中,它已成为重建生物科学的基础。
社会冲突理论在西方有过丰富多彩的经历。
有时它成为对特定事件的十分具体的解释;有时则成为对人类事务的一般考察。

①杜尔阁(A。
R。
J。
Turgot,1727—1781年)
,法国经济学家,重农学派的代表人物。
②马丁代尔:《社会学理论的性质与类型》,第147—148页,引自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105—106页。
405西方社会思想史
概言之,古典著作中的冲突理论有两个不同的传统:(a)
政治哲学的权力关系传统,马基雅维里、布丹、霍布斯等用权力关系分析了政治中的冲突,把国家当作分析的主要对象;(b)古典经济学中的竞争传统,斯密、马尔萨斯及数代经济学家将经济的竞争置于其考察的中心。社会学的冲突理论很大程度上是这两种传统的综合,其首要关怀是社会中的不平等。种族冲突、阶级斗争、宗教战争与冲突、罢工、学生运动、革命、农民起义等都是冲突分析的主题。尽管冲突理论是局部性的学说,但也有一些综合性的冲突理论力求解释整个社会的变迁。
马克思、达伦道夫代表了宏观的冲突理论;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也是一种巨模理论,但其分析框架限于美国社会。
西方学术界公认马克思是现代冲突理论的大师。根据马克思的阶级斗争理论,不同社会阶级的存在乃是不可避免的社会冲突的持续的根源,而社会结构则是通过激烈的阶级斗争而发生变革。
齐美尔把冲突视为一种交往形式。
“冲突被认为导致和改变了利益集团、联合、组织……如果人们之间的每一种互动都是一种交往,那么,冲突——它毕竟是最具活力的互动之一,而且独自一人是不能作成冲突的——必定被视为一种交往。事实上,离心的因素,憎恨、妒忌、需求、欲望是冲突的原因;由于这些因素而爆发冲突。冲突从而被安排来解决二分的局面;它是达到某种统一的途径,即便这是通过消灭冲突的一方而达到的……冲突本身解决了对立双方的紧张对峙。
冲突旨在和平,这一事实仅仅是冲突本性的一种表现,一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505
种特别明显的表现:即它是相反相成不同因素的综合。“
①齐美尔反对把冲突视为破坏性的暂时的阶段的概念,他认为和平与冲突同为社会现实的事实,没有哪一个是内在地建设性的或破坏性的。
“与这种纯粹的否定性相反,冲突包含某种积极的东西。然而它的积极面与消极面是联结在一起的;在概念上能将它们分开,在经验中则不行。”
②正是从齐美尔那里产生了现代冲突理论的安全阀思想与积极功能的认识。
韦伯的政治学著作,尤其是他对权力、权威与社会变迁的强调,对冲突理论的发展作出了重大贡献。韦伯的冲突分析一头联接着对以传统权威为基础的社会向围绕着法理权威而组织起来的社会转变所作的分析,一头联接着对伴随着合理化过程而产生的非人的异化力量的文化悲观主义分析。在社会变迁分析中,韦伯探讨了三种情况。
(a)权力、财富与声望三者是高度相关的,也就是说,当经济的精英同时也是社会的和政治的精英,或反过来也同样如此的情况下,那些被排除于权力、财富与声望之外的人便会愤愤不平,从而铤而走险,采取对抗的姿态。
(b)在可欲资源分配方面存在着明显的特权与不平等时,必然会加剧不同等级之间的紧张和仇恨。这种仇恨进一步触发那些没有权力、声望与财富的人对占有这些资源的人进行对抗。
(c)
低水平的社会流动也在加剧冲突。当那些处于低等级的人很少有机会进入社会上层或进
①齐美尔:《冲突和群体成员网络》(Glencoe,1955年)第13页;参阅帕森斯编《社会理论》,第1324—1325页。
②同上,第14页。
605西方社会思想史
入新的阶级、政党或身份群体时,必然使仇恨积累,从而触发下层不满上层的冲突。

韦伯的冲突分析还见于他对世界历史合理化进程的阐述中。我们在第十三章中对此有过较详细的讨论。简言之,人在使世界合理化的过程中,却导致了生活意义的失落和与合理价值的疏远;合理化进程给往日受宗教教义、社区、阶级及其传统力量支配的个人带来了解放与自由的力量,却又造成了诸如市场、科层制等非人格的力量以及对人的新的全面控制,法理统治的“铁笼”给人类的选择带来了更大的限制;这是人与社会、历史的冲突,人自身内两极(手段合理取向与价值合理取向)的冲突。正因为冲突源于人性最深处,任何社会变革都不能最终消除这一冲突,韦伯观点就与革命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完全不一样,他认为社会及人类将无可奈何地被这非人格的科层制力量继续统治下去。
意大利政治哲学家莫斯卡(G。
Mosca,1858—1941)与德国社会学家米歇尔(R。
Michels,1876—1936)也被认为是冲突理论的前驱人物。莫斯卡的冲突理论围绕政治权力的斗争。他论证道,任何社会都有一个统治阶级,它总想牺牲下层阶级的利益来垄断政治权力,这导致上层阶级与下层阶级之间无所不在的冲突。他说:在所有社会——从极不发展和尚未达到文明黎明阶段的社会到最发达最强有力的社会——中有两个阶级:统治阶级与被统治阶级,通常人数较少的第一等级行使着所
①参阅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198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705
有的政治职能,垄断权力,享受权力带来的种种好处,而人数较多的第二等级,被第一等级所指挥所控制。现在的统治手段多少是法律的,多少又是武断的和强制的,至少从表面看,第二等级以维持生计的物质手段和以对维持政治机体的生命必不可少的各种手段供养第一等级。

正是垄断了对力量的运用,维持了统治阶级的权力,因此只有通过革命的力量才能推翻这种权力。莫斯卡断言,即使在民主政治中,仍然是“一个有组织的少数将它的意志强加给无组织的多数。”米歇尔的“寡头制铁律”
(Iron
Law
of
Oligarchy)同样是一种冲突取向的观点。大规模组织的“技术的和管理的”
迫力导致统治精英的出现,他们对团体的普通成员施加寡头政治的影响力。民主制没有组织是不可想象的,因此必然服从寡头制铁律。
(2)冲突理论的基本建设
的确存在着许多种而不是一种冲突理论,如特纳就把达伦道夫的观点称为辩证冲突论,把科塞的称为冲突功能论等。
②但它们也有一些共同的观点。功能主义关心一致、调适与合作,冲突论则关心冲突与斗争。功能主义研究一种因素对于另一种因素的适应,冲突论则研究它们不协调的程度。
前者视社会体系的均衡为关健概念,后者则认为系统的变迁至
①莫斯卡:《统治阶级》,引自亚阿伯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107页。
②参阅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二部分“冲突论”。
805西方社会思想史
关重要。用功能主义的语言来说,冲突论者用对社会制度的反功能的研究代替了对其积极功能的研究。而反功能的概念却是默顿引进的。达伦道夫对此有一评论,他认为在每一门科学中,残余性的范畴往往是新发展的富有成果的出发点。
“对我来说,小心分析结构功能主义的‘反功能’一词所隐涵的问题,能使我们自动地便置身于有意义的社会学冲突理论的思路中。”

下面是冲突论者大体接受的一些基本的共同假设。
第一,从一般社会分析的观点看,解释特定社会中那些特殊的群体冲突(如美国的黑人与白人、爱尔兰的新教与天主教,或黎巴嫩的伊斯兰教与基督教之间的冲突)
是不够的;只有一种综合性的冲突的阐述可以证明冲突如何产生于社会结构的性质,基本假设是冲突的根子深深藏于每一个社会结构中。
第二,社会世界及其构成要素皆处在流变中,这种变化无处不在无时不在,也就是说,社会的每一部分皆在川流不息的变迁中。因此,冲突理论关心影响变化过程的因素。功能主义将秩序与稳定视为社会的主要状态,故把变化视为对正常的、平衡的系统的偏离,而确信持续变化的冲突论者则认为社会结构不能发生变化时才真正令人忧虑。
第三,尽管冲突是社会结构固有的,冲突并不总是激烈的与明显的。社会冲突可以是潜在的、有规则的与受到控制
①达伦道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第216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905
的。社会结构内在的变化倾向存在于一连续的范围内,从完美的和谐,一种理想的状态到极少发生的流血革命。在任何特定的社会结构中,冲突的强度与形式各有不同,从像战争、革命这样的剧变到议会的争吵,以及更微妙的,如利益集团之间隐蔽的斗争与竞争。
第四,达伦道夫强调冲突只可以暂时得到抑制、控制或被引导,但不可能被人根本消除。因为冲突根源于社会的内在性质,只有冲突在特定情境中的表现,如罢工、僵持局面等可以解决。
第五,社会的冲突模式除了变化、冲突概念外,还有第三个概念:强制力。从冲突模式观点看,把社会与社会组织结合在一起的不是认同,而是强制;不是普遍的一致,而是他人施加的压力。谈论一个社会的价值体系对某些目的也许是有用的,但在冲突模式中,价值与其说是共同的,不如说是统治者的,与其说是被人认可的,不如说是强迫人们接受的。假定冲突无所不在,那么在有人类组织的地方,强制也无所不在,冲突导致变化,强制可被认为是产生性的冲突。
第六,冲突论者认为下列事实不能用动态平衡模式来解释,而唯有用冲突理论来处理:对系统外的变化的反应并不总是适应;社会系统可能长期经历日益加深的整合失调的恶性循环;变化可能是革命性的,即突发的或深刻的;
015西方社会思想史
社会结构本身通过内部的冲突与矛盾产生变化。

(3)米尔斯:权力精英与无人身操纵
现代冲突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是达伦道夫、米尔斯、科塞、科林斯等。他们的理论并未形成一个统一的学派,他们对待功能主义的态度也有很大差异。有的认为自己的理论是对功能主义的一种特殊的补充;有的理论则构成未来的一般理论的一部分;还有的冲突理论是一个与功能主义全面对立的理论的核心部分。
对帕森斯功能主义进行了无情批评的是美国左翼激进社会学的创始人米尔斯。帕森斯在向美国介绍欧洲古典社会学的伟大传统时,他几乎不曾提到马克思,这大大影响了美国主流社会学家对马克思理论的了解。米尔斯在美国社会学界一片反对声中,独撑马克思传统。许多西方现代马克思主义社会学理论家理论上的成就超过米尔斯,但他们仍不忘归功于米尔斯:正由于米尔斯坚韧卓绝的努力,奠定了日后他们发展的局面。
米尔斯的著作反映了他激进的政治思想,在《白领阶级》(1951年)一书中,他对日益成长的一个职业类别,白领工人的身份地位给予严厉的批评。在《权力精英》(1956年)
中,米尔斯则描述了美国如何受一小撮人所主宰,他们包括企业家、政治家和军事首领等。而与葛斯(Hans
Gerth)合著的《性格与社会结构》(1953年)
一书既反映了他对马克思
①参阅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11—113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115
理论的了解程度,又能看出韦伯与弗洛伊德的深重影响,这本书可视为米尔斯理论风格成熟的著作。
米尔斯的激进主义取向,使他一直不被美国主流社会学所接纳,几乎成为众矢之的。他转向严厉批评社会学,这种批评态度在《社会学的想象力》(1959年)一书中达于顶点。
而在他所批评的对象中,又以对帕森斯的批评最严厉。以至于许多人熟悉米尔斯的批评内容的程度,甚于对帕森斯思想的了解。
米尔斯可被正确地称为“将冲突取向重新引入社会学的重要催化剂”。
从一开始,米尔斯就着迷于权力问题及其在社会中的不公平的分配。他看到,一方面精英巨头集权力、声望与财富于一身;另一方面,街头的大众被剥夺了对公共事务的一切影响力,完全依赖于非他们所能控制的各种力量,迷失在有着各种大规模组织的异化的世界中,没有能力清楚地认识他们在社会中的位置。
米尔斯的权力精英理论解释了美国社会的铁板一块的权力结构原则,所有重大的决策都是由其利益紧密结合在一起的少数巨头作出的。他们出自具有类似背景的家庭,在名牌学校接受教育,可以直接进入权力中心。
“随着权力的制度性手段和将他们联系在一起的通讯手段变得日益有效,如今他们对人的控制已成为对人类历史前所未有的统治工具的控制。”
①米尔斯认为将经济视为掌权者的决定因素的马克思主
①米尔斯:“上层圈子”
,引自查伯利斯(Chamblis)编《冲突论观点的社会学读物》(Adison
Wesley
Publishing
Co。
,1973年)
,第288页。
215西方社会思想史
义的观点,将政治领导人视为权力首脑的自由派观点,以及把军阀视为真正的独裁者的常识观点都有简单化之虞。这就是为什么他要用“权力精英”一词来说明由经济、政治、军队的巨头组成的三头政治的现实的缘故。
权力精英理论只是米尔斯对冲突理论的诸多贡献之一。
他对美国中产阶级的经理权贵层的分析也是冲突观点的重要文献。他看到了上层各种功能的合理化,企业与机构已发展为对组织的崇拜,以及掌权者日益运用操纵而非权力的倾向正成为现代科层制的主要趋势。无人身的操纵与有组织的无责任感乃是现代工业社会的首要特征。强制力无所不在但它又是匿名的,是在暗中发挥着控制的作用。米尔斯认为无人身的操纵比公开的强制更加有害,因为它是隐蔽的;人们无由知道敌人并对之宣战,找不到进攻的靶子。米尔斯进而指出:在显然可见的权力体系之下,在整个19世纪,受害者知道他正在受害,无权者的痛苦与不满是明明白白的。在20世纪无定形的世界中,操纵代替了权力,受害者不清楚他的地位。由最新心理学设备来完成的正式目的是使人们内化经营管理者要他们做的事,不让他们知道自己的动机,但却仍要具有这些动机。
许多鞭策来自内心,人们不知道他们如何走到这里,或他们正在这里。从权力到操纵的过程中,权力由可见的变为不可见的,从可知的变为匿名的。随着物质水准的提高,剥削变得更少物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315
质的而更多心理的了。

这些倾向为现代民主国家的科层制、大众传媒工具及与人疏离的组织的怪物所加强。个人面对经理权贵与他们的被操纵感到渺小与无助。
米尔斯将阶级斗争置于其理论的中心地位,显然是受马克思的影响。但马克思把私有财产当作阶级结构的基础,而在米尔斯看来,阶级斗争则是围绕现代科层制的层级等级制展开的。马克思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的经济安排中,强力压迫必然是明显的,而根据米尔斯,现代科层运用强力更多地是通过无人身的操纵而非权力。
米尔斯1962年去世时,已是美国最重要的也是最有争议的社会学家之一,但他仍为社会学界所排斥。随着时间的推移,激进的社会学与马克思理论终在美国社会学中占有了一席之地。
(4)科塞:冲突功能论
科塞追随的是齐美尔的传统,主要关心冲突如何通过施加一种有利于革新与创造的压力而防止社会制度的僵化。他也是使社会冲突问题重新为人们关注贡献最大的社会学家之一。
他致力于研究社会冲突的功能而不是反功能,也就是说,“关心那些有助于增加而不是减弱团体的特殊的社会关系的适应或调整的社会冲突的后果。
社会冲突远非单纯‘分裂’的
①引自J。霍华德(J。
Howard)等编《社会学的激进观点)
(纽约,1970年)
,第291页。
415西方社会思想史
‘消极因素’,它可以实现群体中及其它人际关系中许多确定的功能:例如,它会有助于保持团体的界限,防止成员退出团体。“

事实上,科塞力图使其同时代的社会学家习惯这样一个观点:冲突在社会生活中起了重要的作用,冲突有助于社会整合。这既是“复兴”冲突论,但又不抛弃功能主义的框架。
科塞的特点在于他力图在个人的愿望而不是社会结构的性质中寻找冲突的根源。他感兴趣的是社会冲突之于社会结构的后果,而不是相反。尽管社会结构决定了冲突的表现形式及解决方案,冲突的根源须在别处寻找。科塞并不重视对立团体利益的概念,这一概念在社会冲突理论中有着很重要的地位。
有关冲突强度及影响的研究,是科塞冲突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下面是有关这一问题的基本假设。
第一,涉及到与作为社会关系根据的基本假设不相矛盾的目标、价值与利益的内部的社会冲突主要具有有利于社会结构的积极功能。
第二,那种斗争的党派不再享有作为社会体系合法性基础的基本价值的内部冲突则对结构造成威胁。
第三,团体的关系越紧密,冲突的强度越大。在其成员全人格地介入并且冲突受到压制的地方,冲突一旦爆发,很可能会成为危及成员关系的根基的冲突。
第四,在其成员只是部分介入的团体中,冲突很少是破
①科塞:《社会冲突的功能》(纽约,1964年)
,第8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515
坏性的。冲突在这种团体中常常具有减压阀的作用。
第五,在结构松散、灵活、异质性高和功能互补性高的社会中,冲突较频繁,而其强度则相应较低。它把不同的观点分散在不同的问题上,不会把分歧集中在一个断裂点上;也不致于使冲突一发生就集中在核心价值上。
第六,使冲突常规化、制度化,有助于各团体及人们之间的妥协、调和与团结。允许冲突存在并使之制度化,给社会带来震荡最少,从而起到积极的作用。

(5)科林斯:可欲资源与冲突利益
科林斯运用冲突的观点对现代复杂的组织、国家、分层等现象作了十分透彻的分析。科林斯相信社会学确有一解释原则的坚实核心,但它首先是包含在冲突传统之中的。科林斯并未提出一个适用于整个社会的概括性的冲突理论。他根据各种团体在利益、社会位置、可利用的资源和选择等方面的冲突这样一个一般假设来分析一种广泛的社会现象。他并未特别钟情于几位社会冲突理论先驱者中的任何一位。他同样接受了马克思、韦伯、涂尔干、米德、舒茨及戈夫曼等人的影响,他也汇合了符号互动论、现象学和俗民方法论的观点,力图提出一种社会冲突的综合理论。他的目标在于:采用马基雅维里的一般观点,而不只是他为佛罗伦萨设计的纲领;尼采与弗洛伊德的主要洞见,但没有他们的生物主义与泛性论。
冲突论是没有君主的马基雅维里;没
①参阅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八章。
615西方社会思想史
有唯心论的韦伯;没有维多利亚女王时代时尚的弗洛伊德——最好说是恢复其尼采的历史学假设的弗洛伊德。
以一种不偏不倚的态度,将社会学中解释性成就的主要线索纳入视野之中。

根据科林斯,“人是社会的但具有冲突倾向的动物”。冲突的主要基础是暴力与强制。这是一种潜在的根源,是一方受益另一方则受害的状况。在任何社会中,可欲物,如财富、权力、声望或其它有价值的东西的分配都是不平等的与有差异的。不平等的制度将社会划分为各种等级,个人按等级获得一定量的可欲资源。为了获取更大的份额,在各团体与社会阶层之间就会发生持续不断的竞争。每个人都力图利用其所能得到的资源来最大限度地提高自己的地位。
科林斯看到,每个人基本上都在追逐其自身的利益,利益争夺的情况内在地是对立的。
“这里有三条线索:人生活在自己建立的主观世界中;别人手里牵了许多条线控制了一个人的主观经验;为了控制而有频繁的冲突。
生活基本上是为地位而展开的斗争,这些地位决定了没有人可以对他周围他人的势力毫不在意。
如果我们假设每个人都在利用所能得到的资源以使他人为他得到特定环境中的最好可能的局面效力,那么我们就获得了一个能理解大量的分层情况的指导原则。“

概言之,冲突不可避免地产生于诸如财富、权力、声望
①引自阿兰。威尔士(Alan
Wels)
编(当代社会学理论》(圣莫尼卡,1978年)
,第170页。
②科林斯:《冲突社会学》(纽约,1975年)
,第89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715
及其它有价值的可欲物的不公平分配。个人力求占有最大份额的匮乏资源。那些占有较大份额的人,竭力巩固他们的地位,无限扩大他们的利益,用各种手段,特别是强制力来支配制度性结构性的安排,但无人喜欢被统治,必定反抗这种臣属关系,这就导致了冲突。科林斯给他的冲突模型引入许多变量:冲突的根源,社会地位,人们从属的团体,他们的能量及人际间相互吸引的强度等。他还把这一模型运用到组织、国家和社会分层理论上,认为“组织最好被理解为冲突利益的角斗场”
;国家是“有组织的暴力”
;而社会分层的特征则是“各种支配关系的”体系。
(6)达伦道夫:权威关系
达伦道夫是一位德国社会学家,但他积极参与了美国社会学对帕森斯结构功能主义的批评,他在美国暂居期间,还用英文撰写和改写了他的有关阶级和阶级冲突的著作(《工业社会的阶级和阶级冲突》斯坦福大学,1959年)
,基于上述考虑,我们将他与科塞、科林斯等美国冲突论的社会学家放在同一章里来讨论。
在50年代末期,达伦道夫不断猛烈抨击功能主义者的均衡论、整合论的乌托邦观点,认为他们提出了一种过于统一、整合与静止的社会观。但他没有像科塞那样借助齐美尔的冲突理论,而是将马克思(某种程度上也包括韦伯)的见解纳入自己的冲突理论中,提出了一种辩证冲突论的理论模式。
这种观点是否比它所批评的功能主义对社会过程的解释更有效,许多作者对此是心存疑虑的,但它的确体现了对过分强
815西方社会思想史
调整合的帕森斯主义所作出的某种重要的纠正。
达伦道夫也把冲突理论看作是一种局部性的理论,他似乎并不决意用冲突模式取代功能分析模式。他的意图是要保证这两种分析的同等的效力。他说“社会有两副同样真实的面孔:一副是稳定、和谐与共识,另一副是变化、冲突与强制。”
①他认为现今的社会学主要关心前者,因此重要的是要致力于后者的研究,制定一种社会冲突的理论,它对于解释社会变迁是必不可少的。
把冲突与变迁紧密地结合在一起,正是达伦道夫与此取径的许多其它作者的特点。他后来的观点在此方向上有所推进,认为结构功能主义虽也可以分析一些事物,但冲突理论可以分析得更好。
达伦道夫的社会观基于下列假设,它们与功能主义依据的假设截然对立;(a)
任何社会无处不经历着变迁,社会变化无处不在;(b)任何社会无时不经历着社会冲突,社会冲突无时不在;(c)社会中的每一种要素都对它的变化有贡献;(d)任何社会都基于其一些成员对它的另一些成员的强制之上。
②他批评功能主义歪曲了社会现实,因它把社会的均衡的一面当作唯一的和全面的社会图景。冲突理论旨在回答是什么因素破坏了社会的平衡并导致了社会的变迁。达伦道夫强调变迁的原因必须在社会系统内寻找。因此,
①达伦道夫:“走出乌托邦,社会学分析的重新取向”
,载科塞等编《社会学理论读物》(纽约,1964年)
,第225页。
②达伦道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第217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915
必须提出一种模型,它使社会冲突的结构性起源变得可以理解。这只有在我们把冲突理解为社会群体中的各种斗争时才有可能。……根据这一假定,特别要提出三个冲突理论必须回答的问题:(1)冲突的群体如何从社会结构中产生的?
(2)这类群体中的斗争可能会采取何种形式?
(3)这类群体中的冲突如何影响社会结构中的变化。

达伦道夫按马克思的阶级冲突是社会变迁的动力的思路来回答上述问题。但他不同意马克思关于阶级区分的基础乃是生产资料的所有权的思想,他提出,阶级划分有一个新的基础,这就是统治者与服从(统治)者之间的权威关系。一些人参与群体的权威结构而另一些人则不能参与群体的权威结构;一切社会组织都基于上层地位与下层地位的区别之上,“在一强制统合起来的群体(im-peratively
co-ordinated
group)
中的每一种地位都可被认为不是属于统治的群体就是属于被统治的群体。“
②功能主义的社会体系的生物有机体类比就被这种“强制统合起来的体系”的概念取代了。这个取自韦伯思想的概念,其实是“权威”或“权力”体系的一种繁复的说法。正是这种权威体系导致了社会内在冲突的条件。
执掌权力者的利益与被剥夺了权力者的利益是不相容的:前者最关心的是维持现状,后者则力图改变现状取消特权。

①同上,第218页。
②达伦道夫:《关于社会冲突理论》,引自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第219页。
025西方社会思想史
利益可以是明显的,即被明确认识到的,也可能是潜在的,即未被明确认识到的,它们是客观利益,是人们所承担的角色所固有的,这样,人类社会遂形成各种潜在的冲突群体,它们尚不是完全意义上的群体,而仅仅是准群体(quasi
groups)
,当潜在利益发展为明显利益时,准群体就变为群体,利益群体之间为保持或改变地位、现状的斗争便随之发展起来。这也意味着社会结构或快或慢地将发生变化。准群体到明显利益群体的过渡,类似于马克思的从“自在阶级”到“自为阶级”
的过渡,达伦道夫认为这一过程及其伴随而来的利益群体冲突是不可避免的,企图去压制或消灭冲突是徒劳无益的,“在现代社会中,一旦利益的对立被认识到,就必须通过制度化调节冲突”
,①例如,工人与管理者之间的冲突要通过工会而制度化。
反过来,工会将成功地从事冲突活动,这种冲突会带来法律和经济领域的变迁,并在社会分层结构中引起相应的改变。新的中间阶级实际上就是通过阶级冲突制度化所带来的结构性变迁所产生的。
马克思、达伦道夫都把社会冲突视为结构性的,都把阶级斗争放在其理论的重要位置上,难怪达伦道夫常被人称为新马克思主义者。但他们俩的分歧大于其相同点。马克思的阶级划分及斗争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占有权的经济关系;达伦道夫则归之为权威关系,并把这种统治—服从的权威关系模式运用到社会中的每一个群体或组织上,这样,一个处在服从者地位上的个人在另一个群体中或许可能是掌权者。马
①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100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125
克思强调阶级斗争的革命性质,由此引出的是消灭阶级冲突乃至于阶级本身的革命结论;达伦道夫决没有得出超越资本主义,消灭阶级的结论,他的结论是把冲突纳入社会结构中使之制度化、常规化,因而未触及根本动摇现存社会制度的问题。在这些根本立场问题上,马克思与达伦道夫是泾渭分明的。
此外,达伦道夫的观点在学理上也有诸多不足。权威关系当然是极重要的社会关系。尤其是达伦道夫注意区分了权力与权威,权力多半要倚仗强制力,权威则是合法化的权力,即已得到普遍承认的权力,这里同样可看出韦伯合法性思想的影响。
但权威关系并非唯一的决定性因素,财产、地位、声望、生活方式等也是社会阶级结构的重要因素,就这一点而言,韦伯的阶级学说要比达伦道夫更为周全。
其次,权威关系也非唯一的与首要的冲突根源。种姓之间与宗教之间的冲突很少源自于权威关系。
纵观人类历史,许许多多的冲突产生于意识形态、价值模式及信仰体系。
最后,达伦道夫所说的社会变迁似乎限于权威结构,这一点也不足为信。历史的例外可以举出不少,有时变化是深刻的社会变化,但权威结构却无根本变化,如日本的明治维新,彼得大帝的改革等。
对冲突理论的批评可归结为以下几点:第一,把复杂的社会冲突归结为一共同的原则的化约主义错误。大多数冲突论者都有这一倾向,例如,权力对于米尔斯,可欲物对于科林斯,权威关系对于达伦道夫,都是划分社会冲突二分结构的首要且单一的原则。他们把世界一分
25西方社会思想史
为二:权力精英与大众、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等。过分的简化往往无法把握丰富多彩的社会冲突现实。
第二,与功能主义者将稳定与均衡视为社会的主导秩序一样,冲突理论则假设人类社会是一个持续的变迁流转过程。
这一观点忽视了这样一个历史现实,几千年来几无变化的社会(传统社会,部落社会等)的例子屡见不鲜。真理与经验事实存在于两个极端之间:变化是社会的正常属性,没有完全静止的人类社会,稳定也是社会的自然属性,在任何时候,将(社会)结构及不变因素从社会系统中分离出来加以分析是完全可能的,这意味承认社会的稳定的因素。
第三,冲突理论倾向于把冲突等同于变迁,混淆了两个毕竟不完全等同的概念。
它假设变化必然是从阶级、利益、价值的冲突或任何其它的冲突中产生出来的;如果没有明显的或潜在的冲突,就没有变化。
这一点也与经验现实诸多不符。
变革而未导致严重的冲突,或冲突并未带来有意义的变迁的例子在历史中同样可以举出不少。
与这一缺点有关的是冲突理论未曾小心区分积极的冲突与消极的冲突,冲突的不同形式及其对不同社会因素的不同影响。功能论把冲突等同于结构性的偏差与干扰,而冲突论走向另一极端,视冲突为不可避免,故都是有益的。问冲突是利是弊是没有意义的,应该追问的是哪种冲突,什么结果对什么人是有利还是有弊。冲突可能有助于社会的整合与稳定,同样也会导致社会解体。冲突具有安全阀的功能,即可以使社会冲突合法地得以表现,或使冲突制度化;同样,冲突也会无可弥补地毁坏社会组织,导致它的彻底瓦解。冲突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325
理论应把这些完全不同的结果都纳入其理论视野中,用一种更广阔更精制的框架代替仍嫌粗糙的理论。
尽管有上述的缺点,冲突理论仍是一种重要的社会学分析模式。结构功能主义分析的遗漏处,正是冲突理论尤擅胜场处。正如前面所说的那样,冲突与共识、和谐与强制是同一社会现实的两副面孔。社会现象在均衡与失衡、稳态与紧张、整合与疏离之间持续波动着变化着。无论功能主义还是冲突理论都不能自诩具有完全的独一无二的解释效力,对有些社会现象,功能主义的分析妥贴中肯,而对另一些社会现象,则冲突理论的解释似更胜一筹。
162交换理论A(1)交换学说的理论背景
现代社会学的交换理论是在五六十年代美国社会学家霍曼斯的著作中诞生的,同冲突理论一样,交换理论也是作为对功能主义的反拨而发展起来的。交换学说的主要思想可以追溯到很远,它熔合了18世纪的功利主义的经济学、19世纪的功能主义人类学及20世纪的行为主义心理学。
(a)功利主义经济学的“理性人”
(经济人)的思想遗产交换理论的智识根源最早可追溯到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功利主义传统。亚当。斯密、边沁等人描绘了一幅理性的
425西方社会思想史
经济人的图景:人类在自由竞争的市场上与他人进行交易,他们理性地追求最大限度的自身利益。依据他们对市场形势的知识的力量,以及对成本与利润的计算,人们能合理地考虑所有可供选择的方案,并确定最后的行动方向。不过,近代的与经典的社会学家一直试图提出替代功利主义的人性观。
现代交换论者认识到人并不总是理性的,他们也并非每次交换都追逐最大限度的利益,他们的互动关系受外部条件的限制。但人们总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易获得某些利益,并且确实在交易中盘算成本与利益,这仍然是所有交换理论的基本假设。
(b)人类学中的交换论弗雷泽爵士(Sir
James
Frazer,1854—1941)的著作提供了交换理论的最初阐述。在对原始社会中五花八门的亲属与婚姻行为的研究中,弗雷泽惊奇地发现,澳洲土著居民极愿意姑表联姻,而禁止姨表联姻。他试图用人们熟悉的功利主义经济学思想解释此等习俗:澳洲土著人由于没有财力娶妻,不得不交换自己的女性亲属以得到妻子。换言之,人们进入制度化的交换框架以满足他们基本的经济需要。弗雷泽也认识到这种交换关系对于人的地位与权力的后果。他写道,“由于在澳洲土著人中妇女具有较高的经济与商品价值,所以拥有众多姐妹与女儿的男子就富有,而那些没有姐妹、女儿的男子就贫穷,甚至可能得不到妻子。”
①老年男子可能在
①引自埃克(Peter
P。
Ekeh)
:《社会交换理论》(剑桥,1974年)
,第23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525
年轻妇女中为自己物色好几个妻子,而家中没有可供交换的女子的年轻男子则不得不独处或满足于与被长者所遗弃了的妻子相结合。这样的交换制度也使掌握了具有较高经济价值物品的年长男子获得权力与社会特权。
马林诺夫斯基是清楚划分经济交换与社会交换的第一人。在对特罗布瑞安岛民的人种学研究中,他讨论了称之为库拉圈(Ku-la
Ring)的交换体系,在一个封闭的人群圈子里,岛民用臂环交换颈饰,又用颈饰换来臂环。与弗雷泽的功利主义观点形成鲜明对比,马林诺夫斯基认识到臂环与颈饰的礼节性交换的象征意义在于加强一个人际关系的网络。此外,库拉交换只能在同伴之间进行,交换人不能追求最大的物质利益的目的。交换体系用来满足个人与社会的各种社会心理的和功能的需要。
马林诺夫斯基承认解释社会行为时基本的心理需要的重要性,但他拒绝关于人的行为渗透经济动机的假设。马林诺夫斯基触及到个人与社会关系的核心问题。他据以解释库拉关系的基本假设是,一种既满足个人的需要又有利于维持作为一种不断发展的利害关系的社会的制度,比起只能保证一项功能的一种制度要更加稳固。
针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心理学的解释,莫斯重新解释了库拉圈。他力图发现促使接受礼物者给予回报的力量。他认识到是社会而不是个人管理着交换,交换行为是由集体控制的。
这种认识导致了现代交换理论中第一个集体的或结构的取向。莫斯的主要贡献在于他认识到,社会交换过程为一个更大的社会产生行为的道德规范,道德规范则获得一种社会交
625西方社会思想史
换情境之外的独立存在并指导着社会中一切社会的、经济的、政治的人际关系。
莫斯不重视个人在社会交换中的作用。在他看来,并不是孤立的单位行动者的个人,而是某种社会角色的代表参加交换。
莫斯还强调社会交换的伦理学并排除自我利益的考虑。
列维-斯特劳斯,最有影响力的结构主义者之一,既反对弗雷泽的功利主义解释,也反对马林诺夫斯基的心理学的概念,而采取一种类似于莫斯的分析,精心阐述了一个最明确的结构交换观点。他不是从经济利益的考虑,而是从文化意义上定义交换项目,它们的价值不是固有的,而是外加的与象征的。
交换的首要功能是更大规模社会的结构的整合,他也强调交换模式随社会组织形式而有所变化,它们受社会的规范与价值的调节,此外,所有的交换关系都关系到个人所付出的代价,但是不同于经济和心理学对交换的解释,这种代价应归于社会——归之于社会的风俗、规则、法令和价值……;个人自己不承担这些代价,而把它归之于‘社会秩序’……①列维-斯特劳斯还批驳心理学对交换过程的解释。首先社会交换是一种独特的象征过程,它既不出自也不能归之于动物行为。人与低于人的动物具有某些共同的性质,但是使人成为人的独一无二的性质不是人与动物共有的性质,而是使人从事社会交换的性质。第二,社会交换是受社会规则支
①引自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311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725
配的规范的行为。第三,交换行为是创造性的和动态的,而缺乏想象力的动物行为则是静态的。列维—斯特劳斯指出,“在文化领域,个人总是获取多于付出,付出又多于获取。”

此外,人还赋予被交换的事物以独立于其内在价值的意义与价值。第四,交换行为是在经过定义的制度性的框架内进行的。
回顾了人类学的交换论的遗产后,让我们引一段特纳的评论,“这一知识遗产对社会学中交换理论的战略和战术都已发生了影响,但其影响的发挥却只有在心理学中的一支特殊的体系——行为主义观点对它的假设和概念作了重大的修改之后。”

(c)行为主义心理学对交换论的启发作为一种社会行为主义,交换论大大受益于起源于巴甫洛夫(I。
Pavlov,1849—1936)的条件反射心理学的行为主义。从著名的巴甫洛夫试验中得出的一些原理最后汇入到行为主义。这些原理包括:若刺激a连续不断地与刺激b相伴随,那么刺激a会引起一种特定的心理反应;如果与刺激有关的满足感不再出现,那么这种条件反射现象就会消失;与引起条件反射相同的刺激也可像刺激一样引起相同的反应;如一刺激渐渐不同于曾引起某种反应的刺激,那么这类反应就会逐渐减少。巴甫洛夫意识到这些发现虽然是从动物实验中得到的,但对研究人类行为一样有启发意义。
①引自埃克:《社会交换理论》,第46页。
②引自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312—313页。
825西方社会思想史
美国心理学家华生紧紧把住刺激—反应这一概念结构,发展出一套极端的行为主义心理学。其要点是不否认意识的存在,但完全撇开目的、意识等内省的概念和方法,研究刺激—反应关系,可接受的唯一证据是公开的行为,完全站在人类意识的“黑箱”之外,只研究与可观察到的刺激有关系的可观察到的行为。他认为,对刺激及由刺激集合而成的情境所作的适应性的反应或行为(act)
,便是人类行为的基本模式。他确信如果可以将法老时代的孩子送到波士顿教育,他们将丝毫不逊色于哈佛的其它弟子。在华生的模式中,一个有思虑、有价值追求和复杂情感的人主体的古典形象完全消失了。
特纳将行为主义与功利主义作了有趣的比较,认为前者在许多方面类似于后者。根据行为主义,人是寻求酬报的有机体,他总在寻求选择获得最大酬报最少惩罚的目标。
“酬报”简直就是经济学中“利益”概念的另一种说法,而“惩罚”则差不多就是“成本”的代名词。
美国心理学家斯金纳(B。
F。
Skiner,1904— )的著作坚定地致力于行为主义的原理的探讨,对于发展出社会学风格的行为主义给予了强有力的推动。
斯金纳对社会学的理解的释义的传统提出最强烈的批判,在《超越自由与尊严》(1971年)一书中,斯金纳的主要目的之一是从社会科学中逐走他所谓的“自主人”(auBtonomous)概念。
“自主人”概念在人文主义传统中有深厚的根基。就此观点而言,人类拥有一个内在的核心,其行动正是从这一核心发射而出。它允许人们创意、开发与创造。这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925
正是一种人主体的、唯意志论的观点。斯金纳将这种人具有内在的自主的核心的观点斥之为社会科学必须加以清除扬弃的一种神秘的、形而上学的立场。
“自主人”乃是由于我们的无知而生出的概念,它对于我们对行为的了解毫无益处。行为,以及产生行为的条件才是研究的主题。斯金纳坚信,我们不应专注于诸如“感情”
、“目的”之类的概念;而应该专注于行为的检验与控制,以及影响行为的条件。
或确切地说,斯金纳试图驱除环绕在“感情”
、“目的”
、“意识”等概念上的神秘色彩,还它一个客观主义的分析。很自然,他继续了行为主义由动物行为的研究来把握人类行为的传统。
斯金纳引入了驱力概念,这些驱力终至于推动一个有机体走向它的目的物,如食物等。如果有机体得不到满足,就会加大活动量。如果偶然的行为得到预期的满足,这一偶然行为就会得到加强,这与巴甫洛夫、华生的简单的刺激—反应模式的应答行为不同,是把驱力包含进去的一种“操作性条件作用”程序(“Operant
conditioning“
procedures)
,简称操作的行为。
著名的“斯金纳箱”提供了对上述思想的一个极其简洁的实验研究。构造一个箱笼,其中只有一个横棒,动物能够把它压低,从一个小盒中释放出一小团食物。如果动物偶然压低了横棒,它就会得到一团食物,此即所谓酬偿,它便会乐意重复这一压棒行动。当酬偿撤消后,动物驱向酬偿的反应便会逐渐消退。由这里得出行为主义的一个重要命题,现时行为的反馈会影响到未来的行为,而这就是“学习”过程,或“造型”原理。
035西方社会思想史
如果类似先前的伴有酬偿的情境重现,动物会乐意重复这些情境中的行为,此等情境中的刺激则称为强化刺激(reBinforcing
stimuli)。
现在要研究的已不是一个条件刺激同一个无条件反应的联系,而是那些可以明确说明的对种种强化因素都有效的定律,已使我们能够研究学习曲线、概括曲线和消退曲线的性质。由于情境的极其简单化使这一切可以最好地完成。研究表明,有机体(动物与人)学习的速度、学习内容的推广于新的情境,以及获得反应的消退等是直接地并且可以预报地依赖于强化程序(例如,强化是在每一动作——如已被选定为所需反应的压低横棒等——之后,或是采取有规则的间隔强化,或是采取不规则且不能预报的强化程序)。这样,完全可以避免使用内省的概念或方法,便已实现对于学习和消退过程的高级控制。
最后,可以得到的奖酬亦可是刺激本身而不是原来的奖酬(如对斯金纳箱里的鸽子来说,就是那把曾使它获得食物的钥匙)。
通过一系列的中介达到最后的奖酬,这样行为似乎具有了目的,一个有机体在驱力驱动下努力以赴的目的,但这已不是传统目的论意义上的目的,而是控制论意义上的目的,如自动温控系统,通过信息的输入输出的反馈(无需了解系统黑箱的情况)达到似有目的的结果。至于究竟人实际上是不是一架机器?来自外部报酬的一时满足是否能够代替对于行为主要动机的深邃关注等问题,是斯金纳不关心的。
我们等待着反应——尽管它可能是不可理解的——然后给予强化,这就够了。
“在斯金纳手里,行为工程学和实际知识的灌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135
输具有压倒一切的合法地位。“

斯金纳的学生设计了更为复杂的鸽子给食试验。这一实验增加了一把钥匙,有规则和不规则地变化给食量及给食间隔时间,发现如果鸽子从对一把钥匙的反应中得到20%的酬报,就对钥匙作出20%的啄食行为,如果酬报增加到40%,啄食行为也相应增加20%。这就是所谓配比律(matching
law)
,这一定律可用来解释人类的经济行为,在涉及可选择的行为与酬报的关系时,可用配比律而无需用意识的术语来解释。如果一个酬报伴随另一个惩罚,则用计算净结果的方法来考虑人的行为选择,同样无需求诸于目的论的语言。
(2)霍曼斯:社会交换论
霍曼斯是现代交换理论的最卓越的倡导者。他早期的著作《人类群体》(1950年)的重点在系统的分析,而在《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1961年)中,个体心理水平上的交流交换行为成为其首要关怀。他把功利主义的古典经济学与行为主义的心理学熔为一体,尤其注重斯金纳的行为主义基本原理,认为只有诉诸得自于动物行为研究的心理学原则才能有效地解释人类行为与社会组织。所有的人,就像斯金纳箱子中的那些鸽子,是根据情境所提供的奖惩的刺激来修正其行为的。霍曼斯交换理论的基本假设主要基于行为主义的下列观点:(a)
在任何特定的场合,有机体都将发出那些能得到最大
①G。墨菲与J。柯瓦奇著《近代心理学历史导引》下册,第450—451页。
235西方社会思想史
报酬和最少惩罚的行为。
(b)有机体将重复那些已经证明能得到报酬的行为。
(c)
有机体将重复某一场所所进行的行为,而重复行为的场合则是类似于过去它们的行为曾得到过报酬的场合。
(d)目前的刺激如果在过去的某种情况下是曾与报酬有关的话,那么这种刺激将引起与过去相同的行为。
(e)
只有能不断地得到报酬,此类行为才会不断地重复出现。
(f)如果在同样或类似场合下,某一行为以前得到过报酬,而现在却突然一无所获,那么有机体就会闹情绪。
(g)有机体因某一特定行为而得到的报酬越多,那么这一行为对它来说就越不值得去做(报酬过多导致饱和)
,而且越有可能去换做另一种行为,以求获得其它报酬。
①霍曼斯自称是个“彻底的心理还原论者”
,因此他援用动物行为的条件作用原理而不是象征性的人类行为来构造他的交换理论。众所周知,这些原理是基于行为心理学家对实验室动物的高度控制的观察而制定的。动物的需要可以通过研究者设计的严格控制的实验推测出来。但人的需要却很难确认。此外,人是在团体环境中互动的,实验控制对此等环境也无能为力。
为适用于人类的社会组织,对斯金纳原理中要做的最重要的调整,就是要考虑到人的需要是通过其它人来满足的,并且人们是相互酬报与惩罚的。斯金纳的动物只是间接地通过实验室的工具与斯金纳发生互动,并且没有能力来酬谢斯金
①参阅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315—316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335
纳,与之不同的是人类却不断给予和索取,或交换着报酬与惩罚。
为理解霍曼斯交换论命题,对交换论的若干重要概念应先有明确的把握。霍曼斯在他的基本交换原理的陈述中所使用的主要概念有:刺激:环境中的暗示,个体是用行动来对它作出反应的;行动:旨在得到报酬与避免惩罚的个体的行为;感觉:一个特定的共同体的成员用以交流感情和态度的各种活动;互动:社会行为,在社会行为中人们的活动是彼此指向对方的;价值:人从一行动单位中得到的加强或惩罚的程度;酬报:人们得到的任何为他们所积极评价的事物或活动;除了这些借自行为主义心理学的术语外,霍曼斯还从经济学借来了两个概念。
成本:从事一系列行为时所放弃的酬报与招致的惩罚;利益:从事某一活动所得减去成本的酬报;根据这些概念,我们可以概述一下霍曼斯交换理论的主要命题。
(a)成功命题(The
Suces
Proposition)。就人们的全部行动而言,一个人的某一行动越是经常得到酬报,他就越有可能再进行此类行动。这个命题并不谈论为什么某人最初进行这项行动。而只是说,如果某人发现他的行动在对他产生了积极的价值的意义上成功了,他会乐意重复这一行动以再获酬报。行动的频度取决于酬报的频度,并且也取决于
435西方社会思想史
酬报的方式。人与斯金纳箱的鸽子一样,如果有规则地频繁地获得酬报,其行动的频度反倒会低下来。不规则的酬报则会提高行动的频度。
在霍曼斯看来,人们所以在从事赌博、垂钓或打猎时即使成功希望很小,仍十分卖力,是因为这类行动所得之酬报是很不规则的。同样,一项曾经得到酬报的行动不再有任何酬报时,便会中止,除非得到新的酬报。
(b)
刺激命题(The
Stimulus
Proposition)。
如果以前某一特定刺激或一系列刺激的出现一直使人有机会获得酬报,那么,现在的刺激与过去的刺激越相似,个体就越有可能进行此类行动或相似的行动。
刺激命题的关健变项显现在的刺激与在它之下行动得到过酬报的过去刺激之间的相似程度。马拉多纳、乔丹、“摩术师”
约翰逊等超级球星所穿球衣的运动号码都是固定不变的,想必这些号码联着一连串的辉煌。棋手们也乐意在给自己带来好运的地方、城市博奕。
(c)
价值命题(The
Value
Proposition)。
对个人来说,他的行动结果越是有价值,他就越有可能去进行这类行动。
反之,其行动结果越是没有价值,或带来惩罚,他就越不可能进行这类行动。人们能发现价值的事物很多。霍曼斯马上补充道,他所说的有价值事物绝不必然限于物质的价值,也包括诸如利它主义的伦理价值等。
(d)剥夺—饱和命题(The
Deprivation-Satiation
Proposition)。一个人在最近越是经常得到一种特定的酬报,那么对他来说,这种酬报的进一步加码越是缺乏价值。人们会对过分经常的酬报厌烦、饱和,酬报的价值对他们也就减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535
少了,他们对带来同一酬报的行动便不大愿意进行了。这一命题可以补充价值命题之不足。
按波洛玛的解释,“价值命题并没详细说明一个学生为什么能觉得参加一个音乐会比得到一个好的考分更好。霍曼斯的看法是一个特殊报酬的被剥夺或被满足是解释的关健。我们的学生可能已经在这门功课的考试中有了4个高分。感到另一个高分与参加音乐会这个难得的机会的报酬不一样,在这个例子里,他(她)会觉得音乐会要比一个好的考分提供的报酬更大。”

(e)进取—认可命题(The
Agresion-Aproval
Proposition)。这个命题分成两部分:第一,当一个人的行动没有得到他所预期的酬报,或者得到了他所不期望的惩罚,他会愤愤不平;他会作出更富进取心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对他更有价值。第二,当一个人的行动收到期望的酬报,尤其是得到的比他期望的还要大,或出乎意料地他没有因此而受到惩罚,他会感到高兴,并更有可能去做受到了认可的行为,这种行为的结果对他来说较有价值。
霍曼斯强调由这些命题所蕴涵的历史性问题:也就是说,强调人的过去经验对于塑造他的现在行为的重要性。
人过去的成功、刺激、价值获得的历史都会影响他现今的行为方式。他过去作过的选择可能仍然局限于他今天可利用的机会上面,……因此,现代心理学派都十分重视人的早先经历。

①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49页。
②引自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152页。
635西方社会思想史
(f)合理性命题(The
Rationality
Proposition)。
人们在对两种行动进行取舍时,会根据其当时的认识,选择那种随着获利可能性增大,结果总价值也增大的行为。
霍曼斯相信这些行为命题能充分解释的不仅是动物的和个人的行为,而且还有复杂的社会行为;不仅是人们交换商品、货币及其它物质性酬报(或惩罚)的经济的行为,而且还包括交换赞赏、尊重、爱戴、谴责等非物质性的或象征性的酬报(或惩罚)的一切社会行为。霍曼斯批评功能主义对人类行为没有解释能力。理由是:第一,功能理论强调人的行为受社会规范与价值模式支配,但功能主义并没有让我们明白是什么东西促使个人遵守这些规范,以及这些规范又是如何发展的。这就需要交换论的假设,如果体现了规范的行为得到了来自系统的酬报,规范就以这种方式强化了那一行为。这里必须有两者的互动。这样,“功能结构主义与交换结构主义之间的关系可以总结如下:功能结构主义只关心特定的社会关系的一面,而交换结构主义照顾到了两面”。
①交换论的特点在于它不仅关心一种特定的行动如何巩固系统的问题,而且还关心那一行动为什么会进行、重复和固定下来的问题。第二,在帕森斯的理论中,社会成了一个自给自足的自我平衡的系统,社会过程产生在人的行动之外。霍曼斯认为,社会并不能离开处于社会交换过程中的人而存在,“社会学家所研究的制度、组织和社会完全可以分解为人的行
①瓦莱士“当代社会学理论概观”
,载瓦莱士编《社会学理论》,第28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735
动。“
①第三,功能主义把功能需求视为社会的,是社会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交换论的还原论决定了它拒不承认社会群体或系统有自己的需求,有需求的是人而不是社会。霍曼斯批评功能主义目中无“人”
,只有系统、规范。
“然而,一种制度对社会具有功能只是因为它对人具有功能。不存在社会生存的功能必要条件,除非社会给予其个体成员以足够的酬报,使他们致力于对社会的维持,并且得到酬报的个人不只是作为那一社会的成员,而且作为人……社会是由人作成的,这就是社会的秘密,除了人所加进去的东西外,社会中什么也没有。”

霍曼斯摆出一副严厉批评结构功能主义的姿态,然而交换理论与功能理论之间仍存在着相同点。霍曼斯最初的学术面貌也是一个功能主义者,他关于人的形象的观点,即人既是理性的,又是由他自身之外的力量决定的,与帕森斯的人的图景没有根本区别。
作为第二代的实证主义,交换理论的主要缺点是把人类行为、社会现象自然化,忽视社会界、文化与人性的质的特点。他的人性观的基础是斯金纳的狭隘的“行为主义心理学”
,这种心理学将动物行为与人的行为混为一谈。
霍曼斯虽也把能反映人的主观方面的感觉、理性概念引入自己的理论,但严格说来这是同他采用的行为主义方法相对立的。有人讥讽他试图把“经济人”同“心理学的鸽子”杂交起来,但这
①引自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56页。
②霍曼斯:《社会行为:它的基本形式》(纽约,1961年)
,第384—385页。
835西方社会思想史
一杂交并不成功。在他的交换论中暴露出一大堆实证自然主义所固有的方法论缺点,如反历史主义、还原论、机械论等。
从交换论的观点来分析社会相互作用,结果是一幅非常公式化的、理想化的社会生活图景。现实的人际关系被孤立的个人之间相互交换的机械反应所代替。在这里,没有社会的阶级划分,没有文化的历史发展,只有人性不变及每个个人似乎都具有相同的交换手段的假设。
霍曼斯交换理论至少未曾认真探究人的不同于动物的性质,这使他多少忽视了一个重要的事实:符号、象征是人类世界的特征。人并不总是理性的,并不是在所有情境中都盘算成本、酬报与避免危险,人并不总在追逐最大的物质利益。
事物对人具有一种象征的价值,而不是只有其固有的价值,这是由于文化赋予其意义的缘故。鸽子并不会寻求或感受礼仪的报酬,而人却愿意为十字架或一面旗帜而献身。
霍曼斯用条件作用、奖惩机制来解释行为,自然强调过去经验对于决定现在行为的重要性。但根据人的行为的符号的性质,过去经验并非现在行为的必要充分条件。象征的行为的主要特点是能把现在的行动与未来的可能性联系起来。
否则无法解释人遇到新的情境仍然有所行动的事实。
与上述这一点相关的是,条件作用的行为论只是重复过去的行为,而忽视了人类的行为的创造性。
至于将一切社会关系统统归结为交换关系的看法,显然是十分片面的。把世界看作是一个趋向于平等交换的系统的看法也是不真实的。奴隶制、剥削关系不能用交换原则来说明。交换理论囿于小团体,面对面的互动,而对权力、宏观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935
社会结构及社会过程的研究,则至少是不充分的。
法兰克福学派、现象学社会学都参与对包括交换论在内的社会学实证主义的批判,但他们在指责实证主义把社会现象自然化的同时,自己却陷入另一个极端,即把社会生活的独特性、人文性绝对化,否定社会发展规律的客观性,陷入主观社会学的困境。
这使我们格外注意包括交换论在内的实证主义社会学的合理的思想成分,例如,在研究人的行为时采取客观方法的意向。就我们现在讨论的交换理论而言,一方面,作为一种普遍的理论,交换理论是有吸引力的,它为行为科学的一种真正综合创造了条件,鼓舞了一切致力于一门客观的社会科学的尝试;另一方面交换理论强调人对社会的参予,个人是社会秩序的缔造者。难怪一些人在这种激进的自然主义理论中看到了与当代人文主义社会学某些相似的东西。
163现象学社会学A(1)舒茨:日常生活的社会学
现象学的社会学出现于60年代,它是德国社会思想家A。舒茨改造胡塞尔的现象学,将之溶入韦伯的行动理论和美国的互动理论的产物。产生于同一时期的美国的俗民方法论(Eth-nomethodology)同样极大地借鉴和发挥了欧陆哲学现象学的思想,因此,尽管不无争议,仍可视其为现象学社
045西方社会思想史
会学的一个重要流派。
胡塞尔作为现代哲学现象学的创始者,其思想无疑对当代社会科学具有重要影响。但把哲学现象学发展为社会学的理论的可能性不是没有疑义的。但正如我们所知的,他的思想已被舒茨及其它现象学社会学家改造过了,而且,他的思想之被借用和引申是有所选择的。因此,在估价胡塞尔的贡献时,我们最好是把注意力集中于那些被后人有选择地借鉴和引申的观点上。
现象学的社会学依据的主要是胡塞尔晚期的哲学。胡塞尔后期研究的旨趣集中在对他所谓“现代科学的危机”及其摆脱这一危机的出路的讨论。在胡塞尔看来,现代科学的危机意味着科学丧失了它的活生生的人的意义,不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撇开了一切主观的东西,撇开价值的观点,撇开任何关于意义,关于人的生存的价值和品格的判断。其结果人不再是具有其全部生命的整体的人,而成为“单纯的科学事实”的丧失其全部真实生命的内容的人。
胡塞尔拒绝那种认为科学应从其探究分析中清除一切主观的或内省的成分的观点。
胡塞尔证明,人类只有通过意识,通过Cogi-to(“我思”)才能认识世界,对人有意义的世界是在意识中。这并非要否定外在世界的存在,而是主张,外在世界只有透过人对它的意识才有意义。如果存在一个现实的世界,意识则必须出场(pre-sence)。换言之,本源的现实世界正是人们生活于其中、并包含了其全部现实的、可能的及具体意识生活的“日常世界”
,或“生活世界”。它是由常识、日常语言、客体、人群、位置、思想以及其它种种使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145
人们经验其存在、行动和追求的变项所组成的。
它是主观的,因为个人所能直接感受、直觉把握的正是这一世界;而其主观性又是一种“无名的”主观性,因它对任何个人表现为一种自然而然的既存的现实,它的内容不是任何个别主体自身的能动性所能决定,而是由在主观性范围内存在着的世界的现象所决定的,它组合与形成着人们行动与思考的方式。普通人很难不以一种“自然态度”对待这个生活世界,即视其为独立的、客观的存在,以缺乏反省的习以为常的态度对待它。胡塞尔说,引入一种现象学的还原方法,将我们对一切超越(意识)之物的独立存在的信念搁置起来(或放入括号内)
,回到绝对无前提的、绝对内在的和绝对的自身被给予性的Cogito,我们就会发现生活世界的一切皆为“我思”的意向性活动所创造、维持和改变的。科学事业根源于这一日常经验的世界,这不仅指它不能逃逸出这一世界之外,而且还指它也是以日常生活的那些未被阐明的、被默认和信以为真的前提为基础的。简言之,试图寻找一种不受日常谈话方式影响,旨在提供一幅有关这一日常生活世界的纯粹的、形式的和无人身的语言的想法实为虚妄。胡塞尔认为,现象学的任务即在重新揭明科学的性质及起源,恢复科学与生活世界的结合关系,从而克服“现代科学的危机”。
胡塞尔本人并未打算将现象学运用于社会学上去,现象学与社会学的综合是由他的学生舒茨完成的。舒茨不仅谙熟胡塞尔的现象学,而且谙熟韦伯的社会学。在法西斯主义崛起于欧陆之后他移居美国,这使他能够接触美国的互动理论,他也的确深受实用主义哲学和符号互动论影响。不少学者认
245西方社会思想史
为了解其学说的最佳途径也许是把它当作更有系统也更透彻的一种互动论。
《社会世界的现象学》是舒茨的主要代表著作。
舒茨同意韦伯,社会行动必须被确定为赋予意义的经验,但舒茨并不认为韦伯真正说明了行动如何获得意义,或行动者彼此如何获得理解的。舒茨批评经验科学都把世界当作预先给予自己的对象,却忘了经验科学本身连同其全部工具,都是这个世界的各个成分。科学果真希望成为“严格的”科学的话,那么必须具备的与其说是表现于逻辑及数学之形式上的严格性,还不如说是阐明科学的起源和科学受到“预先给予的东西”的世界的制约,科学就是从这一世界中产生出来并活动于它之中的。这一先于客观化的科学反映的世界,就是人的直接性的世界,就是感觉、企求、幻想、希望、怀疑、断言、回忆过去和预料将来的现象的世界。希望弄清楚自己根基的社会学应当转向这个世界。应当把探究社会世界藉以构成为一意义整体的过程作为出发点,而不是预先假定社会世界已经具有了意义并考察其后果。社会世界的理念化和程序化不应被视为“理所当然”
,而应依据常识的范畴和人的构造来解释。
“社会科学方法论的首要任务应该是探究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据以组织其经验,尤其是那些社会世界的经验的一般原则。”

经验的组织和意义的构造问题,在胡塞尔现象学中居于中心地位。
②对胡塞尔来说,对象的意义并非对象本身固有
①舒茨:《社会现实的问题》(海牙,1962年)
,第59页。
②参阅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中译本,第2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345
的,而是意识赋予的,而这种意义赋予的活动,也即对象在意识中被构造的活动。胡塞尔直接把现象学归结为可能意识之对象的构造问题。
①舒茨将这一思想应用到“社会世界如何获得其意义”的问题上,就变成为“社会世界的经验如何被构造得有意义”的问题。在舒茨看来,这些构造,乃是社会行动者藉以解释其行动情境,把握他人的意图和动机,达到主体间的理解和合作,以及一般说来参与社会世界一切活动的根源。因此,要求在理论和经验层面上对构造活动的内容与性质进行系统的考察。如果从社会理论的根基处着眼,这些构造的性质问题是无法回避的,因为这一“从头开始”的社会理论涉及的是一个日常生活和经验的社会世界,“它是使社会现实的世界不被科学观察者所虚构的非存在世界所取代的唯一的最终保证。”

“社会世界的经验是如何被构造的”
这一问题自然是要询问常人如何组织其日常生活的经验,但这一问题则是超越了日常经验的素朴态度(又称“自然态度”)而提出的其实质为“社会是如何可能的”
社会学学者的问题。
素朴态度认为社会世界是自始存在并在他们辞世后继续存在下去的客观实在。
现象学的社会理论则要揭示这个世界实际上是为人们的思想和行动,确切说互动所创造、维持和改变的,揭示出为常人实际所用但却多半不自知不自觉地保持社会现实感有序性的方法。这要求现象学社会理论研究常识和日常经验的认知的
①胡塞尔:《笛卡尔沉思》(海牙,1960年)
,第81页。
②《舒茨文集》(海牙1964年)
,第2卷,第8页。
45西方社会思想史
若干重要特征。首先,日常生活的世界是一个为舒茨名之为“自然态度的搁置”所渗透的世界。
①人们普遍地不怀疑,事物一如其向我们显现的那样,过去的经验将为今日行动的可靠指导。普通事物及事件的客观性及类型建立在“习以为常”或“信以为真”的基础上。如果人们不是把这个“信以为真”的日常世界作为问题来怀疑的话,至少把对它的疑问暂搁起来。
人们相信他们共享一个现实世界的经验。
其次,舒茨指出,行动者所指向的对象是在一经验之流中通过一系列主体的操作而能动地构成的。
这里面特别有意义的思想是,对自然物或社会物的构造是藉不断的“认同综合”
(syntheses
of
identification)而持续更新的。正是通过这种方式,这些对象尽管形态上或行为表现上有变化,但仍稳定地保持为“自身同一”的对象。第三,社会世界的一切客体都是在一个为“现有知识库”
(stock
of
knowledge
at
hand)所提供的“熟识的或似曾相识”(familiarity
and
preacquainBtanceship)
的框架内被构成的,该“知识库”
的产生完全是社会的,对社会成员来说,知识库组成了一种“最高的现实”
,一种形成和指导所有社会事物及事件的绝对现实感。行动者运用这种知识库和现实感去处理与其环境及他人的关系。在此意义上可以说,知识库并非有关世界的全部现有知识,就其实际效用而言,它们就是世界本身。第四,这种社会知识库采取了类型化的形式。这种行动者据以分析社会世界的类型化知识是非精确的可修正的知识。但在自然态度下,人们
①《舒茨文集》(海牙1962年)
,第1卷,第299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545
对经验、行动的组织服务于实用的目的,故对此类知识的有效性仍普遍地不存疑虑。最后,舒茨指出,通过行动者的一种“彼此交换视野”
(re-ciprocity
of
perspectives)的能动过程,就能达到对行动者的彼此主观状态的理解,(即胡塞尔所谓“交互主体性的理解”
,Inter-sub-jective
underBstanding)
,尽管行动者各自的视野、人生经历和动机等不同,从而导致他们对这个世界并非同一的经验,但他们仍可视其经验就所有实践目的或兴趣而言是相同的。
在阐述日常经验的知识时,舒茨加了一个重要的补充,说这类知识与科学知识很少共同之处。科学知识合理性的主要标准是:在分析社会行为时从形式逻辑的观点来看的手段—目的关系的一致性、语义学上的明晰性、情境的确定与科学知识的一致性。
常识的知识按上述科学的标准似是不合理的,因其包含了许多含糊的陈述、暗示、意会、猜测,假设、模棱两可、心照不宣等。但依舒茨的观点,常识有其内在的合理性,其合理性体现为源于“实践的兴趣”
,并以“实践目的”为依归的“实践的推理”。而这正是观念化日常生活世界的主要思路。因为在常识世界中很少严格的手段—目的的合理行动,“行动至好是部分地合理,而其合理程度也有许多等级。”

舒茨把“生活世界”规定为最高的经验现实,他对这一世界的分析,力求回答行动者如何通过互动创造一个共同的主观世界,以及这种创造对于维持社会现实具有何种意义等
①《舒茨文集》(海牙,1982年)第1卷,第3页。
645西方社会思想史
问题。
60年代后期蔚为时尚的俗民方法论可视为舒茨工作的更细致更具体的发展。
(2)俗民方法论
俗民方法论一词,是加芬凯尔(H。
Garfinkel,1917—)类比“民俗学”
(ethnology)这一文化人类学中通用的术语而构想出来的。顾名思义,俗民方法论就是对“俗民或普通人”
(ethno)在社会互动中所使用的“方法”
(method)的“研究”
(ology)。
俗民方法论者自认为(并且其它许多社会学家也认为)
提出了一种激进的新范式,向目前存在的有关社会秩序概念进行挑战,从功能主义到符号互动论无一例外。特纳认为这种挑战空话多于实在。
①特纳还具体分析了俗民方法论从芝加哥互动学派汲取的诸多启发,例如,通过布鲁默的思想,促使人们去注意行动者在互动的情景中如何创造意义或作出定义。其重点在于互动的过程,在于行动者用何种方法建立一种他们对世界具有共同经验的感觉。再如,戈夫曼强调行动者用姿势去创造在特定社会场景中的印象,并倾向于强调印象处理过程本身,而不强调行动所指向的目标。俗民方法论者与戈夫曼一样,关心行动者在社会场景中创造印象的技巧。

然而,俗民方法论确与我们迄今为止所讨论的社会理论
①J。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540页。
②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543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745
有许多不同。首先它反抗公认的社会理论,尤其是结构功能主义,批评它日益脱离日常的社会经验。从结构功能主义的背景看,它促成了一种令人耳目一新的转变:它摆脱与我们大多数人所经验到的社会生活甚少关联的、高度抽象的理论范畴,循着舒茨的理路,直接关注日常生活的世界。
第二,俗民方法论对向为社会学理论所关心的社会秩序问题提出了具有挑激性的质疑。它反对帕森斯的方案,即把社会秩序的现实视为结构性规范性的“外在的”东西,个人通过反映这种结构规范的文化价值来内化这个现实,从而支持社会的秩序。
俗民方法论否认社会秩序有其自在的现实性。多少与符号互动论一样,它认为秩序是行动者在互动中赋予某种情境的,是他们通过创造及共享事物的意义和情境定义创造出来的。但互动论尚还承认如此产生的社会秩序,并且关心形成各种明确的和意会的共同定义、规范及价值观的条件,从而有可能解决社会是如何组织起来的问题。而俗民方法论则对究竟是否存在着一种由共同定义、规范及价值观等构成的秩序现实的问题存而不论(放入括号内)
,我们所能谈论的仅仅是行动者对定义、价值观之类的东西取得一致的印象从而产生的一种“秩序感”
,“俗民方法论者不问社会怎样才可能有秩序,而问怎样才可能有秩序感”。
①因此,形成了什么样的定义和规范并不是他们所关心的中心问题,其最感兴趣的问题是行动者如何才会对定义、规范之类的东西取得一致的印象?通过什么方法人们可以看到、描述和证明定义和规范的存在?以
①同上,第544页。
845西方社会思想史
及人们如何利用其相信定义、规律的存在这一点来维持社会秩序的现实感?社会成于社会成员的共谋并仅仅持存于其成员对它具有共同经验的感觉中。以家庭为例,实证主义社会学用角色概念描述为社会结构的家庭在俗民方法论眼里似只是关于家庭结构的共同感觉。
家庭成员共享一种对他们自己独一无二的共同时间;共享一种共同的空间或至少有权进入其间并对非家庭成员关闭;他们有唯其成员知晓的秘密,需时时提防外人的窥探;他们表现和赋予身份以一种个人生平的整体性,而这对整体性乃是在家庭持续再创造的小天地中创造的和维持的。

在这段话里有两点值得注意,第一,“家庭性”被描绘成一种共同的领悟,观念及休戚相关的东西,如果我们视同样的事物是休戚相关的,如果我们“讲着同样的语言”
,我就与你一样是同一家庭的成员。第二,作为一客体的家庭,必须藉其成员的行动给予维持和一再确认的。
最后,传统的社会学方法大多是科学理性取向的,它们假定行动者对自己的行动,对社会世界及社会秩序多少具有自觉的认识。帕森斯的人性图景既是合理化(手段—目的之合理化)
的又是社会化(认同社会规则及共同的价值)
的;而互动论也强调人们如何依据在互动中形成的共同定义和价值观来看待社会世界及感觉其彼此间的互动问题。
“由于强调科
①韦格特(Weigert)
:《日常生活的社会学》(纽约,1981年)第169页,转引自J。威尔逊(J。
Wilson)
《社会理论》(新泽西,1983年)
,第151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945
学理性,社会学家却远离了日常生活中的理性。“
①俗民方法论者坚持认为日常生活中所用的推理方法代表了与科学推理方法极为不同的一种理性类型。正如加芬凯尔所说:实际上,作为稳定的行为特征的科学理性是由理论化的科学态度支配的。相反,由日常生活态度支配的行动的明显特点是缺少这种或是作为稳定的特点或是作为能得到认可的理想的理性。

在俗民方法论者看来,所谓日常生活态度,是指常人对日常生活世界习以为常、不加反思的态度,以及对他们创造维持及改变其共同的社会现实感和秩序感的“方法”习以为常、“日用而不知”的态度。社会学的研究程序不应强使人们的日常行为符合科学理性的范式,而应如实反映人们习以为常的行为方式,描述我们熟悉的共同知识,并彰显我们“日用而不知、习焉而不察”的那些互动沟通的方法,将一个至今还鲜有人提及的我们共同知识的更深沉的领域展示出来。
俗民方法论者相信,较之标准的社会学所探究者,日常世界的民俗方法乃是更本源的领域。
俗民方法是指常人在建立、维持和改变他们关于在外部现实世界里确实存在着社会秩序的假定时所使用的方法。这些方法如同语法规则使言谈与写作可能一样使互动成为可能。它们表明的是互动的形式而非内容。俗民方法论里的现实建造者完成的是现实的有关程序,而不是有关任何具体现
①波洛玛:《当代社会学理论》,第223页。
②同上。
05西方社会思想史
实。这些方法也使解释、理解及运用诸如角色规范与价值等更表观的“生活方案”成为可能。这些方案一般说明了什么被视为是正常的和可接受的,但它们的意义则基于那些更基础的俗民方法。
举例来说,如果我们想要观察巡警的行为,就会注意到,他们对于情况正常与否的判断,决非简单运用有关规则就能作出的。
警官必须确定特定情境中正常态的含义,以及他们看到的情况的意义,等等。
为了说明警官的行为,我们还需了解警官是如何辨认他所认为的越轨的或违法的现象的,以及他处理了多少信息以使之成为能向他人描述的“证据”和被认可为有关真实事件的“事实”。换言之,我们需要了解警官用了什么方法以便建立一种社会结构感。

这并不是说研究者也运用常识的方法。我们已经说过常识的态度是非反思的。常人对其互动的情境抱着习以为常的态度,故其互动也成为例行公事。比如,一般人都不会怀疑,在车站问询处他可以期望得到某种回答;他与家人有某些特殊的共同经验,因而会有更亲密的交往方式,等等。
总之,行动者具有许多被共同认为理所当然的知识,他们依据这些共同的日常知识的行动总能得到对方的适当的因应,从而使互动正常地进行。
加芬凯尔将这种活动称作“背景预期”
(backBground
expectancies)。
俗民方法论的洞见是通过向这种“背景预期”挑战,用一种故意打断互动的正常过程的实验而显现的。例如,加芬凯尔让学生回到自己家中,却表现得仿佛只是寄宿者,这项实验几乎无例外地引起学生家中人际关系
①参阅J。威尔逊:《社会理论》,第152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15
的紊乱。再如设计一系列的对话,在这些对话中,实验者对被试人所作的每一回答都提出诘问,其结果对话发生了令被试人不解的障碍。下面是一个例子。
被试人告诉实验者(他们两人是同一停车场的使用者)
,前几天在上班途中她的汽车的一个轮胎瘪了。
被试人:“我的一个轮胎瘪了。”
实验者:“你的一个轮胎瘪了是什么意思?”
被试人马上显出吃惊状,然后用敌意的口气回答,“你说‘什么意思’是什么意思?
瘪轮胎就是瘪轮胎,我就是这个意思,没什么特别的意思!多么奇怪的问题!“

在许多类似的实验中,受试人对实验者的这种突兀举动不是表示出上述的恼怒,就是请求实验者解释其行为,或试图将其行为解释为一个玩笑。加芬凯尔指出,当实验使得习以为常的活动变得很成问题时,一些日常不为我们注意的过程、性质、程序、方法等便易于觉察了。
行动者们都假定,他和别人可以有相同的经验,如果他们交换位置的话。就他们眼下的交往目的而言,互动双方各自的独特经历并不足以造成交往的麻烦。此可称为“视野的可互换性”。
行动者假定人的行为是正常的,或按一些人所共知的规则行事的。在典型的互动过程中,行动者彼此都有一种类似的关注,即“表现出正常的举动。”而在意义含混不明的情境
①加芬凯尔:《俗民方法论研究》(剑桥,1984年)
,第42页,转引自吉登斯、J。特纳编《今日社会理论》,第234页。
25西方社会思想史
中,行动者通过将情况重新定义为典型的或例行公事的,以及作出某种修正来实现正常状态,他们总在搜索和选择那些以使社会环境显得正常的种种性质。
常人对日常经验的表达,无论是姿势、暗示、话语或其它的方式,都是索引性的。它类似于图书馆的索引系统,指引我们查阅论及同一课题的其它著作、同一作者的其它著作等。日常表达中的每一用法的意义则指引我们注意它所在的脉络,即它的语境、上下文、背景知识等。
“如果不具备某些背景知识,像互动双方的生平,他们公开承认的宗旨,他们过去的互动经验之类等等,那就很可能会误解互动个体间的符号沟通意义。”
①“索引性表达”
(indexical
expresion)概念强调日常经验、表达的意义是受特定背景内容限制的,这一事实引导研究者去注意行动者如何在某种背景联系中去组织其经验、赋予互动以意义及建立一种共有的社会结构感的问题。
正因为索引性表达的内容远多于它实际所讲的内容,其表达方式必定是省略的、暗示的、喻指的,行动者就必须不断地解释、引伸所交流的内容,填补或等候必要的信息来意会对方的表达。这就是所谓“如此等等原则”
(the
etcetera
principle)
,它似也是人们相约成习的一条不成文规则。戈夫曼说,“为使一场普通谈话的互利合作顺畅进行,我们必须赞赏这种简略原则,也就是说,参与者有理由认为暗含地提
①J。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547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35
及其共同的经验部分将与充分论及它一样有效。“

行动者对社会现实感的维持和对互动情境的解释,在俗民方法论看来还有一个重要的特征,这就是“自反性”
(reflexBivity)
,这一概念在不同的俗民方法论者那里至少有两层含义。其一,当我们解释定义某一情境,我们同时就在创造该情境,使它显得确实、合理和有意义。这与托马斯的“情境定义”概念有异曲同工之妙。
②其二,这样,行动者给予其行为的说明就成为那行为的一部分,它建立和维持着一种那行为是正常的和例行公事的感觉。
藉此自反性概念,“社会成员就同时创造了一种情境及其对该情境的理解。”
③人们在互动中就会忙于维持他们是受一定现实引导的这一假设,即使遇到反常的情况,他们也会首先自反性地寻找另一种解释以维持世界的合理性信念。例如,我们路遇一位熟人,主动向她打招呼却没有得到回应,我们会给出一种解释(如“她可能身体不适或走神未及注意”等)以重新肯定这次邂逅仍是熟人间的一次常规互动。在自反性解释中,人们解释的内容要比实际发生的要多。但与其说俗民方法学者关心这些解释的内容,不如说他们更重视这类解释表现出的那种不顾一切维持社会结构感的意图。
由此又可知道,在俗民方法论者看来,并非秩序感使社会成为可能是的样子,而是人们积极地与主
①戈夫曼:《公众中的各种关系》(纽约,1971年)
,第168页。
②参阅本书第十四章,第5节。
③弗里曼(Freman)
:《日常生活社会学导论》(波斯顿,1980年)第142页,转引自J。威尔逊《社会理论》,第158页。
45西方社会思想史
动地创造和使用各种规则以说服彼此相信存在一个真实的世界的能力“做”成了社会。
①质言之,社会就存在于“社会之印象”的种种创造、维持及改变的努力中。这就是现象学社会学的要义。
克莱伯说得不错,现象学是观念论的一种,只关心人类意识的结构与运作,我们生活的世界被认为是在人的头脑中被创造出来的,了解现象学社会学方法论的最佳方式,是把它当作“社会认知”
的一种。
②而其所关切的正集中在人们对“是什么构成了社会现实”
的问题取得一致认识的方式。
现象学社会学家不相信他们的问题可用社会学的标准方法来解决。他们断言实证主义社会学遮蔽了事实,而他们的工作标志着“一种范式的转换”
,这种转换将惯常的研究方式“搁置”起来,因其对应构成问题的现象视若当然。故现象学社会学自视为一种独特的研究程序,他们探究的世界至今鲜有人涉足,而其处理的问题则是其它社会学家甚至未曾想到提出过的。这些自负的说法自然引起了广泛的争论,有学者认为现象学方法对概念构成和资料采集工作所作的细察详审使社会学这门学科更具生气。但多数社会学家认为现象学所标榜的常识的推理方法似过分琐碎,而现象学社会学家所获致的结论也与常识无异。特纳不怀疑人们对分享共同世界的感觉是互动和组织的重要特征,但不认为它是互动的唯一动力。
俗民方法论者“极度地主张他们探究的领域是唯一的现实,就
①参阅亚伯拉罕:《现代社会学理论引论》,第262页。
②参阅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第六章。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55
使自己显得有点愚蠢。“

对现象学社会学最具学理的批评集中在其现象学的基础上。现象学被指责有一种唯名论的偏向,它竭力使我们相信社会现象仅在个人的行动和例行公事地确认它们的限度内才是真实的,社会存在于心灵中。这一指责意味着现象学社会学也未能超越作为实证主义之基本特征的主客二元论,而且深陷于主观主义的泥潭。舒茨大大鼓励了这种倾向。他把社会世界描述为“严格说来我的世界”。
而社会结构的真实性仅限于行动者对它形成观念的限度内。
现象学社会学的唯名论倾向还可归之于它所接受的维持根斯坦和奥斯丁(J。
L。
Austin。
191—1960)的“日常语言”哲学的影响。这一学派的一个重要思想是词的意义(推广及至行为的意义)为其使用的方式所决定。脱离语言的使用而孤立地讨论意义就会产生曲解,因为这是假设意义可超越使用。现象学的社会学由此接近于否认社会情境的客观性质和非语境化的客观意义的存在的可能性。但如果所有社会意义端赖于使用,所有的社会意义随背景而变化,我们如何还能谈论社会结构和社会关系?造成日常生活背景的活动与行动者用来使这些背景得以理解的步骤并非一事。精神不是自足的,意识也不能脱离社会的、政治的及经济的条件而自发自动。
现象学的社会学的唯名论倾向尤为明显地表现在其对社会结构问题的处理上。他们问怎样才会有一种“社会结构
①J。特纳:《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第557页。
65西方社会思想史
感“而不是”社会结构“
,这使他们提供不出多少概念工具,来处理行动者不大能意识到的各种社会力量的相互作用。他们的探究也只能集中在微视规模上和有限的领域内,缺乏对宏观社会过程的任何社会学的分析。
由于虚化了社会结构,现象学社会学家就不能也不愿解释为什么这种或那种说明、类型或规则象现在这种样子被采用着。他们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在“事实性”所完成的方式上,却忽视了一个问题:人们为什么看重这一套事实而不是另外一套?
此外,倾全力于说明日常生活的情境和面对面的遭遇,加上强调一切关系都是脆弱易破的,就给人一种印象:似乎社会生活中“一切都会发生”。
①其实不然。社会中的行动者是划分成不同阶级、阶层的,其拥有的资源、权力亦不同,这使得强者更有可能将他们认可的确立为真实的事实。由于缺乏关于权力的结构分析,现象学的社会学就不能解释为什么是某一些而不是其它那一些的事实得以构造。它也不能说明意义可能是虚假的,或许还是刻意使之虚假的可能性。说社会互动有赖于互动主体间的交互理解,这不失为一洞见。但理解可能有错,行动者也会受虚幻意识之害。说人类的行动必定基于其对社会世界的某种理解上,这也有几分道理,但不能由此便可推出他们的行动就具有了其理解中世界所有的性质。
现象学的社会学将太多的精力用于向“标准社会学”挑
①参阅莫汉(Mehan)与沃德(Wood)
:《俗民方法论的现实》(纽约1975年)
,第23页。
第十六章 美国反主流的社会学:冲突理论、交换理论、现象学社会学75
战和进攻,但它展现给我们的确是一个低层次的理论:若干理论性的洞见,引导着经验性的探究。它让我们感觉某种新鲜,但终因缺少一般社会理论而显出其窘状。正如克莱伯所说,如果我们接受俗民方法论,“则我们将无法处理任何重大的社会问题,诸如失业、犯罪与战争,而它们都是我们生活中的重大情节。”

①克莱伯:《当代社会理论》,第147页。
85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十七章批判的社会学
171法兰克福学派的历史兴衰、思想A渊源与理论特点
迄今为止我们讨论的社会学思潮都属于非马克思主义的传统。事实上,马克思主义自它诞生以来就形成为社会科学一个独树一帜的强大传统。正如恩格斯在马克思墓前的悼词中所说的那样,“正像达尔文发现有机界的发展规律一样,马克思发现了人类历史发展的规律”。
①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同19世纪发展起来的西方社会学之间存在重大的和根本的分岐。马克思主义是现代社会主义的理论学说,这一运动的目标是超越资本主义社会,这就决定了它对旨在为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性”进行辩护的资产阶级社会学必然采取批判的态度,而我们所讨论过的几乎所有社会学理论都或多或少包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74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95
含了这种辩护的意图及内容。另一方面,在涉及现代西方工业社会的集权的国家结构同分权的经济结构的关系等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同社会学又有不少共同点。
“社会学把市民社会规定为研究对象,提出了强调现代工业社会之分化性与潜在自主性的各种理论,马克思主义则提出以经济‘基础’决定社会文化‘上层建筑’的社会形态理论。”
①这种分权的社会学的社会观,构成为社会学思想各大传统的结合点。马克思的思想对古典社会学的形成曾起过极为重要的作用,韦伯、涂尔干、齐美尔等欧陆思想家的大体系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同马克思思想的持续对话、论战中发展起来的。
由于马克思主义与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深厚历史关系,20世纪前半世纪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学的重大发展都在欧洲。帕森斯三四十年代在向美国社会学界介绍欧陆社会思想主流时,把韦伯、涂尔干与帕累托尊为三大巨头,几乎不曾提到马克思。两次大战后,美国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出现发展、稳定与繁荣的景象,帕森斯的理论独霸天下,马克思主义传统社会理论在美国没有一席之地。
60年代以后,资本主义经济与帕森斯理论都遇到了困难,冲突理论的崛起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传统在美国的最初复兴,但激进如米尔斯等人,并未展现成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马克思以后,西方社会学中真正造成大局面的马克思主义传统的理论首推法兰克福学派。
法兰克福学派标榜社会批判理论,批判的矛头直接指向
①斯温杰伍德:《社会学思想简史》,第2页。
065西方社会思想史
现代西方资本主义社会。
“在现代的工业社会中,人或者被视为孤立的个体,或者被视为集结在一起的群众;而无论如何,个体性的一切美善都已消失。
现代世界变成了精神的荒漠,生命所曾拥有的一切意义都已消失;人是空洞、迷失的灵魂,游荡于他们无法了解的世界。这些主题以不同的面貌,出现于多位社会学开创者的著作中。在马克思,那是异化;在涂尔干,那是失范;在韦伯,那是魔咒的解除。而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笔下,萧瑟的风景已经变成梦魇:社会世界变成了电子怪兽,不断喂饱它自己的成员,且不断操纵与吸收一切可能出现的反抗。“

法兰克福学派孕育于1923年建立的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格林贝格(C。
Grunberg,1861—1940)在所长就职演说中宣布他是马克思主义的拥护者和现行社会经济制度的反对者,但不是在政党—政治意义上,而是在严格的科学意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
1930年,霍克海默(M。
Horkheimer,1893—1973)接任所长,吸收一批经济学家、哲学家、心理学家和历史学家进所参加研究工作。
他保持了研究所超越党派之上、从事正统意义上的学术性工作的的传统,又对研究工作作了重大改革:其一,侧重于哲学、社会学,而不再是历史学、经济学;其二,引入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学;其三,把文化与意识形态的研究、批判作为一个重要主题。从此,社会研究所开创了一个新时期,法兰克福学派诞生了。
①克莱伯:《当代社会学理论》,第十一章绪言。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165
希特勒上台后,迫使学派成员纷纷流亡到美国。先是在纽约恢复社会研究所,隶属于哥伦比亚大学,后迁到南加利福尼亚大学。这一时期,社会研究所把批判法西斯主义、国家社会主义作为首要任务。
1949年,霍克海默、阿多诺(T。
W。
Adorno,1903—1969)等人回到德国,恢复了社会研究所与法兰克福大学的联系,而马尔库塞、弗罗姆(E。
From,190—1980)等仍留在美国。
1951年研究所重新开张,阿多诺主持工作。重建后的研究所仍继承着魏玛时期的传统,再次成为具有独立思考和批判头脑的知识分子的中心,并在科隆、法兰克福、慕尼黑建立了法兰克福小组,对社会民主党的学生组织,德国社会主义学生联盟产生了较大影响。
50年代,用以表征“正统马克思主义与自由民主主义的批判者”形象的“法兰克福学派”这一名称开始出现,并于60年代起流行起来,成为西方哲学、社会学思潮主要流派之一,并跳出学术界的圈子,在美国与西欧的左派青年中产生较为广泛的影响。
自70年代起,法兰克福学派结束了它的灿烂缤纷的极盛期,走向衰落。一因理论上分岐加深,导致组织上开始解体。
1971年,被视为“右派”的哈贝马斯(J。
Habermas,1929—)率其数名学生离开社会研究所,转任马克斯。普朗克学会科技世界生存条件研究所所长。
二因1968年学生造反失败后,以法兰克福学派的激进主义理论为指导思想的新左派运动逐渐沉寂,学派的影响也日趋削弱。三因它的第一代主要成员阿多诺、霍克海默、马尔库塞和弗洛姆相继去世,余者则已退休,失去了中坚力量。一般认为,从整体上看,原先
265西方社会思想史
意义上的作为一个旗帜鲜明、队伍庞大的法兰克福学派,已成为历史,但它仍有一定影响。它的许多基本理论观点在当代哲学和社会学著作中被重视、被研究、被应用。
1983年9月,在法兰克福大学举行庆祝阿多诺80诞辰的理论讨论会,参加者竟有300人之多。
它的某些成员如哈贝马斯、施密特、内格特、韦尔默尔和奥菲等仍各自积极进行理论活动,活跃于哲学、社会学和政治学界,其中施密特于1972年接任社会研究所所长,现仍在法兰克福大学执教,而哈贝马斯也于1983年重新回到该校任哲学和社会学教授。
社会研究所现任所长是路德维希。冯。弗里德堡(Lud-wig
Von
FriedeBburg)教授。
法兰克福学派在将近60年的发展中,成员达数十人,绵延三代。
其中最著名的、第一代成员有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弗洛姆等。第二代成员有哈贝马斯、内格特等。第三代成员有韦尔默尔等。
这一群学者,尽管学术背景不同,观点分岐,但对现代社会进行综合研究和批判这一共同的心愿,使他们汇聚到一起来了。
法兰克福学派的思想渊源可以归结为以下五个方面:第一,法兰克社会学派的理论构建虽然同对马克思的著作,特别是对他的早期著作的研究有着密切联系,它接受了马克思否定资本主义的理论,以及关于人道主义、异化劳动、人是实践的存在物、人的劳动本质等思想,但是,它更直接地渊源于20年代的卢卡奇、柯尔施所创建的“批判的马克思主义”
、“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卢卡奇强调人的历史地位而反对主客体角色颠倒的思想;关于阶级意识在革命过程中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365
的决定作用的主体性理论;关于整体有优于部分的至上性,社会应进行经济、政治、文化、心理等全面改造的总体性理论;关于历史的主体客体相互作用的辩证法理论和批判资本主义的异化、物化理论;以及柯尔施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种“批判的哲学”
的观点等,实际上成为法兰克福学派构筑其理论大厦的基本构件。
第二,鉴于其挖掘了马克思哲学的黑格尔渊源及对黑格尔哲学的推崇,卢卡奇、柯尔施的理论曾被人们称做“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
,不论这种概括是否确切,但至少反映了它们与黑格尔哲学的密切联系,这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法兰克福学派。它尽管拒绝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本体论,但一直坚持黑格尔关于真理的学说,尤其是接受了“他的同现存社会现实必定发生冲突的辩证法”。
同时,又吸取了黑格尔的理性原则,把理性当作哲学思维的基本范畴,故又被某些学者称之为“理性的马克思主义。”
第三,通过早期对康德的研究,导致霍克海默对个体性的重视。此后,又吸取了狄尔泰、柏格森和叔本华、尼采等强调个体性的理论,为法兰克福学派反对个人生存的标准化,关注个人的命运和处境,追求个人的自主性、自发性、创造性、自由和解放这一主题奠定了基调。
第四,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竭力主张把心理现象作为社会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把他们的“批判的社会理论”
建成一门社会心理学,这无疑归因于对弗洛伊德心理学对他们的影响。
第五,在欧洲的文学和思想史中,卢梭、歌德、席勒和
465西方社会思想史
狄尔泰、海德格尔等人代表着文艺的和哲学的浪漫主义思潮。
他们对科学技术文明的发展的伤感情绪、批判态度,及对回归自然和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宁静的向往之情,深深感染了法兰克福学派。
作为一种“批判的社会学”
,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批判理论具有如下特点:第一,与西方传统的社会学,即具有实证主义倾向的社会学相对立。法兰克福学派是通过批判传统的社会学而形成自己的理论体系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实证主义社会学逐步渗入西德,他们主动向其代表人物波普提出挑战。
在60年代西德社会学界的大争论中,他们是“辩证”学派一方的主帅。在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看来,实证主义社会学是为资本主义制度辩护的理论,它由于“崇拜事实”而不能辨别历史的“否定性”
,就必然导致顺从主义和保守主义。
第二,高举批判的旗帜,把批判视为社会理论的宗旨。
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社会理论的主要任务是否定,而否定的主要手段是批判。他们批判的对象,除了文化、世界观、意识形态外,就是现存的社会制度。他们对资本主义社会采取了势不两立的态度。他们有时把他们的批判的社会理论直接当作一种意识形态批判学说。
第三,把社会学与哲学、心理学等各门学科结合起来,对社会作综合性研究。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认为,他们最重要的理论贡献是打破了学术分工,用交叉学科的方法探讨重大的社会问题和政治问题。他们对资产阶级人文科学被分裂为一些彼此分离的学科,从而不能提供关于资本主义社会的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565
完整图景深表不满,提出要集各门学科之精华,对社会作综合性研究。他们强调,社会学家应同时是哲学家、经济学家、心理学家、美学家,否则就没有资格研究社会。
第四,他们批判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却始终找不到出路。法兰克福学派的理论家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达到了异常激烈的程度,其中也不乏深刻、机智之处,但总的来说,这是一种从唯心主义的人本主义立场出发的批判,因此,他们的批判只能停留在单纯否定性的阶段。他们的理论尽管对现实的批判是“无情的”
,但一说到将来就“黯然失色”了,他们并没有指出能鼓舞人们斗志的振奋人心的奋斗目标。
172霍克海默:传统的理论与批判的A理论
霍克海默是法兰克福学派的首脑人物,批判的社会学的创始人。他的主要著作有:《传统的和批判的理论》、《论哲学的社会功能》、《独裁国家》、《启蒙的辩证法》(与阿多诺合著)
、《工具理性批判》等。
1937年,霍克海默发表了长篇论文《传统的理论与批判的理论》,系统地论述了传统理论与批判理论,即传统的社会学与批判的社会学的区别。他所说的区别具体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与现存社会的关系。
“传统理论”
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之
65西方社会思想史
中。与此形成鲜明的对照,“批判理论”产生于现存社会制度之外,把现存社会制度理解为系统的过程。他说:“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是对现存秩序的批判。
马克思关于阶级、剥削、剩余价值、利润、贫困化、崩溃等范畴都归属在批判思维影响下出现的概念,而所有这些概念的意义并不是在对当代社会的维护中得到的,而是在将社会改造成一个合理社会的过程中得到的。结果,尽管在任何一个问题上,批判理论的发展并不是随心所欲的、赶时髦的,但按现存的思维模式来看,这一理论似乎亦是主观思辩的、片面的、毫无意义的。这是因为这一理论完全与目前所流行的思维习惯(由于一贯维护业已过时的秩序从而造就了此种思维习惯)背道而驰。因此,批判理论常被人们视为偏见,是不合理的。“

目的。
“传统理论”
的目的是以纯粹智力劳动来维护现存制度的再生产过程。与此相反,“批判理论”的目的是破坏一切既定的、事实性的东西,证实它们是不真实的,必须加以否定。
他说:“批判的理论活动的目的并不是简单地消灭这一种或那一种社会弊病,因为在它看来,任何社会弊病与社会结构的组织方式有着必然的联系。虽然人的这种活动渊源于社会结构,但是,无论就其有意识的目的,还是就其客观意义而言,这种活动的目的并不是为了在这种结构中起更好的作用。恰恰相反,它要怀疑那些被人们视为现存秩序中有用的、合适的、创造性的、富有价值的范畴,它要把这些范畴
①霍克海默:《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载《批判理论》(纽约,1972年)
,第218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765
作为对人们毫无用处的非科学的东西加以拒斥。……我们此刻正谈论的这种批判态度全然不信当今社会得以建立起来、并提供给每个社会成员的行为准则。“

思维主体。
“传统理论”
的思维主体是抽象的孤立的个人,是作为“世界的基础”
、“脱离任何事件”的个人,“批判理论”的思维主体是确定的、具体的、处于一定关系中的个人。
他说:“批判的思维既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功能,也不是一个个孤立的人的集合体的功能。它的主体是一个确定的个人,这个个人与其他个人和团体发生着关系,并与一个特定的阶级发生冲突;他完全置身于与社会整体和自然界的关系网中。
这个主体也不像资产阶级哲学中的自我一样是数学上的一个点,他的活动是为了确立社会现实。更进一步而言,这种思维的主体并不是认识与对象的相合点,也不是获得绝对知识的出发点。“

认识方式。
“传统理论”
用研究自然科学的方法研究社会,把一切概念、范畴凝固化,忽略了变化和发展,“传统理论”
的认识过程纯粹是一个逻辑过程。
“批判理论”
则在主体—客体的总体化运动中研究社会,其自身的概念也要在运动中得到改变,而且这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他说:在对人的反思中,主体和客体是分开的;它们的同一性只存在于未来,而不是现在。用笛卡尔的语言来说,导致这种同一性的方法亦可称之为解说,但是,从真正的意义上来说,批判思维的
①同上。
②霍克海默:《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载《批判理论》,第206—207页。
865西方社会思想史
解说不仅仅是一个逻辑过程,而且也是一个具体的历史过程。
在这个过程中,作为一个整体的社会结构以及理论家与社会的关系都会改变,主体和思维的作用也会改变。

逻辑结构。
霍克海默指出,“对传统理论和批判理论的不同功能的思考也揭示了它们逻辑结构上的差别。”
②“传统理论”的基本命题确定了普遍概念的定义,所有令人置疑的领域中的事实都被包括进这些概念之中,“批判理论”
尽管也是从抽象的规定性开始的,尽管也必须运用很多的基本原理,但是,“这一切并不能像为了达到某种实用的目的而简化理论那样,通过简单的消减的办法来完成的,相反,每一步骤的实现都有赖于科学和历史经验中所积累起来的对人和自然的认识。”
③例如,“批判理论”在论述商品经济的时候,就不仅仅借助于相对普遍的概念给简单的商品交换下明确的定义,而且还从具体的专业研究中获得尽可能多的知识和合适的材料来进一步充实和发展自身。
理论实质。
“传统理论”是一种“科学知识”
,一种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批判理论”则首先是一种立场,一种政治实践,其次才是一种特定的理论。他强调,两种理论的主要区别“是从主体的不同中,而不是从客体的不同中产生的”
,“批判理论”
除本来就对消灭社会不公正感兴趣外,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批判理论家的“天职是他的思想所隶属的那个
①同上,第211页。
②同上,第224页。
③同上,第225—226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965
斗争,而不是同那个斗争分开的、作为某种独立东西的思想。“
与法兰克福学派的其他理论家一样,霍克海默以批判的社会学为武器,展开了对现存社会和文化的全面批判,就他而言,最有影响的是对“启蒙精神”的批判。他于1947年出版的与阿多诺合著的《启蒙的辩证法》一书就是专门批判“启蒙精神”的。
何谓“启蒙精神”?在霍克海默、阿多诺那里,“启蒙精神”并非专指18世纪所推崇的那种“启蒙精神”
,而是对浸透在人类文化中的根本精神的总称。
他们把它界定为:“总是致力于把人从恐怖中解放出来,并确立其主权的最一般意义下的进步思想。”
①可见,他们所说的“启蒙精神”实际上就是理性原则。
他们说:“启蒙运动的纲领就是要消除这个着魔的世界;取缔神话,用知识代替幻想。”
②培根这位“经验哲学的始祖”
,已经阐明了启蒙的目的,因为培根强调“知识就是力量”
,“知识总是傲岸不屈的”
,坚信“人的理智与事物的本质是协调的”
,“人的理智能战胜迷信,控制自然。”
③霍克海默、阿多诺通过对“启蒙精神”的批判要告诉人们这么一个道理:文化中的这种“启蒙精神”给人类带来了几千年的文明,但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它正转到了反面;从古希腊以来颂扬至今的“启蒙精神”不仅为20世纪的野蛮提供了基础;而且成了人类即将走向崩溃的根源。
历史发展到今天,
①霍克海默:《传统的与批判的理论》,载《批判理论》,第3页。
②同上。
③同上。
075西方社会思想史
启蒙成了一种“自我毁灭的启蒙”
,启蒙完全是极权主义的了,启蒙的胜利就是灾难性的胜利。因此,人要不被“启蒙精神”所蒙骗,就必须重新反省作为文化根本精神的启蒙精神本身。
他们说道:“启蒙运动的目的总是在于使人们摆脱恐惧,确立其统治权,但是被完全启蒙了的世界却处在福兮祸之所伏的境地。”

那么,“启蒙精神”
怎么样由于其自身内在的逻辑而转到其反面呢?启蒙怎么会成为一种“自我毁灭的启蒙”呢?为什么历史发展到今天,启蒙的胜利就是灾难性的胜利呢?为此,他们主要是从以下五个方面去说明的:第一,“启蒙精神”旨在反对神话,破除迷信,可自己走向了迷信、神话。
第二,“启蒙精神”旨在正确地认识世界,可实际上歪曲了世界。
第三,“启蒙精神”旨在增强人的能力,到头来却使人变得软弱无能。
第四,“启蒙精神”旨在反对极权主义,可自己变成了极权主义。
第五,“启蒙精神”旨在进步,可导致了倒退。
从霍克海默、阿多诺上述对“启蒙精神”分析批判中可以看出,他们实际上在这里鞭挞的是整个人类文明史,是千百年来所形成的人类文化。
究其根源,这是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在他们身上的回光返照。
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强调,理
①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第3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175
性、技术和工艺是道德最凶恶的敌人,文明造就了奢侈和贫穷,主张用伦理的、审美的标准来代替功利的标准,崇尚人的原始状态,缅怀中世纪田园牧歌式的宁静。
18世纪浪漫主义哲学的这些基本精神都被霍克海默、阿多诺等所全盘接受。
173阿多诺:实证主义批判与大众文A化批判
阿多诺在法兰克福学派中的地位仅次于霍克海默。他的主要著作有:《启蒙的辩证法》、《专横的个性》、《否定的辩证法》、《认识论的元批判:胡塞尔研究和现象学的矛盾》、《黑格尔的哲学》、《介入:新批判模型》、《真实的妄言:论德意志意识形态》、《社会批判论集》。另外,他还撰写了一批颇有影响的论文。
1961、1964和1968年,联邦德国先后召开了三次社会学家代表大会。以阿多诺为代表的“辩证的社会学”
,同以波普为代表的社会学,围绕着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展开了激烈争论。
从而使实证主义批判与反批判渗入了社会学方法之争中去了。在由双方的文章汇编而成的《德国社会学中的实证主义论争》一书中,阿多诺的论文《社会学和经验研究》集中批判了经验社会学的实证方法。
阿多诺在这篇论文中所提出的基本观点是:(a)不同的研究社会的模式有着极大的差异。
社会学大致可分为两种不同的类型:其一以“社会总体
275西方社会思想史
及其运动的规律“作为研究对象,以洞察”像交换关系这样的基本的结构“作为研究方法;其二则主要研究社会个别现象,而研究的方法就是”单纯的确实事实“。前者即”源于哲学“的”辩证的“社会学,”它企图通过揭示出社会的根本,即传统哲学称之为永恒本质或精神的东西,来重新论述哲学提出的问题。“
它“力求赋予暗中使社会机器合为一体者一个名称。”
①后者,即“实证的”社会学、经验的社会学、研究事实的社会学则反对这种愿望。
“由于今天一般地称之为纯粹的社会科学的东西,自从孔德的实证主义以来,多少有点公开承认以自然科学作为其样板,所以,就更是如此。”
②这两种社会学是根本对立的,无法“归于一个公分母”
,“经验社会学和理论社会学不能共同表现在一个连续统一体上”。
③现在的问题不在于消除两种社会学之间的分歧,使它们调适,而是用一种富有成果的方式,使两者的分歧更加尖税化。
(b)今天,随着对“形式社会学”的不断失望,出现了把经验的社会学推崇到首位的时髦倾向。
经验的社会学反对对社会作任意、空洞的解释是合理的。
但尽管如此,“经验的方法不值得偏爱”。这不仅因为“除了经验的方法外,还有着其它的方法”
,而且还由于“经验方法的吸引力在于客观性要求,可实际上也偏向于主观性。”
④所
①阿多诺:《社会学和经验的研究》,载《德国社会学中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伦敦,1977年)
,第68页。
②同上,第69页。
③同上,第70页。
④同上,第71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375
以,必须揭露经验的方法在客观性外表下的主观性的实质。
“一般地说,经验的社会研究的客观性是方法的客观性,而不是被调查的东西的客观性。”
①在经验的研究中,陈述是通过与概率论规律相一致的、具有普遍性、不受个别因素影响的统计学程序,从对大量的各种各样的个人的观察中得出的。
但是,尽管这些陈述的有效性是客观的,可在大多数场合下,真正当作有价值的陈述加以推崇的仍是那些关于人类主体的客观陈述,那些关于人类主体如何看待自身和现实的陈述。可见,“经验的方法忽视了社会的客观性,忽视了人类据以活动的一切条件、制度和力量的体现,或至多把这些东西解释为偶然的东西。”
即使经验方法是客观的,实际上正因为这一点,这些方法不能渗透到对象的客观性中。依靠经验的方法所得出的结论,“可能也反映了一些客观性,但肯定不是全部地、并且常常以歪曲的形式反映。”
②经验的方法的主观性就在于“允许科学事业自身的任意性。”在经验的社会学那里可以看到这样一个“简单的循环”
:以考察对象为借口来设置研究工具,而研究工具又通过其自己的概括确定对象是什么。

(c)不能把自然科学的模式移植到社会上。
社会具有与自然不同的性质,归纳和演绎法可以用来作为研究自然的手段,但用它们来研究社会,就很不够了。在
①同上。
②阿多诺:《社会学和经验的研究》,载《德国社会学中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第71—72页。
③同上,第73页。
475西方社会思想史
对社会的研究中,“唯有洞察现存的反应方式的起源,洞察这些反应方式与所体验事物意义之间的关系,才能使人们辨认所记下的现象。”
①在对社会的研究中,关键的是要正确处理一般与特殊、间接与直接之间的关系。可当代的社会学否定这种关系,从而使反映成了“纯粹的复制”
,即成了“对假设现象的具体统觉,而复制对象实际上也就是歪曲对象。”
要改变这种状况,不能像实证主义社会学者涂尔干那样“非常简单地从描述上区别‘集体领域’和‘个人领域’,而是应将这两个领域的关系真正沟通。”
“在这对形式的社会学的严峻反对和补充中,在盲目确定事实中,一般和特殊的关系消灭了,但社会正是从这种关系中获得自己的生命,从而这种关系为社会学提供了对人来说唯一有价值的对象。”

(d)一般与特殊的关系,在社会和自然界中的表现形式与性质是迥然不同的。
“在社会学中,人们不能从关于社会事态的部分断言推出其一般的(尽管受限制的)有效性,就像人们习惯于从观察一片铅的特性,而推知铅的一般特性那样。”
③社会科学规律的一般性全然不是个别、部分完全结合进去的概念范围的一般性。
“任何把人类世界同数学自然科学的对象,至少是‘宏观世界’的对象的规则性和恒久不变性相比较的人,都不能
①同上,第75页。
②同上,第76—77页。
③阿多诺:《社会学和经验的研究》,载《德国社会学中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第77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575
使这一世界改观。“
①当然,在人类社会中,人类的行为是通过理智得以沟通的,而理智包括着一般的要素。但是,由于资本主义社会相互对立的特殊利益,这个一般也被特殊化了。
个人利益即使具有同一性也倾向于相互反对。流传甚广的那种社会原子的说法,即把个人在总体面前所表现出的软弱无力视为正当且把社会原子类比于自然科学中的原子概念,这只是隐喻的说法。甚至在电视屏幕前,社会最小单位的相似性,即个人的相似性,也无法用物理—化学的可能的精确性来严格确定。
“但是,经验的社会研究似乎采纳了社会原子的观念。”

(e)
社会研究一旦以总体不能为其方法所理解为理由,把它当作纯粹的隐秘的形而上学偏见来消除,那就会走向荒谬。
因为此时的研究必然只是停留在事物的表面上,“假如人们把有关存在的问题作为假象,作为不能借助方法而认识的东西来禁止,那么,本质联系——社会的真实的存在——就会先验地不被认识。”
③大可不必问这些本质联系是“实在的”还是概念的结构。把概念的现实归结于社会的现实的人们,不必害怕被谴责为唯心主义。这里所指的不仅是认识主体的结构概念,而且也是支配现实的概念。
“社会分毫不差地服从这个概念,它为一切基本社会事件提供正确模式的客观性。这个概念既独立于服从概念的人类意识,又独立于科学
①同上,第77页。
②同上,第78页。
③同上,第79页。
675西方社会思想史
家的意识。“
①面对物质现实和所有确凿的资料,人们可以把这种概念实体叫做幻像,但它不是装饰科学用来美化现实的幻像,而是现实内在固有的幻像。幻想统治着现实。实际上这一切幻想最真实,它是迷惑世人的模式。实证主义科学把这一幻想作为纯粹的幻想加以批判,认为它是无效的,可现实本身不断地证实这种有效性,因为社会科学是批判科学,在其逻辑外延和组成整体的个体因素特点的统一性方面,完全不同于自然科学,所以,在社会科学中,人们不能像在自然科学中那样,从部分推到整体,而是应通过整体来了解部分。
(f)
把主观陈述与其客观因素作简单对照,不能根本解决问题。
把有关人的主观意识与无意识的陈述同其存在的客观因素相对照,这对经验的社会研究来说,是最起码的要求,“似乎仅仅是属于社会研究范围的那种偶然的或纯粹的‘背景研究’,才使社会研究有可能揭示本质。”
②但往往事与愿违,把某些观点和某些条件相比较的方法,没有能消除根本的困难。
关键在于与有关人的主观意识与无意识的陈述相对照的“客观因素”究竟是指什么。在这些给定的客观因素中,必然会首先强调与被研究的主观意见、情感和行为有关的东西。例如,在证实无产阶级已消失了这一陈述时,往往首先考虑的是工人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看法。然而,即使调查提供了从统
①阿多诺:《社会学和经验的研究》,载《德国社会学中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第80页。
②同上,第83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775
计学的角度看已是非常有说服力的证据,即工人都不再认为自己是工人,否认还存在着无产阶级,这也决没有证明“无产阶级非存在”这一陈述是正确的。这种主观的调查结果将不得不与客观的设想结果相比较,例如,那些被调查者在生产过程中的地位,他们对生产工具控制与否,他们有无社会权力。
(g)所有既定的调查因素,通过社会而沟通。
一些既定的事实,即被经验的社会研究作为最终因素者,本身不是最终的,而是有条件的。这样,经验的社会研究就不能把与其方法有关的既定的事实,同事实自身的存在混淆在一起。例如,所谓的公众的舆论就是“与其方法有关的既定事实”
,不能用对公众舆论的研究来代替对事实本身存在的研究。
“一旦经验的社会研究断定公众舆论是绝对的,其自身就变为意识形态了。
这是毫无反思的唯名论真理观的错误,它由于不能确定一个不同的真理,就错误地把一般的舆论等同于真理。“
①一般的舆论不能代表真理的近似值,相反却代表了社会上普遍的幻想。
要使经验的社会研究摆脱致命的错误,就须借助于分析:分析舆论与现实的关系。
从上述阿多诺所提出的基本观点可以看出,他在这里所反对的不仅仅是“经验的社会学”
,而是整个唯科学论和实证主义社会学。他在这里对唯科学论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评与霍克海默在30年代对传统哲学的批判,与他和霍克海默在
①阿多诺:《社会学和经济的研究》,载《德国社会学中关于实证主义的争论》,第85页。
875西方社会思想史
40年代对启蒙精神的批判,是一脉相承的。他的这种批判无非围绕着这样两个中心:第一,批判唯科学论和实证主义社会学为现实辩护。强调经验论研究只是简单地肯定社会世界的现有形式,并且证实这个现有形式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的总和,是“科学地确定下来的”实际。第二,批判唯科学论和实证主义社会学“崇拜简单地被记录下来的东西”
,否认认识主体的能动作用。强调被记录下来的东西,即直观事物,在认识的过程中将会消失。
社会从本质上是由主体,一般说来是由人的主观性“所认识的”
,一个学者要得出符合实际情况的认识,就不应该摆脱自身的主观性。他特别反对唯科学论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真理的剩余理论”
,按照“真理的剩余理论”
,真理便是在认识思维中排除了主观掺杂物以后所剩下的结晶。他认为,排除了主观掺杂物以后所剩下的不是真理,而是谬误。
阿多诺在批判唯科学论和实证主义社会学的过程中提出了“批判的社会学”。根据上述七方面的基本观点,可以把他的“批判的社会学”
归纳如下:对象——社会总体;方法——使经验研究服从于理论研究;任务——对文化、世界观、意识形态等方面进行批判。由于阿多诺在提出“批判的社会学”时,还是以马克思主义自居的,所以,他有时又把“批判的社会学”称为“新马克思主义社会学”。
阿多诺也从其批判的社会学出发,展开了各种批判,这里仅介绍他对大众文化的批判。
所谓大众文化是指借助大众传播媒介而流行于大众中的通俗文化,如通俗小说、流行音乐、艺术广告等。在阿多诺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975
看来,大众文化起码存在如下几个方面的弊端:大众文化呈现商品化趋势,具有商品拜物教特性。阿多诺出于对先锋派音乐的偏爱把它看作唯一例外,但仍把其余的音乐作品看作为商品,甚至明确指出:“就最严格意义上讲,爵士乐是一种商品。”
①他对音乐领域中创作和消费受到利润动机和交换价值的支配的商品化趋势的后果作了具体分析,其一,使得划分音乐作品的二分法,不再表现为“轻音乐”
与“严肃音乐”
之分,而是表现为受市场导向的音乐和不受市场导向的音乐之分;其二,使得创作者主要关心的已不是艺术完美和审美价值,而是上座率和经济收益,他们一味迎合顾主的需要,成了消费者的奴隶;其三,使得极大多数作品的价值已取决于是否可变为可销售的和可交换的,价值的实现依存于欣赏者肯否为之付钱,以投资效果作尺度。针对所出现的对文化商品的偶像崇拜,阿多诺提出了“音乐拜物教”
(musical
fetishism)
概念。
认为这不是一个出自心理学的范畴,而是出自经济学的范畴。植根于由交换价值而不是由使用价值所统治的社会商品性质,表现为当代音乐生活已为商品形式所统治。在美国,音乐文化同消遣娱乐、广告宣传混杂在一起,不仅一个人为能欣赏音乐,就必须同时收听广告,而且音乐连同它的悠扬庄严的属性也一起被用于商业广告,如果说在严肃音乐中广告功能还小心翼翼地被淡化,那么在轻音乐中总是在突破记录,广告宣传渐占优势地位。商品的价值本是使用价值与交换价值的结合,可是当音乐作品为了
①阿多诺:《论爵士乐》,《社会研究杂志》第2卷,1936年,第23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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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交换价值而大批量生产时,从中可能得到的欢愉数量也大大减少了,人们对音乐的崇拜已异化为对音乐所能取得的交换价值的崇拜。
大众文化生产的标准化、齐一化,导致扼杀个性。阿多诺将流行文化的生产描画为一种“标准化”现象,文化工业按照一定的标准、程序,大规模生产各种复制品,如电影拷贝、唱片、照片、录音带等,它促进和反复宣传某个成功的作品,使风靡一时的歌曲和连续广播剧可周而复始出现。艺术作品本需要个性化,而且是真正的个性化、个别化。可是,由于文化消费者的顺从听命和文化商品供应者的厚颜无耻,艺术创造性受到限制,导致经常重复生产无创造的同样东西。
文化的生产和消费呈现出伪个性化和非个性化倾向,剥夺了个人的创造能力。
大众文化是一种支配力量,具有强制性。由于大众文化的典型做法就是“不断重复”
、“整齐划一”
,使“闲暇的人不得不接受文化制作人提供给他的东西”
,①就具有了强制性,剥夺了个人的自由选择。阿多诺曾以电话机同文化工业中的收音机的区别为例说明。
前者仍允许电话用户扮演主体角色,可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思想;后者看来是民主的,但它把所有参与者都变为听众,并且命令式地要他们收听对所有人恰好是一样的节目。它缺少选择,不能对话。于是,一方面,文化活动失去了为人们提供娱乐和消遣、给人以精神享受的作用,而成为劳作的延长,旨在恢复精力,以能再次应付机械
①霍克海默、阿多诺:《启蒙的辩证法》,第124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185
的工作,从而,“快乐变为无趣”
;①另一方面,文化工业决定着娱乐商品的生产,控制和规范着文化消费者的需要,成了一种支配人的闲暇时间与幸福的力量。这就使得文化工业得以成为独裁主义乃至法西斯主义控制公众舆论的强大手段,生产它们的追随者。只要德国法西斯分子某一天决定通过扬声器发出一句话说:“决不容忍!”
第二天全国就会异口同声:“决不容忍!”
174马尔库塞:资本主义社会批判A马尔库塞是法兰克福学派中最激烈,也最有影响的成员。
他的主要著作有:《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单向度的人》、《论历史唯物主义现象学》、《论历史唯物主义的基础》、《理性与革命》、《爱欲与文明》、《本能结构和社会》、《革命伦理学》、《五篇讲演》、《否定》、《论解放》、《从富裕社会中解放出来》、《自由和历史使命》、《纯粹容忍的批判》、《反革命和造反》等。
(1)实证主义批判
马尔库塞与他的同道一样,在对传统社会学即实证主义社会学的批判中建立起自己的批判社会学。只不过与他的同道相比,他的这种批判更加尖税、系统。从他早期的《理性与革命》一直到晚期的《单向度的人》,贯穿着一根批判实证
①同上,第137页。
285西方社会思想史
主义的主线。
归结起来,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主要围绕以下四个方面展开:第一,批判实证主义的经验主义倾向。
马尔库塞首先反对的是实证主义对经济事实可靠性的信赖和对理论客观性的追求。
他强调,在知识的所有领域中,除了逻辑的和经验的规律外,还要有理性的作用,但支配理性的原则显然不是由经验和逻辑所能说明的,实证主义由于用证实性原则衡量一切事物,而把理性的原则排除于哲学之外,这就取消了哲学的批判功能。
第二,批判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倾向。
马尔库塞对实证主义的科学主义倾向的批判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其一,他反对实证主义“拒斥形而上学”的主张。
他强调,形而上学比科学对实在的理解更深刻,形而上学是“人们对他所得到的评价和体验不满意的一个宣言”。生活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那些被异化的人们,从其经验出发,他们只是感到自己的微不足道而已,但借助于“形而上学”
,他们则可以获得安慰,也就是说,形而上学能为人们提供一些梦想,在这些形而上学梦想中人们会把自己同超人的力量等同起来,从而获得内心的安宁。其二,他反对实证主义把科学视为知识的唯一可能形式的主张。他强调,实证主义突出科学的作用,必然造成“人完全变成了哑巴,只有科学才能说话”
,势必会造成“现成状态的永恒化”。在他看来,关键在于实证主义没有认识到,“科学同对它的解释是风马牛不相及的”
,不能把思想和科学等同起来,不能不对科学进行批判性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385
的解释。
第三,批判实证主义的顺从主义倾向。
“肯定性的思考方式”
、“顺从主义”
等就是马尔库塞从社会作用的角度给实证主义下的结论。他强调必须揭露实证主义标榜“中立”的伪装,认为实证主义实际上是简单地肯定社会世界的现存形态,并且证实了这个现存形式是经过“科学验证”的事实的总和,是“科学地确定下来的”实际。马尔库塞还从黑格尔哲学中借用了“肯定”这一术语,论证实证主义是一种顺从现实、维护现实的思考方式。他以日常语言哲学为例来说明实证主义的这一“弊病”。在他看来,日常语言哲学以“治疗”为名,排除了思想领域中的“否定”因素,日常语言哲学维护语言的日常用法,即是维护既定的事实。
第四,批判实证主义的反人道主义倾向。
马尔库塞上述三个方面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包含着深刻的人道主义动机。他对实证主义的批判归结到一点,就是批判其反人道主义。在他看来,给人以规范性指导的理论并不是基于人的经验事实,而是依赖于对人的主体价值的充分信念,实证主义的要害就是忽视人的主体性。
(2)资本主义社会批判
马尔库塞是现代西方社会中最有名的批判家。他以批判的社会学为理论依据,对当代社会、文化、意识形态展开了全方位的批判。当然,其中最有影响的是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分析批判。
485西方社会思想史
马尔库塞认为,在马克思那里,对资本主义有两种不同形式的批判,一种是像《资本论》所做的那样,从剩余价值理论出发,批判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另一种是像《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所做的那样,以异化理论为出发点,批判资本主义社会对人性的摧残。正当前一种批判方式因不适用于现代资本主义社会而失去战斗力时,后一种批判方式越发显示出其“后劲”。用剩余价值理论分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展现在人们面前的是一个“矛盾消失了的世界”
,而用异化理论分析,所看到的是一派栋析榱崩、世风日下的景象。
他提出,根据马克思早期的人本主义、异化理论,判断一个社会好坏的标准只有一个,这就是看生活在这一社会里的人的人性是实现了还是异化了。
他说道:“一个社会里的基本制度和关系(它的结构)所具有的特点,使得它不能使用现存的物质手段和精神手段使人的存在(人性)充分地发挥出来,这时,这个社会就是有病的。”
①在他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之所以是“病态的社会”
、“罪恶的社会”
,正在于它压抑、扭曲了人的本性。
就这样,他以抽象的“社会与人性的对立”代替具体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对立”
,作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他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下述四个方面的批判都是围绕着揭露作为整体的社会如何压抑人性这根主线展开的:
①马尔库塞:《当代工业社会的攻击性》,参阅《工业社会和新左派》中译本,第4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585
(a)对“消费控制”的批判。
在他看来,追求物质享受并不是人的本质特征,但是,在现代西方社会里,人们恰恰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最基本的需求。他认为,这种不属于人本质需要范围的“虚假的需求”是这个社会强加给人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实行“强迫性消费”政策,动用一切宣传机器刺激人们贪得无厌地追求物质享受,使人们把这种“虚假的需求”当作自己“真正的需求”。
“对于晚期资本主义来说,这变成了它最必要的控制装置之一。一再唤起新的需要使人们去购买最新的商品,并使他们相信他们在实际上需要这些商品,相信这些商品将满足他们的需要,结果是把人完全交给了商品世界的拜物教,并在这方面再生产着资本主义制度甚至它的需要。”
①一旦把追求物质享受这种“虚假的需求”奉为信条,就出现了人与整个社会制度的“一体化”。在这种“一体化”统治下人所过的是一种“痛苦中的安乐生活”。人们拥有自己的高级住宅、小汽车、彩色电视机,不言而喻,还有吃和穿的东西,这当然是够“安乐”的了,但须知,这是建立在痛苦基础上的“安乐”。
全部的关键在于,人们在把物质需求作为自己的基本需求以后,实际上他们已是“为了商品而生活”
,已把“商品作为自己生活灵魂的中心”。
②人同产品的关系完全被颠倒了,不是产品为了满足人的需要而被生产,而是人为了使产品得
①转引自弗格森编:《革命还是改良?——马尔库塞与波普的对照》,第6—67页。
②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波士顿,1964年)
,第11页。
685西方社会思想史
到消费而存在。人拜倒在物面前,把物作为自己的灵魂,这就意味着忘却了、失去了自己的灵魂。马尔库塞指出,这种由于实行“强迫性的消费”
所带来的人与物之间关系的颠倒,人的本质的异化,比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描述的那种发生在资本主义早期阶段的、由于“劳动产品”的异化所带来的人性的异化严重得多。这是因为在资本主义的早期阶段,尽管劳动者的劳动产品被异化了,但这还“属于他们自己的经历”
,他们与劳动产品的对立,只是表现为无权支配与享用它们,而在资本主义的现阶段,劳动者非但不能支配自己的劳动产品,而且反被产品所支配,成了产品的奴隶。
(b)对“爱欲压抑”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一方面在于把不属于人本质特征的对物质享受的追求强加于人,另一方面在于对真正的人的本质肆意压抑。他所说的真正的人的本质就是指人的爱欲。
他通过改造弗洛伊德的心理结构理论,把人的爱欲视为人的本质,并进而把这一观点同马克思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所提出的劳动是人的本质的观点结合起来。
在他看来,马克思虽提出了劳动是人的本质,但没有进一步回答人何以在劳动中才能实现自己。
实际上,人所以能通过劳动实现自身,根本原因在于劳动为“大规模地发泄爱欲提供了机会。”
这样,他把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压抑爱欲的批判归结为对“劳动的非爱欲化”
的批判。
他指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的高度发展,自动化程度的提高,劳动的分工越来越细,人们在劳动中从事的是一些“单调的无聊的”
、“翻来复去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785
的动作“
,人越来越成为一种工具。这种劳动“把整个的人(包括肉体和精神)
变换成一种工具的某个部分。
……技术分工把人的存在分裂成片面的机能,受资本主义过程的调整。“
①这种劳动同“肌肉放松、四肢活动”
的发泄爱欲的消遣完全是两回事。
正因为这种劳动不是实现了而是压抑了爱欲,所以它极其严重地摧残了人的本质。
(c)对“攻击性”的批判。
马尔库塞对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的侵略、攻击、恐怖等种种罪恶现象也进行了辛辣的揭露和批判。问题是他在进行揭露和批判时,一方面把这些现象的出现归因于人的本能结构中的“攻击本能”的滋长,另一方面又竭力说明这些现象的可恶主要在于扭曲了人的本质。他接受了弗洛伊德认为人的本能结构主要由生本能(即爱欲)和死本能(即攻击本能)两部分组成,而能量总和不变,在它们中间分配、此长彼消的观点。在他看来,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由于人的生本能——爱欲遭受了重大压抑,所以使本能结构朝着有利于死本能——攻击本能的方向发展,攻击本能逐渐占了优势,从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攻击性的社会”。他认为攻击本能在本能结构中占了上风是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种种侵略、恐怖现象的根子。他公然宣称:“弗洛伊德的理论认为,破坏本能所追求的是毁灭个人的生命,而不惜先毁灭其它的生命和目标,如果这一理论是对的,那么,我们在实际上就可以说,这个社会具有一种自杀的倾向,而且我们
①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波士顿,1972年)
,第1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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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在个人的本能结构里找到彻底毁灭全球的这场游戏的根子。“
①那么,为什么人的这种攻击本能的发泄非但没有使人的本质得以满足反而遭致扭曲呢?他是这样解释的:人的攻击本能属于人的本能结构的一个组成部分,本来它的发泄也能使人的本质得到某种程度的满足,但人的攻击本能按其本性是没有固定攻击目标的,无拘无束的,现在,资本主义社会别有用心地利用了它,操纵了其目标,使它指向这一社会所希望对准的目标,在这种情况下,攻击本能发泄得越甚,它的受控制的程度也越高。
(d)对“生态危机”的批判。
马尔库塞认为,在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存在着严重的“生态危机”
、“自然危机”
,这是由于人们贪得无厌地“开发自然”
所引起的。所谓“开发自然”
,实质上就是“破坏自然”
、“盘剥自然”
,就是使自然界成为“商品化的自然界,被污染了的自然界,军事化了的自然界”。
②他对“生态危机”
、“自然危机”
的批判也是着眼于对人性受摧残、受压抑的揭露。他提出,自然界不仅仅是人生活的源泉,也是人的想象,人关于美与和谐的观念,人只有与自然界处于有机统一之中,才有自己的快乐和满足。
现在人把自然视为可以无止境地盘剥的对象,把自己从自然那里引开,这样就切断了人与自然统一的纽带,从而使自己成为一种没有根基的、迷失方向的存在。
他说,在现存的社会中,被人类的暴行污毁了的自然界,正成为控制人的“社会伸展出来的
①参阅:《工业社会和新左派》,第17页。
②马尔库塞:《反革命和造反》(波士顿,1972年)
,第60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985
手臂“
,自然界不再是人的性本能实现的“天然空间”
,而成了人的性本能被奴役的“地狱”。
马尔库塞这种对资本主义社会所作的“人本主义”的批判,带来了一系列不可避免的理论后果:理论后果之一:他不可能揭示造成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遭致异化的最终根源。
理论后果之二:他不可能找到改变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人性被摧残现象的真正力量。
理论后果之三:他不可能指出一条消除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压抑、摧残人性的现实道路。
理论后果之四:他不可能描绘出替代压抑人性的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理想的未来图景。
尽管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是一种人本主义的批判,并且他的批判理论走入了死胡同,但是这毕竟是一种批判。必须对马尔库塞有一个基本的估价,即他并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辩护士,而是它的批判者。
马尔库塞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批判,提供了不少思想资料和社会资料,借鉴这些资料,可以深化我们对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认识。
马尔库塞使我们了解到,第一,高度的物质文明只是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一极,处于这一社会另一极的则是极度的精神堕落,在优裕的物质生活后面隐藏着人精神上巨大的痛苦和不安。
第二,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控制方式已发生了很大变化,控制的重点正从政治、经济领域转向思想文化领域,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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代资本主义社会成了一个新型的极权主义社会。
第三,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矛盾正呈多元化、整体化趋势,在古典资本主义时代,对基于社会基本矛盾的阶级冲突的解剖就能揭示社会全部秘密的做法,在当代的条件下已变得不合时宜。
175哈贝马斯:现代科学技术批判A哈贝马斯是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他的主要著作有:《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理论与实践》、《分析的科学理论与辩证法》、《论社会科学的逻辑》、《认识与人的兴趣》、《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和科学》、《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文化与批判》、《重建历史唯物主义》、《交往和社会进化》、《合法性危机》、《交往行为的理论》。哈贝马斯的这些著作大致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偏重于社会学,另一类偏重于哲学。偏重于社会学的一些著作也极其有名。例如,发表于1962年的《公众社会的结构变化》,是他的成名作,到1980年为止,这本书已再版十一次,并成为德国标准的社会科学读物。
《交往行为的理论》则是发表于1981年的他的论述社会学说基础的巨著,他在该书中提出的交往理论,轰动了整个社会学界。
(1)与波普论战
哈贝马斯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第二代的主要代表人物,继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195
承了其前辈反对实证主义社会学的传统。
围绕阿多诺与波普在德国社会学会的图宾根会议上的论战,哈贝马斯发表了《1964年的一次论战:反对实证主义的不彻底的理性主义》的论文,捍卫了他的老师阿多诺的反实证主义立场,从四个方面批判了波普的经验主义、对经验分析研究的实用主义解释、夸大非理性信仰的作用以及真理标准与事实相分离的观点。他说,首先,波普一方面正确地与经验主义相对立,主张从理论角度来理解和确定事实;另一方面又假定事实在认识论上不依赖于理论,而理论则应通过描述方式来把握事实和事实之间的关系。这是波普的实证主义残余。其实,自康德、黑格尔以来,已批驳了感性经验的最终有效性,没有无理论中介的知识,“追求明显的、直接的原始经验是徒劳的”。
①其次,波普把实验的检验当作证伪的裁判,这种验证方式与实用主义关于知识的证明相一致。因为“按照实用主义观点,实验检验就是结果检验,它们可能驳倒假设,但也可能证实假设。”
②从而,波普企图用实用主义方法来确定最终有效知识的保留条件,并且重新肯定理论就是工具,赋予经验分析科学以实用主义解释。再次,尽管波普强调批判,主张对理论假设本身、命题与命题的逻辑关系、受论据影响的经验观察等都要加以批判,可是,由于“波普把批判的观点称之为对理性的信仰”
,因此在他那里“理性主义的问题不是在知识与信仰之间作选择,而是在两种
①哈贝马斯:《社会科学的逻辑》(法兰克福,1977年)
,第43页。
②同上,第50页。
295西方社会思想史
信仰之间作选择。“
①从而他采用了非演绎论证的方法把批判的论证归结为在正确信仰和错误信仰之间作选择,赋予他的批判方法运用之前的“决断”以非理性因素。最后,波普提出把真理标准同事实区分开来的真理概念,认为一个命题的真理同决定命题的真假的标准是不同的,事实与标准之间存在非对称关系,主张放弃确定的真理标准。
哈贝马斯认为,虽然不能否认事实与标准的区别,但这种实证主义的严格区分是否恰当是大可怀疑的。
“由于我们谋求真实的陈述,我们总是知道,陈述的真理性是根据陈述与事实的一致来衡量的。”
②经验事实的描述依赖于描述时应用的标准,而有关标准的批判讨论则包含经验与事实的考虑,故需要克服事实与标准分离的二元论。
(2)技术。意识形态。合法性
在哈贝马斯以批判的社会学为理论出发点所展开的各种批判中,最引人注目的是他对科学技术所展开的批判。
哈贝马斯提出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成了第一生产力,但是,他对科学技术在这一社会中的社会功能,即社会政治效应却持完全否定的态度。在某种意义上,他提出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正是为了说明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引起了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从而对科学技术本身展开批判。
①同上,第56页。
②同上,第60—61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395
在哈贝马斯看来,科学技术之所以在“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中产生完全消极的社会政治效应,主要在于:科学技术履行意识形态职能。
他从否定的意义上理解意识形态之含义,认为意识形态即是虚假意识、梦幻、颠倒性反映,其功能就是维护现存的社会关系,顺应既定的社会存在,当社会的一个严肃而听话的乖孩子。他认为资产阶级的统治主要是一种意识形态的统治,意识形态的性质决定了它在资本主义社会中起着一种作为统治的基础的作用。马克思正是因为看到了这一点,所以一生致力于对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批判。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实际上就是一种意识形态的批判。在“自由资本主义”社会中资产阶级意识形态的核心是“公平交换”观念。故马克思的批判集中在“公平交换”观念上。哈贝马斯说道:“到了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英国和法国竟蓬勃发展到了这样的程度,以致马克思从生产关系的角度对社会的制度结构作一番重新认识,同时对由公平交换构成的合法化基础加以批判。他以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形式批判了这一资产阶级意识形态。”
①从“自由资本主义”社会进入“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实行国家干预,“公平交换”观念破灭。于是,一种新的意识形态应运而生,它履行着原来的意识形态的职能。这就是科学技术。他说道:“技术和科学今天具有双重功能:它们不仅是生产力,而且也是意识形态。”
②科学技术作为生产力实现了对自然的统治,科学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波士顿,1970年)
,第100页。
②哈贝马斯:《文化与批判》(法兰克福,1977年)
,第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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技术作为意识形态实现了对人的统治。但他并不像他的先辈霍克海默、阿多诺、马尔库塞那样认为科学技术从来就是意识形态,而是强调只有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当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才履行意识形态的职能。
那么,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怎么样履行其意识形态职能的呢?对此,他是通过论述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
、“合法化”之影响加以说明的。
哈贝马斯把人的行为分为两个范畴:一是“工具行为”
,二是“交往行为”。所谓“工具行为”
,也就是通常所说的劳动,它是“按照技术规则进行的,而技术规则又是以经验知识为基础的”
,它是工具性的、策略性的,是“手段目的”性的,它涉及的是人与自然的关系。所谓“交往行为”
,则是指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作用,它以语言为媒介,通过对话,达到人与人之间的相互“理解”和“一致”。他认为,人类奋斗的目标不是使劳动即“工具行为”合理化,而是使“交往行为”合理化。因为“交往行为”的合理化意味着“技术控制力的扩大”。
①他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随着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生产力高度发展,“工具行为”越来越合理化了。人的劳动越来越符合科学技术的要求。人变成了劳动的工具,人像机器人那样机械地行动着,人失去了本质的存在,被异化了。技术本身成了对人的统治,技术的合理性转变成了对人的统治的合理性。与此同时,“交往行为”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93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595
却越来越不合理了。人们把处理人与自然关系的方式搬到处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来。
他说:“两种行为类型的一种行为结构,即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不仅同机构的联系相比较具有一种优越性,而且还会逐渐地把交往行为本身吸收到自身的功能范围中来。”
①“交往行为”
被吸收到“有目的和合理的行为”的功能范围中来,必然造成正常的交往变得不合理,受到控制,遭致歪曲。他认为,行为主体之间的不理解、不信任、人与人之间的冲突和矛盾的加剧均源于此。
哈贝马斯认为,任何社会都必须建立在被人们认可的基础上,也就是说,必须具有“合法性”。他说道:“一种政治秩序总要求人们把它当作正确的、正义的存在物加以认可,而合法性意味着它有着充分的理由这样去做。一种合法的秩序理应得到承认。合法性指的是一种政治秩序值得被人们认可。”他指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政府对文化传统的干预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副②作用,”
③这就是使它丧失了被人们认可的理由,出现了“合法化危机”。老百姓是因为这一社会实行“公平交换”
,信奉“企业自由”
,才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现在既然它丢掉了“公平交换”
、“企业自由”
,那在老百姓眼里,它已变得不合法就是很自然的了。
哈贝马斯认为,在这种情况下,使“晚期资本主义”社会摆脱“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合法性的就是科学技术。而当
①哈贝马斯:《走向一个合理的社会》,第106页。
②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波士顿,1979年)
,第178页。
③哈贝马斯:《合法化危机》(波士顿,1975年)
,第5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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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时,它就能很成功地使广大人民群众“非政治化”。
整个社会出现抬高技术问题,排斥政治问题,即将社会问题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而置政治问题于不顾,人民群众中普遍滋生一种“明哲保身主义”。大家都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丧失了政治意识的人民群众,只因“晚期资本主义”社会崇尚“技术统治论”
,发展科学技术,生产了足够数量的物质财富,就认为它是合法的,值得认可的。他说道:“如果合法化力量(指科学技术——引者注)
能成功地把实践问题(即政治问题—引者注)重新界定为技术问题,甚至能成功地阻止资产阶级社会的价值普遍主义激进化问题产生,那么,这样一类与合法化相关的问题甚至不需要被考虑。“

这就是说,原来的合法化危机一下子消除了。
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的社会政治后果的揭露无疑是有积极意义的。由于他是站在批判资本主义的立场上来揭露科学技术对“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理化”与“合法化”的影响的,所以,在他看来,科学技术使“资本主义社会”
,消除合法化危机,只能说明它在帮“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忙,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是消极的。哈贝马斯的上述批判很好地反映了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正当科学技术飞速发展时,国家社会政治民主化、人际关系健康化和个人的全面发展进程严重受挫的一面,反映了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的新现实。哈贝马斯的揭露和批判实质上是
①哈贝马斯:《交往与社会进化》,第178页。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795
对科技异化的揭露和批判。
从19世纪后半期起,不少西方思想家对作为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倍感失望,展开尖锐的批判。哈贝马斯是在科学技术成为第一生产力的情况下进行批判的。他所批判的是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政治效应。因此,他的批判的确大大推进了前辈思想家的事业。
同样无疑,哈贝马斯上述对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不良社会政治后果,即消极社会政治效应的揭露从整体上讲是错误的,站不住脚的。旁的且不说,就其所作的揭露本身而言,起码有以下三点值得商榷。
第一,能否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
能否认为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就是起掩盖事实和维护现实的作用?能否认为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又是一种意识形态?
关于意识形态的性质,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一段非常著名的话:“在全部意识形态中人们和他们的关系就像在照像机中一样是颠倒着的。”
①显然,马克思在这里把意识形态看作颠倒的意识,哈贝马斯把意识形态等同于“虚假意识”的根据也就在这里。纵观马克思的全部著作,以及列宁后来对意识形态的解释,意识形态包含了否定的方面与肯定的方面。否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虚假的,具有保守的功能;肯定的方面意味着意识形态是真实的,具有进步的功能。因此,即使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科学技术在“晚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0页。
895西方社会思想史
期资本主义“社会中执行意识形态职能,也不能认为所起的作用一定是保守的、消极的。更何况,能否笼统地断言科学技术执行意识形态职能,即能否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为一谈,还是个问题。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从来没有把科学技术划入意识形态的范畴,强调不能把科学技术与意识形态混淆起来。科学技术不属于意识形态,这一点不会随着它变为第一生产力而改变。
第二,能否把人的复杂的社会活动简单地截然分为“工具行为”和“交往行为”?
能否把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归结为使人的“工具行为”合理化与使人的“交往行为”不合理化?能否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工具行为”即劳动的合理化?
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人的行为形形色色、丰富多采,绝非像哈贝马斯所说的那样仅有“工具行为”
和“交往行为”
两类。所以科学技术对人的行为的影响也不会只限于对“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的影响。而且,就“工具行为”与“交往行为”
而言,也不能简单地把科学技术对它们的影响归结为是“合理化”与“不合理化”。显然,哈贝马斯在这里套用的是韦伯的“合理化”理论。另外,即使真的像他所说的那样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人的“工具行为”即劳动越来越合理化了,但也不能完全从消极、否定的意义上去看待这种合理化,因为这种合理化首先是人类社会进步的象征。
第三,能否把“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说成是一种“合法化”危机?能否认为是科学技术本身在促使广大群众“非政治化”?
能否断言因科学技术成了第一生产力,“晚期资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995
本主义“社会已克服了”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
哈贝马斯批评“晚期资本主义”
社会出现了“合法化”
危机,实际上是抱怨这一社会未能有效地调整社会阶级矛盾,调整上下左右关系。他在追求一种资产阶级法的完美性、有效性。不可否认,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广大人民群众中间,存在着某种“非政治化”倾向,而这种倾向又直接导致了这一社会暂时获得巩固。这并不是科学技术的进步本身所带来的,而是由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的进步制造“技术统治论”意识所致。再说,也不能把统治者利用科学技术为统治的合法性辩护所取得的效果无限夸大,似乎这一社会已完全克服了所谓“合法化”危机,重新获得了广大人民群众的认可。事实告诉我们:这一社会依然危机深重,矛盾丛生,与广大人民群众的对立尽管有时趋向缓和,但从总体看,是在不断加剧。历史上有许多思想家提出过科学技术会产生这样那样的不良社会政治效应,但像哈贝马斯那样,对科学技术的社会政治效应加以全盘否定的,确实还是不多见的。
哈贝马斯在科学技术的社会功能问题上的根本性错误,还表现在把科学技术的消极的社会作用说成是由科学技术本身造成的,赋予科学技术一种“原罪”的性质。撇开资本主义制度来谈论科学技术的所谓“罪恶”
,他因而又犯下了一个错误。既然科学技术产生消极后果源自科学技术本身而与社会背景无关,既然不论在什么社会背景下科学技术按其本性总是注定会转化为对人的奴役,那么,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所履行的社会政治功能与在资本主义社会中是相同
06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即所产生的社会政治效应也主要是消极的。这样哈贝马斯就抹煞了科学技术在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这两种不同的社会制度下履行社会功能之区别。
在本章里,我们简要介绍了法兰克福学派最有影响的四位思想家。他们自诩为“批判的社会学”
,这是凿凿有据的。
其批判面之广,锋芒之税利,确是社会学理论中少见的。他们的批判实集中在两个问题上:社会学(他们把实证主义等同于社会学)与工业社会。从他们的社会批判与社会分析中提出了若干重要见解。
第一,知识分子应该发挥积极的作用,承担起对社会批判的责任,社会学自然要追求客观性和价值中立,但在必要时应毫不犹豫作出价值判断(Value
judgBments)
;第二,人们的观点乃是他们生活于其中的社会制度的产物,因此追求彻底的客观性,或消除受缚于文化与时代的偏见是不可能的;第三,批判分析强调经济组织、财产和利益的重要性,强调它们对文化、人格与政治的影响;第四,批判理论拒绝经济决定论,赋予文化与意识形态在社会中的一种独立作用;第五,批判理论在其社会现象的分析范围内包括了对心理结构内在动力学的研究;第六,批判理论强调“社会的合理构成”
,力图根据黑格尔的人文观与理性观判断现存社会秩序;第七,批判理论全神贯注于对大众文化,异化的原因及其结果,以及人格与社会结构的互动等问题的批判与分析。
批判的社会学以否定的方式提出了它的一般社会理论,其结论是文化悲观论的。资本主义通过满足人们物质上的需要及意识形态上的控制,使人们与资本主义一体化,从而变
第十七章 批判的社会学106
得似乎更加稳固;在集中营与大众文化的两面夹击下,彻底改革的可能性似乎更加渺茫;社会学(实证主义)已成为现有秩序的辩词,现代工业社会已在凝结成整体的官僚管理制度,而国家的权力随着官僚主义集权的加剧而空前地扩大。
人类逐渐在丧失控制他们自己的生活与人类社会的力量。批判理论对几个世纪来工业社会科层化、合理化的发展结果是悲观的,对被他们认为已整合到现存秩序中去而丧失了革命动机与动力的大众是失望的,对西方社会的前景是迷茫的,因而他们提不出一个积极的一般社会理论,其所持守的只能是精英主义的观点。
同批判理论一样,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也认为工业社会走到尽头了,但他所持理由很不一样,如果说批判理论立足于对资本主义社会的政治、道德、文化、社会等制度规范的批判,那么贝尔的立论根据主要是经济领域的革命性变革,这一变革将导致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的转变,因此,贝尔的结论不是悲观主义的和失败主义的。他的社会学分析旨在社会预测、即力图勾划出社会历史趋势所展示的可能性。
206西方社会思想史
第十八章后工业社会理论
181从工业社会社会学到“后……”
A社会学
从孔德以来,确切说从18世纪古典经济学的传统以降,西方社会学家热切关注的焦点是一个诞生中、发展中的现代工业社会,几乎所有重要的社会分析、比较、解释及批判范式都与这个工业社会牵连着,其轴心概念,如商品生产、社会分工、阶级、科层制、城市化等,都是由对工业社会的分析阐释抽象发挥出来的。自圣西门提出工业社会与尚武社会这对比较性的社会类型概念后,步其后尘乐此不疲者,举其荦荦大者便有斯宾塞(尚武社会与工业社会)
;梅因(身份与契约)
;滕尼斯(Gemeinschaft
und
Geselschaft)
,涂尔干(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
;韦伯(传统型与法理型)以及帕森斯(模式变项)。
所有这些概念对子的结构都可表述为传统—现代,或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
这个概念结构极其能产,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306
盖并大体条理和范围西方社会学家的旨趣。
从本世纪50年代末起,一大批学者广泛使用“后”一词作为一种综合形式来说明一个正在来临的“新”时代,他们都感到一个时代的终了,但对于前景可能如何又毫无一致意见。于是,这种启示录式的共同看法,“时代终了感”
,通过“后工业社会”
,“后资本主义社会”
,“后资产阶级社会”
,“后现代”时代,“后文明”时代,“后传统社会”等概念表达出来,这些“后……”理论究竟有多大解释力仍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它们的确激发了社会学的想象,开拓了社会研究的视野,提供了一个新的分析范式:工业社会—后工业社会,或现代—后现代。
在第十六章里,我们讨论了达尔道夫的冲突理论,这一理论是达氏一般社会理论的基石之一,也是他分析所谓“后资本主义社会”的理论依据。他认为我们已生活在一个后资本主义社会里。
最重要的关系不是所有权关系而是权威关系,随着生产资料法律所有权的缩小,结果在经济与政治秩序之间就发生了分裂。
“劳资矛盾在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已经在体制上被隔离,如果这样说是正确的话,那就是说:人们的职业地位已经失去对产业工人社会人格的全面塑造力,而只能决定其社会行为的有限部分。”
①“后资本主义社会里,工业的经济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以及政治社会的统治阶级和被统治阶级不再是等同的了;换句话说,原则上有了两个独立的斗争战
①达伦道夫:《工业社会中的阶级和阶级冲突》(斯坦福,1958年)
,引自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商务版)
,第60页。
406西方社会思想史
线。在企业以外;经理可能只是一个公民,而工人却是一名国会议员;他们的劳资阶级地位不再决定他们在政治社会中的权威地位。“
①在后资本主义社会的各个领域中,有自主力的是权威关系。真正的权力掌握在政府权势分子手中。矛盾斗争首先是在政治舞台上发生的,变革是由政府权势分子推行或阻止的,谁是政府权势分子呢?国家的行政官员、内阁的政府部长、法官。他们代表着各种利益,故在他们背后有着“幕后集团”。自由资本主义的经典理论是:工业社会是一种以国家(政治结构)与市民社会(经济结构)分离为基础的新的组织形式,市民社会的经济结构构成包括国家的政治结构在内的一切组织的基础,质言之,自主独立的是经济而不是政治(权力)。达伦道夫的“后资本主义”社会的要点有二:政治秩序与经济秩序分离为两种平行的结构;以及政治权威具有自主性。这里的问题集中在政治权力的结构上。
达伦道夫在后来的一次笔战中又谈到了“服务阶级社会”
,他是在列举了社会学家们对他们眼中的新社会起的许多名称如后资本主义与管理社会、闲暇与消费社会,先进工业与群众性社会后,主张不妨再增加一个名称,并宣称欧洲正在大步走向一个服务阶级社会,这个服务阶级在达伦道夫看来主要是社会上的白领阶层,特别是专业和技术阶层。
②这里
①同上。
②达伦道夫:“阶级结构的最近变化”
,载S。R。格劳巴德(S。
R。
Graubard)编《一个新欧洲吗?
》(波士顿,1964年)
,第328页,参见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64页注①。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506
的问题则是集中在经济领域中的最新变化上,而不是权力问题了。
达伦道夫概括的这两方面的新趋势,代表了相当一部分“后……”理论的两种看法,即有的着眼于政治结构的变化,有的则立足于经济、技术结构的变化。例如乔治。利希特海姆(G。
Lichtheim)认为当前的工业社会正日益成为“后资产阶级”社会。因为社会福利立法和收入再分配都成为约束市场经济活动的“社会化进程的不同方面,”同时,公共所有制的发展在公共部门和私人部门之间产生了一种新的平衡,“最不会发生的情况是工业社会保持‘资产阶级’的面貌。没有无产阶级就不可能有资产阶级,如果一方日渐消亡,另一方也不复存在,由于同样原因:现代工业社会并不要求任何一方来使社会运转。”
①阿米泰。艾特齐奥尼(Amitai
EtBzioni)则认为我们处在一个“后现代”时代。
现代时期以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通讯、知识与能源技术的巨大变革而告终。布热津斯基(Z。
Brzezinski)主张用“技术电子”的新名词而不是“后工业”
,因为“它更直接地传达了我们时代变化的主要推动力的性质”。在“技术电子”时代,“‘技术电子’越来越成为社会变革和改变社会习俗、社会结构、社会价值观以及总的社会观点的决定因素。”
②其它类似的说法还有“技术社会”
,“全球村”
,“超工业社会”等。
①利希特海姆:《新欧洲的今天与明天》(纽约,1963年)
,第194页,引自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61页。
②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64页注①。
606西方社会思想史
上述思想,可以说已形成了一种势头不小的思潮。后工业社会的理论应该放入这一思潮中来考察。
182贝尔:后工业社会理论A1959年,贝尔在奥地利萨尔斯堡的一次学术讨论会上,提出“后工业社会”概念。
1973年,贝尔在其《后工业社会的来临——对社会预测的探索》一书中,系统阐述了后工业社会的理论。这本致力于未来研究与社会预测的著作引起了广泛的重视。
(1)方法论:中轴原理
贝尔的方法是以美国为实例,探索未来西方社会经济技术的新趋势及其与产业结构、社会结构、阶级结构、权力中心、管理体制等等方面的互动关系。
这种探索自然激动人心,但常常又充满了遗憾。我们已知道太多预言的落空,太多未曾预见到的惊讶。因为,“哪怕是最‘过硬’的模式和数据资料也常常建立在‘软性’的前提假设上,而且在有关人的问题上尤其如此。”
①贝尔说得更加透彻:“只有在影响事件的人们假定具有高度理性的情况下——承认必须付出的代价和约束,共同接受或确定活动规则,同意遵守规则,具有始终一贯的愿望——预测才有可能。”我们知道,“在人类许多环境
①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ler)
:《权力变移》中译本,第4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706
中……理性和一贯性却无足轻重。“
①那么,预测有什么用处呢?
“尽管它们不能预报出结果,但可以说明政策决定能够发挥效用的限度或者范围。”

贝尔将以中轴原理为基础的概念性图式作为他的方法论。中轴原理,第一是否认社会因果论的总理论,甚至反对努力探讨第一位的因素。
他引用W。巴克利的话,“当代的系统论把社会看成一个总体的非聚合系统,它的动力来源于其组成部分的分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以及分系统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
③贝尔把社会分为社会结构、政体和文化三个部分。社会结构包括经济、技术和职业制度。政体则调整权力的分配和评判个人之间与集团之间发生矛盾的权力和要求。文化是指表达象征和含意的领域。每一个方面都有一个不同的中轴原理起支配主导作用。
“在现代西方社会里,社会结构的中轴原理是经济化,这是一个根据最低成本、使用代用品、谋求最佳效果和寻求最高价值等原则来分配资源的途径。现代政体的中轴原理是参与管理。有时候是经过动员或有控制的参与,有时候是自下而上要求的参与。文化方面的中轴原理是实现自我并加强自我的愿望。”
④作为一个整体,社会并不是围绕一个中心组织起来的系统。不同部门之间并不总是调适的。如文化的中轴原理是自我实现,它可以否定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8页。
②同上。
③巴克利:《社会学与现代系统论》(新泽西,1967年)
,见第42—45页各处,引自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5页。
④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8页。
806西方社会思想史
经济效率的中轴原理。后工业社会概念并不想提供关于整体社会的图景,而是试图描述和解释社会结构中枢(经济、技术与职业制度)的变化,这种变化没有“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之间那种单向度的决定论意义。第二,中轴原理类似于韦伯的理想型方法,后者对前者的影响是一望而可知的。
贝尔指出,许多社会科学的大师们都在他们的研究中含蓄地运用了中轴原理。对马克思来说,商品生产是资本主义的中轴原理,而公司企业则是它的中轴结构。对韦伯来说,合理化过程是理解西方世界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的中轴原理:合理的统计,合理的技术,合理的经济道德,以及生活态度的合理化。对阿隆来说,机械技术是工业社会的中轴原理,而工厂则是它的中轴结构。中轴原理之所以有价值,是它允许人们用多方面的立足点来设法了解社会变化。封建主义、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这些名词,是马克思主义结构内以财产关系为中轴的概念顺序。前工业社会、工业社会和后工业社会这些名词是以生产和使用的各种知识为中轴的概念顺序。以中轴为基础,可以突出相同点和不同点。例如,“以财产为中轴,美国和苏联之间就存在着一种矛盾的关系,一个是资本主义社会,一个是(中央集权的)社会主义社会。以生产和技术为中轴,苏联和美国就都是工业社会,因此又多少是一致的。在这方面,当人们观察苏联和美国时,就不需要完全依赖趋于一致的原则或固有冲突的原则,而可以具体说明以此进行区分的,旋转着的中轴。”
①这样,人们在解释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7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906
社会变化时,就可以避免片面决定论,如经济决定论,或者是技术决定论,同时又能够在一个既定的概念内挑出一个首要的逻辑。
(2)后工业社会面面观
贝尔的基本假设是,西方世界正处于从工业社会到后工业社会的转变之中。运用上述的中轴原理来解释,就是意味着后工业社会是一种私有财产、阶级利益和阶级冲突已经失去其“中轴原理”的中心地位的社会形态。资本主义社会和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主要是以私有财产为中轴组织起来的,而后工业社会则是以理论知识为中轴组织起来的。贝尔从五个方面来说明后工业社会这个概念。
经济方面:从产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职业分布:专业与技术人员阶级处于主导地位;中轴原理: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它是社会革新与制定政策的源泉;未来的方向:控制技术发展,对技术进行鉴定;制定决策:创造新的“智能技术”。

(a)从商品生产经济转变为服务性经济贝尔认为,服务业压倒制造业成为优势产业,这是后工业社会的第一条经济特征。
工业社会的经济是商品生产经济,其意图是同经过加工的自然界竞争,它以人与机器之间的关系为中心,利用能源来把自然环境改变成为技术环境。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20页。
016西方社会思想史
后工业社会以服务业为基础,美国就是这样的一个典型。
西方历史上曾经有过从事服务的人员数量较多的现象,但那主要是替贵族权贵服务的仆人大军,大都是日常生活内容的直接服务。这里所说的服务业是一个广泛的产业概念,包括交通运输、公用事业、商业、金融业、保险业、房地产业、卫生保健教育、科学技术开发与研究、政府管理和文化娱乐、新闻媒介、咨询管理等丰富的内容,虽然也有人从中另立出“第四产业”和“第五产业”来,但是究其本质,这些行业都不是从事有形的物质生产,产品都不是物质的商品,而是一种服务,一般是有较高的信息含量。传统加工工业的劳动主力是同物打交道的半熟练工人,而服务业的劳动主力是同信息和人打交道的专业人员。传统制造加工工业耗费大量的能源,对原材料和半成品进行物理和化学的加工,而服务业则主要从事信息的采集、加工、分配和利用,以及再生产。目前“后工业社会”的骨干工业如电子航天、海洋、基因工业等,虽然设有完全脱离与物打交道,但是同工业社会里的制造加工行业相比有了质的飞跃,它们信息的含量、智能的应用和引起变化的层次都与传统工业不可同日而语。在烟囱工业时代,任何世界首富的名单上,都是汽车制造商、钢铁大王、铁路巨头、石油豪富和金融家占优势,……与此形成对照的是,《福布斯》杂志最近发表的最富有十大亿万富翁的名单上,足足有七位富翁其财富的基础是大众传播媒介、通讯或电脑,即软件产品和服务。
①贝尔还指出:“服务行业一词
①托夫勒:《权力转移》,第22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116
掩盖着不同的事物。由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过渡,有着不同的阶段。第一,在工业发展的同时,必然引起运输和公用事业的扩大,商品运输和能源使用的辅助性服务,同时引起非制造业蓝领劳动力的增加。第二,在大规模商品消费和人口增长的过程中,销售(批发和零售)和金融、不动产以及保险等传统的白领就业中心的活动也在增加。第三,……随着国民收入的上升,人们发现,家庭用于食品的费用比例开始下降,边际增长额首先用来购买耐用消费品(衣着、住房、汽车)
,然后用于奢侈品、娱乐等方面。因此,随着人们生活面的扩大和新的需要与爱好的发展,第三产业即个人服务部门开始发展:饭馆、旅社、汽车服务、旅游、娱乐、运动。“

括起来就是经济活动和个人生活发展的需要。这二者不可割裂也不可偏废。但是随着“后工业社会”的成长,对后者的直接需要即生活质量的需要似将置于更高的地位。
“如果工业社会的定义是根据作为生活标准标志的商品数量来确定的话,后工业社会的定义则根据服务和舒适——保健、教育、娱乐和文艺——所计量的生活质量的标准来确定的。”

但是,从商品生产经济向服务取向经济的转变是受一系列的因素制约的。
“首先是生产率的限制。
一个简单而明显的事实是,商品的生产率和产量提高较之服务业快得多。……
由于服务业是人与人的关系而不是人与机器的关系,所以它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43页。
②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43页。
216西方社会思想史
的生产率必然要低于产业部门。“

第二种限制是通货膨胀,由于强大的工会和寡头垄断企业双方行动的副作用,它已经成为经济结构本身的内在部分。
而服务业成本的上升比率要高于商品成本的上升比率。贝尔看到,从1965—1970年,价格指数上升30%。
汽车的价格指数上升15%,耐用消费品——电视、电气用具、家具——上升18%。但服务业的价格——医疗、教育、娱乐、保险——则上升42。
5%。
贝尔指出,根据后工业社会的性质,政府成了社会上唯一最大的雇主。政府活动的增加需要得到新的国库收入,而政府机构的扩大使成本增加。但解决财政问题却十分困难。提高经济增长速度有冒加剧通货膨胀的危险;增加政府和服务部门的生长率,虽有可能取得某些成效,但这些成效又总是不可避免地落在“先进”工业部门的后面;增加税收,会引起公众的普遍反对;而试图削减政府项目和压缩开支,又会遇到来自各个方面互相对立的要求——企业界要求削减社会项目而保持补贴;劳工要求所有领域都扩大预算;革新派要求削减国防预算而扩大社会项目。总之财政问题十之八九会增大;而这很可能是后工业社会的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
最大的限制在于,政体本身不断竞争的要求大量增加。
后工业社会越来越成为一个公众社会,在这里,公共机制而不是市场成了产品的分配者,公共赞扬而不是个人的需求成了服务的决定者。一个公众社会就其性质而言扩大了权利的含
①同上,第174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316
义,如把孩子的、学生的、穷人和少数人的权利包括在内并把它们转化为社会的要求。私人运动对公益的影响使诸如清新的空气、干净的用水和群众运输工具也成了公共问题,并且增加了社会规章和社会控制的必要性。对较高教育和较好保健条件的要求必然极大地扩大政府作为基金提供者和标准确定者的作用。人们对舒适环境的需要,对较高生活质量的要求,使政府进入了环境、娱乐和文化的领域。
“但所有这些都包含着两个问题:由于我们缺乏社会科学知识,我们确实不知道,如何有效地去做许多这样的事;同样重要的是,由于不可能有足够的钱去满足所有的、或者大部分的要求,我们又如何决定首先该干什么呢?”

在公众社会中如何达到一致意见又是一件难事。公众社会的事实之一是个人和集团更多地参与社会生活。但正是参与的增加导致了一种矛盾现象:谋求不同目标,或竞争性目标的集团的数量越多,这些集团互相否决对方利益的可能性越大,出现这种僵局时就引起灰心失意与无能为力的情绪。
利益集团、种族集团在国家与城市政治中发挥重要作用。在最近20年间,科学家、教育工作者、知识分子、黑人、青年和穷人勃然兴起,他们都在扩大自身势力和资源分配的竞争中参与活动。
种种趋势表明,“在政治问题上达成统一意见就变得更加困难。没有统一就只能是冲突,而长期的冲突只能使一个社会分裂,使这种或那种强大势力进行镇压的道路敞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79页。
416西方社会思想史
开。“

(b)理论知识的首要地位工业社会是机器和人协作生产商品。后工业社会是围绕着知识组织起来的,其目的在于进行社会管理和指导革新与变革;这反过来又产生新的社会关系和新的结构。
贝尔指出,知识对于任何社会的运转都是必不可少的。
后工业社会所不同的是知识本身性质的变化,对于组织决策和指导变革具有决定性意义的是理论知识处于中心地位,也就是说,理论与经济相比占据了首位。贝尔的论据是现代社会的存在和发展,大大依赖于革新以及社会对变革进行管理,并力求预测未来,以便预作计划。正是由于对革新的性质在认识上发生了变化,才使得知识变得如此重要。
“后工业社会是双重意义上的一个知识社会:首先,革新的源泉越来越多地来自研究与发展(更直接地说,由于理论知识居于中心地位,在科学和技术之间存在了一种新型关系)
;第二,社会的力量——按大部分国民生产总值和大部分就业情况来衡量——越来越多地在于知识领域。“
②贝尔认为,20世纪最后三分之一的时期,不论称为后工业社会、知识社会、技术电子时代或有活力的社会,其重点是要求更多的社会指导,更多的专门知识。这在某种程度上是老的科技治国论者的一个梦想。但贝尔的看法与圣西门这样早期的科技治国论者在这样一点上迥然不同:圣西门觉得在一个科技治国的社会里,政治是会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180页。
②同上,第239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516
消失的,对人的管理将会变成对物的管理,所有问题都将由专家来决定。
贝尔则认为情况更可能是:“后工业社会将比以往包含着更多的政治,因为,选择成了有意识的选择,决策中心更容易为人们所看到。
市场社会的本质是把责任分散,使‘生产’决策由分散的消费者的多种多样需求来指导。但是,把资金分配给这一个科学项目而不分给另一个项目的决定,却是由一个政治中心而不是一种市场决策作出的。由于政治是利益和价值观的综合,而两者又往往是不同的,所以,在后工业社会里,冲突和紧张程度的加深大概是不可避免的。“

(c)后工业社会的社会结构和权力结构贝尔社会分析的基本思路是,随着社会从受商品生产的支配转向受理论知识生产的支配,将会带来财富、权力和地位的重新分配的方式问题,一种新的分层结构与权力系统将诞生。分层与权力系统,按科林斯的观点,都是以稀有资源的分配为基础的。在前工业社会中,土地是重要的资源;在工业社会中较重要的资源是机器。而在后工业社会中,知识将成为重要的资源。
“很清楚,在未来的社会里,不论人们如何下定义,科学家、专业人员、技术人员和技术官员将会在社会的政治生活中起到主导作用。”

这方面的例子多得不胜枚举。在公司的兼并和收购中越来越少的人是冲着公司的有形资产而来的,越来越多的人则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295—296页。
②同上,第91页。
616西方社会思想史
是冲着公司主要人员的知识智力、职工的素质、公司的市场、商誉和关系网、公司的知识产权等而来的,可以说是冲着公司在知识信息上的价值而来的。
80年代末,美国一家公司花大价线收购了另一家盈利甚佳的公司,但是,收购以后这家公司的主要人员纷纷离去,剩下的是一个几近无用的“空壳”。不仅是公司企业,在学校、机关,医院等机构中人才的重要也就是知识信息的重要。
以土地资源为中轴的前工业社会中,土地所有者和军人(保卫土地的)
构成统治阶级,没有土地者只有靠依附于土地所有者才能为生;在以机器资源为中轴的工业社会中,企业主处于关键性的权力位置,通过对政治的间接影响来行使其对社会的权力;在以知识资源为中轴的后工业社会中,“主要的阶级首先是一个以知识而不是以财产为基础的专业阶级。”
①大学和研究所将成为权力的所在地与“动力源”。
权力的手段将是理性的技术力量(由科学家提供)与政治力量(由权力精英运用)的平衡。
贝尔指出,上述的分层结构与制度的权能基础(权力系统)的历史转变是沿着两个轴心发生的。一个轴心是经济职能对社会其它主要职能的关系,古典社会学都把经济职能的不受管束(自由放任主义)
视为社会紧张和失范的的根源。
贝尔认为当代所发生的具有决定意义的社会变化则是经济职能从属于政治秩序,这是因为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依存和经济活动的聚合性、外差因素和社会成本的出现,以及控制技术变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411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716
革的影响的必要性。简言之,创新和决策的源泉不再是工商企业主,而是专业阶级。专业阶级成为社会的控制中心,经济秩序的独立性(以及经营经济的人们的权力)走向结束。
第二个轴心是社会职能(或社会地位,首先是职业地位)与财产的关系。在西方社会中,特别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社会职能可以转变为财产(土地、机器、股票、特许权)
,它们作为财富保存起来传给后代,使权力继承下去——特权形成了一种社会体制。在新的正在出现的社会里,个人的私有财产正在失去其社会目的,社会职能与财产分离开来。
社会职能意指专业主义。后工业社会的中心是一个主要从事专业的阶级。一门专业就是一项学问精通的(学术性的)活动,因此要有正式的训练,但这要在广博的学术背景之下。
贝尔力求勾划出基于知识、专业的社会结构的框架,在这个结构中,专业人员阶级处于最高地位。
“专业阶级是由四大阶层组成的:科学阶层、技术阶层、行政阶层和文化阶层。”
①在这个阶级的下面是技术人员,半专业人员等,最下面是蓝领工人。
贝尔社会结构理论也持有法兰克福学派的精英主义观点,主张能者统治,即依靠才能来获得合理权威的地位。贝尔区分了权力与权威。权力是指挥的能力,它是直接或间接地靠武力作后盾的。权威是一种以技术、学识、天资、技巧或某种类似的属性为基础的能力。它不可避免地造成有人高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412页。
816西方社会思想史
明有人较差之分。能者统治是由获得权威的人们组成的,贝尔反对平民主义的无区别的平均主义,不相信现代社会自下而上的民主化的可能性,这一点与现代社会学的普遍潮流不谋而合。
(d)经济化方式与社会学化方式在后工业社会里,“第三部门”将会有巨大的发展,那就是企业和政府以外的非赢利领域,其中包括学校、医院、研究所、民间的自愿团体等。
尽管如此,公司企业仍然存在,而且目前还是社会的中心。公司代表了经济化方式,第三部门代表了社会学化方式,贝尔认为这两种模式之间存在一种紧张,这种紧张与后工业社会的前景有关。
经济化模式是指近代西方工业社会采用的和平的合理的增加财富的生产模式。
差不多以往所有的社会都是通过战争、掠夺、没收、征税或其它敲诈勒索的手段来取得财富的。经济生活就是一种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博奕。现代西方掌握的秘密就是生产率,即以一定量的资本开支和一定量的劳动力来获得多于一定比例的产品的能力;简言之,现在社会可以“以较少的力气或较少的成本而获得较多的东西”。
经济生活可以不再成为一方受益,另一方受损的竞争,每个人最终都可成为胜利者,尽管收获多少有所不同。现代工业社会是两种“新人”
(工程师和经济学家)的产物,也是使这两种人结合起来的思想,即提高效率思想的产物。
对工程师来说,设计一台机器并确定它和其它机器的相对地位是在一定的物质条件内找出取得最高产量的“最佳途径”的问题。经济学家在相对价格的结构内计算货币成本,从中找出生产组织中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916
人和机器的最佳结合方式。由此而导致一种显著不同的生活方式,贝尔称它为经济化模式。
经济化就是在互相争夺的各项目之间最合理地分配稀少的资源的科学;它是减少“浪费”的重要技巧——这是由主导的核算技术所规定的计算来衡量的。经济化的条件是一种主持分配的市场机制,是一种适应不断变化的供求特点的流动价格体系。

由于有了经济学,就产生了合理的劳动分工、职能的专门化、关系的相互补充、生产职能的使用(以相对价格使资本和劳动力最佳地结合)
、制定程序等等。
“最大限度”
、“最佳化”
、“最低成本”等经济学模式词汇都是合理化概念的组成部分。应指出:这种合理化概念在功利主义奠基人那里仅仅指手段的合理化,也即韦伯的手段—目标合理行动,达到一定目的最佳方式。经济化合理思想并不过问目的本身的选择与判定,目的是由社会成员自由选择的。经济学应当以“最佳方式”满足这些选择,即尽量以最有效的手段来“最大限度地”使之满足。贝尔认为现代工业社会并不制定它的目的或在若干套目的中优先考虑某些项目,现代社会总是避免这类集体决策。还说,两百年以来,从来没有作出有意识的社会决定来“改造”社会。贝尔这一观点很难让人苟同,“自然法”的权利、生命、财产、平等等要求岂不渗透着强烈的价值色彩?
“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功利”
岂不具有明确的目的论取向?贝尔承认建立在功利主义的计算或经济化方式之上的
① 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306页。
026西方社会思想史
一整套新的生活方式逐渐改造了整个社会,而我们知道,只有在把“自身利益极大化”作为首要关怀的价值系统(社会)内,才会鼓励和盛行经济学思想方式。
贝尔指出经济学模式至少有三个缺点。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它只衡量经济商品,而忽视了像清新的空气、纯净的清水,明亮的阳光以及诸如访朋会友的愉快,工作中的满足等等“自由财货”。
因为它们非常丰富而很少或不用花费什么代价,而且因为它们是不能占有或出售的。这类自由财货对整个福利事业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但在我们现在的核算计划内,它们的价格等于零。
第二,这种模式不考虑“外溢因素”
(外部成本)。发展往往会产生愈来愈多的“外溢因素”
,它们成为别的私人部门直接支付的费用,或者在整个社会内进行分配。
“外部成本”
并非有意或计划之内的影响,它是A、B两者之间私人交易中“散落在”第三者C(以及通常还有D、E、F)身上的影响。
其结果是带来社会成本(尽管也常常带来社会福利)。
社会成本最明显的例子是空气污染。
在每一本基础经济学教科书里,空气曾经是“自由财货”的典型例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在今后数十年里,我们所拥有的最短缺的资源将是清洁的空气。汽车废气的代价并不向汽车车主们索取;同样地,拯救萧条的煤矿居民区的费用并不向那些销售有可能把煤挤出市场的竞争性燃料公司索取。
第三,西方社会的价值体系强调满足个人的私人消费是首要考虑;其结果就是公共商品与个人商品之间出现不平衡。
在公众心理中,并不把税收看作是购买个人所无法为自己购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126
买的公共服务所必需的,而看作是“他们从我这儿拿走的”
钱。
经济学成本核算体系的性质,掩盖了其自身的许多缺点。
贝尔认为功利主义经济学模式的谬误在于它是一种分散的社会观,认为个人决定的总和等于一项社会决定。然而个人决定的总和却具有远非个人能力所能驾驭的集体影响,这种影响往往会破坏个人的愿望。例如任何个人都会喜爱私人汽车所提供的自由和机动性,但路上许多汽车所产生的总影响却立刻会导致交通堵塞。在后工业社会中,社会学化方式成为更合理的思考方式。它努力以更自觉的方式去判断一个社会的需要,即以某种明确的“公共利益”
观念去作判断。
这包含两个根本问题:第一,使所有的人都纳入社会来有意识地确立社会公正。第二,确立公私两类物品的各自原则。个人物品是“可以分割的”
,每个人都可按照消费者自由选择的原则来购买他所需要的货物或劳务。
社会物品“不能分割”
为个人占有的项目,那是一种公共服务——如国防、警察和消防、公园、水力资源、公路等等。这类货物和劳务不卖给消费者个人而且无需适应个人爱好。这些货物的质和量必须取决于一个唯一的因素即共同适用于一切人。社会物品因此要服从公共需求或政治需求,而不是服从个人需求。
在贝尔看来,诸如环境污染之类问题,是需要通过公共渠道以协作的方式来采取行动解决的。例如我们可以将空气污染的代价分摊给污染来源,以便强迫违犯者降低污染,或者可以花钱采取一些补救措施。同样地,铺设道路、规划城市、控制拥挤、组织保健、清除环境污染、资助教育——所有这一切都有必要成为公共政策所要解决的问题,成为公众
26西方社会思想史
所关心的事情。
“未来的主要社会学问题将是考验我们有无能力预见社会与技术变革的影响并根据对目标的不同评价以不同的代价来确立可供选择的其他途径。”
①社会学模式要求各种规划要考虑全面的社会效果。经济学模式的规划至少有两个缺陷,其一是目标单一,目标几乎全是与当前问题有关,在运用效益和成本分析时,也很少注意,甚至根本不想去衡量多种的结果。第二是没有在技术程序和体制程序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换一种专门的说法是,没有在“技术”和“支援体系”之间进行必要的区分。汽车、飞机、杀虫剂等都是技术这个名词的自然工程含义,支援体系是生产和分配的组织,或者更一般地说,是技术发展的经济和法律基础。伯纳姆(Jack
Burnham)
曾以辛辣的方式指出,“当我们购买一辆汽车时,我们再不是购买汽车这个词的旧含义所表示的物品,我们是在购买一个三至五年的租借权来参加政府认可的私人运输系统,公路系统,交通安全系统,工业零件更换系统,昂贵的保险系统……”
②在这方面我们可以做的是以不同的代价比较可供选择的方式,并设计出更好的体系来为社会需要服务。这样,社会学模式就强调全面性“技术评价”的必要性。也就是说,有关新技术的发展和应用的决定不应当只是根据对发起者和用户直接有用与否。必须及时考虑到使用和推广新技术所必需付出的长期牺牲,必须及时考虑到往往远离生产地和应用地的社会与环境方面所承受的潜在的破坏性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316页。
②同上,第317—318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326
影响。
公司固然是经济化的机构,但贝尔强调,后工业社会要建立连续统一体的公司,其一端是经济化(在其中,组织的各个方面都一心一意地变为实现生产和利润目标的工具)
,另一端是社会化(在其中,所有的工人都得到终身就业的保障,而使劳动力感到满意成了资源的主要消耗)。
公司正在变成谋求安全、正义和尊重的场所。公司必须承担社会学模式的义务。社会责任将在未来成为比今天更重要的问题。这些问题包括工人对职业的满足感;少数群体的就业问题;工资问题(应重新考虑仅仅根据供求竞争的纯粹市场原则确定工资的方式,因为市场原则只反映了相对的稀缺性,但相对稀缺性并不等同于社会公正)
;对社区所负的责任;对环境所负的责任;以及道德问题。
贝尔认为,在他描绘的经济化和社会学化方式的连续统一体中,注意力已经愈来愈转向后者。
于是提出一个问题:公司主要是“企业主”
(从法律上说就是股东)的工具还是一种自治的企业和为社会服务的工具?贝尔的回答是后者。他认为下列情况必须考虑:第一,关于企业的所有制性质的说法(私有财产说)纯属法律上的虚构。虽然从理论上说,一个股东就是一位企业主,因他提供了股本并担了风险。但今天公司资本只有很少一部分是通过出售股本而筹集起来的。更大部分资本是靠公司自身的成功而自我筹措的。保留资本是大公司增加净资金的基础,而保留资本的增长是管理才能的产物。在今天股票所有权的模式下——特别随着共同基金、抚恤基金和信托基金的增长——股东们往往是“进进出出”的
426西方社会思想史
人,对公司企业没有什么连续性的利益。这样一种进进出出的过程可能对管理部门是一种有用的戒律,也是对经济状况的一种衡量。但这样一来,它就成了某种形式的抵销力,而不是所有权。真正的企业主都是直接地并在心理上与企业的命运息息相关的人;这种情况更适合于公司的雇员,而不是股东。换言之,公司可能是一个私人企业机构,但它并不真是一个私有财产机构。贝尔进而把现代公司企业比作现代的大学。如果以大学的模式看待公司企业的话,则所有权的谬论就更加明显。谁“拥有”哈佛大学或芝加哥大学?从法律上说是由监督人或受托人所组成的“公司”。
但从任何一种社会学含义上说,这是毫无意义的。大学是由其成员(职责和义务各不相同的行政机构、全体教职员、学生和校友)自行选择的、不断发展的企业单位,这些成员希望实现它的目标,适当照顾到组成该校的特殊团体的利益——也要兼顾使这所大学得以运转的更大团体的利益。公司也一样,它不仅仅为股东,也为工人和顾客工作,并要适当考虑整个社会的利益。
以上的讨论,使贝尔得出了其最大胆的结论之一:“我认为显而易见的是,今天我们美国人正在脱离以私人企业市场体系为基础的社会,而走向政治上以明确规定的‘目标’和‘重点’来作出最重大决策的社会。”
①在工业社会里,没有人集合起来“选举”市场经济,但现在却在进行选举了。这一转变的含义,贝尔认为意指朝着社会思潮的非资本主义方式,
①贝尔:《后工业社会的来临》,第332页。
第十八章 后工业社会理论526
而这是西方社会的长期历史发展趋势。

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既有大胆的探索,也有轻率的结论,既富有启发,也颇多疑点。他的理论是一种整体主义的社会理论。他提倡一种有计划的、集权的合理化的和科层化的社会制度,他认为社会结构中最重要的是要分析权力关系。
在这个问题上,他明显受了马克思的影响。但马克思把私有财产作为阶级的基础,贝尔则认为,知识已代替财富而成为权力的主要源泉。批评者指出,贝尔只是证明了现代社会越来越依赖那些拥有知识的人们的活动,却没有说明知识与权力究竟有什么关系。有知识的人的雇主对他们活动的影响远比他们自己要大得多。贝尔假设市场力量作为组织与变化的轴心终将消灭,这一观点与事实相去甚远。贝尔的兴趣集中在未来西方社会社会结构与政治影响的宏观研究上,却没有为行动者的分析留下余地。
他没有对人际关系的实质进行分析,尽管他也把后工业社会的现实规定为社会界,规定为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他设想资本主义企业正在自动向服务于社会的模式(社会学模式)发展,日益忽视利润因素,这些观点是乌托邦式的。至于对是否有什么后工业社会,我们的社会是否已处于后工业社会等问题,心存疑虑的批评也不少。
但贝尔的后工业社会理论仍不失为一种批判的社会理论。他否认财产之为新社会的中枢原理,非议经济化,理由是生产更多的私人产品是以牺牲其它社会价值观为代价的。
①同上,第333页。
626西方社会思想史
他批评自由放任,因这导致了对社会整体利益的忽视和社会成本的增加。他把社会学模式视为更好的模式,表明了他对向被视为天经地义的西方社会私人企业体制的怀疑态度。后工业社会是否正在来临,这是需要以与贝尔同样的介入性的社会分析去研究的问题,而不应忙于下结论,但贝尔勾划的现代科学技术的革命趋势是无庸置疑的,在这一趋势中有着塑造未来社会的巨大力量也是无庸置疑的。
后记726
后  记
1988年以来,我每年为复旦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开设两门课,一门是“西方社会思想史”
,另一门是“现代西方社会学理论”
,而事实上在我的教学方案和教学实践中,它们从来都不是两个独立的系列,而是把它们看作一连贯和统一的西方社会学思想史的不同发展阶段,并且置于西方精神、文化的大传统和西方社会变迁的大历史观之中来讨论的,遂有现在这样一部从古希腊的城邦社会学到当代美国的后工业社会理论的社会思想史的著作。它并不是上述两块内容的简单拼接,拼接的结果既阉割历史又断送思想,而这对思想史著作来说是最糟糕不过的了;它也不是刻意标新立异而为之,在黑格尔的《哲学史讲演录》,熊彼特的《经济分析史》中,我们早已看到一种结合了广阔的历史眼光、深邃的哲学洞见及渊博的专业知识的通史规模的工作,他们的分析都是“上穷碧落下黄泉”
,从希腊思想的源头直到其同时代的思潮学派,他们的工作做成了无可争辩的学科史典范,本书大大得益于他们的著作,及其他一些学科史著作(如萨基的社会学史、萨宾的政治学说史、罗素的哲学史、墨菲等人的心理学史著作等)。
我的本科专业是历史,我就读的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集中了一批国内优秀的历史学家,如白寿彝,何兹全,龚书铎,刘家和等,他们的培养造就了我对历史的敏感和自觉,而当
826西方社会思想史
时系里聘请邱汉生、林英等先生开设的“中国思想史”课也是我在大学所获最多的课程之一。我的研究生专业是西方哲学史,复旦大学哲学系的导师们给予我的训练激发和磨砺了我的哲学天性并最终确定了致力于思想史的学术方向。我的学术训练和知识背景决定了我努力以赴的目标是使思想史研究具有“思想的理趣和历史的韵律”
,现在放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有多少体现了这一要求我没有把握,但可以肯定地说离我主观上所欲达到的境界还差得很远,这使我十分地惶恐和惭愧。
我得感谢黄海泉、彭希哲、阎嘉陵等曾在或还在社会学系担任领导职务的同志,他们为使本书获得学校的扶持作了积极的努力;在一段时期内,他们有计划地减少我的社会工作,以保证写作的时间;而在搜集和使用图书资料方面,我也得到他们提供的诸多便利,总之,本书的写作计划和进展始终得到他们的鼓励、支持和推动。
我要感谢陈京璇教授、谢遐龄教授和俞吾金教授,多年来他们在学问上和德行上给予我的指导,以及对本书的论点和结构所提的很好的意见,都对本书作出了贡献。
我要感谢陈学明副教授和周敦仁副教授,他们分别撰写了本书的第十七章和第十八章,他们所贡献的,不只是学术成就,还有珍贵的友情。多年来我与周先生保持了一种充满信任、理解和无拘无束的谈话关系,这些谈话是极其愉快的和有益的,本书的一些观点和思路最初就是在这些谈话中萌发的。
本书得到复旦大学出版基金的资助,这是与复旦大学教
后记926
务处和复旦大学出版社的大力支持分不开的;出版社总编辑高若海先生为本书的审编出版事宜作了周到的安排;编审林骧华先生认真审阅了全书,提出了中肯的修改意见;责任编辑夏德元先生阅稿数遍,付出了大量的劳动,我为他们优良的业务水平和敬业精神所感动,并由衷地感谢他们为本书所做的一切贡献。
关心本书工作的还有我的许多师长、同仁与朋友,在此一并表示感谢。这里我要特别提到DoloresHope
Vura女士,她是加州州立大学富勒敦分校教育研究部的主任。她十分熟悉本书的计划并热切关心其进展,多次寄赠于本书写作有用的文献资料;我们每一次的谈话和通信充斥了东西方文化、社会思想比较的讨论;她的见解融入了她浸润其中的西方文化精神的气质、内蕴及其全部的生命体验,这是我从西学文本上所难以获致的“一点灵明”
,她的启发使我对西方社会思潮及文化精神的理解更为真切。她对中国的社会学研究和教育怀着浓厚的兴趣,我常会想起她曾向我认真谈过的一个计划:倘有适当的机会,她愿意分文不取地自费来为复旦的学生讲授社会学理论。一个感人而又浪漫的计划!在本书出版之际,我谨向Vura女士表示诚挚的敬意和感谢。
我还要特别感激我的妻子郑翔,她是本书许多章节的第一位读者和批评者,尽管并不是她的所有评论都是中肯的,但她所表现的简朴的思维风格和健康的常识观点,对于被过度的理念偏好所“浸没”的头脑确有清醒“开窍”的作用;还有更重要的理由,这些年她对我的教师工作的理解和支持,并没有因为世风的实利化和我学业上的一事无成而改变,读书
036西方社会思想史
人已被外面热闹的世界搅得六神无主,浮躁不安,这样的理解和支持多少有几分镇静的作用,使人稍稍心平地继续持守着已所剩不多的一点斯文,为此,谨将本书献给我的妻子。
以本书现在的篇幅来展示从柏拉图到贝尔的西方两千多年社会思想的来龙去脉,局促、粗疏、遗漏和其它各种可能的毛病一定在所难免,我恳切希望学界的前辈、同仁与读者给予批评,不吝赐教。
于 海193年10月记于复旦凉城寓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