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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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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刘祖熙
主编东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刘祖熙 主编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
序  言
1989年秋冬发生的东欧政局的剧变,改变了战后世界政治的格局,是当代世界历史的重大事件。
五年来,国内外学者纷纷撰文著书,从不同的立场评说东欧之变。有的西方政治家把它归结为“社会主义的大失败”。
我国少数学者则把它归咎于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和东欧国家领导人的“叛变”。
如何正确评价东欧之变?
我们应当从东欧之变中吸取哪些有益的历史教训。这些问题要求我国研究东欧问题的学者、专家作出明确的回答。
社会主义终究要代替资本主义,正像资本主义已经代替封建主义一样,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东欧剧变的原因不应当从社会主义的根本制度中寻找,而应当从不符合东欧国家国情的苏联模式中寻找。战后东欧历次危机无不由僵化的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党的决策的失误以及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所引起。
南斯拉夫模式走向另一个极端,由于权力过分分散,国家失去宏观控制能力。
实践证明,这种模式也是经不起历史考验的。
在强调上述内因的决定作用时,我们也不应低估外因的作用。不容讳言,东欧剧变有苏联的背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对东欧的剧变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西方国家的“和平演变”战略在东欧剧变中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
东欧剧变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只有对战后45年东欧各国的经济和政治发展作系统、全面的研究,才能看清东
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欧演变的历史轨迹。有人说,共产党在东欧接管政权是苏联的“革命输出”
,是苏联战略利益的需要,所以,东欧危机的“原罪”始于194~1945年。
这是一种偏见。
它抹煞了包括共产党人在内的东欧各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浴血奋战的功绩。从当代东欧史看,194~1948年是政治经济发展良好的年代。
东欧人民走在人民民主的道路上,满怀爱国激情,迅速医治了战争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改善了人民生活。
东欧多数国家的危机渊源于1948年被迫接受苏联模式。1956年的波兰和匈牙利事件是危机爆发的第一次信号。以1956年波匈事件为契机,开始了一轮又一轮的东欧改革运动。但东欧的改革始终没有摆脱改革——失败——危机的怪圈。改革以失败而告终,最后导致政权易手。改革失败的原因很多,有内部的和外部的,有主观的和客观的;从深层次上说,囿于传统观念,未能彻底摆脱旧模式的框架,没有把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作为目标模式,是根本的原因所在。
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经验教训是多方面的,是极为深刻的,正确吸取他们的经验教训,对于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是大有裨益的。
本书是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八五重点研究课题的一项成果,由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国社会科学院东欧中亚所、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所、外交部等的八名学者共同完成。书中的观点只是作者们的一家之言,由于我们理论水平不高,占有资料不全,不妥和错误之处,恳请学术界同仁和广大读者不吝批评指正。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
目  录
序  言…………………………………………………………(…1)
第一编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加强……(…1)
第一章 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6)
第一节 法西斯国家的入侵和南共领导的武装抵抗运动……(…6)
第二节 新南斯拉夫国家的建立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9)
第三节 战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建立………(…12)
第四节 情报局事件………………………………………(…17)
第二章 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23)
第一节 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23)
第二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26)
第三节 经济恢复时期的政策和措施………………………(…30)
第四节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和阿南、阿苏关系…………………………………………(…33)
第三章 波兰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诞生……………………………………………(…42)
第一节 波兰工人党的建立和党内关于人民民主与苏联模式的争论………………………………………(…42)
第二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及其经济政策………………(…48)
第三节 波兰工人党执政地位的加强………………………(…56)
第四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建立和“大清洗”……………(…58)
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四章 罗马尼亚“八。二三”起义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63)
第一节 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八。二三”武装起义的胜利………………………………………(…64)
第二节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民主革命的完成……………(…67)
第三节 罗共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一党制的形成和党内斗争…………………………………………(…70)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71)
第五章 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73)
第一节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和“九。九”人民起义的胜利……………………………………………(…73)
第二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加强……(…76)
第三节 民主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83)
第四节 科斯托夫案件……………………………………(…85)
第六章 匈牙利的解放与联合政府的政策………………(…90)
第一节 匈牙利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90)
第二节 从1945年国会选举到1947年国会选举…………(…95)
第三节 联合政府的经济措施……………………………(…10)
第四节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成立………………………(…103)
第七章 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的建立和二月事件………………………………………(…107)
第一节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策略和民族阵线政府的成立……………………(…107)
第二节 捷共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和科息斯纲领的实施…(…110)
第三节1948年二月事件………………………………(…114)
第四节 斯兰斯基案件及其他……………………………(…118)
第二编 苏联模式试验的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基础”……(…124)
第一章 苏联模式在波兰的试验和受挫。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
波兹南事件……………………………………(…130)
第一节 六年计划(1950~195)的任务、指标和执行情况………………………………………(…130)
第二节 波兹南事件——波兰战后的第一次危机…………(…135)
第三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的转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执行情况……………(…140)
第四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从十月方针后退,放弃“波兰道路”…………………………(…148)
第二章 匈牙利探索发展道路的曲折历程……………(…150)
第一节 拉科西照搬苏联模式并加以扭曲发展……………(…150)
第二节 新阶段政策与党内斗争…………………………(…15)
第三节1956年匈牙利事件……………………………(…158)
第四节 卡达尔探索新的发展道路………………………(…162)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苏联模式…………………(…170)
第一节 加速从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170)
第二节 提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颁布社会主义宪法……………………………………………(…175)
第三节 经济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克服其弊端的初步尝试………………………………………(…179)
第四节 苏共20大的影响和政治文化情况………………(…183)
第四章 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端和农业合作化……………………………………(…18)
第一节 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的任务、指标和执行及新宪法的通过…………………………………(…18)
第二节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192)
第三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任务、指标和执行情况………………………………………(…196)
第四节 党内斗争………………………………………(…198)
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五章 保加利亚“建立社会主义基础”和批判个人崇拜……………………………………………(…201)
第一节“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1949~1958)…………………………………(…201)
第二节 苏共20大前后保共党内的斗争…………………(…204)
第三节 保共七大宣布“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立…………(…206)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207)
第六章 阿尔巴尼亚照搬苏联模式……………………(…21)
第一节 争取把阿尔巴尼亚建成为农业工业国的“一五”
计划(1951~195)……………………………(…21)
第二节 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215)
第三节 为在阿尔巴尼亚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二五”计划(1956~1960)…………………………………(…219)
第四节 阿苏关系………………………………………(…223)
第七章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228)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建立………………………(…228)
第二节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234)
第三节 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的完成和在实践中的贯彻………………………………(…238)
第四节1963年宪法和南斯拉夫经济建设的成绩…………(…241)
第三编 苏联模式试验的继续:“建设发达社会主义”……(…245)
第一章 波兰1970年十二月事件和1980年危机……(…250)
第一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1965)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970)的执行情况……………(…250)
第二节1970年十二月事件——波兰战后的第二次危机……………………………………(…253)
第三节 盖莱克和他的“高速发展战略”………………(…261)
第四节1980年危机——波兰战后的第三次危机…………(…26)
第二章 卡达尔执政的匈牙利鼎盛阶段………………(…273)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
第一节 “完全建成社会主义”阶段与三个五年计划……(…273)
第二节 以联盟政策为特色的政治民主化尝试……………(…279)
第三节 实行新经济体制………………………………(…287)
第四节 外交政策上的变化………………………………(…295)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三五”计划的失败和诺沃提尼的垮台………………………………(…29)
第一节 “三五”计划受挫和捷共12大…………………(…29)
第二节 捷共13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尝试………(…303)
第三节 捷共内部斗争和诺沃提尼下台…………………(…305)
第四章 为在罗马尼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312)
第一节1961~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指标和执行情况………………………………………(…312)
第二节1964年4月声明的发表和罗苏矛盾公开化………(…315)
第三节 罗共“九大”开始了齐奥塞斯库时代。
“四五”
(196~1970计划的指标、任务和完成情况……(…320)
第五章 保加利亚为加速经济发展和“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325)
第一节 提前两年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1958~1962)…(…325)
第二节 第四、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1975)的经济和社会发展………………………………(…328)
第三节 保共党内斗争和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确立………(…331)
第四节 保共制定“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党纲和保苏进入“全面接近”的时期…………………(…33)
第六章 僵化、封闭体制在阿尔巴尼亚的形成和强化……………………………………(…338)
第一节 阿苏矛盾的尖锐化与两国关系的破裂……………(…338)
第二节 阿中关系的迅速发展……………………………(…341)
第三节“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三五”计划(1961~1965)和“四五”计划(196~1970)…(…34)
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四节 “思想文化革命”………………………………(…349)
第七章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遇到的困难……………………………………(…357)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357)
第二节 政治生活和民族关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360)
第三节 党的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36)
第四节 经济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369)
第四编 改革与危机…………………………………………(…374)
第一章 波兰:危机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危机………(…378)
第一节 形势:经济渐趋恢复,政治渐趋稳定……………(…378)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382)
第三节 政治体制改革…………………………………(…38)
第四节 改革受挫,危机又起……………………………(…391)
第二章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一波三折的复杂历程…(…395)
第一节 “计划与市场”的探源与认同…………………(…396)
第二节 振兴改革的举措………………………………(…39)
第三节 向西方开放……………………………………(…401)
第四节 雷声大,雨点小………………………………(…405)
第五节 颓势——无回天之力……………………………(…410)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胡萨克的复旧政策………………………………………(…417)
第一节 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417)
第二节 苏联入侵和改革夭折……………………………(…425)
第三节 胡萨克时期的“正常化”………………………(…429)
第四节 改革与保守之争,反对派的崛起………………(…436)
第四章“进入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罗马尼亚………………………………………(…44)
第一节 三个五年计划(1971~1975、1976~1980、1981~1985)
的制定和执行情况………………………………(…44)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
第二节 罗共纲领的发表………………………………(…451)
第三节 改进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计划……………………(…453)
第五章 保加利亚的改革与危机………………………(…462)
第一节70~80年代之交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462)
第二节80年代的改革…………………………………(…464)
第三节 国际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形成………………(…468)
第四节 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和反对派的崛起………………(…471)
第六章 自我封闭的阿尔巴尼亚………………………(…475)
第一节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475)
第二节 三个五年计划和1976年宪法……………………(…481)
第三节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三大案件”
和谢胡自杀……………………………………(…486)
第四节 封闭的对外政策和阿中关系恶化………………(…491)
第七章80年代——南斯拉夫全面危机的年代………(…496)
第一节80年代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形势…………………(…496)
第二节 普拉宁茨总理执政时期(1982~1986)…………(…50)
第三节 米库利奇总理执政时期(1986~198)…………(…504)
第四节 马尔科维奇总理执政时期(1989~190)………(…509)
第五编 剧变——共产党政权的丧失………………………(…515)
第一章 波兰:开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非共产党政权的先河……………………………………(…520)
第一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520)
第二节 圆桌会议——历史性的妥协……………………(…524)
第三节 议会大选——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526)
第四节 总统选举的风波………………………………(…529)
第五节 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政权的建立………………(…532)
第二章 匈牙利:卡达尔时代的结束…………………(…538)
第一节 为1956年事件和纳吉平反………………………(…539)
8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二节 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54)
第三节 一次非常党代表大会……………………………(…551)
第四节 和平过渡—政权更迭……………………………(…556)
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丧失政权………………(…562)
第一节 雅克什当政时期的政策…………………………(…562)
第二节 反对派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捷共的对抗……………(…56)
第三节 共产党丧失政权………………………………(…569)
第四章 罗马尼亚共产党丧失政权……………………(…575)
第一节1986~190年计划的指标、任务和执行情况……(…575)
第二节 罗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14大的召开………(…576)
第三节 齐奥塞斯库个人崇拜的发展……………………(…579)
第四节 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582)
第五章 保加利亚:从日夫科夫下台到社会党下野…(…58)
第一节1989年11月保共中央全会前后党内的斗争……(…58)
第二节 多党竞争和圆桌会议……………………………(…589)
第三节 保共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和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591)
第四节 社会党在大选后节节败退………………………(…593)
第五节 新宪法的制定和社会党在191年大选中失利……(…594)
第六章 霍查后的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剧变…(…598)
第一节 “坚持”与“灵活”并存的双重政策……………(…598)
第二节 每况愈下的国民经济及其对策…………………(…604)
第三节 动荡的政局与劳动党政权的丧失………………(…610)
第七章 南斯拉夫全面危机的总爆发——南共联盟解体和南联邦瓦解……………………………(…616)
第一节 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616)
第二节 南共联盟的解体………………………………(…619)
第三节 各共和国的多党制自由选举……………………(…621)
第四节 南斯拉夫联邦的瓦解……………………………(…525)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
第五节 内战爆发………………………………………(…630)
第六编 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政权的经验教训……………(…63)
第一章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63)
第一节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就………………(…634)
第二节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和错误………(…640)
第二章 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649)
第一节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650)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决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656)
第三节 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唯一途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661)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665)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
第一编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加强
概   述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中欧和东南欧近130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先后建立了8个人民民主国家,它们是: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波兰、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
除民主德国情况特殊外,东欧7国的人民民主政权都是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后期实行人民民主革命(或称民族民主革命)的基础上建立的。
194~1945年东欧的人民革命是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来实现的,参加统一战线的有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部分资产阶级。
它不像1917年俄国的十月革命,革命的对象不是本国地主和资产阶级,而是德意法西斯占领者和一小撮卖国贼。东欧的人民政权在本质上不同于西方国家的资产阶级专政,也不同于苏联的无产阶级专政,而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几个阶级的联合政权。
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特瓦尔德、哥穆尔卡等人根据若干东欧国家议会民主的传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形成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通过人民民主
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模式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他们主张政治上巩固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政权,经济上在没收敌伪财产的基础上,通过农村土地改革和城市大工业企业国有化,建立以国营经济为主体,兼有合作社经济、私营和个体经济的混合经济,由国家调节市场,在工业化的方针上是采取渐进、缓慢的方式,反对用损害人民(特别是农民)的利益或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来发展重工业。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鉴于东欧国家落后的生产力,普遍认为,东欧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
根据战后欧洲形成的雅尔塔体制的政治格局,东欧国家成为苏联的势力范围,其政策受到苏联的制约。没有苏联的同意,人民民主的道路是走不通的。苏联对于东欧国家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起初曾表示赞同。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在回忆他1946年7月同斯大林的谈话时说,“斯大林同志谈到,希特勒德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失败后,许多国家的统治阶级已经声名狼藉,广大人民群众的觉悟有了提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出现了许多可能性和道路。
他列举了南斯拉夫、保加利亚和波兰的例子,也提及我国的例子,指出可以走一条不必经过苏维埃制度和无产阶级专政的通向社会主义特殊道路。“

战后初期,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民实行了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迅速恢复了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提高了人民的生活水平,在人民民主道路上取得了巨大的成就,赢得
①引自《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评论》1964年第1期第13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
了人民的信任和拥戴。
在1946~1948年的议会选举中,共产党击败了资产阶级反对派,加强了共产党的执政地位。
正当东欧各国人民满怀信心地沿着人民民主道路前进的时候,美苏却日渐由反法西斯盟国变成相互争夺的对手,东西方之间的空气日益紧张。
1946年3月,英国前首相邱吉尔访美时,在密苏里州的富尔敦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演说,宣称“从波罗的海的什切青到亚得里亚海的的里雅斯特,一道铁幕横贯欧洲挂了下来。”
这篇反共演说为笼罩欧洲的冷战拉开了序幕,而在“自由、民主、人权”的旗号下提出的所谓“解放铁幕后面的被奴役人民”
,就是西方国家吹起的冷战号角。
1947年3月,美国总统杜鲁门开始推行针对苏联的“遏制战略”。
1947年6月,美国国务卿马歇尔提出复兴欧洲经济的“马歇尔计划”。英法两国政府决定于1947年7月12日在巴黎召开讨论马歇尔计划的欧洲会议,向包括苏联和东欧国家在内的欧洲各国政府发出邀请。
苏联表示拒绝参加,但捷、波等国政府仍希望参加,因受到苏联制止而不得不拒绝邀请。
东西方之间的冷战于是升级。苏联立即作出反应,采取各种步骤,加紧控制东欧。
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情报局成立。苏联要求东欧各国立即按照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不再容许通向社会主义多种道路的存在,否则一律斥之为“民族主义道路”。人民民主的概念被改换了,它成为“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种形式”。
人民民主的道路被中断了。
1948年发生了苏南冲突。南斯拉夫遭到围攻,南共被开除出情报局。
从1948年起,东欧各国发生了以下几件影响深远的政治事件。
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一,民族统一战线破裂,联合政府解体,共产党的一党集权制确立。参加民族统一战线和联合政府的资产阶级政党纷纷瓦解,有的被取缔或解散,有的停止活动,有的宣布改组,其领导人或逃亡国外,或被捕入狱。在东欧各国陆续建立了共产党一党政权(南斯拉夫、阿尔巴尼亚、匈牙利、罗马尼亚)或名义上的多党政权实际上的一党政权(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
第二,社会民主党并入共产党,实现了所谓在马克思主义基础上的工人运动的统一,实际上加深了分裂。大多数东欧国家的工人运动发端于19世纪70~80年代,各国都建立了社会民主党。
90年代,工人运动发生了分裂,左翼社会民主党坚持马克思主义革命路线,右翼社会民主党主张走改良主义的议会道路。十月革命后,左翼社会民主党人建立了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结成民族统一战线,并在战后初期的联合政府中结成左翼联盟。
1947年共产党情报局要求东欧各国组成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社会民主党实际上被解散,只有一小部分党员(多的12,少的A14)加入统一后的共产党。但是,组织上的强制合并,不可A能达到思想上的真正统一,工人阶级队伍的分裂实际上更加深了。
第三,共产党内部开展大清洗,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
为了加紧控制东欧,苏联要求东欧各国共产党清除领导层中的一切异己分子,直接组织和指挥了一场大规模的清洗运动。
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被扣上“铁托分子”
、“右倾民族主义”
、“犹太复国主义”
、“西方代理人”
、“间谍”
、“特务”等罪名,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
遭到清除、审判、监禁和处决。
被处决的有保共中央书记、代总理科斯托夫,匈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拉伊克,捷共总书记斯兰斯基。被监禁的有波兰工人党总书记哥穆尔卡。
1948年是东欧战后历史的转折点。从此以后,东欧国家完全按照苏联模式,确立了政治上一党高度集权,经济上推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突击式地进行农业合作化运动,消灭资本主义私营经济,逐步地建立起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一章南斯拉夫反法西斯解放战争的胜利和中央集权制度的建立
第一节 法西斯国家的入侵和南共领导的武装抵抗运动
一、历史概况南斯拉夫位于欧洲东南部的巴尔干半岛上,地处连接欧亚两大洲的陆路要冲,与非洲大陆隔海相望,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历来是兵家必争之地。
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中世纪曾长期受周围强国的统治,他们进行过多次反抗压迫者的武装起义。
1829年塞尔维亚获得自治公国的地位。
1878年塞尔维亚和黑山的独立得到了国际承认。
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南斯拉夫各族人民在1918年12月建立了统一的国家——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斯洛文尼亚人王国(1929年改名为南斯拉夫王国)。
由于掌权的塞尔维亚王室和资产阶级奉行阶级压迫和民族歧视的政策,国内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政局一直动荡不定。
当时的南斯拉夫是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工业和交通运输业很不发达。某些重要的工业部门,特别是采矿业,掌握在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
外国资本家手中。
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建立和活动1919年4月南斯拉夫各地区的社会民主党左派在贝尔格莱德召开联合代表大会,成立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主义者)。
1920年6月在第二次代表大会上,党改名为南斯拉夫共产党。在1920年11月的制宪议会选举中,南共获得59席,是第三大党。反动当局在12月借故禁止南共活动,1921年8月又宣布南共为非法组织,南共被迫转入地下,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后来党中央迁到国外,同时党内发生了严重的派别斗争。党员人数由最多时的65万人降到只剩B200人左右。
共产国际在30年代曾考虑要解散南共。
铁托担任南共总书记后,把党中央领导机构迁回国内,并采取一系列措施来整顿和发展党组织。到1941年4月战争爆发前夕,党员增加到12万人,团员增加到3万人。
B三、法西斯国家的入侵1941年4月6日,法西斯德国和意大利纠集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两个仆从国,不宣而战,大举入侵南斯拉夫。南王国军队一触即溃,土崩瓦解。
国王和政府在15日撇下各族人民,仓惶逃往国外。
17日,王国军队统帅部签署了投降书。入侵者瓜分了南大片领土,并充分利用南民族矛盾和民族纠纷,实行分而治之政策,建立附属国,扶植傀儡政权,煽动民族仇恨,挑唆民族残杀。
在国家被占领和肢解、人民受奴役和残杀的艰难时刻,当年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资产阶级政党头面人物,有的跑到国
8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外参加了流亡政府,有的销声匿迹隐居下来,要求人民忍耐和等待;有的投敌叛变,成了占领者的帮凶。只有以铁托为首的南斯拉夫共产党挺身而出,担当了领导各族人民抵抗侵略者的历史重任。
4月10日,南共中央确定了开展反法西斯武装斗争的方针,并成立了以铁托为首的军事委员会。5月初,南共中央在萨格勒布召开有省委书记参加的重要会议,制定了在国家被占领的条件下南共争取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政治纲领,决定在党的各级领导机构下面都设立军事委员会,来负责收集武器和军需物资,编组和训练战斗小组。
6月22日,德国进攻苏联,南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认为,这一事件彻底改变了世界局势,为南开展武装斗争创造了国际条件。南共中央发表的《告南各族人民书》指出,苏联进行的正义斗争同时也是南人民争取解放的斗争,南人民要竭尽全力阻止侵略者把南变成法西斯军队的供应基地,同时要为进行最后决战作好直接准备。
6月27日,南共中央决定成立南人民解放游击队总司令部(后改为最高司令部)
以代替军事委员会,由铁托任总司令。
7月4日,南共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把经过训练的人员组成游击队,在适当时机开展武装斗争;同时向各省派遣中央代表以保证这一决议的贯彻执行。7月7日,在克鲁帕尼附近的白教堂打响了武装起义的第一枪(这一天现在是塞尔维亚人民的起义节)
,接着在全国各地先后爆发了南共领导的人民起义,建立了游击队,开辟了解放区。
1941年7月21日,成立了第一个县级人民政权机关——别拉尼人民解放委员会。
12月21日,在鲁多组建了南人民解放军第一支大型正规部队——第一无产者突击旅。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
1942年2月,人民解放军最高司令部在福查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任务和结构的法令》和《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在解放区的工作的法令》。
法令规定人民解放委员会是解放区的政权机关,由居民民主选举产生,应包括一切爱国人士。它行使政权机关的除军事职能以外的一切职能。
1942年9月,最高司令部又发布了《关于人民解放委员会选举的法令》和《关于建立后方军事机关的法令》。
随着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各地解放区不断扩大和联结成片,人民政权日益巩固。
1942年11月26~27日在波斯尼亚西部的比哈奇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有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各革命组织的代表和爱国人士参加。会议本来想建立全国性的政权机关并成立新政府,但由于共产国际和苏联不同意而作罢。最后会议宣布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人民解放斗争各民族和各党派的政治代表机构”
,并选举主席团和执行委员会来领导各地革命政权机构和处理日常事务。原民主党领袖伊万。里巴尔博士当选为执行委员会主席。
第二节 新南斯拉夫国家的建立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
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一次会议召开后的一年里,国际和国内的军事和政治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苏联红军在取得斯大林格勒战役的伟大胜利后,向西挺进,经过库尔斯克战役和乌克兰大会战,解放了广大的国土,给法西斯
0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德国以致命的打击。
1943年7月,西方盟军在西西里岛登陆,9月初,迫使意大利投降。南人民解放军在1943年经历了奈雷特瓦和苏捷斯卡两大战役的考验,变得更加强大了。意大利投降后,南解除了境内意军的武装,获得大量的武器弹药,可装备8万名战士。
南人民解放军已发展到30万人,解放了国土面积的一半。建立新国家的条件已完全成熟了。
1943年11月29日,在波斯尼亚中部的亚伊采召开了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有各地人民解放委员会的代表142人出席(马其顿的代表由于战争阻隔未能到会)。会议宣布,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是“南斯拉夫最高立法和执行代表机构”
,是“南斯拉夫人民和国家主权的最高代表者”
;禁止国王回国,国家的政体问题待全国解放后由人民来决定。
会议选举了由63人组成的主席团,伊万。
里巴尔博士当选为主席团主席。会议决定成立新的革命政府——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同时剥夺王国流亡政府作为南斯拉夫合法政府的一切权力。会议选举约。布。铁托为南全国解放委员会主席,选举爱。卡德尔、弗。里勃尼卡尔、博。马戈瓦茨为副主席,还选出13名委员分管各个部门。
参加革命政府的,除南斯拉夫共产党外,有克罗地亚农民党、斯洛文尼亚基督教社会党、南斯拉夫穆斯林组织的代表和无党派人士。会议还宣布南斯拉夫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共同在联邦制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国家。这次会议的历史性决议标志着新南斯拉夫国家的建立。
当时出现了两个政府并存的局面。一个是流亡国外的王国政府,它在国内没有什么力量,它所依靠的德。米哈伊洛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1
维奇的切特尼克部队与德国占领者勾结,共同讨伐游击队,欺压其他民族的人民,因此声名狼藉。但这个政府得到英美苏三大盟国和其他国家的承认。另一个是南斯拉夫全国解放委员会,它体现人民的意志,领导着轰轰烈烈的人民解放运动,解放了广大的国土,抗击和牵制了敌人大批兵力,可是它却得不到国际承认。
1943年11月28日~12月1日,盟国三巨头德黑兰会议虽然承认南斯拉夫人民解放运动的武装力量,却不承认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和南全国解放委员会。
在这种形势下,根据邱吉尔的建议,南全国解放委员会与王国流亡政府进行谈判,以解决新国家及其政府的地位问题。铁托和流亡政府新首脑舒巴希奇经过三次会谈,达成了成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政府的协议。
1945年2月的三巨头雅尔塔会议讨论了南斯拉夫问题,决定立即实施铁托—舒巴希奇协议。
1945年3月5日,南全国解放委员会和王国政府分别辞职。3月7日,根据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的建议,王国摄政委员会任命了民主联邦南斯拉夫政府。
同日,新政府向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主席团宣誓就职。这是一个联合政府,由铁托任总理兼国防部长,大部分部长和委员是原全国解放委员会的成员,有一批资产阶级政党的代表参加了政府,其中塞尔维亚民主党的米。格罗尔任副总理,克罗地亚农民党的伊。舒巴希奇任外交部长,尤。舒特伊任不管部长。新政府成立后很快得到了全体盟国的承认。
1945年5月,法西斯德国投降,南斯拉夫人民解放战争取得了伟大胜利。
在战争期间南斯拉夫牺牲了1706万人,占B
2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全国人口的108%,在欧洲仅次于苏联和波兰。财富的直接B损失达91亿美元(按1938年价格计算,当时南人均国民收入只有112美元)。
南共领导下的各族人民在四年艰苦卓绝的战斗中,为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作出了重大贡献。南共本身在战争中共牺牲了约55万名党员,34战前入党的党员到B A战争结束时已不在人世。
但党的队伍经过战争考验日益壮大,到1945年5月有党员141万名,他们是各条战线中的领导B和骨干力量。
第三节 战后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建立
南共认为,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战争的胜利,同时也开始了社会主义革命发展的新阶段。
南共通过人民阵线团结各阶层的广大群众,为巩固新政权而奋斗。南斯拉夫军队在各族人民的支持下,迅速消灭了残存的切特尼克分子、乌斯塔沙分子、“民族阵线”分子、白卫军等叛乱恐怖集团,稳定了国内政局。各地军事法庭和人民法庭公开审判了卖国投敌的首要分子:乌斯塔沙组织的首领、克罗地亚独立国的头目(帕韦利奇逃到南美,未能缉获归案)
、米哈伊洛维奇及其切特尼克国家委员会的成员、塞尔维亚的奈迪奇将军、克罗地亚的斯特皮纳茨大主教、斯洛文尼亚的卢普尼克将军和罗日曼主教、马其顿内部反革命组织中的首恶分子等。
这样就清算了他们在战时犯下的种种罪行。
剥夺剥夺者,消灭人剥削人的现象,建立生产资料公有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1
制,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基本任务之一。早在人民解放战争期间,各地的革命政权就开始没收通敌分子的财产,并在资本家经营的企业中实行工人监督。
1944年11月21日的《国家占有敌人和外逃者财产法》规定,凡是敌人、德国公民、战争罪犯、通敌分子、暴发户和外逃者的财产,都由国家没收。
1945年4月进行币制改革,旧第纳尔按20:1兑换新第纳尔。
战争期间超过生活费用的收入(超过25万第纳尔的部分)
,B作为国难财予以没收,个人兑换超过500第纳尔的部分,按比例予以没收。这是对剥削阶级手中掌握的超过限额的现金的一次剥夺。
1945年8月23日的《土地改革和移民法》贯彻“耕者有其田”的原则,消灭了大土地私有制。法律规定:无偿没收大地主、银行、企业所占的全部农业用地;没收教堂、寺院、宗教团体的超过10公顷的土地;没收商人、手工业者、职员以及其他非农业劳动者的超过3~5公顷的土地;农民每户可占有的耕地为25~35公顷,各种地产总额为45公顷①,超过部分没收,但给予适当补偿。土地改革中共没收土地15664B万公顷;其中51%即7974万公顷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及B移民;183%用来兴办国营农场;25%交给国营企业使用;B13%交给医疗保健机构和其他机构使用;26%成立农民劳B动合作社;其余243%是森林和宜林地区,交给国营林场。
土B地改革后南斯拉夫只把部分没收的土地收归国有,没有在全
①1953年5月27日的法律规定土地的最高限额为10公顷,个别共和国有特殊情况下规定为15公顷。
4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国实行土地国有化。
镇压反革命、币制改革、土地改革等革命措施触动了剥削阶级的切身利益,它们在联合政府中的政治代表便出来与南共抗衡。
1945年8月7日在贝尔格莱德举行南斯拉夫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根据雅尔塔会议的建议,吸收1938年选出的没有投敌叛变的118名议员和某些资产阶级政治家作为正式代表。他们组成了以格罗尔的民主党为主的反对派,否认南共的领导作用,否定战时人民政权的合法性,反对联邦制度,否认马其顿和黑山是独立的民族,要求把这些地区并入塞尔维亚,主张停止惩治战争罪犯和叛国投敌分子以“缓和”国内的政治形势。以舒巴希奇和舒特伊为首的克罗地亚农民党也附和其中某些主张。他们企图扭转历史的车轮,复辟旧制度,恢复自己过去的势力。但他们的图谋失败了。于是格罗尔、舒巴希奇、舒特伊等人在1945年8月底到10月初先后退出联合政府,并宣布抵制制宪议会的选举。
制宪议会的选举在1945年11月11日进行。年满18岁的男女公民和军人都有选举权(战前妇女和军人没有选举权)。只有叛国投敌分子被剥夺了选举权,但他们只占18岁以上人口的23%。登记的选民有8,383,455人。参加联邦B院选举的选民有7,432,469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866%。
B以南共为首的人民阵线的候选人名单得票6,725,047张,占选票总数的9048%;参加民族院选举的选民有7,413,214B人,占登记选民总数的8843%,人民阵线的候选人名单得票B6,574,975张,占选票总数的8869%。选举的结果表明,B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1
南共领导下的人民阵线取得了伟大的胜利。资产阶级反对党抵制选举的活动彻底失败了,从此以后,它们就从南斯拉夫政治舞台上渐渐消声匿迹。
1945年11月29日,新选出的制宪议会宣布废除君主制,剥夺国王的一切权力,成立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
1946年1月31日,制宪议会通过的宪法公布施行。
这是战后欧洲通过的第一部宪法,它是仿效苏联1936年宪法制定的。
宪法确认了反法西斯战争和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成果,并展示了社会主义的发展前景。结合国内多民族的特点,宪法规定南斯拉夫实行联邦制,由6个共和国(以及1个自治省和1个自治区)组成,各民族一律平等。
宪法规定南斯拉夫存在四种所有制形式:公共财产(各种自然资源和公用设施)
;国家财产(国有生产资料)
;合作社财产;私人和法人财产。国家制定经济生活和经济发展的方针,通过全盘的经济计划发展国有经济成分和合作社经济成分并对私有经济成分实行一般监督。国家保障私人财产及其继承权,但任何人不得用私人财产进行损害公共利益的活动,禁止成立私人垄断组织。法律为了公共利益可以限制和征用私人财产,或将其收归国有。
由于接管旧南斯拉夫的国营企业以及没收敌人和叛国通敌分子的产业,到1945年底,国家已掌握了全部工业的5%。
1946年5月通过的法律规定,对业主不在或业主失踪的财产(主要是曾为占领者效劳的外国资本家的财产)由国家接管。于是国家又掌握了全部工业的27%。
1946年12月5日《关于把私人工业和经济企业收归国有的法令》即第一个
6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国有化法令,规定把具有全国意义或共和国意义的工业、矿业、运输业、建筑业、银行业和批发商业共42大类收归国有,并给予适当补偿。
1948年4月28日通过的第二个国有化法令,进一步扩大了国有化的范围。只有小手工企业和作坊仍属私人所有,但已基本上被纳入计划经济制度,受到国家监督,雇工人数受限制。
1945年土地改革后,南斯拉夫开始按照苏联集体农庄的样式建立农民劳动合作社,开头几年工作进行得比较谨慎,步子也稳。
1945年成立农民劳动合作社31个,1946年发展到454个,1947年达到779个,共有农户40,590户,社员174,518人,土地210,986公顷。
当时强调农民入社自愿的原则,并按土地所有关系、经营方式、分配办法把合作社分为四类。
解放后南斯拉夫在变革所有制关系的同时,集中人力物力财力来医治战争创伤,恢复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逐步发展生产,以满足人民的需要。当时依靠广大群众高涨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开展社会主义劳动竞赛,取得了辉煌的成果;同时组织青年参加义务劳动,修复和兴建了许多大型工程。到1946年底,南生产已基本上恢复到战前水平。
1947年开始,贯彻国家工业化的方针,执行第一个五年计划。
南斯拉夫与其它东欧国家不同,早在1945~1948年就按照苏联的模式建立了高度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
南斯拉夫政府作为国家最高执行和指挥机关,像苏联部长会议一样,具有强大而集中的权力。在国家遭受战争严重破坏的艰难条件下,为了镇压反革命、实行国有化、巩固土改成果和安置移民、恢复和发展工农业生产,需要有强大的行政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1
权力来对国内各方面的工作实行集中统一的领导。当时的全民财产属于国家所有,对国营企业实行三级管理(部——总局——企业)
,企业在计划、财务、人事等方面都受到上级机关的控制,没有多少自主权。国家计划任务是指令性的;供产销由国家机关安排;投资基本掌握在国家机关手中,主要掌握在联邦手中;基本产品的价格由国家规定和控制。这个时期被称作“行政业务领导时期”或“革命的国家主义时期”
,它对于医治战争创伤和集中力量恢复和发展生产是必要的,并取得显著成绩。但过分集中的体制在实践中也开始暴露出一些弊端,如对企业管得过多过死使企业缺乏活力,压制了劳动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单纯依靠行政措施,忽视经济规律的作用,产生唯意志论和强迫命令;权力过分集中使得行政机构迅速膨胀,滋长官僚主义;刻板的一刀切的工作方法容易忽视民族特点和地区差别。不过当时这些弊端和缺陷被解放后劳动人民的革命热情所掩盖,暴露得还不那么明显和突出。
第四节 情报局事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欧洲形成了雅尔塔体制的格局,东西欧逐渐发展成两大对立的国家集团。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在南共的领导下自然地站在苏联和东欧人民民主国家一边,发展相互间的政治、经济和文化联系,迅速增加双边贸易数额。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曾酝酿建立联邦。南斯拉夫主动免除了保加利亚2500万美元的战争赔款。
当时南斯拉夫与
8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西方国家的关系则比较紧张。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南对西方国家袒护意大利十分不满。
1946年8月,南曾迫降和击落侵犯领空的美国飞机各一架。美国还干涉南国内对米哈伊洛维奇将军和斯特皮纳茨大主教的审判,减少或拒绝对南的粮食救济援助。
南共代表参加了1947年9月在波兰西部什克拉尔斯卡—波伦巴温泉疗养院举行的欧洲9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为了加强各国共产党之间的情报交流和协同动作,会议决定设立情报局,总部设在贝尔格莱德,并将出版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情报局作为联共(布)控制、干预和指挥兄弟党的国际机构,实质上是共产国际在新形势下在某种程度上的恢复。在这次会议上,南共代表在联共(布)代表的授意下,对法共和意共战后的方针进行了批评。这就开创了二战以后在兄弟党的国际会议上干预别国党的内部方针的先河。
这个时期从表面上看,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关系密切,配合默契,亲密无间。实际上双方的矛盾日益加剧,关系日趋紧张。在东西方冷战激化的国际背景下,斯大林领导下的苏联企图把南斯拉夫像其他东欧国家那样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里。这遭到了以铁托为首的南共领导的坚决抵制。双方历史上的积怨和战后相互关系中的矛盾交织在一起,导致冲突加剧。
南斯拉夫方面抱怨苏联:在1942年由共产国际出面反对南斯拉夫成立临时革命政府;1943年11月南反法西斯人民解放委员会第二次会议后苏联仍长期承认伦敦的流亡政府,不承认铁托领导的南全国解放委员会;战争后期苏军追击德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1
军经过南斯拉夫东北部地区,某些苏军官兵有严重违法乱纪行为,未得到妥善处理;斯大林和丘吉尔达成在南斯拉夫划分势力范围的秘密协议;战后在的里雅斯特问题上苏联没有全力支持南斯拉夫的要求;苏联时而主张时而反对南斯拉夫和保加利亚组成联邦;苏联企图通过成立合营公司和合营银行控制南经济等。苏联方面则指责南斯拉夫:准备派兵进驻阿尔巴尼亚,企图把它并吞;在对外政策上自行其是,不与苏联协商;苏联派往南斯拉夫的军事专家和文职专家处于敌对气氛包围之中;南斯拉夫国内有反苏情绪,苏驻南人员受到南公安机关的监视;南共内部混入了外国间谍等。
1948年初,苏联加紧对南斯拉夫施加压力。
2月12日迫使南代表团签署苏南两国政府就外交政策问题进行磋商的议定书。
2月底,苏方推迟了与南斯拉夫的贸易谈判。
3月18日苏联撤走了派在南斯拉夫的一切军事顾问和教练,次日又撤走了一切文职专家。以后在苏南两党和两国领导人的往来信函中,南方作了种种辩解,苏方则坚持原来的指责,并列举了新的“错误”
,决定要召开情报局会议来讨论和处理南斯拉夫问题。南共中央全会决定不参加情报局会议,并处理了党内赞同苏联意见的中央委员茹约维奇和赫布朗。
1948年6月28日在布加勒斯特举行的情报局第二次会议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决议指责南共领导执行了一条“背离马列主义的不正确路线”
,对苏联和联共(布)
采取“敌视的态度”
;抛弃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的理论,抹煞了工人阶级的领导作用,否认国内资本主义成分滋长的事实,无视农村的阶级分化,走上了“民粹党和富农党”的
0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道路;责备南共领导修正了马列主义的党的学说,把党溶化在非党的人民阵线中,“党内没有民主、没有选举、没有批评和自我批评”
,把党变成一个“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的组织”
;由此断定南共领导已走上“背叛劳动者国际团结事业的道路,转向民族主义的立场”。决议号召南共内部的“健康力量”取代现领导,建立“国际主义的新领导”。
1948年7月21~28日,南共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当时有党员4682万人,预备党员516万人。
针对情报局的种B种指责,代表大会在总结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用事实进行了驳斥。接着各共和国的党也先后召开代表大会,贯彻五大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在农业合作化问题上,为了消除情报局指责的口实,南共中央在1949年1月通过了《关于共产党在农村社会主义改造和农业生产发展中的基本任务的决议》,以政治运动的声势和行政命令的方式加紧推行合作化。
在党内和国家机关内开展了清洗情报局分子的运动。凡是赞同情报局决议的人,都作为情报局分子开除出党和开除公职。据统计,由于情报局事件先后被开除的党员有59596人,受其他惩处的有31,142人。情节严重的人,作为背叛国家和人民的刑事犯,受到法庭审判,并被关入亚得里亚海上裸岛和格尔古尔岛劳改营。这样的人共有16,312人,其中有十月革命参加者2人,西班牙内战国际纵队战士36人,战前入党的党员268人,“1941年游击队纪念章”
获得者1673人,现役官兵2300人,内务机关工作人员1618人,联邦和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2
共和国的部长23人,部长助理99人,联邦议会代表36人①。
除了南共中央委员斯。茹约维奇(当时任财政部长)和安。赫布朗(当时任计划委员会主席,曾任克罗地亚共产党书记)赞同联共(布)的意见外,南斯拉夫军队总参谋长阿。约万诺维奇上将、总参谋部政治部副主任布。佩特里切维奇少将、炮兵学院的弗。达普切维奇上校也拥护情报局的决议。他们三人相约在1948年8月12日晚准备偷越国境逃往罗马尼亚,结果约万诺维奇被民兵巡逻队击毙,其他两人先后被捕,并被军事法庭判处20年徒刑。此外,在苏联高等军事院校进修的南斯拉夫军官有一批人拒绝回国,在驻苏联和东欧国家的使领馆人员和留学进修人员中也有部分人拒绝回国,这些人的总数约有500名。
情报局决议公布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和军事威胁。南处境虽然十分困难,但坚决顶住压力,绝不屈服。
1949年11月在布达佩斯举行的情报局第三次会议通过了《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决议断言,南共领导已从资产阶级民族主义转到“法西斯主义和公开背叛南斯拉夫民族利益的立场”
,在南斯拉夫已建立了“法西斯式的反共警察国家制度”
,因此,
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史纲》,天津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41页;《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历史》,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509页。
1951年6月南共五届四中全会已发现在反对情报局分子的斗争中,有过火的违反法制的现象,要求加以纠正。
192年8月30日《政治报》报道,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总统乔西奇已提出了《恢复名誉法》草案,要求为情报局事件和其他政治事件中受到迫害和长期监禁的人恢复名誉并给予赔偿。
2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反对铁托集团这帮受雇佣的间谍和杀人犯”
是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国际主义义务”。
在批判和制裁南斯拉夫的同时,苏联和东欧国家也清洗本国内部的“异端思想”。苏联批判了文艺界和科技界的“世界主义”。东欧国家制造了许多起大案和要案。阿尔巴尼亚、匈牙利、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波兰等国的某些党政领导人,以“铁托分子”
、“英美间谍”
、“坚持民族主义错误”等罪名而受到审讯,有的惨遭杀害,有的被长期监禁。
南斯拉夫在极端困难的国际国内环境下,开始探索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2
第二章阿尔巴尼亚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第一节 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
一、解放前的社会经济概况和意大利法西斯入侵阿尔巴尼亚是巴尔干半岛上的一个古老民族,曾长期遭受罗马、拜占庭、斯拉夫人和奥斯曼帝国的统治。
1912年获得独立。解放前,阿尔巴尼亚是欧洲一个罕见的半封建、半殖民地国家。
由于受国内外各种因素的影响,资本主义在阿尔巴尼亚没有发展起来。
本世纪20~30年代,阿尔巴尼亚经济还处于小工场和手工作坊阶段。意大利占领前的1938年,全国432个企业和作坊中,小作坊就占88%以上。同年,工业产值仅占工农业总产值的98%,工业和建筑业占国民收入的B45%。
B解放前的阿尔巴尼亚虽说是个农业国,全国农业人口占87%,农业占国民收入的924%,但整个农业却十分落后,广B大劳动人民遭受着深重的封建和半封建的剥削。他们依靠木
4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犁之类的粗笨工具,从事着刀耕火种式的原始劳动。旧阿尔巴尼亚长期是一个严重缺粮的国家。
旧阿尔巴尼亚的文化教育事业也十分落后。当时,全国人口的85%以上是文盲,全国80%的农村连一所小学都没有,只有6个城市开办了11所中学,全国没有一所高等学校。
在漫长的历史进程中,阿尔巴尼亚的广大地区,特别是偏远山区,封建宗法制度占据着绝对的统治地位,大封建家族各霸一方,占地为王;彼此间互不往来,过着自给自足的封闭生活。他们相互争斗不休,血仇连绵,全国处于四分五裂的状态。
而20~30年代索古推行的恐怖专制政策,镇压一切民主进步运动,取缔所有民主团体,广大人民群众的民主自由权利被剥夺殆尽。
长期遭受异族统治和占领的苦难经历,锤炼了阿尔巴尼亚民族,但千百年的封建割据和封闭生活方式,形成了狭隘、执拗和地方主义心态;封建宗族专制和索古反动统治,更使阿尔巴尼亚人民缺少民主的熏陶。这一切可说是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运动的“先天不足”。
此外,我们还必须看到当时国外因素所起的消极作用。
本世纪初,列强和周边国家在企图占领和肢解阿尔巴尼亚的同时,开始向这里进行渗透,控制了它的许多经济部门,租借土地多达全国面积的23%。
20年代后期,索古上台,他对外投靠意大利,使意大利迅速控制了阿尔巴尼亚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甚至开始向阿尔巴尼亚移民和派驻军队。
所有这一切为意大利法西斯入侵创造了条件。
1939年4月7日凌晨,意大利出动4万军队,分乘137艘舰船,在60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2
架飞机的掩护下,在阿尔巴尼亚登陆;4月8日,占领地拉那,索古逃往国外。从此,阿尔巴尼亚历史进入了反对意大利和德国法西斯的民族解放战争时期。
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在俄国十月革命胜利的影响下,阿尔巴尼亚相继出现了几个共产主义小组,它们是: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火焰”小组和“青年”小组。
1928年8月,在莫斯科的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成立了共产主义小组。
当时,阿尔巴尼亚国内的各共产主义小组在思想、理论和组织等方面尚不成熟,存在着不同程度的混乱和错误。它们表现出浓厚的宗派主义和地方主义倾向,并且流传着不少托洛茨基主义和无政府主义的著作;有的小组还混进了一些反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派分子,有的甚至被他们占据了领导地位。这些小组为取得全国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权而陷于无原则的斗争。
30年代,共产国际决定建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
起初,它曾考虑由意大利共产党来帮助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建党,但由于意大利法西斯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并且两国共产主义者所处环境相距甚远,于是决定改由南斯拉夫共产党来完成这一工作。
经过一番努力,终于在意大利法西斯占领整整2年半以后,于1941年11月8~14日在地拉那秘密召开了建党会议。
科尔察共产主义小组、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和“青年”小组
6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各派5名代表参加了会议。科尔察小组的代表中有恩维尔。
霍查。应阿尔巴尼亚共产主义者的邀请,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代表米拉丁。波波维奇①和杜尚。穆戈沙②出席了会议。会议决定成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并选举了由7人组成的临时中央委员会。但是,临时中央委员会没有产生书记,只指定霍查主持中央的工作(1943年3月在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上当选为总书记)
第二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
一、人民民主政权的诞生刚成立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认为,法西斯占领者与阿尔巴尼亚人民之间的民族矛盾是当时的主要矛盾;此外,地主—资产阶级已经成了占领者的社会支柱,因此,必须在主要解决民族矛盾的同时解决剥削阶级与人民群众之间的阶级矛盾。在这基础上,它制定了自己的战略目标:为争取阿尔巴尼亚人民的民族独立,为在摆脱法西斯统治以后的阿尔巴尼亚建立人民民主政府而斗争。为实现这一目标,它提出要发动和领导人民,组织游击队,开展武装斗争,最后通过总起义解放全国,建立人民政权。
①米。波波维奇,曾任南共中央候补委员,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委书记,1941年11月后任南共中央驻阿代表,1944年9月离阿回国。
②杜。穆戈沙,曾任南共科索沃和梅托希亚省委委员,1941年11月后任南共中央驻阿代表,1944年4月离阿回国。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2
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大致可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41年11月~1943年7月)是在政治上和军事上为总起义作准备的阶段,重点是发动人民,组织游击武装。
1942年底,全国已有20多支游击队,200余人。
1943年5月,根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会议的决议,开始组织正规的游击营。
第二阶段(1943年7月~194年11月)
是通过总起义解放全国的阶段。
1943年7月10日,成立了民族解放军总司令部,斯皮洛。莫伊修任司令,霍查任政治委员。同年8月15日,第一突击旅成立。穆罕默德。
谢胡任旅长。这样,武装斗争有了相当规模,它有力地打击了敌人,并开始有了自己的解放区。
1943年9月8日,法西斯意大利投降,希特勒德国占领了阿尔巴尼亚。当时,民族解放军已有2万人左右,他们先后粉碎了敌人的冬季攻势(1943年11月~1944年2月)和夏季攻势(1944年5月~6月)
,开始转入反攻,并于1944年11月末解放了全国的最后一座城市斯库台,迎来了全国的彻底解放。
全国解放时,民族解放军共有24个突击旅,约7万人。
在这三年中,他们先后牵制了意大利军队10万人,德国军队7万人;击毙、打伤和俘虏敌军共约53640人。
在积极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还提出,要团结全国人民,一致抗击意大利占领者,并决定建立民族解放阵线。
为此,1942年9月16日在地拉那附近的佩萨村召开了民族解放代表会议。除共产党人以外,各种派别的民族主义者、反法西斯爱国人士和索古分子等共17人参加了会议。
会议通过了民族解放斗争纲领,宣布建立民族解放阵线,
8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并选举了由霍查等7人组成的最高民族解放会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认为,各地建立的民族解放会议已起着人民政权机关的作用,为后来建立人民政权奠定了基础。
随着民族解放战争的胜利发展,阿尔巴尼亚于1943年9月4~9日在爱尔巴桑附近的拉比诺特召开了第二次民族解放会议,正式宣布“民族解放会议是阿尔巴尼亚唯一的人民政权”。
在粉碎纳粹军队的冬季攻势以后,1944年4月,阿尔巴尼亚游击队开始转入反攻,全国已有一半的领土获得解放。
面对大好形势,于1944年5月24~28日在解放了的佩尔梅特市召开了第一次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代表大会。大会选举产生了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作为临时国家立法机和执行机关;组织了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行使临时民主政府职权。霍查任委员会主席。为了迎接即将到来的全国解放,反法西斯民族解放会议于1944年10月20~23日在培拉特市举行第二次会议,决定把反法西斯民族解放委员会正式改名为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
从上述过程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人民通过自己的武装斗争,解放了全国;在战争过程中建立了人民政权。这两点既是阿尔巴尼亚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政权建立的特点,也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历史功绩。
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确立随着全国的解放,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自然而然地成了国家的执政党,并且受到人民的拥护和爱戴。然而,怎样有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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地体现和发挥共产党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成了严肃地摆在阿尔巴尼亚共产党面前的一个重大课题。
解放初期,阿尔巴尼亚的人民议会和民主阵线,除共产党人外,还吸收了一些非党的爱国人士和不同政治主张的代表人物参加,国家机关也留用了一部分旧行政人员和专业人员。当时复杂的国内外形势促使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认识到,“反对势力的代表”
正企图混进议会,在议会内部建立合法的反对派或独立的政党,达到与共产党分权的目的。在这个估计的基础上,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清理了政权机关和民主阵线的队伍,几乎排斥了所有非共产党人士。
1946年,阿尔巴尼亚下令禁止成立任何别的政党,宣布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是全国唯一的政党,“共产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实行不与人分掌的领导”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党的地位和作用这个重大问题,不论在思想上和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中,都不是很明确的。
解放初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虽然已经成了执政党,但直到1948年却始终处于半秘密状态,党员身份是保密的;自1944年全国解放到1948年整整4年,它一直没有召开全国代表大会,也没有正式通过的党纲和党章,而以阵线的纲领代替党的纲领;党的决议和指示不直接与群众见面,而是作为阵线的决议和指示公布。
所有这一切,直到1948年11月召开的党的“一大”上才被认为是错误的,而其根本原因被说成是受了南斯拉夫共产党的影响。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1971年人民出版社版,第193页。
0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解放初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排除其他党派、确立一党制的同时,把加强政权建设作为面临的一项首要任务。它成立了一些中央部委、经济和社会机关及人民法院,组建了人民警察和国家保安机关;组织了地方政权机关的选举。开始,它认为,人民政权属于工农民主革命专政。
1946年1月11日,立宪会议宣布阿尔巴尼亚为人民共和国,选举产生了共产党一党执政的新政府。恩。霍查任政府总理兼外交部长和人民保卫部长,集党、政、军、外交权力于一身。
同年3月14日,通过了阿尔巴尼亚解放后的第一部宪法,立宪会议改称人民议会,成为国家最高权力机关和立法机关。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把成立才一年多的工农民主革命专政的人民政权宣布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并宣称将率领阿尔巴尼亚人民走社会主义道路。
第三节 经济恢复时期的政策和措施
解放初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在集中力量修复遭到战争破坏的工厂、矿山、道路和桥梁的同时,采取了一系列措施,继续完成民主革命没有来得及完成的任务,并开始进行一些初步的社会主义改造。这方面的工作大体上可以分成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944年11月全国解放到1946年初,在没收意大利、德国等在阿尔巴尼亚的111家股份公司以及所有本国战争罪犯、政治逃亡者、旧政府高级官员和投机商人的财产的同时,对本国全部工矿企业和公司实行了国家监督,对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3
批发商业、对外贸易和物价实行了国家统一管理,禁止黄金等贵重金属的买卖活动;征用了全部私有运输工具,禁止生产资料和食物、药品的自由买卖,并根据需要进行征用。此外,对资本家几次征收战时利润特别税,使私人资本基本上濒临破产。
在这一阶段,在农村主要采取了减租和土改两项措施。
1945年1月,阿尔巴尼亚政府发布法令,免除农民过去欠下的全部地租,而1944和1945年的地租则减少到75%。但这项法令被认为是不彻底的,因此没有完全执行。
1945年8月,阿尔巴尼亚公布了土地改革法,开始土改。土改法规定,每户地主和每个宗教机构可保留耕地20~40公顷,而无地或少地农民每户只分得耕地5公顷。这个土改法后来也被认为是不彻底的,它使地主保持着原有的阵地,富农的地位更没有受到触动,而许多农民还是处于少地的境地。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认为,这一阶段的措施主要是打击外国资本以及本国封建阶级和反动资产阶级的残余,中立自由资产阶级,所以,基本上还限于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
第二阶段,1946年初到1947年,主要采取了这样几个措施:没收本国资产阶级的全部工矿企业,成立国营企业;进一步加强国家对国内商业和对外贸易的管理,开始成立城市消费合作社、手工业合作社、农村供销合作社和农业合作社,进行币制改革。
1947年3月改组了全国的工矿企业,并在这基础上组成121个企业单位,开始实行经济核算制和劳动定额制。
在农村,1946年11月,全国土改结束。与此同时,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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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第一批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
1947年成立了第一批机器拖拉机站。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认为,引导农村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唯一途径是由个体小农经济转变为大集体经济,但当时广泛实行农业集体化的条件尚未成熟,因此制定了在集体化问题上“既不应操之过急,也不应停止不前”的方针。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认为,这些措施结束了资产阶级的经济统治,实现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从而形成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
结果,早在解放后的第三年,即1947年底,阿尔巴尼亚就宣布私人资本主义工业生产已差不多被完全消灭,社会主义成分已占工业总产值的95%,并宣称这为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在这基础上,它一方面开始实行劳动定额制和统一的工资制度,确定了工人技术等级,另一方面成立了国家计划委员会,先后对财政制度、预算制度、税收制度和银行职能等进行了调整。在完成了这一切准备工作以后,阿尔巴尼亚先后执行了两个一年计划(1947和1948年)及一个两年计划(1949~1950年)。
纵观上述措施和当时的历史条件,应该说,有的是必要的和正确的,但从整体上看,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对本国生产力发展滞后、战争破坏严重等实际情况没有给予应有的重视,相反,由于急于解决所有制问题而忽视生产力的发展,在开始加速建立主要生产资料全民所有制的同时,不加区别地普遍打击和压制了几乎所有本国私人资本。与此同时,通过行政命令实行强制的公有化,为按照苏联模式建立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打下了基础。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3
第四节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和阿南、阿苏关系
一、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党内斗争在全国解放后的头几年里,围绕前进道路的选择和国家建设中的实际问题,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内有过激烈的斗争。
这场斗争首先是在恩维尔。霍查和政治局委员赛依弗拉。马利绍瓦之间展开的。
据1946年2月21日召开的党的五中全会揭露,赛。马利绍瓦认为,在刚刚解放的阿尔巴尼亚建立起来的新的民主制度,应该是属于资产阶级类型的民主制度。他主张缓和阶级斗争,建立更加广泛的阵线,吸收更多的民族主义者参加议会。在经济领域,他认为应同时存在社会主义和私有的两种经济,主张让私有制经济的发展不受监督和限制,给它提供广泛的活动领域和发展余地;他还反对支持城乡合作经济。
在对外关系方面,他主张向英、美作出让步,不加区别地对待苏联和美国、英国。五中全会认为,解放初期发生的有些问题,如“资产阶级分子混入政权和阵线机构”
,不彻底的减租法令和土改法,都与马利绍瓦有关。
当时,霍查则认为,国内外敌对势力正在对阿尔巴尼亚加紧进行阴谋破坏活动,因此必须加强阶级斗争,巩固作为无产阶级专政一种形式的人民民主国家。在这一思想的指导下,在打击敌人的同时,阿尔巴尼亚对政权机关和民主阵线普遍地进行了清洗,并于1946年进行了“净化”
首都的工作,
4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勒令1940~1946年迁入的资本家和投机商人一律迁出地拉那。在经济上普遍打击本国资产阶级的同时,对所有资产阶级家庭逐个进行查抄;在农村打击和孤立富农的过程中,不公开明确划定谁是富农,而把“富农”当成农村干部手中打人的“棍子”
,随时可以按照某个干部的需要给人扣上“富农”的帽子而推入劫难的深渊。在经济领域,霍查认为,在解决了政权问题以后,革命的首要任务是要在所有经济部门消灭私有制,建立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他还认为,解决所有制问题不能等待生产力的发展,相反,所有制问题的解决将为生产力的发展提供条件。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他主张“一切为了加强国营部门,与私人资本作无情的斗争”
,要“杜绝私人资本得以发展和加强的一切可能”。他还提出,“扩大和加强国营部门已经提上了日程,成了我们面临的最重要的工作之一”
①。在对外关系方面,霍查认为,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友好是阿尔巴尼亚对外政策的基础,而美、英则执行着侵略政策,威胁着阿尔巴尼亚的独立和主权。
两种观点冲突的结果,马利绍瓦在五中全会上被谴责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中央政治局。
但是,霍查与马利绍瓦之间的这场较量仅仅是当时另一场规模更大、影响更深的斗争的序幕。这另一场斗争就是194~1948年发生的霍查与科奇。佐治之间的斗争。
佐治当时是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组织书记,部长会
①霍查在党的五中全会上作的报告,1946年2月21日。载《霍查文集》第3卷,第269~272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3
议副主席兼内务部长。无论是在党内还是在政府里,他实际上是第二号人物。
这场斗争是在培拉特市举行的党的二中全会(1944年11月23日)上开始的。据阿尔巴尼亚后来的资料记载,在全会开幕以前,佐治、马利绍瓦、纳科。斯皮洛和潘迪。克里斯多等人进行了“幕后活动”。
这次全会原定的主要议题是对战争时期党的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进行分析和总结,制定全国解放后的党的路线。但是,全会刚开始,佐治等人就提出了一系列重大问题。
他们认为,“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不是真正的共产党”
,其“路线和领导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
,“党所经历的道路是由宗派主义到机会主义,由机会主义到宗派主义”的“充满错误和反常现象的道路”
;战争期间,在党内、在军队里和人民中存在着“恐怖主义倾向”。他们认为,霍查是“一切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错误的集中表现”。
马利绍瓦还提出,霍查“不配党所交给他的职位”
,从而建议另设党的主席。在全会上,佐治等人的观点被一些中央委员和候补委员所接受。但是,他们提出的关于解除霍查总书记职务的建议没有被全会所通过。
南斯拉夫于1948年根据阿尔巴尼亚共产党二中全会的速记稿公布了一些材料,其中说,霍查曾经在全会上作了检讨,承认“我没有完成这一任务所需要的能力”。纳科。斯皮洛在一份书面材料中则认为,霍查“才智平平,……在党内搞宗派。
现在企求受人尊敬,在自己周围形成了一个宗派。
他希望在一切方面都成为头面人物,并把周围所有的人都踩在脚下。……他没有丝毫领导才能,压制一切主动性。他在人
6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民中并不有名,在知道他的人中间没有威信“。
这些记载说明,这场斗争不仅关系到战时路线和政策的是非曲直,并且还涉及霍查是否能保住其领导地位的问题。
二中全会后,佐治等人提出,由于党的总书记霍查还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应该只管国家事务,“企图把总书记从党的领导岗位排挤出去”
,并且“事实上党的整个领导工作已集中在中央组织书记科。佐治的手里”
①。这时,双方争夺领导地位的真正目的已经十分明显,而霍查当时在政治局已处于少数,其领导地位受到了严重威胁。
为了改变局势,在1946年6月9日举行的党中央政治局会议上,霍查提出了《关于重新审查阿共二中全会的要点》。
他认为,“培拉特全会不是一次正常的会议”
,会议的准备工作“不是客观的和共产主义的”
,会上提出问题的方式是“粗暴的和政变式的”
,全会“得出了一系列错误的结论”。霍查声明说,“培拉特全会以前党的路线没有错误”。关于二中全会后他个人的处境,他说:“我没有错误,我不应该受到这样的对待”
,但“事实上,我在那以后就没有应有的那种威望”
,“在别人眼里,我的地位是摆摆样子的,我成了个犯错误最多的人”。他要求“撤销这次全会的决议”
,“消除威胁着党的独立和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路线的危险”
②。但是,霍查的这个报告没有被政治局所接受,于是,他建议扩大中央政治局,结果,先后增补了希斯尼。卡博、果格。努什和克里斯多。赛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02页。
②《阿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03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3
梅尔科为政治局委员,同意穆罕默德。谢胡、利丽。贝利绍娃和法迪尔。帕奇拉米列席政治局会议。
在1948年2月初召开的八中全会上,双方到了势不两立的地步。在这次全会上,佐治等人指责霍查是使党走上错误道路的“罪魁祸首”
,并应对党中央领导中的派别活动负责。
这里说的派别活动指的是党中央有人主张接近苏联,反对亲近南斯拉夫,可见,这场斗争又增加了阿尔巴尼亚应该向苏联还是向南斯拉夫靠拢,应该走苏联道路还是走南斯拉夫道路这样一个新内容。较量的结果,佐治等人占了上风,霍查受到了批评,而支持霍查的谢胡、贝利绍娃和一些中央委员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正在斗争的关键时刻,联共(布)中央发表了给南共中央的信件,情报局也于1948年6月28日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状况的决议》。
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立即召开了九中全会(1948年6月27日~30日)
,并发表公报,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这些文件。
这以后,斗争形势急转直下。
1948年9月13~24日,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召开11中全会,认为佐治等人自二中全会以来的活动都是南共领导幕后策划和支持的,二中全会的主要决议和八中全会的全部决议“是反马克思主义的、有害的”
①,并宣布无效。
1948年11月8日开幕的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把“托洛茨基分子、党和人民的敌人”佐治等人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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开除出党。
1948年12月2日,佐治等人被捕。
1949年5月11日至6月10日,地拉那法院开庭审讯佐治等人,判处佐治死刑,判处其他人5~20年不等的徒刑。这是情报局决议后在东欧国家中进行的第一个“反党审讯案”。
二、阿南、阿苏关系早在民族解放战争时期,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之间就建立和发展了密切的合作关系。
在这基础上,阿尔巴尼亚在解放初期首先侧重发展与南斯拉夫的关系。
1945年4月29日,南斯拉夫第一个正式承认阿尔巴尼亚民主政府。此后,两国关系有了迅速的发展。
1946年6月23日至7月2日,霍查率政府代表团访南;7月9日,阿南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南斯拉夫向阿尔巴尼亚承诺提供经济、技术、文化和军事援助,派遣各种领域的专家和顾问。
1948年6月,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发表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和霍查开始指责南共领导“坚持反马克思主义和反阿尔巴尼亚的立场”
,企图把阿尔巴尼亚变为南斯拉夫的第七个共和国。同年7月1日,阿尔巴尼亚宣布停止履行两国间除友好合作互助条约以外的27个条约、协定和议定书。两国关系迅速跌入了低谷。
40年代的阿南关系与阿苏关系又有着密切的联系。
阿尔巴尼亚与苏联的直接联系开始于1944年8月。当时,苏联派出军事代表团常驻阿尔巴尼亚。
1945年11月,阿苏正式建交。
在战争期间,苏军并没有到过阿尔巴尼亚,但直到50年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3
代末,阿尔巴尼亚始终把苏联称作是它的“解放者和保卫者”。
1947年7月14~26日,霍查首次率党政代表团访苏。
斯大林同霍查谈到了许多问题,其中值得一提的是,斯大林对霍查说,鉴于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队伍中农民出身的党员占的比例较大,所以应当改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霍查当即表示:“我们将在筹备中的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上讨论您的建议,我相信,从党的基层到党的领导,将会欢迎并通过这一建议”。这就是阿尔巴尼亚共产党改名为“劳动党”的背景真相。
在40年代后期,阿苏之间发生了几件事情至今发人深思:1解放初期,鉴于阿尔巴尼亚面临严重困难,苏联曾向B它提供了一些粮食和其他物资援助。但据霍查1982年透露,苏联当局对阿尔巴尼亚政府的援助要求一段时间没有直接给予肯定的答复,后来又公开声明说:“我们将通过南斯拉夫向你们提供经济援助,因为我们给了他们相当可观的援助,包括给你们的援助,所以,你们应该去找南斯拉夫人”
①霍查还说:“当我们在巴黎出席和会时,莫洛托夫还当着卡德尔和皮雅杰的面亲自向我们重复说明了这一点。”
②霍查后来追述当年的情况时说,“通向莫斯科的道路经过贝尔格莱德”
2霍查承认,除了1947年夏访苏的那几天以外,二次大B战以后到1948年春,“阿尔巴尼亚没有感觉到苏共对它的关
①霍查:《铁托分子》,地拉那1982年出版,第283页。
②同上。
0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心“
,相反,他们对阿尔巴尼亚人民的古老历史和民族解放战争没有多少了解。
1945~1947年,各兄弟党没有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建立长期性的联系,没有交换过意见,没有交流过经验。在谈到40年代的阿南分歧时,霍查说,在同南共领导斗争时,我们“并不知道别人,首先是以伟大的斯大林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也同时进行着这场斗争”
①。
31947年9月22~27日,欧洲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B表会议在波兰举行,会议决定成立情报局。只要稍加注意就可以发现,当时的东欧国家中,唯独缺了个阿尔巴尼亚。但仅在这以前2个月,即1947年7月,霍查刚访问过苏联,并见到了斯大林。可见,这种“疏漏”不可能是个偶然的疏忽。
1982年,霍查还谈到一件与此不无关系的事情。他说,1949年秋的某一天,一个刚从捷克斯洛伐克参加联欢节回国的同志含着眼泪对我说:“参加国中唯独没有见到我国的国旗”。
有关方面解释说:“我们以为南斯拉夫国旗也代表了阿尔巴尼亚”。
4在南斯拉夫方面的有关资料中,有这样两段介绍:一B段是说,1946年5月,斯大林在和铁托会晤时曾问铁托:“你认识恩。霍查吗?他是怎样一个人?”他还说:“我们一再推迟他们来访。我们是否应该在莫斯科接待他们,你有什么看法?我们觉得,似乎没有这种必要。”另一段说,在南斯拉夫国务活动家们战后最初访问苏联的时候,有一次斯大林在克里姆林宫同他们谈话时,要求南斯拉夫同阿尔巴尼亚建立联
①霍查:《铁托分子》,地拉那1982年版,第469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4
邦。
斯大林还说,南斯拉夫“应当吞并阿尔巴尼亚!”
直到1948年1月,斯大林还向吉拉斯说:“……南斯拉夫什么时候愿意就可以把阿尔巴尼亚吞掉”。
51949年1月5~8日,在莫斯科召开了保、匈、波、罗、B苏、捷6国代表参加的会议,讨论有关加强苏联和东欧国家间的经济合作问题,并为此决定成立经互会。
颇有意思的是,这次会议和刚成立的经互会又单单缺了个阿尔巴尼亚。阿尔巴尼亚是在此后的2月21日才提出申请而被接纳为经互会成员国的。
回顾阿苏关系中的这些历史事实,有一点是可以肯定的:当时的苏联和斯大林对阿尔巴尼亚采取了一种明显的轻视态度。但尽管如此,从那时开始,特别是1948年夏以后,阿尔巴尼亚对苏联、苏联共产党和斯大林大加赞颂。1948年11月,霍查在党的“一大”讲坛上就说:“正像把我们国家的解放归功于苏联那样,我们也把解放后在经济和政治领域取得的成就归功于苏联”
,“没有苏联,我们就一步也前进不了”。
“一大”
的决议认为,“苏联、布尔什维克党和斯大林同志……
是我国的救星,因为,没有苏联就不可能有自由独立的阿尔巴尼亚,就不可能走向社会主义“。
①从此以后和整个50年代,阿尔巴尼亚对苏共和斯大林的吹捧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
①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一大文件集》,地拉那1950年版,第634页。
2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三章波兰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波兰统一工人党的诞生
第一节 波兰工人党的建立和党内关于人民民主与苏联模式的争论
一、历史概况波兰位于欧洲大陆中部,是一个风景秀丽、气候温和、土地肥沃、物产丰富的国家,是传统的农业国。波兰拥有丰富的煤矿、硫磺矿、铜矿、铅锌矿和盐矿,是欧洲矿产资源最丰富的国家之一。
波兰建国于10世纪中叶,是联接东西欧的桥梁,在近代历史上,介于德和俄国两大强国之间,是欧洲列强必争之地。
波兰在夹缝中求生,是一个多灾多难的国家。
18世纪末(172年、1793年、1795年)
,沙皇俄国同普鲁士和奥地利三次瓜分波兰。波兰被灭亡。波兰人民在异族的铁蹄下,度过了123年漫长而黑暗的亡国生活。他们曾经不屈不挠、前仆后继,为了祖国的独立和自由,举行了无数次可歌可泣的民族起义。波兰优秀儿女的鲜血浇灌了独立之树。
1918年,波兰复国。
波兰是具有议会民主传统的国家。
早在16世纪初,就形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4
成了两院制的议会制度。国家的权力中心在议会。波兰在文化上接近西欧,属于拉丁文化圈,居民绝大多数信奉天主教。
波兰人民在长期的反对外国侵略的斗争中,形成了酷爱独立、憎恨侵略的历史传统和强烈的民族意识。他们十分珍惜国家的独立和主权,并为此不惜作一切牺牲。
波兰是经济文化落后的欧洲国家。由于国家被瓜分,民族被奴役,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缓慢。
19世纪中叶的工业革命和90年代工业的大发展,为波兰的现代工业奠定了基础。
但是波兰的工业化进程远没有完成。波兰基本上还是一个农业工业国。
1921年,波兰人口为2740万,农村人口占73%,文盲占23%。
波兰工人运动发端于19世纪80年代。
182年,波兰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路。瓦伦斯基建立了“无产阶级党”。
186年,因沙皇政府的逮捕和破坏,该党停止活动。
1893年,尤。马尔赫列夫斯基和罗。卢森堡建立了波兰王国社会民主党;1900年,费。捷尔任斯基把它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合并,称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
1918年12月,波兰王国和立陶宛社会民主党同波兰社会党左派(波兰社会党建于1892年,是一个改良主义和民族主义政党)合并,建立了波兰共产主义工人党;1925年,改名为波兰共产党。
1938年,共产国际错误地解散了波兰共产党。
二、波兰工人党的建立1939年9月1日,法西斯德国突然对波兰发动侵略战争,占领了波兰大部分地区。
9月17日,苏军占领了波兰东
4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部(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
波兰再一次被灭亡。
9月30日,在法国首都巴黎建立了以瓦。西科尔斯基将军为首的波兰流亡政府。
1940年6月,该政府迁到英国伦敦。
在国家沦亡的紧急关头,波兰没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但是波兰共产党人仍然站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的最前列。
他们建立了许多反法西斯抵抗组织,开展游击战。
1941年6月22日,苏德战争爆发。同年12月,共产国际执委会批准了旅苏波兰共产党人关于在被占领的波兰建立革命政党的请求。
12月27日深夜,由马。诺沃特科、帕。芬德尔等6人组成的建党小组的座机从苏联境内起飞,降落在华沙郊区维翁佐夫诺。他们与华沙共产党人的秘密组织接上了关系。
1942年1月5日,在华沙克拉辛斯基街18号共产党人尤。
雷迪盖尔家里召开了建党会议。在会上宣布新的工人阶级政党——波兰工人党的诞生,决定建立党领导下的武装组织——人民近卫军,并就党的政治纲领和建立反法西斯民族阵线问题进行了讨论。会议选举了党的临时中央委员会和它的三人领导小组(书记处)。
三人领导小组的成员是马。诺沃特科、帕。芬德尔和鲍。莫沃耶茨。
1月10日,波兰工人党发表了告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全体爱国者书,提出了建立反法西斯民族阵线、实现民族解放和社会解放的纲领,还宣布在苏联的帮助下解放祖国、建立民主、独立的波兰。
波兰工人党是在法西斯白色恐怖的环境下建立的。党建立不久,党的领导人诺沃特科和芬德尔相继牺牲。
1943年11月,党中央书记处由瓦。哥穆尔卡、鲍。贝鲁特、弗。尤兹维耶克三人组成。波兰工人党积极开展游击战,到处打击敌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4
人。到1943年底。人民近卫军达6万人。党员的人数迅速增加:从建党初期的800人增加到1944年7月的2万人。
1943年2月,旅苏波兰共产党人建立了波兰爱国者联盟。同年5月,经斯大林同意,在苏联政府的帮助下建立了波兰军队。到1944年7月,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达10万人。
参加抵抗运动的还有两支重要力量。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国家军人数最多,1944年初共有官兵30万。
受波兰流亡政府领导的农民党军队——农民营,约有15万官兵。
1943年底,苏军节节胜利,迅速向波兰推进。波兰的解放指日可待。解放后的波兰应当成为什么样的国家,已经提上波兰政治家的议事日程。
如何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波兰的革命实践相结合,这一直是波兰共产党人力求解决的问题。以哥穆尔卡为代表的波兰共产党人根据波兰的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为探索战后波兰的发展道路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认为,在战后新的国际环境下,社会主义将越出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国际舞台上的力量对比发生了有利于人民的变化,波兰和其他东欧国家可以在苏联的帮助下建设具有民族特点的新社会,而不必照搬苏联模式,应当走一条独特的道路。这条道路就是“人民民主道路”或“走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
由哥穆尔卡等人起草的波兰工人党纲领宣言《我们为什么而斗争?
》(1943年11月)
,第一次提出了人民波兰的经济和政治纲领。经济纲领包括对关系国计民生的大工业(冶金厂、煤矿、油井、军事工业、机器制造业、大的加工厂)
、银
6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行、运输业实行国有化、保护中小工商业和手工业,实行土地改革,发展农业生产。鉴于农业遭到战争的严重破坏和波兰农民的特点,纲领没有提出农业集体化问题。
纲领规定:社会主义经济、资本主义经济和农民手工业者的个体经济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互相补充,长期共存。政治纲领包括在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的基础上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制度,保持波兰传统的多党议会民主制。这就是波兰工人党领导等人关于人民民主或波兰道路的最初设想。
三、党内关于人民民主与苏联模式的争论随着全国的解放,大批旅苏波兰共产党人陆续回国。波兰工人党内关于波兰今后发展道路问题上的意见分歧日益明显,形成了“国内派”同“莫斯科派”之争。以哥穆尔卡为首,由泽。克利什科、伊。洛加—索文斯基、马。斯彼哈尔斯基等人组成的“国内派”
,主张根据波兰特点,走人民民主的道路。以贝鲁特为首,由耶。贝尔曼、希。明兹、罗。萨姆布罗夫斯基等人组成的“莫斯科派”
,强调苏联模式的变普遍意义,要求在建国后迅速消灭资本主义、改造小商品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这种分歧明显地表现在1945年12月6日至13日在华沙举行的波兰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上。明兹称波兰的人民民主制度是不同于“其他一切资本主义的1944年波兰资本主义”
①。他要求按苏联模式消灭资本
①引自耶。雅盖沃:《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1984年华沙版,第111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4
主义和小商品经济。
哥穆尔卡等驳斥了上述不顾波兰历史传统和民族特点的左倾教条主义观点。他说:“目前我国具有人民国家的性质,最重要的任务是坚定地沿着人民民主的路线走下去”。

波兰工人党“一大”批准了哥穆尔卡代表中央委员会所作的报告,通过了政治决议和经济决议。人民民主道路为全党所接受,成为全党的行动纲领。一届一中全会选举哥穆尔卡为总书记。
1946~1947年,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阵线在全民投票和立法议会的选举中获得胜利,资产阶级反对派遭到失败。
“谁战胜谁”
的问题在政治战线上获得解决。
在波兰工人党内,又出现了对“波兰道路”的争论。明兹等人把商品经济和市场视作祸害,要求消灭由三种经济成分组成的混合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政治上,明兹等人要求建立苏联式的一党制和无产阶级专政。他们的言论再一次受到哥穆尔卡的批评。
1948年,国际冷战形势的发展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变化,导致了波兰工人党党内危机的发生,以贝鲁特为首的党内教条主义者,在外部力量的帮助下,终于在1948年八九月中央全会上,推翻了总书记哥穆尔卡的领导,抛弃了工人党“一大”
确立的根据波兰特点制定的人民民主路线,全盘接受建设社会主义的苏联模式。
1948年8月31日至9月3日,波兰工人党在华沙召开
①同上书,第117页。
8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中央全会,由贝鲁特作《关于党的领导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及其克服办法》的报告,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领导右倾民族主义倾向及其克服办法的决议》。
哥穆尔卡的“右倾民族主义错误”的主要罪状有两条:第一,他反对建立共产党情报局,对苏联共产党和苏联持不信任态度,对苏联共产党和南斯拉夫共产党的争论采取调和妥协的态度;第二,他提出“通向社会主义的波兰道路”
,没有说明它是“建立在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经验基础上的共同道路”
,他还反对1948年6月情报局关于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对农村阶级斗争熟视无睹,实际上是助长了资本主义因素。
中央全会解除了哥穆尔卡总书记的职务,选举贝鲁特为总书记,处分了犯有“右倾民族主义错误”的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等中央委员。
1948年波兰工人党八九月中央全会是战后波兰历史的转折点,它给波兰的发展造成了严重的后果。
第二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及其经济政策
一、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波兰工人党在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着手建立反法西斯民族阵线。
1943年1月15日,波兰工人党中央发表了致波兰政府驻国内代表处的公开信,号召一切爱国力量为赶走德寇而团结抗战。
这封信没有得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方面的响应,因为他们把波兰工人党看作“苏联代理人”。
自从1939年9月17日苏军越过苏波边界并占领西乌克兰和西白俄罗斯以后,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4
波兰流亡政府就开始奉行“两个敌人”的政策,不承认1939年9月17日以后的波苏边界。
波兰工人党继续为建立民族阵线而努力。
1943年2月,哥穆尔卡以波兰工人党和人民近卫军的名义同波兰流亡政府和国家军的代表斯。帕甫沃夫斯基举行会谈。由于双方在战后波苏边界问题上意见分歧,谈判失败。
1943年4月25日,苏联政府鉴于波兰流亡政府坚持1939年的苏波边界和当时出现的“卡廷事件”
,断绝了同波兰政府的外交关系。
1943年11月28日至12月1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在德黑兰召开会议,讨论了彻底击败德国和在法国开辟第二战场的问题。斯大林同罗斯福和邱吉尔就未来波兰边界问题达成初步协定,即未来的波兰将处在奥得河和“寇松线”之间。
“寇松线”是指波苏战争期间(1919~1920年)由英国外交大臣寇松建议的分界线,即以布格河划分波苏边界,在北部把比亚威斯托克地区划入波兰版图。
1943年底,波兰工人党决定建立没有流亡政府参加的反法西斯民族阵线和人民政权。
12月31日夜,代行议会职能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在华沙建立。
第一次会议选举了主席团。
鲍。贝鲁特(波兰工人党)当选为主席,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波兰社会党左派)当选为副主席。瓦。柯瓦尔斯基(农民党)
等当选为主席团委员。
会议决定在人民近卫军和部分农民营的基础上建立人民军,任命米。罗拉—日米尔斯基将军为人民军总司令。不久,旅苏的波兰爱国者联盟承认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为波兰人民唯一的合法政权。这样,在波兰出现了两个平行而对立的政权:一个是得到苏联支持的在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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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本土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另一个是英美支持下的伦敦波兰流亡政府。
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建立,在流亡政府中引起了一片惊慌。西科尔斯基将军已于1943年7月4日因座机失事遇难。
新任总理、右翼农民党人斯。米科瓦伊奇克发表广播讲话,声明流亡伦敦的“波兰政府是唯一合法政府”。
1944年7月20日,苏联白俄罗斯第一方面军和同它并肩作战的波兰第一军强渡布格河,开始解放波兰本土。
7月18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团和波兰爱国者联盟代表会晤于莫斯科,双方决定建立全国人民代表会议的执行机构——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并起草了《告波兰人民书》。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由15人组成:波兰工人党5人,农民党4人,波兰社会党3人,民主党1人,无党派人士2人。由左翼社会党人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担任主席兼外交部长,副主席是共产党人、波兰爱国者联盟主席万。华西列夫斯卡和农民党人安。维托斯(兼农业和土改部长)。其他主要成员是:国防部长米。罗拉—日米尔斯基,情报和宣传部长斯。英德里霍夫斯基,公安部长斯。拉德凯维奇(以上均为波兰工人党)
,国民经济和财政部长扬。斯。哈纳曼(波兰社会党)。
1944年7月22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刚解放的赫尔姆发表《告波兰人民书》,史称“七月宣言”。这一宣言向波兰和世界人民宣告波兰人民政权的诞生。
宣言宣布:“全国人民代表会议是波兰政权唯一合法的源泉”
,“伦敦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代表机构是欺世盗名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5
和非法政权“。
①宣言确定彻底击溃法西斯德国是人民波兰的主要任务。宣言提出了通过土地改革消灭地主阶级,没收德寇财产,接管大中工业、银行、交通运输等民族民主革命的纲领。宣言还提出以民族分界线划定波苏边界,以奥得河和马日茨—尼斯河为波德边界。宣言宣布波兰对外政策的原则是同苏联结成永久的同盟。从8月1日起,卢布林成为波兰的临时首都。
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的成立和全国的即将解放,加剧了两个阶级争夺全国政权的斗争。波兰流亡政府及其在国内的代表处和国家军的领导人,力图在苏波军队到来之前占领首都,迫使苏联政府承认他们是波兰唯一的合法政府。
为此,他们发动了华沙起义。
起义从1944年8月1日开始。
由于力量悬殊,在坚持了63天后,起义遭到血腥镇压,有20万军民牺牲。
一座美丽雄伟的华沙城被变为废墟。
在1944年7月到12月底间,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在解放区建立了省、县、市、乡各级人民会议,在国内和国际上的地位获得巩固,而伦敦流亡政府却发生分裂。在邱吉尔的压力下,流亡政府总理斯。米科瓦伊奇克同意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谈判,但是政府的多数部长仍坚持对苏联和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采取“强硬方针”。
11月29日,斯米科瓦伊奇克辞去了总理职务,农民党退出了政府。由右翼社会党人托。阿尔齐舍夫斯基担任总理的流亡政府几乎处于分崩离析状态。
1944年12月31日,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改组为波兰共
①《告波兰人民书》译文见《世界史研究动态》,1983年第12期。
2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和国临时政府。该政府是四党联合政府,由17名部长组成:波兰工人党5名,波兰社会党5名,农民党5名,民主党2名。
总理是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社会党)
,第一副总理是瓦。哥穆尔卡(工人党)
,第二副总理是斯。雅努什(农民党)。
1945年1月4日,苏联政府承认临时政府。
1月17日,华沙解放。
临时政府所在地迁至华沙。
5月初,苏波军队解放了全国领土。临时政府执掌全国政权。
1945年2月4日至11日在雅尔塔举行的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会议,对波兰边界问题作出了进一步的决定。
斯大林、罗斯福和邱吉尔在关于波兰边界议定书上指出:“三国首脑认为,波兰的东疆,当依照寇松线,而在若干区域应作出对波兰有利的自5公里到8公里的逸出。他们承认,波兰必须在北方和西方获得广大的领土上的让予”。
①三国首脑认为,临时政府应在更广泛的民主基础上吸收波兰国内外民主领袖予以改组,这个政府应定名为民族统一临时政府。
在苏联外长莫洛托夫和美国、英国驻苏大使哈里曼、克拉克—凯尔的斡旋下,以贝鲁特为首的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和临时政府代表团同斯米科瓦伊奇克等国内外政治家于1945年6月17日至21日在莫斯科就建立民族统一临时政府达成了妥协。
6月28日,民族统一临时政府成立,由21名成员组成:波兰工人党7名,波兰社会党6名,农民党6名(其中米科瓦伊奇克集团4名)
,民主党2名。
总理仍是爱。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副总理是瓦。哥穆尔卡和斯。米科瓦伊奇
①见《战后世界历史长编》第1编第1分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年版,第59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5
克。
民族统一临时政府立即得到苏美英法中五大国的承认。
与此同时,西方大国撤销了对伦敦流亡政府的承认。政权问题终于得到了有利于人民的解决。
1945年7月17日至8月2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杜鲁门和邱吉尔在波茨坦举行会议。会议对波兰边界作出了最后决定,一致同意以前德国的东部领土,即自施维诺威斯切以西的波罗的海沿奥得河至与尼斯河西段的会流处,再沿西尼斯河至捷克斯洛伐克边境,包括一部分东普鲁士和以前的但泽自由市,均由波兰政府管辖。
1945年8月16日,波兰和苏联签订了边界条约。这样,波兰的边界问题也最后解决。
波兰的领土面积为312700平方公里,比战前减少了7700平方公里。波兰从一个多民族国家变为单一的民族国家。
二、经济政策人民政权建立伊始,波兰经济因遭受战争的严重破坏而陷于瘫痪状态,人民生活十分困难。人民政权执行正确的经济政策,通过土地改革、工业国有化和执行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改变了经济形势,改善了人民生活。
土地改革。为了消灭农村的封建残余和提高广大农民的生活水平,波兰民族解放委员会根据七月宣言的精神,在1944年9月6日,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法令规定:无偿地没收德国的、德国公民和卖国投敌分子的土地和财产以及耕地面积超过50公顷以上的地主土地(在西部地区为100公顷以上)。
被没收的土地除了一部分用来建立国营农场外,由土
4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地改革委员会在农业工人、无地和少地农民以及一部分中农中进行分配。每户农民可分到5公顷土地。获得土地的农民将缴纳相当于一年土地平均收获量的现金,分10至20年内缴清。国家将利用这笔资金发放农业贷款、兴修水利,或用于发展农业生产的其他措施上。
富农的利益没有受到侵犯。
一般地主可以在邻县获得5公顷土地,或终身享受国家干部6级工资待遇(国家干部工资共分12级)
,在抗德战争中有立功表现者,将得到更宽厚的待遇。到1944年底,维斯瓦河以东地区的土地改革基本完成。
1945年1月17日,波兰共和国临时政府颁布了土地改革补充法令,在维斯瓦河以西的中部和西部地区进行土地改革。
由于西部地区地多人少,中农的利益受到更多的照顾。
无地和少地农户能分到5~7公顷土地。中农能扩大到10公顷土地。
经过两个阶段的土地改革,共没收了610万公顷的地主土地,约有110万农户分到土地。
土地改革消灭了地主阶级,使农村中农化。土地改革是一场民族民主革命,它巩固了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政权,为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
工业国有化。解放初期,国家接管了无主的工厂、矿山、银行和交通运输企业,交由工人组成的工厂委员会管理。
1946年1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的法令草案。法令规定:凡原属德国(不论是国家的还是私人的)和波奸的企业无偿地实行国有化;对雇佣50名以上职工的一切企业,或职工虽不足50名,但对国家经济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5
生活具有重要意义的企业,则通过赎买予以国有化。到1948年底,波兰政府将5870个企业收归国有。
国营企业的产品总值占全部工业品产值的90%左右。
从1947年5月起,政府把全部批发商业,甚至一部分零售商业收归国有。在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
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波兰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牺牲了600多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22%。
国民财产损失了38%。
首都华沙沦为废墟。重建国家、恢复经济、迅速改善严重恶化的人民生活,是人民政权的迫切任务。
早在1944年2月3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就作出了重建华沙的决定。
1945年11月,为了统一领导恢复国民经济的工作,政府设立了中央计划局,由社会党人切。鲍布罗夫斯基担任局长。1947年7月2日,波兰第一届议会批准了中央计划局提出的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1947年1月1日到1949年12月31日)。三年计划把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使之超过战前水平作为主要任务,为此大力发展消费品工业和农业。三年计划在教育方面的任务是普及五年制义务教育,保证多数儿童能进入七年制学校。
由于工人阶级和全体劳动人民的努力,三年计划提前两个月完成。
1949年工业总产值超过战前48%,按人均计算为战前的15倍。三年里,工业生产每年递增355%、427%B和2119%。职工人数由124万增加到180万,为战前的1B倍,基本上解决了失业问题。国民收入比战前增加25%。农业生产按人均计算超过战前27%,但总产量没有恢复到战前水平。随着生产的恢复和发展,市场供应情况大有好转,从1949年1月1日起,取消了解放初开始实行的食品定量配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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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度。
第三节 波兰工人党执政地位的加强
一、国内阶级斗争状况人民民主政权建立后,国内阶级斗争十分尖锐。
1945年1月,流亡政府驻国内代表处和国家军自行解散。
敌视人民政权的原国家军军官组成“自由和独立联盟”等反革命组织转入秘密状态,继续从事反革命暗杀和颠覆活动。据估计,到1945年底,各种反革命组织的人数在12~15万左右。
国家几乎处于内战边缘。上万名波军官兵、公安干警、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党员以及苏军官兵遭暗杀。米科瓦伊奇克在1945年8月创建的波兰农民党成为公开的反对派政党。此外,还有一个小的反对派政党——劳动党。国内外的反动派把资本主义复辟的希望寄托在波兰农民党身上,认为该党将在即将到来的议会选举中获胜。
民族统一临时政府动员人民军、警察和公安军严厉镇压反革命活动,不断分化和瓦解敌人。
1945年8月2日,政府颁布大赦令,有4万多人获赦免。与此同时,左派力量也加紧集结,不断孤立反动派。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迅速壮大。
1946年6月底,两党党员的人数分别为55万和30万。
二、全民投票和议会选举1946年4月27日,全国人民代表会议决定在1946年6月30日就国内重大政治问题举行全民投票,其目的是为了动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5
员群众和孤立反动派。全国人民代表会议要求每个公民对下面三个问题作出回答:“同意”或“不同意”。这三个问题是:1、你是不是同意取消参议院?
2、你是不是同意在未来的宪法里写上由土地改革和国民经济基本部门国有化所建立的经济制度,同时保留私营企业的合法权利?
3、你是不是同意把波兰国家的西部边界定在波罗的海、奥得河和乌日茨—尼斯河?
组成民主阵线的四个政党(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和民主党)要求自己的拥护者表示三个“同意”。波兰农民党号召党员和支持者在第一个问题上投反对票。劳动党要求党员按自己的意愿投票。非法的反对派要求其支持者写上两个或三个“不同意”。
全民投票的结果如下:有投票权的有1360451人,参加投票的有11857986人,占853%。对第一个问题回答“同B意”的有784522人,占总数的682%。对第二个问题回答B“同意”的有8896105人,占总数的771%。
对第三个问题回B答“同意”的有10534697人,占总数的914%。
①B全民投票后,反对派更加孤立。左派和右派在1947年1月的议会选举中进行再一次较量。波兰工人党建议6个合法政党提出共同候选人名单,议席按下列原则分配,即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波兰农民党、农民党各占20%,民主党和劳动党各占10%。这个建议得到社会党、农民党和民主党的支持,却遭到波兰农民党的反对。波兰农民党要求把75%
①见刘祖熙:《波兰通史简编》,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4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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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议席给两个农民政党,而波兰农民党将得到70%。这个建议被波兰工人党等四个政党拒绝。
波兰工人党、波兰社会党、农民党和民主党再次组成民主阵线,参加大选。
1947年1月19日举行的第一届议会选举结果如下:有899%的选民参加了选举。以波兰工人党为首的民主阵线获B得801%选票,在444个议席中得到394个。波兰农民党获B得103%选票和28个议席。劳动党获得47%选票和12个B B议席。从波兰农民党分裂出来的波兰农民党“新解放”获得35%选票和7个议席。其他社会团体获得14%选票和3个B议席。
1947年2月4日,首届议会首次会议选举农民党人瓦。
柯瓦尔斯基为议会议长。
次日,选举鲍。贝鲁特为共国总统。
6日社会党总书记约。西伦凯维兹受命担任总理,工人党总书记瓦。哥穆尔卡任第一副总理,农民党总书记安。科日茨基任第二副总理。在24名政府成员中,工人党7名,社会党7名,农民党5名,民主党3名,劳动党2名。
2月22日,议会颁布了第二个大赦令,有6万人得到赦免。
1947年10月,米科瓦伊奇克见大势已去,秘密离开波兰,定居美国。波兰农民党党员纷纷退党。随着反对派的退出政治舞台,波兰工人党的执政地位得到加强。
第四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建立和“大清洗”
一、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建立1948年,在冷战日益加剧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内部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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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南冲突的背景下,东欧各国的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先后实行合并,组成了统一的工人阶级政党。这是建立一党制集权政治的重要步骤。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直到1948年12月15日才合并组成波兰统一工人党。
波兰工人党继承波兰工人运动的光荣传统,是革命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但在波兰的发展问题上发生了所谓国内派和莫斯科派的激烈争论,主张人民民主道路的哥穆尔卡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
的帽子而被免去总书记的职务。
主张照搬苏联模式的莫斯科派控制了波兰工人党。
波兰社会党从1892年建立以来,一直是改良主义的政党。但战后复兴的波兰社会党排除了右翼,主要由左派和中派组成。他们主张保持传统的议会民主制,反对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在经济上主张保持混合经济,反对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他们的观点同哥穆尔卡的观点十分相近。
在1947年12月举行的第27次代表大会上,多数社会党代表反对两党合并,认为“波兰社会党过去是、现在是、将来仍然是波兰人民所需要的”。
在形势的压迫下,以总书记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社会党领导于1948年3月作出了同波兰工人党合并的决定。同年4月,波兰社会党退出社会党国际。
1948年12月14日,波兰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和波兰社会党第28次代表大会同时在华沙举行。
两个代表大会分别通过实行两党合并和建立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决议。次日,两个代表大会的1526名代表在华沙工业大学礼堂举行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历时7天,听取和讨论了鲍。贝鲁特和约。西伦凯维兹分别作的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思
0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想基础的报告和关于波兰社会党的报告,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思想宣言》、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章和《发展和改造波兰经济的六年计划的指令》。
《宣言》对人民民主作了新的解释,认为它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
,强调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思想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
《宣言》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建设社会主义当作党的主要任务,对建设社会主义充满了乐观情绪,认为通过一代人的努力就可以在波兰建成社会主义。
《宣言》在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理论和苏联模式的指导下,认为应该通过阶级斗争尽快消灭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改造农民和手工业者的小商品经济,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
1948年12月21日,代表们选举了由72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其中49人是原波兰工人党党员,23人是原波兰社会党党员。在中央委员会委员的名单中有瓦。哥穆尔卡和马。
斯彼哈尔斯基。
当天,一中全会选举了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
政治局由11名正式委员和4名候补委员组成。
鲍。贝鲁特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
波兰统一工人党拥有151万党员,其中98万是原工人党党员,53万是原社会党党员。在合并前,两党都进行了审查党员的工作,凡反对合并和犯有“严重右倾民族主义错误”
的均被开除出党。
社会党党员人数减少了19万,占全体党员人数的14。工人党党员人数减少了22万,占全体党员人数的B22%。
B1949年9月25日,农民党同波兰农民党实行合并,成立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6
了统一农民党,拥有26万党员,其中23万是前农民党党员。
瓦。柯瓦尔斯基当选为统一农民党最高执行委员会主席。这一年,劳动党宣布解散,其党员加入了民主党。这样,在波兰形成了形式上的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的三党联合执政而实际上是一党集权的局面。
二、“大清洗”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成立之前,在波兰和东欧各国都发生了类似苏联30年代末的“大清洗”。相比之下,波兰的“大清洗”是比较温和的。
1949年1月,哥穆尔卡被免去副总理和收复地区部部长职务,奥苏布卡—莫拉夫斯基被免去行政部长职务。
1949年11月11日到13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一届三中全会,听取了贝鲁特作《在当前形势下党在提高革命警惕性斗争中的任务》的报告。
中央全会解除了哥穆尔卡、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斯彼哈尔斯基等人的党内一切职务。中央全会增选波裔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为中央委员和政治局委员。三中全会以后,波兰党政军大权掌握在贝鲁特、贝尔曼(主管意识形态、公安和干部工作)
、明兹(主管经济工作)和罗科索夫斯基(主管军事工作)四人手里。
1951年5月,斯彼哈尔斯基、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宾可夫斯基、柯玛尔将军、柯钦斯基将军等相继被捕。
同年8月2日,哥穆尔卡和他的妻子索菲娅在波兰南部克雷尼策疗养地被捕。这一年,还有在抗德战争中建有功勋的大批原国家军和人民军的高级将领被捕,经过审判,19人因“叛国罪”
,被判除死刑,70多人被判处终身监禁。约有1500人
2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被判处10至15年徒刑。在阶级斗争日益尖锐化的错误理论指导下,出现了严重违反法纪的现象,制造了大批的冤假错案。包括哥穆尔卡在内的被害人直到1956年才得到平反昭雪,恢复名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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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罗马尼亚“八。二三”起义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
历史概况
罗马尼亚人的祖先达契亚人在公元前70年建立了达契亚国。公元106年,达契亚被罗马帝国征服并成为它的一个省。以后达契亚人与罗马人混居并逐渐融合,形成了罗马尼亚族。
14世纪时,罗境内有三个公国:罗马尼亚公国、摩尔多瓦公国和特兰西瓦尼亚公国。
16~19世纪,罗马尼亚公国和摩尔多瓦公国一直是土耳其帝国的附属国。特兰西瓦尼亚公国从11世纪到16世纪被匈牙利王国占领,1541年后成为在土耳其统治下的一个自治公国,1699年后又相继被哈布斯堡的奥地利帝国占领。
1812年沙俄通过俄土战争兼并了摩尔多瓦的比萨拉比亚。
1821年曾发生反封建、反土耳其的农民起义。
1848年在罗马尼亚诸公国爆发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次革命虽未成功,但它有力地动摇了封建制度,推动了资本主义的发展。
1859年,摩尔多瓦与罗马尼亚公国合并,称罗马尼亚,但仍依附于土耳其。
1878年俄土战争后,罗马尼
4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亚获得独立。
181年成立罗马尼亚王国。
1907年爆发了罗马尼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农民起义。
1918年,比萨拉比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回归于罗,最终形成统一的民族国家。
第一节 罗马尼亚共产党和“八。二三”
武装起义的胜利
19世纪中叶,资本主义在罗获得了发展,与此同时,也开始出现工人组织。工人运动的发展和科学社会主义思想的传播导致1893年成立了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工党。1899年因部分领导成员脱党,该党自行解散。
部分党员于1910年重建工人阶级政党,改称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
1918年社会民主党又改名为罗马尼亚社会党。
1918年后,共产主义小组为按列宁主义原则建立政党而进行斗争。1921年5月8~13日,罗马尼亚社会党召开了第一次代表大会,大会决定将社会党转变为共产主义社会党并参加第三国际。大会选举格奥尔基。克里斯泰斯库为罗共第一任总书记。罗共成立后,原社会民主党内的右翼分子分裂出去,另组社会民主党。
1922年10月,罗共举行“二大”
,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罗马尼亚共产党。
1924年4月,罗马尼亚共产党被资产阶级政府宣布为非法,随后转入地下继续活动。同年9月在维也纳召开了罗共“三大”
,提出党的最终目标是推翻剥削阶级,由无产阶级和农民阶级一起夺取政权。大会选举科勃洛斯为罗共第二任总书记(1924~1928)。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6
1928年6月在哈尔科夫召开了罗共“四大”。
“四大”的中心任务是讨论反对反动政府准备进攻苏联的问题,指出党的一切活动和斗争都必须围绕着粉碎罗马尼亚地主—资产阶级政府和世界帝国主义为武装进攻苏联所进行的准备。
1931年12月在莫斯科召开了罗共“五大”。
“五大”明确指出罗马尼亚正处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革命要由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基本力量是工人和农民,在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后,要迅速地过渡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工农政权。第三国际对罗共“三大”
、“四大”和“五大”均进行了直接干预,在民族问题和统一战线问题上,下达了不符合实际情况的错误指示,并先后委任乌克兰人霍洛斯坦科和波兰人斯坦芬斯基分别担任罗共第四届和第五届中央委员会总书记。
1938年国王卡洛尔二世实行独裁统治,取缔了政党、工会和一切进步的群众性组织。1939年和1940年两度与希特勒德国缔结丧失主权的条约,为此失掉了特兰西瓦尼亚。
1940年6月,苏联通过“最后通牒”方式重新兼并了比萨拉比亚,并强占北布科维纳作为比萨拉比亚被罗“占领”
22年的赔偿。
1940年9月,代表罗马尼亚大资产阶级和地主阶级的政党国家自由党和国家农民党在德国法西斯的压力下,推翻了王室专制,建立了安东内斯库军事独裁政权。
1941年6月22日,罗军队参加了反苏战争。
罗共为联合其它党派一致反对军事独裁,提出了成立民族阵线的建议,其主要点是:停止反苏战争;驱逐希特勒侵略军;推翻安东内斯库政府等。但由于社会民主党的反对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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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挠,罗共的倡议未能实现。
1941~1944年期间,罗共虽处于非法地位,但它巧妙地把非法斗争与合法斗争结合起来,团结全国一切爱国的政治力量进行了争取民主权利、保卫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建立反法西斯人民阵线和反对国家法西斯化的斗争。
1942年,共产党人开始建立游击队,开展反法西斯的武装斗争。
1943年初,罗共与农民阵线、爱国主义者联盟、匈牙利劳动者联盟,社会主义农民党、社会民主党的一些地方组织,以及一些资产阶级团体结成联盟,从而把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城乡的中间阶级甚至一些资产阶级集团都联合了起来。
1944年4月初,罗共撤销了党的总书记弗里什的领导,同时在狱外成立了以康斯坦丁。珀尔伏列斯库、兰格茨和埃米尔。波德纳拉什为首的临时中央委员会。
5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达成协议,建立工人统一阵线。
工人统一阵线建立后,扩大了反法西斯同盟的力量,并把经济斗争和反希特勒的战争结合了起来。共产党人在许多为前线生产的企业里,通过降低生产速度、毁坏机器设备和阻止军事运输等办法来组织破坏反苏战争的活动。
6月,罗马尼亚共产党又与社会民主党、国家农民党和国家自由党达成协议,建立民族民主同盟,共同进行反对军事独裁,促使罗马尼亚退出反苏战争和参加反希特勒同盟的斗争;6月13~14日召开了有军队代表参加的会议,会议通过了共产党人建议的行动计划,建立负有在军事上准备起义斗争任务的军事委员会。当时,罗共利用了统治阶级之间的矛盾和分歧以及它们同希特勒控制的矛盾,争取了所有反对法西斯并关心把国家从法西斯桎梏下解放出来的政党、组织和政界人士。
8月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6
9~10日,乔治乌—德治被营救出狱后,便和党的其他领袖一起积极筹备武装起义。苏军的胜利进军形势为进行武装起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苏军进抵敖德萨以后,安东内斯库前往希特勒总部,商定实行总动员计划,将动员一切财力、物力来阻止苏军前进,并准备沿东喀尔巴阡山和多瑙河建立一条防线。在此关键时刻,罗共决定将爱国人民的力量与军队的行动配合起来,于8月28日举行武装起义。
后获悉安东内斯库于8月23日去王宫,准备向国王提出总动员计划,于是将武装起义的时间提前。
8月23日,安东内斯库被共产党掌握的王宫卫队逮捕,安东内斯库政府的成员也一一被捕。罗军队和爱国战斗队立即包围布加勒斯特的德国军事目标,占领了部长会议、内务部、武装部、电讯局、警备司令部等重要机关。
此后,全部军队掉转枪口反对纳粹德国。
8月26日,罗武装起义力量把德国军队全部赶出首都。罗军在武装工人的支持下,各个地区同时取得了胜利。
9月12日,仍由资产阶级把持的政府在莫斯科与苏、美、英等国签订了军事停战协定,承担立即参加对法西斯德国作战的义务。到10月25日,罗军解放了罗马尼亚全部领土。此后,罗马尼亚军队与苏联红军一道,参加了解放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战斗,直到彻底打败希特勒德国。
“八。二三”
的胜利为罗马尼亚国家和人民生活的重大变革开辟了道路,使罗赢得了真正的独立。
第二节 人民共和国的建立和民主革命的完成
1944年8月23日起义后建立的政府,并不能真正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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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人阶级的利益,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只是形式上有代表参加政府。罗共组织和领导民主力量为肃清和惩办战争罪犯、实行民主改革、建立人民民主制度而斗争。罗共动员和领导广大人民群众推翻了反动势力占优势的政府,夺取了县、市政府的领导权,没收地主的土地,建立了工农联盟。
1945年,在粉碎了反动派的政变阴谋和美、英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计划后,推翻了反动政府,于3月6日建立了以彼得。格罗查博士为首的工人阶级起领导作用的民主政府。参加这个政府的政党和政治组织有罗共、社会民主党、农民阵线、国家自由党、国家农民党和其它民主组织。民主政府采取了国家民主化的措施,颁布法令禁止任何法西斯活动,并对企图重新活动的铁卫军采取镇压措施。
1945年10月罗共党的全国代表会议确定了党在新的时期的任务,制定了迅速恢复遭到战争破坏而陷于崩溃的经济、重新建设国家、进行民主改革、着手实行国家工业化、加强工人阶级队伍的统一和巩固党的团结的纲领。会议选举格奥尔基。乔治乌—德治为党中央书记。1946年11月举行首次自由选举,民族民主统一战线组织——民主政党联盟获胜,有347人当选为议员,占全部议员的8458%。
1947年2月,苏、B美、英等国在巴黎签订对罗和约。此时,反动的资产阶级在帝国主义的唆使下,企图篡夺人民的政权。以国家农民党为首的反动势力,极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它们不仅在经济领域进行破坏,而且还同美国间谍机关相勾结,图谋建立秘密军事组织,颠覆人民政权,甚至公开要求美、英进行武装干涉。
同年11月,人民政府粉碎了上述反革命阴谋,勒令国家农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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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解散,依法逮捕了该党领导成员和议员。同时,国家自由党也因参与反革命阴谋而自行解散。资产阶级反动势力被逐出了政府。
1947年12月30日,国王米哈伊一世被迫退位,君主制被废除,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它标志着罗马尼亚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完成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
1948年4月13日通过了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第一部宪法。宪法明确写上了以工人阶级为首的劳动人民夺取了全部政权的条文,规定罗马尼亚是统一的、独立自主的人民国家。
宪法还规定,人民通过普遍的、直接的无记名投票的选举方式产生的代表机关行使自己的权力。大国民议会是国家最高权力机关。
大国民议会从议员中选举产生由19名成员组成的主席团,康斯坦丁。扬。巴洪当选为大国民议会主席团主席。
关于国家的经济结构,宪法规定了私有、合作社所有和国家所有三种所有制形式并存。同时还从法律上确定了国家在罗马尼亚社会的经济结构中实现社会主义改造的权利。
1952年9月24日又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是以苏联宪法的原则为基础的。该宪法充分肯定苏联对解放罗马尼亚的作用,指出“罗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由于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性胜利及英勇的苏军解放罗马尼亚”。
这部宪法明文规定罗马尼亚共产党作为各劳动人民组织、国家机构和机关的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宪法还规定: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国家,而人民政权的基础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的联盟;国民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是部长会议。宪法规定罗马尼亚的国民经济包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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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成分、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而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起指导作用。
第三节 罗共与社会民主党的合并——一党制的形成和党内斗争
罗共党员与社会民主党党员在为组织823武装起义而B建立的工人统一阵线中的联合行动,增强了两党之间的相互了解和接近,从而为两党的合并创造了条件。
1947年9月,两党政治局讨论了罗工人运动在政治、组织和思想上统一的具体办法,成立了组织统一工人政党的中央委员会。
同年11月,发表了《统一工人党的纲领性宣言》,确定了工人阶级统一政党的思想、组织和策略原则,明确规定了统一工人政党的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思想。
;提出党的最终目的是实现社会主义社会——共产主义的初级阶段,在此阶段,将消灭任何人剥削人的现象,实现“各尽所能,按劳分配”的原则,进而着手实现高级阶段——共产主义社会。同时规定党的组织原则是民主集中制。
1948年1月,开始进行统一政党的基层组织——村、乡、县委员会的选举并选出了参加统一代表大会的代表。
2月,罗共召开“六大”
,决定罗马尼亚共产党同罗马尼亚社会民主党合并,改名为马尼亚工人党。乔治乌—德治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选出13名政治局委员和5名候补政治局委员,5名书记处书记。
在13名政治局委员中有10是原罗共领导人。此次代表大会为一党制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1948年统一代表大会后,到1950年,罗工人党暂时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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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党员。在这段时期里,对党员进行了普遍的审查,共清洗了20多万人出党。此时,罗工人党有59万多党员。
1948年6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决议以“放弃对剥削者进行阶级斗争并主张同剥削阶级进行合作”
,经济上鼓吹资产阶级的自由贸易政策为由,撤销了司法部长帕特勒什卡努的职务并予以逮捕,(1954年帕被处决。
1968年4月罗共中央为其恢复了名誉。)他是“大清洗”的首批受害者之一。
第四节 国民经济的恢复
二次大战前,罗马尼亚是个经济落后的农业国,全国人口的782%为农业人口。人均国民收入在22个欧洲国家中B居第17位。
生产力发展水平低下,工业在经济结构中处于薄弱地位。
1938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前罗马尼亚经济发展最高的年份,工业在国民收入中只占308%,而且为数不多的B工业绝大部分都操纵在外国资本家手中。由于地主的残酷剥削,农业生产水平很低。当时大部分土地集中在少数大地主手里,大多数农民没有土地,57%的农民只有很少的土地。
战前,罗成为西方帝国主义国家的廉价原料产地和工业品的销售市场。
1945年党的全国代表会议通过了关于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的政治路线。
1946年11月把罗马尼亚国家银行收归国有。
1947年5月建立了专业的工业管理局,取消了资本主义的卡特尔,实行对所属企业组织供应原料,领导和监督生产,同时也为管理经济工作培养了工人干部。
1947年8月进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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币制改革,结束了货币的混乱状态,制止了通货膨胀,稳定了物价。
10月对工业、运输、商业和信贷企业进行清产核资工作,以及其他措施。
1948年2月,罗工人党“六大”提出了在新的历史阶段发展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的目标。大会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集中所有人力和物力资源来恢复和发展工业作为指导路线。罗工人党特别注意要把工业建立在能确保罗独立发展而不受外来压力和干涉的可靠的国内资源的基础之上。
6月,根据罗工人党中央全会讨论并通过的关于实现主要生产资料国有化的决议,大国民议会通过了工矿企业、银行、保险和运输企业国有化的法律。生产资料的国有化,使罗的经济基础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在经济生活中消灭了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所有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了新的社会主义所有制。
1945年3月20日,颁布了土地改革法令。
法令规定没收超过50公顷的土地;没收战犯、逃亡国外者、曾与希特勒合作过的人以及地主的土地及财产。结果,无地少地农民分得了110万公顷的土地,这就彻底扫除了阻碍农业发展的封建残余势力。
1948年罗工人党“六大”指出,在发展工业的同时,要努力从经济上加强小农生产者,确保良好地组织国营农场,支持并鼓励农村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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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保加利亚祖国阵线政府的建立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第一节 保加利亚工人党(共)和“九。九”人民起义的胜利
一、保加利亚共产党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的活动保加利亚是巴尔干半岛东南部的一个农业国,历史上曾受拜占庭、土耳其统治,经济文化发展落后,绝大多数居民以农业为生。
1893年在工人运动发展的基础上,第一代马克思主义者布拉戈耶夫建立了保加利亚社会民主党。它是保加利亚共产党的前身,也是第二国际最早的成员之一。
1903年该党从思想上和组织上分裂为紧密派和广泛派。
1919年其左翼紧密派在第22次代表大会上通过了参加第三(共产)国际的决议,并改名为共产党。
这次代表大会成为保共第一次代表大会,此后它便以列宁主义为自己的指导思想。
1923年,它组织武装起义失败,遭到反动当局残酷镇压,转入地下。科拉罗夫和季米特洛夫等一大批党的活动家被迫流亡国外。
1927年在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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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党的领导下,以合法形式成立工人党。
1938年二者合并为工人党,1944年改名为保加利亚工人党(共产主义者)。
30年代德国资本日益渗入保加利亚,反动当局执行亲德的政策,保加利亚从政治上和经济上逐渐沦为德国的附庸。
1939年9月德国法西斯进攻波兰后,国王鲍里斯三世和资产阶级政府明目张胆地站在德国一边。
1940年德军侵入罗马尼亚,德国军事人员以各种名义进入保加利亚。针对保政府拒绝苏联关于签订友好互助条约的建议,工人党发动了广泛的群众抗议运动,反对当局将国家拖入战争的深渊。然而反动当局仍于1941年3月签订了加入德意日三国公约的协定,德军便大举进驻保加利亚。在德国纳粹的统一部署下,保宣布对南、希作战,以图占领有争议的马其顿和西色雷斯。德国还大力鼓吹保能“不流血地实现民族理想”
,旨在把保变为它占领巴尔干的帮凶和对苏联作战的基地。
保共中央强烈反对政府的战争活动,并且在德寇进攻苏联的当天发表宣言,号召人民展开牵制德国军事行动的罢工活动,口号是“不派一兵一卒前往东线”。不久,保共中央国外局在莫斯科设立“鲍特夫”电台对保广播,以便推动国内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
1944年秋,保加利亚开始建立游击队,但是由于党内对形势的看法不一致,而人民群众对反动当局仍存在幻想,保加利亚的游击运动直到1942~1943年斯大林格勒战役之后才有较大发展。那时在保共中央军事委员会的领导下,把全国游击武装力量联合起来,成立了人民解放起义军,包括游击队在内,总人数约3~4万人。在整个二战期间,保全国被逮捕、被关入集中营或监狱以及英勇牺牲的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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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工作者和爱国志士共计6万余人。
1942年7月,保共中央国外局在季米特洛夫的倡导下,制定了以民族民主革命为主要内容的祖国阵线纲领,并通过电台予以公布。随即由中央委员会与各党派磋商建立这一爱国民主力量的统一战线组织。
由于各个政党内部派别繁多,对祖国阵线组织的态度也很不相同。象农民联盟的吉切夫、社会民主工党的帕斯图霍夫、民主党的穆沙诺夫等资产阶级右翼的代表,都指望从国王手中分得权力,对参加祖国阵线,进行武装斗争都持保留态度。
动摇不定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如农民联盟的佩特科夫和社会民主工党的切什麦吉耶夫等则赞成参加祖国阵线,而不赞成进行武装斗争。尽管如此,祖国阵线的思想得到社会的广泛支持。
在工人党的积极领导下,全国各地组建祖国阵线的工作逐步展开。
1943年8月,祖国阵线成立全国委员会,它包括工人党、农民联盟的“普拉德内”派、“环节”联盟(爱国军人组织)
、社会民主工党左翼和无党派知识分子的代表。
此后祖国阵线更加发展壮大,194年9月,工人党就是在它的旗帜下领导了全国人民的武装起义,推翻了旧政权,成立了新政府。
二、“九。九”人民起义的胜利1943年8月,国王鲍里斯三世去世,年方7岁的太子西麦昂即位,由摄政会议代行权力。
1944年8月在苏军向巴尔干挺进、打击德国侵略军之际,保工人党中央作出推翻反动统治,建立祖国阵线政府的决定。
9月2日,反动当局玩弄花招,组成以农民联盟右翼领袖穆拉维耶夫为总理的有吉切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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布罗夫和穆沙诺夫参加的新政府,宣布执行“中立”
政策,企图以此阻止苏军前进,为英、美军队占领保加利亚赢得时间。
9月5日,苏联对保宣战,保工人党中央和人民解放起义军司令部立即制定起义计划,从6日到8日,全国各地罢工和游行此起彼伏,不少地方游击队攻打监狱,释放了政治犯。游击队和苏军一起,在工人武装的支援下占领了国防部、电台、邮电局等重要部门,逮捕了旧政府成员。
9月9日,祖国阵线政府宣布成立。
1945年12月25日,季米特洛夫在国民议会做报告时指出:“9月9日不仅更换了政府,而且也深刻改变了制度。”从此,保加利亚历史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第二节 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和共产党执政地位的加强
由“环节”联盟领导人基蒙。格奥尔基耶夫任总理的第一届祖国阵线政府成立,标志着政权已从君主和亲德集团手中转移到爱国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手中。但就全国来说,建立人民民主政权的工作还任重道远。
第一届政府不设副总理,而设两名不管部长,一个是工人党(共)的台尔佩舍夫,一个是农民联盟的佩特科夫。外交部长是“环节”联盟的斯塔伊诺夫,内务部长是工人党的于哥夫,国防部长是“环节”
联盟的维尔切夫,农业部长是农民联盟的巴甫洛夫。
祖国阵线政府面临着繁重的国内和对外任务。
1944年9月17日,格奥尔基耶夫在索非亚群众大会上阐明了政府的纲领,在对外政策上,永远同苏联友好,同西方盟国和巴尔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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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建立友好关系,对内政策方面的任务有:释放政治犯,建立人民法庭和审判战争罪犯,改组军队,实行工业国有化和土地改革,消灭失业等。从10月起,整编后的保加利亚军队约27万人,置于苏联乌克兰第三方面军的指挥下,先后进入南、匈境内,参加追击德寇的战斗行动。军队内有保共派出的政治指导员在发挥作用。有3万余人在战斗中伤亡。与此同时,建立了人民警察和祖国阵线各级委员会。共产党人发挥了决定性作用。党的组织迅速壮大。党员人数从1944年9月的25万增加到1945年1月的254万,当时摄政会议还B存在,共产党人巴甫洛夫被增补到该会议中去。
12月,成立了人民法庭,进行了135次审判,对11万人进行了判决,其B中罪大恶极的2730人被判处死刑,1305人终身监禁。
在1945年2月召开的保工人党(共)八中全会上,党的领导人对新政权的性质作了分析,认为保加利亚需要经过一个在经济和文化上民主发展的时期,然后才谈得上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现在面临的是民主主义的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
①科斯托夫还在报告中指出,祖国阵线需要经历一个相当长的时期。由于经济落后和人民思想的原因,保加利亚不可能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苏维埃政权。
他说,“祖国阵线政权不等于工农的革命专政,而是资产阶级的民主部分同工人农民的联盟。”
②保工人党(共)力图团结祖国阵线各党派,沿着人民民主的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①《科斯托夫选集》1978年索非亚版,第127页。
②《同上》第1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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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民族民主革命的深入,祖国阵线内部各派政治力量的矛盾日益暴露,9月24日流亡英国多年的农民联盟领导人格。米。迪米特罗夫(后通称盖梅托)在斯特凡主教的提议下返回祖国。此人在30年代末即成为英国间谍机关的合作者,因从事反对君主政府的亲德政策于1941年被逮捕,后在英国的庇护下流亡国外。
回国不久,他就在10月召开的农民联盟代表大会上当选为总书记。他公开反对工人党(共)的领导,在祖国阵线内部成为反对派的领袖。
11月,他与社会民主工党、“环节”联盟中的右派,联合向部长会议上书,要求取消企业中的祖国阵线基层组织,认为这些组织只能代表工人党的利益。
在盟国监督委员会苏联代表和工人党(共)
的压力下,1945年1月盖梅托被迫辞去农民联盟总书记的职务。不久,他被揭露同英国谍报机关有联系,9月移居国外。
(1972年客死华盛顿。
1989年后恢复活动的农民联盟斯坦鲍利斯基派以盖梅托为精神领袖。
192年盖梅托遗骨迁葬保加利亚时,引起轰动,甚至总统热列夫也出席了迁葬仪式。)
在1945年1月举行的农民联盟全国委员会会议上,佩特科夫被选为总书记,并于5月代表该党参加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他继承了盖梅托的政策,指责祖国阵线背离1944年9月纲领,建立了工人党的“专政”
,谴责政府对农民联盟和公民实行暴力,强行征粮。在盟国监督委员会英美代表的支持下,他在同年7月要求延期大选(原订于8月举行)
,同时联合其他6名部长共同辞职,企图制造政府危机,胁迫工人党和祖国阵线屈服。
8月,他宣布脱离祖国阵线,单独成立农民联盟(佩特科夫)反对派。在社会民主工党内,右翼领导人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7
卢尔切夫也在进行分裂活动。卢尔切夫自1944年11月当选总书记后一直是该党在祖国阵线全国委员会中的代表。
1945年以后,他与佩特科夫在反对工人党和祖国阵线的道路上沆瀣一气。
1945年6月他成立了社会民主工党(联合派)
,8月,宣布脱离祖国阵线。
在英、美的压力下,大选被延期到11月18日举行。保工人党领袖格。季米特洛夫在选举前夕回到阔别20余年的保加利亚。反对派以政府限制政治自由为名要求组织政府和延期大选,他们的无理要求遭苏联代表和工人党拒绝,于是决定抵制这次选举。在854%的选民参加投票的情况下,祖B国阵线以8818%的得票率获胜。
祖国阵线在大选中的胜利,B意味着人民政权的加强。
1946年3月,国民议会选举工人党领导人科拉罗夫为议会议长,组成了格奥尔基耶夫为总理的第二届祖国阵线政府。副总理分别由工人党的科斯托夫和农民联盟的奥保夫担任。塔伊诺夫、于哥夫、维尔切夫留任外交、内务和国防三个部长。反对派拒绝承认选举结果。根据1945年12月苏美英三国莫斯科外长会议的建议,祖国阵线政府同意反对派领导人佩特科夫和卢尔切夫进入政府。但反对派得寸进尺,要求解散议会,重新举行选举。政府则查抄和禁止了两个主要反对派的报纸,斗争逐步升级。
1946年9月8日,举行了关于国体问题的全民公决,参加投票的选民中有927%赞成共和制,只有42%赞成君主B制。
9月15日,保宣布废除君主制,成立人民共和国。
10月,举行大国民议会选举。反对派发动了强大的攻势。西方国家以苛刻的和约条件相威胁,公开表示支持反对派。在反对派
08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参加投票的情况下,选票比较分散,祖国阵线各党共得70%以上选票,其中工人党(共)得到5316%选票。反对派得到B283%选票。
在大国民议会的465个议席中,祖国阵线占364B个议席,其中工人党占277个议席(595%)
,农民联盟占69B个议席(148%)
,社会民主工党占9个议席(19%)
,“环B B节”联盟占8个议席(17%)
,最后加入祖国阵线的激进党B占1个议席。反对派占101个议席(217%)。大国民议会主B席由工人党领导人科拉罗夫担任。由于佩特科夫、卢尔切夫等反对派领导人进入议会,议会内外的斗争变得更加激烈。
大国民议会组成了以格奥尔基。季米特洛夫为总理的第三届祖国阵线政府。由工人党的科斯托夫、“环节”联盟的格奥尔基耶夫、农民联盟的奥保夫和社会民主工党的波波夫任副总理。
政府成员包括工人党(共)成员10人、农民联盟成员5人,社会民主工党和“环节”联盟成员各2人,无党派人士1人。
这时工人党(共)已经拥有30余万党员。基层政权都掌握在祖国阵线人士手中。这期间,无论是季米特洛夫,还是保工人党(共)的其他领导人都曾不止一次指出,保加利亚这一阶段所面临的任务不是一个政党所能完成的。这个时期形成的保工人党(共)领导的多党制具有人民民主的特点。
1946年底至1947年初的巴黎和会是决定保加利亚发展的关键时刻。在和会的各个阶段,苏联都大力维护保加利亚的民族利益,以保证派军队对德作战为由,要求保持其领土完整。
1947年2月签订的对保和约,仅规定保对南、希两国偿付700万美元战争赔款。
和约签订后,盟国监督委员会停止活动,苏军从保撤离。保工人党(共)和政府一方面将注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8
意力转到国内经济工作上,另一方面将1946年下半年开始的同反对派的斗争进行到底。
1947年初季米特洛夫在大国民议会上向反对派提出“停止攻击祖国阵线,停止破坏活动……
否则会被清除“的警告。他在党内也提出防止堡垒从党和祖国阵线内部被攻破的特洛伊木马计。
当佩特科夫等人同英、美使节来往频繁并进行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活动时,工人党(共)和祖国阵线即宣布他们从事反革命活动和犯有叛国罪。
1947年5月,内务部长于哥夫向检察院提出关于佩特科夫纠集军人阴谋举行军事政变的报告,要求取消他的议员豁免权,将他逮捕审讯。
6月,佩特科夫被捕入狱,9月被处死。
他的审判和处死在英、美等西方大国和保国内都引起不小的震动,尽管英、美企图施加压力,竭力保护佩特科夫等反对派,但已无法改变保国内的政治力量对比了。工人党(共)响亮地提出“维护国家独立,反对外来干涉”
的口号,把处决佩特科夫视为捍卫国家独立的表现。
接着,大国民议会通过法令,解散农民联盟佩特科夫反对派。
根据历史记载,1947年8月季米特洛夫赴苏联治病,10月回国。佩特科夫在这期间被判处死刑。191年保加利亚《历史评论》杂志发表了关于佩特科夫的文章。据说,在他被判刑至被处决期间,根据官方授意,他给季米特洛夫和科拉罗夫写了9封信,表示悔悟和恳求免死。信中除承认自己1945年脱离祖国阵线和后来一系列活动有错误外,完全否认有策划军事政变和叛国的行为。
该杂志在编者按中说,在9封信中只有第一封曾送达季米特洛夫手中,其余的信件仅在政治局成员中传阅。因此案涉及国际影响,季米特洛夫在莫斯
28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科曾同斯大林商讨处理方案。
并按斯大林的意见:“先判死刑,令他写出认罪和悔过的书面报告,使他在国内外声名狼藉,然后宽大处理,改判为终身监禁”
,向政治局发回电报。然而当时除科拉罗夫还考虑到一些国际因素,赞成采取较温和的处理办法外,绝大多数领导人都认为佩特科夫认罪不足,无法改判。
191年公布的史料还证明军官谋反案也是当时政府为打击不与共产党合作的“环节”联盟分子、国防部长维尔切夫和削弱“环节”联盟和反对派在军人中的影响而蓄意制造的。
1947年9月,欧洲九国共产党召开情报局成立会议。会后保共中央召开第13次扩大全会,通过了《关于情报局会议的决议》,其中检讨自己的“错误”在于“延缓了消灭国内敌人和剥夺其经济基础的措施”。
全会制定了加速发展社会主义的具体措施,包括:立即通过宪法,消灭资本主义的经济基础,把祖国阵线改组为社会政治组织等。这年12月,大国民议会通过了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宪法,不久便公布了一系列国有化法令。宪法和法律标志着共产党领导地位的加强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
1948年2月召开的祖国阵线第二次代表大会决定,该组织由政党联盟转变为广泛的群众性的统一的政治团体,通过了建设社会主义的纲领和消灭剥削阶级的任务。代表大会要求各党在会后进行改组。这一年,社会民主工党正式加入工人党(共)。
1949年初,“环节”联盟和激进党“自动”解散,其他政党也都失去了活动条件。
在此后40年中,保国内政治生活中只存在执政的共产党及其盟党农民联盟。社会民主工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8
党(联合派)则长期流亡国外。这时保工人党(共)党员已发展到50万,而农民联盟的成员人数长期被控制在12万左右。工人党(共)确立了在全国的绝对领导地位。
第三节 民主改革和国民经济的恢复
二战之前,保加利亚作为欧洲落后的农业国,农业人口占全国人口80%以上。1939年工农业产值的比例为248:B752,农村土地分散,经营方式落后,农业产量极低。经过B战争的破坏,1944年人民政权建立时工农业的产值大大低于1930年的水平。全国满目疮痍,经济濒临崩溃,市场供应匮乏,人民生活十分困苦。
1944年9月17日,第一届祖国阵线政府把恢复经济作为施政纲领的重要内容。次年,发行国债240亿列弗,以防止经济的崩溃;制定了建立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法令;成立了以工人党(共)中央书记科斯托夫为首的最高经济委员会,主管全国的经济协调和计划工作。通过同苏联签订的贸易协定,保得到恢复工农业生产和稳定人民生活所急需的大批物资。保工人党(共)中央在1945年秋竞选期间发表的关于经济政策的声明是这一时期经济工作的指导性文件。它不但指出国家在领导和监督经济生活方面的具体任务,而且说明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允许发展多种生产关系,需要利用私营工商业者和合作社的积极性,以求保证生产的发展和居民的供应等。这时,国家对人民生活必需的食品和日用品实行凭票配给制,并且打击投机倒把等不法行为。
48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为保证民主改革的顺利进行和建立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需要,大国民议会在1946年通过了没收1935年以来用投机或非法手段所得的财产法和劳动土地所有法(即土改法)。
根据前一法令,没收了价值80亿列弗的财产。根据后一法令,每个农户不得拥有20公顷(多布罗加地区为30公顷)以上的土地,超过部分由国家低价征购。
全国共没收土地23万公顷,大部分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小部分用作建立国营农场。
1947年,保政府通过建立国营农场的决定以后,利用从苏联进口的上万台农业机器,建立了机器拖拉机站。这一年还召开了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一次代表会议。当时全国已有近5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拥有15万公顷土地。
这一年还通过币制改革来限制私人资本,对兑换新币超过200列弗的部分征收5%~70%的累进税。
1947~1948年对烟、酒、对外贸易、批发商业先后实行国家垄断。
1947年12月政府公布了工矿企业国有化法令,依法对600余家私人工矿企业实行国有化,把工业中93%的固定资产掌握在国家手中。接着又对银行金融事业实行国有化,将31家私人银行并入人民银行。
1948年,制定法律对大型农具进行征购,对城市大型不动产实行国有化。还公布了《国营企业法》和《合作社法》。
1947年4月,最高经济委员会主持制定的恢复国民经济的两年计划于1948年完成。这时国民收入达到战前的101%,其中工业产值为战前的203%,农业由于连年干旱,1948年尚未完全达到战前水平。但就整个国民经济来说,1948年已结束了恢复时期,开始走上有计划地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阶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8
1848年12月召开的保共第五次代表大会,除总结人民民主的经验外,还确定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这就是按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模式,贯彻以优先发展重工业为特点的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的路线。季米特洛夫在政治报告中提出的“通过工业化和电气化、农业机械化,在15年至20年内完成其他国家在不同条件下经过一百年才能完成的事业”
,成为今后一个时期保加利亚人民的奋斗目标。
第四节 科斯托夫案件
1948年6月,共产党情报局在布加勒斯特召开第二次会议,主要议题是讨论、谴责和开除南共出情报局,但同时也对各党包括保共的国内外政策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会后,保工人党(共)中央于7月召开第16次全会,在肯定已取得成绩的同时,着重检查了自己领导阶级斗争不力的“错误”。这次全会对保共后来的发展具有重大意义。季米特洛夫在全会报告中援引了保工人党(共)出席布加勒斯特会议的代表团的发言,说:“我们犯过错误,有时还是相当大的错误。它们的主要根源在于低估了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阶级斗争尖锐化的必然性以及幻想在我国条件下阶级斗争有可能缓和。我们对于向社会主义发展的前景和速度缺乏完全清楚的认识。你们大家可以发现我们在各个不同的时期提出过所谓爱国的工商业者的说法,似乎这些人能够把自己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和国家的利益结合在一起。我们还提出过把国家的、合作社的、私营的经济成分和谐地结合起来的说法,似
68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乎在我国工人阶级和农民(主要是小农生产者)之间已经没有任何对抗性的因素了。对和平过渡的可能性的这些幻想使我们延缓了摧毁恶毒的反对派的时间,特别是延缓了对前国防部长维尔切夫为首的‘环节’联盟右翼分子应采取的坚决措施。他是人民政权的死敌,在军队中成立了自己的阴谋组织。“保工人党(共)代表团在发言中一再表示要教育全党忠于苏联、联共和斯大林。季米特洛夫还在全会的报告中强调联共和情报局的批评促使保工人党(共)更好认识自己的缺点、弱点和错误,挖掘错误的根源,并采取措施坚决加以克服。他说,在战后一个时期,为了摆脱战败国的政治和经济处境,团结全体爱国人民(包括工人、农民、人民知识分子和资产阶级中的民主人士)是必要的,但是在战争结束、和约签订、国家独立得到维护之后,党却延误了消灭反对派的时机,继续谈论在本国条件下资产阶级分子的利益同工人阶级的利益结合在一起的可能性。党拖延了对资产阶级反对派的经济基础的坚决剥夺,也没有及时制定对农村各个阶层的新方针。这一切说明工人党(共)的领导对9月9日以后国家发展的前景和速度缺乏足够清楚的认识。……它没有及时对所谓祖国阵线纪元的性质,即对我国在人民民主条件下向社会主义前进的道路和特点作出必要的符合马列主义的解释。他指出,工人党(共)的理论发展落后于阶级斗争的实践,认为错误的理论提法有:三种国民经济成份的和谐结合,过渡时期阶级斗争有可能缓和以及选用保加利亚的而不是苏联的社会主义道路等。
他同样指出,“错误的主要根源是低估了在本国条件下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尖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8
锐化的必然性,过高估计反动派的力量,过低估计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群众的力量。“季米特洛夫检讨说,保工人党(共)
延误了掌握国防部的领导权,没有能及时清除前国防部长维尔切夫,清理军队、外交部、外交人员队伍并摧毁佩特科夫反对派。全会认为必需提高对阶级敌人的警惕性。认为工人党(共)以祖国阵线的名义进行公开的政治活动的做法遮盖了党在劳动人民中的形象,是不可取的。强调今后要加强党对祖国阵线的领导。全会决定当年召开党的第五次代表大会。
1948年12月18日,保工人党(共)第五次代表大会开幕。大会的任务是确定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和通过第一个五年计划,修改党章和恢复共产党的名称。季米特洛夫在政治报告中总结了人民民主制度的特点,说“苏维埃制度和人民民主制度是无产阶级专政的两种形式”
,人民民主制度“为了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利益而执行无产阶级专政的职能,并实现最广泛的、最彻底的民主——社会主义民主”。
代表大会确定保加利亚将以苏联建设社会主义的主要经济为指针,根据本国条件,创造性地运用这些规律。从1948年起,联共对保加利亚等东欧各党和各国控制更加变本加厉。
1949年,在保加利亚发生了骇人听闻的科斯托夫案件。
1948年6月,保工人党(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科斯托夫和契尔文科夫曾代表保党参加布加勒斯特会议。之后,保共党内也按情报局的统一部署开始了清除“党内异己分子”
的行动。
同年冬天,当科斯托夫这个曾长期领导保共地下斗争的“国内派”领袖,解放后担任保工人党(共)中央书记和季米特
88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洛夫的第一副手、兼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保加利亚党政领导人,陪同季米特洛夫到莫斯科向斯大林等联共中央领导人汇报保工人党(共)五大筹备工作情况时,突然被斯大林当面斥之为“反苏分子”和“民族主义者”。他之所以被加上这些罪名,有许多原因。这些原因是:他在1944年后曾不止一次地提出保的人民民主政权不是工农专政的政权(更不是无产阶级专政)
,统一战线的政府应长期存在;他在自己主管的经济工作中始终强调本国特点和民族利益,在外贸谈判中曾与苏方发生摩擦;他曾参与季米特洛夫同铁托就建立巴尔干联邦而举行的谈判。
在1949年3月季米特洛夫赴苏治病后,科斯托夫便在一次中央全会上受到严厉批评,6月他被捕入狱。
在苏联内务部派驻保的顾问菲拉托夫的亲自主持下,科斯托夫的罪名从“反苏的英美间谍”扩大到“铁托集团代理人”。
案件涉及长期在本国从事地下斗争的党员领导干部20余人。
11月,工人党(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契尔文科夫(他曾长期在苏联工作,解放后返回国内)
,在党内一次会议上说科斯托夫的行为是“保土壤上的铁托主义”。
1949年12月,科斯托夫被宣判为“英美帝国主义间谍”和“铁托集团阴谋分子”
,处以绞刑,其他同案者分别被判处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接着,保共于50年代初开始清党。
(190年保共对科斯托夫案件作了彻底平反。据报刊披露的材料,前后受此案牵连的共有1080人。)
保加利亚发生的科斯托夫案件并不偶然,它是这个时期东欧共产党内发生的许多案件中的一桩。科斯托夫等无辜受害的共产党人都是斯大林反对在东欧建设具有本国特色的社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8
会主义的牺牲品。通过多幕悲剧,斯大林如愿以偿地在东欧推行他的“苏联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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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匈牙利的解放与联合政府的政策
第一节 匈牙利共产党和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
一、历史概况马扎尔人即匈牙利人。
匈牙利语属芬兰—乌戈尔语系。
公元896年,马扎尔部落从乌拉尔山和伏尔加河之间经长途迁徙在喀尔巴阡盆地定居。
972年吉查大公接受基督教,建立匈牙利王国。
匈牙利人民饱尝战乱之苦,多次遭受外族入侵,先后被土耳其和奥地利哈布斯堡王朝征服。匈牙利人民为了争取民族解放,前仆后继多次发动民族起义。第一次世界大战末期,奥匈帝国解体,1918年11月匈牙利共和国成立。
1919年3月世界上第二个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建立,但仅存在133天。随后恢复君主立宪政体,由摄政霍尔蒂。米克洛什统治匈牙利。
异族统治和封建农奴制的存在严重地阻碍了匈经济的发展。土耳其占领时期,匈牙利经济远远落后于欧洲国家。在驱逐土耳其后,哈布斯堡王朝对匈实行殖民统治,匈被变为奥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和工业品市场。
1848年革命后,由于封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9
建农奴制的废除,匈牙利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
公元100年大公伊斯特万一世正式皈依罗马天主教并加冕为国王,不断加强封建国家。
15世纪形成封建的等级国会。
1608年后分为上下两院。匈牙利与欧洲文化的联系源远流长。
11世纪末,拉丁文开始作为官方文字使用。
18世纪中叶以后,法国启蒙运动和资产阶级革命的进步思想在匈牙利传播,自由主义和民族主义思潮兴起。
19世纪中叶,国会中出现保守党和反对派党的对峙,逐渐形成多党制局面。
二、匈牙利共产党匈牙利工人运动发端于19世纪60年代。
1873年匈牙利工人党成立,但立即被取缔。
1878年组成匈牙利第一个工人政党,由于政府不允许社会主义政党合法活动,该党取名为非选民党。同年,社会主义运动的另一派别成立匈牙利工人党。
180年两党合并为匈牙利总工人党。
1890年改名为匈牙利社会民主党。
1918年11月24日,一批左翼社民党人、从苏维埃俄国回国的共产党人及革命的社会主义者、革命知识分子成立了匈牙利共产党。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匈共一度与社民党合并,共和国被颠覆后两党分裂,匈共重新组建。
共产国际解散后,1943年7月匈共自行解散,组成和平党开展活动。
1944年11月恢复匈牙利共产党的名称。
1940年11月匈牙利加入德意日三国公约,被牢牢拴在法西斯的战车上。
1943年冬,匈第二集团军在沃罗涅日被歼,迫使匈牙利统治集团谋求与美英单独媾和。
1944年3月德国
29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出兵占领匈牙利,夏末秋初,匈牙利成为德国在欧洲仅有的盟国。
匈政府先后派出代表与西方国家和苏联进行停战谈判。
德国获悉霍尔蒂停战意图后,决定扶植亲德势力上台。
10月政权移交箭十字党。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匈牙利人民开展广泛的反法西斯斗争。
1942年在共产党倡议和领导下成立了合法的反战组织——历史纪念委员会。同年,共产党提出成立民族独立阵线的倡议。
1943年小农党与社会民主党签署合作协定,联合合法反对派组织敦促政府与西方国家议和。
1944年社民党、小农党接受和平党倡议,三党于5月结成反法西斯民族阵线——匈牙利阵线,同年9月民族农民党加入阵线。由于只有和平党主张武装斗争,阵线未能适时组织武装起义。直至1944年秋,仅在匈境内及周边地区开展有限游击活动,约有2500名游击队员。匈牙利主要依靠苏军力量获得解放。匈牙利共产党力量十分薄弱,解放前党员人数仅有20~30人。解放初经过大力发展组织,至1945年2月,增到近3万人。一个在重压下奋争的党突然面对主要靠苏军力量打下的现成江山,自然缺乏足够的政治、思想和组织准备。
同时,党的一些重要干部长期在苏联活动,他们随苏军进入解放区组成临时中央,1945年2月与在布达佩斯领导地下斗争的中央合并后,这批人又成为党的主要领导。这是后来匈牙利顺利接受苏联模式的原因之一。
1945年2月拉科西。马加什当选为党中央总书记。
拉科西,1892年3月9日生于奥道的零售商家庭。
1910年加入匈牙利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当兵被俄军俘虏,参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9
加战俘革命组织,加入俄共(布)。
1918年成为匈牙利共产党创始人之一。匈牙利苏维埃共和国时期先后任商业副人民委员、社会生产人民委员会和赤卫队全国司令。曾任共产国际书记。
1925年匈共一大当选为书记处书记。
1925~1940年被政府监禁。
1941~1944年任匈共国外委员会领导人。解放后出任匈共总书记。解放初期匈共的成绩和错误都与拉科西的名字分不开。
1944年9月匈共发表告匈牙利人民书,号召为了和平,为了建设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推翻反动集团,立即结束战争。由于人民群众对立即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思想上缺乏准备,共产党也还不能掌握工人阶级的大多数,党并未提出在国内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任务。
同年11月匈共发表《匈牙利民主重建和振兴纲领》的建议(稍作修改后成为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的行动纲领)。
纲领要求全民族积极参加国家解放,摆脱德国奴役;逮捕卖国贼和战犯,移交人民法院审判,没收其财产;解散所有法西斯、反人民和德国豢养的组织;从行政机构、法院、国防军和保安部队中清洗箭十字党徒、卖国贼和其他反人民分子;废除所有旨在维护反动制度的条文和与民主相矛盾的法律、法令;释放爱国者和人民事业的战士;实行普遍、秘密、平等的选举权;保障新闻、集会结社、宗教信仰自由;要求在尽短期限内进行广泛土改,逐步使农产品流通自由化;对卡特尔和大银行实行国家监督;把电站、油田、铝土矿、煤矿和矿场收归国有,对保险系统实行国有;保障8小时工作制,保护女工和童工的劳动,按涨价比例提高工资收入。纲领要求与所有毗邻国家建立睦邻关系和真诚
49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合作,与强大的苏联建立紧密友谊。主张按乡镇、城市成立由各民主政党代表和久经考验的反希特勒爱国人士组成的民族委员会,指出民族委员会是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的地方机构,它将团结民主爱国力量,领导建立民主的人民匈牙利的斗争;要求召开立宪国民议会,成立临时政府。
三、人民民主政权的建立1944年12月2日,在共产党倡议下,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农民党、独立小农党、公民民主党和工会组织在解放区的塞盖德成立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民族农民党由农民(主要是贫苦农民和小、中农)及知识分子组成。公民民主党由城市小资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组成。而独立小农党主要代表富裕农民的利益。独立阵线各政党接受匈共提出的国家民主发展纲领。同月21日在德布勒森召开临时国民议会。
临时国民议会由解放区44个城镇民族委员会组织选出的230名代表组成(全国解放后代表数目增到498人)
,其中匈共71名,小农党55名,社民党38名,民族农民党16名,公民民主党12名,工会组织19名,无党派人士19名。
12月22日选出临时国民政府,其成员除阵线各政党代表外,还有倒戈的前高级官吏和军官,总理是作为无党派人士的达尔诺基。米克洛什。贝洛上将。他曾担任匈牙利摄政霍尔蒂的副官长和军事办公厅主任,前匈牙利第一集团军司令,箭十字党政变上台后投向苏联红军。
新政府由共产党3人,小农党、社民党各2人,民族农民党1人和4名无党派人士组成。
临时国民政府于1944年12月28日对德宣战。
1945年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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月20日与战胜国签订停战协定,宣布匈牙利对德宣战,按1937年底以前状况确定边界,向苏、南、捷赔款3亿美元,撤销反动法律,承担惩罚战犯的义务等。
1947年2月与盟国签订和约。根据停战协定,政府组建了新型的军队和警察。决定民族委员会作为各民主政党的地方联盟,不进入地方行政机关,但地方自治机构的重新建立通过民族委员会进行。许多地方的民族委员会曾对地方政权机关施加了积极影响。政府还下令对公职人员进行审查以清除反对人民民主政权的分子,颁布了成立人民法庭的决定,其任务之一是审判战争罪犯。
第二节 从1945年国会选举到1947年国会选举
1945年5月20~21日,匈牙利共产党在合法条件下首次召开全国代表会议,这次会议在匈共历史上起代表大会作用。代表会议责成中央委员会把民主力量的密切合作作为其政策的重记,加强与社民党的合作,巩固工人统一战线,加强同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其他各党,同独立小农党和民族农民党的合作。会议强调集中全民族所有力量于国家的重建工作。鉴于历史条件,会议没有宣布直接为社会主义而奋斗。
联合政府成立不久,左右翼力量间的斗争逐渐展开。
1945年5月匈共全国代表会议后,共产党对民族团结政策作了某种修改,不再把公民民主党看作独立阵线成员,对公民民主党及小农党的右翼发动猛烈抨击。同时,小农党向民族农民党建议共同改组农民联合会,以便在农村中孤立共产党,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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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图恢复1943年与社民党组成的同盟。
司法部长(社民党右翼)建议设立政治警察归其直接领导,导致政府分裂。政府经过部分改组,危机得以解决。此外,社民党不承认民族农民党的独立存在,而社民党右翼力图从工会领导层中排挤共产党员,使各政党关系更加错综复杂。
1945年11月匈牙利举行战后第一次国民议会选举。凡年满20岁的匈牙利公民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选举结果,小农党获5703%选票、245名国会代表,共产党获1695%B选票、70名代表,社民党获1741%选票、69名代表,民族B农民党687%选票、23名代表,公民民主党162%选票、2B名代表。小农党全称为独立小农、农业工人和平民党,解放前夕该党掌握了相当部分农民,主要是农民中的富裕阶层、富农,以及大部分城市小资产阶级,解放后资产阶级、地主和职员涌入党内,并得到天主教会支持。
党内分为左中右三派,以中派最有力量,他们同意独立阵线的反法西斯、反封建要求,但反对朝社会主义方向发展,认为富裕农民是实现农民—资产阶级民主的领导力量。大选后,小农党的一些右翼和中派人物曾想成立一党政府,最后还是组成了联合政府。小农党创始人之一、党的领袖蒂尔迪。佐尔坦任总理,部长由小农党7人,共产党、社民党各3人,民族农民党1人担任,前三党各出一名国务部长(相当副总理)。
前霍尔蒂时期官员退出政府。
1945年冬,匈国内就国体问题发生激烈争论。以红衣大主教明曾蒂为首的教权主义集团认为君主制是匈牙利国家的传统体制。联合政府各党中的社民党和共产党主张建立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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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得到联合政府外的匈牙利激进党和公民民主党的响应。
民族农民党和小农党左翼也反对君主制,拥护共和国。后来小农党中派也同意建立共和国。
1946年2月1日国民议会选举蒂尔迪为匈牙利共和国总统。
纳吉。费伦茨出任新政府总理。
纳吉曾参加小农党创建工作,反对前政府的战争政策和追随德国,倡导成立农民联合会,解放初当选小农党主席,是党内中派,代表中等和富裕农民利益,担任过国民议会主席和政府部长。
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反对民主改革尤其是反对土改的活动日趋严重,留用官员(81%旧官员留用)也企图阻挠清洗国家机关的工作。借口土改法规定参加抵抗运动的地主300霍尔特(1霍尔特约合075公顷)以下土地免予分配,一些地B主要求收回土地。
有的地方还曾发生驱赶分地农民的事件。
大多数土改的受损者是小农党党员和拥护者,小农党因此反对土改。农民逐渐疏远小农党,转而求助共产党。共产党坚决支持农民群众提出的“绝不交回土地”的口号。布达佩斯工人举行10分钟罢工示威,各地劳动群众纷纷集会,支持分地农民,要求整顿行政机构。
3月5日,在匈共倡导下,在匈牙利民族独立阵线内,共产党、社民党、民族农民党和工会理事会组成左翼联盟并发表声明,表示左翼将对威胁民主改革成果的行为和集合在小农党右翼周围的人进行斗争,工人农民将起来保卫土改,要求整顿行政机关,吸收工会代表加入整顿委员会。这些党派在1945年大选中共获42%选票。联盟的成立标志民主力量在政府和国会中得到巩固,为实施民主改革创造了更加有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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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条件。
小农党左翼人士发表声明支持左翼联盟。
7日,布达佩斯30多万群众响应左翼联盟号召,举行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
8日联盟组成执委会,与小农党会谈。
小农党领导人肯定新主人是所分得土地的合法所有者。
小农党进行组织整顿,把20名国民议会代表开除出党。
小农党领导人想通过联合政府迫使左翼让步,阻止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发展。
1946年9月,小农党举办农民节期间,纳吉等人指出,小农党中派既不从“共和国”倒退,也不走“人民共和国”
的道路,要求国会承认农民联合会是与工会具有同等地位的农民代表机构。
小农党试图恢复1943年与社民党的联盟及与民族农民党联合成独立农民党的又一轮努力遭到失败。同时,社民党右翼主张维护本党政治独立,解除与共产党的合作和同盟,因遭到社民党领导人反对而失败。民族农民党右翼排挤该党领导核心中亲共人员,改变党的政策的图谋,也未能得逞。
1946年9月28日~10月1日,匈共召开第三次代表大会,党员人数已由1945年5月代表会议时的15万增到65万。代表大会的主要任务是在人民民主发展的转折点,确定维护并发展民主改革成果的途径和方式,寻找使匈牙利民主制度走出危机的道路。代表大会决议指出,联合政府内部的斗争,实质上是多数农民跟谁走的问题,是跟工人阶级走民主发展的道路还是跟大资本使国家走回头路;在外交政策上要决定,匈牙利是继续成为外国帝国主义的工具还是考虑自己的利益和未来,坚定地同多瑙河各国首先是同苏联进行经济政治合作。
决议强调指出:“只有人民民主才能使我们沿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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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发展的道路,在不发生内战的情况下走向社会主义“。
决议主张对国民经济进行民主改革,立即执行各民主政党的国有化纲领,提高劳动者生活水平。决议还指出联合政府出现危机的原因在于反动右翼的破坏,提出“人民公敌滚出联合政府”。
大会通过了《发展农业生产和改善劳动农民状况的纲领草案》,把巩固小农土地所有制,提高农民物质、社会福利和文化水平,振兴农业生产,作为当前农村任务。大会没有把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立无产阶级专政作为奋斗目标,而是通过了一个经人民民主向社会主义逐步过渡的纲领。
1946年12月内务部破获了一个由旧官员、政客、军官组成的反共和国秘密组织,并于1947年1月公布于众。
该组织与匈牙利兄弟会(后称匈牙利社团)有密切联系,与小农党人有染。在左翼压力下,小农党领导人把几名国会代表开除出党,后又撤换党的总书记。
近50名国会代表和候补代表退党,右翼和中派力量大为削弱,左翼力量加强。民族农民党中的右翼代表人物也宣布退党。
联合政府内左右翼之间的鸿沟已无法填平。纳吉总理陷入困境,他既不愿执行左翼政策,也不敢采纳右翼方针。
1947年2月,作为盟国监察委员会机构的苏军事当局逮捕了刚辞职的小农党总书记科瓦奇。贝格,提出了纳吉的政治责任问题。5月底,当时在国外的纳吉提出辞职并拒绝回国澄清问题。几名小农党领导人相继出走。左翼领导人道比。伊斯特万当选为小农党主席。总统任命小农党的蒂涅什。拉约什接任总理。
蒂涅什是小农党战时与社民党合作的倡议者之一,拥护匈共发起成立的独立阵线,解放后任小农党政治局委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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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部长。
1947年7月匈牙利修改选举法,限制前亲法西斯分子、右翼组织团体参选,把选民年龄由20岁提高到22岁。
8月匈牙利再次举行大选。选举结果,联合政府四党获选票608%B(其中左翼联盟各党为45%)
、议席66%,六个反对党得票不到40%。
共产党得票222%、100个议席,成为第一大党,小B农党获154%选票、68席,社民党获149%选票、67席,民B族农民党得票83%、36席。
1947年的国会选举在争取人民B民主向社会主义发展方面具有重要意义。
新政府于9月组成。蒂涅什继续任总理,共产党,社民党各有1名副总理,共产党有4名部长,社民党、小农党各3名,民族农民党2名。
第三节 联合政府的经济措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匈牙利生产力遭到严重破坏,经济陷于瘫痪状态。
1945年初,约有100家企业停工,90%的工厂遭到破坏,铁路桥梁被炸毁,铁路停运,牲畜存栏量损失约60%。战争使匈牙利共遭受220亿班戈的物质损失,占国民财产的45%,相当于1938年国民收入的5倍。
1945年工业产量仅为战前的30%,小麦播种面积降为54%。
恢复遭破坏的经济成为整个国家的中心任务。匈牙利人民响应共产党的号召,以忘我的劳动在废墟上重建工厂,修复桥梁、铁路,组织交通和食品供应。
土地改革是匈牙利解放后的第一项民主改革措施。解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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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20霍尔特以下的贫农、中农占匈牙利农户的938%,但B只拥有农业用地的319%,20~200霍尔特的富裕农民占农B户57%,拥有土地25%,200霍尔特以上者只占农户05%,B却占有土地431%,其中拥有100霍尔特以上地产者占有B全部土地的298%。根据匈共建议,土改的要求被列入民族B独立阵线和临时国民政府纲领。在农村,农民自动着手分配逃亡地主之土地。
1945年3月临时政府通过关于废除大土地所有制和使农民分得土地的法令,规定没收并分配卖国贼、法西斯头目、战犯及工业、金融机构的地产,全部收用超过10霍尔特的地产,赎买100霍尔特以上的地产和200霍尔特以上的农民地产。
土改中,没收和征收的土地共5599万霍尔特,占全国B可耕地的346%,642万无地少地农民分得3259万霍尔特B土地,其余土地充作公用林场、牧场或交国营农场使用。实行土改使大部分无地农民(30万)成为小农,相当一部分原贫苦农民成为中农,小、中农成为农村基本阶层。全国61%土地为占有5~25霍尔特土地者所拥有。共产党动员工人党员下乡帮助农民分地,并把机器设备送下乡,工农联盟大大巩固。
1945年5月,匈共全国代表会议提出一项重要任务是恢复遭受破坏的经济,首先是整顿铁路交通、邮政、建筑工业和农机制造业,要求将民族独立阵线的纲领付诸实施。在匈共倡议下,新政府设立经济总委员会,协调各经济部的各项措施。
1956年1月政府对煤矿及附属电站实行国家管理,5月颁布煤矿国有化法,9月又颁布大电站国有化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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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6年3月左翼联盟发表声明,要求执行民族独立阵线的完全国有化纲领,由国家接管重要的重工业企业,对全部银行业务实行国家监督。
同年5月匈共提出稳定币值计划。
9月匈共三大制订出党的经济政策,要求限制大资本在经济领域的势力,发展国营和乡镇的生产形式,在城乡成立合作社,对银行和外贸实行国家监督,建议制定三年国家经济计划,并对新分配的土地进行登记,对磨坊实行国有或乡镇所有。
由于新政府接收了旧社会遗留的紊乱不堪的财政体系,居民持币量大大超过商品储备,加之政府为平衡国家预算大量发行纸币,造成严重通货膨胀,经济恢复工作难以进行。
1946年4月物价指数为上月的17倍,5月升到300倍,6月已高达400万倍。面对空前严重的通胀,右翼认为唯有外国贷款才能使币制稳定,而所需巨额资金只有西方国家才能提供。共产党则主张依靠自身力量建立新币制,要求积累最低限度的工农业商品储备,建立国家财政平衡,并为此实行累进税制和严格的证券制度,对生产生活必需品的企业征以实物税等。
共产党与社民党发表联合声明,呼吁人民群众支持。
鉴于1946年春工业生产已有显著增长,农民分得土地,有可能提供更多的粮食和原料,8月1日决定实行币制改革,以福林代替贬值的班戈,稳定了货币和国家经济,限制了投机倒把活动。
1946年12月又对四家最重要的重工业企业实行国家监督,使国营企业职工占到制造工业的432%。
B在稳定经济和实行国有化同时,向计划经济过渡是匈牙利对经济实行改造的又一项重要举措。
1947年3月共产党与社民党提出恢复经济的三年计划草案,任务是在三年内使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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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经济达到或略超过战前水平。
6月,蒂涅什政府在施政纲领中把实现三年计划作为最重要任务。
7月,国民议会批准三年经济计划。
11月,国民议会通过大银行国有化法案,凡20%股份属收归国有银行所有的企业也转归国有,这涉及到264家工商企业。对大银行及其所属企业实行国有,是人民民主政权继土改之后采取的一项重大经济措施。
这一举措实施后,国民经济结构发生根本性变化。
采矿业和制造工业的60%职工在国营企业工作,37%重工业企业属于社会主义成分,大型交通运输企业全部归国家所有,国家掌握财政信贷主要命脉,同时,国营商业企业占国内批发商业营业额的大部分,占外贸额的30%以上。
1948年2月匈牙利对铝土矿和制铝工业实行国有。
3月对雇工百人以上的企业(外资企业除外)实行国有化,同时将保险公司收归国有。这一工业企业国有化措施涉及594个企业和16万以上工人,使近全部矿业冶金工人,91%黑色、有色金属和机械工业工人,98%电力工人,92%建材和印刷工人在社会主义所有制企业劳动。社会主义所有制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占了统治地位,工业中公有成分占到82%。
第四节 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成立
匈牙利共产党与社会民主党有过合并和长期合作的历史。匈共成立不久,1919年3月即与社民党在承认无产阶级专政原则基础上合并为匈牙利社会党并接管政权。由于国际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的进攻以及右翼社民党人的叛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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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维埃共和国被颠覆,两党分道扬镳。霍尔蒂统治时期,共产党人与左翼社民党人合作,共同维护工人利益。
二战期间,社民党同共产党进行了一定程度的合作,共同进行反战活动。
1944年10月,共产党与社民党代表签署共同开展反法西斯斗争和建立工人阶级团结的决议,要求工人阶级实行联合,共同建立独立、自由、民主的匈牙利,确定战后两党合并为统一的革命社会主义工人政党。
1945年1月两党领导机构签署合作协议,成立两党联络委员会。
解放后,社民党左翼领导人及多数党员与匈共合作,但两党在国民议会、工会和工厂委员会选举中的竞争,尤其是社民党右翼的排共反苏政策干扰这一合作。当时社民党表示要在共产党和小农党间进行调解,起中间党作用。
1945年10月布达佩斯市政选举时,社民党与匈共联合提出候选人参选,但仅得4276%的选票。此后在全国选举时社民党未再与匈B共联合提名。社民党提出一个选举口号是社民党是东西方的桥梁,这一政策使右翼易于采取反对与匈共合作的行动。在对外政策上,社民党右翼主张走“第三条道路”
,宣传既不跟美国走,也不跟苏联走,而要走自己的“匈牙利道路。”
1947年8月大选前,社民党与匈共发表联合声明,表示根据工人团结的精神进行选举。
大选后匈共成为第一大党。
社民党右翼和中派向党的左翼领导人发起冲击,右翼敦促退出并解散联合政府,中派同意作为要挟手段提出退出政府,左翼领导在作出不能退出政府解释时,也向共产党要求在政府内分得更多席位以换取合作。
1947年秋两党合并问题提上日程。
社民党右翼进行反合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01
并活动。
1948年初,大批社民党员加入匈共,某些基层组织甚至整体转入匈共,退党人数亦很多,社民党左翼领导人认为合并工作不能再拖延了。
2月右翼及中派领导人退出社民党领导机构。匈共政治局与社民党领导机构就两党合并达成原则协议。
1948年3月社民党第36次非常代表大会作出清除右翼分子出党和实现两党合并的决定,匈共政治局3月决议对社民党36大立场表示欢迎。
两党成立联合政治委员会和联合组织委员会;地方和基层党组织成立统一委员会,一般由23匈A共代表和13社民党代表组成,各级党组织在党代会前进行A合并。
6月12~14日在两党分别召开党代会基础上举行联合代表大会,合并为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由原社民党总书记萨卡希奇。阿尔帕德任党主席,原匈共总书记拉科西为党总书记,匈共的法尔卡什。米哈伊、卡达尔。亚诺什,社民党的马罗山。捷尔吉为副总书记。中央委员会、政治局也按2∶1比例组成。
代表大会通过党的纲领声明,宣布马克思列宁主义是党的指导思想,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劳动者的党,以民主集中制为组织原则,以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奋斗目标。大会提出了从政治上和经济上巩固人民民主制度,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向社会主义发展等当前任务和长远目标。
代表大会未明确提出人民民主国家已执行无产阶级专政职能,在纲领中出现了向社会主义发展必将激化阶级斗争等观点。两党的合并迈出了建立一党制和照搬苏联模式的重要一步,对党和国家今后的发展造成不良影响。同时,解放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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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党出于竞选需要曾大批吸收党员,致使合并时党员总数超过100万,其中匈共887万,社民党241万(1947年曾有B党员75~78万,合并前部分党员已转入匈共,部分已退党,25万人被开除出党)。
党的队伍过于庞大必然会招致党员质B量的下降和党内的战斗力的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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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的建立和二月事件
第一节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中的策略和民族阵线政府的成立
捷克斯洛伐克共和国建于1918年10月28日,它是在奥匈帝国解体的基础上由捷克和斯洛伐克两个西斯拉夫民族建立起来的。该帝国70%以上的工业集中在捷克斯洛伐克境内,使这个新生的共和国成为当时世界上10个工业国之一,人均国民总产值高于奥地利、意大利等国。托。马萨里克总统实行西方式的资产阶级议会民主制,宣传“捷克斯洛伐克主义”
,不承认斯洛伐克是一个独立的民族,在外交上奉行亲西方政策。
捷克斯洛伐克工人运动发端于19世纪70年代,1878年,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成立。
1921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社会民主党左派召开第14次代表大会,宣布接受共产国际的条件,成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
1929年2月召开的党的“五大”
,确立了克。哥特瓦尔德在党内的领导地位。
1933年1月,希特勒在德国攫取政权,法西斯侵略的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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险威胁着捷克斯洛伐克。
1938年9月,英法德意四国政府首脑在慕尼黑签署了出卖捷克斯洛伐克领土和主权的慕尼黑协定。同年10月,德军占领苏台德区。
12月,捷共被取缔,被迫转入地下活动。次年3月,德军占领整个捷克,肢解了捷克斯洛伐克。爱。贝奈斯在伦敦组织流亡政府。
捷共领导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结合本国具体情况,提出建立以工人阶级为领导,有农民、小资产阶级、知识份子、抗德资产阶级和其它进步力量参加的全国民族阵线。哥特瓦尔德提出“留在国内,争取群众”
,采用各种斗争形式,破坏德国在捷克的军火生产、运输,直至开展游击战争。哥特瓦尔德多次强调,“要把民族解放斗争同社解放会斗争结合起来,把民族解放同社会主义结合起来,以共产党为领导的工人阶级在民族解放斗争中应取得领导地位。”

由于斗争环境险恶,捷共中央决定,哥特瓦尔德、斯兰斯基、西罗基等前往莫斯科,在那里丛面指导国内斗争,国内留下萨波托茨基、杜兰斯基、伏契克、斯姆尔科夫斯基等,组成地下中央委员会,直接领导国内斗争。
捷共地下中央,有三届均被敌人破坏,领导人大都被德寇杀害和关进集中营。
著名民族英雄伏契克即为捷共第二届地下中央委员,惨遭敌人杀害。
捷共在莫斯科的领导和国内地下中央领导了1944年8月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参加者达4500人。斯洛伐克共产党负责人什维尔马、什米特基、胡萨克等直接领导了这次起义,他们发表《斯洛伐克民族宣言》,成立人民委员会、革命工人
①《哥特瓦尔德选集》第二卷,捷文版第23~2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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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员会,在解放了的村镇接管政权,实行“工厂归工人”和“土地归农民”
的口号,使反法西斯起义成为民族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
著著名共运领导人什维尔马在起义中英勇献身。
这场斯洛伐克民族起义沉重打击了敌人,为建立捷克斯洛伐克统一的人民民主国家奠定了基础。起义中成立的民族阵线和人民委员会成为后来新政权的各级权力机构。
在反法西斯战争中,资产阶级流亡政府也建立了抵抗中心,组建军队。他们希望在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恢复资产阶级的捷克斯洛伐克。
1942年5月27日,他们组织人员在布拉格暗杀德国总督海德里希,招致敌人疯狂报复,1800名捷克人被处死。利基采等村庄被夷为平地。
1945年5月5日爆发的布拉格反法西斯起义,是捷共第四届地下中央经过周密准备而发动的。起义军在布拉格筑起街垒,抗击强大的德寇。起义群众在苏联红军的支援下,解放了布拉格,结束了法西斯在捷克斯洛伐克的统治。
捷共在领导反法西斯战争的同时,已考虑到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国家的发展方向,并努力争取贝斯奈总统的合作和支持。
随着苏军的节节胜利,捷共中央促使贝斯奈于1943年12月12日在莫斯科缔结了捷克斯洛伐克—苏联友好互助和战后合作的条约,确定了捷克斯洛伐克同苏联结盟的方针。
1945年3月,捷共同流亡政府成员以及斯洛伐克民族委员会就建立民族阵线和战后民族民主革命纲领达成一致意见。流亡政府在返回布拉格之前宣布辞职。
1945年4月4日,在社会民主党领导人费林格主持下,成立了首届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其成员包括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
01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共产党在新政府中还未占多数席位,哥特瓦尔德和西罗基任副总理,但内务部、新闻文化部、教育部、农业部和社会福利部五个部由共产党员担任部长,国防部由站在共产党一边的斯沃博达将军担任。
第二节 捷共关于人民民主的理论和科息斯纲领的实施
第二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捷共领导人已明确指出,战后,捷克斯洛伐克将建一种新型的人民民主制度。哥特瓦尔德说:“人民不会容忍回到从前的政治状态”
,①而是要走一条人民民主的新道路。按照捷共领导的理解,这种制度是革命的人民民主专政,其形式为工人、农民、小生产者、知识分子和部分资产阶级参加的民族阵线,它的领导力量是以共产党为首的工人阶级。但它还不是工人阶级的政权,当然也不是资产阶级的政权。
这是一种过渡形式,其发展前途有两种:向无产阶级专政发展,或者返回到资产阶级专政。这一过渡时期,将进行思想、政治、经济和政权等各个领域的尖锐的斗争。人民民主制度的理论阐述和具体体现就是这一时期捷共主要领导人的论述和解放前夕民族阵线政府所通过的科息斯纲领。
1945年7月9日,哥特瓦尔德在一次讲话中说:“总的讲,我们共和国正经历着特殊的发展,这不能套入任何公式。
①《哥特瓦尔德选集》第2卷,捷文版第56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1
我们必须寻求我们自己的道路。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捷克斯洛伐克的政策。因此,结论是:我们的制度是民族民主革命的、特殊的捷克斯洛伐克型的制度。“
①1946年10月4日哥特瓦尔德又说:“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总是根据具体情况、地点和时间来确定它对某一事物的态度”
,“我们所走的是我们自己的特殊道路”
,“我们称之为人民民主的新型民主”
,这就是说:“除了苏维埃的国家制度之外,还存在有别的社会主义道路”。

1945年4月5日,捷克斯洛伐克民族阵线政府在已解放的东斯洛伐克通过了著名的科息斯纲领。这一纲领的内容是同年3月22日由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社会民主党、民族社会党和斯洛伐克人民党的领导人在捷驻莫斯科大使馆商定的,纲领草案由共产党人提出,其它政党均未提出自己的草案。科息斯纲领充分体现了捷共关于人民民主制度和民族民主革命的思想。
科息斯纲领共分16章,除了强调协助苏军解放捷克斯洛伐克全部领土以外,确定将建立新的广泛的民族阵线政府,由在国内外进行过民族解放斗争的各社会集团和政治派别的代表组成;在人民委员会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国家行政机构,以代替旧的反动的国家官僚机构;在民主原则的基础上建立新的军队;根据平等和兄弟合作的原则建立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之间的新型关系;将犯有罪行的德国人驱逐出境;惩治战
①《哥特瓦尔德选集》第二卷,捷文版第102页。
②《哥特瓦尔德言论集1946—1948》第一卷,捷文版83—85页。
21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争罪犯、叛徒卖国贼,没收其财产,交由民族管理委员会管理;没收敌伪土地,分给无地农民、小农和农业工人;恢复国民经济,发展工农业生产;在外交上同苏联结成最紧密的联盟,并同西方国家建立普遍的友好关系,等等。
民族阵线政府根据科息斯纲领的规定,在建立和巩固人民民主制度、开展民族民主革命方面采取了如下重大措施:(1)在州、县建立人民委员会,行使地方各项权力。进一步巩固民族阵线,加强各政党的团结。
(2)按照波茨坦协议的规定从捷边境地区迁走250万德国人。
(3)恢复和发展生产,执行恢复国民经济的两年计划(1947—1948)。
哥特瓦尔德强调“一切取决于经济的发展”。为了调动农民的积极性,政府提高了谷物收购价格,允许农民出售余粮。
(4)实行土地改革,将所没收的敌伪170多万公倾的土地分给17万雇农和小农。
1947年捷共宣布新的农业纲领。
将超过50公倾的大庄园的土地进行分配。
(5)实行国有化。
1945年10月28日,贝奈斯总统颁布国有化法令,宣布对银行、保险公司、大工厂、矿山等300多个大企业实行国有化,至1947年3月,国有化企业职工已占全部职工的612%,其生产能力占整个工业B的23。
大资产阶级和外国资本的势力已被消灭,国有化成分A成为新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基础。但是,哥特瓦尔德说,“在现阶段,我们是按照民族民主革命的路线,而不是按照社会主义的路线行事的”。
①因此,科息斯纲领没有提出解决生产资料资产阶级所有制的问题,也没有提出普遍反对和剥夺
①《哥特瓦尔德选集》第二卷,捷文版第99—101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1
资产阶级的口号。
(6)在捷克斯洛伐克民族关系上,承认斯洛伐克人为一个具有其自身特点的民族,而过去资产阶级政府是不承认斯洛伐克人为一个民族的,并强调两个民族平等,斯洛伐克有自治权力,设立民族机构和行政委员会,行使某些职权。当时,共产党在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未占多数,斯洛伐克民主党却占有优势。
在这一时期,捷共力图按照本国具体情况确定政策,但苏联的影响已在明显扩大。
1947年7月5日,民族阵线政府一致同意接受马歇尔计划,受到苏联的严厉批评。
几天之后,政府再次开会,又“一致同意”拒绝该计划。
1946年3月28~31日,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举行第八次代表大会,这是战后捷共召开的首次代表大会。
解放后,捷共在组织上发展很快,从战前的8万多党员到1948年一跃而达到250万多党员,但思想不统一,不少党员质量不高。捷共于1946年提出建设和加强党的组织,保持党的纯洁性,加强学习,在实践中掌握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此基础上加强党的政治思想上的团结。捷共“八大”上,由总书记斯兰斯基作关于党的“七大”
①以来的工作报告,主席哥特瓦尔德作关于当前形势、党的政策及其行动纲领的报告。
捷共“八大”
确定的总路线指出,不允许政权回到资产阶级手中,相反,应扩大和巩固人民民主政权直至最后战胜资产阶级。大会提出将民族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而当前的任务是迅速恢复被战争破坏的国民经济,制定新宪法,巩固共和国人民
①捷共“七大”于1936年4月召开。
41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民主制度的成果,确定今后的发展道路。大会进一步确定了共产党在国家的领导地位。
1946年5月,捷克斯洛伐克举行解放后首次大选,共产党获3794%的选票,民族社会党获1829%,人民党获B1546,斯洛伐克民主党获1407%,社会民主党获1205%。
B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票加在一起,在议会中刚好超过半数。
哥特瓦尔德出任新政府总理,共产党在政府中的地位有所加强。新政府将制定新宪法和实施恢复国民经济的计划作为其主要任务。捷共在大选中尽管取得了胜利,但在政府中未占完全的优势。解放初期,捷共党员人数猛增,但1946年5月至1947年8月,仅增加2万人,而贝奈斯的民族社会党却增加了10万人,使该党成员达到65万人。与此同时,社会民主党左派受挫。
1947年11月该党代表大会否定了左派领导人费林格同哥特瓦尔德达成的“沿着社会主义路线”联合行动的协议,并决定由右翼领导人劳什曼取代费林格任该党主席。在斯洛伐克,民主党在民族机构中占优势。共产党和资产阶级政党在政权、经济等领域的斗争十分尖锐。
第三节1948年二月事件
共产党领导的民族阵线政府按照科息斯纲领,一步一步深入开展民族民主革命,并为社会主义革命进行种种准备。
资产阶级感到形势不妙,但又认为自己在政治和经济上还保存有相当的势力,并得到西方的支持,可以同捷共作一番较量。
资产阶级各政党及其在政府中的代表,通过种种方式,企图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1
打击和排挤捷共,组成清一色的资产阶级政府,推翻民族民主革命的成果,使共和国回到1939年以前的状态。
他们极力破坏两年计划的实施,反对向百万富翁征税,利用1947年的歉收,以蛊惑人心的口号加剧经济财政困难,阻挠政府的正常工作,分裂民族阵线,妄图使捷共同意共和法共一样,被逐出政府。这就是1948年二月事件发生的根本原因。
1948年2月20日,民族社会党、人民党和斯洛伐克民主党的12名政府部长以内务部长诺塞克(共产党人)未按照他们的要求收回撤换布拉格8名公安局警官的成命为由,拒绝出席政府会议,向贝奈斯总统提辞呈,制造了一场政治危机。
撤换警官,本应属于内务部长的权限。资产阶级政党不过想以此为借口,搞垮以共产党为首的联合政府,建立他们的看守政府。资产阶级政党的头目活动频繁,奔走于西方大使馆之间,商计对策。美国代表捷大使斯坦哈德中断在国内的休假,乘专机提前返捷。他一下飞机即宣称,共产党人的丧钟已经敲响,捷很快会回到过去的社会制度上去。民族社会党的报纸《自由言论报》以通栏标题刊登口号“我们决不容忍警察制度!”发出了推翻人民民主专政的信号。
面对这场严重的政治斗争,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采取了正确果断的措施,提出了“争取民族的大多数”的口号,力争通过议会的道路解决问题。哥特瓦尔德亲自拜谒贝奈斯总统,转达捷共中央关于解决政府危机的立场,要求总统接受12名部长的辞呈。捷共中央主席团发表告全国人民书,哥特瓦尔德在布拉地格古城广场群众大会上讲话,揭示事件的性质是反动政党结成反人民的联盟,阴谋颠覆民族阵线政府,使
61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捷克斯洛伐克走资本主义的回头路。捷共中央紧急派员赴全国各地,向党组织传达中央指示,动员群众在各级成立民族阵线行动委员会,作好战斗准备,并清除民族阵线中的反动分子。
捷共中央在工厂组织民兵,以粉碎敌人的阴谋活动。
同时召开有800多名代表出席的全国工会代表大会,要求进一步实行国有化,尽快通过宪法,并决定2月24日举行一小时全国总罢工,支持共产党打退资产阶级的进攻,捷共中央还决定召开农民代表大会,发动农民支持共产党解决政府危机的主张。内务部宣布破获了民族社会党军官企图破坏国家电台的阴谋。为此,政府立即采取措施,命令全体公安人员作好准备,粉碎敌人的挑衅。
国防部长斯沃达2月23日在民族阵线中央行动委员会筹委会的讲话中指出:“军队同人民站在一起,谁破坏民族统一,谁就应该被清除”。在捷共和群众的强大压力下,贝奈斯总统接受了12名部长的辞呈,并按照哥特瓦尔德的提议,任命了民族阵线的新政府。一场政治危机以共产党的胜利而宣告结束。还必须指出的是,苏联方面的态度对事件的发展起了很大的作用。
2月19日,苏联副外长佐林飞抵布拉格对外交部长杨。马萨里克说,苏联对捷克斯洛伐克国内反动分子的活动感到不安,正在恶化的世界局势要求捷克斯洛伐克更加忠于苏联及其斯拉夫盟国。苏联副外长还说,“苏联永远不会舍弃自己的朋友”。哥特瓦尔德总结二月事件时说,这场政府危机是“在民主的、宪法的和议会的基础上解决的”。它显示了捷共的力量和驾驭全局的能力。
1948年二月事件对捷克斯洛伐克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哥特瓦尔德说:“二月事件在我们人民民主共和国的发展上开始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1
了一个新阶段………现在我们将以更快的速度走向社会主义“。

二月事件后,捷克斯洛伐克政治发生了若干重大变化:(1)
1948年5月9日,通过宪法,宣布将捷克斯洛“建成为一个人民民主国家,证通过和平道路走向社会主义”。
在国家政权方面,捷共的领导作用大大加强,反动政党在政府中丧失了自己的地位。
1948年6月,贝奈斯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国民议会选举哥特瓦尔德为总统,政府总理由捷共领导人萨波托斯基担任,共产党在府中已占据优势。
(2)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同社会民主党于1948年6月27日宣布合并,原社会民主党大约15的党员转为捷共党员,9月,斯洛伐克共产A党同捷共在组织上也进行了合并。
为了加强共产党的阵地,捷共开展大规模征集党员运动,使党员人数从1948年2月的140多万猛增至1948年11月的250万,占全国总人口的18%。捷共中央后来批评并停止了大批征集党员的做法。
(3)对各政党和群众团体中的反动分子进行清洗,以复兴和巩固民族阵。
据斯洛伐克《民族兴报》191年1月19日彼露,1948年至1949年,全国至少有45万人流亡国外。哥特瓦尔德说,二月事件之后,国内反动派已转入地下活动,但他们“靠国内的力量已不可能复辟资本主义”
,“复辟资本主义的唯一可能性是通过外部反动派的力量”。
②(4)加强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实行第二阶段国有化,将雇有50人以上的企业、全
①《哥特瓦尔德选集》第二卷,捷文版第233页。
②《哥特瓦尔德选集》第2卷,捷文版第233页。
81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部批发商店、疗养院、医院等国有化,使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在整个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达到95%以上。大农村实行“依靠小农,建立并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孤立富农,逐步限制和排挤资本主义因素”。继续进行土地改革,没收占有50公倾以上的所有土地由农民分配。
第四节 斯兰斯基案件及其他
正当捷克斯洛伐克开始向社会主义和平发展之际,东欧一些国家出现了一个又一个重大政治案件。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审判案件,比匈牙利等国发生得晚一些。哥特瓦尔德等捷共领导人曾经认为,捷共所有领导人在战前进行合法斗争,多年共事,彼此了解,不存在“产生像匈牙利、波兰和保加利亚的阴谋活动那类案件的条件”。
①但是,在情报局和苏联的压力和干预之下,捷共领导人逐步改变观点,在国内制造了一个又一个政治案件,其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影响之坏,超过其它国家。
1948年3月28日,哥特瓦尔德在布尔诺州党代表会议上说“从国际范围看,我们是人民民主国家阵线中最薄弱的地方”
,②东欧国家领导也认为,捷克斯洛伐克是东欧的薄弱环节。哥特瓦尔德还说,二月事件以后,“我们谁也不会认为反对美国第五纵队的斗争会从此了结”
,“鉴于其它人民民主国家的教训,我们估计到,美帝国主义将积极地在
①《禁止公布的文件》,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41—42页。
②《哥特瓦尔德选集》第2卷,捷文版第252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1
共产党内加强其代理人的活动“。
①1949年,匈牙利审判拉依克案件刚刚结束,苏联国家安全部门高级官员利哈乔夫和马卡罗夫即从匈牙利抵达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领导人拉科西于同年9月3日致函哥特瓦尔德,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况深表不满,指出捷有人为西方间谍机关提供情报,并明确地说,“不能信任内务部长(诺塞克)
和外交部长(克利门蒂斯)
等。“
波匈安全部门也敦促捷方尽快逮捕可疑分子,以维护共同利益。
②1949年9月12日,捷共中央书记处决定在党组织内开展一场大规模运动,从而掀起了寻找“捷克斯洛伐克的伊拉克”的热潮。同年12月7日,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在布拉格干部会议上谈到各人民民主国家抓政治案件的经验时说,“我们党现在和将来,也都不可避免地要这样办,以便使敌人不能把他们的人安排到党的队伍中来,不能让敌人在我们党内招募其代理人……”。
③就这样,一场又一场政治案件被制造出来,最后斯兰斯基本人也成了最大的“叛国阴谋中心的领导人”而被处死。
1949年9月以后,捷克斯洛伐克已开始政治案件审讯工作。安全部门根据匈方提供的名单,逮捕了与匈牙利一个案件有牵连的17个人,并使案情向纵深发展。同年11月,特别法庭审判以“反共和国阴谋集团”的罪名判处前民族社会
①《哥特瓦尔德选集》第2卷,捷文版第473页。
②《禁止公布的文件》,第49—53页。
③《禁止公布的文件》,第52页。
02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党议员霍拉科娃博士等4人死刑,另外9人被判处无期徒刑。
这是捷克斯洛伐克最旱的政治审讯案件。
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1949年11月通过关于《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刽子手和间谍手中》的决议之后,捷共加紧在党内寻找“捷克斯洛伐克的伊拉克以及与铁托间谍机构有联系的人”。
1950年3月13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批评外交部长克利门蒂斯为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并指责他对苏联持敌对态度(因他批评过1939年的苏德条约)。随后,此案扩大到斯洛伐克其它领导人什米特基(斯洛伐克民族起义主要领导人)
、胡萨克和诺沃麦茨基等人身上,他们均被撤职,有的被开除党籍、被捕入狱。当时,案件主要集中在克利门蒂斯身上,他被指责为捷克斯洛伐克的伊拉克。
1950年,发生了所谓布尔诺案件,即什林格—什维尔莫娃案件。什林格为捷共布尔诺州委第一书记,什维尔莫娃为捷共中央副总书记,是民族英雄什维尔马的遗孀。随着案情的发展,什林格被卷入后来的斯兰斯基案件,于1952年11月27日被处决。什维尔莫娃则因克利门蒂斯案被判处无期徒刑。围绕什林格案件,布尔诺州有20人被捕,其中有两名将军。
因这次案件受审查监禁者达50人,包括一些斯洛伐克人。
1951年1月,斗争矛头开始转向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当时,国际形势紧张,国内政治斗争激烈。捷共党内有人认为,阴谋活动的罪魁不是什林格,而应是地位更高的人。
东欧一些国家领导人也认为捷共内部必然存在有反革命阴谋中心。在这种思想指导下,通过诱供、逼供,在被审讯者供出的材料中,越来越多地出现斯兰斯基的名字。这类材料通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21
过苏联顾问很快送到斯大林手中。
1951年7月20日,斯大林致函哥特瓦尔德,认为那些材料来源于罪犯的告发,证据尚不充分。
1951年7月23日,国防部长切皮契卡去苏联向联共(布)中央反映情况,联共(布)领导人仍认为罪犯的口供不可靠,但指出斯兰斯基在干部政策上犯有错误。
7月26日,哥特瓦尔德致函斯大林,报告已解除斯兰斯基总书记职务,改任政府副总理。其后,反对斯兰斯基的活动逐步升级。苏联顾问的结论是:斯兰斯基为反对国家阴谋活动的中心人物。
同年11月11日,联共(布)政治局委员米高扬突然访问布拉格,向哥特瓦尔德转交斯大林的信。信中建议尽快逮捕斯兰斯基,因为他可能逃往西方。哥特瓦尔德犹豫不决,斯大林坚持已见。同年11月23日,斯兰斯基被捕。捷共中央全会的结论是:斯兰斯基叛变,领导了反党反国家的阴谋活动。
苏联专门派戈罗莫夫、莫洛佐夫和切尔诺夫三名顾问抵捷,同公安部的苏联首席顾问贝切恰斯诺夫一起,亲自参与制定审讯计划。捷共中央书记处组织特别法庭,按照苏联顾问的指示和其它东欧国家政治审讯的经验,对斯兰斯基等进行审讯。
1952年11月27日法庭对斯兰斯基等人作出判决,罪名是叛国、从事间谍活动和军事政变。斯兰斯基被认为是捷克斯洛伐克真正的拉伊克。
12月3日,斯兰斯基、克利门蒂斯、什林格等11人被处死刑,3人被判处无期徒刑,至少有60人因此案而被捕。
这是在捷克斯洛伐克发生的最大的政治案件。
哥特瓦尔德总结这一案件时说:“1949年我们已破获了第一批重要叛变者。
这样,我们就抓住了叛徒链条上的第一批环节,并逐步向高层展开,最后终于作了了结“
,“情况表明,反国
2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家的阴谋,是由以前任捷共中央总书记斯兰斯基为首的阴谋集团所领导的。“
①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以后,苏联和东欧一些国家开始重新审查过去的政治案件,并且为他们平反。
捷克斯洛伐克也有不少人揭发过去的政治案件中的严重问题。
但新的捷共领导人安。诺沃提尼(哥特瓦尔德已于1953年3月14日去世)继续制造政治审判案件。
1953年4月,捷共中央政治书记处②决定,在过去重大政治案件中被判刑者的直系亲属,必须从布拉格迁至外地,并始终置于公安部门的监督之下,有的亲属被取消党籍。
1953年至1954年间,在捷克斯洛伐克又制造了多起政治案件,其中主要有:外交部小集团、安全部门10人叛国小集团、大托洛茨基委员会、内务部案件、军官小集团、什维尔莫娃案件(此案从1950年开始审理)
、经济学家11人集团、社会民主党地下领导人案等。这期间最引人注目的是对所谓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分子的审讯,此案始于1950年3月,至1954年4月才结束审判,胡萨克被判处无期徒刑,另外4名斯洛伐克领导人被判10至22年徒刑。这些政治审判案件有如下特点:(1)采用非法手段,搞逼供信。不少被判刑的人,至死不承认自己有罪。布尔诺州委第一书记什林格在临刑前写信给哥特瓦尔德,说他“从来不是叛徒,也不是间谍”。
③胡萨克在审讯中“进行了非常顽强的反抗”。
④(2)涉及的人数多、层次高。
1949年捷共“九大”选出的97名中央委员,有37人被捕并被判处各种徒
①《哥特瓦尔德选集》张2卷,捷文版第474页。
②1951年初,捷共中央设政治书记处。
③《禁止公布的文件》,第94页。
④同上,第112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21
刑。
1951~1954年,仅捷共中央政治书记处就批准了148人的死刑判决,被捕判刑者(刑事犯除外)达1万多人,受株连的干部达7万多人。被判刑者有捷共中央总书记、副总书记、政府副总理、部长、副部长、将军等。
(3)时间长。从1949年到1954年,其它东欧国家已开始平反,捷还在制造政治案件。
(4)各种案件相互交错,定性不断升级,如外长克利门蒂斯,开始被指责为民族主义分子,后又被定斯兰斯基同案犯而被处死刑。
捷克斯洛伐克的大规模政治审讯案件给社会的发展带来了非常严重的消极影响。在政治上降低了共产党的威信,破坏了法制和民主,加强了个人集权,在同志之间造成了彼此怀疑和不信任的气氛。在经济上加强了集中控制,限制了经济工作人员的积极性和创造性,开始强行推广苏联经济模式。
在文化上形成一种无形的压力,不同学术观点和艺术风格无法开展竞赛,不少文化人士销声匿迹。在民族关系上,加深了捷克人与斯洛伐克人的隔阂,打击了斯洛克民族的积极主动性。大国际上降低了捷克斯洛伐克的声誉。
42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二编 苏联模式试验的开始:“建立社会主义基础”
概   述
1948~1949年,东西方两大阵营之间的冷战加剧。
1949年4月4日,美、英、法等西方12国外长,在华盛顿举行《北大西洋公约》签字仪式。西方的军事集团正式成立。苏联外交部谴责北约是“美国和英国统治集团推行侵略政策的主要工具”。
1949年8月20日,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成立。
10月7日,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成立。
德国从此分裂为两个敌对的国家。
1955年5月,联邦德国加入北约。为了打破帝国主义的经济封锁,苏、波、捷、匈、罗、保6国代表于1949年1月5日~8日在莫斯科举行会议,讨论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经济合作问题,决定成立经济互助委员会。
1950年6月25日,朝鲜战争爆发。
1955年5月11~14日,苏、波、捷、匈、罗、保、阿和民主德国代表在华沙举行会议,缔结了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简称《华沙条约》。从此,在欧洲出现了“北约”和“华约”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局面。
在东西方冷战加剧和朝鲜战争爆发的历史背景下,东欧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21
国家从1948年起进入了按照苏联模式“建立社会主义基础”
的时期。
所谓苏联模式,是指30年代苏联在资本主义国家包围下,为了维护本国独立和迅速赶上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通过革命和突进的方式进行国家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并在此基础上形成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在经济体制方面,其特征是:高度集中的部门管理,地方和企业很少有自主权;指令性的计划经济,限制商品经济和市场调节的作用;以行政手段管理经济,追求高速度,经济和社会效益低。在经济发展战略上,把发展重工业放在首位,同一般国家工业化过程中产业转换的“农业——轻工业——重工业”
的顺序不同,苏联沿着“重工业——轻工业——农业”
的顺序进行工业化。
苏联模式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通过压低人民消费水平,特别是损害农民的利益来积累资金,达到高速度的工业化目标。在政治体制方面,其特征是:高度集中的党的领导体制,以党代政,党内民主和人民监督机制均不健全。苏联模式的设计师是斯大林,所以又称斯大林模式。
苏联模式在生产关系方面的要求是消灭私有制,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东欧国家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目标,就是斯大林在1936年宣布苏联建成社会主义的条件。
《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说:“到1936年,资本主义成分已完全消灭,社会主义体系已在国民经济一切部门获得了胜利。
62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斯大林把消灭私有制当成确立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志,而没有考虑到生产力的标准,同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社会主义理论大相径庭。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共产党人可以用一句话把自己的理论概括起来:消灭私有制。”
①所以,消灭私有制毫无疑问是共产党人的一项根本任务,是社会主义建设的中心内容。但是问题在于在什么条件下消灭私有制。落后国家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后能不能立刻消灭私有制?回答是否定的。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废除私有制的基本前提是必须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所谓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恩格斯提出了这样一个标准:“既可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又有剩余去增加社会资本和进一步发展生产力。”
②而所谓满足社会全体成员的需要,是指“不仅可能保证一切社会成员有富足的和一天比一天充裕的物质生活,而且还可能保证他们的体力和智力获得充分的自由的发展和运用。”

列宁是在俄国这样一个落后国家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的伟大领袖。他在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问题上经过一段曲折的过程。由于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苏维埃政权不得不实行“战时共产主义政策”
,企图一举消灭私有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65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1卷,第218页。
③恩格斯:《反杜林论》,人民出版社1970年版,第279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21
制,直接向社会主义过渡。后来,列宁发现,消灭私有制的政策脱离了俄国低下生产力水平这一基本国情。
他认识到,在没有建立现代化大工业的情况下,不能急于废除私有制。从1921年起,苏维埃俄国开始执行列宁的新经济政策,其目的在于“加强大生产来反对小生产,加强先进生产来反对落后生产,加强机器生产来反对人力生产。”
①列宁制定了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以私有制为辅的经济结构计划,规定了发展而又限制资本主义的措施。列宁还制定了通过合作社把农民和小生产者引向社会主义大生产的计划。列宁认为,只有在最新科技成就的基础上大大提高耕作和农业劳动生产率,才能“用榜样的力量促使小农为了自身的利益过渡到大规模的、集体的、用机器耕种的农业上去。”
②列宁估计,“为了通过新经济政策使全体居民人人参加合作社,这就需要整整一个历史时代。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度过这个时代也要一二十年。”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过早地放弃列宁的新经济政策。他在1927年联共(布)第15次代表大会上,就提出了“消灭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份”的口号,并突击式地实行农业集体化,过早地在苏联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东欧各国共产党在1948年举行的代表大会上制定了“建
①《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1卷,第212页。
②《列宁文稿》,人民出版社1978年版,第4卷,第224页。
③《列宁全集》,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43卷,第364页。
82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立社会主义基础“的纲领,即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消灭私有制,建立社会主义公有制的社会主义国家。
东欧国家的经济发展水平不同,捷克斯洛伐克已经拥有比较发达的工业,是一个工业—农业国。波兰和匈牙利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是农业—工业国。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南斯拉夫基本上是农业国。阿尔巴尼亚则是一个完全的农业国。在东欧各国生产力水平互不相同的情况下,要求在同一时期内建立划一的“社会主义基础”
,在理论上是错误的,在实践上是有害的。
为了实现这个目标,保加利亚、捷克斯洛伐克、匈牙利、阿尔巴尼亚和罗马尼亚先后开始执行五年计划。
波兰从1950年起实行六年计划。由于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封锁,东欧国家的经济具有闭关自守和粗放的特点,只能在经互会范围内进行交流合作。
各国党的领导人遵循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不顾国情和国力,订出了不切实际的高指标,把绝大部分资金投入重工业。这种唯意志论的蛮干,很快地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调,引起了市场供应短缺和人民生活困难。在农业合作化过程中,出现了强迫命令和违反自愿原则的现象。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7月,朝鲜战争结束。国际形势转向缓和。
在苏联和东欧开始了所谓非斯大林化的过程。
东欧各国在1953~1956年着手调整失衡的国民经济,减少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加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提高职工工资,改善人民生活。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批判了斯大林的个人崇拜和破坏法纪的错误。东欧各国加速了民主化的过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21
程并着手为成千上万的受害者恢复名誉。苏联模式的推行和经济政策的失误,伤害了东欧人民的民族感情。人民的不满情绪导致了1956年6月波兹南事件的发生。同年10月,发生了震惊世界的匈牙利事件。
从1956年起,东欧各国开始执行新的五年计划,继续以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为主要目标。到1960年左右,东欧多数国家完成了“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由农业国和农业——工业国变成了工业——农业国。阿尔巴尼亚成为农业——工业国。
捷克斯洛伐克提高了工业现代化的程度。
除波兰和南斯拉夫外,东欧各国都实现了农业合作化。
当东欧各国在试验苏联模式并遭到挫折时,南斯拉夫断然摒弃了苏联模式,大胆地探索以工人自治为基础的社会主义自治模式。
03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一章苏联模式在波兰的试验和受挫。波兹南事件
第一节 六年计划(1950~195)的任务、指标和执行情况
1948年12月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发展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基础的六年计划(1950~195)”
,标志着苏联模式在波兰推行的开始。
六年计划的具体任务是:大力提高生产力水平,特别是发展生产资料的生产;限制资本主义因素并排除其对国民经济各部门的重大影响;在自愿的基础上把小商品经济纳入社会主义轨道,从而逐步杜绝产生资本主义的温床;大力提高劳动人民的物质福利,改善他们的生活条件和提高他们的文化水平。
六年计划的具体指标是:工业生产将比1949年增长85%到95%,煤的产量增长28%,达到9500万吨,钢的产量增长90%,达到380万吨,发电量增长125%,达到175~180亿度;农业生产将增长35~45%;国民收入将增长70~80%;劳动人民的平均生活水平将提高55~60%。六年计划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31
的指标是很高的,它要求工业生产的年增长率为11~12%。
尽管如此,由于朝鲜战争的爆发和国际形势的紧张,1950年7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五中全会又提高了各项指标:工业生产将增长158%;农业生产将增长63%;煤产量计划达到1亿吨;钢产量计划达到460万吨。
1950年7月21日,议会通过了修改后的六年计划。
六年计划是一个高指标、高速度、高积累的计划。它的设计师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希拉里。
明兹。他主张按苏联模式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是党内左倾教要主义和宗派主义的主要代表。
1956年,他辞去党内外职务,退出政治舞台。
在执行六年计划的过程中,明显地可以分为三个阶段:1950年,1951~1953年,1954~1955年。
1950年的计划执行得比较顺利。工业生产超颔74%完B成计划。
国营工业生产总值比1949年增长308%,投资增长B38%,积累率为294%。
1950年工业生产之所以能超额完成B计划,在很大程度上是三年计划投资的结果。工人阶级因三年计划的完成而迅速提高了生活水平,对党和政府表示信任,对六年计划寄予很大希望,生产积极性很高。这一年,农业生产增长了13%。
这是气候条件好和农民因取消义务交售制度而发挥出积极性的结果。
1951年~1953年,计划工作的冒进日益暴露,出现了经济困难和紧张的局面。这首先表现在投资比例的失调上,对重工业(首先是国防工业)
的投资竟占工业投资总额的85%,使积累率迅速提高,1952年为32%,1953年达到38%,远
23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远超出了人们公认的极限(30%)
,严重降低了国民收入中消费的比重。在这三年里,农业投资在投资总额中的比重越来越小,从1950年的95%,减少到1951年的77%和1952年B的74%。
1953年上升到8%。
农业投资大部分用来生产拖拉B机和化学肥料并用作对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拨款。
国家对个体农民很少关心。
三年里,国民收入只增长45%,而积累则增长161%。
1953年的投资总额为658亿兹罗提,比1949年增加1倍多。
积累增长的速度为国民收入增长速度的3倍多。
国民经济出现了严重的不平衡。
不平衡表现在积累与消费、工业与农业、工业中的第一部类和第二部类之间的比例失调。
1953年,农业生产计划只完成82%,而工业生产却完成了1147%。
B贝鲁特和明兹等党和政府的领导人想通过加速农业合作化的过程来增加农业生产,但是合作化进展缓慢。
到1953年底,组织了772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近16万,每社平均20户,共占67%的耕地。
国家对入社农户在减税、保B险、保健、子女入学等方面实行优惠政策。党和国家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中立中农,孤立富农。凡不愿加入合作社的中农,常被划为富农,遭鞭打和逮捕者屡见不鲜。
政府仿照苏联国营机器拖拉机站的榜样,建立了国营机器站,帮助农民耕作。由于农业投资过少,拖拉机等农业机器远远不敷供应。
1950年只有28400台拖拉机,每802公顷土地才能分到1台拖拉机。
1955年拖拉机数量有所增加,每345公顷土地才有1台拖拉机。
1950~1955年,农业经济中使用机械力的只占06%。化学肥料的供应也很少,每公顷只有13B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31
~14公斤。
①农民看不到合作社的优越性,仍按传统的方法从事农耕(主要用马耕种)。预定在1955年使14耕地实现合A作化的计划无法实现。
由于人口的自然增长,特别是城市和工业人口的激增,粮食和副食品的供应日趋紧张。从1952年起,恢复了1949年业已取消的食品凭证供应制度。
也从1952年起,恢复了义务交售制度。农民向国家义务交售的产品有谷物、畜产品和牛奶。义务交售额按累进的办法计算,产量越多,交售额越高。
政府向农民收购实物的价格仅为市场价格的一半,往往低于成本。这种政策严重地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粮食生产呈下降趋势。在粮食和肉类不敷供应的情况下,政府不得不进口400万吨粮食,以解燃眉之急。
1954~1955年是六年计划的最后两年。这时候,国际形势因朝鲜战争的结束而趋于缓和。
1954年3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为了消除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对六年计划最后两年的计划进行了调整,削减了对重工业的投资,增加了对农业和轻工业的投资。但是,调整的决心不大,措施不力,国民经济失衡的问题未获解决。
六年计划以高昂的代价换得了引人注目的成绩。
1955年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17倍,超过了原定的计划。
国民B收入增长735%。
1955年,煤、钢、电力的产量达到9500万B吨、40万吨和178亿度。
除了传统的纺织工业、煤炭工业和食品工业外,波兰建立了造船工业、汽车工业、航空工业、拖
①康。巴扬:《波兰人民共和国的农业政策》,华沙1984年版,第184、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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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机工业、采矿机械工业等新的工业部门,出现了许多大型现代化企业,如克拉科夫附近的列宁钢铁厂、奥斯威辛的化学联合企业、华沙附近的热兰轿车工厂、华沙乌尔苏斯的拖拉机厂、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的造船厂等。
这时期波兰的工业化具有封闭型和粗放型的特点,主要通过增加投资、增加工业就业人口来实现高速度的工业化目标。
工业化使职工人数增加250万,职工总数达到650万。
私营企业和个体工业人员的人数从388万减少到108万。这B是限制和排挤资本主义成份的结果。个体手工业和服务行业被当作“资本主义因素”并入国营企业,给人民生活带来很多困难。
这一阶段倾斜了的工业化政策,破坏了国民经济的平衡,造成了农业和轻工业的滞后。农业生产只增长13%,实际工资只增长4~13%,远没有完成计划的指标。
相当一部分职工的实际工资没有提高,甚至有所降低。六年计划期间,在农村建立了970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入社农户占总农户的6%,合作社的耕地占全部耕地的92%。国营农场的耕地占B全部耕地的135%。在农村以中农(5~14公顷)为主的个B体经济仍占主要地位,他们拥有773%的耕地。
B在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时候,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不顾历史传统和波兰国情,建立了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
他们建立了权力极为广泛的国家经济计划委员会,以取代原来的中央计划局。在原来工商部的基础上,建立了8个工业部。
1952年7月22日,波兰议会通过了以1936年苏联宪法为蓝本的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波兰国名由传统的波兰共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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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改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波兰的国徽由红色天幕下带王冠的白鹰改为红色天幕下的白鹰,废除了传统的总统制,设置国务委员会,作为国家的集体元首。
1952年10月26日,举行了波兰人民共和国第一届议会选举。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组成的民族阵线候选人,共获得998%选票。在全部425名议员中,波B兰统一工人党占273名,统一农民党占90名,民主党占25名,无党派人士占37名。杨。邓博夫斯基教授当选为议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亚。萨瓦茨基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鲍。贝鲁特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1954年召开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提出了集体领导原则和党内生活民主化。在这次代表大会上,贝鲁特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他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的职务,由约。西伦凯维兹接任。
第二节 波兹南事件——波兰战后的第一次危机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二次代表大会以后,劳动人民生活水平没有得到改善,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进展缓慢,群众的不满情绪日益增长。
1955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在贝鲁特主持下举行二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充分尊重党内生活的列宁主义原则和集体领导原则,克服党和国家机关中的官僚主义错误的决议》。
全会揭露和批评了破坏社会主义法纪的现象,决定解散公安部,成立公安事务委员会。全会解除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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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部部长拉德凯维奇政治局委员的职务,把原公安部副部长罗姆科夫斯基和原公安部第10厅厅长费京开除出党。
1954年12月,哥穆尔卡获得自由。
许多无辜被捕人员陆续被释放。
到1956年4月,官方宣布已释放了近3万人。
1956年2月14~25日在莫斯科召开的苏联共产党第20次代表大会给波兰的政治生活以强大的冲击。苏共中央第一书记尼。赫鲁晓夫所作的《关于克服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严重错误,在以贝鲁特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和波兰社会中引起了强烈的震动。
1956年2月19日,苏联共产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意大利共产党、芬兰共产党、保加利亚共产党五党发表通告,宣布1938年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关于解散波兰共产党的决定是完全没有根据的,因而恢复波兰共产党的名誉。
1956年3月12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贝鲁特因肺炎和心肌梗塞,病逝于莫斯科。
贝鲁特的逝世,加剧了党内思想的混乱和新的派别斗争。
3月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六中全会,选举新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当时有三个候选人:一个是萨姆布罗夫斯基,另一个是诺瓦克,第三个是奥哈布。以萨姆布罗夫斯基为首的“普瓦夫派”和以诺瓦克为首的“纳托林派”
①正在进
①普瓦夫派以该派的集合地点华沙普瓦夫大街的一座大楼而得名,该派主张改革。
纳托林派以该派在华沙郊区纳托林的集合地点而得名,该派反对改革,被称为“斯大林分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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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争夺权力的斗争。全会以妥协的方式选举奥哈布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1956年4月17日,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宣告解散。
东欧共产党获得了较大的自由。
5月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鉴于贝尔曼在负责公安机关工作中的严重错误,解除了他在党和政府工作中的一切职务。
苏共20大加速了波兰社会矛盾的发展。
党内外群众要求恢复哥穆尔卡名誉和职务的呼声很高。
1956年春夏,波兰的政治气氛渐趋紧张。群众集会越来越多。各种报刊雨后春笋般地面世。人们在思考、讨论、争辩,抨击时政,讨论改革。
在民主化的进程中,走在前面的是作家、大学生和知识分子。
反共、反社会主义分子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蠢蠢欲动。西方国家的宣传机器也开足马力,大肆诋毁人民波兰。就在这样复杂而混乱的形势下发生了不幸的波兹南事件。
1956年6月,对波兰来说,是一个“灼热的夏天”。波兰的政治气温骤然上升,达到了爆炸的程度。
6月28日晨,波兹南采盖尔斯基工厂的1万多职工因领导没有调整不合理的劳动定额和发放加班工资而举行抗议游行示威。游行队伍向古城广场进发,其他工厂的工人和市民也自动加入游行队伍。这时候,一年一度的国际博览会正在波兹南举行。
城市显得特别热闹。
9时左右,聚集在广场的群众已达数万人。游行者的人数在不断的增加。据估计,有10万人左右。敌对分子乘机混入游行队伍,尽力把水搅混,以图推翻人民政权。外国记者拥上街头,拍摄镜头,同游行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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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谈,有的还参加了游行。游行者高呼口号,高唱歌曲。他们高呼:“提高工资,降低赋税!”
“面包、民主、自由!”
“打倒秘密警察!”
“俄国佬滚回去!”
游行者冲到姆温斯卡大街的监狱,不顾守卫士兵的劝阻,用铁杆撬开牢房,释放了数百名犯人,占领了监狱,夺取了储存的武器。
游行者又冲击省法院、省检察院和省公安局。
双方交火,发生了流血事件。游行者包围了省公安局大楼,不断向大楼射击。
公安人员坚守大楼,双方对峙,互相射击。
伤亡人数不断增加。战斗延续到第二天。
波兰政府派国防部副部长斯。波普瓦夫斯基将军率军队前往波兹南恢复秩序。
傍晚,两个装甲师奉命开进波兹南。
他们占领了火车站、发电厂、机场、广播电台、省委大楼、省公安局、电报局等重要据点,控制了局势。
6月29日,波兹南秩序逐渐恢复。
6月30日,军队撤出波兹南。
7月1日,波兹南事件结束。
6月28日是星期四,人们称它为“黑色星期四”。
在这一天,直接死亡的有55人,后来在重伤员中又有19人死亡。
受伤者逾500人。直接物质损失达350亿兹罗提。在这次事件中被捕的有600多人。经过审查,除3人被判刑外,其余全部释放。
波兰官方对波兹南事件性质的分析前后颇不一致。6月29日,《人民论坛报》发表了波通社的公报:“本月28日在波兹南市区发生了严重的骚乱。一段时间以来,帝国主义的特务机关和地方反动力量企图利用波兹南某些工厂的经济困难和缺点,挑起反对人民政权的活动。敌人选中正在举行国际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31
博览会的波兹南作为挑衅地点不是偶然的,其目的是给人民波兰好的名声上抹黑,为我们发展国际的和平合作制造困难。“
1956年7月18~2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七中全会。全会听取了第一书记奥哈布所作的题为《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报告和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西伦凯维兹作的《关于五年计划(1956~1960年)
》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国内政治经济形势和党的任务的决议》。
全会重新评价了波兹南事件的性质,认为波兹南事件主要是由官僚主义对工人不关心造成,而阶级敌人利用了人民的不满。全会正式为哥穆尔卡等人恢复名誉和党籍。
不久,在1956年10月19~21日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上,哥穆尔卡对波兹南事件作出了同七中全会不一样的评价。
他说:“当波兹南工人跑到这个城市的大街上去的时候,他们抗议的并不是人民波兰,并不是社会主义。
他们抗议的是我们社会制度普遍存在的并且也是他们痛苦地感觉到的弊病,抗议的是对于社会主义——那是他们的理想——的基本原则的歪曲。……把痛心的波兹南悲剧说成是帝国主义特务和挑衅分子闹出来的,这种笨拙的企图在政治上是非常幼稚的。“

波兹南事件是战后波兰的第一次危机,它具有经济、政治和思想以及波苏关系方面的内容。这次危机动摇了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对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信任,震动了全国,在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世界知识出版社1957年版,第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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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世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第三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的转折和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960)的执行情况
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七中全会后,党内普瓦夫派和纳托林派的斗争加剧,波兰的政治形势更加紧张。党内和国内都迫切需要一个众望所归的人来指明方向,摆脱危机。历史的发展决定了这个人就是哥穆尔卡。
1956年9月,参加中共“八大”从北京归来的奥哈布认识到,波兰共产党人必须根据本国情况行事,不能再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他决定把第一书记的职务让给哥穆尔卡,他和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西伦凯维兹,决定在哥穆尔卡领导下实行必要的改革。
10月8日至17日,中央政治局为准备召开八中全会连续举行会议。
哥穆尔卡应邀参加了政治局会议。
10月17日,《人民论坛报》公布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的一项公报,公报称:“政治局于10月12日研究了将要提交八中全会审议的问题。
哥穆尔卡出席了这次会议。“
公报言简意赅,向波兰人民宣告:哥穆尔卡已经复出,回到党的领导岗位。
1956年10月19日至21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在华沙召开。这次全会是在异常紧张和热烈的气氛中举行的,因为广大党员和人民群众希望它成为波兰历史上的一次转折,为推行改革,走“波兰的社会主义道路”开辟新的前景。但另一方面,在波兰党内外和国内外都存在同这种愿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41
望相反的势力,而苏共领导人的怀疑和反对更极大地增加了局势的危险性。
八中全会开幕的那天(19日)早晨,由赫鲁晓夫率领的苏共中央代表团突然飞抵华沙。他们力图阻止纳托林派被赶出政治局,不让哥穆尔卡当选为第一书记。与此同时,驻波苏军正在向华沙调动对全会施加压力。
11时,奥哈布宣布八中全会开幕。他建议会议的议程有三个:(1)增选4名中央委员,即哥穆尔卡、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2)选举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3)制定国家继续发展的新的政治和经济纲领。奥哈布通知大家:“由赫鲁晓夫、卡冈诺维奇、米高扬和莫洛托夫等人组成的苏共中央代表团已经抵达华沙,他们要求同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谈。”全会一致同意增选哥穆尔卡、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为中央委员,授权政治局和党中央第一书记候选人哥穆尔卡同苏共中央代表团进行会谈。至此,会议中断。
奥哈布和哥穆尔卡等前往机场迎接苏共代表团。在机场上,双方进行了唇枪舌剑的交锋。赫鲁晓夫大声申斥:“我们为这个国家流了血,而有人却企图把它出卖给美国人和犹太复国主义者。”西伦凯维兹立即说:“赫鲁晓夫同志,我提醒你,你是在波兰领土上说话。”哥穆尔卡说:“我们比你们流了更多的血,我们并没有出卖给任何人!”
苏共代表团在国宾馆——贝尔凡德尔宫下榻,在那里开始了紧张的波苏谈判。
在双方会谈中,苏方指责波兰领导人“盲目地仿效南斯拉夫”
,他们最担忧的是害怕波兰退出华沙条约。
当时确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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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这样做。但哥穆尔卡的愿望是加强社会主义体系。他向苏方表示,同苏联相比,华沙条约更符合波兰的利益,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相比,波兰更关心华沙条约的巩固。哥穆尔卡还说:“波兰需要苏联的友谊,甚于苏联需要波兰的友谊。”
这之后赫鲁晓夫等人的一切疑虑才烟消云散,他们决定在波党政治局的组成问题上让步。
翌日凌晨苏共代表团离华沙回国,双方发表了一个简短的公报:波兰统一工人党代表团将于近期内前往莫斯科,与苏共中央继续会谈。
10月20日,八中全会复会。
首先由萨瓦茨基介绍同苏共代表团谈判经过。接着由哥穆尔卡发表纲领性的讲话。他的这次历史性讲话是通过电台直接向全国转播的。波兰人民以极大的兴趣聆听他的讲话。
哥穆尔卡以惊人的自我克制和不带任何个人恩怨发言,冷静地分析了苏联模式在波兰推行的弊端。他赞扬六年计划在国家工业化方面的成就。但他认为,国民经济的增长靠的是粗放的办法,即扩大就业,加班加点,而劳动生产率却下降了。他指出,花了巨额资金建设起来的新工厂没有充分发挥生产能力,而且还有很大一部分机器设备迄今根本未被利用。出现了流通的货币过多而商品供应不足的危险现象。这种错误政策,使全国人民首先是工人阶级付出了沉重的代价。
关于农业问题,他特别反对忽视农业,尤其是私人经营的农业。
他反对强制性的农业合作化政策。
他指出:“从1949年开始,也就是在过去六年中,党发动了争取农业集体化运动。在这个时期里成立了大约1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参加的农户大约占6%。
……在我国的情况下,正如每一个没有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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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的土地可供利用的国家的情况一样,农村政策的特点应该是不断努力加紧农业生产。要使波兰能够靠本国的资源来养活本国的人民,只有增加单位面积产量,增加每一公顷土地的农业产量。“
①他指出,国营农场和农业生产合作社,尽管有国家补助,但他们的经济效益还不如个体农业。
哥穆尔卡批评了苏联模式的其他弊病(官僚主义、个人崇拜和破坏法制等)及其恶果,提出了调整工业结构、改善企业管理、下放管理权限和企业自治、成立工人委员会、按价值规律办事实行超产奖励等建议。
在谈到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波苏)关系时,哥穆尔卡说,各国可根据自己的国情走不同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社会主义国家间的相互关系应建立在相互信任、权利平等和互相援助的原则之上。
围绕着哥穆尔卡的讲话,全会展开了热烈的讨论。全会对主管公安工作的贝尔曼和主管经济工作的明兹再次进行了批评。
10月21日,八中全会根据哥穆尔卡的讲话,通过了《关于党在目前的政治和经济任务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主要任务是有计划地改善城乡劳动人民的生活条件,实行深刻的社会主义民主化。
八中全会采取差额和秘密选举的方式选举了新的政治局和书记处。新的政治局由9人组成。罗科索夫斯基在选举中落选。他是苏联控制波兰的象征,他的落选和哥穆尔卡当选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4~5页。
4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为第一书记,意味着纳托林派和苏联干涉的失败。
八中全会确定了新的政治路线,实现了历史性的转折,符合波兰人民的愿望和利益,因而被称为“十月的春天”。
八中全会后,波兰党和政府把拨乱反正、平反冤假错案、恢复法纪,作为最迫切的任务。共释放了700名政治犯。一大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的反法西斯抵抗运动战士,其中有国家军、农民营、人民军和在西方参战的波兰官兵,还有各方面的政治家以及因“右倾民族主义”而受牵连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干部,被恢复名誉,平反昭雪。主管公安工作的原政治局委员贝尔曼和拉德凯维奇被开除出党,原公安部副部长和第10厅厅长罗姆科夫斯基等十几名高级官员被判刑。
波兰党和政府调整了国家和教会的关系。
在贝鲁特时期,由于执行左倾政策,国家和教会的正常关系遭到破坏。红衣主教斯。维辛斯基在1953年9月被捕。
1956年10月,维辛斯基恢复自由,回到华沙,重新履行红衣主教职务。
12月,国家同教会签订了关于国家同教会关系的补充议定书,使国家同教会的关系重新正常化。
波苏关系在波兰政治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波苏关系的不平等状况,伤害了波兰人民的民族感情。调整波苏关系刻不容缓。八中全会后,任波兰国防部长的苏联元帅罗科索夫斯基和一批苏联军官返回苏联,由斯彼哈尔斯基接替国防部长职务。
1956年11月15日至18日,以哥穆尔卡为首的波兰党政代表团访问苏联,同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联党政代表团就国际形势和两国关系问题进行了会谈,发表了联合声明。
声明称,波苏两国的联盟“将在完全平等、尊重领土的不可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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犯性、尊重国家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的基础上得到扩大和加强“。
①双方清理了若干财政帐目,波方从中得到好处,其中有:取消波兰欠苏联5亿美元的债务;波兰停止向苏联廉价供应煤;1957年波兰将得到苏联7亿卢布的长期贷款和140万吨谷物。双方还就驻波苏军问题达成一项协议。
1957年5月15日至18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二届九中全会。
哥穆尔卡作了《党的政策中的关键问题》的报告。
他在报告中,重新阐述了“波兰道路”
,把它归结为三个内容:第一是工人委员会。它是一种工人民主形式,主要在生产和企业管理方面实行工人民主和工人自治;第二是人民会议和议会。波兰具有400多年的议会民主传统,人民具有高度的民主意识。自从推行苏联模式以后,权力中心从议会转到党和政府,形成了庞大的官僚行政机构。议会成为“橡皮图章”
,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受到抑制。
哥穆尔卡把扩大地方各级人民会议和议会的权力,当作社会主义民主的重要环节,使议会成为真正的国家最高权力机构。第三是农民自治。哥穆尔卡反对突击方式的农业合作化运动。他着眼于生产力的发展,而不赞成在条件不成熟的情况下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八中全会后,原有的9975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经过整顿,只剩下1934个,到1957年减少到1500个。在波兰农村中,个体经济占主导地位。根据哥穆尔卡的报告,全会通过了《关于目前形势和党的最重要的任务的决议》。
从二届八中全会到1959年,波兰党和政府开始了经济体
①《关于波兰目前局势》,第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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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尝试。经济改革的主要内容是下放中央权力,实行非集权化,扩大地方自主权和企业自主权;政治改革的主要内容是提高议会和地方人民会议的作用。
1957年1月20日,波兰举行第二届议会选举。
新选举法规定:议员的候选人可以超过应当选议员的50%。参加选举的选民达94%以上。在168300多个选民中,有165630多个选民(占984%)选举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B民主党和工会、青年、妇女组织等组成的民族统一阵线的候选人。这是对波兰统一工人党二届八中全会路线的支持和信任。在458名议员中,波兰统一工人党238名,统一农民党15名,民主党41名,无党派人士64名。
1957年2月20日,第二届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统一农民党副主席切。维策赫为议会议长,选举亚。萨瓦茨基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任命约。西伦凯维兹为部长会议主席。
第二届议会于1957年7月12日通过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主要指标:国民收入增长46%,职工实际工资增长23%,农业生产增长23%,工业生产增长496%。
鉴B于六年计划期间形成的国民经济的不平衡和人民生活的困难,五年计划把发展消费品生产和改善居民物质状况作为主要任务。
五年计划分为两个阶段,即前三年(1956~1958)为第一阶段,后二年(1959~1960)为第二阶段。在第一阶段里,政府调整了积累和消费的比例,提高了职工的工资,增加了对农业和消费品生产的投资。
1956~1958年三年的积累率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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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312%下降为208%、227%和226%。三年里B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5%。在第二阶段里,国家又在重工业方面进行大量投资,积累率开始回升,1959年和1960年的积累率分别为231%和242%。
1960年的工资基金比195B年增加63%,达到1320亿兹罗提。
矿工、钢铁工人的工资增加得最多,一部分低工资的职工提高了工资,中小学教师的工资有很大提高。在这五年里,日用消费品,特别是家用电器增加得最快。
电视机从22万台增加到171万台,洗衣机B从28万台增加到53万台,电冰箱从3400台增加到3670B台。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绝大多数项目都完成了任务,是所有五年计划中完成得比较好的一个五年计划。工业生产增长了596%、即超额完成10%的任务。
1960年煤的产量突破1亿B吨,钢的产量达到668万吨。
职工的实际工资增长了29%。
农业生产增长了20%。由于执行新的农业政策,农民的生产积极性提高了,消灭了所有荒地。
有45万农户参加了农业小组。
农业小组成为拥有农业基金和农业机器的农民自治组织。
1960年左右,当绝大多数东欧国家完成了从多种所有制向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转变和建成了“社会主义基础”的时候,波兰还存在着大量的个体经济(个体农业、个体手工业和个体商业)
,社会主义成份在国民收入中仅占68%,因而被苏联等社会主义邻国视为“修正主义”而显得十分孤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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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从十月方针后退,放弃“波兰道路”
哥穆尔卡的改革遭到国内外保守力量的攻击。国内的教条主义者批评哥穆尔卡背叛共产主义,具有“铁托主义”倾向。少数修正主义者则要求“绝对民主”
、“充分自由化”。苏联部长会议主席布尔加宁在1957年7月发出警告,他说:“我们不能闭眼不看那些打着所谓‘民族特点’的招牌,削弱社会主义阵营国际联系的企图;我们也不能闭眼不看那些打着所谓扩大民主的招牌,破坏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权的企图。”
在内外反对力量的强大压力下,哥穆尔卡退却了。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于1959年3月10日至19日在华沙召开。哥穆尔卡在代表大会上作《中央委员会总结报告》。他的报告分四部分。第一部分是国际形势。他谴责“侵略成性的帝国主义集团目前正力图利用西柏林问题来加剧战争的倾向”。
他猛烈抨击南斯拉夫共产主义联盟的“修正主义纲领”
,表示波兰统一工人党“毫不动摇地忠于无产阶级国际主义”和“同苏联的兄弟友谊和牢不可破的同盟。”众所周知,在1948年的苏南冲突中,哥穆尔卡曾企图充当调解人,并因此被斥为“铁托分子”
,而在1958年的苏南意识形态冲突中则完全站在苏联一边。第二部分是国民经济的发展和任务。
他提出了1961~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任务,把发展重工业置于优先地位,恢复了“重工业——轻工业——农业”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41
发展模式,在经济管理方面,他强调“应加强一长领导和一长负责的原则”
,恢复了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工人委员会和工人自治名存实亡。
第三部分是国内政治形势。
他要求1958年建立的工人自治代表会议为提高生产和经济效益、为加强劳动纪律而斗争。第四部分是党的思想工作。他指出:“在目前阶段,修正主义是党的主要危险。”
①在他的长篇报告里,再也见不到“波兰道路”的字样。人们有理由相信,哥穆尔卡已经从十月方针后退,放弃“波兰道路”。
代表大会还听取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计划委员会主席英德里霍夫斯基所作的《1959~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奥哈布所作的《关于党的农村政策的指示》,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萨姆布罗夫斯基所作的《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通过了《关于党的基本政治任务的决议》、《关于1959~1965年波兰人民共和国发展指示的决议》、《关于党的农村政策指示的决议》和《波兰统一工人党党章》。
《关于党的基本政治任务的决议》,撤销了1948年第一次代表大会关于党内右倾民族主义倾向的决议,认为这个决议是“没有根据的、错误的”。
代表大会选举了中央委员会,组成了由12人组成的政治局。哥穆尔卡再次当选为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结束了贯彻二届八中全会路线的时期。
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文件》,世界知识出版社1959年版,第101、103页。
05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二章
匈牙利探索发展道路的曲折历程
第一节 拉科西照搬苏联模式并加以扭曲发展
解放初期,匈牙利共产党在领导民主改革和国民经济恢复工作中,取得了一定成绩。但1949年以后,匈牙利劳动人民党领导被胜利冲昏头脑,不顾本国具体情况,盲目照搬苏联经验,犯了严重的教条主义、宗派主义和官僚主义错误。
自称为“斯大林最好的匈牙利学生”
的拉科西负有主要责任。
在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全面展开时,却走上扭曲发展的歧途。
1948年6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一大”确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各项任务,决定建立各政党和群众团体参加的新独立阵线,但对于各政党继续单独活动还是在阵线中逐步消亡尚没有作出决定。
当时,各政党承认劳动人民党的领导作用,接受劳动人民党的纲领目标。劳动人民党的一些领导人也主张允许其他政党继续存在。
但1949年初匈党中央在联盟政策上走向宗派主义,拉科西宣称人民阵线是其他政党消亡过程中的一站,要求由人民民主制度转向苏联式的无产阶级专政。
以前匈牙利党的领导曾认为,可以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通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51
过人民民主达到社会主义。现在认为人民民主已在起无产阶级专政的作用,并机械地把无产阶级专政同一党制等同起来。
因此确定了取消其他政党的方针。
1949年初,法院审判了红衣主教明曾蒂,主张基督教国家观念的民主人民党的主席随后出走,该党解散。两个尚存的反对派政党要求加入独立阵线。
1949年2月,民族独立阵线改组为匈牙利独立人民阵线,宣布各政治、社会团体在一切问题上服从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的决定。加入阵线的有劳动人民党、小农党、民族农民党、独立民主党、激进党,以及工会、劳动农民与农业劳动者联盟、民主妇联和其他社会团体。同年5月国民议会选举时,参加阵线的各党在劳动人民党建议下,提出共同纲领和名单参选,党派竞选阶段结束。参加投票选民的956%投B了人民阵线候选人的票,71%的议席和政府主要职务均由劳动人民党取得。
总理仍由小农党主席道比。伊斯特万担任。
大选后其他政党逐步消亡,形成了一党制。
8月,国民议会通过新宪法,宣布匈牙利为人民共和国,是工人和劳动农民的国家,一切权力属于劳动人民,规定国家权力的地方机关是州、区、市、乡及城市区的议会。
1950年10月,举行首次地方议会选举,建立了新的行政管理体系。
在一党制确立的同时,党的领导权开始集中到拉科西为首的一小批人手里。他们违反列宁的集体领导原则,破坏党内民主,形成对拉科西的个人崇拜。主要由流亡苏联回国的一些领导人组成的小集团独揽大权,其核心是拉科西等三人组成的国防委员会。
1952年8月拉科西又兼任总理,集党政
25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大权于一人。党组织对行政事务干预过多,不仅为它制定方针政策,而且包办行政事务,削弱了政府机关的作用,而国家机关增员过多又滋长了官僚主义。国民议会被当作党的补充,党组织往往把议会看作其执行机构。
1950年把25个州合并为19个,进一步加强了集中管理。群众团体形同虚设,成为党组织的传声筒。
人民阵线作用局限于组织国民议会选举,大选后名存实亡。
50年代初,影响较大的工会的活动也仅限于执行党中央指示和组织劳动竞赛,协助发展生产,加强劳动纪律和支持提高劳动定额。工会维护工人阶级利益的行动则被斥为“工团主义”。
在冷战和苏南冲突的国际背景下,匈党接受了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不断尖锐和在党内寻找敌人的错误理论。
1949年5月,逮捕了共产党的老战士和领导人、外长拉伊克。拉斯洛,并于数月后把拉伊克及国际部副部长、党中央干部部长等人错定为美国情报机关的代理人、南斯拉夫间谍和霍尔蒂警察局的密探,以叛国罪判处死刑。这一案件为情报局作出《南斯拉夫共产党掌握在杀人犯和间谍手中》的决议提供了主要依据,拉开了东欧各国“大清洗”的序幕。随着不信任气氛的蔓延,前社民党人受到怀疑,他们被当作帝国主义的代理人、特务。
1950年萨卡希奇。阿尔帕德(劳动人民党主席、共和国主席团主席)
、马罗山。捷尔吉(党副总书记)
等知名领导人被投入监狱。卡达尔。亚诺什(党副总书记)
、卡拉伊。贝洛(外长)
等人被捕入狱。
大批老党员遭排挤,被撤销职务,甚至开除出党。
1951年464%的中央委员被撤换。
B1949年3月,政府取消工厂委员会,将其合并于工会。大部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51
分前社民党左翼领导人被清除出工会。
1949~1953年间共有470多人遭到清洗,20万人受株连,近百万人被当作怀疑对象。在阶级斗争尖锐化理论的指导下,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矛盾的现象到处可见。甚至出次品的工人被指责为搞破坏,完不成征购任务的农民被定为富农。许多中农被划为富农。限制富农政策转变为消灭富农。
歧视剥削阶级家庭出身的子女。
知识分子被定为反动阶层。
经济建设误入歧途,经历了曲折的过程。
1949年底匈以二年五个月时间提前超额完成三年计划,工业产值比1938年增长28%,农业产值达1934~1938年平均产值的85%。消灭了失业现象。人民生活得到改善。卫生保健、社会保险和文化教育事业有了发展。
从1948年秋开始实行农业生产合作化。起初还注意渐进和自愿原则。在工业国有化上也采取了新的措施。
1949年12月颁布法令,对雇佣10人以上的工矿交通企业、所有印刷企业及雇佣5人以上的电站、铸造厂一律收归国有,外资企业也被收归国有。
随着苏联模式的推行,逐步建立了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拉科西奉行重工轻农、片面发展重工业的突击式的工业化政策,要把资源贫乏的匈牙利建成“钢铁国家”
、“机器国家”。由于急于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基础,在实行国有化政策后,对私人小工商业采取限制政策,使其从业人数急剧下降。
为解决农业发展问题,决定在三四年内完成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粗暴违反自愿原则,采取全面限制个体农业经济的发展。
从1950年起,匈牙利实行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一个五年计
45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划(1950~1954)。
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城乡奠定社会主义基础,加速社会主义工业化,把匈牙利由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
鉴于国际局势紧张和第一年经济发展顺利,1951年2月,劳动人民党“二大”
决定把计划指标大幅度提高,投资额由510亿福林提高到80~850亿,国民收入由增长63%提高到130%,工业产量由增长86%提高到20%,农业产量由42%提高到50~5%,生活水平由35%提高到50~5%。这种唯意志论的发展指标自然无法完成,1953年匈党中央不得不对错误的指导思想作出纠正。五年计划实际执行情况如下:投资额670亿福林,国民收入增长50%,工业增长131%,农业生产几乎未超过1950年。计划期间新建工厂75个,扩建几百个,出现了新的工业部门和工业区,新建10万套住宅、数百所学校,福利保健、文化教育水平也有提高。
但投资未集中于本国条件有利的部门和产品,老企业改造被忽视,因缺乏原料、动力和技术,许多企业经常停工待料、开工不足。由于不重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1949~1953年积累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快2倍,而生活水平在1951~1953年反而有所下降。生产资料生产迅速增长,消费品生产则落后于日益增长的需求。
尤其是1952年增加义务征购负担和强行合作化,影响农民生产的积极性。
1953年春撂荒地面积竟占全国耕地的10%。农民生产陷于停滞。食品供应紧张和人民生活的一度下降,引起了群众对党的不信任,党员群众对中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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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策的怀疑。
第二节 新阶段政策与党内斗争
1953年3月斯大林病逝,苏共中央开始反对个人崇拜,并要求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也对自己的政策进行检查。6月苏匈领导人举行会谈,苏共领导人批评了匈牙利劳动人民党的政策并敦促予以改正。
1953年6月举行的匈党中央全会,揭露了政治路线、经济工作和实际工作中的错误,承认过速工业化方针和忽视农业发展是错误的,指出错误的根源是缺乏集体领导、个人崇拜和党内民主受到破坏,拉科西等人要负主要责任。全会决定,加强中央委员会的作用和政府的自主权,决定拉科西辞去兼任的总理职务,建议纳吉。伊姆雷任总理。全会要求加强党群关系,巩固工农联盟。全会决定放慢经济发展的工业化速度,特别是重工业发展和投资速度,增加对农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投资,不追求合作社数量上的发展;敦促削减过分的集中,让企业和地方机构有更大的自主权;表示要提高居民首先是工人的实际生活水平,提高工资,减免农业征购和税收负担,改善商品供应;还提出了加强法制的重要措施,诸如解散集中营等。从此开始了被称之为新阶段的时期和第一次改革的尝试。
纳吉,1896年生,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被俄军俘虏,后加入红军和俄共(布)。
20年代回国后曾被政府逮捕。
后领导匈共书记处农村部工作。
30年代以后定居苏联,在苏联中央
65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统计局工作,研究农业问题。
1944年底回国,任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政府部长、国民议会主席。
1948年与拉科西集团在农业合作化等问题上发生矛盾。
1949年9月被免去政治局委员职务,从事农业研究。后任党中央部长,1951年重任政治局委员,政府部长、副总理。
1953年纳吉作为反对教条主义的代表,在执行6月全会决议方面起了积极作用。
7月,出任总理的纳吉在国民议会上宣布施政纲领。
由于党的决议没有公开,党员和大多数干部并未看到党的决议,各级组织也仅得到介绍决议内容的指导要点,广大群众只是从纳吉施政纲领中了解到政策变化,纳吉成了受群众欢迎的人。
政府根据党的建议,修改了国民经济计划,提高了工资,改善了市场供应和职工福利,降低了工业品价格,放宽了农产品征购规定,取消对农产品流通的限制,增加自留地面积,允许退社和解散生产合作社,给予合作社交售、财政和纳税优惠,重新发放手工业执照,精简机构,设立检察院,解散集中营,开始审理违法案件。但匈党主要领导人对6月决议作出不同解释,党内逐渐形成以拉科西和纳吉为代表的两个对立集团,矛盾日趋尖锐化、公开化,在群众中造成思想混乱。
执行新阶段政策后,一批缺乏基础的生产合作社被解散,农民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市场供应明显改善。政府决定把药店、磨坊、电影院、图书馆、大部分商店、地方工交企业下放地方议会。
中央委员会在放慢工业发展速度上意见一致,但对轻重工业比例问题争论不休。一大批大型投资项目匆忙下马,引起了党内思想混乱。党内的争论使第二个五年计划未能在1955年开始。
1954年5月,劳动人民党“三大”
决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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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1956年开始执行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
要为违法案件负主要责任的拉科西等人故意拖延对案件的重新审理,试图以给保安局长、司法部长判刑来了结对案件的审查。
“三大”后对案件的审理工作有所进展,无辜判刑者被释放,但平反工作进展缓慢,尤其是拖延平反拉伊克案件,加剧了党内外的愤懑情绪。
1954年秋随着调整中出现的经济困难,党内矛盾激化,在10月召开的讨论国民经济问题的中央全会上,两派的斗争公开化。纳吉和拉科西唇枪舌剑激烈交锋。纳吉等人把困难的责任推到“左倾反对派”身上,而拉科西等人则批评纳吉的政策为右倾政策。在1954年10月召开的爱国人民阵线全国代表大会上,纳吉的女婿亚诺什。费伦茨当选为阵线总书记。他和其他拥护纳吉的人把阵线当作谴责和声讨拉科西错误的论坛。
1954年12月起,苏联领导人重新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这有利于拉科西集团。
1955年3月,匈党中央全会认为,1953年6月决议是正确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发生右倾错误,其表现是反对发展重工业,阻挠农业合作化运动和把农民小商品生产理想化,指责在人民阵线中出现排斥党的作用的企图,要纳吉及其拥护者为此负主要责任。在4月的中央全会上,对纳吉的指责升级,他被免去党内职务。同月,又被免去总理职务。
12月,纳吉被开除出党。拉科西等人不给纳吉以任何申辩的机会。这种专断行径加剧了宗派斗争。在纳吉周围逐渐形成有组织的反对派。
1956年2月召开的苏共20大批判了个人崇拜,承认实
85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多种道路,在国际共运中引起巨大反响。
匈党内要求解决领导危机和纠正错误的呼声很高,拉科西集团竭力阻挠,以“社会主义法制基本得到恢复”为由掩饰错误。党内外反对派遂联合起来,要求清除拉科西集团。由劳动人民青年团布达佩斯委员会组织的裴多菲小组及匈作协、记协等团体,频繁集会宣传反对派观点,要求改组党,惩办拉科西和恢复纳吉职务。在这种情况下,拉科西仍不主动检讨错误。苏共领导人苏斯洛夫、米高扬先后抵匈,插手匈党内部事务,先要求加强党中央的团结,后又要拉科西辞职。
1956年7月,匈党中央召开全会,确认1955年党的领导重犯了1953年6月以前的部分错误,决定解除拉科西的领导职务,选举格罗。埃尔诺为第一书记。会议通过《全党团结起来,争取社会主义民主》的决议。
但全会未能扭转局势。
新的第一书记是以前错误的重要参与者,他力图掩盖过去的错误而不能成为党内团结的核心。在安葬拉伊克等人问题上的不同意见与拖延造成了更大的政治混乱。一些反对派乘机煽起对现行制度的不满情绪。
与此同时,前社民党、小农党、民族农民党右翼及一些秘密组织也积极进行活动。西方亦加强宣传攻势,秘密给予右翼地下组织以大力资助。匈牙利的事态越来越难以控制。
第三节1956年匈牙利事件
拉科西的错误方针政策及对新阶段政策的否定,加剧了人民的不满。匈牙利在全盘照搬苏联模式方面走得很远,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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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军服和国徽也模仿苏联,这种做法严重损害了匈牙利人民的民族自尊心。苏联的大国沙文主义行径,更激起了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
一场大规模的反抗和动乱的爆发迫在眉睫。
波兰波兹南事件成为这一爆发的直接诱因。在听到哥穆尔卡复出并当选第一书记的消息后,群众立即行动起来。
1956年10月22日,布达佩斯高校学生纷纷集会,要求选举新的党中央委员会,让纳吉回到党政领导岗位,苏军撤出匈牙利,调整匈苏关系。布达佩斯工业大学学生会号召在次日举行游行示威,得到其他大学响应。
10月23日,布达佩斯大学生走上街头,声援波兰人民,要当局满足各种要求。约有20万人参加游行队伍。
民族主义和反苏情绪交织一起,有人焚烧红旗、撕下红星和国徽。格罗发表广播讲话,指责学生的民族主义情绪和受敌人利用,给愤怒的群众火上加油。一些人乘机挑起暴动,进攻电台、报社、占领电话中心,抢劫和袭击卡车库、兵工厂和军火库等。
当晚,匈党中央召开紧急会议,改组领导机构,在纳吉表示对党忠诚和要挫败敌人预谋后,恢复其政治局委员和总理职务(在苏联干预下,此前已恢复党籍)
,并决定对暴动采取严厉措施和请苏军帮助恢复秩序。
纳吉宣布实行紧急状态,要暴动者放下武器,但随后又反对武力镇压。
10月25日,5万人举行游行,要求解散国家保安局和撤退苏军。监狱被打开,部分刑事犯、政治犯加入暴乱。同日,苏斯洛夫、米高扬抵匈坐镇现场。党中央支持纳吉建议,尝试以不流血办法结束暴乱。格罗下台,卡达尔继任第一书记。
26日,一些人要求改变对暴乱的评价,宣布它为民族民主革命,此建议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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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拒绝。匈党中央发表声明,提出成立民族政府;调整苏匈关系,一俟秩序恢复立即撤退苏军;成立工厂委员会;大赦;不脱离社会主义道路;制定农业政策、爱国人民阵线政策等纲领的6点建议。
27日,纳吉宣布改组政府,任命原小农党领袖蒂尔迪。佐尔坦为国务部长。
在28日的党中央会议上,试图以改变对事件评价来缓和气氛的意见占了上风,同意要求苏军撤出布达佩斯,解散国家保安局。纳吉称事件是强大的人民运动、民族民主运动。
党中央设立6人主席团,卡达尔任主席。
30日,进而解散劳动人民党,成立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设立7人临时执行委员会代替主席团,纳吉派占多数。同日,纳吉宣布结束一党统治,组织由前小农党和民族农民党政治家参加的政府。苏军开始撤出布达佩斯。暴动者仍不肯停火和交出武器。
他们在各单位成立革命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工人委员会等权力机构,不断提出新要求。
以30日围攻布达佩斯市委大楼、杀害市委书记麦泽。伊姆雷为标志,事件进入第二阶段。在首都和匈牙利各地,出现了屠杀共产党员和进步人士的白色恐怖。
11月1日,纳吉宣布废除华约、匈牙利中立和吁请联合国保卫匈牙利中立。
独立小农党、社会民主党、裴多菲党、匈牙利独立党、天主教人民党、基督教民主党、政治犯全国协会等70多个党派组织纷纷恢复活动。
11月3日,纳吉政府再度改组,成立以1945年党派比例为基础的,包括小农党、社民党等参加的联合政府。
红衣主教明曾蒂获释后发表广播讲话,要求恢复私有制。
卡达尔等人退出纳吉政府成立工农革命政府,11月4日,请求苏联出兵镇压反革命。暴乱被镇压。事件中共有2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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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00人死亡,近2万人受伤,15万人出逃。纳吉等人进入南斯拉夫使馆避难,后被送往罗马尼亚,1957年4月被押回国审判。
1958年6月16日,纳吉以组织推翻匈牙利人民民主制度罪和叛国罪被处决。
卡达尔为首的新领导对事件性质的提法逐步变化。
1956年11月4日《匈牙利工农革命政府告匈牙利人民书》曾认为10月23日运动的目的是纠正拉科西和他的同谋者所犯下的反党、反人民的错误,保卫民族独立和主权;反动分子利用了党在建设过程中所犯的错误,把许多正直的劳动人民,特别是把大部分具有正义爱国觉悟的青年引入迷途;反革命势力利用了纳吉政府的软弱无能而横行霸道。
6日,匈党临时中央号召书指出,群众的不满是由过去的错误引起的,但是,这种不满绝不是反对人民政权。
11日,卡达尔在广播讲话中说,应当从曾经对国家和党的领导有决定影响的拉科西集团所犯的、给劳动人民带来损失的严重错误和罪行中寻找10月23日开始的人民运动的基本原因;认为纳吉及其集团都不愿意自觉地邦助反革命制度,但在压力下,犯下了反人民的严重政治罪行。
12月初,匈党临时中央会议统一看法,确定事件的反革命性质,提出事件发生的四个基本原因是:1有决定B性影响的拉科西—格罗集团从1948年底起背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基础;2党内反对派纳吉一翼对10月事件的B发生及其悲剧性转折起了重要作用;3霍尔蒂法西斯和匈牙B利资本家——地主反革命是根本因素;4国际帝国主义在匈B牙利事件中起了决定性的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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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节 卡达尔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1956年匈牙利事件使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和人民的生命财产蒙受巨大损失。惨痛的血的教训表明,匈牙利前领导盲目照搬苏联模式并加以扭曲发展不符合匈牙利国情和客观发展规律,探索匈牙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任务历史地摆在卡达尔。亚诺什为首的新领导面前。
卡达尔,1912年生,青年时参加工人运动,1931年加入匈牙利共产党,多次被捕,长期从事地下活动。
1942年5月当选中央委员,次年任中央书记。
1945年起先后任党中央部长、布达佩斯市委书记、内务部长及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副总书记。
1951年5月受诬告被捕,1954年秋恢复名誉,先后任布达佩斯13区委第一书记、佩斯州委第一书记。
1956年7月重任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
1956年匈牙利事件后成为主要领导人,匈牙利现代史上最辉煌的一页与他的名字联系在一起。
匈牙利事件后,以卡达尔为首的匈党临时中央在11月6日发表号召书,表明“必须坚决摆脱拉科西集团的有害的政策和方法”
,“也要坚决粉碎纳吉—洛松齐集团”
,宣布把党名定为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
12月初,匈党郑重宣布“要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按照匈牙利的特点和当前的历史要求建设社会主义。它不会机械抄袭其他建设社会主义的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61
国家的作法,而要考虑到历史经验和成就,根据本国情况,沿着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
①这一思想成为卡达尔时期进行建设和改革的指导原则。
匈牙利事件后,相当部分群众对在苏联帮助下成立的新政府难以接受,对纳吉仍抱希望。事件中成立的工人委员会组织罢工,冲突乃至恐怖活动时有发生。新政权的首要任务是恢复秩序。政府按照“谁违犯法律就必须予以惩处,谁遵守法律就应予以保护”的原则,搜捕、法办暴乱分子,严惩私藏武器并杀人抢劫的罪犯,强调不把受骗者列为敌人,对一般参与者不予追究。事件后共审讯28601人,6321人被判刑,其中298人被判处死刑。新政权改组了军队、警察和司法检察机关,组建了新型武装力量工人卫队;明确表示不能实行多党制,要求政府部门和地方议会开始工作,解散国家、经济、文化部门和社会团体中成立的各种革命委员会、民族委员会,宣布全国和地区性工人委员会非法,改组企业工人委员会为发扬企业民主的机构。在重建政权机构同时,政府还着手精简机构,逐步扩大地方政权机构的权限和经济自主权。
1958年1月宣布巩固政权的阶段结束。
由于拉科西推行的教条主义政策和随后的宗派斗争,以及匈牙利事件中出现的无政府主义,党内外群众的思想十分混乱。正确吸取历史经验教训、拨乱反正,根据本国国情和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需要制定新政策,统一全党和全国人民的
①摘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决议和文件集,1956~1962年》,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1973年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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思想,成为新领导面临的迫切任务。当时,居留苏联的拉科西等前领导人对党的现行政策横加攻击,他们得到某些苏共领导人的支持。在国内,前意识形态负责人雷沃伊。约瑟夫公开要求维护思想的“纯洁性”
,反对对过去错误的批评。与此同时,党内一些人还想让纳吉进入政府,把10月事件视为民主的人民运动并要求苏军撤走。
上述情况,尤其是“左”
倾思想的干扰,增加了执行新政策、新任务的艰巨性。
整顿党的队伍是一项首当其冲的工作。
事件刚刚平息,重建党的各级组织和机构的工作立即上马。匈党解除了格罗等12名前领导人的党内职务,不允许拉科西时期犯有严重政治错误或罪行、在匈牙利事件时进行屠杀、抢劫、投机或参加恐怖活动的前劳动人民党员转入新党。强调贯彻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原则。
1957年6月匈党全国代表会议的召开标志着党的重建工作的完成,结束了党中央的临时性质,卡达尔正式当选为第一书记。会议要求加强党在思想、组织上的团结一致,同时开展对教条主义和修正主义的斗争,“永远不让党向右或向左偏离正确的道路”。
半年时间,重建的党已团结起346万党员的队伍。为解决历史遗留问题,1957年10月B匈党中央作出《关于在社会生活和国家生活中安置工运老同志的决议》,并先后恢复几批有名望的前社民党、劳动人民党党员的党籍。
1961年匈党又成立特别委员会,重新审理冤案,予以彻底平反。
1962年8月匈党中央作出《关于结束个人崇拜时期对工运人士的违法案件的决议》,决议完全恢复被无辜处决者和190名受诬陷者的名誉,开除拉科西、格罗等25人出党,规定违法案件参与者不得在内务、司法和党纪部门工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61
作。
卡达尔领导集团从事件中吸取的重要教训之一是,不重视取得群众信任是“最根本的错误”
;没有群众的支持,无产阶级专政就不能存在。鉴于此,匈党临时中央成立伊始就提出,不断巩固工农联盟是最重要的任务之一;要求铲除过去在党同国家机关和其他社会团体关系中实行的有害作法。
1957年匈党全国代表会议确立了党在政治上领导国家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党的领导作用通过在那里工作的党员来实现的原则;并提出通过群众组织与群众保持联系是密切党群关系的一种特别重要的形式,重视发挥工会、新成立的共青团等各种群众团体的作用,发挥爱国人民阵线的作用。
匈党还先后研究、制定了对待工人、农民、知识只分子的政策,对待各种群众团体的政策,以及文化教育、意识形态工作政策。新领导改变工作作风,重视使用说服动员办法,以实际成果赢得信任。各级领导经常下基层进行宣传解释工作,密切了与群众的联系。经过一番努力,新政权赢得了民心,在1958年举行的事件后首次大选中,984%的选民参加投票,B996%的选票投给爱国人民阵线提出的候选人。
B确立新的经济政策和经济管理制度是拨乱反正的又一重要领域。
1956年12月匈党临时中央决议提出,经济政策必须建立在本国的经济条件和特点之上,强调经济政策的主要问题是逐步提高劳动者的生活水平。在1957年全国代表会议上,卡达尔进而提出经济政策的基本原则是不断发展生产力;集中管理的过火作法必须消除,必须发挥地方的独立自主精神,但对整个国民经济的管理必须是集中的。会议决议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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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建成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社会,通过不断发展生产力保证满足劳动者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求,定为经济工作的两项基本目标。决议表示将继续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力发展最适合本国条件的工业部门;在发展农业同时,进行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是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中心问题;使社会主义成分占统治地位,以小工商业补充社会主义工商业不足。
事件后,政府取消了义务征购制,实行收购制和新价格制度,支持农业社和个体农户发展生产,允许农民自由选择经营方式,准许农民自由出售农产品和自由负责5霍尔特以下土地。政府采取扩大企业自主权、减少指令性计划指标、改变利润和工资制度等措施。当时,经济工作重点放在调整经济发展战略上:放慢重工业增长速度,加速农业、轻工业发展,调整消费与积累比例,根据本国经济资源和技术力量,调整工业结构,加速发展用料少、劳动密集、国际市场有竞争力的生产部门,优先发展化学工业、机械工业中的通讯、仪器等部门。
1956年事件给国民经济造成的损失共达220亿福林,相当于年国民收入的四分之一。
1956年11、12月制造工业生产只相当于前一年同期的20~30%。
为启动经济,1957年政府首先采取措施提高动力尤其是煤的生产,努力消除通胀危险,厉行节约,并提高一些部门工资,掀起生产竞赛高潮。苏联、中国和东欧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援助对克服暂时困难也起了很大作用。
1957年国民经济计划超额完成,经济恢复到1955年水平,人民生活水平显著提高。
1958年起,匈牙利执行发展国民经济的三年计划,1959年实际已提前一年达到计划主要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61
指标,到1960年,计划超额完成。
三年内国民收入增长20%(计划为13%)
;工业生产增长40%(计划为22%)
,劳动生产率提高20%(计划为15%)
,工业中的社会主义成分达98%;农业总产量比195~1957年平均总产量增长11~12%(计划为12%)
,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全国耕地面积的872%;职工平均实际工资增长10~1%,(计划为6%)。
三B年计划期间,匈牙利在发展国民经济、扩大社会主义生产关系、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方面均取得重大成就。
1959年11~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此前匈共和劳动人民党各召开三次代表大会)
,当时党员人数已增到438万。
代表大会标志着事件后稳定政局阶B段的结束。卡达尔在匈党中央委员会报告中总结说,“目前,安定、巩固和迅速发展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国内政治形势的特点。人民政权比反革命暴乱前更加强大,从那时以来社会主义基础大为扩大,社会主义建设进展正常,生机勃勃。”会议总结了历史经验,表明全党思想达到了统一。卡达尔在报告中分析了事件发生的原因,强调“记取经验教训,不再重犯错误”。
会议作出《关于争取社会主义斗争的历史经验和今后任务的决议》,对党所走过的历史道路、经验教训及党所遵循的方针原则作了理论的概括总结,并提出政治、经济、文化和国际关系方面的任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经济任务和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导原则》。
大会提出“在我国完成社会主义的奠基工作,加速社会主义建设”
,“在今后几年内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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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的任务。

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七大”
后的一项重要任务。
1956年事件期间一半以上农业生产合作社被解散。
1957年7月匈党制定的《农业政策纲要》指出,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的主要途径是实行合作化,并提出一系列新的鼓励措施。
1958年12月匈党中央会议要求在合作化运动中坚持自愿原则和说服教育,否定了用提高税收的压力迫使农民入社的主张和无限期推迟社会主义改造的思想,作出进一步开展农业合作化运动的决议。对入社生产资料折价偿还,实行土地分红,建立社会保险和退休制度,以及加强党组织建设,选派干部和技术专家去合作社加强组织领导工作,国家进行扶助,增加投资,加速机械化、现代化步伐,这些措施加速了合作化运动的展开。
合作化运动在随后的三个冬春分三阶段展开,而在每个阶段后都着手进行了合作社的整顿、巩固工作。第一阶段(1959年1~3月)社员增加334万,农业社耕地由B占全国的135%增到354%。第二阶段(1959年12月~B1960年3月)社员又增加38万,农业社耕地增到全国的561%。第三阶段(1960年11月~1961年3月)社员增加B34万,共达120万,农业社耕地增到76%,结束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1961年底,匈国营农场和农业社耕地占到全国的956%。
1962年召开的匈党‘十大“宣布结束社会主B义的奠基工作,进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匈牙利探索
①摘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记录稿》,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1960年版。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61
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历程经过一波三折终于走上正轨,找到了“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匈牙利的社会主义建设开始进入又一崭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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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接受苏联模式
第一节 加速从民族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
解放后,捷领导人哥特瓦尔德强调,捷将通过自己的特殊道路走向社会主义,其主要内容是:坚持在民族民主革命中形成的民族统一战线,加强和完善民族阵线这一组织形式,运用民主手段,分化和孤立资产阶级右派,和平走向社会主义;以人民民主制度作为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形式,在政治上保持同反法西斯的资产阶级党派合作,利用传统的议会民主,建立捷共所领导的联合政府;经济上在实行工业国有化和计划管理的同时,允许私人企业和个体经济的存在和发展,并尽可能利用资产阶级积累的管理经验和在国际上建立的广泛经济联系。
1948年二月事件之后,国内外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南斯拉夫共产党被共产党情报局革除,国际形势紧张,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影响日益扩大。在这种形势下,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于1949年5月举行了第九次代表大会,哥特瓦尔德在报告中提出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建设社会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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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质基础,使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工业和农业中获得胜利。报告将总路线具体化为10条,其主要内容是:执行并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改善供应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扩大和巩固国民经济中的社会主义成分,限制和排挤资本主义因素,争取小农、中农,孤立富农,使农村走向社会主义;巩固和完善人民民主的国家机器,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是阶级斗争的道路;巩固民族阵线,使人民民主制度走向社会主义;依靠苏联,发展同各人民民主国家的政治、经济关系,在平等的基础上发展同其他国家的经济贸易关系;维护党的团结,保持党的纯洁性,实行民主集中制,发扬党内民主,开展批评和自我批评。由此可见,总路线的重点是加速从人民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改变生产关系,强调阶级斗争。
捷共九大还提出了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的指标:工业增长57%,农业增长16%,建筑业增长130%,铁路运输增长39%,消费品增长50%。计划强调以工业发展,特别是机械工业发展为主。
由于头几年计划执行比较顺利,加上当时国际形势的需要,捷共中央决定给“一五”计划加码,要求加快重工业的发展,工业增长速度提高到98%,其中重工业提高到130%,轻工业提高到70%,斯洛伐克工业由原来75%的增长速度增加到168%,农业生产和居民消费指标也有所提高。
“一五”计划执行的结果,生产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生产资料的生产在整个工业生产中所占的比重由1948年的576%上升到1953年的623%,机械工业增长了3倍,B B而军火工业生产占机械工业的30%。
斯洛伐克工业生产达到战前的5倍。
1937年,斯洛伐克工业与农业的比例为36∶64,
27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1953年为67∶33。
“一五”
计划结束时,捷工业生产达到1937年的210%,农业生产因为未完成五年计划,仅达战前的8%。
在生产关系的改造方面,国民经济中的资本主义成分,除农业以外,已基本消除。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捷从1953到1954年,三次降低商品零售价格,使群众每年节省100亿克朗以上。捷还降低某些所得税,增加了退休人员的补贴。
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不久,捷共中央主席哥特瓦尔德突然病逝。他在解放初期提出的走捷克斯洛伐克的社会主义道路,被迫放弃。他在苏联的压力下,牺牲了他的支持这条道路的亲密战友,他自己也陷入了难以自拔的矛盾苦闷之中,颓丧消沉,经常借酒浇愁。
1953年3月,他参加斯大林葬礼回国仅9天,即与世长辞,由萨波托茨基继任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领导捷共中央书记处。同年9月,捷共中央全会决定不设党中央主席,改设捷共中央第一书记,选举诺沃提尼担任此职。诺沃提尼于1904年出生,1921年加入捷共,在捷共州、县委工作,1941年被德国法西斯逮捕,被监禁在茅特豪森集中营,1945年获得解放,任捷共布拉格州委第一书记,1946年起,任捷共中央委员,1951年为捷共中央书记,1953年任政府副总理,1957年被选为共和国总统。
1954年6月,捷共举行第十次代表大会。这是哥特瓦尔德逝世后捷共的首次代表大会,由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作关于党的工作和今后任务的报告,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政府总理西罗基作关于国民经济计划和农业发展等问题的报告。大会要求在新的条件下贯彻执行捷共“九大”提出的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诺沃提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71
尼在报告中强调,人民民主制要逐步完成社会主义革命的全部基本任务,民族民主革命同社会主义革命不可机械地分开,应由前者发展为后者。这就是说,要加速向社会主义革命过渡。大会总结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确定了今后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针对“一五”计划出现的问题,提出主要的一条是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特别要加快能源、原料、采矿业的发展,消除农业合作化过程中的缺点,大力提高农业生产,改善人民生活。
大会决定加强思想战线的工作,反对社会民主主义、马萨里克主义①和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强调通过集体领导形式发扬党内民主,还提出了克服个人崇拜现象的问题。
在经济发展上,在第一个五年计划之后,没有立即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而是实行1954和1955年两个年度计划。
这是因为捷领导希望通过年度计划消除或至少缓解“一五”计划后期出现的比例失调现象。另一重要原因是为了使捷“二五”计划同苏联东欧大多数国家的发展计划同步进行,因为它们从1956年起,开始实行第二个五年计划。
两个年度计划的指标和执行情况是:工业1954年计划增长51%,结果增B长44%,1955年计划增长88%,结果增长107%。农业B1954和1955年的计划均未完成。
这期间,在发展农业的方针上,有了变化,逐步改变过去以畜牧业为主,粮食和饲料依靠进口的政策,强调以农作物生产为主。这对解决粮食问题
①马萨里克(185~1937)捷资产阶级共和国首任总统,哲学家,宣扬实证主义、折中主义和人道主义,被称为马萨里克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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具有重大意义。
1956年6月,捷共举行全国代表会议,讨论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提出在“二五”计划期间,基本上要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而其前提是迅速发展生产,巩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并使这种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占优势。代表会议还提出,要使发达的捷克斯洛伐克经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帮助世界社会主义体系在同资本主义和平竞赛中获得首位”。
①“二五”
计划还必须克服燃料动力、原材料落后的状态,争取改善运输,并消除农业落后的情况。计划的主要任务之一是通过生产过程的机械化、自动化和化学化,为根本改善国民经济技术装备创造前提。还强调要把斯洛伐克经济提到捷克地区的水平。
第二个五年计划的指标和执行情况是,1956年到1960年,工业计划增长54%,实际增长66%,建筑业计划增长57%,实际增长74%,整个投资计划增长70%,实际增长90%。农业计划增长27%,实际仅增长11%。
捷共对农业合作化问题给以极大的注意。哥特瓦尔德于1949年在捷共“九大”的报告中就指出:“在我国,农业不过渡到社会主义,就没有社会主义”。二月事件后,就开始实行农业合作化。
1949年2月,通过了《统一农业合作社法》和合作社示范章程,着手建立初级社和高级社。起初,不少中、小农表示怀疑和观望,一些富农则持敌视态度,甚至煽动农民反对合作社。合作化运动中出现了“左”的偏差,一些干部用行政命令手段强迫农民入社,将不愿入社的现象说成是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174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71
阶级斗争的表现。党内甚至有人批评比较稳健的党的领导人萨波托茨基关于合作化问题的报告散布了模糊观点,为敌对分子所利用。另一方面,有的地方又允许富农入社。合作化中的偏差,给农业生产带来了不利的影响。
1953年~1954年春,发生了退社现象,全国7%的合作社自行解散,未解散的合作社也有不少人退社,27万公顷土地回到了私人手中。针对上述现象,捷共领导采取措施纠正偏差,强调合作社应遵循自愿原则,反对强迫命令。
1955年上半年,退社现象受到遏制。
1957~1958年,合作化运动进一步发展,国营农场逐步建立。
到1959年,社会主义成分在农业中已达844%,除B了边远山区不适宜集体化的地方,基本上都合作化了。捷共领导认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农业中已占据了优势。
第二节 提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颁布社会主义宪法
鉴于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捷工业和农业中获得胜利,捷领导人认为应将社会主义建设推向一个新的阶段。
1958年4月,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诺沃提尼在中央全会上提出了在不长的历史时期内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口号。同年6月,捷共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对这一口号作了进一步的阐述。
诺沃提尼在“11大”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在整个国民经济中已占有完全的优势,已基本建成了社会主义基础,因此有可能提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目标。他认为,完成社会主义建设,不仅意味着建成社会主义,而且要在此基
67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础上,积蓄力量,创造财富,以便今后向共产主义过渡。大会还进一步提出了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物质基础,并为将来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文化财富,而且强调这是捷国民经济今后7年内最重要的任务。在这里,诺沃提尼不仅提出了“完成社会主义建设”
、“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口号,而且还强调了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任务。他反复强调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建设问题不可能分割开来,应是一个统一的社会过程。根据以上指导思想,捷共“11大”提出5项基本经济和政治任务:(1)在生产关系方面,由于资本主义成分早已被消灭(除微不足道的残余以外)
,目前应在小生产经营方式仍占一定比重的地方取得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决定性胜利,即首先应该在农村取得社会主义合作社大生产的胜利;(2)消灭剥削阶级残余,即通过彻底的限制和排挤,逐步消灭富农阶级和城市私人经营分子残余;(3)在高技术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生产力,特别是保证生产过程的自动化、机械化和化学化,通过提高工业中的劳动生产率和农业的集约化程度,不断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4)在发展社会经济基础的同时,不断全面加深社会主义民主,扩大劳动人民对经济管理的积极参与;(5)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的精神,继续加强人民政治和道义上的团结,完成文化革命。
大会对捷社会的矛盾作了分析,诺沃提尼在报告中指出,捷共在短时期内基本上解决了捷社会的主要矛盾,即劳动与资本之间、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性矛盾,对抗性矛盾在捷日益失去其分量和意义,非对抗性矛盾将提到前列。
他提醒全党注意研究社会矛盾的性质,注意区分对抗性矛盾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71
与非对抗性矛盾。
但是捷共“11大”在社会主义建设问题上,正如捷共领导和学者后来所指出的,表现出了对形势估计的主观主义倾向,超越了历史阶段。
1960年7月捷共召开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讨论通过新的社会主义宪法草案和制定第三个五年计划。诺沃提尼作主要报告。他宣布:“社会主义制度在我国已经胜利了”
①,捷社会“已经进入到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和积蓄力量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阶段”。
②这比捷共“11大”的提法又进了一步,更加脱离了捷社会的客观情况和发展水平,表现了指导思想上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这有着苏联的明显的影响。捷共全国代表会议是在苏共21大之后举行的。
捷党代表会议表示毫无保留地支持苏共21大的结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过渡到共产主义的提法,全力促进世界社会主义体系所提出的目标的实现,即在1965年以前,在工农业生产的总量上,赶上和超过资本主义体系,所有社会主义国家一起朝着共产主义前进。
在上述思想指导下,诺沃提尼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上提出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的指标。他说这个计划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国民经济计划,此计划的实现将为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前提”。
③党代表会议通过的“三五”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Ⅱ1958~1962》,捷文版,第257页。
②同上,第286页。
③同上,第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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划指标草案规定,到1965年,工业生产提高56%,生产资料生产提高70%,机械工业提高76%,消费资料生产提高34%,农业生产提高228%,基建投资增加59%。对斯洛伐B克地区,规定了更高的指标:工业生产至少应增长84%,农业生产增长27~28%,要使斯洛伐克地区在农业生产的集约化程度上达到捷克的水平。在提高生活水平方面,“三五”计划规定“要超过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并开始接近美国的水平”
①。实践证明,捷领导对捷社会发展阶段的估计和所提出的经济发展计划不符合捷实际情况,超出了现实可能性,当然难以实现。
1960年7月11日,捷国民议会通过并颁布了社会主义新宪法,宣布“社会主义在我们祖国已经胜利”
,将捷国名改为“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
宪法明确规定捷全部奋斗目标是为捷社会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物质和精神前提“。
捷的经济基础为社会主义经济体系,所有制为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允许建立在个人劳动基础之上的不剥削他人的小规模私有经济,这后一条后来实际上未完全执行。在经济管理体制上,“对全部国民经济实行计划管理”
,国民经济计划“以法律形式公布”。
这样就以根本法的形式肯定了两种经济所有制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模式,并为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高指标的经济计划提供了理论和法律根据。
新宪法对捷克和斯洛伐克两民族的关系作了新规定,限制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取消了斯洛伐克行政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249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71
委员会——该地区的民族权力执行机构,违背了科息斯纲领的精神,对两个民族关系的发展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第三节 经济集中管理体制的形成和克服其弊端的初步尝试
按照哥特瓦尔德的设想,捷克斯洛伐克作为工业发达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应体现自己的特点,为社会主义建设提供自己的经验。但随着形势的发展,捷共在制定政策上日益失去其本身特点,在捷具体条件下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成为一句空话。在“苏联——我们的榜样”的口号下,捷不仅全盘接受苏联的社会主义模式,在具体政策方面,也照搬苏联的作法。
在经济发展方针上,强调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械工业,其中军火工业占有相当的比重,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重视不够。造成能源、原材料、交通紧张,资金不足,食品、轻工产品相当匮乏,经济上出现比例失调。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农业增长指标未实现,1953年,农业生产仅为战前的88%,工人实际工资下降8%,再加上1953年实行币制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损害了群众的利益,引起群众的不满。
同年6月1日,比尔森市发生500工人的抗议示威活动,攻占市政厅,焚烧文件和挂像,高呼“我们不能忍受这样的掠夺”等口号。这是东欧国家战后发生的第一次骚乱。在制定第二个五年计划时,捷共吸取了前一段的一些教训,也注意到波兰、匈牙利等国的经验,注意国民经济的平衡发展,强调发展能源动力基础、交通运输,重视农业的发展,提高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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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生活水平。但计划仍以重工业为主。这期间,经济发展情况较好,工业持续增长,农业逐步上升,人民生活有了改善。
但国民经济失调问题仍未解决。
燃料和冶金工业基础落后,农业生产仍未达到战前水平。资源不足,原材料和能源消耗过大。
一方面资金短缺,一方面已投入的资金未被充分利用,粗放经营,新技术应用缓慢,产品质量不高。
在生产关系上,过份强调社会主义公有制,大工业、商业等早已实行国有化,连小商业、手工业等也不让私人经营。在农业上过早过快地推行合作化,挫伤了农民的积极性。在管理体制上,强调计划就是法律,实行高度的集中管理,将全国19个州合并为10个州,270个县,合并为108个县,还实行撤区并社,扩大了合作社的规模。
诺沃提尼指出,“国民经济发展的计划就是法律,所有机构和组织必须无条件遵守”
,“在经济中我们坚持中央领导的原则”
,“所有的工业和经济企业仍继续由中央领导”。
①因此,不是按经济法则来管理经济,而是用行政手段来指挥经济。这必然限制地方和企业的主动性和积极性,企业领导和群众的热情下降,缺勤率上升,在分配上则导致平均主义的发展。
在国际经济关系上,捷在经互会范围内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日趋密切,同它们的经贸交往在捷对外经济关系中所占的比重日益扩大。
1947年,捷同苏联东欧国家的外贸占其外贸总额的14%,1953年增加到80%,其中绝大部分为对苏贸易。这固然在一定程度上解决了捷能源原料的供应和捷工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Ⅱ1958~1962》,捷文版,第196~197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81
业品特别是机械产品的销售市场问题,但也加深了捷在经济上对苏联的依赖。此外,经互会成员国之间逐步实行生产协作和专业化,连国民经济计划也必须相互协调配合,这就使一个国家的经济更难独立自主的发展,在经济管理体制上也难以有所突破。
1954年和1955年,捷未实行五年计划,而只实行年度计划,就是为了使捷的经济发展,同苏联东欧国家的五年计划保持协调。
捷共领导中有不少人开始意识到现行经济管理体制的弊病,并探索解决的办法。
1957年2月,捷共中央全会专门讨论经济发展问题,提出在最大限度地利用社会主义经营方式优越性的同时,要“解决国民经济的组织、领导和计划问题”
,“捷共中央认为,最严重的任务是继续扩大企业的权力。”
①会议要求“在企业实行经济核算原则,对计划的方法和制度作相应的改变,必须放弃确定任务细节的作法,强调计划的经济指标、制定长期计划和年度计划稳定性的意义”
,“国民经济组织和领导中的改变,最终要求更好地利用发展生产的经济杠杆和建立在价值法则,特别是成本、价格、利润、信贷等法则作用的基础之上的物质奖励原则。”
捷共中央还指出,“要消除过分的集中,扩大企业权限,为劳动人民参与生产管理创造有利条件”。
②这可以说是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改革思想的萌芽。
1958年2月,捷共中央全会通过了《提高国民经济管理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187~188页。
②同上,第18~189页。
281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体制的经济效益的原则》。
该文件是在全民和全党讨论的基础上形成的,是1957年2月中央全会决议的继续和发展。
这个文件指出,“在社会主义经济初期建立并起了良好作用的现行组织机构和管理体系已不符合经济增长的需要”
,“根据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在原则问题上加强集中管理效能的同时,需要通过扩大企业权限使具体的管理更加接近生产”。
①该决定将原来的工业四级管理机构——中央、部、部属总管理局和企业改为三级管理,取消了总管理局这一级。新建立的生产经济单位,即企业和企业联合体,实行经济核算,由各部直接领导。生产经济单位“有权根据国家计划规定的任务和国民经济的其他需要,决定自己的生产结构和规模,发展自己的生产基地”。
②企业必须用本身的劳动成果建立基金;工会组织“积极参与经济管理”
,“系统讨论企业的经营结果、发展计划和资金使用情况”
;强调“远景计划的作用和效果”
,“使企业有稳定的生产计划”
,“根据五年计划确定长期的物质鼓励定额”
,“简化年度计划的指标”等。
③上述规定从同年4月1日起实行,被称为捷克斯洛伐克解放后第一次经济改革。
尽管上述改革未根本触动苏联的集中计划管理模式,但也是一个进步,说明捷共已在认真思考经济管理体制的重大问题,并在寻求解决办法。但由于苏联的控制,捷主要领导人思想尚未解放,这次的经济改革未能得到认真贯彻。不久,由于
①《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汇编》,中文版,第99页。
②《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汇编》,中文版,第100页。
③《捷克斯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汇编》,中文版,第10~10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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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际斗争复杂和国内经济形势恶化,捷领导除了保留三级管理之外,从上述改革后退,更加强调集中管理的经济模式。
第四节 苏共20大的影响和政治文化情况
苏共20大对捷共和捷社会产生了重大影响和震动。
捷共中央几次开会讨论苏共20大的结果。1956年3月和4月两次中央全会高度评价苏共20大的意义,表示“完全同意”它的结论,但强调“要根据捷克斯洛伐克的条件,创造性的发展20大的结论”。
①关于个人崇拜问题,诺沃提尼1956年3月29日在中央全会的报告中说:“必须明确指出,我们党也毫不例外受了个人崇拜的影响”
,“我们接受、模仿和发展了斯大林所建立的与党有害的体系,破坏了党的生活原则”
,“围绕着哥特瓦尔德同志形成了一种不可侵犯的气氛”
,“哥特瓦尔德代替我们思考的这种观点广为流行,这导致党的集体领导的削弱”
,“将党和群众的功劳都记在他的帐上”
,捷共“号召反对个人崇拜,开始贯彻集体领导原则”。
捷共中央批判了斯大林的“阶级斗争尖锐化”的理论,称“这一不正确的片面提法在捷也有反映。”
也提到“捷未遵循社会主义法制的基本原则”。但未触及捷在50年代的一系列政治案件的错误。不仅如此,诺沃提尼1956年6月11日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的报告中谈到斯兰斯基案时还说:“在复查中发现了在审讯时未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16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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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提到的斯兰斯基的新错误“
,是他指挥安全部门“使用暴力审讯”
,是他“不公正地对待南斯拉夫领导人”。
①这是企图将捷制造政治案件和反南斯拉夫的责任推到斯兰斯基身上,以保全现领导人,因为诺沃提尼等人在制造政治案件中起了很重要的作用。
1957年9月,捷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政治案件复查委员会负责人巴拉克在中央全会上作关于过去的政治案件复查报告时说,审查确认了斯兰斯基的政治罪行及其应得的惩罚,并称,对绝大多数其他案件的判决“是正确的”
;某些案件判重了一些;个别的判得“不尽合理”。
在讨论苏共20大结论的过程中,捷共中央于1956年4月解除了政治局委员、副总理兼国防部长切皮契卡(哥特瓦尔德的女婿)的全部职务,理由是他违反集体领导原则、不谦虚、强调军队的超越地位。
1963年,鉴于他在制造政治案件中的责任,他被开除党籍。这种舍车保帅的作法,并未能平息党内外群众对捷共的不满。
捷共中央根据苏共20大的结论,强调要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加强党的集体领导和党的民主生活,发展农业,注意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等。
苏共20大在捷共党员和群众,特别是知识分子中间引起了很大的震动和思想混乱,部分党员中产生了“动摇和怀疑现象”
,“看不清阶级斗争的复杂性”
,“夸大过去的错误”
,有些党员甚至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解决党内问题,因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19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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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他们“不相信中央委员会提出的各项措施会起作用”。

1956年4月举行的捷克斯洛伐克第二次作家代表大会集中反映了知识分子对捷共的不满。
一些作家在大会上发言,要求释放在政治案件中被判刑的作家和公民,指责捷共的文艺政策,说什么是党迫使他们按照官方路线去写作,提出“作家是民族的良心”的口号,反对捷共对文艺的领导作用。
与此同时,一些作家开始出版《五月》刊物,举行秘密集会,传播被禁止的文学作品,加强非法地下活动。大学生也利用各种形式,加入这一活动行列,提出要求民主自由,主张修改1953年由苏联专家帮助制定的教育法,改变现行教育制度。针对知识分子中的上述现象,捷共领导人进行坚决的反击。
诺沃提尼1956年6月11日在捷共全国代表会议上讲话,称有人企图在“自由”的借口下,把时针拨回到1948年以前的岁月。萨波托茨基总统(本人也是作家)指责有的作家为“煽动者”。负责文化新闻的政治局委员柯别茨基批评学生“要把教育制度拖回到第一共和国”。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显得十分紧张。
尽管知识分子对苏共20大的反应强烈,同波兰和匈牙利比较,捷克斯洛伐克的政局还比较平稳,未出现动乱局面。
波匈事件后,一些要求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的党员,收回了自己的意见,表示支持捷共中央。与匈牙利比邻的斯洛伐克地区,也表示同中央团结一致。捷政局之所以比较稳定,是捷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经济发展较好,对农业,特别是
①《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历史》下册,中文版,第17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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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牧业投资增加,农业合作社趋于稳定,实行消费品降价,社会紧张得到缓和。
最重要的一点是捷共还有相当大的控制力,而捷社会没有强大的反苏力量。在匈牙利事件期间,党及时采取预防措施。广大群众也不希望发生动乱,特别是不愿出现匈牙利那样的流血事件。
但是,捷社会上也有不稳定因素,这既来自内部,也来自外部。解放后,特别是苏共20大后,西方加紧对捷渗透,利用种种手段对群众施加影响。在西方的捷流亡者,成立各种组织,从事反捷活动。西方在邻近捷克斯洛伐克的国家专门设立电台,加强对捷宣传。仅1954年春天,即有17万多个带有反共宣传材料的汽球飘落在捷国境内。
而宗教问题,也是一直影响捷政局的一个重大问题。
捷克斯洛伐克共有17个宗教团体和组织,其中以罗马天主教势力为最大。全国信教者达12以上,斯洛伐克地区信教者的比例更大。
从1949年A起,教会和政府之间的矛盾时有表现,成为捷一大政治问题。
1948年二月事件后,天主教会在罗马教庭的指挥下,加紧反对捷克斯洛伐克的人民民主制度和社会主义过渡,从事种种非法活动。捷天主教大主教贝兰破坏教会同政府的谈判,甚至免去了政府卫生部长普洛伊哈和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委员霍拉克两人神甫职务。教会还按照教皇的命令,开除共产党员和党报读者的教籍。有的天主教神甫强迫教徒朗读反政府的祷文。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主张宗教自由的同时,在国家和教会的关系上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决定在经济上加强对教会的影响,由政府支付神职人员的工资,负责教堂的修缮等,教会对此表示反对。政府提出,各教区主教的任命必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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征得政府同意,主教和神职人员应宣誓效忠国家。教会拒不执行,擅自任命主教。天主教会并致函哥特瓦尔德,抗议捷政府“破坏宗教自由”。
捷政府一面坚决反击一些人利用宗教进行非法活动,一面争取教会中的进步人士,同教会达到协议。
1949年,捷政府成立了专门的宗教事务局,加强了对教会的领导和管理。
但国家与教会,特别是与天主教会的矛盾,始终没有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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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开端和农业合作化
第一节 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的任务、指标和执行情况及新宪法的通过
罗马尼亚经过几年的经济恢复,自1949年起开始了有计划的、按比例地均衡发展国民经济的年度计划(1949和1950年)。
这是有计划地管理经济的开始。
这两个年度计划的主要目标是恢复在战争时期遭到严重破坏的工业,并在此基础上恢复整个国民经济。为此,主要的投资集中用于重工业。两个年度计划顺利完成后,社会主义经济成份占了绝对优势,在工业、财政金融和保险系统、在对外贸易中占了10%,在交通运输方面占90%以上,在商业方面占80%以上,而在农业方面则处在继续发展之中。两个年度计划完成时,工业总产值比1948年增长了73%,超过了战前最高水平的1938年。
这期间增长较大的部门有热电生产、天然气开采、冶金、机器制造、金属加工、化工和建筑材料等。同时工业结构也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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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了明显的变化。此时,在社会主义经济成分占主导地位的情况下,同时并存的还有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经济成分。罗党的政策是继续扩大和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成分,逐步引导小商品生产者走社会主义道路,不间断地实行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的进攻,限制和消灭资本主义成分,为完全消灭资本主义和铲除剥削者的根源准备条件。
罗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总路线在1949、1950年的两个年度计划、十年电气化计划和第一个五年计划中都得到了体现。
1950年10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讨论并批准了十年电气化计划(1951~1960)。
电气化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建设新的热电站和水电站,确保现有工业和新建工业的用电,合理利用能源,发展电网系统,逐步实现农村电气化,以提高人民的文化生活水平。计划规定将兴建许多大的热电站和水电站以及许多小型电力中心,装机容量将从1950年的74万千瓦增加到1960年的2600万千瓦,从而使发电量达到70亿度。
同年12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又批准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1951~195)。
第一个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建立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及其物质技术基础,即把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作为经济政策的中心,同时逐步地使小商品生产纳入社会主义轨道,发展并巩固社会主义商业,不断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发展经济上落后的地区和加强国防力量。当时,罗马尼亚的工业不发达,布局也不合理,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约为35%,而生产资料生产的比重在工业总产值中只占49%。
本五年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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规定优先发展重工业,首先是机器制造业。为此把投资总额中的一半以上用于工业,其中80%用于第一部类(生产资料生产)的五个主要部门:机器制造、石油、电力、冶金和化工工业。这几个部门集中了工业投资的三分之二,这是因为要迅速把罗马尼亚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变成一个拥有自己强大的工业、并能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确保国民经济各部门的技术装备的工业国。为此,在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的57713B亿列伊的投资总额中,有3305亿(占57%)用于工业,而B其中290亿又用于第一部类。这样,迅速建立了石油、采矿、电力设备、卡车、拖拉机、农业机器制造和化学工业。但由此也出现了一些问题。在五年计划实施过程中,由于提出四年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以及对某些工程拨出了过多的投资,从而影响了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1951年,第一部类的投资超过轻工业和食品工业投资的63倍,1952年B超过7倍,1953年则超过88倍,而计划规定只超过3倍半。
B为消除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状况和提高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1953年8月中央全会指出,在继续坚持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政策、特别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也要消除农业和轻工业的落后状况,为此决定削减第一部类和大型建筑工程的投资,增加对食品工业和农业的投资。与此同时,中央全会继续强调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唯一道路仍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基础上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由于主要是靠削减对生产资料加工工业的投资来重新调整投资的分配,因此,对工业的持续发展产生了消极影响。
同时,五年计划的最后两年,虽然给消费品工业和农业拨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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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多的资金,但由于分散地用于为数过多的项目,因而也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1954年底,由于美、英、法签订了重新武装西德的巴黎协定,国际局势趋于紧张,欧洲社会主义国家于同年在莫斯科召开会议,继而在华沙成立了华沙条约组织。
在此情况下,罗对国民经济又作了相应的调整。
1955年开始又增加了对生产资料工业的投资额,而减少了消费资料生产的投资额。
1955年,第一个五年计划任务完成并超额完成了。五年计划结束时,国民收入比1938年增加了2倍,国民收入中的大部分,约71%都来自社会主义部门。
工业总产值是1938年的29倍,比1950年增加了两倍。在此基础上,机器制造和B金属加工工业的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了18倍;石油产量比B战争结束时的水平增长了7倍,钢和钢材的产量增加了两倍。
与此同时,纺织品产量增加了两倍,肉制品和肉罐头产量增加了4倍,食油产量增加了两倍。
在所有制方面,到1955年,社会主义所有制在工业总产值中占97%,在国民收入中占62%。社会主义商业也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到1955年,商品销售量达到了280亿列伊,等于1949年的3倍多。
对外贸易也有了发展,与外国的货物交换量1955年比1950年增加约一倍。同苏联和其他人民民主国家的贸易占罗全部对外贸易的70%。对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总额增长了15倍。由于工B业的发展,工人的人数达到了200万。工人的实际收入,通过增加工资和降低一些工业品和食品的价格,比1950年增长了28%。
在工业、农业、交通运输和商业取得成就的基础上,于1954年取消了配给制,以后又两度降低某些工业品和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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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格。特别重要的是,罗马尼亚已从一个依靠进口机器设备的国家,变成为一个拥有自己的机器制造工业并能出口一些产品的国家。
在1948~1952年罗马尼亚社会发生的经济基础、社会结构和国家生活中的根本变革后,需要制订一部新的宪法。
1952年9月24日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
这部宪法是以苏联宪法的原则为基础而制订的。该宪法充分肯定苏联对解放罗马尼亚的作用,指出“罗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是由于苏联对德国法西斯的历史性胜利及英勇的苏军解放了罗马尼亚”。
这部宪法首次明确规定了罗马尼亚共产党作为各劳动人民组织、国家机构和机关的政治领导力量的地位。宪法还规定: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是城乡劳动人民的国家,确认了劳动人民获得的巨大权利和自由;而人民政权的基础是以工人阶级为领导的工人阶级同劳动农民的联盟;国民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和唯一的立法机关;国家权力的最高执行机关和最高行政机关是部长会议。宪法还规定了罗马尼亚国民经济中的各种所有制成份,即社会主义成分、小商品生产和私人资本主义成分,而社会主义成分在国民经济中起主导作用。
第二节 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从1949年起,罗工人党就着手进行农村的社会主义改造工作。
1949年3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作出了“关于党在加强工农联盟和在农业社会主义改造斗争中的任务的决议”
,制定了把1945年土地改革时留给所有者的土地和通过土改法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91
成立的示范农场收归国有的法令,并对农业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和建立集体农庄的决定。该决议规定现阶段农村中的主要任务是限制资本主义剥削和准备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条件。
规定试办农业生产合作社,它只接受贫农和中农参加,不接受富农。党在农村的阶级政策是依靠贫农、巩固与中农的联盟和不断地进行反对富农的斗争。罗党对农村中富农的政策是从经济上限制它们,以便逐步消灭农村中的剥削关系。但限制富农,并不意味着把富农作为阶级来消灭,国家在通过价格政策、税收政策、交售额不等的义务交售制、禁止买卖土地等措施来限制富农进行剥削的同时,也为富农提供了在国家法律规定的条件下从事生产活动和进行商品交换的可能性。这个决议对在罗马尼亚正确解决农业问题、发展农村的社会主义经济、在新的条件下满足国民经济的要求、提高农民和全体人民的生活水平有着重要意义。决议强调指出,在还没有建立起技术基础、没有造就必要的人才、对劳动农民群众的说服工作还没有使他们自觉自愿地组织集体农庄的情况下,着手进行大规模的集体化就是错误的。全会同时为国营农业单位——机器拖拉机站和国营农场确定了重要任务,强调国营农场在组织社会主义农业和吸引农民走社会主义农业道路的作用,指出国营农场除了保证国家粮食的中央储备外,还应成力强大的农业发展的中心。同时还强调要重视所有的合作形式,即既要重视消费合作社,又要重视从农民的劳动组合和互助传统中产生出来的简单的生产合作形式。后来在合作化过程中,有些地区出现了强制加速合作化,擅设公堂,非法地给许多农民判罪的错误。
在反富农的名义下,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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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有8万多农民被交付审判,其中有3万多人还受到了公审。
罗党对此坚决地进行了干预,制止了逮捕和审判,并释放了成千上万非法被捕的农民。针对合作化过程中出现的错误,1951年9月,罗工人党作出了关于“建立集体农庄和农业共耕社工作的决议”。
决议指出,对于那些为使劳动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而破坏自愿原则,施加经济上和行政上的压力,追求数量,强迫命令,打击中农,限制贫农等偏差,都应受到坚决制止和批判。
决议明确强调党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唯一的方法应是说服的方法,向劳动农民解释的方法。从1952年起,罗党更加注重巩固农业中现有的社会主义单位,加强对农民的说服工作,为此又制定了《劳动农民共同耕作土地的农业共耕社示范章程》,规定将共耕社社员加入共耕社的小块土地合并成一大片或几大片土地,但土地的所有权仍为社员个人所有。
还规定只有贫农和中农可以成为共耕社社员,富农、投机商、剥削他人劳动的人均不能加入共耕社。这一《示范章程》加快了共耕社的建立和发展。
农业共耕社的数目从1952年的1834个增加到1959年的11482个。
1959年,从土地面积和农户数来说,共耕社在农业合作部门已占优势。
1953年又公布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章程》,该章程规定社员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时,应将全部土地、耕畜、主要农具等交给合作社。同时决定继续支持集体农庄和共耕社,扩大农业机械化,传播农业先进技术,扩大种植面积,大力发展畜牧业等。
1956年2月中央全会决定以合同收购制代替农产品的义务交售制。同年7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建议对集体农庄的标准章程进行修改和补充。全会建议,在社员大会批准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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情况下,吸收那些对人民民主国家表现忠诚,在党的地下斗争时期支持过工人运动和反法西斯斗争,在前线为解放祖国而跟希特勒军队作过战,支持过群众反对地主和实行1945年土改斗争,积极参加过建立人民民主制度和共和国的原剥削分子加入农业合作社。同时,在大多数劳动农户都已加入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乡和村庄里,社员大会还可接受没有参加过上述活动,但证明自己是忠于人民民主国家的原富农入社。
此次全会还决定建立土地入股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为支持社会主义合作社和个体农民,从1957年1月1日起,集体农庄、农业生产合作社、畜牧业共耕社和拥有耕地面积不到1公顷、其主要收入不是依靠饲养与出售牲畜的劳动农民可免除义务交售肉类。
1959年3月罗又通过了大国民议会主席团“关于消灭农业中任何剥削形式残余以进一步提高劳动农民的物质和文化生活水平和发展社会主义建设的法令”
,该法令禁止“出租或租借农业土地、以及农业生产者对他人劳动的任何剥削”
,消灭以实物或现金形式租佃土地以及农业中其他剥削形式的残余,为此剥夺了富农多余的土地,从而在经济上消灭了最后一个剥削阶级——富农。
1960年罗党八大在分析了农村生活中所发生的变化,农业的社会主义部门已包括了全国81%以上的农户和可耕地面积的情况下,从而宣布,罗已建成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在农业中的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后形式已被消灭。
到1962年4月,社会主义农业单位拥有的农地面积已占全部可耕地面积的96%。农业生产合作社拥有320多万农户,已接近于全国农户的总数,合作社部门占有全国可耕地面积的79%。至此,罗马尼亚在农村中已全面实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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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农业合作化,大国民议会宣布全国合作化过程已完成。
第三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的任务、指标和执行情况
1955年12月罗党“七大”制定了第二个五年计划(1956~1960)
,这个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在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工业、首先是重工业的基础上,保证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以便到1960年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部门无论在面积还是商品生产方面都占优势。
“二五”计划的主要目标是:优先发展生产资料生产,特别是那些国内有原料基础保证的重工业部门——石油、化学、动力、钢铁、有色金属和煤炭工业;在利用国产原料的基础上发展消费品工业;不断扩大和加强农业中的社会主义部门;发展国营和合作社贸易,加强城乡的货物交流和国营社会主义部门和小商品生产部门之间的商品交换;通过消费合作社和手工业生产合作社的形式加强城乡小商品生产者的合作化运动等。规定“二五”计划期间,基本建设总额为1050~100亿列伊,即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增加67~75%。
基本建设投资的56%用于工业,而其中的85%又用于生产资料工业。与1955年相比,规定1960年电力生产增长80~85%,原油增长28%,煤增长80~90%,钢增长1~12倍。还规定1960年工业总产值将比1955年增长60~B65%,其中生产资料生产将增长70~75%,而消费品生产将增长50~5%。
1956年波匈事件后,12月中央全会又对第七次代表大会规定的关于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进行了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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些调整。全会指出,由于经验不足,在经济各部门之间的适当比例和提高生活水平方面都犯了错误,因此,今后在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把发展农业和消费品工业作为中心任务。
全会决议在继续强调“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发展重工业的政策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
的同时,也强调必须有计划地、大力发展与人民生活息息相关的农业、轻工业、食品工业和住房建筑。为此,全会决定对第二个五年计划所规定的投资进行一定的削减,并调整了积累基金和消费基金的比例,结果,1957年用于积累的国民收入分配额只占91%,1958年B增加到148%,而1951~1955年期间积累基金的平均率为B176%。与此同时,全会还决定以合同预购制代替农产品征B购制,并修改了1957年的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即减少基建投资和加速发展消费品生产,改进工资制度,扩大地方权限。
为此将增加近50亿列伊用以改善工资、提高养老金、国家对儿童的补贴、发展社会文化活动和提高农民收入。但由于降低了积累基金,影响了工业的发展速度,1958年11月中央全会又决定加速国民经济的发展,将国民收入中的积累基金比例从1956年的15%提高到18%,于是1959年和1960年的经济计划又规定了较高的积累率。
不过在整个1956~1960年五年计划期间,积累率仅为16%。
1959年罗工人党中央全会决定增加所有职工的基本工资,免去每月工资收入在500列伊以下的工资所得税,减少每月工资收入在1500列伊以下的工资所得税;工人的基本工资平均增加10%。这样,196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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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工的实际工资收入比1955年提高了30%。
第四节 党内斗争
1952年2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揭发并批判了“波克~卢卡反党分裂集团”。
该集团的主要成员有原罗党中央第二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外交部长安娜。波克,原党中央第三书记、部长会议副主席兼财政部长瓦西里。卢卡,原中央第四书记、内务部长特奥哈里。乔治斯库等。全会指责他们“粗暴地践踏列宁主义关于个别吸收入党和保证正确的社会构成的组织原则”及党内生活的准则,采用“竞赛”和“集体入党”的方法,从而导致一些敌对分子、钻营者和道德败坏分子混入党内。全会还指责他们践踏集体工作的原则,企图凌驾于党之上,诽谤党的领导,否定中央委员会的作用,搞个人崇拜;破坏工农联盟,反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鼓励富农和城市中的剥削者;反对建立农业共耕社并阻碍农业中社会主义国营部门的发展;破坏人民法制,逮捕审讯了大批劳动农民。
1952年3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决定开除卢卡的党籍,指控他破坏币制改革、保护资本主义贸易。全会决定给予安娜。波克警告处分,并不再把她选入政治局和书记处。同年6月再次对他们进行指控。
说卢卡“阻碍重工业的发展”
和阻止投放资金,鼓励富农和其他的资本主义分子,鼓励资本主义贸易和投机活动。同年7月和9月,又先后解除了安娜。
波克的外交部长和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苏共对1952年罗党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91
清除反党集团进行了干涉,曾公开支持波克集团。
1954年罗党判处卢卡死刑,后减为终身苦役。
(1960年卢卡病死在狱中。
1968年罗共中央为其恢复了名誉。)
1955年12月罗工人党“二大”上,再次对波克集团进行了批判。
1956年3月,罗工人党中央举行扩大的中央全会。此时赫鲁晓夫强迫东欧各党也反个人崇拜,在罗则把矛头指向德治。德治在全会上作关于苏共20大的报告时,则强调指出,罗工人党中央早在1952年就对已发生的关于把罗工人党领袖置于党之上的行为进行了严厉斗争,并再次批判波克集团的错误。由此,也使罗苏两党关系开始出现紧张。
1957年6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揭发批判了基辛涅夫斯基—康斯坦丁内斯库分裂主义集团。基、康二人当时均系罗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与德治一起参加了苏共20大,返回国内后,他们提出要找“罗党内的斯大林”
,赞同“各国党的第一书记都是斯大林分子”
的说法,要求公开赫鲁晓夫的报告。全会指出他们的错误是“反对党及其领导的团结”
,“企图把党对苏共20大文件的讨论引导到与1956年3月中央全会所确定的方针不相符的危险的方针上去”
;指责他们在党的生活中采取了某些违背列宁主义民主集中制原则的作法,散布个人崇拜,特别是对安娜。波克的崇拜;他们在党内制造混乱,削弱党的团结和党的战斗力。全会决定把基辛涅夫斯基开除出政治局和书记处,把康斯坦丁内斯库开除出政治局,但保留他们的中央委员身份。
(1968年4月罗共中央为他们恢复了名誉。)
1961年11月,罗工人党中央全会再次批判波克—卢卡,
0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指出他们早在流亡苏联时就已制定了反党计划,并从“教条主义分子、反党分子、特别是从莫洛托夫那里得到极大的信任和同情”。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02
第五章保加利亚“建立社会主义基础”
和批判个人崇拜
第一节 “建立社会主义基础”
的第一、二个五年计划(1949~1958)
1948年底召开的保共第五次代表大会确定,第一个五年计划(1949~1953)期间的主要任务是“通过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农业合作化和机械化的道路在保加利亚建设社会主义的基础。”第一个五年计划规定工农业产值比例将从1948年的30∶70提高到1953年的47∶53,轻重工业的比例将从7∶23变为55∶45。计划规定优先发展电力、煤炭、重化学工业和机械工业等部门,将以工业投资的83%用于发展重工业。根据保共“五大”确定的“在不事先实行土地国有化的条件下进行农业合作化”的方针,五年计划预计将60%的农民吸引到农业生产合作社中来。
50年代初,保全国掀起青年突击队运动,数十万青年突击队员活跃在兴建工厂、水库、电站等的工地上,为改变国家经济落后的面貌树立了功勋。
1950
20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年保共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二次代表会议,通过了农业合作社的示范章程,为大规模进行农业合作化开辟了道路。
1950年底全国已有489%的农户加入了合作社,个别地区入社的B耕地面积达到90%以上,中农也开始大批入社。
尽管1949年6月保共中央曾召开全会讨论农村经济政策的执行情况,指出各地发生侵犯个体农民利益的偏差,决定取消余粮征集制,提高粮食征购价格,但是到1951年在库拉、泰泰文等地区仍然发生了严重违反入社自愿原则和群众退社的骚动。保共中央适时派出工作组,并作出决议,坚决纠正违反政策的做法。
在这期间,从国家的重大工程项目,到农业生产所需的机具,几乎都是苏联以贷款或援助的方式帮助解决的,苏联除派来大批技术专家外还接受许多保加利亚人员培训。刚刚建立起来的经互会也开始在东欧各国的经济发展中起协调和指挥作用。
1952年底,保宣布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前完成,这时工农业产值比例已达到666∶334,轻重工业的比例为61∶39,B B但电力和煤炭生产仍显落后。
入社土地已从1948年占耕地总面积的62%发展到1952年占耕地总面积的605%。
拖拉机B总数已从1948年的5231标准台发展到1952年的1295台。
这一年的重大经济措施有币制改革和取消食品和日用工业品的配给制,还降低了某些食品和工业品的零售价格。
1953年斯大林逝世,原定于1953年召开的保共第六次代表大会延期至1954年召开。
这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关于第二个五年计划(1953~1957)的指示,其中心内容是优先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某些落后的、比例失调的部门和对建立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有重要意义的部门,如电力、煤炭、有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02
色金属和日用品的生产等,提高农畜产品的单位产量和商品率,以保证工业原料和居民的食品供应,在完成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27%,1957年工业产值B为1952年的182%,达到1939年的68倍。
1953年,保共B和政府在农业方面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以便从经济上和财政上巩固合作社。
195~1956年迎来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苏共20大后,保共于1956年4月召开中央全会,批判了契尔文科夫个人崇拜的错误,采取措施纠正过去伤害农民利益的政策和做法,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减免合作社欠款和义务交售数额,改善农民和社员的物质利益,实行社员退休制度,扶植和改进落后的农业社的工作等。
到1957年末召开农业生产合作社第五次全国代表会议宣布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时,全国入社的土地已达到865%(1958年达到932%)。
这B一时期,主要农产品的单位面积产量也有提高,如将某些粮食作物1934~1939年平均每公顷的产量同1953~1957年的平均每公顷产量相比,小麦从1249公斤增加为1428公斤,玉米从1171公斤增加到1589公斤。它们都超过了邻国希腊和土耳其的单产水平。初步显示了合作化农业的优越性。但是1957年农业产值仅比1952年增加26%,远远落后于工业发展的需要。
在完成第一、二个五年计划的近10年间,国民收入增长了1倍以上,平均每年增长81%。工业产值共增长3倍多,B平均每年增长15%以上,农业产值共增长22%,平均每年仅增长2%。这10年间,人民的就业率和职工的工资水平也有提高,1957年84%的劳动力资源都已就业,职工的平均工资
40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从1948年的4853列弗增加到1957年的8152列弗。国家还通过多次降低工业品价格,实行免费医疗、免费教育,发放子女补贴,实行带薪休假等社会福利措施,提高人民的实际收入。但是这一阶段,工农业生产的技术装备率仍低,农业生产占用的劳动力约占全国物质生产部门就业者的68~81%。经济的增长主要是靠资金和劳力投入取得的。保加利亚经济仍是粗放型的经济。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社会总产值增长高于国民收入增长,国民经济外延发展的特点十分明显。
第二节 苏共20大前后保共党内的斗争
1949年7月,季米特洛夫在苏联医治肾疾期间不幸逝世,这时科斯托夫已陷囹圄,保共中央总书记和部长会议主席的职位便由政治局委员契尔文科夫和比季更年长的科拉罗夫分别接任。
科拉罗夫在1950年初去世后,契尔文科夫便兼任党政的最高领导职务。
1953年斯大林逝世不久,苏共领导层内便开始了对斯大林个人崇拜的批判。
1954年召开的保共“六大”
将讨论党内人事问题和第二个五年计划的安排。
在代表大会召开前的保共中央全会上,契尔文科夫在保搞的个人崇拜受到批评,他随即提出按苏共领导一人不兼党政最高职务的做法,要求免去他的总书记职务,只担任部长会议主席并留任政治局委员。
1954年保共“六大”后,中央全会选举日夫科夫选为中央第一书记。当时他在中央分工负责党务工作和农业工作,党政工作的实权仍掌握在契尔文科夫手中。
1955年初,赫鲁晓夫赴保休假,6月率团访保,均与日夫科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02
夫有不少接触,建立了比较密切的政治关系。但在1956年2月保共派团参加苏共20大时,代表团却仍由契尔文科夫、于哥夫、达米扬诺夫、加涅夫等老一辈领导人组成,日夫科夫未能参加。
3月底,日夫科夫应赫鲁晓夫邀请率团访苏,向苏共领导人报告保共党内情况。
4月2日召开的保共中央全会,对契尔文科夫进行了批判。全会上契尔文科夫派和反契尔文科夫派两派力量势均力敌。最后采取较温和的方式将契尔文科夫降为部长会议副主席,将原来部长会议副主席于哥夫升为部长会议主席,二人的党内职务保持不变。几十年来保共领导一直把这次全会视为解放后党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转折点”。此后,日夫科夫在党内的领导地位逐步巩固和加强。
1957年7月,保共中央全会解除了当时的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强科夫的职务,认为他所力主开展党内民主的意见实际上是“反党活动”。
正是强科夫在1954年中央全会上曾大力推荐日夫科夫出任中央第一书记。七月全会还将另一位资深的革命者、长期担任计委主席的台尔佩舍夫和其他一些人说成“涣散党的团结统一”的“小资产阶级自发势力的代表”
,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这样从组织上“净化”了领导层。
这一时期,保加利亚通过了扩大工会和地方人民会议权力的决定,然而由于在匈牙利事件前后国内政治形势紧张,重新开设50年代初已关闭的劳改营,被囚禁者先后达一二千人,且以未经审判者为多。
60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三节 保共七大宣布“社会主义基础已经建立”
1958年6月保共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总结1948年‘五大“以来的社会主义建设成绩。它宣布’五大”提出的建立社会主义基础的任务已经完成。日夫科夫在政治报告中说当时要求“首先摧毁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建立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的任务,在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已经胜利完成。
他在报告中批驳了1945年科斯托夫在八中全会上提出的关于9月9日以后保面临“民主主义而不是社会主义的任务”
的说法。
日夫科夫说,“保加利亚的人民民主形式的革命从一开始就是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的重复和继续。……其特点在于工人阶级不是一下子而是逐步在尖锐的阶级斗争过程中建立和加强了人民民主形式的专政。”
由于1957年工农业产值比例已达到683∶317,92%B应该合作化的土地已经入社,而社会主义成分已在工业、交通、农业、商业、信贷各个方面取得胜利,全国城乡都已彻底消灭了资本主义经济,社会主义已成为整个国民经济中占完全统治地位的力量,代表大会认为“我国已完成了对经济的社会主义改造,已经永远消灭了人剥削人的现象”
,“生产关系的变革为发展生产力提供了广阔的天地”
,国家已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一个具有大规模合作化和机械化农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农业国家”了。
代表大会为今后一个时期确定的主要任务是进一步大力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基础,提高劳动人民的社会主义觉悟,在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02
这基础上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认为“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时期,……就是积累新的物质和文化力量和财富,并开始从社会主义向共产主义逐步过渡创造必要条件的时期”。
显然这个论点是在当时苏共“建设共产主义”的超前理论影响下形成的。
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保加利亚将在充分利用本国条件和考虑到国际分工的情况下坚持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工业化路线。但是由于保加利亚是经互会和华沙条约的最早成员国之一,在政治上和经济上都坚定地站在社会主义阵营中,它“不需要发展重工业的一切部门和过分加快工业化的速度。
……社会主义国际分工使我国……有可能在生产自己具有最有利的自然和经济条件的产品方面进行专业化。“
面对轻工业和食品工业落后于国家迅速发展的需要的局面,代表大会提出在优先发展重工业前提下注意发展轻工业和提高轻工业的现代化程度和技术水平的方针。指出那一阶段需要认真解决的经济问题有:减少工业对进口原材料的依赖,提高物质生产的劳动生产率和技术进步,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和人民生活等。总的来说,这次代表大会肯定了社会主义在保已取得胜利,国内已没有剥削阶级,因而人民的政治和道义上的团结已经巩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的条件已经成熟。
第四节 建设社会主义模式存在的问题
保加利亚在1948年结束了恢复国民经济时期以后,经过执行第一、二个五年计划,奠定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初
80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步建立起与其他东欧国家一致的保加利亚社会主义模式,这就是在高度集中的经济和政治体制下建设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工业农业国家的模式。
这种模式对发展社会主义有过一定生命力,但是它的弊端在当时和后来都有明显的表现。
(一)
不顾各国特点一律采取优先发展重工业而轻视农业的方针。由于投资倾斜和价格偏差,保加利亚原有的传统农业,如谷物、蔬菜、水果、经济作物烟草、葡萄、玫瑰等生产得不到充分的发展。而不少工业部门,尽管缺乏本国原料和市场,却由于发展模式的要求或国际分工的需要,必须强行发展。经济结构上的这种失调从第一、二个五年计划期间就开始形成,尔后日益严重。
保加利亚农业发展相对缓慢,而且自始至终为国家的工业化付出沉重代价。
难怪1989年政局剧变后保加利亚有权威人士曾坦率地说:“保工业化是牺牲农业取得的。”
(二)
对社会主义所有制改造的理解有片面性。
在这个阶段,保共已开始认为个体所有制绝对不如合作社所有制,合作社所有制绝对不如全民所有制,并以这种理论认识指导工矿和银行金融等方面的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运动。他们把所有制的这种改变视为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关键和建设社会主义的最主要特征,而加以万分重视。
从1947年保开始对固定资产国有化以来,至1958年,全国固定资产中的私有成份仅占07%,工业产值的98%和农业产值的90%都是由社B会主义成份提供的。早在1952年商业中的私人成分仅剩下1%。
从农业合作社的土地分红来看,1952年它在分配总额中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02
占199%,而1959年,农业社合并为大社时完全取消了土地B分红,实际上已将土地变为国有财产。但是这种从片面理解出发的所有制改造和单一的公有制形式并不符合保加利亚的生产力发展水平,限制了当时应有的多种经济成分的发展,束缚了人民建设社会主义的积极性。
(三)
高度集中的管理体制使唯意志论和行政命令作风得以滋长,影响经济和社会生活的健康发展。在战后经济恢复时期,国家集中有限的资源、财力克服战争时期留下的匮乏局面,是完全有必要的。但在恢复时期结束后,按苏联模式建立起来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和党政不分的管理体制就暴露出较多弊端。在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由国家计委和各部审定的工业指令性计划指标多达1800个以上,农业的指令性计划指标也有250个之多。企业在这种体制下只有完成计划的义务,几乎没有经营和生产的自主权利。在一定时间里,人们出于对新生活的向往和对新的生产关系的憧憬和期望,奋力工作所取得的成果使领导人头脑发热,夸大计划的作用,迷信以党代政的高度集中体制,使主观意志和行政命令的工作方法在全国盛行。
曾在1954年前担任过保共中央总书记和在1956年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的契尔文科夫等领导人在保共六大(1954)上过高估计本国的经济发展,认为当时保“已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工业农业国家”
,“粮食问题已经解决”
,合作制已在农村占统治地位等等,决定采取“迅速提高劳动者的物质文化福利”的错误方针,使1953~1957年国民收入中积累基金的比重一度下降到18%左右。最低的1956年,积累基金仅占国民收入的143%。
这在一定程度上B
01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影响了经济的健康发展。这个时期比较突出的侵犯农民利益和不关心群众生活的缺点也是这种模式必定产生的后果。
(四)
对劳动者的物质利益不够关心,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这一时期国家采取了一些措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但对社会主义生产的根本目的并没有深刻认识,也没有领悟劳动者的物质利益原则对国家经济和政治发展的重要作用。尽管1956年国民收入比1952年增加了359%,但全国人均名B义收入却比1952年低5%,水果、蔬菜的人均消费量也比1952年下降。农民的生活水平更是提高缓慢。在只存在单一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国营和合作社)
的商业和服务行业中,网点普遍减少,市场呆滞,给经济和人民生活都带来消极影响。
(五)
从对外关系来看,保加利亚的政治和经济都日益具有封闭的特点。这个期间,保加利亚的对外关系被打上冷战时代的烙印。
在1949年经互会成立和1955年华约签订时,保加利亚都是它们的第一批成员国之一。它同各成员国建立起最密切的政治和经济关系。政治上它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国家站在一起,在1955年加入联合国以后更是如此。
经济上它完全纳入经互会统一协调的轨道,从原料供应到市场销售的封闭性日益完备。另一方面,它同西方国家的关系日趋疏远,不但在1950年与美国断绝外交关系,而且同英、法的关系也较冷淡。这一局面是当时国内国际条件所决定的,但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并不有利。
直到60年代中期,这种严密的封闭局面才开始改变。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12
第六章
阿尔巴尼亚照搬苏联模式
第一节 争取把阿尔巴尼亚建成为农业工业国的“一五”计划(1951~195)
一、朝苏联模式迈出的第一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情报局关于南斯拉夫问题的决议发表后不久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次代表大会(1948年11月8~22日)
,是阿尔巴尼亚国家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它标志着阿尔巴尼亚从多年来侧重发展!
同南斯拉夫的关系转而直接与苏联亲近,不顾本国实际,机械照搬苏联模式的开始,也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左倾道路上迈出的决定性一步。这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后近40年的历史进程带来了致命的后果。
首先,恩。霍查在大会上作的工作报告中,以不切实际的方式高度评价了苏联的作用。他说:“在任何时刻,伟大的苏联、尊贵的和亲爱的斯大林同志、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拯救了我们党和我国人民。……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永远不会忘
21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记这一切,并将至死忠于苏联。“他还说:”我国人民和我们党……把它们取得的所有胜利都归功于伟大的苏联、列宁—斯大林的光荣的布尔什维克党和所有时代最伟大的天才约。
维。斯大林“。他进而把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称作是”我国人民生活中的三大要素“。他在要求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同时,强调”要首先学习布尔什维克共产党历史“
,“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等著作。
正是在这次代表大会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就按照斯大林的观点明确规定了两大方针。第一,在政治领域,它强调“我们党将领导阶级斗争,这种斗争不是越来越削弱,而是变得日益尖锐”。第二,在经济领域,它提出要“把实现国家工业化和电气化当作重要目标”。
二、第一个五年计划及其执行结果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解放初期的一系列经济改造措施为有计划、按比例地发展经济创造了条件。自1951年起,阿尔巴尼亚开始执行五年计划。
劳动党“二大”
(1952年3月31日~4月7日)通过的“一五”计划把“以更快的速度继续建设社会主义经济基础”
列为主要经济目标,要求在“一五”计划结束时,“使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成农业工业国”。
开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虽然把发展重工业放在优先R位置,但在执行过程中还是注意到本国的实际情况,认为阿尔巴尼亚不需要也不可能发展重工业的所有部门,因为国家在经济上和技术上不可能做到这一点,并且可以从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取得必要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12
的机器设备。当时,它把那些拥有自然资源的、能提供较多经济效益的重工业部门列为发展的重点,其中包括矿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和建设材料工业。应该说,这有它正确的一面。但在工农业关系中,“一五”计划过多地重视工业而忽视了农业的发展。计划规定,这5年中工业年平均增长率为277%,而农业为11%;对工业的投资比1946~1950年增长B2倍,而对农业的投资只有1倍左右。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还开始执行高速度、高投资和高积累的经济建设方针。
计划的执行结果表明,仅1951和1952年就出现了农业明显滞后、工农业之间不平衡进一步扩大的状况,农业主要指标,特别是粮食生产,增长速度严重放慢,畜牧业生产明显下降。这一切导致整个国家计划没有完成,在增进劳动人民的福利方面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实际情况说明,当时为工业部门规定的发展速度超过了实际可能,新工业项目的建设也超出了现实力量的范围。据估计,仅为这些项目的建设增加的劳动力,平均每年要增加26万人左右。显然,抽调B这么多的劳动力,首先对农业是不利的。与此同时,农业投资过少,它甚至少于用在运输系统的投资。其他,农业税过重、严重旱灾、经济作物挤占粮食作物播种面积、城市居民增长过快、国家机关过度膨胀等主客观因素,都对经济的正常发展产生了不利影响。
面临这样的严峻形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1953年3月召开中央全会,决定采取措施,消灭发展农业和提高农业生产的障碍。
接着,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采取了一些落实措施。
它重新审查了“一五”计划的主要经济部门的投资比例,取消
41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了计划中的某些工业项目,放慢了另一些项目的建设速度,把工业缩减下来的大部分资金用于农业方面。
部长会议还决定,把1949~1952年4年中农民在向国家交售粮食和其他农畜产品方面的拖欠部分全部免除,此外还增加了农业贷款,减少或免除了一部分农业税和其他税款,降低了农具的售价,提高了棉花、烟草、甜菜和油橄榄的国家收购价格,精简了国家行政机关和群众组织的人员。
这些措施产生了显著的效果。
1954年,工业生产计划超额完成,播种面积和粮食产量也有所增加,畜牧业减产的趋势止住了,牲畜头数也有所增加。
“一五”
计划执行结果如下:1955年工业总产值比1950年增长179%,比1938年增长105倍;工业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约435%。
1955年比1950B年增长53%。尽管如此,工农业生产实际上都没有完成计划任务,例如,工业年增长达228%,这是东欧国家最高的工B业增长率,但仍低于计划规定的指标约5%,而完成生产计划较差的正是对阿尔巴尼亚经济举足轻重的石油、铜矿、建筑材料和食品工业部门。农业生产的情况也不能令人满意,年增长率为56%,农畜产品供应明显短缺,结果国家不得不进B口大量粮食。这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三大”不得不承认,在农业方面有过缺点和错误。
显然,阿尔巴尼亚经济在这5年经历了一条曲折的道路,教训是不少的。但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只是就事论事地处理问题,结果,问题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在以后一定的历史环境中反而变得更加严重。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第三次代表大会(1956年5月25日~6月3日)上宣告,“第一个五年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12
计划期间,把阿尔巴尼亚从落后的农业国变为农业工业国这个主要经济任务已经基本完成“。
第二节 尖锐复杂的党内斗争
一、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斯巴修案件经过40年代“佐治案件”这场惊心动魄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基本上形成了以恩。霍查为首的领导核心。当时,这个核心的主要成员有:屠克。雅科瓦、穆罕默德。谢胡、贝德里。斯巴修、希斯尼。卡博、利丽。贝利绍娃、贝基尔。巴卢库等。值得一提的是,建党会议上选出的临时中央委员会7名成员,至此仅剩下霍查和雅科瓦2人,而消失的5人中,只有捷玛尔。斯塔法是在战争中牺牲的。
然而,围绕“佐治案件”展开的斗争到此并没有完全结束,因为在长达4年多的尖锐复杂的斗争中,无论是在194年10月培拉特二中全会上和以后的几次中央全会上,还是在第一次代表大会上,对霍查的主张、对“佐治案件”的处理等等,阿党内并不是一致的,甚至有的中央委员曾经接受和支持过佐治的观点,而事后正是这些人为霍查所不容。有资料说明,除了在“佐治案件”中明确站在霍查一边的干部以外,几乎所有过去的中央委员在“一大”上都没有被选入中央委员会。不仅如此,正是这些干部,几乎无一幸免地成了以后一连串党内斗争的对象,一个个地被清洗出党。这些“案件”还往往牵涉大批党政干部,株连之广更是无以数计。
例如,仅1950~1951年,就在审查党证的名义下开除党员
61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376人,占当时党员总数的8%左右。
1953年,在清理干部队伍的过程中,在中央各部委清除5235人,在各区和各企业清除2529人。
50年代初,这些本来已很复杂的党内斗争局面又增添了两大阵营之间的斗争日趋激烈这一国际因素。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一方面强调阿尔巴尼亚在地理上是在敌人的包围之中,提出“要一手拿镐,一手拿枪建设社会主义”
①的口号;另一方面强调阶级斗争正日趋尖锐,认为“右的危险,机会主义的危险是我们党的最大危险”。
②正因为如此,霍查在工作报告中提出,“要激烈地、正确地和全面地把阶级斗争进行下去”
,在党内则“要激烈地、毫不妥协地开展反对机会主义的斗争”。
就在这种错综复杂的背景下,从1948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一大”起到50年代初短短数年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反党案件”接连不断,仅霍查在党的“二大”上作的工作报告中就公开提到这样一批干部:屠克。雅科瓦、马诺尔。科诺米、戴奥多尔。海巴、萨利。奥尔默尼、贝基尔。恩多、卡赫雷曼。于利、哈桑。吉纳、奈吉普。文查尼、金。
马尔库、巴约。伊斯拉米、阿别丁。谢胡、尼阿齐。伊斯拉米、徐居里。凯莱齐等。他们中间不少人是过去的或现任的中央委员、中央候补委员,乃至中央政治局委员,是政府部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二大”关于“一五”计划的报告的决议》,1952年4月通过,载《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文件集》第2卷,1961年地拉那出版,第154页。
②同上,第138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12
长或高级军官。他们的罪名几乎全都是“不同意党的路线”
,“犯了右倾和机会主义错误”。这中间,最典型的该是“屠克。雅科瓦和贝德里。斯巴修案件”了。
屠。雅科瓦曾是斯库台共产主义小组参加建党会议的代表。并被选入临时中央委员会。在党的11中全会(1948年9月)上继佐治之后任中央组织书记。他在1951年和1955年两次遭到党内批评和处分。
当时,霍查坚持认为,阿尔巴尼亚正处于敌对国家的包围之中,阶级斗争不是在缓和而是在激化;必须加强高指标的计划经济,优先发展重工业。雅科瓦则认为,阿尔巴尼亚没有受到外国的任何威胁,党对“机会主义”的斗争和对“阶级敌人”
采取的措施是不正确的,并主张为这些人恢复名誉;批评当时的计划是不现实的。他还认为,“恩。霍查不是我们党的创始人”
,①党的路线是不正确的,因此,要“重新审查党的整个政治路线和组织路线”
,②改组党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委员会。
1955年6月中央全会认为,雅科瓦是把斗争矛头针对霍查本人。企图推翻党的现领导,而由他自己充当党的新领导。
雅科瓦的另一个观点是,党的“一大”关于建党前3个共产主义小组的结论是错误的,应予修正。以霍查为首的劳动党一贯认为,3个共产主义小组都有错误,只有霍查所在的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全会关于雅科瓦和斯巴修的敌对反党活动的决议》,195年6月17日通过。
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72页。
81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科尔察小组是比较正确的。但是,曾经是期库台共产主义小组成员的雅科瓦不同意这个结论。
1955年,这成了雅科瓦的反党罪行之一。
在这场斗争中,雅科瓦得到了党中央委员、政府文教部长贝德里。斯巴修的支持。
在1951年2月召开的九中全会上,雅科瓦被谴责犯了机会主义错误,被撤销中央书记的职务,并被开除出政治局。
但斗争并没有结束,在1955年6月召开的党中央全会上,雅科瓦和斯巴修都被谴责犯了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错误,雅科瓦被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此后不久,又被开除出党。斯巴修被立即开除出中央委员会和清除出党。
就在这两人消失的同时,另有两个人物取代他们登上了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的中心。一个是穆。谢胡,他继雅科瓦之后成了阿尔巴尼亚的第二号人物;1954年7月,霍查辞去部长会议主席职务,由谢胡接任。
另一个是拉米兹。阿利雅,他从劳动青年联盟中央第一书记接任斯巴修的职务,当上了文教部长。
二、“地拉那市党代会事件”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20大。
这次大会以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当时的社会主义阵营中出现了思想混乱,但也提出了一些值得思考的新课题。不少东欧国家开始重新审理以往的“反党案件”
,并对有些案件进行平反。这些问题也提到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面前。
这一切集中反映在地拉那市党代表会议(1956年4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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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会上有代表提出,党的领导和路线有错误,批评党内存在着官僚主义、特权、腐败和个人崇拜,要求为马利绍瓦、雅科瓦等人平反。他们主张劳动党,特别是即将举行的党的“三大”
,应该按照苏共20大的精神重新审查党的路线,并追究某些领导人的责任。显然,他们把矛头直指霍查和以霍查为首的党中央。
当天,霍查夫人涅什米叶坐车赶到发罗拉,把正在那里休假的霍查请回了地拉那。次日,霍查亲自率领全体政治局成员到会处理这一事件。他指责这些人是“反党分子”
,是企图修正党的政治路线,改变党的方针,“重新夺取失去的地位,……攫取党和人民政权的领导权”。
①会后,他认为,这是“由南斯拉夫公使馆在幕后策划的”阴谋。
②当时,有27人被捕入狱,而地拉那市委第一书记、谢胡夫人费契莱特不久也被撤职,并在党内受警告处分。
第三节 为在阿尔巴尼亚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二五”计划(1956~1960)
一、第二个五年计划及其执行结果“二五”计划是劳动党“三大”通过的。
“二五”计划提出,要在阿尔巴尼亚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建成社会主义经济基础,意味着在政治上巩固无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85页。
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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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阶级专政;在思想上给劳动人民的思想觉悟和世界观带来显著变化;在社会经济上消灭剥削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以及城乡矛盾。其具体任务是:主要依靠充分地利用现有的生产能力和调动内在潜力来发展工业,特别是采矿业;主要通过农业生产的社会主义改组来迅速发展农业;改善人民的物质状况和提高人民的文化水平。计划规定,工业生产总值将增长92%,平均每年增长不少于14%,其中将加速发展石油、铬矿石、煤和电力生产。
“二五”计划要求农牧业生产,特别是粮食生产,有一个明显的发展。计划还要求进一步解决所有制问题,特别是决定把扩大农业合作化作为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最主要的任务,要求在1960年以前在全国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
正是在这些方针的指导下,在阿尔巴尼亚的国家生活中,政治和思想意识因素越来越突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强调要保证社会主义道路战胜资本主义道路,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为此要求加强公有制和加速实现农业合作化;与此同时,片面夸大取得的某些成绩,甚至为它们所陶醉,进而产生了脱离实际的急躁、超前和好大喜功的心态。
试举二例:其一,1957年,阿尔巴尼亚的工农业生产取得了一些成绩,工业总产值增长了26%,农业产值增长了15%。
劳动党为此欣喜若狂,忘乎所以,立即认为国内还存在着巨大的尚未被利用的潜力,应予以挖掘和用来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并在1958年2月决定提高“二五”计划的全部指标,其中仅农业生产总值一项提高了约17%,基本投资也有显著增长。
其二,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1957年标志着农业合作化的根本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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折,社会主义成分已在农业中占优势地位,于是就要求进一步加快农业合作化的进程。
1959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宣布基本上实现农业合作化的同时,又马上提出,要通过并社来扩大合作社。
根据阿尔巴尼亚官方公布的材料,“二五”
计划超额完成了,特别是工业、运输业、基本投资和基本建设的任务都大大地超额完成了。
4年零9个月就完成了工业总产值,1959年就达到了规定要在1960年达到的工业生产水平。1960年工业总产值比1955年增长12倍,比1938年增长24倍。
1960B年,工业占国民收入的40%左右,工业生产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63%(原计划为14%)。
5年建成53个工业项目。
1960B年的农业产值比1955年提高了25%,耕地面积扩大了13%。
除小麦外,各种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都有了提高。农业生产的平均增长率为9%。
二、强化公有制和加速农业合作化自劳动党“一大”起,特别是进入50年代以后,由于片面强调国家生活中政治和思想意识因素的作用,颠倒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辩证关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不顾本国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广大群众的承受能力,急于超越社会发展阶段,力图尽快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
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55年12月中央全会决定加快农业合作化速度,1956年把农业合作社的数目增加一倍。
结果,仅1955年12月至1956年5月15日就新成立合作社376个。
1956年底,全国农业合作社总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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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达881个,占农户总数的319%、耕地面积的286%。
1956B年5月,在党的“三大”上,霍查把解决生产资料的所有制问题确定为“二五”计划期间的基本任务。他认为,“过渡到对农村进行社会主义改造这一新阶段的政治、组织、经济的一切条件已经具备”
,①从而宣称“第二个五年计划将是……
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农业集体化的五年计划“
,②要求到1960年在全部平原地区和部分丘陵地区实现集体化,在山区主要建立共耕社和畜牧业合作社。这样,实际上采用行政命令和群众运动的手段,1957年在全国农村形成了一个农业集体化高潮。
1959年底,全国已有农业合作社1829个,占农户总数的719%、耕地面积的831%(“二五”计划原定70%)。
据B此,阿尔巴尼亚宣布提前一年基本上实现了农业合作化。但是,劳动党不给广大农民和农业生产本身一点喘息时间,在1959年初就提出要把以村为单位的小社合并成几个村联合组成的大社。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还把城市的消费合作社和农村的供销合作社全部并入了国营商业系统,从集体所有制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同时,把个体手工业者组织起来,成立了手工业合作社,把私营小商贩组织起来,成立了合作商店。
就在这基础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布,已经基本上消除了多种成分的经济,并代之以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人民出版社1971年版,第290页。
②霍查在劳动党“三大”上作的工作报告,1956年5月25日,地拉那1956年版,第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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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宣布,1960年,社会主义成分占工业总产值的99%,占农业总产值的80%,占批发商业的10%,占零售商业的90%。
国民收入的近90%来自社会主义成分。这样,党的“四大”
(1961年2月13~20日)宣称:“无论在城市还是在农村,都已经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
,“阿尔巴尼亚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历史事实说明,在50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经过一连串的“反右斗争”
,走上了一条“左”的道路。国家建设中的超越阶段和“一大二公”就是这一倾向的典型表现。
第四节 阿苏关系
50年代,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全面倒向苏联,对苏联、苏共和斯大林称爹喊娘,奉若神明,苏共20大前后,更是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
1952年3月,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二大”
的讲坛上,霍查就称苏共为“母亲党”
,叫斯大林是“尊敬的父亲”。霍查在向苏共20大致贺词时也说:“苏共是教育我们的母亲。”
1956年11月8日,在庆祝劳动党成立15周年、十月社会主义革命39周年大会上,霍查在讲话中再次称苏共是“我们党的母亲和导师”。
1957年4月26日,在地拉那欢迎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苏回国的群众大会上,霍查在结束长篇讲话时激动地高呼:“慈母般的苏联共产党万岁!”颇具讽刺意味的是,即使在阿苏矛盾已经公开化的1960年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霍查仍然承认:“我们党一贯把苏共称作母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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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
当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在高度评价苏联和苏共作用的时候,多次强调苏联的经验“是有普遍意义的,对大家都是十分需要和必不可少的”。
①在1957年2月的党中央全会上,霍查强调说:“一个人、一个党或者一个国家,他对苏联的态度,对苏联在社会主义阵营和整个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作用的评价,对苏联经验的普遍意义的评价,比任何别的标准都更好地确定着这个人,这个党或者这个国家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本身在政治上和思想上采取什么态度”
,而“在这个原则性的大问题上,我们党没有犯过错误,也不会犯错误”。
对当时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来说,至少在公开的言论中,阿苏关系是美好无缺的。
1956年发生了匈牙利事件和波兹南事件;同年10月30日,苏联政府发表了《关于发展和进一步加强苏联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友谊和合作的基础的宣言》;11月3日,阿尔巴尼亚政府发表了《关于阿尔巴尼亚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之间关系的声明》。
阿尔巴尼亚政府在声明中十分明确地肯定说:“我们同苏联的关系……
从来没有过错误和歪曲,没有过各人民民主国家对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内政进行丝毫干涉的迹象。“在1957年2月的中央全会上,霍查重申:”我们党曾经声明,我们同苏联的关系一贯是正确的,没有发生过错误。“同年4月,霍查在阿驻苏大使为阿尔巴尼亚党政代表团访苏举行的宴会上再次强调说:”在任何时候,在任何问题上,即使是在最小的问题上,
①《霍查在1960年81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上的讲话》,地拉那1970年版,第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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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都没有干涉过我们的内政。在我们的关系史上,我们不知道有任何分歧或误会的时候。“
对苏共20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更是作了种种颂扬和全面肯定。
就在苏共20大的讲坛上,霍查在贺词中称20大是“我们的大学校”
,认为它提出的问题“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他还说:“尼。赫鲁晓夫同志提出的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原则性的理论问题,对人类争取和平与建设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斗争,是不可估量的财富;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宝库,是一个卓越的贡献;对世界无产阶级、对劳动人民和全世界一切为人民事业而斗争的进步的人们,是个强大的支持和明灯。”
在苏共20大闭幕后3个月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三大”
(1956年5月)
讲坛上,霍查在工作报告中一开始就声明,阿党“三大”是“按照苏共20大极其珍贵的决议”精神召开的。接着,他对苏共20大的主要论点逐个进行了评论,明确表示完全赞同和拥护。在这方面,霍查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和阿南关系的阐述和表态可算是最为典型的了。
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问题,霍查在报告中说:“斯大林的大错不仅仅在于接受了对他的赞颂和吹捧,并且还在于他支持和助长了这些反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个人崇拜和无视苏共中央政治局成员的正确批评和劝告以及无视党的准则,导致了斯大林同志的错误。……斯大林同志表现了思想上的片面性和脱离群众。”他还说:“我们党和我国人民赞同对个人崇拜所进行的勇敢的原则性斗争。”
接着,他联系本国的实际,作起“自我批评”来了。他承认“对斯大林同志的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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崇拜,在我们党和我们国家也有其十分突出的表现。“
他还说:“在我国,在夸大对领袖个人,尤其是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总书记个人的崇拜方面,党的宣传工作也采取了同样可恶的、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精神的形式。在这方面,我们党和国家的宣传工作,通过报刊、广播、群众集会,开始过分地、不遵循马克思主义的道路,强调个人和领袖的作用,并对他们冠以不正确的形容词,加以夸大。没有疑问,党的宣传工作的这种活动削弱了党的工作,也多少削弱了群众的作用和党的领导作用。”
此后,即1956年11月,霍查在一次群众集会上再次肯定,“为消除个人崇拜的有害后果而进行的斗争,是正确的和健康的。”在1957年2月的中央全会上,霍查认为,“斯大林的个人崇拜的传播,带来了严重的错误,多次践踏了苏维埃法制,因此,苏联共产党正确地批评了斯大林的错误”。
在谈到阿南关系时,霍查承认错误说:“我们党支持了情报局的决议。我们过去和现在都承认,……我们受了卑鄙的帝国主义代理人贝利亚反南斯拉夫挑衅的蒙骗”
,“我们使用了间谍贝利亚反对南共和南斯拉夫的没有根据的指责。”
他反复说:“这些指责是不正确的,我们方面在这些问题上犯了错误”
,“我们党承认它所犯的错误。”霍查还认为,斯大林“在南斯拉夫问题上支持和鼓励了一条错误的路线”。与此同时,他表示,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将“把痛苦的过去埋葬掉,加强我们两国和两党之间的友谊再也没有任何障碍了”。
50年代可说是阿苏关系的顶峰时期。这时期,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内政外交实践中紧跟苏联。在经济领域,阿尔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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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亚获得苏联的不少援助。
据统计,从解放到1960年的10多年中,在苏联的援助下建成了中小型工矿企业21个。
从解放到1956年,苏联给阿贷款总数约422亿旧卢布,1957年改B为无偿赠送;同年又新提供粮食贷款310万旧卢布;1959年阿苏达成了苏向阿提供3亿旧卢布长期无息贷款的协议。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60年代却说,即使在50年代,在不少重大问题上与苏共之间已经产生了原则性分歧。
这些问题主要包括对斯大林个人崇拜、阿南关系、苏南关系、波匈事件等。这些分歧最后导致60年代初阿苏关系的破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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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的探索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建立
情报局决议通过后,苏联和东欧国家对南斯拉夫进行政治围攻、经济封锁和军事挑衅。
迁到布加勒斯特出版的情报局机关刊物《争取持久和平,争取人民民主》连篇累牍地载文指责南共领导是“社会主义的叛徒”
、“帝国主义的走狗”
、“实行法西斯警察统治的杀人匪帮”。
苏联和东欧国家报刊肆意攻击和诽谤南斯拉夫的政策和现实。
实行经济封锁和贸易制裁是企图扼杀刚刚从战争中恢复的南斯拉夫经济。
1947年和1948年初,南与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占到其出口的529%和进口的493%。
情报局决议通过B后,苏联单方面撕毁和中止贸易协定,贸易额减少78,到A1949年下半年贸易关系完全中断。
东欧国家紧跟苏联之后也相继削减和断绝对南贸易。苏联停止执行贷款协议和拒绝供应机器设备,使南很多建设工程被迫停工。苏联中断原材料和零部件供应并拒绝接受南出口产品,使南许多企业减产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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产和陷入困境。
1949年9月底和10月初,在短短的一周内,这些国家废除了与南签订的友好、互助和合作条约。匈牙利乘机停止支付对南的战争赔款。1950年和1952年南又遇到严重的旱灾,谷物大量减产,不得不靠进口粮食来渡过难关。
在苏联的指使下,南斯拉夫东面和北面的邻国在边境集结军队,挑起事端,甚至发生武装冲突。南被迫增加国防费用,扩大军工生产,并把某些重要的工业企业从可能受到军事威胁的沿边地区迁到山区。
这一切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1950年的社会总产值比1949年下降956%。
1947年开始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有搁浅B的危险(后延长一年到1952年完成)。铁托后来说,经济封锁给南造成的损失达429亿美元,增加的国防开支和其他开B支是1407亿美元,自然灾害的损失是88亿美元,三项合B计是2716亿美元。
B在这种危急的关头,南全国军民在南共的领导下团结一致,坚决顶住压力,维护国家的主权和独立。同时着手改革战后建立的高度中央集权的经济和政治体制,探索新的发展道路。
1949年南共领导就考虑要依靠广大劳动者的政治热情和生产积极性来发展生产和克服困难,提出要加强工人在企业中的作用,酝酿成立某种便于工人参加管理的机构。
夏季,铁托在斯普利特和部分政治局委员商谈后决定,在企业中贯彻工人自治的方针。根据战时解放区的职工在资本家遗弃的工厂中自行组织和管理生产的经验,决定建立工人委员会,把工厂交给工人管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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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9年12月23日,南工会联合会主席久。萨拉伊和联邦经济委员会主席鲍。基德里奇联合发布了《关于在国营经济企业中成立工人委员会和开展工作的指示》。
12月31日在斯普利特附近的索林“老战士”水泥厂选出了第一个工人委员会,这是实行工人自治的开端。接着在全国第一批重点企业中(总共215个)陆续建立了工人委员会。
1950年6月27日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劳动集体管理国营经济企业和高级经济联合组织的基本法》,通过《工人委员会法》。
铁托在论述这一法令时说,法令实现了工人运动的行动口号——工厂归工人,它是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建设发展的合乎逻辑的结果。
“今天,我们自己在我国建设社会主义。
我们不再照搬任何套套,而是以马克思主义科学为指南,考虑到我国的特殊条件,走我们自己的路。“
铁托把实行工人自治与国家消亡联系在一起,说国家消亡“首先是从其‘经济职能’、由生产者管理生产、由经济职能逐渐从国家转到工人集体开始的,不过不是跳跃的,突然的,而是逐渐的,否则会导致无政府状态。”
1950年7月22日南斯拉夫联邦政府发布了《选举工人委员会和管理委员会的指示》。
工人委员会在全国各地的国营经济企业中普遍地建立起来,到10月已成立了7136个,有委员15166人。
随着工人自治制度的迅速推广和关于国家的经济职能首先逐渐消亡的思想的贯彻,南斯拉夫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发生了重大变化,总的趋势是非集中化和民主化。
在经济体制改革中,国家所有制改变为社会所有制,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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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取消了国家机关对基本生产资料的直接管理。中央国家经济管理机关的权力不断削弱,有的下放给共和国和地方,有的直接下放给劳动集体。实行自治的商品经济,企业的产品作为商品通过市场进行交换。集中统一的指令性国家计划改为社会计划,它是对国民经济发展的一种预测,规定社会、经济、文化等方面的发展政策和任务以及各部门的比例关系,对企业的经济活动只起指导作用。价格在原则上根据市场的情况自由形成,基础工业品和主要农产品的价格受国家控制,国家通过税收、信贷、关税、补贴等手段对市场进行调节。收入分配制度也发生了重大变化,企业独立支配的部分逐渐增大。
与此相适应,政治体制也进行了重大改革。首先,联邦大力精简机构,减少人员。
1949年底和1950年初,联邦政府把纺织、皮革、橡胶等轻工业部门以及煤矿和电力部门交给共和国管理。
1950年4月取消了三级经济管理体制,撤销了联邦主管经济的7个部,联邦只设协调各经济部门工作的委员会。
1951年4月联邦政府把它直接领导的最后108个企业全部下放给共和国和地方,从此联邦机关不再在业务上直接领导国内任何一个企业。同时联邦管理机关的工作人员也由1948年的47310人减为1956年的10328人。
其次,实行党政分开和限制兼职。
1950年6月南共中央的指示信规定实行党政领导干部职务分开,并建议从地方上做起,要求县委书记不再兼任政权机关的领导职务,村基层党组织的书记不再兼任村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
1952年党的“六大”肯定了这一做法,报告中说,把过去集中到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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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个人身上的党的职务和人民政权中的职务分开,取消多余的党的专职干部和行政干部,所有这些措施都大大有助于改善党组织和领导机关的工作作风和工作方法。党政领导职务分开,党组织不干预具体的行政业务工作,就能更好地发挥党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引导作用,保证各行政部门充分地行使职能。
再次,为了加强司法对行政的监督,南斯拉夫在1952年通过了《行政诉讼法》,规定公民和法人在其合法权益遭到行政机关侵害时,可以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由法院进行裁决。
这对于加强法制、保护劳动者的合法权益、防止行政机关的违法乱纪行为,具有重要意义。
在进行国内改革的同时,南开始疏通和改善与西方国家的关系。
1948年7月,南斯拉夫和美国经过协商决定,南同意赔偿被收归国有的美企业资产和偿还旧国债共1700万美元,美国同意解除南在美被冻结的黄金和资产(值450~500万美元)。
美英法相继向南提供出口信贷。
南用有色金属向西方换取钢铁、橡胶、镍、马口铁等急需物品。美国解除了对南的旅游禁令,两国人员往来日益频繁。南不仅从西方国家和国际复兴开发银行获得巨额贷款,还得到美国提供的大量剩余农产品以弥补国内的粮食短缺。
1951年4月南美签订《共同防御援助协定》,美开始向南提供军事援助。
1952年3月铁托在一次谈话中说,南已得到10亿美元的贷款。
1949年1月南共中央通过加紧农业合作化的决议后,以政治运动的声势和给予优待的方式(入社农民可以免除义务交售和捐税负担)发展合作社。不少农民在党团员亲友的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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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下勉强入社。到1951年4月30日共有农民劳动合作社6972个,入社农户351万户(占农户总数的147%)
,入社B耕地1903万公顷(占耕地总面积的194%)
,在伏伊伏丁那B和马其顿的主要农业区,入社农户和耕地已接近50%。这种以政治运动的压力推行的合作化,严重地违反自愿原则,大大地挫伤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在察津地区曾爆发了农民大规模骚乱,不得不动用军队来平息。
1949~1952年农业的播种面积和谷物产量都没有达到1948年的水平。尤其是1952年的大旱,使小麦的产量只达到战前水平的69%,玉米只达到342%。严酷的现实促使南共联盟中央重新审议农村政B策,而且农村中强行维持的合作社制度与城市中大力推行的工人自治制度极不协调。
南共联盟中央在1953年3月发布决议,准许农民自由退社,同时对农民劳动合作社进行整顿①。
1952年11月2~7日举行了南共第六次代表大会。
大会总结了实行工人自治制度的初步经验,认为工人管理企业和劳动人民自治是社会主义社会关系发展中的转折性事件,同时批判了苏联高度集权的官僚主义理论和实践。大会确定了党的新的社会作用,认为党是工人阶级和整个社会的思想先锋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争取新的社会主义自治关系的基本指导力量。
“南共在自己的工作中不是而且也不能是组织国家生活和社会生活的直接的实际领导者和发号施令者”。
党通过政治工作和思想工作以说服教育的方法团结群众为实现
①整顿后这类合作社到1953年底还有1152个,1957年剩下578个,1965年仅剩下7个,以后在统计资料中就不再有这类合作社的数字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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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的路线、方针、政策而斗争。
党员要在群众中作出榜样。
大会决定把党的名称改为共产主义者联盟,以便与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党的名称一致。
第二节 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向广度和深度发展
为了适应实行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后的新形势,肯定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的成果并推动其进一步发展,联邦国民议会在1953年1月13日通过了《关于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社会和政治制度的基础和联邦国家政权机关的宪法性法律》,这实质上是战后南斯拉夫的第二部宪法。宪法性法律明确指出南斯拉夫是社会主义国家,规定“生产资料社会所有制,经济部门生产者自治,市、县和区劳动人民自治,构成全国社会制度和政治制度的基础”
,“保证劳动人民在教育、文化和社会福利各方面的自治”。
联邦国民议会设两院:联邦院和生产者院。
原来的民族院,代表人数减少,并被并入联邦院,与联邦院代表一起开会和表决。民族院的代表一般不单独举行会议,只有在讨论修改宪法,通过联邦经济计划,改变联邦和共和国之间的关系等问题时,才单独开会和作出决定。为了加强生产者在国家权力机关中的作用,各级议会都设立生产者院。宪法性法律撤销了联邦国民议会主席团,设立共和国总统的职位,总统行使国家元首的职权。设联邦执行委员会以代替南斯拉夫政府。总统和联邦执行委员会都是联邦国民议会的执行机关,负责贯彻执行议会通过的政策和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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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执行委员会主席由总统兼任。设各联邦国务秘书处以代替各部,行使行政管理职能。
1953年宪法性法律实施后,自治社会主义制度不断地向深度和广度发展,一方面劳动者在企业中的自治权不断扩大和深化,另一方面自治越出企业的范围,日益朝着地方自治和社会自治的方向发展。
这时出现了无政府自由主义倾向。负责思想宣传工作的南共联盟中央书记、中央执行委员和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米洛万。吉拉斯在1953年底和1954年初在《战斗报》和《新思想》杂志上发表一系列署名文章,在批判斯大林主义、反对官僚主义势力和发扬民主的幌子下,要求取消“党的垄断”
,实行多党竞争,成立像“辩论俱乐部”
、“自由人同盟”之类的组织。他说“像现在这样的共产主义者联盟”
,是民主的主要障碍,也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主要障碍,“列宁主义式的党和国家(以党为基础的独裁政权)已经过时了”
,“此刻所需要的是党对社会生活垄断的削弱”
,“党、青年工作者和其他方面的专职工作人员是多余的,他们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制度”。他要求把“官僚主义的形式改变为真正民主的形式”即实行多党竞争。
吉拉斯的文章在党内和社会上引起思想混乱。
1954年1月16~17日召开了南共联盟六届三中全会,会上严厉地批判了吉拉斯的错误,撤销了他的党内一切职务。会后吉拉斯辞去了联邦国民议会主席的职务。
吉拉斯事件后,南共联盟中央作出决定:领导人未经授权发表的言论和文章,只代表他个人的观点,由他个人负责,不是他所在的领导机关的意见和决定,下级机关没有执行的义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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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政治和经济体制改革以更稳健的步伐向前发展。
1953年进行了扩大再生产资金分配的改革。
原先联邦掌握投资总额的绝大部分(779%)
,1953年骤减为161%,1954B年恢复到410%,以后又逐渐减少到1956年的306%。共B和国、县和区三级原先不掌握投资,1953年掌握投资总额的一半(497%)
,以后陆续降到1956年的228%。各经济组B B织和其他组织掌握的投资由1952年的221%上升到1956B年的454%。这说明投资权逐渐从联邦向共和国、地方和企B业转移。
50年代中期进行了地方政权机构的改革,贯彻了自治体制。
1955年6月16日联邦国民议会通过了《关于市和区(公社)的组织通则》,决定把市和区(公社)的地域扩大,加强地方自治,使各区(公社)
能更加独立自主地发展生产力,满足居民的物质和文化需要。当时把4052个区合并成1479个新区,1957年又进一步合并成1193个区。
南斯拉夫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关系,经过长期紧张、对抗和冲突之后,1953年起开始松动和好转。
3月斯大林去世后不久,苏南双方开始接触和商谈恢复两国正常关系的问题。
6月双方同意互派大使,接着东欧国家也和南恢复了正常关系。1955年5月26日赫鲁晓夫率苏联党政代表团访问南斯拉夫,他对1948年的情报局事件表示遗憾,说当时指控南领导人的材料都是“人民的敌人和帝国主义代理人所捏造的”。
6月2日两国领导人签署了《贝尔格莱德宣言》。
《宣言》确认了两国关系和国际关系的下列原则: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相互平等、和平共处、不干涉内政;发展双边经济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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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和国际经济合作;停止一切散布不信任的宣传和虚伪报道;谴责一切侵略以及政治上和经济上的霸权;维护世界和平,防止战争危险。
1956年4月情报局解散。
6月铁托率代表团访问苏联,与苏联领导人签署了两党联合宣言。宣言强调,各国国情不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也不相同,任何“把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人的倾向都是不能容许的”。
宣言规定,两党的合作“应以完全自愿和平等为基础,以善意的批评和就有争议的问题同志式交换意见为基础”。
当时南斯拉夫与苏联东欧国家的政治、经济、文化联系有很大发展,南获得了许多经济援助和技术援助。
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对外政策发生了重大变化,即由结盟政策逐渐酝酿和演变为不结盟政策。情报局事件后,南与苏联和东欧国家的结盟关系破裂。
在日益险恶的国际环境中,南除了寻求西方国家的经济援助和军事援助外,在1953年2月与希腊和土耳其签订了为期5年的友好合作条约,1954年8月三国又签订了同盟、政治合作和互助条约,正式建立了同盟关系。但不久以后由于国际形势变化,这种同盟关系逐渐失去意义。
当时在国际上一方面两大阵营对立和进行冷战,另一方面民族解放运动蓬勃发展,新兴国家相继独立。在这种新的形势下,南斯拉夫逐渐形成不结盟的思想,宣传和奉行不结盟的外交政策。
1954年4月中印两国总理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南斯拉夫十分赞赏,铁托曾表示南积极支持这些处理不同制度的国家之间相互关系的原则。1954年12月铁托在印度国会的演讲中第一次提出积极共处的外交方针。南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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赞扬1955年万隆会议的成就,认为万隆精神十项原则与南主张完全一致。
1956年铁托和纳赛尔会谈后,提出不与集团结盟的主张,这是关于不结盟概念的最早提法。
同年7月铁托、尼赫鲁和纳赛尔签署《布里俄尼声明》,提出积极和平共处和努力团结一切非集团国家的主张。
第三节 社会主义自治理论体系的完成和在实践中的贯彻
1956年2月苏共召开了第20次代表大会,会上批判了斯大林时期的个人崇拜和违反法制现象。
会后为30年代遭到清洗的一大批南斯拉夫著名的革命者恢复了名誉。
在苏共20大的影响下,1956年夏季发生了波匈事件。
南共联盟对波兰事件的顺利和平解决表示赞赏,对匈牙利事件发展成武装流血冲突表示忧虑,对南斯拉夫被指责为挑动匈牙利骚乱表示愤慨。
南认为苏联第一次武装干涉是不必要的,第二次干涉是“不得已的坏事”
,因为当时有发生国内战争和断送社会主义的危险。
事后南驻匈使馆接受纳吉等人避难,使得南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趋于冷淡。总之,对波匈事件的态度和立场上的分歧,给刚刚改善的南苏关系蒙上了一层阴影。
1957年11月南共联盟派代表团去苏联参加十月革命40周年庆祝活动。南共联盟代表团参加了世界各国共产党代表会议,并在《和平宣言》上签字,但未参加社会主义国家共产党代表会议并拒绝接受《莫斯科宣言》,认为宣言的某些重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32
要内容与南共联盟的观点不一致。南认为各国应根据本国的具体条件和特点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因此不接受关于无产阶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
;南坚持不结盟的外交政策,不愿回到“社会主义阵营”并成为其中的一员;南承认苏联作为最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负有重大的责任,但苏联不能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领导者和仲裁者,不能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内政外交进行干预;南赞同各国共产党之间进行平等的对话,交换意见,但应允许保留各自的观点,南反对情报局之类的合作形式;南不同意把“修正主义”当作国际共运的主要危险,况且对修正主义的批判中包含着对南自治道路的影射攻击。莫斯科会议后,南与苏联东欧国家的关系中产生了新的芥蒂和嫌隙。
在南国内,自治制度继续向前推进。
50年代中期,自治从工厂扩大到商业、旅游业、交通运输业、邮电业。工人委员会已成为管理经济的普遍的组织形式。
1957年6月在《工人委员会法》通过7周年之际,举行了工人委员会代表大会以推动自治的发展。大会要求扩大企业的自治权,改变企业收入的形成和分配方式,更客观和更长期地规定企业对社会的义务,发展工人直接参加管理的形式。
1958年1月在斯洛文尼亚的特尔博夫列煤矿,400名矿工因煤价低下、生产费用上升、个人收入减少而举行罢工,基层工会和共盟组织与工人站在一起。这是战后南斯拉夫发生的首次罢工。罢工坚持了三天,经过谈判,共和国领导答应改善工人的劳动条件和生活条件,罢工结束。
针对这一情况,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会在1958年2月专门开会分析了全
04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国的政治和经济形势,在致全党各级组织和领导机构的信中,号召它们加强责任心和纪律性,关心劳动群众的切身需要和要求,克服各种消极现象。但从此以后,各地工人的经济罢工仍时有发生,60年代后半期起在科索沃少数民方地区还发生了政治罢工。
1958年4月22~26日在卢布尔雅那举行南共联盟第七次代表大会。
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都拒绝派代表团参加。
代表大会通过的最重要的文件是南共联盟新纲领。纲领在系统地总结国际和国内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验的基础上,全面地阐述了南共联盟的政治战略,涉及到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的一系列根本问题。纲领公布后遭到各国共产党的严厉批判,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掀起了反对“现代修正主义”的浪潮。
1960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声明“谴责国际机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变种——现代修正主义者的‘理论’的集中表现”
,说南领导人“背叛了马克思列宁主义”
,“用自己的反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纲领同1957年宣言相对抗”
,“进行着反对社会主义阵营和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破坏工作”。一时乌云翻滚,形势险恶,南再次面临情报局事件后的局面。但南顶住压力,坚定地循着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前进。
1961年3月联邦国民议会通过法律,继续进行经济体制改革,确认了劳动集体在收入分配上的自主权。劳动集体在完成了上缴义务和提取了储备基金后,可以自主地决定把纯收入分为积累、个人消费和集体消费的比例。改革后出现了个人收入增长超过劳动生产率增长、积累率下降、消费基金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42
猛增等现象。于是采取了干预措施,设立各级“贯彻纯收入分配条例委员会”来负责审查分配情况,并加强中央国家机关的作用。当时在如何进一步发展自治制度和如何看待行政干预的作用等问题上,在学术界和党内曾展开热烈的讨论。
随着战后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和帝国主义殖民体系的瓦解,许多过去受奴役的国家取得了独立,它们大都奉行独立自主、和平和中立的政策,反对两大军事集团对峙造成的战争威胁,要求裁军和维护世界和平。
1960年在联合国第15次大会召开之际,铁托、尼赫鲁、纳赛尔、苏加诺和恩克鲁玛举行会谈,倡议召开不结盟国家和政府首脑会议。
1961年6月在开罗的筹备会议上确定了参加会议的五项条件。
1961年9月第一届不结盟国家会议在贝尔格莱德举行,有28个国家参加,包括8亿以上人口和3300万平方公里土地。
不结盟运动进行的维护和平的活动,是缓和国际紧张局势的重要因素。南斯拉夫奉行的不结盟政策为它赢得了崇高的国际声誉。
第四节1963年宪法和南斯拉夫经济建设的成绩
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基础上,1963年4月7日通过了新宪法,这部宪法被称作“自治的宪章”
,“它既是行动纲领,又是行动指南”。
宪法贯彻了南共联盟纲领的精神,卡德尔说,新宪法是“南共联盟纲领为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基础所制定的概念在政治法律方面和组织方面的具体化”。
24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宪法的序言部分论述了南社会主义制度的各项基本原则,其中特别规定了南共联盟的地位和作用:南共联盟是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和在实现劳动者团结一致和各民族团结友爱方面的有组织的引导力量。
宪法把国名由“南斯拉夫联邦人民共和国”改为“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
,突出了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
宪法规定,各级议会既是国家权力机关,又是社会自治机关,各自在所辖的地域内行使广泛的自主权。宪法把科索沃—梅托希亚自治区升格为自治省。
联邦国民议会改称为联邦议会,其内部结构发生了重大变化。为了适应社会自治的发展,联邦议会设五院:联邦院、经济院、组织—政治院、社会—卫生院、文化—教育院。后四个院称为劳动共同体院。民族院仍附设于联邦院内,地位和职权未变。
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的任期为4年,可连任1次,但铁托总统的任期不受限制。新设副总统的职位,副总统任期为4年,不得连任。总统和副总统由联邦议会五院在联席会议上以多数票选出。总统不再兼任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为了维护国家的宪制和法制,在联邦和共和国设立宪法法院。联邦宪法法院裁决国家机关发布的文件是否符合联邦宪法和联邦法律;裁决联邦和共和国之间以及共和国相互之间有关权利和义务的纠纷。
宪法宣布,全体劳动人民具有同等的社会经济地位,自治是劳动人民的不可剥夺的、受到宪法保障的权利,劳动是人的物质生活和社会地位的唯一来源。
宪法限制了国家职务的连选连任,实行轮换制和干部交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42
流。
宪法规定有的职务不得连任,多数职务只能连任一次。
这样做的目的是要贯彻社会主义民主原则,避免国家权力长期集中在少数人手里,防止领导干部职业化和滋长官僚主义,淘汰不称职的或平庸无能的干部,选拔和锻炼年轻有为的干部。
铁托说,这是新宪法中肯定下来的最丰硕的成果之一。
宪法设立联邦会议作为商讨国家政策和研究行政管理机关活动的咨询机构。联邦会议由总统召集。联邦会议的成员由联邦议会联邦院根据总统的建议,从联邦和共和国的现任和离任干部中以及社会团体的领导人中选出。他们都是对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有巨大贡献的老干部。他们可以向总统提出各种建议,或受总统的委托进行某项工作。
1953~1963年是南斯拉夫的各方面工作都取得显著成绩的十年。
1963年与1953年相比,人口增加了1162%,就业人数B从1836万增加到339万,增长了8464%;社会产值增加了B10947%,其中工业增加21609%,农业增加3756%;固B定资产投资增加了15717%,出口增加了32479%,进口增B加了16736%,个人消费基金增长了10348%①。第二个五B年计划(1957~1961年)提前一年完成。
50年代后期南斯拉夫的社会产值、工业和农业的年均增长率都居于世界前列。
10年里文化教育事业也有巨大的发展。
196364学年和A195354学年相比,八年制基础学校的学生增加了1133万,A B增长6135%;中学生增加了262万,增长10845%;大专B①《南斯拉夫统计年鉴1981年》,第8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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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二年制)从475人增至5381人,增加了48630人,增长1024%;大学生增加了5432人,增长10313%①。图书B馆、电影院、文化宫、剧场等都有显著增加。医疗事业也有很大的发展。
当时南斯拉夫的政局稳定,民族关系和睦融洽,人民生活有很大的改善。
但南斯拉夫在贯彻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过程中,过分强调非集中化和权力下放,使联邦宏观调控经济的能力逐渐削弱,开始出现多中心的萌芽。各地的本位主义和地方主义有所抬头,在经济建设中一味向联邦争项目、争投资,结果盖起了一批经济效益很差的“政治工厂”。
①《南斯拉夫统计年鉴1981年》,第98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42
第三编 苏联模式试验的继续:“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概   述
东欧国家经过1948~1960年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社会主义改造,除波兰和南斯拉夫外,都完成了从多种所有制向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的转变,一致宣布“社会主义基础”
已经建立。
1960年东欧国家社会主义成份在国民经济中的比重如下表:国  家工 业农 业商 业国民收入
阿尔巴尼亚988791895898B保加利亚991995994B B B B捷克斯洛伐克100699930B南斯拉夫100145—760B波  兰994108973728B罗马尼亚861819999828B匈牙利973775984906B资料来源:《社会主义国家经济统计数字》,《统计汇编》,1964年莫斯科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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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83、91、10、134页。
在这几年里,东欧的工业化取得了显著进步。
在50年代的10年里,工业年增长率保持在10%以上,其中阿尔巴尼亚高达205%。但是各国的生产水平和生活水平却相差悬殊。
B仅以1960年钢、电力的人均产量和肉的人均消费量说明之。
人均钢产量:捷克斯洛伐克——496公斤,波兰——225公斤,匈牙利——189公斤,罗马尼亚——98公斤,南斯拉夫——78公斤,保加利亚——32公斤,阿尔巴尼亚——0公斤。人均电力产量:捷克斯洛伐克——1791千瓦时,波兰——987千瓦时;匈牙利——763千瓦时,保加利亚——592千瓦时,南斯拉夫——484千瓦时,罗马尼亚——416千瓦时,阿尔巴尼亚——124千瓦时。人均肉消费量:捷克斯洛伐克——57公斤,匈牙利——48公斤,波兰——43公斤,保加利亚——38公斤,南斯拉夫——284公斤,阿尔巴尼亚——142公斤。
B东欧多数国家已由农业国或农业工业国转变为工业农业国。
但一些国家的农业就业人口的比例还很高。罗马尼亚为656%,南斯拉夫为573%,保加利亚为555%。阿尔巴尼B B B亚为农业工业国,农业人口高达70%以上。
东欧国家在建立了“社会主义基础”以后的发展方向是什么?苏共领导人关于苏联社会发展阶段理论的超越阶段的解释给东欧共产党领导人以重大影响。
赫鲁晓夫在苏共21大(1959年)
的报告中指出,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取得了完全和彻底的胜利,苏联面临的任务是建设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到1965年,苏联将在若干主要工业产品的绝对量超过美国的生产水平。
他又在苏共22大(1961年)上提出苏联将在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42
20年内建立共产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勃列日涅夫批判了赫鲁晓夫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
的错误,并在1967年纪念十月革命50周年大会的报告中宣布:苏联已建成为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向全面开展的共产主义社会建设过渡。发达社会主义的概念从此为东欧共产党所接受,“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成为60~70年代东欧各国的奋斗目标。什么是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苏联哲学家布坚科回答说:“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无非还是社会主义,但它不仅是胜利了的和巩固了的社会主义,而且是在各方面都发挥出自己的能量,达到了发达状态的社会主义”。他又说:“如今在保加利亚、匈牙利、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也正在解决建立这种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在上述降了调的但仍属超越阶段思想的指导下,东欧各国仍按旧模式开展社会主义建设。由于粗放经济的因素(劳动力、原料等)逐渐枯竭,集约化经济难于很快建立,60年代工业增长的速度明显放慢,除阿尔巴尼亚、保加利亚、罗马尼亚仍保持在10%以上的年增长率外,波兰、匈牙利和捷克斯洛伐克降到5~8%。
由于继续执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忽视农业和轻工业,以及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各国的经济又出现了不平衡。
尽管如此,工业化仍取得了一定成绩。
1970年人均钢产量如下:捷克斯洛伐克——801公斤,波兰
①A。布坚科:《发达社会主义:实质和问题》,苏联《哲学问题》1976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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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9公斤,保加利亚——212公斤。人均电力产量如下:波兰——1984千瓦时,匈牙利——1408千瓦时,罗马尼亚——1733千瓦时。与此同时,农业中的社会主义成份又有提高。捷克斯洛伐克达到951%,罗马尼亚达到90%,匈牙利B达到87%。

60~70年代,东欧的国际环境颇不美妙。东西方冷战在继续。
赫鲁晓夫追求苏美合作主宰世界,但1960年刚上任的美国总统肯尼迪不承认东欧的现状,而要求“解放”这一地区的人民。
1962年,苏美两国在古巴问题上剑拔弩张,导致了“古巴导弹危机”。
1964年勃列日涅夫上台后,采取咄咄逼人的进攻性战略,同美国争夺霸权。
在苏美争霸的背景下,以色列在1967年6月5日,发动了对埃及等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战争。
苏联本想在经济上赶超美国,但是在军备竞赛的沉重压力下,显得力不从心。苏联经济增长持续下降,赶超美国的梦想破灭。1967年,苏联的国民收入仅为美国国民收入的49%。
60年代,西方国家经历着一场新的科学技术革命。西欧共同体异军突起。
1970年,西欧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已经超过苏联,开始追赶美国。东方的日本迅猛发展,逐渐成为经济大国。世界的两极格局正在向多极格局转变。
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1960年开始的中苏矛盾愈演愈烈。阿尔巴尼亚从亲苏转为亲华。罗马尼亚越来越表现出独
①诺。科沃梅奇克、亚。科塞斯基:《欧洲社会主义国家(1960~1975)
》,华沙1984年版,第89~91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42
立自主的立场。
统一的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
1969年1月,在乌苏里江的珍宝岛,发生了中苏边界冲突。苏联奉行勃列日涅夫主义,即有限主权论,继续控制东欧,阻挠这些国家的改革。控制与反控制、改革与反改革的斗争在苏联与东欧国家之间激烈地进行着。
1968年8月,苏联伙同波、匈、保和民德出兵镇压了杜布切克领导的捷克斯洛伐克改革运动。
波兰在1970年和1980年相继发生了战后第二次和第三次危机。
南斯拉夫拒绝接受“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继续探索社会主义自治的道路,把工人自治扩大为社会自治,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取得了长足的进步。
60年代中期后,由于国家权力过于分散,中央宏观控制失灵,出现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失业、农业发展滞后和民族矛盾等消极现象。南共联盟试图通过新一轮的改革来解决上述问题,但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
05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一章波兰1970年十二月事件和1980年危机
第一节 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1965)和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970)的执行情况
波兰经济学家曾经把1959~1970年称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第二阶段。这几年包括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后两年(1959~1960)和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1965)
、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970)的10年。
第二个五年计划是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三次代表大会提出、经过议会讨论修改在1961年2月通过的。
计划规定:1965年工业生产将比1960年增长50%,农业生产将增长20%,国民收入将增长40%,实际工资将增长23%,就业职工将增长91%(692万)。
B“二五”
计划完成情况不好,只有工业生产略超过计划指标(509%)
,其中生产资料的生产增长595%(计划为B572%)
,就业人数增加了1276万,大大突破了原来的指标,B这充分反映了波兰经济的粗放特点。其他项目均没有完成计划。国民收入增长352%,农业生产只增长145%,实际工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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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只增长8%。
“二五”
计划没有完成的主要原因是投资计划的错误,这是重新运用苏联模式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结果。客观因素是1962~1964年气候不好,农业连续三年歉收。
1962年四种谷物比1961年减少200万吨,即由1540万吨减少到1340万吨。
1963年,猪的头数比上一年减少200万头。政府没有采取相应措施来提高农业和畜牧业的生产(如提高收购价格、增加对个体农民的贷款、发展饲料生产等)
,不得不从国外购买1200万吨的粮食和饲料。由于农产品(包括肉类)和大众消费品的不足,出现了同50年代初期市场供应紧张的类似情况。群众的不满情绪不断增长。
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四次代表大会(1964年6月15日至20日)按原方针制定了第三个五年计划(1986—1970)的指标。
1966年11月议会在通过“三五”计划时作了适当修改,规定的各项指标如下:工业生产增长44%,农业生产增长17%,投资增长38%,国民收入增长34%,就业职工增加150万,实际工资增长10%。
“三五”
计划规定的工业生产和投资任务都超额完成,工业生产增长了495%,投资增长了50%,国民收入增长了B34%,农业生产只增长95%,而计划为17%。投资增长超B过国民收入的增长,保持着很高的积累率:1966年—28%,1967年—274%,1968年—288%,1969年—297%,1970B年—279%。
工业生产和投资增长的高速度(而且高于苏联、B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
,造成了国民经济的严重不平衡,市场上的食品和肉类供应更加紧张。哥穆尔卡要求人民为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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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主义工业化而“勒紧裤带”
,人们把这个时期波兰的经济政策称为“清贫的社会主义”。因为在这10年里,波兰是经互会国家中消费水平提高得最慢的国家,每年实际工资增长仅为15%。
B波兰第二阶段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成就也是明显的。波兰的工业潜力增强了,建立了一批新的工业区:塔尔诺布热格硫磺工业区、普沃次克石油化学工业区、雷布日克煤矿区、普瓦维氮肥工业区、格沃古夫——累格尼察铜矿区、科宁的褐煤和铝矿区。波兰是世界上最大的硫酸出产国之一。波兰的工业布局更加合理,工业区星罗棋布,撒满全国。
1970年,波兰的煤产量达到14亿吨,是世界上最大的产煤国之一。
1970B年电力的产量为645亿千瓦时,1971年人均产量为2134千瓦时,低于捷克斯洛伐克和民主德国,它们的人均产量为3257千瓦时和3870千瓦时。
1970年钢的产量为1180万吨,1971年人均产量为389公斤,而捷克斯洛伐克和苏联的人均产量分别为823公斤和434公斤。波兰在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方面已接近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在消费品生产和生活水平方面却非常落后。每100个波兰居民只有13辆轿车,位居希腊和葡萄牙之后。
每100个居民只有54部电话,B而欧洲每100个居民有112部电话。
波兰人民的住房非常拥B挤,医院的病房很少,远不敷需要。波兰人对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悲观绝望情绪蔓延,自杀人数增加。
1965年有280人自杀,1970年增加到4300人。
第二阶段的社会主义工业化给波兰的社会结构带来了深刻的变化。
1960年,全国人口为2978万,其中城市人口1420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52
万,占全国人口的482%。
1970年,全国人口增加到3259万,B其中城市人口1700万,占全国人口的522%。在农村人口B中,有43%是靠从事非农业劳动维持生活的。
1970年,只有295%的居民靠农业为生。在公有经济中工作的职工达B10435万人。工人阶级成为全国人数最多的阶级。
B在这10年里,教育、文化和科学也获得很大发展。普及了八年制义务教育。
中等教育和高等教育获得进一步发展。
大学生的人数从1960年~1961学年度的1657万增加到B1970—1971学年度的33万。
在战前的波兰,每万个居民中只有144个大学生,而在1970~1971学年度,每万个居民中B则有100个大学生。高等学校从76所增加到85所。新增加了两所综合大学——西里西亚大学和格但斯克大学。1970年,大学毕业的知识分子为65万,比1960年增加了一半多。
工程技术人员几乎增加了1倍,即从232万增加到427万。
B B第二节1970年十二月事件——波兰战后的第二次危机
一、1968年三月事件由于经济困难而引起的群众不满情绪,首先在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中间爆发出来,导致了1968年三月事件的发生。
三月事件还有着复杂的国际背景。
1967年6月,以色列在美国支持下发动了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战争。波兰紧跟苏联同以色列断绝了外交关系。以色列军队的胜利却使一部分波兰犹太人兴高采烈。他们暗中集会,庆祝以军的胜利。他
45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们的行动受到社会舆论的谴责,在波兰掀起了反对“犹太复国主义”的运动。这件事激起了犹太族波兰公民的不满。一部分党员交出党证,退出波兰统一工人党,而一些人被解除公职,约有5500犹太人离开波兰。
促成三月事件的另一个外部因素是1968年初的捷克斯洛伐克政局。
1968年1月,在捷克斯洛伐克掌握政权达12年之久的诺沃提尼被迫下台,以党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为首的改革派,主张奉行独立自主的对外政策,对内实行改革开放,正在酝酿着一场气势磅礴的改革运动。
1968年2月,杜布切克同哥穆尔卡会晤于波捷边界,建议为建立“具有人道主义面孔的社会主义”而共同奋斗,遭后者拒绝。但是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使波兰知识分子受到鼓舞。他们对哥穆尔卡放弃改革深为不满,提出了“波兰需要自己的杜布切克”
的口号。捷克斯洛伐克的政治局势成为三月事件的催化剂。
1968年1月,华沙民族剧院重新上演19世纪伟大爱国诗人亚当。密茨凯维奇的反俄诗剧《先人祭》。该剧的上演,轰动了首都,场场座无虚席。当演员朗诵着激烈的反俄台词时,台下观众也跟着朗诵,全场热烈欢呼。
《先人祭》的演出变成了反苏大示威。哥穆尔卡遂下令禁演。
2~3月间,华沙形势紧张。
华沙大学师生联名上书议会,抗议禁演《先人祭》。波兰作家协会华沙分会对禁演《先人祭》提出了抗议。
3月4日,亚。米赫尼克等华沙大学学生被当局开除学籍。
3月8日,华沙大学学生举行抗议集会并占领校舍,要求取消开除学生的决定。内务部长米。莫查尔派警察包围了华沙大学。学生被驱散,有许多人被捕,其中有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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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成为政治反对派的雅。库龙和卡。莫泽莱夫斯基。在3月8日的反政府行动中,有不少前高级干部家庭出身的犹太族青年学生参加。
3月8日在华沙大学发生的事件,又引发了华沙、克拉科夫、卢布林、波兹南、托伦和弗罗茨瓦夫等城市学生的抗议运动。
在三月事件中,又有不少学生被开除学籍,支持学生的十多名教授和副教授被开除公职。
1968年3月19日,哥穆尔卡在华沙文化科学宫会议大厅同300名华沙党的积极分子会见中,猛烈抨击《先人祭》的编导德依梅克和作家协会的少数人利用《先人祭》进行“反苏”
、“反社会主义”活动,阐明了禁演《先人祭》的理由。
他的讲话又引起了一片抗议的呼声。经过三月事件,哥穆尔卡的威信急速下降。
三月事件以后,以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没有采取有力措施解决经济困难和群众日益滋长的不满情绪,却积极参与由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策划的对捷克斯洛伐克内部事务的粗暴干涉。
1968年7月14至15日,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以东道主身份,欢迎五个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级会议在华沙召开。这次会议向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发出了公开信,向他们提出了武装入侵的警告。
8月20日晚,苏联、波兰、民主德国、匈牙利和保加利亚五国的20万军队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颠覆了这个国家的合法政权,扼杀了这个国家的改革运动。
哥穆尔卡自己放弃改革,而且反对别国改革,在阿以战争和捷克斯洛伐克事件中紧跟苏联领导人,在60年代的中苏冲突中站在苏联一边,攻击中国。他的所作所为,使他失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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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越来越多人的信任。他孤立了,他的地位动摇了。
1968年11月11~1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五次代表大会在人民不满情绪十分高涨的形势下在华沙召开。代表大会的主要议题是制订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
的草案。
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为了报答哥穆尔卡对他的支持,不辞辛苦,前来参加这次代表大会。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
五届一中全会选举了由12人组成的政治局。
由于勃列日涅夫的干预,哥穆尔卡勉强继续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他深知自己的地位已经动摇,感叹地说:“这恐怕是我最后一次的代表大会了”。
党的“三大”以后,主张改革的原普瓦夫派的党中央政治局委员莫拉夫斯基等人辞去党内职务。
1963年,最后一个原普瓦夫派领导人、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萨姆布罗夫斯基,也因“健康不佳”辞去党内职务。而苏联模式的拥护者、原纳托林派的希尔、托卡尔斯基却相继担任了副总理职务。哥穆尔卡的圈子越来越小,只有克利什科、洛加—索文斯基和斯彼哈尔斯基等几个人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不得不寻求以内务部长莫查尔为首的新崛起的“游击队派”
①的支持。与此同时,以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盖莱克为首的“西里西亚派”的影响越来越大。这两派进行着激烈的角逐。三月事件后,游击队派的影响削弱。盖莱克正在取代年迈昏愦的哥穆尔卡。
60年代发生了若干重大的人事变动,国务委员会主席两次易人。
1964年8月,萨瓦茨基病逝。第三届议会选举奥
①以战争期间波兰工人党领导的人民军游击队员为骨干组成,故名“游击队派”。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52
哈布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1968年4月,第四届议会选举国防部长斯彼哈尔斯基为国务委员会主席。国防部长职务由沃。
雅鲁泽尔斯基接任。
二、1970年十二月事件——波兰战后的第二次危机1970年12月是波兰历史上充满重大事件的一个月。
这年12月7日,在苏美两个超级大国缓和紧张关系的基础上,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关系正常化基础条约在华沙举行签字仪式。在条约上签字的,波兰方面是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和外交部长英德里霍夫斯基,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方面是联邦总理勃兰特和外交部长谢尔。条约的主要设计师是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哥穆尔卡,他站在签字仪式的高级官员的中央。
1970年12月7日将作为揭开波兰和德国关系史的新篇章而载入史册。
早在1950年,波兰和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签订了条约,民主德国承认奥得—尼斯河为波德界河,但联邦德国政府一直不承认这为界河。
1969年,德国社会民主党在选举中获胜。新的联邦德国政府面对现实,承认奥得一尼斯河为波德界河。这不能不说是波兰外交政策的重大胜利。哥穆尔卡喜形于色,以为这会提高他的威信、巩固他的地位。
谁也不会预计到一周以后,发生了波兰战后的第二次流血事件。这次事件发生在波罗的海沿岸城市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以上三个城市称“三联城”)
、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这次事件由政府提高食品价格而引起,其规模比1956年的波兹南事件要大,后果也更为严重。这是波兰战后
85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的第二次危机。
1970年12月12日,部长会议决定提高45种生活消费品的零售价格。提高幅度从36%(纱布绷带)到921%B(人造咖啡)。
其中肉和肉制品提价176%,面粉提价166%,B牛奶制品提价38%,鱼和鱼制品提价117%,果酱提价B B362%,甜点心提价124%,通心粉提价153%,大麦米提B B B价31%,硬煤提价10%,焦炭提价20%。
与此同时降低了某些生产盈利很高的工业品价格,如药品以及电视机、电冰箱、收音机、人造纤维等耐用消费品。但提价金额远远超过降价金额。而且提价的大多是日常生活必需品,这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进一步降低人民的生活水平。
当然,从经济角度看,特别是考虑到1969、1970两年农业歉收,市场供应紧张,调整物价是必要的。但是,这个关系到千家万户的大事,既没有同群众商量,也没有向群众做宣传解释工作,而且提价的时间又恰好选择在圣诞节前夕,选择在人民准备欢度佳节,大量采购食品的关键时刻,这就引起了全社会各阶层人民的愤怒和抗议。
12月13日(星期日)
,《人民论坛报》公布了部长会议关于商品提价的决定。
12月14日,在哥穆尔卡的主持下,波兰统一工人党五届六中全会在华沙召开。会议包括两项议程:第一,讨论国家的经济形势和1971年经济发展的基本任务;第二,通报波兰人民共和国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签订的条约。会议期间,全会主席团获悉格但斯克发生罢工和示威游行。参加会议的格但斯克省委第一书记阿。卡尔科什卡和政治局委员、副总理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52
斯。科乔韦克以及主管造船工业的重工业部部长弗。卡伊梅、经哥穆尔卡和西伦凯维兹同意,前往格但斯克平息事端。
下午1时,当科乔韦克等到达格但斯克时,数千名工人来到省委大楼前面。
一名省委书记试图劝说游行者离开队伍,但未奏效。下午3时,游行队伍扩大到近万人。游行者冲击并企图烧毁省委大楼和《海岸之声报》编辑部。游行者与警察发生冲突,出现了第一批伤亡者。内务部部队进驻省委大楼。事态正在扩大。当天傍晚,经哥穆尔卡同意,两名政治局委员,即中央书记克利什科和工会中央理事会主席洛加—索文斯基以及国防部副部长格。科尔钦斯基上将奔赴格但斯克。克利什科实际上是事件期间格但斯克党组织和治安力量(民警和军队)的领导者和指挥者。他们于当晚10时半到达格但斯克。这样,有三名政治局委员、一名副总理、重工业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和内务部副部长聚集格但斯克,但仍未能阻止事态的发展。
12月15日,格但斯克各造船厂工人继续罢工。
他们焚烧警车和省委大楼。罢工扩大到格丁尼亚和索波特。克利什科命令军队进驻三联城。党和国家领导人在党中央大厦召开紧急会议,研究沿海城市发生的事件。参加会议的有:第一书记哥穆尔卡、国务委员会主席斯彼哈尔斯基、部长会议主席西伦凯维兹、负责经济事务的政治局委员雅什楚克、负责安全和军队事务的政治局候补委员莫查尔、负责党内事务的政治局委员斯柴莱茨基和国防部长雅鲁泽尔斯基等。哥穆尔卡把这次事件定性为“反革命事件”
,决定对示威者使用武力,没有任何人表示异议。哥穆尔卡责成西伦凯维兹将决定转达
06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给国防部副部长科尔钦斯基将军去执行。
12月16日,格但斯克和格丁尼亚造般厂的工人举行“占领性罢工”。
在罢工的工厂成立了罢工委员会,提出了一系列要求(如增加工资30%,撤退军队等)。
莱。瓦文萨在这次罢工中崭露头角,他被选为格但斯克造船厂罢工委员会主席。
12月17~18日,总罢工扩大到什切青和埃尔布隆格。
军队动用坦克和装甲运输车,使用了武器,伤亡人数增加。许多商店被捣毁,许多建筑物和车辆被烧毁。
十二月事件的结局是惨重的。据官方公布的数字,死亡45人(其中有2名警察和1名士兵)
,伤1165人,有2989人被拘留,那些被怀疑有抢劫、主动攻击、纵火行为和非法拥有武器的人被捕。按当时的价格计算,在格但斯克沿海地区事件中损失达1亿多兹罗提,在什切青损失达3亿兹罗提。
12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在西伦凯维兹的主持下开会。哥穆尔卡因精神过度紧张,血压升高,住进医院。政治局会议决定免去十二月事件的主要责任者哥穆尔卡的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决定解除克利什科、雅什楚克、斯彼哈尔斯基和斯柴莱斯基的政治局委员职务。政治局建议由盖莱克出任第一书记,选举雅罗谢维奇为政治局委员并提议由他出任部长会议主席。不久,科乔韦克和洛加—索文斯基也离开政治局。
12月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五届七中全会。
全会选举盖莱克为第一书记。新当选的政治局委员有:彼。雅罗谢维奇、爱。巴比乌赫、斯。奥尔绍夫斯基、米。莫查尔和杨。希德拉克。哥穆乐卡圈子里的人,全部离开政治局。
12月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62
23日,第五届议会接受斯彼哈尔斯基辞去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请求,选举西伦凯维兹为国务委员会主席,任命雅罗谢维奇为部长会议主席。
就这样,人民波兰结束了为期14年的哥穆尔卡时期,开始了长达10年的盖莱克时期。
第三节 盖莱克和他的“高速发展战略”
爱德华。盖莱克,1913年1月6日出生于卡托维兹省本金县波隆布卡一个矿工世家。他的曾祖父就是矿工,他的父亲因矿井事故去世。
他从13岁起就开始当矿工。
父亲死后随母亲移居法国。
1931年加入法共。
1934年因参加矿工罢工被驱逐出境,回波兰呆了3年。
1937年赴比利时当矿工,加入比共。
1948年回到波兰。
1949年当选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书记,1954年在党的“二大”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1956年当选为中央书记和政治局委员。从1957年兼任波兰统一工人党卡托维兹省委第一书记。他领导西里西亚党组织达13年之久,成绩卓著,被认为是个面向现代化的政治家。
盖莱克担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时候,波兰的面貌已经发生了深刻的变化。
经过20年的高速发展,波兰基本上已经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1970年的工业产量为1938年的17倍,为1949年的8倍。
非农业就业人口已占全国人口的70%以上。机械工业、冶金工业、造船工业、电子工业、汽车制造工业,成为波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橱窗。
旧波兰化了100多年没有实现的工业化目标,解放后只用了20~25年的时间就达到了。
但是20年的工业化也产生了许多问题,造成了国民
26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经济发展的不平衡和农业、消费品工业的滞后,以及在改善人民生活水平方面的令人不满意的状况。
在这种形势下,新任党中央第一书记应当总结前两次危机的教训,改变经济发展模式,把与人民生活密切相关的农业和轻工业置于优先发展的地位,同时改革过于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调动广大工人阶级和企业的积极性。但是,盖莱克为了吸收西方国家的科学技术成就,消灭波兰同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差距,使粗放型经济向集约型经济转变,尽快使波兰工业现代化,提出了不顾国情、超越国力的“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和“高速发展战略”。
1971年12月6日至11日在华沙召开了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次代表大会,盖莱克作了题为《党在波兰人民共和国社会主义进一步发展中的任务》的报告。根据这个报告,制定了“高速发展战略”
,即高速度、高积累、高消费政策。
盖莱克不像贝鲁特、哥穆尔卡那样,只注意发展重工业,而忽视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他是既要高速度发展重工业,又要大幅度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而这靠波兰本身的经济实力是无法办到的。他实行“向西方开放”政策,决定用外国贷款来解决资金不足的问题。
70年代初,东西方关系趋于缓和,西方国家经济不景气,向西方国家借贷的条件比较优惠,国际市场上石油和其他原材料价格低廉。
这些是波兰利用外资,实行“高速发展战略”的有利的外部条件。而国内实行冻结物价和迅速提高工资的政策,使多年被压抑的消费需求得到满足,从而激发了工人阶级的生产积极性。农民也因提高农产品价格和废除义务交售制度(从1972年1月1日起)而提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62
高了生产积极性。这是推行“高速发展战略”有利的内部条件。
根据“高速发展战略”而确定的第四个五年计划(1971~1975)的指标如下:国民收入将增长38~39%,工业生产将增长48~50%,农业生产将增长19~21%,实际工资将增长18%,投资总额为14540亿兹罗提,即增长45%,出口额将增长55%。由于前三年计划执行得顺利,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一次代表会议(1973年10月)把6项指标分别提高如下:国民收入——55%,工业生产——66%,农业生产——255%,实际工资——38%,投资总额——79%,出口额——B102%。
“四五”计划完成情况如下:国民收入——62%,年增长10%;工业生产——73%,年增长104%;农业生产——B3%,年增长37%;实际工资——409%;出口——664%。
B B B除出口额外,都超额完成修改后的指标。这五年的发展堪称“超高速”
,它远远超过了以前几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以工业为例,“一五”期间(1956~1960)增长了594%,“二B五”期间(1961~1965)增长了496%,“三五”期间(196B~1970)增长了49%,而“四五”期间(1971~1975)却增长了73%。投资的增长是空前的,平均年增长率为184%,B比196~1970年的84%增加了一倍。
1974年和1975年,积B累率达到建国以来的最高水平,分别为356%和352%。
在B消费方面,实际工资在前3年里就增长了24%,每年平均增长76%,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了近3倍。
同国家职工、国营B农场职工和合作社社员一样,个体农民连同家属共有650万
46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人,开始享受免费医疗。波兰在肉、牛奶、食糖的消费方面超过了意大利,在牛奶和食糖的消费方面超过了法国(肉、牛奶、食糖的人均年消费量分别为66公斤、269公斤和44公斤)。
这显然是超前消费。
在波兰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生产和消费同步高速增长的非常局面,人们称之为波兰式的“大跃进”。
盖莱克依靠的仍是高度集中的权力模式和计划经济体制。从1972年起,波兰进行了行政改革,把传统的三级行政区划——乡、县、省,改为二级行政区划——乡、省,取消了县的设置,使全国由17个省增加到49个省,在全国建立了2366个乡,每个乡平均130平方公里,约有700居民。
改革的目的是使领导接近群众,发挥人民群众的积极性,实际上却加强了乡政府对农民的指挥,导致了农村自治的垮台。
中央政府过多地干预地方工业,将其纳入中央工业,导致日用消费品的匮乏。
波兰的经济奇迹像昙花一现般地消失了。从1973年秋起,国际市场的行情发生剧变。进口的石油和其他原材料的价格猛涨,波兰商品出口遇到困难。
1975年因气候干旱,农业歉收,市场供应又趋紧张。头脑清醒的政治家和经济学家要求削减投资,降低消费,以避免新的危机的发生。
但是,这种理智的呼声却遭到左倾冒进者的抵制。
在1975年12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七次代表大会上,盖莱克作了题为《为社会主义建设的进一步高速发展——为劳动和人民生活条件的更高质量而奋斗》的报告。他在报告中阐述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他指出,“我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62
国基本上已建立了社会主义的基础。…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无论从努力的程度还是其改造的深度来说,是一代人的纲领。在经济方面,它意味着保证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全统治城乡,建立相应的物质技术基础,把科技革命的成果同社会主义社会的优越性结合起来,保证劳动生产率的不断提高……。在政治方面,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就是要使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逐渐成为一个在工人阶级的领导下体现全民的意志和利益的全民国家。“他企图通过”进一步高速发展“
、“建设第二个波兰”等左倾口号来实现“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战略目标。根据盖莱克的报告,代表大会通过了第五个五年计划(1976~1980)
的各项指标:国民收入——40~42%,工业生产——48~50%,农业生产——15~16%,实际工资——16~18%,投资总额——37~40%,即增加70~7430亿兹罗提。
这个计划远远超出了业已十分紧张的经济承受能力,是一个十足的冒进计划。这个计划因受到1980年危机的打击而彻底失败。
“高速发展战略”
加剧了市场和国民经济的严重失衡。
为了减轻国家的财政负担,缓解市场供应的紧张状况,政府不得不宣布提高食品价格。
1976年6月24日上午10时,部长会议主席彼。雅罗谢维奇在议会宣布提价的决定:肉价平均上涨69%,黄油上涨50%,食糖上涨10%。政府将给居民以物价补贴,给收入最少的人以20%的补贴,给收入最高的人的补贴不超过工资的10%。上述决定通过电视广播以后,腊多姆“瓦尔太尔将军”五金厂的工人在6月25日上午首先举行罢工,抗议食品价格的上涨。在华沙附近的乌尔苏斯和
6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普沃次克也发生了类似的抗议罢工。有许多工人被捕。
在宣布提价决定24小时以后,雅罗谢维奇总理再次出现在电视荧屏上,他垂头丧气,向全国宣布,收回关于提高价格的决定。工潮虽已平息,经济危机却日益加深。特别严重的是,波兰已经债台高筑。
1975年负债8411亿美元,为出B口外汇收入的263%,已经超出了债务的安全界限。
1976年B外债上升到12087亿美元,1977年为15366亿美元,1978B年为18507亿美元,1979年为21864亿美元,1980年达到B24969亿美元。波兰陷入了长期无力偿还外债的境地。盖莱B克依靠西方贷款来发展经济的计划彻底破产。
第四节1980年危机——波兰战后的第三次危机
当历史的车轮进入80年代的时候,波兰上空出现了一片乌云,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交织在一起,一场猛烈的政治风暴即将袭来,它将改变波兰的整个形势。但是,1980年2月11日至15日在华沙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对严峻的经济政治形势熟视无睹,麻木不仁。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在题为《为社会主义波兰的进一步发展,为波兰人的幸福而奋斗。
1981~1985年国家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设想》的报告中,一味夸大成绩,掩盖缺点和错误。他重申继续贯彻“高速发展战略”。
这次代表大会选举了新的中央委员会。盖莱克继续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雅罗谢维奇未能进入政治局。不久,他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62
辞去了部长会议主席职务。
2月18日,议会任命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爱德华。巴比乌赫为部长会议主席。雅罗谢维奇作为前一段工作错误的“替罪羊”而被免去党和政府的高级职务,但是他的离去,没有能避免危机的爆发。
1980年7月1日,波兰政府决定提高肉类销售价格40~60%。当天,东南部热舒夫省的小城市米耶莱茨一家交通设备厂的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抗议肉价上涨。次日,华沙郊区乌尔苏斯拖拉机厂工人罢工,华沙钢厂和罗兹的一些工厂也发生罢工。
7月16日,卢布林市的工厂、企业和铁路工人举行罢工,封锁了卢布林的铁路线,使铁路交通中断了4天。
政府派一名副总理同工人谈判,答应增加工资15%,即每人增加40~600兹罗提(合13~20美元)。
当时波兰职工的平均工资为500兹罗提(合170美元)。罢工浪潮迅速蔓延,很快扩大到全国。
1980年危机——波兰战后的第三次危机就这样爆发了。
同前两次危机不同,在第三次危机中,波兰党和政府面对的是有组织的政治反对派。反对派得到天主教会的有力支持,还得到美国等西方国家的帮助,使波兰政局发生急速变化。
1976年9月,第一个反对派组织——保卫工人委员会成立,它的核心人物有雅采克。库龙、亚当。米赫尼克、杨。
约瑟夫。利普斯基等。
1977年3月,莱舍克。莫楚尔斯基等人组织了“保卫人权和公民权运动”
,同当时美国总统卡特领导的旨在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保卫人权运动”
遥相呼应。
这个组织不久因内部意见分歧而瓦解。
1979年9月1日,莫楚尔斯基组织了独立波兰联合会。
1978年,在格但斯克等沿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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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市和西里西亚、华沙等工业中心出现了自由工会。以莱赫。瓦文萨为首的格但斯克自由工会成为这次罢工运动的核心力量。
从1980年8月14日起,罢工由分散、自发转向联合,罢工者不只提出经济要求,而且提出了政治要求。
8月14日,波兰最大的造船厂——格但斯克列宁造船厂工人举行罢工,成立罢工委员会,推选瓦文萨为罢工委员会主席。
8月16日,格但斯克——格丁尼亚——索波特“三联城”
21个工厂工人成立厂际罢工委员会,推选瓦文萨为主席。
8月18日,什切青的罢工工人也成立了厂际罢工委员会,推选马里安。尤尔奇克为主席。库龙、米赫尼克、马佐维耶茨基、盖莱梅克等人被聘为罢工委员会的顾问。
三联城厂际罢工委员会提出了21项要求,除了提高每个职工每月工资200兹罗提,作为对物价上涨的补贴等经济要求外,主要是同意建立独立于党和政府的自由工会。
波兰党和政府接受了前两次危机的教训,没有对罢工工人使用武力。
8月18日晚,盖莱克发表电视讲话。他表示同意罢工者提出的经济要求,对工会中央理事会的工作进行了批评。他呼吁工人停止罢工,通过政治协商摆脱危机。
8月24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八届四中全会。全会免去总理爱。巴比乌赫等人的职务。当天,约。平科夫斯基被任命为政府总理。
8月3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又举行八届五中全会,由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斯。卡尼亚通报了政府委员会同罢工委员会谈判的情况,批准了政府委员会的工作。
当天,在什切青,以副总理卡。巴尔齐科夫斯基为首的政府委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62
员会同以马。尤尔奇克为首的什切青厂际罢工委员会签署了一项议定书。双方就建立自治工会、提高工资和复工等问题达成了妥协。
8月31日,以副总理米。雅盖尔斯基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同以莱。瓦文萨为首的三联城厂际罢工委员会签署了协议议定书。
9月3日,以副总理亚。科佩奇为首的政府委员会同以雅。显克维奇为首的卡托维兹地区厂际罢工委员会也签署了议定书。这些议定书,基本上满足了罢工者的政治经济要求。
“八月危机”暂告结束。
9月初,各地工人相继复工。
9月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八届六中全会。
全会对这次危机的原因进行了初步分析,认为错误的根源首先是领导人的唯意志论,它造成追求巨额的投资、农业的落后和巨额的外债。全会解除了盖莱克的党中央第一书记和政治局委员职务,选举斯塔尼斯瓦夫。卡尼亚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根据政府委员会同罢工委员会签署的议定书,新工会在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对国家的领导作用和遵守波兰人民共和国宪法所确定的各项原则的前提下被允许建立。新工会的全名是波兰独立自治“团结”工会,简称团结工会。
1980年10月24日,总部设在格但斯克的团结工会在华沙省法院登记。
11月10日,波兰最高法院批准团结工会登记。团结工会成为合法的工人组织,会员人数很快发展到数百万。
团结工会成立后,团结工会和政府间的冲突不断发生,零星罢工持续不断,经济形势日趋恶化。
1981年2月11日,议会根据波兰统一工人党八届八中全会的决议,任命国防部长
07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沃。雅鲁泽尔斯基大将为部长会议主席,以代替约。平科夫斯基。次日,雅鲁泽尔斯基在议会发表施政演说,呼吁团结工会停止罢工,结束动乱。他说:“现在我要求给我三个月勤奋工作时间,即90天安定的日子。
我们想利用这个时间整顿我国经济中的基本问题,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处理最迫切的社会问题,制定并开始实行稳定国家经济的纲领和长远的经济改革。“
①他提出了供应居民生活必需品,首先是食品,确保短缺消费品在社会监督下的公平合理的分配等10件当前政府工作的大事。他还向国内一切反社会主义力量提出警告:“一个国家里不容有两个政权并存”。
但是,雅鲁泽尔斯基的呼吁没有得到团结工会方面的响应。
罢工浪潮在继续蔓延。
波兰的经济面临崩溃的边缘。
3月上旬,政府拘留了团结工会的顾问库龙、米赫尼克等人。政府和团结工会的对抗在加剧。社会主义力量和反社会主义力量处于决战的前夕。
1981年7月14日至2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了第九次非常代表大会。代表大会根据党中央第一书记卡尼亚代表党中央所作的报告,通过了协商和革新的路线。
卡尼亚指出:“造成目前社会经济危机的主要原因,一是70年代生产力的巨大发展同一成不变的经济管理体制和整个社会生活之间的矛盾;二是党中央政治局不民主,脱离社会主义原则。”
他说:“日益增长的不满,给开展反社会主义的敌对活动提供了土壤。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并开展了活动。一些集团创立了
①《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
》,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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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独立波兰联合会。这些活动得到了西方颠覆中心的怂恿和支持“。
卡尼亚重申,党将继续坚决实现去年八九月协议。
团结工会中的极端派和他们的顾问,在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支持下,有恃无恐,把波兰统一工人党提出的协商和革新路线视为软弱的表现,使对抗进一步升级。
1981年9月5日,团结工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格但斯克开幕。
参加代表大会的有896名代表,他们代表全国950万会员。大会分两个阶段进行,历时18天,于10月7日闭幕。
大会通过的工会纲领,改变了登记时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的初衷,谴责该党对国家生活的“垄断”
,宣称:现政权已无力履行自己对社会的义务和有效地进行活动。为此必须由团结工会接管政权。纲领宣布要建立多党制的“自治共和国”。
大会还通过了告东欧劳动人民书,号召东欧工人建立类似波兰团结工会的组织。鉴于保卫工人委员会的成员都加入了团结工会,保卫工人委员会宣布自行解散。大会选举莱赫。瓦文萨为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1981年10月16~18日举行了九届四中全会。全会讨论了当前形势,接受卡尼亚辞去党中央第一书记的要求,选举沃。雅鲁泽尔斯基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全会以后,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动员全党、全军和全国进步力量,为反击团结工会的夺权斗争作好一切准备。
1981年12月3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主席团在腊多姆召开秘密会议,决定通过总罢工和建立武装工人卫队,夺
27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取全国政权。
12月11~12日,团结工会全国委员会和地方委员会的领导人,齐集格但斯克总部,决定在12月17日,即1970年十二月事件10周年之际,在华沙和格但斯克同时举行大规模的游行示威,通过“不流血革命”
,夺取政权。
波兰当局决定先发制人。为了避免内战和外部干涉,于1981年12月13日宣布全波兰进入战时状态,成立了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部长会议主席沃。雅鲁泽尔斯基大将为首的救国军事委员会。雅鲁泽尔斯基发表了广播电视讲话,阐明了宣布战时状态的必要性和迫切性,认为这是避免内战,防止国家崩溃的唯一出路。他宣布已经拘捕了包括瓦文萨在内的团结工会和反对派组织领导人以及在70年代对导致国家深刻危机负有责任的前党和政府主要领导人,其中有前党中央第一书记盖莱克和前部长会议主席雅罗谢维奇。全国大约有近500人被拘捕。
同一天,军队进驻工厂、矿山和企业。绝大部分职工遵守军事管制法令,照常上班,为恢复生产作出了努力。波兰进入了为期一年半的战时状态时期。波兰当局以非常手段渡过了1980年危机——波兰战后的第三次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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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卡达尔执政的匈牙利鼎盛阶段
第一节 “完全建成社会主义”阶段与三个五年计划
以卡达尔为首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和工农革命政府,认真汲取历史的经验教训,按照匈牙利民族特有的“慢而稳”的节拍,探索“匈牙利独特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在1956年事件后的短短数年内,他们拨乱反正,励精图治,反对“忽左忽右”
,努力弥合党和群众的分歧,稳定了人心,巩固了政权。他们努力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掀起社会主义建设高潮,超额完成了1958~1960年三年计划,并于1961年完成了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1962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的召开,标志着奠定社会主义基础阶段的结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的历史进入了以卡达尔的名字为标志的历史时期的鼎盛阶段。
在1962年11月20~24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上,卡达尔代表党中央作了报告。在报告
47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中他断言,匈“结束了社会主义社会的奠基工作”。
①他强调过去三年中的最大成果是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在这阶段,农业生产也有所提高。
1959~1961年的农业平均产量比前三年增长85%,国家收购的农产品总量比1958年提高了B13%。卡达尔进而阐明,在匈整个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已占了绝对优势。
目前国民收入近96%来自社会主义成分。
工业品的98%由社会主义企业生产。
农业中约96%的耕地为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所经营。他宣布“匈牙利人民进入了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阶段”。
这一对发展阶段性质的表述适用于卡达尔执政时期的几乎整个全盛阶段。
在此前后,在某些文件或领导人讲话中虽也曾使用“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的提法,但正式表述仍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
,尤其在1966年匈党“九大”
、1970年匈党“十大”上,这一对发展阶段的认定得到重申。
直至1975年3月17~22日举行的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11次代表大会,才正式提出“建设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
②鉴于1948年匈牙利劳动人民党制定的纲领声明主要目标业已完成,这次大会制定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声明。纲领声明明确指出,“在未来15~20年内,我们所面临的任务是,继续沿着社会主义建设道路前进,在我国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以更加接近我们的历史目标
①引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稿》,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1963年版。
②引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11次代表大会记录稿》,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1975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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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产主义“。
纲领阐明“在我国社会的社会主义发展过程中,社会主义国家的全民特点随着阶级差别的缩小而加强。
随着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逐步地转变为全民的社会主义国家,其领导力量仍然是工人阶级。
在发达的社会主义社会里,共产主义社会的自治因素将日益充分地显现并发展起来“。
“在今后社会发展的进程中,随着社会各阶级、阶层之间差别的缩小,党将逐步变为全体人民的马列主义先锋队”。
纲领还具体提出了新发展阶段党在各方面工作的任务和指标。其中,在经济方面,纲领提出人均国民收入要提高到已有水平的2~25倍,工业生产提高到25B~3倍,农业生产提高到15~2倍,建筑工业生产提高到25B~3倍,全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到25~3倍,实行五天工作B周,劳动收入的实际价值提高到2倍,人均消费达到已有水平的2~25倍,并建造150~200万套住宅,等等。由于国B际经济环境形势恶化和匈牙利本国经济决策连续出现严重失误,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逐步陷入困境,建立发达的社会主义的纲领未能得到贯彻实施。
在这一发展阶段内,匈牙利先后执行了三个五年计划,即1961~1965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196~1970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和1971~1975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
1961~1965年的第二个五年计划规定要继续发展工业,首先是重工业,指出工业发展的决定性环节是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技术水平和改善产品质量。计划还把发展农业生产力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作为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一个关键环节。计划并规定,五年内国民收入增长36%,工业生产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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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48~50%,农业总产量增长22~23%,消费基金提高22~23%,职工人均实际收入提高16~17%。
由于计划指标偏高,相当部分计划任务未能完成。五年内,国民收入只增长25%。工业生产增长47%,机械工业尤其化学工业增长更快,但工业劳动生产率增长低于原计划,计划完成较多依靠增加职工人数,经济粗放发展的特征仍较明显。农业生产仅增长10%,但已实现粮食自给。进出口增长幅度均大于生产增长,但外贸出现逆差。职工人均实际收入增长18%,实际工资提高9%,消费基金增长22%。计划执行过程中,由于连年遭受自然灾害,农业未按期完成计划,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后半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放慢。
196~1970年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规定基本任务是,在国民经济发展的基础上经常不断地提高生活水平,在数量、质量和品种方面改进生产和需求之间的协调,使国际收支达到平衡。提出提高生产率,减少生产开支,普遍提高技术水平的要求。计划较现实地规定,五年内国民收入增长19~21%(年均4%)
,工业生产增长32~36%,建筑工业增长24~28%,农业生产增长13~15%,人均实际收入提高14~16%,实际工资提高9~10%。
由于计划执行期间实行了经济体制改革,经济工作成效提高,国民经济取得持续均衡发展,生活水平提高。计划执行结果是,五年内国民收入增长31%(年均7%)
,工业生产增长35%,建筑工业生产增长62%,农业总产量增长16%。
计划期间,出口增长速度(5%)快于进口(47%)
,外贸逆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72
差减少。居民消费增长32%,人均实际收入增加34%。农民的实际收入增长快于职工,工农收入水平拉平。同时,社会福利进一步扩大,实行了儿童抚养补助等福利措施,工业、建工部门普遍实行44小时工作周。
但劳动力使用不当,生产率增长慢于计划,生产技术水平、投资效益未能相应提高,投资战线过长等问题依然存在。
1971~1975年的第四个五年计划规定,经济政策的主要方针是大力提高社会生产效率,国民经济的迅速发展要使居民生活水平不断迅速提高,购买力的增长要与生产的提高相一致,并进一步扩大对外经贸关系。计划规定,五年内国民收入增长30~32%(年均55~6%)
,工业生产增长32~B34%,建筑业增长40~41%,农业生产增长15~16%,外贸额增长40~50%,实际工资提高16~18%,人均实际收入提高25~27%,居民消费提高29~30%。
计划初期,经济发展加速,劳动生产率提高,居民收入增加,对外贸易活跃。但在指导思想上出现偏差,由于追求发展的高速度,投资和进口增长过速,给财政平衡造成负担。
尤其在国际经济条件恶化后,仍强求保持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的增长速度,用借外债来弥补国内财政赤字,导致经济困难加剧。
“四五”计划执行结果是,国民收入增长35%(年均62%)
,工业生产增长37%,农业生产增长18%,外贸额增B长近50%,但建筑业生产仅增长28%。
生产的增长几乎全部来自劳动生产率的提高,经济基本转入集约化发展。职工人均实际工资提高18%,人均实际收入增长25%,居民消费增长28%。主要指标大多完成或超额完成,但经济平衡状况不
87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佳。四五计划期间,匈改变能源结构,通过执行或继续执行发展铝的纲要、公路车辆纲要、计算技术纲要、石油化学工业纲要等中央发展纲要及采取其他重大措施,在改变产业结构方面取得一定成绩,一批大型投资项目投产。
1961~1975年建设100万套住宅的计划超额完成,比计划多建47万套。
B农作物产量超过计划,小麦、玉米产量几乎相当于“三五”
计划的15倍。
1972年人均占有粮食突破1吨,70年代人均占B有粮食遂跃居世界前列,人均占有肉、蛋数量也居经互会首位。应接受义务教育的儿童全部入学,中等学校在校生比例增加,参加成年教育人数增加70%。
在这15年里,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提高。据统计,人均消费肉类由1960年的491公斤增加到1975年的712公B斤,人均消费奶类由1140公斤增至1266公斤,蛋由89公B斤增至152公斤,糖由266公斤增至394公斤。
每千人拥B B B有的冰箱由38台增至220台,洗衣机由452台增至228B台,电视机由104台增至226台,小汽车由31辆增至549B辆。

以1962年匈党“八大”为起点至70年代中期的阶段是匈牙利政治、经济诸方面全面发展的时期,可谓国泰民安、政通人和,奠定了卡达尔执政时期的雄厚基础。它不但博得匈牙利本国人民对政权的充分拥戴,而且得到国际舆论的赞赏。
西方记者也称赞卡达尔“博得了匈牙利人的尊敬”
,是东欧“最熟练的走钢丝者”
;多数匈牙利人认为卡达尔带来了“东
①引自《1977年统计年鉴》,匈牙利中央统计局,布达佩斯197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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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共产党集团中最迅速提高的生活水平、最革新的经济制度和最自由化的文化生活“。在他们笔下,匈牙利成为”苏联阵营中的一个消费者天堂“
,在“悄悄地走自己的道路”。
第二节 以联盟政策为特色的政治民主化尝试
卡达尔时期的政治体制从根本上并未摆脱苏联模式的框架,但鉴于1956年事件的教训,在实行民主政治建设,团结国内各阶级、阶层和全民族,努力调动人民群众参加社会主义建设的积极性方面,卡达尔政权作出了一定努力,表现出较多民主色彩。一系列政治民主化尝试有助于匈牙利政府赢得民心,促进国内政局的稳定,为匈牙利的经济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创造出良好的宽松社会氛围。同时,囿于当时的世界政治格局和集团政治压力,以及未突破传统的意识形态观念和理论束缚,幅员不大的匈牙利只在不改变大构架的前提下作出一定的修改完善,政治改革并不彻底也难有独创性特色。卡达尔时期实行政治民主化尝试的核心内容是实行团结国内各阶级、阶层和各界人士的联盟政策。其实行民主政治建设的起始阶段可以上溯到卡达尔执政初期。自1956年以来,卡达尔领导集团在党内和社会生活中都推行某些民主化措施。
改变领导作风。
1956年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委员会决议赋予党员更大民主权利,规定“党组织必须根据民主集中制原则,经过自由和广泛的讨论,按照大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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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党员的决定作出决议“
;指出党员“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如果认为必要,可以向党的上级机关陈述”。
1957年2月,匈党临时执委会组织委员会进而就党内发扬民主问题作出决议,提出使各种积极分子会议、党的干部会议和党员大会制度化,并建立情况通报制度,让干部、党员发表意见,决定如何执行党的决议。
1957年党章明确规定,党的重要决议草案要“提交全体党员广泛讨论”
,中央委员会和各级党委会“可以吸收党外专家参加制定和讨论某些决议”。党组织吸收有关专家研究问题,参加政策制定工作,党中央邀请党政领导人、社会名流出席中央扩大会议,参与讨论,日益制度化。
1965年参加制定经济体制改革方案的经济学家、工程师、法学家、企业专家和科研人员有130人之多。在作出重大决策前,如党代会提纲,长、中期国民经济计划草案,重要法律草案等先交群众组织、团体和党内外群众广泛讨论,听取意见,并允许发表不同看法。中央领导人下基层检查工作,了解实际情况,通过新闻媒介公开回答群众问题,也成了传统。
鉴于拉科西时期的教训,匈党强烈反对个人崇拜,反复强调并落实民主集中制和集体领导的原则。在匈牙利平时不挂领袖像,只在严肃场合挂伟人像。卡达尔本人平易近人,作风朴实,经常深入基层。一些高级领导人不搞特殊化也成为记者笔下佳话。匈还制定出某些限制特权的规定。国家行政和司法机关按规定不能录用其主要领导干部的直系亲属;干部不能与其近亲出现直接上下级关系,等等。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对党的领导作用不断作出新的具有民主色彩的界定。该党成立伊始的中央决议已要求党的领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82
导作用“不用指令和硬性的决议来保证,而是用正确地确定目标和任务的办法,用提高劳动人民地位和繁荣国家的建议,用在这些机构中工作的党员们的模范的、谦虚的、忘我的工作来保证”。并在党章中确认党“从政治上指导国家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的工作”
,党的领导作用“首先通过在国家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中工作的党员来实现”。
这是贯穿卡达尔时期的一条重要指导原则。
1966年匈党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发展了这一思想,强调指出,“党在经济活动中的领导作用体现在政治指导、协调和监督上”
,党负责“制定社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并通过组织说服工作促使主要目标实现”
,党组织“不能取代经济机构的直接领导”。根据以上精神,党只决定国家机关、经济机构和社会团体工作的主要方向,保障其自主权,通过原则——政治领导,党组织的倡导、组织、宣传工作和贯彻干部政策,保证党的领导作用实现。特别要指出,在干部政策方面匈党逐渐形成一系列重要原则。
如1957年已提出贯彻不兼职原则问题,要求解除在党政方面都任重要职务者的政府职务。
卡达尔本人1965年第二次辞去总理职务后不再兼任政府职务,各级党的第一把手都不兼任行政第一把手。
1962年初匈党对干部提出政治、业务素质和领导能力的要求,并逐渐形成政治可靠、业务内行和有领导能力的三项选拔干部基本要求。匈党中央1967、1973年又专门研究制定干部政策方针,政府也多次颁布人事工作务例。在实行党管理干部的原则同时,坚持人事问题由集体决定,逐步下放干部管理权限,实行轮换和任期制并健全培训、考核和奖惩办法。
28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虽然匈在完善党的领导方面作出种种努力和尝试,但由于各级国家机关受同级党组织指导、监督的原则在执行中出现偏差,以党代政的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由于干部本人素质和贯彻一长制中存在问题,官僚主义乃至滥用职权等现象也依然存在。
贯彻联盟政策。鉴于拉科西时期犯了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导致社会矛盾激化,失去群众支持的教训,在1957年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全国代表会议上,卡达尔已提出党失去群众信任是最根本的错误,要争取群众在各条战线、各个方面的支持。在贯彻工农联盟政策的基础上,匈党发展列宁的联盟政策思想,使具有特色的联盟政策成为调动人民群众积极性实现民族团结的有力手段。
1961年针对拉科西时期“谁不同我们在一起,就是反对我们”的口号,卡达尔在爱国人民阵线全国理事会扩大会议上提出“谁不反对我们,就是同我们在一起”。
1962年匈党“八大”
决议在宣布结束社会主义奠基工作同时,认定各劳动阶级、阶层状况发生变化,指出“旧的剥削阶级已经消灭。
已没有在利益上和社会主义相矛盾的阶级或较大社会阶层“
,但同时又过早提出:“随着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一劳永逸地消灭了人剥削人的可能性。已消除了资本主义复辟的社会和经济可能性”
;“社会主义在我国的胜利成为坚不可摧并最终确立”。
这次大会正确制定出具有历史意义的联盟政策,指出“社会主义民族团结的内容就是社会主义社会所有阶级和阶层的联盟”
;认为民族团结的基础是工农联盟,工人、农民同知识分子最紧密的合作是联盟政策的重要部分,应联合所有为社会主义与和平事业而进行工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82
作的人。
①后来,匈党又先后指出,联盟政策是该党国内政策的关键,是推动社会前进的决定性因素;在社会主义建设的整个历史阶段都要执行联盟政策。
在贯彻执行工农联盟及联盟政策过程中,在强调发挥工人阶级作用同时,匈牙利重视团结农民,关注农民利益。
1956年事件后废除了农产品义务征购制,给予农民更多自由。
1959~1961年农业合作化运动中,贯彻自愿原则,不损害农民利益,发挥中农作用。
1962年匈党“八大”提出了建立统一的生产合作社的农民阶级。
1966年“九大”要求最终消灭工农在生活水平、福利及文化条件上的差别。
1968年工农收入基本拉平,后来农民总收入略高于工人。匈牙利信任和尊重知识分子,取消“新”
“旧”知识分子的划分,采取措施提高知识分子物质待遇,让他们就政治和经济问题发表见解。认为业务能力和必需的知识是选拔干部不可缺少的要求。在各级领导干部中,知识分子占有比重越来越大。
1973年有高校毕业文凭者在党中央委员会及其机构、国家机关和首都、各州议会的领导干部中均占88~89%。
国会代表中知识分子1958年占23%,1970年占37%,1975年增至415%。匈牙利重B视发挥党外人士作用,1957年已确定“除党内职务外,所有公职,不论社会职务还是国家行政职务,不论最低职务还是最高职务,党外人士都可以担任”的原则。党内多次批评一切重要职务要由党员担任的成见,不少高级职务由非党人士
①引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第八次代表大会记录稿》,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1983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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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如长期担任共和国主席团主席的道比是在入党前任该职的。国会代表中非党人士1958年占18%,1970年为258%,1975年已超过30%。同时,团结宗教界人士,改善B同教会的关系。政府保证宗教信仰自由和教会的自治权,教会承认国家的社会制度,承担遵守宪法和法律的义务。一些宗教界人士担任重要职务,如拜赖斯托齐神父1961年起任国会副主席。匈牙利改变对前剥削阶级分子的政策,提出前前剥阶级分子只要不违犯法律,就是享有平等权利的公民。允许富农参加两年集体劳动后可当选社内职务。
1960、1963年政府两度对一般罪犯、部分战犯和判轻刑的匈牙利事件参与者大赦。
1963年起学校招生不再按家庭出身分类,这一政策的实行具有深刻社会影响。
匈牙利还实行团结私人工商业者,支持其经济活动;团结少数民族,维护其利益的政策。
继提出联盟政策之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开始承认社会上存在不同利益,承认利益冲突和观点分歧。
1966年匈党九大决议指出,在一些社会阶层、集团之间,以及局部利益和全民利益之间,在某些情况下可能产生暂时的,甚至在一定问题上产生较持久的矛盾。后又提出要对一些劳动阶级的特有利益和劳动者的日常利益随时给予充分注意。有关人士把这一思想概括为,承认社会各阶层各单位各种成分都有他们的不同利益,要使这些利益通过合法渠道反映出来,建立协调利益的体制。
1962年匈党“八大”在宣布联盟政策同时,提出使爱国人民阵线成为劳动阶级的联盟的形式。国内重要社会、群众团体均在阵线内一道工作,阵线参加选举工作,监督国会代表和地方议会成员同选民保持密切联系;参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82
与法律制定工作,阐明对重大政治、社会问题的立场;研究城镇发展问题,反映居民意见,协助地方议会改善居民的福利和文化生活。工会是匈牙利最大的群众组织,工会全国理事会对国家的经济政策、生活水平政策和其他重大问题,要表示意见。
1965年后,它与政府的联席会议成为制度。地方工会和地方议会、各产业工会和政府有关部门,也经常开会协调立场。1967年匈成立了合作社农民的全国性代表机构——生产合作社全国理事会。在涉及农民利益的基本政策和法律问题上,政府部门要征求其意见,它可以要求修改或调整涉及农业社的法令条例。国营企业由商会代表其利益并促进企业间的经济合作。匈还注意发挥共青团、妇女全国理事会、工业合作社全国理事会、消费合作社全国理事会,各少数民族民主联盟等组织的作用。
加强政权建设。在卡达尔执政时期,匈曾数次进行机构改革。政权建立初期曾精简国家机构,把国家监察部、征购部、国营农场部、煤炭部、化工电力部、城镇经济部、高教部等部门撤销或合并,成立物价局和劳动部,扩大财政部、银行和计划局权限,使政府各部数目由1952年的30个减至1957年的18个。
同时扩大地方议会权限,使它不仅管农业生产和供应,而且领导本地区工商企业,负责满足居民福利、文化需求。
1957年中央机关工作人员削减45%,州、区议会机关削减40%,而乡议会人员增加。为配合实行新经济体制,1966年之后又增强职能部作用,削弱部门部作用,为各部门确定了更明确的权限。把农业部、食品工业部、林业总局和国家土地局合并,扩大建工部和物价局权限,分别更名为建
68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筑和城市发展部、物资价格局。
1970年撤销区级议会,直辖市(不包括首都)的区议会机构同时撤销。
1971年制定议会法后,地方议会享有地方自治和行政管理权,地区建设、文教卫生福利设施和大部分服务性行业划归地方议会管辖,其经济自主权加强,由地方议会自定计划。
1971~1980年,地方议会资金增长3倍,它们经管的费用占全部国家预算的30%。
在立法工作中,1966年后加强了对重要法律的制订或修订工作,先后制订、修订了选举法、劳动法、农业生产合作社法、土地法、人民监督法等,同时制订了一系列法令、条例和执行细则,使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诸方面工作有法可循,各项权利义务有法律保证。国会对国家主席团和政府工作的监督工作也得到加强,还健全了1958年设立的各级人民监督委员会的工作。
人民监督委员会可检查除部长会议、法院、检察院之外的一切机构和组织,监督经济、福利、卫生和文化等方面的情况。如发现问题,人民监督委员会有权责成有关机构限期处理,并向它196、1按期完成计划,影响了经济发展速度和生活水平的提高。计划后半期,国民经济发展速0年匈牙利两度修改选举法。按新法规定,国民议会和市、乡议会,首都区议会代表由选民直选;首都和州的代表由下级议会代表选举,其75%成员为基层议会成员,其余由爱国人民阵线提名选出。
直选的代表改行个人选区制,接受选民监督,加强代表与议会联系。并规定选举时,可实行差额选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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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节 实行新经济体制
卡达尔时期,从理论和实践上对苏联模式真正有所突破的是1968年实行的新经济体制。
这种体制在坚持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条件下,努力使计划经济与市场调节相结合,注意协调中央的集中管理与地方、企业自主权的关系,在一定程度上摆脱了高度集权体制的束缚,搞活了经济,提高了人民生活水平,成为一种有别于中央集权的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新模式。
匈牙利的新经济体制是1968年1月1日正式实行的,而经济体制改革思想的确立却经历了曲折的发展过程。这一思想渊源于1953年实行新阶段政策时期对全盘照搬苏联模式并扭曲发展的作法的批判。
1953年6月匈牙利劳动人民党中央曾敦促削除过分集中,使企业和地方机构有更大自主权。
政府据此采取了简化国民经济计划工作,下放权限,放宽农产品征购规定等措施。随后,一些学者也发表文章指出经济高度集中的弊端,对扩大企业自主权、扩大商品货币关系的作用,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提出了建议。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改革未能真正提上日程。
1956年7月劳动人民党中央全会决议要求增强企业自主权,以便逐步纠正过分集中,但旋即发生的匈牙利事件阻碍了决议的执行。
1956年事件后,作为汲取历史经验教训的一个重要课题,再次提出经济体制改革问题。
1956年12月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临时中央决议提出,计划工作首先要把注意力转到确定国民经济最重要的比例和
82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发展方向上。
1957年政府设立经济委员会,由经济专家委员会制定改革方案。当时提出的设想是,在坚持计划经济的前提下,基本取消下达计划的作法,由国家用经济手段实现计划目标,突出价格制度的改革和利润的作用。这实际上是匈牙利以后经济改革的雏型。但由于国内外条件不成熟,改革主张未占上风,方案未被采纳,“新经济体制”
思想受到批判。
1962年苏联利别尔曼建议发表后,经济体制改革问题在匈牙利国内再次提上日程,国内理论界开始对改革展开热烈讨论。
1964年12月匈党中央全会研究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认为“对现今的经济体制(包括计划、财政、价格、物质利益制度)进行全面的批判性的审查和按情况进行改革是必要的”。会后,在党中央国家经济委员会领导下,党中央经济理论工作组吸收130名专家学者(后扩为250人)参加,分别对计划、企业管理、农业社、外贸、商业、价格、工资和物质利益、投资、科技、地方议会及职工参与管理等11个专题进行研究,在对国外经验和国内实践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拟定改革方案。社会上和党内还进行了广泛讨论、宣传,以统一认识。
1966年5月中央全会通过《匈党中央对经济体制改革的指导原则》和《匈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决定经过一段准备,从1968年起全面实行新体制。
《匈党中央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议》是对改革作出全面理论概括和实践指导的重要文件,在以后匈社工党执政时期,始终坚持决议中确定的改革基本原则。决议指出改革的目的是加强社会主义制度,加速达到党和人民的目标——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发展社会主义的所有制关系和生产力,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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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社会主义企业的自主权,改善其活动;保障经济发展具有更大的计划性,发展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方法并使之现代化;更有效地体现社会主义的工资原则,增强对企业集体、职员及所有劳动者勤奋、优质工作的鼓励;促使全社会的工作更加有效,使各经济单位的工作更有组织性。决议阐明改革在经济和政治上的原因。其经济上的必要性源于粗放经济增长的潜力已经消耗殆尽。经济要迅速增长,只有依靠用集约化方式挖掘经济内部的潜力和加速技术的发展。改革在政治上的必要性首先在于保障群众的生活水平今后能更迅速提高,并努力使每一个劳动者的生活水平比现在更好地取决于他们的工作对社会的贡献、个人的生产成绩和集体劳动的成就。
改革的目的还在于消除对个人创造性的过多束缚,减少官僚主义。最后,政治上的目的还在于通过改革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创造更有利的条件。决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有计划的集中管理与商品关系、市场积极作用有机地结合起来”。
一方面仍由中央决定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和比例,另一方面保障赋予市场机制运行以广阔的活动余地,把大部分经济决定权转归企业。
决议强调,市场不能成为放任自流、自由竞争的市场,而应成为本身也是由中央调节和管理的市场。
决议又指出,新经济体制的重要特点是,一方面能进一步逐渐集中生产力,另一方面为了国民经济和消费者的利益,“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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障社会主义企业的经济竞争比迄今起更大的作用,促使它们在市场上竞争“。

改革的主要内容如下:取消下达指令性计划。实行新经济体制后,匈在坚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情况下,基本取消向企业直接下达指令性计划指标作法,取消部门独立计划,把大部分经济决定权下放企业。计划工作重点放在长期、中期计划上,中期计划起重要作用。中央只决定战略性问题,确定经济发展方向,主要比例并规定经济调节手段,主要用经济手段保证国民经济计划的实现,实行指导性计划,用有控制的市场调节经济进程。
企业根据国家计划、经济调节制度和市场情况自定计划。国家计划与企业计划不一致时,国家通过协商和运用经济手段进行协调,但不放弃必要时采用行政手段。企业在供产销上有了很大自主权,国家以贸易制度代替中央统一调配生产资料和分配产品的作法,同时采取一些限制性措施控制产品的流通和交换。对军工、医药、能源生产和重大建设项目,对所承担的经互会义务和某些涉及国计民生的商品的收购、储备仍实行集中管理。
经济决定权的下放扩大了企业自主权,促进了生产的发展。然而在取得成绩同时,由于许多企业不善于运用扩大的自主权,政府部门也未形成一套新的管理办法,出现了过渡性混乱和困难,主要是投资增长过速、各社会阶层收入增长
①引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决议与文件集1963~1966年》,匈牙利科苏特出版社196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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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均和国家财政收支困难等。为解决这些问题,同时也迫于内外压力,改革出现回潮,1972年底起集中的倾向加强。
1972年制定国民经济计划法,确立以国家计划、企业计划、地方议会计划及长期、中期和年度计划为内容的统一计划制度,强调通过计划协调一致和确保经济平衡;1973年设立国家计委,协调计划局和各部、局的计划工作,加强对执行工作的监督;并确定对50个大企业(占工业产量55%)进行干预。
运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进程。实行新经济体制后,匈突出价格、利润、税收、工资、信贷等经济手段的调节作用。
在价格制度上,改革前产品价格一律由国家规定,价格同生产成本和市场供求的联系不紧。改革后,价格由生产成本、市场评价及国家优惠三要素确定,实行由固定官价、有官价限制的协议价格(最高限价和浮动价格)和自由价格构成的混合价格制度。出于政治考虑,改革初期只改革了生产者价格体系,未改动消费者价格,采取国家给予补贴办法弥补两者差额。为解决哄抬物价问题,1972年底要求广泛实行合同价格制度,加强物价检查工作,健全价格核算制度。
1974年以后,世界市场条件恶化使逐步缩小官价范围的原设想未能及早实现。为使国内价格接近国际价格,减轻国家补贴负担,匈数次对价格进行相应调整。
在利润分配、使用制度上,改革前企业财权有限,仅能甚至不能维持简单再生产。改革后,企业财权扩大,企业收入和利润的一部分通过纳税形式上交,另一部分自用。国家对企业征收社会保险费、所得税、工资税、地皮税、生产税和公共事业税等,用改变税种、税率调节生产和分配,并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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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利润的分配和使用作出原则规定。改革初,对企业自留利润分配规定较死,要求先按一定公式构成分红基金,余下作为发展基金。
1976年后修改利润分配制度,给予企业更大自主权,只规定利润使用顺序,由企业自行决定用于发展及分红的数额,并可用后备金支付亏损、补充流动资金。
在工资制度上,改革前已实行平均工资制和利润分红,但工资额和提资幅度由国家控制。改革初,仍主要采用平均工资制,规定使职工工资和收入直接取决于企业经营状况和本人劳动,并实行新的分红制度。后来采取过严格控制工资总额、修改基本工资制度、试行工资总额制等措施。
1976年根据不同企业的不同特点,实行四种工资制:取决于企业成绩的平均工资制、工资总额制,中央的平均工资制、工资总额制,并扩大使用总额制的范围。国家保障起码增资幅度。
在投资制度上,改革前由国家批准,预算拨款。改革初,改为国家决定的项目仍由预算拨款,企业承担部分费用;企业决定的项目,资金来源由企业发展基金、折旧费留成和银行贷款构成。为控制投资规模,制止失控现象,曾健全投资审批、检查制度,严格贷款发放条件。
1976年改为对生产性大投资项目也实行贷款制度,国家对企业的投资补贴改为通过投标审定取得,以投资达到计划效果时的纳税优惠形式实现。并进一步严格贷款发放,减少纳税优惠。
在外贸体制上,改革前由中央制定外贸计划,改革后在保持国家外贸垄断情况下,扩大外贸企业权限,给予一些生产、服务企业以独立外贸权或特定外贸权,鼓励外贸公司与国内生产企业、用户密切伙伴关系,对出现的外贸逆差,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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期主要通过采取减少进口、增加出口的限制手段予以调节,后来改为发放增加出口货源的投资贷款、调整汇率和减少补贴来解决。
加强企业民主管理。
匈党中央经济体制改革决议指出,经济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政治目标是,为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民主、有助于采纳群众的意见和建议、促使劳动者集体参加经营管理和监督,创造更有利条件。
1957年曾决定设立企业委员会,在工会领导下对经理负责制实行工人监督。经济改革后,企业自主权扩大,企业民主有了实际意义。
企业委员会的权限和职能由企业工会取代。
企业工会代表职工同企业领导签订集体合同。上级领导在评议、任免、奖惩企业领导人时须征求工会意见。企业行政领导制定有关规章制度要征得工会同意。工会有权决定企业福利文化基金的使用,决定社会保险问题,监督和检查劳保工作;决定工会系统的奖励和生活补贴等事项。但作出决定前要征求企业领导意见。
企业制定生产计划须听取工会意见。
工会有权监督涉及劳动者利益的条例、合同和决定的执行情况。
如企业领导在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的问题时违反有关法律、条例,工会可行使否决权。
1975年又扩大工会小组长权限,由工会小组长代表和维护企业利益,享有赞同、建议、监督和否决权,小组长联席会议行使企业工会权限。
为吸收职工参与管理,逐步建立和健全各种民主会议(生产会议、工人代表会议、党政工团领导人联席会议、劳动生产队长会议等)的制度。其中生产会议和工人代表会议的作用尤为突出。生产会议由全体职工参加,企业领导向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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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企业经营情况,与会者对生产、经营管理、工资、福利和奖励问题有发表意见和建议的权利,对社会主义劳动队和模范生产者的评选及奖励有决定权。工人代表会议讨论企业中期规划和年度计划、生产管理、集体合同的内容、企业工资政策原则、企业自行支配利润的分配比例、文化福利基金的使用等,并对行政领导人的工作做出评价。
在合作社中,一切涉及全社的重大问题均由社员大会决定。社员大会负责制订和修改社章,选举和罢免领导人,通过生产计划,确定劳动定额和年终分配。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初期,国际经济条件有利,改革进展顺利,经济发展迅速均衡,1968~1972年国民收入年增长65~7%,人民生活水平也有较大提高,被称之为经济发展B的“黄金时代”。同时也须指出,改革进程受到捷克斯洛伐克“布拉格之春”
及侵捷事件的影响,并且由于担心通货膨胀和出现失业现象,改革初期对财政、信贷、工资、物价等方面的改革作了妥协。新旧体制长期并存,改革后体制仍保留许多直接控制特点,执行中仍习惯于行政命令。企业自主权尤其财权不够大,70年代初社会纯收入的国家支配部分仍占70%以上,缺乏有效的利益制度,平均主义倾向限制了企业积极性和市场机制作用的发挥。
由于改革前期出现财政管理、投资、价格和工资收入等方面问题,匈党内围绕新体制的争论激烈。改革后匈摆脱苏联控制趋势加强,双方在经济等方面矛盾公开化,苏领导人公然施加压力,要匈改变方向。
1972年为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而采取的调整措施加强了经济管理的集中倾向,行政干预扩大,削弱了对改革原则的贯彻。
19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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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4年国际市场石油和原料价格暴涨,外部经济条件恶化给匈经济和新体制的发展造成困难。鼓吹紧跟苏联的改革反对派(以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科莫钦、比斯库为代表)在苏联支持下乘机进攻,公开要求改变新体制,并一度得势。
中央书记、“新经济体制之父”涅尔什和总理福克(均为政治局委员)等改革派代表人物在内外压力下先后辞职,改革停滞甚至倒退。
第四节 外交政策上的变化
1956年事件后,西方对匈牙利实行外交孤立,在两大阵营并存的国际政治格局下,匈牙利紧紧依靠苏联以在国际社会中争得一席之地。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1956年12月临时中央会议决议中提出,本着民族完全独立、自主和主权的原则,同苏联和人民民主国家建立亲密友谊和密切合作的关系是本国对外政策的基础。
1957年1月政府声明进而提出要依靠同苏联以及社会主义阵营各国的牢固联盟;根据平等、民族独立和主权、互不干涉内政及互利原则,同一切国家建立和平友好关系。
1962年,作为西方施压手段的“匈牙利问题”从联大议程中取消。
1964年西方与匈牙利关系松动,政治、经济、文化交往逐渐增加。
美国、西欧在与苏联保持军事对峙的同时,采用和平渗透办法与苏争夺东欧,尤其在匈实行新经济体制后,西方把匈作为工作重点,增加高级接触,抬高匈国际地位,鼓励匈“这样较小的国家”在欧洲起“重要作用”
,并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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速与匈发展经济、贸易关系。而匈出于自身需要,为从西方取得资金和技术,积极同西方发展经济贸易合作。
与此同时,匈苏矛盾逐渐发展。匈牙利事件后,赫鲁晓夫曾给予卡达尔大力支持,卡对赫怀有深厚感情,赫被赶下台时,卡心存芥蒂。在匈打破外交孤立,经济发展、实力增强同时,要求具有独立面貌的愿望日趋浓烈,民族利益被置于越来越重要位置。匈牙利实行新体制,加速与西方发展经济关系受到苏联和某些东欧国家领导人的指责,匈苏矛盾开始公开化。双方矛盾主要表现在经济关系上,尤其是原料、燃料供应和价格问题,以及要求建立独立的民族经济上。匈虽与苏存在一定矛盾,但并未放弃在政治和外交上与苏政策总体的协调一致。
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在外交政策上不背离苏所指定的总原则,同时表现出一定独立性。
70年代匈外交政策新指导思想逐渐形成,其最重要任务是,为本国社会主义建设争取有利的外部条件,在全世界为保卫社会进步、民族独立与持久和平而斗争。
具体内容有:加强社会主义国家的团结和政治、经济、文化领域的广泛合作;支持发展中国家反对帝国主义、消除殖民主义残余和争取进步的正义斗争;根据和平共处的原则,在完全平等、互不干涉和互利的基础上进一步改善同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匈牙利在发展东西方关系中起桥梁作用;推行多边外交和经济外交。1975年欧安会后,匈表示要“毫无保留地贯彻”欧安会文件,积极与西方国家全面发展关系。卡达尔本人连续出访奥地利、意大利、西德等国,西方报刊称卡的访问是“匈同西方关系进入新阶段的标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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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共运中,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强调尊重平等原则。早在1959年匈党“七大”上,卡达尔提出既不能忽视本国具体情况和民族特点,也不能忽视国际共运经验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规律。
1961年12月,卡达尔在一次群众大会上提出,国际共运中各党都是完全自主和平等的,没有上级党和下级党。
1966年12月匈党“九大”决议指出,每一个共产党应该按照本国历史、社会和经济条件制定自己的政策。
1968年2月,卡达尔在布达佩斯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协商会晤开幕辞中进而提出,国际共运现今没有中心,既不需要有一个也不需要有若干中心;各党都完全独立地进行工作。
1969年6月他在莫斯科会议上又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建设在今后将会表现出道路和形式上的更大多样性;既要遵循社会主义建设普遍的共同规律,同时又要重视各国的条件、历史和民族的特点。
1974年3月在党的积极分子会议上,卡达尔把匈的立场形象地表达为:坚定不移地坚持我们的民族利益和民族感情,象征性地说,坚持红——白——绿旗帜(指匈国旗)
;同时我们也忠于标志国际团结的红旗。
1976年6月他在欧洲共产党会议上说,各国人民有权自主地、在没有外来干涉的情况下选择其指导思想和它所希望走的道路。
1977年1月他在总结匈牙利社会主义建设经验的文章中强调,接受经验并不意味着机械地抄袭和损害独立自主。
1976年12月保加利亚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日夫科夫公开撰文反对欧洲共产主义,称之为新式的反共主义。同月卡达尔访问奥地利时表示不抱有这种看法。在苏批判欧洲共产主义情况下,1977年夏卡达尔访问意大利在谈及欧洲共产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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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问题时说,西欧党根据本国的历史和社会条件,寻找各自的社会解放道路,这不仅是它们的权利,而且是它们的义务。
在外交和国际共运政策上,匈牙利政府和执政党虽没有脱离与苏联和其他东欧国家的一致立场,但在强调独立自主、维护民族利益和特点方面,表现出一定独立性。这得到西方的青睐和西欧共产党的赞赏,有助于增强其国际发言权和在国际舞台上发挥更大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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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捷克斯洛伐克“三五”计划的失败和诺沃提尼的垮台
第一节 “三五”计划受挫和捷共12大
1960年通过的捷克斯洛伐克国民经济发展的第三个五年计划(1961~1965)执行不到两年,暴露出一系列严重问题,原计划显然脱离实际,捷领导被迫宣布停止执行,将五年计划改为年度计划。这在当时东欧国家中是一个相当突出的事件。捷克斯洛伐克是一个经济经比较发达的国家,头两个五年计划执行情况较好,经济上取得了相当的发展。
1960年,捷钢产量达676万吨,为1948年的25倍,占世界钢产B量的195%;煤产量达8169万吨,为1948年的2倍多,占B世界煤产量的21%;发电量达2445亿千瓦时,为1948年B A的3倍以上,占世界总发电量的104%;人均肉的消耗量由B1948年的289公斤上升到1960年的568公斤。
但是,第三B个五年计划受到严重挫折,不能不发人深思。
该计划1961和1962年执行的情况是,数量、品种和技术指标均未完成。工业生产仅完成计划的993%,农业1962年比1958年下降B68%,仍停在战前水平,农作物仅完成计划的84%,畜牧业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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完成计划的93%。生产计划未完成,产品库存积压却增加了39亿克朗。国民生产总值头两年增长不足1%,国民收入呈下降趋势。
1960年,人均国民收入为12,896克朗,1964年下降为12,280克朗。基建战线过长,投资1,600亿克朗,因不少项目未按期投产,使国家损失100多亿克朗。市场供应,特别是食品供应困难,对社会主义国家和资本主义国家外汇形势紧张。
群众不满情绪增长。
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特别是工业与农业,生产与消费之间的比例失调更加严重,原材料供应更加紧张。
在此形势下,捷克领导于1962年上半年宣布停止执行第三个五年计划,将五年计划改为年度计划。
据捷统计局公布的材料,1961至1965年期间,工业增长29%(亦说20%)
,农业减产3%,国民收入增长103%(亦说B2%)
,这是捷战后经济增长率最低的5年。有的历史学家称“三五”计划是“经济灾难的计划”。
“三五”计划的失败,在捷国内引起了不同的反应。
1962年12月召开的捷共12大及其前后的几次中央全会认为,“三五”计划之所以受挫,是由于1958年的经济改革措施执行不当,在计划和管理中未遵循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出现了无政府主义和自发倾向,削弱了中央的领导,一些地方只要权力,不要责任,基本建设随意加码,加剧了国民经济比例失调,造成原材料和市场供应紧张,外贸出现困难。这实际上是认为1958年的改革试验是“三五”计划失败的主要原因。捷领导认为,一些社会主义国家未执行与捷签订的经济合同,不按计划向捷供应原材料和食品,是捷经济困难和计划失败的外部原因。
1962年4月诺沃提尼在中央全会上谈及此问题时强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03
调指出,中国大幅度压缩对捷贸易,减少了原料、食品、棉花、有色金属等重要物资的供应,加剧了捷经济的困难。事实是,中捷贸易在捷外贸中的比重仅占1%左右,起不了多大作用。
中国由于三年困难和经济调整,削减了对捷的贸易,对捷经济不产生重大影响。捷共领导人的讲话,只是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也是出于追随苏联反华的需要。
捷国内不少人则持另一种看法。认为“三五”计划的失败,是捷共领导人不注意本国特点,照抄苏联经济模式,实行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的结果,也是追求不切实际的高指标的结果。这种看法看来比较合乎实际。
还必须指出下列因素:捷经济发展虽已达到相当水平,但它的能源、原材料匮乏,10%的天然气,95%以上的石油,80%以上的铁矿砂均仰仗苏联供应;对农业重视不够;粗放经营的潜力已经挖尽;与西方在科技水平上的差距日益扩大,产品在国际市场缺乏竞争能力;整个经济机制对迅速发展的世界经济和技术缺乏应有的适应和应变能力。以上是捷“三五”
计划失败的重要原因。
此外,由于当时国际形势紧张,捷国防开支增加,还承担了“大家庭”的所谓国际主义的援助任务。这无疑也加重了捷经济的负担。
在1962年12月召开的捷共12大上,由诺沃提尼作中央委员会工作报告。他分析了“三五”计划失败的原因,提出了今后的11项任务,把消除工业和农业的比例失调作为头等任务。大会还决定制定1964年至1970年的七年计划,准备使捷经济从粗放式经营向集约化经营过渡,提出发展工业是国民经济的主要环节,而以重型机械工业作为生产资料生产
20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的基础。农业被提到重要位置上,提出了“到1970年使农业达到工业的水平”的口号①。大会还决定发展消费品生产,注意利用本国资源和原材料,发展科技,加强同经互会成员国、特别是同苏联的合作,实行国际分工。大会提出要大力加强中央的领导,维护党的团结,开展反对修正主义和教条主义以及各种敌对思想的斗争,等等。诺沃提尼称,以上各项任务的总的出发点,是为了“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社会”
,“为今后若干年内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准备条件”。
②很明显,在赫鲁晓夫关于社会主义国家大致同时进入共产主义理论的影响下,捷共领导人仍受到超越阶段的思想束缚。
关于经济管理体制问题,捷共12大针对1958年的改革,特别强调要加强党中央和政府对经济的领导和管理,强调计划的作用。认为中央不仅要决定计划的制定,而且要直接领导计划的执行。在生产、科技、价格、财政等部门,都必须如此。在农业中,也应以国家计划作为管理的主要手段。诺沃提尼强调说:“国家计划就是党的第二纲领”
③。这就是说,国家计划不仅是法律,而且成了党纲。政府的首要任务就是加强中央机关和政府各个部在执行国家计划方面的职责,在各级管理机构中加强中央的领导和纪律。
捷共12大不再强调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注意价值规律和商品货币关系等经济杠杆了。
这样就否定了1958年的经济改革,使捷经济重新回到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Ⅲ,1962~1964》,捷文版,第20页。
②《诺沃提尼言论集Ⅲ,1962~1964》,捷文版,第14页。
③《诺沃提尼言论集Ⅱ,1958~1962》,捷文版,第6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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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的轨道。
第二节 捷共13大和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尝试
1966年5月31日至6月4日,捷共召开了第13次代表大会,肯定了捷共12大提出的国家长期发展目标;同时指出,捷克斯洛伐克尚处于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发展的开始阶段,而这一阶段比预料的要长一些。大会召开前,捷共在党员和群众中就大会的议题开展广泛的讨论。不少人对捷共党内和经济生活中的缺点和错误提出了批评,主张从政策和人事上予以解决。
13大在党员和群众讨论的基础上,对经济形势进行了分析,认为第三个五年计划的制定未从捷现实可能性出发,规定了过高的发展速度,以致暴露出一系列问题:国民经济有计划的发展受到破坏,生产和消费关系比例失调,对农业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意义认识不足,国民经济发展缺乏必要的后备,民主集中制遭到破坏,结果导致“三五”
计划的失败和经济发展的停滞。大会决定继续发展生产力,改革经济结构,以促进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的发展。会议通过了第四个五年计划(196~1970)的控制指标:国民收入增长24%,工业增长30~32%,农业增长20%,个人消费增长21%;斯洛伐克工业增长超过全国的平均速度,其中化学工业增长86%,机械工业增长65%,消费工业增长30%。
人们认为,同第三个五年计划相比,以上指标比较现实一些。
大会十分注意将捷经济纳入经互会的分工范围,特别强调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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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的合作,认为这是捷经济发展和技术水平提高的前提条件。由于诺沃提尼等主要领导人唯意志论和主观主义的错误并未克服,加上国内政治斗争日趋尖锐,13大决议未能进一步具体化,决议精神未得到认真贯彻,在许多方面还从决议的精神后退。
1958年的经济改革虽然被中止,但改革思潮仍在发展。
不少人在探索捷经济的出路,捷共中央有部分人也逐步倾向于进行改革。以著名经济学家希克为代表的一些人率先提出了市场机制的原则,得到了一些领导人的支持。
1963年,成立了以希克为主席的捷全国经济改革委员会,经过比较充分的调查研究,于1964年提出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管理工作的主要方针和党的工作》的文件,于1965年由捷共中央批准公布。
这是一个妥协性的决议。
一方面要求取消强制性指标,逐步实行灵活的竞争价格,并在相当大的范围内分散投资决定权,但另一方面又强调计划的主导作用,保留几项指令性指标,实行自由价格的范围也比较小,仅达10%。此外,在外贸、财政和银行工作方面的改革迈步还不大,文件还规定了较长的过渡期。文件公布后,由于种种阻力,改革并未取得实质性进展。
这引起许多人的不满。
在改革力量的推动下,捷共中央于1966年4月通过了关于改革的第二个文件,即《关于加速实施新管理体制的原则》。这个文件较多地反映了要求改革的主张。文件明确提出,必须尽快在最大程度上实行自由竞争价格,中央计划的作用是在大的方面对经济进行指导,而且须通过政府政策的间接手段来贯彻实行,不许给企业规定强制性指标,企业必须有真正的自主权,特别是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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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权,企业可直接进入外贸市场。此外,对企业实行统一税率的征税制,以代替现行的差额税制。文件还强调要运用社会主义的商品货币关系。按文件的规定,1967年1月进行批发价格改革后,立即将经济改革的主要措施付诸实施。由于捷共主要领导人犹豫不决,捷国内所积累起来的种种矛盾逐步具有危机的迹象,诺沃提尼的统治处于风雨飘摇之中,改革自然无法取得实质性的进展。
第三节 捷共内部斗争和诺沃提尼下台
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中央在坚持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模式的同时,采取了若干重要措施,以求缓解社会矛盾,维护其统治地位。除了上述经济改革的措施以外,在政治上实行了以下重大步骤。
一、捷共12大通过新党章,强调党的集体领导和民主原则,进一步消除个人崇拜的后果。
12大决定将党中央政治局改为主席团,但不设党中央主席,保持中央第一书记。要加强党在政府部门、经济组织等方面的领导作用,加强党的各级委员会的作用。还决定在党中央设立经济、农业、生活水平和意识形态这四个委员会,对党和国家有关政策进行综合的原则的研究,提出建议,供中央决策。关于党组织的发展问题,捷共中央决定,一方面要防止党员人数下降,一方面不能突击吸收党员,应使党员人数保持在现有150万人的水平上。还强调要反对党内严重存在的形式主义倾向。捷共在党内生活方面,也是照抄苏共的一套。党组织开会,都有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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套固定的程序,讨论问题,往往流于形式。
以捷共12大为例,仅5天的会议,各国党的代表团致祝词者达70多人,真正发言者仅50人,而且发言稿事先经书记处审定,官话套话占去不少篇幅,很难就实质问题开展深入讨论。
各级党组织会议,也有固定的议程,往往重形式不重内容,使党员对党的会议失去兴趣。基层党组织开会,党员出席达40%,就算是个成绩。不少党员为挂名党员,党支部起不了战斗堡垒作用。党的一些领导干部搞特权,犯官僚主义,脱离群众。党的威信下降,群众中流传着许多讽刺党员的政治笑话。党在群众中的根基日渐削弱。这是捷共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
二、逐步对50年代的政治案件进行复查和平反。
以诺沃提尼为首的捷共领导在此问题上一直是被动应付,动作迟缓,远远落后于东欧其他国家。
直到1962年,诺沃提尼在捷共12大上才承认,经过复查,“50年代大部分政治案件的判决不正确,与被判刑者所犯的罪过的程度和性质不符”
①,决定作进一步复查。
1963年4月,捷共中央才在较大范围内进行平反,但仍不够彻底,而且为时太晚,难以平息人们的不满。平反的情况是:1恢复斯兰斯基、什林格等4人的公民名誉,但B仍确认开除其党籍的处分;2恢复胡萨克、克利门蒂斯、什B维尔莫娃等11人的党籍,但仍确认开除他们出中央委员会和撤销职务的处分;3斯姆科夫斯基、诺沃麦斯基等多人被恢B复党籍。与此同时,处分了对政治案件负有重大责任的几个领导人,开除前捷共中央干部部长、政府公安部长科普日瓦,
①《诺沃提尼言论集Ⅲ,1962~1964》,捷文版,第94~95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03
前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司法部长、国防部长切皮契卡等人的党籍。
三、解除西罗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的职务,令其退休。
1963年9月捷共中央全会公布的撤销西罗基职务的理由是:贯彻党的路线不力、不接受批评、官僚主义和历史上有政治错误。实际上是将经济未搞好的责任推到西罗基身上。
斯洛伐克共产党领导人列纳尔特被任命为政府总理。
同时被撤职的有副总理杜兰斯基和扬科夫卓娃,还有交通部长、财政部长、计委主席、农业部长。斯洛伐克党政领导人也发生了变动。斯共中央第一书记巴契列克(50年代初任政府公安部长)被解除职务,杜布切克被选为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同时被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步入了捷共主要领导人的行列。
四、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巴拉克被撤职判刑。
巴拉克为诺沃提尼的亲戚,一度负责50年代政治案件的复查工作,为捷共主要领导人之一。因与诺沃提尼发生分歧,曾写密信给赫鲁晓夫,指出捷经济困难同消除个人崇拜动作缓慢有关,还称捷共中央主席团有人参与了50年代的政治审讯,把矛头直指诺沃提尼。赫鲁晓夫将此信转给了诺沃提尼。
1962年2月,巴拉克被以复查政治案件工作不力和犯有贪污罪为由,撤去一切职务,并被判处15年徒刑。
诺沃提尼的上述措施,并未能改善和加强他的地位。
60年代下半期,他陷入了更加困难的境地。除日益恶化的经济状况,以下几方面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地困扰着他,最终迫使他退出了政治舞台。
80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一、知识界出现了联合起来反对捷当局的趋势,斗争日趋激烈。
捷克斯洛伐克知识界,特别是作家和大学生中间,如果说过去主要存在有一股反对当局的暗流,这时则公开出来批评和反对当局及其内外政策,要求“民主和自由”
,主张结束“一党统治”。
1967年7月举行的捷作家协会第四次代表大会,成为知识界反对诺沃提尼政权的转折点。在有党的领导人出席的大会上,有的作家站出来指责捷共和它的政策,否定捷共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称捷资产阶级共和国为捷文化上“最繁荣的时期”
,说捷正经历着“第二个黑暗时代”
①,党和政府正在“鞭打作家”
,宣称“文艺和统治当局永远不能和睦相处”。
认为当局任用的是些“俯首贴耳的庸才”。
他们要求捷共改变文艺政策,取消检查制度,给作家以自由。
他们还批评捷共盲目追随苏联,在中东战争后同以色列断交,认为这是50年代政治案件中反犹太主义表现的继续。此外,捷一些作家,如哈韦尔、瓦楚利克等人在其作品中攻击捷共,指责它制造政治案件,维护“斯大林主义”等等。与此同时,不少大学生利用各种机会组织示威游行,高呼“我们要民主,自由,光明”等口号,在示威活动中,各种非正式的大学生团体开始取代捷青年联盟组织。作家和学生的种种活动,给捷社会带来巨大的冲击,引起捷当局的不安。诺沃提尼、党内第二号人物亨德里赫等大力反击,批评知识界的言行是“反对党的领导”
,是“反社会主义行动”
,“给唯心主义观点和资产阶级道德开辟道路”。
捷当局改组文化部和作协领导机
①“黑暗时代”系指1620年后捷克被哈布斯堡王朝统治的时期。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03
构,开除几位作家的党籍甚至国籍,加强对文艺界的控制。
对学生的抗议活动,则实行武力镇压,打伤和监禁示威者,但以上措施未能奏效。学生的抗议活动有增无已,一些作家则继续活动,成为后来“布拉格之春”和1989年剧变中的重要人物。
二、诺沃提尼同斯洛伐克的关系日益紧张。
1960年捷议会通过社会主义宪法,削弱了斯洛伐克民族议会的权力,实际上取消了该地区的权力执行机构——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压制了民族自治的要求,引起该地区领导和群众的不满。
1964年,诺沃提尼仍坚持“无须改变”对“斯洛伐克资产阶级民族主义”的批判,反对为胡萨克彻底恢复名誉,指责杜布切克也有“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认为要求实行两个民族的联邦制也是民族主义的表现。诺沃提尼甚至下令对斯洛伐克领导人进行种种监视。捷当局还削减国家对斯洛伐克的基建投资,按计划对斯洛伐克的基建投资应为总的基建投资的28%,结果仅实现22%。
斯洛伐克反诺沃提尼的情绪高涨,关系日趋紧张。
1967年9月,诺沃提尼赴斯洛伐克访问,抵达历史名城马尔丁时,怀疑斯洛伐克人要暗害他,不按事先安排同欢迎群众见面,不饮用服务人员送上的饮料,不去准备好的旅馆下榻,甚至拒绝去斯洛伐克民族复兴者墓献花圈。
更有甚者,他还提出要将斯洛伐克重要历史文物搬迁到布拉格。
这种种伤害斯洛伐克民族感情的作法,既遭到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比拉克等的强烈抵制,更引起广大群众的不满。
三、捷共领导层形成反诺沃提尼阵容。不少领导人反对诺沃提尼在政治上坚持错误、独断独行、迟迟不为50年代的
01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政治案件平反;在经济上搞主观主义的高指标、坚持苏联模式、不思改革,造成经济滑坡;在思想文化领域实行高压政策,使党和知识分子的关系紧张;在民族问题上,不尊重斯洛伐克的民族要求,等等。因此,有的人直截了当地说,诺沃提尼不下台,捷经济改革无法进行,斯洛伐克的民族权利得不到尊重。一些原来站在诺沃提尼一边的领导,如亨德里赫等,也开始同他拉开距离,逐步站到反对他的一边了。
1967年下半年,在捷共中央主席团会议上,杜布切克等人公开站出来反对诺沃提尼,主张将党的中央第一书记和总统的职务分开,提出要诺沃提尼辞去第一书记的职务。诺沃提尼意识到自己的危险处境,准备全力反击。
他一方面采用笼络办法,允诺让某某领导人将来接替他的职务,一方面试图动用武力,开展军事演习,以示威胁。结果事情败露,受到捷共中央主席团的批评,认为他企图发动军事政变。使他陷入更加困难的境地。
诺沃提尼面临四面楚歌、走投无路的形势,只好求助于苏联领导人。因为当时的惯例是,捷在重要人事安排、大政方针等问题上,均得听命于苏联。诺沃提尼只要继续得到苏联领导的支持,就可保住地位。
1967年12月8日,诺沃提尼邀请苏共中央总书记勃列日涅夫访捷,向他汇报捷国内严重局势和党内斗争情况,希望得到苏联的支持。但出乎诺沃提尼的意外,勃列日涅夫明确地说:“这是你们自己的事情。”
很明显,苏共领导已不再支持诺沃提尼,而另有打算了。这并不说明苏共领导不想插手捷内部事务,而是另有原因。
1964年10月,勃列日涅夫取代赫鲁晓夫时,捷共中央主席团“未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13
跟上形势“
,竟然致电苏共中央,对赫鲁晓夫下台表示“遗憾”。
这当然影响了勃列日涅夫同诺沃提尼的关系。
但更重要的原因则是苏共领导看到诺沃提尼大势已去,无法继续扶植,只好另换新人。
1968年1月,经过长时间的激烈的争论,捷共中央全会决定将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分开,解除诺沃提尼捷共中央第一书记的职务,保留他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总统的职务,选举斯洛伐克领导人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捷共中央主席团增补了4名成员。
斯共中央选举比拉克取代杜布切克为第一书记。从此,诺沃提尼的统治时代宣布结束。但因为他还担任着党和国家的重要职务,保持相当的影响,因此,反诺沃提尼的浪潮并未平息,政治斗争仍在继续。不久,与诺沃提尼进行军事威胁有牵连的两名将军被揭露,一名逃往西方,一名自杀身亡。
1968年3月22日,诺沃提尼被迫辞去共和国总统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的职务。
捷人民军创建者之一斯沃博达将军于3月30日被选为共和国总统,诺沃提尼完全退出政治舞台。诺沃提尼的下台,不仅是他个人政治上的失败,也是苏联模式在捷的暂时终结。从此,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布拉格之春”的改革时期。
21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四章为在罗马尼亚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而奋斗
第一节1961~1965年国民经济发展计划的任务、指标和执行情况
1960年6月20~25日举行了罗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德治在大会的报告中说,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在罗马尼亚建成,农业中资本主义所有制的最后形式——富农已被消灭,在罗马尼亚人剥削人的现象已不存在。罗共“八大”根据对国内形势的这种分析,讨论并批准了《关于1961~196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五年计划的指示和十五年长远经济计划纲要》。
五年计划的主要目标是:在整个经济中结束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建立的过程,大体上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过渡到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的新阶段。五年计划的基本任务是: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以持续的速度继续实行国家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尤其是发展机器制造业;扩大和巩固农村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完成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从组织上和经济上全面发展和巩固集体农庄;在国民经济的一切部门中推广最新技术,扩大生产的机械化和自动化,用现代技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13
术设备和机器装备新的企业;进一步改善生产力的地区配置,以促进落后地区的经济发展;增加国民收入,并在此基础上继续提高劳动人民的生活水平;普及七年制义务教育,使教育与社会主义建设实际紧密结合。在分配方面,坚决贯彻以物质鼓励为则的政策。五年计划规定,到1965年,工业生产总值将比1959年增加11倍,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3%。其B中,电力产量将由1959年的68亿多度增加到185亿度,也就是增加17倍;钢、钢材和生铁的产量将比1959年增加1B倍以上;机器制造业的生产将比1959年增长12倍;化学、B橡胶、纤维和造纸工业的总产值将比1959年增长23倍,其B中塑料和合成树脂将增长15倍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的生产将增加1倍;农业的总产量将比1959年增长70~80%;对外贸易额将比1959年增长1倍。
为确保实现上述基本任务,国家决定投资170~1800亿列伊,其中的58~59%将用于发展工业,达100亿列伊以上,而用于农业的投资则占总投资的12%。
五年计划规定的平均积累率为243%,到1965年,B国民收入将增长70~80%。
罗党“八大”通过的到1975年的远景规划的目标是:全面地、积极地发展生产力,以便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五年计划在劳动人民的努力下顺利完成了。到1965年,工业总产值增长了124倍,年平均增长率为144%,比原计B划规定的13%的年平均增长率超过了14%。其中,生产资B料生产的年平均增长率达到157%,高于整个工业的平均增B长速度。钢铁工业取得了重大成就,1965年钢的产量达到了
41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3426万吨,人均钢产量超过了波兰、匈牙利、保加利亚和西B班牙。发电量达到了172亿度,人均电力消费量达到了925度,而1950年只有129度。机器制造业的产量比1959年增加了16倍,其比重占整个工业产量的四分之一以上,它保B证了国民经济所需设备的三分之二,满足了石油、木材、食品工业、铁路运输、汽车运输和农业等部门对于机器设备的大部分的需要。化工产量增长了26倍,其增长速度是整个B工业中最快的。轻工业生产也增长了1倍多,食品工业生产增长了08倍,对外贸易额增加了13倍。五年计划的实际B投资额达到了1930亿列伊,比原计划规定的投资额超过了130亿列伊。随着工业的发展,职工人数有了很大增长,到1965年达到430多万人,大部分集中在工业和建筑业部门。
这样,城市人口达到了全国总人口的34%,而1948年时仅为234%。由于经济的发展,人民的收入也有了大幅度提高,B1965年职工的实际工资比1950年增长了12倍,农民的实B际收入增长了14倍。
B到1965年,社会主义成分的比重在工业总产值中为997%,在农业总产值中为916%。罗共认为,由于在所有B B制关系和经济结构方面发生的根本变化,使罗马尼亚社会变成了一个由共同的利益和愿望而联合起来的,由工人阶级、合作社农民、知识分子和其他社会阶层组成的统一的社会,因此罗在1965年宣布,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已经在罗马尼亚建成,它标志着社会主义在各个工作部门中已取得全面的胜利。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13
第二节1964年4月声明的发表和罗苏矛盾公开化
1944年罗马尼亚解放后,一直奉行同苏联友好的政策。
1956年苏共20大到22大期间,罗基本上还是听从苏共指挥,并在1960年布加勒斯特会议后一段时间里追随苏共反华反阿尔巴尼亚,但由于赫鲁晓夫借反个人崇拜企图颠覆罗党领导,并利用经互会加紧对罗进行控制,引起了罗的反抗,致使罗苏矛盾日益加剧和公开化。由此,在罗共与苏共之间展开了长期的颠覆与反颠覆、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
苏共20大后,乔治乌—德治没有积极追随赫鲁晓夫在国内搞“反个人崇拜”
,而是重新批判罗共党内早在1952年就已被清除的波克—卢卡集团。
在对斯大林的评价问题上,罗党也有所保留。
1956年后,苏操纵经互会强调各国国民经济计划的配合,强调国际分工和生产专业化,罗在经互会会议上,对不利于罗经济发展的决议和措施,曾多次表示异议。如罗否定了1960年2月经互会会议上关于在生产粮食和农业原料方面实行社会主义各国间计划配合和专业化的决议;1961年9月,罗反对事先不与大家商量,硬要把苏共纲领草案中的一些观点强加进社会主义国际分工的基本原则草案中的做法;也不同意苏、捷代表关于建立有几个国家参加的生产综合体的主张等。
罗认为这些都是有损罗主权和独立的形式。为此,苏从经济上对罗施加了许多压力。
1961年苏共22大后,再次掀起反个人崇拜的高潮,罗则在其党内再度批判波克—卢卡和基辛涅夫斯基—康斯坦丁内
61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斯库两个反党集团,并指出这些人的反党罪行曾得到苏联的支持。此后,罗摆脱苏联控制的倾向有了进一步发展。罗在国内建设的一些重要政策问题上也没有盲目追随赫鲁晓夫所采取的措施,如:罗没有实行按生产原则建立工业党委和农业党委的做法;没有实行把工业和建筑业管理权利下放,而是仅把地方工业—消费品、建筑材料和服务性企业交给各企业所在地的人民会议管理;罗也没有把拖拉机卖给集体农庄,而是继续保留拖拉机站;罗国内迟迟才把以斯大林命名的工厂、街道易名,斯大林塑象也比较晚才拆除。与此同时,罗对赫鲁晓夫的讲话不再全文转载或发表相应的社论,罗领导人公开讲话中不再强调苏的援助,而是突出罗党本身的作用,从1962年“五一”
节开始,罗在游行时不再举赫鲁晓夫的像,只举本国领导人的像。罗采取的这些做法和措施,引起了苏联的不满,从而苏进一步在经济上对罗施加压力。
1963年初,随着罗苏矛盾的发展并趋于表面化,罗党3月中央全会决定奉行独立自主的方针,抵制苏联的压力。会上一致批准了政治局决议和罗代表在经互会上所采取的立场,并发表公报,再次确认完全同意经互会成员国1962年6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所通过的“社会主义国际劳动分工的基本原则”
,即:尊重独立和国家主权、权利完全平等、同志般的互相援助和互利原则。同时,罗采取一系列措施,缩小苏的影响,并防止苏联的颠覆活动,如:要求在罗国家机关和机密部门工作的苏侨改入罗籍,在组织上撤换了一些亲苏的干部;取消俄语学院和俄文书店,停止发行苏《新时代》和《和平与社会主义问题》的罗文版杂志,停止出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13
售赫鲁晓夫的《三无世界》等书籍,并重新出售斯大林的著作,俄语由必修课改为选修等。与此同时,罗党也逐步向中共透露了罗苏矛盾的一些情况,基本上退出了反华大合唱,并以对等的方式刊登中苏双方的有关信件,开始同中共接触,并向我提出中罗两党进行高级接触的建议。同时还改善了与阿尔巴尼亚的关系,重新派大使回阿尔巴尼亚。
1964年初,罗党中央分别致函中共中央和苏共中央,呼吁停止公开论战,说论战的继续和尖锐化将使国际共运和社会主义阵营的完全分裂成为不可避免,认为分裂将给共运的力量和社会主义阵营以沉重的打击。同年3月,罗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毛雷尔率罗党代表团(代表团成员中有齐奥塞斯库)访华,同中共领导人进行了会谈,劝说中共停止同苏公开论战,强调公开论战损害兄弟党之间和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削弱了资本主义国家兄弟党的战斗力,对民族解放运动和新独立国家产生了消极的影响。会谈中,罗方要求中共发出停止公开论战的呼吁,在达成各方都能接受的停止公开论战的协议之前,先实现在默许情况下的暂时停战。
访华后,罗党代表团还访问了朝鲜、苏联,并同苏共领导也进行了会晤。代表团回国后,德治致信毛泽东,再次提出“共运的利益迫切要求停止公开论战以及为冷静的、耐心的和同志式的讨论现存分歧创造条件”
,并建议中、苏、罗三个党联合呼吁停止公开论战。
罗共虽进行了这一系列活动,但未能实现其愿望,于是罗党在1964年4月中央全会后发表了《罗工人党关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问题立场的声明》,对国际共运中的一系列问题表明了罗党的态度。
声明首
81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先强调,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社会主义阵营正面临着分裂的危险,罗党对国际共运中的公开论战表示“忧虑”。
声明对中、苏双方都进行了批评,并呼吁“所有兄弟党”
,首先是“在恢复共运的团结方面负有特别责任和作用”的苏共和中共停止公开论战。
声明也明确表明了罗党反对建立超国家机构、搞联合计划和合营企业的主张。罗党认为,已提出的诸如制订和成立包括经互会所有成员国在内的联合计划和单一的计划机构、成立国家间的技术生产部门的联盟、成立几个国家共有的企业、成立国家间的经济组合等形式和措施,其实质在于把某些经济管理的职能从属于各自国家的职权变为属于某些超国家的机构或组织的职权,因此这些措施是不符合构成社会主义国家间关系的基本原则的。声明强调,国家经济的计划管理是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的基本的、不可缺少的和不可改变的特性之一,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要求自己有效地和充分地拥有各种实际体现这些特性的手段,把管理经济和社会生活的一切手段掌握在自己手中,要是把这些手段转移给超国家的或非本国的机构,就会使主权变成毫无内容的概念。并指出,国家计划是完整的和不可分割的,不能从中把任何部分或部门分离出来而转移到国家之外,罗党主张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经济合作的主要形式应是在双边和多边协商的基础上协调各种计划。
声明强调,社会主义国家之间的关系应以民族独立和主权、权利平等、互利、同志式的援助、不干涉内政、尊重领土完整和社会主义国际主义原则为基础;社会主义国家之间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13
对某些问题的看法出现分歧是可能的,但任何时候都应当以同志式的、本着相互谅解的精神来分析和处理,而不是使用给别人扣帽子、贴标签以及施加压力和采取歧视性的措施的办法;共产党和工人党必须考虑社会主义建设的一般规律,但任何人都不能随心所欲地创造新的社会主义建设规律,或宣称某一个个别现象具有普遍的价值,并试图强使其他国家接受它们;鉴于社会主义建设有各种各样的情况,因此不会有、也不能有单一的形式和方法,谁都不能为其他国家或其他党来决定什么是正确的,什么是不正确的;制订、选择或改变社会主义建设的形式和方法,应当是每一个马列主义党的事情,是每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主权。
声明还强调,建设社会主义首先要依靠本国的力量,不能由一个国际中心来解决问题,由一个国际中心解决这一国或那一国工人运动问题已不再适合于世界共产主义和工人运动的发展阶段了,过去那种错误的、干涉别国党的内政以及撤换党的领导干部、甚至撤换整个中央委员会,从外部强行指定领导人、镇压各党卓越的领导干部、斥责甚至解散共产党的做法应该摒弃;在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大家庭中,没有、也不能有“老子党”和“儿子党”
,“上级党”和“下级党”
,任何一个党都没有、也不能有特殊地位,都不能把其路线和意见强加给别的党。
声明指出,从公开论战一开始,罗党就完全支持结束论战的建议,并建议中、苏和其他兄弟党之间立即开始协商成立一个由一些党的代表组成的委员会,着手准备召开共产党和工人党的代表会议以维护和加强社会主义阵营各国和世界
02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的团结。并表示罗党反对召开只有一部分党参加的会议,因为这将违背团结的事业,将使情况恶化,使某些兄弟党孤立,在世界共产主义运动和工人运动中造成分裂。罗党重申,凌驾于任何分歧之上的是所有的共产党和工人党共同的东西,它比任何意见分歧都强大许多。
声明的发表,一方面表明了罗党对共运面临分裂的危险表示“忧虑”
,不赞成中苏两党公开论战,同时也表明了罗党坚决抵制苏共推行的干涉别党内政,凌驾于别党之上的“老子党”的一套错误作法。
第三节 罗共“九大”开始了齐奥塞斯库时代。
“四五”
(196~1970)
计划的指标、任务和完成情况
1965年3月,罗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乔治乌—德治因病逝世,47岁的尼古拉。齐奥塞斯库继任罗共中央第一书记,成为党的接班人。从此罗马尼亚开始了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齐奥塞斯库,1918年1月26日出生在奥尔特县斯柯尔尼切什蒂村的一个农民家庭。由于家境困难,11岁时就前往布加勒斯特一家修鞋铺当学徒。
15岁时因参加罢工和游行而被捕。
1933年加入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加入共产党。
193~1936年先后任普拉霍瓦和奥尔特尼亚州共产主义青年团团委书记。
1939年任团中央书记。
1936~1944年间曾多次被捕,并在狱中结识了德治。
1944年“八。二三”武装起义胜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23
利后,参加了罗共领导和组织人民群众夺取并巩固政权、建立民主政府、进行土地改革等一系列重要活动。此后,相继进入罗马尼亚军事学院专修班、布加勒斯特经济学院和罗共“斯特凡。乔治乌”学院(高级党校)学习。
1945年当选为罗共候补中央委员。
1946~1948年任罗共多布罗加和奥尔特尼亚州委书记。
1948~1954年先后任农业部副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和第一副部长,并兼任军队总政治部主任。
1952年升为中央委员兼中央组织局委员。
1954年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从1955年罗共“七大”起至1965年德治逝世,齐一直是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主管组织工作和工会、青年团、妇联等群众团体的工作。
1965年7月举行了罗共“九大”
,作为党中央第一书记的齐奥塞斯库在会上作了党在“八大”和“九大”之间党的活动的总结报告。齐在报告中说,社会主义在罗城乡已取得了完全胜利,在整个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关系的过程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现象永远消灭了,罗已进入了建设社会主义的新时期。
这次大会提出了196~1970年的发展国民经济的指示草案和关于能源发展和国家电气化的十年计划,草案中规定党的政策的中心仍然是国家的工业化,优先发展重工业,特别是机器制造工业。齐在报告中强调,没有国家的工业化就不可能使罗达到高度的文明和福利,就不可能向共产主义迈进;工业化是通向进步和文明、保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唯一途径,也是缩小同经济上先进国家差距的决定性因素。
五年计划规定,工业总产值将比1965年增长约65%,平均每年增长105%,这样,到五年计划结束时,只要24天就B
2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可以达到1938年全年的产值。
为了创造社会主义扩大再生产的必要条件,生产资料的生产将优先发展,年平均增长率为1%,而消费品的生产将以10%左右的速度发展。为扩大本国原料基地的建设,五年计划期间将拨款160多亿列伊用以大力发展煤、铁矿和有色金属矿的开采工作,煤的产量将达到20~200万吨,比1965年增长70~80%。电力生产将达到320亿~340亿度,为此将建设阿尔杰什以及比斯特里察水电站。
钢铁工业也将得到巨大发展,钢产量将达到630万吨,生铁产量将达到410万吨;人均钢产量将比1938年约增长17倍。
机器制造业的产量平均每年将增长12%以上,国民经济各部门所需的机器、设备将由本国产品提供。化工生产将增长约13倍,即平均每年增长185%。这五年间,将新B建一批氮肥和磷肥、合成纤维、塑料、纸浆和造纸等厂。轻工业生产将增长50~5%,食品工业将增长50%,这两种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将达到85~9%,为此投资也将比1961B~1965年期间增加1倍。
“九大”确定,本五年计划的总投资额为250~2600亿列伊,比1961~1965年期间的投资总额增加约50%,其中140亿将用于工业。到1970年国民收入将比1965年增加大约40%,而其中的60%则来自工业。对外贸易额将比1965年增加40%以上。劳动力的结构也将发生重大变化,今后五年里职工人数将超过500万,即增加90万人,其中大约40万将来自农业人口。
“九大”
确定,在继续高速度进行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同时,将更加重视发展农业和提高农牧业生产。五年计划中,农业将获得350多亿列伊的投资,这比1961~1965年期间增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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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农业生产总值将比1961~1965年增加约20%,每年平均增长率为35%。农民的实际收入将增加20%。
B在罗共领导下,五年计划规定的各项指标胜利完成了。
到1970年社会总产值增长了51%。
对整个经济发展起决定性作用的部门如:电力、热力、冶金、化工和机器制造工业,在工业中所占的比重,已从1965年的42%提高到1970年的501%,其产值已超过全国工业产值的一半。五年计划结束B时,电子工业增长了18倍,自动化设备增长了56倍,化B学纤维增长了27倍,塑料和化肥增长了2倍,钢产量达到B了650万吨,人均钢产量达322公斤。这五年间建造了许多新的工业项目,如658匹马力的电力机车、“达契亚”和“阿罗”牌小汽车、电子机算机、程序控制机床、自动化仪表等。
由于国家工业化的实现,使工业成了罗马尼亚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和决定性部门。
到1970年,工业已拥有了整个固定资产的379%,从事工业的人数达到了227万。工业化的结果大B大地改变了罗马尼亚的面貌,罗在不到25年的时间里,从一个工业不发达和农业落后的典型的农国变成了一个具有强大工业和处于全面现代化过程中的社会主义农业的工业农业国。
“九大”
在罗马尼亚的历史上是一个新的转折。
在这次大会上,提出了更改国名的建议,同年大国民议会通过了新宪法,决定把罗马尼亚人民共和国改为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同时还决定把党名恢复为罗马尼亚共产党,并通过了新的党章。罗共九届一中全会选举齐奥塞斯库为总书记,并选出了由15名委员和10名候补委员组成的中央执行委员会,
42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由7人组成的中央委员会常设主席团,以及由8人组成的中央书记处和9人组成的中央监察委员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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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保加利亚为加速经济发展和“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而斗争
第一节 提前两年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1958~1962)
1958年保共“七大”通过的第三个五年计划要求首先发展机器制造、黑色和有色冶金、化学工业等,进行工业生产的专业化和协作。农业方面要求更充分利用土地、机械和其他生产资料,提高农业生产水平,巩固合作社经济,增加社员收入。鉴于当年国内出现了巨大的劳动热潮和国际国内的有利形势,10月,日夫科夫便在保共中央全会上提出加速发展经济的可能性和提前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设想,号召各级干部深入基层,带领群众,挖掘潜力,加快建设步伐。
1959年1月日夫科夫向全会提出《加速发展国民经济,改善人民物质文化状况,改组国家和经济领导》的报告提纲,获得通过。全会认为在加速经济发展时必须消除过去在国家和经济领导工作中过分集中的弱点,使地方和劳动人民得以更充分参加国家和经济的管理。不久后,国民议会根据全会决议精神通过了重新划分国家行政和经济区域的决定,把过去的乡、
62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县、州三级行政管理改为乡、州两级管理,将原有的117个县、13个州改组为30个行政经济州。
这时撤销了工业部等6个中央部,改设若干委员会,负责经济协调工作,将经济领导实权下放到新设立的州里。但是实践证明,在当时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下,把集中的部门管理一下子改变成为地区管理,不但助长了分散主义和地方主义的倾向,而且损害了国家的整体规划和领导能力。一两年后,不得不恢复中央部门的管理体制。
这期间,工业特别是重工业发展迅速,开始兴建克列米科夫齐冶金联合企业、德夫尼亚化工联合企业等大型项目,机械工业一直保持着发展的首位。在经互会分工下,电子工业也于60年代开始起步。
这些年的工业投资额以每年平均增加292%的速度递增。
1960年底国家的统计数字表明,原定于B1962年达到的第三个五年计划主要指标:社会总产值达到100亿列弗,工业产值比1957年增加60%,商品零售额比1957年增加40%,外贸总额比1957年增加45%,均已于1960年底完成或超额完成。只有农业产值落后于原定1962年完成的指标。
1960年的国民收入为1939年的2819%,工B业产值为1939年的12倍,农业产值为1939年的1523%。
B1958年到1960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116%,明显高B于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平均年增长率(81%)。可见这时B保加利亚的国民经济发展速度是比较高的。
在这期间,保共中央肯定了农业生产合作社通过联合扩大规模的做法,认为并社有利于发展农业生产。
1959年并社活动达到高潮。到1960年,全国3290个农业生产合作社已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23
合并成为932个规模更大、实力更强的农业生产合作社。每个大社平均占有耕地4266公顷,有社员1700余人。农业社的合并使固定资产和流动资金都更为集中,对农业生产现代化起了一定推动作用,但是由于社员收入分配中的土地分红比重迅速下降,1959年基本上由社员“自动放弃”
土地分红,实现了农用土地的公有化。无论在当时还是在后来相当一个时期,保共都把这次变革视为“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善和进步”
,以为它会为农业生产的集中化和专业化开辟广阔的天地,这就是保加利亚继50年代中期农业合作化之后社会主义农业的“第二次集中”。
在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这三年中,由于农业机械化、水利化、化肥化的发展,农作物的单位面积产量增长较快,小麦、玉米、葡萄等主要农作物的单产量增加了18~35%,增长幅度高于前两个五年计划期间。但是总的说来,保加利亚的农业产值在前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每年平均增长35%,而B同期工业产值每年平均增长165%。
它的农业发展无论与本B国的工业发展还是与中欧西欧一些国家相比,都显得十分落后。
此外,由于在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许多大型工业企业落成投产或扩建,工业外延发展的势头迅猛,大批农村人口流向大城市和工业区。
从1956年到1960年,有40余万人从农村迁入城市,约占农村人口的8%。
这种迁移趋势在后来一些年份显得更为严重。
到60年代后期,保城市人口已超过农村人口,并且形成了不利于农业发展的农村人口老龄化结构。
82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二节 第四、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1961~1975)的经济和社会发展
1961年春,日夫科夫在全国党政积极分子会议上宣布,第三个五年计划(1958~1962)
已于1960年底提前两年完成。
同时也指出经济建设中普遍存在浪费大、效益低等现象,亟待解决。随后即采取措施遏止工资基金的超额增长,努力将投资集中到重点项目上来,并取得一定成效。
1962年12月召开的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关于第四个五年计划(1961~1965)的指示。它要求在这五年间工业产值增长70%,农业产值增长45%,仍保持较高的发展速度。预计布尔加斯石化联合企业等大型工程将开始投产。这次代表大会通过的保加利亚1961~1980年发展前景规划规定“在20年内建成社会主义并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鲜明反映了当时以苏共为首的社会主义各国共产党人的盲目冒进思潮。
第四个五年计划的执行情况表明,这五年的投资额超过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总和。这期间国民收入增长了383%,工业产值增长了74%,农业产值增长了171%。重B工业取得了较大发展,农业生产开始了集中化和专业化过程。
国家还采取了提高农副产品收购价格和改进贫困地区生产条件等一系列措施。
1966年召开的保共第九次代表大会提出进一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第五个五年计划(196~1970)
,要求通过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23
“进一步建立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完善社会主义社会关系”
,保证经济高速增长和人民生活水平更大提高。
这时提出了使一切经济部门集约化和现代化,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的任务。确定这个五年计划仍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国家工业化为重点,要求提高农业的集约化和效益。预定国民收入增长50%,工业产值增长70%,农业产值增长30%。到1970年,前两项指标均已完成,唯有农业产值只增长了185%。
B1971年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通过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和关于第六个五年计划(1971~1975)
的指示,国民议会随即通过了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宪法。第六个五年计划要求加速实现生产的专业化、集中化和经互会成员国经济的一体化。预计国民收入将增加50%,人均实际收入将增加30%。
1975年国民收入实际增长457%。
B从1961年到1975年执行第四、五、六个五年计划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775%,工业产值共增长35倍,农B B业产值增长60%,人均消费基金增长15倍。这个时期,国B民经济发展比较平稳,重工业基地陆续建立,农业的现代化有相当进展,同时加强了畜牧业发展,注意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特别是在1970年波兰事件之后,保共中央于1972年制定了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20年长远规划并采取一些具体措施,如鼓励城乡人民利用闲置土地从事副食品生产等,人民生活水平有较大改善。这期间农民的收入增长超过了职工的收入增长,耐用消费品,如家用电器和汽车等开始进入人民生活。
70年代开始大规模兴建住房。这个时期尽管保加利亚的经济经结构和农业经济中已存在不少隐患,但被普遍认
03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为是它社会主义经济发展的“黄金时期”。
这个时期保加利亚的经济发展存在着三个主要问题:(1)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已不能适应经济和科技发展的需要,但未找到新的管理模式。鉴于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经验和本国情况,保于1964年首批在50个企业试行以经济核算为中心的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
1966年在试点的基础上减少国家指令性计划指标,全面推行国民经济领导新体制。但因改革措施不配套,收效很差。
1968年保共中央提出全面完善社会管理体制的设想,但对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民主化原则阐述较多,落实的实际措施很少,流于空谈。
在捷克斯洛伐克改革受挫后,保加利亚于1969年着力于改变工农业经济组织形式,旨在实现工农业生产的专业化、集中化。
在工业方面成立了120家经济联合公司,继而合并为60家。
在农业方面成立了集农业生产、加工和科研于一体的农工综合体。
1971年在全国800多个大型农业生产合作社和国营农场的基础上成立了170个农工综合体,每个农工综合体平均占地24万公顷,拥有劳动力6500人。
这种变革并未使生产B经营单位摆脱国家行政管理的旧轨道、反而给它们带来冗赘的管理环节和桎梏。
(2)农业所有制向“一大二公”发展,给农业发展埋下严重后患。
1970年4月保共中央全会决定农业继合作化、小社并大社之后进行第三次集中,即在全国普遍建立农工综合体。认为这样做能为将来“把合作社所有制提高到全民所有制及使两种所有制融合为统一的全民所有制”创造条件,而且还能为“农业生产全面过渡到工业基础上,以便急速提高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3
劳动生产率、增产降耗“创造条件。
1974年国家认为时机已成熟,便中止了加入农工综合体的农业合作社的法人资格和经济自主权,实行全综合体的统一核算和统一分配,使农业生产资料进一步“公有化”。
农工综合体的规模一度大到包括几个乡的范围,尽管70年代中期曾将综合体适当划小,使其总数达到300个左右,但始终未再改变这种公有制的生产关系。农业所有制的超前过渡损害了农业劳动者的利益,打击了他们的生产积极性,为80年代农业的衰退和农村的凋敝埋下祸根。
(3)对经互会的依赖增强,产业结构不合理和工业外延发展趋势加重。
50年代以后,保加利亚的经济计划和工业部门设置都是在经互会分工的基础上统一安排的,从原材料供应到产品销售都与经互会其他成员国息息相联。
尤其是在60~70年代,随着苏联、民主德国、捷克等帮助兴建的一批大型冶金、化工、机械、电子工厂的落成投产,保对经互会的依赖更加突出。60年代保加利亚工业部门就业人数增长很快,工业部门的人均资金占有率不断上升,而劳动生产率仅为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14,效益低下。
70年代工业部门的A劳动生产率虽略有提高,但是无法弥补由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经济战略和经互会封闭的环境所造成的不符合本国发展条件和传统优势的经济结构不合理和科技落后状况。
第三节 保共党内斗争和日夫科夫领导地位的确立
保共中央在1956年四月全会作出批判契尔文科夫个人
23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崇拜的决定以后,于1957年7月召开全会,又对当时任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的强科夫和曾任部长会议副主席、当时任社会福利部长的台尔佩舍夫等人作出组织处理,解除了他们的领导职务或将他们开除出中央委员会。
按照日夫科夫在1983年总结党内斗争时的说法,为了“保持上至司令部下到基层党组织思想上的统一和行动上的一致”
,采取了一系列组织上和思想上的措施。
1961年10月日夫科夫率团参加苏共22大回国后不久,便提出把反对个人崇拜的斗争进行到底的任务,要求“完全根除对契尔文科夫的个人崇拜的一切残余。”12月保共中央解除他的行政(部长会议副主席)职务。
1962年11月在保共第八次代表大会即将召开时举行的中央全会上,于哥夫(当时任部长会议主席)和契尔文科夫被指摘为“将部长会议变为第二个领导中心”的罪魁祸首。全会决定将契尔文科夫开除出党,免去于哥夫的部长会议主席职务,将他开除出中央委员会,还将长期任内务部长后又升任部长会议副主席的仓科夫免职,一起进行批判。
日夫科夫随即出任部长会议主席,集党政最高领导权于一身。
1971年制定新宪法后,日夫科夫当选为新设立的国务委员会主席,不再担任部长会议主席。
但他兼任党政最高领导人的局面一直保持到1989年。难怪60~80年代出版的保共党史都说,保共“八大”(1962年11月)标志着“四月全会路线取得了彻底的不可逆转的胜利”
,而“四月全会路线”就是日夫科夫时期的标志。
在日夫科夫确立领导地位的这个时期,保加利亚的政治斗争持续不息。
1956~1962年设立的集中营,对“思想不轨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3
者“
或反对本单位本地区领导而未被判刑者进行关押改造。
后来又出现过反对日夫科夫的政治事件。
这里有1965年的军人谋反案,有1968年破获的“反对日夫科夫第二中心”案,有长期以漫画和文字形式单枪匹马反对日夫科夫的知识界人士等。这些事件曾长期鲜为人知,近年才被披露出来。例如在1965年前后,曾在二战期间活跃于保西北部的游击队领导人托多罗夫(游击队中化名为戈鲁尼亚)
、克勒斯特夫等对日夫科夫掌权后的党内民主生活不满,密谋起事,被内务部侦破。
为首的戈鲁尼亚被迫自尽,同谋军人数十名被分别处以监禁、流放等刑罚。次年,为抗议戈鲁尼亚案件的处理,在佩尔尼克等市出现了反对日夫科夫的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小组。他们印发和张贴传单,秘密集会,均被抓获并判刑。又如1958年毕业于保美术学院的漫画家曹涅夫因创作讽刺日夫科夫的作品,被迫颠沛流离,屡遭监禁。
第四节 保共制定“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新党纲和保苏进入“全面接近”的时期
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下,保共于1968年确认1947年制定的宪法已经过时,需要制定新的党纲和宪法。同年先后成立了以日夫科夫为主席的国民议会新宪法起草委员会和保共中央新党纲起草委员会,着手两个文件的起草工作。由于受国内外形势的影响,保共新党纲和共和国新宪法直到1971年才由保共第十次代表大会和国民议会通过。
由于两个文件的中心内容都是有关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
43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所以一般称之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党纲和宪法。
党纲认定,保加利亚已“完成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取得了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完全胜利,并在此基础上使整个社会生活体系发生了质和量的变化”
,从而进入“崭新的发展阶段——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认为在这个历史阶段社会阶级将变得更加单一,工农阶级的差别将消除,全民利益将更加一致,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将转变为全民的国家,无产阶级的政党将转变为全民的政党。党纲还说,在这个历史阶段,“各种所有制形式(国家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
将逐步溶合成统一的全民所有制“。
当时把农工综合体当作两种所有制溶合的典型形式。
党纲还规定,保加利亚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期间必须实行与苏联“全面接近”的方针。众所周知,自战后雅尔塔体制形成以来,保的对外政策一直是以保苏友好为基石的。
无论在战后恢复被战争破坏的经济时期,还是在后来执行各个五年计划期间,保加利亚都是以苏联援助和经互会一体化为主要依托。从1960年到1975年,保的外贸总额增长近5倍,其中与苏联等社会主义国家的贸易额一直占75%左右,与苏联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50~5%。
除百余项大型工程项目外,苏联帮助保建立的原子能发电站于1974年开始投产。
从两国领导人的关系看,日夫科夫是在赫鲁晓夫支持下上台的,他一直与苏联领导人保持着良好的政治关系。
60年代勃列日涅夫上台后,日夫科夫同他建立起更加密切的关系。
日夫科夫几乎年年访苏。
1967年勃列日涅夫赴保签订为期20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3
年的第二个保苏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第一个友好合作互助条约签订于1948年)
,此后两国的经济、科技、政治、军事、文化各方面的合作日益加强,逐步进入“全面接近”
的时期。
有材料披露,日夫科夫在赫鲁晓夫和勃列日涅夫时期都曾向苏联提出加入苏联的要求,但均被婉言拒绝。也许由于保加利亚能全力配合和支持苏联的国内外政策(如出兵侵捷等)
,它在70年代前后确实得到勃列日涅夫等苏共领导人的青睐和优惠,1971~1974年日夫科夫和勃列日涅夫的私人关系也发展得甚为密切。
1973年7月保共根据新党纲规定的保苏“全面接近”的方针,制定了《与苏联发展全面合作的基本方向》,使该方针得到具体落实。
这时日夫科夫曾形象地表述说,“保苏将作为一个整体行动,……将通过一个肺呼吸,通过同一个血液循环系统供给养份”。
保苏的特殊关系是东欧国家中罕有的现象。
由此保加利亚得以在世界发生能源危机的70年代,一方面以优惠价格向苏联出口农产品和缺乏竞争力的工业品,另一方面又以较低价格从苏联进口超过本国需要的原油、金属、木材等,将其中一部分转手卖给西方。保有些经济学家近年指出,保是靠苏联“输血”
,才出现了70年代的“经济繁荣”
,进而推迟了经济危机的。这种说法是有一定的道理。
当然在这个时期,保加利亚也在世界科技进步浪潮的冲击下,感到本国科技工艺落后的压力。
它从60年代后期力图开展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和科技合作关系,其中以德、意、奥、日为主。
1960年它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额占贸易总额的12%,1965年已增至19%,1975年前它一直占
63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贸易总额的16%以上。
值得指出的是,这个时期保共在思想教育方面也做了不少努力。
自60年代末以来,保共明显加强对人民和青年的思想教育工作。
1967年经保共中央全会批准的日夫科夫关于共青团工作的提纲中强调要把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结合起来,指出过去“在贯彻发展我们的国际主义传统的路线时,……
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忽视了对人民特别是对青年的爱国主义教育。“要求”结束对本国历史的虚无主义态度“
,弘扬民族的光荣历史传统。同时强调对青年的劳动教育、科学教育和反对资产阶级思想的斗争。
1971年保共“十大”前后,保共进一步提出全面改造思想工作的任务,要求注重它与实际问题的联系和对社会的影响力。
70年代中期又根据新党纲的精神提出塑造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个人的目标。
总的说来,在执行这四个五年计划和开始“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这个时期,国民经济发展速度较快,许多矛盾尚未充分暴露,这是保加利亚社会主义的“鼎盛时期”。这期间国民收入每年平均增长87%,工业产值共增长5倍,农业产B值共增长941%,人均消费基金共增长2倍。然而这个时期B的经济发展是以外延发展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的技术改造落后,国家对农业、轻工业的发展不够重视,更不用说商业和服务行业了。而农业所有制和整个经济管理体制存在的严重缺陷更是日后改革和危机的深刻根源。
在这段时间里,日夫科夫通过人事变动、制定新党纲和宪法、推行新经济体制等办法巩固了自己在党内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的领导地位。又通过同苏联全面合作等取得实惠,有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3
力地保证了经济发展和政治稳定。但是也就在这个时期,保共领导层的特权和裙带作风滋长蔓延,高级干部享受很多的特殊物质待遇,在全国兴建专用别墅,低价购买私人汽车等。
而日夫科夫那个年方30岁的女儿也开始在文化部工作和党中央担任领导职务,还常陪同其父出访国外,享受特殊待遇。
这些做法无疑损害了党在群众中的形象。
83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六章僵化、封闭体制在阿尔巴尼亚的形成和强化
第一节 阿苏矛盾的尖锐化与两国关系的破裂
刚进入60年代,阿苏关系发生了急剧变化,两国、两党间的分歧迅速走向公开化和尖锐化,并很快导致双方关系的彻底破裂。
在1960年6月的布加勒斯特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对中苏分歧采取了某种中立的不介入态度。但后来它又声称不同意以赫鲁晓夫为首的苏共对中国共产党的指控,认为这次会议是“违背列宁主义组织原则的”
,“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面临着赫鲁晓夫策划的一个大阴谋”。
从此,苏联领导开始向阿尔巴尼亚施加种种压力,企图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支持他们的立场。他们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苏联共产党在观点完全一致的情况下出席将于11月举行的会议”
,①甚至威胁说,在布加勒斯特产生的“误
①苏共中央致阿劳动党中央委员会的信,1960年8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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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火星“
“将要变成大火”。
①这样,阿苏之间的矛盾从思想观点上的公开论战迅速扩大为全面的对立行动。
在1960年11月举行的81个共产党和工人党会议期间,赫鲁晓夫和苏共其他领导人要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两者中择其一:“要么跟2亿走,要么跟6亿5千万走”
,②并指责它“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背离”和“反苏主义”。在这次会议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对苏共20大及其以后的一系列观点逐个进行了批驳,其中包括“战争与和平问题、和平共处问题、向社会主义过渡的道路问题、斯大林问题、南斯拉夫修正主义问题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现代修正主义的危险、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的关系”
③。霍查在讲话中批评了苏共领导的“三无世界”
、“和平共处”
、“和平过渡”等观点,接着指出,关于斯大林问题,赫鲁晓夫等人在20大上“不是正确地、客观地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地提出这个问题的。他们对斯大林及其事业的谴责是不正确的。”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
没有赞同,也永远不会赞同用已经使用的那种方式方法谴责斯大林同志“。霍查指责苏联领导同南斯拉夫和解,”为它恢复了名誉“。他还认为,斯大林对南斯拉夫的评价”没有错,而是完全正确的“。但在同一个讲话里,霍查坚持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苏联的”伟大经验对所有国家都是具有普
①《阿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20页。
②即指苏联和中国。
③《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20页。
04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遍意义的,是十分需要的和必不可少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所有领域中毫无保留地注视、执行和运用了这一伟大经验,并取得了成功“。他还透露说:”我们方面对苏联同志没有丝毫秘密的东西,包括党内机密和国家机密。这是我们党中央作出的决定。“
1960年莫斯科会议以后,阿苏关系急转直下。
1961年,苏联先后撕毁两国间的所有协定,撤走全部援阿专家,中断贷款和经济、军事援助,断绝贸易、科技和文化联系,撤走驻发罗拉海军基地的舰艇。
1961年10月,赫鲁晓夫在苏共22大上指名攻击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以及霍查、谢胡等领导人是“为30枚银币而出卖了自己的……帝国主义代理人”
,并号召推翻阿尔巴尼亚领导。同年11月1日,霍查发表讲话,对赫鲁晓夫的攻击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回击,并表示决不同苏共调和。同年12月,阿苏双方撤回了各自的大使。
在这期间以及从此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一反过去的说法,认为即使在1960年6月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前,“我们劳动党和苏联领导之间在一些思想和政治性的问题上就存在着分歧”
,“事实上,我们在许多重大原则问题上是不一致的”。
1961年11月15日,霍查进一步自我夸耀说:“我们党对赫鲁晓夫为首的修正主义集团早在20大以前就产生了怀疑。应该说,在斯大林逝世以后,从我们掌握的材料和我们看到的一切,我们发现,苏联领导犯了严重的路线错误,粗暴地践踏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原则。
……早在20大上,我们就发现赫鲁晓夫有着某种同机会主义分子妥协的明显倾向。“
他们还称赫鲁晓夫是“共产主义运动最大的叛徒”
、“历史上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43
最大的反革命分子、小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苏联已经产生了修正主义,复辟了资本主义,表示要”在各方面同修正主义永远划清界限“
,把与它的斗争进行到底。
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还不分具体情况地一概要求别国的共产党和工人党采取与它同样的态度和做法,否则,都被说成是“不坚定”和“帮了赫鲁晓夫的忙”。
当时,在如何对待这场斗争的问题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高领导层中并不是完全一致的,这突出表现在1960年秋劳动党内部发生的“利丽。贝利绍娃案件”上。贝利绍娃曾经是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主管意识形态和宣传工作。
1960年夏,贝利绍娃作为人民议会代表团的成员,访问了中国。后据劳动党揭露,她违背党中央不愿过早卷入中苏矛盾的立场,前往苏联驻华大使馆,把中国领导人同她的谈话内容全都告诉了苏联人,并表示了她亲苏反华的观点。
不仅如此,她在回国途中还在莫斯科会见了科兹洛夫和苏斯洛夫。这样,她在1960年8月中央全会上被指责“反对党的路线,成了苏联领导反马克思主义路线的传声筒”
①,并被开除出党。她的工作由当时的政治局候补委员拉米兹。阿利雅接替。从此,阿利雅迅速成了霍查的“得力助手”。
第二节 阿中关系的迅速发展
布加勒斯特会议以后,由于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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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采取了基本上相同的观点和态度,阿中关系有了迅速发展。
按照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当时的说法,“共同的斗争和对国际共产主义运动重大原则问题的一致的革命观点加强了两党之间的联系与合作。”或者像霍查在劳动党“五大”(1966年11月)
上所说的,“阿尔巴尼亚和中国之间亲密的革命友谊和各方面的关系得到了卓有成效的巨大发展”
,中国人民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是阿尔巴尼亚“忠实的、坚定的、安危与共的朋友和战友”。
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中共代表团在1960年莫斯科会议上进行的坚定的原则性的革命斗争为捍卫马克思主义路线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
,称颂“中国是社会主义和世界革命的坚不可摧的堡垒”
,是“战无不胜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旗手”。
1960年11月,霍查在党的“五大”上称赞“在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领导下的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他说:“以杰出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为首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伟大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坚定地和毫不动摇地站在当前反对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和以苏联领导人为首的现代修正主义的斗争最前列,这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这是各国人民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莫大幸运。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为国际无产阶级和全世界人民的革命事业而进行的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和所作出的贡献是巨大的。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今天是社会主义不可战胜的堡垒,革命的强大根据地,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旗手,我们共同的革命事业的钢铁般的支柱和可靠的后盾”。
他还称赞“中国在共产党和毛泽东思想的领导下胜利前进”
,并对中国的“文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43
化大革命“表示祝贺。与此同时,他要求所有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党和力量”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紧密地团结起来,筑成一条使我们的一切敌人碰得头破血流的铜墙铁壁“。
当时,中国也称霍查是“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阿尔巴尼亚是“欧洲的一盏伟大的社会主义的明灯”。
自1961年起,随着阿苏关系的恶化和苏联对阿援助的中断,中国向阿尔尼亚提供了大量粮食和各种经济、技术援助,两国间签订了一系列协定和议定书。对这一切,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曾经给予高度评价,认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毫不犹豫地尽自己一切可能援助了我们”。霍查在劳动党“五大”上说:“在这些岁月里,忠实的盟友、真正的革命者和战友——伟大的中国人民和以毛泽东主席为首的光荣的中国共产党支持了我国人民和我们党。中华人民共和国当它自己还在克服自然灾害和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美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的封锁所造成的严重困难时,就给我们提供了兄弟般的、无私的、国际主义的援助,这对于我们完成第三个五年计划的任务,粉碎经济封锁和加强国防力量,具有重大的意义。”对此,他们一再表示“永远感激”和“永远不会忘记”。
当时,两国间人员来往十分频繁。
1964~1966年,周恩来曾三次率中国党政代表团访问。阿尔巴尼亚的中央党政领导人乃至政府各部部长和群众团体的主要负责人几乎全都访问过中国。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等领导人不分析客观实际情况,不顾中国当时自己面临的巨大困难,围绕援助过程中出现的一些具体问题,在内部开始对中国表示不满,横
4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加责难,认为中国不及时或不完全满足他们的援助要求是“利用经援向阿方施加压力”
,是“别有用心”。围绕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大辩论的战略和策略、中苏边界等重大问题,阿中两党两国间在内部也出现了分歧。在劳动党“五大”上,霍查含沙射影地指责有人“同修正主义者进行合作,同他们搞联合行动”
,幻想“苏联新领导人有了转变”
,“放弃了公开论战”。他进而提出,“今天突出地摆在日程上的尖锐的急迫问题,不是同修正主义者调和和团结,而是同他们彻底脱离和决裂”。事实上,这一切构成了70年代阿中关系恶化的主要根源之一。
第三节 “为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而努力”的“三五”计划(1961~1965)和“四五”计划(196~1970)
第三个五年计划及其执行结果“三五”
计划期间,一些国内外因素对阿尔巴尼亚国家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国外因素。阿苏关系彻底破裂,特别是苏联完全断绝对阿援助,使阿尔巴尼亚“三五”计划面临流产的威胁。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赫鲁晓夫集团在经济、军事、政治和文化等各个方面的敌对活动,给阿尔巴尼亚人民带来了巨大的损失。根据与苏联政府正式签订的协定应该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的贷款,在第三个五年计划的投资中占不小的比重。完全中断这些贷款,就使这一计划中的许多重要项目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43
的建设成了问题。
在连续12年的时间内,同苏联的进出口贸易额占对外贸易总流通量的50%。
苏联政府完全断绝贸易关系,就在阿尔巴尼亚商品的出口和发展国民经济十分需要的机器和其他工业品的进口方面造成了巨大的困难。此外,由于断绝了军事援助,阿尔巴尼亚政府不得不额外加重国家经济的负担,以加强祖国的国防,保卫社会主义阵营在这个地方的边界“
①。
后据了解,苏联撕毁的协议包括两国1958年12月和1959年7月达成的两项协议。
根据这些协议,苏联应为阿尔巴尼亚“三五”
计划提供6750万旧卢布的贷款和1580万旧卢布的农业贷款。
当时,在“三五”计划面临流产的严峻情况下,中国增加了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仅“四大”闭幕后不久签署的一项经援协定,中国就承担了援阿新建25个重大工业项目。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在这些艰苦的斗争年代里,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给予阿尔巴尼亚党和人民兄弟般的援助和支持,对克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者的敌对活动所造成的障碍起了重要的作用。中国共产党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立即向阿尔巴尼亚人民共和国提供了补充贷款。这种慷慨的国际主义援助,使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多数项目的建设、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能够按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的计划继续进行。”

国内因素。国家社会经济生活进一步意识形态化和政治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50页。
②《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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化,把阿尔巴尼亚推上了一条越来越“左”的道路。霍查在劳动党“四大”上宣布,阿尔巴尼亚“消灭了多种形式的经济,代之而起的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因此,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无论在城市或是农村都已建立起来了。
‘谁战胜谁’的问题已经获得了有利于社会主义的最终解决。资本主义经济、剥削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永远消灭“。
因此,阿尔巴尼亚正在进入新的阶段——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他认为,这一阶段的基本任务是在今后几个五年计划期间把生产力发展到新的更高的水平,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使阿尔巴尼亚从农业工业国变成工业农业国。显然,这为以后进一步强化冒进的超阶段做法提供了思想理论依据。
霍查在“四大”上还提出,阿尔巴尼亚“现阶段的阶级结构的突出基本特点是:两个友好阶级——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阶级的存在”。
而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已经成了阿尔巴尼亚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思想体系”
,它成了“进一步改变人们的思相意识和他们的物质生活的强大力量”。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还明确宣布,“第三个五年计划是在对全国人民进行马克思列宁主义政治思想教育的基础上,在正确开展作为我们社会动力的阶级斗争的基础上,进一步加强人民在道义上、政治上的团结一致的五年计划,是进一步巩固我们党和我国无产阶级专政的五年计划”。
当时,“反修防修”
的思想对阿尔巴尼亚国家社会经济生活的意识形态化和政治化起了很大的作用。
就在这些国内外因素的影响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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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
(1961年2月13~20日)通过了“三五”计划指示草案。
“三五”
计划规定,继续进行国家工业化是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物质技术基础的主要环节。据此,它为这5年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在高速度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情况下,进一步发展国家社会主义工业化。这具体表现为,在继续大力发展采矿工业和加工工业的同时,用大量投资来兴建新的重工业部门,如化学工业、铬铁冶炼业、铜矿电冶业等。
“三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预计增长52%,年平均增长率为87%;农业总B产值预计增长72%,年平均增长率为155%;投资总额将比B“二五”计划期间增长51%,国民收入将增长56%。
“三五”计划的执行结果,1965年工业总产值比1960年增长39%,年平均增长率为68%;农业总产值增长36%,年B平均增长率为47%;投资总额增长43%,国民收入增长B4%;劳动人民的福利也没有达到预计的水平。可见,“三五”计划的主要经济指标都没有完成。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发生这种情况的原因是:首先由于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封锁,而在农业方面还由于恶劣的气候条件的严重后果以及在领导工作和组织工作方面的一些弱点所造成的困难”
①。
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还是建成了430个工业、农业、社会文化等新项目;工业已占工农业总产值的566%。
B第四个五年计划及其执行结果阿尔巴尼亚的“四五”计划是在国家生活“进一步革命化”和政治、经济体制加速走向僵化的情况下实施的。
①《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历史》第37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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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五大”
(1966年11月1日~8日)
要求,“要坚决地遵循既定的道路,即把国家从农业工业国变成为工业农业国,进而变成具有先进农业的工业国,不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从而深入开展社会经济领域里的革命”。
它还强调要“坚持在国家计划基础上的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推进社会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
正是在这些思想的基础上,“五大”通过的“四五”计划指示草案,一方面强调要“继续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
,“进行农业集约化”
,以加速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的物质技术基础;另一方面提出要“通过革命的途径,进一步改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逐步缩小城乡之间、工人阶级和农民之间、工业和农业之间以及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
“四五”
计划规定,工农业总产值的年平均增长率为10%左右(“二五”期间为86%,“三五”期间为67%)
;工业B总产值预计增长50~54%,年平均增长率为87%左右;农B业总产值预计增长41~46%,年平均增长率为115%左右;B投资总额将比“三五”计划增加近34%,国民收入将增长45~50%。
“四五”计划规定,在这5年中,要更快地发展化学工业、机械工业、电力工业、铜和镍铁等矿业,阿尔巴尼亚将进入发展重工业加工工业的工业化新阶段。在农业领域,“四五”计划提出要实现粮食自给,把还没有实现集体化的10%左右的耕地面积纳入合作社。
“四五”计划的执行结果,工业总产值提前5个月得以完成,年平均增长率达129%,增长最快的是化学工业、机械B工业、电力工业和建筑材料工业;农业总产值增长了33%,年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43
平均增长率为58%;投资总额增长了55%,几乎是第二和B第三个五年计划期间投资的总和;国民收入提高55%。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称,“四五”计划期间,中国继续提供了“慷慨的国际主义援助”。这些年,中国援建的一批重要工业项目先后建成和投入生产,其中包括德林河上的“伐乌。台耶”水电站、费里热电站以及轧钢厂、氮肥厂、磷肥厂、炼油厂、碱厂、铜丝厂、拖拉机配件厂、纺织厂、造纸厂、玻璃厂、塑料厂、水泥厂、预制构件厂、砖瓦厂等。
1967年3月,全国完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
但与此同时,整个农业,尤其是经济作物和畜牧业,没有完成计划任务。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称,这期间在社会经济领域还取得了两大胜利。
其一,1970年10月,比1967年12月中央全会决定的期限提前13个月,在全国农村实现了电气化;其二,1968年11月,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决定取消个人税收。从此,劳动党宣称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少有的农村全部电气化的国家之一和第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
第四节 “思想文化革命”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长期坚持认为,阶级斗争“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基本条件”
,是争取革命胜利、建设社会主义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主要动力。这一观点成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制定政治路线和开展各项实践的指导思想之一,也是霍查“左”倾思想的一个主要内容。
在他执政的40多年中,霍查始终认为,在剥削阶级被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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灭以后,仍然存在着尖锐的阶级斗争。它的主要内容是,“反对剥削阶级残余,反对新资本主义分子和蜕化变质的反党分子、投降分子和机会主义者;反对和我们格格不入的、宗法制的、封建的以及小资产阶级的和资产阶级的观念、意识、风俗和习惯,反对一切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思想;反对帝国主义者及其他外部敌人的压力和敌对活动,粉碎他们对阿尔巴尼亚的侵略、掠夺的野心和阴谋”。这个“阶级斗争不会中断和熄灭,它存在在政治、社会、经济、思想和文化等各领域”
,并且国内战线上的阶级斗争始终同国际战线上的阶级斗争交错在一起;阶级斗争不仅针对着国内外敌人,而且也在党内和人民内部进行。总之,这是所有人参加的,时时、处处进行着的斗争。
进入60年代,霍查强调党和国家面临着蜕化变质的危险,认为随着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建立,必须为消灭思想和文化领域中旧社会的残余而斗争。在这基础上,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于1961年提出,当时开始的“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在继续完善社会主义生产关系的同时,主要是解决思想和文化任务。
这一思想在60年代中期有了进一步发展和强化。在1966年举行的劳动党“五大”上,霍查强调提出:“只要思想文化领域里的革命不获全胜,政治和经济领域里的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也是不巩固和没有保障的”
,“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就没有消除,”
因此,思想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的主要环节,是国内新的条件下阶级斗争的主要战线。接着,他进一步提出要“反修防修”
,“防止资本主义复辟”
,特别是要在各个领域,在人民内部和党内不断开展阶级斗争,防止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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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和特权阶层,甚至把官僚主义作风,小资产阶级思想、个人主义等都列为阶级斗争中的“斗争对象”。他号召“要大力地、毫不动摇地”进行阶级斗争,“直到最后胜利”。
60年代中期,正是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霍查亲自发动了一场持续数年之久的、全国范围的“思想文化革命”。
1965年12月24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关于反对官僚主义,树立革命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风的决议》,从而揭开了这场“思想文化革命”的序幕。决议认为,官僚主义是在国家和社会活动中公开反对人民及其切身利益的思想方法和工作方法,是剥削阶级国家机器的特点,是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的危险的敌人。官僚主义导致脱离群众,压制群众的积极性和创造精神,妨碍群众积极地、直接地参加经济管理和国家管理。它使机关工作人员和脑力劳动者形成特权阶层,使国家机关变成笨重、臃肿的机器,使它腐化变质。这一切是产生修正主义的土壤,为资本主义复辟开辟道路。总之,官僚主义是“党政机关最大的祸害”
,这场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是避免出现新生资产阶级分子阶层的决定性条件”
,因此,“必须像反对阶级敌人那样反对官僚主义”。
这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把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当作“思想文化革命”的突破口和主要内容,并且提出了“进一步革命化”的口号。它认为,“进一步革命化”
“涉及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军事、组织等生活的所有领域,其目的是,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在高速发展经济文化的同时改进社会主义的生产关系,加强国防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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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起,随着反对官僚主义斗争的深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掀起了一个个“思想文化革命”的高潮。
1966年3月4日,劳动党中央全会发表《告全体共产党人和全国军民的公开信》;1966年11月,劳动党“五大”提出“要不停顿地深入促进整个国家生活的革命化”
;1967年2月6日,霍查作题为《党和政权的进一步革命化》的报告;1967年4月30日,党中央和部长会议就“革命化运动”发表公告;1967年6月15日,劳动党召开中央全会,专门讨论“彻底解放妇女”的问题;1968年3月7日,霍查作《关于我国学校的进一步革命化》的报告。所有这一切,围绕“思想文化革命”这个主题,接连开展了一系列“群众性运动”
,其中主要有:1《闪电报》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官僚主义B在思想观念上是唯心主义的、反马克思主义的和反动的,所以,要粉碎官僚主义和斗倒官僚主义者必须对他们首先开展一场激烈的政治思想斗争,并且需要直接由群众来进行这场斗争。于是,在反对官僚主义的斗争中和整个“思想文化革命”中,在全国出现了一场群众性的《闪电报》运动,让群众用简短的文字形式,公开批评自己和别人,同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作斗争。
2“处处把整体利益置于个人利益之上”的运动。劳动B党认为,这场斗争是为了消除漠不关心、利己主义和对待劳动及社会主义财产的错误态度以及产生这一切不良倾向的根源。这期间,阿尔巴尼亚采取了这样一些措施:缩小甚至在有些地区取消社员自留地,动员平原地区农业合作社向山区“赠送”牲口;把公债“捐献”给国家;精简机构,压缩编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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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中央国家行政机关工作人员裁减近50%,并把他们下放基层和生产第一线;组织干部和知识分子参加体力劳动,动员作家和艺术家上山下乡;降低党和国家机关、科学文化机关工作人员的高工资,缩小高工资和低工资之间的比例;取消稿酬和基本工资以外的其他收入,包括教师的兼课报酬、军人的部分津贴等,取消绝大多数物质奖励而突出精神鼓励,禁止从事有偿的业余劳动;取消军衔制,等等。
3反对宗教、宗教偏见和落后习俗的运动。阿尔巴尼亚B劳动党把宗教信仰称作是“反动的思想和毒害人民的鸦片”
,“对社会主义社会是有害的”
,因此,要“把劳动人民从宗教的精神奴役下解放出来”。这样,阿尔巴尼亚城乡群众,特别是青年都被发动起来,要求关闭教堂、清真寺和寺院,要求僧侣们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要求摒弃宗教仪式和落后习俗,清除家里的神像、宗教书籍和其他宗教物品。在这场运动中,关闭了全国2169座教堂、清真寺和修道院。这些活动得到了各级党组织和政府机关的支持。此后,阿尔巴尼亚自称是“世界上第一个没有教堂和清真寺,没有神父和阿訇的国家”。
4彻底解放妇女的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旧社B会的落后习俗和观念,特别是山区的封建法规还有很大影响,妇女还没有取得同男子真正平等的地位。因此,它在这场运动中提出,要反对保守的、宗法制的、封建的和资产阶级的各种奴役妇女的习俗和观点,消除使妇女地位低于男子的一切现象和表现,保证妇女更踊跃地参加全部政治生活、社会生活和生产活动,提高妇女的文化教育水平和专业技术水平,
45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把妇女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等等。
5学校革命化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认为,学校还没B有完全摆脱资产阶级教育学和资产阶级学校的影响,并且还受了“苏联学校资产阶级教育学”的影响,教学脱离生活和劳动;教学法中有形式主义和保守主义,束缚着学生的个性。
在这场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提出,要重新审查教育体制,使教学内容革命化。
要根本修改和改进教学大纲与教材,采用新的教学教育方法;要求学校与生产紧密结合起来,加强学校同工厂、农场的联系,使教学直接为生产服务;促进教师自身的革命化,改善师生关系;广泛组织青年参加义务劳动和校外活动,把青年的学校学习同对青年的教育与体育锻炼、军事训练结合起来。
6文艺工作革命化运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提出,文学B艺术是用社会主义理想和共产主义道德准则教育新人的强大武器,因此,要求加强和改进各级党委和党组织对文学艺术工作的领导,首先是对创作活动的政治思想指导,确保作品具有革命的思想内容和最富有教育意义的艺术力量;要求文艺工作者定期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接受思想、政治和道德教育;限制甚至禁止上演外国的古典作品,并要求大家“警惕各种颓废的、反社会主义的思潮对阿尔巴尼亚文学艺术的影响,为文学艺术思想的纯洁性而不断斗争”。
当时,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强调指出,开展这些运动的共同目的是“为了反对工作中的缺点,清除社会主义社会中存在的旧社会的思想残余和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思想影响,在工作和生活中树立社会主义的、革命的准则和态度,使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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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无产阶级的学说深入人心,不停顿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
正因为如此,它强调“思想文化革命”不是一场暂时性的运动,而是“全党和政权机关的永久性任务”。
这场“革命”尽管有正确的地方(如反对官僚主义、提倡男女平等、文艺工作者要深入工农业生产第一线等)
,但从整体上看,无论在指导思想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带有浓厚的“左”的色彩,它背离了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大搞唯心主义和平均主义。在运动过程中,霍查还使用了不少“左”的语言。例如,“要火烧旧社会的残余”
,“清除社会主义社会中的杂草”
,“砸烂他们的脑袋”。显然,所有这一切为以霍查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70年代“左”倾思想的急剧膨胀开了先河,大大强化了本已僵化、封闭的政治经济体制,严重压抑和打击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主动性和积极性,给阿尔巴尼亚国家后来的社会经济发展带来了消极影响,留下了一大堆难题。
这里还必须看到,在整个60个年代,在阿尔巴尼亚顶住了苏联施加的压力之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威信有了明显的提高,随之,在“反修防修”和“革命化”的高调声中,全党全国歌功颂德之风大盛。尽管如此,这接二连三的“左”倾运动引起了一部分干部的担忧和不满,其中最典型的一例是,1966年有人曾因此写信给霍查和谢胡,认为降低工资、下放干部、取消军衔、剥夺农民、对工人实行高定额等等正“危及党、政权和人民”
,“已引起全国人民的不满”
,进而呼吁他们尽快停止这些做法,因为,“今天这些考虑不周的措施,明天就可能成为无药可救”。可惜的是,这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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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智但逆耳之词不仅没有被采纳,相反,被压了下去,有关人员遭到了惩处。但是,历史却作了相反的结论,这对治党兴邦来说,无疑是一个深刻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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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和遇到的困难
第一节 社会主义自治经济体制的进一步改革
60年代前半期,南斯拉夫经济生活中出现了两个尖锐的问题:一是投资使用不当,形成重复建设和出现一批效益很差甚至亏损的“政治工厂”
;二是企业的收入名义上由劳动集体支配,实际上掌握在行政官僚手中。于是当时的工会坚决要求进行改革,由直接生产者来决定扩大再生产,使企业的收入在各劳动单位中形成和分配。但也有人担心这样做之后工人会“吃掉积累”。在工会中央理事会的领导(以斯。伏克曼诺维奇为首)和南共联盟中央组织政治书记处的部分领导(以亚。兰科维奇为首)
之间发生了争论,后者不支持这种改革。
1963年的宪法正是在双方妥协的基础上的产物。
1964年4月20~25日举行了工会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要求克服国家主义和官僚主义的关系,建立更自由的市场关系,使企业具有更大的独立性和自主权,为各行各业规定同等的经营条件,使直接生产者及其自治机构成为扩大再生产过程的体现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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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12月7~13日召开了南共联盟第八次代表大会,大会确定的方针是:把带有国家主义因素的经济改造成自治的市场经济,防止旧的经济体制复活。大会决定,要加快社会经济关系非国家主义化的过程,使社会主义社会关系能根据社会自治和按劳分配的原则发展,加强自治的物质基础和经济单位的直接自治。大会还着重研究了南斯拉夫民族间的关系问题。铁托说,民族关系矛盾的根源在于各共和国和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别和各民族文化发展程度的不同。大会决定,反对民族主义现象是共盟最重要的基本任务之一,不仅要反对狭隘的闭关自守的民族主义倾向,尤其要着重反对否定民族特点的一元主义、霸权主义、官僚中央集权主义。大会的决议否定了关于必须建立统一的南斯拉夫民族的想法,认为这是官僚集中主义和一元主义的表现。
在“八大”方针的指导下,1965年7月进行了重要的经济体制改革,其基本方针是:在社会所有制和工人自治的基础上为客观经济规律和市场机制更充分地发挥作用创造条件。
改革的目的是要使企业由粗放型经营转为集约型经营,提高经济效益;进一步限制国家机关对经济生活的干预,充分利用商品货币关系;改进经济结构,消除比例失调,优化劳动组织,大力提高劳动生产率。为此,取消了各级社会投资基金,将其资金转交给银行作为投资贷款;联邦设立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将积累交给直接生产者支配;实行第纳尔贬值,统一汇率,争取使第纳尔成为可兑换货币;降低关税,减少出口补贴,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外贸自由;积极参加国际分工,发展对外经济关系;以国际市场价格为标准,进行价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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改革,调整产品的国内比价;把企业推向市场,为企业创造平等的市场竞争条件;控制消费,压缩信贷和货币发行,以防止通货膨胀。
这次改革实施之后,在进一步调动劳动者的生产积极性,实现集约化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改善人民生活等方面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由于国家机关放弃了宏观调控经济的职能,而自治制度并没有完善到能有效地担当起宏观协调的作用,以致市场自发因素加强,出现了一些消极现象:生产增长停滞,物价猛涨,失业人数剧增,外贸逆差扩大等。于是不得不采取了一些补救措施。对这次经济体制改革未能完全收到预期效果的原因,在学术界和社会上进行了热烈的讨论,形成了截然相反的意见,而且反映到党内。兰科维奇就反对削弱和取消联邦机关的宏观调控能力。
当时失业问题成了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改革后企业在用人方面获得了更大的自主权。为了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成本,增进效益,企业除了采用先进的设备和技术外,也大力优化劳动组织,整顿纪律,裁减冗员,一般很少招工,甚至停止招开。劳动者的就业人数在战后第一次出现下降的局面,1966年比1965年减少79万,1967年比1966年又减少B22万。
这时,战后在生育高峰时期出生的一代人正好长大成B人并要求就业。于是失业问题日益尖锐。在本国企业无法容纳大量劳动力的情况下,南鼓励公民出国临时就业。许多公民通过亲友个别地或成批地到西欧国家谋生。这不仅减轻了就业的压力,而且使侨汇成了南重要的非贸易外汇收入。南在国外就业的公民在70年代最多时曾达到近100万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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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政治生活和民族关系中发生的重大事件
60年代初,在社会主义自治制度进一步发展的方向和步骤问题上,党内存在两种观点。
双方经过在1963年制定宪法、1964年八大和1965年经济体制改革过程中的较量,终于在1966年摊牌。
1966年7月1日南共联盟八届四中全会清算了兰科维奇集团的错误。
全会认为,南共联盟中央执行委员、中央书记、共和国副总统亚。兰科维奇和内务国务秘书斯。斯特法诺维奇等人组成了一个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的宗派集团,他们“反对共盟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制度的路线”
,鼓吹“奉行铁腕政策”
,主张恢复国家主义;他们负责的安全机关“长期凌驾于党和国家之上”
,滥用权力,不受监督,“通过窃听、跟踪和获取情报的办法,把国家和党的负责人置于自己的控制之下”
;他们散布民族不和,宣扬民族沙文主义,迫害少数民族(指对科索沃的阿尔巴尼亚族)。
中央全会决定改组国家安全部门,撤销斯特法诺维奇的党内外职务并把他开除出党,同意兰科维奇辞去党内外职务。
9月兰科维奇也被开除出党。当时在党内外曾开展了大规模的清算官僚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势力的斗争。兰科维奇是塞尔维亚族人,他的倒台被认为是塞尔维亚人和中央集权主义势力的失败。
60年代在民族问题上的一件大事是确认穆斯林为民族。
原先社会上相当普遍地存在一种意见,认为穆斯林是一个宗教信仰集团,不是“人种意义上的民族”
,因此不存在单独的穆斯林族,而应把这些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按其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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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籍贯、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分别列入塞尔维亚族、克罗地亚族或黑山族。另一种意见则认为,皈依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在漫长的500多年里早已形成一个独特的民族集团,现在要追溯祖先的状况把他们分别列入不同民族,这不仅不可能,而且十分有害。它会引起民族纠纷,造成社会动乱。铁托在1959年11月的南共联盟七届二中全会上和1963年1月的南青年联盟“七大”上两次提醒说,给穆斯林分别确定民族成分是没有意义的和站不住脚的。
此后,在1971年的人口普查中,把所有信仰伊斯兰教的斯拉夫人都列入单独的穆斯林族,穆斯林族的人口从1961年的972,960人猛增到1971年的1,729,932人,10年增加了756,972人,增长778%,一跃而成为南第三大民族。
B兰科维奇事件后,为了贯彻“八大”在民族问题上的方针,南大力批判民族霸权主义和中央集权主义,扩大各民族的权利。
但由于相应的思想政治工作和组织工作未及时跟上,从一个极端走向另一极端,60年代下半期和70年代初各地发生了多起具有民族主义背景的事件和学潮。
1967年3月发生了关于克罗地亚语地位之争。
早在1954年12月10日,60多位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作家和语言学家在诺维萨德开会并达成协议,认为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是同一种语言,用两套字母(基里尔字母和拉丁字母)
拼写,只存在方言的差别,在学校中两套字母都要学习。会后编出了《正字法》作为编字典和书写的规范。可是在1967年3月15日,克罗地亚130名作家和知识分子签署了《关于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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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地亚文学语言的名称和地位的宣言》①,认为克语和塞语都是独立的语言,指责官方歧视和排斥克语。要求在克社会生活各方面都使用克语,在克基础学校中只学习克语。
《宣言》遭到南共联盟的批评,共盟认为这场争论毫无道理,《宣言》的要害是在各民族间制造分裂。
1968年6月在西欧国家学潮的影响下,在贝尔格莱德、萨格勒布、卢布尔雅那先后发生了大学生群众示威游行。学生们对经济体制改革后出现的物价上涨和大量失业深感不满,提出了“打倒红色资本家”
,“不允许资本主义复辟”
,“消灭失业”
,“消灭相差悬殊的社会不平等”等口号。学生占领了贝尔格莱德大学校部大楼,并把学校改名为“红色卡尔。马克思大学”
,要求改善学习和生活条件,实现政治民主化。
学生们号召工人参加示威游行,但遭到拒绝。南共联盟中央对事态进行了讨论。铁托在电台和电视台发表讲话,对学生进行规劝和解释,答应解决各种迫切问题,号召他们停止罢课,恢复正常的学习和考试,提防队伍中混入别有用心的人。
铁托讲话后,学潮迅速平息。
1968年11月27日在科索沃首府普里什蒂纳因悬挂阿尔巴尼亚旗帜一事发生争执,爆发了学生示威游行,并迅速扩展到周围城市。示威者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
,制定自己的宪法,并分离出去。当局出动警察维持秩序,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伤亡。后来事态虽然平息下去,但问题远没有解决。此后科索沃一直是民族主义动乱的策源地。
①当前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图季曼是签名者之一。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63
1969年8月发生了斯洛文尼亚总理卡夫契奇反对联邦政府的“公路事件”。
卡夫契奇认为联邦政府在分配修筑高速公路的国际贷款中歧视斯洛文尼亚共和国,要求联邦政府下台(当时的联邦总理是斯洛文尼亚人米。里比契奇)。
卡夫契奇一心想按照西方领国的经营模式把斯洛文尼亚建成福利国家。卢布尔雅那的报刊抱怨“联邦堵塞了斯洛文尼亚的一切机遇”
,要求“削减斯洛文尼亚对联邦的负担”。他的观点和做法得到了一部分主张发展本民族经济的人的赞同,但许多人认为他的行动损害了南联邦的统一。
1969年底克罗地亚共盟开展了反对一元主义的斗争,认为一元主义的集中表现——中央集权制扼杀了“民族主动精神”
,成了自治发展的“主要障碍”
,主张今后在发展战略中要充分考虑民族特点。克罗地亚要求彻底改革联邦制,反对“异化的经济力量中心和金融力量中心”
的控制,要求把尽可能多的资金下放给直接生产者,让经营主体有更大的自主权,把外汇交给赚取者支配。当时的联邦议会副主席米。让科不同意这些主张,要求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团结,认为克罗地亚的“民族主义相当严重”
,“民族主义分子在自由地进行政治活动”。但他的观点遭到克罗地亚党政领导的反对和清算。
1970年1月克共盟中央第十次全会严厉批判了以让科为代表的一元主义。会后克议会罢免了让科的联邦议会民族院代表资格,从而撤掉了他的联邦议会副主席的职务。
在这种形势下,1971年11月在克罗地亚发生了严重的民族主义骚乱事件。当时克罗地亚文化协会(“玛蒂察”)成了宣扬民族主义的大本营。在它出版的报刊中说,南斯拉夫
46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是“克罗地亚的监狱”
,克应当成为“真正的主权国家”
,从联邦收回外交权和国防权,申请参加联合国,建立由本民族军官指挥的共和国军队。克民族主义分子说,波黑的穆斯林都是克罗地亚人,应与克合并。这实质上是企图恢复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克罗地亚独立国”
,使克在人口和地域上可以与塞尔维亚相抗衡。
弗。图季曼在《克罗地亚周报》上说,克罗地亚人对联邦国家已感到不满意,克罗地亚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关系只有通过“邦联”或“国家联盟”才能解决。在经济问题上,克民族主义分子煽动说,克受到“剥削”和“掠夺”
,“收入外流”
,“赚取的外汇大部分被联邦取走”
,克的处境比奥匈帝国和南王国时期“更加糟糕”
;抱怨联邦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提取过多,说克境内有20个区人均收入低于克平均收入的50%,却得不到联邦基金的援助。
对于这些言论,克党政领导态度暧昧,放任不管,甚至暗中支持,以便向联邦施加压力。
11月23日民族主义分子在萨格勒布发动3万名大学生举行罢课,并企图煽动工人总罢工。铁托总统被迫中断在国外的访问,匆匆赶回国内,亲自出面干预,认定这是一起“反革命事件”。
11月30日~12月1日,南共联盟主席团召开第21次会议,对克罗地亚领导人进行了批判。
克共盟主席萨。达普切维奇—库查尔、中央执委会书记佩。皮尔克尔、派往南共联盟主席团的委员米。特里帕洛和斯。比耶利奇都提出辞职。米。普拉宁茨当选为克共盟新主席。会后克总理拉。哈拉米亚、副总理韦。普尔皮奇以及两位议会副主席也提出辞职。此外有数百人被撤职,骚乱的某些首要分子被判刑,党员都被开除出党。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63
1972年10月对塞尔维亚共盟领导人进行了批判和清算,指责他们宣扬“伯恩施坦式的自由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推崇专家治国论,在公开的宣传报道中缺乏阶级观点,把战争时期的干部当作教条主义和保守思想的代表加以排斥,竭力想使塞尔维亚摆脱联邦政治领导的“监护”
,常常破坏南共联盟的团结和损害国家的利益。但是在塞共盟中央的三次秘密会议上,撤换塞共盟领导的提案没有获得通过。铁托亲自到会作了长篇讲话后,塞共盟主席马。尼凯集奇和书记拉。
佩罗维奇提出辞职。会后,塞总理米。博亚尼奇和共盟贝尔格莱德市委书记博。帕夫洛维奇也提出辞职。一批大企业和新闻出版单位的领导人被清洗。到年底,共盟伏伊伏丁那省委主席米。查纳达诺维奇和书记米。拉多伊钦提出辞职。外交部长米。特帕瓦茨下台。曾任总参谋长、外交部长和副总统的科。波波维奇从政治生活中引退。接着斯洛文尼亚总理斯。卡夫契奇,马其顿共盟书记斯。米洛萨夫莱夫斯基,曾任马其顿共盟主席、当时任联邦主席团委员和南共联盟主席团委员的克。茨尔文科夫斯基,波黑派往联邦工作的阿。胡莫、奥。卡拉贝戈维奇、哈。卡佩塔诺维奇、切。科波乐都被撤职。
西方报刊把1972年的清洗称作“铁托式的文化大革命”。
从上述事例中可以看出,这时发生的某些重大民族纠纷和政治事件,已不能靠制度本身的力量来妥善处理,而只有靠铁托总统个人的威望来解决。这里已经暴露出南联邦体制和南共联盟领导体制的软弱无力。
另外,在处理民族主义事件中,单纯进行组织清洗甚至
6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判刑,而不同时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并不能解决深层次的思想问题,也不能消除群众中的民族主义情绪。相反,某些被清洗和被判刑的人倒被群众看作是维护民族利益的“英雄”。
目前的克罗地亚共和国总统弗。图季曼和议长斯。梅西奇,就是1971年事件后被判刑的人。
第三节 党的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
1966年处理了兰科维奇事件之后,开展了反对中央集权主义和官僚主义的斗争,同时着手进行党的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在党的体制中逐渐注入了“联邦化的因素”
,在政治体制中注入了“邦联化的因素”
,这是后来南共联盟和南斯拉夫联邦解体的潜在原因之一。
南共联盟六届四中全会(1966年7月)成立了南共联盟改组和今后发展委员会,其任务是组织“关于在社会自治的条件下共盟的作用”的公开讨论,并提出关于共盟改组的具体建议。
南共联盟六届五中全会(1966年10月)
通过了改组南共联盟的提纲。
提纲强调,共盟应该研究社会上的基本问题,对自治机构所作决定的社会主义内容负责,但党委会不应成为作出决定的指挥部,而应是提出思想和政治倡议的中心,是理论创见的源泉。全会设立南共联盟主席以代替总书记,铁托当选为主席;全会撤销了中央书记处,选举由35人组成的主席团和由11人组成的执行委员会,规定执行委员会委员只能担任党的职务。全会还设立了若干中央工作委员会,除中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63
央委员外,吸收科学文化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参加。各共和国共盟中央和自治省共盟省委也进行了类似的改组。
从南共联盟“九大”
(1969年3月)起,代表大会召开的程序发生了变化。
过去的惯例是,南共联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全党的方针和政策,然后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召开代表大会来贯彻执行。
“九大”
改为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先召开代表大会,确定各自的工作方针和政策,并选出出席南共联盟代表大会的代表和派往南共联盟中央机关的候选人,然后召开南共联盟代表大会,协调各方的立场,认可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候选人组成的南共联盟中央机关。
“九大”
撤销了中央委员会,代之以主席团和执行局,并决定每年召开一次代表会议来处理党内的重大问题。主席团和执行局的成员,按各共和国共盟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及人民军共盟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这样就大大地加强了共和国和自治省共盟的作用,确认了它们的“自主地位、平等和责任”。
同时,这实质上也是党联邦化的开端。
1974年5月南共联盟“十大”恢复了中央委员会,但仍保留主席团,执行局改为执行委员会,一年一度的代表会议不再召开。
政治体制改革即联邦制改革,体现在1967、1968和1971年通过的三批宪法修正案中。宪法修正案进一步强调了民族平等,重申了各共和国的主权地位,扩大了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权力。
1967年宪法修正案第1号提高了民族院的地位,扩大了它的权力,民族院从联邦院中独立出来,与联邦院平等地行使原来属于联邦院的各种职权。
1968年宪法修正案第8号撤销了联邦院,由民族院代之。
修正案第18号提高了自治
86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省的地位,自治省有自己的宪法性法律,它根据联邦宪法的原则和共和国的宪法规定自治省的权利和义务。自治省设有最高法院和宪法法院。自治省的领土未经自治省议会的同意不得改变。
1971年宪法修正案第33号规定,在货币制度和货币发行、外汇制度、对外贸易和外国贷款、关税保护、价格监督、援助不发达地区、联邦财政等方面,联邦不征得所有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同意不能作出决定。这是联邦议会在财政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原则的开端。但同时也已在联邦制中加进了邦联制的因素。
1967年宪法修正案第5号改变了总统职位的继承办法,撤销了副总统,在总统缺位时由联邦议会主席代行其职权。
1971年宪法修正案第36号进一步贯彻集体领导制,设立联邦主席团作为集体国家元首。主席团主席由总统兼任,主席团委员按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推选。
1974年2月21日联邦议会通过的新宪法公布施行。宪法总结了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实施20多年来的经验,继承了1963年宪法和三批宪法修正案中行之有效的规定,确认了联合劳动制的各项原则,规定了在基层议会和自治组织中实行代表团制,确定了全民防御和社会自卫的国防政策。宪法确认,社会主义自治民主制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特殊形式。联邦议会的组成由五院改为两院:联邦院、共和国和自治省院。
在作出决定时,联邦院实行多数通过的原则,共和国和自治省院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
宪法将联邦主席团成员的人数由23人减为9人,即每个共和国和自治省各选派1人,加上作为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63
当然成员的南共联盟主席。总之,这部宪法系统地规定了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经济关系和政治关系的各项原则和体制。
1976年11月25日通过了联合劳动法,规定了联合劳动的组织形式、内部关系、管理机构和运行机制。各企业根据联合劳动制的原则进行改组,加强纵向和横向联合,用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协调相互关系,以提高劳动生产率,增进经济效益,并为加强宏观调节创造条件;同时划小基本核算单位,使劳动者更加关心生产和便于进行直接管理。
在对外关系方面,南坚持不结盟和积极和平共处的政策。
南作为不结盟运动的发起国之一,积极参加了不结盟运动的历届首脑会议。
继1961年的贝尔格莱德会议后,1964年的开罗会议,1970年的卢萨卡会议,1973年的阿尔及尔会议及以后各次会议,都对推动不结盟运动的发展和壮大起了积极的作用。在两大军事集团对峙的国际形势中,不结盟运动是一支维护和平和主持正义的强大力量。
它反对军事集团划分,维护各国的独立和主权,谴责强权政策和霸权主义,反对战争威胁,主张建立国际经济新秩序,发展各国人民之间的友好合作关系。鉴于南斯拉夫总统铁托在不结盟运动中的卓越贡献,1979年的哈瓦那会议曾特别予以表彰。
第四节 经济建设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
这个时期南斯拉夫的经济发展,除1965年改革后有短暂的停滞外,基本上平稳,1980年与1963年相比,人口由
07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19029万增加到22304万,增长1721%;就业人数由339B万增加到5681万,增长6758%;社会产值增长16262%,B其中工业增长23119%,农业增长4817%;固定资产投资B增长14324%,出口增长103599%,进口增长132574%,B个人消费基金增长15204%①。
B分阶段看,1964~1970年社会总产值的年均增长率为599%(其中工业716%,农业102%)
,1971~1975年为B B B588%(工业791%,农业319)
,1976~1980年为561%B(工业679%,农业241%)。
这些数字虽然低于1953~1963B B年高速发展期间的平均数,但在当时的世界上已算是不低的了。
这个时期文化教育事业有了进一步的发展。197980学A年和196364学年相比,八年制基础学校的学生,由于人口A出生率下降,减少了162万,即减少543%;但中学生增加B B481万,增长9557%;大专生(二年制)增加58902人,增B长11034%;大学生增加228311人,增长21295%。其他B B文化医疗事业也有巨大的进展。
这个时期由于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寻找工作。而各企业实行集约化经营后尽量减少用工,失业问题逐渐严重起来。
1963年失业者230272人,失业率636%,1980年失业者增B至785499人,失业率达到1215%。
B南斯拉夫是最先引进外资的社会主义国家,早在1967年就通过了《外资法》。但由于担心被指责为“出卖主权”和
①《南斯拉夫统计年鉴1983年》,第82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73
“让外国资本剥削国内工人”
,南为外国投资规定了种种限制,如赢利的部门不准外国投资;外资的份额不得超过49%;合资企业的领导由南公民任正职,外资代表只能任副职;合资企业内要建立工人委员会,实行工人自治;想方设法鼓励外资的赢利继续在南投资,对利润汇出规定了种种限制,等等。
这些规定使外国投资者裹足不前,他们宁可向南企业提供贷款以购买他们的设备和专利,而不愿冒巨大的风险与南合办企业。
结果在1967~1984年的17年里,南引进外资只有2亿多美元,为同期所借外债的1%。
这个阶段南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的某些缺陷开始暴露出来。
南过早地和过分地强调国家经济职能消亡,取消了联邦宏观调控的权力和能力,以致形成了各共和国的权力中心,增大了离心倾向。
在联邦各机关中普遍实行各共和国平等地派代表的原则,这样做一方面造成新的实际不平等,使发达共和国的人才不能在联邦机关中得到充分任用,另一方面联邦机关中的代表,由于受所派共和国的约束,在共和国的利益和联邦利益发生矛盾时,很难顾全大局,使局部利益服从整体利益。
联邦议会在处理经济问题上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各项法律和决议必须由六个共和国和两个自治省的代表团一致同意通过。这种议事规程对于尊重各共和国和自治省在经济问题上的自主权,妥善处理它们之间的关系,防止联邦机关的瞎指挥,当然有积极意义。但协商一致原则被滥用,往往使得重大的经济问题“议而难决,决而难行”
,贻误时机。
南把企业的决策权和管理权交给直接生产者,这对于调
27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动职工的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有重要意义,但在目前的生产发展水平和劳动者觉悟水平的条件下,职工总是更多地注意自身利益、眼前利益和局部利益,较少地考虑集体利益、长远利益和整体利益。因而在企业的分配上,只注重消费,不注重积累,想尽量多分少留,甚至不留。结果积累率不断降低,企业缺乏发展的后劲。
70年代企业的投资有相当大的部分要靠外国贷款来解决。
联邦的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数额不少(每年有10多亿美元)
,对促进不发达地区的经济和文化发展起了重要作用。
但基金的提取比例较高,而且发达共和国中的不发达地区得不到这种基金的资助,所以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个共和国把提供基金当作负担。另外,社会计划中规定的发达地区与不发达地区合办企业并在生产技术和经营管理方面提供援助的指标,由于各方的利益矛盾,一直未能实现。结果援助的资金有相当大的部分只起到“输血”而不是“造血”的功能。再者南对不发达地区较高的人口自然增长率不采取任何控制措施,以致新增的产值被迅速增长的人口吞掉,各地区之间的差距未能明显地缩小,而在科索沃,差距反而扩大了。
70年代里石油价格猛涨(南每年需进口约1200万吨石油)
,西方国家经济衰退和限制进口,给南斯拉夫经济增加了新的困难。南由于政策上的失误和自治体制中的缺陷,在70年代末遇到了严重的经济困难和比例失调:基建战线过长,投资超过实际的可能;个人消费超过劳动生产率的增长;外贸逆差和国际收支赤字激增;外债负担越来越沉重;失业人数猛增;通货膨胀日益严重。当局曾把1979年定为“稳定经济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73
年“
,但由于缺乏具体的有力措施,没有收到什么成效。只是由于铁托总统健在,靠着他个人的崇高威望,国内仍保持安定的政治局面。
47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四编 改革与危机
概   述
1956年事件以后,波兰和匈牙利率先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开东欧改革的先河。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掀起了改革高潮。上述改革的宗旨都是为了摒弃高度集中的指令性的苏联模式,建立比较符合本国特点的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相结合的经济模式。但是,波兰的改革尝试由于内部的阻力和外部的压力,在1959年就停止了。
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则由于苏联的武装干涉而夭折了。只有匈牙利的改革,在卡达尔的领导下继续前进,经济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相结合,在1968年~1972年形成高潮。
匈牙利的改革,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
70~80年代,波兰和匈牙利开始了新一轮的改革。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罗马尼亚和民主德国的领导人犹豫观望,在不同程度上也加入了改革行列。只有阿尔巴尼亚,继续在集权化和“一大二公”的“左”倾道路上迅跑。
推动改革的重要因素有两个。第一个因素是东欧五国国民收入平均增长速度的下降。
196~1970年:74%;1971~B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73
1975年:64%;1976~1980年:41%;1981~1985年:B34%。
国民收入的下降反映了生产的衰退,说明粗放型的经B济潜力已经消耗殆尽。旧的经济体制已经成为发展生产力的障碍机制,只有加速改革,把经济转入集约型轨道,才能解放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第二个因素是世界能源危机对东欧经济的打击。东欧国家普遍缺乏石油,能源价格暴涨,使东欧经济蒙受巨大损失。东欧各国的外债急遽上升。
1986年底,波兰欠西方的债务达382亿美元。
人均欠债10美元。
1988年,匈牙利的外债达180亿美元,人均欠债180美元,居苏联东欧国家之首。
1981年,南斯拉夫外债达201亿美元。
80年代初,罗马尼亚外债达140亿美元。罗政府以大量出口农产品和降低人民生活水平的途径来偿还外债,造成了人民群众的不满,引发了社会危机。
东欧各国经济体制改革的方向和主要内容大致相同:减少或取消中央直接向企业下达的指令性指标;让企业根据国民经济计划的要求和市场需要自行制定计划,实行企业自主和自负盈亏,扩大职工参与工厂的管理;国家主要抓宏观经济决策;改革是全面的,包括计划体制、价格体制、工资体制、税收体制、对外贸易体制等方面。政治体制改革则以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议会(国会)和地方议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实行党政分开,完善党的领导和加强党同群众的联系等为主要内容。
70~80年代的改革是在危机条件下进行的,因而改革遇到的困难要比任何时期都大。严重的通货膨胀和巨额的外债困扰着东欧各国。商品的严重匮缺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
67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降,加剧了社会的对抗。政治反对派乘机崛起。所以,改革的成败,关系到共产党和社会主义的命运。
在东欧国家中,阿尔巴尼亚是坚持旧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唯一国家,即使在霍查去世(1985年)后也是这样。尽管如此,在1986年召开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九大上。我们仍能看到阿尔巴尼亚对内和对外政策的某些松动。因为改革的历史潮流是任何人无法抗拒的。顺之者昌,逆之者亡。
建设自治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在80年代初也遇到许多困难。主要表现在生产增长缓慢,通货膨胀居高不下,外债负担不断加重。这说明自治社会主义的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存在着弊端。由于联邦政府丧失了宏观控制,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分裂主义势力抬头。
1980年铁托逝世后,地方分裂主义更恶性发展。
1981年发生了科索沃阿尔巴尼亚族居民骚乱的事件。他们要求建立“科索沃共和国”。
南斯拉夫各共和国间的摩擦和冲突加剧。
南斯拉夫陷于社会经济的危机之中,自治社会主义制度面临严峻的考验。
经济和政治的现实,证明了发达社会主义的理论是错误的。东欧一些共产党开始摒弃上述理论,寻找比较符合实际的关于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理论。
西方国家乘人之危,加紧向东欧国家推行和平演变的战略,并以波兰为突破口。美国政府通过劳联—产联工会,向处于地下状态的团结工会提供数百万美元的活动经费,同时对波兰当局施加压力,迫使其同意团结工会合法化。
“美国之音”
、“自由欧洲电台”
和“BC”
等西方电台,加强了对波兰、匈牙利等东欧国家的反政府宣传活动,煽动东欧人民脱离社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73
会主义。罗马教廷成为西方国家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工具。
1978年当选为第266任教皇的原波兰克拉科夫主教卡。沃依蒂瓦,改名为约翰。保罗二世。他在1979年、1983年和1987年对波兰的三次访问,激发了波兰人民的宗教激情,使波兰的政治天平倒向天主教会一边。教皇和波兰主教团咄咄逼人,要求当局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性和实行工会多元化。
西方国家和罗马教廷配合默契,力图使团结工会上台执政,并在东欧国家引起多米诺效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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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波兰:危机中的改革与改革中的危机
第一节 形势:经济渐趋恢复,政治渐趋稳定
沃伊切赫。雅鲁泽尔斯基,1923年7月6日生于卢布林省库罗夫地区的扎莱姆布夫村。他的父亲是一位经营田庄的农业工程师。
1939年,他毕业于华沙的一所私立中学。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他随父母和妹妹迁居立陶宛,后又迁到苏联东北部。
1943年5月,他加入在苏联组建的波兰军队,经历了解放波兰、直抵柏林的所有战斗。
1947年,他加入波兰工人党。
1948年12月波兰工人党和波兰社会党合并后,他成为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历任波军总政治部主任、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
1968年4月,他作为中将,被任命为国防部部长。
同年10月,被提升为上将。
1973年又晋升为大将。
1964年在党的第四次代表大会上当选为中央委员。
从1971年“六大”起,他一直任中央政治局委员。
1981年2月,他被议会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他担任这一职务直到1985年11月。
1981年10月在党的九届四中全会上,他当选为党中央第一书记。
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第六任领导人。
1985年11月,第九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73
届议会首次会议任命他为国务委员会主席。
雅鲁泽尔斯基受命于危难之际。国内经济形势和政治形势十分严峻。
1980~1981年的危机引起了波兰经济大倒退。
创造的国民收入,1981年仅及1978年的80%,1982年进一步下降为765%。公营工业的产值1981年比1980年下降了19%,B1982年又比1981年下降了2%,同1979年相比,下降了16%。
畜牧业生产1981年比1980年下降12。
5%。
谷物产量略有提高,1982年总产量为2172万吨。由于生产大幅度下降,市场商品严重匮乏。
1980年以来一直保持着高通货膨胀率,1982年达到104%以上。由于食品严重短缺,政府不得不大量进口粮食:1981年——670万吨,1982年——370万吨。
人民的生活水平随着生产的下降而下降。
1982年同1980年相比,人均实际收入下降153%。
1980年肉的消费量平均B每人733公斤,1981年降到64公斤,1982年又降到58公B斤。从1981年起,波兰对肉、黄油、食糖等实行凭票定量供应。
波兰经济面临的另一个严重困难是70年代开始的越来越重的债务负担。
1981年底,欠西方国家的债务达255亿美元。
从这时起,西方对波兰实行经济制裁,波兰不能借入新债。
由于利率的提高和利息转为本金,使波兰的债额不断增加。
1980~1981年危机,既是经济危机,也是政治危机和信任危机。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落千丈。而天主教会的威信则直线上升。许多波兰人对国家的前景悲观失望。许多党员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心而纷纷退党。到1982年9月,仅一年之间,在原有的260
08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万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中,就有50万党员退党。
恢复对社会主义的信念和恢复对波兰统一工人党的信任,是摆在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面前急待解决的问题。
大难临头,出路何在?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认为只有改革才是摆脱危机的唯一出路。从1982年1月1日起,波兰开始实行经济体制改革,其主要内容是摒弃指令性计划经济模式,把经济活动建立在市场经济和自治的基础上,实行企业自主和自负盈亏,扩大职工参与工厂的管理工作,充分发挥工人的主动性。
改革取得了初步成效。
从1982年下半年起,经济开始呈回升趋势。
1982年8月,公营工业生产比上年同期增长2%,9月增长4%,10月增长5%,11月增长8%。但是1982年的工业生产仍比上年下降2%。
1983年,波兰当局制订了三年社会经济发展计划(1983~1985)。
这个计划称为恢复平衡和稳定计划。
它把解决居民的食品、日用消费品的供应、改善居民住房状况等重大迫切问题放在第一位。计划规定:三年内国民收入将增长101~B117%(年均增长32~38%)
,工业生产将增长14~16%B B B(年均增长45~5%)
,农业生产将增长20%。
计划修建53~B59万套住房。三年计划指标顺利完成。国民收入平均增长48%,工业生产年均增长5%,农业生产年均增长3%。公B营工业生产恢复到危机前的989%,国民收入恢复到B962%,比1979年低10%。
B在波兰经济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下,波兰从苏联得到贷款、原料和商品。匈牙利、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等社会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83
主义国家也向波兰提供了援助。中国政府以优惠价格向波兰提供5万吨猪肉,帮助波兰人民克服困难。
随着经济的恢复,政治渐趋稳定。实施战时状态的两大目标,即实现全国安定和遏制经济衰退已经达到。
1983年7月22日,波兰当局宣布结束历时19个月的军事管制并实行大赦。
约有1898人获得赦免,有686名原团结工会活动分子从秘密走向公开,有一批在宣布军管时离开波兰的团结工会同情分子回国。
1984年7月21日,波兰议会通过大赦令。
全国又有包括652名政治犯在内的35万名犯人得到赦免。
B1986年8~9月间,政府再次颁布大赦令,释放了包括原团结工会领导人布雅克在内的全部政治犯。
1985年10月13日,波兰举行了第九届议会选举。在2600万选民中有200万选民参加了选举,占7886%。
选民B的投票率是1947年以来最低的。
被取缔的团结工会呼吁抵制选举。这次选举表明,波兰多数选民是赞同波兰统一工人党和政府民族协商和振兴经济纲领的。在新选出的460名议员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共有245名,占53%。统一农民党106名,占23%。民主党35名,占8%。无党派人士75名,占16%。
1985年11月6日,第九届议会第一次会议选举统一农民党最高委员会主席罗。马利诺夫斯基为议会议长。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沃。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国务委员会主席。根据沃。雅鲁泽尔斯基的推荐,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政治局委员、经济学教授兹。梅斯内尔被任命为部长会议主席。
28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梅斯内尔政府继续执行改革方针,力图尽快摆脱僵化的中央集权模式,加速改革的进程,并改善国家的外部环境。
1987年2月,美国政府取消了对波兰的经济制裁,但要求波兰政府重新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这是胡萝卜加大棒的政策。这一年,议会任命无党派人士、著名经济学家萨多夫斯基为副总理,全面主持改革事宜。政府制定了1986~190年经济发展战略,计划在五年内国民收入增长16~19%,工业产值增长16%,农业产值增长10%。
在新政府执政的头三年里,国民收入继续增长:1985年—34%,1986年—5%,B1987年—2%。
通货膨胀率从1982年的104%下降到1985年的15%和1986年的175%,1987年上升到26%。
B在实行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兰党和政府还实行了以民主化为主要内容的政治体制改革和大力精简中央行政机构和裁减机关工作人员的工作。
第二节 经济体制改革
波兰是最先实行改革的东欧国家。第一次是在哥穆尔卡执政的1957~1959年。
当时工厂企业成立了工人委员会,扩大了企业自主权,减少了指令性指标,中央把部分权力下放给地方。这是在1956年波兹南事件后进行的经济体制改革。
以兰格教授为首的经济委员会的全面改革建议未被采纳。哥穆尔卡知难而退,改革失败。
第二次是在盖莱克执政的1972~1975年,当时称为“大经济组织”体制改革。主要内容是加强中间环节——联合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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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在生产、销售和分配中的作用,刺激企业和职工的生产积极性;把中央下达的指令性指标限于以下三个方面:(1)出口产品的销售额;(2)国内市场的供应额;(3)投资的最高限额。改革没有经济立法保证,在经济不平衡和通货膨胀的情况下,在1975年底被彻底放弃。这次改革是在1970年12月危机爆发后被迫进行的。
以上两次改革都是在不触动中央集权的经济模式范围内进行的局部改革尝试,而不是抛弃旧模式建立新模式,也没有同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
1982年开始的第三次经济体制改革,则是为了摆脱僵化的中央集权模式和建立“有计划的市场经济模式”。
与上两次改革比较,这次改革是在更为严重的危机情况下开始的。
雅鲁泽尔斯基说:“我们是在生产急剧下降和严重不平衡的条件下实行改革的。”
①所以,这次改革遇到的困难要比前两次大得多。
一、计划体制改革1982年出台的《经济改革方针》,把取消指令性计划,实行有计划的市场经济作为目标。与此同时,在国民经济计划中突出五年计划的作用,改进计划的管理方法和程序,加强计划工作的科学性和民主性。
新的计划体制由中央计划、地方自治计划和企业自治计划三部分组成。中央计划主要负责宏观经济决策,确定国民经济发展的主要目标、方针、比例,以及经济组织活动的条
①《雅鲁泽尔斯基选集(1981~1987)
》,1988年人民出版社版,第433页。
48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件和确保计划实施的管理手段等。中央计划除了提出中央投资范围内的任务、与国防有关的任务、特别重要的国际合同中规定的任务以外,不再提出直接的指令性任务。
国民经济计划分长期(10~15年)
、中期(5年)和短期(1年)三种计划。
社会主义经济在保持中央计划地位的同时,实行计划的社会化原则。这就是使职工真正参与计划的制订,并监督其实施。
关于计划制订的程序与权限:部长会议计划委员会负责起草中央各类计划的草案,并把经过社会讨论的中央各类计划提交议会,由议会批准。只有议会有权修改这些计划。地方计划由相应的地方人民议会负责批准,它包括五年计划和年度计划。企业计划由职工自治机构负责审批。
国家运用经济手段、直接手段和组织手段,确保中央计划的实施和地方计划、企业计划与中央计划的一致。经济手段有价格、税收、贷款、补贴等。直接手段有各种法令、协议、特许权和专利权等。组织手段有建立或撤销企业、领导干部的任免等。
二、企业权限的改革根据1981年9月议会通过的《国营企业法》,企业是自主、自治、自负盈亏的经济单位,享有法人资格。国营企业根据社会经济目标,自主地进行经济活动,决定企业的一切事务。企业的权限包括制订年度和长期计划;支配财产和收入;决定生产的数量及其结构;制订财政和贸易政策;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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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解决办法;就业和工资政策。
企业职工的自治由1981年9月议会通过的《国营企业职工自治法》来保证。企业职工的自治机构是企业职工大会和企业职工委员会(也称工人委员会)。
职工大会每年至少举行两次会议。它的职权是:任免企业经理;批准企业经理提出的企业章程;决定用于职工的利润的分配原则;每年对职工委员会和经理进行一次评定;批准企业的长期计划和职工自治章程。
职工委员会是职工大会的常设机构,一般由15人组成,由全体职工直接无记名投票产生。为了确保自负盈亏原则的贯彻,议会于1983年6月通过的《关于改善国营企业的经营及其破产法》。
三、价格制度改革为了消除价格背离价值的现象和减少物价补贴。
,波兰从1982年实行新价格法。新价格法规定,采用三种价格:官定价格、调节价格、合同价格。官定价格由部长会议价格管理局制定,这是全国统一的价格,它包括对人民生活和生产有直接影响的商品,如面包、面粉、肉和肉制品、牛奶和奶制品、食油、食糖、煤、电力、石油、医药、烟酒、皮革、棉花等。调节价格由企业根据产、销、赢利情况和价格管理局确定的原则自行制定,主要有高级消费品、装饰用品、用外汇进口的生产资料和由国家拨款建造的公寓住房等。合同价格是买主和卖主根据国家规定的定价原则,经过签订合同而定的价格。
1982年1月,政府提高了基本原材料的供应价格和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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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运输的费用。
2月,又提高了基本食品、工业品、燃料和电力的零售价格,提高幅度为2至5倍。
零售价格的上涨,使国家对基本食品的补贴,由1981年的3910亿兹罗提,减少到1982年的2317亿兹罗提。
1984年1月,政府再次提高食品价格,提高幅度为10%,这两次提价没有引起较大的社会波动。
四、工资制度改革过去的工资制度未能同企业的经济效益挂钩,工资没有反映按劳分配的原则,工资的增长超过了劳动生产率的增长。
从1982年1月起,开始了工资改革的第一阶段。
企业在自负盈亏的原则基础上,取得确定工资基金和选择工资形式(计时工资、计时工资加奖金、计件工资)的自主权。第二阶段从1982年7月开始,企业有权根据部长会议规定的最大工资级差,制订本企业的工资等级。
1984年1月,议会通过《关于建立工厂报酬制度原则的法令》。
规定企业根据自己的需要和可能,完全自主地决定工资制度,要求减少工资中的非刺激部分(工龄补贴、实物补贴等)
,扩大取决于工种、劳动强度和劳动成果的基本工资。国家规定,工人的最高工资和最低工资之间的比例为1∶16;国家干部高低工资之间的比例B为1∶22。
B国家用于监督和调节工资制度的手段是向企业征收工资超额增长的累进税,用这些税金设立“国家职业鼓励基金”
,用于培训专业干部和支付因就业结构的调整而等待重新分配的职工工资。国家用于调节工资制度的手段的着眼点是鼓励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83
增加生产、降低生产成本、节约原料和合理安排就业。
五、税收制度改革改革前,由于价格制度不合理,税收制度也不利于调动企业的生产积极性。
1982年2月议会通过《公营经济单位税收法》,把税收简化为四种税:周转税、工资税、不动产税、所得税。
周转税计入商品价格,由买主支付。它在国家预算收入中居首位。约占总收入的30%,这是国家用以调节市场商品供求关系的重要手段,也是间接影响企业生产决策的经济手段之一。
税收法规定,商品的周转税约占商品价格的10%,劳务约占其价格的5%,但是,烟、酒、奢侈品等的周转税相当高。工资税计入企业成本,税率统一为20%,在国家预算收入中占10%,国家把工资税的70%留给地方财政。
不动产税是指对建筑物和地皮(不包括农林业用地)征税,每年确定一次,对建筑物按其价值的3%征税,地皮按1平方米征收10兹罗提。
不动产税计入企业成本,分别上缴国家和地方财政。
所得税由企业利润支付,实际上是国家和企业对利润的分配。
从1982年1月起,所得税采用累进税制。
这种办法不利于鼓励企业降低成本和提高经济效益。
从1984年起,累进税改为比例制所得税,税率为60%。
为了吸引外资,1986年颁布了《外资企业法》。
该法规定,外资和合资企业在建立后的两年内免征所得税,其所得税率为50%。
8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三节 政治体制改革
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党领导,首先从理论上拨乱反正,否定了70年代关于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理论。波党“七大”
宣布,“波兰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大部分任务已经完成。已基本建立起社会主义的基础”
,“正在跨入社会主义发展的新的更高阶段,即跨入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阶段”。
1986年6月举行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大”通过的纲领宣布:“我国正处在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时期的最后阶段”
,强调近期目标是,在本世纪末在一切生活领域建成社会主义基础。关于党的作用,“九大”提出,党在国家中发挥领导作用,在社会发挥引导作用。
“十大”确认“九大”的原则,增加了“党对工人阶级、劳动人民、全体人民发挥服务作用”。
政治体制改革的主要内容:一、恢复议会的立法权和监督权波兰宪法规定,议会是最高国家权力机关,国家的立法权属于议会。议会议员、国务委员会和政府享有立法的倡议权。但是,改革前,议会基本是一枚“橡皮图章”
,未能正常行使立法权。改革后,立法权重新回到议会。第七届议会(1976~1980)只作出42项立法决议,而第八届议会(1980~1985)则作出了204项立法决议。
1980年10月,修改了最高监察院法,使其不服从政府,只能服从于议会。最高监察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83
院重新成为国家最高监督机关。
为了加强法制,保障宪法的地位和作用,1982年7月建立了国务法院,这是审理国家领导人违法和渎职案件的法院。
1985年4月建立了宪法法院,这是负责审理国家最高机构和中央机关所颁发的法令、命令、决议是否符合宪法的法院。
二、部长会议职权及机构改革部长会议亦称政府,是最高国家行政机关。它对议会负责并报告工作,议会闭会期间,对国务委员会负责并报告工作。它享有三大类职权:第一,领导和协调职能。主要是负责领导和协调政府各部的工作,如向议会提出国家预算和经济计划草案,统一领导对外事务,统一领导国防建设和军队等。第二,与议会活动有关的职能,如立法倡议权,向议会报告国家预算和计划执行情况等。第三,执行职能。如采取确保法律、命令、指令和决议实施的措施,确保公共秩序、国家利益和公民权利等。
改革的主要原则是,加强职能部,精简专业主管部,改革主管部的职能。
因此在改革中加强了财政部、对外贸易部、劳动工资和社会事务部、国家价格委员会等职能部的作用。
1981年把原来的32个部精简为26个部,1987年又减为19个部。财政部等职能部不再起经济单位的领导者的作用,主要运用经济手段管理经济单位的活动。
三、加强和完善党的领导1980年危机以后,波党批判了党包揽一切,以党代政,少
09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数高级领导人,特别是党中央第一书记独断专行的错误,注意恢复党内生活列宁主义准则和民主集中制原则。具体措施有:发扬党内民主,实行差额选举;贯彻党内生活公开化原则,党章明确规定第一书记、书记处和政治局的职责;实行任期制,党员在党内的领导职务,不得超过两届,不能同时身兼两职;严格党的生活制度,各级领导干部必须定期过基层党的组织生活;加强群众对党员的监督和党员对领导干部的监督。
为了完善党的领导,强调坚持发挥党的三大作用:在国家生活中的领导作用,在社会生活中的引导作用,对工人阶级和人民群众起服务作用;坚持贯彻党政分开的原则,党政领导人不得交叉兼职;改变过去封闭式的干部政策,实行干部的选拔、考核、培养提高和有计划的流动相结合的开放性干部政策。
四、建立联合执政体制波兰在1948年形成了三党联盟合作体制。这三个政党是: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这个体制的基础是两党承认波兰统一工人党在波兰社会主义建设中的领导作用,波兰统一工人党则承认各民主党派的独立自主权。但是,随着中央集权体制的建立,波兰统一工人党并没有尊重民主党派的政治利益,而把它们当作贯彻其政策的工具。
波党“九大”批判了过去的错误,制订了社会主义革新、协商路线,调整了对民主党派的政策,强调要同民主党派建立联合执政体制。波党“十大”认为,当前波兰仍然是阶级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93
社会,不是全民国家,长时期内还需要兼顾工人阶级、农民、知识分子和小资产阶级的利益,在波兰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多党制模式比一党制模式能更好地把这些利益结合起来。
80年代参加联合执政的有:波兰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工会、宗教团体、无党派人士。参加联合执政的前提是:坚持社会主义,承认国家的宪法原则,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和生产资料公有制为主的多种所有制。
第四节 改革受挫,危机又起
80年代前半期的改革取得了不容置辩的成果。
经济明显增长,政治日趋稳定,党的威信逐步得到恢复。但是形势还是严峻的。通货膨胀和外债负担仍严重地困扰着波兰。
1986年的通胀率为18%,居民的收入增长203%。
物价与工资竞B相增长,这是通货膨胀的原因之一。
1986年底,外债达382亿美元,人均欠债100美元,户均欠债400美元。波兰每年为偿付债务利息花费20亿美元,占出口收汇的30%,相当于国内商品市场零售总额的25%,所以外债负担又加剧了通货膨胀。
1987年通胀率上升到26%,由于生活艰难,五年来有50万人外流出国。
1987年经济形势恶化,未完成年度经济计划。国民收入仅增长2%(计划为3%,1986年增长49%)。工业销售值B增长33%(计划为37%)
,农业生产下降3%。
国家预算赤B字由1986年的540亿兹罗提增加到1930亿兹罗提,约占国家预算收入的21%,1988年,尽管国民收入比1987年增长B
29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45%,工业销售值增长54%,但农业生产只完成计划的B98%,国家预算赤字达2610亿兹罗提,通胀率上升到675%,市场商品匮缺严重,群众不满情绪增长。
B以雅鲁泽尔斯基为首的波党领导,对改革的艰巨性和长期性认识不足,急于求成。
1986年6月举行的波党“十大”
通过了加速改革的决定,错误地宣布第一阶段改革任务已经完成,并进入改革的第二阶段。第二阶段的任务是取消物价补贴,使价格改革一步到位。
实现财政预算平衡。
1987年11月,政府公布了第二阶段价格—收入改革的政策原则。计划从1988年1月起将消费品和劳务价格平均提高40%,基本食品价格上涨110%。
政府决定把这个计划交付全民公决。
根据11月29日全民公决的结果,只有442%的选民支持政府的改B革计划。这个计划超出了人民群众的承受能力而告失败。政府不得不放慢改革速度。
梅斯内尔总理宣布:“原先拟实行的食品涨价将在今后三年内逐步实行”。
1988年2月1日,波兰政府公布了大幅度提价的公报。
基本食品提价40%,房租提高50%,汽油提价60%。
为了减少职工的损失,每个职工每月得到600兹罗提(合20美元)补贴。当时平均月工资为3万兹罗提(合100美元)。又出现了物价和工资轮番上涨的恶性循环。
大幅度的物价上涨,引起了人民的不满和抗议。被取缔的团结工会乘机煽动工潮。
1988年4~5月和8~9月,全国出现了1982年以来最大的罢工浪潮。罢工者要求增加工资,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实现工会多元化。广大群众丧失了对改革的信心。政治稳定局面遭到破坏。新的危机又重新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93
爆发。
9月20日,梅斯内尔总理承认在经济改革中犯了错误,引咎辞职。他说:“我不打算推卸责任,作为总理,我个人要承担责任。作为政治局委员,我听凭党处理。作为由议会选出的总理,我听凭议会处理”。但是,他又说:“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得到政治局同意的”
,“政府不是单独活动的”。
9月21日,议会接受梅斯内尔政府总理辞职。值得注意的是,梅斯内尔政府是在任期未满的情况下辞职的,这在人民波兰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是经济和政治危机的表现。梅斯内尔成为经济形势恶化和经济改革受挫的替罪羊。
9月26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十届九中全会,推荐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米。拉科夫斯基为部长会议主席候选人。
次日,波兰议会任命拉科夫斯基为部长会议主席。拉科夫斯基政府如何面对困难,渡过难关?
他会不会成为新的替罪羊?
这是我们在下一编第一章要回答的问题。
80年代波兰的改革,积累了一些值得重视的经验与教训。
第一,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平衡与经济改革之间的关系。
波兰是在危机条件下进行改革的,总供给大大小于总需求,难以形成买方市场,企业缺乏竞争意识和改善经营的动力。在这种条件下,不可能通过短期的改革达到经济平衡,应当放慢改革步子,严格控制投资与消费。
第二,要正确处理好经济增长、提高工资和调整物价三者的关系。
1982年以后,波兰多次提高价格,同时又提高工资补贴。物价和工资补贴竞相增长,导致了严重的通货膨胀
49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和财政赤字的不断扩大。波兰的教训表明,价格和工资制度的改革要配套进行,理顺经济增长与价格、工资制度改革的关系。关键是提高企业的经济效益,发展生产。
第三,要正确处理好外债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70年代形成的巨额外债成为经济改革的严重包袱。外债削弱了经济基础,造成超前消费和经济的严重不平衡,使改革捉襟见肘。
波兰的教训是:利用外资是必要的,但要考虑到偿付能力,不能靠外债来进行现代化建设。要控制外债的规模,调整外债的结构,处理好外债与经济改革的关系。
第四,实行经济改革,关系到群众的切身利益,一定要走群众路线,争取群众对改革的理解和支持。改革是一项系统工程,任务复杂艰巨,不可能一蹴而就,不可能使每一项改革措施都给群众带来实惠,甚至会使群众暂时降低生活水平。这就需要取得群众的理解和支持。否则改革就会遇到群众的反对而遭到挫折和失败。波兰党虽然坚持改革和协商路线,但因操之过急而引起群众不满。团结工会利用群众的不满,煽起罢工浪潮,破坏了改革的进程。
第五,经济体制改革必须与政治体制改革同步进行。不实行经济改革,就不可能摆脱经济危机,也就不可能有社会政治的安定。同时,不实行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也难以进行。尽管波兰改革遭到失败,但波兰在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也进行政治体制改革的实践,向人们提供了有益的启示。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93
第二章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一波三折的复杂历程
1978年是匈牙利全面推行经济体制总体改革措施的第10个年头。匈牙利一般认为,1968~1972年是改革的“黄金时期”
;1973~1978年陷入停滞状态。
匈《社会评论》在1983年第3期刊发了匈经济学家“协商团”对上述有个带权威性的总结概述:1968年以来的经济管理体制改革在匈牙利历史上起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对过去的15个年头也不能一概而论。
1968~1972年这5年,在经济政策和管理上“革新占优势”
,而1973~1978年这6年期间,先是“限制革新”
,后是“停止革新”。这几年,经济的增长不是依靠有活力的价格体制和调节制度,而是依靠改革前的方法。……之所以出现经济发展不够稳定,不是因为这些年实现了经济改革,而是因为实行改革的进程中发生了动摇。
69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一节 “计划与市场”的探源与认同
匈牙利经济体制改革的基本特点是“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把国民经济按计划发展的中央管理同商品关系和市场的积极作用有机地联系起来”。随着改革的深化,争论焦点集中在是“计划,或者市场”
,还是“计划与市场”
这个问题上。在改革进入关键的转折时期,匈再三掀起争论的浪潮,这是继1972~1973年那次具有鲜明国际背景的争论的延续,有所不同的是这次以重振改革雄风的呼声占优势,为匈牙利第三阶段的改革拉开了序幕。
这期间,匈全国为改革10周年开展各种的纪念活动。
匈主管改革的领导人和著名的经济学家竞相撰文在改革实践的基础上与理论上加以探源和认同。现就当年的《人民自由报》、《社会评论》、《求实》、《观察家》、《经济周刊》等全国级的报刊杂志中择译综述如下:(1)对商品生产的看法。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主义是没有商品生产的。
1952年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谈到在社会主义社会中还需要商品生产。但他认为还是资本主义的残余,是一种必要的坏东西,还认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商品将逐渐缩小。按马克思观点,社会主义将在生产力发达国家里取得胜利,而发达的社会主义将把市场经济和资本主义所有制同时取消。实践表明,社会主义却在经济不发达国家首先取胜。匈普遍认为生产资料是商品,从不同侧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93
面论证了在社会主义社会里,生产资料的国有化和农业合作化并没有消除商品货币关系,不仅在国家和集体、个人之间有商品关系,在外贸中有商品关系,而且在国家内部各单位之间也有商品关系。
有文章明确提到,匈牙利的改革原则是:社会的商品生产和货币关系是社会主义生产方式的组成部分。这是因为在社会主义社会中既存在着全民利益,也存在着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没有商品生产就不能把全民利益、企业利益和个人利益协调起来。换言之,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程度时,没有商品生产就不能进行合理和有效的经营,不能充分利用社会潜力,也无法满足人们的需要。
匈经济学家认为社会主义经济不是实物经济而是商品经济,存在着商品货币关系,也就无法回避存在着进行交换的市场,就必须承认商品生产的经济规律即价值规律的作用,价值规律并通过需求和供给市场规律表现出来。匈经济体制改革首先注意到利润的作用,在经济调节手段中特别强调价格的杠杆作用。
匈不使用“市场经济”
,也不用“市场社会主义”
的提法,而是说存在着“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和市场”的经济,也即实行中央计划管理下计划与市场的有机结合。
(2)对计划的看法。什么是计划经济?马克思认为,整个社会主义经济就是一个大企业,在这企业中规定各方面的任务。苏联模式就是建立在此基础上的。匈经济改革的一个基本思想就是在生产力没有达到一定程度时,马克思所设想的高度集中统一的计划难以实现。这样做反而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因为中央不可能什么都知道,计划不可能包罗万象,这
893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样做,只会使计划僵化、不灵活、不成比例。计划机关只能规定国民经济的主要发展方向、主要比例和主要任务,在大的规定的范围内,给企业以自主权,任其独立经营,中央采用调节手段影响企业,使企业的活动符合国民经济的要求,导致计划的实现。国家计划机关应研究农、轻、重比例等重大的比例关系。
不能把中央指令性计划和计划经济等同起来。
匈认为,1968年的经济政策已改变了这一传统的观念,从而重新估价有计划发展这个概念。
匈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长弗里什撰文说:改革的功绩就在于在理论上发现了取消下达计划,在不作计划指示的情况下按计划经营的方式来管理企业是可行的和比旧体制好。
10年实践证明了:在社会主义国家中可以制定和完成那种不经企业直接下达指示的国民经济计划,在上级机关不向企业发号施令情况下进行经营。
(3)基于这种认识,匈学界人士呼吁坚持1966年经体改革决议的原则精神,应在经济组织和工作管理的实践中采取有助于建立社会主义商品市场和扩大经济上竞争的措施。强调改革是运用市场机制,使社会主义计划变得更加灵活和有效;反对“回复到以集中的、强制的计划指标为基础的国家指导体制”。
(4)匈“从不认为对于其他国家就是样板”。恰恰相反,匈是根基于本国的国情,认真吸取东欧各社会主义国家改革的经验和做法的。
“计划与市场相结合”原本是1956年波兰首先提出的,而不是匈牙利。
1966年的匈经体改革指导原则与当时捷克斯洛伐克的改革内容有着大致相同或相似的契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93
机。南斯拉夫自治分权体制曾引起匈牙利的兴趣,有过部分吸取,但没有照搬。
诚然,上述一系列的舆论攻势是要重新唤起民众对10年改革的理解和支持。同时也是对来自“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和国内不赞成改革的保守势力攻击的回答。
由此,卡达尔因势利导重新掌握了改革的主动权。
1977年10月和1978年4月,匈社工党连续召开两次中央全会,为匈牙利第三阶段改革作出重要的决策和部署。中央全会后发表公报称:“各兄弟党有权利和义务独立采取行动,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教导和社会主义原理,运用社会主义建设的普遍原则必须考虑到一个国家的特殊性和传统。”
“独立自主地制定战略战术是理所应当的事情。”
全会解除了1973年“反右倾”上台的党的第二把手比斯库党中央书记职务,重新改组了中央经济委员会领导班子。
第二节 振兴改革的举措
1980年3月匈社工党的12大肯定并通过了1979年以来所制定的经济政策。这时期以来,匈领导人在经济政策和行动上基本贯穿两点,一是改善外贸硬通货的平衡,减少外债;二是消除国内矛盾。
这两项任务是相互矛盾的。
因为,如果没有国内经济结构的改革,便不可能达到外贸持久的平衡,而且必须一个为主,一个为辅。从实践看,匈主要把克服国内矛盾放在首位。
审查国民经济“五五”计划(1975~1980)执行情况的
0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结果:5年内国民收入增长21~2%。工业产值增长24~25%,农业品增长15~16%。消费与积累的比例是76%和24%。所以尽管国家财政十分困难,但人民的生活水平仍有明显提高,人均实际收入提高了9%,居民消费增长14%。
进入80年代,匈颁步实施7个政府法令和49个部长法令,集中在组织制度的改革和修改完善各种经济调节制度等方面的举措。
大力精减中央部、局的机构。这期间,政府各部由原来的17个减为13个。各部裁减人员10%左右。
1982年以后,全国国行政干部(中央各部、局、地方议会)共53万人,约B占全国国就业人口的1%。
这时期匈对“一大二公”所有制结构变革方面加大了力度,主要表现在:①解散垄断机构托拉斯,建立中小型企业。
匈100人以上大企业占企业总数的875%,50人以下的小企业占B01%,形成倒金字塔型的企业结构。
1980年6月~1983年B5月先后取消了酿酒、制糖、烟草、煤炭、筑路、玻璃、罐头、农机、家禽和啤酒工业等24个托拉斯,把原归属大企业的分厂改变为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中小型企业,面向市场竞争,使得劳动力和资金向高效益活动方向流动。
②大力发展“第二经济”
,兴办各种形式的私营个体小手工业、零售商店、小企业等服务性行业。雇工人数由原来不得超过5人放宽到不超过30人,新法令还保证私人企业职工与国营企业职工享有同样的社会保险、退休和休养等福利待遇。政府准许将亏损的国营饭店、食品店和小企业租赁给私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04
人,建立自负盈亏的合同商店。
1985年底,合同商店已达到500多家,比1981年增加了4倍以上。
1985年服务行业创造总价值由1980年的270亿福林,增加到485亿福林,其中国营和合作社行业、私商和小手工业者两者创值比例分别为456%和544%。
直接服务居民修理行业(如修理小汽车、摩B B托车和家用电器等)90%以上是私营的,填补了公有经济的空白。
③鼓励技术人员在业余时间从事第二职业活动,鼓励企业将闲置的设备租赁给退休职工成立劳动小组从事某种商品生产。
据80年代中期统计,匈全国有500万人次参加各种形式的小生产和辅助经济活动,相当全部劳力的16~18%。匈政府扶植和鼓励农村自留地经济和其他辅助经济的发展。匈农业小生产提供的产值约占农业总产值的13左右。
A据国家统计局的资料表明,80年代初实行了“第二经济”也就是多种形式的私营和个体经济,创值十分可观,它占国民收入增长的近13,占居民收入增长的近一半左右。
A第三节 向西方开放
卡达尔坚持向西方开放,绕过各种阻力达到这一目标。
这一历史性的成就仍为当今的匈牙利人所认同。
匈是经互会和华约组织的成员国。
匈外贸的60%是在经互会内部进行的。经互会内一直保持着高度集中的封闭型的合作机制,各成员国之间只能在生产领域进行专业性“一体化”的协作。匈出口产品只能得到记帐卢布,无法获得用以
20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向西方引进技术的资金。
匈在1971年提出经互会各成员国也应建立在市场经济基础上的改革方案,遭到拒绝,使匈外贸改革增加了外部的局限性。
苏联在对匈的贸易中打着“一体化”的旗号多采取恃强凌弱的做法,匈苏外贸纠纷日益激化。
1974年涅尔什在评论经互会国家“一体化”时指出:“民族观点是客观存在,不能在‘国际主义万岁’口号的基础上损害或忽视民族观点”。
“应该懂得‘一切协调’的愿望只能导致‘一切不协调’的实际结果。”
①这时期,匈主张改革的代表人物强调要求发展民族经济,主张同西方积极发展经济关系。
“忠于盟国”始终是匈外交政策的基本点。但这一时期,卡达尔又对其作了调整和充实,完整的提法是:我们党的政策的基本点是,匈牙利人民共和国忠于它的盟国,同时也是为争取民族解放而斗争的殖民地人民的朋友,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在和平共处基础上的真正伙伴。这是同一政策不可分割的三个方面。就是说,卡达尔把三个方面并列地纳入外交政策的“基本点”。
以1973年签订赫尔辛基欧安会文件为契机,匈积极开拓沟通东西方对话的机遇,小心翼翼地摆脱勃列日涅夫“有限主权”论的困扰,开展一系列独立的、符合民族利益的活动,为改革创造有利的外部环境。
这期间,匈牙利在发展同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关系方面取得了积极的成果。
①(匈)
《社会评论》1974年第10期。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04
1966年11月,匈美两国外交关系升为大使级。
1973年2月,匈美两国通过签订产权协定,解决二战前的资产问题。
1975年,匈美签订技术合作协定。
1978年1月,美国政府将二战时掠走的匈第一代国王圣。伊斯特万的王冠归还匈方。同时,匈美签订商务贸易协定,美从1978年起向匈提供最惠国待遇。
1967年,匈同联邦德国举行建交谈判,6年后,即1973年两国建立大使级的外交关系。
1974年,匈同联邦德国签订了为期10年的经济技术合作协定。
1977年和1982年卡达尔曾两次访问联邦德国。
1973年,匈牙利加入关税和贸易总协定,为匈打进了国际大市场,拓宽同西方国家贸易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70年代中期,匈党和政府的高级领导人先后出访法国、英国、意大利、奥地利、日本及北欧诸国,同上述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进行广泛的会晤和对话。
向西方开放的目的之一,就是要拓宽国际大市场,促进对外贸易的多元化。
1979年匈对经互会的贸易仍保持进口产品的534%,出口产品的576%的规模。
但对资本主义国家B的贸易额有了新的增长,与这些国家的总进口额已相当于1957年的13倍。农产品和食品出口量的一半是运往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联邦德国已成为仅次于苏联的最大的贸易伙伴,匈与它的贸易额占外贸额的10%。
其次是澳大利亚、意大利、瑞士、法国和美国,分别占43%、38%、21%、22%B B B B和17%。
B匈为突破经互会的牵制,另辟蹊径,80年代已同130个
40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国家和地区有贸易往来,同74个国家签订了科技和文化协定。
创办合资企业和跨国公司,发行集资债券、股票,建立有价证券市场,引进外资、技术,实行定向出口产品,借鉴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手段和管理方法来发展社会主义,是卡达尔向西方开放的又一个富有特色的创新。
1972~1988年匈创办合资企业250家,主要是奥地利和联邦德国,引进外资1988年底为25亿美元,1989年为3亿美元。
80年代建立的B有价债券市场发行股票总额累计2亿多美元。
向西方开放是匈经济改革的组成部分。如何看待评估当年这一改革举措呢?
1989年4月卡达尔接见记者采访时他稍感欣慰地说:“凡是我们能做的,我们都做了。……当我们之间的空气再度趋紧的时候我们仍坚持、甚至扩大了同西方国家的联系。”这里所说的“再度趋紧”是指70年代“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大家庭”
逼迫匈经体改革刹车论战犹酣之际。
当他进一步回答记者“为什么我们不能摆脱别人,走自己的路”这一问题时说:“这是不能想象的。只要回忆一下南斯拉夫为争取独立自主的努力曾引起共运某些党什么样的反对就知道了。接着是1956年,同样也是为争取民族独立,千百万人,党内反对派,其中包括我在内都为此而奋斗过。后来我们克服了很多困难才站住了脚,但当我们相信形势有利于我们的时候,又发生了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假如对这一切掉以轻心,那就会阻碍我们从社会主义国家,尤其是从苏联进口原料,而我们越来越需要更多的原料,特别是能源。我们大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04
家都清楚,大概不能说,我们在所有方面都是自由的。“
①卡达尔对“独立自主”
、“自由”受到外部条件制约的阐述是他饱经沧桑郁结在内心隐衷的坦诚的倾吐,反映了常人无法超越二战后匈独特国情的时代苦闷,这在匈经体改革历程中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匈向西方开放虽然起步较早,但它只能在不超越雅尔塔体系主体框架下建筑这一工程。今日匈学界在肯定这一“开明”
举措的同时指出:“卡达尔在长期执政过程中从来也不敢去触动雅尔塔协定,他的政治才能只能在规定的制度范畴中寻求妥协的可能来改善自己的环境。

第四节 雷声大,雨点小
进入80年代,匈经济改革出现了重振旗鼓的态势,但雷声大,雨点小。这是由于受到当时的国际大气候和国内小气候的影响所致。
1979年12月,苏联出兵阿富汗,引起世界冷战加剧,东欧社会主义各国在国际政坛上活动余地缩小,对西方国家的贸易遭到各种刁难,再次给匈牙利的经济改革笼罩了一层阴影。
但匈领导人仍在极其艰难的条件下迈出开放价格的步子。
1980年同1978年相比,食品价格平均涨幅达25%,燃料上涨32%。
这项价格调整比1968年有了更大的进展,这是改革
①卡纽。安德拉斯:《卡达尔遗言》,报刊出版社190年版。
②绥克什德。米哈伊:《卡达尔和他的时代》,(匈)
《人民自由报》191年7月13日。
60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过程中不可回避的步骤,但公众承受不了这个压力。
1980年起,波兰的团结工会不断掀起罢工,匈领导人一直密切关注这一事态的发展,担心会在匈牙利引起连锁反应。
于是把安抚群众情绪摆在重要的位置,许多原拟出台的经改项目陆续刹车,如减少或取消国家财政补贴的措施迟迟不能出台,更有甚者,不惜代价向西方国家借贷高息外债来扶植陷入困境的亏损企业和满足居民现代化高消费的生活需求。
1983~1984年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再次冲击匈牙利,使得刚刚恢复平衡的匈经济又一次受挫,两年间进口增加16%,而出口仅增加4%,这种进出口的反差使1984年同1981年相比硬通币减少了13亿美元,外贸逆差和外债持续增长,诱发起新的经济危机。
这时期,国家再次用背离改革原则的行政手段来干预经济工作,尽管没有恢复以前计划下达的作法,但却干预企业应当干什么不应当干什么。企业自主权收缩,同时,企业资金短缺,市场疲软,亏损增多。
社会实践中的矛盾激化了关于匈牙利在进一步发展的方向、道路和解决具体问题的方法等方面的争论,特别在知识分子中间表现得尤为明显。
改善对外经济平衡状况和维持居民已达到的生活水平原为匈牙利第三阶段经济工作的中心,但是现在出现了急待解决的新矛盾和新问题。匈社工党中央的一份文件①对此有较为确切的剖析,认为:近几年来执行的经济政策和做法的潜
①见《经济评论》,1984年第7~8期。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04
力在许多领域正在枯竭。今后再减少对国民收入的使用,不会有助于经济平衡的根本改善;进一步限制投资活动会危及技术发展和生产构成现代化的工作;进一步大幅度减少进口会妨碍生产的连续性和合理的扩大出口;靠“鞭打快牛”来拯救效益低的经济单位以改善平衡的做法也不能再‘继续下去了。同时,实际工资的减少,消费价格的提高和部分家庭、个人生活水平的下降,也正在成为越来越大的问题。
在这样严峻的形势下,在1983年初开展的关于国民经济问题讨论过程中出现了“对改革进行改革”的呼声,即要求国家不要干预经济活动,某些人还提出党要退出经济领域,部分与会者要求改革从经济体制扩大到政治体制,在各个领域“实行第二次改革”。
是年4月召开的社工党中央全会上,卡达尔明确表示:在这个问题上,党中央应采取坚决态度,党在经济政策方面,现在和将来都起决定性的作用;国家在经济工作中起组织作用,继续执行行之有效的经济管理体制,同时要不断完善,但新的改革没有必要。
同年9月,社工党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提出原则立场,决定今后的改革发展局限在经济领域,仍以社工党1966年的决议为指导方针。
社工党中央协商委员会起草的《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于1984年4月17日由中央全会讨论通过。
这一决议被认为是80年代具有战略意义的文献。
剧变两年后仍有部分经济学家对此持肯定态度,认为其中对企业结构改革的若干指导原则还有其现实的意义。
80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决议强调改革的连续性:实践证明1968年开始的经济体制改革是有生命力的和有成效的,现在提出改进管理体制,是1956年以来匈党执行的经济政策的自然延续,是1968年改革的完善和发展。
决议认为,保持和扩大我们的战果,创造我们进一步前进的基础,发展我国的国际经济关系,以及进入国际先进行列的基本条件是:今后,要通过提高效率,而不是通过压缩国内开支来实现我国经济政策的主要目标。
决议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技术水平的相对落后,物质利益没有发挥应有效用,低效率和亏损经济活动的扩大,管理工作的软弱,企业和劳动组织的缺点,劳动纪律的松弛,各地劳动力的不适当安排,将阻碍经济增长的发展。为此,经济管理体制发展的目标还包括:用那种有助于逐步取消不利的程序、保证完成我国的基本社会和政治任务的社会主义方法来解决以上所有的问题。决议强调经济调节、市场、经济竞争要创造一个能刺激和限制所有经营者增加生产,提高生产能力和对市场作出灵活反应的内部环境。与此同时,还要指出和制止那些没有竞争能力的、损耗大的生产活动,使盈利单位有可能得到迅速发展。优惠制度要有助于体现国民经济的利益。
不可讳言,1984年继续发展经济体制改革所采取的措施是为形势所迫,因此也不得不受制予形势。国际经济环境的恶化,使匈在经济上的活动余地缩小,还债任务艰巨,加之财力、物力短缺,没有多大能力增加生产。因此只能靠进行经体改革来挖掘潜力。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04
匈人士认为,从长远发展的观点看,具有重要和决定意义的是,搞活经济只有在结构改革的条件下才有可能并取得成功。由于匈国民经济结构不完善,盲目扩大再生产只能导致比例失调。虽然意识到这点,但要付诸实现却有很大的距离。其实匈领导人也下不了决心去承担结构改革可能导致的失业等风险,宁可花大量的资金去拯救那些经营不善的企业。
比如1975~1985年对工业的总投资逐年减少,但对经营不善的企业的投资仍逐年增加。在工业内部,对经济效益不高的采矿业的投资10年内增加了一倍,对濒临破产的冶金业的投资只减少了10%。与此同时,对那些对出口有重要意义的机械工业和轻工业部门的投资却减少了34。
1976~1980年间,A采矿、电力和冶金加在一起占工业投资的36%,而这一比例到1985年已占了46%。国家对上述企业的投资已接近国民收入总产值的20%。
80年代以来,政府每年都得拿200亿福林补贴这类亏损企业(约占每年总投资额的13以上)。
其A结果不仅没能取得好效果,反而引起生产停滞。由于放慢增长速度,停建和缓建一批建设项目,致使生产上不去,技术更新换代慢,出口产品缺乏竞争力。由于片面限制进口,使进口物资和某些机械零件经常脱销,造成生产中断。使用国内产品或从社会主义国家进口的产品替代又不能保证质量。
因此,向资本主义国家出口的商品经常被退货或索赔。
卡达尔指导思想上仍留有“一大二公”的传统观念,认为越大越是社会主义,而忽略了社会效益,总认为国有比合作社好,合作社比单干好。匈个体经济1986年与1980年相比虽然翻了一番(由3%增加到6%)
,但全国公有经济在国
01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民收入中仍占94%的比例,引进外资的企业也只有70多个厂家。这种过于单一的所有制结构,加上重新还原成指令性计划的行政干预,严重影响了生产者的积极性,束缚了生产力的发展。
1984年4月《关于经济管理体制继续发展问题》的决议并没有认真执行。
在改善企业内部经营条件、加强竞争性、建立市场关系和建立多种所有制结构改革等方面的措施也大都半途而废,收效甚微。
第五节 颓势——无回天之力
危机在1973年出现兆头,经过潜伏期,进入80年代中期开始明朗化。
国民经济“六五”计划(1981~1985)没有按原计划完成。
5年中国民收入累计增加8~9%,工业生产增长102%,B其中主要是在1980~1983年完成(原计划上述两项分别为14~17%和13~16%)。
5年中农业生产增长124%,畜牧业B超计划完成,蔬菜水果歉收。
1985年5月25~28日,社工党召开13大。在党的第一书记卡达尔的报告中对经济局势做了这样的说明:“自70年代中期以来,经济发展的内外条件发生了巨大变化。我们没有及时地认识到世界经济形势变化的持久性。
在这几年中,经济政策的主要任务是消除这些变化对经济发展和生活水平所造成的不利影响。我们保持了生产、投资和生活水平相对比较快的增长速度,在保持企业经营的稳定性方面我们做得太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14
过分了。几年来,国家支出大大超过收入,最终造成国民经济外部平衡状况恶化,出现了大量外债“。
统计资料表明,1979年50亿美元的外债到了1985年翻了一番,高达100亿美元。
他承认上届党代会以来人民生活水平有所下降时说:“到1984年底,实际收入增加6%。遗憾的是,实际工资下降了,退休金、津贴的实际价值也未能全部保持住。因此,我们未能完全实现”12大“确定的保持生活水平的目标。某些社会阶层的生活水平没有提高,有些人的生活水平甚至还下降了。
良知要求我把这一点讲出来。“
“问题来自哪里呢?”
他认为:“首先是因为我们已经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和国民经济发展的新阶段。从外涵型发展阶段进入了内涵发展阶段。现在应当有效地经营,为国内消费和国际市场生产高质量的产品。外部经济条件对我们不大有利,这增加了我们完成任务的困难。但我们改变不了这种状况。”
党的“13大”上,匈领导人希望用加强行政手段和加快经济增长速度来达到减少债务,加速技术发展,改造生产结构,降低通货膨胀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目的。为此,仍把经济发展和提高人民生活指标置于持续增长的方位上,结果适得其反,致使经济进一步恶化,社会的紧张局势加剧了。
“13大”制定的经济政策基本上是错误的,表现在:(1)过高评价前几年取得的成就和后备力量,没有考虑到生产力的落后状况;(2)为达到高指标诱发起借外债的新高潮和耗掉了国内的资金储备;(3)对社工党中央1984年4月决议未认真执行,延误时机,对改正经济上的错误缺少必要的政治坚定
21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性和力量。
“13大”
后的3年间(1985~198)
,匈经济大滑坡:1985年国民收入比1984年减少14%。1986年国民收入只增长B06%,而国内开支部分则增长32%,其中居民消费增长B27%,比原计划超过两倍左右。财政赤字创历史最高纪录,B达460亿福林,超计划一倍(原计划预算赤字为230亿福林)。
1987年初采取了冻结工资和物价的措施;为增加出口,特别是向自由外汇区的出口,将福林贬值10%,但均未能收到应有的效果。
外贸逆差日益扩大,外贸总额扶摇直上;1985~1986年两年外债增加40亿美元,1986年已是140亿美元,1987年剧增到177亿美元,1988年上半年已突破180亿美元大关。
每个匈牙利人人均外债1800美元,居苏联和东欧国家之首。
1987~1988年每年需用30多亿美元对外债还本付息(其中仅年息要付10亿美元)
,占匈外汇收入的45~50%。
1988年到期的债务和利息达32亿美元,匈只有10亿偿还能力,还有22亿尚无着落,只好靠借新债还旧债,疲于应付。
匈银行行长告急说:在外债问题上,匈已处于危险境地。如果一个国家每年还本付息的钱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25~30%,那么用国际标准来衡量,这个国家已处于危险的状况了。
1986年11月,社工党中央全会侧重研究匈当前的经济形势,但提不出解决的办法,显得束手无策。当时卡达尔指责许多人欺骗了他,特别指责银行行长和主管经济的中央书记对他隐瞒了实际情况。其实,卡达尔并非不清楚,只是不愿承认。他担心触及经济体制的问题会引起社会强烈的政治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14
反响。这次中央全会作出的决议空洞无物,且自相矛盾,对于党的行动和团结却起了消极的作用。从中央到地方争论日益激烈,有人提出:造成困难的原因是什么?
应由谁负责?
谁能承担摆脱目前危机的任务?
1987年5月,格罗斯取代拉扎尔担任政府总理。是年4月和7月,社工党中央召开两次中央全会,最后通过了《经济—社会振兴计划》,提出3年内稳定经济。
1987年9月16~19日,国会听取和通过了总理格罗斯关于《经济—社会振兴计划》的报告,其中最大的应急措施是提出征收20~60%的所得税和在东欧各国中首次征收增值税;其次,通过把价格提高25%来促进生产和消费。格罗斯强调要以政治改革来促进经济改革,为此国会通过了关于政治体制改革的决议。
自1988年1月1日起,消费价格一次性提高76%,属B于自由价格范畴的消费品比例已达到80%,人民生活水平继续下降,特别是占总人口14的230万的退休者的生活,几A乎徘徊在最低社会标准下。长期依靠补贴的亏损企业在严格执行《破产法》后不得不倒闭,失业工人已近5万人,他们转向从事极低廉的简单劳动,只能获取原先工资的一半。
匈牙利在这期间既没有对外经济贸易的长远规划和经济改革的战略原则,也没有全面的发展规划,有的只是一些就本身而言是重要的局部措施和不坚决的改革步骤。一些好的决议也未能变成现实。一些该解决问题的措施常常由于党和政府自己抛弃和拖延执行而不能实施。匈改革还有个无法解决的矛盾,即总体设想只是建立在商品的自由市场,而忽略
41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了劳动和资本的自由市场,也没有注意到国家的机构对经营的影响作用。对改革中出现的矛盾和冲突,领导人不是向市场引导,而是要各部门执行党政机构的指令,特别是加强计划性和强调社会利益。
这样一来,强化了50年代以来业已形成的官僚主义的行政机制,使市场经济的因素和措施同中央的指令并列,企业的独立自主只是形式,造成改革的停滞,乃至瘫痪。
80年代,匈经体改革决策指导思想上有4个问题值得今人探究。
(1)80年代以来匈领导人把经济状况估计得过于乐观,坚持在15~20年的时间内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他们不愿意正视15年来已取得的生活水平不能持续下去这一不可回避的事实。这就使得他们所作出的决策与客观情况不相符合。坚持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的加速发展战略方针,坚持1968年改革框框不能突破的思想带有极大的主观盲目性,因此,也就无法协调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最终导致经体改革主体工程的倾塌。
(2)面对世界能源危机和国际市场恶化的环境,匈新经济体制未能做出适时的反应。匈领导层内有两种不同的看法和意见。一种认为,计划经济本身就可以保证社会主义国家在世界市场发生不利变化时不受影响,并且认为世界市场变化的影响是短暂的,可以等一等,待情况好转再做决定;另一种认为,世界市场变动的影响将是深远的持续的,在制定经济政策时一定要考虑这种影响,把它计算进去,并及时作出适当反应。他们建议国内价格应与国际价格接轨,适当放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14
慢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速度,降低企业收入,使国家有力量避开和防止国际上不利经济因素的影响。这后一种意见当属正确,但却遭到否定。结果是,那几年匈继续大幅度提高工资,增加企业收入,国家补贴不断增加,致使问题越来越严重。卡达尔等领导人在预测国际经济发展趋势时始终存有侥幸等待心理,一直到80年代第二次世界能源危机袭来时才醒悟,但已贻误了时机。
(3)卡达尔致力于建设“以人为中心的社会主义”
,这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
他吸取1956年事件的重要教训,在制定经济政策的实践中逐步形成了他的战略思想,集中起来有两条:一是经济发展不能损害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把逐步地、经常地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摆到新政策的中心位置,竭尽全力满足居民的消费和保证充足的供应;二是发展工业化在任何时候都不能损害农业,在发展工业的同时,保证农业也能获得迅速的发展。
1965年以农业为先导的改革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是他这一战略思想实践的结果。卡达尔反复指明:“社会主义是为了人而存在的。
我们的目的是使人们生活得更好,更文明,使人们的生活得到改善。“这与当年东欧各国相比较,卡达尔的治国方略明显地高出一筹。在他执政期间积累和消费的比例通常保持在24~25%和75~76%的水准上。
这是对前领导人拉科西热衷于搞“社会主义原始积累”
,号召老百姓勒紧裤带过紧日子的左倾做法的拨乱反正。无疑,这是历史上的巨大进步。但应如何调整保持生产、分配和消费的合理比例呢?卡达尔也有过尚属正确的指导原则。他主张既要注意物质刺激,又要反对物质主义。
70年代,他明确指
61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出过,匈党坚持了随着社会主义建设的发展应该不断提高劳动人民生活水平的原则,今后还将这样做。但是“我们必须反复强调,不能信口开河地许愿,以后也不能分配还没有生产出来的国民收入,就是已经创造出来的国民收入也只能分配可以用于消费的那一部分。另一原则是,居民的收入和工资的增长幅度不能大于市场上商品储备所能提供的消费物资的增长幅度。这是多年来行之有效的、为了劳动人民利益而不能改变的原则。”但进入80年代,为防患波兰团结工会对匈的连锁反应,卡达尔违背了自身确定的原则,不惜向西方筹措高息外债以维持当今匈牙利人所称的“虚假繁荣”。
这种饮鸠止渴的短期举措迄今辄为匈牙利人所痛责。
(4)如何看待向西方筹借外债?应根据不同时期作具体分析和实事求是的评估。借外债始自1973年,到1979年达50亿美元,主要用于填补外贸亏损的窟窿,是国民经济正常发展的需要,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到了80年代,外债大大超过国家承受力的极限,耗掉了资金储备,诱发了经济危机,导致经济全面溃败。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14
第三章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和胡萨克的复旧政策
第一节 杜布切克和“布拉格之春”
亚历山大。杜布切克,1921年11月27日出生于斯洛伐克西部山区一个小村庄,童年生活艰苦。为响应捷共号召,1925年全家移居苏联,支援中亚地区的开发。
1938年捷面临法西斯德国的严重威胁,他一家人返回祖国。
1939年,杜布切克加入地下的斯洛伐克共产党。
1944年,参加了反对德国侵略者的斯洛伐克民族起义并负伤。胜利后,在工厂基层工作。
1949年,调到党的机关,先后担任县委、州委书记等职。
1955年,被派赴苏共中央高级党校学习。
3年后回国,担任斯洛伐克布拉迪斯拉发州委书记,并被选为捷共中央委员。
1960年7月,任捷共中央书记,分管斯洛伐克事务。
1962年11月,任斯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和斯共中央书记,12月,被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候补委员。
1963年4月,被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斯共中央第一书记。
1968年1月,在捷共中央全会上当选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在捷克斯洛伐克揭开了“布拉格之春”的序幕。
81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杜布切克上台后,在捷开始了改革苏联模式的试验,探索符合国情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其广度与深度超过当时东欧的所有国家,成为“社会主义大家庭”
最突出的事件,为世界所瞩目。
杜布切克的中心口号是建设“具有人道面貌的社会主义”。
1968年4月捷共中央通过的《行动纲领》集中反映了他的改革主张。
《行动纲领》在肯定捷共领导人民取得革命和建设成就的同时,着重分析和批判了捷共在决策上照搬苏联模式的种种弊端,揭示了深刻的社会危机,指出高度集中的管理方式、强行推行经济建设的高速度、分配中的平均主义、对民主和法制的严重破坏,以及官僚主义、宗派主义、教条主义、主观主义给社会主义带来的巨大危害,称传统的方式已经失效,因此,要“着手建设新的、高度民主的、符合捷克斯洛伐克条件的那种模式的社会主义社会”
①,“要实行新的政治体制和社会主义民主新模式”
,“把社会管理的民主原则同专门的、科学的管理和决策结合起来”
②。以消除深刻的社会危机的根源。
《行动纲领》提出:一、改革党的领导体制。认为党的领导作用不容怀疑和动摇,但不能由党来垄断一切,当“管家”
,处处发号施令。
党的领导应以民主方式集中人民的意志,科学地反映社会的需要,在社会主义社会发展各个阶段提出自己的正确主张,并通过党组织和党员来发挥党的领导作用。要彻底改变以党代
①《捷克斯洛伐克关于政治与经济体制的重要文献选编》,中文版,第244页。
②同上,第191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14
政、党政合一的领导体制和行政命令的领导方法,党政要分开,国家机关、经济组织和群众团体应保持独立性。要发扬党内民主,要加强党内选举产生的机构的作用,保证党员行使民主权利,不要使权力过分集中在某一机构或某一个人手中。要发扬社会主义民主,加强民族阵线的作用,实行分权和监督,防止独断专行。要以民族阵线为基础,实行社会主义的多元化政治体制,民族阵线内各党派和群众组织都参与国家政策的制定,各政党都是伙伴,不分“执政党”和“反对党”
,而是相互协商,联合执政。要让非党人士在政府部门任职。要保障公民的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迁移和出国的自由,取消新闻检查等等。
《行动纲领》强调,在保证全民的共同基本利益的前提下,尊重各阶级、阶层和集团的不同利益、允许他们通过合法途径实现自己的利益。文件还提出对50年代的政治案件进行彻底平反。
二、实行经济改革。
《行动纲领》认为,捷现有经济管理和组织形式业已过时,须作彻底改变,要实现经济民主化,恢复社会主义市场的积极作用。
要使企业有自主权、决策权,企业结构多样化。国家计划主要考虑长远发展战略,确定重大比例关系,推动市场经济的发展,对重要部门规定若干指令性指标,其他一切经济活动都应利用税收、利润、利率、价格等经济手段,通过市场机制进行调节。要反对垄断,开展经济竞争,使企业全部生产和经营活动接受市场的检验和监督。
《行动纲领》尖锐批评分配中的平均主义,认为平均主义空前膨胀,保护了落后的制度,成为经济发展和提高生活水平的大障碍。
要运用价值法则,使企业收入和经营水平挂钩,
02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个人分配要看其劳动效益和贡献。纲领批评过去片面强调重工业,损害了农业和轻工业的发展。提出要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重点是增加工资,调整物价,克服价格比例失调现象。
纲领批评捷经济多年来脱离世界市场的竞争,提出要广泛参与世界市场,使捷国内市场同世界市场相接近,反对外贸垄断,取消外贸补贴,反对指令性的管理方式,克服捷产品缺乏竞争力的状态。在同苏联等经互会国家的经济关系中,要充分体现经济核算和互利的交换原则。要创造条件,使捷克货币成为自由兑换货币。
三、实行民族平等政策,建立捷克和斯洛伐克两共和国的联邦制。
《行动纲领》批评过去不平等的民族政策,提出根据对等原则解决两民族的问题,最终实行联邦制。应通过宪法性法律,规定把斯洛伐克民族议会建成斯洛伐克的立法机关,由它来管理斯洛伐克人民委员会。要建立斯洛伐克部长会议,作为斯洛伐克的执行机关。全联邦和斯洛伐克之间立法权和执行权的划分应符合1944年通过的科息斯纲领。
在中央机关和外事部门的人事安排上要体现两民族平等的原则。
其他少数民族也应享有平等权利。要加速斯洛伐克地区的经济发展,其速度应高于全国的平均速度。
四、实行独立的外交政策。捷对外政策的基本方针是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同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根据自己的力量与可能,支持一切反帝反新老殖民主义、巩固主权、独立和发展经济的发展中国家的斗争。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将积极执行和平共处政策,执行更积极的欧洲政策,发展同一切国家的互利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24
关系,保障欧洲大陆的集体安全。这就改变了过去完全依靠苏联的方针。
《行动纲领》公布后,在党内外引起强烈反响,受到大多数群众的支持。由于情况复杂,“布拉格之春”持续的时间短暂,纲领只得到部份实现。杜布切克当时做了如下几件事:一、改组党政领导班子。除了撤去诺沃提尼的党政领导职务选举捷军缔造者、长期靠边站的斯沃博达将军为总统外,还改组了捷共中央主席团和政府。亨德里赫(党内第二把手)
、拉什托维奇卡、列纳尔特(兼政府总理)
、西穆涅克、胡迪克等被免去主席团委员职务,选举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比拉克、什巴切克、里戈、克里格尔等为主席团委员。
考茨基、瓦楚利克(兼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被免去党中央书记职务,齐萨日、姆利纳日、斯拉维克、英德拉等当选为党中央书记。雅克什任捷共中央检查和监察委员会主席。切尔尼克被任命为总理,斯姆尔科夫斯基任议长,克里格尔任民族阵线中央主席。新任命的副总理有:胡萨克、希克(主张改革的经济学家)
、什特劳加尔等。
各州县领导也进行了大规模人事变动。宣传、新闻机构大多数换上了激进人物。
二、给50年代政治案件的受害者彻底平反。
1968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上,组成了结束党的平反工作委员会,同年5月23日,捷议会通过为1948~1956年案件平反的法律。
捷新领导对50年代捷一系列政治案件进行了审查,指出了苏共和捷共领导的严重责任。为斯兰斯基、克利门蒂斯、什维尔莫娃、什林格等彻底平反,恢复他们的党籍。斯沃博达总统将斯兰斯基过去所获的勋章全部归还其家属,追赠被处决的克利门
2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蒂斯以“共和国英雄”称号,其他被错误处决者也被追赠勋章。捷领导还为各种所谓阴谋集团案件案平反,其中包括社会民主党人案件。被诺沃提尼投入监狱的前副总理巴拉克获释,为被开除党籍的一些作家恢复名誉。与此同时,捷停止了对政治案件负有重大责任的诺沃提尼、巴契列克、前公安部长、司法部长、总检察长等人的党籍,改组了保安部门,限制了内务和司法部门的权限。
三、实行联邦制。苏军占领捷克之后,杜布切克暂时留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各项改革,已无法开展,但在联邦制问题上,因不触及苏联利益,尚可实现。
1968年10月27日,捷国民议会通过建立联邦制的宪法性法律,1969年1月1日该法律生效。法律规定,捷克斯洛伐克社会主义共和国是两个平等的兄弟民族,捷克人和斯洛伐克人的联邦国家,它是两个民族各拥有自决权的、权利平等的、民族国家的自愿联盟。除了联邦议会和政府,两共和国各设议会和政府,作为两共和国的最高权力机关和最高执行机关,但同时必须执行全国性的宪法。宪法性法律在解决民族问题上,特别是在尊重斯洛伐克民族利益方面,迈进了一步。
四、大力发扬民主。杜布切克等人改变了捷共的领导作风,注意同群众的联系,听取下面的意见。起草《行动纲领》时,改变过去的作法,先交州委讨论,集中意见,交给中央,再作决定。中央全会和书记处开会讨论情况,公开发表。党不包揽一切,使议会成为真正的决策机构,政府对议会负责,而不是对党负责。
6月26日,议会决定取消新闻检查,实行新闻自由。政府不再干预教会事务,同意梵蒂冈对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24
捷各教区新主教候选人的提名。允许建立各社会团体。捷共中央决定9月9日召开非常14大,进一步推进和发展民主改革运动。
以杜布切克为首的捷共中央面临着许多矛盾和困难,这些矛盾和困难最终导致改革的失败。
一、领导集团不团结。
杜布切克虽然改组了领导班子,但这个班子成份复杂,不少人并不支持甚至反对他的改革。如比拉克、英德拉、雅克什等,就站在他的对立面。支持杜布切克的领导人,如斯姆尔科夫斯基、克里格尔、齐萨日等,又认为杜布切克改革不够彻底。因此,杜布切克受到两派人士的掣肘,往往采取折衷立场,难以有较大作为。
在政府里,一方面有切尔尼克、希克等人的支持,但也有像胡萨克、什特劳加尔这样的副总理,后来成为埋葬“布拉格之春”的人物。
在中央委员会里,反对改革的人几乎占30~40%。
二、新闻舆论界不听指挥,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失控现象。
“布拉格之春”
是一场大规模的改革,社会上各种人物纷纷亮相,斗争复杂。
杜布切克等强调要警惕“左”和右的干扰,呼吁新闻界保持冷静,不要有过火言论。但形势发展不以个人的意志为转移。社会上出现的某些现象,使比拉克等人深感不安,也给苏联领导人的干涉提供了借口。其表现主要有两个方面,一是新闻导向失控。报上几乎每天出现耸人听闻的报道和文章,从揭露50年代政治案件的“内幕”到否定捷共的领导,从主张清理秘密警察到主张解散工人纠察队,从揭发苏联“参与杀害”前外长马萨里克到宣扬美军在解放捷克斯洛伐克战斗中的作用。
连捷共中央的报纸《红色权利报》也
42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宣称,今后要“独立地”为制定党的政策作出贡献。而在这方面的突出事件是6月27日作家瓦楚利克起草的“两千字声明”。
这是一份由若干知识分子提议而写成的告人民书。
声明在承认捷共领导及其《行动纲领》的同时,攻击捷共变成了“权力组织”
,它把“自己的专横说成是工人阶级的意志”。声明号召群众行动起来,以各种斗争形式,甚至拿起武器,要求滥用职权的人下台,支持按人民委托办事的政府。声明针对苏联的压力,提出反对外国干涉。这一声明受到各界不少人士的支持,其中包括若干捷共中央委员和一半以上的县党代表会议。在声明上签名者达数万人。声明发表后,苏联方面迅速作出反应,指出它是“反革命的纲领”
,敦促捷共注意这一危险。
捷共中央主席团两次发表声明,指出《两千字》是“对整个民主化进程的明显威胁”。杜布切克对局势表示严重关注。另一位领导人英德拉则给州党委发电报,要他们制止“反革命煽动”。
捷共主要领导人多次提醒知识分子和新闻界,不要采取“极端行动”和“过火行为”。但实际上难以完全控制。各种言论在报刊上不断出现,剧作家哈韦尔当时以《论反对派》为题,在《文学报》上撰文,鼓吹“要结束一党统治,实行政治多元化”。
三、各种社会组织纷纷成立。
1968年3月31日,成立了所谓“K—231俱乐部”
,这是由过去被捷当局关押过的政治犯组成的,以反对捷共的政治迫害为宗旨。他们过去是根据编号为231的“保卫共和国”而被监禁的,故以此为名。
“非党人士俱乐部”
,是一批作家、哲学家建立的在政治上与共产党抗衡的组织,其领导人为剧作家哈韦尔。哈韦尔当时还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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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了独立作家协会。捷共领导下的青年组织濒临瓦解,各色各样的青年组织宣告成立。被停止活动的社会民主党正在恢复活动。教会蠢蠢欲动,上书政府,要求摆脱国家对教会的领导。
四、杜布切克面临的最大危险是来自苏联。
《行动纲领》刚开始实施,就被苏联的坦克碾碎了。
第二节 苏联入侵和改革夭折
苏联领导人密切注视着捷形势的发展。勃列日涅夫从霸权主义的“有限主权论”出发,粗暴干涉捷内政。苏党政军领导人多次访捷,对捷施加压力。
苏联报刊更是连篇累牍,对捷领导进行攻击。苏多次召开苏、波、民德、匈、保五国领导人会议,对捷进行围攻。
3月23至25日,上述5国领导人同捷领导人在德累斯顿会晤,讨论捷局势问题。
5月8日,5国领导人在莫斯科会晤,苏提出要对捷实行经济制裁和军事干涉。
7月初,5国领导人分别致函捷共,对捷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活动感到忧虑”
,提出7月7日在华沙同捷举行6党高级会晤。捷共领导人因无法离开本国,建议分别举行双边会晤。
7月14~15日,5国领导人在捷未参加的情况下,在华沙开会,指责捷共未回击“反革命势力”
,而捷局势已威胁到苏联等国的“共同利益”
,因而“不能置之不理”。
7月29日至8月1日,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和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全体出席在捷苏边境城镇切尔纳举行的双边会谈,苏方提出,捷应撤销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捷民族阵线中央主席克里格
62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尔和党中央书记齐萨日等人的职务,不允许社会民主党恢复活动,取缔非党人士俱乐部和“K—231俱乐部”
,恢复新闻检查等。
8月3日,5国领导人同捷领导人会晤于布拉迪斯拉发,声称“保卫苏联和东欧各国的成果,是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国际主义义务”。在此期间,苏、波、民德、匈、保等国领导人还同捷领导人进行了双边会晤,对捷施加压力。苏联等国的领导人坚持认为捷已出现反革命形势,要求捷领导采取果断措施,撤销《行动纲领》,停止改革,更换领导班子,取缔一些组织,恢复新闻检查,保持原有政治、经济体制,继续忠于苏联,否则,他们就将出面制止捷的反革命,保卫社会主义大家庭的安全。
苏联等国在对捷施加政治压力的同时,还不断进行军事威胁。
苏国防部长、华约总司令分别访捷,苏联等国军队在捷边境地区和捷领土进行频繁的军事演习,有的苏军在演习后留驻在捷境内,实际上开始了对捷的占领,并为大规模入侵加紧准备。苏联对捷所采取的另一策略是,在捷领导集团中培植亲苏势力,打击杜布切克等改革派,企图在必要时取而代之。捷领导人杜布切克等坚持改革立场,认为捷不存在反革命形势,不存在捷脱离社会主义共同事业的危险,强调捷要“独立地根据自己的考虑,决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最有效的方法”
,表示“捷将忠实履行华沙条约的义务”
,在“相互尊重、主权、平等、互利和国际主义团结的基础上”加强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
①在此期间,罗马尼亚和
①〔美〕塔德。舒尔茨著:《“布拉格之春”前后》,新华出版社1983年版,第509~510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24
南斯拉夫领导人同捷领导人也进行了会晤,对苏联干涉内政的作法表示异议,希望缓和苏联等5国同捷的紧张关系。
苏联所采取的政治、军事压力,未能使杜布切克等人屈服,于是决定武装入侵。
1968年8月20日深夜,苏联纠集波、民德、匈、保五国以“应捷党和国家活动家的请求”为由,悍然出动25万大军,以闪电方式,一夜之间占领了捷克斯洛伐克全境。捷共中央主席团当即发表声明,遣责苏联等国的入侵“违反了社会主义国家关系的基本原则,破坏了国际法的基本准则”
,声明同时号召“全国公民保持平静”
,“不要抵抗前进中的外国军队”。
①捷共和国总统斯沃博达发表讲话,说苏联出兵“未得到捷合法政府的同意”。
捷外交部向苏联等国发出抗议照会,声明捷政府和任何合法机构“从来没有同意这次对捷的入侵和占领”
,“最强烈地抗议5国的集体行动,要求苏联结束非法占领,从捷撤出全部军队”。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遭到世界各国的遣责,但西方大国鉴于捷为苏势力范围,对苏的侵略行径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我国政府严厉谴责苏联的霸权主义行径。
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将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等捷领导人挟持和绑架到莫斯科,同时企图在捷扶植亲苏分子上台执政。捷国内掀起了大规模的反对苏军占领的群众运动,捷人民以巧妙的斗争方式,与苏军周旋,使他们陷于孤立的困境。捷人民通过种种形式(包括总罢工)
,抵制苏军占领,反对亲苏分子组织傀儡政权。
①《“布拉格之春”前后》,第546页。
82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捷共第14次非常代表大会提前于8月22日在布拉格切卡德工厂秘密举行,出席代表竟达1192名(选出的代表为1543人)。
大会通过了告全国人民书,抗议苏军入侵和非法囚禁杜布切克等人,要求苏联立即撤军,释放杜布切克等人,使他们回国履行职责。大会选举被苏关押的杜布切克、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以及苏所反对的人物齐萨日、希克等人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从领导班子中消除了亲苏派。
大会还号召全国举行总罢工,抗议苏军入侵。苏联扶植亲苏政权的企图受挫,只好同被绑架到莫斯科的杜布切克等人会谈。斯沃博达总统以及比拉克、英德拉等人也从布拉格到莫斯科参加谈判。在这种力量对比十分悬殊的情况下,杜布切克等人被迫在苏捷《莫斯科协议》上签字,承认苏联出兵“不是干涉捷内政”
,苏联何时撤军“将视捷局势正常化的状况而定”。据《纽约时报》1968年9月8日报道,在莫斯科谈判时,苏向捷提出了若干要求:要捷领导承认捷出现过反革命活动,捷社会主义的政治方向不容改变,宣布捷共非常14大为非法,恢复报刊检查制度,更换政府一些领导人,不迫害为苏联工作过的人员,莫斯科谈判内容严格保密,不得公布等。除了承认捷出现过反革命这一条捷领导暂时未接受以外,其他各条都答应了。同年10月16日,苏联部长会议主席柯西金访捷,签署了苏军“暂时”驻扎在捷的条约,使苏军占领捷克斯洛伐克合法化。接条约规定,苏军在捷不受捷法律约束,实际上享有领事裁判权。这样,由杜布切克发动的一场改革运动就被苏联用武力扼杀了。但捷群众对苏联入侵的反抗并未停止,游行示威活动时有发生。
1968年11月7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24
日,布拉格上万群众上街,利用十月革命节抗议苏军占领,烧毁苏联国旗。
1969年1月8日,捷查理大学哲学系学生扬。
帕拉赫为抗议苏军侵捷而自焚。
1月25日,捷数十万人为帕拉赫送葬。
3月底,捷冰球队在世界冰球锦标赛中击败了苏联队,捷举国轰动,数十万人示威游行,反对苏联占领。这期间,尽管苏还未能撤换杜布切克一班人,但已在积极筹划,一俟条件成熟,即改组捷领导班子。
因此,杜布切克的改革,从苏军入侵开始,已经夭折了。
第三节 胡萨克时期的“正常化”
古斯塔夫。胡萨克,1913年出生于斯洛伐克,是1944年斯洛伐克民族起义领导人之一。
1946~1950年任斯洛伐克行政委员会主席,1949~1951年为捷共中央委员,1951年,以“资产阶级民族主义”
罪名被判处无期徒刑。
1963年平反,恢复党籍。
1963~1968年在斯洛伐克科学院国家与法律研究所工作。
1968年任捷政府副总理,1968~1969年任斯共中央第一书记,当选为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他是最先支持杜布切克改革的领导人之一。
1968年1月12日,他在斯洛伐克《文化生活》杂志上撰文,称赞杜布切克上台时的讲话“具有纲领性”
,表示“热烈支持和欢迎”。胡萨克还写道,“民主主义是社会主义制度的组成部份”
,“1968年把我国社会推进到一个新的发展阶段”
,“社会的民主改革”给人们“以新的希望”。胡萨克是位有学识、有声望的人。苏联侵占捷克斯洛伐克以后,他被推到了领导最高层。
1969年4月捷共中央全会
03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以未采取有效措施消除社会危机为由,解除了杜布切克捷共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推选胡萨克担任此职。从此,在捷克斯洛伐克开始了较长时期的所谓“正常化”阶段,杜布切克的政治经济改革被彻底否定,高度集中的政治领导和经济管理模式重新确立,捷又返回到50年代的发展道路。
胡萨克担任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执行的“正常化”政策,实际上是复旧政策。他的政策有以下几个主要方面:
一、彻底改组领导班子,实行大清洗。
杜布切克于1969年4月被撤去党中央第一书记后,改任无实权的联邦议会主席,同年10月,被派往土耳其任大使。
1970年,作为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被停止党籍,不久被开除出党。到一国营农场工作,从此无声无息。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斯姆尔科夫斯基、切尔尼克、克里格尔等,亦被撤职和开除党籍。
比拉克、英德拉等坚决拥护苏联出兵的人,任党中央主席团委员。
党中央书记处亦被改组,姆利纳日、齐萨日、斯拉维克等为苏联所反对的人下台。什特劳加尔接替切尔尼克任政府总理,英德拉出任议长。副总理希克、外长哈耶克等均被撤换。
民族阵线所属各党派、团体进行改组,负责人被撤换。可以说,凡拥护改革、反对苏联入侵的领导人,都被赶下台。根据这一政治标准,以反右倾机会主义这一主要危险为理由,在全国进行了大清洗。
1969年9月,捷共中央全会决定将“右倾机会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清除出中央委员会。
1970年2月,捷共中央决定在全党更换党证,进行大清洗。
约有近50万党员被开除党籍或除名。
捷共中央主席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34
团和书记处50%以上的人员被开除,全国70%的企业领导人被撤换。全国17的人(约200万人)受到不同程度的株连。
A20多万人流亡西方,其中23为中青年人和知识分子。教授A当看门人,技术员当清洁工,已不是个别现象。这次清洗不同于50年代,未采用关监狱、判死刑的办法,但其后果仍十分严重。
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出现了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播下了以后动荡不安的种子。
二、全盘否定1968年的改革运动,恢复高度集中的政治经济体制胡萨克等人上台伊始,即着手批判和否定1968年的改革。捷共中央全会,特别是1970年12月11日全会通过的《从捷共13大以来党内和社会上危机局势的发展中吸取的教训》和1971年5月召开的捷共14大,对1968年的改革进行了系统的批判和全盘否定。
《教训》等文件认为,1968年出现了“反革命事件”
,杜布切克等人在捷共中央形成了一个右倾机会主义中心,民族主义和反苏主义是他们的思想基础。他们的目的是在西方反动势力的支持下,在政治上反对捷共的领导,改变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取消社会主义所有制和计划经济,为私有制和自发的市场经济开辟道路,在外交上奉行反苏主义和同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兄弟党分裂的方针。胡萨克等领导人认为,杜布切克的《行动纲领》是机会主义和修正主义的纲领,反映了右派势力在党内的颠覆活动;认为在苏军入侵时召开的捷共14大是非法的,它通过的是一个完整的反苏纲领。他们还认为,杜布切克的改革会导致内战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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反革命。因此,苏联“应捷领导人和共产党员的请求”
,出兵对捷进行了“国际主义援助”
,使捷“避免了一场反革命政变,保卫了社会主义的成果”。
胡萨克等人在否定1968年改革的同时,全面恢复苏联式的政治经济管理体制。在加强党的领导的口号下,加强党对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控制,以党代政,包办一切。
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使企业的自主权荡然无存。
三、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1971年5月,捷共召开第14次党代表大会,提出了超越阶段、不符合捷国情的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社会”的总路线。
1976年4月举行的捷共15大和1981年举行的捷共16大,对这一条总路线作了进一步的发展,强调通过科技的发展和经互会国家的一体化,更快地向集约化过渡。
1986年召开的捷共17大,在苏共27大的影响下,提出了“加速社会经济发展的战略”。
这条总路线在70年代,给捷经济带来了一定的发展,特别是使斯洛伐克的面貌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它同捷克的差距进一步缩小。
1970年到1983年,捷社会总产值增长66%,国民收入增长65%,社会劳动生产率增长44%,工业增长84%,农业增长23%以上,80年代初,粮食产量达1100万吨左右,提高了粮食的自给程度。
斯洛伐克经济发展更快,它在全国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不断提高。“五五”计划时占319%,“六五”计划占333%,“七五”计划几乎达40%。
B斯洛伐克的工业产值在全国所占的比重,“五五”计划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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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6%,“六五”计划占285%,“七五”计划达295%。在B对外经济关系上,捷注意不过多增加外债,1987年,捷外债为40多亿美元,大大低于波匈等国。
布拉格现代化地铁建成,连接布拉格和布拉迪斯拉发的长达300多公里的高速公路通车,几座核电站建设成功,是捷这一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标志。下面就三个五年计划作一简要的叙述。
1971年捷共14大提出第五个五年计划,规定到1975年国民收入增长28%,其中95%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
这就是说,要在集约化的基础上发展国民经济。
“五五”计划的其他指标是:工业增长34~36%,农业增长14%,社会总产值增长25%,斯洛伐克的增长速度均高于全国平均速度。
“五五”计划执行情况较好,有的方面超额完成。工业增长了385%,农业增长135%,国民收入增长321%,居民收入B增长52%。
B1976年4月,捷共15大提出了“六五”
计划的控制数字,规定从1976年到1980年,国民收入增长27~29%(其中斯洛伐克增长35%)
,而90%以上靠提高劳动生产率,工业增长32~34%,农业增长14~15%。这一计划也是在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的指导下提出来的。旧体制的弊端和主观主义的指标,使六五计划难以完成。当时,“六五”计划执行的结果是:国民收入仅增长20%,工业增长247%,农B业增长9%。
1981年4月,捷共16大继续坚持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的总路线,提出了“七五”计划(1981~1985)的指标,规定国民收入增长14~16%,工业生产增长18~20%,农业增
43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长10%。计划执行不到一年,证明它的指标脱离实际。捷共领导对计划作了调整,国民收入增长率降为10~13%,工业增长率降为14~18%,农业增长率降为7~10%。调整后的七五计划执行情况仍然不佳。国民收入仅增长115%,工业B增长13%,农业增长91%,大部分指标未完成计划。
B1986年3月,捷共17大根据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在苏共27大提出的加速战略的“启示”之下,提出了“八五”
计划(1986~190)
的指标,国民收入增长18~19%,(年增长率应达到35%)
,工业生产增长15~18%,农业增B长6~7%。这个五年计划的特点是:国民收入的增长首次要超过生产总值的增长;国民收入的增长是在不增加能源和原材料消耗的前提下,依靠提高劳动生产率来实现,即所谓少投入,多产出。这对捷国民经济而言,几乎是不可能的。这个五年计划以失败而告终。
1986年,国民收入仅增长28%,B工业增长31%,农业增长05%。1987年,国民收入增长B B2%,工业增长23%,农业增长09%。这还是拔高了的官B方的统计数字。
“八五”计划的失败,也是建设“发达社会主义”总路线的失败,它暴露出捷经济长期存在的一系列问题:
一、经济发展速度持续下降,人民生活水平难以提高。
从“六五”计划开始,执行结果都不好。不少企业(有时竟达13)
完不成计划,企业无支付能力。
建筑业发展缓慢,A住房不足,人民不满。有人讽刺说,捷共忙于建设“发达社会主义”
,却把住房建筑忘记了。生产上不去,提高人民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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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就是一句空话。为了保持现有的生活水平,政府只好动用储备。居民收入超过生产发展的速度,总需求和总供给的矛盾扩大。如1985年社会消费比1980年增长232%,190B年比1985年增长315%。
B二、劳动生产率低,科技落后,与西方国家差距拉大据捷官方统计,以1970年的生产效益为10,1975年下降为904%,1980年降至821%,1966年,捷具有世界水B平的产品占全国产品的121%,1978年仅占2%。生产同样B的产品,捷所有消耗的能源和钢材几乎为奥地利的2倍。出口产品技术水平不高,缺乏竞争力,使捷在世界外贸中的比重由过去的19%降到80年代的09%。为了增加外汇,引B进技术,一个具有工业传统的国家,只好增加原材料的出口。
这类出口竟占出口总额的23。
企业设备老化,设备和产品更A新缓慢,高科技产业发展不足,使捷经济难以向集约化过渡,拉大了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差距。以邻国奥地利为例。第二次世界大战前,捷经济水平和国民收入均高于奥地利,在世界上属前10名。
可是到1977年,捷人均国民收入为3840美元,奥地利为6360美元。
据世界银行材料,1989年,奥地利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17820美元,占世界第12位,属于高收入国家,捷不足500美元,占世界第33位,被列为上中等收入国家。
三、基建规模过大,产品积压很多,经济比例失调捷公共积累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呈上升趋势,1950年,
63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占59%,1953年—167%,1960年—195%,1965年—B135%,1970年—233%,1975年—26%,1976年—257%,B1977~1980年—24%左右,1981年—202%,1982年—B198%,1983年—182%。生产的发展主要靠增加投入。由B于粗放经营,基建投资大,战线长,成本收回慢。
1988年5月捷议长英德拉说,在建的基建项目相当于一年的国民收入。
产品往往不对路,但为了完成计划,照样生产,结果造成产品严重积压。
1987年,库存积压达6500亿克朗,为联邦预算的3倍,比国民收入增长速度还快。由于价格不合理,每年给农业、交通等方面以大量的补贴,80年代高达960亿克朗,占捷一年财政收入的14。
重工业和轻工业、农业和工业、生A产和消费的严重不平衡,使捷经济进入了死胡同。
第四节 改革与保守之争,反对派的崛起
捷经济出现种种困难和问题,原因是多方面的。计划管理体制的高度集中和僵化,则是一个根本原因。有识之士早已提出对旧体制进行改革的建议和试验,但均未能成功。胡萨克掌权后,全面恢复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问题越积越多,人们又开始思考改变旧体制的问题。
苏联东欧掀起的改革浪潮,对捷形成了巨大的冲击。
捷共一些领导人对旧体制的弊端作了尖锐的批评。
1988年5月3日,总理什特劳加尔说,“捷一直在实行国民经济的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这种体制的潜力已消耗殆尽,为什么不早改变?
原因在于思想上和行动上的习惯势力。“
经济学家把捷经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34
济比作“一潭死水”。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皮特拉说,全民所有制实际成了“无人所有制”
,无人负责的现象比比皆是。还有人说,目前的经济体制,“不利于科技的发展”
,平均主义严重阻碍了人们积极性的发挥。但是鉴于1968年事件的教训,另一些领导人对改革存在着恐惧心理,担心改革会肯定1968年,危及自己的地位。
社会上不少人对改革也噤若寒蝉,连“改革”二字也不敢提,只提完善经济体制。有的领导人过去紧跟苏联,此时在改革问题上,却反对向苏联学习,说什么改革不是模仿什么人,完善体制决不能赶时髦,走1968年的老路。改革与保守的斗争,往往以妥协告终。
经过较长时间的酝酿、准备和试验,联邦政府于1980年1月通过了《关于1980年以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的整套措施》,决定对经济体制进行改革。
这次改革被称为解放后的第三次改革。其主要内容如下:一、改革计划体系。
《整套措施》强调计划的科学性、综合性和连续性,提出建立长期、中期和短期计划相结合,而以五年计划为主的计划体系,年度计划具有一定的灵活性,加强远景计划的作用。还要制定专项计划,以解决国民经济中的关键问题。计划的指标体系也要改革,将评价企业经济成果的综合指标由总产值指标改为净产值类型的“自身产值”
指标。所谓“自身产值”不包括材料消耗、交通服务和非生产费用,只包括净产值加燃料动力费用和折旧费,这一指标可更好地评价企业对国民经济的实际贡献。捷领导人认为,这是一项带有根本性的措施。在计划指标上,规定若干指令性指标,如新产品的比重、价格限额、试制项目的贡献参数、能
83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源原材料消耗等,共7个方面,30多项,各生产经济单位可任选7项指令性指标。
在农业上也改变过去统得过死的作法,1981年10月捷共中央决定,仅下达谷物和肉畜两项指令性指标。在计划中加强物资平衡,提高平衡表的作用。还要加强长期合同在计划中的作用。
二、加强经济核算。在所有企业推行经济核算制,扩大企业自筹资金的比重,实行财政包干。工业生产单位的利润留成由1977年的22~28%提高到30~37%。完善企业基金体系,建立建设基金、周转基金、储备基金、技术发展基金和各种物质鼓励基金,以利于运用科技,发展生产和合理分配。
三、改进基建工作。
《整套措施》要解决投资分散、建设规模大、施工期长和工程质量差等问题,将基建工程分为限额以上和限额以下两类,限额以上工程由国家计划确定,从建设基金拨款;限额以下工程由国家下达给生产经济单位,企业负责制定计划。上新项目均应经过严格审查,并建立了赏罚制度。
四、改革工资制度。为了使工资基金的形成直接取决于生产劳动的效率和质量,节约活劳动,对工资基金的形成指标作了修改,把工资基金分为两部分:基本工资部分占80%,奖励工资部分占20%。基本工资按“自身产值”的一定比例从成本中提取,奖励工资从利润中提取。过去奖励工资的最高限额为利润总额的8%,此次改革规定可超过8%。
凡未达到计划规定的“自身产值”指标和盈利率指标者,减少工资基金,甚至全部取消奖励基金。要扩大工资差别。过去平均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34
工资增长率保持在25~3%以内,新规定取消了这一限制。
B只要工资增长与经济成果相适,超过计划也允许各单位劳动生产率不同,工资可以有差别。还设有特加工资、附加工资和一次性奖金等。
五、完善价格制度。长期以来,捷实行集中定价、无地区差价和物价稳定的政策,使价格与价值脱离,表面上物价稳定,实际上有着潜在的通货膨胀和物价上涨。
由于70年代国际上能源和原材料价格上涨对捷经济的打击,1977年对批发价格进行了调整。为了使价格以生产的社会必要消耗为尺度,并能反映世界市场价格的变化,《整套措施》规定,1980年以后要对批发价格进行经常性调整,采取1981~1982年一次性提价和1980~1985年逐年提价相结合的办法。
要尽量减少批发价格的提高对零售价格的影响,政府号召用提高劳动生产率、降低消耗的办法来自行消化批发价格提高的后果。
政府规定了若干重要物资的进口价格,按进口成本或生产实际成本统一定价。这样既可反映国际市场实际价格的变化,又可控制原料的进口。
与此同时,对零售价格也作适当调整,减少国家补贴。
1982年,各种补贴占国家预算的20%。什特劳加尔总理说,“我们在国内市场出售的产品价格低于国际市场上的购买价格和国内的生产价格,任何人都不能容忍这种状况长期存在下去”
,提出要逐步调整零售价格,取消对一些商品的专项补贴,仅保留对石油和粮食的价格补贴。为了鼓励企业采用新技术,提高产品质量,这次改革实行价格奖惩制度,按产品的质量和技术水平,对基本价格实行加价或降价的办法,将产品分为3级,规定2级产品为基本价格,1级加
04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价20%,3级降价15%,这样使国家产品的价格向世界市场价格靠拢。
《整套措施》还规定将生产经济单位建成企业管理的基本环节,提高其地位,扩大其职权。规定生产经济单位为享有法人地位的综合性管理组织,是国家任务的承担者,是同国家预算发生关系的主体。
生产经济单位对国家财政计划负责,设有各种基金。生产经济单位对其所管辖的企业的技术、生产、贸易、投资和财政等一切重大经济问题进行统一管理。
这样,工业管理系统将由三级管理(政府各部—生产经济单位—企业)逐步过渡到两级管理(部—生产经济单位)。
《整套措施》规定在对外经济关系中实行奖惩措施,生产经济单位设立出口奖励基金;出口产品质量不合格者要给予经济制裁。
对外贸组织实行单独的奖励,取消生产部门与外贸组织共同分享出口成果的制度。
1984年9月,联邦政府又通过了《关于进一步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体制整套措施的主要方针》,从15个方面对《整套措施》加以具体化。
这是计划管理体制变革过程中的又一重大步骤。
《主要方针》更加突出以效益为中心,发展科技,少投入,多产出,改进产品质量,提高出口竞争能力。文件强调发挥价值管理手段,扩大企业在各种基金创造和使用方面的责权,扩大了企业在限额工程以下的资金使用权。
1986年3月,捷共17大在提出“加速社会经济发展战略”的同时,捷共中央总书记胡萨克明确提出“要不断完善经济和计划管理体制,逐步改革经济机制”。
还要完善政治体制,加强社会主义民主。他强调指出,必须从民主集中制的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4
原则出发,完善中央管理工作,同时加强下面各环节的责权,特别要发挥劳动集体的积极性。
根据捷共17大的精神,捷共中央主席团和联邦政府于1987年2月通过了《捷克斯洛伐克经济机制改革原则》(简称《37条》)
,确定了经济改革的原则、方针和步骤,决定从190年起,全面推行新的经济体制。
《37条》提出,在经济中要实行新的深刻的变革,利用科技,使捷经济发生向集约化过渡的根本性转折。
《37条》的核心仍是坚持对经济管理的社会主义原则,在加强党的领导作用和社会主义国家管理职能的同时,扩大企业的权限,利用商品货币关系;大力发挥科技的作用;改革计划管理体制,以促进经济向集约化方向发展,实现到本世纪末国民收入增长23的目标。新的经济管理体制A主要包括如下内容:?
扩大企业自主权,企业自负盈亏,自筹资金和自主经营,在完成国家规定任务和上缴利税后,有权制定计划,支配资金,决定生产结构、产品品种和销售途径,并享有更大的外贸权。!
取消中间环节—生产经济单位,实行中央和企业两级管理,转变管理机构的职能。府部门主要研究长远战略性经济发展问题,决定重大比例关系,实行宏观控制,审批重点工程和地区发展规划,制定价格、信贷和财政政策,并促进企业参与国际合作。中央计划部门主要负责制定中长期计划,以长期经济定额和效益标准代替产量和产值指标。在具体管理上,要利用经济手段调节经济,充分发挥价格、汇率、税收和信贷的作用。∶实行一定程度的开放政策,取消外资在合资企业中不得超过49%的限制;加强同苏欧国家企业及科研单位建立直接联系;主张改革经互会机
24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制。
为了实现以上改革原则,联邦议会于1988年通过了《国营企业法》、《农业生产合作社法》,修订了《对外经济关系法》,从法律上为改革作准备。同时,在一些企业进行改革试点,准备推广。但由于领导层对改革的看法不一致,党内和社会上保守思想较浓,群众对党缺乏信任,社会上反对派活动加剧,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改革进展缓慢,经济停滞依然如故。
胡萨克当政以后,对知识界的控制变本加厉。
但是,1968年的改革思潮仍存。
人心思变,成为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
群众的不满情绪为反对派的活动提供了土壤。
1977年,零星的分散的反对派活动逐渐形成了有组织的活动。
在1975年欧安会精神的鼓舞下,反对派人士于1977年1月宣布成立“七七宪章”组织,剧作家哈韦尔、杜布切克时期的外交部长哈耶克等任首任发言人,宣布该组织的宗旨是,要求当局贯彻欧安会精神,执行联合国有关尊重人权和基本自由的规定,并准备同当局进行对话。
“七七宪章”组织的文件在西方发表,在国内成了“反对派的共同声明”。该团体利用合法形式,同当局较量,公开组织签名运动,首批签名者共达243人,其中有捷共前领导干部、著名作家、运动员等著名社会人士。反对派开展公开的有组织的活动,这在1968年之后还是第一次。
“七七宪章”
组织成立后,广泛开展活动,继续进行征集签名,为时不久,签名者已达1200人。
“七七宪章”
组织的发言人哈韦尔一面加强同国内的教会势力联系,一面同波兰持不同政见者进行秘密接触,遇有适当机会,即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4
在布拉格组织游行示威活动,影响日益扩大。
这时期,捷共领导集团内部矛盾加剧,胡萨克处境更加困难。
1987年12月17日,胡萨克在中央全会上辞去中央总书记的职务。
暂时保留中央主席团委员和共和国总统的职务。
米洛什。雅克什被推选为捷共中央总书记。
18年的胡萨克统治至此结束。
4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四章“进入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阶段”的罗马尼亚
第一节 三个五年计划(1971~1975、1976~1980、1981~1985)的制定和执行情况
关于在罗马尼亚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并创造条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问题,罗共的理论观点和政策是逐步形成和明确起来的。
德治执政后期,由于195~1960五年计划结束时,农村中的富农阶级已被消灭,在罗马尼亚人剥削人的现象已不存在,于是罗共宣布“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已在罗马尼亚建成”。
1960年罗共“八大”
制定了新的五年计划(1961~1965)和十五年的远景规划,提出此计划结束时,罗将大体上完成社会主义建设,而到1975年就可彻底完成社会主义建设,并逐步向共产主义过渡。
1965年德治去世后,齐奥塞斯库继任党的第一书记。
1965年齐在罗共“九大”的报告中说,1961~1965年五年计划的完成,社会主义在罗城乡已取得了完全的胜利,在整个经济中建立社会主义关系的过程已经完成,人剥削人的现象永远消灭了,罗已进入了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但是当时并未对这个新时期提出明确的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4
说法。到了70年代,才逐步明确说,在统一的社会主义经济建成之后,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已经全面实现,罗仍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国家,为了向共产主义过渡创造条件,必须要经过一个使罗马尼亚的经济有一个全面发展的阶段,即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这一阶段要延续几个五年计划的时间。
1974年罗共举行11大时,齐指出,“从1971年起,罗马尼亚已进入了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这个阶段需要20~25年的时间。
同时还说,1976~1980年五年计划完成后,罗就不再是发展中国家,到190年,罗将大体上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
为实现这个目标,从罗共10大至12大,先后制订了三个五年计划,并设想经过这几个五年计划,为在罗大体上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打下一个坚实的基础。但实践证明,罗共的这些理论、计划和设想是不符合罗的实际情况,急于求成,因而在实际建设过程中遇到越来越多的困难,计划难以完成,经济陷入困境。
这三个五年计划的共同特点是追求“三高”
,即高速度、高指标、高积累。三个五年计划的具体情况如下:
一、“五五”计划(1971~1975)
1969年罗共第十次代表大会讨论通过了1971~1975年的五年计划。齐奥塞斯库在“十大”报告中提出,五五计划的基本目标是进一步扩大和完善罗马尼亚的技术物质基础,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这一重大目标,首先要求加速发展生产力,而计划的实现,将为罗向共产主义逐
64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步过渡奠定牢固的基础。
“五五”计划规定的主要指标是:工业生产平均每年增长85~95%,其产值将比上个五年计划B增加75%。
规定机器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将为186%左B右,以便做到为五年计划期间投资计划所需的70%的设备提供保证。钢产量将达到10~1050万吨;化学工业将以“更高的速度发展”
,年均增长为19%。农业总产值将增长36~49%,到1975年粮食产量将达到1750~1850万吨。积累率将保持在28~30%之间。
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为420~4350亿列伊,几乎相当于1961~1970年十年投资的总和,而投资总额的大部分将用于兴建大约1100个比较重要的工业设施和项目。外贸将增长40~45%。到1975年,国民收入将比1970年增加45~50%。
“五五”
计划在执行过程中遇到了一些困难,如连续几年的不利的气候条件,给农业造成了损失,也影响了工业和建筑等部门。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危机以及世界上严重的通货膨胀也影响了罗马尼亚的经济。同时罗共“十大”的计划本来就订得过高,以后又一再加码,致使许多项目没有完成。
1972年7月罗共全国代表会议前夕,首都布加勒斯特市委提出了“四年半完成五年计划”的倡议。对此,党内是有不同意见的,当时的部长会议主席毛雷尔就公开提出“宁肯少些,但要好些”的主张,而且有许多县也反映“四年半完成五年计划”有困难。后来,党代会决议中虽然只提出“提前完成五年计划”的口号,但又说“四年半完成五年计划”作为竞赛口号“仍然有效”。
这表明罗共中央领导当时的指导思想并没冷静下来,存在着急躁冒进的情绪。在党代会决议的影响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4
下,五年计划的指标又有所调高,结果调高后的行许多主要指标都未完成。同时,由于偏重于发展工业,对农业重视不够,致使农业生产计划完成情况不好。如“五五”计划规定农业总产值应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36~49%,执行结果只增长了25%,只有1972年完成了粮食产量计划,其余四年均未完成。而调高后的工业总产值指标却提前两个月完成了,超额100亿列伊。由此反反映出,罗共当时也如同苏联、东欧许多社会主义国家那样普遍存在着片面发展重工业而忽视农业的倾向。这种片面观点,虽然使罗马尼亚经济暂时取得了某些进步,人民生活也相应地得到了一些提高,但从长远后果看,却埋下了国民经济发展比例失调的祸根,使国家经济非但不能协调、稳定地发展,反而日益走上恶性循环的道路。
这种片面观点对罗经济所造成的恶果,到了70年代后期就突出表现出来了。
二、“六五”计划(1976~1980)
1974年罗共举行的第11次代表大会讨论并通过了《关于罗马尼亚在1976~1980年期间的和到190年的社会经济发展的指示》。齐在报告中提出,“六五”计划的根本目标是“继续迅速地发展国民经济和整个社会的物质技术基础”
,为此要求“高速度地提高生产力”
,“在各经济部门中广泛地进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
,因此也称这个五年计划为“科技革命的五年计划”。
齐强调五年计划将“标志着把罗马尼亚提高到一个更高的发展阶段,从而将使罗马尼亚在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上走完一段重要的路程”。还说“六五”
84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计划的实现,罗马尼亚“将能超越发展中国家的阶段”。
“六五”计划仍坚持高速度地发展社会主义工业的方针,罗共认为“这是发展整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是人民福利和国家独立的基础”
,为此规定工业生产每年平均将增长9~10%,其中机器制造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为115~125%。
B B到1980年,钢产量将达到170~1800万吨;发电量将达到750~800亿度;化学工业将增加60~80%;轻工业将增加40~50%;食品工业将增加50%;农业生产将比上个五年计划的年平均产量提高25~34%,粮食的年平均产量要达到180~200万吨;社会总产值将以年均8~9%的速度增长,到1980年将达到近1400亿列伊;国民收入也将以9~10%的速度增长,到五年计划末将超过600亿列伊;五年间的外贸额将比上个五年计划增长72~80%,这一速度将超过社会总产值和国民收入的增长速度。
六五计划还规定将把66~67%的国民收入用作消费基金,而把33~34%用作发展基金。在五年计划期间,大约将有2700个生产项目投产。也就是说,仍坚持高积累的政策。指示规定要继续执行在全国领土上合理配置生产力的政策,要求到1980年,各县的工业产值至少要达到100亿列伊。
“六五”
计划在执行过程中,罗共曾对计划规定的某些指标作了一些调整,主要是外贸额及同人民生活水平有关的指标。五年计划执行的结果,虽然生产力得到了很大发展,国民财富有了进一步增加,固定资产已经从1975年的12030亿列伊增加到1980年的19500亿列伊,年增长速度超过10%,居民的总收入也从1975年的2470亿列伊增加到1980年的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4
3630亿列伊。但是,有许多计划指标并没有完成。
三、“七五”计划(1981~1985)
1979年罗共12大提出了关于1981~1985年期间罗马尼亚社会经济发展的基本目标和指导方针,就是继续在一个更高的阶段上完成党的纲领,持续不断地发展国民经济,在各个领域开科技革命。这个五年计划仍将继续高速度发展生产力,突出工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主导地位。计划规定工业产值将增长55~60%。冶金工业和有色冶金工业将以7%以上的速度发展,到1985年,钢产量将超过200万吨。机器制造业的年增长率将近12%,化学工业为10%。
为保障国家社会经济发展任务的完成,国家计划投资13万~135万B B亿列伊,其中用于农业的投资是150亿列伊。
农业产值将比上一个五年计划增长245~275%。计划规定,到1985年,B国民收入人均将达240~2500美元。
这样,五年计划完成后,罗马尼亚将超越发展中国家的状态而进入中等发达国家阶段。
与上个五年计划相比,“五五”
计划增长指标虽略有下降,但积累比例和发展速度仍相当高。
计划规定积累基金仍占30~3%,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8~9%,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45~5%。针对罗国内缺乏原料和能源的状况,计划强B调要优先发展原料、能源,并提出十年达到能源和燃料自给。
“七五”
计划继续实行全国生产力合理布局的政策,规定到1985年每个县的总产值应达到每人至少7万列伊,每100居民中应有400人就业的标准。
根据提高生活水平的指示纲要,1985年人民的实际总收入将比1980年增长23~
05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25%,农民的实际收入将增加20~25%。
“七五”计划结束时,罗的经济虽仍保持一定的发展,但由于世界经济形势不利和国民经济比例失调,“七五”
计划的主要指标没有一项达到预期的结果,成为执行得最差的一个五年计划。主要工业产品的产量均未达到计划指标,大大低于计划规定的增长率。机器制造和金属加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为56%,采掘、冶金、化工和轻工业的年平均增长率在21B~38%之间,也大大低于计划的要求。在“七五”期间,国B家给予了农业较多的投资,但由于严寒和干旱,除1982和1984年外,其余年份均未完成计划指标。
罗共12大通过的“七五”计划仍是继续高速发展工业的计划,后来根据情况进行了修订,工业总产值、投资总额等年平均增长速度均有所放慢,电力、钢铁、化肥、纺织品等主要工业品的指标有所下降,而提高了食品工业和农业的产量指标。
这实际上是力求放慢工业发展速度,缩短基本战线,提高经济效益和提高产品质量与劳动生产率。但由于没有对国民经济进行彻底的调整,具体措施也不够得力,同时原料、燃料短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因而调整的成效不大。
“七五”
期间,罗还清了大部分外债,使外债从原来的140亿美元降到60亿美元。为此罗大力发展外贸,增加出口,压缩进口,做到了年年出超。但由于增加了出口,特别是大量出口农副产品,也造成了国内市场供应紧张,严重地影响了人民的日常生活。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54
第二节 罗共纲领的发表
罗共11大还通过了被称做党的基本思想、理论和政治宪章的罗马尼亚共产党的纲领。齐在11大的报告中强调指出,罗共过去也曾有过各种纲领性的提纲,但是,“党以统一的思想制订一项长远的纲领,这还是第一次”
,党纲“为罗马尼亚社会经济发展开辟了新时代的前景,提出了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迈进的总的战略路线和策略方针”。并说,“这个文件总结了罗马尼亚人民两千年的生活和斗争”
,“总结了罗马尼亚共产党、其他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新积累的经验”
,是“解答我国人民和我们党的工作和斗争中最复杂的问题,解答国家今后发展的前景的最复杂问题的基本文献”
,因此,“完全可以说纲领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在罗马尼亚的体现”
;它“同时还有着巨大的国际意义”
,将“照亮”党和国家的对外政策的道路;它用建立在“战无不胜的马克思主义学说的基础上的统一的理论、思想和政治观点武装了党”
,将“对提高党的革命战斗性,对党发挥其作为政治领导力量的作用”
产生强烈的影响,等等。
纲领对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提出了27点要求,它具体阐明了罗党的对内对外政策、方针和路线,以及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指导思想。
对内,强调自力更生建设社会主义,要依靠罗马尼亚人民的力量和最充分地利用本国的资源来建设社会主义,特别
25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强调要发展原料和动力基础工业。强调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所有制,说社会主义所有制是罗社会主义制度的基础,是全国人民物质和精神繁荣的源泉。在农业中要特别重视发展和加强国营和合作社所有制,并扩大它们之间的合作和协作。
党纲强调工业居领导地位,农业是基础部门,在全国统一计划基础上发展整个国民经济。党纲指出,工业是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不断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保证国家独立和主权的决定性因素,因此要继续优先发展社会主义工业,不断加强工业在经济中的领导地位。农业则是整个经济社会的发展、提高国民收入和社会的福利的基础部门。党纲还强调只有全国统一计划,才能保证工农业之间的正确比例。
纲领提出,到190年,罗按人口平均的国民收入将达到250~300美元,人均1吨钢、1吨水泥、1~12吨粮食、50B~600度电。纲领认为,达到了上述主要指标,罗将大大接近经济发达国家的水平,也就是说,大体上建成了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并为逐步过渡到建设共产主义打下坚实的基础。
对外政策方面,党纲突出强调罗党一贯坚持的国际关系的基本原则,即平等、尊重民族独立和主权、不干涉内政、互利。纲领还首次明确提出反对霸权主义和大国沙文主义。
党纲发表之后,罗共党报、党刊均纷纷发表社论和文章,对齐奥塞斯库作了一番颂扬,认为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是罗共、特别是齐提出的一个新的“具有思想理论和革命实践意义的问题”
,是对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作出的“贡献”。
这表明,罗共此时制定这样一个纲领,并突出宣传它的重大意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54
义,显然是为了强调齐领导下的罗共的伟大作用,同时也是为了突出齐个人的功绩,为齐以后逐步独揽大权作的舆论准备。
第三节 改进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计划
在经济建设上,罗马尼亚过去基本上是实行苏联的一套经济模式,但自从齐奥塞斯库执政以后,为了摆脱苏的控制,罗逐步对经济体制进行了一些改革。
齐反复强调,“没有经济上的独立,就不会有政治上的独立”
,“没有高速度的发展,就不可能生存下去”。
因此,罗把发展国民经济看作是关系民族存亡的大事,并努力探索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的道路。针对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中存在的问题,罗共曾采取了以下一些改革的措施:
一、改革行政区划,加强中央的统一领导,发挥地方的积极性为了高速发展国民经济,罗一直强调要不断改进生产关系,以适应生产力的发展。
1967年罗共全国代表会议作出了关于改进国民经济计划的管理和重新划分行政区划的决定。
根据此次会议关于改善罗马尼亚行政区划和农村城镇规划的建议,1968年2月,罗把全国16个州和两个直辖市重新划分为39个县和一个直辖市(1981年又增加一个县)。取消州和区的建制而建立县,是为了提高市和乡的作用并扩大它们的权限,减少中间层次,使中央领导接近基层单位,以便更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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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贯彻党和国家的决议。为“提高工作效率和克服平行重叠现象”
,在改革行政区划的同时,决定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党的主要领导人实行一元化领导,这样就把县、市、乡党委第一书记的职务与同级人民委员会主席的职务结合起来。经过几年的实践之后,1972年11月,罗共中央全会又决定主管经济工作和宣传工作的县、市和镇的党委书记同时也兼任相应的人民委员会副主席职务,以进一步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
行政区划变动后,党和政府根据各县工业发展不平衡的状况,对薄弱地区进行重点投资,充分利用各地的资源、劳动力和运输条件,因地制宜地兴建一系列工业基地,从而改变了工业布局不合理的状况,大大地改变了经济落后地区的面貌,使罗在较短的时间里建立了一大批新兴的工业城市,使每个县都拥有了几个工业城市,这些新兴的工业城市又带动了乡村工业的发展,使乡村也逐步向农业—工业的方向发展。
这一措施促进了全国经济的迅速发展,到了70年代末,罗全国39个县中已有26个县每年工业总产值超过100亿列伊,而在各县成立初期,每年总产值超过60亿列伊的县只有8个。
二、建立工业中心,减少工业管理体制中的中间环节罗的工业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机构重叠、办事效率低的现象也是比较突出的。
1967年罗共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对工业管理体制进行改组,建立工业中心,在专业化协作的基础上把企业联合起来。
1969年,罗试办了一批工业中心,然后逐步全面推广。
1971年10月,罗大国民议会又通过了“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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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国营社会主义单位组织和领导的法令“
,明确规定了工业中心的职权。此后,又逐步取消了部属的专业局和托拉斯,减少了中间层次,使工业中心直接与工业部联系。工业中心设在最大的厂矿企业,它是个介于工业部和企业之间的独立经济单位,同时又是一级行政单位,按专业划分,上受工业部领导,下管十几个或二十几个生产同类产品的工厂,统管生产、科研、设计、供销、外贸、财务及同有关单位协作等问题。这些措施,减少了中间层次,实际上是把过去由工业部的高度集中领导和权力过分集中,改为相对分散的领导和权力适当下放,充分发挥了下面的积极性。各企业的问题不再需要上交到部里,层层审批把关,而是由企业所属的工业中心直接解决。这样不仅能及时解决问题,而且针对性强,大大提高了工作效率,对罗工业的迅速发展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三、取消一长制,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实行集体领导,吸收工人直接参加管理早在1969年,齐奥塞斯库在罗共“十大”上指出,“生活表明,一长制领导已不再适应我国社会主义生产制度当前阶段的情况。在生产资料公有制的条件下,作为一种客观需要,要求实行集体领导,使劳动人民直接参加对经济工作的领导”。从1971年起,罗所有工厂企业取消“一长制”
,成立由领导干部、有丰富经验的工程技术人员和工人代表组成的集体领导机构一劳动人民委员会。劳动人民委员会主席由党委书记担任,厂长则任第一副主席兼该委员会执行局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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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人民委员会的主要职权是:制订年度计划和五年计划,制订企业收支预算,决定任用或解除下属单位、车间科室负责人,同工会一起制订集体劳动合同,定期研究执行局工作,定期向劳动人民大会报告工作。在罗马尼亚,不仅工厂设有劳动人民委员会,中央各部也设有劳动人民委员会。委员会开始是由部长、副部长和工业中心负责人组成,后来规定必须有工人代表参加,以便把基层的情况直接反映到部一级的领导机关中来。这些措施,扩大了社会主义民主,使劳动人民越来越多地参与讨论和解决企业中的问题,激发了工人参加企业管理的积极性,为工人发挥创造精神创造了条件。
四、改进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和计划,扩大企业的自主权早在1967年,罗共针对经济管理和计划工作中存在的过分集中及由此产生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等现象,作出了关于完善国民经济计划管理的原则决定。根据这个决定,给予了企业更大的自主权,扩大了企业在制定计划、组织和管理经济活动中的权限和职能。但是,在贯彻过程中,旧的管理体制中过分集中,不够注意讲究经济效益,劳动报酬办法还不能更大程度地调动劳动人民的积极性等现象依然存在。
1974年,齐奥塞斯库在罗共11大的报告中再次强调,要在国家统一计划的基础上,进一步完善计划工作,同时提高经济单位的积极性、自主权和责任心。
1978年3月罗共中央全会又作出了《关于改进经济财政领导和计划工作的决议》,决定进一步改革经济管理体制。改革的核心是权力下放,扩大企业的财经自主权,强调利用物质鼓励的杠杆作用调动职工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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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极性,提高经济效益,加快发展速度。这一新的财经体制,采用净产值和实物产品作为经济的基本指标,在国家统一计划领导下,实行工人自行管理、自行核算和自负盈亏原则,扩大企业的财政权利,以加强企业的责任心。本来,这次财经改革,早在1974年就准备试行,并决定在1976年开始实行。
但是,由于有阻力而拖延下来。为了贯彻这一新措施,罗还对领导班子进行了调整,撤换和提拔了一批干部。
随着对外贸易和对外经济关系的进一步开展,罗在外贸管理体制上也进行了相应的改革。
在1968年以前,罗实行的外贸集中统一经营,管理体制基本上是苏联的高度集中式的。
从1969年起,逐渐过渡到由外贸部和各工业部双从重领导的体制,其中绝大部分的外贸公司归工业部领导,而由外贸部领导的外贸公司只剩下两个,这实际上成了由工业部领导、分散经营的状况。由于经营过于分散,全国外贸计划未能严格执行,致使1972和1973年连续两年没有完成外贸计划,从1976年以后,罗的外贸又走向相对集中统一经营,把许多外贸公司重新划归外贸部领导。
1977年1月,罗颁布法令,进一步加重了外贸部的责任和领导权限。罗对外贸管理体制所进行的改革,其目的是,既要加强外贸部的统一领导,保证国家外贸计划的贯彻执行,又要充分调动企业的积极性,使外贸对国家切实负起增加出口偿还外债的责任。
五、改革报酬制度,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在改革过程中,罗一直强调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注意不断完善劳动报酬制度,以更好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
19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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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罗在工业部门废除了那些与劳动无直接联系的分配形式,规定各类人员的报酬要按照劳动的数量、质量和社会意义的社会主义原则发放。
1971年,罗又决定在农业部门实行总合同制,把生产结果与每个人的收入结合起来。同年在工资改革中,实行把计划完成与否和工资是否全额发放联系起来。
各级领导,上自中央部长,下至厂长经理,每月只发月薪的80%,其余部分视年终生产计划完成情况而定。
1972年,罗政府颁布了《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劳动法》。
该法令的核心内容是奖勤罚懒。对那些出色完成任务的人,规定要给予奖励,除发放基本工资外,还可获得奖金,但一个职工的奖金不能超过三个月基本工资的总数;而对那些没有全部完成任务的人,则根据法定的限度,适当扣除工资。为了进一步调动职工的积极性,1983年,罗大国民议会颁布了《关于完善劳动报酬制度和劳动人民收入分配制度的基本原则的法令》。
法令明确规定:“不劳动者不能获得报酬和参加分红。
不劳动者,不按岗位责任制进行生产的人,不能获得有保障的收入“。还首次规定:”在超额完成计划产量的情况下,收入相应地增加,没有限额“。
但是,由于定额指标普遍定得偏高,实际上工人很难超额完成任务,甚至连完成任务都不容易做到。因此,虽然一直强调要不断完善劳动报酬制度,使劳动者的报酬同完成和超额完成计划任务“更紧密地联系起来”
,并通过了一系列改善劳动报酬的决议、法令和规定,试图更好地调动职工的积极性,但都未能达到预期的目的。
为了增强工人对企业发展的责任心,1983年12月罗还通过法令,决定实行职工入股制,规定职工应为经济单位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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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提供资金,其总额不超过企业固定资产的30%,职工入股金最低不少于1万列伊,最高不超过5万列伊,年息5%,每年分红。
1986年6月,罗对职工入股制又作了重要修改:(1)把国营企业的劳动者个人可以自愿入股,改为每个劳动者都要签署入股的“书面保证”
;(2)职工个人入股金的最高限额,由5万列伊增加到10万列伊;(3)把个人入股金的使用范围,由用作生产性投资和当作流动资金扩大到还可用以补偿因违法而给公共财产造成的损失。但这些措施并未能真正调动起广大职工的积极性。
六、重视国际经济合作和大力发展外贸为了摆脱单靠苏联及经互会的状况,罗积极发展对外经济关系,广泛对外开放,这在当时的社会主义国家中是比较突出的。齐反复强调“没有广泛的国际经济合作,就不能保证高速度地发展经济”。为此。罗在坚持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同时,采用多种形式引进外国的先进技术和资本,把这看作是发展自己的一条有效途径。齐任总书记后,从西方国家引进了大量先进技术、设备和专利,重点发展了机械、动力、冶金和化学工业以及一些尖端工业。由于罗从各国引进最先进的部分,因此,一个时期里,罗的工厂曾有“国际博览会”之称。与此同时,罗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贸易和经济合作也有了很大发展。
从1973年开始,在罗境内也建立了有外资参与的合营企业,主要是意大利、西德、美国、日本、法国、奥地利等西方国家。根据罗马尼亚的法律规定,在罗境内建立合股公司,罗方投资不得少于51%,外资不得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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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在人事安排上,罗方任总经理,外方任技术经理。合营企业的利润的5%用于积累,每年分红前的利润的25~30%应做为税款交给罗方。外资所得利润可以通过罗马尼亚外贸银行转移到国外,但需向罗方交纳10%的所得税。
与此同时,罗也在亚非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建立了合股生产公司和贸易公司。这样既可以销售罗马尼亚生产的机械设备,又可以获得稳定的工业原料。
实行上述措施的结果,不但对罗的经济发展起到了很好的促进作用,同时也提高了罗的国际地位。但齐奥塞斯库执政后期,没有继续坚持这一正确方针,反而逐渐走向自我封闭,继续坚持高度集中和比较僵化的经济管理体制。到了80年代,罗经济已持续困难十多年,此时,齐不仅拒绝进行改革,还批评其他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的政治、经济改革。对中国的改革开放,齐虽然没有指名批评,但实际上是有保留的。
面对苏、波、匈改革对罗形成的压力和罗广大干部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齐此时的讲话及报刊文章,却反复宣传罗共“九大”和齐领导的正确,强调罗从“九大”以来已采取了一系列改进领导、计划和组织工作的措施,“已不存在结构性的改革问题”。
1988年后,罗更是不断地批判搞市场社会主义、发展私有制和个体经济是“倒退”
,是“走资本主义道路”。
并说“谈论市场社会主义以及自由竞争”绝对不能求得社会主义的完善,发展经济“只能靠计划而不能靠市场来调节”。
以上情况说明,为了摆脱苏联的控制,高速发展本国的经济,增强国力,巩固社会主义国家的政权,保持政治上的独立,罗共确实曾开展了大量工作,不断对旧的经济管理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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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进行了一些改革,也取得了一些成效。但是,由于没有从根本上突破过分集中的、僵化的经济体制的框框,因此收效不大。加上齐在其执政后期,大搞个人崇拜,独断专行,思想越来越僵化,以致最后走上拒绝进行任何改革的道路,从而使罗的经济越来越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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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保加利亚的改革与危机
第一节70~80年代之交保加利亚的经济形势
70年代,经互会各国在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出现了能源和原材料紧张的局面。
70年代中期,保经济增长速度开始减缓,劳动纪律松弛、经济效益低下等缺点也暴露无遗。
因此1976年制定的“七五”计划以提高效益和质量与完善生产结构为中心,要求五年期间国民收入增长45%,工业产值增长55%,农业产值增长20%。
保共中央曾针对当时原材料浪费,资金、设备、外汇利用不足,经济效益差,劳动纪律松散等情况召开全会,并采取处分、撤职、精简机构等行政办法试图加强纪律,提高效益,但效果并不明显。遂于1978年开始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在工农业生产中建立有固定资产、固定劳力和固定产品的新型劳动组织(或称作业队)。
同年又进行以企业为单位的工资包干和工资改革试点工作。
1979年在全国实行统一的级别工资和职务工资表,并较大幅度提高了物价水平。从统计数字看,“七五”计划的国民收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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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工农业产值指标均未完成。
1979年冬保加利亚的燃油和电力开始供应紧张。
在70年代保加利亚实现农工综合体化之后,农业方面的问题渐趋严重。具体表现是:①农业生产规模过大,忽视发展中小规模的种植业和畜牧业生产,禽畜数目下降,抛荒土地增加,整个“七五”计划期间,农业产值仅增长47%(同B期工业产值增长338%)
,农业每年平均增长率从50年代的B61%降为70年代的19%。粮食、饲料、畜产品产量不足,B直接影响了出口和国内市场供应;②特别是在1974年农业生产合作社由于加入农工综合体而失去法人资格,由综合体统一核算之后,分配上的平均主义严重挫伤了农业劳动者的积极性,农村劳动力和技术力量流失较多。这一时期,政府改组了农业领导机构,撤销农业和食品工业部,建立全国农工(综合体)联盟,它是国家—社会机关,自下而上逐级选举产生,由它负责全国的农业工作。实际上它仍是一个行政管理机关,这种形式上的改组没有达到发挥农业生产组织的自主权和提高经济效益、挽救农业颓势的目的。
这个时期,保加利亚在发展副食品生产方面创造了比较成功的经验,就是发展个人经济和建立地区副食品自给的制度。
为改善居民的副食品供应,从1973年开始发展个人经济。
1978年实行村镇系统副食品自给制度,除安排公有经济部门生产副食品外,还鼓励城乡居民利用国家的闲置土地从事副食品生产。国家向申请使用零散土地从事副食品的城乡居民提供土地、苗木和一定数额的贷款。
1980年和1982年国家又对这一制度进行完善,确立以州为单位的副食品自给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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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面的措施取得了积极效果,到1982年,全国已有45万非农业人口利用分得的7万公顷土地生产肉、奶、蛋、蔬菜、水果,其产品占全国副食品产量的13左右。
若以1970年全国A人均消费量同1982年相比,肉从414公斤增至683公斤,B奶从117公升增至179公升,蛋从122个增至217个。
80年代初保加利亚的副食消费量已在东欧国家中居于中等水平。
总的来说,在70年代末以苏联为首的经互会国家困难加剧的情况下,保加利亚经济开始走下坡路。这时一向在对外经济关系和本国建设中依赖苏联的保加利亚开始强调自力更生原则,而苏联则要求“两国合作要适应新的情况”
(勃列日涅夫语)。
从保国内的经济形势看,生产和管理的旧模式已不能适应新的要求,产业结构和管理体制的改革迫在眉睫。
第二节80年代的改革
保加利亚的新一轮经济体制改革是从1978年完善计划体制和劳动组织开始的,1981年底用《经济机制章程》的法律形式加以系统化,1982年全面实施。制定这个文件的理论根据是日夫科夫在1981年10月一次会议上阐述的将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和经营者职能分开的原则。他认为在保加利亚,国家所有制与合作社所有制已经“溶合”
,“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者是作为人民的代表并受人民全权委托的国家,而其经营者则是在经济组织中工作的、使用并经营这些财产的生产集体和劳动者。”他说,在过去很长一个时期,国家的职能扩大到对财产的直接管理,是很大的缺点,今后要通过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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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将国家的计划指标严格限制在最重要的实物指标、科技进步指标和外汇指标三个方面,将经济组织和劳动集体制定生产计划的权利扩大到最大限度,在确保完成国家计划的情况下自主解决供产销问题。企业和劳动组织层层实行经济核算,按纳税后最终成果计算各环节的工资,称之为成果余额工资制。
1984年在对《章程》进行修订时,列入了这方面的理论观点和实际措施。
保共12大制定的“八五”计划(1981~1985)是以实现生产集约化和在一切领域实行新经济机制为主要内容的。要求在这期间解决物质生产的技术改造问题,使轻重工业的增长逐步接近,在总体解决谷物生产的基础上加速发展畜牧业,注意提高产品特别是出口产品的质量。鉴于农业出现了衰退趋势,政府于1981年再一次提高农产品收购价格,但这一年大部分州仍未完成粮食和饲料生产计划。
80年代连续出现了冬季食品和燃料、电力供应紧张局面。
1983年保工农业产品因质量不合格被退货或报废的损失剧增。翌年,专门召开全国党代表会议,讨论提高质量问题并制定了长期质量规划。
但由于缺乏保障机制和实施的步骤,效果不够明显。
“八五”计划中提出的全国人均谷物产量1200公斤的目标始终未能实现。
80年代中期,保农业开始推行作业队承包制,1988年全国农业会议决定将作业队承包制作为农业工作的基本形式,并将承包期延长至50年,然而长期以来保执行的重视工业、轻视农业的方针已使农业潜力枯竭,设备老化,缺乏发展的活力,加以农工综合体化带来的消极后果积重难返,农业危机已不可避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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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改革要求国家机关只对经济工作起宏观调节作用,而不行使非其固有的管理职能,保从1981年开始对政府机构进行调整和改组,而且还一次次进行得越来越频繁。部级机关从1981年的25个减至1986年的16个,1987年再次进行机构改革时竟将财政部等也撤销,使经济管理陷入混乱。这时建立的对被精简人员的培训和转业制度,则在一定程度上起了稳定社会的作用。
80年代中期,保陆续制定允许劳动者个人从事日用品生产和服务工作、从事额外劳动的政策,还决定发展中小企业。
这些举措使经济生活增加了一些活力。这时在对外经贸关系方面,保迫切希望拓展与西方国家的合作渠道,召开过多次东西方工业合作和贸易国际研讨会,还制定了《与外国法人合资法》,建立了4个免税区,但是西方实业家前来投资的甚少,少量投资也是在旅游餐饮等第三产业方面。
1986年保共召开第13次代表大会前后,日夫科夫提出经济组织自治的主张,并把它列入新的《经济活动章程》,目的是使自治经济组织成为国内外市场上的真正的商品生产者。不久后他又要求将自治原则扩大到教育、科学、文化领域。按照自治的思路及社会主义财产的所有权和经营权分离的原则,1987年国民议会通过了把社会主义财产交给劳动集体和交给乡共同体经营的声明。可是它只成为一种形式,并没有起到实际的作用。这时,保共中央还通过了《进一步建设社会主义的构想总则》,设想走与戈尔巴乔夫的改革不尽相同的改革道路,即将乡居民共同体和企业的劳动集体作为基本的自治单位,自下而上逐级实现全社会的自治。准备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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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治铲除当时社会管理体制中存在的滋生官僚主义和社会扭曲的温床。此后保加利亚进一步调整中央部委,又精简保共中央的部,而且还提出撤销部长会议和国务委员会的可能性。
1988年将原有的13个州改为9个大区并进行了相应的机构精简。
在80年代后期东欧各国社会动荡和保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情况下,保共领导人在讲话中不得不谈到政治多元化,经济利益多元化和公开性等问题。
日夫科夫1988年提出党政最高领导人不兼职和任期不超过两届(共10年)的主张。可以说,这时保共领导人已较清楚认识到对经济和政治体制进行总体改革的必要性。
例如日夫科夫在1988年召开的全国党代表会议上曾说:“迄今为止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可能性已经发挥殆尽了。”
因出现了科技革命、苏联改革等新的因素,“无论是从国内还是从国际角度出发,保加利亚都必须走革命之路,没有别的选择。”他把1987年的构想总则归纳为四个方面:①改革所有制,实现统一而多样化的社会主义所有制,解决社会主义财产无主的问题;②改革中央的行政命令官僚主义体制;③实现全社会自治,以达到社会生活的民主化;④实现党的领导和引导作用,但不要使党成为国家政权制度中的一个梯级。这些想法虽包含了社会民主化和市场经济的因素,但由于采取了主观急躁的改革步骤,随意性大,脱离社会实际,往往流于形式,未能缓解日益深化的社会和经济危机。
如果把二战之后保的经济发展同与它的面积、人口、二战后的经济状况相仿的希腊相比较,就更可看出保经济的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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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趋势。
例如,1955年希腊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305美元,保的全国人均国民收入为429列弗(官方比价1列弗约折合1美元)。
1970年,保的人均收入为1255列弗,希的人均国民收入为1280美元。但到1980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增至4298美元,而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为2358列弗,悬殊已较明显。
1988年,希的人均国民收入达到5252美元,保的人均国民收入仅有3145列弗,若按官方比价折算,也仅为希的35A左右。
80年代以来,保的另一邻国土耳其的发展也比较快。
尽管保经济40余年有较大增长,1987年的国民收入为1948年的20倍,工业产值为1948年的27倍,农业产值为1948年的27倍,人均工资为1952年的57倍,但80年代与资本B主义邻国差距拉大和增长势头下降的现实已给人民造成了心理上的失衡。
第三节 国际条件的变化和经济危机的形成
几十年来,由于主客观的因素,保加利亚形成了在政治上和经济上依赖苏联和经互会的格局。它与苏联和经互会国家的贸易额占其外贸总额的75%以上。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改变了对东欧的政策,使保承受着重大的经济压力。它的部分出口产品因质量低劣被退回或报废,它要求得到的原材料又供应不足。戈提倡的“新思维”和日夫科夫更不合拍。保对西方国家的贸易一直发展不快,1975年以来这方面的外贸额占贸易总额的10~17%,80年代对这些国家的出口比重降至85~68%,进口比重仍保持在15%以上,自由外汇的逆差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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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
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苏联削减原材料和原油供应,以及国内农业减产,保不得不向西方举债进口原材料及饲料、食品等。外债总额从1984年的30亿美元猛增至1989年的110亿美元,而且绝大部分是短期贷款。
从保加利亚国内来说,多年实行苏联模式的发展战略,使轻重工业、工农业之间的投资比例失调,成为造成经济危机的根本原因之一。正如保社会党191年作历史回顾时所说的,“长期以来实行了与本国自然资源和经济传统不相适应的结构政策,把优先发展工业,尤其是优先发展重工业绝对化,从而牺牲了农业、食品工业和轻工业。”在过去一个时期,保将45%左右的投资用于发展工业,1985年后这一比重增加到48~57%,而主要投放在低效益的重工业部门。在经济不景气的这个时期,还耗资数十亿列弗兴建了几个工期长、效益差的重型机械厂,它们同一些按经互会分工兴建的电子工厂一起成了国民经济的沉重包袱。
1989年底未竣工项目占用资金140亿列弗,超过全年的工业投资总额。另一方面,国家忽视具有传统优势的农业以及消费品生产和服务业的发展。
农业的投资比重从70年代占投资总额的14~15%下降到80年代占投资总额的6~9%,食品和轻工业的投资比重从70年代占工业投资额的13%下降到80年代占工业投资额的9%。电子工业在“八五”计划期间耗资8亿美元,却只返还1500万美元,其中差额全部由农业和轻工业补偿,结果使农业被榨取到连简单再生产都难以维持。
因而保经济学家认为,保工业化作为国家的发展的成就之一是靠牺牲农业取得的,而工业本身缺少转入集约化发展的动力。
07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为了保持社会主义的“繁荣”
,保当局将实际经济情况,特别是外债急速增长的情况严格保密起来。但是农业连年减产、市场供应紧张、冬季电力燃料短缺等情况却难以掩饰。
80年代商品供应量平均每年增加41%,而人民购买力平均每B年增长56%。
1988年居民手持货币250亿列弗,全年商品B零售额只有160亿列弗。
同年国家预算收入为260亿列弗,却欠银行100亿列弗。所以,无论从工农业生产,还是从财政收支和外汇情况,以及从人民生活来看,保加利亚在80年代末已陷入经济危机之中。
保共和社会党在1989年剧变后曾将70~80年代国家经济危机的主要表现归结为:经济增长速度下降(70年代国民收入平均每年增长695%,1981~1987年平均每年增长B445%)
;外债增长;通货膨胀率上升;市场短缺严重;财政B补贴占预算支出14以上;投资政策失误等几个方面。尽管A经济紧张,这个时期保的投资重点仍放在国内缺乏基本原材料和设备、科学水平不够发达的生产部门,基本建设战线过长,而且进口额增加,出口额减少。经济学家普遍认为,经济工作中出现以上问题无不带有领导人主观意志和短期行为的特点。著名经济学家阿罗约曾深刻地指出,保是从很低的物质技术和经济水平开始建设社会主义的,长期以来它的工业发展在许多方面吞噬着产出的东西,生产结构冗赘,科技水平低,并且牢牢依赖着进口的原材料和燃料,效益值得怀疑。它的人民生活水平低,不能促进生产的发展。作为工业的基本泉源的农村异常落后,已耗尽它向工业提供原料和市场的能力。企图克服这些矛盾的尝试只产生极少效果,只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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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缓矛盾总爆发的时间而已。他认为保的经济危机虽有外部原因,但内部矛盾应为其主要原因。
大多数社会党人认为,80年代中期保共和国家领导人错过了在经济政策和产业结构上进行调整改革的良机。
第四节 国内社会矛盾加剧和反对派的崛起
80年代中后期戈尔巴乔夫倡导的改革和“新思维”冲击着东欧国家的思想舆论界。保加利亚出现了要求政治多元化和公开性的呼声,党内思想日渐活跃,民族意识日趋高涨。
人民逐渐通过横向对比和历史反思寻找自己的位置。
早在1976年保共召开11大前后,就有人提倡建立以社会主义劳动为核心的社会主义生活方式,批评和反对好逸恶劳、贪图享受、假公济私等不良风气。从那时起逐年举行反抗土耳其侵略重大事件(如四月起义、俄土战争等)百周年纪念活动,以此弘扬民族传统,振奋民族精神。
这一系列活动以1981年举行的保加利亚建国1300周年盛大庆典达到顶峰。
80年代末,在国民经济陷入危机、国内外政治风云变幻的背景下,反对派乘机在保加利亚崛起。
(一)
从抗议大气污染开始发展为持不同政见者的有组织活动。
80年代波兰团结工会登上政治舞台,开创了东欧国家政治多元化的先河。
1982年保共鲁塞州委为抗议多瑙河对岸罗马尼亚朱尔朱市化工厂污染大气向保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了书面报告。但这个问题久拖未决,只成立了一个地区性的跨国生态委员会,引起群众强烈不满。
1987~1988年,鲁塞市
27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多次举行群众集会,抗议政府的生态政策,同时成立了由社会名流(作家、画家、记者等)组成的拯救鲁塞委员会。不久,参加该委员会的保共党员受到开除党籍或解除中央委员职务等处分。接着围绕生态问题和社会民主化成立了一些非官方组织,其中以“生态公开性”组织和索非亚大学教职员倡议成立的“支持公开性和改革俱乐部”影响最大。它们同西方国家的同类组织建立联系,在国内知识分子中开展活动。
这时有些报刊及传播媒介也增加了批评社会不良现象的新闻报导。
1989年初法国总统密特朗访保时,专门接见过持不同政见者组织的代表。数月之后检察院决定减判一名持不同政见者科列夫。同年春,作家协会、美术家协会、电影工作者协会等8个协会相继召开代表大会,会上不少人对保共长期以来的文艺政策提出尖锐批评,引起了全社会的关注。从知识界刮起要求民主和改革的风潮,矛头直指保共领导人,预示着山雨欲来风满楼。
10月,欧洲生态研讨会在索非亚举行,一些持不同政见者组织乘机上街游行,抗议当局的生态和人权政策,与警方发生冲突。
(二)
土族居民改名运动进一步激化了民族矛盾。
自14世纪至19世纪,保加利亚被土耳其奥斯曼帝国统治近500年之久,它的一部分居民(特别是南部的罗多彼山区)皈依伊斯兰教,成为保加利亚穆斯林。另有一些土族居民长期生活和工作在保加利亚境内。
二者的总数约为80余万,占保全国人口的10%左右。二战之后,土族居民曾分批迁回土耳其。
70年代以后,由于当局注意改进对土族居民的政策,民族关系相对稳定。
1984年冬至1985年春,保共领导人日夫科夫等宣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74
布保为“单一民族的国家”
,要求穆斯林(官方不承认土族居民为少数民族)恢复使用保加利亚姓名。这次被称为“复兴过程”的改名运动比过去带有更多的强制性,因此遭到强烈的反抗。在不少土族聚居区发生了骚乱。据西方报导,骚乱中有数百人伤亡。为反对这次改名运动,少数土族人士于1985年成立了“保加利亚土耳其民族解放运动”
秘密组织,开展反对政府的活动。1986年该组织的领导人被公安机关逮捕。此后数年,保国内民族关系比较紧张。
1989年国民议会根据保、苏等国签署的欧安会关于人权问题的文件,通过了《国外护照法》和《国籍法》的修改补充法,规定居民可自由出入国境和自由选择国籍,并从7月开始生效。但不少土族居民强行要求地方行政机关立即办理出境手续,甚至发生了暴力事件。
5月底,日夫科夫发表了开放保土边界的声明。
至8月下旬,已有31万土族居民和穆斯林外迁。土族外迁的的浪潮不但给处于危机状态的国民经济带来重大损失,而且引起社会动荡,成为动摇保共政权的重要因素。从此,要求维护土族居民和穆斯林权益以及释放有关被捕人员便成为持不同政见者组织攻击保共的重要口实。
1989年底,保共中央作出纠正对使用突厥语和穆斯林居民所犯错误的决定,国民议会也为有关的受害人员平反并释放他们出狱。然而民族矛盾已经成为190年正式成立的土族政治组织“争取自由和权利运动”和它在两次国民议会选举中获得选票进入议会的政治基础。
(三)
保共党内分歧和矛盾的加深。
保共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中建立和发展起来的。二战后在苏共和斯大林的直
47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接影响下领导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党内民主空气薄弱。在日夫科夫担任党政主要领导的35年间,特别是在70年代以后,保共领导日益陶醉于建设的成就,开始为领导干部建造别墅,发放特殊享受和待遇。少数人大搞个人崇拜,为日夫科夫出版38卷选集,甚至为他的子女升迁出谋划策。
日夫科夫本人也爱听赞美颂扬之词,不愿考虑不同意见,日渐脱离党内外群众。
独断专行之风盛行。
据后来报刊披露的材料,早在1982年就曾有5名退役军官给日夫科夫写过匿名信,揭露和批判保共的腐败和日夫科夫的不民主作风。
1987年索非亚大学波波夫教授等4名党员因在党的会议上批评党内生活不民主,被开除党籍和解职。普通党员因参加各种政治团体被开除党籍者屡见不鲜。连负责意识形态工作的中央书记米哈依洛夫也因在会上批评社会问题,在工作中同情和支持要求“民主化”的党员,政治局候补委员、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卢卡诺夫因在经济工作中与日夫科夫等人意见相左而均被免职。
80年代后期的改革措施和党政领导干部的频繁变动,多带有日夫科夫个人意志的色彩。
综上所述可以看到,80年代末保加利亚国内存在着政治动荡和经济危机,保共和日夫科夫不但没有采取有效措施缓解矛盾,反而激化了矛盾。保加利亚的经济、政治形势继续恶化。日夫科夫政权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74
第六章
自我封闭的阿尔巴尼亚
第一节 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进一步强化
70年代到1985年霍查病逝的15年间,与东欧其他国家相比,阿尔巴尼亚有一个突出的特点,或者说,最大的不同之处,就是以霍查为代表的“左”倾思想急剧膨胀。这一特点表现在国家生活的各个领域。
在经济领域,它集中表现为:50~60年代形成的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不断强化。
这可分以下几个方面加以说明:
一、国民经济的集中统一管理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认为,社会主义经济是统一的、不可分割的经济,它的基础是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社会成员的共同劳动,因此,它只能由一个中心按计划进行指导。而这个中心只能是国家。它强调指出,在阿尔巴尼亚,国家控制了经济的主要环节,如生产资料、财政资源、国内商业、对外贸易、工资和物价制度、货币流通和信贷,执行集中统一
67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的积累和投资政策。在这基础上,国家按计划决定扩大再生产的速度、规模和比例,生产力的地理分布,有关缩小城乡之间、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问题,实现对劳动量和消费量的监督等。与此同时,劳动党和霍查从“非社即资”
的观点出发,坚持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就其性质来说,不是市场经济,价值规律在阿尔巴尼亚经济中不起生产的调节作用。甚至提出要逐步缩小商品生产领域;利润不是企业生产的主要目的,在企业活动中不起决定性作用。根据这些观点,在1971年11月1~7日举行的劳动党“六大”上,霍查以肯定的口气把阿尔巴尼亚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体制归纳为:全国执行统一的经济计划、统一的国家预算、统一的价格政策、统一的工资制度、统一的对外贸易。其中,具有法律效力的国家经济发展计划是阿尔巴尼亚计划经济体制的集中体现。在经济实践活动中,阿尔巴尼亚企业的生产任务由国家下达,生产物资由国家供应,生产产品由国家包销,企业赢亏由国家承担。总之,全部经济活动的管理集中在国家手里,企业变成了单纯依附于国家的消极的产品生产管理机构。
这一思想最后纳入了1976年12月28日生效的宪法。
宪法规定,国家以统一的总计划组织、领导和发展整个经济和社会生活,而企业是国家为管理属于全民所有制的生产资料而建立起来的。
二、农业领域的“一大二公”
持续长达数十年之久的阿尔巴尼亚农业集体化经历了一个“一大二公”的过程,进入70年代以后,它表现得更为明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74
显。
1不断强化合作社的公有制。
1967年全国完成农业集体B化以后不久,即1971年,霍查在劳动党“六大”上第一次提出,今后农村的主要任务之一是要使农业的集体所有制向全民所有制转化,使农业合作社向国营农场靠拢,并最后转变为国营农场,以逐步消灭两种社会主义所有制形式之间的差别。他认为,农业合作社制度是过渡性的,农业集体化并不意味着社会主义改造的结束,而不把全部生产资料转化为全民所有制,就谈不上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反之,在实现了农业集体化以后,如果停止不前和限制进一步的转化过程,将阻碍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实现集约化,滋长和加强集体所有制的心理而危及全民所有制。根据这一观点,阿尔巴尼亚于1972年成立了47个高级社,不久又把平原地区的6个区划定105万公顷耕地作为优先实现集约化的地区,这些高级B社和这一优先集约化的地区。将通过国家投资不断增加公有制成分,逐步实现集体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交织,然后,随着公有制因素的增长,集体所有制将向全民所有制靠拢,并在具备一些规定的条件之后,经国家有关部门批准,转变为全民所有制,农业合作社转化为国营农场。
1981年11月,在劳动党“八大”上,霍查明确提出,要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农业,并要求“继续加强高级农业合作社,其中有一些将转为国营农场”。
1985年,高级社的耕地面积占全国农业合作社耕地面积的近23%。或占全国耕地总面积的近18%;人口占农业合作社系统农村人口的15左右,劳动力A占农业合作社劳动力总数的约23%;主要生产资料占全国农业合作社生产资料的13以上。
1984年底,国家投资占这些A合作社的总基金的24%左右。
1983年,阿尔巴尼亚有2个农
87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业合作社正式转变为国营农场。
与此同时,“一大二公”
的趋势还突出表现在农业合作社自身的规模不断扩大上。下表所列统计数字充分说明了阿尔巴尼亚农业集体化所经历的“一大二公”的全过程:农业集体化所占比例(%)
年  份合作社数农  户耕地面积
194670102B B1950903155B1955318109144B1956881319286B19571698464558B19581935632765B B19591829710831B19601484714848B B1965868773882B1966819800921B1967120810001000B B1968913
1969742
1970551
1975425
198242
1985420
从上表可以看出:(1)
1957年,根据劳动党中央全会的决议,全国农业合作社数一年中增加了一倍,由881个增加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74
到1698个;(2)
1960~1965年,按照劳动党关于小社合并组成大社的指示,农业合作社从1960年的1484个减少到1965年的868个;1968年以后,特别是1970~1985年,在成立高级社的过程中,经过合并、扩大,全国合作社数从1967年的1208个减到1985年的420个。另据阿尔巴尼亚官方透露的资料,在70年代以后,农业合作社的规模越来越大。
1985年初,全国每个合作社平均拥有耕地1322公顷,劳动力1130个;最大的合作社曾包括10~15个村,拥有耕地400公顷。
2逐步减少社员的自留地。在农业集体化过程中,特别B是在“思想文化革命”运动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主张减少乃至取消社员的自留地和自留畜,认为这有助于根除农民的小私有者心理,培养他们的社会主义观念,增加农牧业生产。进入70年代以后,劳动党的这一主张进一步强化,提出要继续减少自留地,使农民更紧密地与集体所有制联系在一起,加强合作社经济。
1970年,全国社员的自留地总面积在全国耕地面积中所占比例由1966年的85%减为45%。
B1980年11月,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决定进一步减少社员的自留地,结果,1983年,全国近45%的社员家庭拥有的自留地面积每户不到500平方米,而16%的社员家庭几乎没有自留地。不仅如此,劳动党还主张,当农业合作社转化为国营农场时,自留地应完全取消。霍查在党的“八大”
(1981年11月)上也提出,自留地“将逐步削弱,直至取消”。
3实行社员自留畜的合群饲养。对社员的自留畜,阿尔B巴尼亚采取了逐步减少头数和普遍实行合群饲养两个主要措施。在60年代的“思想文化革命”以前,阿尔巴尼亚的每户
08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社员家庭的自留畜限量为:牛1~2头、羊15~20只、猪1~2头、蜂箱10~25个。牛1头、羊10只、猪1头;全国共减少自留畜约50%。
至于合群饲养的问题,这是1966年提出来的。当时,劳动党和霍查认为,自留畜使社员依然局限于小农经济和迷恋于个体生产,浪费劳动力,因而提出要对社员自留畜实行集体饲养。具体做法是:把自留畜集中起来,由专人负责牧养,而社员对牲畜保持所有权,所产的毛和小牲畜归所属社员所有,奶则按牲畜头数平均分配。后来进一步提出了合群饲养,即社员不再对牲畜保持所有权。而只保留参加合群饲养的牲畜头数,畜产品均按所属牲畜数量和平均产量进行分配。
1980年底,社员52%的自养羊参加了合群饲养,平原地区开始了奶牛的合群饲养。
1985年,全国完成了自养羊合群饲养,对13个平原区的112个合作社的近43万B头自养奶牛也实行了合群饲养。
三、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在“思想文化革命”的基础上,进入70年代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在分配领域的平均主义思想和实践有了进一步发展。他们认为,分配上的差别越小,经济上的不平等现象就越少,也就越能更好地堵塞产生社会特权阶层的孔道,从而主张缩小各阶级和集团之间以及它们内部的收入和生活水平的差别,逐步缩小“资产阶级权利”在分配方面的作用。
1975年3月31日,霍查在他所在的基层党组织的一次会议上进一步提出,要反对私有财产。他认为,私有财产每天产生着资本主义,正是允许在产品分配等方面存在巨大差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84
别,刺激着人们获得更大利益和资产阶级化的欲望,或者说,私有财产为此提供了物质条件。因此,他称私有财产观念是一种可怕的毛病和社会主义的敌人,并要求人们“为反对资产阶级化而斗争”。在这基础上,他批评有些干部,特别是机关工作人员,在竭力增添个人财富,想拥有一个资产阶级分子所能有的一切家庭摆设。他认为,干部中出现的这种局面是由高工资造成的,高工资滋长着对资产阶级生活的向往以及追求物质刺激的愿望,使工人阶级中和党内产生新的资产阶级分子。在这些思想观点的指导下,1976年4月,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共同作出决定,再次降低高工资,改变工资制度。结果,最低工资与最高工资之间的比例由过去的1∶25改为1∶2,而企业工人的平均工资与领导干部的B工资比例由原先的1∶2改为1∶17。
党政领导干部、知识分B子和军队干部的工资降低了4~25%。
第二节 三个五年计划和1976年宪法
一、三个五年计划及其执行结果在1971~1985年的15年间,阿尔巴尼亚执行了“五五”
、“六五”和“七五”三个五年计划。有关它们的指示草案分别由劳动党的“六大”
(1971年11月)
、“七大”
(1976年11月)和“八大”
(1981年11月)审议通过。这三个五年计划有一个共同的特点:脱离本国实际,急躁冒进,“贪大求洋”。
“五五”计划(1971~1975)提出的主要任务是:全面加
28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强国民经济,把阿尔巴尼亚从农业工业国变成为工业农业国。
计划要求进一步发展工业,特别是要建设新的采矿工业和重型加工工业部门,建设一系列从工艺过程到生产规模都是阿尔巴尼亚经济从未有过的新项目,其中包括黑色冶金联合企业、石油精炼厂、水电站、选矿厂等。在农业生产领域,计划要求进一步实现集约化和专业化,特别是第一次提出要使集体所有制的农业合作社向全民所有制的国营农场靠拢。
“五五”
计划要求在今后5年中缩小城乡差别。
“五五”
计划规定,1975年与1970年相比,社会生产将增长54~58%,工业总产值将增长61~6%,年增长率为103%左右;农业总产值B增长65~69%,年增长率为108%;投资额增长70~75%,B国民收入增长55~60%。
劳动党“七大”通过的“六五”计划(1976~1980)指示草案要求继续高速度地进行国家的经济建设,进一步全面加强国家的经济独立和优先发展重工业,把阿尔巴尼亚建成具有先进工业和农业的工业农业国。
1980年与1975年相比,工业总产值将增41~4%,农业总产值将增长38~41%,投资额将增长35~38%,国民收入将增长38~40%。
“七五”
计划(1981~1985)
指示草案规定,在这5年中,将一如既往地优先发展重工业。巩固工业的多部门结构,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在农业方面,计划提出要在现代化大生产的基础上发展农业,进一步完善生产关系,特别是要进一步限制乃至取消社员自留地和对社员自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84
留畜实行集中饲养,建立畜牧业现代化综合体。计划规定,1985年与1980年相比,工业产值将增长36—38%,农业产值将增长30~32%,投资额将增长22~24%。
执行的结果说明,上述各个计划的指标几乎都没有完成。
例如,“五五”计划的工业总产值仅增长52%,农业总产值只增长33%,投资额增长50%,国民收入增长38%。
“六五”
计划的工业总产值只增长34%,农业总产值增长21%。“七五”计划期间,工业总产值增长27%,农业总产值仅增长13%,投资额只增长17%。
据阿尔巴尼亚经济部统计局191年出版的年鉴披露,这三个五年计划期间的工农业年平均增长率明显地呈下降趋势:(表一)
生产下滑导致这15年的年人均消费量的普遍下降,年鉴提供的数字也说明了这一点。
(表二)
表一五年计划工业年增长率农业年增长率
“五五”8746B“六五”6240B B“七五”2738B B
48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表二1970~1985年几种主要商品的年人均消费量项 目单 位197019801985
粮食公斤203323382228B B B肉类133112124C B奶96513291106C B蔬菜785781812C B油脂90116112C B食糖134159155C B土豆257180150C B水果203232174C B棉布米151107111B毛料302323C B尽管如此,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宣布,1970年,在全国农村实现了电气化;1976年,在全国实现了口粮自给。它还夸称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少有的农村全部电气化的国家之一和第一个没有税收的国家。”
二、1976年宪法1971年11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六大”决定起草新宪法。此后,阿尔巴尼亚成立了宪法起草委员会,霍查任主任。
1976年11月,劳动党“七大”通过了新宪法草案,并提交人民议会审议通过;1976年12月28日生效。这是阿尔巴尼亚解放后的第二部宪法。宪法除序言外,共有3章112条。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84
宪法宣布,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它的基础是在工人阶级领导下的工人阶级同合作社农民的联盟,它的一切权力来自劳动人民并属于劳动人民。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国家和社会的唯一政治领导力量;马克思列宁主义是整个社会主义社会制度发展过程中的统治思想形态。在阿尔巴尼亚城乡,生产资料的公有制和单一的社会主义经济体系取代了私有制和多种形式的经济;它的经济是建立在生产资料社会主义所有制基础上的社会主义经济;阿尔巴尼亚没有剥削阶级,私有制和人剥削人的现象已经被消灭和被禁止;两个友好阶级——工人阶级和合作社农民以及人民知识分子阶层之间建立了相互帮助和合作的新型关系;阿尔巴尼亚消除了千百年来的落后状态,变成了具有先进工业和农业的国家;阿尔巴尼亚坚持阶级斗争,不断进行革命,以确保社会主义道路对资本主义道路的彻底胜利,完全建成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目前,阿尔巴尼亚已经进入完全建成社会主义社会的阶段。
宗教愚昧的基础已经崩溃,阿尔巴尼亚不承认任何宗教。在对外关系中,阿尔巴尼亚永远是争取民族和社会解放,争取和平、自由和各族人民的权利,反对帝国主义、反动派和修正主义的斗争中的积极因素。它以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伟大思想指导自己的对外政策,并为这些理想在世界各地获得胜利而斗争。阿尔巴尼亚禁止割让租界、建立外国公司以及外商其他经济和金融机构,禁止同垄断资本以及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和修正主义国家建立合营公司以及其他经济和金融机构,同时禁止接受它们的贷款。宪法还规定,武装力量由阿尔巴尼亚劳动党领导;国家
68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成立国防委员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是武装力量的总司令和国防委员会主席。
根据这一宪法,霍查在1981年11月举行的劳动党“八大”
上称,“阿尔巴尼亚是世界上唯一没有任何外援和贷款而在社会主义道路上发展和前进的国家”。
但客观地分析这部宪法全文,可以说,它正是全面、系统地体现了霍查的“左”倾思想。
第三节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内的“三大案件”和谢胡自杀
一、“三大反党案件”
霍查的“左”倾思想在这15年的政治生活中也表现得十分突出。首先,在强调劳动党是整个国家生活的领导力量的时候,走到了片面、绝对的地步。他认为,劳动党是国家一切事务的最高领导,这种领导是不受任何限制的,它决定一切,监督一切。
70年代中期,他进一步提出,所有政权机构,包括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地方人民会议及其执行委员会(地方政府)
、法院和检察院、人民军和内务部门都是党的助手。在实践中,他要求“主要问题都应该先由政治局进行研究,然后交给政府,由它落实贯彻政治局的决定”。这实际上把劳动党中央政治局置于国家最高立法机关议会之上,把政府变成政治局的执行机关。结果,形成了全国一切权力集中于党中央政治局,甚至霍查一个人的局面。事实上,长期以来,霍查始终强调,在党中央和政治局内部不许持有不同观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84
点。这意味着一切只能由他一人说了算,不许别人保持和发表与他不同的观点。这就在全党全国政治思想和理论学术界形成了盲目附和,肉麻吹捧,不许自由讨论和对创造性探索的压抑和沉闷空气。
与此同时,劳动党和霍查坚持阶级斗争是“全党和政权机关的永久性的任务”。
他们强调,人民和党与内外敌人之间、无产阶级思想与新旧反动思想之间的阶级斗争正趋于尖锐化;这时的主要敌人和危险是右倾机会主义、修正主义,因为有人会在敌人的压力面前屈服,背叛自己的人民和国家而成为新的敌人。
1973~1975年间,在霍查的主持下,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接连揭发和处理了三个“反党集团”。
1文艺、宣传界的“法迪尔。帕奇拉米和托迪。卢鲍涅B集团”。
这两人都是劳动党多届的中央委员。
帕奇拉米曾任地拉那区党委书记,剧作家;卢鲍涅曾任广播电视总局局长。
根据霍查1973年1月在人民议会主席团会议上和同年3月15日在党中央机关干部全体会议上的讲话精神,党的四中全会(1973年6月26~28日)认为,他们两人歪曲和破坏党的文艺路线,借口反对保守主义助长自由主义,反对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宣扬资产阶级恶习,破坏社会主义道德标准。他们宣扬的自由主义遍及思想文化领域,特别是在文学艺术以及青年的衣着打扮和行为表现上;他们影响着广大青年和知识分子。全会认为,这一自由主义的实质是思想上和政治上的机会主义,是放弃阶级斗争,主张同敌对思想体系和平共处。
为此,四中全会还批评了地拉那区党委、作家艺术家协会、文
8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教部、劳动青年联盟、工会以及国家计委和财政部等单位。
全会最后决定,把“坚持反党和反社会主义立场”的帕奇拉米的卢鲍涅开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
2军界的“贝基尔。巴卢库、佩特里特。杜米和希托。
B恰科集团“。
巴卢库曾长期担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人民保卫部部长之职;杜米曾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人民保卫部第一副部长、人民军总参谋长;恰科曾任劳动党中央委员、人民军政治部主任。劳动党认为,军队工作中多年来存在着歪曲和违背党的指示的现象,这阻碍着执行有关全军全民作好人民战争准备的军事纲领,这些现象的根源在于“巴卢库反党集团”的敌对活动。早在60年代中期,他们对“思想文化革命”中采取的有关军队建设的决定心怀不满,并开始纠集在一起。
五中全会(1974年7月25日~26日)和六中全会(1974年12月16~17日)认为,巴卢库等人违背党和国防委员会关于全民军事艺术,即通过人民战争御敌于国门之外的指示,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提出《军事理论提纲》,宣扬游击战和失败主义,以削弱和破坏军队的战备;企图发动军事政变、夺取党和国家的领导权,建立资产阶级—修正主义制度;同国外敌人保持着联系,企图为敌人打开国家大门。两次全会分别决定把他们开除出党,并提交司法机关进行审理;1975年11月被处决。
3经济界的“阿卜杜勒。凯莱齐、科乔。戴奥多西和基B乔。恩杰拉集团”。
凯莱齐曾任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副主席兼国家计划委员会主任;戴奥多西曾任劳动党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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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工矿部长;恩杰拉曾任党中央委员、政府贸易部长。劳动党发现,凯莱齐等人利用他们的职位,多年来一直在私下开展着敌对活动;最后,党的七中全会(1975年5月26~29日)和八中全会(1975年10月)揭露了他们的反党阴谋。全会指责他们歪曲党的经济路线,反对经济工作中的集中领导,在计划工作中支持自发和无政府倾向,破坏石油、天然气、矿业、农业、建筑业等部门的工作,从而削弱国家的经济,把它变为资本主义经济。七中全会决定把凯莱齐和戴奥多西开除出中央委员会,清除出党,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八中全会决定把恩杰拉开除出党。
1977年,凯莱齐和戴奥多西被处决,恩杰拉被判处徒刑。
这些案件涉及一大批党、政、军高级干部。阿尔巴尼亚劳动党1971年11月选举产生的六届中央委员71人和候补委员39人中,因这三个案件而被开除14人,随之被清洗的党员和干部多达3万余人,占全国人口总数的1%。
二、谢胡自杀1981年12月18日晚,即劳动党“八大”闭幕刚一个多月,劳动党中央委员会、人民议会和部长会议发表公告,宣布: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政治局委员、部长会议主席穆罕默德。谢胡因“精神忧郁”
,自杀身亡。但人们很快就发现,地拉那电台随后照常播放着文艺节目。次日的报纸也只在头版下方14处刊登了这则共约400字的公告。此外,官方没A有组织任何哀追悼活动,没有接受有些国家向阿尔巴尼亚政府和死者亲属表示的哀悼。此后,阿尔巴尼亚当局一直保持
09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着沉默。
在谢胡死后整整一年,霍查于1982年11月10日在地拉那会见第210选区的选民时发表了长篇讲话,其中第一次谴责当年的“亲密战友”
、党和国家的第二号人物谢胡是美国、英国、南斯拉夫和苏联的“多国间谍”
,是“社会主义阿尔巴尼亚最危险的叛徒和敌人”。他说,谢胡“曾多次因犯了严重错误而受到党的批评。……他早在战前就为美国秘密情报机关效力。
……在第一旅期间,他被南斯拉夫秘密情报机关、后又为苏联的克格勃所收买,并为它们尽力效忠。根据外国特务机关,特别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和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指令,他及其现已移交侦查机关的阴谋集团成员曾企图破坏我们党和人民政权,使阿尔巴尼亚屈服于外国人的统治之下“。
霍查接着说:“谢胡接到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指令,要他谋杀党中央第一书记和其他党政领导人,用恐怖手段镇压所有敢于反对这一大背叛行径的人们。”霍查最后说:“处于南斯拉夫国家安全总局的要求,……以及害怕党和人民的团结这两面夹攻之中的穆。谢胡走投无路,只好走上自杀这条可耻的道路。”
霍查的这一番讲话明确地告诉人们,谢胡的自杀不是因为“精神忧郁”
,而是因为同霍查发生了某种冲突并打了败仗,不得已而一枪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当然,谢胡是否被杀,就不得而知了。
还必须一提的是,谢胡死亡的当天,他的老婆、党中央委员、党校校长费契莱特和他们的三个儿子全被逮捕入狱。
1982年1月,谢胡之侄、党中央候补委员、内务部长费乔尔也被解除了内务部长职务,锒铛入狱。同年11月底,阿尔巴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94
尼亚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府改组,16个政府部长更换了12个,其中有些人被捕后受到了法律制裁。
1983年,谢胡的内弟、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卡德里。哈兹比乌也被枪决。
第四节 封闭的对外政策和阿中关系恶化
一、封闭的对外政策进入70年代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左”倾思想在对外关系方面同样表现得十分明显,这可归纳为以下几个观点:1坚持世界上所有国家“非社即资”。劳动党和霍查认B为,当今“世界已处于这样一个阶段,即各国人民的革命和民族解放事业已经不仅仅是一个远景,而是一个面临解决的问题”。他们进而认为,“第二世界”
、“第三世界”
、“不结盟世界”或者“发展中国家”等流行的名称都掩盖着这些政治力量的阶级性和我们时代的基本矛盾,因为,“在我们时代,国家是按其社会制度划分为资产阶级——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的”。
在这基础上,他们把意识形态和政治观点的异同作为决定国家关系的首要标准,并以我划线,要求别国在观点上和实践中都必须与他们保持一致。
2把所有别的国家看作“非资即修”
,唯我独革。
劳动党B和霍查一方面高唱“反帝反修”的调子,表示要与它们“永远划清界限”
,“决不妥协”
;另一方面挥动“世界革命”的旗子,表示要“支持无产阶级和各国人民……反对并推翻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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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资产阶级和修正主义的斗争“。
他们认为,今天世界各国已是“非资即修”
,而标榜阿尔巴尼亚是“社会主义堡垒”
,是“世界上唯一根据马克思列宁主义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是“一贯正确的”
“反修旗手”。
3把自力更生原则加以片面化和绝对化,制定和推行了B一种闭关锁国的对外经济政策。劳动党和霍查认为,只有在经济上自给自足,才能保持独立和主权。
特别是1976年12月生效的宪法明文规定,禁止在阿尔巴尼亚建立外国公司以及外国的其他经济、金融机构和合营公司,禁止接受它们的贷款。这就把自我封闭载入了国家大法,从思想上的孤立走向了经济上的孤立。这期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强调对外开放将会受到“精神、经济和军事上的束缚”
,他们在标榜自己不接受外国援助和贷款的同时,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别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和在这方面进行的探索。
二、阿中关系恶化70年代初,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把原先限于内部的阿中分歧迅速推向公开化和尖锐化,从早先的旁敲侧击变为公开点名,对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同志进行全面的恶毒的攻击。
在1971年11月1~7日举行的劳动党“六大”上,霍查在报告中虽然仍称赞中国是革命和社会主义的强大堡垒,并表示为“由伟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毛泽东同志发动和领导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的光辉胜利而感到无限高兴,为有中国和中国共产党作为盟友和朋友而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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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自豪,称赞中阿友好合作,但他显然若有所指地说,两个超级大国有着共同的反革命战略,那么就“不能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而“对待帝国主义的态度,首先是对待美帝国主义的态度,是检验世界上一切政治力量的试金石”
,“在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中,任何动摇都孕育着十分危险的后果”。当时,针对中国调整中美关系,接待基辛格和尼克松访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写信给中共中央,无端进行责难,反对中国的这一调整行动。
在1973~1975年的“三大案件”中,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更是子虚乌有地把它们同中国联系起来,似乎它们都受到了中国的指使和支持。
在1976年11月1~7日举行的劳动党“七大”上,霍查以很大篇幅公开攻击“三个世界”的理论,认为国家只能按其社会制度划分为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国家,而“三个世界”的理论是掩盖了区分国家性质的阶级性。与此同时,他还认为,“绝不能依靠一个帝国主义来反对另一个帝国主义”。正如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己承认的,“七大”是一次公开反华的大会。
“七大”以后,阿中关系急剧恶化。
1976年12月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接连召开各种会议,其中主要的有:中央政治局会议(1976年12月20日)
、七届二中全会(1977年6月28~29日)和三中全会(1977年11月15~18日)。在这些会议上,霍查都作了长篇讲话,系统地谈到了劳动党和他自己反对中国的主要观点,包括反对中共“八大”的报告,反对毛泽东有关斯大林和南斯拉夫问题的观点,对中共代表团在布加勒斯特会议和莫斯科会议上的立场,攻击中共代表团
49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和周恩来同志在苏共22大上没有维护阿尔巴尼亚,污蔑中共在“九评”后在反修斗争中继续滑向右倾,反对中国1964年提出中苏边界问题,反对周恩来同志1968年提出的阿与罗、南结盟的建议,攻击中国拒绝接待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为就两党分歧交换意见而提议访华的代表团,等等。
此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在全党全国逐级传达了这些会议的精神。不仅如此,还把这一切告诉了访阿的所谓“左派共产党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小组”
,例如,霍查在1977年9月30日接见巴西共产党代表团的时候,曾点名反对中国共产党,并把他在二中全会上的讲话稿交给了代表团。
当时,这些做法进一步激化了阿中分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外交部不得不在1978年7月7日照会阿尔巴尼亚驻华大使馆,停止对阿尔巴尼亚的援助和接回专家。照会称,自1954年以来,中国政府为援阿共花费人民币100多亿元,中国同意援阿的成套项目共计142个,其中已经建成的91个;中国向阿提供粮食180万吨、钢材多100万吨、拖拉机1万多台,等等。中国曾向阿尔巴尼亚派遣专家近600人。同年7月29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和部长会议写信给中共中央和中国国务院,对中国横加指责,并把阿中关系恶化的责任全都推给了中国方面。
在这以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霍查的反华言论到了肆无忌惮和荒谬可笑的地步。他们从根本上否定了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对中国和中国共产党过去和当前的一切进行了歪曲和攻击,其中包括中国共产党和中国革命的性质,中国的统一战线政策,中国的港、澳、台政策,“双百方针”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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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等等。在劳动党“八大”
(1981年11月1~7日)讲坛上,霍查公开点名攻击中国、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同志,宣布“我国和中国之间除了形式上的外交关系外,不存在任何其他具体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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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80年代——南斯拉夫全面危机的年代
整个80年代是南斯拉夫“危机的年代”
,政治、经济、社会、道德、意识形态和党的体制都发生了危机,而且日趋严重。
危机长期延续和激化,最终导致90年代初南共联盟的解体、联邦的瓦解和内战的爆发。
第一节80年代初期的政治和经济形势
进入80年代,南斯拉夫经济遇到了严重困难:生产发展停滞,外贸逆差巨大,外汇诸备缩减,外债负担沉重,通货膨胀加剧,失业人数增加,职工的实际收入不断下降。
正在这种困难的时刻,德高望重的铁托总统在1980年5月4日与世长辞。铁托在生前就深感南斯拉夫民族间关系复杂,历史积怨甚深,对立情绪严重,而且经济和文化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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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平差别较大。他曾采取多种措施在南联邦共同体内大力贯彻民族平等,加强民族团结,培植民族间的兄弟情谊。
在政治体制中,为了实现民族平等,规定在党政领导机关中,一律贯彻各共和国(不论大小)平等地派代表和各自治省相应地派代表的原则,以防止以大欺小或以强凌弱。在联邦议会讨论经济问题的议事规程中,实行协商一致的原则,以尊重各联邦单位的自主权和经济利益,避免以多压少或独断专行。
为了培养和锻炼各共和国的干部,铁托总统从1963年起不再兼任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政府总理)的职务,由各共和国经过战争考验的年富力强的干部轮流担任。铁托在生前没有指定接班人,他在党政最高机关中设立主席团,作为实施集体领导的机关。
在经济和文化方面,南斯拉夫设立了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由各共和国和自治省从社会总产值中提取一定的比例,资助不发达共和国和自治省的经济和文化建设。
上述各项措施都收到了一定的效果。
铁托总统健在时,各民族和各共和国之间的矛盾和纠纷,如果通过协商得不到解决,最后由铁托裁决,各方都接受并贯彻执行。铁托总统逝世后,南一批有威望的老一辈革命家也先后去世或退休,南斯拉夫失去了具有高度权威和凝聚力的中央领导核心,上述各项措施的消极方面日益显露出来。
各共和国涌现出新一代的领导人,开始执掌中央和地方的权力。他们成长于战后的和平环境,相互间不存在老一代领导人在战斗中形成的革命情谊。在严重的经济困难引起社
894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会动荡的情况下,民族间的利害冲突日趋尖锐,民族关系日趋紧张。各共和国的领导人力图更多地为本地区谋利益,以取得本民族的信任和拥护,而把联邦的共同利益放到一边。
于是地方主义、民族主义、本位主义泛滥起来。
1981年3月11日在科索沃的首府普里什蒂纳,发生了阿尔巴亚族大学生因伙食问题而举行游行示威的事件。后来事态扩大,蔓延到周围城镇。示威者要求成立“科索沃共和国”
,进而分离出去与阿尔巴尼亚共和国合并。
当局派军警去维持秩序,与示威者发生冲突,造成伤亡。后来局势虽然缓和,但科索沃从此成了接连不断的政治动乱的策源地。
1981年7月3日,联邦议会根据铁托生前作出的“集体工作、集体决策和集体负责”的指示,通过了一批宪法修正案。修正案规定,各种国家职务和自治职务的任期,每届一般不得超过4年,只能连任一次;如果中途接任者的任职时间超过了任期的一半,就算任满一届。修正案把联邦议会主席、副主席、两院主席和宪法法院院长的任期都改为一年,不得连任。修正案还规定,联邦执行委员会任期满两年后要向联邦议会做全面的工作报告,联邦议会两院要对这一报告进行专门讨论,对其工作作出评价,并对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和委员进行信任投票。
这种几乎对联邦领导职务都实行一年轮换制的方法,固然有利于让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干部都有机会担任国家最高职位,但由于任期太短,领导干部匆匆上任,席不暇暖就匆匆离任。走马灯式的轮换,使他们无法对所担负的工作作深思熟虑的长期安排,许多急待解决的问题因循拖延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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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托去世后,南斯拉夫不再设立总统的职位,国家元首的职权由联邦主席团集体行使。联邦总理(联邦执行委员会主席)
继续由韦。久拉诺维奇担任。
久拉诺维奇来自黑山,黑山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共和国。在当时经济日益困难的形势下,他周旋于几个强大的共和国之间,由于不能再得到铁托总统的支持,工作十分困难,他曾几度想提出辞职。
联邦执行委员会提出的经济措施,由于各共和国自行其是,互相掣肘,收效甚微。经济发展停滞,某些指标无法完成。
1980年和1981年,社会总产值分别只增长23%和B14%,明显低于70年代的增长水平。
工业分别增长41%和B B43%,农业只增长02%和27%,建筑业由于削减投资,B1980年仅增长022%,1981年下降447%。失业人数1981B B年突破80万大关,失业率为1194%。
通货膨胀率达到40%,B职工名义收入虽然增加,实际收入开始下降,1980年下降75%,1981年又下降50%。
外贸逆差仍然巨大,1980年为B B6087亿美元,1981年为4324亿美元。外债总额达201亿B美元,每年需还本付息40~50亿美元,不得不靠重新安排债务或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来解决。
为了克服困难和实现经济稳定发展,1981年联邦议会社会委员会成立了以当时的联邦主席团主席克拉伊格尔为首的经济稳定问题委员会,集合了国内100多位学者,分十多个专题来研究和草拟经济稳定长期纲领和发展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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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节 普拉宁茨总理执政时期(1982~1986)
久拉诺维奇总理的任期到1982年5月届满,在这之前,南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联邦干部政策协调委员会就开始酝酿新总理的人选。按照各共和国轮流派干部担任联邦职务的惯例,本届总理似乎应从马其顿产生。但马其顿也是一个经济不发达的小共和国。鉴于南严峻的经济形势和总理肩负的重大责任,马其顿当时难以推举出合适的人选。南社盟联邦干部政策协调委员会经过反复酝酿和协商,决定一揽子提出联邦执行委员会四个主要职务的人选:联邦总理米。普拉宁茨(克罗地亚族)
,外交部长拉。莫伊索夫(马其顿族)
,内务部长斯。多兰茨(斯洛文尼亚族)
,国防部长勃。马穆拉(克罗地亚的塞尔维亚族)。
1982年5月,以普拉宁茨为首的新一届联邦政府经联邦议会批准后就职。普拉宁茨素有“女强人”之称,群众普遍希望她能大刀阔斧地扭转经济局势。
不久,在6月26~29日召开了南共联盟第12次代表大会。这是铁托和卡德尔去世后举行的党代表大会,大会表示要继续贯彻执行铁托的路线,为全面发展社会主义的、自治的和不结盟的南斯拉夫而奋斗。
代表大会分析了造成南当前经济困难的外部原因(世界能源危机,西方国家经济衰退,美元坚挺和外债利率上升等)和政策失误(高投资、高消费和高福利政策超过了客观的可能,造成通货膨胀和外债猛增,使经济结构比例失调,基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05
本建设失控等)
,但没有看到自治体制本身的弊病,仍然强调“只有加强自治才能为克服现有经济困难提供可能性”
,坚持要继续贯彻联合劳动制,加强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的执行。
代表大会依然反对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日益扩大和增多,继续反对国家集权主义和专家治国论。
在对南共联盟章程的公开讨论中,有人认为南共联盟的思想是“多元的”
,建议用“自治意义上的民主协商”和“民主一致”来代替民主集中制,认为民主集中制只实行到共和国一级就行了,对整个南共联盟来说没有必要,因此要求在南共联盟机构中实行联邦关系的原则。这些意见都遭到了代表大会的驳斥。
根据12大确定的方针,普拉宁茨政府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稳定经济,但没有触及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改革的问题。
首先,联邦政府大力实现国际收支平衡。为此,鼓励引进先进技术和设备,努力改进本国产品质量,扩大出口。同时大力增加非贸易外汇收入,包括发展旅游业、鼓励侨汇、开展过境运输、积极参加境外承包工程和输出劳务。另一方面实行紧缩政策,大力压缩进口,除必要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外,把消费品压缩到进口总额的10%以内。政府进行了礼宾改革,限制出访和来访代表团的数目;同时撤销和合并驻外商务代表机构,精简人员。为了刺激生产并与国际市场价格接轨,联邦政府在1982年10月规定第纳尔贬值20%,实行浮动汇率;同时限制汽油消费;公民因私事出国需缴纳累进押金,一年后退还。
其次,联邦政府为了维护南斯拉夫的国际金融信誉,想
20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方设法按期支付全部外债利息,对到期的本金,大部分通过重新安排还款期限和借新债还旧债的办法来处理,小部分用外汇储备来偿还。同时规定,借新外债不能增加硬通货债务的总额。
再次,为了改善国家的经济状况,联邦政府鼓励发展生产,提高经济效益,增加收入,同时坚决压缩开支,减少预算赤字,缩短基本建设战线,实行紧缩政策,号召人民“勒紧裤带”
,共度难关。为控制和压缩通货膨胀,联邦政府曾几度冻结商品价格,并对少数几种生活必需品实行凭票供应。
但冻结物价的行政措施未解决引起通货膨胀的经济问题,所以没有收到显著的实效。冻结期内某些商品从市场上绝迹,冻结期一过,新一轮涨价马上开始。控制通货膨胀的计划指标一再被突破。
以克拉伊格尔为首的经济稳定问题委员会在1982年和1983年起草了《经济稳定长期纲领》的各项文件,并经联邦议会批准后施行。
《纲领》准备分三个阶段实施:第一阶段到1985年底(后延长到1986年底)是应急阶段,主要是采取紧急措施来制止各种不良倾向;第二阶段到190年是恢复和准备阶段,主要目标是完善经济体制,改进经济结构,为经济发展创造条件;第三阶段到200年是重新起飞阶段,要使南斯拉夫的整个经济跟上科学技术进步的步伐。
《纲领》虽然罗列了种种经济问题并提出了改进的原则性意见,但缺乏针对时弊的有力措施,所以可操作性很差。加上各共和国和自治省的领导对《纲领》采取实用主义的态度,有利的就贯彻,不利的就推托,以致《纲领》的实施效果很不理想,经济状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05
并没有得到根本改善。最后《纲领》被束之高阁,成了未能实现的历史文献。
1985年11月,南联邦议会社会制度问题委员会通过了《对社会主义自治政治体制运行的批评性分析》。这个文件是根据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塞尔维亚宪法法院院长帕希奇教授的建议,由200多位专家和学者商讨拟定的。文件肯定,南现行的政治体制符合国情,但宪法规定的某些原则未得到很好贯彻,出现了种种问题,如多中心的国家集权主义对联邦产生不良的后果,各共和国自治省的地方主义、本位主义和闭关自守导致国内的统一市场被分割,协调各方利益的工作进展缓慢,社会一体化尚未形成,南共联盟的引导作用未能很好发挥,代表团制有时流于形式,制定的法规没有得到严格遵行等。文件虽然提出要对政治体制进行“根本性改革”
,但实际上仍然只是在1974年宪法和1976年联合劳动法的范围内提出一些抽象的建议,如加强党的引导作用,加强工人委员会的作用,提高劳动组织的地位,完善法制,加强各种责任制等等。这些建议没有通过具体措施来贯彻落实,所以没有收到显著的成效。
1982~1985年的四年里,南经济仍很不景气,社会计划规定社会总产值每年应增长3%,实际上平均每年增长不到1%,1983年还出现了负增长(—13%)。
职工就业人数虽有B增加,但失业人数增长更快,1985年失业人数超过100万大关,达到104万,失业率为1376%。
外贸逆差有所降低,1985B年为2197亿美元,出口能弥补进口的8728%,外债总额也B略有下降,1985年为19891亿美元。国际收支从1983年起B
40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开始出现盈余,1985年盈余833亿美元。
但这几年里物价连B续上涨,通货膨胀率不断提高,1982年为529%,1983年为B584%,1984年为58%,1985年上升到795%。职工实际B收入连年下降,1982年下降33%,1983年猛降103%,1984B年下降61%,只有1985年微增28%。
B B经济困难加剧了各地区间的利害冲突。
1983年冬,发达共和国和不发达共和国之间为确定下年度的外汇提成比例而激烈争吵,使社会计划迟迟得不到通过。到年底,总理普拉宁茨带上辞职书去出席议会会议,这样才使下年度的社会计划在议会中勉强通过。
第三节 米库利奇总理执政时期(1986~198)
普拉宁茨总理的任期到1986年5月届满。
经过酝酿,确定波黑的克罗地亚族人布。米库利奇为新总理候选人。
1986年5月16日联邦议会选举米库利奇为总理。
他在施政演说中说,他的政府在国际上将继续奉行不结盟的政策,发展同各国人民的友好合作关系;在国内要加强民族团结,实现经济稳定和发展。他指出,当前严峻而复杂的经济形势是对社会主义自治制度、安定团结和国家安全的威胁。发展生产、增加外汇收入、增加出口首先是高技术产业出口,是摆脱停滞、恢复生产活力和压缩通货膨胀的最基本条件。
1986年6月举行了南共联盟第13次代表大会。大会的决议指出,在过去的四年里,南共联盟在许多方面遇到了新的社会形势和新的挑战,这首先是由经济危机及其带来的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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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矛盾所造成的。为摆脱经济困难,要进一步发展社会主义自治,实现劳动的自治一体化;保证社会消费不超过实际收入,加强自治监督;建立完整的自治信息系统,实现决策民主化;在尽可能平等的基础上向世界开放,参加国际分工;依靠群众性的发明和革新活动来吸收外国的科技成果,合理利用资源,保护生态环境。代表大会指出,在继续反对国家所有制垄断和剩余劳动的国家主义异化的同时,不应取消国家必要的历史作用,联邦国家机构应加强发挥职能。大会呼吁加强南共联盟的团结,加强多民族社会主义自治大家庭的团结。
米库利奇总理执政后,为了克服经济困难和制止经济恶化,在1986年6、7、11月连续提出三个“一揽子计划”
,其主要内容有:1控制物价,限制通货膨胀。勒令某些生活必B需品的价格退回到涨价前的水平;某些议定价格在批准后需经120天才实行;修改《价格社会监督法》,对违反检查和非法涨价者将判处1~5年徒刑;从国外进口某些消费品并动用储备以保证市场供应。
2限制工资增长过速。冻结工资,每B3个月调整一次,工资增长不得超过劳动生产率的提高。
同时加强对职工的教育,防止和迅速解决罢工事件。
3实行现实B的外币汇率,形成真正的外汇市场,消除外币黑市。
4实行B现实的利率,即通货膨胀率+1%。鼓励第纳尔储蓄。制止任意贷款,贷款必需有担保。
5鼓励出口。有长期出口计划的B企业可将获得的外汇按一定比例进口原材料,以便生产优质产品再出口。
6提高农产品价格75%,以促进农业生产。
7B整顿企业,实行权利、义务和责任的统一,按市场标准衡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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企业盈亏,实行现实的折旧率和积累率,大力消除经营性亏损。
8鼓励旅居国外的南侨民回国投资,他们带回的先进设B备可免税或减税50%。
这些措施收到了部分的暂时的效果,由于其中有些措施具有行政命令的性质,难以持久,而且整个经济体制没有进行改革,所以困难的经济局势没有得到扭转。
1987年前后,许多有识之士提出要对南现行的自治体制进行改革。南共联盟中央接受了这方面的建议,决定要进行“全面的、总体的和多渠道的改革”
,即对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党的体制都进行改革。当时开始酝酿修改宪法。
1988年5月,米库利奇政府任期满两年,向联邦议会作全面的工作报告。在讨论中,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对他表示不信任。但在表决中,他由于得到其他共和国和自治省的支持而继续留任。
1988年11月联邦议会通过的宪法修正案公布施行,共修改、补充和废止了1974年宪法中的135条,占总数的13。
A针对80年代的经济困难和社会动荡,修正案确定了经济体制和政治体制的改革措施。在经济体制方面,规定企业(劳动组织)是市场经营的基本主体,是它所经营的全部社会资产的权利、义务和责任的承担者;取消劳动组织和联合劳动复合组织在决策中的协商一致原则;扩大南统一市场的基础,消除地区封闭;充分利用个体劳动,发展小经济;把个体农户的耕地限额由10公顷提高到30公顷,山区可达30公顷以上;企业可以吸收公民投资,发行股票;允许外国人在南兴办独资企业或合资企业,保障其合法权益。
在政治体制方面,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05
规定各级议会的选举都实行直接、普遍、秘密投票和差额选举的原则(取消了代表团制)
;联邦议会两院中联合劳动的代表应占半数以上;适当扩大联邦的权力,加强共和国和自治省在贯彻联邦法律中的责任,规定在执行领域取消协调一致原则;规定联邦议会主席、副主席、两院主席和宪法法院院长的任期恢复为4年,但不得连任;规定从190年5月15日起南共联盟主席不再是联邦主席团的当然委员;规定劳动者在联邦法律规定的条件下有罢工权。宪法修正案虽然在经济和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出了较大的步伐,但由于80年代后期国内形势的急剧恶化,已难以贯彻并取得成效了。
经济危机的延续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不断下降,引起了广大群众的不满。罢工经常发生,参加人数越来越多,规模越来越大,时间越来越长。
1988年共发生罢工1700余起,参加人数超过40万,甚至某些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如海关人员)
也举行了罢工。罢工斗争的矛头有时针对政府的限制和紧缩措施,基层党组织和工会往往站在罢工工人一边。
艰难的经济状况对科索沃地区的打击最为严重,阿族人民处境困难,不时发生政治骚动。在遭到当局镇压后,阿族往往把不满发泄到当地塞族和黑山族居民身上,进行威胁和骚扰,迫使他们迁离科索沃。
这些人到达塞尔维亚和黑山后,向亲友诉说在科索沃的遭遇,激起当地塞族和黑山族的不满,1988年曾发生多起塞族和黑山族抗议集会。
阿族也在科索沃首府举行针锋相对的集会。
1988年11月20日联邦主席团要求立即停止召开单一民族的群众性集会,以免加深民族隔阂。
经济危机引发了政局动荡,在塞尔维亚领导人的策动下
80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刮起了一股“罢官风”。塞尔维亚的米洛舍维奇上台后,认为铁托实施了“压制和削弱”塞尔维亚的政策,在1974年宪法中大大提高自治省的地位,使两个自治省与塞尔维亚“平起平坐”。因此米洛舍维奇强调要振兴塞尔维亚。他通过“发动群众”上街来搞掉“不听话”的自治省领导,以便牢牢控制自治省。
他还想伸手干预其他共和国的事务。
1988年10月6日共盟伏伊伏丁那省委召开非常会议,接受了省委主席团集体辞职。
7日黑山首府1万多名职工举行示威游行,要求黑山共盟领导辞职,但被压制下去。
19日在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有4名主席团委员提出辞职(其中两人曾先后担任过一年制的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
11月17日共盟科索沃省委决定解除省委主席团主席和1名主席团委员的职务,同时接受另外4名省委委员辞职这一决定宣布后,有7万阿族居民举行了抗议示威。
12月28日波黑共盟中央全会改选了一半中央委员,并更换了一半派往南共联盟中央的代表。
在这种政治和经济形势下,以米库利奇为首的联邦政府处在风雨飘摇之中。
1988年12月28日联邦政府提出的紧缩开支、削减社会消费的议案遭到联邦议会否决,米库利奇总理提出政府集体辞职。
这在战后南斯拉夫的历史上是空前的。
在米库利奇执政的两年半时间里,1986年的经济状况较好,社会总产值增加35%,工业增长4%,农业增长5%,职B工实际收入增加101%,这是近几年所少有的。但也存在着B工资增长超过生产和劳动生产率增长的情况,所以不能持久。
1987年和1988年经济情况又不断恶化,社会总产值分别下降11%和22%,居民实际收入分别下降7%和9%。通货B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05
膨胀率仍不断上升,1986年为881%,1987年为1674%,B1988年达到2512%,居世界前列。外债总额仍在200亿美B元左右,每年还本付息的负担仍很沉重。
1988年外贸逆差降为145亿美元,出口弥补进口的8764%。失业人数继续上B升,1988年为1125万人,失业率达到1438%。
B B第四节 马尔科维奇总理执政时期(1989~190)
米库利奇政府集体辞职后,作为“看守内阁”继续工作到新政府成立。这时国内的政局更加动荡不安。东部和西部共和国之间的分歧和矛盾日益明显地暴露出来。
1989年1月10日黑山首府铁托格勒爆发4万学生和工人的示威游行,要求对国内经济状况和群众生活恶化负责的党政领导人辞职,并且追究去年10月下令镇压群众运动的人。
11日游行人数增到15万,黑山党政领导人纷纷辞职。
得到塞尔维亚支持的黑山群众运动领导人莫。布拉托维奇成了筹备黑山共盟10大的协调委员会主席。在4月的黑山共盟10大上,他当选为中央主席团主席。从此黑山与塞尔维亚结成了牢固的政治联盟。黑山事件后,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和黑山共盟认为,南共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克罗地亚人)在去年不该支持黑山领导人压制群众运动,要求他引咎辞职。克罗地亚和斯洛文尼亚共盟则反驳对舒瓦尔的“无原则攻击”
,并坚决反对塞尔维亚的“罢官”运动。
1月底2月初召开的南共联盟20中全会否决了要求舒瓦尔辞职的议案。
在酝酿联邦政府总理候选人中,东西部共和国之间也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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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歧。塞尔维亚提名博。约维奇,克罗地亚提名安。马尔科维奇。最后马尔科维奇得到多数联邦单位的拥护而成为总理候选人。
1989年3月16日联邦议会批准了以马尔科维奇为总理的联邦政府。
这届政府精简机构,将原来的16个部委减为12个部,政府成员由29人减为19人。马尔科维奇在就职前曾说过,南斯拉夫在经济政策中犯了两个错误:一是把市场与资本主义等同起来加以排斥;二是选择并实行了以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为特征的契约经济。他认为南应发展一种完全新型的社会主义,采用开放的市场经济,实行民主、自由和政治多元化。
马尔科维奇就任总理后开始进行一系列的政策性调整,建议联邦议会制定和修改一批重要的经济法律,如《社会资本法》、《劳动关系法》、《企业法》、《社会计划法》、《银行法》、《商法》等;开始实行股份制,使所有制多元化;进一步发挥市场作用,强化竞争机制;改变信贷政策,放宽对基建投资的限制;改革价格体制,使多数产品的价格根据市场供求情况自由形成;放宽对外资的限制,改善投资环境,以便吸收更多的外资。
这些措施收到了初步效果,1989年的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工业产值增长19%,农业遇到好收成,产值增长6%,B职工实际收入增长65%。但是物价放开后,失去了宏观控B制,如脱缰的野马似的疯狂上涨,全年的通货膨胀率达到265%,创最高纪录。
于是遏制物价成了政府的当务之急。
经过一系列准备工作,马尔科维奇在1989年12月底提出了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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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经济的一揽子措施,从190年开始实施。
主要的措施有:1改革币制,发行新第纳尔,10,00旧B第纳尔兑换1新第纳尔,新第纳尔与西德马克挂钩,1马克=7新第纳尔,汇率至少半年不变,新第纳尔可自由兑换各种外币;2冻结能源、主要原材料、药品、公用事业价格半年,其B他商品价格放开,由市场调节;3冻结工资半年,只有盈利B的企业可在半年内提高工资不超过20%;4消灭政府透支B(“灰色发行”)
,联邦预算中无收入来源的开支,一律不得支付;5大力发展小经济和私营企业,放宽限制;6积极吸引B外资,鼓励独资或合资经营,开辟自由关税区;7准备全面B推行股份制。
实行这些措施后,190年上半年南经济形势有明显改善。通货膨胀率由1月的173%,降到4月的—16%,5月B的02%和6月的182%;上半年出口增加11%,旅游收入B B增加40%,国际收支顺差55亿美元;外汇储备由年初的61B亿美元增加到8月底的104亿美元;外债总额降到175亿美元;吸收外资比去年多两倍。
但从下半年特别是9月份起,在政局动荡以及天灾人祸的影响下,经济形势又开始恶化。在整顿和调整中,190年社会总产值下降76%(原计划下降2~25%)
,工业下降B1%,农业由于严重的干旱秋收作物减产三成至五成,损失25亿美元。通货膨胀率回升,9月为71%,10月为81%,B全年为1217%。海湾危机和对伊拉克的禁运使南受到额外B损失。
这时科索沃的局势和东西方共和国的关系也变得更加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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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而尖锐。塞尔维亚领导人米洛舍维奇把同情阿族示威群众的法。霍扎(曾任联邦主席团和南共联盟主席团委员)开除出党,把弗拉西(曾任共盟科索沃省主席,现任南共联盟中央委员和主席团委员)解除职务,交付法庭审判,并在科索沃的领导岗位上安插亲塞尔维亚的阿族人。塞尔维亚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加强了在全民防御、内务、司法、立法、行政、国际合作、计划协调等方面对自治省的控制。塞议会制定了《争取科索沃和平、自由、平等、民主和繁荣纲领》,规定要设塞族移民点,辟塞族聚居区,准备动员10万居民迁居科索沃,同时把无南国籍的阿族人驱逐出境。
阿族坚决反对这些措施,反对撤换和审讯科索沃前阿族领导人,他们不时举行罢工和示威,要求亲塞尔维亚的领导人下台。
科索沃冲突的规模越来越大,从首府扩大到全省,从城市发展到乡村。斗争的形式越来越尖锐,示威者往往采取暴力行动,设置路障,堵塞交通,甚至动用武器,因而伤亡日益增多。塞当局不得不宣布科索沃处于“非常状态”
,实行宵禁,甚至派军队进驻以维持治安。但待局势缓和,宵禁解除,军队撤回后,又会因某一偶发事件而发生新的动乱。此外在动乱中阿族的反对派组织也十分活跃。
西部的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认为,在科索沃问题上光靠镇压不解决问题,只能加剧民族对立,因此要求塞尔维亚放弃“高压政策”
,停止政治清洗,尊重阿族基本人权,进行对话和协商。塞尔维亚和黑山则认为西部共和国纵容阿族分离主义分子,助长骚乱者的气焰。
1989年11月底塞族群众数万人准备“向卢布尔雅那进军”
,以说明科索沃事件真相。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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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局为避免发生事端,宣布封锁边境。于是塞社盟号召塞企业断绝与斯的一切业务往来。斯宣布由于塞经济封锁给斯造成重大损失,决定暂停缴纳援助塞境内不发达地区的建设基金,并全部撤出了斯派往科索沃的警察部队。不久克罗地亚也决定,从联邦派往科索沃的特种部队中撤回全部克罗地亚人员,并停缴援助不发达地区基金。
190年7月2日科索沃议会114名阿族议员签署并发表《宪法宣言》,宣布科索沃是商联邦(或邦联)内的平等的独立单位。科索沃议会副主席、执行委员会主席和科索沃派往联邦主席团的委员(都是阿族)也在《宣言》上签了名。
7月5日塞尔维亚议会通过法令,解散科索沃自治省议会和执行委员会,接管政权;同时对自治省电台、电视台、主要报刊及重要厂矿采取“临时措施”
,撤换其领导人。这样塞尔维亚把科索沃牢牢地控制在手里。阿族深表愤慨,接连不断地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
9月7日科索沃阿族议员举行秘密会议,通过了《科索沃共和国宪法》。阿族抵制190年12月塞尔维亚议会大选和191年初的人口普查,并秘密串连,准备建立地下武装。
191年10月科索沃宣布独立,并得到阿尔巴尼亚共和国的承认。
192年5月24日阿族选举作家易。鲁戈瓦为科索沃总统。塞尔维亚则认为这一切行为均属非法。
在经济困难、政局动荡的形势下,各共和国自行其是,分裂的倾向日益明显,联邦国家机关被架空,渐渐处于瘫痪状态,制定的各项政策措施得不到落实,收不到效果。
190年8月8日通过了一批宪法修正案,准备征得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同意后施行,但各共和国和自治省议会忙于各自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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务,对宪法修正案置之不理,结果不了了之。起草新宪法的工作也因联邦濒于解体而事实上处于停顿状态。有的共和国截留联邦财源,拖欠应上缴的流通税和关税,造成联邦国库空虚,财政困难。共和国之间也互设经济壁垒,对别的共和国的商品和劳务征收特别税,形成市场分割的局面。在这种情况下,马尔科维奇政府终于随着联邦的解体而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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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编 剧变——共产党政权的丧失
概   述
1989年秋冬,东欧政局发生剧变,各国共产党先后丧失政权。
波兰是倒下去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
1989年1月,在经济危机的打击下,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人为了摆脱困境,被迫对团结工会作出让步,同意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化和实行政治多元化、多党制。
1989年6月举行的议会选举,意味着剧变的开始。在这次选举中,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惨遭失败,团结工会大获全胜。
9月,以马佐维耶茨基为首的第一届团结工会政府建立,这是40年来在东欧建立的第一个非共产党政府。
190年1月,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建立了波兰社会民主党,如果说波兰的剧变是因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反对派的强大压力下作出的让步,那么匈牙利的剧变首先来自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内部。
围绕着对1956年事件和前总理纳吉的重新评价和是否实行多党制问题的争论,引起了匈党的分裂。
1989年2月,匈党中央通过了实行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的决议。
10月,匈党激进派把党改名为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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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党,温和派仍保留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名称。在190年3~4月举行的国会选举中,反对派组织——“民主论坛”获胜,上台执政。匈牙利是倒下去的第二块骨牌。
波兰和匈牙利的剧变,猛烈地冲击着民主德国、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从1989年9月起,民主德国公民大批流向联邦德国。政局动荡导致了德国统一社会党总书记昂纳克在10月18日辞职,由克伦茨继任。
11月9日,民主德国开放柏林,允许公民自由出境。
克伦茨难于控制局势,迅即辞职。
12月17日,德国统一社会党改名为民主社会主义党。
190年3月18日,民主德国举行自由选举,民主社会主义党在大选中失败。
基督教民主联盟上台执政。
10月3日,两德实现统一。捷克斯洛伐克剧变是从1989年11月群众要求为1968年“布拉格之春”改革运动平反开始的。
11月19日,“七七宪章”
等反对派组织联合建立“公民论坛”。
11月24日,以雅克什为首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和书记处被迫向中央全会集体辞职,全会选出以乌尔班内克为总书记的新领导。
12月1日,捷共中央主席团作出为1968年事件平反的决议。
12月10日,胡萨克辞去总统职务。联邦议会选举“公民论坛”领导人哈韦尔为总统。
190年6月,捷克斯洛伐克联邦议会举行自由选举。
“公民论坛”获胜。哈韦尔当选为总统,他任命已退出捷共的恰尔法为总理。
1989年11月,东欧剧变的飓风导致了在保加利亚执政达35年之久的保共总书记日夫科夫辞职,由姆拉德诺夫继任总书记。
190年4月,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宣布实行多党制。保国民议会选举姆拉德诺夫为总统。
6月,保国民议会举行自由选举,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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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获胜,反对派组织民主力量联盟成为第二大党。姆拉德诺夫总统责成社会党人卢卡诺夫组织政府。
12月,国民议会选举民主力量联盟领导人热列夫为总统,任命无党派人士波波夫为新政府总理。
上述东欧诸国的剧变都是通过所谓自由选举方式,即和平方式来实现的,唯有罗马尼亚是通过突发性的事件和激烈的流血冲突来完成的。从12月16日蒂米什瓦拉市的群众游行示威,到12月25日齐奥塞斯库夫妇被处决,这10天是两个时期的转折点。
在罗马尼亚执政近25年的齐奥塞斯库政权宣告结束。
190年5月,罗马尼亚举行大选,救国阵线获胜,该阵线主席伊利埃斯库当选为总统。
东欧剧变的风暴也席卷不结盟的社会主义的南斯拉夫。
190年7月开始实行的多党制,导致南共联盟的解体和多民族的南斯拉夫联邦的瓦解。
191~192年,克罗地亚、斯洛文尼亚、马其顿、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四个共和国相继宣布独立。
塞尔维亚和黑山则在192年4月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随着南斯拉夫联邦的瓦解,在原南各共和国爆发了内战。
45年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执政并未改变阿尔巴尼亚贫穷落后的面貌。一部分居民不堪忍受恶劣的生活条件,纷纷逃往西欧各国,在190~191年出现了“难民潮”。
191年6月,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放弃了原来的执政方式,同意实行多党制,改名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
192年3月,阿尔巴尼亚举行大选,民主党获胜,社会党变为在野党。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东欧的剧变有一个由渐变到突变、由量变到质变的过程,它是40年来各国经济和政治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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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的结果。我们是唯物主义的内因论者,认为导致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不符合东欧各国国情的、错误的社会主义建设理论、模式和政策。超越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和“一大二公”的社会主义所有制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障碍机制。高度集中的计划管理体制和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可以在短时间内动员全国的人力、物力和财力,达到高速度的工业化目标,但由于排斥市场机制,造成农轻重比例失调和高浪费、低效益、低消费。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造成在政治上缺乏民主、个人专权、唯意志论、官僚主义和腐败现象。
强制在东欧推行的这种苏联模式是战后东欧历次危机的根源。
与此同时,过于分权的南斯拉夫自治社会主义模式也被证明是缺乏生命力的。东欧共产党领导人试图通过改革建立符合本国特点的经济模式,但是改革一再受挫,引起了生产的停滞和人民生活水平的下降,反对派利用人民的不满情绪乘机崛起,终于引发了1989年的政治风暴。
东欧剧变的另一个重要内因,即直接原因,是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在现实社会主义遭到严重挫折时,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关于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权和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接受了西欧社会民主党的非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民主社会主义,其核心是人道主义、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议会民主,使反对派通过议会选举轻易取得政权。东欧各国共产党大多是在1948年由原共产党(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合并而成。两次大战期间,东欧共产党大多处于非法状态,而社会民主党却能合法存在,党员多,影响大。所以在剧变时,各国共产党纷纷改名为社会民主党或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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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党。
从外部原因看,东欧剧变有苏联的背景。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
改革推动了东欧的剧变,而苏联放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则鼓励了反对派在东欧接管政权。这同苏联不堪沉重的对外援助负担和采取丢包袱的做法分不开。放弃在东欧的势力范围,意味着作为超级大国的苏联正在瓦解。东欧剧变也是西方国家和平演变战略的结果。布什、撒切尔、根舍等西方政治家频繁访问波兰、匈牙利和捷克等国,对这些国家的政局起了重要影响。美国等西方国家对波兰团结工会在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和对波兰政府的经济制裁和政治压力,终于在东欧打开了演变的突破口。
《自由欧洲电台》、《美国之音》等西方宣传机器在和平演变中起了不可估量的作用。
东欧剧变打破了世界政治力量的平衡,结束了雅尔塔冷战格局。一个多极的世界格局正在形成。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代世界的主要潮流。正在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中国人民,将吸取东欧和苏联社会主义失败的教训,迎接时代的挑战,为维护世界和平、发展社会主义事业作出新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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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波兰:开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和非共产党政权的先河
第一节 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通过《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
在经济危机和政治罢工的双重压力下,波党领导人决定调整政策,承认团结工会的合法性,并决定同它举行圆桌会议。波党中央第一书记沃。雅鲁泽尔斯基在1988年6月13~14日举行的十届七中全会上最先发出了召开圆桌会议的信息。
他说:“同现有的和正在创建的各个协会的代表举行圆桌会议是合理的”。
同年8月27~28日,波党十届八中全会,就国内形势问题进行讨论。
雅鲁泽尔斯基在会上说:“我们始终赞成通过耐心和对话来解决那些甚至是最棘手的问题。
……我们的问题既不能通过罢工的武器,也不能通过高压的手段去解决。……在波兰历史上,兄弟之间相互斗争的现象出现过不止一次。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们渐渐并肩站在一起。
现在大概是该走这条路的时候了。“
8月31日,波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内务部长切。基什查克和另一名政治局委员斯。乔塞克同团结工会领导人瓦文萨和天主教主教东布罗夫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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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举行了3小时会谈。
波通社发表了一份简单公报说:“讨论了组织一次圆桌会议的前提和组织这次会议的方式。”
瓦文萨同基什查克会谈后于9月初去沿海各造船厂和南方各煤矿,呼吁工人停止罢工。
9月3日,七年来最严重的罢工浪潮宣告结束。基什查克通知瓦文萨,第一轮圆桌会议将于9月6日开始。
9月16日,基什查克同瓦文萨进行了第二次会晤。双方商定,将于10月中旬举行圆桌会议。由于波党内部意见不统一,也由于瓦文萨坚持以恢复团结工会的合法地位为先决条件,圆桌会议被一再推迟。
关系到波兰党和国家命运的波兰统一工人党十届十中全会于12月20日在华沙开幕。这次全会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从1988年12月20~21日,第二阶段从1989年1月16~18日。十中全会是在非常形势下召开的。会议前夕,瓦文萨宣布成立一个有128名知识分子、专业人员和工会领导人参加的公民委员会。西方评论说,“这是波兰的‘影子内阁’,是团结工会压当局让步的惊人之举,它使当局乱了手脚。”
十中全会就承认团结工会合法地位和实行政治多元化、工会多元化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和辩论。雅鲁泽尔斯基的开幕词充满激情,具有为党的政策辩解的特点。他说:“这次全会是在特殊、也可以说是在转折的时刻召开的。……有人说,党投降了,正在同敌人谈判,搞机会主义,缺乏原则性。
也有人指责说,党妨碍改革的进展,抱住过时的公式和教条,推行‘斯大林主义的残余’。……有人指责我,说我‘实施了战时状态’。也有人说,我‘倡议召开圆桌会议’。我最近在议会说过,如果12月13日不实施战时状态,如果这几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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搞革新的活,那末今天不会有具有深刻意义的、求实的对话。
在危急形势下通过采取非常手段拯救国家,今天通过达成谅解巩固国家——两者不仅不矛盾,而且是有利于波兰安定和发展的、彼此和谐的、符合逻辑的思想和行动。这是至高无尚的目标,它应该促使所有波兰人相互接近“。
政治局委员、中央书记马。奥热霍夫斯基代表政治局作了题为《党的政革——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的报告,它反映了七中全会以来党的政策的调整和党对改革、社会主义、形势和任务的认识。全会进行了重大人事变动:前部长会议主席梅斯内尔等9人离开政治局和中央书记处。
1989年1月16日,十中全会第二阶段会议开始。
雅鲁泽尔斯基首先讲话。他呼吁“彼此作出妥协”
,以克服“令人不安的和无法回避的困难”。
他希望团结工会“对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并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用自己的行动证明自己是关心国家的命运的”。
奥热霍夫斯基作了《关于就政治局提纲进行协商情况》的报告。他揭示了全会在清算“斯大林主义残余”
、关于党放弃对经济和行政的直接管理、关于加强议会的作用、关于使波党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三党联盟成为团结社会左派势力的广泛战线等问题上的一致性和在团结工会合法化问题上的分歧意见。
会上两种意见,互不相让。
会议延长到18日凌晨3时。
雅鲁泽尔斯基声明,如果得不到全会支持,他将同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西维茨基和政治局委员、总理拉科夫斯基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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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去党政职务。
全会通过对雅鲁泽尔斯基信任投票的方式,通过了两个具有关键意义的文件:《党内改革是革新和改革战略取得成功的条件》和《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问题的立场》。
第一个文件强调,波党致力于创建社会主义现代化形式,坚决消除“斯大林主义”时期形成的官僚主义——中央集权的政治和经济管理体制的残余,主张建立以议会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和公民社会为基础的社会政治制度,实行立法、行政和司法的三权制衡;发展与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的三党联盟,为承认宪法并在宪法范围内从事活动的反对派提供议会席位,波党将有意识地放弃取代国家政权机构的做法。
第二个文件有条件地承认团结工会,为圆桌会议扫清了道路。其主要内容如下:“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作为波兰人民共和国制度主张的一个因素,已经变成波兰社会—政治现实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央委员会认为,有必要确定政治多元化的新模式。这种模式的实现将有利于社会主义国家民主与法制的加强,是符合人民愿望和公民共同负责要求的。政治多元化的模式应当能够反映社会各阶层的利益、政治方向和信仰的不同与多样性,有利于解决矛盾和冲突,但不损害人民的最高价值,有利于维护国家的结构,而不破坏这一结构。
中央委员会重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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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兰统一工人党准备同每一个遵守国家宪法秩序,珍视人民与国家利益和美好未来的建设性政治力量进行对话和共同寻找谅解的形式,不管其政治方向和思想意向如何。“
第二节 圆桌会议——历史性的妥协
1989年2月6日至4月5日,举世瞩目的波兰圆桌会议经过近半年的政治僵持和艰苦的谈判之后,在波兰部长会议大厦举行。参加会议的有来自各党派、天主教会、团结工会和其他反对派的代表57人。
政府方面的首席代表是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团结工会方面的首席代表是瓦文萨。
2月10日,在圆桌会议开幕后的第5天,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向法国《世界报》记者宣布:“波兰统一工人党已达到一个很重要的发展阶段。在分析了现在的情况和各种需要之后,波兰统一工人党宣布要放弃对权力的垄断。这是十分令人感兴趣的历史经验。”
2月13日,合众国际社评论说:“团结工会的主要要求——要共产党放弃它对政权的垄断——将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纳粹势力被红军击败后,共产党接管以来,最大的让步。”
经过几周艰难的讨价还价,双方达成了历史性的妥协,通过了三个文件:(一)关于工会多元化的立场;(二)政治体制改革的原则;(三)
关于社会和经济政策及体制改革问题的立场。
根据这三个文件,政府同意团结工会重新登记合法化,团结工会则保证“遵守宪法,不成为政党,不破坏社会安定,不非法接受西方援助”
;波兰的政治体制将实行议会民主,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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设参议院,实行总统制,总统由议会和参议院联席会议,即国民大会选举产生,任期6年;圆桌会议还就第十届议会的议席分配达成了协议:35%(161席)归反对派,65%(29席)归波兰统一工人党及其盟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以及亲政府的天主教组织,参议院100个席位(波兰49个省,每省2席,华沙省和卡托维兹省各3席)通过自由选举产生;波兰将继续改革,建立新的经济秩序。
1989年4月17日,华沙省法院宣布团结工会为合法组织。
圆桌会议的召开和它通过的历史性协议,不只对波兰今后的历史发展产生深远影响,也为东欧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开了先例。
基什查克在圆桌会议闭幕上发表总结性讲话,高度评价圆桌会议的结果。
他说:“我们从事的是一项真正共同的事业。
成果是共同的。如果有人利用这一点,即谁赢得了多少,谁失去了多少,那就不好了。胜利者只有一个——人民,我们的祖国。当我们为即将结束这项责任如此重大的工作而感到松口气的时候,同时也意识到任务艰巨,因为我们面临着贯彻实施所达成的决定的繁重任务。当我们从这个地方注视着千百万同胞的眼睛的时候,我们有一种感觉,即一个历史篇章正在结束,我国历史的又一篇章正在开始,正在出现一个新的历史机会。“。
圆桌会议结束后的第三天,即4月7日,波兰议会立即通过宪法修正案、工会法修正案、议会选举法、参议院选举法、农会法、结社法等六项法案,使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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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化。宪法修正案规定增设参议院,恢复战前的两院制,由总统制取代国务委员会制。
波兰迅速朝议会民主制方向转变。
第三节 议会大选——两大政治力量的较量
波兰议会根据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决定于1989年6月4日和18日分两阶段进行第十届议会和参议院选举。
这是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同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政治反对派之间的政治较量,它的结果将决定波兰的发展前途。
这次选举还不是自由选举,而是实行部分按比例分配和部分自由选举的原则。根据圆桌会议协议,议会仍保持传统的460个席位,其中65%(299席)归执政联盟,并按比例分配给统一工人党、统一农民党、民主党和其他社团;35%(161席)留给团结工会。对参议院的100个席位,全部实行自由选举。
团结工会在1989年4月17日恢复合法地位以后,全力投入大选前的准备工作,从美国等西方国家接受竞选经费。
波兰政府新闻局发表声明予以揭露,谴责西方国家干涉波兰内政。
5月8日,由瓦文萨的亲密合作者、历史学家米赫尼克担任主编的团结工会机关报《选举日报》开始在华沙发行。曾经被封闭的团结工会杂志《团结》周刊重新发行。团结工会提出了261名候选人名单和竞选纲领,其主要内容是:修改宪法,从宪法中排除任何政党的领导或主导作用,实行多党制和工会多元化;要求军队为国家服务,而不是为某一政党服务;法院独立于政治和政府机构;取消书报检查制度和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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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电台、电视台的垄断;改变所有制关系,改变经济结构和管理机构。
《选举日报》大力宣传团结工会的竞选纲领,大肆攻击政府各项经济和社会政策。团结工会在选举运动中显然采取了对抗态度。他们不顾事实,把自己说成是不仅“主张改革”
,而且“赞成为改革创造安定的社会条件。”天主教神职人员加入了竞选活动,他们在布道讲坛上发出了“不要投共产党人票”的呼吁。在天主教会的支持下,团结工会争得了众多选民的信任。
大选的形势对波兰统一工人党极为不利。照拉科夫斯基的话说,波党是“背着满满一袋石头向坡上走”
,这袋石头是“过去几十年的错误;急剧而悲剧性的转变;几年来不利的经济形势;债务;波折,以及日常生活困难等等”。
5月4日,波党召开全国代表会议,动员全党参加竞选。政治局给大选定了调子:“反对派参加选举不具有对抗性质。”在团结工会咄咄逼人的进攻面前,波党忍辱负重,温良恭俭让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会议通过了《竞选纲领》,强调对过去采取批判立场而不是否定一切,对未来采取深化改革的立场而不是否定社会主义。
波党对选举掉以轻心,低估了团结工会的力量,过高估计了自己的力量,一些党员表现消极,不参加投票,还有的党员,把票投给反对派候选人,造成了选举中的失败。
在1989年6月4日的第一轮选举中,以波党为首的执政联盟遭到惨重的失败,而以团结工会为核心的反对派却获得大胜。执政联盟在议会按比例分配的299个席位中只得到2席,而在参议院100个席位中未获1席。
在未当选的人中有:波党中央政治局委员、政府总理拉科夫斯基(得票率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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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17%)
,波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得票B率为4491%)
,波党中央政治局委员、国防部长西维茨基B(得票率为4421%)
,统一农民党主席马利诺夫斯基(得票率B为4645%)
,民主党主席尤季维亚克(得票率为4833%)。
B与此相反,反对派却一举拿下议席中按比例分配给它的161个席位中的160席,在参议院中赢得了100个席位中的92席。他们的得票率很高;团结工会主要顾问库龙为6588%,盖莱梅克为7175%,米赫尼克为7019%,团结B工会发言人扬。奥内什凯维奇为8275%。
B经过6月18日的第二轮选举,在议会460个席位中,执政联盟占65%的席位,其中波兰统一工人党占173席,统一农民党占76席,民主党占27席,天主教社会联盟和帕克斯协会等4个组织占23席。团结工会占35%的席位,共161席。在参议院100席中,团结工会占99席,另一席为个体农民所占。
选举的结果使波党领导人大失所望,他们原以为通过圆桌会议和实行议会民主会激发群众的政治热情,维护波党的领导,进一步推进改革。但事与愿违,参加这届议会选举的人数仅占选民总数的62%,低于九届议会选举的投票率(78%)。这反映了一部分选民对政治的冷漠态度。在第二轮的选举中,投票率更低,华沙选区为3524%,卢布林选区为B1439%。
执政联盟的候选人是在投票者少得可怜的情况下当B选的。选举表明,选民对波党的支持率已经降到历史的最低点。
西方政治家对波兰大选的结果惊喜不已。美国总统布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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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第一轮选举后,立即作出反应。他说,波兰选举结果表明,波兰“正在走向自由和民主。”法国总统密特朗于6月14日飞抵华沙,对波兰进行为期3天的国事访问。他先后会晤了雅鲁泽尔斯基和瓦文萨,宣布给波兰总额为80亿法郎的贷款,同意延期偿还拖欠法国债务的13(债务总额为200亿法A郎)。
第四节 总统选举的风波
根据修改后的波兰宪法,在议会和参议院选举一个月内由两院联席会议(即国民大会)选举共和国总统。以波兰统一工人党为首的执政联盟认为,波党第一书记、国务委员会主席雅鲁泽尔斯基是总统的最佳人选,据说在圆桌会议期间已为反对派所接受。议会第一轮选举后,政府发言人乌尔班为了消除人们对总统人选问题的疑惑,专门发表电视谈话,说总统一职已由圆桌会议规定由统一工人党的人担任,并且提到雅鲁泽尔斯基的名字。这个谈话引起了团结工会激进派人士的反对。他们以雅鲁泽尔斯基曾在1981年12月下令实行“战时状态”
、镇压团结工会为由,反对他出来竞选总统。
1989年6月30日,波兰统一工人党举行13中全会(该党议员团参加了这次全会)
,雅鲁泽尔斯基鉴于六月大选后政治力量对比发生了变化,他有可能得不到560名议员的简单多数的支持,宣读了不当总统候选人的声明,同时却推举政治局委员、内务部长基什查克为总统候选人。
总统选举被推迟了一个月。
1989年7月4日,新选出的议会和参议院分别举行首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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会议,选举议长并举行宣誓仪式。反对派议员抨击政府的政策。
拉科夫斯基总理代表政府提出辞呈。
由于总统尚未选出,直到8月2日,才获议会批准。任期不到一年的拉科夫斯基政府就这样尴尬地下台了。
7月3日,正当总统选举风波发生之际,团结工会《选举日报》刊登米赫尼克的文章,题目是《你们的总统,我们的总理》。文章说:“现在需要的是一种新的、能够得到所有主要政治力量赞许的格局,新的,但要保证连续性。这一格局可以是这样一种协议,按照这一协议,总统将由波兰统一工人党的候选人中选出,而总理和组阁的使命则委任于团结工会的候选人。”
在此之前,瓦文萨表示不愿接受总统候选人的提名。天主教会由东布罗夫斯基出面阐述了如下立场:如果真的希望谅解的进程有一个良好的开端,就应该只有一个总统候选人,这就是雅鲁泽尔斯基将军。他还说,主教团赞成国内和平和安定,因而认为遵守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是最重要的。
据法新社1989年7月4日报道:雅鲁泽尔斯基仍没宣布他是否会收回不参加竞选的决定。波兰国防部军事委员会昨天对那些可能竞选的人警告说,波兰武装部队必须充分保障国家安全。观察家说,这种警告可能是针对议员,特别是反对派议员发出的,因为反对派议员可能会情不自禁地推出自己的候选人,同共产党的候选人竞争。
就在波兰总统选举陷入僵局之际,美国总统布什7月9日开始对波兰作为期3天的访问。布什是在波兰政治力量新的对比形成过程中来到华沙的。他一方面称赞瓦文萨是“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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们时代的英雄之一“
,另一方面又把雅鲁泽尔斯基说成是“站在改革者前列的政治家,在东欧国家的改革中也占有重要地位。”美国历来重视波兰。这是布什第二次访问波兰,第一次访问是在1987年9月,当时他以美国副总统身份访问波兰。
美国官员主张,由布什建议由西方主要工业化国家成立一个“国际财团”
,向波兰和匈牙利提供新投资援助,同时监督他们的经济改革。
7月10日,布什在波兰议会的一次联席会议上宣布了“援助波兰行动计划”。
他答应给波兰1亿美元的基金,作为波兰发展私营企业的贷款或赠款,他许诺敦促世界银行落实一笔用于工厂现代化的325亿美元的贷款。
由于援B助基金太少,布什的这项援助计划使波兰政府和团结工会都感到失望。
7月11日,瓦文萨同布什共进午餐后对记者说:“我们期望价值100亿美元的合作。
这可能会解决这里的燃眉之急,帮助我们解决绝大部分问题。“
布什访波后,团结工会改变了对总统人选的态度。
7月14日,瓦文萨说,团结工会同意选举雅鲁泽尔斯基为波兰总统。
他的讲话为总统选举扫清了道路。
7月17日,雅鲁泽尔斯基在会见团结工会议员团时发表声明,说他已决定同意做总统候选人。
1989年7月19日,波兰统一工人党议员团主席马。奥热霍夫斯基在议会发表声明,推荐雅鲁泽尔斯基作总统候选人。当晚,两院议员选举总统,雅鲁泽尔斯基是唯一的候选人。在537张有效票中,赞成雅鲁泽尔斯基的有270票,比半数仅多1票,反对的有233票,弃权的有34票。雅鲁泽尔斯基当选为波兰人民共和国总统。
7月28日,在波兰统一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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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党13中全会续会上,雅鲁泽尔斯基辞去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职务,新当选的党中央第一书记是即将卸去总理职务的拉科夫斯基。
第五节 东欧第一个非共产党政权的建立
雅鲁泽尔斯基当选总统后,力图建立在波兰统一工人党领导下的有反对派代表参加的“大联合政府”
,尽管六月大选反映的政治力量的剧变和总统选举的风波已经揭示,波兰共产党人的政权已经摇摇欲坠。
8月2日,波兰议会根据总统的推荐,任命基什查克为政府总理,立即遭到团结工会的反对。
8月7日,瓦文萨发表声明,声明说:“最近当局作出了关于任命新总理的决定。这一决定清楚地表明,迄今为止的垄断地位将保持下去。这加深了信任危机,再一次证明了社会的担心,即担心什么变化也不会发生,以及人们对未来不再抱有希望。考虑到上述情况,我一再表示,反对基什查克将军组阁。在目前形势下唯一的解决办法是让团结工会、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组阁,我将为此而努力。”
瓦文萨之所以提出要同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联合组阁,是因为这两个政党的多数议员在六月大选后纷纷离开波兰统一工人党而倒向团结工会一边。波兰统一工人党已经成为孤家寡人,丧失政权已经迫在眉睫。
8月14日,基什查克发表声明,辞去总理职务。他建议由统一农民党主席马利诺夫斯基出任总理。鉴于瓦文萨的态度,马利诺夫斯基没有接受提名。
8月15日,雅鲁泽尔斯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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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统呼吁召开紧急会议以结束波兰的政治僵局。
瓦文萨表示,团结工会愿意组成有波兰统一工人党参加的联合政府。他答应波兰统一工人党将保留国防部和内务部。
8月16日,统一农民党议员宣布,支持成立一个由团结工会领导的联合政府。
在此以前,民主党已表示愿意加入团结工会领导的政府。
8月17日,团结工会主席瓦文萨、统一农民党主席马利诺夫斯基和民主党主席尤季维亚克在华沙瓦津基公园举行会晤,协商新总理的人选。当天,雅鲁泽尔斯基总统要求著名的团结工会顾问、《团结》周刊主编,1927年出生的塔德乌什。马佐维耶茨基组阁。
8月24日,波兰议会正式任命马佐维耶茨基为政府总理。根据达成的协议,新政府的国防部长和内务部长将由波兰统一工人党党员担任,波兰不退出华沙条约。这样,40年来在东欧国家中出现了第一个由非共产党人领导的政府。
波兰团结工会政府建立后,各国政府立即作出反应。美国总统布什24日发表声明说:“我愿祝贺马佐维耶茨基当选为波兰总理,并向他保证,在他力图领导他的国家恢复经济和实行民主改革之际,我们将给予坚强的支持。”同一天,苏联部长会议向马佐维耶茨基发出贺电,祝贺他荣任波兰人民共和国部长会议主席。贺电表示相信,苏联和波兰两国之间的传统的友好和全面合作关系今后仍将在主权平等和尊重、互利和同等负责的基础上发展,以利于两国人民,以利于欧洲和世界的和平和稳定。联邦德国总理科尔也致电马佐维耶茨基,祝贺他在议会被以压倒的多数票确认为总理,保证全力支持他的尚未组建的政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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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9月12日,波通社公布了马佐维耶茨基政府的名单。新政府由24人组成。团结工会12人:总理、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各1人,其它部长10人。波兰统一工人党4人:副总理兼内务部长1人,部长3人。统一农民党4人:副总理兼农业、林业和食品经济部长1人,部长3人。
民主党3人:副总理兼科技进步与应用署长1人,部长2人。无党派人士1人。
当天,新总理马佐维耶茨基在议会上发表施政演说。
根据施政纲领,政府制定了具体的经济纲领。该纲领计划在1989年内基本遏止通货膨胀,稳定经济,从190年起对所有制进行彻底改造,向西方的市场经济过渡。这个纲领是副总理兼财政部长巴尔采罗维奇制定的。由于这个经济纲领的执行需要整个波兰社会和广大人民付出巨大代价,经济界人士把它称为“休克疗法”。为了实现这个纲领,政府采取了如下措施:限制工资增长、压缩基建投资、增税、放开物价、取消价格补贴、出售国家资产、使国营企业股份化和私有化、允许企业破产和职工失业。但是这些措施并未奏效。
1989年的商品零售和消费性服务业价格比1988年上涨640%,食品涨价878%。
190年通货膨胀率为250%。由于物价上涨,企业财政困难,生产下降。有13企业开工不足A或停工待料,许多工厂停产,工人带薪休假,不少企业破产。
经济跌入衰退的低谷。
随着物价上涨;职工实际工资下降。
到190年6月,实际工资下降了35%以上。
190年6月,失业人数达50万。工人和农民的贫困化在加剧。
马佐维耶茨基政府建立后,波兰在政治方面也发生了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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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变化。
1989年12月29日,波兰议会通过宪法修正案,取消了宪法中关于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国家中起领导作用的条款。修正案还规定波兰人民共和国改名为波兰共和国,国徽由红底白鹰改为红底戴王冠的白鹰,即恢复人民波兰以前的国名和国徽。
190年1月16日,波兰政府通过政党法草案,它为多党制奠定了法律基础。
190年4月5日,波兰议会决定,把波兰的国庆节由7月22日改为5月3日。
190年7月6日,政府进行改组。
政府4名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入阁部长中有3人被解除职务。
他们是:副总理兼内务部长基什查克、国防部长西维茨基、运输和海洋经济部长维隆德克。这一次改组使波兰统一工人党逐渐从参政党变为在野党。
随着团结工会权力的增长,新的政治垄断体制正在形成。
雅鲁泽尔斯基总统的权力被架空。
他被迫答应在191年春提前举行大选,执意引退,并推荐马佐维耶茨基为总统候选人。
与此同时,团结工会内部以瓦文萨为首的一派和以马佐维耶茨基为首的另一派之间的权力斗争越来越公开化。团结工会组阁后,两派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诸如改革的步骤和方法、政治多元化、议会民主和联合执政以及提前举行总统选举等问题上的观点大相径庭,行动越来越不合拍。
190年5月12日,拥护瓦文萨的一批顾问成立了“中间派协议会”
,发表了《中间派协商宣言》,正式声明支持瓦文萨竞选总统。
7月16日,马佐维耶茨基的支持者成立了一个名为“公民运动民主行动会”的新党。这个新党的建立,标志着团结工会在组织上的分裂。
190年12月,波兰举行总统直接选举。
经两轮投票,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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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萨击败了马佐维耶茨基等竞选对手,当选为波兰共和国总统。根据瓦文萨总统的推荐,议会任命别莱茨基为第二届团结工会政府总理。
波兰统一工人党在六月大选中失败后,党内弥漫着“冷漠、消极、失望、丧失信心”的情绪。
10年内,党员人数减少了100万,还有200万。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说:“强加于我们并被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实际上一直持续到完全形成彻底改造的方针为止,这种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之一。”
①他主张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重新建党。
190年1月27日,波兰统一工人党召开第11次代表大会,也是最后一次代表大会。
1月29日,代表大会通过了《波兰统一工人党停止活动的决议》。
决议说:“参加波兰统一工人党第11次代表大会的代表们意识到了波兰统一工人党不可能得到社会的信任,所以决定结束波兰统一工人党的活动”。

新党叫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190年1月28日通过的《波兰共和国社会民主党宣言》和党章,把“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作为奋斗目标,摒弃了民主集中制、无产阶级专政和共产主义等词句,主张“推行议会民主制和多党制”
,“使波兰成为自由的、平等的、团结的人们的祖国,成为一个社会公正的国家”。年仅36岁的克瓦希涅夫斯基当选为社会民
①见《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委员会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在党的第11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载190年1月29日波兰《代表大会论坛报》。
②见190年1月30日波兰《代表大会论坛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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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党最高委员会主席,前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书记处书记米莱尔当选为总书记。
加入新党的党员不足5万人。
与此同时,还建立了社会民主联盟,其成员只有3500人。
还有一部分准备创建第三个政党。波兰统一工人党分裂为三派,力量更分散,难于同执政的团结工会抗衡,在相当长的时期内,不可能恢复已经丧失的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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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匈牙利:卡达尔时代的结束
1988年5月20~22日,匈牙利社工党在经济政治危机的时刻召开了党的全国代表会议。这次党代会被称作是“同经济—社会停顿和政治上保守主义宣布裂决的大会”
,名为“完善政治体制改革”
,实为“摧毁党治国家,加速建立市场经济”。这次党代会为匈牙利的剧变拉开了序幕。
这次会议进行了人事上的大换班。
政治局组成由13人改为11人,其中5人是重新当选的原政治局委员,新选入政治局的有涅尔什、内梅特(米克洛什)
、波日高伊等人,他们都是以后易名为社会党的主要领导人。原政治局委员中有8人落选,其中包括卡达尔。这次选出的108位中央委员中有1A3是新人。
格罗斯当选为党的总书记取代了卡达尔。
卡达尔作为中央委员,并被推举为新设立的党中央主席。对此,合众国际社电讯称:“这是一个荣誉性、但严格说来是一个挂名的首脑职务”。美联社电讯称:“卡达尔是在人们就他领导的功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35
过公开辩论之后放弃权力的头一个东方集团的人“。
1988年5月卡达尔离开政坛,这意味着卡达尔时代的结束。
1989年5月8日卡达尔沉疴病榻,匈社工党中央以他的“健康状况严重恶化”
为由作出免去他党中央主席和中央委员职务的决定。
随后两个月,即7月6日,这位在匈执政长达32年的政治家与世长辞。至于为何非要在卡达尔弥留之际迫不急待地解除他的一切职务呢?后来波日高伊有个与当时党报上不同的解释,他说,要变革就不能回避1956年事件,不能回避纳吉问题,而卡达尔在台上这是绝对办不到的,因此人们要求卡达尔离开政坛。
第一节 为1956年事件和纳吉平反
随着经济危机,匈牙利社会日益动荡。自1989年开始,大批知识分子陆续流亡西方,国内出现持不同政见的《蒂萨风光》等地下刊物。随后出现名为尤日福圆型剧场的定期集会。
1987年9月27日,150名知识分子(包括作家、艺术家、经济学家等)在佩斯州的一个偏僻小镇洛基泰莱克集会,匈社工党中央委员、爱国人民阵线总书记波日高伊也到会并做了发言。会议通过一项决议。认为匈牙利已陷入“自己历史上的一次严重危机”
,与会者要“努力探索自立和进行不可避免的革新与真正有效改革的方法”。
会议要求出版自由和组织公开的论坛,以商讨国是,并吁请当局赋予论坛以公开的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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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地位。这就是现今执政的“民主论坛”的雏型。
1988年6月,由纳吉的女儿以及同纳吉一道被处决的4个人的遗孀组成的一个历史公证委员会发出呼吁,要求为1956年历史事件的所有受害者完全恢复名誉,要求为被处决者举行正式葬礼,并树立一处国家纪念碑。
6月16日,正是纳吉等人被处决30周年的日子,匈警察局发表公告称:“16日下午约400人试图进行反对现行制度的活动,警察局为维护公共秩序,采取了必要的措施,并逮捕了多人。”
7月间,曾因1956年事件被判刑、后出狱但仍受到限制的500余人举行绝食示威,他们陈述如何受到歧视,或无法在原单位工作,或得不到出国护照等,要求政府取消对他们的一切限制。
1988年10月23日,1956年事件32周年纪念日,匈《新镜》周刊发表了著名经济学家纳吉。道马什的一次讲话。
他说:1956年在匈牙利爆发的是一次人民起义,斯大林主义政权因之而崩溃。当然,在这次人民起义中也存在着反革命倾向。一部分居民具有强烈的反共情绪。反犹太主义思想也有表现。但是,我认为,这次人民起义的基本倾向不是反革命的。其矛头所向并非要将工厂归还给资本家,将土地归还给大地主,而是要争取民主和国家独立。他还透露,虽然尚未公开,但“党的新领导已经决定客观、深入地对1956年事件重新进行历史评价”
,而且这一工作“已经开始进行”。
当时,社工党中央成立了一个有15名专家、学者参加的历史委员会重新甄别评价匈建国以来的历史,拟定一份供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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将召开的党的“14大”讨论通过的文件草案。该委员会由政治局委员、政府国务部长波日高伊总负责,下设的历史小组对纳吉在1956年事件中的活动和作用的评价尚有争议,但已肯定他在1953~1955年的政策是正确的。对1956年事件本身确认为是“人民起义”
,是“一次反对蔑视整个民族的寡头统治的起义”
,认为过去简单地把它定为反革命事件是“站不住脚的”。
1989年1月28日,主持历史委员会工作的波日高伊趁总书记格罗斯出访瑞士之机,未经中央许可,擅自在广播讲话中将上述调查报告内容公诸于众。在这之前的1月26日,马罗山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为了实现人道和促进社会安定,匈政府已批准重新安葬纳吉及同案人。
波日高伊评价1956年事件时只提它是一场“人民起义”
,在党内外引起强烈的反应。一时间党内外气氛十分紧张。
1989年2月10~11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就1956年事件作出决议,会议公报称:中央委员会在讨论中强调,1956年,由于领导在革新方面的无能为力导致了政治性爆炸。爆发了真正的起义,人民起义。在这个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但企图复辟的力量、社会渣滓和声名狼藉的分子从一开始就鱼目混珠地混杂进来。到10月底,反革命的行动增多了。
应如何理解这次的重新评价?
格罗斯2月28日对南通社记者谈话时说:现在对1956年10月11日事件的评价只是意味着对当时评价中的某些出入作些修正。事实上是对当时只提反革命这种片面性进行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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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的重新评价,肯定了前半期是“人民起义”
,后半期“反革命行动增多”。与过去的结论相比,突出了前半期的革命性质,淡化了后半期的反革命色彩。
还有一点与过去不同,也为人们所忽视的新的提法是:“在这次起义中,民主社会主义力量起了作用”
,在客观上为当时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的泛滥起到了先导的作用。
随后,匈历史公证委员会正式公布了1956年事件始末的全部材料。这份材料提出,1958年6月审判的纳吉案件是“捏造的政治案件”
,“判决是非法的”。
5月,匈最高检察院检察长宣布,经复查,决定撤销1958年6月17日对纳吉及其同案人审判的决定。
1989年5月31日,匈社工党中央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一事发表公报指出;“中央委员会认为,1989年6月16日安葬纳吉和他的战友具有历史的象征意义。
纳吉。伊姆雷是1945年以后匈历史上的重要人物。
他的一生同共产主义运动是密不可分的。他是社会主义改革政策的象征。
1956年10月,他再次担任总理。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中,他为拯救国家而斗争。他既要为反对斯大林主义对匈的束缚而斗争,又要为医治民族创伤而斗争。他既要排除外来的干涉,又要同隐藏在人民起义后面的反革命活动作斗争。在这场斗争中,他在党和政府中的同行都没给他以应有的支持。
在这急剧变化的事件中,纳吉。伊姆雷本人也表现不够坚定。
他在判断国际形势和后果方面失误,提出了错误的外交政策。
尽管如此,他的名字仍然同民族的独立,同承认自治及民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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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党制形式的多元化的社会主义道路联系在一起。
1956年11月1~4日,外部条件发生了变化,同时党和政府也分裂了。纳吉。伊姆雷没有作出根据当时内外条件的要求必须作出的妥协,没有进行通过对原有的政治体制部分修改而可以进行的改革。这导致了他个人的悲剧,直至由于政治原因而被不公正地判处死刑。“
1989年6月14日,匈牙利政府就重新安葬纳吉等人发表声明。声明称:“纳吉。伊姆雷是杰出的国家领导人。
他认识到,必须改变同我国的传统格格不入的、没有生命力的政策;必须体现匈牙利民族特点,实现不可磨灭的人的价值。纳吉及其拥护者的思想以及所追求的具有民主、人道和民族特色的目标是现今匈政府政策的最重要的组成部分……政府坚决同过去错误的、不止一次是违法的政治决定划清界限,同1956年以来的报复性措施划清界限,决心结束曾带来许多痛苦的时期。
政府号召全国团结起来,集中我们的力量和创造力,建设一个新的、民主的匈牙利。“
重新安葬仪式选在6月16日举行,这天正是纳吉被处决31周年纪念日。
匈通社报导,全国有25万人参加这次吊唁安葬活动。
就在这一天,波日高伊对匈通社记者说:“今天是大家携起手来的日子。
其实质是全国的和解和从6月17日起以新的步伐和动力工作的开端“。
他同西方国家记者谈话时称这次葬礼“是一个重大事件”。他说:“这个国家有可能通过和平途径从独裁的社会主义制度转变为民主社会主义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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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透社6月17日的一篇新闻分析说:匈牙利共产党统治者希望群众对被处死的已故总理纳吉的哀悼能把这个国家团结起来,面对捉摸不定的未来,某些激进分子则乞求它能结束共产主义制度本身。奥地利《新闻报》6月26日发表社论说:“从上周末起,共产主义势力范围内的一个时代已宣告结束”
,“这意味着一党统治的完结”。并断言,匈社工党再也“无法阻止现实巨浪的冲击”。
第二节 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为1956年事件和纳吉平反的决定是同1989年匈牙利政局剧变紧密相连的。
1988年5月社工党召开的全国代表会议决定在深化经济体制改革的同时,加快政治体制改革的步伐。在起草党代会议文件时,总书记卡达尔坚持一党制的原则,同时也作了部分妥协,同意写进政治多元化。会议通过的决议称:“建筑在党的领导作用基础上的社会主义多元化是实现和掌握人民政权的条件和手段”
,这句话确切的表述是,应在坚持一党制的条件下实现社会主义多元化。
1988年底至1989年初,社工党对多元化的立场又演变为“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范围内实现”。建立多党制被提上了日程。
1988年11月2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决议指出:“随着各种社会——政治组织和团体的成立以及利益代表机构活动的加强,党处于一种尚未完全形成的多元的政治关系中。党的中央机构和广大党员对此缺乏足够的准备。党中央领导机构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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取了观望态度,在新的形式下很大一部分党员也感到群龙无首。“决议列举党内种种混乱的思想状况,”有的人在新形势下思想发生了动摇。有的人认为政治多元化中出现的新情况损害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还有一些人认为已经发生的变化还不够,应当实行不加任何限制的自由。社会上出现了各种政治流派。有的与党的思想接近,有的则与党的思想没有任何联系,还有的是反社会主义的,从资产阶级民主的土壤中滋生出来的。这些都是建立多元化关系的自然产物,但这种情况也要求党对于建立民主政治体制的方向和任务明确自己的立场。“
社工党内最高领导层在政治体制改革和多党制问题上发生意见分歧,矛盾日趋尖锐。波日高伊认为,匈牙利以前搞的“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他主张尽快“实行多党制”和“确立三权分立的西欧型议会民主”。格罗斯则认为,在目前条件下“实行多党制会产生分裂工人阶级的影响”
,造成“党派之间的争斗”
,他强调要“在一党制条件下发挥党的领导作用”
,但同时又表示:“从法律上说,我们不能否认匈牙利也可以存在多党制。”
1989年2月11日,社工党中央全会公报正式宣告:“为了广泛发扬民主,并从人民当家作主和法制国家的原则出发,中央委员会决心继续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它深信,在匈牙利特定的情况下,政治体制多元化可在多党制的范畴内实现。”
在《关于政治体制改革几个迫切问题的立场》中表示:“在宪法的范围内可以存在作为反对派的运动和政党。”
美国《基督教科学箴言报》1989年3月8日刊登文章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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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月,在匈牙利执政的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会议上达成了一项具有历史意义的妥协,从而宣告了东欧政治中一个新纪元的开始。允许反对党的存在标志着共产党意识形态方针的一次引人注目的转变。”
从此之后,社工党领导层内在如何实行多党制及今后匈牙利走什么道路问题上分歧进一步加剧和公开化。
以格罗斯为首的一些领导人认为,实行多党制后,社工党“应继续发挥领导作用”
,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思想”
;国会选举后要建立以社工党为主体的多党联合政府;多党制应“逐步过渡”
,分阶段实行;强调必须同社会上的敌对势力进行坚决斗争。
但格罗斯又对南通社记者发表谈话说:世界上从来没有任何一个党放弃过领导作用,问题在于这个党能不能保住自己的权力。不过,匈牙利党不想继续垄断执政权,而是希望在保持党的统治地位的同时也吸收其他各种力量参政。
以波日高伊为代表的一些人则主张加快向多党制过渡,认为改革要进入一个新阶段,“任务是要改换整个制度及其意识形态”。他接受西方“自由欧洲”电台记者采访时说:“共产主义制度(应该)取消”
,因为“再也不能使之象苏联和东欧所做的那样加以改造”。
他主张建立“一个以欧洲的社会党和社会民主党思想为基础的新型政党”。
他列举了法国和意大利的社会党和瑞典、西德与奥地利的社会民主党作为这种新型政党的样板。
在新建的反对党政治势力中有对后来匈牙利政局起重大影响的是“民主论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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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主论坛”出现的历史渊源,可追溯到1986年匈作家协会大会。会上部分作家抨击了政府的文化政策。当局后来改组了作协的领导班子。
1987年这部分作家重新聚结。发起这次集会的有作家久尔科和费凯代,此外还有社工党党员比哈里。米哈伊、比罗。佐尔丹、兰提尔。拉斯洛和基拉伊。
佐尔丹,上述四名社工党员是因参与发起洛基泰莱基会议,1988年4月9日被社工党中央开除党籍。
1988年9月,匈政治形势发生了变化,按匈牙利人习惯的说法是开始了“后卡达尔时代”。这时“民主论坛”便作为一个社会组织出现,并有大批的人要求加入。
1989年初遂成为匈最大的一支反对派的政治力量。
1989年9月3日,“民主论坛”宣布为独立的社会组织。应当说1987年的洛基泰莱基会议是个重大的转折。
随后国内各种政治上的反对派别应运而生,要求从宪法上限制共产党的权限、建立多党制的呼声越来越大。
匈社会上新建和重新恢复的反对党和政治团体组织一时间发展到30多个,主要有:民主论坛、自由民主者联盟、青年民主者联盟、社会民主党、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等,社工党和政府都承认它们存在的合法性。上述组织于4月8日成立了名为“反对派圆桌会议”的联合组织,同社工党倡议的官方民族圆桌会议分庭抗礼。
实行政治多元化,催化了社工党内各种流派的衍生,名称繁多的组织林立。自称主张彻底改革的党内激进派力量在1989年5月成立了“改革俱乐部”
,其组织遍布全国,成员主要是知识分子,多达十几万人。改革俱乐部主张“用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彻底更新党”。
这一主张得到党内领导人波日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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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内梅特和霍恩等人的积极支持。到了1989年9月,改革俱乐部实际上已成为社工党内部一个强大的反对派,大有左右时局的势头。
在参加10月召开的10大的700名代表中,有540名是改革俱乐部的成员。这时执政党的分裂已成为不可避免了。
6月24日,社工党中央全会通过了《关于党的形势和政治目标的决议》,重申在匈牙利只有建立新的经济和政治模式才能实现社会主义。
决议说:我们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法制国家、多党制基础上的议会民主,建立在公有制占主导地位基础上的市场经济。社工党忠于马克思主义价值,忠于左派的、社会主义和人道主义思想。我们党正在更新,党将努力成为由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的价值形成的新的统一体和为工人和全民族利益服务的力量。
这时期,匈民意研究所民意测验显示,对社工党的支持率约为366%。
B1989年8月19日,社工党中央发表了《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纲领宣言》(草案)。宣言说:“匈社工党内几十年以来时而公开、时而隐蔽地存在的改革势力崛起,并且开辟了从国家社会主义向民主社会主义和平过渡的道路。我们党的最主要目标和平地、渐进地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
国家社会主义使匈牙利陷入危机。危机破坏了人们对社会主义可以实现所抱的信念。尽快地改换模式,向民主社会主义过渡已经不可避免。要改变模式,就需要对我们现有的社会、经济进行彻底的重新评价和改造。党首先同斯大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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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一切变种划清界限。我们的目的是建立一种个人与集体自由发展的公众社会。我们的直接任务是扩大个人的人权、自由权和福利权。我们的中期目标是建立以文化、科技发展和受过培训的劳动力为基础的生产机构。我们的长期纲领是达到发达国家的文明水平。
我们信奉左翼社会党人和人道主义的思想。我们这个正在革新的党希望把共产党人和社会民主党人的价值观统一起来,以便使我们党成为为全民族利益服务的力量。我们将以民主社会主义的纲领为全民族并同社会一道探索摆脱危机的出路。“
从这个宣言中可以看出,社工党内主张彻底改革的激进派及改革俱乐部的势力把民主社会主义当作摆脱危机的灵丹妙药,致使民主社会主义思想在党内占了主导地位。
社工党内民主社会主义思潮有其深厚的历史渊源。匈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有过几度合作和分裂的历史。在霍尔蒂统治时期,共产党被取缔,长时期内社会民主党的力量要大于共产党。
1948年夏拉科西将共产党和社会民主党合并成一个统一的党,以显示左派队伍的胜利和共产党力量的壮大,但却为社会民主主义思潮在党内的发展留下了思想和组织的基础。拉科西登上执政党总书记地位后,采取“溶化”社会民主党的步骤,不断发动各种“清查”运动,把原社会民主党人从各级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但其社会思潮始终若隐若现地潜伏在党内,在各个重大的历史转折时期以不同的方式得到传播。
卡达尔执政时期对社会民主党的冤案作了认真平反,并同社会党国际改善了关系,以维利。勃兰特为代表的“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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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方政策“在匈党内找到了孳生的土壤和气候。
80年代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宣扬“民主、人道的社会主义”和建立“欧洲大厦”
的主张,对社工党内激进反对派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社工党内民主社会主义在新形势下复活,这是一种历史的必然。与东欧各国相比较,它的理论体系更为完备,更富有时代特征。
80年代中期后,匈仿效苏联戈尔巴乔夫“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做法来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匈舆论导向在“民主化”和“公开性”的冲击波下明显地向主张政治多元化、多党制,议会民主和市场经济方向倾斜,并在党内逐渐成为主流。而这一切又都得到戈尔巴乔夫的默许和纵容。涅尔什在接受采访时谈到1987年他与戈尔巴乔夫在莫斯科首次会晤的情景时说:“戈问我,你们最近在干什么?我说,我们在向西方寻求出路。接着又向他说到匈牙利准备实行多党制,戈表示赞同。总之,我的印象戈尔巴乔夫是个务实主义者。”不难看出,戈尔巴乔夫是多方鼓励匈牙利“变革”的,乐于看到匈牙利能沿着与苏联同一方向演化。这是匈社工党内反对派势力能得到不断扩大的重要国际因素之一。1988年5月,卡达尔在匈社工党全国代表会议上不无忧虑地提到:“我们必须重视这样一种情况:不断扩大的民主和公开性正在被利用,而且是被那些不同意我国政策的主要政党,甚至不同意现行社会制度的人滥用了。一旦在观点上出现这种现象,就必须用辩论和政治斗争的形式来反对它。即使在将来,我们也不允许政治组织活动,不允许损害宪法制度和社会主义法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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敌对观点的存在。我们无意用扣帽子的方法增加我们的敌人的数量,但是我们有权期望并要求每位公民为维护立宪政体而遵守我们的法律。“
这是卡达尔退出政坛前向全党发出的告诫。但是,言者谆谆,听者藐藐。
二战后形成的雅尔塔体系的国际格局中,匈牙利作为小国一直处于依附苏联的地位,苏联对匈牙利政局变化有着深刻的影响。
在匈牙利民间笑话中广为流传的说法是,卡达尔对赫鲁晓夫怀有深情,对安德罗波夫也有好感,唯对勃列日涅夫的“有限主权论”始终存有戒心,到了戈尔巴乔夫时代,他吃惊地发现戈尔巴乔夫比自己激进得多,他无法跟上戈的步伐,不知道他要干什么。卡达尔困惑焦急,直到去世。
匈剧变后的首任总统根茨对戈尔巴乔夫有过充满激情的评语,他说:“我认为戈尔巴乔夫是我们时代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他影响着全世界命运的进程,匈牙利和中欧的变化也是由于他的倡导才变得有可能并且实现了”。

第三节 一次非常党代表大会
在这严峻的形势下,社工党提前于1989年10月6~10日召开党的非常代表大会。
当时拥有72万党员,出席大会的代表是1276名。
①191年8月21日根茨接见《人民自由报》记者采访时的谈话,刊登在该报8月2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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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8年5月后社工党内产生的各种派别竞相在大会上提出自己的纲领和主张。
会上就更改党名、制定党纲党章、党的组织和人事安排等问题上唇枪舌剑,争论十分激烈,一项决议往往要表决几次才能通过。因此,会议时断时续。最引人注目的是由原来的“改革俱乐部”组成的改革纲领派和人民民主派在会上结成的改革派联盟,其代表有540人,占了上风;与此相对峙的有匈社工党团结革新派和捍卫匈社工党纲领派。
匈社工党主席涅尔什致开幕词,为这次党代大会定了基调,他说:应当完全放弃斯大林主义,因为实际上斯大林主义不是一种社会主义,而是错误的道路,它采用了与社会主义格格不入的方法。
因此1956年反对斯大林主义的人民起义是正确的,它开辟了建立匈牙利社工党及其现实政策的道路。
他谈到导致党陷入危机的一些重大错误,说1972~1974年改革停滞,1983~1986年在没有进行新的深刻改革的情况下党主张加快经济增长,无疑是一种政治失误。这两个错误的决定也是造成匈牙利大量欠款的直接原因。因此人民追究匈牙利社工党的责任是理所当然的,我们不能为自己解脱,应当接受批评。但是党从这当中吸取了教训,努力消除执政党不受监督的情况和一党制。从这当中得出的结论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匈牙利社工党的历史作用已经结束。最后,涅尔什抛出为当时动荡的东欧社会主义国家轰动的建议,即放弃实现官僚主义的、民主集中制的所谓“国家社会主义”
,建立民主社会主义。换句话说,就是解散原来的党,另行建立新党。
党代会围绕如何评价匈社工党的过去和党要维护团结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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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分裂的问题展开了激烈的争论。
代表改革派联盟的波日高伊表示,他决心“同过去的领导人彻底决裂,同过去40年的错误、同造成独裁的国家社会主义一刀两断”。他宣称:“目前,匈社工党的历史和党治国家的历史一起都已接近尾声。从此以后,其党员将成为一个新的社会党的主人。这个新党首先要根据欧洲左派的价值和民主社会主义的要求进行组织建设,在政治上通过竞选争取作执政党。”
他主张那些不同意新党纲、党章的人可以离开党。
格罗斯等人反对全盘否定过去,主张更新党,建立新的团结,不同意改建新党。
格罗斯强调:“必须忠实地描写历史。
如果为了眼前的政治目的,只谈论社工党以前的错误或罪过,这将对任何发展和振兴造成严重的危险。“
他声称:不能放弃工运的进步价值和共产主义思想,只应当放弃败坏它声誉的实践。完全否定,无论是打着左的旗号,还是右的旗号,都是不能允许的。“他认为:”在一个准备迎接大选的党内,各种派别应当取得一致意见,向舆论显示出它的团结。否则就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
两种对立意见激烈交锋,最后改革派联盟的主张获胜。
大会最后通过了关于把匈社会主义工人党改建为社会党的决议:“在我国历史上,以匈社工党的名称为标志的时代已经结束。迄今的社会主义概念和斯大林主义制度已耗尽其一切社会、经济、政治和道德上的潜力,已不适于赶上世界发展的步伐。
这样,作为国家党的匈社工党的历史业已结束。
为了全面、彻底地进行社会、经济和政治复兴,在此基础上建立新党是必不可少的。在这次代表大会上建立的这个新党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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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真诚地反对自己前身的过去,同各种罪恶和已被证明为错误的原则、方法划清界线。它与官僚主义的党治国家制度和民主集中制的原则决裂。这个新党同时将自己视为匈社工党内历次改革事业的继承者。它无保留地承认人类发展的普遍价值、人道主义、自由、民主和尊重创造价值的劳动。“大会接着又通过了社会党纲领和新的党章。
纲领称:“党首先要同斯大林主义和新斯大林主义的所有变种划清界限。坚持维护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运动中这样一些思想的价值,如扩大人的自由、实现来自下层组织的社会公共意志、自治、真正的集体化、社会联合、公平、机会均等和社会保障。”党的目标是“民主社会主义”
,建立“以混合经济所有制、社会市场经济的自治体制为基础的多党议会民主”。新的党章规定:“匈牙利社会党是靠自己劳动而获得收入者、小经营者、匈牙利族和其他民族同胞的党,从而改变了原党章中匈牙利社工党”是共产党,是工人阶级革命先锋队的劳动人民的党“
的性质。
新党章不再提党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以及为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服务等。到了190年5月,社会党“二大”通过的文件进一步提出该党是社会民主党性质的,承认并实现民主社会主义价值观念的社会党,它接受1989年6月社会党国际原则声明,宣布匈牙利社会党在政治上不是数十年来承认自己是共产党的那些斯大林式政党的继承者。
社会党成立后,立即遭到以原社工党总书记格罗斯为首的一部分党员的反对。同年11月17日,他们发表呼吁书指出:“当前最重要的任务是重新组织一个工人、农民和知识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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子团结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以便捍卫40年来以巨大牺牲为代价所取得的成果,战胜令人窒息的危机和探索通向发展社会主义思想的道路“。
12月18日,格罗斯等人重新组织召开社工党“十四大”
,通过党的政治声明,指出,匈社工党的长远目标是在匈牙利建设社会主义,当务之急是阻止资本主义制度复辟。
至此,一个拥有72万党员的执政大党分崩离析,最后裂变为两个分别仅有4~5万左右的小党。
匈牙利社会党的成立使国际舆论哗然。法国《费加罗报》发表评论说:“这几个月来,在所有动摇整个共产主义集团的地震中,10月7日的布达佩斯会议可称是最大的一次。
匈牙利共产党不仅自行停止活动,改建为社会党,而且它还决定最终与国家社会主义和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说同马克思主义一刀两断,这完全可以说是相当于一次精神革命了。
布达佩斯的这次党代会有可能成为20世纪的重大事件之一,作为第一次,一个,“人民政权”正式放弃了共产主义。“日本《经济新闻》发表文章说:”在东欧的匈牙利执掌专政的权力长达40年之久的社会主义工人党(共产党)
,脱离历来的共产主义,以西欧型的民主社会主义为目标改变基本路线,连党的名称也改为“社会党”
,这等于是宣布共产主义在同资本主义竞争中失败,可以说这是二次大战后世界政治体制出现明确转机的第一步。“耐人寻味的是这次匈党的非常14大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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议宣布成立社会党还不到24小时,戈尔巴乔夫就致电祝贺温尔什当选为社会党主席。
第四节 和平过渡——政权更迭
匈牙利剧变首先是执政的共产党最高领导层的内讧、分裂,自己搞垮了自己;党外反对派是在这特定的政治气候下羽翼日丰,最后掌管了政权。这同东欧其他国家先是由党外反对派步步进逼,执政党节节退让而失去政权有所不同。
1989年6月起,匈牙利的形势已不是自我完善的改革,而是明显地朝向制度和政权更迭的方向迅速转化,而这一切又都是在“党内有党,党外有派”的里应外合的格局下得以实现的。那么,推动这次剧变的主要政治势力有哪些呢?波日高伊在191年9月的一次报告中说:“这次制度变革中有三种主要的政治力量;一是主张改革的共产党人;二是自由派和知识分子;三是参加1956年事件,后流亡国外的人。”
与社会党陆续抛出“由党治国家过渡到法制国家”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来更新党的进程同步,以波日高伊为代表的“激进改革派”也加紧了实现“和平过渡”的步伐。
1989年6月13日,社工党与9个反对派和7个社会团体举行三方圆桌会议,共同商讨向多党制“和平过渡”的步骤和办法。波日高伊代表社工党参加谈判。反对党派步步紧逼,社工党节节退让。在反对党的要求下,社工党同意退出军队和内务部门,同意解散工人卫队。
1989年8月28日,波日高伊擅自在圆桌会议上接受反对派提出的任何政党都不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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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单位建立基层组织的主张,社工党的基层组织只能在居民区活动。此事在社工党内引起强烈的反对。社工党主席涅尔什遣责波日高伊事先没有得到授权就作这样的表态。社工党在会上建议在宪法修改草案中说明国家的性质是社会主义,但后来由于反对党的反对也放弃了这一原则立场。
6月13日~9月18日历经马拉松式的会谈,三方就“和平过渡”的实质问题达成协议,签署了有关修改宪法、建立宪法法庭、政党法、国会代表选举法以及修改刑法和刑事诉讼法等6个重大法律草案,准备提交国会讨论和通过实施。
这样,从法律和组织上为反对党通过大选掌握政权铺平了道路。
1989年9月19日,在党外成立了“争取民主匈牙利运动”组织,其宗旨是“和平、民主的改造社会。”该组织的职能是在多党制过渡中起到“非常的政治组织作用”
,由波日高伊担任主席。他表示,匈社工党不再谋有宪法保障的领导地位,这并不意味党将放弃它的领导作用,党要在同其他政党条件均等的情况下通过宪法做到这一点。
他不止一次地表示,他要同过去社工党的错误“一刀两断,”划清界线,并踌躇满志地表示要参加190年的总统竞选。
结果事与愿违,在第一轮选举中就名落孙山。
80年代末,苏、美两大国对匈牙利“和平过渡”的政局有着举足轻重的影响。
1989年7月美国总统布什访匈和同年12月美苏首脑马尔他会晤,加速了匈剧变的进程。
也许是历史的巧合,正当匈牙利为卡达尔的去世举行各种悼念活动时,7月6日布什登上专机空军2号时说,波、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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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即将跨上新时代的国家”。
7月12日布什抵达布达佩斯时宣称:“匈牙利今天已处在伟大的历史性变革的门槛上,……
匈牙利正在制定宪法,正在朝民主的、多党派选举的方向前进。这应部分归功于那些勇敢的男女建立了反对党。“
“铁幕已经裂开,这还是第一次,你们伟大的国家匈牙利带了个头。”
他自称此行是为“引导民主改革”传经献宝,并承诺给予匈牙利最惠国待遇;设立一项2500万美元的基金,作为匈企业私有化新的资金来源;拨款500万美元建立国际环境中心,为人员交流提供资助等。对此,美《华盛顿邮报》评论说:“布什利用他访问波兰和匈牙利之机来推动一个谨慎而又大胆的尝试,其目的在于把这两个中欧国家从共产主义推向西方,推向西方的自由市场原则和政治多元化。”
1989年频频传来苏美首脑将在马耳他会晤的消息,正在“和平过渡”的匈各界人士十分关注会晤的结果对东欧的影响。
是年11月2日作为匈总统候选人的波日高伊在美国白宫受到布什的接见,波向布什投石问路:“人们都担心最近美苏首脑马耳他会晤将是又一次雅尔塔会议,美苏要重新瓜分世界势力范围。”
布什回答道:“不,正相反,这次东欧解放了。”
他表示美国坚决支持匈牙利朝着西方式民主发展。当日波日高伊接受美联社记者采访时欣喜过望地说:这次苏美首脑会谈“将使东欧受益”。
匈牙利剧变的深刻的国际背景是通过国内诸多交叉因素的迸发而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1989年10月18日,匈社会党成立后一星期,匈国会通过了宪法修改草案,将原匈牙利人民共和国改名为匈牙利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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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国。
新宪法取消了关于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取消作为集体国家元首的共和国主席团而改行国家总统制。
10月23日,匈国会主席、国家临时总统絮勒什在1956年事件发生的中心地区——科苏特广场举行的群众大会上宣布了匈牙利共和国的成立。他宣称,国家改名是匈牙利“新的历史阶段的开端。”匈通社报导说:“1956年的梦想不需要流血就要实现了。”
紧接着三天之后,即10月26日,美国总统布什在白宫玫瑰园举行的仪式上签署了给匈牙利以最惠国待遇的文件,匈牙利成了第一个不受1974年一项法令限制的国家。
根据这项法令禁止美国对大多数共产党国家提供贸易贷款。布什在签署文件时说:“匈牙利在这笔交易中尽到了它的责任,我在这里尽我们的责任。”他又说:“匈牙利正处于席卷东欧民主潮流的”浪尖上“。
190年3月25日和4月8日,匈牙利分两轮举行多党制后的第一次全国自由大选,选举新的国会。在登记注册的52个政党中,有19个参加竞选。
两轮选举的最后结果是:民主论坛得票4275%,在国会中获得164个席位;自由民主主B义者联盟得票2383%,获92席;独立小农党得票114%获B44席;社会党得票855%,获33席;青年民主主义者联盟B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得票各544%,均获21席;其它党派和B无党派人士共获11席。
根据选举结果,由民主论坛主席安托尔组阁。他建议民主论坛同独立小农党及基督教民主人民党联合执政,对“社会党激进改革家涅尔什、波日高伊、内梅特在这次民主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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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程中建立的功绩“表示”钦佩和尊重“
,但又说不能同他们一起组阁。
这样,社会党虽进入国会,但却被逐出了内阁,它在执政40年后变为在野党。
社工党因得票未超过4%而未能进入国会,失去了参政机会。
5月2日至3日,经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新国会举行首次会议,选举了新国会领导人。作家协会主席、自由民主主义者联盟全国委员会委员根茨。阿尔巴统当选为国会主席,并代理总统职务。根茨正式授权民主论坛主席安托尔。约瑟夫组阁。国会通过了由民主论坛、独立小农党和基督教民主人民党组成联合政府的成员名单。
政府17名成员中民主论坛占9人,除总理外,还有国防、内务、外交、司法、工商、交通和通讯、环境保护、文教等主要部长职务。独立小农党拥有农业、劳动和两个不管部部长职务。基督教民主人民党任福利部长。其他三个部长由无党派人士担任。
190年5月2日,匈国会通过190年第1号法令,即匈牙利共和国成立后的第1号法令,内容如下:“通过自由选举产生的新国会认为自己刻不容缓的任务是,将1956年10月革命和自由斗争的历史意义写进法律。
匈牙利近代史上这一光辉事件同1848~1849年的革命和自由斗争具有同等的意义。
1956年秋匈牙利发生的这场革命证明了民主的社会制度是能够建立的,为祖国的独立而作出的任何牺牲都不会徒劳无益。革命后的镇压重新恢复了旧政权,但1956年精神却永远留在人民心中。
新的国会认为自己有责任唤起并保持对1956年革命和自由斗争的纪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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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宣布,将竭尽一切努力保卫符合1956年精神的多党制民主、人权和民族独立。为此,它在第1次会上第1号法令中作出如下决定:1国会将以法律形式永远纪念1956年革命和自由斗B争;2将10月23日,1956年革命和自由斗争的第一天,也B即是匈牙利共和国1989年成立的日子,法定为国庆节“。
至此,匈牙利反对党通过自由大选掌握了全部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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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丧失政权
第一节 雅克什当政时期的政策
雅克什担任捷共中央总书记后,捷所面临的国内外形势更为严峻。戈尔巴乔夫所提出的改革和新思维,苏联和东欧其他国的重大变化,对捷形成强大的压力和冲击。捷国内的反对派势力迅速发展,逐步成为与捷共抗衡和争权的政治势力。不少人要求捷领导放弃僵化政策,为1968年事件平反,加速改革和民主化。捷共内部开始分化,领导地位动摇。在这种风雨飘摇的形势下,雅克什等人基本上执行其前任胡萨克的政策,更倾向于维持现状,以保住捷共的领导地位。为此,他们不得不提出改革和民主化的口号,但强调不应照搬苏联的作法,应按照本国条件来制定政策,力图稳中求变,现在让我们来分析雅克什是怎样处理他面临的三大难题的。
一、在对待1968年事件的问题上,坚持捷共领导的原有立场,拒不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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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问题是20年来一直困扰捷领导的重大政治和社会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捷在改革上难以突破禁区,迈不开大的步子;几十万受打击和株连的党员和群众得不到解放;捷依然是被占领的国家,对外难以执行独立自主的政策。而要解决1968年问题,就要对它进行重新评价,承认杜布切克的改革的正确和苏联出兵的错误。这就等于否定了捷共领导本身。雅克什等当然不能同意。但形势的发展不以捷共领导人的意志为转移。波匈等国领导人在对本国一些历史问题进行重新评价的同时,提出要重新评价捷1968年事件。
波匈领导首先发表声明,认为苏联等国1968年出兵捷克斯洛伐克是“根本性的错误”
,是“干涉别国内政”。苏联一些研究机关提出应重新评价捷1968年事件,苏领导内部打算承认苏出兵侵捷“纯属苏方错误”。捷领导人雅克什等对此十分恼火,公开批评波匈“干涉捷内政”
,“帮捷国内反社会主义势力的忙”
;对苏联也表示不满,进行内部交涉,希望苏联不要重新评价1968年事件。
捷国内反对派抓住1968年问题不放,要求为其平反。不少党员和群众也认为,为1968年事件平反,已是顺理成章,不这样做,捷改革和民主化无法起步。但是雅克什等坚持原有立场,1989年3月30日他在捷共中央全会上重申,捷共对1968年事件的立场“不变”
,仍然坚持1970年12月捷共中央全会所通过的《教训》这一文件的立场,即认为1968年事件是“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事件”
,苏联等5国出兵是对捷的“国际主义援助”。雅克什等还声称,捷现在所进行的改革,与1968年的改革毫无共同之处。
为了缓和捷国内的不满情绪,捷领导在1968年问题上也表现出一点松动。
雅克
46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什1989年6月14日在中央全会上谈到1968年后被清洗的捷共党员时说,可以接受那些真诚为社会主义工作、积极支持党的政策和愿意回到党内的人重新入党,还笼统地说,要承认1968年捷共1月全会的结论。
①但这被人们说成是一种宣传姿态,无助于问题的解决。
二、在改革问题上,捷领导一直面临着国内外的强大压力,它不能不改,但又不能深入地改捷领导指出,改革是为了加强社会主义,不是搞私有化;要扩大企业权力,但坚持通过计划来管理国民经济;运用价值手段,但不允许损害国家和社会利益,剥削他人,非法致富;加强对外经济交往,包括发展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经贸关系,但不应过多地借外债。在具体政策上,仍坚持1987年2月通过的《37条》,步子更加谨慎,强调要作充分的准备,包括一系列的立法和试点工作。捷领导人着重指出,在改革上不能被种种压力所左右,不能不顾本国条件,操之过急;也不徘徊等待,止步不前,有条件的地方可以行动起来,不必等待上面的具体指示。过去,捷在大政方针上,一直是向苏联学习,亦步亦趋。现在,在改革等问题上,同苏联领导拉开了距离,同不大主张进行改革的民主德国和罗马尼亚的领导人加强了关系,引起了戈尔巴乔夫的不满。为了给改革作准备,捷制定和修订了许多法律,如国营企业法、股份公司
①那次中央全会选举杜布切克为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标志着1968年“布拉格之春”
的开始。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65
法、农业合作社法、劳动法、经济法、对外关系法等,同时选定若干企业进行改革试验。总的讲,捷在改革方案上,未突破计划管理体制的框架,作法上小心谨慎,求稳怕乱。在政治改革方面,捷领导更是顾虑重重。
它提出实行民主化,加强法制,提出以民族阵线作为社会主义多元化的基础,不许削弱党的领导和改变社会主义制度,一切要有秩序地进行。
捷共提出要制订新宪法,修改党章,要减少党中央的部门,裁减政府官员,规定从县委至中央委员的任期不得超过10年,注意发挥民主党派的作用,等等。为了给改革创造较好的环境,捷领导很注意抓经济问题。当时,捷工农业生产计划虽完成不佳,但仍有所增长,粮食生产达1100万吨,食品供应较充足,外债在1988年为67亿美元,是东欧外债最少的国家之一。预算收支平衡,1988年尚有结余。经济状况比波匈等国要好一些。但是捷领导承认,这种较好的经济发展是靠一系列紧缩政策才达到的。捷经济上长期积累的问题,如此例严重失调,计划完成不均衡,基建战线过长,科技发展缓慢等等,一直都存在,且有加剧之势。还必须指出,捷市场消费品供应不足,加之苏、波等国众多的旅游者到捷大量抢购,更加剧了捷市场的紧张,捷当局对这些国家的旅游者采取严格限制,没收其超过限额的商品,影响了捷同这些国家的关系。捷领导希望通过改革来缓解经济困难,但又怕重复1968年的老路,不敢突破旧的管理体制,在改革上未取得明显成就,未给群众带来好处。对捷改革产生了不利影响的还有以下事实:捷领导层除了在改革和1968年问题上存在政见分歧外,还存在着权力之争。经过长期较量,主张进行深入
6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改革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总理什特劳加尔于1988年10月11日被解除了职务,由比较温和的阿达麦茨接替其总理职位。
三、在反对派问题上,采取严厉打击的政策。
鉴于波匈等国的教训,捷当局意识到反对派对自己的严重威胁,因而对它采取不妥协的政策。捷领导人和党的报刊经常对反对派的活动进行系统的揭露和批判,指出反对派中间存在反社会主义势力,得到西方的支持,它们利用改革和民主化的口号,煽动群众,目的是搞资产阶级的政治多元化,多党制,最后推翻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因此,应坚决拒绝反对派的政治要求。捷当局对反对派组织的主要人物实行跟踪、监视,对他们所组织的抗议示威活动实行镇压,逮捕其组织者,予以判刑,还打伤一些群众。捷当局不承认反对派组织的合法存在,不同他们进行对话。
这样做的结果,不仅激起了国内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也引起西方国家的抗议和苏、波、匈等国的不满。雅克什等人陷于更加孤立的境地。
第二节 反对派组织的发展及其与捷共的对抗
长期以来,以“七七宪章”组织为代表的捷反对派一直处于地下活动状态,仅开展一些零星的分散的活动,代表性不广泛,没有工农群众的支持。从1987年开始,随着苏联和东欧国家的重大变化和西方国家的大力支持,捷反对派渐趋活跃。其活动有如下特点: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65
一、从分散隐蔽形式发展到公开的有组织的形式,从少数团体发展到众多组织。
1987年3月14日,“七七宪章”组织十多名负责人,公开在布拉格一个公墓集会,纪念该组织一位创始人,并向报界发表声明,争取更为公开的活动。这是“七七宪章”组织成立10年来的首次公开活动。从此,捷反对派组织,利用各种纪念日,组织游行示威。参加者少则几千人,多则几万人,1989年达到数十万人。除了游行示威,反对派组织和宗教团体还开展针对当局的签名请愿活动。
1988年3月,教会开展签名请愿,要求宗教自由,据称签名者达7万人。
这时期,捷出现了各种反对派组织。除哈韦尔为代表的“七七宪章”派,还有1968年后被清洗的捷共领导人和党员组成的社会主义复兴俱乐部,其中有前捷共中央书记、外交部长等,有相当的政治影响。还有马萨里克协会、独立记者协会、美国之友协会、前政治犯协会、斯洛伐克青年天主教组织等等。
1968年后被禁止的一些组织,如“231”俱乐部等,也开始恢复活动。1948年后停止活动的社会民主党也宣布进入政治舞台。
蛰居20多年的前捷共中央第一书记杜布切克出来公开活动。
他写信给苏、美领导人,要求他们促进捷改革和民主化,多次对西方记者发表谈话,强调1968年改革的正确性,要求为其平反,主张在捷进行深入的改革。杜布切克等人还亲自参加反对捷当局的游行示威,出席群众大会,并发表讲话。
二、从国内转向国际。捷反对派的活动一向得到西方国
86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家的支持从80年代起,西方领导人访捷,条件之一就是会见反对派和教会人士。西方广播、电视等宣传工具经常报道捷反对派的活动,起了联络、通风报信和指导作用。西方不少人以旅游者身分访捷,参加捷反对派组织的游行队伍,反对捷当局。苏联、东欧国家的某些官方人士和反对派组织,公开表示支持捷反对派。波、匈等国反对派人士多次同哈韦尔等人会晤,相互配合和支持。美国、法国、联邦德国、奥地利、荷兰、丹麦等国领导人抗议捷当局镇压示威群众和逮捕反对派人士。有的国家取消了领导人访捷的安排。哈韦尔被判刑之后,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公开出席观看波兰剧院演出的哈韦尔的戏剧,这无异于对捷反对派的声援。捷当局对反对派活动的国际化十分不安。雅克什1989年10月在中央全会上强调,不可忽视反对派活动的国际化。
三、从要求为1968年事件平反和进行彻底改革,发展到要共产党下台捷反对派组织的游行队伍,高呼“雅克什滚蛋”
,“要戈尔巴乔夫”
等口号,主张为1968年事件平反,进行彻底改革。
1989年6月,“七七宪章”等组织发表所谓《几句话》宣言,系统地提出了反对派的要求:为1968年事件平反,重新评价捷50年代的历史;释放政治犯,实行新闻自由;承认反对派组织合法,并同这些组织对话,以便彻底推进改革和民主化。
捷反对派就宣言开展广泛的签名活动,声称要争取100万人签名。捷共领导对此作了强烈反应。捷共中央一位主席团委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65
员称这一宣言是“反改革、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反革命纲领”
,应予以坚决回击。
捷反对派还提出取消工人纠察队——捷共中央总书记直接领导的工人民兵组织,改组司法机关,惩办镇压示威群众的官员等。捷共的回答是,这些专政机构不仅不能撤销,而且要加强。随着反对派势力的膨胀,他们更得寸进尺。
1989年11月,捷反对派明确提出,捷共应首先放弃宪法中规定的在社会上的领导作用,放弃它在政治上的垄断地位,实行政治多元化。
第三节 共产党丧失政权
1989年底,继波、匈、民主德国剧变之后,捷共领导处境更加困难。
“七七宪章”领导人宣称,捷当局“越来越孤立”。
“末日已经临近”。捷反对派抓住时机,加紧组织大规模的抗议示威活动。
11月17日,为捷大学生反法西斯暴行纪念日。捷反对派和大学生联合组织纪念大会,这个大会很快成为反对捷当局的示威游行,参加者达34万人。
“七七宪章”
B领导人哈韦尔和杜布切克也参加示威。示威者要求捷共领导人下台,实行自由选举、释放政治犯。这次抗议示威成为捷反对派向捷共夺权的新起点。捷当局出动警察进行镇压,打伤和逮捕300多人,杜布切克等亦被拘留3小时。从这一天起,布拉格的抗议示威活动持续不停,参加示威活动者达数十万人,并且蔓延到捷各大城市,参加者除学生、知识分子外,还有市民,工人和农民。从11月20日起,各剧院罢工,高等学校学生和一些中学罢课。
07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在这种紧张的决战时刻,反对派和捷共领导层开始发生重大变化。反对派由分散走向统一,捷共领导却由统一走向分化;反对派步步进逼,捷共领导节节退让。
11月19日,正当示威活动逐步升级之时,“七七宪章”
等12个反对派组织宣布实行联合,成立“公民论坛”
,组成全国委员会,由哈韦尔等人负责,直接组织和指挥反对派的一切活动。
“公民论坛”向捷当局提出如下要求:一、所有参与策划苏军入侵、扼杀1968年“布拉格之春”的捷共领导人雅克什、胡萨克、英德拉等全部下台;二、对镇压1989年11月17日示威学生负有责任的内务部长和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辞职;三、调查数月来对示威群众的错误做法,由“公民论坛”派员参加;四、释放所有政治犯。
11月26日,“公民论坛”发表政治纲领,谴责捷共垄断国家所有重要位置,致使社会瘫痪、人权遭破坏,要求捷共放弃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使捷成为“民主的法制国家”
,在经济上打破现有经营方式,实行各种所有制平等竞争的机制,在对外政策上主张欧洲一体化。
“公民论坛”还在全国各地建立组织,开展夺权斗争。
这期间,捷共领导层发生分化。总书记雅克什坚持强硬立场,坚决要同反对派作斗争。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兼布拉格市委第一书记什捷班强调决不拿原则作交易,号召工人纠察队站稳立场,防止可能出现悲剧。国防部长强调人民军将永远同人民站在一起,保卫社会主义成果。可是捷共中央另一位主席团委员兼青年联盟主席莫霍里塔却参加了11月20日的布拉格示威集会,声称青年联盟书记处“一致支持高等学校罢课委员会”。
11月21日,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政府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75
总理阿达麦茨会见“公民论坛”代表和大学生代表以及宗教界人士,主张进行坦诚的民主的对话。因此,当时有人评论说,捷共内部实际上已出现两个中心。
11月27日,约200名共产党员成立了“民主论坛”
,声明反对1968年苏军入侵,要求重新评价1968年以后的历史,甚至要求取消共产党的领导。这样,在捷共内部出现了反对派组织。
11月23日,“公民论坛”在布拉格组织30万人的大示威,并呼吁11月27日举行总罢工,迫使捷领导人辞职。
1月24日,捷共中央召开非常全会,雅克什讲话说,捷克斯洛伐克“正处在决定命运的十字路口”
,国内形势已发展成为“争夺权力的公开斗争”。为了“加强党的团结和战斗力”
,他本人以及主席团和书记处商定,交出自己的权力;由全会选出新的领导机构。捷共中央主席团委员,48岁的乌尔班内克被选为总书记,主席团也进行了大改组。全会决定就当前紧张局势采取如下措施:12月上旬召开中央全会,通过行动纲领,对复兴社会主义的主要政治、经济问题作出回答;决定在解决社会问题时不使用暴力,但要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秩序和公民人身安全;对11月17日干预群众抗议示威事件表示遗憾,认为这是政治错误,但同时认为抗议、示威和罢工不是解决问题的恰当方式,群众应有理性,应审慎从事;捷共将同所有尊重宪法的人对话;改组政府,吸收其他党派和非党人士参加;民族阵线范围内各政党和社会组织权利平等;起草新宪法以及集会、结社和请愿法,交全民讨论。全会还强调与苏联的友好同盟合作关系是捷安全的保证。
这表明,捷共对反对派的态度发生变化,准备同它对话。
27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但是,“公民论坛”
对捷共新领导班子很不满意。
11月25日,哈韦尔宣读了“公民论坛”的声明,认为这个班子中还有些人使大家感到不安,他们能否消除危机,令人怀疑。
“公民论坛”
宣布11月27日仍将继续执行关于总罢工的决定。
与此同时,布拉格的大规模示威一直没有间断。在强大的压力面前,捷当局完全处于被动地位,唯反对派的意志是从。
1月26日,捷联邦政府总理阿达麦茨率民族阵线中央和政府代表团同“公民论坛”代表团举行会谈。
11月28日双方达成如下协议:由阿达麦茨在12月3日前提出新政府组成名单,其中应包括各党派代表和无党派人士,政府应由专家组成;修改宪法,取消其中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和用马列主义思想进行教育的条款;总理保证向“公民论坛”
提供活动场所。
捷共虽然放弃了自己的领导地位,“公民论坛”并不满足。他们进一步提出,如果总理所提的政府人选不符合他们的要求,“公民论坛”将提出自己的人选,包括总理的人选;胡萨克总统最迟应于12月10日前辞职;“公民论坛”将出版自己的报刊;赦免政治犯等等。
11月29日,捷联邦议会完全按照“公民论坛”的要求修改宪法,取消了关于共产党的领导作用的条款。从而使捷共失去了对社会起领导作用的法律依据。
12月3日,阿达麦茨改组政府,吸收5名非党人士参加。
“公民论坛”当即发表声明,指出新政府“没有发生根本变化”
,没有考虑非党人士所占的比重,没有吸收专家进入政府。
“公民论坛”要求胡萨克辞去总统职务,12月10日前彻底改组政府。为了向捷共进一步施加压力,“公民论坛”于12月4日又组织了20万人的大示威,还宣布12月10日举行全国总罢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75
工。
12月6日,阿达麦茨总理表示,政府不能在罢工和示威的压力之下工作,他决定辞去总理职务。
12月10日,胡萨克任命原政府第一副总理恰尔法为总理,组成“民族谅解政府”。紧接着,胡萨克辞去共和国总统职务。在恰尔法的政府中,捷共党员占10人,其他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占11人,共产党员已占少数。不久,由于恰尔法总理和一些部长宣布退出捷共,另一些捷共的部长被撤换,捷共党员在联邦政府中仅剩3人,联邦议会中的捷共党员由68%下降到40%以下。
1989年底,捷共中央主席团决定停止党组织在军队、边防和检察院等单位的活动。
这期间,有7万多捷共党员退党,30多个党的基层组织解散。捷共已处于瓦解状态。
12月28日,杜布切克当选为捷联邦议会主席。
12月29日,哈韦尔被联邦议会选为共和国总统。
这样,执政40多年的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在10多天的抗议示威和罢工浪潮的冲击下,突然丧失政权,成了在野党。
1989年12月20~21日,在捷共丧失领导权的过程中,捷共召开了非常代表大会,改组了中央领导机构,通过了党的行动纲领,对捷共丧失政权的教训作了初步总结。非常代表大会选举阿达麦茨为党中央主席,莫霍里塔为第一书记。
大会决定取消现行党章,撤消捷共中央1970年12月11日通过的关于1968年事件的《教训》的决议,为1968年事件彻底平反,为当时所有受害者恢复名誉。大会决定开除对扼杀1968年改革起了恶劣作用的比拉克的党籍,停止了胡萨克、什特劳加尔、英德拉等32人的党籍。
大会责成中央委员会设立专门机构,审查捷共前领导人滥用职权、贪污腐败的行为。
47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引人注目的是,大会对捷共失败的教训进行了总结,具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其要点是:捷共失败的根本原因是它的政策脱离了捷民族传统,放弃了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捷克斯洛伐克道路,接受了“斯大林主义”的理论,实行了不民主的、集中的行政命令式的领导管理体制,致使党失去了解决问题的能力,使社会主义民主严重扭曲,使党疏远了群众,官僚主义严重,社会发展离开了社会主义理想。在经济领域,实行过分集中和行政命令的管理体制,不尊重客观经济规律,未能保证经济的集约化和迅速发展,使捷在经济、科技、文化和社会发展以及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落后于世界发达国家。
大会还指出,捷共领导丧失了几次改革的机会,胡萨克、雅克什等人没有勇气摒弃“斯大林主义”
,进行适合国情的改革。
当苏联东欧一些国家在80年代末出现剧变时,捷共领导未从中吸取教训,解决国内已经成熟的问题。
在处理1989年11月17日开始的示威游行问题上,大会认为捷当局滥用暴力,粗暴干涉,使党的危机发展成为全社会的危机。大会在行动纲领中还提出了人道和民主的社会主义、政治多元化、经济改革和向世界开放等口号。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75
第四章
罗马尼亚共产党丧失政权
第一节1986~190年计划的指标、任务和执行情况
1984年11月罗共召开了13大,大会重申继续执行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方针,强调要加速经济的集约化发展,保证各经济部门之间的良好平衡,特别重视科技革命,提高产品质量、经济效益和劳动生产率,继续实现新农业革命,确保国家对国民经济统一计划的领导。大会通过了第八个五年计划(1986~190)和到200年的发展指导方针。
“八五”计划的基本目标是“继续大力发展物质技术基础,基本上实现党的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的纲领,从而为在罗马尼亚建设共产主义创造必要的条件。”
“八五”计划规定,与1985年相比,工业产值将增长34~—37%,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65%。
其中发展速度最快的仍然是机器制造业B和化学工业,分别为7~75%和85~9%。
计划要求实现各B经济部门的机械化、自动化和机器人化,这样,到190年,罗马尼亚工业生产的普遍水平和技术与质量水平将能与经济
67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发达的国家相比。
五年计划的投资总额将达1350~1400亿列伊,将有1500个新的生产项目建成和投产。
国民收入将达1200亿列伊,年平均增长速度约为8%。
计划规定,到190年,钢产量将达20~2050万吨,粮食产量达30~300万吨。为继续发展各县的经济,要求确保每个县的人均经济活动产值不小于8万列伊,其中工业产值为5万列伊。
“八五”
计划的各项主要指标均订得很高,但完成得并不好。到1988年,许多计划指标远未完成,国民收入计划增长9~10%,实际只增长32%,工业产品产值计划增长7~8%,B实际只增长36%。原油产量降到了35年来最低水平,其他B能源也十分紧张,1988年原油生产940万吨,是1954年以来最低产量。这给城市供电、供暖带来很大困难。罗为了还债,严格限制进口,极力增加出口,并用大批农副产品出口还债,造成了市场供应十分紧张,肉、蛋、奶等基本食品严重短缺,人民生活非常困苦。
第二节 罗共最后一次代表大会——14大的召开
1989年11月在严密控制的气氛中召开了罗共14大。
大会通过了《关于罗社会发展、完善社会经济管理、发扬革命工人民主、加强党的作用和政治思想教育工作、提高科学文化知识水平和革命觉悟、国际力量对比和国际形势基本特点的提纲》和《关于罗191~195年社会经济发展五年计划和到20~2010年远景方针的指示提纲》两个文件。
大会重申罗共“九大”以来所取得的成就,坚持其既定的方针和一贯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75
立场;继续吹捧齐的功绩,说他早就摒弃了社会主义建设的“统一模式”
,并根据罗的实际情况,制定了罗共自己的路线、战略和战术。
这次大会特别强调以下几个问题:1强调要加强党的领导作用,重申罗共是全民族的政治B领导力量。说党不能放弃自己的革命职责,不能将自己的历史使命转让给别的政治力量,否则会严重损害社会主义事业和人民的切身利益。指出重新打出多党制的旗号是错误的和有害的,是为恢复资本主义政治体制鸣锣开道。
2、强调加强思想政治教育,反对放弃阶级斗争。说阶级斗争从来就是人类进步和社会发展的基础,只要资本主义存在,只要帝国主义及其反动政策存在,社会主义社会就仍存在着阶级斗争的土壤。说资本主义国家政客的目标就是要颠覆社会主义国家。
3强调坚持社会主义公有制和按劳分配的原则。
要求加B强全民所有制和合作社所有制,说任何损害社会主义公有制和回到资本主义形式的做法,既威胁社会主义建设,也有损于各国人民的发展和独立。坚持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使高低收入之间的差别达到1∶47。
B批评有些社会主义国家扩大高低收入之间的差距的做法不是社会主义的。
4强调国家对国民经济的统一领导。
说放弃对以统一计B划为基础的社会经济发展的领导,只能给工作造成混乱,给社会主义社会带来严重的后果。
大会对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改革进行了批评。齐在即席
87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讲话和代表们的发言中,批评一些共产党内的改良主义者、革新家借革新和完善之名,行修正主义之实,说他们放弃了社会主义原则,否认计划经济的原则,鼓吹恢复市场经济的理论,是企图动摇社会主义,回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说那些鼓吹削弱党的领导、取消社会主义所有制、祈求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间意识形态淡化的理论,意味着社会主义向资本主义投降,意味着放弃阶级斗争,是反共产主义,反社会主义和反科学的。
在经济建设上,继续实行高速度、高指标的发展方针。
“九五”
计划的基本任务是:完善组织工作,实现生产现代化;显著增加生产和国民收入;大力发展国内原材料和能源基地;发展加工工业,首先是尖端技术部门;继续搞好新农业革命;进一步做好领土和城乡规范化工作;完善社会经济活动的领导、组织和计划工作;积极发展与其他国家的经济交流、生产和科技合作。
“九五”计划的发展速度虽略有下降,但仍然偏高,有些指标高得惊人。计划规定,国民收入年平均增长速度为6~7%,工业总产值45~55%,农业总产值4~45%,积累B B B率在28~30%之间。齐要求粮食年平均产量不得低于50万吨,这比计划草案规定的350~400万吨又高了20~30%,并要求到20~205年国民收入和工业生产都要比190年翻一番。
齐还宣布,到21世纪初,罗将实现建成具有高度物质和精神文明的全面发达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战略目标,并为罗向共产主义社会迈进创造必要条件。
这次大会对现行的政治经济体制未作任何修改,对重大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75
方针政策也未作调整。大会选出的领导班子也变动不大,但齐家族的地位得到进一步提高。除原有的亲属继续担任重要职务外,这次又把齐的长子选为候补中委。
与以往不同的是,其他党对这次大会反应比较冷淡,出席大会的外国代表团少于上两次代表大会。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表团团长身分也不如以前高。匈牙利党拒绝参加,意大利共产党表示不愿派代表到一个人民没有自由的国家去开会,其他一些西欧党也以类似理由拒绝与会。西方国家则趁机再次对罗施加压力,欧共体12国驻罗使节抵制大会组织的各项活动。
第三节 齐奥塞斯库个人崇拜的发展
自从1965年齐奥塞斯库担任罗共第一书记后,逐渐独揽大权,越来越突出齐个人的作用,并把夫人和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上。
德治逝世时,齐曾表示要执行集体领导的原则。
在罗共“九大”上,齐再次强调集体领导和集体工作的原则并反对兼职。为此,党章还明确规定,“一个党员不能担任一个以上要求从事长期活动的政治领导职务”。
但两年后,齐却以消除国务委员会和党的高级机构之间的重叠现象为由,修改了不兼职的规定,自己随即兼任了国务委员会主席。
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事件后,罗为了捍卫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恢复了爱国卫队,齐任总司令。此时,由于齐坚持民族独立和国家主权的立场,颇得人心,威望升高。
1969年4月罗成立了国防委员会,齐又任主席兼武装部队总司令。同
085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年,罗共“十大”把第一书记改为总书记,并决定总书记由代表大会“直接选举”产生,这就使齐处于不受中央委员会约束的地位。
1973年齐又任新成立的、凌驾于部长会议之上的、具有党政双重性质的机构——社会经济发展最高委员会主席。
1974年3月罗党中央全会决定设立共和国总统职务,并选齐担任。此外,还有一些在齐本人倡议下建立的全国性的民主机构,如社会主义民主和团结阵线以及全国劳动人民委员会,也都由齐任主席。这样,齐把党、政、军、经、群等各项大权集于一人手中,成为当今世界上兼职最多的国家领导人。
随着地位的巩固,齐越来越喜欢人们对他歌功颂德,热衷于形式主义的轰轰烈烈的场面。齐到各地视察,群众都倾城出动,以最高礼节来欢迎他。齐和夫人过生日、以及出访归来,或有重大活动,全国各地、各部门都要纷纷致贺电、贺信,以表示衷心拥护齐的领导。一切传媒手段都用来宣传齐夫妇,齐夫妇的巨照天天见诸报端,大量出版了齐的讲话文集和言论集。每当齐讲话时,与会者都要数十次地起立、长时间地鼓掌欢呼“齐奥塞斯库——罗共”
、“齐奥塞斯库与人民”等。
开大会时,每位发言者,总理和部长们也不例外,都要先赞扬齐夫妇的功绩。
与此同时,罗党对齐的评价也越来越高。
罗共“十大”
前后,称齐是“贯彻党的马列主义政策的化身”
,是“杰出的马列主义领袖、热忱的爱国者和国际主义者”。
齐50岁生日时,称齐是“思想家”
、“理论家”
,“创造性地丰富和发展了马列主义”。到60岁诞辰时,就称齐为“伟大的革命领袖”
、“英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85
明领袖“
、“现代罗马尼亚的思想家和缔造者”
、罗“历史的创造者”
、“人民最高品德和最高理想的代表”。
罗共11大时,大会决议中专门有一段颂扬齐的话,称齐为当代的“英雄”
,同时强调罗共“九大”以来的成就,贬低以前的领导。中央执委兼中央书记波贝斯库竟说,齐“在历史上的作用及其真正的影响只有我们的后代才能理解”
,并把齐同历史上的封建大公相提并论。
1979年罗共12大时则称齐是“举世尊敬的伟大领袖和政治活动家”
,称齐执政的年代是罗“几千年历史上成就最卓著的时代”
,说齐对罗做出了“决定性的”和“不可估量的”贡献。从1982年起,把齐执政以来的年代称作“齐奥塞斯库时代”。以后又进一步称齐是“民族英雄中的伟大英雄”
、“深刻人道主义精神的共产主义者”
、“当代世界的杰出人物和光辉战士”等。
从齐50岁生日起,每逢五、逢十都举行规模盛大的祝寿活动。
60岁生日以后,就年年搞庆祝活动,颂扬齐的活动形式多样,规模也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齐还把夫人及亲属安排在重要岗位上,齐的夫人从一名“化学工程师”跃为中央委中央执委、中央常设局委员、政府第一副总理等要职,并掌管人事大权,实际上成了仅次于齐的第二号人物。小儿子尼古拉,先任团中央第一书记,后升为中央候补执委,并担任了县委第一书记。齐的兄弟也都被提拔到党政军经等重要部门任职,从而形成了齐的家族统治。
齐执政以来,尽管功绩不小,但上述表现在党内和群众中引起了不满和非议,说个人崇拜是罗民族的耻辱,罗国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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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有一个神。也有的人说他是“暴君、独裁者”
,咒他早死。
第四节 齐奥塞斯库政权的垮台
齐刚上台执政时,对内,注意发扬民主,并平反了一些错案;对外广泛开放,高举民族独立大旗,坚持独立自主,反对苏联的控制与颠覆,的确有不少建树。
齐执政以来的20年里,经济的确有了重大发展,从1965到1989年,国民收入增长了32倍,工业增长119倍,农业增长6倍。
20多年的建设使罗拥有了自己的石油、化工、冶金、机器制造、电子和汽车制造等工业部门,能制造客机、大吨位的船舶并正在兴建核发电站。由于执行均衡发展各地经济的政策,注意生产力的合理布局,致使落后地区的经济有了很大发展。
罗在住宅方面的建设成就尤其显著,到1989年,罗全国人口的82%已迁入新居,基本上解决了住宅问题。人民生活还是有了很大改善,据公布的数字,到1988年,罗人均国民收入已达300美元。
但随着威望的提高,齐逐步独揽大权,对党和国家事务越来越独断专行,实行家长制统治和一言堂领导。
从1974年任总统后,每次召开罗共全国代表大会前,都由地方党组织提出要求齐连任总书记和总统之职。对此,在罗共12大上,罗共元老伯尔伏列斯库(曾任政治局委员、大国民议会主席)上台发言公开批评齐“安排自己任总书记是逃避党的监督”
,并指出这种做法在“罗共历史上和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罕见的”
;还批评齐“作风不民主”
,“把个人利益置于国家利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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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上“。
伯的发言遭到齐和与会者的驳斥,并立即被撤销了12大代表资格。
齐本人的作风也越来越主观武断,听不得不同意见,出了问题,唯下面是问,对干部实行快速轮换、调动以及撤换,造成罗党和政府领导层的人事变动十分频繁,搞得人心惶惶。
同时,还对党的干部、政府官员、人民群众进行监视、追踪和窃听。这大大抑制了干部能力的发挥,挫伤了干部的积极性,增加了党内的不稳定因素。
由于齐的个人专断,造成决策错误,致使罗的经济陷入了深刻的危机之中。齐个人的意见就是党的决议,党、议会和政府只能服从,而不能有不同意见。齐执政后,虽曾批判苏联的模式,也进行了不少政治和经济方面的改革,但实际上在建设和国家管理上执行的仍然是没完全摆脱苏联的一套中央集权的高度集中的经济管理体制。
结果只有高度集中,而没有人民当家作主。在经济建设上,贪大求全,唯意志论地提出超越发展阶段的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罗一直坚持实行计划经济,反对市场经济,长期坚持高积累、高速度和高指标发展国民经济的政策,引起了国民经济各部门之间的比例失调,加之世界经济危机和能源危机的影响,80年代以来,罗马尼亚陷入了能源原料短缺、农副食品供应紧张、外债负担沉重(外债高达110多亿美元)的严重经济困难之中。就在经济困难持续发展的情况下,齐仍脱离实际地追求建成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社会和向共产主义过渡的目标,并搞大规模的、为齐奥塞斯库树碑立传式的大建设,如行政中心等工程,也不顾人民的困苦生活,急于还债,致使人民勒紧裤带长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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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年之久。就是在这种情况下,齐还说什么罗“已达到了社会经济发展的高级阶段,已具备一切条件在本世纪末进入实行共产主义劳动和分配原则的新阶段”
,罗的民主“比任何一个国家都健全”
,“即使在社会主义国家也是独一无二的”
,并妄称罗的工业已能为所有部门生产世界上最先进的产品。在此形势下,说假话空话、虚报产量、浮夸之风盛行,齐竟宣称1989年的粮食产量为600万吨,而实际上只有1690万吨。
齐的这种作风不仅脱离了广大干部和群众,同时也培养了一批唯唯诺诺、弄虚作假、阿谀奉承的干部,他们高官厚禄,唯齐是从,严重地脱离了群众和实际。而真正有所作为、敢于坚持己见、希望改变罗马尼亚面貌的干部却被排斥和被贬。其结果,党变成了齐的御用工具,国家变成了齐任意支配的领地。
1982年12月罗共全国代表会议首次公开承认罗国民经济比例失调,导致加工工业与能源、原料工业之间、工业的巨大发展和农业比较缓慢的发展之间、以及消费需求和消费品生产水平之间出现了比例失调,造成各方面的紧张。会议决定放慢发展速度,调整经济,自力更生克服经济困难。此后,虽对经济进行了调整,但由于并未从根本上解决问题,采取的措施也不力,因而收效不大。
1988年起,罗为了缩小城乡差别,大力推行农村规范化计划,把一些乡和村合并,建立农工中心。
根据这个计划,强行拆掉农民的旧居,让他们搬进设备简陋的高楼,农民对此极为不满。
这些做法在国际上也遭到反对,尤其是匈牙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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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齐虽放慢了农村规范化的速度,但仍要求到200年全部实现农村规范化。
1989年3月,罗在全国人民勒紧裤带十年后,终于还清了全部外债。
持续十年的经济困难,大大影响了人民的生活,引起人民的强烈不满,人民群众怨言增多,不少干部也对现行的经济政策和建设方针产生了疑问。面对广大干部和群众要求改革的呼声,齐不仅不思改革,相反拒绝进行任何改革,说罗的政治经济体制早已完善,不存在需要改革的问题。同时还把其他国家的改革斥之为“复辟”
、“倒退”
,并强调单一的公有制、纯粹的计划经济、绝对的公平分配。
由于经济困难连续多年得不到扭转,罗广大群众和干部对齐推行的政策日益不满,在齐执政的最后几年,有些地方发生了罢工、游行事件,如1987年11月爆发的布拉索夫几千工人参加的游行事件,矛头直指齐。
1989年初,六名罗共元老和两名著名诗人分别发表公开信和文章,批评齐的对内对外政策。公开信批评齐违反宪法,在内政外交的决策上失误,造成罗经济崩溃,践踏人权,使社会主义信誉扫地。公开信指出,农村规范化、限制公民言论和通信自由、严禁群众同外国人接触、耗费巨资修建行政中心等,是违反罗宪法和赫尔辛基最后文件的,这证明最高领导无视法律;说罗现政权已无力领导这个国家,齐推行的政策使社会主义理想信誉扫地,使罗在国际上日益孤立。此信的发表,引起国内外的强烈反响。罗国内散发倒齐的传单越来越多,形式也由个人手抄到铅印,措辞也越来越激烈,明确提出打倒独裁者和打倒齐的口号。传单还揭露齐的家族统治,并对齐夫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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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功绩”提出质疑,批评齐治国无方。当时国内还出现了名为“社会主义爱国战线全国筹委会”的秘密组织,发表了“致罗共全体党员和全国公民的宣言”。对此,齐一方面向人民封锁消息,另一方面采取措施加强戒备,对一些人如六君子进行软禁,并加强防范措施。面对这些批评、指责和出现的不稳定因素,齐不但不总结经验教训,纠正一些错误做法,反而更加一意孤行,在紧接着召开的罗共14大上,重申坚持过去的路线和政策不变。
此时,罗在国际上的处境已越来越孤立,在西方竭力要消灭共产主义的大背景下,罗受到了种种压力。在同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中,由于罗公开批评改革,同苏、波、匈的关系日趋冷淡,罗匈关系更因民族问题而十分紧张,罗南、罗保双边关糸也不断有摩擦。罗同各国共产党的关系也趋于冷淡。罗搞农村规范化,引起西方国家的不满,它们指责罗侵犯人权,把罗的农村规范化计划称为“文化灭绝”计划,并对罗实行政治经济制裁,使关系降至很低水平。国际上对齐的批评也越来越多。比利时共产党发表的公报指出,布加勒斯特政权已偏离了航向,迫使人民接受一项毁灭性的无补偿的出口政策;意大利共产党在罗共14大前夕宣布同罗共断绝关系;英国议员要求女王撤销封给齐的荣誉称号;欧洲议会也严厉谴责罗马尼亚政权。
就在罗共14大结束后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12月16日,罗马尼亚西南部城市蒂米什瓦拉爆发了反对政府的群众示威游行。这一严重信号,并未引起齐的警惕,18日齐仍旧出访伊朗。
20日齐回国后,立即宣布在蒂米什瓦拉县实行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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急状态。接着21日齐在首都召开谴责蒂市闹事的群众大会,满以为人们会响应他的号召,不料竟酿成了大规模的反对齐奥塞斯库的示威游行。这时,齐企图动用军队镇压,结果军队倒戈。
22日中午,齐奥塞斯库夫妇仓皇出逃,并于当晚被捕。
是日,救国阵线委员会宣告成立,并接管政权。
25日,特别军事法庭判处齐夫妇死刑,并立即执行。罗共也随之自行解体停止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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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保加利亚:从日夫科夫下台到社会党下野
第一节1989年11月保共中央全会前后党内的斗争
80年代保共和国家的领导班子变动频繁,有些能力较强的领导干部因与日夫科夫意见相左而被贬黜。如力主紧缩外汇缺口的部长会议第一副主席卢卡诺夫1987年被免去职务,仅留任对外经济联络部长。长期主管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局委员和中央书记利洛夫1983年被解除职务。国民议会主席、政治局委员托多罗夫,因其妻子参加拯救鲁塞委员会被开除出党,于1988年主动退出政治局。
8年间,部长会议主席三度易人。
1989年6月国民议会主席托多罗夫向保共中央政治局递交书面报告,对国民议会权力被架空表示不满。
10月,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姆拉德诺夫因日夫科夫粗暴干涉他的工作而提出辞职,日夫科夫向他道歉后才勉强留任。这时保共不少领导干部和普通党员已从东欧国家的政局和本国的危机中深感保共自身改革的迫切性,而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请日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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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夫下台。
保共领导人经酝酿决定由姆拉德诺夫接替日夫科夫任中央总书记。
1989年11月8日姆拉德诺夫访华回国后,便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和中央全会,否决了日夫科夫要求延期下台和推荐继任人的建议,决定“同意日夫科夫一年前提出的辞职要求”
,选举姆拉德诺夫为总书记。后者在当选时表示,“过去的行政命令管理体制已成为阻碍改革的机制,新的时代要求全新的行动方法和机制”
,决心今后在决策过程中与人民积极对话,实行公开性原则并在社会主义道路上进行改革。
此后一两个月内,保共召开了多次中央全会和十余次政治局会议,大力纠正过去的冤假错案,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领导干部的特权和特殊待遇,积极开展与社会各界的对话,以求挽回党的威信和社会主义的凝聚力。保共认为,党所面临的紧迫任务是反思过去的失误,分析当前的形势,确定调整经济的方针和政治改革的步骤。
12月中央全会提出“瓦解行政命令体制,建立民主的法制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唯一的救国之路。全会确定在经济工作方面要改革产业结构,吸引外资,稳定金融,发展消费品生产;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要清除官僚专制体制,使党适应在政治多元化的社会中活动的需要,确定党向“民主社会主义政党”过渡。
第二节 多党竞争和圆桌会议
随着1989年11月保共中央全会的召开,百余个政党和组织出现在保加利亚政治舞台,形成了多党竞争的局面。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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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有从秘密转为公开的,有在1947~1948年被禁而今恢复活动的,绝大部分是新成立起来的。
12月由十余个反对派组织联合成立的民主力量联盟成为同共产党抗衡的主要反对派组织。
民主力量联盟成立伊始就要求实行多党制,取消宪法中关于保共领导地位的条款,调查保共和前政府的违法和扭曲行为以及要求解散企业和工作单位的保共基层组织。它组织了声势浩大的群众集会,要求国民议会和政府下台,喊出“打倒共产党”
、“反对社会主义”等口号。反对派的工会组织——支持独立劳动联合会也积极配合行动。由于反对派利用土族居民和穆斯林对当局的积怨进行活动,保共中央在1989年底作出纠正对使用突厥语和穆斯林居民所犯错误的决定。
国民议会随后对因改名而被监禁的人平反释放。为缓解社会紧张局面,保共和政府提出与各派政治力量就国内政治、经济、民族等重大问题举行圆桌会议的建议。
在190年1月中旬圆桌会议开始前夕,国民议会取消了宪法中关于保共领导地位的条款,通过了民族问题的宣言。该宣言确定了维护领土完整、民族团结和宗教自由的原则,规定保语为官方语言,同时允许公民在交往中使用本民族语言,保护公民自由选择姓名的权利。这时国民议会调查和清理社会扭曲委员会开始工作,日夫科夫因以权谋私、损害国家利益被立案拘留审查。
国防部和内务部也根据保共中央政治局的决定撤销了在军队和警察部队中的党组织和政治部,实行非政治化。
圆桌会议在190年1月至4月间举行。
以卢卡诺夫为代表的保共(4月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
的立场是肯定社会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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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建设成就,批判个人专权制度,主张建立有社会取向的市场经济。以热列夫为首的民主力量联盟的立场是彻底否定社会主义道路和45年的成就,主张清算共产党,以激进的方法向自由市场经济过渡,寄希望于西方的援助。经过两种力量在会内会外的反复较量,终于对宪法的重大修改补充、对政党法和大选日期达成协议。
国民会议根据圆桌会议协议精神通过的宪法修改和补充法,增加了关于设置总统职务和由国民议会选举总统的章节,增加了关于市场经济的条款,删去了有关社会主义的词句。
同时通过的还有政党法,规定在保加利亚实行多党制,但不允许以宗教或民族为基础成立政党。
国民议会还决定在6月10日举行大国民议会选举,其主要任务是制定新宪法。
在圆桌会议期间,总理阿塔纳索夫辞职,由卢卡诺夫接任,反对派拒绝入阁。这届政府紧持社会党的改革方针,即建立多种所有制的混合经济,由中央计划经济向社会市场经济过渡,逐步放开价格,大力发展与西欧的经济联系。根据宪法修改和补充法的规定,国民议会在4月选举社会党领导人、当时任国务委员会主席的姆拉德诺夫担任首届总统。
第三节 保共的民主社会主义纲领和社会党在大选中获胜
190年2月保共召开第14次非常代表大会,通过了《民主社会主义宣言》和党章,选举了以利洛夫为主席的最高领导机构——最高委员会。
宣言在总结政治形势时说,“由于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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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命令体制,过去所犯错误,特别是近些年的扭曲,使今天国家陷入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危机之中。“
宣言确认当前党所面临的任务就是“进行非斯大林化和建立新型的现代的马克思主义政党”即民主社会主义的党,为建立“民主的人道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为此要“彻底改革党”
,要放弃对政权的垄断,争取在人民的自由选择中赢得信任。宣言再次表明保共主张建立“有市场运行和社会取向的混合经济。”
代表大会对保共的改名提出了多种方案。
4月,根据全体党员投票的结果,保加利亚共产党改名为保加利亚社会党,决定参加6月的大选。
社会党的竞选纲领提出建立“稳定而受法律监督的政权”
,建立“有国家调节的市场经济”
,主张以最低社会代价向市场经济过渡,反对休克疗法和社会动荡。竞选期间社会党员曾达到近百万人。
民主力量联盟在西方国家提供物质和道义的支持下展开竞选活动,集中力量向社会党发动攻势。是社会党终于在有40余个政党参加的大选中获胜,取得大国民议会中5275%B席位,民主力量联盟获得36%席位,土族组织争取自由和权利运动获得575%议席,有百年历史的政党农民联盟由于内B部分裂仅获得4%议席。
由于保共14大通过的新党章取消了民主集中制原则,而规定党内实行“民主一致”原则,容许党员“在维护党组织统一的情况下有自行组织为思想流派、倡议、行动纲领及联合组织的自由”
,而且“各种思想流派应在自由选举产生的党的机构中得到公正的反映……”。
大选后保共内部的派别组织曾发展到近10个。
其中有坚持马克思主义路线的(如马克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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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义选择)
,有主张激进改革的(如供选择的社会主义联合会)
,有以欧洲一体化为目标的(如走向欧洲之路)
,有强调社会保障的(如民主社会主义运动)。它的党员人数、活动能力和群众影响受到严重削弱。
这届社会党政府因政治斗争激烈,政局动荡而难以正常工作。在经互会解体和海湾战争的影响下,保加利亚危机更加深重。
第四节 社会党在大选后节节败退
社会党在大国民议会的选举中虽然取得胜利,但是由于历史包袱沉重,在新形势下缺乏应变能力,面对反对派的凌大大厉攻势,显得十分被动,丢盔卸甲,败走麦城。
民主力量联盟在大选初步结果公布后立即组织群众街头活动,宣称选举有诈,要求总统姆拉德诺夫辞职,接着就掀起席卷全国的罢工罢课浪潮。
7月大国民议会开会前,社会冲突升级,姆拉德诺夫被迫辞去总统职务。
8月在各党派协商的基础上大国民议会选举民主力量联盟领导人热列夫为新总统。这期间,卢卡诺夫政府在社会党中央和季米特洛夫亲属的同意下,将季米特洛夫的遗体迁出陵墓。支持独立劳动联合会主席特连切夫等极端分子又煽动一批暴徒烧毁了社会党中央大厦。社会动荡达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另一方面,由于经济困难,政府对某些基本食品实行配给制,并延请美国商会副主席理查德。兰为首的专家小组为保加利亚拟制发展经济的长期规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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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府成立时,民主力量联盟仍拒绝参加。遂由社会党卢卡诺夫再任总理,9月组成第二届政府。
不过它遇到民主力量联盟制造的种种困难和此起彼伏的倒阁浪潮,步履更加艰难。政府曾参照美国专家组拟定的经济改革纲领提出施政纲领,包括私有化措施、货币政策、压缩补贴、放开价格等。
但大国民会议中的民主力量联盟议员抵制审议该纲领。卢卡诺夫又提出了百日应急计划,也被议会搁置。与此同时,民主力量联盟又利用经济困难,策动群众游行集会、罢工罢课,甚至对社会党议员和政府官员围攻、殴打。
12月卢卡诺夫政府被迫辞职。
这一年国民收入比1989年下降了175%。
所幸的B是,保加利亚在9月被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纳为正式会员,为后来的金融改革准备了一定条件。同年秋,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改名为保加利亚共和国,在政党法中又增补了外交、司法、军警非政治化的条款。国家的性质进一步发生变化。
190年12月下旬由无党派法官波波夫组成的和平过渡政府共有19名成员,其中包括无党派人士7人,社会党员6人,民主力量联盟成员4人,农民联盟成员2人,绝大部分都是专门人才。此后国家进入短暂的安定和改革时期。
第五节 新宪法的制定和社会党在191年大选中失利
波波夫政府上台后采取提高利率、放开价格和外汇汇率的货币主义政策,开始迈出经济转轨的步伐。
191年物价涨势凶猛,通货膨胀率达到475%,生产继续滑坡,国民收入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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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190年下降257%,失业人数达到43万,失业率为12%B左右。由于新政府成立时各派政治力量曾签订保证和平过渡的协议,政府成立后又组建了社会三方伙伴合作委员会(由政府、企业、工人代表参加)以协调解决社会矛盾,社会形势仍能保持平稳。
大国民议会的立法工作进行得也比较顺利。在上半年集中力量草拟新宪法的同时,通过了《农业土地所有和使用法》、《外国投资法》、《商业法》等50余部法律,其中全新的法律有15部。
在审议宪法草案的过程中,民主力量联盟部分议员表示不满,要求解散议会,其中39名态度最强硬的议员甚至退出议会、宣布绝食以示威胁。然而新宪法仍于7月获多数票通过。
新宪法共有10章169条,它申明保加利亚将建设成为民主的法制的有社会福利的国家,实行三权分立和政治多元化的原则,不以任何政党的意识形态为国家的意识形态。在经济生活方面,规定多种所有制并存、外国人和外国法人不得拥有土地所有权等。宪法规定共和国总统由全民直接选举产生,还设立宪法法院,以保障宪法的执行。新宪法的内容有相对的稳定性,从近几年的实施情况看,它是团结绝大多数公民、孤立少数极端主义分子的有力武器,正因如此,反对派中的强硬派曾多次要求对它进行修改。
新宪法通过后,大国民议会应随即解散,进行新一届国民议会和总统选举。由于政党对选举日期意见不一,磋商后延至10月举行。
在酝酿竞选的过程中,民主力量联盟分裂为三派:运动派(即主流派)
、自由派和中间派。由于它们各自独立参加选举,实力相对削弱。社会党内的不同派别尚能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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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在党纲的基础上参加竞选。该党与自由党、基督教共和党等其他5个政党联合成立竞选联盟。结果民主力量联盟(运动派)以微弱优势击败社会党,成为执政党。它的得票率为3436%,社会党得票3314%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得票B755%,其余政党均未达到法定得票率而未进入议会。民主B力量联盟在这届议会中占110席,社会党占106席,争取权利和自由运动占24席。
民主力量联盟遂组成以协调委员会主席迪米特洛夫为总理的政府,这时从总统、议会主席到总理完全由民主力量联盟成员担任。社会党则丧失了其前身保共执掌了46年的政权,成为在野党。
这里需要补充的是,总检察院于190年立案审查的日夫科夫以权谋私和损害国家利益案,于191年开庭审理,最后于192年判处日夫科夫7年监禁。
这一切客观上对社会党的声誉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191年11月新一届议会刚开始工作,就通过了没收保共等6个政党和团体的财产的法律。不久,前任总理阿塔纳索夫和前副总理等一批前保共领导人被收监受审。
191年12月社会党召开下野后的第一次代表大会(从1891年社会民主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算起,这次为第40次代表大会)
,改选了领导机构,由32岁的维登诺夫接替利洛夫担任最高委员会主席。大会召开前,党内的激进改革派联合成立了社会民主联合会,发表了供选择的纲领,与以利洛夫为首的主流派对垒。新当选的最高委员会中有不少成员是这个派别的代表。
这份纲领指出社会党内存在着两条改革路线,一条未与过去决裂,没有清除旧的意识形态的影响,另一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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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求采取更加广泛开放的路线。它预示着后来社会党的进一步分化。
总之,自保共1989年11月中央全会决定日夫科夫下台到191年社会党下野,经历了党内剧变到完全丧失政权的过程。社会党的变化至今尚未结束,但它作为民主社会主义政党的性质是确定无疑的。同东欧其他国家一样,保加利亚实行多党制的议会民主和向市场经济转轨的趋势也是短期间内不可逆转的。在这样的国家里,主要政党通过选举交替执政属于正常现象。只要不同政治倾向的政党按宪法规定的程序发挥影响和执掌政权,就能避免剧烈的社会动荡,不同程度地促进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否则,经济只有倒退,人民只有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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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霍查后的阿尔巴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的剧变
第一节 “坚持”与“灵活”并存的双重政策
1985年4月11日,阿尔巴尼亚劳动党中央第一书记恩维尔。霍查因病去世。
4月13日,党的八届十一中全会选举拉米兹。阿利雅接任第一书记职务。这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自1941年11月成立以来44年中主要领导人的第一次更迭。
从此,阿尔巴尼亚历史开始了一个新的转折。
按其政治生活的主要特点看,自1985年霍查去世、阿利雅上台到192年社会党丢权、民主党执政,阿尔巴尼亚大体经历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1985~1989年,是坚持原有体制基础上寻求局部灵活的阶段;第二阶段,190~192年,是局势动荡最后导致政权更迭的阶段。
第一阶段的基本特点是坚持原有体制和寻求灵活做法两者并存。在这期间,这种并存的特点表现在阿尔巴尼亚内政外交的许多方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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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既要坚持霍查路线,又要发扬“革新精神”
1985~1989年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利雅对霍查倍加赞颂的4年。他们称霍查是“新型的领袖、卓越的国家领导人、革新的思想家、头脑清醒的政治家、社会生活的革新者和社会主义建设的设计师”
,是“卓越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
、“斯大林革命形象和事业的忠诚卫士”
、“国际共产主义的卓越人物、炽热的国际主义者”。阿利雅称霍查“是近四、五十年来共产主义领袖中唯一用理论和实践捍卫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捍卫了革命和社会主义思想的人”。
在这基础上,他们一再表示,要坚持霍查的路线,执行霍查的学说。
这期间,针对国际上围绕霍查后阿尔巴尼亚的去向问题发表的种种推测和议论,阿利雅多次宣布,“我们党和全国人民将沿着恩。霍查同志领导下走过的道路前进。……任何压力,任何影响,不管它来自何方,采取什么形式,都不可能使我们脱离这条道路;任何谎言,任何奉承,都不可能动摇我们对这条道路的信念”。
与此同时,我们还看到那几年出现的另一种迹象,即开始强调事物在发展,因此需要有辩证、创新精神。
1986年11月,阿利雅在党的“九大”上提出,生活处于“不断发展、变化和完善的过程中”
,因此,要反对学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霍查著作中的“形式主义、学院式和机械的学习方法”。
他认为,“只有掌握和深入理解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只有把它同革命生活和革命实践结合起来,才能成功地、创造性地解决更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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复杂的新问题和新任务“。
阿劳动党还提出了要打破“一切过去决定了的事情都不能改变”的观点。
1988年10月,在地拉那纪念霍查诞辰80周年大会上,阿利雅又说,要“寻找更正确的途径和合适的解决办法来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
,而“不应该害怕进行探索、试验和提出解决方案”。
这番话明显地表露出阿利雅当时在强调“坚持”的同时,已经有了进行探索的“灵活”的一面。
二、既反对改革、开放,又提倡革新、完善这4年里,阿劳动党一如既往地坚持“唯我独革”
、“永远正确”的观点。阿利雅几次把阿尔巴尼亚说成是“唯一的真正社会主义国家”
,是世界上“唯一按照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
,是“强大的马克思列宁主义堡垒、热爱自由的各国人民以及所有向往和争取社会主义事业的人们的榜样”。
他吹嘘阿劳动党“
始终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它的经济路线也是“正确的和有效的”。
在自我标榜的同时,阿劳动党和阿利雅继续不分青红皂白地一概否定和攻击别的国家实行改革、开放,把它说成是“倒退”
、“蜕变”
,是“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学说”
,“脱离了社会主义道路”。
他们竟把改革同改变社会制度、实行政权自由化和放弃马克思主义,不加区分地统统混为一谈;把开放同减少独立性、限制主权和加入军事集团等同起来;把外债和外国贷款一概说成是“各国人民身上的桎梏和锁链,它捆住这些人民的手脚,把它们投入深深的经济危机和政治危机之中”。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06
尽管如此,阿劳动党和阿利雅还不时强调,现在是革新的时代,一切事物都在变化之中,因此,生产关系要完善,工作方法要改进,以适应时代的要求。他们要求人们做一个辩证主义者,不要成为过了时的框框、实践和方式方法的奴隶。
他们认为,“一切事物都要接受实践的检验,实践的标准是真理的唯一标准。
基本原则和普遍规律是不可改变的。
其他,凡不是原则性的,不损害我国社会主义制度基础的,只要时代提出要求,国家发展以及祖国和社会主义利益有需要,就可以并且应该加以改进“。
在这基础上,阿劳动党和阿利雅先后提出一些需要改进的具体方面,其中包括改进规章制度、完善生产关系的个别环节、改进管理机制等。
总的看来,自1985年以来,阿劳动党和阿利雅已经思考着对许多方面进行调整的问题,但由于害怕否定自己的“一贯正确”
,不可能从体制的根本问题上进行改革,而只是“完善它们的某些个别环节”。
三、对外既坚持“反帝反修”
,又较前灵活、活跃阿尔巴尼亚在这一阶段出现的“坚持”和“灵活”并存的特点,也表现在它的对外关系中。它的“坚持”集中表现为依旧挥动着“反帝反修”这面旗子,坚持吹嘘它的对外政策是“完全正确的”。它多次宣称,坚持“反对帝国主义,特别是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社会帝国主义,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始终不渝的原则性政策”。直到1989年4月,阿劳动党还表示“将坚定不移地反对美帝国主义和苏联帝国主义,反
20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对反动派和修正主义“。
在这些思想的指导下,阿尔巴尼亚在对外交往中坚持决不同美、苏妥协,决不保持任何关系,决不会有任何一种交流和合作。与此同时,阿劳动党和阿利雅继续公开反华。在国际活动中,它坚持不参加多边活动,仍然把接受外国的贷款和援助与维护国家的独立和主权截然对立起来,坚持不允许外国公司和经济金融机构在阿开展活动,不接受外国的贷款。
与此同时,人们也看到了“灵活”的一面。阿尔巴尼亚表示,它“不想与世隔绝,孤立生存”
,为此,它主张与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和平共处,扩大国际交往,更多地参加阿感兴趣的国际活动。它把“为国家的社会主义建设创造和平环境”列为对外政策的指导原则之一,主张在互利的基础上同世界各国发展贸易和经济合作,同所有有外交关系的国家进行相互都能接受的文化交流;重申将执行睦邻政策,同邻国发展贸易、交通、文化、技术、科学等方面的合作。
1985~1989年,阿对外关系中出现的较前灵活、松动的做法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自60年代初以来,阿与波、捷、匈、保和民主德国仅B保持着代办级外交关系,贸易交往也是有限的。
但这几年来,双边贸易有了明显的发展。
1987年前后,阿与东欧国家的贸易额已占它对外贸易总额的60%。
1987年12月到1988年,阿与这些国家先后恢复了大使级外交关系。
2阿与希腊的关系有较大的改进。
这几年,阿希在贸易、B文化、科技、交通和旅游等方面的交往迅速增多,签订了许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06
多领域的双边合作协定,增开了几个过境点和边境贸易点。
1987年1月,希腊政府正式宣布结束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的“对阿战争状态”
;阿当局随即表示,要使阿希关系“成为巴尔干其他国家友好、睦邻和合作的楷模”。
3由于长期存在严重分歧,特别是科索沃问题,阿南关B系时呈紧张,但这期间,阿对南态度也有所松动。南成了阿外贸的主要伙伴之一,两国贸易额1987年比1986年增长20%,边境贸易也有了较大发展;搁置多年的阿南铁路也于1986年7月建成通车;1988年2月签署了中断7年之久的科学、教育和文化协定。
4阿与西欧国家的关系有所发展。
1987年9月与联邦德B国建立了外交关系。此后,两国间人员交往频繁,经济关系有明显发展。阿英之间就复交问题也开始了接触。
5阿对华作出一些友好姿态,希望不仅在贸易方面,并B且在其他领域也能发展关系。
1986年签署了中断多年的长期贸易协定;1988年10月,中阿两国外长在联合国会见,这是两国部长级官员在中断10年后的第一次接触;1989年3月,阿副外长访华;1989年11月,中阿签署了关于建立经济和技术合作混合委员会的协议。
61988年2月,阿一改不参加多边国际活动的方针,出B席了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第一届巴尔干国家外长会议。
此后,阿参加了巴尔干地区的各种活动,并在1989年1月和190年10月在地拉那主持召开了巴尔干国家高级官员会议和第二届巴尔干国家外长会议。
1989年,阿与巴尔干国家的贸易额已占外贸总额的13以上。
A
40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无数历史事实说明,在霍查后的头4年里,阿劳动党推行了一种“坚持”和“灵活”并存的双重政策,但当时,“坚持”的一面是主要的,它反映和决定了劳动党和阿利雅没有从根本上超越霍查的轨道,而“灵活”的一面是次要的、局部的。
第二节 每况愈下的国民经济及其对策
一、国民经济困难重重霍查给阿尔巴尼亚留下的难题堆积如山,特别是国民经济每况愈下,经济问题成了摆在劳动党和阿利雅面前的头号难题。
据了解,80年代的10年中,阿尔巴尼亚只有3年完成计划。阿利雅上台到剧变开始前夕(1985~1989)
,国民经济下滑更显严重。
在1987~190年的4年中,社会产值平均每年下降达16%左右;1981~1985年的工业产值平均年增长率从1976~1980年的62%下降到27%,1986~190年进一步B B降为11%。作为阿尔巴尼亚经济支柱的石油和铬矿开采业B以及建筑业、交通运输、轻工业、农牧业和对外贸易,几乎年年完不成任务。
1986年,各种不利因素,加上严寒的冬季和干旱的夏天,对阿尔巴尼亚经济,特别是对农牧业和电力部门,都是个严重的冲击。仅这一年,电力生产就比计划指标减产10~12%;1986~1987年冬天的大风雪造成大批牧畜因冻饿而死亡;1986年国家收购到的鸡蛋只有1980年的30%。
1986年上半年,全国100多家企业中有200多家出现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06
纯收入亏损,有的部门和企业的支出增大速度超过了生产增长速度,造成了局部失衡现象。
1987年,阿尔巴尼亚经济综合指标以及主要工农业产品的生产计划完成情况均呈下降趋势。这一年,对阿尔巴尼亚经济举足轻重的石油部门,不仅生产没有完成任务,并且近13的钻井队因技术故障而处于A停工状态;机械工业部门的主要生产设备的完好率已下降到62%左右。至于这一年的农业生产,包括小麦、玉米、燕麦、向日葵、菜豆、奶、肉和蛋等主要农副产品产量都没有完成计划任务;而1988年,农业收入只完成计划的81%。
接连数年的农牧业生产不景气给工业生产、市场供应和外贸出口带来了困难,并且直接减少了农业合作社和社员的收入。下表具体说明了这一情况:(单位:列克)
年  份合作社纯收入分配给社员的总额19862716亿2065亿B19872470亿1936亿B B19882360亿1838亿B B19892788亿2176亿B到了这一阶段的最后一年1989年,阿尔巴尼亚再次遇到严重干旱,从能源出口国一下子变成了能源进口国,这不仅影响到其他原材料的进口,并且削减了国内能源供应,甚至关闭了一些工厂。这一年,工农业生产普遍下降,主要工业部门没有完成计划,农业生产只完成计划的一半;许多日用消费品和食品,如纺织品、针织品、厨房用具、玻璃、皮鞋、奶酪、黄油和淀粉等生产下滑,严重影响了市场供应,以至迫使当局不得不增加油脂、大米、食糖等食品的进口。据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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尔巴尼亚经济部统计局191年公布的数字,阿尔巴尼亚近几年进口食品和其他农畜产品的情况见下表:项  目单  位198719881989小麦万吨-525363B B玉米万吨-025295B B大米万吨089113139B食糖万吨237452414B油脂万吨139256248B B B肉万吨014031028B棉花万吨470973978776420
B从上表可以看出,阿尔巴尼亚那几年的食品进口明显地呈上升趋势,而引人注目的是,70年代曾一度自称为“粮食自给国”的阿尔巴尼亚从1988年起又重新成了粮食进口国。
据悉,1988年进口食品从1987年的143亿列克猛增到262B B亿列克,1989年又增至274亿列克;1988年,仅此一项外B汇支出就超过原计划几百万美元,显然,这给外汇资源有限的阿尔巴尼亚增加了一个不小的负担。与此同时,加上出口商品短缺和质量下降,影响了国家的外汇收入。这一切危及进口计划中新建、改建和扩建项目所需的机器设备和原材料。
总之,阿尔巴尼亚国民经济因生产连年滑坡而面临重重困难的严峻局面。
二、克服经济困难的对策这一阶段,阿尔巴尼亚的工农业生产持续下降,市场供应严重短缺已成了不可回避的事实。这迫使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和阿利雅不得不去思考和寻求摆脱困境的出路。首先,他们开始改变过去报喜不报忧的做法,公开提出存在的困难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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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1严重的官僚主义作风。
他们批评党政机关长期超越自B己的职权范围,把民选代表机构搁置一旁,而垄断国家事务。
他们认为,一些干部垄断权力是一种“最危险的现象”
,它一方面使党政机关明显地膨胀起来,剥夺了基层的职权,助长了包办代替的作风;另一方面,它使政权机关脱离人民群众,削弱群众对社会共同问题的关心,压制群众的创造性和主动性。所有这一切滋长了严重的官僚主义和自由主义作风。
2权力的过分集中。
阿利雅认为,“过分的集中给我们造B成了损害,群众积极性遭到压制,许多内部潜力得不到利用,助长了一切等待上面的有害心理。……它助长懒惰、迟钝和消极态度,使人们的思想僵化,束缚了人们的创造力”。
3经济机制的弊端。阿劳动党和阿利雅承认,阿尔巴尼B亚缺少有利的经济机制和经济杠杆,有的规章制度已经过时,这压制了企业和个人的积极性和主动性。与此同时,许多企业因管理不善而浪费严重,存在着破坏纪律、无故旷工、偷窃公共财物等现象。阿利雅还认为,“在现行体制中,允许存在拉平现象,这给不劳而获者留下了孔道。……平均主义永远有利于那些对社会少劳而又多得的人”。
在这些认识的基础上,阿尔巴尼亚在坚持原有体制的同时,开始采取局部的调整措施:1改进干部工作。针对官僚主义的工作方法和工作作B风,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决定精简机构,实行和改进干部的任期制和轮换制。
1988年6月,劳动党中央政治局通过决议规定,直接从事与劳动人民切身相关的工作的干部,包括所有
80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人事、住房、劳动和户口等部门的各级领导干部,凡已连续任职满5年者,必须进行轮换。
1989年,阿尔巴尼亚调整了有些中央部委和地方政府机关,撤销了一部分副部长和区政府副职的设置,合并了一些司局级机构。
2下放部分职权。
阿尔巴尼亚下放职权的工作首先集中B在农业生产领域。
1987年开始就下放制定农业生产指标的职权范围进行试点。按照一贯的做法,每年下达的指令性指标约220个,1986年实际下达340个;这次试点减少到130个左右。
1989年把这一试点进一步扩大到6个区;190年推广到全国各区,并把国家下达的计划指标减少到85个。
在其他生产领域,阿尔巴尼亚也采取了一些较前灵活的措施,例如,把原集中进行的家具、小商品等生产下放各区自行安排;不仅工业部门,并且商业部门也可以从事清凉饮料生产;鼓励商业部门和部队开展副业生产活动。
1987年,阿尔巴尼亚下放部分定价权,允许各区执行委员会(区政府)
有权规定蔬菜和水果的最低价格和最高价格,实行价格浮动。
3调整某些生产组织。
面对农畜产品供应日趋紧张这一B难题,阿利雅在上台的当年就提出,要在农业合作社生产队普遍建立自己的小牧群,种植1~2公顷蔬菜,其产品全部供应生产队社员家庭。
在1987年7月举行的中央全会上,阿利雅提出要改进生产组织的问题,首先要调整有些规模过大的农业合作社和国营农场。
1988和1989年,由于划小了有些农业合作社的规模,全国农业合作社总数分别增加了43个和45个。
上述措施使阿尔巴尼亚农村初步形成了“大生产”
(合作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06
社)和“小生产”
(生产队和社员个人)同时发展的局面,对广大农民不失为灵活、松动的一步。
当时,阿尔巴尼亚还允许农业合作社进城设点销售剩余的农畜产品,这无疑有助于改进对城市居民的供应。与此同时,阿尔巴尼亚有关当局还着手研究解决地拉那等城市商业和公用事业限于一个公司或独家企业统管、经营的问题。
4协调社会、集体和个人之间的利益关系。
在1986年11B月举行的劳动党“九大”上,阿利雅提出要注意协调和消除社会、集体和个人之间可能出现的暂时的利害矛盾。
“九大”
后不久,即1986年12月和1987年1月,阿尔巴尼亚部长会议先后通过了有关在经济领域调整关系的几项决议。其中,《关于通过价格进一步完善国家与农业合作社之间关系的决定》规定,对不同地区、产品质量、牲口膘重、超产情况实行不同的收购价格,并普遍提高农畜产品的国家收购价。
《关于使用工资手段鼓励增加生产的决议》规定,要根据劳动条件和劳动难度,以及对社会的价值,对有些部门和工种实行奖励制度。此外还通过了《关于更正确地使用外加物质鼓励和特别基金的决定》,对作出发明和合理化建议的职工以及完成和超额完成任务的职工进行奖励。
1988年11月,农业合作社“六大”决定,要完善农业合作社的劳动报酬制度,把社员、干部和专业人员的劳动报酬更多地与他们的劳动成果联系起来。
事实说明,以霍查为代表的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左”
倾思想以及它所带来的恶果,把阿尔尼亚推进了一个灾难深重的泥潭,而阿利雅虽然提出了一些新的观点,采取了一些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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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措施,但基本上坚持霍查的路线,没有能够从根本上改变日趋紧张的局势。
第三节 动荡的政局与劳动党政权的丧失
190~192年是阿利雅上台后的第二阶段,即阿尔巴尼亚由局势动荡到政权更迭的阶段。
1989年秋冬之交东欧其他国家相继发生的剧变,成为激发190年初开始并持续两年有余的阿尔巴尼亚剧变的催化剂。
阿尔巴尼亚的剧变经历了一个为时不长的酝酿和发展过程。
1989年9月26日,阿劳动党召开九届八中全会。
提出要对国家生活各方面进行调整。阿利雅在全会上批评了党政不分、机构膨胀、官僚主义和唯技术倾向等不良现象,进而提出,“在需要的时候和方面进行改进、补充和调整;如果有些步子迈得太快而超出已有的可能,也要毫不犹豫地退回来”。
此后不久,阿劳动党在九中全会(190年1月22~23日)上进一步提出了在政治、经济等领域的具体调整措施,其中包括这样几个主要方面:发扬党内民主、加强党群关系、完善干部任命制度、反对官僚主义、扩大使用经济方法和经济杠杆的范围,等等。劳动党在全会上第一次明确承认,正是过去的失误,抑制了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削弱了职工对提高生产和经济效益的关心和责任感,导致国民经济持续衰退。
面对国内经济下滑和不满情绪上涨、东欧国家剧变和外界压力增强所造成的严峻形势,阿劳动党于190年4月17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16
日召开九届十中全会,第一次提出要实现“经济—社会生活的民主化”。
对社会和经济生活进行新的调整,并把调整方案于5月7~8日提交人民议会审议通过。
作为整个调整方案核心的“新经济体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的措施:扩大基层的自主权、下放部分计划权、实行经济核算制、完善价格体制、改进工资和奖励制度、改善市场供应状况。与此同时,劳动党提出要完善法制,具体措施包括建立赦免制度等。
190年6月开始分批赦免政治犯。十中全会在对外政策方面也作了重大调整,其中最重要的是:①参与欧洲的合作和安全进程。
为此,阿将承认192年以后的大欧洲,将与欧共体建立外交关系和进行接触,准备参加欧安会的活动。
②认为恢复与美、苏的外交关系问题已经提上议事日程。③要努力加强同邻国和整个巴尔干地区的关系,关注本地区和地中海局势的新发展。它还表示愿意与南斯拉夫就两国关系完全正常化等问题进行会谈,主张在民主、对话、平等的基础上解决科索沃问题。④要寻求新的合作方式,扩大和加强对外经济合作。
阿尔巴尼亚对外政策的新调整,立即引起苏、美等有关国家的积极反应。
当年7月30日和191年3月15日,阿先后与苏、美恢复了外交关系。
190年6月,阿代表开始以观察员身份参加欧安会会议。
综上所述,阿尔巴尼亚劳动党这期间采取的措施与过去相比显然有了较大的差别,有许多观点和做法在霍查时期是很难想象的。但是,这些措施来不及实施,一场对阿尔巴尼亚劳动党具有致命威胁的急风暴雨已经在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上兴起。
21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自190年7月起,阿尔巴尼亚国内爆发了一次又一次的风潮,全国形势迅速陷入动荡不安和急剧变化之中。
1难民潮。阿尔巴尼亚难民潮连续不断,仅规模较大的B就有四次。
第一次发生于190年7月2日。
地拉那近500青年强行闯入一些外国驻阿使馆,要求立即出国谋生;第二次发生于190年底、191年初,近500人越境逃往希腊,少数人越境前往南斯拉夫;191年2~3月至6月,发生了规模更大、持续时间更长的第三次难民潮,数千人或上万人聚集港口城市都拉斯、发罗拉和申津,夺船出走;第四次发生于191年8月6~7日,也是阿发生的最大的一次难民潮,短短2天就有近2万人强行登船,出走意大利和马耳他。
估计这些风潮中近30万青少年出走,占阿青少年总数的30~40%。
这些风潮不时引发群众与军警的冲突和其他打、砸、抢暴力行为。
2罢课潮。阿主要发生过两次罢课潮。第一次发生于B190年12月9日,地拉那近千名学生上街游行,提出了结社要求。结果,阿劳动党九届十三中全会(190年12月11日)决定允许成立独立的政治组织。这实际上是结束了阿解放以来坚持的劳动党一党独存的局面,宣布实行多党制。翌日,即12月12日,阿第一个反对党民主党宣告成立。
191年2月6日爆发了阿规模更大的第二次罢课潮,地拉那“恩。霍查”大学的部分学生宣布罢课,要求取消地拉那大学“霍查”
的命名。
20日,在学生潮和“倒霍”
潮的双重压力下,阿部长会议不得不取消“霍查”的命名,罢课潮才暂告一段落。这期间,卡瓦亚、斯库台等城市还发生了打、砸、抢、烧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16
等骚乱事件,正如阿利雅当时在告全国人民书中说的,“国家面临着局势动荡和陷入无政府状态的威胁”。
3罢工潮。
191年1月起,阿罢工潮此伏彼起,越演越B烈,一度影响了地拉那等城市的正常工作和生活。其中最重要的是当年5月16日亲民主党的独立工会发起的全国总罢工。这次大罢工的真实意图是打倒刚成立的劳动党“清一色”政府,成立多党联合政府;提前举行议会大选。这次几乎席卷全国的大罢工导致地拉那和主要城市工厂停产,交通中断,报纸停刊,食品及能源供应陷入困境,国家生活几乎处于瘫痪状态。
6月3日,在罢工和绝食的沉重压力下,阿当局和劳动党被迫宣布:以法。纳诺为首的政府辞职,另组各党参加的新政府。
这就结束了解放40多年来劳动党一党执政的历史。
4“倒霍”潮。
191年2月6日,正是地拉那大学学生B开始罢课、要求撤销大学“霍查”命名的当天,阿最大的反对党民主党机关报《民主复兴报》发表文章,公开指责霍查是“斯大林式的独裁者”。
2月19日,阿独立工会号召全国工人罢工,声援绝食学生。
20日,地拉那数千人,乃至数万人涌向市中心广场,推倒和砸坏了霍查塑像。同时,在都拉斯和科尔察市也发生了此类事件。此后,地拉那等城市继续发生骚乱,军警和示威群众发生冲突,互有伤亡,全国形势顿趋紧张。
这些风潮的一个共同特点是:民主党步步进逼,劳动党节节败退;各次风潮均以劳动党作出退让,民主党如愿以偿而告结束。
41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在经历了接二连三的风潮冲击以后,阿尔巴尼亚于191年3月31日举行了人民议会换届选举,这是阿解放以来的第一次多元差额选举,也是一场劳动党和民主党之间夺权和反夺权斗争的重大较量。民主党自它成立的那一天起就公开宣布,它的主要目标之一就是要击败劳动党,“以和平手段”夺取政权。
选举结果,在全部250个议席中,劳动党得169个,占676%;民主党得75个,占30%;希腊少数民族民主联盟得B5个,老战士全国委员会得1个。
可见,劳动党获得了大多数席位,取得了这次大选的胜利。但出人预料的是,阿利雅落选,仅得票3625%。
不过,在4月30日举行的人民议会上,B他当选为共和国首任总统。
5月4日,根据总统不得担任其他职务的规定,阿劳动党九届十七中全会决定解除阿利雅劳动党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和中央第一书记职务。从此,阿劳动党“九大”
(1986年11月)选举产生的中央政治局和书记处已不复存在,以法托斯。纳诺为代表的一批新人登上了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
新选举产生的人民议会,由于各党议员对宪法草案意见分歧难于弥合,不得不于4月29日先通过《宪法主要条款法》。该法把“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改名为“阿尔巴尼亚共和国”
,宣布阿为“民主法治国家”
,实行三权分立和“政治多元化”
;国家经济建立在所有制多样化、所有经济实体自由经营和国家调节作用的基础上。
此后不久,即191年6月10~13日,阿劳动党召开“十大”
,决定改组为社会党,并宣布,社会党“放弃马克思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16
列宁主义作为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会后,它正式宣布自己是“欧洲民主社会主义理想的全民党”。这样,阿尔巴尼亚劳动党最终退出了阿尔巴尼亚政治舞台,阿尔巴尼亚现代史上经历了整整50年的劳动党时代正式宣告结束。
经过这一年多的斗争和动荡,尤其是191年,阿尔巴尼亚出现了工人不出工,农民不下地,职员不上班,学生不上学的状态。国家生活处于瘫痪状态。自191年起,阿尔巴尼亚居民口粮靠外国紧急救济,冬天取暖靠砍伐路边大树。民主党承认,“这个国家只差一步就要陷入灾难之中”。
就在这样的形势下,阿尔巴尼亚于192年3月22日提前举行了人民议会大选。结果,民主党在议会140个席位中赢得92个,约占657%。这样,民主党获得大选胜利,从而B作为阿解放近48年来第一个非共产党登上了执政党的宝座。
民主党之所以在大选中获胜并上台执政,除利用劳动党的错误外,得到美、德、意等西方国家的物质和道义上的援助。
此后,它就亮出了“反共”旗帜,宣布民主党,“是阿尔巴尼亚最大的反共力量,同时是阿民主进程最大的领导力量”
①,而“美国是(阿)推翻共产主义的决定因素”
②。
①阿民主党主席塞拉米在党的“二大”
闭幕后举行的记者招待会上的谈话,193年12月8日,载阿《民主复兴报》193年12月9日。
②阿总统贝里沙对克林顿就任美国总统的贺电。
193年1月20日,载阿《民主复兴报》193年1月23日。
61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第七章南斯拉夫全面危机的总爆发——南共联盟解体和南联邦瓦解
第一节 政治多元化和多党制
80年代南斯拉夫长期经济危机所造成的生产停滞和滑坡,使得原来与西方国家之间已经缩小的差距又日益扩大。
人民群众对生活水平不断下降深感不满。南共联盟作为唯一的执政党长期未能扭转局势,党的威信下降,党员人数减少,青年人尤其是发达地区的青年人不愿入党。各地持不同政见者乘机大肆活动,纷纷成立组织,要求进行根本性的政治体制改革,实行政治多元化,确立多党制,举行自由竞选,从刑法中去掉“敌对宣传罪”。社会主义自治制度面临生死考验。
1988年末和1989年初,在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塞尔维亚、伏伊伏丁那等发达地区,先后成立了各种政治组织和协会。它们有的宣布参加南斯拉夫劳动人民社会主义联盟(统一战线组织)
,在其内部与共盟争夺群众;有的宣布不参加社盟,不承认共盟在思想上和政治上的引导作用,公开与共盟唱对台戏。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16
当时南党政领导人曾公开反对实行多党制。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舒瓦尔在1988年底说,“实行多党制将导致更大的冲突”
,会产生“多政治中心的、封闭的和分割的社会”。
南联邦主席团也发表声明说,南宪法禁止反对党的存在,联邦主席团将坚持要求国家主管机关按照宪法和法律办事。
可是斯洛文尼亚共盟中央主席团在1989年3月6日的文件中主张结束一党制,实行多党制。克罗地亚共盟领导人拉昌认为,南共联盟应拒绝“垄断和指挥一切”的社会作用,“日益减少权力因素”
,“不以统治党的形象出现”。贝尔格莱德市社盟主席团建议南社盟尽早就多党制问题开展自由讨论。
4月14日舒瓦尔也改变论调,在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上说,政治多元化是南共联盟改革的基本先决条件之一,南共联盟国必须放弃执政垄断,否则将无法解决国家面临的问题。
在东欧邻国政局剧变的影响下,南共联盟在1989年10月21日的第28次中央全会上,面对各地反对派政治组织纷纷出现的既成事实,在《政治体制改革提纲》中决定把多党制引进南斯拉夫政治生活。
190年7月25日南联邦议会通过了《政治结社法》,正式实行多党制。
在此前后,各共和国也制定了类似的法律。
这些法律规定,申请成立政党所需的公民人数:联邦和塞尔维亚为100人,黑山为50人,克罗地亚和波黑为30人,斯洛文尼亚为20人,马其顿只需10人。法律规定,各政党不得以暴力破坏宪法制度,不得损害国家独立和领土完整,不得侵犯公民的法定权利和自由,不得煽动宗教、种族和民族偏见,不得使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战败者的党徽和名称,不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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接受外国法人和自然人的捐助或匿名捐助。
实行多党制后,各地一下子出现了数百个大大小小的政党。其中少数是在联邦登记的全国性政党,多数是在各共和国登记的地域—民族性政党。各种已经成立的反对派组织取得了合法地位。战前在政治舞台上起过重要作用的党派纷纷复活。具有保皇色彩和宗教色彩的政治团体也大肆活动。尤其是各种民族主义政党,打着代表和维护本民族利益的旗号,宣扬民族沙文主义,竭力扩张势力。联邦总理马尔科维奇也自立门户,以坚持改革和维护南联邦统一为号召,成立了南斯拉夫改革力量联盟。各反对派组织为了在共和国议会选举中与南共联盟机相抗衡,结成了种种政治联盟。
实行多党制后,马上就出现各政党地位平等的问题。各反对党要求从宪法中取消关于南共联盟是“思想上和政治上有组织的引导力量”的规定。由于政治形势发生变化,这一规定不言而喻已经失效。
各政党的基层组织都设在地方上,在地区里开展活动。
反对党要求取消共盟在企业、机关和军队中的组织,实现“企业非政治化”
、“国家机关非政党化”和“军队国家化”。这些要求已在190年逐步实现。4月5日南经济联合会主席宣布,企业是独立的经济实体,是市场经营和自由交换劳动的基本主体,它不应成为争夺权力的政治斗争场所,因此在企业中不成立任何政党组织,南共联盟也不例外。
4月19日南联邦政府决定,联邦国家机关具有高度的专业性,应对所有政党持不偏不倚的态度,南共联盟组织应退出联邦机关。到11月5日,联邦国家机关中的共盟组织(有15万盟员)已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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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止活动。在南人民军部队中,如果共盟组织继续存在,其他党派势必也要求打入,这将威胁军队的内部团结和改变军队的全南斯拉夫性质,因此在190年12月17日军队中的共盟组织也停止活动。
实行多党制后,各反对派联盟充分利用国际的有利形势,国内的经济困难和共盟的失误,大肆攻击共盟的政策,全盘否定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煽动狂热的民族沙文主义,以便笼络群众,向共盟夺权。
第二节 南共联盟的解体
在经济困难、政局动荡和民族矛盾尖锐的情况下,南共联盟内部形成了以共和国共盟为基础的东西两大对峙的集团,它们在党的体制改革问题上意见截然不同。西部的斯洛文尼亚共盟和克罗地亚共盟认为,各共和国共盟应是独立自主的共产主义者联盟组织,有各自的纲领和章程,它们在自愿和平等的基础上组成南共联盟(即“联盟的联盟”)
,在南共联盟内部取消民主集中制,代之以协商一致和民主统一。
东部的塞尔维亚共盟、黑山共盟和伏伊伏丁那共盟则坚持南共联盟应保持组织上的统一,反对“联盟的联盟”
,不同意取消民主集中制原则。
190年1月20日召开了南共联盟非常第14次代表大会。大会的主旨是确定南斯拉夫社会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基本思想原则和政治原则,制定经济体制、政治体制和南共联盟改革的纲领性方针。会上斯洛文尼亚共盟代表提出把南共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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盟改组为“联盟的联盟”的动议,被多数代表否决(169票赞成,165票反对)。
斯共盟代表团集体退出代表大会,使准备好的大会文件无法通过,会议被迫中断。
斯洛文尼亚共盟退出代表大会后,在1月23日发表声明,冻结与南共联盟的关系,宣布14大的一切决议对它均无约束力。
2月11日克罗地亚共盟也宣布,只有在南共联盟放弃民主集中制并允许党内存在政治竞争倾向的条件下,克共盟才留在南共联盟内。至此,南共联盟作为维护南斯拉夫联邦统一和民族团结的核心力量,实际上已经分裂。
190年3月7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发出了关于召开14大续会的建议,主张把南共联盟建设成实现民主社会主义、自治和民族平等,保障南斯拉夫独立和完整的全南斯拉夫性的政党,采用少数服从多数与协商一致相结合的原则。
190年3月30日曾想召开南共联盟中央全会来协商解决危机。但由于斯洛文尼亚共盟抵制,克罗地亚共盟和马其顿共盟只有个别中央委员出席,中央全会不足法定人数,只得改为协商性工作会议,探讨14大续会的问题。
5月17日南共联盟中央主席团主席的一年任期届满,因无法选出新主席而推举一名干部临时协调主席团的工作。南共联盟中央的238名工作人员中已有100人被迫“休假”
,为解决财源不足,23层的党中央大楼已有8层出租。
在第14次非常代表大会中断4个月后,于5月26日召开续会。到会代表989人,占全体代表的659%。斯洛文尼B亚共盟代表无一人出席,克罗地亚共盟代表只到22人,马其顿共盟代表只到13人。
大会决定中止南共联盟中央委员会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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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主席团的活动;成立由15人组成的新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每个共和国2人,每个自治省和人民军1人)
,定于9月29日召开南共联盟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以便把南共联盟改造成争取民主社会主义和联邦制南斯拉夫的现代化政党。
民主纲领复兴代表大会因各共和国共盟之间意见严重分歧,达不成协议而未能如期举行,筹备工作陷于瘫痪状态。
191年1月22日代表大会筹备委员会宣布,由于实现14大提出的任务的条件已不存在,筹备委员会决定停止工作。至此,恢复南共联盟在组织上统一的一切努力均告失败。战后领导南斯拉夫联邦国家40多年的南共联盟完全解体。
14大不欢而散后,各共和国共盟独立开展活动,并纷纷改名。斯洛文尼亚共盟改称斯共盟——民主革新党,克罗地亚共盟改称克共盟——民主改革党,塞尔维亚共盟与社盟合并,改称塞社会党,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盟改称波黑共盟——社会民主党,马其顿共盟改称马共盟——民主改革党,黑山共盟改称黑山社会主义者民主党。
190年11月19日南人民军的一批将领和某些前党政领导人发起成立一个继承南共联盟传统的新党:共盟——维护南斯拉夫运动。
12月24日举行了第一次代表大会。
第三节 各共和国的多党制自由选举
190年是南斯拉夫的大选年,按照惯例应在4月进行联邦议会选举。实行多党制后,新成立的各反对党以准备不及为由要求推迟大选。经过协商,最初决定大选推迟到6月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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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行,后来又推迟到年底进行。
最后,南斯拉夫联邦解体,联邦议会不复存在,大选也无需进行了。
各共和国议会的选举先后不一。
斯洛文尼亚共和国在190年4月经过两轮投票,斯共盟——民主革新党的候选人米。库昌击败斯民主反对派(德莫斯)的候选人普契尼克,当选为共和国总统。
①但在斯议会三院的240个席位中,德莫斯获126席,占525%;左翼各党B(共盟、青盟、社盟)只获74席,占308%;其他小党和无B党派人士获40席,占167%大选后反对派控制了议会,议长B和副议长都由反对派担任。德莫斯的主要成员基督教民主党的主席佩特尔莱出任共和国总理。
斯共盟——民主革新党在议会大选中失败后,沦为在野党,党的地位急剧下降,党员人数锐减,由1989年中的103B万人减到190年中的25万人,减少了34,由于党费收入B A减少,党已负债累累,不得不将党的办公楼出租。并裁减3A4的党务工作人员。党的主席齐。里比契奇已回到卢布尔雅那大学执教,他在党中央的工作已成为业余兼职。
克罗地亚共和国的议会大选在190年4月和5月进行,经过两轮投票,在议会三院356个席位中,克罗地亚民主共同体获59%的席位,克共盟——民主改革党获27%的席位,其他小党和无党派人士获14%的席位。
克民主共同体已完全控制议会,其领导人弗。图季曼当选为共和国总统,核心领导成员斯。。梅西奇当选为总理。
①库昌当选总统后,为了便于行使职权,已退出斯共盟——民主革新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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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共盟——民主改革党在大选中失败,丧失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党员人数急剧减少,由1989年中的2986万人减B到190年的6万人,减少了45。党的经费十分紧张,克罗A地亚文的党刊已停止出版,党务工作者的工资已打折扣发放,党中央有200多名工作人员被解雇。
党中央书记对他们说,为了便于找到工作,可以去参加执政的克民主共同体。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和国的议会大选在190年11月和12月进行,经过三轮投票,在议会两院的240个议席中,穆斯林族的民主行动党获86席,占3583%;塞尔维亚B族的民主党获72席,占30%;克罗地亚族的民主共同体获44席,占1833%;波黑共盟——社会民主党获14席,占B583%;改革力量联盟获12席,占5%;其他小党和无党派B人士获12席,占5%。
大选后无一政党在议会中占过半数,形成三大政党鼎立的局面,三党获得的席位数与共和国境内的民族构成基本上相适应。大选中同时选出共和国主席团委员7人(穆斯林族3人,塞尔维亚族和克罗地亚族各2人)
,波黑共盟提出的候选人没有一个当选。大选后三个主要政党协商分配共和国的领导职位:民主行动党的阿。伊泽特贝戈维奇任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民主党的莫。克拉伊什尼克任议长,民主共同体的尤。佩利万任总理。
波黑共盟——社会民主党在大选中惨败,丧失执政地位,沦为议会中一个无足轻重的在野党。联邦总理安。马尔科维奇创立的改革力量联盟原想在波黑共和国打开局面,总理曾亲自到波黑进行宣传,但选举结果很不理想。
马其顿共和国的议会大选在190年11月和12月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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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过三轮投票,在议会120个议席中,马内部革命组织——民族统一民主党(具有强烈民族主义色彩)获37席,占3083%;马共盟——民主改革党获31席,占2583%;马民B主繁荣党(阿尔巴尼亚族组织)及其盟党获25席,占2083%;改革力量联盟及其盟党获20席,占1667%;其他B B小党和无党派人士获7席,占583%。大选后没有一个党在B议会中占过半数席位,形成四党割据的局面。经过三个主要政党(排除了阿族的民主繁荣党)的协商,马共盟的基。格利戈罗夫任总统,改革力量联盟的斯。安多夫任议长,马内部革命组织的尼。克留舍夫任总理,成立联合政府。
塞尔维亚共和国议会已提前在1989年11月进行改选。
塞共盟在选举中获胜,得票率超过80%。塞共盟的斯。米洛舍维奇当选为共和国主席团主席,斯。拉德米洛维奇出任总理。
190年6月塞尔维亚的5个反对党在首都集会,坚决要求按多党自由竞选的方式重新进行共和国议会选举。新的选举在190年12月进行,经过两轮投票,在议会250个议席中,塞社会党(原塞共盟)获194席,占776%;塞复兴运B动获19席,占76%;伏伊伏丁那匈牙利族民主共同体获8B席,占32%;民主党获7席,占28%;其他小党和无党派B人士获22席,占88%。
在塞议会中,科索沃地区占有36席,B阿尔巴尼亚族按人口比例应得其中的30席,由于阿族抵制选举,这些席位绝大部分被塞社会党获得。塞社会党领袖斯。
米洛舍维奇在直接选举中以获得6534%的选票当选为塞共B和国总统,德。泽莱诺维奇出任总理(他于191年12月辞职,由拉。博若维奇继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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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山共和国的议会大选在190年12月举行,经过两轮投票,在议会125个议席中,黑山共盟获83席,占664%;B各反对党获42席,占336%。
黑山共盟领袖莫。布拉托维奇B战胜改革力量联盟的留。斯坦科维奇当选为共和国总统。黑山共盟中央书记米。久卡诺维奇出任总理。
总之,190年,6个共和国先后进行议会大选后,共盟(及其后身)
在塞尔维亚和黑山占有优势。
原共盟的成员在斯洛文尼亚和马其顿当选为共和国总统,但斯洛文尼亚议会已被反对派控制,马其顿共盟在马议会中只占14的席位,必A须与其他政党联合行动。在克罗地亚和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共盟丧失了执政地位,沦为在野党。
第四节 南斯拉夫联邦的瓦解
在长期严峻的经济和政治形势下,民族主义和地方主义日益泛滥。南斯拉夫的联邦制逐渐失去凝聚力,各共和国的多中心主义和分离主义倾向越来越明显。尤其是西部两个共和国——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公开主张实行邦联制,实质上是要脱离南斯拉夫联邦,成为完全独立自主的国家。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是南联邦中两个最发达的共和国,它们以全国30%的土地和29%的人口生产了43%的社会产品。它们的人均社会产值分别比全国的平均数高一倍多和高14。它们的出口占全国的41%,进口占40%。它们的A旅游业发达,外汇收入较多。它们的职工平均工资最高,失业率最低。这样看来,它们似乎是南斯拉夫的“天堂”。可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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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当年处于同一发展水平的奥地利或的里雅斯特地区相比,它们的生产和生活落后了一大截,而且差距在继续扩大。因此,多年来两国一直感到留在联邦内“吃亏”
,被东部不发达地区“拖了后腿”。例如,两国每年要把社会产值的2%强(约6亿美元,人均90美元)用于援助不发达地区。两国要把巨额税款上缴联邦预算,联邦预算的支出中有80%是直接军费或间接军费,而在南人民军中两国官兵所占的比重很小,190年斯族占232%,克族占1249%,都低于人口的比重。
B再者,两国尽管经济情况较好,由于使用联邦统一的货币,不得不共同承担严重通货膨胀的后果。当然,东部地区是两国许多产品的原材料产地和销售市场,独立后原有的经济联系会受到一定影响,但这方面的困难不是不可克服的。两国期望独立后加紧发展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大力增加向西方的出口,力争尽快成为欧共体成员国。同时两国也害怕塞尔维亚咄咄逼人的霸权主义,担心它控制联邦机构来发号施令。
斯洛文尼亚是瓦解南斯拉夫联邦的急先锋,克罗地亚则紧随其后,亦步亦趋。
1989年7月斯洛文尼亚议会通过了斯宪法修正案草案,提交公民讨论。修正案的内容有:斯洛文尼亚是主权的人民的国家;斯洛文尼亚人民拥有不可剥夺的完全的自决权(包括分离和与别国联合的权利)
;斯洛文尼亚享有完全的经济主权,可以自由支配境内的自然资源;在联邦机关的决定损害斯权益时,共和国机关可采取措施保障宪法规定的权益;只有斯议会有权在境内宣布非常状态和采取特别措施;和平时期不经斯议会同意,不得在斯境内使用武装力量。在全民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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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中有人主张:斯共和国宪法和法律应高于联邦宪法和法律,在两者发生抵触时应适用共和国宪法和法律;斯应有自己的驻外代表,建立自己的军队,斯应征入伍的青年不到其他共和国去服兵役等等。
斯宪法修正案的内容在南全境引起了激烈的争论。塞尔维亚、黑山、伏伊伏丁那先后有数万人集会反对“邦联化”。
克罗地亚的居民则支持斯宪法修正案的原则。
1989年9月26日南共联盟中央全会以97票对40票要求斯议会推迟讨论宪法修正案。同日联邦议会联邦院建议斯议会把宪法修正案搁延15天,暂缓讨论。
但斯议会认为宪法修正案在全民讨论中得到人民群众的普遍拥护,因而不考虑联邦党政领导机关的意见,在27日几乎以全票通过了宪法修正案,只有军队代表1票反对,1票弃权。
190年3月斯议会决定从共和国的名称中去掉“社会主义”的字样,规定共和国主管机关可以不顾联邦确定的义务独立自主地采取经济措施。
190年4~5月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议会经过大选后,都被反对派所控制。
190年7月2日斯议会通过了《国家主权宣言》,强调斯共和国的政治、经济和法律制度以斯宪法和法律为基础,联邦宪法和法律只有在不与斯宪法和法律相抵触的情况下才在斯共和国境内适用。8月9日南联邦议会联邦院的决议对斯的《国家主权宣言》表示严重不安,认为它违反了南联邦宪法,攫取了擅自改变联邦关系的权力。但斯议会继续我行我素,对联邦的决议置之不理。
这时关于南斯拉夫的政治前途问题已迫切地提上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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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共和国和全体南斯拉夫人民需要对实行联邦制还是邦联制的问题,作出决定性的选择。
190年10月联邦主席团提出了经过改进的联邦制方案:各共和国在组织本共和国国家政权方面完全独立自主,它们把部分主权交给联邦行使;联邦维护主权、领土完整、共同的国防和国家安全,执行对外政策;联邦有统一的市场、共同的税收和货币制度、统一的金融政策和关税保护政策;联邦宪法和法律在南全境施行,共和国的宪法和法律不得与其抵触;各共和国有权根据全民公决表达的意愿,按联邦规定的方式退出联邦。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则提出了邦联制方案:邦联是各主权共和国的政治和经济联盟;各共和国可以建立军队、派遣驻外代表、发行货币;在邦联内协商共同防御,建立关税联盟和统一市场;邦联的咨询议会在各共和国一致同意的基础上作出决定。
斯洛文尼亚和克罗地亚两共和国不仅提出了邦联制方案,而且在实际行动中加快了邦联化的步伐。
190年12月9日,斯洛文尼亚议会以203票赞成和4票弃权通过法令,决定在12月23日就该共和国独立自主问题进行全民公决。虽然联邦议会联邦院作出决议表示反对,全民公决仍如期进行,有136万人参加投票,占全体选民的932%,赞成斯洛文尼B亚成为独立自主国家的有1288万人,占投票者总数的B947%,占选民总数的882%。斯总统说,斯独立自主后要B制定新宪法和一系列法令,从联邦收回斯的全部主权,并争取得到国际承认。
190年12月21日克罗地亚议会在塞尔维亚族议员拒绝参加表决的情况下,通过了具有邦联制内容的新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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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年底波黑和马其顿两共和国在大选后由反对派控制了议会。
它们也由原来的倾向于联邦制改为倾向于邦联制。
191年1月10日起,就南斯拉夫的政治前途问题先后召开了七轮联邦主席团扩大会议(邀请各共和国总统、联邦议会主席、联邦总理参加)。在磋商过程中,双方各持己见,互不相让。最后决定由6个共和国总统轮流作东,召开最高级会议,不邀请联邦领导人参加。又经过数轮商谈,4月11日决定将联邦制和邦联制两个方案交各共和国进行全民公决。
全民公决只有克罗地亚在191年5月19日进行,但表决的问题已改为是否赞成克罗地亚独立。虽然境内的塞尔维亚族进行抵制,但参加投票的人中94%主张成立独立的主权国家。斯洛文尼亚则认为该国绝大多数公民已经在190年12月投票赞成独立。于是两国在191年6月25日正式宣布独立,脱离南斯拉夫联邦。
接着马其顿在191年9月8日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757%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74%赞成独立(占全体选B民的5602%)。
11月20日共和国议会宣布马其顿独立,脱B离南斯拉夫联邦。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在192年2月29日和3月1日就独立问题进行全民公决,塞尔维亚族实行抵制,结果有634%的选民参加投票,其中9943%赞成独立(占全体选民B的6304%)。
3月3日波黑正式宣布独立,脱离南斯拉夫联B邦。
在四个共和国先后宣布独立和分离出去的情况下,剩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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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塞尔维亚和黑山两个共和国在192年4月27日组成南斯拉夫联盟共和国。
①至此,铁托在1943年11月创立的南斯拉夫联邦已彻底瓦解,一分为五。
第五节 内战爆发
191年6月25日斯洛文尼亚独立后,在边境通道的控制、海关的管理、境内军事设施(机场、兵营等)的归属问题上与联邦发生争执。斯地方防御部队与南人民军发生武装冲突,有数十人伤亡。经欧共体调解,双方达成协议:实现停火,释放被俘的人民军人员,人民军撤出斯洛文尼亚,边境通道、海关和军事设施等由斯接管,斯独立推迟3个月。
内战结束。
克罗地亚的情况要复杂得多。
190年5月克反对派上台执政后,积极筹划独立和脱离南联邦。克境内的塞尔维亚族居民(有近60万人,占克人口的12%,塞族聚居区占克面积约14)
,由于担心再次受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乌斯塔沙分子A的残暴统治和民族迫害,坚决反对独立,主张维护南联邦的统一。他们抵制具有邦联制内容的新宪法和就独立问题进行的全民公决。
191年5月塞族聚居区组成克拉伊纳塞族自治
①自称为南斯拉夫联邦的“合法继承者”
,即第三南斯拉夫。因为把1918~1941年的南斯拉夫王国称作第一南斯拉夫,把1943~191年的南斯拉夫联邦称作第二南斯拉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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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克罗地亚地方防御部队和塞族民兵之间不断发生冲突。
6月25日克罗地亚宣布独立后,克塞两族的战斗加剧,伤亡越来越多。南联邦派人民军去维持和平,但人民军由于其组成中塞族占多数而站在塞族一边。双方动用了重武器,伤亡惨重。
191年底克境内的三个塞族自治区合并成克拉伊纳塞族共和国,并宣布独立。克罗地亚总统图季曼则发誓要“收复失地”。
9个月的内战双方伤亡和失踪超过2万人,难民有80万,财产损失200多亿美元。
经过欧共体和联合国的斡旋,双方已实现停火。根据实际控制线划出了联合国保护区,进驻维持和平部队。但目前克拉伊纳的地位问题尚未解决,局部性的战斗仍时有发生,停火还很脆弱。
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的情况最为复杂。
190年底波黑大选后,三个民族主义政党在议会中占多数,组成联合政府。
在西部两个共和国宣布独立的影响下,波黑议会在191年10月讨论《关于波黑主权问题备忘录》,这实质上是一份独立宣言。塞尔维亚族议员反对独立,主张仍留在南联邦内。穆斯林族和克罗地亚族议员依仗多数,强行通过了《备忘录》。
塞族退出议会和政府,先后组建了5个自治区,并于192年1月联合成波黑塞族共和国。塞族还抵制了关于波黑独立问题的全民公决。
波黑独立后,三个民族之间发生暴力冲突。三大政党经过谈判,就国家体制、机构组成等达成了原则性协议,并成立工作小组来具体商议各民族聚居区的划分。
192年4月6日和7日,欧共体和美国相继承认波黑独立,穆族兴高采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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认为自己的独立愿望得到了国际支持,塞族则强烈不满,觉得受到了欺骗和愚弄。波黑的局势骤然紧张起来,爆发了民族间激烈的武装冲突。三方为争夺战略要地、矿藏资源、工矿设施、交通要道、中心城镇而残酷厮杀,造成严重的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
7月4日克族成立了独立的赫尔采格—波斯尼亚克族共和国,形成三方割据的局面。欧共体和安理会多次派特使进行调解,力图促成停战和防止战火向巴尔干其他地区蔓延,并先后提出过两个全面的和平计划,但未能被交战三方一致接受。目前战火尚未停熄。塞族占有波黑70%的地区,克族占有近20%的地区,穆族只占有超过10%的地区。
两年多的内战造成了严重的损失,据估计死亡20多万人,伤残数十万人,流离失所的难民超过200万,财产损失10多亿美元。目前波黑停战尚未实现,各族人民在炮火的威胁下,饥寒交迫,艰难度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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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编 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政权的经验教训
第一章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总结
在反法西斯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的烈火中诞生的东欧各国人民政权,经过45年的演变和1989年的剧变,已经不复存在。东欧当代历史的发展至此告一段落。东欧的剧变和苏联的瓦解是20世纪末人类历史的两件大事,它引起了普遍的震惊,其影响之深远,实难估计。不同阶级、不同政治观点的人们都在思考并作出自己的解释和评价。
在讨论东欧共产党丧失政权的经验教训之前,有必要对45年社会主义建设的成败和得失作出比较实事求是的估计。
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正确地吸取有益的经验教训。在这个问题上要注意两种倾向。
一种倾向是夸大成绩,片面宣传成绩,似乎不这样做,就无法说明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这主要是东欧各国一些共产党领导人在70和80年代曾经采取的态度。他们掩盖矛盾,使问题堆积如山,以至积重难返,形成
43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无法克服的危机。
另一种倾向是全盘否定成就,把45年的历史描写得漆黑一团,一无是处。对于少数人来说,这是基于反共、反社会主义的政治需要,而对于多数人来说,是出于一时的迷惑和激情。
后一种现象普遍存在于1989年后东欧各国社会。剧变后5年来,在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过程中出现的高通货膨胀、物价上涨和失业,使多数居民生活水平下降,加上社会秩序的混乱和刑事犯罪的激增,使东欧各国人民开始冷静地思考问题,重新评价战后的45年。
第一节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成就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就是有目共睹、无法否认的,其主要成就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1确立了社会主义政治和经济制度。
B东欧国家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不像俄国那样,经过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和激烈的国内战争,而是在苏联军队战胜法西斯德国军队的基础上,在反对德国法西斯占领者的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起义的胜利基础上逐步建立的。由于参加民族解放战争和民族起义的有工人阶级、农民、小资产阶级和亲西方的资产阶级,多数国家在194~1945年建立的政权不具有社会主义性质,而是几个阶级的联合政权。在这个联合政权里,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进行着激烈的斗争。
1947~1948年,两个阶级和两条道路的斗争,以无产阶级和社会主义的胜利而告终。从此建立了社会主义的政治制度,其主要特征是确立了共产党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36
领导地位和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指导地位。
凭借政权的力量,东欧国家在194~1945年实行的土地改革和工业国有化的基础上,实行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到60年代,基本上建立了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其主要特征是建立了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包括国家所有制和劳动者的集体所有制)
,消灭了阶级和人剥削人的现象。
2实现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了社B会生产力。
战前,除捷克斯洛伐克是工业国家外,东欧各国由于资本主义发展不充分,都是经济文化落后的农业国和农业工业国。
阿尔巴尼亚农村人口占87%,全国人口的80%以上是文盲,没有一所高等学校,是欧洲最落后的国家。保加利亚农村人口占78%。
南斯拉夫农村人口占75%。
罗马尼亚农村人口占72%。保、南、罗三国都是落后的农业国。波兰和匈牙利有一定的工业基础,是农业工业国。
波兰农村人口占72%,有500万以上的农村过剩人口和50万失业工人。
匈牙利农村人口占57%,30年代经济危机期间,有300万人失业,匈牙利被称为“300万乞丐的国家”。
据统计,战前欧洲24国人均年国民收入为200美元,像德国、英国等发达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在300美元以上,东欧国家人均国民收入是:捷克斯洛伐克——170,匈牙利——
63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120,波兰——10,罗马尼亚——81,南斯拉夫——80,保加利利亚——75。

第二次世界大战给东欧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破坏,波兰人口损失达600万,占全国人口的22%,国民财产损失38%,合200亿美元(按1938年价格计算)。
南斯拉夫有170万人丧生,占全国人口的108%,13以上的工业遭破坏。
其B A他国家的经济也遭到不同程度的破坏。
战后初期,东欧国家人民在共产党和政府的领导下,迅速医治了战争的创伤,恢复了国民经济。到1948年,除匈牙利和罗马尼亚外,东欧国家的工业生产都已恢复并超过战前水平。
1948年工业生产的指数(以1938年为10)如下:保加利亚——170,捷克斯洛伐克——103,波兰——140,南斯拉夫——150,阿尔巴尼亚——254;而罗马尼亚为85,匈牙利为94。罗匈两国之所以未恢复到战前水平,主要是资产阶级政党阻挠民主改革和国内政局不稳定所造成的。东欧国家都未能把农业恢复到战前水平,主要是由于战争严重破坏,牲畜增长缓慢和自然灾害等原因所致。
东欧国家大致从1950年起,根据苏联社会主义发展模式,开始了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过程。这一年
①Nan
Berend,Gyorgy
Ranki
East
Central
Europe
in
the
19th
and
20th
Cen-turiesBudepest,1977(南。贝伦德哲。兰基《19和20世纪的中东B欧》布达佩斯1977年英文版,第99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36
东欧国家的人均国民收入如下:保加利亚——312美元,罗马尼亚——243美元,匈牙利——475美元,波兰——449美元,捷克斯洛伐克——698美元。

在短短40年的时间里,东欧国家在社会主义工业化方面取得了巨大成就,大大发展了生产力,改变了国家的落后面貌,多数国家由农业国和农业工业国转变为工业农业国。
先从社会生产总值和国民收入看。
阿尔巴尼亚1987年的社会总产值比1960年增长44倍,国民收入增长36倍。
B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约合840美元。保加利亚1987年的社会总产值为1952年的12倍,国民收入增长10倍,人均国民收入300美元。罗马尼亚1987年社会总产值为1950年的17倍,国民收入增长19倍,人均国民收入2598美元。波兰1987年国民收入为1950年的55倍。
1980年人均国民收入B为3800美元。匈牙利1987年的社会总产值为1950年的6倍,国民收入增长4倍,人均国民收入为4500美元。捷克斯洛伐克1987年社会总产值为1951年的53倍,国民收入增B长47倍,人均国民收入为5800美元。南斯拉夫1987年社B会总产值为1947年的8倍,人均国民收入为300美元。
再从工业发展看。阿尔巴尼亚战前没有现代工业,工业和建筑业只占国民收入的45%,1989年提高到50%,占社B会总产值的60%。石油、天然气和煤炭、矿产、电力、纺织
①Economic
survey
of
Europe
in
1969,New
York,1970(《1969年欧洲经济概观》,1970年纽约版,第9页)
83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成为阿尔巴尼亚的主要工业部门。保加利亚的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从战前的35%上升到1989年的60%,建立了动力工业基地,发电量为1939年的160倍,人均发电量为4858度,而战前只有42度,钢产量增长470倍,人均占有量720公斤,而战前只有1公斤。保加利亚形成了包括动力、工业、金属开采和冶金工业、机器制造和金属切削工业、电子工业、化学工业、轻工业和食品工业等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罗马尼亚1985年工业产值比1950年增长39倍,工业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占627%,人均发电量为3258度,而战前只有72B度,人均钢产为614公斤,而战前只有18公斤。罗马尼亚除了传统的食品工业、石油工业外,建立了以电力工业、冶金工业、化学工业、机器制造工业为主门类比较齐全的工业结构。
波兰1983年工业生产比1938年增长20倍,工业和建筑业在国民收入中占65%。
传统的煤炭工业发展最快,1983年超过2亿吨,居世界第四位。
1980年钢产量达1950万吨,人均占有量500公斤,而战前只有146万吨,人均43公斤。波兰除传统的纺织工业、食品工业、煤炭工业外,建立了现代化的汽车工业、造船工业、精密仪器工业、电子工业等。匈牙利40年来工业总产值提高近8倍,年总产值占国民收入46%。捷克斯洛伐克1987年工业产值比1948年增长13倍,工业产值占国民收入65%,人均发电量5537度,而战前为285度,钢产量1520万吨,人均占有量990公斤,而战前只有159公斤。
煤炭工业、冶金工业、机械工业、化学工业、纺织工业是捷克斯洛伐克最发达的工业部门,人均产量均居世界领先地位。南斯拉夫1987年工业产值比1947年增长30倍,其中石油增长142倍,天然气增长338倍,煤增长10倍。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36
农业也有长足的进步。保加利亚1987年粮食总产量为7494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899公斤。罗马尼亚1985年农B业产值比1938年增长了3倍,1987年粮食产量创历史最高纪录,达到317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14吨。
匈牙利40年B来农业产值增长13倍,1986年粮食总产量为1420万吨,人B均粮食占有量15吨。波兰1987年农业产值比1950年增长B1倍,粮食总产量为2150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为5688公B斤。
捷克斯洛伐克1987年农业产值比1948年增长2倍,1986年粮食总产量为1078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678公斤。
南斯拉夫1985年农业产值比1946年增长10倍,粮食总产量12526万吨,人均粮食占有量800公斤。
①B3提高了劳动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B40多年来,东欧国家人民的物质和文化水平有不同程度的提高。
阿尔巴尼亚曾经13次降低物价,有80%的居民住进新住宅。
1989年人口平均寿命从1938年的382岁提高到70B岁。
解放前居民中有80%是文盲,现在40岁以下的居民中消灭了文盲,普及了八年制义务教育。
1946年创办了第一所高等学校,目前阿尔巴尼亚共有8所高等学校。
保加利亚1978年食品、家用电器和耐用消费品比1960年增长5~10倍。人均住房面积为168平方米,而1944年B为5平方米。
1980年人口平均寿命达70岁,而1938年为52岁。
1962年扫除了文盲,实行了八年义务教育制。
1988年共
①资料来源:《社会主义国家的统计数字》1963年莫斯科版,第27页;《1988年小统计年鉴》1988年华沙版,第36~368页;张文武等《东欧概览》,191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版,第10~12页。
04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有高等学校30所和专科学校16所,而解放前只有7所高等学校,共有大学生11万人,每万人中平均有大学生126名。
罗马尼亚40多年来新建住宅570万套,已有80%的居民迁入新居,人均住房面积108平方米。
人口平均寿命战前B为42岁,1987年为70岁。
1944年全国有400万文盲,占人口的25%,解放后扫除了文盲,实行了八年义务教育制。现有高等学校44所,每万人中有70名大学生。
波兰1985年人均住房面积16平方米。解放前有文盲23万,60年代扫除了文盲,实行了八年义务教育制。
1985年有高等学校92所,解放初只有46所。受过高等教育的人近10万,每万人中平均有大学生120名。
匈牙利人均住房面积15平方米,每12人中有一辆小汽车。60年代实行了八年义务教育制。全国共有58所高等学校,每万人中平均有大学生93名。
捷克斯洛伐克每百户中有小轿车51辆,人均住房面积16平方米。
解放后消灭了文盲,义务教育制从9年延续到10年。全国有36所高等学校,每万人中平均有大学生109名。
南斯拉夫人均住房面积187平方米,35%家庭有小轿B车。解放前人口中有44%是文盲,解放后消灭了文盲,高等学校从解放初的33所增加到1985年的340所。
1984年每万人中平均有大学生157名。
第二节 东欧各国社会主义建设的主要问题和错误
东欧国家由于教条主义地袭用社会主义发展的苏联模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46
式,不顾国情,采取片面发展重工业和高速度、高积累、高投资的工业化方针,出现了许多问题和错误,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1产业结构不合理和经济效益低下。
B东欧国家由于受异族统治和封建残余的存在,工业发展先天不足。国家资源和劳动力有限。在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时,贪大求全,造成资金的严重不足,只得靠牺牲轻工业和农业以求得发展,因而造成了产业结构的不合理:重工业偏重,轻工业偏轻,农业受损害。工业结构的不合理可以从投资的畸轻畸重上表现出来。保加利亚在1970~1985年期间,甲类工业投资为36亿列弗,占工业投资的88%,乙类工业投资为5亿列弗,占工业投资的12%。罗马尼亚在1951~1985年的35年期间,甲类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85%,乙类工业投资占工业投资的15%。
这种投资政策迅速改变了甲类和乙类工业的比重。试看下表:甲 类 工 业乙 类 工 业国  家1950
19751950
1975保加利亚382
586618
414B捷克斯洛伐克537
632463
368B波  兰522
657478
343B罗马尼亚529
722471
278B B B B匈 牙 利688
740312
260B B B B资料来源:《1976年经互会国家统计年鉴》1976年莫斯科版,第66~67页。
产业结构的不合理,使传统的工业——轻纺工业、食品工业和农业得不到应有的发展,造成食品和日用消费品的严重短缺,使人民的生活水平长期得不到应有的提高。现在捷
24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克斯洛伐克等东欧国家在煤、钢、电力、水泥等重工业产品的人均产量已经赶上和超过一些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但在消费品工业(如轿车、彩电、电冰箱、洗衣机、电话等)和食品工业的人均产量却大大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片面发展重工业不只造成产业结构的不合理,而且造成原料、材料和能源的高消耗和效益的低下,使经济增长呈下降趋势。这反映了粗放型经济的源泉(主要是劳动力、原材料、能源和资金)逐渐枯竭和向集约型(主要靠科技革命和提高劳动生产率)转变遇到困难。
东欧国家国民收入增长呈下降趋势如下表:国  家1951~19551956~19601961~1965保加利亚1229667B B B捷克斯洛伐克817019B波  兰866562B罗马尼亚1426691B匈牙利576041B B B国  家196~19701971~19751976~1980保加利亚887861B捷克斯洛伐克695533B波  兰609812B B B罗马尼亚7711470B匈牙利686535B B B资料来源:《经互会国家(1960~1975)
》,华沙,1976年版,第5、39页;《1982年经互会国家》,华沙,1982年版,第5、26页。
东欧国家在1971~1975年经济的增长主要由外债促成,在世界能源危机的冲击下,脆弱的东欧经济不堪一击,很快就陷入了危机的深渊。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46
2农业的长期滞后。
B工业的迅速发展和农业的长期滞后,是国民经济比例失调的主要表现。
东欧国家在50年代仿照苏联30年代农业集体化的做法,采用行政办法实行农业合作化,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力的迅速发展,而且打击了农民的积极性,阻碍了生产力的发展,在波兰、匈牙利和南斯拉夫,不得不解散通过强迫命令而建立并没有经济效益的大部分农业生产合作社。
1956年,匈牙利调整了农业合作化政策,根据本国农业生产力的发展水平和农民的愿望,在自愿互利的原则下,重新进行了合作化。
匈牙利还改变了重、轻、农的次序,把发展农业放在优先的位置上,推动了农业生产力的发展,使匈牙利人均粮食占有量跃居世界前列。但是多数东欧国家,仍墨守成规,继续按重、轻、农的序列发展经济,致使农业投入严重不足。为了增加对工业的投资,东欧国家长期实行义务交售制,以低廉的价格,向农民收购粮食和其他农副产品,这实际上是对农民的变相掠夺,是一种“竭泽而渔”的政策,严重打击了农民的生产积极性。东欧国家农业落后的另一个原因是追求所有制的“一大二公”。
阿尔巴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了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合并工作,使合作社的经营规模越来越大,并建立农工综合体,或把农业生产合作社“升格”为国营农场。这种做法损害了农民的利益,遭到他们的抵制。
据波兰经济学家耶日。克列尔估计,东欧国家在1950~1980年间工业生产年增长率为95%,而农业生产年增长率B仅为33%,也就是说工业生产比农业生产增长快近3倍,这B
4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里要考虑到人口自然增长的因素。
在这30年里,人口的自然增长率为17%①所以东欧一些国家的农业生产赶不上日益B增长的居民的食品(包括肉类)需要。在这种情况下,东欧国家不得不把有限的外汇用来购买粮食和饲料。
农业落后的主要表现是产量低。
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四种谷物(小麦、大麦、黑麦、燕麦)每公顷的平均产量,西欧国家高达450~500公斤,捷克斯洛伐克为3500公斤,波兰罗马尼亚和南斯拉夫只有20~2500公斤,阿尔巴尼亚只有140公斤。
农业生产还呈下降趋势。
东欧国家粮食产量低是由于机械化、化学化程度不高所致。
以使用化肥为例。
1985年联邦德国每公顷使用428公斤化肥,民主德国为331公斤,捷克斯洛伐克为329公斤,匈牙利为261公斤,波兰为232公斤,保加利亚199公斤,南斯拉夫为155公斤,罗马尼亚为129公斤。
1980年阿尔巴尼亚人均粮食占有量只有2338公B斤,人均肉的占有量只有112公斤。
阿尔巴尼亚仍然是欧洲B最贫穷的国家。
3沉重的债务负担。
B50~60年代,由于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大阵营进行的冷战,在斯大林两个平衡的世界市场理论的影响下,东欧国家和苏联基本上处于闭关自守状态,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隔绝,丧失了一次科学技术革命的机遇。
70年代以后,统一的世界市场的思想渐渐为越来越多的东欧人士所接受。东欧同
①。见耶日。切皮列夫斯基主编:《社会主义国家史》,华沙1986年版,第553、57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546
西欧和美国的经济关系日趋频繁,贸易额急速上升。与此同时,东欧国家向西方国家举借的债务不断增加,超过了偿付能力,陷入了长期的债务危机。
波兰1980年外债为245亿美元,这年还本付息达81亿美元,占全年出口收入99亿美元的818%;1989年外债上B升到400亿美元,居东欧国家之首,人均欠外债1055美元。
匈牙利1989年外债达207亿美元,人均欠外债200美元,居东欧国家之首。罗马尼亚在80年代初外债高达140亿美元,为了偿清债务,大力增加出口(主要是农副产品)
,压缩进口,造成了国内市场供应的严重不足,给人民生活带来灾难性的影响。到1989年,罗马尼亚还清了全部债务。南斯拉夫在1981年外债达201亿美元。保加利亚1989年欠西方外债近10亿美元,每年还本付息30亿美元,相当于保全年出口所得外汇。捷克斯洛伐克1989年欠西方外债74亿美元。巨额的外债负担,制约了经济的发展,降低了人民的生活水平。
4人民生活提高缓慢。
B东欧国家由于片面发展重工业,长期保存很高的积累率(30%)
,致使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缓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积累率一般不超过20%,东欧国家在若干年份积累率甚至达到32%、3%和37%。这样造成了消费的萎缩。哥穆尔卡号召波兰人民勒紧裤带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人们称之为“贫穷的社会主义”。
齐奥塞斯库要求罗马尼亚人民勒紧裤带偿还外债,使罗马尼亚人民怨声载道,苦不堪言。
同过去比较,东欧国家已经摆脱了贫困,居民每日食品吸收量达到300卡路里,生活水平处于小康状态。
一般职工
64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家庭因收入不多,食品的支出往往占40~50%,而发达国家一般仅占10~20%。
1986年东欧国家同西方国家在肉、鱼、蛋的人均年消费量比较如下表:(单位:公斤)
国  家肉鱼蛋民主德国977817B捷克斯洛伐克875419B匈 牙 利8118波  兰666812B保加利亚737814B南斯拉夫683591B B苏联5815联邦德国976717B美国1127518B资料来源:《1988年小统计年鉴》1983年华沙版,第35~356页。
东欧国家住房面积约为10~16平方米,发达国家则为20~30平方米。
1986年每100人拥有的轿车:民主德国——131,捷克斯洛伐克——119,南斯拉夫——90,波兰——B77,而美国——323,日本——643,联邦德国——723,B法国——553,英国——18。录像机、摄像机、彩电等的拥B有量,东欧国家更落后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
5社会主义民主遭践踏,社会主义法制遭破坏,制造了B一大批冤假错案。
社会主义民主,或称人民民主,是人口中绝大多数劳动人民的民主,它是建立在社会主义公有制的基础上并为它服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746
务的。社会主义民主的实质是人民当家作主。社会主义法制的宗旨是保障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执行对国内外反革命分子的专政职能。
在东欧国家的政治生活中,由于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接受了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越来越尖锐化的错误理论,经常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把人民内部的不同意见当作敌我矛盾来处理,开展“大清洗”运动,制造了大批冤假错案,使许多无辜的党政军干部和党外人士死于非命,在国内外造成了极为恶劣的政治影响。这种践踏社会主义民主,破坏社会主义法制的行径,在40年代末和50年代的东欧国家普遍发生,在个别国家(如阿尔巴尼亚)
,一直继续到80年代。
在这种政治体制下,共产党的领导人往往忽视议会的立法和监督作用。一切大事由党的政治局讨论决定,由政府执行,议会很少议政立法,成了“橡皮图章”
,其他政党和人民团体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这种不民主的政治体制妨碍了劳动人民行使当家作主的权利,严重打击了他们的政治积极性。
6思想上的左倾教条主义B能否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这是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关键,也是共产党在理论上是否成熟的标志。
战后初期,东欧国家一些有作为的共产党领导人,根据战后国际形势的变化和本国的特点,探索社会主义的多样性,制定了通过人民民主的道路,采取渐进的方式,逐渐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政治路线。但是在冷战的国际环境下,斯大林强
84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调社会主义的统一性,反对社会主义的多种道路。他把苏联在30年代的特殊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社会主义模式教条化、绝对化,强迫东欧国家接受。
1948年,东欧国家被迫放弃人民民主道路。从此,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人(除南斯拉夫外)基本上停止了从本国国情出发探索社会主义多种道路的尝试,亦步亦趋地追随苏联领导人,使社会主义失去了勃勃生机。
1948年后,东欧国家按照苏联模式,用突进的方式,实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在所有制问题上追求“一大二公”
,超越阶段,在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道路上越走越远,造成了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经济危机的爆发。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46
第二章东欧各国共产党丧失政权的历史教训
东欧各国共产党经过45年的执政,在1989年的剧变和随后的几年里陆续丧失政权,其根本原因不应当从社会主义根本制度中寻找,而应当从不适合东欧国情的社会主义模式中寻找。前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几乎异口同声地得出这个结论。原波兰统一工人党中央第一书记拉科夫斯基在该党第11次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0年1月27日)
中指出:“强加于我们并接受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是在如此大的范围内遭受失败的主要原因”。
匈牙利社会党纲领声明(1989年10月9日)开宗明义地说:“80年代末,匈牙利社会进入历史转折关头。渊源于斯大林的政治制度已经耗尽其潜力,只有对社会、经济和政治关系进行根本性改革,才能克服业已形成的危机”。
原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中央总书记乌尔班内克在捷共非常代表大会上的政治报告(1989年12月20日)
中也说:
05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酿成这一危机的根本原因是斯大林主义的变态,其实质在于非民主的、集中制的、行政命令式的管理体制”。既然剧变的主要原因在于不合时宜的苏联模式,那么我们应当从中吸取哪些历史教训呢?兹分四部分阐述如下。
第一节 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坚持社会主义,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
东欧剧变和苏联瓦解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引起了一片狂喜,一些政治家著书立说,论证这是“社会主义的大失败”
,在原社会主义国家引起了一场思想混乱。波兰哲学家亚当。
沙夫早在1980年波兰危机爆发以后撰写的《波兰教训》一文中说:“在不具备主、客观条件的情况下进行社会主义的革命变革,这是彻头彻尾反马克思主义的行动”。
①他认为,马克思只预言社会主义革命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同时获得胜利,象波兰这样落后的农业国家不具备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
沙夫的观点同普列汉诺夫在1917年二月革命后反对社会主义革命的言论如出一辙。当时普列汉诺夫以俄国经济落后和无产阶级占人口少数为由,反对列宁在《四月提纲》中提出的把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社会主义革命的正确主张。我国也有些学者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只预言社会主义将在一些先进的资本主义国家首先取得胜利,最先提出在落后国家
①亚当。沙夫:《论共产主义运动的若干问题》,1983年人民出版社,第165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56
实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是列宁。这些错误看法不只为马克思主义过时论开了绿灯,也为前苏联和东欧社会主义失败的必然性提供了理论依据。
鉴于理论界的思想混乱,有必要对马克思的社会主义理论作进一步的阐述。
众所周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19世纪70年代以前曾经把主要精力放在研究英法等西欧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向社会主义转变的问题。他们在《德意志意识形态》和《资本论》等著作中得出结论:社会主义将在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获得胜利,而且在最主要的国家里同时获得胜利。
从巴黎公社失败以后,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社会主义前途表现出越来越大的兴趣。他们同俄国革命者建立了密切的联系,频繁地通信,参加了民粹派提出的俄国可以不经过资本主义实现向社会主义过渡的讨论。
1877年,马克思在给《祖国纪事》杂志编辑部的信中指出:“如果俄国继续走它在1861年所开始走的道路,那它将会失去当时历史所能提供给一个民族的最好机会,而遭受资本主义制度所带来的一切极端不幸的灾难”。
①182年1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俄文版序言中又指出:“假如俄国革命将成为西方无产阶级革命的信号而双方相互补充的话,那么现今的俄国土地公社所有制便能成为共产主义发展的起点”。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129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第326页。
256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
当时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俄国可以不必象西欧国家那样经过资本主义而走向社会主义,但对俄国能否一定能避免资本主义前途,走一条不同于西欧的道路尚无把握。马克思逝世后,俄国资本主义获得迅速发展,农村公社日趋瓦解,民粹派渴望实现的非资本主义道路的计划失败了。1894年1月,恩格斯在《〈论俄国的社会问题〉跋》中写道:“俄国在短短的时间里就奠定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全部基础。但是与此同时也就举起了砍断俄国农民公社根子的斧头。……俄国就这样以愈来愈快的速度转变为资本主义工业国,很大一部分农民愈来愈快地无产阶级化,旧的共产主义公社也愈来愈快地崩溃。”
①从上述引文中可以看出,马克思和恩格斯不只预见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可能性,而且也预见过落后俄国社会主义发展的可能性。
列宁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落后国家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思想。以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党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出现的罕见时机,在二月革命后制定了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转变为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战略方针,领导俄国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胜利地实现了伟大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
东欧国家除捷克斯洛伐克已经实现了工业化外,多数国家的生产力水平和俄国相近,既然俄国布尔什维在能利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夺取政权,为什么东欧共产党不能
①《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2卷,第506~510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356
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有利时机夺取政权?列宁在反驳孟什维克机会主义时说得好:“你们说,为了建立社会主义就需要文明。好极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

社会主义是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形态。但是先走上社会主义道路的苏联、东欧和中国在经济和文化上却大大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如何解决这个矛盾?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通过社会主义工业化,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无疑是一条唯一正确的道路。这里有三个必须解决的问题:优先发展重工业是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普遍规律?工业化的目标是什么?它同提高人民生活有什么关系?
关于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斯大林把在苏联特殊条件下确定的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普遍规律,而把优先发展轻工业作为资本主义工业化的普遍规律。
他的这个“理论”后来被苏联东欧国家奉为金科玉律。谁要是偏离它,就要被斥为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现在我们有必要对这个“理论”作必要的质疑。
马克思指出:“超过劳动者个人需要的农业劳动生产率,是一切社会的基础”。
②这就是说农业是发展国民经济和提高
①《列宁全集》第2版,第43卷,第372页。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88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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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民生活的基础。
恩格斯也说:“一个很明显而以前完全被人忽略的事实,即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就是说必须劳动,然后才能争取统治,从事政治、宗教和哲学等等。”
①根据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唯物主义原理,先解决好人们的吃、喝、住、穿,是最重要的。所以,按照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顺序发展经济和从轻工业开始的工业化是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而按照重工业——轻工业——农业的顺序发展经济和从重工业开始的工业化只是在战争和准备战争的条件下可行的。
东欧国家均属中小国家,经济发展水平参差不齐,自然资源贫乏,没有必要进行以重工业为中心的工业化。
所以,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社会主义工业化,不是社会主义工业化的普遍规律。由于农业和轻工业还未发育成熟,把有限的资金和生产要素向重工业转移,势必造成农业和轻工业的更加落后。
东欧国家长期没有改变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造成国民经济的畸形发展和生产力的萎缩以及人民生活的下降。
关于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
1933年,当苏联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时,社会主义成分在工业中的比重达到99%,工业产值在国民经济全部生产中的比重上升到70%,斯大林宣布苏联已由农业国变成了工业国,也就是说,苏联已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
根据这个标准,东欧国家在1960年左右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完成了由农业国向工业国的转变。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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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上述认识,显然是过于简单化,它降低了工业化的目标。工业化不只是工业产量所占比重的增长,也不只是建立大机器工业体系,更重要的是工业生产商品化、社会化,特别是生产现代化的历史过程。它要求用当代最先进的科学技术装备国民经济各部门并用最先进的科学管理方法进行管理。而要做到这些,要求劳动者有很高的科学技术和文化素质。所以,工业化的目标只能在很长的历史时期里才能实现,决不可能通过几个五年计划就能实现的。
衡量工业化的标准不只需要纵向比较(同自己的过去比较)
,而且更需要横向比较(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比较)
,即需要有一个国际标准。这个国际标准,就是世界银行统计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只有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在全世界处于领先地位的情况下,才可以宣布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目标已经实现。
工业化同提高人民生活的关系。工业化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和文化需要。斯大林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中表述了社会主义基本经济规律的主要特点和要求,这就是“用在高度技术基础上使社会主义生产不断增长和不断完善的办法,来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经常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
①但是在优先发展重工业的方针下,长期保持很高的积累率,使国民收入中的消费保持低水平,所以不可能达到上面所说的目的。东欧国家人民生活水平不只没有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他们之间的差距反而拉大了。
他们过的是“贫穷的社会主义”

①《斯大林文选》下册,第6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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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长期保持低下的生活水平,就显示不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人民就会对社会主义制度失去信心。
第二节 建设社会主义必须从本国实际情况出发,探索符合本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模式,决不能超越历史发展阶段
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原理同本国实际相结合是革命和建设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这是东欧共产党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面临的艰巨而光荣的任务。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社会主义越出了一国范围而成为世界体系。国际形势发生了有利于和平与社会主义的变化。季米特洛夫、铁托、哥穆尔卡、哥特瓦尔德等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根据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民族特点和战争中形成的反法西斯民族统一战线,提出了通过不同于苏联模式的人民民主模式探索通向社会主义的道路。战后东欧建立的人民民主政权是几个阶级的联合政权,而不是十月革命后建立的无产阶级专政。人民民主模式在经济方面的特点是由社会主义公有经济、合作社经济和个体、私营经济组成的混合经济,由国家调节市场;在政治方面的特点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议会民主制;在工业化的方针上是采取渐进、缓慢的方式,反对用损害农民的利益或降低人民的消费水平来发展重工业。
他们鉴于东欧国家落后的生产力,认为东欧国家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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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穆尔卡说:“我们选择了波兰自己的发展道路,我们把它称为‘人民民主道路’。在这条道路上和这些条件下,工人阶级专政,或者说一党专政,既无必要,也无目的。我们认为,我国的政权应该由彼此一致密切合作的所有民主政党来行使”。

人民民主模式在理论上是符合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固然向共产党人提出了“消灭私有制”的任务,但他们同时指出,废除私有制的前提是必须具有高度发达的社会生产力。经济落后的国家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后不能过早消灭私有制,否则只能“在社会的生产方式中引起停滞或甚至普遍衰落”。
②列宁在结束军事共产主义以后宣布实行新经济政策,其目的是为了发展自由贸易和国家资本主义,归根到底是为了发展社会生产力。在政权问题上,列宁说过,当无产阶级有保证得到小资产阶级的支持时,可以“根本用不着谈论‘专政’,因为那时完全能够保证我们获得如此压倒多数,以至‘专政’大可不要了”。
③战后东欧国家出现的特殊情况,使东欧共产党有理由提出不经过无产阶级专政而走向社会主义。
人民民主模式符合东欧国家的国情,受到人民的拥护。
但是随着国际关系中冷战的出现,苏联加强了对东欧的控制。
①引自波兰《新路》月刊,1947年第1期。
②《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第610页。
③《列宁全集》第2版,第6卷,第215~21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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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7年9月成立的九国共产党和工人党情报局,就是这一行动的信号。斯大林强迫东欧共产党接受苏联模式,加速实行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合作化。
1948年,人民民主模式的试验被迫中止。凡反对苏联模式、坚持民族道路的共产党人被扣上“右倾民族主义”和“反苏”的帽子遭到清洗。东欧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同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原则上”
,也就是在苏联模式的基础上实行合并。
一些非工人政党被取缔解散。在东欧各国建立了苏联式的一党制或实质上是一党制的无产阶级专政。
苏联模式有悖于东欧国家国情。从经济上说,东欧国家都是中小国家,自然资源比较贫乏,不象苏联这样的泱泱大国,拥有丰富的自然资源。匈牙利矿产资源极为贫乏,主要矿物是铝土矿,煤、铁砂和石油均依赖进口。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虽有丰富的煤炭资源,但缺少铁砂和石油。罗马尼亚拥有比较丰富的石油和天然气资源,却缺少硬煤。保加利亚也缺少硬煤。
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拥有有色金属矿和煤矿,但缺少石油。所以,东欧国家都不具备建立强大的冶金工业和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的条件。要使既缺煤又缺铁的匈牙利成为一个“钢铁国家”是荒唐可笑的。从政治上说,东欧多数国家具有议会民主的传统,同俄国的专制传统迥然相异。
波匈两国在16~17世纪即形成封建的两院制议会。
保罗两国在19世纪后半期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1918年后,东欧国家仿照西方议会制在波兰和捷克斯洛伐克建立了共和国,在南斯拉夫等国建立了君主立宪制。
东欧各国人民都具有反对侵略、争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956
取民族独立的光荣传统,有强烈的民族意识。推行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不只有悖于东欧国家的历史传统,更重要的是伤害了东欧人民的民族自尊心。从文化上说,波兰、匈牙利、捷克斯洛伐克和南斯拉夫的斯洛文尼亚、克罗地亚居民大多信奉天主教,属拉丁文化圈,深受意大利、法国的文化影响,同接受拜占庭东正教文化传统的俄罗斯是对立的。就文化的基本形态而言,前者是多元的,以个人为中心,而后者是一元的,以集体为中心。东欧发生的模式危机,实际上是两种文化类型冲突的表现。
东欧国家共产党在推行苏联模式时,照搬超越阶段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社会主义是共产主义的低级阶段,生产力还不很发达,它将是一个很长的历史阶段,特别是在经济落后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没有一二百年的时间是不行的。列宁曾经指出,过渡到社会主义,“须要经过一个历史时代”。

斯大林却把社会主义看作是一个很短的历史阶段。他过早地在1936年宣布社会主义在苏联已经建成,接着在1939年就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他把生产资料的公有化和消灭阶级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特征。这是后来“一大二公”理论的根源。
赫鲁晓夫在1961年宣布要在20年内基本建成共产主义社会。
勃列日涅夫则在1967年宣布苏联已经建成发达的社会主义。当时苏联的生产力仍然低下,国民生产总值不到美国国民生产总值的一半。
东欧国家共产党领导人根据苏联的标准,在1960年左右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68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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宣布已经“建立社会主义基础”
,接着在60~70年代又提出建设发达社会主义的任务。他们把消灭私有制和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作为社会主义的主要标准。为此,他们急躁冒进,用行政命令的方式,推行合作化运动。后来为了追求“一大二公”
,匆促合并农业生产合作社,建立农工联合企业,使集体所有制和国家所有制逐步融合,甚至干脆把大型合作社升格为国营农场,并进一步限制和取消农民的个人副业,以期迅速建立单一的社会主义全民所有制和早日实现“共产主义”。
他们这种左倾教条主义的行径,不仅超越了生产力发展水平,而且也超越了劳动人民的觉悟水平,严重地打击了生产者的积极性,造成了严重的经济和政治后果。
南斯拉夫最先摒弃高度集权的苏联模式并创造了社会主义自治模式。这种模式曾给南斯拉夫带来了生产和人民生活的提高。但南斯拉夫模式毕竟是失败了,它的历史教训同样值得人们深思。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理论来源于马克思关于工人阶级解放、关于国家消亡、关于自由生产者联合体的思想,本来是无可非议的。但社会主义自治理论超越了南斯拉夫所处的生产力水平和劳动人民的觉悟水平,把社会主义高级阶段应办的事提前到初级阶段来办。因此,社会主义自治理论带有浓厚的幻想色彩,是左倾教条主义的另一种表现。
在政治体制上实行分权和地方自治,贯彻民族平等原则,这固然有积极意义。但是过早地强调国家职能消亡,取消联邦宏观调控的权力,势必引起分散主义、地方主义和民族主义。在经济体制上实行工人自治和社会所有制,在强调职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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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积极性和增强他们的主人翁地位方面起过积极作用。但在生产力水平不高和劳动者现有觉悟水平的条件下,完全由工人委员会来对企业的事务作出决定和进行直接管理,不仅难以妥善解决企业的发展问题,而且容易产生本位主义、福利主义和无政府主义。新的社会所有制,名义上是生产资料“归全社会所有”
,实际上是生产资料产权虚置,成了无主所有制。在这种体制下,职工对企业的分配,只注重消费,不关心积累,尽量多分少留,使积累率不断降低,企业因缺乏后劲而无法发展。
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自治理论的超前,同东欧国家的“发达社会主义”有异曲同工之妙,最后导致南斯拉夫联邦的解体和社会主义的失败。
第三节 改革开放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唯一途径,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
在社会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仍然是基本矛盾,同资本主义社会中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矛盾不一样,它不具有对抗的性质,可以通过改革来获得解决。但是斯大林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关系“完全适合”
和“自动适合”
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理论,几十年来一直禁锢着人们的思想,使大家不思改革,以致在30年代形成的而且早已过时的苏联模式在东欧国家长期存在,使生产力的发展受到严重的束缚。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揭示了市场经济的一般规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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界市场的巨大作用和经济生活国际化的现象,这早已为越来越多的人士所认识。
列宁在十月革命后鉴于俄国的经济落后,认为苏维埃俄国必须同资本主义国家发展经济关系,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的资金、先进技术装备和管理经验。他曾用这样的公式表示:“苏维埃政权+普鲁士的铁路管理制度+美国的技术和托拉斯组织+美国的国民教育等等=总和=社会主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一批人民民主国家的出现和社会主义体系的形成,斯大林提出了“两个平行的世界市场”
的理论,错误地认为社会主义国家可以在摆脱资本主义市场的条件下,充分利用自己内部的市场,发展自己的经济,因实行自我封闭政策,把苏联和东欧国家禁锢在经互会的小圈子里,失去了许多利用世界科技革命成就发展壮大自己的机遇。
苏联模式在东欧试验的受挫,促使有远见的东欧人士认识到改革开放对于发展生产力和提高人民生活的重要性。以1956年波兹南事件和匈牙利事件为契机的波兰、匈牙利改革,拉开了东欧改革的帷幕。
1968年捷克斯洛伐克的“布拉格之春”
,把改革推向高潮。
80年代改革在东欧全面铺开。
东欧改革持续了30多年,由于内部原因和外部干涉均以失败而告终。它给人们留下了一些深刻的历史教训。
东欧改革是在旧的经济模式积重难返和经济危机的环境下进行的,难度自然很大。改革是一套综合的系统工程,涉及面很广,决不能一蹴而就,也不是在旧模式的框架内作些
①《列宁文稿》第3卷,第9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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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补所能奏效的。但是,主持改革的东欧国家领导人对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唯一途径缺乏深刻认识,他们囿于传统观念,没有下决心突破旧模式的框架,勇敢地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目标模式。这是改革失败的最重要教训。
苏联模式的核心是指令性的计划经济,它的思想理论基础是产品经济观。它排斥商品货币关系和市场的作用,认为计划与市场是互不相容的,计划是社会主义的,市场是资本主义的,行政指令是社会主义计划管理的唯一形式。它使经济生活国家化,使国家与企业关系行政化,使企业没有任何经济上的独立性。
在这种模式的支配下,企业和劳动者的积极性受到压制,形成了企业和职工吃国家大锅饭的平均主义。为了克服上述弊端,波兰和匈牙利等国的改革力图把计划与市场结合起来,使企业成为能自主经营、自负盈亏的独立商品生产者。实践表明,即使象富有成效的匈牙利改革仍没有取得最后成功。
企业最终仍没有摆脱对政府的从属地位。归根到底是因为匈牙利改革也没有明确以市场为取向的经济改革的总方向,没有提出以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改革的目标模式。
在南斯拉夫,计划与市场关系也没有处理好。南斯拉夫最早取消指令性计划指标,强调市场调节作用。
但在实践中,南实行的社会计划靠层层签订自治协议和社会契约来贯彻。
这种计划没有约束力,很少真正兑现过。它起不到指导和协调的作用。南也没有建立起完善的市场体系,只有商品和劳务市场,而没有资金、劳动力、科技、信息等市场。南斯拉夫统一的市场被各共和国和地区所分割。各企业作为独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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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品生产者不能在统一的市场上进行公平的竞争。南斯拉夫实行的这种“既无计划又无市场”的契约经济,造成了经济的混乱和生产的下降。
东欧改革失败的另一个重要教训是根本没有触动所有制形式。为了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东欧国家片面强调在生产关系方面过渡,使生产关系的变革超越了生产力的发展,造成了生产关系不仅不能推进生产力的发展,反而成为生产力发展的阻力。他们过早消灭了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在建立了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分为国家所有制和集体所有制)
以后,又急于把小集体变为大集体,把大集体变为国营,不断扩大国营企业的规模。
在这种“一大二公”
思想的指导下,经济生活国家化的现象愈演愈烈,国家包揽一切,企业无法成为真正的商品生产者和市场的主体。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无法形成。波兰和南斯拉夫虽然解散了农业生产合作社,使个体经济在农村占有优势,但在工业领域,所有制形式单一化的现象没有改变。
所有制形式的单一化不符合生产力发展水平多层次这一客观现实,违背了生产关系与生产力发展水平相适应这一马克思主义原则,限制了生产力的全面发展。所以,适当地发展个体经济、私营经济和多种形式的集体经济,适当地降低国营经济和比重,建立以社会主义公有经济为主导的多种所有制形式,使它们在市场中公平竞争,相互依存,这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的需要,也是社会主义改革的必由之路。
东欧改革失败的第三个重要教训是缺乏坚强的共产党的领导和党与人民的团结一致。如上面所述,改革是一项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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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系统工程,它涉及经济、政治、社会、思想、文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改革是一场深刻的革命。为了保证改革沿着社会主义方向前进,改革必须在党的马克思列宁主义的领导下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凡是仓促上阵、一哄而起的,无不引起经济和政治的混乱。改革会涉及全国各阶层人民的切身利益,没有人民的认同和支持,没有安定的社会政治局面,改革是不可能成功的。
80年波兰改革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没有得到社会的认同和支持。团结工会发动的罢工运动此伏彼起,混乱的政治局面使改革无法进行。
80年代匈牙利改革的失败则要归咎于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的分裂。以波日高伊为首的“激进派”放弃了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转而以私有化和建立资本主义市场经济为奋斗目标。
第四节 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必须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必须坚持民主集中制和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要革命就需要革命党。要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就必须有马列主义的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事业的成败关键在于能否根据马列主义的普遍原理,结合本国具体实际制定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
在这方面东欧国家的教训是极为深刻的。
早在19世纪70~80年代,东欧就出现了工人运动,建立了社会民主党。
90年代初,工人运动发生分裂:左派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专政学说;右派走上议会民主的改良主义,即社会民主主义的道路,放弃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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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革命学说。
俄国十月革命后到共产国际建立前后,社会民主党左派改名为共产党,加入共产国际,改良主义的右派仍沿用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的名称。
1918年东欧国家恢复了独立,由资产阶级和地方接管政权。各国共产党相继被宣布为非法,被迫转入秘密状态。捷克斯洛伐克共产党是东欧国家中唯一合法的共产党。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都能合法活动,并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
所以,东欧国家的工人,大多处于社会民主党的影响之下。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在东欧广泛传播,其原因即在于此。
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思潮之所以能在东欧广泛传播,还同东欧无产阶级政党在理论与实践上的错误分不开。东欧无产阶级政党未能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同东欧的实际相结合而制订出正确的政治路线。什么是东欧的实际?正确的回答应当是:国家丧失独立和民族被奴役。恩格斯说:“每一个波兰的农民和工人,一旦从自己的闭塞状态中觉醒起来参加为共同利益进行的斗争,首先会碰到存在民族压迫的事实,它到处都是他们前进道路上的第一个障碍。排除民族压迫是一切健康和自由发展的基本条件。”

不幸的是,像罗莎。卢森堡那样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和她的波兰社会民主党,以及后来的波兰共产党,却反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民族自决原则。他们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42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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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民族的俄罗斯帝国溶为一个经济机体,在社会主义革命胜利以前,不可能恢复波兰的独立,一旦社会主义革命在欧洲获得胜利,民族问题也就随之解决,所以没有必要制订民族纲领。
他们还认为,提出民族问题,只能有利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在工人运动中传播。与此相反,被列宁称为“小资产阶级民族主义政党”的波兰社会党,却高举民族解放的旗帜,为祖国的独立而斗争不息,因而赢得了工人群众的拥护。
东欧国家的另一个实际是农村存在着封建土地所有制的残余,许多农民苦于无地和少地,没收地主土地并将其分配给无地和少地农民,是民主革命必不可少的步骤。但是东欧共产党人过高估计农村的资本主义发展和农民的两极分化,没有提出“耕者有其田”的土地纲领,而主张毕其功于一役,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国营农场,因而脱离了农民。
1919年匈牙利苏维埃共产国失败的一个原因,就在于匈共没有制订出一个能够吸引农民参加革命的土地纲领。
革命的失败,使东欧共产党人变得聪明起来。他们纠正了自己的错误,制订了正确的民族纲领和土地纲领,但由于力量太小且处于秘密状态,无法与社会民主党人争夺工人群众。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以后,东欧形势发生了深刻变化。
共产党因积极领导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而迅速壮大。随着苏军的胜利,共产党的影响越来越大。而社会民主党因在对待苏联的态度问题上意见分歧而发生分裂,坚持反共、反苏的右派参加了资产阶级流亡政府,左派同共产党建立了反法西斯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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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战线并共同创建了人民政权。共产党人和左翼社会民主党人,根据战后的国际形势和东欧国家的国情和历史文化传统,制定了通过人民民主走向社会主义的政治路线。这是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政治路线。人民民主模式的试验在经济上和政治上产生了良好的结果。但是为时不久,东欧国家共产党(不包括南共)
屈服于苏联的压力,被迫放弃正确的政治路线,而接受苏联模式,从而走上了左倾教条主义的错误道路。
80年代末,在东欧国家爆发社会经济危机的条件下,东欧各国共产党领导人慑服于国内反对派和西方大国“和平演变”的压力,从一个极端跳到另一个极端,不只抛弃了苏联模式,而且也放弃了科学社会主义,把建立“民主社会主义”——第二国际社会民主主义在当代的变种——作为党的奋斗目标。
党的名称也从原来的共产党和工人党易名为社会民主党和社会党。1989年东欧各国发生的剧变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的。所以,东欧共产党没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是丧失政权的根本原因所在,它给人们留下一条极为深刻的历史教训。
列宁在1905年制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是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根本组织原则。民主与集中的关系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和集中指导下的民主,两者不可偏废。忽视民主就会导致专制,忽视集中就会导致无政府状态。共产党之所以有力量就在于思想和行为的统一,不容许任何形式的宗派活动。
东欧国家共产党都把民主集中制载入自己的党章,但很少形成思想和行动的统一,而宗派活动却长期存在。战后初期存在着国内派和莫斯科派的斗争。
1948年共产党、工人党和社会民主党、社会党合并以后,民主社会主义、“斯大林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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义“
、马克思主义长期共存,没有实现真正的在马克思列宁主义基础上的统一。
50年代,宗派活动加剧。在匈牙利劳动人民党,有拉科西——格罗集团同纳吉——洛松齐集团的斗争。
在波兰统一工人党,有普瓦夫派和纳托林派的斗争。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的派别斗争,从1941年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建立到191年改组为阿尔巴尼亚社会党,从未停止过。
胜利者总是给失败者扣上“反党”的帽子,40年代有“科奇。佐治反党案件”
,50年代有“雅科瓦和斯巴修反党案件”
,70年代有“巴卢库反党案件”
,80年代有谢胡自杀事件。所有“反党集团”成员均遭到肉体上的消灭。连绵不断的宗派斗争,削弱了党的战斗力,败坏了党的声誉。
东欧共产党的一些领导人破坏民主集中制,压制批评,大搞集权政治,纵容个人崇拜,在党和国家政治生活中独断专行,对持不同意见的同志进行残酷斗争,无情打击。在这方面最突出的是阿尔巴尼亚劳动党第一书记霍查和罗马尼亚共产党总书记齐奥塞斯库。由于党的领导人的主观主义和唯意志论而造成的经济决策的失误,是东欧国家普遍的现象,它给国家经济和人民生活带来无可弥补的损失,引起了人民群众对党的不满和对社会主义制度的怀疑。
东欧共产党在解放前影响不大,缺乏社会基础,可谓先天不足,获得政权后并没有在人民群众中深深扎根。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曾大力发展党员,使党员人数激增。
匈共在194年12月只有2500名党员,到1948年6月猛增至887万。
罗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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共在1944年8月只有200名党员,到1948年1月,猛增至805万。
波兰工人党在1944年7月只有2万名党员,到1948B年9月猛增至100万。
捷共在1945年5月只有10万名党员,1948年11月猛增至250万。保共在1944年9月只有14万B名党员,1948年12月猛增至495万。阿共在1944年11月B只有2800名党员,1948年11月猛增至454万。
1948年两B党合并后,有些党的党员人数高达20~300万。
各国党的党员人数在全国人口的比例一直很高。这样大规模的发展党员势必降低党员的质量,使一批机会主义分子得以混入党内。
列宁说过:“徒有其名的党员,就是白给,我们也不要。世界上只有我们这样的执政党,即革命工人阶级政党,才不追求党员数量,而注意提高党员质量和清洗‘混进党里来的人’。”

更为严重的是,东欧国家共产党没有重视党的思想建设和组织建设,没有对广大党员进行系统的和切实有效的马克思列主义教育和进行严格的组织整顿。许多党员在群众中没有以身作则,起模范作用。不少党员干部脱离群众,搞特殊化,以权谋私,贪污腐化。共产党失去了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党的威信不断下降。在波兰和匈牙利这样一些天主教会势力强大的国家,教会人士利用党和政府的错误,收买人心,其影响与日俱增。
教会与反对派沆瀣一气,在
①《列宁选集》第4卷,第76页。
东欧剧变的根源与教训176
西方大国的帮助下,展开了同共产党争夺工人群众的斗争,并且取得了胜利。
波兰团结工会的崛起和在1989年大选中的胜利,就是最典型的例子。所以,共产党要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就应当加强自身队伍的建设,消除腐败作风,保持同工人阶级和劳动人民的密切联系,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