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方法论［英］马克.布劳格
经济学方法论［英］马克.布劳格　著黎明星　陈一民　季勇　译
经济学方法论１
目　　录
中译本前言………………………………………………（…１）
前　言……………………………………………………（…８）
第一篇　望而却步的科学哲学
第一章　从公认的观点到波普的观点…………………（…２）
公认观点。假定—推论模式。对称论题。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准。波普的证伪主义。逻辑谬误。归纳问题。免疫战略。统计推断。证实的程度。一个中心结论
第二章　从波普到新的异端…………………………（…３９）
库恩的范例。方法论和历史。科学研究框架。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回到最初的原则。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第二篇　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第三章　证实主义者，大部分十九世纪的故事……（…７２）
２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方法论的史前史。穆勒的论文。趋向律。穆勒的《逻辑》。事实上的穆勒的经济学。凯尔恩斯的《逻辑方法》。
纳维利。凯恩斯的总结。罗宾斯的《论文》。现代奥地利学派
第四章　证伪主义者，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１２３）
极端经验主义？。再次的先验论。操作主义。假设不相关论题。
Ｆ扭曲。达尔文生存机制。幼稚和诡辩的证伪主义。回到实在论。制度主义和模型化方法。目前的主流
第五章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１６９）
休谟的铡刀。方法论判断和价值判断。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一个攻击“价值中立”的例子。“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的解决办法。一个简短的历史的描述。实证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看不见的手原理。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独裁。作为专家治国论者的经济学家。估价经验证据的基础
第三篇　新古典研究框架的方法论评价
第六章　消费者行为理论……………………………（…２０６）
导言。需求定律是一个定律吗？从无差异到显示偏好。
需求方面的经验工作。吉芬物品的意义。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
第七章　厂商理论……………………………………（…２２５）
古典的捍卫。情境决定论。鄙视寡头垄断的竞争结果
第八章　一般均衡理论………………………………（…２３９）
经济学方法论３
检验一般均衡理论。一种理论还是一个框架？实践意义
第九章　边际生产力理论……………………………（…２４７）
生产函数。希克斯的相对份额理论。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检验
第十章　剑桥之争种种………………………………（…２５７）
资本的度量。资本需求函数的存在性。转换的经验意义
第十一章　赫克谢尔—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２６）
赫克谢尔—俄林定理。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里昂惕夫之谜。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进一步检验
第十二章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２７５）
一无结果的论战？。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主义的前后观点。弗里德曼的理论。货币主义的第三阶段。恢复凯恩斯的原旨第十三章　人力资本理论……………………………（…２８４）
硬核与保护带。个人主义方法论。框架的范围。审查假说。最终评价
第十四章　新家庭经济学……………………………（…３０２）
家庭生产函数。自相矛盾。某些结果。又一个证实主义
第四篇　我们现在从经济学学到了什么？
第十五章　结论………………………………………（…３１６）
现代经济学的危机。无理论度量。又一个证伪主义。应
４经济学方法论
用经济计量学。最佳前程
附录一　讲修建议……………………………………（…３３１）
附录二　本书专业术语简释…………………………（…３３４）
附录三　人名译名对照………………………………（…３４０）
附录四　参考文献……………………………………（…３４８）
译者后记………………………………………………（…３９３）
经济学方法论１
中译本前言
最近几年证明，存在着一股强大的反对战前科学哲学家的倾向的潮流。战前的科学哲学家们把方法论基本上当作一门能区分好的实践和普通的实践（ａｖｅｒａｇｅ－ｐｒａｃｔｉｃｅ）
科学的学科，并因而褒扬好的实践科学，贬斥普通的实践科学。当然，也有少数持有这种观点的方法论学家是能够抵挡住兼得鱼与熊掌的诱惑的。因此，波普再次重申，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是建立在发生论的传统基础上的，这种传统已被公开当作为“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的各种标准。不过，要弄清人们怎么知道这种标准的传统在不参考“成功的”科学家在过去所作的证伪主义的实践范例情况下能对未来知识的增长作出贡献，总是困难的；而且，波普自己也承认，证伪性观念的灵感，发自他视为爱因斯坦的科学方法精髓的东西，这种精髓与弗洛伊德和马克思的方法本质上是相对立的。
从波拉尼和汉森的著作开始，随后是库恩、图尔明、弗叶拉本德、劳顿斯和许多其它人的著作，把方法论看作是科学追踪的一系列规定这种比较旧的观点，逐渐被把方法论视为对过去的科学实践作出一般化描述的观念所替代。这种新的科学方法论观点“看来”很有希望在科学是什么而不是应
２经济学方法论
该是什么方面取得一些有效的一般结论。当然，一方面由于库恩的“标准”科学被科学革命打断，另一方面由于费叶拉本德的“任何事物都以向前发展”
，对这些一般结论还有大量意见分歧。
在前述名单中，我有意识地省略了拉卡多斯的名字，这是因为他对规定与描述、规范方法与实证历史之间不可避免的紧张状态所作的重新解答，与上述任何作者都有所不同。
他追随波普赞成方法论的规范观点，但然后又提出检验那些规范原理，反对科学史即便在规定的基础上其可证伪性也能成立的观点。正因为这样，他提出了一个终生未竟的历史地理学的科学研究框架。所以，拉卡多斯的框架是否适合物理科学史就仍然是一个悬而未决的问题（但可参见豪森）
，更不用说对于社会科学史的适用性了。
这一切最终把我们转向了经济学。比较早的波普主义者的观点可由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前提》（１９３８年）
和利普西的《实证经济学导论》（１９６３年）
、尤其是经常再印的该书第一版完全代表。虽然卡德韦尔的《超越实证主义：２０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１９８２年）
主要从哲学观点出发，也很好地表明了最近一些经济学方法论作者对吹毛求疵的科学家的老观念的轻视，但较新观点的最好代表还是麦克罗斯基的《经济学的修辞学》（１９８５年）。
麦克罗斯基和卡德韦尔的著作都用我的《经济学方法论》来证明：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即使是可取的，也不可能运用于经济学。我在我的著作中提出，现代经济学确实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但它们经常在它们自以为是的实践中碰壁
经济学方法论３
——它们所用的科学哲学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
为特征。
然而，麦克罗斯基和卡尔德韦尔认为：波普主义对经济学是一剂太强的药；它们的结构要求是如此之严，以致于一旦把它严格地应用，经济学就很少有生存余地；因此，无需惊诧，现代经济学极少实践证伪主义；事实上，他们拥护证伪主义只是证明他们的天真纯朴，实难赞赏。
许多问题取决于我们对“证伪主义”的解释，这一点在我的著作中一直很明显。我采纳了拉卡多斯关于经济学方法论的观点。现在，拉卡多斯改变了波普的方法论评价单位和波普的评价标准。在拉卡多斯看来，评价单位是单个理论的“科学研究框架”
或相互联系的网络，而评价标准则是相互竞争的框架中的“超经验内容”。一方面，拉卡多斯的标准要比波普的宽容些，因为它允许研究框架在遇到较小的不一致性时随时发展，特别是修正，以便涵括经验的不规则情形。另一方面，它又比波普的标准更严厉，因为它要求研究框架在解释它的对手能够解释的每件事件过程中比它的对手提供更好的预测，对于它的对手不能解释的某些新奇事实它能作出预测。表明波普和拉卡多斯之间的区别的最佳方法是说拉卡多斯从摈弃角度区分了证伪：某个研究框架如果其不如竞争对手，那它可能没经证伪便被摈弃；同样，某个研究框架即便已经被证明为不正确，但只因为没有更好的有效的研究框架而仍然会得到留用。当我在我的著作中说主流经济学家贴上了证伪主义的标签时，我只是相当简单地说它相信经济理论在最终分析中应该用他们设定要解释的现象的本质内容来评判，甚至更为简单地说它相信用经验检验理论的意义。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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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不严格的语言。近几年来我逐步认识到有必要更为精确地定义术语。
例如，卡德韦尔对“相符主义”（ｃｏｎｆｉｒｍａｔｉｏｎｉｓｍ）与“证伪主义”作了区分。他用四个原理规定了相符主义：“各种理论应该是可检验的；一种检验的有用手段是把理论的预言与现实进行比较；预测的准确性常常是一种理论站住脚的最重要的特性；各种理论的相对地位应该由那些比较的相符或证实强度决定”
（卡德韦尔，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４页）。他发现，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实际上都赞同所有这四个原理，简而言之，他们都是相符主义者。卡德韦尔证明，证伪主义是一种比较苛刻的学说，它要求“科学家不应该只是对他们的假说进行经验主义的检验，他们应该建立能作出大胆预言的假说，他们应该在他们的检验中努力反证假说。同等重要的是，科学家应该暂时只接受已证实的假说，抛弃那些已被否定的假说。此外，通过检验应该对这两种假说作出一定的区分”
（卡德韦尔，１９８２年，第１２５页）。
他怀疑在这种意义上有什么现代经济学能贴上证伪主义的标签。
卡德韦尔对相符主义与证伪主义所作的这种区分，与我自己对证实主义与证伪主义所作的区分基本相似：虽然证实主义和证伪主义都相信经验检验，但对证实主义者来说，经验检验只起确定理论适用范围的作用，当一种理论由于其假定前提真实而被视为正确理论时，检验能够表明该理论的适用范围，但它们从来不能表明该理论是错误的；另一方面，证伪主义则把检验看作一种理论正确性或错误性的显示。与此相似，卡德韦尔的相符主义者断言，他们的理论很少冒风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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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它被经验驳倒时，他们就修正理论或改变其范围；他们从不把它作为谬误而摈弃。然而，卡德韦尔的证伪主义则对风险极为慎重，他们把精确预言的反复失误视为必须考虑改变理论的信号。因此，我把现代经济学家的特性概括为相信证伪主义，但只实行“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这与证实主义的差异在于接受的观念，在于基本原理（如果说不在于实践的话）
，即非常完善、十分有道理的理论实际上可能是错误的。但是，卡德韦尔坚持，不管怎么说，现代经济学家实践的是相符主义，他们进行精彩的检验，但从不让检验对他们的理论选择产生一定距离。
不难看出，卡德韦尔对现代经济学特性的论述与我所作的论述只有微乎其微的差别。确实，我把证伪主义当作经济学家应该立志实现的一种思想——大胆而有区别的预言；反驳预言的认真努力；以及根据抛弃假说的可能原因进行严格的反证——而卡德韦尔（１９８２年，第２９２页）则怀疑这种思想值得立志实现。但是，我们之间的真正实质性问题是如何概括现代经济学家的实际方法论实践。在我的书中，我用一半篇幅考察现代经济学中十个重大理论争论里经验证据的作用，但是，由于我的不严格的术语，我没能成功地阐明证伪主义的解释精确地描述了现代经济学家实际上所做的东西。
然而，我仍然确信，对于象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适应性预期与理性预期、人力资本理论与审查（ｓｃｒｅｎｉｎｇ）假说之类的著名争论的个例研究表明，尽管经济学的检验存在着所有这一切问题，尽管任何检验结果的意义都不很明确，但经验证据仍然是现代经济学发展的推动力量；不管怎么说，任
６经济学方法论
何现代经济学理论，除非其能对它力图解释的现象作出一系列预言，并且这种预言至少是潜在地可用经验资料确证的，否则，它便没有立足之地，便不可能是第一流的和合理的。这也就是我所说的主流经济学家是证伪主义者的意思。
如此说来，波普主义是现代经济学家难以吞咽的烈药啰？
不，他们已经在吞咽这种药了。当然，如果对波普主义作出真正严格的定义，这种说法就可能显示出其荒谬。故此，让我们把这争论不休的问题归结为这样一个问题：你曾经见到过现代经济学家由于经验的反驳而摈弃一种经济理论吗？答案是肯定的，而且我们还经常发现这一现象。我们可以回想一下菲利普斯曲线，该曲线说明通货膨胀与失业之间存在着稳定的关系，这种理论在本世纪５０年代末和６０年代初几乎为人们全盘接受，而在６０年代后期则被整个儿抛弃。
我们还可以回想一下紧接着米尔顿。弗里德曼于１９６７年提出了通货膨胀的预期放大观点，但当通货膨胀的估算模型加上适应性预期机制无法得出价格预期变量等于１的系数时，人们马上对自然失业率概念产生了怀疑（布劳格，１９８５年，第６８５页）。
这些以经验为背景的怀疑，为理性预期革命铺平了道路，而“新”古典宏观经济学的崛起，不仅是因为其早期在进行重要的大胆预测方面的成功——财政和货币政策即使在短期内也是无效的，而且也是因为其有充分说服力的启发式呼吁——坚持在一般均衡框架内优化个体行为。反过来，最近在检验包含理性预期的宏观经济模型时经验记录的贫乏，引起了甚至是“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最积极的支持者的反思。无疑，现在不存在绝对一致的新经验证据，而我也不再坚持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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济学家因为他们的读物而仅仅变成凯恩斯主义者或仅仅变成货币主义者，但我确实坚信叙述战后宏观经济学的故事而不考虑与相反观点的重复的经验比较，是绝对可行的。
马克。布劳格英国。伦敦１９８７年１２月参考文献Ｂｌａｕｇ，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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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经济学方法论
前　　言
人们使用“……的方法论”
这个措词往往是极为含糊的。
方法论这个术语有时是用来指一门学科的技术步骤，这就完全成为方法的同义词。然而，这个术语更经常地是用来指对论证一门学科的概念、理论和基本原理的研究，本书所关心的正是该术语的这个更广的含义。为了避免误解，我给本书加了“经济学家的解释”这个副标题，提醒人们干脆把“经济学的方法论”理解为经济学所运用的科学哲学。
如果有谁问经济学家是如何解释他们所关心的现象的，那么事实上他就是问在什么意义上经济学可以算做一门科学。
用一个杰出的现代科学哲学家的话来说就是：“一旦出现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科学就产生了；在解释性原理的基础上对知识进行组织和分类正是各门科学的有区别的目标”
（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４页）。毫无疑问，经济学提供了很多“解释必须系统化和由事实证据来支配”的例子，因此用不着浪费时间为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断言辩解。
然而经济学又是一门独特的科学，不用说由于它研究的是人的活动、从而要用人的行为的原因和动机来解释“事情的原由”
，这和物理学不同，而且也由于它致力于提供关于人的活动的严格的、演绎的理论而和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的科学不
经济学方法论９
同，因为在其他的人类活动学里而是缺少严格的、演绎的理论的。简而言之，经济学家的解释是科学解释大类里的一个特别的种，因此这种解释也就呈现出某些疑难的特征。
那么，经济解释的本质是什么呢？在这种解释的明确的理论范围里面，这些理论的结构，特别是经济理论的假设和预言性的结论之间的关系是什么呢？如果经济学家乞求于用事实的证据来证实他们的理论，那么那些证据将仅仅是对于理论的预言性的结论或者仅仅是对于理论的假设是贴切的，还是对于两者都是贴切的呢？此外，对于经济学家来说，什么才能算是事实的证据呢？声称解释是的经济理论又是怎样以几乎同一的形式来论证应该是的呢？换言之，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确切的关系是什么呢，或者以更过时的语言，作为科学的经济学和作为艺术的政治经济学之间的确切关系是什么呢？这些就是本书中将吸引我们的问题。
自从拿骚。威廉。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那个时代以来，经济学家就一直关心上述问题。我们还要通过回顾这些１９世纪的经济学作家来看看当经济学家们从事经济学研究时，他们对自己的作法的思考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以便对这些问题有更多的了解。
到了１８９１年，约翰。纳维利。
凯恩斯在他的那本理所当然是名著的《政治经济学的范围和方法》里尽力总结了整整一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思想，这本著作可以被视为经济方法论史上的某种典范。
在２０世纪，里昂纳尔。罗宾斯在《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１９３２）
，以及随后几年托伦斯。哈奇森在《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主张》（１９３８）这本广被阅读的、论点与前者针锋相对的著作里，也
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对经济学家的方法论做了类似的总结。在更近的几年，密尔顿。弗里德曼、保罗。萨谬尔森、弗里茨。马克卢普和路德维格。冯。米塞斯都对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了重要的意见。总之，经济学家早就认识到需要维护论证他们的学科的“正确”
原则。
虽然现实的实践和这种说教也许没有多大关系，但是对于经济学本身来说这种说教是值得考虑的。这就是本书第二部分的任务。本书的第一部分是独立的，简要地介绍了现在流行的科学哲学思想，对这些思想做了一些区别，在本书的其余部分都要用到这些区别（见书后的专业术语表）。
在书的第二部分，第三、第四章考察了经济学方法论的著作，第五章就转入福利经济学的逻辑地位这个麻烦的问题。
在对经济学方法论中的显著问题有了多少是全面的看法之后，第五章的末尾就准备把我们已经取得的结论运用于一些主要的经济争论。为此，书的第三部分就提供了一系列的案例研究，这种研究并不是为了平息在经济学家之间今天还不能取得统一意见的本质问题，而是为了证明经济学中的每个争论是怎样牵涉到经济方法论问题的。本书第四部分的最后一章把所有的问题汇总起来，企图取得某种最后的结论；这也许是本书中最具有个人见解的一章。
在经济方法论方面，过多的作家把他们的作用看作只不过是把经济学家争论的传统方式合理化，这也许是普通的现代经济学家对于方法论的探讨没有多大用处的原因。完全坦率地说，在训练现代经济学家方面，经济方法论没占什么地位。这一切也许正在改变。在对他们的学科的科学地位自我满足了多年之后，越来越多的经济学家开始自问他们究竟在
经济学方法论１１
做些什么这样的更深刻的问题。无论如何，怀疑经济学所建立的大厦里面并非一切都很好的人数不断增长。我的目的并不是要指教他们成为更好的经济学家，但我又并不想仅仅描述经济学家做了些什么而没有从中提取客观教训；在某种程度上，即使是最没有偏见的旁观者也希望充当仲裁者的角色。
就象许多其他的经济学家一样，我也有《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
》这样的观点。这是引用本杰明。沃德的书名，但是我的怨言主要不是针对现代经济学的内容，而是针对经济学家论证他们的理论的方式。我认为标准的经济方法论并没有多大的错误，几乎每本经济理论教科书的第一章都主张这种方法论；错误是在于，经济学家并没有按他们所说教的那样去做。
当拉奥特斯告诉奥菲丽娅不要向哈姆雷特的进攻投降时，奥菲丽娅回答说：“不要象一些粗野的牧师那样去做，请给我指出通向天堂的荆棘丛生的险峻小路，我将象一个喘着气的疲乏的浪子，自己踩着享乐之路混年渡日。”我相信，２０世纪的经济学家很象那些“粗野的牧师”。
我将让我的读者来裁决在这本书里我是否证明了我有理。但是不管怎么样，论证我的理由是写这本书的主要动机。
本书主要是给学经济学的大学生写的。他们学了一些基本的经济学，但是至少感到难以对不同的经济理论进行选择。
我敢说，这种选择是职业经济学家在方法论问题方面的正在增长的兴趣，因此甚至我的一些同行也会发觉本书是有趣的。
其他社会科学的学生——学社会学的、学人类学的、学政治学的和学历史学的——倾向于既妒忌经济学家所表现出的科学精密性，又看不起他们作为政府的仆从。他们可能发现这
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本书并不是那种妒忌的解毒药，因为书中经常提醒人们由经济学以及经常由经济学所确定的政策制定所带来的益处。
这本书的写作过程太长了。第一章是在意大利比拉吉欧的维拉。沙贝罗尼起草的，我在那里度过了１９７６年的１１月份，这要感谢洛克菲洛基金会的慷慨。在我离开了比拉吉欧研究与讨论会中心的质朴宜人的环境以后，教学和其他的研究义务使我在整个１９７６至１９７７学术年度都不能回到写手稿工作上来，即使是那样，我还是花了整个１９７８年度来完成这部手稿。我收到了库尔特。克拉普尔茨和泰诺斯。斯库拉斯对我第一部草稿的宝贵的评论，那是莫大的安慰。加之，鲁恩。陶丝读了全部手稿，消除了我的如果说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语法过失。由于她这不计得失的帮助，我欠下了对她的一笔感谢之债，这笔债只能留待他日以同样的方式来报偿。
马克。布劳格１９８０年８月于伦敦
第一篇　望而却步的科学哲学
２经济学方法论
第一章　从公认的观点到波普的观点
一、公认观点
任何查阅了一些科学哲学教科书的人都会很快发现科学哲学是一门非常奇特的学科：它不象人们所期望的那样去研究心理学和社会学的要素，虽然那些要素是能推动和鼓励科学假说的发现的；它也不考察关于世界的哲学观点，虽然主要的科学理论里是暗含着那些观点的；它甚至也不反映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原理、方法和结果，虽然那种反映是在普遍性的最高水平上对科学成就精华的描绘。相反，科学哲学看起来主要是由对科学理论的正规结构的纯逻辑分析组成的，这样科学哲学就显得更多地是规劝人们从事良好的科学活动，而不是对那些事实上已经成为科学的东西进行描绘；而只要科学哲学提到科学史，古典物理学总是被描写为似乎是典范科学；所有其他的原理若要配戴“科学”
的头衔的话，或迟或早都必须同这种典范科学一致起来。
这种对科学哲学的特征的描写现在已经有些过时了，这种描写所反映的是在两次世界大战之间那个时期的科学哲学
经济学方法论３
特征，那时是逻辑实证主义的全盛时期。
在本世纪的２０年代至５０年代之间，科学哲学家的确多少同意弗里德里克。萨普（１９７４年）
所称的“理论的公认观点。”
但是波普、波拉尼、汉森、图尔明、库恩、拉卡多斯和费叶拉本德的研究成果却在很大程度上摧毁了这种公认观点，然而却又没有用任何被普遍地接受的观点来填补这种观点的位置。上面所提的仅是主要人物的名字。
简而言之，自从本世纪６０年代以来科学哲学陷入了某种混乱，这就使仅仅用两章的篇幅来简单地介绍这个学科很困难。总之，在以公认观点的某些主要特征来开始本书时，有很多东西需要说，只有那时我们才能用卡尔。波普的研究成果作为科学哲学新旧观点的分水岭，转到新的观点方面来。
二、假定－推论模式
在１９世纪中叶科学哲学的公认观点认为，科学考察是从对事实的自由而无偏见的观察开始的，接着又对这些事实进行归纳推理而形成一般规律的公式，最后进一步归纳到更广的一般性，形成人们所称的理论；最终又要把规律和理论的经验结果同所有观察过的事实，包括最初开始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来核对规律和理论的真实内容。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在《逻辑、推理和归纳体系》中完满地总结了这种科学归纳观点，至今还留下了通俗的科学概念。
１９世纪的后半叶，在爱恩斯特。马奇、亨利。波恩卡尔和皮埃尔。杜海姆的著
４经济学方法论
作的影响下，科学归纳的观点逐渐被打破。
从１９世纪进入２０世纪之后，在维也纳学派和美国实用主义者的著作中出现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模式，这几乎完全改变了上述科学归纳的观点（见亚历山大，１９６４年；哈雷，１９６７年，以及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０，１１章）。
然而，直到１９４８年，假定－推论模式才被当做科学解释的唯一正确模式以正式的术语写下来。这个公认的正式术语是在卡尔。亨普尔和彼特尔。奥本海姆的一篇论文（１９６５年）
①里出现的。这篇论文现在很有名，它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一个共同的逻辑结构：所有的科学解释都至少包括一个一般的规律再加上对有关的起始的或边界的条件的阐述，这规律和阐述就组成了阐释或前提，从这个前提出发我们就可以推论出待做的解释，即关于我们所要解释的事件的阐述，在这个推论过程中我们不需要借助任何其他帮助而只需要推理逻辑。我们所说的一般规律是指诸如“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Ａ发生，事件Ｂ就发生”这种命题。在考虑到个别事件Ｂ时，一般规律在形式上可以是宿命论的，在考虑到事件组Ｂ时，一般规律在形式上也可以是统计的；（因此，统计规律采取这样的形式：“在所有情况下只要事件Ａ发生，事件Ｂ也发生，事件Ｂ发生的概率是ｐ，这里０＜ｐ＜１”）。
我们
①这篇论文是亨普尔在１９４２年所发表的同一论题的更谨慎的版本，引起了历史学家关于历史解释意义的大争论（见脚注⑤）。
关于假定－推论模式的更早的不那么正式和精确的阐述可以在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中找到，该书１９３４年在德国第一次出版，随后１９５９年在英国出版。的确，早在１８４３年穆勒也有过类似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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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说的推理逻辑法则是指象“如果Ａ是真的，那么Ｂ也是真的；Ａ是真的；因此Ｂ是真的”这种确实可靠的三段论演绎论证；（这是逻辑学家所称的假定演绎法的一个例子）。显然不需要再加上这样的说明说，推理逻辑并不是抽象的演算，推理论证的逻辑真实性并不是不依赖“如果Ａ是真的，那么Ｂ也是真的”这个大前提和“Ａ是真的”这个小前提。
亨普尔和奥本海姆进一步认为，所有真实的科学解释都有共同的逻辑结构。被称为解释这样的操作和被称为预言这样的操作都采用同样的逻辑推理法则，两者的唯一差别在于，解释发生在事件之后，而预言发生在事件之前。对于解释来说，我们是从需要解释的事件出发，找到了至少一条普遍规律和一套起始的条件，这些条件在逻辑上包含了对所要解释的事件的说明。换言之，用一个特别的原因来作为对一个事件的解释只不过是把所要解释的事件归纳入一般规律或归纳入一套规律；由于这个原因，亨普尔－奥本海姆论文的一个批评家把这称做“解释的覆盖律模式”
（德雷，１９５７年，第１章）。
而对于预言来说，我们是从一条一般规律和一套起始条件出发，从中我们推论出关于一个未知事件的说明；预言被典型地用来检验普遍规律是否在事实上得到确认。总之，解释只不过是“倒写的预言”。
认为在解释的本质和预言的本质之间有着完美的、逻辑的对称的看法被称为对称论题，它构成了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或覆盖律模式的核心。这个模式的关键是，它所运用的是演绎法，而不是其他的逻辑论证法则（这种评论的说服力很快就会变得很清楚）。
在解释中所用到的一般规律并不是通
６经济学方法论
过把个别例子进行归纳一般化而引导出来的；一般规律仅仅是一种假定，如果你愿意你可以进行猜想，可以通过把一般规律运用于对特别的事件的预言来对这个规律进行检验，但是一般规律本身不能被简化为对事件的观察结果。
三、对称论题
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受到了来自各种立场的攻击，甚至这个模式的最有魄力的辩护者亨普尔本人这些年来在这种攻击面前也有些退却（萨普，１９７４年，第２８页注）。大多数批评家都把对称论题作为他们的所有异议的把柄。他们认为预言并不一定包含有解释，甚至解释也并不一定包含有预言。
不管怎么样，前一个命题是容易说得过去的：预言仅仅要求弄清楚相关的因素，然而对于解释来说，事情就复杂得多了。
因此，任何普通的最小二乘法回归的外推法只不过是各种各样预言中的一种，而回归本身可以不需要依赖什么理论，不管在回归的过程中各种相关的变量之间是什么关系，而且其中也很少是属于原因和结果的概念。没有哪一位经济学家需要人家告诉他说精确的短期经济预告是完全可能的，因为这就象短期的天气预报一样，只需要借助粗浅的知识就可以得出满意的结果，虽然我们也许不知道经济学家为什么要做这些短期预告。总之，完全有可能做出很好的预言，但并没有解释任何东西，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了。
然而，我们并不是说我们总是能够很容易地判定某个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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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刻的预言性的科学理论是侥幸地得来的还是通过构思得来的。有些公认观点的批评家认为，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归根到底是以大卫。休谟的因果分析为基础的。
因为休谟认为，所谓因果关系不是别的，只不过是在时间和空间上碰巧相邻接的两个事件之间的固定的关系。时间上在前的事件称为在后的事件的“原因”
，在后的事件称为“结果”
，虽然在这两个事件之间并不一定有什么联系（见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０４—６页）。批评家们批驳了这种休谟的“因果关系的台球模式”
，坚持认为真正的科学解释应该牵涉到把原因和结果联系起来的作用过程，这种解释保证了两个事件之间的联系的确实“必要性”
（例见哈雷，１９７０年，第１０４—２６页；１９７２年，第９２—５，１４—３２页；和哈雷与西科德，１９７２年，第２章）。
然而，牛顿的万有引力理论表明了，如果真的认为在科学解释中一定要有真正的因果作用过程，那对科学进步也许是很有害的。牛顿说，我们可以忽略运动者的物体的一切情况而只需要知道其位置、点质量和速度，并给这些术语下可行的定义；我们把由此得出的引力理论和宇宙定律结合在一起就可以预报诸如行星的轨道、月亮的轨道、潮汐的出现、甚至苹果从树上掉下的速度等各种自然现象的特性。宇宙定律认为一切物体都相互吸引，引力和它们相互之间的距离的平方成反比。可是，牛顿并不能提出一个推拉的作用过程来解释他的引力活动——也没有人曾经发现过这个作用过程——他没能反驳他的很多同代人的反对意见。
那些反对他的人说，认为引力不经过任何物质媒介的传导而在远处瞬间起作用的
８经济学方法论
观点——是幽灵的手指虚幻地起作用——是十足的玄学的。
①然而，谁又能否认牛顿理论的不平常的预言力呢，在莱弗利尔１８４６年用牛顿的反平方定律预言了迄今人们仍不知道的海王星之后，这种预言力就更难以否认了。莱弗利尔是通过观察天王星的轨道偏差来预言海王星的存在的。运用牛顿的理论有时预言对了，有时又因为预言错了而遭到责难（莱弗利尔还研究另一个称为祝融星的未知“行星”
，但是毫无结果，这说明了水星的运动是没有规则的）
，但这些都很适宜地被忘掉了。总之，可以认为牛顿的引力理论应用于预言是效率很高的工具，由此做出的预言事实上对我们太阳系内的所有应用目的都是近乎正确的，然而用这种引力理论来“解释”物体运动确实是失败的。的确，正是这样的思想导致１９世纪的马基和波恩卡尔断言说，所有的科学理论和假说只不过是对自然事件浓缩的描述。
这种描述本身既不真也不假，而不过是为了经验信息的俗规，其价值是由思想的经济原理排外地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因袭主义方法论。
我们可以说，预言，甚至是从高度系统化和严格的公理
①我们知道牛顿完全意识到这种反对；对此他在给朋友的一封信中写道：“引力必然是由一个按照某种规律不断地施动的施动者引起的，但究竟这个施动者是物质的还是非物质的我留给我的读者们去思考”（在图尔明与戈德菲尔德，１９６３年，第２８１—２页中的引用；又见图尔明与戈德菲尔德，１９６５年，第２１７—２０页；哈里森，１９６５年，第９０—１页；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９０—３页）。同样地，催眠术思想史（从“动物磁力说”到“催眠术”到“催眠术研究”）表明了，很多充分验证过的自然现象，例如把催眠术作为一种医疗麻醉的有效运用，甚至现在人们也不能从相互作用的因果示系方面对之进行解释。
经济学方法论９
化理论做出的预言，并不需要含有解释。但是这种说法的逆命题呢，我们能提供一个不做任何预言的解释吗？很显然这个回答恰恰依赖于我们所说的解释的含义是什么，而这正是我们一直在回避的问题。从词语的广义上来说，解释就是回答一个“为什么？”的问题；这就是把那些神秘的和人们不熟悉的东西变成某些人所共知的、熟悉的东西，从而产生这样的感叹：“啊哈，原来就是这回事！”如果人们接受对语言的这种故意不严格的用法，那么就会出现这样的科学理论，这种理论对人们所关心的事件只做出很少的预言，或者什么都没有预言，只是给人们一种“啊哈”的感觉。达尔文的进化论是被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们频繁地引用的一个主要的例子（例见，卡普兰，１９６４年，第３４６—５１页；哈雷１９７２年，第５６，１７６—７页）。
达尔文的进化论宣称要解释高度专化的生物种是怎样经过自然的选择从不那么专化的生物种发展而来的，然而却不能有预见性地准确地详细说明在某种特定的环境条件下，哪一种高度专化的物种将会出现。
在进化发生之后，达尔文理论能够告诉我们很多关于进化的过程，但是在进化尚未发生之前达尔文的理论几乎不能告诉我们任何东西。不能简单地认为达尔文理论不能说出自然选择作用所需要的起始条件，而应该说达尔文理论不能给出在不同的环境条件下物种存活率的明确的一般规律。迄今为止达尔文理论的所有预言只能指出在其他事件事实上正在发生的条件下会产生某种结果的希望（ｐｏｓｉｂｉｌｉｔｙ）
，而不能指出在那些事件确实发生之后，将会有某种结果产生的可能性（ｌｉｋｅｌｉｈｏｄ）。举例说，达尔文理论只是猜测有游泳能力的一
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定数额的物种在洪水淹没了它们先前的居住地之后将会存活下来，而却不能预言在一次真正的大洪水之后有多少数额的物种会真的存活下来，甚至不能预言存活的物种数额是不是比零大（见斯克里文，１９５９年）。
如果说达尔文理论犯了“在此之后，因此……”这样有名的谬误，即从因果的连结来推断因果关系，那也是错的，因为达尔文的确解释了进化过程中的因果作用。
根据达尔文，物种变化的原因是自然的选择，而自然选择本身是通过生存斗争来体现的。生存的斗争有繁殖和达尔文所称的“胚芽”的偶然变化，酷似于饲养员对动物的饲养选择。达尔文的继承作用机制基本上是这样的体系，即来自父母双方的特点在后代那里混合起来，并在一代一代的延续过程中稳定地淡化。
不幸的是，上述所指的机制是虚假的：在这种机制下不会有新的物种产生，因为经过几代的混合，任何变异、或达尔文曾说过的“突变”
，都会淡化到再也没有选择的价值。达尔文本人后来欣赏这种反对观点，在《物种的起源》的最后一版中，他对后天特性的直接继承这种可疑的拉马克观点做了进一步的让步，致力于给进化论提供某些站得住脚的解释。
①具有讽
①达尔文受到一个经济学家托马斯。马尔萨斯的鼓励，而受到另一个经济学家弗莱门。詹金的坚决批评，后者是爱丁堡大学的工程学教授，他恰好是画出需求和供给曲线的第一个英国经济学家。注意到上述情况我们会感到满意。是詹金第一个以《物种的起源》１８６７年的观点表明达尔文的理论是不正确的，正如达尔文后来所说的那样。可能是詹金的反对使达尔文在第六版的《物种的起源》中插进了新的一章，重现了拉马克的思想（见詹金，１９７３年，特别是第３４—５页；图尔明和戈德菲尔德，１９６７年，第９章；吉斯林，１９６９年，第１７３—４页，李，１９６９年）。
经济学方法论１１
刺意义的是，那时候门德尔早已发现了基因的思想，即从遗传分裂出来的单元能够一代一代地传递下去而不发生任何混合或淡化，可是达尔文和其他任何人对此都一无所知。门德尔基因学给达尔文理论提供了令人信服的因果作用机制解释。但是从我们的观点看，门德尔基因学还是让进化论留下了它原先的地位：达尔文理论解释了门德尔基因学所不能预言的东西，而又没有给门德尔基因学的争论提供任何支持，仅能在既成事实之后提供一些间接的支持。达尔文自命为科学解释的假定－推理模式的倡导者（见吉斯林，１９６９年，第２７—３１，５９—７６页）
，但在事实上他留给今天的是“一个解释性的科学家的范例，而不是一个预言性的科学家的范例”
（见斯克里文，１９５９年，第４７７页）。
①然而，还有一点疑问，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断言说当而且仅当我们能够借助一般规律来预言一个事件时，我们才能对这个事件做出科学解释，但是覆盖律模式并不能和达尔文进化论调和起来。覆盖论并不是完善的，进化论也并非不是科学理论。
还有其他的不做明确的预言而只有解释的理论例子，如弗洛伊德深奥的心理学和杜克海姆的自杀理论，虽然这些理
①斯克里文的论说是值得全部引述的：“我们应该认识（达尔文的）
‘已经达到的现实’，而不是去探索社会科学家所偏爱的（牛顿的）
‘将到来的秘密’；这是解释的但不带预言性的科学家的范例。“
出于类似的考虑，波普（见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８，１７１—８０页；又１９７２年ａ，第６９，２４１—２，２６７—８页）下结论说，达尔文的进化论并不是可检验的科学理论，而是“一种形而上学的研究框架——一种可用于可检验的科学理论的可能框架。”
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论中没有哪一个能轻易地被斥为不是真正的科学。所有形式的历史解释为这类的理论提供了更广的例子。历史解释只为将要发生或已经发生的事件提出足够的而不是必要的条件；历史学家的解释几乎从来就不是从他们提出的前提中能严格地推理出来的，因此他们的解释不形成任何严格的预言（或甚至回避预言）。
可是，过份地进行这种没有预言光有解释的论题是危险的。有足够的理由对这种论题表示疑虑，需要提出的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也许是：当我们不能得出任何预言而只提供解释的时候，是因为我们不能掌握所有同起始条件有关的信息，还是因为我们的解释不包含任何规律，甚至放弃了把某些规律一般化而确实只抓住一些毛皮呢？
四、现实的理论和方法论标准
总之，很难反驳这样的结论，即科学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排斥了很多至少有部分人认为是科学的东西。这种排斥恰恰是覆盖律的目的：它寻求“告诉它应该是什么”而不是“告诉它本来是什么。”
正是这种指示性的、规范的功用使批评家们发现解释的覆盖律模式是可以反对的。他们认为，我们不需要提出科学解释的逻辑要求或者能理想地满足科学理论的最小条件，我们最好应把时间花在对在科学论证中确实用到
经济学方法论３１
的理论的分类和描述它们的特征上。
①他们争辩说，当我们这样做了，我们就会发现理论的异种比理论的相似种更激动人心；科学理论看起来是缺乏共同的性质的。
除了我们已经提到的推理的、带规律性的、统计的和历史的解释之外，生物学和社会科学总的来说也提供了大量功能的或目的论的解释的例子，这些解释都采取这样的形式，即或者是指出一个有机体的一个独特单元在起着保持有机体的给定状态的作用，或者是指出单个人的活动导致产生了某些集体的目的（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２０—６页）。四种或五种这样的解释形式出现在不同的科学理论里，而理论本身按照不同的范围又可依次做进一步的分类（如，萨普，１９７４年，第１２０—５页；卡普兰，１９６４年，第２９８—３０２页）。但即使是这种对科学理论的细节化的推敲术也招来了困难，因为在很多理论里面解释的不同模式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甚至认为归类到共同的标题下的理论在结构上都有共同的性质这种观点也是不对的。换句话说，只要我们采取一种科学实践的综合
①历史学家已经以同样的方式争论说，历史解释的覆盖律模式错误地解释了历史学家所真正做的东西：历史是一种“个人署名的”而不是一种“研究普遍性规律的”学科，它所关心的是对特定的事件和特定的人的研究，而并不关心一般的发展规律（见德雷，１９５７年；１９６６年）。
但是亨普尔的最初观点的实质是，甚至是单个的事件也是难以解释的，除非是借助于某种一般化的东西，即使这种东西是锁碎的；这实质上是还认为，一般地历史学家并不能提供比一个“解释草图”更多的东西，因为他们既不能把他们的一般化明确化，又不能保证它们是经过充分验证的。因此，在历史哲学家之间的亨普尔－德雷争论完全重演了在科学哲学家之间的公认观点争论（见麦克莱兰，１９７５年，第２章中慎重和中肯的概括）。
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观点，那么允许在理论上进行单纯的“合理重新组织”的材料简直是太多了，从这种重新组织中可以得到假定所有适当的科学理论都应该服从的方法论标准。
在科学哲学的叙述和指示之间以及在科学史和科学方法论之间的紧张关系是本世纪６０年代公认观点实际上被推翻的主要因素（见图尔明，１９７７年）。
在波普对科学进步中的证伪作用的讨论中也出现了这种紧张关系，这已成为反对公认观点的主要原因之一。下面对波普思想的讨论将使我们能够用新的目光回过头来看对称论题。
五、波普的证伪主义
波普从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开始，以企图设计对竞争的科学假说的评价标准结束。波普对科学和非科学的区分即他所称的划分标准，对科学假说的竞争他以假设的逼真程度来衡量。通过这样做他就稳步地离开了公认观点，认为科学哲学的目标是把过去零乱的科学理论合理地重新组织，以便使之同科学解释的一定规范一致起来。由于波普，科学哲学变成了这样的学科，在这学科里我们寻求的是一旦科学的理论被提出来之后我们就对之进行评价的方法。
波普的出发点是对逻辑实证主义的批评，这种实证主义在后来所称的内涵的可检验性原则中得到体现。这个原则规定所有的论证都应该是分析性的或综合性的——从论证所用术语的定义的长处来看是这样，从论证的实践经验的长处来
经济学方法论５１
看至少也应该是这样——然后，如果论证至少在原则上是可以检验的话，就宣告所有综合性论证都是意义深远的（见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８４—９０页）。从历史上看，维也纳学派（威特根斯坦、施利克和卡纳普）主要是把论证意义的可检验性原则做为一种武器去戳穿科学和非科学的论证中形而上学的自夸，这就暗示着所有还没有宣称是科学的论证和甚至某些已被认为是科学的论证都可以被驳斥为是没有意义的东西。
实际上，在把可检验性原则运用于科学理论中的不可观察性实体方面产生了很深的疑问，这样的实体有牛顿力学的绝对时间和绝对空间、分子物理学中的电子、化学中的价键和进化论中的自然选择。这种逻辑实证主义者的反形而上学偏执的一个典型产物是操作主义方法论，这种方法论在１９２７年被第一次提出来，后来又在波斯。布里奇曼所写的一系列有影响的书中广为传播。布里奇曼宣称，为了发现任何科学思想的意义，我们只需要对赋给这种思想以价值的具体操作加以具体的说明：长度是对物体的一维度量，智力是通过智力试验来衡量的（见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８１—４页）。
波普反对所有划分有意义和无意义的企图，代之以新的划分标准，即把全部人类知识都划分为两个互不包含的类，称之为“科学”和“非科学”。那么，对这个划分问题的传统的１９世纪的答案是，科学和非科学的不同是由于运用归纳方法的效力的不同：科学以经验开始，通过观察和实验的加工，直到借助归纳法建立起一般规律。然而，在证明归纳的正确性方面存在一个逻辑问题，自从休谟以来的哲学家一直为这个问题感到忧虑。举一个具体的例子：人们从太阳在早晨升起
６１经济学方法论
这个过去的经验中推断出太阳总是在早上升起这个一般规律；然而，从真的前提一定包含着真的结论这个意义上看，这在逻辑上并不是一个结论性的推断，因为根本不可能保证我们迄今所经历过的必然会和将来的保持一致。正象休谟所指出的，认为太阳升起的一般规律有不变的经验为基础，这种观点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它把归纳所产生的问题从手边的论据这里转移到别的论据那里；问题恰恰在于推断将来要经历的任何东西在逻辑上是怎样毫无根据而只不过是以过去的经验为基础的。这种争论在某种程度上是认为，从特定的事例归纳到普遍的规律在思想上需要一种非逻辑的跳跃，这是极有可能从真的前提导出假的结论的额外因素。休谟并不否认我们不断地把个别的事例一般化从而得出习惯，不否认思想上的自发联系，但他否认这种推断在逻辑上可证明是正确的。
这就是著名的归纳问题。
这个问题是从休谟的争论中产生的。休谟认为，在归纳和演绎之间，在证明和反驳之间，在证实和证伪之间，在维护真理和否认真理之间都存在基本的不对称。单个的论断不管有多少，我们都不能通过逻辑从中导出普遍的论断，或者建立起结论性的论断。但是，借助推理逻辑，只需要一个单个的论断我们就能证明任何普遍的论断在逻辑上是矛盾的，或者拒绝接受它。我们可以用人们爱用的波普例子（这个例子实际上出自约翰。斯图亚特。穆勒）来说明这个道理：不管你看到的白天鹅有多少都不能从中推断说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但是只要看到有一只天鹅是黑的就足以拒绝所有天鹅都是白的这个结论。总之，你永远也不能证明任何事情实质
经济学方法论７１
上是真的，但是你能证明某些事情实质上是假的，这是我们可以把它当做科学方法论的一个首要戒律的论断。波普在建立他的划分标准时运用了这个基本的不对称原理：关于现实世界的综合命题本体至少在原理上可以用经验的观察来证伪，这就是科学，因为事实上它排除了某种事件发生的可能性。因此，科学不是以它的学科内容或声称掌握某种知识的确定性为特征，而是以建立和检验命题的方法为特征的；科学所提供的确定性只不过是无知的确定性。
然而，这里在科学和非科学之间所划的界线并不是绝对的：可证伪性和可证实性都是程度性的问题（见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１１３页；１９７２年ｂ，第２５７页；１９７６年，第７２页）。换句话说，我们应该把划分标准看做是描述知识的、多少是连续的区间，在这区间的一端我们所看到的是某种“硬的”自然科学，如物理学和化学（在与之相邻的地方我们找到“较软的”科学，如生物进化论、地质学和宇宙论）
，在这区间的另一端我们可以找到诗歌、艺术、文学批评等等。历史和所有社会科学分布在这两端中间的某个地方，很有可能是在这个连续区间中更靠近科学的一端，而不是在靠近非科学的一端。
六、逻辑谬误
让我们短暂地转到逻辑谬误这个吸引人的问题上来追究可证实性和可证伪性的区分本质。如果假定推理三段论是
８１经济学方法论
“如果Ａ是真的，那么Ｂ也是真的；Ａ是真的；因此Ｂ是真的”
，那么在大前提中的假定陈述可以分解为假设前提“如果Ａ是真的”和结果“那么Ｂ也是真的”。为了达到结论“Ｂ是真的”
，我们必须能够说Ａ的确是真的；用逻辑中的技术语言，我们在假设陈述中必须对大前提“肯定假设”
，以便遵循逻辑需要得出结论“Ｂ是真的”。要记住术语真在整个争论中是指逻辑真而不是指事实的真实性。
然而，请看看出了什么问题。如果我们稍微改动一下我们的假定推理三段论中的小前提，这样读：“如果Ａ是真的，那么Ｂ也是真的；Ｂ是真的；因此Ａ是真的。”现在我们不是肯定假设前提，而是“肯定结果”
，试图从结果的真实性“Ｂ是真的”来争辩假设前提的真实性“Ａ是真的”。但这是谬误的推理，因为我们已不再是按照逻辑的要求来从前提中导出结论。只需举一个例子就能说明这个论点：如果布劳格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那么他就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布劳格知道如何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因此布劳格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天哪，他并不是）。
“肯定假设前提”
（有时称为沉降方法）在逻辑上是正确的，但是“肯定结果”是逻辑的谬误。然而，我可以做的是“否认结果”
（浮升方法）
，这在逻辑上总是正确的。如果我们以相反的方式来表达假定推理三段论，我们就得到：“如果Ａ是真的，那么Ｂ也是真的；Ｂ不是真的；因此Ａ不是真的。”
继续上面的说明，就是：如果布劳格不能正确地运用逻辑定律，我们的确能够从逻辑上判定他不是受过训练的哲学家。
波普强调在证实和证伪之间存在不对称的思想有一个理
经济学方法论９１
由。从严格的逻辑观点来说，我们永远也不能因为某个假说和事实相符而断言说它是真的；从事实的真实性到假说的真实性的推理就暗藏着我们犯了“肯定结果”的逻辑谬误。另一方面我们又能够参考事实来否认假说的真实性，因为从缺乏事实到假说虚假的推理过程中，我们借助了“否定结果”
这种在逻辑上是正确的推理过程。用一个便于记忆的公式来总结全部争论，我们可以说：没有证实的逻辑，但是有反驳的逻辑。
七、归纳问题
如果科学是以企图没完没了地对已有的假说证伪为特征，并以成功地抵制了伪造的东西来代替假说，那么人们自然会问这些假说是从哪里来的。波普沿袭公认的观点，对所谓的“发现的来龙去脉”不感任何兴趣，这种“发现的来龙去脉”是和“证明的来龙去脉”相区别的——科学知识的渊源问题被交给知识心理学或知识社会学来处理（波普１９６５年，第第３１—２页）——然而他还是坚持认为，不管科学概括的起源是什么，它都不是从特别的事例做出的归纳。归纳对他来说简直是神话：归纳推断不仅是不成立的（对此休谟很早以前就证明过了）
，事实上归纳是不可能的（见波普，１９７２年ａ，第２３—９页；１９７２年ｂ，第５３页）。我们不可能从一系列观察中进行归纳概括，因为当我们从无数的事件中选择一定的观察的时候，我们就已经确定了一种观点，这种观点本
０２经济学方法论
身就是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是多么粗鲁和天真。
换句话说，不存在“没有理性的事实”
，所有事实都塞满了理论——这就是我们将回过头来讨论的观点。象休谟一样，波普并不否认在日常生活中充满了一目了然的归纳例子。
但是和休谟相比，波普走得太远了，他否认这些归纳是从以前的感觉中得出的没有偏见的概括。就象科学本身一样，在日常生活中我们也要求得到知识，并运用人们熟悉的试错的方法，通过接连不断的猜测和反驳来增进知识。从这个意义上看，虽然波普喜欢声称他解决了归纳问题，但是我们可以说波普更多的是取消了归纳问题。
①
为了避免误解，我们需要就一般说法中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意义花一点时间。至此，我们是在严格的逻辑意义上使用归纳这个术语的。这种归纳的意义就象这样的论证，它使用了一个含有一个阶层里某些成员的信息的前提，目的是为了支持一个关于所有成员的概括，因此这归纳也就包括了这个阶层里一些未经考察的成员。就象休谟一样，波普认为在这个意义上的归纳并不是站得住脚的逻辑论证；只有推理逻辑才提供了逻辑学家所称的“证明的”或胁迫人的论证，通过这种论证真的前提总是带来真的结论。但是在科学上，并且确实是在日常的思考中，我们不断地碰到也标为“归纳”
的
①哲学史简直是零乱地塞满解决“归纳问题”的不成功的企图的历史。甚至经济学家也不能阻止试图拒绝休谟的诡计。例如，罗伊。哈罗德（１９５６年）写了一整本书，企图证明把归纳作为概率论证的一种是正确的，概率被视为是一种逻辑关系而不是事件的客观特征。就概率的概念而论，争论的问题牵涉到了某些很深的疑难问题，对此我们在这里还不能讨论它（但请见艾尔，１９７０年）。
经济学方法论１２
论证，这种论证意欲表明特定的假说是由特定的事实支持的。
这样的论证可以被称为是“非证明性”的，因为从逻辑上看结论并不是由这种论证“带来”的，虽然这些结论在某种意义上得到前提的“支持”
（见巴克，１９５７年，第３—４页）
；即使前提是真的，一个非证明的归纳推理论断在逻辑上也不能排除结论是假的可能性。因此，“我看见过大量的白天鹅；我从没看见过一只黑天鹅；因此所有的天鹅都是白的”是一个非证明的归纳论断，这个论断并不是由大前提和小前提带来的：所有这些可以完全是真的，但是结论在逻辑上仍然不是和前提一致的。因此，一个非证明的论证最多不过是劝说明白道理的人，而证明的论证必须使甚至是顽固的人信服。
波普的“归纳是一种神话”的断言是指证明性的逻辑论证这样的归纳，而不是指非证明性的归纳。非证明的归纳频繁地采用统计论断，企图肯定一些假说。
①我们将要看到与此相反的是，波普对非证明性归纳有更多的讨论，有时我们称这种归纳为证实的逻辑。波普所要说的是，很难有什么东西比这样的一个普遍观点更能把人引入歧途的了，这个观点认为，推理和归纳是相反的思想活动，推理把我们从一般带到特殊，而归纳把我们从特殊带到一般。这种相关的对比从来就不是在推理和归纳之间进行的，而是在确定的证明性论断和不确定的非证明性论断之间进行的（见科恩，１９３１年，第
①对于某些瞄准波普责难归纳主义的攻击可从忽略“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意义这种趋势中找到根源（例见格韵鲍姆，１９７６年）。巴克（１９５７年）提供了解决这个问题的好办法，虽然他对波普的讨论给人们留下了某些想望的东西。
２２经济学方法论
７６—８２页；科恩和尼格尔，１９３４年，第２７３—８４页）。
如果我们能够在语言使用中推行用“引证”来表示非证明式的论证以代替“归纳”这个粗俗的叫法，我们就可以避免大量的混乱（布莱克，１９７０年，第１３７页）。例如我们经常会遇到这样的说法：所有的科学都是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的；推理只不过是理清思维的一种工具，它不能用做取得新知识的工具，它就象制香肠的机器一样，从那一头放进什么，这一头就只能产出什么；我们只有通过归纳才能学到关于这个世界的一些新东西，科学归根到底是对关于这个世界的新知识的积累。这种观点实际上是从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逻辑》中搬过来的，只不过是一种可怕的文字游戏。这种观点把归纳当做推理的对立面，并且认为这两者是逻辑思维的仅有方法。但是证明的归纳是根本不存在的，引证也决不是推理的对立面，而事实上是思想活动的一种完全不同的方式；引证是从浑沌世界中跳出来的非逻辑活动，它想知道真实的世界，或者尝试猜测相关变量之间的真实关系。至于这种跳跃怎样进行是属于发现的来龙去脉。实证主义者，甚至波普主义者惯常于取消对这种来龙去脉的研究，也许这是不应该的。
然而事实却是，科学哲学只是关心引证过程的下一步，即只关心初始的猜测是怎样转化为科学理论和然后这些理论是怎样以事实来检验的。通过把猜测捆在一起形成多少是紧密地编织在一起的推理结构，猜测就转化成为理论。
简而言之，我们不应说科学是建立在归纳的基础之上的：科学以引证为基础，跟着引证的是推理。
经济学方法论３２
八、免疫战略
让我们又回到波普的理论。波普经常引用科学解释的覆盖率模式，特别是在他的早期著作里。但是他也开始对对称论题产生疑惑，这种疑惑在不断增长。在对解释理论的检验中波普把预言看得过分重要，但这并不是说他把理论前提仅看做是生产预言的工具：“我认为理论家对解释的兴趣——即对发现解释性理论的兴趣——不能降低为对预言推理中的实际技巧的兴趣”
（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６１页注；还有１９７２年ａ，第１９１—５页；波普和埃赛利斯，１９７７年，第５５４—５页；和上面的脚注①）。
科学家们总是寻求解释，他们从中引出他们的解释中所固有的逻辑预言，以便检验他们的理论；所有“真”的理论只不过假定是真的，这种理论至今还反对证伪；换一种方式表达，所有我们掌握的、事实上真实的东西都被塞进那些尚未被证伪的理论里。
因此，一切事情都缠在我们是否事实上能对理论证伪，即使我们能，我们是否能果断地这样做。很久以前，杜海姆认为没有哪一个个别的科学假说可以对之进行结论性的证伪，因为我们总是检验全部前提，特定的假说是和辅助的论证连结在一起的，因此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我们所证实的或拒绝的是假说本身。这样，任何假说都能够不顾反对的证据存在下来，因此对这种假说的接受或反对在某种程度上是因袭的。
举一个例子：如果我们想检验加俐略的自由落体定律，我们就
４２经济学方法论
一定需要检验关于空气阻力作用这个加俐略定律的辅助假设，因为加俐略定律是运用于绝对真空里的落体的，而在现实中绝对真空是不可能得到的；因此，由于测量仪器不能消除空气阻力的影响，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止我们撇开对加俐略定律的反对意见。杜海姆总结说，总之没有“严酷的实验”这样的事情（见哈丁，１９７６年）。据说黑尔伯特。斯宾塞的悲剧思想是非常漂亮的理论，这理论被一个与之不符的事实消灭了。
实际上他不必为此担心：这种悲剧永远不会发生！
波普不仅意识到了杜海姆的这种因袭主义者的争论，而且他所构思的全部方法论的确是用来对付杜海姆造成的困难的。由于在某些学术圈子里面还认为波普是一个朴素的证伪主义者，即他认为仅一个反驳的事例就可以推翻一个科学理论，因此很值得引用他自己对杜海姆的不可驳斥性论题的承认：
从事实的方面看，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因为人们总是有可能说实验的结果是不可靠的，或者断言在实验结果和理论之间存在的差异仅仅是表面的，这些差异将随着我们理解的进展而消失［见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５０页；又见第４２，８２—３，１０８页］。
正是因为“永远也不能得出对一个理论的、结论性的反驳”
，我们在战略上就需要方法论的限制，这个战略可能会被科学家们采纳来面对反驳捍卫他们的理论。这种方法论的限制不是波普的科学哲学的肤浅的附属物；它们完全是波普科
经济学方法论５２
学哲学的基础。人们并不总是意识到波普并不认为仅是可证伪性就能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分开来；真正把科学和非科学区分开来的是可证伪性加上方法论法则，这些法则禁止他最初所称的“特别辅助假设”
，后来他又称这种假设为“因袭主义战略”
，最后称之为“免疫战略”
（见波普，１９７２年ａ，第１５—１６，３０页；１９７６年，第４２，４４页）。
如果我们读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寻找象“我提出这个法则……，”
“我们将采纳这种方法论的法则……，”
等等这样的用语，我们将发现不止２０个这样的用语。
列出这些用语的一些样本是很有启发的：①
（１）……采纳这种法则，这种法则将保证科学论证的可检验性；这就是说，它们的可证伪性［１９６５年，第４９页］。
（２）……只有这种论证能够引用到科学中来，这种论证在主观内在上是可检验的［１９６５年，第５６页］。
（３）……就对我们的体系的威胁来说，我们将不用任何种类的因袭主义战略来保护我们的体系［１９６５年，第８２页］。
（４）
……只有那样的［辅助性假说］才是可以接受的，即当采用它们时不是降低，而是相反，能够增加对我们所讨论的体系的可证伪性或可检验性程度［１９６５年，
①对这些法则的完整的陈列，参见约翰逊（１９７５年，第２，４—１１章）这是一本有用的书，然而作者对能在今天被认为是科学哲学的所有东西都不同情。
６２经济学方法论
第８３页］。
（５）按照逆实验，在主观内在上检验的实验是既可接受的，又可拒绝的。对纯粹是要求讨论将来才发现的逻辑渊源可以不管［１９６５年，第８４页］。
（６）只有当我们发现可再生的效果拒绝一个理论时，我们才能说它［一个理论］是被证伪了的。换句话说，只有当一个低水平的经验式的假说所描述的结果已被提出来并被证实了之后，我们才能接受证伪［１９６５年，第８６页］。
（７）……对于那些能被最严格地检验的理论应该给以优惠［１９６５年，第１２１页］。
（８）
……对于辅助性假设能不用就不用［１９６５年，第２７３页］。
（９）……任何新的假说体系都应该承认或解释旧的、已证实的规律性［１９６５年，第２５３页］。
在波普那里，正是这些方法论法则，包括可证伪性本身，构成了划分科学和非科学的标准。但是为什么有人要采纳这样一种划分标准呢？
“我提出我的划分标准的唯一理由，”波普声称，“是因为它是富有成效的：在它的帮助下很多论点都能被澄清和解释”
（１９６５年，第５５页）。
但是它对什么富有成效呢？对科学？只有当我们提醒自己说，只能用非科学的方式来证明对科学的追求是否正确，争论的表面循环才能消失。
我们想获得这个关于世界的知识，即使仅仅是容易出错的知识，但是为什么我们应该要这样的知识，这些知识还是那么
经济学方法论７２
深奥而仍然没有回答关于人的性质的形而上学的问题（见马克斯韦尔，１９７２年）。
“方法论的法则，”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５９页）告诉我们，“在这里被视为因循守旧。”注意他并没寻求借助科学史来为他的法则辩护，他的确明确地反对把方法论当做考察科学家从事科学活动行为的学科这样的观点（１９６５年，第５２页）。
他确实经常参考科学史——爱恩斯坦是灵感的一个特别源泉（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３５—６页）——但是他并不认为他已提供了对科学家们所做的事的理论解释，不管人们是否意识到这一点。
①他的目的显然是劝告科学家们怎样进行活动以便促进科学进步，他的方法论法则很显然是规范的，就象中世纪经院哲学家的著名法则一样，这种法则被称为奥卡姆的剃刀（Ｏｃａｍ‘ｓ
Ｒａｚｏｒ）
，这种法则能被理性地进行讨论，但是不能被历史的反例所推翻。在这个意义上，波普的大作的标题《科学发现的逻辑》在两个论点上是使人误入歧途的。
②科学发现的逻辑并不是纯粹的逻辑，而是一系列分析性的命题；他自己也说，“科学发现的逻辑应该是和科学方法的理论一致的”
（１９６５年，第４９页）
，并且正象我们所看到的，理论是由
①因此波普评论说，牛顿相信他必须采用培根的归纳方法，这会使他的成就“更加辉煌：它们是在同错误的方法论信仰里古怪的东西作斗争中取得的”
（见波普和埃塞利斯１９７７年，是１９０页；又波普，１９７２年ｂ，第１０６页—７页）。甚至对于爱恩斯坦，波普在很长时间里也把他看做是教条的实证主义者和操作主义者（见１９７６年，第９６—７页）。
②这可能是糟糕的翻译造成的问题：德文书名ｌｏｇｉｋｄｅｒＦｏｒｓｃｈｕｎｇ翻成《研究的逻辑》（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Ｉｎｇｕｉｒｙ）更准确。
８２经济学方法论
可证伪性原理加上散布在他的整部著作中的否定的方法论法则组成的。
①加之，即使我们很不严谨地把科学方法的理论描述为一种逻辑，这种理论也不是一种科学发现的逻辑而是辩护的逻辑，因为波普从一开始就把新的富有成效的科学假说是怎样发现的这个问题作为心理学的难题排除掉了。
九、统计推断
很多评论家已经深深地被方法论原理的学说所困扰，这种学说根本不是从过去的科学成就中概括出来的。但是经济学家们由于有令人赞叹的知识武装而欣赏纯粹规范的方法论法则价值，当他们估计统计关系时每次都要求助于这种法则。
就象每本基础的统计学教科书所告诉我们的，统计推断关系到要用观察样本来推断整个对象总体的某些未知的特征，在做这种推断时我们既不能太严厉又不能太含糊：我们总是冒着产生Ⅰ类误差的危险，即做出否定事实上是真的假设的决定；但是我们也总是冒着产生Ⅱ类误差的危险，即做出接受事实上是假的假设的决定，但是一般来说无法建立一种不存在某种程度上同时冒这两种危险的统计检验。我们被指教通
①人们通常还能发现对波普的解释忽略了在他的方法论法则中阻止“免疫战略”的重大要素：例见艾尔（１９７６年，第１５７—９页）
；哈雷（１９７２年，第４８—５２页）
；威廉斯（１９７５年）
；甚至可参见马吉（１９７３年）。
经济学方法论９２
过建立要检验的统计假设的相反的例子，即建立零假设Ｈ。
来对统计假设进行检验。Ⅰ类误差或检验的“范围”由错误地排斥的Ｈ０组成，Ⅱ类误差或检验的“效力”由错误地接受的Ｈ０组成。我们被进一步指教选定一个小范围，比如０。
０１或０。
０５，然后把效力最大化使之和范围一致，或者换一种表达法，设定Ⅰ类误差在某个任意小的数字，然后针对给定的Ⅰ类误差使误差Ⅱ最大化。这样就最终产生了结论，即给定的假设是在５％的显著性水平上建立的，意为我们希望冒的接受假设为真的风险是，至少有１２０的机会这种假设是假的。
B上面所说的是已为人所熟知的内曼—皮尔逊统计推断理论中的简单知识，其目的是表明任何对假设的统计检验基本上总是依赖一个用来做比较的替代假设，即使这种比较仅仅是借助一个人为设立的Ｈ０。
但不仅是对假设的统计检验采用这种方法，所有的“引证”检验也采用这种方法。史密斯犯有谋杀罪吗？好吧，这要看陪审团假定他是无辜的还是有罪的。他是无辜的，直到能证明他是有罪的；或者他是有罪的，直到他能证明自己是无辜的。正象人们所说的，证据是典型的“看情况的”
，它本身不能被估价，除非陪审团首先决定Ⅰ类误差的风险是小于还是大于Ⅱ类误差的风险。如果我们想要一个永远不会把无辜的人定罪的法律制度，其代价必然是偶然会使犯罪的当事人免受惩罚，或者如果我们想保证犯罪的人总是受到惩罚，其结果必然是偶然会把无辜的人定罪，我们究竟想要哪一种法律制度呢？
０３经济学方法论
于是，科学家一般担心接受虚假的东西比担心错过认识一个真理更甚；这就是，他们的行为好象是认为Ⅰ类的误差比Ⅱ类的误差代价更高。我们可能对这种态度感到悔恨，认为这是一种守旧的保守主义，这是由于在旧教条中有既得利益而不愿接受新思想的典型表现。或者我们可能欢迎这种态度，认为这是健康的怀疑主义的表现，是科学态度中所有值得欢迎的东西的标志。但是不管我们的观点怎么样，我们不得不做出结论说，所谓的方法论法则已以上述方式进入了这样的问题，这问题就是，统计的事实是否已被当做事实接受。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我们说什么关系在低至５％或甚至１％的显著性水平上是有统计意义的，我们就承认了这样的判决，即接受一个虚假的假设的风险要比拒绝一个真实的假设的风险大。这种判决本身不是逻辑的问题，也不能简单地用过去的科学成就历史来证明它是正确的（见布雷思韦特，１９６０年，第１７４，２５１页；卡普兰，１９６４年，第６章）。
考虑到现代量子物理学固有的统计特征（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２９５，３１２页）
，上面的评论并不是等闲的，并不是仅仅同象经济学这样的社会科学有关。不管什么时候，只要一个理论的预言在本质上是有概率性的（这种预言决不是设计来证实甚至象波义耳定律这么简单的关系的实验室里的实验，没有这样的预言波义耳也会发现压力和体积的乘积是不变的）
，那么认为可以不借助规范的方法论原则就可以对证据进行评价的观点就是荒谬的。如果波普从一开始就很明确地
经济学方法论１３
引用内曼—皮尔逊的统计推断理论，他的科学哲学就会更多地为人们所理解，更少地被错误地解释，这种解释至今仍然充斥在第二手的资料里。
当然，事情确实是，这种假设检验理论只是在１９２８—１９３５年间在杰尔吉。内曼和阿格恩。皮尔逊的著作中出现，在本世纪４０年代间得到规范的应用（肯德尔，１９６８年）
，而波普的《科学发现的逻辑》是１９３４年首次在德国出版的，也许太早了以至不能汲取统计学发展的优点。但是罗纳德。费歇尔１９３０年在一篇著名的文章里就已经提出了可靠推断的思想，这种思想事实上是和假设检验的现代内曼—皮尔逊理论一致的（见巴特利特，１９６８年）
，而波普自１９３４年之后还写了大量论述科学哲学的著作。波普忽略了把统计推断的现代理论运用于科学哲学是很令人吃惊的，因为他在《科学发现的逻辑》中就开始讨论概率，并且很有洞察力地认为概率论证在本质上是不可证伪的，因为这种论证“没有排除任何可观察的东西”
（１９６５年，第１８９—９０页）。
“相当清楚的是，”
他继续说道，“‘实用的证伪’只能通过方法论的判定来获得，这种判定把高度不可能的事件视为被排除掉的——即被禁止的”
（１９６５年，第１９１页）。波普所说的正是内曼—皮尔逊理论的要点，而当以这种方式来表达其要点的时候，证伪的原理要求和方法论的标准一致就立刻变得很明显。因此，波普未能运用内曼—皮尔逊的理论，特别是他很明显地讨厌提到
２３经济学方法论
这个理论，这应该作为思想史上的一个未解之谜记载下来。
①
我猜测，波普的这种做法和他一生都反对用概率论来估计假说的逼真性有关系——这个问题太吓人了以至不能在此解答——但这仅是一个受到灵感推动的猜测。
十、证实的程度
虽然波普否定把科学解释视为不过是为了做预言的“推断入场券”这种观点，他还是坚持认为科学解释是不可评价的，除非所评价的是解释中所包含的预言。要证实一个理论解释的预言，要证明解释和可观察的现象是协调的，那是太容易了：很少有不被人们用一些观察来检验的理论，不管这种理论是多么荒谬。只有当科学家专门发展对一个科学理论
①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２５页）评论说波普的“证伪主义是现代统计学中某些最有趣的发展的哲学基础。”内曼－皮尔逊方法完全是建立在方法论的证伪主义基础之上的，但是拉卡多斯并没有指出在事实上内曼－皮尔逊的理论是独立地发展的，并且大部分是在波普的证伪主义之前发展的，而波普却没有注意到他们的理论。又见阿克曼（１９７６年，第８４—５页）。布雷斯韦特（１９６０年，第１９９页）在评论了“归纳问题”同费歇尔论检验的意义的早年著作，以及同后来Ａ。沃尔德在统计决定理论之间的紧密联系之后，在一个毫不隐晦的注脚中说：“虽然好几个论逻辑的作者都参考了费歇尔的‘最大可能性’方法，但是我知道只有两本论逻辑的著作，Ｃ。
Ｗ。
丘奇曼的《经验推断理论》（纽约，１９４８年）和Ｒ。
卡纳普的《概率的逻辑基础》是参考了沃尔德的著作——或确实地说是参考了内曼和皮尔逊的早至１９３３年的著作的。“
经济学方法论３３
证伪的可观察的条件时，这个理论才真正被检验。
①那些证伪的条件越专，产生的可能性越大，理论遭到否定的危险性越大。如果一个理论反复成功地抵制了证伪，并且它还成功地预言了结果，这个结果并不与同它竞争的理论解释应验，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个理论是高度巩固的，或者象波普喜欢说的，是“很好地证实了的”
（１９５９年，第１０章）。简而言之，一个理论是被证实了的，不是由于它和很多事实相一致，而是由于我们不能找出任何事实来拒绝它。
传统的１９世纪科学哲学认为，够格的科学理论应该满足一整套的标准，比如内在的一致性、朴素、完整性、假定的经济性、解释的通用性，也许甚至还有蕴涵和现实的贴切性。
波普为了可证伪的预言力图把大部分传统的标准化简，这种强烈的欲望是很值得注意的。很明显，逻辑的一致性是对任何理论的“最一般的要求”
，因为一个自我矛盾的解释同什么事件都相容，从而永不会被拒绝（见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９２页）。同样明显的是，一个理论的通用性越强，蕴涵的范围越广，就越容易被证伪；从这个意义上说，人们普遍地偏爱越来越综合的科学理论也许是由于人们已经暗中认识到了这样的事实，即科学进步是以理论的积累为特征的，而这种理论
①很有趣的是，达尔文（见１９６８年，第２２８—９页）在一点上做了这种波普主义的详细说明：“如果能够证明任何一个物种的结构中的任何部分是为了专属于其他物种的好处而建立起来的，这就将消灭我的理论，因为这是不能通过自然选择产生的”
；对此他引了响尾蛇的响尾为例子，但是他又立即回避了利他主义行为的问题，补充道，“我在这里没有篇幅进入或这或那的这类事例。”如何解释动物中的利他主义仍然是现代社会生物学家所长期关心的问题。
４３经济学方法论
已抵制住了严厉的检验。引起争论更大的是，波普认为理论应简单到可证伪的程度，其意义是理论越简单，理论的可观察的含义就越严格，从而它的可检验性就越大；正是由于简单的理论具有这些性质，我们才追求理论的简单性（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７章）。
但这是不是有说服力的主张还是很值得怀疑的，因为关于理论的简单性这个看法本身是以科学家的历史眼力为条件的。不止一个科学史学家提到过牛顿引力理论的优美的简单性，牛顿的理论并没有给十七世纪的同代人以特别的震动，但却给１９世纪的思想家以很大的影响。
如果现代量子力学和相对论是正确的话，那么就不能说它们是非常简单的理论。
①要给简单的理论的含义下一个精确定义的企图一直没有成功（见亨普尔，１９６６年，第４０—５页）
，奥斯卡尔。威尔德嘲弄说真理很少是纯粹的，而且从来也不简单。
也许他是对的。
即使波普所说的“证实的程度”可能是提出理论之间的比较度量，但是在事实上他明确地否定了对一个理论体系的可证伪程度用数字表达的可能性。首先，没有理论能够被任何单一的实验决定性地证伪——这就是杜海姆的不可反驳论题。
第二，虽然我们可能劝告科学家们不要用“免疫战略”
来躲避对他们的理论的证伪，但是我们必须认识到，在一定的
①正象波拉尼（１９５８年，第６页）所评论的，“从术语的普通意义上来看，伟大的理论极少是简单的。量子力学和相对论都很难理解；提起解释相对论的那些事实只需要几分钟，但是经过多年的学习也不一定能充分掌握这门理论，能够从来龙去脉上理解那些事实。”
经济学方法论５３
情况下还固执地坚持已被驳斥的理论，希望对这种理论进行修改就能对付新发现的异常现象，这样做也有功能价值（见波普，１９７２年ａ，第３０页）
；换句话说，波普主义给予科学家们的劝告决不是含糊不清的。第三，大多数理论评价问题不是一个理论和一套观察之间的争辩，而是两个或更多的对抗理论和一个对两方面的理论都多少解释得通的证据之间的三角斗争（见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３２—３，５３—４，１０８页）。所有这三种考虑把理论的证实程度判定为是一种事后的挨次比较，这种比较是一种固有的定性比较（见波普，１９７２年ａ，第１８，５９页）
：
我的理论的证实程度是指简明地报告（在特定的时间）对一个理论的批评性讨论的评价，这种评价是从它解决问题的方式方面考虑的；是指一个理论的可检验程度；是指对理论检验的严格程度；是指理论抵制检验的方式。因此，证实（或证实程度）是一种对过去的成绩的估价报告。证实程度也象偏好一样，基本上是相对性的：一般地，一个人只能说理论Ａ比与之竞争的理论Ｂ有更高的（或更低的）证实程度，这是根据包括了检验的批评性讨论，直至某个时间ｔ。
作为仅仅是对过去的成绩的报告，证实程度就要对付可能由它导致的对某些理论比对另外的理论有更大的偏好。但是证实程度并没有说出任何关于将来的成绩或者关于理论的“可靠性”
……
我并不认为貌似真实的程度，或者对真理内容的衡量，或者对虚假内容的衡量（或例如证实程度，或甚至是逻辑
６３经济学方法论
概率）能够数量化地决定，除非是在某种限制的情况下（比如０和１）。
事实上在对抗的理论之间的范畴是有些不同的，这个事实使证实的概念精确化问题更加严重。严格地说，在这种情况下，相对抗的理论甚至是不可比的。加之，如果互相对抗的理论中的每一个都是互相联系的理论体系中的一部分，要比较它们的证实程度或者貌似真实的程度几乎是不可能的。
对波普的工作“合理地重新组织”的说法是有些淘气的，但是这种说法很好地讨论了波普方法论的中心困难。这是他的一个学生埃默雷。拉卡多斯说的，拉卡多斯写道（见１９７８年，Ⅰ，第９３—４页）
：
波普是教条的证伪主义者，他从未出版过一个字：他是被别人发现的——或被别人“批评”的——首先是被艾尔，然后是被其他人……波普１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波普２是复杂的证伪主义者。真正的波普是在本世纪２０年代从教条的版式发展到天真的方法论证伪主义版式；他在５０年代达到了复杂的证伪主义者的“接受法则”
……但是真正的波普从未抛弃他早期的（天真的）证伪法则。直到今天他还要求预先制定“反驳的标准”
：如果真的能观察的话，就应该对哪种可观察的情况意味着理论被反驳有一致的意见。他仍然把“证伪”解释为理论和观察之间的斗争结果，两者缺其一，更好的理论一定会被卷入争论……因此，真正的波普包括了波普１和波
经济学方法论７３
普２的某些要素。
拉卡多斯对波普的特征的概括也许是不公平的，但是我们将要看到的是，拉卡多斯把他自己的成果和波普的成果（拉卡多斯＝波普３）
区别开来的企图得到了实现：波普承认科学家们在做出结论说旧的理论已经被证伪之前，通常他们在暗中已经有了新的理论，但是他并没有坚持科学家们是否应该或者一定要暗中有新的理论，而这却是拉卡多斯的主要观点（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Ⅱ，第１８４—５页，１９３—２０；还有阿克曼，１９７６年，第５章）。
十一、一个中心结论
现在我们已经得到了我们的中心结论之一：就象没有发现的逻辑一样，也没有辩护的论证逻辑；检验、证伪、认可、证实，或你所希望的一切东西的正式规则体系和自动过程都没有。对于“当所有我们所能依赖的只是我们自己的唯一的经验时，我们又怎么能获得关于世界的绝对肯定的知识呢？”
对于这个哲学问题，波普的回答是，不管是以我们自己个人的还是以一般人类的经验为基础，都没有确定的知识。比这更甚的是，在这种情况下，也没有什么可靠的方法能够保证我们已有的关于真实世界的易出错的知识确是我们所能掌握的最好的知识。对科学哲学的研究能使我们对可接受的经验知识的评价变得敏锐，然而假定的评价依然存在。我们能征
８３经济学方法论
求对这些评价的最严厉的批评，但是我们所不能做的是假装不知道在某些地方还有完全客观的方法，即一种内在主观地论证的方法，这种方法将实际上迫使人们对可接受和不可接受的科学理论都同意。
经济学方法论９３
第二章　从波普到新的异端
一、库恩的范例
我们已经看到波普的方法论是普通的规范式的，他劝告人们在科学中从事坚实的实践。这种劝告可能是根据过去最好的科学得出的，当然也可能不是这样。从这个角度看，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在理论上和公认观点是一致的，虽然在很多其他方面他的观点和公认观点不同。然而，库恩在《科学革命的结构》里几乎完全放弃了公认观点，因为他所强调的不是规范的劝告而是实证的描述。更有甚者，对于被波普视为背离最好实践的科学而不愿意接受的那些理论，库恩是倾向于保护，使它们免受批评，这些就成为库恩解释科学行为的中心问题。库恩把正规科学，也就是按照正统的理论框架解决问题的活动，视为统治的和革命的科学，视为科学史上的例外。革命的科学，也就是由于不断遭到反驳和异常现象的积累，一个理论框架被另外的理论框架所推翻。一种很诱人的说法是，对于波普来说科学总是处于不断革命的状态，科学史是不断的猜想和反驳的历史；而对于库恩来说，科学
０４经济学方法论
史的标志是，在一个长时期内，这个时期的科学状态得到了保护，只是偶然地受到打搅，这是由于间断地出现了从一个占统治地位的科学范例跳到另外的科学范例，但是在两个范例之间没有概念上的联系。
为了使我们有更好的理解，我们必须从给术语下定义开始。在库恩的第一本书里，他频繁地按词典上的释义用范例这个术语来代表过去科学成就中的某种典范的例子，这种例子还继续作为现在从事科学研究的人们的楷模。但是他还在很不同的意义上用这个术语来表示选择问题和解决问题的一套技术手段，甚至处处都给范例以一个更广的、通用的、对世界形而上学的看法的含义；事实上，大多数读者读这本书后所记得的是这个术语的后面这个含义。在第二版的《科学革命的结构》（１９７０年）
里，库恩承认了早先版本中的术语是不精确的①，他建议用训练的矩阵这个术语来代替范例这个术语：“说是‘训练的’，因为它牵涉到从事科学活动的人们所共有的独特的纪律；说是‘矩阵’，因为它是由各种有秩序的元素组成的，每个元素都要求做进一步的详细说明（见１９７０年ａ，第１８２页）。”
但是不管用什么样的语言，库恩讨论的焦点主要是“一个特定的团体成员们的信仰、价值、技术手段等等的完全配合。”库恩还说，再次写这本书时，他将从讨论科学的职业化开始，然后才考察科学家们各自的“范例”或“训练的矩阵”
（见１９７０年ａ，第１７３页）。
①事实上已经区分了库恩该书第一版中范例这个术语的２１种不同的定义（见马斯特曼，１９７０年，６０—５页）。
经济学方法论１４
库恩做了重大的让步，并不是由于他的思想和大家所公认的概念不同，有自己的独特特征，而是由于“科学革命”
是科学发展中的激烈的变动，特别是由于在“革命危机”时期交流的普遍失败这个特点。让我们来提醒自己库恩的论证中的主要论点：从事正规科学研究的人们形成了一个看不见的团体，他们在哪些问题需要解决和解决问题应该采取的一般形式方面有一致的意见；更有甚者，在对问题和解决方法的规定中只有团体成员们的判断才被视为是贴切的，其结果是正规科学变成了在共同的分析框架中解决难题的自立的、积累的过程；当正规科学的确被打破的时候，各种理论早已扩散，方法论的争论早已出现了；新的分析框架提供了迄今为止所忽略的解决难题的方法，当我们回顾过去时就会发现，我们早已认识到这种方法，但是以前忽视了；新旧两代人相互之间把过去当做在旧的分析框架中未解决的难题来谈论，这种现象成为新的分析框架得到巩固的例证；由于新的满意和新的失望总是并存的，向新方法的转换总是具有宗教经验的性质，牵涉到一种哥式塔式的转换；当新的分析框架取得了胜利之后，就挨次形成了另一代的正规科学。
熟悉科学史的读者会立刻想到哥白尼革命、牛顿革命，或爱恩斯坦——福兰克革命。
然而，所谓的哥白尼革命花了１５０年才完成，并且在整个过程中每走一步都争论很大①；甚至牛
①顺便说，哥白尼的日心说是在科学史上长期呼吁把简单作为科学进步的标准的最好例子：哥白尼的ＤｅＲｅｖｏｌｕｔｉｏｎｌｂｕｓＯｒｂｉｕｍＣａｅｌｅｓｔｉｕｍ没有达到象托勒密的Ａｌｍａｇｅｓｔ那种预言的精确性，甚至也没有摆脱充塞在地心说的托勒密理论中的本轮和离心圈的说法，但是哥白尼的学说是对当时人们所知道的行星运动的如果不是全部至少也是大部分的事实的更简便的解释（见库恩，１９５７年，第１６８—７１页）。
２４经济学方法论
顿革命也费了不止一代人的时间才赢得欧洲整个科学界的接受。而在这段时间中，对于牛顿的新理论每前进一步，在卡特主义者、莱布尼兹主义者和牛顿主义者之间都进行了痛苦的争论；①同样地，在２０世纪从古典物理学到相对论的物理学和量子物理学的转换既与相互之间的不理解无关，也与准宗教式的转变无关，而是一种哥式塔式的转变。如果科学家们直接卷入到“现代物理学的危机”是可信的话，至少可以这么说（见图尔明，１９７２年，第１０３—５页）。
②但是，很难说对这些观点进行争论是有必要的，因为库恩在他的书的第二版中已经率直地承认了他早先对科学革命的描述受到了修辞上的夸张之害：在科学革命中范例的变化并不意味着科学争论的完全断绝，而是在互相竞争的但并不完全对应的理论之间的选择；在智力危机期间，科学家们之间的互相不理解仅是一种程度的问题；范例变更的“革命”的说法仅是为了强调这样的事实，即提出来支持一个新的范例的论证总是含有非理性的要素，这些要素是难以从逻辑上或数学上验证的（见库恩１９７０年ａ，第１９—２００页）。
就象这样说还不充分似的，库恩抱怨说他的科学革命理论被错误地理解为仅仅指大
①就象库恩在他早期对哥白尼革命的研究中所指出的：“即使是在不列颠的大学里，牛顿物理学也花了４０年才稳固地取代了卡特物理学。”
（见库恩１９５７年，第２５９页）。
②在所有对库恩的书的批评中，没有哪一种比图尔明的批评打击性更大的了（见图尔明，１９７２年，第９８—１１７页）
，他从库恩在１９６１年发表的第一个声明到库恩的书在１９７０年的最后一版来追究库恩的思想。关于对库恩的书有深切的同情但在很多方面有同样严厉的批评可参阅萨普（１９７４年，第１３５—５１页）。
经济学方法论３４
的革命，如哥白尼的、牛顿的、达尔文的或爱因斯坦的革命；他现在坚持说他的理论概念正是直接指在某个科学领域中的小的变化，对于那些在“拥有也许不到２５个直接成员的孤单的团体”之外的人，这些变化也许看起来一点也不是革命的（见库恩１９７０年ａ，第１８０—１页）。
换句话说，在库恩后来的版本里，科学发展的任何一个时期都是由大量互相重叠互相渗透的范例为标志的；这些范例中有的可能不是相对应的，当然不会全都这样；各种范例之间不是突然地相互替代的，无论如何，新的范例不会是充分成熟的，而是通过在长期的智力较量中取得胜利才出现的。
①很明显，这种让步大大地冲淡了库恩最初的观点的看起来很激烈的含义。然而，在库恩的观点中留下来的是强调在科学争论中规范判断的作用，特别是在关系到对相互竞争的科学方法的选择时，这种判断就更加重要。这种判断带有一种模糊的公式化，在象认识论的理性化这种认识因素方面比在象权威、等级和有关团体这种社会学的因素方面有更深的可疑性，而这些因素是科学行为的决定因素。看来库恩所做过的事情是把劝告和描述溶合了起来，从而从科学史中导出他的科学方法论。
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库恩的《科学革命的结构》是对科
①简而言之，库恩最终放弃了沃特金发现在他的书中所埋藏的４个互相区别的论题，即（１）范例垄断论题——一个范例容不得其他的竞争对手；（２）不相容论题——新旧范例之间是不相容和不对应的；（３）无空档论题——科学家们不会在抛弃旧理论和接受新理论之间挣扎；（４）哥式塔转换或即刻范例论题——科学家们向新范例的转换是迅速和完全的。
４４经济学方法论
学社会学的贡献，而不是对方法论的贡献，这样对于库恩主义者和波普主义者之间的对抗产生了某种绝境就没有什么可惊奇的了。因此，库恩自己强调了他的方法和波普的方法的相似点，坚持认为他也象波普一样是“科学进步的信服者”
，然而同时又承认在他自己的研究工作中固有的社会学本质（见库恩１９７０年ｂ，第１—４，１９—２１，２０５—７，２３８，２５２—３页）。同样地，波普主义者也承认在事实上“按人－小时计算的正规科学要比不正规科学多得多”
（见沃特金１９７０年，第３２页；还有阿克曼，１９７６年，第５０—３页）
，但是他们把这种对现实主义的让步看做是同基本上是致力于规范研究的科学哲学无关的；用波普自己的话来说，“转向科学的目标及其可能的进步的启蒙，转向社会学或心理学（或……转向科学史）
，这样的思想依我看来是令人惊讶和失望的“（见波普，１９７０年，第５７页）。
二、方法论和历史
对库恩的书的讨论已经完全把我们带回到关于规范的科学方法论和实证的科学史之间的关系这个老的难题中来，这个难题缠着科学理论的公认观点已经超过了一代人。这个难题是这样的：如果相信有可能写一部“象事实上所发生过的”科学史而不带任何区分“好的”科学和“坏的”科学的偏见，不带任何关于可靠的科学实践的先入之见，那么在写知识的历史时就会犯推理谬误。如果波普关于推理的神秘的
经济学方法论５４
说法是对的，那么那些想告诉人们“它是什么”的人将发现自己结果被驱使去告诉人们“它应该是什么”
：由于用这一方式而不是用另外的方式来陈述历史，他们必定会把他们暗含的关于科学解释的本质的观点显露出来。总之，在科学史上所有的陈述都装满了方法论。
另一方面，看起来所有关于科学方法论的陈述也同样装满了历史。鼓吹某种科学方法的优点而却完全忽略了现在或过去科学家们是不是事实上运用了那种方法，这种做法完全是武断的；事实上波普也发现他不可能不引用科学史作为他的方法论观点的部分证据。这样，我们就显得是陷入了恶劣循环，这个循环暗示着我们既不可能摆脱方法论而完全进行编纂科学史的描述，也不可能进行与历史无关的纯科学方法论的描述。
①我想，并没有真正的逃脱恶劣循环的出路。为了证明这个断言是正确的，我们需要参考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他的研究很清楚地是筹划把恶劣循环转变为良好循环。拉卡多斯在一系列文章中把波普的科学哲学发展和延伸为历史研究的批评工具。这些文章大部分是在１９６８—１９７１年间发表的，在其中他引用了康德的名言中的一句译文作为他的格言：
①有一个经常自认自己从波普那里得益的科学家充分地表达了恶劣循环。
在讨论用科学家的实践来检验科学方法论这个疑题时，彼德。米达沃（１９６７年，第１６９页）
提到：“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不可靠的，那么我们对方法论的正确性的检验也是不可靠的。如果我们假定方法论是正确的，那么就没有必要把它付诸检验，因为检验不会否定它的正确性。”
关于哲学家和科学史学家广泛地认识到这个恶劣循环的证据可参看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１９７０年，第４６，５０，１９８，２３，２３６—８页）
；阿钦斯坦（１９７４年）
；赫西（１９７３年）
；和劳丹（１９７７年，第５章）。
６４经济学方法论
“没有科学史的科学哲学是空虚的；没有科学哲学的科学史是愚昧的。”
（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１０２页）这句格言充分地表达了我们所讨论的难题或恶劣循环。
三、科学研究框架
波普的科学方法论是一种进攻的方法论，因为按他的方法论标准，很多被称为“科学”的东西都由于在方法论上不可靠而被抛弃。库恩的方法论则是一种防守的方法论，因为他的方法论是寻求为科学实践辩护而不是对之批评。
①在另一方面，拉卡多斯的著作可以被理解为是把波普的与历史无关的（如果说不是反历史的）
、进攻的方法论和库恩的相对的、防守的方法论调和起来，然而这种调和仍然是坚定地留在波普主义者的阵营里。
②对于科学的认识拉卡多斯比波普要“软”但是比库恩要“硬”得多。他总是更多地倾向于批评借助于好的方法论的坏科学而不是去评价乞求于科学实践的方法论思索。
就象对于波普一样，对于拉卡多斯来说，方法论本身也
①我应该把进攻的和防守的方法论的区分归功于拉特斯（１９７４年）。
②我们将会看到，布卢尔（１９７１年，第１０４页）在描绘拉卡多斯的研究工作的特征时离题太远了，他说拉卡多斯的“大量修正的做法构成了对波普方法的根本背叛，是全盘地销售某些最具有库恩主义者立场特征的东西。”
然而，在认为拉卡多斯和库恩只有很小的区别而忽略了拉卡多斯的争论的整体目标方面，布卢尔并不是唯一的一个（例见格林，１９７７年，第６—７页）。
经济学方法论７４
不能为科学家解决科学问题提供一本法则；与方法论相联系的是评价的逻辑，是评价完全清楚明了的理论的一套非机械的法则。然而，和波普不同的是，评价的逻辑曾经同时被拉卡多斯当做历史的理论意欲对科学的发展进行反思。作为规范的科学方法论，评价的逻辑是不能用经验来反驳的，因为它是从独特的认识论观点中得出的。
但是作为历史的理论，断言说在过去，科学家的行为确实是经常和可证伪方法论一致的，那么评价的逻辑完全是可以反驳的。
拉卡多斯好象是说，如果科学史是符合规范的方法论的，那么除了哲学的理由之外，我们还有更多的理由赞同证伪主义；如果两者是不相符合的，那么我们就有了抛弃我们的规范原则的理由。换句话说，拉卡多斯坚持我们不能最终回避借助明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来考察科学史，以便了解在事实上矛盾的范围有多大。
①
拉卡多斯从否认个人的理论是科学评价的合适单元开始他的论述；他认为，什么应该评价，什么会不可避免地受到评价，这或多或少是互相联系的一簇理论或者一簇科学研究（ＳＲＰ）。
②当对特定的研究战略或科学研究框架进行证伪时，这些战略或框架就会在其辅助的假设下发生变化，波普曾认
①不管怎么说，我就是这样理解拉卡多斯的著作的。应该说拉卡多斯不是一个随和的作者，很难强迫他进行精确的解释。
他喜欢在注脚中做重大的立论，喜欢到处为不同的知识地位贴标签，喜欢制造新的用语和表达方式，喜欢前前后后引用他自己所写的东西——就好象如果人们不能理解他的全部东西也就不可能理解其中的任何一部分——这样做阻碍了人们对他的东西的简便的理解。
②如果科学研究框架的概念使某些读者感到含糊，那么他们必须记住理论的概念也是同样含糊的。事实上，即使是在很窄的、技术的意义上使用理论这个术语，要对它的概念下定义也是很困难的（见阿钦斯坦，１９６８年，第４章）。
８４经济学方法论
为这种变化可能包含了不断增加的或不断减少的问题移动，拉卡多斯则喜欢说这种变化是“进步的或退步的问题移动。”
据说，如果一个科研框架的形成比先前的框架包含了更多的“超经验的内容”
，也就是它预言了“一些新的、至今为止没预料到的事实”
，那么这就是一个在理论上进步的科研框架；如果“这些超经验的内容得到了证实”
，那么这样的科研框架就是在经验上进步的（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３３—４页）。
反过来，如果一个科研框架的特征仅仅是不管什么新事物变得可利用，就没完没了地进行追加的特别调整，那么这样的框架就被标为是“退步的”。
如上所说的是相对的而不是绝对的区分。加之，这种区分的可用性是在一长段时间里而不是在某个给定的时点上。
一个研究战略的向前看特征是与孤立的理论不同的，它并不理睬即时的评价。因此，对于拉卡多斯来说科研框架的“科学性”并不是一劳永逸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它可能不再是科学的，而是从“进步的”地位滑到“退步的”地位（占星术就是一个例子）
，但是也可能有保留原来地位的情况（灵学是这样的例子吗？）。这样我们的科学与非科学区分标准本身是具有历史性的，它牵涉到随着时间的推移思想的进化，这种进化是它的必要因素之一。
现在，把科研框架分为僵硬的和灵活的组成部分又使争论的范围扩大了。
拉卡多斯通过观察得出，“科学史是研究框架的历史而不是理论的历史”
，“所有的科研框架都可以它们的‘硬核’为特征，在硬核的四周围绕着辅助假设这样的保护带，这些保护带承受着检验的冲击。”按“硬核的首创者们
经济学方法论９４
的方法论上的判定“
，硬核是不可反驳的，它除了包含纯粹的形而上学式的信仰之外，还包含“正面启发”和“反面启发”
，事实上这些启发是由一系列的“做”和一系列的“不能做”组成的（见拉卡多斯，第４９—５２页）。保护带包含了科研框架的灵活部分，硬核正是在这里和辅助性假设结合起来形成了特定的可检验的理论，由此科研框架才赢得了科学的声誉。
很清楚，象硬核和保护带这样的术语是由于对它们天真的联想而选捡出来的。然而，让我们注意在拉卡多斯的纲要里，没有哪一个实证主义者执意要一劳永逸地摆脱形而上学。
就象波普一样（见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３８页）
，拉卡多斯已相信不带有形而上学的做法的科学发现是不可能的；只不过是科学的形而上学小心翼翼地在硬核里藏了起来，很象是在玩扑克游戏时，牌子在分牌的人手中藏了起来那样，而真正的科学游戏却以牌子的形式在玩牌人的手中发生，也就是说，可证伪理论藏在保护带中。
①
拉卡多斯认为，波普的可证伪标准并不仅仅是要求一个
①拉卡多斯的“硬核”所表达的思想实质上和以熊皮特的“想象力”观点考察经济学史是一致的——“先行分析的认识行为为分析的努力提供了素材”
（见熊彼特，１９５４年，第４１—３页）
——或者和古尔德纳的“世界假说”
是一致的，在他的解释里极力想象为什么社会学家们要采纳某种理论而又反对其他的（见古尔德纳，１９７１年，第２章）。马克思的意识形态理论可以当做关于拉卡多斯的“硬核”本质的特殊理论来读；在相信“意识形态”在科学的理论化中起了有意义的作用方面，马克思是相当正确的，但是在认为思想意识的阶级特征在接受或反对一个科学理论时起了决定性的作用方面，他又非常错误（见塞利格，１９７７年，特别是第２６—４５，８７—９４页）。
０５经济学方法论
科学理论是可检验的，而且还要求这种检验是独立地进行的，也就是说一个理论所能预言的结果是其他与之对抗的理论所不能预言的。在这种情况下，波普的“证实”就要求至少要有两个理论，对于科研框架也同样要求至少有两个。如果某个科研框架能够解释所有与之对抗的框架所预言的事实，并且还做了进一步的预言，有的预言已经从经验中得到证实，那么就可以判定这个科研框架是优于其他的框架的（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６９，１６—１７页）。拉卡多斯通过分析牛顿的引力理论来解释他观点，他说牛顿的理论“可能曾经是最成功的研究框架”
，然后他又追溯了１９０５年以后物理学的发展趋势，从那以后的物理学都加入了相对论的阵营，牛顿的理论被作为一个特例包含在内。他把这种从牛顿的到爱因斯坦的科研框架的运动标称为“客观的”运动，理由是大多数科学家的行为都好象他们相信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ＭＳＲＰ）。
当然，在科学史上，这一特别事件恰好不能算是在库恩的理论中实际上缺少从退步的科研框架变化到进步的科研框架的内容：牛顿的体系可以作为爱因斯坦的更广义的相对论中的一个特例。但是，并不是全部科学史都如此整齐划一地刚好符合平稳的、累积的科学进步的观点，这种观点认为旧的理论总是不断地被更新的、更一般化的理论所替代。更多的是，在科学进步中获得某些内容总是以失去某些内容为代价的，从这个角度看，我们又回到接续的研究战略的非对应性这个熟悉的库恩问题上来。然而拉卡多斯进一步提出有些
经济学方法论１５
惊人的观点，他说所有科学史都可以类似地描述为科学家对进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超过对退步的科研框架的偏好，这是一种“理性”偏好，看起来这是由于在进步的科研框架中所得的内容总是超过所失的内容，他把任何按这种偏好去做的企图都定义为科学史的内在性（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第１０２页）。
通过对比的方法我们也可以看到，外在的历史也不仅仅是我们通常把它和外在的这个词语联系起来的所有来自社会环境和政治环境的正常压力，而是任何科学家没有按照科研框架方法论活动的例子；例如，当退步的科研框架比进步的科研框架更简单时，人们就偏爱于选择前者。拉卡多斯从不妄说有朝一日内在的历史会变成全部历史：这样说将暗含着科学家总是完全“理性的”
，这就成了库恩主义的命题了，他是不会接受这种命题的（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第１３０，１３页）。他承认，根据历史的证据，认为全部科学史都能用纯“内在的”
理性重新构造来解释的观点也许是站不住脚的，但是他劝告我们在采纳外在的历史之前优先考虑内在的历史。
拉卡多斯还劝告说，我们所能采取的二中择一的做法是，“在正文中叙述内在的历史，而在注脚中指出，从内在历史重新构造的角度看，事实上的历史是怎样地‘行为不当’的”
（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第１２０页）。
他本人在写尤勒的多面体数学原理史这本著名的著作时遵从了这种劝说（见拉卡多斯，
２５经济学方法论
１９７６年）。
①拉卡多斯设想，按这种方式写科学史事实上只需要很少的注脚来提及外在的历史。
为了回答拉卡多斯对他的社会心理学理论的诬蔑，库恩缩小拉卡多斯的理论和他的理论的差别，说：“虽然他的术语和我的不同，他的分析工具则恰如所需地和我的相近：硬核，在保险带中发挥作用以及退步情形和我的范例、正规科学以及危机是很靠近的同义词。”（见卡恩，１９７０年ｂ，第２５６页）。然而，库恩坚持说“拉卡多斯所想象的历史根本不是历史，而是用哲学杜撰出来的例子。按这种做法，历史基本上不再对先前的哲学地位有丝毫影响，因为正是哲学排外地塑造了历史”
（见库恩，１９７１年，第１４３页）。拉卡多斯回答了这种争论，声称自己的科学史编纂学方法完全能够在事后指出新颖的历史事实，按照现在的科学史学家的方法，这些事实是没料到的。
从这个意义上看，“历史编纂的研究框架方法论”将通过科研框架方法论自我维护：当和仅当这个框架促使发现新颖的历史事实时，这个框架就被证明是“进步的”
（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１３１—６页）。这样，方法论的好坏就处在检验之中：要看看这种方法是不是更富有成效地构思了自然的或社会的科学史，这种科学史不是象库恩的科学革命理论那样，把每几百年的科学历史分割开来提炼所得
①更真实的说法是，拉卡多斯的劝告是把他写的尤勒理论史理性化，该著作在１９６４年发表。
这部才气焕发的著作是以柏拉图式的对话写的，所有对数学史的引用都放在注脚里：这种做法表明了象“严密”
、“高雅”
、“证明”这些长期以来被视为纯逻辑的古老的数学概念不仅是附属于象“中肯”
、“朴素”
、“推理需要”这些对应的科学概念的，而且也在同样的程度上是从属于科学发展的。
经济学方法论３５
出的一系列稳定的范例，而是接续不断的进步式的拉卡多斯研究框架，这种框架以具有不断增加的经验内容的理论不断地一个个地更替。
拉卡多斯的关于科研框架和科研框架方法论的思想已经激起了人们对科学史的熟悉的和不熟悉的片段做了一系列重新解释（见乌尔巴赫，１９７４年，豪森，１９７６年）
，包括一两个对经济学的重新解释，对此在本书后面将做一些详细的考察。不管上述的这些研究是不是在事实上表明了，拉卡多斯的后历史式研究框架的启发力应该留给其他更有资格的人来判断，但是我们可以公正地说，拉卡多斯在最后的分析中遇到了波普所经历的同样的困难，这就是要在指教式的傲慢和记述式的谦让之间选择一条中间道路。
我们早已看到，波普宁愿劝告科学家们做什么，而同时又不否定在忽略他的劝告的情况下取得科学进步的可能性。
与此类似，拉卡多斯把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特征描述为对过去的科研框架的事后评价，认为这种评价并不能简单地与启示式的劝告相等同，并不是要劝告在世的科学家放弃某种退步的科研框架而加入某种进步的科研框架。他规劝人们对那些至今依然不能成功地预言新事物的新出现的科研框架要能够容忍，他也拒绝责难那些死抱住退步的科研框架的科学家，认为那些科学家诚恳地承认了他们的科研框架确实是退步的。然而，他还说科学刊物的编辑们在拒绝发表来自退步的科研框架的文章时完全是公正的，认为科研基金在拒绝资助这种科研框架时也同样是公正的（见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１１７页）。
我们不难看到，上述特征构成了某种理智上的精
４５经济学方法论
神分裂症，特别是由于拉卡多斯无论是对科学家、对学术刊物还是对科研基金都没有做特别的时间限制。费叶拉本德骂道（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６年第３２４页注）
，“一个贼想偷多少就能偷多少，而警察和公众却因为他对谁都告诉说他是一个贼就赞扬他是一个诚实的人，人们可以评评这种轻浮的观点。”
很清楚，拉卡多斯努力把评价和建议分开，坚持显然是规范的严格的科学方法论，然而他的方法论在科学史上是不是能够成为科研框架的基础，必须由它的经过严格检验的成功或者其他失败、甚至是重大的失败来判断。
①
四、费叶拉本德的无政府主义
在拉卡多斯的著作中有很多弱化波普主义的“进攻性”
特征和放宽他的方法论所容许的界限这种趋势。其他近年的对公认观点的批评家，例如汉森、波拉尼和图尔明，进一步发展了这种趋势，费叶拉本德在这方面走得更远。
②
所有上述批评家都反对实证主义对“发现的来龙去脉”
和
①拉卡多斯的一个学生对他的科研框架方法论重新做系统的解释，证实了他的方法论的失败：见沃勒尔（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１—７６页）。
关于对拉卡多斯的其他令人信服的批评，见伯格森（１９７６年）和图尔明（１９７６年）。
②加斯顿。巴克拉德是法国的科学哲学家，他在法国之外鲜为人知，应该把他和英国及美国的公认观点批评家联系起来。对巴克拉德的评论参见巴斯卡（１９７５年）。
经济学方法论５５
“证明的来龙去脉”的划分（特别请参见图尔明，１９７２年，第４７８—８４页；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第５，１４章）。当然，他们也同意不能把对理论的逻辑的和经验的证明简化为对理论的历史渊源的阐述，但是他们完全拒绝把正当的事后评价和对理论起源的研究分离开来。换句话说，他们都跟着库恩和拉卡多斯反对波普主义的属于完全脱离历史的科学哲学的科研框架，因为他们每个人都更加重复地强调科学知识的基本是公共的和合作的性质：从可回答的结果的不确定性看，在人与人之间的可检验性是科学的特点，单是这一特点就使科学和其他人类思维活动区别开来。甚至在波拉尼的《个人知识》这本标题突出的书里，关于科学的基本论点和标题也是矛盾的：不管是什么科学知识都不纯粹是个人的知识，个人知识是不能传达给其他人的（例见波拉尼，１９５８年，第２１，１５３，１６４，１８３，２９２—４页；又见齐曼，１９６７年，１９７８年）。
对于个人的知识是不是能够被强迫传达给其他人这种观点大家可能会有争议，但是对于科学理论应该以观察来评价的思想是没有什么争议的，因为这至少在原则上是适用于所有观察者的。然而，一旦承认这一点，对科学理论的评价将会被新的观察所改变就立即变得很明显，其结果是，一种不可避免的演化因素就悄悄地潜入了对科学理论的评价之中。
于是，波普主义者对“遗传谬误”的攻击，历史的渊源和经验性的正确之间的搅混，都接踵而来了。
在科学理论新观点中的另一个固执的看法是认为所有经验性的观察都必定是装满了理论的，甚至普通的感知活动，例如看、触、听，都是深深地以先前的概念化为条件的；汉森
６５经济学方法论
认为这是一种固定的观念（见汉森，１９６５年，第７页）
，他说：“人们所要看的东西比满足眼球所需要的要多得多。”
①从这一特别的方面看，科学理论的新观点向着波普的观点方面靠拢。波普很早以前就很欣赏这个矛盾，即一方面要求以可观察的理论预言来对理论进行有魄力的检验，而同时又承认所有的观察实际上都是用理论来解释的。波普不躲避这一显现出来的矛盾，而是明智地拒绝对观察这个术语下定义：“我认为（观察）应该作为一个不确定的术语使得它在使用中变得足够精确。”
（见波普，１９６５年，第１０３页；又第１０７页注）对于某些人来说，这总象是一种使人绝望的劝告：看来是给了我们外衣，结果却发现这外衣是透明的。
②但是那些吸取了杜海姆的不可驳论题的意义以及拉卡多斯主义关于所有检验都涉及到在事实和两个对抗理论之间的三角斗争的教训的人，他们在前进中将承认经验观察都充满理论的性质。
是的，事实或多或少是带有理论的，但是事实不必要完全由它们所支持的理论来组成。看起来有三种事实。有的事实是人们观察到的事件，在那里观察是大量的或自供证据的，因而人们所追究的事实通常是绝对地被接受的。但是还有的是推断的事实，例如原子和基因的存在，这样的事实并不确实是直接的经验资料，然而这样的事实是以不可辩驳的事实
①经济学家们应该很熟悉汉森的观点：萨缪尔逊《经济学》的观点。
（１９７６年，第１０—１２页）第一章中引用了这些观点。
②参见一个马克思主义作家在这方面对波普所做的总的来说可以理解但又是强词夺理的、怀疑主义的批评：海因兹（１９７７年，第６章）。
经济学方法论７５
的地位为依据的。最后，还有更多的假说的事实，在那里证据既是可疑的又是受竞争性解释支配的（例如，心灵感应，吵闹鬼和ＵＦＯ景观）
；世界当然充满了神秘的“事实”
，这些“事实”还有待于理性解释（见米切尔，１９７４年）。总之，事实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是独立于理论的，因为即使在人们所追究的某种理论是假的时候，事实还可以是真的；事实和很多理论在低水平上也许是一致的，然而在高水平上又是互相抵触的；在细察事实的过程中总是牵涉到更多和更少地易错的理论之间的相对比较。一旦我们承认我们得不到完全的确定的知识，在我们观察现实世界的方法的那种深刻的理论性质中就没有什么固有的不满意的东西了。
然而，如果我们把装满理论的事实这个概念和库恩主义的关于在接续的理论、范例或科研框架中内容的丧失从而竞争的理论体系之间即使不是严格地没有共同的衡量尺度但也难以比较这个观点联系起来，我们就会达到一种状态，在那里不管在互相抵触的理论之间进行什么样的理性选择都显得没有基础。费叶拉本德在《反方法》一书中以极大的智慧和雄辩进行争论的正是这种理论的无政府主义状态，他甚至说对于他的态度用“轻率的达达主义（Ｄａｄａｉｓｍ）”比用“严重的无政府主义”
来描述更好（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第２１，１８９—９６页）。
费叶拉本德作为一个科学哲学家的智力发展被很好地描述为“一个从极端波普主义的波普到极端库恩主义的库恩的旅行”
（见巴斯卡，１９７５年，第３９页）。
《反方法》一书所争论的首先是，不管科学方法论的圣典是怎样看起来有理的和以认识论为基础的，这种圣典对科学
８５经济学方法论
史的某些侵犯都不是无罪的；更甚地，某些伟大的科学家只有通过精心地打破稳固的科研框架的每一个法规才取得了成功（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第２３页；又第９章）。该书所争论的第二点是，关于科学是通过把旧的理论结合起来从而形成新的特例和更一般的理论而发展起来的论题是一种神话：在对抗的和科学的理论之间的重叠是如此之小，使得甚至是复杂的证伪主义也被迫在理性估价中抛锚（同上书，第１７—８页）。
第三点是，不管人们对科学进步是如何想象和如何衡量的，它都不可阻拦地发生了，因为科学家从来就不会被任何科学哲学所羁绊：科学哲学只不过是某种“冒牌的东西……它没有一个发现来树立自己的威信”
，“不会阻止进步的唯一原则是：”顺其自然“
（见同上书，第３０２，２３页）。
费叶拉本德坚持说，科学“比它的方法论想象更‘草率’和‘非理性’”
；更有甚者，没有什么划分标准能够有用地把科学和非科学、理想主义或神话区分开来（同上，第１７９，２９７页）。
他解释说，“顺其自然并不意味着没有理性的方法论原则，而是意味着如果我们想要普遍的方法论原则，我们将会象‘顺其自然’一样空虚和不确定；‘顺其自然’并不表达任何我自己的信念，而是对理想主义者的危险境地的一种诙谐的总结”
（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８年，１８８页；又１２７—８，１４２—３，１８６—８页）。
总之，费叶拉本德并不反对科学中的方法，而是反对普遍性的方法，他也反对自己的忽视方法的劝告（“为了成为一个真正的达达主义者，一个人就还必须是反达达主义者”）。
但是，费叶拉本德并不只是想把方法论的重要性降低到
经济学方法论９５
适当的地位；他的芒刺所对准的真正靶子是科学本身的压制性影响，特别是对准认为科学的建立使科学本身能够发现揭示真理的正确方法这种假设：国家和科学应该分开，以便父母能行使自己的权利，他们能够让自己的孩子在公立学校里学习魔术而不是科学，如果他们有这种愿望的话（见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第２９９页）。最终的、更高层次的唯一价值是自由而不是科学。
正象一个批评家所说的：“对于费拉本德来说，唯一名符其实的自由是按自己的方式做自己的事”
（见巴斯卡，１９７５年，第４２页）。在最后，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一书终于以爱的力量的哲学代替了科学哲学。
①
五、回到最初的原则
象费叶拉本德一样极端的怀疑主义、相对主义和自愿主义，不但成功地消灭了它自己的分析和建议，并且也消灭了认为它有所贡献的课题，而我们又想从这些东西中得出什么
①然而，没有什么对费叶拉本德的《反方法》的批评能够降低该书的横蛮的“诱惑力”
，这个词的最好的含义是：该书对科学学术界的不恭是巧妙的，它迷恋于所有的经历，包括马克思主义者、占星者和上帝的证人的经历，它不但取笑其他人同时也取笑自己；的确，很难知道作者是不是一直在嘲弄你。
《反方法》被广泛地评论，费叶拉本德在一本新书（１９７８年）对他的评论者做了很有特色的反应，他对评论者的回答有他们的评论的两倍长，谴责他们对他的书错误地理解，错误地解释，回避问题，而最差劲的是缺乏幽默。他向我们保证说，除了科学家所偏爱的方法之外，还有其他方法能够补足理性的科学步骤，但是他并没有说这些方法是什么；他的反证大部分是成功经验的个人秘史加上非正统的医术。
０６经济学方法论
呢？经过许多世纪的对科学进行系统的哲学归纳之后，我们是不是真的必须下结论说，科学等同于神话，科学中的一切都象梦一样消失了呢？如果是这样的话，占星术并不比核物理学好或者坏——不管怎么样，对于相命，占星术总有一些应验的证据，它从一个人降生时星座的位置上预言了个人的职业选择；①巫婆能够和电子一样真实——其事实是两个世纪多来很多受过教育的人都相信巫术（见第４５页，特雷弗－罗珀，１９６９年）
；的确一直有外层空间的超人在拜访我们，因为冯。达尼肯这样说了，他运用的是古老的验证戏法，这种戏法不需要参考其他得到很好地证实的解释；埃曼纽尔。维利科夫斯基想让我们相信，金星是大概在公元前１５００年由木星发射的，差点和地球相撞，只是在公元前８００年左右才固定在现在的轨道上，如果考虑到当代的灾难就可以认为这种说法说明了圣经或多或少是正确的；②植物有感情，能接收人类的谈话；③信念医疗等同于现代医学；作为对无神论的回答，唯灵论又回到商业中来。
如果我们抗拒上述基本含义，那么我们就要充分清楚这
①见Ｗ。
图恩特（１９７３年，第１５８，１６２—７４页）。库恩至少主张（见库恩１９７０年ｂ，第７—１０页）
，在波普的划分标准下，应该承认不同于“世俗”占星术（预言整个民族和种族的未来）的“相命”占星术（预言个人的未来）是一门真正的科学，虽然这是已经被驳倒的观点。又见艾森克（１９７９年）。
②如果回到１００万年前左右，维利科夫斯基的观点会显得更加有理。他的理论是理论充满预言的杰出例子，实际上所有那些例子都是特别的；加之，他责骂失误也象责骂成功一样频繁（见戈德史密斯，１９７７年）。
③这种特别的猜测是缺乏理论的，仅仅以几个假设的实验结果为依据，当然还根据其很深的心理学要求（见汤普金斯和伯德，１９７３年）。
经济学方法论１６
种抗拒力是不能以认识论这块假定的稳固基岩做基础的。我们也不能依赖实践，正象列宁主义者喜欢说的那样，社会集团的实践是以特定的思想为基础的，因而我们是不能依赖这种实践经验的；实践将会证明麦卡锡的反共产主义和耶路撒冷草案的反犹太主义是正确的，这就象相信在莫斯科审判中判定托洛斯基分子的阴谋一样容易，这只不过是愚弄大众舆论的想象的罪名。
①我们能给顺其自然的哲学的唯一回答是科学的典范所提供的诫律。尽管有所有的那些不足，科学还是迄今人类所设计的意识形态系统中唯一自我反省、自我纠正的系统；不管知识的惯性，不管内在的保守主义，也不管等级的封闭以把异教徒迫于绝境，科学社团还是保持忠于知识竞争的典范，在那里不允许有证据和辩论之外的其他武器。
个别的科学家有时候是缺乏那些典范的，然而作为一个整体的科学社团就是开放社会中的范例。
六、方法论的一元论问题
在说到科学时，我们至此还很少提到社会科学，更少提
①对此波拉尼已经说过（见波拉尼，１９５８年，第１８３页）
：“几乎每个欺骗了人们数千年的大的系统的错误，都是以实践经验为基础的。
星占、咒语、神谕、巫术、在现代医学出现之前的巫医和开业医生的医疗法，所有这些都在众眼之下通过他们假定的实践成功稳固地建立了几世纪。
科学的方法是为了阐述事物的本质这个目的精确地设计出来的，这种设计是在更加细心地控制的条件下，以比现实问题造成的情况中所出现的更加严格的标准进行的。“
２６经济学方法论
到经济学。然而，为了完成我们后面要分析的经济方法论的背景工作，我们现在必须提出一个在社会科学哲学中的著名的问题：有没有一种科学方法可以适用于所有的科学而不管它们的学科内容，或者社会科学应该运用它独有的探索逻辑吗？有很多社会科学家从科学哲学中寻找如何更好地模仿物理学、化学和生物，但是也有一些社会科学家相信社会科学对自己的学科内容有直觉的理解力，而自然科学家是有点反对这种理解力的。甚至那些坚决地坚持所有的科学都必须遵循同样的方法论的科学哲学家，有时候为了在社会科学中得到正确的解释也制定特殊的探讨方法。因此，波普在《历史主义的贫困》中首先宣布了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所有理论的或一般化的科学都（应该）采用同样的方法，不管它们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然后就为社会科学规定了一个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则：“社会理论的任务是以描述的和唯名论的方式仔细地建立和分析我们的社会学模式，以个人的方式，根据他们的态度、期望、关系等等。”
（见波普１９５７年，第１３０，１３６页）。所有这些至少对于初学者来说是有点混乱的。
让我们从对关于科学单一体的教条或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的争论进行分类开始。没人否认社会科学经常使用和自然科学中通常的方法不同的研究技术，例如，和很多自然科学中有控制的实验室实验技术相比，在人类学中用的是现场观察技术，在社会学中用的是社会调查技术，在心理学、社会学和经济学中用的是多变异统计分析技术。然而，如果作为整体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并不
经济学方法论３６
比自然科学中各个学科的研究技术之间的差异大，那就没有什么意义了。但是，方法论的一元论并不是和研究的技术有关，而是和理论的“证明的来龙去脉”有关。一门科学的方法论是接受或者拒绝这门科学的理论或假说的基本原理。因此，认为社会科学应该采用和自然科学有区别的方法论，就是鼓吹认为关于社会问题的理论或者假说在方法上应该是正确的，而这种方法和证实关于自然现象的理论和假说的方法有极大的不同，这种观点是惊人的。对这种方法论的二元论的绝对的否认，就构成了我们所说的方法论的一元论。
对于上述教条有一个旧的和一个新的反对观点。旧的反对观点是某些１９世纪的德国哲学家的观点，他们属于新康德学派，他们的观点是围绕着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文化知解）或“悟”
这个概念的。旧的观点来自维特根斯坦的某些晚期著作，这些著作是关于人类活动的，这些活动好象总是由社会法规控制着。让我们挨个来看这两个观点。
德文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这个词指的是通过直觉和神入的方法来自内在的理解，这是和通过观察和计算的方法来自外界的知识相对的；换句话说，第一人称的知识就象我们的人类同类一样是易于理解的，而第三人称的知识可能没有任何对应物，但是能用人类的术语来描绘。很显然，自然科学家拒绝这种亲临其境的、第一人称的知识，因为他们不能想象这种知识是否和原子或分子一样。
①但是社会科学家总觉得他们是和
①对于在《如果事物可以谈论》的标题下为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教条的有趣辩护，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３１５—３２页）。
４６经济学方法论
人类活动联系在一起的，对于他们所分析的人类活动者他们能够富有同情心地设身处地，能够把自我的反省作为关于这些活动者的行为的知识的源泉，采取这种方式他们就有一种超过学习自然现象的学生的长处。
“悟”
不但是社会科学中的充分解释的一个必要特征，从而使象斯金纳的行为主义那样的心理学变得不合格，而且和自然科学家的门外汉的知识相比，它也是一种无与伦比的力量源泉。
“悟”
教条的方法论困难和把自我反省作为关于人类行为的证据的方法论困难是一样的：我们怎么知道对于“悟”的某种特别的用法是可靠的？如果我们向一种特别的神入活动挑战，神入者怎能证明他们的方法是正确的？如果证实神入的方法能够独立地建立，我们就会发现这些方法通常是很冗长的。此外，我们可能会怀疑社会科学家是不是真的借助于过量的信息，这些信息是从反省和神入中获得的，因为第一手的知识创造了如何处理既精心而又不明智地错误引导的报告这种讨厌的问题。相应地，要为直觉和神入制造一个事例作为社会科学家可用的知识的额外的源泉也是很容易的，这样做有助于适用于人类行为的假说的发明，但是要在“证明的来龙去脉”中支持“悟”的社会科学是很困难的（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４７３—６，４８０—５页；拉纳德，１９６６年，第７２—３页；莱斯诺夫１９７４年，第９９—１０４页）。
彼特。温奇在他的那本人们讨论得很多的《一种社会科学的思想》（１９５８年）
中强烈地、甚至是荒唐地叙述了新的反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这种观点是和马克斯。韦伯的某些方法论思想、特别是他的思想样板的观点联系在一起的，而
经济学方法论５６
思想样板的观点又是和人的代理人从属于他们的活动这样的含义联结在一起的。
①这种思想的主线是，上述含义并不是一个开放给因果分析的范畴，由于法规引导的人的活动形成社会研究的主要内容，社会科学中的解释不能以自然的原因和结果来解释，而是应该以个人的动机和目的来解释。换句话说，适合于社会研究的知识只能从“学习法规”中得到，在学习法则的过程中又使我们进一步知道其内在的现象，使我们有行为和那些法规相一致的经验。于是，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新的反对观点最终和“悟”教条这个旧的反对观点揉合起来了；这两种观点都从属于同一的批评，即，对于和法规支配的行为有关的断言，我们没有在人与人之间可检验的方法（见拉纳德，１９６６年，第８１—３页；莱斯诺夫，１９７４年，第８３—９５页；瑞安，１９７０年，第１，６章）。
“悟”
的问题和法规引导行为的丰富含义是直接而的确又很混乱地同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这个波普主义原理联系在一起的。这一原理坚持认为，只有从个人的信仰、态度和决策方面看，对于社会、政治和经济方面的现象的解释才能被视为是充分的。这一原理是和恐怕还没有站住脚的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原理相对的，后者假定社会整体有它自己的目的和功
①韦伯的思想样板并不是什么抽象的概念，而是特别的构思，这种构思特别地和觉得人的代理人和事件产生于这些代理人（例如经济人，资本主义，官僚，等等）的活动这样的思想有关。简而言之，韦伯的思想样板的定义涉及到把ＶｅｒAｓｔｅｈｅｎ作为这种样板的基本要素。很多人都误解了韦伯的意思，部分原因是因为他晦涩地说：思想样板既不是“思想”
，也不是“样板”。伯格（１９７６年）和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８，９章）都极好地解释了韦伯的非常含糊的思想样板理论。
６６经济学方法论
能，而这些整体的目的和功能是不能简化为组成他们的个人的信仰、态度和活动的。波普在他自己的著作里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强调并不明确（见阿拉曼，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６页）
，在本世纪５０年代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很大的辩论，但是波普本人并没有参加辩论。
①
争论成功地清除了不可避免地缠绕在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绝对性周围的某些混乱。
看起来早在１９０８年熊彼特就发明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表达，他还是第一个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和“政治的个人主义”区分开来的人，前者描述的是经济分析的模式，这种分析总是从个人的行为开始，而后者表达的是政治的纲领，在这种纲领中对个人自由的保留成为检验政府活动的试金石（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７２页）。
波普在这方面的区分并不象熊彼特那么清楚，因而他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辩护，或者干脆说他对方法论的整体主义的批评，有时候就不合逻辑地和为政治的个人主义的辩护缠在一起（见波普，１９５７年，第７６—９３页）
；在弗里德里奇。哈耶克早期对“科学主义”的批评中（见弗里德里奇。哈耶克，１９７３年）也可以看到和熊彼特相同的倾向，看来是对自然科学方法的盲目的模仿（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５１４—６）促使波普形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
②类似地，如果不
①实际上整个争论是由克里斯曼（１９６９年，第７篇）和奥内尔（１９７３年）
重新挑起的；又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５３５—４４页）
；卢克（１９７３年）
；瑞安（１９７０年，第８章）
；莱斯诺夫（１９７４年，第４章）。
②哈耶克回顾了很多他早期的反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观点，现在他采取的是和波普的完全不同的态度：见巴里，１９７９年，第２章。
经济学方法论７６
是波普自己，波普的很多追随者也从人们所谓的“本体论的个人主义”中推究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其命题是认为所有的社会制度都是由个人创造的，从而集合的现象只不过是从真正的个人决策中推究出来的假定的抽象物。但是，虽然本体论的个人主义很显然是真实的，它也不一定关系到我们应不应该研究集合的现象，也就是关系到方法论的个人主义。
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一个明显的解释是把它和一个这样的命题等同起来，这命题就是所有社会学的概念都可以并且应该简化为心理学的概念。但是波普把这种解释宣称为心理说。
然而，波普对心理说的攻击已被发现是没有说服力的，在这方面的许多争论在事实上已经转到对不可简化的“社会的事实”或制度和也许可以简化的“社会的规律”进行区分上来，从这方面看，可以认为波普坚持社会的规律可以简化为个人和个人之间的关系。不幸的是，波普还认为“理论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追踪有意的人类活动的无意的社会反响”
（见波普，１９７２年ｂ，第３４２页；又第１２４—５页；１９６２年，Ⅱ，第９５页；１９７２年ａ，第１６０页注）。但是，怎么可能没有正常的社会规律，也就是关于整体的前提怎么会不超过组成它的各部分的前提的总和呢？毫无疑问，在霍布斯和洛克时代，经济学和政治学中的理论的个人主义，的确最终形成了１８世纪苏格兰哲学家的无意结果教条，然而可以肯定的是，没有什么理由说对个人活动的无意的副产品的研究现在应该成为社会科学的必要的或甚至是主要的特征。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又是什么变成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专横呢？
从上面的观点看来，注意一下方法论的个人主义的严格
８６经济学方法论
的解释（或者在这方面的“悟”教条）在经济学中意味着什么是很有益的。实际上，这种解释将排除掉所有不能简化为微观经济学命题的全部宏观经济学命题。由于至今只有很少宏观经济学命题做了这种简化，所以，几乎整个公认的宏观经济学都要被排除掉。在一种有如此毁灭性的含义的方法论原理里面，肯定有某些错误。在这里提到经济学并不是多余的，因为波普自己曾经解释说，必须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解释为在“理性原则”的社会问题中的运用，或“零方法”在“事态逻辑”
中的运用。
波普在他的知识传记里把这种事态分析方法解释为：
……是一种把经济理论（边际效用理论）的方法一般化的企图，以便使之能在其他理论的社会科学中运用……
这种方法包括了建立一个社会局势模型，特别是包括了制度的局势，在这种局势中一个代理人用他的活动来解释他的活动的理性（零特点）。于是，这就是可检验的社会科学假说的模型［见波普，１９７６年，第１１７—１８页；又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０—１页；１９７２年ａ，第１７８—９，１８８页］。
无论如何，让我们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作为一种有启发的假设来推荐：从原则上说，如果有可能和当有可能的时候，用个人的行为来给所有象宏观的因素、总体变量或不管被叫做什么的整体概念下定义是非常合意的。但是当不能这样做的时候，我们也不能陷入沉默，认为我们不可以蔑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正象有一个辩论的参加者所写的：
经济学方法论９６
我们最能向社会科学家提出的问题是……他是否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作为虔诚地希望达到顶点的东西、作为一种近乎是尽量地封闭的思想牢记在心里。这至少可促使他向人们保证他决不再把经济的或其他方面的可疑的团体心理和非个人的“力量”拿来戏弄；他决不再把不可观察的性质归于同样是不可观察的团体实体。与此同时，他将不会由于方法论的认可就不管什么东西如何不精确，有多少问题，都顽固地坚持［见布罗德贝克，１９７３年，第２９３页］。
现在我们重申了方法论的一元论，这样做甚至是和波普对其教条的冲淡相反的，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要否定至少和某些自然科学相比还不成熟的每种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
即使在“硬的”自然科学和“软的”社会科学之间只有一度之差，这一度也是相当大的。没有哪一种社会科学能够吹虚是现代化学的普遍定律，是粒子物理学的数字常数，有牛顿动力学的预言的正确性。
若是把社会科学同生物学、地质学、生理学和气象学这些自然科学相比较，情况就要好一些，但即使在这里，在我们关于人类行为的知识和我们关于自然现象的知识方面仍然有很大的距离。
①从原理方面看，在自然科学
①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３４５—６７页）
要解决一个重大问题的审慎企图，这个问题是：社会科学真的是低劣的吗？他的回答是是，但又并不象大多数人看起来所想的那样差。
０７经济学方法论
的方法和社会科学的方法之间，也许没有什么可选择的，但是从实践方面看，这两者之间的划分几乎象社会科学的方法和，比如说，文学批评的原理的区别一样大。
第二篇　经济学方法论的历史
２７经济学方法论
第三章　证实主义者，大部分十九世纪的故事
一、经济学方法论的史前史
一种有点费解但又很有意义的差别，把１９世纪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和２０世纪的、或干脆说和最近４０年左右里的现代经济学家的方法论著作区别开来。
大不列颠的１９世纪方法论学家把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经济理论的前提上，并且不断地告诫他们的读者说，对经济预言的检验最多不过是一种冒险的事情。据说前提是通过一个人的内省，或者通过对自己的周围的因果观察中得出来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这些前提就成为在前的真理，而人们也知道这种在前的真理是比经验优越的；纯推理的过程从前提导出结论，但是只有在不存在干扰的原因的情况下，结论才能成为在后的真实性。
因此，检验经济学含义的目的是要判决经济论证的可用性，并不是真的要判断它的确实性。这些１９世纪的作者们是富有独创性的，他们的独创因忽略了经济预言而出现争议，在寻找其中
经济学方法论３７
的原因时，他们不知道会有什么束缚，他们只知道没有任何经验的或其他的依据能够证明一个人可以反对某种特定的经济理论。
简而言之，大不列颠１９世纪经济学方法论学家是证实主义者而不是证伪主义者，他们所鼓吹的是防守的方法论，这种方法论是设计来保护年轻科学的安全的，使之能抵挡任何一种或所有的攻击。
如果我们把１７６年《国富论》的发表视为经济学做为一种独立的原理“诞生”的标志，那么到１８２７年拿骚。威廉。
思诺发表他的《政治经济学导论》，政治经济科学的萌芽刚好过了５０年。
这是第一本自觉地讨论经济方法论中的问题的著作，作者１０年后在他的《政治经济科学概况》（１８３６年）中精细地扩大了这种讨论。
在１８３６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也发表了他大名鼎鼎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及其适当的研究方法》，这篇论文树立了他作为经济问题的主要评论者的声望。他通过一部在科学哲学方面的大作进一步增强了这个声望，这部大作是《逻辑体系》，紧接其后的是一本严谨的著作《政治经济学原理》（１８４８年）。另一本重要的划时期的著作是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１８７５年）
，而整个古典方法论年代都被约翰。纳维利。凯恩斯以不会出错的权威性的术语概括在《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１８９０年）
里，这本书是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经济学原理》在同一年发表的，这两本书呈现了共同的调和的方法论前景。
这并不是说亚当。斯密、大卫。李嘉图和托马斯。马尔萨斯缺少方法论原理，而仅仅是因为他们认为没有必要把它
４７经济学方法论
们明白地说出来，也许是他们认为方法论原理的重要性是太明显了，以至用不着为之进行辩护。亚当。斯密是一个特别使人震惊的例子，因为在他的著作中，不同部分的论证采用了极不相同的模式。在《国富论》的第一、第二册，斯密无拘无束地运用了比较静态的方法，这种方法后来和李嘉图的著作连在一起。而在《国富论》的第三、四、五册以及在《道德情感论》中的大部分，斯密举例运用了所谓的苏格兰历史学派的极不相同的方法。
要把这些苏格兰历史方法的特征描述出来并不是容易的事，因为不管是亚当。斯密还是其他这个学派的成员都没有用很多文字把这些方法记述下来。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方法显得是一方面包括了对历史阶段理论的坚定的信念，认为经济生产的一定的“模式”或类型和人的本质的某种永久的原理是相互作用的；另一方面又包括了深深地承认简单和优雅是对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做充分解释的至高无上的标准（见斯金纳，１９６５年；麦克菲，１９６７年，第２章和斯密１９７０年，第１５—４３页）。亚当。斯密的确给科学哲学写了一篇令人吃惊的、学识渊博的论文，即《带领和指导哲学研究的原理；用天文学史来描述》这篇论文大概是在１７５０年左右写的，但只是在作者死了以后在１７９９年才发表。
①斯密的论文是在牛顿的《基本原理》问世后仅仅６０周年的时候写的，他把牛顿的方法描述为一种这样的方法之一，即“从一开始”就制
①斯密在天文学方面的论文可以在格拉斯哥版的《亚当。斯密的著作与通信》（１９８０年）第３卷中找到。
经济学方法论５７
定了“某种基本的或被证明了的原理，我们就以之解释一些现象，用同一条链把它们串连在一起。”由于《道德情感论》把对他人的同情做为中心的作用，而《国富论》把利己行为做为中心的作用，这两本书都可以看做是斯密首先是审慎地企图把牛顿的方法用于伦理学，然后才用于经济学（见斯金纳，１９７４年，第１８０—１页）。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是，在关于天文学的论文里，斯密并不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对了解物质的本质的一种清闲的好奇或冲动，而是认为科学起源于人们要把“奇妙、惊讶和赞美”推向极限的欲望。甚至他判断科学思想的标准更多的是审美学而不是严格的认知论。他也更多地强调用象引力这种单个的熟悉的原理能解释不同的现象的优越性，而不是强调做出精确的预言的能力，这种偏好如果不比他判断科学思想标准的偏好更甚，至少也是同等的。
无论是在斯密对哥白尼革命的解释还是对牛顿革命的解释中，都有很多因袭主义的东西，这也许是受到休谟初期同样的因袭主义激励的；这也就是说，斯密拒绝把牛顿力学做为一种“真理”来描述，这是和当时一般的观点截然相反的（见汤普森，１９６５年，第２２３—３页；林格伦，１９６９年，第９０１页；霍兰德，１９７７年，第１３４—７，１５１—２页，斯金纳，１９７４年）。然而，对于斯密把科学理论当做“想象中的机器”这种观点中的真实含义我们不必过于担心，因为他的论文完全没有引起那些紧跟他的英国古典经济学家的注意，而且看来对１９世纪的科学哲学也的确没有什么影响。
在李嘉图的著作里，历史、制度和事实这些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得到突出的描述的东西都淡化为一种背景，甚至
６７经济学方法论
李嘉图的社会哲学也只有在大量的讽刺里才隐约可辨（见哈奇森，１９７８年，第７—１０页，第２章）。虽然李嘉图的方法论观点只有在他著作中的字里行间才能看得出来，但是他信服我们今天所谓的“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
，是这种模式的维护者，他有力地否认事实能自己解释自己。人们总是很难弄清楚李嘉图究竟是把他的理论体系的预言——生产食物的不断增加的成本、人口对食物供应的压力、收入中归于地主部分的不断增加的份额，以及投资机会的不断消失——当做是有条件的趋势描述还是无条件的历史预告，因为他的写作风格的特点是要缩小抽象的结论和具体的运用之间的区别。的确，熊彼特已经把李嘉图把高度抽象的经济模式直接运用于现实世界的复杂情况这种偏好称为“李嘉图恶习”
（见熊彼特，１９５４年，第４７２—３页）。
一方面，“李嘉图告诉马尔萨斯说他的目标是阐明原理，因此他就”设想有力的事例……这些事例也许能表明这些原理的作用“
；另一方面，他不断地告诉国会说，某些经济学结论“象万有引力定律一样确定无疑。”
①不管怎么样，李嘉图的继承者从他的著作中得到经济学是一门科学的启示，但毫无疑问的是这并不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研究方法，而是由于他的著作中的结果的确定性。
对于李嘉图的方法论，特别是对李嘉图专一地注意经济作用力的长期均衡推论的习惯，马尔萨斯有很深的疑惑，虽然他从未能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怀疑，但是他确实是怀疑在斯
①关于李嘉图拒绝评论方法论的一个资料汇编，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５８—９页）和索厄尔（１９７４年，第１１８—２０页）。
经济学方法论７７
密的著作中有一种归纳的方法，这种方法是完全和李嘉图的演绎方法相反的。然而，虽然马尔萨斯的论证风格和李嘉图的有别，在价值问题和“一般的供过于求”的可能性上两个人也有很大的分歧，可是他们分析这些问题时的方法论却没有本质性的区别。
二、穆勒的论文
李嘉图在１８２３年去世，而在１９世纪的３０年代就发生了对李嘉图理论体系的激烈争论，在这个争论中，李嘉图的主要弟子詹姆斯。穆勒和约翰。雷姆萨伊。麦克库勒克企图把李嘉图主义和经济学本身等同起来。这个知识的争论时期好象是要产生一场方法论分类，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处于这种危急的局面。这时，不管是思诺还是约翰。斯图亚特。
穆勒都认为有必要建立统治政治经济学家的研究方法的原理。
对于纯粹和严格地实证的科学和不纯的、继承下来的经济学的规范艺术（这个问题我们将到第五章再讨论）之间的区分，我们是很熟悉的，但第一个宣称这种区分的是思诺；他还第一个明确地建立了这样的思想，即认为科学的经济学的基础基本是“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这些前提是观察的结果，或者是一些觉悟，几乎每一个人只要他听到这些前提都会承认这些前提对于他的思想来说是很熟悉的，”
从思诺的这些结论于是就得出只有在不出现“特别的搅乱原因”
（鲍利，１９４９
８７经济学方法论
年，第４３页中引用）
的情况下才站得住脚的东西。
更甚的是，思诺还把“极少的几个一般前提”简化为四条，即（１）每个人都希望以尽可能小的牺牲使财富最大化；（２）人口的增长趋向于比生活资料的增长要快；（３）使用机器的劳动能够生产正的净产品；（４）农业要受收益递减规律的支配（见鲍利，１９４９年，第４６—８页）。
思诺在这里也象在他的其他著作中一样显得是最有独创性的古典经济学家。然而，对于这些同样的问题的讨论，穆勒就立即变得比思诺更加小心和有眼力，更甚的是，穆勒比思诺把更多的注意力放在检验纯理论的结论上。
穆勒１８３６年的论文《论政治经济学的定义》是从思诺对科学和政治经济艺术的区分开始的，这种区分是在一系列现实的真理和一整套规范的规则之间的区分，这种区分再次以思诺的方式把经济学科分类为“思想的科学”
，这种分类主要是考虑到人的动机和在经济生活中的行为模式（见穆勒，１９６１年，第３１２页，３１７—１８）。这种区分直接导致穆勒写下很有名的一段文章，在这段文章里，“经济人”这个邪恶的概念诞生了。尽管这段文章很长，但是很值得我们几乎全部引用以便反复阅读：
现在人们对“政治经济学”这个术语的通常理解……把每个其他人的热情或动机完全抽象了；没有被抽象的只是那些被认为是出自与人们对财富的欲望永远是对抗的本性的热情或动机，即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在某种程度上，这种热情或动机是有其自己
经济学方法论９７
的精打细算的，因为它并不象其他的欲望那样仅仅是偶然地和对财富的追求相抵触，而是总象一种累赘或阻碍一样伴随着这种追求，因此它是不可分离地和追求财富的考虑揉合在一块的。政治经济学把人视为仅仅是要取得财富和消费财富；它要表明，生活在一个国家或社会中的人，除非他们的行为动机处于我们上面说到的有两个永远相互对立的动机制约的程度，否则，只要他们的动机是他们的全部行为的绝对统治者，那么有的行为过程是应该鼓励的……这种科学……进行……处于这样的假设之下，即人是一种由其本质需要所决定的东西，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人都想要更多的财富而不是更少的财富，这一点就象我们在上面已经特别指出的人是由两种互相对立的动机构成的一样，没有任何例外。这并不是说有哪一位政治经济学家曾经荒唐到认为人真的是这样构成的，而是因为以上所说的是科学有必要处理的一种模式。当一个结果是依赖于多种原因的共同作用时，这些原因每次只能研究一个，必须分别地考察它们的作用规律，如果我们希望通过这些原因来取得预告或者控制结果的能力，我们就必须这样做……也许，没有哪一个人在他的一生中的活动仅仅是由于对财富的欲望而没有受到任何冲动的直接的或间接的影响。考虑到人的这部分行为，财富甚至不是人的主要目标，政治经济学也并没有假装它的结论可用于对此进行解释。但是，在人的活动中也有特定的部分，在那里取得财富是主要的和众所公认的目的。仅是对这些部分政治经济学才关心。政
０８经济学方法论
治经济学需要采取的研究方式就是要把这个主要的、公认的目的当做就象真的是人活动的唯一目的一样；在所有同等简单的假说里面，这对假说是最接近真理的。政治经济学家所研究的是，在我们所提出的人的活动的特定部分里面，如果没有来自其他因素的阻碍，取得财富的欲望会产生什么样的活动。以这种方式就可以取得比采取其他可行的方式更接近于人的这部分活动秩序的理论。这种理论可以通过针对来自人的其他部分活动的影响做适当的调整来纠正，可以证明这种纠正和任何特别事例的结果都是相互干涉的。只有在很少几个最惊人的事例（如人口定律这个重要的定律）中这种纠正才被篡解为政治经济学的自我解释；于是出于实际运用的缘故，纯粹的科学安排的严格性有点背离了。至今就人们所知的或可以假定的都表明，人追求财富的行为受到人的任何其他的本性的旁侧影响，这种影响比以最少的劳动和通过自我克制取得最大量的财富的欲望的影响更大。政治经济学的结论至今还不能解释或预告实际的事件，除非用和来自其他因素的影响程度相当的、正确的调整来修正这些结论（见穆勒，１９６７年，第３２１—３页）。
穆勒关于经济人的定义中有的特征需要强调。穆勒并不是说我们应该象他那样地看待整个的人，并不是说我们可以宣称我们能够正确地预告一个人在经济事务中的实际行为。
这种说法是“现实人”的理论，思诺不管穆勒的论文一生中都坚持这种理论（见鲍利，１９４９年，第４７—８，６１—２页）。
经济学方法论１８
“现实人”
理论后来为阿尔弗雷德。马尔萨斯所接受，而且人们敢说，所有现代的经济学家都接受了这种理论（见惠特克，１９７５年，第１０４３，１０４５页注；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１章）。
①穆勒所说的是，我们应该把特定的经济动机抽象化，这些经济动机如，在受到生计收入限制的情况下使财富最大化，追求闲暇；但同时又要承认生活中非经济动机（比如习惯和风俗）
的存在，即使这种生活是属于经济学的一般范畴的。
总之，穆勒所运用的是“虚构的人”的理论。此外，他又强调经济领域仅仅是人类行为的一部分这个事实。从这个程度上说，政治经济学做了两次抽象：第一次是对真正受到货币收入推动的行为所做的抽象，第二次是对与“其他方面的冲动”有关的行为所做的抽象。
我们也要注意人们承认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是“其他方面的冲动”的理论之一。人们经常忘记，在马尔萨斯的理论中，人口对生活资料的压力基本上是由于他所谓的人自身的再生产的“非理性热情”造成的，这种理论很难和人是一个精打细算的经济代理人这种古典观点相一致。人所熟知，马尔萨斯承认除了“痛苦和邪恶”这个积极的因素和“道德束缚”这个预防的因素之外，没有什么能阻止人口的压力，其意思就是要推迟结婚并在婚前实行严格的禁欲：马尔萨斯从
①请记住在亚当。斯密的著作里找不到象穆勒构造经济人的东西。
在斯密的著作里，人当然是为他们所觉察到的自身的利益活动的，但是他从不设想自身利益仅仅是由金钱的目的支配的，而且同样地也不是经常由金钱以外的荣誉、抱负、社会尊重和统治的嗜好这些东西支配的。
２８经济学方法论
不指望在婚后会有自愿的限制家庭规模。在马尔萨斯的后来版本的《论人口》中，他承认道德束缚的确成为他那个时代的英国的自动限制因素，这种因素是从人口增长中自己产生出来的；换句话说，相对于每个人都“尽力改善自己的条件”这个同等自然的斯密趋势，他提出了“生育的自然热情”
（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７４—５页）。于是，最大的马尔萨斯困难可以说是引起了这样的经验式问题，即已婚的人们当他们考虑应该给这个世界养育多少个小孩时是不是真的做了有理性的精打细算。这样，很清楚的是，经济人的概念就直接地和马尔萨斯学说的确实性以及和古典经济学的李嘉图版本的关键问题联系了起来。
还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穆勒还是思诺，都没有把经济人的讨论同工人选择工作时非金钱动机的作用联系起来，而亚当。斯密在《国富论》第一册中非凡的第１０章里是把这种动机做为工资决定中的决定性因素的（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４８—５０页）。当我们认识到这些非金钱动机所关系到的并不仅仅是“厌恶劳动，渴望满足昂贵嗜好的目前享受”
，而是包括了甚至在牺牲货币收入的情况下，人们也要使心理收入最大化这一事实，包括了要减少不确定收入的变化而不只是要使其平均收入最大化，我们就会清楚，要详细地说明经济人的强制性动机比穆勒所想象要更困难。以现代的语言说，甚至要决定对据说经济代理人要使之最大化的效用功能提出什么样的争论也是困难的。
在穆勒的论文中，紧接着经济人那一页的是描述政治经济学的特征，说政治经济学是采用“演绎的方法”的、“基本
经济学方法论３８
是一种抽象的科学“
，（见穆勒，１９７６年，第３２５页）。演绎的方法是同归纳的方法相对而言的，穆勒承认采用前一术语是有点不幸的，因为这个术语有时候是用来对一个哲学化的模式命名，而在经验中是根本找不到这种模式的：“对于归纳的方法我们指的是，这种方法需要以特定的经验而不是仅仅以一般的经验做为它的结论的基础。对于演绎的方法我们指的是（即人们通常所认为的）
，从一个假定的假说进行论证“
（见同上，第３２４—５页）。因此，经济人的假说是以某种经验为基础的，这经验即对同胞们进行内省或观察所得出的经验，但是这个假说并不是从特定的观察或具体的经验中得出的。
由于假说只是一种假定，它也许完全“没有事实的基础”
，从这个意义上可以说，“结果，政治经济学的结论就象几何学的结论一样，按普通的说法就是只在抽象的意义上是真的，这就是说它们的结论只是在特定的假设下才是真的”
（见同上，第３２５—６页）。
于是，穆勒的政治经济科学指的是一种推理分析的东西，其基础是假定的、心理学的前提，甚至从这些前提看来，这种推理分析也是从人的行为的非经济方面抽象出来的：
当政治经济学原理被运用于某个具体的事例时，就需要考虑这个事例的所有个别的情况；不仅是考察……这个事例中和研究的问题相对应的情况，而且同样要考察这个事例中可能存在的其他情况，对于任何庞大的或具有强烈特点的事例来说，这些情况都是不平常的，而且没有落在政治经济学的认识范围之内。这些情况被称为干
４８经济学方法论
扰因素。
以上就造成了政治经济学所仅有的不确定性；而且除了政治经济学之外，一般地说以上原因也造成了各种道德科学的不确定性。在知道了干扰因素以后，为这些因素所做的必要的调整决不会改变科学的精确性，也不会有任何对演绎方法的偏离。对于这些干扰因素是不能仅仅用猜测来对付的。人们经常把干扰因素比做机器中的摩擦力，首先是仅仅把它们当做根据科学的一般原理猜测的、不能确定的扣除；但是很多这样的干扰因素会及时地被带到抽象科学自身的范围中来，人们会发现对于它们的影响能够象对受到它们调整的更重大的影响一样进行精确的估计。干扰因素也象那些受到它们所干扰的因素一样有自己的规律；根据这些规律可以对干扰作用的性质和数量做出先验的预告，这就象对受到这些规律所调整或干扰的更一般的规律所做的那样，但更恰当地可以说这些规律和一般的规律是并存的。于是，特殊因素的影响增加或者减少了一般因素的影响（见同上，第３０页）。
正是因为干扰因素的影响使得“没有学习科学而只是学习政治经济学的纯粹的政治经济学家，当他企图把他的科学运用于实践时他就会失败”
（见同上，第３３页）。
由于在人的事务中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混合的归纳一推理方法在事前就成为唯一的“道德科学的哲学研究的合理方法”
（见同上，第３２７页）。但是，专门的归纳方法在
经济学方法论５８
事后就发挥独立的作用，它“不是做为发现真理的手段，而是做为检验真理的手段”
：
因此，在检验我们的理论时我们不必过份地小心翼翼，在我们已经接近的特别事例中，通过把这个事例本应引导我们预告的结果和最值得相信的原因进行比较，我们就能得到那些确实已经实现了的理论。在我们的期望和真正的事实之间的差异经常是能够把我们的注意力吸引到一些重要的干扰因素上的唯一的事情，而这些干扰因素是我们曾经忽略了的。不仅如此，这种差异经常揭开我们思考中的错误，这种错误比对任何可以恰当地称为干扰因素的忽视还要严重。这种差异经常可以向我们显示我们的整个论证基础本身是有不足的；可以向我们显示我们所用以论证的资料仅仅是确实对结果起了决定性作用的事情的一部分，而且还不总是最重要的一部分（见同上，第３３２页）。
虽然这完全是一种无懈可击的证实主义的论述，但值得注意的是，穆勒不能使自己把对预言检验的失败等同于拒绝以下的理论：一个“我们的期望和真正事实之间的差异”表明，要抛弃原先的理论不是因为它是错误的，而仅仅是因为它有“不足”。
穆勒的论文中为了满足检验我们的理论需要的那几页转向了对趋向律的极好的阐述。
６８经济学方法论
毫无疑问，一个人经常对一整类的东西做断言，而这些东西中只有部分是真的；但他的错误通常不是断言做得过宽了，而是做了错误的断言；他预先指出实际的结果，但本来他应该只指出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例外这种东西的。被认为是一个原理的例外的东西，总是侵犯了这个原理的某些其他的和与之有别的原理：一些其他的力量冲击了原来的力量，并使之偏离原来的方向。没有和它的例外共同存在的规律——一条规律在９９％的事例中起作用，而它的例外在１％的事例中起作用，这是不可能的。有两种规律，每种都可能在百分之百的事例中起作用，通过它们的联合作用产生共同的结果。如果在两种力量中较不明显的一种被称为干扰的力量，这种力量在某一个事例中足以超过另一种力量，造成了人们通常所称为例外的事例，这同一个干扰力在很多其他的事例中也许都作为一种影响因素起作用，没人会称这些事例为例外（见同上，第３３３页）。
三、趋　向　律
我们在前面说到李嘉图和马尔萨斯的时候已经遇到了趋向律，现在我们最好是暂时离开主题来考虑趋向律在科学工
经济学方法论７８
作中的正确性。古典经济学家考虑到了干扰因素，认为干扰因素能够使经济理论的结论出现矛盾，这种考虑在现代经济学家中也有回响。现代经济学家呼吁，假定其他情况不变的条件是永恒地和经济“规律”的一般前提或论证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
①在俗人和学科学的学生中，都广泛地存在一种印象，认为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充塞在社会科学中，而在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中就极少存在。然而，离开事实的东西是不存在的。一个完全不要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科学理论事实上将导致完全封闭：在这个理论中引起所研究的现象发生重要变化的变量没有一个被省略，实际上只是在这个理论中的变量相互之间发生作用，它们同外界的变量没有发生关系。也许只有天体力学和非原子热动力学曾经接近于取得这种完全的封闭和完整（见布罗德贝克，１９７３年，第２９６—８页）。物理学的高度封闭和完整的理论是很例外的，但甚至是在物理学和物理学以外的自然科学中也很少有有关的情况都被包含入它的理论中的例子，而这些情况远不是保持不变的。
②通常，只要是对一个因果关系进行检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在自然科学中的出现和在社会科学中的出现是一样多的：这种检验所采取的典型形式是，在假定检验之外的其他有关的起始条件和有关的因果关系缺席的情况下来论证结
①对于经济学家采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这一措词的历史，参见里维特（１９７０年，第１４—８页）。
②拉卡多斯（１９７８年，Ⅰ，第１８页）经过观察说道：“一个人很容易认为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不是例外情况，而是科学中的规则”（又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５６０—１页）。
８８经济学方法论
果。总之，自然科学中说的是辅助性假设，这种假设在对科学规律的每一个检验中都存在——这使人想起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而社会科学说的是，如果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满足，社会科学的规律或假说就是正确的。但是这两者的目的都是一样的，也就是说，都要排除理论中专门解决的问题之外的所有可变因素。
因此，可以说无论是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的几乎所有的理论命题都是趋向律。但是，在物理学和化学中的大多数趋向论证，以及所有经济学和社会学中的趋向论证，在它们之间的确有完全不同的世界。举例说，加俐略的落体质量定律当然带有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这一暗含的假设，因为在所有自由降落的情况中，物体在降落过程中都遇到空气阻力。
加俐略事实上采用了“绝对真空”这个理想来排除他所谓的“意外事件”
的影响，但是他对诸如摩擦力等因素造成的干扰作用的大小进行了估计，而这一点在抽象的定律中是忽略了的。正象我们刚刚看到的那样，穆勒完全意识到古典力学中这种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特点：“就象力学中的摩擦力那样……干扰因素也象那些受到它们所干扰的因素一样有自己的规律”
（见穆勒，１９７６年，第３３０页）。然而，在社会科学中，特别是在经济学中，遇到不是以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做趋向论证是很平常的——用一堆杂乱的东西来对任何未知的东西做假设——或者如果是专设的，也仅仅是在质量上专设而不是在数量上专设。因此，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据说是受到特定的“相反作用因素”支配的，虽然对此已经做了清楚的说明，人们还是坚持认为和这些因素
经济学方法论９８
起相反作用的利润率的下降使这些因素发挥了作用（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２９４—６页）。于是，我们就有了一个藏在基本规律中的负变化率和几个正的相反作用的变化率；很清楚，所有这些作用力联合作用的结果既可以是负的也可以是正的。
①总之，除非我们做些努力把一个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含义严格化，对“干扰的”或“相反作用的因素”的作用做确定的界限，否则整个争论甚至在总的变化方向方面也难以产生一个可以反驳的预言，而在变化的大小方面做出这样预言的可能性就更小。
穆勒从比索普。沃特利从两种意义对趋向论证所做的有用的区别中得到好处。沃特利是在１８３１年做了这种区别的，这两种意义是，（１）
“如果一个因素不受阻碍地起作用，这个因素将产生一个结果，”和（２）不必管这个因素的确没有受到干扰因素阻碍这个事实，“这样一种状况的事情的存在就使得人们可以期望那种结果发生”（索厄尔，在１９７４年，第１３２—３页中引用）。
就象穆勒自己所说的：我们经常说一个结果，但实际上我们的意思只不过是指“向着这种结果的趋势——这是向着这种结果的方向以一定的强度活动的力量。要考虑到例外；在任何还算是先进的科学中也许是没有象例外这种东西的”
（见穆勒，１９７６年，第３３３页）。沃特利的区别可以说是提出了不可非议的趋向律必须满足的最小条件：说出任何合适的趋向论证，不管这种论证是和沃特利两个定义
①在布劳格（１９８０年，第２章）中，我就马克思自己关于经济方法论的思想做了重新考察。
０９经济学方法论
中的第一个相一致还是和第二个相一致，这必定是可能的；否则我们将不能产生一个甚至能从原理上证伪的结果。很明显的是，不管是马克思的利润率下降“规律”还是马尔萨斯的人口“定律”
，都没有满足这个要求，它们都由于认为对基本趋向“干扰的”或“相反作用的”因素本身是由这种趋向产生的而使事情变得更糟，于是在任何可信的情况下沃特利的第一个意义的趋向论证在事实上永远不会有人去观察。
这样，一个经济学中的趋向论证可以被视为是一个约定的观点，只有在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被清楚地解释并被纳入考虑之后这种观点才能得以实施，最可取的是从量的方面实施。
①当穆勒的方法论论文中所揭露的这些问题被澄清之后，我们忍不住要问，穆勒在他对经济问题的真正的分析中是否也显示出了同样的清晰。
熊彼特曾经说（见熊彼特，１９５４年，第５３７页注）
：“方法论的职业信念的严格的含义，除了对于哲学家之外没有多大意义……任何引起反对的方法论都是不重要的，只要这种方法论是可以丢弃的并且不会由此而迫使我们丢弃与之相联系的任何分析结果，”
对于任何可称赞
①我在解释卡普兰（１９６４年，第９７—８页）的观点：正象他所说的，“趋向律是一个从最严格的意义上提出来的规律，只有当互相抵销的力量得到区别并被纳入考虑之后才能取得这种规律。
判断一个趋向律的科学价值要看这一规律是否有效地刺激和指导寻找其他的决定因素或作用力。就这规律本身来说，它仅是一个约定的观点，当它能够保持公共信念，被认为它能最终在某些事情上实现它的表面价值时，它就能在科学世界中自由地循环。
‘其他情况相同’条件并不是趋向律的实现，而是对它的允诺的另一种表述。“
［对经济学中趋向律的更进一步的讨论和解释，参见弗雷泽（１９３７年，第３章）
；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２１５—１７页）。
］
经济学方法论１９
的方法论也同样如此。但是在我们转到穆勒的经济学来看其是否成为他的方法论前景的榜样之前，我们必须略为考察他的《逻辑》，这是使他引起社会广泛注意的第一部著作。我们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当我们接触他的经济学时，很重要的是要记住他不仅是一个重要的科学哲学家，而且是一个训练有素的逻辑学家（更不用说他是一个心理学家，一个政治科学家和一个社会哲学家）。
四、穆勒的《逻辑》
对于现代读者来说，穆勒的《逻辑体系》并不是一本容易读懂的书。我们已经看到，这本书把对演绎逻辑（称之为推理）的精心贬低，具体化为一部有智力的香肠机器，把对归纳逻辑的颂扬具体化为通往新知识的唯一道路。在很多的这种主张中暗含着要消灭对康德所称的综合的演绎主题的所有信仰这一企图，这就是，直觉主义首先是在道德信仰方面、而后是在逻辑和数学方面变得越来越明显——穆勒认为数学确实是一种准经验式科学的观点是明显的老式的。最后，在几乎把整本书都用于为科学和数学中的归纳方法进行辩护之后，在该书的结尾部分中穆勒转到他所谓的“道德科学。
（意指社会科学）的方法论。足以令人吃惊的是，在那一部分中他的确承认了归纳方法一般地是不能用的，因为经常存在来自各种作用力的混合因素。
把该书的这三个特征放到一起，人们就很难弄清楚该书思想的来龙去脉或者把它同他先前对经
２９经济学方法论
济学方法论的分析联系起来。
①
穆勒不得不说的正规逻辑大部分被他的不歧视方式搞糟了，他出尔反尔，用有双重含义的归纳这个术语，有时候把它当做因果证明的逻辑论证形式，有时候又把它当做把因果关系一般化进行巩固和证实的非论证方法——用我们的话引用——后一种做法结果和发现新的因果关系规律问题混了起来。
②但是，虽然穆勒常常把思想的渊源和它们的逻辑保障问题缠在一起，在他那里，逻辑的理论还是基本上变成同估价证据相连的科学方法分析，对于他的书最好是理解成论模式或方法的著作，而不是研究在２０世纪意义上的符号逻辑。
有两件事使科学哲学家们很好地记得穆勒，第一是他对归纳准则的做法，他解释之为一套非论证的证实规则——这就是一致、差异、剩余和伴随变化四种方法；第二是他对因果关系的分析，在每一个因果解释中他都用自然一致性原理做为大前提，企图解决休谟的“归纳问题”。至今穆勒的四种方法有时还被人们当做对经验研究逻辑设计的粗糙的草图提起；但
①有大量的对穆勒的《逻辑》的评论。我已经发现尼格尔（１９５０年）
，安舒埃茨（１９５３年）
和麦克雷对穆勒（见麦克雷，１９７３年）
和对瑞安（见麦克雷，１９７４年，第３章）的介绍最有用。
②对此米达沃（１９６７年，第１３３页）评论说：“很不幸，我们在英国从小就相信科学发现反对使用和演绎具有类似或相同的逻辑特征的方法，即归纳方法——一种把思维逻辑地机械化的过程，从把我们感觉中的证据简单地宣称为事实开始，就肯定能把我们引向一般规律的真理。如果有人真的这样相信的话，那么这将是一种从智力上降低人们的能力的信念，这就是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科学方法论应受到大部分的谴责的原因之一。
穆勒归纳方法的主要弱点是它不能把发现中的心理活动和证明中的心理活动区别开来。“
经济学方法论３９
是，现在只有当人们要表明对休谟关于不可能有归纳的必然性证明吹毛求疵是多么困难时，人们才讨论穆勒的因果关系分析方法。
①
穆勒在把他的四种方法发展为帮助发现因果规律的方法和人们普遍认可的证明的方法之后，在《逻辑》中的最后一部分他就转到了社会科学，在这里他坦率地承认了四种方法不适用。它们不适用是因为有众多的因素在起作用，各不相关的结果互相混在一起，以及不可能进行有控制的实验。因此，他对社会科学提出了替代的方法，（１）
“几何学的或抽象的方法”
，（２）
“物理的或具体的推理方法”和（３）
“历史的或倒推的方法。”
据说第一种方法应该限制使用，只有在由一个原因引出所有结果的情况下才能运用。第三种是追随奥古斯特。孔德的方法，它所关心的是建立历史变化的真正规律，
①一致方法说“在所研究的现象中如果有两个或更多的事例只有一种共同的情况，而且只有在这种情况中所有的事例才一致，那么这种情况就是上述现象的原因（或结果）”
；差异方法说“如果所研究的现象在一种事例中出现了，在另一种事例中没有出现，这两个事例的所有情况都相同而只有一种情况不同，并且这种情况只在前一事例中出现；只有在这种情况中两个事例是不同的，那么这种情况就是所研究的现象的结果或原因，或这原因的不可缺少的部分。”
剩余方法说“从每个现象中减去通过先前的归纳得知的由某些前提所产生的结果，这些现象中的剩余就是剩下的前提的结果。”最后，伴随变化方法说“不管什么现象，如果其他现象以一些特别的方式变化时，它也以某种方式变化，那么这种现象就是其他现象的原因或结果，或者两者是通过某种因果关系的事实联系在一起的”
（见穆勒，１９７３年，Ⅶ，第３９０，３９１，３９８，４０１页）。尽管对穆勒的四种“方法”的评论已经够多了，但是要进一步改进科恩和尼格尔（１９３４年，第２４９—２７２页）
的评论是很困难的；又见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４８—５８页）。
４９经济学方法论
其基础是人的某种本质的普遍原理。据说可以被政治经济学当做样板的是第二种即物理的或具体的推理方法。我们还被告知，这还是天文学中使用的方法，通过使用这种方法和借助于上述四种方法，第一次得出了分离因素添加作用规律，在这之后，从那些规律中做出的推理对于经验观察就是得到证实的依据（见穆勒，１９７３年，第８９５—６页）。
论述到这里，穆勒插入了从他１８３６年论文中摘下的论经济人的一页，这一页我们前面已经摘录，然后就继续讨论政治特性学。这门学科尚未诞生，但是已对形成有民族特征的推理科学做出预告，他天真地相信这门科学将成为所有社会科学的基础。
在穆勒的《逻辑》中的最后部分还有：勇敢地为方法论的一元论辩护；坚定地坚持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坚持实证的而不是规范的分析是科学甚至是社会科学的钥匙。但是穆勒在用了成百页去赞美归纳方法之后又突然支持演绎的方法，更不用说事实上最后一部分的讨论绝大部分都是关于当时还年幼的社会学，而当时只是在已经成熟的经济学中才偶然接触到这种科学，这就成心使读者对穆勒关于社会科学哲学的最终观点完全混乱。
在完成《逻辑体系》５年之后，穆勒出版了他的可称为权威的《政治经济学原理》，这本著作既不包含对方法论的明白的讨论，也没有回顾《逻辑》以表明《原理》是运用坚实的方法论的榜样。最令人惊奇不过的是，那些攻击穆勒的逻辑观点的人竟没有企图去看看穆勒在经济学中是否实践了他从总体上为科学所宣扬的东西。威廉。韦威尔和斯坦利。杰文斯都支持科学解释的假说——推理模式，直接反对穆勒：韦
经济学方法论５９
威尔对穆勒的《逻辑》写了一篇很长的回答，企图通过科学史探讨科学发现的哲学，他是从康德而不是从休谟那里得到鼓舞（见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２０—８页）
；杰文斯在他自己的主要是贡献给科学哲学的《科学的原理：一篇关于逻辑和科学方法的论文》（１８７３）中不断地批评“穆勒在逻辑科学中的革新、特别是他的论证教条是从众多的特别到一个特别”
，还说归纳并不是一种逻辑推理，而只不过是“假说和经验的结合”
（见哈雷，１９６７年，第２８９—９０页，米达沃，１９６７年，第１４９页脚注；洛西，１９７２年，第１５８页；和麦克莱南，１９７２年）。但是他们俩都没有把他们反对穆勒的《逻辑》的争论同穆勒的《原理》联系起来，尽管在事实上韦威尔是把李嘉图经济学数学化的先驱，而杰文斯当然是边际主义的三个创始人之一，并且象反对穆勒在逻辑中的影响一样坚定地反对穆勒在经济学中的影响。
人们对待穆勒的两部著作就象它们的作者是两个不同的人一样，对于这种奇怪现象的一种解释是，无论是批评家还是穆勒自己都没有看到《逻辑》和《原理》之间有任何联系；对于任何实用的目的来说，他们正象是由两位不同的作者写的一样。就象加科普。威纳尔（威纳尔，１９５８年，第３２９页）曾经说过的：“《原理》没有单一的方法论特点。亚当。
斯密的《国富论》也是这样，有的部分是抽象的和演绎的东西占统治地位；在其他部分中基本是采用事实资料和从历史中推理的措施。“
６９经济学方法论
五、事实上的穆勒的经济学
现在让我们花一点时间来看看穆勒通过检验他的抽象的、假定的李嘉图前提在事实上做了些什么。李嘉图遗赠给他的追随者们（在１８１５、１８１７和１８１９年）的教条产生了许多可检验的命题——谷物价格的上涨、国民收入中租金部分的增加、一个不变的实际工资水平和资本利润率的下降——这些命题又依赖于其他因素，特别是人口以至少和食物增长一样快的速度增长。更甚者，假如当时的英国没有自由地进口谷物，那么这些命题都是肯定的而不是假定的预告，因为李嘉图大胆地否定了相反作用的力量能够消除这些预言，除非“暂时”出现这种现象（见布劳格，１９７３年第３１—３页）。
谷物法直到１８４６年才废除，并且，１９世纪３０年代和４０年代的可用的统计证据都证明了李嘉图的每一个预言都是错的。
举例说，英国农业收入的递减被技术进步所抵销，其证据是麦子价格从１８１８年的高水平稳步下降；从李嘉图去世的１８２３年到穆勒的《原理》问世的１８４８年的２５年间，不管是每英亩的租金还是租金在国民收入中的份额大概都没有上升；在那段时期里实际工资当然是增长了；在英国从１８１５年至１８４８年人口的增长比从１７９３年至１８１５年的人口增长慢得多。除了关于租金这一点可能有例外之外，所有这些事实在穆勒的《原理》中都认识到了，然而《原理》还是无条件地保留了李嘉图体系。
穆勒做为李嘉图经济学的忠实维护者，
经济学方法论７９
最主要地不是由于他忽视了李嘉图的理论和事实之间的差距，而是由于他接受了各种各样的“免疫战略”
，其中最主要的一个战略是，一旦在假设其他不变的条件中可能包含有什么特定内容，他就把这些内容抛掉。
回顾李嘉图自己对待时间期限的模糊态度，我们就会看到更多的困难。时间期限是李嘉图体系中基本的长期作用力所要求的，他断言长期作用力支配了特定的短期的、相反作用的影响。据说农业历史地受到收入递减规律的支配，因为技术进步只可望能延缓生产食物上升成本的影响，而不能永远地克服肥沃土地的稀缺；李嘉图甚至进一步认为地主没有在食物生产中引进技术改良的个人刺激力。类似地，李嘉图承认工人会及时地比消费农产品更多地消费工业品，在这种情况下，上升的生产食物成本不一定会导至实际工资的上升和抑制利润。最后，工人可能也会开始进行“道德限制”
，允许资本积累率快于人口增长率，这会再次突破已经固定下来的“静态”。但所有这些只不过是现实主义的让步：李嘉图没有理论来解释技术进步、一般工人家计开支中的构成变化以及控制家庭规模的安排。然而，说李嘉图的趋向论述指的是有条件的预言，可以用事件进程可信地对这种预言进行证伪，这也许是公平的。
另一方面，李嘉图清楚地认为他的理论对立法者有实际的帮助，因为从可见的将来看，各种暂时的调整不会事实上对正在起作用的基本力量产生相反的作用。
在一定的压力下，他以２５年这样的“短期”来考察他所假定的因素的长期影响（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５—６，２６３页）
，然而这并不是说
８９经济学方法论
他赞成要等２５年来看看他的理论是否正确。
李嘉图的方法的整个宗旨是和证实的方法、至少是和我们所指的证实的方法相反的，我们的证实是指要用证据来检验一个理论是否站得住脚，而不是简单地等着看看在我们的考虑中是否漏掉了一些有影响的情况（见奥布赖恩，１９７５年，第６９—７０页）。
确实有人说“Ｊ。
Ｓ。
穆勒的方法论立场和李嘉图的并没有什么差别：穆勒只不过坚定地阐明了李嘉图含蓄地接受的‘法则’“
（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６６页）。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穆勒是一个证实主义者，而不是一个预言家：检验社会科学中的一个理论不是看它事前预言的正确性，而是看它事后解释的能力——穆勒并不是对称论题的信仰者。如果一个理论不能正确地做出预言，穆勒会说，应该研究足够的补充因素以弥合事实和这个理论所奠定的因果前提之间的差距，因为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只要这个理论能以它的真实的假设条件的本质进行，这个理论就是正确的。
足以肯定的是，在《原理》中我们可以看到穆勒的这种态度在起作用。当这本书出版的时候，李嘉图已经去世了２５年了，而且在此之前两年谷物法也终于废除了；在后来的２３年中，穆勒完成《原理》多至６版，随着再版的增加，要否定实际上李嘉图的每一个历史预言都遭到了反驳就变得越来越困难，因为他的预言都好象是以没有自由贸易为条件的了（见布劳格，１９７３年，第１７９—８２页）。
特别是马尔萨斯的人口理论现在极明显地和证据相矛盾，这是当时大多数的经济学家都接受的事实（见布劳格，１９７３年，第１１—２０页）。但是，在穆勒的社会哲学中，马尔萨斯困难隐隐地显得更大，而穆勒有点象是把它做
经济学方法论９９
为比较静态的命题保留在《原理》中——如果人口少了，工资将提高——与此同时又承认人口超过生活手段的趋势事实上并没有自己呈现出来（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６７—７１页）。类似地，穆勒对李嘉图教条也做了同样的歪曲，说保护将提高谷物的价格和提高归给地主的租金份额（见布劳格，１９７３年，第１８１—２，２０８页）
，这就使得把谷物法的取消做为检验李嘉图体系的实验实际上变得不可能。
甚至是那些最同情穆勒的经济学的人也同意，穆勒是一个半心半意的证实主义者。
①在承认随着时间的推移，李嘉图的理论越来越离题之后，真正的问题是穆勒是否应该承认李嘉图的理论不仅仅是离题的，而且是无效的。在《原理》的１８４８—１８７１年的续版中，穆勒坚定地延长了技术进步能够延缓农业中收益递减规律影响的期限，从而也就延长了内在的人口增长超过生活资料增长的趋势。然而，如果我们只抓住《原理》的第一版，当然可以认为“从李嘉图的去世到穆勒的《原理》问世这段时间太短了，因而不能对李嘉图的预言做结论性的检验”
，特别是人们都同意“无论如何李嘉图或穆勒都不准备用预言检验来否定他的分析”
（见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７３页）。而对于《原理》的以后的版本，有人会说，难道没有哪一位思想家不是过份地要求穆勒应该放弃他用了一生的
①就象德马切（１９７０年，第２７２—３页）在他为穆勒的辩护中所表达的：“不能说穆勒总是企图用事实来检验他的理论……有时候穆勒希望和在他的推理理论同事实之间的差距共同生存……他准备用事实的资料来巩固他的理论；但历史的事实……从未被允许凌驾于理论之上而取得自己的正当地位。”
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时间来维护的一个整体的思想吗？穆勒的确放弃了工资基金教条，而且不管怎么说，在这一点上他做得比象享利。福西特或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这样的他的紧密的追随者所做得更甚。然而，我们的目的不是要给穆勒定罪或免罪，而是要正确地描述他的方法论观点和他把这些观点运用于实践的方式。
穆勒和所有的古典传统作者一样，基本上是要求判断正确的假设，而我们将要看到，现在经济学家主要是要求预言。
这并不意味着古典作者对预言不感兴趣；很明显，由于他们介入政策问题，他们不可能避免预言。他们主要是相信，由于正确的假设产生正确的结论，过份简单的假设，如经济人、在给定的技术状态的收益递减、在给定的工资率时非限定弹性的劳动力供应等等，必然会导致过份简单的预言，甚至在以巨大的努力来考虑有关的干扰因素时，这种预言也决不会真正和事件的进程相符合。在对事件的解释中所省略的干扰因素毕竟不只是经济性质中相对地小的干扰因素，而且也是主要的非经济因素。因此，就象穆勒已经解释过的那样，在经济学中我们检验理论的应用以判定，在允许加入非经济因素之后，我们已经考虑用来解释现实世界中实际发生的事情的干扰因素是否充足。我们从不检验理论的效力，因为，如果由于假设的效力从人的行为方面看结论是正确的，那么建立在以人所经历的、能自我提供证据的事实的基础之上的结论也是正确的。
这样，我们同流行的现代观点就相差甚远了，现代的流行观点认为假设不需直接地检验，虽然如果能检验的话还是有用的。现代观点还认为，如果一个理论所做出的
经济学方法论１０１
预言被证据反复地证实的话，在最后的分析中也只是预言和经济理论被建立。
①
六、凯尔恩斯的《逻辑方法》
如果对古典方法论到底是什么还有任何怀疑的话，那么应该通过考察约翰。埃雷特。凯尔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特征和逻辑方法》来消除这些怀疑，这本书在１８７５年第一次出版，在１８８年修订，当时正是边际革命活跃的时候（然而，该书只是马马虎虎地参考了边际革命）。
当然，到这时我们离开李嘉图的去世已经有５０到６０年了，然而正象我们将到看到的，凯尔恩斯还象穆勒那样坚定地相信基本的李嘉图趋势在根本上是正确的。如果说在穆勒和凯尔恩斯之间有任何区别的话——这仅是一丝毛发之差——这个差别就是凯尔恩斯比穆勒更加刺耳和教条地否认可以通过把经济理论的含义和事实做简单的比较来对经济理论进行反驳。对此可以用两个人的个性来解释，但还有一个原因是，凯尔恩斯经历了英国历史学派兴起的时代，他显然是被这个学派的成员对古典经济学的不现实的假设没完没了地责骂激怒了（见科茨，１９５４
①见赫希（１９８０年）
，他非常正确地责备了包括我在内的许多当代评论家，说我们掩盖了古典证实主义和现代证伪主义之间的区别。现在我认识到，从这方面看，我早先对古典方法论的特征描绘（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６９７—９页）是令人误入歧途的。
赫希还认为古典方法论是有辩护能力的，这当然是很不同的观点。
２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年；库特，１９７５年）。
凯尔恩斯从政治经济学是一门假说的、推理的科学这个有名的命题开始：它的结论“将只有在没有干扰因素的情况下才和事实一致，换句话说，它们所代表的不是实证的而是假说的真理”
（见凯尔恩斯，１９６５年，第６４页）。他引用思诺的话来争论说，政治经济学不应该被视为假说的科学，而是应该视为一种以真实的前提为基础的科学。
凯尔恩斯争辩说，在政治经济学的前提中没有假说的东西，因为这些前提的基础是“人的本质和世界的可以归纳的事实”
；“以尽可能小的牺牲取得财富的愿望”和“自然力的物质质量，尤其是土地，人类在土地上辛勤劳动”
都是事实，“它们的存在和特征都是可以容易地弄清楚的”
（见同上，第６８页，７３页）。从这方面看，经济学的确是比自然科学优越的：“经济学家是从终极原因开始他的研究的。他已经处在他的事业的开端，而物理学家只有经过多年的实验室研究之后才能取得这种地位”
（见同上，第８７页）。
的确，经济学家一般地是不能进行实验的，但是他能够在他的心中进行思想实验，他甚至能进行“在土地上的直接的物质实验”
（见同上，第８８—９３页）。因此，他的假设并不是“猜测的”
，而是从观察中得出的，我们已经有了这些观察的“直接的、简单的证明”
（见同上，第９５页；和第１００页）。因此，凯尔恩斯继续解释说，断言政治经济学是一种假说的科学，其意思是说它是一种对事件做出有条件的预言的科学，这些事件总是受到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支配：“应该把政治经济学的教条理解为，它们并不是要断言什么将会发生，而是断言什么可能或倾向于发生，从这个意义
经济学方法论３０１
看只有这些教条是正确的“（见同上，第６９页；又第１１０页）。
跟着上面的是该书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多重意思的杰出的论述，其中包括了我们自己对这个术语的两个意思的理解（上面已经提到）。伴随着这个论述的是声称，使用和归纳一分类方法有区别的假说—演绎方法是一门学科成熟的明确无误的特征（见同上，第７４—６，８３—７页）。由于冲击经济生活的因素的复杂性，应该经常用“经济研究所允许的那些证实”
来补足经济学的假说的真理：“证实在经济研究中也是一种很不完善的实施；但是尽管如此，如果我们小心地实施，它经常能够给推理论证过程提供充足的实证，能够使通过这种方法得到的结论具有更高程度的信心。”
这个评论的影响不幸地被冲淡了，因为凯尔恩斯把李嘉图引证为“一个最自在地采用这种方法并取得最大的效果的作者”
（见同上，第９２—３页）。凯尔恩斯声称，经济学家总是希望考虑“在对更强有力的因素的作用力的调整中从属原理的影响”
，认为人们毫无疑问能够建立这种原理。他举例说，从劳动力的相对不流动这个“从属原理”的影响，斯密分析了在地理上相邻的劳动力市场中同样劳动的工资差异，而李嘉图和穆勒从中得出国际价格理论（见同上，第１０１页）。作为一个更好的解释，他举了图克在《价格史》中的论证，图克论证了在过去的几十年中英国价格水平的变化并不和货币量变化的方向一致。凯尔恩斯认为这种现象是由存款问题造成的，长期以来这些问题一直把银行钞票流通和总的价格水平之间的因果关系颠倒过来（见同上，第１０１—４页）。为了使他的观点切中要害，他
４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还说道：
不能认为这种不一致（在价格和货币流通之间）暗示着要走到另一个极端，会证明假如其他情况不变货币的价值和货币量按反向关系变化一这基本规律是错误的。这个规律和政治经济学中的其他每条教义一样，仍然是以同样的精神的和物质的事实为基础的，我们要不断地建立货币理论的基本原理。这种现象只不过表明了，在现实情况中，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没有得到满足。复杂的机械现象和动力学的基本规律知识并不相对应，这会使一个初学者的期望和基本规律不一致，而我们现在所研究的事实的不一致并不会比这更大。一枚金币从高的地方穿过空气掉在地上，其速度会比一根羽毛掉下的速度更快；然而没有人会考虑否定所有落体的引力加速力都是一样的这一教义［见同上，第１０３页注］。
如果我们找不到更专设的、更不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那么我们很难找到对滥用假设其他条件不变条件的更好的描绘了。
凯尔恩斯下结论说，经济规律，“只有通过表明原理和假设条件不存在，或者这个规律所肯定的趋势并没有和从它的假设所产生的结果相一致，才能被驳倒”
（见同上，第１１０页；又第１１８页）。总之，不管是证明假设是不现实的，还是论证一个逻辑的不一致，都永远不能把一个被驳倒的预言做为抛弃一个经济理论的理由，特别是对于只能做出定质性预言的
经济学方法论５０１
经济学更不能这样做（见同上，）第１１９页脚注）。
①为了表明这并不是对凯尔恩斯的意思的苛刻的解释，让我们看看他对马尔萨斯人口理论的坚持：马尔萨斯理论是一个趋向律，因此“并不和生活资料在事实上应该比人口增长快得多的教条相一致”
；他的确是完全希望同意“进一步的调查表明，在大多数国家里，特别是在所有正在改善的国家里，生活资料事实上增长得比人口快”
（见同上，第１５８，１６４页）。然而，马尔萨斯理论是正确的。此外他还说，没有马尔萨斯的理论所有标准的李嘉图原理都根本无法理解（见同上，第１７６—７页）
，这个评论当然提供了理解他对经济预言所采取的防守的方法论态度的钥匙。换句话说，他信奉李嘉图的科学研究方案，并且坚持认为马尔萨斯理论是这个方案中不可缺少的组成部分。
我们再举一个例子就可以完成这个争论。
凯尔恩斯承认，李嘉图的租金理论并没有显得正确地预言了在新殖民地的耕作制度。这种“剩余现象”要是在自然科学中可能是致命的，但是在经济学中却并不是这样。
对于自然科学来说，如果它能够解释在研究过程中意外地出现的事实，那么这就被当做对这种科学真理的
①凯尔恩斯根据他对澳大利亚黄金发现的影响的经验研究，相信他关于在经济学中不可能有真正的定量性预言的断言是正确的；然而请参阅博尔多（１９７５年）的一篇论文，该文拼命地企图把凯尔恩斯的方法论和现代证伪主义者的立场等同起来（见赫希１９７８年；博尔多，１９７８年）。
６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最强有力的证实。但是政治经济学的终极原理并不是以这种情况中的证据建立起来的，而是直接地求助于我们的觉悟或我们的感觉，在我们后来的研究过程中有些现象可能会自我呈现出来，但是这些原理不受任何现象的影响……假定论证的过程是正确的，经济理论也不是建立在这个论证过程之上。在这里我们别无选择，只能假设干扰因素的存在。我们所面临的问题既不会动摇我们对事实的相信，也不会削弱我们对从这些事实中得出的结论的信心。举例说，当我们面临在什么情况下租金才存在这个问题时，这个问题不会动摇我们相信一个国家的土地并不是同等肥沃的以及最好的土地的生产力也是有限的这个事实［见同上，第２０２—３页注］。
在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甚至在杰文斯那里，我们一次又一次地发现一个观点，即认为“证实”并不是对经济理论的检验以看看它们是对的还是错的，而不过是建立对被认为是明显地对的理论的运用边界的方法：人们进行证实以便发现“干扰因素”是否能解释在顽固的事实和在理论上站得住脚的原因之间的不一致；如果能解释，那么理论是被错误地运用了，但是理论本身还是对的。人们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是否存在证明一个理论是错误的什么方法这个问题。
①
①这个评论对于马克思就象对于主流古典经济学一样适用。（见布劳格，１９８０年，第２章）。
经济学方法论７０１
七、纳维利。凯恩斯的总结
在经济思想史上，１９世纪８０年代被做为在卡尔。门格尔和古斯塔夫。施穆勒尔之间有名的方法争论的十年记录下来，当时德国历史学派的影响已经到达英国彼岸，并加剧了最吵闹的本土历史学家科利菲。莱斯利和约翰。恩哥拉姆的攻击。约翰。纳维利。凯恩斯的《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和方法》（１８９１年）
的目的是要把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传统和历史学派的新主张调和起来，他从亨利。斯德威克的《政治经济学的原理》（１８３年）的宽恕的方法论讨论中得到启示，并通过补充马歇尔在《经济学原理》（１８９１年）
中对此和其他长期存在的教条的争论所采取的同样的态度来实现他的目的。但是，虽然凯恩斯称赞亚当。斯密是一个理想的经济学家，因为斯密在论证中采用的是抽象—推理和历史—归纳结合起来的方法，他的书中还是流露出精巧地伪装的企图去为经济学中的抽象—推理观点辩护。
①他不断地强调说，甚至古典政治经济学的演绎方法都是以经验的观察来开头和结尾这个事实，尽力使他的观点讨人喜欢。同时他还提醒他的读者
①这可以解释马歇尔在给福克斯威尔的信中有点象谜语一样的评论“说到方法，我看我的是处在凯恩斯＋斯德威克＋凯尔恩斯和施穆勒尔＋阿什利之间的中间方法”
（科斯的引用，１９７５年，第２７—８页）。但是那时马歇尔是一个能干的理论家，他在他所有的方法论著作里强调收集和综合事实，执着地贬低抽象理论的作用（见科斯，１９７５年）。
８０１经济学方法论
们说，象穆勒和凯尔恩斯这些抽象—推理方法的巨人都对历史—归纳分析做了重大的贡献，他们一方面研究农民所有权，另一方面又研究奴隶劳动。凯恩斯本来可以指出一个突出地反对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经济学观点的英国异教徒的传统，①但是他不这样做，而是喜欢把斯密和穆勒做为如何适当地运用假说—推理方法的模式使他们和李嘉图对立起来。
凯恩斯的这本书以对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充分的总结开始，凯恩斯把这一传统视为是由５个互相区别的论题组成的（见１９５５年，第１２—２０页）
：（１）对实证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规范艺术进行区分是可能的；（２）至少能在某种程度上把经济事件从其他社会现象中孤立出来；（３）直接地引用具体事实或归纳方法做为经济学的起点是不合适的；（４）正确的步骤是从“人的本质的很少几个和不可缺少的事实……把它们同在其基础上产生的生理性质和人的生理构成联系起来”开始的演绎方法；（５）经济人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因此“政治经济学仅仅是一种趋向科学而不是事实。”最后，几乎可以称为第６个论题的是凯恩斯补充说：
①奥布赖恩，（１９７５年，第６６—８页；又１９７０年，第９６—８页）把休谟、斯密、萨伊和麦克库洛赫合在一起做为一个归纳主义者集团，并把他们和推理主义者，即李嘉图、西尼尔、托仑斯、穆勒和凯尔恩斯相对比。但是这种方法是否经得住考察很值得怀疑。
还值得注意的是凯恩斯对里查德。琼斯在１９世纪３０年代所做的孤立的方法论的主张只是做了附带的参考。
也许在这里他的直觉比那些称Ｒ。琼斯为先驱者的英国历史学派的成员们的要好：琼斯对租金的真正的研究和他的规划宣称是有区别的，他的研究并没有很多地反映对经济问题的总的归纳方法，而更多的是明确地否定李嘉图关于在地主之间的完全竞争的假设（见米勒，１９７１年）。
经济学方法论９０１
然而，穆勒、凯尔恩斯和巴奇霍特都坚持应该在科学的假说规律能运用于阐述和解释具举的工业事实之前进行观察和总结经验。因为在那之后就应该确定多大的……
调整需要针对干扰因素的作用而做出。和观察的事实进行比较提供了对演绎地得出的结论进行的检验，使我们能够决定这些理论应用的界限［见同上，第１７页］。
他把历史学派总结为持有一种“伦理的、现实的和归纳的”经济学观点也是同样地简明的：历史学派否定５个思诺—穆勒—凯尔恩斯论题中的每一个，更加上，他们对政府干涉经济事务是持赞成的而不是反对的态度（见同上，第２０—５页）。
①
就象我们已经提到的，凯恩斯喜欢说经济学“必须以观察开始和以观察结束”
（见凯恩斯，１９５５年，第２２７页）
，他对归纳这个术语的双重含义有敏锐的感觉，他认为在一个论证的开始所用的“归纳的前提决定”和在它的结尾所用的“归纳的结论证实”
采取了不同的逻辑操作（见同上，第２０３—４页注，２７页）。虽然凯恩斯有时候说经济学的前提“只不
①对历史学派的总的评论，见熊彼特（１９５４年，第１０７—２４页）和哈奇森（１９５３年，第１４５—５２页）。对方法争论的特别的评论，见哈奇森（１９７３年）
，他做结论说：“在事实上，方法争论主要不是关于方法方面的争吵，而主要是兴趣方面的冲突，争论什么是最重要和最有趣的研究课题，是定价和资源配置分析呢还是一个国家的经济和工业的广泛的发展和变化”（见哈奇森，１９７３年，第３４—５页）。
０１１经济学方法论
过是对某些最熟悉的日常事实的深沉的思考“（见同上，第２９页）
，他的书还是再次提醒我们，就象威纳尔曾经说的（见威纳尔１９５８年，第３２８页）
，“内省……不管在今天是不是时髦，在过去被广泛地认为是一种研究的‘经验’技术，并且鲜明地和直觉或‘天生的思想’区别开来。”对于凯恩斯来说，不只是内省是经济前提的经验背景资源（见同上，第１７３，２３页）而且“收益递减规律也能用实验检验”
（见同上，第１８１页）。当然凯恩斯确实从来没问过这样的问题：从定义上说，内省不是一种可在人际之间检验的知识资源，那么它是如何为经济论证建立真正的经验起点的呢？他从来没有引用一个通过把一个变量放进定量的土地中来对收益递减规律进行真正的经验检验的例子，虽然黑恩利奇。冯。屠能和其他的几位德国农学家早些时候在事实上进行过这种检验。然而凯恩斯抵挡住对古典经济学家的谴责，这种谴责认为古典经济学家只不过是为了分析的方便而凭空地捏造假设，却很少关心这些假设是否现实（见罗特文，１９７３年，第３６５页）。
凯恩斯还提供了另外的证据说，在古典和新古典经济学中，经济人的概念是一个对“现实人”而不是对“虚构人”的抽象。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那样，穆勒坚持经济人是一个假说的简化的观点，这种简化是把真正暗含着经济行为的一套有选择的动机孤立出来。诺思更接近于现代的观点，认为经济人只不过是理性的假定，是使受限制的行为最大化的假设。
凯尔恩斯恢复了穆勒的立场，强调经济人的假说远不是胡编乱造的。
自从那以来，经济人被各式各样地描绘为是公理，是先验的真理，是不需证明的命题，是一个有用的虚构，是一
经济学方法论１１
个理想的典型，是有启发的构思，是不可辩驳的经验事实，是在资本主义中的人的典型的行为模式（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１章）。
现在凯恩斯强烈地为经济人概念的现实主义辩护，认为在当代的条件下自我利益的经济行为的确是支配了利他主义和仁慈的动机（凯恩斯，１９５５年，第１１９—２５页）。他认为经济学的前提并不是在“好象”的基础上选择出来的：“当纯理论是在人为的简化条件下假设发挥作用的力量时，它仍然宣称它所研究其结果的那种力量在其的确起作用的意义上是真实原因，并且在经济世界中的确以一种支配的方式起作用”
（见同上，第２２３—４页；又第２２８—３１，２４０页注）。
然而，在为这个命题所做的辩护中没有提供证据，只有因果关系的经验主义。于是，明显地和经济人的假说相抵触的现象就干脆被允许做为这个规律的例外存在。
因此，“对特定的国家或特定的地方、惰性、习惯的爱，对个人尊重的愿望，对独立或权力的热爱，对乡村生活的喜好……都属于影响财富分配的力量，经济学家可能发现这些都是需要认识的”
（见同上，第１２９—３１页）。穆勒—凯尔恩斯的非竞争等级的劳动力的教条被誉为是“对公认的价值理论的调整……
是通过观察得出的，它的目的是把经济学理论和实际情况联系得更紧“
（同上，第２２７页注）。
可以肯定，只有当我们检验经济的预言时我们才能判断一套特定的假设的现实主义程度，在这个意义上凯恩斯援引了穆勒的《逻辑》：“在任何具体的演绎科学中，其信心的基础并不是一个先验的论证本身，而是在它的结果和那些凭经验的观察之间的一致”
（见同上，第２３１页）。但是甚至在这
２１１经济学方法论
时候，他又来了一个两面保全的说法：“我们可以有一个相信我们的前提和事实一致的独立的基础……尽管事实上要获得显现的检验是困难的”（见同上，第２３３页）。此外，由于“在所有采用演绎方法的情况中，它（合格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都或多或少存在，”我们不能“认为理论被推翻了，因为理论作用的事例并不是专门给观察提供的”
（见同上，第２１８，２３３页）。为了说明“干扰因素”的广泛影响，他讨论了取消谷物法的失败，取消谷物法导致了麦子价格立即下降，对此李嘉图早就预言。在完成他的争论时，他责备李嘉图表现了“对所达到的结论的绝对的和一致正确的过份的信心”
，忽视了“时间因素”和“时期的变换，在这个过程中经济原因的最终结果已经自己产生了”
（见同上，第２３５—６，２３８页）。
从凯恩斯在书里对“采用演绎方法中的观察功能”的很重要的论述中我们得到的观点是，不能指望这样的经济理论能得出直接的结果，它是一部“分析的动力机”
，用来在每一种情况中都把细节的观察和相关的“干扰因素”联系起来（见哈奇森，１９５３年，第７１—４页；赫希和赫希，１９７５年）。
这种观点毫无疑问是从马歇尔的影响中得出来的。凯恩斯向我们保证说“自由竞争的假说……从大量的经济现象方面看是近乎正确的”
（见凯恩斯，１９５５年，第２４０—１页）
，但是他并没有指出在任何特例中我们如何才能断定一个正确的近似。他的“政治经济学和统计学”的一章是有些简化的，除了一些图表之外没有提到统计技术。当然，统计学史的现代阶段是同诸如卡尔。皮尔逊、乔治。尤勒、威廉。戈塞特和罗纳德。费歇尔这些人的名字连在一起从１８９１年开始的（见
经济学方法论３１
肯德尔，１９６８年）。
凯恩斯承认在对一个经济理论的检验和证实中统计学是基本的，但是他没有提供任何一个经济争论被统计检验解决的例子，虽然在杰文斯、凯尔恩斯和马歇尔的研究工作中不难找到这样的例子。结果，他留给读者的不可抗拒的印象是，由于经济理论的假设一般是对的，那么它的预言一般也是对的；不管什么时候如果这些预言不对，那么通过对事实进行努力的研究总会发现某些特定的干扰因素能够解释这种不一致。
八、罗宾斯的《论文》
凯恩斯和马歇尔对所有方法论差异的最后调解的希望是短命的。新的世纪刚一开始就听到了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挑战声，到１９１４年或在此前后，凡勃、米切尔和康芒斯的著作已经产生了横跨大西洋的一整个异端的归纳主义学派；在本世纪２０年代的一些时候，制度主义逐渐强大，一时具有成为美国经济思想中的支配地位流派的威胁。
然而，到了３０年代早期，所有这一切都过去了，虽然最近新制度主义有点复活。
正是在这时候里欧涅尔。罗宾斯认为，是以现代的语言重申思诺—穆勒—凯尔恩斯的立场的时候了，要表明正统经济学家已经做了些什么和他们还在做的事情很有意义。然而在罗宾斯争论中的要素，例如有名的经济学的手段—目的定义和宣布所有效用的人际比较的非科学特征，是从奥地利的
４１１经济学方法论
而不是从英美的经济学传统中得来的。
①在一个以经济学的大辩论为标志的十年，罗宾斯的《一篇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１９３２）作为一篇辩论的名著脱颖而出，产生了一场真正的轰动。
就象在１９３５年第二版的前言所表明的，当时对罗宾斯《论文》的反应的内容集中在第６章里，具有坚持福利的人际比较的纯粹常规的本质。同时，在考虑到经济政策的客观性、认为经济科学是中立的争论中，罗宾斯被广泛和错误地认为在讨论政策时发布了自我否定的法令。另一方面，他的奥地利型的经济学定义——“经济学是一门把人的行为做为在［给定等级的］目的和具有可选择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来研究的科学”——抓住了人的行为的一个方面而不是一种型式（见罗宾斯，１９３５年，第１６—１７页，弗雷泽，１９３７年，第２章，科涅尔１９６０年，第６章）
，这定义不久就站稳了脚跟，现在在每一本价格理论教科书的第一章中都有这一定义的回响。
罗宾斯宣称（罗宾斯，１９３５年，第７８—９页）
：“价格理论的主要假设是个人能按秩序来安排他们的偏好，事实上他们也是这样做了。”
这个基本假设立即成为一个先验的分析真理，“一个我们在经济方面的行为概念的基本组成部分”
和一个“经验的基本事实”
（同上，第７５，７６页）。边际生产力递
①罗宾斯引用奥地利和德国作者的东西比引用英国和美国的更频繁，这在当时英国的经济学家中是不平常的。然而他深深地受到Ｐ。威克斯蒂德的《政治经济学的一般原理》（１９１０年）的影响，这是把奥地利人的思想引入到英国经济学中的较早的企图。
经济学方法论５１
减原理是价值理论的另一个基本命题，类似地，这一原理也是从有不止一个的稀缺生产要素假设和“简单的和不可辩驳的经验”得出的（见同上，第７７，７８页）。因此，这些假设中没有一个是“它在现实中所对应的存在允许做广泛的争论的假设……我们不需要有控制的实验来证实它们：在我们的日常经验中它们的材料是那样丰富，以致只要把它们说出来人们就能明显地认识”
（见同上，第７９页，又第６８—９，９—１０，１０４页）。
就象凯尔恩斯很早以前说过的，从这方面看来经济学的确有物理学的一面：“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在经济学中我们基本上一般化了的东西的终极要素是通过我们直接的认识知道的，而在自然科学中这些要素只能通过推理知道。
怀疑个人偏好假设在现实中的对应物的理由比怀疑电子的假设的理由更少“
（见同上，第１０５页）。这当然只不过是我们所熟悉的悟教条，而这一直是奥地利经济学最偏爱的组成部分。悟教条总是和对方法论的一元论的怀疑相随相伴的，在罗宾斯那里也能找到这种观点：“强调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异比强调它们的相似所造成的危害更小”
（见同上，第１—１２页）。
追随着凯尔恩斯，罗宾斯又再次否认了能够从数量方面预言经济影响；需求弹性可以显得是估计它的反面，它的估计在事实上也是高度不稳定的（见同上，第１０６—１２页）。经济学家所处理的不过是定性的微积分，这在特定的事例中当然是可用可不用的（见同上，第７９—８０页）。他突出地反对历史学派关于所有经济学真理都是因时因地的断言，大骂美国的制度主义者——“没有一条‘规律’是名副其实的，没
６１１经济学方法论
有一个永恒正确的定量的一般化东西从他们的努力中出现“——并完全赞同”自从思诺和凯尔恩斯时代以来这门科学的所谓‘正统’概念“
（见同上，第１１４，８２页）。
另一点是，罗宾斯在“检验即将取得的答案的适应范围”的“现实主义的研究”和一个“能单独提供解决方法”的理论之间做了对比（见同上，第１２０页）
，并总结道：“某一个理论的正确是从它所做的总的假设中进行逻辑诱导的问题。但是它在给定情况中的运用依赖于它的概念对在那种情况中起作用的力量真正反映的程度，”
这个论述在当时从货币数量论方面和从经济周期理论方面做了说明（见同上，第１６—１９页）。就象我们可以预料的那样，底下跟着的是以大量的篇幅来论述在所有的经济预言检验中所固有的危险（见同上，第１２３—７页）。
在那有名和充满争论的第６章里，罗宾斯否定了对效用做人际客观比较的可能性，因为它们“永远无法通过观察和内省证实”
（见同上，第１３６，１３９—４１页）。
几年之后，在１９３８年出版的对运用内省做为经济知识的一种经验源泉进行毁灭性的批评中，哈奇森指出了在接受把一个人内部的效用比较做为消费理论的有保障的基础的同时又否定把人际的效用比较做为福利经济学的基础的逻辑矛盾（见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１３８—９页）。
当然，一方面在那么大的程度上把价值理论建立在假设别人和自己具有同样的心理的基础上，而同时又否定把关于人们的福利的假设做为同一种论证的骨架，这是很奇特的。换句话说，如果在对不同的经济代理人的福利做任何推断时没有客观的方法，那么在对不同的经济代理人的偏好
经济学方法论７１
做任何推断时也没有客观的方法。因此，假定“个人能按一个秩序安排他们的偏好，事实上他们是这样做”
，而毫无疑问“日常经验的材料”是和也是“日常经验材料”的某些消费者的行为相抵触的：尽管情况在变化，保持习惯的消费模式是刚性的；无节制的购买和受到刺激的购买同先前的偏好秩序是极不一致的；消费仅仅受到希望从经验中了解到自己的偏好的刺激，不要说消费不是受到自己的偏好而是受到一个人所感觉到的其他人的偏好的刺激，象所谓的赶潮流和势利影响（见库普曼斯，１９５７，第１３６—７页）。先验推论在需求理论中的危险并不比它在福利经济学理论中的危险更小。
幸运的是，从罗宾斯这里，我们第一次看到了一个方法论学家对他早期的方法论主张的事后思考。在《论文》发表了近４０年之后，罗宾斯出版了他的自传，在自传中回顾了人们对《一篇论经济科学的本质和意义的论文》的欢迎。他仍坚持不接受对该书的大部分批评，不过在回顾中他同意他对经济理论的假设和含义的检验问题注意得太少了：“在论经济的一般化的本质的一章中对今天所称的实在论抨击得太多了……这本书是在卡尔。波普这颗星在地平线上升起之前写的。如果我当时就知道他对科学方法的开拓性的分析……书中的这一部分会是很不同的一种写法”
（见罗宾斯，１９７１年，第１４９—５０页；又１９７９年）。
人们对罗宾斯早期对定量研究的敌意的揭露很多，但大部分的揭露是很多主要的经济学家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做出的，让我们看看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在１９３８年给罗尹。哈罗德的信中的评论（见凯恩斯１９７３年，第２９６—７页，信中提
８１１经济学方法论
到的舒尔茨是指亨利。舒尔茨，他的《需求的理论与度量》（１９３８年）成为早期计量经济学史的里程碑）
：
对我来说经济学好象是逻辑的一个分支，是一种思维的方式；你不能抵制象舒尔茨那样要把它变成一种冒充的自然科学的足够坚定的企图。一个人可以通过运用你的公理和准则取得一些很有价值的进步。但是他所取得的进步不会太大，除非通过设计新的、改进了的方法。就象你所说的，这就要求‘清醒地观察我们的制度的运转’。
经济学中的进步几乎完全包括了在方法选择中累进的改善……
但是一个模型的本质是，不能给其中的变量函数填入真实的量。那样做将使它做为一个模型毫无用处。因为一旦这样做，这个模型就失去它做为思维模式的一般化和价值。这就是为什么克拉彭的空拳打错了目标和如果舒尔茨能够取得什么结果的话，他的结果并不是很有趣（因为我们早知道这些结果不会在将来的事情中适用）。统计研究的目标主要是检验模型中的关系和正确性，而不是以预言的观点填进漏掉的变量。
经济学是一门以模型的方式思维的科学，它已融进模型选择的艺术，模型是和当代世界有关的。它是被迫成为这样子的，因为它不象典型的自然科学，在很多方面它所运用的资料都不是长期保持同质的。一个模型的目标是要把半永恒的或相对地不变的要素从波动着的暂
经济学方法论９１
时的东西中分离出来，以便得到一种对后者进行思考的逻辑途径和取得对时间序列的理解，特殊的事例正是由时间序列引起的。
好经济学家是很少的，因为运用‘清醒的观察’选择好模式的天才看来是非常少的，虽然这样做并不要求有高度专门化的知识技巧。
其次，经济学基本上是一门道德的科学而不是一门自然科学，这是和罗宾逊对立的。这就是说，它运用了对价值的内省和判断。
九、现代奥地利学派
要使人们相信经济学真理——好象它们是建立在这些天真的似乎有理的假设之上的，如有一致的偏好秩序的、要使消费最大化的消费者，面对行为良好的生产函数的、要使生产最大化的企业主，及在生产和要素市场上都活跃的竞争——要求证实只是为了检验它们在任何特殊情况中都得到运用，对于这一点没有比罗宾斯的《论文》说得更神气更雄辩的了。然而，这也是在经济思想史上最后一次以这种方式为证实主义论题辩护了。在几年之内，证伪主义和甚至是操作主义的新风就吹遍了经济学，这风头又受到经济计量学的发展和凯恩斯经济学兴起的鼓励（尽管凯恩斯自己缺乏对定量研究的同情）。当然，旧式的方法论原理就象老兵一样，从来
０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不死——它们只不过衰弱了。而剩下来的经济学同行自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抵制了证实主义者自鸣得意的态度，在后来的奥地利经济学家中有一小部分人回到了思诺—穆勒—凯尔恩斯传统的更加极端的翻版。
这个所谓的现代奥地利经济学派不是把卡尔。门格尔或欧根。冯。庞巴沃克，而是把路德威格。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做为它的圣徒。他们受到了哈耶克对“科学主义”或方法论的一元论的进攻和他对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原理的强调的鼓舞。
但更直接的鼓舞是米塞斯的《人类活动：一篇论经济学的论文》（１９４９年）
对人类行为学的论述，这是关于理性行为的通论，根据这个理论关于有目的的个人活动的假设是解释行为、包括解释经济行为的绝对前提，这就的确形成了一种能够为自己说话的综合的演绎原理。
①米塞斯的极端的先验论主张是那样的不妥协以致人们只有读它才能相信：“把经济学安排在纯知识的和对知识实际运用的轨道的奇特和独有的位置上的是这样的事实，即它的特别的原理并不是在经验的基础上对任何证实主义或证伪主义开放的……衡量经济原理的正确或错误的最终尺度仅仅是不须借助于经验的理由”
（见米塞斯１９４９年，第８５８页；又第３２—４１，２３７—８页；罗思巴德，１９５７年；米塞斯１９７８年；里佐１９７８年）。
和极端的先验论相伴相随的是坚持米塞斯所称的方法论的二元论，即认为以悟教条为基础的社会科学方法和自然科学方
①同样的观点更早地出现在他的Ｇｒｕｎｄｐｒｏｂｌｅｍｅ
ｄ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ｏｅｋｏｎｏｍｉｅ（１９３）。
经济学方法论１２１
法之间有基本的悬殊，对不管是经济理论的前提还是含义的任何形式的定量化都剧烈反对（见米塞斯，１９４９年，第５５—６，３４７—９，８６３—４页）。虽然所有这些据说都是思诺、穆勒和凯尔恩斯的继续，但是正象我们已经看到的，认为在经济学中甚至对假定也有必要证实，这种观点是对古典方法论的歪曲而不是重申。
奥地利经济学这个新分支的追随者中有默莱伊。罗思巴德、伊斯雷尔。科涅尔和路德威格。拉赫曼，总之，这个新分支的方法论的组成部分看起来是（１）
绝对坚持把方法论的个人主义做为一个先验的有启发的假设；（２）对诸如国民收入和总的价格指数等所有宏观经济总量的深深的怀疑；（３）
坚决反对对经济学预言的定量检验，特别是明确反对任何带有数理经济学和计量经济学味道的东西；最后是（４）相信通过研究市场过程是怎样收敛在均衡点上的，比象大多数现代经济学家那样没完没了地分析最终均衡状态的性质能够学到更多的东西（见多兰德１９７６年，第５—８，１９—５１页）。
①对于这些方法论宗旨中的第（４）个，也就是最后一个，有很多东
①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很好的文献索引见多兰德（１９７６年，第２２４—７页）和利特查尔德，１９７８年，第８２—３页）。利特查尔德（１９７８年，第２２页）在区别现代奥地利人的特征时评论道“没有两个奥地利人在方法论上曾经完全一致……然而，在总的见解方面他们有广泛的一致，对此利涅尔已经总结道：奥地利经济学家是主观主义者；他们强调人类活动的有目的性；他们不喜欢通过强调均衡去排除市场过程的理论结构；他们对企图把计量过程运用于经济学表示深深的怀疑；他们对经济原理的经验‘物证’表示怀疑，结果对在今天的经济学界中继续存在的很多经验著作的正确性和重要性持严重的保守态度。”
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西值得一说，这是从哈耶克对现代奥地利经济学的影响中得出来的。但是前面的三个是从米塞斯那里得来的，在大陆经济学史中带有反经验的味道，这是和科学的精神完全相异的。
在本世纪２０年代，米塞斯对货币经济学、经济周期理论，当然还有社会主义经济学做了重要的贡献，但是他后来对于经济科学基础方面的论著是那么失常和古怪，我们不得不怀疑是否有人会认真地对待这些论著。就象保尔。萨谬尔逊曾经说的（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７６１页）
：
想到奴隶，托马斯。杰弗逊说过，当他考虑到在天堂有一个公正的上帝时，他为他的国家感到不寒而栗。
那么，想到过去在经济学中对演绎和先验的论证作用的夸大的宣扬——被古典作家、被卡尔。门格、被里欧涅尔。罗宾斯在１９３２年……被福兰克。奈特、被路德威格。冯。
米塞斯夸大地宣扬——我对我的学科的声誉感到不寒而栗。幸运的是，我们已经抛掉了这些东西。
是的，我的确相信我们已经把这些东西抛掉了。
经济学方法论３２１
第四章　证伪主义者，整个二十世纪的故事
一、极端经验主义？
１９３８年，托伦斯。哈奇森的《经济理论的意义及基本假定》出版了，这本书也把对波普的可证伪性方法论标准的明白介绍带到经济争论中来。
哈奇森必然是早在１９３８年就认识到了波普的划分标准的意义，这件事本身是值得注意的：波普的《研究的逻辑》（１９３４年）
那时候还几乎完全不为人所知，甚至象艾尔的《语言、真理和逻辑》（１９３６年）那么有名的维也纳学术圈子的哲学思想普及也完全漏掉了波普对意义的可证实原理所作的批评的意义。从某种程度上说，甚至哈奇森也没有认识到波普思想的新奇之处：虽然他频繁地引用波普，但是他在制定基本标准时却不承认任何东西是从波普那儿得来的。他的基本标准是，追求“科学”地位的经济命题至少应该能使人相信它可以在人际进行经验检验（见哈奇森，１９６５
４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年，第１０，１９，２６—７，４８，４９，１２６，１５６页）
①。哈奇森的主要攻击目标是各式各样的先验论，但是在攻击据说米塞斯和罗宾斯称正统经济学的假设是直觉地明显的时，他把事情夸大了，本来是要调整两次大战之间的经济学方法论方向的坚决的努力就这样搞糟了。
哈奇森争论的中心观点是，所有经济命题都可以被彻底地划分为重复命题或经验命题，前者是不否认世界上任何可想象事态的发生，后者是不否认在这些事态中至少有某些可想象事态的发生（见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１３页）。不管我们对这种科学命题的两分法会怎么想——对于这种认为所有命题都能被整齐地划分为逻辑上需要的“分析性”命题和逻辑上明确的“综合性”命题的实证主义教条，有的现代哲学家已经提出疑问（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３７１页）——事实是哈奇森趋向于把大部分经济命题归结为重复的命题。在这样做的时候，他把只不过是把伪装定义的断言和虽然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但实际上又蓄意蔑视现实检验的断言两者之间的区别弄得模糊不清了。
举例说，在经济学里形而上学的“硬核”命题，例如相信价格体系能够恒定地运转来调和所有经济代理人的利益，或者所有经济代理人都根据他们的利益理性地活动，这些的
①几年后当奈特要求哈奇森说出他的哲学起点时，很有意义的是哈奇森提到了英国的经验主义者和马基以及维也纳的卡纳普，而却没有提到波普（见哈奇森，１９４１年，第７３５页）。稍后一个社会科学哲学家对待经济学中的方法论问题只不过是用另一种语言表示的哈奇森的观点，见考夫曼（１９４４年，第１６章）
；他也没有提到波普。
经济学方法论５２１
确都是认为现实世界甚至在原则上也无可非议的断言，因为看起来它们并不禁止任何事件发生。类似地，哈奇森把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经济命题当做重复的命题取消了（见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４２页）
，而事实上它们只不过是关于现实世界的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请考虑两种论述：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提高它的价格，和假定其他情况不变，征收香烟税将会降低它的价格；两者都不是重复的命题，因为两者之间实际上都是不可比的。就这两种论述说，它们都是关于现实的“综合的”命题，然而没有哪一个甚至在原则上是可信的，因为其他情况是无数的。
因此，如果一个论述在原则上是可证伪的，它会的确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或一系列事件。但是反过来的说法并不能站得住脚：一个论述可以否认某些可想象的事件的发生，然而甚至在原则上这个论述也是不可反驳的，所有带有不是专设的假定其他情况不变条件的趋向论述的确是这样。
对哈奇森的批评是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发起的（见阿加西，１９６７年）。
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并不是象哈奇森那样采取“分析－重复命题”和“综合－经验命题”的两分法，并且把大多数经济概念归于前一类，而是提出了三分法，分为（１）
分析－重复命题，（２）综合－经验命题，不过甚至在原则上也是不可检验的，和（３）综合－经验命题，但是至少在原则上是可检验的。他们这样划分的结果是减少了归入第一类的经济概念和增加了归入第二类的经济概念。他们争论说，当事实上经济学家们所做的是不可检验的经验断言时，哈奇森却不断地批评他们表达重复的命题：“人们从他对经济理论的
６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考察中所得到的印象是，在他那个时期大多数经济理论家除了重复命题之外几乎什么都没说，虽然他的书是在凯恩斯的《通论》之后两年出版的。
然而凯恩斯毫无疑问是关心经验问题的“
（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２８页）。
①
哈奇森的主要的方法论法则是，科学的经济研究应该受到可经验地检验的论述的限制。不幸的是，对于可检验的要求指的是对经济理论的假设还是对它的预言，他是很含糊的。
结果，他好象是强调对假定（ｐｏｓｔｕｌａｔｅｓ）
、或我们现在所称的假设（ａ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
的检验，就象他那本书的标题所暗示的，这种印象在他回答后来弗里茨。马克卢普对极端经验主义的遣责中得到了加强：马克卢普把哈奇森当做极端经验主义者的主要榜样来引用（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３—４页）
，极端经验主义者的意思是，他总是“坚持用从感情观察中得来的客观资料对所有的假设做独立的检验”
，从而就提出了“一个从事实而不是从假设开始的方案。”
哈奇森否认极端经验主义的责难（见哈奇森，１９５６年）
，并且毫无困难地表明他书中很多关于可检验性的重要性的论述指的不是假设，而是经济学中“已完成的命题”。
然而这本书的重点是在其他方面，甚至在该书出版２０年
①哈奇森认为经济学家们是（并的确是）为了保护经验命题而把它们做为重复命题和定义来表达，这种观点是正确的；相反地，他们有时候令人不可思议地尽量要从事实上是重复的东西中抽取大量的经济洞察力（见里昂惕夫，１９５０年；克拉普霍兹和米香，１９６２年；又哈奇森，１９６０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０年；哈奇森，１９６６年；拉特斯，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９—４１页；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５２—５页）。
经济学方法论７２１
之后在对马克卢普的回答中还含有哈奇森长期存在的罪名的暗示，即经验研究在经济学中运用于假设就象运用于理论的预言一样有用。因此，马克卢普认为，对于诸如居民户的效用最大化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这样的基本假设，采用比如说对大量的消费者和企业主进行查问来进行直接检验，其结果“如果不是引人误入歧途的，也是徒劳无用的”
；对这种评论哈奇森的回答是（见哈奇森，１９５６年，第４８１页）
：“不管检验这个［理性的］基本假设的专设条件是‘直接地’和‘独立地’获得的，还是从对结论的专设的检验追溯到从中推出这个结论的假设‘间接地’获得的，在原则上这都没有关系。”
但实际上这关系很大，并且关系到“原则”
：正是在这个问题上哈奇森和马克卢普分手，并且我们还将看到，和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那有影响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也有分歧。马克卢普把１９５６年的哈奇森和更多地把１９３８年的哈奇森称为一个“勉强的极端经验主义者”
，这并没有错得太远（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９３—５０３页）。
二、再次的先验论
然而，如果我们要对哈奇森的书做个公平的评价，我们就需要再次提醒自己本世纪３０年代先验论的力量，也就是这样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经济学基本是从一系列假定中得出的纯演绎的体系，而假定是从经验内部得出的，经验是不会自行向外在的证实开放的。于是富兰克。奈特以整整一篇文
８２１经济学方法论
章的疯狂而又混乱的评论来欢迎哈奇森的书的出版，表达了对被他视为哈奇森的“实证主义”的内心的愤怒，否认了在经济学中的真理有任何东西和自然科学中的真理相象，肯定了在经济学中的悟教条，①下结论说：“如果对这个评论的关键的用词加以限定，就象为了使它们用得恰当和精确所必须限定的那样，那么用任何‘经验的’步骤来‘证实’关于‘经济学’行为的任何命题都是不可能的”
（见奈特，１９５６年，第１６３页；又第１６４，１６８页）。当哈奇森重申他的立场（见哈奇森，１９４１年）时，奈特以明确的否定回顾说，关于经济行为的命题是能够以经验检验的，因为经济行为是受到目的指导的，因此它的含义也就依赖于我们对它有目的的特征的直觉知识：
我的观点在过去和现在都是，哈奇森先生和那么多其他的人［？
］在可检验的命题和“通常意义上的价值概念”
以及坚持只有具有前一特征的命题才允许进入经济理论的观点之间所做的无条件的对比是一种虚假的作做，必须干脆抛掉。可检验的事实不是真正的经济学……这种
①类似地，马克卢普在攻击哈奇森的极端经验主义时宣称（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５２—３页）
：“的确，这是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基本差别：在后者中，事实和‘观察’的资料本身就是人类活动者对人类活动的解释。并且这就向社会科学提出了一个在自然科学中不存在的要求：在抽象的模式中为了分析的目的构造起来的所有类型的活动对于我们大多数人来说都应该是‘可理解的’，其含义是我们能够想象明智的人按研究中的理想类型所假定的方式活动（至少有时候是这样）。”
经济学方法论９２１
不可被检验可以认为或者也可以不认为是“太坏”
；不管怎么样，它是真理［见奈特，１９４１年，第７５３页；又见拉特斯，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５—６页］。
使人惊奇的是，早在３０年代就成为奥地利资本理论的主要反对者之一的奈特，在其后来的一生中竟会直接从米塞斯那里接过他的方法论观点并让其伴随着他一生（见冈斯，１９７２年；赫希和赫希，１９７６年，第６１—５页）。
我们仍然只能说近年来哈奇森还是继续坚持波普的方法论法规对经济学是适用的，同时又要承认鼓吹方法论的一元论，几乎象悟教条鼓吹方法论的二元论一样危险。
考虑到早期的那篇《经济理论的意义和基本假定》的观点，我会仍然支持经济学要有可检验性和可证伪性标准。
然而，按１９３８年的标准，虽然从很多方面看来这篇早期的文章可以称为是怀疑论的著作，但是它那乐观主义的“自然主义”现在看起来是无辩护能力的：这就是，它提出“社会科学”能够并将会按象物理学和自然科学同样的方式发展……它看起来是非常错误地引导人们坚持在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之间的某种一般的相似（虽然这种一般的相似当然存在）
，并且断言它们之间差异的“度数”只不过是几度之差，却没有清楚地说明实际上这些差异是多么重要［见哈奇森，１９７７年，第１５１页；又见第５７，５９—６０页；和哈奇森，１９６５年，第Ⅶ—Ⅹ页］。
０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三、操作主义
在艾尔在他的《语言、真理和逻辑》中普及逻辑实证主义的同年，波斯。布里奇曼在《自然科学理论的本质》（１９３６年）中重新肯定了操作主义的方法论。一年后，保尔。萨缪尔逊开始写他的博士论文《经济分析的基础》它的副标题是《经济理论的操作意义》。
这篇论文最后在１９４８年发表，并且立即被认为是经济理论上的一个主要的里程碑。这主要不是因为它的方法论，而是因为它论证了有约束的最大化这种标准的假设不足以导出大多数经济预言：比较静态的方法是空的，除非专设了一个对应的动态系统，并且表明这个系统是稳定的——这就是所谓的对应原理（见萨缪尔逊，１９４８年，第２６２，２８４页）。
萨缪尔逊宣称他那本书的中心目的之一是在经济学里导出“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
：“对于有意义的原理我只不过是指，如果只是在理想的条件下做出关于经验资料的假说，那么可以想象这个假说会遭到反驳”
（见同上，第４页；又第８４，９１—２，１７２０—１，２５７页）。然而，极为可笑的是这并不是人们通常所理解的那个操作主义。操作主义的方法论是布里奇曼奠定的，它所关心的主要是某些对应法规的建立，认为这些法规能把科学理论的抽象概念和自然尺度的实验操作联系起来。然而，萨缪尔逊所定义的在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是以维也纳圈子里的语言表达的波普的证伪主义。
经济学方法论１３１
萨缪尔逊进一步在比较静态论证中对自从他那时起人们所称的定性微积分和定量微积分做基本的区分。
在经济学中，内生变量的变化是由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外生变量的变化引起的，确定内生变量的变化量的可能性是极小的。但是萨缪尔逊认为我们必须坚持一个最小的要求，即我们能够决定这个变化的代数符号：“我们的理论的有用是由于这样的事实，即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经常能够确定我们的未知变量变化的性质，这个变化是由预先计划好的一个或一个以上的参数的变化引起的。事实上，从操作意义上来说我们的理论是没有意义的，除非它的确暗示了对可观察的量的某种限制，可以想象，通过这样做它可能遭到反驳”
（见同上，第７页；又第１９，２１，２４页脚注，２５７，３５０—１页）。通过把定性微积分的标准运用于公认理论的某些支柱，萨缪尔逊得出结论说现代消费行为理论中没有多少经验的内容（见同上，第９０，９２，９７—８，１７，１７２页）。他也同样怀疑“新福利经济学”的主要宗旨，它声称要对福利做出有意义的论述而没有借助个人之间的比较（见同上，第２４，２４９页）。
经济学中的操作主义研究方案的观点一直遭到马克卢普的嘲笑。马克卢普苛刻地（和也许是不公平地）理解布里奇曼的著作，把操作主义解释为要从理论框架中排除所有的精神结构，此后就很容易证明，这样做就等同于要取消一个理论中的所有数学公式。另一方面马克卢普认为，如果我们允许这种数学功能的精神操作，那么操作主义的方法论威力就受到了致命的调和：仅仅是用在自然方面可衡量的操作概念来组成的理论不会取得什么，而不过是造成关于经验的规律
２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的低水平的一般化（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６章，特别是第１７９—８３页）。很明显的是，如果不是受到“操作的理论”
这个表达中的修饰词的感情的影响，对此是不值得一提的。
不管怎么说这是萨缪尔逊的表达法，用做“经验的”的同义词。
马克卢普甚至走得更远，否认均衡的概念可以算是“操作的”描述（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５６—７页）——“均衡做为一种理论分析的工具并不是一个操作的概念；企图在那种结构中发展操作的概念还没有取得成功”——这就显得失去了定量计算的意义。确实，均衡的思想只不过是预言，只要外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的对应物保持不变，那么内生变量在现实世界中可观察的对应物也保持不变（见芬格，１９７１年）。
简而言之，一个操作的理论只不过是一个可证伪的理论。
马克卢普没有提萨缪尔逊的名字，但他象是暗指萨缪尔逊说：
要想了解用了“操作的理论”这个措词的经济学家在这个名称中的确意味着什么并不是容易的事。他们并没有为他们的名称提供任何说明或样板……当经济学家们称“操作的理论”时可能意味的是……一个理论和实践领域、和观察的资料应该有足够的联系。联系是“足够”的，如果它们允许我们……面对经验的证据让理论从属于非经常的检验［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６６页］。
多纳尔德。戈登做了一个更有希望的努力来约束经济学中操作主义的意义（见戈登，１９６８年）。
他很多方面都是从布里奇曼的方式开始，把一个操作的命题定义为意味着一个操
经济学方法论３３１
作在原则上能够实施的命题，其结果是包括了对这个命题的检验。但是他允许把内省“操作”作为对记录、汇编和计算这些物理操作的补充（见同上，第４８—９页）——就象布里奇曼允许纸笔思考的实验一样——其结果是他的操作主义定义和波普的可证伪定义几乎是没有区别的。于是他运用对应原理来重新解释萨缪尔逊的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如果在可观察的变量之间的一个函数关系有操作的意义，这个函数应该表明它在动态上是稳定的；对一个函数的稳定性的检验是定量微积分的可用性，这也就意味着与之有关的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条件是从属于一定的限制因素的。
于是，在于一般需求曲线的通常解释中，我们认为购买者的喜好、他们的收入、价格和商品之间的紧密关系都是不变的，给定的收入和价格属于其他情况，把需求曲线限制在一定的经验上可观察的位置，而给定喜好的假设是一个经验的假说，认为需求不变，或者在可观察的时期内只有很少的变动。接着是，在原则上，在定量的计算和定性的计算之间没有适当的区分。
如果我们能对产品的需求做出定性的预言，这必然是因为需求曲线能保持超过观察时期，在这种情况下也许我们能预告它的定量斜率和弹性。反过来，如果我们不能对需求做出定量的预言，因为需求曲线已经变动了，那么我们也不能得出关于需求变化的定性的预言。然而，实际上在定理计算和定性计算之间的区分对于操作意义的要求，或者象我宁愿说的，对于可证伪性的要求，是生死攸关的（见戈登，１９６８年，第５０—１页）。
这个争论似乎要建立的一个重要原理是，我们能推断某
４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些东西的存在，象很好地定义的反向倾斜的对黄油的需求函数，只要（１）如果我们能对黄油关于它的价格变化所发生的变化从量方面正确地预告它们代数符号，和（２）如果我们能够借助对应原理正确地假设黄油市场是动态地稳定的。在《基础》中，萨缪尔逊经常依赖因果经验主义来保护条件（２）
，于是让条件（１）做所有获取操作上有意义的原理的工作。为了说明其要点，让我们考虑一个人所熟知的观点，有一些经济学一年级的教师用这个观点来“证明”
一个命题，即在凯恩斯宏观经济模型中边际消费倾向必须小于１：如果等于或大于１，那么按这个术语的定义凯恩斯乘数将是无限的，在这种情况下这个模型将显示出爆炸性不稳定的动态特征；但是现实世界并没有呈现出这种爆炸性不稳定；因此，边际消费倾向必须有一个小于１的值。证毕。参考了所有这些争论，在对戈登的回答中，萨缪尔逊从他早期的《基础》中的乐观主义退却（见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第１７６９—７０页）。他解释道，对应原理最多是一种有启发的设想，并且“在《基础》中……我作为现实世界中的一个人和因果经验主义者向前走，说出了我的意见，认为动态稳定的假说是一个我们要做的‘现实主义’的假说。我对此不再那么肯定……你的理论模型或体系将总是关于现实世界的、理想化的代表，同时又忽略了很多变量；也许正是被忽略了的变量在保持现实世界的稳定。”
定性计算和对应原理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并在经济理论检验中做为继后的运用（例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５年；兰开斯特，１９６２年，１９６６年ａ）
，但是现在在这方面说得
经济学方法论５３１
过多就离题太远了。我们必须从这里转到战后经济方法论的中心著作，这就是实际上每个现代经济学家在他或她的职业生涯的某个阶段都阅读过的一篇论方法论问题的文章：密尔顿。弗里德曼的《论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１９５３年）。它的中心论题是经济学家不必为使他们的假设“现实”
而烦恼，这就引起了一场争论的风暴，这场风暴几乎整整十年才消失。
①
弗里德曼的观点是那样微妙，甚至现在也难以找到两个经济学家，他们对弗里德曼说的究竟是什么会有完全一致的看法。
部分原因是，这篇文章所追求的是两个很不相同的论题，它们好象都是互相做为另一个的必然结果提出来，虽然实际上它们相互之间没有多大关系。
四、假设不恰当论题
弗里德曼从列出在规范经济学和实证经济学之间旧的思诺—凯尔恩斯—凯恩斯区分开始他的文章，在此之后他断言所有的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包括经济学的基本方法论整体在
①弗里德曼的这个论题是那么有名以致甚至成为广为流传的笑话话题。
奥布林（１９７４年，第３页）说在Ｂｅｌｆａｓｔ大学的学生告诉了他以下的故事（在此４年前我在曼谷的一个经济学家集会上听到了相同的故事）
：“一位经济学家、一位工程师和一位化学家被困在一个沙漠孤岛上，他们有一罐火腿，但却没有开罐工具。
当工程师和化学家运用科学做各种开罐的试验都失败之后，他们转向一直在一旁面带高人一筹的微笑的经济学家愤怒地问，‘要是你会怎么办？
‘’让我们假设我们有一把开罐刀‘，经济学家沉着地答道。“
６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实证的一边。接下去就是对统一的方法论本质的论述（尽管满页都是波普分子的味儿，但文中并没有因此而提及波普或其他的科学哲学家）
：
理论被看做是一个主要是假说的实体，对它应该用它对它所要“解释”的那一类现象的预言力来评判。只有事实证据能够表明它是“正确”还是“错误”
，或者更好的说法，应该做为确实的东西偿试“接受”还是应该“反对”。
下面我将用更大的篇幅来论述，对一个假说的有效性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注意这个“唯一”
］是把它的预言和经验相对比。如果它的预言有矛盾（比另一种假说的预言更“频繁”或更经常地出现矛盾）
，那么假设就遭到反对；如果它的预言并不矛盾，那么它就被接受；如果它为解决矛盾提供了很多机会，那么人们对它就非常有信心。事实证据从来不能“证明”一个假说正确；它只能不能证明假说不正确，用有点不准确的说法，这就是我们说假说已经被经验“证实”的通常意思。
［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８—９页。
］
从这里，弗里德曼又很快地转到他的主要目标，也就是这样的观点，认为用现实来证实一个理论的假设提供了一个有效性的检验，这种检验和对它的预言的检验是不同的，或者说是对预言检验的补充。他写道，人们普遍持有的观点“基本是错的，并且产生了很多危害”
（见同上，第１４页）。
假说要现实不仅是不必要的，如果它们不现实的话还是一个积
经济学方法论７３１
极的优点：“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
（见同上，第１４页）。这样花哨的夸大正是萨缪尔逊后来所命名的“Ｆ扭曲的极端样式”。
很多评论家对假设的“现实主义”
的评论（见罗特文，１９５９年，第５６４—５页；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４０—１页；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４２—４页，１９６８年）还远不是清楚的。有时候说经济理论的假设“不现实”
，意思是说它们是抽象的。就象我们刚刚已经看到的，这当然是弗里德曼的意思之一：“现实的”假设在描述上是精确的，意思是它们考虑了所有有关的背景变量，并拒绝漏掉其中任何一个。弗里德曼当然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绝对地说任何不是现实的真正复制品的理论都把经济活动者的行为理想化，并且过份地简化假设的起始条件，从而在描述上是不精确的。同样地，他也可以毫无困难地表明，如果简化是好理论所要求的标准，那么所有好理论都横蛮地做了理想化和过份简化。
但是还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人们可以说在一门象经济学的社会科学中假设是“现实的”
，也就是说，对它们所说的经济活动者的动机我们做为一个人是不是可以理解。悟教条告诉我们，这是在社会科学中适当的理论化所迫切需要的东西。
弗里德曼在他的文章的后面部分在很大程度上依赖对“假设的现实主义”的这种解释，并且象反对描述的精确性一样反对假设的现实主义：不管是不是企业家证明他们努力使收益最大化，或者甚至不管是不是他们认识到向他们提出的问题的极大意义，这都不是对他所称的“收益最大化假说”的“现实主义”
的检验，因为一个竞争的达尔文过程保证了只有
８３１经济学方法论
那些真正取得了最大化的人才能生存。他写道，在很多情况下“个人行为都好象他们在理性地寻求使他们所期望的收益最大化……并且有使这种企图成功所需要的资料的足够的知识”
（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１页）。现在我们可以在另一种意义上来重新解释弗里德曼所写的东西，在另一种意义上理解“很重要……一个假说在它的假设中的描述应该是虚假的”
，这就是要把经济活动者不可能看得很认真的拟比动机赋给经济活动者（就象假设台球手每次把台球打入网兜时都计算台球的角度和动量）
；所有这些的关键都是，以拟比动机为基础的理论是不是有预言价值。这大概是我们能够要求的对悟教条的最激烈的反对了，并且这相当于工具主义的方法论：理论只不过是制造预言的工具，或者更好的说法，是批准我们所做的预言的推理许可证（见科登顿，１９７２年，第１２—１３页）。
因此，经济假说中的拟比公式不只是拒绝提供把经济行为和收益最大化联系起来的任何因果机制；它还积极地排除了这种解释的可能性。
但是还有第三种意义，在这种意义上可以说理论的假设是“不现实的”
，并且大部分弗里德曼的批判家所关心的也许正是这种解释。这种情况就是，从关于经济行为的直接可觉察的证据方面看，人们相信假设是错的或极不可能的（例如，人们观察到厂商不顾经济情况而自己凭粗经验制定它们的产品价格）。
然而，弗里德曼在继续否定直接检验假设的需要的同时，他的确允许“用‘假设’做为对理论的间接检验”
，这是引用他的文章中很重要的但是经常被忽略的那一部分的标
经济学方法论９３１
题（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６—３０页）。这就是说，一个理论的假设从因果经验主义方面来看可以认为是错误的，但是它们可以做为一个更广的理论的内容，这个理论的结果已经过检验，在这种情况下这些假设在一个特别的范围内可以表明是错的，但在其他范围内并不是这样。
这就对理论建立中的假设作用提出了一个重要的方法论要点：这就是在其他情况中间把一个理论所倾向运用的范围确定下来。正象弗里德曼贴切地评论的：“完全恰当地用‘假设’来对一个理论经常并且错误地把握的情况进行确定，其意思可以解释为假设能够用来决定一个理论把握的情况”
（见同上，第１９页）。换句话说，我们不能考察一个完全竞争理论的假设以看看这个理论是否能用于卷烟工业中，因为如果这个理论是恰当地建立起来的，那么这个理论所要用之于的情况也是象理论的基本组成部分一样专门确定的；我们早就知道完全竞争理论不能用于高度集中化的卷烟工业。一旦我们取消对一个理论运用范围的任何参考，我们就使它变得无法检验，因为每一个反驳都可以遇到这样的争论，说理论被错误地运用了。
但是，在介绍了这些重要的方法论划分之后，弗里德曼立即把这个观点搞糟了，他允许把完全竞争理论运用于不管是什么样的厂商，所依赖的情况是：“把同一个厂商视为它在这个问题上是完全竞争者，而在另外的问题上又是垄断主义者，这没有什么不一致”
（见同上，第３６页；又第４２页）。
换句话说，我们又再次回到对经济理论的极端工具主
０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义解释。
①
在区分了三种意义，在这些意义上假设可以说是现实的或不现实的之后，现在必须补充说，弗里德曼在他通篇文章中都用加上引号的“假设”
，而没有对各种各样的假设的不同的逻辑地位做一点点评论，这就加重了衡量他的含义的问题。
他甚至没有明白地区分起始条件、辅助假说和边界条件。对此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４—５页）已经指出，经济学中的假设可以指（１）对诸如效用和利润最大化的动机的论述；（２）
对经济代理人的明显行为的论述；（３）
对某种功能关系的存在和稳定性的论述；（４）对要考虑的变量范围的限定；和（５）提出理论运用范围的边界条件。这５个假设中的每一个的假设现实主义问题都是明显地不同的。
同样地，梅利茨（见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４２页）区分了“辅助性”假设和“生殖性”假设，前者和理论的假说连在一起，目的是简化理论的逻辑结果，后者是为了取得假说本身。
①我们肯定必须同意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３年，第６９—７０页）的猜测，他说，假使“我们从理论Ａ和从理论Ｂ中的某些部分成功地预言一个经济实体的某些行为；而当Ａ是对的Ｂ就必须是错的，反之亦然。解释这种情况的方法之一是：‘不同的理论解决不同的问题’。另一种方法是：‘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那么现在我们怎么办？
我的观点是Ａ和Ｂ的正确预言都包括了我们有用知识的一部分，对我所说的工程目的是可用的，但是做为科学的假说Ａ和Ｂ都遭到了反驳。
现在我们必须努力建立一个更一般的同Ａ和Ｂ一致的理论。部分的这个理论必须专门确定每个次理论能把握的情况。这样一个理论可能会遭到反驳，因为专门的确定可能是错的。我对这种垄断—竞争混合情况的抱怨正好是，这是一种专设的混合而不是包含了适当的专门化的一般理论，从而也不能怀疑这种理论会遭到反驳。“
经济学方法论１４１
尽管事实上每一个假设都可以为两种功能服务，这依赖于所研究的特别的预言，但是有些假设在经济学中经常被用于特定的功能：假设其他情况不变是典型的辅助性假设，而利润最大化是典型的生殖性假设。
虽然两种假设的“现实主义”
都可以是中肯的，但是对于检验一个理论来说，在辅助性条件和现实之间的差异比起生殖性假设对“现实主义”
的缺乏来，问题更为严重，因为后者通常可以做多种不同的解释。只要这样说就够了：由于从一开始就不加区别地运用假设这个术语，整个假设不恰当论题就给搞糟了。
马克卢普给弗里德曼以救援，区分一整类的假设、假定，或基本的假说：“‘启发原理’（因为它们在分析中用做有用的指导）
，‘基本假定’（因为它们没有受到时间因素的挑战）
，‘有用的虚构’（因为它们不需要用‘事实’来肯定，只是在‘拟比’论证中有用）
，‘步骤法则’（因为它们是关于需要遵循的分析步骤的分解）
，‘定义假设’（因为它们被当做纯分析的规矩）“
（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５页）。
在任何理论中，这些类型的基本假设必须用他所称的“假设的条件”
来补充，这就是，起始条件被确定为事例的样板，背景的样板和经济的样板，理论就要运用于这些样板，并且将为了检验的目的对从这些样板导出的结果进行推断（见同上，第１４８—５０页）。
他同意说为了证实一个理论（他经常说证实而不是说证伪）
，“假设的条件”必须和可观察的情况相对应，但是他给所有的基本假设免除了这种仔细察看。消费者能够按一致的秩序排列他们的偏好，企业主在同样风险的情况下宁愿要更
２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大的收益而不是更小的收益，这些基本假设“虽然是凭经验认为有意义的，但是不需要独立的经验检验”
（见同上，第１４７页）。马克卢普说，对它们进行这种直接的、独立的检验不但是“没有理由的”
，而且甚至是把人“引入歧途的”
，因为“可以把［最大化的］基本假设理解为一种理想化，它们的结构和操作的概念是远不相同的，已经排除了会由证据引起的矛盾”
（见同上，第１４７页）。马克卢普承认，这并不意味着这些假设是不可侵犯的，如果并且当有一个更满意的理论体系可用时，它们将连同它们做为其中一部分的理论体系被否定。
总之，马克卢普的观点是，一个理论，甚至在人们已经知道它的基本假设是假的的情况下，也是不能完全被否定的，除非能够并且已经提供了一个更好的理论。他承认一致的效用最大化和利润最大化行为的假设与某些消费者和企业主的事实是矛盾的（见同上，第４９８页）。就象他所看到的，问题是对于特定的预言来说，比如利润最大化行为，我们不知道例外的有意义的偏离有多大。因此我们应该“把最大化行为做为一个有启发的假定来接受，并且牢记演绎的结果有时候会和观察到的资料很不一致。重复说一遍，我们可以用经验来检验，如果人们的活动总是象经济学家们所不合理地假设的那样去活动，那么就要看看人们活动的结果是不是在大部分时间内都合理地接近于经济学家所期望的样子”
（见同上，
经济学方法论３４１
第４９８页）。
①按照马克卢普，这就把方法论的阵营划分为，一边是极端的先验主义者，如米塞斯、奈特和罗宾逊；另一边是极端经验主义者，如哈奇森；而处在这两个极端的中间的有佐西恩、萨缪尔逊、兰格、弗里德曼以及可能还有他自己：“他们中没有一个认为没有可以引起他们放弃他们的理论的可信的证据，并且他们中也没有一个愿意对他们的基本假设做独立于命题的经验检验，当运用理论时，假设和命题总是联合在一起的”
（见同上，第４９５页）。
因此最坏、最狡滑的人是，他坚持把对基本假设的直接证实做为对一个理论的正确性的批评性检验，而这种检验又是先于或者独立于该理论的预言的。但是有过这样的大坏狼吗？弗里德曼的批评家认为，（１）准确的预言并不是一个理论正确的唯一的适当检验，即使是的话，也不可能区别出真相关还是假相关；（２）取得假设的直接证据并不一定比取得用来检验预言的市场行为资料更困难，或更甚者，考察假设的结果并不比检验预言的结果更模糊；（３）检验假说的偿试可以产生一种重要的洞察力，这种洞察力可以帮助我们解释
①类似地，比尔和奥尔（１９６７年，第１９５页）不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认为对经济学中的假设是很难检验的，因此作为第二好的办法是，只要假设不是断然地和任何可观察的东西有矛盾，就认为它们是正确的，于是就直接地检验预言。
这种办法是合理的。
他们说：“对于完全竞争模型的预言，如果因为其中的几个不能充分地把和中级教科书中的完全竞争条件不一致的东西合理化就无视它们，那么这是绝对错误的。这种否定是错误的，因为要确定实际情况的变化和完全竞争思想之间的差距有多大和意义有多大，或者要确定一个完全竞争的合适思想是什么，这确是非常困难的。”
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预言检验的结果；和（４）如果对含有明显地违反事实的假设的理论进行预言检验是唯一我们能够做到的，那么我们就应该要求对这个理论进行极为严厉的检验。
①
为了突出（２）和（３）两点，让我们在假设“检验”的含义上花点时间。
现在，人们可能同意任何对实业家的查问，象他们是不是寻求利润最大化，或者使边际收益等于边际成本，或者以厂商资本成本来折算资本项目收益，这种企图必然要产生模糊的回答，他们的述说将通常依靠正是那些在研究的问题来解释。但是其他的提问是可能的：不是“厂商的目标是什么？”而是“在做战略决策之前所收集的是哪些信息？”或“这些决策事实上是怎样做出来的，在厂商内部战略产出和投资决策之间的矛盾事实上是怎样解决的？”
传统的厂商理论把厂商当做好象一个“黑盒”
，没有揭示其内部的决策机制。一个寻求把光亮投到“黑盒”的本质上的提问肯定必须阐明检验经济行为的黑盒理论预言的企图，并且不管怎么样，没有这种提问，对理论预言的检验几乎象检验假设一样困难。
①见库普斯曼，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０页；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１—９页；罗特文，１９５９年，第５５６页，１９７３年，第３７３—３７４页；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２３页；西耶特和格朗伯格，１９６３年，第３０２—３０８页；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３９页；德。艾莱西，１９６５年；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２９—３３页；黑维特，１９７０年，第１３７页；麦克罗斯基，１９７５年，第１３６—１３９页；科登顿，１９７６年ａ；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５—７０页；诺顿，１９７８年；在辩护方面，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５３页；玻普和玻普，１９７２年ａ，１９７２年ｂ）。对关于一些弗里德曼的批评家的概览，见博兰（１９７９年）
，然而这本书把这些批评家贬得太低了。
经济学方法论５４１
足以令人惊奇的是，弗里德曼确实承认这个观点：他在他文章中的一个地方提到，问商人他们在做什么和为什么他们要那样做“做为检验经济假说的确实性的手段几乎是完全没用的”
，虽然在“建议人们抓住对预言和观察结果之间的偏差的解释”
方面，这种提问可能是有用的（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３１页注）。于是看起来，检验动机性假设在证实理论方面的作用是有限的，这是要点（１）
；更进一步，在解释预言性检验的结果时可以证明以上是富有生产性的，这是要点（３）
；从要点（３）又可以推论出要点（２）。的确，重读弗里德曼的文章使我们感到印象最深的是，在事实上他非常小心地从来不说假说的现实主义是不相关的，除非在前面加上一个大部分地的副词。换句话说，他避免极端样式的不相关假设论题，或者说避免萨缪尔逊给了绰号的Ｆ扭曲。
五、Ｆ扭曲
围绕着弗里德曼的文章的争论非常混乱，因为萨缪尔逊企图把弗里德曼的观点简化为“Ｆ扭曲的基本样式”。在这个过程中他放弃了他早期为“操作主义”所做的辩护，代之以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这就使大部分辩论的参加者觉得弗里德曼的方法论可能是可反对的，但是萨缪尔逊的新方法论更糟。
根据萨缪尔逊，Ｆ扭曲以两个样式进行：一个是基本样式，断言一个理论假设缺乏现实主义对理论的证实来说是恰
６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当的；另一个是极端样式，把实证的优点归于不现实的假设，其理由是，一个有意义的理论总是能用某些比它本身简单的东西来解释复杂的现实。萨缪尔逊不管极端样式，把他的攻击集中在基本的Ｆ扭曲：
……认为甚至就可忍受的近似程度而言，在事实上不准确的非现实主义对于一个理论或假说也决不是一个缺点，这种想法是基本错误的［见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第１７４页］。
……在一个理论中，经验正确的炸面饼圈构成了它的价值，而面饼圈中间不真实的洞构成了它的弱点。我把宣称一个理论由于有缺点才更好视为科学的畸形的堕落；并且我注意到，在幸运的真正的科学中，没人作梦要做这种宣称［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７６１页］。
但是在承认我们应该为事实上不准确的假设感到担心的同时，真正的问题是我们是不是应该仅仅由于知道一个理论的假设不现实就抛弃这个理论。然而，萨缪尔逊对这个问题却不做声。当我们回想，甚至弗里德曼也仅仅断言说，在对理论的证实中，不现实的假设是“大部分地”不相关的，并加上事实上经济理论中的很多动机假设关系到不可观察的变量，我们确实不会比象萨缪尔逊感情强烈地谴责的Ｆ扭曲那种结果更聪明。
萨缪尔逊更甚地提供了Ｆ扭曲错误的逻辑证明（见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１７５—６）
，但是那个证明预先假设了一个完
经济学方法论７４１
全公理化的“欧几里德”理论，它的整个推理结构保证了假设、理论命题以及这些命题的结果，全都互相包含解释他者的含义。事实上，大部分经济理论并不是完全公理化的，并不具有简单的逻辑结构，这正是为什么存在一些把理论的假设和理论的含义区分开来的要点的原因（见德。艾莱西，１９７１年，第８６８—９页；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８１页；玻普和玻普，１９７２年ｂ，第２３６页；旺，１９７３年，第３２１页）。还有，甚至是一个在原则上可以分解为它的假设的、完全公理化的理论也不能用经验来检验，除非这个理论是以起始条件和多少是“现实主义的”辅助条件来补充的，从而为出现在理论中的分析变量提供了可计量的替代物。因此，萨缪尔逊对Ｆ扭曲错误的证明看起来只是参考了理论做为组织我们的思想的分析性编档体系这个正式作用，而没有参考理论对现实进行解释这个重要作用（见麦克莱兰，１９７５年，第１３９—４页；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７０—２）。
我们可能会认为弗里德曼观点的最薄弱的一环是他对工具主义方法论的赞同。一旦理论被视为只不过是产生预言的工具，那么假设不相关论题就是不可抗拒的了。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证实一个假说的唯一恰当的检验是把它的预言和检验进行比较。”
但是这样一种比较能够表明某一个理论的预言非常精确，虽然从因果机制的意义上看，这个理论并没有对预言提供任何解释。人们可能会认为，科学应该比仅仅做精确的预言做得更好。但是，萨缪尔逊不是对弗里德曼这种求援于对称论题的暗示提出疑问，而是自己也赞同对称论题，其做法是选择描述主义的方法论：
８４１经济学方法论
一个通过邮电进行的盖洛普民意测验计算看起来是要表明，人们广泛地希望不要相信我的强硬的观点，因为我认为“理论”做为（战略性地简化了的）对可观察和可反驳的经验规律的描述……用来描述很大范围的可观察的现实的描述（方程式或其他形式）毕竟是我们在此能够得到的（或需要要求的）全部“解释”……一个解释，就象在科学中正当地运用的，是描述的更好形式，而不是某些最终超越了描述的东西［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７６５—６页，又１９６６年，第１７８页］。
除了描述主义的方法论是有点老式的（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１８—２９页）
之外，我们奇怪的是，这种狂热地坚持总是用对问题“怎样？”的回答来回答问题“为什么？”的目的是什么。
在最后的分析中，萨缪尔逊几乎是和弗里德曼一样地为经济学辩护的。
毫不奇怪，大部分评论家下结论说，在萨缪尔逊和弗里德曼的争论之间没有什么重大的方法论危机：工具主义是站不住脚的，因为对称论题是错的；描述主义虽然是完全站得住脚的，但却是一个过份缓和的方法论，是一个没出息的人对工具主义的翻版（见博兰，１９７０年；旺，１９７３年）。还有，这两个作者都把他们所鼓吹的东西的失败归罪于实践。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８２—３页）参考了萨缪尔逊的国际要素价格均等化原理（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２年，第１１章）
，指出萨缪尔逊是象弗里德曼一样的Ｆ扭曲者，意思是他
经济学方法论９４１
也从允许明显地违反事实的理论假设中推论出表面上有意义的现实世界的结果。阿奇博尔德也令人信服地指出（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１年，１９６３年）
，施蒂格勒和弗里德曼攻击张伯伦的垄断竞争理论时，不是针对它那可怜的预言记录，而是针对它的不一致性、简单性、恰当性，等等，也就是针对理论的假设基础而不是针对它的预言。
但是，撇开争论的要点，令人印象深刻的是，弗里德曼、马克卢普和萨缪尔逊，他们每个人都以自己的方式接受了我们早就说过的防守的方法论，其主要目的看起是一方面要保护经济学免受象假设不现实这种挑剔的批评，另一方面是抵制对预言进行检验的刺耳要求（见库普曼斯，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１—２页，拉特斯，１９７６年，第１０页）。我们已经讨论了这种辩护的前半部分，但是对于后半部分我们还没说什么。
六、达尔文生存机制
马克卢普在为经济学中的经验研究的重要性辩护时，却一直突出了所有对经济假说检验的无结论性。我们已经注意到他喜欢用证实而不喜欢用证伪这种语言，但他是完全认识到认为证实理论只不过是那些至今抵制证伪理论这种波普观点的：“检验一个经验假设结果是得出它的不确实或它的非不确实，从来不会得出它的必定的确实”
（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４０页）。
借助于这种术语学分类，我们现在能够考虑他关于象经济学这种领域中的经验检验的怀疑主义：
０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当经济学家的预言是有条件的，也就是说，是建立在特定的条件基础上的，这些规定的条件满足与否并不能对之进行检验，于是不管观察的结果如何也不能对基本的理论进行否定。同时也不可能对一个其预言的规定概率是低于百分之百的理论进行否定；因为如果是以比如说７０％的概率预言一个事件的，那么任何结果都是和这个预言一致的。只有同样的“事例”发生了一百次我才能用“击中”和“击漏”的频率来证实规定的概率。这并不意味着所有证实我们的现论的企图都给挫败了。但这的确意味着，对我们的大部分理论的检验将是更接近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那种证实的特征，那种证实是有可能和可重复控制的实验或和重复发生的、充分识别了的情况联系起来的。这就暗示着，甚至当经济领域中大部分理智的人应该准备把我们的检验做为结论来接受，并且赞同经过这样检验了的理论“不是不确实的”
，也就是说了“Ｏ。
Ｋ“的时候，我们也不能足以令人信服地强迫别人接受我们的检验［见同上，第１５５页］。
这一页可以当做是对“幼稚的证伪主义”完全恰当的批评，当做对杜海姆不可驳论题的重申来读，也可以当做对更加“复杂的证伪主义”的恳求来读：正因为对经济理论的检验“更近似于说明的特征而不是证实的特征”
，我们才需要尽可能多的说明。但是这又意味着经济学家应该把他们的智力资源集中在生产非常详细地说明的可证伪的预言这个任务
经济学方法论１５１
上，这就是，少安排优先权给象简单、优雅和一般性这些评价的标准尺度，多安排优先权给象可预言性和富有经验果实等这些评价尺度。然而，非常清楚的是，从马克卢普在这里和在其他地方的主张的趋向上可以看出，他会按其他方式精确地安排他的优先秩序（见梅利茨，１９６５年，第５２—６０页；罗特文，１９７３年，第３６８—７２页）。
马克卢普在他漫长的生涯中屡次转向经济学的方法论问题，在对批评家们所设计的对经济学的所有检验的贬低中，他是格外坦率的，但是他从来没有说，如果证据是具体化的，他会希望把什么证据视为对比如说新古典主义的企业行为理论或者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反驳（例见，马克卢普，１９６３年，第１９０，２０７页）。
象马克卢普确实做的那样称赞经验研究，如果从来没有提出和人们所持的信念有什么不同的东西，那么那样做并没有多大意义。
①
弗里德曼对经验检验的态度和马克卢普的是有些不同的：虽然他同意“在科学中从来没有必然性，并且从来也不能完全‘客观地’取得支持或反对一个假说的证据”
（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３０页）
，但是他相信新古典研究框架不断地受到检验，并且完全胜利地通过了大部分检验。
他认为，首先，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竞争代表了一个达尔文过程，这个过程所产生的结果，比如保证所有消费者都使他们的效用最
①马克卢普（见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４６页）最近把自己描述为“一个因袭主义者——意思是一个人他把从分析的步骤方面看不做断言而只有惯例（解析，假定）的命题当做有意义的、有用的命题来接受。”
２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大化和所有的厂商都使他们的利润最大化的结果，尽管新古典模型的假设可能是违反事实的，但它的预言仍然正确的结果，这两个结果是一样的。
（对这个争论的经典论述是阿曼。
阿尔金做的，因此我们将把这称为阿尔金论题）。其次，
对收益最大化假说的一批甚至更重要的证据是这个假说在专门问题中的无数运用和对它的含义寻找矛盾的屡次失败。这个证据得到文件资料的极硬的支持：它散布在无数的备忘录、文章和专著中，这些文件所关心的主要是专门的具体的问题而不是把假说付诸检验。但长期继续运用和接受这个假设，以及要发展和广泛接受另外的连贯的、自我维持的理论的失败，是对这个假说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见同上，第２２—３页）。
不必怀疑这是弗里德曼的整篇文章中最所向披靡的一页，因为他对于这些“无数的运用”
甚至一个例子也不举。
毫无疑问，当干燥的夏天草莓价格上升，当伴随着石油危机油价急剧上涨，当受到转向强硬的货币政策威胁之后股票市场价格下跌，这时我们可能会很满意，因为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含义的反驳又一次失败了。然而，就多种假说能够解释同一个现象而言，我们永远不能肯定提出反驳的屡次失败不是经济学家不愿发展和检验非正统假设的征候。要是能够告诉什么样的经济事件为收益最大化假说所排除，或者更好地，什么样的事件，如果它们发生的话，能够迫使我们放弃这个假说，这将更加令人信服。就象阿奇博尔德公正地评论的，关
经济学方法论３５１
于“无数的运用”那一页的真正涵义是“鼓励自满和打击对据说显然是进步的先决条件的怀疑的再检验。”
（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２页）他的评论认为，不管弗里德曼在其他地方说了些什么，他并没有真正对检验收益最大化假说感兴趣，而是想方设法去巩固这个假说。就象我们知道的，没有什么很奇怪的理论，但是，在我们周围的一切证据都用来巩固一个理论这是很奇怪的。此外，一个假说所保持的时间和缺少一个广为接受的对手并没有提供对“它的价值的有力的、间接的公开承认”
，这是引用弗里德曼自己的话；每一个人们曾经坚持过的谎谬的教条都是以这种理由来辩护的。
仍然存在一个我所称的阿尔金论题，这就是认为宏观经济学中的所有动机假设都可以用拟比的论述来建立。这可以看做是不相关假设论题的、被击溃的样板——争论拟比假设的现实主义是毫无意义的，因为这种假设从定义上讲既不真也不假——或者是对收益最大化假说做极端的重新解释，其结果是把个人的理性活动轨迹移到社会平面上。由于严重地依赖阿尔金论题，弗里德曼事实上抛弃了方法论的个人主义，人们一般认为方法论的个人主义是以研究经济问题的古典方法为基础的：不是从具体的个人代理人的理性活动取得一般的可检验性预言，而是从一种新的因果机制、比如动态选择过程中取得宏观经济学的预言，动态选择过程对那些不管为了什么理由都活动得象他们是理性的收益最大化者的实业家给以奖赏，而对那些由于破产就以其他方式活动的人给予惩罚。这并不是行为主义者对传统理论的重新解释，而是一个新理论。这就是我早期当做弗里德曼第二方法论论题提到的
４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东西，它的理论涵义是那么深远从而它已广被接受，它的细微的特殊之处也为人们所注意，这是很惊奇的（但请见库普曼斯，１９５７年，第１４０—１页，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ａ，第６１—３页；温特尔，１９６２年和戴斯林，１９７１年，第５９—６０页，２９—３０３页）。
①
对动态选择过程的参考，立即显示了求助于阿尔金论题的错误：传统微观经济学如果不是完全地至少也是大部分地是没有时间概念的比较静态分析，这样一种学说在分析均衡结果方面是有力的，但是在分析达到均衡的过程时很虚弱。
“显得是企业行为的直接决定因素可以是任何东西——习惯反应，随机选择，或其他难以归类的东西”
，弗里德曼告诉我们（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２２页）
；“不管什么时候只要这些决定因素碰巧使企业的行为和理性的、信息充足的收益最大化行为一致，企业就繁荣并且取得扩张的资源；什么时候只要不是这样做，企业就趋于失去资源。”
但是当厂商真的朝最大化行为活动，这个使厂商繁荣的过程是需要时间的，没有理由使人相信，那些在一个时期里繁荣的厂商，在另一个时期里也将保持一致的活动；换句话说，与那些不赢利的厂
①因此，哈利。约翰逊（１９６８年，第５页）赞同不相关假设论题，不加限制条件地说：“已经表明……不管厂商是否有意识地寻求使利润最大化和成本最小化，竞争将消灭缺乏效率的厂商；也不管消费者行为是理性的或纯随机的，对一种产品的需求曲线将象在马歇尔分析中的那样趋于向下倾斜。结果，经济学家把经济当做一个相互依赖的系统是可能的，这个系统对根据某种理性的一般原理发生的变化做出反应。经济学家的信心比情有可原的３０年前所表现的更足。”关于对达尔文论题的其他反响，见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１页注）。
经济学方法论５５１
商相比，有赢利的厂商的“习惯反应”可以形成任何积累的趋势助使厂商发展，但“随机机会”当然不会这样。斯德尼。温特尔（见斯德尼。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２４０页）在他对阿尔金论题所做的系统的考察中对此做了表达：
于是在关于选择的争论的现有论述中就存在一个基本的困难，困难的根源是事实上不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之间的相对偏差会随时间不断变化。由于人们并没有仔细对待动态过程以表明哪些行为是可行的，那些是不可行的，于是就忽略了厂商并不能从总体上按照接近最大化的行为安排它们的活动。一般地，这种安排必须有一个特别的环境状态，但是环境在动态过程中本身也在变化。
为了维护阿尔金论题，我们就需要能够预言反均衡状态的行为，这就是，我们需要以和厂商在经济环境中的出现和消失有关的、至今人们还没注意到的进出理论来补充标准的厂商理论。假设在生产中与规模成比例的收益不断增加，或者有其他以技术为基础的成本优越；如果一个非最大化的厂商取得比最大化的厂商的大的起始优点，比如说，由于在时间上早进入一个行业，规模优越性会允许非最大化者比最大化者增长得快，并且这是不可逆转的；结果，我们所观察的厂商只是那些没有使利润最大化的厂商和那些的确是“停滞”的厂商（见温特尔，１９６２年，第２４３页）。在一个行业中甚至仅仅是有区别的产品和联合广告的出现都会产生类似的
６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结果。现在我们当然能给一整套假设下定义——规模收益不变、有区别的产品、完全的资本市场、所有利润再投资，等等——这将支持阿尔金论题，但是这个步骤将不过是带我们绕了整整一圈又回到假设的“现实主义”
（见同上，第２４２——５页）。简而言之，阿尔金论题的问题和达尔文理论中“适者生存”的字面意义的问题是一样的：为了生存，只需要比对手更好地适应环境；我们不能从自然选择中建立什么，因为生存下来的种类比我们从经济选择中能建立的要完善，生存下来的厂商是利润最大化者。
现在我们重述弗里德曼文章的三个中心观点来总结我们对这篇文章的长篇分析，所有三个观点都联合起来提供广泛的理由以说服经济学家们建立抽象的模型，不必过分为它们好象没理的假设基础担忧：（１）假设对于证实理论来说“大部分地”都是不相关的，应该“几乎”仅仅从它们做为产生正确预言的工具价值方面来判断它们的价值；（２）以“无数的运用……于专门问题”来判断，标准理论有一个优异的预言记录；和（３）不管事实上在个人方面公开的行为和行为的动机如何，竞争动态学已不断地解释了这个优异的记录。毫不奇怪，人们已经发现整整一代的经济学家都对弗里德曼这篇充满劝告主张的文章感到满意！
回头看看围绕弗里德曼的文章的整个争论，我们禁不住为这个争论的缺乏方法论的诡辩而感到震惊。认为理论能够被整齐地划分为它的各个组成部分，经验的探照灯只能照在理论的含义而不能照在理论的其他部分，这种观点只能看做是对整整一个世纪来对传统理论的劈头盖脑的批评的反应。
经济学方法论７５１
传统理论首先是遭到德国历史学派的批评，而后又遭到美国制度主义者的批评。这些批评的风格都是一成不变地伴随着对标准理论的假设的最疯狂的反对，而完全不注意理论的预言内容，这就不可避免地在辩护者中引起反应，产生了他们公认的“假设大部分不相关”教条。这就很象好几代的物理学家都取笑牛顿的引力理论，理由是他自己犯了一个明显地不现实的假设错误，假设运动着的物体的质量集中在它们的中心，这种取笑会足以引起牛顿答道，预言就是一切，假设不足轻重。面对着没有一个有违反事实假设的理论能被认真接受的责难，假设不相关论题几乎是可以原谅的。
七、幼稚和诡辩的证伪主义
我们所讲的现代经济学中明显的方法论争论故事已经接近尾声，剩下的部分可以很快地讲完。
５０年代末出版了两本论经济方法论的书，这两本书都否认经济学是一门科学。斯德尼。舍弗尔的《经济学的失败》（１９５５年）
的研究是对一本战前巴巴拉。沃顿写的书《经济学的挽歌》（１９３８年）
的怀旧，虽然前者在否认经济学的科学称号方面走得更远。舍弗尔的中心论点本身是简单的：经济理论化的假说—推理传统是一条死胡同，经济学家必须调查整个社会组织，不要假装有经济学的自治原则这样的东西；只有存在不受具体情况限制的普遍规律时科学预言才有可能，而由于经济系统总是向非经济力量和机遇的作用开放的，就不会有经济规律，从而也没
８５１经济学方法论
有象这种规律的经济预言（见舍弗尔，１９５５年，第４６，１６２页）。所有这些都包括在５４页里面，此后在该书剩下的部分包括了对特别的经济模型失败的一系列案例研究。
在整个消极的控诉之后紧接着是提出一种新经济学的积极建议，足以使人惊讶的是，这个新经济学原来是以对决策的归纳研究为基础的关于理性活动的一般理论（见同上，第１８９—２２１页）。要在舍弗尔的主张里把有用的东西从废话中分离出来并没有多大意义（但是请参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３５—８页）
，因为要把公认的经济学一笔勾销而一切都从零开始的任何方法论处方都会象自我打败一样不可避免地被扔掉：对于那些宣称因为一个人不能跑，因而试着走也没有意义劝告，经济学家总是忽视，并且总是继续忽视。
爱恩瑞斯。帕番瑞欧的《做为一门科学的经济学》（１９５８年）采用了一种有些不同但同样地极端的观点攻击模型和理论之间的区分：对于帕番瑞欧来说，模型和理论是不同的，模型不能被反驳，因为它们适当的“社会空间”特征还没有得到充分的描绘；但甚至是经济学中的“基本理论”也必须用辅助性假设或“对应规则”来补足，这些假设或规则把理论中的理论变量和现实世界联系起来，成为“有争论的理论”
，这种理论是真正地可反驳的。他对经济学中的流行作法的控诉简直是说，经济学家很少建立“有争论的理论”
，而是满足于“模式”或“基本理论”
，这些最终都是不可反驳的事后解释纲要（见帕潘德鲁，１９５８年，第９—１１，１３６，１３９，１４—５页；又见１９６３年）。
从本质上说，帕番瑞欧在通过把杜海姆的不可驳性论题
经济学方法论９５１
一般化制造一种理由，他好象是把这种理由说成是经济学的理论的奇特困难（见同上，第１３４—５页）。虽然他强调“经验的富有意义”的重要性，但他显得是用定量的比较静态来限制“基本理论”
，否认经济学至少能因为某些定性的预言得到证实而感到自豪。但是要想弄清他的意思到底是什么从来不是容易的事，因为整个争论被埋在一大堆刻板的、为经济学新规定的理论语言中（见克拉普霍兹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第３—５页；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１７２—７页）。帕番瑞欧的刺耳的实证主义看起来已经导致了他的一个追随者把他的观点的基本精神运用于消费者行为理论（见克拉克森，１９６３年）
，但关于这以后再谈（见第６章）。
在我们的年表中的下一个条目是琼。罗宾逊的《经济学哲学》（１９６２年）
，这是一本令人疑惑的小册子，它把经济学描述为部分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部分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具，象是对一种辩护的学说做特别的辩护。但是这本小册子所累积下来的影响是认为公认经济学更多的是思想意识的宣传工具，而不是对社会的科学研究。在小册子里，波普是做为把形而上学的命题从科学命题中划分出来而提到的，而在社会科学中为理论提供确凿证据的固有困难的原因被说成是思想意识总是偷偷地钻进争论中：“经济学总是一条腿踏着没经过检验的假说，另一条腿踏着无法检验的口号而蹒跚跋涉”
（见罗宾逊，１９６２年，第２５页；又第３，２—３页）。小册子在结束时恳求人们不要放弃“经济学能朝着科学前进的希望”
（见同上，第１４６页）
，但是却没有提供如何才能达到这个目标的指导。
０６１经济学方法论
这就把我们带到了理查德。利普西的受人欢迎的教科书《实证经济学导论》（１９６３年）的第一版，书的开头一章是论科学方法，坦率地赞同波普的证伪主义的“幼稚”样式，也就是说，相信科学理论能被仅仅一个决定性的检验证明它的缺陷。在该书的第二版中用“诡辩的证伪主义”取代了第一版中的“幼稚的证伪主义”
；“我放弃了波普的反驳观点，转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同意不管是反驳还是证实都从来不是最后的，所有我们希望要做的是在不完全的、为数有限的知识基础上去发现在竞争的假说之间概率的平衡是什么”
（见利普西，１９６６年，第ⅩⅩ页；又见第５２页注）。
①在这一页所举的观点的例子出现在这本书后来的所有版本中，②直到这时利普西的教科书还是保持了对初级经济学的杰出的、充满波普灵感的介绍，继续通篇强调，相对于支持对抗理论的证据，要为某种特定的理论对经验证据进行评价的需要。
①这个向后转的出处可能是阿奇博尔德（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６７年）
，这反映了在６０年代早期伦敦经济学院（波普在那教书）的“口述传统”
，这个传统认为“真正的”波普是波普１，“一个统计检验的观点”或波普２，好象没有被波普自己的话认可。事实上，阿奇博尔德和利普西都是在敲开着的门。
②特别是见最近第５版中论方法论的新的几章（见利普西，１９７９年，第１—３章）
，不要把这和利普西和斯坦纳（１９７８年）混起来，那是利普西（１９７９年）的美国版，略去了我叫人们注意的所有方法论讨论。
经济学方法论１６１
八、回到实在论
在这里，我们被诱使对哈奇森最近发表的意见做出反响，他说，到现在“也许大部分经济学家——但不是全部——会同意，改进对经济行为或事件的预言是经济学家的基本任务”
（见哈奇森，１９７７年，第８页）。要评价这类意见的轻重从来不是容易的，但足以肯定的是，有大量的指标说明，如果这是大部分的话，这大部分所代表的也不超过现代经济学家的５１％。极端的经济学家，马克思主义者和新马克思主义者，后凯恩斯主义者和新凯恩斯主义者，制度主义者，和各种异端的经济学家，他们总共占了年轻一代的相当大部分，他们当然不会同意经济学理论归根结底必须以它们的预言为基础，或受到预言的束缚，或者对假说的经验检验对于现代经验学家来说，仍然象过去那样是经济学家向往的目标。本杰明。沃德的《经济学出了什么问题？
》（１９７２年）是以库恩的眼光通过确定年代来重新估价经济学的最好的努力之一，但即使是这本书的咄咄逼人的目录也否认强调理论结果在经验上的可证伪性的失败是现代经济学的主要缺陷之一（见沃德，１９７２年，第１７３页）。
为了表明反波普主义方法论在经济学界的某部分人中流行的真正程度有多大，我们只需要考察马丁。霍利斯和爱德华德。内尔最近写的方法论著作，即《理性经济人》，其副标题是《对新古典经济学的哲学批判》（１９７５年）。
２６１经济学方法论
这本书考察了在新古典经济学和逻辑实证主义之间的可怕联盟，然而却没有提到波普和拉卡多斯，或任何在艾尔之后的实证主义者；（在文献目录里提了波普的某些著作，但这和他正文中的明白的或含蓄的思想都没有什么关系）。
他们认为，实证主义是一种伪哲学，新古典经济学必然跟着它一起堕落：可分离性的实证主义论题一方面认为事实和价值可以分离，另一方面认为事实和理论可以分离，这种论题是站不住脚的，因为所有的事实都是装满理论的，所有的理论都是装满价值的。他们认为一个更如意的认识论能在理性主义的基础上建立，意思是已经表明了存在一个康德主义的“综合”
演绎真理：“我们的战略依赖于能够把本质的东西挖出来，然后就坚持本质的东西一定能在实践中找到”
（见霍利斯和内尔，１９７５年，第２５４页，又第１７８页）。经济制度必须再生产它们本身，于是再生产的事实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
，光这个本质就能为经济理论提供稳固的基础。他们说，古典经济学的麻烦是，在其理论框架中没有什么东西能够保证厂商和居民户能够在各时期的基础上重新构造它们自己。
做这些分析之后，原来我们可能是想知道，“稳固”的经济理论是现代增长理论，这当然基本上是关心无限的再生产性和经济增长过程的稳定状态的性质。但事情不是这样，唯一和“再生产”的本质方面有联系而又不同于新古典经济学的是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其确切意义是严重地依赖于斯拉法的而不是马克思的著作的新李嘉图经济学（见霍利斯和内尔，１９７５年，第１８，１９５页）。这本书的结束一章《在理性主义基础上的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就该章标题的内容
经济学方法论３６１
做了简略的描述，好象是撤回了很多前面说过的东西：突然回忆了资本主义是从属于循环性的经济周期的，甚至会最后崩溃，书的作者还承认“制度事实上是经常不能再生产它们自身的”
，在这种情况下很难弄明白为什么那么多东西是做为经济问题的本质由“再生产”组成的。
霍利斯和内尔试图把归纳问题强加给“实证经济学家”
；通过推翻归纳方法他们相信他们已经驳倒了富有成果的新古典研究方案的任何观点。他们猛烈地抨击新古典经济学的典型假设，特别是关于完全信息的假设。事实上哈奇森早在１９３８年就提出了很多象他们那样的论点，但是看起来他们忽视哈奇森的论点，强调企图检验经济理论的各种真正困难，就象在他们之前没有人对这个问题表示过怀疑一样。他们在某种神秘的意义上认为古典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逃避了所有这些困难，当然这样做只是为了躲避证实理论的经验尺度。
的确，很清楚的是他们对经济知识的理性主义的、本质主义的方法对于定量的经验研究无论如何也没有什么作用。他们的书只不过是谴责了波普主义迎来的在战后经济学方法论思想方面的所有进步。我们几乎可以说，如果他们读过波普对实在论哲学的很多毁灭性评论（见波普，１９５７年，第２６—３４页，又波普，１９７６年，第１８—２１页，１９７—８页；波普和埃赛利斯１９７７年，第１７２—９４页）
，他们的那本书就根本不会存在。
说到这里也许是费几句话提提实在论哲学的适当地方，这个丑恶的东西将在我们的分析过程中出现一两次。实在论回到了柏拉图和亚里斯多德，对他们来说知识或者“科学”
是从对单个的事件观察开始，并经过无数次简单的归纳处理，直
４６１经济学方法论
到直觉地抓住事件中一般性的东西——它们的“本质”——它这时就被放进所研究的现象的一个定义里。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发现事物本质的性质和以定义的手段对它们进行描述，这种教条在西方思想中一直到１９世纪都有很大的影响。
波普把这种方法论的实在论牌号同方法论的唯名论进行比较，后者是同牛顿一起进入科学争论的，它认为科学的目的是借助于一般规律，描述在不同的情况下事情是怎样行为的，而不是去判定它们究竟是什么。
波普长期认为实在论对于社会理论有危害性的影响，因为它鼓励用定义来解决问题这种反经验的趋势。霍利斯和内尔实际上从来没有告诉我们怎样着手选择出经济制度中的典型“本质”
；他们暗示说本质构成了“正确地”抽象，但是他们所提供的除了生硬的现实主义之外，并没有评价“正确的”
抽象的标准。
①对于实在论的追随者被迫通过查阅他们自己编的词典来解决基本问题，霍利斯和内尔把这种趋势做为完美的例子：再生产是经济制度的典型“本质”
，因为我们这样告诉你！
①于是内尔（见内尔，１９７２年ａ，第９４页）在其他地方写道，“我们必须为了我们的模型的现实主义和它们体现本质性的程度来考察它们的定义和假设。
如果它们是现实的，模型的作用应该能以相对地简单和抽象的形式反映经济制度。“
经济学方法论５６１
九、制度主义和样板模型建立
我是不是已经列出经济学方法论的全部菜单了呢？有的人会说没有。他们觉察到美国制度主义者的作品是解释的模式，这种模式既不是先验论、因袭主义、操作主义、工具主义、描述主义，也不是证伪主义：它是人们所称的模型化方法，因为它寻求通过区分事件或活动在一个关系模型中的地位来对它们进行解释，而这个关系模型据说是把经济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来描述它的特征（见威尔伯和哈里森，１９７８年）。
我们被告知，模型建立者反对所有形式的“原子论”
，并拒绝从经济系统中的任何部分进行抽象；他们所用的假说是相对具体的，并且接近他们所描述的系统，如果他们要做什么一般化的话也是通过发展象征论进行的；他们的解释强调“理解”而不是“预言”
，如果新的资料刚好切合于他们所说的模型，那么他们就把解释看做是对理解的贡献。
我不怀疑这多少是准确地描述了某些制度主义者的方法，例如托尔斯泰恩。维布伦的，克拉伦斯。艾尔斯的，或许还有甘纳尔。缪尔达尔的。但是很难在约翰。
Ｒ。
康芒斯、威斯利。克莱尔。米切尔和约翰。肯尼斯。加尔布雷思的著作中找到象模型建立的任何东西，而有些人会把他们视为主要的制度主义者。很清楚的是，所有这些作家在某些方面是一致的：它们中间没有一个人会同均衡、理性行为、瞬间调整和完全知识这些概念打交道，所有他们都偏爱在风俗和习
６１经济学方法论
惯影响下的群体行为思想，喜欢把经济制度更多地看做是一个生物有机体而不是一部机器。但是绝不能说他们的方法论是相同的，也就是，绝不能说在证实他们的解释时用共同的方法（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７１０—１３，７２６—７页）。可能有一个制度主义学派这类东西，但很清楚的是在反对正统经济学家方面它没有唯一的方法论。
对制度主义者所有的方法论的一个更好的描述是沃德所称的讲故事（见沃德，１９７２年，第１２章）
，意思也是说他们过多地描述正统经济学，特别是对在运用中的那些。讲故事利用历史主义者所称的概括的方法，把事实、低水平的一般化、高水平的理论和价值判断用一种固有的叙事方式捆在一起，并用作者和读者所共有的一套含蓄的信仰和态度把它们粘合起来。在能者的手里，这种做法能极有说服力，然而过后要解释为什么要做这种说服从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一个人是怎样证实他所讲的故事的呢？
当然有人会问，是不是正确地说出了事实，是否有其他事实省略了，低水平的一般化是否受相反例子的支配，我们是否能找到切合事实的竞争性的故事。总之，我们审查了一个和我们经常用来证实正统经济学的“假说—推理”解释的做法不同的过程。然而，由于讲故事缺乏严密、缺乏一定的逻辑结构，要证实它是太容易了，然而又不可能去对它证伪。它的确或者能够恰好是有说服力的，因为它从来不冒出错的风险。
也许经济问题是那么难驾驭以致讲故事是我们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但如果事情是这样的话，在事实上我们应该推荐讲故事的保险的方法论时，又痛惜证伪主义的有风险的方
经济学方法论７６１
法论，这就很奇怪了。是不是越是证伪主义就越好呢？
十、目前的主流
在我们考察战后经济方法论时，没有发现有什么具有压倒优势的理论。但是尽管界限有些模糊，辨别某些象主流观点的东西还是可能的。虽然Ｆ扭曲有些尴尬，弗里德曼和马克卢普看起来的确说服了他们的大部分同事，同意对经济理论的假定或假设进行直接证实既不必要而又会引人入歧途；应该在最后的分析中用理论对它们计划要解释的现象的影响来判断一个理论。与此同时，经济学被认为仅仅是“一箱工具”
，并且经验检验能表明，主要不是看某些模型是对的还是错的，而是看它们是否在给定的情况中运用。流行的方法论基调不但对公认的经济学理论是高度保护性的，而且在“比赛规则”的界限内也是极端宽容的：几乎任何模型都将确实是建立了严格的公式，具有漂亮的结构，允诺同现实世界的情况有潜在的一致。就象我们已经看到的，现代经济学家经常宣扬证伪主义，但是他们很少这样做：在他们那里起作用的科学哲学可以被贴切地描述为是“无害的证伪主义。”
①为了证实这个责难，我们将考察一个选定的主导的经济理论样板。然而在这样做之前，我们需要离开主题考虑福利经济学的麻烦问题。把经济学同物理学、化学和生物学区别开来的
①我把这个巧妙的措辞归功于科登顿（１９７５年，第５４２页）。
８６１经济学方法论
特征之一是，经济学经常在完全同一个时间里对行为进行解释和规定行为的标准。现代科学哲学在帮助我们评价从一定的价值判断基础演绎出关于社会的最佳状态的本质这种理论方面作用很少，或者没有什么作用。也许这就是为什么那么多现代经济学家并不把证伪主义看得很认真的原因？
经济学方法论９６１
第五章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区别
一、休谟的铡刀
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科学的”
经济学和对经济政策问题的实际建议之间的区别，这些问题至今已有１５０年的历史，可以回溯到拿骚。思诺和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
在１９世纪后半期的某些时候，在经济学中的这种熟悉的区分变得混乱了，并且几乎同哲学实证主义者的“是”和“应该是”之间的区分、事实和价值之间的区分、想象上的关于世界的客观的宣言式的论述和对世界的规定的估价的叙述之间的区分等同起来。现在实证主义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事实有关，而规范经济学被说成是同价值有关。
到了本世纪３０年代，出现了新福利经济学，它提供了一种据说是摆脱了价值判断的规范经济学，此后，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的区别好象变成一方面是没有争议的事实和价值同另一方面是有争议的价值之间的区别。结果是传统的实证经济学范围扩大了，包括了整个纯福利经济学。在都
０７１经济学方法论
让规范经济学来对付具体政策问题的情况下，在实证经济学那里对于价值和目的的问题除了政治家所告诉我们的之外，不能说出更多的东西。在这里所牵涉到的某些可怕的逻辑混乱，使得经济学家暴露于对摆脱价值的实证经济学的大规模攻击之下。很清楚的是，在这里还需要做很多分类，此后我们希望回到实证和规范的区分，这是一个至今还奇特地适用于象经济学这样的政策科学的另一个波普主义方法论标准。
很久以前，大卫。休谟在他的《论人的本质》中就定下了“一个人不能从是中推论出应该是”这个命题，认为纯事实的、描述性的论述本身只能赋予或暗示着其他事实的、描述的论述，而永远不会得出标准、伦理见解或做某些事情的规定。
这个命题被贴切地称为“休谟的铡刀”
（见布莱克，１９７０年，第２４页）
，意思是他在事实领域和价值领域之间做了一刀切的逻辑区分。
但是我们怎么能告诉人家一个给定的说法是一个“是的论述”还是一个“应该是的论述”呢？很清楚的是，不能从一个句子所包含的论述是不是在语法上是以陈述语气构造的来对它进行判别，因为有的句子虽然是采取陈述语气，象“谋杀是一种罪恶”
，但它只不过是用“是论述”单薄地伪装起来的“应该是论述”。
同样也不能以人们更多地准备赞成做为“是论述”而不是“应该是论述”来判定，因为很容易看到很多人都不会同意这样的事实命题，比如宇宙是在诸如我们不能吃婴儿这样的规范命题还没有出现的太古以前、在没有超自然干涉的情况下起源的。一个“是论述”只不过是事实上是真的还是假的论述：它对世界状态的某些事情做断言
经济学方法论１７１
——它是如此如此，而不是别的——而我们能用人际可检验的方法来发现它是真的还是假的。一个“应该是论述”表达了对世界状态的一个估价——它赞同或不赞同，赞扬或责备，赞美或痛惜——而我们只能用论据来说服别人接受它。
如果认为我们不能吃婴儿这个命题同样能用人际可检验的方法，比如通过公民的政治投票来检验，这种观点是否肯定遭到反对呢？一个政治投票所能确定的是我们所有的人都同意吃婴儿是错的；但它不能确定吃婴儿是错的。然而人们将再次反对这种观点，就象人们反对每个人际可检验证实或反对一个“是论述”的证伪一样。
结果，一个关于事实的、描述的“是论述”被认为是真的只不过因为我们已经在我们中间同意遵守某种“科学的”法规，这些法规指示我们把那个论述看做是真的，尽管它可能事实上是假的。说存在不管我们喜欢或不喜欢都必须接受的“没有理性的事实”
，这就犯了归纳错误。此外，至今纽曼－皮尔逊统计推断理论本应早教会了我们，在科学中接受每一个事实都一定会暗含着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做一个有风险的判断，这判断牵涉到了虽然不知道但一定会出错的机会。
因此，我们接受或拒绝“是论述”
的基础是它们自我提供的惯例，在这个意义上甚至可以说是“科学家以科学家的身份做价值判断”
这是一篇有名的方法论论文的标题（见拉德纳，１９５３年）。
道德判断通常被定义为是禁止某种行为的规定，认为在同样的情况下每个人都必须遵守这种规定。但是，难道关于事实的断言不正是那样一种判断，是禁止某种态度而不是禁止某种行为吗？
近年来在道德哲学家中间对于“是－应该是”两分法一
２７１经济学方法论
直有持续的怀疑，主要是认为道德判断并不是对感情的简单表达，或者是命令某些人行动的规则，而事实上是关于世界的特别的描述性论述（见赫德森，１９６９年；布莱克，１９７０年，第３章）。
然而我们面对着休谟铡刀的含义所提出的争论是有些困难的。我从来没有断言说“应该是论述”在逻辑上是等同于“是论述”的，而是说接受或反对“是论述”和接受或反对“应该是”论述的认识过程并没有多大不同；我的论点是，被当做正确的经验描述的“是论述”
，总是依赖于认为我们应该接受它的社会舆论的。
二、方法论判断和价值判断
尼格尔寻求保护休谟的铡刀正是为了对抗上述反对观点（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４９２—５）
，做法是在社会科学中区分两种类型的价值判断——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和评价的价值判断。
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牵涉到要考察的项目内容选择、要采用的考察模式和判断考察结果真实性的标准，诸如坚持正规逻辑的法则，从可靠性标准方面选择资料，关于统计意义水平的任何明白的优先决定，等等；总之是我们早先称为方法论判断的所有东西。另一方面，评价的价值判断指的是对世界状况的估价论断，估价的对象包括了某种人类行为的合意性和由这种行为所产生的社会成果；因此，所有关于“好社会”的论述都是评价的价值判断。科学做为一种社会的事业，如果没有方法论的判断是无法进行的，但是尼格尔争论
经济学方法论３７１
说，至少在原则上它不受评价的或规范的价值判断的束缚。
然而，在和哲学水平有别的社会学水平上，这种区别大部分都消失了。结果，不可避免的是，接受所有不能重复命题的基础都是遵守一定的比赛规则，即，都是我们参加比赛的人共同接受的判断。有一种观点认为事实看起来一定要用所谓的客观证据来解决，而另一种观点认为道德价值只能劝告人们用感情来解决，然而这两种观点的基根都是某种确定的劝告技巧，而劝告的效力又要看不同的劝告技巧的价值。
但是在一个科学研究起作用的水平上，尼格尔对方法论的和规范的判断还是实在和有意义的。
每个经济学家都认识到，菲利甫斯曲线认为，失业水平和工资变化率之间有固定的函数关系，而另一种观点认为，失业是那么可悲以致我们应该情愿忍受任何程度的通货膨胀才能摆脱它，这两种断言是有极大的不同的。当一个经济学家说，应该允许每个人想怎么花他的收入就怎么花，或谁都不允许自由地控制物质资源或雇佣他人，或政府应该给无情的经济力量的受害者以救济，这就不难看出他或她是在做规范的价值判断。在调和不同的方法论判断方面有已建立了很长时间的、充分地试验过的方法。但是在调和不同的规范价值判断方面，除了政治选举和遇到障碍就扔掉之外，没有其他方法。正是对仲裁异议方法的这种比较，使尼格尔的区分显得适当。
我们假定规范判断从来不服从于理性讨论，这种讨论是设计来调和人们的不管什么样的差别的，这样我们就把事情夸大了。即使在否认能够根据逻辑从“是”中推论出“应该
４７１经济学方法论
是“
，或从“应该是”中推论出“是”方面休谟是对的，这也不能否定“应该是”受到“是”的有力影响，并且我们的价值观几乎总是依赖于整个一系列的事实信念。这就表明了对一个有争议的价值判断的理性争论是怎样进行的：我们虚拟一种不同的事实情况并且问道，如果这些情况流行的话，你情愿放弃你的判断吗？一个有名而明显的例子是一个广为流行的价值判断，认为以实际国民收入来衡量的经济增长总是合意的；但是我们可能会问，当这种增长使得个人收入分配中的最后１４、１１０、１５０都绝对地恶化时，难道它还是合B意的吗？另一个例子是人们常说的价值判断，说死刑总是错误的。但我们不禁要问，如果有不可辩驳的证据表明死刑能威慑潜在的暗杀，难道你仍旧坚持你最初的观点吗？等等。
顺着这个方向想，我们就被带到“基本的”和“非基本的”价值判断之间的区分，或者我喜欢说的纯的和不纯的价值判断的区分：“对一个人来说，如果一个价值判断被认为能运用于所有可想象的情况，那么它就能被称为‘基本的’价值判断，否则就是‘非基本的’价值判断”
（见森１９７０年，第５９页）。
只要价值判断是非基本的或不纯的，对价值判断的争论就可以采取求助于事实的方式，并且这是最好的方式，因为调停关于事实方面的争论比调停关于价值方面的争论有更牢固的传统。只有当我们最后提取了纯价值判断——请想象一个反对任何和所有的战争的严谨的和平主义者，或者“我为它本身的目的做此估价”的断言——我们才算用竭了理性
经济学方法论５７１
分析和讨论的可能性。
①很难怀疑对社会问题的大多数价值判断都是不纯的，因此完全有必要努力劝告持有这种价值判断的政党说事实和他们所相信的样子是不同的，从而影响人们的价值判断。
三、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
一旦我们通过理性辩论来扫清在不纯的价值判断中那些混杂的东西，留给我们的就是事实论述和纯价值判断，在这里的确存在着任何人对“事实”的概念解释和对“价值”的概念解释之间的不可调和的鸿沟。即使我们让价值判断象它们通常的样子那样是不纯的，我们至今也只是证明了在方法论判断方面达成协议的方法和价值判断之间只不过是程度上的差别而不是种类的差别。但是在我们所说过的话中并没有什么暗示着这种程度上的差别不值得操心。
如果认为这差别是那么小以致可以忽略，这就一下子把我们带进了某种激进批评家的阵营，他们断言所有关于社会现象的命题都是绝对地饱含价值的，因此就缺乏“客观性”。
就象尼格尔指出的（见尼格尔，１９６１年，第５００页）
，可以证明这种断言实在太多了：它既是自己独一无二地免除这种责
①森（１９７０年，第６３页）好象否认一个人会遇到纯价值判断：“注意到有些价值判断是明显地非基本的，但没有一种价值判断是明显地基本的，这是很有趣的。”
６７１经济学方法论
难，在这种情况下至少能够做出一个关于社会问题的客观论述；它又是自身载有价值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陷入了没有尽头的倒退，被迫走向极端的主观主义，在那里所有意见都干脆被认为是一样的。而且，对任何价值中立的、“客观的”
社会科学的可能性的反对观点通常总是用各种无关的东西伪装起来，并且闹到否认在方法论的判断同规范的判断之间有任何有意义的区分。
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教条断言，首先，事实的、描论性的“是论述”的逻辑地位同规范的、规定性的“应该是论述”的逻辑地位具有类的不同；其次，在“是论述”方面达成协议的方法论判断同规范的价值判断在方法方面有重要的不同。在这个意义上宣称社会科学能价值中立并不否认思想意识的偏见会偷偷地潜入社会科学家对研究问题的选择，不否认从事实证据中做出的推论有时候会受到某种价值的影响，甚至也不否认社会科学家所提出的实际忠告经常带有隐藏的价值判断，说服比仅仅是忠告会更好。这个观点绝不是以假定各个社会科学家具有非个人的不偏不倚的态度为基础，它的基础是科学活动的社会方面，是不断地清除个别科学家的竞争偏见的批评传统，在５０年前当马克思。韦伯定下“价值中立”
教条时就把所有这些都搞得完全清楚了，实在没有在这后来的时期还误解他的意思的什么借口。
①
很明显，韦伯并不否认实际运用中的社会科学是充满政
①见朗西曼（１９７２年）
；卡哈曼（１９６４）
；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５５—６，５８—９页）
；和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３４９—５３，３８６—８页）。
经济学方法论７７１
治偏见的；正是由于这个原因他才宣扬价值中立的社会科学的可能性。而且，“价值中立”对他来说并不意味着对人类的估价不能理性地分析。相反，他坚持“对价值的讨论”不但是可能的，而且有很大的效用。讨论的形式可以采取（１）考察价值前提的内在一致性，从中可以得出与其不同的规范判断；（２）
从实际情况方面演绎出那些价值前提的内在含义，这些函义正是要运用于那些实际情况的；（３）追踪实现规范判断的不同方法的实际结果（见韦伯，１９４９年，２０—１；又朗西曼，１９６８年，第５６４—５页）。因此很清楚，森对基本的和非基本的、或纯的和不纯的价值判断的区分招来了对人们事实上持有的价值判断的理性论述，而这种区分的精神完全是韦伯主义者的。
①
在那些攻击“价值中立”教条的人中没有几个有说服自己的勇气。在把反对“价值中立”阵营的所有标准观点整理完之后，通常结果他们只能说，我们都喜欢客观真理而“对科学不感兴趣”
，虽然对于“是”怎样才能解脱同“应该是”
的联系他们并没有弄清楚。如果不存在至少有某些关于社会一致性的、描述性的、事实的断言是价值中立的（且不说在方法论判断中所暗含的描述特征的价值判断）
，看起来就难以逃脱这样的结论，说我们有想做什么断言就做什么断言的许可证。
在社会学中对社会科学的客观性的否认比在经济学中更
①在这点上，读读沃德（１９７２年，第１３—１５章）把法律系统当做“价值舆论生产机制”来论述是很有启发的。
８７１经济学方法论
为普遍。的确，经济学家向来为他们的“是—应该是”二分法而自鸣得意，看起来是相信只要把事情讲清楚就能自圆其说（见克拉普霍兹１９６４年）。
因此还难以找到这样的例子：经济学家首先是否认经济学能价值中立，然后又肯定某些经济学见解比其他的更为可信，于是就自己打了自己的嘴巴。但是也许只要找到一个有启发的例子就够了。
四、一个攻击“价值中立”的例子
罗伯特。黑尔布罗诺（１９７３年）从否认方法论的一元论教条开始他的进攻：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之间的差别是，人类活动受到潜在的愿望和有意识的目的的支配，没有对这些活动的含义的假设，从社会事实中是得不出什么结论的。他说，“正是在这个结合部，价值判断才进入角色。”怎样进入？
他给出的一个例子是“凭职业硬选一个研究任务，在这个选择中就有一个可观察到的明显的政治偏见”
（见同上，第１３７页）。
然而以尼格尔的观点看，这是一个方法论的而不是价值的判断。
黑尔布罗诺承认这些观点以前已经提过很多次了，接着说他喜欢考察“一个还没有得到很好地探讨的问题，这个问题存在于经济分析本身的缝隙中，而不是存在于经济思想的奠基性前提里”
（见同上，第１３８页）。他宣称，经济学家在评价经济理论时并不是科学地不偏不倚的，对此他给了一个并不那么有说服力的说明：“经济学家不情愿承认帝国主义现
经济学方法论９７１
象是经济研究的合适课题，或者他们面对贸易并不能使穷国得益这个令人焦燥的证据还顽固地坚持温和的国际贸易理论“
（见同上，第１３８—９页）。他补充说，经济学家象所有研究社会的人一样并不能摆脱对他是其成员之一的社会的感情：“每个社会科学家都自觉或者不自觉地带着一种愿望去执行他的任务，论证他所研究的可行的或不可行的社会秩序”
（见同上，第１３９页）。
面对“价值判断的这种极端的脆弱性，”
经济学家不会是不偏不倚或者没有利害考虑的：“因此，价值判断部分地是属于社会学的，部分地是考虑到人的行为的，从经济学的最早期的论述到它的最新最复杂的代表作中都注满了这种价值判断”
（见同上，第１４１页）。
在这里我们必须转到简短地评论黑尔布罗诺对价值判断这个术语的不严谨的运用，在他那里这个术语包括了任何及所有不可检验的形而上学命题，这种作法弄混了经济学家的视野，组成在他理论中的拉卡多斯所称的硬核。
如果我断言，比起其他经济制度来，资本主义为工人已经做了并且将做更多的事情，我并不是表达一种价值判断，而是显露了我的硬核见解。幸运的是我将不审判我的见解，而是将审判这个见解在“保护带”中生产出来的理论。除非得出某些这种区分，否则社会科学是装满价值的论题就变得不足轻重：现在，装满价值是所有理论命题的普遍特征，因此不成为社会科学的特别问题。为了表明黑尔布罗诺在“价值判断”这个没有歧视的标签下简单地把所有的命题而不是纯粹的事实断言捆在一起，让我们考虑一下自从罗宾斯以来人们的广泛信念，即相信效用的人际比较是一种价值判断从而在“科学的”福利
０８１经济学方法论
经济学中没有地位。但是关于效用的人际比较论述并不是价值判断而仅仅是不可检验性论述：它们既不真也不假，但是至今我们还不知道有什么方法可以发现什么事情是这样子（见克拉普霍兹，１９６４年，第１０５页）。价值判断也许是不可检验的，但并不是所有不可检验的论述都是价值判断（见尼格，１９７２年）。
类似地，有一种趋势把价值判断定义为任何以感情的语言表达的任何说服性论述，完全忽略了事实上纯粹描述性的断言，或的确是术语的定义，正好能象价值判断一样可以说是说服性的（见克拉普霍兹，１９６４年，第１０２—３页）。加剧这种混乱的还有另一种同样明显的趋势，要把价值判断同思想意识论述等同起来（例见，萨缪尔逊，１９７７年）。思想意识是那些每一个人都为了他自己而下定义的用语之一，表达的是不管什么样的他不喜欢的思想。我们只能从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不系统的、有时候是有矛盾的断言中模糊地辨别出马克思的思想意识教条（见塞利格，１９７）
，根据这种教条，人并不是占有真理，而只不过是持有掩饰着成套的物质利益的信条，并且这对于所有的人都是确凿的，唯有具有特权的无产阶级成员和他们的自觉的发言人（诸如马克思和恩格斯）是例外。
如果没有一些非思想意识的标准来区别真理和谬误，我们是无法认识思想意识到底是什么的。如果思想意识是“错误的觉悟”
，是对真理的歪曲，在这种情况下告诉人们什么是非思想意识的标准也许更有用（见瑞安，１９７０年，第２２４—４１页，巴恩斯１９７４年，第５章）。如果真是这样，思想意识论述可以有用地定义为象价值判断所炫耀的那样是事实的论
经济学方法论１８１
述（见伯格曼１９６８年）
，这个定义清除了马克思思想意识理论中的倾向性浮夸，挽救了其中有价值的东西。就这个定义而论，价值判断本身并不是思想意识论述，虽然所有的思想意识论述都是伪装的价值判断。
做了这些分类之后，让我们转到黑尔布罗诺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教条的攻击。
他宣称，“我确实相信经济学家应该以价值中立的分析为目标”。然而他补充说：“我必须以我所能调动的全部力量阐明，我不相信经济学家有用维护价值的名义的权利，在没有证据支持的情况下去损害做为论据的事实，去推动或散播政策劝告，或去把他装满价值的的理论做为具有‘科学的’确实性的东西推行到底”
（见黑尔布罗诺１９７３年，第１３，１４２页）。他坦率地承认这听起来“在用语上象是一个矛盾”
（见同上，第１３８页）
，但是他相信这个难题可以通过仿效自然科学的方法来解决。他相信，这些方法包括在“着手科学工作的步骤的开头，把自己暴露给……对它的前提、实验、论证和结论进行痛苦的自我细察。”并且“由于在经济学家所进行的实验中没有几个是能在实验室里重新进行的，他们的实验结果不能象那些自然科学家的那样容易证伪，但是这些结果同样受到细察和专家意见论坛的批评的支配”
（见同上，第１４２—３页）。
这些是我们只能欢迎的感情。但是为什么要花成页成页的篇幅来说服我们说整个经济学都绝对地被价值判断搅混了，而价值判断被没有区别地定义为包括了不可检验的论述、用感情来描述的命题、思想意识的断言，结果只能下结论说有可能挽救一批实证经济学所发现的看起来是客观的东西
２８１经济学方法论
呢？如果我们不断地反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的可能性，我们有可能更早而不是更晚地积累起这样一批客观的发现吗？
五、“价值中立”的不可能性的解决办法
黑尔布罗诺对价值中立的经济学的攻击逐渐淡化得几乎象古纳。米尔多的论题一样没有意义，米尔多把装满价值的社会科学这个思想做为他一生的研究工作的主题。但是他对装满价值所产生的困难的解决办法和黑尔布罗诺的是很不同的，或者确实是和其他任何对“价值中立”的批评家的很不同的。
①
米尔多的解决办法并不是要在科学的影响中压制价值判断，也不是要弄清楚在哪一点上价值判断一定会进入争论，从而把实证的经济学从规范的经济学中划分出来，他只不过是在分析的开头大胆地宣称他的主张。
他认为，用这种方法，我们的结果就神秘地充满了真的客观性：“我们能在理论分析中争得‘客观性’的唯一途径是把估价的东西完全暴露出来，使它们能被认识、确定和显明，并且允许它们决定理论的研究……如果装满价值的概念以明白地表达的价值前提来清楚地定义，它们本身是没有什么错误的”
（见缪尔达尔，１９７０年，
①见戈登（１９７７年）对“价值中立”的老于世故的批评，他象黑尔布罗诺一样下结论说社会科学毫无希望地是装满价值的，然而又认为应该把客观性做为科学实践的标准，至少应该把它当做是一种没有达到的思想。
经济学方法论３８１
５—６；又见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４４—５，４８—９，６９页注，１０９，１５页注）。他还最终把一切不是统计的东西都定义为“价值判断”
（见同上，第７３—６页）
，但我们必须假定他进一步过激地否定在经济学中存在任何伦理上的中立或任何事实断言。
因为如果我能断言英国需求汽车的进口弹性在１９７９年是１。
３并且不管你的愿望或我的愿望如何，这个数字既不真也不假，这样我就至少做出了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命题，这命题的客观性并不依赖于我的价值观点。
根据米尔多，要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区分开来是不可能的，假装能这样做只不过是自我欺骗。但是，如果我们只是认为我们所要达到的思想就是，把对经济假说的检验从对某种世界状态的赞成或不赞成的表达中分离出来，而在其中我并没有明显地求助于我们的意愿或希望，难道做这样的偿试也是徒劳的吗？可以认为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没有绝对严密的区分，这就象在手段和目的之间没有绝对严密的区分一样；但是宣称价值判断的普遍存在和不可避免性，而没有对它们是怎样和在哪一点上进入经济论证的做精确的考察，这就是有意地迎合一种相对主义的风格，在那里所有经济观点都只不过是个人的选择。
①实证—规范区分这个有疗效的影响迫使经济学家表白他们的价值判断，这个疗程并没有结束。正象哈奇森正确地评论的（见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１９１页）
，“规范—实证区分应该清楚地保持到直至它
①见莱斯诺夫（１９７４年，第１５６—８页）。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２章）在《经济学中价值判断和偏好的来源与作用》里所说的几乎都是这个课题。
４８１经济学方法论
能成为有效的劝说，即使这样做有时要付出代价。“
这里还有另外一个波普的方法论标准来补充我们前面所列举的那些标准（见第一章）。
六、一个简短的历史的描述
现在我们已经弄清了大部分的背景情况以便达到问题的实质：某些象有名的帕累托最佳边际等量这样的经济命题是怎样以精巧地不同的外貌出现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中的呢？一个对实证—规范区分的简短的历史的描述将帮助我们奠定分析这个问题的基础。这个区分首先是出现在思诺和小穆勒的著作中，当时所采取的是在“科学”和政治经济学的“艺术”之间进行区分的形式。在从科学过渡到艺术的过程中他们认识到，超科学的、伦理的前提一定要出现，他们也欣赏从其他社会科学中借用非经济的因素来补充价值判断，以便能对实际做有意义的建议（见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２９—３１页）。总之，他们所持的是一种现在很令人吃惊的观点，认为经济学家不能以经济学家的身份来提建议，甚至经济学科学也不能以合适的价值判断来补充。思诺在他的一生中有一点走得更远，他认为经济学家根本就不应该提建议（见鲍利，１９４９年，第４９—５５页；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３２页；奥布赖恩，１９７５年，第５５—６页）。
凯尔恩斯踏着思诺和穆勒的脚印，以他惯常的做法比他们更有力地表白自己：“在经济学科学和我们现在的工业体系
经济学方法论５８１
之间并没有比在力学科学和我们现在的铁路系统之间有更多的联系“
（见凯尔恩斯，１９６５年，第３８页）。约翰。纳威斯。
凯恩斯不仅只是象他的祖先已经做的那样在实证的科学和规范的艺术之间做了区分，而且还有用地区分了（１）
，一个“实证的科学”
；（２）
，一个“规范或常规的科学”
；和（３）
，一门“艺术”
，这就是，一个为了达到给定目标的规则体系：“一个实证科学的目标是建立一致性，一个规范科学的目标是决定思想，一门艺术的目标是定立规则”
（见凯恩斯，１９５５年，第３５页）。我们将看到，把“规范科学”看做是在“实证科学”和政治经济学“艺术”之间的桥梁的观点和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抱负是非常相近的。
但是纳威利。凯恩斯的三分法并没有为人们所接受，那个时期英国其他的经济学家只不过是重复了旧的实证—规范区分而没有加进任何新东西（见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３２—４１页；史密斯，１９６２年）。然而在大陆上，瓦尔拉斯和帕累托都不但在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之间，而且在纯经济学和应用经济学之间划了一条分界线（见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４１—３页）
；如果不是对于瓦尔拉斯，至少对于帕累托来说纯经济学只包括实证经济学而排除了纳威利。凯恩斯所称的“规范的或常规的经济学”和经济学的“艺术”。
①帕累托对最优化条件的论述现在很有名，他断言，完全竞争能够自动地实现
①塔拉斯俄（１９６６年，第４６—５０，１２７—３６页）
承认帕累托象韦伯一样，他的争论不是为了在纯的和应用的研究之间做僵硬的分离，而是为了在社会科学中使规范判断的主观因素最小化。但我并不是这样理解帕累托的著作的。
６８１经济学方法论
集体的经济满足最大化（他看不起效用这个术语，认为它充满一种基本化的色彩）
，其意思是资源再配置如果不至少使一些人的情况恶化，也不可能使另一些人的情况更好。就他所关心的问题而言，这是一个纯经济学命题，是完全独立于任何伦理价值判断的。的确，我们现在所称的帕累托最优化对他来说只不过是一个集体的经济满足最大化的定义；但是集体的经济满足只是属于社会学领域的更一般的社会经济满足的子集，并且帕累托一直坚持纯经济学靠它自身不能解决实际问题（见塔拉斯俄，１９６６年，第８章）。
对于和竞争均衡不同的情况，帕累托并没有提供任何可增加或减少集体经济满足的变化的指导。在本世纪３０年代，先是约翰。希克斯，接着是尼科拉斯。卡尔多通过把一个在经济福利中的改善定义为可以使某些人的情况改善而又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情况恶化的变化，从而提出了补偿试验。说这样一种潜在的帕累托改善应该事实上用来补偿经济变化的受害者，这当然是在做一种价值判断，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仅仅是描述一种帕累托改善变化，那就不和任何价值判断有关系。在一个可能的改善和一个可望的改善之间的微妙的区分就是建立在这一薄弱的基础上的，在这基础上又培育了“新的”价值中立的福利经济学，这种经济学得到罗宾斯论题的有力支持，这一论题是说价值判断的首恶是在不同政党的效用之间做基本的比较。
①。
①对新福利经济学的概览，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６１８—３９，６４３—４页）
以及其中所引用的参考资料。
经济学方法论７８１
就象一套均衡价格是在完全竞争的支配下产生的一样，帕累托最优化也只有考虑到社会成员中给定的起始资源分配时才能下定义，并且在帕累托最优化中是正确的东西在帕累托改善中也是正确的。这种限定有时候被解释为，帕累托规则所提供的仅是经济状态的部分秩序，不足以在资源没有限制的潜在分配中做选择的标准。新的价值中立的福利经济学同样把流行的要素服务分配看作是给定的，从而只要没有人真的建议补偿支付，它就不会恳求于价值判断。伯格森在１９３８年发表了论社会福利功能的文章，萨缪尔逊在他的《基础》中给这篇文章扩大了声望。这篇文章第一次植下了这样的思想，认为社会是通过它的政治代表来表达它自身的，实际上它并不比较不同的个人之间的效用；可以说这些比较记录在社会福利功能中，社会福利功能通过安排经济状态的社会等级来总括个人的偏好。
经济学家一旦掌握了这一功能，就可以评价一个帕累托改善政策中的给定的变化，此后可以考虑是否用社会福利功能来决定是否应该真的做出补偿支付。
至今还难以否定福利经济学可以公开地、无愧地被算做是规范的这一结论，这可以说是占统治地位的正统观点（见肯尼普曼，１９７６年，第４０—１页）。
然而那些回顾了帕累托的人他们自己一直把帕累托福利经济学视为实证经济理论的一个分支，视为象其他任何部分的实证经济理论一样是中立的、客观的。很值得比较小心地考察这一观点。
８１经济学方法论
七、实证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
阿奇博尔德以巨大的气魄维护认为帕累托福利经济学不依赖价值判断基础这个异端的观点（见阿奇博尔德，１９５９年ｂ）。他的观点基本上是很简单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所研究的是满足给定的要求的、不同安排的效率，这种要求是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选择的；因此，对于帕累托原理来说不需要对这些要求进行估价（见同上，第３２０—２１页）。一个个人的偏好图和他的福利图是一样的，说他在Ｂ状态的福利比在Ａ状态的福利高，只不过是说他将选择Ｂ而不选择Ａ，如果他能自由和能够这样做的话。帕累托福利经济学只不过是问道：在什么样的安排下可以使这个个人的选择从Ａ扩张到Ｂ而不会导致别人的其他选择受到限制，或换一种表达法，在什么样的安排下帕累托改善才能实现？只有当要采取制定法规这一重要步骤的时候，价值判断才引起人们的注意（见同上，第３２７页）。
①假设我们不做任何规定，我们的争论也就不会在哪一点上依赖于赞同或不赞同，从而也就不会象实证经济学中的所有其他命题那样受到经验反驳的支配。甚至
①因此，当阿奇博尔德表达和哈罗德类似的观点的时候，他避免了哈罗德的错误（见哈罗德，１９５０年，第３８９—９０页）
：“如果一个个人喜欢商品或服务Ｘ比喜欢Ｙ更甚，那么在经济意义上他最好是得到Ｘ……因此经济物品是人们所偏爱的……在评价制度和实践以及做建议的时候，在经济学家的心中是有标准的；它组成了他的好的和坏的标准。”
经济学方法论９８１
“人们所熟悉的帕累托命题，诸如：如果一个完全市场处于均衡状态，就没有什么变化能够允许当任何消费者的选择膨胀时却不会引起至少有一个其他的消费者的选择收缩”也是经验上可证伪的，至少当以可证伪的需求理论来叙述时是可证伪的（见同上，第３２５页）。
于是阿奇博尔德总结道：“福利经济学的理论是实证经济学的理论；它们所关心的是给定的目的和可用的手段之间的关系……在经济学中我们有一个二分法，即在对某些事情可能是怎样做的实证研究和什么事情应该做的规范建议之间的划分”
（见同上，第３２０—１页）。
肯尼普曼（见肯尼普曼，１９７６年）是另一个信奉帕累托最优化的技巧的、客观的解释的作家：“在一定的假设下，象完全竞争是帕累托最优化的充足条件，垄断、关税和外差因素引起了福利损失，这些命题都是实证论述，这些命题都既是真的也是假的，既是独立于伦理的，也是思想意识信念”
（见同上，第４７页）。
帕累托最优化建立在三个基本假定之上：（１）只有自我选择的偏好才被当做个人的偏好或个人福利的尺度（依流行的说法：个人是他的福利的最好的评判者）
；（２）社会福利由社会的每个个人成员（小孩和疯子除外）的福利组成，并且除了包括社会的个人成员的福利之外不包括其他东西；（３）只有对资源的一致的重新配置才被当做是社会福利的改善。在这个假定的基础上就有可能证明萨缪尔逊很吸引人地贴上看不见的手原理标签的东西，这就是在完全竞争经济中的均衡和帕累托最优化的条件之间等效的东西。
肯尼普曼同意帕累托理论的这三个假定经常被当做价值
０９１经济学方法论
判断来解释，从此又得出帕累托最优化是一个规范的概念（见同上，第５１页）。但是象阿奇博尔德那样，他就认为第一个假定应该从实证意义上来解释，把个人偏好看做是给定的，而这并不意味着每个人真的是对于什么对他有好处的最好的评判者。类似地，第二个假定可以理解为是否认独立的团体利益（诸如“国家”利益）的存在，这是关于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关于喜欢或不喜欢的问题：“当社会成员的经济福利是研究的主题时，那是‘每个人都在算’的不言自明的算术题”
（见同上，第５３页）。最后，第三个假定是肯尼普曼没有讨论的，只不过是用帕累托自己赋予那个概念的含义对帕累托最优化重新定义；因此，它并没有引起前面两个假定中没有包括的问题。
就象对于阿奇博尔德一样，对于肯尼普曼来说规范经济学的最根本目的是做政治建议，在这种背景下帕累托最优化的贡献最多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个：它只是提供了对不同的社会情形的一部分等级安排；它是静态的，忽略了未来一代的福利，至今它只包括目前一代人所考虑的福利；他无视所有似乎不是个人目标的总概的集体目标。
然而肯尼普曼坚持说，帕累托理论在实证经济学中也有一个作用，即说清楚经济行为的含义。因此他认为，说垄断、关税和外差因素导致福利损失的论述并不是要建议人们采取行动来消除这些因素；总之，证明帕累托改善的存在是一回事，要求采取行动来做一些事情又是另外一回事（见同上，第５４—５页）。
要推翻帕累托最优化的客观解释所需要的全部东西就是引进价值判断，这对于消除一个帕累托改善的存在所意味着
经济学方法论１９１
的“不足”会是合意的。肯尼普曼评论说，“在这短暂的变化中藏着矛盾的硬核”
（见同上，第５８页）
，这是一个应该强调的判决。让我们来概括这些争论：如果我们坚持帕累托最佳状态的纯中立的解释，那么帕累托标准就没有奠定任何政策规定；它只不过是坚持，当一个特别的经济结构产生了获得帕累托改善的机会时，就有可供分配的货物和服务，能使一些人的情况改善而不会使其他任何人的情况恶化；但是它否认这种超额分配是可望的，并且在它的结果使得某些人的情况恶化的情况下，它不能建议向受损失者提供补偿支付。
八、看不见的手原理
帕累托的最佳状态概念明显地贯穿着价值判断，而我们要从这有点紧张的辩论中得出的东西，也许不过是完全客观的、价值中立的解释？在纯逻辑的基础上，阿奇博尔德—肯尼普曼观点是无懈可击的：考虑个人的偏好，把社会选择看成是完全由个人选择组成的，这都是方法论判断而不是价值判断。与此同时，它只不过是要求超人的不偏不倚不要滑到“简单”
地假设消除帕累托改善是合意的，特别是如果我们不受帕累托自身的束缚而放弃第三个一致性假设从而允许对经济变化中的受害者做潜在的补偿支付时，就更要注意这个要求。总之，福利经济学是关心伦理标准的经济学分支，通过这种经济学我们就判定现实世界的一种经济状态比另一种经济状态更可取，而实证福利经济学的说法严格地说是着迷于
２９１经济学方法论
荒谬的语言。没有什么观点是仅仅因为滥用迂腐的语言就应抛弃的，但是象把帕累托最佳状态做两种解释，一种是认为它价值中立并且完全处于实证经济学范围内，另一种是认为它是装满价值的从而是规范经济学的一部分，这种事情的确是显得太琐碎了。
这个观点的基石是看不见的手原理的含义。
的确，市场机制允许个人做为他们自己的利益的最好的评判者，积极地鼓励他们独立于其他人地活动（象威克斯蒂德经常说的“没有ｔｕｉｓｍ”）
，产生一种集体结果，在其中只有个人偏好被视为是社会福利功能的论据，而苦心想出来的功能的和个人的收入分配并不一定同超市场的、分配公正的伦理观点相一致。我们所需要的只是加上一个合适的基本的技巧（排除了规模收益递增）和一些关于信息和交易成本的条件（消除了可能产生的外差因素）
来达到帕累托最佳状态的完全竞争下的均衡。这就是看不见的手原理，叙述它和证明它看起来只牵涉到市场过程的纯客观结果。于是，看不见的手原理显得是实证经济学的原理，在这种情况下，阿奇博尔德和肯尼普曼的观点很容易取胜。
如果看不见的手原理是一个实证经济学的原理，那么它在经验上是可证伪的，因为实证经济学是这样的经济学分支，它包含了所有可证伪的经济学假说。然而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是可证伪的。我们已经看到，阿奇博尔德宣称，说这一原理可证伪的首要意思是，它排除了正斜率需求曲线的存在，虽然他巧妙地补充说，它的可证伪只是从一个可反驳的需求理论方面来说的。可是我们将要证明（见下面第６章）
，公认的需求理论并不是一个可反驳的理论：它将指出正倾斜的需求
经济学方法论３９１
曲线就象负倾斜的一样恰当。因此我们不能排除一个完全竞争的均衡将允许这样的可能性，即存在至少有一个消费者对至少一种吉芬物品的需要曲线是正倾斜的，其结果是存在一个帕累托改善：吉芬物品的价格下降使他的选择膨胀了，并且由于他对吉芬物品买得更少而不是更多，这就使资源宽松了，使其他消费者对正常货物的可用的选择膨胀了而不是收缩了。因此这就存在一种资源的重新配置，使得至少有一个消费者的情况改善而不会使其他人的情况恶化，这就和看不见的手原理相抵触。
由于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是可证伪的，它就不属于实证经济学而是属于规范经济学。
不应该把帕累托最佳状态的概念以及与之相联系的怕累托改善的概念同实证经济学的原则混淆起来。如果这意味着经济学家必须向我们表明这样的观点，说对于某种经济变化存在纯技术的、价值中立的有效论据，并且“有效”和“低效”
这些术语的确是规范经济学的而不是实证经济学的术语，那就更好：假装我们能“科学地”阐明“效率”的问题而又不愿意做任何价值判断，这就散播了巨大的混乱。
九、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独裁
在坚定地把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放在规范经济学的营垒内之后，我又忍不住要对现代福利经济学的更奇特的特征做一些评论，虽然严格地说这个问题是偏离我们的主题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三个假定（消费者主权、社会选择的个人主
４９１经济学方法论
义和一致性）经常被说成是无害的，因为它们得到人们普遍的或几乎是普遍的赞同。认为几乎人人都接受帕累托假定的这种信念有时被解释成是这意味着帕累托福利经济学是价值中立的。还有另一种毫无意义的对价值判断的定义：价值判断是那些有争议的伦理规定。
我们将不浪费时间来批评这个定义，但很值得一提的是帕累托假定并没有赢得普遍的赞同。当然不能认为每个人都绝对地把帕累托改善看做是明确地合意的。不仅仅是政治领域中的左派会在个人福利方面反对假定（１）
，特别是在社会福利方面反对假定（２）
，甚至古典自由主义者最近也造他们所说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反，把很大范围内的国家干预归罪于为了取得帕累托最佳状态，从而就极端地用看得见的政府的手来修正看不见的手的影响。罗利和皮科克认为（见罗利和皮科克，１９７５年）
，自由主义者接受了自由和个人主义的交换；他们愿意容忍对个人自由的侵犯，但这只是在当这种行为能保护其他人的更大的自由的时候；自由主义所关心的基本是保持和扩大负的自由，其意思是否认某些个人受到其他人的强制，而这种强制可能是和消费者主权，也就是和帕累托假定（１）相抵触的。无论如何，古典自由主义哲学中的基本价值前提是不能被归并为帕累托经济学中的三个假定的。如果不进一步揭示罗利和皮科克的观点，这种归并就只能是维护这样的观点，即认为人们对帕累托价值判断的接受比经济学家所愿意想象的要少得多。事实上，在评价其他人的价值方面经济学家是很差的：由于他们有意避开评价性讨论，他们自己大部分都否认价值判断分析是一个富有成
经济学方法论５９１
果的研究领域。关于没有争议的价值判断根本不是价值判断这个荒谬的论题是于事无补的。
十、作为专家治国论者的经济学家
甚至是那些反对视帕累托福利经济学为实证经济学的观点的人也相信，如果不借助价值判断，在很大程度上经济学家做为一个经济学家对公共政策问题是说不出什么有用的东西的。这种情况通常是在手段和目的之间的区别、在工具和对象之间的区别方面形成的，这立即提醒我们罗宾斯的有名的经济学定义，罗宾斯把经济学定义为是研究稀缺资源在给定但是有竞争的目的之间的配置的科学。让政府来决定从经济活动的多重目的或目标方面定义的“目标功能”
，而论述对稀缺资源的不同配置的“可能性功能”
、成本和效益是经济学家的任务；如果手段—目的区分是保持僵硬的，那么给政府的经济建议就是，或者说能够是价值中立的。
①因此教科书上的那些东西就是把经济学家做为一个专家治国论的政策顾问来写的。
在某种意义上，这只不过是把“是—应该是”
、“事实—
①只须参考一个资料就足以为这个传统观点提供证据。
兰格（见兰格，１９６７年，第８页）在提出有必要在经济政府的客观性方面达成一个人际协议之后，继续说道“一旦客观性已经阐明，并且某种假设是针对经验条件而做的，就可以通过逻辑的法则得出‘理想’地使用资源的法则，并且用证实的法则来对之检验。
这个步骤是人际上客观的。“
６９１经济学方法论
价值“
、“实证—规范”二分法再重复一遍，而这种做法就受到由这些区分所产生的同样的困难的支配。就象我们早先把实证经济学和规范经济学的分离做为澄清性的、医疗性的方法论常规来进行辩护一样，类似地我们可以赞扬和政府进行经济商议的教科书概貌，在其中作者把他的价值判断审慎地藏了起来，这样教科书的内容也就做为一种应追求的思想而不是规定实际上应采取什么行动。这也确实是当罗宾斯警告同行们说作为经济学家的经济学家不能合理地推荐一个特定的公共活动方针的意图。
然而，分界线的问题超越了实证—规范划分的困难。这个观点是，经济学家亮出不同的可能性的菜单，然后典型的决策者根据他所偏爱的功能从这菜单中进行选择。
不幸的是，经济忠告也是按典型找来的，不仅仅是阐明可能性功能，而且也阐明偏好功能。
决策者既是为目的也为手段寻找忠告。
经济学家确实应该怎样在客观的东西中间发现决策者的偏好功能而不加进自己的东西呢？这样问一个经济学家通常会使他无从对答：如果决策者是一个政治家，他首先被委托去帮助决策者得到最大的选举支持，对此最好是通过把客观性搞模糊来保护，而不是披露它们。经济学家也不能通过研究政治家过去的行为来推断他的偏好功能：他的这个决策和那个决策之间可能是不一致的；做为从干中学的结果，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可能已经改变了他的偏好功能；此外，情况本身也不断变化，这也使推断变得困难。再者，不管怎么样，单个决策者的概念是一个方便的虚构；通常的情况是，关于公共政策方面的决策是由一个班子做出的，其成员对于目的方面的
经济学方法论７９１
意见可能很不一致；结果，后继的政策可能表达了有抵触的目的，这要看班子中的哪个成员在哪段时间内有控制的手腕。
但是如果经济学家不能发现在决定政策中潜在的偏好功能，他就既不能对过去的决策进行估价，也不能改进未来的决策。
沿着这方面做进一步的思考就开始得出这样的看法，即依照罗宾斯在公共政策的手段和目的之间做僵硬的区分，这种纯粹主义者的观点的确有些错误的东西：它假设决策者首先是挑选他们的目标，然后才寻找达到这些目标的政策。就事实而论，任何决策者都是从不断进行着的活动开始，并且根据他的政策经验逐渐开始限定他的客观性。换句话说，决策者并不试图得到他们想要的东西；而是他们通过评价他们所得到的东西懂得他们应该要什么。手段和目的是不可分解地联系在一起的，在那里并不存在对过去的决策的估价、关于未来的决策的技术性忠告，或对一个社会偏好功能研究的失败。
决策的观点和古典教科书上的观点是那样不同，近年来很多经济学家和政治学家已经对此发生了激烈的争论。有一个参考资料是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的《决策的战略》，它的醒目的副标题是《社会过程的政策估价》。
①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见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１９６３年）反对决
①又见维尔达夫斯基（１９６４年，特别是第５章）
；丘奇曼（１９６８年，第１１—１２章）
，和德奥（１９６８年，１９７１年）
，后者包括了一个对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的并不都令人信服的批评。林德布洛姆（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８年）从那时起继续做了进一步的争论。
８９１经济学方法论
策的所有广泛综合方法，认为那是定下达到最佳决策的全面规则；代之他们支持他们所称的不连接的渐进主义：它是不连接的，因为决策远不是能一下子就都能做出来的，而是不断地遭到这样那样的攻击；它是渐进的，因为它所考虑的只是政策的有限的范围，在这个范围内同现存的政策相比只是逐渐地不同；不连接的渐进主义并不仅仅是调整手段和目的，而且在运用手段时探索了目的，事实上就同时选择了手段和目的。
完全清楚的是，林德布洛姆和布雷布鲁克对于经济建议对决策者的作用取得了更现实得多的认识。很明显，如果仅仅由于为了保障一个“微调”的改善而搜集充足的信息所需要的时间是最终的稀缺资源的话，那么决策、特别是公共决策从来就没有取得比第三好的解决办法更好的办法。
但是，当我们承认或者甚至强调在现实世界中经济劝告从来不会紧密地和理想一致时，我们能不保留教科书中把对政府的价值中立的、技术性的经济建议做为一个理想形式的概貌吗？
可是，如果布雷布鲁克和林德布洛姆是对的，那么就存在一个从来不接近现实的理想形式，并且正是这个建议功能的形式造成了在经济学家中间的有系统的自我欺骗。我们已经看到了这个自我欺骗的形式在起作用，它鼓励了这样的观点，认为实证的帕累托福利经济学的前景是有希望的，它是完全摆脱了价值判断的，或者是以无害的价值判断为基础的，据说已赢得了普遍的赞同。
经济建议归根结底必须建立在实证经济学的可证伪的假说之上，建立在论证经济变量之间的关系是这样而不是那样
经济学方法论９９１
的基础之上。
①一旦经济学家做出超出这个范围的论证，他们就进入了完全不同的规范经济学领域，在那里他们的技巧就象它们固有的样子那样，大部分是欠发达的，因为在现代经济学中有一个长期存在的传统，这就是对经济信念的价值方面和政策制定的现实性都否定。实证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小，而规范经济学的范围比经济学家们经常规定的范围要大。
十一、估价经验证据的基础
所有科学假说都有哲学的、社会的和甚至是政治的含意，这可以使科学家在估价支持或者反对某个假说时有偏见（人们只要想想对于达尔文的自然选择理论和对爱恩斯坦的相对论的科学反应）。
所有各种思想意识基础和专门的辩护是科学工作的普遍特征，对此唯一的纠正办法是其他科学家以该学科所分担的专业为标准对之做的公开批评。对此，至今在经
①因此，洛（１９７７年）用很大的篇幅争论说现在实证经济学已经失去了它曾经有过的不管什么样的预言力，因为现代工业体系是那么不稳定以致不允许它正确地做预言；于是他提出一个“工具推断”的方法做为新的政治经济科学的基础，在那里首先是由政治家确定某种宏观经济目标，然后由经济学家努力研究保证经济系统沿着达到这些目标的途径运转所需要的私人刺激因素。
但是他从来没有解释一个经济顾问怎样能够在抛掉了实证经济学的情况下有希望阐明私人刺激因素和个人行为之间的关系。对于花一整卷书来批评的建议的，参见黑尔布罗诺（１９６９年）。
０２经济学方法论
济学和任何其他科学学科之间还没有什么可选择。
然而，经济学家有他们所倾向的专门基础，在自然科学中没有与之相当的东西。这些专门的基础的一个有力的源泉是基于在实证经济学中的某些命题和在规范经济学中的某些非常相象的命题之间的紧密联系。萨缪尔逊曾经评论说（见萨缪尔逊，１９４８年，第２０３页）
，“至少从重农主义者和亚当。斯密那个时代以来，在经济学说的主体中就一直存在着一种看法，认为在某种意义上完全竞争代表了最佳的情况。”
现代看得见的手原理为这种看法提供了有力的支持：给定某种条件，每个长期的、完全竞争的均衡产生了对资源的帕累托最佳配置，而每个帕累托最佳资源配置都是一个长期的、完全竞争的均衡。当然，这忽视了在竞争均衡中潜在的资源分配公正问题——还有更多被忽视的东西。然而每个经济学家都确信，看不见的手原理并不只是在最高层思想中的假说意义的一个抽象的证据。它似乎显得对于社会主义同对于资本主义一样适合，的确接近于要在任何严格意义的经济中为价格机制的理性设计提供普遍的辩护。如果这并不是经济学归根结底所要关心的，为什么要为它操心呢？
因此，经济学家面对对牵涉到完全竞争假设的实证经济学命题的经验反驳所做的激烈的斗争一点也不令人惊奇。受到威胁的并不只是某种命题，而是赋予经济学学科存在的理由的整个经济“效率”的概念。于是毫不奇怪，面对经验的反驳，知识分子坚持用特别的免疫策略（见第一章）保护被证伪的理论，这种趋势在经济学史中已经隐隐出现，并且继续变得越来越明显。
经济学方法论１０２
我们已经看到，黑尔布罗诺谴责经济学家在评价经验证据时缺乏公正。但是什么科学家曾经那么公正过呢？认为对自然的研究不需要借助感情，而对社会的研究就需要这样做，这只不过是不真实的看法。宗教是思想意识偏见的最古老最深刻的根源，而科学通过驳斥宗教的答案而前进。此外，当自然科学家把对政策问题的看法表示为生物战、使用氢弹、核能、绝育、活体解剖等等时，他们正可能象其他任何人那样把事实和价值混淆起来，歪曲了证据的真实情况。从这些方面我们并不能区分出物理学和经济学。
经济学做为一种经验科学的局限性来自其他方面。它们经验地起源于这样的事实，即福利经济学原理永远是来自规范经济学，尔后又落入实证经济学对证据的评价中。经济学家趋向于两极分化为“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
，他们都倾向于从这种两极分化的态度出发把经验证据理解为支持或反对某个经济假说（见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６３，７３—８２页）。
①事情的真实情况几乎是和弗里德曼所理解的（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６页）相反的，他大胆地表达他的意见说“关于所谓的‘规模经济’的重要性的不同的预言在很大的程度上解释了各种这样的观点，就政府对工业、并且甚至
①对此克鲁普（１９６６年，第５１页）已有贴切的评论：“一个完全的理论的证实程度是高度地和价值判断纠缠在一起的，这在其他情况中就反映了对组成理论的假说的选择。因此，为竞争价格理论所做的辩护同时也就保护了规模收益递减规律、低水平的经济集中、对通货膨胀的需求拉动解释、高消费功能、货币政策对充分就业的有效性、外差因素的没有意义，以及是替代而不是互补做为经济制度中的基本关系的普遍流行，这并不是一种巧合。”
２０２经济学方法论
是对于社会主义的工业而不是对私人企业工业的过细的管理是合意的或必要的。“
曾经有过一位经济学家，是由于有关规模经济的令人非信不可的经验证据使得他信仰社会主义或资本主义的吗？因此，也许根本不是经济争论使得经济学家转向计划主义者或自由市场主义者。生产资料私有制经常遭到人们有用心地组织的攻击或对其正确性的证明，但是我们能够高估或低估一系列公认的经济学教条而不会遇到人们这样对待我们。毫无疑问，大多数经济学家都相信分散的决策体系具有节省信息的优点，但是兰格和勒奈很久以前就证明，公有制可以和一个“市场社会主义”体制下的价格体系优点结合起来。还有一种经济观点，认为私有制同在原子论的竞争体制下向着技术动力主义发展的内在趋势有关，但是这些观点必然是针对与上述趋势类似的向着周期性衰退发展的内在趋势，更不用说是针对个人收入分配数额的不相等了。然而，在经济自由和政治自由之间的基本联系还很少得到讨论，也许是由于主流经济学家为避免尴尬而不愿承认真正藏在他们对私有制比对公有制有更大的偏好的背后的是一个在政治理论中的确定的论证。
①琼。罗宾逊在一页奇迹般简洁的论述中击中要害地说（见罗宾逊１９６２年，第１３８—９页）
：
①但并不是每个人都会感到尴尬，例如，哈耶克（１９６０年）
、弗里德曼（１９６２年）和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２６页）就不感到尴尬。又，利普西（１９７９年，第３０９页）坦率地讨论看不见的手原理的政治要求。
经济学方法论３０２
经过凯恩斯的修正办法修补之后，用他的话来说，我们的经济制度“看上去是最好的”
，在这基础上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是可能的。或不管怎么样它也不是太坏，而且要改变它是痛苦的。总之，我们的制度是我们所有过的最好的制度。或者采取熊彼特从马克思那里得来的顽固的路线是可能的。这个制度是野蛮的、不公正的、动荡的，但是它分发了物品，而且不管你怎么咒骂它，这些物品正是你想要的。或者，在承认它的不足时要从政治基础上为它辩护——我们所知道的民主在其他制度中发展不起来，并且没有这个制度民主就不复存在。在今天这个时代所不可能的是以新古典的风格把它做为一个能精细地自我调节的机制来维护，无论如何那只能留给制度本身来生产最满意的结果。
为了做有分辨的表达，我认为罗宾逊所做的这四个辩护的确概括了标准的观点，并且对于那些“为我们的经济制度辩护”的人来说其中第三个辩护压过了所有其他的辩护。
甚至在信仰资本主义经济学家的多数派，即各种各样的“自由市场主义者”
中间，他们对于可以用普通的经济政策来修正我们社会的收入的不平等这种观点也有很大程度的不同看法。举例说，萨缪尔。布里顿在考察了英国学院的、实业的和政府的经济学家的观点，把它们同政治家和记者的观点进行比较之后（见萨缪尔。布里顿１９７３年）
，证明了经济学家做为一个团体倾向于在公共政策方面持有独特的观点，这就使得他们在任何公共讨论中同其他人区别开来：他们对于
４０２经济学方法论
价格机制做为根据相对稀缺性和显露出来的消费者倾向配置资源的手段这个功能有一个评价，而在非经济学家中是缺少这种评价的。然而，某个经济学家是不是愿意赞成“造经济学正统的反”经常依赖于是不是“他是准备把配置资源的问题根据它们本身的优点来处理，相信通过税收和社会保障系统，任何在收入分配方面的主要的不合意的效果都能被抵销，或者还不止是被抵销”
（见同上，第２３页；又见凯尔和其他人，１９７９年）。
因此没有多少理由使弗里德曼能够持这种乐观的观点（见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第５页）说，我们所有的人在预言政府政策活动效果方面的分歧，比关于基本的价值问题的分歧更大。
早先，我们认为很少有人持有纯价值判断，并且尽管有休谟的铡刀，“是”的王国还是继续侵犯“应该是”的王国。
但是现在我们认为“是论述”
不断地被根据“应该是论述”
来评价。这并不是自相矛盾。事实和价值之间的相互作用正是点燃科学工作的导火线，这在社会科学中的作用并不比在自然科学中的作用小。只有当我们的努力有增加事实的作用并减小价值的作用时才能实现科学进步。
如果经济学要进步，经法学家必须给产生和检验可证伪的经济理论的任务以绝对的优先。在最后的分析中，只有假说检验的机制才可用于清除政治的和社会的偏见，使得这种清除速度比从新情况中不断地产生这种偏见的速度快。正象马歇尔所认为的，经济学所向往的目标不是生物学或者科学的任何其他分支。经济学所向往的目标是科学的方法本身。
第三篇　新古典研究框架的方法论评论
６０２经济学方法论
第六章　消费者行为理论
一、导　　言
现在，我们要把我们的方法论知识，运用于实际评价经济理论。在这过程中，我们必须总是从叙述波普的所谓“问题状态”开始，这些“问题状态”被那种理论假定为一种答案。这种明显的事情，常常容易忘得一干二净。接下来我们必须确定的是，理论实际预言的是什么。这也是一种太明显的事情，然而，正如我们所要看到的，对于回答者来说，它很可能是个非常困难的事情。
但既然我们已经走了那么远，我们就必须努力评价理论的预言中的证据，除非无视作为这些预言基础的“解释”的性质。那么理论是否提供一种因果方法，以使我们从经济活动参与者的行动和经济制度的运行得到理论所预言的结果呢？
如果对我们有用的一切，只是唯一的一种理论，则这些问题没有一个能作富有成效的讨论。科学的理论，只有从相互竞争的假说角度，才能作出有意义的评价。
其原因很简单，即方法论并不提供所有理论必须遵从的绝对标准：它实际提
经济学方法论７０２
供的是，以哪些理论可以划分为更有或更没有前途的方式提出的准则。因此，经济理论的评价问题，根本上就是探究所有相互竞争的理论中，哪一个是最有生命力的？
接下来是一系列实例研究，每个实例研究都阐明一个或几个方法论教训。有时候，教训是一种理论的经验内容已被夸大或完全误解；有时候，它表明，为什么一种理论尽管常常被事实否决，但仍有充分的理由保留它；还有些时候，它只是说明具有完美的方法论观点的重要经济学家从未遵循过他们自己的概念。这些实例研究并不是随意选择的，它们中的每一个都是经常称为新古典经学这个更大的核心研究框架的一个部分（“新古典经学”这一称谓，实际上不如用“主流正统经济学”
这个标签更准确）。
这当然并不是说我们将深入地考察新古典研究框架的每个方面——要完成那种任务，需要一整套书。我们这儿力所能及的是，提出对新古典经济学进行这种综合评价的特点，找出其各不相同、但相辅相成的亚框架（ｓｕｂｐｒｏｇｒａｍ）之间的某些内在联系，表明较大的核心框架的每个部分是如何从其它部分获得支持力量的，而那些其它部分则是靠常常未经检验的假定来支撑的。
在本书整个第三篇的各章里，我们将始终对自己作出这样的反省：新古典研究框架的最终“硬核”到底是什么？也就是说，是什么致使诸如对犯罪或货币供给这样问题的分析成为新古典经济学的而不是马克思主义的、激进的、制度的或其它的经济学的分析？更进一步，在什么情况下，我们应该注意带有不同“硬核”以及一系列不同的正面与反面“启发”的其它研究框架，具体一些，在什么时候那些其它研究
８０２经济学方法论
框架将引起不同问题的注意并与不同的方法论标准相联系？
这些重要问题的答案，将随着第三篇的展开而呈现在读者面前。然后我们将直接转入第四篇，也就是本书的最后一章。
二、需求定律是一个定律吗？
经济学史充满了以大写字母打头的经济学定律：什么格雷沙姆定律（Ｇｒｅｓｈａｍ‘ｓＬａｗ）
，萨伊定律，需求与供给定律，报酬递减定律，边际效用递减定律，如此等等。然而，对于现在的经济学家，“定律（Ｌａｗ）”
这个术语渐渐地已如同老式的响铃，他们更宠爱的是通常表述为“定理（ｔｈｅｏｒｅｍ）”的东西，而不是“定律”。在任何评价中，如果我们按照定律对根据分别检验过的初始条件而推断出来的各个事件或各类事件之间的完全固定的普遍关系作出解释，就不会有多少现代经济学家会认为经济学已经产生了比一两个定律更多的东西。
①但是，这种值得称赞的方法论上的质朴，很可能太过份了。对于科学的表述要成为科学定律的充要条件，在科学哲
①萨缪尔逊（１９６６年，第１５３９页）说过，日积月累的经验告诉他：“经济‘定律’与经济生活何其异趣：例如鲍莱的相对工资份额不变定律；劳动力中人口成分的长期不变定律；收入不等无可改变的帕累托定律；丹尼森的私人储蓄率不变定律；Ｃ。
克拉克的政府支出与税收最高限为２５％的定律；莫迪格立尼的财富－收入比率不变定律；马克思的实际工资率下降和（或）利润率下降的定律；每个人的资本—产出比率不变定律。如果说这些东西也是定律的话，则定律根本上就是一种罪过“
（也可参见哈奇森，１９６４年，第９４—５页）。
经济学方法论９０２
学家之间毕竟很少有一致的看法，因此，存在着在不同的科学理论中发挥不同作用的各种各样的定律（参见第１章；另参见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４—６章）。因此，不管经济学家的语言习惯是什么，都很难否认著名的需求定律是一个科学定律。
然而，要确定需求定律是一个“决定论的定律”
、还是一个“统计学的定律”
、抑或一个“因果定律”
，却并不那么容易。如果这个需求定律只针对一个个个人，断定一个小小的消费者对任何商品的需求量都与该商品的货币价格呈反方向变动，也就是表达事件的必然的伴生结果，那它就不在我们这儿的考虑之列。但是，如果它针对一类消费者对于一种同质商品所表现出来的市场行为，则至少到马歇尔时代为止，它可以名符其实地看作是一种决定论的定律，也就是说，它是一种经验规律，并且简直一无例外。
可是，从马歇尔开始，需求定律实际上已被当作市场行为的统计定律，具有接近于、但决不意味着等于１的发生概率。经济学系的每个一年级学生都学到，在一定的偏好、预期、收入和其它商品价格条件下，一种物品价格的提高必然导致它的需求量的下降，当然，如果那种物品是吉芬物品或炫耀性物品，则另当别论；在短期里，市场需求曲线的斜率可能是负的或正的。但正如我们将看到的，毋庸怀疑的证据表明，大多数市场需求曲线的斜率是负的：“向下倾斜的需求定律”
，正如萨缪尔森（１９７６年，第６１页）所说的，实际上是经济学中经过充分确证的统计“定律”。
另一方面，需求定律也可以作为一个“因果定律”而确
０１２经济学方法论
立，即它根据“理性”的当事人的理由、愿望和信仰解释人类行为，这些行为形成当价格下跌时需求量上升的因果机制（罗森堡，１９７６年，第５３—５，７３—７，１０８—２１页）。
进一步说，需求定律也不仅仅是一系列理论考察的归纳总结，相反，它可谓从经济学中肯定是最接近的事物向完全公理化的理论所作的逻辑推理，是静态的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现代消费者行为的静态理论，具有久远而复杂的历史（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３４３—７４，３８—９页）
，其间经历了从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的内省的基数论，到斯拉茨基、艾伦和希克斯的内省的序数论，再到萨缪尔森显示偏好理论的行为主义序数论、纽曼－摩根斯顿预期效用理论的行为主义基数论、兰开斯特的商品特性理论，更不用说新近的消费者行为的随机理论了。它们的目的，始终是为了根据单个行为基本的和硬性规定的公理，评判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概念。
由于单个的需求曲线也好，市场需求曲线也罢，毕竟都不是能够直接观察到的存在。在任何时点所能观察的一切，都不过是某一商品市场需求曲线上的一个点。
这样，我们就被迫去从统计上对需求曲线作出估价，而这种估价也只有当我们能够作出相关市场供给条件的有关强假定时，才有可能进行。
这种评价问题是２０世纪，２０年代第一次明确表述的，虽然１９世纪的经济学家即已明确地认识到了这个问题。
需求理论早先的先驱者实际上只有两种选择：或者象奥古斯丁。库诺和古斯塔夫。卡塞尔断定向下倾斜的需求曲线是拙劣的经验概括，或者从有关经济行为的一系列基本假定里演绎出需求定律。在设定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在竞争价格理论
经济学方法论１１２
中具有基本要素地位的前提下，很难对他们选择后一条道路感到惊诧。
马歇尔第一个发现，所谓的需求普遍定律，可能存在例外，也即吉芬之谜，用现代语言说，吉芬之谜也就是价格变动的正收入效应绝对值很大，超过那种变动的负替代效应。
罗伯特。吉芬先生实际上从未表述过的这个吉芬之谜（斯蒂格勒，１９６５年，第３７９页）
，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马歇尔看到了吉芬之谜的这一点，并因而决定找出它。马歇尔发现，从实践的目的出发，我们在确定单个需求曲线时，必须考虑嗜好、未来价格的预期、消费者的货币收入和所有价格（而不是所研究的一种价格）。然而，这样就不可能证明，事实上存在一个“普遍适用的”需求定律。
就象弗里德曼已经指出的那样，马歇尔还以需求曲线的不变实际收入解释自娱（贝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３７０—１，３８９页）
，在那种解释下，所有密切相关的物品的价格，与所探讨的这种物品的价格，均发生相反的变动（用实践的语言说就是，我们用货币收入除以Ｌａｓｐｅｙｒｅｓ价格指数）
，以“补偿”
由于价格变动所引起的消费者实际收入的任何变动。这种不变实际收入或补偿需求曲线的斜率，实际上在各种条件下都必然是负的，这一点已经暗含在它的解释中，因而，弗里德曼认为，单凭唯独它具有明确的可检验意义这一点，我们就应该把它当作比较可取的一种解释。可惜的是，补偿需求曲线从未观察到过，而我们在不变货币收入需求曲线上则确实至少观察到一个点。这样，需求曲线的不变实际收入阐释，就变成了问题的遁词：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一如替代效应，是
２１２经济学方法论
整个现实世界中消费者行为的一部分，而忽略这种效应，只不过为了调整世界，以符合我们的理论，别无其它。
①如果我们对特定的价格变动所引起的需求数量总变动感兴趣，我们就要既测度收入效应，又测度替代效应。
三、从无差异到显示偏好
斯拉茨基—艾伦—希克斯把价格变动分解为收入效应和替代效应，并确定替代效应的符号恒为负，是一个多世纪里数百名经济学家在消费者行为纯理论研究中耗费巨大心血所取得的唯一重大成果。这种理论，如兰开斯特（１９６６年，第１３２页）所说，“现在已经成为如何从假定的最小值取得结果的最小值的范例。”
它没有说明消费者购买耐用物品、储蓄和以一种形式持有财富而不以另一种形式持有财富的决策。它限定消费者作出购买易耗物品的决策，具体地说，也就是限定消费者作出在易耗物品上分配有效收入的决策，它甚至不能预言最终究竟会消费什么具体的物品。这种理论与作出有关需求行为的可检验的经济假设，促进和指导经验研究，还相去甚远，它几乎总是落后于、而不是指导需求的统计研究。
①如果仅仅是我们可能习惯于忽视价格变动的收入效应，那么，需求理论应该简单得多。所以，贝克尔（１９７６年，第１５９—６０页）证明，就大量的家庭决策法则，包括由掷骰子而决定的决策而言，市场需求曲线将仍然是负向倾斜的（主要是由于价格上升受到限制，而价格下跌则受到鼓励，以及机会固定）。这种证明采用了不变实际收入需求曲线，而不是马歇尔的不变货币收入需求曲线。
经济学方法论３１２
虽然对消费者支出中收入效应的家庭预算研究，在１９世纪７０年代即已具有相当正确的结果，但直到１９世纪９０年代，还没能从理论上认识到收入的作用在需求中是一个关键变量，而系统的分析则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还未完成（斯蒂格勒，１９６５年，第２１１页）。
与此相似，第一次现代统计性的需求研究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之时才开始（斯蒂格勒，１９６５年，第２１９页）
，而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艾伦—希克斯无差异曲线理论的发展则对这种研究的实际进展绝对毫无贡献，那些进展是通过对需求的经验理解而取得的。
在以美国制度学派为主导的对边际效用理论充满敌意但无效的批评以后①，无差异理论再次肯定了经济人概念（这个概念是约翰。莫拉斯。克拉克提出来的，它是指“对毫无感情的计算具有不可思议的理性热情”
的人）
，与此同时则在从序数而不是基数效用的微积分中取得标准结果倾注了过多的精力。
“无差异”概念，包括它在无限地相互接近的商品组合之间所作的成对比较，其内省性和不可观测性，一如对边际效用进行基数比较的概念。
②如果无差异曲线理论的阐述能有助于从经验上对消费者行为作出重要的预言，自然不会存在这个问题。但事实是，无差异曲线本身对于事先告诉我们
①对两次大战间关于经济学心理基础的这场重大论战，科茨（１９７６）作了回顾。弗罗伦斯的小册子（１９２７）精彩地再现了这场古式的争论。
②根据并列的选择经验所作的无差异曲线，如果把其贫乏的历史回溯到心理学家刘易斯。塞斯顿所作的开创性努力，则已有很长一段时间。这种努力此后只重复过两次。最近麦克里蒙和托达（１９６９）所作的比较深入的努力，为无差异曲线众所周知的三个性质提出了积极但却是混淆的证据，这三个性质即（１）
不相交，（２）斜率为负，（３）曲线凸向原点。
４１２经济学方法论
需求曲线斜率为负而不是斜率为正毫无帮助，因为，我们从来既不能直接观测替代效应也不能直接观测收入效应（收入效应是根据总效用处于原始水平而定义的）
，我们也不能为了预测价格变动引起的需求总量的变动而测出一种效应，然后把它加到另一种效应上。
跟从前一样，不管最终的需求怎样，消费者行为理论仍然处于事后对所有最终需求结果的理性化上。我们能够证实需求定律，却从来不能否证需求定律。
无差异理论的标准阐释，是希克斯在《价值与资本》（１９３９）一书的前三章作出的，那时，萨缪尔森已经在利用仍然很少量的假定证明同一个古老的结果的比赛中夺魁。萨缪尔森显示偏好理论的提出，通过把它限定于价值（数量乘价格）总和之间可以进行的比较，清除了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最后一点效用遗迹。在每种预算约束下，消费者只挑选一组比较偏好的物品，并且在相续的选择中保持行为的一致。当物品价格上升时，他们将少买一些物品；当他们的收入增加时，他们将多买一些那种物品。这个一般化的需求定律，或者如萨缪尔森所说的“消费理论的基本定理”
，包括了无差异理论所能观察到的一切内容，并且具有根据消费者显示的行为直接推断其偏好而不必绕道的优点。此外，为了重建原先购买的物品组合，要求显示偏好理论中的收入效应在理论上是可以测量的，收入变动的结果与价格变动的结果符号相反。
不过，显示偏好理论象无差异曲线分析一样难于反驳：除非我们事先已经掌握一种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信息，否则我们无法根据消费理论的基本定理提前预言对它的需求之数量与价格呈反向变动。当然，我们可以推断，这种结果的可能性比较大，这种商品占总支出的比例比较小。但这种推断较之于根据比较陈旧的马歇尔消费者行为理论作出推断，如果
经济学方法论５１２
说不是更容易的话，也是同样容易。
后来在显示偏好理论公理化上的努力取得了巨大成功，使得它的假定前提和结论能够确定地联系起来，以至于只要确定其中的一个正确便足以确定另一个正确，反之亦然（霍撒克，１９６１年，第７０５—８页）。这本身为我们前面的内容（见第四章）提供了完整的范例。前面我们指出，在纯粹的公理化理论中，“假定前提”和“内含”之间没有逻辑区别。显示偏好理论能用来推导出早先的基数和序数效用论所能推导出的需求曲线的全部标准性质。
效用理论中所谓的“理性”
选择，在显示偏好理论中转变为“偏好的多少”
、“一致性”和“可递性”
（ｔｒａｎｓｉｔｉｖｉｔｙ）。简而言之，显示偏好理论和效用理论在逻辑上是相当的，因此，萨缪尔森原先声称显示偏好理论是分析消费者行为的新方法是没有根据的。
①从那种程度上说，某些“进攻的”方法论学者对独立检验显示偏好理论假定的要求（克拉克森，１９６３年，第５５—６，６２—３，７９，８３
①正如旺（１９７８年）所表明的，萨缪尔森实际上曾两度改变其关于显示偏好理论目标的思想：在早先１９３８年的文章（萨缪尔森，１９６６年，第１章）中，显示偏好理论是为了在不限定于无差异说明或实际上是不带任何其它不可观测的内容时，推导出希克斯序数效用理论的主要结果，在１９４８年的文章（萨缪尔森，１９６６年，第９章）中，他实际上为新方法作了洗礼，在那里，显示偏好理论变成了根据对个人市场行为的观测建立个人的无差异图过程中运算方法的基础，从而解决了早先的文章已指明为虚假的一个问题；最后，在１９５０年的文章（萨缪尔森，１９６６年，第１０章）中，显示偏好理论取得了另一种解释，被认为是为了取得和确立序数效用理论可观测到的等价结果，而这看来与第一篇和第二篇文章中的目标是有歧异的。除了这种混乱，萨缪尔森还至少已经改变了其有关基本方法论的思想：１９３８年他是一个“操作主义者”
，而在１９６３年，他已经退向比较朴素的“描述主义”方法论。
６１２经济学方法论
页）漏掉了这一点。我们不一定要象弗里德曼那样争论弗洛伊德和马克思已教导我们，人们并不知道他们为何那样行动，而且在任何情况下，社会科学的职责都是探索个体行为的无意的社会后果，而不是考察个体所显示的意识的明确程度。
显示偏好理论是一种内容的“现实主义”检验与假定的“现实主义”检验在逻辑上相当的优秀理论。
当然，显示偏好理论对于需求关系的预言能力并不比此前的消费者行为理论更好：由于它依存于无约束的一般表述，它很难从经验上证伪。虽然显示偏好理论因促使突出消费者理论中的经验内容而受到赞扬（霍撒克，１９６１年，第７１３页）
，但是很难发现它进行了新的需求方面经验研究的许多证据。例如，它认为当价格变动时，消费者的偏好序列是由消费者的选择的时间顺序显示的，这就意味着它对耐用消费品需求的解释没有贡献——因为，耐用物品的消费不一定与购买日期有什么固定的联系，耐用物品之间的选择也许并没有表明消费者的偏好（摩根斯顿，１９７２年，第１１６８页）。
除了这种局限性而外，还有许多比较严重的问题，这就是，它是一种单个消费者的选择的理论，而需求假定前提的度量和检验则根本上是与市场行为相关的。单个消费者行为的传统理论，无论是老的还是新的变种，实际上都与经济学家们选用的典型的市场需求数据相去十万八千里。就需求的经验分析而言，我们能否假定效用函数——消费者之间存在的一种偏好序列的稳定集合——确实存在问题，好象要比基数与序数或无差异与显示偏好之间没完没了的理论争论问题要大得多。
经济学方法论７１２
四、需求方面的经验工作
对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需求关系方面的经验研究，布朗和迪顿（１９７２年）作了权威性的总结，他们却出，许多经验研究是纯粹“实用性的”
，对任何消费者行为理论都没有什么太多的参考价值（第１１５０—２页）。
即使力图接近传统理论的一些研究，许多研究工作者也简直无视把个人需求汇总成总需求行为问题，他们实际上把平均的人均需求数据看作是拥有平均的人均收入的单个消费者产生的。他们发现，消费者行为理论一般“并没有提供曾经期望的东西，需求分析中的思想偏离了得到的经验”
（第１１５４页）。因此，消费者行为理论从没应用于具体的个人，而只是用于统计上的平均个人。
“所以，把这种理论视为一种寓言（或用现代的说法，视为一种范例）
，这种寓言提出许多限制，以足能解决计算和解释的其它难题，这是有道理的“
（第１１６８页）。事实上，如果所有的消费者都完全根据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行动，消费者的恩格尔曲线就应该是平行的直线，而需求关系的计算也就完全不可能了。然而，不幸的是，“我们没有看到建立真正的总需求关系系统的彻底努力”
（第１１７０页）。
布朗和迪顿还说：“大多数应用工作实际上强调的是计算而不是检验……只有能够计算整个需求函数系统，才有可能进行比较严格的检验”
（第１１８—１９页）。需求函数在价格和货币收入上是零次齐次的假定，是价格理论中所假定的它们
８１２经济学方法论
的标准性质之一，实际上已经为整个需求方程系统的某些检验所否定（第１１８９—９５页）。更一般地讲，他们断言，人们“过于注重价格变动的替代效应”
；“对许多实践目的来说，收入变动的效应的意义要比价格变动效应的意义更大”（第１５７，１５４页）。最后，他们发现，“收入分配变动如何影响平均的每个人的消费行为问题……或许是……在建立恰当的经验上可用的消费者需求理论中失去的最重要的联系”（第１５８页）。
在这种情况下，米香关于取消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建议就不是无稽之谈了。
米香认为：“虽然使出了与这种主题有关的精湛技术，但实际经济工作者从中得不到任何帮助其把握现实世界的复杂问题的东西。事实上，如果他一直忽视所有消费者行为理论而根据信念接受显然有用的‘需求定律’，他的处境不会更坏的”
（米香，１９６７年，第８２—３页）。根据什么信念呢？大概是证据的信念。事实上，大多数经济学家、甚至包括那些坚决不赞成米香破坏偶像的经济学家，无疑地都是由于经验证据的份量而不是纯粹消费者行为理论的指引而拥护需求定律的。此外，正如我们已经指出的，纯粹的消费者行为理论在经验上是不可证伪的：只有附加外在的辅助假定，才可能从那种理论里取得需求的统计定律，断言任何正的收入效应小到抵销价格变动的负替代效应的可能性。
经济学方法论９１２
五、吉芬物品的意义
流览一下主要的经济学教科书，就可以看到把需求定律宣称为由于评价与收入弹性有关的证据而产生的定律这样一种观点。萨缪尔森（１９７６年，第４３７页注释）简直忽略了这种证据：他的教科书设想所有需求曲线的斜率都是负的，而脚注中又承认某些需求曲线的斜率可能是正的。阿尔金和艾伦（１９６４年，第５４，６２—４页）则忽略了统计证据，但注意到了需求定律的一些因果证据（如在水果和蔬菜批量上市季节，它们的价格较低）
，他们宣布它是一个“只是因为它描述了人们的消费和市场行为的普遍且可检验的真理而形成的定律”。利普西（１９７９年，第１９２—３页）则对问题展开了彻底而富有特点的坦率讨论：
……只有当我们掌握需求的收入弹性的外来信息时，现代需求理论才能作出一种明确的预测……如果我们缺乏收入效应知识，我们还可以作出概率性的表述。大量现存的证据表明，假使我们必须在缺乏基本知识的情况下猜测某种商品Ｘ的需求曲线是向下还是向上倾斜，那么，前一种选择将能操一半以上的胜券。
施蒂格勒（１９６６年，第２４，７１—２页）甚至更为肯定：“所有已知的需求曲线的斜率都是负的。”
０２２经济学方法论
我们怎样才能证明这种“需求定律”
确实对所有消费者、所有时间、所有商品都是真理呢？当然不是通过一些（４个或４００个）选定的例子；不是通过严格的理论证明，因为这种证明不存在——它是一个经验法则；也不是通过表明什么是真理，经济学家们就是相信它，虽然我们也许是错了。
便于概括的有力证明或许是这样的：如果某位经济学家能表明它在某一特定市场、特定时间无效，他肯定会被人们永志不忘、应邀发表专业演说并迅速得到晋升。由于大多数经济学家都不厌恶奖赏，所以我们可以假定，例外的总缺乏并不是由于人们没有去努力寻找它。
希克斯（１９５６年，第６６—８，９３—４页）大概是力图通过理论论证把向上倾斜的需求曲线的证据之缺乏理性化的唯一一位现代经济学家，他提出，吉芬物品是很少观察到的，因为需求曲线上正的延伸倾向于产生不稳定的均衡，这显然意味着现实世界中的大多数均衡是明显稳定的。
现在已经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把吉芬物品的一般看法视为理论珍品的根据只不过是对有关市场需求经验证据的广泛评价。可是，在评论那种事实时，许多教科书都以很多篇幅阐述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复杂性，与此同时却几乎没有注意需求的经验度量方面的大量文献——教给学生的则少而又少。
当然，有一些明显的例外（如鲍莫尔，１９６５年，第１０章；格林，１９７６年，第９章；利普西，１９７９年，第１５章）
，但一
经济学方法论１２
般来说，现代经济学家的教学倾向是赋予消费者理论的假定或公理以压倒一切的重要性，而把它的需求行为内容放到这个问题更高的境界中去研究，如果尔后真有可能的话。为了追随米香的观点和清除公理，出现了许多以理论的经验证据代替理论本身的现象。不过，有关的研究努力与它们的相对意义几乎是成反比的，这些研究努力习惯上是用于理论假定而不是用于消费者行为的纯理论的。
六、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有关市场需求行为的经验证据是模糊的，很难评价。仅仅由于这一原因，理论假设的检验向来很少。而且，即使是在最近，各种理论假设的这种重新考察也可能显示出超乎意料的局限性，而各种理论假设的重新确立，则很可能在旧的主题上令人惊讶地产生新的偏差。相应的例子是凯尔文。兰开斯特研究消费者行为的新方法，这种方法把旧的消费者理论作为其出发点，那种旧理论认为，消费者并不是根据他们自己的目的评价物品的价值的，而是根据物品耗费的服务评价物品的价值的。
兰开斯特（１９６６年ｂ，１９７１年）新增的内容是，这些服务或“特性”通常被视为客观上可计量的东西，对所有消费者来说都是相同的，它们以固定比例组合成一个单个物品，从而，这些物品形成一种消费“活动”的组合。消费者选择中的个人因素表现在消费者对体现在不同物品组合中的这些固定的特征向量的选择。这
２２经济学方法论
样，消费者被描述成最大化变换函数，而不是效用函数，这种变换函数通过把一种特定的特性集合变换为物品的一种特定集合来描述效用。
兰开斯特（１９６６年ｂ，第１３５，１５２—３页）很清楚，新理论可能被认为“蕴含有增加经济学家们本已大量存在的非操作概念的危险”
，因为在确定消费技术的经验系数过程中，存在许多严重的实践问题。但是，他坚持认为，从根本上说，这种危险是可以控制的，因此，“在启发性解释和预测能力方面，这种模式比传统的消费行为模式仍不知要高明多少倍”
（第１５４—５页）。
兰开斯特所作分析的主要含意是，在针对价格变动而在隅角之间变换时，消费者在大多数选择范围内通常表现为隅角均衡，这使得在实际中不可能观察到沿着诸如一条无差异曲线之类的连续调整。此外，新理论被认为搞清了物品之间“内在的”替代性和互补性、职业选择、资产持有和广告在宣传新产品导入中的作用问题（第１４—５１页）。
然而，兰开斯特提供的新理论的经验预示的例子（传统理论被认为拒不提供这种例子）
，总起来讲是缺乏说服力的。
因为（１）木材与面包不会是封闭替代的，而一定型号的红色汽车和同一型号的灰色汽车则会是封闭替代的；（２）物品有可能被新产品或价格变动从市场上整个儿取代掉；（３）工人的劳动—闲暇选择会有一个明显的职业模型；（４）货币资产有可能从经济中完全消失（格雷沙姆定律）
；（５）个人选择有可能完全不受价格变动影响；（６）确定一个商品组，商品之间交叉弹性范围的某些突破有可能是内在的，不受价格变动影响的。值得疑问的不是这些从传统的消费者理论不可能推
经济学方法论３２
导出来的新理论的预示是否是真实的，而是这些预示是否经过很好的确证，进一步说，是当新旧两种理论处理同一种现象时，它们的预示是否有实际区别。
正如我们所看到的，消费者行为理论中的“问题形势”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
或关键经验问题，是商品的市场需求曲线斜率的符号，因此，我们可以看一看兰开斯特的理论是否进一步解决了著名的吉芬物品的可能性问题。
兰开斯特（１９６年ｂ，第１４５页）
认为，他的理论对吉芬物品的不可能性作出了新的推测，也即斜率为负的市场需求曲线的更大的可能性。
但是，他的某些后继者提出了完全相反的看法（格林，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１页；利普西和罗森布鲁施，１９７１年）
，他们补充说，对现存证据作新的透视就会证实他们的看法。我们不可能希望在此对这一问题作出客观评判（既为篇幅所限，也为能力所制）
，这如此之大的分歧确实使我们可以认为，要正确地说明消费者特性新理论的含意尚为时太早。
一种现在熟悉的方法论错误是，认为新的理论除非真已经表明商品的“特性”在操作意义上是可计量的，也就是说理论的假定是“现实的”
，或者换种说法，特性生产中非常麻烦的固定比例这个假定在任何情形下都是一种对它的结果并不严格必要的方便的简单事情，否则，这种理论便不值得考虑。致命的问题依然是，新理论作出的有关市场行为的预示中可以反驳的是哪些？新旧理论对“新奇事实”作出的这些预示实际上能否作出区分？无疑，兰开斯特的理论在内容上要比旧理论丰富，这是没什么可惊讶的，因为它把旧理论只当作一种特例，但是，这种一般性的增强是否伴生着可以检
４２２经济学方法论
验的新的重要成果，还远未清楚。
新理论所作的根本性阐述、尤其是它在经验问题上的应用所取得的进展是十分有限的，这种事实为怀疑它的生殖能力进一步提供了基础。我们可以明确兰开斯特的理论在考虑商品质量变动情况下计算价格变动的“快乐指数”时的作用的一般趋向，但是，那充其量不过是间接影响，而不是直接影响。总的说来，可以指出的依然是，新理论迄今为止还没有取得重大突破，其前景如何，人们还只能作出猜测。
经济学方法论中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进那种猜测。方法论能够加强对新思想的评价，但在最终分析中，象兰开斯特特性理论这样的孕育中的研究框架，必须通过它们对经济学家们工作的实际影响来证明自身的价值。
经济学方法论５２
第七章　厂商理论
一、古典的捍卫
如果说传统的消费者行为理论的功能是证明斜率为负的需求曲线概念，那么，传统的厂商理论的功能便是证明斜率为正的供给曲线概念。传统的或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已经存在了１４０余年（从库诺１８３８年或多或少地发明它时算起）
，这种厂商理论研究的是在静态但高度竞争环境中生产单一产品的厂商，只把产出或价格作为策略变量。
在这１４０余年间，传统的厂商理论一再受到批评，尤其是它的核心假定，该假定把经营者当作根据技术和现行需求模型约束追求最大化货行利润者。
人们已经证明，厂商实际上最大化的是包括利润、闲暇、声誉、流动性、控制等等在内的多重效用函数；他们根据一定的最低利润水平而不是利润本身最大化总销量；他们并不总是追求最大化，而是通过在考虑费用情况下调整他们的利润目标而“满足”于达到令人满意的水平；他们不可能最大化，因为时时处处有不确定性，所以，他们采用象全部成本
６２２经济学方法论
定价法这样根据实际经验而得来的做法；他们所追求的不是最大化而是生存，因此，他们遵循的管理法则是比竞争对手先行一步。这种批评以及与此相联系的重建经营行为理论的建议，在近３０年中已经成倍增加，实际中已使某些评论者把这描述为传统厂商理论的突破（诺德魁斯特，１９６７年）。
在著名的１９４６年莱斯特—马克卢普论战中，马克卢普对传统教科书上的理论作了有力的古典的捍卫，他认为，一般地说边际分析、具体地说新古典的厂商理论，并不想对经营行为的各个方面作出完整的解释，而只想预言市场力量特定变动的效应。受到重创的新古典厂商理论所以仍然具有生命力，是因为它能作出一些定性的有效预言，如象“需求的增加会导致产出和产品价格都提高”
、“货币工资的提高引起就业减少”
、“对经营利润征收总值税对产出没有影响”
等等。
而大多数其它理论甚至连这种弱的预言都作不出来，一般来讲，它们只是以结果不确定为代价讲述漂亮的故事。
显然，教科书上的厂商经营是“理想式”的，是明显不现实的。例如，它没有象需求理论对待消费者那样，把企业家视为最大化包括金钱和非金钱在内的偏好指数者，而把经营者的效用函数简化为直接可观察的货币报酬，并把时间、不确定性和获取信息的成本因素当作不必要的复杂因素而置之不顾。不过，理论是简单的、精美的、内在一致的，它提供经过精心研究而得出的明确而定性的预言。这就是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１６、２６章）的论据，也是弗里德曼捍卫其所谓“报酬最大化假说”的论据（见第４章）。
如果他们同时对传统理论所作预言的成功情况进行详细
经济学方法论７２
的考查，这种辩护是可以令人信服的。我们不必用“工具主义”方法论去赞成，对任何准确地预言基本经济变量变动方向的简单理论只因为它包含“不现实的”假定而断言其不值得讨论。可是，困难恰好在于评价标准的厂商理论的预言记录，而且在评价过程中，我们通常从该理论坚定的支持者那儿很少得到什么帮助。此外，这种理论包含的矛盾与它受到的因果证据的支持一样众多。例如，这种理论明确预言，完全竞争市场中的利润最大化厂商不会去做广告，没有去做广告的刺激，因为要增加产出就必然提高边际成本。然而，许多厂商在为他们的差别产品做广告，我们可以推断，这不是因为他们的在广大范围中观察到的产出的短期边际成本保持不变（在这种情况下，该理论的大多数标准预言没有得到遵从）
，就是由于现行的市场结构是一种垄断的而非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可是，垄断竞争理论并没有明确地预言成本或需求的变动对产品价格、工厂规模或行业中厂商数目的影响（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４１６—１７，４６—７页）。因此，我们可以得出一个弱结论，即新古典厂商理论不仅不适用于大多数生产最终消费品的制造业厂商，而且也不适用于生产中间物品的所有厂商。
与此相似，传统厂商理论所预言的货币工资提高将导致厂商提供的就业数量减少，也没有得到短期就业函数有关证据的证实，相反，短期就业函数似乎表明，在面临工资膨胀时，就业量是相当稳定的；另一方面，如果就业量总是与长期货币工资呈反向变动，我们就应该可以观察到联系就业率与货币工资率的正常的菲利普斯曲线，但我们一般没有观察
８２２经济学方法论
到。当然，我们可以通过对其假定作出各种特定调整而放松传统理论，以说明短期就业函数的稳定性和长期就业函数的不稳定性，但在这样做的时候，我们就加强了它的标准预言的简单性和尖锐性。再取最后一个例子来说，传统厂商理论预言，对经营收入征收比例税（如公司收入税）在短期内不会被厂商转移给它的消费者，因为在利润已经最大化情况下，税收只会降低利润水平而不会降低产出量。然而，有证据表明，公司收入税事实上被转移了（沃德，１９７２年，第１８页）
，这种证据与新古典厂商理论是相背的，虽然不一定完全相背（与此同时，对销量最大化假说则很有利）。这样，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没能成功地通过因果经验主义的检验，这是没有太大疑问的了。当然，没有任何理论曾经成功地通过这种检验，但我们现在或许足可以提出，对支持和反对标准厂商理论的证据的评价，在现实世界中不可能是只要耸耸肩和伸伸手指头就可以确定的。
３０多年来，尽管传统的经营行为理论受到许多攻击，但它仍设法在教科书中顽强地维持了支配地位，并在微观经济学实际问题中得到无数次的运用。如何解释这种令人瞩目的持久性？把它的全部生命力归结为传统的顽固影响是再容易不过的了。如果把它的生命力归结为它提供有效的经验预言的能力，却又无法解释大多数经济学家对传统理论的实际预言记录很不感兴趣。我们甚至不能宣称，传统理论的预言与迄今为止的任何其它经营行为理论所作的预言一样好或前者比后者更好，这只要从一系列其它有关理论中提出鲍莫尔的有约束销量最大化理论和Ｏ。
Ｅ。威廉森的管理理论就可以
经济学方法论９２
了，他们都根据标准理论作出了相当不同的比较静态预言，而且，人们已经对这些相互竞争的理论各自的历史记录作出了一些比较（见西耶特和亨德里克，１９７２年）。基本的问题是，不对整个新古典价格理论作出评价，我们就不可能评价传统的厂商理论，因为厂商理论实际上只是微观经济学中比较全面的科学研究框架中很小的一部分。在赞扬或反对传统厂商理论的时候，我首先必须对它只作为一个部分而存在的更大的研究框架的力量作出判断。
对于根据其相应的理论联系搞清厂商理论，我们除了从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ＭＳＲＰ）
那儿借来的一些东西外，别无所长。确实，通过考虑它必定教给我们的关于传统经营行为理论的评价，我们能对ＭＳＲＰ的丰富性得出好得多的评价。要这样做，对夏皮罗。拉特斯关于传统厂商理论的公诉作一批判性考察是最方便的，拉特斯的公诉是在有关文献中提供经济学方面ＭＳＲＰ实例研究的第一次尝试。
二、情境决定论
拉特斯首先提出了一个命题：所有完全竞争、不完全竞争和垄断竞争的理论，可以全都合在一起考虑为经营行为中同一个新古典研究框架的组成部分，它们有一个确定的“硬核”
、一个“保护带”和一种“正面启发”
（见第一章）。他证明，“硬核”由下列四点组成：“（１）利润最大化；（２）完备的知识；（３）决策的独立；（４）完全市场”
（拉特斯，１９７２年，
０３２经济学方法论
第２０９页；１９７６年，第２３页）。抛开措词上的争论不谈，我们必须强调一种事实，即这个科学研究框架的“硬核”是由形而上学的、也就是无法从经验上反驳的命题构成的，因此，如果象经济学家们通常所说的那样，把（１）—（４）点称为厂商理论的“假定”
，那么，任何它们的“现实主义”或缺乏现实主义问题，都是对它们的方法论状况的误解。为了把这种“硬核”变成研究框架“保护带”中的厂商理论，这些核心命题必须辅之以一并辅助的假定，如象厂商“（１）产品的无差别性；（２）
数量非常多；（３）
自由进入和退出“
（１９７２年，第２１２页；１９７６年，第２３页）
，这些假定在某一特定情形下的提出或不提出，取决于独立证明的需要。简而言之，我们可以合情合理地质询这些辅助的假定是否是“现实的”
，因为，它们提供了理论适用性的标准。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正面启发”由分解为单个法则的一系列指令组成，它们决定了理论的比较静态性质。
更为具体地说，这些指令包括：（１）
把市场分为买主和卖主；（２）规定市场结构；（３）产生行为假定的“理想式”定义；（４）确定有关的其它情形相同条件；（５）把这种情形转变为数学极值问题，并考察一阶和二阶条件；如此等等（１９７２年，第２１２—１３页，１９７６年，第２２页）。
拉特斯给有关经营行为的新古典研究框架贴的标签是“情境决定论”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
，因为，“在典型的完全竞争条件下，决策者在各种行为方案间的选择自决权被简化为只是是否维持经营”
（１９７２年，第２０９页；１９７６年，第
经济学方法论１３２
２５页）。
①这似乎忽视了一种事实，即除了维持经营外，竞争性厂商还必须决定生产什么产品。但是，论据的要点是，竞争性厂商不是生产利润最大化的产出量就是不生产任何产出：“我把各种行动（符合广义的理性行为概念的）方案仅仅由目标条件（成本、需求、技术、数量等）决定的情形，称为‘单出’或‘单行道’情形（ｓｉｎｇｌｅｘｉｔｏｒｓｔｒａｉｇｈｔｊａｃｋｅｔ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ｓ）”
（１９７２年，第２１１页；１９７６年，第１９页）。
换句话说，一旦一个独立的决策者拥有正常的利润函数，处于完全竞争市场，且给定他所面临情形的完全信息，则根据新古典理论，他除了生产唯一的产出水平，或者放弃经营外，就无所事事了。
在新古典理论中，没有中间决策机制，没有信息搜寻，没有处理遗漏和不确定性的法则，对各种行动方案的选择问题被简化为它的最简单的要素，即利润最大化自动地寻找出最佳行动方案的假定。拉特斯总结说，传统理论的诱导性假定，可以从利润最大化弱化为避免破产而不影响它的预言（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３页；１９７６年，第２４页）。
那么，这些预言是什么呢？这种理论的目的是回答诸如下列的问题，“（１）商品为什么按给定的价格交换？
（２）一旦发生调整，参数（如需求）的变动对我们模型中的变量有何影响？“
（１９７２年，第２１２—１３页）。
拉特斯对给定环境下理论的这种定性预言，没有花费太多笔墨。他到处运用证据表明，高度竞争的行业有时候并不按照理论的预言去行事（１９７２
①“情境决定论”一词是由波普的《开放社会》演变而来的，在《开放社会》中，这种经济理论的方法描述为“情境分析，情境逻辑”。
２３２经济学方法论
年，第２１９—２０页；１９７６年，第２８页）
，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他这样做只是为了承认传统理论只有非常差劲的预言记录，甚至连争论的余地都没有。
拉特斯毫不费事地表明，习惯上很有吸引力的完全竞争条件向现实趋近，并没有能够确定传统的利润最大化理论的适用范围，以便用相同的工具分析垄断者的行为。但是，这种批评没有告诉我们有关理论的“确证程度”
的任何东西。
为了搞清确证程度，我们必须有这种理论曾经面临的检验的严格性及其它通过或没能通过检验的程度这些以往实绩的报告（参见第一章）。拉特斯没有提供这种报告，这部分是因为他的中心论点是，所有框架的连续解释都没能产生经验结果。
但有关的事实是他们很想这样做。例如，张伯伦的切点解被认为预言了在许多卖主拥有差别产品情形下的超额能力（ｅｘAｃｅｓｃａｐａｃｉｔｙ）。
与此相似，垄断条件下的联合利润最大化理论被认为预言了价格刚性。因此，我们难免要问，这些预言是否得到证据的证实。
因此，我们很难无视这样一个结论，即拉特斯把新古典厂商理论描述为“退步的”
（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４页；１９７６年，第３０页）
，实际上是以对理论的假定的考察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它的可检验情况为基础的。这个结论还为他对卡内基经营行为学派的讨论所充实，卡内基学派是与新古典厂商理论相抗衡的研究框架。拉特斯对西蒙、西耶特与马奇、威廉森和鲍莫尔的真正行为主义著作与组织主义著作，作了很有意义的区分，认为真正的行为主义强调在不断变动且只有部分确知的环境中的学习和不景气部分，组织主义则突出组织生存的要求：行为主义适用于单个决策者，但组织主义否认存在这
经济学方法论３３２
种缺乏理性的人，坚持在现实世界中，决策者的目标不应该事先假定好，而应该通过对决策的考察而事后确定。传统理论把决策者变成了一个毫无作用的人，而行为主义理论和组织主义理论则都把焦点放在决策者的性质和特征上；它们为此抛弃所有最优化的“硬核”概念、甚至反对一般分析解适用于所有面临相同市场情形厂商这种观念。
拉特斯论证说，试图把卡内基学派作为一个形成中的研究框架来评价，未免草率。对于有些问题，这种看法是很有道理的。对这些问题，传统理论是不适用的，但是，“新古典理论对于这些我们根据行为主义连提都不可能提出的问题给出了一些简单的答案（如市场结构和行为的范围）”
（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３页）。相反，卡内基学派从未“成功地预言出任何不可预期的新鲜事实”
，并且，“作为一个研究框架，它与其对手新古典研究框架相比，内容太空洞，太缺乏逻辑性了”
（１９７２年，第２３４页）。但是，因恐这意味传统理论的优越，拉特斯马上补充说，这是两个不可比的研究框架：“在我看来，两种研究方法有重大区别，它们在广阔的领域中是相互排斥的”
（１９７２，第２３３页）。
①
换句话说，新古典研究框架虽然在它的领域内一无对手，
①洛斯巴（１９７６年，第７、１１章）根据库恩而不是兰开斯特的理论提出了一个方法论框架，得出了与拉特斯相同的结论，但在评价传统厂商理论无视企业决策的中间过程时，他要比拉特斯甚至更严厉（另见莱宾斯坦，１９７９年，第４８１—４页）。在回答拉特斯时，马克卢普（１９７８年，第５２５页）力图抓住承认行为主义与边际主义之间的不可分性做文章，声称“试图解释和预言具体厂商的行动的理论的研究框架，从来未能与边际主义理论的简明性和一般性匹敌，后者是建立在假设的利润最大化概念基础上的，不可能有解释现实世界中厂商的实际行为的雄心。”
４３２经济学方法论
但它仍然被评判为“退步的”
，而且，这种评判是以“情景决定论”的逻辑为基础的，而不是以它以往的经验预言记录为基础的。
因此，在最终的分析中，拉特斯否认拉卡多斯ＭＳＲＰ的实质：新古典理论基本上被抛弃了，因为它在理论上是贫乏的，在经验上是无法确证的，它只是二流的理论。这种批评没什么错，但比把ＭＳＲＰ运用于经济学所期望的要逊色得多。
三、鄙视寡头垄断的竞争结果
现代工业经济的代表是制造业，它几乎都是由少数大生产者组成的，那是一种典型的寡头垄断市场结构，而不是完全竞争或垄断竞争市场结构。少数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之所以与许多生产者之间的竞争不同，主要是因为竞争者数量少导致了决策的相互依存，从而使每个厂商的行为基本上取决于它相信其它厂商有何行为，以此类推，无限循环。这种研究始于库诺，他的垄断竞争模型有效地摈弃了所有有趣的相互依存内容。自此以后，出现了许多特殊的垄断理论，都想抛开相互依存现象而得出确定的结果，但都不太成功。一些人可能会赞同马丁。夏别克（１９７０年，第４１５页）对垄断理论状况的总结：“没有什么垄断理论。只有一些模型，其中有些分析得相当精彩，有些则缺乏调查。我们所谓的理论，是建立在普通感觉、非普通感觉、一些观察、大量的因果经验和一些数学与逻辑的混合物基础上的”。
经济学方法论５３２
新古典厂商理论对寡头垄断情形是不适用的，这不仅是因为它的假定是“不现实的”
，而且因为它的基本条件无法得到满足。因此，从根本上说，力图通过考察美国钢铁公司的行为来检验新古典厂商理论的预言能力是白费力气，因为不管调查的结果如何，都与新古典厂商理论的经验意义无关。
不过，在应用经济学中，该理论的基本定性预言得到了广泛运用，以便对超越厂商（包括明显属于寡头垄断的厂商）整个范围的问题，作出不够精确但足资实际之用的答案。
结果是，尽管存在着垄断和寡头垄断，但大公司之间动态的角逐过程，还是产生了近似于完全竞争过程的结果，所以，你看，新古典厂商理论虽然彻底使用了它的全部辅助假定，但它仍然是有用的格言，作出了强有力的结论。有争论（利普西，１９７９年，第３３９—４０页）认为，这种观点过于模糊，对作出预言和制定政策决策没有太大用。模糊是肯定的，但这并不是说这种观点并不暗含着对经济行为的预言。关于在长期内趋于完全竞争行为的所有厂商行为的理论内容，确实与静态新古典厂商行为理论不同：这是竞争过程的动态理论与竞争的均衡结果的静态理论之间的区别——这种区别在我们讨论阿尔金命题（见第四章）之前就遇到了。
在评价那种动态理论的时候，我们遇到了困难，因为即使这种理论的基本原理也很少表述成可以检验的形式。人们普遍相信，为了给引致创新投资提供必要的风险保障，必须使规模庞大且通过某些障碍的企业才能进入竞争行列——正如熊彼特喜欢说的，增长要求有大企业；对于寡头垄断行业，进入障碍的减少从未降低费用和价格；一个行业的厂商数目
６３２经济学方法论
越大，价格弹性、有时甚至是技术活力也越大。但是，这些观念从未综合起来，用于大企业条件下可行竞争理论（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ｗｏｒｋａｂｌｅｃｏｍｐｅｔｉｔｉｏｎ）的合理发展，虽然那种理论的因素在亚当。斯密、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著作中，尤其是在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著作中，就已经出现了（见彼得森，１９５８年；洛斯巴，１９７８年；威廉斯，１９７８年，第４章）。
我们所拥有的，一方面是一种完全竞争条件下严格的经营行为理论，这种理论在现代经济学中已不能取得一致赞同，而且在寡头垄断条件下是绝对不可检验的；另一方面是松散地建立起来的可行竞争理论，这种理论几乎赢得了普遍承认，但却不够明确具体，以便可以证伪。我们放弃了对竞争均衡概念的几乎是彻头彻尾的捍卫：严格来讲，它没有在我们感兴趣的大多数行业应用，甚至在那些它神秘地给了我们许多相同结果的行业也不例外（见雅梅，１９７２年）。
正如麦克莱兰（１９７５年，第１２５页）对此所作评论：“微观经济学（不管是理论性的还是应用性的）的基础是信仰，在任何所分析的经济情形中，新古典模型的边际相等原理都可以达到人们可接受的程度。迄今为止，那种信仰无论从什么意义上看都相当大程度上是未经检验的假说。”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种旧结论，因为经济行为可利用没有时间因素的均衡系统加以解释这种看法很久以来便受怀疑。象亚诺什。科尔内的《反均衡》（１９７３年）
、布里安。
洛斯巴的《选择：复杂性与无知》（１９７６年）以及新“奥地利经济学”著作都坚持，经济决策是在曲解不确定性和知识不完备情况下作出的；时间的流逝形成学习，因而从根本上说
经济学方法论７３２
经济决策是不可逆的；这样，均衡经济学及其理性行为概念不可能用于解释长期经济行为。由此可见，精确的、预言性的经济科学是不可能有的：理论的目的不是预言会发生什么，而只是把各种可能的结果加以分类（夏克尔，１９７３年，第７３—３页）。
不用说，我们不赞成这种激进的反波普的结论，我们再次主张要完成萨缪尔森的“定性微积分”规划。如果人类行为的预言真的不可能，如果我们中没有一个人能预言其他人行为的任何事情，那么，经济生活本身，更不用说有关经济生活的理论，就都不可想象了。不仅对预言经济事件无能为力的传统经济学要摈弃，而且各种其它类型的经济学也要消灭，而给政府和企业提供的所有咨询则都成了骗人的把戏。
毋庸置疑，经济人以完备的知识和正确的预期按照他们自己的利益理性地行动的假定，只是在我们处于均衡时才给我们以这种感觉，同时使我们如何从非均衡状态走向均衡状态变得更为复杂：在均衡状态，市场价格告诉我们所需要的全部知识，而当处于非均衡状态时，市场价格就会整个儿使我们误入歧途。另一方面，我们如何对待错误的预期和不完备的知识呢？每个人和每种经济状态都存在一组以完备的知识为基础的正确预期，而错误的预期却数不胜数。从简单起见，把各种错误预期和所有可能的无知状态进行分类，实际上是一种基本法则（哈奇森，１９７７年，第７８—８０页）。即便赫伯特。西蒙及其“有限理性”概念是对“不确性条件下最大化”概念的建设性替代，他也没有自命能够对商业组织的决策过程提出一般意见（见西蒙，１９７９年）。简而言之，抛弃
８３２经济学方法论
确定性条件下最大化假定的号召，迄今为止还没有被任何真正具有说服力的命题所实践，还没有别的什么东西去占领这个假定的位置。
尽管如此，但传统厂商理论的关键问题依然是，在一个运用这种理论的条件很难满足的世界里，检验它的预言。情况也许是这样，传统厂商理论有一定的预言能力，但农业和股票市场例外，在这两个领域，我们或许应以清醒的头脑去考虑非均衡厂商理论，虽然如此，但还是说明传统厂商理论能对经济后果作出确定的预言。
我们不可能不断地运用均衡概念而同时否认在现实世界中曾经观察到过它们的后果。正如哈奇森早就说过的（１９６５年，第１０５—６页）
：“要评价处于均衡状态的特定职业，必须承认一个可用经验检验的真理，这就是在我们的经济制度中，存在着趋向这种状态的趋势，或者说重新调整一般要比新的干扰的发生进行得更快”。
经济学方法论９３２
第八章　一般均衡理论
一、检验一般均衡理论
１８７４年，瓦尔拉斯第一个提出，在各种经济产品和要素市场上，消费者和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在某些条件下能够导致需求和供给之间的数量均衡。直到２０世纪３０年代，这种可能性命题、甚至一般均衡（ＧＥ）的可能性，一直没有得到严格的证明，但是，在此前的相当长时间里，瓦尔拉斯本人作出的那种粗糙证明，得到了越来越多的经济工作者的信任。
就瓦尔拉斯的ＧＥ而言，它只是经济事件最大化行为的一种逻辑结果，而严格的ＧＥ存在性证明，则力图对各种局部均衡理论的有效性提供一种独立的检验。然而，现代工业化经济常常展示出反均衡，在劳动市场中甚或显现出顽固的反均衡。那我们能因此而推断，一种经济在所有市场上展示均衡的明显失败，也可以证明象消费者行为的效用最大化理论和厂商的利润最大化理论这样的微观经济理论错误吗？
不能。
因为，规模经济在一些产业中的普遍发生，更不用说外生效应现象的广泛存在，无不明显表明，ＧＥ理论的某些基本条件没
０４２经济学方法论
有得到满足，因此，ＧＥ理论是不适用的，而不是谬误。
可是，应该可以证明，ＧＥ理论简直无法为检验其核心内含而加以公式化阐述。一般均衡理论的核心内含是在经济的所有市场中至少存在一种均衡价格。例如，业已证明，在没有引进普遍的不确定性假设的情况下，是很难把货币并入ＧＥ谱系里的。
但是，消费者行为理论、厂商理论和对生产要素需求的边际生产率理论，都是建立在未来结果有关知识的确定性之基础上的。
换言之，从总体上检验ＧＥ理论的任何企图，都包括比传统的种种局部均衡微观经济命题更多的东西。
然而，检验ＧＥ理论的讨论似乎都发现了一个错误的暗示。即使我们观察到充分就业的条件，我们也很难仅仅通过直接观察证明在所有市场上存在ＧＥ。在某种意义上，ＧＥ理论没有作出任何预言：它力图确立ＧＥ的逻辑可能性，却没有表明怎样才能实现ＧＥ，它甚至没有提出由于自发力量的作用会在实际上达到ＧＥ。
当然，瓦尔拉斯自己相信，他已经证明，现实世界的竞争市场会如何通过调整或“摸索”的过程实现均衡。但是，在瓦尔拉斯的调整概念中，存在着严重的缺陷（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６１—１２页）
，而且至今为止远不可能表明，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是独立于所采取的趋向均衡的途径，或者说是独立于对所有可能途径的选择的。整个经济的最终均衡如果不选择一条一旦采取便必定会趋向均衡的途径，是很难实现的。
在阿罗—德布鲁式的ＧＥ理论上的全部现代工作，已经精炼为“存在性定理”——这些定理表明了一个ＧＥ系统有唯一解的条件——和均衡一旦实现之后均衡的稳定性问题。
换句话说，我们几乎与瓦尔拉斯运用ＧＥ理
经济学方法论１４２
论从现实世界中发现趋向均衡的力量走得一样远。
二、一种理论还是一个框架？
阿罗—德布鲁对ＧＥ存在性的证明，主要依存于两个假设：消费与生产集合都是凸集，每个经济主体都拥有一些由其它经济主体计值的资源。因此，这种均衡的整体稳定性取决于某些动态过程，这些过程保证每个经济主体都具有总需求水平知识，并且没有一项最终交易实际上是按非均衡价格进行的。这当中的某些假定也许可以放松，以适应少数行业中的规模报酬递增、甚至所有行业卖方垄断竞争的度量。但是，寡头垄断的存在否决了所有一般均衡解（就象它否决竞争均衡的所有其它概念一样）
，更不用说消费和生产中的外在性的存在了。
由于一般均衡理论没有经验内容，它很难成为名符其实的理论，而它的最卓越的捍卫者实际上已经很谨慎地把它称之为一种框架或范式（见哈恩，１９７３年ａ，第３页）。正在争论的问题并不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框架，而是为什么我们要继续投入稀缺的智力资源对它不断进行精雕细刻。如果我们确实可以从一般均衡框架学到些什么的话，那么，我们在实际经济系统发挥功能的过程方面可以从中学到些什么呢？
对这个框架的传统捍卫，是精确叙述一般均衡理论能设法搞清现实世界实际达到均衡过程的充要条件。但在最近，人们用消极的语言来整个儿捍卫一般均衡框架：现在我们被告知，
２４２经济学方法论
它便于对通常坚持却无效的论点作出决定性的反驳（阿罗和哈恩，１９７１年，第ｖｉ——ｖｉ页）。
迄今为止，从亚当。斯密到现在的经济学家中，存在着一支漫长而相当壮观的队伍，他们力图表明，受自我利益驱动并受价格信号指导的分权经济应与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相适应，从非常确定的意义上说，这种配置可以认为比大量其它可能的配置要优越。而且，价格信号应以巩固这种合理程度的方式而发挥作用。理解不受这种传统支配的人对这种主张必然如何惊讶很重要……这不足以断言虽然可以虚构一个这种主张在“看不见的手”
正常作用下成为现实的世界，但这些主张在现实世界中却是要碰壁的。它必须表明，在它的任何描述中都当作基础的这个世界的特性，是如何也可能证实这些主张的。
在力图回答“可能是正确的吗？”时，我们学到了许多有关为什么不可能是正确的东西。
一般均衡“理论”只是使亚当。斯密以来的经济学传统精确化这种断言，正好使我们能够说明，为什么帕累托最优的竞争均衡实际上可能从未现实化，充其量不过是半个真理。
无疑，亚当。斯密和阿尔弗雷德。马歇尔的学说中都有看不见的手这个定理的因素。然而，可行或自由竞争的斯密—马歇尔分析基本上袭自瓦尔拉斯和帕累托的传统。如果事实上“一般均衡在均衡方面很强而在如何实现均衡方面非常弱”
（哈恩，１９７３年ｂ，第３２７页）
，则与此相反，斯密—马歇尔
经济学方法论３４２
分析在均衡方面很弱而在如何实现均衡方面非常强：较之于对竞争均衡最终结果的分析，它更注重竞争过程的研究（洛斯巴，１９７６年，第４７页）。除了历史源泉而外，一般均衡“理论”
和看不见的手定理之间的联系是薄弱的。
看不见的手定理不是完全竞争性质的描述性主张便是完全竞争性质的评价性主张（参见第五章）
，而一般均衡框架则从任何意义上说都并不主张描述现实世界，更不用说评价它了。
正如弗兰克。哈恩坦率承认的（１９７３年ａ，第７页）
，一般均衡的建立：
……总的说来并没有形成正式或明确的主张：例如它没有包括均衡状态最终会形成的实际经济状态后果的假定。可是，它受非常弱的因果命题的驱动。这就是，如果经济始终处于非均衡状态，则就不会出现经济状态似乎有理的后果。……可以看到，在它不包含任何具体过程的描述情况下，这不会是强命题。由于这种主张非常弱，它或许是错误的，这也是很清楚的。
作为一种纯粹的逻辑练习，我们能够考察一般均衡框架的内在一致性，但是，我们如何阐明只要经济状态的后果似是有理就会在均衡状态出现这个“非常弱的因果命题”的错误性？
“似是有理”
一词当然是说它是现实世界条件的一种参考，而一般均衡框架看来还缺乏从理想世界过渡到事实世界的桥梁。
４２经济学方法论
三、实践意义
然而，哈恩（１９７３年ａ，第１４—１５页；１９７３年ｂ，第３２４页）使我们确信，一般均衡框架具有“重大的实践意义”
，因为它能用于反驳一切有关可耗歇资源、浮动汇率和外援的未经审慎考虑的政策观点。但是，在断言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理论”具有实践意义之后，哈恩（１９７３年ａ，第４１页）承认，“当然，这个范式是雄心勃勃的概述，对许多非常重要的目的而言，朴素得多的马歇尔学说就能完成得非常漂亮。”
他再次但更为尖锐地指出：
这样我们发现，要求我们的均衡概念应反映实际经济的连续特性是合理的……这转过来又要求把信息过程和费用、交易和交易费用、以及预期和不确性明确地从根本上纳入均衡概念。这就是阿罗—德布鲁解释并没有这样做的原因。因此，我并不相信它是相当无用的。但它必然是这种情形，即它必须放弃为经济过程的最终状态提供必要描述的主张［哈恩，１９７３年ａ，第１６页］。
对于哈恩对一般均衡“理论”
所作的充满争议的捍卫，有许多东西可讲，它有时似乎把一般的均衡分析和一般均衡分
经济学方法论５４２
析当作一种具体解释。
①然而，引起我们对哈恩的捍卫特别感兴趣的，至少在我们看来，是他显然掌握了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不过，这在论证过程中从未影响他自己对一般均衡研究框架的承认。哈恩发现（１９７３年ｂ，第３２４页）
：“一般均衡的研究者相信，他有了从可能的地方走向描述性理论的起点”。可是，近十年来一般均衡“理论”中的不断修正，逐步弱化了它的公理而把它的基本条件进行了一般化（见温特劳布，１９７７年）
，这没能使我们向描述性理论靠近一点点。
总之，很难支持洛斯巴的结论（１９７６年，第５０页）
，洛斯巴认为，一般均衡研究框架普遍是“理论上的十分严密和理论应用上的零零落落”的结合。
可以证明，没有瓦尔拉斯式推理的先在背景，投入产出分析是不可想象的，甚至凯恩斯主义的宏观经济学，至少从其普通解释上看，也不过是一种简化的三部门经济的一般均衡模型和外在决定的货币工资率。因此，只是放弃一般均衡框架是不会有什么问题的。一般均衡框架事实上是植根于公认的经济学说（故且这么说）
②这片沃土上的，而这些公认的学说处在构成更大的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所有从属性研究
①对哈恩的论证的其它评论，可见科登顿（１９７５年）
、洛斯巴（１９７６年，第４—５０页）和哈奇森（１９７７年，第８１—７页）。值得注意的是，与洛斯巴和哈奇森不同，科登顿甚至否认根据其“相符程度”考察它们的逼真性能对理论作出评价；他论证说，理论必须根据它们“完成我们自己设定的智力任务”的恰当性来作出评价（１９７５年，第５４１页）
，在这种情形下，挑剔任何理论（包括一般均衡“理论”）都是困难的。
②参见附录——“理论上的公认观点”条目。
６４２经济学方法论
框架的交点上。
即使不抛弃一般均衡解释，就象它现在这样，认为它为对经济制度的运行作出重要解释提供了一个富有成效的出发点这种观念，也是值得怀疑的。一般均衡框架的主要特性是在毫不考虑关于实际经济行为的可证伪定理的建立的情况下，对纯粹逻辑问题作没完没了的形式化，而考虑关于实际行为的可证伪定理的建立，我们认为仍然是经济学的基本任务。每种经济理论如果是严格的科学就必须适应一般均衡模型这种广泛传播的信念，也许要比任何其它理论工作更对现代经济论证中如此多的纯粹抽象和非经验特性负责。
经济学方法论７４２
第九章　边际生产力理论
一、生产函数
传统的厂商理论带有强假定，以便能对所谓的生产函数作出规定。这种生产函数表示，在现行的可以自由运用的有关投入与产出之间关系的技术知识条件下，从技术上可行的各种实物投入组合中能够得到的实物产出的最大值。习惯上把投入分为或多或少相似的类型，每一类的投入都应以“人—时”
、“机器—小时”和“英亩—每年”来表示，而不应以“劳动”
、“资本”和“土地”表示，因为，这里所涉及的投入都是流量变量，而不是存量变量。从方便起见，人们还作了进一步的假定，规定微观生产函数是光滑的，有差异的，另外还有一个严格必要的假定，即厂商正在进行利润最大化（不考虑企业家的心理收入）
，这样，传统的厂商理论便通过边际生产力方程的变换来求取投入需求函数。如果要素和产品市场是竞争市场，则厂商将雇用工人，租用机器和地皮，直至工资率、机器租赁费和地租费等于它们各自的边际价值或边际收益产量。
８４２经济学方法论
如果这些要素服务的供给是外部因素决定的，则这种理论或许可以说是“决定”
工资和租费比率的。
就厂商而言，说要素价格“决定”边际产量比说边际产量“决定”要素价格更切合实际。就是对整个要素市场来讲，这也只不过是在要素供给既定的前提下，一种所谓的要素价格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正如丹尼斯。罗伯逊所说的，要素价格“度量”边际产量，而“决定”要素价格的却没有生产者的最大化行为这么多生产函数的一阶导数。要素价格与边际产量的相等是联立方程组的均衡解，对于选择“边际生产力”作为一种主要决定因素，它好象没有什么意义。由于这里所说的和其它的一些原因，把“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一习惯用语从文献中驱逐出去，应是一件大好事。
１９世纪的大多数伟大的新古典经济学家反对把厂商的微观生产函数加总成整个经济的总生产函数，他们在局部均衡经济学的激励下，热衷于用边际生产力理论去解决具体的问题，或者象瓦尔拉斯那样，运用ｎ个生产函数的完全分解了的阵列的概念，进行他们的理论研究。
而且，除此之外，他们拒不承认边际生产力理论已为财产所有权和分配公正性这些重大问题提供了现成理论。他们全都学习过约翰。斯图亚特。穆勒的教科书，穆勒教导他们：与生产规律不同，分配规律可受集体行为的深刻影响。
就象在简单的科布—道格拉斯式的总生产函数中被奉为神祇一样，希克斯在其《工资理论》（１９３２年）一书、尤其是该书的第６章中，大概首次提出并说明了收入的职能分配只要用边际生产力原理就可解释。一些年后，主要因为对于希
经济学方法论９４２
克斯所发明的替代弹性的探究，凯恩斯革命又涉及了希克斯已经开始不感兴趣的这些问题。只是到了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萨缪尔森所称谓的生产和分配的新古典理论才中止了经济学家们的想若非非。索洛１９５７年所发表的创新性文章以后，尽管围绕着整个总生产函数概念存在着许多艰深的困难，但是，为了度量增长的源泉而对总生产函数的估算和对有关技术变化性质的推断性描述，仍然成了经济研究中的一项广泛实践（参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４９１—３页）。
较之“无理论度量”
，这种经验工作的许多工作要小得多。
①在这一过程中所出现的是简单化（ｓｉｍｐｌｉｓｔｅ）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这种理论以本世纪６０年代的大量杂志文章为典型。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包括：一种或两种产出，两种投入，二次可微分，总生产函数服从规模报酬不变，可增殖的同类资本，资本—劳动比率与资本报酬率之间的单调关系，分为中性的和节省要素的脱离现实的技术进步，完全竞争，瞬时调整，以及无代价的信息。即使那十年的“新数量经济史”
，在其根据一些精选的微观经济变量的度量所得出的有关过去的戏剧性结论过程中，也未能幸免于完全受这种理论化方式的影响（参见麦克莱兰，１９７５年，第１９４—２０１，２３０—７页）。
①通过对有关生产函数的文献的审查，沃尔特斯（１９６３年，第１１页）作出结论说：“经过对总生产函数问题的调查，人们或许很容易怀疑运用象总生产函数这样的概念是否具有很大意义。
我们在现代经济中所发现的竞争与技术条件的类型表明，我们不可能满足具有实用价值的总生产函数的基本要求，这大概对于同一行业或狭小经济部门的厂商才可能出现例外。“
０５２经济学方法论
根据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分配理论，能作出什么样的实际推断呢？对正统经济学的激烈批评力图令人相信，工会问题、公司权力结构、总需求状态、政府有关收入和价格的政策，所有这些看来与收入分配问题有关的因素，都被新新古典理论想方设法地推给了“社会学”。
这种新新古典理论仅仅用技术，消费者偏好和给定的要素供给来解释工资和利润。
对于这种批评，不应轻率地一笑置之，但它确实包含着一些语言混乱。就分配理论而言，这种批评可以引起一种分配份额理论，而在传统经济学中，收入分配理论是一种要素定价理论：事实上，直至希克斯之时，还不存在普遍赞同的国民收入中的工资和利润份额理论。希克斯以后，我们才有了这种理论，但它的真正意义却常常遭人曲解。不过，不管认为这一理论是好是坏，都没有妨碍人们相信，“阶级斗争”对于分配份额、甚至工资和利润率的确定，作用极大。
二、希克斯的相对份额理论
希克斯的理论把相对份额方面的三类创新移植到了标准的要素定价性的边际生产率理论上，并深思熟虑地把这种论点与整个经济联接了起来。根据希克斯的看法，“中性的”技术变化，将导致资本—劳动比率保持在不变的相对要素价格上；但是，根据哈罗德的看法，“中性的”技术变化将使资本—产出比率保持在给定的利息率上；两人都认为“中性的”
技术变化不会影响工资和利润的相对份额（参见布劳格，１９７８
经济学方法论１５２
年，第４９５—５０２页）。在此后的一些年里，大量的精力耗费在力图表明，如果总生产函数是包含单位替代弹性的那一类的话，如象科布—道格拉斯这样的生产函数，那么，希克斯和哈罗德的上述两种定义就是一码事。运用总数据所作的度量通常是符合科布—道格拉斯假说的，但是，在行业水平上，马上就证明有必要使它与非单位替代弹性的生产函数相符，如所谓的ＣＥＳ（常数替代弹性）生产函数。在所有这些情形中，有关证据是太有助于希克斯的解释了，原因很简单，希克斯的理论是完整地分类的，可以解释一切事情。
在对有关技术进步的文献进行全面总结时，肯尼迪和塞沃尔（１９７２年，第４９页）总结说：“无论是精致的竞争模型还是对独占—寡头垄断的轻微修正，都没有为我们预言技术变动对收入的影响作好准备。我们充其量不过是有了‘哈罗德中性的’和‘希克斯中性的’技术进步定义。它们可使我们在解释过去和将来的所有似是而非的问题时聪明一些。”
与此相似，在回顾收入分配理论时，约翰逊在论及同一问题时吞吞吐吐（１９７３年，第４２页）
：“当替代弹性运用于分配理论时，它就是一种同义反复，就象马尔萨斯的需求弹性概念是一种同义反复一样……在两种情形下，经济问题都是度量问题，而不是陈述假设的度量的含义问题。”他还考察到，“没有什么理论内容会从根源上解释职能份额，它们所能做的是度量可以观测的投入的变动，然后洞察理论概念，解释结果”
（１９７３年，第１９１页）。不幸，当理论概念本身（如象总生产函数）与微观经济行为只有微弱的联系时，结果的解释可能不会给我们带来什么更多的东西。即便是引致创新的理
２５２经济学方法论
论，尽管它初看起来似乎提供了把内生的技术变动解释为厂商根据技术的要素节省偏好“学会”推断过去趋势这种令人兴奋的前景，但也因为缺乏一致的微观基础而渐趋山穷水尽（布朗芬布雷纳，１９７１年，第１６０—２页；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５０６—９页；诺德豪斯，１９７３年）。不必惊奇，新古典经济学“谨慎的支持者”最近一本收入分配方面的著作甚至得出结论：“在科学的当前状态中，收入份额的预言超出了我们的能力”
（本，１９７１年，第２１４页）。
①
从某些角度看，很难理解为什么有人想要预言相对份额。
这种预言对集体谈判没有任何实践意义，因为相对份额的大小取决于如何度量这种份额，我们几乎可以炮制出我们想要的任何数字（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５１１页）。也没有什么相对份额是非常有趣的理论问题。当然，定义劳动占总收入的份额等于整个经济中工资和薪水的平均数额除以劳动的平均产量，定义利润的份额等于所投资本的平均利润率除以资本的平均产量（或乘以资本—产出比率）
，都是正确的。但是，劳动和资本的平均产量在标准理论中并不是行为变量；经济当事人并不最大化或最小化它们，没有任何生产者或消费者、工人或资本家对它们作出反应；它们只是能够并且已经根据对过去经济发展情况所作分析而度量的数量，但它们无论如何
①利普西（１９７９年，第４０９—１０页）
大概是教科书作者中唯一赞同本的人，并怀疑如果会有可以检验的宏观收入分配理论，将会是一种边际生产力理论。然而，希克斯（１９６５年，第１７２页）仍然坚持旧的理论内容中还有一些有生命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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也是没有确定的理论地位的。因此，没有工资和利润的份额理论，完全可以有工资理论或利润率理论，反之亦然。实际情况是，分配份额是许多力量作用的结果，任何试图直接抓住它们以显示自己多么伟大的理论，都简化假定，使理论结果只是分析的珍品。除了对过去的传统、尤其是李嘉图提出来的某些问题的敬意，我个人在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批评者和捍卫者的著作中，都没有找到任何有力的根据能证明有关分配份额的不可理喻的成见。
只要我们陷于传统的用一般均衡概念铸造而成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我们就不可能取得震撼世界的答案。我重复一遍，在那种理论中，收入的职能分配可以说是由资源在居民户、他们的偏好、厂商的生产函数、居民户和厂商的行为动机之间的最初分配“决定的”。但是，这种理论并没有“解释”为什么取得均衡（如果确实取得的话）
，或者为什么它应不断取得，从这种意义上说，这种理论没能对收入的职能分配作出因果解释。简而言之，比起它们的许多对手希望我们所相信的，新古典的和新新古典的职能收入分配理论要朴素得多。正如哈恩（１９７２年，第２页）正确地指出的：
一种分配理论如果利用永久均衡中的完全竞争模型，我就称它为新古典的收入分配理论……对于回答为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什么是工资份额或利润份额问题，这种理论并不是举手便能解决的。问题是因我们对社会阶级之间的收入分配感兴趣而提出的，而社会阶级并不是新古典理论的解释变量……一方面，新古典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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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者还忍不住使这种理论对社会性问题作出简单回答的诱惑。另一方面，经济学家深受这种问题不恰当的模型影响……其中特别粗陋的地方其逻辑基础已经受到批评。
三、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检验
要素定价的边际生产力理论是一种最朴素的理论，也是一种高度抽象的理论，它的表述是如此的一般化，以致于它对回答劳动市场上工资结构之类的具体问题，毫无用处。瑟罗（１９７５年，第２１—３０页）在他的书中通过一系列问题对此作了精彩的说明。
工人每段时间都付给与他们的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吗？
或者，他们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过程中都付给与他们的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吗？如果加里。贝克尔关于“普通培训”和“专门培训”的区分值得置信的话（见布劳格，１９７２年，第１９２—９页）
，那么，工人接受普通培训的收益必定小于他们当时的边际产量，而接受专门培训的收益则相反。普通培训不考虑工人为谁工作，只是提高受训者的生产力；而专门培训则只是增强现在提供训练的厂商中受训者未来的生产力。在完全竞争条件下，厂商没有支付普通培训练费用的动力，因为他们无法保证他们能雇用到受训的工人。结果，普通培训的费用就落到了受训者身上，其表现形式是受训期的收益降低。另一方面，接受专门培训的工人得到的收益，必须足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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使工人有呆在提供训练的企业的动力，使厂商能通过对受训工人支付低于他们的边际产量的工资而扣下这些专门培训费用。因此，如果我们考察年轻工人的工资，则只有那些受到专门培训的青年工人才能期望得到与他们的当期边际产量相当的收益；可是，如果我们考察老年工人的工资，则只有早年受过普通训练的人才能期望得到与他们的当期边际产量一致的收益；一般地说，在完全竞争市场中，只有少数工人才能得到他们的当期边际产量。很明显，在这些情况下，检验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不会是轻而易举的事情。
接下来我们要研究，各个工人是否得到他们的边际产量，或者，具有相同的技术的一组工人所得的工资是否大致相等（比如说由于确定掌握同一技术的工人的技术熟练程度差异的困难）
，是否有理由使某些技术类型的工人得到高于他们的各自边际产量的收益，使另一些技术类型的工人则得到低于他们的各自边际产量的收益。类似的争论还发生在其它工人集团（如特定行业中一定性别、年龄和教育水准的工人）中，在这些行业中，至少是起初由于精确度量个人边际产量的困难，厂商再次给这些集团付以相等的工资。如果象我们经常看到的那样，许多行业的工作是由一批工人协调努力而完成的，那么，这批工人的每个成员将会仅仅由于他们各人对产出的贡献无法确定，而不仅开始时，而且整个工作生涯中都只能得到他们的平均边际产量。在这种情况下，各个工人也不可能恰好得到与他自己具体的边际产量相等的收益。我们又一次看到，检验边际生产力理论比较静态的预言何其困难。
无论是在产品市场还是在要素市场，即使在完全竞争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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件下所有这些困难也会存在。
在现实世界中，我们会发现，许多行业的工资是非竞争性的，是在规模报酬递增条件下确定的，而在规模报酬递增情形下，某些投入必定付以低于其边际产量的收益，这些投入很可能就是劳动投入。而且，观察到的工资也许是非均衡的工资，在任何情形下，工资都会受到各地劳动力市场上劳动供给条件的影响，更不用说工人之间心理收入偏好的分布不一了。
也许我们现在足可提出，著名的或不著名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在剖析观察到的相对工资模型中，从未发生过太大的作用。因此，无须惊奇，它很少得到检验，而且尽管为对它进行检验花费了很大力气，但结果仍然是无法定论。如果可以用一句话来概括这种迹象的话，那么，我们最可以说的是，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精确地预示行业和职业间工资差异的长期变动方面，相当成功；而在精确地预示工资差异短期变动方面，出奇地不成功（见伯顿等，１９７１年，尤其是第２７５—８０页；珀尔曼，１９６９年，第４、５章）
①。因此，边际生产力要素价格理论的经验地位仍未确定。当然，许多其它经济理论的实际状况也是这样，只不过边际生产力理论在确定它适用的具体问题的范围时带有比其它理论更多的缺陷。
所以，在整个很长的历史中，它基本上一直是一个没有特定内容的完全一般的命题。
①由于自始至终带有波普主义的风韵，珀尔曼关于劳动经济学的教科书在众多的竞争对手中鹤立鸡群。
经济学方法论７５２
第十章　剑桥之争种种
一、资本的度量
工资的边际生产力理论自其问世以来即时时受到批评，而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则至少是在最近被人们基本上全盘接受了。然而，在２０世纪５０年代，琼。罗宾逊以及一大批其它剑桥经济学家（也就是英国的剑桥学派）曾对所谓的分配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发起了一场全面的攻击，矛头所指主要是新古典要素决定价格理论中的希克斯的两种投入一种产出这种简化模型。他们争论说，在经济中，资本的存量是各种不同的机械的集合，而不是同质的具有购买力的资金的集合，因此，虽然“劳动”和“土地”明显地可用它们自己的技术单位进行度量，但资本的存量却无法用其自己的技术单位计算价值；资本的估价必须以某一特定利率为先在条件，而这就意味着，除非作循环推理，否则，利率就不可能由资本的边际产量决定；所以，边际生产力理论不可能解释利率的决定。
如果我们用非整合的（ｄｉｓａｇｒｅｇａｔｅｄ）
瓦尔拉斯解释取代
８５２经济学方法论
边际生产力理论的简单化阐述，上述的许多批评就会落空。
在非整合的瓦尔拉斯解释中，既没有运用总生产函数概念，也没有把总资本存量作为经济变量的观念。而且，资本物品的加总所形成的独特困难既没有在劳动投入的加总中遇到、也没有涉及实物产出的加总这种思想，只不过是一种流行的误解（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４９０页）。
即使有必要用资本自身的技术单位对资本进行度量，以便对处于不同的稳定均衡状态的经济进行总体比较，但只要我们关心的只是围绕均衡位置的边际变动，就象我们为了进行定性微积分时所做的那样，也不会产生为了度量资本而寻找一种自然单位问题。对于这种边际变动，不同的资本物品实际上会加总为一种具有购买力的资金；投资于竞争性活动的货币资本的始终一致的均衡利率，只有当投资者不考虑资本物品的实际实物差异时才会出现。
二、资本需求函数的存在性
但是，剑桥的批评家们还有其它招数。在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中，一种经济的资本密集程度是唯一地与相对要素价格相联系的，具体说来，利息率的下降或工资率的上升，必然提高经济的平均资本劳动比率。
可是，剑桥的批评家争B论说，不管我们对边际生产力理论作怎样的解释，也不可能表明利率的下降将总是按同一方向改变目前最有利可图的所有适用技术的等级，以至于提高经济的总的资本密集程度。
这
经济学方法论９５２
是由于双重转换或再转换（ｒｅｓｗｉｔｃ－ｈｉｎｇ）
现象的作用，这种现象甚至在严格的新古典完全竞争条件下，在信息完全、连续调整、微观生产函数平滑可微、以及利润最大化行为下，也可能发生。据说转换现象破坏了新古典分配理论的逻辑一致性，因为，如果在利率和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之间不存在严格的单调关系，我们就必须放弃用经济中资本的相对稀缺性解释利率的思想，而这种思想正是利息的边际生产力理论的本质，而且，事实上我们还必须摈弃把资本需求当作利率的反函数的一切观念。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经历了对转换概念有效性的大辩论。对这场“大转换辩论”的历史现在已没有必要再作回顾了，因为Ｇ。哈考特（１９７２年，第４章）已经运用现代经济思想对这个不寻常而富有启发性的小插曲作了极为详细的描述。在这场大辩论中，萨缪尔森因早先否认转换的可能性（只有特殊情况例外）而无条件认输。转换的准确含义是什么？最简单的论述要数萨缪尔森１９６６年在无条件投降时所作的说明，即它是在没有任何机器情况下以不等的劳动数量和相等的时间生产既定的产品的两种生产方法的转换（参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５３２页）。不难表明，运用劳动较少的生产方法并不一定在所有利率上都是比较有利的一种方法：如果它的劳动是在生产周期的前期运用的，则当利率很高时，由于它的工资支付额按复利较快地增长，它将成为两种生产方法中成本较高的一种。要说明两种生产方法运用劳动时的下述模式也是不困难的：在两种方法中，运用劳动较少的一种方法，当利率很低时，它是较为有利的；当利率比较高时，它将成为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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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比较少的一种生产方法；而当着利率仍进一步上升时，它将再次成为赢利较多的一种生产方法。
这就是再转换现象。
这是一个简单例子，是由利率变动对于在不同的日期用于以相等的时间生产相同的产品的各种技术方法的劳动投入的比较成本的复合利息效应形成的。在比较复杂的例子中，这种转换将既来自对相同的生产方法交错运用投入，又来自各种技术方法酝酿期的不同，以及这种生产方法的产出有时作为其它生产方法的投入。
三、转换的经验意义
现在每个人都同意转换是完全可能的，而且每个人都认识到它有可能破坏资本密集程度和相对要素价格之间必然存在单调关系的概念。可是，怎样才能发生转换？萨缪尔森在承认转换定理正确性的同时，表示对它的经验意义有些怀疑，而希克斯（１９７３年，第４４页）最近则推测：“转换看来象是处于事物边缘、也就是一触即发的状态”。另一方面，剑桥经济学家们则坚持认为转换及其有关的资本逆流（ｒｅｖｅｒｓｉｎｇ）
现象（当利率提高时，以较低的资本—劳动比率替代较高的）
事实上极可能就是一般规律，但他们既不努力测度实际经济中转换的经验意义，也不讨论我们应该如何测度问题。
很明显，这决非举手之劳。严格来讲，作为相对要素价格变动结果的资本—劳动比率的变动，将引起可以替代的均衡稳定状态之间的瞬时运动，它与历史上的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有天壤
经济学方法论１６２
之别。每当我们碰到象美国这种资本充足的国家的利率将低于象印度这样的劳动力充裕国家，这种命题，我们都会想起历史上的那种用资本替代劳动的过程。
面对众所周知的检验比较静态命题问题，加上讨厌通过对生产过程长度及其有关投入的时间模型的大量微观研究而调查出转换的范围，剑桥经济学家们在有关阻止转换的条件的分析性定理中找到了避难所。其中最著名的是，为了防止在技术系数固定的ｎ个部门的模型中转换的发生，在我们的模型中必须至少有一种资本物品在下列意义上是例外物品：（１）经济中的所有投入都用于那种资本物品的生产；（２）它是根据一种平滑的新古典生产函数而自己生产的，且函数中的系数可变。剑桥经济学家们显然已经发现这些条件过于严格，以至于实际上不可能存在，因此，他们作出结论说，转换是普遍规律，没有例外（哈考特，１９７２年，第１７１页注释）
，然而，其它学者沿着同样的路线最后却得出了完全相反的结论（埃尔蒂斯，１９７３年，第１１５—１６，１２３—５页）。与此相似，研究表明，转换的经验意义取决于（１）利率是否跌到某一关键水平以下；（２）当厂商再采用某些以前用过的技术时，产品价格是否下降（弗格森和艾伦，１９７０年）。迄今为止在文字上争论的要点似乎是在度量一种经济中投入替代性大小的基础上对转换可能性的度量，对于这种文字争论我们还无法看到其终结，这些度量问题在不久的将来也不可能得到根本的解决。
剑桥学派热衷的模型总是利用里昂惕夫的线性技术——每个部门的每种产品都只以唯一一种系数固定的技术生产
２６２经济学方法论
——这自然就把要素替代的负担都压在消费者选择一种产出组合而不选择另一种产出组合身上了，而不同的组合则意味着不同的技术和因此而用秘密手段进行投入替代。
换言之，即便在由假定前提排除投入替代的最坏情形下，大规模的某种程度的投入替代也会由于最终需求（包括国外买主的需求）
模型而再度发生。如果我们把活动分析当作描述面向企业的技术可能性的一种形式，这种技术可能性代表生产系数完全固定和完全可变之间的一种状态，则上述结果发生的可能性就更大（参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４５４—７页）。因此，技术之间的转换事实上是不明显的。如果没有发生转换，资本逆流也是可能的（哈考特，１９７２年，第１２８—９，１４５—６页）
，但要取得这种结果必须采用更加曲折的技术假设——如不同技术的投入系数差距甚大。假如我们连使自己相信转换是一种常见现象也做不到，则要我们自己相信资本逆流可能发生就难上加难了。
因此，直到“经济计量学家为我们找到答案”
时为止，弗格森（１９６９年，第ｘｖｉ，２６６页）关于新古典寓言的著名的“信任”宣言不会有什么问题。萨缪尔森（１９７６年，第６１８页）
在其基础教材的最新版中表达了类似的观点：“政治经济学这门科学还没有用经验知识去确定现实世界是否更接近于理想的顶点了，这种顶点的代表是（１）新古典寓言；或（２）
简单的转换范式“。
然而，琼。罗宾逊（罗宾逊和内格维，１９６７年，第５９１页）和哈考特（１９７２年，第２５，２９，１２２页；１９７６年，第３７，５８页）都否认这个问题终究能由经验证据解决，他们说，转换和资本逆流是关于可以替代的均衡状态的
经济学方法论３６２
命题，这种反事实的事件即使从理论说也绝不可能在现实世界中看到。
如果这种荒谬的主张真被当一回事，那它就很容易把新古典的整个研究框架看作是对经验反驳无动于衷的。举一个可能是最简单的例子来说吧，对黄油生产商征税会提高黄油价格，因为征税使黄油供给曲线向左移动，这是标准的新古典预言；现在让我们来看一看黄油价格以证明这种预言，利用我们所掌握的各种手段断定黄油的需求曲线在观察期间并没有移动。可是，罗宾逊和哈考特告诉我们说，你们比较的是在逻辑的而非实际的时间过程中两种可供选择的均衡状态，因此，严格说来，你们的预言是不可能进行经验证伪的。
这种搪塞当然会使新古典经济学更易自卫，但需要以把证伪主义的方法论改变为实在论的方法论为代价（参见第四章）。
事实上，尽管琼。罗宾逊口头上对波普主义思想颇感兴趣（１９７７年，第１３１８—２０，１３２３页）
，但剑桥学派的著作仍然没有走出实在论者的争论。
为了表白自己的诚实而认为经济计量学家某一天会提供必要的证据，完全是另一码事。物理科学和社会科学的历史无不充斥这种“诚实”的例子，也就是说，如果某一理论出现逻辑矛盾但还没有显示出这种矛盾在经验上有何重要性，则人们就会忽视这种逻辑矛盾，以免使智力遨游的整个领域缺乏任何理论框架。正如波普和拉卡多斯所表明的，如果没有更好的与之竞争的框架，科学家们不考虑其中的矛盾而坚持某一研究框架，没有什么不合理的。再以我们前面的例子说，如果某一经济学家论证说对黄油生产商征收特别税很可
４６２经济学方法论
能提高黄油价格，而另一位经济学家对他说，他的推论是以传统思想为基础的，即所有需求曲线是向右下方倾斜的，所有供给曲线是向右上方倾斜的，均衡点是两条曲线的交点，可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表明，需求曲线可以是向右下方倾斜的也可以是右上方倾斜的，因此，关于对黄油生产商征收特别税的基本命题也既可能是正确的也可能是错误的。对于这种争论，大多数经济学家会回答说，斜率为正的需求曲线虽然是完全可能的，但可能性很小，而在统计性需求曲线方面的经验工作实际上从未产生过一种简单而令人信服的例子（参见第六章）。
与此相似，可以认为转换和资本逆流是完全可能的现象，但只有当它们显示出其经验意义而不只是逻辑上的可能性时，经济学家们才能由于其中的模型含有一些不可思议的矛盾而毫不犹豫地扔掉他们的有关价格理论、劳动经济学、增长理论和发展经济学的教科书。
①
此外，剑桥的批评家们自己缺乏反经验的坚定信念。他们会走远到以至于否认一般说来印度和中国会理智地偏爱劳动密集型技术吗？
（圣，１９７４年）。毋庸置疑，在特殊情形下，我们还必须进行详细的项目评估，但可以肯定的是，当我们发现一个劳动力有剩余的国家采用象美国或英国一样的资本密集型技术时，一定会感到惊讶。假使果是这样，那我们不
①内尔（１９７２年ｂ，第５１１页）在剑桥学说的初级读物中发现：“吉芬物品和向后弯曲的劳动供给曲线显然是特殊情形。相反，在多部门经济中，转换和资本逆流则是一般法则，而不是例外”。
但是，内尔没有对这两个判断中的任何一个提供经验证据。
经济学方法论５６２
应该承认转换和资本逆流至少在总体经济比较中缺乏现实意义吗？简而言之，我们完全有理由一如既往地接受新古典的分配理论，它无需增加什么，它距现实并不很远。
６２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一章　赫克谢尔—俄林的国际贸易理论
一、赫克谢尔—俄林定理
李嘉图从跨越国界的资本的相对稳定性发现了对外贸易的原因，用各国劳动生产率长期存在的差别解释了世界贸易的商品构成；根据相对商品价格随相对劳动成本变动而变化的假定，他表明了自由贸易将导致每个国家出口那些具有相对价格优势的物品，而这种贸易的结果将是各国都从中得到比自给自足国更多的好处。
李嘉图的理论没有试图去解释国际间生产率的重要差异，这种差异致使各国间比较成本的不同，并由此引起国际贸易。在现代赫克谢尔—俄林理论中，这些生产率差异本身被归因于各国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这种初级要素拥有量的差异实际上肩负了解释国际贸易的全部重任：比较明显的对外贸易商品构成的原因，如要素质量的国际差异以及同一产品生产函数的差异等，都通过假设前提而精心排除了。赫克谢尔—俄林的理论最终形成了现在众所周知的国际贸易模
经济学方法论７６２
型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ＨＯＴ）
：一个国家出口用其相对富足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进口该国相对稀缺的要素密集生产的那些物品。这个定理看似甚有道理，但却也十分鲁莽，它用供给条件解释整个外贸商品的构成，如果（比如说）一国的进口需求倾向于用其富足的要素比较密集地生产的那些物品，那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就没法解释了。
二、萨缪尔森的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
对于现行形式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萨缪尔森在２０世纪４０年代末和５０年代初发表的一系列文章的功绩，要比赫克谢尔１９１９年的开创性文章和俄林据此加工和发展而形成的《区际贸易和国际贸易》（１９３３年）一书的功绩要大。赫克谢尔和俄林对他们认为非常重要的许多变量，如需求条件和规模经济，均未作讨论，而他们对理论的进一步发展则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了两位先行者自己确立的解释实际观测到的外贸结构这一目标。由于把国际贸易看作国际要素流动的一种形式，赫克谢尔和俄林均推测，自由贸易将使要素稀缺程度、从而世界要素价格均等化，但不管怎么说，俄林还发现了这种过程达不到完全相等的许多原因。萨缪尔森则把他的主要精力放在ＨＯＴ的推论上，即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ＦＰＥＴ）上。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说明，在一系列特定条件下，自由贸易将使要素价格基本上完全、而不是局部均等。
这些特定条件包括：完全竞争、无交换成本、不完全专业化、相
８６２经济学方法论
同的线性齐次生产函数、无外生经济、在所有相对要素价格上相对要素密集程度不变、要素质量相同、要素数量不大于商品数量。
这种绝妙的阐述最后推广到了ｎ个国家、ｎ种要素和ｎ种物品。
ＨＯＴ则没能做到这一点，它至今仍只是一个讨论两个国家、两种要素和两种商品的定理（巴格沃廷，１９６５年，第１７５—６页）。
三、里昂惕夫之谜
虽然对国际贸易“货币”理论（或古典的交换机制理论）的经验检验可追溯到２０世纪２０年代，但无论是李嘉图的解释还是俄林的解释，他们的国际贸易纯粹或“真正”理论直到１９５１年都仍然完全没有得到检验。
①在１９５１年，麦克杜格尔对李嘉图的贸易理论首次进行了检验，几年以后，华西里。里昂惕夫把他１９４７年的投入产出表运用于美国贸易模型，他发现美国的出口品是相对劳动密集的，而它的进口品则是相对资本密集的，这个结论与我们根据赫克谢尔—俄林定理所作的预期完全相反。尼尔。德马切（１９７６年，第１４—２３页）
已经表明，对于里昂惕夫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明显反驳，有四类反应：（１）一些人批评里昂惕夫的方法、
①当然，此前有一些对贸易模型的描述性研究，俄林自己就一再注意到１９世纪欧洲的贸易模型和土地劳动比率，它们证实了他的要素比例理论作出的预B言。
经济学方法论９６２
数据质量、在技术劳动中没有包括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认为所有这种种缺点的综合作用足以推翻他的结论。
（２）一些人运用一系列针对性的论证解释了下述发现：各地的要素和技术是不同的，各国的需求条件差别正好为生产中的要素倾向所抵销，要素密度的转变很可能在要素价格的相关范围内，等等。
（３）其它一些人，包括萨缪尔森自己，或多或少忽视了里昂惕夫之谜，他们研究的是所谓“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
，他们的目的是把国际贸易的纯粹理论降为一般均衡（ＧＥ）
理论的特例。
在他们看来，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实际精确性并不是什么重要问题，因为，它无论如何只是向差别税、关税、交易成本、规模经济、需求条件、要素流动性和不完全竞争的第一次逼近。
（４）还有一群人，主要是商业经济学家，他们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和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均加反对。他们利用里昂惕夫之谜去支持自己结构松散的“产品周期”和“技术缺口”
（ｇａｐ）模型，用产品创新的动态性和高收入国家生产者在信息与营销方面的优势来解释制成品贸易模型。
另有极少数象查尔斯。金德伯格（Ｃｈａｒｌｅｓ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那样，认为：“他［里昂惕夫］所证明的并不是美国资本稀缺而劳动力充足，而是证明了赫克谢尔—俄林定理是错误的”
（转引自德马切，１９７６年，第１２４页）。大多数贸易理论家继续加工精炼受到明显反驳的要素比例理论，日益陷于由里昂惕夫之谜引起的一系列技术难题，如要素是什么？
许多不同的要素如何进入生产过程？
在多要素世界里，能够排除要素密度的转变吗？当要素数量增长时，保证要素
０７２经济学方法论
价格均等化理论成立的必要条件是什么？
早在１９４１年，萨缪尔森和Ｗ。
斯托尔佩（Ｓｔｏｌｐｅｒ）就致力于确立这样一个定理，即保护性关税无论从绝对意义上还是从相对意义上都有利于相对稀缺的要素。这个定理不失为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史上的一个里程碑。此后在要素价格均等化定理方面的工作，主要是证明在一个有许多要素和许多物品在分隔而又相关的市场上交易的世界里，商品价格和对应的要素价格之间——对应关系的特性，从而完成一般均衡框架的关节的结合。在一般均衡框架中，李嘉图模型和俄林模型都只看作是特例，前者根据给定的要素价格论证商品价格问题，后者则反过来从给定的商品价格出发，论证要素价格问题。
四、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
假如里昂惕夫之谜使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停下来，损失有多大？问题的答案显然是一个价值判断问题。有足够的证据可以说明大多数贸易理论家并没有表现出他们是“天真的证伪主义者”
：他们抓住俄林—萨缪尔森框架的“硬核”
，禁止不用一般均衡要素比例的定价理论去解释世界贸易模型的一切意图。不管俄林—萨缪尔森框架过去和将来是否是卓有成效，在产生大量新生事实的拉卡多斯意义上，它是否是“进步的”
研究框架将又是一个棘手的判断问题。
用俄林—萨缪尔森方法得出的大多数新发现，比国际贸易与国内贸易之
经济学方法论１７２
间的密切联系更缺乏事实的支持（德马切，１９７６年，第１２３页）。
可以肯定的是，俄林—萨缪尔森框架对于普及充斥于战后一切分配问题讨论的简单化的边际生产力理论发挥了很大作用，国际贸易的要素比例模型，激励了服从规模收益不变并包含两个国家、两种物品和两种要素的总生产函数的传播，这样，通过高度简化和综合的一般均衡理论（该理论预示了超过实际交易能力的交易量）
，国内贸易和国际贸易可以统一处理。因此，对俄林—萨缪尔森研究框架的评价，不可能抛开对更为广泛的希克斯—萨缪尔森—阿罗—德布鲁一般均衡研究框架的评价，后者是整个研究框架的一部分。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作为经济理论中最热心的操作主义拥护者（至少在其早期是这样，参见第４章）
的萨缪尔森，对这项工作的展开与发展作出了如此之大的贡献。一位评论者发现：“［要素价格均等化的］整个讨论，无论好坏，都是非操作的理论化的典型例子”
（凯弗斯，１９６０年，第９２页）。萨缪尔森坦率地承认，现实世界中实际观测到的要素价格差异，必定在相当大程度上偏离在静态竞争条件下要素价格的完全相等。然而，他对自己对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的研究深信不疑，认为它通过一些方法“洞察了决定世界贸易的力量”
（转引自德马切，１９７６年，第１１８页）
，这使人想起由于他公开藐视先验论的方法论而引起的一场争论（见第４章）。
从内心说，人们很难反对这样的结论：要素价格均等化讨论已变成一场智力游戏。虽然它通过澄清纯理论的结构产生了某些有时候很有用的结果……得出了有趣的结论，即在某些情况下，贸易可能并不倾向于使要
２７２经济学方法论
素价格均等，事实上，甚至没有哪个政策制定者想知道从自由贸易里能否找到对解释现实世界的统计或观测到的事实有任何价值的答案［科登，１９６５年，第３１页］。
五、进一步检验
实际观测到的各国间要素价格的巨大差异，显示出与要素价格均等化理论大相径庭。但是，如果世界上的要素价格事实上不相等，那必定意味着赫克谢尔—俄林的要素比例贸易模型的一个或多个假定前提是不成立的。因此，我们有必要回过头来对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经验有效性作最后的分析，这种分析主要是回答贸易的商品结构是否是一方面决定于要素的拥有情况，另一方面决定于技术、规模经济和市场完善程度的差异。自里昂惕夫以来，这个问题已经在大量经验研究的基础上进行了深入研究，大多数的研究结果实际上是否定赫克谢尔—俄林定理的。用对贸易理论检验的最后总结的话来说①，“简单的赫克谢尔—俄林模型并不是建立在坚实的经验基础上的。
当严格地考虑自然资源和人力资本时，模型可提供更深入的洞察……
［不过，］各国的效率差异似乎足以说明，要素拥有情况假说是唯一有效的经验根据这种说法
①最近一些年中，对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展开了多次重点不同的检验：见巴格沃廷（１９６９年，第８页）所列举和凯弗斯和约翰逊（１９６８年，第ｘｉ页）比较全面的列举。
经济学方法论３７２
最没有道理“
（斯特恩，１９６５年，第２０—１页）。
对贸易所作的产品周期、技术缺口和规模经济解释有一些较好的记录，但是，只要把准动态模型所作的比较宽松的预测与静态模型所作的严格预测相比较，尤其在后者带有各种详细的精心阐释时，众所周知的一些问题就会使我们无论在哪一种情况下都不可能取得决定性的胜利。进行比较的问题，正如罗伯特。斯特恩所说的（第３０页）
：
……既是理论所存在的问题之一部分，也是经验方法论之一。就理论内容来说，问题在于要素拥有情况模型还没有把技术转变和扩散的内在机制系统地整合到一起。
在沿着这些思路取得较大的进展以前，人们很难找出贸易的各种决定因素。就方法论而言，问题在于设计出区分各种理论优劣和在面临高度密布于同一条直线上的数据集合时选择“最佳”解释的方法。
国际贸易是经济学家们研究的最古老的题目之一，而国际贸易的纯理论则很久以来便是经济学中最严格的分枝之一。不过，它也是经济学研究中受证伪主义影响最晚的领域之一，而且至今仍是经济学专业化的一个领域，看上去最易受形式主义的感染。
彼德。肯内（１９７５年，第ｘｉ页）是一位由于其才华横溢而声名显赫的贸易理论家，他对１９７０年前后的状况作了如下概括：
在其它学科分枝通过经济计量方法的运用而实现专业化
４７２经济学方法论
整整十年以后，国际贸易和金融仍显示出对定量化的顽强免疫力。它们成了思辩理论家们的最后一个避难所……我们可以引证几个重要的例外……　但很少是论证贸易理论的基本前提或测度贸易限制的效应的。理论似乎是一成不变的真理，因而理论家的任务只不过是找出它的福利和政策内含。
经济学方法论５７２
第十二章　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
一、一无结果的论战？
在我们转到这个题目的时候，我们也就到了近年来围绕宏观经济政策问题所展开的蔚为壮观的论战之中心。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在财政和货币政策各自效力上展开的大辩论，已经分裂了经济学专业，累积着极其浩繁的文献。我没有注意总结这些文献以确定两大派别之间的差异，进而提出这些差异能否和解问题。
①我甚至不想评价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研究框架正暴露出来的“衰落”信号的强度，虽然我必须说货币主义者在早期始终处于明显劣势，但在货币主义者的反革命过程中，货币主义者对人们采用的凯恩斯主义分析模型的节节胜利提供了扭转劣势的信号。在这一节中，我的目标只限定于一个，即从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大论战中总结出两个根本性的方法论教训。第一个教训是弗里德曼所
①在对论战的各阶段所作出的大量总结中，我个人认为切克（１９７３年）
、塞尔登（１９７７年）
和迈耶（１９７８年）
的总结是最有用的，各书均有主要著作的索引。
６７２经济学方法论
拥护的工具主义方法论（参见第四章）
，它把一切都轻率地转入狭隘的经验主义，或者说是理论在度量之后而不是度量在理论之后。第二个教训是力图通过证明相对立的理论的错误而确立理论的地位总是使问题尖锐化，就象这次争论中所做的那样，要确立理论地位应当逐步消除重要的歧异。
最近５０年中，我们看到了为对经济波动原因方面的凯恩斯主义和货币主义观点作出决定性的经验检验，人们进行了没完没了的一系列努力。局外的观察者可能会这么想，不仅这场讨论没有证明任何东西，而且那些经验证据也显然不能使任何经济学家改变他的思想。但是，粗略地看一看那些文献可以发现一种缩小观点差距的稳定趋势，尤其是对财政和货币政策的相对效力所作的全部现行统计检验的局限性，日益增加的评论无不显示了这一点。这场论战并非仅仅是导致两军对峙的无休无止的闹宴，由于地位持续而稳定的调整改善着早先人们为所欲为的状况，正在深入的讨论带有了值得肯定的因素。与此同时，必须承认，这场论战的持续，除了两大阵营中的所有变动与反变动之外，只能用关于混合经济中私营部门自我调整能力、从而财政和货币政策实际的稳定化或非稳定化程度这些根深蒂固的“硬核”分歧来解释（莱荣霍夫德，１９７６年，第７０—１页）。
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的大论战再次表明，经济学家（象其他科学家一样）当面临观察到的矛盾时，他们会通过首先调整围绕基本信念的核心的辅助性假设，本能地护卫他们的基本信念的核心；只要有可能，他们将一直这样做；只有当没有这样做的机会时，也就是当他们在每一次遭遇战中都彻底败北的时候，他们才会反
经济学方法论７７２
思他们的基本“硬核”
，开始更新。
二、弗里德曼关于货币主义的前后观点
让我们来考虑弗里德曼在论战中最初的情况。他的论文《实证经济学的方法论》比其对货币数量论的首次重新表述早几年（弗里德曼，１９５６年）。抛出货币主义一年以后，他出版了《消费函数理论》（１９５７年）。这本书可以说以最佳方式用特例说明了他的方法论：在以永久收入而非年度收入建立新的消费函数（这其中暗含有一系列特定的、可反驳的有关总消费支出的预示）后，弗里德曼重新考察了有关消费行为的所有有用的交叉部门和时间序列数据，以表明他的理论系统地考虑了打击标准的凯恩斯主义学说的证据。不管对《消费函数理论》的最终评价是什么，它都必然列为整个经济学文献中对理论与数据之间关系所作出的最主要的研究之一。
①
不过，弗里德曼所宣扬的货币主义与他的方法论却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首先，他把老的货币数量论的重新表述视为一种理论，他没有重新研究一种经济中支出总量与总产出之间的关系——
①迈耶（１９７２）全面地总结和评价了对永久性收入假说所作的大量的一切检验，他的结论是弗里德曼至少是部分地正确的，永久收入消费的收入弹性要大于暂时收入消费的收入弹性，但消费暂时收入的倾向并不是象费里德曼的理论所暗含的是零。
８７２经济学方法论
这是一个典型的基本的宏观经济学问题——但重新研究了商业厂商和居民户对货币的需求。
接下来他对１８６９—１９５７年间美国的货币需求作了经验调查，随后与安娜。施瓦茨完成了宏篇巨作《１８６７—１９６０年的美国货币史》（１９６３年）以及一系列有关货币政策经济效应滞后问题的研究。在这一时期的辩论中，主要的是用经验阐明货币需求函数是相对稳定的，并且对利率变动是不敏感的（莱德勒，１９６９年，第９０—１页）。
同一年（１９６３年）
，弗里德曼还与Ｄ。
梅斯尔曼合作发表了一篇著名的文章，文中提出了评估简单的凯恩斯主义者模型和简单的货币主义者模型的许多单个方程或“简化形式”的第一个，力图表明货币收入的周转率要比凯恩斯主义者的投资乘数更稳定。这个结论被阿尔伯特。安多和弗朗科。莫迪利安尼及其它人共同颠过来了，１９６５年的《美国经济评论》全部内容都是有关单个方程的凯恩斯主义公式与货币主义公式的各种比较的，使每个人都满意的证明是，简化形式的模型没有详细规定结构方程的基本集合，因而不可能区分两个相对立的模型（布雷纳德和库珀，１９７５年，第１６９—７０页）。
三、弗里德曼的理论
我们现在已经到了论战的制高点，这时货币主义问世已在７年上下，然而弗里德曼还没有提出能够产生可以用来支撑货币主义的经验规律的明确理论。
弗里德曼１９７０年出版的《货币分析的理论框架》大致可以说是货币主义进入第二阶段
经济学方法论９７２
的标志。
①可是，某些货币主义者如布伦纳和梅利茨（１９７２年，第８３８—９页，８４８—９页）反对弗里德曼的框架，他们对弗里德曼的做法表示惊讶，因为弗里德曼利用希克斯的ＩＳ－ＬＭ模型作出他的辩论，而希克斯的ＩＳ－ＬＭ模型正是比较静态均衡分析的范例，与此同时，弗里德曼还提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时间过程和相对速度是凯恩斯主义与货币主义方法差异的关键，而在这种情形下ＩＳ－ＬＭ模型是不适于这种讨论的。事实上，除了一再坚持货币主义者是利用马歇尔局部均衡分析处理经济问题的，而凯恩斯主义者是在瓦尔拉斯一般均衡框架下处理经济问题的，弗里德曼否认两大阵营之间存在任何理论的、甚至思想意识的差异。
弗里德曼争辩说，采用ＩＳ－ＬＭ模型是为了阐明他们之间的共同基础，以及由于对调整公众想持有和实际持有的货币数量之差额的调整轨迹所作的动态假定不同而必然存在的所有差异。
他认为：“价格和数量调整的相对速度仍然是那些自认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自认为非凯恩斯主义者的经济学家在方法和分析上发生歧异的关键”
（弗里德曼，１９７０年，第２１０—１１页，及２３４—５页）。不过。弗里德曼没能解释价格和数量决策在诸如美国这样的经济中实际上是如何作出的，并且在那种意义上，他也没能提出货币变动的效应如何分别归因于价格变动和实际产出变动的任何理论（切克，１９７３年，第１—１３页）。
结果，关于货币与经济活动之间“传递机制”
的动态学建议，抓住了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争论
①第一阶段在弗里德曼１９６８年的著作中作过总结。
０８２经济学方法论
不可检验、或更恰当地说弗里德曼自己没有提供检验它的方法这一要害。人们谴责货币主义者坚持传递机制的“黑箱理论”
，而他们实际上则把传递机制视为调整有价证券持有量的机制，只不过他们把有价证券的含义定得过广，以至于没有任何单个的变量能比其它变量占有明显优势。总之，他们把传递机制模式化了，但没有提出它的理论。
众所周知，定性微积分是确立假设的因果关系的直接性质的有效方法。但是，在测度那种关系产生的实际数量时定性微积分却是一种钝器。如果如弗里德曼所论证的，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论战，本质上是针对各种参数的变动所作调整的速度之争，那么，定性微积分是必要的，经济政策力图控制经济而非仅仅预示经济行为。控制经济通常意味着不仅拥有经济效应信号的知识，而且掌握这些效应的准确数量；某些控制根据定性微积分就能进行，但“和谐的曲调”显然需要掌握比经济变动信号更多的知识。没能提供任何象货币变动效应的定性微积分这样的东西，预示着货币主义者观点的变更。
四、货币主义的第三阶段
在货币主义的第一和第二阶段，讨论的框架主要是凯恩斯主义的短期问题，不过长期问题也进入了第二阶段的主题，而从第三阶段、大致在１９７２年前后以来，长期问题则占据了优势地位。现在的主题是，不管价格和数量变动引起的货币
经济学方法论１８２
量变动的短期效应是什么，由于货币政策长期中对产出只有很小或者没有影响，经济预期总会自动调节以适应于货币供给的变动——这就是弗里德曼在“合理预期”思想基础上提出的“自然”失业率理论。
与此同时，人们建立了大量经济计量模型，找出了货币影响名义ＧＮＰ、实际ＧＮＰ和价格水平的各种途径。
无论是否认货币当局对货币供给有任何影响的“尼安德特凯恩斯主义”
，还是甚至否认财政政策在短期内有任何功效的“尼安德特货币主义”都已被远远地抛在后面。可以肯定的是，在一定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获胜了：政府现在比十年前更关心货币供给了，比较成熟的凯恩斯主义正在从几个不同的渠道而不只是通过利率变动的投资效应来考虑货币政策的重大影响，后者已经取代了２０世纪５０年代对凯恩斯所作的不切实际的简单解释。但从更深层的意义上说，货币主义者已经失败了：货币主义从未能够成功地阐明产生其经验结果的因果机制，有时候甚至否认这些结果需要用坚实的因果理论去解释，此外，它也没能驳倒它所反对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任何笨拙的歪曲（约翰逊，１９７１年，第１０，１３页）。
另一方面，凯恩斯主义证明，在好象正从５０年混乱中出现的比较成熟的宏观经济学分支里，可以抽象出货币主义者的思想。千真万确的是，尽管有成山的证据，但曲解一直存在，且将继续存在。
很明显，经济学家是不会在经验的反驳面前轻易缴械的。与此同时，争论已经表明了明确的进步信号，思想简单的凯恩斯主义和思想简单的货币主义都在逐渐克服，因此，现在要把宏观经济学家划分为凯恩斯主义者和货币主义者比以前困
２８２经济学方法论
难得多了。
五、恢复凯恩斯的原旨
回想起来，最近二十年中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之间的辩论，应该是整个经济思想史上最动肝火而又没有意义的论战之一，常常与最黑暗的中世纪时期的争论差不多。极端的论战性主张一再出现，然后退出——一方提出，货币数量论是一种在无视芝加哥口头传统的基础上提出的货币需求理论；货币的需求是无弹性的，货币的供给则是外在决定的变量；价格和名义收入的重大变动，总是货币供给变动的结果；货币供给增长的转折点必定先于经济周期升降的转折点；等等——另一方则提出毫无意义的相反的论点。许多争论是以多重目的和在不同时间进行的，很难记住实际争论的是什么，甚至争论的主角们自己都记不清。
①整个论战对凯恩斯的思想究竟是什么一直争吵不休，好象不首先确定凯恩斯与“传统”的差别就不可能解决经济政策问题。由于《通论》至
①例如，弗里德曼总结说（１９７０年，第２１７页）
：“我认为，把我们的主张描述为‘货币是名义收入变动和短期实际收入变动的全部原因’，是对我们的结论的真正含义的曲解。
在我看来，无论什么时期‘货币都是全部原因’这种表述，根本不能表明我们的结论。“
经济学方法论３８２
少包含有三种、甚至更多种的凯恩斯主义理论的解释①，因此有无数种把其内容组合成所谓的“凯恩斯主义”的方法。这样，关于凯恩斯的核心思想的争论便形成了一层学术迷雾，在考虑凯恩斯主义者与货币主义者的争论之前，必须首先看穿这层迷雾。
在阅读这次争论的材料时，有时候人们会感觉到，宏观经济学家们对《通论》注释的关注，比对经济实际如何运行这种深奥的知识的关心更甚。
在我们结束这里的讨论的时候，我们再来看一看从凯恩斯主义—货币主义争论中能够取得的两个基本教训中的第一个教训。在论战的第一阶段，弗里德曼实际上运用了“工具主义”
的方法论，也就是说，他在作出预测的时候，没有对这些预测作出任何理论的解释；而在论战的第二阶段，他最终甚至无法提出支持其预测的理论。
事实证明，他提出的理论不能胜任这些任务，因此，在论战的第三阶段，他通过对预期的与非预期的通货膨胀的区分，采用了全新的理论。这样，在最终的分析中，弗里德曼的货币主义放弃工具主义方法论，显然不是因为它本质上有问题，而是因为它缺乏说服力。
①科登顿（１９７６年ｂ）发现，至少有三种凯恩斯主义的解释：（１）水压式凯恩斯主义——４５°图示式收入—支出理论和ＩＳ－ＬＭ解释，他们把凯恩斯模型当作一种特例，而不是一般理论——也称为“新古典综合派”或“假凯恩斯主义”
，这取决于你的观点。
（２）
根本性凯恩斯主义——强调改变预期和无处不在的不确定性，就象在《通论》第１２章和凯恩斯１９３７年的《就业通论》一文中所看到的那样，这意味着凯恩斯的方法不可能与新古典传统一致；（３）反均衡的凯恩斯主义——凯恩斯重新论述了一般均衡，其中没有瓦尔拉斯的拍卖商、信息不完整且不完全、价格信号有错误、数量受收入约束、调整价格。参见布劳格（１９７８年，第６８０—３，６９３—４页）和帕廷金（１９７９年）。
４８２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三章　人力资本理论
一、硬核与保护带
我们把正题转到一种已在很大程度上得到公认的理论，这种理论要求作出全力以赴的论述。
１９６０年，西奥多。舒尔茨宣告了人力资本论的诞生。而该理论诞生本身，可以说是两年以后的事，那时，《政治经济学杂志》出版了它的１９６２年１０月号增补卷，题为《对人的投资》。在这一卷里，在几篇开创性文章中，包括了加里。贝克尔１９６４年的专题文章《人力资本》的前几章内容。贝克尔的《人力资本》，自发表以来即成为这方面最常为人引用的文章。这样，人力资本论已伴随我们十五个多春秋，在这些岁月里，这个领域的文献，汹涌而出，从未有止，如果说有什么变化的话，那就是，近来似乎正以日益提高的比率在增加。
１９６３年，出现了这方面的第一本教科书，但是是独此一家，别无分店。经过６０年代中期的一段平静日子后，教科书行业开始兴旺：１９７０年至１９７３年期间，致力于这一目标的作者有八位之多，同时还一部接一部地出版了七部人力资本及其有关问题方面的优秀文章选
经济学方法论５８２
集。因此，探究一下所有这一切预示着什么，或许是时候了。
这种理论是否已经如其创立者的极大期望所愿？
从更深入、深刻地捕捉它所瞄准的问题意义上说，它是否有所进步？或者说，是否存在停止不前和大病将至的迹象？
这是运用拉卡多斯的ＭＳＲＰ去检查它对著名的人力资本理论思想本身作出哪些（如果有的话）评价的一个黄金机会。利用拉卡多斯的概念，我们可以首先提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是什么？其次，我们可以提出，框架的“保护带”
受到了什么批评，而研究框架的辩护者对这些批评是如何作出反应的？最后，我们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即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一种“进步的”研究框架，还是一种“退步的”研究框架，也就是说，框架的经验内容总的说来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不难表明，所谓的人力资本理论事实上是一个完整的研究框架实例：它不可能降格为一种单一的理论，只是作为标准资本理论在一些经济现象中的应用而存在；与此同时，它本身是更为全面的新古典研究框架中的一个分框架，因为，它只不过是标准的新古典概念在新古典经济学家以前没有考虑过的现象上的运用。人力资本概念或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
是这样一种思想：人们以不同的方式在他们自己身上的花费，不仅是为了当前的享受，而且也是为了将来取得金钱的和非金钱的报酬。他们可能购买医疗保健；他们可能自愿要求增加教育；他们可能花时间寻找可能取得最高收入的工作而不是接受最先找到的工作；他们可能购买有关工作机会的信息；他们可能为了得到较好的工作机会而移居；他们
６８２经济学方法论
还可能选择工资不高但学习机会很多、从而最终能得到高薪工作的工作。所有这些现象——医疗保健、教育、工作寻找、信息猎取、移居和在职培训——不管是个人自己的行为，还是社会为其成员所作的努力，都可以看作是投资而不是消费。
把这些现象联系在一起的，不是做了些什么，而是决策者（不论是男的还是女的）采取当前行动的未来目的。
人力资本理论只增加了一个假定，即决策者是一个家庭，而不是一个个人，这扩大了与家庭计划、甚至结婚和生育决策的相似性。
①当我们现在看到把生命周期思想运用于储蓄理论时是不会感到惊讶的，但是，在鲍曼确切地称为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经济思想上的人力投资革命”以前，把在诸如保健和教育这样的社会服务上的支出当作与在物质资本上的投资一样的投资，却是一件非同寻常的事情，在那时，肯定没有任何人企图在劳动经济学与社会服务经济学之间寻找出共同的分析基础。
因此，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硬核”名符其实的新颖性，很难有什么疑问。由于对这种“硬核”的投入，对巨大的研究潜力也不会有什么疑问。
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保护带”
充塞着人力资本“理论”
——这样说是不会过份的，事实上，其内容是如此庞大，以致于我们很难希望把它们一一罗列。但是，我想，对于我们选出的重点，人力资本理论家中不会有多少人有异议。
①贝克尔等人事实上已经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扩展到“家庭经济学”
，见第十四章。
经济学方法论７８２
在教育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基本理论涵义是，对后义务教育（ｐｏｓｔｃｏｍｐｕｌｓｏｒｙｅｄｕｃａｔｉｏｎ）的需求，既是直接和间接的上学费用变动的结果，也是对与上学年数有关的收益差别变动的反应。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经济学家们有关的传统观点是，对后义务教育的需求是对一种消费品的需求，它取决于既定的偏好、家庭收入和上学“价格”即学费。这里面还有这种消费需求也包括消费有关物品的“能力”这层意思，但是，大多数经济学家满足于把它让给社会学家和社会心理学家去表明，这种“能力”又取决于学生的社会阶级背景，尤其是其双亲的教育水平。
由于这一原因，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有关教育的消费需求理论从未用于解释现实世界中高级中学和大学的升学率，与我们采用的有关具体叙述没有太大差别。
问题在于放弃的收益构成私人上学费用的重要部分这种观念和在学生缺乏作出系统而长远的预测所必要的信息与任何情形下可以利用的信息都被认为不可靠的情况下，学生对劳动市场的收益前景作出系统而长远的看法，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以前被认为是不可想象的。与此相反，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一方面也把上面提到的“偏好”和“能力”当作是既定的，同时又突出当前和未来收益的作用，并且论证说，这些收益将比同一批学生之间家庭背景特征的分布更有可能在短期内展示出差异。
所以，新旧观点之间的差异是根本性的和辅助性的假定，要把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硬核”变为可以检验的有关后义务教育需求的理论，这些假定很显然必须精心设计：由于资
８２经济学方法论
本市场不完善，学生不可能轻易找到超出未来收益的目前继续上学所需费用；他们完全清楚学习时所丧失的收益，因此当青年失业率上升时，对上学的需求便增加；当前与上学年数有关的工薪差异，使他们能够相当精确地估算当几年后他们进入劳动市场时的工薪差异；等等。此外，这种理论还开始使用两种说法：它主张胸无大志者预测后义务中等教育的总招生人数，比较有雄心者预测高等教育特定研究领域的招生人数，甚至各种三流研究机构的招生人数。
二、个人主义方法论
正如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最先阐述的，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以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为特征的，也就是说，它认为所有社会现象都应追溯到它们的个人行为基础。
在舒尔茨、贝克尔和明塞看来，人力资本的形成典型地是由个人根据他们自己的利益所采取的行动而引起的。
①这就工作寻找和迁居而言的确如此，但保健、教育、信息猎取和劳动培训则在许多国家不是全部、也是部分地由政府进行的。
在美国，人们对私人医疗和私立教育的熟悉，以及政府几乎完全不提供培训项目（至少在１９６８年之前是这样）
，为
①注意，强调个人选择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本质。业已证明，教育提高了生产和消费的配置效率，加速了技术进步，提高了储蓄率，降低了生育率，并且影响了犯罪率和犯罪性质（见加斯特，１９７５年，第９—１４章）。但是，所有这些除了促进个人增加教育需求而外，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并没有任何补益。
经济学方法论９８２
强调私人计算提供了支持。然而，无论何时，在大多数欧洲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医疗保健和教育相当大程度上还是公共部门的事情，这就提出了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否也能对公共行为提供新的规范标准问题。
在教育方面，不管评价如何，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确实提供了一种新的社会投资标准：资源配置应使各级各类教育的边际的、“社会的”
教育投资报酬率均等化，而且，这种均等化了的教育投资收益不应低于其它私人投资的收益。可是，这种规范标准并没有得到所有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者用同样程度的证实加以支持。
而且，所谓的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必然完全是根据可以观测的金钱价值来计算的，非金钱的教育报酬以及学校教育的外在性则一直要求助于定性判断，这就势必众说纷纭（见布劳格，１９７２年，第２０２—５页）。这样，所观察到的同一教育投资社会报酬率，常常产生不同的最优教育战略结论。
由于是规范标准，所以，教育的社会报酬率均等化的主张，没有产生任何经验检验问题。如果是实证经济学，人们也许会有兴趣质问政府是否确实这样配置资源于教育系统，使各级各类教育的社会收益均等化，但是，很少有人力资本理论家令他们自己对这种计算的结果作出有限的预言。
①由于缺乏普遍接受的政府行为理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拥护
①类似地，人们还有兴趣质问教育对经济增长产生了什么影响而不管提供正式教育的内在动机是什么。
２０世纪６０年代初迅速膨胀的有关增长核算的文献的主题，就是力图回答这一问题，但最近对总生产函数概念发生的怀疑，已经使人们完全不再对这一问题感兴趣（见Ｒ。
Ｒ。
纳尔逊，１９７３年；Ｅ。
Ｆ。
丹尼森，１９７４年）。
经过内省，看来在任何情形下都会怀疑丹尼森式的增长核算是否为人力资本理论的重大问题作出了许多贡献。
０９２经济学方法论
者很可能忘了阐明他们的学说的规范含义。不幸的是，如果不搞清教育领域政府行为的内在标准，就很难对关于后义务教育需求的任何实证性预言作出检验。世界上很少有哪个国家的后义务教育需求不受政府决定可以利用的空间供给的约束。因此，在检验有关私人需求的预言时，我们最终既要检验需求函数的预言，也要检验供给函数的预言。给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只研究人力资本的货币问题，我们就必须研究只在美国、日本、印度和菲律宾存在的那种对外开放的高等教育制度。
这些评论无异有助于解释，为什么关于教育需求的几乎是所有经验工作都限定于美国。然而，即使对于美国，对私人上学需求的解释实际上给予的努力也少得惊人。
在１９７０年前或其前后，几乎没有完成任何明确的东西，即使到现在，教育需求在运用人力资本研究方法的大量经验文献中也依然是一个严重的缺项。
现在我们把讨论从正式教育转移到劳动培训。几乎是从一开始起，劳动培训就与正式教育在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中占有同等重要的地位。贝克尔对普通培训和专业培训所作的根本性区分，产生了令人吃惊的预言：工人通过培训期间减少的收益自己支付普通培训的费用（见第九章）。
这一结论与早先的马歇尔的观点是针锋相对的，马歇尔认为，竞争性市场机制不会给雇主以适当刺激，促使雇主提供适当水平的在职培训。有关培训需求的预言，与有关教育需求的预言是完全相符合的，因为正式上学几乎是普通培训的典型例子。事实上，贝克尔的模型具有正确预言的能力，它表明雇主很少直
经济学方法论１９２
接支付他们的雇员所要求的上学费用，这一普遍观察到的实际现象，任何其它研究框架都没有作出解释（也许马克思主义是一例外）。
两种学校后学习的区分，不久引起了对培训的收益是否完全为各个工人取得的富有成果的讨论，但它基本上未能鼓励在工业劳动培训方面展开新的经验工作（布劳格，１９７２年，第１９１—９页）。这部分是因为从非正式的在职培训和正式的厂内脱产培训中区分出不花钱的在职学习具有内在困难（正式的厂外脱产培训或人力培训规划，则属于另一类型的“培训”）。此外，贝克尔强调培训是工人职业选择的结果，看来忽视了与拥有充分发展的“内部劳动市场”的厂商提供的培训有关的复杂问题。总之，很难说有关劳动培训的人力资本研究现在已经作了具有决定意义的经验检验。
在评价移居的成功或失败程度时，也遇到了类似的困难。
在１９世纪、甚至是１８世纪，出现了有关地区迁移的大量经济学和社会学文献，但那时的文献除了强调地区实际收入悬殊的作用而外，很少从人力资本角度去研究问题。无疑，最近在迁移方面的经验工作深受人力资本思想的影响，但对迁移领域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经验状态的评价，决不是率直的（另见格林伍德，１９７５年）。
我们剩下来没讨论的还有医疗保健、工作寻找和劳动市场信息网络。近年来医疗保健经济学的有效创建和劳动市场寻找理论或“就业理论微观基础”的发展，都是植根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的。不过，它们都很快发展成了独立的研究领域，现在与“经济思想中的人力投资革命”只有脆弱的联系。
２９２经济学方法论
因此，我们对这些问题便一笔带过了（但可参见卡尔耶、怀斯曼和沃克，１９７７年；山多梅罗和西特，１９７８年，第５１８—２５页）。
三、框架的范围
如果我们把所有这些问题汇集起来，这个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就基本上能对就业收益的决定因素作出全面的解释；它预言，随着年龄增长，形成人力资本的投资、从而整个生命期的年龄—收益能力下降，它们都是向下凹的。
毫不奇怪，受人力资本框架激励的大量经验工作，已经采取了把个人收益回归为象天赋能力、家庭背景、居住空间、上学年数、工龄、职业地位之类的变量形式——也即所谓的收益函数形式。
在对所有这些进行研究过程中，要精确地看出哪个假说经受过检验有时候是很困难的，这与说明上学和工作经验是比天赋能力和家庭背景更重要的因素不同。通过证明个人倾向于在完成学业后选择开始时的工薪低于其它机会所能取得工薪、但有利于普通培训的职业而对他们自己投资，以此来换取将来更高的工薪，可以说明工作经验已经形成了人力资本。
简而言之，收益随工作经验积累的年数而上升的比率，是由个人选择决定的。可惜的是，除非假定后学校和在学校投资的所有私人边际报酬率是相等的，要把这种后学校投资的效应与正式上学投资的效应分开来，实际上是不可能的。然而，占统治地位的证据却是，不同类型人力资本的报酬率事
经济学方法论３９２
实上是不相等的，或者换一种说法，人力资本市场实际上从未达到均衡。总之，还可以实事求是地说，至今为止，我们还不得不满足于实际上属于正式上学的平均报酬率和不同形式劳动培训报酬率这样一些人力资本形成的报酬率。
总而言之，可以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显示了一种简单、但令人惊讶的丰富性，几乎在每个经济学分支都提出了新的研究课题。不过，对它至今所取得的成就的回顾表明，从波普主义角度看，这个框架实际上还不是很精致的（布劳格，１９７６年；罗森，１９７７年）。当然，没有什么理由抛弃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要取消一个科学研究框架，首先该框架必须一再受到反驳，其次是它为回避这些反驳所作的特殊调整非同寻常地增加，第三是必须存在一个与之竞争的新研究框架，新框架力图用不同但同样有力的理论构架来考虑同一种论据。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相抗衡的这种竞争框架现在可以说已经露面：它正在审查假说或背景主义（ｓｃｒｅｎｉｎｇｈｙｐｏｔｈｅｓｉｓｏｒｃｒ－ｅｄ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的幌子下传播，它把它的某些解释同双重劳动市场的新理论或劳动市场分割联系起来。它植根于不确定条件下的决策理论，它的影响来自于发现雇用工人过程只不过是更大过程的一部分，这更大过程也就是在缺乏买主或卖主特性的充分信息情况下买主或卖主的选择。
四、审查假说
根据人力资本理论，只要教育的具体收益可以降低，即
４９２经济学方法论
使是较高教育水平的劳动力，劳动市场也能连续吸收。由于职位的教育租金（ｈｉｒｉｎｇ）
标准不是技术常数，而是决策变量，所以，是否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被吸收到工薪较低的职位、与此同时每个职位的平均收益保持不变，或者是否有受过较好教育的工人按降低了的收益被吸收到与以前一样的职位，是无关紧要的；在工资由工作特性决定情形下，劳动市场机制将象在工资由工人特性决定情形下一样运转良好。在任何情形下，职位内的收益都有充分的可变性，以表明这两种效应是同时发生的；而且，职位可以重新设计，以消除新日职位比较的任何基础。简而言之，与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相背的东西，决不比与由供求规律决定的工作的教育要求的人力预测信念相背的东西多。
从保持受过教育的人力的供求始终相等意义上说，这些自我调节的劳动市场可能是平稳的，也可能是不平稳的，但是，除非在其它情况相同的条件下雇主偏爱受过较多教育的雇员，否则，这些劳动市场就不可能全都运行。对于雇主为什么始终保持这种偏好，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很少回答：这也许是因为受过教育的工人掌握稀缺的认识技能，也许是他们拥有合意的个人品质如自立和追求成就，也许是他们显示出服从组织的规章制度。但是，不管偏好的原因是什么，事实依然是，在雇用职员的时候，所有这些合意的品性都不可能确知。因此，雇主面临着选择问题：由于准确预测工作申请者未来实绩很困难，他就力图把教育水准当作区分新工人的能力、成就动机和可能的家庭根源的审查工具，也就是用教育水准来衡量个人品质而不是认识技能；认识能力在很大程
经济学方法论５９２
度上是在职培训所需要的，因此，雇主实质上是根据雇员的培训潜力来选择工作申请者的。这也许不是这个故事的全部内容，但它无疑囊括了这个故事的大量内容。果真如此，在收益和上学时间长度之间所观察到的内在联系（这种内在联系在人力资本理论家的著作中占有突出地位）
，或许可以表明上学和以培训潜力为特征的品性之间更为深刻的内在联系。
因此，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只是为雇主提供了一种选择工具，这促使我们现在考虑正式上学是否是我们可以为了选择雇员而设计的最有效的机制。这就是所谓的审查假说或背景主义理论，它现在已经以这样那样的形式为许多作者所发展（见布劳格，１９７６年，第８４６页）。
这个课题遇到了障碍，它很容易解释雇员开始时的收益，但要解释长期雇员的收益却很困难。雇员收益并不是只与上学时间长度密切相关，而且也与工作经验的年数紧密相联。
雇主有充分的机会要求长期工作的雇员不能靠文凭吃饭，而要拿出独立的工作实绩证据。另外，有证据表明，在工作经验的前１０—１５年中，收益与上学时间长度之间的内在联系实际上是增强的，这一事实很难用审查假说的这种弱解释来解释（见布劳格，１９７６年，第８４６页）。
不过，背景主义的强解释克服了这些困难，它考虑到了工作实绩在企业内部基本上是以部门为基础进行评价的。每个按等级组织起来的部门都是在它们所拥有的“内部劳动市场”基础上运营的，它们的基本职能是根据无法预测的需求变动保证产出，同时使整个企业劳动力流动的费用最小化。
结果，具有足够人力缓冲能力的部门，保证每个新招用的人员
６９２经济学方法论
在其整个工作生命期间按相当确定的顺序晋升。这样，背景主义弱解释中以能决定开始时薪水的文凭为基础的让人有几分满意的区分，现在扩大到了整个生命时期的收益。这一论点并且由于引入了各种“制度”
因素而得到了进一步证实，这些制度因素包括垄断性雇主倾向于与工人分担专门培训的费用、厂商对周期性收缩反应滞后、在促使用受过较多教育的工人替代受过较少教育的工人过程中集体谈判的效应、以及卖方的背景主义现象（专业协会由此可在国家法律许可的前提下施加压力，要求提高教育要求）。
背景主义理论、尤其是它的强解释，看来对教育政策具有激进的意义。例如，它表明，教育扩大对收益差别不可能有太大影响，因为大学毕业生的增加只会提高雇用标准：大学生的绝对收入将会降低，高中生也一样，因此，教育引起的收益差别将保持大致不变。不过，这种论点与人力资本理论并没有什么水火相见的。这里的问题是，提高雇用标准是否能无限期地继续下去，因为这意味着大学生完全替代高中生、高中生完全替代小学生，因此，教育制度只不过是一个专断的分类机制。
然而，即使在这种极端的背景主义解释中，我们仍然忘记了对学校教育需求的解释，如同人力资本理论所做的那样：雇主根据教育背景审查，向部分雇员发生了最大化被选中概率的“信号”
，也就是取得教育文凭，这种信号刺激实际上是由教育投资的私人报酬率传递的。
如果大学生不能完全替代高中生，并以次下推，则就会存在教育投资的一种真正的社会报酬，并且并不正好等于私人报酬。在那种情形下，背景主义理论变成了对人力资本理
经济学方法论７９２
论所作错误测定的攻击：教育投资的社会报酬率是具体职位选择机制的一种报酬率，而不是在提高劳动力素质过程中所投入资源的报酬率。不过，迄今为止，没有任何背景主义者成功地根据这种思想对社会报酬率作出定量计量。
审查假说的抱负显然要比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小得多：它对卫生保健和地区迁居未置一词。此外，审查假说集中注意的是劳动市场的需求一方，而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则突出供给一方，这是显而易见的。因此，真正说来，两个研究框架也许是互补的，而不是替代的。事实上，韦尔奇（１９７５年，第６５页）
已经发现：“为了更高的未来收益前景而放弃当前收入这个人力资本的基本思想，只是假定学校教育和收入之间的关联并不是凭空捏造的。在这种限度内，它与学校主要是鉴定先天技能的审查观点、与市场技能是在学校产生的观点，都是完全一致的”。
如果两种解释之间的差异的确是学校是否产生或是否仅仅鉴定这些对雇主有用的品性，则能够对它们作出区分的经验证据也许是有关学校教室里究竟干了些什么的证据。可是，双方都没有注意劳动市场数据，都在全力应付他们的反对者。但是，没有什么市场检验能够区分人力资本解释和审查解释，因为，问题不在于学校教育是否解释了收益，而在于为什么用它来解释。
要找出仅仅预言一种结果与用令人信服的因果机制解释它之间的差异的更好范例，大概是困难的。
就某些目的而言，这种差异不算回事，但对另一些目的来说，这种差异却至关重要。而且，广泛传播的信念是，带着没有超越经济学的规定范围的顾虑去考察象厂商和教育系统这样的经济制度的内
８９２经济学方法论
部运行，并不是经济学家的事情，这种信念很可能有力地排斥发展对象这里所考虑的教育和收益之间这种可以观察到的内在关联的解释。
与此同时，我们还有一种焦虑的感觉，那就是，背景主义的鼓吹者在没让他们的理论作出决定性预言（这可能证明他们的理论是一种谬误）的情况下，便在很大程度上满足于通过指出“教育膨胀”来证明他们的理论。一种可检验的理论关键是确定如果这种理论正确，世界就不会发生什么情况。
要搞清楚背景主义排除了哪些世界情况，有时候是很难的，尤其是至今为止背景主义者故意回避对“教育生产函数”的任何调研。但这并不是说有关争论只不过是小题大作。正在争论的问题是，劳动市场是否向整个儿因社会信号而变化的个人发出不受干扰的信号。争论围绕的是人力资本投资的社会报酬率而不是私人报酬率的意义。在这种意义上，争论是围绕规范价值而展开的：我们要根据教育背景为工作界选择个人吗？当然，如果不要，编制对工人进行选择以便把他们分配到特定职位的工具，对人类来说也不是难事。但是，这项工作极其频繁，存在一个规范化问题，首先是应该确定一个基本的实证问题：教育系统给人分配工作的效率如何？在卷入伊凡。伊里奇的《反学校教育社会》（１９７１年）以前，我们应该努力搞清那个问题。
经济学方法论９９２
五、最终评价
我们所作讨论的目的是搞清：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是“进步的”还是“退步的”？
现在我们已经对这个框架过去十年的发展作了次扫描，我们是否与答案接近了些呢？
科学研究框架的评价从来不是绝对的：研究框架只有联系力图与他们竞争而解释类似现象的其它研究框架才能作出评判。可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没有研究范围大致相等的竞争对手。标准的、没有时间局限的消费者行为和利润最大化厂商理论，对学校招生和在职培训这类现象提供了某些解释，但它们无力说明雇主和雇员之间培训费用的分担。经典的社会学显然对教育和收益的关系提供了其它解释；而双重或分割的劳动市场的理论则无疑地闯入了人力资本理论家紧紧盯住的区域。在这里，困难之一是在阐述假说、尤其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范围之外的新的可证伪假说时，缺乏精确性。审查假说存在类似的困难，因为它的鼓吹者大多满足于对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发现的事实作不同的因果解释。另一方面，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框架大多已开始抨击收益差异问题，因而实际上无法在同一领域与人力资本理论竞争。
这样，我们被指责在很大程度上用它自己的概念评价人力资本研究框架，这严格说来是不行的——若用它自己的概念来评价，即使最平庸的研究框架也不会太差。当然，认为人力资本研究框架现在存在一些“危机”是有根据的：它对
０３经济学方法论
私人的教育需求的解释，还没有得到令人信服的确证；它对教育的供给提出了建议，但它还没有开始解释我们所观察到的教育资金模型和大中学校的产权问题；它对后学校培训的考虑中，对没有费用的边干边学作为一个简单的时间函数的作用重视不够，没有注意到“内部劳动市场”
的组织规则；它对报酬率的反复计算发现了不同类型人力资本投资的收益很不相同，但它假定各种人力资本的边际报酬率均等，还是很轻松地解释了收入的分配。更坏的则是，它一直采用特定的辅助性假定解释每个非常的结果，有时候毫无根据地利用新数据集合拼凑出相同的计算结果，而且做得顶峰造极，而这正是科学研究框架退步的典型标志。
与此同时，我们必须对应该给予的肯定作出肯定。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已经逐步摆脱了它的某些早期的朴素表述，并且抓住了一些传统上忽视的经济学问题，如个人收入的规模分布问题。此外，它从来整个儿忘记实现它的基本目标，即阐明现实世界中一系列显然没有关联的现象，是有限的个人决策模型的结果，具有放弃当前收益换取未来收益前景的共同特性。在这过程中，它发现了新颖的东西，如教育和年龄特定收益之间的内在联系，这开辟了经济学研究中全新的领域。这种倾向将来能否保持当然只是个人猜测，但值得注意的是，人力资本研究框架信徒的著作中首次出现了审查假说，而且，至今为止检验背景主义假说过程中最富有成效的经验工作，与人力资本理论是友好的，而不是敌对的。
没有什么比预言科学发展的未来进程更容易了——但也没有什么更可能出错了。然而，我们还是要偏向虎山行。从
经济学方法论１０３
其各种可能性说，人力资本研究框架决不会覆灭，但它会逐渐衰落，为新的理论所吞并，这就是教师和学生、雇主和雇员、实质上也就是所有买主和卖主当他们的个人品性对完成交易十分重要、但有关这些品性的信息又处于不确定情形下时，他们相互选择的理论。在这当中，审查假说将是“经济思想中人力投资革命”的明显转折点，一个使对个人生活周期顺序选择的理解更丰富、更全面的转折点。
２０３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四章　新家庭经济学
一、家庭生产函数
最大化家庭（效用）的芝加哥理论，有时被称为新家庭经济学。
它为我们提供了对方法论原理的最新的具体阐述。
从加里。贝克尔１９６５年的有关时间分配理论的文章，以及此前雅可勃。明塞和贝克尔在生育率、人力资本构成和已婚妇女劳动力参与率方面的研究工作开始，新家庭经济学已经发展出一种范围广大的研究框架，对家庭的市场的和非市场的所有形形色色的活动作了一致的解释：最初的婚姻决策，生育孩子的决策，丈夫和妻子之间家庭爱好的区分，劳动市场上的参与程度，最后甚至包括通过离婚而解散家庭的决策。
根据传统的观点，家庭是由一个人构成的，它最大化从市场里购买的物品和服务所规定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经济学否定了这种观点，认为家庭是由多个人组成的生产单位，最大化生产函数，其投入为不同家庭成员的市场物品和时间、技能以及知识。结果，这不仅扩大了通常属于社会学、社会心理学和社会人类学问题范围的微观经济学标准工具，而且改
经济学方法论３０３
变了对消费者行为的传统解释。
①就象兰开斯特的特性理论（见第六章）
一样，消费者被认为是最大化从属于物品的效用的，这种效用主要取决于所消费的物品的数量；因此，他们不会最大化比如说他们所作旅行的数量，而会根据旅行的各种特性（速度、舒适、费用等）把它们变换为不同的旅行模式，使之变成生产家庭合意的商品——“旅行”的投入。事实上，家庭规模、年龄结构、教育水平、种族、职业和社会经济地位等其它指标，现在除了传统上的作为价格和收入变量外，还通过它们对家庭生产的服务的影子价格的影响，引用为家庭消费的解释变量。
新研究框架武装了新的“硬核”。
在坚持方法论上的个人主义或所有家庭决策（包括组成一个家庭单位的决策）都是各种选择反复权衡的结果这种理性主义观念上，新研究框架没有新东西。但极力回避对偏好随时间变化而变动和不同人的偏好不同这对孪生假说的依赖，则是它的创举。未作具体规定的偏好随时间变化而作的变动和未作具体规定的不同人的偏好的差异，正如我们所知道的，正好能解释我们可以观
①用贝克尔的话说（１９７６年，第１６９页）
：“传统的家庭理论基本上是一种单个人家庭的理论，它几乎是、但不完全是毫无意义的（斜率为负数的需求曲线的重要定理［原文如此］使它免于完全无意义）。
相反，新家庭理论是一种多个人家庭的理论，这种家庭有独立的效用函数。新家庭理论的核心是家庭成员在有关孩子数、婚姻、与工作小时有关的劳动分工和在市场与非市场技能方面的投资、对家庭成员危险的防护、家庭成员之间的一般内部财产转让等等方面的相互协调和作用。因此，经济学家们只是开始考察传统上由社会学家、人类学家和心理学家所考察的家庭在社会中的重要作用。
与３０年前的厂商理论基本上一样，家庭已经从在经济学上毫无意义的领域转变为最令人兴奋、最有希望的领域之一。“
４０３经济学方法论
察到的任何行为。因此，家庭经济学中的新研究框架是站在明确的“消极启发”立场上的：没有偏好问题。为了积极地表述它，“普遍而（或）一致的人力行为可以在不引进‘偏好保持相同’这个备格的情况下，用对效用最大化行为推广了的计算进行解释”
（施蒂格勒和贝克尔，１９７７年，第７６页；又见贝克尔，１９７６年，第５，７，１—１２，１３，１４４页）。
因此，作出稳定而相同的偏好函数这个假定的原因，显然是方法论方面的：它是为了明确作出有关行为的可确证的预言，尽可能避免建立在偏好变动、偏好差异、无知和冲动或神经质的行为基础上的特殊解释。所以，可以发现，象现代经济学中的少数其它研究框架一样，芝加哥研究框架是坚定地采用卡尔。波普设计的方法论形式的。
由于这种原因，即使不因其它理由，这个研究框架也应得到我们的关注。
然而，这里不是对芝加哥家庭生产模式作出全面评价的地方或时候。它的主要思路是清晰的，但它的许多详细内容还有待确定；它已经开始受到严厉批评①，但不作出批评性讨论，就不可能对任何新生研究框架的优缺点作出公正的评价；此外，恰当的评价还必须考虑家庭行为的各种社会学的和人类学的解释，这就将把我们带到了遥远而陌生的领域。
因此，
①但请见莱宾斯坦（１９７４年；１９７５年）
、基利（１９７５年）和福尔普（１９７年）
，他们都只是把生育行为的经济理论作为新研究框架的一个部分。莱宾斯坦（１９７４年，第４６３，４６，４６８—９页）对芝加哥学派不同成员的各种方法论态度作了有趣的评论，但他通过否认预言能力是理论有效性的酸性试验，对他自己的方法论网开一面（１９７５年，第４７１页）。也可参见费伯和伯恩鲍姆（１９７７年）
，这是迄今唯一力图对整个新家庭经济学作出批评的著作。
经济学方法论５０３
我将把自己限定于对贝克尔的著作作出某些挑战性的评论，这也许能刺激读者去研究新家庭经济学，形成他们自己的评价。
二、自相矛盾
正如我们说过的，贝克尔决定把如波普所说的免疫策略减少到最低限度，具体地说，也就是避免一旦理论与观察结果矛盾时作出特殊解释。然而，他常常采用特殊假定以便得到可检验的内容的做法，却又与这种决定相背。例如，人力资本形成是以它是对儿童“质量”的投资这种借口而进入家庭生产模型的，而拥有孩子的决策则始终当作在孩子“数量”上的投资；孩子则被视为培育他们的双亲希望消费的耐用消费品。
模型预言，家庭收入并不与家庭中孩子的数量、而与从孩子的帮助中取得的效用正相关——在家庭生产函数中，孩子的数量和质量被认为是可以替代的。而且，由于母亲抚育孩子的时间的机会成本的影响，随着家庭收入提高，会发生为了节省时间而以孩子质量对孩子数量的替代：一句话，富人拥有较少但教育良好的孩子，穷人则拥有较多却缺乏教育的孩子。但是，关于生育行为的模型的这个核心结论——在任何时点和所有家庭之间，收入与生育呈负相关关系——不是由模型本身解释的，而是用用来帮助解决初始的最大化问题的似是有理的辅助性假定（如对儿童质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要比对儿童数量的需求的收入弹性大得多）来说明的
６０３经济学方法论
（贝克尔，１９７６年，第１９７，１９９页及１０５—６页）。
类似地，在贝克尔的利他主义经济学理论中，他断言，捐赠者收入的增加将不成比例地增加他的慈善捐赠，而受赠者收入的增加产生的效应将正好相反（第２７５页）
，他对“合意的决策”进行了尽情嘲讽，而这种“合意的决策”正是捐赠经济学传统方法得出这种充分证明的结果所要求的。
然而，这种结论又是基本上取决于对捐赠者效用函数的形式和受捐者的福利作为一个自变量在那种函数中作用形式这二者作出什么假定。
或者进而言之，贝克尔不可能得出他的犯罪理论中的某些结果，例如，在对罪犯之间的风险偏好没有作出辅助性假定时，较之于判罪后的严厉惩罚，判罪的可能性对罪犯具有更大的威慑力（第４８—９页）。换言之，贝克尔自己的分析方法几乎与传统的分析方法一样特殊；如果没有随意增加的额外信息，单期、静态的家庭生产模型的数量计算，就完全不可能得出人力行为各方面问题的明确的数量结果。
三、某些结果
贝克尔的著作全都简易得很容易被人当作漫画讽刺的对象，因为为了得到有时不说是平庸的、也是浅显的内容，它
经济学方法论７０３
们使用了相当复杂的工具。
①他的婚姻理论是从下列观察开始的：“由于男人和女人为寻找配偶而竞争，所以可以假定婚姻中存在一种市场”
（第２０６页）。一个人当“结婚的预期效用超过继续单身的预期效用或再寻找一个更为合适的配偶的预期效用时”
，就会决定结婚（第１０页）。结婚的收益来自于在投资于非市场活动的时间的生产率和获取市场物品的力量方面男人与女人之间的互补（第２１１页）。
为了解释实际中的婚姻模式，贝克尔运用了埃奇沃思的随意交换经济的“核心”
的理论②，以表明男人和女人按照家庭生产的可买卖和不可买卖的“商品”的产出在所有婚姻中最大这一原则相互选择而组成家庭：“一种选择，如果个人不根据这种选择相互成婚就不会结婚并相互得到更多的好处，则这种个人选择就可以说是一种均衡选择”
（第１０页）。
根据不同目标中男人和女人的比较利益分析完“适当的婚姻”后，贝克尔又评论说：
婚姻的收益也取决于品质，如美丽程度、智力、教育等，
①参见布林德（１９７４年）在刷牙经济学方面和伯格斯特龙（１９７６年）在睡觉经济学方面拙劣的幽默。
②埃奇沃思的“核心”理论研究的是在缺乏象价格制度之类的任何东西情况下，一批持有一些初始商品的经济人的情形；这些经济人为了通过贸易改善他们的地位而自由结成集团和联盟，并且，除非每一个经济人都自愿同意那种最终结果，否则就不允许通过贸易而进行商品的再分配。随着经济人数量的增加，它能足以令人惊讶地表明，（１）
“核心”包括同意商品最终分配的所有经济人，这种最终分配也就是完全竞争条件下价格制度必然形成的商品的均衡配置；（２）从其极限说，竞争均衡配置集合是满足“核心”的稳定性要求的唯一结果。对这个非常困难的题目的简单讲解，见约翰圣（１９７８年）。
８０３经济学方法论
它们或许会影响非市场的生产率和市场机会。选择的分析……表明，品质价值的提高一般会增加婚姻收益，因为品质价值的提高对非市场生产率有积极的影响，市场生产率则保持不变。可以相信，这有助于解释为什么缺乏吸引力或不很聪明的人很难与比较有吸引力或比较聪明的人结婚［第２１４页］。
①
在经济学文献中，大概很难找到比这更好的用大锤敲钉子的例子贝克尔研究框架的一个更为严峻的困难是，家庭生产模型的阐述过于一般化，因而几乎适应于任何发现。在研究贯穿人类历史的婚姻模式的人类学文献中，遇到的关键问题是，为什么一夫一妻制逐渐成为整个世界的主要婚姻模式，而曾经相当盛行的一夫多妻和一妻多夫制为什么又急剧没落。贝克尔假定把男人和女人联合成家庭而取得的生产力收益服从报酬递减规律，由此把一夫一妻制的兴盛原因解释为它是各种夫妻形式中“最有效的婚姻形式”
（第２１１页）
，但是，如果事实表明由多个交互作用的家庭构成的联合家庭占优势，则只要设定不同形式的婚姻收益函数，这种假定就可以轻易地适用于联合家庭模式。
的确，贝克尔自己承认，存在一些能够说明多夫多妻制
①这种论述忽视了“爱情”问题，无论如何这总是使任何事情具有微小的差别：“在一定的抽象层次上，爱情以及象性生活或与特定的人经常进行封闭的交往之类心驰神荡的恋情，可以考虑为特殊的非买卖的家庭商品，因而这种分析无需增加任何东西”
（贝克尔，１９７６年，第２３３页）。
这本书实际上充满了这种自傲、更不用说缺乏幽默的句子。
经济学方法论９０３
的有关男人生产率差异的假定，一种多夫多妻制的特殊解释（第２３９页）。换言之，如果不加上性别角色行为方面的各种文化约束，这种理论就不可能预示一夫一妻制的优越性。事实上，新家庭经济学也许表明家庭成员合理地使他们适应于家庭内家庭工作的传统分工，但是，这种分工本身并不合理吗？给定相当大程度上反对妻子成为边际工资获得者的劳动市场的约束，丈夫和妻子被认为是根据比较利益原理来分担家庭工作的。现在，我们已经运用了关于市场机会约束的习惯与传统，那么，我们怎样才能把它们排除在偏好函数之外呢？
（费伯和伯恩鲍姆，１９７７年，第２０—１页）。
除了说明一夫一妻制的盛行外，贝克尔的婚姻理论还直接解释经过充分论证的“积极联姻”现象，换句话说，也就是门当户对有利于婚姻匹配的现象，在这里，“门当户对”是以象年龄、身高、教育、智力、家系、宗教信仰、人种、财产数量、居住面积等等品质来衡量的。然而，贝克尔的理论预言，从夫妻取得的收益能力来说，会有消极的联姻，因为他们在家庭生产中是封闭替代的。可是，这种预言却是与有效的证据相矛盾的。然而，他争辩说，他的理论涉及所有婚姻，而有效证据则有失偏颇，因为它只考虑妻子正在工作的那些家庭（第２２４—５页）。因此，我们将论证的结果摘录如下，其中几乎全是言过其实的空洞结论：
……经济学研究中有一大堆关于行为的纠缠不清、可以证伪的暗示。例如，它暗示，智力、教育、家系、家庭背景、身高和许多其它变量‘门当户对’的双方易于相
０１３经济学方法论
互成婚，而从工资率及其它一些变量角度看，这却可能是‘门不当户不对’的婚姻。工资率相对较高的男人与工资率相对较低的女人结婚（其它变量保持不变）这一暗示令许多人惊讶，但一旦把有效数据调整为大多数不工作的已婚妇女的有效数据，它就会与这些数据一致。
经济学的探讨还暗示，收入较高的人结婚较早，且离婚较少，这些暗示与有效证据相符，却悖于一般信念。还有一种暗示是，妻子相对收入的提高使婚姻破裂的可能性增加，这部分地解释了黑人家庭的离异率大于白人家庭［第１０—１１页］。
理论又一次表明它适应于有关结婚和离婚发生率的所有已知证据（第２１４，２０，２１，２４页）
，这在给定模型的易变性情况下，是不足为奇的。例如，为了把购买的市场物品和服务连同不同家庭成员自己的时间和技能变成“全部收入”的单一总和，它假定，家庭的“技术”保证规模报酬不变，没有联合生产，而且家庭所有“商品”的生产都同等地受到象教育这样的生产率自变量要素的影响（这些假定保证了微观生产函数有意义的加总）。抛开规模报酬不变的假定，允许存在联合生产以及通过家庭成员的差异显示出来的品质的多样性，几乎能解释观察到的任何婚姻选择（第２２６，２８
经济学方法论１１３
页）
①。
“我的分析是否证明了比较漂亮、媚人和能干的女人易于同比较健壮和成功的男人结婚这种流行信念呢？”
贝克尔（第２３页）问道。答案既是又否：积极的联姻一般是最合适的，因而会自发出现，但它并不一定是最优的，因为收益能力的差异标志着消极联姻。因此，如果漂亮而能干的女人婚姻上很少失败，这一定应当作理论的有力确证吗？最后，当我们增加上“喜欢”
（Ｃａｒｉｎｇ）时，任何事情都能发生：“大多数人无疑发现在恋爱婚姻中市场配置概念是奇怪而不现实的。但正如我表明的，喜欢能强烈地修正恋人之间的市场配置”
（第２３５页）。
事实上，“喜欢”
完全能够把消极的选择转化为积极的选择（第２３８页）。
四、又一个证实主义
除了不断采用证伪主义的方法论形式外，整个贝克尔的著作还的确受到了证实主义的比较轻松的自由选择的影响：我们从传统上为经济学家们忽视的有关人类行为的有效证据开始，然后我们自己暗自庆幸，除了运用标准的经济逻辑外，我们并没有用任何更多的东西来解释它。我们从来没有做的
①抛开这些假定也使估算家庭防护函数甚是困难，并难于得到排斥规模报酬递减和联合生产的独立证据（见波拉克和华彻，１９７５年，尤其是第２５６，２７０页；１９７７年）。
２１３经济学方法论
是作出真正惊人的暗示，指示我们注意迄今没有料想到的“新奇事实”
，那就是，这种理论没有具体打算作出预言。而且，我们认为这种经济学的探讨比任何其它有效的探讨都优越，但我们把比较的范围限定于我们自己的优势，却事实上从未确定我们知道的其它探讨方法①。
显然，如果这些是游戏规则，则我们简直不可能害怕有何损失。
就其本身而言，在各种智力活动中建立经济学霸业并没有什么特别值得称赞的，尤其是它曾经同意，象贝克尔（第８，９，１４页）那样，经济学的探讨不适于对人类行为的所有方面作同等的考察。可以设想，经济学家对其它知识领域的侵入的合理性，既得到了从社会学、人类学和政治科学角度研究老问题的新鲜眼光的证明，也得到了这种侵入在经济学传统主题上的反馈效应的支持。不管我们对芝加哥研究框架在前一方面成就的评价如何，都难否认它对后一方面的贡献。
毫无疑问，消费的非金钱费用、特别是时间丧失的费用，对于分析与旅行、娱乐、教育、迁居、保健、事实上还有对有关可消费物品和服务的性质知识的搜寻行为，均具有解释价值。
②
①“我并不认为”
，贝克尔（１９７６年，第２０６页）否认说：“已经展开的分析足以解释各种文化或时间中的婚姻模式的所有相同点和差异。但是，‘经济学的’探讨确实相当漂亮，显然要比任何其它有关探讨要好得多。”
在该书的后面，简要介绍了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的几项研究，那全是我们老是看到的相竞争的、非经济的婚姻模式分析。
②例如，芝加哥框架能够说明哪怕是完全竞争条件下的广告现象（斯蒂格勒和贝克尔，１９７７年，第８３—７页）。
经济学方法论３１３
家庭与厂商在要素和产品市场上相互作用的传统描述——在这种描述中家庭基本上仍然是单个人的决策者，在有些方面也的确是非常不恰当的。不管家庭行为问题通过把家庭视为生产者而不是消费者而得到最佳解决是否仍然是一种未决的问题，但无论如何，家庭生产模式为我们提供了与兰开斯特的需求探讨相抗衡的一些东西。最后，如果对于敢于规定强“积极启发”的研究框架除了赞扬外别无可言，那么，还有什么比提出下列假设更强或更大胆呢？这个假设就是所有人类行为都只想根据完全稳定和全部一致的偏好最大化有约束的效用函数。这样一种理论的确引起了严格的检验，而如果波普是正确的话，则严格检验就是科学进步的明证。我怀疑贝克尔及其同事总是实践他们的说教，但他们至少明显地使用了他们认为正确的方法论标准。
没有什么比以意识形态的缺点反对框架的“硬核”
，并对理论的“保护带”
吹毛求疵来扼杀新的研究框架更容易的了。
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应教导我们评价哪怕是相当成熟的研究框架是怎样的困难。家庭经济学中的芝加哥研究框架是一个已经吸引了大批追随者的未竟事业。
①我个人的看法是，这个框架在犯罪研究方面做得很出色，在婚姻和生育方面逊色一些，而在社会交往方面则最差，这并不是因为它在后面这些问题上没有推导出“定理”
，而是因为这些定理的内容太空洞
①贝克尔（１９７６年）列举了到１９７５年左右为止的大多数贡献。自此尔后，又有了许多新的进展，例如参见贝克尔、兰德斯和迈克尔（１９７７年）
，费尔（１９７８年）。又可见麦肯尼兹和图尔克（１９７５年）
，一本新家庭经济学的通俗教科书。
４１３经济学方法论
了。毫无疑问，五年以后我的想法会相当不同的——而这也正是它应当如此的。只有愚蠢的庸人才会对科学研究框架一锤定音，恒古不变。
第四篇　我们现在从经济学学到了什么？
６１３经济学方法论
第十五章　结　　论
一、现代经济学的危机
在２０世纪６０年代的十年里，经济学深受公众尊敬，经济学工作者春风得意，这一切都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然而，到了２０世纪７０年代，“危机”
、“革命”与“反革命”就充斥了街谈巷议，远远超出了经济学专业中一些主要代言人自我批评。用华西里。里昂惕夫的话（１９７１年，第３页）来说：“根据想象、假设，而不是根据观察到的现实不断形成的先入偏见，导致了评价和区分学术团体成员实绩优劣的日常价值尺度的混乱。根据这种尺度，经验分析的地位还不如数学公式的推理。”
里昂惕夫并且认为，经济学家们对他们所用的数据的质量太不关心，他把这种态度归罪于工具主义的或“如果……，则……”理论模式的方法论之灾难性影响（第５页）。Ｈ。
Ｐ。布朗（１９７２年，第３页）比里昂惕夫走得远得多。他提出，现代经济学的根本错误在于，它关于人类行为的假设全都是随意而定的，那些文献则是飞机上吹喇叭——唱高调，他把建立虚构世界这种习惯的缺陷，归咎于历史研究对经济学家的熏陶。
Ｄ。
华斯威克（１９７２年，第７８页）持
经济学方法论７１３
类似的见解，并且指出：“现在存在一整批抽象经济理论的分支，它们已经脱离具体的现实，与纯粹数学几乎没有二致。”
①
本杰明。沃德曾用整部书探讨《经济学错在何处》问题，他的答案简单说来就是，经济学基本上是以切合实际的实证主义外套装点门面的规范性政策科学。至于经济学作为一种实证科学的程度，沃德作出结论说（１９７２，第１７３页）
：“期望理论与实际的基本一致已不再是这门学科的重要特征。”
不过，对他来讲，始终无视经验检验“并不是现代经济学的核心问题。”
（第１７３页）与其思路相反，我个人的看法是，事实上，现代经济学的关键弱点，在于不愿意产生一种其内容明确地能经受反驳的理论，从而普遍不乐于使这些内容与现实相一致。
例如，我们可以考虑１９４５年现代经济学中的一些优秀分子揭开增长理论秘笈以来的先入之见。即使这种技术的实践者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远没能洞察这一时期任何实际经济增长。
②现代增长理论的基础完全是旧式的静态表述分析，在
①两位政府经济学家麦克杜格尔（１９７４）和赫勒，（１９７５）作出了更为精彩的评判，不过承认大多数观点是由里昂惕夫、弗尔帕斯。布朗和华斯威克提出的。
关于现代经济学中“危机”的这些和其它解释及反应，请参见哈奇逊（１９７，第４页）
、奥布伦（１９７４）和科茨（１９７）。
②即便如希克斯（１９６５，第１８３页）这样的现代增长理论大家也承认：现代增长理论：“曾经繁殖于进行教室练习的一代人；但是，正如我们仍然看到的，它们是练习，而不是实际问题。它们甚至不是诸如‘如果……将发生什么’之类的假设的现实问题，其中的‘如果’是指某些明显可能发生的事情。它们是现实问题的幽灵，我们用通过纯粹逻辑能够找到它们的答案这种方式粉饰自己。”
８１３经济学方法论
这种分析中，构成增长的因素是通过把要素变量技术变化和劳动供给的外在增长加进其它方面的静态、单期、一般均衡的经济模型而引进的。在考虑处理稳定的静态增长（全部相关经济变量按比例均衡提高）
以外的任何事情的巨大困难时，文献几乎无一例外地引用枯燥无味的智慧产物——资本积累的“黄金法则”。坦白地说，没有一种经济已观察到稳定的静态增长，相反，却存在着实际增长总是不稳定、总是不平衡的深刻内因。
增长理论经常被认为抽象而系统地阐述了在所有基本方面都不变的情况下，能从一个时期到另一个时期再生产出自身的经济所必要的条件，因而，这种阐述被认为是反对各种不平衡增长模型可以研究的参照点。但是，如果在稳定的静态经济增长途径与经济发展的实际历史经验之间不存在什么一致性的话，要看到增长理论为什么能够期望洞察不平衡增长的根源或管理经济所要求的政策，并不那么容易。
①因此，这虽然并不是说那种增长理论简直是一种时间浪费，但是，给出它的实践意义的极限，我们就可能对近年来致力于增长理论的智慧资源的意义产生疑问。显然，它具有更多的解决逻辑难题而不是推进实证科学的色味。
但是，也许增长理论这个例子过于简单。
让我们换一个，考虑新古典研究框架中已经接近于严格而优美的量子物理学
①应该记得霍利斯和内尔注意到（第四章）
，对于经济自我再生的条件之研究，是任何正经的经济学科学的“基础”。
可惜的是，经济系统从不在未曾改变的状态下再生它们自身：儿童，姑且这么说吧，从来不完全象双亲。
经济学方法论９１３
境界的部分——建立在显示编好公理基础上的现代消费者行为理论。为这一理论作出其最大努力的大经济学家，可以列一长串。正如我们已经熟知的，没有太多的迹象表明，这些巨大的劳动业已对统计需求曲线的估算起了许多作用。即便否认这许多东西，也很难证明，在过去九十年中，用于需求曲线负数斜率合理化的智慧努力的数量和质量，已经在经验工作中结出了相称的实践之果。
或者，再改换一个题目，考虑一下劳动经济学方面的教科书。这些书在不正确地命名的“边际生产力工资理论”的标题下，围绕着一些假设前提，耗费大量篇幅考察到底是什么理论预测劳动市场的状况，展开没完没了的辩论。如果这不是不适度的渲染的话，那还有什么是？接下来考虑受到根本性批驳的赫克谢尔—俄林定理（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ＯｈｌｉｎｔｈｅｏAｒｅｍ）
，这个定理每一本国际贸易教科书都在传教，它是一个２×２×２个变量的模型，该模型不是为了使理论富于活力而把变量增加到象一个比喻，相反，它进行简化，简化到不能对国际物品贸易模式作出有效的解释。
最后，取一般均衡存在证明的公式化阐述为例，这项工作已由阿罗、德布鲁、麦肯齐和许多其它人达到了非常完美的地步。不可否认，这种工作已促使对经济理论的逻辑特征作了有一定深度的洞察——完全确定性模型中货币的作用，在所有物品达到竞争均衡时期货币市场的要求，保持竞争均衡稳定要求有非竞争反均衡的交易的要求，等等——但是，可以怀疑的是，一般均衡理论对现代经济理论预测能力的提高已经作出了许多贡献。即使这还不应形成对一般均衡理论的
０２３经济学方法论
一系列批评，那当我们注意到这样一种事实时就不同了，这种事实是，在一般均衡理论领域的工作被普遍看作是经济学专业智慧等级中的高层工作，被认为是专业经济学家培训的一个绝对重要部分。而且，在目前，一般均衡理论是“解答我们自己为自己制造的难题”的最好一种，可是，掌握它的时间，却正是引导我们远离学习经济学经验方法的时间。
二、无理论度量
但是，经济学家必须大量从事经验研究吗？显然，他们必须这样做。然而，不幸的是，许多经验研究就象玩网已落地的网球：现代经济学家不是力图反驳值得检验的预言，却常常全都满足于描述现实世界与他们的预言的一致，这样，用简易的核实代替了繁难的反证。在文献资料的增长中，在新家庭经济学中，我们都已看到了这种态度的触目惊心的例子。
把回归分析应用于各个能够设想的经济问题中的文章，充斥杂志，但这没有任何秘密，在这种努力中的成功，常常依赖于“食谱经济计量学”
：用方程表达一个假说，估算那个方程的各种形式，选择最合适的，扔掉其余的，再为了把所检验的假说合理化而修改理论论据（沃德，１９７２年，第１４６—５２页）。
马歇尔曾经说过，科学解释只是“事后预测”
（ｐｒｅｄｉｃｔｉｏｎｗｉｒｔｅｎｂａｃｋｗａｒｄｓ）。但是，相反的命题就失于谬误：预测不一定是事前解释（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ｗｒｉｔｅｎｆｏｒｗａｒｄｓ）。完全不能对各种对立的解释作出鉴别的经验工作，很快就会堕入一套
经济学方法论１２３
愚钝的工具主义，但这不足以说明，现代经济学中的大量经验工作是那种结局的罪魁。
荒唐的夸大其词吗？或许有些，但是，持有这种见解的人有许许多多。彼得。肯内（１９７５年，第ｘｖｉ页）以激烈的语言表达了相同的思想：
在我们的定量工作中，我发现了一种危险的模棱两可。
我们没有足够细心地对假说的检验和结构关系式的估算作出区分。在经济学中，这种模棱两可是蔓延的……我们应当在经验的解释上花费更多的时间和思想，因为它能帮助我们鉴别具有不同经济含义的假说。我们喜欢的理论，同根据有效证据经过自我反省而得出的某些其它理论相比，不一定一样好、或更好些。
那些明确地反对正统学说的人，常常有相同的毛病。所谓的剑桥资本理论之争，更准确地说应是职能收入分配理论之争，已经热闹了二十年，在此期间，除了“规范化的事实”如资本—产出比率的不变性和劳动相对份额的不变性而外，没有提及任何东西，而如果严格考察，这些“规范化的事实”
则全非事实。
英国剑桥和美国剑桥之争的根本问题，在论战的最高权威之一琼。罗宾逊（１９７３年，第ｘｉ页）看来，并不是著名的度量资本问题，也即是储蓄通过价格变动决定投资还是投资通过工资—利润比率变动决定储蓄问题。
显然，凯恩斯主义的增长模型对自发投资赋予了关键作用，当处于非充分就业状态时，它显然完全能形成良好的感觉。另一方
２３经济学方法论
面，如果财政和货币政策成功地维持了充分就业，就会发现增长基本上取决于储蓄，而不是投资，在这种情形下，反凯恩斯主义的新古典增长模型将是恰当的。因此，投资和储蓄各自的首要地位问题，也就是决定世界是用充分就业的均衡来描述好，还是用就业不足的均衡来描述的好。
然而，由于整个论战围绕着稳定状态增长理论的来胧去脉，由于双方都同意稳定状态的增长在现实世界中甚至从未趋近过，所以，正如他们最近所论述的，两个剑桥之争不可能通过经验研究来解决。但这并没有阻止双方都极度疯狂地就这个问题展开斗争。两大阵营的主角都把这场论战描述为“范式”之争，但事实上两种范式是相互交叉的，实际上是整个儿重迭的。除了修辞上的浮夸，两个剑桥创立理论的风格没有什么差异。
①
甚至在美国日益壮大的激进政治经济学家，也在“讲个新故事”方面花费了他们最大的力气：假如社会科学可以根据偏好还原为选定的“硬核”
，则相同的旧事实可以用力量较量的范式而不是用效用最大化的范式作出不同的解释（见沃兰德，１９７２年；阿普尔鲍姆，１９７７年）。
《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上在经济学王国、种族与性别歧视、教育的金钱报酬、以及社会流变模型方面的一点经验工作，缺乏能够对主流的和
①英国剑桥的理论有时称之为“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
（有一个美国分支，正巧新创办了一份《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
，对它的全面总结见阿西梅柯普洛斯（１９７７年）和克雷格尔（１９７７年）。对它的不全面的总结，见布劳格（１９７５年，第６章）。
经济学方法论３２３
激进的预言作出区分的、表达非常明确而清晰的假说（布朗芬布雷纳，１９７０年；林德贝克，１９７１年）。但是，激进经济学家至少的确有了在他们的方法论基础上明确地宣言他们的偏好的借口，他们把社会与政治关联的经验有效性视为“优秀”理论的酸性试验。
①实际上，如果说可以认为激进经济学家们有一种共同的方法论的话，那它看来就是唯意志论或“想当然”的方法论。
类似地，晚近的奥国学派主张根据没有得到经验支持的先在推理进行他们的经济考察，从而否认经验检验是一种确定他们的结论之有效性的方法。与此相反，制度主义者力图用确定的模型来使经济行为模式化，并满足于对经济运行的“理解”
，即使这意味着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微小也在所不惜。
最后，马克思主义者则深深地沉湎于实在论哲学，因而不愿意使用经验检验的防护手套：他们当然希望正确地作出预言，但是，他们已经建立了一座容量广大的免疫战略库，以保护马克思主义反对任何已无法实现的预言。
总之，激进学派、现代奥国学派、制度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对于轻视证伪主义的方法论规范都有了非常漂亮的借口。
①富兰克林和莱辛尼克（１９７３年，第７３—４页）提供了一种典型的激进方法论宣言：“激进的剖析是与提倡社会秩序的根本性变动紧密联系在一起的。
从激进的透视来看，一种抽象的模型或范畴并不只是一种美学工具［原文如此］。
它的目的在于支持所提倡的变动，或帮助描述所提倡的变动一旦发生就必须摧毁的堡垒的性质。“
４２３经济学方法论
三、又一个证伪主义
新古典主流经济学家没有这样的借口。他们强调使理论服从经验检验的重要性，但他们只按照他们断言的方法论准则行事。分析的精美、理论工具的经济，以及甚至是由比较夸大的简化而取得的最广阔的可能范围，常常无视其预测能力和对解决政策问题的意义而频频受到褒奖。现代经济学现行的科学哲学事实上或许是以“无关痛痒的证伪主义”为特征的。
当然，还有一些诸如沙克尔或现代奥国学派的学者，他们争论说，在象经济学这样的课题中，预测是绝对不可能的，因为，经济行为本质上是不可预测的。但这些经济学家终究是少数。就大多数情形而言，证伪主义在现代经济学的战斗中已经获胜（可以说在其它社会科学的某些部分也取得了同样的胜利）。
现在的问题是说服经济学家们严肃地运用证伪主义。
四、应用经济计量学
对于经济学家们未能实践他们鼓吹的方法论的原因，是不难想出一大堆理由的：当相互竞争的“进步的”研究框架出现时，有时候所有的科学家都会顽固地死死抱住“退化
经济学方法论５２３
的“
研究框架不放，而经济学家们的这种倾向则尤其强烈，因为经济制度与自然状态不同，必须进行评价，但很难得到公正而毫无偏见的研究。而且，经济学家一直与与政府政策有关的问题打交道，因此，他们的主要经济学说，不仅从拉卡多斯意义上说是科学研究框架（ＳＲＰ）
，而且也是政治行为框架（ＰＡＰ）。经济理论的这种双重职能，使得某一特定理论同时可以既是“退化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也即为政府提供一份详尽的政策衡量标准单子。
（从一定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大概是一个这种例子，而晚近的货币主义则也许是正好相反的例子。）只有当一种理论既是“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又是“进步的”政治行为框架时，才谈得上是我们所说的经济思想中的“革命”
（２０世纪３０年代的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就是明显的例子）。
①
经济学是一门政策科学这种事实，至少是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不完全适用于经济学史的主要原因，或者，无论如何，这是它对经济学说史的适应程度要比它对物理学史的适应程度差得多的主要原因。也正是由于这一原因，努力区分经济学中的实证命题与规范命题，明确实证命题应用于经验题目的条件，对于今天的经济学发展仍然是一如既往的重要任务。
遗憾的是，对于明确地区分实证经济学中的有效命题与无效命题，我们既没有可靠的数据资料，也没有有力的技术，而“不发表著述便无立身之处”的职业压力，则一直促使人
①对于这一观点，我要感谢Ｒ。
Ｇ。利普西。
６２３经济学方法论
们在经济计量工作方面“玩儿游戏”
，这种游戏对于改进数据基础或经常用于检验经济学假说的标准技术，毫无裨益。在应用经济计量学家作为实际程序而遵循的理论经济计量学中，弱点要少些。很久以来，这些弱点便用来解释为什么经济学家常常不愿意遵循他们坦率承认了的证伪主义规则。在经济学的许多领域，不同的经济计量研究得出了相互矛盾的结论，而当得到有用的数据时，却又常常没有决定哪个结论正确的有效方法。因而，相互矛盾的假说有时连续存在数十年甚或数百年之久。
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整个儿抛弃应用经济学的一个好理由。但是，这是一种没有吸引力的抉择，因为它几乎使经济学失去了从大量可能的解释中选择最好地解释经济事件的解释的方法。即使我们说明存在选择最好的经济假说的其它方法（如经济史学家运用的比较宽松的“概括”方法，或者某些制度主义者喜欢的人种志方法）
，经济政策制定者的需求也仍然会促使我们回到使用经济计量学，因为这能单独提供一种定量和定性微积分。因此，我们的唯一希望是同时完善理论经济计量学和应用经济计量学，并且，只要进行平凡的实践，应用经济计量学实际上就可望很快得到改进。
托马斯。梅耶（１９８０年）提出了大量将会大大强化经济学是“硬科学”这种主张的具体建议。首先，他重复了里昂惕夫的告诫，敦促我们花更大的力气做有关收集数据的工作。
其次，他对把经济计量结果视为来自“决定性的经验”的证据（而“决定性的经验”从来是不可能重复出现的）这种倾向表示遗憾，认为大多数应用经济计量学应该努力运用不同
经济学方法论７２３
的数据集合反复论证现有的结果；随着我们日益依靠许多证据份量而不是单个决定性经验，定期调查应该从解决它们之间的矛盾的角度把证据汇总起来。第三，他认为，如果有关杂志能够鼓励以所报告结果的可能有效性而不是以所用技术的技术哲学为基础的研究，就会有助于提出评价经济计量工作的标准。第四，他建议我们通过要求作者提出他们所做的所有回归而不只是可能支持他们的假说的特定回归，来提防数据造成的危险。第五，他提议作者在进行他们的回归时不应用完他们的所有数据，而应留一些作为检验回归的后备样本；这就回到了早先我们对估算一个结构关系式与检验一种经济假说的区分。第六，他极力主张杂志刊登报告无关紧要的结果的文章，并要求作者附上他们未发表的数据，使得他们的工作能够由其它人轻易地确证。最后，他补充说，“给定经济计量技术的所有弱点，我们应当充分解放思想，接受真理并不总是穿着方程这种外套、并不总是在计算机内产生这样的观念。检验的其它方法，如求助于经济史，不应当作毫无用处的老古董”
（梅耶，１９８０年，第１８页）。
五、最佳前程
在这本书中，我始终认为经济学的中心目的是预言，而不只是解释，我还暗示过去内容丰富的所有经济学说，只有正统的、没有时间性的均衡理论——简单地说也就是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已经表明，它自己愿意根据它的预言来评
８２３经济学方法论
价。正统经济学的确能够自夸它已经增强了经济学家进行预言的能力。但与此同时，必须强调即使到现在这种能力但是怎样的有限。
我们不能精确预测超过一年的未来经济的ＧＮＰ的增长，我们甚至不能预测两三年以上的某个部门经济ＮＮＰ的增长。
①这是对单纯的过去趋势机械外推所取得结果的一种完善，但无论如何它不足以支持现代正统经济学的自鸣得意。与此类似，由于问题的广泛多样性——消费物品的需求函数、投资函数、货币需求与供给函数和整个经济的大规模经济计量模型——在抽样期一个回归方程的完全吻合，肯定无法指明后一个抽样期相继会发生什么（夏帕克，１９６２年；斯特雷斯勒，１９７０年；梅耶，１９７５年，１９８０年；阿姆斯特朗，１９７８年，第１３章）。显然，经济学家预测经济事件实际进程的能力仍然存在严重的局限，因而，关于主流经济学的怀疑论还大有存在余地。
①所以，维克特。扎努维茨（１９６８年，第４３５—６页）用下述语言总结了美国在ＧＮＰ预测方面到那时为止取得的成就：“经济预测总的说来还是一大堆心愿，虽然它也包括某些重要成就，而且或许可以进一步改进。根据ＮＢＥＲ当前的研究，大约３０—４００个预测人员（公司职员和来自各个行业、政府及研究机构的经济学家）对１９５３—６３年年度ＧＮＰ的预测的平均误差为１００亿美元。虽然这一数字仅占ＧＮＰ平均水平的２％左右，但已大得足以构成好经济年与坏经济年之间的差异……预测者认为下一年的ＧＮＰ将继续提高，其数量不会低于战后先前年份增长量的平均数，形成的平均误差不会大于１２０亿美元。”
与此类似，汉斯。
塞尔（１９６６年，第６、７章）已经表明，把投入产出模型用于预测为期十年的荷兰经济２７个部门的价值增值，在给定整个经济实际最终需求情况下，在预测期为２—３年时，所作预测要比单纯的过去趋势外推要准确，但当预测期超过３年时，则预测结果非常糟糕。
经济学方法论９２３
现在还有许多其它经济学研究框架，它们用过去完成的公认的经济学说来表达这种大梦初醒的感觉。激进经济学家已经有了他们自己的立足之地《激进政治经济学评论》，制度主义者也一样（他们有《经济问题杂志》，是由革命经济学协会出版的）。一份新的《后凯恩斯主义经济学杂志》力图把希望在新的方向上发展凯恩斯主义经济学以抨击通货膨胀和收入分配问题的人团结起来。相反，另一批经济学家则决定把他们的研究框架的焦点对准赫伯特。西蒙的“边界理性”概念，这意味着把注意的中心放在经济理论的基本动力假设上，而且他大概创办了一份新的《经济行为与组织杂志》，给他们发表对当代经济理论不满的文章提供了一个阵地。
换句话说，我们看来正在进入一个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太多、而不是太少的时代。
如果所有这些不同的研究框架研究的是迷住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的同一组问题，事情就非常简单了，因为我们然后只要在它们之间进行选择，或者无论如何主要根据经验证据进行选择就行了。可惜的是，许多相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的基本特征是提出有关现实世界的、与新古典科学研究框架所提不同的问题，因此，对它们进行选择就必然遇到棘手的成果评价问题。所以，经济学方法论不可能告诉我们，在所有这些相互抗衡的研究框架中，在未来的岁月中哪一个最可能对经济系统运行的重要知识作出贡献。
方法论能够做的是，提供接受或反对某种研究框架的准绳，制定帮助我们区分鱼目和珍珠的标准。
我们已经看到，从它们给经济学家指点实践的速律角度看，这些标准是有层次
０３３经济学方法论
的、相对的、动态的，而且是决非明确的。无论如何，我们对任何研究框架能够、事实上也必须提出的终极问题，是波普提出的众所熟知的问题：什么事件，如果它们具体化的话说，会导致我们反对那个框架？一个研究框架如果不能回答这个问题，那就表明它已经无法满足科学知识能够达到的最高标准。
经济学方法论１３
附录一　进修建议
本书第一部分意在介绍科学哲学的最新发展。一些读者或许对我的概述能力表示怀疑，他们会通过先读一读斯图尔特（１９７９年）的著作而获益匪浅，由于我晚些时候才看到这本书，故没能吸收其成果。斯图尔特的前六章是经济科学哲学难得的系统介绍，即使我也不能声称已超过了他。他提供了经济学方法论争论中的折衷观点，与此同时，与我不同，他对现代经济学什么是正确的和错误的采取了“软件”观。查尔默（１９７６年）的著作几乎具有与我的前两章完全相同的背景，但得出的结论却与我迥异。洛西（１９７２年）的著作对从亚里士多德到波普（包括波普在内）的科学哲学作了非常有用的历史性介绍。
尼格尔（１９６１年）
的著作确是一鸣惊人，不仅完全反映了两次大战期间科学哲学的正统思想，而且非同寻常地扩张到社会科学哲学，这是一件新鲜事。观点类同但篇幅小得多的是亨普尔（１９６６年）的著作。
波普的所有著作均值阅读且都会得益不少，这可以从他充满智慧的自传（１９７６年）开始，然后大抵可按写作的时间顺序来读：（１９６５年）
，（１９６２年）
，（１９７２年ａ）和（１９７２年
２３３经济学方法论
ｂ）。我没把（１９５７年）一同列入，因为那本书波普自己称之为“我的最令人讨厌的作品之一”
，该书虽然声震遐迩，但却患于破坏力过大。
就对波普全部著作的介绍而言，马吉（１９７３年）的作品是非常精采的。阿克曼（１９７６年）则对波普的所有著作作了哲学色彩较浓的批评性叙述，反映了那些年中波普观点的演进。
库恩（１９７０年）也是非常值得阅读的。无论如何，如果你想使自己的头脑充满智慧，就必须阅读库恩的那本书。阅读库恩的著作最好先读一些简短的科学史著作，对此，图尔明和古德菲德（１９６３年，１９６５年，１９６７年）的著作则可推荐为恰当的起点——而且是唯一的起点。拉卡多斯和马斯格雷夫（１９７０年）会把读者引入框架问题的大辩论。费叶拉本德（１９７５年）
虽然可能有些混乱，但他至少会迫使读者坚持或反对方法论，甚至坚持或反对科学本身。要找宏大并带有注释的科学哲学参考书目，可参见沃托夫斯基（１９６８年，第４８９—５４８页）
，该书同时是物理和社会科学哲学方面内容广泛的中级入门读物。
卡普兰（１９６４年）的著作大概是学习社会科学哲学的最佳入门书，莱斯诺夫（１９７４年）的著作是另一本社会科学方法论问题的优秀入门书，该书简短，多少带有实证主义色彩，瑞安（１９７０年）的书与此差不多。巴恩斯（１９７４年）的著作带有较浓的社会学色彩，该书可放在阅读规划的较后部分。
以前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主要著作，如凯恩斯（１９５年）和罗宾斯（１９３５年）
，都带有证实主义倾向，而且至今仍似乎没有作出评注；此外，凯恩斯和罗宾斯的这两部著作，不
经济学方法论３３
论其论述的是什么，均内容丰富，读来令人欣悦。现代经济学方法论的文献始于弗里德曼（１９５３年）的论文。在对弗里德曼论文的众多评论中，麦克莱兰（１９７５年，第３章）可以认为是恰当的。克拉普霍茨和阿加西（１９６７年）以与我们大致相同的观点作了与我们的第３章几乎一样深入的讨论。哈奇森（１９６５年）在区分实证经济学与规范经济学方面具有不可替代的权威性。拉特思（１９７６年）把拉卡多斯的方法论应用于各种经济学争论，并探讨了它在应用中的问题。
读完上述著作，读者就能够运用我正文中当作向导的参考材料，对他或她感兴趣的问题作更深入的研究：正文中我象撒胡椒似地引用间接的材料，除了使我穿上学者的外衣之外，主要动机之一便是便于这些人的进一步阅读。
４３３经济学方法论
附录二　本书专业术语简释
引证法（ａｄｕｃｓｉｏｎ）　布莱克表示非证明性推论的术语，也就是通常所谓的归纳法。
进攻性方法论（ａｇｒｅｓ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把现在或过去的某些科学实践视为“坏”科学的任何方法论观点，与“防守性方法论”
（ｄｅｆｅｎｓｉｖ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相对，后者力图为任何先前的科学活动辩护。
阿尔金论题（Ａｌｃｈｉａｎｔｈｅｓｉｓ）认为竞争代表一种达尔文选择机制的观点，根据这种观点，消费者最大化效用、经营者最大化利润的世界将产生与物竞天择的世界完全相同的后果。
分析性命题（ａｎａｌｙｔｉｃ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根据它们自己的术语定义来衡量为真的表述或命题。
先验论（ａｐｒｉｏｒｉｓｍ）　一种把经济理论视为植根于无须独立确证的一些直观上明显的公理或原理的方法论观点。
描述性价值判断（ｃｈａｒａｃｔｅｒｉｚｉｎｇ
ｖａｌｕｅｊｕｄｇｍｅｎｔｓ）
关于所调查客观事实的选择、调查方式的遵循、选择可靠数据的标准、以及评价发现之有效性的尺度的判断，与评判世界状态的“评价性价值判断”
（ａｐｒａｉｓｉｎｇｖａｌｕｅｊｕｄｇA
经济学方法论５３
ｍｅｎｔｓ）相对。
因袭主义（ｃｏｎｖｅｎ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一种方法论观点，把所有科学理论和假说都视为不过是事件的简练描述，它们本身无所谓正确与错误，都只是所储存经验信息的沿袭。
划分标准（ｄｅｍａｒｃａｔｉｏｎｃｒｉｔｅｒｉｏｎ）　把智力活动分为相互排斥的科学与非科学两部分的任何原理。
证明性推断（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只根据演绎逻辑进行推断的推断方法。在演绎逻辑中，真的前提必能推出真的结论。
描述主义（ｄ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ｖｉｓｍ）
因袭主义和制度主义的一种退化形式，它把科学的解释视为只不过是对准确预测有益的简练描述。
杜海姆的不可驳性命题（Ｄｕｈｅｍｓｉｒｅｆｕｔ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ｓｉｓ）　该C命题认为，没有哪个科学假说能在任何时候完全证伪，因为我们必须联系辅助条件来检验假说，因而决不可能找到一种反驳的根源。
实在论（ｅｓｅｎｔｉａｌｉｓｍ）　一种方法论观点，它把事物本质的发现作为科学的中心任务，把事物的本质规定为事物的元素或元素集合，除非这种事物不再存在。
证伪主义（ｆａｌｓｉｆｉｃａｔｉｏｎｉｓｍ）　一种方法论观点，它当且仅当理论和假说的预言至少是本质上可用经验证伪时，才把理论和假说视为科学的；“朴素的证伪主义”
坚持理论能够由单一的检验来反驳，而“哲学化的证伪主义”则坚持要反驳一种理论必须进行大量的检验。
硬核（ｈａｒｄｃｏｒｅ）
拉卡多斯方法论中的一个技术术语，代表
６３３经济学方法论
团结一个科学研究框架的领导者们的纯属形而上学的信仰；环绕硬核的是可检验理论的“保护带”。
假说—演绎模型（ｈｙｐｏｔｈｅｔｉｃａ－ｄｅｄｕｃｔｉｖｅｍｏｄｅｌ）
这种观点认为，所有科学解释都采取根据至少一个普遍规律连同一组基本的或边界的条件演绎关于一个事件的一种陈述的形式。
（也以解释的覆盖规律模型著称。）
免疫战略（ｉｍｕｎｉｚｉｎｇｓｔｒａｔａｇｅｍｓ）
科学家用于保护他们的理论免遭驳倒的一些战略。
在波普的证伪主义方法论中，这种战略受到了严厉抨击。
归纳法（ｉｎｄｕｃｔｉｏｎ）
根据具体事件或各个观察结果推断出一般规律的方法，常与“引证法”混淆。
“归纳的问题”是指根据纯粹的逻辑基础证明这种推断方法的合理性。
工具主义（ｉｎｓｔｒｕｍｅｎｔａｌｉｓｍ）
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所有科学理论和假说除了作为预言的工具外，别无所长。
看不见的手定理（ｉｎｖｉｓｉｂｌｅｈ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ｅｍ）
这是一个这样的命题：每个完全竞争均衡都是帕累托最优的，反过来，一种帕累托最优的均衡是以一种完全竞争的市场结构为特征的。
假设不相关论题（ｉｒｅｌｅｖａｎｃｅ－ｏｆ－ａｓｕｍｐｔｉｏｎｓｔｈｅｓｉｓ）
弗里德曼提出的观点，认为理论的假设的现实程度与它的有效性不相关。
个人主义方法论（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　认为社会理论必须植根于个人态度和行为的观点。与之相反的是“整体主义方法论”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ｈｏｌｉｓｍ）
，认为社会理论必须植根于不可再分的个人集团的行为。
经济学方法论７３
一元论方法论（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ｍｏｎｉｓｍ）　认为自然的和社会的科学二者只存在一种共同的方法论。与之相反的是“二元论的方法论”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ｄｕａｌｉｓｍ）
，认为社会科学不可能利用自然科学的方法论。
ＭＳＲＰ拉卡多斯的“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的缩写。
内曼—皮尔逊的统计理论（Ｎｅｙｍａｎ—Ｐｅａｒｓｏｎ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ｓｔａｔｉｓｔｉｃｓ）　一种统计推断方法，它教导我们把误差类型Ⅰ（错误决策导致抛弃正确的假说）的机会确定为某个任意小的数字，然而在给定的误差类型Ⅰ的情况下最大化误差类型Ⅱ（错误决策导致接受荒谬的假说）的机会。
非证明性推断（ｎｏｎｄｅｍｏｎｓｔｒａｔｉｖｅｉｎｆｅｒｅｎｃｅ）
完全不依靠演绎逻辑的一种推断方法，因此，正确的前提不一定推出正确的结论。
操作主义（ｏｐｅ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ｓｍ）　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理论和假说当且仅当它有可能表明一种物理操作、也即赋给它们的基本项以数量值时，才是科学的。
模型化方法（ｐａｔｅｒｎｍｏｄｅｌｉｎｇ）　一种方法论观点，它力图通过确定事件或行为在被认为表明某一具体经济系统特征的关系模型中的地位，来“理解”事件或行为。
帕累托潜在改进（ｐｏｔｅｎｔｉａｌ－Ｐａｒｅｔｏ－ｉｍｐｒｏｖｅｍｅｎｔ，缩写为ＰＩ）　这是指能够至少使一个经济参与者以他的方式受益而不使任何其它人受损的任何经济变动，其中不管前者是否补偿后者以使后者赞成这种经济变动。
定性微积分（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
ｃａｌｃｕｌｕｓ）
一个应当归功于萨缪尔
８３３经济学方法论
森的技术术语，它表示把比较静态推断用于预测给定的经济变动的符号而不是数量。
进步的科学研究框架（ｐｒｏｇｒｅｓｉｖｅ
ＳＲＰ）
拉卡多斯科学研究框架方法论中的一个技术术语，指不仅能成功地解释与之抗衡的科学研究框架预言的所有事实，而且还能预言其它框架不能预言的新颖事实的科学研究框架。
“退步的”科学研究框架（ｄｅ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
ＳＲＰ）则不能达到这个标准。
理论上的公认观点（ｒｅｃｅｉｖｅｄ
ｖｉｅｗ
ｏｎ
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两次世界大战间科学哲学中占主导地位的思想模式，它强调科学理论的形式结构，并把经典物学作为所有科学的典型。
科学研究框架（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ｐｒｏｇｒａｍｓ）　拉卡多斯所说的科学研究框架，缩写为ＳＲＰ，是指由一个共同的“硬核”派生出来的一串相互联系的理论。
讲故事法（ｓｔｏｒｙｔｅｌｉｎｇ）
我们应归功于沃德的一个术语，它是指一种理论化方法，即把事实、低水平的概括、高水平的理论和价值判断揉合成一个紧凑的故事。
对称性论题（ｓｙｍｅｔｒｙ
ｔｈｅｓｉｓ）
一种观念，认为解释的性质与预测的性质之间存在一种完全的、逻辑性的对称，因而解释只不过是倒过来的预言。它是科学解释的假说－演绎模型的基本部分。
综合命题（ｓｙｎｔｈｅｔｉｃ
ｐｒｏｐｏｓｉｔｉｏｎｓ）　关于现实世界的可能正确也可能错误的明确陈述或命题。
趋势律（ｔｅｎｄｅｎｃｙ
ｌａｗｓ）
对下述现象的概括：一个或多个变量在一组干扰变量作用下发生变动的效应被认为是保
经济学方法论９３
持不变。
超经验主义（ｕｌｔｒａ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ｍ）　一种方法论观点，认为当且仅当理论和假说的预言至少是本质上可用经验证实的情形下，理论和假说才是科学的。
可证实性（ｖｅｒ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
一个滥用于描述认为理论的假设必须象理论的预言一样根据事实进行检验的方法论学者的术语。
悟学说（ｖｅｒｓｔｅｈｅｎ
ｄｏｃｔｒｉｎｅ）
一种认为社会科学必须植根于人类可以领悟的第一人称知识、而不是对应于实验经验的度量结果的第三人称知识的观点。
０４３经济学方法论
附录三　人名译名对照
Ａｃｈｉｎｓｔｅｉｎ，Ｐ。阿钦斯坦Ａｙｅｒｓ，Ｃ。
Ｅ。艾尔斯Ａｃｋｅｒｍａｎ，Ｒ。
Ｊ。阿克曼Ｂａｃｈｅｌａｒｄ，Ｇ。巴克拉德Ａｇａｓｉ，Ｊ。阿加西Ｂａｇｅｈｏｔ，Ｗ。巴奇霍特Ａｌｃｈｉａｎ，Ａ。
Ａ。阿尔金Ｂａｒｋｅｒ，Ｓ。
Ｆ。巴克Ａｌｅｘａｎｄｅｒ，Ｐ。亚历山大Ｂａｒｎｅｓ，Ｂ。巴恩斯Ａｌｅｎ，Ｒ。
Ｆ。艾伦Ｂａｒｙ，Ｎ。
Ｐ。巴里Ａｌｅｎ，Ｒ。
Ｇ。
Ｄ。艾伦Ｂａｒｔｌｅｔ，Ｍ。
Ｓ。巴特利特Ａｌｅｎ，Ｗ。
Ｒ。艾伦Ｂａｕｍｏｌ，Ｗ。
Ｊ。鲍莫尔Ａｎｄｏ，Ａ。安多Ｂｅａｒ，Ｐ。
Ｖ。
Ｔ。比尔Ａｎｓｃｈｕｔｚ，Ｒ。
Ｐ。安舒埃茨Ｂｅｃｋｅｒ，Ｇ。
Ｓ。贝克尔Ａｐｌｅｂａｕｍ，Ｅ。阿普尔鲍姆Ｂｅｒｇｍａｎ，Ｇ。伯格曼Ａｒｃｈｉｂａｌｄ，Ｇ。
Ｃ。阿奇博尔德Ｂｅｒｇｓｏｎ，Ａ。伯格森Ａｒｉｓｔｏｔｌｅ，阿里斯托特尔Ｂｅｒｇｓｔｒｏｍ，Ｔ，Ｃ。伯格斯特龙Ａｒｍｓｔｒｏｎｇ，Ｊ。
Ｓ。阿姆斯特朗Ｂｅｒｋｓｏｎ，Ｗ。伯克森Ａｒｏｗ，Ｋ。
Ｊ。阿罗Ｂｈａｇｗａｔｉ，Ｊ。巴格沃廷Ａｓｈｌａｙ，Ｗ。阿什利Ｂｈａｓｒａｒ，Ｒ。巴斯卡Ａｓｉｍａｋｏｐｕｌｏｓ，Ａ。
阿西梅柯普洛Ｂｉｒｄ，Ｃ。伯德斯Ｂｉｒｎｂａｕｍ，Ｂ。
Ｇ。伯恩鲍姆Ａｙｅｒ，Ａ。
Ｊ。艾尔Ｂｌａｃｋ，Ｍ。布莱克
经济学方法论１４３
Ｂｌａｕｇ，Ｍ。布劳格Ｃｈａｌｍｅｒｓ，Ａ。
Ｆ。查尔默Ｂｌｉｎｄｅｒ，Ａ。
Ｓ。布林德Ｃｈａｍｂｅｒｌｉｎ，Ｅ。
Ｈ。张伯仑Ｂｌｏｒ，Ｄ。布卢尔Ｃｈｉｃｋ，Ｖ。切克Ｂｏｈｍ－Ｂａｗｅｒｋ，Ｅ。
ｖｏｎ庞巴维Ｃｈｕｒｃｈｍａｎ，Ｃ。
Ｗ。丘奇曼D克Ｃｌａｐｈａｍ，Ｊ。
Ｈ。克拉彭Ｂｏｌａｎｄ，Ｌ。
Ａ。博兰Ｃｌａｒｋ，Ｊ。
Ｍ。克拉克Ｂｏｒｄｏ，Ｍ。博尔多Ｃｌａｒｋｓｏｎ，Ｇ。
Ｐ。
Ｅ。克拉克森Ｂｏｗｌｅｙ，Ｍ。鲍利Ｃｏａｓｅ，Ｒ。
Ｈ。科斯Ｂｏｗｍａｎ，Ｍ。
Ｊ。鲍曼Ｃｏａｔｓ，Ａ。
Ｗ。科茨Ｂｒａｉｎａｒｄ，Ｗ。
Ｃ。布雷纳德Ｃｏｄｉｎｇｔｏｎ，Ａ。科登顿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Ｒ。
Ｂ。布雷思韦特Ｃｏｈｅｎ，Ｍ。
Ｒ。科恩Ｂｒａｙｂｒｏｋｅ，Ｄ。布雷布鲁克Ｃｏｍｏｎｓ，Ｊ。
Ｒ。康芒斯Ｂｒｉｄｇｍａｎ，Ｐ。布里奇曼Ｃｏｍｔｅ，Ａ。孔德Ｂｒｉｔａｎ，Ｓ。布里顿Ｃｏｐｅｒ，Ｒ。
Ｎ。库珀Ｂｒｏｄｂｅｒｋ，Ｍ。布罗德贝克Ｃｏｐｅｒｎｉｃｕｓ，Ｎ。科珀尼凯斯Ｂｒｏｎｆｅｎｂｒｅｎｅｒ，Ｍ。
布朗芬布雷Ｃｏｒｄｅｎ，Ｗ。
Ｍ。科登纳Ｃｏｕｒｎｏｔ，Ａ。库诺Ｂｒｏｗｎ，Ａ。布朗Ｃｕｌｙｅｒ，Ａ。
Ｊ。卡尔耶Ｂｒｕｎｅｒ，Ｋ。布鲁纳Ｃｙｅｒｔ，Ｒ。
Ｍ。西耶特Ｂｕｒｇｅｒ，Ｔ。伯格Ｄａｒｗｉｎ，Ｃ。达尔文Ｂｕｒｔｏｎ，Ｊ。
Ｆ。
Ｊｒ。小伯顿Ｄｅ
Ａｌｅｓｉ，Ｌ。德。艾莱西Ｃａｈｎｍａｎ，Ｗ。
Ｊ。卡哈曼Ｄｅａｔｏｎ，Ａ。迪顿Ｃａｉｒｎｅｓ，Ｊ。
Ｅ。凯尔恩斯Ｄｅｂｒｅｕ，Ｇ。德布鲁Ｃａｌｄｗｅｌ，Ｂ。卡德韦尔ｄｅ
Ｍａｒｃｈｉ，Ｎ。
Ｂ。德马切Ｃａｒｎａｐ，Ｒ。卡纳普Ｄｅｎｉｓｏｎ，Ｅ。
Ｆ。丹尼森Ｃａｓｅｌ，Ｇ。卡塞尔Ｄｉｅｓｌｉｎｇ，Ｐ。戴斯林Ｃａｖｅｓ，Ｒ。
Ｅ。凯弗斯Ｄｏｌａｎｄ，Ｅ。
Ｇ。多兰德
２４３经济学方法论
Ｄｒａｙ，Ｗ。德雷Ｇｏｎｃｅ，Ｒ。
Ａ。冈斯Ｄｒｏｒ，Ｙ。德奥Ｇｏｄｆｉｅｌｄ，Ｊ。戈德菲尔德Ｄｕｈｅｍ，Ｐ。杜海姆Ｇｏｒｄｏｎ，Ｄ。
Ｆ。戈登Ｄｕｒｋｈｅｉｍ，Ｅ。德克黑姆Ｇｏｒｄｏｎ，Ｓ。戈登Ｅｃｌｅｓ，Ｃ。埃赛利斯Ｇｏｓｅｔ，Ｗ。戈塞特Ｅｄｇｅｗｏｒｔｈ，Ｆ。
Ｙ。埃奇沃思Ｇｏｕｌｄｎｅｒ，Ａ。
Ｗ。古尔德纳Ｅｉｎｓｔｅｉｎ，Ａ。爱因斯坦Ｇｒｅｎ，Ｆ。格林Ｅｌｔｉｓ，Ｗ。
Ａ。埃尔蒂斯Ｇｒｅｎｗｏｄ，Ｍ。
Ｊ。格林伍德Ｅｕｌｅｒ，Ｌ。尤勒Ｇｒüｎｂａｕｍ，Ａ。格韵鲍姆Ｅｙｓｅｎｃｋ，Ｈ。
Ｊ。艾森克Ｇｒｕｎｂｅｒｇ，Ｅ。格朗伯格Ｆａｉｒ，Ｒ。
Ｇ。费尔Ｈａｈｎ，Ｆ。
Ｈ。哈恩Ｆａｗｃｅｔ，Ｈ。福西特Ｈａｎｓｏｎ，Ｎ。
Ｒ。汉森Ｆｅｒｂｅｒ，Ｍ。
Ａ。费伯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Ｇ。
Ｃ。哈考特Ｆｅｒｇｕｓｏｎ，Ｃ。
Ｅ。弗格森Ｈａｒｄｉｎｇ，Ｓ。
Ｇ。哈丁Ｆｅｙｅｒｂｅｎｄ，Ｐ。
Ｋ。费叶拉本德Ｈａｒｅ，Ｒ。哈雷Ｆｉｎｇｅｒ，Ｊ。
Ｍ。芬格Ｈａｒｉｓｏｎ，Ｒ。
Ｓ。哈里森Ｆｉｓｈｅｒ，Ｒ。费歇尔Ｈａｒｏｄ，Ｒ。哈罗德Ｆｒａｎｋｌｉｎ，Ｒ。
Ｊ。富兰克林Ｈａｙｅｋ，Ｆ。
Ａ。哈耶克Ｆｒａｓｅｒ，Ｌ。
Ｍ。弗雷泽Ｈｅｃｋｓｃｈｅｒ，Ｅ。
Ｔ。赫克谢尔Ｆｒｅｕｄ，Ｓ。弗洛伊德Ｈｅｉｌｂｒｏｎｅｒ，Ｒ。
Ｌ。黑尔布罗诺Ｆｒｉｅｄｍａｎ，Ｍ。弗里德曼Ｈｅｌｅｒ，Ｗ。
Ｗ。赫勒Ｆｕｌｏｐ，Ｍ。弗罗普Ｈｅｍｐｅｌ，Ｃ。
Ｇ。亨普尔Ｇａｌｂｒａｉｔｈ，Ｊ。
Ｋ。加尔布雷斯Ｈｅｎｄｒｉｃｋ，Ｃ。
Ｌ。亨德里克Ｇａｌｉｌｅｏ，Ｇ。加俐略Ｈｅｎｉｐｍａｎ，Ｐ。肯尼普曼Ｇｈｉｓｅｌｉｎ，Ｍ。
Ｔ。吉斯林Ｈｅｓｅ，Ｍ。赫西Ｇｉｆｅｎ，Ｒ。吉芬Ｈｉｃｋｓ，Ｊ。
Ｒ。希克斯Ｇｏｌｄｓｍｉｔｈ，Ｄ。戈德史密斯Ｈｉｎｄｅｓ，Ｂ。海因兹
经济学方法论３４３
Ｈｉｒｓｃｈ，Ａ。赫希Ｋｅｎｅｄｙ，Ｃ。肯尼迪Ｈｉｒｓｃｈ，Ｅ。赫希Ｋｅｙｎｅｓ，Ｊ。
Ｍ。凯恩斯Ｈｏｂｅｓ，Ｔ。霍布斯Ｋｅｙｎｅｓ，Ｊ。
Ｎ。凯恩斯Ｈｏｌａｎｄｅｒ，Ｓ。霍兰德Ｋｉｎｄｌｅｂｅｒｇｅｒ，Ｃ。金德伯格Ｈｏｌｉｓ，Ｍ。霍利斯Ｋｉｒｚｎｅｒ，Ｉ。
Ｍ。科涅尔Ｈｏｕｔｈａｋｅｒ，Ｈ。
Ｓ。霍撒克Ｋｌａｐｈｏｌｚ，Ｋ。克拉普霍兹Ｈｏｗｓｏｎ，Ｃ。豪森Ｋｎｉｇｈｔ，Ｆ。奈特Ｈｕｄｓｏｎ，Ｗ。
Ｄ。赫德森Ｋｏｐｍａｎｓ，Ｔ。
Ｃ。库普曼斯Ｈｕｍｅ，Ｄ。休谟Ｋｏｔ，Ｇ。
Ｍ。库特Ｈｕｔｃｈｉｓｏｎ，Ｔ，Ｗ。哈奇森Ｋｏｒｎａｉ，Ｊ。科尔奈Ｉｌｉｔｃｈ，Ｉ。伊利奇Ｋｒｅｇｅｌ，Ｊ。克雷格尔Ｉｎｇｒａｍ，Ｊ。英格拉姆Ｋｒｉｍｅｒｍａｎ，Ｌ。克里梅曼Ｊｅｎｋｉｎ，Ｆ。詹金Ｋｒｕｐ，Ｓ。
Ｒ。克鲁普Ｊｅｖｏｎｓ，Ｓ。杰文斯Ｋｕｈｎ，Ｔ。
Ｓ。库恩Ｊｏｈａｎｓｏｎ，Ｊ。约翰逊Ｌａｃｈｍａｎ，Ｌ。拉赫曼Ｊｏｈａｎｓｅｎ，Ｌ。约翰圣Ｌａｉｄｌｅｒ，Ｄ。
Ｅ。
Ｗ。莱德勒Ｊｏｈｎｓｏｎ，Ｈ。
Ｇ。约翰逊Ｌａｋａｔｏｓ，Ｌ。拉卡多斯Ｊｏｎｅｓ，Ｒ。琼斯Ｌａｍａｒｃｋ，Ｊ。
Ｂ。拉马克Ｊｕｓｔｅｒ，Ｆ。
Ｔ。加斯特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Ｋ。
Ｊ。兰开斯特Ｋａｌｄｏｒ，Ｎ。卡尔多Ｌａｎｄｅｓ，Ｅ。
Ｍ。兰德斯Ｋａｎｔ，Ｅ。康德Ｌａｎｇｅ，Ｏ。兰格Ｋａｐｌａｎ，Ａ。卡普兰Ｌａｔｓｉｓ，Ｓ。
Ｊ。拉特斯Ｋａｕｆｍａｎ，Ｆ。考夫曼Ｌａｕｄａｎ，Ｌ。劳丹Ｋｅａｒｌ，Ｊ。
Ｒ。凯尔Ｌａｕｄｅｎｃｅｓ，Ｌ。劳顿斯Ｋｅｌｅｙ，Ｍ。
Ｃ。基利Ｌｅ，Ｋ。
Ｋ。李Ｋｅｎｄａｌ，Ｍ。
Ｇ。肯德尔Ｌｅｉｂｅｎｓｔｅｉｎ，Ｈ。莱宾斯坦Ｋｅｎｅｎ，Ｐ。
Ｂ。肯内Ｌｅｉｊｏｎｈｕｆｖｕｄ，Ａ。莱荣霍夫德
４３经济学方法论
Ｌｅｏｎｔｉｅｆ，Ｗ。里昂惕夫ＭｃＲａｅ，Ｒ。
Ｆ。麦克雷Ｌｅｒｎｅｒ，Ａ。
Ｐ。罗诺Ｍａｇｅ，Ｂ。马吉Ｌｅｓｌｉｅ，Ｃ。莱斯利Ｍａｌｔｈｕｓ，Ｔ。
Ｒ。马尔萨斯Ｌｅｓｎｏｆ，Ｍ。莱斯诺夫Ｍａｒｃｈ，Ｊ。
Ｇ。马奇Ｌｅｓｔｅｒ，Ａ。
Ｐ。莱斯特Ｍａｒｓｈａｌ，Ａ。马歇尔Ｌｅｖｅｒｉｅｒ，Ｕ。莱弗利尔Ｍａｒｘ，Ｋ。马克思Ｌｉｎｄｂｅｃｋ，Ａ。林德贝克Ｍａｓｔｅｒｍａｎ，Ｍ。马斯特曼Ｌｉｎｄｂｌｏｍ林德布洛姆Ｍａｘｗｅｌ，Ｎ。马克斯韦尔Ｌｉｎｄｇｒｅｎ，Ｊ。
Ｒ。林格伦Ｍａｙｅｒ，Ｔ。迈耶Ｌｉｐｓｅｙ，Ｒ。
Ｇ。利普西Ｍｅｄａｗａｒ，Ｐ。
Ｂ。米达沃Ｌｉｔｌｅ
ｃｈｉｌｄ。
Ｓ。
Ｃ。
利特查尔德Ｍｅｉｓｅｌｍａｎ，Ｄ。梅斯尔曼Ｌｏａｓｂｙ，Ｂ。
Ｊ。洛斯巴Ｍｅｌｉｔｚ，Ｊ。梅利茨Ｌｏｃｋｅ，Ｊ。洛克Ｍｅｌｔｚｅｒ，Ａ。
Ｈ。梅茨勒Ｌｏｓｅ，Ｊ。洛西Ｍｅｎｇｅｒ，Ｃ。门格尔Ｌｏｗｅ，Ａ。洛Ｍｉｃｈａｅｌ，Ｒ。
Ｔ。迈克尔Ｌｕｋｅｓ，Ｓ。卢克Ｍｉｌ，Ｊ。穆勒ＭｃＣｌｅｌａｎｄ，Ｐ。
Ｄ。麦克莱兰Ｍｉｌ，Ｊ。
Ｓ。穆勒ＭｃＣｕｌｏｃｈ，Ｊ。
Ｒ。麦克库洛克Ｍｉｌｅｒ，Ｗ。
Ｌ。米勒ＭａｃＤｏｕｇａｌ，Ｄ。麦克杜格尔Ｍｉｎｃｅ，Ｊ。明塞Ｍａｃｆｉｅ，Ａ。
Ｌ。麦克菲Ｍｉｓｅｓ，Ｌ。
ｖｏｎ米塞斯ＭａｃＧｒｉｍｏｎ，Ｋ。
Ｒ。
马克格里蒙Ｍｉｓｈａｎ，Ｅ。
Ｊ。米香Ｍａｃｈ，Ｅ。马基Ｍｉｔｃｈｅｌ，Ｅ。
Ｄ。米切尔Ｍａｃｈｌｕｐ，Ｆ。马克卢普Ｍｉｔｃｈｅｌ，Ｗ。
Ｃ。米切尔ＭｃＣｌｏｓｋｅｙ，Ｄ。麦克罗斯基Ｍｏｄｉｇｌｉａｎｉ，Ｆ。莫迪格立尼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Ｌ。麦肯尼兹Ｍｏｒｇｅｎ
ｓｔｅｒｎ，Ｏ。摩根斯顿ＭｃＫｅｎｚｉｅ，Ｒ。
Ｂ。麦肯尼兹Ｍｕｓｇｒａｖｅ，Ａ。马斯格雷夫ＭａｃＬｅｎａｎ，Ｂ。麦克莱南Ｍｙｒｄａｌ，Ｇ。缪尔达尔
经济学方法论５４３
Ｎａｇｅｌ，Ｅ。尼格尔Ｐｌａｔｏ柏拉图Ｎａｑｖｉ，Ｋ。
Ｊ。内格维Ｐｏｉｎｃａｒé，Ｈ。波恩卡尔Ｎａｇｈｔｏｎ，Ｊ。诺顿Ｐｏｌａｎｙｉ，Ｍ。波拉尼Ｎｅｌ，Ｅ。
Ｊ。内尔Ｐｏｌａｋ，Ｒ。
Ａ。波拉克Ｎｅｌｓｏｎ，Ｒ。
Ｒ。纳尔逊Ｐｏｐｅ，Ｃ。
Ｌ。玻普Ｎｅｕｍａｎ，Ｊ。
ｖｏｎ纽曼Ｐｏｐｅ，Ｄ。玻普Ｎｅｗｔｏｎ，Ｉ。牛顿ＰｏＰｅｒ，Ｋ。波普Ｎｅｙｍａｎ，Ｊ。内曼Ｐｔｏｌｅｍｙ，Ｃ。帕托尔梅Ｎｇ，Ｙ－Ｋ。尼格Ｒｅｓｎｉｋ，Ｓ。莱斯尼克Ｎｏｒｄｈａｕｓ，Ｗ。
Ｄ。诺德豪斯Ｒｉｃａｒｄｏ，Ｄ。李嘉图Ｎｏｒｄｑｕｉｓｔ，Ｇ。
Ｌ。诺德魁斯特Ｒｉｖｅｔ，Ｋ。里维特ＯＢｒｉｅｎ，Ｄ。
Ｐ。奥布赖恩Ｒｉｚｏ，Ｍ。
Ｊ。里佐CＯｈｌｉｎ，Ｂ。俄林Ｒｏｂｉｎｓ，Ｊ。罗宾斯ＯＮｅｉｌ，Ｊ。奥内尔Ｒｏｂｅｒｔｓｏｎ，Ｄ。
Ｈ。罗伯逊CＯｐｅｎｈｅｉｍ，Ｐ。奥本海姆Ｒｏｂｉｎｓｏｎ，Ｊ。罗宾逊Ｏｒ，Ｄ。奥尔Ｒｏｓｅｎ，Ｓ。罗森Ｐａｐａｎｄｒｅｏｕ，Ａ。
Ｇ。帕潘德鲁Ｒｏｓｅｎｂｅｒｇ，Ａ。罗森堡Ｐａｒｅｔｏ，Ｖ。帕累托Ｒｏｓｅｎｂｌｕｔｈ，Ｇ。罗森布鲁施Ｐａｔｉｎｋｉｎ，Ｄ。帕廷金Ｒｏｔｈｂａｒｄ，Ｍ。
Ｎ。罗思巴德Ｐｅａｃｏｃｋ，Ａ。
Ｔ。皮科克Ｒｏｔｗｅｉｎ，Ｅ。罗特文Ｐｅａｒｓｏｎ，Ｅ。皮尔逊Ｒｏｗｌｅｙ，Ｃ。
Ｒ。罗利Ｐｅａｒｓｏｎ，Ｋ。皮尔逊Ｒｕｄｎｅｒ，Ｒ。
Ｓ。拉德纳Ｐｅｎ，Ｊ。本Ｒｕｎｃｉｍａｎ，Ｗ。
Ｇ。朗西曼Ｐｅｒｌｍｅｎ，Ｒ。珀尔曼Ｒｙａｎ，Ａ。瑞安Ｐｅｔｅｒｓｏｎ，Ｓ。彼得森Ｓａｍｕｅｌｓ，Ｗ。
Ｊ。萨缪尔Ｐｈｅｌｐｓ
Ｂｒｏｗｎ，Ｅ。
Ｈ。
费尔普斯Ｓａｍｕｅｌｓｏｎ，Ｐ。
Ａ。萨缪尔逊。布朗Ｓａｎｔｏｍｅｒｏ，Ａ，Ｍ。山多梅罗
６４３经济学方法论
Ｓａｒｇａｎｔ
Ｆｌｏｒｅｎｃｅ，Ｐ。
萨甘特。Ｓｏｗｅｌ，Ｔ。索厄尔弗罗伦斯Ｓｐｅｎｃｅｒ，Ｈ。斯宾塞Ｓａｙ，Ｊ。
Ｂ。萨伊Ｓｒａｆａ，Ｐ。斯拉法Ｓｃｈｌｉｃｋ，Ｍ。施利克Ｓｔｅｉｎｅｒ，Ｐ。
Ｏ。斯坦纳Ｓｃｈｍｏｌｅｒ，Ｇ。施穆勒Ｓｔｅｔｎ，Ｒ。
Ｍ。斯特恩Ｓｃｈｏｅｆｌｅｒ，Ｓ。舍弗尔Ｓｔｅｗａｒｔ，Ｉ。
Ｍ。
Ｔ。斯图尔特Ｓｃｈｕｌｔｚ，Ｈ。舒尔茨Ｓｔｉｇｌｅｒ，Ｇ，Ｊ。施蒂格勒Ｓｃｈｕｌｔｚ，Ｔ。
Ｗ。舒尔茨Ｓｔｏｌｐｅｒ，Ｗ。斯图尔普Ｓｃｈｕｍｐｅｔｅｒ，Ｊ。
Ａ。熊彼特Ｓｔｒｅｉｓｌｅｒ，Ｅ。斯特莱斯勒Ｓｃｈｗａｒｔｚ，Ａ。施瓦茨Ｓｕｐｅ，Ｆ。萨普Ｓｃｒｉｖｅｎ，Ｍ。斯克里文Ｔａｒａｓｃｉｏ，Ｖ。
Ｊ。塔拉斯俄Ｓｅａｔｅｒ，Ｊ。
Ｊ。西特Ｔｈｅｉｌ，Ｔｈｉｒｗａｌ，Ａ。
Ｐ。瑟沃尔Ｓｅｃｏｒｄ，Ｐ。
Ｆ。西科德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Ｈ。
Ｆ。汤普森Ｓｅｌｄｅｎ，Ｒ。
Ｔ。西尔登Ｔｈüｎｅｎ，Ｊ。
Ｈ。
ｖｏｎ屠能Ｓｅｌｉｇｅｒ，Ｍ。塞利格Ｔｈｕｒｏｗ，Ｌ。
Ｃ。瑟罗Ｓｅｎ，Ａ。
Ｋ。森Ｔｈｕｒｓｔｏｎｅ，Ｌ。瑟斯顿Ｓｅｎｉｏｒ，Ｎ。
Ｗ。思诺Ｔｏｄａ，Ｍ。托达Ｓｈａｃｋｌｅ，Ｇ。
Ｓ。
Ｌ。沙克尔Ｔｏｍｐｋｉｎｓ，Ｂ。汤普金斯Ｓｈｕｂｉｋ，Ｍ。夏别克Ｔｏｋｅ，Ｔ。图克Ｓｈｕｐａｋ，Ｍ。夏帕克Ｔｏｎｄｅｒ，Ｊ。
Ｒ。图恩特Ｓｉｄｇｗｉｃｋ，Ｈ。西奇威克Ｔｏｒｅｎｓ，Ｒ。托伦斯Ｓｉｍｏｎ，Ｈ。
Ａ。西蒙Ｔｏｕｌｍｉｎ，Ｓ。图尔明Ｓｋｉｎｅｒ，Ａ。
Ｓ。斯金纳Ｔｒｅｖｏｒ－Ｒｏｐｅｒ，Ｈ。
Ｒ。
特雷弗。
Ｓｌｕｔｓｋｙ，Ｅ。斯拉茨基罗珀Ｓｍｉｔｈ，Ａ。斯密Ｔｕｌｏｃｋ，Ｇ。图洛克Ｓｍｙｔｈ，Ｒ。
Ｌ。史密斯Ｕｒｂａｃｈ，Ｐ。乌尔巴赫Ｓｏｌｏｗ，Ｒ。索洛Ｖｅｂｌｅｎ，Ｔ。凡勃伦
经济学方法论７４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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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５３
Ｂｏｗｌｅｙ，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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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ａｓａｕＳｅｎｉｏｒａｎｄＣｌａｓｉｃａｌＥｃｏAｎｏｍｉｃｓ。
ＮｅｗＹｏｒｋ：ＡｕｇｕｓｔｕｓＭ。
Ｋｅｌｅｙ。
Ｂｒａｉｎａｒｄ，Ｗ。
Ｃ。
，ａｎｄＲ。
Ｎ。
Ｃｏｐｅｒ。
１９７５。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ｍａ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ｗｈａｔｈａｖｅｗｅｌｅａｒｎｅｄｉｎｔｈｅｌａｓｔ２５ｙｅａｒｓ？
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６５，１６７—７５。
Ｂｒａｉｔｈｗａｉｔｅ，Ｒ。
Ｂ。
１９６０，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Ｅｘｐｌａｎａｔｉｏｎ。
ＮｅｗＹｏｒｋ：ＨａｒｐｅｒＴｏｒｃｈｂｏｋｓ。
Ｂｒａｙｂｒｏｋｅ，Ｄ。
ａｎｄＣ。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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ＩｓＴｈｅｒｅ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Ｃｏｎｓｅｎｓｕｓ？
ＡｎＡｔｉｔｕｄｅＳｕｒｖｅｙ。
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ａ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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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５３经济学方法论
Ｂｒｕｎｅｒ，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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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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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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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ｏｎｄｏｎ：ＦｒａｎｋＣａｓ。
Ｃａｖｅｓ，Ｒ。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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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ＨａｒｖａｒｄＵｎｉA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Ｃａｖｅｓ，Ｒ。
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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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８。
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Ｌｏｎｄｏｎ：Ａｌｅｎ＆ＵｎAｗｉｎ。
Ｃｈａｌｍｅｒ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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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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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ｈａｔＩｓＴｈｉｓＴｈｉｎｇＣａｌｅｄＳｃｉAｅｎｃｅ？
ＭｉｌｔｏｎＫｅｙｎｅｓ：ＴｈｅＯｐｅｎ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Ｃｈｉｃｋ，Ｖ。
１９７３。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ＭｏｎｅｔａｒｙＰｏｌｉｃｙ。
ＯｘA
经济学方法论５５３
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２ｎ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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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ｒｅｎ，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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Ｅｍｐｉｒｉｃｉｓｔ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ａｎｄｔｈｅＤｅｖｅｌｏAｍｅｎｔ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
Ｌｏｎｄｏｎ：ＴｈａｍｅｓＰｏｌｙｔｅｃｈｎｉ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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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ａｎ，２ｎｄｅｄ。
Ｇｒｅｎｗｏ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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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５。
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ｌｍｉｇｒａｔｉｏｎｉｎｔｈｅＵｎｉｔｅｄＳｔａｔｅｓ：ａｓｕｒｖｅ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Ｌｉｔｅｒａｔｕｒｅ，１３，３９７—４３。
经济学方法论１６３
Ｇｒüｎｂａｕｍ，Ａ。
１９７６。
Ｉｓｆａｌｓｉｆｉａｂｉｌｉｔｙｔｈｅｔｏｕｃｈｓｔｏｎ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ａｔｉｏｎａｌｉｔｙ？
ＫａｒｌＰｏｐｅｒｖｅｒｓｕｓｉｎｄｕｃAｔｉｖｉｓｍ。
ＩｎＥｓａｙｓｉｎＭｅｍ－ｏｒｙｏｆＩｍｒｅＬａｋａｔｏｓ，Ｒ。
Ｓ。
Ｃｏｈｅｎ，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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Ｆｅｙｅｒａｂｅｎｄ，ａｎｄ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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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ａｒｔｏｆAｓｋｙ（ｅｄ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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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ｗｉｎｔｅｒｏｆｏｕｒｄｉｓｃｏｎｔｅｎｔ。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４０，３２—３０。
Ｈａｎｓｏｎ，Ｎ。
Ｒ。
１９６５。
Ｐａｔｅｒｎｓｏｆ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Ｈａｒｃｏｕｒｔ，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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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６。
Ｔｈ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ｉｅｓ：ｏｌｄｗａｙｓａｎｄｎｅｗｈｏｒｉｚｏｎｓｏｒｄｅａｄｅｎｄ？
Ｏｘｆｏｒ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ＰａAｐｅｒｓ，２８，２５—６５。
Ｈａｒｄｉｎｇ，Ｓ。
Ｇ。
１９７６。
ＣａｎＴｈｅｏｒｉｅｓＢｅＲｅｆｕｔｅｄ？
Ｅ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Ｄｕｈｅｍ－ＱｕｉｎｅＴｈｅｓｉ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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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ａｒé，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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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６３经济学方法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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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ｆｏｒｄ：Ｏｘｆｏｒｄ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Ｈａｒé，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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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
Ｈａｒｏｄ，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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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１９３８，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ｎａｌｙｓｉｓ。
Ｒ。
Ｖ。
Ｃｌｅｍｅｎｃｅ（ｅｄ。）。
ＣａｍAｂｒｉｄｇｅ，Ｍａｓ。
：Ａｄｉｓｏｎ－Ｗｅｓｌｅｙ，ｖｏｌ。
１。
１９５６。ＦｏｕｎｄａｔｉｏｎｓｏｆＩｎｄｕｃｔｉｖｅＬｏｇｉｃ。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ａｎ。
Ｈａｙｅｋ，Ｆ。
Ａ。
１９６０ＴｈｅＣｏｎｓｔｉｔｕｔｉｏｎｏｆＬｉｂｅｒｔｙ。
ＣｈｉｃａA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
１９７３。
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ｓｔｕｄｙｏｆｓｏｃｉｅｔ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１９４２，１９４３，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ＭｏｄｅｓｏｆＩｎｄｉｖｉｄｕａｌｉｓｍａｎｄＣｏｌｅｃｔｉｖｉｓｍ。
Ｊ。
ＯＮｅｉｌ（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EＨｅｉｎｅｍａｎ，２７—６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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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学方法论３６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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Ｈｅｍｐｅｌ，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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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１９４８，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ｗｉｔｈａｐｏｓｔｓｃｒｉｐｔ）
ｉ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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８６３经济学方法论
Ｋｅｎｅｄｙ，Ｃ。
，ａｎｄＡ。
Ｐ。
Ｔｈｉｒｌｗａｌ。
１９７２，Ｔｅｃｈｎｉｃａｌｐｒｏｇｒｅｓ：ａｓｕｒｖｅｙ。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Ｊｏｕｒｎａｌ，８２，１—７２。
Ｋｅｙｎｅｓ，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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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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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ｏｌ。
ⅩⅣ。
ＴｈｅＧｅｎｅｒａｌＴｈｅｏｒｙａｎｄＡｆｒｔｅｒ。
Ｄ。
Ｍｏｇｒｉｄｇｅ（ｅｄ。）。
Ｌｏｎｄｏｎ：ＭａｃｍｉｌAｌａｎ。
ｋｅｙｎｅｓ，Ｊ。
Ｎ。
１８９１。
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１９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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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ａｐｈｏｌｚ，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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Ｖａｌｕｅｊｕｄｇｅｍｅｎｔｓａｎ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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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ｌａｐｈｏｌｚ，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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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ｇａｓｉ。
１９６０。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ａｒｅｊｏｉｎｄｅｒ。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２７，１６０—１。
１９６７。
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ｐｒｅｓｃｒｉｐｔｉｏｎ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ＥA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１９５９，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ｅA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
Ｒ。
Ｋａｍｅｒ－ｓｃｈｅｎ（ｅｄ。）。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２３—３９。
Ｋｌａｐｈｏｌｚ，Ｋ。
ａｎｄＥ。
Ｊ。
Ｍｉｓｈａｎ。
１９６２。
Ｉｄｅｎｔｉｔｉｅ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ｍｏｄ－ｅｌｓ。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２９。
１７—２８。
Ｋｎｉｇｈｔ，Ｆ。
１９４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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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ｒｅｊｏｉｎｄｅｒ。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A
经济学方法论９６３
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４９，７５０—３。
１９５６。
“ＷｈａｔｉｓＴｒｕｔｈ”
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Aｃ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ｙ，１９４０，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ＯｎｔｈｅＨｉｓｔｏAｒｙ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ＳｅｌｅｃｔｅｄＥｓａｙｓ。
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１５１—７８。
Ｋｏｐｍａｎｓ，Ｔ。
Ｃ。
１９５７。
ＴｈｒｅＥｓａｙｓｏｎｔｈｅｓｔａ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ｃＧｒａｗＨｉｌ。
AＫｏｔ，Ｇ。
Ｍ。
１９７５。
Ｔ。
Ｅ。
ＣｌｉｆｅＬｅｓｌｉｅ，Ｉｒｉｓｈｓｏｃｉａｌｒｅｆｏｒｍ，ａｎｄｔｈｅｏｒｉｇｉｎｓｏｆｔｈｅＥｎｇｌｉｓｈｈｉｓｔｏｒｉｃａｌｓｃｈｏ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Ｈｉｓｔｏｒｙ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Aｍｙ，７，３１２—３６。
Ｋｒｅｇｅｌ，Ｊ。
１９７。
ＳｏｍｅｐｏｓｔＫｅｙｎｅｓｉａｎｄｉｓｔｒｉｂｕｔｉｏｎｔｈｅｏAｔｙ。
ＩｎＭｏｄｅｒ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Ｔｈｏｕｇｈｔ。
Ｓ。
ＷｅｉｎｔｒａｕｂA（ｅｄ。）。
Ｏｘｆｏｒｄ：ＢａｓｉｌＢｌａｃｋｗｅｌ，４２１—３８。
Ｋｒｉｍｅｒｍａｎ，Ｉ。
（ｅｄ。）。
１９６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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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ＣｒｉｔｉｃａｌＡｎｔｈｏｌｏｇｙ。
ＮｅｗＹｏｒｋ：AＭｅｒｅｄｉｔｈ。
Ｋｒｕｐ，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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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６。
Ｔｙｐｅｓｏｆｃｏｎｔｒｏｖｅｒｓｙ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ｃｉｅｎｃｅ。
Ｅｓａｙｓｏｎ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
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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Ｋｒｕｐｐ（ｅｄ。）。
ＥｎｇｌｅｗｏｄＣｌｉｆｓ：ＰｒｅｎｔｉｃｅＨａｌ，３９—５２。
AＫｕｈｎ，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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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９７０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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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ｃａA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２ｎｄｅｄ。
A
０７３经济学方法论
１９７０ｂ。
Ｌｏｇｉｃｏｆ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ｏｒｐｓｙｃｈｏｌｏｇｙｏｆｒｅｓｅａｒｃｈ？
Ｒｅｆｌｅｃｔｉｏｎｓｏｎｍｙｃｒｉｔｉｃｓ。
Ｉｎ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A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Ｉ。
ＬａｋａｔｏｓａｎｄＡ。
ＭｕｓAｇｒａｖｅ（ｅｄ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１—２３，２３１—７８。
１９７１。
ＮｏｔｅｓｏｎＬａｋａｔｏｓ。
ＩｎＢｏｓｔｏｎＳｔｕｄｉｅｓｉｎｔｈｅＰｈｉA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８。
Ｒ。
Ｓ。
ＣｏｈｅｎａｎｄＣ。
Ｒ。
AＢｕｃｋｓ（ｅｄｓ。）。
Ｄｏｒｄｒｅｃｈｔ：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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Ｌａｉｄｌｅｒ，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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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ｈｅＤｅｍａｎｄｆｏｒＭｏｎｅｙ：ＴｈｅｏAｒｉｅｓａｎｄ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Ｓｃｒａｎｔｏｎ：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ＴｅｘｔAｂｏｋ。
Ｌａｋａｔｏｓ，Ｉ。
１９７６。
ＰｒｏｆｓａｎｄＲｅｆｕｔａｔｉｏｎｓ。
ＴｈｅＬｏｇｉｃｏｆＭａｔｈｅｍａｔｉｃａｌＤｉｓｃｏｖｅｒｙ。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A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１９７８。
Ｔｈｅ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ＲｅｓｅａｒｃｈＰｒｏAｇｒａｍｅｓ。
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Ｐａｐｅｒｓ。
Ｊ。
ＷｏｒａｌａｎｄAＧ。
Ｃｕｒｉｅ（ｅｄｓ。）。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AｓｉｔｙＰｒｅｓ，ｖｏｌｓ。
１，２。
Ｌａｋａｔｏｓ，Ｉ。
ａｎｄＡ。
Ｍｕｓｇｒａｖｅ。
（ｅｄｓ。）。
１９７０。
ＣｒｉｔｉｃｉｓｍａｎｄｔｈｅＧｒｏｗｔｈｏｆＫｎｏｗｌｅｄｇｅ。
Ｃａｍｂｒｉｄｇｅ：ＣａｍAｂｒｉｄｇｅ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Ｌａｎｃａｓｔｅｒ，Ｋ。
Ｊ。
１９６２。
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A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２９，９—１２３。
１９６ａ。
Ｔｈｅｓｏｌｕｔｉｏｎｏｆｑｕａｌｉｔａｔｉｖｅｃｏｍｐａｒａｔｉｖｅｓｔａｔｉｃ
经济学方法论１７３
ｐｒｏｂｌｅｍｓ。
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８０，２７８—９５。
１９６ｂ。
Ａｎｅｗａ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ｔｈｅｏｒｙ。
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ｃｏｎｏｍｙ，７４，１３２—５７。
１９７１。
ＣｏｎｓｕｍｅｒＤｅｍａｎｄ。
ＡＮｅｗＡｐｒｏａｃｈ。
ＮｅｗＹｏｒｋ：Ｃｏｌｕｍｂｉａ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Ｐｒｅｓ。
Ｌａｎｇｅ，Ｏ。
１９６７。
Ｔｈｅｓｃｏｐｅａｎｄｍｅｔｈｏｄ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Ｒｅｖｉｅｗ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ｔｕｄｉｅｓ，１９４５，ｒｅｐｒｉｎｔｅｄｉｎＲｅａｄｉｎｇｓｉｎＭｉｃｒ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Ｄ。
Ｒ。
Ｋａｍｅｒｓｃｈｅｎ（ｅｄ。）。
Ｃｌｅｖｅｌａｎｄ：Ｗｏｒｌｄ，３—２２。
Ｌａｔｓｉｓ，Ｓ。
Ｊ。
１９７２。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Ｂｒｉ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ｆｏｒｔｈｅ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ｙｏｆＳｃｉｅｎｃｅ，２３，２０７—４５。
１９７４。
Ｓｉｔｕａｔｉｏｎａｌｄｅｔｅｒｍｉｎｉｓｍ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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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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Ｎｅｌｓｏｎ，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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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ｃｏｔｉｓｈ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ＰｏｌｉｔｉｃａｌＥAｃｏｎｏｍｙ，１２，１—２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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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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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ｄｄ（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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Ｓｍｉｔｈ，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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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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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８３经济学方法论
Ｓｔｅｍ，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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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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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ｉｃａｇｏ：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ＣｈｉｃａｇｏＰｒｅｓ。
１９６。
ＴｈｅＴｈｅｏｒｙｏｆＰｒｉｃｅ。
ＮｅｗＹｏｒｋ：Ｍａｃｍｉｌａｎ，３ｒｄｅｄ。
Ｓｔｉｇｌｅｒ，ＧＪ。
ａｎｄＧ。
Ｓ。
Ｂｅｃｋｅ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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Ａｍｅｒｉｃａ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Ｒｅｖｉｅｗ６７，７６—９０。
Ｓｔｒｅｉｓｌｅｒ，Ｅ。
１９７０。
Ｐｉｔｆａｌｓｉｎ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Ｌｏｎｄｏｎ：Ｉｎｓｔｉｔｕｔｅ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Ａｆａｉｒｓ。
Ｓｕｐｅ，Ｆ。
１９７４。
ＴｈｅｓｅａｒｃｈｆｏｒｐｈｉｌｏｓｏｐｈｉｃａｌｕｎｄｅｒAｓｔａｎｄｉｎｇ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ｈｅｏｒｅｓ。
ＩｎＴｈｅＳｔｒｕｃｔｕｒｅｏｆＳｃｉｅｎｔｉｆｉｃＴｈｅｏｒｉｅｓ。
Ｆ。
Ｓｕｐｅ（ｅ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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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ａｒａｓｃｉｏ，Ｖ。
Ｊ。
１９６。
Ｐａｒｅｔｏ‘ｓＭｅｔｈｏｄｏｌｏｇｉｃａｌＡｐｒｏａｃｈｔｏ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ＣｈａｐｅｌＨｉｌ：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ｏｆＮｏｒｔｈＣａｒｏｌｉｎａＰｒｅｓ。
经济学方法论７８３
Ｔｈｅｉｌ，Ｈ。
１９６。
Ａｐｌｉｅｄ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Ｆｏｒｅｃａｓｔｉｎｇ。
ＡｍｓｔｅｒAｄａｍ：Ｎｏｒｔｈ－Ｈｏｌａｎｄ。
Ｔｈｏｍｐｓｏｎ，Ｈ。
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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ＱｕａｒｔｅｒｌｙＪｏｕｒｎａｌｏｆ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７９，２１２—３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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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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Ｇｅｎｅｒａｔｉｎｇ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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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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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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ＲｅｉAｄｅｌ，２７—５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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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ｏｕｌｍｉｎ，Ｓ。
ａｎｄ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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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９３经济学方法论
译者后记G
一
在西方经济学界，经济学家们２０多年来一直以拥有一套适当的科学研究方法著称。
但从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人们却把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公开专门的研讨看作是智力低下或早衰的明显标志。
尽管几乎每一个经济学分支都在讨论方法论问题，但这种讨论充其量不过是人们普遍接受的方法的表述。
大家所接受的方法论不是保罗萨缪尔逊的“描述主义”
（参见F本书第５章）
，便是米尔顿弗里德曼的“工具主义”
（参见本F书第４、５章及第１２、１３、１５章）
，并且两派中没有一派认为有什么必要研究方法论，任何对他们的方法论的批评或评价，都被认为是毫无必要的，是一种时间浪费。
本文的主要参考文献有：阿尔弗雷德艾克纳主编《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G F门科学》（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０年）
；Ｔ。
Ｗ。
哈奇森著《经济学的发展与革命》（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０年）
；杰弗里霍奇逊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北京F大学出版社，１９０年）
；约翰菲比著《方法论与经济学》（麦克米伦出版公司，１９８F年）
；《新帕尔格雷夫经济学词典》第３卷第４５—８页；苏通《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历史应用》，载《中级微观经济理论》（北京大学出版社，１９８９年第二次印刷）。
经济学方法论３９３
然而，到了８０年代，从马克布劳格先生的这本概论性力F作开始的一些经济学方法论著作的问世，研究经济学方法论问题的杂志《经济学与哲学》和《经济思想史与方法论研究》的创立，打破了对经济学方法论的这种固步自封的态度，人们对经济学方法论的兴趣明显地日益增强。
西方经济学界重新表现出对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兴趣，具体说来原因不一，但从根本上说，我们认为，这都是因为西方经济学（包括其方法论）发生了危机。
众所周知，在西方工业国家，战后经济曾出现过出乎意料的空前增长和繁荣，当时人们把这主要归功于凯恩斯主义需求管理政策，给人形成了经济学家们似乎在一定程度上能够控制经济运行的印象，因而使经济学家们得到了前所未有的殊荣。
然而，好景不长，到了６０年代后期，经济增长便开始滑向经济危机，并在７０年代和８０年代的大部分时间里缠住了许多国家的经济。
面对几乎是世界性的经济滞胀，昔日春风得意的经济学家们如今一筹莫展，再也开不出令人满意的有效良方，于是，在政府和公众眼里，经济学家们成了跟神汉巫婆、占星术士或江湖骗子一样的人物。
这样，当年作为指导经济发展之理论基础的主流经济学便受到了多方面的抨击，整个西方经济学出现了群雄竞起逐鹿的危机局面。
在批评或评价主流经济学过程中，起初人们认为，无论是批评还是评价，都需要具有不容置疑的一个方法论基础，这就形成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两股动力。
可是，这种观点很快就使人们偏离了正确的道路，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因为在这种观点指导下，正确的方法论只能有一种。
为了避开这种观
４９３经济学方法论
点的局限性，许多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又转向了卡德维尔在《超越实证主义：２０世纪的经济学方法论》（１９８２年）一书中所说的“多元主义方法论”
，他们不再致力于作出评价或批评，而是希望搞清主流经济学为什么是这样，因此他们的方法论又称为“认识方法论”。
认识主流经济学是推进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第三种力量。
除了批评、评价或认识主流经济学而外，某些西方经济学家还觉得，如果我们能掌握“正确的”方法论，经济学就有可能取得更为明确的结果，形成新的一致观点，由此结束当前的危机。
虽然事实上不可能有任何一种方法论可以单独解决我们所面临的一切问题，但这种理想的追求仍形成了促进经济学方法论探讨的积极结果。
还有一些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者相信，方法论的研究可以形成经济学的新的发展方向。
这部分人认为，过去的经济学方法论基础限制了经济学家们解决２０世纪后期的许多问题的能力。
换句话说，过去的经济学力图模仿自然科学的“唯科学主义”
或“自然主义”
，①是按照相当机械的方式仿照自然科学这只葫芦画的瓢。
然而，“唯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的方法在经济学上是行不通的，因为自然科学中的有些研究方法是过时的；在经济学中运用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就要求
①唯科学主义（ｓｃｉｅｎｔｉｓｍ）
是一种认为自然科学的方法应该应用于哲学、人文科学和社会科学等一切研究领域的观点，认为只有自然科学的方法才能有效地探求知识。
自然主义（ｎａｔｕｒａｌｉｓｍ）是与唯科学主义类似的一种观点，它把自然科学的概念扩大为一种世界观，认为任何实在的事物都没有超自然的或自然之外的意义。
经济学方法论５９３
有稳定的外在环境，但这种环境现实中并非总是具备的；而更重要的是，经济学的研究对象的性质与自然科学的研究对象的性质有很大的区别。
经济学研究的是作为整个社会生活的一部分、并与整个社会生活不可分离的经济问题，它不可能把同其具有有机联系的因素割离开来，通过某一部分或层面的研究得出具有整体意义的正确结论。
这些人认为，经济学必须改变其方法论，至少不能把“唯科学主义”或“自然主义”
作为其基本的方法论。
在这些人看来，近年来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兴起，并非完全是经济学危机或赶时髦的结果，而且也因为经济学方法论本身就是经济学应该研究的一个非常根本性的问题。
他们指出，各个经济学家所实践的方法论是各不相同的，不认清这一点，我们就不可能看到不同经济学家所作研究的细微差别。
上面是笔者所了解到的西方经济学界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概况与成因。
二
在我国国内，经济学界的许多有识之士同样感觉或洞察到了研究经济学方法论的必要性和紧迫性。
就笔者而言，近年来所以致力于国外经济学方法论研究成果的评介工作，主要基于下述的一些粗浅认识。
首先，我国的经济学事实上也面临着严重而深刻的危机。
这种危机主要表现在，虽然我国经济学界人士作了不懈的艰苦努力，但由于种种原因，我们许久以来基本上在马克思主
６９３经济学方法论
义经典作家所创立的经济理论成果上倘佯，没有从历史发展的角度出发，从当代世界经济变化的客观规律出发，从我国经济运行的实际要求出发，对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作出切实、认真、系统、全面、深入、细致的调查研究，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真正具有描述经济现象、分析经济运行、指导经济活动能力的、切合我国经济发展实际的经济理论。
十年改革中，虽然出现了一大批鼓舞人心的经济理论成果，但与我们所面临的剧变中的经济生活中的问题相比，与现实的要求相比，其“供求”矛盾要远比我国经济生活中的物质供求矛盾大得多。
为此，每一个稍具历史感和责任心的经济学工作者无不想建立起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经济理论大厦添砖加瓦，而为了实现自己的宏伟抱负，我们必须首先对经济学方法论有一系统、清晰的理解和认识。
其次，为了更好地创立切合我国经济建设要求的经济理论，我们有必要认真透彻地学习西方经济学中的科学成就。
近些年来，在一批具有良好的西方经济学素养的经济学界人士的卓越努力下，西方经济学的新成果、新动态、新现象已经被比较系统地评介到国内，产生了比较广泛的影响。
然而，由于主观的或（和）客观的原因，我们的评介多为正统经济学的内容，对西方经济学界对他们的理论的积极反思的评介相对不够，对从方法论高度比较系统地考察西方经济学的著作则评介得更少。
在这种情况下，难免有少数人、特别是象笔者这样比较年轻的学习者，走上极端，忘了原旨，对西方经济学推崇备至，顶礼膜拜，似乎西方经济学果真象其杰出代表人物在一百多年前即已宣称的那样完美无缺，只要照搬过来
经济学方法论７９３
就可以直接成为解除我们所面临的所有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
这些人往往浅尝辄止，自以为是，象一个不知易理的人走进了由一系列明确的和隐含的假定、二百多年的研究成果与精致复杂的数学形式主义构筑起来的西方经济学八封阵。
要破除这种对西方经济学的迷信，我们认为，必须借助于对整个西方经济学的更全面、更系统、更深入的科学评介，不仅要评介主流派的学说，而且也要评介其它各派的学说；不仅要评介新的进展，而且也要评介积极有效的反思；不仅要评介其内容，而且也要评介其方法论观点。
我们相信，在当前情况下，其中的方法论的评介将尤其有效，尤其重要，因为这不仅有助于我国读者高屋建瓴，透过迷障，正确把握西方经济学，从而真正扬其所益，弃其所谬，为我所用，而且有助于形成我们自己所迫切需要的经济学方法论思想。
第三，与数学形式主义方法占据至高无上地位的西方经济学的引进有关，近年来我国经济学者中崇尚数学形式主义的思想在不断滋长。
对于西方经济学中数学形式主义的发展，笔者在作为拙译《中级微观经济理论》中译本序言的《数学在西方经济学中的历史应用》一文中已作了概述，在那里，笔者并且简要论述了对数学作为经济学分析工具之优劣的观点及我们对数学形式主义应持的态度。
经济学的数学化对于完善经济学的表述形式、增加经济学的分析工具，无疑地具有重要的进步意义。
然而，如果把过多的资源用于追求徒有其表的精致形式而无视现实中种种棘手的问题，那将至少是资源的错误配置；如果把经济学的形式化作为回避现实经济生活中错综复杂的关系、尤其是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的关系的
８９３经济学方法论
手段，那将是对经济学进步的反动。
在没有一套具有现实意义的、切实可行的经济理论作基础的情况下，在没有认清包括与经济密切相关的非经济因素与经济因素和经济各因素自身之间的关系的情况下，从过份的数学形式主义中是不会得到比智力游戏和无理论的“空盒”
更多的东西的。
要深刻认识这一点，我们也有必要从方法论高度审视一下我们已做和应做的工作。
我们认为，虽然由于历史的原因，“政治经济学”这一名称的形象被扭曲了、丑化了，以至于不仅学习经济学的学生、甚至连一些研究经济学的学者都对它忌讳莫深，但是，如果我们不能建立切合我国实际的真正的“政治经济学”
，如果我们不能把社会生活中的其它有关因素纳入“经济学”的研究框架之内，如果我们不能理清作为混然一体的社会生活中不可割离的一部分的经济生活的关系，并由此明察我国经济的实际运行规律，中国的经济学就决不可能成为一门比政治家们的直觉更具有实际意义的科学。
第四，经济学方法论的研究不仅应该成为经济学研究的一个基本部分，对我们来说，而且应该成为我们建立自己的经济科学理论的起点。
翻开历史我们可以看到，经济学中的每一个革命性发展均是以方法论的革命性发展或转变为先导的。
我们把经济学方法论作为研究起点，不仅是必要的，而且也是可行的，因为我们有一百多年世界范围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发展历史、有二百多年的西方经济学的发展历史、尤其是数十年的我们自己的不懈探索的历史，作为我们研究的基础。
经济学方法论９９３
三
对于国际上著名的经济学方法论权威之一马克布劳格F先生的这部概论性力作，我们不想在此多费笔墨。
我们认为选择这样一本既有基础知识，又有历史概述，并有现状剖析的概论性著作，对我国读者是比较合适的。
为了弥补本书的不足，我们建议作者再读一读北大出版社出版的与本书配套的其它著作，如亨利勒帕日著《美国新自由主义经济学》、亨F德森和匡特著《中级微观经济理论》、艾克纳主编的《经济学为什么还不是一门科学》、哈奇森著《经济学的发展与革命》、霍奇逊著《新制度主义经济学宣言》、晏智杰著《经济学中的边际主义》等。
四
本书的翻译是在第七届全国人大常委、北京大学经济学院胡代光教授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副总编彭松建教授（编审）
的推荐和帮助下进行的，值此译稿付梓，谨表衷心感谢。
本书作者马克布劳格教授对本书的中译给予了热情鼓F励，亲自撰写了《中译本序》，补述本书出版后西方经济学方法论研究的新成果，在此，我们亦深表感谢。
本书由笔者负责组织翻译。
具体分工如下：笔者译《中译本前言》和第六、七、八、九、十二、十三、十四、十五章及附录一、二、三，并撰写《译者后记》；陈一民译《前言》
０４经济学方法论
和第一至五章；季勇译第十、十一章。
全部译稿出来后又由笔者作了统稿和部分文字修改润色，北京大学经济学院管理系向以斌先生帮助通读了全部译稿，楼永、李文政两位小姐协助做了部分统改工作。
限于译者知识水平和时间，中文稿中可能存在种种不足甚或错误，凡此敬请读者指正。
黎明星１９８９年６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