铁凝短篇小说散文随笔

铁凝短篇小说散文随笔-铁凝
小格拉西莫夫
我以齐叔为线索曾写过一篇叫《近的太阳》的小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齐叔得知后，便找我说，都说你写了我，给我也看看不行吗？我把早已准备好的杂志交给他，说，只是借了您个画家的身份，有时候不用真姓名写，你就像连自己都不相信一样。您肯定不会在意的。我替齐叔翻开杂志，指给他页码。他一口气读完，我当怎么回事呢，这不属于名誉侵权案，不就是我给你讲的那个故事嘛。
齐叔会讲故事，这也是我欢迎他的原因之一吧，和他相处，我有便宜。
从前我们和齐叔都住b城，后来我家迁入省城，齐叔仍在b城，和齐叔见面就少了。
90年代初，我应邀去挪威参加一个国际女性文学研讨活动。从莫斯科乘火车赴哥本哈根，计划在哥本哈根换飞机再去奥斯陆。傍晚我独自穿过哥本哈根商业街，朝有“美人鱼”的海滨走，不想在国家歌剧院门前巧遇齐叔。他也是独自一人，正背着手在易卜生的雕像前徘徊。他穿一件风衣，很新，笔直的褶缝儿挺着，多了些中国人在国外的气质。这气质常招外国人这样那样的眼光。在北欧那些穿着随意的国家，这穿扮就更显得惹眼。当时我真想为这个中国艺术家另外设计一下穿着。其实齐叔并非没见过世面，早年他在列宁格勒学油画时，我还没生下来。他这次来丹麦，还见了女王玛格丽特二世。
和齐叔在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相遇，我十分惊喜。原来齐叔正在这个国家举办他的个人画展，但画展不在哥本哈根，在日德兰岛的另一个城市。我知道丹麦由三个岛组成：西兰岛，非英岛和日德兰岛。他是专程来哥本哈根参观博物馆的。齐叔问了我来北欧的目的，我告诉他我的目的地是挪威的奥斯陆。齐叔笑着说：“奥斯陆，那也是我的目的地，那里有维格兰和蒙克。”维格兰是挪威的雕塑家，奥斯陆的维格兰公园集中了他一生的大半作品。油画家蒙克作为北欧表现主义先驱，比维格兰的影响更大。那么，我和齐叔将是同路人。响应齐叔的提议，我们约定三天后在日德兰岛的腓德烈港乘船，穿过接连北欧三国的斯卡格拉克海峡去奥斯陆——我放弃了乘飞机的打算。
三天后我们如约在腓德烈港见了面。齐叔还是穿着他的风衣，但风衣在他身上显得随和了些，就像他已经融入了北欧的氛围。
我们将要乘坐的轮船叫“冰川”号，船体很大，涂着黑色，像矗立在腓德烈港的一座黑色城市。我们踏上高高的舷梯，穿过一条条迷宫般的通道，迈上无数个台阶，终于找到了属于我们的舱问。几年后我看电影《泰坦尼克号》，总觉得那就是我们乘坐的“冰川”号，它实在是不逊色于“泰坦尼克”号的。
那天乘客不多，我的房间有四个铺位，乘客只我一人。齐叔在我隔壁，也是一人守着四个空铺。不能用豪华和现代来形容这房间，但舱内典雅、殷实，铺陈洁白干爽，一个小巧玲珑的盥洗间，使人想到意大利的老派饭店。我稍事整理，和齐叔来到甲板。船正沿着丹麦的格雷嫩角缓缓驶向大海。岸上正显现出灯火。10月末的季节，中国北方已是初冬，然而在北纬60度的海湾，海风却温暖宜人。记得一位北欧友人同我说起，有了挪威湾的暖流，也才有了斯堪地那维亚半岛的发展。当大海变得漆黑，岸上灯火齐放时，“冰川”号才驶离格雷嫩角。原来傍晚看格雷嫩角的灯火，是这个旅行路线的一大景观。看完无尽的灯火，我和齐叔来到他的房问。齐叔坐上他的铺位，点着一支烟，问我“冰川”号什么时候到达目的地。我说大约明天上午9点钟吧。我们不约而同看看表，现在是8点。齐叔说，当你真的走到地球另一面时，才能意识到地球真是圆的，不然你总以为这属于异端邪说。这时我问齐叔对丹麦的印象，齐叔毫不掩饰地说，好，丹麦好。可人类的共性还是这山望着那山高。我那位馆长的女儿，非要扔下丹麦的一份好工作去巴黎打工，她说巴黎神秘。我看丹麦就很神秘。我请齐叔谈谈丹麦的艺术，他说都是些浮光掠影，他说“我这是浮光掠影丹麦国”，实在没什么可讲的。我说，可咱们还要坐12个小时的船呀，讲点什么吧，齐叔。齐叔抽了一阵烟，想想，突如其来地问我：“你今年多大？”
我说，您知道的。
齐叔说，糊里糊涂。就记着你跟你爸妈去过干校。有一次你丢了，让人好找。你在一个麦秸垛里睡着了，找回来头上还沾着麦秸。
我说，那年我6岁。
齐叔“嗯”了一声，翘起右手，用拇指数着食指和中指翻来覆去一阵，似在计算我的准确年龄。接着他问，那时候你净想什么？
我说，说不清，只觉得天很高，自己就像个小虫子。
你自由吗？齐叔又问，显然是指那时候。
我说，我觉得没什么不自由的。不是有麦秸垛吗？麦秸垛，钻进去很温暖。
哎，这就真实了。齐叔说。现在你是个作家了，我觉得写“”就应该这么写，这里有文学。再则，“”这五个字根本就不能落在纸上。还有“十年浩劫”“十年”，都不能落在纸上。这都不是文学。
我说，您这个见解很像捷克那个作家m．k，他说他从来不捷克斯洛伐克这几个字落在纸上，他用“波希米亚”这个老词儿。捷克人反对他，他说捷克斯洛伐克缺乏历史感。你只应该写波希米亚那块土地上发生了什么事，写人的行为。捷克斯洛伐克是苏俄十月后的产物。
嗯，很耐人寻味。齐叔说。
那么，那时候您自由吗？我反问齐叔，想起他当时的样子：穿件油渍渍的棉袄，棉帽子的耳朵向下耷拉着。到食堂打饭，身后还有人跟着。
齐叔说，没什么不自由的，我会装病，我会造假化验单，假诊断书。他们让我回城检查病，我每月寄一张就完了。
我说，听说那时候您净偷着上太行山画画。
齐叔说，是啊，画画，闻山里的味儿，沁人肺腑的气味儿。看麦苗返青，看柳絮纷飞，牲口无顾忌地拉屎撒尿。早春冻僵的垄沟解冻了，潮湿着自己决心给大地以生命。你的生命也被融入了这解冻的大地——一张化验单里有这么大的便宜，这不就是自由？
可是，后来您又被揪回去了。我说。
也许因为我提到了太行山，齐叔没有接着说他再次被揪回去之后，又是如何再争得新的自由的。他突然扭转话题说，哎，我给你讲个太行山的故事吧，太行山的小格拉西莫夫。不过你得躺着听，躺着听故事能身临其境。来，脱鞋，躺下。
我赞成齐叔的见解。人的经验都大同小异——躺着听故事，似乎真能身临其境。小时候躺着听大人讲狼，狼格外可怕。躺着听黑夜，黑夜格外黑。我脱了鞋，躺在齐叔对面。齐叔盘腿坐在他的铺上。
是个三月底四月初吧，嗯，三月底四月初，我正坐在垄沟边上画画。这是太行山西县，西县瓦坨大队。那时叫大队，不叫村。我脚下就是泛了青的麦苗，眼前有几棵开花的杨树。杨树开花，一串串的。颜色像玫瑰红，又像玫瑰紫。树下有几个女社员正给麦苗松土保墒，不干活，推搡着打闹。我脱下棉袄，垫着，垄沟湿呀。对，我还带着一个学生叫小三。那时候追着你学本事的学生格外多。你出门画画前呼后拥，不管你方便不方便。这回我就带了小三一个人。小三在市文工团当美工，画样板戏画腻了。我坐着我的棉袄，起好稿，一边铺颜色，一边研究杨树花的颜色到底是玫瑰紫还是玫瑰红。画笔在调色板上和弄过来和弄过去，紫里加点红，红里又加点紫。画画，刮刮；刮刮，画画。两三个小时候过去了，画面上的树还是一片空白。这时有两只脚出现在我眼前。是个男人的脚，穿双家做的布鞋。鞋帮上纳着密密实实的粗线，像沾上的芝麻粒儿。没穿袜子的脚在鞋窠拉里逛荡着，脚面很皱。我顾不上看人，继续作画，画画刮刮，刮刮画画，过了半小时，又过了半小时。我扭头看看，这双脚还在。脚的主人突然开口了，说：“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听口音这是当地人，他们说话简洁，舌头有点大，有点发直。比如他们把“去”说成“却”——家却吧。
当地人给我讲过许多关于他们自己的大舌头笑话，笑话里有挖苦也有自惭。比如：买了个小居（猪）不其席（吃食）；比如：有个人进城买药，花了五摸怯（毛钱），买了个大药窝（丸）。这药丸是老式中药丸，皮是蜡做的。买药人一出药铺就掰开药丸把蜡皮吃了把药丸扔了，还忿忿地说。白花了五摸怯，敢情包着这么大个合（核儿）。
我放下画笔站起来，站在我眼前的是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早该修理的头发很蓬乱；一件假军绿棉袄，扣子都掉光了，用根绳子系在腰间；肩上背只空筐。小三也走过来，知道是该回去吃饭的时候了，就弯下腰帮我收拾画具。没想到这背筐的年轻人制止小三说：“别忙收戏（拾），可以爷（研）究爷（研）究。”
小三觉得很奇怪，打量着年轻人说：“研究研究，你懂画？”
年轻人说：“说不上懂，俺们接具（触）过。”
接触过，我和小三都为这个“接触”惊异起来。
“你是哪个大队的？”我问年轻人。
“土坨的。”年轻人，“我知道你们住瓦坨，瓦坨老闷儿家。土坨和瓦坨就隔着一条河沟子。”
小三说：“你刚才说你学过画？”
年轻人说：“我说我只是接具（触）过。”
小三说：“油画？”
年轻人说：“油画。”
小三说：“在土坨？”
年轻人说：“在土坨。”
我说：“想不到在这儿遇见个同行。”
年轻人说：“哪敢，还得称呼您老师。”
他把“只是”“哪敢”“您”加在他的方言里，听起来很是“硌生”，但从此又可他确实是接触过外界文明的。
小三对年轻人有点穷追不舍了，说，你说要研究研究我老师的画，我老师的画到底存在什么问题？
年轻人向后退退，眯起眼看看我的画，又看看眼前的对象，沉吟片刻说：“老师的画是个观察问题，观察方法缺少整体意识。太注意树这个局部了，忘记了周围。我说的颜色，啊，颜色。你看看后面的山，脚下的地，妇女们的大红袄，再回过头树。看见了吧，构成树的颜色不是紫也不是红，是蓝，钴蓝、湖蓝和普鲁士蓝。紫和红是表面现象，仅是一点小小的点缀而已，是些细枝末节。”
我更惊讶了。这可不是个一般观众的见解。何况这年轻人在讲这番画论时，不知怎么就换了一套普通话。我在外面写生，观众常品头论足，像啦，不像啦。昨天我也在画树，一个孩子在我身后说，你画的树一点也不像。我问怎么不像，他说，你数数那树叶有多少，你才画了几个。眼前这个年轻人可不是数树叶的问题。小三涨红着脸，心里七上八下，像为我受了委屈。
我对年轻人说：“你的道理可不是一般的道理，你知道吗？”
“当然。”年轻人说，“你当这是我的发现，是我好不样儿的生就出来的？”
小三说：“这是谁的观点，也请告诉告诉俺们。”
年轻人说：“这哟，这观点出自小格拉西莫夫，苏联的。先家去吧，晌午啦，馏山药去。”
小三追问着还想听：“俺们还想听呢。”
年轻人却一定要领我们到他家去馏山药，说，谈艺术，有的是时间，他也有一批作品要给我们看。说着，就去帮我提画箱。大中午到年轻人家去馏山药，这本是一件很吸引人的事，春天的山药好吃。可我们在瓦坨有派饭，我还是谢绝了年轻人的盛情。年轻人显得很遗憾，说，要不这样吧，我去就你们吧，赶明儿清早我就过瓦坨，老闷儿家的炕大。可是有些日子不画画了，手实在痒痒。
我们一起往回走，路上没有再谈小格拉西莫夫。我想这是一个大而严肃的问题，年轻人说有的是时问。
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吧？齐叔问我。
我说，我不太注意苏联的画家，虽然我在莫斯科也看他们的博物馆。
你不喜欢？为什么“他们的”？
我觉得苏俄画家用油画的形式表现俄罗斯这个民族，确实作出了努力。像苏里柯夫，列维坦……可是世界一些美术史家为什么总不把他们放在眼里。排出近百年30位画家，我不知道能不能排到列宾。
“嗯，难说。”齐叔也说，“不过苏俄画家对于中国可不一样。”
“这里有个感情问题，有历史原因，不代表艺术自身的标准。”我说。
齐叔说：“当时他们可都是我们的偶像，比如格拉西莫夫。格拉西莫夫有两位，一位是a·格拉西莫夫，也就是阿历克塞·格拉西莫夫，画列宁在讲坛上，我十几岁在解放区就看这张画的印刷品。那时不懂油画，以为是照片。后来他又画了不少苏联英雄肖像，晚年还画过《集体农庄浴室》，一群女庄员在一间公共浴室往身上撩水，腰很粗，屁股很大。这位格拉西莫夫，我们称他老格拉西莫夫。土坨那个青年说的小格拉西莫夫是c·格拉西莫夫，就是谢尔盖·格拉西莫夫。他主要画风景，画西伯利亚，白桦树，奥卡河……，画得潇洒，颜色也讲究。”
可是，太行深山的土坨这个青年怎么会知道小格拉西莫夫呢，我觉得奇怪。
齐叔说，咱们先去喝点什么吧，我请你。也让我想想这故事怎么往下讲，是顺叙，还是倒插笔。
我们出了船舱，来到位于船体中部的酒吧。“冰川”号的乘客本来就不多，现在已是夜深人静，酒吧的客人更是寥寥无几：一对讲西班牙语的老夫妇，守着两只空杯子，在认真议论他们的旅行路线。几个穿着随意的当地青年男女，对乘船显然已没有任何兴趣和好奇，他们正相互依偎着打盹儿。还有一个苏联青年，是我从莫斯科乘火车来哥本哈根的同路人，我们在一个包厢里度过了十几个小时。他是个地道的俄罗斯人，人很和气，块头很大，能吃能睡，二十几岁已是大腹便便。他一路吃着随身带的和餐车里买的各种食品：炸鸡，熏鱼，猪肉冻……喝伏特加或者格瓦斯。他只会讲俄语，我又只懂几个俄语单词，所以，我们几乎一路无话。我只知道他是去挪威的卑尔根找他失散多年的父亲，他父亲好像在那里开着一家小商店。现在，他眼前又摊满了不少吃喝，杯盘相互挤压着。看见我，他不好意思地笑着，脸有些红。我和齐叔坐下，我要了爱尔兰咖啡，齐叔要了马提尼。我看着那个苏联青年的宽厚背影，心想，没准儿他也姓格拉西莫夫吧。由此又到俄罗斯的艺术家，到底为俄罗斯贡献了什么。那天我和一个苏联友人在莫斯科看特列加柯夫博物馆，中午在街上找吃喝，走了几公里路，末了在苏联电影家协会俱乐部，每人只买到一个肉丸子和一勺土豆泥。就这，还因为这友人是电影家协会会员，有证件。那天正是苏联“八一九”事件的第五天，叶利钦的坦克正包围着“白宫”。莫斯科的商店本来商品就少，市民排半天队也许只能买到两个茄子。难怪酒吧里这位“小格拉西莫夫”对吃喝如此贪婪，看来他是决心要吃喝到目的地的。可我又实在佩服那些排队买票争看列宾、苏里柯夫，还有老、小格拉西莫夫的苏联人，他们排队有耐性，看画又仔细。
齐叔品着马提尼，继续讲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从那天起，小三就把土坨那位年轻人叫做小格拉西莫夫了，有时候我也叫。那天我们没有去吃小格拉西莫夫的馏山药，决心回瓦坨吃派饭。分手时小格拉西莫夫又说，明天他就过来。小三说，别忘了带上你的作品，让俺们也见识见识。小格拉西莫夫说，还用你提醒？好容易遇见个老师，这深山老峪的。
晚上，我和小三并排躺在老闷家的炕头上，小三翻来覆去地只说，嗯，小格拉西莫夫，神啦。我说，我也觉得很神。
第二天天刚亮，外屋就有了响动。我们都以为是房东在倒腾什么东西，便故意躺着不起。当外屋终于安静下来，我下炕来到外屋。原来，小格拉西莫夫正坐在一个蒲墩儿上。他缩在那里，猛抽着自制的卷烟。他看见我，忙站起来说，老师，你，画箱我也背过来了，还有……他指指我身后的墙。在我身后，那被灶烟熏黑的墙上拦了两条麻绳，绳子上别着他的一批作品：书本大的，巴掌大的，簸箕大的。“专为老师布置了一个展览。”小格拉西莫夫说。
小三也过来了，看看画，看看我；看看我，又看看画。
“当时您的第一感觉是什么？面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我问齐叔。
齐叔说，说实在的，那是一大奇观。只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近，又觉得它们离自己很远。你想，在一个中国农村，一个深山老峪的农村，闻柴草味儿，闻猪粪、羊粪味儿才是合情合理的。你突然闻见了油画味儿，你知道，一排油画挂出来味儿是很浓的。松节油、亚麻仁油浸人肺腑呀。你常看画，知道那味儿。你说“”——我又用了“”这两个字。“”十年让一个画家失掉的不就是这股味儿？今后你就写，写一个画家是怎样失掉这股味儿，然后又找回这股味儿的，比写他钻牛棚、低头弯腰挨斗更具文学价值。
那墙上的画呢？小……格拉西莫夫的。我提醒齐叔。
齐叔说，小三在就好了。当时小三站在我身边搓着手，嘴里丝哈着只一个劲儿地说：“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
真可以吗？我问。
齐叔说，你是个聪明人，完全可以想象当时出现在眼前的一切，也可以替我做出评价。可，艺术这玩意儿，奥妙就奥妙在，有时好坏都使你没法下嘴。就像你吃有些东西一样，没法下嘴。这次我在哥本哈根看了不少博物馆，也看了不少画廊。在一家画廊我看见一幅叫《鸡的愤怒》的油画，倒是色彩斑驳。但我却百思不得其解。后来我请教画廊老板，老板说这张画是鸡画出来的。艺术家把颜料滚在鸡身上，让鸡在画布上拍动翅膀作画，还有鸡的爪子，鸡的嘴。不知为什么，当时我想起了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
您站在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前也遇到了“鸡的愤怒”么？我问。
齐叔说，不能这么说，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形象，有人手塑造的痕迹，不是鸡刨出来的。哪儿是山，哪儿是树，房子，石头……都能看出来。颜色堆积得很厚，有的作品，厚得鞋底子一般。可见他追求之虔诚、执着。对这样一个农村孩子，我实在不愿轻易给他泼冷水，油画又不是他们的祖传。他父亲、祖父都是种地、赶毡、卖柿子的。
他的画要是挂在哥本哈根，没准儿真能轰动。我说。
齐叔说，有时氛围很重要。作品与氛围的关系，永远是艺术家探讨的一个重要方面。可当时，小格拉西莫夫的画不是挂在哥本哈根画廊，而是可怜巴巴地掴在老闷儿家的土墙上，旁边衬着杈、耙、扫帚和干萝卜片儿。
可以想象，这氛围对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是不利的。我说。
齐叔说，当时小格拉西莫夫非让我立刻评价他的画不可，我说咱们还是先洗脸，吃饭，上山。画么，还是你先谈，谈谈你作画的体会。小格拉西莫夫说，也行。他说得很爽快，也很自信。但这时我们却研究起他的画箱了。小格拉西莫夫忙把画箱的三条腿拉开，打开箱盖，抠出调色板。画箱里，颜料、画笔、刮刀排列有序，该有的都有。看得出，这是一只典型的苏式画箱，是我早就梦寐以求的。在列宁格勒学画时，眼馋得不得了，买不起。现在我那个只能“摊”在地上的画箱显然就相形见绌了。小三又：“可以呀，小格拉西莫夫你可以呀，自己做的？”小格拉西莫夫说：“完篡（全）是自个儿鼓捣的。”
我们吃完派饭，三人结伴上山。小格拉西莫夫背着他的苏式画箱在前头引路，画箱的金属饰件被早晨的太阳照得一闪一闪。有了小格拉西莫夫的引路，我们就少走许多冤枉路。在路上，小格拉西莫夫又让我谈他的画。我说，你还没有谈体会呀。这时小三插话：“小格拉西莫夫，你为什么不先把形象画具体？连个比例也不讲，鸡和狗都一样大。还有你画的那门，狗能进吗？”
小三的议论使小格拉西莫夫突然停住脚，他和小三站了个脸对脸说：“小三兄弟，就艺术的整体而言，你的话是有道理的；就艺术的阶段性而言，你的话是错的。”
“俺们错在哪儿？”小三问。
小格拉西莫夫说：“错就错在你忽视了艺术的阶段性，也就是作画的目的性。你画一张画，就为了让狗能进门儿？这再简单不过。可你忘了，现在我们画箱里装的是什么，是颜色呀。也就是说，现阶段你要摆弄颜色。有一次小格拉西莫夫指导学生画写生——我说的是苏联的那位，不是我。他们眼前除了白桦和塔松，还有一座建筑，这建筑有12个台阶，啊，听准了，台阶是12个。有个学生多画了一个，也就是说把台阶画成了13个。小格拉西莫夫给他打了5分。相反，有个学生不多不少画了12个台阶，小格拉西莫夫反倒给他打了3分。”
“这是为什么？”小三问。
“为什么？艺术的阶段性。”小格拉西莫夫说，“目前，小格拉西莫夫给学生讲的是色彩，就不必去计较一个台阶的得失。此时此刻老师打分的根据是学生对色彩的观察能力。颜色这玩意儿，神秘呀。它打动人又难为人。你要摆弄它，必得先了解其规律。齐老懂。为什么一上午画不完两棵树，是比例问题吗？显然不是。比例在齐老手下还不是如同探囊取物？他是为颜色问题而苦恼。齐老，你说对吗？我的话有不当之处，也请齐老指正。我，一个深山老峪的人。”
我对齐叔说，我很想知道，小格拉西莫夫说这番道理时，是不是又用了普通话？
齐叔望着杯中的马提尼说，是用普通话呀。走吧，咱们回去躺着说。
我们站起来，路过“小格拉西莫夫”的座位时，他面前又换了吃喝。他看见我欠欠身，笑着，很讪。
我们回到房间，展开卧具。我躺下，齐叔也躺下。夜深了，才感到卡特加斯海峡的凉意。我把毯子拉到下巴，把自己团起来，听齐叔接着讲小格拉西莫夫。
从理论上讲，小格拉西莫夫的话无可挑剔，这是苏俄画家从谢洛夫开始对绘画色彩理论研究的核心之核心。他们主张绘画应该放弃固有色，大胆认识条件色。怎么认识？就是土坨那个小格拉西莫夫讲的，从改变习惯的观察方法入手。比如你眼前有个熟透了的苹果，我问你苹果是什么颜色，你准说是红的。可是如果我在苹果后面挂一块红布呢？你再看那苹果就不红了。认为天一定是蓝的，土一定是黄的都是“固有色”在作怪。当时我们对这个理论迷得不得了。其实，这不是绘画色彩的惟一理论。有专门用固有色画画的画家：马蒂斯，布洛克，还有拉丁美洲的万徒勒里，还有专画黑白画的画家，你能说他们不伟大？可当时苏派画家的色彩理论，确实让我们神魂颠倒。土坨的这个青年认准了小格拉西莫夫，其实，c·格拉西莫夫并不是这个理论的代表人物。
那天我们三个人在山上，我记得画得很顺手。作画，有时得有人给你提个醒儿，小格拉西莫夫对我就是个提醒。
那天小格拉西莫夫画得如何？我问。
嗬，猛藐我们。胆子大，画笔在纸上好一阵层厾打。齐叔说。
齐叔用了个“厾打”来形容小格拉西莫夫作画，我有几分明白了，就又问齐叔，小格拉西莫夫的自我感觉如何。
好，好得不得了。齐叔说。画着画着腾地站起来说：“齐老，我给你翻个跟头吧！”翻了几个跟头又唱起当地的老调梆子。唱青衣，唱花脸，唱《潘杨讼》，唱《秦雪梅吊孝》。艺术这东西有时候是能把人弄得五迷三道，忘乎所以。
我说，我还是想先知道是谁非要把小格拉西莫夫传小格拉西莫夫不可。
齐叔说，应该是王某某，我师姐。两年前王某某先生来西县画画，住土坨，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油画，也不出工了，柿子也不卖了，一天天摽着王某某，还净给王某某找鸡蛋吃。王某某爱吃鸡蛋，一天吃12个，你说一个女同志。那时候鸡蛋不好买，养鸡也属于资本主义尾巴。小格拉西莫夫就给她串着村子找。我想，谁传给他的这不是关键，再说也不是王某某一定要把油画播种到土坨。关键是小格拉西莫夫不知怎么就迷上了它，还管王某某叫干娘。走火入魔，你懂吧。面对那些高深理论，你不能说他完全是死记硬背，那的确是油画让他的灵魂不安分了。有了油画，他就成了一个生活中的胜利者。每次画画回来，他把新作别在麻绳上，唱着“我们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老调梆子又改苏联歌曲了。我们在他眼里反倒总像个失败者。
小三不甘失败，晚上在被窝里向小格拉西莫夫挑战：“哎，小格拉西莫夫，请再给俺们讲讲水怎么画，怎么画水？”
小格拉西莫夫把烟抽得很旺，露出光着脊梁的肩膀子说：“你问的是画水？水嘛，水就是一面镜子。”
“那山呢？”小三又问。
“山，一个沉默着的人。”小格拉西莫夫又胜利了。
不过有时候他也会很沮丧。不是为了他的画，是为了别的事。我们在土坨的房东叫老木，老闷儿是他的儿子。老闷儿的新媳妇很漂亮，我和小三想为她画张像。晚上跟小格拉西莫夫商量，让小格拉西莫夫去请。小格拉西莫夫不屑地说：“她长得不行，太敦实，脖子短，肉眼泡。这样吧，明天我把我嫂子领来吧，娜塔丽娅一般，你们一看便知。”你知道，娜塔丽娅是苏联电影《静静的顿河》里葛利高里的妻子。第二天小格拉西莫夫真去领他嫂子去了。我和小三一天没出去，支开画具，等着，却没等。
原来，小格拉西莫夫的嫂子死活不来，说是要“粉麦子”，就是磨麦子之前先用搌布把麦子擦湿，当地人叫粉麦子。没领来娜塔丽娅，对我们倒没什么，小格拉西莫夫却吃不住劲儿了，就像在我们跟前丢了人现了眼。他进门一头扎在门后，抱住膝盖蹲下，很是显出狼狈和羞惭。嘴里叨叨着：“哼，非要今儿个粉麦子，今儿个粉哪门子麦子……”
一连几天小格拉西莫夫都很沉闷，晚上躺在炕上不再提“水是一面镜子，山是沉默的人”，只是冷不丁来一句：“齐老，等着的，等秋后山药下来，我背筐山药竟（进）城看你去。俺们的山药是‘大红袍’，小薄拼（皮）儿。”我安慰他说，娜塔丽娅的事不算什么，我们经常碰钉子。你看得上人家，人家不一定看得上我们。再说我们也有个画像画不像的问题。画不像人家，又耽误了社员挣工分，就觉得很对不起人家。
有一天，我们真到小格拉西莫夫家吃馏山药去了，还见了“娜塔丽娅”。娜塔丽娅收工回来，知道屋里是我们，故意不进屋，在院里闪来闪去。有一种农村的年轻女人遇见生人就是这样：又怕你看她，又愿意你看她。娜塔丽娅大概属于这类人。也是为那天画像的事“圆场儿”，她背朝着我们冲另一间屋子喊：“娘，今儿后晌还粉麦子不？”小格拉西莫夫就自言自语着骂：“……个×的，这家里要是粉得起麦子，还能让俺老师吃山药。”我和小三暗笑着观察娜塔丽娅，和电影里那位还真有点像。是比老闷儿的媳妇苗条，胸是胸，腰是腰，圆脑门儿，高鼻梁，像有西亚人血统似的。我们吃完山药出门时，她还故意站在门口让我们看，看来她知道她在土坨是出众的。小格拉西莫夫从嫂子身边走过，又骂着：“……个×的。”
几天之后小格拉西莫夫才缓过来。但对小三的画他却始终不屑一顾。小三请他看画，他头也不抬地说：“艺术嘛，各村有各村的高招儿。”小三说：“这也是小格拉西莫夫说的？”小格拉西莫夫说：“这是电影《地道战》里说的。画吧啊，你不是还没有出师吗？”小三说：“你出师了吗？”小格拉西莫夫唱起来：“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
“冰川”号继续航行在卡特加斯海峡。本来很安静的走廊突然传来一阵纷乱的脚步声，一些人议论着什么正往一个方向走。我看看表，“冰川”号还不到靠岸的时间。我和齐叔不约而同坐起来，披衣走出房问。原来人们正往酒吧走，好像那里发生了什么事。我们跟了上去。果然，酒吧里已聚集起不少人，他们正传递着一个消息：据路透社刚才的广播说，在莫斯科，叶利钦的坦克终于占领了“白宫”。这意味着苏联即将解体。聚集在这里的大多是苏联人和东欧人，有人兴奋着举起酒杯，碰着。有人很沉闷。我那位同路人“小格拉西莫夫”还坐在他的位子上，只对我耸了耸肩，摊了摊手。我想这是一个无所谓的姿态。
我和齐叔参与酒吧里的议论，回到房间，躺下。齐叔突然沉默了，一连抽了几支烟。我说，您怎么了？齐叔说，那不就是老、小格拉西莫夫的国家吗？当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唱着“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的时候，我也感到过呼吸的阵阵自由。你就不一定。
说不定叶利钦能给人一些呼吸的自由。我。
齐叔说，这是一部正在写着的历史，一个国家就像一个人，每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写着自己的历史。
我说，我还是想着土坨的小格拉西莫夫，他的历史是怎么写下去的？
齐叔说，我们在土坨相处了差不多一个月，都画了不少画。告别前，我们在老闷儿家布置了一个三人联展。临走，小格拉西莫夫家真粉了麦子，白面饼烙了半尺厚一摞，还煎了腊肉——过年时腌下的。枣酒、山药酒弄了好几瓶子。娜塔丽娅跑进跑出，把饼卷肉亲自送到我手里，像是弥补那天的过失。
那么，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长进吗？我问齐叔。
怎么说呢，齐叔说，经我一再建议，狗倒是能进门了。我说，小格拉西莫夫，让狗进门还是不可忽视的，小三的话你得重视一下。
就算是狗能进门了，油画之于他，他之于油画，意义到底又在哪里呢？我问。
这是我留给你的问题，你是作家。齐叔说。我们吃了白面饼卷腊肉，喝足了枣酒，就和小格拉西莫夫告别。他推个小车把我们送上长途汽车，最后还是说：“齐老，等着的，等秋后我背筐山药去看你。”
秋后，小格拉西莫夫去了吗，还有他的山药——大红袍，小薄皮儿？我问。
齐叔说，没有。没等秋后我又出了事，干校查出了我的病假条。我又被揪了回去。我再次见到小格拉西莫夫，那是三年以后的事。
三年后，我专程去土坨找小格拉西莫夫，没想到在西县县城碰见了他。他没有画画，他在卖葱，正和一个买葱的老太太争执。老太太买了一把葱，交了钱，拿了葱，又去揪小格拉西莫夫的葱叶，小格拉西莫夫说：“干什么也不容易，这买葱的也不容易，这卖葱的也不容易。”老太太还揪，小格拉西莫夫便举起秤杆去梆老太太的头。可想而知，眼前的情景对于我们是个不方便的时刻。世界上的人都有个不方便的时候。我错过了小格拉西莫夫。
可我总是惦着这个青年，这个肩背粪筐的青年的艺术生涯。我四处打听——你知道，这几年我不断担任各类画展评委，每次都注意有没有小格拉西莫夫的画。有一次真碰见一位西县来省里送画的同志，我问他小格拉西莫夫的情况，他说不知道这个人。我说，土坨的，画油画。他说，你说的是二旦吧（小格拉西莫夫叫二旦，姓秦）。对对，秦二旦。我说。他告诉我，前几年二旦在县城开了个画廊。农民们觉得很新鲜，进去看看说，怎么画的都是些迷魂阵呀。小格拉西莫夫的画廊没有支撑下。那你们对他的画怎么评价呢？我对西县那位同志说。西县的同志笑了，说，在大都市兴许可以，可在我们深山老峪，人们的素质上不去。
我还是想见见小格拉西莫夫，索性专程去了趟土坨。娜塔丽娅迎的我。50来岁的人了，骑辆本田摩托，带着一手金戒指。她立刻就认出了我，大大方方地说，快来画吧，画个骑摩托的。我说，我是来看二旦的。她说，我知道你是来找你徒弟的。他呀，正在后山烧窑呢。我说，烧砖？她说不是。我说，烧瓦？她不是。我说，烧花盆？她说不是，他烧的是艺术品，专烧小课（裸）体儿。“这回可行啦，生是让小课体儿救了他，销路可好哩。”她说。
我马不停蹄地爬上后山，看见一个乱石小院，院里有个小土窑正在冒烟，我直奔小土窑而去。
“有人吗？”我推开栅栏门说。
从一间乱石小屋里走出一个年轻人，瓜子脸油红，蓬乱的头发竖着，穿件假警服，腰里系根绳子。他站在门口，打量着我说：“找谁呀？”
我说：“找你呀。”
年轻人又把我打量一阵说：“认不得。”
“我们没有见过别的国家，可以这样自由呼吸。”我唱起来。
年轻人更显懵懵懂懂。我说：“秦二旦你怎么了？”
年轻人说：“二旦是我爹。”
我这才明白过来。屈指算算，我和小格拉西莫夫相识是20多年前的事了。“你爹呢？”我问年轻人。
“送火（货）却（去）啦。”
“到哪儿送货去啦？”
“太原。快屋吧。”
我跟年轻人进了屋。当屋支块铺板，上面有红泥、青泥和石膏。四周地下摆放的都是“货”：泥质的，石膏的，烧过的和未烧过的。全裸的和半裸的“小课体儿”；扇着翅膀的小天使；歪头读书的小爱弥儿。
我打量着眼前的货问年轻人：“都是你和你爹做的？”
年轻人说：“我翻模子，我爹挂彩。生是让我撺掇的他，先前他还不愿干。”
我这才注意到，原来石膏人都点着红嘴唇，有的奶头上也挂着“彩”。我问年轻人他爹哪天回来，他说得五六天。又说：“我你做饭吧，准是约（远）道来的朋友，有其席（吃食）。”
我早就发现在一个墙角码着好几个粮食口袋，口袋上都印着字：“雪花牌特一粉”“免淘小站米”……米面口袋们大都敞着口。山药也有，和东倒西歪的“小课体儿”搅和在一起。
“那，你妈呢——你娘？”我问。
年轻人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自有不方便之处吧。这时我发现这房子还有间里屋。我往里看看，有条小炕，炕上并排卷着两个小铺盖卷儿。
我没有等小格拉西莫夫回来，也没有吃他家的“特一粉”和“免淘小站米”，年轻人也没有执意留我。
“冰川”号的走廊里又传来纷乱的脚步声，这次预示着我们已入挪威湾，船就要靠岸了。
“起床吧，小姐。”齐叔对我说。他已站在房间中央又踢腿又弯腰。
你看到小格拉西莫夫的油画了吗？在那个乱石小屋。我问齐叔。
齐叔说，让他儿子给烧了。据他儿子形容，烧的时候烟冒得很大，很呛人。连画箱都被他儿子烧了，他儿子手舞足蹈地形容：“嘎巴嘎巴……”
挪威湾被初冬的太阳照得金光灿灿。我和齐叔随着人流走下“冰川”号的舷梯，走出港口。我又见到了与我同行的那位“小格拉西莫夫”。又一次与我面，他格外热情，放下手提行李就过来同我握手。我和他握着手，用我掌握的那几个俄文单词对他说：“格拉西莫夫同志，祝你好运。”
他说：“我不姓格拉西莫夫。”
我说：“对不起，能告诉我你的姓名吗？”
他说：“我姓科林，谢尔盖·科林。也祝你好运。”
省长日记
当年，孟北京从一名中学毕业生刚刚变成前进袜厂的工人时，他并没有孤立的感觉。虽然他的身材瘦小，有点獐头鼠目的样子，可谁也不能否认他是工人阶级的一员。他按时上下班，每天早晨离家时带上一盒午饭。和其他工人一样，他的午饭是在车间里吃的。吃饭时，大伙儿聚在一块儿，连吃带说，天上地下，东拉西扯。总要有一个主讲人的，主讲人一般是奔儿头。奔儿头的大脑门大嗓门和他那有点暴凸的大牛眼，都足以使他成为车间这伙人的小首领。遇到谁和谁为什么事争论起来，奔儿头还充当权威的裁判。比方小林子说，飞机上的座位分大屁股座儿和小屁股座儿，买票时人家要先量准了你屁股的尺寸，多大的屁股坐多大的座儿，这样飞机上了天才保你的屁股被座位卡住，保你坐得稳。众人对这种说法表现出明显的不相信，就问奔儿头的看法，奔儿头也没坐过飞机，但他肯定地说这是不可能的，中国那么多人，谁和谁的屁股也不会可钉可铆儿一般大。就比方说小林子你和孟北京吧，肉眼你们俩屁股差不多大，拿尺子量肯定不一样。难道飞机还会为你们制造专座儿么？小林子叹口气说，何年何月我才能坐上飞机啊！奔儿头说，你何年何月能坐上飞机跟前边你讲的大屁股座儿和小屁股座儿是两个概念。奔儿头到底与众不同，大伙儿都佩服他清晰的思路。又一个人说，听说在外国，有一种很特别的宴会，所有吃的全都摆在一张巨大的桌子上，谁都可以去这桌子上拿，随便拿，随便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描绘这种宴会的人特别强调了“随便拿”和“随便吃”。奔儿头说，那叫自助餐，不算点心，光是菜就有上百种。奔儿头说这话时大伙的饭已经吃得差不多了，车间里一阵饭勺刮饭盒的“刺啦刺啦”的噪音。那个叫李二香的女工，一边刮着自己那长方形的熟铝饭盒，一边说，赶明儿咱们也闹个自助餐，把自己带来的菜都献出来，也让大家随便拿，随便吃。小林子立刻抢白道，咱们？就咱们？他使劲刮着那不油水的饭盒底：每天每天，闭着眼我也知道咱们饭盒里那点儿菜，萝卜白菜茄子，茄子萝卜白菜。李二香啊，今天咱们俩带的菜就是一样的，都是熬大白萝卜。李二香被小林子得没了情绪，一时间大伙儿也都没了情绪，似乎是关于自助餐的闲谈让他们初次留意起自己的午饭，却原来是这么粗糙和单调。有人问奔儿头今天带了什么菜，奔儿头说，炒茄子，素炒茄子。不知谁又问起了孟北京，不等孟北京回答，李二香就抢着说：“孟北京从来不带菜，是吧孟北京，你的饭盒里从来就没有菜，你为什么不吃菜呢？”女人就是事儿多，并且眼尖。经李二香这样一问，大伙儿便都盯住了孟北京的饭盒。
孟北京，他就从这次午饭开始引人注目，他变成了一个与众不同的人。这使他感到难过。有那么一小会儿，李二香指出他从来不带菜的那么一小会儿，他觉得自己就像个行窃时被人当场抓住的小偷，或者正在公共浴池洗着澡却人突然轰到街上的裸体者。他感到难过，还因为李二香说的是真话。别人饭盒里的菜不论怎样平淡粗糙，那总归还是菜吧，不像他孟北京的饭盒里，根本就没有过菜。进厂上班后，孟北京午饭时确实没吃菜，他的饭盒里不是两个白馒头就是两个黄窝头，白馒头黄窝头就白开水。车间里的开水不要钱，敞开儿喝。中午不吃菜是孟北京个人经济计划的一部分，他要凭了他有限的工资养活自己和双目失明的母亲。他听说羊肝补眼，每星期都要给母亲买几次羊肝吃，并幻想他的母亲在吃了相当数量的羊肝后，突然有一天能睁开双眼。一年前，孟北京的哥哥患败血症死了，治病花了不少钱，借了不少债，还债的钱也得从孟北京的工资里一分一厘地出。为此他克扣了自己的菜金，取消了午饭的菜，只在晚上下班后，回家和母亲共进晚餐时，才马马虎虎炒一个粗菜。
前进袜厂的工人不了解孟北京的生活，他似乎也没有被别人了解的愿望。他不想给人轻视，也没打算让人关怀。他从不请车间的人去他家，他也很少加入午饭时大伙儿的海阔天空。逢到这样的场合，他是一个默默的倾听者。但是，正应了那句俗话：“只一顿饭的工夫”，孟北京就由一个倾听者变成了一个必须回答问题的人。“……是吧孟北京，你的饭盒里从来就没有菜，你为什么不吃菜呢？”李二香的话嘹亮地响在孟北京的耳边。这问句原本没有讥讽的性质，但孟北京却觉出有那么点儿“戳穿”的成分。这使他的难过里又加上了些许恼火。不过，他还是准备就这个提问作答的，若是避而不答，他岂不显得更加个别么。他清了清嗓子，冲李二香，也冲所有的人：“菜，你是说菜么？”他了一个表情，一个对菜表示厌恶和不屑的表情：“我不爱吃菜，我根本就不爱吃菜。”他回答说。他的表情明白无误，一点儿也不含混暧昧，因此可以说他的表情是成功的，尽管那是一种突击出来的不成熟的夸张，带着一点点强迫性挣扎在他那略显稚气的狭窄的小脸上。从此，袜厂的人都知道孟北京是一个不爱吃菜的人。何止是不爱吃啊，回忆他当时的表情，那简直是一种对菜的无法容忍。
决不能简单地用虚荣心来概括孟北京那一番对菜的“厌恶”，连他自己也弄不明白为什么他要当众做出那么一个宣布，为什么他的语言会不加防备地抢在了他的思考之前。也许他本是要用这样一个回答来抚平众人那骤然而起的好奇心的：没什么这没什么，我的饭盒里没有菜仅仅是因为我不爱吃菜，仅此而已仅此而已。可是，他的回答却违反本意地反而使他更加令人好奇，反而使他成了一个具有明显特征的人：孟北京么？噢，就是那个不爱吃菜的人。后来厂里有人提到他时会这么说——不爱吃菜成了孟北京的特征。孟北京不愿意成为有特征的人，那是很累的，而且不安全。为什么他会由普通平凡的生活一下子掉入疲惫而又不安全的境地呢。从前他的不吃菜仅仅是他临时性生活计划的一小部分，他的不吃菜和袜厂、和众人、和李二香、奔儿头、小林子没有关系，他有不吃菜的自由，他也有吃菜的自由，这自由在他自个儿的手里攥着。现在，他稀里糊涂就把这自由拱手交了出去，或者那根本不是拱手交，那简直就是他本人对自由的一种自觉而又主动的恣意窜改和扼杀。谁都看见了说到菜时他那一脸嫌恶的表情，谁都了他那根本不爱吃菜的宣布。那不再是个人生活的一项临时性计划，那已经变作一种与生俱来的习惯所成就的信念：因为他说了不爱吃菜，所以他必须不吃菜。
他必须不吃菜。
日月茬苒，光阴似箭。孟北京坚持着他这必须不吃菜的信念。午饭时他变得爱扎堆儿凑群儿，专捡人多的地方坐下，刺啦刺啦把饭盒弄得挺响，让大家眼睁睁地看清他的饭盒与菜无缘，他的饭盒就如同他的表白一样，诚实而又无瑕。晚上回家后，当他为自己和失明的母亲熬了萝卜或炒了白菜，他本可以身心放松地享受一下吃菜的乐趣，他本可以大模大样地把筷子伸向菜盘，他却不再能够大模大样和身心放松了。他夹菜时显得扭捏，显得犹豫不决；咀嚼时也尽量轻声轻气，仿佛四周埋伏着偷听和偷看他吃菜的人。即使面对母亲那双失明的眼，他也能感觉到那眼里有窥测的光。有一年他被邀请参加小林子的婚礼，那是80年代的事了，中国人的生活正渐渐地好起来。小林子娶的又是位酒店厨师的女儿，婚宴的菜肴自然比较丰盛和实惠。可以说，桌面上所有的菜都令孟北京眼界大开胃口大开，所有的菜都在向他的肠胃发出献媚般的热辣辣的邀请，席间还不断有人劝酒劝菜。长期的缺少蔬菜和营养失衡使孟北京常常口舌溃疡，皮肤也愈加粗糙。眼前的佳肴不仅引他腹中阵阵鸣叫，连他皮肤的每个汗毛孔都簌簌颤抖着张了开来。若不是身旁的奔儿头以知情者的身份及时替孟北京“解围”，孟北京简直不怎样才能摆脱菜们那铺天盖地的。遇有人向孟北京劝菜，奔儿头总会扯着大嗓门，暴凸着大牛眼对他们说，咱们吃咱们的，别管这位孟北京，他不是客气，他是不爱吃菜，他腻歪菜。我们俩一个车间十几年了，我从来没他吃过菜！孟北京一边表示赞同地使劲点头，一边用一大口馒头堵住自己的嘴，就像堵住了一腔的悲愤。紧接着，他干脆把筷子推到一边去，声明说因为他不吃菜，所以根本不必为他设筷子。大家果然不再理会孟北京，这使他在满腔悲愤的同时又有了几丝欣慰。他发现他们信了他，他的工友们终于相信了他那不爱吃菜的习惯。刚才奔儿头的解围就是证明，就是货真价实的证明。曾几何时，孟北京还怀疑过他的工友对他的相信呢。有天中午，就在他当众宣布不爱吃菜不久后的一个中午吧，当孟北京打开饭盒准备吃饭时，发现在他的饭盒里，在两个窝头旁边，居然出现了一小撮炒菜，而且那不是一般的炒茄子熬白菜之类，那是一小撮蒜苔炒肉丝。碧绿的蒜苔和鲜嫩的肉丝让孟北京眼前一亮。或许当时他也猜测过这是好心人（女性）对他偷偷的馈赠，不过他很快就否定了这猜测。更愿意相信这是一个小阴谋一个小恶作剧。他飞快地扫视一下正低头吃饭的众工友，想象着那偷放炒菜的人正在心中窃笑。于是盂北京愤怒了（他觉得他必须），他用勺子将蒜苔炒肉丝当众扒拉到地上，一副受了侮辱要讨还清白的样子。他的举止这才引起了奔儿头他们的注意，他们抬头看看孟北京，又低头贪婪地闻着地上的菜，他们埋怨起孟北京：我说同志啊，你这是干什么，这么好的菜往地上扔？你不爱吃菜有人爱吃啊，你有多少我要多少！小林子说，准是谁爱上孟北京了，给他炒这么香的菜。李二香就说：“白爱！不知道他不爱吃菜啊……”有谁爱上过孟北京么？这是一个谜，孟北京也不知道。如今，40多岁的孟北京仍然守着他那失明的母亲过日子，仍然给母亲买着羊肝，盼望有一天她能突然睁开双眼。他的生活比从前稍有宽裕，虽然他依旧坚持着午饭不吃菜，但他和母亲的晚饭却比先前要有姿色。星期天的晚饭一般他要做两个菜，偶尔也有鱼肉。吃时他频频劝着母亲，轮到自己，虽说不再忸怩和鬼祟，却仍然显得克制和谨慎。他永远不赶早市，他在下午买菜。下午的菜缺乏精神都不好看，但是便宜。他发现当他独自提着菜篮回家时，才是他和菜之间最亲密的时刻。街上那些买菜和卖菜的人没有谁在意孟北京，这时菜对他才会产生一种安详而又格外强烈的吸引。他和菜之间终于没有距离了，也没有障碍，也没有嫌弃。他变得情不自禁，他会在进家门之前抽个冷子吃几口菜篮中的生菜，一枚生胡萝卜，一根生芹菜，一个生茄子……冬天的时候，他甚至擗过生白菜帮子吃。他下嘴挺狠，嚼得也很瘾，像是在补偿十几年的亏空，又好比在体味“偷吃”的乐趣。就是他拎着篮子在街上擗着生白菜帮子吃的那一回，碰巧被骑车而来的奔儿头看见了。那次奔儿头不仅看见了孟北京满嘴的生白菜，还知道了孟北京的住址：一条狭窄的小街上，一个破旧的小独院。嚼着生白菜帮子的孟北京，当见到骑车迎面而来的奔儿头时，立即将菜一口咽下并紧紧闭住嘴。他是怕奔儿头闻见他口中的菜味儿吧，其实他的咀嚼早被奔儿头看见。以奔儿头的聪明，只看一眼孟北京的嘴，便明白了孟北京和菜的真正关系。他没有为这种关系保密的义务，所以第二天，全车间都明悉了几十年来孟北京那个已被大家习惯了的习惯。小林子盯着孟北京的空饭盒，有些怜悯地对他说，哎哎，你打算什么时候开始爱吃菜啊？
事情为什么变得越来越复杂了？90年代的孟北京，当他一如既往地坐在车间里吃着饭盒里那没有菜的午饭时，经常在心里想。他忍受着没有菜吃的苦难，到头来受愚弄的反而成了大家，好像是他骗了大伙儿坑了大伙儿因此他还欠着大伙儿一点儿什么。一点儿什么？一点儿诚实么？可是，让菜立刻当众出现在孟北京的饭盒里是艰难的，让孟北京立刻向大家承认他其实爱吃菜是艰难的，那么一来，似乎非但证明不了孟北京诚实，反而更能证明孟北京曾经多么不诚实。难道这不比坚持着必须不吃菜的现实更费事么。孟北京就这样莫名其妙地变得越发特别起来。
一日午休时，车间主任组织大伙儿收看省长的午间电视讲话。这是一位新来乍到的省长，这省长姓杜。杜省长号召全省人民踊跃为南方遭受水灾的灾民捐款捐物。众人都明白，加班加点生产“前进”牌线袜支援灾民是义不容辞的责任。孟北京也在看电视，赈灾的内容却没有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因为他忽然发现他认识电视里那个讲话的新省长，他肯定认识他。他不仅认识他，他家还藏有这省长的一本日记。年代的久远让孟北京差不多快忘了这事儿，是屏幕上的省长又引他想起了那久远的从前。他死死盯着屏幕，测算着省长的年龄：不错，眼前这位50岁左右的杜省长，30多年前正是北京的一名中学生，一名中学。右嘴角上那粒小痦子不是还在么，长得更大一点儿罢了。60年代末的一个秋夜，他从北京逃出来，是被孟北京的哥哥接到b城家中，躲了几天又离开的。孟北京的哥哥当年也是一名。离开之前，他让孟北京的哥哥替他保管一个巴掌大的笔记本。那时孟北京还是个孩子，但当年的北京。那神秘的气质和那个密电码一般的小本子，都使他难以忘怀。他还给他端过一盆洗脚水，省长穿着高靿儿篮球鞋，脚挺臭。孟北京并不想以此表示对省长不恭，是当年的气味令他这回忆更为真切。后来哥哥患败血症死了，死前又把收藏那日记本的责任转交给了孟北京。刚刚进厂上班的孟北京，他偷看了那个日记本，本子上记录了一些胆大妄为的语言，一些对当时某几位高层领导和那场不满的句子。孟北京怀着一种莫名其妙的兴奋和惊惧将这小本子东掖，在他家那有限的空间里为它换了无数个地方。他不曾料到这位当年的，今日的杜省长此时此刻就坐在他的对面，并管辖着他所在的省。激动之中他便冲着电视机，也冲着全车间的人宣布他认识省长，这省长还在他家住过。
孟北京的宣布引起了众人一阵轻微的议论，也仅仅是一阵轻微的议论。因为其实没人相信孟北京这个宣布。孟北京的“不爱吃菜”论已经蒙蔽了大家很多年，它只能使孟北京今天这个“认识省长”论显得更加荒唐可笑，更加愚不可及。奔儿头发愁地看着孟北京说，唉，你也不捡个容易的事儿说。小林子连声“啧啧”着说，孟北京你干吗老是难为自个儿啊！已经患有肥胖症的李二香气喘吁吁地说，我信了你了行不行啊孟北京，我相信你不爱吃菜，我相信你真是腻歪菜呀！李二香故意将话题拽回到几十年前那“菜”的主题上，颇有些警示的意思。她还撇撇嘴做了一个腻歪的表情，使车间里炸开一片笑声，淹没了电视里省长的讲话。
孟北京就在众人的笑声中大声讲述30多年前省长躲在他家的那个秋夜，以及省长那本珍贵的日记。众人笑得更厉害了。在笑声中叙述的孟北京这次却很沉得住气，他想他是有办法证明他认识省长的，找出那本日记便能证明。他回到家里开始翻找，却发现没有头绪，因为掖藏日记本的地方换得太多，他终于忘记它到底藏在哪儿了。他就从每一件家具入手，先像蓖头发一样把家中两间小平房南了一遍，连米袋子、面袋子和母亲坐在屁股底下的椅垫儿也没放过，他拆了椅垫儿，把里边的老棉花弄得东一络、西一络。然后他开始对地上的砖下手，他一块一块地掀起砖来，渴望日记本或许就在某一块砖下边埋着。他一无所获，搜索又从屋里搬到了院内。他借了一柄镐头开始刨地，一分一寸的，他把他的院子深翻了一遍。有一天奔儿头来找孟北京，正碰见他在刨院子，孟北京欣喜地对奔儿头说，你来得正好啊你可是亲眼看见，我正找那本日记呢。奔儿头却觉得孟北京这是有意做出刨院子的姿态给他看的，说不定他是听见敲门声才挥舞起镐头向院子开战的，他故意给奔儿头看看他孟北京的确藏有省长的日记；给奔儿头看看他孟北京决不是从前那个用不爱吃菜来蒙骗他们的孟北京；给奔儿头看看为了证实这一切他孟北京不是把家里弄得天翻地覆了么，必要时他甚至可以上房揭瓦——为什么不呢，他现在就应该上房。他果真叫住了欲走的奔儿头，让他在院子里看他上房，说不定那日记本就在房上。奔儿头并不想配合孟北京的上房，他觉得眼前这个灰鼻子土眼的男人是给自己的胡话糟蹋了的人，他不明白这个人为什么要如此折磨自己。他一边拔腿往院外走一边劝阻孟北京说，孟北京呀孟北京，从现在开始我算是相信你们家藏着省长的一本日记了，我更相信你认识省长了，我信了成不成啊我信了，咱们厂的人也都信了你千万用不着上房了我求求你了……
奔儿头逃也似的离开了孟北京的院子，却更坚定了孟北京上房的决心。因为奔儿头越说相信孟北京认识省长，孟北京便越知道他根本不信。他那口口声声的“相信”不过是一种居高临下的屈尊的“相信”，一种不屑于和对手较真儿的“相信”。孟北京从何时起沦落到这种境地呢。对这种境地的感觉使他忿忿不平，他就忿忿不平着开始上房。他揭起了很多瓦，还踩碎了一些瓦，他把房顶弄漏了一个大窟窿。失明的母亲听着房上的响动在屋里惊慌地叫着他，他又从房上转到屋内。他捅破了多少年没有换过的让雨水洇黄变脆的纸顶棚，顶棚里的耗子随着飞扬的尘埃吱吱尖叫着东躲。他蹬着梯子手持竹竿在檩梁之间乱捣乱戳，他甚至企图卸下一根粗壮的房梁。就在他筋疲力尽失望已极的时候，他的竹竿触到了一个蓝印花布小包，布包落在地上，唉，他终于找到了那本省长的日记。
他跳下梯子打开布包，宛若电影的某个镜头一样：一个巴掌大的散布着霉斑的硬皮日记本赫然展现在眼前。孟北京急速地翻了翻本子，其中记录的正是他记忆中的那些内容。那些内容在今天已属平常，中国不会有人再为这样的内容担惊受怕。
他又翻到扉页，他记得扉页上签有作者的名字。他记得那签名用的是鲜艳的纯蓝钢笔水，龙飞凤舞的斜体字斜签在扉页右下角。打那儿以后，孟北京作业本上的签名就都改作了斜体。他会举着这有省长签名的小本子到车间去，他要当众证实他叙述的一切。他翻来翻去，却找到有签名的扉页。原来这日记本的前一半差不多已被耗子啃光了，它变成了一本没有作者的日记，说它的主人是谁不行呢。
没有签名的日记本让孟北京一阵气馁，他气馁着坐在了地上，前所未有地觉出了自己的可笑。是啊，没有人看见这本日记是从房梁上掉下来的，日记本上也没有当今的省长、从前的的签名。说不定这小本子是你孟北京从什么地方捡来故弄玄虚的呢。就算有人当场看见你是从房梁上把它捅了下来，谁又能担保它不是你头天预先藏在那儿的呢——什么？你说你连地都刨了瓦都揭了就差把房拆了难道没看见难道这也是假的？唉，当然是假的。谁不懂这是造气氛呢，若想供人传说，必得会营造这逼真的气氛，必得会编织这惊险的戏剧性。
树下
老于参加过一次初中同学的聚会，两、三年前的事了。发起者是班中一个绰号小狼的男生。小狼上中学时就是一个瘦得皮包骨头却精力充沛的坏小子，这几年做生意赚了些钱，还是瘦得皮包骨头，精力十分充沛。小狼为聚会的事很是把老于寻找了一番，最后才在城郊一所中学里找到了老于。原来老于成人之后就和所有同学断了联系，现在他是这所中学的语文教师，同时也是一个家庭妇女的丈夫，两个孩子的爸爸。虽说老于和小狼二十多年不见，但小狼走进老于的教研室，他们还是一眼就把彼此认了出来。
小狼说，看是吧，还是把你找到了吧。老于笑着，搓着沾满粉笔末的手，不知说什么好。小狼对老于讲了聚会的事，说，山南海北的同学都让我招呼了，就差你一个了。新疆远不远？×××，他说了一个男生的名字，在乌鲁木齐呢，这次专程飞回来；海口远不远？×××，他又说了一个男生的名字，这次也专程飞回来。还有项珠珠，小狼对老于说，项珠珠你应该记得，写作文专和你较劲的那个女生，期末考试总分老比你少两分的那个女生，人家现任省外贸厅副厅长，也亲口答应从省会赶来参加咱们的聚会，所以老于你不能不去，谁不知道你是当年咱们班的高材生呀。小狼末尾这句话说得老于怪不痛快，怎么听怎么像是对他老于的讥讽。
但那次的聚会老于还是去了，也许他真是为了项珠珠而去。他想起了中学时项珠珠的样子，大脑门，薄嘴唇，小辫子编得紧紧的，背一只洗得发白的帆布书包，说不出哪儿有那么点儿与众不同。
那时老于暗暗项珠珠看作学习上的对手，别的同学呢，全不在话下。中学时的老于很有些目空一切的气势。一次项珠珠的一篇作文被老师当作范文在全班朗读，老于便在下一次作文课上，一口气写出两篇内容不同且立意都不低的作文交与课代表，以压倒项珠珠的风头。他这种令人意外的出众才华当即受到语文老师的赏识和表扬，并给全班同学留下了不可磨灭的印象。那时的老于，还萌生过成为作家的念头。
记得有一回，几个同学在一起议论文学名著，老于说了陀思妥耶夫斯基，项珠珠连忙问道：谁？老于故作漫不经心且快而流利地又说了一遍陀氏大名，项珠珠就对他说，你能不能念慢一点？老于内心得意着，那一次的得意始终存在老于的记忆里。几十年过后，当了中学教师的老于回想起中学时光，仍能清晰地记起项珠珠当时的表情和她的问句：谁？——俱往矣！现在的老于感叹着。
在小狼操持的那次聚会上，项珠珠姗姗来迟，比原定时间竟晚出六个小时。几十位同学围坐在一家中档酒店的包间里，听小狼一直用手机和她联络，却原来，是厅里又有了临时的会。好不容易开完会上了路，又遇到高速公路堵车。这样，本来是中午的聚餐就推到了下午。大伙饿得头昏眼花，小狼只给每人叫了一份手擀面，还劝大伙耐心等待，还说谁让项珠珠是咱们当中官职最高的人呢。老于想，什么话，官职高就可以让别人饿着肚子等她？我们是她的同学，又不是她的下级。想着，几次抬屁股要走，见大伙情绪都还高昂饱满，似是专心等待项珠珠，又似是借等待项珠珠再细聊彼此现在的日子。人又这么齐全，还有从新疆、海南飞来的同学也在场，老于就不好告辞了。他听着大伙的闲聊，觉得他这一班同学平庸的居多，话题也琐碎、无趣，这其实是他预料之中的。但他深信他的生活水准在他们之下，这其实也不在他预料之外。比方说他至今租着两间没有暖气的民房，他的老婆是当年他插队从乡下带回来的一个乡村姑娘，现在靠给附近一个农贸市场打扫卫生挣点钱。这些事老于的中学同学不知道。用不着，他想，让他们怜悯他么，那又何必。只待大伙话题一转说起彼此的下一代时，老于才提起点兴致。
他的一儿一女都是聪明过人的孩子，大儿子这年刚考入人民大学经济系，小女儿正上初中，老于认为她形象思维的细胞实在活跃。他想起女儿两岁时，有天晚上他抱着女儿出门散步，指着满天星星问女儿是什么，女儿说，满天都是大米花呀！老于认为一个能把星星说成大米花的孩子，你怎么会不去设想她应该是个诗人呢……
还没容老于向同学们介绍自己的孩子，项珠珠的车到了。项珠珠的到来使全班同学的精神为之一振，连老于也觉得眼前一亮。项珠珠没变，大伙儿都说。何止没变，简直比中学时更、更、更什么呢，总之，包括老于在内，所有同学都觉得项珠珠和他们不是一种人。她站在你的面前，神清气爽的样子，你不会觉得她疏远你，可你又决不能轻易亲近她。她和每个同学握了手，跟老于握手时，还特意对他说，她记得他一堂课能写出两篇作文。项珠珠吃饭时也挺随和，小狼说些在老于听来十分俗气的话，项珠珠也不在意。
比如他说要论同学呀，大学、小学都不行，大学时都太精，小学时都太傻，惟有中学同学最亲呀！比如他说有项珠珠这样的同学是我们全体的荣耀，老同学之间可得互相提携呀等等。老于坚信项珠珠的不在意是有意作出来的，越是不在意，越显得她比他们高。
聚会结束时，项珠珠让随行的办公室主任把带来的小礼品分赠大家——一种小巧的真皮名片夹。一切都很得体，老于想。只是他没有名片，名片夹他回家后就转赠给了女儿。
那次聚会之后，两年之间小狼他们又搞过两回，老于不再参加，受了伤似的。其实谁伤了他呢，他也不知道。后来的那两次，小狼把宝马开到他家门口来接都没能接动，仿佛就因为小狼看见了他的破院子，他的满手长着冻疮的女儿，还有院子里几只下蛋的母鸡。这没什么，老于心想，住在城郊是可以养鸡的，孩子正长着身体需要鸡蛋补养啊。冻疮不好，那是因为屋里太冷，烧煤又太贵。
自从儿子去北京念大学，一家人得全力以赴供应儿子每月的开销，老于连烟都戒了，哪儿还能挤出取暖的煤钱。冻疮是不好啊，一个女孩子家…………老于安慰着自己，又谴责着自己，坚持不去参加小狼他们的聚会，脸上几乎带出宁死不屈的神情，以后小狼再也没有找过老于。又过了些时候，项珠珠从省会调至老于的城市，作了这城市的副市长。自此，老于和家人常在电视屏幕上看见她。老于的老婆说，这个女市长和你不是同学么。老于说是。老于的女儿说，中学还是大学，老于说，中学，同班。女儿说，人家都说中学同学比大学同学亲。老于的老婆就说，能不能跟市长说说，给咱们找两间有暖气的房。老于说，怕不好开这个口。女儿说，又不是别人，她不是你的中学同学么。此时全家正吃晚饭，老于盯住女儿的双手，手肿着，青一块紫一块的。再看看孩子的耳朵，也冻了。女儿吃饭却挺香，不挑食，呼呼噜噜地喝粥，喝得脸蛋子通红。女儿没写过诗，自从两岁时管天上的星星叫大米花之后，再也类似的诗意。可女儿有数学天才，前不久参加全省高中组奥林匹克数学竞赛，女儿拿了个第二，回家后她对老于说，她的目标是北大、清华，非这两个学校不考。老于支持女儿，可他拿什么支持呢，至少他应该让女儿住在有暖气的房子里吧，至少他不该让女儿冻得攥不住笔吧。明年女儿高中毕业，最关键的一年，老于拿什么来支持女儿的关键时刻？也许真应该去找项珠珠同学，项珠珠市长。
找找她又有何妨？谁让她总在电视屏幕上出现呢，谁让她是这城市的父母官呢，难道老于不是归她管辖的一个市民么。再说找她又不是为我老于，是为我的女儿啊，她是个人才，人才不是父母的私有财产，是属于民族属于国家的，让属于民族和国家的人有好一点的居住条件又有什么不对呢？
他想起前两天，深夜苦读书的女儿双脚踩在炭火盆的边沿上，炭火烤着了女儿的棉鞋，差点烧着女儿的脚。要是房间有暖气，何至于女儿要围着一只小小的炭盆取暖呢。老于越想越觉得理直气壮，便有些后悔前两次同学聚会没去参加。那本是联络感情的形式之一啊，倘若在那样的场合不断见面，再开口求人办事就显得很自然。不过，即使没有参加那几次的聚会，项珠珠也否认不了老于是她的中学同班同学。这么一想，老于心里安定了。
老于家中无电话，第二天他特意早些上班，趁同事们还没进教研室，他给项市长打了电话。秘书问明姓名身份后，老于直和项市长通了话。应该说，电话里的项珠珠是很热情的，热情而不嗦。稍事寒暄，便问老于是不是有什么事找她。这边老于连连说着没事没事真没什么事，声音挺大就好像谁说有事谁就是诬陷了他似的。那边项市长说有事也没关系只要她能帮忙。这边老于仍高声坚持说没事，只是想见面聊聊。那边项珠珠就把家里电话、地址告诉了老于，欢迎老同学有时间到家里去。这边老于硬着头皮问今晚行不行，那边项珠珠沉吟片刻答应了。这边老于急忙挂断电话，急忙到有点不礼貌，生怕项市长变卦。
这晚老于骑五十分钟自行车，从城郊赶到项市长家。他被一个面孔清秀的小阿姨让进客厅，然后项市长出现了，和老于面对面落座在两张小沙发上。谈话一开始老于就觉得浑身燥热，他没有意识到，那是他穿了厚厚的棉袄、棉裤和棉鞋的缘故。在他的没有炉火的家里，他需整日这样穿戴，老婆和女儿甚至整日把毛线帽扣在头上。而在项市长温暖的家中，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就足够了，项珠珠就身穿一件薄薄的开司米圆领衫。老于一下子意识不到这些，他甚至看不见客厅里都摆列了些什么。房间阔大，地板很亮，果盘里的水果鲜美，杯中的绿茶馨香…………这些和老于无关，或者，越是置身此情此景，老于便越要使自己的谈话配得上这气氛和这气氛中的女市长。他于是就谈文学。
他想起中学时的项珠珠是喜欢文学的，初次把陀思妥耶夫斯基介绍给她的正是他老于。果然，如今的项珠珠对文学仍然保持着并不虚假的爱好，她很轻易地就说出了一大串当代作家的名字和他们的小说，并和老于探讨这些作家的长短、得失。老于谈着自己的见解，他发现项珠珠脸上是信服的神态。
他提到了作家的想象力，他他认为很多当代中国作家是缺乏想象力的，他们用借来的想象力填充他们的小说。他说到新近读过的一篇美国小说名叫《热冰》的，他称赞《热冰》的想象力，那是一个投湖死亡的少女被父亲藏进冰库永远凝固了青春的故事。老于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想起了自己的女儿，想起了他今晚的使命。这使他有点内疚，因为直至现在他也没能使谈话赶上正路。可难道项珠珠不该知道这个美国小说么，不该知道他老于涉猎文学范畴之广么，不该知道他生活角色的平淡和他内心世界的高贵丰富不成正比么，那么他应当继续讲下去：裸体的少女被藏进冰库里一只巨大的冰箱，一个下班时没来得及出去、被误锁进冰库的工人，当他怀着绝望的心情准备被冻死时，他发现了那具被冻住的少女躯体，他伸手触摸她那冰冻的，那居然是温暖的。他依偎住它，那热的冰，竟奇迹般地抗过了一夜寒冷直至第二天上班的人开了冰库的门。
老于被自己的讲述感动着变得欲罢不能，有一瞬间他觉得这是他给自己提供的一个机会，他已经很久没对什么人谈起过这类感想了，现在连他自己也惊奇自己肚子里有这么多要的东西。他欲罢不能，由小说又绽开去说起电影，他说他在电影资料馆看过电影《莫扎特之死》，观摩票是从前他一个学生给弄的。他说他认为这是一部谈妒忌的电影，宫廷乐师对莫扎特怀有刻骨的妒忌，他认为莫扎特是横在他和上帝之间唯一的障碍，他必得让莫扎特死。莫扎特终于死了，几十年之后老态龙钟的宫廷乐师却不得不发出最真实的感叹，他说既然莫扎特是我和上帝之间唯一的障碍，为什么莫扎特已经死了三十多年，我还是这么平庸呢。
老于讲到这儿咽了一口茶，并观察了一下项珠珠的表情，他确认她是专注的，没有因为他冗长的讲述感到疲乏。她的表情使老于很满意自己，当他满意自己的时候便也开始焦虑自己：房子呢？房子的请求他究竟什么时候才能开口呢。
偏在这时项珠珠又饶有兴致地问起老于最近在读什么书，项珠珠的提问显然使老于必得继续偏离房子，他于是讲起有关陈寅恪的一本书，可惜项珠珠没听说过陈寅恪这个人。不过老于并不怪她，他觉得道理要求市长一定得知道陈寅恪是谁。后来他又五花八门地说了一大堆杂书，有关二十世纪重大发明的什么硅片啦、阿斯匹林啦、胰岛素啦、核能啦、人工肾啦、超导体啦、射电望远镜啦、因特网啦、心动记录器啦、防窃听蜂窝电话啦等等等等。他滔滔不绝，心中却一遍遍问着自己：难道这是求人办事的样子么？这不是请求这是挑衅，是在向这客厅这市长挑衅，拿他读过的书看过的电影听过的奇闻向他不可企及的这房子和房主人叫板。
他滔滔不绝着，自己越来越无法对付自己，心中的另一个老于在同他捣蛋。他的话题越是宽泛，他说出房子的可能就越是狭窄；莫扎特他们越是高雅，他的房子问题就越是俗不可耐；他越是想说出房子，就越是说不到房子上去。他以为他是会步步逼近房子的，却不知为什么一直在朝相反的方向奔逃。他不知道他这是怎么了，他在点点滴滴、一分一寸地折磨自己枪毙自己，他同情自己又痛恨着自己，可是他必须讲，老于差不多要声嘶力竭了。这时候一个七八岁的小女孩走进了客厅，她穿着绒布小花睡衣，睡眼惺忪地依偎进项珠珠的怀里叫她妈咪。老于的叙述被打断了，他有些惊奇地看着项珠珠怀里的孩子。项珠珠笑着告诉老于，她结婚晚，所以孩子才这么小。孩子老于拉进了现实：客厅，水果，香茗，妈咪……
时间太晚了，有十一点了吧，他的事还没说呢，可他已经没有理由再坐下了。他站了起来，项珠珠也站了起来。以她的经验和洞察力，会猜出他是有求于她的，于是她又问老于真的没有别的事么？没有没有没有真的没有……老于边摆手边大步向门口走，叫人觉得你若再问反而是你对他的不礼貌了。项珠珠没有再问。出得门来，老于的脑子很乱。他解开棉袄领扣，让冷风吹一吹他那燥热的心。他推起自行车在便道上了几步，站在一棵龙盘槐下。他是来求项珠珠解决两间带暖气的房子的，可他一晚上都说了些什么呀！什么热冰啊莫扎特啊陈寅恪啊，他们和他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他又想起了那个叫着妈咪的睡眼惺忪的小女孩，假若她早点出场，说不定话题就会由孩子很自然地转到房子上去。他还对那一声妈咪感到十分别扭，那分明是来自另一个世界的优越。他老于的女儿是永远不会管他叫爹地的，可这并不妨碍女儿能考上名牌大学，不会妨碍的绝对不会妨碍！他顽强地思想着简直是大声地思想着，可他的心依旧是憋闷的。项珠珠使他憋闷么？他觉得不是，因为她根本就没有拒绝他什么啊。那么错儿在哪儿？是哪儿出了错儿？
后来他发现那是因为他到底没能面对项珠珠说出房子的事。他本是带着一肚子请求从家里赶来的，他不能再将这请求原封带回家。他应该说出来，他必得说出来，他鼓动着自己又朝龙盘槐靠近了一点，就像夏日里顶着太阳走路的那些人总想钻到树荫里去那样。现在他心里好过了一点，仿佛就因为这龙盘槐伞状的树冠为他遮蔽了冬夜的燥热。他于是就把这棵树想成了项珠珠，他就对着树说出了他那难以启齿的请求。他满心的重负卸在了这棵树下，然后骑车离开了它。
小郑在大楼里
这座大楼是县政府大楼，小郑是大楼里的公务员，其实勤务员更准确。小郑在大楼里的工作是擦洗楼道、楼梯、男女厕所，为各办公室、会议室打开水，并侧重“伺候”单身县长（本县人语）。根据中国自古就有的为官回避原则，这县的正职县长也来自外地，在这大楼里的二层住单身，仅有个带套间的房子，办公兼宿舍。清静时县长在政府食堂吃饭，忙时（迎来送往）县长的饭就在县招待所吃。小郑的主要精力看似花在了楼梯楼道，但伺候县长也从不怠慢。就为了小郑能接近县长，小郑的工作便受人羡慕。
伺候县长看似差事低微，然而很有些科局乃至县级官员的公子、亲戚乐意屈尊一试。谁都明白这最初的伺候别人正是为了将来不久的被别人伺候。从历史上看，在这县大楼里做过公务员的人，后来都以超于常人的速度得到了提拔：机要员、打字员、秘书、自是常事，科局级的领导、招待所长乃至政府办主任也不是没出过。我们这个民族讲究人情，有些上级总是下意识地把下级视作自己的晚辈——至少也是兄弟。受着伺候，又都觉这伺候的不能白受。因此在他们或升迁、或离任时均不忘把伺候过自己的人作些安排。小郑的前任小刘，新近就由临时工转正并安排为政府保密室的机要员，尽管小刘的不敬业作风给人们留下了话把儿。人们说小刘那“卑下”的工作只卑下给了县长一人，他眼一份，嘴一份，手一份的，智商不高，可弄得县长挺高兴。背了县长，他专支使秘书们和一些副主任们打开水，支使传达室老冯擦洗楼道和男女厕所。那些拎着暖壶跑上跑下的人们心里说：什么东西，他老子要是个种地的，他也敢！可小刘的老子不是种地的，是这县退下来的一位副县长。
小刘敢做的事真不少，他敢支使国家干部擦地打水，他还敢结婚——以非法的19岁年龄。现在刚满20岁的机要员小刘已经抱上了儿子，他相信这一切刚是他前程的开始。
被小刘伺候过的县长了，这县又来了新县长。在选择公务员的问题上新县长看出弊端，他忽发奇想似地说，过去的办法得改变，这么搞下去有点像近亲结婚。就是种地，也还讲究个倒茬呢。他提议，公务员要通过县劳动服务公司公开招聘，于是山里的孩子小郑才有了进政府大楼的机会。
小郑的家在离县城百里开外的深山区，母亲早逝，他和爷爷一起住。爷爷是个擀羊毛毡的手艺人，黑毡、白毡、灰毡，方圆几十里的人都睡爷爷擀的毡。祖孙二人的生活不能富裕，但是和顺。可小郑一天天长大了，在县席梦思厂烧锅炉的父亲希望他能来城里发展，就花些钱在劳动服务公司给他报了名。
为了小郑的进城，爷爷专给他擀了一张厚墩墩的白毡。小郑背着白羊毛毡下山进城，没出一个星期就被选中，这使得小郑父子总觉得是白日做梦。事后小郑告诉父亲，他所以“击败”其余几个对手，是沾了会打乒乓球的光。面试时，主考人政府办公室主任问及应试者都有什么业余爱好，小郑不假思索地说，篮球、乒乓球他都会打。主任立刻拍了板：“就是你了。”原来这主任早就摸清了新县长有打乒乓球的爱好。
在小郑17岁的脑袋里，对政府这个词很陌生。当他被办公室主任领着走进政府大门，绕过大院正中那个圆形大花池，进入政府大楼时，便被这楼的宽大、明亮、暖和所震动，他情不自禁地感叹着：“这厂子真大呀！”他的感叹让在场的人（秘书、科员们等）都大笑不止。他们笑着，或许于这中还觉出一种知根知底的轻松：眼前这浑浑噩噩的半大小子，到底让他们有了一个可以大笑的机会。在以往，他们本是这楼里地位偏低的人。小郑不觉得好笑，他以为城里就是和厂子联在一起的，城里就是厂子，厂子就是城里。因为父亲联着城里和厂子，所以他的耳朵很早就和“厂子”打交道了。“机关”、“单位”这样的词于他却是陌生的，他甚至说不出“楼”这个字。当他面对一座属于城里的建筑想发议论时，“厂子”便是最自然不过的一个词了。小郑不喜欢旁人的大，虽说他出自深山没见过世面，可他的趣味不低且聪慧敏感。他不喜欢被人嘲弄，他也从不嘲弄别人。眼下他只忍住不快专心致志去听主任给他交待工作。
小郑对工作领会得快，干得也出色。起初他不会使用墩布，也不知道怎样对付男女厕所。传达室老冯帮了他。老冯给小郑讲墩布的运用，还给小郑讲这楼里必要的规矩。比如进领导房间之前敲门，上级说话不能乱插嘴，县长和人谈话时须躲开等。小郑在老冯的指教下很快熟悉了这楼里的一切，他的安稳和勤快赢得了上下一致的赞扬。他感激老冯，有一天他突然对老冯说：你像我的爷爷。老冯红了脸，说，可是，我才39岁呀。小郑知道自己说话打了锅，但他心里，实在是把老冯当爷爷看的。后他才听人说，老冯在这儿当传达至少也有20年了，来时就有30多岁，到如今，是政府里一个永远39岁的老单身。小郑望着老冯那精干的身板和皱纹纵横的脸，工作之余就更愿意到老冯的传达室坐一会儿。两个人无话时，老冯就领小郑到传达室后边的小花园里走一圈。花园里有两棵笔直、粗壮的泡桐树，是老冯种的。泡桐这东西皮实，你不用太搭理它，三五年就成了气候。老冯说。
除了和老冯的交往，小郑闲时也偶尔去食堂坐坐。刚来政府时，小郑食量大得惊人，一顿饭吃6个馒头，为此他又一次成为秘书们的笑料。有一次在小郑吃了6个馒头之后，办公室的吕秘书和几个人撺掇小郑说，假若能再吃6个馒头，以后小郑的馒头就由他们包了。于是小郑赌气似的立刻又吃了6个——倒不是为了以后的白吃，算是小郑的一时冲动。再说，在山里时，12个馒头他本是吃过的。哪知小郑在吃了12个馒头之后就动不了了，在食堂一条长板凳上躺了一下午。傍晚炊事员给他沏了一碗酸辣汤，小郑喝下才消了食。自此小郑的饭量突然下降，平时的6个馒头减成了3个。他不明白是12个馒头伤了他，还是城里的空气不如乡村的空气新鲜。乡村的空气诱发人的食欲，而在城里，需要用心的地方很多，肠胃的需要便日益地后退了。这一时期，小郑接近了炊事员，炊事员就一遍遍地对小郑发牢骚，不是说他一年年给大楼里的人蒸馒头实在委屈，就是把自己跟吕秘书比，说自己比个秘书差不到哪儿去。小郑虽然也不喜欢吕秘书，可他却不太愿意炊事员如此絮烦。如此车轱辘转的牢骚话本该是老年人说的，小郑以为。可炊事员才不过二十五六岁。
小郑饭量下降了，工作量却一直不下降。除了白天一系列差事，晚饭后还要陪县长打乒乓球，之后就是“盯”领导们的各种会议了。这些会议常常延续到深夜，有时停了电，就点上蜡烛接着开。蜡烛就存放在小郑宿舍里，逢这时小郑就是那个走进会议室点蜡的人。点上蜡烛他还要回到宿舍继续等待，待会议散了他将会议室打扫干净了，打开窗子把室内的空气也换过了，他这才能睡下。他觉得这样的会议室才能迎接明天的一个新会。不过，小郑因熬夜，工作也偶有闪失。有一次会议已经开过了夜里12点，小郑趴在桌上睡着了，于梦中听见有人喊他。睁开眼，眼前一片漆黑，便知停了电。他迷迷糊糊打起手电拿着火柴蜡烛就进了会议室。他擦着火柴却不点蜡，只往自己手中那个射出光芒的手电筒上点，弄得一屋子人全笑了。这一笑，才彻底笑醒了小郑。第二天小郑到传达室去，老冯说，养兵干日用兵一时，有钢使在刃上。昨晚的事就是个刃上的事，哪有拿火柴点手电筒的。这事该找县长去认错。小郑认为老冯说得对，去向县长认错儿。县长说，其实我们也挺困，你拿火柴往手电筒上那么一点，把我们也给点精神了！来吧，带上球拍咱俩活动活动！小郑心里暖乎乎的，他想县长是个多会说话的人啊。
转眼一年过去了，小郑又长了一岁。他身体愈加强健挺拔，嗓音也愈加浑厚，穿扮也不同以前，且很在意对头发的梳理。人们都说小郑变了。一切是因为什么呢？是像俗话说的么：爱情悄悄来到了小郑的心里。
提起小郑的爱情，就要讲到一个名叫杜康的青年。杜康是北京一个研究所到基层来锻炼的硕士生，被分配在这县的部，就住在小郑的隔壁。自此，小郑每天早晨打开水时，便也为杜康打上一壶。这使杜康很不好意思，作为回报，杜康就问小郑喜不喜欢看书，说他从北京带了些书来，小郑如果愿意，随时可以向他借。小郑说他不怎么看书，不过他愿意接受杜康的推荐。杜康随手捡了几本文学期刊给小郑。哪知小郑第二天便将杂志还给了杜康，他说他看不下去，他问杜康还有别的没有。杜康信手又从一摞里抽出一本，看也不看地交给小郑，是卢梭的《忏悔录》。
不能说这是杜康有意难为小郑，也不能说这是杜康对小郑的特别推荐。只有一个事实不容置疑，便是杜康无意之间让小郑认识了法国人卢梭。整整一个星期，小郑的心绪被这个法国人弄得起起伏伏很不平静，卢梭陪他度过了一个个“盯”会议的夜晚。当他找杜康还书时，他头发老长面容苍白犹如大病一场。杜康问他书好看吗？小郑说这书……太厉害，把我整得难受得不行。小郑神情局促，对卢梭的评价却很果断。他这种特别的表达使杜康吃惊，杜康吃惊是因为他低看了这个乡下孩子吧。于是他继续借书给小郑，间或也同小郑谈一谈对某本书的看法，他发现小郑有着极好的理解力。有一天杜康特意向小郑表达了他对卢梭的不以为然，他说卢梭那所谓敢于暴露内心黑暗的“坦率”其实是一种变相的哗众取宠一种做作。他看见小郑红着脸迷惑地望着他，他想那是因为他竟能轻而易举对小郑视为伟大人物的卢梭品头论足吧，他就在小郑的迷惑里发现了自己的价值。于是他继续向小郑介绍一些作家和他们的轶事，可小郑在这方面是个认死理的人，在小郑的心目中任谁也比不上卢梭伟大。吕秘书发现了小郑和杜康的接触，一次不客气地推门进来对小郑说，你不去工作在这儿干什么？杜康就说是我叫他来给我换灯泡的。吕秘书走了，小郑和杜康相视一笑。杜康给这里带来了文明和平等。小郑心说。
读书以及和杜康的接触开阔了小郑的眼和心，他不再听炊事员絮叨，连老冯的传达室也很少去了。有一天老冯告诉他说自己就要回老家娶媳妇了，女方是个贵州来的黄花闺女。消息传开来，大楼里的人要老冯买酒买糖。小郑不会喝酒，他吃着老冯的“酸三色”硬糖，心里闪过一个人的名字：秦红。
秦红是县政府办公室的打字员，人长得标致，却是吕秘书紧追的女性。这一点，小郑并不知道。小郑只知道自己心里有了秦红，秦红就像和卢梭一起走进了他的心中。白天他有事没事都要从打字室门口来回过几趟，他甚至把打字室门前那一小段走廊擦得格外明亮。他听说秦红喜欢玻璃海棠就在打字室窗台摆满玻璃海棠；逢晚上秦红加班，小郑便站在院子里的花池前，仰望二楼的灯光。他惟独不敢跟秦红说话，有一回他端着一盆水经过打字室，碰上秦红出来，还是秦红先招呼了一声“小郑”，却把小郑吓了一跳，脸盆跌在地上，溅了秦红一身水。还有一回县政府礼堂开大会，他也参加了，就坐在秦红后边。这使他紧张得发抖，发抖得上牙直碰下牙。为了不让牙齿嗑出声来，他偷偷咬住了一块小木片……
咬小木片事件之后，小郑再也无法沉默了。夜不能寐的小郑需要向人诉说，他毫不犹豫地选择了杜康。杜康一边鼓励小郑要勇敢，一边“红娘”似的前往打字室替小郑向秦红请求约会。也不知杜康怎样向秦红叙述了小郑，相信他不会漏过小郑咬小木片这个情节。总之标致的秦红答应了和小郑会面，时间是在这天晚上8点30分，地点就选在杜康的宿舍。为显郑重，杜康还特意把自己那件胳膊肘打着皮补丁的时髦西服上衣借给小郑。当小郑穿起这件透着外界文明的衣服时，杜康发现小郑其实是个英俊青年。
这晚一切都如期进行：8点30分，秦红来了；一会儿，身着西服上衣的小郑随之也敲门进来。杜康推托去看电影，就离开了自己的宿舍。
谁也不知道小郑和秦红的谈话是怎样开始的，然后又谈到了什么，但他们的会面却持续了两小时二十分。从这个不算短的时间里，不难看出这初次会面的愉快。10点50分，杜康的门开了，先出来的是秦红，她步子轻快地下了楼。后的是小郑，当小郑替杜康关好门，正要拐进自己的宿舍时，吕秘书从暗处出现了，紧跟吕秘书的是办公室几个科员以及司机和食堂炊事员。他们上前就扭住了小郑。
这显然是个“捉奸”场面。
小郑的被捉在大楼里传开了，人们说他心比天高，居然把自己弄成了个新闻人物。有人说这是一次诱骗，还穿着花子式的西服。有人则故意去找吕秘书探听这“奸情”的细节。办公室主任要小郑写检查，县长找小郑谈了话。这次他很严肃地指出，正当的恋爱可以，可你们是在深更半夜被人给堵住的呀。小郑啊，检查可以不写，但是你在我身边，我有责任提醒你要注意影响。
县长的话使小郑几乎昏厥，他感到自己再也没有能力辩白。他摇着头点着头，脸上看不出是要哭还是要笑，他只觉得这楼开始旋转。
杜康不信传言，他相信小郑和秦红的清白，他来向小郑表示歉意。他说是他把小郑和秦红约会的事告诉吕秘书的，他不过是想让吕秘书他们也和他一块儿高兴，没想到事情急转直下变了性质。小郑并不看重杜康的道歉，心里只有一种深深的失望。他对杜康说，原先我以为你和吕秘书不一样。杜康现在你以为我和吕秘书一样？小郑说我只知道咱们俩还是不平等。杜康说怎么不平等？小郑说你能把我的事随便对别人讲。
或许杜康真有和吕秘书一样的地方？吕秘书对小郑不好，是想用这不好来证实自己同小郑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杜康对小郑好，是想用这“好”来证实自己同吕秘书这类人物的大不一样。他们关心的本不是小郑的幸福或者过失，他们真正看重的是自己所能产生的分量和影响。杜康不乏自我分析的能力，不过他也许不打算这样分析自己。
“捉奸”的风波未了，小郑又迎接了另一个打击：老家来人报信说，爷爷死了。这天晚上，小郑卷起床上的褥子，让铺在床板上的白羊毛毡露，他合衣躺在爷爷擀的白毡上流了一夜的泪。
第二天是个星期日，炊事员叫小郑去喝酒。小郑说不会，炊事员说喝喝不就会了。二人在伙房喝了一些47度衡水老白干，就着蒜汁咸驴肉。炊事员对小郑说其实我知道你不是那种人，借给你个胆你也不敢呀。可人家吕秘书叫捉你就得捉你，不捉就是惹了他。小郑看看炊事员，意思是那天也有你？炊事员叹了一口气，又开始发牢骚，说早他妈不想在这儿蒸馒头了，看哪天非托托吕秘书的门子离开这儿，要么去交通局运管站，钱多；要么去局，抓人的事儿，过瘾（这句话使小郑的心隐隐作疼）。可是一天天过去炊事员也没有离开的迹象，他便在饭食上撒气，馒头蒸得一天比一天小，二两的馒头蒸得像元宵。碱也使不匀，馒头不是黄就是绿。
小郑喝过炊事员的酒，也吃了炊事员的咸驴肉，他却再没有话要对炊事员讲。他在心里只把周围的人过了一过，吕秘书，炊事员，硕士生杜康，包括令他激动不已的卢梭……末了他还是想到了老冯。
经历了爱情的失败和亲人离世哀伤的小郑坐在老冯的传达室。老冯不问什么，小郑反倒愿意说说。说起那天晚上，和秦红光说书里的人了，没想到外面就有了埋伏。老冯说又是黑夜，黑夜就不般（比）白天。小郑沉默一会儿，说这几天我只觉得累，先前在乡下，一天赛两三场球，串着村打，也不觉累。老冯说，知道累了就是长大了。
在小郑最伤感的那些日子里，老冯有时和他到泡桐树下散步。他们常常不约而同地望望二楼打字室的窗子，窗子是黑的。自那天晚上以后，小郑再没秦红。小郑和老冯知道，通过吕秘书的活动，秦红就要去省城上中专了，虽说属于“代培”性质，但能拿到文凭。小郑望着黑窗户就止不住落泪，老冯就在这时说起了自己。他说你当我真娶着媳妇了？那个女人，贵州来的，只和我睡了一黑夜，拿了我3000块钱就跑了。个儿又挫，人又丑，右眼皮上还有个萝卜花。到如今，这大楼里的人还当新媳妇在我老家哩。我平白无故地掏钱请人喝酒吃糖，还得假装着挺美——人生在世，谁愿意寒碜自个儿。唉，老冯说，一黑夜，梦似的。这一世界的人我可对谁说去？你哭，可你又丢什么了你什么也没丢啊，就算全世界的人都不明白你，你自个儿心里横竖是明白你。
小郑停住了哭泣，老冯这不为人知的苦楚平抑了他的一腔冤屈。他觉得世上的人要劝人，也得讲个以心换心；他觉得这一世界的人，又有谁比得上老冯更会劝人呢。现在他心里安定多了，就又反过来劝开了老冯，他对老冯说你有的是机会你还不老。老冯笑笑说，你刚来那会儿说我像你的爷爷，算说对了。我哪儿还有39岁，过了年就是57。我不是你的爷爷又是谁？
小郑怔怔地望着树影儿里的老冯，喉头一阵阵发紧发热，他知道要涌上来的已不再是眼泪，那是什么呢他又一时讲不清。隔了一会儿他只告诉老冯：我不说，你也不用再说。
安德烈的晚上
接着，有外地工人为支援纺织厂的生产一批批进入这城市了：天津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学会了吃鱼；上海工人的到来使这个城市的居民体味了糯米的奇妙。这是一个由纺织工人填充起来的城市，一个让苏式住宅覆盖了的城市。安德烈就出生在这座城市里。
安德烈姓安，名叫德烈。安德烈的出生年月大概是1954年3月左右。安德烈这名字是父亲为他所起，名字本身也是当年中苏友好的一种体现。安德烈的父母就是响应政府的号召，由上海搬入这里支援城市建设的，他们都是中学教师。父亲穿过苏联印花布衬衫，母亲也穿苏式“布拉吉”。当年他们都向往过苏联老大哥的美妙生活，他们也希冀着小安德烈长大之后能够去苏联留学。当然，他们想不到国际局势和国内局势的快速变幻，使安德烈不再会有去往苏联的可能。不过，假设真要能去，安德烈真想去么？他的父母从没问过他有什么打算，他的打算对他们也许并不重要。
那么，安德烈究竟属于一种什么样的人呢，他似乎属于那种年龄越往前走、思维越往后退的人。他很少自己做主选择什么，他就读的小学、中学都是父母替他选择的。小学三年级，有段时间他很迷恋朗诵，曾经想要报名参加学校业余朗诵小组，父母得知后立即做了阻止：意义不大。他们说。安德烈便停止了朗诵。到了后来，“”开始了，社会一片混乱，学校停了课，大部分同学都去了农村插队，安德烈却由于母亲一个熟人的关系，进一家区办罐头厂当起工人。这在当时特别叫人羡慕。但让安德烈高兴的并不是他留在城市做了工人，而是同班的李金刚也留了下来。
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学一年级就是同班同学，后来又一块儿上了同一所中学。小时候，他们永远坐同桌，他们一块儿写作业，他们合伙组装矿石收音机，他们互相串门——多半是安德烈到李金刚家去。李金刚的父母都是来自天津的纺织工人，他们家就在纺织厂的某一片苏式住宅区里。安德烈喜欢李金刚的居住环境，那些一模一样的楼群和一模一样的楼间花园给了他一种生活本身的宽厚和稳定感，无论从哪一个单元里出来的居民都是笑吟吟的，叫人感觉这些大楼的哪一扇门都可以是李金刚的家。安德烈的家是不具备这种气质的，他家住在父母为之工作的中学宿舍区，有点严肃，叫人拘谨。安德烈和李金刚从小区大门口那个冰棍车上买过冰棍喝过汽水，也在周末的夜晚，溜进戳有“舞会”大字的职工俱乐部看过大人跳舞。他们还在小花园里剥过一只死猫的皮（猫系李金刚掐死）。“”刚一开始，高年级的一些造反同学曾经在校园里堵住安德烈，质问他为什么起一个“苏修”才叫的名字，安德烈回答不出，旁边的李金刚挺身而出地替他作了回答：“为吗不能叫？知道安德烈的‘德烈’是哪个德哪个烈么？是的德列宁的列！”高年级同学被和列宁震住了，李金刚的天津口音也使他显得格外理直气壮，李金刚的机智勇敢更是让安德烈深深折服。从此在相当一段时间内，他把自己那个烈字去掉了下边四个点。日月如梭，李金刚始终是安德烈须臾不可缺少的挚友。他们从两个男生长成了两个男人，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安德烈娶了自己的表妹，李金刚一直在纺织厂当电工，和一名纺织女工结了婚。
安德烈的表妹是安德烈姨妈的女儿，因为父母早逝，她从小就生活在安德烈家里。安德烈对表妹很好，表妹也十分依恋安德烈。安德烈的父母早已看出了这种依恋，出于对这女孩子的怜惜，他们愿意安德烈娶她为妻。或者，这种考虑还出于上海人的清高和对这座城市的提防，他们愿意一家人还是一家人。他们暗示安德烈，安德烈接受了这暗示。当他接受了这暗示的时候，他第一次试着用打量恋人的眼光打量他的表妹，结果他发现无论如何她更像是他的妹妹而不像他的恋人。她苍白、纤弱，下颏尖尖的，老爱半张着嘴像是对什么事表示不理解，又仿佛随时要你告诉她什么事应该怎么做。安德烈望着他的表妹，执拗地想起他刚当工人那会儿，十七岁吧，有一天和李金刚一块儿到纺织厂浴室去洗澡。那是一间男女合用的浴室，男女轮流使用。他们进来的一小时前，女工们刚刚使用过这间浴室。虽然浴池里的澡水已经换过，但室内仍然蒸腾着让男人敏感的女人的体味儿。安德烈就在迈进浴池的时候，就在一团团热乎乎的女人气味中，浴池边缘散落着几枚女工遗忘的黑色发卡，其中一枚还缠绞着一丝纤细的长发。他长久地盯着它们，体内突然涌起一股从未有过的冲动。他几乎无法自持，他把自己潜入池中以遮掩自己的羞涩。他冲动着，头脑里闪过班上一些女生的样子，他发现他头脑中的女性里没有他的表妹。
爱情是什么呢？爱情是怎样的？安德烈不知道，可是他已经决定结婚了。父母为他们搞了一个小小的订婚仪式，没请外人，就是家中原班人马和一桌有别于平时的晚饭。那是食物比较匮乏的年代，桌上摆一瓶八毛五分钱的红葡萄酒，已能看出格外的喜庆。全家人都喝了一些酒，表妹也兴奋地猛喝一大口，结果她让酒给呛着了。酒呛得她剧烈地咳嗽着，单薄的肩膀抖得厉害。当她终于平息了咳嗽，却半天说不出话来。她靠在椅背上，微微闭住眼，淡青色的眼皮不停地跳，眼皮上的毛细血管清晰可。安德烈注视着表妹跳动的眼皮，他看见有一颗眼泪从她稀疏的睫毛下边钻出来，顺着眼角流到颧骨上。表妹的眼泪使安德烈有种重任在肩之感，他就仿佛是要替他的全家、也替他死去的姨父和姨妈承担起照顾这孤女一生的义务。他认可了这个事实和义务，一边又有点心酸。他抽空儿去了李金刚家。当他走进那片熟悉的楼群，当他推开李金刚家那扇被他推过无数次的门时，他几乎落下泪来。李金刚知道他要说什么，拉着他到小酒馆喝酒。但是安德烈什么也没说，他也没有掉泪。他只是需要看见李金刚，和李金刚呆一会儿。在安德烈的生活里，从前没有，以后也再没有别的男性朋友了。
后，安德烈有了女儿。女儿是先天性心肌炎，妻子在生产之后又患了风湿性心脏病。安德烈需要照顾两个病人，对此他却没有更多的抱怨。也许因为他是个健康的男人，他体态匀称，行动敏捷，方方面面都很正常，具备这样的健康他理应照顾病弱的亲人。也许不仅仅因为他健康，是他那后退的思维使然吧；生活要我这样啊。有时候他想。他上班，下班，照顾妻女，买菜做饭……到了90年代中期，安德烈已经是罐头厂有着二十多年工龄的“老”工人了。
安德烈进厂之初，罐头一词在中国还是与奢侈一词联在一起的，它不仅标志着食品的一个至高无上的档次，也常见于某人用于揭发批判某人的腐朽生活方式，诸如：“某某一家不顾世界上还有三分之二的劳动人民处在水深火热之中，竟然常常拿罐头当饭吃，甚至把吃不完的罐头倒进垃圾箱，是可忍，孰不可忍……”等等。罐头是尊贵的，罐头又似乎应该受到鄙视。可罐头毕竟是馋人的，于是做罐头的工人便也不可小视。那时安德烈每月都能从厂里带回一些免费的罐头给妻女享用：糖水蜜桃，糖水山植，糖水鸭梨……这是厂里给工人的优惠。这种时候他从不忘记李金刚，他常在下班之后回家之前，拐到李金刚家也给他放下两听糖水蜜桃什么的。在这样的一座城市，市民能够吃饱饭，还能隔长补短地享受一个罐头，生活就显得挺安稳。安德烈和李金刚比上不足，比下有余，他们对生活是满意的。
但是时代不饶人。商品经济的发展带来了全球商品的大流通，糖水蜜桃仿佛在一夜之间就失了往昔的魅力。当这个城市忽然有一天连美国苹果和委内瑞拉香蕉都在水果摊子上随处可见时，当人们口袋里的人民币也渐渐多起来时，人们为什么还要光顾那些吃着不新鲜，开起瓶来又费劲的糖水蜜桃罐头们呢。安德烈的罐头厂只能生产千篇一律的水果罐头，没有上马新品种的技术、资金和设备，它就只能走下坡路。到了后来，工资发不出来，厂里就用罐头顶工资，每月发工资那天，工人们只能把几箱罐头领回家。
安德烈在封盖车间干活儿，从前他坐在传送带前看无数玻璃瓶从眼前流过，他坐着，手下的瓶瓶罐罐被封盖机咬住瓶口，密封之后再从机器下滑出来，闭着眼他也能毫无差错地将它们各归其位。这种简单的重复性的劳动无需动用强体力，却尽动用体力之外的语言——闲聊天，久而久之这车间的工人就把聊天当做了劳动的一部分。安德烈的对面坐着一个名叫姚秀芬的女工，和安德烈差不多同时进厂。因为坐对面，安德烈和姚秀芬说话最多。二十多年之后，当有一天安德烈决定离开罐头厂时，他发现他生命的二分之一时间，却原来是和姚秀芬一起度过的。聊天使他们知道了彼此的家境，彼此的经历，甚至彼此爱吃的食物。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父母虽然都是上海人，可他最爱吃饺子；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没有什么不爱吃的东西。姚秀芬知道安德烈有个朋友叫李金刚，纺织厂的电工，还会修半导体收音机。安德烈知道姚秀芬是本地人，她的爷爷奶奶就在这城市的周围种棉花。他们聊着，直聊到彼此都结了婚，他们吃了彼此的喜糖，还聊。姚秀芬知道安德烈的女儿有心肌炎；安德烈知道姚秀芬夫妇和瘫痪的公婆一起住，她有时候迟到，是因为给老人换尿褯子……他们有一搭无一搭、有上句没下句地聊着，姚秀芬羡慕安德烈好听的普通话，却不修饰她的本地口音。她还使安德烈知道了很多这城市独有的词，比如她把“告诉你”叫做“递说你”；请人拿好一件东西时，她会说成“捉住它”。姚秀芬的本地话使安德烈觉得真实而有生气，她的口音伴随着封盖机单调的“咔哧、咔哧”声，从不使安德烈感到沉闷。中午了，当他们更熟一些的时候，也交换彼此饭盒里的午饭。在这时姚秀芬比安德烈表现得要主动，当她得知安德烈喜欢吃饺子以后，她的饭盒里有时候就装着饺子。她把饺子换给安德烈，从安德烈饭盒里要过一些似是而非的食物：一块烙煳的饼，或是两个蒸得碱大的馒头。她观察着安德烈制造的食品，告诉他制作面食的一些常识，比如饼煳的原因可能有两个，一是火急，二是面硬。还有什么“软面的饺子硬面的面”之类的口诀。有一个中午，车间里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在吃饭，姚秀芬咬着安德烈饭盒里一块又干又硬的葱花饼，突如其来地落下眼泪。她似乎是在替他委屈，她似乎是对着嘴里的硬饼说：你是一个男人，可你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啊。但是她什么也没说，她从不随意品评别人的家庭。安德烈却还是从姚秀芬那不期而至的眼泪里发现了一种关切。这使他感到陌生，又有点不安。多年来他好像已经成了一个不需要被关切的人，他更是一个不需要让异性为他落泪的人。当时他很想抬起手为她擦擦眼泪，犹豫之间，却见姚秀芬自己很快地把泪擦干，并努力对他笑笑。他们的眼光碰在一起，安德烈发现姚秀芬那端正的鼻子让泪水冲洗得很晶莹。
后市场上出现了速冻饺子。有一天安德烈带来一盒速冻饺子，以此阻止姚秀芬再为他包饺子。姚秀芬却对安德烈的饺子嗤之以鼻：贵，她说。也不香，她说。她撇着嘴，像一个家庭妇女在家庭利益受到侵犯时表现出的那样。
安德烈，包饺子太麻烦。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不嫌麻烦。
安德烈说我挺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就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也高兴。
姚秀芬说你高兴我更高兴。
安德烈说你高兴我更更高兴。
至此，他们突然打住不再说话，就像被彼此这畅如流水的对答吓住了。
这样的日子，安德烈和姚秀芬持续了二十多年。直到有一天，封盖车间闲散的聊天气氛没有了，人们都在急躁地激烈地讨论着怎样才能离开这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只有安德烈和姚秀芬闭口不谈这个话题，虽然他们知道，这话题于他们也是万分紧要的：物价在涨，医疗没有保证，堆在家里权作工资的水果罐头没法处理——眼下谁也怕一日三餐拿罐头当饭吃，安德烈念初中的女儿又因病休了学……他们却不谈这个话题，仿佛要共同坚守住他们持续了二十几年的闲聊，或是深怕因此谁会比谁先离开一步。这时候李金刚到安德烈家去找安德烈了。
李金刚最近也一直在为离开纺织厂奔走。时代的发展使棉农们越来越不愿意种棉花，他们或是捡着好伺候的种，或是干脆离开土地外出去做生意：钱要来得快，日子才有吸引力。这城市的纺织厂原料就奇缺了，工厂的工资也是有了上月没下月。李金刚在为自己找出路的时候，看见报纸上有一则广播电台招聘播音员的广告，他立刻想到了安德烈，便撺掇安德烈去试试。他鼓励安德烈说在小学你朗诵就比别人好，说不定能考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
是啊，从实际出发，离开罐头厂生活才有希望。安德烈也这么想。他觉得他已经很长时间没有“希望”这个概念了，他又觉得广播电台对他是太遥远了，是李金刚的提醒才使他回忆起小时候他的确酷爱过朗诵。他还在这时想起了姚秀芬。他想着，又竭力打断着这想念，姚秀芬是他的什么人啊。就在他怀疑、畏缩、自卑的时候，李金刚又自作主张为他报了名，并陪他去应试。结果安德烈被广播电台选中。
安德烈是封盖车间第一个找到新职业的人，并且这新职业是如此地让大家觉得不可企及。他们要他请客，在一个青工的提议下，他们还“揍”了安德烈一顿。“不打你一顿真是咽不下我们心里这口气啊！”他们嘻嘻哈哈地把安德烈推来掇去，他们的话又热乎又知己。姚秀芬和两个女工在一边看着，笑得比别人更厉害，她有些夸张地拍着手，把腰弯得很低。安德烈从来没她这么高声地笑过，他觉得他的心都要碎了。
姚秀芬的笑声还使安德烈忽然有一种久违了的冲动，他非常希望能有一个清静的地方，能有一个单独的时间和姚秀芬在一起。他奇怪为什么二十多年他们从来没有设想过单独在一起那么一次，二十多年他们就像两根平行的铁轨那样，距离是如此迫近，却永远平行着伸向不知去处的远方。就在这天下班前，他叫住了姚秀芬，问她打算怎么办。她知道他是问她的以后，就告诉他说，她和丈夫可能去乡下给承包了果园的一个亲戚打工，辛苦是辛苦，钱比罐头厂有保证。他仍不放她走，断断续续地说着词不达意的意思，那是一个幽会的意思，是一个多年来始终被他们有意无意不断掩埋的意思。但是姚秀芬立刻领会了，她知道这将是他们的告别，而这告别不是为了再见。她没有忸怩，只问了一句：“你觉得哪天好？”他告诉她，他打算去找李金刚。
晚上安德烈找了李金刚，李金刚为此作了一个切实可行的策划：明天，晚饭以后，7点钟之前，他会把老婆孩子引到岳丈家中，空出房子给安德烈，时间是三个小时。也就是说，明晚7点至10点，李金刚家是独属于安德烈和姚秀芬的。李金刚说完当即把家门钥匙了安德烈。安德烈攥住李金刚的钥匙，就像攥住了一个暧昧而又确凿的事实，这事实让他突然糊涂了一下，也突然惊怕了一下。
第二天一上班，安德烈就把晚上的安排告诉了姚秀芬，姚秀芬的脸立刻涨得通红。一个白天，他们很少讲话，心中擂着鼓，脸上却加倍地漠然。中午，姚秀芬一反常态连午饭也不吃，说是要回趟家。她的回家使安德烈禁不住一阵阵胡思乱想，他想她是躲了我吧，他想她是后悔了吧。直到下午上班姚秀芬准时出现在车间里，安德烈才定住神。
下班了，安德烈和姚秀芬骑上自行车各走各的，他们在李金刚家附近一家电影院门前碰了头，一块儿把车存上，再步行着往李金刚家走。这是安德烈的主意，他觉得把车骑到李金刚的楼门口目标太大。
这是初春的一个晚上，乍暖还寒的气候，华灯初上的时刻，安德烈和姚秀芬向着李金刚的家，向着纺织厂那片生活区走。他们走得很急，像是怕被熟人认出来，又像是怕这宝贵的三个小时耽误在路上。他们似乎都知道他们奔了李金刚家要去干什么，这共同的知道又使他们不约而同地有点慌张和惭愧。就这样，只半站地的路，他们却像是走了一辈子。
终于，安德烈看见了那片黑沉沉的苏式住宅区，几十幢大楼规矩而又错综地隐蔽在夜幕下。他看见了进入住宅区的大门口，从前停着冰棍车的位置，现在是一间闪着霓虹灯招牌的美容厅。他们从美容厅门前走过，拐进了楼群。他们正在接近目的地，但是安德烈忽然走不动了，因为他他忘记了一个致命的问题：李金刚家究竟是哪座楼是几单元几层几号。几十年他就像出入自己家一样地出入李金刚的家，他不用也从来没打算记一记李金刚的门牌号码。他对李金刚家的熟悉是一种无需记忆的熟悉，就像一个每天吃饭的人，当他用筷子把食物送进嘴里时，他用不着提醒自己“别送进鼻子里去”。可是这个晚上，这个本该独属于安德烈的晚上，他丧失了记忆。他仰望着在夜色中显得更加一模一样的笨重的楼群，仰望着那些被漠不关心的灯光照亮的窗，甚至连李金刚家那座楼的方位也找不准了。他就像掉进了一个陷阱，一个荒诞无稽的噩梦。他被急出了一身冷汗，冷汗濡湿了内衣，夜风吹得他打颤。他手握李金刚的钥匙，那钥匙几乎被他攥出水来。站在他身旁的姚秀芬默默地、无限信任地着他，更让他焦虑无比。他走进一处楼间花园，妄想以此唤起记忆。但是他发现这里的花园一模一样，站在花园里他无所收获，这里没有丝毫痕迹能让他发现李金刚的家之所在。他们出了花园，又上了楼间两路。偶尔有人打他们身边匆匆走过，安德烈几次下决心开口打听，却几次放过了眼前的人。因为他是安德烈，他觉得他无法开口。可他们不能总是在这儿转来转去，安德烈逼迫自己必须硬着头皮朝一幢可能是李金刚家的楼房走。他们走进了那楼，安德烈假装着记起了单元、楼层的房号，就算是安慰姚秀芬他也要假装。他假装着已经找到了门，伸出钥匙去捅那扇门的锁，但他没能捅开，因为这扇门里有动静。接着门哗地开了，房内传出麦克尔·杰克逊的歌声，一个20岁出头的年轻人站在门口冲安德烈说：“你干什么！”年轻人那张营养很好的脸上是公开的敌意。安德烈愣在那里，就像小时候遭到高年级同学质问时那样答不上话来。身后的姚秀芬却显出少有的镇静，她说这不是李金刚的家么，我们是李金刚的亲戚，住在他家的。年轻人说什么李金刚啊这楼里没有叫李金刚的。说完砰地关了门。
安德烈和姚秀芬逃也似的出了楼，只有再次把自己投进黑暗。钥匙仿佛握在安德烈手中，他却不敢再去试着捅一扇握的门。哪一扇门里都可能有人，哪一个人都可以理直气壮地问他为什么乱捅别人家的锁，必要时他们完全有可能被扭送到派出所。这想法让他们气馁，也使他们狼狈。他们没有目的，也没话要说，只沉默着在楼群之间乱走。安德烈走着，差不多把几十年他和李金刚在这里的所有事情都了一遍，每一件小事都历历在目，这历历在目的事情却没有一样能帮他记起李金刚的家。时间在奔跑，他们不敢看腕上的手表，但他们都知道，时间已经不早了。
时间在奔跑，10点钟就这么来到了。10点钟让安德烈做出决定，他们应该离开这里了。安德烈追随着远处的霓虹灯，朝着那间美容厅走。在一盏路灯下，他扭头看了一眼姚秀芬，他发现往日里红润健壮的姚秀芬，似是因了这楼群的折磨，一下子矮小憔悴了许多。他看着她，像是问：咱们在哪儿分手？姚秀芬看明了安德烈的意思，她只把手中的一个饭盒递给安德烈对他说：“饺子，你的。”安德烈就去接饭盒，心中想着，却原来姚秀芬连晚饭都准备好了的啊。他奇怪一个晚上他竟没看见她手中拿着一个饭盒，他也才明白了姚秀芬中午回家的缘由。他接了饭盒，但没接住，饭盒掉在地上，盖子被摔开，饺子落了一地，衬着黑夜，它们显得格外精巧、细嫩，像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安德烈慌着蹲下捡饺子，姚秀芬说捡也吃不得了。安德烈还捡，一边说你别管你别管。姚秀芬就也蹲下帮安德烈捡。两个人张着四只手，捕捉着地上那些有着生命的活物儿。四只手时有碰撞，却终未握在一起。也许他们都已明白，这一切已经有多么不合时宜。
安德烈离开了罐头厂，去广播电台报到。他将在经过一个月的短训后，成为该台一个经济栏目的播音员。这晚他独自去了李金刚家，像要验证自己，像要考试自己。他顺利地走过了那间美容厅，顺利拐进黑沉沉的楼群。他无遮无碍地继续前进，不知不觉就走进了李金刚的楼，敲响了李金刚的门。门开了，李金刚站在门口，迫不及待地告诉安德烈，今天他闲得无聊，在街上花四块钱买了两张社会福利奖券，居然连中两辆自行车！安德烈似听非听，只自言自语般地说着：“我以为我再也找不到这儿了。”
这晚他没有走进李金刚的家，他向他的挚友道了别，下了楼，又独自在楼房的阴影中站了一会儿，听着不远处职工俱乐部里传来的节奏激烈的音乐声，说不清心中是安静还是疼痛。他已经出人意料地逃离了那个半死不活的罐头厂，可他分明觉得，他连同他那个背时的名字——安德烈，又被一同网进了这片苏式旧楼。他和这些旧楼有着一种相似的背时，所以他和它们格外容易相互愚弄。他想起连李金刚也要离开这些旧楼了，李金刚准备辞职开一间家用电器修理部。安德烈家的冰箱已经坏了两个月，他打算过几天让李金刚帮他修修冰箱。这才是他的生活。
嫦娥
嫦娥将六岁的儿子留在小道儿，只身一人来到日城佟家，在佟太太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屋子里尽心尽力一百天，直至佟太太体无完肤悄然去世。照理，佟太太世之日也该是嫦娥离开佟家之时，可是嫦娥却留了下来，她的职务也由看护改做了女佣。
女佣嫦娥的烹调手艺并不高强，但她吃苦在前，人很勤快。有一次，嫦娥正在做饭，液化气没有了，佟先生便打电话给液化气站要他们送气上门。十分钟后，送气的师傅就扛来了新罐，换走了旧罐。佟先生付过煤气费，又掏出两块钱送气费给师傅。嫦娥将这两块钱看在了眼里，她多嘴多舌地对佟先生说，敢情不是白送啊。佟先生说两块钱买这么好的服务我看挺值。嫦娥心疼地咧咧嘴说：“往后这活儿叫我劫了吧，你把那两块钱给了我。”佟先生对嫦娥使用的那个“劫”字十分敏感，那个“劫”字给佟先生眼前这个女人平添了一股子匪气，却更有一股子粗鲁和率真，听起来很是叫人心跳不已。
又到了换气的时刻，嫦娥扛上煤气罐就走。少时，她便将一满罐新气运回院来运上三楼（佟家住三楼），运进佟家。佟先生不知嫦娥是怎么把煤气罐弄走又弄回的，他想到了扛、背、推、拖、拽、拉……这些形容词，这些形容词加上嫦娥的英勇气概令佟先生有几分惭愧，他下意识地看看自己两条细瘦的胳膊，他相信它们本是没有缚鸡之力的。他觉了一点不自在，不是作为主人的不自在，而是作为男人的不自在。于是他便故作轻松地摸出两块钱放在煤气灶上说，说话算话，一次两块。哪知嫦娥哼了一声说，看我这一脑瓜子汗，敢情我也就值两块？佟先生说，你说个数。嫦娥倚住灶台，歪着头又哼了一声：“哼。”后来佟先生发现，“哼”本是嫦娥的口头语，大多时候，它既不表示轻蔑，也不表示气愤。所以，到了后来，当她真的用它来表示气愤或轻蔑时，不仅失掉了应有的分量，反而还有点无可奈何的意味。现在嫦娥倚住灶台冲着佟先生说“哼”，佟先生体味到的就不是轻蔑和气愤。那是什么呢？佟先生不傻，他恍惚觉得有那么一丁点儿似嗔似怨，有那么一丁点儿拿着自己不当外人。不过当时的佟先生，刚从丧妻的悲痛中缓过神儿来的佟先生，仿佛并不反对有个女人在跟前来那么点儿似嗔似怨，来那么点儿拿着自己不当外人。更何况，“哼”过了之后的嫦娥又说了句她那从崖上摔下去的丈夫常说的话呢：“力气从身上长出来，就是为了叫你使它！”
佟先生又给嫦娥加了三块。
又一回，傍晚时分，佟先生出门散步，不小心将钥匙锁在屋内，一抬头正在倒垃圾的嫦娥，便自然而然地喊起嫦娥。嫦娥听罢，向三楼阳台注目一阵，便直奔单位的锅炉房而去。不一会儿，倏先生就见嫦娥肩荷一架巨大的铝制叉梯直奔他的单元而来。这次伶先生不再惊异于嫦娥的力气，转而惊异于嫦娥的信息量了。他想，她是打哪儿知道这院内的锅炉房里，有一架能够得着三楼阳台的大叉梯呢？看来这方面的灵敏度，乡下人一般都高于城里人。嫦娥支起叉梯，对准佟家阳台，便毫不犹豫地攀梯而上。那时伶先生双手扶梯仰望着登高的嫦娥，就看见了一个平常从未见过的角度。她那壮硕的屁股在他的仰视之下显得格外饱满有力，那真是一个沉甸甸的压得住阵脚的屁股。一瞬间佟先生想到了逝去的夫人，她那溃烂之前的肌体反倒成了“纸扎人”。佟先生在潜意识里开始渴望一个康健的生命，一个身上有的是力气的生命。于是，自那天嫦娥入室取钥匙开始，佟先生和嫦娥的关系再经过些演变，他们就结了婚。
对于佟先生和嫦娥的结婚，院里的人们理所当然的都表示出惊异。几年过去，院里对于嫦娥的落户佟家仍然显出些排斥。
这里所说的“院里”是佟先生的所在单位，这是联系着一批文人的单位，佟先生的同事都从事着一些和文化有关的研究。四楼的钱先生研究民间瓷绘；二楼的柳先生研究古bc国王——罗跋的最后的日子；一楼的麻先生专搞傩戏溯源。在五六十年代的旧体制下，这个院叫过“院”，当“中心”一词在国内悄然兴起后，它改叫了“中心”。这中心不大，只两座四层小楼，一座办公，一座为宿舍。两楼摆放的位置呈l形。“l”之间有块空地，原是要盖一微型民间艺术博物馆，因资金迟迟不能到位，空地就一直空着。日久天长，“中心”的人们便这块空地戏称为“微型馆”了。微型馆顾名思义必是微型的，可它还没有微型到火柴盒那么大小，兴建起来的颇费周折就可想而知了。如今“微型馆”成了大人乘凉，孩子们骑车。踢球的好去处，人们多在此叙说着天气，报道着肉。蛋价格的涨落，传递着必要的。可公开。可不公开的信息。那时有关佟先生婚姻进展的信息，就始干这微型馆。其实远在嫦娥登梯入室取钥匙之前，麻大太——研究傩戏渊源的麻先生的大太，就对柳大大——研究古bc国王最后日子的柳先生的大太，我怎么看着佟先生的眼神儿不对呀。柳太大说，得了吧你。麻大太说，不信你就等着。柳太大终于等到了佟先生和嫦娥的结合，微型馆的信息很富预测性。
嫦娥把这院里对她的排斥，总想成是必然中的必然：一个山里人，又是二茬。她的苦恼，多来自佟家内部。佟家的三个女儿首先对她表示了强烈的反对：在外地念大学的老大老二已向佟先生声明，毕业后决不再回日城；正在佟先生身边的老三则不断向两位姐姐诉说着嫦娥佟家后的细枝未节，还详尽描述了嫦娥如何将她那七岁的儿子留柱领进了佟家。原来，这嫦娥与佟先生结婚不久，谎称留柱患有厌食症，以治病为名将留柱接来日城。老三对老大老二说，哪里是厌食症啊，贪食症还差不多。一上饭桌见了食物便风卷残云似的，小脏手举着筷子在菜盘里乱捣乱戳，桌下还不时爆一个个又响又臭的屁。老三说着，双手比画着那屁的形象和大小，说直到她把留柱赶出佟家门，她一坐上饭桌还能看见那一个个的屁在桌子底下游荡。佟先生对留柱倒是产生几分侧隐之心，但，留柱到底没能在佟家留住。后来当留柱长大成人，每来日城，总是偷着打电话叫嫦娥出来（嫦娥教会了留柱打电话），娘儿俩找个小饭馆见面。他们不择饭食地吃饱，嫦娥再塞给儿子两条不好不坏的烟，间或也有一双佟先生穿过两三回便搁置起来的皮鞋。老三顶住了留柱，却仍然觉得在院里有些抬不起头。她把母亲的遗像放大了一张三十六寸的悬在客厅，以此震慑嫦娥。嫦娥却不恼——至少脸上不恼，有时还端详着遗照，发表些可高可低的评论。这使得老三气上加气，截长补短就在饭桌上说些含沙射影的话。她说她同佟家有个小保姆，趁主人上班，伙同男友佟家中财物席卷一空，跑了。嫦娥对此更不在意，还净捡老三爱吃的做。她给她搓莅麦卷儿，给她蒸大馅儿韭菜包子，给她炸罗卜丸子。这几种气味浓烈的山乡吃食不仅老三爱吃，佟先生也不讨厌。俺佟先生原本就出身佟家，婚后为了处处随和大太，把自己的饮食爱好也忘得差不多了。媳嫦娥在佟家的出现，似乎让佟先生的肠胃先获得了一次大解放。
老三吃饭香甜，对嫦娥的贡献并不赞许，脸仍然阴沉着。嫦娥还是不恼。也许她是想，哼，是你爹娶的我，又不是你娶我。也许她是想，哼，也得让佟家闺女生一阵子气吧，谁让我一步登了天呢。
嫦娥终于又熬走了老三，老三也去外地上大学了。没有老三的日子，被佟先生称做“和平时期”。写作之余，佟先生就不免以平和的心绪回顾一下自己的婚姻。回首这第二次婚姻，不能说叫他满意。当嫦娥鲜艳的腮帮子和壮硕的屁股日复一日平平安安地摆在佟先生眼前时，接踵而来的日子除了和平，还显出了平淡，平淡中亦有些从前难以觉察的枝杈。老三的离佟家，无疑使嫦娥获得了一种前所未有的放松感，她一下子好像成佟家中所有空间的占有者。在这些显出空旷的空间里，她最愿意更多地盯着佟先生、努力使自己像个城里的贤妻，或者说城里一个佟家的贤妻。她常在吃完饭。刷完碗之后，点上一支烟（老三的离佟家还使嫦娥学会了吸烟），走进佟先生的书房，搬把椅子坐在佟先生书桌旁边，盯着倏佟先生在稿纸上写字，间或也发出一两声感叹：“哼，写小说可不是个容易事儿。”那时佟先生便像受了惊吓似地抬头看嫦娥，他多半会看见她牙缝里的韭菜或某种面食的渣滓。为了避开眼前的嫦娥，佟先生便打发她到隔壁房间替自己抄几页小说（在小道儿，嫦娥是上过初中的）。谁曾想，这嫦娥先是把佟先生的稿子辨认明白誊写清楚，很快就不满足于这些了，她为佟先生改起了小说。有一次她举着一页稿纸兴冲冲地闯进书房对佟先生说：“闹了半天名人也出错儿呀，你看你把个闺佟家-好看-写成了-受看-，叫我给你改过来了！还有，这儿……”没等嫦娥把话说完，佟先生火了，他夺过嫦娥手中的稿纸，将她赶出书房，并告诉她今后不准再进。这使嫦娥大惑不解，她想，原来男人都是有脾气的。
回首这第二次婚姻，佟先生也不能说不满意。首先嫦娥属于低消费型的女人，她不讲究吃喝，不用化妆品，永远不曾生病，永远穿自己纳底子做的布鞋。她从邮局或银行取回的稿费，一向如数交与佟先生。后来俺佟家老大老二大学毕业都去了美国，逢年过节寄些美元给佟先生，嫦娥对美元既不稀罕也不打听。其次，凡佟先生碍于身份和尊严不便出面的事，唤一声嫦娥就行了。嫦娥会守着一排啤酒瓶子。一捆废报纸，为佟先生和小贩一分钱一分钱地往上争价；也会为俺先生和封阳台的工人一块钱一块钱地往下压价。当阳台封完，楼下堆满碎砖。烂瓦。水泥。沙子时，又是嫦娥从锅炉房借来推车。铁锨（锅炉房似乎有嫦娥取之不尽的东西），一趟趟地把那成堆的废料装上推车运出院子。她一趟趟从街坊邻里眼前走过，面不改色，走得但然。楼上的佟先生看看楼下的媳嫦娥，一刹那觉得她好似一名受雇于佟家的壮工，才悟出，他娶嫦娥，决非以浪漫主义为基础，那实在是纯正的现实主义啊。
出了大力之后的嫦娥，在佟先生眼前才又表现出几分轻松。她开始大模大样地洗澡，但她不在卫生问里，她习惯边走边把衣服脱完。这使佟先生常常觉得，嫦娥本不是去卫生间，而是下河。嫦娥一边往“河”里走，一边脱下汗湿的背心举到俺先生眼前说：“你闻闻你闻闻，叫汗沤得都馊啦！”佟先生连声说着“好，好”就退进书房关起门。嫦娥洗净自己，换上干爽的衣服，看看书房紧关着的门，这里转转，那里转转，才想到，也许该去院子里坐一会儿。
嫦娥来院里乘凉其实是万不得已。
面对那些文佟家属和后裔，嫦娥常觉出些自己的不能入伙。那里的谈吐常使她感到费解，费解着就会生出些寂寞。最让嫦娥不可思议的是，嫦娥不在场时，人们也些猪肉的注水，菜的缺斤短两，佟家添了外孙，佟家装了一拖二变频空调……只待嫦娥一出现，她们就突然改变话题。柳太太对麻太大说，奥瑞特超市刚进了澳洲“培根”；钱太太对柳太大说，佟家的吐司炉今天早饭时怎么也弹不起来。麻太太开口就是她业务上的事，退休前她是电视台的化妆师，退休后受雇于一间婚纱摄影工作室，专化新娘妆。钱不少挣，说话格外气粗，也显出些云山雾罩。比方她说，妆化得好坏，也看化妆师的心情。遇上她高兴时，她能把个凡人化成毛阿敏；遇上她不高兴，她能把个新娘子化成。众人笑得上气不接下气，坐在远处的嫦娥也笑了，她听懂了。但当人们发现嫦娥也笑着享受了她们的谈话，便心照不宣地令这谈话夏然而止。半天，柳太大的女儿，一个叫大橙的才开辟了新话题。大橙在市交响乐团拉弦贝司，喜欢叉腿站立于众人面前，很是显出些职业特点。她说，练“柴5”（柴可夫斯基第五交响乐）最难，指挥又不赶劲，指挥个二胡齐奏还差不多。钱太太问，“柴5”有没有标题，“柴6”是《悲沧》。大橙说她也不知道，反正她的分谱上没写着。“你想，一个弦贝司拉那么快。”大橙说着，胳膊在腹前快速摇摆。“柴5”终于又驱走了嫦娥。
面对一座院子，就像面对一个人生。人生总有绝路逢生的时候，有两件事使这院子终于接纳了嫦娥。
麻太太许久不讲她的婚纱摄影工作室了，此时常她奔忙于院里院外。嫦娥热心地问她是不佟家里有什么事，看这腿不拾闲的。麻太太犹豫一番，才佟家里的事告诉媳嫦娥。原来搞摊戏溯源研究的佟先生和专化新娘妆的麻太佟家中有一位八十老母（麻太太生母），最近突患便秘，大小医院的各种手段都用过了，对老人无济干事，痛苦的老人整日在床上翻滚。嫦娥闻听此讯，毫不犹豫他说，叫我去看看，我先佟家拿个东西就来。说时迟那时快，嫦娥三步两步就来到麻佟家。麻太太此时的心理一定是有病乱投医，便快速把嫦娥引至老人床前。嫦娥撩开老人被单，在老人肚子上一阵抚摸，又让老人侧身团卧露出下部，一边指示麻太太快拿香油来。麻太大取来香油瓶，只见嫦娥从袖中出示一物，是一把老式铁钥匙。这钥匙一柞长，扁片形，头上有弯钩。麻太太明白分，又想起有病乱投医的道理，赶紧把油瓶递给嫦娥。嫦娥打开瓶盖，倒出些香油于手心，将钥匙浸蘸于油中片刻，便向老人伸了过去……嫦娥的手段是见效的，不一会儿，她就把收获之物举到了麻太太脸前：“哼，不掏就行了？”接着又扶正老人再问些寒暖。老人握住了嫦娥的手，麻太大也握住了嫦娥的手。嫦娥说，有事叫我吧，住得这么近便。又一次，一群半大孩子——属于这院中第三代吧，围坐在院里。仿照电视上吉尼斯吃“热狗”大赛，比赛吃青枣，钱太大的外孙子不幸被青枣噎住，满嘴的尖碎青枣吐不出又咽不下，小脸憋成了青紫。其余孩子吓得不知所措，佟家大人也闻讯赶来，围住被噎者乱作一团。这时买菜回来的嫦娥看见了这一幕，她放下菜篮走了过去，也不说话，只伸手冲那孩子后背猛击一巴掌，孩子伸伸脖子吐出了口中的东西，得了救。嫦娥对众人说，我小时候吃糠团子常挨噎，我娘给我后脊梁一巴掌，就好了。当晚钱太太领着外孙登门向嫦娥致谢，还赠她一块去美国探亲带回来的擦佟家具的“魔巾”。
嫦娥在院中的这两项壮举，终于拉近了她和邻里的距离，甚至于，你常能人们在院里说，这事儿还得找嫦娥去试试。麻太太开始称赞嫦娥脚上的布鞋；柳太太有一次竟拿着一本佟先生的新著递给嫦娥说，这是她一个学生买的（柳太太任职于某大学教务处），拜托嫦娥请佟先生给这学生签个大名。这真是对嫦娥的无比尊重和极大信任啊，其实这又有何难呢。嫦娥不必看重签名本身的难度，她应该重视柳太太这恳求的方式。再遇乘凉聊天，众人不再避着嫦娥，她可以无所顾忌地在人群中自始至终地坐下去。没人嫌她说话，也没人嫌她不说话。有时天色晚了，风也凉了，人都散了，她还坐在那儿不走。书房里的佟先生往楼下看看，只看见一个豆粒大的小红点在漆黑的夜里忽明忽暗的，那是嫦娥手上的香烟。佟先生从不喊她佟家。兴许他是想，她在哪儿呆着不是呆着，在哪儿呆着她也是一个人呆着。
就这样，又一些日子，佟家就出了一点不大不小的事。
据知情人透露，事情的起因缘于媳嫦娥在早市买菜时，巧遇正在卖花的老孔。老孔原是这“中心”的锅炉工，一个烧了几十年锅炉的单身汉，后来嫌“中心”工资低，就辞了锅炉工，给近郊一个花农打工去了。当初嫦娥那叉梯。推车什么的，一向从他手中借得。早市上，嫦娥见了老孔说，老孔卖花呀。老孔见了嫦娥说，嫦娥买菜呀。嫦娥说，叫我看看你都有些什么好花。老孔说，新品种美国丝绒，市场价七块钱一枝，你要买，打五五折。嫦娥从老孔的花桶中抽出一枝红玫瑰——美国丝绒，放在鼻子底下闻闻，也没什么香味，但花瓣肥厚，色泽娇艳、毛茸茸的泛着似金似银的柔光。老孔补充说，花期比一般玫瑰长两三倍，眼看情人节快到了，一枝能涨到十二块。嫦娥说，敢情种花挺赚钱呢。老孔说，可不是。临走老孔白送了一技美国丝绒给嫦娥，嫦娥拿佟家来插进一个玻璃瓶，这里放放，那里放放，最后决定把花安置在厨房窗台上。倏佟先生偶然看见，问嫦娥哪儿来的花，嫦娥便答，捡的。佟先生说，捡的？嫦娥说，“哼，谁还能白给我送花呀。”叫人也不出来是抱怨，还是得意。
第二天在早市，买菜的嫦娥又碰见了卖花的老孔。嫦娥说卖花呀老孔，老孔说买菜呀嫦娥。两人打着招呼，彼此都觉着挺高义据柳太太回忆，某日在早市，她亲眼看见老孔和嫦娥蹲在一桶花前叽叽咕咕，达四十五分钟之久。当教师的柳太太，习惯以课时为计算单位。
麻大太获得的信息就更具体些。她亲眼见过嫦娥跨着大步在院中那“微型馆”的馆址上丈量土地，还亲耳嫦娥与老孔说话的内容。当时她去传达室取报纸，老孔就在传达室门口站着。嫦娥从地里出来对老孔说，我量了无数遍，至少是四亩。再后来，嫦娥便铁了心似地要与佟先生“离”了。
嫦娥和佟先生离婚没费什么周折，虽然她离开佟家就像当初她走进佟家一样，又引起了这座院子的惊异和不屑。佟先生听了媳嫦娥的宣布，立刻想到了一些他能够想到的词，比如“狼心狗肺”，比如“忘恩负义”什么的。出身于佟家的他还想到，从前的乡村，男女勾搭大多是从借东西开始的：借箩借秤，借权耙扫帚……他记起很久以前嫦娥去锅炉房借梯子借推车，心中泛起一阵阵屈辱感。为了缓解这屈辱，便又想，一个锅炉工和一个村妇，他们本该走到一块儿去的。若是拖着不离，岂不显得太看重她么。甚至于，不如抢先一步休了她。名佟家佟先生在情绪波动最厉害的时候想到了一个非常古老的“休”字。
最直接的受害者是佟家老三。早已另立门户的老三，十几年来始终是父亲第二次结婚的坚决反对者。到如今，十几年过去，她却又成了父亲第二次离婚的坚决反对者。谁也不如她知道，嫦娥与父亲十几年来的日子，本是对佟家有益无害的。她还想起，十几年来佟先生几次有病住院，那日夜守护的不是她们姐妹三人，却是那个让她一百个看不上眼的嫦娥呀。现在嫦娥拔腿就要，怎不叫人怒火中烧呢。我佟家的大米白面你白吃了多少年，我佟家的大房子你白住了多少年，嗅，你当这儿是旅馆呀，美的你！
可惜老三没能阻挡嫦娥的离婚，就像当年她无法阻挡嫦娥的结婚。嫦娥收敛好自己的衣物，装进一只仿羊皮人造革衣箱——那是佟先生参加某次笔会带回来，指定给她用的，她也就不客气了。最后她交出佟家所有的钥匙，提着箱子下了楼。她把箱子绑上自行车，就直奔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
又一些日子过去，嫦娥和老孔双双出现在这“中心”的院内。却原来，两人一块儿和“中心”签了协议，租下了“微型馆”，种起花来。院里人便也明白了，嫦娥离开伶佟家并非去了一个谁也不知道的地方，她去了郊区一个大杂院，院里有老孔两间西屋。三年过去了，“中心”院内的微型馆仍未建成，嫦娥与老孔在这馆址上耕种的花圃就日益生机勃勃。他们种“美国丝绒”，也种康乃馨，还把韩国一个岛上的名贵洋兰移植了过来。他们按时向“中心”交纳租金，据闻，“中心”把租金用做了办公设备换代和装备资料库。他们还在街面上租间小房开了花店，批发零售兼营。留柱也来了，带着媳妇。平日里留柱跟老孔在花圃干活儿，嫦娥和儿媳在花店守摊。
每逢星期一，人们会看见嫦娥出现在中心的办公楼。她挎一只摆着鲜花的柳编篮子，亲自给每间办公室免费赠花。她给研究民间瓷绘的佟先生送过康乃馨；给研究古bc国王最后日子的佟先生送过百合；给研究傩戏渊源的佟先生送过洋兰；给其余几位女士小姐送过“美国丝绒”。花也不多送，每间办公室仅一技。满打满算二十来枝鲜花，把“中心”的每个人都打点得挺愉快。出得办公楼，她还要在花圃里走一遭，看看丈夫老孔（她已同老孔结婚）和儿子留柱，必要时也遥望一下佟家的阳台。“中心”的很多人都见过，每逢星期一，佟家保险门的把手里，也会插着一枝玫瑰——美国丝绒。
满院子的人都看见了嫦娥和老孔的大花圃，红玫瑰黄玫瑰似云似锦，照耀着蓝天，亮丽得叫人晕眩，叫人透不过气。钱、柳、麻诸太太原想齐了劲不往这花圃跟前凑的，可这院里除了花的波涛，余下的地方就所剩无几了。她们不得不一分一寸地往有花的地方挪着。她们坐在花团锦簇之中，像从前一样。什么都聊，除了花。
这一天，麻太太似有意似无意地走进了嫦娥那间花店。嫦娥热情地招呼说，麻大太买花呀。麻太太热情地回应，不买花。媳嫦娥说，麻太太忙吧。麻太大忙，可不如你挣得多。听说你和老孔把房也买了。嫦娥说，贷款买的，三居室的一个小单元。麻太太说，自个儿高兴比什么都好，管他别人说什么呢。嫦娥说，别人说什么呢？麻太太说，说什么的没有哇。嫦娥说你说说我听听。麻大太说，千言万语归成一句话吧，……其实也没说什么！
此时嫦娥正手持剪刀修剪花枝，只见她笑着把剪刀往柜台上一拍说：“哼，奇他妈的怪！”
嫦娥这一声“哼”，照例没有轻蔑和愤慨。在麻大大听来，那似乎是一种心中有数的不以为然，也有那么点儿大事做成之后的酣畅痛快。麻太大品味着嫦娥的话回到她们那座鲜花盛开的院子，钱、柳几位太太正在门口迎候着她呢。柳太太说，上午领着个熟人到婚纱摄影工作室去找麻大太预约化妆，老板告诉她，他们刚聘了一位海派化妆师，如果愿意可以立刻请新化妆师试试……柳太太话音没落麻太太就急了，这一急，便莫名其妙地将嫦娥的语言原封搬了出来：只听她音量很大地叫道：“哼，奇他妈的怪！”麻太大的粗话让众人十分意外，谁都听出，在麻太太这非同寻常的句式里，饱含着非同寻常的愤慨。
B城夫妻
当年，我们从小西门进b城。堂皇的正门留了攻城有功的正规部队，后勤机关和未的党政机关干部入城时，则显出了有分寸的谦让。我，一个十五岁的少年，走在地方党委剧社的序列里，我们衣帽整齐，挎着腰鼓，在提法寺街的青石路面上跳着虎步。也许就是因了这腰鼓队，提法寺街上看热闹的人照样踊跃，临近钟鼓楼时，甚至把我们拥戴得寸步难行了。第二天，入城式的照片刊登在报纸上，我们的位置也很显赫。照片上有我和我的腰鼓，有我身后的街市和一些举胳膊欢笑的人脸。很久，我才从这张已变成旧报纸的旧照片上，发现了冯掌柜和他的妻子冯太太。
其实我并不是腰鼓队的正式队员，我的正式职务是剧社服装股的股长，做着演出服装的筹划（借和还）、管理。在根据地演出，能借得一台大戏的服装是要花些力气和口舌的。股长并没有进入领导层次，尚属一般干部。剧社除服装股，尚有化妆、装置、灯光各股。各股根据需要，人员数额不等。服装股两人，我是专职，还有一名常跑群众的女演员是兼职。
b城解放前夕，为适应形势的需要，剧社各部门都学腰鼓。我打腰鼓很快打到中上水平，教练说我胳膊甩得开，腿抬得高，符合打腰鼓的基本要领。当我在提法寺街跳着虎步时，竟能发现队友们腿脚上的毛病了。我一面红头涨脸地前进，一面东张西望，忙里偷闲地研究队友们的腿脚身段，还研究着b城的风土人情。b城人的穿着乍看和乡村没什么两样，细看那些缝制精细的布衣却很是有别于乡下的粗针大线。我从b城人的穿着上猜测着他们的职业，也许这和我的职业有关。剧社委我股长时，领导就我，由于业务的需要，我必须学会观察生活（当然偏重于服饰）。于是我锻炼得能从相距十几里的两个村落中发现人们穿着上的不同。现在想来当年我是多么大可不必，其实不用说是相距十里八里的两个村落，就是相邻的两县、两省，百姓的穿着难道会有多大区别么？然而那时，我却总是意识到我职业的神圣。现在我发现，同是b城人，同是布衣，店铺伙计都高挽着干净的袖口；再普通些的劳动者，不干净的袖口都遮着手。同是穿旗袍的年轻女子，袖子短宽者大约是女学生；袖子偏瘦且齐腕者大约是少出家门的闺中淑女。那天我一路走着、跳着，记住了许多种服装款式，许多张笑着的脸。在诸多笑脸里，有两张脸格外清晰，便是冯掌柜和冯太太。我记住了他们的脸，还记住了悬在他们头上的那块“新丽成衣局”的招牌。那招牌三尺长短，竖挂着，招牌下飘着一块褪色许久的大红洋布。后来我曾多次从那块缀着红洋布的招牌下走过。
剧社进了b城，为适应新形势的需要，各部门工作都有变化：服装股之于服装不再是单纯的“借”“还”，我还得学会设计、采购、定制。说到设计，那时我尚不知西装的领带是怎样系在脖子上的，领花就更神秘。竹布大褂到底是一种什么材料？国民党军阶里的“星”和“花”的关系原来都属服装设计。一次剧社排练苏联的马车舞，导演定要让两个女演员的白纱短裙奓起来，令我大伤脑筋。末了，我没有能力使裙子奓起来，引得人们对我的工作议论纷纷。现在我的任务是为腰鼓队设计、制作三十套真正的腰鼓服。那天进b城时，我们没有腰鼓服，穿的都是自己的。这将是我第一次和裁缝打交道，于是我想起提法寺街钟鼓楼下的那个招牌和那两张笑脸，我决定去找冯掌柜。
在提法寺街，我很顺利地找到了那个竖挂着的木招牌。原来新丽成衣局并没有临街的门市，这招牌挂在一个窄小简单的街门上。b城这类街门有许多：两面侧立着的小墙顶着一个象征性门楼，门楼没有任何砖木雕刻作装饰，屋顶或扣几排灰瓦，或用麦秸泥抹出两边的小斜面，斜面上不约而同地都滋生着星星草；两扇单薄小门或白茬儿或涂着潦草的黑色；门也狭窄，两人并排便不易走过。新丽成衣局的门楼上是扣着几行灰瓦的。
我迈上两级青石台阶，走进冯掌柜的街门，转过一个青灰影壁，便看见冯掌柜那三间车间兼卧室的正房了。房前一架眉豆长得很旺，一串串紫色眉豆角正悬挂在架下。我站在眉豆架前喊：“屋里有人吗？”“有——”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屋内飘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也很和气，这声音立刻给我增添了几分对这店的信任感。随着声音的飘出，走出屋来的是个中年男人，白净的方脸，留着寸头，身上是一套剪裁得体的灰中式裤褂，和我进城那天看到的许多人一样，干净的袖口也是高卷着。他打量着我不知怎样称呼，一定也弄不清我的来意。我知道，这一切都和我那十五岁的年龄有关。后来我和许多店家打交道，他们对我都要如此这般地打量一番。我说明了身份和来意，冯掌柜才把我让进屋，但仍旧不放心地问：“贵姓？”“姓李。”我说。“剧团的？”“我们叫剧社。”冯掌柜了我第二次确切的回答，又注意研究了我身上穿的吊兜马裤，才放下心来。吊兜马裤，在正规部队里营以上干部才穿，惟我们剧社特殊。这时我的年龄显然已不再重要。“坐吧，李同志。”冯掌柜引我至迎门桌前，把我让到上手的位置，接着便吩咐惟一的伙计二小为我沏茶了。二小是个更小于我的少年，十二三岁吧，在新丽店除做些买菜、打杂的活计，便是站在一个煤球炉前把烧热的烙铁一次次地递到冯掌柜手中。冯掌柜的煤球炉上，常烧着三五把烙铁，方头的和尖头的。现在沏茶的并不是二小，却是冯掌柜的太太。冯太太是从一架靠床的缝纫机前站起来的，后来我注意到，这架缝纫机是“飞人”牌。自此，每次我来新丽店，冯太大都是从这架飞人牌缝纫机前站起来。
冯太太站起来亲自为我彻茶，显然是对二小沏茶的不放心。在一张桌面镶着花瓷砖的茶几上，一排放着几个茶筒，冯太太拣出的这只茶筒里放着香片，香片在新丽店是待客的上品了。之后，凡是我来，摆在我眼前的总是冯太太亲手沏下的香片。
现在冯大太把两只衬着茶托的茶碗摆在我和冯掌柜面前，先斟满我的碗，又给冯掌柜满上，便斯斯文文地站到冯掌柜一边去了。她差不多是依住冯掌柜而立，并习惯地把一只手轻搭在冯掌柜肩上，笑容可掬地静观着眼前将要发生的一切。那时我想，冯太太的笑容里既有对我这位陌生顾客的友好欢迎，也有对丈夫的无限信赖和爱戴。显然她已预感到，在我和冯掌柜之间展开的将是持久的友好合作。这预感里一定还包括了她自己将要为此做出的一切。
不能用好看来形容冯太太，从长相和衣着，乃至行为举止评断，她属于那种不显山水的女人。然而这确是一位贤惠美丽的女人，也许冯太太的贤惠和美丽，都融在了她这不显山水的仪态之中。
冯掌柜先和我聊了那天进城时剧社给人留下的印象，又问了我们的生活和工作特点，我有原则地回答着冯掌柜的问题。我发现冯掌柜同我谈话时，不时把自己的手抬起来，又搭在冯太太的手上。他们这种有分寸的爱抚并不顾忌我和二小的存在，这有分寸的爱抚也没有使我这个正值青春期的少年觉出什么难为情。我体味到的竟是我初涉的一种城市文明，他们的举止使我想到了许多对于美满家庭、恩爱夫妻的形容。
果然，冯掌柜和冯太太的恩爱在提法寺街是出了名的，人们都说，有了冯太太的贤惠，在旧时的b城，冯掌柜不仅没有染上男子们很容易染上的恶习，他甚至连烟酒都不再去沾了，只知一心敬业，一心和冯太太恩爱。眼前站的纵然再是如花似玉的女子（裁缝面前是常有女性站立的），冯掌柜显出的也只是些职业眼光。他只用职业的眼光打量女人的身体，用皮尺为女人有分寸地具职业特点地量着“三围”。这时冯太太坐在缝纫机上不再关注冯掌柜眼前是美人或天仙，缝纫机飞转着。
我进一步说明我的意。冯掌柜说：“李同志，这样吧，我给你参谋参谋吧。”他说得简洁、恳切。“用杭纺吧。”他又说。这当然是指面料。很快，冯太太便心领神会地从迎门桌抽屉里拿出一个毛边纸本，本上贴着各种布料。她把纸本翻给冯掌柜，冯掌柜指着上边的一块面料说：“你看，西街‘庆裕祥’就有，穿在身上也轻便，适合腰鼓的动作。你去买，我让芝兰送到染坊去染。”
就这样，在冯掌柜和他的爱妻芝兰的举荐下，对于腰鼓服的面料，我选择了杭纺。这也是我作为服装设计，初次知道的土布、洋布之外的面料称呼。后来，冯太太为我倒掉了尚存碗中的凉茶，又斟上了热的。就着热茶，我和冯掌柜还研究了这批服装的颜色和装饰细节，最后我拍板，决定女服用桃红做底，沿海蓝边儿；男服用天蓝做底，沿葱绿边儿。男女服都用棋盘领，下摆六角缀“云子”。直待这时，冯太太在一旁才献计策似地说：“我看袖口沿两圈儿绦子也不难看。”我当然采纳了冯太太的建议，冯太太的建议为我们初次打交道划上了一个的句号。
就这样，第一批腰鼓服在我们剧社、在b城诞生了，以后它还成了腰鼓服的标准模式，我的工作也因此得到剧社领导的肯定。我在剧社受着表扬，还应付着各文艺团体（专业的、业余的）对腰鼓服的咨询。我也为冯掌柜介绍着生意。
因了冯掌柜、冯太太做生意的公道、热情，剧社和新丽成衣局形成了很好的合作关系，用当今的话形容，便是合作伙伴吧。开始冯掌柜叫我李同志，后来得知我还有官称，便一直称我李股长。我渐渐冯掌柜不仅善做中式细软活儿，对、军服和西装的剪裁缝制也很内行。他能从两种极为相同的服装款式上发现它们的不同，他说，粗看去，藏族服跟和尚的“偏衫”都属“和尚领”，实际两种偏领各有不同；国民党的中山装和的中山装也不尽一样。“你看那兜儿，再看那领儿。”冯太太也常在我的颜色搭配上，有分寸地指出些不当。有一回我要急“赶”一套我军的将军服，苦于买不到黄呢面料，冯太太急中生智说：“拿条军毯试试吧。”冯掌柜也恍然大悟地兴奋起来，把手搭在冯太太肩上说：“还能难住我们？”这个“我们”显然是指我们这个三人创作集体。听从冯太太的提醒，我从剧社抱来一条日本军毯，冯掌柜在上面一阵比划，一套将军服便不失时机地出现在舞台上。
我和新丽成衣局合作的那些日子，留下了许多美好的回忆。至今我仍然觉得，合作中的一切愉快，似乎都因冯先生和冯太太那完美的、天衣无缝的爱情的结合。有了他们之间的美好感情，才有了我们合作的美好。
两年以后，又是根据形势的需要，剧社演出少了，运动多了。我们每天围坐在宿舍里开会，或批判别人或检讨自己。我和新丽成衣局的联系也少了。这景况持续了将近一年。一日，我们正围坐在宿舍读报，领读者读了领导指定的社论和新闻，却又意外地从报纸一个不重要的位置发现本市一则和无关的小消息，虽然那时的报纸很少刊登这种与无关、纯属市井阶层的近似花边新闻的消息。看来报纸刊出这一消息，是因为它十分离奇却又真实可靠。消息大意说，几天前本市提法寺街一家名叫新丽成衣局的内掌柜冯氏，因病去世，二十四小时后被收尸入殓，四十八小时后找来“抬埋行”出殡入土。当冯氏的棺材被抬出家门时，因抬埋者不慎将一口不厚的棺材失手落地，棺材被摔碎。此时，已咽气四十八小时的冯氏却忽然从地上坐起，还阳于人问。余下的内容是：众人惊散，只有她的先生冯掌柜上前，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之后的冯先生冯太太仍“相敬如宾、情感如初”。听完这一消息，大家都不约而同地把目光转向了我，并问我这消息的可靠性。对此我却无可奉告，只想，看来记者也颇了解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了，由于这消息，冯掌柜和冯大太一定会在b城成为明星夫妻。
我见到还阳于人间的冯太太是几天以后的事。面对冯太太的还阳，我终归不是冯掌柜——报上消息说冯掌柜在惊喜中将其妻抱起。我呢，在欣喜中自然还有几分恐惧。我犹豫了几天才站在他们夫妻的面前，我相信我当时的表情仍有几分异常。他们给着我惊吓，我一定也给着他们惊吓。但我们很快都镇定下来，很快便友好如初了。显然，我们都已觉得大可不必再为那消息去作任何探听、安慰、解释和证实，往日的愉快渐渐又笼罩起我们。这样的笼罩也证实了消息中关于冯太太还阳于人世后，他们之间“相敬如宾，情感如初”之说。冯太太照旧为我沏来香片，之后照旧不显山水地依到冯掌柜一边，照旧把一只手搭在冯掌柜肩上。冯掌柜同我说话时，照旧又抬起一只手搭在冯太太手上。我们谈的都是题外话。冯掌柜问我剧社何时才能恢复排练，接着告诉我，庆裕祥又进了一种叫“富春纺”的面料，看来做舞蹈服要优于杭纺，有重量，不反光，也不易起褶，类似东方呢，但比东方呢造价低廉。他曾为某个剧团介绍了这材料，那剧团演出时他去看了，效果确实不错。冯太太呼应着冯掌柜，也补充起那面料染时“抓色”，上机器不发飘等等特点。
我听着冯掌柜的介绍，不时观察着他们互搭在一起的两只手，猜测着还阳于人世后的冯太太，那手的温度会不会有别于从前。
运动终于过去了，剧社又开始排练新节目。我采购了富春纺去新丽成衣局，一次又一次证实着冯掌柜和冯太太相敬如宾，情感如初的传闻。
新丽成衣局若不是再有意外，冯掌柜和冯太太一定能手搭手走完他们的人生旅途。然而一年后，冯太太又死了。又是二十四小时后入殓，四十八小时后出殡。抬埋行的伙计又将抬着一口不甚厚实的棺材走出新丽成衣局狭窄的街门。与上次不同的是，这次冯太太出门前，冯掌柜悄声对抬埋手作了些嘱咐，说：“千万小心些，侧身门就不会失手了。”听了冯掌柜的嘱咐，抬埋手们十分谨慎，出门时小心翼翼地拥着冯太太的棺木，轻提腿脚，小心侧身，平安出门，上次的摔棺事件没再发生，冯太太是真走了。
丧事过后，抬埋行里有钻牛角尖者议论起冯掌柜那天的嘱咐，他对伙计们说，按说，冯掌柜和冯太太不是好得出了名吗？咱们要是再摔一次棺材，冯太太再活一次，冯掌柜不是更高兴么。可他偏要嘱咐咱们别再失手，这是怎么个理儿？
这年我已不在b城，也听说了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的事，乃至冯掌柜对抬埋手在意的嘱咐。
我再次见到冯掌柜，离冯太太第二次被抬埋也有五年，我偶有机会去b城看望原剧社的老战友。也是根据形势发展的需要吧，b城的五个门都已不复存在。路过西街时，我在“庆裕祥”门口见到了冯掌柜。那时私营商店的社会主义改造已完成，私营绸布店“庆裕祥”已改成市花纱布公司某门市部。这门市部还建立了一条龙服务，店内设立了成衣部。此时的冯掌柜就供职于这店的成衣部。
我和冯掌柜在店前相互端详半天。冯掌柜仍然留着寸头，但中式裤褂已换成灰卡叽中山装，袖口仍然高挽着。他拉着我的手，像遇见亲人似的只说：“怎么不家去，怎么不家去。”我只说：“刚到，刚到。”后来，冯掌柜还是先把我领进“庆裕祥”的成衣部。我穿过熟悉的店堂，来到一个不大的房间，房间果真参差地摆着几张案子，几个师傅正在案前操作，当年新丽成衣局的伙计二小也正占着一张案子。我和冯掌柜还没来得及更多寒暄，便有女客来找冯掌柜了。像从前一样，冯掌柜收下女客的面料，拿起皮尺，便围绕着这女客忙碌起，量完长短，他又把皮尺在女客身上撑圆，有分寸地扯动着皮尺，在女客的“三围”一带留出恰如其分的余地。
我和冯掌柜在“庆裕祥”门前告别后，没有再去提法寺街，没有再去新丽成衣局，也没有向人打听冯掌柜是否又成了家。我只依据冯掌柜对抬埋手的嘱咐，努力寻找着，企图在冯掌柜和冯太太的关系中找出些不甚完美的蛛丝马迹。最后我只想到，那次我到冯太太还阳人世后的新丽成衣局拜访，冯掌柜为我介绍富春纺时，话似乎稠了些，反叫人觉出他那一番介绍的心不在焉。这本不是冯掌柜的性格。
哦，香雪
然而，两根纤细、闪亮地铁轨延伸过来了。它勇敢地盘旋在山腰，又悄悄的试探着前进，弯弯曲曲，曲曲弯弯，终于绕到台儿沟脚下，然后钻进幽暗的隧道，冲向又一道山粱，朝着神秘的远方奔去。
不久，这条线正式营运，人们挤在村口，看见那绿色的长龙一路呼啸，挟带着来自山外的陌生、新鲜的清风，擦着台儿沟贫弱的脊背匆匆而过。它走的那样急忙，连车轮碾轧钢轨时发出的声音好像都在说：不停不停，不停不停！是啊，它有什么理由在台儿沟站脚呢，台儿沟有人要出远门吗？山外有人来台儿沟探亲访友吗？还是这里有石油储存，有金矿埋藏？台儿沟，无论从哪方面讲，都不具备挽住火车在它身边留步的力量。
可是，记不清从什么时候起，列车的时刻表上，还是多了“台儿沟”这一站。也许乘车的旅客提出过要求，他们中有哪位说话算数的人和台儿沟沾亲；也许是那个快乐的男乘务员发现台儿沟有一群十七、八岁的漂亮姑娘，每逢列车疾驰而过，她们就成帮搭伙地站在村口，翘起下巴，贪婪、专注地仰望着火车。有人朝车厢指点，不时能听见她们由于互相捶打而发出的一、两声娇嗔的尖叫。也许什么都不为，就因为台儿沟太小了，小得叫人心疼，就是钢筋铁骨的巨龙在它面前也不能昂首阔步，也不能不停下来。总之，台儿沟上了列车时刻表，每晚七点钟，由首都方向开往山西的这列火车在这里停留一分钟。
这短暂的一分钟，搅乱了台儿沟以往的宁静。从前，台儿沟人利来是吃过晚饭就钻被窝，他们仿佛是在同一时刻听到大山无声的命令。于是，台儿沟那一小变石头房子在同一时刻忽然完全静止了，静的那样深沉、真切，好像在默默地向大山诉说着自己的虔诚。如今，台儿沟的姑娘们刚晚饭端上桌就慌了神，她们心不在焉地胡乱吃几口，扔下碗就开始梳妆打扮。她们洗净蒙受了一天的黄土、风尘，露出粗糙、红润的面色，把头发梳的乌亮，然后就比赛着穿出最好的衣裳。有人换上过年时才穿得新鞋，有人还悄悄往脸上涂点姻脂。尽管火车到站时已经天黑，她们还是按照自己的心思，刻意斟酌着服饰和容貌。然后，她们就朝村口，朝火车经过的地方跑去。香雪总是第一个出门，隔壁的凤娇第二个就跟了出来。
七点钟，火车喘息着向台儿沟滑过来，接着一阵空哐乱响，车身震颤一下，才停住不动了。姑娘们心跳着涌上前去，像看电影一样，挨着窗口观望。只有香雪躲在后面，双手紧紧捂着耳朵。看火车，她跑在最前边，火车来了，她却缩到最后去了。她有点害怕它那巨大的车头，车头那么雄壮地吐着白雾，仿佛一口气就能把台儿沟吸进肚里。它那撼天动地的轰鸣也叫她感到恐惧。在它跟前，她简直像一叶没根的小草。
“香雪，过来呀，看！”凤娇拉过香雪向一个妇女头上指，她指的是那个妇女头上别着的那一排金圈圈。
“怎么我看不见？”香雪微微眯着眼睛。
“就是靠里边那个，那个大圆脸。看，还有手表哪，比指甲盖还小哩！”凤娇又有了新发现。
香雪不言不语地点着头，她终于看见了妇女头上的金圈圈和她腕上比指甲盖还要小的手表。但她也很快就发现了别的。“皮书包！”她指着行李架上一只普通的棕色人造革学生书包。就是那种连小城市都随处可见的学生书包。
尽管姑娘们对香雪的发现总是不感兴趣，但她们还是围了上来。
“呦，我的妈呀！你踩着我的脚啦！”凤娇一声尖叫，埋怨着挤上的一位姑娘。她老是爱一惊一咋的。
“你喳呼什么呀，是想叫那个小白脸和你答话了吧？”被埋怨的姑娘也不示弱。
“我撕了你的嘴！”凤娇骂着，眼睛却不游自主地朝第三节车厢的车门望去。
那个白白净净的年轻乘务员真下车来了。他身材高大，头发乌黑，说一口漂亮的北京话。也许因为这点，姑娘们私下里都叫他“北京话”。“北京话”双手抱住胳膊肘，和她们站得不远不近地说：“喂，我说小姑娘们，别扒窗户，危险！”
“呦，我们小，你就老了吗？”大胆的凤娇回敬了一句。姑娘们一阵大笑，不知谁还把凤娇往前一搡，弄的她差点撞在他身上，这一来反倒更壮了凤娇的胆，“喂，你们老呆在车上不头晕？”她又问。
“房顶子上那个大刀片似的，那是干什么用的？”又一个姑娘问。她指的是车相里的电扇。
“烧水在哪儿？”
“开到没路的地方怎么办？”
“你们城里人一天吃几顿饭？”香雪也紧跟在姑娘们后面小声问了一句。
“真没治！”“北京话”陷在姑娘们的包围圈里，不知所措地嘟囔着。
快开车了，她们才让出一条路，放他走。他一边看表，一边朝车门跑去，跑到门口，又扭头对她们说：“下次吧，下次一定告诉你们！”他的两条长腿灵巧地向上一跨就上了车，接着一阵叽哩哐啷，绿色的车门就在姑娘门面前沉重地合上了。列车一头扎进黑暗，把她们撇在冰冷的铁轨旁边。很久，她们还能感觉到它那越来越轻的震颤。
一切又恢复了寂静，静得叫人惆怅。姑娘们走回家去，路上还要为一点小事争论不休：
“谁知道别在头上的金圈圈是几个？”
“八个。”
“九个。”
“不是！”
“就是！”
“凤娇你说哪？”
“她呀，还在-北京话-哪！”
“去你的，谁说谁就想。”凤娇说着捏了一下香雪的手，意思是叫香雪帮腔。
香雪没说话，慌得脸都红了。她才十七岁，还没学会怎样在这种事上给人家帮腔。“他的脸多白呀！”那个姑娘还在逗凤娇。
“白？还不是在那大绿屋里捂的。叫他到咱台儿沟住几天试试。”有人在黑影里说。
"可不，城里人就靠捂。要论白，叫他们和咱们香雪比比。咱们香雪，天生一副好皮子，再照火车那些闺女的样儿，把头发烫成弯弯绕，啧啧！-真没治-！凤娇姐，你说是不是？”
凤娇不接茬儿，松开了香雪的手。好像姑娘们真的在贬低她的什么人一样，她心里真有点替他抱不平呢。不知怎么的，她认定他的脸绝不是捂白的，那是天生。
香雪又悄悄把手送到凤娇手心里，她示意凤娇握住她的手，仿佛请求凤娇的宽恕，仿佛是她使凤娇受了委屈。
“凤娇，你哑巴啦？”还是那个姑娘。
“谁哑巴啦！谁像你们，专看人家脸黑脸白。你们喜欢，你们可跟上人家走啊！”凤娇的嘴巴很硬。
“我们不配！”
“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
……
不管在路上吵得怎样厉害，分手时大家还是十分友好的，因为一个叫人兴奋的念头又在她们心中升起：明天，火车还要经过，她们还会有一个美妙的一分钟。和它相比，闹点小别扭还算回事吗？
哦，五彩缤纷的一分钟，你饱含着台儿沟的姑娘们多少喜怒哀乐！
日久天长，这五彩缤纷的一分钟，竟变得更加五彩缤纷起来，就在这个一分钟里，她们开始跨上装满核桃、鸡蛋、大枣的长方形柳条篮子，站在车窗下，抓紧时间跟旅客和和气气地做买卖。她们垫着脚尖，双臂伸得直直的，把整筐的鸡蛋、红枣举上窗口，换回台儿沟少见的挂面、火柴，以及属于姑娘们自己的发卡、香皂。有时，有人还会冒着回家挨骂的风险，换回花色繁多的沙巾和能松能紧的尼龙袜。
凤娇好像是大家有意分配给那个“北京话”的，每次都是她提着篮子去找他。她和他做买卖故意磨磨蹭蹭，车快开时才整蓝地鸡蛋塞给他。又是他先把鸡蛋拿走，下次面时再付钱，那就更够意思了。如果他给她捎回一捆挂面、两条沙巾，凤娇就一定抽回一斤挂面还给他。她觉得，只有这样才对得起和他的交往，她愿意这种交往和一般的做买卖有区别。有时她也想起姑娘们的话：“你担保人家没有相好的？”其实，有相好的不关凤娇的事，她又没想过跟他走。可她愿意对他好，难道非得是相好的才能这么做吗？
香雪平时话不多，胆子又小，但做起买卖却是姑娘中最顺利的一个。旅客们爱买她的货，因为她是那么信任地瞧着你，那洁如水晶的眼睛告诉你，站在车窗下的这个女孩子还不知道什么叫受骗。她还不知道怎么讲价钱，只说：“你看着给吧。”你望着她那洁净得仿佛一分钟前才诞生的面孔，望着她那柔软得宛若红缎子似的嘴唇，心中会升起一种美好的感情。你不忍心跟这样的小姑娘耍滑头，在她面前，再爱计较的人也会变得慷慨大度。
有时她也抓空儿向他们打听外面的事，打听北京的大学要不要台儿沟人，打听什么叫“配乐诗朗诵”（那是她偶然在同桌的一本书上看到的）。有一回她向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打听能自动开关的铅笔盒，还问到它的价钱。谁知没等人家回话，车已经开动了。她追着它跑了好远，当秋风和车轮的呼啸一同在她耳边鸣响时，她才停下脚步意识到，自己地行为是多么可笑啊。
火车眨眼间就无影无踪了。姑娘们围住香雪，当她们知道她追火车的原因后，遍觉得好笑起来。
“傻丫头！”
“值不当的！”
她们像长者那样拍着她的肩膀。
“就怪我磨蹭，问慢了。”香雪可不认为这是一件值不当的事，她只是埋怨自己没抓紧时间。
“咳，你问什么不行呀！”凤娇替香雪跨起篮子说。
“谁叫咱们香雪是学生呢。”也有人替香雪分辨。
也许就因为香雪是学生吧，是台儿沟唯一考上初中的人。
台儿沟没有学校，香雪每天上学要到十五里以外的公社。尽管不爱说话是她的天性，但和台儿沟的姐妹们总是有话可说的。公社中学可就没那么多姐妹了，虽然女同学不少，但她们的言谈举止，一个眼神，一声轻轻的笑，好像都是为了叫香雪意识到，她是小地方的，穷地方来的。她们故意一遍又一遍地问她：“你们那儿一天吃几顿饭？”她不明白她们的用意，每次都认真的回答：“两顿。”然后又友好地瞧着她们反问道：“你们呢？”
“三顿！”她们每次都理直气壮地回答。之后，又对香雪在这方面的迟钝感到说不出的怜悯和气恼。
“你上学怎么不带铅笔盒呀？”她们又问。
“那不是吗。”相雪指指桌角。
其实，她们早知道桌角那只小木盒就是香雪的铅笔盒，但她们还是做出吃惊的样子。每到这时，香雪的同桌就把自己那只宽大的泡沫塑料铅笔盒摆弄得哒哒乱响。这是一只可以自动合上的铅笔盒，很久以后，香雪才知道它所以能自动合上，是因为铅笔盒里包藏着一块不大不小的吸铁石。香雪的小木盒呢，尽管那是当木匠的父亲为她考上中学特意制作的，它在台儿沟还是独一无二的呢。可在这儿，和同桌的铅笔盒一比，为什么显得那样笨拙、陈旧？它在一阵哒哒声中有几分羞涩地畏缩在桌角上。
香雪的心再也不能平静了，她好像忽然明白了同学对她的再三盘问，明白了台儿沟是多么贫穷。她第一次意识到这是不光彩的，因为贫穷，同学才敢一遍又一遍地盘问她。她盯住同桌那只铅笔盒，猜测它来自遥远的大城市，猜测它的价值肯定非同寻常。三十个鸡蛋换得来吗？还是四十个、五十个？这时她的心又忽地一沉：怎么想起这些了？娘攒下鸡蛋，不是为了叫她乱打主意啊！可是，为什么那诱人的哒哒声老是在耳边响个没完？
深秋，山风渐渐凛冽了，天也黑得越来越早。但香雪和她的姐妹们对于七点钟的火车，是照等不误的。她们可以穿起花棉袄了，凤娇头上别起了淡粉色的有机玻璃发卡，有些姑娘的辫梢还缠上了夹丝橡皮筋。那是她们用鸡蛋、核桃从火车上换来的。她们仿照火车上那些城里姑娘的样子把自己武装起来，整齐地排列在铁路旁，像是等待欢迎远方的贵宾，又像是准备着受检阅。
火车停了，发出一阵沉重的叹息，像是在抱怨着台儿沟的寒冷。今天，它对台儿沟表现了少有的冷漠：车窗全部紧闭着，旅客在黄昏的灯光下喝茶、看报，没有人像窗外瞥一眼。那些眼熟的、长跑这条线的人们，似乎也忘记了台儿沟的姑娘。
凤娇照例跑到第三节车厢去找她的“北京话”，香雪紧紧头上的紫红色线围巾，把臂弯里的篮子换了换手，也顺着车身不停的跑着。她尽量高高地垫起脚尖，希望车厢里的人能看见她的脸。车上一直没有人发现她，她却在一张堆满食品的小桌上，发现了渴望已久的东西。它的出现，使她再也不想往前走了，她放下篮子，心跳着，双手紧紧扒住窗框，认清了那真是一只铅笔盒，一只装有吸铁石的自动铅笔盒。它和她离得那样近，她一伸手就可以摸到。
一位中年女乘务员走过来拉开了香雪。香雪跨起篮子站在远处继续观察。
当她断定它属于靠窗的那位女学生模样的姑娘时，就果断地跑过去敲起了玻璃。女学生转过脸来，看见香雪臂弯里的篮子，抱歉地冲她摆了摆手，并没有打开车窗的意思，不知怎么的她就朝车门跑去，当她在门口站定时，还一把扒住了扶手。如果说跑的时候她还有点犹豫，那么从车厢里送出来的一阵阵温馨的、火车特有的气息却坚定了她的信心，她学着“北京话”的样子，轻巧地跃上了踏板。她打算以最快的速度跑进车厢，以最快的速度用鸡蛋换回铅笔盒。也许，她所以能够在几秒钟内就决定上车，正是因为她拥有那么多鸡蛋吧，那是四十个。
香雪终于站在火车上了。她挽紧篮子，小心地朝车厢迈出了第一步。这时，车身忽然悸动了一下，接着，车门被人关上了。当她意识到眼前发生了什么事时，列车已经缓缓地向台儿沟告别了。香雪扑在车门上，看见凤娇的脸在车下一晃。看来这不是梦，一切都是真的，她确实离开姐妹们，站在这又熟悉、又陌生的火车上了。她拍打着玻璃，冲凤娇叫喊：“凤娇！我怎么办呀，我可怎么办呀！”
列车无情地载着香雪一路飞奔，台儿沟刹那间就被抛在后面了。下一站叫西山口，西山口离台儿沟三十里。
三十里，对于火车，汽车真的不算什么，西山口在旅客们闲聊之中就到了。这里上车的人不少，下车的只有一位旅客，那就是香雪，她胳膊上少了那只篮子，她它塞到那个女学生座位下面了。
在车上，当她红着脸告诉女学生，想用鸡蛋和她换铅笔盒时，女学生不知怎么的也红了脸。她一定要把铅笔盒送给相雪，还说她住在学校吃食堂，鸡蛋带回去也没法吃。她怕相雪不信，又指了指胸前的校徵，上面果真有“矿冶学院”几个字。相雪却觉着她在哄她，难道除了学校她就没家吗？相雪一面摆弄着铅笔盒，一面想着主意。台儿沟再穷，她也从没白拿过别人的东西。就在火车停顿前发出的几秒钟的震颤里，香雪还是猛然把篮子塞到女学生的座位下面，迅速离开了。
车上，旅客们曾劝她在西山口住上一夜再回台儿沟。热情的“北京话”还告诉她，他爱人有个亲戚就住在站上。香雪没有住，更不打算去找“北京话”的什么亲戚，他的话倒更使她感到了委屈，她替凤娇委屈，替台儿沟委屈。她只是一心一意地想：赶快走回去，明天理直气壮地去上学，理直气壮地打开书包，把“它”摆在桌上。车上的人既不了解火车的呼啸曾经怎样叫她像只受惊的小鹿那样不知所措，更不了解山里的女孩子在大山和黑夜面前倒底有多大本事。
列车很快就从西山口车站消失了，留给她的又是一片空旷。一阵寒风扑来，吸吮着她单薄的身体。她把滑到肩上的围巾紧裹在头上，缩起身子在铁轨上坐了下来。香雪感受过各种各样的害怕，小时候她怕头发，身上粘着一根头发择不下来，她会急得哭起来；长大了她怕晚上一个人到院子里去，怕毛毛虫，怕被人胳肢（凤娇最爱和她来这一手）。现在她害怕这陌生的西山口，害怕四周黑幽幽的大山，害怕叫人心惊肉跳的寂静，当风吹响近处的小树林时，她又害怕小树林发出的悉悉萃萃的声音。三十里，一路走回去，该路过多少大大小小地林子啊！
一轮满月升起了，照亮了寂静的山谷，灰白的小路，照亮了秋日的败草
，粗糙的树干，还有一丛丛荆棘、怪石，还有满山遍野那树的队伍，还有香雪手中那只闪闪发光的小盒子。
她这才想到把它举起来仔细端详。它想，为什么坐了一路火车，竟没有拿出来好好看看？现在，在皎洁的月光下，它才看清了它是淡绿色的，盒盖上有两朵洁白的马蹄莲。她小心地把它打开，又学着同桌的样子轻轻一拍盒盖，“哒”的一声，它便合得严严实实。她又打开盒盖，觉得应该立刻装点东西进去。她丛兜里摸出一只盛擦脸油的小盒放进去，又合上了盖子。只有这时，她才觉得这铅笔盒真属于她了，真的。它又想到了明天，明天上学时，她多么盼望她们会再三盘问她啊！
她站了起来，忽然感到心里很满意，风也柔合了许多。她发现月亮是这样明净。群山被月光笼罩着，像母亲庄严、神圣的胸脯；那秋风吹干的一树树核桃叶，卷起来像一树树金铃铛，她第一次听清它们在夜晚，在风的怂恿下“豁啷啷”地歌唱。她不再害怕了，在枕木上跨着大步，一直朝前走去。大山原是这样的！月亮原来是这样的！核桃树原来是这样的！香雪走着，就像第一次认出养育她长大成人的山谷。台儿沟呢？不知怎么的，她加快了脚步。她急着见到它，就像从来没有见过它那样觉得新奇。台儿沟一定会是“这样的”：那时台儿沟的姑娘不再央求别人，也用不着回答人家的再三盘问。火车上的漂亮小伙子都会求上门来，火车也会停得久一些，也许三分、四分，也许十分、八分。它会向台儿沟打开所有的门窗，要是再碰上今晚这种情况，谁都能丛从容容地下车。
今晚台儿沟发生了什么事？对了，火车拉走了香雪，为什么现在她像闹着玩儿似的去回忆呢？四十个鸡蛋没有了，娘会怎么说呢？爹不是盼望每天都有人家娶媳妇、聘闺女吗？那时他才有干不完的活儿，他才能光着红铜似的脊梁，不分昼夜地打出那些躺柜、碗橱、板箱，挣回香雪的学费。想到这儿，香雪站住了，月光好像也黯淡下来，脚下的枕木变成一片模糊。回去怎么说？她环视群山，群山沉默着；她又朝着近处的杨树林张望，杨树林悉悉萃萃地响着，并不真心告诉她应该怎么做。是哪来的流水声？她寻找着，发现离铁轨几米远的地方，有一道浅浅的小溪。她走下铁轨，在小溪旁边坐了下来。她想起小时候有一回和凤娇在河边洗衣裳，碰见一个换芝麻糖的老头。凤娇劝香雪拿一件汗衫换几块糖吃，还教她对娘说，那件衣裳不小心叫河水给冲走了。香雪很想吃芝麻糖，可她到底没换。她还记得，那老头真心实意等了她半天呢。为什么她会想起这件小事？也许现在应该骗娘吧，因为芝麻糖怎么也不能和铅笔盒的重要性相比。她要告诉娘，这是一个宝盒子，谁用上它，就能一切顺心如意，就能上大学、坐上火车到处跑，就能要什么有什么，就再也不会被人盘问她们每天吃几顿饭了。娘会相信的，因为香雪从来不骗人。
小溪的歌唱高昂起来了，它欢腾着向前奔跑，撞击着水中的石块，不时溅起一朵小小的浪花。香雪也要赶路了，她捧起溪水洗了把脸，又用沾着水的手抿光被风吹乱的头发。水很凉，但她觉得很精神。她告别了小溪，又回到了长长的铁路上。
前边又是什么？是隧道，它愣在那里，就像大山的一只黑眼睛。香雪又站住了，但她没有返回去，她想到怀里的铅笔盒，想到同学门惊羡的目光，那些目光好像就在隧道里闪烁。她弯腰拔下一根枯草，将草茎插在小辫里。娘告诉她，这样可以“避邪”。然后她就朝隧道跑去。确切地说，是冲去。
香雪越走越热了，她解下围巾，把它搭在脖子上。她走出了多少里？不。尽管草丛里的“纺织娘”“油葫芦”总在鸣叫着提醒她。台儿沟在哪儿？她向前望去，她看见迎面有一颗颗黑点在铁轨上蠕动。再近一些她才看清，那是人，是迎着她走过来的人群。第一个是凤娇，凤娇身后是台儿沟的姐妹门。
香雪想快点跑过去，但腿为什么变得异常沉重？她站在枕木上，回头望着笔直的铁轨，铁轨在月亮的照耀下泛着清淡的光，它冷静地记载着香雪的路程。她忽然觉得心头一紧，不知怎么的就哭了起来，那是欢乐的泪水，满足的泪水。面对严峻而又温厚的大山，她心中升起一种从未有过的骄傲。她用手背抹净眼泪，拿下插在辫子里的那根草棍儿，然后举起铅笔盒，迎着对面的人群跑去。
山谷里突然爆发了姑娘们欢乐的呐喊，她们叫着香雪的名字，声音是那样奔放、热烈；她们笑着，笑得是那样不加掩饰，无所顾忌。古老的群山终于被感动得颤栗了，它发出宽亮低沉的回音，和她们共同欢呼着。
哦，香雪！香雪！
第十二夜
7月的这个下午，我开车从b城出发到马家峪去。马家峪是b城北部山区的一个小村，离b城三十公里，开车只要五十分钟。当初老秦向我介绍马家峪的时候，最先强调的便是城乡之间这种理想的距离：不能说近，可又决不太远。你花很短的时间就能由一座城市忽然到达一座地道的山村，这种“忽然”感便让不少久居b城的人产生一种莫可名状的亢奋，马家峪因此吸引了包括我在内的一些画家。几个月前，已经很有一些我的同行先于我在马家峪买了当地农民的院落，有人还在旧院子里盖起带天窗的新画室。这些院落，多是在山下建了新房的农民丢弃在山上的，马家峪的村民大多已集中在山下开辟了新村。用老秦的话说，农民正一步步挪下山来向城市靠拢，城里人却渴望一步步奔出城去要在山上占领一席之地。也算是当下的一种时髦吧。
靠了老秦的鼓动，我去过几次马家峪。每次的落脚点，自然是老秦买下的院子。老秦可说是马家峪新居民中的元老，他告诉我马家峪是他“发现”的，有了他最先在这儿的安营扎寨，才逐渐有了后来的蜂拥而至者。老秦的院子乱糟糟的，窗下的两小畦白萝卜，由于缺水，长得很不舒展。马家峪至今还没有自来水，吃水要到二里地之外的一个小水库去担。不知为什么老秦还非要种上两畦萝卜不可——他又不管它们。顺着东墙，他又盖起一溜临建似的小房，说是客房，专供像我这样的客人居住的。老秦的画室兼卧室也是混乱不堪的：地上戳着敞开口的小米口袋，床上堆着碗装康师傅方便面。三间原本裸着黑檀梁的石头房，他把墙刷白，吊了石膏板的顶子，反倒有股子城不城乡不乡的单薄之气。那时老秦的画架上架着一张未完成的大油画，画面是一枚直径为一百八十厘米的一分钱人民币。猛一看这枚“大”钱，我立刻想起小时候常唱的那首著名儿歌：“我在马路边捡到一分钱，把它交到警察叔叔手里边……”再细看，这枚陈旧的、旮旮旯旯沤满汗泥和黑色油垢的硬币其实沉重而又世故，真有点捡它不起的感觉。老秦对我说，就这一分钱，折腾了他两个月，杂事太多，老是静不下心来把它完成。
老秦说的杂事照我看都是他自找。现在他已经成了马家峪买房者与卖房者之间的中人，整天忙于领着人看房、侃价、立字据、按手印什么的。我知道这种交易违反国家政策，农民出卖的是宅基地，而宅基地是他们无权出卖的，买房的人也就无法享受法律的保护。不过这是一个容易起哄的世道，人们都生怕自已被什么好事落下。既然这么多人都在违反政策，我违反一下又有什么不能呢。我决定在马家峪买房，多半也是基于这种心理。何况，老秦给我物色的院子挺合我的心意。那是一个倚坡而建的方方正正的小院，一溜三间北房，年代虽久，但灰、紫两色的石头房基高而坚固，想来隔潮的性能是好的。屋门锁着，不过我并不急于进屋，这一带房屋的格局大同小异。我猜想这屋内的檩梁也定是粗壮乌黑的，我不会像老秦那样吊石膏天花板，黑梁白墙是我想要的风格。院中有两棵笔直的椿树，屋后山坡上是一棵花椒树和几株山杏。站在高高的台阶上向南望去，你面对的是一架线条和缓的绿茸茸的小山。老秦撺掇我说，最重要的是空气，不信你嚼嚼。我品尝着马家峪湿润、清亮的空气，初次觉得好空气的确是可以咀嚼的，特别是站在这个小院里。我决定就要这个院子。由于信息迟于他人，我知道马家峪能供我挑选的院子其实已经不多，这使得我这决定本身也多少带点起哄的味道。我请老秦去打听房主的开价，并嘱咐他越快越好。很快我就见到了房主。房主名叫马老末，是个五十多岁的驼背，烟黄脸，肿眼泡，看人时目光犹豫，主意却很稳。当他看出我真心喜欢这院子时，便耗着时间（约两个月），并把价格一提再提。后来靠了老秦的努力和他在马家峪的好人缘儿，马老末答应一万二卖给我。
7月的这个下午，我便是得到老秦的准信儿，带着钱来马家峪买房的。但是这一日我没有见到马老末，老秦下山去找他，家人说他到b城卖杏儿去了，明天上午才能回来。我本能地对这种说法表示怀疑，老秦安慰我说：“沉住气，有我在呢，他不会变卦。”他要我今晚就在马家峪住下，明天上午死等马老末。
这晚我住在了老秦的“客房”里，与我同屋的是老秦的女儿小铭，一个十岁的忽闪着大眼不说话的女孩子，正在这儿过暑假。整整一个晚上我和小铭只说了三句话。她问我：“我怎么称呼你？”我说：“你应该叫我阿姨。”她说：“还是叫女士吧。”
第二夜
吃过早饭，马老末还无踪影，老秦就让我看他的新油画。上回那枚一百八十厘米的“一分钱”据他说已经卖了，卖了六千——老秦在这方面没有虚荣心。我说一分钱能卖六千也不错了。新油画是老秦的自画像吧，画面上的老秦正咧着大嘴，没心没肺地冲观众笑。老秦说这张画名叫“傻笑的脸”，一个荷兰人已经预订了。我久久地望着“傻笑的脸”，心里却苦苦地想着马老末的行踪。他越是没有踪影，我想买那院子的心情便越是急切。我甚至向老秦表白，只要今天能办妥此事，我其实还可以在价格上作些让步。
过了中午，过了下午，晚饭前，马老末终于露面了。他麻耷着肿眼泡坐在老秦的床边说，那院子，眼下已经有人出到了一万五……接着他就不往下说了。我和老秦都已听明这是一个要加价的开场白，老秦一边冲我使眼色，一边把马老末叫到院里。两人嘀咕了半天，又一块儿回到屋里，老秦向我宣布了一个新数目——那当然是马老末和我都能接受的一个新数目：一万三千块。我心里已经认了这个数，但还是假装迟疑了一下。然后，一万三千块，我买下了马老末的院子。照例是由老秦拟定房契，我们三方分别在房契上签字盖章。我收起房契，马老末点清我付给他的钱。当他把钱装进一只粗布小面口袋时，他说还有个事儿，他说他的大姑眼下还在那院里住着。不过老太太七十好几，一直病着，已经活不了多大工夫了，她一死，我立刻就能搬进去。
这是我闻所未闻的一件事，老秦也表示了他的惊异。他对马老末说当初可没谈过这一条，当初他提到那院里好像住着个病老太太时，马老末分明答应只要房一卖，他会立刻把他的病大姑接下山去。马老末没有正面否认他答应过老秦，不过他又说，也许老太太明天就死了呢，也许就在今儿晚上，“今儿早起我家里给她去送饭，见头天的饭菜她一口也没吃。”我对马老末说，钱我付了，那院子就已经归我，无论如何你们得立刻把老太太接走。是啊是啊，老秦也附和着我，马老末苦笑着说，不是他不接大姑，是大姑她不离开那院子。他看了看老秦，又看了看我，说：“要不你们跟着我过去看看？”他那神情是带有鼓动性的，像是说，看看你们就知道我说的不是瞎话——她没几天活头儿了。
这一切都叫人恼火。马老末急着要钱，我急着要房，这就意味着，我们都得盼望那大姑快死。回想刚才马老末鼓动我们去看看的那份神情，就好像此时此刻她说不定已经在那小院里死去。于是，怀着一种既焦虑、又残忍的愿望，我和老秦跟着马老末前往我的院子（的确它应该独属于我了）探察。
我的院子与老秦的院子相隔不远，五六十米吧。在黑暗中，我们沿碎石小路深一脚浅一脚地摸进院，走上那几级高高的台阶。马老末掏出钥匙打开门锁，自己先进屋开了灯，才把我们让进屋去。屋是一明两暗的格局，但四壁空空，给人感觉房主为了卖房，已搬走所有能用的家什。马老末带我们进了东屋，向炕上指了指。借着十五瓦的灯泡，我最先看见的是垂悬在炕沿的一挂白发，二尺来长吧。顺着白发向上看，才见炕上团着一堆破搌布样的东西，想必那便是大姑了。我没有找到她的脸，没有看见她的蠕动，也没有听见她的声息。马老末熟练地把手放在深埋在那团“搌布”里的某个部位试了试说，唔，还活着。
我又住在了马家峪，这一夜睡得很踏实。因为房子终于到手了，而那大姑也确是垂死之人。
我和老秦的女儿小铭照旧没有什么话说，当我脱掉衣服躺上床时，她忽然告诉我：“女士，你的奶长得好看。”这话出自一个十岁的女孩子之口，不免让人有种惊惧的感觉。我不理她，一心想着我要珍惜我的才情我的时光，躲开所有的喧嚣，在马家峪我的新院子里画些好画。
第三夜
早饭之后，老秦开始忙他那张“傻笑的脸”，我身不由己地又走进了我的院子。我拿着速写本铅笔什么的，站在院里为两棵椿树画了张速写，心中却想着东屋那大姑，她还活着么？不知为什么，面对已然归我所有的院子，我仍然理直气壮不起来。这时我才明白，我所以留在马家峪不走，是在专候那大站的死讯。她一日不死，我便无法成为这院子真正的主人。而我手中的速写本之类不过是遮掩我这念头的一个幌子。我在院里转了一圈，才犹豫着上了台阶进了屋。自从昨天我和马老末成交后，他便不再为屋门上锁了。我进了东屋，我看见了令我不解的景象：炕上，昨晚那一团破搌布样的大姑坐了起来，正佝偻着身子梳她那头雪白的乱发。她那皱纹深刻的脸由于常年不见阳光，泛着一层青白；但她的五官轮廓分明，年轻时也许是个美人儿。她凝视着站在门口的我，又似乎对我视而不见。她就那么一直抚弄着头发，直到三挽两挽把乱发在脑后挽成了一个纂儿。就像她对我视而不见一样，我也不打算跟她说话。我快速离开大姑回到老秦那儿，把我的疑惑讲给他。老秦说，不能吧，马老末那个大姑，听他说躺了好几年，早就坐不起来了。我说可是刚才我分明看见她在炕上坐着。
老秦就扔下画笔随我一起去看大姑。进院时我们稍显那么点蹑手蹑脚，我们都觉出我们内心的不太光明，但我们还是进了屋。那坐在炕上的真的是大姑，老秦证明。
晚上，老秦下山把马老末找来（这个白天马老末确实去b城卖杏儿了），有些气急败坏地质问他说，你那个大姑不是瘫了好几年么，怎么又坐起来了？马老末立即说，那就是快了。临死之前的回光返照。
或许这“回光返照”又鼓舞了我，我决意听信马老末的解释，在马家峪住下去。
第四夜
今天上午，我走进我的院子时，见屋门口的台阶上赫然地坐着大姑。她这种坐相儿实在叫人没有防备，她是怎么从炕上挪到了门口呢？她穿一件月白色夹袄（也不知打哪儿翻出来的），粗布黑裤，梳着纂儿，也洗了脸（从哪儿弄的水？）。我不想说这景象令我不快，但至少我心中涌起一股子失望。我探询地望着大姑，大姑紧紧地盯着我。我相信那一刻我们看明了彼此眼里的意思：我是来窥测她的死亡的，她却又活了过来；我断定她即将离世，她却活得比我以为的要起劲儿得多。我的眼光有点躲闪，她的眼光深藏着挑衅。我为她用眼光戳穿了我的内心感到窘迫，我多么愿意相信这是她的回光返照啊，可难道这也算回光返照？听人说那种气象不过是短短的一瞬。
晚上在老秦的画室里聊天，和马家峪几个时髦的男女青年，老秦的追随者吧。有两位走乡串镇画影壁挣了点钱，现在决心抛弃影壁向艺术进军。我向他们打听大姑的身世，由他们口中，我断断续续知道了大姑的一些往事。
大姑是当年马家峪惟一没有嫁出去的闺女。大姑做闺女那会儿，是马家峪的人尖子。有个青年告诉我，听他奶奶讲，马家峪有正月十五打秋千的风俗，那打秋千的又都是清一色的闺女媳妇。那是女孩子们一年中最显赫的特权，也是她们快乐的极致。男人们把秋千架在麦场上，全村老幼都来参观。大姑打秋千远近闻名，她身子轻巧也胆大，打成“平梁”都不知害怕。她穿着大红袄在空中荡来荡去，仿佛要把自己抛到天上融入云端。她笑着，秋千下的女孩子们尖叫着，至今村中有的老人都还记得当年穿红袄的大姑在秋千上的风采。县里有个基督教堂，马家峪不少村民信了教，大姑和几个姐妹也随着去信教（给人觉得有点像今天我们这伙人抢着来买房）。有一回做礼拜时，大姑认识了从北京来的一个青年，给教堂修管风琴的师傅，两人便偷着好了。村人对此倍感奇特，不过也有人说，以大姑当年的姿色，即使混在布衣教徒里，也足能引起那北京青年的注意。可是那年轻人，修管风琴的师傅，终归还是回了北京。大姑怀了他的孩子，也坏了名声。孩子生下三天就死了，大姑却为那个修琴的人死守了一辈子忠贞。后来，抗日了，村妇救会号召妇女们给八路军做军鞋，大姑做的鞋又结实又好看，纳的底子是清一色吉祥的“x”字花型。到了交鞋的时候，大姑也怀抱鞋包袱兴冲冲地去交军鞋，村妇救会主任举着大姑的鞋对在场的妇女们说：“咱们能让前方的战士穿‘破鞋’做的鞋吗？咱们不能啊！”于是，新鞋被扔回到大姑怀里，从此她再也没有开口说过一句话。她在娘家度过了一生，她本是那院子真正的房主。
我很想继续在马家峪住下去，一时说不准自己的心绪，似乎已不仅仅是为了等待大姑的死期。但是家里来电话告诉我，单位正在评职称，我申报的是国家二级美术师，需要回去进行答辩。几天的时间，单位、职称、美术师、答辩之类的词汇似乎已离我很远，但一经提醒，我便立刻又自如地进入了b城的“情况儿”。在这方面我并不超脱，我需要乡间的院落，也需要世俗的职称。
第十夜
今晚我重返马家峪，又住在了老秦的客房里。房契在我手中已经十天，一切却仿佛全无着落。小铭见了我还是不冷不热的样子，说：“女士，昨天我梦见你裸体开车。”我无心搭理她的古怪，只忙着从车上卸下我给老秦带的啤酒、矿泉水和软包装香肠、火腿什么的。老秦一边拉开一罐啤酒猛喝，一边迫不及待地对我说：“哎，纳底子哪。”
原来，自从我走后，那大姑就开始坐在屋门口纳底子了。老秦自觉接替了我的身份，每日必去我的小院走一遭，侦探似的。老秦是怀着对我的歉意去“侦察”大姑的，大姑坐在门口纳底子的新动向又带给了他新的不安。
马老末不知何时又出现了，他手中拎个包袱，摊在老秦的桌上，他指着包袱对我说，大姑的“装裹”他们都备好了，她今天能纳底子，不见得就能活过明天。他想用这确凿的“装裹”向我证明，他决不是想收了我的钱，又赖着不腾房。
第十一夜
早晨，我要老秦和我一起到我的院里去，小铭也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
这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清凉的空气使头顶的绿树更绿，脚下的红土更红，错落在坡上的石头房子更亮。我们进院时，发现院子竟然被清扫过：略微潮湿的土地上印着有规则的花纹般的扫帚印儿，使这久久无人经营的小院充溢着人气。大姑果然正坐在门口纳底子，她穿着月白色夹袄黑粗布裤，脑后梳着白花花的纂儿，青白的脸上竟泛起淡红的光晕。她分明知道我们三个人进了院，可她头也不抬，半眯着眼，只一心盯住手中的鞋底，似乎人数的众多反倒昂扬了她劳作的意气。她有条不紊地使着锥子和针，从容有力地扯动着淡黄的细麻绳，我认出了鞋底上那吉祥的“x”字花型。她一刻不停地挥动着胳膊，一阵阵青花椒的香气从后坡上飘来，是风吹来的香气，又仿佛是被大姑的手势招引而来。那是已经属于了我的花椒树啊，它当真还能属于我么？
我站在台阶下，望着“咝咝”抽动着麻绳的舞蹈一般的大姑，忽然有种甘拜下风之感。
回到老秦院里，我做出了一个决定，我决定退掉大姑的院子。老秦说，你就不能再等等？我说，这不是等不等的事。老秦说，再从马老末手里找回那一万三千块钱怕不太容易。我说咱们试试。
第十二夜
和马老末谈话是艰难的，不要他的院子似乎不可思议；请他把钱退给我，那更是天方夜谭。从下午到晚上，事情没有结果。老秦为了帮我退房，比当初帮我买房付出了更多的精力。他请马老末吃晚饭，请他喝啤酒吃香肠，还送了条云烟。马老末就是一句话：“我真闹不清你们这是为什么，那么好一个院子。”我的态度也很坚决，我坚持退房并要回我的一万三。马老末说，钱他是一分也拿不出来，给他一个远房侄子拿走投资开铁矿去了。我说那么我就要考虑诉诸法律，马老末说那你就上法院告我去吧。说完他站起来，摇摇晃晃地下山去了。
老秦说，你还是要了那院子，你知道法律不保护咱们这种交易，你去哪儿告马老末呢。我说我决不再要大姑的院子，并且我一定要亲口告诉她。我说着拔腿就走，老秦跟了上来。
大姑的院子里，东屋亮着昏暗的灯光。她佝偻着身子坐在炕上，还在低头纳底子。她有条不紊地使锥子使针，从容有力地扯动着细麻绳，伴着“咝咝”的抽线声，她抡动着胳膊舞蹈一般。一切都和上午一样，她只是挪了个坐的地方。我站在屋门口，老秦站在我的身后。我说，嗯，您能听懂我的话吧？我说，这院子我不买了，嗯，不买了。我说，我愿意让您硬硬朗朗的。我说，您的花椒树可真好，山杏儿也好，嗯。
我不指望大姑开口，我知道几十年来她从不开口。可她却抬起了头。她看着我，那眼神里有诧异和失望，或许还有几分没有着落的惆怅。好比一个铆足了劲上阵来的拳击者，却遇到了对手的临阵逃脱。
当大姑收回眼光又低头纳起底子时，我和老秦就出了屋。走到院里我听到身后一个轻微的响动，是东屋炕上的响动。我们返身回去，见大姑已经倒在炕上。老秦伸手在她鼻下试试，说，死了。
次日我开车返回b城，老秦让我把小铭捎回城去。我们一路无话。快进城时，她冷不丁问了一句：“女士，你见过管风琴么？”
有客来兮
表姐的要来，李曼金没有任何思想准备。再者，表姐的口气不是商量，倒更像通知：哎，我们明天就到，啊。好像李曼金随时都在恭候他们一家。但李曼金面对话筒，脸上漾着笑，还是表示出对他们毫不迟疑的欢迎。她猜表姐在那边感受到的也一定是她的这副笑脸，她这毫不迟疑的欢迎。待人接物脸上常漾着笑容，这仿佛是李曼金的天性，就是遇上倒霉或惊险，李曼金也是笑着对人述说：扛着的呀，我。比如那年在单位没分上房，比如职称被人挤了，比如丢了钱包，李曼金都会笑着讲给人听。她笑着，脸上泛着潮红，好看的笑眼里有光芒溢出来。一般人就觉得李曼金心里不放事，他们连李曼金讨厌谁都不清楚。但李曼金在观察人和洞悉人这方面自有她的过人之处，并且李曼金也有她的忽发奇想。比方她幻想着当她退休的时候，当单位给她开欢送会的时候，她要当着单位全体人员的面，当场告诉大家她最不喜欢谁，她最憎恶谁，她最腻歪谁。很可能那被腻歪的人，还以为他从来都是被李曼金所喜欢呢，尽管一个人是否被李曼金喜欢并不重要。一想到“当场告诉”这几个字，李曼金甚至有种难耐的亢奋和预先的快感，仿佛她活了一世，就为了等着离开工作舞台时的那个“当场告诉”。只是她离退休还有些年，所以她的忽发奇想只能暂时寄存在脑子里。如今表姐的要来，总不能说是她的倒霉吧，更谈不上有什么惊险。
李曼金放下电话，抻抻身上一件将要穿糟了的、好似再也经不住揉搓的针织衫，想起前些年媒体对一位国家领导人艰苦朴素的报道，说他的内衣穿出破洞也不买新的。李曼金想，这些写新闻的人真是不知道糟衣裳的好啊。然而，从明天起她就要脱掉这件在家穿得随体又舒坦、吸汗又透气的“破衣烂衫”，衣冠整齐地拘拘谨谨地过一个星期，大夏天的，七月。夏天在家，和李曼金联系最紧的就是这身糟衣裳，还有无所顾忌的松散。李曼金一边留恋着糟衣裳和居家的松散，一边又不忍心把未来的七天想成那么难挨。不过有一件事她得赶在表姐到来之前处理；书房桌上压着两张旅游火车票，她和丈夫何平原本是要去北疆一个凉快地方旅游的。李曼金忽然觉得眼角起了眵目糊。
李曼金和表姐有三十几年不见了，她们是姨表亲，她管表姐的妈妈叫大姨，管表姐的爸爸叫大姨夫。小时候母亲常带她到表姐家去做客小住。那时她在表姐家是个不显山水的小孩，表姐在她眼里却显得气派而又伟岸。加之表姐穿一双偏带黑皮鞋，李曼金脚上的鞋是花条绒的，这给李曼金和表姐之间也造成了一种难以弥合的距离，虽然她和表姐差不了几岁，表姐是小学高年级学生，她是小学低年级学生。那时李曼金的大姨夫是长江边上一个大城市的市长，家里房子很大，依山傍水。房里有一般人家少见的皮沙发，有专放电话的电话桌。表姐可以随时拿起电话拨，有时拨给同学，有时拨给上班的爸爸。有一次她竟然把电话拨到大姨夫机关的管理处，说家里的特供油没了，需要立即派人送来。这件事连做饭的老阿姨都觉得不合“路数”，她不客气地指着表姐说，等着吧你，看你爸爸回来怎么批评你吧，这电话也是你能打的？果然大姨夫回来很严厉地批评了表姐，大姨也在一边说，电话是组织上为领导干部提供的工作方便，表姐也没有权利去指使管理处的干部。那时大姨和大姨夫最爱说“组织上”。对于这部组织上为大姨家提供的电话后来和表姐之间又怎么了，在李曼金的记忆里有些模糊，但表姐家的特供油却给李曼金留下了永远不可泯灭的印象。老阿姨炒菜时举着油瓶果断地往锅里一歪，锅底的油立刻能汪成茶碟大的一摊。而李曼金自己家里炒菜，锅底上的油比分币也宽大不出多少。有一次李曼金在家炒菜糊了锅，母亲说是因为她走神儿，李曼金却说是因为锅里油太少，要像大姨家那样还能糊？大姨家油多，米面多，茶叶也多。那茶叶不是放在茶叶盒茶叶筒里，是放在一个板凳高的小水缸里。茶们用草纸分类包裹，或碧螺，或云雾。为了防潮，缸底垫上用纱布包着的石灰块。大姨家还给李曼金留下了什么印象？还留下了表姐爱摔东西的印象。那摔并不是故意，是表姐的一不留神。从小大姨就教导表姐爱劳动，规定让表姐帮老阿姨收碗筷，那么表姐就摔。许多碗盘豁着边，家里人也不批评她，大姨只说，小心一些不行嘛，你呀。过后这些瓷器们还是坏在表姐手里。表姐还给李曼金留下了一个印象：本是上着小学的她，会品茶会喝老酒。她喝起老酒来大人一般，家人都说表姐喝酒不知什么叫醉。喝茶她则能品出茶的新旧和等级。表姐待李曼金也不算薄，遇到分糖果时，她不是拿一块两块，而是抓一小把，她抓起一把糖往李曼金口袋里一塞说，吃吧吃吧！这时的李曼金虽然感觉到表姐的豪爽，同时也意识到自己的被打发。但口袋里毕竟有了一小把糖啊。那时李曼金就明白意识到表姐和自己本不属一个阶层，表姐的一切行为她都是可望而不可即。
李曼金坐在沙发上想着应该让丈夫何平尽快去退票，一边不由自主地端详起自己这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决心要让房子和她或她和房子体面迎接表姐一家三口的到来，决心把这班亲戚接待得滴水不漏，善始善终。这套房子是他们一年前刚买下的，买房全靠了何平的收入，他开着一家小广告公司。李曼金是一所大学学报的编辑。房子不大，但她和何平还是狠花力气把它装修了一番，该有的都有了：榉木包镶，柳桉门，文化石砌成的电视墙，起着几层花线的灯池……他们要求工人做得一丝不苟。地板虽然是复合材料，但也是上好的船牌，她受了电视广告一个吹着胡子跳着踢踏舞的卖地板的外国人的感染，据说那地板比船的甲板还耐磨。厨房虽小，能显时尚的用具却一应俱全。何平有一次到外地出差还买回一套德国双立人牌刀具。这套厨刀的价钱很使李曼金目瞪口呆了一阵，她对何平说，快赶上咱们的冰箱贵了，你可真敢。但李曼金还是笑得目瞪口呆地接受了。目前她对那一组七长八短的刀具的性能还没来得及研究，但她还是感受到这套配有木架的刀具大大提高了这厨房的档次。提到李曼金家的冰箱，冰箱很大，大得进不了厨房，只好摆在客厅一角。冰箱一启动，客厅里泛着嗡嗡的回声。
住进新房之前，李曼金好像忘记了三十多年前小住大姨家的一切，只待搬进这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她才不时想起大姨家那所大房子。一想起那所大房子，又总对比出这套新居的单薄。首先是这人造地板，走起来飘飘渺渺。而大姨家的地板虽旧，踩上去却腾腾作响，脚下有根。装修时李曼金曾提到过实木地板，何平就说，忍忍吧太太，咱们的基础是筒子楼，蜂窝煤。也是，李曼金想。再说，大姨家的房子虽大，地板也实在，但那是“组织上”的。眼前的一切可都属于李曼金和何平。再说三个房间住起来也还得体：一间是何平和李曼金的卧室；一间是二人共用的书房；另一间是儿子的，儿子现在美国念大学，便有了一间的富余。现在她的计划是，表姐和冬冬住儿子的房间，姐夫闻忠在客厅支个折叠床。李曼金暗自作着计划，行动也跟了上来，她开始了对这房子的拾掇，她决心要先在视觉上引起表姐一家三口的注意。视觉给人以愉快，便能抵消她小时候那种不显山水的渺小吧。李曼金打扫房间从来就是不辞劳苦，她先用吸尘器把犄角旮旯吸了个遍，还不忘给吸尘器换个“嘴子”，连沙发缝儿、文化石、窗帘褶子也吸上一遍，然后是无休止的、无孔不入的擦洗，最后从壁橱里找出客人所需的寝具，再把枕头一个个拍松。何平很晚回家后，看到的是李曼金汗流浃背、头发打绺儿的样子。李曼金就势把有客要来的消息告诉何平，一边拿出那两张旅游火车票交给他。何平看看眼前的一切，接过车票只说了一句话：能退。还提醒李曼金，在客人到来之前，务必去趟超市。第二天李曼金很早就去了超市，买回了鱼虾、啤酒、雪碧和冰淇淋。路过花店时，还选了康乃馨和箭兰。回到家来，李曼金分门别类把食品放进冰箱，将鲜花摆上餐桌，再把她最重视的厨房重新作些布置，还不忘把那套双立人刀具摆在一个最显赫的位置。她想，显档次的东西不在多，就看来人识货不识货了。当年大姨家的地板虽实在，但厨房里就一把长着锈的老菜刀。
这天晚上，何平开着他们的“富康”，从火车站把表姐一家三口接了回来。临走前李曼金唯恐他们互相认不出，特意让何平举个牌子，牌子上写着她拟就的一行带点感情色彩的字：李曼金欢迎表姐一家！
表姐一家进得门来，先把大包小包“双肩背”等等跟头骨碌扔了一地，然后没等坐稳就开始了对这城市、这房子的品评。姐夫闻忠是个有点谢顶的赤红脸，大个儿，脚偏小，讲一口南方腔的普通话。他原先在一个大厂当车间主任，现在刚下岗。闻忠说话时总把自己的手指关节捏得嘎嘎作响，不是右手捏左手，就是左手捏右手，每个指头都不放过。闻忠捏着手说这个城市怎么像个村子，道路坑坑洼洼，摆小摊的还占着道。怎么满街都是卖驴肉火烧的，驴肉什么味道？冬冬就说为什么允许开车鸣喇叭，警察也不管吗？不是省会吗？表姐就说树少，树少。李曼金想，一定是何平抄近道走了些乱七八糟的旧街小巷。何平粗心了，她也粗心了，忘了叮嘱他走一条光明大道。现在客人这些话就像是专门说给何平听的。何平不知如何对付这样的开场，李曼金替丈夫解围似的说，这城市没有历史，才七八十年。闻忠就说深圳呢，珠海呢，不就才二十几年嘛。表姐就说城建，城建。意思是说一切都因为城建步子太慢。李曼金感受着表姐这两个字一组、两个字一组的句式，仿佛又听见了表姐当年抓起一把糖对她说的“吃吧，吃吧”。如今表姐说着城建城建，口气内行而又老练，好像她就是一名负责城建的官员，其实她的职业是粮食局的出纳。待客人对这城市的一番议论过后，李曼金就想，快要轮到对这房子的议论了吧，这房子也许能够挽回一些客人对这城市的坏印象。这样想着，她便观察起他们的神情、眼光，希望他们的眼光尽快转向这房子里的方方面面，并有意无意地把多宝槅上的一个什么东西扶了扶正。可是表姐一家对这房子却是一副视而不见的冷漠，好像他们面对的不是一套舒适的新居，妤像他们仍处在什么车站或码头。他们外衣也不脱，鞋也不换。李曼金便决心从换鞋开始再次引起他们对这房子的注意。她从小门厅的鞋柜里提出三双拖鞋，依次摆给三位客人说，换换鞋吧，地板倒不怕脏，你们的脚可是应该松快松快，坐了一天的火车。果然客人一边换鞋一边议论起这房子。他们换好鞋（闻忠的脚放着味儿），正式坐上沙发，表姐问李曼金：金金，怎么不买套跃层的？表姐说话爱抹搭眼皮，这是小时的习惯。李曼金常常觉得，当她抹搭着眼皮时，看的可能是高处。现在由于年龄的增长、眼皮的松弛，李曼金觉得表姐的眼皮更抹搭了。李曼金看着表姐的眼皮说，跃层要贵得多，是这套房子双倍的价钱。闻忠说，按揭，按揭。农行吧，我们那里好像是农行。表姐说农行、农行。李曼金正给客人往杯子里倒雪碧，想着过去她不懂什么叫按揭，买这套房时才明白按揭就是买房找银行贷款。雪碧正在杯里繁殖泡沫，像按揭的基数在逐年增长。开发商喊得好听，先交四万就可入住，听上去就像白给，其实一套四十万的房等到二十年交齐时就变成了八十多万。雪碧的泡沫在杯子里逐渐消失，李曼金将三只杯子摆上沙发桌，这时沙发上少了冬冬。冬冬正光着脚盘腿打坐在冰箱前，拉开冰箱找吃喝，显然她对雪碧没兴趣。她在冰箱里一阵扒拉，最后从冷冻抽屉里拿出一盒冰淇淋，三步两步跨过摊在地上的箱包，回到沙发前坐下，端详着盒上的商标说，和路雪呀，凑合一盒吧。这时李曼金发现冬冬是一口四环素牙。
闻忠喝起雪碧，冬冬吃起冰淇淋，表姐不吃也不喝，说，金金啊，还是给我一杯茶吧。表姐这个突如其来的看似平常的要求却让李曼金一阵忙乱。采购时她什么都想到了，唯独忽略了表姐的品茶习惯。家里不是缺茶，是缺表姐要喝的、盛在小缸里的草纸包着的那些茶。她在厨房里乱翻一阵，还是给表姐端来一杯。表姐用眼的余光扫了一下茶杯，果然没有喝的意思。闻忠替表姐说，到现在他也不明白，北方人为什么喜欢花茶，南方人不喝的呀。何平坐在不远处一只矮凳上说，是，是有差别。冬冬就说，毛病，毛病。也不知她指的是北方人的还是南方人的——毛病。李曼金觉得很不好意思，抱歉地对表姐说，要不然冲杯咖啡？表姐说，还是给我白开水吧。
两家人闷坐片刻，还是找到了新话题。他们说巴勒斯坦土地换和平的前途将会如何，说米洛舍维奇到底该不该受审，说哪个省的大贪官判轻了还是判重了。说现在的大米尽是有毒的，一些瘦型猪是让猪吃了盐酸克伦特罗，这是一种哮喘药。大都是闻忠说，何平附和。表姐从沙发上站起来，这儿走走，那儿看看。冬冬则挨着屋子观察，哪间该是她的卧室。很快她就得出结论，指着一个房间说，我准睡这间吧。说完先提起她的“双肩背”走了。下面是表姐出示礼物的时刻。她拉开一只提包把礼物往沙发桌上摆，有从那个城市老店买的老牌子干货，有从超市买的膨化食品，还有一套专喝功夫茶的紫砂茶具。最后拿出两块不带包装的衣料，并指出哪块属于谁。李曼金一眼就发现，属于她的那块和表姐身上那件短袖衫的花色一样。不能说穷气，但有明显的“背时”之感。李曼金笑眯眯地接受着礼物，不能说笑得不真实，也不能说太看重它们。然后她说，休息吧，大姐和冬冬睡一间，姐夫就在客厅支个折叠床委屈一下。表姐立刻说，他可不行，打呼噜能把你们吵死，不是还有间书房嘛，把他关在书房里。
也行，李曼金迟疑了一下说，我去给姐夫支床。
这时冬冬早已在卫生间打开电淋浴器开始洗澡，她花很长时间把自己洗涮干净，穿一件过膝的大背心出来，拿个空调遥控器跑着喊着说：降温降温，20度可以啦！而李曼金设置的空调温度一般是26度。
表姐和闻忠又排队在卫生间一阵洗涮之后，这套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居室才算安静下来。李曼金和何平没再接着洗，他们的电淋浴器是40升的，平时两人洗“一桶”凑合。表姐他们必得一人“一桶”，客人洗完轮到主人，可能天也快亮了。
李曼金换上她的“破衣烂衫”躺在床上。
何平说，这南方人和北方人就是不一样。
李曼金说，当初我说买个60升的（热水器），你非不。
何平说，你说的是洗澡。
李曼金说，你说的是什么？
何平说，哪儿都不一样。从前你净夸你表姐，也看不出什么来。
李曼金说，不许你贬我表姐，见过什么呀你。
这时他们隐隐约约听见闻忠的呼噜声。
昨晚共用卫生间有了教训，今天李曼金特意早起，把何平也拍醒。何平睁开眼，立刻又接上了昨晚的话茬儿，说，我真看不出什么来，从前你净夸你表姐。李曼金没理何平，一个人关好卫生间的门，提早做些早晨该做的事。昨晚的初次见面不能说一切都是愉快的，可她还是愿意把表姐想成过去那个伟岸而气派的表姐。至于冬冬，凑合一盒啦，拿着遥控器乱降温啦，年轻人的通病吧。闻忠的嘎巴嘎巴捏手，倒使她太阳穴一阵阵发紧，不过这种声音她只须听七天就可消失，又不是一辈子。所以李曼金还是愿意带着好心情度过这一星期。再说，表姐家目前的景况不如自己，一没买房子二没买汽车，工作显然也不如意。可表姐毕竟是在那座大房子里生活过的表姐：抓一把糖往她眼前一递说，吃吧吃吧。多豪迈。
李曼金梳洗完毕，告诉何平一会儿照顾表姐他们吃早饭，自己决定赶早去买些最新鲜的蔬菜，让他们看看，这城市不是只有驴肉火烧，也有上好的鲜菜。或许是水土的缘故，家里来过的客人都夸这里蔬菜味道的地道。
在菜场，李曼金买了时令鲜菜，肥鸡活鱼，还买了两听醉泥螺罐头。她想起这是表姐最爱吃的东西。今天她将自己下厨操持午饭，尽管这已经是一个谁都不愿意在家招待客人的时代。李曼金决心用自己的厨房，自己的手艺，自己的好心情招待好这一家远道而来的亲戚。回家的路上，她在脑子里开列出一张中西合璧的大菜单：冷菜她决定以蔬菜火腿沙拉为主，再加几碟拉皮呀，糖醋小萝卜呀，姜汁松花呀；西餐主菜她决心做一道俄式的黄油炸鸡卷。然后是清蒸鳜鱼，油爆泰国虾，外加几个素菜小炒，基本就成个气候了。
李曼金买菜回来，见餐桌四周已经无人。有把餐椅没归位，椅背上搭着表姐的花衬衫。餐椅归位是李曼金一贯的主张，她认为只有餐椅归位才能显出一个餐厅乃至一个家庭的秩序。现在桌上还摊着早餐的餐具，何平不收，客人不搭手。此时客人正对这房子展开着细致入微的议论，一班人围着闻忠看他在厨房里敲地砖。他拿个锤子冲着每块地砖敲，说这地砖铺得不结实，有空心。说走不了多久就得一块块翘起来。敲完地砖就去跺地板，说这种中低档地板实在还不如水泥地，走起来蛮唬人，它释放出的有毒化学气体对人体的危害其实是不可估量的。表姐看见李曼金进来就说，金金，选吊灯怎么不选那种带水晶串珠的呀，不然带葡萄叶的也好呀，我就爱逛灯具市场。冬冬说，爱逛就是不买。闻忠说，逛逛也无妨嘛。说完把锤子往地板上一扔，回到餐桌旁，拉开一把椅子坐下就捏手，嘎巴嘎巴的。李曼金放下菜，一边收拾餐桌，一边用笑容承接客人对房子的挑剔。她只是想，表姐小时候本是爱劳动的呀，专收餐桌上的碗盘。见李曼金收桌子，表姐才过来帮她，说，在家这都是闻忠的事。闻忠说，你不收，我也不收，谁收？冬冬说，随你们。李曼金说，还是我收，你们坐去吧。表姐就离开了餐桌。李曼金这才发现她今天换了一身衣服，鞋也换了，高跟的。表姐穿着高跟鞋，行走起来身子有点向前探，膝盖也向前突出着。再说人在家里穿高跟鞋，显得格外“村气”。李曼金想，看来表姐始终没有找到穿高跟鞋的感觉。小时候表姐脚上那不同凡响的偏带黑皮鞋其实要比现在她脚上的高跟鞋更随和。
一个上午，李曼金忙午饭，何平打下手，冬冬在书房占着电脑打游戏，表姐和闻忠面对电视墙看一部卫视电影频道的什么电影，电视机里不断传出嗨！嗨！呀！哇……
李曼金按计划把午饭摆上桌，餐桌被一块大亚麻台布罩住，每人眼前有中、西餐具各一副。李曼金让何平致欢迎词，何平只说了些不知打哪儿模仿来的套话：难得一聚，难得一聚。然后众人碰了杯。作为头菜的几个冷菜，没有人发表评论，没有人说生菜新鲜，沙拉漂亮，但闻忠和表姐都吃。冬冬不吃，只用筷子扒拉，说，沙拉怎么这味？不对的呀。热菜上来后冬冬只吃泰国虾，吃起来没命。闻忠爱吃黄油鸡卷，刀叉用得虽不地道，也还能对付着切开。表姐看到醉泥螺果然眼睛一亮，吃了几口却又说，罐头，罐头，没筋没骨的。她问李曼金，你记得小时候吃泥螺的味道吗？李曼金说记得。老阿姨炒的泥螺，表姐一口气能吃半碗。这时一大盘泰国虾差不多都被冬冬吃了，吃完就问，有日本酱汤吗？说世界上最好吃的就是日本酱汤。表姐这时倒说，其实冬冬就喝过一次那东西，那年和日本学生一起参加夏令营，一个日本孩子送过她一包，速溶的，她就记住了。冬冬在得知没有日本酱汤后，离开餐桌就去打电话，她的电话都是长途，打完一个又一个。对方不是同学就是朋友，她和他们聊着在这里的感受，不时说着：还可以……还可以吧……没有，没有……没什么玩的地方……还不知道，不知道……当全家人都离开饭桌，李曼金收拾完碗筷，冬冬的电话还在打。李曼金想，这差不多要等于他们家一个月的电话费了。和早晨的情绪相比，她多了些疲惫，也预感到这个星期将是漫长的。冬冬在电话里提到的“没地方玩”倒提醒了她，她想，何不带他们出去走走。这里虽然没有长江边上那些名山古刹，湖光帆影，可不远处有清代几个皇帝和妃子的陵墓，有抗日战争时的地道战纪念馆，还有一些新开发的零零星星的名气不大的旅游景点，据说在那里可以登野山，观野景，尝野味。表姐的来，好歹也是一次旅游。
旅游开始了，每次出游都是何平开车，闻忠个儿高坐前边，三位女性坐后排。为了让表姐坐得宽松，李曼金总是背不靠座位地歪坐在一边。小时候她坐大姨夫的车出门，就是这个姿势。表姐看着李曼金的姿势说，你这车太窄，还赶不上从前爸爸坐的“华沙”。闻忠就扭过头来说，华沙算什么，和苏联的胜利牌一个车型，赶不上富康。表姐说，可是比富康宽。闻忠说，不可能，那是你小时候的感觉，小孩看马，比大人看马还大呢。表姐不再说华沙的事，转而说，哎，金金，还记得胖子吗，当时他爸爸管“公检法”。李曼金说记得，咱们还一起爬过太岁山。表姐说，对，对，现在卖音响，生意做大了，开着一辆……冬冬接过来拖着长声说，宝——马。表姐说，你们就买宝马吧。闻忠在前边对何平说，也不必，我看帕萨特就可以，无级变速，档次也不低。何平不说话，路不好走，他不时换挡、加油。李曼金也不说话，心想这个距买车尚远的家庭，对车却如此内行。从“华沙”到“帕萨特”跨越了整整半个世纪，在这半个世纪里，大姨和大姨夫已经不在人世，表姐一离开他们和他们那所大房子，不知为什么逐渐就成了一个不入时的人，却还不甘心地偏要作出一副与时俱进的样子。想想这些，李曼金又有几分替表姐心酸。她转移话题似的说，喝水吧。说着从脚下举出几瓶“娃哈哈”。偏偏表姐的眼皮一抹搭一抹搭的，还不愿意结束刚才那个话题，说，金金，表姐现在不如你，我要是你，日子可不这么过。我赞成胖子，干什么都一步到位。这，高不攀低不就的。冬冬突如其来地喊道：买“大奔”买“大奔”。闻忠的手嘎嘣嘣，嘎嘣嘣。
旅游点到了，是个野景。已是中午，何平先领大家吃烤全羊，吃着，有几个假朝鲜人还跳舞敬酒的。下午他们登山，滑沙，骑马，坐滑竿，在个水泥池子里钓鱼，所有项目都领略一个遍。冬冬夺过何平的数码摄像机，像玩手枪似的，对着人和景，一阵阵乱摄，一小会儿就拍掉好几盘带子。晚上他们回到家来就放录像，屏幕上是他们吃烤羊的嘴，一些朝鲜人的扇子和胸脯子，半个脸的他们举着鱼竿傻笑，还有就是他们一双双爬山的脚，其中表姐的高跟鞋最为突出，在凹凸不平的山路上一崴一崴的，鞋跟和方的、圆的石头作着狠狠的碰撞。表姐和闻忠也许因为是第一次从电视上看到自己，看得格外兴奋。李曼金在一边却忍不住说，冬冬，应该让小姨夫教教你，手要稳，构图得讲究，镜头推拉也要掌握。冬冬说，那我这就算是玩行为艺术吧，行为艺术讲的就是不完整，就是出其不意。我有个同学的爸爸就是搞行为艺术的，专在头上种草。把头发剃光，在头皮上拉几个口子，把草根洗洗，栽进去，让助手给他缝上。李曼金说，听着都受刺激。冬冬说，行为艺术玩的就是刺激，艺术就在于带有刺激性的发现。李曼金想，闻忠的捏手也是行为艺术了。
看完录像，谈完行为艺术，几个人又是洗浴的洗浴，打长途的打长途。李曼金和何平在卧室相对而坐，呆着，等着，等着这三室一厅一厨一卫的房子安静下来。李曼金看着开了一天车的何平那不急不躁的样子，心想幸亏眼前是何平，永远那么平和。这时她也才明白，她自己已经是在忍耐了。
下一天是参观皇帝的那些陵墓，闻忠说皇帝选地方选得不好，这风沙可就够皇帝受的。表姐说，脚上打了泡，上不去那些大坟头，只在一棵白皮松下坐着。冬冬说，这儿卖的矿泉水都是假的。
再一天是钻地道，表姐倒是来了情绪，说，小时候她爸爸给她讲参加过地道战，准是这儿。她在地道里弓腿弯腰的，让冬冬紧跟着她作些实战体验。冬冬就说，她怕耗子，她看到耗于正在里边跑。闻忠在地道里捏手，回音格外大。李曼金和何平都像真听到了当年实战的枪声。
再一天是游一个水库改造的人工湖。李曼金买回游湖的船票，表姐一家坐在水泥堤坝上不起来，没有游湖的意思。李曼金方才恍然大悟，想，怎么就忘了表姐一家本是来自水乡。再一天李曼金就推脱单位有事，何平也说有个小项目需要他去处理一下。客人便在家里自由活动。
明天客人就要走了，按照待客之道，今天主人应该陪客人逛逛商店。李曼金准备带表姐一家去“北购”，“北购”是这城市最大的一家综合性商场。行前何平嘱咐李曼金备下些“银两”，好在必要时拿得出手。他们一行五人来到“北购”。其实像“北购”这种商场在中国已经比比皆是，不足为奇。但它对表姐仍然有着格外的吸引力。比起那些帝、妃的陵墓和野山、野味，表姐要兴奋得多。她像一名“质检员”一般，对这店里那号称5万种商品的系列作起不辞劳苦的研究。该拽的拽过来，该捧的捧住，该敲的敲，该听的听，该闻的闻，该摩挲的摩挲……并认真察看着商品标签所标的价码，和她的城市作着对比，连小数点以后的数目，她都能作出或高或低的结论。有时闻忠和她争论，但就像争论“华沙”车体的宽窄似的没有结论。冬冬早就穿梭似的寻找自己感兴趣的东西去了。何平站在远处想自己的事，只有李曼金随从般地守在离表姐不远不近的地方。她少言少语，对表姐的见地或附和，或不附和。当他们来到灯具卖区，表姐果然表现出更浓厚的兴趣。她把所有灯具巡视一遍后，叫过李曼金，指着一盏四处牵挂着串珠、点缀着“金枝玉叶”的吊灯说，她欣赏的就是这一类。说，一盏灯能烘托出一套房子。说，还有壁灯，北方人就是不注意壁灯，四壁光秃秃的，像根本没有装修。吊灯你们如果不换，壁灯总得补上。你们的走廊，你们的客厅，你们的阳台，都得有。她给李曼金指点出几种：这种，要么这种，我看都可以。听着表姐的指点，李曼金作些恰如其分的附和。看完灯具已是中午，他们就在这店的美食厅就餐。何平请大家吃土耳其烤肉，表姐就说，有驴肉火烧吗，现在我倒想尝尝。李曼金说这个商店没有，只有小街道的小摊上才有。大家吃喝完毕，还有一多半的楼层等着表姐去逛。那么就接着逛。只是表姐总不尽兴，广播里已在提醒顾客是打烊的时候了，表姐还没有要买什么的意思。何平把李曼金拉到一边商量，让她赶快做主表示一下。于是李曼金分别给表姐、闻忠和冬冬都买了自己认为得体的礼物。
晚上，李曼金夫妇谁也没有提及这一天的感受。也许李曼金在想，这七天，他们夫妇是圆满的，他们总算是圆满了。表姐终归是她的表姐，常说亲不亲，姨表亲。她忽然想起表姐还没吃上驴肉火烧呢，就决定明天一早去买。
早晨很闷热，早饭后表姐一家就要走了。李曼金提早起床去给表姐买驴肉火烧，她决心什么遗憾都不留给客人。为了赶时间李曼金几乎是一路奔跑。在一个犄角旮旯，她终于找到了那东西。她让摊主将一个个火烧用刀片开，再把切成薄片的驴肉夹进去，用个食品袋兜住，便飞也似的、汗流浃背地跑回了家。
厨房的门大开了，李曼金闪了出来。她脸涨得通红，汗湿的衣服贴在身上。她冷着脸对餐桌上的他们说：我讨厌你们，你们一点都不知道吧，我早就讨厌你们！
大家都听见了李曼金的话。
何平独自开车送表姐一家去了火车站。车上少了李曼金，后排座松快多了。
李曼金站在窗前看何平的车跑得没了影子，才坐回到饭桌旁。别人的椅子都已收好，只有表姐的椅子如往常一样仍然跨在桌外。这时候李曼金想，其实椅子跨出来又怎么了，干嘛非得把它想成给其他椅子训话的领导不可呢。如此，表姐一家倒显得无辜了。
谁能让我害羞
溜溜达达的女人拐进厨房，发现饮水机上那只淡蓝色的空水桶，想起该给水站打电话叫水了，于是尽快结束了眼下这个本来就内容空泛的电话。她开始拨水站的号码，却怎么也要不通，话筒里翻来覆去只有一个不给情面、呆板乏味的声音：“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或已变更。”女人的脾气有点上来了，这种名叫“清灵山”的矿泉水是厂家上门推销时被她接受的，几天前她还打电话叫过水，怎么会“您拨的电话号码不存在呢”？那么就是“或已变更”？这就更不像话了——变更了电话号码为什么不通知客户不知道我们每天要喝矿泉水啊。女人又打“114”查询，“114”说“您查询的号码未作登记”。女人气愤了，“黑店”、“野店”之类的词汇咕嘟咕嘟直撞心口。她想起就在上次，听从那个送水的小男孩的建议，她从他手里买了10张共100块钱的水票。当时她也觉得方便，每次付给送水人一张水票，比每次都要预备好合适的钱省事。敢情这是水站的一个小伎俩啊，他们一次性骗走所有用户的人民币，然后就从这座城市消失了。女人想着，随手拉开灶台旁边的一只小抽屉，拿出那沓比扑克牌略窄的、价值100块钱的水票。是啊，水站的电话号码若是存在，它就还是钱；不然呢，它就只是一沓废纸了。这时女人看见“废纸”上赫然印着“清灵山”矿泉水送水站的地址：本市某区某某路某某某号。原来这水站是有出处的，她怎么从来没有注意过水票上的地址呢？当你可以用电话召唤对方为你服务的时候，地址的确显得并不重要。但是此刻它重要起来。女人估算了一下，这个地址距她所在的小区大约6公里左右，在一座中等城市，这是一个不算远也不算近的距离。女人决定按水票上的地址去找这家水站。也许是为了那100块钱（她在心里已经把它作废），也许是为了自己作为顾客的被戏弄。女人有理由认为自己已被戏弄。这感觉她并不陌生，火爆而没有信誉的商业，富裕却并不安稳的生活，经常被她交叉体味。所有的许诺都是可疑的，包括物业公司承诺的24小时热水供应也从来没有百分之百兑现过。可是他们却知道先把满院子的保安武装得像那么回事，保安身穿配有金色肩章和绶带的深蓝制服，头戴红呢贝雷帽，时不时排起队在楼前楼后巡逻一阵子，演戏一般。难道没有满足物业公司和业主双方的虚荣心吗，难道还有什么不够？女人呢，最受不了的就是保安头上的红呢帽，特别当她正要洗澡水龙头里突然出不来热水时。她胡乱抓起浴巾裹住赤裸的身子给物业值班室打电话，他们通常的回答是“对不起正在抢修热水管道”。这时女人坚信那个接电话的值班员头上一定也歪扣着一顶红呢贝雷帽，煞有介事而又不伦不类。
就这样，女人想想这儿想想那儿，怀着一腔的不快把自己穿戴整齐，锁好家门，乘电梯下楼，开车去寻找那个可能已经失踪的水站。她顺利找到了某区的某某路，原来这是一条拥挤、嘈杂的肮脏小街，集中着土产批发一类内容的密密麻麻的店铺，笤帚，簸箕，墩布，卫生纸，品质可疑的所谓不锈钢盆、碗，还有菜刀、剪子、铁锅、塑料桶……波浪似的翻滚在小街两旁的便道上；搀杂在其中的小饭馆们也不甘寂寞，炉灶快要戳在了马路中央，大馅水饺、小笼蒸包和油泼面在各自的锅里冒着腾腾热气，笼络着这街和街上的人，致使油腻的地面上处处污水横流。女人放慢车速，留神着门牌号码，她想，正因为这条小街是如此地放肆和热闹，这里的任何一间小铺子或说“公司”才特别容易说没就没。就在这时，她看见了“清灵山”三个字，“清灵山矿泉水某某路分公司”的大字招牌就在一间小门脸的门楣之上，在小笼包子和油泼面的油腻气味中确凿地存在着。女人把车停靠在路边，躲着便道上蜿蜒的污水走进水站。在堆积着水桶的房间里，那个小男孩——上次给她送水的那个，和两个同伴围住一张两屉桌，一人捧着一只比他们的脑袋大不少的青花瓷碗正在吃面，油泼面吧。当他发现女人进屋，把脸从面碗上挪开时，腮边还沾着一片黑绿的菠菜。
女人的心定了。看来这水站没有戏弄她，水票上的地址是真实的，而且，那被用来吃面的两屉桌角摆着电话呢，蒙着灰尘的电话。她扫了一眼腮边沾着菠菜的小男孩，不知道该怎样称呼他。他显然还算不上个男人，但用“小男孩”招呼他也太过稚嫩，至少他不是个童工。“小伙子”吗？透着点鼓舞和褒扬的意思，女人没有这种意思。他不超过17岁吧，有点鼠相，有点孱弱，面目和表情介乎于城乡之间，皮色发暗，一个营养不良的少年而已。对称呼这样一个人物其实何必太费斟酌，用得着吗？女人于是冲少年“哎”了一声，“你”，她说，她对他发表了一些谴责的话，谴责水站变更电话不通知客户。少年解释说从前那个号码是借别人的，现在人家不让用了，老板只好去申请新号，老板说了，新号码很快就能办好。接着他又呜里呜哝向女人道了些个“真不好意思”之类，仿佛刚被这个城市教会，运用尚欠自如。女人不耐烦听他的道歉，只说你不是给我家送过水吗，下午3点以后请你给我送一桶水。你们的顾客登记上有我的地址。少年殷勤地答应说他知道女人的住址：湖滨雅园5栋801。女人心里笑了，不是笑少年那不错的记性，她想这本是一个没有湖泊的城市，她那个小区还非叫湖滨雅园不可，一时间小区连同小区的业主都有那么点虚情假意，那么点连蒙带唬，不是吗？女人得意自己这瞬间的自嘲，有自嘲能力的人就是那些在生活中占据主动位置的人。她就是，她觉得。
少年目送女人开车远去，特别注意着她的白色汽车。他不知道那车是什么牌子，但这也许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一个开着汽车的女人光临了这个水站，这间破旧、狭隘的小屋。她带着风，带着香味儿，带着暖乎乎的热气站在这里，简直就是直奔他而来。她有点发怒，却也没有说出太过分的话，并且指定要他给她送水。她穿得真高级，少年的词汇不足以形容她的高级。少年只是低头看了看自己，原来自己是如此破旧，脚上那双县级制鞋厂出产的绒面运动鞋已经出现了几个小洞。少年对自己有些不满，有些恼火。他回忆着第一次给女人送水的情景，基本上没想起多少。只记得房间很大，厨房尤其大，简直大过了他姑姑家最大的房间——少年寄居在姑姑家，和表哥挤着一间6平米的小屋。女人的厨房比6平米大两倍吧，少年弄不懂做饭的屋子为什么非得这么大不可，开间饭馆都足够了，而且，厨房的洗碗池前竟然还铺着地毯（防滑垫），竟然还铺着地毯！给少年留下记忆的还有女人的孩子，那么小的一个孩子——可能5岁？就拿着个手机当玩具玩儿，当女人要他放下手机时，他就很悲哀地对女人说，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呢，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呢！我要打“110”了……“痛痛快快”和“110”给少年留下了印象，比女人那套让人眼花缭乱的房子留给他的印象要深。房子和房子里的一切毕竟离少年太远了，而孩子所说的痛痛快快倒叫他觉得有趣，他就总想痛痛快快地不送水了，痛痛快快地闲呆着。一桶水50斤重，他送一桶才挣8毛钱。生意最好的时候他一天送过9桶，挣过7块2毛钱，表哥立刻要他请客吃烤羊肉串。他这一天的工资连买一桶矿泉水都不够，一碗油泼面也得两块钱，少年的姑姑家不管饭，他一天至少要在外头吃两碗油泼面。有时候，特别当要水的人家住在5楼或6楼，他扛着水桶一级一级爬楼梯的时候，他就会心生忿懑：这些人为什么一定要花钱喝矿泉水啊纯净水啊，水管子里的水怎么了有毒了吗有毒了吗？毒死他们才好呢。少年的想法有时候无边无沿。不过他知道他不能去毒死“他们”，“他们”会打“110”报警。当他在半年前来到这城市谋生时，表哥给他讲过“110”的作用，从此他知道，他独自在外遭遇紧急情况随时可打“110”。问题是他能有什么紧急情况呢，他最大的紧急情况就是缺钱，缺钱就不能痛快，“110”能帮他弄钱吗？但是现在，少年还是准备去给湖滨雅园5栋801的女人送水，这些人如果都不喝矿泉水了，他就连那一天7块2的人民币也挣不出来了。刚才那几个和他一起吃面的同伴在这时冲他开起粗俗的玩笑，找你来了人家找你来了，他们说；看上你了人家看上你了，他们说。少年的心可能为此忽悠了一下，他不能解释他这陌生的忽悠到底源于哪里，他只知道现在他和他的这几个同伴好像不一样了，他也有些后悔跟他们一块儿凑在水站吃那碗油泼面，为什么要让女人看见他手中那碗浮泛着几片蔫菠菜的面条？他还觉得他必须要换一身衣裳了。
女人在下午3点听见门铃响，她开了门，少年肩扛水桶站在门口，显得有些怪异。少年还是那个少年，他的脸相和表情都被她认了出来。女人经过瞬间的审视，发现少年的怪异来自他的打扮。上午她并没有注意他的服装，他的服装他的脸相和那间昏昏暗暗的水站相辅相成融为一体，天然的合拍，谁还用得着特别留神他的衣裳呢。此时此刻的少年换了装，穿一身于他来说显然过大的西服，簇新的，面料低劣的，没有经过整型处理的，支支棱棱的，把他的脑袋比照得更小，让女人感觉不是少年扛着水桶，而是这套西服本身扛着一桶水。她让他进来，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巨大的“咯噔”声，女人看看少年的脚，那脚上是一双偏大的硬底皮鞋——他的崭新行头的另一部分。她提醒他换鞋，他像假装没听见似的咯噔咯噔一路向前然后拐进厨房，他那由于过长而挽起两折的裤脚堆积在鞋面，单看这两条腿的下部，仿佛这个人已经松开裤腰褪下了裤子。女人没再坚持要他换鞋，经验使她猜测这少年的脚也许很臭，如同物业公司那些来修暖气和水管的工人，每次他们走后她都要开窗换空气。那么，不换也罢，让臭脚就盛在他自己的鞋里原封离开吧。由于这身并不合体的服装，少年干起活来显得笨手笨脚，他自己浑身上下窸窸窣窣窸窸窣窣，撕扯着水桶上的塑料包装膜也窸窸窣窣窸窸窣窣。当他终于鼓捣清楚，想要抱起水桶将它安插到饮水机上时，女人说，等等。
少年放开水桶回转过身，见女人手里举着一块耀眼的白棉花，蘸了酒精的。她对他说，我要把水桶接口的这个地方消消毒。你的手不要再碰这儿了。
少年说，这些水出厂时瓶口都是密封的。
女人说，谁告诉你的？
少年说，我们老板告诉的。
女人不屑地撇了撇嘴，毫不犹豫地用棉花狠擦起水桶，就像以这个动作告之少年，她不会相信他的老板乃至他们工厂里所谓的“密封”。就在今天上午之前，她还没有要给矿泉水桶消毒的打算；就在今天上午之后，她滋生了这个念头。她并不特别责怪水站设在那么一条污水横流的乱糟糟的街上，你以为你在光线明亮、环境舒适的大型超市里购买的东西都源自光线明亮、环境清洁的地方吗？女人在电视台作着一个栏目的制片人，对这些事情本来知道不少。她弯腰擦着水桶，视线很自然地落在身边少年垂着的手上，这是一双多么脏的手啊，就是这样的一双手，到处送着要被人喝进嘴里的水。女人直起腰来，她想，手中这100块钱的水票肯定是退不掉的，用完这沓水票之后她一定得换一家。那么，少年的手脏与不脏根本上就和她关系不大了，就像他这身大而无当的古怪的西服和脚上的大皮鞋与她无关一样。他为什么要这样，她并不关心也没工夫关心，下次送水的人也许西服更大，双手更脏。
女人完成了消毒程序，指示少年安好水桶，撕给他一张水票，少年却还站着不走。他磨蹭着不走，是因为有点懊丧。这身“行头”是他中午专门回姑姑家偷出的表哥的礼服，他以为这礼服应该能配得上他下午的送水，出入女人那样的人家，应该有他身上现在这样的衣服。还为了什么？用这样的衣服来抵消上午女人对他们水站的造访吗？来模糊女人看见他手捧着油泼面狼吞虎咽吗？少年没有能力归纳自己脑袋里的乱七八糟，只是一个劲儿地懊丧。女人分明没有留意他的新装，反倒使劲擦起水桶那密封过的瓶口，已经是嫌恶他的意思了。而这少年的内心还谈不上十分敏感，判断力也时常出错，他固执地认为自己的“改头换面”尚嫌不够，他又想起了属于表哥的几件时髦玩意儿。这时他听见女人说，你还有什么事吗？少年解释说他只是想告诉女人，她如果再要水可以呼他，他有呼机。女人有些奇怪地说，你说什么？
少年很为女人的奇怪表情感到高兴，他愿意她对他产生兴趣。他再次告诉她呼机的事。
女人说，你的意思是不是你们水站的电话还有很长时间不能接通？
少年说不是。
那我为什么要呼你呢？女人说。
我是想说，这几天你要是用水就可以呼我。少年说。
用不着。女人说，五天以后你再给我送一桶就行了。
那你不用记我的呼机号了？少年说。
不用。女人回答得很果断。
她有些厌烦这个送水的少年，他以为他是谁？还让她呼他，难道谁都配被她呼吗？即使她真的断了水，和所有水站都联络不上，家中水龙头里流出来的不也是水吗？时间倒退十年或者二十年，女人以及这城市里所有的人喝的是什么？就是自来水管里流出的水啊。在女人更小的时候，她的童年时代，住在一座筒子式的宿舍楼里，所有人家共用着走廊尽头的一只水管，夏日的晚上她从来不在家洗脚，她总是穿着凉鞋到那个共用的水管子底下去冲脚，冲完脚，再就着水管喝一通生水，这是被大人禁止的，大人要求她喝凉白开。但她和她的朋友们都这么冲脚都这么喝水，她们发育正常，没被毒死，成长得也很健康。回想从前女人心中漾起暖意，不过也仅仅是回想而已。如今她已为人母，她绝不想让她的宝宝喝着水管子里的未达国际标准的生水长大。她的常驻国外做生意的丈夫年节时回家，甚至都水土不服了，烧开的自来水他喝了都会腹泻。所以女人需要有人送水，最终她才能忍受那些送水人。
五天之后，少年又来了，仍然穿着西服和皮鞋，脖子上又添了一条花格围巾，使他看上去格外臃肿。女人为他开了门，接着，一切如同上次。仅在付水票的时候，女人多问了他几句话。也许她只是念他遵守信用，也许她只是没话找话。她问他送一桶水挣多少钱，他说8毛；她问他一天能送多少桶，他顿了一下，很想同这个女人胡说八道一次。然后他昂起头说，最多的时候，他一天送过60桶水。他想让她不要小瞧他，还要告诉她，他一天挣的并不少。可惜女人是心不在焉的，她不想知道60桶水对一个少年意味着什么，意味着他要付出多少时间和多大的体力，也不想算算60乘以8是多少钱。她和他说几句话，只是想填充一下他离开之前的这点空白。所以他胡说八道还是正儿八经对她来说都一样。所以她就顺嘴搭腔地说，喔，60桶。
女人的顺嘴搭腔以及她搭腔时表情的平淡仿佛伤害了少年，原来他如此巨大的谎话和谎话里如此巨大的数字都不能震撼女人，甚至，就连引她嗤之以鼻都不可能。这儿没他什么事儿，这儿从来就没他什么事儿啊。可他为什么还不走呢。他觉得口渴，他对女人说他想喝点水。
女人用下巴朝洗碗池那儿轻轻一点，当然只能是洗碗池那儿，在那个配有粉碎机的双槽洗碗池上方，伸出一只造型别致的脖颈长长的炫目的不锈钢水龙头。少年来到那个被指定的地方，有点恍惚地歪过自己那满是尘土和头皮屑的小脑袋，把嘴伸向那个冷冰冰的龙头。
又是五天过去了。少年的日子不太愉快。他的表哥已经发现自己的西服皮鞋之类不断被少年偷穿，而且弄得挺脏，表哥为此和少年打了一架，从此把自己认为值钱的东西都锁了起来。论打架，少年不是表哥的对手，膀大腰圆的表哥一把就能将少年整个揪起来揪得双脚离地。然而打架本身并不可怕，平日里少年最怕姑姑对他说那样的话，姑姑经常抹搭着眼皮对他说，你可是白住在我们家啊，再这样……少年知道下边的意思，他随时可能被赶出姑姑家，要想在这个城市里混，他的前景只能是自己花钱出去租房。但这时的少年，思维是混乱的，情绪处于一种茫然的亢奋，以至于，他刚向表哥讨了饶，表哥刚出家门，他就有一种强烈的要撬表哥的箱子的欲望。他这欲望比他的讨饶更为坚硬，突如其来而又不计后果。他撬了他的箱子，打扮好自己，能披挂的一切都披挂在身上，他不仅围上了表哥那条格子围巾，还胡乱抻出一根花领带系在脖子底下。一串穿着折刀、剪子和假手机的花哨的钥匙串他也别在腰上，最后他胆大妄为地拿起表哥的随身听揣进衣兜，把那副黑沉沉的大耳机套上脑袋堵在耳边，他就这样背着姑姑，鬼鬼祟祟，小耗子一般臃肿而又麻利地直奔水站而去。
少年骑车驮着一桶新水去给女人送水，一路上磕磕绊绊。先是后轮胎不知让什么给扎了，他只好推着自行车找修车的补胎。当他再次上路之后，他的耳朵里就灌满了《心太软》的歌声。音量太大了，快要把他从车座上掀下来。这样也好，因为忽然之间少年和周围的一切都没有关系了，汽车，行人，街道，树木，一切都离他远去，只有耳朵里的歌声带着他前行，也许就是那歌儿在替他骑着自行车。少年的视觉、听觉和感觉因此都有些麻木，他被一辆三轮车挂倒了都不知道。这时歌声断了，周围的一切又回到少年身边。他和他的自行车倒在地上，水桶也滚出去好远。他爬起来，西服和皮鞋沾了很多尘土，随身听怎么摆弄也不再响了，坏了。挂倒他的三轮车已经跑了，幸好水桶没有摔破。少年用铁钩重新把水桶在后衣架上挂好，继续前往湖滨雅园。
这是一个安静的下午，少年在第5栋楼门前停好车，拍拍浑身上下的尘土，扛起水桶走进前厅。他直奔电梯间，不幸的是今天电梯出了毛病暂时停开了。于少年来说，这真是一个不幸：他得扛着50斤重的水桶爬8层楼梯。也许他应该撤退了，换了别人可以改天再来。但少年觉得自己是没有退路的，他这一身狂热加冒险的来之不易的装束，他这一副虽已摔坏却显示着时尚的耳机，他这一路的颠簸和磕绊，都鼓舞着他不能回头，他必须爬上8楼见到女人。那么，他就开始了。他的过大的皮鞋这时特别显出了不利，沉重而又不跟脚，成为少年上楼的累赘。当他行至5楼时，他觉得耳朵嗡嗡直响，头上满是虚汗，后背已经湿透。他体内的卡路里不足以支付他这种超常的表现，少年休息了三次，才终于登上8楼。
女人听见门铃声，在门镜里认准了少年，打开门。
在她眼里，少年比任何一次都要怪异。他就是一个送水的，而且正在工作中，他这是干什么？一身的西服围巾花领带，耳朵上还扣着一副庞大的耳机。他就像在搬家，或者刚抢劫了一间百货店。肩膀上那桶水反倒退居一切一切之后了。但女人要的就是水啊，这才是她让他进门的理由。
他进了门，有点气喘，直到往饮水机上安好水桶，他一直猫着腰，并且一手捂住肚子。很难判定此时此刻他怎么了，也许肚子疼，也许胃疼，也许哪儿都不疼他只是累坏了。也许他没有累得直不起腰，他就是想用这种姿势引起女人的注意女人的好奇甚至女人的怜悯。引起女人的怜悯，这是妄想了，还有点撒娇的意味，尽管这点意味连少年自己也未必明确。这妄想和这撒娇若被女人看出，她会轻蔑加恼火，恼火着轻蔑着立即把少年轰出门去。
女人看见了少年的姿势，顺带扫了一眼少年的表情。他说不上阴沉，也不是顽劣，也不像有阴谋，更说不上流里流气——他还根本不具备流里流气的分量。他的脸上有一层似尘似雾的不清洁的薄膜，没有长时间的盯视，很难找出那薄膜后边的稚嫩的底子。这时她是彻底地嫌恶他了。有一瞬间她几乎不觉得他是个人，他是一堆闯进她家的游动着的乱七八糟的怪物。他为什么猫腰捂肚子，她没有兴趣知道。他有病了吗？他又有什么权利在顾客家有病？她递给他水票，告诉他可以走了。
少年接了水票，没有离开的意思。他偷眼看着女人，忽然一阵悲哀。女人今天的头发是蓬乱的，仿佛格外要用这乱蓬蓬的头发来表示对少年这样一个人物、这样一堆“武装”的轻蔑。他就想，凭什么我不能在这儿呆一会儿呢。当女人催他离开时，他说他渴了，他要喝点水。他听见了自己的声音，声音有些嘶哑，而那条早已被汗水濡湿的花格子围巾还簇拥在他的纤细的脖子上。他是真的该喝水了。
女人也听出了少年声音的嘶哑，她犹豫了一下，像上次一样，指给他洗碗池。
少年没往洗碗池那儿走，相反他朝贴墙而立的饮水机跨近了一步。我要喝点儿矿泉水。他说。
女人站立的位置在洗碗池和饮水机中间，或者离洗碗池更近些。她和少年面对着面，他们之间的距离大约两米左右。但女人感觉她和他实际的距离比两米要近，因为她感觉到一种模糊而又确凿的不祥。敏感的女人在这时仍然愿意自己是强大的，特别在她觉得她受到他人侮辱的时候。少年的要喝矿泉水，就是对她的侮辱。她直盯着少年细小的、目光游移的眼睛说，你不能。
少年猫着的腰直了起来，挑衅似的，好像要有什么举动。
一阵踢踢踏踏的脚步声，是女人的孩子，少年曾经见过的那个5岁的宝宝，在这时捧着他小小的口杯到厨房来了。妈妈我要喝水。他说。你躲开！他又对少年说。
少年瞥了瞥宝宝，想起那次送水时这宝宝对女人不满的责问：为什么我总是不能痛痛快快地玩儿呢！啊，痛痛快快！少年今天就要痛痛快快地不给他躲开。
女人神情严肃地要求她的宝宝回到自己房间去。回去。她说。
宝宝就捧着空杯子走了，他不哭也不闹，他一定也觉出了这里气氛的不同寻常。他回去了，还用小手轻轻掩住自己的房门。
女人更加严肃地对少年说，请你出去。
少年彻底绝望了，他知道他要的不是矿泉水，那么他要的是什么？他到底想要什么？他其实不清楚，他从来就不清楚。现在，就现在，他为他这欲罢不能的不清不楚感到分外暴怒，他还开始仇恨他为之倾心的这套西服，这一身的鸡零狗碎。他开始撕扯它们，他的手碰到了腰间那串穿着折刀、剪子和假手机的钥匙串。他一把将刀子攥在手中并打开了它。刀子不算太长，刀刃却非常锋利。少年用着一个笨拙的、孤注一掷的姿势将小刀指向女人，还忍不住向她逼近一步。他觉得他恨她，他开始恨她的时候才明确了他对她的艳羡。但在这时艳羡和仇恨是一回事，对少年来说是一回事。从艳羡到仇恨，这中间连过渡也可以没有。他就是为了她才弄了这么一身西服皮鞋，而现在这个女人就像西服皮鞋一样地可恨。可是他想干什么呢，杀了她还是要她的矿泉水喝？也许都行。此时的少年不能自持了，他甚至不能区分杀一个人和逼一个人给他一口水喝，哪个罪过更大。他没有预谋，也就没有章法，走到哪儿说哪儿。
女人望着逼近的少年，真正意识到了危险。她判断她遇见了一个入室抢劫者。但是毕竟，环境于她是有利的。她略微整理一下内心，尽可能镇静着后退一步倚住灶台，把右手背到身后，够过灶台上的手枪，双手握住，然后出其不意对准少年。那是一枝手枪式的点火器，女人的丈夫在国外出差，换飞机时在沙加机场的免税店花4个美元买的。现在女人的心发着抖，她却竭力使握着枪的手不发抖，她必须让自己相信这就是一枝真枪，真枪实弹就在她的手中。就这样，拿枪的女人和拿刀的少年面对面僵持着，也许三分钟，也许五分钟。
空气像要爆炸，女人觉得她必须说话。枪在手中，她反而可以把声音压得更低。她压低着嗓音拿枪指着少年说，出去！不出去我就开枪！
枪真的吓住了少年。他连想也没想这枪可能是假的。因为女人是高级的，女人的房子女人的汽车女人的生活女人的一切都是高级的，高级到你可以憎恨你却不可怀疑。少年在产生刹那间的溃败感的同时，也产生了对女人手中那枝手枪的不可抑制的惊愕。这就是枪啊，枪就是这样的啊！他望着乌洞洞的枪口，开了眼似的半张着嘴，那枝手枪仿佛才是他自卑的真正根源，它使他无地自容。有一刹那他几乎想把自己手中那低档的委琐的小刀抛到身后，它因为低档而更显委琐，因为委琐而格外低档。少年该怎么办呢？他那攥着刀的手已经汗水淋淋，他却不知道他该怎么办了。
少年的犹豫增添了女人的力量，她斗胆用手指搂了搂“扳机”，那枪“咔嗒”了两声。她要把这枪弄出点响动，以此加大对少年的震慑，以此轰他快走。虽然，这响动也许会让少年识破这枪的虚假，女人犯着嘀咕，却按捺不住又让枪“咔嗒”了两声。
枪的响动再次让少年惊愕，让他仿佛听见了一声无比巨大的嘲弄，他就彻底地无地自容了。他想松开刀子，他觉得自己就要向女人扑去，向那枝被他仰慕、让他眩晕的枪扑去，向着于他来说那遥远而又高级的一切扑去。他果真松开了那让他无地自容的小刀，有时候无地自容的人特别具有一种阴郁而又躁乱的爆发力。一辆“110”警车在这时已经停在楼下，警察很快就破门而入了。是女人的宝宝藏在自己的房间里用女人的手机报了警。宝宝真的有机会拨打了一次“110”。
女人听“110”的警察聊起对那个少年的审讯，他们指责他这么小年纪就持刀入室抢劫，知道不知道这是犯法。少年说他没想抢劫。警察说那你想干什么？每次问到这里少年总是摇头。警察又问你知道什么叫羞耻吗？少年不说话。警察说唉，还有什么能让你害羞呢。少年想了想说，枪。警察说你害怕枪了？少年说不是，她一拿出枪来我就……我只有刀子。警察说你是因为没有枪才害羞？少年又不说话了。在他的脑海里，可能真的镶嵌着一枝乌亮的、高级而又神奇的能让他痛快的枪吧，他多么应该是那个持枪的人啊。这时他差不多已经忘记了女人。
女人有时候会怀着凛然的高傲回想起那个少年，他的凶狠和懦弱毕竟给她留下了印象。但他终归不是女人的对手，他甚至不如一个5岁的孩子。并不是所有5岁的孩子都能在紧急情况下口齿清楚地用电话呼救的，女人的宝宝就能。每每想起这些，女人都会紧紧拥抱她的孩子。在以后的日子里，偶尔，当电梯坏了女人只好气冲冲地爬楼梯时，她也会想起那天“110”的警察还告诉她，当时如果不是电梯坏了，他们会到达得更加迅速。那么，那天的少年是扛着水桶爬上8楼的了。女人猜着，少年猫腰捂肚子的形状就会在眼前闪一闪。
那又如何？女人紧接着便强硬地自问。我要为他的劳累感到羞愧吗？不。女人反复在心里说。
逃跑
那正是城市居民储存大白菜的时代，储存大白菜半是生活需要半是政府号召，因此买大白菜还有一种买“爱国菜”的名义。冬天，大白菜下来了，各户都要买回足够全家吃到来年开春的大白菜。那时的蔬菜市场和居民的关系，就是菜农用大车小辆把爱国菜送至各家各户的关系。
一个黄昏，老宋被亲戚领到团长面前。团长正在卸大白菜，一辆胶轮大车正停在单元门口。白菜们刚被过完秤，码成齐腰高的一堵墙，少说也有七八百斤。待团长给菜农数完钱，打发他离去，亲戚才对老宋说，这就是团长；又对团长说，这就是老宋。团长不在意地答应一声，只一个劲儿地打捋他的爱国菜，显然他是在琢磨怎样尽快把它们运上楼去。老宋看出了团长的意思，问了声：几楼？亲戚替团长回答说四楼。老宋便说：叫我吧。像很多北部山区的人一样，老宋把“我”说成“饿”。说完，他左右开弓地夹起四棵菜就往楼上走。亲戚和团长站在楼前聊起天，谁也不去理会老宋的搬菜运动。当他们再次注意到老宋时，白菜已被搬运一空。这时团长才想到请亲戚和老宋上楼坐坐。他们上得楼来，见白菜正好被码放在团长想要码放的地方——无非是楼梯一侧，门的两旁。
团长领亲戚蹭着白菜侧身上楼侧身进门，把老宋让进客厅，拉开灯。亲戚坐下了，老宋却坚持站着。团长这才有机会仔细打量眼前的老宋。老宋五十岁左右，个子偏矮，阔嘴、大脸，属于那种天庭饱满、地颏方圆的忠厚长相。他的站相儿不是有些山民的瑟缩，他身子稍稍前倾，垂手侍立，像个老杂货店的伙计，仿佛随时都准备从柜台里探出身子，谦逊、热情地侍候来客。团长暗想，这分明是一个干活麻利、不招人讨厌的人——老宋是被亲戚介绍来这团看守传达室的。后来团长便和亲戚讲起他被借调出国赴意大利演出的事。这团常有人被借调出国，但他们并非担任主演，而是去作“武行”，这团的演员武功好，善翻打，跟头翻得漂亮。团长此行便是去意大利翻跟头了。提起意大利，一直不曾开口的老宋突然插了句嘴，说，意大利属南欧，从地图上看像只靴子，高跟的。他把“高跟”说成“高更”。团长笑了，不是笑他的口音，是惊奇老宋的出其不意，聪慧和文化兼而有之的出其不意。不用说团长本人，就是这团文化水平最高的编剧，也未必想到意大利像只高跟靴子。团长的笑给亲戚和老宋都增加了信心，亲戚再添油加醋对老宋的优势做些讲解，诸如家庭情况简单，老伴已去世，一个闺女也嫁了人，他工作起来定会专心等等，老宋的事就这样定了，他成了这团传达室的长期临时工。
老宋任传达的这团叫灵腔剧团，国营。这灵腔在北方虽然不能和京、评、梆、豫相比，但在这一方，这半个省吧，还有着相当的代表性。老一代的名伶，男角就有六岁红，八岁红，九岁红；坤角也出过大绿菊，白茉莉，晚香玉。近几十年有过几次晋京调演，几位年轻艺人和“梅花奖”也曾经擦肩而过。灵腔还参加过数次省剧地位的竞争，虽未成功，但毕竟又给这剧种增添了一些光彩。在剧场艺术不景气的大形势下，灵腔团却磕磕绊绊地生存了下来——当然，每年的四百场“野台子”，是维系他们生存的主要方式。
老宋在团里的任务是传达、收发，兼烧一个开水锅炉。中国人对开水本来就情有独钟，开水对艺人则更显重要。演员进排练场之前，水瓶子里的茶叶必得先用开水沏上，之后随喝随续，一续一天。不光演员，家属们也需要定时定点打开水，届时或拎壶或提桶，鱼贯来到老宋的锅炉房。打开水，对于一个剧团，乃至对于每一个有单位的中国人，真是一件实实在在、心照不宣的便宜事：开水，白打！老宋也深知这点，所以他对人们的开水观就格外重视。每天早、中、晚，锅炉不仅定时定点烧开，温度也绝对可靠。那时，老宋还必得站在当院，亮起大嗓喊几声：“水开了！”老宋所站的当院，正是这团一面为办公楼，一面为宿舍楼，一面为排练场的三面合围的中心地带。老宋一喊，果然人们都坐不住了，即使有的人家暖瓶正满着，老宋的喊也会让他们心动地再去打上一锅——端回家可以把脏污的下水道冲冲，开水冲油污，有劲儿。再说，老宋的喊里是有称谓的，这称谓似更能激起人们对开水的热情。为了这称谓，当初老宋还颇费了一些心思：他当怎样称呼他们呢？喊团长水开了？他却不能只招呼团长一家，那岂不是眼里只有领导嘛——这不符合老宋的做人准则。喊演员们水开了吧，这楼里还有不是演员的职工。喊同志们，同志们水开了，又仿佛把自己摆错了位置，仿佛是一个领导在向大伙儿发命令。什么也不说呢，就喊水开了水开了？可那是一种对所有人的失礼。发愁的老宋沉思良久，最后想起了一个称呼：老师。老宋最尊敬的人莫过于老师了，自己那点有限的地理知识，就来源于他在乡村初中时的老师。那时，他最喜欢的课就是地理课。后来因为家境不好，他只念到初二。现在老宋决定将全团干部演员职工家属统称为老师。老师这个称谓毕竟谁都不反感，演员听了高兴，领导和职工家属也不会挑礼，无亲疏远近之嫌，无厚此薄彼之意。于是，老宋就站在院子当中开始了他的呼喊：老师们水开了！老师们水开了！
时间久了，团领导竟把老宋的呼喊固定成最好的因事召示全团的形式。比如开大会，比如演出出发前的装车，比如年节时分大米，比如和哪位老艺人的遗体告别，都是老宋站在院中呼喊：老师们开会了！老师们装车了！老师们分大米了！老师们和九岁红老师告别了！九岁红的后代听出了别扭，想去找领导反映，一位唱小生的老夏说，今天的追悼会就靠了老宋这一嗓子，开得多热闹。你要靠领导通知，人们十有八九不到，你说哪个划算。
不过，这并不是说老宋是一个喜爱喧闹的人，相反，他沉默寡言的时候居多。他的语言似是很金贵的，不像他的两条腿那样勤快。每天每天，他按时出入各个办公室和排练场分发报纸、杂志、信件。他步履轻捷，悄无声息，就会把报纸、杂志分送给该送的人，且从未出过差错。就连家属中第二代乃至第三代所订的名目古怪、图文花哨的报刊，他也会毫无怨言地亲自送至他们手中，那时他只有两个字：你哩。他把“你的”说成“你哩”。除了分内的事，分外的事老宋也没少做。二十多年，光是搬白菜，这团里有谁家没让老宋帮过忙吗？没有。后来，储存大白菜的时代终于过去了，但这团里的家属们需要老宋帮忙的事情却没有过去。五楼的人们说，老宋，帮我把这罐煤气扛上去吧。三楼的人们说，老宋，我买的沙发来了，你给搭把手吧。一楼的人们基本不用老宋帮忙抬东西，但有几位妇女喜欢织毛衣。天气热的时候她们坐在院子里，坐在传达室门前的树荫下忙手里的活计，见老宋有空，就喊，老宋过来，给我架着毛线。老宋坐在小板凳上和女性家属面对着面缠毛线，一边静静地听她们聊天。有时她们也打趣他，说，老宋，你看上我们当中的谁啦，我们就照着模样给你“寻摸”一个。老宋落寞地笑笑，撑着毛线的双手挓得更开，猛看去，好像要抱住眼前的谁。这场景就在众目睽睽之下，却从来没人说闲话，就因为坐在对面的是老宋，老宋的人品这团里的人是心中有数的。
老宋管传达，管收发，管喊老师们打开水，管各家轻轻重重的琐事，有时还兼任团里的炊事员。逢团里赶台子演出时，炊事员临时有事走了，老宋就来了。老宋一锅煮五六十号人的面条，不夹生，不糊锅；捞出面条，再切十五斤黄瓜的菜码儿，面条都不见“坨”。当演员们脸上带着妆拿着大碗打面条时，老宋每一把抓起的菜码儿黄瓜丝不会差出三五根。演员们都夸老宋分菜码儿没偏向。
老宋在这团里自然是被人喜欢的，但他并非同谁都一团和气。遇到真正“较真儿”的事，老宋从不丧失原则。他会毫不客气地对一位端碗打饭的旦角儿说，哎，你等等，今天你脑门上的小弯儿可没贴正，第四个、第五个小弯儿应该紧贴眉梢儿。他也会突然对一位光着膀子的男演员说，要是在台上，你可不能嫌热就不穿“胖袄”。唱小生的老夏在这团里算是老宋的好友了，老宋照样会在某些时刻叫老夏下不来台。有一回，他突如其来地问老夏，夏老师，你演过《吕梦征》没有？老夏说演过。老宋说，你把出场那四句唱，给我唱一遍听听。老夏说，你这是考我，我给你念念吧。吕梦征是个穷书生，上场四句唱是这样的：天无事星斗浑，地无事草无根，君子无事大街上混，凤凰无事落鸡群。老夏念完问老宋有什么破绽，老宋说，从字音上听没什么破绽，我是问你天无事是哪个事？老夏说事情的事呗，还能是哪个事。老宋道：错了，应该是形势的势，势力的势。这四句唱是说天、地、人，也包括凤凰，失去了势力一切就变样了。老夏不服老宋，坚持他的“无事”说，并要求老宋和他一块儿去问团长（那位当年买爱国菜、现已退下来的老团长）。二人找到团长，团长说，都是跟师傅模仿的音儿，说不准。出了团长的家，老宋说，翻跟头的事儿你问团长行，这件事终归你得问我。老夏琢磨出老宋有道理，就说我请你喝酒吧。老宋说，我得回传达室喝疙瘩汤。
后来老夏还是追到传达室邀请老宋去他家喝酒，推开门，见老宋正蹲在地上，直接就着一口铁锅呼呼地喝疙瘩汤。在从前，这团里的人们好像谁也不曾留意老宋怎么吃饭又吃些什么饭。其实老宋一直就这样吃饭，蹲着，就着一口锅。就像从前在老家，在山上，在屋檐下的台阶上，在场院里。那时他有家，有女人。现在他只有一个自己，怎么吃不是个吃呢。必要时他甚至可以连碗都节约掉，直接从锅里舀着吃，也省得刷碗了。老宋给团里煮面条、分菜码儿一丝不苟，自己吃饭可就潦草多了。这使老夏心里挺不是滋味儿，他看着老宋的吃相儿，看着他那白菜帮子似的脸色，提醒老宋说，老宋，咱们得讲点营养，看看你的脸什么色儿？白菜帮子色儿。你得吃肉。
对老夏表现出的友情，老宋却持比较谨慎的态度。不是不想领受，是觉得自己和他们毕竟不是一种人。友谊这东西，须建立在平等基础上。就对这个问题的思考而言，不能说老宋浅薄。老宋对老夏的提醒，只有一搭、无一搭地听着，心想我还不懂营养？人体每天所需热量至少是2000大卡，我离这还差得远哩。我讲营养，我那乡下的闺女呢，我那外孙子呢。慢慢地，他只向老夏诉说了一些家事。他那嫁了人的闺女，嫁的是一个更穷的地方的懒人。前几年那人忽然扔下老宋的闺女和一个刚满月的孩子走了，不知去了哪里。闺女的日子很难，处处得老宋接济。老夏明白了：怨不得。又过了些时候，老宋的闺女领着他的外孙子到这团里来看老宋，老夏想，唔，这是挤老宋的疙瘩汤来了。
老宋的闺女，看上去有点闷头闷脑，穿一身乡村集市上买来的墨绿色假警服——那些年乡村中的男女很喜欢穿假警服，肩上钉着似是而非的肩袢儿；春秋单穿，冬天就罩上棉袄。老宋闺女的假警服里就套着红花棉袄。棉袄肥，警服瘦，警服把棉袄勒得下摆都冒出来。老宋的外孙当时刚及上学年龄，和母亲一样，穿一身儿童号码的假警服，自觉站在这院里就有了威风。在老宋看来，日子虽难，可也算天伦之乐。有时闺女也给老宋包饺子，馅儿里没肉，只放些白菜和虾皮。闺女的手艺也不济，饺子包得“坐”不住，都瘪瘪地仰在箅帘上，俗称“仰摆饺子”。可那毕竟是饺子。那时闺女在屋里包着饺子，外孙在院里跑跳。老宋看看屋里，又看看院里，他是满足的。当外孙捡起一个扔在院里的破足球就踢时，老宋以进城多年的观察力，看出了外孙踢球姿势和跑跳姿势的村气。他发现外孙跑时胳膊端在两肋边不摆动，脖子生硬地僵持着，上身向后稍，肚子朝前挺，仿佛他不是用腿在跑，他是用肚子在跑。当他起脚踢球时，便缩起脖子，咬紧牙关，好似蹬踹一块石头。老宋告诉外孙，踢足球学问可大哩，可不是你这样。外孙就问那是啥样？老宋知道一句话讲不清，自己又不会示范，便说，先照着你的样式踢着玩儿吧。临走，外孙非让老宋给他买个足球不可。老宋没给外孙买足球。他想，一个球就是一个月的粮食钱，目前全家人急需补充的是大卡——热量。
光阴像箭一样。
老夏要退了，老宋也更老了。他走路不再是快步，有点拖着腿的样子。当他走过来，人还没到眼前，你就能听见鞋底蹭着地面的嚓嚓声。时代在变，这个团也不断改变着一些旧习惯。比方遵照市政部门“天要蓝，水要绿”的要求，取消了开水锅炉。这使老宋轻松多了，他再也不必老是惦记着站在院里喊老师们打开水了。他开始在别的方面出错儿：他的记性差了，有时候会把张三的信送到李四的办公室去。有时候团长让他喊开会，他也忘了喊。但是这团的人们念着老宋的为人和他的孤单，他们没有辞退他，他们对他的出错儿持宽容的态度。是人哪有不出错儿的？而且他们假装没看见他的出错儿。直到有一天，老宋的腿不争气地真出了大毛病。
二十多年老宋没有病过，白天尤其不愿意躺在床上，那个白天他躺下了，还叫来了老夏。他对老夏说，我得上医院。
老宋的腿病老夏早就知道，他患的是左下肢周围血管综合症，俗称老烂腿。老夏也知道，老烂腿不及时根治，还有截肢的危险。从前老夏替老宋瞒着，现在是瞒不过去了，老宋的腿肿得像檩条，淌着脓血。老夏用自行车驮着老宋去了医院，医生为老宋检查之后说尽快手术吧，保腿要紧。老宋问手术得多少钱，医生说，一万五左右，要看手术难度和住院时间长短。老宋说怎么这样贵？医生说，这种周围血管病，血管要一根一根地收拾，神经要一根一根地接上，接哪根神经不得几十块钱。老宋对老夏说，咱们回去吧。
一万五千块，对老宋来说这是个天文数字，他全部的积蓄连一百五十块钱也不到。回到传达室，他不再往床上躺，只是坐在椅子上发呆。半天，老宋对老夏说，由它去吧，反正我也老了。哪里黄土不埋人，我也该叶落归根了。老夏说，你说到哪儿去了，哪儿有过不去的河？
老夏安慰了老宋，但要过河谈何容易。他想去找领导，转念又想，这可不是领导一拍板会计就点钱的事。一个刚够发工资的剧团，不用说临时工老宋，老夏自己口袋里就经常装着报不了销的药费。这样，他走到办公楼前就站住了。当年老宋呼喊老师们水开了，老师们分大米了……的时候就站在这里。老夏站在这里，心中涌起一股子说不出的热望，他想，何不把老宋的事用老宋的办法召示一下全团呢。第二天，办公楼门前贴出了一张告示，上写：尊敬的老师们，目前老宋遭了大难，请大家都献出些爱心吧！接下来，告示写明了老宋的病情及所需费用的数目，请大家量力而行。末尾的署名是老夏本人。老夏写给全体老师们的告示果然在这团里发生了效应，全团上至团长，下至演职员工及家属都献了爱心。
老夏走家串户，挨门敛钱，折腾了几天，却只敛够了那个数目的一半。于是他又把从前在这团里工作过、后来调走的人列了个名单，骑上自行车，到这城市的四面八方去找这些人。老夏见到他们，口沫四溅地叙述着老宋的不幸，以唤起他们更大的同情。其中一位从前在团里搞灯光，后来自己辞职出去卖音响的青年慷慨解囊，答应其余的钱全部由他出。说，从前在团里工作的时候，他正在搞对象，每天夜里两三点才回来。每次敲大门，睡梦中的老宋都会及时从床上爬起来给他开门，而且既不打听，也不抱怨。团里要给这青年处分，找老宋作证，老宋说没见这青年晚上出去过。这青年对老夏说，就这一条，我终生不忘，我太太知道也得找老宋去磕头。
老夏成功了，他用一个星期的时间，为老宋筹集到一万五千捌百六十二元人民币。为此，他专门找到现任团长，邀团长同他一道去给老宋送钱。一来显得郑重，二来也算有个旁证，团长可以证明他把捐来的钱一分不差地奉献给了老宋。二人于当晚来到传达室，将这笔钱郑重地交给老宋。
老宋激动得说不出话来，耳朵嗡嗡作响，身子像坠入云中。眼前的两张脸影影绰绰似有似无，声音也远得不行。唯有那厚厚的一摞钱铺天盖地堵在眼前，那不是别的，是真钱啊，那是老宋一辈子也没有见过的钱，一次，这么多。
老宋一夜没睡，他数了一夜钱。他把它们分门别类再排列组合；他一张一张地抚摩它们，一张一张地在灯下照它们，一张一张地把鼻子凑上去闻它们。一些新钱嘎巴嘎巴响得很脆，在沉静的黑夜里惊天动地；一些旧钱散发着微微辛辣的油泥味儿，或者黏黏的霉潮气。即便一张两块钱的旧票，压在掌上也是沉甸甸的，直压得他掌心下坠。老宋数完钱就开始想心事，他想，难道他的腿真有病吗，难道他真的要把刚刚数过的这些东西都扔给医院吗？想着想着，他忽地站了起来，伸出左腿上下打量着它，或者叫作掂量着它。他决心不再相信这条肿得檩梁似的腿是条病腿。为了证实自己的见解，他给自己摆了一个很奇怪的姿势：他右脚离地，单用那病肿的左腿撑起全身的重量，他竟然金鸡独立般地站住了。他又做了几下类似儿童踢毽子、跳房子之类的动作，居然也做出了。接着他想起演员，练功时的大骗腿、打飞脚、旋子这些用腿做出的高难动作，他依次模仿起来，形态虽然怪诞、却是悲壮。这些动作将老宋折腾得激动不已，直到他稀里哗啦摔在地上，一个形容才确凿地来到他的脑海中，他双手掐住他的病腿想，这哪儿还是一条腿啊，分明是一条烂冬瓜。传达室的灯亮了一夜。
早晨，老夏吃过饭，就来叫老宋去医院。双眼布满血丝的老宋说，我想等一天，等我闺女来了也不迟。老夏觉得有道理，动手术是要家属签字的，老夏终归不是老宋的家属。
这天晚上传达室分外安静，老宋八点钟就熄了灯。第二天，当老夏又来传达室催促老宋赶快去医院时，发现传达室已空无一人。老夏骑车赶往医院，医院并没有老宋。为老宋做过检查的医生说，那个病人来是来过，又走了。老夏说他不是来住院做手术的吗。医生说不是，只是问做静脉修复术便宜还是锯腿便宜。医生告诉他当然是截肢手术便宜，两三千就够了，他听完就走了。老夏回到团里，又来到传达室，先发现窗台下的桌子正中摆着一串钥匙。老夏认出，这是老宋掌管所有门户的钥匙。再细看，见老宋的床上被褥没了，一只放衣服的白茬小木箱没了，地上的铁锅也不见了。老夏想，这是走了。他不忍心用逃跑来形容老宋。
自此老宋就从这个灵腔剧团和这个城市消失了。
老夏终于气愤起来，团里的老师们也气愤起来，老宋的不辞而别显然是愚弄了他们。他们那一片爱心呢？他们的钱是血汗钱，冬演三九，夏演三伏，一天三开箱。尤其让老夏不能容忍的是，人们纷纷在他面前发些抱怨。人们对他说，没想到，真是没想到。人们对他说，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告示可是你贴的。说得老夏一激灵一激灵的，好像是老夏骗了大伙儿的钱，并且协助了老宋的逃跑。老夏去找团长，要求团里派人把老宋弄回来，把事说清楚。团长说，一个临时工，怎么去弄？他和团里连个书面协议都没有，人家本是来去自由的。老夏想起当年老宋的到来是靠了一个亲戚的介绍，那亲戚当是住在本市的。于是老夏七拐八拐又找到了老宋的那位亲戚，向那亲戚述说了事情的来龙去脉，情急之中嗓门就有些高亢，像要吵架。最后他态度鲜明地向亲戚宣布说，老宋的这种做法不仅是对自己的身体不负责任，而且伤害了团里所有同志的感情。
老宋的这位亲戚对老夏的慷慨激昂并不买账，说，同志们为老宋捐款，我在这儿替老宋谢谢大伙儿了。你说伤害感情，话就扯得有点远。钱不是老宋逼你们出的，是你们自愿的。自愿把钱给了老宋，钱就当属于老宋。老夏打断亲戚说，可那钱是捐来专为给他治腿的。亲戚说，他不是已经治了嘛。老夏说，他是怎么治的？亲戚说，不瞒你说，他回老家第二天就去县医院把腿锯了，那儿更便宜，两千不到，无须住院，随锯随走。老夏惊呼道，我娘呦！亲戚说，腿在他自己身上长着，怎样处置自然是他自己说了算。他这么盘算又有什么过失？剩下一万多又有什么不好？一个乡下人，又是穷闺女，又是穷外孙子。
老夏没有再和老宋的亲戚“矫情”，却也没有被这位亲戚说服。他只是，只是久久地愤怒难平，疑惑难平。他难以相信那亲戚的话是真的——锯条人腿怎么也不能像锯条板凳腿那么简单。不久，团里有人从北部山区演出回来，告诉老夏说在新开发的一个旅游景点看见老宋了，老宋坐在一个小铁皮房子里卖胶卷。老夏忙问腿呢？他是一条腿还是两条腿？演出的人说没看见，他坐在窗口，只能看见上半身。
老夏决心去作一次北部山区的旅游，他很想亲眼目睹那逃逸的老宋之现状，很想用这亲眼目睹来刺激起对方的尴尬、难堪和愧疚，他并且要直接领受对方这尴尬、难堪和愧疚。好比一个专窥测人隐私的暗探，又如同一个追踪犯人的警察。不能说老夏这按捺不住的想法有多么厚道，可也不能说他这想法完全不合情理，毕竟他为保全老宋的腿出过大力。他坐上长途大巴，经过了六个多小时的旅途，到达了老宋的家乡，到达了那个新开发的旅游景点。他下得车来，直奔车站周围那一片出售旅游纪念品的小商亭，几乎没太费劲，他很快就发现在一个小铁皮屋子旁边站着老宋。老宋拄着双拐，正指挥一个健壮的年轻人往小屋里卸货。老夏的目光停在老宋的下半身，左腿那儿空着，挽至腿根部的空裤筒好像一团揉皱的搌布。这使老夏心中涌上一股酸涩，一时竟想不好到底该不该去和老宋打招呼。
拄着拐的老宋也看见了站在不远处的老夏，顿时停下对那年轻人的指挥，木呆呆地愣在那里。接着，老夏在老宋脸上找到了他想要找的表情：尴尬、难堪、愧疚，还有受了意外惊吓的恐惧。这使老夏想到，老宋到底是个有文化的人，深深懂得自尊。可他还是不知如何上前去同老宋打招呼。突然间，老宋撒腿便跑，他那尚是健康的右腿拖动着全身，拖动着双拐奋力向前；他佝偻着身子在游人当中冲撞，如一只受了伤的野兽；他的奔跑使老夏眼花缭乱，恍惚之中也许跟头、旋子、飞脚全有，他跳跃着直奔一条山间小路而去，眨眼之间就没了踪影。
正在卸货的年轻人不知出了什么事，看着近前的老夏说，你是不是认识我姥爷？老夏说是，我们是老……朋友。年轻人说，你好像把我姥爷给吓着了。老夏答非所问地说，你是老宋的外孙子吧，十几年前我在我们团里见过你。那会儿你还小呢，在院子里踢球。外孙子说，原来是这样。那我姥爷为什么一看见你就跑呢？老夏想了想，说，也没准儿你姥爷是给我买肉吃去了。外孙子说，看着你怪渴的，喝一瓶康师傅冰茶吧，你是我姥爷的朋友，不要钱。老夏说不不，你们不容易。外孙子说，现在好多了，我姥爷从城里回来才开了这个小卖店。那会儿我让姥爷给买个足球他光说没钱，敢情攒了一万多呢。老夏问这个店一天能赚多少，外孙子说赚个六七十块吧。老夏想，五天就能赚出看传达室一个月的钱了。外孙子把冰茶递到老夏手里，老夏坚决不要。外孙子又说，那你拿上一张旅游图吧，看图旅游省得迷路。这里的山水很好看。
老夏接受了外孙子赠送的旅游图，他把它打开，外孙子热心地指着图上的几处，再次介绍说，这里的山水很好看。老夏似是而非地看着地图，他似乎什么也没有看见。外孙子指着地图又说，你看我们这块地方像什么物件？老夏说看不出来。外孙子说，像只靴子，高更（跟）的。我姥爷告诉我的。老夏细看地图，这才看出老宋家乡的形状正好比一只靴子，如同当年老宋对意大利的形容一样。他想，这地方如果没有开发，就不会有人为它绘制地图，热爱地理的老宋便终生也不会知道，他的故乡在地图上也是一只靴子。
与陌生人交流
那年我十三岁，念初中一年级。正是“深挖洞，广积粮”的时候，因此一入学便开始了拉土、扣坯、挖防空洞。虽说也有语文、数学等等的功课开着，但那似乎倒成了次要，考试是开卷的，造成了一种学不学两可的氛围。只有新增设的一门叫做“农业”的课，显出了它的重要。每逢上课，老师都要再三强调，这课是为着我们的将来而设。于是当我连“安培”、“伏特”尚不知为何物时，就了解了氮磷钾、人粪尿、柴煤肥以及花期、授粉、山药炕什么的。这来自书本的乡村知识并不能激发我真正的兴趣，或者我也不甘做一名真正的农民吧。我正在发育的身体，乐观地承受着强重的体力劳动，而我的脑子则空空荡荡，如果我的将来不是农民，那又是什么呢？我不知道。
每日的清晨，我就带着一副空荡的脑子走在上学的路上，走到那家小吃店门前。我要在这里吃?子和喝豆浆，馃子就是人们所说的油条。这个时间的小吃店，永远是热闹的，一口五印大锅支在门前，滚沸的卫生油将不断下锅的面团炸得吱吱叫着，空气里有依稀的棉花籽的香气。这卫生油是棉籽油经过再加工而成，虽然因了它剔除不尽的杂质，炒菜时仍要冒出青烟，但当年，在这个每人每月只三两食油供应的城市，能吃到卫生油炸出的馃子已是欢天喜地的事了。我排在等待馃子的队伍里，看炸馃子的师傅麻利、娴熟的操作。
站在锅前负责炸的是位年轻姑娘，她手持一双长的竹筷，不失时机地翻动着油条，将够了火候的成品夹入锅旁那用来控油的钢丝笸箩。因为油是珍贵的，控油这一关就显得格外重要。她用不着看顾客，只低垂着眼睑做着属于自己业务范围的事——翻动、捞起，但她的操作是愉快的，身形也因了这愉快的劳作而显得十分灵巧。当她偶尔因擦汗把脸抬起来时，我发现她长得非常好看，她那新鲜的肤色，那从白帽沿下掉出来的栗色头发，那纯净、专注的眼光，她的一切……在我当时的年岁，无法有词汇去形容一个成年女人的美，但一个成年女人的美却真实地震动着我，使我对自己充满自卑，又充满希冀。
关于美女，那时我知道得太少，即使见过一点可怜的图片，也觉得那图们分外遥远、虚渺。邻居的孩子曾经藏有一本抄家遗漏的《爱美莉亚》连环画，莎士比亚这个关于美女的悲剧故事吸引过我，可我并不觉得那个爱美莉亚美丽。再就是家中剩余的几张旧唱片了，那唱片封套上精美的画面也曾令我赞叹不已：《天鹅湖》中奥薇丽塔飘逸的舞姿，《索尔维格之歌》上袁运甫先生设计的那韵致十足、装饰性极强的少女头像……她们都美，却可望不可即。惟有这炸馃子的姑娘，是活生生的可以感觉和捕捉的美丽。她使我空荡的头脑骤然满当起来，使我发现我原本也是个女性，使我决意要向着她那样子美好地成长。
以后的早晨，我站在队伍里开始了我细致入微的观察，观察她那两条辫子的梳法，她站立的姿态，她擦汗的手式，脚上的凉鞋，头上的白布帽。当我学着她的样子，将两条辫子紧紧并在脑后时，便觉得这已大大缩短了我和她之间的距离。当寒冷的冬季我戴上围巾又故意拉下几缕头发散出来时，我的内心立刻充满愉快。日子在我对她的摹仿中生着情趣，脑子不再空荡，盯着黑板上的氮磷钾，我觉出一个新的我自己正在我身上诞生。
后来我们搬了家。再后来我真的去了有着柴煤肥和山药炕的那个广阔天地。我不能再光顾那家小吃店了。
当我在乡间路上，在农民的院子里遇见陌生的新媳妇时，总是下意识地将她们同那位炸?子的姑娘相比，我坚信她们都比不上她，直到几年后我返回城市，又偶尔路过那家小吃店时，发现那姑娘还在。五印的铁锅仍旧沸腾着，她仍旧手持细长的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栗色头发已经剪短，短发在已染上油斑的白帽子边沿纷飞。她还是用我熟悉的那姿式擦汗。她抬起脸来，脸色使人分不清是自然的红润，还是被炉火烤得通红。她没了昔日的愉快，那已然发胖的身形也失却了从前的灵巧。她满不在乎地扫视着排队的顾客，嘴里满不在乎地嚼着什么。这咀嚼使她的操作显得缺乏专注和必要的可靠，就仿佛笸萝里的馃子其实都被她嚼过。我站在锅前，用一个成年的我审视那更加成年的她，初次怀疑起我少年时代的审美标准。因为，站在我面前的实在只是一名普通妇女。此刻她正从锅里抽出筷子指着我说：“哎，买馃子后头排队去！”她的声音略显沙哑，眼光疲惫而又烦躁。好像许多年来她从未有过愉快，只一味地领受着这油烟和油锅的煎熬。
我匆匆地向她指给我的“后头”走去，似乎要丢下一件从未告知他人的往事，还似乎害怕被人识破：当年的我，专心崇拜的就是这样一位妇女。
又是一些年过去，生活使我见过了许多好看的女性，中国的，外国的，年老的，年轻的……那炸?子的师傅无法与她们相比，偶尔地想起她来，仿佛只为着证实我的少年是多么幼稚。
又是一些年过去，一个不再幼稚的我却又一次光顾那家小吃店了。记得是秋天的一个下午，我剩坐的一辆面包车在那家小吃店前抛锚。此时，门口只有一只安静的油锅，于是我走进店内。我看见她独自在柜台里坐着，头上仍旧戴着那白帽，帽子已被油烟沤成了灰色。她目光涣散，不时打着大而乏的呵欠，脸上没有热情，却也没有不安和烦躁，就像早已将自己的全部无所他求地交给了这店、这柜台。柜台里是打着蔫儿的凉拌黄瓜。我算着，无论如何她不过四十来岁。
下午的太阳使店内充满金黄的光亮，使那几张铺着干硬塑料布的餐桌也显得温暖、柔和。我莫名地生出一种愿望，非常想告诉这个坐在柜台里打着呵欠的女人，在许多年前我对她的崇拜。
“小时候我常在这买馃子。”我说。
“现在没有。”她漠然地告诉我。
“那时候您天天站在锅前。”我说。
“你要买什么？现在只有豆包。”她打断我。
“您梳着两条又粗又长的辫子，穿着白凉鞋，您……”
“你到底想干什么？”她几乎怪我打断了她的呆坐，索性别过脸不再看我。
“我只是想告诉您，那时候我觉得您是最好看的人，我曾经学着您的样子打扮我自己。”
“嗯？”她意外地转过脸来。面包车的喇叭响了，车子已经修好，司机在催我上车。
我匆匆走出小吃店，为我这唐突的表白寻找动机，又为我和她那无法契合的对话感到没趣。但我忘不了她那声意外的“嗯”，和她那终于转向我的脸。我多么愿意相信，她相信了一个陌生人对她的赞美。
不久，当又一个新鲜而嘈杂的早晨来临时，我又乘车经过这个小吃店。门前的油锅又沸腾起来，还是她手持竹筷在锅里拨弄。她的头上又有了一顶雪白的新帽子，栗色的卷发又从帽沿里滚落下来，那些新烫就的小发卷儿为她的脸增添着活泼和妩媚。她以她那本来发胖的身形，正竭力再现着从前的灵巧，那是一种更加成熟的灵巧。
车子从店前一晃而过，我忽然找到了那个下午我对她唐突表白的动机。正因为你不再幼稚，你才敢向曾经启发了你少年美感的女性表示感激，为着用这一份陌生的感激，再去唤起她那爱美的心意。那小吃店的门口该不会有“欢迎卫生检查团”的标语吧？城市的饮食业，总要不时迎接一些检查团的；那小吃店的门前，会不会有电视摄像机呢？也许某个电视剧组，正借用这店作外景地。我庆幸我的车子终究是一晃而过，我坚信愿意坚信的：她的焕然一新分明是因为听见了我的感激。
你在大雾里得意忘形
后来我在新迁入的这座城市度过了第一个冬天。这是一个多雾的冬天，不知什么原因，这座城市在冬天常有大雾。在城市的雾里，我再也看不见雾中的草垛、墙头，再也想不到雾散后大地会是怎样一派玲珑剔透。城市的雾只叫我频频地想到一件往事，这往事滑稽地联着猪皮。小时候邻居的孩子在一个有雾的早晨去上学，过马路时不幸被一辆雾中的汽车撞坏了头颅。孩子被送进医院做了手术，出院后脑门上便留下了一块永远的“补丁”。那补丁粗糙而明确，显然地有别于他自己的肌肤。人说，孩子的脑门被补了一块猪皮。每当他的同学与他发生口角，就残忍地直呼他“猪皮”。猪皮和人皮的结合这大半是不可能的，但有了那天的大雾，这荒唐就变得如此可信而顽固。
城市的不同于乡村，也包括着诸多联想的不同。雾也显得现实多了，雾使你只会执拗地联想包括猪皮在内的实在和荒诞不经。城市因为有了雾，会即刻实在地不知所措起来。路灯不知所措起来，天早该大亮着，灯还大开着；车辆不知所措起来，它们不再是往日里神气活现的煞有介事，大车、小车不分档次，都变成了蠕动，城市的节奏便因此而减了速；人也不知所措起来，早晨上班不知该乘车还是该走路，此时的乘车大约真不比走路快呢。
我在一个大雾的早晨步行着上了路，我要从这个城市的一端走到另一端。我选择了一条僻静的小巷一步步走着，我庆幸我对这走的选择，原来大雾引我走进了一个自由王国，又仿佛大雾的洒落是专为着陪伴我的独行，我的前后左右才不到一米远的清楚。后来一切嘈杂和一切注视都被阻隔在一米之处，一米之内才有了“白茫茫大地真干净”的气派，这气派使我的行走不再有长征一般的艰辛。
为何不做些腾云驾雾的想象呢？假如没有在雾中的行走，我便无法体味人何以能驾驭无形的雾。一个“驾”字包含了人类那么多的勇气和主动，那么多的浪漫和潇洒。原来雾不只染白了草垛、冻土，不只染湿了衣着肌肤，雾还能被你步履轻松地驾驭，这时你驾驭的何止是雾？你分明在驾驭着雾里的一个城市、雾里的一个世界。
为何不做些黑白交替的对比呢？黑色也能阻隔嘈杂和注视，但黑夜同时也阻隔了你注视你自己，只有大雾之中你才能够在看不见一切的同时，清晰无比地看见你的本身。你那被雾染着的发梢和围巾，你那由腹中升起的温暖的哈气。
于是这阻隔、这驾驭、这单对自己的注视就演变出了你的得意忘形。你不得不暂时忘掉“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走有走相”的人间训诫，你不得不暂时忘掉脸上的怡人表情，你想到只有走得自在，走得稀奇古怪。
我开始稀奇古怪地走，先走他一个老太太赶集：脚尖向外一撇，脚跟狠狠着地，臀部撅起来；再走他一个老头赶路：双膝一弯，两手一背———老头走路是两条腿的僵硬和平衡；走他一个小姑娘上学：单用一只脚着地转着圈儿地走；走他一个秧歌步：胳膊摆起和肩一样平，进三步退一步，嘴里得叨念着“呛呛呛，七呛七……”走个跋山涉水，走个时装表演，走个青衣花旦，再走一个肚子疼。推车的、挑担的、背筐的、闲逛的，都走一遍还走什么？何不走个小疯子？舞起双手倒着一阵走，正着一阵走，侧着一阵走，要么装一回记者拍照，只剩下加了速的倒退，退着举起“相机”。最后我决定走个醉鬼。我是武松吧，我是鲁智深吧，我是李白和刘令吧……原来醉着走才最最飘逸，这富有韧性的飘逸使我终于感到了我自己。
我在大雾里醉着走，直到突然碰见迎面而来的一个姑娘——你，原来你也正踉跄着自己。你是醉着自己，还是疯着自己？感谢大雾使你和我相互地不加防备，感谢大雾使你和我都措手不及，只有在雾里你我近在咫尺才发现彼此，这突然的发现使你无法叫自己戛然而止。于是你和我不得不继续古怪着自己擦身而过，你和我都笑了，笑容都湿润都朦胧，宛若你与我共享着一个久远的默契。从你的笑容里我看见了我，从我的笑容里我猜你也看见了你。刹那间你和我就同时消失在雾里。
当大雾终于散尽，城市又露出了她本来的面容。路灯熄了，车辆撒起了欢儿，行人又在站牌前排起了队。我也该收拾起自己的心思和步态，像大街上所有的人那样，“正确”地走着奔向我的目的地。
但大雾里的我和大雾里的你却给我留下了永远的怀念，只因为我们都在大雾里放肆地走过。也许我们终生不会再次相遇，我就更加珍视雾中一个突然的非常的我，一个突然的非常的你。我珍视这样的相遇，或许在于它的毫无意义。
然而意义又是什么？得意忘形就不具意义？人生又能有几回忘形的得意？
那时我在《花山》
我一直觉得《花山》这名字响亮又灿烂，但编辑部所在的小楼却是陈旧的。一层不断的更换着单位，从机关到商店；二层属于我们。脚下的红松地板在新起的建筑中虽不多见，但因为年久失修，有些地方开始松动。就像老年人那些松动的挤不紧的牙。
楼房临街，盛夏时那些卖冰棍卖西瓜的叫卖声悠悠地飘进窗子，仿佛紧凑着你的耳朵引诱。看稿看累了，我们就下楼买回西瓜大家分吃，分吃西瓜的情景使小小的编辑部充满着一种热闹的人情味儿。西瓜就在办公桌上切开，汁液在桌面上流淌，却不曾染上那一摞摞待发或者待退的稿件。待发、待退我们一样珍惜。
也许我说小小的编辑部并非过分：几间办公室同时也是家在外地的编辑的单身宿舍，短短的走廊里不得不起火做饭。于是家庭气味和办公气味混合在一个有限的空间：存放稿件的柜子里就有了本地特产甜面酱；单人床下边就有了当年的新小米。我的一位同事就在办公室结婚生子，于是婴儿的尿布如万国旗一样悬在了迎门。居住条件的窘迫造成了这一切，而这一切就显得离过日子太近，离过日子太近就仿佛离文学太远。也许你说日子和文学不能以远近而论，这简直是一种俗气，一个编辑部首先需要神秘和庄严。但不知为什么引起我思念的反倒是这种种的“俗气”。我想人是不可能免俗的，每个人都得有自己的一份日子。谁能有理由去责怪我的同事们那份日子？何况真正的文学也并非那样的远离人间烟火。你敢说哪篇巨著形成时，作者的桌面上准没有油盐酱醋？
小楼也有清静的时候——过夏了，过秋了，过春节了，我那些家在农村的同事便会骑车奔回家去，过后他们又会带着一身被太阳慷慨晒过的气息奔回小楼，付出双倍时间处理桌面上的积攒。那时一个人会干起几个人的活儿，刊物按时和读者见面了。
在《花山》我以为我从来也不是一个好编辑，我最不愿意做的事要算出外组稿了。从前一位有经验的女编辑曾经对我说，她最害怕的事就是去作家家中组稿，这意味着你要看作家家人（或专指作家夫人）拒客的脸色和那脸色演变出来的一些动作，如清扫床铺作即将休息状，整装看表作因急事要出门状。她的感触似乎使我受了惊吓，使我优先体味着编辑在某一瞬间的悲凉。幸好我的两次外出组稿与主编郝建奇同行。
大约是一九八一年春天我们去天津，旅途是愉快的，旅途中郝建奇（我称他郝主任）对我讲述了他在农村被专政的种种遭遇。他的经历催人泪下，他的经历使我为他脸上额上那些纵横的皱纹找到了出处。也许那曾是欢乐开朗的一张脸，岁月在那脸上印下了无法抹掉的哀伤，于是乐观、开朗、哀伤便集于一脸了。加上他那朴素、随意，有时显出背时的服饰，使他看上去更像一名县区来的基层干部。这一切使我的虚荣心不时闪烁。天津的无轨电车载着我们不分东西南北地行驶，我只是一迭声地唤他“郝主任”以表白我们是上下级工作关系，我恐怕车上的人将我们误猜成下天津卫串亲戚的乡下父女。他并不在意我的小心思，或者他从来也不知道我的小心思。
在拜访作家时，我也请郝主任一人先去登门。有一天，他在看过他的老战友、著名女作家柳溪后，回来气色很好地说，在柳溪家他吃了红烧鸡块。还说，柳溪知道我来了，一定让他和我再去她家，她要为我再做一次红烧鸡块。这意料之外的邀请使我特别高兴。我想也许我是幸运的，以当时我那普通编辑的身份，我没有领受名作家“清扫床铺”或者“整装看表”，我得到了一份平等相待的真诚。一路上我回想着她小说中许多好听的句子，诸如“我们花着社里的钱不能像拔着不疼的牙”等等，在我的书架上至今还摆着她那大32开本的《爬在旗杆上的人》。可惜后来我和郝主任迷了路，在华灯初上的大街上乱走。郝主任居然指示我狠敲两扇紧闭的大铁门说这就是柳溪的院子，我却怀疑那是两扇久已不开的大门。郝主任执拗地坚持着自己的看法，那眼神儿分明告诉我：敲吧，这门里定有平等待你的诚恳。我拼命敲起来。直到我扒着门缝看见紧贴大门堆积着十几个肮脏的垃圾桶时，才说服郝主任这门肯定许久不曾开过。后来我们终于找到了那院子，柳溪和她的先生正坐在饭桌旁认真等待。小屋里弥漫着鸡肉的香味，桌子正中有一只砂锅，鸡块就盛在那里。
我对编辑工作渐渐认真起来，我不想说那纯粹是因为吃了一位女作家的红烧鸡块。我相信以诚相待的魅力，当年郝主任鼓励我拍门本身就是一种诚恳了。这使我对自己在电车上的那份虚荣觉出了不自在。
第二次外出组稿在次年初夏。这次的目标不是名家，是山西大同地区一个山野小县的两位作者。郝主任从来稿中发现了这小县里两位作者的潜力，于是便生出找到作者与他们面谈的愿望。我并不了解如今编辑们对于一般作者的组稿方法，只觉出郝主任的愿望委实有些崇高。《花山》虽小，却也不至于就缺少外省两位不知名作者的稿。请他们前来改稿也不算不礼貌吧？我们却直奔他们而去了。
路不太顺畅；先乘火车到大同，第二天凌晨四点就赶到长途汽车站再买汽车票。票是买到了，但上车后才发现我的座位已被没有座位号的一个男人抢先占去。我知道我们要坐五个小时汽车才可到达那个小县，于是坚持要那男人让出我的座位，他却泰然自若地坐在那里。这使我非常气愤，这气愤甚至令我想到了此行的多余。是谁使我站在人声嘈杂的汽车上同一个不讲道理的男人争吵？是郝主任和他的计划。当我看见郝主任对那男人的恼怒更甚于我，并且执意拉我坐在他的座位上时，我才停止争吵，硬挤在那男人的身边坐下来，这座位是汽车的最后一排。
这是一条漫长的乏味的大颠大簸的道路，那颠簸的剧烈使人觉得肝肠寸断。有一段崎岖路曾使后排座位的全体旅客在座位上有节奏地不断蹦跳，而我们的头顶就险些与车顶相碰。这种古怪的形体变异却莫名其妙地缓解了我对那不讲理男人的憎恨，我们忽然笑起来。那原是一个欲哭的苦笑，仿佛胳膊肘被撞在桌角时那瞬间的心理感受。而笑的本身却把被颠簸起来的怒火化为不期而至的幽默，这幽默就溶化了我那耿耿于怀的斤斤计较。我的心情好起来，在目的地我们见到了那两位憨厚的作者。
我记得作者请我们吃莜麦面“猫耳朵”，请我们吃一种很香的吃不黑嘴的葵瓜子。当我看见他们对我们的到来深受感动时，当我看见郝主任同他们把稿子的修改意见谈得那么具体时，我才觉得此行并不多余。
并不是每一个被寻找的作者都能成为作家，并不是每一次寻找都能大见成效都能抓住刊物所需的头条。那两位作者如今还写吗？我不知道。他们还记得那年与我们的相聚的吗？我不知道。但我从来也没后悔过那年夏天跟随郝主任对他们的寻找。刊物与作者的感情就是这样产生的吧？《花山》的小楼上有婴儿的尿布，有本地的甜面酱，更重要的是那个编辑部里有编辑们热忱的愿望，有人们力所能及的一份认真。如今《花山》已经离我们而去，代之而来的是《荷花淀》的诞生。《荷花淀》仍然在那座旧楼里，主编仍然是郝建奇。这使从前的一切突然近在眼前。虽然我早已离开那座小楼，虽然我已许久不做编辑，但我仿佛又要跟着郝主任外出组稿了。我还会站在天津的解放南路去拍那两扇永远也拍不开的大铁门吗？我还会在外省的长途汽车上同不相识的男人吵得面红耳赤吗？当我远离了从前的一切，才发现在《花山》的日子里我曾经收获的并不仅是一名编辑的职责和本分。
门外观球
这麽干来。我与他们的共同语言就少了许多。逢有足球赛的日子，逢有足球赛的电视实况，我还得领受他们善意的吗讽：
“你居然不喜欢足球！”
“居然你能不被足球打动！”
我一脸的不以为然，心想这有什麽大惊小怪的，为什么非要我随著你们的喜欢而喜欢呢？贝利和马拉多纳都伟大，可伟大的人不一定就只马拉多纳和贝利。
细究起来，大凡你不感兴趣的事情分为两种情况：一种是你尝试过了这事情，觉得毫无兴趣；另一种是你从未尝试过这事情，预先就认定你对它不会有兴趣。我想我的排斥足球便居於後一种。在人生短暂的岁月里，这种预先的认定令我们失去了多少领略美好的机会啊。
四年一度的世界杯足球赛，为地球上的球迷们大大创造了一次激动、兴奋、颠狂、焦虑、欣喜已极乃至悲痛欲绝的机会，连一些政府要员、总统首相、王子王姐们都神不守舍起来。内阁会议可以因此而中断，总理可以为看球而请假，倘若伊拉克和科威特的战争发生在那时，你不能不担心士兵们是否有饱满的士气或者战争还会发生。虽然现代足球在被英国发展完善起来之前，也曾有过不甚光彩的历史：“罗马士兵的踢球运动传到欧洲各地，在中世纪又首先在意大利演化成一种粗暴的运动，各城镇之间往往动员数百人互相比赛，双方球门相隔约零点八公里”(引自《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这不就是战争麽？但当今的足球己和战争无关，尽管它还不具备控制战争的魔力，我领略足球就是从世界杯开始的。
记得在一个闷热的下午，电视屏幕上正显示著第十四界世界杯足球赛的某一场比赛，家人在客厅里看得凝神屏息，专心致志。我无意中走进了客厅，并无意地扫了一眼电视，屏幕上正是一个进球的镜头，颠狂的意大利观众正为他们的英雄——年轻的新星巴乔欢呼。进球，无疑是个激动人心的时刻，但吸引我的并不是那排山倒海般的观众的热潮，而是这位新星巴乔的脸。据说教练是在意大利球迷的强烈呼声中才决定启用这位新星的。巴乔果然不负众望，旗开得胜。此时这位新星面对意大利父老，脸上却没有一般情形下的狂喜，而是一派狰狞。难道他不快活麽？难道他不惊喜麽？我忽然觉得，那一脸的狰狞正是快乐的极致，正是狂喜的顶点，正是瞬间的真面目。因为太真了，表情则无法预料了，也美得动人了。
我坐了下来，开始欣赏我一无所知的足球，不放过每一场比赛，直至阿根廷与巴西的问鼎之战。我的足球知识少到了没有，但我相信，当你把眼和心真的放进球场，你必将有所获得。
拉美人细腻，漂亮的脚法和节奏，欧洲人的速度和力量，非洲人强悍的体魄加实用的战术一切都耐你欣赏。足球实在是表演艺术，却又有别於表演艺术。它有看与表演艺术一样的功力和套数，又有著这套数之外的一切出其不意。这是连精美绝伦的芭蕾和交响乐都无法比拟的。这便是半个世界的人都为足球著迷的缘故之一吗？甚至连球迷也成了一种角色，又是绝对的自己。他必能接受体面的胜利，也必得当众接受落花流水的惨败。当南斯拉夫败给阿根廷後，斯托伊科维奇趴在草地上用绿草擦洗著满面的泪水、苏西奇用球衣捂住脑袋嚎啕时，你会觉得这失败实在也充满一种悲壮的压力，因为此时此刻他们把一个真的自己交给了足球，交给了观众，交给了世界。
曾经有一篇描写赛场教练的文章说：“紧锁的眉头上刻着深深的皱纹，焦虑的眼晴急速地左右转动，掌心捏出一把汗，拳头攥的指骨发白——这是一些教练在世界杯上显而易见的痛苦表情。他们这些行为语言本身就值得你买票观看世界杯。”这篇短文令我想起了贝肯鲍尔、查尔顿和比拉尔多，想起贝肯鲍尔的强作镇定和比拉尔多神经质地用手指去抠身前的栏杆…碰巧我也特别乐意留心教练们的表情。
我还每每为看台上观众的表情所打动，至今不能忘记那位美丽的金发巴西少女，在巴西输给阿根廷之後是怎样咬著拇指泪如雨下。这镜头甚至成了体育节目里观众“闪回”的经典。
过後，我想得最多的还是巴乔那张脸。一张因快乐而变得狰狞的脸何以会打动人呢？是因为如今足球场之外的人类表情越发地少了真意麽？那球场之外的社会舞台上，原本也有着诸多竞争的，那竞争有时也足能使你揪把草去擦脸上的泪水，也足能使你用衣服捂住脑袋去嚎啕。然而你见过的，却常是经刻意修饰而漾出的微笑，经悉心策划而溢出的热泪，经长久揣摩而演出的同情，就连对不义之举的愤慨，也显得心不在焉。人类是越发的周到了，周到得只顾去调整你的本相，忘记了真切之至的欣喜不一定是程式化了的那般“美好”，或许会带出些“狰狞”感的。於是千千万万的观众涌进足球场，除了寻找进攻的愉快、防守的惊险、射门时刹那间的窒息感……还有足球明星们在竞争中的那一分世上千载难逢的真实。
当意大利之夏终告结束时，球场的看客如梦方醒。和足球在一起的生活使人们一时间变的单纯了许多，眼前尽是如茵的绿草，黑白相间的足球的美妙滚动和球星们真切无比的奔跑。你醒了过来——意大利之夏已不复存在。罢工的将继续罢工，内阁会议将继续召开，刻意修饰的微笑继续存在，战争也会发生的。忽然间你就生出一种没意思的感觉。
然而你实在应该向你自己祝贺，因为你毕竟领略了足球，你的心曾经交给过那球场上的风云。你因此知道了人类需要足球，是需要看到真的自己，你才又开始企盼着下一届的赛事了。
我对足球产生了兴趣，但有了兴趣不一定就懂得了足球。我怎敢与能背出所有足球俱乐部名字、熟知在哪场比赛中因了哪个队员“起脚”太晚传球不到位而使全队失利的超级球迷谈论足球呢？我甚至刚刚明白足球的“越位”是怎麽回事。但这并不妨碍我这足球的外行“门外观球”，每一个看球的观众自有他爱看的道理。况且怎麽才叫真懂了足球？好比一个能背诵全本《吉尼斯世界记录》的人，且知晓哪个人在哪年花86小时吃下一棵树，我不以为他便因之理解了这世界的稀罕。
以我这贫乏的心得，悄悄地成为足球的热心观众，只因那遥远、神秘的绿茵场上每一个出其不意的必然和必然的出其不意，都令我感受着人类正创造着一切可能。又失掉着一切可能，於是连一个队员脸上的狰狞也觉得美丽了。
火车开往冬天
季军爱上北京女孩闵红，有点走火入魔。闵红的职业很特殊，她是一个军事院校的女教官，但季军他们一伙人从没有谁见过她穿过军服，她很神秘地说她教学员如何开枪射击并做了一个射杀的手势，当时是在一个很大的圆型餐桌上，餐桌四周坐满了朋友，闵红所瞄准的对象恰好是季军。
生活常常同季军开一些不大不小的玩笑，让他处于进退两难的尴尬境地。季军有时坐下来静想，他发觉闵红是个女巫，如果不是她那充满杀伤力的一个手势，他也许不会陷得像现在这么深。季军时常陷入一种莫明其妙的恍惚而不能自拔，当时他并没有听清闵红谈话的具体内容，他好像听她在说她能够在多少秒（或者是分）钟之内把一支手抢拆装完毕。她打着漂亮的手势一直在谈各种武器枪支，季军无论如何不能把她那只柔若无骨的小手同枪炮一类的硬东西联系在一起。
季军从北京回西安，这一段路并不算太长，闵红和严英两个女人，分别守候在这段路程的两端——一个送、一个接，像是一种仪式，又像是一种无声的宣战，当然她们两个并没有见过面，但闵红知道季军是一个拉家带口有妻子有孩子的男人，并且她总是口口声声地对季军说她并不打算把季军怎么样，季军就总是自欺欺人地对自己说“不会有什么事的。”就好像这样就能把一切的心理骚乱全都掩盖过去，然后回到属于他自己的、那个没有闵红的城市，继续平平静静地过他的小日子了似的。
在没有到北京出差、没有见过闵红之前，季军的小日子过得的确很不错。西安是一个比北京要平静得多的城市，对于一个作家来说季军觉得没有什么比心浮气躁更糟糕的了。季军喜欢自己的城市爱孩子爱老婆是个标准的现代好男人。季军在一所大学里教中文并兼职在一家杂志社工作，他这趟去北京是为杂志社组稿去的，那一伙人都是他们过去一块写小说的哥们儿，现在变化挺大的，很多人都改行做别的了，房地产商人、股票经纪人、电脑公司经理，还有倒卖倒买进口汽车的人，总之他们都把小说这种虚构的玩艺儿扔一边了，他们的参与欲太强烈了，外面的世界天天在变，谁还有心思坐在家里玩虚构？
季军庆幸自己处于一个旋涡之外的地理位置，因此没有沾上那种极度膨胀的心态。季军是一个踏踏实实认定一条路就要走到黑的人，无论外面的世界怎么变，他还是坚持他的创作。他已经出版过三本小说集了，他老婆严英是他最虔诚的读者，又兼翻译、秘书和“挑错别字的”等角色，季军的老婆经常半夜三更不睡觉帮季军整理手稿，这使躺在床上的季军常常感到内疚，那一下下电脑敲击的声音仿佛直接敲入他脑壳，使他倍感折磨，焦虑之极。爱上闵红之后这种敲击声对季军来说简直成了一种酷刑，它终日嘀嘀哒哒地响在季军的生活空间里，循环住复，无止无休。
季军家这台电脑是一台品牌机，价格昂贵，是家里唯一最值钱的东西，因为它比一台29寸大彩电还贵，至于到底叫什么牌子季军听老婆说过几次但他从来没往心里去，他对电脑这类玩艺儿天生排斥，他喜欢钢笔与纸张的亲近感，那一行行的淡绿色的空白格子纸看了叫人兴奋，而老婆给他买的那台电脑却叫他手脚发硬，对自己的写作能力充满怀疑，而季军的儿子小拉拉却在电脑这种新生事物面前表现得非常“新生代”，他仿佛一生出来就对东西感觉良好似的，坐在大皮椅子上对那抽屉似的可以拉出拉进的键盘兴奋不矣，他才三岁有时还要尿床呢却一脑门子爱上了电脑，如果他不高兴的时候你让他在电脑前面坐坐或在电脑键盘上手指乱戳，他会高兴得合不拢嘴的。
季军的老婆的对小拉拉的要求非常严格，她绝不允许小孩子动大人的东西，特别是像电脑这类昂贵的电器，她是不舍得让小孩随便乱掰乱碰的。“要是弄坏了可怎么得了。”季军的老婆说这话的时候，多半是季军抱着儿子坐在电脑前面胡鼓捣，季军的价值观与老婆不同，他认为能使儿子高兴的东西就是好东西，甭管它多贵多便宜，况且季军本人并不喜欢电脑，他不相信用这玩艺写出来的东西会有手写的那么好，在季军眼里电脑只配做小孩玩具，你动一下它闪一闪，你不动它屁都不会放一个，用它来写小说？添乱吧。他们家小拉拉一见电脑眼睛就发亮，他的一只小手握着鼠标器，用食指在上面一点一点地，看上去极其老练。季军老婆小拉拉他妈就说，季军你还不如咱儿子有用呢，瞧咱儿子多有出息，才三岁就爱玩电脑，再瞧瞧你吧，让我夸你什么好呢？为什么别的青年作家都在用电脑写作而你却不行呢？你总迷信你那一支笔，可是现在时代不同了，电脑时代，你不会使用电脑怎么行？
严英在他们单位的秘书科工作，对于电脑、复印机、传真机等等一系列先进的办公设备都跟家里的小天鹅爱妻号洗衣机一样熟悉，严英认真严谨讲究办事效率的工作作风颇得他们单位领导的赏识。每年七月，单位里都要分来新的大学生，领导总拿严英作为标准来考核学生。
“要是能再分来一个像严英那样的就好啦！”老局长无不感慨地说。
可是新大学生分来一拔又一拔，人头数倒不少，像严英那样踏实肯干业务精笔杆子硬工作能力强的却好像一个也拔拉不出来。现在的年轻人全都浮躁得要命，屁股底下全都跟着了火似的，站不稳也坐不住，成天就喜欢东跑西颠，一开口就谈钱，哪有严英那么任劳任怨不计较个人得失不图名不图利年纪轻轻就那么稳重那么成熟那么有出息的青年学生。
严英的男朋友是个作家，这在当时在他们单位也算得上一个不大不小的新闻。作家在如今这年月不管吃香还是不吃香，总归是跟他们这帮坐在办公室里管文件的人不大一样。作家可以穿得很邋遢胡子拉茬懒得理发头发留得老长，这些事在作家身上算不得什么，要在他们单位可就问题严重了。好在严英的男朋友季军并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种人。季军与严英是大学里的同班同学，他们一起在北京读过四年书。季军年轻文秀，待人很有礼貌。严英第一次把季军带去见他们领导就搏得了领导们的一致好评，认为这个青年人品不错，不过也有一个“过来人”语重心长地提醒严英，说作家好像见异思迁的居多，让严英多多少少也得留个心眼儿。当然这人也是为了他们单位的优秀职员着想，怕严英这样的好姑娘吃亏。不过这话可把季军气坏了，卷起袖子要找那人去理论。他说他这是什么意思嘛，想调拔间破坏我们夫妻关系？从大学时代起季军从来就不管严英叫我女朋友而是大大咧咧地管她叫我老婆。严英笑道什么夫妻关系你别忘了咱俩还没领证呢。季军说“证”算个屁。严英就用大人看小孩子似的目光斜着眼睨他，双手交差抱在胸前，问他道，那么你说这个“屁”咱们还要不要啦？单位可快分房子了。季军当时梗着脖正横呢，可一听“房子”二字他立刻也就软了。严英走过来拍了一下他的后脑勺说，你得跟我们领导搞好关系，以后大家就是邻居了。
二
季军果然跟严英的领导成了邻居，不过那都是一些和蔼可亲的好老头好老太太，季军也很招这些老头老太太们的喜欢，因为他在家呆着没事干经常爱打扫楼道什么的，季军一周只工作两天，一天去学校，另一天上杂志社，余下的那几天便在家里写小说。写小说跟处理文件的最大不同在于，一个走心，另一个不走心，没谁为公家的文件把自己搞得心力交瘁的，下了班就什么都忘了，而写小说却有写得吐血的，季军的一个朋友一年前因为写作被累死了，当然他身上以前就可能有别的什么隐患，但以他的年纪他要是不那么玩命的话也不致于累得吐血，他很年轻，死的时候只有三十二岁。
季军带严英去参加了他的那位英年早逝的朋友的追悼会，这件事似乎给善良的严英留下很深刻的印像。严英说在此之前她从未参加过别人的追悼会，她只在电视上见到过，并且电视上的那些人大多数是八九十岁的长者，像季军的这位写小说的朋友这么年轻的实在是不多见。那天的天气也是阴郁低沉的，云层很低，北风从头顶呼啸而过，像是要下雪的样子。季军记得那天严英穿着质地板硬的黑呢子大衣，反衬得面色很白，甚至相当俏丽。严英长得鼻子和嘴都很精细，眼睛不大不小恰到好处，是微微向上挑的小双眼皮，严英是那种长得非常均衡的女人，五官都不算特别突出，合在一块却很耐人寻味。她梳着一丝不乱的短发，额前的头发很井然梳向一边，齐整利索地钩在耳后，她身上具有那种女学生和女干部混和在一起的即单纯又凝练的独特气质。严英不仅招领导的喜欢，还招同学、同事、一块写小说的哥们儿、偶尔来家里做客的摇滚青年等所有人的喜欢，她那种大公无私、待人宽厚的态度让季军周围的一圈人没有不挑大拇指的，她在单位里年年被评为先进工作者，奖状和证书抽屉里存了一大摞。
季军那天带严英去，主要是为了让严英负责安慰季军的那个刚刚死去的朋友的女朋友，他俩虽说还没有正式结婚，但已经住在一起两年了，据说感情还不错。那个女的名叫桃丽，是个尖脸的有点刻薄相的女子，在开追悼会那天季军注意到桃丽穿得虽素洁但却相当考究，没有像别的失去刚丈夫的女人那样失魂落魄。季军一看到这个女人就有点不舒服，说不上哪一点让他觉得看不顺眼，他们以前接触不多，这一回才算是比较正式地彼此认识了。
严英待桃丽一直非常好，这是她一如既往的做人原则——善待一切。季军是那种从平庸中能够看出故事来的立体眼光，而严英则正好相反，她是从立体到平面的，把一切凸起的、能够造成视觉或感觉磨擦的让人不舒服的东西尽量抹去，从平面上找到一种四平八稳的和气感觉，这是她的本事，季军做不到。追悼会的时间并不算太长，桃丽自始至终是由严英搀扶着的，她哭得挺伤心，几次差点晕倒，多亏严英在一旁悉心照料呵护，才不至于使得场面出现混乱。那天来了许多朋友，他们都是赶来同这位平日里豪爽健谈汉子见最后一面的。季军看到他这位死去的朋友全身上下覆盖着新书海报，枕边还摆放着他刚刚出版的两本新书，季军感到胸口一阵阵绞痛，他并没有看清楚他朋友的脸，只是看到了一个比平时看上去要宽得额头那么朝天仰着，看上去像另外一个人而完全不像他本人。墙上挂着的遗像也是临时找人用炭素铅笔画的，看上去严重变形，画像几乎与死者无关，大概是此事发生得太匆忙没来得及找到死者的照片底片。追悼会那天季军看到不少熟人的脸，他们大都神情恍惚，看上异常疲倦。从遗体告别室出来，季军忽然感到有些撑不住了，天色越发阴沉，季军闻到了一股严冬最深处的雪的味道。
那位朋友的死事后触动了不少人，每每朋友们聚在一块，都谈到要爱惜身体，宁可少写点儿也不能把身体搞垮了。桃丽有一段时间成为季军家的常客，一来就是大半天，她来主要是找季军的老婆说话，季军一般视而不见，她来她走都不打招乎，独自躲在自己的小房间里看书、写作，就当没这个人。但日子长了季军有时觉得也烦，一个礼拜就那么两个休息日全让她给占了，这算怎么回事？等桃丽走了之后季军就把这个意思跟他老婆说了，严英脸上绽出一朵善解人意的笑来，说道：
“想不到你还这么小心眼呢，我是你老婆，别人抢不走的。”
“我也没说谁要把你抢走呀，我是说她占用咱们的时间太多了。”
“桃丽现在是非常时期，她好像是受了剌激，她总是唠唠叨叨跟我说他们过去的事，她说她早就看出她爱人身体有病，她说她曾经找人给他算过命，那算命的说她爱人活不过三十二岁，这不果然就”
“放屁！”季军道，“摊上这样的女人，好人也让她给咒死了。”
“你怎么这样说话呀？”
“这样说话怎么啦”
这是婚后两人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闹别扭，一整天他俩谁也不理谁，事后两人都很后悔，各自在心里说何必呢，为了这么一点小事讴气在是太不值得了。
三
自从吵过那一次之后，严英不知使用了什么办法使得那个叫人讨厌的桃丽在他们的生活中彻底消失了。季军和他老婆从此再也没吵过架，老婆把一切都安排得好好的，让季军专心写作。后来季军听说桃丽很快又钩上了圈子里的其他作家，吃上了那人的稿费。严英说桃丽有时还往他们办公室打打电话，时不时地联络一下，但严英在上班时间是不愿意接任何私人电话的，桃丽见她态度冷淡，也就算了，电话也懒得打了。老婆每天要坐班车去上班，季军心情好时候常常到楼下去接她，写了一天的字，顺便到楼下转一转，另外老婆他们单位经常发东西，比如说发上一口袋泰国香米什么的，或者顶好清香油一大桶，总之都是好东西。季军到楼下去接老婆主要是为了帮她拿东西，但这无意中成为一种带表演性质的行为艺术，不少家里有大闺女的老太太总爱把季军的名字挂在嘴边上，动不动就说你瞧人家严英找的对象，人好学部问又好，又懂得心疼人，说要找就得找个像人家季军那样的。严英对季军说以后下班你别到楼下去接我了，你都快成了我们单位的模范丈夫了。季军笑道，模范丈夫不好吗？说着伸手就去搂抱妻子，因为觉得她那种认真的表情很可爱。严英向后稍一躲闪碰得窗户上的百页窗帘哗啦哗啦直响。楼道里正乱着，上上下下全是人，有刚下班车从外面回来的，有回家拿了提兜和钱包下楼去买菜的，一幅忙碌的凡俗生活景象。季军对老婆说我们今晚什么也不干就这么呆着。季军老婆说天还没黑呢我得去做晚饭了。两人坐在窗前那张沙发上，屋里的景物影影绰绰，有一半潜在黑暗里，只留下一个轮廓。
外面纷乱的环境使得季军家里宛若一个宁静的、脱离轨道的空洞，季军觉得自己仿佛一整天都在期待这一时刻的到来。这一整天他一直在描写一对男女疯狂做爱的过程，直写到他大汗淋漓无法自制的时候猛一抬头发现天色已经快要黑下来。他放下手中的笔急急忙忙下楼去接严英，发现严英正吃力地手里拎着一包东西从班车上走下来。他一步走前去接过妻子手里的那包东西，很想顺势搂严英一下，但他很快注意到了四面八方有无数双睁得大大的虽然上了点年纪但对这方面的事却异常敏感的眼睛。季军把那只手缩了回去。
严英今天穿了双很长的一直到膝盖的长靴子，季军在拉那长长的好像永远也到不了头的长拉链的时候，严英的眼睛略微眯缝着睫毛垂得很低那样子看上去就好像几年前他俩第一次在一起时的那种表情。她没有一般女孩子那种故作的被夸大了的羞涩表情，她表现得很自然，甚至热烈如火，让季军感到很舒服。季军讨厌那种既想跟你上床却又遮遮掩掩的女孩。
季军好不容易脱掉严英的一只靴子的时候，敲门声当当响起，弄得两人都很扫兴，也有点慌张。严英示意衣冠尚算整齐的季军前去开门。来敲门的人是严英他们秘书科的科长。科长在门口探头探脑地问，哎，严英呢。季军忙把开门的幅度略微缩小一点，使里面的情况不致于让这个眼尖鼻长的科长看到过多。
季军说严英在里面正忙着呢，有什么事你跟我说吧。科长说我想借一把老虎钳你家有吗。季军忙说，有吧，我想不起来了，我去找找看。过了一会儿，他把老虎钳找出来拿给科长，并大声向他说再见，再见。回到屋里正想与老婆继续亲热，敲门声倒又响起来了。季军有些不耐烦套上一件衣服去开门，见门口站着的又是那借老虎钳的科长。这一次他是来还老虎钳的。他倒挺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借了东西马上就要还。季军叉开腿站在门口，粗着嗓门大声地问：
“你还打算借什么？都一口气说了吧。”
季军把门关得山响。回到屋里季军望着站在窗口妻子觉得她真漂亮，两人交换了一个极为默契的眼神，严英无可奈何地耸耸肩，系上围裙到厨房做饭去了。
四
季军发现严英在生完孩子之后情欲比以前更加强烈了，她总是非常主动地依偎过来俯在他身上像个不断蠕动的性格倔强的小动物。季军伸手一摸发觉她混身发烫，像块柔软的能把人烤焦的火炭，她比从前更能放得开了，做爱的时候激情澎湃变成了一个与平时那种温文尔雅的样子完全不同的另外一个女人。季军有时不得不小心翼翼地把她包在棉被里面，生怕她那近乎于有些歇斯底里的、快乐得无法承受、但在外人听来好像痛不欲生的呻吟声传到只有一墙之隔的保姆耳朵里。完事之后她总喜欢缩在季军的胳膊底下像一个温顺的小猫。季军抚摸着她那光滑修长的脊背，从后脖颈一直摸到臀部，她的臀部摸上去似乎比从前更加****，混圆而且结实，他用力地抱着她让她的身体全部埋进自己体内，他恍惚觉得这么完美的幸福感也许不会长久。为什么很多夫妻都过着面和心不和或者吵吵闹闹的日子而他俩却配合得天衣无缝？日子过得好了反而觉得不对劲，季军觉得自己有点不正常。妻子在他的怀里微微蜷缩着身体已经睡着了，那样子看上去很满足。季军忽然又想到也许大多数年轻夫妻都是这样如漆似胶的吧，要不人为什么还要结婚呢。百孔千疮的人生大都存在于小说里，那些虚拟的争吵、矛盾、和虚假苍白的悲欢离合的故事此刻让季军感到生厌，他甚至对自己的职业产生了怀疑。抚摸着女人柔软的肌肤，每一寸每一厘都让他充满虚空和棉软的幻想。女人在他怀里翻了一个身，背对着他，她这么做似乎是为了故意把****让给他好让他尽情抚摸。他双手交叉抱在她胸前，正好一只手握住她一个****，他摸到她的乳头是竖起来的，很硬，禁不住再次激动起来。他把她抱过来分开她的四肢，季英在半梦半醒之间不知道发生了什么，她只是下意识地配合着他。渐渐地，她有些进入情况了，而且比上一次还要放得开。她的动作很强烈，完全不像在梦中的样子，季军总是弄不清她到底是醒了还是没醒，他再一次进入那种像是要从一万米高空坠落之前的僵持状态，他极力把持着不使自己坠落，他看到严英此刻已变成了水状的完全化开了的液态女人，她周身的线条是流动的，不确定的，时隐时现，变幻莫测。他看见满床都是她的影子，她的头发，这一绺那一绺，她的手指，一会儿在这儿一会儿在那儿，还有她的腿，以各种各样的姿态在他眼前出现，而且季军还发现一向严肃的妻子不知什么时候居然染了一个红指甲，是右边第一个脚指——在黑暗中季军看得很清楚。他凭生第一次抚摸女人的脚指，并且觉得这样做很****。不管夜晚如何亲热，严英在白天却总是显得一本正经，让季军怀疑昨夜跟自己做爱的女人是不是这一个女人。
五
季军再次遇上桃丽，是在杂志社要求每个编辑必须坐班之后。季军非常讨厌坐班制，但又怕丢了饭碗，因此和别的编辑一样敢怒不怒言。天气已经相当热了，编辑部给大家买了一批小型的、塑料壳的风扇，本来放在桌上风正好吹到脸上可以凉快些，但电扇一开满桌的稿纸就跟鸡毛一般呼啦啦地乱飞，为这事大伙都感到有点头痛。
这天下午编辑部里正乱着，来了一个穿得令人眼花缭乱瘦长脸女人。她一来就非常亲热地拍了拍季军的肩，好像他们是老相识了似的。季军一开始没认出来她是谁，后来听她张口说话才分辨出来，她有相当重的鼻膜音，听上去老像在闹感冒。季军极力掩示着自己的厌恶情绪，用客客气气的语调问她今天怎么有时间上他们编辑部来玩。桃丽瘦长的、皮肤绷得很紧的脸上浮着一层油腻的细小汗珠子，她手里拿了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小手绢，毫无用处地在脸旁边一下下地扇着。她顺手拽过一把椅子来多余地用手抹了一下上面的灰，又把手指头凑在眼近处确认一下椅子上到底有没有灰，然后她才一屁股坐下来并且还翘起了二郎腿。她穿着一双与夏天不太相称的黑皮鞋，脚像丁钩一像勾住一点鞋尖，其余部分半脱不脱，吊在脚尖上一下下打悠。她这副样子再次激怒了季军，季军粗着嗓门大声说我们这儿正忙着呢你有什么事就快说。桃丽微扬起下巴一双媚眼眯缝着似笑非笑地从眼角里瞄着季军，语气硬朗地对他说道，告诉你吧，以后咱俩就是同事了——我调你们编辑部来工作了。说完她就像编辑部的内部人员那样自己动手调起桌上的那台个头小但劲头挺大塑料电扇来。她用一只抹了银粉似的亮指甲像弹钢琴似地在电扇的那一排多功能按键上噼里啪啦一阵乱按，各种档次各种风速的人造风便如从她掌心里刮出来一般，从桌子那头一排排地横扫过来，一时间，季军眼前纸片儿满天飞，刚刚整理好的一迭稿纸转眼就被吹得无影无踪。
季军阴沉着脸，蹲下身去捡那些纸片。
“就你会用电扇！”
“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
桃丽显得像个知错就改的小女孩。她蹲下来帮他捡，并且努力造成和他肩并肩一块儿蹲在地上的事实。季军侧过脸来横了她一眼，只见在距离过近的地方，桃丽鼻翼两旁的毛孔被放很无限大，像是要吃人似的。季军觉得一阵头晕，连忙站起身来。桃丽关切地扶了他一把问道：“你没事儿吧？”季军用力甩了甩才把那只粘乎乎的手甩掉。
季军回家说了桃丽一大堆坏话，季军对老婆说编辑部里多了这么一个女的真是叫人没法儿活啦。那阵子老婆正在怀孕，她非常温柔地把头发扎在脑后，走路的动作看上去比平常缓慢一些，因此显得更加温柔，与世无争。
“她怎么你啦，把你气成这样？”老婆笑眯眯地凑过来问季军。
“她一个女的，她能把我怎么样？”季军有些蛮横地说。
老婆抿嘴一乐。在老婆的笑容里季军分明看到了自己未来儿子的小模样。
“桃丽挺能干的，你别对她有成见。你这个人呀就是这样，要是认定谁好，那么他就好到天上去了。要是看谁不顺眼呢，他就是什么都不干光在你眼前呆着你都烦。”
老婆像领导干部似地把季军开导了一通，然后叫他洗手吃饭。
“打点儿肥皂！”
老婆不厌其烦地在他身后叮咛道。
桃丽总在季军面前反反复复说起她从前那个死去的男人的一些事情，因为那人也是季军的朋友，所以季军好像没有理由置之不理，但桃丽那些邪恶的、略带神经质的语言又是季军极不情愿听到的，生活中发生的许多事都与他的本意相反，事情发生的轨迹往往朝着一个背道而驰的方向迅速展开，而完全不像他事先所想像的那样。季军后来才发现，自己不经意间已陷入了一个怪圈，这个怪圈是桃丽事先设计好的。
桃丽每次谈到她的那位前任男友(她的现任男友似乎已经被她给甩掉了)的时候都要掉眼泪，季军是最见不得女人在他面前哭哭啼啼的，季军总是以一个劝说者的面目出现，劝她不要太难过了，以后的路还很长。季军觉得自己在这方面语言尤为贫乏，说出来的话跟报纸上的差不多，是苍白无味的新闻体，但也没办法，对桃丽他只能勉强说这些了，现在既然是同事关系就不能搞得太僵，要不然上班时两个面对面地坐着，双方都怒目而视冒火星子，那日子该有多难受呀。桃丽似乎看清楚了这一点，并且揪住不放，她总能想出各种由头来约季军上这儿上那儿，比如说去听交响乐或者去看芭蕾舞，她手里像变魔术似的总能变出成双成对的两张印制精美的戏票来在季军眼前晃一下，问他想不想去看某国著名芭蕾舞团的精湛表演。季军从稿件堆里抬起头来，眼镜微微有些下滑，季军故意用听起来让人很不舒服的腔调对桃丽说，他对高雅艺术没什么好感，准确地说是看不懂。
季军没想到桃丽会来这一手：她竟然当着他的面把价值几百元的戏票给撕得粉碎。季军当时还真被她那副刻毒的模样给吓着了，季军半张着嘴，眼镜还在失去控制了似地不住地往下滑。季军定定地看着她，连眼都不眨一下，他这样绷住劲儿象是在说，我倒要看看你这个女人到底想干什么。
他们两个人好像是陷入了某种表演磁场，在咬牙切齿地演着对手戏。桃丽也定定地看着他，目光没有丝毫躲闪。她盯了他几秒钟，这几秒钟像一个世纪那么漫长，他都有些盯不住了，鼻子尖上出了许多的汗眼镜下滑的速度更快了很快就要超出极限季军差不多已经听到那玻璃镜片与水泥地面相撞发出的清脆声响，接下来是玻璃碎片四处飞溅的壮观场面。她倒比他沉着许多，她用她那银粉色的金属指甲在电扇按钮上按了一下，然后摊开掌心让那些撕碎的戏票如蝴蝶般地劈头盖脸朝季军猛扑过来。
这天晚上下班，季军脑袋上还沾有莫明其妙的纸屑，妻子见他这副样子就有些担心起来，问他最近是不是太累了还是有什么不顺心的事。她把他的手抓过来握在自己掌心里，她的手总是不冷不热，恒久，有力，被她的手握着的时候季军感到心里很平静。老婆说还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你，今天我做b超了，大夫说我肚里的是个男孩。季军伸手摸摸老婆的肚子说，还用b超照啊，我早看出来了。
第二天一大早季军就在编辑部里发布了这条消息，别的同事都替季军感到高兴，只有桃丽一个人撇着嘴阴阳怪气地说，儿子有什么好啊，我看还是生女儿好。但是在季军的儿子小拉拉出世后她又改变了对男孩的态度，一心一意要当小拉拉的“干妈”。季军感到妻子对桃丽似乎并不讨厌，桃丽借故看孩子上他家的次数又一天天地多起来。她以“干妈”自居，每回去都要给季军的儿子买东西，小零食、小点心或是一只男孩喜欢玩的会啾啾乱叫、看上去似乎在喷火的小手枪。
六
桃丽就像一颗定时炸弹一样埋伏在季军的生活里，季军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是在一切已成定局之后才明白过来的。桃丽随季军一起到北京去组稿之前，做了精心安排，她似乎有意要利用这次出差机会干成点儿什么，一切都是在季军不知道的情况下悄悄进行的。在火车开动前一分钟，季军还蒙在鼓里，他还以为自己这趟差是跟同事小周一起去，为此他还在书包里准备了《足球报》和扑克牌，准备在火车上消磨时间。桃丽的到来使他有些目瞪口呆，以为自己大白天出现了幻觉，他使劲揉揉眼想要看清楚什么，桃丽的长脸就在他眼前变得越发不清楚起来。
“看什么看？不认识是怎么的？还不快帮我放东西。”
“我是说你怎么来了，小周他——”
“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主编临时通知我的，不信你问主编去。”
这时候，火车已经缓缓开动起来，他就是有八张嘴也问不着主编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列车里响起了激越的音乐，搅得季军很心烦，他不知道这漫长的旅途该如何打发，或许他可以跟这个女的谈谈足球亦或打打牌？季军知道桃丽是这些男人游戏的热心参与者，她甚至能做得表面上比男人还狂热，但那只是表面上的，是带表演性质的。一想起这么个对手来季忽然觉得这一切都变得面目可憎，索然无味。
桃丽却挂了一脸胜者的微笑。此时此刻季军才明白，有的人生来就是阴谋家，你绕来绕去躲着他，可他总有办法以各种各样的面目出现，决不会轻易放过你的。季军一直眼望窗外，试图假设对面这个女人根本不存在，他听见她一直在叨叨唠唠地同他说着话，具体内容并不确切，好像是他们编辑部里的事，又好像是有关他前任男友的事。季军努力回避各种各样的话题，他脑子里老在一阵一阵地走神，他想起儿子小拉拉拉着一只“鸭鸭车”在屋里满处乱走所发出的嘎嘎声，有的时候他一个屁墩坐下了，就主动告诉别人说“不痛不痛”。季军离开的时候老婆正报名参加一个“五笔字型训练班”，说等他回来她就能帮他打小说了。买电脑是老婆热心张罗的事，既然她那么喜欢电脑，他也就不拦她，让她看着办好了。
桃丽说你在听我说吗，我怎么觉得你在走神呀。季军连忙拉回思路回到现实中来，他说我没走神，我只是想起我老婆买的那台电脑，那玩艺儿有什么用啊，我可不相信它能帮上我什么忙。桃丽说你怎么那么没出息呀，既然出来了就别整天想老婆，言外之意他应该多跟她谈谈多想想她才对，可是她配吗？季军压根就挺烦她的，只是出于面子不愿意伤害她罢了。季军很快看出，桃丽为这趟出差是做了精心准备的。桃丽这个人，从来不打无准备之仗，但季军想就算她布下天罗地网，她又能把他怎么样？
桃丽一路上说的最多的还是她那死去的男友。男友的突然死亡可能使她受了一定的剌激，精神变得敏感，抑郁，整天神神叨叨的。季军望着车窗外的天空像一块灰色的破布，他盼着天色快点黑下来，天一黑他就可以爬到中铺上蒙头大睡，好早点结束这场桃丽强加给他的精神折磨。可是桃丽仿佛使了什么魔法似的让天总也不黑。她是一个超能量女人，以疯子所特有的敏锐感觉和超常嗅觉，搅着生活的混水。桃丽耸人听闻地说起她男友死之前所表现出来的种种征兆，她说她早就预感到有那么一天，她男友会突然离她而去。她说有一回她一个人独自上外地办事，刚到一到宾馆，她就感到胸口扑通扑通直跳，她一想大事不好放下行季便拿起电话给男友打长途，但是哪儿找也找不到他，打他手机，关机。呼他，不回电话。办公室和家里都没有，他能上哪儿去呢。桃丽说她当时脑袋里就轰地一下，她对自己说，不好，出事了！她当即退了房到火车站买了张高价票往回返，到西安的票很难买，可桃丽说鬼使神差(她当时确实是使用的这样一个字眼)居然买到了。关于她如何回到他俩同居的住处也就是她所说的那个所谓的家，又如何见到她男友面色苍白地坐在玻璃窗前写东西，“他看上去神情恍惚，面色苍白，忧郁”桃丽进入了一种创作状态，自觉不自觉地，她已经在编故事了。最一般的小说家也会对杜撰敏感，因为那是在他的领域里跳舞，谁要是想在小说家面前编故事那可真是班门弄斧，那你就等着破绽百出吧。季军微眯着眼，看上去听得听入神，实则他的思路早就跑得比火车还快——已经到达北京了，他想起了他北京那些哥们，他的的影子一个接一个地在眼前晃。
“我早就预感到他会出事了，”桃丽仍在另一条思路上徘徊，“他的死绝非偶然。”
季军看到有一抹十分明显的阴影从桃丽脸上掠过，火车大概就要进站了，这显然是个中途小站，下车的人不多，列车车厢里没有出现什么骚动，但车速已经明显减慢了，铁路边高压线的影子又深又远地伸进车厢里面来，浮现在桃丽的脸上，那一道一道间隔均匀的阴影使得桃丽的脸变得有几分阴森的鬼气，季军觉得起她所谓“爱入骨髓”的爱情实则为一道道不祥的咒语。女巫一旦爱上谁，谁就会死于她的咒语。
七
列车正一点点地接近闵红的城市，那时季军还毫无预感，他什么也不知道，对于迎面而来的巨大的毁灭性的心理灾难他一无所知。小站一过天就十分彻底地黑了，季军假装关切地对桃丽说早点睡吧你也累了一天了，除了睡眠他没有办法把她支开，他聪明的脑袋瓜里总是转着笨念头。桃丽却忽然直起身子精神抖搂地对季军说，我可不困，我平常可能熬夜呢，我男朋友活着的时候——天啊，又来了！季军赶紧用火车上的毛毯蒙住脸，桃丽的唠叨声逐渐变得远了、淡了、听不见了。这一夜季军睡得很踏实，他甚至连梦都没有做，一睁眼火车就已经快到北京了，这时候，各节车厢的列车员正忙着打扫车厢里的卫生，床铺被她们翻得稀乱，她们把那些旅客用过的白被单、白被套统统从高处扔下来丢在地上，一时间灰尘像固态的雨一样从高处倾泻下来，纷纷扬扬，灰尘中季军看到一张拳骨很高、眼睛总在不安地眨动着的长脸。季军马上意识到要摆脱这个女人无休止的精神折磨，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到北京以后想办法把她支开——各走各的。那时闵红还是个不存在的人物，季军脑海里想的全都是哥们儿，他有些迫不急待向车窗外张望着，想不出会是哪个家伙首先出现在铁轨道旁的灰色水泥平台上。
大胜大模大样地站在站台上，脖子像安了轴一样东西南北四面乱转，即便隔了老远季军也还是看清楚了，大胜手里除了那只鳄鱼皮的老板包外，另一只手还攥着一支最新式只有冰棍大小的手机。季军在西安就听说大胜现在做房地产，目前资产已是天文数字了，他从前是他们当中文章写得最懒的一个，现在却是这一伙人当中的大哥大。
大胜以热烈的俄罗斯礼节把季军拥抱得踉踉跄跄，站台上许多人都扭脸看着他俩，含蓄的中国人不适应这一套，把大胜当疯子了。季军也觉得有点脸红，连忙岔开话题问他，怎么是你，不是说孙蒙来接我的吗？大胜就张开大嘴露出一口被烟酒茶熏得发黑的牙齿以及牙床，发出共鸣声很响的嘿嘿的笑声来，大胜说指望谁你也别指望他，人都是会变的。大胜的情绪很快处于某种声讨朋友的既爱又恨的情绪当中，他大声斥责孙蒙“这孙子”精打细算不够朋友，还列举了他数条“罪状”。这时候他们已随人流进入地下通道，由于通道里面比站台上要狭窄许多，人群忽然间变得拥挤起来，人挨着人，肩挨着肩，手里的提包相互碰撞着，走得磕磕绊绊，甚至有人踩到了季军的脚后跟。地下通里的光线有点暗，墙壁上镶着看上去相当脆弱随时都可能熄灭的日光灯管，光线薄弱的莹光在人们脸上飘忽不定地晃动着，季军努力回忆着刚才发生过的某些事件片断，不知怎么他恍惚觉得某些情节似乎是被遗漏了，他努力调动着自己的各路记忆细胞，却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发生了什么。沿路那些光线忽明忽暗的莹光灯管不仅没有唤起他的记忆，反而使他像个患了失忆症的病人一般，深一脚、浅一脚地走在人群的深谷里。季军和大胜被河流一样的人流冲刷到车站外面的广场上，外面的光线很足，两个男人站在正在当当做响的大钟下，眯起眼睛来相互看着。这时候，季军终于明白他把什么东西给弄丢了，他丢的是一个人，那个他一直想甩掉的桃丽。
八
与闵红见面的时间正以倒计时一分一秒地向季军走来，但季军丝毫也没意识到有什么异常，而且与闵红的这次见面还差一点被别的事情给差过去，那天大胜请客，他约了他们最要好的几个哥们，还颇为神秘地告诉季军有个很特别的女孩也要来，季军问他怎么个特别法，大胜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但季军那晚正好有事，他临时约了一个能写影星的作者见面，杂志社很需要这种借题发挥的稿子，要找专门的人写才行。要见的这个人是季军他们杂志社的老作者了，季军只认识他的笔名却从没跟他见过面，这人是个在北京混了多年的自由撰稿人，笔名“老范”外号“老稿贩子”。
“不行不行，”大胜在电话里言辞激烈地对季军说，“你来也得来，不来也得来！”为了表示态度坚决，在通知完吃饭的时间地点之后他不容商量地挂断了电话。季军只好取消了与老范的约会，为此老范还老大地不高兴在电话里责怪季军不够朋友。季军在北京已使出了若干分身数一天当成八天用可还是忙不过来，桃丽自从在火车站与他走散，每天都在同他联系，可两个人好像受了某种电磁波干扰走进不同时空区域，每次桃丽急急忙忙赶到一个地方，人家都说季军刚走。
“你瞧，这不是吗，他的香烟还燃着呢。”接待桃丽那人客客气气地说。
桃丽走进屋一看，果然看见茶几上那只透明雕花白玻璃烟缸上摆着一支抽了一半的香烟，香烟升起的袅袅蓝烟看上去仿佛是一个刻薄的玩笑——什么人设计好的、有预谋的玩笑。桃丽猛地冲到窗户跟前脸贴着玻璃朝下看，果然看到一个瘦高挑的灰色背影很像季军。桃丽追下楼去，那个灰色背影早已不见了，院子里面空空的，有几只冬天里没来得及逃走的鸟儿在空荡荡的太阳地里徒劳地寻找着食物，可它们大概永远找不到了，它们的下场是饿死在这个寂寥的冬天。
为了找到季军，桃丽几乎花掉了她在北京的所有时间，也冤枉地花掉了许多钱。她坐着出租车像一只疯狂老鼠般地转遍这座城市的大街小巷，忽然东城、忽然西城、忽然宣武、忽然海淀，她找人的“方向盘”全靠她大脑里的一闪念，桃丽相信她所谓的“第六感”，可她的“第六感”从未灵过，几乎全是错误的，最玄的那一次是当她得到可靠情报说季军正在某某餐厅与他的大学同学聚会，那时已是晚十点了，桃丽已在宾馆里洗完了澡正准备看会儿电视然后睡觉，有人打来电话告诉她这一消息。桃丽手里捏着电话机激动得直哆索，心里说季军你不是想玩捉谜藏游戏吗，来吧，玩吧，看谁能玩得过谁。但是当桃丽以最快速度赶往聚餐会的现场的时候，那桌人已经散了，饭菜都还热着，餐巾纸沥沥拉拉扔得哪哪都是，显得有些邋遢。红绒座椅的套子有些也被人坐皱了，桃丽甚至在桌上捡到一只季军用过的打火机，这打火机实际上对于桃丽来说是类似于信物似的东西，季军却随随便便地把它丢在这里。桃丽拿起那只铁壳的做成地雷形状的打火机，捏在手里，冰凉的，这种感觉让桃丽很伤心。
服务员收拾碗碟的动作似乎过重了，乒泠乓啷的声响直接砸进桃丽心里去。这座城市使她感觉又冷又硬伤透了心，她不再想寻找什么了，她想买张票回西安算了。
就在桃丽在这座大得像迷宫一样的城市里转来转去寻找季军的下落同时，季军已和神秘的北京女孩闵红接上了头，那晚在圆形餐桌旁季军什么也没看见、什么也没听见，他的注意力全都集中到闵红身上去了，他努力在空气中捕捉着有关闵红的每一点信息，越是想集中注意力就越是感到听不清，他怀疑自己的听觉器官是不是出了什么毛病，当闵红打着一种奇特的手势谈到某国的秘密武器，有那么一瞬间季军感到自己已经彻底失聪了。
九
季军从北京回到西安，感觉自己好像变了个人。闵红在这头送他送他上车，老婆在另一头接。季军在电话里不让老婆来接，他说又没什么东西我自己回去就行了，老婆却说，不接怎么行啊，把你丢了怎么办。虽是一句玩笑的话，季军心里却忍不住哆索一下，疑心他人还没回西安是不是什么风言风语已经传了回去。在北京他一直没有见到桃丽，最后一次给她住的宾馆打电话，说三天前就已经回西安了。桃丽是他儿子的干妈、老婆的好朋友，桃丽要是在北京听到一耳朵有关季军与闵红的事，她立刻会以传真机的速度把消息传递到他们家里去的。
但是回到西安季军发现并没有什么异常，老婆从火车站一见到他就显得很高兴的样子，一路出站都是和他挽着胳膊走的，季军一开始还有点不能适应老婆的过份热情——因为这一向不是她的风格，但渐渐地，他也被她的热情感染了，他甚至觉得还没有走出出站口他已经把那个叫闵红的人给忘了，想不起她的模样来，在嘴里嚼了两下她的名字也觉得淡而无味，生活中张红李红多得很，季军想，这也许就是一个男人生命中一段微不足道的小插曲，每个成年男子都可能有过。这想法给了季军很多安慰，一路上的负疚感被一扫而光，他直了直腰板心想自己又可以光明正大地做人了，老婆就在身边，就在自己肘弯里，沉甸甸的，老婆样样都好很完美也很踏实。西安铅灰色的天空也给了季军踏实的感觉，他们在出租车里很热烈地接了一个吻，季军在司机的反光镜里看到一个善意的、掩示不住的微笑，就想他一定是把他们当成一对儿热恋中的情人了。老婆由于激动脸上显得红朴朴的，她一路都在向他报告他走了以后她上“五笔字型训练班”的情况，她说，告诉你吧，我现在能打字了，打得比写得还快，以后我可以帮你整理你的作品。她对电脑的热情几乎让人怀疑她在电脑训练班里是不是有什么外遇，这想法让季军感到自己很下流。他很快打住这条不应该的思路，手上更加用了一点力把妻子搂得更紧些。
一进家门季军就被蹒蹒跚跚朝他冲过来的宝贝儿子逗得直乐，他叫爸爸总是叫成三个字，爸爸爸，他的口水晶莹透亮好像蜜糖，把他举起来在空中打悠的时候感觉也是沉甸甸，一切似乎都在给他这个暂时离家的丈夫一个暗示，生活是沉甸甸的，踏踏实实的，你好不容易才拥有了目前这一切，都熬过来了应有尽有了，你没有理由再想别的什么花样了。
到了晚上保姆和孩子睡了之后，季军就催促妻子快去洗澡。严英的兴趣似乎还在那台她刚刚学会使用的电脑上，她对季军说这两天他们办公室也配置了一台很高级的新电脑，正愁没有会用它呢。严英说这两天她打算在家里先拿季军的小说当文件练习打字，正好可以一举两得，小说也用不着季军费劲巴拉地再抄一遍了，她又可以练习中文打字。她兴致勃勃地向季军展示着这几天她所取得的“成果”，她已经能把电脑操作得很熟练了，只是打字的速度还稍微有点慢，有时眯着眼睛在键盘上像寻找一根针一样寻找着一个键，找不着的时候就转过身去哗啦哗啦翻上一阵参考书。这时候，季军已经洗完了澡靠在床头上翻着一本刚刚出版的文学杂志，里面有他一篇小说，他本想趁这会儿把它读一遍，季军一向有阅读自己作品的习惯，但今天不知怎么了，竟然一个字也读不进去，那些铅印的方块字使他感到陌生，他望着坐在电脑前忙碌的女人的背影发呆。季军觉得自己好像并没有在想什么人，他在老婆嘀嘀哒哒的敲击声中昏昏欲睡。
卧室里幽暗的光线很适合做爱，他不知道妻子是什么时候结束那没完没了的敲击过来跟他亲热的。他感到很愉快。在同妻子做爱的时候有那么一瞬间季军想到了闵红，他想闵红在床上会是什么样子？在这种时候想这个问题似乎很不应该，可他确实想了一下，不过他与闵红之间并没有过什么，这一点让他觉得很放心，很心安理得，很能对得起自己和自己的老婆。
十
“季军，你还知道回来呀？”
编辑部的门敞开着，季军夹着公文包一脚踏进来就听到有个女的阴阳怪气地对他说。
季军见是桃丽，自知心里有愧，就装做很诚恳的样子一连串地向她陪着不是，他说我在北京也一直都在找你呀，桃丽你让我找得好苦，你没看我都急出白头发来了。桃丽紧绷着的脸松弛了一些，但鼻子里面依旧冒凉气。
“哼，别跟我这儿装了，你在北京的事儿我全知道。”
听她这么一说，季军就有些心慌，怕她一张嘴说出闵红的名字来，就又陪着笑脸问她到底知道些什么。桃丽不肯说，过了一会桃丽又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季军知道她这是在没事找事，或许她什么也不知道，成心在这儿捣乱。季军撇下她不管，一头扎进工作里很愉快地忙碌起来。季军是个干事全力以赴的人，什么事都能做得非常到位。过了一会儿桃丽外出采访去了，季军故意同她幽默一句，要不要我陪你一块去。桃丽皱了皱鼻子非常不屑地说，你？我看还是算了吧。你我还不知道吗，一到外面就没影儿，谁知道找哪个女孩聊天去了。幸亏我不是你老婆。她那花花的影子在季军眼前一消失，季军就觉得仿佛是有人给他全身上下松了绑，又舒服又自在，套用一句印在他们杂志上的面包广告：“松软得可以弹起来。”
季军原以为事情就这么过去了，同事桃丽并没有“揭发”他什么，老婆严英也并没有察觉到什么蛛丝蚂迹，很热情地帮他打字，很主动地同他做爱，这一切都表明季军的生活空间并没有发生什么变化。一切都不像他在火车上所想象得那么糟。更重要的是他和闵红之间并没有发生什么，纯粹只是聊聊天而矣，在现代社会里男女聊天的事每时每刻每分每秒都在发生，正常得不能再正常了。季军在心里为自己一遍遍地解释这么多，连他自己都觉得罗嗦，心想说我这是说给谁听哪，又没人问我什么。
三天以后，季军才像动物反刍般地忽然间感到难受起来。那是在一家与大胜请客的餐馆十分类似的一个地方吃饭，全编辑部的人都在，季军觉得这情形仿佛在什么地见过，餐桌上的人和他们说的话都和那天有关联似的，对面有一张椅子是空着的，没人坐，在北京那天那个方位正好坐着闵红，季军想起闵红开枪射击的手势，她所射中的那个男人正是自己。在那一刹那便注定了日后的许许多多事情。季军用力摇摇头，像是要把在北京的那段记忆从脑袋里抹去。他站起来大声提议，弟兄们好久没在一块喝酒了，今天要来它个一醉方休。很快地，酒桌上的热情被煽动起，你一杯我一杯白酒啤酒混着喝，桃丽坐他旁边小声劝告说，你悠着点儿别喝醉了。季军白她一眼嫌她多管闲事，桃丽赌气不理他了。连季军自己也不明白他今天晚上这么买力地喝酒到底是为了什么，其实他心里一点都不想喝酒，只想早点回家，一个人静静地呆会儿。可是，他的行为和思想分了叉，他似乎要用过度亢奋的行为来掩盖内心的虚空，这趟从北京回来他的内脏仿佛被什么人掏去了，剩了一个空壳回来，他要把空壳里倒满酒填满菜，他闻到自己嘴里呼出来的一股股浊气，连他自己都讨厌自己。为了不把内心里这种厌恶和不安的情绪表露出来，他只有加倍地夸张自己的快乐，酒喝得比别人多，话也说得比别人多，他不知道这样一个疯狂的夜晚该如何结束，他像一个动画片里夸张的疯子一样尽情地表现自己，他笑着笑着都快哭出来了，可他还是硬撑着，因为他心里清楚他并没有醉，他只是心里难受。
十一
虽然这顿饭酒喝了不少，但散伙的时间并不算太晚，季军他们主编是一个非常听话的小老头，他老婆要求他几点回家他就得几点回家，一分一秒都不能差。大伙闹哄哄地从饭店里出来，连声再见都来不及说就各自钻进了出租车。桃丽站在饭店门口等人，季军正想说句什么又把那句话给咽下去了。他不如同事们手脚利索，大大小小的计程车都被他们捞去了，他只有一边走一边等着，看情况再说。他正要拔腿往外走，听到后脑勺有个阴阳怪气的声音在跟着他。
“没打算让你送，”她说，“今晚上有人来接我。”
季军回过头来成心问了句：“你的意思是——把我也捎上？”
“这恐怕不太方便吧。”桃丽有些娇揉造做地说。
“那不就得了，”季军说，“我得走了，老婆等我回家呢。”
季军走了一段路没有遇到一辆空载的出租车，天倒稀稀落落地下起雨来。季军从公文包里拿出一把伞来撑上。伞是老婆让他带的，老婆每天准时收听天气预报，老婆本人就是一个非常准确的天气预报，问她什么时候下雨什么时候刮风她全知道，就像有一个什么开关掌握在她手里，她可以控制一切似的。季军发现自己在雨里非但没有加快脚步反而越走越慢了，他擎着一把黑布伞在雨地里久久徘徊，连他自己都不知道要干什么。有几个骑飞车的少年，呼啸着从他身边掠过，街面上汪着积水，如同行驶在冰面上一般。他们的笑声好像收在收音机的旋钮开关里面，“忽”地一下可以开到好大，耳边尽是他们的喧哗；“忽”地一下又被关到极小，很快地就什么也听不到了。街上又恢复了刚才的平静和空旷，雨静静地下着，路灯静静地照耀着这一切，眼前的景象虽然很平常，却有着一张无声的张力，季军感觉到好像有什么事正在另一条轨道上慢慢酝酿着，沿着它固有的轨迹不断扩张、蔓延，直至充斥他的整个生活。
不知是什么地方，响起了一阵若有若无的军号声，这一定是附近什么地方有一座营房——但季军根本想不起这儿有什么部队大院或者军事院校，难道是幻觉中的熄灯号？季军站下来侧耳细听，什么也听不到。季军想起闵红曾经描述过每天夜里听到熄灯号时的那种落寞心境，“仿佛一生的大幕就要落下了，什么都完结了。”她说。雨越下雨大了，季军听到雨点砸到自己头顶伞面上均匀而又密实的击鼓声。前面有一扇亮着桔黄色灯光的窗口，准确地说是雨中的一个封闭的小亭子。季军大步朝前走去，他知道自己想干什么了。
那是一个昼夜服务的收费电话亭，里面还兼卖糖果点心香烟和冷饮。电话放在柜台中间的显要位置，电话机的颜色和亭子里的灯光融合在一起，让人看着很舒服。看电话那老人站在柜台后面一动不动好像一尊雕像，脸深刻得像木刻。那盏灯吊在他头顶上方，把他钩勒得不像现实中的人，而象戏剧里的一张脸谱。柜台上竖着一只体积很小的半导体收音机，里面发出的声音扁而细。季军的到来没有引起老人的任何注意，他只是沉浸在他那一套里：面孔纹丝不动，只有细看才发现他的手指在柜台上轻轻叩着节拍。
“打个电话。”季军冲那老人说。
老人依旧没什么反应，收音机里的京剧唱腔像皮筋一样被越拉越细越拉越长。季军听到拔号盘一下一下咯啦啦、咯啦啦响起的声音，号码拔到一半的时候，季军忽然觉得吃了一惊，他似乎是被自己的举动吓着了，他像丢掉热山竽似地丢掉那只电话。为了掩示他的慌乱，他故意把电话本拿出来一页一页胡乱翻着，像是在查找某个电话号码，其实闵红那个区号为“010”的电话号码季军在心中已不知掂量了不知多少遍，早就背熟了。为了给不给闵红打这个电话他曾经在内心里挣扎了一整天，最后他以桃丽就坐在对面为由，把给闵红打电话的想法给吞回到肚里去。可今天想给闵红打电话的愿望却像发了水的海鲜一般无休止地膨胀起来。他变得大胆、果敢、毫不迟疑，电话很快就拔通了，那悦耳的长音仿佛被放大了，季军把听筒拿开一点隔老远都能听得见。
闵红的电话一直通着却久久没有人来听。季军猜测着这么晚了她可能去哪里，闵红好像说过她在北京没有亲戚，季军的脑子里一下子乱了起来，他像一个输红了眼的赌徒，越是输就越想玩下去。季军一遍遍疯狂拔打着闵红的电话，似乎只有这样做才能够排遣掉几天来堆积起来的关于闵红的那些乱纷纷的想法和念头，让自己好受一些。
柜台后面那个听京戏的老头忽然开口说话了，他说：
“是给你女朋友打电话吧？”
“算是吧。”
“没人接你就过会儿再打，你这样让它一遍遍地响着是要收费的。”
季军“哦”了一声，放下电话听筒，弯下腰来在柜台里挑，他挑了一盒他平时不怎么抽的牌子，然后又在混身上下乱摸找他的打火机。他记不清他的打火机落在哪里了，也懒得去回忆，就又让老头给他拿了一只一次性的打火机，有些急躁地把烟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这才觉得情绪稳定些了。这时候，有对恋人同撑着一把小花伞朝这边走过来，他们在柜台前站下，挑选了几种冰淇淋，老人给了他们一只纸袋，他们把那一堆大大小小的盒子装进去，然后转身走了。他们并根本没有注意到季军的存在，不知怎么季军有点嫉妒他俩。
午夜十二点季军才到家。他把湿漉漉的雨伞斜靠在墙根，一想又觉不妥，于是他又把雨伞送进厨房挂在水池上面的那只钩子上。雨伞嘀嘀哒哒连续滴着水，证明他今晚上走了很远的路，事实上电话没有打通为了调整那种沮丧的情绪他是一路狂奔着走回来的。他想挨到老婆睡了之后再进家门，这样就可以不让她看出自己难看的脸色。他想自己过两天就会好的，他不想让妻子替自己操心。
季军蹑手蹑脚地推开卧室的门，发现老婆当没有睡，而是十分清醒地坐在电脑前打字。她打字的姿势十分奇特，双眼紧盯着屏幕，两手一下一下敲击得过于用力，使得她的手显得青筋毕露，整个计算机桌都在她的猛烈敲击下簌簌发抖。她工作得很专注，头也不抬地问他：
“你回来啦？”
“嗯，回来啦。”
“洗洗睡吧。”
“我这就去洗。”
季军愣愣地站在那里，以为老婆起码还要再盘问几句，因为老婆知道他们主编的规矩，超过某个时间的界线主编的老婆会把主编掐死的。季军今天回来的晚得不近情理，季军自知理亏，垂手立在那里主动等待批评。
老婆却没话了。她的话节省得好像电报，“洗洗睡吧”，这算什么，难道她就不想知道点别的个么吗？比如说今天晚上到哪儿去了，和什么人在一起之类的，通常女人爱问的问题她怎么一句也不问。季军越发地佩服起老婆来，觉得他这个老婆可不是一般的老婆，既然老婆对自己这么信任，自己也得对得起老婆。不过他今天的所做所为也算上犯什么错误，不过是给一个北京女孩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而矣，而且还没打通，以后不再打就是了。季军洗完脚躺在暧烘烘的被窝里，想到自己刚才在雨地里竟然傻站了那么久，简直不可思议。
十二
季军以为过了那一天，他就是一个正常人了，可事情远没有那么简单，那仅仅是他走火入魔的开始。季军第二天上班的路上就拟好了一封写给闵红的信，到了办公室他赶快伏在桌上想把它写下来，可是主编把他叫去谈话，桃丽又让他做这做那，到了下午他才静下心来，给闵红的信写得很顺手，两页纸一会儿工夫就写满了，他不敢看信的内容，怕看过之后就没有勇气寄给闵红了，季军忙找了一个信封把叠好的信塞进去，邮票一贴放进那堆即将送走的邮件里，这才觉得好像完成一了件什么事似的，心里轻松许多。其实这封信才是他和闵红关系的导火索，季军当时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他没事儿人似地过了几天太平日子，忽然有一天，闵红的回信来了。
闵红的信写得很克制，并不像季军想象中的那样热烈如火，为此季军略感受挫，但闵红在信中透露了一个叫人高兴的消息，她说近期她有可能到西安来出差，为他们学校的毕业学员办毕业证。怕季军搞不明白，她在信中还特意解释了一句，说她所在的那所军事院校的总部在西安。季军把闵红这封信逐字逐句地读了若干遍，然后小心翼翼地把它叠好放回到信封里，锁到抽屉深处，生怕它会长翅膀飞走了似的。季军也不知道他自己到底想干什么，一向理智成熟的他忽然之间变得懵懵懂懂颠三倒四起来。他变得极其敏感，电话铃一响他总要跳起来去接，编辑部的门一响他立刻伸过头去张望，疑心闵红会突然闯了来。每天的邮件一到他先翻有没有闵红的来信，这几乎成为一种病态反应。走在街上他会下意识地留意有没有闵红的影子，有一回在商店买东西，他看到一个人特别像闵红，他就追在后面闵红闵红地叫，那个“闵红”头也不回地走了，季军在商店的玻璃镜子里看到自己的脸比死人还要惨白。季军觉得自己从没有像现在这样软弱过，情绪浮动，伤心绝望，他搞不懂自己为什么如此盼望闵红的到来，也许人家只不过是随便说说闹着玩呢，不必如此当真的。闵红很少写信，连电话也不打一个，季军很难想象她的生活，也不知道她一天到晚在忙什么。
从表面上看季军的生活并没有什么变化，他每天准时上班下班，下了班就和老婆孩子在一块，看看电视、逗逗孩子玩，一切不必要的应酬全都被他推掉了，因此那段时间他极少出门，象个标标准准的模范丈夫似的。在夜里他甚至更加经常地与妻子做爱，好像他们的爱情正处于颠峰状态，没有任何障碍。妻子对他这段时间以来的细微变化略感惊讶，她但从不问他什么，只是一如既往地对他好。实际上只有季军自己心里明白，他现在早已变成了一个“双面人”，半边脸黑、半边脸白地生活在两个不同时空里，他下班扮演一个准时回家兜里一分不留的好丈夫，上班时却在扮演等电话盼信痴情而又焦虑的男友。他不知道这一切是如何开始的，又该如何结束，他显然很爱他的妻子和孩子，并不想要改变什么，可是他目前这种全身心的投入到底又是为了什么，他一点都不清楚。
季军脑子里一直转着一个念头，却不知如何跟老婆开口说。桃丽依旧常在老婆耳边叽叽咕咕，关于闵红的事季军不知道桃丽到底知道多少，所以季军心里很不踏实，有一天夜里，季军睡的时候老婆正坐在电脑前打字，那清脆的击键声如雨点一般地密集，落在季军的梦境里，季军梦见了雨。季军一觉醒来时模模糊糊听到有人在哭，季军吃了一惊，以为老婆什么都知道了。老婆却说，跟你无关，电脑坏了。季军这下又觉得有些失望，他倒希望她问问最近一段时间到底发生了什么，可她的心思完全不在他身上，认为他很好，很正常。
季军决定到北京去干一段时间，他想辞去公职专写小说，这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他的许多朋友都是这么干的，他们在圆明园附近的乡下租了房子，靠稿费生活。季军是切断一切后路之后才把这件事跟老婆说的，他很害怕这一天的到来。季军临上火车的前两天才把要去北京的事跟老婆说了，他以为老婆会跳起来，可老婆并没有做出太强烈的反应，老婆只是说到北京以后你就好好干吧，季军低着头觉得万分惭愧，他去北京当然不是只为了写小说。
季军一下火车就遇到暴雨，他雇了一辆出租车直奔闵红学校。眼前的刮雨器来回晃动着，制造出一种不安的让人心烦意乱的情绪。季军多么希望突然地、出人意料地出现在闵红面前，这似乎是他这次来的真正目的。出租车停在闵红他们学校的大门口，雨水把水泥台阶冲刷得又滑又光亮，季军走在上面，如履薄冰。季军找到闵红的宿舍，他的脸擦过铁丝上晾着的那些女人零碎看到一张已经搬空的床铺，闵红的同屋有点儿不耐烦地告诉他说，闵红调走了，调到他们学校总部去工作了。她看了一下表又说，你去追她吧，也许还能追得上火车。
十三
小嘴不停
包老太太也是这酒店的来客之一，她来参加一个表彰会。本来，春节近了，能不出门的人就不愿意出门了。况且包老太太年逾七十，丈夫户老先生还躺在医院里。可是，包老太太来了。
乘坐了三个小时火车的包老太太进得酒店并不急于签到，她急着寻找洗手间。包老太太与同龄的其他老太太相比，身体状况良好，唯一的难言之隐是憋不住尿。为此，凡遇长途旅行她便提前在内裤里放置“尿不湿”。回想第一次去超市为自己购买“尿不湿”，包老太太臂弯里?着塑料购物筐，做贼似的在货架前逡巡了几个来回，竟是不敢下手。仿佛她要攫取的是样见不得人的东西；又仿佛，只要这东西一进了她的购物筐，她可就真的老了。一个年轻女导购员过来想帮助犹犹豫豫的包老太太，说孩子多大，我帮您选个合适的型号。包老太太吭吭哧哧又说不出来，只是想原来这玩意儿也分大小号啊。“尿不湿”之于包老太太，始终是只闻其名，未见其物。包老太太养育孩子的时代中国还没有这东西，后来她的第三代被养育时她又没管过他们。那么，她至少该买大号，她是个大人。但包老太太不敢说要大号，似乎一说大号导购员能立刻识破她买这东西是为了自己。最后她胡乱拿起一包中号的，红头涨脸地离开了超市。回家一试，包老太太明白了，敢情这“尿不湿”的所谓大、中、小号，是幼儿范畴的大、中、小。即使大号，配的也是幼儿中的大幼儿；包老太太的屁股再瘦小（包老太太的臀部属瘪瘦型）也当属成人之规格。因此不仅中号她无法穿用，大号也照样不行。包老太太急中生智，索性将那东西稍作改良，摈弃了四周起固定作用之“裤腰”和“臀围”部分，单取中间那一条厚实而又柔软的吸水力极强的无纺布棉垫。试用了一阵子之后：包老太太基本满意。再逢出门，因为腿间有了“尿不湿”，人就从容了许多，也不至于打头天晚上就滴水不进了。包老太太从不跟人探讨婴儿的“尿不湿”之于老人的方便，这属于她个人生活的小秘密。最初垫上它，包老太太有过一阵隐隐的堕落感，再严重一点她就要说自己这是“沦落风尘”了，虽然，世上所有的婴幼用品本是最为洁净、天真再加上一点无助感的。那么，应该是无助感比较贴切。包老太太也曾想到过这个词，但是包老太太自尊一生，乐于助人，绝不情愿“无助感”这样的词往自己身上靠，宁肯“堕落”或者“风尘”，至少那还有点幽默的成分。用到后来，包老太太甚至还找到了一点点更年期之前使用卫生巾的感觉。用了一辈子卫生纸的包老太太，在停经前不久才赶上用舒适方便的卫生巾，只可惜一切都在瞬间结束了，她的例假，她作为确凿女人的生理特征……如今，自从她的腿间有了“尿不湿”，很快她就从“堕落”啊“无助”啊等等词汇中走了出来，因为“尿不湿”竟能使她回忆起那么一点确凿女人的青春感，或者说女人青春的确凿感。包老太太对待生活的态度基本是乐观的，她总是能在看似倒霉的情境中寻摸到那么一点让自己主动起来的蛛丝马迹。
这样，乘坐了三个小时火车的包老太太走进酒店，顺利找到隐在大堂一侧的洗手间。事毕之后换上一片干爽、崭新的“尿不湿”，包老太太神闲气定地来到洗手间的大镜子跟前，洗手，外加稍事整理自己。这时的包老太太，怎么看也不像年逾七十，也就是五十岁出头吧。她那一头灰黑色的弯曲自然的假发没把她衬出老来，反而为她平添了几分真实、活泼的俏。这就是包老太太的聪明，不愧是化妆师出身——包老太太是她们那个城市影视中心的资深化妆师。包老太太历来反对白发老人染黑发，黑压压的好似头上缠着块黑布，怎么看也是假。哪儿如她头上这顶假发套，和年龄和面庞总是有个自然的过渡与呼应。这就说到了包老太太的面庞，毕竟已经七十多岁，脸上没有深刻的皱纹，但两腮的肉已经下垂，下巴至脖颈的衔接处也显出松垮。但包老太太有两条好眉毛，和一副轮廓清晰、常显滋润的嘴唇。这副嘴唇若放在旧社会，那是典型的樱桃小口，包老太太便也可称得上是位旧时的美人了。可包老太太偏偏看不上自己的嘴，为当代不少男女演员化妆的包老太太，欣赏的是时下流行的大嘴美人，也许正所谓缺什么想什么。包老太太也不倚仗着化妆师的方便就在自己脸上大动干戈，她不文眉也不文眼线——那是低级整容，把人脸弄得木呆呆的，且呈现一种凶相儿。她只把本来不错的眉型再择素净一点，轻扫些许眉粉即可。她的脸就看着那么亲切柔和，一整个儿是位神采奕奕的老年职业女性。
神采奕奕的包老太太回到大堂，在属于她的表彰会的桌前签过到，领取了出席证、餐券、会议文件、房间钥匙以及礼品盒——她们这个会的礼品是红酒新宠“玉树临风”。包老太太提着两瓶“玉树临风”找到自己的房间，打开，进门，怎么回事？大白天的屋里黑麻咕咚，气味也不好。包老太太正摸索着去开门廊灯，就听“噼”的一声台灯亮了，原来桌前坐着一个人，这人压着嗓子叫了一声“包老师”。
包老太太走到桌前，借着台灯一看，原来是小刘啊，从前跟她学过化妆的，后来到省里发展，现在自己开了服装公司，在当地个体私营企业主里，也算得上一号人物呢。
小刘说，她从与会者名单上看见包老师的名字，又知道和自己同住一个房间，挺高兴的。这个表彰会表彰的是各界精英啊，包老师是老有所为的代表人物，她早就知道由包老师任化妆师的两部电视剧都得了国家级大奖。其中一部剧获的是单项奖，奖的就是化妆啊。小刘说话，用的是气声：不敢使大劲儿、不使劲儿又说不成句的那么股劲儿；怕谁听见、又怕该听的人听不见的那么股劲儿。受了这气声和气氛的传染，包老太太便也压着嗓子与小刘寒暄，但这种竭力控制音量的语言方式让包老太太很别扭，特务接头对暗号似的。况且，窗帘密闭，空气不畅。
桌前的小刘看出包老太太的疑惑，这才起身走到窗前把加厚的双层落地窗帘拉开一半，正午刺目的阳光立刻射进房间。包老太太借着炫目的阳光，方看清屋内的两张床，一张干净整齐，另一张被子鼓鼓囊囊乱作一团。再细打量，被子底下睡着一个人。小刘虽然拉开了窗帘，但说话仍旧用着气声。她说这张床上睡着她女儿，女儿学校已经放假，不愿一个人在家，就跟了她到会上来住。这孩子晚上不睡觉，疯了似的玩电脑，后半夜才上了床，这一睡恐怕要到下午了。小刘说，刚才她怕吵醒孩子，所以大白天拉上窗帘并且小声说话，还请包老师多担待。小刘边说边把包老太太让至那张显然无人动过的干净整齐的床。
包老太太坐上自己的床，想起美国影星斯特里普为了竭尽母亲的责任，把婴儿带到摄影棚喂奶，那真是传为美谈的明星母亲的一段佳话。包老太太一边想斯特里普一边就忍不住目测对面床上被子底下那个人形的长度，怎么看她也绝非婴儿，亦非少年，至少这女儿的身高不低于眼前的小刘。刚才小刘不是说她半夜玩电脑吗，包老太太瞥见桌上有个笔记本电脑，婴幼儿会玩电脑吗？正在思想间，被子底下一阵蠕动，小刘的女儿醒了，掀开被子站起来就往卫生间走。小刘让她管包老太太叫姥姥，她倒是乖乖叫了声姥姥，之后就把自己锁进了卫生间。包老太太对小刘说，女儿的个子可不矮，有一米七吧？小刘说是啊，才上高一。包老太太试探地说那开会这几天你睡哪儿啊？小刘说我们娘儿俩就凑合挤这一张床呗。包老太太心里就泛上一丝不痛快，觉得这小刘分明是有点不懂事了：这么大的女儿还带到会上吃住，弄得会议房间成了她们家的卧室，堂堂正正的会议代表包老太太反而像个碍眼的多余人了。大白天的拉着窗帘，说话还得用着气声。这和斯特里普把孩子抱到摄影棚喂奶根本就是挨不着的两种境界。再往细处想——包老太太的思维变得越发具体：两个人共用的卫生间得三个人用，就算“尿不湿”她可以隐蔽地更换，她的假发套怎么办呢，晚上睡觉她是要摘下来的。小刘看到无所谓，毕竟小刘是从前的熟人。可是包老太太不愿意让一个如此年轻的女孩子看见她的假发套和她那颗有着稀疏头发的脑袋。包老太太不愿意。
这时小刘又说话了，小刘说多年养成的习惯，也是没办法的事。女儿3岁那年丈夫就和她离了婚，从那时到现在，她们娘儿俩一天都没有分开过。那时候穷啊，雇不起保姆，每次去南方倒腾服装她都是怀抱着女儿。那时候火车上人也多，经常没座位。她就坐在车厢地上，把女儿塞进座位底下铺块报纸躺着。有时候座位上的人脚不小心踢着了女儿，女儿不哭也不闹……
小刘这番话缓解了包老太太心里的不痛快，她最听不得别人的苦事，特别是离婚一类的事。她就没有离过婚，在经营家庭的技术上，她可算个成功者。成功的包老太太现在与有着不成功婚姻经历的小刘母女住在了一起，最初的不痛快感终于因小刘婚姻的失败而调转了方向，她变得放松了踏实了。不能说居高临下，却是有点悲天悯人；不能说想施舍些许同情给小刘母女，却是真心要对小刘敞开心扉——小刘在诉说了自己不成功的婚姻之后不是一个劲儿地羡慕包老太太的美满家庭吗？
晚上，睡足了白日觉的小刘的女儿坐在桌前打开笔记本电脑，精神头儿十足地上网。这事儿要是放在包老太太刚进门的时候那简直就是不可容忍。但是，经过小刘对她们母女生活的叙述，情况就不同了，包老太太觉得自己能够理解小刘女儿在会议房间里旁若无人的劲儿——怎么说也是苦孩子出身呢。再说，小刘女儿个子虽高，却没什么心眼儿，跟包老太太也不生分。包老太太洗完澡托着假发套从卫生间出来，试探性地往小刘女儿那里瞟了一眼，内心里是有点怕她嫌弃的，很多老人在蔑视一些青年的同时，其实也在怕着被那青年嫌弃。小刘女儿不嫌弃包老太太的假发套，还凑上来要求试戴。在征得了包老太太的同意后，她便戴着包老太太的假发套继续她虚拟空间的畅游。而这时，包老太太和小刘都已靠上各自的床头，开始睡觉前的说话。说话前包老太太不忘用手机先同家中哪个子女通了话，并得知住院的户老先生病情已稳定。
床头灯下的包老太太，摘去了假发套的包老太太，在小刘眼里并不显得太过光秃，因为她本是有头发的，只是头发稀少，已盖不住头顶。她的稀弱的头发加上她那唇形清晰的嘴唇，使她看上去像个年老的孩子。而桌前戴着假发套上网的小刘的女儿，则恍若一个年幼的老人。其时这一老一小彼此并不关注，小刘女儿忙着上网，包老太太忙着对小刘述说家事。
包老太太向小刘透露说，别看她和户老先生生育了五个儿女，儿女们也都挺孝顺，其实户老先生从三十岁起就向她提出过离婚。包老太太敢把这种消息透露给小刘，并非她的一不小心，相反，这是她经历了半生风雨之后的心中有数，捍卫婚姻大功告成之后的胸有成竹。她敢说起户老先生曾经提出过离婚，就说明她已确定眼下的户老先生再也不会向她提出离婚。那时候，户老先生三十岁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了两个孩子。户老先生的职业不比她低，也决不比她高，他供职于当地一所大学的总务处。有一天，平白无故地他就对她说，我想跟你谈谈，我想和你离婚。
时年三十岁的包老太太，虽已生育了两个孩子，可依旧娇小玲珑，眉黑唇红，她有哪点配不上一个大学总务处的一般职员呢。若论社会表现和治家能力，包老太太还略胜一筹。户老先生从年轻起就体弱多病，肝炎，肺炎，胸膜炎，气管炎……一年有三个月住在医院里，以至于五十岁就提前病退了。用包老太太的话说，病弱的户老先生一生就没吃过几粒粮食，他是啤酒、香烟不离口。劝他吃饭，他就对你说：我在吃。啊，这酒啊是我的液体面包；这烟啊是我的气体面包。这样的一位先生，有什么资格向包老太太提出离婚呢。可是户老先生提出了，包老太太听见了。包老太太想，他这是不爱她了。那么，她爱他吗？或者她也说不上爱他，她爱的是自己的婚姻本身。谁想动摇她的婚姻，她便决不示弱。于是，在沉默了一个小时之后，包老太太对户老先生说，她不能同意户老先生的想法，因为，因为户老先生对她太好了，那千百样的好啊，足够她两辈子受用。假如现在他们离婚，可叫她到哪儿去寻找这么好的好人呢！
这样的开场白，倒是让户老先生没有料到。他以为——照常规，至少包老太太会吃惊，会悲切，继而愤怒，继而声讨他的薄情，他的寡义，他的不负责任，他的不知深浅，他的太拿着自己当块香饽饽……包老太太却不按常规，她从另一条道上来了，她就是把他说成了一块香饽饽。她说到他对她的关心，他对她的体贴，他对她的体贴加关心或者关心加体贴。某次她去副食店排队买春节凭票供应的排骨，排到天黑还不见回家，他就站在家门口的雪地里等她一个小时，等得棉鞋都湿透了脚上尽是冻疮啊。还有一个某次，她正给孩子洗尿裤子呢，同事串门来了，他二话不说端过她手中的盆子就洗呀，让那个同事羡慕得不得了。夏天的时候哪次不是他熬好了绿豆汤，在凉水里冰了又冰，放上甜度适口的白糖才端到她眼前啊——还有，他这人虽然话不多，从来他就话不多，可那绝不是对她的冷淡对她的漠不关心，那纯属性格所致，因为她从他看她的眼神儿里能悟出他对她的惦记他对她的心疼，一个眼神儿足足赛过一万句甜言蜜语，一万句！这样打着灯笼难找的男人怎么可能向她提出离婚呢，那是不可能的，该不是他觉得自己做得还不够吧，那样可就太让她无地自容了，做得不够的是她本人。就算结婚以后她从来没和他吵过一次架拌过一次嘴甩过一次脸子，那她也是做得不够温柔不够贤惠不够和顺不够——总之是不够，这使她经常寻思着她该用怎样的努力才能够配得上他这个千百样俱佳的男人……
包老太太小嘴不停地历数着属于户老先生的那些“莫须有的美名”，也不知是在夸他还是在臊他。但她眼里有隐隐的泪光闪动，音调语气是如此的恳切，眼前就是个泼皮无赖也得三思而行吧，更何况户老先生不是泼皮无赖，他是大学总务处一名本分的职员，对，那时候叫一般干部。虽然包老太太给他编织的那些美名有点叫他受用不起，可是，这“美名”的力量是既突然又密不透风，噎得人喘不过气，他一时就不知道该从哪儿下嘴了。包老太太初战告捷，第二年他们又生了一个孩子。
床头灯下的小刘，被包老太太的讲述弄得越发没了睡意，只觉得对面床上的这位老太太实在不简单，就这么一下子，一辈子都牢靠了。她把心中的感想说给包老太太，包老太太立刻反驳说，完全不是那么回事，对男人你得警惕一辈子。她说别忘了从三十岁户老先生第一次提出离婚之后，他们又共同生活了四十多年啊，四十年时间什么样的事发生不了呢。四十年间，包老太太最怕听见的一句话就是户老先生对她说“我想跟你谈谈”。
小刘忙问，难道后来他又跟您提过“我想跟你谈谈”？
包老太太拖着长声说，提——差不多每隔一年他就跟我提一回。但是我也积累了一点经验，每回听他说到“我想跟你谈谈”，我就立刻拿话把下半句挡回去。小刘说您这叫将“离婚”二字扼杀在摇篮里。
包老太太想了想说，摇篮这个词太温馨了，把“离婚”放在“摇篮”里好像“离婚”本是个招人怜惜的小婴儿。咱们不说把“离婚”扼杀在摇篮里，咱们说把“离婚”扼杀在喉咙里。
小刘又作感叹了：把一个人喉咙里的一句话扼杀四十多年，那该需要多么顽强的意志和多么坚韧的神经。可见包老太太这两样全不缺少。三十岁那次的谈判若说是即兴的救急，三十岁之后的所有抵挡便可称作是持久的战略了。包老太太用多于常人几千倍的话语灭了户老先生一条小小的喉咙。她的那些话，像机关枪，像迫击炮，像年节的响鞭，像春日的花骨朵，像漫天的鹅毛雪片，像感伤的沥沥秋雨，像老娘儿们的饶舌，像小姑娘的俏皮……都是些好言好语，美哉善哉！她不仅把它们滔滔滚滚奉献给户老先生本人，她还把它们传递给所有与他有关的人，再由那些有关的人传递给他本人。
户老先生学校的领导看望病中的户老先生来了，包老太太望着眼睛微闭的户老先生，跟领导讲述户老先生的美德，说户老先生为什么身体这么虚弱，都是为这个家所累。
他的胃不好，是因为孩子小的时候把细粮留给孩子了，自己净吃些高粱米山药面。儿女们回来了，包老太太跟他们说，你们五个人对我好是好，可你们对我的好，加在—块儿也抵不上你爸一个小手指头。
孙子外孙子一见面，包老太太又说了，爷爷可比奶奶疼你们，知道什么叫疼吗？就是打心窝儿里惦着呀！
……
谁也不知道户老先生怎么琢磨包老太太这些好话，也许他想，你说的那个人他不是我呀。也许他想，这是哪儿跟哪儿啊。也许他想……他想什么有那么重要么，再不是那个人，说了四十多年也被说成是那个人了，那个没有丁点儿瑕疵、根本不知离婚为何物的好人。
包老太太不仅说得好，并且身体力行。三十年前家庭经济状况一般，但户老先生的牛奶、啤酒和“前门”、“恒大”香烟就没有断过。这些年经济状况好了，每次出去拍电视剧，她也能从剧组分上万儿八千的。她给他买加厚羊绒衫，买时髦而又舒适的“爱步”休闲鞋，买“昂立一号”和“脑白金”。又比方这次表彰会，为什么包老太太不顾春节在即非来不可呢？她对小刘说，那也是为了户老先生啊。会上有奖金呀有礼品呀。她要怀揣奖金手提礼品回家，这不叫俗，纯属爱的奉献。她要回到户老先生的病床跟前让他看一看，这就是他的老伴，四十年前想要与之离婚的那个老伴。小刘啊，他不曾有过的风光如今都集于你包老师一身了。
表彰会的日程是三天，第一天和第二天，白天照例是包老太太和小刘去开会听报告，小刘女儿拉上窗帘蒙头睡觉。到了晚上，小刘女儿戴着包老太太的假发套上网，小刘就和摘去假发套、撤掉“尿不湿”的包老太太聊天。这时候，如果包老太太的手机不响，这间酒店客房的景致颇有几分平安与浪漫。不幸的是包老太太的手机响了，那边传来哪个子女的声音，告诉她说户老先生又一次大面积心梗，很危险，很危险。
这边包老太太赶紧跟小刘说了情况，小刘跑去会务组要车，小刘女儿帮着包老太太收拾东西。车子很快就停在酒店大门口，包老太太被小刘搀扶着，连小刘女儿的那声“姥姥再见”都没有听见，就直奔了火车站。
深夜把包老太太送上火车的小刘回到酒店房间，一看见坐在电脑前仍不罢手的女儿，方才发现包老太太的假发套还在女儿头上扣着。
有一天，户老先生离世后的一天——户老先生就在那天深夜包老太太回家途中悄然离世，包老太太清洗他的衣物和他在医院用过的器皿。在用洗洁精刷洗他临终前一直使用的一只搪瓷口杯时，她觉出杯底有点硌手。包老太太将杯子翻个底朝上，只见杯底上贴着一小块橡皮膏——护士输液时固定针头的橡皮膏吧，橡皮膏上有一行圆珠笔小字：我想和你离婚。
惊愕之中的包老太太再也想不出有什么词汇能够形容她此刻的心情，这耸人听闻的六个字仿佛死者从另一个世界给她的来函，又像是那人对她一生“护婚”的最后报答。想必，书写这“来函”，实施这“报答”，同样需要顽强的意志和坚韧的神经。
又过几日，包老太太收到一个寄自省会的快递小包，是小刘寄还给她的假发套。这物归原主的假发套让包老太太的头顶掠过一阵嗖嗖的寒意，也才意识到，她已多日不用头套了。她忽然想起一出老歌剧里的一句唱段：“砍头好比风吹帽……”那是革命者的潇洒，用在包老太太身上应该换成“砍头好比风吹假发套”啊。
现在，曾经“吹”走的假发套已然回来，而包老太太的头还在肩膀上安稳着。生活却是费解的。包老太太永不再看那只贴有橡皮膏的搪瓷口杯，但橡皮膏上那六个字，那六个因杯底和桌面的摩挲而显脏污的六个字，却化作了户老先生的声音。那声音是细小的，如包老太太和小刘在酒店客房昏暗的光线下对答时的那种气声：轻巧的，套近乎的。
擀面杖的故事
我父亲作为一个长于西画的画家，特别喜爱中国民间的“俗物”。许多年来，他收集油灯（从汉代直至当今），火镰，织布梭，粗瓷大碗大盘，铁匠打制的各式老笨锁，硬木工匠手下的全套凿、雕工具，农人腰间的鱼形小刀（简称鱼刀），牲口脖子上的木“扣糟”……大到碾盘、饸饹床子，小到石头捣蒜臼和火柴棍儿长短的藏针筒儿，他还搜集擀面杖。他搜集的擀面杖，多半来自乡间农户，木质、长短和粗细各有不同，他对它们没有特别的要求，他的原则是有意思就行。当他有机会去农村的时候，他喜欢串门。那时主人多半是好客的，他们通常会大着嗓门邀他进屋。他进了屋，便在灶台、水缸、案板之间东看西看起来。遇有喜欢的，或直接买到手，或买根新的来以新换旧。如若主人既不要钱又不愿意给他擀面杖，我父亲便死磨活说地动员人家，并许以高出原价几倍乃至十几倍的钱。有一次他为了“磨”出一根他看上的擀面杖，在一个村子耽搁了大半天。而他进村的时候，不过是想画些钢笔速写。这样，画速写用去二十分钟，“求”擀面杖却花了五个小时。为了达到目的他能忍住饥饿忍住焦渴。他的顽强以至于惊动了那村的全体村干部。而看热闹的村人越发以为那家的擀面杖总是个稀有的宝贝，便撺掇着主人将价格越抬越高。最后还是村干部从中说合，我父亲以近二百元人民币的价格将擀面杖买下。我没有问过父亲这值不值，我知道“喜欢”这两个字的价值有多高。还有一次，父亲从山里回来，拿出一根两尺来长的黑色擀面杖给我看，说是铁木的，很沉，不信你试试。我握在手中试试，果然。父亲告诉我，这擀面杖的主人是满族，蓝旗吧，祖上是给皇陵看坟的。擀面杖传到他这一代，有一百年了。父亲还说，这个人家实在仁义，见他真喜欢这擀面杖，夫妻俩异口同声地说：“是什么好东西哟，喜欢就拿走吧！”父亲并且对我摹仿着他们那绝对不同于当地农民的旗人口音——虽然一百年后的他们，早已是地道的当地农民。他们的口音他们的善良，都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去年初秋，我随父亲去太行山西部写生，走了一些大大小小的村子，在农民的院里屋里，和他们聊过日子的琐事。一些妇女见父亲带着相机，便请求父亲为她们拍照。父亲为她们照相，还答应照片印出后寄给她们。父亲在这方面从不食言，尽管他可能终生不会再与她们见面。有个下午我们走进了一个整洁的小院，我像往常那样先打声招呼：“家里有人吗？”一个利索、和善的中年妇女应声从屋里出来站在门口，她笑着对我说：“吃桃儿吧。”我这才发现我正站在一棵桃树下。抬头看看，桃子尚青，小孩拳头大。我说谢谢您我不吃。妇女向我走来说：“来，吃个，谁让你走到了桃树底下呢。”她伸手摘下几个桃子，放在衣襟上擦净，递给我。我吃着略生涩的桃子，心想也许她就要请求我父亲为她拍照了。但是没有，这个妇女，她仅仅是愿意让一个走到她桃树底下的生人尝尝桃子。于是我又想，这样的妇女若有一根父亲喜欢的擀面杖，她定会毫不犹豫地送给父亲的。我们进了屋，父亲并没有看中她家的擀面杖。
第二天上午，父亲在另外一家发现了他中意的擀面杖。照我当时的看法，这根擀面杖其貌不扬，木质也一般。但也许正是它那种不太圆润的样子吸引了父亲，他小声对陪同我们前来的镇长（年轻的镇长是父亲的朋友）说了买擀面杖的企图。镇长说这也叫个事儿？这也用买？先拿走，回头我让人上供销社给她们送根新的来！这个上午，这家只有一位年近五十的妇女，她告诉我们，她丈夫上山割山韭菜去了，大闺女正在地里侍弄大棚菜。当她得知我们要买她的擀面杖时，显然觉得这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她明确表示了她的不情愿，她说其实那不是地道的擀面杖，那年她当家的和兄弟分家的时候，他们家没分上擀面杖，他当家的在院里捡了根树棍，好歹打磨了几下权作了擀面杖，其实这擀面杖不过是个普通的树棍子。这位妇女想以这擀面杖的不地道打消父亲想要它的念头，我却接上她的话说：“既是这样，就不如让我买一根真正的擀面杖送给您吧。”哪知妇女听了我的话，立刻又调转话头，说起这擀面杖是多么好使，说再不地道也是用了多少年的家伙了，称手啊，换个别的怕还使不惯哩……这时镇长不由分说一把将擀面杖抓在手里，半是玩笑半是命令地说这擀面杖归他了，他让妇女到镇供销社拿根新的，帐记在他的身上。妇女仍显犹豫，却终未敌过镇长的意愿。我们自是一番千谢万谢。一出她的院门，镇长便将擀面杖交与父亲。父亲富有经验地说，应该尽快离开这个村子，以防主人一会儿翻悔。
我们随镇长来到镇政府，在他的办公室，镇长对我讲起了他的一些宏伟计划。比如他要拓宽门前这条公路，然后在公路两旁盖起清一色二层楼商店，便利了交通，也让这个山区小镇更适应商品经济的发展。为此他正同林业部门交涉，因为现在公路两旁长着参天的杨树。拓宽公路便要刨树，刨树就须林业部门的批准。而林业部门却迟迟不批。镇长说就门前这几棵树啊，让他头痛。后来我们的聊天被一阵高声叫嚷打断，原来是刚才那家的闺女（那个侍弄大棚菜的闺女）前来讨要擀面杖了。
这是一个二十大几岁的女性，她满头热汗，一脸愤怒，站在镇长的门口，很响地拍着巴掌，她叫着：“把我那擀面杖还给我！把我那祖传的（明显与其母说法不符）擀面杖还给我！”镇长上前想要制止她的大叫，说我们又不是白要，不是让你娘去供销社拿新的么。但这女性显然不吃镇长那一套，她哼了一声冷笑道：“别说是新的，给根金的也不换！快点儿，快把擀面杖拿出来，正等着擀面呢（也不一定），莫非连饭也不叫俺们吃啦……”她的音量仍未降低，四周无人是她的对手。我和父亲只感到很惭愧，毕竟这其貌不扬的擀面杖是一户人家用惯的家什。用惯了的家什，确能成为这家庭的一员。那么，我们不是在“掠夺”人家家中的一员么。我父亲不等这女性再多说什么，赶紧从屋里拿出擀面杖交给她，并再三说着对不起，我也在一旁表示着歉意。谁知这女性接了擀面杖，表情一下子茫然起来，有点像一个卯足了劲挥拳打向顽敌的人突然发现打中的是棉花；又仿佛她并不满意这痛快简便的结局。她是想索要更高的价码，还是对我们生出了歉意？又愣了一会儿，她才攥着擀面杖骑车出了镇政府。
过后父亲对我说，这没什么，比这艰难的场面他也碰见过。我知道他要说起一个名叫走马驿的山村，两年前他就在那儿看上了一根擀面杖，却未能得手。两年之间他又去过几次走马驿，并且间接地托了朋友，每次都是败兴而归。但父亲在概念里早已把那擀面杖算成了他的，有时候他会说：“走马驿还有我一根擀面杖呢。”
我经常把父亲心爱的擀面杖排列起来欣赏，枣木的，梨木的，菜木的，杜木的，槟子木的……还有罕见的铁木。它们长短参差着被我排满一面墙，管风琴一般。它们的身上沾着不同年代的面粉，有的已深深滋进木纹；它们的身上有女人身上的力量女人的勤恳和女人绞尽脑汁对食物的琢磨；它们是北方妇女祖祖辈辈赖以维持生计的可靠工具。正如同父亲收藏的那些铁匠打制出的笨锁和鱼刀，那些造型自由简朴的民窑粗瓷，在它们身上同样有劳动着的男人的智慧和匠心。每一根擀面杖，每一把铁锁，都有一个与生计依依相关的故事。在“信息高速公路”时代，在物欲横流的今天，正是这些凡俗的生产工具、生活用具，它们能使我的精神沉着、专注，也使我能够找到离人心离自然、离大智慧更近的路。
父亲有雄心要创办一个由他的藏品构成的小型民俗博物馆，这使我也不断地生出些雄心，我愿意助父亲实现他这个美梦，梦想回到将来。
《哦，香雪》赏析
１、为什么首选《香雪》？
１９８２年５月，《青年文学》杂志推出铁凝的新作短篇小说《哦，香雪》。
《香雪》问世之初，不太引人瞩目。因为，那时人们更关注的是反映重大社会课题作品。随着思想解放运动的深入，文学创作逐渐回复到它自身的轨道。但长期以来形成的观念，总把思想内容列为衡量作品的首要标准。其实，那种所谓的思想内容，主要乃是一种单纯的、直接的、具体的政治说教，跟真正的文学所需要的思想内涵，完全不是同一概念。
积习已久的思维方式，严重影响着对文学作品的价值判断。当时，政治说教虽遭鄙弃，作品的社会性含量仍然被奉为第一。因此，那个时期受到广泛推崇的短篇小说是：蒋子龙的《拜年》，梁晓声的《这是一片神奇的土地》，孙少山的《八百米深处》，航鹰的《明姑娘》，金河的《不仅仅是留恋》等。这五篇小说，大都是佳作。而它们之所以受欢迎的主要原因，则在于题材厚重、思想新颖。
铁凝开始写作的时候，并不是一名社会型的作者。那时她只有十六岁，是个中学生，眼里的社会，主要就是和她同龄的女孩子。她第一次投稿，虽没有被选中，却得到了编辑部的热情回信。我想这表明：她是很有才华的，但所写内容在当时看来却还不够所需要的分量。１９７５年，她十八岁，发表了处女作儿童文学短篇小说《会飞的镰刀》。１９８０年，出版了短篇小说集《夜路》。此后，她的中篇小说《没有纽扣的红衬衫》引起了较大的反响。虽然如此，《香雪》刚发表时，相对说来社会反响则比较平淡。
而老作家孙犁，看过《香雪》之后，给铁凝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今晚安静，在灯下一口气读完了你的小说《哦，香雪》，心里有说不出的愉快。这篇小说，从头到尾都是诗，它是一泻千里的，始终如一的。这是一首纯净的诗，是清泉。它所经过的地方，也都是纯净的境界。
读完以后，我就退到一个角落，以便有更多的时间，享受一次阅读的愉快……我想：过去，读过什么作品以后，有这种纯净的感觉呢，我第一个想到的，竟是苏东坡的《赤壁赋》。
孙犁的这封信，后来被报纸披露了。显然，老作家的声望，他对《香雪》这样的高度赞赏，立即在社会上引起了巨大的反响：一些人开始寻找并阅读这部作品，已经读过的人则重新审视这篇小说。１９８３年１月，为推荐佳作参与评奖而创办的《小说选刊》，选载了《香雪》。随后，又转载了孙犁的这封信。其时，1982年度的全国优秀短篇小说评奖活动正进行中。第一批提供评委参考的备选篇目，已于１９８２年１２月１７日由《人民文学》评选工作组，按获得读者推荐票数多少为序确定，共有蒋子龙的《拜年》等１３篇，没有《香雪》。
１９８３年１月２４日，由于《小说选刊》选载《香雪》已为读者和评委得知，提供第二批１６篇备选作品时，《香雪》被列其间。但１月２９日进行的第一次评委会，没有提到《香雪》。２月２６日进行的第二次评委会，《香雪》虽被提到，但大都是放在发言的最后。起先，沙汀发言最后特意表明：“我个人最喜欢的，是《哦，香雪》。”接着，冯牧、唐、王蒙等一些评委，相继都在发言最后表明：“个人偏爱《香雪》。”唐还在第二次会议结束时再次发言，特别说明：“我个人偏爱《香雪》，原先不敢讲，既然有人讲了，我就提出来把它的名次往前排吧。”王蒙则明确提出，将这一篇提到前五名——按照惯例，前五名实际上也就是一等奖。
１９８３年２月２８日，评选结果揭晓，《拜年》名列第一，《香雪》名列第五。我在１９９９年发表的《春花秋月系相思》第四部分《春兰秋菊留秀色，雪月风花照眼明》中，曾经写道：“尽管如此，在我看来，仍不足以显示它应有的地位和实际的价值。《香雪》之美能被感知，感知之后敢于表达，存在一个暂短过程。这个过程表明，在评价作品文学性和社会性的含量与交融上，有些人还有些被动与波动。当社会强调对文学的政治需求时，社会性更受重视；当形势宽松了对文学的制约时，艺术的美感才得更好地焕发其魅力。……虽然，１９８２年获奖作品的第一名，是蒋子龙的《年》；但是，代表短篇小说创作成就与特色的，是《哦，香雪》。多年之后，时过境迁，《拜年》或许会被忘记，而《哦，香雪》则将以其纯净的诗情，隽永的意境，常被忆及，不会忘记。”
我参与过多次评奖活动，我经历过多次对于作品的各种评价，只有１９８３年这一次，只有《香雪》这一篇，曾出现如此的奇特现象。这难道不该引起我们对于文学发展的历史思考吗？这难道不足以表明《香雪》这一篇小说在文学史上具有其独特的地位吗？
２、小说应该如诗
孙犁赞赏《香雪》的中心词，就是说它“从头到尾都是诗”。诗与小说本是两种不同的文体，诗被称为抒情的文学，小说则被视为叙事的文学。为什么说小说如诗便是好小说呢？好就好在叙事之中的抒情，达到了如诗一样的美感效应。
母亲在公共汽车上的表现
我母亲退休前是一名声乐教授。她对自己的职业是满意的，甚至可以说热爱。因此她一开始有点不知道怎样面对退休。她喜欢和她的学生在一起；喜欢听他（她）们那半生不熟的声音是怎样在她日复一日的训练之中成熟、漂亮起来；喜欢那些经她培养考上国内最高音乐学府的学生假期里回来看望她；喜欢收到学生们的各种贺卡。当然，我母亲有时候也喜欢对学生发脾气。用我母亲的话说，她发脾气一般是由于他们练声时和处理一首歌时的“不认真”、“笨”。不过在我看来，我母亲对学生的发脾气稍显那么点煞有介事。我不曾得见我母亲在课堂上教学，有时候我能看见她在家中为学生上课。学生站着练唱，我母亲坐在钢琴前弹伴奏。当她对学生不满意时就开始发脾气，当她发脾气时就加大手下的力量，钢琴骤然间轰鸣起来，一下子就盖过了学生的嗓音。奇怪的是我从未被我母亲的这种“脾气”吓着过，只越发觉得她在这时不像教授，反倒更似一个坐在钢琴前随意使性子的孩童。这又何必呢，我暗笑着想。今非昔比，现在的年轻人谁会真在意你的脾气？但我观察我母亲的学生，他们还是惧怕他们这位徐老师（我母亲姓徐）。他们知道这正是徐老师在传授技艺时没有保留没有私心的一种忘我表现，他们服她。可是我母亲退休了。
我记得退休之后的我母亲曾经很郑重地对我说过，让我最好别告诉我的熟人和同事她的退休。我说退休了有什么不好，至少你不用每天挤公共汽车了，你不是常说就怕挤车么，又累又乏又耗时间。我母亲冲我讪讪一笑，不否认她说过这话，可那神情又分明叫人觉出她对于挤车的某种留恋。
我母亲的工作和公共汽车关系密切，她一辈子乘公共汽车上下班。公共汽车联接了她的声乐事业，联接了她和教室和学生之间的所有活动，她生命的很多时光是在公共汽车上度过的。当然，公共汽车也使她几十年间饱受奔波之苦。在中国，我还没有听说过哪个城市乘公共汽车不用挤不用等不用赶。我们这座城市也一样。我母亲就在常年的盼车、赶车、等车的实践中摸索出了一套上车经验。有时候我和我母亲一道乘公共汽车，不管人多么拥挤，她总是能比较靠前地登上车去。她上了车，一边抢占座位（如果车上有座位的话）一边告诉我，挤车时一定要溜边儿，尽可能贴近车身，这样你就能被堆在车门口的人们顺利“拥”上车去。试想，对于一位年过六十岁的妇女，这是一种多么危险的行为呵。我的确亲眼见过我母亲挤车时的危险动作：远远看见车来了，她定会迎着车头冲上去。这时车速虽慢但并无停下的意思，我母亲便会让过车头，贴车身极近地随车奔跑，当车终于停稳，她即能就近扒住车门一跃而上。她上去了，一边催促着仍在车下笨手笨脚的我——她替我着急；一边又有点居高临下的优越和得意——对于她在上车这件事上的比我机灵。她这种情态让我在一瞬间觉得，抱怨挤车和对自己能巧妙挤上车去的得意相比，我母亲是更看重后者的。她这种心态也使我们母女乘公共汽车的时候总仿佛不是母女同道，而是我被我母亲率领着上车。这种率领与被率领的关系使我母亲在汽车上总是显得比我忙乱而又主动。比方说，当她能够幸运地同时占住两个座位，而我又离她比较远时，她总是不顾近处站立的顾客的白眼，坚定不移地叫着我的小名要我去坐；比方说，当有一次我因高烧几天不退乘公共汽车去医院时，我母亲在车上竟然还动员乘客给我让座。但那次她的“动员”没有奏效，坐着的乘客并没有因我母亲声明我是个病人就给我让座。不错，我因发烧的确有点红头涨脸，但这也可能被人看成是红光满面。人们为什么要给一个年轻力壮而又红光满面的人让座呢？那时我站着，脸更红了，心中恼火着我母亲的“多事”，并由近而远地回忆着我母亲在汽车上下的种种表现。当车子渐空，已有许多空位可供我坐时，我仍赌气似地站着，仿佛就因为我母亲太看重座位，我便愈要对空座位显出些不屑。
近几年来，我们城市的公共交通状况逐渐得到了缓解，可我母亲在乘公共汽车时仍是固执地使用她多年练就的上车法：即使车站只有我们两人，她也一定要先追随尚未停稳的车子跑上几步，然后贴门而上。她制造的这种惊险每每令我头晕，我不止一次地提醒她不必这样，万一她被车挂倒了呢，万一她在奔跑中扭了腿脚呢？我知道我这提醒的无用，因为下一次我母亲照旧。每逢这时我便有意离我母亲远远的，在汽车上我故意不和她站在（或坐在）一起。我遥望着我的母亲，看她在找到一个座位之后是那么的心满意足。我母亲也遥望着我，她张张嘴显然又要提醒我眼观六路留神座位的，但我那拒绝的表情又让她生出些许胆怯。我遥望着我的母亲，遥望她面对我时的“胆怯”，忽然觉得我母亲练就的所有“惊险动作”其实和我的童年、少年时代都有关联。在我童年、少年的印象里，我母亲就总是拥挤在各种各样的队伍里，盼望、等待、追赶……拥挤着别人也被别人拥挤：年节时买猪肉、鸡蛋、粉条、豆腐的队伍；凭票证买月饼、火柴、洗衣粉的队伍；定量食油和定量富强粉的队伍；火车票长途汽车票的队伍……每一样物品在那个年月都是极其珍贵的，每一支队伍都可能因那珍贵物品的突然售完而宣告解散。我母亲这一代人就在这样的队伍里和这样的等待里练就着常人不解的“本领”而且欲罢不能。
我渐渐开始理解我母亲不再领受挤车之苦形成的那种失落心境，我知道等待公共汽车挤上公共汽车其实早已是她声乐教学事业的一部分。她看重这个把家和事业联接在一起的环节，并且由此还乐意让她的孩子领受她在车上给予的“庇护”。那似乎成了她的一项“专利”，就像在从前的岁月里，她曾为她的孩子她的家，无数次地排在长长的队伍里，拥挤在嘈杂的人群里等待各种食品、日用品一样。
不久之后，我母亲同时受聘于两所大学继续教授声乐。她显得很兴奋，因为她又可以和学生们在一起了，又可以敲着琴键对她的学生发脾气了，她也可以继续她的挤车运动了。我不想再指责我母亲自造的这种惊险，我知道有句老话叫做“江山易改，秉性难移”。
一件小事
自从我学会了打针，便开始期盼眼前有病人，不论是家人或外人。我备齐针具，严格按照程序一次次操作着。一天，有位邻居来找我，说她每天都要去医院注射维生素b12，我若能为她注射，便可免却她每天跑医院的麻烦。我愉快地接受了她的请求。
这位邻居本是天津知青，因病没有下乡，大约在天津又找不到工作，才来到我们的城市投奔她的姨母，并在一家小厂谋到了事做。她好像是那种心眼儿不坏，但生性高傲的姑娘，学过芭蕾，很惹男性注意。这样的邻居求我，弄得我心花怒放。
每日的下午，我放学归来，便在我家像迎接公主一样迎接我的病人了。一连数日，事情进行得都很顺利，我的手艺也明显地娴熟起来。熟能生巧，巧也能使人忘乎所以乃至贻误眼前的事业。这天我的病人又来了，我开始作着注射前的准备：把针管、针头用纱布包好放进针锅（一个小饭盒），再把针锅放在煤气灶上煮。煮着针，我就和病人聊起天来，聊着小城的新闻，聊着学生的前途。不知过了多久，我才突然想起煤气灶上的事。
有句很诙谐的俗话形容人在受了惊吓时的状态，叫做“吓出了一脑袋头发”，这形容正好用于我当时的状态。我已意识到我受了我的惊吓，那针无疑是大大超过了要煮的时间。我飞奔到灶前关掉煤气，打开针锅观看，见里面的水已烧干，裹着针管的纱布已微糊，幸亏针管、针头还算完好。
我不想叫我的病人发现我被吓出的“一脑袋头发”和这煮干了的针锅，装作没事人似的，又开始了我的工作。我把药抽进针管，用碘酒和酒精为病人的皮肤消过毒，便迅速向眼前那块雪亮的皮肤猛刺。谁知这针头却不帮我的忙了，它忽然变得绵软无比。我一次次往下扎，针头一次次变作弯钩。针进不去，我那邻居的皮肤上，却是血迹斑斑。我心跳着弄不清眼前到底发生了什么事，但注射的失败是注定的了。这实在是一个大祸临头的时刻，惟有向病人公开宣布我的失败，我才能尽快从失败里得以解脱吧。我宣布了我的失败，半掖半藏地收起我那难堪的针头，眼泪已噼哩啪啦地掉下来。
我的邻居显然已知道背后发生了什么事，穿好衣服站在我眼前说：“这不是技术问题，是针头退了火。隔一天吧，这药隔一天没关系。”
邻居走了，我哭得更加凶猛，耳边只剩下“隔一天吧，隔一天吧”……难道真的只隔一天吗？我断定今生今世她是再也不会来打针了。
但是第二天下午，她却准时来到我家，手里还举着两支崭新的针头，好像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过一样，微笑着对我说：“你看看这种号对不对？六号半。”
这次我当然成功了。一个新的六号半，这才是我成功的真正基础吧。
许多年过去了，每当我因为一件小事的成功而飘飘然时，每当我面对旁人无意中闯下的“小祸”而忿忿然时，眼前总是闪现出那位邻居的微笑和她手里举着的两支六号半针头。
女人的白夜
在白夜里我才知道，我看世界时，世界也在看我。
奥斯陆的白夜银白银白。夜最深时也能辨清对面窗子窗帘的颜色。那亚麻色的窗帘夜夜从不关闭，我才知道对面这老式房子并非一幢公寓。
我依然认定对面的窗子便是娜斯金卡的家，这少女的外婆正用别针把外孙女和自己别在一起。可娜斯金卡还是有办法逃走，于是，彼得堡朦胧、湿润的白夜里便有了娜斯金卡和她的爱情故事。
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白夜》，十几年前它就给了我那样美好的心境。当我在黑夜里梦见白夜时，那白夜就是娜斯金卡纯净的脸。
十几年过去，我看见了真正的白夜。如今我置身奥斯陆的白夜中，又听见了另一个白夜的故事。
六月二十三日，是北欧的仲夏夜狂欢节。这天白夜最长，人们在黄昏相聚海边，点起篝火，彻夜欢歌。古时这节日却是以拿女人祭神为内容的。小镇上的人们在海边燃起火堆，将一个被镇长认定有罪的女人扔进火里，烧死她以换取整个小镇的清白。
女人们惧怕这白夜的来临，惧怕自己被镇长选中，于是加倍地小心做人。
可是，每一年的仲夏夜，火堆里仍然要投入一个女人。女人们仍然要在这里战栗着狂欢。
多少多少年后，当又一个仲夏夜来临，又一个女人就要被扔进火里时，一个聪明、勇敢的女人决意夺回女人的命运。她站出来质问镇长，问他有什么证据证明那将被烧的女人有罪。镇长也很聪明，说：可以将这女人装进麻袋，绑好投入池塘。假如她飘在水面，说明她是清白的；假如她沉了下去，便是罪恶深重。
人们雀跃着涌向池塘，去观察这种验证。自然，镇长选中的女人永远是沉下去的。这种验证的方式不过使用来祭神的女人在火的折磨前又加一层水的折磨。
多少多少年后，仲夏夜狂欢的篝火里不再投入女人，时代终于使活人换成了草人。草人敷衍了神灵，草人使女人松了一口气。仲夏夜可爱了，篝火旁响起了没有战栗的歌声。
风筝仙女
我们的楼房前边不再有房子了，是一大片农民的菜地。凭窗而立，眼前地阔天高，又有粪味儿、水味儿和土腥味儿相伴，才知道你每天吃下去的确是真的粮食，喝下去的也确是活的水。
我们也不必担心窗外的菜地被人买去制造新楼，不必担心新楼会遮挡我们抛向远天远地的视线了：有消息说市政建设部门规划了菜地，这片菜地将变成一座公园。这使我们在侥幸的同时，又觉出一点儿失落，因为公园对于一座城市算不上什么奇迹，而一座城市能拥有一片菜地才是格外地不易。公园是供人游玩的，与生俱来一种刻意招引市民的气质；菜地可没打算招谁，菜们自管自地在泥土里成长，安稳、整洁，把清新的呼吸送给四周的居民。
通常，四周的居民会在清晨和傍晚沿着田间土路散步，或者小心翼翼地踩着垄沟背儿在菜畦里穿行——我们知道菜农怜惜菜，我们也就知道了怎样怜惜菜农的心情。只在正月里，当粪肥在地边刚刚备足、菜地仍显空旷、而头顶的风已经变暖了的时候，才有人在开阔的地里撒欢儿似地奔跑，人们在这里放风筝。
放风筝的不光我们这些就近的居民，还有专门骑着自行车从拥挤的闹市赶来的青年、孩子和老人。他们从什么时候发现了并且注意起我们的菜地呢？虽然菜地并不属于我们，但我和我的邻人对待这些突然的闯入者，仍然有一种优先占领的自得和一种类似善待远亲的宽容。一切都因了正月吧，因了土地和天空本身的厚道和清明。
我的风筝在风筝里实属普通，价格也低廉，才两块五毛钱。这是一个面带村气的“仙女”，鼻梁不高，嘴有点鼓；一身的粉裙子黄飘带，胸前还有一行小字：“河北邯郸沙口村高玉修的风筝，批发优惠”以及邮编多少多少什么的。如此说，这“仙女”的扎制者，便是这位名叫高玉修的邯郸农民了。虽说这位高玉修描画“仙女”的笔法粗陋幼稚，选用的颜料也极尽单调，但我相中了它。使我相中这风筝的，恰是“仙女”胸前的这行小字。它那表面的商业味道终究没能遮住农民高玉修骨子里的那点儿拙朴。他这种口语一般直来直去的句式让我决定，我就要这个“仙女”。
傍晚之前该是放风筝的好时光，太阳明亮而不刺眼，风也柔韧并且充满并不野蛮的力。我举着我的“仙女”，在日渐松软的土地上小跑着将她送上天空。近处有放风筝的邻人鼓励似地督促着我：“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筝啊……”
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这宛若劳动号子一般热情有力的鼓动在我耳边呼啸，在早春的空气里洋溢，丝线从手中的线拐子上扑簌簌地滑落着，我回过头去仰望长天的“仙女”。我要说这“仙女”实在是充满了灵气：她是多么快就够着了上边的风啊。高处的风比低处的风平稳，只要够着上边的风，她便能保持住身体的稳定。
我关照空中的“仙女”，快速而小心地松着手中的线，一时间只觉得世上再也没有比这“风筝仙女”更像“仙女”的东西了：她那一脸的村气忽然被高远的蓝天幻化成了不可企及的神秘；她那简陋的衣裙忽然被风舞得格外绚丽、飘逸；她的态势忽然就呈现出一种怡然的韵致。放眼四望，天空正飞翔着黑的燕子褐的苍鹰，花的蝴蝶银的巨龙……为什么这些纸扎的玩艺儿一旦逃离了人手，便会比真的还要逼真？就好比天上的风给了它们人间所不解的自在的灵魂，又仿佛只有在天上，它们才会找到独属自己的活生生的呼吸。是它们那活生生的呼吸，给地上的我们带来愉悦和吉祥的话题。
放线呀放线呀快放线呀，多好的风啊！
有些时候，在我们这寻常的风筝队伍里，也会出现一些不同寻常的放风筝的人：一辆“奥迪”开过来了，“吱”地停在地边，车上下来两三个衣着时髦的男女，簇拥着一位手戴钻戒的青年。青年本是风筝的主人，却乐于两手空空——自有人跟在身后专为他捧着风筝。那风筝是条巨大而华贵的“蜈蚣”，听说由山东维坊特意订制而来；那线拐也远非我手中这种通俗的杨木棍插成，那是一种结构复杂的器械，滑轮和丝线都闪着高贵的银光。“钻戒”站在地边打量天上，一脸的不屑，天上正飞着我的“仙女”和邻人的“燕子”。他从兜里摸出烟来，立刻有人为他点燃了打火机。一位因穿高跟鞋而走得东倒西歪的女士，这时正奔向“钻戒”，赶紧将一听“椰风”送到他手里。好不气派的一支队伍，实在把我们给“震”了。
然后那“蜈蚣”缓缓地迎风而起了，确是不同凡响地好看。四周爆发出一片叫好声，善意的人们以这真诚的叫好原谅了“钻戒”不可一世的气焰。我却有点为“钻戒”感到遗憾，因为他不曾碰那“蜈蚣”也不曾碰一碰风筝线。只在随员替他将“蜈蚣”放上蓝天之后，他才扔掉香烟，从他们手中接过线盒拎住。他那神情不像一个舵手，他站在地里的姿态，更像一个被大人娇纵的孩童。这样的孩童是连葵花子都懒于亲口去嗑的，他的幸福是差遣大人嗑好每一粒瓜子，准确无误地放进他的口中。
在这时我想起单位里一个爱放风筝的司机。在一个正月我们开车外出，他告诉我说，小时候在乡下的家里，他自己会糊风筝却买不起线，他用母亲拆被子拆下来的碎棉线代替风筝线。他把那线一段段接起来，接头太多，也不结实。有一次他的风筝正在天上飞着，线断了，风筝随风飘去，他就在乡村大道上跑着追风筝。为了那个风筝，他一口气跑了七八里地。
当今的日子，还会有谁为追赶一只风筝跑出七八里地呢？几块钱的东西。或者像拥有华贵“蜈蚣”的这样的青年会去追的，差人用他的“奥迪”。若真是开着“奥迪”追风筝，这追风筝倒不如说是以地上的轿车威胁天上的“蜈蚣”了。
我知道我开始走神儿，我的风筝线就在这时断掉了。风把“仙女”兜起又甩下，“仙女”摇摆着身子朝远处飘去。天色已暗，我开始追赶我的“仙女”，越过脚下的粪肥，越过无数··#(铁凝随笔自选%条垄沟和畦背，越过土路上交错的车辙，也越过“钻戒”们不以为然的神色。我坚持着我的追赶，只因为这纯粹是“仙女”和我之间的事，与别人无关。当暮色苍茫、人声渐稀时，我终于爬上一座猪圈，在圈顶找到了歪躺在上边的“仙女”。我觉得这“仙女”本是我失散已久的一个朋友，这朋友有名有姓，她理应姓高，与邯郸沙口村那个叫做高玉修的农民是一家人。
草戒指
这位友人名叫池泽实芳，是国内一所大学的外籍教师。我说的他家，实际是他们夫妇在中国的临时寓所——大学里的专家楼。
因为不在自己的本土，茶道不免因陋就简，宾主都跪坐在一领草席上。一只电炉代替着茶道的炉具，其他器皿也属七拼八凑。但池泽夫人的表演却是虔诚的，所有程序都一丝不苟。听池泽先生介绍，他的夫人在日本曾专门研习过茶道，对此有着独到的心得。加上她那高髻和盛装，平和宁静的姿容，顿时将我带进一个异邦独有的意境之中。那是一种祛除了杂念的瞬间专注吧，在这专注里顿悟越发嘈杂的人类气息中那稀少的质朴和空灵。我学着主人的姿态跪坐在草席上，细品杯中碧绿的香茗，想起曾经读过一篇比较中国茶文化与日本茶道的文字。那文章说，日本的茶道与中国的饮茶方式相比，更多了些拘谨和抑制，比如客人应随时牢记着礼貌，要不断称赞“好茶！好茶！”因此而少了茶与人之间那真正潇洒、自由的融合。不似中国，从文人士大夫的伴茶清谈，到平头百姓大碗茶的畅饮，可抒怀，亦可恣肆。显然，这篇文字对日本的茶道是多了些挑剔的。
或许我因受了这文字的影响，跪坐得久了便也觉出些疲沓。是眼前一簇狗尾巴草又活泼了我的思绪，它被女主人插在一只青花瓷笔筒里。
我猜想，这狗尾巴草或许是鲜花的替代物，茶道大约是少不了鲜花的。但我又深知在我们这座城市寻找鲜花的艰难。问过女主人，她说是的，是她发现了校园里这些疯长的草，这些草便登上了大雅之堂。
一簇狗尾巴草为茶道增添了几分清新的野趣，我的心思便不再拘泥于我跪坐的姿态和茶道的表演了，草把我引向了广阔的冀中平原……
要是你不曾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你怎么能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要是你曾经在夏日的冀中平原上走过，谁能保证你就会看见大道边、垄沟旁那些随风摇曳的狗尾巴草呢？
狗尾巴草，茎纤细、坚挺，叶修长，它们散漫无序地长在夏秋两季，毛茸茸的圆柱形花序活像狗尾。那时太阳那么亮，垄沟里的水那么清，狗尾巴草在阳光下快乐地与浇地的女孩子嬉戏——摇起花穗扫她们的小腿。那些女孩子不理会草的骚扰，因为她们正揪下这草穗，编结成兔子和小狗，兔子和小狗都摇晃着毛茸茸的耳朵和尾巴。也有掐掉草穗单拿草茎编戒指的，那扁细的戒指戴在手上虽不明显，但心儿开始闪烁了。
初长成的少女不再理会这狗尾巴草，她们也编戒指，拿麦秆，麦收过后，遍地都是这耀眼的麦秆，麦秆的正道是被当地人用来编草帽辫的。常说“一顶草帽三丈三”，说的即是缝制一顶草帽所需草帽辫的长度。
那时的乡村，各式的会议真多。姑娘们总是这些会议热烈的响应者，或许只有会议才是她们自由交际的好去处。那机会，村里的男青年自然也不愿错过，姑娘们刻意打扮过自己，膈肢窝里夹着一束束金黄的麦秆。但她们大都不是匆匆赶制草帽辫儿，在众目睽睽之下，她们编制的便是这草戒指，麦秆在手上跳跃，手下花样翻新：棱形花结的，畚字花结的，扭结而成的“雕”花……编完，套上手指，把手伸出来，或互相夸奖，或互相贬低。这伸出去的手，这夸奖，这贬低，也许只为着对不远处那些男青年的提醒。于是无缘无故的笑声响起来，引出主持会议者的大声喝斥。但笑声总会再起的，因为姑娘们手上总有翻新的花样，不远处总有蹲着站着的男青年。
那麦秆编就的戒指，便是少女身上惟一的饰物了。但那一双双不拾闲的粗手，却因了这草戒指，变得秀气而有灵性，释放出女性的温馨。
戴戒指，每个民族自有其详尽、细致的规则吧。但千变万化，总离不开与婚姻的关联。惟有这草戒指，任凭少女们随心所欲地佩戴。无人在乎那戴法犯了哪一条禁忌，比如闺中女子把戒指戴成了已婚状，已婚的将戒指戴成了求婚状什么的，这里是个戒指的自由王国。会散了，你还会看见一个个草圈儿在黄土地上跳跃——一根草呗。
少女们更大了，大到了出嫁的岁数。只待这时，她们才丢下这麦秆、这草帽辫儿、这戒指，收拾起心思，想着如何同送彩礼的男方“嚼清”——讨价还价。冀中的日子并不丰腴，那看来缺少风度的“嚼清”就显得格外重要。她们会为彩礼中缺少两斤毛线而在炕上打滚儿，倘若此时不要下那毛线，婚后当男人操持起一家的日子，还会有买线的闲钱么？她们会为彩礼中短了一双皮鞋而嚎啕，倘若此时不要下那鞋，当婚后她们自己做了母亲，还会生出为自己买鞋的打算么？于是她们就在声声“嚼清”中变作了新娘，于是那新娘很快就敢于赤裸着上身站在街口喊男人吃饭了。她们露出那被太阳晒得黑红的臂膀，也露出那从未晒过太阳的雪白的胸脯。
那草戒指便在她们手上永远地消失了，她们的手中已有新的活计，比如婴儿的兜肚，比如男人的大鞋底子……
她们的男人，随了社会的变革，或许会生出变革自己生活的热望；他们当中，靠了智慧和力气终有所获者也越来越多。日子渐渐地好起来，他们不再是当初那连毛线和皮鞋都险些拿不出手的新郎官，他们甚至有能力给乡间的妻子买一枚金的戒指。他们听首饰店的营业员讲着18k、24k什么的，于是乡间的妻子们也懂得了18k、24k什么的。只有她们那突然就长成了的女儿们，仍旧不厌其烦地重复母亲从前的游戏。夏日来临，在垄沟旁，在树荫里，在麦场上，她们依然用麦秆、用狗尾巴草编戒指：棱形花结的，畚字花结的，还有那扭结而成的“雕”花。她们依然愿意当着男人的面伸出一只戴着草戒指的手。
却原来，草是可以代替真金的，真金实在代替不了草。精密天平可以称出一只真金戒指的分量，哪里又有能够称出草戒指真正分量的衡具呢？
却原来，延续着女孩子丝丝真心的并不是黄金，而是草。
在池泽夫人的茶道中，我越发觉出眼前这束狗尾巴草的可贵了。难道它不可以替代茶道中的鲜花么？它替代着鲜花，你只觉得眼前的一切更神圣，因为这世上实在没有一种东西来替代草了。
岁末的期待
一九八八年将尽的时候，这部影片在各地陆续上映了。保定上映得最早，也许因为影片从选景到完成几乎都在保定。电影里的山是保定西部的山；电影里的城是保定城；连影片中那位“偷听敌台者”交待“罪行”时也用了保定话——尽管他学得更似唐山腔。
一位在电影院工作的朋友兴高采烈跑到我家，说要请我看我的电影，他们那里是上映这片子的第一家，尽管是个二轮影院。我很感谢朋友的热心，兴高采烈地去了。我坐在那里看，看见我写过的那些人在动作，在说话，脑子却总拐到别处去。想到谁请谁看这电影更得体。好像本该我请他，请为这电影支付了热情和诚意的许多保定朋友看。或者原本不该我请，请者实在应该是这电影的摄制组，用电影厂的俗话来讲便是答谢。
一部新影片公映前，总该有一次答谢之举吧。摄制组不是没有这种来保定答谢的愿望，前不久导演还来电话提及此事。再说答谢对于一个摄制单位来讲本是件轻而易举的小事：两个人带一部拷贝借个场地一放映，便皆大欢喜了。被答谢者获得的是一种优先感、新鲜感和满足感。
那时候摄制组的确得了保定的大方便。保定地委书记曾亲自陪导演去满城山里选景，选定了，全组人马便一头扎在县政府招待所。县委书记和县长几次三番来关照摄制组，招待所所长则用保定话告诉我：“我要让同志们花最少的钱，吃最好的饭，烧洗澡水的锅炉也升火了。”在保定街上，为了影片中一条“反标”出现的误会，我把电话打到市长家里，连市长也出面过问这种琐事。后来摄制组的汽车没了油，也会靠市委宣传部派人打通关节，那车才又开起来，保定警察也出动了，汗流浃背维持拍摄现场秩序；至于保定城里的百姓和保定山里的百姓，则更是重义轻利，尽管时有小的摩擦和不快。
那么，他们委实应该来保定作答谢。
那个晚上，我继继续续地看了电影。散场时只听一位观众说，女主角生是让苦日子给折腾傻了，放着那么好的人不爱，这编电影的真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电影毕竟还没在头轮影院正式上映。一旦上映之后再来答谢，不就成了那句俗话说的嘛：正月十五贴门神。
等待之中我又去另一家二轮影院看了一场我的电影。这一场人很满，观众的反应之强烈却是我始料不及的。我仿佛第一次看见了银幕上的故事和银幕上那些人，也第一次注意到，观众早已用他们的情绪和反应答谢了这电影。观众使我相信，一部电影无论有着怎样的缺点和遗憾，只要它表现了人类的心灵能够共同感受到的东西，即使你只讲述了一条村路，这路也终将为观众接受。我认真地盯着银幕，感谢摄影师把保定鲜为人知的魅力呈现给保定人———那山的浑朴，那水的妩媚；感谢女主角的扮演者李羚用朴素、忘我的演技把自己活活变成了一个保定人，她沟通了这平凡的故事和观众的心。
好故事不一定是平凡的，但平凡里的确有着好故事。应该相信观念，应该相信时间，也应该相信作者不是吃饱了撑的。
我继续等待摄制组的答谢，并盼保定的大影院千万将正式上映推迟些。然而《保定市报》上关于这电影的广告已全面展开。
面对这一片广告，我想起四年前我的另一部电影《红衣少女》在保定拍摄的情景。那一次保定人也给了《红衣少女》极大的热情。影片中需要一家点心店，稻香村食品店不仅轻而易举就承担了这种平白无故的麻烦，不仅停业两天“献”出店铺，经理还慷慨地说：“我们不要场地费，还要请演员吃点心。”如今在这大讲经济效益的时代听这类似乎神话的允诺，倒显得荒唐了。现在我们不是常常听说摄制组与某些部门因支付场地租金而争执得一塌糊涂吗？后来《红衣少女》在全国上映之前，摄制组带着拷贝从成都首先赶到保定答谢来了。那次答谢盛况空前，连“谢”了好几场。保定人要求不高，保定人很高兴。
然而我却不在被“谢”之列。答谢者带着拷贝走了，我才知道曾经有过答谢之举。朋友们替我忿忿然，说：这叫什么事，怎么不给你一张票？起初我也忿忿然，转而一想就又觉出这忿忿然的多余了：谢我哪一点呢？虽然故事是我的，人物是我的，可我又不是稻香村食品店。
如今这部新电影已在保定放映过，我却总愿意做一种幻想，幻想《村路带我回家》摄制组就像当年《红衣少女》摄制组那样，已经携了拷贝答谢了保定，只是我未从摄制组得到一张电影票罢了。忘记了我有多好，只要不忘这座城市。
然而，各方面的迹象证明：他们没来。每每看见保定报纸上重新排出的新片广告，我心里便生出一种对这城市的歉疚，一种不期而至的惆怅。
我不知答谢这个词是否曾经出现在某种法定性极强的协议书合同书保证书里，也许它本是一个靠情感维系的字眼。靠了人与人之间毕竟存在的那么一点良知与恳切，人们有时会想起答谢。
保定依旧是从前的保定，保定人好脸面，重义气。一座城市不会因缺了一家电影厂的答谢就变脸就阴阳怪气。您不来答谢毕竟不能说您犯了错误：双方并没有定下答谢的合同。
可是，地委书记何以要陪你们进山呢？市长何以要连条标语都照顾到呢？那维持秩序的警察何以要替你们汗流浃背呢？县招待所所长为什么不乘机跟你们大讲特讲经济效益——能接待偌大个摄制组的在县满城可只此一家。至于市委宣传部，那更不是一个专供电影厂汽油的机关。
一切原是靠了那尚未泯灭的人情吧。
我曾经想劝观众别去看《村路带我回家》，即使只卖出一个拷贝又与我何干？我早就拿了属于我的那份稿酬。但这样做未免显得小气。于是我还要借此作一个小小的广告：请看彩色宽银幕故事片《村路带我回家》吧，票价五角，比买一串糖葫芦还便宜。
因为这电影里确有保定的魅力。
岁末我期待着，已模糊我期待的所在。w w w. xiao shuotxt. co m
罗丹之约
在罗丹的国家法国，在巴黎瓦雷诺大街的罗丹博物馆，当座落在庭院内的《思想者》被一辆蓝色大吊车长长的吊臂轻轻吊离基座装进木箱时，数百名法国艺术名人默默注视着他，无数的摄像机和照相机镜头一齐对准了他的缓缓升起。他们为他送行，他们都知道，这座巨大的铜像斑驳的雕塑自一九7六年安放在这里以来，从未离开过故乡。现在他就要出走，而且是第一次远足。他初次远足选定的目标便是东方的中国。
把法国最伟大的青铜作品介绍到具有伟大的青铜文明的古老中国，也许是再合适不过的选择了。这又仿佛是罗丹生前的一桩心愿，因为神秘的东方艺术也曾经给过他强烈的震撼。
于是我便乘火车去北京看罗丹。
小时候我就看过罗丹，当然那只是些印刷品。其中两件作品给我的印象最深：一件是身披宽大睡袍，显出任意散漫着的巴尔扎克；一件是筋肉松弛的****雨果。少不更事的我曾经很不明白为什么罗丹要将两位大作家弄成这样。在孩子的眼中，他对他们二位显得太随意了。成人之后才发觉罗丹是多么坦率的对待了他这两位法国朋友，而他这两位朋友又是多么坦率地要求罗丹把他们弄成这样。有本书中曾经提到，巴尔扎克认为罗丹只有把他弄成这模样，他才是真正的巴尔扎克。于是至今每当人们提及巴尔扎克和雨果时，我眼前掠过的首先不是他们的著作，而是罗丹手下的那个“他们”。我想这便是他们作为艺术家和作家的共同卓识与见地吧，是这种卓识和见地掠夺了观众的记忆。罗丹具备这种掠夺观众记忆的力量，他掠夺了我的记忆，他在我心中就日渐伟大起来；他占有了我的记忆，我的记忆里便永远有了罗丹。
春风和煦，阳光明媚，我在中国美术馆门前安静地排着队等待购买门票。长长的队伍一直保持了少有的顺和与规矩，似乎来看罗丹的人们是有约在先的，人们在一瞬间变得相互友好和理解了。
然后我首先看见了《思想者》，他被安放在美术馆庭院的正中，他正面向着熙熙攘攘的大街和一片片古老的灰瓦屋顶。他坐在岸石之上，全身赤裸，蜷曲着自己；他一手握拳抵住下颚，咬肌紧张地正陷入着沉思。这本是一个众人熟知的形象，这个几乎有点程式化了的姿式乍一看去，甚至没能唤起我的新奇之感。而当我绕到他的背后时才真地激动起来，我惊讶于罗丹在思想者脊背上所倾注的良苦用心：原来在这面宽厚、雄健的脊背上，组织明确的肌肉群如汹涌的波涛正有节律地涌动起伏，使我忽然明白了罗丹在创作之初何以能摆脱诗人但丁原型的束缚，把身着裙装、面庞清癯的苦行僧形象换成了今天的《思想者》。在这位肌肉发达、强壮雄健的思想者身上或许溶入了艺术家全部痛苦而又美好的理想吧？他渴望从雄健的身体里发生雄健的思想，或者只有如此雄健的身体才有产生雄健思想的力量？罗丹不忽略思想者的头颅，但他更倾心于支撑这头颅的躯干。于是即使思想者的一面脊背也成了表现这雄健思想不可缺少的因素。于是我在他的被观众冷淡着的脊背上初次发现了一个完整的思想者，在这面脊背上，他那紧张而痉挛着的每一个细胞都使我生出的一种全新的幸福感。我很为这一瞬间，这个我独自占有的瞬间而满足。继而又想到，面对一件伟大的作品，人们都在人云亦云时，议论的或许都是它那被观众（或读者）自己程式化了的正面吧，对于它的背面却每每会粗心地忽略过去，尽管作者曾经苦心用尽地去经营它的背面。如今一个完整的《思想者》终于给了我能够思想的力量。
能够思想着是美丽的。有力量思想的人也必是幸运的吧？
我感觉到了幸运，这幸运来自一个完整的《思想者》：我感觉到了幸运，还在于在《思想者》面前我与我的两位同行不期而遇。他们是山西作家蒋韵和李锐夫妇，他们说，他们也是专门乘火车赶来北京看罗丹的。虽然山西、河北两省相邻，我们却已有几年不见。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眼前掠过着陌生的观众，身后有“青铜时代”、“加莱义民”和克洛代尔美丽的躯干。罗丹包围了我们，令我们忽然意识到，我们本是共同赴了罗丹之约而来，只有罗丹才有如此的魅力吸引我们从各自的城市聚到这里。
我们惊喜地互相注视着，不提罗丹，也不提他为我们创造出一切神奇。我们甚至没说什么话，我好像害怕这份奢侈的突然消失，又仿佛在罗丹面前我们无需语言，我们都已明了思想着才是美丽的。
人生的奢侈却原来是极为有限的，《思想者》们能够远涉重洋落坐于古老的北京已经不易，我能够亲眼目睹这些人类的奇迹，我还能够在这奇迹面前与久违了的外省友人相遇，这已算得上是人生的奢侈之一。要紧的不在于这奢侈转瞬即逝，要紧地在于你真的奢侈过，即使罗丹已回故乡，即使友人也离你而去。
入冬时节，蒋韵从山西打来电话又说起罗丹，她告诉我说，我们去看罗丹那天是三月十日，那天是她的生日。
共享好时光
那时候我三岁，生活在北京。大荣姨是个中学生，有一张圆脸，两只细长眼睛，鼻梁两侧生些雀斑。我不讨厌她，她也特别喜欢我，经常在中午来到保姆奶奶家，自愿哄我睡午觉，一边给我讲些罗嗦而又漫长的故事，也不顾我是否听得懂。那些故事全被我遗忘了，至今只记得有个故事中的一句话：“他走到了一个十字路口……”什么叫狮子路口呀？三岁的我竭力猜测着：一定是那个路口有狮子。狮子我是见过的，父母抱我去过动物园的狮虎山。但我从未向大荣姨证实过我的猜测，因为每当她讲到“十字路口”时，我就快睡着了。梦中也没有狮子，倒常常出现大荣姨那张快乐的圆脸。
我弄懂“十字路口”这个词的含意是念小学以后的事。在上学、放学的路上，每当我和同学们走到十字路口，便会想起大荣姨故事中的那句话。真是的，三岁时我连十字路口都不明白。我站在十字路口，心中笑话自己。这时我已随父母离开了北京，离开了我的保姆奶奶和大荣姨。但我仍然愿意在假期里去北京看望她们。
小学二年级的暑假里，我去北京看望了保姆奶奶和大荣姨。奶奶添了不少白头发，大荣姨是个地道的大人了，在副食店里卖酱油———这使我略微有点失望。我总以为，一个会讲“十字路口”的人不一定非卖酱油不可。但是大荣姨却像从前一样快乐，我和奶奶去她家时，见她正坐在一只马扎上编网兜，用红色透明的玻璃丝。她问我喜欢不喜欢这种网兜，并告诉我，这是专门装语录本用的。北京的女孩子，很多人都在为语录本编织小网兜，然后斜背在身上，或游行，或开会，很帅，正时兴呢。
那时的中国，已经到了人手一册《毛主席语录》的时期。我也拥有巴掌大的一本，觉得若是配以红玻璃丝网兜背在肩上，一定非比寻常。现在想来，我那时的心态，正如同今日女孩子们渴盼一条新奇的裙子或一双时髦的运动鞋那般焦灼了。我请大荣姨立刻给我编一个小网兜，大荣姨却说编完手下这个才能给我编，因为手下这个也是旁人求她的，那求她的人就在她的家里坐等。
我环顾四周，这才发现在不远处的一张椅子上，坐着一位和我年纪相仿的女孩子。大荣姨手中的这件半成品，便是她的了。
这使我有点别扭。不知为什么，此刻我很想在这个女孩子面前显示我和大荣姨之间的亲密，用现在的话讲，就是显示我们的“够哥们儿”。我说：“先给我编吧。”“那可不行。”大荣姨头也不抬。
“为什么不行？”
“因为别人先求了我呀。”
“那你还是我的大荣姨呢。”
“所以不能先给你编。”
“就得先给我编。”我口气强硬起来，心里却忽然有些沉不住气。
大荣姨也有点冒火的样子，又说了一个“不行”，就不再理我的茬儿了。看来她是真的不打算先给我编，但这已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这使我在那陌生女孩子跟前出了丑，这还算朋友吗？我嘟嘟嚷嚷地出了大荣姨的家，很有些悲愤欲绝，并一再想着，其实那小网兜用来装语录本，也不一定好看。
第二天早晨，当我一觉醒来，发现枕边有一只崭新的玻璃丝网兜，那网兜的大小，恰好可装一本六十四开《毛主席语录》。保姆奶奶告诉我，这是大荣姨连夜给我编的，早晨送过来就上班去了。我撅着嘴不说话，奶奶说我不懂事，说凡事要讲个先来后到，自家人不该和外人“嚼清”。
那么，我是大荣姨的“自家人”了，我们是朋友。因为是朋友，她才会断然拒绝我那“走后门”式的请求。我把那只小网兜保存了很多年，直到它老化得又硬又脆时。虽然因为地理位置，因为局势和其他，我再也未曾和大荣姨见过面，但我们共度的美好时光却使我难以忘怀。什么时候能够再次听到朋友对你说“那可不行”呢。敢于直面你的请求并且说“不行”的朋友，往往更加值得我们珍惜。
打那以后，直至我长大成人，便总是有意躲避那些内容空洞的“亲热”和形态夸张的“友好”。每每觉得，很多人在这亲密的外壳中疲惫不堪地劳累着，你敢于为了说一个真实的“不”而去破坏这状态吗？在人们小心翼翼的疲惫中，远离我们而去的，恰是友谊的真谛。
我想起那年夏季在挪威，随我的丹麦朋友易德波一道去看她丈夫的妹妹。这位妹妹家住易卜生故乡斯凯恩附近，经营着一个小农场。正是夕阳普照的时刻，当我们的车子停在农场主的红房子跟前时，易德波的小姑首先迎了出来。那是一位有着深栗色头发的年轻妇女，身穿宽松的素色衣裙。这时易德波也从车上缓缓下来，向她的小姑走去。我以为她们会快步跑到一起拥抱、寒暄地热闹一阵，因为她们不常见面，况且易德波又带来了我这样一个外国人。但是姑嫂二人都没有奔跑，她们只是彼此微笑着走近，在相距两米左右站住了。然后她们都抱起胳膊肘，面对面地望着，宁静、从容地交谈起来，似乎是上午才碰过面的两个熟人。橙红色的太阳笼罩着绿的草地、红的房子和农场的白色围栏，笼罩着两个北欧女人沉实、健壮的身躯，世界显得异常温馨和美。
那是一个令我感动的时刻，使我相信这对姑嫂是一对朋友。拉开距离的从容交谈，不是比紧抱在一起夸张地呼喊更真实吗？拉开了距离彼此才会看清对方的脸，彼此才会静心享受世界的美好。
一位诗人告诉我，当你去别人家作客时，给你摆出糖果的若是朋友，为你端上一杯白开水的便是至交了。只有白开水的清淡的平凡，才能使友人之间无所旁顾地共享好时光吧。
每当我结识一个新朋友，总是不由自主地想起卖酱油的大荣姨和那一对北欧的姑嫂，只觉得能够享受到友人直率的拒绝和真切的清淡，实在是人生一种美妙的时光。w w w. xiao shuotxt. co m
一千张糖纸
我们在院子里跳皮筋，把青砖地跺得砰砰响；我们在枣树下的方桌上玩“抓子儿”，“羊拐”撒在桌面上一阵又一阵哗啦啦啦、哗啦啦啦；我们高举着竹竿梆枣吃，青青的枣子滚得满地都是；我们比赛着唱歌，你的声音高，我的声音就一定要高过你。外婆家一个被我称做表姑的人对我们说：“你们知道不知道什么叫累呀？”我和世香互相看看，没有名堂地笑起来———虽然这问话没有什么好笑，但我们这一笑便是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是啊，什么叫累了？我们从来没有思考过累的问题。有时候听见大人说一声“喔，累死我了！”我们会觉得那是因为他们是大人呀，“累”距离我们是多么遥远啊。
当我们终于笑得不笑了，表姑又说：“世香不是有一些糖纸么，为什么你们不花些时间攒糖纸呢？”我想起世香的确让我参观过她攒的一些糖纸，那是几十张美丽的玻璃糖纸，被她夹在一本薄薄的书里。可我既没有对她的糖纸产生过兴趣，也不打算重视表姑的话。表姑也是外婆的客人，她住在外婆家养病。
世香却来了兴致，她问表姑：“你为什么让我们攒糖纸呀？”表姑说糖纸攒多了可以换好东西，比方说一千张糖纸就能换一只电动狗。我和世香被表姑的话惊呆了：我们都在百货大楼见过这种新式的玩具，狗肚子里装上电池，一按开关，那毛茸茸的小狗就汪汪叫着向你走来。电动狗也许不会被今天的孩子所稀奇，但在二十多年以前，在中国玩具单调、匮乏的时候，表姑的允诺足以使我们激动很久。那该是怎样一笔财富，那该是怎样一份快乐！更何况，这财富和快乐将由我们自己的劳动换来呢。
我迫不及待地问表姑糖纸攒够了找谁去换狗，世香则细问表姑关于糖纸的花色都有什么要求。表姑说一定要透明玻璃糖纸，每一张都必须平平展展，不能有皱褶。攒够了交给表姑，然后表姑就能给我们电动狗。
一千张糖纸换一只电动狗，我和世香若要一人一只，就需要两千张糖纸。这不是一个小数目，但我们信心百倍。
从此我和世香再也不跳皮筋了，再也不梆枣吃了，再也不抓子儿了，再也不扯着嗓子比赛唱歌了。外婆的四合院安静如初了，我们已开始寻找糖纸。
当各式各样的奶糖、水果糖已被今日的孩子所厌倦时，从前的我们正对糖寄予着无限的兴趣。你的衣兜里并不是随时有糖的，糖纸——特别是包装高档奶糖的玻璃糖纸也不是到处可见。我和世香先是把零花钱都买了糖——我们的钱也仅够买几十块高级奶糖，然后我们突击吃糖，也不顾糖把嗓子齁得生疼，糖纸总算到手了呀；我们走街串巷，寻找被人遗弃在犄角旮旯的糖纸，我们会追随着一张随风飘舞的糖纸在胡同里一跑半天的；我们守候在食品店的糖果柜台前，耐心等待那些领着孩子前来买糖的大人，等待他们买糖之后剥开一块放进孩子的嘴，那时我们会飞速捡起落在地上的糖纸，或是“上海太妃”，或是“奶油咖啡”；我们还曾经参加世香一个亲戚的婚礼，婚礼上那满地糖纸令我们欣喜若狂。我们多么盼望所有的大人都在那些日子里结婚，而所有的婚礼都会邀请我们！
我们把那些皱皱巴巴的糖纸带回家，泡在脸盆里使它们舒展开来，然后一张一张贴在玻璃窗上，等待着它们干后再轻轻揭下来，糖纸平整如新。
暑假就要结束了，我和世香每人都终于攒够了一千张糖纸。在一个下午，表姑午睡起来坐着喝茶的时候，我们走到她跟前，献上了两千张糖纸。表姑不解地问我们这是干什么，我们说狗呢，我们的电动狗呢？表姑愣了一下，接着就笑起来，笑得没完没了，上气不接下气。待她笑得不笑了，才擦着笑出的泪花说：“表姑逗着你们玩哪，嫌你们老在院子里闹，不得清静。”
世香看了我一眼，眼里满是悲愤和绝望，我觉得还有对我的藐视——毕竟，这个逗着我们玩的大人是我的表姑啊。这时我忽然有一种很累的感觉，我初次体味到大人们常说的累，原本就是胸膛里那颗心的突然加重吧。
我和世香拿回我们的糖纸来到院里，在院子门口，我把我精心“打扮”过的那一千张纸扔向天空，任它们像彩蝶一样随风飘去。我长大了，在读了许多书识了许多字之后，每逢看见“欺骗”这个词，总是马上联想起“表姑”这个词。两个词是如此紧密地在我意识深处挨着，岁月的流逝也不曾将它们彻底分离，让我相信大人轻易之间就能够深深伤害孩子，而那深深的伤害会永远地藏进孩子的记忆。
孩子是可以批评的，孩子是可以责怪的，但孩子是不可以欺骗的，欺骗本是最深重的伤害。我们已经长大成人，可所有的大人不都是从孩童时代走来么？w w w. xiao shuotxt. co m
面包祭
于是，你突然会讲一口流利的外语了，你突然会游泳了，你突然会应酬了，你突然会烤面包了。
我父亲从干校回来，总说他是靠了一个偶然的机遇：庐山又开了一个什么会，陈伯达也倒了，影响到当时中国的一个方面，干校乱了，探亲的、托病的、照顾儿女的……他们大多一去不返，慢慢干校便把他们忘了。父亲的脱离干校是托病，那时他真有病，在干校得了一种叫做阵发性心房纤颤的病，犯起来心脏乱跳，心电图上显示着心律的绝对不规律。父亲的回家使我和妹妹也从外地亲戚家回到了他身边，那时我十三岁，妹妹六岁。母亲像是作为我家的抵押仍被留在干校。
那时的父亲是个安分的人，又是个不安分的人。在大风大浪中他竭力使自己安分些，这使得军宣队、工宣队找他谈话时总是说“像你这样有修养的人”、“像你这种有身份的人”当如何如何，话里有褒也有贬。但因了他的安分，他到底没有受到大的磕碰。关于他的大字报倒是有过，他说那是因为有人看上了他那个位置，其实那位置才是一家省级剧院的舞美设计兼代理队长。于是便有人在大字报上说他不姓铁，姓“修”，根据是他有一辆苏联自行车，一台苏联收音机，一只苏联闹钟，一块苏联手表。为了证明这存在的真实性，大字报连这四种东西的牌子都作了公布，它们依次是：“吉勒”、“东方”、“和平”、“基洛夫”。
“也怪了。”事后父亲对我说，“不知为什么那么巧，还真都是苏联的。”
这大字报震动不大，对他便又有了更具分量的轰炸。又有大字报说：干校有个不到四十岁的国民党员，挖出来准能把人吓一跳，因为“此人平时装得极有身份”。大字报没有指名道姓，父亲也没在意。下边却有人提醒他了：“老铁，你得注意点，那大字报有所指。”父亲这才感到一阵紧张。但他并不害怕，因为他虽有四件“苏修”货却和国民党不沾边。当又有人在会上借那大字报旁敲侧击时，他火了，说：“我见过日本鬼子见过伪军，就是没见过国民党。”他确实没见过国民党，他生在农村，日本投降后老家便是解放区了。鬼子伪军他见过，可那时他是儿童团长。
大字报风波过去了，父亲便又安分起来。后来他请病假长期不归也无人问津，或许也和他给人的安分印象有关。
父亲把我们接回家，带着心房纤颤的毛病，却变得不安分起来：他刷房、装台灯、做柜子、刨案板、翻旧书旧画报，还研制面包。
面包那时对于人是多么的高不可攀。这高不可攀是指人在精神上对它的不可企及，因此这研制就带出了几分鬼祟色彩，如同你正在向资产阶级一步步靠近。许多年后我像个记者一样问父亲：“当时您的研制契机是什么？”
“这很难说。一种向往吧。”他说。
“那么，您有没有理论或实践根据？比如说您烙饼，您一定见过别人烙饼。”
“没有。”
“那么您是纯属空想？”
“纯属空想。”
“您为什么单选择了面包？”
“它能使你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冲动。”
父亲比着蜂窝煤炉盘的大小做了一个有门、门内有抽屉的铁盒子，然后把这盒子扣在炉上烧一阵，挖块蒸馒头的自然发酵面团放进抽屉里烤，我们都以为这便是面包了。父亲、我和妹妹三人都蹲在炉前等着面包的出炉，脸被烤得通红。父亲不时用身子挡住我们的视线拉开抽屉看看，想给我们个出其不意。我和妹妹看不见这正被烘烤着的面团，只能注视父亲的表情。但他的表情是暧昧的，只煞有介事地不住看表———他的“基洛夫”。半天，这面包不得不出炉了，我和妹妹一阵兴奋。然而父亲却显不出兴奋，显然他早已窥见了那个被烤得又糊又硬的黑面团。掰开闻闻，一股醋酸味儿扑鼻而来。他讪讪地笑着，告诉我们那是因为炉子的温度不够，面团在里边烘烤得太久的缘故。妹妹似懂非懂地拿起火筷子敲着那铁盒子说：“这炉子。”父亲不让她敲，说，他还得改进。过后他在那盒子里糊了很厚一层黄泥说：“没看见吗？街上烤白薯的炉里都有泥，为了增加温度。”再烤时，泥被烤下来，掉在铁抽屉里。
后来他扔掉那盒子便画起图来。他画了一个新烤炉，立面、剖面都有，标上严格的尺寸，标上铁板所需的厚度。他会画图，布景设计师都要把自己的设计构想画成气氛图和制作图。他画成后便骑上他的“吉勒”沿街去找小炉匠，一个小炉匠接了这份活儿，为他打制了一个新炉子。新烤炉被扣在火炉上，父亲又撕块面团放进去。我和妹妹再观察他的表情时，他似有把握地说：“嗯，差不多。”
面包出炉了，颜色真有点像，这足够我们欢腾一阵了。父亲嘘着气把这个尚在烫手的热团掰开，显然他又遇到了麻烦——他掰得很困难。但他还是各分一块给我们，自己也留一块放在嘴里嚼嚼说：“怎么？烤馒头味儿。”我和妹妹都嘎嘎嚼着那层又厚又脆的硬皮，只觉得很香，但不像面包。
我们也不说话。后来父亲消沉了好一阵，整天翻他的旧书旧画报，炉子被搁置门后，上面扔着白菜土豆。
一次，他翻出一本《苏联妇女》对我说：“看，面包。”我看到一面挂着花窗帘的窗户，窗前是一张阔大的餐桌。桌上有酒杯，有鲜花，有摆得好看的菜肴，还有一盘排列整齐的面包。和父亲烤出的面包相比，我感到它们格外的蓬松、柔软。
也许是由于画报上面包的诱发，第二天父亲从商店里买回几只又干又黑的圆面包。那时我们这个城市有家被称作“一食品”的食品厂，生产这种被称作面包的面包。不过它到底有别于馒头的味道。我们分吃着，议论、分析着面包为什么称其为面包，我们都发言。
那次的议论使父亲突然想起一位老家的表叔，四十年代，这表叔在一个乡间教堂里，曾给一位瑞典牧师做过厨师。后来这牧师回了瑞典，表叔便做起了农民。父亲专程找到了他，但据表叔说，这位北欧传道者对面包很不注重，平时只吃些土豆蘸盐。表叔回忆了他对面包的制作，听来也属于烤馒头之类。这远不是父亲的追求。从表叔那里他只带回半本西餐食谱，另外半本被表叔的老伴铰了鞋样。面包部分还在，但制作方法却写得漫无边际，比如书中指出：发面时需要“干酵母粉一杯”。且不说这杯到底意味着多大的容积，单说那干酵母粉，当时对于一个中国家庭来说大概就如同原子对撞，如同摇滚音乐，如同皮尔·卡丹吧？再说那书翻译之原始，还把“三明治”翻作“萨贵赤”。
一天，父亲终于又从外面带回了新的兴奋。他进门就高喊着说：“知道了，知道了，面包发酵得用酒花，和蒸馒头根本不是一回事。真是的。”我听着酒花这个奇怪的名字问他那是一种什么东西，他说他也没有见过。想了想他又说：“大概像中药吧。”我问他是从哪里听说的。他说，他在汽车站等汽车，听见两个中年妇女在聊天，一个问一个说，多年不见了，现时在哪儿上班；另一个回答在“一食品”面包车间。后来父亲便和这个“一食品”的女工聊起来。
那天，酒花使父亲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他便远征那个“一食品”找到了那东西。当然，平白无故从一个厂家挖掘原料是要费一番周折的。为此他狡黠地隐瞒了自己这诡秘而寒酸的事业，只说找这酒花是为了配药，这便是其中的一味。有人在旁边云山雾海地帮些倒忙，说这是从新疆“进口”的，以示它购进之不易。但父亲总算圆满了起初就把这东西作为药材的想象。
“很贵呢”他举着一个中药包大小的纸包给我看，“就这一点，六块钱。”
那天他还妄图参观“一食品”的面包车间，但被谢绝了，那时包括面包在内的糕点制作似都具有一定保密性。幸好那女工早已告诉了他这东西的使用方法，自此他中断一年多的面包事业又继续起来。
他用酒花煮水烫面、发酵、接面、再发酵、再接面、再发酵……完成一个程序要两天两夜的时间。为了按要求严格掌握时间，他把他的“和平”闹钟上好弦，“和平”即使在深夜打铃，他也要起床接面。为了那严格的温度，他把个面盆一会儿用被子盖严，一会儿又移在炉火旁边，拿支温度表放在盆内不时查看。
一天晚上他终于从那个新烤炉里拽出一只灼手的铁盘，铁盘里排列着六只小圆面包。他垫着屉布将灼手的铁盘举到我们面前说：“看，快看，谁知道这叫什么？早知如此何必如此！”我看着他那连烤带激动的脸色，想起大人经常形容孩子的一句话：烧包。
父亲是烧包了，假如一个家庭中孩子和大人是具平等地位的话，我是未尝不可这样形容爸爸一下的。我已知道那铁盘里发生了什么事，放下正在写着的作业就奔了过去。妹妹为等这难以出炉的面包，眼皮早打起了架，现在也立刻精神起来。父亲发给我们每人一只说：“尝呀，快尝呀，怎么不尝？”他执意要把这个鉴定的权利让给我们。那次他基本是成功的，第一，它彻底脱离了馒头的属性；第二，颜色和光泽均属正常。不足之处还是它的松软度。
不用说，最为心中有数的还是父亲。
之后他到底又找到了那女工，女工干脆把这位面包的狂热者介绍给那厂里的一位刘姓技师。他从刘技师那里了解到一些关键所在，比如发酵后入炉前的醒面，以及醒面时除了一丝不苟的温度，还有更严格的温度。
后来，当父亲确信他的面包足已超过了“一食品”（这城市根本没有“二食品”）所生产的面包时，他用张干净白纸将一个面包包好，亲自送到那面包师家去鉴定。父亲回忆当时的情景说，那个晚上刘技师一家五六口人正蹲在屋里吃晚饭，他们面前是一个大铁锅，锅里是又稠又粘的玉米面粥，旁边还有一碗老咸菜，仅此而已。一个面包师的晚餐给他终生留下了印象。
面包师品尝了父亲的面包，并笑着告诉他说：“对劲儿。自古钻研这个的可不多。我学徒那功夫，也不是学做面包，是学做蛋糕。十斤鸡蛋要打满一小瓮，用竹炊帚打，得半天时间。什么事也得有个时间，时间不到着急也没有用。”他又掰了一小口放在嘴里品尝着，还把其余部分分给他的孩子，又夸了父亲“对劲儿”。
父亲成功了，却更不安分起来，仿佛面包一次次的发酵过程，使他的脑子也发起酵来，他决心把他的面包提到一个更高阶段。
那时候尼迈里、鲁巴伊、西哈努克经常来华访问，每次访问不久便有一部大型纪录影片公演，从机场的迎接到会见、参观，到迎宾宴会。父亲对这种电影每次必看，并号召我们也看。看时他只注意那盛大的迎宾国宴，最使他兴奋的当然莫过于主宾席上每人眼前那两只小面包了。他生怕我们忽略了这个细节，也提醒我们说：“看，快看！”后来他干脆就把国宴上那种面包叫作“尼迈里”了。那是并在一起的两只橄榄型小面包，颜色呈浅黄，却发着高贵的乌光。父亲说，他能猜出面包的原料配制和工艺过程，他下一个目标，便是这“尼迈里”。
为烘制“尼迈里”，他又改进了发酵工艺及烤炉的导热性能。他在炉顶加了一个拱型铁板，说，过去他的炉子属于直热式，现在属热回流式。
他烤出了“尼迈里”说：“你面对一只面包，只要看到它的外观，就应该猜到它的味道、纤维组织和一整套生产工艺。”自此我也养成了一个习惯，便是对面包的分析。多年之后当我真的坐在从前尼迈里坐过的那个地方，坐在纽约曼哈顿的饭店里，坐在北欧和香港那些吃得更精细的餐馆里，不论面前是哪类面包，我总是和父亲的“尼迈里”作着比较，那几乎成为我终生分析面包的一个标准起点。也许这标准的真正起点，是源于父亲当年为我们创造的意外的氛围。我想，无论如何父亲那时已是一位合格的面包师了。
这些年父亲买到了好几本关于面包烘制法的书籍，北京新侨饭店的发酵工艺、上海益民厂的发酵工艺、北京饭店的、瑞典的、苏格兰的……还买了电烤箱。我们所在的城市也早已引进了法式、港式、澳大利亚式面包生产线，面包的生产已不再是当年连车间都不许他进的那个秘密时代了。然而父亲不再烘制了，他正在安分着他的绘画事业。只在作画之余，有时任意翻翻这书们说：“可见那时我的研究是符合这工艺的。”后来我偶然地知道，发酵作为大学里的一个专业，学程竟和作曲、高能物理那样的专业同样长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