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研究

孙中山研究_李敖
孙中山见了李鸿章吗？
八十三岁的老国民党桂崇基，在六月一日的《传记文学》写了一篇《中山先生见李鸿章》，原文如下：
　　中山先生上李鸿章书，世人固多知之。他是否见过李鸿章，则因缺乏资料，难以臆断。据唐绍仪言，一次，他返回香港，曾晤中山先生，见其器字轩昂，其时不过二十许人，即怀有大志，便断言其必将为大器。中山先生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并请唐设法介绍见李鸿章。时唐在高丽袁世凯幕府任事，对于北洋有关人物多直接或间接认识，便代为介绍天津海关候补道徐秋畦。中山先生去天津，由徐秋畦向李鸿章为之先容。届期，徐秋畦陪中山先生往见。李鸿章见中山先生即问你叫什么名字？中山先生答孙文，其时中山先生发音犹带浓重广东音，把文字念门音。李鸿章一听，便说，你官话都不会讲，怎能做官？
　　未及二三语，即端茶，差官乃高呼送客。徐秋畦乃拉中山先生一同起身告辞。行至二门，中山先生便在庭中大骂李鸿章是官僚。徐秋畦见状大为恐慌，直冒冷汗。未久，唐绍仪来天津，徐秋畦告其与中山先生谒见李鸿章经过，并言以后你不要再请我介绍任何人晋见李中堂了！
　　看了这篇文字，我忍不住要对自己说："国民党又造假历史了，我非拆穿它不可！"下面就是我这违章历史拆除大队的一次成绩。
唐绍仪见了孙中山吗？
　　桂崇基是江西贵溪人，美国哥伦比亚大学硕士，一九二五年回国任教广东大学（中山大学前身），后任考选委员、国大代表。来台后任东吴大学校长。他因为在国民党内斗中，很早就给斗下来，所以早就过气了。不料他不甘寂寞，写《中国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等书之不足，又来这么一段历史，有历史训练的人，一眼就可看出它是捏造的，为什么呢？
　　原因很简单，一核对唐绍仪和孙中山的生平，便明白了。
　　唐绍仪，广东香山（中山）人，一八五九年生，一八七四年清廷派出幼童赴美留学生，他是其中之一，毕业于那鲁大学。
　　光绪初年回国。一八八四年，由北洋派驻朝鲜帮办税务，得到袁世凯赏识。一八九五年，随袁世凯在小站练兵。一八九九年四月，李鸿章出任两广总督，他随同赴任；十一月，袁世凯出任山东巡抚，他又随同赴任。后来历任奉天巡抚、邮传部大政府内阁总理，后来历任外交总长等职务，。他虽跟孙中山关系不错，但孙中山死后，不容于国民党南京党中央。一九二八年九月三十日，国民党以他会被日本人利用做借民派特务以利斧把他劈死在上海，死时八十岁。
　　照桂崇基所说，唐绍仪在香港见到"二十许人"的孙中山，孙中山"出示其所拟上李鸿章书"，但按此书写作年代，该是一八九四年，这年唐绍仪正在北方追随袁世凯，跑到香港去见比他小七岁的孙中山（孙中山那年二十九岁），已极可疑，因为当时孙中山无籍籍之名，唐绍仪"返回香港"去见他，又所为何来呢？
　　何况，既说唐绍仪"返回香港"见孙中山，则孙中山本人，必须人在香港，才有见到的可能，无奈这年孙中山根本不在香港，他人在广州做医生，并且二月起就"以医务委之于尹文楷，自偕陆皓东自湖南循长江东下，抵上海"（《国父年谱初稿》）了，纵使唐绍仪"返回香港"，也见不到孙中山啊！
陈少白回忆
　　一八八二年，孙中山十七岁时候就结交了陈少白等，被呼为"四大寇"。陈少白后来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曾有这样的追忆：
　　有一天，我在香港，他在广州，忽然药房里有信来，说："孙先生失踪了，药房中开销很难，收入不敷只剩十几块钱了。"我接到信，就到广州去，替他维持店务。等了多天，一点消息都没有，心里非常焦急。到十六那天，他忽然跑来了，手里拿了很大一卷像文件的东西，他见了我就说："对不起！对不起！"我问他："你跑到什么地方去的？"
　　他说："这些事情不要去管他了。"就打开手里的一卷纸给我，我拿起来一看，里面乃是一篇上李鸿章书，我方才知道他是跑到翠亨村的家里关起门来做文章去的。他叫我替他修改修改，我就随便修改一下，以后，他对于药房也不管理了，就到上海去要把这封信上给李鸿章。我没有办法，就让他去，同时我就替他把两间药房收拾起来，交回那些出过股本的人。
　　孙先生到了上海，找着了一个香山人，就是著"盛世危言"的郑观应（字陶斋），托他想方法见李鸿章。有一天，在陶斋家里碰到一位太平天国的状元王韬（号紫铨，别号天南遁臾），王韬曾到过香港助英国牧师沥博士（dr.legge）翻译四书五经，沥博士回英国也请王韬同去，在英国住了几年，后来回到香港，为《循环日报》主笔。再回上海来，声名很盛，笔底对于世界知识，也很充分，并且他是和太平天国有关系的人，所以孙先生在陶斋家里一见如故，就把那篇大文章，同王韬商量起来，王韬也重新替他加以修正。
　　这时候，王韬有一个朋友在李鸿章幕下当文案，王韬就写了封信，介绍孙先生到天津，见这位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同老夫子商量，或者可以见李鸿章，孙先生快乐极了，就到天津去见老夫子。那时候，刚刚中日大战，打得很厉害，李鸿章至庐台督师，军书旁午，老夫子把孙先生的大文章送到李鸿章那边去，李鸿章是否看过，就不得而知了。不过后来李鸿章说："打仗完了以后再见吧！"孙先生听了这句话，知道没有办法，闷闷不乐地回到上海，陶斋看见了，就替他想方法到江海关去领了一张护照，请他出国去设法，孙先生也就乘轮到檀香山去了。
　　孙先生所以耍上李鸿章书，就因为李鸿章在当时算为识时务之大员，如果能够听他的话，办起来也未尝不可挽救当时的中国，岂知所有希望完全成泡影。所以到了这时候，孙先生的志向益发坚决，在檀香山就积极筹备兴中会，找人入会，一定要反抗满洲政府。大约在是年（甲午）八九月之间，就正式成立兴中会。
　　由于陈少白是孙中山的老友，他的回忆，最值得重视。当然他的回忆也须加以考订。例如他说郑观应与孙中山的关系，就太疏略了，此事牵涉到上李鸿章书的内容，不可不先弄清楚。
郑观应影响孙中山
　　郑观应（一八四一-一九二三），原名官应，字陶斋，广东香山人。他生于鸦片战争时代，觉醒于英法联军时代，在成年以后，为了救国，放弃科举，改行从商，努力学习西方语文，了解西方富强之道。
　　在清末洋务运动中，郑观应曾多方面的参与，他做过不少有关富强的文字。一八六二年，他出版《救时揭要》，后来三十年间，陆续增订，最后成为《盛世危言》。
　　《盛世危言》全书共分十四卷，一至四卷为《富国》、五至七卷为《开源》、八至十一卷为《强兵》、十二至十四卷为《节流》，共一百零二篇。有某些篇后还附有英、法、德、俄等国有关资料和张之洞、薛福成等人有关文章。
　　一八九二年，郑观应在这书初刊自序中写道：
　　六十年来，万国通商，中外汲汲，然言维新、言守旧、言洋务、言海防，或是古而非今、或逐未而忘本，求其洞见木原、深明大略者，有几人哉？孙子曰知己知彼，百战百胜，此言虽小，可以喻大。应虽不敏，……乃知其治乱之源、富强之本，不尽在船坚炮利，而在议院上下同心、教养得法。兴学校、广书院、重技艺、别考课，使人尽其才；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造铁路、设电线、薄税敛、保商务，使物畅其流。……
　　这些议论，自然是两年后孙中山上李鸿章书中"人尽其才""地尽其利""货畅其流"的张本。孙中山是郑观应的老乡，也是朋友。郑观应影响孙中山，自不待言了。
国民党捏造历史
　　现在再回看陈少白的追忆，便知道上李鸿章书，乃是孙中山完稿在上海见过郑观应之后，不但不成于广州，更不成于香港了。既然这样，又何来桂崇基所说的孙中山在香港向唐绍仪出示上李鸿章书呢？
　　至于桂崇基说孙中山因唐绍仪之介，得识徐秋畦的事，也不能成立。据《国父年谱初稿》，一八九四年六月，孙中山"偕陆皓东至天津，上书李鸿章"，"先生在沪遇香山同乡郑官应，由其函托王韬介绍于李鸿章幕僚罗丰禄。迫先生偕皓东抵天津后，先访罗，又得徐秋畦为先容，求介见鸿章，先以书进。"则徐秋畦和孙中山的搭线，是罗丰禄而非唐绍仪。徐秋畦是李鸿章的幕僚，陈少白回忆中的"李鸿章幕下的老夫子"，该是指他。桂崇基说徐秋畦带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一些细节，虽然有趣，但是非常可疑。原因无他，以李鸿章的忙、李鸿章的大架子，他是根本不会见孙中山的！
　　但是，若说李鸿章根本不会见孙中山，这对国民党的附会之徒说来，是认为脸上无光的，所以，他们就开始捏造历史。
　　胡去非在《孙中山先生传》（一九三一年八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里，曾集这种捏造之大成，胡去非说：
　　至北京时，冒险谒李鸿章，密陈北京政府之横暴腐败，革命之不可缓，议论雄快。李谢之曰："今日之革命，余亦知其不可已；然余年七十有九，精力既衰，断不能大有为，幸君努力为之，中国前途，唯君等是赖，余必为君后援"云云（见时事新报馆编《中国革命记革命党小传》）。
　　吴稚晖编年系"别传"云，中日交战前，先生由湖南出扬子江口，由海路入北京，深夜冒险晤李鸿章于私邸，陈说大计，劝李革命。李以年懋辞。此为癸巳二十八岁以前之历史，即自传所谓"十年如一日"也。
到台湾后又大造特造
　　胡去非本人后来也不信这些捏造，他在《总理事略》（一九三七年十月上海商务印书馆版）中，就有"先生见李鸿章不遂"
　　的更正。但是国民党逃到台湾后，却把这一捏造，花样翻新起来。首先是一九六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新生报》登出《中央社特稿》－《万世风范的国父》，其中说："在国父演讲时曾担任过记录的中国广播公司董事长梁寒操，讲了八个有关国父生前的小故事，来纪念国父百年诞辰。"梁寒操讲的第一个故事是：
　　国父在二十七八岁的时候已经出来行医，有一次他满怀爱国报国的热忱，上书李鸿章，并由唐绍仪陪同，去见李鸿章。当时李鸿章还没有看完国父所上的书、就老气横秋地对国父说："天下大事困难重重，不是你们年轻人所能够了解的。"国父辞出后，大为光火，眼睛冒出愤怒的光芒对唐绍仪说："我起先以为李鸿章很行，现在才知道他根本不行，我的建议他干不了，我自己来干！"
　　梁寒操做过国民党中央宣传部部长，也是老广（广东人），他带头造这种谣，由《中央社特稿》方式发出，自然就愈来愈绘影绘声了。难怪此后国民党宣传媒体上，不但把孙中山见李鸿章的电视画面，弄成李鸿章一派诚惶诚恐模样，并且干脆就说孙中山当时是去"招降李鸿章"了！——国民党捏造历史，竟逸出常识，一至于此，国民党真太目中无人了！
　　梁寒操捏造历史中，提到孙中山见李鸿章是"由唐绍仪陪同"的，这种捏造，未免太粗糙；所以十八年后，这一捏造由桂崇基翻做，变成唐绍仪是中间人了，而"陪同"的，又换成徐秋畦！当《传记文学》的编者向桂崇基专函请教出处的时候，桂崇基说：这是"民国二十年左右"唐绍仪亲口对他说的！他居然把这段秘史埋在心里五十多年，真是天晓得他在干什么啊！
介绍人还有盛宣怀
　　最近，我的教师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出版了，他对孙中山这段公案，有了新的资料与解释，他根据大陆资料，提出了一封郑观应给盛宣怀的信，信中说：
　　敝邑有孙逸仙者，少年英俊，晨曩在香港考取英国医士，留心西学，有志农桑生殖之要术，欲游历法国讲求养蚕之法；及游西北各省履勘荒旷之区，招人开垦，免致华工受困于外洋。其志不可谓不高，其说亦颇切近，而非若狂士之大言欺世者比。兹欲北游津门，上书傅相（李鸿章），一白其胸中之素蕴。弟特敢以尺函为其介（傅其叩谒台端，尚祈进而教之，则同深纫佩矣。
　　再肃者：孙逸仙医士拟自备资斧，先游泰西各国，学习衣务，艺成尔后返中国，与同志邸资设书院教人；并游历新疆、琼州、台湾，招人开垦。嘱弟恳我公代求傅相，转请总署给予游历泰西各国护照一纸、傅到外国向该国外部发结游学执照，以利遍行。想我公有心世道，必俯如所请也。
　　吴相湘说：
　　盛宣怀接阅郑观应信后，曾致函李鸿章，介绍孙先生往见。孙是否见到李，文献无征。但多数记载肯定孙李没有晤面。因当时中日为朝鲜东学党之乱，两国正调兵遣将前往三韩。李鸿章忙于这军国大事，自无暇接见孙。
　　但孙先生在三年以后一论文中指出："当我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夕，正停留天津；那时曾亲眼见多。有许多文武官员自全国各地赶来向当时权倾一时的宰相李鸿章晋见，在蒙允晋见之前，无不需与馈赠巨额红包给他的僚属。"
　　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
　　吴相湘说："孙先生既正努力革除陋习，当不会纳贿求见。"以这一理由而不能见李鸿章，是可疑的。因为见李鸿章是大事，孙中山识其大者，当不致因小失大。我看根本的原因还是孙中山当时人微望轻，李鸿章不肯见他而已。
吴相湘的新见解
　　吴相湘在《补注》里，提出一个孙中山上李鸿章书的新说法，他说：
　　孙先生所以如此不惮烦请托，请人作书转求李鸿章，完全是八十余年以前，满清皇朝除选派十五岁左右幼童赴美留学，并另选派福州马江海军学堂等校毕业生赴英习海军以外，根本再没有其他官费生、自费生赴外国留学（自一八九八年以后，才逐渐有少数人东渡赴日游学，因不需护照）。自然更没有如民国以来的留学规程，以及近年的公自费留学生考试，或外国大学给予研究奖学金，甚至出国观光等都可以申请发给出国护照，经过外国使领馆签证即可启程。而当时赴欧洲必需护照，尤其美国一八八二年成立禁止华工入境规条后，由国人前往美国非常困难，有时大小商人前往也被视作"苦力"（劳工）不准入境，或被拘留后逐回。孙先生是广东人熟知这些情形，权衡轻重利害，如其徒耗金钱时间冒险远行而被虐待侮辱逐回，不如在出国以前尽一切可能设法求取护照，以策安全。
　　当时自费出国求学既无成例。孙先生这一请求完全是借重李鸿章一言九鼎的重要地位，以及李与香港西医书院关系能致函总署特准这一"破例"或"创例"。能否成功，并不可预料。并且郑观应致盛宣怀书中虽言明孙的学历以及他自备资斧，并无金钱上请求；但自医士改习农事，无论如何是一转变。……故孙先生上李鸿章书是深望李"玉成其志"万不可少的"敲门砖"。
　　因此，吴相湘认为刊、中山"上书李鸿章请发出洋护照，，一点上，才是当时实情。这一立论固非无见，但是孙中山若目的只在"请发出洋护照"，似乎不必这么麻烦的上万言书，也与郑观应给盛宣怀信中所说的"一白其胸中之素蕴"目的不合，他如只志在护照，盛宣怀的八行书直达李府应该就够了，盛宣怀"介绍孙先生往见"李鸿章，就未免多事了。
改良与革命
　　我在《孙逸仙和中国西化医学》一书里，曾有专章——《（改良）与（革命）之间）——讨论孙中山的转变过程，我说：
　　在这种"参与"的过程里，孙中山不但认识了郑官应，并且还在郑官应家里会到了绰号"长毛状元"的王韬，王韬还为孙中山写了介绍信给李鸿章的幕僚罗丰禄，以达成孙中山《上李傅相书》的积极效果。但当孙中山最后知道"上书请愿"的方式走不通以后、当他深切知道"改良主义"的手法达不到以后，他又回归到革命的路线。
　　我又说：
　　这个分野，也就是从"改良"观点到"革命"观，点的分野；这个分野，它的最后爆破点是《上李傅相书》的失败。
　　关于上书的事、关于这次走改革路线的经过，我们在孙中山的自述《伦敦被难记》中也可得到主要的说明：
　　予在澳门，始知有一种政治运动，其宗旨在改造中国，故名之曰"兴中会"。其党有见于中国之政体不合子时势之所需，故欲以和平手段、渐进方法，请愿子朝廷，傅倡行新政。其最要者，则在改行立宪政体，以代专制及腐败的政治。予当时深表同情，即投身为党员，自信因为国利民福计耳。
　　中国睡梦至此，维新之机，苟非发之自上，殆无可望，此兴中会之所由设也。兴中会之所以偏重于请愿上书等方法，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政府之或可奋起。且近年以来，北京当道诸人与各国外交团接触较近，其子外国宪政当必略有所知，以是吾党党员本利国福民之诚意，会合全体联名上书。时则日本正以雄师进逼北京，在吾党固欲利用此时机，而在朝廷亦恐以惩治新党，失全国之心，遂暂搁不报。但中日战争既息，和议告成，而朝廷即悍然下诏，不特对于上书请愿者加以叱责，且云此等陈请变法条陈，以后不得擅上云云。
　　吾党于是抚然长叹，知和平方法无可复施。然望治之心愈坚、要求之念愈切，积渐而知和平之手段，不得不稍易以强迫。且同志之人，所在皆是，其上等社会，多不满意于海陆军人之腐败贪赎，平时骄奢淫逸，外患既逼，则一败涂地。因此人民怨望之心，愈推愈远、愈积愈深，多有慷慨自矢，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在这段话中，孙中山原始的改良主义的色彩，是非常明显的。
　　所谓"和平手段"、所谓"渐进方法"、所谓"请愿于朝廷"、所谓"冀万乘之尊或一垂听"、所谓"政府之或可奋起"、所谓"全体联名上书"、所谓"和平方法"等话，都是明显的改良主义的语句，都不是革命的立意与手段。直到这些立意与手段都"无可复施"的时候，才轮到"不得不稍易以强迫"、"徐图所以倾覆而变更之者"。
　　今天宣传孙中山革命历史的人，他们总是把孙中山一开始就描绘成一个反对改良的革命派，甚至从幼年就开始"蓄革命之机"了。这是很不了解孙中山真正怀抱的说法，是很不通的。
改良张本与革命张本
　　我仔细观察孙中山一生的言论，发现他的和平改革的色彩、缓进的色彩，始终很浓厚。孙中山远在民国前六年，就演说指出"革命的事情，是万不得已才用，不可频频用之"（《三民主义与中华民族之前途》）；在这篇演说后十六年，他同样他说："诸君要晓得，革命是不得已而为的事。"（《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在一九二三年的一次演说中，他甚至带着一点似乎"挖苦"的意味，来指出"中国式之革命家"的性质，他说：
　　我即自称革命家，社会疑义纷起，多所误会，其实中国式之革命家，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乃争一良好稳健之政府。
　　在一九一九年和一九二四年的两次演说中，他甚至明白地指出："改造""维新"的意思，与"革命"并无不同。他说："革命两字，有许多人听了，觉得可怕，但革命的意思，与改造是完全一样的。"（《改造中国之第一步只有革命》）他又说："外国革命，有许多是成功的。离我们最近的就有日本，日本维新，大家都知道是成功的，维新事业和革命事业是相同的，维新成功就是革命成功。"（《革命成功始得享国民幸福》）这些明明白白的改良论调，岂不正正都是这个伟大革命家的论调吗？
　　所以，从这些角度来看，孙中山不但是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更是一个伟大的改良家。只有了解他那种改良的怀抱，才会明白他为什么要上书李鸿章，为什么要走上一段改良主义的路线。
　　罗香林在《国父之大学时代》中说：
　　世人以上书文章闽肆，疑非国父自作；或以李氏为满清重臣，非创导革命之国父所欲合作，疑上书非国父本意。不知国父在西医书院，子现行科学与政事及衣功论学，研讨至精，而国学用力甚深，文章亦所素习；李氏为当时倡办洋务人物，且为西医书院赞助人，与其有医学教育因缘，观李氏复西医书院函，知其非子革新政治不相能者。故国父欲试探李氏意志，傅为实行革命张本，非谓欲与满清政府妥协也。
　　罗香林对怀疑上李鸿章书真伪的人的指摘，是可通的，但是他说孙中山"欲试探李氏意志，俾为实行革命张本"的推论，却未免牵强。孙中山上书无效，就是最好的"革命张本"，原来那个上书的"张本"，事实上该是"改良张本"才对。《伦敦被难记》中自述清吏向他说"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等话，也是孙中山当时走改良路线的一个有力旁证。
演化眼光
　　罗香林在《香港早期之西医书院及其在医术与科学上之贡献》中说：
　　唯孙先生在该院，除于学校规定课程外，亦兼喜研究农田、舆地与经史诸学。尤嗜于中夜起床读书，法国革命史与达尔文《物种原始》类专书，最所喜读。盖是时适值达尔文逝世后数年，其进化论学说风靡全欧，康德黎博士即首为介绍其学说于香港。孙先生殆为国人研究进化论之最早起者。
　　唯孙先生于科学研究特深、于生理学为最有心得、于进化论为探索最殷，故俟配合其毕业后之经验，遂能发明"知难行易"之学说，与修正进化论，而引伸其体系，斯则尤属西医书院曾获致其预期成效之明征也。
　　罗香林又说：
　　近人有谓中国人知有进化论，乃自严复于一八九五年出版所译赫青黎（t.h.huxley）之天演论（evolution and ethics and other essays）始者，其实，孙先生之首治进化论学说，乃在一八八七年至一八九二年肄业西医书院之时代，较严氏译书时代为早。
　　这些阐发，大体上都是很独到的。但是最重要的一点阐发，我认为罗香林应该做出而没做出的，则该是：
　　一、达尔文的学说是"演化"的，并没有中国译名中"进化"的意味。旧译"进化论"是不通的，也是以词害意的。
　　二、孙中山受达尔文的影响是不错的，这从他自述"于西学则雅癖达文之道（darwinism即达尔文主义）可得证明。但是达尔文真正影响孙中山的，"知难行易"学说还属小焉者也，并且还待考。真正影响他的，乃是一种对人际看法的"演化眼光"。由于具有"演化眼光"，所以即使革命，也"究不过抱温和主义，其所主张者非极端主义"。这种因达尔文而来的影响，对当时深信"演化论"的人，不论是严复或孙中山，都没有例外。而介绍"演化论"到中国来的人，从伟大的严复以下，他们的最大"孤独"，也许却正是感到中国人并没真正的了解"达尔文之道"！中国人所能了解的，只是"物竞天择"、'适者生存"那一套，并不是真正的"演化眼光"那一套。因此之故，中国人近百年来，最多的是鲁莽灭裂的所谓"革命家"、"革命英雄"、"终身革命者和"吃革命饭者"。他们"彻底"这个、"极端"那个，整天"革"别人的"命"，可是革来革去，不但没达到"彻底""极端"的"革命"的大效果，甚至连他们所看不起的"改良"的小效果都没达到。虽然这样，他们却还日复一日的高叫"革命""革命"、年复一年的高叫"革命""革命"。总还迷信鲁莽灭裂的方法，妄想"一了百了"、妄想"一蹴而几"、妄想"迎头赶上"、妄想"一次解决"，而其结果，却永远是欲速则反迟、想快却更慢。
　　这些悲剧，追究起来，都是没有深刻了解"演化眼光"的缘故。
　　他们这些人的智慧，比起严复和孙中山来，真是太远了、太远了！
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虽然有"演化眼光"的孙中山，最后自己从"改良"走向"革命"，并且直革到死，还有"革命尚未成功"之叹，但当他一旦走上了"革命"的路，他对他曾有"改良"的纪录，显然就没有兴趣也没有必要再提起了，这就是在孙中山在世之年，人们一直不知道他曾上书李鸿章的缘故！他自己绝口不提这件事！
　　直到孙中山死后，他生前的一个"敌人"陈垣（援庵，做过辅仁大学校长）以史学家的博闻强记，挖出了这件事。陈垣告诉了另一个博闻强记的史学家顾颌刚，顾颌刚亲自去找，终于在一八九四年九月十日的上海广学会《万国公报》第六九、七0号上，找到了《广东香山来稿》的《上李傅相书》！
　　清朝根据祖训，不设宰相，殿阁大学士都名过其实。但有"大学士""太子太傅"头衔的人，都被尊称做"傅相"。李鸿章在一八七0年得到"大学士"头衔、一八七九年得到"太子大傅"头衔，所以孙中山称他"李傅相"，这种称呼，是非常合乎规格的。
　　吴敬恒在《中山先生年系》一八九四年二十九岁条下写道：
　　是年七月一日中日开始宣战。自传曰："至甲午中东战起，以为时机可乘，乃赴檀岛美洲。"出洋后，邮上李鸿章一书。所以知其邮上者，因书中有"文于回华后……"
　　云云也。邮书必在八月，因是年九月十月份之上海万国公报已登该书矣。又此书首言"窃文籍隶粤东，世居香邑，曾于香港考授英国医士"云云，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邮，必不做此开端。则别传冒险之说，必系传闻之误。
　　吴敬恒这里所说："若甲午前曾深夜晤李于私邪，必不做此开端。"是对的。但必须证明上李鸿章书乃在求见李鸿章之后，这种推论，才能成立。若上书在先，上书且是求见前的先容步骤，这种推论，就大有问题。孙中山《上李傅相书》发表于《万国公报），显然在正本早就送达以后。他在正本送达后南下，以《广东香山来稿）方式投书《万国公报》，显然又不是桂崇基笔下"大骂李鸿章是官僚"的北上情况。所以，结论是：国民党绘影绘声说孙中山见李鸿章的事，从；日式捏造到新式捏造，没有一件可以成立。
　　文章写到这里，一切就都水落石出。国民党还是好好想想吧：只要李敖在台湾，他们就休想捏造历史。金钱、枪杆、镇暴车都在你们手里，但是历史绝不在你们手里，还是放明白点吧！
　　一九八三年六月二十六日下午在草山之阳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1）
　　十一月七日，国民党《中央日报》上有消息如下：
纪念国父逝世五十九周年
中视制播《伦敦蒙难记》
　　根据国父亲撰《伦敦被难记》、《党支会藏》，胡汉民编《总理全集》与《中国古代名人列传》等书编剧而成的《国父伦敦蒙难记》，十一日下午四时将在中视频道播出，这是一出国语电视剧。
　　《国父伦敦蒙难记》的历史背景是国父在前往英国，准备组织华侨，扩大革命力量时，腐败专横的清廷竟以诡计将国父诱入"中国公使馆"，幸亏国父大仁大勇的精神和机智应变的能力，以及国父英籍老师康德黎的全力协助，才脱离虎口。
　　当时，由于舆论的报导和介绍，使全世界不但公认国父是中国革命领袖，同时也促使国父在大英博物馆完成了三民主义的理论基础。《国父伦敦蒙难记》即完全依据史实演出国父伦敦蒙难十二天的经过，借以向逝世五十九周年的国父，表达敬意。
　　中视当家小生崔浩然在演出国父时，内心严肃而庄重，生怕无法将一代伟人的凛然正气表现出来，而老牌演员李影的"康德黎"角色，将康与国父间的师生之情，发挥得淋漓尽致。
　　为了看看国民党最近在宣传上"新猷"些什么，我在十一月十一日下午，居然浪费了一点时间，一边做工，一边断断续续看了这出电视剧。一看之下会失望，早在意中；但是边看边骂，却也稍嫌意外，边看边骂了国民党这种lousy宣传以后，我真忍不住要再写上一笔。
　　孙中山如是说：
　　国民党笔下的伦敦蒙难事件，其实真相是很"罗生门"的。
　　换句话说，真相是有不同的说法的，并且有的说法还是矛盾的。
　　对立的，包括孙中山自己的说法在内。我们先看孙中山自己的说法。《伦敦被难记》（《伦敦被难记》原文系英文，名为"kidnapped in london"，由甘作霖中译，中华民国元年五月初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行，以后各处所翻印均本此）中说法如下：
　　一千八百九十六年十月一日，予始抵伦敦，投宿于斯屈朗（strand，伦敦路名）之赫青旅馆〔注一〕。翌日即至波德兰（portl and place，伦敦区名）覃文省街（devonshire street）
　　四十六号康德黎〔注二〕君之寓所相访。康君夫妇招待甚殷，并为予觅相近之舍馆曰葛兰旅店（gray'sinn），使徙止焉〔注三〕。予自是即暂居，每日独处无聊，辄往伦敦博物院游览，或访各处之遗迹，观其车马之盛、贸易之繁，而来往道途，绝不如东方之喧哗纷扰。且警察敏活，人民和易，在在均足使人怦怦向往也。子无日不适访康德黎君，每至必取其藏书，读而消遣。一日，予饭于其家，康德黎君戏谓中国使馆与伊家为邻，盖过访之，因相视而笑。康德黎夫人戒曰："子母然，彼公使馆中人睹子之面，行当出而相捕，解送回国耳。"予闻夫人言，益相与大笑，初不料后日竟成实事也。一夕，孟生医学博士（dr.manson）〔注四〕邀余往餐，孟生君亦子香港旧识，曾授予医学者。君亦笑谓予曰："慎勿行中国使馆，致堕陷阱。"予以是于中国使馆之可畏，及其相距之不远，历经良友之告诫，非全无措意者。
　　然予至伦敦，为日犹浅，途径未熟，彼良友之告诫，于予初无所济也。
　　是年十月十一日，适值星期，予于上午十点半钟时，自葛兰旅店（葛兰旅店在伦敦霍尔庞holborn之葛兰旅店街。霍尔庞区名）赴覃文省街，意欲随康德黎君等赴礼拜堂祈祷。正踯躅间，一华人悄然自后至，操英语问予曰："君为日本人欤？抑中国人欤？"予答曰："予中国人也。"其人叩予以何省籍，予答曰："广东。"其人仍操英语曰："然则我与君为同乡，我亦来自广州者也。"夫中国盛行不规则之英语，名曰pigeon英语，意即商业英语也。
　　华人虽同隶一国，而言语多相扑格。譬如汕头之与广州，相距仅一百八十英里，视伦敦之与利物浦犹相近，然其商人之言语，乃彼此不相通，以是不得不借商业英语相通款。彼汕头人与广州人之商于香港者，多以英语相晋接，此足以见我国言语之歧杂矣。
　　予途遇之华人，既知予为粤产，始以粤语相谈，且行且语，步履颇舒缓。俄而又一华人来，与予辈交谈，于是予之左右，乃有二人相并而行矣。二人且坚请子过其所居，谓当烹茶进点，略叙乡谊，予婉却之，遂相与位立于道旁阶砌。未儿，又有一华人至，其最先与予相遇者，即迤逦去。于是此留而未去之二人，或推予、或挽予，必欲强予过从，其情意诚挚非常，予是时已于阶砌傍屋之侧。
　　正赶超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砉然而辟，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态度又似谐谁、又似周旋。一纷扰间，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然予尚未知此屋为谁之所居，故中心无所疑惧。初予之所以犹豫不即入者，益急欲往访康德黎君及孟生博士冀同往礼拜堂，恐中途迟回而不及耳。造子既入门，睹其急遮之状，且屋字若是宽广，公服之华人若是众多，因陡然动念曰：是殆即中国使馆乎？又忆中国使馆在覃文省街之邻，意者予向时踯躅之所，必中国使馆左右之道途也。
　　予入门后，被引至一室，室中有一二人与予接谈数语，又自相磋商数语，遂遣二人挟予登楼，予亦不之抗。
　　既登搂，复入一室，令予坐候。未几，而二人又至，更挟予上，是为第三层楼，仍令入一室中，其室有窗，护以铁栅，窗外即使馆之屋后也。须臾来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施施然饶有官气，一入室即谓予曰："汝到此即到中国，此间即中国也。"
　　言已就座，徐徐询予："汝即孙文乎？"予曰："然。"
　　其人曰："实告汝，予得驻美使臣来电，谓汝乘麦竭斯的号轮船游历至英，故令我拘汝于此。"
　　予问曰："拘予何为那？"
　　其人曰："汝前尝上策于总理衙门．请其转奏朝廷，汝策良佳，唯今者总理衙门急欲得汝，因令余暂相羁留，以待朝廷之命。"
　　予曰："然则予之留此，可告吾友乎？"
　　曰："否！是不能。唯旅馆中之行李，汝可草一函，此间人当为汝取之。"
　　予告以欲致书于孟生博士，其人乃命人给予纸笔，予书中大意谓此身已被禁于中国使馆，请转告康德黎君，傅取予之行李带下云云。其人阅竟。曰："函中何能书及被禁二字，汝可别缮一函。"予乃另缮曰："顷予在中国使馆，乞告康德黎君，为予送行李至此云云。"
　　是老人者，予初不知为何许人，厥后而始知其即声名鼎盛之马凯尼（sir halliday marcartney）也。
　　马凯尼君一转念间，忽又谓予可逞函告旅馆，不必托友代取。予答以予所寓者并非旅馆，除康德黎君外无知者，因以改缮之函授之。马凯尼唯唯，许为代寄。马凯尼之所以忽然转念者，盖欲借是以搜予行箧，或能得吾同党之姓名及往来之函耳。计诚狡哉。
　　照孙中山的说法，他的被关入伦敦中国使馆，是走在路上，碰到广东老乡，两人以乡音交谈，"且行且语，步履颇舒缓"的，后来又来了一个老乡，大家一起聊，在他左右，就一边一个人了。他们请他到家里坐坐，"烹茶进点，略叙乡谊"，他谢绝了，遂在路边又聊天。后来，又来了一位，最先跟他聊天的先走了，剩下的两位，一阵"情意诚挚非常"的推拉，他已到了路边的房子旁边了。"正超趄间，忽闻邻近之屋门窘然而辟，左右二人挟予而入，其形容态度又似谐谑、又似周旋。一纷扰问，而予已入，门已闭，键已下矣。"照孙中山这种说法，他的被关在伦敦中国使馆，是在一片粤语发音中的半推半就，是非自愿入使馆的。不但如此，在康德黎老师戏言何不一访中国使馆的时候，康师母还特别警告过他，并且孟生医学博士也警告他，'慎勿行中国使馆，致堕陷饼"。可见他从一八九六年十月一日抵伦敦，到十一日被关进使馆前，十一天中，绝未近中国使馆一步，更别提身入虎穴，自行进入使馆了。
只是"派人密尾行踪"而已
　　但是，孙中山这一说法，若是真的"完全依据史实"，即跟现在已经能够看到的当时秘件不符。现在我们得知：孙中山在美国时，行踪就早已被清廷注意，清廷驻旧金山总领事冯咏蘅，就曾向清廷驻美公使杨儒有报告如下：
　　孙文……身材短小，面黑微须，剪发洋装，由檀山行抵金山。同伴有二洋人：一名卑涉，亦美国金山人，素系檀岛银行副买办；一名威隆，亦美国人，向在檀岛服宫，前次创议废主，因其未隶檀籍，所谋不逞。均抉厚资，居檀日久，是否孙文同党，尚难臆断。唯见同船偕来，交情甚洽。孙文借寓金山沙加冕街第七0六号门牌华商联胜杂货铺内。闻不日往施家谷〔注五〕转纽约，前赴英法，再到新加坡。并闻有沿途联络会党、购买军火、欲图报复之说。该犯随身携带私刊书册两本，虽无悸逆实迹，检其上傅相〔注六〕书，确有该犯之名，显系孙文无疑。现将原书设法觅取寄呈，俟访问该犯赴纽行期，再行电禀。查阅该犯书册两本：一系摘录明黄梨洲《明夷待访录》中《原君》、《原臣》二篇，卷端加一小引，自称杞忧公子〔注七〕；一系上李傅相书，洋洋万余言，自称文素在香港习西医，已蒙考取，敬乞傅相专委办农务。两种文笔俱畅达，昨已附致总署备核矣。
　　杨儒得冯咏裔报告后，就电报北京总署。总署回电说："孙文将往欧洲何国？偕行洋人系何国人？附搭某船？希确查密电龚使（清廷驻英公使龚照瑷）酌办。英能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固妙；否则该匪若由新加坡潜结党恶内渡，应先电粤督预防，新加坡领事亦应饬其认真查访。"七月十八日，清廷驻美公使致函驻英公使，说："因中美交犯（引渡）另约，迄无成绪，此间无从措手，总署深知，故有转电尊处，援约代拿。""援约"就是援咸丰八年（一八五八）《中英条约》第二十一款〔注八〕，和光绪二十年（一八九四）《滇缅条约》第十五款〔注九〕，当时清廷盼能援这两个引渡条约由英国官方"代拿"孙中山，可是，英国政府采罪刑法定主义，引渡条约中既然只限于"香港"和"缅甸"，英国本上就不能适用。八月八日，清廷驻英公使复驻美公使信，就提到：
　　唯查此种罪犯，按西洋章程情形视之，在本国固法无可这；这逃至他国，他国即视为公犯，向无交出之例。俄之子白彦虎，即其明证也。弟已密饬代理新加坡总领事刘牧玉麟，预为筹备，并密查孙文有无党羽以及熟识之人在坡。如该犯果来欧洲，俟尊处探确电知后，弟当援约与英廷商办。若英不能代拿，则唯有窥其动静、探其逃踪，遵照署电，电知粤督预防，于其内渡时设法兜拿耳。
　　正因为驻英公使全无把握，所以在十月二日，在孙中山抵英后第二天，这位公使在致北京总署电中，有这样的文字：
　　接杨使函电悉。饬拿粤犯孙文，该犯现由美到英，改洋装无辫，外部以无在英交犯约，不能代拿，现派人密尾行踪。瑷寝。
　　这样过了八天，十月十日，他致电给驻美公使，也说：
　　密。孙文已到英，外部以此间无交犯约，不能代拿。
　　闻将往法，现派人密尾。瑷支。
　　这些文件，都证明了直到十月十日——孙中山抵英第十天——的时候，清廷中国使馆对他都没有亲自捉拿的意思，只是"派人密尾行踪"而已、"派人密尾"而已。
孙中山自己大意
　　不料到了十月十一日，突然有了转机。现查当时往来密电如下：十月十一日，驻英公使致北京总署电：
　　密。孙文到英，前已电达。顷该犯来使馆，洋装，改姓陈，按使馆即中国地，应即扣留，唯时解回，约颇不易，当相机设法办理。祈速示复，勿令窦使〔注十〕知，并请电粤督。瑷歌。
　　同一天，有"札稿"说孙中山这一"洋装，改姓陈"的事：
　　为札饬事：照得木大臣接准出使美国大臣杨函电内开："接奉总理衙门迭次函电内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外洋，饬即随时查拿"等因、该犯现由美到英，改装易姓，适来本署。查公法：使馆即中国地，自应扣留，除电请总署示遵，并饬参赞马格里密查外，相应派员监守。
　　查翻译官邓丞廷铿，精细耐劳，即派该员督同武卉车德文，并洋仆二名，轮流看管。事关谋逆要犯，该员务当格外小心，毋任泄漏消息，趁间遁逸，致干大咎，切切，此礼。
　　右札驻英国翻译官邓丞廷铿准此
　　第二天（十月十二日），北京总署复电：
　　歌电悉。能按公法扣留，英不问，固好。解粤应设何法，能免英阻，且必到粤，望详商律师。谋定后动，无令援英例反噬，英又从而庇之，为害滋大，切望详慎。鱼。
　　十月十四日，驻英公使再电北京总署：
　　密。鱼电敬悉。孙无忌惮，自来使馆，势应扣留。据问看管之邓翻译言，〔孙〕欲谋大事，唯时未至等语。有西人知粤督几为所害，是反形已露。外部既以香港、缅甸约不能施之英京，现筹购商船，逞送粤，不泊英岸，可无他虞。船价煤工约需七千镑，得载二千余吨船一只，不用，变价亦可。否则释放，仍派人密尾，穷其所往，亦不露痕迹。统乞速示遵行。瑷庚。
　　十月十六日，驻英公使再电北京总署：
　　庚电未奉复，扣留至今，外无知者；释放亦宜早，免露痕迹，乞速示。瑷蒸。
　　十月十六日，北京总署复电：
　　庚电悉。购商船逞解粤，系上策，即照行。七千镑不足惜，即在汇丰暂拨，本署再与划扣。唯登舟便应镣，管解亦须加慎，望盖筹周备，起解电闻，以便电粤。蒸。
　　十月二十三日，驻英公使再致电北京总署：
　　孙犯已在馆扣留十三日，有犯党在馆旁逻，馆中人出入，亦必尾随，日夜无间，竞无法送出。外间亦有风声，船行亦不敢送，只得将购定之船退去。与外部商允，如孙回香港，必由港督严察，并请具文以凭饬港督照办等语。因将孙犯释放，仍派人密跟。瑷筏。
　　根据上面这些当时的原始文件〔注十一〕，我们清楚看到：当时直到十月十日为止，驻英中国使馆的人，都没有亲自捉拿孙中山的意思；直到十月十一日孙中山自己大意，"改装易姓"、"无忌惮，自来使馆"，他们才见人起意，觉得"使馆即中国地，自应扣留。"于是案情急转直下，好戏出场矣！
钦命要犯上了门
　　孙中山自己大意，显然低估了清廷的办事能力。清廷虽然无法搞今天"校园间谍"那一套，但是雇老外来跟踪，却也相当拿手。我们试看一下当时洋侦探在十月一日到五日间的跟踪报告：
　　马格里爵士〔注十二〕
　　波德兰
　　关于孙文事件
　　爵士：
　　关于我们十月一日通信上所提的事，我们现在报告你。我们在赫胥旅馆方面，做有系统的监视。在一日那天，就是星期四，此人于下午四点半钟外出，沿着斯屈朗走，经过佛立特街（fleet street），到露朅特场（ludgate circus），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以后又回到旅馆。那时候是下午六点三十分，以后就没有看见他出来了。
　　在二日星期五那天，他于上午十点三十分离开赫骨旅馆，雇了一个一0八五0号四轮马车装行李，坐到葛兰旅店街八号，将行李运入，该人亦进去。
　　他在该处到上午十一，点三十分才出来，步行列牛津街（oxfordstreet），看看商店的玻璃窗子，于是走进上霍尔庞（high holborn）一一九号（文具店），再进加快食堂（express dairyco.），吃了中饭，于下午一点四十五分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
　　下午六，点四十五分他再出来，走到霍尔庞的一个饭馆里停留了三刻钟，再回到葛兰旅店街八号的时候，已经八点三十分钟，就不再看见他了。
　　以后每天都有人监视他，但是没有什么重要的事情发生。此人常在主要的街道上散步，四周顾望。他不在家里吃饭，到各种饭馆去吃。
　　提起你电报里所说的一层，我们可以说在监视期间，他不曾见过什么中国人。在利物浦听说有几个在"majestic"和他同船的人，答应到伦敦来看他。
　　讲到照相这个问题，我们恐怕非等到天气好些，不能办到。
　　无论如何，我们对于这点总是尽力注意。
　　你忠实的司赖特侦探社（签名）〔注十三〕
　　可见孙中山的一举一动，都已在清廷中国使馆的雇人窥视之中。在这种情形下，孙中山居然还"洋装，改姓陈"，跑到使馆中去，钦命要犯上了门，不惹出麻烦来，又岂可得乎？
　　"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既然是孙中山自己进入使馆的，孙中山为什么要在《伦敦被难记》里说与真相不符的话呢？这个答案，孙中山"四大寇"老友之一陈少白，在《兴中会革命史要》里道出了原委。陈少白说：
　　当时孙先生怎样会被公使馆拘留起来呢？照孙先生自己做的伦敦蒙难记所说：是道遇公使随员邓廷铿（号琴斋），自言是香山同乡，他乡遇故，就拉到邓家内谈天。原来他的家，就是中国公使馆。以后先生又遇到好几次，未了一回，就被挟持登楼，禁诸室中。但是实际，并不是这样一回事。当时孙先生对我说，他早已知道公使馆，他故意改换姓名，天天跑到公使馆去宣传革命，后来公使馆的人疑惑起来，因为当时广州起义之事，传闻还盛，以为这人或者就是孙逸仙，公使随员邓廷铿因为是同乡，就试出他的确是孙逸仙，于是孙先生就被他们拘禁起来了。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邓慕韩在《孙中山先生传记》里也说：
　　按先生伦敦使馆被难有二说：一为使馆计诱，即先生自著《伦敦被难记》所述；一为先生自进，即先生事后对人所言。……以情理论，应取自进说，缘诱先生为邓廷铿，时不过为一使馆微员，途遇一乡人，安知即为先生？即知之，于仓卒间安敢行此非常手段。必须奉准公使，详商办法，然后进行。须历若干时间，方能办到，断无即遇即禁如此之速。《伦敦被难记》所云计诱者，盖著是书时，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夫明知使馆尚敢进去，益见先生革命之勇敢精神。特将采录理由，附识于此，以释群疑。
　　孙中山另一位老同志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一集中也说：
　　中山每日造康寓叙谈，因于途上与使馆随员邓琴斋邂返，邓与中山为旧识，他乡遇故，颇与往还。邓之友人亦以乡谊之故，渐相结识，但不知为孙文耳。九月初五（阳历十月十一日）中山偶过使馆门外，遇同乡数人子道，各以粤语问讯，并邀中山入室，略叙乡谊。中山从之，入门后，即被二人挟持登搂，禁诸室中。
　　可见孙中山早就知道他自动去的地方是哪里，他写《伦敦被难记》故意说不知是使馆，并说自己在入门前被挟持，目的是"欲得外人同情，增加满清罪戾，不得不如此立论耳"！
　　由此可见，《伦敦被难记》的写作，是当时政治宣传品，政治宣传品的目的是政治宣传，不能算是信史，用信史眼光去看，就未免太不了解政治人物了、就未免太天真了（梁启超在《中国历史研究法》里自承："吾二十年前所著《戊戌政变记》，后之作清史者记戊戌事，谁不认为可贵之史料？然谓所记悉为信史，吾已不敢自承。何则？感情作用所支配，不免将真迹放大也！治史者明乎此义，处处打几分折头，庶无大过矣！"
　　《戊戌政变记》在当时也是政治宣传品，不能算是信史）〔注十四〕。
孙中山写悔过书
　　孙中山在使馆被禁后次年，他在《伦敦被难记》中回忆：
　　马凯尼君临去时，即阖予室之门，并下键焉；自是予遂幽禁矣。未几，闻门外有匠人施斧凿之声，则于原键外更增一键也。且特遣中西人各一监守门外，有时或于二监者之外更添一人。当最初之二十四小时内，其中国监守二人，时或入室与予相语。其于被禁之原因，虽无一语宣泄，予亦不之问。然曾告予以顷者相见之老人即马大爷，予审为马凯尼也。大爷者官场通俗之尊称，犹当时驻英公使龚某之称龚大人也。使臣与外人酬酢不用真名，遂使外国人称之曰大人。时不知英政府公牍上之往还，亦称龚大人否耳。中国官场及外交礼节，往往有以一字之微，而易尊重为侮慢者。西人之于中国文学风俗未经弹心研究者，实难明了。故彼外交官辄喜于晋接之间，以言语文字愚弄外国人，偶或占胜，即洋洋然自得曰："洋鬼子被屈于我矣。"其可笑一至于此。
　　予被禁后数小时，忽有一监守者入，谓率马凯尼君之命，搜检予身，因探取予钥匙、铅笔、小刀等物；然幸予另有一衣袋，中藏钞票数纸，未被检取，故彼所挈以去者，仅无重大关系之文件数纸而已。监守者复询予需何饮食，予仅令取牛乳少许而已。
　　他又说：
　　被禁之第四日晨，有一自称唐先生者来视予，彼盖诱予入使馆之人也。唐先生就座，做然曰："前日之强君至此，乃公事公办，义不容辞，今日之来，则所以尽一己之私情。我意君不如直认为孙文，讳亦无益。（李敖按：前引《伦敦被难记》，孙中山已向"一须发俱白之老人'、承认自己是孙文，"唐先生"又何能再出此言？）盖此间均已定夺一切，且君在中国卓有声望，皇上及总理衙门均稔知汝之为人，君姓名已震铄环球，即死亦可以无憾。总之，君在此间实生死所关，君知之乎？"
　　予曰："不然，此间为英国辖境，非中国之属地，公等将何以处余？按诸国际交犯之例，公等必先将拘予之事闻子英政府，予意英政府必不能任公等随意处置也。"
　　唐答曰："吾挤不愿更与英政府为正式之授受，今已事事停妥，轮舟亦已雇定，届时当箝君口，束君肢体，畀赴舟上，而置于严密之所。及轮抵香港，当有中国炮舰泊于港口之外，即以君移交彼舰，载往广州，听官吏鞠审，并明正典刑。"
　　予曰："公等此举，未免草率过甚。盖予在舟中，或得乘机与在舟英人通消息也。"唐微笑曰："否否，君虽万能，亦难出此。盖君登舟之后，即有人严密监视，与在此无异。苟有可与外人通消息之处，吾等必先事杜绝，绝不便君有丝毫间隙可乘也。"予又曰："舟中员司未必与使馆沆瀣一气，其中安知无矜悯我而为我援应者？"
　　唐曰："愚哉君也。是轮船公司乃马凯尼君所深识者，该公司人员自当遵马君之命而行，绝不为吾辈梗。"
　　唐又续曰："是轮船者，属于格来公司（glean），本星期内未必启程（按：唐某与予谈话之日为十月十四日即星期三），盖公使为经济起见，不欲专雇是船，因令其先载货物，而行旅之费，则由使馆全认。这次星期，装载货物既竟，君亦须附载以行矣。"
　　予谓："此等计划，欲见诸实行亦良难。"
　　唐曰："此著如不果行，则予侨亦不妨戮汝于此．借免周折。盖此间即中国，凡使馆中所为之事，绝非他人所能干涉者也。"
　　唐言已，又侃侃然举高丽某志士事为我劝慰，并资启迪。盖某志士自高丽出奔至本，被其同国人诱赴上海，戕毙于英租界内，由华人将志士遗骸运往高丽，高丽政府戮尸示惩，而其找毙志士之凶徒，则获重赏并擢高位焉。
　　唐口述时，手舞足蹈，意兴甚豪。盖彼以为此次捕予有功，将来中国政府亦必加以重赏，赐以高位也。
　　予问曰："予殊不解公等何残忍若是。"
　　唐曰："皇上有命，凡能生致汝或取汝死命者，皇上均当加以不次之赏。"
　　予又进逼曰："君须知高丽志士之案，即中日开衅之一国。今公等致予于此，或招起极大之交涉，未可知也。
　　将来英政府对于使馆中人，不免要求中国政府全数惩治。
　　况君为粤人，吾党之在粤省者甚多，他日必出而为予复仇，岂第君之一身可虑，甚或累及君之家族，其时君将追悔莫及矣。"
　　唐某闻子言，不觉色变，顿易其豪悍之口吻曰："凡我所为，皆公使之命，我此来不过为彼此私情计，俾君知前途之危险耳。"
　　是夜十二，久钟时，唐又至吾室，与我谈话。
　　予曰："君如真为我友，则将何以援我？"
　　唐答曰："此即我之所以来也，我当竭尽吾力，希望脱君于厄。吾今方令匠人密制二钥，一可启此室之门．一可启使馆之前门，我之所以如此者，因掌钥者系公使之亲随，绝不肯授我以钥也。"
　　余问以出险当在何时？唐答称："必须俟诸次日即星期五（按：此时己在礼拜三夜十二点钟以后，己为星期四，故所谓次日即星期五）。星期五清晨二点钟时，我或能乘隙而来，援君出此罗网，未可知也。"
　　当唐辞出时，又告我星期五清晨必来相援，汝可预备云云。然唐去后，予仍取片纸，书数语，俟星期四（即十月十五日）上午授于英仆，乞其密交康德黎先生。及下午，唐又来云："此纸已由英仆逞呈使馆，马凯尼君见之，即向我大肆垢詈，谓不应以使馆密谋告汝。是在吾虽有援救之心，而汝此举实足破坏吾计划，未免自误。"
　　子乃问以尚有一线生机否？唐曰："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必须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唐乃劝我致书公使，求其相宵。吾从之，唐立命西仆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也。
　　唐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子马凯尼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凯尼也。"
　　予问书中宜如何写法？唐曰："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至被嫌疑，因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云云。"
　　予即在唐某之前，照其授意书成一长函，搁叠既毕，照例应子纸背标明受书人之姓名，唐乃为予读马凯尼姓名之拼法曰："sir halliday marcartney"。益此时予但知其姓氏之音为马凯尼，而犹未知其拼法。既而吾授信子唐，唐怀之而去，此后遂不再见此人之面矣。
　　吾此举实堕入唐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玉书中有亲至使馆吁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由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迫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唐曾告我，凡我所书各函，均由仆人出首子使馆，并未达于诸友。此时吾自思希望已绝，唯有坐以待毙耳。
　　孙中山笔下"自称唐先生者"就是邓廷铿，他是当时的翻译。
　　邓廷铿出现，目的是在骗取孙中山"求其相宥"的悔过书，孙中山自承被骗"可谓愚极"，但是"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毫发可以凭借者，即不借攀援以登"。他自感无法，只好"吾从之"。
"不免一时愚昧"
　　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写这一悔过书的经过说：
　　这是邓针对孙急切脱险愿望，进一步施用这种言语使孙产生恐惧懊悔感。"未免自误"就是说已濒临绝境。
　　但孙追问邓"尚有一线生机否"？邓听到这句话，真是"恰中下怀"。因改以诱惑语态答复孙："生机尚未尽绝，但君以后依我命而行，切勿再误！"
　　邓所谓"依我命而行"，即劝孙"致书公使（龚照瑷），求其相宵"。孙先生自述："吾从之。邓立命柯尔取纸笔墨水至。吾请换中国文具，因上书公使自应用汉文，未便做西字。邓曰：'否。英文甚好。因此间大权均操于马格里之手，公使不过坐拥虚名而已。君之此书，宜弄马格里。'"
　　邓又进一步指示书翰内容："君必须极力表白，谓身系良民，并非乱党。只以华官诬陷致被嫌疑，经美时曹往使馆请求昭雪，未得晤见，故特来英，亲到使馆，意在吁求昭雪。"孙面对当时残酷现实，唯有以死里求生保存此身再困辩正决心，按照邓所授意写成一函，摺叠后，邓又指示写上受信人马格里的英文姓名。于是邓满意地怀挟这一文件离去。
　　孙先生在康德黎等援救出险后，是年十一月四日，对英国政府律师陈述：当时所以一切听邓摆布，实因确认这是唯一仅有的一条获得自由的万一可能的机会。满清使馆确实是在进行押解他回国"正法"－如果竟成为事实，对中国革命前途的影响实在非常恶劣。至于手写"亲至使馆吁求昭雪"是绝对不符事实，只是为求出险，听从邓廷铿授意书写而已。孙先生于《伦敦蒙难记》中指陈：
　　吾此举实堕入邓某之好计，可谓愚极。盖书中有"亲至使馆求昭雪"等语，岂非授以口实：谓吾之至使馆，乃出于自愿，而非诱劫那？虽然，人当陷入深渊之时，苟有丝毫可以凭借者，即不惜攀援以登。初不这从容审择，更何能辨其为好伪那？
　　孙先生又进一步说明：
　　予之所以惴惴以惧者，目前之生命事小，将来之政体事大。万一吾果被递解回国，清政府必宣示全国：吾之被建回华，实由英政府正式移交。自是以后，中国国事犯将永无在英存身之地。吾党一闻此言，必且回想金田（太平）义军起义之后，清政府实赖英人扶助之力，始奏凯旋。
　　国人又见吾之被逮于英而被戮于华，亦必且以为近日革命事业之失败，仍出英国相助之功。自是而吾中华革命主义永无成功之望矣。
　　且予在旅馆中行李之外，尚有文件若干。如为中国使馆所得，则株连之祸，不知伊子胡底。幸康德黎夫人能为予预料及此，毅然赴旅馆，尽取子书犊，捆载而归，付之一炬。是其识力，诚大有造于吾党也。
　　可见孙先生在九死一生之际，仍随时面对"历史镜子，以吸收教初，引用金玉均及英国协助清廷打击太平军往事。但濒临绝望，固不免一时愚昧。孙先生于此反省自责，以资警惕。因革命工作冒险犯难，随时有再陷虎口的可能。
孙中山向清吏下跪求饶（2）
吴宗濂"随軺笔记"
　　虽然"伦敦蒙难"的内情已如上述，但是，另一面的"罗生门"故事，在我们历史家眼中，却也不能不注意。所谓另一面的"罗生门"故事，就是针对孙中山《伦敦被难记》的吴宗濂《随軺笔记）。这部书对洗刷老k的历史，显然有决定性的作用。
　　《随軺笔记》是清朝光绪二十六年（一九0一）的出版品，书前廖寿丰的序写于光绪二十四年（一八九八）、俞钟颖的序写于光绪二十五年（一八九九），内grffiid，却是光绪十九年（一八九三）起龚照缓出使英国的事。当时龚照瑷以候补三品京堂出使英、法、意、比四国，需要翻译人才，乃由安徽巡抚沈仲复推荐，由江苏嘉定的吴宗濂担任。吴宗连字挹清，中华民国成立后，做过驻意大利公使、外交部特派吉林交涉员、一九一八年参议院议员，他是个通晓洋务的有心人。在他随龚照瑷出使的时候，虽然"派司译务"，但是也为老龚写《起居注》、起草文件等等，这部书的产生，就因此而起。《随軺笔记》共四卷，分类及标题如下：卷一记程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景周著卷二记事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挹清编辑卷三记闻合肥龚照瑷仰蘧鉴定嘉定吴宗濂挹清编辑卷四记游嘉定吴宗濂景周译纂
　　在这书卷二记事中，收有两篇重要的文字，一篇是《龚星宪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一篇是《龚星宪计擒粤犯孙文复行释放缘由》，都是孙中山"伦敦蒙难"当时的记录和第二年（一八九九）的追记。这两篇文字因为是当时驻英使馆的内部文件和当事人文件，所以极富史料价值，并且帮助我们了解非一面之词的真相。因为这些文件太珍贵了、太罕见了，我把全文收在后面。
龚星宪计擒孙文致总署总办公函
　　敬密启者：七月间接杨子通星使函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钧署电令确查该犯欲往何处，密电敝处，援香港缅甸交犯约代拿"等因，并附录节略前来。嗣子八月十九日接通使电称："孙文于西九月二十三日由纽约搭轮船至英国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语。当即婉询英外部，拟援香港及缅甸交犯约，请为代拿）据该部答称："二约只能行于香港及缅甸，而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诘"云云。英既不能代拿，敝处遂雇包探前赴梨花埔，密尾行踪。该犯于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车至伦敦，剪发洋装，偕行有二西人与之稔熟，伦敦则有二西医，一名坎特立、一名门森，曹住香港，与该犯交最厚。前该犯由粤垣逃至香港，即潜匿坎特立之宅也。
　　讵意该犯于九月初四日，改名陈载之，来至使署，询有无粤人；次日复自来使署，探问中国情形。按公法，使署即中国之地，彼既肆无忌惮，势不能不暂行扣留，电请钧署核示。迄奉复后，即赶紧购定轮船，拟设法潜送到船，逞解粤省。乃该匪党以其久不归寓，疑其必在使署，日夜在外伺察，意图截劫，势难送出。旋据外部私向参赞马格里云："中英交犯约经曾前大臣议而未成，刻下既无约可援，如解犯潜过友邦之地，殊与公例未符。"盖业经孙党贿通日报并报知外部也。党与商允，如该犯回香港，必饬港督严察以戢乱谋，并请弟具文，以凭转饬照办。爰于十七日，将该犯释放，仍派包探密跟，讨扣留在署十有三日。
　　二十日复奉钧署巧电，内开香港交犯约指为谋反，辄不肯交，具文外部，宜商律师，具见堂宪审虑周详之意，当商据律师哈华托云："如以匪人多借香港为谋乱之地，请外部饬香港地方官概加严察而不专指孙文，非特无碍香港交犯约，且可补该约未备之辞。"外部侍郎山德生亦言："英不能准匪人借其属地谋乱友邦。"因即按哈律师言，于二十日照会外部堪纤盖系。又查该犯来英意在煽惑，英人固不为所动，即华人除使馆各员外．虽有在海口当水手者数十人，亦无被其诱惑之事，合并附陈。除一切情形节经电达，所有孙文与看管委员邓翻译廷铿问答节略另录呈览，统祈代为回明堂宪为荷（英字第二十一号丙申九月二十九日）。
　　附录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
　　九月初四民孙文来署，询："有无广东同久特来拜见。"比时翻译邓廷铿出见，问其姓名，答以"姓陈，号载之"。问其到英何事？答："前来游历，但已游数日，各处均得其大概，唯行宫不能任人游玩，阁下可设法令我一观其盛否？"邓云："日后当可设法往游。"孙问："英国有广东人否？"答："有，均在海口。"孙问："可带见否？"答以"可"。
　　遂订翌日同赴海口。此约其次日来署情形也。初五日，孙子早晨十一，点钟到使署，并在署早饭，拟赴海口。邓云："两点钟方可以去。"即带见马参赞，〔马参赞〕告以曹在曾文正公幕府。孙云："前洪秀全得地之后，何以不能自守？"马答曰："凡反叛得地，不善布置政体，即不能守。"
　　孙云："中日之役，华兵溃败如此，实为可惨，殆因不重洋务之故。现今中国重洋务者，唯李中堂一人而已。如中堂能以西法变华，谅可不致如此。"邓云："尔曹晋谒中堂否？"孙曰："去过一次，与罗稷臣相见。据云中堂不愿见我，盖因改装剪辫之故。此次中国之败，若在别国，必早变民主。"邓云："天下事不必深谈，可到别处房间看看。"
　　即带其上第二层搂，顺路过随员李盛钟卧房，与李相见数语后，即问："贵省改行西法，可易办否？火车铁路可易通行否？"李答甚难，有山石之阻。孙云："我在美国看见山可穿洞而行。"答："如果定要开设，不过工本较大耳。"孙转向邓曰："我俟游遍各国，意欲往中国各口岸，溯扬子江而上，看中国各地如何局面。但我现改西装，未晓内地行走有无关碍，请明指教。"邓答："此事我无把握。"适参赞马来问邓译件，邓告以在三层楼上，随带孙同往楼上。此时楼上房子已备齐全，引孙入房，马邓二员一立在门内，一立在门外，比孙入房，即将房门闭上，外面加锁。马参赞开口云："尔非姓陈，尔之金表内刊孙文二字，尔定是孙文，现奉钦差之谕，将你扣留，问你在广东所做何事。现正电告总署，必俟总署回电，方能放出你。但安住在此房，不做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此将孙文引上搂房扣留之详细情形也。斯时马出来邓进去，问："你是孙文，号逸仙，再号帝像，字载之否？"孙低头不答，唯云："可准我国客栈，然后再来，或与人同去否？"
　　邓答："皆不能准。"初六日早饭，翻译邓与之同食，以探其滋事情形。邓云："昨日将你扣留，此系公事公办，你以为何如？"孙答："你系奉公而行，我不怪你。但钦差留我，有何主意？我昨夜三思，此地乃系英国，钦差在此．断难致我之罪，否则我亦不自来署。"邓云："钦差并不定你罪，窃恐你来署，将署中公事在外误传，故扣留也。"孙云："虽可扣留，实不济事。钦差在英无办犯之权，中国与英国又无交犯之约，我早查明，然后敢来。昨夜细想，钦差唯有密租船只，将我困在囚笼，私解回粤而已，其余则无别法。"
　　邓云："绝无此事，且你亦通英语，即困笼中，亦可求救。"
　　孙云："倘或将我之口闭塞，无从求救。不过我已入美籍，美国得知，亦是不了。"邓云："你在美国生长那？且华人不能入籍。我曾在金山多年，亦稍知美例。"孙不答，以病告求医，邓答："代回钦差即问你在广东谋反，因事不密，被人先觉，以致不成，是否属实？"孙答："我虽有大志，而时尚未至，唯广东有一富人，欲谋是事，被我阻之。"邓云：
　　"何不同谋，反阻何故？"孙云："他是为己，我是为民。"邓云："请将为己为民四字明白告我。"孙云："他之为己，欲得天下自专其利；我之为民，不过设议院变政治。但中国百姓不灵，时尚未至。故现在未便即行。盖该富人不知审时，我所以阻之也。我素重西学，深洋习，欲将中国格外振兴，喜在广报上发议论，此我谋反之是非所由起也。"
　　初八日，邓又与孙谈，并以话引话，冀得实据，邓云："我以公事扣你，若论私情，你我同乡，如有黑白不分，被人欺你之处，何妨将此事细微曲折，一一告我。倘有一线可原之路，我亦可念同乡之谊，代求钦差，为你中雪。你亦可回籍，再谋生业。况广东近事，我亦略知，且听你说看，与人言合否？"孙云："事可明言，但不知钦差愿意排解否？"邓云："钦差最喜替人申冤，只要将实情说出，我必竭力代求。"孙即跪下，叩头流泪云："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邓云："请说，不可乱言。"孙云："我是孙文，非陈姓也。号逸仙，再号帝像，此号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像者，望我将来像关帝耳。载之二字系由成语文以载道而来，并无别情。向在广东洗基设西医局，因治病有效，常与绅士来往，其时北京开强学会，我在省设农学会，总会在厢门底，分会在咸虾栏，凡入会者，将姓名籍贯登簿，当发凭票一纸，交其人收执，曾托尚书罗椒生之侄罗古香向前抚台马说情，请其批准开办。
　　因抚台病后，迁延未批，而农学会早先开办不过教民种植，意欲开垦清远县之荒田，此田系会中所置，以为如有成效，即可将广东官地一并开垦。入会者有绅士、船主。
　　同文馆学生等人。不料前年九月初八九左右，李家焯忽然带勇前来，将总会分会一概查封，在总会查出名册一本，分会查出铁锅二个、大斧多张，并拿去会友数名。其中有一姓陆者，本系蚕师，过堂苦打，强逼成招，已被正法，其余尚在狱中。所可恨者，绅士如罗古香等，则不敢拿，镇涛、广丙两船主托人取保出去；而事亦了。周文馆学生因是旗籍，亦置不问。独以我为首，专意拿我。且三天之后，又闻有西门丁泥六桶，内系洋枪，由香港付至农学会，亦被李家焯拿住，以为我谋反之据。又在火船拿获散勇五十余名，作为我之党羽。后讯知是台湾散勇，因有二人因别案与陆姓同罪，其余均由总督给资回籍，此非谋反之党羽，可立明也。查香港买洋枪，非由的保不卖，若往香港，一查便知虚实。此系李家焯私买废枪以坐我罪也。且我暂避藩署，一经事发，方将托人与陆设法，不料他一见刑具，即妄招认，无可挽回。倘有军火，何难电阻，三天后寄来，又谁收谁用耶？"邓云："李家焯何故与你为仇？"孙云："他之仇我因机房之事也。缘他部下勇丁直入机房抢丝，被人捉住，李家焯得知，派勇夺回，随往抚辕控告以不服稽查、挟制官长为辞。有人求我替机房定计，与李互讼，李知事败，以故仇我，即借农学会以控我，指为暗藏三合会，有谋反之举。我之误处误在专讲西学，即以西国之规，行于中国。所有中国忌禁，概不得知。故有今日之祸。"邓云："前日所说富人，何妨明说？"孙云："谋反之事，我实无之，前日说有人商之于我，意图谋反，此人系广东大绅曾中进士并且大富姓某名某是也（按：此人近颇为当道倚重，或系孙之妄扳，故删其姓名）。我行医时，素与绅士往来，唯他尤为亲密，平时互发议论，以为即是国计民生之道，只知洋务亟宜讲求，所说之话，他甚为然。以我之才干，可当重任。故于中日相接莫解之时，专函请我回广东相商要事。我在香港得信即回，见他，他曰：'我有密事告你，万勿宣扬。'乃述其梦云：'我身穿龙袍，位登九五，我弟叩头贺喜，故请你商量，何以助我？'我即问曰：
　　"你有钱多少？'他答曰：'我本人有数百万两，且我承充闲姓，揭晓后始派彩红，现存我手将近千万，如立行谋事，此款可以动用，迟则失此机会。'我又问：'有人马多少？'他云：'我有法可招四万之众。'我答云：'凡谋事者，必要先通在上位之人，方得有济。尔于政府，能通声气否？'他不能应。况他之品行最低，无事不作，声名狼藉，我早尽知，他之所谋，只知自利，并无为民之意，我故却之，决其不能成事也。他寄我之函，的系亲笔，虽未将谋反之言说出，其暗指此事，可以意会之词，亦可为证。是欲谋反者是他，而非我也。乃李家焯故意张大其词，以重我罪，藩署官场中人及绅士等，均有意替我申雪，因事关重大，不敢干预，即递公呈代办亦恐无济。其时制台派兵搜查，我由藩署坐轿而出，直至火船，迳赴香港，幸无人知此，我真有莫白之冤也！李家焯此次害我，不独家散人亡，我所有田地均已被封，不知尚能复见天日，得雪此恨否？况我曾上禀请设内河轮船公司，已蒙张香帅批准，不遇此事，我早往上海开办矣。李家焯之害我，其毒无穷，自我避往香港之后，去年又造谣言说我私买军火，在外国招募洋匠五千，进攻粤省。我不得已，潜往各国游历，及抵英国，我所往各处均系游玩之所，凡制造军火各厂，我概未去，此亦可见我非有谋反之事也。万望钦差代为申雪，俾得回国，另谋事业，断不敢再行为乱。况中国近来颇讲洋务，我意中主意甚多，不难致富，又何必行险那？你果念同乡之谊，还当代我力求钦差。"右（竖排之说——编者）口供系以话引话而得，看其情形，实在善为粉饰一面之词，无人作证，据情照录，虚实难分。但观其放出之后，绝无求白之意，可见绝非安分者流。翻译邓廷铿谨呈。又参赞马格里探据久住香港之西人云："孙文于光绪二十年秋冬间，在香港雇人五百名，到广东拟先计困广东总督子机琢局，然后滋事。孰意事机漏泄，败子垂成。广督闭城搜拿，孙则匿在藩署。嗣由其党用箩筐将伊由城墙坠下，逃往香港"等语，合并附陈。
龚星宪计擒粤犯孙文复行释放缘由
　　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准出使美日秘大臣杨子通星使函称："粤东要犯孙文，谋乱发觉，潜逃赴美，奉总督电令确查该犯行踪，并饬电知龚星使援香港缅甸交犯约转恳英国代拿"等因，并附节略，叙其面貌年岁籍贯。八月十九日，复准通使电称："孙文于西九月二十三日即华八月十七日，由纽约搭船至英国梨花埔海口登岸"等语，时星使卧病已久，神志甚清，当遣参赞马格里婉询英外部，拟援香港及缅甸交犯约，请拿该犯。外部答以二约只能行于香港缅甸，不能施之他处，"设竟代拿，必为刑司驳阻。
　　星使之犹子仙舟司马（心湛）乃雇包探赴梨花埔守侯。旋据该探密报：孙文剪发作洋装，于八月二十四日登岸，即日乘火车至伦敦，下榻客店，有二西人随行。九月初四日，孙文行经使署之门，遇学生宋芝田，询其有无粤人在署，宋曰："有之。"孙即请见，乃进署门入。厅事英文四等翻译官邓琴齐刺史（廷铿），粤产也，遂与接谈，该犯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自言姓陈号载于，继出金表，以观时刻，刺史索观，则镌有英文拼切于孙字，刺史恍然，然不动声色。孙约翌日再来，同赴海口探望粤商，刺史欣诺。
　　孙既去，急密告仙舟，转禀星使。星使与马格里、王鹏九两参赞密商办法，皆曰："可拿。"初五日午前，孙果贸贸然来，饭后，邓刺史请孙登楼，先至首层，观星宪于会客厅。
　　签押房；继至二层，入李琴伯明府（盛钟）卧房，坐谈良久。
　　适马参赞到，刺史遂告孙曰："君能更上一层搂，往顾弟房乎？"孙曰："甚好。"遂随刺史拾级而升，马参赞在前引导，先人预备于空房内，做开门待客状，邓指曰："此即弟房，请君先进。"孙刚涉足，错愕间，马参赞即将房门关闭。告曰："奉有总署及驻美杨子通星使密电，捉拿要犯孙文，尔即是也，既经到此，请暂留一日一夜，静候总署回电。"孙见已识破，无可如何，唯唯应命。星使遂饬邓刺史，武舟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及洋仆二名，日夜轮守。
　　初七日，接总署回电，力嘱慎密办理，不可为英所知，致被反噬，应如何措手，悉听主裁。初八日，星使嘱宗濂代拟电稿，言唯有专雇一船，迳解粤省，否则只可释放，派探密跟，穷其所往，请示只遵。此电去后，总署无复。十三日，星使又发电云："释放宜早，免有痕迹。"仍无复电，时署外已有人日夜守伺。十六民英国格罗孛夜报忽刊其事，不直使署所为，他报访事人接踵来访，邓刺史力辩其无，马参赞直认不讳。翌晨各报刊布，指为使署拐骗监禁，哗然而起，甚有以使署房屋绘为图画者，亦有以此事标题特印大字告白兜销报章者，使署门口，自朝至于日中昃，聚众至百数。英外部沙侯闻此消息，即柬请马参赞去，婉告曰："中英交犯约，经曹前大臣议而未成，刻既无约可援，如解犯潜过英地，殊与公例不符，宜将孙文即日开释。"马参赞诺诺连声而退，急即回禀星使，不移时而外部总办及巡捕头果皆戾止，索领孙文。马参赘遂将孙文放出，交该总办及巡捕头由后门坐车而去，盖避前门聚观于众也。
　　是夜各报刻有孙文对答之辞，殊形荒谬，据谓邓刺史告以拟将其装入箱中运至船上，或先行毒死解华戮尸，此盖该犯臆造，借以骇人听闻也。西国久无此等刑法，见此数语，益笑中国于教化毫无。十八日，接总署发电，内称：
　　"雇船解粤甚是，需款六千余镑即令汇丰拨解"等因，惜其时孙文已为英廷索去，无可挽回，当即据实电复。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时来信，内言孙文起初几次着伊送信，优给金钱，伊皆一律缴呈马格里爵参赞，未得分毫奖赏。嗣孙复许酬英金五百镑送一密信，并嘱其事后离开使署，随孙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报孙友坎特立及门森两英医。两英医因即在外设法派人伺守，并报外部及巡捕房，各报闻于，遂亦附和做不平鸣，致贵署不能不将孙文释放，曷胜怅怅。马爵参赞当时曾经恫吓，谓如有走漏风声者，当送官严办，余是以照实供凡听候惩治云云。仙舟司马以此信示马参赞，马参赞允计可施，徒形愤愤。各报议论纷如，痛斥马参赞及中国使署者又数日，而孙则致函日报，遍谢英廷、英报、英民，文过饰非，倾动众听。英国议绅于不明事理者，且举以诘责政府，拟请勒令使馆不得再用马格里，幸沙侯相顾全大体，片言解纷，星使又无所闻见，得以怡然养疴，更幸英外部允照星宪照会中所请各节，移知香港总督，严查不法，以戢乱谋，而杜后患。即日由星宪咨报总署，此案遂结。然传递密信于奸仆，以孙文所酬只有英金二十五镑，控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孙逆亦以港督悬有厉禁，不敢回华，以身试法，故辗转窜匿，澜迹东赢，而我中国东南半壁，即借此得以滥安，则我星宪龚公于一纸公文，保全者诚大而远哉！粤民有知，尚其铸像以记也可。时光绪二十五年八月，嘉定吴宗濂追识于汉皋铁路局于牟隐庐。
孙中山下跪
　　根据以上这绝无仅有的历史记录里，我们可以惊讶地发现，在孙中山和国民党御用史家的一面之词之外，至少有这些翻案的大内幕：
　　一、清廷中国使馆扣留孙中山，是因为孙中山居然敢"改名陈载之"到使馆来，使馆"即中国之地，彼既肆无忌惮，势不能不暂行扣留"。因此，事件是偶发的，不是设计的。孙中山是自投罗网，中国使馆并没把他半推半就式地弄进来。
　　二、孙中山在使馆时，留下了重要的"口供"，就是"邓翻译与孙文问答节略"，透露不为人知的内幕极多。孙中山进入使馆，原因是跑去问"有无广东同乡，特来拜见"，又"以异地遇同乡，分外惬意"。他前来英国游历，但无法进入皇宫参观，想托使馆帮忙，"设法令我一观其盛。"
　　三、"伦敦蒙难"的当天，孙中山且在使馆吃早餐，以便饭后一起到"海口"去"带见"广东人、"探望粤商"．他完全没有警觉与防范。
　　五、孙中山自一楼上二楼上三楼，直到被关进加锁的房子，是逐层参观而上，都没有被强迫情事。并且要他"安住此房，不做犯人看待，只不许出门，如要看书，均可取来"。
　　六、日夜看守孙中山的是"邓刺史（廷铿）、武弁车焕章、谢邦清、造炮学生宋芝田及洋仆二名"。
　　七、第二天清早，邓廷铿陪孙中山早餐，孙中山说："此地乃系英国，钦差在此，断难致我之罪。"正因为他相信奈何不了他，所以他才敢来使馆，"否则我亦不自来署。"
　　八、孙中山提到他"已入美籍"，是美国人，"美国得知"会提出干涉。邓廷铿却说"华人不能入籍"，说："我曾在〔旧〕金山多年，亦稍知美例。"因而不予相信。
　　九、孙中山提到"广东有一富人"要谋反，"该富人不知审时，我所以阻之也。""欲谋反者是他，而非我也。"但据清廷官吏看法，这位"当道倚重"的富人，是被孙中山"妄扳"的。
　　十、孙中山被关后的第四天（十月十四、旧历九月初八）的谈话，最重要。当邓廷铿表示如有委曲，何妨一说，"倘有一线可原〔谅〕之路，我亦可念同乡之谊，代求钦差，为你申雪。"你也可回到家乡，"再谋生业"。并告诉他我邓某人也有情报，并非全不知情，你且说说看，看看与情报合不合，以证明是否"输诚"。孙中山遂说："事可明言，但不知钦差愿意排解否？"邓廷铿说："钦差最喜替人申冤，只要将实情说出，我必竭力代求。"
　　于是孙中山"即跪下，叩头流泪云：'如事能直，恩同再造，感德不忘'"。
　　十一、"国父年谱"中说孙中山"幼名帝像"，他对邓廷铿道出这一命名原委是："再号帝像，此号是母所名，因我母向日奉关帝像，生平信佛，取号帝像者，望我将来像关帝耳。"此一声明，显然表示并无在人间称帝为王之意。
　　十二、孙中山透露"其中有一姓陆者（陆皓东），本系蚕师，过堂苦打，强逼成招"，成了叛乱犯，"已被正法"，这是冤枉的。
　　因为孙中山组织"农学会"，虽然未得官方批准，（今日"内政部长"吴伯雄听着：孙中山在专制时代，尚有未经官方批准即行结社的自由！并且该"农学会"成立于民国以前，故照你的王八蛋逻辑，至今犹可无须登记而存在也！）但该会"不过教民种植，意欲开垦清远县之荒田"而已，并没有谋反，"谋反之事，我实无之。""我真有莫白之冤也。"他们实在是遭到了嫁祸与迫害，是被诬为革命党的。被诬以后，陆皓东"一见刑具，即妄招认"，以致"无可挽回"。这一说法，与今天的国民党革命史南辕北辙，并且根本否定了陆皓东的革命性。
　　十三、孙中山对邓廷铿说："万望钦差，代为申雪，俾得回国，另谋事业，断不敢再行为乱〔注十五〕。"
　　十四、孙中山对外国报纸说使馆中人说要把他"先行毒死，解华戮尸"的事，《随軺笔记》透露"此盖该犯臆造，借以骇人听闻也"。
　　十五、孙中山《伦敦被难记》中说他对使馆中英国仆人柯尔（georgecole）晓以大义，请他带信，只是"酬以二十镑"〔注十六〕。
　　据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中说："再当时柯尔答应救孙中山先生的时候，孙先生除了把身上所有的钱给他，还允许他将来出去之后，再要酬报他，所以后来康德黎博士介绍孙先生到处演说请大家帮助，所捐到的几百英镑，也统统送给柯尔。柯尔为了这事，早已被使馆辞退了。"可见在"二十镑"外，别有承诺。据吴相湘《海外新见中国现代史史料》（《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在英国政府档案中，得知柯尔"承认孙允许给予一千镑之酬劳金并且立即付给二十镑"。足证《随軺笔记》所述，并非空穴来风。《随軺笔记》中说："十九日，仙舟接短工洋仆查耳时来信，内言孙文起初几次着伊送信，优给金钱，伊皆一律缴呈马格里爵参赞，未得分毫奖赏。嗣孙复许酬英金五百镑送一密信，并嘱其事后离开使署，随孙度日，故伊甘冒不法，以洋信密报孙友坎特立及门森两英医。两英医因即在外设法派人伺守，并报外部及巡捕房，各报闻之，遂亦附和做不平呜，致贵署不能不将孙文释放，曷胜怅怅。马爵参赞当时曾经恫吓，谓如有走漏风声者，当送官严办，余是以照实供明，听候惩治云云。仙舟司马以此信示马参赞，马参赞无计可施，徒形愤愤。……然传递密信之好仆，以孙文所酬只有英金二十五镑，控诸刑司，又不得直，至今迄不甘服。"这一内幕，也极为有趣。
　　以上所写伦敦蒙难的一些"罗生门"〔注十七〕，足见我们多年来，主国民党一面之词的宣传下所得的印象，实不足凭。现在史料的陆续出现，证明孙中山《伦敦被难记》所说，也不无错误〔注十八〕。我们在研究这一问题的时候，实在该注意别上国民党沟大当才好〔注十九〕。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五日午
　　〔注一〕haxelleshotel。
　　〔注二〕sirjamescantlie。
　　〔注三〕《国父年谱》："康氏夫妇招待甚殷，并为觅居附近之葛兰法学协会场（gray'sinn place）八号宝勒特小姐（miss pollard）开设之私人公寓（boarding home）。翌日，携先生迁往。"
　　〔注四〕dr.patrick manson。
　　〔注五〕即芝加哥。
　　〔注六〕即李鸿章。
　　〔注七〕杞忧公子是郑观应，不是孙中山。
　　〔注八〕原文："中国民人因犯法逃在香港或潜往英国船中者，中国官照会英国官访查严拿，查明实系罪犯，即行交出。通商各口但有中国犯罪民人潜匿英船中房屋，一经中国官员照会，领事官即行交出，不得隐匿袒庇。"
　　〔注九〕原文："英国之民有犯罪逃至中国地界者，一经行文请交逃犯，两国即应设法查拿，查有可信其为犯罪之据，交与索犯之官。行文将交逃犯之意，系言无论两国何官，只要有官印关防便可行文请交；此种请交逃犯之文书，亦可行于犯罪逃往之地最近之边界官。"
　　〔注十〕"窦使"是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sirclaude mac denald）．恐怕他得知后打电报，英国政府会干涉也。《随軺笔记》卷二有《龚星宪论英国驻华新使致总署总办公函》，说："该使姓窦乃乐，名克罗特，系苏格兰之世族。其父曾任陆军提督，而渠亦行伍出身，年约四十余岁，初次膺使臣之职，沙外部立意欲将驻华公使一缺，以素未奉使之人补授，似别有深意焉。渠在英国陆军中职如中国之都司，光绪三年，曾赴香港，随营小驻，继而英平埃及叛党之乱，与敌战于石勒甘蒲，功绩卓著。自光绪八年以后，历办阿非利加事务，因转用丈职。
　　人甚精明，颇愿学习中国语言。""沙外部"是指英国外相沙里斯伯侯爵（lord salisbury）。
　　〔注十一〕以上文件都根据王宠惠《总理伦敦蒙难史料），一九三0年上海《建国月刊》第三卷第五期。王宠惠原记："民国十八年十月，宠惠有事于国际法庭，道出英伦，于我国使馆中，得阅昔年馆中所存总理被难时文牒，亟录一份，携之回国，并摘其于党史有关，足为参考资料者，发表于建国月刊中，以供同志研览。"
　　〔注十二〕马格里系据史馆档中呈报的正式译名，《伦敦被难记》中做"马凯尼"，当"名从主人"改正。
　　〔注十三〕"司赖特侦探社"原文是slateis detective agency。见罗家伦《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
　　〔注十四〕吴相湘在《影印本前》）里说：　　按罗家伦编撰《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是罗君自诩史学成名之作。民国四十六年罗君主编《国父年谱初稿》中于伦敦蒙难仍多从"考订"之说。但以今看来：实在是一无可原谅的谬误。

　　原来自孙先生蒙难事件发生，英国外部之所以采取干涉态度。

　　即在清使馆非法使用管辖权违反孙先生本人意旨而加以诱拐。清使馆所持以辩护的理由则谓：孙在被幽禁之先一日曾到过憎使馆。

　　即被禁当日亦彼个人自动前来。这一论调正式形之文字，首见于一八九六年十月二十四日清使馆参赞马格里致伦敦泰晤士报投函中；其后包齐"马格里传"（the life of sirhalliday macartney by d.c.boulger）采录此函。清使馆随员吴宗濂归国后梓行《随軺笔记》，著意描述被禁先一日孙先生与使馆学生宋芝田的谈话，用意正复相同：企图脱卸诱拐责任。

　　民国四十八年十月，笔者幸有机会游伦敦并获阅英国外交部档案：f.o.1718《英国领土内之中国革命党》，副题即"kidinapping of sunyat-senby chinese legation"，其中一八九六年十一月十六日英外部印行之机密文件（据以编印于原始文件亦存同档），第一附件即讨论孙先生是否曾先一日至清使馆一问题；因为这是此一事件是非的主要关键，也是英国政府能否采取干涉态度的重要枢纽。
　　英内务部司法人员因为马格里坚持孙先生曾先一日至清使馆的论调；孙先生则矢口否认，其他人证又均予支持；故再三详细调查审问有关人证，虽以未能至清使馆调查为憾（事实上曾与清使馆主谋之马格里谈话多次），但综合详勘反复推敲各种可能后的结论，认定孙先生的说法是真实的（havingfoundsuntruthfulonmaterialpoints）。就是说：孙先生在被诱禁前一日未曾到过清使馆，他完全是被诱拐入内的。英外部这一专档题名开宗明义著明"kidnaping"，可说正名综实（详见正中书局印行《中回现代支丛刊》第一册拙撰《海外听见中国现代史史料》）。
　　但令人诧异的是：罗家伦编国父年谱（上册六七页）竟著明：孙先生"先一日并曾行经清使馆，邀学生宋芝田……询以馆中有无粤人？欲向其宣传革命大义，宋答有。先生进入晤邓廷铿……相约次日再来……是日（十月十一日）上午，先生果至……"。这是很明白地指出：孙先生曾两次进入清使馆，并且都是根据自己的意思！
　　而不是"被诱拐"！这不仅与上述英国档案纪录完全不符（上文曾指明：英政府于此曾特别注意审慎，有事实根据判定为"诱拐、后才采取干涉行动），也与孙先生早经发表的《伦敦被难记》背道而驰。——然而罗家伦编《国父年谱》注脚竟指明是根据孙先生《伦敦被难记》及罗著《中山先生伦敦蒙难史料考订》所引清使馆密档。
　　就是说国父年谱这一段记载是揉合孙先生和清吏两方完全对立的说词而成的。
　　任何一具备史学训练粗浅知识的人都知道：处理两种对立立场的说词，应尽可能寻找旁证来判断是非；万不得已，无第三方面资料可据则唯有存疑；绝对不能揉合两方对立见解而成"中庸之道"。尤其是这一事例，英政府既采取干涉态度，清吏之诡辩不足采信，已昭然着揭；这一段记载，遵依《伦敦彼难记》说词，更为义不容辞之责任。然而其所主编之《国父年谱》中竟出现揉合两说的怪特现象，而又自作聪明擅加"盖欲向其宣传革命大义"一语以为揉合的媒介。但这一语句不仅不见子孙先生之《伦敦被难记》（吴宗濂《随軺笔记》有孙与宋芝田对话，但《国父年谱》注脚未著录，故今不采）．并且与《伦敦彼难记》原文精神完全背道而驰，更出乎一般情理之外）这一"揉合"真是匪夷所恩。中国现代史——中华民国史的研究成绩迄不显著，这些自诩"成名之作"具有"劣市驱逐良市"的作用，实在是主要原因，怎能不令人感慨系之！
　　国民党御用文人罗刚写《罗编国父年谱纠谬》．根据吴相湘说，又杠上开花曰："本条记事，在纲文虽书被'诱禁'，但在目文中则言国父系自投罗网。如云：'先生遂入晤邓廷铿，自言为陈载之，晤谈甚惬，相约次日再来。……是日上午，先生果至，……迨既入门，被引至一室。'此与国父伦敦被难记所述被'诱禁'，完全不同，亦为对国父自述之翻案。"罗刚又说："何况国义之为人，正如吴敬恒所言，'品格自然伟大'，其一生言行，皓若天日，为天下所共晓，……《国父年谱》使全党所共仰之总理，全国所共仰之国父，蒙受'诳言'之嫌。"其实吴相湘、罗刚的论证都不能成立。最大的错误在他们把孙中山主动入使馆和入使馆后被扣留弄成一件事。使馆扣留孙中山固系滥用外交特权，是违法的，但孙中山在扣留以前的行为，却不能记在驻英公使他们账上。马格里在十月二十四日致函泰晤士报，说："孙逸仙之至使馆，系出己意，且为使馆中人所不料。其初之来在星期六（十月十日），二次之来在星期日（十月十一日）。治国际法学者对于孙逸仙被清使馆拘留一节，无论做何评论抱何见解，然必先知本来并无诱骗。即其来使馆时，亦并未尝施以强力或欺诈，此为本案之事实，而亦至可凭信者也。"这些话是可信的。孙中山的到使馆，的确"为使馆中人所不料"．但一旦他进了使馆，"使馆中人"自然就要"计擒"他了。"诱拐"也。"kidnapping"也，均从此处方行开始、自此方行非法，以前并无不法也。吴相湘是博学多闻的史学家，他当然知道陈少白《兴中会革命史要》、邓慕韩《孙中山先生传记》、冯自由《革命逸史》中的话，他知道却把账算在罗家伦头上而加以挞伐，就真令我们不解了！
　　〔注十五〕"断不敢再行为乱"自是表示悔意。孙中山后有致香港道济会堂区凤墀书，说："初六、七日内，无人知觉，弟身在牢中，自分必死，无再生之望，穷则呼天，痛痒则呼父母，人之情也。弟此时唯有痛心忏悔，恳切祈祷而已。一连六七比日夜不绝祈祷，愈祈愈切。至第七日，心中忽然安慰，全无忧色，不期然而然，自云此祈祷有应，蒙神施恩矣。"信中说"痛心忏悔"，想是自悔干上此行耳！
　　〔注十六〕《伦敦被难记》："及星期五（十月十六日）上午，予祈祷既毕，起立后，觉心神一舒，一若所祷者已上达天听，因决计再尽人力，俟英仆柯尔来，又向之哀求脱险。予向柯尔曰：'君能为我尽力乎？，柯尔反诘我曰：'君为如何人也？'吾曰：'吾为中国之国事犯而出亡于海外者。'柯尔于国事犯之名称，若未能领会。予乃问其尝闻阿美尼亚人之历史否？柯尔点头。予遂迎机利导，告以中国皇帝之欲杀我。
　　犹土耳其苏丹之欲杀阿美尼亚人，土耳其苏丹之所疾视者，乃阿美尼亚之基督徒，故欲聚而杀之。中国皇帝之所疾视者，为中国之基督徒，故欲捕而杀之。吾即中国基督徒之一，且曾尽力以谋政治之改革者。凡英国人民咸表同情于阿美尼亚人，故吾之生平及目前状况，苟为英国人所知，则其表同情于我，可不言而可决也。柯尔云：'不识英政府亦肯援否？'予曰：'英政府之乐于相助，无待赘言。
　　不然中国使馆只须明告英政府请其捕我，而交与中国可也。又何必幽禁于斯，且恐外人闻之，加以扃镢那？'吾更进迫之曰：'吾之生命，实悬君手。君若能以此事闻于外，则吾命获全。否则予唯有束手受缚，任其杀戮耳。君试思救人于死与致人于死，其善恶之相去几何？又试思吾人尽职于上帝为重乎？抑尽职于雇主为重乎？更试思保全正直无私之英政府为重乎？抑袒助腐败之中国政府为重乎？请三思之！并望于下次相见时，以君之决心示我！'翌晨，柯尔取煤来，投煤炉后，复以手微指煤篓。予见其所指者为一纸，不觉中心跳荡不已，盖吾之生死，全赖此片纸所书也。及柯尔既出，急取而读之，其词曰：'吾当为君递书于君友，唯君书时切勿据案而坐，因监守者伺察极严，得于钥中窥见君之所为，幸君伏于卧榻书之为要。'予于是卧伏榻上，取出名片一纸，面壁疾书，致康德黎君。
　　晌午，柯尔复来，取是书去，予酬以二十镑，自此而予囊罄矣。既而柯尔又持煤篓至，以目示意，予待其去后，急搜煤篓，得一纸，读之，大喜过望。其词曰：'勉之！毋自馁！吾政府正为君尽力，不日即可见释。'因此予知祈祷之诚，果能上违于天，而上帝固默加呵护也。
　　计自被逮后，衣未尝解带夜未尝安睡，至此始得酣眠，及旦而醒。"
　　〔注十七〕当然还有别的"罗生门"，不过太荒谬了。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有注如下："又叶夏声述：国父民初革命纪略书内三处述及一中国仆役'燕人赵升夫妇数数窥之门隙。国父适拟遗书英友康德黎，投置牖外．赵升慨然拾而代致之，遂终获救而得释'（第一0页）。又记孙先生云：'翌日晨起，余以身畔之笔，正就致余英友康德黎一纸，乘仆从在门外洒扫之际，启窗投之玻璃屋顶之上。少时似有拾者，无何，有男子口操北方语者，隔门与余语……先生之函，小的愿为致之贵友。''馆仆赵姓，夫妇同佣，唯当时切瞩勿泄，以全首领。故民国前十年间，无以为报。民国成立，则赵佣亦失所踪矣，此余所常引为遗憾者也。'（第一八二－一八三页）又云：'幸馆中北方侍役赵某夫妇，颇具同情。（孙）总理乃为书致英友，而自铁窗中投诸玻璃顶篷上，赵某洒扫得之，为赍函致英友，始震动舆论，而卒出于险。'（第一八七页）比照柯尔陈述有中国仆人chow拾得孙书字条事。chow与赵音相近。可能即指赵。但字条立即被柯尔抢去送呈马格里，并无转送康德黎之事。孙先生幽禁室内，自不明其后真相。且赵隔门相语，也少可能性，因除中英仆人两人监守外，中国武弁随时巡视，赵如敢如此作为，早被解回国处刑矣。叶夏声记录孙先生所言与《伦敦蒙难记》完全不符，殆事后得之传闻，不是当时真相，今录之以供异闻耳。"
　　〔注十八〕如孙中山说"柯尔之妻尤为尽力"，不知此乃霍维太太（mrs.howe），非"柯尔之妻"也。据吴相湘《海外新见中国现代史史料》：
　　"孙蒙难后之能获释，消息外泄于康德黎是一重要关键。据上述档卷中是年十月二十二日（孙尚未获释）康德黎在高等法庭（high court of justice）证词：十月十五日，康遇孙所居留之葛兰旅店之波奈尔女士（misspollard）言：孙自十一日来，四日未回旅店不知去向，即已关切之至；至十六日夜，康家信箱内忽有一未签名信言其中国友人被禁清使馆，康乃报警。这一寄发未签名信予康氏者为何人？不仅为一有兴趣问题，并且是重要关键所在。孙中山自撰《伦敦蒙难记》谓为使馆英仆柯尔之妻，今党史会刊行之国父年谱（上册页七三－七四）考订说不是柯尔之妻，乃女管家霍太太，但究竟是何处的女管家'尚待考'。现就上述专档确知道一女管家即伦敦清使馆的管家妇霍维大太（mrs.howe）。并且据档卷中柯尔证辞：孙被禁后，马格里即嘱其小心看管，如孙托其传递任何消息，应即报告，每次必予奖金一镑。柯尔均遵行，故孙两次托致信康，柯尔均呈马而获奖金，嗣经孙苦求，十月十六日，柯尔偶与女管家霍维太太言及，霍维太太极力鼓励其传信，柯尔之意乃决。翌日遂将孙之名片递送康家。但当晚康家却发现有一未签名之信函报告此事。柯尔证辞说：他不能确知更不能确言此信是否即霍维大太所寄发。这是柯尔宣誓不能做伪证的负责话，但以今论霍太太寄发的可能很大，因为当时他只和她谈及此。并且不论如何，柯尔之心意由遵守马格里之吩咐转变至不听吩咐而为孙传递消息，霍维太太的影响力最大，这是柯尔证辞承认的。"再据《国父年谱》（增订本）："唯关于作书与递书之女子，据罗家伦最近在英文《康德黎爵士传》中所发现（此书为康氏于子neiicantlie与george seaver合著，原名"sirjamescantlie"一九三九年伦敦出版，系根据康氏文件写成），谓'柯尔以此事告知英籍女管家霍维太大（the english house keeper.mrs.howe），霍太太对被囚者同情，乃作此函，于十月十六日夜间十一时投至康寓'。今据statement of george cole1896.11.2亦同。"
　　〔注十九〕最有趣的一个尾声是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二集所述的邓廷铿与孙中山民国成立后的再见面："按邓廷铿号琴齐，广东三水县人，乙未前孙总理在广州行医时尝与邓有一面之雅，故丙申远游伦敦，以他乡遇故，自容易受骗，邓曾任广州某报记者，自称'环球三周客'，盖邓时以生平曾三度环游世界之经历炫耀人前也。辛亥革命后，邓于民元二月尝诣南京临时大总统府投刺求谒孙总理，总统府副官某等知其曾陷害总理，欲治以汉奸之罪，特向总理请示。总理曰：'桀大吠尧，各为其主，已过之事，无庸深究，彼来求官，但不予之官足矣。'即令副官护送邓出府，庶免发生危险，是可见总理器量之广，殊非常人所及也。"又胡汉民《题总理蒙难记念室》诗注中说："总理曾言至伦敦遇粤人邓某，喜其颇识时务，欲晓以大义，辄与偕行，遂误陷使馆。"足见孙中山当时与邓廷铿不无交情。
孙中山的一个错误
一九一二年（民国元年）九月里，孙中山有一次山西行，据《国父年谱》，这一行程如下：
　　先生既受任筹划全国铁路全权，乃一面从事计划，一面亲往各地视察。先于九月六日赴张家口，视察中国工程师詹天佑自行设计修建于第一条铁路，旋返北京。时山西各界纷电邀请先生赴晋视察，国民党山西支部并派代表谷思慎、梁上栋来京迎迓，先生乃于十七日离京去晋。同行者除谷、梁二代表外，尚有同志张继、吴铁城、景耀月及澳人端纳，交通部亦派叶恭绰沿途照料一切。先生于正大路车中，曾询梁上栋曰："你是学工程的，你对于正大路用窄轨有何意见？"梁答："除非万不得已，仍以用标准轨为宜。"先生复问："你对于我的建筑铁路计划，有何意见？"梁答："尚不清楚先生计划。"先生乃对梁说明其十年内建筑二十万里铁路于计划。继询山西矿务及军政情形，梁据实以答。先生颇以山西内部不协为忧，嘱张继、梁上栋等设法调和。十八日抵太原，晚，邀山西都督阎锡山谈话，言及吴禄贞被刺事，不胜惋惜。十九日上午，山西军政界在山西大学礼堂开会欢迎先生，先生即席演说，勖各界仍本革命牺牲精神，努力前进，因建设时代较破坏时代更应加倍牺牲。下午，山西衣工商学界在劝工陈列所开欢迎会，先生演讲"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二十日，赴国民党山西支部指示关于国会选举事宜。二十一日离晋，仍搭正太路车，阎再派梁上栋送至石家庄〔注一〕。
　　孙中山在山西，有过三次演讲，据《国父全书》，三次演讲都在九月十九日，第一次是在太原各界欢迎会演讲，题目是《建设时代要比破坏时代加倍牺牲》；第二次是在太原商学界欢迎会演讲，题目是《吾人必牺牲目前小利以求将来之幸福》；第三次是在太原阎都督欢迎会上演讲，题目是《山西赞助共和之功》。在这三次演讲中，孙中山有这些话：
　　第一次——"去岁武昌起义，不半载竟告成功，此实山西之力，阎君百川之功。不唯山西人当感戴阎君，即十人行省亦当致谢。何也？广东为革命之原初省份，然屡次失败，满清政府防卫甚严，不能稍有施展，其他可想而知。使非山西起义，断绝南北交通，天下事未可知也。"
　　第二次——"前在日本之时，尝与现任都督阎君谋划，令阎君于南部各省起义时，以晋省遥应。此所以去年晋省闻风响应，一面鼓励各省进行，一面牵制满兵南下，而使革命之势力，迅疾造成也。然革命虽成，而吾济不能暇豫，以天下事往往破坏易而建设难也。今日最要之事，乃各省当统一是也。
　　晋省于民军起义之际，既立此好榜样，则今后于中国重行建立之事业，亦当为各省模范，庶民国数月来外患迭生险象，消灭于无形。"
　　第三次——"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共和成立，须首推山西阎都督之力为最。"孙中山提到的阎都督百川（阎锡山），事后在"回忆录"中，在引了上面三段演说后写道："这对我实在是过奖之辞，而山西革命同志与全体军民，受此鼓励，则感到万分兴奋，并对我们伟大领袖孙总理永远崇拜不已。"
　　其实，阎锡山所说的"过奖之辞"，并非谦虚之言，倒真是过了奖的了。因为孙中山所说的"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是与事实不符的。事实上，自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到一九一二年民国成立时，各地的响应次序，是这样的：




起义日期

旧历

在武昌

地点

首先发动人

起义时都督

起义后



十月十日

八月十九



武昌

孙武、蒋翊武、熊秉

黎元洪

日,坤



十月二十

九月初一

第十二天

长沙

焦达峰、陈作新

焦达峰（后二日为谭延闿）





十月二十

九月初一

第十二天

西安

张凤翙、钱鼎、张钫

张凤翙

二日,日



十月二十

九月初二

第十三天

九江

徐世法

马毓宝

三日,日



十月二十

九月初八

第十九天

太原



阎锡山

九日,日



十月三十

九月初十

第二十一

昆明

张文光、彭蓂、赵复

蔡锷

一日,日,天



十月三十

九月初十

第二十一

南昌



吴介璋（后为彭程万、车烈钧）

一日,日,天



十一月四

人月十四

第二十五

上海

李平书、陈其美

陈其美

日,旧,天,燮和



十一月四

九月十四

第二十五

贵阳

张百霖、黄泽霖、贺

杨盖城（后为杨,国昌,伯舟）

日,日,天



十一月五

九月十五

第二十六

杭州

周承业、朱瑞

汤寿潜

日，日，天



十一月五

九月十五

第二十六

苏州

章梓

程德全

日，日，天



十一月六

九月十六

第二十八

镇江

林述庆、许崇灏

林述庆

日，日，夭，督



十一月六

九月十七

第二十八

桂林

章陶岩、陈元伯

沈秉坤（后为王芝祥、陆荣廷）

日，日，天



十一月七

九月十十

第二十八

石家



（吴禄贞起义，失败）

日，日，夭



十一月九

九月十力

第三十天

广州

胡汉民、朱执信

胡汉民

日，日



十一月十

九月二十

第三十一

福州

彭寿松、许崇智

孙道仁

日，日，天



十一月十

九月二十

第三十二

安庆

张汇滔、管鹏、吴旸

朱家宝（后为孙毓筠）

一日，一日，天，谷



十一月十

九月二十

第三十四

济南

丁世嶧

孙宝琦（旋取消独立）

三日，三日，天



十一月二

十月初二

第四十三

重庆

张培爵、杨庶堪、测

张培爵(恃、失夕洪)

十二臼，日，天



十一月二

十月初五

第四十六

泸州



刘朝望（川南都,督）

十五日，日，天



十一月二

十月初六

第四十六

沈阳



（蓝天蔚起义，失败）

十六日，日，天



十一月二

十月初十

第四十八

成都



尹昌衡、董修武、周、蒲殿俊（后为尹昌衡）

十六日，日，天，骏



十二月二

十月十二

第五十三

南京

徐绍桢

程德全

日，天



十二月二

十一月初

第七十四

开封



（张钟端起义，失败）

十二日，三日，夭





民国元年

第八十五

滦州



（王金铭、施从云走义，失败）

一月二日，夭



一月七日



第九十天

伊梨

杨缵绪

广福





三月十一



第一五四

天水

黄钺



日，天


　　由此可见，山西并非首先响应武昌起义的，而是第十九天后才响应的，已在长沙、西安、九江响应之后，只是第四名。阎锡山"回忆录"中也说是"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后第十九日"〔注二〕。可见孙中山所说的"武昌起义，山西首先响应"，是错误的。
　　孙中山是革命元勋，他当然清清楚楚知道武昌起义后各地的响应次序、他当然清清楚楚知道山西不是首先响应的。
　　既然清清楚楚知道，却还故意说与历史真相不同的活，除了政治原因外，别无其他解释。由此可见，对政治人物的话，我们必须求证以后，才能决定信不信。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七日
　　〔注一〕参看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国父九十诞辰纪念论文集》）。
　　〔注二〕据阎锡山"回忆录"，是"原与孙先生约定革命军到河南时，山西再动"，但"不得已而早动"，是别有原因的。阎锡山说：
　　我没有等到革命军到河南，就紧跟着湖北武昌之后，在太原起义，这并不是既定的计划，而是受了事实的迈迫，使我不得不提早行动。在山西巡抚陆钟琪于武昌起义后，特召其子亮巨来晋，做缓和革命之计，亮巨与我是日本上官学校同学，但属泛泛交，主张亦不接近，不过他知道我曾参加同盟会，且是铁血丈夫围中人。他到晋翌晨，即访我谈话。一见面就说："我此次来，即为与兄研究晋省对武昌事件当如何应付。兄有意见，弟对家父尚可转移。"我当时答复他说："武昌事件的真相，我尚不知，黎元洪究竟系为革命而起义，抑系别有原因，我也不明白。是不是我们现在谈应付武昌事件的话，还有点太早。"他又说："我们还可以再观察几天，不过我可以和你说。
　　最后需要家父离开时，我也能设法。"我笑了一笑说："这话说得哪里去了，你来，我们更说不到那样的话了。"他临行时，又和我说："过两天，我们是不是可以和兰荪（姚鸿发字）一起谈谈？"我说："可以，你通知他，还是我通知他？"他说："我通知罢！"
　　在这时候，有两件事逼迫得我实在不能等候；一件是山西有五千支德国造的新枪，要借给河南三千支，随带子弹，且已运走一部分。一件是要把一二两标分别开往临汾与代州，而由巡防部队接替太原的防务。……
　　阎锡山又说：
　　越数日，首先接到开拔命令的是一标一营，开拔日期为阴历九月初八日（阳历十月二十九日）。我得到这个消息后，认为起义的时间不能再缓，即决定于九月初八日起义，时为武昌起义之后十九日。
　　起义的前一天，我派张树帜同志去一标运动，并吩咐他先运动同志中的下级官和头目，再影响非同志的下级官和头目，将下级官和头目运动好后，以下级宫和头目带起军队来，逼迫营长，只要他们不障碍，就不可毁伤他们。一面井嘱该标见习高冠南纠合同志暗中协助，先从一营人手。因一营奉令于九月初八日出发，出发之营，于出发前一日，方发给四万粒子弹，二三两营尚未奉到出发命令，故未领到子弹，联系的暗号，约定运用好后，即在电话上告我："债讨起。"
　　如运用不好，则告我："债不能讨。"张树帜同志临行时，我又告诉他说："你纵然运用不好，也不可离开一标的队伍，如二标发动时，你在一标能拉多少算多少，至少也要纠合我们的同志带队响应。"
　　张树帜同志走后，我即召集二标中下级军官同志十一人开会。
　　我首先问他们说："我们是遵令开拔，还是起义？"大家同声说："我们应该起义。"我又问他们说："一标不同情怎么样？骑炮营有没有办法？"他们说："炮兵可以设法，骑兵没什关系，一标至少也能拉出一半人来！"我说："好罢！那么我们等等看，先把二标的动作研究研究！"讨论至午夜，一标有电话来，知道运用成功，当时就决定让他们回去照计划于翌日早晨开城门动作，一标打抚署前门，二标打抚署后门。开会的同志刚出了我的门，瑞墉之弟瑞禄就拦住大家，拉住排长李执中的手问："你们开会做什么来？"机警一点的同志说："研究开拔的事。"但李执中认为事已败露，遂跳了井。他们返回来报告我，我很着急，但仍命大家随时与我保持联系，照原计划行动。实则当时官场中对革命的警觉性不够，他们虽知道我们开会，并未防我们起义。
　　又说：
　　九月初八日（阳历十月二十九日）天刚亮，我就到二标二营，因将该营管带瑞墉囚禁之后，须我特为照料。我并告知一二两标对陆巡抚及其公子暂囚勿伤。兵动后，我督率二标先攻抚署后门之巡防队，因非攻破巡防队，不能攻抚署后门，一标向扰署前门进攻时，协统（旅长）谭振德在抚署门前厉声他说："你们造反啦！赶紧回去，不究！"我革命军中有一位杨潜甫同志（杨乃山东曲阜人，亦为同盟会盟友，系盟友赵守钰任二标三营督队官（营附）时，经另一且友贾铭甫于介绍召其来晋者，起义前一日晚，一标破釜沉舟的行动，也是他领导起来做的），反激他说："协统也知道革命的大义么？如知，指挥我们向前，否则，后退！"谭尚力阻不退，杨潜甫同志乃举枪将其击毙，奋勇当前，带队冲入抚署，抚署卫兵未做抵抗即纷纷溃散。陆巡抚此时衣冠整齐，立于三堂楼前，陆公于亮臣随其旁。陆公子说：
　　"你们不要动枪，我们可以商量。"陆巡抚说："不要，你们照我打罢！"
　　当时因陆巡抚之随恃有开枪者，遂引起革命军之枪火，陆巡抚与其公子亮臣均死于乱枪之中。陆巡抚谭协统陆公子与我们的立场虽异，而他们忠勇孝的精神与人格则值得我们敬佩。因为立场是各别的，人格是共同的，故我对他们的尸体均礼葬之。
　　又梁上栋《总理民元视察太原追忆》中记阎锡山对孙中山说：
　　"陆巡抚有感革命势力之威胁，调其子亮臣来晋，对我说：'山西不要早有举动，大势需要赞成革命时，可整个赞成。'但不数日陆巡抚命令山西新军两标（相当团），一标开平阳府（临汾），二标开代州，调巡防队七营接太原防务。并令黄国梁的一标先开拔，我的二标后开，我认为这是反革命的布置，开拔之日，不得不于一标弹药到手之后，即冒险发动。"
　　〔注三〕由于孙中山对阎锡山有了错误的"过奖之辞"，所以阎锡山的左右也就"居之不疑"了。例如《阎百川先生纪念集》中收有"阎夫人徐竹青女士率家属祭文"，就有"辛亥八月，义旗首举。各省响应，清廷退步"的话，颠倒历史，变本加厉啦！
孙中山反对双十国庆
奉孙中山为总理为国父的国民党，又大张旗鼓，庆祝双十国庆了，我看了不禁好笑。国民党口自声声"格遵总理遗教"，却不知道孙中山是反对双十节的。
　　双十节是一九一二年九月二十人日由临时政府公布参议院的决定而产生的，是纪念辛亥革命武昌首义而来。武昌首义是阴历八月十九日，换算成阳历正好是十月十日，于是就成了双十节。以双十作为国庆，有推翻"家天下"的意义，本来是很好的，但是出来个中华民国总统袁世凯，他要把政权交到儿子手里，想父死子继，把中华民国变成他们"袁"家的，于是，"中华民国"以双十为国庆的意义，就给搅局了。孙中山有鉴于此，遂大力主张把双十节作废，改以反对"家天下"的云南起义（一九一五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为国庆。孙中山这一鲜明立场，表明在他一九一六年十二月十三日在上海打给黎元洪的电报里。孙中山说：
　　溯自清帝退位，五族共和，国基已定，四万万人方想望太平。不图乘权者野心未除，诞生帝孽，筹安称制，民国几亡。虽其时，义士人人奋起相争，期以身殉，然首先宣告独立，誓师申讨者，实推滇省。遂使西南响应，举国普从，以有今日。方于武昌首义，一则为民国开创于功，一则为民国中兴于业，皆我五族人民人人所宜永留纪念者也。伏乞总统国务院主持，将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外，更子唐督军〔继尧〕暨起事诸人以懋赏，以彰勋劳，昭示来兹，临电无任盼祷。
　　由这一电报里，我们清楚地看到：孙中山要把双十节作废，正表示了他对把"中华民国"变成"家天下"的厌恶；他要把"云南起义日，定为国庆日"，正表示了他对把"中华民》"里小朝廷推翻的向往。可笑的是，奉孙中山为总理为国父的国民党，显然对孙中山这一反对"家天下"的心意，备感"感冒"，国民党不肯照孙中山的遗教，把双十节废除，只是把十二月二十五日定为"云南起义纪念"，聊资敷衍。甚至这一敷衍，也在国民党在台湾巩固小朝廷以后，连敷衍都不敷衍了。不但连敷衍都不敷衍了，并且干脆把这反对"中华民国""家天下"的伟大节日给取消，改为博"洋人大笑"的圣诞式节日了。本来每在十二月二十五日，国民党总裁就经常发表"那稣圣诞节广播词"的。
　　后来国民党把十二月二十五日索性定为"行宪纪念日"，十二月二十四日晚上可大跳圣诞之舞，第二天以"行宪纪念日"大放其假，虽无圣诞节之名，却有圣诞节之实；虽无媚外之名，却有崇洋之实。就这样的，"云南起义日"不见了，双十节是国庆，"行宪纪念日"是圣诞节，国民党小朝廷的一贯作业，就在人不知鬼不觉之中，大功告成了。
　　袁世凯消灭不了的"云南起义日"，可是国民党消灭了它；孙中山建议出来的"中华民国，'国庆日，可是国民党否决了它。
　　国民党口口声声"打倒洪宪帝制"、"恪遵总理遗教"，看了国民党的一番手脚，我们真不知道它"打倒"了什么、"恪遵"了什么。
　　一九八四年十月十一日晨
孙中山《国父遗教》不可不读也！
——竹联帮必读
　　竹联帮老大陈启礼跟我说："李先生，你学问太大、文章太好、读书太多。我们不能跟你比，我们只在管训时读读国父遗教，我们是不读书的。"我说："《国父遗教》如果读书得间，也开卷有益。我就喜欢读《国父遗教》。"
　　如今，陈启礼又坐牢了，牢中管制读物，准读之书恐怕不多，不过读《国父遗教》绝不虞匾乏，我要是他，就可读出这些史料：
　　一、蔡元培、张相文联名戳孙中山函
　　中山先生大鉴：
　　顷接方兄寰如来函，欣悉国史征集，荷蒙先生允为间日演讲，逖听于余，至为佩慰。盖以民国成立以来，群言淆乱，是非不明，不有信史，另以昭示来兹？且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故元培与编纂诸君公开斟酌；拟自南京政府取消于日止，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仿司马公通鉴外纪之例，辑为一书，名曰国史前编，所以示民国开创如斯其难也。唯兹诸党会既属秘密组织，迄今事过情迁，往往不能言其始未，再阅数十年间，窃恐昔年事迹不免日益湮没，滋可惧也。所幸先生以创始元勋，不吝教诲，征文考献，皆将于是赖于矣。手此，即颂
　　勋安
　　蔡元培 谨启
张相文
　　二、孙中山批互蔡元培、张相文函
　　答以方君云云，乃彼想当然耳，文实未于知也。成此事亦文所乐为者，但以近方从事于著述，其中一段为革命缘起，至民国建元之日止，已略述此共和革命于概略，可为贵史于骨格也。至其详细，当从海外各地再行收集材料乃可呈采。此事现尚可办，文当发征文于海外各机关也。各秘密会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支中，当另编秘密会党支。
　　三、孙中山复蔡元培、张相文函
　　子民、蔚西先生惠鉴：
　　顷诵惠教，知方君复如函称，国史征集，文已允为间日讲演。此乃方君之意，以为当然，文实未之知也。然述革命于概略，为信史于资，此固文所乐为者。唯以文近方从事著述，无暇以兼及此耳。文所著述，盖欲以政治哲理，发挥平生所志，与民国建划暨知难行易于理，撰为一编，以启这国人，傅的知共和政治于真相为何，国民于所宜自力者为何。草创将半，再阅数月，或可杀青。其中一章，所述者为（革命缘起），至民国建元于日上，已略述此数十年来共和革命于概略，足为尊处编纂国史于干骼。若更求其详，当从海外各地征邸材料，乃可汇备采择。此事现尚可办，文当通告海外各机关征集材料；然事颇繁重，欲汇集其稿，恐亦需一载于时。顾国史造端宏大，关系至重，亦不宜仓卒速成，要须经以岁月，几经审慎，是非昭然，事实不谬，乃足垂诸久远，成为信史耳。至尊函主《国史前编》上溯清世秘密诸党会，文于此意，犹有异同。以清世秘密诸党会皆缘起于明末遗民，其主旨在覆清扶明。故民族于主义虽甚溥及，而内部组织仍为专制，阶级甚严，于共和原理，民权主义，皆概乎未有所闻。故子共和革命，关系实浅，似宜另编为秘密会党史，而不以杂厕民国史中，庶界划井然不紊；此亦希注意及于也。文所著述于稿，现尚未有定名，顾卒业以后，意在溥及国民，广行广布，若完全由沪印行，恐卷帙繁重。
　　分运为艰，拟备资于京沪分别印刷。执事闻见较详，倘知北京有优良之印局，足以印行，或完全由沪印行分运，如何为便，均望以办法见示，俾得有所折衷，甚幸。专此奉复，并颂撰祉
　　孙文八年一月十四日
　　四、蔡元培、张相文联合复孙中山函
　　中山先生大人尊鉴：
　　捧诵来教，感佩无量！清世党会，来源最古，大要以天地会为鼻祖，确系明末遗老所创立，递衍而为三合、为哥老，蛛丝马迹，具有线索可寻，彼其初意，不过反清复明而已。至同盟会兴，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丑亦多吸收各会分子，此中离合于迹，戏未易分明，要非广年搜罗，不足以资考证，诚如尊谕所谓，须经以岁月，凡经审慎，乃可成为信史者也。可恨者，前此处专制时代，国内书籍几无一字可考，元培前亦曾托旅外诸友代为搜集，迄今年余，报告尚属寥寥。
　　先生以开国元老，望重环球，海外各机关大半亲手创造，幸蒙俯允，通告征集，此诚元培相文等所翘首跂踵，日夜所祷祀以求者也。并恳就大著中所述关于《革命缘起》一章，先行抄示，庶乎先睹为快，得以略识指归也。京中印刷诸局，相文因印行地学杂志，曾有数家相识，近就询之，皆以先须告以书于格式，及用何纸张，刷印多少，乃可定其价格云云。大著杀青后，如蒙在京分印，请即先将样本见示，是荷。肃此敬复，并请大安
　　蔡元培同叩八年一月二十一日
　　张相文
　　陈启礼如果会读书，至少能从这四封信里，看到极有趣的"前事不忘"：
　　第一、国民党革命成功，本来是靠着黑社会的帮助，所以老同志蔡元培、张相文写信给孙中山，说我们写历史，对黑社会的帮助"饮水思源，尤不容忘其本来"。
　　第二、不料孙中山却批复他的老同志，竟说黑社会"于共和革命，实无大关系，不可混入民国史中！"
　　第三、孙中山批复以外，又回信说他不赞成肯定黑社会的帮助，——"文于此意，犹有异同。"黑社会"于共和革命，关系实浅"，所以不要"杂厕民国史中"！
　　第四、老同志不服气，他们再写信表示："至同盟会兴，乃与共和有直接关系，然固亦秘密党会也，且亦多吸收各会分子。……"老同志话说得很客气，但是历史就是历史，是抹杀不掉的！
　　从这些"前事不忘"的文件中，陈启礼早该看出国民党"利用黑社会，然后踢掉黑社会的章法，早就载诸史册了。早就载诸史册还不提高警觉，敬国民党而远之，宜乎有今日之下场也！陈启礼不好好读《国父遗教》于先，以致空呼负负于后，不亦悲乎，不亦悲乎！故黑社会什么书都可不读，唯《国父遗教》不可不读。切记呀，切记！
　　一九八五年四月十九日
孙中山蒋介石为什么不殉国？
一九二二年蒋介石著《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记一九二二年陈炯明的粤军炮轰孙中山的"总统府"前，粤军将领得陈炯明惠州来电，乃开秘密会议子白云山总指挥处。叶举又接其若密长电，指授各将领围攻总统府，占领行政各机关，及派兵进驻韶关等各方略。是夜十时，有某军官以电话报告总统，言今夜粤军恐有不轨行动，务请总统离府。总统以为谣传，不信之。及票午夜十二时后，林秘书直勉与林参军树巍前后来府报告，言今夜消息险恶，请速离府，暂避凶锋。总统言：竞存恶劣，当不至此，即使其本人果有次不轨之心，而其所部皆与我久乡患难，素有感情，且不乏明理之人，未必助桀为虐，受其欺弄。请诸君不必猜疑，以免惊扰。林秘书等言：粤军蛮横，不可以常情度之，如其果有不利于总统时，当奈何？
　　总统言：我在广州之警卫军既已全部撤赴韶关，此即示其坦白无疑，毫无对敌之意。倘彼果有不利于我，亦不必出此用兵之拙计。如果明目张胆，作乱谋叛，以兵加我，则其罪等于逆伦反常，叛徒贼子，人人可得而诛之。况吾身当其冲，岂可不重职守，临时退缩，屈服子暴力之下，贻笑中外，污辱民国，轻弃我人民付托之重任乎？吾当为国除暴，讨平叛乱，以正国典，生死成败，非所计也。林秘书等以总统决心坚忍，不敢强劝，乃即辞出。总统即入私室就寝。少顷，各处连来电话报告，皆言：今夜粤军必乱，务请总统远离。总统不信。迨至二时许，有某军官自粤军营中潜出，特来报告。言粤军各营炊事已毕，约定二时出发，并声言备足现款二十万，以为谋害总统之赏金。且言事成，准各营兵士大放假三天（按：大放假即粤军抢劫之暗号）等语。总统犹未深信。及闻各方号音自远而近，乃知粤军已经发动，即命卫队准备防御。此时，约已三时，林秘书等复来劝总统出府。总统言竞存果敢作乱，则娥乱平逆，是吾责任，岂可轻离公府，放弃职守。万一力不如志，唯有以一死殉国，以谢国民而已。当时各员见总统坚定如此，非可言动，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是时，各路皆有步哨，已不能自由通行。林秘书等为叛军步哨接连盘问数次，幸得通过。而总统单身行至财政厅前，已遇叛军大队由东而来，诸人已不能通行。总统遂参在叛军队中，从容不迫，履险如夷。叛军以为其同事也，亦不查问。及至永汉马路出口，总统方得脱险。……
　　这是一九二二年六月十五日的纪录。蒋介石说孙中山一开始是准备"一死殉国，以谢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乃以数人臂力，强挽总统出府"，要他逃亡，不要他殉国。结果呢，孙中山虽然"以文天祥自待"、认为"总统死民国，分所应尔"均见《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但是他毕竟没做文天祥，而让"君主死社稷"专美于前了！
　　很巧的是，在蒋介石写《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后二十六年，他自己也是总统了，他也面临了一个殉国的机会。据他在《军人魂》讲词中回忆，经过是这样的：
　　讲到这里，我要告诉你们一个事实。我自从前年徐蚌会战军事挫败之时，我就抱定了以身殉国的决心，来报答我们总理和全国人民付托的重任，尽了我的职责。我这个存心，从来就没有对任何人说过，本来也就没有对你们说的必要。但是我们今天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我们每个人心里，都应该有一个最后的打算，所以我今天要把我年来的决心告诉你们。
　　当徐蚌战役失败之后，我就决定与共匪在京沪线上实行决战。我当时认为这一次战争，是国家、民族生死存亡最大的搏斗，如果决战获胜，使军事形势转危为安，当然是国家之福；如果不幸而失败，南京为首都所在地，我是国家元首，就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因此我在未下野以前，就严令在京沪各地加强工事构筑，就是为了要和共匪背城借一，也可以说是求得我的死所。当时有一班亲友、同志，窥见了我这尽职殉国的决心，而且知道我平日的性格，不愿临难苟免，因此时时怕我自杀，所以他们时时在暗中提防着。我当时明告他们．现在最希望我自杀的，第一是共匪，其次是一般投机分子；如果我自杀了，他们就可以达到他们投降卖国的目的。徒使他们逞决一时，于国、于民、于我革命主义，皆无有补益，所以我说此时尚未到应死的时候，亦未到最后的关头。我绝不自杀，我一定要忍辱负重，与共匪周旋到最后关头，为死难官兵复仇，为国家、民族除害；只要我们国家、民族还有一寸土地、还有一部军队，我一定要在这块土地上，高举青天白日的旗帜，再接再厉，百折不回的奋斗。我这一段话，今天到会的同志中，亦曾经有几位同志亲自听到的。实在我观察那时候革命失败的情形，体念总理"我死则国生"的遗训，如果不幸南京陷落的时候，我唯有死在南京，才可以上报总理，下对国民。但当时有一部分意志不坚定的动摇分子，听信共匪挑拨离间的谣言，一定要我去职下野。我在当时不得不离开这我亲自建立的首都，和总理陵墓所在之地的时候，你们以为我必悲伤不堪，感想千万么？其实我毫无其他遗憾，唯其中内心所不堪忍受的，就是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只有这句话，才可以形容我当时心境悲哀的情绪。我离京以后，国家的形势当然更加危急，但当时一般将领如果在京沪一带，仍能体念我的意志，不忘革命责任，人人抱定其杀身成仁的决心，拼命作战，保卫缔造艰难的首都，那我们即使失败，还可以对得起国家和人民。万不料一般文武干部，没有看到敌人的影子，就只身逃亡，无形瓦解，使敌人不放一枪，不损一弹，就占领了首都，且因之不到一年，而丧亡了整个大陆。历史上军事的失败，从来没有这种可耻可痛的情形！亡国先例虽多，但从来没有见过这种悲惨的现象！
　　这是一九五0年四月十六日的讲话。蒋介石说他自己一开始是准备"以身殉国"、"上报总理，下对国民"的，可是紧要关头，他的同志"一定要我去职下野"。结果呢，蒋介石虽然"决定以身殉职，死在南京，以尽我个人的责任"，但是他毕竟没死在南京，"自感'今后我无死所了'！"
　　上面这两个故事，今天我们对照读起来，真未免感到无独有偶，并且觉得好生奇怪。奇怪国民党中为什么总是有这种不争气同志，他们在紧要关头，总是剥夺了他们伟大领袖万古流芳的机会、总是不让他们伟大领袖去做文天祥。结果呢，他们伟大领袖一个个都"寿终正寝"而死，而不是"一死殉国"、"以身殉国"而死。落得只能"言教"而不能"身教"，思想起来，岂不太美中不足了么？
　　一九八五年六月十八夜
孙中山不准再打炮
在国民党钦定历史里，一九二二年有一次"犯上"的"叛变、就是所谓"陈炯明叛变"。这年六月十六日夜里，"叛变"开始，弟兄们，包围总统府去！对总统府打炮，孙中山狼狈逃亡。十六日．孙中山逃上兵舰。据这年九月十八日孙中山写的《致本党同志述陈变始刺及今后方针书》，经过如下：
　　六月十六日之变，文于事前二小时，得林直勉、林拯民奔告，子叛军逻弋之中，由间道出总统府，至海珠，甫登军舰，而叛军已围攻总统府，步枪与机枪支作，继以煤油焚天桥，以大炮毁粤秀搂，卫士死伤枕籍，总统府遂成灰烬。首事者洪兆麟所统之第二师，指挥者叶举，主谋者陈炯明也。总统府既毁，所属各机关咸被抢劫，财政部次长廖仲恺，卒前一日被诱往拘禁于石龙，财政部所存币项及案卷部据，掳掠都尽，因会议员悉数放逐，并掠其行李。
　　总统所属各职员或劫或杀，南洋华侨及联义社员亦被惨杀。复纵兵淫掠，商廛民居，横罹蹂躏。军士掠得物品，子街市公然发卖。繁盛之广州市一旦萧条。广州自明末以来，二百七十余年无此劫也。五年逐龙济光之役、九年逐莫荣新之役，皆未闻有此，而陈炯明悍然为之，例行逆施，乃至于此。文既登兵舰，集合舰队将士，勉以讨贼。
　　目击省垣罹兵燹是，且闻叛军已由粤汉铁路困袭韶关。乃命舰队先发炮，攻击在省叛军、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存。发炮后，始还驻黄埔，俟北伐诸军之旋师来援，水陆并进，以歼叛军，此为当日决定之计划，而文久驻兵舰之所由也。"这一事件中最有趣的，是孙中山"乃命舰队先发炮"的举动。
　　孙中山事后对人说，这一朝岸上发炮，是一种"炮教"（用炮打你的一种教训），为了"以示正义之不屈、政府威信之犹存"，所以不得不打你几下子。据蒋中正《孙大总统广州蒙难记》，"炮教"是"指定目标炮击，故人民之于是役，损伤甚微，而叛军死于炮火者，约数百人。当时因陆上部队不能如期发动，故炮击后，叛军乃得溃而复聚，其乱卒不克平。"可见"炮教""炮教"，于大局无补．只是"炮教"而已。到了七月，孙中山在永丰舰上与洋记者谈话，记者间："先生允不再炮击羊城乎？"孙中山答称："是也。但须附以粤军不击予之条件。"可是你"炮教"我也"炮教"，最后海上的终告不支，孙中山于八月九日去香港；陈炯明于八月十五日回广州，号称粤军总司令。
　　第二年一月，陈炯明被赶走了，二月二十产民孙中山重回广州。三月二十一日，孙中山手令傅秉常，要他与英领事交汉的气概。国民党对他，能夺帅而不能夺志，一点也没有法子。
　　国民党虽然对陈炯明个人没有法子，但却恨屋及乌，干了一件鲜事，就是把陈炯明当年炮轰孙中山的炮，给查封起来了。国民党在今年二月出版《国父图像墨迹集珍》，公布了这一查封图片，并加说明曰：
　　此为陈炯明叛变时，袭击观音山用炮，事变平息后，被判处封口，以为叛逆者戒。
　　原来一座大炮也可以被判刑的，真令我们开个千古之眼界！
　　想当年明朝崇侦皇帝吊死在万岁山（今名景山），上吊的那棵树，后来被清朝顺治皇帝看到了，认为一朝英主，树神乃不之佑，致缢于此，此树罪不可道！乃令刑部加铁链一条，把树锁住，以为吊死皇帝之戒！今天看到了国民党以青天白日党徽封住炮口的壮举，真忍不住要联想到古代帝王的大脑。
　　——国民党的封建主义，可真万古常新的呢！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五日午
孙中山与林肯名言
——我对葛底斯堡演说的疑义
　　美国宾州南边的葛底斯堡（gettysburg）小城，在一八六三年七月一至三日，曾有一场战事，战事下来，美国内战的北军胜了南军。在南北战争中，所争者非一城、所战者非一地，葛底斯堡之役，论争城不是大城、论战地不是胜地，但它却在历史上逐渐脱颖而出，变成了出了名的古战场。这个奇迹无他，乃因林肯战后在该城的一次演说而起，这一演说，就是著名的一八六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葛底斯堡演说（gettysburg address）。
"老百姓失望透了"
　　布兰德·豪斯（brant house）在《林肯的机智》（lincoln's wit）里，提到林肯在葛底斯堡演说前，已经在七十一号街的摄影师那儿，先看到了大演说家爱德华·埃弗里特（edward everett）准备同时演说的讲稿，那讲稿是埃弗里特先送给林肯过目的，林肯称赞埃弗里特的周到，埃弗里特因为先讲，显然怕林肯的讲稿内容跟他重复，给林肯带来不便。林肯看过后，表示不会有重复的危险，因为他的讲稿"极短、极短、极短"，并且还没写完，还没写完的讲稿他正带在身上，他要在摄影师准备照相那段空档里，看看自己的讲稿。
　　詹姆士·鲍德温（james baldwin）在《林肯传》（abraham lincoln）里，提到在那天的演说中，埃弗里特的演说被认为是成功的，而林肯的演说却是失败的，林肯的国务卿修华德（william henry sewar）公然表示："林肯的演说是大大令人失望的。"（uncoln'saddress was　a great disappointment．）林肯自己也后悔他没有用更多的时间去准备，他向一个朋友说：
　　"我告诉你：它洗不掉了，它是彻底的失败，老百姓失望透了。"
　　（mr.lincoln himself regretted　that he　had　not given more　time t o it。”i　tell you it won't scour，”he　said to　a friend．“it　is　a 　flat failure，the　people　are disappointed。”）
　　那天埃弗里特的演说长达两小时，演说后林肯的演说只有两分钟。班哲明·托马斯（benjarnin thomas）《林肯传》（abraham lincoln）里说："听众刚刚注意听讲的时候，林肯已经讲完了，掌声零零落落的。照相的人还没摆好三脚架，林肯已经转身入座了。"
　　真正肯定林肯这次演说的，说来奇怪，反倒是抢尽他的锋头的埃弗里特。埃弗里特后来写信给林肯，认为自己两小时的演说实在已尽在林肯的两分钟之中（"i should　be　glad　if i could　flatter myself that　l came as near　to　t he　central　idea of　the occasion in two hours as　you　did in　two min utes。”）可见林肯自己都自认失败的演说，并不是没有知音的。这篇演说在当时虽然不乏知音，但它真正被全美和举世视为第一流政治文献的幸运，显然还是以后的事。
"以三介词阐发无剩义"
　　葛底斯堡演说场合是国葬典礼，所以演说的主调是凭吊国殇，林肯说：
　　在八十七年以前，我们的祖先在这大陆上创设了一个新的国家，它主张自由，并且信仰一种理论，就是所有人类生下来都是平等。
　　现在，我们从事于一个伟大的内战，我们在试验，究竟这一个国家，——或任何一个有这样主张和这样信仰的国家——是否能长久生存。我们在那个战争的一个伟大的战场上集会。我们现在需要供奉那个战场上的一部分土地，作为那些在此地为那个国家的生存而牺牲了自己的生命的人的永久眠息之所。我们这样的做，是十分地适切和正当。
　　可是，从广泛的一方面说，我们不能奉献这片土地——我们不能使之神圣——我们不能使之尊严。这些勇敢的人们，活着的和死去的，他们在这里奋斗，已经使这块土地神圣，远非我们的能力所能予以增减。世界上的人们不大会注意，更不会长久记得我们在此地所说的话。
　　然而他们将永远不能忘记这些人在这里所做的事。这该是活着的我们来献身子这未完成的工作，而那工作固已经由于在作战的人们如此高贵地推动着。因此，这该由我们在此献身于我们眼前所存留的伟大工作——从先烈身上，我们将取得对那事业的更多的忠诚，而他们已为之输出忠诚到最后的完整阶段——我们在此坚决地拿定主意，要使他们不致白白的死去一一要使这个国家在上帝庇佑之下，必得到自由的新生——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必不致在地球上消灭。（徐道邻译：《美国政治思想文献选集》，一九五九年香港今日世界社出版）
　　这篇演说中，最精彩的在它的结尾，在"我们在此坚决地拿定主意，……要使那民有、民治、民享的政府必不致在地球上消灭"那一段，林肯的讲稿本有五种，他演说时用的是第二种，原文是：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 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　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 nd　that this　government　of　the po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 e，shai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
　　到了一八六四年，他有了一个亲自签名的订正本（第五种），原文是：
　　……that we here　highly　resolve　that these　dead shall not have d ied　in　vain－that　this　nation，under god，shall have　a new　birth　 of freedom－andthat　govem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shail not　perish　from the　earth.版本虽有不同，但在of the　peo ple，by　the　people，forthe people原文上，并没改动，所以这段以三个前置词带出来的名言，的确是他努力肯定的。徐道邻在中译这篇演说后，加以题解，说："其论民主政治之真谛，以三介词阐发无剩义，尤为神来之笔。他人千言万语徒为词费矣。"可算确评。
中译的变化
　　徐道邻把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译为"民有、民治、民享"，显然是根据孙文的中译而来的。孙文的中译，根据我的细查，来龙去脉是很复杂的。最早是一九一九年，孙文在《文言本三民主义》中，有着这样的中译：
　　有美国共和，尔后始有政府为民而设之真理出现于世。林肯氏曰："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者，斯乃人民之政府也。有如此之政府，而民者始真为一国之主也。
　　又过了两年（一九二一年六月），孙文演说《三民主义之具体办法》，他的中译开始修正：
　　兄弟所主张底三民主义，实在是集合古今中外底学说，顺应世界底潮流，在政治上所得的一个结晶品。这个结晶的意思，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底：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的话是相通的。这句话的中文意思，没有适当的译文，兄弟就把它译作：民有、民治、民享。of the people就是民有，by the people就是民治，for the people就是民享。林肯所主张的这民有、民治和民享主义，就是兄弟所主张底民族、民权和民生主义！
　　由此，可知兄弟底三民主义，在新大陆底伟人是已经先得我心的。回想兄弟从前在海外的时候，外国人不知道什么是叫三民主义，总拿这个意思来问我。兄弟在当时苦无适当底译语回答，只可援引林肯底主义告诉他们，他们才完全了解我底主义。由此更可知兄弟底三民主义，不但是专为迎合现代底潮流，并且是很有来历的。
　　一个月后（一九二一年七月），孙文演说"五权宪法"，进一步说明这一中译。
　　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生义，这三民主义和美国林肯总统所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是相通的。兄弟从前把他这个主张，译作"民有""民治""民享"，他这个民有民治民享主义，相当于兄弟的民族民权民生主义，人民必要能够治，才能够享；不能够治，便不能够享。如果不能够享，就是空说民有，也都是假的。
　　四个月后（一九二一年十一月），孙文演说《党员须宣传革命主义》，他再说：
　　吾党之三民主义，即民族、民权、民生三种。此三主义之内容，亦可谓之民有、民治、民享，与自由、平等、博爱无异，故所向有功。以名言之，可称民有、民治、民享。今欲将此三主义详细解释，非一二点钟可能尽，质而言之，民族即民有也。天下者，天下人之天下，非一二人所可独占。民权即民治也。从前之天下，在专制时代，则以官僚武人治之，木总理则谓人人皆应有治之之责，亦应负治之之责，故余极主张以民治天下。民生即民享也。天下既为人人所共有，则天下之利权，自当为天下人人所共享。
　　自此三主义推行以来，无坚不入、无人不从。
　　同一个月，孙文演说《实行三民主义及开发阳朔富源方法》，他再说：
　　今日受诸君之欢迎，乘此机会，得与诸君谈民国之政治，不胜慰快！改造真正之民国，乃全体国民之责任，尤为中华国民党员应负之责任。责任为何？即实行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即近代所谓之国为民有、国为民治、国为民享之真精神也。
　　再一个月后（一九二一年十二月七日），孙文演说《三民主义为造成新世界之工具》，他再说：
　　三民主义，就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民生主义。这三个主义，和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民有"、"民治"、"民享"三层意思，完全是相通的。民有的意思，就是民族主义。我们革命党为什么要提倡民族主义呢？因为满清专制二百多年，我们汉族受过亡国的痛苦，后来又受世界潮流的压迫，恐怕还要灭种，所以有少数人出来提倡鼓吹，要除去专制的异族。到后来全国觉悟，便把征服中国的满清根本推翻，把中国的统治权收回到汉人手里，中国领土完全为汉族所有。十年前革命的成功，就是民族主义成功。所以"民族主义"就是和"民有"的意思一样。革命成功以后，中国的土地和主权，已经由满清皇帝的手里，夺回到中国人民的手里来了。但是我们人民，徒有政治上主权之名，没有政治上主权之实，还是不能治国。必须把政治上的主权，实在拿到人民手里来，才可以治国，才叫做民治。这个达到民治的道理，就叫做民权主义。至于民生主义，是由人类思想觉悟出来的。因为我们既有了土地和主权，自然要想一个完全方法来享受，才能够达到生活上圆满的幸福。怎么样享受生活上幸福的道理，便叫做民生主义。所以说"民有"、"民治"、"民享"就是本大总统生平所提倡的三民主义。
　　再过两年（一九二三年十月二十日），孙文演说《国民要以人格救国》，他再说：
　　我们要想是真正以人民为主，造成一个驾乎万国之上的国家，必须要国家的政治做成一个"全民政治"。世界上把"全民政治"说到最完全最简单的，莫过于美国大总统林肯所说的"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and for the people"。这个意思译成中文，便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我们现在国情和这三层意思解释起来，自推翻满清政府，成立民国以来，可以说是民有一层已经做到了。
　　十二年以来，政府之内，都是武人官僚把持，人民不但是不能管国事，并且日日受兵灭之祸，流离失所，何能够说到民治民享呢？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须先要有"民治"，然后才能够说真是"民有"、真是"民享"。
　　再过两个月（一九二三年十二月三十日），孙文演说《国民党奋斗之法宜兼注重宣传不宜专注重军事》，他又说：
　　何谓三民主义？简单他说，便是"民有""民治""民享"。详细他说，便是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
　　这三项主义的意思，是要把全国的主权都放在本族人民手内；一国的政令都是由人民所出；所得的国家利益由人民共享。这三项意思，便可用"民有""民治""民享"六个字包括起来。
　　孙文经过试译阶段从上面这些排比看来，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中译，即使孙文自己，也是经过试译阶段的。我见过孙文早年为居正（学生）的题字，原文是：
美语曰民国者民之国也为民而设由民而治者也
觉生先生正
孙文
　　这一译法，不但和他一九一九年"为民而有，为民而治，为民而享"的译法不同，也和一九二二年"民有、民治、民享，"的译法不同，也和一九二一年"国为民有、国为民治、国为民享"的译法不同。照上面这些排比，我们知道孙文的定译是"民有、民治、民享"，这也就是今天国民党口口声声的标准翻译。
　　但是，细查孙文历来的中译，我总觉得"民有、民治、民享"的中译，只是为宣传之便的中译，比起他自己其他的中译来，简明有余，明确不足。在他自己其他的中译中，他译ofthepeople做"民之国也"，他译bythepeople做"由民而治者也"，他译for the people做"为民而设"，在意义的明确上面，反倒更接近林肯的原义。
　　为什么呢？
　　这可说来话长了！
　　这段长话是不能短说的，因为它牵涉到诚实的林肯的一件涉嫌文抄公的事，这件事要靠另一种排比来发现真相，让我由最早的开始。
为名言寻根
　　远在林肯出世前十四年（一七九五），美国科学家、教育家、政治思想家汤姆斯·库波耳（thomas cooper），就有过在"政府"字眼后连用前置词of，for的造句：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and for the people.（someln formation respecting america，1795．）〔注一〕远在林肯出世前十一年（一七九八年）．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johnadams），就有过在"政府"字眼后连用前置词by，br的造句：
　　……agovernment roade by themselves，for them－selves，and conducted bythemseives……（address，to thecitizens of westmoreland co.，virginia， 1798．）
　　二十一年（一八一九年）后，美国大法官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首先在"政府"字眼后，以ofthepeople造句：
　　 the government of the union，then，is emphaticallyand truly a govern ment ofthe people……（case of mc－culloch vs.maryland，1819.wheaton，iv， 316．）
　　十一年（一八三0年）后，美国演说家韦伯斯特（danieiweb－ster）首先在"政府"字眼后，以forthepeople，bythepeople造句：
　　the people's government made for the people，madeby the people，anda nswerable to the people.（secondspeech on foote's resolution，26jan.，18 30．）
　　二十年后（一八五0年），美国神学家、社会改革家帕克（theodoreparker），首先在"政府"字眼后，以ofallthepeople，byailthepeople，forailthepeople造句：
　　the american idea……demands……ademocracy，－that is，a government of ailthe people，by ail the people，for ail the people，（speech，at th e anti－slavery conven－tion，boston，29mav，1850．）
　　帕克这段话是一八五0年五月说的，到了十一月，他又简化如下：
　　ademocracy，a government of all，for all，by all.（the state of then ation.sermon preached 28nov.，1850．）
　　四年以后（一八五四年），他又这样说出：
　　there is the democratic idea：that……government isto be of ail the pepple，by ail the people，and for ail thepeople.（address，before the a nti－slaverysociety，boston，13may，1854．）
　　再过了四年（一八五八年），他又有了这样的句子：
　　democracy is direct self－govemment，over ail thepeople，for ail the people，by ail the people，（sermon，de－livered at music hall，boston， 4july，1858．）
　　在排比之下，我们一眼就可以看到，帕克远在林肯葛底斯堡演说前十三年，就有了林肯演说中的句子！林肯演说中的名言，原来是其来有自的！
　　据《林肯的一生》（lifeoflincoln）的作者赫恩登（hern－don）考证：帕克当年把他的名言印在一本小册子里（这小册子叫on the effect of slavery on the ainericanpeople），他送过一本给林肯，林肯在第五页这句名言下做了记号，所以林肯的名言在寻根之下，已经昭然若揭。
　　我认为林肯涉嫌文抄公，原因有二：第一，他并不认为这句名言是帕克的一家之言，以前人对一种言论的所有权，并不像后来那样认真，中国的古圣先贤如此；美国的古圣先贤亦复如此。例如杰斐逊（thomasjefferson）的"life，liberty and thepursuit ofhappiness。”论，是公然来自洛克（john locke）的；他的独立宣言论，是公然来自佩因（thomaspaine）的，这都是无伤大雅的。第二，帕克死在一八六0，林肯演说在一八六三，帕克虽然并非无名之辈，但是人死了，总归啰嗦少了，所以也就放胆引用了（帕克的定本全集是他死后近百年才陆续出版的，自一九0七出到一九一三，有十五卷之多）。
　　其实，以上的一连串寻根，只是在美国本地上的寻根而已，若要真的寻上痛来，则名言的根中之根，本在英国。远在一三八四年，英国宗教改革家兼《圣经》译者威克利夫（john wycliffe），就在导言里有了这类的名言，虽然这类的名言，林肯极可能并不知道。
　　应该怎么翻译？
　　照前面提到豪斯的说法，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稿，是打算在摄影师准备照相那段空档里完工的。据我所知，关于林肯起草这篇演说的经过，说法有异：林肯的长子罗勃特。林肯（roberttoddlincoln）一八八五年说这演说稿是林肯坐火车去葛底斯堡途中，写在一张；日信封背面的。但是专家研究结果，却是林肯早在两星期前（十一月八日）就起草了，并且写在他在白宫经常使用的一种纸上。可能的情况是：林肯在火车上又一改再改他的演说稿，或者默写他的演说稿，因而有了不同的却又都合理的情况。
　　但是，不论是哪种情况，两百六十八个字的演说稿，是"很短、很短、很短"的，短的好处是简明，但坏处也就在此。因为林肯的原义，显然因过分简明而被弄拧了，这种弄拧，国民党的宣传要负绝大责任。
　　对林肯演说中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的中译，因为中文英文结构的不同，早就发生困难了。最早试译它们的，是一九一六年的留美学生。据这年四月十八日的《胡适留学日记》，有这样的记录：
　　赵宣仲（元任）寄书问林肯"葛底斯堡（gettysburg）演说"中之"the gove rnment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一语当如何译法。此语梁任公尝以为不可移译。今姑试为之：此吾民所自有、所自操、所自为之政府。
　　然殊未能得原语之神情也。又译：此主于民、出于民，而又为民之政府。
　　则三段不同文法矣。不如用反身动词（reflexiveveru之为佳也。
　　胡适感觉出应用"三段不同文法"来翻译这段名言，是接近正确翻译的一个起点。
　　那么，又如何判断呢？
　　这就要追踪美国人的原始观念了。这要循着林肯的"思"
　　路之旅，才能判断出他的真正意义。
　　前面说过，林肯的思路来自帕克，帕克思路中最令人注意的句子是他最后一次（一八五八年）那一段。帕克说：
　　democracy is direct self－government，over ail thepeople，for ail th e people，by ail the people.这里用上了over这个字，非常明显的，thepeople是"被"统治了的（受格）意思了，相对的，政府就是统治了的（主格）意思了。可见在帕克原始观念中of the people中的the people不是主格，而是受格，这是非常明显的。林肯既是帕克的细心读者，林肯的原始观念是主格还是受格，还不明显吗？
　　帕克以外，从早于帕克二十年前韦伯斯特的思路里，我们也可有触类旁通的领悟。韦伯斯特说：
　　the people's government made for the poople，madeby the people，and answer-able to the people。
　　这里用上了answerable这个字，非常明显的，the people是"被"负责的对象了，相对的，政府——人民的政府（the people's government）——就是统治者的意思了。可见再往前追踪思路，也愈追愈分明了。
　　向前追踪过了，我们再向后"思"路之旅一下。
　　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林肯就对他的秘书表示过：
　　在我看来，战争的中心意旨，是要证明民治的政府不是荒谬的理论。我们现在必须解决这项问题，在自由的政府内，少数人是不是有权任意和政府脱离。如果我们失败，就可证明人民还没有能力管理自己。
　　三天以后，他对国会致词时又说：
　　我们的民治政府，时常被人称为试验的政府。其中两个问题我们已经解决了，那就是政府很顺利的建立、很顺利的治理。其余一个问题还没有解决，那就是政府是不是可以很顺利的维持，而不会被强有力的人推翻。现在要美国的人民对世界证明，能够获选的人亦能够平靖叛乱。
　　林肯在这种人民是否"有能力管理自己"的挑战里，在这种"试验的政府"的"维持"里，有了这样一段话：
　　and this issue embraces more than the fate of theseunitde states．it presents to the whole family of man thequestion whether a constitutional republic or democracy－a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 the same people－can orcannot maintain its territorial integrity against its own domestic for.在这段话里，林肯明确的用了a government of the people bythe same people 的表达法，主宾意味业已明显：of后面的thepeople，是宾的thepeople；相对的，by后的the people却是主的thepeople，同一（same）人民，是主，也是宾；该主时主，该宾时宾。在林肯ofthepeople的政治用意中，of后面的thepeople是宾，既为宾，自与后面的bythepeople，for the people并无强烈平行的意思，既无强烈平行的意思，把它译为平行的形态。——如"民有""民治""民享"之类，就未免不妥的了。
天马行空的宣传
　　正确的翻译该是把government of the 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中ofthepeople的意思，与紧接而来的by the people，for the poople做主宾用意的分开，林肯的原始观念显然是为人民服务的（for the people）、被人民选出的（by the people）、治理人民的（of the people）政府，其中of the people固无"民有"的意味，for the people也无"民享"的意味，只是by the poople有一点"民治"的意味，但此一"民治"，却又是狭义的特指民选而言。林语堂《当代汉英词典》民治条下说government by the people，nowusu.called民主〔注二〕，林肯的原意却明明是民主的运作——民选的结果。林肯在一八六一年七月一日到四日之间的言论，在在都显示了林肯相信民主政治，但却是经人民选出的反过来治理人民的。林肯这种原始观念，只是杰斐逊以来的美国人的老观念，林肯的伟大显然日后被神化了、美化了，其实他有着很可怕的自我矛盾与分裂：
　　理查·霍夫施塔特（richardhofstadter）在《美国政治传统》（the american politicai tradition）中，已举证证明林肯有"一个职业政客在拉票时的行为"。他在内战时所做的违宪行为，也不在少〔注三〕。林肯的民主气质，比起真正的伟大民主运动者来，显然还有距离。罗素（bertrand russell）说杰斐逊是"为人民，但本身并非人民一分子的民主主义者"（ademocrat for the people，not of the people），林肯的出身，虽然比杰斐逊乡土得多，但他的政治哲学是否高明光大，却很可疑。
　　中译林肯葛底斯堡演说的不妥，是把并非对等的意思，给译成了对等的"民有""民治""民享"，并且译得也与英文原意不相称〔注四〕。纵使"民有"相当于of the poople，也不过是"本然之事实"；即使"民享"相当于forthepeople，也不过是"最终之目的"，重点还是"民治"〔注五〕。这一并不对等的情况，孙文自己并非不知道，他说林肯的话译成中文，便是"民有""民治""民享"。就我们现在国情和这三层意思解释起来，自推翻满清政府，成立民国以来，可以说是民有一层已经做到了。十二年以来，政府之内，都是武人官僚把持，人民不但是不能管国事，并且日日受兵灾之祸，流离失所，何能够说到民治民享呢？真正的"全民政治"，必须先要有"民治"，然后才能够说真是"民有"、真是"民享"。
　　虽然如此，孙文为了宣传之便，最后，抛弃了他自己其他的中译，做了简明有余、明确不足的翻译。"民有""民治""民享"固不与林肯原义相当，"民族""民权""民生"也与"民有""民治"
　　"民享"并不贴切，至于后来说"自由""平等""博爱"又与"民有""民治""民享"无异了，乃至国民党进一步宣传说"情""法"
　　"理"就是"民族""民权""民生"了，"伦理""民主""科学"也是"民族""民权""民生"了。……层出不穷，其实全是附会、全是层层"文字障"而已，全部缺乏精确的含义。正因为如此，所以任何戏法部可凭国民党代而换之，任何词汇都可与其他词汇比而出之，任何情况都可拈出三个名词同而化之、统而战之。
　　例如说"民生"即"民享"，此向美国人统战也；说"民生"即"博爱"，此向法国人统战也；说"民生"即"共产"，此向共产党统战也；说"民生"即"科学"，此向五四人士统战也。这样子统战结果，什么都是，也什么都不是。中文定义的一片混乱、国民党宣传的一片天马行空，也就全套在此了。
　　一九三九年，英国小说家阿伦（michaeiarlen），在他的名著《凌云记》（the flying dutchman）里说：
　　the democtatic system which we cail the governmentof the people，for thepeople，by the people，and to hell with the people.
　　我年纪愈大，受国民党统治愈久，我愈发现这段话中tohellwiththepeople的真义所在了。原来它不是为人民下地狱的政府，而是把人民下地狱的政府。"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民有""民治""民享"，儿十年来，"吊民伐罪"的国民党，最后的革命结局却是"吊民而罚民之罪"！这种德政，可真教我们不敢领教了！——我们对挟林肯之言而来的一片混乱、一片天马行空，可真要弄个清楚了〔注六〕！
　　一九八四年七月三日晨
　　〔注一〕戴维斯（a.powelldavies）说："汤姆斯·库波耳（thomas cooper）在一七九五年所提出的民主的定义是最扼要最简洁的一个：'民有、民享的政府'。但根据这一定义，一个专制暴君也能宣称他的政府是民主的，这种事实也屡见不鲜。"（何欣译：《民主真诠》，《自由中国》第十一卷第十期）
　　〔注二〕英文democracy（民主）这个字，美国即使在独立时也不常用。独立宣言上、各州宪法上、美国宪法上都没有这个字的出现。
　　〔注三〕查理·比尔德（charlesa.beard）在他的《共和国》（therepublic）一书，以对话的手法，写林肯的违宪行为如下：
　　斯医生：那么林肯的批评家所指斥关于林肯的所谓违宪及高压手段，是怎么回事呢？
　　毕耳：我绝没有意思说这些批评不太重要，事实上，我手头现在就有一个很长的单子，可以写满好几页。斯太大，在靠近你的那个书架子那儿，有一本很厚的羊皮精装书是马歇尔（johna.marshall）写的美国巴斯提狱——内战后期有关美国公民不法拘禁史（a historyof the lllegai arrests and ilmprisonment of ameri can citizens during the latecivil war），你和罗拔（即斯太太的丈夫斯医生的名字）如果愿意把它带回去看看，你一定会从书里找到一大堆批评林肯的资料。反对林肯的人认为在林肯主政之下，有许多措施都是以违宪和高压的手段做出来的。譬方说，在马利兰州州议会会期中，林肯就施压力要州议会压制脱离联邦的提案活动。在北方很多距离战火相当远的地区，就有很多人民被政府肆加逮捕，许多批评林肯政府的报纸编辑和演说的人都被政府拘禁入狱，不少报纸都被当局封闭停刊。当然究竟有多少人被捕，确数很难决定，但被关起来的人则以千计。
　　如果把林肯的所谓的违宪和高压措施统统加在一起乘上十；即便是为了辩论，说我们把对一切反对林肯的批评统统都接受了；尽管在许多违法措施是林肯自己事先一无所知，而是由许多政府丈武官员以林肯政府的名义不法进行的，我们姑且把这笔总账都算在林肯一个人身上；尽管我们忘掉林肯曾经下令赦免了许多政治犯——例如普赖尔（rogerpryor）曾因任职南方联邦被捕，而林肯迭次拒绝将普赖尔正法——和一再颁发大赦令；我们就算把一切所能想到的罪名都加在林肯头上，可是，这些所谓违宪和高压的手段的宪法问题还是值得辩论的。这个问题本身是相当复杂的。
　　〔注四〕沈刚伯在《高中历史》中说美国：
　　到一八二八年大选的时候，各州的总统选举人、除两州外、已经是由人民直接选出而非由州议会推定，许多州并将选举权的财产限制也大加放宽，让平民都能参加选举。平民选举的结果产生了第一个"人民的总统"（the people's president），把那六十一岁的杰斐逊（jackson）拥进白宫。他连任一次，开始了好些大刀阔斧的改革，把杰斐逊式的各州民主（jeffersonian state democracies）变成了杰斐逊式的全国民主（jacksonian nationai democracy），使政府于民有、民享之外，更进为民治。
　　他又在注里说：
　　《人权宣言》本由杰斐逊起草，他承认政治终极的主权在民，并主张政府应以谋人民的福利为其唯一职责；但他不承认未受过教育的人有参与政治的能力，更不愿那些无恒产的人有过问政治的资格。他心目中的国家只是民有、民享，而绝非民治，美国独立后五十年的政治便是如此。
　　杰斐逊认为政治是大众的事、任何人，无论贫富智愚，都应该有直接参加联邦政府之权；从他被选起，美国才算真走人民治之途。
　　沈刚伯这些话，显然不明白美国"民治"的真正情况与真正来龙去脉。他又把"民有"和"民享"扯进，混成鼎立而三的对等意思，殊不知是不能这样硬分而二的。这种硬分而三，凡是国民党和吃国民党奶水长大的，都会犯同一错误。我举费希平《民主主义与民本主义》一段话为例：
　　民主政治是今日最理想的政治制度，也是世界各国普遍实行的政治制度。什么是民主政治呢？美国林肯总统所下的定义最为正确，他说：democracy means gove rnment of thepeople，by the people，for the people，译成中文就是：民主政治是民有、民治、民享的政治。所以，民主政治所涵盖的意义，可分三个层次加以说明：首先，我们应该知道，民主国家主权的归属。谈到这个问题，使我想起历史上两件不朽之文献，一件是美国的独立宣言，一件是法国的人权宣言，在这两个文献中，都认为国家的主权应该属于人民，具体他说，人民是国家的主人，政府为人民所有，这就是林肯所说的ofthepeople。人民虽然有了主权，如果不能运用其主权来治理国家，主权就变成了空中楼阁，因此，由主权所引申出来的选举权和罢免权，就是林肯所说的bythepeople。人民有了选举权，当然要选为人民忠诚服务的、为人民谋福利的官吏与民意代表；人民若是发现他们所选出的官吏或民意代表，没有实践他们的诺言，人民可运用罢免权罢兔之；所以，在一个实行民主政治的国家中，官吏与民意代表都在兢兢业业地为人民服务，人民才能享受幸福的生活，这就是林肯所说的forthepeople。总之，民主政治应该包括民有、民治、民享三种意义，缺少其中任何一个，就不能称为民主政治。（《深耕》杂志，一九八二年五月二十五日）
　　费希平错引林肯原丈于先，又乱做解人于后，林肯有知，当暗笑九泉！中国俗话说："无心雕做木居上，便有无穷求福人"，林肯的一句顺手拈来、"无心说出的一段应景演说，竟可被国民党和吃国民党奶水长大的，年复一年，以长篇大论"阐发无剩义"，藉以"求福"、藉以欺尽苍生，真不能不说是今古奇观了！
　　〔注五〕顾敦鍒《中国议会史》说："美国总统林肯之言曰：'德谟克拉西之政府，一民有、民治、民享之政府也。'民有为本然之事实，民享为最终之目的，在今日政治开明、学术进步、人权发展之时代，已为天下所公认，可以毋费讨论。唯民治一端，则重在方法。而方法本无一定，辄随情境而异，则大有研究之价值。"荆知仁"对宪法宪政的基本观念和认识"说："林肯曾解释民主力民有、民治及民享。就此一解释的内容来分析，民有为前提，民治为方法，民享为目的。这三者之中，民有之前提，乃理论上的假设；民享的目的，乃古往今来，无分专制或民主，所共同追求的目标；民治之方法，却是贯彻民有前提，达成民享目标正当而有效的手段。极权和民主的真正分野，不在于民有的前提和民享的目的，而在于民治的方法。"（《成长的民主》）
　　李声庭"没有自由如何民主"说："民主的定义，最简单的莫过于美国林肯总统所说的：'政府为民所有，政府为民所治，政府为民所享。'其中最重要的却是政府为民所治。"（《名人杂志》，一九八二年六月十五日）
　　〔注六〕对林肯演说提出疑义的，最早见于钱歌川先生的《英文疑难详解》，我写这篇疑义，是就钱先生的疑义，加以论证发挥的，基本的解释，是钱先生的，不是我的，特此声明。从文法学家的解释观点，自可对疑义加以疑义。例如overallthepeople的over，也可不做"在……上头"的解释而做"通由所有人民"或"在所有人民中"的另一种解释，而agovernment of the people中，government和thepeople自可视为从属关系等等。总之，我这篇疑义的主旨，在抛开文法上、修辞上的字面拘泥，而从林肯的政治思路上溯本探源，从而证明原义不是如文法解释观点那样简略的、平行的、望文生义的。我们这些饱受林肯演说移植中国以为宣传、以为政治广告下的受害人，实在不该轻信才好！
孙中山把三民主义作为“统战工具”
——扭曲了的"纪念"
　　殷海光死后，许多人都打着他的旗号，来"纪念"他，其实只是扭曲他而已。为什么？因为"纪念"一个人，你必须就这个人成熟时期、健康时期、神志清明时期的长时期均衡表现为准则，换句话说，你必须就这个人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一个人一生的变化，往往是很多的，不把握住这一登峰造极，反倒乱加"纪念"，那样就是扭曲。以闻一多为例，闻一多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是他抛弃了旧式文人的习性，转而从事对抗国民党暴政的战斗，以致被国民党暗杀，殉道而死。但他的"朋友"梁实秋写《谈闻一多》（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传记文学社》出版），却酸酸地写了这些话：
　　闻一多短短的一生，除了一死轰动中外．大抵是平静安定的，他过的是诗人与学者的生活，但是对日抗战的爆发对于他是一个转折点，他到了昆明之后似乎是变了一个人，于诗人学者之外，又成了当时一般时髦人士所谓的"斗士"。抗战军兴之后，一多一直在昆明，我一直在四川，不但未能有一次晤面，即往返书信也只有一次，那是他写信给我要我为他的弟弟家驷谋一教法文的职位。所以，闻一多如何成为"斗士"，如何斗，和谁斗，斗到何种程度，斗出什么名堂，我一概不知。
　　这就是扭曲的一个显例。梁实秋名为"纪念"，其实是把闻一多小化、窄化了。把闻一多小化、窄化得活像懦夫梁实秋自己。把闻一多小化、窄化成一个整天诗酒螃蟹的诗人学者，这是对闻一多最可耻的扭曲，这是我们不得不予以拆穿的。
　　最近有所谓"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就是全套梁实秋扭曲闻一多的翻版。这种"纪念"的特色，是小化、窄化殷海光批国民党的伟大成就面，而突出殷海光的学者面、中国文化面，……这是很可耻的。
　　殷海光早年投身在救国的急湍里，他的狂热和动辄"立正示敬"，十足是一个法西斯分子。他被国民党争取到，为国民党做文化打手，……（略——编者）到台湾后，他勇于觉悟，把国民党的祸国殃民，批了个痛痛快炔，这是殷海光一生中最登峰造极的，没有这些登峰造极，自然无所谓思想家殷海光、无所谓逻辑学者殷海光。所以，论定殷海光，必须就这一生命中最光彩的登峰造极来论定，否则就是别有用心了。
　　可耻的是，所谓"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里，我们完全看不到这种识其大者的"纪念"，对这种乡愿式的集会，我们真不能不说他们在扭曲死人、愧对生者了。
　　为了反证这种"纪念"殷海光"学术座谈会"的扭曲，我现在以殷海光一篇旧作——"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为例，看看殷海光怎样在面对国民党，做一个人世的思想家。
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
　　我在《自由中国》第二十二卷第十期发表的《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在一个文明的民主国家，实在是平常得很。想不到这封信竟引起许许多多误解。误解的基本原因之一，是若干人士拒绝对我在信里所说的种种论点或做理智的思考，而只把各人心中画好了的影像投射（project）到我身上去。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群众心理学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我认为应须让心理学专家去研究。我们现愿意在这里解释一下的，是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并且提出建议。
　　第一、我在那封信里说"我的确也没有说半甸恭维三民主义的话"。有些人士把这句话解释作"殷海光瞧不起三民主义"。这不知是什么推理方式！一般思想方式未经训练的人之思想常常被一些习惯性的格子所圃。例如，"不左即右"、"不白即黑"、"不是唯心就是唯物"、"不是穷人就是富人"……（略——编者）其实，世界的范畴和事物哪有这么简单！在白与黑之间有灰，在白与黑之外有红、橙、青、蓝、紫。在唯心与唯物之外的思想更多得很。在富人与穷人之间有许许多多级次。依此，我们怎么能够从"没有恭维"而推断是"瞧不起"？
　　如果三民主义的确是一种思想学说，那么我们对它既不应该持"恭维"又不应该持"瞧不起"的态度。这是"对人"的态度，而不是对思想学说的态度。对思想学说只可研究，以定其对错或是否行得通。
　　第二、我为什么在《胡适与国运》这个讲演里没有提到三民主义？这是有一番苦楚的。任何稍有常识的人都不难明了，在我们这里的空气，对于三民主义，像中世纪的教皇僧侣们对于宗教教义，……（略——编者）在这些统治之下的人们，对于这类教义或主义，只有"信服的自由"、没有"反对及批评的自由"。如其不然，便视同异教事件办理。从表面看来，这种动作是为了维护他们坚持的真理。但是，这种狂热的情形即令并非没有，也只在这类运动的初期；到了政权到手，这类教义或主义就变成从思想上维持统治的工具。这类工具最重要的一面是权威性；至于内容的真假对错根本是次要的事。因此，如果有人反对或批评教义或主义，那么就表示你敢于冒犯权威。
　　冒犯权威就是从基本上动摇统治的象征。……（略——编者）我因既不愿被目为异端，又不足说"违心之论"，所以在那次讲演中保持了缄默，没有提到三民主义。可是，当时有一位学生问到头上来了，我因为不愿对青年说敷衍话，所以说三民主义底内容"十分糅杂"。
　　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是真理，那么用不着借枪杆保护。如果任何一种思想学说要借枪杆保护，那么就证明它不是真理。我们从来没有听说罗素思想需要枪杆保护的。
　　说到这里，我愿意提醒国民党的朋友一声。据已故崔书琴先生告诉我："他在天津南开读书时，天津还在北洋军人统治之下。当时三民主义是禁书。读三民主义如被查出，是一件非常危险的事。可是他们总是秘密地放在桌子底下读，或者半夜起来读。"如果当时三民主义像现在一样得靠政治力量来掩护其权威并强使大家信从，那么怎能在北洋军人统治之下"深入人心"？
　　从这个观标来看，三民主义不是"统战工具"又是什么？当然，那个时候，似乎没有这个名词，而且孙先生本人未必"意识到"这一点。不过，这不是实质，所以无关紧要。我们并且还可推广一步来想：不仅三民主义是一统战工具，而且就国民党底发展史看，凡是它"革命"顺利的时候，也就是它的统战做得好的时候。只因后来"革命成功"，自以为政权在握，武力可恃，骄念横生，以为天下莫我若也，不肯虚心把统战认真做好，所以后来弄得处处荆棘横生，以至于一败涂地。孙先生本人就是统战的大发明家。同盟会是统战的初尝，"联俄容共政策"是大规模的统战，并且是"国际统战"，抗日战争初期搞的是很可欣赏的统战。到了抗战末期，战争及人事因素把国民党底政治机能腐蚀了，弄得它逐渐在统战中失去主动力，政协失败就是显明的实例。于是它对于统战滋生出畏惧、戒慎，甚至厌憎的心情。今日台湾国民党底政治心理就是这种心理底延续。所以它很难打开一条大的出路，而僵守在这里，日以捉蚊虫跳蚤、吹毛求疵为务。
　　第四、国民党应须将三民主义来一番改适。三民主义底大间架还是可用的。然而，它底内容和铺陈，凡十年来，毫无修正、翻新和充实。我极不赞成国民党借着政治权势把三民主义变成国教；但是我极其赞成国民党享有不借政治权势来宏扬其三民主义的自由。近十儿年来，对于三民主义研究得最努力的，我所知道的只有任卓宣先生。可是，他所走的路是钻到三民主义里面加以诠释。
　　这种工作，类似中世纪的繁琐哲学家之注解亚里士多德哲学。这种路线愈走愈窄。所以三民主义的繁琐哲学，到了任卓宣先生便是登峰造极，不能再有起境了。三民主义的阅读呢？从崔书琴先生之冒险秘密阅读而演变到今日必须以高压手段喂填鸭、必须拿考绩和利禄来做鼓励，相去何远！世变何极！这是三民主义的悲剧。这一悲剧之形成，丝毫不能怪任先生。自从国民党得势以来，就把三民主义捧若圣经，自党员以至人众，只许信奉，不许批评。这一种心理状态表现得最强烈的代表人物可推胡汉民先生。在这种传统气氛高压之下，即令任先生有柏拉图底才华也施展不出来的。国民党底这种"意识形态"之作用，不仅禁锢了自己底思想，而且也禁锢了三民主义。真是令人惋惜！
　　我们看孙先生所作三民主义序文，可知他自己并没有像他底信徒那样，把三民主义当作天经地义的意思。
　　而且，就我们从前一辈人所述孙先生底行谊中，得知他很喜欢和青年诘难辩论。如果当初孙先生对于三民主义采取像现在一部分国民党人士这种专横武断的态度，那么三民主义何能在无武装保护之下爬起来？何能畅行天下？杜威说："民主必须每代更新。"大家奉行的政治思想，哪里是动都不能动的列祖列宗相传的"朱子家训"？
　　三民主义是四十年前的产品。这四十年来，世界进步得太快了，中国人底知识也有些进步。如果要它跟上时代，永远常新，并且使青年们读起来真正从内心发生兴趣，那么必须来一次改造。改造的工作，必须从吸收现代心理学、拉斯威尔政治学、波柏底社会思想评导、文化人类学等等着手。这种工作是一件比石门水库还要巨大的工程。这样巨大的工程，绝非一个人所能进行，而必须成立一个机构，网罗这些方面的人才以从事。国民党内至今还是有些聪明才智饱学之士。像陶希圣先生这样的人就可主持其事，期以三年有成。那时三民主义可以一崭新的面目与大家相见，在中国政治思想上重放异彩。
　　殷海光这篇《我对于三民主义的看法和建议》，原登在一九六0年六月十六日《自由中国》里。这篇文章是因殷海光一个月前写《给雷震先生的一封公开信》（《自由中国》，一九六0年五月十六日）引起。在这封公开信中，殷海光有这样一段话：
　　我在台湾大学任教，算来有十一个年头了。我教的科目，不是政治，也不是历史，而是逻辑、罗素哲学、解析哲学、理论语意学这类东西。我在这十一年里，偶尔为学生办的刊物写点文章，也有时被学生请去讲演。这些工作，是任何教师份内的工作。只要有学生请，教师们是没有正当理由拒绝的。我底写作和讲演在从前也没有出过什么"问题"。可是，自从一九五八年十二月十五日我讲演《胡适与国运》以后，"问题"就来了。这一天下午七点钟，我在校本部开讲，由于题目很有吸引力——我不认为我自己有什么吸引力，当时连走廊上和窗户上都爬满了青年。我讲演底内容大致与在自由中国第二卷第九期所发表的相同。在这篇讲演中，我提到对于中国现代思想最有影响的人物时，只列举了康有为、梁启超、陈独秀和胡适之四位先生，而没有列举别的人物。我这样做系基于我自己所做的种种考虑。我底这些考虑对不对，有而且只有就学术思想的观点去衡量才可。讲演完毕以后，照例由学生提出问题。有一位学生问："殷教授认为三民主义怎样？"我当时答复说："三民主义系四十年前的政治统战工具。它是为了迎合当时复杂的政治思想而设计的，所以也就十分糅杂。"我的确没有在这篇讲演中恭维某党人士硬要天下人恭维的偶像；我的确也没有说半句恭维三民主义的话。除了当作压制思想的权威以外．我想不出任何理由必须把任何人的话捧若圣经，更何况那些儿十年前的方便说法！大概这招致了某党人士极度的不满。自此以后呢？每逢有学生请我讲演，不是因训导处同仁说"教室不够"，便是说"题目不行"，而给打消掉了。对我而言，反正这类事件平常得很，懒得去记忆。世道衰微如此，有什么可说的呢？
　　看了这段来龙去脉，我们不难发现，殷海光在写过千千万万批国民党的杰作以后、在《自由中国》封门的前夜，最后奋其一击，以他思想家的透视力，在国民党所倚恃的圣经头本，尝试去点破真相、尝试去动上。显然的，殷海光为了这一点破真相与动上，很快的失掉了演说的自由、失掉了《自由中国》。如今我们追念这段往事，应该注意到当时自由民主人士的那股双轨作业一一-轨是用新党对抗国民党、一轨是用新解说剥开国民党的圣经。也许当时他们这样做，不全是自觉的，但他们在"文字收功"多年以后，最后升级到这种双轨作业，却是一种不得不然的发展。虽然他们立论的纯度，不无可疑；组党的品类，容有可议，但是他们毕竟百尺竿头，没有停止地向前走了。
　　他们在竿头翻落，求仁得仁，这种勇于殉道的精神，比起扭曲他们以为"纪念"的伪君子们来，真是伟大得无与伦比了！
　　一九八四年八月六日以两小时作
　　〔附记〕殷海光的历史训练和资料训练很差，所以他无法从孙文的著作中举证，这是他立论的大缺点。孙文在一九一九年写《文言本三民主义》，在民生主义部分，尚没提到"民生主义就是社会主义，又名共产主义，即是大同主义"的话，这些话是一九二四年《演讲本三民主义》增加的，而那时正是国民党共产党哥俩好的时代！三民主义的统战性质，在此可得佐证！（一九八四年八月九日）
孙中山的第二兴趣是“女人”
——革命以后干什么？
　　国民党党营书店正中书局出版了一册《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第三十页中明载孙中山答复犬养毅的话，说他生平的第一兴趣是"革命"，第二兴趣是"女人"，第三兴趣是"书"。可见国民党党营书店对孙中山喜欢女人的事，尚予以梓行问世，当然，这极可能是国民党的一项疏忽。
　　孙中山不掩饰他对"女人"的兴趣，显示了他至性的一面。
　　他一直把第一兴趣"革命"和第二兴趣"女人"兼顾，在他早年革命中的陈夫人（陈粹芬），是革命党兼女人；在他晚年革命中的宋夫人（宋庆龄），是女人兼革命党。虽然，这种一贯作业，有时并不为人所赞同。陆丹林《革命史谭》中有这样的故事：
　　民国十年，总理亲率大军，出发广西，实行北伐。此役孙夫人宋庆龄女士没有偕行。其原因传为廖仲恺谏阻。盖廖以中国古来出征，多不携带家眷，女子在军，视为不祥，且恐惹起其他误会。总理本大无畏之精神，打破一切对封建陋习思想，即答廖说，此为不可为训的恶习，革命党人不该存此思想。并引梁红玉辅佐韩世忠大破金兀术故事来说明女子在军中的贡献。但因部属既存有此种思想，故亦勉从众意，孙夫人乃暂留广州，未即随同入桂。
　　由此可见，孙中山的"韩夫人"革命法，有时会给他惹来观点上的歧见。
　　我生平看了不少以"革命"为第一兴趣的故事，他们在"革命"以后，有的转入第二兴趣，像富兰克林（benjain franklin），他晚年派赴法国，折冲尊俎之余，与洋婆子寻欢以为乐，在温柔乡以终老；但有的却转不过来，像富兰克林的朋友潘恩（thomaspaine），他却仍旧为第一兴趣中风狂走，在美国革完命，又跑到法国去革命。我想这种"革命狂"未免兴趣太窄了一点。又如格瓦拉（ernesto'che'guevara）也是一样。
　　他在古巴革完命，放着"中央银行总裁"和"工业部长"不做，又跑到玻利维亚去革命，最后被"美帝"派人来，予以围捕枪决，其一生第一兴趣过显，第二兴趣欠明，最后"大头对不起小头"而去，亦可哀矣！
　　也许，潘恩和格瓦拉的毛病，都出在第一兴趣的"不知止"，这种人应该知道，第一兴趣在成功以后，应该立刻收敛他们的"革命狂"，真正从事革命以外的大业，而不要以为除非他继续革命，革命就尚未成功。以为天下非他不可、必须靠他一革再革的人，其实是一种悲剧角色。有"革命狂"的人，如能从第一兴趣转为第二兴趣，功成身退，退而老去寻春而不悲秋，才是喜剧的扮演者。革命并非不好，但是做了职业革命家可就不太好。一旦做了职业革命家，革命就会变为"国民革命"
　　第一期、第二期、第三期……而被革命的国民就吃不消矣，最后这种人令人厌烦，也就不在话下了。
孙中山与陈粹芬
——毋忘孙夫人
　　孙文在《革命缘起》中回忆他和日本宫崎兄弟的来往经过，认为是革命党人与日本人士相交之始。宫崎兄弟有八人，跟孙文友好者有宫崎民藏、宫崎弥藏、宫崎寅藏（白浪滔天）。
　　宫崎寅藏在《孙逸仙其仁如天》（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曾记录一个故事："有一天犬养毅间孙先生说：
　　'您最喜欢的是什么？'孙先生毫无犹豫地答说"revolution"（革命）。'您喜欢革命，这是谁都知道的，除此而外，您最喜欢什么？'孙先生边看犬养毅夫人，边笑而不答。犬养毅再催问说：'答答看吧。'孙先生答说："woman"（女人）。犬养拍着手说：'很好'，并问：'再其次呢？'"book"（书）。'这是很老实的说法，我以为您最喜欢的是看书，结果您却把女人排在看书前面。这是很有意思的。不过喜欢女人的并不只是您！'犬养毅哈哈大笑，并佩服孙先生说道：'您这样忍耐对于女人的爱好而拼命看书，实在了不起。'"刘成禹《先总理旧德录》中说孙文对伊藤博文自吟"醉枕妇人膝，手握天下权"，甚以其风度为然。"足见孙文对女人，有他但白的看法。
　　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国民党钦定的传记中，只承认两位，一位是卢夫人（卢慕贞）、一位是宋夫人（宋庆龄），其他一概给一手遮天了。这种"为尊者讳"、"为亲者讳"，其实是很封建的思想，自为反封建的革命党所不取。
　　孙文与卢慕贞结婚时是二十岁（一八八五），卢夫人生于一八六七，比他小一岁；与宋庆龄结婚时是五十岁（一九一五），宋夫人生于一八九三，比他小二十六岁，在这卢前宋后（原文如此——编者）的三十年间，细查起来，却不无其他夫人可寻。
能飘白发说微时
　　其他夫人中最令我们注意的，是陈夫人（陈粹芬）。
　　一九三六年三月二十日，《逸经》第二期登冯自由《革命逸史》四则，在第四则《孙中山之嗜好》中，有这样一段：
　　中山毕生不嗜烟酒，读书之余，间与人下象棋，然习之不精，好取攻势而懈于防守，故易为敌所乘，余与胡汉民何香凝等皆尝胜之。外国纸牌尤非其所好，然颇精于三十年前盛行之广东天九牌，乙巳以前居横滨时，每与陈四姑（名香菱）、张能之夫妇玩之。
　　这里提到的"陈四姑"，就是陈夫人。九年以后（一九四五），冯自由出版《革命逸史》第三集，书前请刘成禹题词，刘成禹写《奉题冯自由兄革命逸史三集并自题七十自传暨先总理旧德录》十首，在第八首中有这样的诗："望门投宿宅能之，亡命何曾见细儿。只有香菱贤国妪，能飘白发说微时。"冯自由在后面加按语，说："禺生诗中所述掌故。皆民国前八九年革命轶事。舍余二人外。无人知其详。""横滨日本邮船会社华经理张果字能之。与总理有通家之好，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曾寄居张宅一年。总理居日本及越南南洋时。陈夫人恒为往来同志洗衣供食。辛勤备至。同志咸称其贤。"老革命党冯自由在此明说"陈夫人"，可见孙文在卢夫人后，又结婚了〔注一〕。
孙陈粹芬
　　刘成禹写陈夫人"能飘白发说微时"的诗，是一九四三年。
　　四年以后（一九四七），他真的印证这一"能飘白发说微时"的图画了。他写《翠亨村获得珍贵史料》（《世载堂杂忆》），有这样几段：
　　孙中山先生生于中山县（原名香山）翠亨乡。子此次巡察到此，所得事件，有足供史料著录者，亦弥足珍贵也。
　　中山县长孙乾，为先生之胞侄孙，予五十年来之通家子。其人精明强干，笃守礼节，治中山县颇有政事才。
　　予四年前在重庆，题冯自由革命逸史三集，述及陈粹芬老太太，冯自由且为之注。抗战以来，粹芬老太太先居澳门，后由孙乾供养，今年高龄七十五矣。闻予至中山石峻，喜曰："刘某予四十余年未见面，今尚在人间耶？予抵石歧，即往晋谒，述当年亡命情形。粹芬老太大概然曰：
　　我未做饭与汝等吃，已四十八年矣。今日重逢，下午请吃饭。于是大备盛筵，亲送孙陈粹芬红帖曰：不似在横滨街头买菜，而今请吃饭也有格式了。
　　午后前往，粹芬老太太已在门首欢迎曰：我辈五十年来，各人都在，回忆当年亡命受苦，直一大梦耳，不可不留一纪念。于是宾主共摄一影入座。老太太畅谈经过身世，甚多珍贵史料，足供收采也。
　　陈老太太为言革命时期惠州之役。香港李纪堂、梁慕光等商议在惠州起事，军械皆由海员公会海员秘密输运，经日本邮船与美国、高丽等邮船运来者最多，以横滨为居中策应，视情势如何，在横滨定行止。陈老太太任来往船只起落密件之责，故横滨邮船一到，老大太即往接船，以港方确实消息．转告密运枪械之海员。日本因妇女上下，毫未注意。及事败，梁慕光来横滨，盛称陈老太太英勇不已。老太太曰：我当时传递书简，并不害怕，大家拼命做去，总有办法。
　　予此行，在孙家获睹先生所留金表一枚及金链一条，链头小印一颗。金表大如小蟹，有金盖可开阖，金盖面刻英文"y.s.sun"。盖先生伦敦蒙难归国，康德黎博士临行所赠物也。先生在横滨时，屡出以示人，今再见之，真革命史上传世之宝也。
　　陈粹芬在近半个世纪后，故友重逢，为老同志再开饭局，且用"孙陈粹芬"名义下帖子，其为孙文的夫人，一清二楚矣！
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
　　刘成禺回忆这一久别重逢，真是场面感人。李又宁在《一位被遗忘的革命女性——陈粹芬》（一九八一年十月《传记文学》第三十九卷第四期）里说：
　　粹芬原名香菱，又名瑞芬，人称之为陈四姑。广东人，生于一八七三年左右。
　　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她是中山先生的革命伴侣。日本横滨是他们居住和活动的一个据点。她经常为往来的同志洗衣、做饭。革命党人在香港和横滨之间，密运枪械，她上下船只，传递消息。同志们都很称赞她的英勇和勤劳。
　　中山先生到南洋革命，粹芬也在左右。她亲自印刷宣传品。池亨吉，中山先生的日本友人，说她工作"非常忙碌"，性格"刚毅"〔注二〕。
　　宫崎寅藏的夫人宫崎褪子在《我对辛亥革命的回忆》（陈鹏仁译著《宫崎滔天论孙中山与黄兴》）里，有一段描写陈夫人，她说宫崎民藏睁大眼睛回叙昨天晚上的事，边称赞那位中国革命妇人，边鼓励我说："在照顾孙先生日常生活的那位中国妇女同志，真是个女杰。她那用长筷子，张着很大的眼睛，像男人在吃饭的样子，革命家的女性只有这样才能担当大事。你看她声音之大。你应该向她看齐才对。"
　　这样一位有助于中国革命的"女杰"，在革命成功以后，开始被"出局"了，她由孙文的侄子孙乾奉养，住在中山县的石歧；一如卢夫人由女婿戴恩赛奉养，住在澳门〔注三〕。孙文又有了新夫人——宋夫人。吴相湘《孙逸仙先生传》说：
　　民国三年春，卢夫人曾赴日本。据她答香山县商会函有云："先伯（德彰大哥）离世后，电召氏（卢自称）往日本，商配宋氏之婚。后氏回澳住居，得常往教堂聆主之救世大道。"这就是卢夫人明大义，同意分居。自居澳门。
　　但孙科及二女仍奉养一切；孙先生就不致重婚。
　　吴相湘说"同意分居"，又说"不致重婚"的话，显然是含糊其辞的。事实上，孙文与宋庆龄在一九一五年在日本结婚的时候，卢夫人还是卢夫人，而在孙宋婚约上第一条，也只是尽速办理符合中国法律的正式婚姻手续而已。
还有一位樱花夫人
　　这月十六日，美联社东京电讯说：
　　日本共同社今天报导说，一位日本教授在横滨发现孙逸仙博士七十八岁的女儿。
　　日本通讯社说，这位学者名叫久保田，是日本女子大学的教授，他负责研究这件事，他指出这位女人名叫宫川富美子，住在东京南方的横滨市。
　　根据久保田的研究，孙中山于一八九八年在横滨的中国城，首次遇到宫川富美子的母亲。
　　以下是共同社所发表的有关的研究报告。
　　一九0一年孙中山要求宫川富美子的祖父，答应把她的母亲嫁给他，她的母亲当时才十四岁。其祖父予拒绝，因为这个女孩太年轻，而当时孙中山的年龄是三十六岁。后来孙中山直接向该女求婚，于是两人就在横滨以简单的仪式进行婚礼。
　　后来孙中山独自前往东南亚及美国旅行，于一九0五年回到日本看妻子，是年（一九0六年），他的女儿出生，但孙中山于女儿出生之前就因事离开日本，再也不回来。
　　宫川富美子的母亲后来改嫁两次，但仍保持与孙中山书信往来。于一九七0年去世，享年八十二岁。宫川富美子于出生后不久，由另一个家庭收养抚育。
　　孙中山在美国的亲友们也曾说，孙中山在日本有一个女儿，但不知其姓名，这是一个日本籍太太所生的。以上是日本共同社所发表的研究报告。
　　这位东洋夫人的名字叫大月薰，她在一九七0年十二月死去。
　　她死以前，曾留下录音带和口述纪录，据十八日的《读卖新闻》，大月薰的父亲原是和中国有贸易往来的商人，孙文因藏匿在大月薰家里而与大月薰相识相爱；四年后孙文向大月薰求婚，并举行婚礼，当时大月薰还只是横滨高中女中的学生，年仅十五岁。宫川富美子生于明治三十九年五月，富美子的名字中"富美"的另一个汉字写法是"文"字，这是仿效孙文的"文"所取同音字。宫川富美子生下后，立刻被送去做养女，她自己则是在昭和三十年从当时住枥木县的生母大月薰那儿知道真正的身世。这段秘密之所以被久保田教授证实，是他于神户华侨历史博物馆等地继续研究时发现，录音带出现的一个人名"温炳臣"，温炳臣这个名字，只有研究中国近代史的专家才知道，温炳臣是孙文的同志，而且是少数清楚孙文在横滨所有行止的人。录音带既出现这样一个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大月薰与孙文有关连是可以追查的。
　　《读卖新闻》提到的"温炳臣"，据我所知，炳臣是字，此人名温芬，广东南海人，在横滨一家洋行做事。孙文住在横滨时，他常在寓所担任招待。辛亥革命后，改做煤炭生意。他是老兴中会会员，他的叔叔温遇贵，做洋行买办，也是会员，后来脱离了。温芬直到抗战发生时，还在横滨，当时已是仅存的两位会员（另一位是黄焯文）之一了，后来黄焯文回国了，他却老死他乡。大月薰录音带中出现这一"鲜为人知的名字"，足见此一樱花夫人，不是空穴来风的。
　　《读卖新闻》又说，现年七十六岁满头银发的宫川富美子，目前和儿子媳妇一同住在横滨市西区南浅间町三十二之十号，闲居在家。她在十七日晚间，接受《读卖新闻》记者访问说："我从母亲那儿知道自己是孙文先生的女儿，但因为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因此没有公开。"
　　在整个的历史追踪中，我们逐渐发现，为了"顾虑到孙文家族的立场"，在孙文一生和女人的关系中，不论是中国的陈夫人，还是日本的樱花夫人，她们都自我牺牲，一个个功成不居，把自己隐藏在年复一年的沉默里。虽然如此，我们主持正义的历史家们，却不能随同沉默，我们要发潜德之幽光，在血泪交织的革命史中，"国父入土，国母出土。"加入她们伟大的名字！
　　一九八四年八月二十三晨二至六时
　　〔注一〕据刘成禹《世载堂诗待删稿》，冯自由原注为"横滨华侨邮船会社经理香山张能之，亦名仁之，与先总理有通家之好，亡命食宿，均主张宅。总理眷属陈夫人瑞芬，原名香菱，亦曾寄寓张家。陈夫人居日本、越南、新加坡，恒为来往同志洗衣供食，异常辛勤，总理大得其助。"
　　〔注二〕原注：一九0六年前后，池亨吉曾追随孙中山先生到南洋参加中国革命工作，担任英文秘书任务，并曾参加镇南关之役，著有《支那革命实见记》一文，当时在日本报纸发表，文内提到的孙夫人，就是陈粹芬。"肃然的参谋本部，忽然就变为繁忙的事务室了，……各事各人，不遗余力地进行。就中孙氏的夫人，就自己担当因涮檄文，非常忙碌。"（上海三民书局出版的中译本，页一三）又说："十二月三日，午前四时，大家会集于食堂，共斟离别酒。孙氏的夫人虽是很刚毅的广东妇人，但也不堪别凤离凰之悲。后来，我们一启程，她的眼边人情也表露出来了。"（页三六－三七）此中译本，有乐炳嗣写的序。乐将陈粹芬误为卢夫人。其实，卢夫人当时在檀香山。
　　〔注三〕刘成禺回忆住在中山石歧的陈夫人后，又有一段回忆住在澳门的卢夫人如下："既抵澳门．晋谒卢太夫人，太夫人年八十三矣，和蔼康健，步履与少年人无异。其次女戴夫人亦出现，时戴君恩赛适去香港，晤谈数语，即辞出。按先生家世，长兄眉公，经营农商业于檀香山；眉公子曰孙昌，在旧金山医科大学毕业，先生在广州大元帅府，奉命收海军，为流弹所中阵亡。昌有二子，长曰孙满，现任士敏土厂总理；次孙乾，即今之中山县长。乾卒业日本士官学校，再赴意大利习陆空军，抗战时任闽军副总司令，今治中山，颇著政绩，此眉公世系也。先生生孙哲生科；长女媛，年未及笄，早卒；次女婉，适戴君恩赛。戴君曾留学美国，得博士学位，后任梧州关监督、巴西公使，今与夫人同居澳门，并侍卢太夫人。卢太夫人云，在澳门居处甚适，可常与平民亲友晤言，颇足娱晚景也。"卢夫人死在一九五二年，活了八十六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