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遥散文随笔集

路遥散文随笔集_路遥
在茅盾文学奖颁奖仪式上的致词
非常感谢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们几个人。本来，还应该有许多朋友当之无愧地集成受这一荣誉。获奖并不意味着作品的完全成功。对于作家来说，他们的劳动成果不仅要接受当代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以伟大先驱茅盾先生的名字命名的这个文学奖，它给作家带来的不仅荣誉，更重要的是责任。我们的责任不是为自己或少数人写作，而是应该全心全意全力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精神需要。我国各民族劳动人民创造了辉煌的历史壮丽的生活，也用她的乳汁育了作家艺术家。人民是我们的母亲，生活是艺术的源泉。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常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才有可牟把握社会历史进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创造出真正有价值的艺术品。因此，全身心地投入到生活之中，在无数胼手胝足创造伟大历史伟大现实伟大未来的劳动人民身上领悟人生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应该是我们毕生的追求；因此，对我们来说，今天的这个地方就不应该是终点，而应该是一个新的起点。
谢谢。
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
我感评委们将本届茅盾文学奖授予我和另外几位尊敬的同行，就我个人而言，获此殊荣并不平静。毫无疑问，还有许多朋友本应该当之无愧地受这一荣誉。
获奖并不意味着一部作品完全成功，因为作家的果不仅要接受现实眼光的评估，还要经受历史眼光的审视。
在当代各种社会思潮艺术思潮风云涌的背景下，要完全按自己的审理想从事一部多卷体长篇小说的写作，对作家是一种极其严竣的考验。你的决心，信心，意志，激情，耐力，都可能被狂风暴雨一卷而去，精神随时都可能垮掉。我当时的困难还在于某些甚至完全对立的艺术观点同时对你提出责难不得不在一种夹缝中艰苦地行走。在千百种要战胜困难中，首先得战胜自己。
但是，我从未感到过劳动的孤立。许多同行和批评界的朋友曾给过我永生难忘的支持和透彻的理解。更重要的是，我深切地体会到，如果作品只是顺从了某种艺术风潮而博得少数人的叫好但并不被广大的读者理睬，那才是真正令人痛苦的。大多数作品只有经得住当代人的检验，也才有可能经得住历史的检验。那种藐视当代读者总体智力而宣称作品只等未来才大发光的清高，是很令人信服的。因此，写作过程中与当代广大的读者群众保持心灵的息息相通，是我一贯所珍视的。这样写或那样写，顾及的不是专家们会怎样说，而是全心全意地揣摩普通读者的感应。古今中外，所有作品的败笔最后都是由读者指出来的；接受什么摈弃什么也是由他们抉择的。我承认专门艺术批评的伟大力量，但我更尊从读者的审判。
艺术劳动应该是一种最诚实的劳动。我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间可能瞒过批评家的耳朵，但读者能听出来的。只要广大的读者不抛弃你，艺术创造之炎就不会在心中熄灭。人民生活的大树万古长青，我们栖息于它的枝头就会情不自禁地为此而歌唱。
作为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对中国这膛村的状况和农民命运的关注尤为深切。不用说，这是一种带着强烈感情色彩的关注。“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土地爱得深沉……”（艾青）是的，生活在大地上这亿万平凡而伟大的人们，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在很大的程度上也决定着我们的现实生活和未来走向。那种在他们身上专意寻找垢痂的眼光是一种浅薄的眼光。无经政治家还是艺术家，只有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才有可能把握住社会生活历史过时程的主流，才能使我们所从事的工作具有真正的价值。在我的作品中，可能有批判，有暴露，有痛惜，但绝对不能没有致敬。我们只能在无数据胼手胝足创造伟大生活伟大历史的劳动人民身上而不是在某几个新的和古老的哲学家那里领悟人生的大境界，艺术的大境界。
《平凡的世界》对我来说已经成为过去。六年创作所付出的劳动，和书中那些劳动动者创造生活所付出的艰辛相比，不值一提。但是，我要深深地感谢《花城》文学杂志社会及谢望新，《黄河》文学杂社及珊泉，中央人民广播电台部及叶咏梅，特别感谢中国文联出版公司及本书的责任编辑李金玉，他们热情而慷慨地发表、播出和出版了这本书，才从书中的故事又回到了创造这些故事的人们中间。
作家的劳动
我在文学创作方面的劳动历史并不长，这里所谈的只是一些肤浅而零碎的认识。
一个人想搞创作，一开就想接触一些创作方面的理论和技巧，这是必要的。但是，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往往容易被忽视，这就是：如何正确认识和对待文学创作这种劳动。
搞文学，具备这方面的天资当然是重要的，但就我来说，并不重视这个东西。我觉得，作品在某种意义上，不完全是智慧的产物，更主要的是毅力和艰苦劳动的结果。
从工作特点来看，作家是个体劳动者。这种独立性的劳动非常艰苦，不能指靠别人来代替。任何外在的帮助，都不可能缓减这种劳动的内在紧张程度。有时候，一旦进入创作过程（尤其是篇幅较大的作品），如同进入茫茫的沼泽地，前不着村，后不靠店，等于一个人孤零零地在篇纸上进行一场不为人所知的长片。时不时会垮下来，时不时怀疑自己能否走到头，有时，终于被迫停下来了。这时候，可能并不是其它方面出了毛病，关键是毅力经受不住考验了，当然，退路是熟悉的，退下来也是容易的，如果在这种情况下被困难击败了，悲剧不仅仅在这个作品的失败，而且在于自己的精神将可能长期陷入迷惘状态中，也许从此以后，每当走到这样的“回心石”面前，腿就软了，心也灰了，一次又一次从这样的高度上退下来，永远也别指望登上华山之巅。遇到这样的情况，除过对自己所写的东西保持清醒的头脑以外，最重要的就是要咬着牙，一步一步向前跋涉，要想有所收获，达到目标，就应当对自己残酷一点！
文学创作的艰苦性还在于它是一种创造性的劳动，任何简单的创造都要比复杂的模仿困难得多。平庸折作家会反复制造出一堆又一堆被同样平庸的评论家所表扬的文学废品，而任保一个严肃认真的作家，为寻找一行富有创造性的文字，往往就像在沙子里面淘金一般不容易。如果说创作还有一点甜头，那么，这种甜头只有在吃尽苦头以后才能尝到。
为了适应这种艰苦的、创造性劳动的需要，我们必须一开始就培养自己的优良品质。
首先要有坚强的性格。一个软弱的人不能胜任这个长期艰苦的劳动。性格的坚定是建立在信仰的坚定这个基础上的。
一个人要是对社会、事业等等方面没有正确的认识和坚定的信仰，也就不可能具有性格的坚定性。而一个经常动摇的人怎么可能去完成一项艰难困苦的事业？
性格也不完全是天生的，主要是在长期社会生活中形成的。我们不仅应该在创作实践中，更重要的是应该在日常生活中主动寻找困难，在不断克服各种困难的过程中锻炼自己的性格，不要羡慕安逸和乐，不要陶醉在一时的顺利和胜利中，我们应该不断地强迫自己自找苦吃。
对生活应该永远抱有热情。对生活无动于衷的人是搞不成艺术创作的。艺术作品都是激情的产物。如果你自己对生活没有热情，怎么能指望你的作品去感染别人？当然，这种热情决不是那种简单的感情冲动。它必须接受成熟的思想和理智的指导。尤其是在过入艺术创造的具体过程中，应该用冷静的方式来处理热烈的感情，就像铁匠的锻造工作一样，得把烧红的铁器在水里蘸那么几下。不管怎样，作家没有热情是不行的，尤其是在个人遭到不幸的时候，更需要对生活抱有热情。
应该有自我反省的精神，如果说，一个人的进取精神是可贵的，那么，一个人的自我反省精神也许更为可贵。尤其是搞创作的人，这是一个最重要的品质。一个对自己经常抱欣赏态度的作家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应该经常检讨自己，要有否定自己的勇气。有些人否定别人很勇敢，但没有自我否定的力量，而且对别人出自诚心的正确批评也接受不了，总爱上别人抬举自己。人应该自，但不要连自己身上的疮疤也爱。要想成就自己的事业，就要不断地进行自我检讨，真诚志听取各种人的批评意见；即使别人的批评意见说得不对，也要心平气静地对待。好作品原子弹也炸不倒，不好的作品即使是上帝的赞赏也拯不了它的命运。这个真理不要光拿来教育别人，主要教育自己为好。
总之，文学艺术创作这种劳动，要求作家具备多方面的优秀品质。在塑造艺术形象的过程中，同时也塑造自己。艺术创作这种劳动的崇高决不是因为它比其他人所从事的劳动高尚。它和其它任何劳动一样，需要一种实实在在的精神。我们应该具备普通劳动人民的品质，永远也不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像牛一样，像土地一样的贡献。传大的歌德曾经过样说过：“对于一个从不断的追求中体验到欢乐的人，创造本身就是一种幸福，他所创造的财富却没有意义。”这是一个劳动者更高的精神境界，愿我们大家都喜欢这句话。
病危中的柳青
为了塑造起挺拔的形象来，这个人的身体现在完全佝偻了。他本来就不是一个体格魁梧的人，在进行一生紧张繁忙的艺术创造后，加上越来越危急的病情，身板单薄得风能吹倒。整个躯体像燃烧过熊熊大火的树木，变得干枯而焦黑，一切生命的嫩枝叶似乎看不见了。
严重的哮喘使得他喉管里的出气像破风箱发出的声音一，让站在他面前人也压抑得出不上气来。胸脯是完全塌陷下去；背却像老牛脊背一般曲折地隆起来。整个身子躬成了一个问号。
这就是他吗？这就是那个令人敬仰羡慕的艺术家吗？
这就是他。此刻，他正蜷曲在西安陆军医院内科二楼一间普通病房里，时不时就喘成了一一团。体重肯定已经不到一百斤了，从袖筒里和裤管里伸出来的胳膊腿，像麻杆一般纤细。
探讨他的人看见他住在这么简陋狭窄的病房里，都先忍不住会想：这样一个有成就、有影响的作家，又害着如此严重而危急的气管炎和肺心病，再不能得到条件更好的治疗环境吗？
得不到了。病危的作家先后提出的一些小小的愿望，都遭到了傲慢的冷遇和粗暴的拒绝。他甚至在中国西北这个最大城市里，一直连一间有取暖设备的住房都找不到，而在几年前，周恩来总理就作了关怀这个人健康的指示，结果也全然未被某些人当成一回事。在这些“官”的眼里，这个受人爱戴的艺术家充其量只是个“写书匠”，值得他们这样大的“人物”关心吗？作家的病情眼看一天天恶化了，可他的医疗和生活一点也不能得到改善。有时候，竟然得靠儿女们用架子车拉着他穿过车水人流的繁华闹市，才能到医院里去看病。
这个一生倔强的老头现在已经到了生命垂危之际，难道让他自己东跑西颠求人“走后门”吗？
此刻，这个孤独的、病危的老年人，衰败的身体里包藏着一副坚硬的骨头，傲然地躺在这间暖气不足的病房里。脚地上放着一个儿子自做的拳头大的电炉子。热一热饭菜，烤一烤冻僵了的手。
在这里，他仍还是那身农民式的穿戴——正如讲究衣著的人把质地很差的布也要设法做成毛髦服装一样，他把“的克良”也裁成了这种老百姓的式样。一双脚是很小的，甚比有些女同志的脚还要小。头却是很大的，尤其是前额的宽阔在一般人中间是少见的。几道深刻的皱镂刻在光光的脑门上，像海浪留在岩石上的痕主迷一样——谁知道那里面藏着多少生活风暴的记录呢？
要是细心的人，就会观察到全右手的指头明显地弯曲了许多，像有什么痼疾似的带着不能看见、只能感觉到的痉挛，松懈向外撇着——这分明是一只疲劳过度又不能得到良好休息的手。一副金丝边的蚂昨腿眼镜，用绳子在光头的勺上挽结住，如同小市镇上常见的钟表修匠一样逗人。只在上唇上那一撇鲁迅式的浓黑的髭须，才给人一种学和艺术家的风度。
不过，智慧的光芒就是在这张老农似的脸上也是掩饰不住的——它时刻都在那两片镜子后面辉煌地闪耀着。这是一双无法描述的眼睛。就是在病痛的折磨中，仍然放射着光彩；尖锐、精明，带着一丝审度和讽刺的意味。这双眼睛对任可出现在它面前的人和事物，一边观察、分析、归纳，一边又同时在判断、抽象、结论——而所有这一切好象在一瞬间就都完成了。
除过眼睛透露出内心的生机外，这个蜷曲在病榻上的人，现在看起来完全是一副弱不禁风的样子。第一次看见他的人，谁能象得来他曾多次穿越过战争的风暴，尔后在皇甫村的田野里滚爬了十几个年头，继《种谷记》和《铜中铁壁》之后，又建造起像《创业史》这么宏大的艺术之塔呢？人们更难想象，在文化革命中，他这副身板怎么能经受得住连续不断的游街和“喷气式”的折磨？还有用说爱人被整死所造成的精神上的摧残了？
但这一切他挺过来了。他进行过巨大创造；也经受过巨大的创伤。他时不时被拉进医院，随后又迈着有力的步伐着有力的步伐走到美好的或者险恶的生活中来。
现在，他又痛苦地蜷曲在他一生所讨厌的地方了。他自己感觉得来，这次的病情预兆着不祥，生命的终结也许是指日可待了。在这样的时候，作为一艺术家，他是有理由为自己已经创造出的东西骄傲的：在我们已有的文学基础上，他自己新建筑起来的艺术之塔似乎要比他同时代任何人的建筑要宏大和独特一些。真的，在我国当代文学中，还没有一部书能像《创业史》那样提供了十几个乃至几十个真实的、不和历史上和现实中已有的艺术典型相雷同的典型。可以指责这部书中的这一点不足和那一点错误，但从总体上看，它是能够传世的。在作家逝世一年后的全国第四次文代代会上，周扬同志所作的那个检阅式的报告在谈到建国以来长篇小说的成就时，公正地把《创业史》列到了首席地位。是的，在没有更辉煌的巨著出现之前，眼下这部作品是应该占有那个位置的。
但此刻躺在陆军医院里的这个人，并不认为他的创造应该在生命结束之前的现在就停止。不，这个坚强的共产党人和创作欲望强盛的艺术家，决不忙着就写他的“墓志铭”。他用平静的声音幽默地向他的医生提出一个“建议”：“主上我再活几年吧。”这并不是为了贪生，他紧接着前面的一句话，大动感情地呼喊：“好让我把创业史写完呀！”不难看出，诗人最大的痛苦不只是在于自己的命，而在于他不能完成的事业！这是一个真正的悲剧。试想：如果不是那十年的动乱和疯狂，搁置了他的创作，弄坏了他的身体，他的《创业史》按原来的计划本来早已经完成了，而且作为一个成熟了的作家，如果他保持着原来的身体状况，谁能想象他还会给我们留下些什么！
尽管他忍不住痛苦地向医生求助，但他自己也明白的知道，他的《创业史》是写不完了。尽管如此，这个党性极强的共产党人和具有使命感的艺术家，决不在他生命终止他自己的创业历史。他知道，眼下，他自己的创业史和他所写的《创业史》，都还是不完全的史诗。他同时也意识到，即就是《创业史》一书不能完成，作为他自己人生道路的创业史应该是一部完整无缺的史诗。
不屈的叙事诗认正是抱着这个伟大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尽管重病缠身、危在旦夕，他仍然在这间冷冰冰的病里，让自己衰败的身心燃烧起了熊熊的大火；他要让生命在最后的一瞬间爆出耀眼的光芒——如同彗星在黑暗中消失之前那样。
他伏在窗着那破旧的圆桌前，比以往更使劲的用蝇头小楷，连明昼夜地建造他未完工、也完工不了的宏传建筑。蜡黄的脸上，亮晶晶的汗珠，一串一串地淌下来，枯瘦而颤索的手指揩也揩不及。此刻，他就像一个笮于收麦季节的关中农夫一般和繁忙。他用越来越运用自如的笔，在已经勾划过了的画布上，更出色的涂抹着五颜六色的农村生活；用灵巧熟练的艺术雕刀再一次精雕那些已经令从惊叹的人物肖像。
原来的那一大群人物继续在蛤蟆滩、下堡村那一喧喧嚷嚷，翻天覆地；而梁生宝、郭振山等人已经被作家引到了渭原县城——好腾出空子让二流子兵痞白占魁闹个事端吧！让梁大借此到黄堡镇碰头耍赖吧！让冯有万发火吧！让高增福发愁吧！
让消息传到渭原县的三干会上吧！让郭振山畅快地笑吧！然后再看梁三所称作他的“伟人”儿子怎样平息这场纠纷……
所有象色都被这个匠心高超、病入膏盲的“导演”拉到了另一幕大剧之中；观众在前几幕剧中已经熟悉的人物在新一幕中陆续登场；而从没露过面的人物又耀夺目的相继出现……
他一边喘息着，一边赂口里喷着药剂，吞着药丸，一边统帅着《创业史》里各种阶级、各种类型的人在他为他们铺设的“道路”上喧嚣地前进着。他把蛤蟆滩上所有的这些人都带到这个病房里来了。他强迫这些人物进入他的心灵；而他也要固执地走进这些人的心灵中去。他同时运用戏剧导演家的热情和外科医生式的冷静来对付这群不太听话的“熟人”（他常称《创业史》里的那些人物为“熟人”）。可以毫不夸张的说，他后半辈子大部分时间都是生活在这一群“熟”中间的。他能离开自己生活中的亲戚朋友，但永远也离不开他所创造的这些人物，因为“所有这些人都是他的孩子，又都是戴着各种面具的他自己”（引号内为卢那察尔斯基的话）。
在这些日子里，焦急地关心着作家健康的《延河》文学月刊社的编辑们，时不时听见他被抬进了抢救室；可他的《创业史》第二部的手稿还是一章又一章不断头的送到编辑部来了；字里行间，犹闻他一片喘息之声！这就是一个濒临死亡的人创造的迹——啊！我们这些体格健壮的人又能做出些什么呢？
现在请来看看吧，他是在一个什么样的境况中创造着这些奇迹的——
在这个不到十个平方米的空间里，现在到处摆着维持和抢救生命的医疗器械：立在床头角里的大氧气瓶，像一颗小型导弹一般矗立；床下是一个汽车轮胎，里面装的也是氧气。
那破旧圆桌靠墙的一边，放着中国青年出版社送的夏杂的雾化喷药器；而在他自己的手里，还一刻不停的拿着一个带嘴的橡皮囊，过不了几分钟，就要像给自行车打气一般，往中里喷着止喘的雾剂。各种输氧和输液的皮管子，从这里那里交着伸到他的鼻孔里或者胳膊上，有些管子一天二十四小时不下身。在这个用皮管子把他和各处众多的器械联接在一起的房间里，他本为简直就像一部仪器的主体部分。他就牵引着这些“绳索”生活着，工作着。累了的时候，就蜷曲到床上，或者靠在家里拿来的那把靠背上有个窟窿的破圈破圈椅里。病情危急时，双目紧闭，喘成一团，脸立刻变得像荞麦皮一般黑青，常常动不动就被护士们抬进了抢救室——有几次的确过去了，后来又竟然神奇地活了过来。
只要活过来，稍微积蓄了一点力气，他就又伏在那张破旧的圆桌旁边，握起笔，铺开稿纸，面对着他那些可爱的和可僧的人物，全部神经都高度的集中起来了，就像不久前那个拿着听诊器站在他面前的医一般严峻。
要是这其间有客人出现在他面前，尽管他是多么的不痛快，但还是立刻把所有创造中的愉快和肉体上的痛苦都一齐埋藏起来，恢复了他平时惯有的镇定、幽默和乐观的态度。他机敏的开玩笑；庄严地创造格言和警句；孩子般笑得前伏后仰！
不论是踏破门限的约稿人，还是纷纷来探望病情的亲戚朋友，或是为了虚荣心见一名人好出去吹牛皮的“文学界的社会活动家”们，他一律都谦虚和善意来接待。
他病得实在说不成什么话了，但总是认真倾听别人说话。
有时他也忍不住一边喘息，一边说了起来。在他高度文雅、遣词酌句、极有教养的谈吐中，有时冷不丁会冒出来一句他们陕北家乡的粗鲁话。这是一些非凡人物通常都具有的性格特征。
不论说什么事，讨论什么问题，长期养成的思考习惯，使他对涉及到的一切都采取一种认真态度。决不因为严重的疾病压身，或者所面对的问题和事情是属鸡毛蒜皮一类，就让自己的精神和思想处于麻痹松懈状态。哪怕是谈论苹果树的栽培技术呢，他会立刻使自己处在园艺专家的位置上，动员他所有这方面的知识来参予这种谈话。强烈的好胜心和自信心与严谨的科学态度和谦恭的领教精神在他身上好并不对立，而恰当的统一起来，然后力争使自己在讨论的这一个问题领域中，认识比别人领先，立足点比别人站的更高一些。这不是为了显能。任何一个搞大事业的人就是时时处处这么严格的把自己训练到生活排头兵的位置上。毫无疑问，在这个人的生活目标中，有一点是很明确的：一时一事都严格训练自己，使自己最终能跑在同时代同行业人们的最前头。这个个性很强的人，一生都是这样要求自己的——就是眼下已经快要最后倒下去了，他手里握着氧气瓶，还继续往前跑——他觉得最好是把所有的“文学健将”肟在他的身后！他并不伸出脚去绊倒跑在他前的人；他只是想用他自己的力量尽量跑在前面！
现在，这个累得喘成一团的、带着氧气筒的文学“长跑运动员”，在六十年代初显然已经取得了名列前茅的“名次”，但他仍然在拼命跑着——他自己为自己规定的“冲刺线”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他知道他已经永远失去了“冲刺”的机会，但他决不会因此而退下阵来。他还在遥远的地平线上。他知道他已经就远失去“冲刺”的机会，但他决不会因此而退下阵来。他殃在正和死亡一分一秒的争夺着时间！
社会上时刻都传递着他病危的消息。这些消息当然很快就被刚见过他的人证实了。的确。这个人时时刻都处在生命垂危之中！
但他一天又一天顽强地活着，不停地创造着。他雕刻《创业史》里的人物，同时也在雕刻着他自己不屈的形象——这个形象对我们来说，比他所创的任何艺术典型都具有意义；因为在祖国将面临的一个需要大量有进取心人物的时代里，他是一个具体、活生生的楷模！
他所住的这个充满各器械的、奇特病房里，唯一的一扇户是朝南开的。在曙色或者暮色中，他把输氧的皮管用胶布固定在鼻孔里，佝偻着身子，孤独地，若有所念地静静立在窗着前，向的远方张望；眼前急切地穿过城市南面的一片高楼大厦，寻找云雾缭绕的终南山巅——终南山下，正是那熟悉的稻田与麦田交织的田园啊！他在那里的泥土中生活了十几个年头，可是现在却不能回去了。皇甫村那个他住了十几年的家连同他亲爱的马葳同志（他的爱人）都在文化革命中被毁灭了——现在那一切都已经成了痛苦的记忆。他现在真像《创业史》里的单身汉高增福一样带着一种悲壮的性格和一身傲骨率领着他的几个还未成家立业的“才娃”，在姚士杰、郭世富、郭振山们的冷眼中，不屈不挠地进行艰苦的创业。他坚信地信仰了一生的事业不会毁灭，就像终南山和终南山下的大地田园永远不会毁灭一样——正因为如此，他才在这个间不到十平方米的病房里，丝毫也不放弃神圣的使命和职责；全然不顾即将到来的死亡，仍然继续为已经进笔但还没有完成的一切拼命的奋斗着！
哦，尊敬的柳青同志，面对着病危中的你，我们简直连一句安慰你的话也说不出口来；你已经孱弱到了这个样子，但你比我们任何人都活坚强。让我们所有的人都站在你的病榻前面吧，向你致以深深的、但绝不是最后的敬意，请你相信，就是一个最普通的劳动者，只要他从你的作品和你自己本身所具有顽强的进取精神中，接受过一些有益的教导，他就不会用鼾声去回答生活的要求！
根据过去的印象和感受写于西安
答《延河》编辑部问
问：你在自己的作品中创造过许多艺术形象，你能向读者真实地描述一下你自己吗？
答：自己很难描述自己。其实，我在我的作品中已经自觉和不自觉地袒露过自己。从一切方面说，我是一个极其普通的人。和大多数人一样对生活抱有最实际的想法，并且根据自己的条件发挥自己的长处，争聚获得某种成功——对我来说，这往往得通过一连串的失败才能达到。从来都轻视机遇，而把一切希望建立在自己切实的努力之上。只有诚实地劳动，才可能收获，这是我的生活信务。当然，在生活历程中，也还和常人一样犯各种错误。
我的最大爱好是一个人苦思冥想。思考的问题和事物广泛而庞杂。当然不都是文学问题。内心越是活跃和激烈，外表却越是平板和慵懒。相反，外表活跃的时候，内心却在处于一种相对松弛的状态。思考激烈的时候，路遇熟人，往往忘了礼貌性地打一声招呼，为此总给别人得出骄傲的印象。加之眼睛近视，平时又不爱戴眼镜，经常遭朋友们抱怨，说在街上和他们擦身而过竟然视而不见。有时候为避免失礼，行进中如觉有迎面走来，不管是否熟人，脸上慌忙先做出笑容可掬状。我喜欢生活和艺术中一切宏大的东西，如史诗性著作，交响乐，主题深邃的油画，大型雕塑，粗犷的大自然景象，未加修葺的古代建筑和观看场面狂热的足球比赛等。生活习惯随便，几乎到了某种散漫的程度。吸烟无节制，已经到了一种不可收拾的地步。晚上读书常引起失眠症，但治疗失眠症还靠读书，一直读到书从手中自动失落为止。
还是开头那句话，自己很难描述自己，正如摄影师给别人照相时，很少顾及自己的形象。自己的形象最好由别人来描画。
问：你是怎样走上文学创作道路的？在此以前，你都做了哪些准备工作？
答：我一九六六年初中毕业，正赶上文化大革命，丧失了继续学习的机会，以后的岁月是在动乱之中度过的。在这些年月里，学习理工科是没有条件的。但文学书籍还总能找到一些，于是捉住就读，这样便产生了爱好。要在一种事业中取得某些进展，首先得爱好这种事业，这可能是一个起码的要求。但这还不够，要搞出点名堂，需要扎扎实实地去努力。首先应该明了，在自己所从事的这一项事业中，前人已经达到了怎样的高度。这就要求大量地阅读古今中外的文学著作和其它方面的典籍。读文学作品，在文学史的指导下阅读是一个好的方法。因为你不可能把前人所写的书都读完，实际上也没有必要。根据文学史所提供的线索，你就会读到中外历代一些最著名的经典著作。这些著作的总和代表了整个人类历史文化的面貌和水平，有了这个了解，你就再不会犯狂妄的毛病。对于初学写作的人来说，最容易犯这个病，而这个病往往会断送你在文学事业上的前程。当然，读这些经典著作，不仅仅是治狂病，最主要的是它给我们带来无穷无尽的营养。任何时代有成就的作家都得首先吸取前人的乳汁，才能使自己成熟并把自己的乳汁再留给后人。另外，应积极地投身于火热的社会生活中去，寻找困难，主动体验生活中一切酸甜苦辣的感情。丰富的生活经历和阅历，丰富的生活体验和感情体验，这是搞创作的基本财富积累。没有这个积累是绝对不行的。不要让生活来找你，而自己应该投身于生活，并主动去寻找那些丰富的、严峻的、能给人以磨练的生活去实践，去体验。当然，心理状态应该是这种生活的一个自然的成员，而不是仅仅抱着写作的目的才去生活的。有些青年人常常抱怨自己没有所谓“曲折的”生活经历。实际上生活要靠自己去寻找，去创造。
读书、生活，对于要从事文学事业的人来说，这是两种最基本的准备。这就是我对以上这个问题的回答。
问：当你发表第一篇作品，或创作取得初步成功之后，想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想得最多的是：最困难的工作将在下面。
问：你在创作上遇到没遇到困难或挫折？遇到困难或挫折时，你是怎样坚持下去，并终于取得突破的？
答：困难或挫折是经常性的。这种困难在很大程度上是自己为自己专意设置的。追求的目标越高，困难和挫折的系数就会越大。但是没有追求，就不可以产生像样的作品。为了“顺利”而回避困难，实际上等于自己欺骗自己。文学本身就是一种困难的事业，一切都是在不断克服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挫折中进行的。因此，具备顽强的毅力对作家来说是一个先决条件。有时候，一个作品到了关键的时候，需要更大的力量才能搞好，而这时候往往是作家最感吃力的时候。这是一个严峻的考验，好比登山到了最后几十米，每一步付出的代价比当初不知要大多少倍。没有比这更惊心动魄的了。这时候一般的紧强还不够，需要一种特殊的坚强，那就是，只要腿还能迈动，就继续迈动；即使倒下来，也应该往前爬；即使爬不动了，失败了，意识和灵魂也应该继续攀登——这是为了下一次攀登而应保持一的一种精神状态。要知道，一次壮丽的失败就可能产生一次辉煌的胜利。最为悲哀的是永远倒在一个失败的终上——要认识到，这决不是终点，完全可能是通向目标的一个连接点。要在困难和挫折中突破，首先要战胜自己。
问：你是一位有追求的作家，请谈谈在这个问题上的理性思考。
答：所有作家都追求。所谓追求，就是不满足自己已有东西，力图在生活和艺术中有新的发现。但关键的问题是追求什么。关于这一点，不同的作家有不同的理解，我不喜欢利用生活中的一些偶然的事件而制造故作惊人的作品；我喜欢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实际上是真正惊人的东西。有些巨大的东西往往在日常细碎之中。河流越是宽阔，表面上越是看不见波浪。你在生活中发现的新现明，新因素，新品质，这是生活本身的发展和创造所带来的，并不是你自己创造的。
因而这种新的发现才能够引起最广大读者的共鸣。你在艺术上的新发现和新创造也正是这种生活的一种自然的要求，而不是一种主观主义的别出心裁。相反，刻意去追求一种时髦的、商业性的、刺激性的，甚至举办一个生活的怪胎展览会，而标榜自己有新追求历史将证明这种“前进”充其量不过是脸朝前而两条腿实际上倒退着走罢了。
问：请以你的作品为例，谈谈你是怎样从生活中获取题材的。
答：我曾经一再说过，我最为重视自己生活中的体验，而不重视那些道听途说的生活故事。自己对所表现的生活缺乏一种深切的体验，故事再生动。也不可能写生动。文学作品光靠曲折甚至离奇的故事，可能有某种吸引力，但很难打动人心。真正的艺术作品的魅力，正在于作家用生活的真情实感去打动读者的心。因此，生活首先要打动作家的心，作家才有可能用自己所描写的生活去打动读者的心。我常常选择我自己体验最深的生活题材来表现，比如《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如果我没有困难时期在学校的那段生活体验，我就不可能进行《在困难的日子里》的创作。如果我没有从农村到城市这样的生活经历和这个经历过程中的各种体验，我也就不可能写出《人生》。实际上，作为故事来说，我听过无数比这两个作品更为有趣的故事，但这些故事中的生活我没有深切的体验，因此这些故事再绝妙我也不可能写好。当然，不是自己所有的生活体验都可以作为写作题材的。
应该把自己的生活体验，放在时代的、社会的大背景和大环境中加以思考和检验，看其是否具有时代意义和社会意义。不能将自己的思想情绪误认为时代的思想情绪。一定要从自己的生活体验中寻找到广阔而深刻的社会生活的内涵。总之，还是那句老话：写自己熟悉的生活。但仅此还不够，应该把自己熟悉的生活上升到时代和社会和高度去认识。
问：能否向读者介绍一下你的创作习惯？
答：第一篇作品的产生都极其艰难。在很多情况下，作品不是靠才能而是靠苦熬来完成的。在动笔之前是漫长的构思过程。在这一过程中，有意放纵思绪，使其达到恣意泛滥的程度。不急于形成一种写作的格局。即使形成了一种较为完整的格局，也很快双被打烂，试图寻找更好的选择。经过许多次的反复，知道自己在这一题材领域中再没潜力可挖的时候，才开始动笔。极重视动笔前的准备，但不拟定详细的提纲，只记下一个大的情节发展脉络和要点。我的体验是，作品中最重要的东西首先要变成自己血肉般的一部分。头脑里记不住的，即使记在纸上也不起作用。
写作时喜欢一鼓作气，从始至终保持同样激情。最怕写作过程中情绪被意外的干扰打断，什么地方被打断了，什么地方就常常留下一块疤痕，即使后来精心修补，也很难再是本来的面目。为了保持生活的逼真感，常选择和作品很相似的环境中写作，这样可以随时将作品的细节带到环境中去印证，需要的时候可以立即到生活中去补充。比如写《人生》时，我住在陕北一个小县城的招待所，出城就是农村。有一晚上，写德顺凶带着加林和巧珍去县城拉粪，为了逼真地表现这个情节，我当晚一个人来到城郊的公路上走了很长时间，完了回到桌面上，很快把刚才的印象融到了作品之中，这比想象得来的印象更新鲜，当然也更可靠。
工作时间一般在中午到凌晨两点为最佳。上午睡觉，觉有午休习惯，吃完午饭后用一个小时看报纸。写作时不愿读书，但每在必须详细读过《人民日报》、《光明日报》、《陕西日报》、《参考消息》四种报纸。读报是一种长期的习惯，有时所处地方偏僻，读不到报纸，但必须想办法读到。自我感觉读报是一种最好的休息和调节。因为整天在虚构的世界里，极想看看当天真实的世界里发生了些什么事。奇妙的是，这种时候，读报往往给当天的写作带来许多新的启发，并且对作品构思的某些方面给予匡正。
工作环境和桌面在外人看来是零乱的，但对我一说却是“整齐”的。因为一切从自己工作方便出发，使得一坐下来就能立刻进行工作。
要求自己写作时的心理状态，就像教徒去朝拜宗教圣地一样，为了虔庄地信仰而刻意受苦受罪。工作中由于艰难而难以忍受之时，闭目遥想那些衣衫褴褛、蓬头垢面而艰辛地跋涉在朝圣旅途上的宗教徒，便获得了一种力量。但我是一个绝对的无神论者。我只是说，为了达到目标这样一个信念，就得有一种与此相符的工作精神。也有垮下来的时候，这会造成一种长时间的痛悔而使自己追念莫及。
问：对批评家的意见重视或感兴趣吗？受过些什么启发和影响？
答：很重视。深刻的批评家和文艺理论家常常使作家看到自己的长处和短处。有些批评家的文章看了会使人立刻产生一种创作的欲望。对国内文学批评的现状来说，使人感到不满足的是，有些批评的立足点较低，并且视野也嫌狭窄。
问：谈谈的阅读范围。
答：范围比较广泛。除过文学外，各种门类的书都读一些。对俄罗斯古典作品和苏联文学有一种特殊的爱好。杂志中除过文学作品外，喜欢读《世界知识》、《环球》、《世界博览》、《飞碟探索》、《新华文摘》、《读者文摘》和《青年文摘》等。
问：在中国或世界名某种中，你最喜欢谁的作品？
答：喜欢中国的《红楼梦》、鲁迅的全部著作和柳青的《创业史》。国外比较喜欢列夫·托尔斯泰、巴尔扎克、肖洛霍夫、司汤达、莎士比亚、恰科夫期基和艾特玛托夫的全部作品；泰戈尔的《戈控》、夏绿蒂的《简·爱》、马尔斯的《百年孤独》等。这些人都是生活的百科全书式的作家。他们每一个人就是一个巨大的海洋。
问：你当前最关心的、思考得最多的是什么？
答：自己的工作如何和我们的社会改革相适应。在短短的几年里，我们的国家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个变化是广阔的，深刻的，迅猛的，使人大有目不暇接之感。生活提出了许多新的课题，需要作家来研究。文学如何反映这个大改革，已经迫切地需要作家们做出回答。有些目光敏锐的作家已经写出了反映这方面生活的作品。有的作家正在对生活深入研究，艰苦地做着一些准备工作。
问：社会上有人传说你要写《人生》的续集，你是否有这个打算？
答：我没有这个打算。《人生》小说发表后，许多读者就写信建议我写续集。有的人并自己且写了寄给我看。《人生》电影公映后，更多的人向我提出了这种要求，而且许多人正在自己写续集。我也看到了报纸上报道“万元户”要续写《人生》的报道。对我来说，《人生》现在就是完整的。
对于《人生》这部作品，我欢迎批评界和读者、观众继续争论。但我希望争论以外的其它宣传能够消失，这种宣传已经使我苦不堪言。我希望自己能平静地工作。
问：你对办好《延河》有什么意见、建议和要求？
答：《延河》曾经是一家在全国很有影响的刊物，发表过许多优秀作家作品。它还扶植和培养了许多作家。我自己就是通过这个刊物走上文学之路的，因此我对这个杂志充满了尊敬的感情。
近几年来，文学杂志如林，《延河》仍然做了大量有创见的工作，成绩很大。当然，也还存在一些不足。我觉得主要是版面反映的题材比较窄，影响了读者面。另外，对于本省创作力量的发掘，以及发挥自己的长处和特点不够。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在进行改革的形势下，《延河》本身适应这个形势，在工作方面和版面内容上有个大的改进。
关于《人生》
和阎纲的通信阎钢同志：
收到你八月十七日信时，我正在搬家，里外一片混乱。读罢你的信，我很激动，这主要是由于你对《人生》的敏锐的理解所引起的。
这部作品写完已经一年了，你的信重新唤起了我过去几年中为这部作品前后所经历的那些沉重的思想历程、感情历程和工作历程；唤起了我对这部作品在那些“老熟人”的深沉的回忆——我把他（她）们送到读者面前时，像刘立本出嫁巧珍一样只是感到终于了结了一桩沉重的心事，长出一口气，以后就淡了：嫁出去的女子泼出去的水，由人去看去说吧。现在你把这些人物又引到我的眼皮底下，使我的心不由又为他（她）们震颤起来。
是的，避免人物的简单和主题的浅露，正是我在这部小说中尽力追求的，我自己也很难确切地说出这部作品的全部意思来。我当时只是力求真实和本质的反映出作品所涉及的那部分生活内容。当然，我意识到，为了使当代社会发展中某些重要的动向在作品里得到充分的艺术表达，应该竭力从整体的各个方面去掌握生活，通过塑造人物（典型）把我们时代最重要的社会的、道德和心理的矛盾交织成一个艺术的统一体，把具体性和规律性、持久的人性和特定的历史条件、个性和普遍的社会性都结合起来——也就是说，应该向深度和广度追求。
《人生》显然没有达到应有的深度和广度。我的能力不够，我告诉过你，我为这中小东西苦闷了三年——苦不堪言！灰心和失望贯穿始终。面对大量复杂的多重的交错关系而一筹莫展。同时，对主题的发展线索没有深邃地理解的时候，也是作家痛不欲生的时候。就我的体验而言，这个过程主要是和自己的浅满与无能斗争的过程，收益如何，看你对自己能狠心到什么程度。
现在我向你谈谈这部作品写作之前的一些零乱的思考。
我国当代社会如同北京新建的立体交叉桥，层层叠叠，复杂万端。而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这个词好像是我的“发明”——大约是在你和胡采同志主持的西安地区作家座谈农村题材的那个会上说的），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我在另一篇文章中已经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从本世纪六十年代中期开始，在我国广阔的土地上发生了持续时间很长的、触及每一个角落和每一个人的社会大动荡，使得城市之是，农村之间，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和返乡加入农民行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与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现代思想意识和传统道德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极其重要的方面。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精神道德方面都表现了出来，又是那么突出和复杂。
实际上，世界各国存在着这么个“交叉地带”，而且并不是从现代开始。从古典作品开始，许多伟大的作家早已经看出了这一地带矛盾冲突所具有的突出的社会意义。许多人生的悲剧正是在这一地带演出的。许多经曲作品和现代的优秀作品已经反映过这一地带的生活；它对作家的吸引力经久不衰，足以证明这一生活领域是多么丰富多采，它们包含的社会意义又是多么重大。当然，在当代中国社会中，这一生活领域的矛盾冲突所表现的内容和性质全带有新的特征。
你知道，我是一个血统的农民的儿子，一直是在农村长大的，又从那里出来，先到小城市，然后又到大城市参加了工作。农村可以说是基本熟悉的，城市我正在努力熟悉着。相比而言，我最熟悉的却是农村和城市的“交叉地带”，因为我曾长时间生活在这个天地里，现在也经常“往返”于其间。我曾经说过，我较熟悉身上既带着“农村味”又带着“城市味”的人，以及在有些方面和这样的人有联系的城里人和乡里人。这是我本身的生活经历和现实状况所决定的。我本人就属于这样的人。因此，选择《人生》这样的题材对我一说是很自然的。问题是如何表现，这就是我前面已经简略地谈到我的苦恼所在。
目前我国的文学创作的天地无疑广阔多了，严肃的作家都在努力追求。但正如你指出的，情况有些“纷扰”，最通常的“流行病”有两种：制造时髦的商品或有震动性的“炸弹”，不是严格地从生活出发，以“新”的刺激性为目的；另一种是闭着眼不面对生活和艺术的现实，反正过去的都是永放光辉的法宝，新出现的都叛逆，都应该打倒，老公鸡叫鸣，总就那么一声！而最糟糕的还不仅仅在此，最糟糕的是在以上这两种东西互相指责对骂、混战一场的时候。这似乎是逼迫所有的作家必须在他们之间选择此甲或彼乙，否则，你就可能会成为“被遗忘的角落”。
真正的文学，真正的现实主义文学与以上两种现象毫不相干。但是，在中国，要在作家的灵魂和工作中排除这些现象的干扰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心平气静地在这种“夹缝”中追求自己的道路，需要一种强大的精神力量和对事业的虔诚的态度。在国内有两位前辈作家在创作和合作生活上对我发生过极其重大的影响，一位是已故的柳青同志，一位是健在秦兆阳同志，他们对文学和从事这个事业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和抱有一种令人尊敬的严肃态度。他们都直接地教导了我。只是我自己经常时不时露出毛躁的毛病，这是常令我痛心不已的。就我个人来说，《人生》的写作，一方面是“夹缝”中锻炼走自己的道路的能力和耐力；另一方面，在某种程度上也是我向这两位尊敬的前辈作家交出的一份不成熟的作业。
归根结底，作家不能深刻理解生活，就不深刻的表现生活。对于作家来说，有生活，这还不够；必须是深刻理解了这些生活才行。只有这样，才可能在大量多重的、交错复杂的人物关系中伸缩自如；才可能对作品所要求的主题有着深邃的认识和理解；然后才可能进行艺术概括——当然，这个过程更加繁难，否则，尽管你对生活有了一定的理解和认识，也仍然可能制造出赤裸裸的新闻性质的所谓作品来；这样的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即使最及时地反映了当前的政治和政策，也只能像马克思在责备拉萨尔的悲剧时所说的：“席勒式地把个人变成时代精神的单纯的传声筒。”
不知不觉已经写了许多，至于《人生》，我实在不想多说什么，我从读者写给我的信中强烈地意识到，当代读者的智慧和他们理解与欣赏作品的水平，已经向作家提出了很高的要求，我们必须拿出更成熟的作品来，才能与我们的时代和人民的事业相适应。我自己并没有多少信心，但我总是想努力的。自我们认识以来，你对我的创作一直寄予热忱的关怀。
我不仅希望你对我鼓励，同时也希望你对我批评——后一方面比前一方面更重要！
西安今年出奇地凉爽，几乎过了一个“冷夏”。最近有机会回家乡看一看吗？
致
敬意！
路遥
路遥同志：
短简收悉，我为你高兴。
你带来了好消息，你的消息唤起我种种想法。近期以来，很少有小说像《人生》这样扣人心弦，启人心智。你很年轻，涉世还浅；没想到你对于现今复杂的人生观察得如此深刻。在创作道路上，你也很年轻，经验不足，没想到你纵身一跃，把获奖的中篇《惊心动魄的一幕》远远抛到后边。作为一个文坛的进取者，你的形象，就是陕西年轻作家的形象。
有同志说这是一部爱情小说，从严格的意义上讲，我认为不是，或不全是。有同志说这是一部揭露生活阴暗面的小说，从作者品立意这高来看，我认为不是，或不完全是。有同志说作品主人公高加林是农村社会主义新人；有同志说他是个人奋斗者的典型。有同志说高加林见新忘旧、吉新厌旧；有同志说他追求真正婚姻的自由，为事业寻找文化相当的合法配偶……其说不一，不一而足。按我的经验，作家笔下的性格复杂到使评论者聚讼纷纭、莫衷一是，往往证明这一性格确真而不矫情。
高加林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物呢？他就是复杂到相当真实的一个初出茅庐的年轻人。他的崇拜者、城市姑娘黄亚萍觉得，这个年轻人既像保尔·柯察金，又像于连·索黑尔，是具有自觉和盲动、英雄和懦夫、强者和弱者的两重性的人物形象。性格的复杂性、两重性，是人生社会复杂性、流动性的生动反映和深刻表现。从《人生》总体结构的揣测观察，高加林无疑地正在探索社会主义新人的道路，看得出来，他把这种人生新人的探求放置在相当艰苦的磨练之中。
《人生》中偶然的机缘主宰着人生的命运。情节跌宕有致，故事大起大落，人生之路崎岖难行，高加林不断的翻跟斗。高加林在谋业问题上，由被挤掉到荣任，再由荣任又被挤掉，这就是今天的人生，今天的人生中被你巧妙地截取下来的一小段。这一段选得好，人情世故都有了。高加林在事业上的三部曲，造成了他同巧珍爱情关系上的三部曲，也造成了同亚萍关系上的三部曲，以及同父老村民们关系的三部曲，从而在一个生活难题面前引出现实关系的深刻描写。这一点是高明的。不错，三部曲的偶然机缘，使一个有为的青年难以有所作为，得失荣辱，似在反掌之间。
但是，在偶然的背后呢？有没有宰偶然的东西？这东西又是什么？这个问题，你——作者有所感，但没有明言；我——读者，有同感，却难以言传。你把一个有抱负双有毛病的年轻人投进不正之风的泥潭，以至不能自拔，由此引出一连串发人深思的故事来。你很敏感，你敏锐地感觉到新的事物，你又在努力使自己深刻地理解这些新的事物。你深刻理解了吗？你掌握你的人物的命运了吗？你不以教育者自居，只管让你的主人公在人生的道路上如实地表现自己——奋斗又奋斗，碰壁又碰壁，挣扎又挣扎，最后，觉醒又觉醒，终于，在人生观的高度上领略人生的真谛。但是，你没有写完，没有写到觉醒，尽管作品已露出真情和深意，完全可以独立成篇，然而，毕竟没有写完。
你给读者出了难题。
读者解题的过程，就是艺术欣赏的过程。高明的作家，总是留有余地，激发读者投身其中，死死地拽住他们，以其无比丰富的聪明才智，和作家一起共同创造自己的典型形象。
爱情的描写异常动人。你发现了一个多么可爱的女子啊！
我指的是巧珍。她虽土而不俗，不知书却达理，自插而不自贱。他爱高加林，如痴般地爱着，但绝不向爱乞求，她自始至终没有失掉自己的尊严。她可以为他而死，但必须以对方的爱情作为前提。她恨高加林，但更多的是怨而不是怒，她不像有些农村姑娘失恋之后，或者忍气吞声，甘愿在命运面前认输；或者死去活来，一哭二闹三上吊。她反而从失恋中痛感到文化知识对于普通农妇的重要，反而以已嫁之身暗中扶助加林而毫无报复的企图。巧珍的可爱，足以使读者的精神为之升华。较之高加林，这是一个丰富而不复杂的灵魂。较之电影《乡情》中的那位翠翠和《牧马人》中的那位秀芝，巧珍一点也不逊色，甚至更易使人动情。
巧珍和加林，都是你的发现，你的创造。
归根结底，《人生》是一部在建设四化的新时期，在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为青年人探讨“人生”道路的作品。目前，探讨“人生”的小说多了起来，大多数是不错的，但也有的小说把“人生”引向宗教，把“人生”引向虚无，把“人生”引向自我，把“人生”引向生存竞争。在这种纷扰的情况下，而且在目前中国的、革命的现实主义受到“挑战”和冲击的情况下，《人生》的出世，怎么能不叫人高兴非常呢？
当一些文艺工作者不顾生活的真实，不顾艺术典型化的方法，不顾文学艺术在精神文明建设中的特殊作用，华而不实、花里胡哨，咋咋呼呼搞那些伪文学、“隐私文学”、“性爱文学”
的时候，一个年轻的、不大为人们注意的作家闷了整整三年，几次动笔，几作作罢，终于在一九八二年上半年默默无闻地献出了这部十二三万字的精心之作，这样认真而踏实的态度，难道不使人高兴吗？
我成了义务推销员，最近以来，凡有机会，都要宣传《人生》；宣传《人生》多么好，多么适合改编电视剧和电影；宣传现实主义的不过时；宣传现实主义并非老而无用。我当然不认为现实主义不要发展，不要扩大，不要吸收包括西方现代派在内的手法和技巧，诸如内心的独白，意识的流动，直感和印象，象征和荒诞、迭印、时空交叉，多视角，多声部街道等等。当然，我也不认为只有现实主义才能描绘中华民族的面貌和心理，反映中国社会主义的革命和建设，独尊儒术。我们有过教训，我们没有那么狭隘。
平心而论，现实主义需要充实和发展。因为时代充实了，发展了。你是坚持现实主义、革命现实主义的，你多年来孜孜不倦，读了不少外国作家的名篇，你假苦觉得传统的现实主义手法不够用，想借助诸如“意识流”之类一用，我认为不但不坏，而且很好。以生活和人民为基础和前提的艺术创造、艺术革新，都理应受到鼓励而坚决地不准横加干涉。
革命现实主义从善如流，革命现实主义生命常青，现在还不到革命革命现实主义的命的时候。现实主义应该和现代派展开竞赛，用理论，用创作。
我扯得远了，请你给我以提示：你怎样写作《人生》，怎样理解《人生》才不致离题万里？
我刚自外地开会回来，迟复为谦。武汉太热，涿县凉爽，保定中暑，北京时热时好，西安如何？
握你手！
阎纲
关于《人生》的对话
王愚：《人生》发表后，引起了读者的重视，在文艺界也产生了比较大的反响，全国各地报刊发表了不少评论文章。
我读过你的三部中篇后，感到在反映生活的深度与广度上，每一部都有不同程度的进展。你在构思《人生》时，窨有些什么具体设想？
路遥：这部作品，原来我写的时候，确实没有想到会有什么反响。我写农村题材，不是一天两天的事了，也不是突然想起要写它，这部作品的雏形在我内心酝酿的时间比较长，大概是一九七九年就想到写这个题材。但总觉得准备不充分，还有很多问题没有想通，几次动笔都搁了下来。然而不写出来，总觉得那些人物冲击着我，一九八一年，下了狠心把它写出来。我只想到把这段生活尽可能地表现出来。当作品发表了以后，得到了读者的热情支持，收到了上千封来信。我自己实在不想说什么，主要是想听听评论家的意见。
王愚：你写《人生》，实际上就是在不断地探索人生，搞评论的人谈起来，不免“隔靴搔痒”，也计只有你自己更清楚这种探索的甘苦。
路遥：根据目前发表的评论文章看，评论家们还是敏锐的，对这个作品内涵的东西，都基本上看到了，有些地方连我自己都还没有意识到。他们提出的作品中的不足之处，有些意见秀有价值。即使那些反面意见，对我也很有帮助。
王愚：你的《人生》，给我最突出的印象，是对当前这个转折时期中划综复杂的生活矛盾的把握。面对当前整个文学创作的进展来看，这也是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当然也不仅是《人生》，你的三部中篇，在这个问题上都有比较突出的表现，最初发表，后来又得了奖的《惊心动魄的一幕》，尽管有些地方不免精疏，但对于十年浩劫时期那虔诚混合着狂热，惶惑交织着冲动的复杂状态的描绘，尤其是挖掘主人公内在的精神力量，使他的性格发出闪光，内容是比较厚实的。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也是这样，在那样一种困难的时刻，在那样一个年轻人身上，一种坚毅不屈、冰清玉洁的性格力量，和周围严峻的生活矛盾，互相冲撞，回响着悲壮的基调。在《人生》中，对这个转折时期的诸种矛盾，从人物的命运，从人物的内心活动中完整地展现出来，比前两部更为深刻、广泛。你在好几次讨论会上的发言和你写的文章中都提到，要写交叉地带，胡采用同志也谈过这个问题，我是很同意这个观点的。在当前这个除旧布新的转折时期，现实生活的各个方面互相影响，互相渗透、互相渗透、互相交织，呈现出纵横交错的状态，作家要反映这个时代，就要从这样一个视角考虑问题。以我个人的偏见，当前有些作品其所以单薄，或者狭窄，或者肤浅，主要的恐怕是局限于狭小的生活范围，写农村就是农村，写城市就是城市，待业青年就是待业青年，就呈论事。其中一些较好的作品，也有一定的生活实感，但很难通过作品看到时代的风貌，常常是有生活而没有时代。当然，也有的作品，只有空喾的时代特点，没有具体的生活实感，那也不行。你把这两者结合起来，我觉得你在反映矛盾冲突问题上，有自己的思考。
路遥：这方面我是这样想的。生活往往表现出复杂的形态，有些现象，矛盾、冲突浮在表面上，一眼就看得到，有些作家常常被这种表面的东西所吸引，所迷惑，不少作品就是描写这些东西的。但生活中内在的矛盾冲突，有时不是一下子就能够看清楚的，而作家的工作主要在于拨开生活中表面的东西，钻探到生活的深层中去，而不能满足于表现生活的表面现象，这样，作品才能写得深一些。
王愚：你这个见解很深刻。不少作家到生活中去，一下子被生活的表面现象吸引住了，抑制不住自己的热情，没有经过反复的思考、消化、酝酿，常常是描写有余，思考不足，就很难深下去了。
路遥：像农村生产责任制，这是现行政策，在农村和农民中间有着很大的反中央委员，从表面上看，农民富起来啦，有钱啦，有粮啦，要买东西。但作品仅仅停留在这一步描写上，写他们有了钱，买电视机，飞翔高档商品，写他们昨样把钱拿到手，又花出去，这样写当然不参说没有反映农村的新变化，但毕竟不足以反映新政策带来的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一个作家，应该看到农村经济政策的改变，引起了农村整个生活的改变，这种改变，深刻表现在人们精神上、心理上的变化，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的变化，而且旧的矛盾克服了，新的矛盾又产生了，新的矛盾推动着体制的不断改革和人们精神世界的变化、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新的调整。总之，整个农村生活经历着一种新的改变和组合，应该从这些方面去着眼。从表面现象着眼，就容易写得肤浅、雷同。我自己原来也是这样，所以写的作品很表面。这样的作品，引不起读者对生活更深刻地思考。因此，我觉得作家应向生活的纵深开掘，不能被生活中表面的东西所迷惑，你刚才提到关于交叉地带的问题，就是我在现实生活感受到的一种新的矛盾状态。我当时意识到的是城乡的交叉，现在看来，随着体制的改革，生活中各种矛盾都表现着交叉状态。不仅仅是城乡之间，就是城市内部的各条战线之间，农村生活中人与人之间，人的精神世界里面，矛盾冲突的交叉也是错综复杂的。各种思想的矛盾冲突，还有年轻一代和老一代，旧的思想和新的思想之间矛盾的交叉也比较复杂。作家们应从广阔的范畴里去认识它，拨开生活的表面现象，深入到生活的更深的底层和内部，在比较广阔的范围内去考虑整个社会矛盾的交叉，不少青年作家的创作都是从这方面去考虑的，我的《人生》也是从这方面考虑的，但还做得很不够。
王愚：就目前来看，《人生》展现的矛盾，是很不单纯的。
路遥：回过头来看，有些地方显得很不满足，这个作品就主题要求来说，还应该展现得更广阔一点，现在还有一些局限。但就这部作品来说，再增加点什么已经很困难了，只有等将来再补救。主要是还要更深一步的理解生活。
王愚：也计正因为这样，对《人生》的评价就有一些不同看法。我以为，你写《人生》是要剥开生活的表象，探索生活内在的复杂矛盾，因此，《人生》的主题就是单纯一句话能说清楚的。从作品的内涵看，你是探索转折时期各种矛盾交叉点上的青年一代，究竟应该走什么样的人生道路的问题。高加林的理想和追求，具有当代青年的共同特征。但也有历史的情性加给青年一代的负担，有十年浩劫加给青年一代的狂热、虚无的东西。这些都在高加林的身上交织起来，因此，认为作品回答的问题就是高加林要不要改造，高加林的人和观是正确的还是错误的，都嫌简单了些。《人生》的主题应该是交叉的，是从一个主线辐射开来反映了时代生活的各个方面。
路遥：这方面的争议多半集中在高加林身上，这是很政党的。对高加林这个人物，老实说我也正在研究他。正因为这样，我在作品中没有简单地回答这个人物是个什么样的人。
谈到作品的主题，过去把主题限定在狭小的范围内，总要使人一眼看穿，有点简单化了。当然也不是说让读者什么也看不出来。我的意思是，作品的主题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因为生活本身就不是一个简单的概念。生活是一个复杂万端的综合体。作品是反映生活的，真实的反映生活的作品，就不会是简单的概念的东西，应该像生活本身的矛盾冲突一样，带有一种复合的色调。我在《人生》中就想在这个方面进行一些探索，主要表现在高加林身上。至于作品的思想性，我觉得，作品的每一部分都渗透着思想，而不是只在作品的总体上有一个简单的思想结论。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在作品的任何一个角落里都渗透着。
王愚：对！这个问题题得好。当读者读作品时，应该处处都能引起他的思考，而不是读完作品才证明了某个结论的正确或谬误。
路遥：就是这样。像托尔斯泰的作品，处处都会引起读者的深思。《安娜·卡列尼娜》开头的第一句话就引起人们的思索。优秀的作品，每一部分都反映了作家对生活认识的深度，应该这样去理解作品的主题思想。
王愚：作品的主题思想是丰富的，作品的人物也不应该是单一的。像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就不能够简单地去理解他。他的追求和理想，有这个时代青年人的特色。他想在当民办教师的岗位上，想在改变农村落后风俗上，做出一些成绩，想取得一些施展才能的条件，恐怕无可非议；但他身上也夹杂着一些个人的东西，追求个人成就、患得患失，碰到不顺心的境遇灰心丧气，等等，这一切交织在他身上，引起了精神世界的矛盾冲突，使他处在一个发展过程中，高加林是一个在人生道路上的艰苦跋涉者，而不是一个已经走完人生道路的单纯的胜利者和失败者。他的内心深处的矛盾和发展变化，触发着青年朋友们的思索，究竟应该怎样认识复杂的人生。总之，这是一个多侧面的性格，不是某些性格特点的平面堆砌。
路遥：我觉得，人物形象能不能站起来，关键是这个形象是否真正反映了生活中的矛盾冲突，有些评论对人物的看法比较简单。往往把人物思想的先进与否和人物的艺术典型性混一谈，似乎人物思想越先进，典型意义就越大，衡量一部作品里的人物是否塑得成功，主要看它是否是一个艺术典型。至于根据生活发展的需要，提倡写什么典型，那是另外一个范畴的问题，不应该把这两个问题混为一谈，这样的观点，在读者和初学写作者中间已经引起某种程度的混乱。至于高加林这个形象，我写的是一个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中，在生活里并不应该指责他是一个落后分子或者是一个懦夫、坏蛋，这样去理解就太简单了。现在有些评论家也看出来他身上的复杂性，认为不能一般地从好人坏人这个意义上去看待高加林，我是很同意的。像高加林这样二十来岁的年轻人，生活经验不足，刚刚踏上生活的道路，不成熟是不可避免的。不仅高加林是这样，任何一个刚走上生活道路的年轻人，也不会是一个成熟的、完美无缺的人，更何况高加林处在当时那么一种情况下，对任何事情都能表现出正确的认识是不可能的。但是在这个青年人的身上，绝不是一切都应该否定的。我自己当民这个人物时，心理状态是这样的，我抱着一种兄长般的感情来写这个人物。因为我比高加林大几岁，我比他走的路稍微长一点，对这个人物身上的一些优点，或者不好的东西，我都想完整地描写出来。我希望这样的人物在我们这个社会里最终能够成为一个优秀的青年，目前出现在作品中的这个人物，还没有成熟到这一步。这并不是说我护短，在作品中可以看到，我对他思想感情上一些不好的东西的批评是很尖锐的。对于作家的倾向性，咱们已经习惯于看他怎样赤裸裸地去赞扬什么，批判什么。我认为，一个作家的倾向性应该包含在作品的整体构中。我的倾向性，表现在《人生》的整体中，而不是在某个地方跳出来，同加林批评一顿。
王愚：这一点，有些评论文章没有讲得秀充分，我觉得你最后那样的结尾，或者辩不是结尾的结尾，已经指出来，对于高加林这样的人物，实实在在的扎根在生活的土地上，才会有一个新的开始。你对高加林是寄予厚望的。
路遥：这里面充满了我自己对生活的一种审美态度，这是很明确的。至于高加林下一步应该怎样走，他将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在某种程度上应该由生活来回答，因为生活继续在发展，高加林也在继续生活下去。我相信，随着我们整个社会的变化、前过，类似高加林这样的青年，最终是会走到人生正道上去的，但今后的道路对他来说，也还是不平坦的。
王愚：对。他在以后的生活道路上还会遇到许多风风雨雨。
路遥：这是肯定的，因为我们的生活本身就是在矛盾中前进的。
王愚：你创造高加林这个形象时，是有原型呢，还是从很多青年人身上概括出来的呢？
路遥：我自己是农村出来的，然后到城市工作，我也是处在交叉地带的人。这样的青年人我认识很多，对他们相当熟悉。他们的生活状况、精神状态，我都很清楚，这些人中包括我的亲戚，我家里就有很多这样的人，我弟弟就是这样的人。我在生活中有很多这样的感受，才概括出这样的人物形象。
王愚：高加林的形象，引起读者的广泛共鸣，恐怕主要是作者认认真真、老老实实从生活出发，把握了生活中复杂的矛盾冲突，而又完整地表现了出来。这个人物不仅是农村青年的写照，也是这个时代一些青年的缩影。
路遥：高加林作为一个当代青年，不仅是城市和农村交叉地带的产物，其他各种行业也有高加林，城市里的高加林，大学里的高加林，工厂里的高加林，当然，更多的是农村中的高加林。这样的青年，在我们社会中，并不少见，我当初的想法是，我有责任把这样一种人物写出来，一方面是要引起社会对这种青年的重视，全社会应该翔他们，从各个方面去关怀他们，使他们能健康地成长起来，作为我们整个的国家和未来事业是要指靠这一代人的，所以我们必须要从现在开始，严肃地关注他们，重视这个问题；另一方面从青年自身来说，在目前社会不能满足他们的生活要求时，他们应该正确地对待生活和对待人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尤其是年轻时候，人生的道路不可能是一帆风顺的，永远有一个正确对待生活的问题。
王愚：应该说，高加林的性格是多层次的，在他身上不仅仅是个人特点的堆砌，而是反映了我们时代的诸种矛盾。
另外一些人物也是这样，有些人物，在已发表的评论文章中还谈的不多，像刘巧珍这个人物，是一个很美的形象，但也反映着农村女青年自身的一些矛盾，还有高明楼这个形象，你没有把他简单化，他身上有多年来形成的一种优越感，甚至一种“霸气”，但却有他顺应时代发憎爱分明的一面，有心计、有胆识，也有很多复杂的东西。刘巧珍这个形象，你突出加以表现的，更是我们这个民族悠久的历史所赋予这一代青年的一种美好素质，看来，你是很欣赏这个人物的。
路遥：刘巧珍、德顺爷爷这两个人物，有些评论家指出我过于钟爱他（她）们，这是有原因的。我本身就是农民的儿子，我在农村里长大，所以我对农民，像刘巧珍，怀着这样一种感情来写这两个人物的，实际上是通过这两个人物寄托了我对养育我的父老、兄弟、姊妹的一种感情。这两个人物，表现了我们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一种传统的美德，一种在生活中的牺牲精神。我觉得，不管社会前进到怎样的地步，这种东西对我们永远是宝贵的，如果我们把这些东西简单地看作是带有封建色彩的，现在已经不需要了，那么人类还有什么希望呢？不管发展到什么阶段，这样一种美好的品德，都是需要的，它是我们人类社会向前发展最基本的保证。
当然他们有他们的局限性，但这不是他们的责任，这是社会、历史各种原因给他们造成的一种局限性。
王愚：我们的历史的惰性，限制着他们应该有所发展的东西不能发展。
路遥：正因为这样，他们在生活中，在人生道路上不免会有悲剧发生，像刘巧珍，她的命运是那么悲惨，是悲剧必的命运。我对这个人物是抱着一种深深的同情态度的。
王愚：相形之下，我总觉得黄亚萍这个人物写得单薄了一点，我所谓“单薄”就是说黄亚萍身上虚荣、肤浅的东西写出来了，这个人物内心里必然会有的矛盾冲突，她在人生道路上的颠簸，似乎都写得不够深。这也许是我个人的偏见，不知你究竟怎样想，好些评论文间也没有更多的提到这个人物。然而从这个人物和高加林的关系来看，应该是既有互相影响的一面，也有互相矛盾的一面。刘巧珍美好的心灵体现了我们这个民族世代相传的美德，她在困难的时候温暖了高加林的心，坚定了高加林在生活中支撑下去的信心。这是和高加林旗旗鼓相当的一个形象。但高加林和黄亚萍之间，互相沟通、互相冲突的东西毕竟太少，似乎只在于衬托出高加林的悲剧命运。
路遥：这个作品确实有不足的地方，我写较长的东西经验不是很丰富的，因为牵涉到的人物比较多，有的人物就没有很好去展开，我对这些人物的关注也不够，和一个初次导演戏的导演五样，常常手忙脚乱，有时候只能盯住内上主要角色，对一些次要的人物照顾不过来。而一些有才能的、经验丰富的作家，就像一个胸奶全局的导演，使每一个角落都有戏，我现在还是一个实习导演，只能关注主要人物。黄亚萍这个人物，我原来设想的要比现在的规模更大一些，这个人物现在的表现还是个开始，她应该在以后的过程中有所发。
现在作品已经完成了，来不及弥补了。如果这部作品能够展开的话，可能比现在好一些，也不仅是黄亚萍一个人，还有其他人物，像高明楼这样的人，如果作品再往前发展，说不定，他还会上升到主要地位上去，我现在还只能关注到主要的部分。当然一个完整的作品是不应该有次要部分的。
王愚：像戏剧演员常说的，在舞台上只有演员，没有小角色。
路遥：这就像盖一所房子，你关心的主要是横梁、立柱，而且想办法搞得独特一些，其他部分就来不及精雕细刻了，有时候甚至是用一般的材料来填充。这样，有些地方显得很平庸，我也是很不满足的。
王愚：艺术创作上要照顾到每一部分，确实是不容易的，不仅关系到作家的器识，也关系到作家的经验和功力，不少大师们在结构上下功夫，确非偶然。在托尔斯泰笔下，像《安娜·卡列尼娜》中的奥勃朗斯基这样的人物，应该说是次要的，但他在作品反映的生活范围内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使得整个作品的结构显得那么熨贴和匀称。《人生》后面的两个情节似乎和整个作品的结构贴得不是那么紧，一个是高加林从乡村到城市的地位的变化化，是由于他叔父的偶然到来；而他从城市又回到乡村，却是碰到张克男的母亲那样一个女人，出于妒忌而告密，都过于突然。这些地方不知你是怎样考虑的。
路遥：艺术作品高不开虚构。关键问题要看作品描写的矛盾冲突、人物的命运，以及冲突的转化和发展，从历史生活本质的角度检验，是不是合情合理的。有些地方看起来，偶然性太明显，主要还是作者没有写充分。后面两个情节，不能简单地说是偶然的，只能说我没有写充分。
王愚：由此，我想到当前小说创作中的一些问题。我们常说现实主义要演化，结合《人生０》的创作来看，这个“深”一方面是反映生活中矛盾冲突的深刻性，一方面是人物性格的内在的丰富性，也就是更深刻的反映多侧面的性格。今年《延河》二期发表的陈涌同志的文章，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问题，他认为文艺作品表现矛盾冲突，不光要表现人和周围事物的矛盾冲突，而且要更进一步反映人物本身的矛盾冲突，即使新人形象也是这样。你的《人生》，我觉得在这一点上表现得很突出。
路遥：实际上，一个人就是一个世界，这个世界，不是孤立的，是和整个社会密切相关的，互皙射的。有些作品，尽可以编造许多动人的故事，但他们没有关注人物的精神世界，人在作品只是一个道具，作品就不会深。欧洲有些作家，包括大仲马，为什么比巴尔扎克，托尔斯泰低一筹，原因也在于此。
王愚：今天和你的谈话，使我受益不浅。作家要研究生活。研究人物；评论家就要研究作家，研究作品，注意作家们在研究生活上、反映生活上有什么新的经验，新的思考。
这样，作家和评论家才能成为真正的朋友。
路遥：实际上，作家和评论家都应该研究生活。评论家研究生活，也研究作品；作家研究生活，也重视评论。只有这样，评论家才能准确地评价作品，作家才能不断地提高自己。
王愚：最近，听说《人生》和《在困难的日子里》都要改编成电影，你除了改编这两部电影外，还有什么新的打算？
路遥：当前我们的国家正处在改革的洪流中，生活的矛盾冲突和变化比较剧烈，我不想匆匆忙忙去表现这个变化。
这种变化对每一个人来说，都是一个新的课题，对作家说来尤其如此。这个改革才开始，我们不可能一下子把所有的东西都看得清清楚楚，我想深入研究这个改革的各种状态，以及人们的各种心理变化，暂时还不可能写出什么来。一个作家与出一篇引起人们注的作品，好像爬上一座山坡一样，也许前面会有一片洼地，只有通过这片洼地，他才有可能爬上另一座山坡。
《人生》法文版序
当这本书衩张荣富先生译成法文出版的时候，我要借此机会向法国读者朋友致最亲切的敬意。我向来对法兰西辉煌的文化艺术抱有十分崇敬的感情。伟大的法国文学，无论是其古典作品，还是现代作品，都对我的文学活动产生过重大的影响。因此，当这本书译成你们优美的语言并被你们阅读时，我感到荣幸而愉快。
中国和法国是两个相距遥远而又在各个方面不尽相同的国家，但我认为，人类的心灵都是相通的。文学艺术正是沟通人类心灵的桥梁。但愿我的这本书能作为“桥”上的一颗小小的石子。
作为一个与本书主人公有类似经历的中国青年，这本书所描写的生活，都是我自己深切感受过的。
这部小说最初发表于一九八二年，曾在中国文学批评界和读者中引起巨大的争议。这种争议实际上到现在仍然没有结束。当然，这种争议是在中国特定的社会和文化背景上发生的。我无法想象你们会对这部作品产生什么看法。
这部书的故事发生在我国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四人帮”刚刚覆灭，中国的改革还没有大规模展开的时候，那时，中国一个恶梦般的时代结束了，而新的生活还处于酝和探索之中；长期积累起来的各种矛盾在中国生活中已经处于最复杂最深刻的状态。悲剧的主人公就是中国这个时期的产儿——他们的悲剧当然有着明显的社会和时代的特征。
但这同时也是青春的悲剧。在我看来，只要是青年，不管他们生活在什么样的时代和什么样的国度，在他们最初选择生活道路的时候，往往不会一帆风顺。我自己就是从一条坎坷的生活道路上走过来的。因此我完全理解那些遭受痛苦与挫折而仍然顽强地追求生活的青年。我永远怀着巨大的同情心关注他们的命运；即使我为他们的某种过失而痛心的时候，也常常抱有一种兄长的宽容态度。
这部小说发表并引起广泛的社会争议后，我曾收到几千封中国读者的来信，让我本人评价书中人物的是非曲直。实际上，许多问题连我自己也说不清楚。我要求自己竭力真实地描写生活，但是非最好还是让人们去评说！
致苏联青年近卫军出版社
你们优秀的文学传统曾对我的生活和创作产生过重大影响，由此，我始终对你们的国家怀有一种特殊的感情。我的小说《人生》被你们译成俄文出版，我深感荣幸。借此机会，我谨向闻名于我国的青年近卫军出版致以崇高的谢意。许多中国读者都知道，Ｈ·奥斯特洛夫斯基著名的小说《钢铁是怎样炼成的》，正是在这一出版社出版的——这本书对我们来说极其珍贵。你们可以想到，此时我的心情非常激动。
附：《人生》俄译本后记〔苏〕谢曼诺夫
还在我去中国旅行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那时就知道，路遥是“文革”之后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人生》是他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的第一部较大的作品。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描写，反映了当代尖锐的生活冲突，围绕这部中篇小说，无论在读者中间，还是在评论家中间，都引起了争论。但是，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作者被承认了，而且成为一九八三年度全国文学评比的获将者之。
以后，我看到过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国放映，电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特别是对农村婚礼的精彩描绘），但是，中篇小说始终揭示了社会冲突，在描绘否定人物、反映城乡生活中展开。最后，我在中国和作家路遥本人会见了，他是一位纯朴的、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象的要稍稍老一点，他已经是陕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个陕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而这个北方已经为中国和全世界输送了许多优有的散文作家，例如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其他一些描写中国农民的作品在我国已广为人知了。
更有意味的是，路遥不久之前写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九八六年推出第一部）也是献给农村的。这部长篇小说使读者转向“文革”时期。作家赵树理正是在这个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对历史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概括，积极地运用了民族传统。同时，路遥既和欧洲文化，也和俄罗斯文学遗产联系着。
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吸收欧洲文化已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路遥的思想是特殊的，他认为创作自由和民族责任感对于一个作家同等重要：“我们不能容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的审美观点”，“作家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一旦消极地对待劳动人民，那么，我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无根的草。”
人这里流露出路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民族的根首先在农村。中篇小说《人生》像中国当匠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在这一点上，接近我们的“农村”散文。作者没有把农民理想化，既写他们热爱劳动、俭朴和正直，同样又写出他们缺乏文化、怯于和乡村领导干部斗争。正是这些农民——借助各种必要的条件——终究成为中篇小说里道德原则的荟萃所在。
近来年，全面的“寻根文学”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路遥向我们提供的内容，而更准确的是以中国乡土主义或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对古代和原始力量的理想化。路遥带着谴责的态度谈到这种文学：“令人费解的是，为了‘寻根’，是不是要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
当然，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是在中国文化长期衰退的时期以后写出来的。因而，中篇小说无论在艺术思想发展方面，或者是在风格表现手法方面，都绝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人生》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寻常的关注热情，在十分温柔的形式里所传达的鲜明的社会性而吸引着人们。中国的评论家不是毫无缘由地说道：“中篇小说描绘出复杂的生活冲突。城市和乡村，社会和家庭，奋进与沉沦，希望和悔恨，爱情和苦闷交相错综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当代社会生活真实的画面里展示出来的。”
《路遥小说选》自序
承蒙青海人民出版社的关系，我将自己迄今为止的小说作吕挑拣出一部分，编成了这本选集。通过这本书，读者大约可以看出我十来年在学习写作的道路上弯弯曲曲的爬蜒痕迹。这些作品都没什么改动，保持着初发表时的面目。之所以这样，并非这些作品没有可修改之处，而是我常常没有能力这样做。我感到，如果在总体上不能复原当初创作时的那种心理状态，即使后来想弥补作品的某些缺憾，也往入等于疤上补疤，因此也就放弃了这种应该而且必需的努力。
我于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二日生于陕北山区一个贫困的农民家庭。在农村长大并读完小学，以后到县城读完高小和初中。青少年期间的大部分时光是在农村和县城度过的。十七岁之前没有出过县境。中学毕业后返乡劳动，并教过农村小学，在县城做过各式各样的临时性工作。一九七三年进入延安大学中文系读书。一九七六年大学毕业后来到省城的文学团体工作。一九八二年成为专业作家。我的生活经历中最重要的一段就是从农村到城市的这样一个漫长而复杂的过程。
这个过程的种种情态与感受，在我的身上和心上都留下了深举动的印记，因此也明显地影响了我的创作活动。
我的作品的题材范围，大都是我称之为“城乡交叉地带”的生活。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五光十色的世界。无疑，起初我在表现这个领域的生活时，并没有充分理性地认识到它在我们整个社会生活中所具有的深刻而巨大的意义，而只是像通常所说的，写自己最熟悉的生活。这无疑影中央委员了一些作品的深度。后来只是由于在同一块土地上的反复耕耘，才逐渐对这块生活的土壤有了一些较深层次的理解。
我在几年前的一篇文章中说过：“由于现代生产力的发展，又由于社会经历了持久广泛的大动荡，城市与城市，农村与农村，地区与地区，行业与行业，尤其是城市与农村之间相互交往日渐广泛，加之全社会文化水平的提高，尤其是农村的初级教育的普及以及由于大量初、高中毕业生插队或返乡加入农民的行列，使得城乡之间在各个方面相互渗透的现象非常普遍。这样，随着城市和农村本身的变化和发展，城市生活对农村生活的冲击，农村生活对城市生活的影响，农村生活城市化的追求倾向，现代生活方式和古老生活方式的冲突，文明与落后，新的思想意识和传统观念的冲突等等，构成了当代生活的一些其重要的内容。这一切矛盾在我们社会的政治、经济、文化、思想意识、道德观念等方面都表现出来，是那么突出和复杂，可以说是立体交叉桥上的立体交叉桥。”
无疑，我国当代现实生活迅猛而巨大的发展，使得以上所说的一切都变得越来越突出，越来越复杂。骤烈的社会改革，已经使中国的农村和城市再不是各自封闭的天地了。它们还将会在更大的程度上交叉在一起。而且在未来的某个时候，它们的界线甚至会变得模糊不清。试想，假如黄河和长江交汇在一起奔流，那会是一种什么样的景象呢？这会是一条新的江河。这时既有黄河，也有长江，但这无疑会是一条既非黄河也非长江的新的更加宽阔而汹涌的江河。我们所面临或将要面临的生活的总面貌也许就是这个样子。
面对着澎湃的生活的激流，我常常像一个无知而好奇的孩子。我国怀着胆怯的心情，在它回旋的浅水湾里拍溅起几朵水花，而还未敢涉足于它那奔腾的波山浪谷之中……什么时候我才能真正到中水线上去搏击一番呢？柳青的遗产
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
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正如我们现在站在雅典的神庙面前，尽管已经看不到一种完整的奇迹，但仅仅那些残廊断柱就够人惊叹不已了。
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他处心积虑地企图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创业史》中那么逼真地再现如此复杂多端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的每条细小的波纹都好像是生活本身的皱折。
真实的生活和刻意演出的生活毕竟是会被人区分开来的。一个艺术家如果超然于广大而深厚的生活之外，即使才能卓著，也只能生产一些打扮精致的工艺品；而带着香气和露水的艺术花朵，只能在生活的土地上培植。这就是艺术家柳青的毕生信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
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潦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响的小说艺术家，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
他决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向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它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
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柳青的创作活动告诉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尽量使自己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和认识的那个小天地里。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他在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曾经热情地生活过，繁忙地创造过，也像任何常人一样有过缺点和失误。但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
杜鹏程：燃烧的烈火
在人类所有的不幸中，最不忍目睹的就是死亡引起的悲痛，尤其是对一个你所熟识而敬重的人。
我不愿目睹没有气息的杜鹏程。我愿意他在我的记忆中永远是一团燃烧的烈火，一个用严峻的神色审视这个世界的哲学家，一个气势磅礴的叙事诗人。
老杜的价值不可能在某种仪式上体现。他在半个世纪中构成的巨大内容需要一代人乃至未来的历史给予详尽诠释。
在和他同时代的作家中，杜鹏程是少数属于敢踏入“无人区”的勇士，并敢在文学的荒原上树起自己标帜的人物。他是我们行业的斯巴达克斯。这一切首先体现在他的史诗《保卫延安》之中。这部书使他声名远播，也给他带来过无穷的灾难。而属于巨人的灾难不也是另是一种勋章吗？
杜鹏程出身于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几乎是赤手空拳走进生活和战争的暴风雨。不久，他就拥有枪和笔两种武器。
其中的枪和敌对的势力作战，而笔主要和自己作战。对他来说，后一种作战更为艰难。从《保卫延安》的创作过程，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和自己作过多么无情的斗争。以后，这部书先使他荣耀接着便让他忍气吞声地生活。从未来得及完成的大书《太平年月》的题旨就完全使我们意识到，作家已经进入了思想和艺术的大境界，可是，没等这座宏大的工程峻工，他就逝世了。正如他最后所言，这是一个“悲剧”。
二十多年相处的日子里，他的人民性，他的自我折磨式的伟大劳动精神，都曾强烈地影响了我。我曾默默地思考过他，默默地学习过他。现在，我也默默地感谢他。在创作气质和劳动态度方面，我和他有许多相似之处。当他晚年重病缠身的时候，我每次看见他，就不由想到了自己的未来。我感到，他现在的状况也就是我未来的写照。这是青壮年时拼命工作所导致的自然结果。但是，对某一种人来说，他一旦献身于某种事业，就不会顾及自己所付出的代价。这是永远无悔的牺牲。
杜鹏程远离我们而去，但他劳动者繁忙的身影却永远会出现在我们眼前。对于这样一个毕生出尽了力气的人，我们现在真正出于内心的真诚对他说一声：安息吧！出自内心的真诚
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术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义。我们赞美，我们诅咒，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
需要什么？
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创造天地无疑比过去年代的作家们广阔得多。但同时，我们的工作也更加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而又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深刻而有力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面貌，要求当代作家具有更先进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更宽阔的生活眼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因此，我们首先得和自己的浅薄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需要热情的鼓励，更需要严肃的文学批评。对作家及其作品，要么庸俗地吹捧，要么粗暴地批判——正是这两种有害的方法一贯地妨碍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我们应该摆脱这种长期形成的恶习，逐渐地变得成熟些。不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
当得到一种社会荣誉时，自己内心总是很惭愧的。在这样的时候，我眼前浮现的是祖国西部黄土高原那些朴素的山峦与河流，开垦和未被开垦的土地，土地上弯腰躬背的父老兄弟……正是那贫瘠而充满营养的土地和憨厚而又充满智慧的人民养育了我。没有他们，也就没有我，更没有我的作品。
他们是最伟大的人，给他们戴上任何荣誉的桂冠都不过分。但是，他们要求的从来都不是这些，而是默默无闻地，永恒的劳动和创造。
正因为如此，我在荣誉面前感到深深的惭愧。
正因为如此，我在这惭愧中不由深深地沉思。
是的，作为一个劳动人民的儿子，不论在什么时候，都永远不应该丧失一个普通劳动者的感觉。生活是劳动人民创造的，只有成为他们中间的一员，才可能使自己的劳动有所价值。历史用无数的事实告诉我们：离开大地和人民，任何人也不会成功。
写小说，这也是一种劳动，并不比农民在土地上耕作就高贵多少，它需要的仍然是劳动者的赤诚而质朴的品质和苦熬苦累的精神。和劳动者一并去热烈地拥抱大地和生活，作品和作品中的人物才有可能涌动起生命的血液，否则就可能制造出一些蜡像，尽管很漂亮，也终归是死的。
劳动人民的斗争，他们的痛苦与欢乐，幸福与不幸，成功与失败，矛盾和冲突，前途和命运，永远应该是作家全神贯注所关注的，不关心劳动人民的生活，而一味地躲在自己的小天地里喃喃自语，结果只能使读者失望，也使自己失望。
生活和艺术都在发展，就我自己来说，无论是在认识生活或者表现生活方面，都感到越来越无能。但我从劳动人民身上学到了一种最宝贵的品质，那就是：不管有无收获，或收获大小，从不中断土地上汁流浃背的辛劳；即使后来颗粒无收，也不后悔自己付出的劳动。我愿和他们抱有同样的态度对待自己的劳动。我已经度过许多失败的白天和夜晚，制造过一片又一片文字的废墟，但我仍然愿在这废墟中汁流浃背地耕种。我相信这样一句名言：人可以亏人，土地不会亏人。
这束淡弱的折光——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这篇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这是一段被某些大人淡忘了的、又是现在大部分孩子所不了解的生活。也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从当前的某种观点看，这样的题材也许不“新”。
但我仍然含着泪水写完了这个过去的故事。
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
每当想到这些，我就由不得记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
那时，人们虽然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在生活中却表现出了顽强地战胜困难的精神；表现出了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
因此，这写过去的这段生活，并不是纯粹讲述一个“历史故事”，而是想用一种折光来投射我们的现实生活。
这一束折光也许太淡弱了，但我仍然想让它闪射。我愿意使那些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了解一些那个年代的生活；我觉得不论怎样，这对他（她）们是没有坏处的。我并没有回避那些日子里贫困生活的不幸情况。当然，要在这样一篇小小的作品中，总结造成这段生活的复杂的政治原因也是不可能的（我也没准备这样做）。我觉得，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用艺术手法真实地表现出生活来，只要做到这一点，读者也自然会在美学欣赏的过程中，获得认识方面的价值。
这个作品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生活天地里的故事。作品中主人公的那些生活历和感情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不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刚从农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来到县城上高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不能有个较为广阔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只能努力写到这样一种程度。
因此，我热切地盼望比我更年长、更成熟的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刻的地来表现我国现代历史上这段非同寻常的生活。
答中央广播电视大学问
事先，我必须先给大家声明，我在这里所说的，都是我自己在创作过程中的一些体会。这些体会不一定对大家都有用。因为各人的生活经历、创作经历、各方面的情况都不一样，每个人在创作中都有自己的体会和经验。我自己也在学习别人的体会和经验。
问：请你谈谈如何观察生活？
答：作家面对社会生活应该采取积极态度：一是去了解它，了解整个社会生活的复杂状况；再一个是体验。实际上一个作家深入生活的整个过程应该是了解、体验、思考，然后才能进入表现。我的认识是这样的，过去所谓深入生活是到一个地方去蹲点，我觉得这种蹲点式的生活方式，有它的好处。但鉴于我们国家目前社会生活比较复杂，各系统各行业互相广泛渗透这种现象，了解生活的方式也不应该是固定的，它应该是全面地去了解。譬如，你要了解农村生活，你搬到一个村子里去住，我觉得你这样了解到的情况不一定是典型的。这和五十年代有点不同，那时候，你到一个村子里，了解了互助合作的全过程，其他地方也大体是这样。现在搞农业生产责任制，山区和平原地区的就不一样。工厂和其他方面的生活也同样如此，一个工厂和另一个工厂状况是不一样的。现在各个系统互相渗透也比较普遍。我曾写过一篇文章，讲的是社会生活交叉问题。我认为，现在你要写好农村，你也要了解城市生活；写城市，你要了解农村及更广泛的社会生活。我总觉得，我们反映工厂生活的作品，生活面向来都比较狭小。为什么产生这种状况呢？因为它大多都是写四堵墙里的生活，甚至是一个车间的很狭小范围的生活，这也反映了作家本身眼界的狭窄。好的工业题材的作品，如苏五六十年代的作品，经济恢复时期的作品，为什么具有非常感人的力量，并引起社会各方面都去阅读，并给予好评呢？因为，这些作品既有工厂生活，也写其他方面的生活；把作品中的人物和社会各个方面的联系起来去表现，甚至在某种情况下，完全不表现工厂的生产过程。它是写工厂的，但是它的活动范围在全城，如《茹尔宾一家》和《叶尔绍夫兄弟》，这类反映工业题材的作品，它在很大程度上把人物放在整个社会生活中间，放在这个城市生活中间去表现，而社会生活也进入到工厂这样个范围里去了。这样的了解生活，和仅仅了解四堵墙以内的生活是完全不同的，应把四堵墙以内的生活作为你所了解的生活的一部分，应当去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的各种现象。譬如，一个工人他决不仅仅是跟机器打交道，他有家庭成员、亲戚、朋友，他和社会生活各方面都有联系——过去我们往往只了解这个工人本身，而不是通过这个工人去了解整个复杂的社会生活。如果有一天我们写工业题材的作品从四堵墙里拉出来，和整社会生活联系起来，那么作品将会是另一个面貌。蒋子龙的作品为什么受欢迎呢？主不因为它在某种程度上已经打破了这种界限，他通过工厂生活来写比较广阔的社会生活，给人一种气势磅礴的感觉。写其他题材的作品也同样应该如此。这是我要讲的第一点。另外，就是在广泛了解社会生活的基础上，作家应该体验它。所谓深入生活，不仅仅是记个故事——有的故事甚至稍加改造就可以成为一篇小说——我觉得这样的深入生活是没有出息的。
作家必须要体验生活，而这种体验要引起自己心弦的震动，而不是站在一旁观察、了解、采访、记故事，这样写出来的作品必然是干瘪的。史的想法是，所谓写最熟悉的生活、最熟悉的人物，也就是写自己最熟悉的体验。这种体验不是说你写小偷，就要去偷人，它是一种非常长远的积累。它也不是仅仅对生活外在形式的体验，而是情绪、感情的体验，一种最细微的心理上的体验，而这些东西是你作品里最重要的、也是最感人的地方。我自己写的几个作品，都是我自己精神上的长期的体验的结果，作品中的故事甚至在我动笔写前都还完整，它是可以虚构的。但是你的感情、体验决不可能虚构。
它必须是你亲身体验、感觉过的，写起来才能真切，才能使你虚构的故事变成事实的故事。如果没有心理、感情上的真切体验，如果你和你所描写的对象很“隔”，那么起初的故事也写成了假的。所以我对深入生活的理解：第一点要广阔，第二点要体验，不仅仅是外在形态的体验，而更注重心理、情绪、感情上的体验，既要了解处部生活，又要把它和自己的感情、情绪的体验结合起来。我的《在困难的日子里》，写一九六一年的饥饿状态，这必须要你自己体验过什么叫“饥饿”，你处于饥饿状态的时候，从地里刨出来一颗土豆是什么心情？如果你仅仅站在第三者立场上去写旁人在饥饿状态时从地里刨出土豆的心情是不行的。你必须要自己有这种亲身体验，或者是在困难的时候获得珍贵东西的心情把它移植过来才能写得真切，写得和别人不一样。我举这个小小的例子来说明：要注重你自己内心的体验。有些人把深入生活理解得非常狭隘，就是去了解、记录一些材料，而不注重自己的体验和感受，这是不行的。实际上作家所表现的生活，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你自己体验过的生活。好多伟大作家的作品的主人公，从某种程度上来说，就是作家本人或他对生活的认识和体验，也就是这个道理。他们把自己的体验，灌输在自己所描写的主人公身上，这样就更深切，也更真切——这当然不是写自己的报告文学。从《一个地方的早晨》的主人公，到《复活》中的聂赫留朵夫，到列文，都有托尔斯泰自己的影子。当然，你自己的体验，不光是用到一个人身上，还可以把它分开，用到各种各样你所描写的对象身上。由于作品对我们有这样的要求，所以我认为，作家在生活中应时刻处于一种警觉状态，某件事对别人来说可能很一般，很平常的，引不起什么精神上的反映、折射、但对一个搞写作的人来说，就应该引起警察，自动地使自己的心理状态进入体验的过程，而每一次这样的积累都是非常宝贵的东西。时间长了，你对各种事物的体验，都积累得非常深厚了，这样，你就可能写出比较重要的作品。而不是说，你脑子里贮藏了一堆故事，就能写出重要作品。以上说的是我自己的体验，不一定对大家有用。
问：请你谈谈作家的历史感问题。
答：我觉得，我们现在有些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包括好的，不好的，通畅的或者弯曲的历史，采取一种不太严肃的态度，这是不行的。当然，社会上各色人等可以有各种不同的看法。但作为一个作家，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的历史，包括好的，不好的，包括“文化革命”的历史，采取一种严肃的态度，这是我们写作所需要的。我们应该了解它，分析它，就是对错误，也应该采取严肃的态度。
社会上有的人，对我们国家、社会、民族历史中错误的东西，挖苦、讽刺、嘲笑，反过来对于好的东西也不屑一顾。我认为，这对作家来说，是一个非常严肃的课题：对错误，应采取认真、科学、严肃的态度，去分析它、研究它。一个作家对历史应采取“居高临下”的态度去认识它，分析它，研究它。我说这些的意思，是因为所有历史上的这一切，都影响到我们今天的现实生活，这是逃脱不了的。我认为，在注重现实生活的同时，应对我们国家的历史，尤其是现代史，有比较深的了解，因为我们每个人是某种历史的产物，作为一个作家，不能对什么东西喜欢，对什么东西不喜欢，对错误你也得“喜欢”它，因为你认识、了解了它，才能表现它。我们现在有些年轻作家，目光只投向未来，投向外国，而对自己国家的历史都不甚了解，这是不行的，你归根结底要写的是中国，就是意识流的写法，你也要写的是中国——中国人意识流动的状态可能有和外国就不同。所以，我们必须重视历史，对历史和对现实生活一样，应持严肃态度。有的作品为什么比较浅，就因它没能把所表现的生活内容放在一个长长的历史过程中去考虑，去体察。我们应追求作品要有巨大的回声，这回声应响彻过去、现在和未来，而这回声只有建立在对我国历史和现实生活广泛了解的基础上才能产生。
问：在一个作品的构思过程中，应该特别注意什么？
答：下面讲一讲我自己感觉到的构思过程中常常会产生的两个问题。一个是就事论事，抓住了一个问题，就在这小圈子里转来转去。我的意思，是你抓住了一个题材，哪怕是很小的题材，都应把它放在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上去考虑，甚至这背景不光是中国的，而且是全世界的。就是说，你抓住了一个题材后，要尽量把它放在一个非常广阔的背景上去考虑它的意。另外一个，放在整个文学史上去考虑，这是两个角度。当然我这要求是比较高的，我自己也做不到，但是，我们应该尽最大努力这样做。在写到一定程度的时候，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有所突破，自己对自己应要求严格些。有些伟大作家的短篇小说，为什么在全世界传诵呢？就是因为它尽量概括了广阔的社会历史背景，具有普遍意义，而不是就事论事地在小圈子里打转转。我认为，好的作品应该是我们看来是好的，全世界看来也是好的，都能接受它，对全世界都有冲击力量。譬如，托尔斯泰的有些作品就是这样。当然，我们这样考虑了以后，最后也可能是个扯淡作品，但只要你是这样想过并努力过了，那么，扯淡就扯淡吧！我的意思是尽量使作品具有较大的意义，哪怕最后作品仍然是渺小的，也不要紧，要养成这样的构思习惯。
下面我再讲讲，在构思过程中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有时候，有这种情况：你抓住一个题材，猛一看很不错，能很快写成一个作品，甚至编辑部也可能采用。但是，你不要忙，既然一开始就有这样的基础，你就不要忙着写了交给编辑部，你要尽最大可能把这个题材再扩展，再思考。你可以把你原先排更组合好的题材反复打乱，重新排列，重新组合，看它能不能变成另外一个东西。充分展开艺术虚构，艺术想象，多折腾几次，说不定你的作品会变得更好，我们要养成一种习惯：多折腾自己，不要让自己轻松地滑过去，尽管这是非常痛苦的经历。我写《人生》反复折腾了三年——这作品是一九八一年写成的，但我一九七九年就动笔了。我非常紧张地进入创作过程，但写成后，我把它撕了，因为，我很不满意，尽管当时也可能发表。我甚至把它从我的记忆中抹掉，再也不愿想它。一九八○年我试着又写了一次，但觉得还不行，好多人物关系还没有交织起来，如现在作品中刘立本有三个女儿，但当时只有巧珍一个。后来我把它打乱了，考虑能不能有两上、三个，而增加出来的人物又是干什么用的？她们在作品中都应该具有某种意义，这些都需要反复思考。在构思过程中，总有某一个时候，你感到比较满意了。我们要多折腾几次，作家实际上是一个总导演，你要把你所设计的人物关系多排列几次，特别是搬到了“舞台”上，配合了灯光布景，你的人物所站的位置，他们之间的相互关系是否合适呢？这些都要考虑，都要调整，要使你的“舞台”整个看起来是无懈可击的。不要匆忙，为什么呢？因为，我们的作品归根结底应是这样的作品：要把生活的一般的事件，一般的人物，变成具有巨大社会意义的事件和典型意义的人物，作家的全部工作就在这里，因此不要匆忙。这个过程是非常烦恼的，要充分展开艺术虚构，目的是使作品中反映的生活更真实，更典型，更有意义，只有这样，才能形成深刻的主题。譬如，托尔斯泰的《安娜·卡列尼娜》，原来托尔斯泰听到的是一个非常简单的一个女人要和她丈夫离婚的故事，人物也只有两三个，但托尔斯泰展开充分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把人他的眼光投向当时整个俄罗斯上层社会，投向政治、经济、法律、道德、宗教、哲学等各个领域，把他所熟悉的人物都和安娜这个离婚事件联系起来。如果作家没有这样的艺术想象、艺术虚构，那就只能写出一个女人离婚的故事，而不会有《安娜·卡列尼娜》。《红与黑》也同样如此，司汤达听说了一个刑事案件——这样的刑事案件，我们在公安局也可以找到很多，有的故事很完整，只要一个晚上把它写出来，就可以在报刊上发表。但司汤达在这里进行了巨大的工作——虚构，把法国当时的社会、上层社会都纳入到这个刑事案件中去虚构，使一个普通的刑事案件，变成了具有巨大的社会意义的《红与黑》。我估计托尔斯泰和司汤达在这过程中折腾了恐惊不是一两次，托尔斯泰关于《安娜·卡列尼娜》人物关系的草图就搞了六七次，每一次和每一次都不一样。所以，如果我们不是闹着玩，而是要认真地搞创作，并且一直搞下去的话，对构思过程中艺术想象、艺术虚构这两大方面的工作，要引起严重的注意。当然，我们都是刚刚开始写作，但我们要认识到这些，并想办法追求它。至于是否能追求到，那是另一回事。但你追求还是不追求，是一个非常重要的问题在你要着手写的时候，尽量多思考思考，根据你的生活体验，尽量广泛地各方面地去思考，有些思考能进入作品，是作品之外的思考，但这也是必要的，它可提供检验你作品的东西。
问：选材应注意什么？
答：当你遇到一个题材的时候，你马上应考虑到：这个题材的意义？它有没有可以挖掘的地方？而这些，必须建立在对文史的了解和对生活的了解的基础上。如果，你具有了我们上面讲到的那些，那么你就会对题材的敏感性，你遇到了一个题材，马上会意识到，这里有没有可挖掘的东西，尽管它很巨大，很惊心动魄，但进入不了文学创作，那你可以很快掷掉它，再转入别的题材。选材是很重要的，如果是一个没有意义的东西，你就埋头写上几个月，把你都累死了，它还是个没意义。因此，你必须具有对题材的敏感性，甚至一些别人看来毫不留意的事情，由于你发现里面似乎有什么了不起的东西，当别人还没觉察的时候，你就悄地注意了。有的时候，当别人写出来了，自己大吃一惊：我也看到了，为什么没想写呢？就因为不具备上面的条件，而一个真正的伟大的作家就能在平凡的日常中演出惊心动魂的故事。从文学史上看，如果只是从生活中寻找离厅的故事，他即使写得再多，也是个二流作家，如福尔摩斯侦探案的作者。对生活冷漠、漠不关心对作家来说是致命伤，一个作家他可以外表是多么的冷静、冷峻，但他内心更有巨大的激情，就像一块火石，遇到什么，就能碰出火花来，不要把自己的心锁得很深，它应该是开放的、敏感的，别人不以为然的事情，你应该多想一想。
问：能不能请你谈谈你的《在困难的日子里》、《人生》等作品构思时的情况？
答：我的作品，好多是因为引起了我感情上的强烈颤动、震动，我才考虑珐要把我这种情绪、感情表现出来，这样才开始去寻找适合表现我这种情绪、感情的方式。如一九六一年困难时期，当时我上小学。我次亲是个老农民，一字都不识。家里十来口人，没有吃的，没有穿的，只有一就要被子，完全是“叫化子”状态。我七岁时候，家里没有办法养活我，父亲带我一路讨饭，讨到伯父家里，把我给了伯父。那时候贫困生活的经历，给我留下了十分强烈的印象，尽管我那时才七八岁，但那种印象是永生难忘的。当时，父亲跟我说，是带我到这里来玩玩，住几天。我知道，父亲是要把我掷在这里，但我假装不知道，等待着这一天。那天，他跟我说，他要上集去，下午就回来，明天咱们再一起回老家去。我知道他是要悄悄溜走。我一早起来，乘家里人都不知道，我躲在村里一棵老树背后，眼看着我父亲，踏着朦胧的晨雾，夹着包袱，像小偷似地从村子里溜出来，过了大河，上了公路，走了。这时候，我有两种选择：一是大喊一声冲下去，死活要跟我父亲回去——我那时才是个七岁的孩子，离家乡几百里路，到了这样完全陌生的地方。我想起了家乡掏过野鸽蛋的树林，想起砍过柴的山坡，我特别伤心，觉得父亲把我出卖了……但我咬着牙忍住了。咽为，我想到我已到了上学的年龄，而回家后，父亲没法供我上学。尽管泪水涮涮地流下来，但我咬着牙，没跟父亲走。我伯父也是个老实的农民，家里也很穷困，只能勉强供我上完村里的小学。困难时我在在上小学，伯父有时连粮也没法我供应，我自己凑合着上完了小学。考初中时，伯父早就给我下了命令，不让我考。但我一些要好的小朋友，拉着我进了考场。我想，哪怕不让我读书，我也要证明我能考上。我是一九六三年考初中的，作品里，我把背景放在一九六一年，而且是考的高中。当时，几千名考生，只收一百来个，我被录取了。一九六三年在陕北还是很困难的，而我们家就更困难了。我考上初中后，父亲给我把劳动工具找下，叫我砍柴去。我把绳子、锄头扔在沟里，跑去上学了。父亲不给我拿粮食，我小学几个要好的同学，凑合着帮我上完了初中，整个初三年，就像我在《在困难的日子里》写的这样。当时我的那个班是尖子班，班上大都是干部子弟，而我是一个农民的儿子，我受尽了歧视、冷遇，也得到过温暖和宝贵的友谊。这种种给我留下了非常强烈的印象，这种感情上的积累，尽管已经是很遥远的了，我总想把它表现出来。这样，我开始了构思。怎么表现呢？如果照原样写出来是没有意思的，甚至有反作用，我就考虑：在那样困难的环境里，什么是最珍贵的呢？我想，那就是在困难的时候，别人对我的帮助。我想起了在那时候，同学（当然不女同学，写成女同学是想使作品更有色彩些）把粮省下来给我吃，以及别的许多。这样，形成了作品的主题：在困难的时候，人们心灵是那样高尚美好，反过来又折射到今天的现实生活，因为今天的现实生活正好缺乏这些；我尽管写的是历史，但反过来给今天的现实生活以折光。透过这些，怀念过去，并思考我们今天现实生活中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那时候，尽管物质生活那么贫乏，尽管有贫富差别，但人们在精神上并不是漠不关心的，相互的友谊、关心还是存在的，可是今天呢？物质生活提高了，但人与人的关系是有些淡漠，心与心隔得有些远。所以，我尽管写的是困难时期，但我的用心很明显，就是要折射今天的现实生活。也许一般人不会看得那么清但作家必须想到这些，这是构思中必须考虑的。当时，我写这个作品时，就有一种想法：要写一种比爱情还要美好的感情。主题就是这样的。然后再来考虑怎么安排情节。
我在构思时有这样的习惯：把对比强烈的放在一起，形成一种反差——关心我的人，是班上最富裕的，形成贫和富的反差。如果从总体色上来考虑，这边是亮的，那边可能是暗的或者一种投影，主题、人物、情节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我在构思《人生》时，也是这样的。譬如，高加林是非常强悍的，他父亲却是软弱的。从塔基到塔尖，这种对比都要非常强烈，每一个局部，都要形成强烈的对比。这样矛盾冲突、色彩、反差自然就形成了。两个女的，刘巧珍是像金子那样纯净，像流水那样柔情的女性，那黄亚萍就应是另一种类型——如果是个城市的刘巧珍，那就毫无意义了。当然，这种种要建立在生活的基础上。就是拿主题来说也要形成某种反差，这也是辨证的。如《人生》，从社会角度看，社会如何正确对待苦闷和失落的青年人，反过来说，当社会不能解决这些问题时，青年人自己又应如何正确对待人生，对待生活。这样就形成了交叉对比。甚至情节也要对比，如前半部写村，后半部写城市，这也形成一种对比。当然这不能是机械的理解，我的意思是在构思作品时，为了使矛盾冲突更典型更集中，要在各个方面形成对比，使矛盾有条件形成冲突。
问：作品中的所谓“悬念”重要吗？
答：是很重要的。有的作品，一开始就“露”，读者盾了一、二章，就知道结局是什么。而你偏偏应该写成一开始是
这样，而中间发生了读者意料不到的大转折，而这种变化，你根本不能让读者一开始就感觉到。要善于隐蔽情节的进展，善于隐蔽矛盾冲突的进展。有些人缺乏这些，所以作品得很露，抓不住人。如果你作品的跌宕多的话，那么，当第一个跌岩完了的时候，读者的心就要被完全抓住。如《在困难的日子里》，那个女同学对主人公最关心的时候，他认为自己自尊心最受伤害的时候。这个跌宕，抓住读者看下去，而一直到最后一个跌宕：读者认为，他肯定是要回去了（可能有聪明的读者，会感到他会留下），但想不到最后来了个根本的转变。
我写的作品往往是这样的，人物和情节来个３６０度的大转折，最后常常转回到了原地方，就在这个转折的过程中，让读者思考。当然这只是构思方法的一种，其他方法也是可以的。作者要善于把作品的意思和人物关系隐蔽起来，不要一下就把气冒了，要到该揭示的时候才揭示它。当然，作品的构思是一个比较复杂的过程，各人有各人的构思习惯，这只是我的习惯，不能要求别人都一样。总之，矛盾的发要多拐几个弯，不要只是一个弯，它体现了矛盾本身的复杂性。考虑问题的时候，可以从这个方面考虑，也可以再从反向考虑。
问：能不能谈谈你开掘作品主题方面的体会？
答：这个问题很复杂，不能孤立地讲主题，它必然和人物、情节融合在一起。作家在构思时，主题、人物、情节是同时进行的。如果你写不出矛盾，写不出人物，也就没有主题。咱们现在考虑作品的习惯，往往是要先有个思想，当然，有时也需要先就没有主题。咱们现在考虑作品习惯，往往是要先有个思想，当然，有时也需要先有一个思想。关键是人物关系、情节，如果你把人物关系处理得很准确，很有典型意义，那你的主题也就有了典型意义。如果其他东西都站不住脚，仅仅有个正确或者尖锐的思想，那是根本不行的。主题的深度，离不开人物的深度和对整个社会问题认识的深度。
问：作品构思好以后，你又怎样选择“切入”部位呢？
答：对我来说，如何选择作品的开头是很困难的，有的时候，写了几十个开头，自己都不满意。这个“切入”她似乐曲的第一个音符，它决定了会把作品定在什么调上。一般来说，短篇小说把“切入”的部位放在事物矛盾发展的后半部分，写的是接近结局部分的那部分生活，而把前边的发生、发展插进去写。我的意思，是中篇小说的切入部位要比短篇小说再靠后些，一般选择矛盾发展已经要进入高潮部分作为作品的切入部位。譬如《人生》，在高加林卸掉教师职务以前，他也有许多生活经历，但作品要和选择高加林被卸带领作为切入部位。因为高加林的卸职，已经进入矛盾发展的高潮部分，他怎么教学，把这写到作品里没有意思。高加林教学再好，你写进作品者看下去，因为没有形成矛盾，而高加林教师职务一卸，各种矛看骤起，接近于决定这个人物命运的尾声部分。当然，作品应该是这样的。当尾声部人写到高潮的低落，这又应该暗示了生活一个新的开端。巴尔扎克的作品就是这样的。但这决不是说，要接着写下去，但它必须有某种暗示。如高加林扑在地上的一声喊叫，读者可能会感到某种新的开端，但你不一定再写下去了。有些作品没有暗示，就让人感到很窄，好似戛然一声，把弦崩端了。最后一声应该是悠长的、颤拌的，不要猛地一声把弦崩断了。崩断了的效果不好，就似一首好的歌曲，应该是余音绕梁，三日不绝，对事物的下一步发展，在结尾中给予某种暗示，会使作品更深刻、意境更宽阔些。
问：你在创作过程中，有没有定不去的时候？
答：经常有。譬如《人生》中德顺老汉这个人物，我是很爱他的，我想象中他应该是带有浪漫色彩的，就像艾特玛托夫小说中写的那样一种情景：在月光下，他赶着马车，唱着老的歌谣，摇摇晃晃地驶过辽阔的大草原……在作品中他登场的时候，我并没有想到能把他写得比较好，写到去城里掏大粪前，我感到痛苦，没有办法把他写下去。尽管其他人物都跳动在我笔下等着我写他们，但德顺老流我写不下去，我总觉得他在这里应该有所表现。我非常痛苦地搁了一天。这时，我感到了劳动人民对土地，对生活，对人生的那种乐观主义态度，掏大粪这章节不但写了德顺老汉，把其他人物，譬如高加林也带动起来了——掏大粪那章是表现高加林性格的很重要的细节。开头我没有重视德顺老汉这个人物，但最后他成了作品的一个很有光彩的人物。德顺老汉在作品结尾说的那段话，尽管我还没有写好——写得“文”了一些，应该再“土”一，但是我没想到《人生》最后竟然由他来点“题”，这是使我很惊讶的。因此，当你在创作中感到痛苦的时候，你不要认为这是坏事；这种痛苦有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可能比顺利时候产生出来的东西更有光彩。
问：有没有随着情节、人物性格的发展而改变了最初的构思呢？
答：有。经常有这种情况，可能有时有更好的发现代替了原来的设想。
问：那么你写作前有没有提纲呢？提纲有没有变动呢？
答：有个粗略的提纲，但进入写作过程时，说不完全部都推翻了，只有大的轮廓还保持着，所有具体的设想都可能改变了。人物一旦起来你原来的设想就不顶用了，但大的轮廓往往还是按你原来构思时的脉络去流动的。
我与广播电视
对于一个经常浸泡在文字工作中的人来说，很少有闲暇时间听广播、看电视。但是，我和广播电视却有不解之缘。
《人生》小说发表后，在电影之前，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就制作了广翻剧，由著名电影演员孙道临担任解说。记得当是我是在陕北拍电影《人生》的外景地听到的，每天中午一节，非常别致。广播剧是一种留有巨大空间的艺术，很能激发人的想象力。以后，我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先后在陕西人民广播电台和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播出，并被中央电视台中国电视剧作中心改编为十四集电视连续剧。小说前两部在电台播出的时候，我还带病闷在暗无日光的斗室中日夜兼程赶写第三部。在那些无比艰难的日子里，每天欢欣的一瞬间就是在桌面那台破烂收音机上收听半小时自己的作品。对我来说，等于每天为自己注射一支强心剂。每当我稍有萎顿，或者简直无法忍受体力和精神折磨的时候，那台破收音机便严厉地提醒和警告我：千百万听从正在等待着你如何作下面的文章呢！我不得不一次又一次面对那台收音机庄来地唤起自己的责任感，继续往前往走。按照要求，我必须最迟在一九八八年六月一日将第三部完成稿交到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五月二十五日，我才在陕北甘泉县招待所用激动得像鸡爪子一样的手为六年的工作划了句号。然后当夜起程，截近路从山西过黄河赶到北京，六月一日准时赶到中央台。当我和责任编辑叶咏梅以及只闻其声而从未谋面的长书播音员李野墨一起坐在中央台静静的演播室的时候，真是百感交集。我没有想到，这里已经堆集了近两千封热情的听众来信。我非常感谢先声夺人的广播，它使我的劳动成果及时地走到了大众之中。
紧接着，中央电视台又根据小说改编制作了十四集电视连续剧。严格地说来，电视剧拍得不尽如人意。但这已经是别一种艺术，应由本行道的标准评估，作为小说作者，不应过分苛求，无论如何，它对小说的传播起到了十分重要的作用，这就应该感到满足了。
作为一个文学工作者，我原来对作为现代传播手段的广播电视，心怀敬畏。它们与大众的交流是那么迅速而广大，几乎毫无障碍，将来的一某一天会不会把作家这种“手工业生产者”整个地吞没呢？通过我与这两种“电老虎”打过几次交道，反而觉得文学借用这两翅膀，能作更广阔的飞翔。我将以更亲近的感情走向它们。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记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理想之路上奋，今天我主要想请您主炎谈对理想的认识和理解。
路遥：一个人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一个什么社会。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但是理想之路是非常艰辛和坎坷的。您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人在艰难的路上向前，也就是说，理想的动力是什么。
路遥：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比较充实的生活。这样他就会为他的某种理想，为他设计的某种生活目标竭尽全力。对一个青年来说，应该有一个觉悟期——人生的觉悟期。这个觉悟期越早越好。这就是说应该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准备怎样去生活。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度的理解以后，他就会确立自己的一个比较远大的生活目标，也就会调动自己的所有力量，为达到此目标而奋斗。当然，对于涉世尚浅的青少年来说，往往会有好多幻想，甚至会有一些空想。我认为这时无可指责的。这也是他们这个年龄特点。
如果青少年时没有什么想法，那就提前变成一老头了。通常的情况是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有好多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异，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但是，总应该有一些东西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会起到作用。
记者：刚才说到确定一个目标，比如成个作家，或者有些人想有一套房子，有辆汽车，有些人又想当个大官，想发一笔财，这些人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有什么不同，您能不能谈点看法。
路遥：我认为所谓理想首先包含一种崇高的性质。不仅包含着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做出某种牺牲和奉献，理想不能纯粹局限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不要把理想和琐碎欲望混为一谈，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他所从事的一切劳动、工作和努力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是要为他身处的大环境，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这样，他才可能会感到更幸福一些。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上的许多人，比如说他的理想实现啦，就觉得他有些很特殊的才能，那么您是不是觉得理想是那么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专利？您觉得普普通通人，也就是非常一般的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路遥：不能把理想当作一种职业好坏的标志。我认为每一个人不管他事什么工作，在每一个行道里都应该有追求，这种追求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你能当一个作家，通过努力实现你的理想，这很好；但是你觉得你的才能是当一个好木匠，最后做出很漂亮的家具受到大家喜欢，千家万户都争着使用，未见得比当一个蹩脚的作家差。有人搞服装，这也是普通工作，但是由他做出的衣服大家都喜欢穿，这也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硬要在服装工人、木匠和作家这三者之间分出哪种理想是最好的理想，我认为只能得出愚蠢的结论。每一个都根据自己的条件，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追求，都可以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记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那么您觉得理想怎样才能普通成现实。
路遥：如果一个人不经过努力，不经过劳动，不经过创造，那么还想入非非，这种“理想”最后只能是空想。我认为把理想变为现实实际上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人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无数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当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但是你在整个一生中总有应该实现的理想或是梦想。
记者：现在社会上讲实惠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讲理想的人有人也说是越来越少，你沉得理想和实惠之间是否有矛盾，就是说是不是讲理想就不讲实惠，讲实惠就不讲理想。
路遥：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现在的青年身上是存在一种追求实惠的倾问，理想的光芒有些暗淡。我们现在发展经济建设，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意识。人们计较一些个人的实际问题，讲究实惠，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要以牺牲自己的理想作为代价的，尤其是这几年，老是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中缺一种什么东西。我想是缺少了一点罗曼谛克精神。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谛克精神太少了。我甚至还想专门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题目叫《寻找罗曼谛克》。
我觉得在青年人身上应该有一种罗曼谛克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会中，罗曼谛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想想战争年代，那时候男女青年有什么物质的享受？
但他们那么年轻，有的人在二十来岁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一种理想，为一种精神，而使青春激荡。这种活法，是非常令人激动和感奋的。如果一个人在精神生活上没有光彩，即使他有好多钱，仍然是贫困的——和贫困一样可悲。
记者：您刚才您到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普通缺少一罗曼谛克的精神，也就是说活得太实在啦。我们从我们从事的工作中，从许多青年人的来信和谈主知中也能够理解到青年人的这种苦闷。我们想问您，如果一个青年人感觉到自己满足于现状，有点不思进取，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理想，但是，他来向您请教，请您给他出个主意，您将如何告诉他。
路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要思索的问题。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咋样活着，或者说咋样活着才有意义。在任何时候，在物质不发达的时候，一直到物质发达的时候，永远存在人应该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好多问题要青年自己解决。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使自己活得很，也应该想办法去帮助别人。
无声的汹涌——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月亮的环形山》我是在四天之内读完的，我感到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把握住了小说创作的个中三味，甚至把握到了一种几近纯青的程度。
要具体地谈这部作品，几乎无从谈起，但你处处感到一种无声汹涌，这就是本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否就属这种境界？作者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整体经验，而不是讲故事，处处都是思想的火花和情绪的激流，因此处处引起你的触动。
一般的者要读故事，读曲折离奇的故事，而高层次的读者决不满足于听故事，而要求读生活。故事完整而共它一切方面乏味的小说，读《月亮的环形山》这样的书，就愿意一直读下去。这种小说，很难跳着读，只能字字句句地玩味，这是因作品处处渗透着作者独特而真实的感受，对读者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牵引。
有的小说，看似故事很吸引人，但随时都让人疑窦突生：
生活是这样吗？这可能吗？作者只有设身处地，让人信用，才谈得上让人接受，让人感受。好的长篇小说，看似“无事”，实上处处闪烁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每一段的每一句都要写得好，不仅仅是写得正确，前后左右抽扯照应住主不够了，而应该在每一个段里，甚至在几个短句中，都有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语言的漩涡里、段落的港湾里，都要有丰富的层次，丰富的景致。只要每一段都写好，比刻意追求一个完整的故事更有魅力。天芳散文的语言和晓雷诗的语言，这一次完全蜕主烃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应该有散文、有诗，但在小说中，散文和诗都应该成为小说中的散文和诗，成为真正的小说语言。也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才区别于其它小说。有的小说追求新闻报道式的爆炸效果，而这是一个追求艺术效果的作品。小说不能靠事件去冲击。这个小说显然企图用艺术来征服者，因之我读起来特别有兴趣。真是无从谈起，但写成了三十多万字。要达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我还未读后边的时候，就在想象，等到把后边读完后，就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吻合。一切都是自然的。只有巨大而充匠心的劳动才能造成不露加工痕迹的作品。
有的人可能把这种小说仅仅看作是语言讲究，这种认识是浅薄的。最主要是一种深切的体验和感受。这部书使我感受到了内容上的一种真诚性，这种真诚性又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表述。有的小说缺乏生活的真诚感，只是为写而写；有的虽然具备真诚，却不能通过艺术特别是语言的品味达到。而这部作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理解，然后才是语言的表述，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真价值就在于此。尽管描写是平静的，但内心充满了暴风骤雨。把读者引进心灵深处，这才是一个真正博大的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座无边的宫殿。作家体验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读者是跟着作家提供的体验去思索的。因此，这部小说在外部的结构上似乎特别平淡，但具有真正内在的张力。
《月亮的环形山》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它追求另一种格局的广大。《九三年》和《简爱》不同，一个着重于社会史的描绘，一个着重于心灵史的开掘，但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更重要。实际上心灵的世界最大。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心灵通向全世界。《简爱》我读过不少遍，这种小说很有魅力。浅薄的书评家往往注意外在的形式上的各种小花招。不要为了扩大容量，硬把不相干的东西拉进来。
《月亮的环形山》不是这样，没有从感情岔出去的描写。
我从写小说的角度，边读边分析这部小说的章节和段落，最后认为，只能是现在这样写。很少得多余的，也很少有不到的。只能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小说应该这样，既要淋漓尽致，又要有所节制。不到火候，令人遗憾；火候太过，同样令人遗憾。艺术就是和谐，而恰如其分就是和谐。不到或多余，都破坏和谐。
小说的博大，是作家对生活的视角要开放；仅仅把故事扯得东南西北，未见得开放。而这部小说在思维方式和揭示人物心理方面，都是开放的。作者过去的散文、小说或诗歌作品，都有拘谨感，这一次能够放得开，而且越到后来越放得开。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思想、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生活形态等等的把握，都是准确的。这些写准了，读小说就使人进入甚至沉浸于那个时代，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思绪：尽管我们曾经是多么幼稚，但那个时代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
实际上，用艺术去篡改生活，篡改历史，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幼稚。这部小说对当时各种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僵化的或不好的人物的描写，都是有节制的作者是从社会的象度来评判、来检讨的，没有从个人的好恶出去否人物，这是一种历史的俯瞰。所描写的那一群人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很不容易的。“莫斯科在你的笔下清晰可见”，这是对作品的最高褒奖。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环境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起码的，也是最不容易的。
小说的结尾也好，最后那一段特别好，这种结尾只有在那种时代，带一种深远的诗意，给人一种特别温馨的感动。但我感到，小说结尾时对对几个人物命运的照应，周蔚和韦村贤的笔墨稍微轻了点。我认为，在快要结尾的某个时候，对所与的人和生活有一点历史的或哲学的概括，对《月亮的环形山》有一点点题的笔墨，会更好，比如说在婚礼的描写上，可以讲到：来了的，没来的，活着的，死了的，这些人的生活在后人看来，是简单的，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但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他们各自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这样的总结，也许会给人更多的启发。应有一个小段落和一种小细节，点一下，现在虽然有，但不够，吕哲之死与窑洞婚礼的衔，应该更具匠心。要有一个重笔，无论思想上或内容上都需要一个重笔，让奔腾汹涌的东西有个归宿。当然需要全书的一贯风格。另外，中秋节主人公与老同学的会面有一点生硬。这虽是小疵，但一部交响乐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间乐就会毁掉整部交响曲，不可不注意。
总体上讲，这部小说没有一处是松懈的或勉强的，到处显示一种游刃有余。这显然是几十年艺术积累的功底的体现。
把几十年的积累用于一种合适的大舞台舒展地展现了出来，可以看出，作者把原来的散文和诗的功夫全用过去了，但又远远地区别于以往的散文诗歌作品。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就应该客观地化开地看特这一部作品，这无疑是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是一部高品位的长篇力作。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应该乘胜追击。艺术应该实事求是地区别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这部书完全是有价珠东西。作者姑且把以前的作品都看作这部书的准备，什么也不要想，一定要把下边的东西完成。我的经验就是，什么也不要想，把要写的东西写下去。我相信，作者一定能写好。
土地的寻觅
我和俗溪最初相识在文化革命这幕戏剧的尾声部分。而在幕社会戏剧中，我伙扮演的角色原来是属于两个相互敌视的“营垒”，漫长而无谓的争斗，耗尽了所有人的热情，带来的是精神上的死一般的寂寥。文化革命作为没有胜利者的战争结束了，但可悲的是，失败者之间的对产情绪仍然十分强烈，意外的是，我和谷溪却在这个时候成了朋友。把我们联系起来的是文学（这是一个久违了的字眼）。在那时之前，谷溪已经是省内有些名气的青年诗人，早在一九六五年就出席过全国青年业余文学创作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共同的爱好使我抛弃了派别的偏见，一起热心地投入到一个清风习习的新天地里，忘却了那场多年做不完的恶梦。尽管那时候的作品甚至连一篇也不能编入现在的结集里，但它在人生的篇章中永远占有不可磨灭的一面——那是在干枯的精神土地上长出的几棵稀有的绿草，至今仍然在记忆中保持着鲜活。在此期间，谷溪和朋友们编辑出版了诗集《延安山花》。当时在国内外行销几十万册，可以说这是文化革命后期中国大陆上第一本有泥土气息和文学意识的诗歌集子，不能不引起社会广泛的注意。后来，谷溪又和大家奔波着出了一张文艺小报《山花》（一九九二年将庆祝它诞生二十周年）。今国内许多有影响的作家和诗人当年都在这张小报上发表过他们最初的作品，有的甚至是处女作。一时间，我们所在的陕北延川县文艺创作为全国所瞩目，几乎成了个“典型”。所有这一切，都和谷溪分不开，他热情组织了这些有意义的活动。以后，我感到诗歌这碗诱人的汤水不适合我的脾胃，就改行涂抹起了小说，但谷溪一直痴心不改，始终热恋着他的缪斯，以至今天有了这本凝聚着他几十年心血的诗集。
诗人谷溪最初的职业是位火夫。那时他刚刚告别了少年。
贫困的家境使他勉强读完高中后，便开始自谋生路；和油盐酱醋打起了交道，无论在此之前还是之后，他都饱尝了生活的酸甜苦辣。作为陕北农民的儿子，他继承了劳动者那种顽强不息和百折不挠的精神品质，几十年里，一边应付着生存的窘迫与尴尬，同时以音稚般的执拗在他心爱的黄土地上寻觅和采摘诗歌的花朵。
读谷溪最初的诗作，你常常感到，那些诗不是用笔在纸上写出来的，而是用老镢头从地坦克挖出来的。有人就称他的诗是“老镢头诗”。当然，如果硬要把绣花针在绸缎上绣出来的诗和这种老镢头诗作比较，这种诗可能认为粗俗了一些，似难登大雅之堂。但我认为，面包和窝窝头各有各的味道，正如一句陕北乡谚所说：清油调苦菜，各取心里爱。
一副知识分子派头的谷溪，血管里流的是农民的血液，即使西装革履加上宽边眼镜也掩饰不住这种本质。他的劳动状态首先就像个陕北的庄稼汉，而且每有收获，第一个大受感到的常常是诗人自己。每逢有新作出笼，总要醉心地不厌其烦地给亲朋好友朗诵。在外人看来，他甚至有点过分地珍视自己的劳动果实，知情得当然是理解他的，因为他的每首得意之作，都几乎是洒尽汁水以至绞尽脑汁的产物。这个人没有上过大学，写作不可能凭空厚的学识功底，他也不属于那种脑瓜灵得不弹也响的才子，诗情经常能像自来水一样流个没完，谷溪在很大程度上不是靠天赋写诗，有时甚至要等到诗神明白无误的暗示后，似乎才“恍然大悟”，而且农民式的拙朴常常造成逮一只蜻蜓，也用了捕捉飞鹰的大网，其艰难困苦，就不是雅兴计人们所能知晓的了，即使如此费尽心机，他也不是每次都能逮住那只美丽的蜻蜓。从诗人几十年的作品来看，他收获的数量并不是很多。但毋容置疑，在他所有的这些收获中，的确有许多掷地有声的货色，足以使我们对诗人的劳动产生警意，我们可以猜想他在两次收获之间，常常面对的是大片的空白。他又是一个天性不安生的人，没有守株待兔的耐心，一旦失去诗的灵性，就忙乱而狂热地将自己投身于各种社会性的文学活动之中，指导初学写作者的创作直至其它的琐碎事务，即使出力不讨好也从不回心转意，这种热忱的付出也影响了他自己的创作。当然，他从未中断过对诗的执著追求，有时甚至毫无收获的指望，他也在辛勤耕种。这一点上，再一次体现出了他的农民本色，对一个农民来说，即使面对一个纯粹没有收获的秋天，他也绝不会为春播夏耘所付出的艰辛而生出丝毫的悔意来。
由此而论，我们觉得，谷溪在人生奋斗方面的收获可能要大于他在诗歌创作方面的收获。我们又很难评判其间的哪一种收获于人更为宝贵，也许人生奋斗过程中所得到的欢乐，要远比所得到的那个具体结果更为美好。这不仅对谷溪而言，大概对我们所有的人都是如此。
谷溪后期的诗作变化很大，进步也很大，他显然不满足于初期的山歌野调，试图用自由度现大的歌喉唱出对生活更丰富的感受，溪水奔涌出狭小的山谷，开始在较为宽阔的河床上流淌。我们甚至有一种河流突然改道的感觉，听见某种宏大的声势在他诗歌的河流中喧响。尽管某些地方显出了一种生硬或勉强，就总体而言，他后期的诗作表露出明显成熟的人生态度。对谷溪来说，这是一个飞跃，尽管这飞跃带着实验和探索的性质，这本诗集主要收编的是诗人这一时期的作品。可以看出，他显然在刻意追求一种深度，追求一种哲理意识，在展示现实生活的多棱镜面时，他尽量用冷静的手指拨亮历史的烛光给予其旷远的观照。而笼罩在这一切之上的，是诗人对陕北这块厚土的深深挚爱和杜鹃啼血般的眷恋，并以此唤起我们所共有的那种乡恋之情。这些都在很大程度上弥补了诗人在技巧方面的缺陷。另外，我们还觉得，在追求一种新形式、新表现的时候，并不意味着一定要以牺牲和抛弃原有的东西作为代价。谷溪深厚的民歌素养应该在创作追求中得到体现——当然应该是一种升华的体现。
艺术批评的根基
十几年前，大文学批评的广阔天空，李星时隐时现，除过少数一些人，大家并没有观察到他。但这个人不断地裂变着自由的精神原子，甚至用猛烈的火焰加燃自己，现在已闪闪烁烁终于君临人们面前，并在陕西文学批评的星座中占了一个耀眼的位置。
李星文艺批评的最大优势，在于他既拥有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又有扎实系统的专业理论功底。这就使他有可能在对批评对象居高临下的解析之前，先行深入地对其作作品时的感受不尽相同。但是，在我看来，一个卓越的文艺批评家，一种新思想的发现者，不仅应具有高明的理性剖析和概括才能，最重要的也许仍然是首先要懂得生活——历史的、现实的生活，这是一切艺术批评的根基。这样，他的批评就不会是脱离作品远离生活的云遮雾罩，就不会有隔靴搔痒或南辕北辙之感，批评首先是准确可信的，然后才能谈到深刻和巨大。从这个意义上说，作家需要生活，批评家也需要生活。很难想象，一个批评家不能透彻地理解作家艺术家在其作品中反映的生活内容以及他们创作心理机制所凭借的历史的和现实的生活依据，而仅仅用古今中外一些理论书籍中得来的概念或“条款”，就敢勇气十足地对作品品头论足。不幸的是，在我国当代文学艺术批评中，这类现象并不鲜见。
李星在这方面有其天然的条件。他出身于关中平原的一个农家小院，青少年时期一直在田野和村镇上度过，这些范围内的生活感受不是以后“深入”才得来的，而他自己就一直是其中的成员。后来，尽管他在大城市搞了专业，但他也没有割断他和农村乡镇母体相连的脐带。由于陕西的大部分作家艺术家大都和他一样，不是直接从农村乡镇走来，就是和这些地方有血肉般的相连关系，因此，这些人的作品首先为李星的文艺批评提供了广阔的天地。我敢说就目前而言，李星对陕西文艺作品的评论要明显高出一筹。他已出版的评论集《求索漫笑》就是一个证明。在这本书中，他几乎对陕西所有有影响的作家以及全国一些相似的作家有过出色的论述，并且最先提出“农裔城籍”作家这一著名概念。对于生活的敏感和深沉的思考方面，李星决不亚于作家和诗人。只有积极地给予生活，才有权评说生活，只有对生活深入地体察，才能对作品作深刻的论断。李星的文艺批评之所以在很大的程度上使被批评和读者信服，正在于此。
但是，李星又决不是一位“乡土批评家”。他在专业理论的建高上具有很不一般的修养。他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文艺理论专业，在大学就系统地学习了文艺理论。毕业后不久，专业“对口”，从始至今一直搞自己的专业。尽管拖家带口，但她始终勤奋不已地读书和写作。给人突出的印象是，这个人无论对重大理论问题还是对一般的艺术观点，都力求认真钻研以至透彻理解，而不是那种号称博览群书其实常常一知半解，最终只能用“模糊语言”写评论的评论“家”。李星的评论文章条理清晰，论断力求准确，且也不乏惊人之见；一旦灵性突发，甚至诗情如潮而涌，字里行间时有电光石火飞溅。
纵观李星的全部批评活动，我们不难看出，随着生活认识积累的加深和艺术理论修养的不断提高，他批评的视野在逐渐扩大，从早期主要从事文学批评而至今天已叔叔及到了多种艺术门类。他已不仅仅为文学界所熟知，也引起了整个艺术界的关注。从著者的这本书里，我们就看到了他的这一新现象。这无疑预示了他更广阔的前景。在我看来，在他以后的努力中，需要解决的问题是，如何将自己深厚的实际生活感受与专门系统的理论建树更出色地融解在一起，以期使他的评论达到一个令人振奋的高度。
附：《人生》俄译本后记
〔苏〕谢曼诺夫
还在我去中国旅行这前不久，我在莫斯科就拜读了路遥的中篇小说《人生》。那时就知道，路遥是“文革”之后登上文坛的中国作家。中篇小说《人生》是他在中国引起热烈反响的第一部较大的作品。这篇作品最早把注意力引向对农村和城市交叉地带的描写，反映了当代尖锐的生活冲突，围绕这部中篇小说，无论在读者中间，还是在评论家中间，都引起了争论。但是，争论的最终结果是新作者被承认了，而且成为一九八三年度全国文学评比的获将者之。
以后，我看到过根据路遥小说改编的电影，这部电影在世界各国放映，电影是感人的和富有特色的（特别是对农村婚礼的精彩描绘），但是，中篇小说始终揭示了社会冲突，在描绘否定人物、反映城乡生活中展开。最后，我在中国和作家路遥本人会见了，他是一位纯朴的、同时又是一个聪明的、善于思索的人。作家本人比我想象的要稍稍老一点，他已经是陕西作家协会的副主席。这个陕西是中国北方的一个省。而这个北方已经为中国和全世界输送了许多优有的散文作家，例如赵树理，他的短篇小说《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和其他一些描写中国农民的作品在我国已广为人知了。
更有意味的是，路遥不久之前写成的长篇小说《平凡的世界》（一九八六年推出第一部）也是献给农村的。这部长篇小说使读者转向“文革”时期。作家赵树理正是在这个时期被迫害致死的。作者对历史现实进行了广泛的概括，积极地运用了民族传统。同时，路遥既和欧洲文化，也和俄罗斯文学遗产联系着。
现在，中国的社会生活正在发生着广泛的变化，吸收欧洲文化已是一个现实问题，而路遥的思想是特殊的，他认为创作自由和民族责任感对于一个作家同等重要：“我们不能容忍社会上的某些低级的审美观点”，“作家们任何时候都不能丧失普通劳动者的感觉。我们一旦消极地对待劳动人民，那么，我们的作品就会成为无根的草。”
人这里流露出路遥的另一个重要思想，民族的根首先在农村。中篇小说《人生》像中国当匠其他许多作品一样，在这一点上，接近我们的“农村”散文。作者没有把农民理想化，既写他们热爱劳动、俭朴和正直，同样又写出他们缺乏文化、怯于和乡村领导干部斗争。正是这些农民——借助各种必要的条件——终究成为中篇小说里道德原则的荟萃所在。
近来年，全面的“寻根文学”在中国发展起来了，但是，这并不完全是路遥向我们提供的内容，而更准确的是以中国乡土主义或拉丁美洲的“魔幻现实主义”精神对古代和原始力量的理想化。路遥带着谴责的态度谈到这种文学：“令人费解的是，为了‘寻根’，是不是要号召所有的作家和艺术家深入到‘原始森林’里去。”
当然，年轻作者的中篇小说是在中国文化长期衰退的时期以后写出来的。因而，中篇小说无论在艺术思想发展方面，或者是在风格表现手法方面，都绝不是没有缺点的。但是《人生》以对中国当代文学不寻常的关注热情，在十分温柔的形式里所传达的鲜明的社会性而吸引着人们。中国的评论家不是毫无缘由地说道：“中篇小说描绘出复杂的生活冲突。城市和乡村，社会和家庭，奋进与沉沦，希望和悔恨，爱情和苦闷交相错综在一起，而所有这些都是在当代社会生活真实的画面里展示出来的。”
出自内心的真诚
我们常常谈论所谓艺术的魅力，也就是说，我们的作品凭什么来打动别人的心灵！
在我看来，要达到这样的目的，最重要的是作家对生活、对艺术、对读者要抱有真诚的态度。否则，任何花言巧语和花术翻新都是枉费心机。请相信，作品中任何虚假的声音，读者的耳朵都能听得见。无病的呻吟骗不来眼泪，只能换取讽刺的微笑；而用塑料花朵装扮贫乏的园地以显示自己的繁荣，这比一无所有更为糟糕。是的，艺术劳动，这项从事虚构的工作，其实最容不得虚情假义。我们赞美，我们诅咒，全然应出自我们内心的真诚。真诚！这就是说，我们永远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这样我们所说出的一切，才能引起无数心灵的共鸣。
需要什么？
作为一个当代作家是幸运的，因为我们的创造天地无疑比过去年代的作家们广阔得多。但同时，我们的工作也更加困难，因为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更加复杂而又正在发生巨大变化的社会。深刻而有力地反映我们时代的生活面貌，要求当代作家具有更先进的思想水平和认识能力，更宽阔的生活眼界和深厚的艺术修养。因此，我们首先得和自己的浅薄作斗争，从这个意义上说，我们不仅需要热情的鼓励，更需要严肃的文学批评。对作家及其作品，要么庸俗地吹捧，要么粗暴地批判——正是这两种有害的方法一贯地妨碍了我国文学艺术的发展。我们应该摆脱这种长期形成的恶习，逐渐地变得成熟些。
这束淡弱的折光
——关于《在困难的日子里》
这篇作品所描写的生活已经离开我们二十多年了。
这是一段被某些大人淡忘了的、又是现在大部分孩子所不了解的生活。也可以说已经成为历史。从当前的某种观点看，这样的题材也许不“新”。
但我仍然含着泪水写完了这个过去的故事。
在当代的现实生活中，我们常常看到这样一种现象：物质财富增加了，人们的精神境界和道德水平却下降了；拜金主义和人与人之间表现出来的冷漠态度，在我们的生活中大量地存在着。造成这种现象的客观原因当然是很多的。如果我们不能在全社会范围内克服这种不幸的现象，那么我们就很难完成一切具有崇高意义的使命。
每当想到这些，我就由不得记起了三年困难时期的生活。
那时，人们虽然处于极其困难的境地，但在生活中却表现出了顽强地战胜困难的精神；表现出了崇高而光彩的道德力量。
因此，这写过去的这段生活，并不是纯粹讲述一个“历史故事”，而是想用一种折光来投射我们的现实生活。
这一束折光也许太淡弱了，但我仍然想让它闪射。我愿意使那些比我更年轻的朋友了解一些那个年代的生活；我觉得不论怎样，这对他（她）们是没有坏处的。我并没有回避那些日子里贫困生活的不幸情况。当然，要在这样一篇小小的作品中，总结造成这段生活的复杂的政治原因也是不可能的（我也没准备这样做）。我觉得，对于小说来说，重要的是用艺术手法真实地表现出生活来，只要做到这一点，读者也自然会在美学欣赏的过程中，获得认识方面的价值。
这个作品所表现的是那个时代的一个小生活天地里的故事。作品中主人公的那些生活历和感情经历也是我自己所体验过的。不过，那时我年龄还小，刚从农村背着一卷破烂行李来到县城上高小。鉴于这种情况，我对当时社会生活的全貌不能有个较为广阔的了解和更为深刻的认识，现在只能努力写到这样一种程度。
因此，我热切地盼望比我更年长、更成熟的作家在更广阔的范围内更深刻的地来表现我国现代历史上这段非同寻常的生活。
答陕西人民广播电台记者问
记者：非常感谢您能接受我们的采访。您从《人生》到《平凡的世界》一步一个脚印，扎扎实实地在理想之路上奋，今天我主要想请您主炎谈对理想的认识和理解。路遥：一个人生活中肯定应该有理想。理想就是明天。如果一个人没有明天，他的生活在我看来已经就没有了意义。就是一个社会也应该有它的理想，那就是这个社会明天应该是一个什么社会。无论一个人，还是一个社会，他们所有的实践和努力都是为了向更美好的方向发展。所以我觉得，有理想，那么在奋斗的过程中才可能有目标。一个人糊里糊涂混一辈子，这样一种生活是没有意义的。
记者：但是理想之路是非常艰辛和坎坷的。您觉得是什么力量促使一个人在艰难的路上向前，也就是说，理想的动力是什么。
路遥：人在生活中应该有责任感，也应该有使命感。我们来到这个世界上不仅仅是为了吃点饭、穿几件衣服就准备离开。在人的生命过程中，应该尽可能地寻求一种比较充实的生活。这样他就会为他的某种理想，为他设计的某种生活目标竭尽全力。对一个青年来说，应该有一个觉悟期——人生的觉悟期。这个觉悟期越早越好。这就是说应该意识到我们要做什么样的人，准备怎样去生活。只有对这些问题有深度的理解以后，他就会确立自己的一个比较远大的生活目标，也就会调动自己的所有力量，为达到此目标而奋斗。当然，对于涉世尚浅的青少年来说，往往会有好多幻想，甚至会有一些空想。我认为这时无可指责的。这也是他们这个年龄特点。如果青少年时没有什么想法，那就提前变成一老头了。通常的情况是在我们年少的时候有好多对未来美好的憧憬，随着时间的推移和环境的变迁，就会发生很大的变异，有的甚至已经消失得无踪无影了。但是，总应该有一些东西在你未来的生活中会起到作用。
记者：刚才说到确定一个目标，比如成个作家，或者有些人想有一套房子，有辆汽车，有些人又想当个大官，想发一笔财，这些人生的奋斗目标和理想有什么不同，您能不能谈点看法。
路遥：我认为所谓理想首先包含一种崇高的性质。不仅包含着达到个人的某种目的，更重要的是意味着要做出某种牺牲和奉献，理想不能纯粹局限于个人琐碎的欲望中。不要把理想和琐碎欲望混为一谈，因为这是有本质区别的，一个真正有理想的人，他所从事的一切劳动、工作和努力不仅仅是满足个人的一些欲望，而是要为他身处的大环境，为整个社会做出贡献。这样，他才可能会感到更幸福一些。
记者：现在回过头来看社会上的许多人，比如说他的理想实现啦，就觉得他有些很特殊的才能，那么您是不是觉得理想是那么有特殊才能的人的专利？您觉得普普通通人，也就是非常一般的人应该有一个什么样的理想。
路遥：不能把理想当作一种职业好坏的标志。我认为每一个人不管他事什么工作，在每一个行道里都应该有追求，这种追求没有什么高低贵贱之分。比如你能当一个作家，通过努力实现你的理想，这很好；但是你觉得你的才能是当一个好木匠，最后做出很漂亮的家具受到大家喜欢，千家万户都争着使用，未见得比当一个蹩脚的作家差。有人搞服装，这也是普通工作，但是由他做出的衣服大家都喜欢穿，这也是很好地实现了自己的理想。硬要在服装工人、木匠和作家这三者之间分出哪种理想是最好的理想，我认为只能得出愚蠢的结论。每一个都根据自己的条件，确立自己的生活目标和生活追求，都可以对社会做出有益的贡献。
记者：理想和现实之间的距离是非常遥远的，那么您觉得理想怎样才能普通成现实。
路遥：如果一个人不经过努力，不经过劳动，不经过创造，那么还想入非非，这种“理想”最后只能是空想。我认为把理想变为现实实际上就是人生的全部内容。人活着就是要把自己无数的梦想和理想变为现实。当然，不是所有的理想都能实现，但是你在整个一生中总有应该实现的理想或是梦想。
记者：现在社会上讲实惠的人可以说是越来越多，讲理想的人有人也说是越来越少，你沉得理想和实惠之间是否有矛盾，就是说是不是讲理想就不讲实惠，讲实惠就不讲理想。
路遥：这是一篇大文章。在现在的青年身上是存在一种追求实惠的倾问，理想的光芒有些暗淡。我们现在发展经济建设，这个过程中必然要影响到人们的意识。人们计较一些个人的实际问题，讲究实惠，也可以理解。但是我认为这并不是要以牺牲自己的理想作为代价的，尤其是这几年，老是感觉到我们的生活中缺一种什么东西。我想是缺少了一点罗曼谛克精神。现在青年人的罗曼谛克精神太少了。我甚至还想专门写一部小说反映这个问题，题目叫《寻找罗曼谛克》。我觉得在青年人身上应该有一种罗曼谛克的东西，尤其是在一个太世俗、太市民化的社会中，罗曼谛克能带来一种生活的激情。想想战争年代，那时候男女青年有什么物质的享受？但他们那么年轻，有的人在二十来岁就牺牲了自己的生命。他们为一种理想，为一种精神，而使青春激荡。这种活法，是非常令人激动和感奋的。如果一个人在精神生活上没有光彩，即使他有好多钱，仍然是贫困的——和贫困一样可悲。
记者：您刚才您到现在的年轻人当中普通缺少一罗曼谛克的精神，也就是说活得太实在啦。我们从我们从事的工作中，从许多青年人的来信和谈主知中也能够理解到青年人的这种苦闷。我们想问您，如果一个青年人感觉到自己满足于现状，有点不思进取，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追求，也没有什么理想，但是，他来向您请教，请您给他出个主意，您将如何告诉他。
路遥：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我们所有的人一生要思索的问题。如前面所说实际上就是我们应该咋样活着，或者说咋样活着才有意义。在任何时候，在物质不发达的时候，一直到物质发达的时候，永远存在人应该活着这样一个问题。好多问题要青年自己解决。归根结底，我们需要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而不是一种消极的人生态度和一种过分的自我主义。也就是说，我们不仅使自己活得很，也应该想办法去帮助别人。
无声的汹涌
——读李天芳、晓雷著《月亮的环形山》
《月亮的环形山》我是在四天之内读完的，我感到作者通过这部小说，把握住了小说创作的个中三味，甚至把握到了一种几近纯青的程度。
要具体地谈这部作品，几乎无从谈起，但你处处感到一种无声汹涌，这就是本事。羚羊挂角，无迹可求，是否就属这种境界？作者表达的是对生活的整体经验，而不是讲故事，处处都是思想的火花和情绪的激流，因此处处引起你的触动。一般的者要读故事，读曲折离奇的故事，而高层次的读者决不满足于听故事，而要求读生活。故事完整而共它一切方面乏味的小说，读《月亮的环形山》这样的书，就愿意一直读下去。这种小说，很难跳着读，只能字字句句地玩味，这是因作品处处渗透着作者独特而真实的感受，对读者有一种不可抗拒的牵引。
有的小说，看似故事很吸引人，但随时都让人疑窦突生：生活是这样吗？这可能吗？作者只有设身处地，让人信用，才谈得上让人接受，让人感受。好的长篇小说，看似“无事”，实上处处闪烁着对生活的真知灼见。每一段的每一句都要写得好，不仅仅是写得正确，前后左右抽扯照应住主不够了，而应该在每一个段里，甚至在几个短句中，都有让人眼睛一亮的东西，在一个小小的语言的漩涡里、段落的港湾里，都要有丰富的层次，丰富的景致。只要每一段都写好，比刻意追求一个完整的故事更有魅力。天芳散文的语言和晓雷诗的语言，这一次完全蜕主烃为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语言。应该有散文、有诗，但在小说中，散文和诗都应该成为小说中的散文和诗，成为真正的小说语言。也正因为这样，这部小说才区别于其它小说。有的小说追求新闻报道式的爆炸效果，而这是一个追求艺术效果的作品。小说不能靠事件去冲击。这个小说显然企图用艺术来征服者，因之我读起来特别有兴趣。真是无从谈起，但写成了三十多万字。要达到这一点，可不容易。我还未读后边的时候，就在想象，等到把后边读完后，就发现和我想象的完全吻合。一切都是自然的。只有巨大而充匠心的劳动才能造成不露加工痕迹的作品。
有的人可能把这种小说仅仅看作是语言讲究，这种认识是浅薄的。最主要是一种深切的体验和感受。这部书使我感受到了内容上的一种真诚性，这种真诚性又得到了一种强有力的表述。有的小说缺乏生活的真诚感，只是为写而写；有的虽然具备真诚，却不能通过艺术特别是语言的品味达到。而这部作品尽可能把两者结合在一起。最主要的是对生活的深切感受和理解，然后才是语言的表述，这两者的结合，才能造成真正意义上的小说。这部小说的真价值就在于此。尽管描写是平静的，但内心充满了暴风骤雨。把读者引进心灵深处，这才是一个真正博大的世界。人的精神世界是一座无边的宫殿。作家体验是任何人不能代替的，读者是跟着作家提供的体验去思索的。因此，这部小说在外部的结构上似乎特别平淡，但具有真正内在的张力。
《月亮的环形山》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对人的心灵世界的开掘，它追求另一种格局的广大。《九三年》和《简爱》不同，一个着重于社会史的描绘，一个着重于心灵史的开掘，但不能说哪一个比哪一个更大更重要。实际上心灵的世界最大。罗切斯特和简爱的心灵通向全世界。《简爱》我读过不少遍，这种小说很有魅力。浅薄的书评家往往注意外在的形式上的各种小花招。不要为了扩大容量，硬把不相干的东西拉进来。《月亮的环形山》不是这样，没有从感情岔出去的描写。我从写小说的角度，边读边分析这部小说的章节和段落，最后认为，只能是现在这样写。很少得多余的，也很少有不到的。只能是这个样子。我认为小说应该这样，既要淋漓尽致，又要有所节制。不到火候，令人遗憾；火候太过，同样令人遗憾。艺术就是和谐，而恰如其分就是和谐。不到或多余，都破坏和谐。
小说的博大，是作家对生活的视角要开放；仅仅把故事扯得东南西北，未见得开放。而这部小说在思维方式和揭示人物心理方面，都是开放的。作者过去的散文、小说或诗歌作品，都有拘谨感，这一次能够放得开，而且越到后来越放得开。重要的是，对那个时代的生活、思想、思维方式、情感表达方式、生活形态等等的把握，都是准确的。这些写准了，读小说就使人进入甚至沉浸于那个时代，使我们产生这样一种思绪：尽管我们曾经是多么幼稚，但那个时代依然是美妙的，令人神往的。
实际上，用艺术去篡改生活，篡改历史，那才是一种真正的幼稚。这部小说对当时各种人物的描写，尤其是对那些在今天看来是僵化的或不好的人物的描写，都是有节制的作者是从社会的象度来评判、来检讨的，没有从个人的好恶出去否人物，这是一种历史的俯瞰。所描写的那一群人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很不容易的。“莫斯科在你的笔下清晰可见”，这是对作品的最高褒奖。一部作品所描写的人物和环境给人留下特别清晰的印象，这是起码的，也是最不容易的。
小说的结尾也好，最后那一段特别好，这种结尾只有在那种时代，带一种深远的诗意，给人一种特别温馨的感动。但我感到，小说结尾时对对几个人物命运的照应，周蔚和韦村贤的笔墨稍微轻了点。我认为，在快要结尾的某个时候，对所与的人和生活有一点历史的或哲学的概括，对《月亮的环形山》有一点点题的笔墨，会更好，比如说在婚礼的描写上，可以讲到：来了的，没来的，活着的，死了的，这些人的生活在后人看来，是简单的，平常的，甚至是平庸的，但在这样一种时代背景下，他们各自进行了不懈的努力和崇高的追求……这样的总结，也许会给人更多的启发。应有一个小段落和一种小细节，点一下，现在虽然有，但不够，吕哲之死与窑洞婚礼的衔，应该更具匠心。要有一个重笔，无论思想上或内容上都需要一个重笔，让奔腾汹涌的东西有个归宿。当然需要全书的一贯风格。另外，中秋节主人公与老同学的会面有一点生硬。这虽是小疵，但一部交响乐出现几个不和谐的间乐就会毁掉整部交响曲，不可不注意。
总体上讲，这部小说没有一处是松懈的或勉强的，到处显示一种游刃有余。这显然是几十年艺术积累的功底的体现。把几十年的积累用于一种合适的大舞台舒展地展现了出来，可以看出，作者把原来的散文和诗的功夫全用过去了，但又远远地区别于以往的散文诗歌作品。真正从艺术的角度出发，就应该客观地化开地看特这一部作品，这无疑是陕西长篇小说创作的重大收获，是一部高品位的长篇力作。
通过这部小说，作者应该乘胜追击。艺术应该实事求是地区别有价值的和没有价值的东西。这部书完全是有价珠东西。作者姑且把以前的作品都看作这部书的准备，什么也不要想，一定要把下边的东西完成。我的经验就是，什么也不要想，把要写的东西写下去。我相信，作者一定能写好。
关于电影《人生》的改编
总的说，从我的角度讲，那就是尽可能地把小说中最主要的东西表现出来。说细点，大概是这么几点：
第一，小说的题旨应较完整地给予揭示。这就是通过高加林等人悲剧性的命运，促使观众对社会及人生作出多方面的深刻审视；并通过这个不幸的故事使人们正视而且能积极地改变我们生活中许多不合理的现象。
第二，力图将小说涉及到的生活通过视觉也能使人感到真实可信。高加林、刘巧珍、黄亚萍等都是好人，但性格中都不同程度潜含着悲剧性和庸俗性的因素。人物性格的复杂性，反映了生活的真实；而真实是一切艺术的基础。《人生》所表现的是一群普通人的命运，他们的遭遇，不完全是他们自己所能决定的。高加林也不是想走一个大圈子最后再夹个行李卷又回到出发点的。他无法突破各种社会矛盾对个人的制约。
第三，一般认为农村题材的电影只要有所谓的生活气息就行了。我不想停留在这一点。我觉得，这部片子要表现的不仅是陕北的人情、民俗和大自然的风貌，还应揭示出蕴蓄于其间的社会的、历史的、审美的甚至哲学的内涵。这是更深一步的东西，有了这些，不仅不识字的人看得懂或爱到感染，文化程度较高的人也能由此展开更深层次的思索。这就要在银幕后面留出更大的空间；不仅完成一个故事、完成特定情景中的情节，还要在情节与情节、场景与场景、人物与人物、对话与对话以及画面与画面之间留下“空白”，让观众想象、补充和思考。
第四，力求通过银幕搞出一种气势。在用摄影机的角度描写生活描写大自然的时候，努力追求一种雄浑、博大和深沉的风格。第五，不能孤立地表现生活表层的民情风俗以及和主题无关的民情风俗，这不是艺术所追求的，也不是艺术。所以，电影《人生》不仅要有“土味”，也要有“洋味”，使“外族”人也能毫无障碍地接受和投入。无论怎样，只有把自己熟悉的本民族的东西真实地、艺术地、丰富多采地表现出来，作品所流露的—切才可能使世界上更多的人理解和感受。
柳青的遗产
比之某些著作浩繁的作家来说，柳青留给我们的作品也许不够多。可是，如果拿一两金银和一斤铜铁相比，其价值又怎样呢？
是的，这位严肃的现实主义作家，在其一生的文学活动中，即使创作巴掌大一片东西，他也尽力用他独特的艺术雕刀精心镂刻，尽可能避免一种工匠式的制造。至于他那部未完成的史诗《创业史》，几乎耗去了他整个生命的三分之一。尽管这座结构宏大的建筑物永远再不可能完整一体，而就其现成的部分也不是完美无缺，但它仍然会让现在和以后的人们所珍重。正如我们现在站在雅典的神庙面前，尽管已经看不到一种完整的奇迹，但仅仅那些残廊断柱就够人惊叹不已了。
柳青是这样的一种人：他时刻把公民性和艺术家巨大的诗情溶解在一起。作为一个艺术家，他始终像燃烧的火焰和激荡的水流。他竭力想让人们在大合唱中清楚地听见他自己的歌喉；他处心积虑地企图使自己突出于一般人。但在日常生活中，他又严格的把自己看作是一个普通公民，尽力要求自己不丧失一个普通人的感觉。他多年像农民一样生活在农村，像一个普通基层干部那样做了许多具体工作。正因为如此，他才能在《创业史》中那么逼真地再现如此复杂多端的生活——在这部作品中，我们看见的每条细小的波纹都好像是生活本身的皱折。
真实的生活和刻意演出的生活毕竟是会被人区分开来的。一个艺术家如果超然于广大而深厚的生活之外，即使才能卓著，也只能生产一些打扮精致的工艺品；而带着香气和露水的艺术花朵，只能在生活的土地上培植。这就是艺术家柳青的毕生信仰。对于今天的作家来说，我们大家不一定都能采取柳青当年一模一样的方式，但已故作家这种顽强而非凡的追求，却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尊敬和学习的。
作家当年毅然地离开繁华的大城市，身居皇甫村一个破庙改建的院宅里，眼睛琐碎地扫描着周围的每一个人和每一件事，而另一方面又把眼光投射到更广大的世界。他一只手拿着显微镜在观察皇甫村及其周围的生活，另一只手拿着望远镜在潦望终南山以外的地方。因此，他的作品不仅显示了生活细部的逼真精细，同时在总体上又体现出了史诗式的宏大雄伟。只有少数天才才能把这两个方面统一起来。当我们读《创业史》时，常感到作品所展现的整个那段生活就像一条宽阔的长河在眼前淌过；而在这条波涛汹涌的长河中，我们如果在任何一个湾道里停下来，便会发现那里也是一个天地——而且每一处都有一种独特的风光。像《创业史》第二部第二十五章梁大和他儿子生禄在屋里谈话的那种场面，简直让人感到是跟着这位患哮喘病的老头，悄悄把这家人的窗户纸用舌头舐破，站在他们的屋外敛声屏气所偷看到的。
作为一个深刻的思想家和不同凡响的小说艺术家，柳青的主要才华就是能把这样一些生活的细流，千方百计疏引和汇集到他作品整体结构的宽阔的河床上；使这些看起来似乎平常的生活顿时充满了一种巨大而澎湃的思想和历史的容量。毫无疑问，这位作家用他的全部创作活动说明，他并不仅仅满足于对周围生活的稔熟而透彻地了解；他同时还把自己的眼光投向更广阔的世界和整个人类的发展历史中去，以便将自己所获得的那些生活的细碎的切片，投放到一个广阔的社会和深远的历史的大幕上去检查其真正的价值和意义。他决不是一个仅仅迷恋生活小故事的人。如果是这样，他也许只能给我们留下一些勾勒得出色的素描，而不会把《创业史》那样一幅巨大的油挂在我国当代文学的画廊里。
没见过柳青的人，都听过传闻说这位作家怎样穿着对襟衣服，头戴瓜皮帽，简直就是一个地道的农民，或者像小镇上的一个钟表修理匠。是的，他就是这副模样。可是，这样一个柳青很快就能变成另外一个柳青：一身西装，一副学究式的金丝边眼镜，用流利的英语和外国人侃侃而谈。有关国内和国外的政治、经济、民族、历史、文化、地理，几乎世界上的一切方面都在这个貌似农民的作家的视野之内；而且他不仅通晓这些方向的问题，也往往对这些问题有一种叫你感到新奇而独到的见解。在他晚年换过几处的寓所的墙壁上，没有什么其它装饰，往往只挂一张中国地图和一张世界地图。他会不时走到地图前，用枯瘦的手指头一下子指住他正在谈论的中国或外国的一个地方。他有时会指着地图，给你讲述半天有关英国或法国农业的历史和现状、有关加拿大小麦种植方面的情况等等。这时你会觉得他不是一个作家，而是联合国粮农组织的一位专家。他在写作《创业史》的时候，还写了关于改变陕北山区农业经营方式的论文。他在论文中引用了大量有关国外农业方面的资料，使一些著名的农业专家感到吃惊。正是作家具有这种辽阔的视野和广泛的学识，加上他对生活的透彻的了解，才能使他的作品具有一种史诗的品质。他的作品决不能简单地说成是“山药蛋”。
柳青的创作活动告诉我们，仅仅满足于自己所认识的那个生活小圈子，或者干脆躲进自己的内心世界去搞创作，是不会有什么出息的。我们无法和他相比，但我们应该向他学习，尽量使自己的目光不仅仅停留在生活和认识的那个小天地里。
杰出的现实主义作家柳青五年前已经离开了我们。但这位作家无疑给我们留下了一份不薄的遗产。他在我们这个风云变幻的时代曾经热情地生活过，繁忙地创造过，也像任何常人一样有过缺点和失误。但他一生辛劳所创造的财富，对于今天的人们和以后的人们都是极其宝贵的。作为晚辈，我们怀着感激的心情接受他的馈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