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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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
　　旅馆单住了九十七位纽约来的广告业务员，他们简直把长途电话线全给霸占了，住507号房间的那位姑娘为要通长途只好从中午一直等到快两点半。不过她倒也没闲着。她看了小开本妇女杂志上登的一篇文章，标题是《性是乐趣——也可能是受罪》。她洗了她的梳子和头发刷子，把她那身米色套服裙子上的一处行债刮掉，又把她在萨克斯买的那件衬衫上的纽扣挪了挪位置。而且，还用镊子把她一颗痣上新冒出来的两根毛拔掉。在接线生终于拨响她房间的电话时，她止坐在窗前座位上染指甲，左手上的已经快染完了。
　　她是那种姑娘，绝不会听到电话响便把手里任何东西胡乱一扔的。瞧她那副架势，仿佛是自打进人青春期起，电话就一直在响似的。
　　电话零零地响着，她继续用小刷子涂抹小手指指甲，刻意描绘着那个月牙形的边缘。接着，她把盖子放回到指甲油瓶上，站起身，把她的左手——那只湿的——在空中前后甩动。她用那只干手把烟灰缸从窗台拿到床头柜上，电话就是放在这里的。她在两张铺叠整齐的单人床中的一张上坐下，捏起话筒，此时，铃声已经口自了五六遍了。
　　“喂，”她说，左手五指揸开着，伸出去，离她那身白丝绸晨衣尽可能远些，这晨衣是此刻她身上惟一穿着的东西，另外就只有一双拖鞋了…那几只戒指她都留在洗澡间里了。
　　“您要的纽约长途电话接通了，格拉斯太太。”接线生说。
　　“谢谢你。”姑娘说，一边在床头柜上给烟灰缸腾出个地方。
　　电话里传来一个妇人的声音，“穆里尔吗?是你吗?”
　　姑娘把听筒从耳边稍稍斜开一些。“是的，妈妈。你好吗?”她说。
　　“你可让我担心死了。你干吗不来电话?你没事吧?”
　　“我昨儿晚上、前天晚上都一遍遍给你拨电话来着。这儿的电话可－－”
　　“你没事吧，穆里尔?”
　　姑娘把话筒从耳边再多支开去一些。“我挺好的。就是觉得热。这么多年来，佛罗里达还没有这么热过——”
　　“你怎么不给我打电话呢?我真为你担心——”
　　“蚂妈，亲爱的，别冲着我叫。你的声音我听得真真儿的，”那姑娘说。“昨儿晚上我给你打了两回。一回就在刚剐——”
　　“这不，我就跟你爸爸说过没准你昨儿晚上打过电话。可是，没用，他非说——你没事吧，穆里尔?要跟我说实话呀。”
　　“我挺好的。别再问这个了，求求你了。”
　　“你们什么时候抵达的?”
　　“我也说不上来。星期三上午吧，挺早的。”
　　“谁开的车?”
　　“他呀，”姑娘说。“你别激动嘛。他开得非常棒。我都没想到。”
　　“真的是他开的?穆里尔，你要向我保”
　　“妈妈，”姑娘打断了话头，“我不是跟你说了嘛，他开得非常棒。一整天时速都没超过五十，我是实话实说。”
　　“他没冲着树什么的玩什么花招吧?”
　　“我说了他开得非常棒，妈妈。行了，求求你了。我跟他说了要紧挨白线，该说的都说了，他明白我的意思，也照着做了。他甚至都没打算刘着树看上一眼——这是明摆着的。哦，对了，老爸把丰子拾掇好了吗?”
　　“还没呢。人家要四百块钱，光就——”
　　“妈妈，西摩跟爸爸说过这钱由他来出。没有理由让——”
　　“好吧，以后再说。他行为怎么样——在汽车里和别的地方?”
　　“挺好的呀，”那姑娘说。
　　“他还是没完没了地叫你那难听的——”
　　“不了。他现在又趁了新的了。”
　　“是什么？”
　　“哦，这又有什么两样呢，妈妈?”
　　“穆里尔，我必须知道。你爸爸——”
　　“好吧，好吧。他管我叫‘1948年度精神流浪小姐’，”姑娘说，发出了格格的笑声。
　　“这没什么好笑的，穆里尔。这根本就一点也不好笑。简直是让人作呕。实际上，是让人感到悲哀。我一想到怎么一’
　　“妈妈．”姑娘打断了话头，“听我说。你记得他从德国给我寄来的那本书吗?你知道吧——那本德国诗集。我把它怎么的啦?我想得脑袋生疼——”
　　“书你没丢。”
　　“你敢肯定?”姑娘说。
　　“当然啦。也就是说，我没有丢。就在弗雷迪房间里呢。你把它丢在我这儿了．我没地方放－－怎么啦，他又要啦?”
　　“不。他只是问起这事，在我们开车来的路上。他想知道我读了没有。”
　　“那可是德文的!”
　　“是啊，亲爱的。这没什么区别，”姑娘说，交叉起了双腿。“他说那些诗正是本世纪独一无二的伟大诗人写的。他说我该去买一本译本什么的。要不就学会这种语言，如果我愿意的话。”
　　“可怕。可怕。简直是可悲，的确是的。你爸爸昨儿晚上说——”
　　“等会儿，妈妈，”姑娘说。她走到窗台前取来香烟，点上一根，又回到床边坐下。“妈妈?”她说，吐出了一口烟。
　　“穆里尔，好，现在你听我说。”
　　“我听着呢。”
　　“你爸爸跟西威茨基大夫谈过了。”
　　“是吗?”姑娘说。
　　“他跟他谈了所有的情况。至步，他说他这样做了…你是了解你爸爸的。那些树的事。窗户的事儿。他对奶奶说的关于她故世的打算那些可怕的事情。他怎样对待百慕大带来的所有的漂亮图片的事情——一切的一切。”
　　“怎么样?”姑娘说。
　　“哼。头一条，医生说部队把他从医院里放出来简直是在祀罪—我说的全是实话。他非常明确地告诉你父亲很有可能——非常大的可能，他说——西摩会完完垒全失去对自己的控制。我说的全是实话。”
　　“这儿旅馆里就有一位精神病专家，”姑娘说。
　　“谁?他叫什么名字?”
　　“我不清楚，像是叫里塞尔什么的。听说他非常卅色。”
　　“从没听说过他嘛．”
　　“嗯，反正大家都认为他很了不起。”
　　“穆里尔，别那么幼稚，好不好。我们太替你担心了。你爸爸昨儿晚上直想打电报让你回来，老实说——”
　　“我这会儿不想回家，妈妈。你别紧张嘛。”
　　“穆里尔。我一点儿没瞎说。西威茨基大夫说西摩很可能会完全失去控——”
　　“我刚到这儿，妈妈。这是多年来我头一次休假，我可不想把什么都胡乱往箱包里一塞就回家，”姑娘说。“再说我现在也走不了哇。我皮肤晒坏了，简直没法动。”
　　“你晒得很厉害吗?我在你包里放了那瓶布朗兹防晒油，你没有抹吗?我就放在——”
　　“我抹了。可还是挨晒了。”
　　“太糟糕了。你哪个部位晒坏了?”
　　“全身上下，好妈妈，哪儿哪儿都是。”
　　“那真糟糕。”
　　“我死不了的。”
　　“告诉我，你跟这位精神病专家淡过啦?”
　　“唉，也算是谈了吧，”那姑娘说。
　　“他说什么来着?你跟医生说的时候西摩在哪儿?”
　　“在大洋厅里，弹钢琴呢。我们来到这儿接连两晚他都弹钢琴了。”
　　“噼，那医生说什么了?”
　　“哦，也没几句话。是他先跟我搭话的．昨晚玩宾戈…时我坐在他旁边，他问我在那个房间里弹钢琴的是不是我的先生。我说是的．话就是这么说起来的，接着他问我丽摩是不是确病或是有什么别的事儿。我就告诉他——”
　　“他怎么会问起这个来的?”
　　“我哪里知道，妈妈。我琢磨是因为他脸色不好这样的事吧，”姑娘说。“反正，宾戈散局后他和他太太问我愿不愿跟他们一起喝上一杯。我就去了。他太太真让人受不了。你还记得咱们那回在邦维特橱窗里见到的那件难看的晚礼服吗?就是那件，你说穿的人得有一个非常小，非常小——”
　　“那件绿的?”
　　“她正穿着呢。就只看见两爿屁股了。她不断地问我西摩是不是跟在麦迪逊大街开一家店——是女帽店——的苏珊妮•格拉斯有亲戚关系。”
　　“那他到底说了什么，那医生?”
　　“哦。唉，其实也没说几句话。我的意思是我们在酒吧里呆着，喝了点酒。那里吵得要命。”
　　“是的，可是你可曾——可曾告诉医生他想把奶奶的椅子怎么样吗?”
　　“没有，妈妈。我可没谈得那么细，”那姑娘说。“我可能有机会跟他再谈一次。他一整天都泡在酒吧里。”
　　“他有没有说他认为西摩有可能变得——你明白吧——反常什么的•也许会对你做出什么来!”
　　“倒没这样蜕-”那姑娘说。“他得掌握更多的情况呀，妈妈。他们得从你小时候的情况知道起——一切有关的情况。我方才跟你说了，我们简直没法谈话，那里吵得什么似的。”
　　“对了。你那件蓝色的外衣怎么样了?”
　　“没问题。我把里面的村垫取了些出来。”
　　“今年的时装有什么新情况?”
　　“太可怕了。不过倒是真漂亮。满眼都是闪光装饰片——真是应有尽有，”姑娘说。
　　“你们的房间怎么样?”
　　“还行。也就是还行吧。战前我们住过的那间这次没弄到，”姑娘说，“今年来的人档次太低了。你真该瞧瞧在餐厅里坐在我们身边的是些什么人。在我们旁边那一桌的，简直像是一路挤在一辆太卡车里来的。”
　　“唉，现在哪儿哪儿都是这样。你的软底低跟便鞋怎么样?”
　　“太长了。我早就对你说那鞋太长了。”
　　“穆里尔，我就再一次问你一句——你真的没事儿吗?”
　　“是的，妈妈，”姑娘说。“都跟你说了快一百遍了。”
　　“那么你真不想回家?”
　　“不想，妈妈。”
　　“际爸爸昨天晚上说，要是你愿意一个人独自到某个地方去把事情好好掂量掂量，他非常愿意支付费用。你满可以作一次惬意的海上航行的。我们俩都认为——”
　　“不，谢谢了，”姑娘说，把叉着的腿放平了。“妈妈，这长途电话很贵—～”
　　“我一想副你在整个战争中怎样一直等着那小子－－我的意思是当你想到所有那些中了魔法似的年轻妻子，她们——”
　　“妈妈，”姑娘说，“咱们还是挂上电话吧。西摩说不定什么时候都会进来的。”
　　“他在哪儿?”
　　“在海滩上。”
　　“在海滩上?就他自己一个人?他在悔滩上表现得好吧，”
　　“妈妈，”姑娘说．“你这么说他就好像他是个乱叫乱嚷的疯子似的——”
　　“这样的话我可一个字也没说呀，穆里尔。”
　　“哼，你话里就有这个意思。我是说他光是躺在沙滩上。他连浴袍都不肯脱。”
　　“他不肯脱浴袍?为什么不肯，”
　　“我不知道。我猜他觉得自己太苍白了吧。”
　　“我的天，他正需要晒太阳呢。你就不能让他听你的?”
　　“你是知道西摩的脾气的，”姑娘说，又一次把腿交叉起来。“他说他不想让一堆傻瓜盯看他身上的图徽。”
　　“他身上没刺任何花纹呀!他在部队里史过身啦?”
　　“没有，妈妈。没有，亲爱的，”姑娘说着又站起了身子。“听我说，没准明天我再给你去电话。”
　　“穆里尔。等一下，你先听我说。”
　　“好吧，妈妈，”姑娘说，把身体重心全移到右腿上。
　　“只要他行动，哪怕说话上有一点点古怪的迹象，马上给我打电话——你明白我的意思吧。你听见了吗?”
　　“妈妈，我又不怕西摩。”
　　“穆里尔，我要你答应我。”
　　“好吧，我一定做到就是了。再见了，妈妈，”那姑娘说，“跟爸说我爱他。”她挂上了电话。
　　“又看见更多玻璃了，”西比尔•卡彭特说，她跟她母亲也住在这座旅馆里。“你见到更多玻璃了吗?”
　　“坏小妞，不许再那样说。妈妈简直要给你逼疯了。别乱动，求求你了。”
　　卡彭特太太正往西比尔双肩上抹防晒袖，往下涂匀在她背上那两片细嫩的、翅膀般的肩胛骨上。西比尔摇摇晃晃地坐在一只充了气的海滩大皮球上，面对着大海。她穿着一套嫩黄色两件式的游泳衣，其中一件即使再过十年八年也未必对她有用。
　　“那其实只是一条普普通通的丝巾——你靠近了就能看清了，”坐在卡彭特太太旁边一张躺椅罩的那个女人说。“我真想知道她是怎么系的。那真招人喜欢。”
　　“听起来也招人喜欢，”卡彭特太太应了一句，“西比尔，别动，淘气包。”
　　“你见到更多玻璃了吗?”西比尔说。
　　卡彭特太太叹了口气，“算了，”她说。她把防晒油瓶子的盖子拧上。“好了，你走开去玩吧，小淘气。妈眯要回旅馆去和哈贝尔太太喝杯鸟提尼酒。我一会儿给你带橄榄来。”
　　西比尔得到解脱，马上就奔过一段平坦的海滩，开始朝渔人亭的方向走去。她仅仅停下了一次，为的是把脚往一个被海水袍透、坍塌的沙堡狠狠地踩下去，很快，她就走出了旅馆为游客划定的海滨浴场。
　　她走了大约四分之一英里，突然斜着朝海滩的一个松软部分冲上去。最后．在一个仰面躺着的年轻人的跟前猛地收住脚步。
　　“你打算下水吗，见到更多玻璃?”她说。
　　年轻人吃了一惊，他的右手伸上去捏住毛巾浴袍的翻领。他翻过身趴着睡，任凭一条卷起来盖住眼睛的毛巾掉落下来，接着他眯起眼睛仰望着西比尔。
　　“嘿。你好，西比尔。”
　　“你想下水吗?”
　　“我在等你呢，”年轻人说。“有什么新鲜事?”
　　“什么?”两比尔说。
　　“有什么新鲜事?今天有什么节目?”
　　“我爸爸明天要坐一架奈里飞机来，”西比尔说，一面踢着沙子。
　　“别往我脸上踢呀，宝贝儿，”年轻人说，把手按在西比尔脚踝上。“我说，他也该来了，你爸爸。我每时每刻都在等他来。每时每刻呢。”
　　“那位女士在哪儿?”西比尔说。
　　“那位女士?”年轻人掸出些他稀疏头发里的沙子。“那可难说了，西比尔。那么多地方谁知道她在哪里，没准在美发厅。把她的头发染成貂皮颜色。要不就在她房间里，给穷苦孩子缝布娃娃。”年轻人此刻采取了平卧的姿势，他捏起两只拳头，把一只撂在另一只上，又把下巴搁在上面的那只拳头上。“问我点儿别的什么，西比尔，”他说。“你穿的游泳衣挺不错的。要说我喜欢什么，那就是一件蓝游泳衣了。”
　　西比尔盯着他看，接着又低下头看看自己鼓嘟嘟的肚皮。“这件可是黄的，”她说。“这件是黄的。”
　　“是吗?你走过来一点。”
　　西比尔往前跨了一步。
　　“你完全正确。瞧我有多傻。”
　　“那你准备下水吗?”西比尔说。
　　“我正在严肃考虑这个问题呢。我正翻过来覆过去地想呢，西比尔，你一定会很想知道的。”
　　西比尔捅了捅年轻人有时用来作枕头的那只橡皮气床。“这得打气了，”她说。
　　“你说得不错。它需要的气比我认为的还要多了。”他移开两只拳头，让下巴落在沙子上。“西比尔，”他说，“你看上去气色不错，见到你真好。给我说说你自己的事儿。”他伸出胳膊把西比尔两只脚腕都捏在手里。“我是山羊座的，”他说。“你是什么座的?”
　　“沙伦•利普舒兹说，你让她跟你一块儿坐在钢琴凳上，”西比尔说。
　　“沙伦•利普舒兹这么说了吗?”
　　西比尔使劲儿点了点头。
　　他松开她的脚腕，收回双手，把一边儿的脸靠在他的右前臂上，“哦，”他说，“你也知道那样的事儿怎么来的，西比尔。我坐在那里弹琴。没见到你的人影。而沙伦•利普舒兹正好走过来挨着我坐下。我总不能把她推下去吧，是不是?”
　　“能的。”
　　“哦，不，不行的。这样的事我做不出来，”年轻人说。“不过我可以告诉你我当时是怎么做的。”
　　“怎么做的?”
　　“我假设她就是你。”
　　西比尔立刻弯下腰去，开始在沙滩上挖掘起来。“咱们下水吧，”她说。
　　“好吧，”年轻人说。“我寻思我也能抽空去泡一会儿的。”
　　“下一回，得把她推开，”阿比尔说。
　　“把谁推开?”
　　“沙伦•利普舒兹呀。”
　　“哦，沙伦•利普舒兹，”那年轻人说。“这名字怎么起的。里面混合着回忆与欲望。”他猛地站起身子，朝大海看去。“西比尔，”他说，“我告诉你咱们干什幺好。看看咱们能不能逮到一条香蕉鱼①。”
　　“一条什么?”
　　“一条香蕉鱼呀，”他说，同时解开了他浴衣的腰带，脱掉浴衣。他的肩膀又白又窄，他那条游泳裤是宝蓝色的。他折好他的浴袍，先是竖着对折，然后横里折成三叠。他把盖眼睛的毛巾展开，铺在沙滩上，然后把叠好的浴袍放在上面。他弯下身子，捡起气床，把它夹在右胳肢窝底下。接着又伸出左手去拉住西比尔的手。
　　这两个人开始朝海里走去。
　　“我猜你长这么大准见过不少香蕉鱼吧，”年轻人说。
　　西比尔摇了摇头。
　　“你没见到过?你是住在什么地方的，那么说?”
　　“我不知道。”
　　“你肯定知道。你必然知道。沙伦•利普舒兹知道她住在什么地方，而她只有三岁半。”
　　西比尔站住脚，猛地挣开被他拉住的手。她拾起一只普普通通的海滩上的皿壳，仔仔细细地察看着。她把吼壳扔掉，“是康涅狄格州的惠利森林，”她说，又开始彳乇前走巾肚皮挺出在蛀前面。
　　“康涅狄格州的惠利森林，”年轻人说。“这么说，你的家正好是在离康涅狱格州惠利森林不远的某个地方?”
　　西比尔看着他。“那正是我住的地方，”她不耐烦地说。“我就住在康涅狄格州惠利森林。”她跑了几步，把他甩在后面，用左手吊住左脚，单腿跳了两三步。
　　“你不知道这一来事情就变得非常清楚了，”年轻人说。
　　西比尔放开了她的脚。“你看过《小黑人萨姆博》吗?”她说。
　　“你问我这个太有意思了，”他说。“巧得很，我昨天晚上刚看完。”他怄下身去再谈捏住西比尔的手。“你觉得这书怎么样?”他问小姑娘。
　　“那些老虎全绕着那棵树跑吗?”
　　“我认为它们从来没停下过。我从来没有见到过那么多老虎。”
　　“拢共只有六只呀，”西比尔说。
　　“只有六只！”年轻人说。“你还说是只有?”
　　“你喜欢蜡吗?”西比尔闾道。
　　“我喜欢什么?”年轻人问。
　　“蜡。”
　　“非常喜欢。你不喜欢吗?”
　　西比尔点点头。“你喜欢橄榄吗?”她问。
　　“橄榄——喜欢的。橄榄和蜡。我不管什么时候走到哪里都要带上它们的。”
　　“你喜欢沙伦•利普舒兹吗?”
　　“是的。是的，我喜欢的，”年轻人说。“我特别喜欢她的是她从不欺侮旅馆大厅里的小小狗。就拿那位加拿大太太的那只小型大头狗来说吧。你也许不会相信，但是有些小姑娘就喜欢用气球杆去戳弄它。沙伦不这么干。她从来不那么歹毒，那么不存好心，这就是我那么喜欢她的原因。”
　　西比尔不吱声了。
　　“我喜欢嚼蜡烛。”最后她说。
　　“又有谁不喜欢呢?”年轻人说，把脚泡湿了。“唷!好冷呀。”他把橡皮气床平扔到水里。“不，先等等，西比尔。咱们再走出去一点点。”
　　他们蹬着永往海里走，直到水没到了西比尔的腰。接着年轻人把她抱起，让她面朝下平躺在气床上。
　　“你从来也不戴游泳帽什么的吗?”他问。
　　“别撒手，”西比尔命令道。“你抓住我呀，喂。”
　　“卡彭特小姐。行了。我是懂行的，”那年轻人说。“你就只管睁大眼睛看有没有香蕉鱼好了。今天可是逮香蕉鱼的最佳日子呀。”
　　“我没见到有鱼嘛，”西比尔说。
　　“那是很自然的。它们的习性非常特别。”他继续推着气床。水还没有没到他胸口。“它们过着一种非常悲惨的生活，”他说，“你知道它们干什么吗，西比尔?”
　　小姑娘摇了摇头。
　　“嗯，它们游到一个洞里去，那儿有许多香蕉。它们游进去时还是样子很普通的鱼。可是它们一进了洞，就馋得跟猪一样了。嘿，我就知道有那么一些香蕉鱼，它们游进一个香蕉洞，居然吃了是是有七十八根香蕉。”他推着气床和上面的乘客又往海平面前进了英尺。“自然，它们吃得太胖了，就再也没法从洞里出来了。连挤都挤不出洞口了。”
　　“别离岸太远了，”西比尔说。“后来它们怎么样了?”
　　“后来谁怎么样了?”
　　“那些香焦龟呀。”
　　“哦，你是说吃了那么多香蕉出不，香蕉洞的那些鱼后来怎么了吗?”
　　“是啊，”西比尔说。
　　“唉，我真不忍心告诉你，西比尔。它们死了。”
　　“为什么呢?”西比尔问。
　　“哦，它们得了香蕉热。那是一种可怕的病。”
　　“有个浪头冲过来了，”西比尔紧张地说。
　　“咱们不理它。咱们瞧不起它，’那年轻人说。“两个自以为了不起的人①。”他双手捏住西比尔的两只脚腕，往下压也往前推。气床头一跷盖过了浪头。海水让西比尔的金发湿了个透，不过她的尖叫声里充满了欢乐。
　　气床重新平稳后，她用手把盖住双眼的一绺扁平的湿发撩开，报告说：“我刚才见到了一条。”
　　“见到什么啦，我的宝贝儿?”
　　“一条香蕉鱼呀。”
　　“我的天哪，真的吗！”那年轻人说。“嘴里有香蕉吗?”
　　“有啊，”西比尔说。“六根呢。”
　　年轻人突然抓起西比尔垂在气床外缘的一只湿漉漉的脚，亲了亲弓起的脚心。
　　“嗨!”脚的主人转过身子来说。
　　“嗨什么嗨!咱们该回去了。你玩够了吗。"
　　“还设呢!”
　　“对不起了，”他说，把气床朝岸边推去一直到西比尔从上面爬下来。剩下的路他把气床抱在手里。
　　“再见，”西比尔说，毫无遗憾地朝旅馆的方向跑去，
　　年轻人穿七浴袍，把翻领捏捏紧，把他的毛巾使劲塞进了口袋。他捡起湿滑沉重的气床，夹在胳膊底下。他独自踩着沉重的步子，穿过柔软、灼热的沙滩朝旅馆走去。
　　在旅馆专门让洗海水澡的人走的地下大厅里，一个鼻子上涂了含锌软膏的女人和年轻人一起进了电梯。
　　“我看到你是在瞧我的脚，”电梯开动后他对那女的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那女的说。
　　“我说我看到你在瞧我的脚。”
　　“对不起。方才我是在看地板。”那女的说，把脸转向电梯门。
　　“要是你想看我的脚，就直说好了，”年轻人说。“别他蚂的这么鬼鬼祟祟的。”
　　“请让我出去，”那女的急忙对开电梯的姑娘说。
　　电梯门开了，那女的头也不回地走了出去．
　　“我两只脚挺正常，褴他妈一丁点儿值得别人盯着看的，”年轻人说。“五楼，劳驾。”他从浴袍口袋里掏出钥匙。
　　他在五楼走出电梯，穿过走廊，进了507号。房间里一股新小牛皮箱子和洗甲水去除剂的气味。
　　他朝在一张单人床上睡着的姑娘瞥了一眼。然后他走到一件行李前，打开它，从一叠短裤、内衣底下抽出一把7 65口径的奥特基恩自动手枪。他退出弹夹，检查了一下，又重新塞回去。他扳上击铁。接着他走过去在空着的那张单人床上坐下，看看那个姑娘，把枪对准，开了一枪，子弹穿过了他右侧的太阳穴。

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
　　都快三点钟了，玛丽•简才总算找到了埃洛依斯的家。玛丽•简向跑到车道上来迎接她的埃洛依斯解释说，本来一切都绝对顺当，路怎么走她记得真真儿的，直到她拐开了梅里克林阴大道。埃洛依斯说：“是梅里特林阴大道，宝贝儿，”并且提醒玛丽•简她从前有两次都是自个儿找到这所房子的，可是玛丽•简光是含糊其辞地哀叫出几个字，像是跟她那盒克林尼斯纸巾有关的什么事儿，接着便奔回到她那辆有活动顶篷的汽车旁。埃洛依斯翻起驼绒外衣领子，转身背对着风，等着。玛丽•茼倒是立刻就回来了，用纸巾擦拭着，仍然显得心里很烦，甚至是气呼呼的。埃洛依斯乐呵呵地说。真倒霉，整顿午餐全给烧煳了一小牛胰脏以及所有的一切——但玛丽说反正她已经在路上吃过了。两个人朝房子走去时，埃洛依斯问玛丽•简她怎么今天正好得空。玛丽•简说她并不是垒天有空；只是因为韦困伯格先生疝气犯了,不得不呆在拉契蒙镇家里，由她每天下午把他的信件送去，另外再带走几封。她问埃洛依斯，“对了，疝气到底是怎么回事?”埃洛依斯把手里的烟头往脚下污雪里一扔，说她也不真正清楚，不过玛丽•简尽可以放心，她是不大会得这种病的。玛丽•简说了声“哦”，于是两个姑娘便走进了屋子。
　　二十分钟以后，她们已经在起居室里快喝光她们的第一高脚杯威士忌酒了，并且以曾在大学同住过一个房间的那种特殊的、也许是仅限于“室友”才能有的方式聊起天来了。再说她们之间还有一层更深的关系；两人都没有念到毕业。埃洛依斯是在1942年二年级念到一半时离开学院的，一个星期前，她在宿舍三楼紧闭的电梯里跟一个大兵被人抓了个正着。玛丽•简退了学——就在同一年，上同一班时，几乎是同一个月里—嫁给了驻扎在佛罗里达州杰克逊维尔的一个空军学校学员，那是个来自密西西比州迪尔的瘦瘦的、对飞行着了迷的小伙子，他和玛丽•简的婚姻只维持了三个月，其中有两个月他倒是在监狱里度过的，因为用刀子捅了一个宪兵。
　　“不对，”埃洛依斯说了。“那其实是红色的。”她手伸着躺在长沙发上，那双细细的却非常好看的腿脚腕处搭在了一起。
　　“我听说是金黄色的嘛，”玛丽•简重复了一遍。她坐在一张蓝色的直靠背椅子上。“那家伙名叫什么来着，赌咒发誓说那是金黄色的。”
　　“哎。错不了。”埃洛依斯打了个哈欠。“她染头发那会儿我等于跟她在同一个房间里呢。怎么搞的’那里面连一根香烟都没有了吗?”
　　“不要紧。我这里有整整一包呢，”玛丽•简说。“在哪儿来着。”她在她的手提包里摸采摸去。
　　“我那傻女佣，”埃洛依斯说，躺在长沙发上一动没动。“一小时之前，我就在她鼻子跟前扔下两条拆都没拆开的烟。你瞧着吧，不定什么时候她会进来问我，这些烟该怎么办。我方才究竟说到哪儿啦?”
　　“休林格，”玛丽•简提醒她，同时点燃了一根她自己的烟。
　　“噢，对了。我记得清清楚楚的。她就是在嫁给那个弗兰克•亨克头大晚上染的发。你对那人还有点印象吗？”
　　“有那么点儿吧。又矮又显老的小兵?非常不起眼?对吗?”
　　“什么不起眼。我的天一他看上去整个儿个脏不拉儿的贝拉•卢戈西。”
　　玛咖•简仰天呵呵大笺。“妙极了，”她说，又恢复了原来的喝酒姿势。
　　“把杯子递给我，”埃洛依斯说，那两只穿长筒袜子的脚晃了晃落到地上，她站了起来。
　　“我可一点也没瞎说，那笨蛋。为了让她出来跟咱们果在一起，我仆么劲儿全使出来，光剩下没让路易去跟她睡觉了。现在我真后悔我——你那玩意儿哪儿来的?”
　　“这个吗?”玛丽•简说，摸了摸她咽喉处的一只浮雕饰针。“你还不知道，我在学校时就有了。原先是我母亲的。”
　　“我的天，”埃洛依斯说，双手捏着两只空酒杯。“我连一件可“佩戴的神圣纪念物都没有。要是路易的妈妈有天死了--哈，哈——她没准留给我的是个印有姓名起首字母的碎冰锥或是这一类东西。”
　　“对了，你这一阵跟她相处得还好吗?”
　　“嗨，你就别逗了，”埃洛依斯边说边朝厨房走去。
　　“喝完这杯我是绝对不能再喝了!”玛丽•简在她背后喊道。
　　“鬼话。是谁上谁家来啦，又是谁晚到了两个小时?你就给我老老实实果着直到我厌烦了你为止。你那破工作就给我见鬼去吧。”
　　玛丽•简脖子一仰，又哈哈疯笑起来，此时埃洛依斯已经进到厨房去了。
　　玛丽•简一个人留在屋里没什么事好做，便站起来走到窗前。她撩开点窗帘把手腕搁在窗玻璃之间的一根横档上，但是觉得有沙子硌，便把手抽回，用另一只手把沙子抹掉，然后把身子挺得更直地站着。窗外，污脏的雪水显然在开始结成冰。玛丽•简橙开窗帘，重新往蓝椅子那边走去，她经过两只塞得满满的书柜却对哪怕几本书的标题都没有瞥一眼。她坐下来，打开手提包，取出小镜子来照照牙齿。她闭上嘴唇，用舌头使劲舔上边的门牙，然后义照照镜子。
　　“外面那么冰冷冰冷的，”她说，一边把身子转过来。“天哪，这么快啊。你褴往杯里对苏打水吗?”
　　埃洛依斯一手捏着一杯刚对好的酒，猛地站住。她伸出两只食指，装成枪口状，升口说：“谁也别动。这鬼地方我全包围了。”
　　玛丽•简哈哈大笑，一边把镜子收起来。
　　埃洛依斯端着酒走过来。她把玛丽•简的那杯不大稳当地放在杯垫上，自己的那杯仍然拿在手里。她又在长沙发上躺了下来。“你想像得出那婆子在里面干什么吗?”她说。“她那太黑屁股坐得稳稳的，正在读《长袍》呢。我取出冰块盒的时候把盒子弄到了地上。她还抬起头看看，挺恼火的呢。”
　　“这是我的最后一杯。我可是当真的，”玛丽•简说，一边拿起她的酒杯。“哦，听着!你知道上星期我见到了谁?在洛德.泰勒公司大厅里?”
　　“嗯哼，”埃洛依斯说，把脑袋下面那只枕头调整了一下位置。“阿基姆•塔米洛夫呗。”
　　“谁?”玛丽•简问。“这家伙屉什么人?”
　　“阿基姆•塔米洛夫。他是电影里的人物。他总是说，‘你的玩笑开得戒大了——啊?’我喜欢他…”这屋子里就没有一个我用着不难受的鬼枕头。你到底见到谁啦？”
　　“杰克逊呀。她那会儿——”
　　“哪－个杰克逊?”
　　“我说不清楚，跟我们一块上心理学课的那位，老是——”
　　“两个杰克逊都跟我们一起上过心理学课。”
　　“唉。就是那个有着特——”
　　“马西娅•路易丝。我有一回也撞上她了。她是不是跟你说个没完?”
　　“老天，就是她。可是你知道她告诉我什么啦?惠廷博士死了。她说她收到巴巴拉•希尔的一封信，说惠廷去年夏天得了癌，后来死了，等等等等。她死的时候．体重才六十二磅。你说可怕不可怕?”
　　“这没什么。”
　　“埃洛依斯，你心肠越来越硬了。”
　　“可不。她还说什么啦?”
　　“噢，她刚从欧洲回来。她丈夫驻扎在德国或是别的什么地方，她随丈夫一起。他们有幢四十七个房间的太宅，她说，只跟另一对夫妇合用，有差不多十个用人。她有自己专用的马，他们雇的马夫，原先还是希特勒私人骑术教练什么的呢。哦，她还告诉我她怎么差点儿给一个黑人太兵强奸了呢。就在洛德泰勒正厅跟我大谈起来你知道杰克逊这人脾气的。她说那太兵是她丈夫的司机，有天早上正拉了她上市场或是去干别的什么事儿。她说她吓坏了，甚至都没有－－”
　　“先等一等。”埃洛依斯抬起了头，也提高了嗓门。“是你吗，拉蒙娜?”
　　“是的，”一个小小孩的声音回答说。
　　“进来了就把前门关上，别忘了，”埃洛依斯大声喊道。
　　“那是拉蒙娜吗?哦．我可太想见到她了。你明白吗，我一直都没见到过她，自从她一”
　　“拉蒙娜，”埃洛依斯嚷道，闭起了双眼。“到厨房去让格雷斯帮你把套鞋脱了。”
　　“好的，”拉蒙娜说。“来吧，吉米。”
　　“哦，想见她可把我想死了，”玛丽•简说。“哦，天哪!瞧我闯了什么祸了。我太抱歉了，埃尔。”
　　“别管它了。别管它，”埃洛依斯说。“反正我已经讨厌这块鬼地毯了。我给你重新倒上一杯。”
　　“不用，瞧，我这杯子里还剩下一半多呢j”玛丽•简举起她的杯子。
　　“真的?”埃洛依斯说。“给我一根烟。”
　　玛丽•简把她的那包烟递过去，一边说：“哦，我想死她了，她这会儿长得像谁啦?”
　　埃洛依斯划燃一根火柴，“阿基姆-塔米洛夫。”
　　“别呀，说真的。”
　　“路易，她长得像路易。他妈妈过来的时候，他们仨看上去就跟三胞胎似的。”埃洛依斯褴有坐起来，伸出手去够茶几那头的一摞烟灰缸。她还真捏起了最上面的一只，把它放在了自己肚子上。“我需要的是小磺犬之类的东西，”她说。“那就会像我了。”
　　“她眼睛现在怎么样啦?”玛丽•简问道。“我的意思是没变得更不好吧，是不是?”
　　“天哪!我可说不上来。”
　　“她不戴眼镜不会什么都看不见吧?我是说如果她晚卜起来上厕所或是干别的事的话?”
　　“她埘谁都币说。她是保密夫十。”
　　玛丽•简在椅子里转过身来。“嗳，你好，扣蒙娜!”她说。“哦，这裙子真漂亮!”她放下她的洒杯。“我敢说你都不记得我了吧，拉蒙娜。”
　　“她当然记得。这位女士是谁啊，拉蒙娜?”
　　“玛丽•简”拉蒙娜说，一边挠着痒痒。
　　“真了不起!”玛丽•简说。“拉蒙娜，你亲我一小口行吗?”
　　“别那样干，”埃洛依斯对拉蒙娜说。
　　拉蒙娜停住不再挠挠了。
　　“亲我一小口行吗，拉蒙娜?”玛丽•简又问。
　　“我不喜欢亲别人。”
　　埃洛依斯鼻子里哼了一声，问：“吉米在哪儿呢?”
　　“他在这儿呢。”
　　“吉米是谁?”玛丽•简问埃洛依斯。
　　“哦，我的天!她的小情人儿。她走哪儿他跟到哪儿。她干啥他也照着干。完全是瞎胡闹。”
　　“真的呀?”玛丽•简很感兴趣地说。她身子往前倾。“你有了小情人儿啦，拉蒙娜?”
　　拉蒙娜的眼睛藏在厚厚的近视镜片后面，压根儿看不出对玛丽•简的热情有丝毫反应。
　　“玛丽•简问你话呢，拉蒙娜，”埃洛依斯说。
　　拉蒙娜把一只手指伸到她那小小的塌鼻子里去。
　　“不许那么干，”埃洛依斯说。“玛丽•简问你是不是有小情人”
　　“是的，”拉蒙娜说，还在不住地抠鼻孔。
　　“拉蒙娜，”埃济依斯说。“不许抠。马上给我停下。”
　　拉蒙娜把手放了下来。
　　“哎，我觉得这事真了不起，”玛丽•简说。“他叫什么名宁?你愿意告诉我他叫什么吗，拉蒙娜?这不至于是个大秘密吧?”
　　“吉米，”拉蒙娜说。
　　“吉米?哦，我喜欢吉米这名字！吉米什么呢，拉蒙娜?”
　　“青米-吉默雷诺，”拉蒙娜说。
　　“站好了，”埃洛依斯说。
　　“噢!这倒是千挺特别的名字。吉米在哪几呢?你可以告诉我吗，拉蒙娜?”
　　“在这儿，”拉蒙娜说。
　　玛丽•简往四下看看，又把眼光收回对着拉蒙娜，尽可能笑得甜一些。“这儿的什么地方，宝贝儿?”
　　“就这儿，”拉蒙娜说。“我正拉着他的手呢。”
　　“这我就不明白了，”玛丽•简对埃洛依斯说，她正要把她那杯酒喝干。
　　“别死劲儿盯着我，”埃洛依斯说。
　　玛丽•简又转过头来看着拉蒙娜。“哦，我明白了。吉米只是一个让人信其有的小男孩。这太奇妙了。”玛丽•简亲热地往前倾了倾身子。“你好啊，吉米?”她说。
　　“他不会跟你说话的，”埃洛依斯说。“拉蒙娜，给玛丽-简说说吉米的事儿。”
　　“给她说什么?”
　　“站直了，行不行…••告诉玛丽-简吉米长得什么模样。”
　　‘他有一舣绿眼睛，黑头发。”
　　“别的方而呢?”
　　“没有妈咪也没有爹地。”
　　“还有呢?”
　　“没有雀斑。”
　　“还有呢?”
　　“有一把剑。”
　　“还有呢?”
　　“我不知道了，”拉蒙娜说，又开始挠起痒痒来了。
　　“听起来这孩子蛮不错的嘛!”玛丽•简说，身子从椅子里更往前倾了。“拉蒙娜。告诉我。你进来的时候，吉米也脱掉他的套鞋了吗?”
　　“他穿着皮靴呢，”拉蒙娜说。
　　“太了不起了，”玛丽•简对埃洛依斯说。
　　“你倒想想看。我整天都得受这一套。吉米跟她一块儿吃东西。跟她一块儿洗澡。跟她一起睡觉，她紧挨着床的一边睡．生怕翻过身来把他压着了。”
　　听说这样的情况，玛丽•简显得很入迷很开心，她把下唇吸进去咬了咬，然后又松开并且问道：“不过他这名字是打哪儿来的呢?”
　　“吉米•吉默雷诺?天跷得。”
　　“没准邻近有个小男孩叫这名字。”
　　埃洛依斯打着哈欠摇了摇头。“邻近没住着什么小男孩。根本就没有小孩。人家在背后都管我叫能下崽的芳妮了——”
　　“妈咪，”拉蒙娜说。“我出去玩行吗?”
　　埃洛依斯看着她．“你刚刚进来嘛，”她说。
　　“吉米又想出去了呢。”
　　“为什么．能告诉我吗?”
　　“他把他的剑丢在外面了。”
　　“唉，他跟他那把该死的剑，”埃洛依斯说。“好吧，走吧。再穿上你的套鞋。”
　　“我拿上这个行吗?”拉蒙娜说，捡起烟灰缸里的一根烧过的火柴梗。
　　“应该说请给我这个好吗?行。别到街上去，听见了吧。”
　　“再见，拉蒙娜!”玛丽•简拿腔拿调地说。
　　“再见，”拉蒙娜说。“走吧，吉米。”
　　埃洛依斯猛地站起身来。“把杯子给我，”她说。
　　“真的，不喝了，埃尔。我本该在拉契蒙的。我是说韦因伯格先生待我这么好，我真不想——”
　　“打电话去说你绐人杀了不就行了。松开那该死的杯子。”
　　“不了，真的不行，埃尔。我是说外面正冰冻得很厉害。我车子里几乎没一点防冻剂。我是说如果我不——”
　　“让它冻去。去打电话呀。就说你死了，”埃洛依斯说。“杯子给我。”
　　“那……电话在哪儿?”
　　“它在，”埃洛依斯说，拿着两只杯子朝餐厅走去，“——往这边走。”走到起居室和餐厅之间的一块地板上时，她突然停步，把屁股扭了一圈又往后一顶。玛丽•简乐不可支，格格地笑了。＊
　　“我的意思是你那时并不真正了解沃尔特，”埃洛依斯说，此时已是五点一刻，她仰面平躺在地板上，一杯酒放在她乳房扁扁的胸口上，居然还放得挺稳。“他是我认识的男孩子里惟一能逗我发笑的一个。我是说真正开心地笑。”她朝玛丽•简望过去。“你记得那个晚上吗——咱们在学校的最后一年——那个疯疯癫癫的路易丝•赫曼森穿着她从芝加哥买来的黑奶罩闯进房间来了?”
　　玛丽•简格格地笑着，她面对埃洛依斯趴着睡在长沙发上，下巴搁在扶手上。她的杯子放在地上手够得到的地方。
　　“嗬，他能那么样地逗我发笑，”埃洛依斯说。“他跟我说话能逗我荚。他打电话能逗我笑。他甚至写封信来也能逗我笑。面最最妙的是他甚至都没想显得滑稽——他人本来就滑稽。”她把头稍稍转向玛丽•简。“嗨，给我扔根烟过来，行不?”
　　“我够不着呢，”玛丽•简说。
　　“去你的。”埃洛依斯又朝天花板看去。“有一回，”她说，“我摔倒了。我总在公共汽车站那里等他，就在军人商店的外面，有一回，他来晚了，汽车都开动了。我们拔腿追，这时候我摔倒了，扭了脚腕。他说：‘可怜的威格利大叔。’他指的是我的脚腕。可怜的威格利大叔，他这么说我的脚腕……天哪，他真有意思。”
　　“路易就没有幽默感吗?”玛丽•简说。
　　“什么?”
　　“路易就没有幽默感吗?”
　　“哦，上帝!谁知道呢?有的吧。我想是有的。他看了卡通漫画这类东西也会哈哈大笑的。”埃洛依斯抬起头，把胸口上的杯子举起，喝了口酒。
　　“其实，”玛丽•简说。“那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我说那也算不了什么。”
　　“什么算不了什么?”
　　“哦…一你知道。让你大笑什么的。”
　　“谁说算不得?”埃洛依斯说。“听着。如果你不想出家当修女什么的，那你还是笑笑的好。”
　　玛丽•简格格地笑了。“你这人真难伺候，”她说。
　　“啊，上帝啊，他真是挺有意思的，”埃洛依斯说。“他要么很滑稽，要么就挺可爱，伺也不是小男孩那种乏味的乖甜。这是一种特殊的温柔。你知道有一次他干了什么吗?”
　　“什么呀，”玛丽•简说。
　　“我们坐火车从特伦顿去纽约——那是在他刚被征兵人伍之后。车厢里很冷，我把我的外衣好歹搭在我们俩的身上。我记得我在外衣里面穿的是乔伊斯•莫罗的毛衣－－你还记得她的那件漂亮的对襟蓝毛衣吗?”
　　玛丽•简点点头，可是埃洛依斯眼睛没有转过去，因此也没注意到。
　　“嗯，他一来二去把手放在了我的肚子上。你知道吧。总之，他突然说我的肚子真是太美了，因此他希望能有个军官出现命令他把另外那只手伸到窗子外面去。他想他事情应该做得公平些。接着他把手抽了回去．并且告诉列车员得把胸挺直了。他告诉那人，如果有什么事他不能容忍的就是一个人不尊重自己所穿的制服。那列车员光是对他说接着睡你的觉吧。”埃洛依斯沉思了一会儿，然后说，“有趣的不总是他说了什么，而是他是怎么说的。你明白吧。”
　　“你告诉过路易他的事吗——我是说，是不是压很儿没提?”
　　“哦，”埃洛依斯说，“有一回，我开了个头。可是路易问我的第一件事就是他的军阶是什么?”
　　“他的军阶究竟是什么呢?”
　　“哈！”埃洛依斯说。
　　“别呀，我的意思只不过是——”
　　埃洛依斯突然笑了起来，那声音发自她的小腹深处。“你知道他有一回是怎么说的吗?他说他觉得自己在军队里得到提升，不过方向正好跟所有别的人相反。他说他得到第一次提升时，不是多了几道杠而是两只袖子被扯下来。他说等他当上将军，那就是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了。他身上惟一剩下的就是肚脐眼上那颗小步兵服的军扣了。”埃洛依斯朝玛丽•简看去，见到她并没有笑。“你不觉得这很滑稽吗?”
　　“是的。不过，你干吗不找个机会跟路易谈谈他的事呢?”
　　“干吗?因为路易这人太没有头脑，就因为这个，”埃洛依斯说。“另外，听我的，职业女性。如果你有一天再次结婚，什么事儿也别告诉你的丈夫。你听到了吗?”
　　“为什么呢?”玛丽•简说。
　　“就因为我是这样说的，这就是原因，”埃洛依斯说。“他们愿意相信每回有一个男的接近你，你一辈子都为此觉得恶心。我这可不是开玩笑，知道吧。哦，你当然可以给他们说点儿什么。但永远不要老老实实地说。我的意思是永远别说老实话。如果你告诉他们以前认识一个挺帅的男孩，你得用同一口气接下去说这男孩也未免太漂亮了点儿。要是你告诉他们你认识一个风趣的男孩，你得告诉他们不过是那类爱招摇卖弄的角色，或者是精得过了头。如果你不这么说，他们会逮着每一次机会拿这个可怜的男孩来敲打你的。”埃洛依斯停住话头，边喝杯里的酒边考虑。“哦，”她说，“他们会非常有修养地听着，像模像样的。他们甚至还会显得很有智慧，挺了不起似的。可是你别给蒙住。相信我。要是你真的有丁点儿相信他们聪明，那你可有苦头要吃了。记住我说的话好了。”
　　玛丽•简显得很沮丧，她从长沙发的扶手上抬起下巴。她要换换姿势，把下巴搁在前臂上。她把埃洛依斯的忠告想了想。“你总不能说路易这人不聪明吧，”她大声说。
　　“谁不能说?”
　　“我的意思是他不是挺聪明的吗?”玛丽•简有点天真地说。
　　“噢，”埃洛依斯说，“说这些话有什么用?咱们不谈了。我只会让你心情不好的。别让我说了。”
　　“唉，那你干吗跟他结婚呢?”玛丽•简说。
　　“噢，上帝!我不知道。他当初告诉我他喜欢简•奥斯汀@。他说她的书对他来说无比重要。这都是他的原话。我们结婚后我才发现她的书他连～本都没有读过。你知道他最喜欢的作家是谁?”
　　玛丽•简摇摇头。
　　“Ｌ•曼宁•瓦困斯。听说过此人吗?”
　　“哼。”
　　“我也没有听说过。别的人也全没听说过。此人写了一本书，讲四个男人在阿拉斯加活话饿死的事。路易记不得书名了，但那是他读过的书里写得最摄美的一部。耶稣呀！他其实满可以老老实实说，他喜欢它因为写的是四个家伙在一座圆顶雪屋或是别的什么地儿饿死的事。他却非耍说因为它写得租美。”
　　“你也太苛刻了吧，”玛丽•简说。“我说你太苛刻了。没准那书当时也算是本好——”
　　“相信我的话好了，那根本不可能，”埃洛依斯说。她想了一会儿，接着说，“至少，你有一份工作。我的意思是至少你——”
　　“不过，你听我说，”玛丽•简说。“你是想连袄尔特牺牲的事都不告诉他吗?我认为他不会妒忌的，他还会吗，如果他知道了沃尔特已经——你明白吗。牺牲了，一切都过去了。”
　　“哦，多情种子！你这可怜的、天真幼稚的职业女性，”埃洛依斯说，“他只会更加恶劣。他会成为一个盗墓食尸鬼的。听着，他只会记住我跟一个名叫沃尔特的家伙来往过——一个爱说俏皮话的大兵。再怎么着我也不会告诉他祆尔特死了。再怎么着也不会。要是我真的说了——那是绝对不会的——不过要是我真的说了，我会告诉他袄尔特是在战斗中被打死的。”
　　玛丽•简把她的下巴往前移了移，靠到自己前臂的外缘。
　　“埃尔……”她说。
　　“怎么啦?”
　　“你干吗不告诉我他是怎么死的?我发誓对谁也不说。真的。求求你了。”
　　“不行。”
　　“求求你了。真的。我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埃洛依斯喝完她的酒，把空杯子重新立在了自己胸前。“你会告诉阿基姆-塔米洛夫的，”她说。
　　“不，我不会的!我真的不会告诉任何——”
　　“哦，”埃洛依斯说，“他那个团在某个地方休整。那是在两次战斗或是什么事的间歇之中吧，给我写信的他那朋友是这么说的。沃尔特跟另一个小伙子正把这只小型的日本炉子打包装箱。有个上校要把它寄回家去。也可能是他们正把它从箱子里取出来以便重新包装一具体情况我也不清楚。总之，装满了汽油和乱七八糟东西的炉子在他们面前爆炸了。另外的那小伙子仅仅是瞎了一只眼睛。”埃洛依斯开始哭了起来。她伸出～只手去拢住胸前的那只空杯子，不让它掉下来。
　　玛丽•简从长沙发上溜下来，她双膝着地往前挪动了三步，来到埃洛依斯跟前，开始轻拍她的脑门。“别哭，埃，别哭了。”
　　“谁哭了?”埃洛依斯说。
　　“我知道，可是别这样。我是说犯不着的，没意思的。”
　　这时，前门开了。
　　“是拉蒙娜回来了，”埃洛依斯糖着鼻子说。“帮我这个忙。你到厨房去告诉那婆娘早点儿给拉蒙娜开饭。行吗?”
　　“行啊，不过你得答应我别哭了。”
　　“我答应。去吧。我这会儿不想在那鬼地方露面。”
　　玛丽•简站起来，打了个越趄，又重新站稳，走出了房间。
　　不到两分钟她又回来了，拉蒙娜跑在她的前面。拉蒙娜尽可能让整个脚掌着地，以便让解松的套鞋发出最大的声音。
　　“她不肯让我帮她脱套鞋，”玛丽•简说。
　　埃格依斯仍然仲面躺在地板上，正用手绢擦拭嘴。她透过手绢说话，是在吩咐拉蒙娜。“去那边房间告诉格雷斯让她给你脱套鞋。你知道你是不应该进来弄得——”
　　“她在上厕所呢，”拉蒙娜说。
　　埃洛依斯放开手绢，把身子挺坐起来。“脚伸过来，”她说。“先坐下来，好不好……不是那边——是这边。天哪!”
　　玛丽•简跪在地上找她的烟盒，她说：“嗨，你猜吉米出了什么事。”
　　“猜不出来。另外那只脚，那一只脚。”
　　“他让车压了，”玛丽•简说。“这是不是太惨了点儿?”
　　“我看到斯基珀叼着一根骨头，”拉蒙娜告诉埃洛依斯。
　　“吉米出什么事啦?”埃洛依斯对她说。
　　“他让车压了，死了。我瞧见斯基珀叼着一根骨头，它不肯放－－”
　　“把脑袋伸过来会儿，”埃洛依斯说。她伸手出去摸了摸拉蒙娜的前额。“你有点发烧。去告诉格雷斯你得在楼上吃晚饭。吃完马上给我上床睡觉。我待会儿就上来。好，去吧，快点儿。把这些东西一块带上。”
　　拉蒙娜慢腾腾地跨着大步走出房间。
　　“扔一根给我，”埃洛依斯对玛丽•简说。“咱们再喝一杯吧。”
　　玛丽•简拿了支烟递给埃洛依斯。“有点儿意思吧?关于吉米，想像力够丰富的!”
　　“嗥。你去倒酒，行不?干脆把瓶子拿来……我不想再去那边了。整幢房子一股橘子汁的气味。”＊
　　七点过五分，电话响了。埃洛依斯从窗前椅子上站起来，在黑暗中摸索鞋子。她没能找到。于是她光穿着袜子，沉稳地，几乎是慢腾腾地朝电话走过去。电话铃声没吵着玛丽•简，她脸朝下趴睡在长沙发上。
　　“喂，”埃洛依斯对着话筒说，也不去打开头顶上的电灯。“跟你说，我没法去接你。玛丽•简在这儿哪。她把车停在我车子面前，可她找不到车钥匙了。我出不去。我们大约花了二十分钟找钥匙，在那个叫什么来着的里面——雪和脏泥那类东西。你是不是可以搭迪克和米尔德里德的车子?”她听着。“哦。是的，这太惨了，宝贝。你们这些小伙子干吗不组成一个排列队回家呢?你们可以喊一、二、三、四这一套呢。你可以当头儿呀。”她又听对方说话。我没在开玩笑，”她说。“真的，我没有。就只是我那张脸让人觉得可笑。”她把电话挂了。
　　她走回到起居室，步子没那么稳了。在窗前椅子那里，她把瓶子里剩余的酒倒进自己杯子。那大概有一指深。她把酒喝光，打了个冷颤，坐了下来。
　　格雷斯开亮餐厅电灯时埃洛依斯吃了一惊。她没有站起来，只是大声对格雷斯说，“你最好等到八点再开饭，格雷斯。温格勒先生要稍晚些才能回来。”
　　格雷斯身影出现在餐厅亮光里，但她没有再往前走。“那位女士走啦?”她说。
　　“她在休息呢。”
　　“哦，”格雷斯说。“温格勒太太，我想问一句，能不能让我丈夫在这儿过一夜。我的房间里地方还够，这样他就可以明天早上再回纽约去了，外面天气太糟糕了。”
　　“你丈夫?他在哪儿?”
　　“哦，这会儿，”格雷斯说，“他就在厨房里呢。
　　“啊，我怕他不能在这儿过夜，格雷斯。”
　　“太太?”
　　“我说恐怕他不能在这儿过夜。我不是开旅馆的。”
　　格雷斯站了片刻，接着说，“那好吧，太太，”接着便走出房间上厨房击了。
　　埃洛依斯离开起居间登上楼梯，餐厅泛出来的光使这里幽幽地有些微亮。拉蒙娜的一只套鞋躺倒在楼梯口平台上。埃洛依斯捡起来朝栏杆外摔去，使出了她最大的劲儿，套鞋在门厅地板上通地发出很响的一声。
　　她啪地打开拉蒙娜房间的灯，手一直按在开关上，仿佛耍支撑住身子。她站住不动有好一会儿，注视着拉蒙娜。接着她松开电灯开关，快步走到床前。
　　“拉蒙娜。醒醒。给我醒醒。”
　　拉蒙娜紧靠床边睡着，右边屁股都出了床沿。她的眼镜放在一张唐老鸭模样的小床头柜上，整齐地折起，镜脚朝下。
　　“拉蒙娜！”
　　孩子猛抽了一口气，醒了，她眼睛睁得大大的，但几乎立刻又眯紧了。“蚂眯?”
　　“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吉米•吉默雷诺给车压死了。”
　　“什么?”
　　“我的话你听得很清楚，”埃洛依斯说。“你为什么紧靠那边睡?”
　　“因为，”拉蒙娜说。
　　“因为什么?拉蒙娜，我不喜欢——”
　　“因为我不想压坏米基。”
　　“谁?”
　　“米基，”拉蒙娜说，揉了揉鼻子。“米基•米基雷诺。”
　　埃洛依斯把嗓门提高到尖叫的程度。“你给我睡到床中间去。快点。”
　　拉蒙娜吓呆了，光是往上盯看着埃洛依斯。
　　“好啦。”埃洛依斯抓住拉蒙娜两只脚腕，半提半拖地把她拉到床中间。拉蒙娜也不挣扎也不哭，任凭自己被拖过去，其实是一心的不乐意。
　　“现在睡觉，”埃洛依斯说，喘着粗气。“闭上眼睛……听见没有，给我闭上。”
　　拉蒙娜闭上了眼睛。
　　埃洛依斯走到开关前，啪地把灯关掉。不过她在门口站了好一会儿。接着，突然，她在黑暗中朝床头柜冲了过去，膝盖撞在床脚上，只是注意力太集中也没觉得疼。她拿起拉蒙娜的眼镜，双手捏着，把它贴向自己的脸颊。眼泪顺着脸流了下米，打湿了镜片。“可怜的威格利大叔，”她一遍又一遍地说。最后，她把眼镜放回到床头柜上，这回是镜片朝下。
　　她弯下身来，有点站不稳．开始把拉蒙娜床上的毯予往里掖了掖，拉蒙娜醒着呢。她在哭而且已经哭了好一会儿了。埃洛依斯吻了拉蒙娜的嘴，泪水口水混在了一起，她把按子眼前的头发撩撩开，接着便走出房间。
　　她下楼去，此刻脚步已是踉踉跄跄的了，她弄醒了玛丽•简。
　　“那是谁?谁?呃?”玛丽•简说，腾地在躺椅上坐直了身予。
　　“玛丽•简。听着。求求你了，”埃洛依斯说，一边抽噎着。“你记得咱们念大学一年级的时候，我穿过的那件在博伊斯买的棕黄色长裙吗，米里亚姆•鲍尔告诉我纽约没人再穿这类衣服了，我整整哭了一夜，记得吗?”埃洛依斯摇晃着玛丽•简的胳膊。“我那会儿是个好姑娘，”她恳求地问，“我那会儿是的，对吗?”
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
　　接连五个星期六的上午，吉尼•曼诺克斯都跟她在贝斯霍尔小姐学校的同班同学塞利纳•格拉夫一起，在东区网球场打网球。吉尼毫不掩饰地认为，在贝斯霍尔小姐的学校里——这所学校明摆着全都是大号的讨厌鬼——而塞利纳更是个特大号的讨厌鬼，但同时她又从没听说过有人能像塞利纳那样带来一筒又一筒崭新的网球。莫非塞利纳她爸是造网球的不成。(有一天吃晚饭时，为了让曼诺克斯全家人长点见识，吉尼描绘出一幅格拉夫家用餐时的景象；说是那儿有个好得挑不出一点毛病的仆人，他来到每位就餐者的左侧，送上的并非一杯番茄汁，而是一筒网球。)可是，每回打完球，都是先进塞利纳到她家门口下车，而全部的出租车车费却由吉尼来出——哪一回都是这样——这事让吉尼很不痛快。何况出了网球场坐出租车而不是乘公共汽车回家还是塞利纳的主意。到了第五个星期六，出租车开始沿着约克大街向北行驶时，吉尼突然发难了。
　　“嗨，塞利纳……”
　　“什么事?”塞利纳问，她正忙着用一只手在出租车地板上摸来摸去。“我找不到我的网球拍套子了!”她呻吟着说。
　　尽管5月天气已经很暖和，两个姑娘还是在短球裤外面套了一件薄大衣。
　　“你把它塞在衣服口袋里了，”吉尼说。“嗨，听我说——”
　　“噢，上帝!你真是救了我一命!”
　　“听着，”吉尼说，根本不想听塞利纳的甜言蜜语。
　　“什么事儿?”
　　吉尼决定直截了当把话挑明。出租车快到塞利纳住的那条街了。“我今天不想再～个人出全部的车费了，”她说。“我又不是百万富翁，你知道的。”
　　塞利纳先是觉得惊奇，接下去则是感到受了伤害。“我不是每回都出一半车钱的呜?”她问，显得挺冤枉似的。
　　“没有，”吉尼不客气地说。“你就头～个星期付了一半。那还是上个月月初的事。以后就一次也没有付过。我不是想斤斤计较，可是事实上我一星期就靠那四十五块钱活着。这笔钱我得用来－－”
　　“球每回都是我带来的，不是吗?”塞利纳挺不高兴地说。
　　有时候，吉尼真想把塞利纳宰了。“那是你爸爸自个儿做的，反正差不多就是这么回事，”她说。“这些球不用你花一个子儿，而我却得出钱为每一件小——”
　　“行了，行了，”塞利纳说，声音很响而且摆出一副不必再谈的模样，以使自己显得占了上风。她很不耐烦似的摸遍了大衣的每一只口袋。“我只有三十五分，”她冷冰冰地说。“够了吧?”
　　“不够。对不起，你欠我的是一元六十五分。我可记着账呢，关于每一次的——”
　　“那我还得上楼去跟我蚂要呢。就不能等到星期一啦?早知道你喜欢这样我是可以带着钱去体育馆的。”
　　塞利纳的态度毫无妥协的余地。
　　“不行，”吉尼说。“我今晚必须去看电影。我得用钱。”
　　两个姑娘都憋着气，一言不发，各白往自己一方的窗外盯着，直到车子在塞利纳所住的公寓前面停下。接着，坐在靠便道一边的塞利纳钻出汽车。她只让汽车门留下一道缝，便轻快地而且是故作姿态地走进公寓楼，就像是去拜访好莱坞的大亨似的。吉尼脸都气红了，付了车费。接着她收拾起自己打球用具——网拍、毛巾，还有遮阳帽，紧跟在塞利纳的后面。十五岁的吉尼大约身高五英尺九英寸，穿9－b号网球鞋，她走进门厅时，自己也觉得她那双橡皮跟球鞋太次，充分暴露出她是个一眼就能看出的业余生手。她这模样使塞利纳都不想看她，宁愿把双眼盯住在电梯高头的指示灯上。
　　“这下子你就欠我一块九了，”吉尼说，一边大步朝电梯走去。
　　塞利纳扭过头来。“没准你会感到兴趣，”她说，“我妈正病得厉害呢。”
　　“她怎么啦?”
　　“她可以说是得了肺炎，如果你以为我喜欢就为了钱的事去打扰她……”塞利纳尽了最大的努力沉着地说出了这半句话。
　　事实上吉尼情绪上已经为这消息稍稍受了一点影响，不管它在多大程度上是真实的，但是还没到使她心软的地步。“又不是我把病传染给她的，”她说，跟着塞利纳进了电梯。
　　塞利纳按响她家套间的门铃，两个姑娘给让了进去——或者不如说，门让人朝里一拉任其半开着——开门的是个黑人女佣，看来塞利纳平时都跟她不搭话。吉尼把她的打网球用具扔在门厅的一把椅子上，跟着塞利纳往前走。进了起居间，塞利纳转过身来说，“你在这儿等一会儿好吗?我说不定还得叫醒妈妈什么的呢。”
　　“好吧，”吉尼说，一屁股朝沙发上坐下去。
　　“我怎么也没想到你居然会为一点点小事这么小气，”塞利纳说，她生气得很，用了“小气”这个词儿，但是胆子还不够大，没有在语气上加以强调。
　　“现在你知道了吧，”吉尼说，打开放在她面前的一本《时尚》杂志。在塞利纳离开房间之前她一直保持着这个姿势，然后才把它放回到收音机的顶上。她环顾了一下房间，在自己的想像中把家具都作了重新安排，那几只台灯得扔掉，那些假花得撤走。在她看来，这个房间丑陋不堪——钱花得不少却俗气得像蹩脚干酪。
　　突然，一个男人的声音从公寓另一头传出来，“埃里克?那是你吗?”
　　吉尼猜想这准是塞利纳的哥哥，此人她从未见到过。她叉起自己修长的双腿，把大衣下摆拉过膝盖，等着。
　　一个戴眼镜，穿睡衣睡裤，光着脚，嘴张开着的年轻人闻了进来。“哦，我还以为是埃里克呢，我的天，”他说。他没有站住，继续以他极不像样的步势穿过房间，把什么东西接紧在自己狭窄的胸口前面。他在沙发空着的那头坐下。“我刚把我倒霉的手指割破了，”他挺激动地说。他看着吉尼像是早已想到她会坐在那儿似的。“你割破过手指吗?一直深到骨头那儿什么的?”他问。他吵吵闹闹的大嗓门里有一种真正恳求的声调，仿佛吉尼只要一回答，就可以免得他一个人出头独自受罪似的。
　　吉尼盯着他看。“嗯，倒没一直割到骨头，”她说，“割是割伤过的。”他是她见到过的模样最最可笑的男孩，或是男人了——到底该归到哪一类还真不好说。他的头发睡得乱蓬蓬的。稀稀落落的黄胡子有两三天没刮了。他显得——怎么说呢，挺傻的。“你是怎么割伤的?”她问。
　　他正松开下巴低头盯看着自己受伤的手指。“什么?”他说。
　　“你是怎么割伤的呢?”
　　“妈的，我要知道才怪呢，”他说，语气里显得要回答这个问题那真是难上加难。“我方才在那只臭纸篓里寻找什么东西，那里却满是些刮脸的刀片。”
　　“你是塞利纳的哥哥?”吉尼问道。
　　“是的。天哪，我要流血致死了。别走开。没准我得输好多血呢。”
　　“你抹药了吗?”
　　塞利纳的哥哥把他的伤口从胸前往外伸伸，不再挡住好让吉尼看清楚。“就盖了他妈的一些手纸，”他说。“想止住血。刮脸刮破时也是这样做的。”他又看了看吉尼。“你是谁?”他问。“那蠢姑娘的朋友?”
　　“我们是同一班级的。”
　　“是吗?你叫什么名字?”
　　“弗吉尼亚•曼诺克斯。”
　　“你就是吉尼?”他说，透过眼镜斜瞟了她一眼．“你是吉尼•曼诺克斯?”
　　“是的，”吉尼说，把她交叉的腿放平。
　　塞利纳的哥哥的眼光又转回到自己的手指上去，显然，对他来说房间里只有这才是真正值得自己注意的焦点。“我认得你姐姐，”他毫无热情地说。“他妈的势利鬼一个。”
　　吉尼像只猫似的拱起了自己的背。“你说谁是势利鬼?”
　　“你听得清清楚楚的。”
　　“她不是势利鬼!”
　　“她不是才怪呢。她是大王。是势利鬼堆里的大势利鬼。”
　　吉尼看着他抬起手指朝好几层手纸底下的伤口窥去。
　　“你连我的姐姐都不认识。”
　　“我怎么不认识。”
　　“她叫什么名字?前面那个叫什么?”吉尼问道。
　　“琼呗……大琼势利鬼。”
　　吉尼不吭声了。“她长得什么模样?”突然，她又问道。
　　没有回答。
　　“她长得什么模样啊?”吉尼重复了一句。
　　“要是她长得有自己以为一半的那么好看，那就算是撞上大运了，”塞利纳的哥哥说。
　　吉尼暗自觉得，这样的回答倒挺有趣，有点水平。“我可从没听她提到过你嘛，”她说。
　　“这就让我太担心了。这可让我担心得活不成了呢。”
　　“再说，她反正也订了婚了，”吉尼说，盯看着他。“她下个月就要结婚了。”
　　“跟谁?”他问，头抬了起来。
　　吉尼充分利用他抬起了头的这个机会。“反正不是你认得的什么人。”
　　他又重新去拨弄自己的急救措施。“我可怜他，”他说。
　　吉尼嗤之以鼻。
　　“血仍然流得很厉害呢。你看我是不是该上点药?上什么药好?红药水行吗?”
　　“碘酒更好一些，”吉尼说。接着，觉得自己的回答在这样的情况下来免太客气，又加了一句。“对那样的刀伤红药水根本不起作用。”
　　“为¨么不?道理何在?”
　　“对那样的伤一点用也没有，反正就是没用。你得用碘酒。”
　　他看着吉尼。“不过上碘酒可疼哟，是不是?”他问。“疼得让人受不了吧?”
　　“疼是疼，”吉尼说，“可是总不至于让你疼得死过去什么的吧。”
　　塞利纳的哥哥显然对吉尼的口气根本不在意。他的注意力又转回到自己的手指上去。“疼我可不喜欢，”他说。
　　“没人喜欢疼。”
　　他点点头表示同意。“是啊，”他说。
　　吉尼看着他有一分钟。“别碰它了，”她突然说。
　　就像受到电击似的，塞利纳的哥哥猛地缩回他那只未受伤的手。他稍稍坐直了些——或者不如说，身子稍往下缩了一些。他望着房间另一端的一件什么东西。那张邋里邋遢的脸上出现一种几乎是梦幻般的神情。他用那只未受伤食指的指甲去剔门牙缝，剔出了一粒食屑，他转向吉尼。“恰嘎啦?”他问。
　　“什么?”
　　“问你吃过午饭了吗?”
　　吉尼摇摇头。“我回家再吃，”她说。“我回到家妈妈总给我准备好午饭的。”
　　“我房间里还有半块鸡肉三明治。你要吃吗?我可一点儿也没碰过。”
　　“不要，谢谢你。真的。”
　　“你刚打过网球，这绝对错不了，你就不饿?”
　　“倒不是那么回事，”吉尼说，又叉起了她的双腿。“只不过我回到家我妈妈总是把午饭准备好了。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吃不下她会发脾气的。”
　　塞利纳的哥哥像是接受了这个解释。至少，他点了点头，目光转了开去。可是突然他又扭过头来。“来杯牛奶怎么样?”他说。
　　“不了，谢谢…“不管怎么说，还是谢谢你。”
　　他心不在焉地弯下腰去，挠了挠没穿袜子的脚踝。“她要嫁的那家伙叫什么来着?”他问。
　　“你是说琼吧?”吉尼说。“叫迪克•赫夫纳。”
　　塞利纳的哥哥仍然在挠他的脚踝。
　　“他是悔军的一个少校，”吉尼说。
　　“大买卖嘛。”
　　吉尼格格地笑了。她看着他把脚踝都挠红了。到他开始用指甲把腿肚子上裂开的一小片皮刮下来时，她不再看了。
　　“你在哪儿认识琼的?”她问。“我在家里和别处都从没见到过你嘛。”
　　“压根儿就没去过你们那个鬼家。”
　　吉尼等着，可是这句话之后就再没下文了。“那你是在哪儿遇到她的呢?”她问。
　　“在聚会上。”他说。
　　“在一次聚会上?什么时候?”
　　“我可说不清了。是1942年的圣诞节吧。”他用两根手指从睡衣胸前口袋里夹出一根香烟，看去像是睡觉时被压过的。“把那边的火柴扔给我行不行?”他说。吉尼把身边桌子上的～小盒火柴递给他。他连弯曲的香烟都不捏捏直便将它点燃，接着又把用过的那根火柴放回到小盒里去。他头往后一仰，慢慢地从嘴里吐出一大口烟，然后又把烟吸回到鼻孔里去。他继续以这种“法国式吸入法”抽烟。非常可能，这不是靠在沙发上显示的某种特技表演，而是一个在某段时问里没准曾试着用左手刮胡子的青年人那种想让人知道他个人能达成什么成就的炫耀。
　　“为什么琼是势利鬼?”
　　“为什么?因为她就是。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为什么?”
　　“得，不过我问的是你为什么说她是?”
　　他有气无力地转向她。“听着。我他妈的给她写过八封信。八封呢。她连一封也没有回。”
　　吉尼迟疑了一下。“呃，说不定她那会儿正忙。”
　　“是啊。忙。忙得他蚂的像一只海狸。”
　　“你说话非得带那么多脏话不行吗?”吉尼问道。
　　“我他妈的就是非说不可。”
　　吉尼格格地笑了。“说实在的，你认识她有多久啦?”她问。
　　“时间够长的。”
　　“哎，我的意思是你给她打过电话什么的吗?我的意思是你打过电话什么的没有?”
　　“那倒没有。”
　　“嗨，我的天。如果你从来没给她打过电话什么的——”
　　“我没法打，老天在上！”
　　“干吗没法?”吉尼说。
　　“那会儿不在纽约。”
　　“噢!那你在哪儿?”
　　“我吗?在俄亥俄。”
　　“噢，是上大学吗?”
　　“不是。退学了。”
　　“噢，那你在部队里?”
　　“不是。”塞利纳的哥哥用捏着香烟的手敲击左胸。“这滴答响的玩意儿不行，”他说。
　　“你的心脏，你是说?”青尼说。“它怎么啦?”
　　“我也说不上来它他妈的有什么问题。我小时候得过风湿热。这儿他妈的疼——”
　　“那么，你是不是不应该抽烟?我是说你是不是该戒烟什么的?医生告诉过我的 ”
　　“哎呀，他们就会说别这别那，”他说。
　　吉尼控制住了自己。但只忍住很短的瞬间。“你在俄亥俄干什么来着?”地问。
　　“我吗?在一家该死的飞机工厂里干活。”
　　“你干过?”吉尼说。“你喜欢那恬儿吗?”
　　“‘你喜欢那活儿吗?’”他模仿地说。“我喜欢。我特爱飞机。它们是那么的精巧绝伦。”
　　吉尼此刻已经过于投入，以致都没觉出他是在说反话。“你在那儿干了多久?在哪家飞机厂?”
　　“我说不上来，老天在上。三十七个月吧。”他站起来朝窗口走去。他朝底下的街道看去，一边用大拇指蹭刮自己的脊背。“瞧瞧他们，”他说。“十是的大傻瓜。”
　　“谁?”吉尼说。
　　“我说不上来。个个都是。”
　　“如果你让手指这么往下垂，它又要开始流血了，”吉尼说。
　　他听从了她的话。他把自己的左脚放到窗座上，把受伤的那只手搁在横着的大腿上。他继续朝下面街道看去。“这些人全都是上他妈的征兵局去的，”他说。“我们挨下来就要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了。知道不?”
　　“跟谁?”吉尼说。
　　“爱斯基摩人…～竖起你的耳朵行不行，老天爷呀。”
　　“为什么跟爱斯基摩人?”
　　“为什么我可说不上来。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这一回所有的老家伙都得上战场了。六十上下的老家伙。除了六十上下的，别人都去不了，”他说。“理由就是让老家伙早点儿死。…•这笔买卖大赚了。”
　　“你反正是不用去的了，”吉尼说，她也没什么用意只不过是说句实话罢了，可是话还没说完她就明白自己说了句不合适的话。
　　“我知道，”他急急地说，一面把脚从窗座上放下来。他把窗子抬起一条缝，将烟屁股朝街上弹去。接着他转身，但转到窗前就停住了。“嗨，帮我个忙。那家伙来了，你能不能告诉他我一会儿就好。我最要紧的是得刮刮脸。行吗?”
　　吉尼点点头。
　　“你要我催催塞利纳还是怎么着?她知道你在这儿的吧?”
　　“哦，她知道我在这儿，”吉尼说。“我不急。谢谢你。”
　　塞利纳的哥哥点了点头，接着他朝他受伤的手指最后一次地看了许久，仿佛要研究伤口情况能不能允许他回自己房间去。
　　“你为什么不用护创胶布贴一下呢?你就没有胶布这类东西吗?”
　　“是没有，”他说，“哎，不要紧的。”他晃晃悠悠地走出房间。
　　过了几秒钟，他又回来了，带着那半块三明治。
　　“吃了吧，”他说。“味道不错的。”
　　“真的，我一点也不——”
　　“拿着，老天爷。我又没有投毒什么的。”
　　吉尼接过那半块三明治。“那好，太谢谢你了，”她说。
　　“是鸡肉的，”他说，站在她身边瞅着她。“是昨儿晚上在一家鬼样的熟食店买的。”
　　“看上去不错。”
　　“那好，吃了吧。”
　　吉尼咬了一口。
　　“是不错吧，嗯?”
　　吉尼费劲地咽下去。“非常好，”她说。
　　塞利纳的哥哥点点头。他心不在焉地扫视房内，挠了挠胸口凹陷处。“嗯，我咂摸我也得去穿衣服了……天哪!门铃响了。不过你不用慌!”说完他不见了。
　　剩下她一个人，吉尼没有站起来，她环顾四周，找个合适的地方扔掉或是藏起那块三明治。她听到有人穿过门厅走来。她把三明治往自己运动外套口袋里一塞。
　　一个年轻男子，三十刚出头，不高也不矮，走进房间。他面容没什么特点，头发留得短短的，西服样式、领带花纹也都很普通，让人看不出他的真实身份。他没准是一家新闻杂志社的工作人员，或是正打算去那儿谋职，他可能是个刚从费城的一场戏演出归来。他也可能是一家律师事务所里的人。
　　“你好，”他亲切地对吉尼说。
　　“你好。”
　　“看到富兰克林了吗?”他问。
　　“他在刮脸呢。他告诉我请你等一会儿。他马上就出来。”
　　“刮脸。老天。”年轻人看了看自己的手表。接着他在一张大红缎子面的椅子上坐下来，跷起腿，用双手掩住脸。仿佛他一直很疲倦，或是刚干完一件很费眼力的工作，他用伸直的手指尖揉揉合上的双目。“这真是我整整一生中最最倒霉的一个上午了，”他说，…边把手从脸上挪开。他说话时光用喉头那口气发声，好像他真是精疲力竭，连横膈膜都动不了了。
　　“出什么事啦?”吉尼问，朝他看去。
　　“哦……说来话长了。不是我认识至少上千年的朋友，我是从来小拿自己的不顺心事让他们感到厌烦的。”他目光蒙胧，充满失落感地朝窗口那边望去。“不过，我今后再也不认为自己对人性有任何最最细微的判断力了。我这话你可以随意引用。”
　　“出了什么事啦?”吉尼重又问了一遍。
　　“哦，天哪。跟我同住一套公寓房间已有那么多月那么多月那么多月的那个人一我甚至都不想提起他……这个作家，”他得意地添上一句，也许是记起了海明威一部小说里的一个人所共知的坏透了的人物形象。
　　“他干了什么啦?”
　　“坦白地说，我宁愿不立刻进人细节描述，”那年轻人说，他从自己的烟盒里取出一根烟，没去理会桌子上的那个透明的保湿烟罐，并且用自己的打火机点燃。他那双手挺大，看上去既不强有力也不灵括敏感。但是他使用双手时就仿佛它们本身就具有某种小易控制的艺术冲动力似的。“我已经下定决心连想都不去想这件事了。可是我实在是太气愤了，”他说。“我是说从宾夕法尼亚州阿尔吐纳一或是某个这样的小地方，冒出来这么一个卑鄙小人。明摆着他都快要饿死了。我够好心仁义的——我十足是个好撒玛利亚人哪——竟把他收容进我的套间，这个绝对缩微的小套间连我自己在里面都几乎转不了身。我把他介绍给我所有的朋友，让他把他那些讨厌的稿纸、香烟屁股、生萝卜以及别的乱七八糟的东西塞满了整个套间。介绍他认识纽约的每一个戏剧界老板。到洗衣店去取送他那些肮脏的衬衣。这些都还不算——”年轻人打住了话头。“可是我全部的好心好意和高尚行为，”他又继续往下说了，“换来的却是他今天一清早五六点钟时的不辞而别——连张字条都没留下——带走了他那双下流肮脏的手够得着的所有东西。”他停下话头，懒洋洋地继续抽烟，并从嘴里吐出一股淡淡的带咝咝声音的烟。“我不想说这件事儿。我真的不想。”他朝吉尼身上看过来。“我喜欢你的外衣，”他说，已经从他椅子里站起身了。他走过来，把吉尼轻便大衣的翻领捏在自己几根手指之问。“这真可爱。这是战后我第一次见到的真正好驼绒。我能问问你是在哪儿买的吗?”
　　“我妈妈从拿骚带回来的。”
　　年轻人若有所思地点点头，退回到他椅子那边。“那可是能买到真正好驼绒的为数不多的地方之一。”他坐了下来。“她在那儿呆的时间长吗?”
　　“什么?”吉尼说。
　　“你母亲在那儿呆的时间长不长?我问你是因为我妈妈12月也在那儿，还有1月的上旬。我通常都是跟她一块儿去的，不过这一年里事情很乱我根本抽不开身。”
　　“我妈妈是2月份去的，”吉尼说。
　　“太好了。她住在什么地方?你知道吗?”
　　“和我姨住在一起。”
　　他点了点头。“我能问你叫什么名字吗?我猜你是富兰克林妹妹的朋友吧?”
　　“我们是同一班的，”吉尼说，只回答了他的第二个问题。
　　“你不是塞利纳常提到的那位大名鼎鼎的马克辛吧?”
　　“不是的，”吉尼说。
　　那年轻人突然开始用手掌去擦拭他的裤腿口。“我浑身上下都是狗毛，”他说。“母亲去华盛顿度周末，把她的赖狗撂在我的公寓里了。那倒是条蛮有趣的狗，可是那些臭毛病真要不得。你有狗吗?”
　　“没有。”
　　“老实说，我认为把它们圈在城里是件残忍的事。”他不再拂拭了，往后靠着坐好，再次看了看他的手表。“我从来没听说这家伙哪次准时过。我们要去看科克托的《美女与野兽》，看这部电影你可真的得准时。我是说如果你去晚了那整个魅力就全没了。你看过了吗?”
　　“没有。”
　　“噢，你可一定得看!我都看了八遍了。那可是纯粹的天才之作呀，”他说。“几个月以米，我一直在想方设法动员富兰克林去看。”他绝望地摇了摇头。“他的趣味呀。战争期间，我们俩在同一个鬼地方干活，那孩子硬要拖我去看世界上最最糟糕的影片。我们看了警匪片、西部片、音乐喜剧片——”
　　“你也在飞机厂干过活吗?”吉尼问道。
　　“老天在上，正是这样。干了一年一年又一年。咱们不谈这个了，好吗?”
　　“你也是心脏不好?”
　　“上帝保佑，没有什么不好。咱们敲敲木头吧。”他两次敲击了椅子的扶手。“我的体质可是 ”
　　塞利纳走进房间时，吉尼快快地站起身来迎上前去。塞利纳已经把短裤换成了一条裙子。在一般情况下，这样的事会使吉尼很不愉快的。
　　“真对不起，让你久等了，”塞利纳言不由衷地说，“但我必须等我母亲醒过来……你好，埃里克。”
　　“你好，你好！”
　　“这钱我还是不收算了，”吉尼说，把嗓子压得低低的只让塞利纳一人能听见。
　　“什么?”
　　“我方才想了。我的意思是，每回球都是你出的，我把这事儿给忘了。”
　　“可是你方才说因为我这些球不用花钱买——”
　　“送我到门口去吧，”吉尼说，自己先走在头里，也没跟埃里克说声再见。
　　“可是我记得你说过，你今晚要去看电影所以需要这笔钱什么的嘛!”塞利纳在门厅里说。
　　“我太累了，”吉尼说。她弯下腰去捡起她的打网球的用具。“听着。晚饭后我会给你打个电话。今天晚上你没什么特别的事吧?说不定我能上你这儿来。”
　　塞利纳瞪大了眼睛，说了句，“好吧。”
　　吉尼推开大门．走向电梯。她按了电梯铃。“我方才见到你哥哥了，”她蜕。
　　“你见到啦?他有点儿怪吧?”
　　“对了，他是干什么工作的?”古尼随便问道。“他工作了呢还是在做别的事儿?”
　　“他刚退下来。爸爸要他重新念大学，可是他不愿意去。”
　　“为什么不愿意?”
　　“我可不知道，他说他年纪太大了什么的。”
　　“他有多大?”
　　“我也说不清楚。二十四吧。”
　　电梯门开了。“呆会儿我给你打电话!”吉尼说。
　　出了楼，她往西走，到莱克星顿街去乘公共汽车。走在第三大街和莱克星顿街之间，她伸手到外衣口袋里去掏钱包，却摸到了那半块三明治。她把它拿出来，把手往下垂，想把三明治扔在街上。但是，她还是放回到兜里。几年前，她足足用了三天，才把在废纸篓锯木屑上发现的一只复活节死小鸡处理掉。
笑面人
　　1928年，我九岁那会儿，怀着最强烈的esprit de corps(团队精神），我参加了一个叫“科曼切人俱乐部”的组织。上课日每天下午三点钟，在阿姆斯特丹大街附近109街上的第165公立学校男生出口处，我们二十五个科曼切人由我们的酋长收集拢来。接着我们推推搡搡，挤进酋长的那辆经过改装的商用货车，由他开车(根据他和我们的父母作出的收费安排)将我们带去中央公园。要是天气好，我们就玩上半个下午的橄榄球、是球或是棒球，主要看(这也是很随便的)什么球正好当令。要是逢下午有雨，酋长便毫无例外地带我们去自然史博物馆或是大都会艺术博物馆。
　　遇到星期天和大多数的法定假日，酋长便一大早来到我们各家公寓门口，把我们收进他那辆其貌不扬的客车，带我们离开曼哈顿进人相对较为开阔的范科特兰公园或是帕利塞兹丘陵。倘若我们脑子里对哪项体育运动有具体想法，我们就去范科特兰，那里的场地大小都合乎标准，对手队伍里绝不会包括一辆婴儿车或是一位拄着根拐棍脾气乖戾的老太婆。要是我们科曼切人一门心思要野营，那我们就上帕利塞兹去风餐露宿。(我还记得一个星期六，在利尼特指示牌和乔治•华盛顿桥西头工地之间那段错综复杂的地带上，我迷路了。但我没有乱了方寸。我干脆在一个巨大广告牌的阴影里坐了下来，尽管眼涓汪汪，仍然扣开我的饭盒照吃不误，我有一半把握，酋长准会找到我的。酋长没有一次丢掉过我们。)
　　在与科曼切俱乐部无关的时候，这位酋长就是家住斯塔腾岛的约翰•盖德苏德斯基了。他是个极端怕羞、和蔼的年轻人，约摸二十二三岁，在纽约大学念法律，真是个非常令人怀念的人。这里我无意列举他众多的成就与美德。就随便说几点吧，他是鹰级童子军，差点没当上1926年全美橄榄球阻截手，而且谁都知道他曾被极其热情地邀请去纽约巨人棒球队参加试打，每当我们在球场上吵成一团时，他总能公正、冷静地作出裁决，他能让我们群情激奋，又能让大家顿时火气全消，他是排急解难的行家里手。我们每个人，从最矮小的顽童到个头最大的恶棍，无不热爱他与佩服他。
　　酋长1928年时的形象我仍然历历在目。如果希望能让人长高，我们全体科曼切人恨不得让他一下子变成个巨人，可是事与愿违，他是个只有五英尺三四英寸的矬墩——再多一点就没有了。他的头发黑里带蓝，倒是一点都不秃，他鼻子很大而且肉鼓鼓的，还有他的上身几乎跟他的腿一般长。他穿着皮夹克，肩膀显得很有力，但是却窄了点儿而且斜着往下溜。可是当时，在我眼里，酋长简直水乳交融地荟萃了巴克•琼斯、肯•梅纳德和汤姆•米克斯最上照的容貌的特色。
　　每天傍晚，天刚暗到眼看要输的一方有借口说看不清场内飞球或是球门区传球时，我们科曼切人就干脆耍赖皮，把出路寄托在酋长讲故事的天才上。在这时候，我们往往变成一伙非常起劲、急不可耐的小猴子，我们乱打乱闹——既用拳头又用尖声嘶叫…～争夺车子里靠酋长最近的座位。(车子里有两排并行的干草填塞的座位。左边那排有三个座位伸出去——那可是头等包厢——可以看到司机的删面。)等我们全坐定后酋长才爬进车子。接着他面朝后骑坐在他的司机座上，用他那刺耳的却又变化多端的男高音，给我们开讲“笑面人”故事的新段子。只要他一开口，我们的兴趣就始终不衰。“笑面人”正是科曼切人最爱听的那种故事。它说不定还有点经典作品的格局呢。这是一种能说到哪算到哪的故事，但是总的来说仍然能让你魂牵梦萦。你回到家里还会念念不忘，哪怕是坐在水快漏光的浴盆里。
　　笑面人是一对富有传教士夫妇的独子，婴儿时期就被中国土匪拐走。这对有钱的传教士夫妇(出于宗教信仰)拒绝付赎金，土匪们显然恼羞戚怒，便把小家伙的头夹在木匠用的台钳上，往紧拧了几圈。这种不寻常做法的结果是孩子长大后脑袋成了个不长头发的山核桃形状的球，脸上该长嘴的地方仅仅是鼻子底下一个椭圆形的大洞。鼻子则是两个塞满了肉的窟窿。因此，每当笑面人呼吸时，鼻子底下那个丑陋、邪恶的裂口便一张一缩，像是个(我简直亲眼看见似的)可怕的液泡。(笑面人的呼吸方式酋长不是向我们解释而是学给我们看的。)陌生人见到笑面人那张瘆人的脸顿时会昏死过去，熟人也都躲开他远远的。可是说也奇怪，土匪们却让他在匪巢周围游荡——只是要他用一块罂粟花瓣做的轻纱般的粉红面罩把自己的脸蒙上。这面罩不单让土匪免得看到他们养子的那张脸，而且还可以随时了解其行踪；在那样情况下，他总会发出一股强烈的鸦片味儿。
　　每天早上，感到非常孤独的笑面人总是偷偷溜到(他的脚步像猫一样轻)土匪藏身处周围的密林里去。在那里他和各个种类的许多动物交上了朋友：狗啦、白鼠啦、鹰啦、狮子啦、能缠死人的大蟒啦、狼啦。而且，他还摘下面罩，柔声柔气、用音乐般的嗓音跟它们说话，用的是动物自己的语言。它们没觉得他丑。
　　(酋长花了好几个月的时间才把故事讲到这里。从此时起，他越来越放开大胆发挥了，他这样做完全是为了讨科曼切人的喜欢。)
　　笑面人是个非常留神周围动静的人，过不多久，他就掌握了土匪最最宝贵的黑道秘密。不过他没怎么把这些放在眼里，而是很快就建立起自己的一套更为有效的做法。起初规模还相当小，他开始在中国乡野间当一名独行侠，只在迫不得已时才干些杀人越货的勾当。很快，他那高超的作案手段，再加上他独特的对公平竞争的癖好，使全国人都在内心深处喜爱他。奇怪的是，收养他的那帮土匪(原本正是他们才使笑面人走上犯罪道路的)竟几乎到最后才察觉他的业绩。等他们知道后，他们嫉妒得都快神经失常了。有天晚上，他们认为自己已经用蒙汗药让笑面人睡死，便排成单行，走到笑面人的床边，每人朝被单下的人戳上一刀。可是被杀死的偏偏是土匪头的老娘——一个招人讨厌、唠唠叨叨的老太婆。这下更激怒了这些土匪，他们简直想喝他的血，笑面人只好用计将土匪一个不剩全关进一座深人地下却装修得很讲究的陵墓。他们好几次逃了出来给笑面人添了不少麻烦，可是他却不忍心杀死他们。(笑面人性格中有心软的一面，这简直让我气得发疯)。
　　不久，笑面人便经常越过中国边界去法国巴黎，在那里他能因为在马塞尔•杜法日面前炫耀自己高超却又深藏不露的天才而感到快乐，这是位国际上知名的侦探，很机智，却患有肺结核。杜法日和他的女儿(一位很优雅的姑娘，但多少有穿异性服饰的怪癖)x成了笺面人的死敌。他们多次想把笑面人诱人一条花同小径。纯粹是为了自娱，笑面人一般都跟他们一起走到牛路上，然后就消失不见，真是神不知鬼不觉，用什么方法逃遁一点儿也看不出来。他还时不时通过巴黎的下水道系统发来一张口气辛辣的告别小字条，这字条竟能迅速送抵杜法日的脚前。杜法日父女费了许多时间在巴黎地下臭水沟里仔细搜寻笺面人。
　　很快，笑面人便敛聚到世界上最多的私人财富。大部分财产他都匿名捐给了当地一家修道院的修士——这些谦卑的苦行僧终生致力于训练培养德国警犬。笑面人把剩下的财产都换成钻石，放进几个绿宝石镶成的拱顶藏宝箱，漫不经心地让它们沉人黑海。他个人的需求不多。他单靠米饭与鹰血维持生活，栖身在西藏多风暴海边的一所小茅舍里，那里有一个地下运动场和打靶场。四个对他死心塌地、忠心耿耿的同党和他住在一起：一个叫黑翼，是条能言善辩的森林狼，一个叫欧姆巴，是个挺可爱的侏儒，一个叫洪，是条蒙古大汉，他的舌头被白人烙烧掉了，还有一个是美艳绝伦的欧亚混血姑娘，她出于对笑面人的不图回报的爱以及对他个人安全的深切关怀，有时会对犯罪持一种满不在乎的态度。笑面人呆在一块黑丝帷帘后面向党羽们发号施令。连可爱的侏儒欧姆巴也不允许见到他的脸。
　　我不是说我想这么做，但是如果需要我可以护送读者一小时继一小时地来回穿越中法边界——必要时可以用暴力。我正好是把笑面人视作我的杰出先辈那样的一个人物的——比方说，像罗伯特•e•李，是具有被认为经得起血与火考验那样的品质的。这一幻想与我1928年所怀有的一比，简直就黯然无光了，当时我小仅认为自己是笺面人的直系后代而且是他惟一活着的合法子裔。在1928年，我不仅连我的父母的儿子都不是而且是一个深藏不露了无痕迹的僭儿，一等他们稍有过失便以此为由登堂入室，亮明我的真实身份——当然最好是不用暴力，但是必要时也不排除这种可能性。为了预防伤了我那所谓的母亲的心．我打算利用某种不明确然而是恰当合法的手段将她引人我的地下世界。不过我在1928年必须做的最王要任务是留神好自己的行动。得把这场好戏唱下去。我照样刷我的牙。梳我的头发。费尽力气，忍住不让我要自然流露的狞笑爆发出来。
　　事实上笑面人活在世界上的合法子裔并非只有我一个。俱乐部里有二十五个科曼切人，也就是说有二十五个笑面人的合法子裔——我们全都心怀鬼胎、隐姓埋名地游荡在全市各个角落，打量着一个个开电梯的工人，认定他们是潜在的最大敌人，向那些受宠的矮脚獚犬耳朵里轻声进去一个个用嘴角发出却是很熟练的命令，还用中指在数学老师们的前额上遥画珠子。同时一直在等待，等待大好机会到来让我们大显身手，使得身边的那些凡夫俗子心中又怕又敬。
　　科曼切人棒球季刚开始不久后，2月里的一个下午，我在酋长的客车里见到一件新的装备。在挡风玻璃上方后视镜高处有一个小镜框，里面是张头戴学士方帽身披学士袍的姑娘的照片。在我看来，一张女孩的照片跟客车里纯属男子汉的气氛很不谐调，于是便愣头愣脑地问酋长这妞儿是谁。他先是支吾了 阵，最后承认说这是个姑娘。我问她叫什么名字。酋长又很不情愿地说叫“玛丽•赫德森”。我又问她是不是演过电影什么的。他说不是的，她以前在韦尔斯利学院，念书。他想了好一会儿之后，又加了句，说韦尔斯利可是家非常贵族化的学校。我又追问道，不过，他为什么要把她的照片挂在客车里呢。他略微耸了耸肩膀，我感觉那意思仿佛说，这照片多多少少是硬栽到他这儿来的。
　　在以后的几个星期里，这张照片 不管它是硬性还是偶然栽到酋长这儿米的——并没有从汽车里摘下来。它没有跟印有贝贝-鲁思像的包装纸和掉下来的甘草糖屑一起被清扫出去。反倒是我们科曼切人对它逐渐习惯了。它一点点像只时速表一样，丝毫不招人注意了。
　　可是有一天，就在我们去公园的路上，酋长让汽车在六十大道路口的第五大街的人行道边停了下来，那儿离我们的棒球场还是是有半英里路。约摸二十位后座驾驶员同时开口，要求作出解释，可是酋长却不予理睬。相反，他干脆转过身子坐下，提前开讲“笑面人”的一个新段子。不过，他还没讲几句就有人拍打车门。那天酋长的反应真是调到高速挡上了。他简直就是呼地转过身子，一下扭开车门把手，紧接着一个穿海狸皮大衣的姑娘登上了车。
　　我不假思索就能记起，我一生之中只遇到三个女孩，使我一眼看到就强烈地感觉出她们有无法归类的惊人的美。第一位是个穿黑泳衣的身材纤秀的女孩，1936年光景，她在琼斯海滩上费好大的事想撑起一把橘黄色的遮阳伞。第二个是1939年在一条加勒比海游艇上的一个姑娘，她将自己的打火机朝一只鼠海豚扔去。而第三个就是酋长的这位女朋友玛丽•赫德森了。
　　“我到得太迟了吧?”她问酋长，对着他笑吟吟的。
　　她还小如问她是不是长得太丑了呢。
　　”没有!”酋长说．他有点粗鲁地朝他座位边上那几个科曼切人盯看，示意那排人往后退退。玛丽•赫德森在我和另一个男孩之间坐下，那男孩叫埃德加什么的，他叔叔的铁哥们是个私酒贩子。我们为她让开了世界上尽可能多的地方。接着车子莫名其妙地、很业余水平地朝前猛地一冲。
　　在开往我们照例停车的场地时，玛丽•赫德森从她座位上身子前倾，兴致勃勃地向酋长讲述她没赶上哪班车又赶上了哪班车；她住在长岛的道格拉斯顿，酋长非常紧张，他勉勉强强才答上自己的几句话；他都几乎听不清她在讲什么。那换挡的圆球竟从他手掌心滑脱开去，这我还记得。
　　下车后，玛丽•赫德森紧紧黏住我们。我敢肯定，等我们走到棒球场时每一个科曼切人的脸上都露出了一副“有些女孩子就是不明白什么时候该回家”的表情。更不可思议的是，当我和另一个科曼切人抛掷硬币决定哪一队先攻球时，玛丽•赫德森竟渴求地表示她想参加比赛。对此我们的反应再鲜明不过了。对着这么一个活物，我们科曼切人原先只是作为一个异性瞪看着，现在我们简直是怒目而视了。她朝我们笑笑，这里有一些掩饰窘态的成分。这时酋长接手处理了，暴露出原先深藏不露的才能其实只是一种不称职。他把玛丽•赫德森拉到一边，刚好不让科曼切人听见，像是很严肃认真地对她说了些什么。最后玛丽•赫德森打断他的话，她的嗓音我们科曼切人倒听得清清楚楚。“可是我是真的，”她说。“我也想打球嘛!”酋长点点头又试着说服姑娘。他指指场地，那里潮滋滋、坑坑洼洼的。他拿起一根普通的球棒，显示它有多重。“我才不管呢，”玛丽•赫德森果断地说，“我这么远来到纽约来看牙和办别的事——可我现在要打球。”酋长又点点头不过这回却服软了。他小心翼翼地走到本垒板，“勇士队”和“战士队”，科曼切人分成的两支球队，在那儿等着，他看着我。我是“战士队”的队长。他提到我这个队里经常打中外野手那人的名字，这孩子止好牛病没来，建议让玛丽•赫德森顶替他的位置。我说我不需要中外野手。酋长问我，我不需要中外野手他妈的是什么意思。我大为震惊。这是我头一回听到他说粗话。更气人的是，我能觉出玛丽•赫德森在冲着我笑。为了有所表示，我捡起一块石头朝一棵树扔去。
　　我们队先攻球。第一局没中外野手什么事儿。我站在第一垒位置上时不时朝自己身后看去。每回我看的时候，玛丽•赫德森都高兴地朝我挥手。她戴了只接球手的手套，她很固执一定要戴。这简直让人没法看。
　　玛丽•赫德森在“战士队”的阵式上排第九。当我把这一安排告诉她时，她做了个小小的鬼脸同时说：“也行，那就快点比吧，好不好。”事实上我们也正想加快节奏。在第一局中她就轮上挥棒了。为此，她脱掉她的海狸皮大衣——以及她的接球手的手套——穿一身深棕色衣裙走进本垒板。我递给她一根球棒时她问我它怎么这么沉。酋长从投手身后裁判的位置上急匆匆走过来。他告诉玛丽•赫德森得把球棒的一端搁在右肩上。“我是这样做的，”她说。他告诉她别把球棒握得太紧。“我没有呀，”她说。他告诉她要把眼睛盯紧球。“我会的，”她说。“别在这儿碍事了。”她用力挥棒，击中了向她投来的第一个球，把球打得飞过了左外野手的脑袋。一般人能打到两垒打就够好的了，可是玛丽•赫德森一直跑到第三垒——而且还站稳了。
　　我的惊讶一点点消失，接着生出并且消失的是我的敬畏、我的喜悦，这时我看了看酋长。他都不像是站在投手的身后了，而像是在投手的头顶飘浮。他成了个通体快乐的人。玛丽在第三垒那里向我挥}，我也向她挥手。我就是有心不想挥也做不到了。先不说她击球技术如何，反正她是个知道怎样从第三垒向别人挥手的姑娘。
　　在后来的比赛中，轮到她击球时她都能跑到垒。不知是什么道理，她像是讨厌第一垒；没办法把她留在那里。至少有三次，她都偷到了第二垒。
　　她的防守却是糟得没法说，不过我们跑垒赢分太多因此谁也不去管她了。我寻思如果她追飞球时随便戴块破布也比戴捕手的无指手套强。她却怎么不肯脱下。她说那样特有气派。
　　以后的一个多月里，她每星期都和科曼切人一起打两次球(显然都是轮到她要看牙的时候)。有些下午她准时搭我们的车，有些下午她到得晚一些。有时候她在汽车里连珠炮般地说个不停，有时候她光是坐在那里抽她的赫伯特•塔雷顿牌香烟(带软木嘴的)。坐在她身边，你能闻到一股迷人的香水味儿。
　　4月里一个刮风的日子，酋长三点钟像经常那样，在109和阿姆斯特丹大街交叉处接人上车，然后开着装满人的车子在110大道那里往东一拐，沿着第五大街照例慢慢巡行。可是他头发梳得油光锃亮，他穿着大衣而不是他那件皮夹克，我自然要猜测玛丽•赫德森会来。当我们呼地越过我们一般要走的公园进口时，我就更加肯定了。酋长把车停在六十几街的拐角处，这地方等人最合适不过。接着，为了不让科曼切人觉得时间难熬，他转身反过来坐又讲开了“笑面人”的一个新段子。我记得里面每一个细节，但我只能简略说个主要内容。
　　由于环境错综复杂，笑面人的忠实朋友，他的森林狼黑翼-中计落人了杜法日父女之手，杜法日父女深知笑面人最讲义气，提出让他用自己的自由来换取黑翼。笑面人信以为真，同意了这样的做法。(他尽管绝顶聪明但也不是没有弱点，这往往会导致一些古怪的小失误。)双方商定半夜在巴黎周边密林深处某个地段会面，在那里的月光底下，黑翼将被释放。然而杜法口父女却无意交出他们又怕又恨的黑翼。在交换的那晚，他们拴着一只替身森林狼，让它冒充黑翼，还先把它的右后脚涂得雪雪白，企图以假乱真。
　　但有两点杜法日父女没有料到：笑面人还有多情的一面以及他懂得森林狼的语言。笑面人剐让杜法日的女儿用带刺的铁丝把自己捆在一棵树上，他便觉得有必要用他那美妙，悦耳的嗓音大声对他相信是自己老友的黑翼说几句告别的话。站在月光下几码外的替身森林狼发现这陌生人居然会讲自己的语言便有礼貌地听了一阵笑面人所作的生活上与行业上的临终遗言。但是最后，这替身森林狼越来越不耐烦了，身子重心不停地在几只脚爪之间移动。他突然很不客气地打断笑面人，告诉他，第一，他的大名并不是暗翼、黑翼或是灰腿什么的，而是阿尔曼德，还有第二，他这辈子从未去过中国面且也没一点想去的意思。
　　笑面人自然气愤至极，他用舌头把面罩顶开，在月光下朝杜法日父女显示他真正的面容。杜法日小姐的反应是当场昏死过去。她的父亲比较幸运，那一刻他刚好低下头去咳嗽，因此没见到那致命的面容显露。等他咳完只见他女儿摊手摊脚仰卧在月光照着的地上。他脑子一转就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他用一只手遮住眼睛，另一只把自动手枪里一满膛的子弹都朝笑面人发出咝咝粗喘气声的地方射去。
　　这个段子说到这里就告一结束。
　　酋长从表袋里掏出他那块售价一元的英格索牌表，看了看，然后转过身子发动马达。我也看了看自己的表。时间快到四点半了。汽车朝前走时，我问酋长他就不等玛丽•赫德森啦。他没回答我，还不等我有时间重复我的问题，他侧过头对我们全体说；“这车子里也他妈的太吵了，都给我静一静行不行。”这话真叫人摸不着头脑，这道命令其实是毫无意思的。车子里原先和现在都非常安静。几乎每一个人都在惦记着笑面人被撂下的那个关子。我们早就不再为他的命运担心了——我们太相信他总能逢凶化吉——不过遇到他最最惊险的遭遇时，我们还是难以心情平静。
　　在我们那天下午的球赛打到第三或第四局时，我站在第一垒上瞥见了玛丽•赫德森。她坐在我左边大约一百码处的一张长凳上，夹在两个带着婴儿车的保姆中间。她穿着她那件海狸皮大衣，在抽烟，她像是在朝着我们球赛的方向观看，我为我的发现面激动，便向守在投手后面的酋长大声通报这一消息。他急匆匆地走到我跟前，不过还不是小跑。“在哪儿?”他问我。我又指了指。他朝那个方向盯看了一会儿，接着说他去去就回来，于是离开了球场。他走得挺慢，一边解开大衣扣子又把双手插到裤子的后屁股兜里去。我在第一垒的地上坐下，观看着。等酋长走到玛丽•赫德森跟前时，他的大衣又重新扣上了，两只手也垂到了身边。
　　酋长在她身边站了大约有五分钟，显然是在跟她说话。接着玛丽•赫德森站起身来，他们俩朝棒球场走过来。他们走的时候没有说话，也没有相互对看。他们走到球场边，酋长又在投手后面站好位置。我对他叫嚷，“她不参加吗?”酋长先让我管好自己的垒。我照做了，但是也斜过眼去看玛丽•赫德森。她在本垒后面慢慢地踱步，双手插在海狸皮大衣口袋里，最后在紧挨第三垒一张放得不是地方的球员长凳上坐下。她又点燃一根香烟并且叉起腿。
　　轮到“战士队”攻球时，我走到她坐着的长凳边上，问她想不想参加打左外野。她摇摇头。我问她是小是感冒了，她又摇摇头。我告诉她我左外野缺人。我告诉她我不得不让一个球员兼顾中外野和左外野。听了这消息她一点儿反应都没有。我把我的一垒手用的手套抛到空中想让它落在我头上，可是手套掉进了一个小泥淖。我在裤子上把泥擦掉，同时问玛丽•赫德森愿不愿意哪天上我家去吃饭。我告诉她酋长经常来的。“别缠着我了，”她说。“求求你就让我一人呆会儿。”我瞪眼看了看她，走进球场，朝“战士队”休息时的板凳走去，一边从我的口袋里掏出一只柑橘，并把它扔向空中。我沿着第三垒边线往前，快到一半时我转身倒退着走，一边看玛丽•赫德森一边继续玩我的扔柑橘游戏。我不知道酋长和玛丽•赫德森之间出了什么问题(而且至今也不清楚,仅仅是凭直觉稍稍有所感觉)，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绝对肯定，玛丽•赫德森已经永远脱离我们科曼切人的队列了。这是一种能全然肯定的事，尽管你一点事实根据都没有，脑子想着这些使得倒退走更加危险了，这不，我砰地撞在了一辆婴儿车上。
　　又打了一局之后，光线太弱没法防守了。比赛停止，我们开始收拾东西。我最后看到的玛丽•赫德森是，她在第三垒那儿哭泣。酋长拉了拉她的海狸皮大衣袖子，可是她甩开了。她跑着离开球场，跑上了水泥小路还一直往前跑直到我看不见她。酋长没去追她。他光是站在那儿看着她消失不见。接着他转身走到本垒那里，捡起我们的两根球棒。我走到他跟前问他是不是和玛丽‘赫德森吵架了。他光是让我把衬衫掖进裤子里去。
　　就跟平时一样，我们科曼切人是奔跑着向几百英尺外停着的汽车冲去的，一边喊叫和推推搡搡，谁都想把别人挤到后面，可是每一个人都知道得很清楚．又到听“笑面人”新段子的时候了。越过第五大街时，不知是谁扔下一件他多余的或是不要了的运动衫．我让它给绊倒了。我好不容易冲到车前，可是这时最好的座位都给占了，我只好在汽车中部坐下。这样的结果让我大为气恼，我用胳膊肘向坐在我右边那男孩肋骨上捅了一下，接着便转过脸看酋妊穿过第五大街。天还没完全黑，但已经有五点一刻的那种苍茫了。酋长穿过第五大街，大衣领子竖着，两根球棒夹在左胳膊底下，注意力全放在街上的车辆上。他那头黑发，早些时候还梳得溜光的，现在已很干了，给风吹得乱乱的，我还想，要是酋长戴着手套就好了。
　　酋长爬上车时，客车里跟往常一样，很静——至少跟剧场内部灯光一点点暗下来时情况差不多。交谈赶紧以匆匆忙忙的几句耳语收场或是干脆打住。可是酋长劈头对我们说的第一句话却是“行了，再别出声了，否则就不讲故事”。一刹那间，一种绝对的沉静笼罩着客车，使酋长别无选择只得以讲故事的姿势坐下。他坐定后，掏出一块手帕有条不紊地擤鼻子，先擤一只鼻孔，接着擤另一只。我们看着他，很耐心，甚至还带有一些观察家的兴趣。他手帕用完后，又细心地把它叠成四折，放回到兜里去。接着他给我们讲了“笑面人”的一个新段子，这次讲了还不到五分钟。
　　杜法日的四颗子弹打中了笑面人，其中的两颗穿透了他的心脏。杜法日当时仍然挡住眼睛避免看到笑面人的脸，他听见从对手那边发出一种奇特的痛苦喊叫声，大喜过望，他那颗歹毒的心怦怦直跳，连忙跑到昏迷的女儿那里帮她恢复知觉，这对父女喜不自胜，竟然再不像懦夫那样胆怯，此刻竟敢对着笺面人直看了。笑面人像死了似的低垂着头，下巴耷拉在血淋淋的胸前。父女俩慢慢地、贪婪地挨近，想细细察看他们的手下败将。可是等待着他们的是一个大大的意外。笑面人离死还早着呢，他用一种奇特的功夫使劲收缩腹肌。一等丰十法日父女走近，他突然仰起脸，发出怪声的人笑，干净利落，甚至是仔仔细细地把四颗子弹全都反射出来。这一招实在厉害，两个人真是肝胆俱裂，顿时死在笑面人的脚下。(如果酋长确实不想多说，他满可以在这里告一结束；科曼切人好歹能对杜法日父女的猝死作出合理解释。但是故事并没有在这儿结束。)日复一日，笑面人仍然被带刺铁丝捆着站在树前，杜法日父女的尸体在他脚下一点点腐烂，他大量出血，又得不到鹰血的滋养，他真的是离死只有一步之遥了。然而有一天，他用嘶哑却很有说服力的嗓音，恳求林中动物帮他一个忙。他让它们去找欧姆巴，那个可爱的侏儒。它们去了。但是来回穿越巴黎中国边界路途遥远，等欧姆巴带了药箱和新鲜鹰血赶到时，笑面人已昏迷不醒。欧姆巴做的第一件好事就是找回他主人的面罩，那已经给风吹得贴在长痛蛆的杜法日小姐的尸体上了。他满怀敬意将它放回到那张丑脸上，然后再着手包扎伤口。
　　笑面人终于睁开他那双小眼睛。欧姆巴赶紧把那小瓶鹰血凑到面罩跟前。可是笺面人没喝。他只是细声呼唤着他心爱的黑翼的名字。欧姆巴俯下他自己那稍稍有些歪扭的头告诉主人杜法日已经把黑翼害死了。笑面人发出一声古怪的、摧人心碎的最后哀鸣。他虚弱地伸出手去握住鹰血瓶并把它捏碎。他仅剩的不多的血顺着手腕流了下来。他命令欧姆巴把脸转开去，欧姆巴抽泣着服从了。笑面人的最后一个动作是扯下自己的面罩，让脸贴住浸透鲜血的土地。
　　自然，故事讲到这里全部结束了。(再也没法接下去一波三折。)阿长开动客车。坐在过道我对面的比利•沃尔许是科曼切人中年纪最小的一个，他此时竟哭出声来。谁也没去叫他闭嘴。至于我自已，我记得我的双膝颤抖个不停。
　　几分钟后．我从酋长的客车里走下来，我看到的第一件东西恰好是张红色的纱纸，它给风吹得贴在路灯柱根基上。那看上去就像某个人的罂粟花瓣面罩。我在上下牙控制不住的打战中回到家中，立刻就被赶上床去睡觉了。

下到小船里
　　晚秋时节一个小阳春天气的下午，四点刚过。女仆桑德拉紧抿嘴唇，从厨房那临湖的窗子边走开，从中午到现在，她这样做已不下十五、二十次了。这一回走开时，她不自觉地松开又重新系上她围裙的带子，试试对她那肥大的腰身松到什么程度才算最合适。接着她回到那张搪瓷面的桌子旁，让自己那穿一身新用人服的身子在斯内尔太太对面座位上坐下。斯内尔太太已经打扫完房间，熨烫好衣服，正准备享用她照例在走一段路去公共汽车站之前要喝的那杯茶。斯内尔太太帽子已经戴好。这依然是那顶有趣的平顶黑毡帽，这帽子她戴了不光是这整个夏天，而且还包括以往的三个夏天——它经历了多少次热浪和生活中风风雨雨，也不知在多少块熨板上被压过烫过，让多少个真空吸尘器处理过。那块“卡内基帽店”的招牌仍然贴在帽子内沿，颜色退了可是(如果可以这样说的话)还死守着阵地。
　　“我才不着这份急呢，”桑德拉说，已不知是第五次还是第六次了，这话既是对斯内尔太太也是对她自己说的。“我下定决心不去操心了。我扯得上吗?”
　　“一点儿不假，”斯内尔太太说。“我就不着急。我真的没操这份心。把我的提包递给我，亲爱的。”
　　一只真皮提包平放在餐具架上，很破旧了，可是里面的商标也跟斯内尔太太帽子内沿的那块同样显赫。桑德拉不用站起来就拿得到。她把提包隔着桌子递过去。斯内尔太太打开包，取出一包带薄荷味的香烟和一小盒鹳鸟俱乐部发的火柴。
　　斯内尔太太点燃一根香烟，接着把她的茶杯举到唇边，可是她又立即将杯子放回茶碟里去。“这荼若是还不快点凉，我真的要搭小上我的公共汽车，。”她抬眼朝桑德拉看去，只见对面那人正心事重重地冲着墙上成排挂着的铜平底锅发呆。“快别操心了，”斯内尔太太用命令式的口气说道。“操心又有啥用？他也许跟他娘说了也许没说。不就那么回事吗。操心又有啥用?”
　　“我倒不是为这操心，”桑德拉回答说。“再怎么着也轮不到我呀。只不过会把你逼疯的，这孩子悄没声满屋子转。那劲头。你根本听不见他的动静，你懂吗?我是说任谁也听不见，你懂吗?头两大吧我正剥豆子——就在这桌子旁——我险些踩着了他的手。他就坐在桌子底下。”
　　“哼，那我也不会为这操心。”
　　“我的意思是你在他跟前时说一句话都得掂量掂量，”桑德拉说。“这真能把人逼疯喽。”
　　“这荼我还是没法喝，”斯内尔太太说。-…”那倒真让人受不了，要是你说一个字都得掂量，生怕出什么事的话。”
　　“真能把人逼疯喽j我是有啥说啥。一多半的时间里我已经是半疯半癫了。”桑德拉习惯性地掸了掸她想像中的膝头上的面包屑。她鼻子里哼了一声：“才四岁大的小毛孩!”
　　“他看上去倒是模样挺俊的孩子，”斯内尔太太说。“那双棕黄大眼睛跟别的部位。”
　　桑德拉又哼了一声。“他那鼻子，长大了也准跟他爸的一个模样。”她举起自己的茶杯，毫无困难地喝了起来。“我真不明白他们干吗整整一个10月都呆在这儿?”她大为不满地说，一边把杯子放下。“我是说他们现在任谁连水边的近处都不去了。女的不去，男的不去，孩子也不去。仨人谁都不去。他们连那条怪船也不再拖出去。我就不明白他们把好好的钞票白扔在这上头图什么了。”
　　“我不明白的是你怎么就喝得下你那杯茶。我连一小口都没法喝。”
　　桑德拉怨气冲天地瞪看着对面的那堵墙。“要是能回城里去我就太高兴了。我不是说笑话。我恨这鬼地方。”她充满敌意地朝斯内尔太太瞥了一眼。“对你倒合适了，你整年到头都住这儿。这儿有你来往的熟人，什么都方便。你不在乎呀。”
　　“哪怕烫死我也得喝了，”斯内尔太太说，一边抬起头来看着电炉上方的那只钟。
　　“要是处在我的地位你会怎么办?”桑德拉突然发问。“我是说你会怎么做?要说实话。”
　　这种问题正是斯内尔太太会顺顺当当接过去回答的，就像让她套一件白鼬皮大衣一样。她立刻松开手中的茶杯。“呣，头一条，”她说，“我压根儿不为这儿的事情着急。要说我会怎么做，那就是另找一份一
　　“我没着急嘛，”桑德拉打断道。
　　“这我知道，可是问我会怎么做，我肯定先给自己找”
　　连接餐厅的转门被推开，这一家的女主人宝宝•坦纳鲍姆走进厨房。她是个矮小，臀部几乎没有曲线的二十五岁年轻女子，那头没有样式、说不清什么颜色、发枯的头发拢在两只耳朵的后面，耳轮倒是特别大。她穿了条齐膝长的牛仔裤，一件高领套头衫，还穿着短袜和平底船形鞋。虽说她名字起得挺可笑，她哪儿哪儿都算不得漂亮，可是——就以恒久能让人记住、默默地善解人意、面孔一小块一小块分开很耐看来说——却不失为一个最终能吸引人的女子。她径直走到电冰箱前，开开它。在她双腿叉开两手撑住膝盖朝里张望时，她透过牙缝不成卢调地吹着口哨，还配合以臀部有点放肆、钟摆般左右扭动的节奏。桑德拉和斯内尔太太都没做卢。斯内尔太太不慌不忙地将自己的香烟掐灭。
　　“桑德拉……”
　　“什么事，太太?”桑德拉警觉地从斯内尔太太帽子上方望过来。
　　“泡菜一点都没啦?我想给他捎一块去。”
　　“他全吃了，”桑德拉精明地回答道。“他昨晚临睡时吃的。当时也只剩下两块了。”
　　“哦。那好，我上车站时再买些来。我寻思没准能从那条船里把他吸引出来呢。”宝宝关上冰箱门走到临湖窗口朝外眺望。“咱们还缺什么别的?”她在窗子那边问。
　　“就缺面包了。”
　　“我把你工钱放在门厅桌子上了，斯内尔太太。谢谢你了。”
　　“没什么，”斯内尔太太说。“我听说莱昂内尔爱往外跑。”她短促地笑了一声。
　　“敢情真是这样，”宝宝说，把双手往后裤兜里插去。
　　“至少他还不往太远地儿跑，”斯内尔太太说，又发出一下短促的笑声。
　　宝宝在窗前稍稍侧过身子，免得自己完全背对这两个在桌边坐着的女人。“倒也是，”她说，把几根头发拢到耳后去。她纯粹像通报消息似的接着说：“他从两岁起就经常爱往路上跑。不过从没跑得特别远。我想他跑得最远的一次－－至少，在城里是这样——是中央公园里的林阴道。离家也才几个街区。他走得最不远
　　或者说最近——的地方就是我们楼房的前门了。他拐到那儿去是想跟他爸爸说声再见。”
　　桌边那两个女人都笑了。
　　“林阴道是纽约人老去溜冰的地方，”桑德拉非常热心地对斯内尔太太说。“小孩大人都去的。”
　　“哦!”斯内尔太太说。
　　“他那时候才三岁。也就是去年的事儿，”宝宝说，一边从裤子侧袋里摸出一包香烟和一盒火柴。她点燃一根烟，这时，两个女人都兴致勃勃地看着她。“可热闹了。我们弄得整支警察部队都出动了。”
　　“他们找到他啦?”斯内尔太太说。
　　“当然找着了呗!”桑德拉满脸不屑的表情。“你以为还会怎样?”
　　“他们到深夜十一点一刻才找到他的，那是－－我的天哪，2月中，我想是。公园里小孩一个影儿都没有了。只剩下抢劫犯，我琢磨，还有各色各样的流浪汉和精神病人。他正坐在乐队演出台的地板上，在一道裂缝上来回滚动弹子。人冻得半死，看样子——”
　　“我的好老天!”斯内尔太太说。“他怎么会这样干的呢?我是说他干吗要往外跑呢?”
　　宝宝朝窗玻璃吐去一个歪歪扭扭的烟圈。“那天下午公园里有个孩子不知听了什么胡说八道，竟跑到他跟前说，‘你很臭呢，小鬼。’反正，我们认为他是因为这个才这么干的。我也说不清楚，斯内尔太太。我头脑里一片晕晕糊糊的。”
　　“他这么做有多久了?”斯内尔太太问。“我是说他这么干已经有多长时间啦？”
　　“嗯，从两岁半起吧，”宝宝报履历似的说道，“他在我们公寓地下窒水池底下躲藏过。就在洗衣房里。他的一个要好朋友叫内奥米什么的——跟他说她的热水瓶里有一条虫子。反正，这是我们从他嘴里能掏出的全部情况。”宝宝叹了口气，从窗边走开，手中的香烟还带着长长的一段烟灰。她朝纱门走去。“我还得再去试上一次，”她说，这就算是跟两个女人道别了。
　　她们都笑了。
　　“米尔德里德，”桑德拉一边仍在笑着，一边对斯内尔太太说，“再不走你可真的要误车了。”
　　宝宝出去后随手带上了纱门。
　　她站在房前草地那片缓坡上，近晚低低、耀眼的夕阳照在她背上。在她前面大约二百码处，她的儿子莱昂内尔正坐在父亲小船的尾座上。船是拴住的，主帆和前三角帆都卸掉了，此时在水中漂荡，与伸入湖中木码头的尽头正好形成直角。在五十英尺开外，有块不知谁丢失或扔掉的精水板底朝天浮在水面上，可是见不到湖上有什么人们玩乐的船艇了，只能看到一只朝利奇码头驶去的县里汽艇的尾部。宝宝发现很奇怪，自己竟难以将眼光固定在莱昂内尔身上。阳光虽然不特别热，却非常明亮是以使任何稍远一些的图像——一个男孩也好，一条小艇也好——看上去几乎像水里的一根木棍似的飘忽不定反光晃眼。几分钟后，宝宝干脆不朝那边看了。她学大兵的派头把烟头往地上一甩，接着朝木码头走去。
　　此时是10月，码头木板反射出来的热气已不使她的脸觉得太烤了。她边走边透过牙缝吹出《肯塔基宝贝》的调子。走到码头顶端，她膝盖关节发出格格声，在右边蹲下来，低头看着莱昂内尔。他离妈妈还不到一枝木桨远。但是他没有抬起头来看。
　　“哎嗬，”宝宝说。“铁哥们。大海盗。臭狗子。我回来啦。”
　　莱昂内尔仍然不朝上看，他像是突然想起要显示一下自己的驾船才能。他把那个不起作用的舵一直扳到右面，然后立刻猛拉回自己身边来。他日小转睛地盯着舱面。
　　“是我呀，”宝宝说。“是舰队副司令坦纳鲍姆呢。本姓格拉斯的那位。我视察后舵手来啦。”
　　终于有了反应。
　　“你不是什么副司令。你是个太太，”莱昂内尔说。他由于呼吸控制得不对，说出的句子常常至少出现一个停顿，使得他想强调的字声调非但没有上升，反倒下降了。宝宝不仅是在听，更像是在密切注视着他的声音。
　　“谁跟你说的?谁告诉你我不是司令的?”
　　莱昂内尔回答了，但是声音轻得听不见。
　　“谁?”宝宝说。
　　“我爸。”
　　宝宝仍然蹲着，此时伸出一只手穿过两腿之间的v字形空当，撑在码头地板上以保持身子平衡。“你爹是好样的，”她说，“但他大概是我认识的人里最大的旱鸭子了。一点儿不错，我进港后是位太太——这是真的。可是我真正的职业最初、最终和永远绝对是——”
　　“你不是什么舰队司令，”莱昂内尔说。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不是舰队司令。你一直都是个太太。”
　　一时间两人都不吱声了。莱昂内尔乘机再次试着去改变小船的航向他操舵的姿势是两只胳膊全趴在那上面。他穿着卡其布颜色的短裤和一件干净的白Ｔ恤，胸前染印有鸵鸟杰罗姆拉提琴的图画。他皮肤晒得黝黑，他的头发在颜色、质地上都几乎跟母亲的一模一样，发顶让太阳晒得都有点退色了。
　　“好多人都以为我不是舰队司令，”宝宝说，一边盯看着他。“那是因为我没有到处乱吹。”她边保持着平衡，边从裤子侧兜里摸出香烟和火柴。“我几乎从来也不去跟别人谈论我军阶的事儿。特别是那些我和他们说话时连看都不看我的小男孩。我那样做会影响我正在上升的前程的。”她没有点姻，却突然站直身子，直得都有点过了头，接着她用右手的拇指和食指围成一个椭圆形圈儿，放到嘴边，竟然——像吹玩具笛似的发出了有点像军号那样的声音。莱昂内尔顿时抬起了头。很可能他也清楚这号声是假的，但他显得还是很为之感到振奋；他的嘴巴不由自主地张开了。宝宝将这曲调——它是“熄灯号”与“起床号”奇特的混合体
　　一连吹了三遍，当中没有任何停顿。接着，又郑重其事地朝湖对岸行了个军礼。当她终于重新在码头边蹲下来时，她像是深感后悔，因为方才在老百姓和小男孩面前竟显示出对海军传统的威仪如此激动，未免失态。她朝湖的不太宽的水平线凝望了片刻，接着又似乎想起自己在这儿绝不是独自一人。她朝下——很庄重地——瞥了菜昂内尔一眼，菝子的嘴还没合拢来。“那是一种秘密的军号曲调，只有舰队司令才允许听的。”她点燃香烟，又将火柴吹得飘出一股引人遐思的又细又长的烟柱，火柴给吹灭了。“要是有人知道我让你听到这号声——”她摇了摇头。她又重新将她那像在看六分仪的眼睛对准着水平线。
　　“再来一次。”
　　“绝对不行。”
　　“为什么?”
　　宝宝耸耸肩膀。“头一条，这儿附近低级军官太多了。”她改变了自己的姿势，采取了一种盘腿式的印度人蹲坐法。她把短袜拉拉高。“不过，我要告诉你我会怎么做，”她说，挺一本正经的。“如果你告诉我你干吗往外跑，我就把所有的秘密军号曲都吹给你听。怎么样?”
　　莱昂内尔立即把眼光垂下，重新对着甲板。“不行，”他说。
　　“为什么不行?”
　　“因为。”
　　“因为什么?”
　　“因为我不愿意，”莱昂内尔说，扳了一下舵柄以加重语气。
　　宝宝遮挡住右边的脸，那儿的太阳很刺眼。“你跟我说过你不再跑的，”她说。“咱们谈好的，你告诉我你不再跑了。你答应我的。”
　　莱昂内尔回答了一声，但是轻得听不见。
　　“什么?”宝宝说。
　　“我没答应过。”
　　“啊，答应的，你答应过的。你非常明确地答应的。”
　　莱昂内尔又去扳他小船的舵了。“你说你是舰队司令，”他说，“你的舰队又在哪儿呢?”
　　“我的舰队嘛，我很高兴你问我这个问题，”宝宝说，一边开始把脚伸到小船里去。
　　“出去!"莱昂内尔命令道，但是还没有到尖叫的程度，而且眼睛一直是朝下看的。“谁都不许进来。”
　　“准都不许吗?”宝宝的一只脚已经碰到船头了。但她顺从地缩回到码头地而。“任谁都不让进吗?”她又同复到她的印度人盘坐姿势。“为什么不让?”
　　莱昂内尔的回答是完整的一句话，可是仍然声音不够大。
　　“什么?”宝宝说。
　　“因为不让所以不让。”
　　宝宝眼睛定定地盯着男孩，是是分钟什么话都没说。
　　“听你这么说我太难过了，”她终于开口了。“我就是爱上你的船上去呢，没有你，我闷得慌。我太想你了。一整天我一个人在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
　　莱昂内尔这回没有转动舵把。他细看把手上的木纹。“你可以跟桑德拉说话呀，”他说。
　　“桑德拉忙啊，”宝宝说，“再说，我也不想跟桑德拉说话。我想跟你说。我要下到你的船上跟你说。”
　　“你蹲在那儿也可以说的。”
　　“不行，我办不到。距离太远了。我得挨近了才能说。”
　　莱昂内尔摇动舵把。“谁也不许进来，”他说。
　　“什么？”
　　“谁也不许进来。”
　　“好吧，那你能不能在船里告诉我，你为什么要往外跑?”宝宝问道。“而且在你答应过我再也不跑之后?”
　　舱板上离后座不远处放着一副潜泳护目镜。莱昂内尔一下子答不出话，便用右脚大脚趾和二脚趾去夹住护目镜的带子，然后用腿灵恬、迅速地一挑，把潜水镜甩出了舷边。护目镜立刻沉人水中。
　　“好哇。干得漂亮，”宝宝说他这回可该高兴了。”她又吸了“那眼镜可是你韦布叔叔的。哦，口烟。“护目镜最早还是属于你西摩伯伯的”。呢。”
　　“我管小着，”
　　“我瞧出来了。我知道你满不在乎，”宝宝说。她的香煳在她的手指间形成一个奇特的夹角；眼看香烟要烧到她指戈节一个凹处了。她突然感到烫手，便松开烟头，让它往湖面落去。接着她从只侧兜里摸出一样东西。那是包什么，纸牌般大小，白纸包着，用绿缎带捆扎着。“这是个钥匙串皮包，”她说，觉得孩子眼睛抬起来在看着她了。“就跟你爸那只一样。但是比爸爸的j丕可以多穿几只钥匙。这上面有十个钥匙圈呢。”
　　莱昂内尔放开舵把，身子往前倾。他伸出双手作抓取状。“扔过来。”他说。“行不?”
　　“咱们先都坐好不动，宝贝儿。我还得稍微考虑考虑。我照说是应该把钥匙串儿扔到湖里去的。”
　　莱昂内尔张开嘴瞪视着妈妈。他又合上了嘴。“那是我的嘛，”他说，语气一点点弱下去，没那么理直气壮了。
　　宝宝向下看着他，耸了耸肩膀。“我管不着。”
　　莱昂内尔身子慢慢地往后坐正，一边瞅着他母亲，一边手往后伸去够舵把。他双眼流露出彻底的领悟力，他母亲早就预料会那样的。
　　“拿去吧。”宝宝把那个包包往船上他身上扔去。包包不偏不斜地落到他的大腿上。
　　他看看腿上的包包，捡起来，捏在手里，看看，然后一拨——从身体侧面——把它拨进湖中。接着他马上抬起头来看宝宝，眼里噙含着的不是对抗情绪而是泪水。很快，他那张嘴一瘪，扭曲成一个横写的“8”字，他放声哭开了。
　　宝宝站起身来，小心翼翼地，就像在剧院里腿坐麻的人那样，然后让身子落到小船里去。不一会儿，她已经坐进后座，把那水手抱在膝上，一边摇着他一边吻他的后颈，并且还告诉他：“水手不哭的，乖宝。水手永远都不哭。除非他们的船快沉了。或者是遇到海难，在救生筏上吃尽苦头，连喝的水都没有除非是——”
　　“桑德拉－－跟斯美尔（臭）太太说——我爸是个又大——又臭的——开克（风筝）”
　　宝宝抽缩了一下，动作小得仅仅能察觉，可是她把男孩从膝上举起，让他在自己面前站住，又把他的头发从前额往后捋了捋。“她说了，是吗?”她说道。
　　莱昂内尔强调地上下点点头。他接近了些，仍然在哭，站在母亲两腿之间。
　　“哎，这也没什么了不起的，”宝宝说，把孩子抱拢在自己双臂双腿间那两个“v”字形里。“这还不是世界上最最糟糕的事呢。”她轻轻咬着孩子的耳朵边缘。“你知道‘开克’是什么吗．乖宝•”
　　莱昂内尔一下子不是不愿意说便是说不出来。不过，等哭泣所带来的抽噎稍稍缓和了些之后，他还是开口了。他是对着宝宝温暖的脖颈说的，给捂住了但总算可以听清楚。“是那种能飞上天的东西，”他说。“用一根线拴住的。”
　　为了想把孩子看得更清楚，宝宝把儿子稍稍推开些。接着她把一只动作挺猛的手伸进他裤子的后裆，让孩子吃惊不小，但几乎也就在同时，她把手抽了回来，一本正经地帮他把衬衫掖到裤子里去。“跟你说咱们要干什么，”她说。“咱们开车到镇上去，买点泡菜，再买点面包，咱们在车子里把泡菜吃了，然后开车到车站去接爸爸，接下来咱们把爸爸接叫家，让他带我们坐船。你帮爸爸把帆扛到这儿来。好不好?”
　　“好的，”莱昂内尔说。
他们不是慢慢走回家去的，他们来了一次赛跑。莱昂内尔赢了。

为埃斯米而作
----既有爱也有污秽凄苦

　　就在不久前，我收剑一份航空寄来的请柬，邀请我参加4月18日在英国举行的一次婚礼。这倒是个我愿意为之付了些代价去参加的婚礼，刚收到请柬时，我原以为没准真的能出国一趟，坐飞机去．花多少钱倒是无所谓。可是，后来在跟我太太(那可是个头脑冷静得出奇的女子)仔细研究之后，我们决定不去了——因为，别的先不说，我岳母早就打算4月下旬来我们家住上两周，我把这碴儿给全忘了。我的确是有些日子没见到格伦彻妈妈了，她又年纪不小了。都五十八了。(她逮谁都先提这档子事。)
　　虽然如此，不管参加还是不参加，我想自己决非那种为给婚礼助兴连丁点力气都不肯出的人。因此，我还是打起精神草草写下一些说明情况的札记，是关于大约六年前我认识的这位新娘的一些情况的。倘若我的札记会使我从未见过的新郎有几分钟感到不舒服，那我也不在乎。我本来就不打算讨任何人的喜欢。至于教训谁指导谁就更非我的本意了。
　　1944年4月，大约有六十名美军士兵在英国德文郡英国情报部门办的一个有点专门性质的训练班接受准备反攻的训练，我就是其中之一。现在回想起来，我觉得我们这六十个人倒有个非常一致的共同点，那就是没一个是合群的。我们基本上都是爱写信的那种人，除了工作上的话之外，我们被此之间讲的一般话题是问别人有没有富余的墨水。要是有既不写信也不上课的时候，那就各干各的。我的习惯是，逢到天气晴朗，就到附近乡下景色不错的地方去散步。阴雨天呢，就找个干爽的地方看书，常常离乒乓球桌很近，球扣都儿乎抡得到我。
　　训练班持续了三个星期，结束的一天是星期天，那天雨下得真不小。根据计划，这最后一天傍晚七点钟，我们全体人员要乘火车去伦敦，有小道消息说我们将分别要插进为d日登陆而集结的步兵师和空降师。那天下午三点钟，我已把我全部东西打进背囊，其中包括一只盛满我从大洋彼岸带过来的书籍的装防毒面具的帆包袋。(面具我几个星期前就已从毛里塔尼Ⅱ号一个舷窗扔出去了，我非常清楚要是敌人一旦真的施放毒气，我是绝对来不及把这劳什子戴到脸上去的。)我记得自己在我们那座长拱形活动房了一端的窗前站了很久，凝视着凄风苦雨，右手食指隐隐约约有点痒痒想扳枪，但也仅仅有那么点儿意思罢了。我能听见背后许多枝钢笔在许多张“胜利信笺”上刮擦的很没有战友气氛的沙沙声。突然，我从窗边走开，脑子里没什么特别打算，我穿上我的雨衣，围上开司米围巾，穿上套鞋，戴上羊毛手套和海外兵团的军帽(到今天仍有人对我说，我戴的角度与众不同——两边都拉得较低可以盖住双耳上端)。接着，我把自己的手表与厕所里的钟对了一下，便从小山上那条长长的、湿漉漉鹅卵石路往下走，进人小镇。周围电光闪闪我全然不顾。要是该让雷电打死，想躲也躲不开。
　　市镇中心也许是周遭最最潮湿的地方了，我在一座教堂门前停下看布告牌，我多半是被写在黑纸卜的白数码宇吸引住了，但也没准因为在军队里呆了三年，我已经看告示看上瘾了。布告牌上说，三点一刻要进行儿童唱诗练习。我看看我的予表，又抬头再看布告。在一张用图钉固定的纸上升列了该来参加排练的儿童的名字。我站在雨地里把所有的名字都看了一遍，然后走进教堂。
　　长椅上散坐着十几个成年人，有几个膝上放着一双底朝上的小号雨鞋。我直着走，在第一排上坐了下来。讲台上紧挨着坐在三排座椅上的是一十来个孩子，多半是女孩，年纪大约七岁到十三岁。我坐下时，唱诗班的指导，一个穿花呢套装的高高大大的女人，正关照孩子们唱歌时嘴要张大一些。有谁听说过，她问道，一只可爱的小鸟儿在唱好听的歌儿时，竟敢不把它那小嘴张得大大、大大、大大的呢?显然，没一个人听说过。因为回瞪着她的都是一张张没有表情、木呆呆的脸。她接下去又说，她要求她班上所有的孩子都充分领会他们所唱的歌词的意思，而不要像没有脑子的鹦鹉那样，光是从嘴巴里发出声音。这以后她吹定音笛定了个调，于是孩子们像一群未成年的举重运动员似的，把他们的赞美诗歌本举到胸前。
　　他们唱时是没有乐器伴奏的——或者，在此刻的情况下，更准确的说法是，没有任何干扰。他们的声音优美，毫不装腔作势，几乎达到这样一个水平：倘若听的是一个比我宗教意识多少强一些的人，那么无须多加想像，也会感受到天国的境界了吧。有两三个年龄最小的孩子节奏上稍稍有些滞后，但算不得什么毛病，会稍感不够完美的，大概只有作曲家的母亲了吧。我以前没听到过这首赞美诗，但我不断地希望它有十来节歌词，最好长些。我一面听一面打量孩子们那一张张小脸，但我特别注意的是其中一个的脸，这孩子坐得离我最近，就在第一排最边上的位子上。她大约有十三岁，直直的带点浅灰色的金发齐着耳根，前额很精致秀美，耳光倦怠，我想，没准是在点数到场的人吧。她的声音可以很清晰地与其他孩子的区别开，这小仅仅是因为她坐得离我最近。她进入高音区时一点也不费劲，音质极美，音也最准，自然而然在合唱中起着带头作用。然而这位年轻女士却对自己的歌唱才能稍稍有点感到厌烦，或者仅仅是对时间与环境有所不满；我发现有两回她在换唱另一段歌词的间歇时打了哈欠。那是有修养的女士的打法，嘴巴是闭着的，但是你不会看不出来；她的鼻翅泄露了秘密。
　　赞美诗一唱完，那位合唱指导立即长篇大论地说起来，对牧师布道时腿脚静不下来嘴巴闭不起来的孩子一一作了评述。我寻思排练的演唱部分到此已告一段落，不等指导刺耳的教训声把孩子歌唱散发出的魅力破坏殆尽，便站起身来走出教堂。
　　雨下得比方才更大了。我沿着街往前走，透过窗子看看红十字会的娱乐厅，只见士兵们三三两两地站在房间深处的咖啡柜台前面，而且，即使隔着玻璃，我也能听见另一个房间传出乒乓球的劈劈啪啪声。我走到街对面，进了一家平民开的茶室，那里除了一个中年的女招待之外再无别人，看她样子，像是更愿接待一个雨衣不湿的顾客的。我尽可能小心地将雨衣在一个枝形衣架上挂好，然后在一张桌子边上坐下，要了茶和肉桂吐司。这是我一整天头一次跟人说话。接下去我搜遍了我所有的口袋，包括雨衣口袋，终子找到两封可以重读的旧信，一封是我妻子写来的，告诉我第88街那家施拉夫店铺服务质量大不如前了，另一封是我岳母寄来的，她让我一得空走出“军营”，就尽快给她寄些开司米毛线去。
　　我第一杯茶还未喝完，唱诗时我打量、倾听过的那位年轻小姐也走进茶室了。她的头发湿透了，两个耳轮都露了出来。同她一起来的是个非常小的男孩，显然是她弟弟，弟弟的帽予被她崩两个手指捏提走，仿佛那是实验室里的一什标本似的。在后面压阵的是一个看上去挺精明能干的妇女，戴一顶疲塌塌的平顶帽了
　　多半是他们的家庭女教师了。那位唱诗班的歌手一边走一边脱下外衣，并且选定了一张桌子－－位置不错，从我的观点看，因为就在我正前方十英尺不到的地方。她和家庭女教师坐了下来。那小男孩，他大概有五岁，却还不打算安定下来。他身子一缩把海军衫脱掉，随手一扔；接着，他以天生捣蛋鬼不动声色的表情，开始淘气，他有条不紊地故意惹家庭女教师生气，好几次把自己的椅子推进又推出，还眼睛瞄过去观察她的脸。家庭女教师一直压低声音给他发出两三道命令，实际上就是要他别再瞎闹，但是只是在他姐蛆发话了他才走回来，把他那小屁股坐到了自己的位置上。他一把将餐巾抓过来扣在自己脑袋上。他蛆姐取下来把餐巾摊开，替他铺开在他膝头上。
　　大约在我们的茶端上来的时候，唱诗班歌手发现我的眼光在打量她们这几个人。她也回看我，还是以她那种清点屋子里人头的目光，接着，她突然向我展露了一个很小，很矜持的笑容。它却出奇地灿烂，有时候某些浅浅的、含蓄的笑也会让人觉得特别温暖的。我也回报了一个微笑，远没有她的动人，因为我得抿紧上唇，免得露出两颗门牙之间的一道黑缝，那是美国军医给我补牙临时塞上的煤一般黑的填充物。让我料不到的是，紧接着，这位年轻的小蛆已经以很令人歆羡的姿势站立在我的桌旁了。她穿的是一条苏格兰花呢裙子——坎贝尔花呢，我想是。在我看来，一位非常年轻的姑娘在一个没完没了的下雨天穿这样的衣服，那真是太美妙了。“我还以为美国人对茶是瞧不上的呢，”她说。
　　她说这话倒不是卖弄聪明，而是想弄清事实或是弄清百分比什么的。我回答说，我们美国人也有除了茶别的什么都不喝的。我问她愿不愿意同我一起坐一会儿。
　　“谢谢你，”她说。“也许我只能坐一小会儿，”
　　我站起身替她拉出把椅子，我对面的那把，她在椅子前面四分之一处坐下，脊背挺得直直的，很自然也很优美。我走同到－－几乎是急匆匆赶回去的——我自己的椅子那里，一心想接上让我扣断了的淡话。但是我坐下后，却又想小起该说什么了。我又笑了笑，仍然极力不让我的煤黑色的填补物露出来。我说这样的坏天气出来真够糟糕的。
　　“是的，是够糟的，”我的客人说，声音一个个字清清楚楚，显然不是个爱闲聊碎嘴子的人。她把手指平放在桌子边缘上，像个做降神术的人似的，但是，几乎紧接着，又把双手拳了拢来一一她的指甲是给啃嗑掉的，一直咬到肉根处。她戴了一只手表，是军用的那种，看上去几乎像是飞机驾驶员的精密计时器了。表面对于她纤细的手腕来说实在是太大了。“你来看我们的唱诗排练了，”她平平淡淡地说。“我方才瞧见你了。”
　　我说我确实去了，而且从合唱中听出了她的声音。我说我认为她有一副非常好的嗓子。
　　她点点头。“我知道。我将来要做一名职业歌唱家的。”
　　“真的?是唱歌剧吗?”
　　“我的天，不是的。我要在广播电台上唱爵士，挣大堆大堆的钱。然后，到三十岁，我就退休并且住到俄亥俄的一个牧场上去。”她用手掌摁了摁湿漉漉头发的顶端。“俄亥俄你熟吗?”她说。
　　我说我有几次坐火车经过这个州，但是不真正熟悉。我问她要不要吃一片肉桂吐司。
　　“不了，谢谢你，”她说。“我食量真跟一只小鸟的差不多。”
　　我自己咬了一口吐司，告诉她俄亥俄有不少荒凉的野地。
　　“我知道。我遇到的一个美国人跟我说过。你是我遇到的第十一个美国人。”
　　她的家庭女教师这时使劲给她做手势，叫她回到自己桌子去
　　意思是别再打扰别人了。我的客人却若无其事地把她的椅子挪动了一两英寸，让自己的脊背完全阻隔了从自己桌子那边可能再传过来的任何联络信息。“你是在山上那所秘密情报学校受圳的吧，是不是?”她冷冷地问道。
　　我跟旁人一样懂得要保密，便告诉她我因为身体不好才来德文郡的。
　　“真的呀，”她说，“我可不是昨天才出生的小娃娃，你懂吗?”
　　我说她当然不是的，这错不了。有片刻工夫，我径自喝茶。我逐渐有点感到自己的坐姿不太好，便在椅子上稍稍坐直一些。
　　“作为一个美国人，你好像还是比较聪明的，”我的客人若有所思地说。
　　我告诉她，如果细细琢磨，说出这样的话未免有些妄自尊大小瞧别人，我相信这样做与她的人品不太相称。
　　她脸红了——这又是在自动提醒我有点不注意社交礼仪了。“嗯。我见到的大多数美国人行为跟动物差不多。他们永远彼此打打闹闹，还出口伤人，还有——你知道有一个美国人干了什么吗?”
　　我摇摇头。
　　“有一个美国人把一只空威士忌酒瓶扔进我姨妈的窗子。幸好那窗子是开着的。你觉得这件事做得很聪明吗?”
　　那当然是不特别聪明，不过我没有这么说。我说在世界各地，许多大兵都远离家乡，只有极少数才在生活中获得比较多的补偿。我说我想大多数人对这一点都是会理解的。
　　“也许是吧．”我的客人说，没有什么信心。她再次把手举到湿头发那儿，摸到几绺软疲疲的金发，想让它们遮盖住自己露出的耳轮。“我头发湿透了，”她说。“我难看死了。”她对我看了一眼。“干的时候我的头发是打卷的。”
　　“我看得出来。看得出你头发是打卷的。”
　　“不是真的卷成一个个卷儿，而是挺有波浪形的，”她说。“你结婚了吗?”
　　我说我结婚了。
　　她点点头。“你深深爱着你的妻子吗?是不是我太关心别人的私人问题了?”
　　我说她太过分的时候我会说的。
　　她把摆在桌子上的手和手腕又向前伸了伸，我记得我曾想对她戴的那只表盘巨大的手表作出点表示——比如说建议她不如把表系在腰上。
　　“一般说，我这人不特别合群，”她说，同时把眼光对着我似乎想知道我究竟懂不懂这个词儿的意思。我没有作出任何表示，正面或反面的都没有。“我坐过来纯粹是因为我觉得你看上去太孤单了。你有一张极其敏感的脸。”
　　我告诉她她说得很对，我方才确实是感到孤单，我非常高兴她能坐过来。
　　“我正在训练让自己能有更多的同情心。我姨妈说我这人非常冷，”她说着又去摁自己的头顶了。“我同我姨妈一起住。她是一个极其和善的人。自从我母亲去世后，只要力所能及，她总想尽办法让查尔斯和我觉得适应。”
　　“我很高兴。”
　　“母亲是一个绝顶聪明的人。有优美的情操，在许多方面都是这样。”她以一种前所未有的炯炯目光盯看着我。“你觉得我这人非常冷冰冰吗?”
　　我告诉她决非如此——事实上，是恰恰相反。我把自己的名字告诉她，也问了她怎么称呼。
　　她犹豫了一下。“我前面的名字是埃斯米。我想暂时先不告诉你我的全名。我有一个封号，你会让封号给震住的。美国人都这样，你明白吧。”
　　我说我想自己还不至于会这样，不过既然如此，先不透露封号也许是个好主意。
　　就在此时，我觉得有谁在我的脖颈后面喷热气。我头一转，险些儿和埃斯米年幼的弟弟鼻子跟鼻子撞在一起。他不理我，却用刺耳的尖嗓门对他姐姐说：“梅格利小姐让你马上回去把茶喝了！”口信传达完了以后，他就退到了我右面他姐姐和我之间的一把椅子上去。我非常感兴趣地打量着他。他显得很神气，穿一条棕色的设得兰呢短裤，一件藏青色的运动服，里面是白衬衫，还打着条纹领带。他用一双大大的绿眼睛盯看着我。“为什么电影里的人都侧着脸接吻?”他问。
　　“侧着脸?”我说。这个问题小时候也曾困惑过我。我说我猜是因为演员的鼻子都太大．所以没法正面接吻。
　　“他的名字是查尔斯，”埃斯米说。“按他的年龄说就算是非常聪明了。”
　　“他的眼睛真绿呀。你是不是这样，查尔斯?”
　　查尔斯毫无表情地看了我一眼，我这问题很傻也只配有这样的回答，接着他在那把椅子里扭上扭下，直到整个身子都藏到了桌子底下，只有他的脑袋像摔跤运动员拱起身子时似的，留在了椅座上。“眼睛是橘红色的，”他对着天花板说。他撩起桌布的一角，盖在了他那张漂亮却毫无表情的脸上。
　　“有时候他聪明可有时候又不聪明，”埃斯米说。“查尔斯，给我坐好!”
　　查尔斯还是那样呆着。他好像在屏住呼吸。
　　“他非常想念我们的父亲。他在北非给——杀——害——，。”
　　我表示听到这件事我非常难过。
　　埃斯米点点头。“父亲特别喜欢他。”她若有所思地啃起大拇指甲盖来。“他长得非常像我母亲——查尔斯，我指的是。我活脱脱是我父亲的样儿。”她继续咬她的指甲。“我母亲是个感情很丰富的女子。她性格外向。父亲性格内向。他们很般配，不过，这也是表面上如此。坦率地说，父亲真是需要一位智力上优子母亲的女子作伴侣的。他是个天赋很高的才子。”
　　我默默地等候着，想听到更多的情况，可是她不再讲了。我低下头看看查尔斯，此刻他正将半个脸侧枕在他的椅子上。当他看到我在注视他时，他便闭上跟睛，假装睡觉，睡得像小天使般的甜美，接着又把他的舌头伸出来——他这器官长得出奇——并且发出了在我们美国碰到棒球裁判眼神差劲时准会奉送的大声倒彩。这吵声把整个茶座震得够呛。
　　“别叫了，”埃斯米说，显然早已习以为常一点不觉得意外了。“他见到一个美国人在排队买炸鱼带土豆片时这样喊过，现在他一感到无聊了便这样干。给我停下，听见没有，不然我立刻让梅格利小姐来管教你。”
　　查尔斯把他那双大眼睛睁着，表示他已经听到姐姐的威胁了，但除此之外也不显得特别在乎。他又闭上眼睛，继续把半边脸枕在椅座上。
　　我发表意见说，也许他应该把这一手——指做鬼脸发怪叫什么的——留到他能正式使用封号时表演。那是说，如果他也能有封号的话。
　　埃斯米瞪着眼睛看了我好一会儿，有点像医生在诊断病人。“你的幽默感成色差点儿，对不对?”她说带着点思念之情。“父亲总说我完全没有幽默感。他说我还不具备条件应付生活的挑战，因为我缺乏幽默感。”
　　我看着她，点燃了一根烟然后说，我认为，遇到要紧关头时，有没有幽默感并不起什么作用。
　　“父亲说是有用的。”
　　她这样说是出于对亲人的信赖，并非真的和我意见相左，于是我就赶紧扭转话题。我点点头说，她父亲也许是从长远的观点看问题，而我则是一时一地地看(这到底什么意思连我自己都说不清)。
　　“查尔斯极其想念父亲，”埃斯米沉默片刻之后说道。“父亲是一个极其可爱的人。他的相貌又是特别俊美。倒不是说一个人的长相有多么重要，不过他确实是俊美。以他这么一个难以逾越的①宽厚平和的人来说，他的目光是极具穿透力的。”
　　我点点头。我说我猜想她父亲词汇量一定异常丰富。
　　“哦，是的；相当丰富，”埃斯米说。“他以前是一位档案收藏家一一业余玩玩的，当然是。”
　　正说到这里，我感到上臂那儿挨了一下挺烦人的拍击，几乎能说是挨了一拳了，是查尔斯那个方向打来的，我朝他转过去。他现在坐的姿势还算正常，只是一个膝头窝在身子下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话了?”他尖叫着问。“这是个谜语！”
　　我对着天花板沉思地把眼球转来转去，并且大声把谜语重复了一遍。接着我作出被难倒的表情，说我认输了。
　　“墙角见!”他用最大音量嚷出了谜底。
　　对这出戏最感得意的正是查尔斯自己。他简直是乐不可支。结果是埃斯米不得不走过来捶他的背，就像对待咳嗽不止的病人那样。“行了，别闹了，”她说。她走回到自己的座位上去。“他不论见到谁都要把同一个谜语说一遍，每回都要疯上一遍。他一笑就跟犯病似的。好了，快停下来，行不行。”
　　“不过，倒是我听到过的最有意思的谜语之一，”我说，一边望着查尔斯，他正一点点一点点地平静下来。听到我的夸奖之后，他身子在椅子上往下缩了多半截，还用桌布的一角蒙住自己的脸，一直蒙到眼睛下面。接着他用露出来的两只眼睛看着我，那里面充满了慢慢消退下去的兴奋表情以及一种得意神色，因为他掌握一两个最精彩不过的谜语。
　　“我可不可以问一下，你入伍之前是做什么事的?”埃斯米问我。
　　我说我还没有工作过，我从大学毕业只有一年，不过我总喜欢认为自己是一个写短篇小说的专业作家。
　　她很有礼貌地点了点头。“发表过吗?”她问。
　　这是一个别人老爱问而我总觉得不好回答的问题，我从不一二三那样具体回答。我开始解释，美国的编辑如何只是一伙——
　　“我父亲文笔很漂亮，”埃斯米打断我的话。“我保存了一些他的书信，将来给后代入看。”
　　我说这主意我听着觉得不错。我的眼光恰好又落在她那个表盘极大、像是读秒器的手表上。我问她，这表是不是原来属于她父亲的。
　　她低下头，很庄重地看了看自己手腕那儿。“是的，原来是他的，”她说。“是他在查尔斯和我疏散前不久给我的。”她有点不好意思地把双手从桌面上移开，又说，“当然，纯粹是为了作个纪念。”她转移了话题。“如果你什么时候能专门给我写一篇小说，我会感到十分荣幸的。我可是个贪婪的读者呢。”
　　我告诉她，如果写得出我一定会写的。我说，不过说来惭愧，我绝不是一个多产作家。
　　“并不需要特别多产的嘛!只要写一篇不孩子气不那么傻的就行。”她想了一想。“我偏爱写凄苦的小说。”
　　“写什么的小说?”我说，身子向前倚了倚。
　　“污秽的。我对写凄苦的小说特别感兴趣。”
　　我正想从她那里再套出些细节来，可是我感到胳膊上让查尔斯重重地掐了一下。我转过头去，因为疼痛稍稍抽缩了一下。他站在我的右面。“一堵墙跟另一堵墙说什么了?”他问，态度还挺亲热。
　　“这你方才问过他了，”埃斯米说。“好了，别闹了。”
　　查尔斯理也不理他姐姐，更把身子踩在我一只脚上，又把谜面问了一遍。我注意到他的领带系得有点歪。我帮他弄弄正，接着正视着他的眼睛，假装问道，“是咱俩墙角见，对吧?”
　　话刚出口，我就后悔自己说了。查尔斯的嘴巴耷拉着松了开来。我觉得那像是让我一巴掌揍开的。他从我脚上下来，气鼓鼓神色凛然地走向自己的桌边，连头也没回。
　　“他气极了，”埃斯米说。“他脾气很暴躁。我母亲总爱惯纵他。我父亲是惟一不娇惯他的人。”
　　我继续望着查尔斯，他已经坐下开始喝他的茶了，用两只手抱住杯子。我希望他能转过头来，可是他没有。
　　埃斯米站起身来。“Ｉfautquejeparte我也该走了”她说，叹了口气。“你懂法语的吧?”
　　我从自己坐着的椅子上站起来，感到有些怅然也有些迷惑。埃斯米和我握了握手；她的手，正如我猜测的那样，是神经质的人的那种，掌心潮滋滋的。我告诉她，用的却是英语，有她作陪我这段时间过得真是非常愉快。
　　她点了点头。“我料想你会的，”她说。“以我的年龄来说，我算是比较善于跟人交谈的。”她又试探地摸摸自己的头发。“我头发这样，真是不好意思，”她说。“我的样子大概很不雅观吧。”
　　“哪里哪里!实际上，我觉得不少波纹已经重新出现了”
　　她再次迅速地去摸了摸头发。“你看这阵子你还会再来这儿吗?”她问。“我们每星期六都来的，排练结束之后。”
　　我回答说我非常希望再来，可是很遗憾，我看再来的可能性怕是没有了。
　　“换句话，就是说你不能透露有关部队换防的消息哕，”埃斯米说。她没有离开桌边的迹象。事实上，她将一只脚搭在了另一只脚上，眼睛朝下看，把两只鞋子的尖端排齐。这个小动作挺漂亮的，因为她穿的是白短袜，她的脚踝和脚都长得很可爱。她突然抬起头来看着我。“你愿不愿意让我给你写信?”她问，脸上稍稍泛起一些红晕。“我写信表达能力还是很强的，就我这种年龄——”
　　“我当然愿意，”我拿出铅笔和纸，写下我的名字、军阶、编号与军邮信箱号码。
　　“我会先给你写信，”她接过纸说道，“这样就不至于让你感到面子上过不去什么的了。”她把地址塞在她衣服的一个口袋里。“再见，”她说，朝自己那张桌子走回去。
　　我又要了一壶茶，看着他们，直到姐弟两个还有那位备受折磨的梅格利小姐站起来准备离去。查尔斯走在最前面，装出一副可怜相一瘸一拐地走着，就像是个条腿比另一条短了几寸的人似的。他还是不朝我这个方向看。梅格利小姐跟在后面，然后是埃斯米，她朝我挥挥手。我也挥手作答，还半欠起了身子。这竟是一个很让我动了些感情的奇异时刻呢。
　　还不到一分钟，埃斯米又回进茶室来了，还拽住查尔斯的海军服袖子把他拖在身后。“查尔斯愿意吻你一下跟你告别，”她说。
　　我立刻把手里的茶杯放下，说这太好了，可是她没弄错真是如此吗?
　　“是的，”她说，口气有点恶狠狠的。她松开查尔斯的袖子，把他朝我这边用力推了一把。查尔斯过来了，脸色铁青，在我右耳根下很响地吻了一下，嘴唇湿湿地发出了吧的一声。熬过这一关之后，他笔直朝门口奔去，要永远摆脱这种婆婆妈妈的事儿，可是我一把抓住他海军衫的后腰带，紧握不放，并且问他：“一堵墒跟另一堵墒说了什么?”
　　他变得容光焕发。“咱们在墙角那儿见j”他尖声喊道，一溜烟跑出茶室，乐得都快疯了。
　　埃斯米又采取交搭着脚站立的姿势了。“为我写小说的事你真的不会忘记吗?”她问。“倒也不一定纯粹为我而作。也可以——”
　　我说忘记是决不可能。我告诉她我以前从来没有专为任何人写过一篇小说，但是这样做的时机似乎恰好来到了。
　　她点电头。“要写得极其污秽凄苦，极其动人呀，”她建议道。“你对人世间的凄苦污秽多少有点了解吧，”
　　我说我不敢说了解得很透彻，不过好久以来，我已经越来越熟知它的各种表现形式了，我会尽力做得合乎她的要求的。我们握了握手。
　　“我们没有能在不那么严肃的环境下相识，这不是挺遗憾的吗？”
　　我说是的，我说的确是的。
　　“再见，”埃斯米说。“我希望经历了战争后你身心都健康如初。”
　　我向她表示感谢，还说了几句别的什么，接着便看着她离开茶室。她走得很慢，像是在思索着什么，一边还摸摸发梢，看看干了没有。
　　下面便是故事中污秽凄苦，或者说感人的部分了，场景变了。人物也发生了变化。我仍然在故事里，不过从现在起，为了某种我无权公开的原因，我已把自己伪装得很巧妙，连最最聪明的读者也难以辨认出来。
　　胜利日几个星期之后，晚上十点半左右，地点是在巴伐利亚州的高弗尔特。参谋军士x正呆在一座老百姓住宅一楼他的房间里，早在停战之前，他就和另外九个美国军人驻扎在这里了。他坐在一张乱得没法看的小写字桌前的一把木折叠椅里，面前摊开着一本软纸封面海外版的小说，这书他读得很费劲。问题在他这方面，而不在小说本身。虽然军中特别服务部门每月送来的新书总是让住楼下的人抢着先挑，但是剩下倒像是他恰好想看的那些。可是他并小是经历了战争仍然身心健康如初的年轻人，因此一个多小时以来他都把几段文字读了三遍了，此刻他正逐个句子地重新读。他突然合上书，连读到哪里都没有作记号。他用一只手把眼睛遮了一阵，以挡住桌子上方那只没罩子的灯泡射出来的刺目、让人难受的亮光。
　　他从桌上的一包烟里取出一根，点燃了它，点的时候手指老是不断地轻轻碰撞。他在椅子上往后靠了靠，不知其味地吸着烟。几个星期以来他总一根接一根地吸烟。用舌头稍稍一顶他的牙龈就会渗血，可他又忍不住试着去顶；这是他在做的一个小游戏，有时候一做就是几个小时。有一会儿他坐着边抽烟边做这样的试验。可是突然，很熟悉的一种感觉像往常一样毫无预示就来到了，他只觉得他心里测着没落，悠悠晃晃的，就像头顶行李架上的一件行李没有系紧一样。他赶紧采取几个星期以来他一直在做的补救措施：用双手紧紧按住两边的太阳穴。他紧按了有好一会儿。他需要理发了，头发很脏。他在美因河畔法兰克福住了两个星期医院，洗过三四次头发，可是乘吉普车回高弗尔特，路很长，尘土飞扬，头发又脏了。到医院去接他的z下士还是按战时规矩把挡风玻璃全摇了下来，他才不管停战还是没停战呢。开赴德国的新兵有成千上万之多。只有把玻璃摇下来以战时的方式开车，才能显出自己跟他们可不一样，他绝不是什么刚来欧洲战区没见过一点世面的新兵蛋子。
　　Ｘ松开太阳穴后，开始朝写字桌面瞪看，那儿乱作一团，摊放着至少二卜来封没打开的信和至少五六个未拆的邮包，全是寄给他的。他的手越过这堆东西拿起一本靠墙立着的书。那是戈培尔的一本大作，书名是diezeitoh史无前例的时代。这是属于几星期前还住在这里的这家人家那个三十八岁还没结婚的女儿的。她原是纳粹党的一名下级官员，但是官阶又稍稍高了点儿，正好划进军队条令规定理应逮捕的范围之内。逮捕她的止是Ｘ自己。此刻，从他出医院回来的那天起，他第三次翻开老小姐的这本书并且读出写在扉页上的简短题词。是用钢笔写的德文，字很小，规矩得都有点拘谨了，写的是：“亲爱的上帝，生活是地狱。”没头没脑，别的什么也看不出来。在房间令人窒息的死寂里，书页上这孤单单的一句像是具有无可辩驳，甚至是经典性控诉的意味。x对着扉页瞪看了好几分钟，苦苦地抗拒着巨大的吸引力，不让自己为之所动。接着，怀着几个星期以来他做任何事情都没有过的热情，他拿起一个铅笔头，在题词下面用英语写道：“父辈们师长们，我在考虑‘什么是地狱’这个问题。我认为因为不能去爱而受苦，这就是地狱。”他正要在这句话后而加上陀思妥耶夫斯基的名字，可是看到方才自己所写的字几乎完全辨认不清，吓得全身一阵寒颤。他合上了书。
　　他急急地从桌子上拿起另一样东西，是他哥哥从奥尔巴尼发来的一封信。早在他住院之前这信就已经在他桌上放着了。他拆开信封，尽管决心不大还是想一口气把信读完，但是也仅仅是读了第一页的上半段。读到这几个字后他停了下来：“现在这场该死的战争结束了，你在那边也许有很多空闲时间，可否给孩子们捎些刺刀和万字章来……”他把信撕掉，又低头看看字纸篓里的碎片。他发现自己没注意到信中还附了一张照片。他能看到有个人的脚站在某处的一块草坪上。
　　他把两只胳膊放在桌上，把头枕在e面。他从头到脚都疼，所有的痛区似乎都是相互依存的。他倒很像是一棵圣诞树，上面电线都连在一起，只要有一只灯泡出了毛病，其他的也全都不亮。
　　门连敲都没敲就给砰地推开了。x抬起头，转过去，看到z下士站在门口。z下士跟x合开一辆吉普车，从d日登陆以后，他们共同一口气参加了五次战役。他住在一楼，每逢听到什么小道消息或是自己有什么烦心事想发泄时，他总上楼来找x。他是个高大魁伟、很上相的年轻人，今年二十四岁。战争期间，一家全国性的杂志曾在许尔特根森林给他拍过照；他摆好姿势，一副求之不得的模样，一手提着一只感恩节火鸡。“在写信呀?”他问x。“天哪，这儿怎么阴森森的。”他总喜欢他进入的房间顶灯开得亮堂堂的。
　　x在座位上转过身子，请他进来，还让他小心点别踩着狗。
　　“别踩着什么?”
　　“阿尔文。它就在你脚边，克莱。把那盏鬼灯帮我打开，行不?”
　　克莱找到开关，按亮了顶灯，然后走过这狭窄的用人房模样的小屋，在床边坐下，面对着房间主人。他那刚梳过的砖红色头发上还滴着水，为了弄顺自己的头发他每回都要用上不少水。跟往常一样，他那件黄绿色衬衫右面口袋里鼓鼓地塞着一把梳子，是带自来水笔卡子的那种。左边口袋上方，他别着步兵战斗部队徽章(严格说，他没有戴的资格)，别着欧洲战区勋标，上面有五颗铜星，表示参加过五次战役(他没有换成一颗银星，这相当于五颗铜的)，还别着“珍珠港前即已服役”勋标。他重重地叹了口气，说道：“我的好基督嗳。”其实这并不意味着什么；部队里全这么说。他从衬衫口袋里拿出一包香烟，磕出一根，把那包烟放回去，重新扣上兜盖。他一边抽烟，一边心不在焉地打量着房间。最后，他的日光落到那只收音机上。“嗨，”他说。“过几分钟就要广播那台精彩节目了。有鲍勃•霍普，好多大明星都参加演出呢。”
　　x拆开一包新的烟，说他自己刚刚关掉收音机。
　　克莱情绪一点儿没受到打击，他看着x在费劲地点烟。“耶稣呀，”他说，起劲得像个热情的观众，“你看看你那双不争气的手。小子哎，你是不是在打摆子。你自个知道的吧?”
　　x总算把烟点着了，他点点头，还说克莱眼睛真尖，再小的事儿也瞒不过他。
　　“不跟你开玩笑，嗨。我在医院见到你时差点儿没晕过去。你跟一具尸体也差不离。你掉了多少肉?几十磅?你可清楚?”
　　“我不清楚。我不在的时候你收到的邮件正常吗?有洛雷塔的消息吗?”
　　洛雷塔是克莱的女朋友。他们准备一等条件许可就马上结婚。她来信很勤，那可是个乐园，里面孽生着许许多多三重惊叹号和意思不甚精确的叙述描写。战争的全过程中，克莱给x大声念了洛雷塔所有的来信，不管它们写得多么亲热——事实上，越亲热克莱就越是来劲儿。他还养成了一个习惯，每次读完后总要求x帮他谋划或是敷衍成一封复信，要不就是帮他往里面嵌进去几个怪唬人的法语或德语词儿。
　　“有的，我昨天刚收到一封她的信。在我房间里呢。呆会儿我拿来给你看，”克莱没精打采地说。他在床边上坐直身子，屏住呼吸，打了个长长的响嗝。他像是对这个成就比较满意，就又放松了下来。“她那操蛋哥哥因为坐骨有毛病要从海军退伍了，”他说。“他倒有坐骨可以倚仗呀，这狗杂种。”他再次坐直想打第二个嗝，可是这次成绩差点儿。他脸上出现了一些警觉的神情。“对了。趁我没忘赶快说。咱们明天早上五点钟就得起床，要开车去汉堡还是哪儿，给整个支队领艾森豪威尔式外套。”
　　x满怀敌意地看着他，说自己可不想要什么艾森豪威尔式外套。
　　克莱显得大为惊讶，几乎有点受到伤害似的。“哦，这种外套很不错的！看上去很帅。你怎么回事儿?”
　　“不为什么。干吗让咱们五点钟起床?谢天谢地，战争已经结束了。”
　　“我不清楚——咱们得赶回来吃午饭吧。他们又领来一些新表格要我们午饭前填好…•我问过布林为什么不能今天晚上填——那些鬼表格他都领来了就在他桌子上放着呢。可是他不想现在就拆包，这狗娘养的。”
　　两人默默无言地对坐着，都在生布林的闷气。
　　克莱突然盯看着x，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新的——更大的——兴趣。“嗨，”他说。“你还不知道你那半边该死的脸抽搐得很厉害吗?”
　　x说他知道得很清楚，一边伸手上去捂住痉挛的部位。
　　克莱瞪看了他一会儿，接着说，口气很轻松，仿佛他有什么大好消息要传递似的，“我写了封信给洛雷塔，说你精神崩溃了。”
　　“哦，是吗?”
　　“是的。她对所有这类事感兴趣得要命。她止在专门念心理学呢。”他直挺挺地在床上躺了下来，连鞋也不脱。“你知道她说州么来着?她说没有人会仅仅因为战争这些事就精神崩溃的。她说你说小定是属于不稳定型的，你这倒霉的一生就是这样的。”
　　x把双手捂在眼前——床上面的灯光像是真要把他刺瞎了——回答说，洛雷塔能把事情看得这么透，这真叫人高兴。
　　克莱斜瞥了他一眼。“听着，你这杂种，”他说，“她对心理学上的问题看得可要比你透得多。”
　　“能劳驾把你那双臭脚从我床上移开吗?”x 问。
　　克莱把他的脚举起“甭教导我该把脚往哪儿放”那样长的几秒钟，然后扭了下身子，坐了起来。“反正我是要下楼去了。他们在沃克房间里开着收音机呢。”可是他仍然不从床上下来。“嗨。我方才正跟楼下那个叫伯恩斯坦的新兵蛋子说呢。记得那回我跟你开车去瓦隆涅吗?咱们挨了他妈的差不多两个小时的炮轰，还有咱们趴在那个洞里，那只该死的猫跳到吉普车的顶篷上，我开枪打它的事?记得么?”
　　“记得——别再开始唠叨猫的事了，克莱，真是烦透了。我不想听这事。”
　　“我不是要说这事儿，我光是说我把这事在信里告诉了洛雷塔。她跟心理学课全班学生讨论了这件事。在班上和班下。连那该死的教授和许多别的人也都参加了。”
　　“那很好。不过我不想听它了，克莱。”
　　“不，你知道洛雷塔说为什么我那么来劲儿给那猫一枪吗?她说我是暂时性精神失常。不开玩笑。是因为炮轰什么的引起的。”
　　x将手指插进他的脏头发，往后梳理了一下，然后再次用手挡住灯光。“你没有精神失常。你只不过是在履行职责。你扣死了那只小猫咪，任何一个人在这情况下都会毫不迟疑那样做的。”
　　克莱用猜疑的目光看着他。“你他妈的说些什么呀?”
　　“那猫是个间谍。你必须对准它使劲开枪。那是个披着件廉价皮毛的德国侏儒。因此绝对谈不上有野蛮、残忍、卑鄙，甚至是
　　“他娘的！”克莱说，嘴唇绷得紧紧的。“你说话就不能正经点吗?”
　　x突然一阵恶心，他在椅子上猛地转过身子，抓过字纸篓——总算还来得及。
　　等他直起腰，把脸对着客人时，他发现克菜很困窘地站在从床通向门的半路上。x本想说几句道歉的话，但又改变主意，伸手去拿烟了。
　　“咱们下楼去听电台里的霍普表演吧，我说，”克莱说，他虽然想躲远点但仍然力图表现得友好一些。“会让你舒服些的。真的。”
　　“你先去吧，克莱……我要看看我收集的邮票。”
　　“是吗?你还集邮?我怎么不知道——”
　　“我只是说着玩儿的。”
　　克莱慢慢地朝门口走了两步。“我也许呆会儿要开车去艾赫斯塔德，”他说。“他们那儿有个舞会。没准会一直跳到半夜两点。要去吗?”
　　“不了，谢谢……我可以在房间里练舞步的。”
　　“好吧。晚安!好好歇着吧，哎，看在老天的分上。”门砰地关上，但马上又重新打开。“嗨。我把一封写给洛雷塔的信从门下边塞进来行吗?我在里面用了儿个德文词儿。你帮我摆摆平行不行?”
　　“行。快让我清静一会儿吧，真是的。”
　　“这就走，”克莱说。“你知道我妈妈来信说什么了吗?她信里说她很高兴你跟我在一起而且整个战争中都这样。而且还共用一辆吉普什么的。她说自从咱俩搭伴以来我的信写得水平高多了。”
　　x费了好大的劲儿抬起头米看他，说道：“谢谢。替我谢谢她。”
　　“我会的。晚安!”门砰地关上，这次是真的关上了。
　　x坐着朝门瞪看了好久，然后把椅子转向写字桌，从地板上拿起他的手提打字机。他在乱七八糟的桌面上为它清出一块地方，把那堆摊开的没拆的信和包裹往边上推。他寻思，给他在纽约的一个老朋友写封信也许能让他快点解除痛苦，即使疗效不会特别显著。可是他竟不能把纸平整地塞进卷筒，此刻他的手指颤抖得太厉害了。他把两只手垂到身边，等了一会，然后再试，最后却把纸揉在手里。
　　他明白应该把字纸篓拿到房间外面去，可是却一动没动，他只是把两只胳膊放在打字机上，头又伏了上去，并且闭上了眼睛。
　　头部的血管砰砰跳动了好几分钟，这以后，他张开眼睛，发现目光斜斜地正落在一只还未拆开的绿纸包上。那也许是他给打字机腾地方时从一堆东西里掉下去的。他看见这个小包已经转寄了好几次。光在一侧上就至少有自己的以前三个军邮信箱号码。
　　他动手拆包，但是丝毫不感兴趣，甚至都没去看寄件人的地址。他用的是点燃火柴烧断细绳的办法。他更感兴趣的是看着绳子怎样一路烧下去而不是拆开包裹，虽然他最后还是把它打开了。
　　盒子里有一张钢笔写的短笺，放在用纱纸包着的一样东西的上面。他拿起短笺，读了起来。
　　17号，——路
　　——德文郡
　　6月7日，1944年
　　亲爱的x中士，
　　希望能原谅我在延搁7三十八天之后才开始和你的通信，我一直极其忙碌，我姨妈因患咽喉链球菌炎症动了手术几乎不起，我自当承担起一个又一个的重担。但是我经常想起你以及1944年4月30日3时45分到4时15分共同度过的那个极其愉快的下午，我写得这么详细是怕你也许忘了。
　　d日的事使我们全都异常激动以及敬畏有加，只希望它能加快结束战争与一种生存的方式，说这种生存方式荒唐可笑还是最最轻描淡写的呢。查尔斯和我都非常惦记你；我们希望扣敦廷半岛首次强攻时你不在场。你参加了吗?请尽快复信。代向你太太致以最热烈的问候。
　　你忠诚的，
　　埃斯米
　　又及。我非常冒昧地随信寄上我的手表，战争结束之前务请留下使用。我们那次短暂的会晤中我未曾注意你是否有表，不过这一只绝对防水防震而且还具有其他许多功能例如可以测知你正在步行的速度。我深信，在目前这样艰难的日子里，它对你肯定比对我能发挥更大的作用，我还希望你能把它看成是一件吉祥的护身符。
如夸我正在教查尔斯读书写字，我发现他是个极其聪明的初学者，他也要在信上写上几个字。请一有时间与心情就立刻回信。
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你好爱你也吻你查尔斯
　　过了许久，x才终于把信纸放下，更想不起要把埃斯米父亲的手表从盒子里取出来了。当他终于想起，把它取出时，他看到表面玻璃在邮寄过程中已经震碎了。他不知道手表别处有没有损坏，他已经没有勇气去拧紧发条作一番检查了。他只是把它拿在手里，又坐了很长一段时间。接着他突然发现自己有了睡意，这让他简直感到心醉神迷。
只要一个人真正有了睡意，埃斯米啊，那么他总有希望能重新成为一个——一个身心健康如初的人的。

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
　　电话铃响起时，灰白头发的男人问那姑娘，口气里还稍稍带着几分恭敬，地是不是觉得他还是不接为好。姑娘像是从远处听到他说话似的，她把脸转向他，一只眼睛——给光照着的那只
　　一紧闭，那只张开的眼睛，尽管有点让人看不遗，却是特别的大，而且湛蓝湛蓝的几乎像是到了紫色的地步。灰发男人催她快着点儿，于是她抬起右前臂，仅仅没有慢到给人一种在应付差事的感觉。她用左手把前额上的头发往后掠掠，说道：“上帝啊。我也不知道。我是说你想是怎么回事?”灰发男人说他认为接与不接都不会有多大差别，接着便把自己的左手插到姑娘支撑身体的胳臂底下肘部前而点的地方，将几只手指往前挪，在地前臂与胸口之间那片温暖的区域里开拓空间。他用右手去够话筒。为了快些拿到话筒，他只得将身子往上坐了坐，这就使他的后脑勺轻轻触到灯罩的一角。在那一瞬间，灯光使他那头几乎已成白色的灰发显得特别辉煌，如果不说是特别充满动感的话。虽然头发此刻有些凌乱，但显然是刚理过的，——或者不如说，是新“做”过的。后颈与鬓角处按传统方式剪得短短的，但两侧与顶部的头发却留得比一般都显得长，而且，事实l，是“很有点气派”了。“喂?”他用洪亮的声音对着电话问。姑娘继续用一只胳膊支起身子，看着他。她那双跟睛与其说是很警惕或猜疑，倒不如说仅仅是睁得很大，主要是在显示出它们本身的大小与颜色。
　　一个男人的声音从电话线那头传了过来，这声音石头般死板，却有点粗鲁，在目前这样情况下几乎是节奏快得有点让人反感。“是李吗?我吵醒你了吗?”
　　灰发男子眼光快快地朝左边那姑娘扫了一眼。“是谁呀?”他问。“是阿瑟吗?”
　　“是啊——我吵醒你了吧?”
　　“没有，没有。我在床上看书呢。出什么事了吗?”
　　“你能肯定我没吵醒你?没说假话?”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灰发男子说，“事实上，我一天平均也就是胡乱睡上个四小时——”
　　“我给你去电话的原因是，李啊，你有没有碰巧看到琼安妮是什么时候离开的?你有没有注意她是不是跟埃伦博根两口子一起离开的?你正好注意到了吗?”
　　灰发男子再次朝左看去，可是这回眼光扫得高了一些，没看那姑娘，她这会儿正像个年轻、蓝眼睛的爱尔兰警察那样盯看着他呢。“没有，我没注意，阿瑟，”他说，眼光看着房间昏暗的远处，那是墙壁与天花板的接连处。“她没跟你一起离开吗?”
　　“没有。基督啊，没有。那么说，你根本没见到她离开了?”
　　“嗯，没有，我确实是没有见到，阿瑟，”灰发男子说。“说实在的，我整个晚上实际上什么都没见到。我刚进门，就给缠住了，好长时间都摆脱不开，给那个法国傻瓜还是维也纳傻瓜——谁知道到底是什么地方人呢。他娘的每一个这号外国佬都眼睛瞪得老大，就等着一个子儿不出，享受免费法律咨询呢。怎么了?出什么事了?琼安妮不见了吗?”
　　“噢，基督。谁知道呢?我可不知道。你知道她灌是了酒一心要走的时候会怎么样的吧。我不清楚。她也许只是一”
　　“你给埃伦博根家打电话了吗?”灰头发的人问道。
　　“噢。他们还没回家，我不清楚。基督啊，我连她是不是和他们一起离开的都不清楚。我就清楚一件事。我他妈的就拿得准一件事：我是彻底把脑力都耗尽了。我不开玩笑。我这回确实是当真的。我完了。五年哪。基督呀。”
　　“好啦，先尽量宽宽心，好不好，阿瑟，”灰头发说。“首先，如果我没看错埃伦博根夫妻的话，他们很可能是一起跳上辆出租车上村子去呆上几个小时了。他们仨没准会砰地一推门闯回——”
　　“我有这么个感觉，她方才也许是到厨房对某个狗杂种下功夫去了。我只不过是有这种感觉。她灌是了酒总要到厨房去跟某个混小子搂搂抱抱的。我算是完了。我对天起誓这回绝对不是开玩笑。是是五个年头一’
　　“你现在在哪儿，阿瑟?”灰头发问。“在家里吗?”
　　“是啊。在家里。家，可爱的家。基督啊。”
　　“好了，你就尽量放松一点——你现在的状态是——喝多了，还是怎么的?”
　　“我不知道。我他妈的怎么会知道呢?”
　　“好了，哎，听着。放松些。就是要放橙，”灰头发说。“你知道埃伦博根夫妻脾气的，老天爷呀。可能是出了什么事，他们可能误了他们的末班火车。他们仨没准下一分钟就会闻进你家门，兴高采烈，一股夜总会的一’
　　“他们是开车去的。”
　　“你怎么知道的?”
　　“给他们看孩子的姑娘呗。我跟她进行了几番很让人开窍的谈话。我们关系铁得很呢。都成了一个豆荚里的两颗豆子了。”
　　“很好。很好。不过那又怎么样呢?你坐坐稳，放松一会儿，行吗?”灰头发的男人说。“他们三个没准下一分钟就翩然驾到呢。信我的话好了。你是了解利昂娜脾气的。我不知道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些^一旦来到纽约就仝会染上这种康涅狄格轻骨头病。你是知道的。”
　　“是啊。我知道。我知道。不过，我仍然不明白。”
　　“你当然是明白的。用用你的想像力嘛。那两口子没准是生拉硬拽，把琼安妮——”
　　“听着。琼安妮从来不需要谁把她拉拽到哪儿去。别给我灌输这一套鬼道理。”
　　“没人想给你灌输什么呀，阿瑟，”灰头发心平气和地说。
　　“我知道，我知道！原谅我。基督呀，我真是昏了头了。说真的，我的确没把你从梦中吵醒吗?”
　　“真吵醒我会告诉你的，阿瑟，”灰头发说。他下意识地把左手从姑娘前臂与胸口间抽出来。“嗨，阿瑟。你想听听我的劝告吗?”他说。他把紧靠话筒的电话线在手指间捻来捻去。“我这是认真的。你想听听劝告吗?”
　　“唉。我也说不上来。基督啊。我在耽误你时间了。我干吗不干脆把我的——”
　　“就听一分钟，”灰头发说，“首先——我一点也不开玩笑，懂吗——赶快上床，安静下来。给自己调好一大杯香喷喷的睡前酒，然后钻进——”
　　“睡前酒!逗我了吧?基督啊，刚才这两个倒霉的小时里我都往肚子里灌了大约～夸脱那玩意儿了。睡前还喝啊!我此刻像上了石膏似的连动都－－”
　　“好吧。好吧。那就上床吧，”灰头发说。“别多想了－－听到了吗?老实说，坐着干着急又有什么用呢?”
　　“是啊，我懂。我连操心都不操心，天哪，可是这女的没法叫人相信!我对天起誓。我对天起誓她这人没法叫人相信。你相信她的程度只能相当于扔出去一只——我也说不上来扔出去的是什么。唉——，有什么用呢?我都快发疯了。”
　　“行了。别再想这事了，听话。忘了它，好吗?你先尽力把这一切从脑子里清出去，就算帮我一个忙，行不?”灰头发说。“依我看，你是在一一我真是这么想，你是在给自己背上一座大山——”
　　“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你知道我在干什么吗?我都没脸告诉你，可是你知道我几乎每天晚上都他妈的干什么吗?我下班回家的时候?你想知道吗?”
　　“阿瑟，听着，这不是一个——”
　　“等一等——我跟你说了吧，妈的。实际e我不得不强压着自己不去打开公寓里他妈的每一个壁柜的门——我对天起誓。我每天晚上回家，真怕会在这儿那儿找到藏起来的一个个狗杂种。开电梯的小子啦。送外卖的小子啦。警察啦——”
　　“好了。好了。咱们还是尽量放松一些，阿瑟，”灰头发的人说。他猛地朝右瞥了一眼，那里有根晚上早些时候点着的香烟平放在烟灰缸上。可是显然早就熄灭了，他也设有拿起来。“首先，”他对着电话说，“我告诉过你多少多少遍了，阿瑟，这正是你铸成最大错误的关键所在。你知道你干了什么吗?你愿意听我讲你干了什幺吗?你路走偏了——我这么说是非常认真的，懂吗——你确实是路走偏了所以在折磨自己。实际上，真的是你，在诱导琼安妮——”他打断了话头。“你他妈真是福气碰到了她这么个了不起的孩子。我真是那么想的。你对这孩子完全不说一句好话．尽管她有这么高的趣昧——或者是头脑，大哪，为了这一点”
　　“头脑j你在开玩笑吧?她他妈的一点儿头脑都没有!她是个动物!”
　　灰头发的人，他的鼻孔在翕动，像是要深深吸一口气。“我们全都是动物，”他说。“从根本上说，我们全都是动物．”
　　“我们才他妈的不是呢。我他妈的就不是。我也许是一个愚蠢、腐败的二十世纪的狗崽子，可是我不是动物。别给我来这一套。我不是动物。”
　　“我说，阿瑟。这样说话是不是让我们－－”
　　“头脑。耶稣啊，你知道情况有多可笑吗?她以为自己他妈的挺有学问呢。这正是好笑之处，这正是滑稽之处。她看报纸的戏剧版，她看电视节目看得眼睛都快瞎了一以为这一来她就有学问了。你知道我娶到的是谁吗?你想知道我娶回家的是什么人吗?我娶的是当夸最伟大最具潜力，有待发现的女演员、女小说家和女心理分析师，而且是纽约全能的他妈的没受到欣赏的名人兼天才。这你原来不知道吧，是吧?基督呀，这真可笑我都想一刀把我喉咙给切了。哥伦比亚附校的一位包法利夫人呀。包法——”
　　“谁?”灰头发问，听上去有点恼怒。
　　“包法利夫人还上《电视欣赏》课呢。上帝啊，你要是知道多么
　　“行了，行了：你知道这样说下去咱们什么问题都解决不了，”灰头发说。他转过头去向那个姑娘做了个手势，将两根手指放在自己嘴边，意思是给他一根烟。“首先，”他说．对准了话筒，“你也算是个绝顶聪明的人，可是你行事既不老练又简直像个普通老百姓。”他把身子坐直，好让那姑娘能从他身后伸手过去够到香烟。“我不是在开玩笑。这表现在你的私人生活上，也表现在你的
　　“头脑，噢，我的天，真要了我的命了!伟大的基督啊!你可曾听到过她形容别人——某个男人，我指的是?什么时候你没事儿做时，就算帮我一个忙，让她绐你形容一下某个男人。她把她看到的每一个男人都描写成‘极有魅力’。哪怕是最最老、最最不起眼、最最油滑的——”
　　“行了，阿瑟，”灰头发很不高兴地厉声说。“说这有什么用。一点儿用也没有。”他从姑娘手里接过一根烟。姑娘点燃了两根。“顺便问问，”他说，把烟从两个鼻孔里喷出来，“今天你的事办得怎么样?”
　　“什么?”
　　“你今天的事情办得怎么样?”灰头发重复了一遍。“你的案件办得如何了?”
　　“哦，基督!我不知道。糟透了。在我正开始作最后陈述的前两分钟，原告的辩护律师，那个利斯贝格，把那个疯疯癫癫的女清洁工传进庭来，还带着一摞床单作为证据——上面都是臭虫污迹。基督啊j”
　　“后来怎么样?你输啦?”灰头发问，又吸了口烟。
　　“你知道法官席上坐的是谁?是‘维多利奥大娘’。这家伙干吗跟我过不去，我到死也弄不明白了。我连嘴都还没张开他就劈头盖脸压过来了。跟这样的家伙是无理可喻的，根本就说不清。”
　　灰头发扭过头去看看那姑娘在干什么。她已捏起姻灰缸，要把它放在两人中间。“你是输了，那么说，还是怎的?”他对着话筒说。
　　“什么?”
　　“我说，你是小是输了?”
　　“是啊。我本打算告诉你的。可是晚会上乱哄哄的，我没找到机会。你认为二世会大发雷霆吗？倒不是我会有任何一电点在乎，不过你觉得怎么样?认为他会吗?”
　　灰头发用左手在烟灰缸边缘上蹭了蹭他那根烟上的灰烬。“我不认为他非得要大发雷霆不可，阿瑟，”他平平静静地说。“不过，几率非常之大的是，他也不见得会对这事兴高采烈。你知道，我们代理这三家倒霉旅馆有多久了吗?斯坦利老头本人开创整个——'，
　　“我知道，我知道。二世告诉我至少有五十遍了。这是我一辈子听到的最最美妙的故事之一。是的，我是输了那场倒霉官司。可是得说清楚，那可不是我的错。第一，这疯子维多利奥整个审判过程中给我设下圈套。然后那傻大姐女清洁工让大家传看被单，上面都是臭虫的－－”
　　“没有人说是你的错，阿瑟，”灰头发说。“你方才问二世会不会大发雷霆，我对此有何看法。我就给你一个坦白的——”
　　“我知道——我知道那……其实我也不清楚。管它呢。反正我可以重新进军队的。我告诉你这个了吗?”
　　灰头发再次把头朝姑娘转过去，也许是让她看看，自己的表情是如何的克制，甚至都像修炼得很好的苦行僧了。可是姑娘错过了看这张脸。她方才膝盖一动碰翻了烟灰缸，此刻止匆匆忙忙用手指把烟灰撮作便于收拾的一小堆；她抬眼看他恰好慢了一秒钟。“不，你没说过，阿瑟，”他对着话筒说。
　　“是啊。我可以去的。我还没想好。自然，这个主意我并小是特别热中，能不去我也就不去了。不过我说不定只好去。我还说不上来。至少，那是一种解脱。如果军队能发还我那顶小头盔、我的又宽又大的写字桌以及我那顶可爱的大蚊帐，也许就不必——”
　　“我真想往你那脑瓜袋里塞点理智进去，伙计，这就是我想干的，”灰头发说。“照说你是他妈的——众人眼里的一个聪明人哪，怎么说话十是像个菝子。我这样说完全是真心诚意的。你让一些微不是道的小事搀杂在一起，让它们滚雪球般滚到一个程度，它们就在你脑子里占着他妈的绝对统治地位，因此你就全然不能胜任一丁点儿——”
　　“我早就该离开她的。你知道吧?去年夏天我就该把事情了结的，当时我刚真正开始滚这个雪球——你知道的吧?你知道我为什幺没有这么做?你想不想知道我为什么不做?”
　　“阿瑟。看在基督分上。咱们这么谈一点儿结果都不会有的。”
　　“等一等。让我来告诉你为什么!你想知道我为什么没干?我可以把准确的答案告诉你。因为我替她感到难过。这就是全部的简单真理。我替她感到难过。”
　　“这个嘛，我不大了解。我是说我无权发表意见，”灰头发说。“不过，在我看来，有件事你似乎忘了，那就是琼安妮是个成年女人了。我不了解，不过在我看来－－”
　　“成年女人!你疯了吗?她是个成年小孩，我的天哪!听着，我正要刮胡子——好好听着——我正耍刮胡子，突然之间她从公寓的最远的一端喊我。我就得去看看出了什么事——我胡子正刮到
　　半，我那张倒霉的脸上满是泡沫。你知道她为什么叫我?她想问，我是不是觉得她脑袋瓜挺好使。我对上天起誓。她不可救药了，我告诉你吧。她睡着时我认真观察过她，我知道我在说什么。相信我好了。”
　　“嗯，这事儿你应该了解得比——我是说我不宜发表意见，”灰头发的人说。“但是，问题是，妈的，你根本没做任何建设性的事来”
　　“我们是错误的结合，就是这么回事。说穿了就是如此。我们错误结合错到家了。你知道她需要的是什么吗?她需要有个粗壮高大、不爱吭声的狗杂种，隔上一阵走过来把她揍得人事不省——揍完了又走回去继续看报。她需要的就是这个。对她来说我他妈的太软弱了。我们结婚时我就知道这点了——我对天起誓，当时我就明白了。你鬼精灵，你从来不结婚，不过人们结婚之前，他们脑子里偶尔会闪过一些想法，预见到婚后会出现什么情景。我忽略了这档子事。我忽略了自己也得闪念闪念。我太软弱了。基本情况大体上就是这样。”
　　“你不是软弱。你只不过是不动脑子，”灰头发说，从姑娘手里接过一根新点燃的烟。
　　“我当然是软弱!我当然是软弱！他娘的，我是不是软弱我自己清楚!如果不是我软弱，你以为我还会让所有的事搞得一团糟吗——啊，说这些有什么用?我当然是软弱……天哪，我让你一整夜没法睡觉了。你干吗不把电话对我啪地一摔呢?我说的是实话。你挂上得了。”
　　“我可不想啪地对你摔电话，阿瑟。我愿意帮助你，总要尽尽心吧，”灰头发说。“实际上，你是你自己最大的——”
　　“她不尊重我。她甚至都不爱我，老实说。基本上把话说穿了我也不再爱她了。我也说不清楚。我爱，也不爱。造没准儿。总是起伏不定。基督啊!每回我下定决心要采取行动了，我们总因为什么事到外面去吃饭，我们约好在什么地方见面，她戴着白手套什么的款款走来。我说不清楚。或者是我会开始想起我们初次驾车去纽黑文看那场普林斯顿球赛了。我们刚驶离花园人道有一只车胎就瘪了，天气冷得邪门，我拾掇倒霉的车胎时她给我打着手电你明白我的意思吧。我说不清楚。或者是我开始想起——基督啊，这挺不好意思的——我开始想起我们开始来往时我献给她的那首狗屁诗歌。‘玫瑰般我的肤色而且雪白，嘴唇美丽面我的双眸澄碧。’基督啊，真让人不好意思——这诗总让我想起她。她眼睛不是绿颜色的——她那双眼睛像他妈的海贝壳，我的老天——可是这诗还是让我想起她……我说不清楚，说这些又有什么用呢?我都昏了头了。朝我捧电话吧，你干吗不摔?我不开玩笑。”
　　灰头发那人清了清嗓子，说道，“我不想对你挂断电话，阿瑟。只有一件——”
　　“她有一回给我买了一身套服。用她自己的钱。这事我跟你说过吗?”
　　“没有，我——”
　　“她径直走进特里普勒时装店，我想是这家，买了下来。我甚至都没跟她一起去。我是说，她还有一些他妈蛮不错的素质的。好笑的是，那套衣服还不坏。我只需臀围处收小一点——我说是裤子——再改改短就行了。我是说她有些蛮不错的素质。”
　　灰头发又听了片刻。接着，他突然转向姑娘。他对她看了一眼，虽然只是短短的一瞥，但是充分告诉她电话那一头突然发生了什么。“哎，阿瑟。听着。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好处。我是认真的。喂，听着。我这么说可是诚心诚意的。你能不能像个正常人那样，脱掉衣服上床睡觉?好好放松自己，行吗?琼安妮说不定两分钟以内就会回家的。你小想让她瞧见你这副样子吧，对吗?该死的埃伦博根两口子没准会跟她一起闯进来。你总不想让这么多人看到你这副模样吧，是不是?”他听着。“阿瑟?你听见我说的话吗?”
　　“上帝啊，我弄得你一夜没睡。我不管做什么事，总做得——”
　　“你没使得我一夜没睡，”灰头发说。“快别这么想。我不是跟你说过，我每晚平均也就睡四个小时嘛。只要办得到，我想做的是，伙计，就是帮助你。”他听着。“阿瑟?你在那儿吗?”
　　“是的。我在。听着。反正我也弄得你没法再睡了。我能上你那儿去喝上一杯吗?你不在乎吧?”
　　灰头发那人把身子坐坐直，把没拿电话的那只手按在头顶上，说：“现在吗?你的意思是?”
　　“对啊。我是说如果你不反对的话。我只呆一分钟。我只不过是想在什么地方坐上一坐——我说不清楚。这样行吗?”
　　“行啊，不过问题是我不认为你应该来，阿瑟，”灰头发说，同时把按在头顶上的手放了下来。“我的意思是你来我再欢迎不过，可是我确实认为你应该做的就是稳坐家中了放松自己，等琼安妮翩然来到。你要做的就是在地翩然而至时正好在现场。我说得对呢，还是不对?”
　　“是啊。我说不清楚，我对天起誓，我说不上来。”
　　“嗨，我可清楚，我非常非常清楚，”灰头发说。“我说，干吗你不立刻跳上床去，放松自己，过一会儿，倘若你真的想，就给我打个电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想跟人谈谈的话。还有千万别着急。这才是最重要的。听到我的话啦?现在你愿意这么做吗’”
　　“好吧。”
　　灰头发的人把话筒在耳朵边继续放了一会儿，然后将它放回到机子上。
　　“他说什么来着?”姑娘紧接着问他。
　　他把他那根烟从烟灰缸里挑出来——也就是说，从一堆吸过和吸了一半的烟头中挑出来。他长长地吸了口，说，“他要过来喝杯酒。”
　　“天哪!你是怎么说的?”姑娘问。
　　“你不是听到我的话了嘛，”灰头发那人说，眼睛看着她。“你听得见我的话的。不是吗?”他把烟掐灭了。
　　“你方才真了不起。绝对了不起，”姑娘说，注视着他。“天哪，我觉得自己真像是条狗!”
　　“哼，”灰头发说，“是够难对付的。我不知道自己有这么了不起。”
　　“你是了不起。你真是神了，”姑娘说。“我都瘫了。我绝对是瘫了。你瞧瞧我l”
　　灰头发的人看着她。“嗨，说实在的，这局面是够难缠的，”他说。“我的意思是这整个局面是那么奇特甚至都没——”
　　“亲爱的——真对不起，”姑娘急匆匆地说．一边身子往前伛去。“我想你是着火了。”她用几只手指的指肚在他手背上快快地拂了一下。“没事儿。只不过是一点点烟灰。”她身子靠了回去。“不。你方才真了不起，”她说。“上帝啊，我觉得自己纯粹是一条狗!”
　　“噼，局面确实是非常非常扎手。那家伙显然是在经受一场绝对的——”
　　电话铃猛地响起。
　　灰头发男人说了声“基督啊!”但不等铃第二次响他就拿起话筒。“喂?”他对着话筒说。
　　“李吗?你睡着啦?”
　　“不，没有。”
　　“听着，我只是寻思你一定很想知道。琼安妮刚刚回到家了。”
　　“什么?”灰头发那人说，把左手搭在眼睛上方，虽然灯是在他的身后。
　　“是啊。她刚大摇大摆回来了。就在我跟你通话后的十秒钟。我只是觉得乘她上厕所该给你去个电话。听着，真是万分感激。李，我不是开玩笑——你知道我是什么意思。你还没睡着吧，啊?”
　　“没，没有。我正要——没有，没有，”灰头发说，手仍然搭在眼睛上方。他清了清嗓子。
　　“是的。事情显然是这样，利昂娜喝得烂醉如泥，随着便他妈的号啕在哭起来，鲍勃要琼安妮跟他们一起出去上哪儿喝杯什么来安定神经。我说不清楚，你是明白的。乱成了一团。总之，后来她回家了。真是乱到家了。说实在的，我想都是因为这该死的纽约。我想也许我们应该这样做：如果一切顺利，我们没准得在康涅狄格州给自己找一小块地方。倒不一定非得特别远，只要远得让我们能他妈的过正常生活就行。我是说她非常喜欢种点花草什么的。要是她有自己他妈的花园什么的她没准会乐得发疯。明白我的意思吗?我的意思是，我们在纽约除了一群疯子之外还认识什么人?你当然不在其列。就算是正常人也迟早会给逼疯的。明白我的意思吧?”
　　灰头发没有回答。挡在手掌后面的一双眼睛闭得紧紧的。
　　“不管怎样，我准备今天晚上跟她谈谈这件事。或者，也许明天。她仍然有些醉。我的意思是她从根本上讲还是个非常不错的孩子，如果我们有机会把我们的事情稍稍处理得好一些，那么至少该试一试，否则岂不是他妈的太蠢了。我这么做的时候，我也打算把这件糟透了的臭虫案子理理顺。我一直在考虑。我方才就在琢磨．李。你觉得怎样，如果我当初走进去亲自跟二世谈一谈，我本可以——”
　　“阿瑟，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很想一’
　　“我的意思是我不想让你以为我又给你重新打电话什么的是因为我担心我那混账法律事务之类的事。我不担心。我的基本意思是，看在基督的分上，我最最不担心的就是这个。我只是想，要是我不费什么心思就能把二世的事摆平，那我不这样做岂不是个大傻——”
　　“听着，阿瑟，”灰头发打断了对方的话，把手从他脸上移开，“我忽然觉得头疼得要命。我不知道这毛病是怎么得的。我们就先谈到这里好不好?明天早上咱们再谈——行吗?”他又听了片刻，然后挂上电话。
　　姑娘马上又去跟他说话，可是他没有回答。他从烟灰缸捡起一根点燃的香烟——这根是姑娘的——开始往嘴边送去，可是香烟从他手指间滑脱下来。姑娘想在烧着别的东西之前帮他抬起来，可是他却告诉她看在基督的分上坐着别动，于是姑娘抽回了自己的手。

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
　　假如这样做确实有任何意义――其实它连开始有点儿意义都还没有――我想，我可能会以此篇拙作――不管它有多少价值，特别是它在某些段落上是否稍稍有点粗鄙，来纪念我那位已故的粗鄙的后父罗伯特•艾加德加尼安，人称小博比，连我也这么叫他――他于1947年死于血栓，死时他肯定会怀着些许悔恨，却不会有丝毫怨恨。他是一个有冒险精神,极具魅力又豪爽大方的人。(在多年费尽心机有意避免对他使用这类带传奇色彩的形容词之后，我现在觉得在这里倒是非用不可了。)
　　我的母亲和父亲是1928年冬天离婚的，当时我八岁，那年暮春，母亲和博比•艾加德加尼安结了婚。一年以后，博比在华尔街大崩溃中失去了他和母亲所有的一切，看来剩下的只是一根魔杖了。总之，几乎是一夜之间，博比把自己从一个已经完蛋的证券经纪人和再也乐不起来的bonviant(法语，十是的乐天派）变成独立的美国画廊和美术馆联合会的一个活跃，虽然多少有些不称职的经纪人兼鉴定师。几星期后，也就是1930年初，我们这三人一组的“混成旅”从纽约迁居到巴黎，这地方对博比开展他的新业务更为有利：当时我十岁，崇尚冷酷(虽然还没修炼到心如铁石的地步)，因此对这次远行丝毫不以为意。倒是九年后我母亲去世三个月之后重新搬回纽约，却使我受到很大打击，令我简直不知所措。
　　我还记得就在博比和我抵达纽约一两天后所发生的一什挺有意思的事。当时我正在一辆拥挤不堪的沿莱克星顿大街走的公共汽车里站着，手捏着紧挨司机座的搪瓷面立柱，跟身后那家伙屁股顶着屁股。车子开过几个街区司机都不断对我们这些挤在前门附近的乘客发出一个简短的命令：“挪挪窝哎，车后尾空地有的是。”有人稍稍动了动，有的则根本不动。最后，前面红灯亮起给了司机一个机会，这个不胜其烦的人在座位上转过身来朝上盯看我，我就在他的身后。我那时十九岁，属于不爱戴帽子的那类，留了个欧式大背头，平直的黑头发不特别干净，脑门往前鼓出是是有一英寸之多。司机是用压低的、几乎是小心翼翼的声音。“怎么样，兄弟，”他说，“把那屁股挪一挪行不。”我寻思，是“兄弟”那个词把我惹火的。连身子都不屑稍稍弯下一些——那样就可以至少把谈话，像他方才那样，维持在一种私下的以及de bo（法语：趣味高雅）的水平上——我用法语告诉他，他是个粗野、愚蠢、蛮横的大笨蛋，他不知道我是多么的恨他。说完，我得意扬扬地朝车尾走去。
　　事情发展下去变得越来越糟了。方才这事之后的一个来星期左右，一天下午，我从博比和我无限期住着的里兹旅馆出门，我仿佛觉得全纽约所有公共汽车上的座椅全给卸了下来，搬出来并且安到了大街上，这儿正如火如荼地进行着一场规模极其巨大的抢座位游。我寻思我也许会愿意参加游戏的，倘若曼哈顿教堂作出特许．保证在我坐下之前所有别的游戏参加者都毕恭毕敬地站着的话。等我弄清楚这样的事绝不可能发生后，我便采取了更为直截了当的行动。我祈求这个城市能把人口清除掉一些，祈求我能享受独身自处的福分——让一我一个人呆会儿呀：这正是那句几乎随时随地都可听到而且传递起来从不被耽误的纽约人的祈祷语，于是，顿时，我所接触到的一切就变成了坚不可摧的死寂。每天上午和下午前半段，我都得到第48街和莱克星顿大街口一所美术学校去一自己本人得去——上课，这真让我觉得烦透了。(就在博比和我离开巴黎前的那一个星期里，我在弗雷伯格画廊举办的全国少年画展上拿到过三个一等奖呢。在返美航程中，我总用房舱的镜子来观察我与艾尔•格列柯形象上怪异的相似之处。)一星期三个后半下午，我又得去坐在牙医座椅上，在那上面几个月里我被拔掉八颗牙，其中三颗是门牙。一周剩下的那两个下午，我通常在各个美术画廊里打发时间，它们大都开殴在第47大街上，我在那里就差没嘘那些美国展品了。晚上我一般都用在读书上面。我买了完整的一套“哈佛经典丛书－主要是因为博比说咱们套间里没地儿放这些东西——我还存心闹别扭把整套五十本书全念完了。深夜，我几乎一天不落地在我和博比共住的那间房里两张单人床之间支起画架，大画特画。根据我1939年的日记，单单一个月里我就完成了十八幅油画。很值得注意的是，其中的十七幅都是自画像。但是有时候，那也许是因为我的文艺女神忽然异想天开了，我竟撂下油画画起漫画来。其中的一幅我仍然保存着。上面显示出一张深邃的大嘴，是一个人在让牙医治病。那人的舌头干脆就是一张•百元的美国国库券，而牙医在用法语伤心地对他说：“我着那颗臼齿还能保住，可是舌头怕是非拿掉不可了。”这要算是我非常心爱的一幅作品了。
　　博比和我同住一室，我们的关系多多少少相当于，这么说吧，一个特别主张“自己活也让别人活”的哈佛高年级生跟一个特别不招人喜欢的剑桥报童之间会出现的那种关系。几个星期后，当我们逐渐发现我们都爱着同一个已不在人世的女子时，这对我们关系的改进更是毫无好处。事实上，这样的发现竟使一种很让人觉得别扭的“阿方斯（连环画中极客气的人物之一），您先请”的关系出现。我们每次在卫生间门口险些撞上时，两人都故意作出一副欢快灿烂的笑容。
　　1939年5月里的一个星期里，也就是博比和我登记住进里兹旅馆的十个月后，我在一份魁北克出版的报纸(那是我胡花钱订阅的十六份法语报纸刊物中的一种)上看到一条占了四分之一栏目的广告，是一家蒙特利尔的美术函授学校花钱登的。上面呼吁所有合乎条件的教师——事实上，那口气真是诚恳得再不能更加fortement强烈了－立即去向加拿大最最新型、最最先进的美术函授学校申请任职。申请任教者，广告上写明，应能熟练掌握法、英两种语言，面且只有生活习惯上有节制、性格上无可指摘者方可申请。“les a…des 古典大师之友法语”夏季班定于6月10日正式开学。广告还说，送交审定的样品应表现出学院艺术与商业艺术两方面的水平，作品请寄交前东京帝国美术学院校长尤索托先生。
　　我顿时就觉得自己几乎无须有任何根据就是符合条件的，我从博比床底下取出他的赫耳墨斯牌小型手提打字机，用法语给尤索托先生写了一封没有节制的长信－－为此，我把莱克星顿大街美术学校上午的几节课都旷掉了。我开头那段就写了差不多有三页，而且几乎是一口气写成的。我说我二十九岁，是奥诺雷•杜米埃的曾侄孙。我说由于妻子过世，我不久前刚刚离开自己在法国南部微薄的地产，到美国来与一位病弱的亲戚住在一起——是暂时性的，我还特地说明。我说，我自幼一直作画，只不过听从了我父母的交往多年的挚友帕布洛•毕加索的劝告，从未将作品展出过。尽管如此，现在巴黎的一些最讲究、决非nouv（新贵户）的家庭里挂有不少我的油画与水彩画作品，在那里，它们已经博得（法语）当今一些眼光最为挑剔的批评家的高度重视。我又说，自从我的妻子因患一种ulcerat（法语，癌性溃疡）而过早悲惨地去世后，我曾认真考虑过再也不握笔作画了。可是最近累遭经济损失使我改变了原先真心作出的resolut（决定）。我说，一俟我在巴黎的经纪人将我的作品寄到，我定将挑选其中一些敬呈“古典大师之友”求正，无须说，我将tre（法语：非常紧迫）地写信去让经纪人速速办理。我最后落款道：一如既往无比敬重您的jean de daumier-smith(法语：让.德.杜米埃.史密斯）
　　这是我所选中的化名，选这个名字花的时间几乎与写整封信一样多。
　　写这封信我用的是铺盖商品的纱纸。不过，我却将它装进一只里兹旅馆的信封。接着，在贴上一枚从博比上格抽屉里找到的“特种快递”邮票后，我将信拿下楼去扔进大厅那儿的总信箱投入口。半路上我停了下，找到管分信的职员(这人显然很讨厌我)叫他留心今后寄给德•杜米埃一史密斯的信函。然后，大约两点三十分光景，我溜进第48街的美术学校的解剖学课堂。班上的同学头一次让我觉得看上去还算顺眼。
　　在随后的四天里，我用了我所有的空余时间，再加上一些不完全属于我的时间，按我想像中典型美国商业艺术的风格，画了十来幅样图。我作的主要的是淡水彩画，但有时，为了露一手，也画了些素描。我画一些穿晚礼服的人从一辆辆高级轿车里走出来，去参加剧场的首演仪式 一是一双双、一对对瘦削、挺拔、优雅绝伦的男女，他们显然一辈子从未因为腋窝清洗得不够细致而感到苦恼，事实上，他们大概是连腋窝都没有的。我还画了些皮肤晒得黝黑身坯魁伟的年轻人，一色儿的白色晚礼服，坐在绿松石色游泳池边的白桌子旁，互相兴高采烈地祝酒，高脚杯里盛的是价格不算贵但显然正极其当红的黑麦威士忌。我还画了些面色红润，天生是上广告牌料的儿童，他们心情愉快、身体健康得无以复加，正把吃早餐的空碗举起，高高兴兴地要求给他们再添一些。我画了些在玩滑水板的开心大笑、乳房高耸的姑娘，她们无忧无虑，因为受到充分保护，绝对不会因为牙龈出血、而部有瑕疵、头发难看、人寿保险上出了问题或不够资格参加这样的全民性麻烦而感到不快。我还画了些家庭主妇，她们在得到称心如意的皂片之前，让世人看到的是一副头发蓬乱、身材臃肿的样子，孩子不听话，丈夫感情冷淡，而她们手上皮肤粗糙(虽然手长得还是挺秀气的)，她们的厨房(大倒是很大)乱成了一团糟。
　　这些样品画完之后，我立即寄给了尤索托先生，一同寄去的还有六七幅我从法国带回来的非商业性绘画。另外我还附上一张我自认为是写得很漫不经心的字条，里面稍稍透露了一些个有着非常丰富人生经历的人的小故事，此人无比寂寞，受到种种磨难，遵循着最纯粹的浪漫主义传统，却登上了自己领域中高寒、白雪皑皑的险峻的顶峰。
　　接下去的几天真让人极度地坐立不安，可是一个星期未过，我就收到了尤索托先生的一封信，表示愿意接受我为“古典大师之友”的教员。信是用英语写的，虽然我去信用的是法语。(我后来知悉尤索托先生懂法语却不懂英语，他不知出于什么原因，把回信的事交给了尤索托太太来办，她具有一些实用英语的知识。)尤索托先生说，夏季班可能是一年中最忙的一班，6月24日开学。他指出，这就使我差不多能有五个星期来料理我这边的事务。他还说了几句话，对于，实际上就是对于我新近感情上与财务上所遭到的挫折，表示了无限的同情。他希望我能安排好一切，在6月23日星期天向“古典大师之友”报到，以便熟悉工作并且与其他的教师结为“良友”(我后来知道，其他的教师只有两位，亦即尤索托先生与夫人)。他深表遗憾，说学校的规章制度中没有为新教员预付交通费用这一条。一开始时，上资为每周二十八元－这当然不是一笔非常大的数目，尤索托先生说他明白这一点，但是考虑到住宿与丰盛的膳食不另收费，而且感觉到我具有真正的敬业精神，他希望我不至于因此而感到沮丧。他热切地期待着我发去正式接受职位的电报并愉快地等候我的到来，下面的落款是：你的新朋友与新领导，原任教于东京帝国美术学院的Ｊ．尤索托。
　　五分钟之内，我正式接受职务的电报就发出去了。奇怪的是，在激动中，或者很可能因为用博比的电话传送电文而有点心虚，我这回大大约束了我那行云流水的文风，把电文压缩到了十个词之内。
　　那天晚上，我照例在七点钟去椭圆形餐厅和博比一起吃饭，这时我恼怒地发现他带来了一个客人。对我近来的课外活动我还没有对博比说过或是暗示过一个字，我正非常渴望我们单独在一起时向他公布这一刚获知的惊人消息——对他作独家报道。那客人是位非常有魅力的少妇，离婚才几个月，博比与她经常往来，也让我碰见过几次。她是个各方面都很讨人喜欢的人，她对我的每一个企图使我对她不那么针锋相对至少不那么戒备森严的友好表示，我都一厢情愿把它们理解为邀我任何时候只要喜欢与方便，尽可以和她一起_卜床一也就是说，一有机会趁博比不备之际，对她来说，这个博比显然是老了点儿。整顿饭过程中，我一直都没有好声气，说话蹦一两个字出来就算是客气的。最后，在喝咖啡时，我三言两语地讲了一下我暑期的新计划。我说完后，博比提了几个很到点子上的问题。我冷冰冰地，过于简略地作了答复，摆出一副正统嫡传皇太子绝对不会有错的架势。
　　“哦，这听起来真让人非常兴奋呀!”博比的窖人说，还色迷迷地等着我把我未来在蒙特利尔的地址在桌子下面塞给她呢。
　　“我还以为你会和我一起去罗德岛的呢，”博比说。
　　“哦，亲爱的，别这么对人家泼冷水呀，”Ｘ太太对他说道。
　　“我没有，不过我想多了解一些睛况也是应该的呀，”博比说。但我认为我从他的态度里已经能看出，他脑子里已经在盘算将预订的去罗德岛的火车包厢票换成下铺票了。
　　“我认为这真是我一生中所听到的最最美好，最最值得称道的事情了，”x太太热情地对我说道。她双眼里闪现出堕落的邪光。
　　我从火车下来踩上蒙特利尔温莎车站月台的那天是星期天，我身穿双排扣米色轧别丁套服(我对这套衣服评价极高)，一件海军蓝法兰绒衬衫，一条厚实的黄棉布领带，一双褐白两色皮鞋，一顶巴拿马草帽(这帽子是博比的，对我来说小了点儿)，还留着有三个星期历史的红棕色小胡子。尤索托先生来接我了。他是个矮小的人，还不到五薨尺高，穿一套不怎么干净的亚麻布西服，脚上穿黑皮鞋，戴了顶四边全朝上翘的黑平顶帽子。我们握手时他既不笑，也没有，我记得是这样，对我说任何话。他的表情是谜一般地深不可测——我用的这个词儿是从萨克斯•罗默的“傅满洲”（侦探小说中的狡中国主人公）系列的法译本里直接借来的。而我呢，不知出于什么原因，竟咧开了一张大嘴在笑。我想笑得小一些都办不到，更不用说绷住脸不笑了。
　　从温莎车站坐公共汽车去学校只有几英里路。一路上，尤索托先生有没有说满五个词我看都大可怀疑。我不管他沉默不沉默，也许是正因为他沉默不语，我自顺自说个不停，脚跷了起来，脚踝架在另一只脚的膝盖上，手心出汗了就一个劲地往短袜上蹭擦。我像是非常急于要做的是：不仅反复重申我过去所说的谎话－什么我跟杜米埃沾亲啦，我妻子新近亡故啦，我在法国南部有小庄园啦－而且还要再往上添枝加叶。最后，为了使自己摆脱这些痛苦的回忆以免不能自拔(事实上它们真的己开始使我感到有点痛苦了)，我把话题转到我父母最要好的老友身上去：那位帕布洛•毕加索。我称他为le pa（可怜的毕加索）。(我不妨说明一下，我之所以选中毕加索，是因为我觉得他是在美国最知名的法国画家。我干脆把加拿大也划进美国版图里去了。)为了让尤索托先生长点见识，我以一种对一位已黯淡无光的巨匠的高度炫耀式的真实感情，回忆说，我不止一次对毕加索说过：“m.Ｐicaso,u(法语：毕加索先生，你要去向何方啊？）”而大师对这一针见血的问题的反应，是每一次都挪动着他那慢腾腾、铅一般沉重的步了，穿过他的工作室，去看他的lps（法语：街头卖艺者们）的小小复制品，并且对于曾属于他的已一去不复返的光辉不堪回首。我们下公共汽车时我对尤索托先生解释说，毕加索的毛病就出在他从不听取任何人的意见——包括他最亲密老友的意见在内。
　　1939年那会儿，“古典大师之友”在凡尔登，亦即蒙特利尔最最不吸引人的一个地区，一幢既小又毫无特色的三层楼建筑——实际上是一座平民公寓－－中占了第二层。学校下面，就是一家矫形器械商店。“古典大师之友”全部校址就包括一个大房间和一间极小、没有插销的厕所。尽管如此，我还是一进去就觉得这地方像是特别对我口味。绝好的理由倒是有一个。“教员办公室”四壁上挂有许多配好框的画－－都是水彩－－是尤索托先生的大作。我至今偶尔还会梦见一只白雁从极淡极淡的蓝灰色天空中飞过，而且－这真是我所见到过最为大胆最为精椹的技艺了－－那淡蓝的天光，或者说天蓝的神韵，在鸟的羽翼上得到了映照。这张画就挂在尤索托夫人书桌的后上方。这张画－这一张以及另一两张水平相近的画，使得房间有了品位。
　　尤索托先生和我走进教室时，穿一身黑色、樱桃色漂亮丝绸和服的尤索托夫人正手持一把短柄笤帚在扫地。她头发斑白，明显比她丈夫高出一个头，五官看上去更像是马来人而不是日本人。她中止了扫地迎着我们走过来，尤索托先生简单地介绍了双方。在我看来，她跟尤索托先生全都一样地深不可测，如果不是更加神秘的话。接着尤索托先生建议带我去看看我的房间，他(用法语)解释说这里刚刚腾空，原先是他儿子住的，现在去了不列颠哥伦比亚省在一个农场上千活。(在他公共汽车上的长期保持沉默之后，我竟因他能连续说话而无比欣慰，我兴高采烈地听着。)他又开始表示抱歉，因为他儿子房间里没有椅子只有几只放在地板上坐的垫子一不过我很快让他相信这对我来说几乎是歪打正着。(事实上，我想我当时说了我憎恨椅子。我是那么的兴奋，如果他告诉我的是他儿子房间里白天黑夜都浸着一英尺深的水，我没准会高兴得轻喊一声的。我没准会说我得了一种罕见的脚病，正需要每天在水里泡八小时的脚呢。)接着他领我登上一道吱嘎作响的木头扶梯，进到我的房间。爬到一半我相当有针对性地告诉他我是一个佛门弟子。后来我却得知，他和尤索托夫人都是基督教长老会的教徒。
　　那天深夜，我躺在床上，睡不着，尤索托夫人做的日本－马来式晚餐仍然ＥＮＭＡＳＳＥ（粘成一团）像台电梯似的沿着我的胸骨上上下下折腾，就在这房间墙壁的另-一面，不知尤索托夫妇中的哪一位开始在睡梦中呻吟起来。那呻吟又高又细，断断续续的，倒不像成年人发出的而是来自一个可怜的、发育不全的婴儿或是一只有残疾的小动物。(这成了每晚必有的常规节日。我始终没弄清是先生还是太太发出这种声音，更不用说是什么原因了。)我躺在那里听着实在受不了，便下床趿上拖鞋，摸黑走到一只垫子那里坐下。我盘腿坐了好几个钟点一边抽烟，抽完便在鞋底上压灭，把烟头放进我睡衣胸前口袋里。(尤索托夫妇不抽烟，因此房间里哪儿都没有烟灰缸。)我是在清晨五时才好歹入睡的。
　　六点半时，尤索托先生来敲我的房门，告诉我早餐六点三刻开始。他隔着门，问我睡得可好，我回答说“oul不错”接着我穿衣服——穿的是我的蓝色套服，我认为这套西服对一位教师在开学第一天穿挺合适，又打了一条我母亲以前送我的苏尔卡红领带——我都没有漱洗就匆匆忙忙穿过走廊进人尤索托家的厨房。尤索托夫人正在炉前为早餐做鱼，尤索托先生穿着他的b v．d内衣和裤子。坐在厨房桌子前看一份日语报纸。他对我漫不经心地点了点头。此时他们俩益发显得深不可测了。不一会儿，一盘说不上是什么种类的鱼放在了我的面前，边上浇了一圈细细的但还是可以看得出的凝结了的番茄汁。尤索托夫人问我，用英语——她的口音倒挺悦耳——我想不想要一只鸡蛋，可是我说：“non，non，madame不不夫人，谢谢!”我说我从来不吃鸡蛋。尤索托先生将他的报纸靠在我的水杯上，我们三人就默不作声地吃了起来；其实是他们在吃而我则是在默不作声地机械式地强行下咽。
　　早餐用过，其实并不是非得马上离开厨房不可，尤索托先生却换上一件无领衬衫，尤索托夫人也解下她的围裙，于是我们三人有点不大自然地排成单行步下楼梯进入教师办公室。在尤索托先生那张宽大的办公桌上凌乱地摊放着一堆东西，是十来个还没拆开的、鼓鼓的牛皮纸大信封。在我眼里，它们几乎就是一些头发刚刚梳刷得整整齐齐的新学生。尤索托先生指定我该坐哪张桌子，那是房间里最边远、最孤零零的一张，他让我坐下。接着，夫人站在他身边，尤索托先生拆开了几个信封。他和尤索托夫人像是用某种方法检查区分各种不同的内容似的，他们还时不时用日语交换意见，而我则端坐在房间另一头，穿着我的蓝套服，打着苏尔卡领带，做出一副既警觉又很耐心的样子，而且还显得多少是这单位不可或缺的人物似的。我从西服背心口袋里取出一把绘图软铅笔，这是我从纽约带来的，把它们放在写字桌桌面上，动作尽可能不发出声音。有一回，尤索托先生不知为了什么原因朝我瞥了
　　眼，我便回报以一个很过分的想讨他喜欢的媚笑。接着，突然，对我连一个字和一个眼色都没有，他们分别在自己的桌子前面坐下，开始工作。这时大约是七点三十分。
　　九点钟左右，尤索托先生摘下眼镜，站起身，手里拿着一叠纸张轻轻地走到我的桌边。我一个半小时以来半点事儿都没干，光是使是了劲儿不让肚子咕噜咕噜地响出声来。他走近时我赶紧立起来，并且还稍稍伛下身子免得使自己显得高大自傲。他把这些纸张递给我，问可否麻烦我将他批改的文字从法语译成英语。我说“ＯＵＩ法语好的先生”他略一躬身，又轻手轻脚走回自己桌前去了，我把我那砦绘图软铅笔推到桌子一边去，拿出我的自来水笔，便开始——心都几乎要碎了——工作。
　　许多真正优秀的艺术家教起绘画来一点也不比一个天生擅长教书的二把刀平庸画家高明，尤索托先生的情况正是如此。凭着他那实用性的“描改”之作－也就是说，他铺在学生作业上描图纸上所画的作品——以及他在作业背后所写的评语，他完全可以让一个有正常资质的学生学会怎么画在一个可以辨认出来的猪圈里的一头可以辨认出来的猪，甚至是一个稀奇古怪的猪圈里的一头稀奇古怪的猪。可是他却无论如何也无法向任何人显示如何画一头在漂亮的猪圈里的漂亮的猪(而这，不消说，正是他的水平较高的学生最最渴望能通过邮局得到的那点小小的技法诀窍)。我还得再补充一句，问题还不在于他有意无意是个悭吝使用自己才能的人，或是他蓄谋存心不随便滥用，而是他根本就没有这样的才能可以给予。对我来说，这一无情的真实情况原不是什么会引起惊讶的事，因此倒没有变得晕头转向。但是考虑到我所坐的位置，这事也有某种渐渐积累的效果，因此在午餐时间临近时，我得非常小心，免得两只手掌根上的汗水玷污了我的译文。像是要使事情更让人难以忍受似的，尤索托先生的字迹得费好大劲儿才能辨认出来。总之，午餐时间来到，我谢绝与尤索托夫妇一起用餐。我说我得去趟邮局。说完我几乎奔下楼梯来到街上，开始快步疾走，也根本不管朝的是什么方向，穿行在迷宫般陌生、显得挺寒酸的小街上。我见到一家午餐酒吧时便撞进去，一口气吞咽下四客“康尼岛红肠热狗”和三杯浑浊不清的咖啡。
　　在回“古典大师之友”的路上，我心里犯开了嘀咕，起先是带着一种常有的惴惴不安的心情，对此凭过去经验我多少还知道该怎么对付，接着我却陷入了极端的恐慌，我不知尤索托先生整个上午纯粹把我当个翻译来使用，这里面是不是有什么个人的因素。这个老“傅满洲”是不是从一开头起就知道，除了别的用来迷惑人的小手法小动作之外，我留的那撇小胡子也仅仅是一个十九岁男孩的稀汗毛?一想到这种可能性我简直无法忍受。我也逐渐感到愤愤不平。就凭我——一个获得三次一等奖的人，毕加索的一位密友(我真的开始认为我的确就是了)——竟被当作一名翻译来使用。这是不是在往罚不当罪的路上走了吗?就说一件事，我的小胡子，不管毛多稀，毕竟全部是我自己长出来的呀{反正不是用胶水粘上去的。我急匆匆赶回学校的一路上老用手指去摸小胡子，好让自己的心踏实一些。可是我越想这整件事情，我步了也走得越快，到后来我几乎是在小跑了，仿佛感到每分钟都会有石块从四面八方朝我扔来似的。
　　虽然我吃午饭只用了约摸四十分钟，但我回去时尤索托两口子却都已经在伏案工作了。他们没有抬起头来看我也没有作出任何听到我进来的姿态。我汗涔涔、气喘吁吁地走过去在我桌子前面坐下。我直僵僵地坐了有十五到二十分钟，脑子里闪过了各色各样新编的有关毕加索的小故事，完全是为了应付尤索托先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揭穿我的真面目。他果真突然站起身走过来了。我站起来等着他到来——迎面出击，如果有必要的话——用一个新出炉的毕加索小趣闻，可是让我大为惊慌的是，我原来设定的计谋竟卡壳说不出来了。我灵机一动赶紧对挂在尤索托夫人身后的那幅飞雁图大加赞美。我滔滔不绝说了好长的一大篇话。我说我认识一个住在巴黎的人――是个非常富有的瘫痪病人，我说－－他一定会出天价求购这幅画的。我说如果尤索托先生感必趣我可以立即与他联系。幸亏还好，尤索托先生说这幅画是属于他的一个什么表亲的，此人现在到日本探亲去了。紧接着还不等我表示遗憾，他就问我――称呼我为杜米埃史密斯先生——可否抽空帮他批改几份作业。他走回自己桌边抱了三个装得鼓鼓的大信封过来，放在了我的桌子上。趁我傻不愣登地站着一边不住点头一边去摸我已经放回我的背心口袋的绘图铅笔时，他开始给我解释起学校的教学方法来(或者不如说，根本是子虚乌有的教学方法)。他回到了他自己的办公桌前，而我是是用了好几分钟才使自己镇定下来。
　　分派给我的三个学生全是使用英语的。头一位是住在多伦多的一个二十三岁的家庭主妇，她说她的笔名是班比•克雷默，希望学校给她寄信时也用这个名字。“古典大师之友”要求所有新生都填一份调查表并附寄照片。克雷默小姐寄来的是一张光而8×10英寸的照片，上面她本人戴了只脚镯，穿了件没有背带的游泳衣，头上扣了顶白帆布水手帽。在她的调查表上她说她最喜欢的艺术家是伦勃朗和沃尔特•迪斯尼。她说她真希望有一天自己能赶上他们。她的样品画有点像附属品似的别在她的照片上。全都挺吸引人。有张更是让人难忘。这张是用艳丽的水彩颜色画的，还有标题，写的是：“原谅他们的非法侵入吧。”画里有三个小男孩，在一片挺特别的池水旁钓鱼。一个孩子的夹克还搭在一块写有“严禁钓鱼！”的告示牌上。处在画面前景处的是个身材最高的男孩，看起来一条腿像是得了佝偻病而另一条则得了象皮病。－－很明显，克雷默小姐是有意用这种视觉效果来表明这个男孩站立时，两条腿是稍稍叉开的。
　　我的第二个学生是安大略省温莎市的一位五十六岁的“社会摄影师”，名叫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他说他妻子多年来追随他挤到绘画这一行当里来凑热闹。他最喜爱的画家是伦勃朗•萨金特与“提坦”（应为提香），但他又深思熟虑地补充说，他本人却无意沿着他们的画路往前发展。他说他最感兴趣的是绘画的讽刺的一面而不是附庸风雅的那一面。为了说明这一信条，他寄来了不少原始素描和油画。他的一幅作品——我认为那能算是他的主要作品了——这么多年来还能让我有印象，就跟，比方说吧，“甜蜜的苏”或“让我称你为心上人”之类的歌词一样。这幅画嘲讽地描绘了一个贞洁的年轻姑娘的人们熟知的日常生活中的悲剧，这姑娘垂发过肩，乳房饱满，在教堂里，就在圣坛的阴影下，遭到她的牧师的凌辱。两个人物衣服凌乱的模样在造型上相当逼真。老实说，这幅画很让我留下印象的倒不是它的讽刺含义，而是其内在的技艺水平。如果不是我知道两个学生住地相距有几百英里，我真会发誓说里奇菲尔德是得到过来自班比•克雷默的一些纯技术性的帮助的。
　　我十九岁时，除了极罕有的情况之外，一遇到什么受不了的事，我那尺骨肘部的鹰嘴突总免不了会比全身其他部位更早地局部或是全部发麻。里奇菲尔德和克雷默小姐给我留下很多印象，可就是没带来半点乐趣。我在审阅他们的寄件时有三四次都想站起来向尤索托先生正式提出抗议。可是我又不清楚我该采取何种抗议形式。我现在想，我当时说不定会走到他桌子前面，尖叫地申诉说：“我妈死了，我不得不跟她那个宝贝丈夫一起生活，在纽约没一个人说法语，你儿子房间里连把椅子都没有。你让我怎么教这两个疯疯癫癫的人绘画呢?”由于长期以来就自我训练成坐下来承受绝望的习惯，我最后还是很不费劲就管住了自己，屁股没离开我的椅子。我接着又拆开第三个学生的信封。
　　我这第三个学生是圣约瑟姐妹修道会的一名出家人，名叫艾尔玛修女，她在多伦多近郊一所修道院小学里教“烹饪与图画”。对于她信封里的内容，我真不知道从何说起的好。我不如先提一点，艾尔玛修女随信寄来的不是她自己的照片，而是一张她的修道院的全景快照，对为什么这样做也没作解释。我现在还想起来，调查表学生年龄这一项她也空着没填。除此之外，她的表也许可以算是这个世界上填得最有声有色的一份了。她在密歇根州的底特律市出生与成长，她父亲在那里当“福特汽车的检验员”。她的学历是上过一年中学。她没有受过正规的绘画训练。她说她教图画的惟一原因是某某修女去世了而齐默尔曼神父(这名字特别刺我眼，因为拔掉我八颗牙齿的那个牙科医生也叫这名字)——齐默尔曼神父便选了她来顶缺。她说她的“烹饪班有三十四只猫咪（当指儿童ＫＩＤ，修女误写成猫咪ＫＩＴＴＳ）而图画班有十八只猫咪”。在“本人爱好”这一栏里，她说她的爱好是爱她的主以及主的圣言，还有就是“收集树叶不过是等它们落到地上时才收”。她最喜欢的画家是道格拉斯•邦廷。(我不妨承认，这名字我多年来通过各种方法都没能查出来。)她说她的小猫们总是喜欢“画跑动的人形而这正是我做不好的一件事”。她说她会非常努力学习使自己画得好一些，希望我们对她别太不耐烦。
　　她信封里附上的习作一共只有六张。(她所有的作品都没有署名－这当然是件小事，但是当时却不成比例地让人有一种清新感。因为班比•克雷默和里奇菲尔德的画全都是大笔一挥签了名或是——这更加显得可笑可气了－－涂上名字缩写字母的。)在十三年之后的今天，我不仅清晰记得艾尔玛修女的全部六幅作品，而且其中的四幅我有时候认为我也未免记得过于清晰了一些，这对我自己心境的宁静没有什么好处。她最好的画是水彩，是画在褐纸上的。(褐色纸，特别是包装用的牛皮纸，用来作画最惬意不过了。许多有经验的画家在不存心作什么大画或皇皇巨品时总是用这种纸。)这幅画，尽管尺幅不大(约摸10×12英寸)，却对基督的遗体被送到在亚利马太地方的约瑟花园里的墓地的情景，刻画得细致入微。在最右方的前景处，两个看来是约瑟的仆人的男人很吃力地抬着。业利马太的约瑟紧跟在他们后面——在那样的情景下，他腰板似乎挺得太直了些。在约瑟后面，隔开相当一段距离，在次要地位的是走过来的加利利的妇女，她们夹杂在一群人当中，也许是破门而入的一伙人，那些哀悼的、看热闹的以及小孩子们，其中还至少有三只欢蹦乱跳的、不敬神的杂种狗。在我看来，这幅画的主要人物是在左前方、面对观画者的一个妇女。她右手高举过头，在拼命地招呼什么人——也许是她的孩子，或是她的丈夫，没准是观画者——让这人扔下手头的一切赶紧上她这儿来。人群前排的两位妇女头上还有光环。我手头没有《圣经》，只能大致地猜测她们的身份。但我立刻就辨认出了抹大拉的马利亚。反正是我肯定那就是她。她位于前景正中，自己一人走着，很明显有意汉与人群隔开一段距离，她双手垂在身体两侧。她没有把她的忧伤标志在她的袖子上，这么说吧——事实上，完全没有任何外在的迹象，是以说明她与这位死者不久前很值得羡慕的关系。她的脸，像画巾所有人物的脸一样，是用一种便宜、现成的肉色颜料画的。让人很痛苦地看得明明白白，艾尔玛修女自己也觉得这种颜色不能让人满意，也曾作出无人指点的、动机纯正的努力，想尽量让这颜色不那么刺眼。这张画其他严重毛病倒也没有。也就是说，没有什么值得一提的毛病除非你硬要吹毛求疵。从任何一个重要方面看，这都是一件艺术家的作品，饱含着很高很高、经过锻锤的天分，也经历了天知道多少多少个小时的艰辛劳动。
　　我最初的反应之一，自然是拿着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冲到尤索托先生跟前去。可是，我又一次按捺住性子坐好了。我不愿冒艾尔玛修女被人夺走的险。最后，我仅仅是小心翼翼地把她的东西装回信封，放在我桌子的边上，兴奋地计划着在晚上自己的时间里好好修改它。主意打定后，我竟以连自己都没想到会有的巨大耐心，甚至还以与人为善的态度，将下午剩下的时间用来在罩着的纱纸上修改一些(没有性器官的)男女裸体画，那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怀着好意或是不怀好意地画成的。
　　将近吃晚饭时，我解开衬衫的三颗纽扣，将艾尔玛修女的信封藏进去，藏在那里不管是小偷还是，这么说是以防万一，尤索托夫妇，都不可能掏走的。
　　“古典大师之友”每一顿晚餐的程序都是无须费唇舌雷打不动的。一到五点三十分尤索托夫人立即从桌边站起身，上楼去准备，而六点整，尤索托先生和我－－总是排成单行－接着上去。绝不会走开去办点什么别的事，不管那是多么的重要或是有益于健康。不过，那天晚上，胸口让艾尔玛修女的信封温暖着，我却感到空前轻松。事实上，在吃晚饭的整个过程中，我简直有点放浪形骸了。我抛出了一件我刚想出来的特别精彩的毕加索逸事，我本该保留着等哪天过得不顺时再讲的。尤索托先生几乎没有放下手里的日文报纸来听我讲，而尤索托夫人倒似乎有点反应，至少不能说是毫无反应。反正，我讲完后，她在那天早晨问我要不要鸡蛋之后头一回跟我说了话。她问我是不是真的不想在我房间里有一把椅子。我赶紧说：“non，non——mercl法语：谢谢夫人”我说地板上的坐垫靠墙放，那样正好让我有机会可以练练让背挺直。我还站起来显示给她看我的背凹到了什么程度。
　　晚饭后，趁尤索托夫妇用日语在争论什么挺有火药昧的问题时，我告退要离开餐桌。尤索托先生盯看着我，仿佛他不太清楚我当初是怎么进入他的厨房似的，但还是点了点头，于是我急急地穿过走廊进人我的房间。我打开顶灯，把门关上，接着从兜里取出绘图铅笔，脱掉西服，解开纽扣，手持艾尔玛修女的信封在一只软垫e坐了下来。我前面地上摊放着我要用的～切，着手做我认为对艾尔玛修女最迫切的艺术上的所需，一直到清晨四点之后。
　　我先做的一件事是作了十一二张铅笔素描。我没有下楼到教员办公室去取图画纸，而是在我自己的笔记本上画的，纸的正面反面都画。画完后，我写了一封长长的、几乎是没完没了的信。
　　我这人一生中都像只神经特别不正常的喜鹊那样爱积攒东西．我至今还保留着1939年6月一个夜晚写给艾尔玛修女那封信最后一稿的底稿。我原可以一字不差地抄录如下，但是没有这个必要。信的主要内容，确实是主要内容，我用来向她指出，她那幅主要作品里何处以及为何出了一些小毛病，这些毛病以她对颜色的处理上最为突出。我列举了她不能没有的画家必备的几种用品，也附上了大致的价格。我问她道格拉斯•邦廷是何许人。我问在何处可以见到他的作品。我问她(我当时就清楚那准是白问)是否见到过任何安托耐洛•达•墨西那（意大利画家，不甚有名）的复制品或是原作。我还请她告诉我她的年纪，我用了许多笔墨向她保证，如果她透露的话，这个情况也就到我为止，绝不会让第二个人知道。我说我问这件事的惟一原因，是能使我更有效地指导她。几乎紧接着，我又问她修道院允不允许她接见来客。
　　我想，我应该把我那封信的最后几行(或者说那一立方英尺)抄录如下——文字、标点符号，全都一点不漏。
　　……顺便提一句，倘若你通晓法语，不妨明示，因本人对该种语言颇为娴熟，盖我青少年时代泰半于法国巴黎度过也。
　　知道女士亟欲掌握跑动人形之画法，以便传授给修道院之学生，特附上本人所绘若干草图，仅供参考。可看出涂抹匆忙，远非完美，实无值得称道之处，然相信尚能提供某些基本要领，对此你曾表示深感兴趣。不幸的是，此间之校长大概仍未推行任何有系统之教学方法。你已具备相当水平，自然无须惧惮，惟我实在不知校长希我如何对待其余几名学生，依我之见，他们水平极低，主要还是资质愚钝不堪造就。
　　不幸的是，本人为一不可知论者；然而我又于一定距离处深服阿西西之圣方济各（方济各女修会创始人）”，此点亦无须掩饰。我不知你是否熟知他(指阿西西的圣方济各)于众人欲以通红灼热之烙铁烫瞎他一只眼球时所说的话：“火焰兄弟唷，上天赋予你以美丽、力量与用途；我祈求你能对我以礼相待。”依我之见，你都是略微带着他说话的那种风格作画的，在许多方面给人以愉悦。顺便提一下，能否请问，在前景处着蓝衣之少妇可是抹大拉的马利亚?此处所说当然是指我们适才所讨论的那幅画。如果她不是，那我就是可悲地蒙骗了自己了。不过，这一类事并不少见。
　　我希望女士相信，在你受教于“古典大师之友”期间，本人当竭尽愚鲁完垒听命于你。坦诚地说，我认为女士天分极高，如果若干年后成长为一位天才人物，我丝毫不会感到意外。在这一点上．我绝不想用溢美之词使你感到飘飘然。正因如此，我才问前景处穿蓝衣者是不是抹大拉的马利亚，因为如果是的话，那么我觉得你对自己刚刚露头的才华的发挥，已经有点压过你的宗教信仰了。不过，以我乏见，这也不是什么可怕之事。
　　衷心希望女士享受着充分、完全的健康，我是非常尊敬你的，(签名)让•德•杜米埃史密斯“古典大师之友”教师
　　又及：几乎忘记提醒你，学生应于每隔一周的星期一将作业寄来。可否寄些户外素描给我，算是指派你做的第一次作业?你随便画就是，不必紧张。自然，我不知道你的修道院给你多少时间让你个人作画，希望你能告知。另外，我请你一定要买我冒昧开列的那些必不可缺的用品，同时希望你能尽早使用油画颜料。如果你不介意的话，我要坦白说我相信你太热中于仅仅作水彩画而无限期地拖延画油画了。我这样说并不带个人色彩也不想使你感到不愉快；实际上，这是对你的一种称赞。此外，请把你手头有的所有以前画的旧作全都寄来，因为我非常想看。无须说，在你下一个邮件寄到之前，我的日子将会是很难熬的。
　　如果这耳是太过分的话，我很希望你能告诉我，你觉得做一名修女是不是感到非常满意，我指的自然是精神的方面。自从我读了“哈佛经典丛书”第36、44、45卷(这些书你想必十分熟悉)之后，我便将研究各种宗教作为一种个人爱好。我特别喜欢马丁•路德，自然，他是位新教徒。你可别见怪。我从不宣传什么教义，这与我天性不合。最后还想起一件事，请别忘了告诉我你接待客人的时间，就目前情况看我周末时间可以自由支配，说不定某个星期六我会到你附近那一带去走走。另外也请别忘记告诉我你是否较好地掌握法语因为在所有的内容与领域方面我都颇难用英语表达．这是自我多变、难以理喻的童年成长过程分不开的。
　　凌晨三时三十分左右，我出门上街，把我的信和画寄给了艾尔玛修女。然后，我在完全真实的高度欣喜中，用累得发木的手指脱掉衣服，躺倒在床上。
　　还没等我睡着，那呻吟声又透过墙从尤索托夫妇房间里传了出来。我想像天亮时尤索托夫妇会一起上我这儿来，请我和求我倾听他们的秘密问题，他们会把最隐秘、最可怕的细节全都告诉我。我真切地看到了那幅景象。我将在厨房桌子前坐在他们两人之间，听完这个又听那个。我听啊，听啊，听啊，双手抱头－－直到最后，我实在受不了，便将手直直插进尤索托夫人的咽喉，把她的心捏在手里，焐热它，就像我焐热一只小鸟似的。然后，当一切都弄妥摆平后，我就把艾尔玛修女的作业拿给尤索托夫妇看，而他们将分享我的快乐。
　　事情往往都是过后很久才能看清，不过，幸福与快乐之间惟一的不同就在于幸福是实在的固体而快乐则是一种流体。第二天早上，当尤索托先生把两个新学生的邮件放在我桌上时，我的快乐已开始从它的容器里往外渗漏。当时我正在修改班比•克雷默的画，倒是很心平气和，因为知道我寄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已经安全上路。但面对世界上居然还有比班比或是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更缺少绘画才能的人这样一件稀奇古怪的事时，我仍然毫无思想准备。觉得真的快控制不住自己了，我便点燃了一根烟，这还是我参加教师班子以来第一次在办公室里点烟。果然还挺管用，于是我便重新修改起班比的画来。可是还没等我吸上三四口，我虽然没有抬头往后看，却真的感觉到尤索托先生是在看我。接着我又听到他椅子往后推动的卢音，这就证明确实是没错。我像往常一样站起身来迎候他。他向我解释道，用的是一种让人一听就心烦的狗屁耳语，他本人倒并不反对抽烟，不过遗憾的是，学校规定教师办公室里是禁止吸烟的。我连声一再说真不好意思，他却宽容大度地挥了挥手，打断了我的话，接着便走回到房间他和尤索托夫人的那头去了。我真不知在艾尔玛修女下一个邮件应该来到前的这十三天里，自己怎能神志清醒地度过，想到这里，我竟乱了方寸，不知如何是好。
　　上面所讲的是星期二上午的事。在那天余下的上班时间以及接下来两天全部的工作时间里，我让自己忙得连喘口气的工夫都没有。事实上，我把班比•克雷默和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的那些画全都拆开，然后重新组合，并且还加上新的部分。我给他们每人指派了十来张(真的是十来张)绘画作业，是带点侮辱性、低于正常水平，不过倒是挺有建设性的作业。我给他们写了两封长信。我几乎是在央求r•霍华德•里奇菲尔德暂时丢开他的讽刺风格。我也以最最委婉的口气请班比暂时忍一忍，别再在画稿底下加上“原谅他们的非法侵人吧”这类的标题。接着，在星期四下午后半晌，感觉到自己心情不错，有点儿兴奋，我就开始看一两个新学生的材料，有一个美国学生从缅因州班戈市寄画件来，他在他的调查表里用啰里啰嗦，是个“诚实的约翰”的坦诚态度说，他最喜爱的画家就是他自己。他还称自己是什么现实主义－抽象丰义者。至十我下课后的时间，星期一夜晚我搭乘公共汽车进到蒙特利尔市中心，在一家=一等电影院里，把一场《卡通节星期》的影片从头看到底——基本上就是强迫我见证一群老鼠如何用香槟酒瓶塞子朝一只又一只的猫狂轰滥炸。星期三晚上．我把房间里的坐垫集拢来，让三只叠在一起，试着凭记忆把艾尔玛修女那幅基督殡葬图重新画出来。
　　我不禁要说，星期四夜晚非常特别，或者不如说是令人毛骨障然，不过事实是，我已经找不到符合要求的形容词来描写星期四的夜晚了。我晚饭后离开“古典大师之友”然后便不知去了哪儿－－也许去看了场电影，也许仅仅是作了次长时间的散步；我记不起来了，而且我1939年的日记也让我沮丧了一回，因为我要查找的那天的日记正好是全然空白。
　　不过我倒知道为什么那是一页空白。我从度过黄昏的不知什么地方回来——我只记得那时天已经黑了——这时，我站住在学校外面的人行道上，朝那家矫形器械商店的灯光明亮的橱窗看去。这时，一件令人沮丧的事情发生了。我怎么也摆脱不掉这个念头：不管有一天我能学会如何冷静、理智或是很有风度地过我的口子，我水远至多不过是充当这个摆满搪瓷尿壶、便盆的花园的一名参观者，旁边还站着个戴着削价疝气带的没画眼睛的木头模特偶像。自然，这个念头不可能持续多久。我记得我飞奔上楼进入我的房间，脱掉衣服钻上了床，连日记本都没有打开，自然不会去记下些什么了。
　　一连好几个钟头我就这么躺着，睡不着，浑身颤抖。我听着隔壁房间的呻吟声，只好强迫自己想我那位得意门生。我试图看到我上她修道院去探望她那一天的情景。我看见她走出来迎接我
　　在一道高高的铁丝网的附近一一位羞怯、美丽的十八岁女孩．她还没有作最后决定性的誓约因此还可以白由和她选中的彼德•阿伯拉尔（正统教会的异端）型的男子走出修道院进入凡俗世界。我看见我们缓慢、默默无言地朝修道院内一处偏僻、青翠的地方走去，在那里突然，我非常纯洁地把手围在她的腰上。这一幻景欣喜得让人难以自持，最后，我发泄了一通，这以后也就睡着了。
　　星期五整个上午以及下午大部分的时间我都在埋头苦干，通过那层罩在上面的薄纱纸，把缅因州班戈市那个男人所画的象征性器官的森林改成一棵棵可以辨认的树，那些森林是他有意识画在昂贵的亚麻画布上的。将近下午四点半时，我不管在意识上、心灵上还是在身体上，都很麻木了，因此当尤索托先生走到我桌前停立一小会儿时，我仅仅是稍稍欠起身子。他递给我一样东西——他态度很冷淡就跟一个普通的饭店侍者分发菜单时一样。那是发自艾尔玛修女所在那个修道院的首席嬷嬷的一封信，通知尤索托先生，齐默尔曼神父由于他所无法控制的原因，不得不改变允许艾尔玛修女在“古典大师之友”进修的决定。嬷嬷在信中写道，她对于这一变更可能会对学校造成的不便与混乱深感遗憾。她还殷切希望首批支付的十四元学费能够退还给教区。
　　我多年来一直深信，当那只老鼠从着了火的旋转轮盘上掉下，一瘸一拐地往家走时，它必定又有了杀死猫的无懈可击的新招。在我读了并重读了首席嬷嬷的来信并对着它发了好长时间的愣之后．我突然摆脱开它，给余下那四位学生写起信来，我劝他们别指望当什么艺术家了。我告诉他们，在信中一个一个地对他们说，他们绝对不具备值得发展的才能，他们纯粹是在浪费自己的宝贵时间也是在浪费校长的时间。四封信我都是用法语写的。写完后我立即上街把它们发了。所带来的满是感是短暂的，但是没有消失时却让人感到非常非常地受用。
　　到了又该列队上厨房去吃晚饭时，我说我不想吃了。我说我身体不太好。(1939年那会儿，我撒谎时态度比说真话时还要真诚－因此我敢肯定，我说自己身体不舒服时尤索托先生准是用怀疑的眼光在看着我。)接着我上楼回我的房间，在一只垫子上坐下。我在那里坐了准有一个钟头，对着百叶窗上一个天光漏进来的洞傻傻地瞪着，没有抽烟，没有脱掉外衣或是解松领带。接着，很突然，我站起身，取来一大叠我自己的活页纸，就拿地板当桌子，给艾尔玛修女写了第二封信。
　　这封信我根本没有寄出去。下面是全部根据底稿抄录的。
　　蒙特利尔，加拿大
　　6月28日，1939年亲爱的艾尔玛修女，
　　是不是我在上封信中无意中说了什么招你讨厌或是傲慢无礼的话，以致引起了齐默尔曼神父的注意并在某种程度上使你处境尴尬?如果真是这样，我请求你至少给我一个合适的机会，使我能收回我出于仰慕而说出的有欠考虑的话，使我能成为你的朋友同时又是学生与老师。这个请求不算过分吧?依我看似乎并不过分。
　　真实的情况就是如此：倘若你不再多学一点这门艺术的基本功的话，你这一生只会成为一名非常非常有趣的画家却水远不会成为一位伟大的画家。在我看来这太可怕了。你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了吗?
　　会不会齐默尔曼神父让你从学校辞职，因为他认为这件事会影响你成为一个称职的修女。如果事情确实如此，我不免要说，我认为从各方面讲，他行事过于急躁草率。学画是绝对不会对你做修女有任何影响的。我自己就活得像一个脾气乖戾的出家人。当艺术家最不好的一点无非是使你经常感到有些淡淡的哀愁。不过，在我看来，这也不能算是境遇悲惨。我一生最快乐的日子是在多年前我十七岁的时候。我走在路上，去吃午餐，母亲在那个地方等我，她是久病后第一次出门，我正兴高采烈，可是，我正走在维克多•雨果大街上，那是巴黎的一条街，此时，我突然撞在一个家伙的身上，那人竟是没有鼻子的。我请你好好琢磨琢磨这件事，事实上我是在恳求你。需知它是饱含深意的。
　　也很可能，齐默尔曼神父让你休学，是因为你那家修道院缺乏经费无法为你支付学费。我坦诚希望情况确是如此，这不仅会使我心安理得，而且还是出于一个实际的考虑。如果情况果真就是这样，你只需说一声，我是愿意无限期地提供免费服务的。我们可不可以更深入地谈谈这件事呢?我可否再次问问，你们修道院的会客日子是在哪一天?我能不能先自作主张，定在7月6日下个星期六去修道院探望你?总是在三到五点之间吧，具体时间还得看蒙特利尔到多伦多的火车班次而定。我迫切地等待着你的答复。
　　怀着敬意与仰慕之情，
　　你忠实的
　　(签名)让•德•杜米埃一史密斯
　　“古典大师之友”教师
　　又及：在上一封信里，我随便问起你那幅宗教画前景处那位穿蓝表的少妇是不是罪人抹大拉的马利亚。如果你仍然未复信，那就请继续保持沉默好了。很可能是我弄错了，在我生命中的这个阶段上．我也不特别希望被弄得幻想破灭。我很愿意继续沉沦在无知的阴影之中。
　　即便是今天，甚至是眼下这个时刻，每当回想起自己曾带了一套晚礼服去“古典大师之友”赴任，我都免不了要打个冷颤。可是我当时确实是带了，而且在我给艾尔玛修女写完信后，我还换上了这套晚札服。这整个事情仿佛就是为了诱使我去喝醉似的，正因为我生平直到此时为止还未喝醉过(我怕喝多了会使我那只画出过三次一等奖以及别的作品的手颤抖)，我才觉得为这悲惨的时刻我必须穿得正规一些。
　　尤索托夫妇还在厨房时，我悄悄溜下楼打了个电话给温莎大饭店——那是我离开纽约前博比的朋友x太太向我推荐的。我向饭店订了一个单人席位，时间定在八点钟。
　　七点三十分左右，我穿戴整齐，收拾得漂漂亮亮，把头从门边伸出去，看看尤索托夫妇是不是有哪一个在蹑手蹑脚地走动。我反正不想让他们看到我穿晚礼服。见他们都不在，我赶紧下楼并开始找出租车。那封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就揣在我衣服的内兜里。我打算在吃晚餐时再从头读一遍，最好是在烛光下读。
　　我走过一个又一个街口，却连一辆出租车的影子都没见到，更不用说是空车了，这么止着真不是滋味。蒙特利尔的儿尔登区并不是讲究衣着的地段，我敢肯定每个过路行人看到我都会冉看我一眼，那眼光基本上都是不以为然的。最后．在来到星期一我狼吞虎咽过“康尼岛红肠热狗”的便餐酒吧门前时，我决定把在温莎大饭店订餐桌的事扔到一边。我走进便餐酒吧，在尽里面的一个火车座坐下．要了汤、小面包和黑咖啡，订菜时用左手挡住我的黑领结。我希望别的客人会以为我是个止准备上班的侍者。
　　喝到第二杯咖啡时，我取出那封还未寄出的写给艾尔玛修女的信重新读。我觉得信的内容似乎单薄了一些，便决定赶回“大师之友”再加加工。我还考虑了去探望艾尔玛修女的计划，我想当晚再迟些时候就去预订火车票是不是一个好主意。脑子里盘算着这两件事-__它们哪一件都没能使自己像我希望的那样，心情变得轻松一些——我离开便餐酒吧，快步走回学校。
　　大约十五分钟之后，我遇到了一件完全是横端里插进来的事情。我知道，这么说，很有些炒作新闻之嫌与恶劣标记，不过事实上倒恰恰就是这样的。我马上要谈到的是一次独特的经历，它至今还让我感到很不可思议，我只要可能，总不愿把它划归为一件真正神秘主义或者甚至与神秘主义沾边的个案。(倘若不这样做，我觉得，那就等子在暗示或明说：圣方济各与一般神经兮兮的礼拜日去亲吻麻风病患者的人之间的精神上的sornes（法语：出路、去向），仅仅是纵向层次上有所不同而已。)
　　在晚上九点钟的朦胧天光中，我穿过马路走近学校，那家矫形器械商店里有盏灯亮着。我吃惊地发现，橱窗里有个大活人，是个三十岁左右的高大壮实的女子，穿一身绿、黄、紫堇色的雪纺绸衣服。她正在给木头模特换疝气带。我走到橱窗跟前时她显然刚把旧的疝气带摘下；她把它夹在左胳肢窝里(她的右“侧影”正好对着我)，此时正把新的疝气带往模特身上戴。我站住了看她，看得入迷，一直到她突然之间有所感觉，然后又看到她正在被人盯看。我赶紧微笑——向她显示我不过是个玻璃外而微光中并无敌意的穿晚礼服的人——但是没有用。那女子慌乱得完全超出了正常状态。她满面通红，脱下的疝气带掉到了地上，她倒退回去，踩在一大摞冲洗用的盆盆罐罐上――她的两脚站不稳了。我立刻伸出手去，手指尖撞到了玻璃。她像个溜冰者似的重重地摔了个屁蹲。她马上又重新站起来，不看我。她的脸仍然是红红的，她用一只手把头发朝后推了推，继续给模特系疝气带。也就正在此时，我有了那种体验。突然(我说这一点，我相信，是完全具备应有的自我意识的)，太阳升起，以每秒九千三百万英里的速度朝我的鼻梁飞来。我什么都看不见了，而且惊慌失措——我只得将手按在玻璃上以保持身体平衡。这样的情况只持续了几秒钟。等我视觉恢复，那女子已离开橱窗，只留下一地闪闪发光的精致、显得格外圣洁的瓷漆假花。
　　我倒退着离开了橱窗，绕着这个街区走了两圈，直到我双膝不再发软。然后，不敢再冒险往商店橱窗看上一眼了，我上楼进人自己的房间，躺倒在床上。几分钟，也许是几小时之后，我用法语，在我的日记里记下了下面这短短的几行字：“我要给艾尔玛修女顺自己命运的轨迹而行的自由。全世界的人都是一个修女。”(toat lemondeesl unen。nne（法语：意同前句）)
　　在晚上睡觉前，我写信给我不久前刚刚开除的四名学生，恢复了他们的学籍。我说学校的管理部门出了差错。事实上，这些信似乎是自己流泻而出的。这也许与这件事情有点关系在我坐下来写信之前，我已从楼下搬了把椅子上来。
　　提下面这件事似乎完全是“抖”出了一个“反高潮”，不过事实是“古典大师之友”还没过一星期就关门了，原因是没有经过正式的注册手续(事实上，是根本没有去注册过)。我摒挡行装又回到罗德岛我继父博比的身边，在那里我住了六或八个星期，用来考察所有夏季活动的动物中最最有趣的一种——穿短裤的美国少女，直到美术学校重新开学。
　　做得对也好不对也好，反正我再没有与艾尔玛修女联系过。
不过，偶尔，我仍然听到班比•克雷默的消息。我最后听到的一则是，她已经把业务扩充到为自己设计圣诞卡上去了。如果她没有失去自己的独特风格的话，它们会是很值得一看的。
九故事特迪
　　“小鬼，要是你不马上给我从那只包上下来，我要让你有好日子过。我可是说话算数的，”麦卡德尔先生说。他是从靠里面的那张单人床——离舷窗更远些的那张床上说这话的。他哼了一声，与其说是在叹气还不如说是在出怨气，同时火气挺大地用脚把盖在脚踝上的床单蹬开，仿佛突然之间，再薄的单子盖在他让太阳晒得黑黑、显得虚弱的身体上，都是难以承受的负担。他仰卧着，只穿了条睡裤，右手捏着根点燃的香烟。他的头支起一点点，正好可以很不舒服甚至是极其别扭地靠在床头板的底端。他的枕头和烟灰缸都撂在他的和麦卡德尔太太那张床之间的地板上。他没有抬起身子，仅仅是伸出一只裸露的、像是给火烤红的右胳膊,朝大致是床头柜的方向弹了弹烟灰。“l0月了，老天爷呀，”他说，“要说这是10月，干脆说是8月得了。”他又一次把头转向右边，冲着特迪，一心要找点茬儿。“好了，”他说。“你以为我他妈的在说什么?说我的健康状态吗?快从那上面爬下来，行不行。”
　　特迪正站在一只看上去挺新的生牛皮手提旅行包的宽阔侧面上，这里是从他父母开着的舷窗往外眺望的最佳观测点。他穿着一双脏极了的白色低帮球鞋，没穿袜子，穿一条泡泡纱短裤，这裤子对他来说既是太长，臀部那里又至少是大了一号，上面是一件洗旧了的t恤，在肩膀那里还有个硬币大小的窟窿，腰上却扎了一条漂亮得不谐调的黑色鳄鱼皮皮带。他该理发了——特别是后脖颈那儿一很让人看不过去，一般脑袋长得跟成人差不多大而脖颈仍然细得像根芦苇的小男孩总像是最最需要理发。
　　“特迪，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特迪这会儿倒没有像一般小男孩似的把身子往开着的舷窗探出去那么远那么摇摇欲坠——事实上，他双脚都平平地踩在皮包的侧面上——他甚至都没有很保险地稍稍踮起脚；他的脸确是大部分伸出在窗外。不过。他没有伸出去太远因此还能听见他父亲的声音——实际上对父亲的声音，他听得尤其清楚。麦卡德尔先生在纽约时至少在三出白天播出的电台连续剧里担任过主要角色呢，他具有可称为三等男角的说话嗓音：自我陶醉地深沉、响亮，随时准备一有机会就用自己雄性十是的嗓音压过同一房间里的任何人，必要时连一个小男孩他都不放过。当他那嗓子没在专业合唱团上班时，总无例外交替性地沉迷于纯粹的放大音量或是一种戏剧型的故作沉稳之中。眼下正好是放大音量占着上风。
　　“特迪。该死的——你听到我的话没有?”
　　特迪扭动了上半身，并没有改变双脚站在皮包上的警觉姿势，他向父亲投去了一个毫不搀杂、天真纯洁的询问的目光。他的眼睛是浅棕色的，一点儿不算大，还稍稍有点斜视——左边那只比右边的程度厉害一些。但是还没有斜到畸形的程度，不会让人第一眼就必然注意到。那双眼睛仅仅稍稍有点斜，让人不免会提上一句，不过那也是得与这样的情况有关时才会提的：那人很一本正经地想了好一阵子，为这双眼睛长得没更直视一些、凹陷得更深一些、棕色更浓一些、双眼的距离更离开一些而感到遗憾。孩子的脸，尽管有些毛病，还是具有一种真正的美，尽管它不是直露得一眼就能看出来的。
　　“我要你马上就从那只皮包上下来。你得让我说多少遍才行？”麦卡德尔先生说。
　　“爱呆在那儿你就尽管果着好了，宝贝儿，”麦卡德尔太太说，显然，一大清早她的瘘管又跟她过不去了。她眼睛睁着，但也就是睁开一条缝。“你一分一寸电用不着动的。”她身子右侧挨着床，司是枕头上的那张脸却转向左边，朝着特迪和舷窗，背对着她的丈夫。她的第二层罩单紧紧裹着她那很可能是一丝不挂的身子，单子把她胳膊什么的全蒙了起来，一直蒙到下巴那儿。“蹦吧，跳吧，”她说，眼睛闭上了。“把你爹的皮包踩得稀烂吧。”
　　“话说得比唱的还好听，”麦卡德尔先生对着他妻子的后脑勺不动声色一板一眼地说。“我置一个包就花了二十二英镑，我求呀请的让菝子别踩在上面，可你却叫他只管蹦只管跳。你打的是什么主意?寻开心啊!”
　　“要是这只包连个十岁孩子的重量都承受不住，且不说咱这孩子比他这年龄段的正常体重还轻了十三磅，那我舱房里可容不得这种次货，”麦卡德尔太太说，连眼皮都懒得睁开。
　　“你知道我打算怎么做吗?”麦卡德尔先生说。“我真想把你那该死的脑袋一踢成两个半儿。”
　　“怎么不踢呢?”
　　麦卡德尔先生噌的一下用一只胳膊肘把身子撑起，在床头柜玻璃板上捻灭了他的烟蒂。“总有一天——”他开始阴沉沉地说a
　　“总有一天，你会犯非常非常致命的心脏病，”麦卡德尔太太说，没多浪费一点点声气。她没将胳膊伸出来，却把身上的罩单往身子周围和底下更紧地掖了掖。“将会举行一次小规模、很优雅的葬礼，每一个人都会问，坐第一排那个很有魅力穿红长裙的女人是谁呀，她在跟那摁管风琴的卖弄风情，作出一副圣洁——”
　　“你他蚂的太可笑了，这事半点儿都不好笑，”麦卡德尔先生说，重又懒洋洋地把身子躺平。
　　这场小小的对话在进行的时候，特迪又把脸扭了过去，重新朝舷窗外望去。“今天清晨三点三十二分我们和‘玛丽女王，号擦肩而过，它是朝相反的方向开去的，不知有人感兴趣不，”他慢腾腾地说：“我想大概是没有。”他的声音有点沙，怪怪的但是挺好听，有些小男孩的声音就是这样。他每发出的一个词都像是淹没在威士忌酒的微形海洋之中的一座古老岛屿。“布波讨厌的那个甲板服务员把这件事写在黑板上了。”
　　“你再不立刻从包上下来，我马上就‘玛丽女王，了你，小鬼，”他的父亲说。他把脑袋转向特迪。“从那儿下来，快点。去理个发或是干点别的什么。”他又转过来看他妻子的后脑勺。“他像是有点早熟，老天爷呀。”
　　“我一个钱都没有，”特迪说。他把双手更稳地置放在舷窗的窗框上，又把下巴搭在手指背上。“妈妈。你知道在餐厅里紧挨我们坐的那个人吗?不是特别瘦的。是另外的那个，他们俩同坐一张桌子。就是我们的服务员放下托盘那地方旁边的那张桌子。”
　　“呣——哩，”麦卡德尔太太说。“特迪。宝贝儿。就让妈妈再睡五分钟，乖乖的啊。”
　　“你再等一秒钟。这件事可有趣了，”特迪说，没有将下巴从搁着的地方抬起来，眼光也没有离开海洋。“就在刚才，这人在健身房里，斯温正给我称体重呢。他走过来开始跟我说话。他听过我最后录的那盘带子。不是4月录的那盘。是5月里录的。他在去欧洲前不久在渡士顿参加过一次晚会，晚会上的一个人认识莱德克检测委员会里的一个什么人——他设说那是谁——那儿的人借来我最后录的一盘带子在晚会卜放了。他好像对那很感兴趣，他是巴布科克教授的朋友。他自己显然也是个教书的。他说他整个夏天都在都柏林的三一学院。”
　　“是吗?”麦卡德尔太太说。“他们在一次晚会上放录音啦?”她躺着，睡眼惺忪地看着特迪的腿肚子。
　　“我想是的，”特迪说。“他跟斯温说了不少关于我的事，而我这时候就正站在那儿呢。这让人挺尴尬的。”
　　“干吗会尴尬呢?”
　　特迪犹豫了一会儿。“我是说‘挺’尴尬。我可是加了修饰词的。”
　　“我先要修理修理你，小鬼，如果你不立刻从那只包上下来的话，”麦卡德尔先生说。他刚又点了一根烟。“我这就数三。一，该死的……二……”
　　“几点钟啦?”麦卡德尔太太突然对着特迪的腿肚子问道。“你不是十点三十分跟布波有一堂游泳课吗?”
　　“还早着呢，”特迪说。“——哎唷！”他突然将整个脑袋都伸出舷窗，停了好几秒钟，然后缩回来一小会儿，时间刚够向爸爸妈妈报告的：“方才有人把整个盛满橘子皮的垃圾桶都扔到窗外去了。”
　　“扔到窗外。扔到窗外，”麦卡德尔先生挖苦地学着说，一边弹了弹烟灰。“是扔出舷窗，小鬼，扔出舷窗。”他朝他妻子扫了一眼。“打电话给渡士顿。快，打电话给莱德克检测小组呀。”
　　“哦，你怎么这么聪明，”麦卡德尔太太说。“你倒是去试一试呀?”
　　特迪把大半个脑袋都缩了回来。“它们飘得可好看了，”他说，身子却没有转过来。“这真有意思。”
　　“特迪。这是最后一次了。我数三下，然后我就——”
　　“我不是说它们飘得有意思。”特迪说。‘有意思的是．我知道它们在那里瓢着。如果我没见到它们，那么我就不会知道它们是在那儿，要是我不知道它们在那儿，那么我就连它们是存在的都没法说。这是一个非常恰当，非常完美的例证，可以用来说明——’，
　　“特迪，”麦卡德尔太太打断了他的话，看不出罩单下面的她有任何动作。“帮我去找到布渡。她在哪儿啦?我不要她今天又在太阳底下四处乱走，太阳毒着呢。”
　　“她遮得好好的。我让她穿上她的牛仔服了，”特迪说。“它们有一些开始往下沉了。再过几分钟，它们只能在我的脑海里浮动了。这太有意思了，因为，如果你从一个特定角度看的话，那正是它们最初升始浮动的地方。如果我压根儿没有站在这里，或者是某个人走过来不知怎么把我的脑袋砍了下来，正当我在 ”
　　“她这会儿在哪儿?”麦卡德尔太太问。“你向妈妈这边看一分钟好吗，特迪。”
　　特迪转过身来，看看他的母亲。“什么事?”他问。
　　“布渡这会儿在哪儿?我不要她又在甲板躺椅周围到处乱转，打扰别人。如果那个讨厌的男人——”
　　“她不会有事的。我把照相机给她了。”
　　麦卡德尔先生用一只胳膊支撑起身子。“你把照相机给了她啦!”他说。“这算什么好主意?我那宝贝莱卡!我可不想让一个六岁大的孩子四处游逛，拿着——”
　　“我教给她怎么拿好机子，所以她不会摔了的，”特迪说。“而且，自然，我也把胶卷取出来了。”
　　“我要的是照相机，特迪。你听见我的话了吗?我要你此刻就从那只包上下来，我还要那只照相机在五分钟之内同到这个房间里来－不然的话，就会有一个小天才列入失踪者的名单了。你听清楚了吗?”
　　特迪在皮包上把脚转动，一下，接着便跳了下来。他弯下身去系紧左脚上球鞋的鞋带，这时，他父亲仍然用一只胳膊支着上身，像个监考员似的盯看着他。
　　“告诉布波我要她回来，”麦卡德尔太太说。“还有，过来亲妈一下。”
　　系完鞋带后，特迪草草地在妈妈脸颊上啄了一下。母亲也把左手从床单下伸出来，像是想搂住特迪的腰，不过还没等她做完动作，特迪已经跑开了。他绕到床的另一边，走进两张床之间的空处。他弯下腰，再站起来时，左手胳膊下已夹着他父亲的枕头，右手拿着原该放在床头柜上的那只烟灰缸。他把烟灰缸换到左手里，走到床头柜前，用他右手下侧将父亲的烟头、烟灰都扫进烟灰缸。接着，在把烟灰缸放回原处之前，他用小臂的下侧把玻璃面上那层薄膜状的细烟灰擦干净。他又在泡泡纱短裤上蹭了蹭他小臂。这以后，他才把烟灰缸放在玻璃柜面上，动作非常轻，仿佛他相信一只烟灰缸要放就应该放在床头柜的正中央，要不就干脆别放。父亲一直盯看着他，这时突然不看了。“你要这枕头吗?”特迪问父亲。
　　“我要的是那架照相机，小子。”
　　“你那么躺着不会很舒服的。不可能的，”特迪说。“我把枕头留在这儿了。”他把枕头放在床脚上父亲踢不到的地方。他往舱室外跑去。
　　“特迪，”他母亲说，头没有扭过来。“告诉布波我要在她上游泳课之前见到她。”
　　“你就不能对小丫头少管一会儿吗’”麦卡德尔先生说。“她有一点点空闲时间你就像是心里不舒服。你知道你是怎么对待她的吗?我明明白白地告诉你。你待她就跟她是个全须全尾的罪犯。”
　　“还全须全尾的哪!哦，用词儿真俏皮!你英国昧儿愈来愈是了，亲爱的。”
　　特迪在门口停留了片刻，若有所思地试着门把，朝左转转又朝右拧拧。“我走出这扇门后，我会只存活在我所有熟人的心里，”他说。“我会成为一片橘予皮。”
　　“说什么呢，宝贝儿?”麦卡德尔太太问道，她仍然侧向右边躺着，声音从那里传了过来。
　　“快点去抓球呀，小鬼。把那只莱卡给我拿到这儿来。”
　　“过来亲妈妈一下。好好地亲一大口。”
　　“现在不行，”特迪心不在焉地说。“我累了。”他随手关上了门。
　　船上出的当天小报就放在门槛外面。那是单张光滑的纸，只印了一面。特迪捡起来，一边开始看一边慢慢地沿着长长的走廊往前走。走廊那头，有个高大的金发女郎朝这边走来，穿一身浆得很挺括的白制服，捧着一只装了长柄红玫瑰的花瓶。她打特迪身边经过时，伸出左手在他头顶上撸了撸说，“谁啊，头发该理啦j”特迪冷冷地从报纸上抬起眼睛，可是那女的已经走了过去，他也没扭过头去看。他继续看报。来到走廊尽头楼梯口时，在画了圣乔治与龙的一幅巨大壁画的前面，他把报纸折成四叠，塞进左边的后裤兜。接着他登上又宽又低，铺有地毯的楼梯，来到上面一层的主甲板。他…次上两级，不过走得很慢，手扶栏杆，把整个身子都压在上面，仿佛爬一层楼梯对他来说，就跟对许多孩子一样，本身就是一种小小的乐趣。爬到主甲板楼梯口，他径直走到客轮事务员的写字桌前，此时正有一位穿海员服的俏丽姑娘在管事，她正用订书机把一些油印好的纸张订在一起。
　　“劳驾，你能告诉我那项游戏今天什么时候开始吗?”特迪问她。
　　“对不起，你说什么?”
　　“你能告诉我那项游戏今天什么时候开始吗?”
　　姑娘朝他笑笑，只见到两片涂了口红的嘴唇在闪光。“什么游戏啊，宝贝儿?”她问。
　　“你知道。就是昨天和前天大家伙玩的那种字谜游戏，让人往空格里加字儿的。也就是说你得按上下文来填合适的词儿。”
　　姑娘暂时停住往订书机空当里塞三张纸。“哦，”她说。“总要下午晚些时候吧，我相信。我寻思总在四点钟左右吧。你急着要玩儿，是吗，宝贝儿?”
　　“不，倒不是的……谢谢你，”特迪说，打算要走开。
　　“等一等，宝贝儿！你叫什么名字啊?”
　　“西奥多•麦卡德尔，”特迪说。“你的呢?”
　　“我的名字吗?”姑娘说，微笑着。“我的名字是海军少尉马修森。”
　　特迪瞅着她把订书机往下压。“我当然知道你是海军少尉，”他说。“我也拿不准，不过我相信当别人问你叫什么名字时你是应该说出你的全名的。简-马修森呀，菲利斯•马修森呀或者别的什么你恰好是的那个全名。”
　　“哦．真是这样吗?”
　　“我说了，我是这样想的，”特迪说。“不过，我电拿不准呢。也许你穿了制服情况就不一样了。不管怎么说，谢谢你告诉了我消息。再见！”他转过身子再爬去上层甲板的楼梯．仍然是一次走两级，可是此时步子更匆忙了。
　　他在高高的运动甲板上仔细搜寻了好一会儿，才总算找到了布波。她在一块太阳晒得很正的空地上，～几乎能算是一个隔离带一是两片此刻没人用的甲板网球场之间的空处。她采取蹲的姿势，太阳晒在她的背上，微风拂动着她那丝一般的金发，她正忙于把十二或十四片圆盘摞成两个相切的圆柱，一个是黑圆盘，另一个是红圆盘。一个非常小的小男孩，穿了套棉布太阳装，紧靠她站在右边，纯粹是只有当旁观者的资格。“当心!”布波在她哥哥走近时用命令的口气说道。她往前爬了爬，用双臂护住那两个叠起来的圆柱游戏盘，不让船上任何东西碰到它。“迈伦，”她恶狠狠地对她的玩伴说，“你把亮光全挡住了，我哥哥当然就看不见了。把你那臭尸体挪挪开。”她闭上眼睛等着，皱起眉头一副老大不高兴的样子，直到迈伦往后退了好几步。
　　特迪站在两摞圆盘的上方，很欣赏地看着它们。“这真是太棒了，”他说。“多对称哪。”
　　“这小子，”布波说，指的是迈伦，“居然连十五子游戏都没听说过。他们家连这套游戏都没有。”
　　特迪无所谓地扫了迈伦一眼。“我说，”他对布波说。“照相机呢?爸爸马上就要呢。”
　　“他居然不住在纽约，”布渡告诉特迪。“而且他爸爸死了。在朝鲜给打死的。”她转向迈伦。“没错吧?”她问，但是并不期待对方回答。“往后要是他妈妈也多e了，他就会成为一个孤儿了。他连这一点也不知道。”她瞅着迈伦。“你不知道吧•”
　　迈伦像是事不关己似的交叉起了双臂。
　　“你是我见到过的最笨不过的人了，”布波对他说。“你是这片大海上最最大的傻瓜。这你知道吗?”
　　“他不是的，”特迪说。“你不是的，迈伦。”他又对他妹妹说“你听我说一句话。照相机在哪儿?我现在就要拿到它。它在哪儿?”
　　“在那边呢，”布波说，却不具体指明方向。她把两叠圆片往自己身边拢得更紧一些。“我现在需要的就只是两个巨人，”她说。“他们会玩十五子游戏一直玩到他们累了，然后他们能爬上那个大烟囱，把这些圆片向每一个人扔去把他们全都砸死。”她瞅着迈伦。“他们会砸死你的爸爸妈妈，”她很有把握地说。“要是他们没把你爸爸妈妈杀死，你知道你可以怎么做吗?你可以往他们的糖浆里放些毒药，让他们吃下去。”
　　那架莱卡在大约十英尺之外，就在围绕运动甲板的白色栏杆旁边。机子侧身躺在干涸的排水沟里。特迪走过去拎起相机的皮带把它挂在自己的脖子上。但他又立刻将它摘了下来。他拿去交给布波。“布波，帮帮忙，”他说。“现在十点钟了。我必须写日记了。”
　　“我忙着哪。”
　　“反正，妈妈要立刻见到你，”特迪说。
　　“你撒谎。”
　　“我没撒谎。她是这么说的，”特迪说。“你去时把这个带上，好吗…走吧，布波。”
　　“她找我干吗?”布波问。“我可不想见她。”她突然把迈伦的手打开，进伦正伸手要从红色圆柱里取那最顶上的一片。“别碰，”她说。
　　特迪将莱卡的皮带挂在了她的脖子上。“我可是认真的，听着。马上把这拿去给爸爸，呆会儿我在游泳池那儿找你，”他说。“我十点半在游泳池跟你会合。就在你换衣服那地方的外面。要准时呀。是在e区甲板那儿，可别忘了，给自己多留点时间。”他转身走开去了。
　　“我恨你!我恨这大海上的每一个人!”布波对着他的后背喊道。
　　在运动甲板的下层，日光浴甲板后端的开阔处，那里完全是露天的，放着七十五把甚至更多些椅子，排成七八排，空开的地方刚够甲板侍者通过不至于没法不踩上晒日光浴乘客随身所带的杂物——编织袋啦、带护封的小说啦、防晒油瓶子啦、照相机啦。特迪来到时这里人已经很多了。他从最后一排开始，一排一排按顺序朝前走，在每把椅子前停下来，不管有人坐着还是空着，都看看扶手上的姓名牌。只有一两个仰躺着的人跟他说话——也就是说跟他说几旬最普通不过的逗趣话，大人见到一个十岁的男菝在一门心思找属于他的椅子时总爱这么打趣几旬的。这孩子年纪小，又很一门心思，这是显而易见的，不过也许是他总的态度里完全缺乏，或是很少具有，那种怪好玩的一本正经劲儿，这就使没有几个成年人想随便跟他聊上几旬。他的衣服没准跟这也有点关系。他的t恤肩膀处那个窟窿破得不好玩。他那泡泡纱短裤屁股那儿太大，裤管又太长，这也都是没什么趣味的毛病。
　　麦卡德尔家的四个甲板椅子是在前面往后数第二排的当中，上面放有坐垫．已经准备好等人来用。特迪在其中的一把上坐了下来，这就使——也不知是他有意这样做还是无意的－－他身边都不会紧挨着别人。他把光溜溜、没晒黑的腿还有脚都伸出去，搁在脚凳上，并且几乎在同时，就从右屁股兜里取出一个一毛钱的小本子。接着，以立即进人状态的专心致志，仿佛世界上只有他与小本子是存在的——太阳、旅客、轮船，什么都没有－－他开始翻动起篇页来。
　　除了极少数用铅笔写的字之外，这本子里所记的明显都是用圆珠笔写的。字是手写体，是时下美国学校里教的那种写法，而不是旧时的帕尔默体。字迹工整，并不追求花哨漂亮。字迹最突出之处是笔顺流畅。一点也看不出－－至少，从技艺的角度——这些宇词和句子像是出于一个儿童的手笔。
　　特迪用了不少时间看像是他最近一次自己所记的文字。这则日记占据了三页多的篇幅：1952年10月27日 日记西奥多•麦卡德尔的财产a区甲板412室拾得者倘将本物迅速交还西奥多•麦卡德尔本人，将得到适当与略表心意的酬谢。看看能不能找到爸爸的那些部队狗牌（美国士兵挂在颈部的身份识别牌），一有时间就把它们戴上。这对我自己毫无害处而且会使他高兴的。倘若有时间和耐心．就给曼德尔教授写封回信。请他再别给我寄诗集了。不管怎么说我已经有太多够念一年的了。而且我对诗相当腻味。一个人在海滩上行走下幸被一只椰子击中头部。他的头不幸地裂成两半。接着他妻子沿着海滩走来嘴里唱着一支歌她看见那两半认了出来并且把它们捡了起来。她自然感到非常悲痛于是伤心地大哭起来。正是这种写法使我厌烦诗歌。没准那位夫人仅仅是捡起那两半对着它们极具愤怒地喊道“别来这一套!”不过回信时可别提这一点。那是说不清楚的何况曼德尔太太还是一位诗人呢。得问明斯温在新泽西州伊丽莎白的地址。见到他太太还有他的狗林迪会是件有趣的亭。不过，我自己可不愿意养狗。要给沃卡瓦拉医生写封安慰的信问问他的肾炎好点没有。得跟妈妈要他的新住址。明天早餐前试试到运动甲板去做默想不过可别丧失知觉。如果侍者再次掉落大汤勺也别在餐厅里丧失知觉。爸爸上次非常生气。明天去还书时要在图书室里查查这些词的意义和感情色彩－－
　　肾 炎
　　极大数量
　　礼品马（价值成问题的礼品）
　　刁钻促狭（褒义）
　　三头政治
　　对图书管理员态度要好一些。他装腔作势时就跟他讨论些一般性的问题。
　　特迪突然从短裤旁边的口袋里取出一枝子弹形的小圆珠笔，摘下笔帽，开始写了起来。他把右边大腿当作书桌，没有用椅子扶手。
　　1952年10月28日 日记
　　拾得者可用1952年10月26、27日所写同一地址并获同样酬谢。
　　今天早晨做过默想后给下面这些人写了信。
　　沃卡瓦拉医生
　　曼德尔教授
　　皮特教授
　　小伯吉斯•黑克
　　罗伯塔•黑克
　　桑福德•黑克
　　格雷厄姆先生
　　沃尔顿教授
　　我本来可以问母亲我爸的那些狗牌子放在哪儿不过她也许会叫我不要挂的。我知道爸爸带着这些牌子的因为我见到他把它们打进行李了。
　　在我看来生命正是一种礼品马。
　　我认为沃尔顿教授批评我父母非常缺乏品味。他要人家都按一种特定方式生活。
　　事情要就是发生在今天，要就是发生在1958年2月14日我满十六岁的那天。提这事都让人觉着可笑了。
　　在记完这最后一条之后，特迪仍然注视着纸页，他的圆珠笔仍然斜握着，仿佛还有什么事情要记似的。
　　他显然没有注意有个感兴趣的人在一直独自观察着他。第一排甲板躺椅前面大约十五英尺处，往上十八到二十英尺，那里太阳亮得晃眼，有个年轻人倚着运动甲板栏杆始终在注视着他。这事持续了总有十分钟。显然这年轻人此刻作出了某种决定，因为他突然把搁在栏杆上的一只脚抽了回来。他站定片刻，仍然朝特迪的方向看去．然后便走开了，不见踪影了。但还没过一分钟，他又出现了，在一排排甲板躺椅之间高得惹眼。他大约三十岁，也许还要年轻一些。他开始径直向特迪的椅子走来，穿过椅子间的通道，朝别人正在念的小说篇页上投去分散注意力的小片阴影，旁若元人地踩在(说实在的，周围也就他一个人是站立和走动着的)编织袋和其他私人物件上。
　　特迪似乎没有注意到有个人站在他掎子的跟前－－或者，更精确地说，是将身影投射在他的笔记本上。他后面一两排的人倒是更加感到受了干扰。他们抬起头来看着这个年轻人，也许只有坐甲板椅子的人才会用这样眼光仰起头看别人的。但那年轻人却摆出一种泰然自若的神态，而且仿佛想摆多久就摆多久，小小的条件只有一个，那就是至少让他把一只手插在兜里。“嗨，那边的!”他对特迪说。
　　特迪抬起头来看看。“嗨，”他说。他稍稍掩上笔记本,笔记本也就自己合上了。
　　“我坐～会儿行吗?”年轻人问，他好像是真诚得过了头。“这椅子有人吗?”
　　“嗯，这四把椅子是我们家的，”特迪说。“不过我父亲母亲都还没起来呢。”
　　“没起来?在这样好天气里，”年轻^说。他已经在往特迪右面的椅子里坐下去了。椅子都摆得太近以致扶手都挤在了一起。“那可是暴殄天物呀，”他说。“绝对是暴殄天物。”他伸直了两条腿，大腿根处粗得出奇，几乎都跟人的腰一般粗了。他身上穿的大部分是东海岸部队的军服：头发理得像片草皮，脚登一双很旧的生牛皮皮鞋，这之间是杂凑的军服——暗黄色的羊毛袜，煤灰色的裤子，领尖有纽扣的衬衫，没打领带，还穿了件人字呢外套，那像是耶鲁、哈佛或是普林斯顿那些比较吃香的研究生班班上的老油子穿过一阵的。“哦，上帝啊，天气多好呀，”他赞赏地说，眯起眼抬头看了太阳一眼。“在天气问题上，我绝对是一盘棋里的一只小卒子。”他让粗壮的腿在脚踝处交叉起来。“事实上，别人都知道，我把挺正常的下雨天看作是对我个人的一种侮辱。因此，这样的天气对于我，就绝对是天赐的吗哪了。”虽然他的发音就一般意义来说，可以算是受过良好教育的，但是却比正常状态过火了一些，仿佛他满以为他发出的任何声音让人听着都是非常妥当的——聪明、有文化，甚至很讨人喜欢或是很有魅力一不管是从特迪的有利位置还是从后面一排的人的位置听，如果他们是在听的话。他斜着瞟了特迪～眼，微笑着。“你和你的天气都好吗?”他问。他的笑容并不让人觉得不亲切，但那是社交性的、会话性的，而且不管怎么回避掩饰，还是跟他的自我莲在了一起。“天气有没有搅得你失去些理性的乎衡?”他笑眯眯地问。
　　“我没有把它跟自己联系得太紧，如果你指的是这一点的话。”特迪说。
　　年轻人大笑，头朝后面仰去。“太棒了．”他说。“顺便说一下，我的名字是鲍勃•尼科尔森。我不知道我们在健身房有没有混熟到知道对方名字的地步。自然啰，我是知道你名字的。”
　　特迪将身体重心侧到一边的屁股上，悄悄地把他的笔记本塞进他短裤的侧边口袋。
　　“我一直在观看你写东西呢——从那上头，”尼科尔森乎乎淡淡地说，朝那个方向指了指。“好上天呀。你不停地用功，真像是个小特洛伊人呢。”
　　特追看着他。“我在笔记本上写点东西。”
　　尼科尔森微笑地点点头。“欧洲怎么样?”他没话找话似的说。“你喜欢吗?”
　　“是的．非常喜欢，谢谢你。”
　　“你都去了哪些地方?”
　　特迪突然把身子朝前弯了弯，挠起小腿肚子来。“噢，要说全所有的地名得用好多时间呢，因为我们是开车走的，跑了很多很多的路。”他又坐直了。“不过我母亲和我主要是呆在苏格兰的爱丁堡和英格兰的牛津。我想在健身房里我已经告诉过你了，我得去那些地方让人问话。特别是在爱丁堡大学。”
　　“不，我想你没跟我讲过，”尼科尔森说。“我还不大相信你真的那样傲了。是怎么干的?他们对你搞逼供信啦?”
　　“对不起，你说什么?”特迪说。
　　“是怎样进行的?有趣吗?”
　　“有时候，还行。有时候，不太有趣，”特迪说。“我们呆的时候稍稍长了一些。我父亲想比坐这条船早一点儿回纽约。可是有人要从瑞典的斯德哥尔摩和奥地利的因斯布鲁克来看我，因此我们只得傻等着。”
　　“事情总是这样的。”
　　特迪第一次正跟看着他。“你是诗人吗?”他问道。
　　“诗人?”尼科尔森说。“天哪，不是的。可惜不是的。你干吗这么问?”
　　“我不知道。诗人们总是连对天气也很多愁善感。他们总是对原本没有感情的东西大惊小怪。”
　　尼科尔森微笑着伸手到上衣口袋里去摸香烟和火柴。“我倒认为那是他们的职业特点，”他说。“诗人首先关注的不就是激情吗?”
　　特迪显然没听见，或者是没在听对方的话。他心不在焉地望着运动甲板上的那对烟囱或是烟囱后的更远处。
　　尼科尔森好不容易才点着了烟，因为正有一股轻风从北面刮来。他往后靠去，说：“我知道的，你甩掉了一伙纠缠不清的－－”
　　“‘蝉鸣正喧闹，全不察觉将殒灭。即在一瞬间。’”特迪突然说道。“‘路途何寂寂，无人彳亍于此一秋日之黄昏。’”
　　“这是什么?”尼科尔森笑着问道。“再说一遍。”
　　“那是两首日本谣曲。它们并没有多少激情之类的东西，”特迪说。他突然往前坐，把头歪向右面，用手轻拍右耳。“我的耳朵里还有昨天上游泳课进的积水呢，”他说。他又把右耳轻拍了几下，然后朝后靠去．双臂搁在两只扶手上。这自然是张标准大小让成人坐的甲板椅，他坐在里面显得很小，可是同时，他又显得非常放松，甚至是怡然自得。
　　“我知道，你将一伙很烦人的老学究留在了波士顿，”尼科尔森说，一边观察着他。“在那最后一次小小的争论之后。整个莱德克检测组或多或少都给甩了，据我了解。我想我告诉过你6月里我跟艾尔•巴布科克长谈过一次。事实上，就在那同一个晚上，我听了所放的你的录音带。”
　　“是的，你说了。你跟我说过的。”
　　“我知道他们是一伙最缠人的家伙，”尼科尔森继续说道。“你们有天直到深夜都一块儿谈呀谈个没完 那就是你灌录音带的那同一个夜晚，我相信。”他深深地吸了口烟。“据我了解，你作了些小小的预言，使那帮家伙乱成一团。是这样的吧?”
　　“我希望能知道大家为什么认为情绪冲动是如此重要．”特迪说。“我妈妈爸爸认为，一个人没有人情昧，除非这人认为许多事情都非常悲惨或是非常让人恼火或是非常——非常之不公正，反正是这类情况吧。我父亲读读报就能大喜大悲。他认为我没有人味儿。”
　　尼科尔森往一边弹了弹烟灰。“我琢磨你没有感情?”他说。
　　特迪回答之前想了想。“如果我有，我不记得我什么时候曾经动过感情了，”他说。“这感情有什么好处，我可看不出来。”
　　“你爱上帝，没错吧?”尼科尔森问，有点故作冷静的样子。“能不能说，这是你的长处?从我由你的录音带里听到的以及从艾尔•巴布科克所说——”
　　“是的，当然啦，我爱上帝。可是我并不感情用事地爱上帝。他从没说过谁必须得疯疯癫癫地爱他，”特迪说。“如果我是上帝，我肯定不会要大家疯疯癫癫地爱我。那可太靠不住了。”
　　“你爱你父母，对吧?”
　　“是的，我爱的——非常爱，”特迪说，“可是你想让我用这个词儿来表示你想让它指的那个意思——我看得出来的。”
　　“好。那你想用它来表示什么意思呢?”
　　特迪认真地想了想。“你知道‘亲切’这个词的意思吧?”他问，把脸转向尼科尔森。
　　“大致的意思我还是懂的吧，”尼科尔森不太高兴地说。
　　“我对他们有一种非常强烈的亲切的感情。他们是我的父母亲，我是说，而且我们都是相互和谐与其他等等的一部分，”特迪说。“我要他们活着的时候活得很快活，因为他们喜欢过快活的日子……可是他们并不以这种方式爱我和布波——那是我的妹妹，我是说他们似乎无法按我们的本来面目来爱我们。他们像是无法爱我们除非他们能不断让我们稍稍有所改变。他们爱我们，但是也几乎同样地爱他们爱我们的理由，更多的时候是更爱后面那一点。那样的爱法可不太好。”他把身子稍稍坐直些，并再次转向尼科尔森。“你有空，是吧?”他问。“我十点三十分可有一堂游泳课要上。”
　　“你来得及的，”尼科尔森说，也没有先看看自己的表。他把衣袖往上推了推。“现在才十点过十分，”他说。
　　“谢谢你，”特迪说，又往后靠去。“我们可以再谈十分钟。”
　　尼科尔森让自己的一条腿从甲板椅侧边伸出来，身子往前靠，把他的烟头踩灭。“据我所知，”他说，身体再往后靠去，“你对吠檀多d的轮回转世说坚信不疑。”
　　“那不是一种理论。那是整体里的一部分——”
　　“好了，”尼科尔森急急地说，他微笑着轻轻地抬起双掌，是在作反讽式的祝福。“我们暂且不在这一点上作争论，先让我把话说完。”他再次把伸得远远的粗腿交叉在一起。“从我所听说的，你通过冥思获知某种信息，它使你深倍，你前世是一位印度圣者，但不知怎么的失去了天恩——”
　　“我前世不是圣者，”特迪说。“我仅仅是一个在灵魂升华上取得很大成就的人。”
　　“好吧——不管是什么，”尼科尔森说。“问题是在于你感觉到上次道成肉身时你在最后大彻大悟之前多少失去了天恩。这没错吧，还是我——”
　　“没错儿，”特迪说。“我遇到了一位女士，我可以说是停止了做冥想。”他把胳膊从扶手上放下来，把手塞到大腿底下，仿佛想让它们暖和一些。“总之我还得再次转世为人回到世界上来——我是说当我灵魂上等级还没修炼到那么高的境界，以致如果不曾遇见那位女士的话，我可以死去．直接升为婆罗门．而不必重新回到世间来。不过倘若我没有遇到那位女士我不必非得投胎做一个美国人。我是说在美国要做冥想和过一种精神生活是非常困难的。如果你想那样做，别人会以为你不正常。我父亲就多多少少认为我不正常。而我母亲呢——呃，她认为我什么时候都想到神对我没有好处。她认为这有损我的健康。”
　　尼科尔森在盯看着他，审视着他。“我记得你在那最后一盘带子上说你第一次有神秘经验是在六岁。是这样的吗?”
　　“我六岁时我见到的一切都是神，我的头发直立，此外还有种种迹象，”特迪说。“那是在一个星期天，我记得。我妹妹当时还是一个小婴儿，她正在喝她的奶，突然之间我见到她是神而牛奶也是神。我的意思是，她正在做的事是把神倾倒进神的里面去，不知你明不明白我的意思。”
　　尼科尔森什么也没说。
　　“但是我四岁时就能比较经常地从有限的维里突破出来，”特迪说，像是事后想起似的。“倒不是持续不断或是这类情况，而是比较经常。”
　　尼科尔森点点头。“你当时那样?”他说。“你当时能那样?”
　　“是的。”特迪说。“那盘录音带上有的……也说不定是在我4月录的那一盘上。我记不清了。”
　　尼科尔森又在从口袋里取香烟了，不过他并没有把眼睛从特迪身上移开。“一个人是怎么从有限的维里突破出来的呢?”他问，短促地笑了一声。“我的意思是，就从最基本的事实说起吧，一块木头就是一块木头，比方说。它有长度、宽度一”
　　“它没有。你错就错在这里，”特迪说。“谁都以为事物在某处停滞不前。它们不是这样的。这就是我那时想告诉皮特教授的。”他挪了挪屁股取出一条很难看的手帕－一样灰色、湿淋淋的实体－－擤了擤鼻子。“事物像是在某处停滞不前，那是因为大多数人只知道这样去看待事物，”他说。“可是这不等于说事物就是这样的。”他把他的手帕放在一边，盯看着尼科尔森。“你把胳膊举起来一会儿，行吗?”
　　“我的略膊?为什么?”
　　“就照着做吧。只举一小会儿。”
　　尼科尔森把他的前臂举得比扶手高出一两英寸。“这一只吗?”他问。
　　特迪点点头。“你管那叫什么?”他问。
　　“你是什么意思。是我的胳膊。那是一只胳膊。”
　　“你怎么知道它是的?”特迪问。“你知道它叫作一只胳膊，可是你怎么知道它是呢?你有什么证据说明那是一只胳膊?”
　　尼科尔森从他的烟盒里取出一根香烟，点燃了它。“坦率地说，我认为那恰好正是最最拙劣的一种诡辩术，”他说，吐出了一口烟。“它是一只胳膊，老天爷啊，因为它是一只胳膊。首先，它必须有个名称，以便与其他事物相区别。我是说你不能仅仅——”
　　“你只不过是在讲逻辑罢了，”特迪不动声色地说。
　　“我只不过是在什么?”尼科尔森问，彬彬有礼得稍稍有点过了头。
　　“讲逻辑。你只不过是给了我一个正规、得体的回答，”特迪说。“我方才是想帮助你。你问了我想要时是怎么能从有限的维里突破出来的。我做的时候当然靠的不是逻辑。逻辑是你首先必须摆脱的一样东西。”
　　尼科尔森用手指将他舌头上的一丝烟草拣走。
　　“你知道亚当吧?”特迪问他。
　　“我知道谁?”
　　“亚当。《圣经》里的。”
　　尼科尔森笑了。“个人之间并没什么来往，”他冷冷地说。
　　特迪迟疑了一下。“别生我的气，”他说。“你方才问我一个问题，我正－”
　　“我没有生你的气，老天爷呀。”
　　“好吧，”特迪说。他身子靠在椅背上，但是脸却转向尼科尔森。“你知道亚当在伊甸园里吃的那只苹果吧，《圣经》里提到的?”他问。“你知道那只苹果是什么吗?逻辑。逻辑和智慧那类的东西。苹果里面全是这些东西。因此——下面就是我的看法了——你必须要做的就是把它呕吐出来如果你想看清事物的本来面目的话。我的意思是如果你把它吐出来了，那么你就不会有任何困难去认识木头和别的东西了。你就不会看到事物任何时候都是停滞不前的了。而且你能知道你的胳膊其实是什么，如果你感兴趣的话。你懂得我的意思吗?你跟得上我的思路吗?”
　　“我跟得上的，”尼科尔森说，有点小高兴了。
　　“问题在于，”特迪说，“大多数人甚至都不想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他们甚至都不愿停止老是这样地出生和死亡。他们只是不断地要新的身躯，而不想停下来与神共处，那样的境界才是真正美妙的。”他思考了一会儿。“这样一群吃苹果的人我以前还真的没有见到过呢，”他说。他把头摇了摇。
　　就在此时，一个在附近巡行的身穿自制服的甲板侍者，在特迪和尼科尔森身前停了下来，问他们要不要用早餐肉汤。尼科尔森根本没理他。特迪说，“不用，谢谢你，”于是那甲板侍者就走开去了。
　　“如果你不想讨论下面这件事，倒也不必勉强，”尼科尔森突然说，显得有点无礼。他把香烟灰弹了弹。“不过，这是真的，还是并非真的，你曾告诉整个莱德克检测小组－－沃尔顿、皮特、拉森、塞缪尔斯，还有小组别的人——他们最终将在何时、何处以及如何死去?这是真的呢还是不是的?你不想讨论的话可以不说，不过波士顿可是谣传纷纷呢 ”
　　“不，那不是真的，”特迪加重语气地说。“我告诉了他们在什么地方，以及什么时候，他们务须格外格外当心。而且我还告诉了他们一些他们做了的话会有好处的事……可是我并没有说过任何那样的话。我并没有以那样的方式提到任何无可避免的事。”他又摸出手帕来使用。尼科尔森看着他，等待着。“还有我压根没跟皮特教授说过一点点那样的话，首先，他不是那伙人里的一个，他们乱开玩笑，还问了我一太堆问题。我的意思是我告诉皮特教授的仅仅是他过了1月份就再别去教书了——我说的就是这些。”特迪身子往后靠去，沉默了一会儿。“别的那些教授，他们实际上是硬逼我告诉他们那些事儿的。那是在我们谈话全谈完以后，录完音以后，时间很晚了，他们全都仍然坐着抽烟，变得嬉皮笑脸的。”
　　“不过你就没有告诉沃尔顿，或者拉森，比方说．死亡何时、何地与如何最终来到？”尼科尔森紧迫不舍地问。
　　“没有。我没有说过，”特迪斩钉截铁地说，“我原本不会告诉他们一点点那样的事的，可是他们没完没了地聊这种事。总不外是沃尔顿教授开的头。他说他真的希望他知道自己什么时候会死，因为这样他就有数什么工作该干什么工作不该干了，以及怎样最有效地利用他的时间，等等等等。接下去他们全都这么说…因此我跟他们透露了一点点。”
　　尼科尔森什么也没有说。
　　“不过，我没告诉他们将要死去的准确时间。那完全是误传的谣言，”特迪说。“我也可以说的，但我知道他们内心并不真的想知道。我的意思是我知道虽说他们是教宗教、哲学什么什么的，但是他们仍然非常害怕死。”特迪坐着，或者不如说斜靠着，有一分钟什么都没说。“这太愚蠢了，”他说。“你死去时无非就是从你的身体里挣脱出来。我的天哪，每一个人做这件事都做了成千上万遍了。不能仅仅因为他们不记得了就说他们没做过。这是多么的愚蠢。”
　　“那也可能，那也可能。”尼科尔森说。“但是合乎逻辑的事实仍然是不管多么聪明地——”
　　“这是多么的愚蠢，”特迪又说。“比方说，再过大约五分钟我有一堂游泳课。我会下楼到游泳池那儿去，那里面也许一点几水也没有。说不定正好是换水的日子什么的。那么，可能发生什么事呢，我也许会走到池子边，只是想看一看池底，比方说吧，而我的妹妹说不定会走过来不知怎的把我推了下去。我可能脑壳破裂顿时就死去。”特迪盯看着尼科尔森。“那完全可能，”他说。“我妹妹只有六岁，她不是一个有过许多次前世的人，而且她也不太喜欢我。这样的事很可能发生，是吧。那么，这里面又有多少悲惨的成分呢?又有什么可害怕的呢?我是说，我只不过是做了我应该做的事，仅此而已，难道我不是这样吗?”
　　尼科尔森鼻子里轻轻地哼了哼。“从你的观点看也许不是什么悲剧，但是对于你的母亲父亲，那肯定是一件挺惨的事，”他说。“这你考虑过吗?”
　　“是的，当然想过，”特迪说。“不过那仅仅是因为他们对于世界上发生的每一件事都有个名堂而且很爱激动。”他方才又把两只手掖到大腿底下去了。这会儿他把手抽了出来，将胳膊放在扶手上，看着尼科尔森。“你认识斯温吧?就是管理健身房的那人？”他问。他等着•直到看见尼科尔森点了点头。“呃，要是斯温今天晚上梦见他的狗死了，他自然会一个晚上都睡不好觉，因为他非常喜欢那条狗。可是等他早上醒过来，一切都会没事的。他会知道那只不过是一个梦。”
　　尼科尔森点点头。“那又到底说明什么呢?”
　　“说明的是：如果他的狗真的死了，那也完全是同一回事儿，只不过他不知道罢了。我是说他一直到自己死去之前都再不会醒过来了。”
　　尼科尔森一副无动于衷的样子，他正用右手慢悠悠地按摩自己的后脖颈，好让那儿舒服一些。他那只搁在扶手上的左手，指间夹着根新的没点燃的香烟，在明亮的阳光下显得出奇地苍白，像是没有生命似的。
　　特迪突然站起身来。“我恐怕真的该走了。”他说。他又试探地往他椅子腿延伸出去的木棍上坐下来，面对着尼科尔森，一边把t恤往裤子里掖掖。“我想，大约只有一分半钟让我走去上游泳课了，”他说。“要一直走到e区甲板呢。”
　　“我能不能问一句，你为什么告诉皮特教授他应该在教完一年的第一个月后就别再教书?”尼科尔森问，口气相当生硬。“我认识鲍勃•皮特。所以我才要问。”
　　特迪紧了紧他的鳄鱼皮带。“只是因为他精神气质比较重，如果他想在精神上有真正的进展，那他现在所教的许多东西对自己没有太大的好处。它们对他刺激太大。他现在应该把所有东西从他脑子里排除出去而不是往里装更多的。如果他想的话，他可以就在这一辈子里把许多这种苹果都排除出去。他在冥思上做得很好。”特迪站起身米。“我现在真该走了。我不想到得太迟。”
　　尼科尔森抬起头来看他，眼光停住不动－－想再留住他一会儿。“如果你能改变教育制度的话，你会做些什么?”他含意不清地问道，“对这问题你有过点儿考虑吗?”
　　“我真的得走了，”特迪说。
　　“就回答这一个问题，”尼科尔森说。“教育是我的至爱，真的——我就是讲授这门课的。所以我才要问。”
　　“嗯……我会怎么做我还不太清楚，”特迪说。“我知道我肯定是不会按学校一般开始做的那一套去开头的。”他双臂交叉，沉思了片刻。“我想我会首先把所有的孩子聚集拢来，教他们如何去做冥想。我要设法教会他们如何发现他们是谁，而不仅仅是他们的名字叫什么这一类的事儿……我想，在这之前，我还得先让他们把他们的父母以及所有别的人告诉过他们的一切都排除出去。我的意思是即使他们的父母仅仅告诉过他们一只象很大，我也会让他们把这点点也排除出去。一只象只是在跟别的什么东西——一条狗或是一位女士，比方说——相比较的时候，才是太的。”特迪又想了一会儿。“我甚至都不会告诉他们象有一个象鼻。我会向他们显示一只象，如果我手边正好有一只的话，但是我会光让他们走到大象跟前去，脑子里对象毫无所知正如象对他们毫无所知一样。对于草以及别的事物也都如此。我甚至都不会告诉他们草是绿的。颜色不过就是名称嘛。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告诉他们草是绿的，那就会使他们开始指望草看上去是某种样子的～—是你说的那种样子——而不是别的样子，那没准同样的好，还说不定更好一些呢……我说不上来。我就让他们把他们的父母和每一个人让他们咬了一口的苹果一五一十全都呕吐出来。”
　　“你这样做，有没有冒着培养出浑噩无知的新的一代的危险呢?”
　　“怎么会?他们不会比一只象更浑噩无知。或者比一只鸟。或者比一棵树，”特迪说。“不能仅仅因为某种事物采取某种方式。而不是光以另一种方式行事，就说它浑浑噩噩。”
　　“那么说不是的?”
　　“绝对不是!”特迪说。“何况，如果他们想学所有那些别的东西一名称、颜色和数据什么的一他们尽可以学，如果他们感到想学了，等他们长大些以后再学嘛。不过我是要他们以看事物的全部真正的方式来开始，而不是仅仅以所有别的吃苹果的人看待事物的方式——这就是我的意思。”他朝尼科尔森挨过去，把他的手向他伸下去。“我现在得走了。真的，我很高兴能和——”
　　“稍等一等－再坐一分钟，”尼科尔森说。“有没有想过长大后从事研究工作什么的?医学研究，或是这一类的工作?依我看，就你的头脑来说，没准你终究会——”
　　特迪回答了，可是并没有坐下来。“我倒考虑过一回，那还是在两年之前，”他说。“我跟几个医生谈过。”他摇了摇头。“那样的工作不会让我太感到兴趣的。医生们都太紧贴事物的表面了。他们总是谈细胞啊什么的。”
　　“哦?你不认为细胞结构有其重要性?”
　　“我认为，我当然认为是有的。不过，医生们谈到细胞时仿佛它们自身就具有那样无限的重要性似的。仿佛它们并不真是属于具有它们的那个人似的。”特迪用一只手把前额上的头发往后掠了掠。“我生长我自己的身体，”他说。“没有任何人代替我做这件事。因此如果我生长了它，我必然知晓如何长成它。至少，是无意识地知道。在最近这千百年中的某段时间里，我也许会忘却如何生长它的有意识的知识，但是这知识仍然在那里，因为－－很明显——我曾经运用过这知识…必须得依靠大量的冥想和清除，才能把整个知识找回来－－我指的是有意识的知识－－不过如果你想的话这一点是可以做到的。如果你的头脑是够开放的话。”他突然伸出手去把尼科尔森放在扶手上的手抓起来。他只握住摇了一下，挺友好的，并且说：“再见。我必须走了。”这一回，尼科尔森没能留住他，他开始急匆匆地从过道之间穿了出去。
　　他走后，尼科尔森双手放在椅子扶手上，那根未点燃的香烟仍然夹在左手手指间，他一动不动地坐了好几分钟。最后，他抬起右手，摸了摸，仿佛要检查他的领口是否仍然敞着。接着他点燃香烟，仍然一动不动地坐着。
　　他把烟一直抽到快燃完时，突然把一只脚从椅子边上伸出去，踩在烟屁股上，并且站起身，相当快地朝过道外面走去。
　　他沿着船头的楼梯，快快地下到散步甲板。他没在那儿停下来，又继续往下走，步子仍然很快，来到主甲板。接着走到a区。然后是b区。然后是c区。然后来到d区。
　　在d区甲板那里，船头楼梯到了尽头了，尼科尔森站住片刻，显然是不知再往哪儿走了。不过，他瞥见了一个像是能向他指点方向的人。在通道的半路上，一个女服务员坐在厨房门外，在边看一本杂志边抽烟。尼科尔森走到她跟前，简短地问了问，谢过了她，继续往船头方向走了几步，推开一扇沉重的金属门，门上写道：通往游泳池。门后面是一道狭窄的、没铺地毯的扶梯。
他还没下到一半就听见一声长长的、极为刺耳的尖叫声——分明是一个小女孩发出的。音响效果非常好，仿佛是在四堵砖墙之内回响似的。
译后记
　　《九故事》(nine stories)是我国广大读者熟悉的《麦田里的守望者》作者的另一重要作品。该书出版于1953年，亦即《麦田里的守望者》出版后的两年。如果说，《守望者》“反映的是在一个充满尔虞我诈、虚伪和压制的世界里主人公想拼力追溯责任的起源、作出超越阻隔和区别的尝试，”那么，《九故事》则是“把儿童的世界看成是真实的世界，而成人的世界则只是一个正从内部毁坏的、把人类之爱永远牺牲于卑劣的肮脏处所”。以上所引的是文学批评家马尔科姆•布拉德伯利的带结论性的简短评语，当然不可能说得很全面，但还是比较切中要害的。
　　杰•戴•塞林格(j．d．sal•nger，更准确的译法应是塞林杰)，于1919年出生在纽约市一个犹太商人之家，家境比较富裕。他少年时在几所预科学校断断续续学习之后，1934—1936年又到一所“福奇谷军事学院”住读。《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关干寄宿学校的描写，很大部分即以这所学院为背景。总之，塞林格在学业上始终没有得到什么正式的结果。1937年，十八岁的塞林格到欧洲去呆了五个月，主要是为7熟悉父亲的进口干醅、火腿的商业业务。但他更感兴趣的似乎是欧洲的艺术。回美国后他又进过两所大学，但均未毕业。在此期间，他爱上7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女儿乌娜．不料乌娜很快就嫁培了年纪比她大得多的喜剧演员查理•卓别林，使塞林格再次感到失败与挫折。1939年塞林格进了哥伦比亚大学的“短篇小说创作班”，导师是《短篇小说》杂志的主编惠特•伯纳特。从此时起，塞林格便断断续续地创作短篇小说。伯纳特是第一个发现他写作才能的人，但塞林格似乎并不领情。他年轻时就是位性格奇特的人。
　　美国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塞林格从军，受过反间谍的训练，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战。战争的残酷在他心灵上留下了创伤，他曾主动要求住院治疗。在巴黎时他曾去拜见在那里当记者的海明威，据说海明威对他的才气颇加赞赏。塞林格与战争有是的另一件事是，他曾与一位法国女医生结婚，但不久在女方要求下又离了婚。据说，这个法国女子曾经受过作为情报官员的塞林格的审讯。以上这些塞林格的经历在《九故事》里多少能见到一些蛛丝马迹。
　　1 946年塞林格脱离军队，专事写作，仍以短篇小说为主，他的作品先是发表在《短篇小说》《星期六晚邮报》《老爷》《哈泼斯》等刊物上，后来更受到《纽约人》编辑的青睐。此后他的作品都是先发表在《纽约人》上，然后再出书。
　　在出书上，塞林格非常谨慎。时至今日，他仍然未将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都结集出版。1974年，有人曾私自编印了一部两卷本的《杰•戴•塞林格未结集短篇小说全集》，这是未经他同意的盗版本。他的一篇作品《海普渥茨16号，1924年》是发表在1956年6月的《纽约人》上的，这是他最后在刊物上发表的一篇作品。出版社几次征得他的同意打算出版，但最后又遭到了他的反对。
　　塞林格在出版《九故事》后，只出版了两本书。一为《弗兰尼和卓埃》(1961)，另一为《木匠们，把房梁抬高些；以及西摩：一个介绍》(1963)。这些作品里的神秘主义倾向越来越浓厚，看来已非心态颇不正常的作者所能控制。据说，塞林格的宗教哲学的来源是一本宣讲印度宗教的叫作《罗摩克里希纳大师的教义》的书。近年来，塞林格之让人记得，除了不断重印的《麦田里的守望者》外，主要是对他的隐居、他的生活怪癖，以及与他有关的一些女人的报道。他过去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与他的女儿玛格丽特.a.塞林格都出版了回忆他的书。这些事己超出塞林格文学成就的范围，这里就不提了。
　　不营怎么说，塞林格通过《麦田里的守望者》《九故事》等作品，写出了“多愁善感的反英雄们四处碰壁的浪漫主义理想”①，写出了美国二战后空虚、苦闷的一代青年的“爱和污秽凄苦”。而且他“是个极具魅力的作家，他有意限制了写作范围并在这片狭小天地里达到了完美”@。因此，对译者来说，翻译他的作品无疑是需要认真对待的一项工作。而对于读者来说，阅读他的作品则是既有认识价值，也会得到审美收获的一项精神活动。
　　塞林格经常在小说接近结尾处不动声色地布设一个“风暴眼”。读者需要细心发现与用心琢磨才能领略其微妙含义与艺术效果。这是译者通过翻译所得到的体会，写在这里供读者参考。
本书九篇作品中，《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就在跟爱斯基摩人开战之前》《下到小船里》《嘴唇美丽而我的双眸澄碧》《德•杜米埃史密斯的蓝色时期》等五篇系由何上峰先生翻译，其余四篇则由我译出。特此说明。李文俊2002年9月于华威西里


塞林格 一个传奇的离世
2010-02-11 14:54 南方人物周刊 网友评论 0 条，点击查看本刊记者 刘子超
1
2010年1月27日，91岁的美国作家j.d.塞林格（jerome david salinger），在新罕布什尔州小镇康沃尔的家中溘然辞世。
57年前，这位文学隐士定居此地，从此不视尘烟。
据塞林格的文学代理机构哈罗德•奥伯协会说，去年5月，塞林格摔伤了大腿，但身体状况一直不错，直到今年，才开始突然衰退。
不过，他没有遭受任何痛苦，协会代表说，他在平静中离开了人世。
2
1951年，塞林格发表了他最负盛名的作品 《麦田里的守望者》 。他还出版过《九故事》和以格拉斯家族为主角的《弗兰尼与祖伊》、《抬高房梁，木匠们；西摩：小传》。它们大都以早熟的青少年为描写对象。
1965年之后，塞林格没有出版新作，但他仍然影响了不计其数的年轻人。
霍尔顿如同马克•吐温笔下的哈克，他远离崇高，却充满正义感。
《时代》周刊说，如果有一样东西将《麦田里的守望者》与它的年代联系起来，那就是霍尔顿（或许也是他的创造者）的终极谴责：伪君子。在这个词的周围有一整套模糊的伦理体系，而霍尔顿•考尔菲尔德就是这套伦理的哲学创始人。
《纽约客》的编辑大卫•莱姆尼克说，塞林格受到了如此广泛的阅读，以致你很难想象任何一位读者，无论老幼，没有受到霍尔顿或格拉斯家族的影响。
3
《麦田里的守望者》已经卖出3500万册，至今仍能每年销售25万册。人们将它和《少年维特的烦恼》并论。据说，维特曾引发欧洲年轻人的自杀风潮，那么霍尔顿呢？
《麦田里的守望者》的书名来自罗伯特•伯恩的诗歌《穿越麦田》。诗中无所不在的无助感被塞林格融进了霍尔顿的人生，而成为一代年轻人的心灵写照。
美国社会学家大卫•雷斯曼说，每个校园都有霍尔顿式的孤独人群--他们是那些在12月一定穿着雨衣的人，他们忠实地扮演着霍尔顿的角色。
1980年，马克•大卫•查普曼枪杀了披头士主唱约翰•列侬。他在警车里说，他这样做的原因可以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找到。
美国作家菲利普•罗斯写道：年轻人对塞林格作品的热爱表明，塞林格比其他任何作家都更融于时代，他的作品始终指向这个时代与个人心灵间的缠斗。
4
丛生的桦树和铁丝网阻挡着人们的视线；一座涂成大红色的新英格兰式平房和一个不大的蔬菜园旁边，流淌着小溪；小溪对面是个混凝土单间，里面有使塞林格成为作家的一切：书、打字机和档案柜。
年轻时代，塞林格渴望成功；可当成功到来，他却迅速归隐山林。
塞林格极少离开自己的隐居之所，只不时开着吉普车到城镇去，购买食物和报纸。他会说上几句必要的话，除此之外便沉默不语。那些想接近他的人，最终只能给他写信，但通常收不到回复，因为塞林格嘱咐出版社，直接把来信烧掉。
有时塞林格会去佛罗里达度假，或是与同样隐居的《纽约客》前主编威廉•肖恩碰个头。他们在老巴尔的摩酒店的大钟下见面，那里挤满了预科学校的学生和刚进入大学的菜鸟。
5
多少年来，塞林格所在的小镇经常埋伏着记者，但几乎没有人如愿以偿。
塞林格拒绝一切采访，只有一次例外：一个16岁的高中女孩，要为校报写一篇文章，塞林格接受了采访。不过，看到文章最终发表在公开杂志上后，他失望地在房子四周搭起了铁丝网。
他拒绝访客，在街上遇见陌生人打招呼，也会转头逃跑。
自从《麦田里的守望者》第二版之后，按塞林格的要求，他的照片不再出现在书皮上。
他拒绝任何读书俱乐部活动。在好莱坞将他的短篇小说《威格利大叔在康涅狄格州》改编成一个商业垃圾后，他不再出卖任何版权给好莱坞，甚至连大导演斯皮尔伯格也被拒之门外。
一直逃避世俗世界的生活，或许比参与正常社交活动更辛苦。不过塞林格至少实现了霍尔顿在《麦田里的守望者》中的愿望：在树林边建一座小木屋，“不用跟任何人进行他妈的愚蠢没用的对话”。
6
过去的情人乔伊斯•梅纳德与塞林格的女儿玛格丽特都出版过回忆塞林格的书。
在《我曾是塞林格的情人》一书中，梅纳德爆料说，塞林格控制欲极强，性方面也很霸道。他对自己的健康非常在意，沉迷于顺势疗法，饮食极挑剔，早餐只吃冷冻豌豆，晚餐则是半熟的羊肉汉堡。
玛格丽特说，她父亲有一串古怪的癖好，包括：禅宗、吠檀多印度教、基督教科学和针灸等。她说他喝自己的尿，在倭格昂盒子（orgone box，心理学家威廉•赖希发明的一种有电话棚大小的六面盒子，盒子里面是金属，外面是木质，病人坐在盒子里可以吸收集中起来的倭格昂能放射以治疗疾病）里一坐就是几个小时。
塞林格的儿子马修对以上描述的真实性予以否认。
7
塞林格出生在纽约一个犹太商人之家。少年时代在几所预科学校学习，后又到一所军事学院寄宿。《麦田里的守望者》中很多描写都以此为背景。
在学业上，塞林格平平无奇。18岁时，被父亲派到欧洲，学习进口干酪、火腿的业务，但他的兴趣显然在欧洲艺术上。
回到美国，他上过两所大学，但均未毕业。他爱上了剧作家尤金•奥尼尔的千金，她却嫁给了足够当她父亲的卓别林。
8
塞林格在二战爆发后参军。此时他已经开始写作。“只要我有时间，只要我能找到一个空着的战壕，我都一直在写。”
他开着吉普的时候也带着一台打字机，他的一名战友回忆说，在他所处的那个区域遭遇袭击的时候，他还蜷在桌子下飞快地打字。
塞林格参加过诺曼底登陆，残酷的战争给他留下了精神创伤，他主动要求住院治疗。这期间，他曾去巴黎拜访海明威，后者对他的才华大加赞赏。
他与一位法国女医生结了婚，但不久就离掉了。据说，这位法国女子受过作为情报官员的塞林格的审讯。
9
1946年，塞林格离开军队专事写作。他的作品曾发表在很多刊物上，直到受到《纽约客》的青睐。此后，他的小说就再没有在其他地方发表过。
除了《麦田里的守望者》，塞林格塑造了庞大而古怪的格拉斯家族。这个大家族的整个命运还没有叙述完成，但它已经成为人们难以忘却的美国家族传奇。
美国作家厄普代克曾说，塞林格对格拉斯家族的爱甚至超过了上帝。乔伊斯•梅纳德说，她看到过关于格拉斯家族的几个书架的笔记，但这些笔记从未出版。
10
在出书这件事上，塞林格非常谨慎。他并未将在刊物上发表的作品全部结集出版。
1965年他最后一次在《纽约客》发表作品《海普渥茨16号，1924年》。他一度同意将这篇小说出版，最后一刻又撤销了授权。
几年前，一个自称为j.d.加利福尼亚的瑞典人写了《麦田里的守望者》续集，署名为《60年后：穿越麦田》。塞林格起诉了加利福尼亚和他的出版公司。在曼哈顿联邦法庭上，法官支持了塞林格的请求（此书后在英国出版）。
塞林格去世后，他的少量短篇也许会进入公众领域。不过律师表示，按照塞林格对隐私和著作的保护程度，版权全部公开，可能要等到2080年。
11
塞林格曾说，他身处这个世界，却从不属于它。如今，他离开了这里。
他的家人希望他能与自己所爱的人在一起，不管这些人是真实的人物抑或是虚构的小说角色。
1951年，《纽约客》访问塞林格，问起他热爱的作家。
塞林格回答：“我爱卡夫卡、福楼拜、托尔斯泰、契诃夫、陀思妥耶夫斯基、普鲁斯特、奥•卡西、里尔克、洛尔迦、叶芝、兰波、勃朗特、简•奥斯汀、亨利•詹姆斯、布莱克、柯勒律治。我不会举出任何活着的作家，我认为那样做不对。”
如今我们都可以爱j.d.塞林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