夹边沟记事
夹边沟记事-杨显惠 上海女人 这段故事是一位名叫李文汉的右派讲给我听的。他是湖北省人，高中毕业，1948年参加解放军，解放后曾经加入志愿军入朝作战。在朝鲜战场他负了伤，三根肋骨被美国人的炸弹炸断。回国治疗后留在公安部工作。他说，后来因为出身于大资本家家庭的缘故，组织部门调他到甘肃省公安厅，名义是支援大西北。可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不久，又被下派到酒泉地区劳改分局，在生产科当一名生产干事。1957年他被定位右派，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1960年12月以后，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全部释放回原单位去了，他却无“家”可归，因为他是被开除公职的右派。在劳改分局的招待所里住了两个月以后，领导终于想出办法来了：你到安西县的十工农场去吧，不算干部，也不是劳改犯，去当个工人吧。他到了十工农场，场领导又作难了：正式招工吧手续又不好办，哪有右派招工的道理？最后只能以刑满就业人员对待，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在劳改队种菜。种菜到1969年，因为战备的原因，十工农场的犯人迁移到甘肃中部的五大坪农场去了，他不是犯人不能去，只好和其他几个就业人员一起移交小宛农场。于是，他就成了我们十四连畜牧班的放牧员，和我同住在羊圈旁的一间房子里。在一起生活得久了。相互有了了解，也信任对方了，他便陆陆续续对我讲了许多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今天我再给你讲一段夹边沟的故事，是一个女人的故事。她是个右派的老婆，上海人。 我跟你说过，1960年国庆节前，夹边沟的右派——包括新添屯作业站的右派——除去死了的和几百名体质太弱什么活也干不了的，全都迁移到了高台县明水乡的一片荒滩上。省劳改局的计划是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调人，在那片荒滩上建一片河西走廊最大的农场，要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因为仓促上马冬季临近，其他农场的领导很贼，没有按计划调人，就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过去了。大约是一千五百人，分别住在祁连山前的两道山水沟里。千百年来，从祁连山里流出的洪水在那片荒滩上冲出了几道深沟。山水沟蜿蜒两公里多长，南边靠近祁连山的一端很浅，越往北越深，最深处有六七米。出了山水沟是一片泥沙沉积的沙土地，再往北是一道接一道的沙梁。 由于没有木材盖房，我们住在自己动手挖的窑洞里。窑洞大小不等，沟浅的地方，靠近南端，因为崖坎矮，挖的窑洞才一米高，人四肢着地才能钻进去，进去后坐着刚能仰起脸来。这样的窑洞住一个人或者两个人。我们组的窑洞挖在山水沟中端，很大；我们组最早是二十五个人，在夹边沟死掉了三个，还有三个因瘦得走不动路留在夹边沟了，剩下的十九个人加上其他组没住处的两个人，全住在这个窑洞里。我们组的人，我印象最深的是文大业、崔毅、魏长海，还有晁崇文、钟毓良、章……哎呀，叫章什么来的，那是个西北师院历史系的教授，姓章，可名字突然就想不起来了。对了，崔毅，崔毅这时候已经不在明水也不在夹边沟了，他在两个月前就逃跑了。他是四十年代北大的毕业生，英文讲得特好。这人四十年代就参加学潮，是地下党，解放后是省委宣传部的干部。文大业是省卫生学校的副校长，原兰州医学院教授，死在明水了，吃脏东西死掉的。对了，董建义也是那几天死掉的，和文大业前后脚死掉的。 文大业的死我记得很清楚。那是十一月上旬的一天，他从自己的铺上挪过来凑近我，说，老李，我活不过一个星期了，我喝粉汤了。我当时吓了一跳，问他真的吗，他说真的。 我可是吓了一跳。他说的粉汤就是用黄茅草籽煮的汤。黄茅草你知道吗？你肯定知道，草滩上到处都长，你就是不知道它叫什么名字。它长的样子就像骆驼草一样，一蓬一蓬的，茎秆比骆驼草的茎秆还粗还高。它的茎是黄色的，叶片也带点黄色，很好辨认。河西的农民都叫它黄茅草，有的叫黄茅柴，因为农民们都拿它当烧柴，有的把它挖来埋在田埂上做风墙——挡风。黄茅草的草籽是能吃的，这我们原来不知道，是酒泉县和高台县的右派们说的，他们也是听老人们说的：闹饥荒的年头，当地的农民们用它充饥。于是，右派们就跟他们学，拿着床单到草滩上铺开，把黄茅草枝条压下来敲打，把籽打下来；然后用手搓，把皮搓掉，再拉着床单摇晃，叫风把皮儿刮走。不能吹，黄茅草籽太小太轻了，像罂粟籽那么大小，一吹就连籽都吹跑了。籽儿收集回去再用锅炒熟。炒的时候要注意，不能炒焦了，只要爆一下就成。当然，那么小的籽儿，你是听不见爆声的，要用眼睛看，籽儿在锅里自己动了一下，那就是爆了。炒熟之后装在小布袋里，缝在衣裳里边，藏好。一定要藏好，干部们要检查的，那东西容易吃死人，干部们不叫吃，检查出来就没收了。 黄茅草籽吃起来也麻烦，抓一撮放在饭盒里煮，煮着煮着就成了清白色的粥，真像是淀粉打的粉汤，与淀粉汤的不同之处在于用筷子一挑能拉出丝来。这时候还不能吃，要搅，一边搅一边吹，叫它快点凉下去。凉了的“粉汤”像一团面筋，柔柔的。把它拉成条状，拉长的感觉就像是拉橡胶一样，然后咬着吃。那东西是嚼不烂的，只能咬成一块一块咽下去。这东西根本就没有营养，但是也没毒，吃它就是把空空的肠胃填充一下，克服饥饿感，就像有些地方的人吃观音土一样。这种东西能挺时间，吃上一次能挺三天，因为它是不消化的。既然不消化也就排泄不出来，需要吃别的野菜什么的顶下来。这种东西千万不能在粥状的时候喝下去。在它还没凝固成块状之前喝下去，它会把肚子里的其他食物——树叶子呀，干菜呀，还有别的杂草籽呀——粘在一起，结成硬块堵在肠子里形成梗阻。我估计，在夹边沟和明水至少有几十人因为喝了这种“粉汤”而致死。有些人是出于没有经验，第一次喝了就死去了，但另一些人的想法是嚼着吃太恶心。少喝一点可能没有危险，实际是对“粉汤”的粘性估计不足。 真是吓坏了，我当时就说他：你不知道那东西不能喝吗？他回答：饿得等不及了，还没放凉就喝了几口。我生气地说，几口？就几口吗？他回答，也就半碗。 我说这可怎么办呀？ 他说要是有点蓖麻油就好了。 我知道，蓖麻油是泻药，它可以把肠子里的食物变成稀汤子排泄出来。我立即跑出去跑了一趟场部卫生所，但是医生把我骂了出来：人家都拉肚子拉得要把肠子拉出来，你还要泻药，我到哪里给你找泻药去！ 医生说的话也对，农场闹病的人大都是因为吃了脏东西拉痢疾。有些人拉得起不了床，几天就死掉。 我沮丧地回到窑洞，跟文大业说，你还想活不想活呢，想活我就给你掏！ 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们就互相掏粪蛋蛋了。超常且沉重的劳动把我们的身体榨干了，每天供应的十二两原粮不能提供沉重劳动所需的热量，为了活命，我们把谷糠呀、树叶和草籽呀，凡是我们认为有营养的东西都填进肚子。这些东西是不易消化的，加之我们的肠胃早就没有了油水，所以排泄就成了非常痛苦的事情。我们每次要在茅坑上蹲半天，竭尽全力才能排泄出几个粪蛋蛋。有人在骂人的时候说，你打嗝怎么是草腥味的！那意思是说你不是人，你是吃草的牲口。我们那时候排泄出的东西就是和驴粪蛋一样的草团子。我们经常在茅坑上蹲半天，连个粪蛋蛋也排泄不出来，必须相互帮助，互相配合：一个人趴在地上撅着屁股，另一个人从后边掏。我们大多数人都有一个专用工具，是用质地坚硬的红柳枝条削成的木勺，状如挖耳朵勺但又比挖耳朵勺大出许多倍。没有制备专用工具的人只好用吃饭小勺的把儿掏了。 文大业对我讲的时候，事情已经到了很痛苦的程度：小肚子胀得圆鼓鼓的，但又排泄不出来。我马上和他一起走到窑洞外边去，他趴在一个土坎上，撅着屁股，我跪在后边进行操作。但是，用了很长的时间，我也没掏出一点东西来。文大业的肚肠里吃下去了很多菜叶、草籽之类的代食品，“粉汤”把这些代食品黏结在一起，凝成了一个很坚硬的硬块。硬块的直径超过了肛门的直径许多，堵在肛门上，根本就无法掏出来。我试图把这个硬块捅碎，使之化整为零，但也没有成功。我的专用工具一用力，那硬块就移动，根本用不上力，而文大业又痛苦难忍呻吟不止。最后的结果是我的专用工具把他的粪门搞得鲜血淋淋，一塌糊涂，硬块安然如初。 文大业的肚子胀得越来越大，五六天后就“胀”死了。我们把他的尸体用被子裹起来抬到窑洞外边放着，下午，农场掩埋小组的人把他装上马车，拉到北边的山水沟口埋掉了。 我们窑洞里，唯一不吃脏东西的是董建义。董建义是省人民医院的泌尿科医生，上海人，印象中似乎是毕业于上海的哪个医学院。还在夹边沟的时候我就认识他，就是没说过话，我和他不在一个队。1959年国庆节前夕，农场组织我们去酒泉看酒泉劳改分局搞的《建国十周年劳改成果展》，在一家饭馆吃饭，我们俩坐在了一起。夹边沟的右派分子们大都身上带着一些钱和粮票的。这是他们当初从家里带来的，因为劳教农场不许加餐，就总也花不出去。只要遇到外出，见到饭馆，就决不会放过吃一顿的机会的。可惜那时的饭馆里卖饭也是定量，只卖半斤小米饭或者两个馒头。有的人为了多吃一份，只要时间来得及，吃了一家饭馆再钻进另一家饭馆。 那天在饭馆吃饭，我们正好坐在一起，便跟他说了说话，知道了他是在1956年支援大西北建设的热潮中自己要求来兰州的。他原在上海的一家医院当主治医师，来兰州后在省人民医院做泌尿科主任。他爱人也是上海一家医院的医生，那年正好生孩子，就没跟他来。他还说，他爱人是独生女，岳父岳母坚决反对她离开上海，否则也就来了。 董建义三十四五岁的样子。 那次在饭馆吃饭，他的文雅书生的样子在我的心中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记得从饭馆出来，右派们排队集合回夹边沟的路上，我跟别人说过，董建义活不长了，看他吃饭时细嚼慢咽像是吃什么都不香的样子，就活不长。旁边有人说，你可是说对了，那人吃东西讲究得很。别人挖野菜呀捋草籽呀逮老鼠呀，什么能填肚子就吃什么，他嫌脏，说不卫生，不吃。他就吃食堂供应的那点东西。 后来有一段时间，我没再看见他，便以为他死掉了。谁知到了明水，他又出现了，并和我住在同一个窑洞里。见面时我还问了一句，老董，你没死掉呀？他笑了一下说，你怎么这样说话呀？我说你不是吃东西很讲究吗，好长时间不见，我以为你死掉了。他告诉我，因为肝硬化，他到场部医务所住院三个月。 到了明水，董建义还是不吃脏东西。在夹边沟的时候，因为劳动太过沉重，又吃不饱——人们每月吃二十四斤原粮——就有少数人死去了。到了明水，粮食定量进一步降为每天七两，月不足十四斤，一天就吃一顿菜团和一顿菜糊糊，营养极度短缺，大批死亡就开始了。为了减轻死亡，农场领导采取了特殊措施：停止右派们的劳动，准许在上班时间去草滩上捋草籽、抓老鼠和逮蚯蚓充饥，或者在窑洞里睡觉。那一段时间我们把山水沟附近的老鼠和蜥蜴都逮绝了，吃光了，把附近柳树和榆树上的树叶都吃光了。可是董建义不吃那些东西，每天吃过了食堂配给的菜团子和菜糊糊以后，就在铺上躺着挨日子。我曾经劝过他，别那么斯文啦，能弄到什么就吃什么吧，活命要紧。他竟然回答：那是人吃的东西吗？ 实际上，他之所以没有饿死，完全是他女人的功劳。自从他定为右派到了夹边沟，他女人三两个月就来一次，看望他，并且捎来许多饼干、奶粉、葡萄糖粉之类的食品和营养品。 但是，到了明水才一个多月，他的身体就不可逆转地衰弱了，身上干得一点儿肉都没有了，眼睛凹陷得如同两个黑洞，怪吓人的。他的腿软得走不动路了，每天两次去食堂打饭的路上，他摇摇晃晃地走着，一阵风就能刮倒的样子。在窑洞里要想喝点水，就跪着挪过去。他整天整天地躺在被窝里默默无语，眼睛好久都不睁开。 那是11月中旬的一天傍晚，我正在靠近窑洞门口的地方煮从田野上挖来的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类植物。最粗的能长到筷子粗细，生吃是辣的，煮熟后有一点甜味——董建义忽然挪到了我的身旁。我以为他想要吃点辣辣根，便用筷子搛了几根给他。他却推开了，说，老李，我想求你一件事。我问什么事，他说，我认为你是能活着回到兰州去，这是没问题的。我说你怎么认定我能活着回去？你没看见吗，我的脸肿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腿也肿得穿不上鞋了。说真的，到了11月，几乎所有的人都衰弱不堪了，除去上次我给你讲过的魏长海。每天晚上入睡的时候，谁都不知道转天早晨还能不能醒来，因为每过三两天就有一个人死去，而且都是睡眠中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呼唤，一点痛苦的挣扎都没有，就静静死去了。 什么，你说人们为什么不逃跑吗？有逃跑的。崔毅不是跑了吗，后来钟毓良和魏长海也跑了。民勤县供销社的主任，哎呀，我叫不出他的名字来了，也跑了。但是逃跑的人总归是个别的，是少数人。绝大多数人不跑。不跑的原因，上次我不是说过了吗，主要是对上级抱有幻想，认为自己当右派是整错了，组织会很快给自己纠正，平反。再说，总觉得劳教是组织在考验我们，看我们对党忠诚不忠诚，如果逃跑不就对党不忠了吗？不就是背叛革命了吗？就怕一失足铸成千古恨，跑的人就很少了。 我说我的身体也不行了，怕熬不出去了，但董建义说，老李，你肯定能活着出去，你是个有办法的人。我惊了一下说，我有什么办法？他说，有人给你送吃的，我知道。有过两次了，孔队长夜里叫你出去，你回来后就在被窝里吃东西。我夜里睡不着觉，都听见了。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他的话说得对，他窥探到了我生活中一件极端秘密的事情。还在1959年的时候，夹边沟和新添屯就开始死人了，人们都写信叫家人寄饼干寄炒面，而我也开始考虑如何不被饿死的问题了。考虑来考虑去，我决定讨好孔队长。孔队长是从甘谷砖瓦厂调来的干部，官不大，是夹边沟基建队的副队长，可是他经常跟着马车去酒泉，给农场拉生产资料和生活用品，还从酒泉邮局取回右派们的邮包。我当时想，这个人对我有用，一定要搞好关系，所以有一天我从他那里取省公安厅一位朋友给我寄来的包裹，看包裹里没有吃的，只有一团棉线和一块蓝条绒，我就全都给他了。我对他说，孔队长，这些东西我拿着没用，你拿去给你爱人做件衣裳吧。孔队长是甘谷县人，甘谷县新生砖瓦场撤销后，他调到夹边沟来了，但他女人没调过来，他女人比他小几岁，二十二三岁的样子。女人是农村妇女，从甘谷县来夹边沟看过他，我看见过。他接下了我的东西，像是有点不好意思，跟我说了几句同情的话：这是你家里人寄来的包裹吗？你家里人怎么不给你寄些吃的来，你现在最缺的是吃的东西。我顺着他的话往下说，孔队长，你说得太对了，你真能体谅人。我现在就是缺吃的，可是我是个单身汉，没有对象，父母又年老多病，我不愿叫他们知道我犯了错误在这里劳动改造，这样一来就没有人给我寄吃的了。看起来我的话起了作用，他说，没人寄吃的可是个问题，你的日子不好过呀，可你要是有钱也行呀。我听出来一点门道了，又说，有钱能有什么用处，咱们农场里什么也买不上，拿钱拿粮票也不卖馒头，还得饿肚子。他说，嗳嗳，哪能一棵树上吊死，场里不卖，不会到酒泉去买吗？酒泉的黑市上什么都有。我说，黑市上有也没用呀，我们这种人出不去……说到这里我就停住了，想看看他的态度再往下说，结果他却直截了当地说，咳，那有啥难嘛，我三天两头去酒泉，你要是买啥东西就说一声，我给你捎回来不就中了吗！他的话正中下怀，我立即就对他说，要是这样，就太感谢你了。只是我还有个困难，你要是能帮助我解决就更好了。他说，你说你说，你有啥难事就说。于是我告诉他，我来夹边沟农场第一天，报到登记的时候，身上带着的一千元钱和三百元公债券都交给财务科的人保管了，现在取不出来。你能不能想办法替我取出来。他回答，这有啥难，明天我去就给你取出来。他说话算话，第二天傍晚就把我叫到副业队的办公室，说钱取出来了。问他怎么取的，他说他告诉财务科的人．我家的老人病了，我要给老人寄钱治病，财务科叫他代我签了个字，就把钱和公债券都给他了。我接过钱和公债之后，立即把三百元公债券给了他，我说，我要的是现金，公债券给你吧，到期后你取出来补贴家用吧。他很高兴。他一个月的工资四五十元，三百元对他可是个大数。趁着他高兴，我又抽出二十元钱给他，请他去酒泉时替我捎点吃的回来。两天后的一个夜晚，我已经睡觉了，听见孔队长的声音喊我，叫我出去一下。我走出去，跟他走到山墙那边，他交给我一个纸包。他说是两块烧饼，并嘱咐我不要叫人知道。此后，每过一个星期，我叫孔队长带一次烧饼，已经有一年多的时间了。当然，有这两块烧饼和没这两块烧饼是大不一样的。虽然烧饼都不大，每块只有半斤重，但是对于我极端虚弱的身体，是不可缺少的补充，使我苟延残喘至今。只是近来我手头的这笔钱已经所剩无几了，而身体健康状况更加糟糕，我内心里极为恐慌。 见我无语，董建义又说，我求你一件事，不知道你答应不答应？ 我说，你说吧。 他说，我爱人要来看我了，但是，我的情况可能是等不到她来…… 我很是惊骇，说他，你怎么这样想？不是好好的吗！ 他摇着头说，你听我说，我把话说完。近来几天，我坐着坐着，大脑就突然变成空白，意识消失了，眼前的东西都没有了。 这不是好现象。 我说，你不要胡思乱想。那是你瞌睡了。 他依然摇头：老李，你不要说了，瞌睡和晕眩我还是分得开的。我没有瞌睡，一天到晚睡觉，我都睡不着，坐一会儿就瞌睡到那个样子？晕眩，那是晕眩，已经出现好几次了。这是预兆…… 我说，瞌睡了，你是打盹了。 他说，老李，我是认真和你谈这件事的，你听我说。我前几天就接到我爱人的信了，她说最近要来看我，我也给她写了回信，说近日农场要调一部分人到别的地方去，其中有我，她能来就快来吧。我还告诉她，如果她来了明水找不到我，就找你询问我的情况…… 我惊叫起来，老董，你怎么这样？ 他苦笑一下：你不要急，不要着急。我原想不告诉你的，想再等几天，可能还能见着她。今天早晨起床，晕眩又出现了，不能等了，我把这事告诉你。 我说，胡思乱想，你这是胡思乱想，你想老婆想疯了，神经错乱。 他仍然苦笑，然后说，你不要打岔。我求你的事很简单，其实很简单，但你一定要办。当然罗，如果她来了，我还活着，就不麻烦你了。如果我这两天就死了，我爱人还没来，求你把我卷起来，就用我的被子卷起来，把我放在里边一点的地方，就是那儿。 我们的窑洞本来就挖得很大，近来又抬出去了几个人，所以靠着最里边的黑暗处已经空出了很大的一片空当。他指了指那片空当又说，你们把我放几天，等我爱人来了，把我的情况告诉她，叫她把我的尸体运回上海去。 他说了求我的事，然后黑洞洞的眼睛看着我，那意思是问我答应不答应。我没吭声，我的心当时抽紧了，不知说什么好。静了一下，他又说，求求你，求你帮我这次忙。我不愿意把自己埋在这里。老李，当初呀，我爱人，我的父母，还有岳父岳母，都劝我不要来大西北，我没听他们的话，一心要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大西北。我真后悔，后悔没听他们的话。那天董建义说了很多话，并且最后还说，在窑洞里放上三几天，如果他爱人还没有来，就把他抬出去埋了。否则会发臭的，太脏。 三天后董建义死去。我们窑洞死去的几个人都是在睡梦中死去的，睡着后再也没醒过来。董建义不是，他死于白天。那是他委托后事的第四天上午，他围着被子坐在地铺上和我说话，说他女人快到了，看来用不着我为他料理后事了。他正说着话，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这样的死亡方式我在电影里看到过，我总认为那是艺术的夸张，但自从董建义死后，我相信了，艺术是真实的。遵照死者的嘱托，我和晁崇文把他用他的鸭绒被和一条毯子裹起来，塞到窑洞的角落里，等他女人来收尸。 谁知事情就那么怪。往常，各个窑洞死了人，都是堆在门口，由农场组织的掩埋小组拉走埋掉，但董建义死去的第二天早晨，却遇上农场刘场长亲自带着人清理死尸。他大声吆喝着叫人走进窑洞检查，结果把董建义搜出来拖出去，拉到山水沟口的崖根处埋掉了。为了对董建义的女人有个交待，我跟着掩埋组去看了掩埋的地方。 过了一天，我们就明白刘场长亲自带人清理尸体的原因了。这天中午，山水沟里突然来了几位不速之客，他们大都穿着军大衣，但又不是军人，其中还有两位女同志。他们一间挨一间进了几间窑洞和地窝子，和右派们说话，问他们从哪个单位来的，多长时间了，犯的什么错误，每天吃多少粮食。他们走后不久，就有消息传开来：中央的一个工作组来过了，是由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挂帅的，调查夹边沟的情况。传闻还说某某右派认识那位副部长，两个人还说了话。副部长是位女同志。 这个消息真是鼓舞人心，人们都以为中央来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右派们要离开明水要回家了。已经有一段时间了——还是在夹边沟的时候——就有消息说，夹边沟饿死了不少人，中央都知道了，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过了几天，看不见什么动静，人们的心又凉了下来。 夹边沟的右派们回家，是1961年1月份的事情，还真与那位副部长的到来有关，但是我们还是回到董建义的故事上来吧。大约是董建义死后五六天的一个下午，他的女人到了明水。他是从高台火车站下火车，东打听西打听来到明水乡的山水沟的。她问董建义住在哪儿，有人把她支到了我们的窑洞。 我的铺靠近门口，我首先听见有人喊董建义。这声音是陌生的，似乎是个女人。我就问了一声谁找董建义。 我，是我找董建义。 蓦地一惊，我明白她是谁了。我慌慌地站起，一时间竟然忘了窑洞的高度，头撞在洞顶的硬土上。但我顾不得疼痛，低声对窑洞里的右派们喊了一声老董的爱人来了，然后才对洞口说，哦，哦，你是……进来吧。 窑洞里像是刮起一阵旋风，躺着的人急忙坐起，有的穿衣裳，有的拉被子，一片乱纷纷的窸窣声中，洞口的草帘子被人掀开了，一个女人从台阶上爬上来，进了窑洞。她的头也在顶壁上碰了一下，她扭着脸看我，躬着腰说，我是从上海来的，叫顾晓云。我是来看董建义的，他是住这儿吗？ 是，是，住这儿，住这儿，可这阵…… 说实在话，这些天我就没想过她来了怎么和她说话。我原本以为董建义死去六七天了，她一定是接到农场发出的死亡通知单了，可能不来了。现在她突然闯了来，搞得我一阵慌乱。她似乎看出我的慌张来了，脸上显出诧异的神情说，怎么，他不在呀？ 我没回答，只是模棱两可地点了点头，便扭脸看了看我的伙伴们，想从他们那儿得到一点灵感。可他们静悄悄或坐或躺，眼睛都盯着我不说话。我更慌张了，对她说，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你是董建义的爱人吗？ 她说是是，我是董建义的爱人，但她没坐。她的眼睛往四下看了看，似乎感觉到了气氛的异常，便把询问的目光投在我的脸上，说，你是叫李文汉吗？我说对对，我叫李文汉。她又说，哦，你是李大哥，那好，那好。老董在信上说了，他要是不在明水农场的话，叫我找李文汉——就是你呀？我哦哦地应着，她继续说，我接老董的信，说他可能要调个地方，叫我能来就来一趟。我想，前几次来看他都是去夹边沟，明水这边还没来过，我就来一趟吧。要是调到一个新地方，安定下来，我再来，时间就太长了。李大哥，老董是调走了吗？ 出去了，老董出去了……我糊里八涂地应着，躲开她的眼光跪在地上拍打我的铺脚，说，坐下坐下，你先坐下呀。我的铺很脏，但我拍打和收拾铺盖不是为了干净，而是想利用这个时间来思考怎么告诉她关于董建义的事。 她坐下了。她的手里提着个很大且鼓鼓囊囊的花格子书包，她放下书包，然后抹下头上的绿色绸缎方巾，仰起脸来看我。这是个典型的南方人，有着鼓鼓的前额，凹陷的眼睛，很秀气的脸，尖下巴。董建义跟我说过，她已经三十岁了，但我看她也就是二十五六岁的样子。真不忍心告诉她董建义的事情，我忙忙地又去洗茶缸，然后给她倒水。我的铺前有个热水瓶，那是我的，但提起来晃晃却是空的。我便说，你先坐一下，我去找点开水。我原想以打开水为借口走出去，这样我就有充分的时间思考怎么和她说话；可是她说，不要去了，不要去了，李大哥你坐下，咱们说说话。老董干什么去了，几点钟能回来？我只好对其他人说，喂，你们谁有开水，给顾大姐倒一点！右派们有的有自己的热水瓶，放在自己的铺跟前。我从一个右派的热水瓶里倒了开水，把茶缸子放在我铺旁的皮箱上，然后说，顾同志，我叫你大姐对吧？老董跟我说过你三十岁了，比我要大几岁，你就叫我的名字好了。她笑了一下，表示默认，但有点难为情的样子，然后说，小李大哥，这老董去哪儿啦，你知道吗？我说，顾大姐，老董的事我要详细跟你谈谈，可是你听了我的话可不能太伤心。老董走了，走了七八天了。 在接待她的这段时间里，我在心里作出决定，要告诉她实情，瞒是不行的。只是这样的谈话对她来说太残酷了，我于心不忍。为了掩盖内心的不安，我立即扭脸朝着洞里的其他人说，对吗，老董走了七八天了？老晁，你说是不是？但是谁也没回答我，他们静静地坐着，敛气收声望着那个女人。 我害怕那女人痛哭起来，可是她一动不动地坐着，眼睛直愣愣盯着我，脸上没有任何表情。是她没听清我的话呢，还是不懂“走了”的意思，我就又说了一遍：顾大姐，你明白我的话吗？——老董去世已经七八天了。 她哇的一声哭起来。其实，她听懂我的话了，她是在抑制突如其来的悲痛。在抑制无效的情况下才哭出声来。 这是那种发自胸腔深处的哭声。她的第一声哭就像是喷出来的，一下就震动了我的心。接着她就伏在那个花格子书包上呜呜地哭个不停，泪水从她的指缝里流下来。她的哭声太惨啦，我的心已经硬如石头了——你想呀，看着伙伴们一个一个地死去，我的心已经麻木了，不知什么叫悲伤了——可她的哭声把我的心哭软了，我的眼睛流泪了。确实，她的哭声太感人了。你想呀，一个女人，在近三年的时间里，每过三两个月来看一趟劳教的丈夫，送吃的送穿的，为的是什么呀？是感情呀，是夫妻间的情分呀，盼着他出去阖家团圆呀！可是她的期望落空了——丈夫死掉了，她能不悲痛吗？再说，那时候从上海到河西走廊的高台县多不容易呀！你知道的，现在从上海坐去乌鲁木齐的快车两天两夜就到高台！可那时候，铁路才修到哈密，这条线上连个普通快车都没有，只有慢车，像老牛拉破车一样。她从上海出来，还要转几次车，要五六天才能到高台。一个女人，就是这样风尘仆仆数千里奔夫而来，可是丈夫没了，死掉啦，她的心受得了吗，能不哭吗？我落泪了，的确我落泪了。我们窑洞其他的右派我看见他们也都在悄悄地垂泪。我们确实被那个女人的哭声感动了。 我等着那女人哭了一会儿，把最初的悲痛、艰辛和委屈哭出去一些之后，劝她：顾大姐，不要哭了，你要节哀，可不能把身体哭坏了，你还要回上海呀。我这样劝一点儿作用也没有，她还是号啕大哭。后来我说，顾大姐，我想跟你说说老董的情况，老董在去世之前托付过我一些事情，我要告诉你。她这才克制住了号啕大哭，坐起来，打嗝一样地抽泣着，看我。于是，我把董建义去世前后的事讲了一遍。我重点突出地讲了董建义死亡的过程，告诉她董建义死时没有痛苦，他是在和我们说话的时候突然停止了呼吸的。我们把他皮箱里一套新呢子制服给他穿起来，用他的被子和毯子裹好，拉到坟地埋葬了。 董建义说的不愿埋在大西北，叫女人把尸体运回去的话，我隐瞒了。我只是告诉她，老董死后，他的遗物被农场管教科拿走了。你要是这次想拿回去，你就到场部去找管教科，要是不拿，他们以后可能把贵重的东西从邮局寄给你，其他的就当破烂扔了。 她又痛哭起来，哭着说，人都见不着了，要那些东西干什么？ 她又哭了很长时间，然后才止住哭，拿过花格子书包打开，掏出好几个纸袋子，打开摊在铺上。然后她说，小李大哥，这两件衬衣是我在上海买的，给老董买的。老董走了，也就没人穿了，你就留着做个纪念。说着话，她又抽抽噎噎地哭了，哭着又说，这里还有一件毛衣，是我自己织的，一针一针织出来的，我就拿回去了。然后她指着那些食品——饼干呀，肉松呀，蛋糕呀——提高了嗓门：这些吃的东西，你们大家就吃了吧。 要是往常，哪个右派的亲人来探望，身边总是围着一帮人，期望能得到一块饼干，或者一勺炒面和一支香烟，但是这天的情况竟然这样令人难以置信：人们都坐在自己的铺上不动，显出很文明的样子。有人还以高贵文雅的口气说，不吃，我不爱吃甜食。经她再三催促，有人才说了一句：你回上海的路上不吃吗？那女人说，我能吃多少，有几块饼干就行。我在火车上还可以买盒饭，你们可是没地方去买。 你说得对，那我可就不客气了。那个说话的人站起来，弯着腰走过来，拿了两块饼干放进嘴里。不知什么原因，他嚼了几下就咳嗽起来。有人笑了一下，说，小心，小心呛死。他咳得眼泪都流出来了，但还是把食物咽下去。他抹着眼泪说，呛死我我也要吃，叫我女人去找顾大姐打官司吧。人们都笑，那女人也咧了一下嘴。笑声中，人们才走过来拿吃的，走不动的人跪着挪过来，把他们脏污的手伸向那些食品袋。我急得大声喊，喂，你们客气点，给顾大姐留下一包饼干路上吃。但最后我的铺上只剩下一些细碎的面包屑。那女人对我说，叫他们吃吧，叫他们吃吧，我在火车上买盒饭吃就行。 我觉得这帮人在老董的女人面前抢吃抢喝，有辱斯文，太不雅观了，抱歉地对她说，顾大姐，你不要见怪，我们这些人真是饿极了，脸都不要了。她叹息着说，不怪大家…… 人们吃完食品，坐回到自己的铺上去了，有的人手里还捧着多维葡萄糖的粉末一口一口地舔着。这时那女人又说，诸位大哥和兄弟，你们是老董的朋友，老董活着的时候，你们对他的帮助，我非常感激，只是有一件事还要请你们帮我做一下……她说到这里停住，眼睛看着大家。大家也都静下来看她，等她往下说，有的人还催促：说吧，有什么事你就说吧。她才又接着说，我这次来看老董，根本就没想到他会不在了，连个面也没见到。所以我想呀，请你们带我到坟上去看看，帮我把他的坟挖开，叫我看他一眼，然后我要把他运回老家去。请你们帮我这个忙。立即就有人说，行呀，这有什么难，埋得又不深，不费事就能挖出来。但我却吓了一跳，忙说，顾大姐，那可不行，老董的坟可是不能动。 她惊讶地说，为什么？ 我说，你想想呀，才埋进土里七八天，肉体开始腐败了，但又很完整，那个样子你挖出来怎么运回去，火车上叫你运吗？ 她愣住了。 我又说，不行，你可别打这主意。迁坟可不是运个死狗死猪那么简单的事。 她说，那可怎么办？ 我说，你要是真想迁坟，就过几年再来，到那时就可以把他的骸骨带走了。 她不说话了，在思考，良久才说，没办法吗，真没别的办法吗？那就只能按你说的办了，我就过两年再来，赶在三周年之际迁坟。 我说三周年也不行，肉体在地下腐败的过程很慢，三周年时间恐怕太短。接着我又以随便但却认真的口气说她：你着什么急呀，反正这一次带不走，你就多过几年再来呗。人都说入土为安，他已经入土了，很安稳了，你就不要急着迁坟了。 她说，好的，好的，我听你的话，过上几年再来。今天就请你带我去他的坟上看看就可以了，然后我就回去。 我的心里格噔响了一下。这是我最怕的一件事。我一边思索一边说，顾大姐，老董的坟……你就不要去了吧。 她的眼睛立时显出惊讶的神情，说，为什么？ 我躲开她的眼睛支吾着说，不为什么，就是……一个土堆，有什么看的？ 她的脸色有点变，说话的口气也有点变：小李大哥，我跑几千里路来大西北就是看他的…… 我有点狼狈了，说，是呀，你是来看他的，可是他已经不在人世了。 人是不在了，可是上坟扫墓是应该的。 是应该，是应该，可是…… 可是什么？ 可是……他的坟……可能找……不到了…… 怎么会找不到？ 我真是不知如何回答她了，因为她的脸上一片狐疑的表情，眼睛似乎要把我看穿。我支支吾吾了： 荒滩上到处都是坟堆，乱七八糟的……怕找不到呀。 她说，小李大哥，你刚才还说过，是你们亲自把他拉到坟地埋葬的。这才几天时间，你就认不出地方了吗？ 我心里真是后悔，后悔先前说话欠思考，现在竟然陷于狼狈。为了改变狼狈境地，我厚着脸皮改口说，顾大姐，刚才我说的我们，是指掩埋组的人，而不是我和我们窑洞的人。 她不说话了，眼睛直愣愣看我，显出不信任的眼神。我接着又说，你要是不信就问问他们：他们谁去埋老董了？ 她把眼光投向其他的人，其他人都不出声，于是她又对我说，小李大哥，我不知道你是不是真的没去坟地，但我请你一定要帮我这个忙，我一定要认下老董的坟。我不认下他的坟，以后来迁坟，我到哪儿去找他的骨头？ 糟了，她误会了，以为我不愿带她去坟地，这样一点举手之劳的事都不愿意办。这使得我心里很不是滋味。我又说，顾大姐，你听我说，我们这里，人死了，都是抬到门外放着，专门有掩埋组的人赶着马车来，把尸体拉去掩埋，其他人都不去。你想呀，人们都饿得站不起来，走不动路了，哪还有力量抬死人哪。除了掩埋组的人，其他人都不去坟地，这是真的。 听了我解释，她静了片刻，又说：小李大哥，那就这么办吧，你领我到坟地去一趟，我挨个坟堆去找。 我说，到了坟地你也找不到的。坟堆都是一样的，你能认出哪个是老董？ 她惊讶地说，没有墓碑呀？ 墓碑？哼哼，你想得好！你以为是烈士陵园啦？ 连墓碑都没有，哪能这样做事呀，这不是伤天害理吗。死者的亲属来上坟，给谁烧纸呀？ 我摊开双手：那不是我考虑的事。对啦，我说的也不全对——幸亏你提醒我——死者的身上还真是拴了个纸片片的，写上名字，编上号码，是毛笔写的。 她说，身上挂个纸牌牌有用吗？埋在地下的人，家属来了也不能哪个坟都挖开看看呀。 我说，人家可不那样想呀！人家编号是为了统计数字，好造册，向上级交待，哪管以后家属来了方便不方便。 她又哭了起来，哼哼……这样说来，我是见不着老董了？ 我没说话，觉得不好回答。倒是晁崇文叫了起来：怎么找不到？你到场部去，找管教科，埋人的事是他们管。他们登记造册，他们就该知道埋在哪里。 其他人也说，老晁说得对，就找管教科。 那女人抹着眼泪看我。我说，那你就到场部问问去吧。 我们的住处在山水沟中端。我领着那个女人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走了十几分钟，从南边爬出山水沟，指着东边二三里处的一道山水沟告诉她，场部就在那里。看着她走近那道沟了，我才回到窑洞去。 老李，你他妈的真不是东西！我刚刚爬进窑洞，就听见晁崇文的吼骂声。晁崇文是山西人，1946年就参加了地下党，那时他才17岁，正在上中学。解放后他在甘肃省运输公司当政工科长。这个人脾气很是暴躁，看见不顺眼的事就要说就要骂。据他自己说，他是在当政工科长时因为给书记提意见，被定为右派的。我惊讶地问，老晁，你骂我干什么，我惹着你啦？ 骂你，骂你还轻咧！你他妈的不是个好熊，我听着就有气。人家老董的媳妇哭哭啼啼地求你，叫你领到坟上去看一看，这也是人之常情嘛，男人死咧，媳妇上个坟，记下男人的坟在哪达哩，以后来上坟哩迁坟哩也方便嘛，你他妈的就几步路的事，你不愿去！你说你找不着！你咋个找不着？那天埋葬董建义，不是你跟着去的吗？你说你要看一下埋在什么地方了，他媳妇来了也好有个交待。人家媳妇来了，你又说不知道，你到底安的什么心？你才是这么个熊人！ 我耐着性子等晁崇文骂完，然后回骂他：闭上你的臭嘴吧，你他妈的那个嘴怎么那么脏！我不领她去看坟自然有不领的原因，用着你管吗？说实在的，那女人在这儿的时候，我就怕你多嘴惹事！ 怕我多嘴？你不要胡扯！你为啥怕我多嘴？不就是怕我揭露你还想要那件毛衣吗？那媳妇把那件毛衣给你，你就领着去了。 你胡说！我真生气了，骂他。你知道个屁！前两天，我往沟口那边去挖辣辣根，看见老董被人抛尸荒野，光溜溜地扔在沙滩上。他的衣裳叫人扒走了，被子和毯子都不见了。 有这回事？晁崇文说，睁大了惊愕的眼睛。 师院历史系的章教授说，肯定是叫人拿去换吃的了！那天我就反对过——我当时说了没有？——不要给他穿呢子衣裳，不要裹鸭绒被，你们不听！ 我说，我告诉你们吧，还有更糟的事！老董屁股蛋子上的肉叫人剜走啦！ 真的？ 不信，不信你们去看呀，我骗你们干什么？小腿肚子那儿还叫人刮了两刀。 谁干的，谁他妈的干这种缺德事情？晁崇文大声吼叫说。魏长海，是不是你干的？ 魏长海前几天因为刮死尸被队长捆了一绳子还关了禁闭，这两天正在恢复被绳子勒得近乎坏死的胳膊。晁崇文一吼，他惊慌地说，老晁，你可不要冤枉人！ 晁崇文说，冤枉你？你妈个屁，我看就是你干的！王院长是不是你动的？ 魏长海叫起来：老晁，你可是冤枉人。王院长的事我承认做错了，可我再也没干过那种事。这几天我的胳膊肿得连门都出不去，还能干那事吗？ 晁崇文问，你敢说没出过门？ 我忙忙地插了一句：老晁，这事我作证，他是没出去过，饭都是我给他打的。 晁崇文说，那是谁干的？啊呀，这人都他妈的变成畜生了！虎毒还不食子哩，人吃开人了，这人还叫人吗！ 大家都不出声，我又说，你不是问我安的什么心吗？我告诉你吧，就为了这事。你去看看吧，尸体冻得硬邦邦的，干不拉几，光溜溜的那样子，我怕那女人见了受不了呀！ 晁崇文哑口无言，过一会儿才说，那就不该叫她去场部打听。 我恨恨地说，不是你叫去的吗，你还说我？ 晁崇文不言声了，但恨恨地唉了一声。 已经是黄昏了，从我们窑洞看出去，对面的悬崖边上仅剩下一条窄窄的夕照，山水沟里已是阴影朣朦。我们去食堂打了菜糊糊，吃完就躺下了。 吃了就睡，减少无谓的活动，把热量的消耗降低到最小，是大家的共识。但是，我还没有睡着，就听见草帘子的响声。我问了一声： 谁？ 我，小李大哥。我又找你来了。 是那个女人的声音。我坐起来穿衣裳，同时轻轻地喊了一声喂，老董的爱人又来了，怎么办？听见了晁崇文的声音说，那就叫进来呗。我便朝窑洞口说，进来，你进来吧。 天还没黑尽，洞口的草帘子斜了一下，窑洞里透进一片朦胧的亮光，一个人影爬上台阶来，站住。我明白，这是因为窑洞里太黑，她怕碰着什么。我叫她等等，点上了煤油灯，然后问她，找到人了吗？ 如豆的灯光照在她的脸上，她的脸色苍白，且不清晰。她哀哀地说，李大哥，我还得找你，求你帮助我…… 她说不下去了，要哭，泪水盈满了她的眼睛。我忙忙劝她：不要哭，不要哭。你坐下，坐下说，出什么事了，没找到人吗？ 她擦了擦眼睛坐下了，还坐在我的铺角上。我蹲在她的对面。在我们窑洞里站着是很累的，因为窑洞很矮，总要弯着腰。 然后她告诉我，在场部的一间芨芨草席搭的棚子里，管教科的一名干部翻开死亡人员登记册查了查，说董建义真是死了，七天了，但不知道埋在什么地方。她要那位干部去问问掩埋组的人，干部叫来了一个叫段云瑞的人。但段云瑞说他只是负责登记姓名和死亡日期，不去坟地。叫他去找那几个人，他说一个吃脏东西死了，另一个病重住进医务室了，剩下的三个人走不动路了，在窑洞躺着。 新组建的掩埋组又不知道先前的情况。她在办公室哭泣很久，说找不到董建义的尸体就不回上海去，那位管教干部竟然发火了，说，咦，你不回去呀，那好办，我叫人给你找个窑洞住下。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不说话了，还是哭。那人就又说，真不想回去吗，那你告诉我，你是上海哪个单位的？她说你问我的单位干什么？那人说，给你们单位写信呀，叫保卫科来领你回去。你们这些大城市的小姐太太，男人思想反动，劳动教养，你不跟他划清界限，还跑到这里来胡闹。你这是立场问题，是向政府示威，向无产阶级专政示威。我们要通知你的工作单位，要好好教育你。听那人这样说，她不敢哭了，也不敢说什么，就又来找我了。小李大哥，求你帮帮我吧。她哀求我。 听她叙说，我的心放下了。我说，你叫我怎么帮你？她说，明天你就领我到坟地去找找老董的坟。我说怎么找呀，几百座坟，上千座坟，到处乱埋，有些坟还叫风刮平了，连坟也找不到了，你上哪儿去找？她说就是一个坟一个坟地挖，也要找到老董的坟。我说你那样做行吗？不要说你没那力量挖，就是有力量也不能挖呀。为了找一个人，把全部坟都挖开，那样做妥当吗？ 她呜呜地哭了，哭着说，小李大哥，那你说还有什么好办法呀？ 我说有什么好办法？找不到就找不到吧。你来看望过了，知道他的情况了，也就尽到亲人的心意了，老董也就入土为安放心地走了。这就行了。你要知道，找不到亲人坟墓的不是你一个呀。你今晚上就在这儿凑合着住一夜，明天早晨到火车站去赶火车吧，回上海去。 她呜呜地哭个不停。没理会她的哭泣，我把自己的被子整理好以后对她说，你就在我的铺上睡吧，我找个地方睡去。然后我就拿件大衣，和另一个右派挤在一起睡觉了。在夹边沟农场还有几间用来接待探视者的客房，明水可没有那条件了，除去场部用芨芨草席搭了几间房当办公室，所有的劳教犯和干部都住地窝子和窑洞。亲属来探亲只能挤在劳教犯中间睡觉，或者坐以待旦。 我睡下了。我想，作为老董的朋友，我应该把自己的铺让给她妻子去睡。 许久之后抬头看看，她还坐在地铺上。我想，她可能是嫌我的被褥脏。已经整整三年了，我没拆洗过被子。被子脏得没法看，还长满了虱子。我还听见她轻轻的啜泣声。 不知道夜里她睡觉没有，我早晨醒来的时候，她还是那样坐着，只是把一条被子披在她的列宁式呢子短大衣外边。冷啊，虽然还没到隆冬季节，但高台的夜间温度已降到零下十七八度。窑洞里又没有炉子取暖，洞口只有一个草帘子挡挡风。唉呀，温暖的火炉呀，我们已经三年没见过它了。 我起床后没有洗脸，——我已经记不清几个月没洗脸了。洗脸水要去东沟大灶旁的水井去抬，我们没有打水抬水的力气了——就去找队长开了个条子，给她买了一份客饭——两个菜团子——端回来叫她吃。我说她：快吃吧，吃完了去赶火车。 她接过了菜团子，但没吃，放在皮箱上。 我说，昨天饿了一天，今天还不吃，你是嫌饭难吃吧？ 不想吃，我一点儿也不饿。她一说话就又哭了：小李大哥，求你带我去找老董的坟吧。找不到坟，我一口饭也吃不下去。 我说她：唉，你怎么这样不听话，不是跟你说过了吗，我不知道坟在哪个地方。你快吃了饭回上海去吧。 她哀哀地哭：小李大哥，老董在信里说，叫我到了农场有什么事就找你。你一定知道他埋在什么地方。 我说，他是讲过这话，他如果等不着你，没了，就叫我给你说说他的情况，可是我真没去埋葬他。 她蓦地大哭起来：呜呜呜！你知道，你就是知道。昨天你说过，你去埋的他，后来你又否认。你为什么不带我去看他呀…… 我无言以对了。我的心里也很难过，也很矛盾。不告诉吧，她呜呜的哭声悲痛欲绝，肝肠寸断，令人心碎，但是告诉她真相，又怕她的精神承受不了。我愈是劝她不要哭了，她愈是大放悲声。真叫人受不了，我扭头走出窑洞，心想，不理会你了，你就死心了。 我在另一孔窑洞里坐了一天，心想，她一定是走了。夕阳西下时分我回到自己的窝，她却仍然在铺角坐着，嘤嘤地哭泣。有人小声对我说，她整整哭了一天，一会儿放声痛哭，过一会儿又轻轻啜泣。 菜团子还放在皮箱上，已经干巴和萎缩了。不知是谁在她面前放了一茶缸水，水仍然满着。 我赶忙又去打了一份客饭——半盆菜糊糊——给她。我劝她：你还是要吃点饭呀，尽管饭不好吃，但不吃饭不行呀，会饿垮的。饿垮了你怎么回上海呀？她没有吃，默默地流泪。 和头天夜晚一样，她又坐了一夜。这天夜里我迟迟才睡，离她远远的在被窝里坐着，看着她。我没想到她是这么固执的人，真怕她想不开出什么事。我想，她对董建义如此痴情，什么事都可能做得出来。半夜里油灯灭了，我看不见她了，但是黑暗中时不时传来她低沉的哭泣声。 这是她来到明水乡山水沟的第三天的早晨。我从睡眠中醒来。早晨的太阳已经升起，阳光还没有直射进我们的窑洞，但是从草帘子旁边的缝隙处透进来的亮光投在她的身上。她还是坐在那里，一动不动，木雕泥塑一般。但是，她脸上挂着泪水，眼睛肿得桃子一样大。 我的神经可是受不了啦。我把晁崇文叫出窑洞：老晁，你看怎么办呀？她已经整整两天没吃没喝了，可别饿死了。晁崇文说，你说的，咱们饿了两年多还没死掉，两天就能把她饿死？我说，可是光哭也不行呀，万一有个好歹……后边的话我没说下去，晁崇文说，那你说怎么办？我说我问你呢，你倒反问我。他不言语了，抬头看天片刻，然后说，有啥好办法？要不你就领她去坟地看看，叫她看一眼老董？我忙说不行不行，昨天前天没答应，今天领去算什么事？再说，见了老董那个样子，真要哭死了怎么办？他说，这样也不行，那样有危险，你是啥意思嘛？我看他着急了，便说，我的意思呀，今天你劝劝她，叫她快点回上海去。她已经怀疑我了，认为我骗她了，我的话她听不进去了；你劝劝她，可能起作用。晁崇文痛快地说，好，我劝就我劝。吃过了早饭，我好好劝劝她。就是这能行不能行，我也没有把握。这媳妇够固执的。 晁崇文说吃过早饭劝那女人，可是我和他从食堂端着饭回到窑洞，出了件事：有个人死了。死者是省商业厅的一位会计。他的身体已经彻底垮了，几天前在厕所解手，他在茅坑上蹲下后竟然没有力气站起来，是我把他拉起来的；站起之后，他又系不上裤带——身体越差越怕冷，穿的就越厚，毛裤外边套着棉裤，棉裤再套上单裤——他的手已经没有力量把皮带勒紧了。还是我帮着他拉紧了皮带。这天早晨的事情是这样的：起床时他就躺着没动，旁边睡的人还问了他一声：我给你带饭吗？见他不回答，那人就自己去打饭了。打了饭回来，那人见他睡觉的姿势一点也没改变，便觉得情况不妙。拉开蒙着头的被子一看，人已经僵硬了。想必是夜里就断了气。 死就死了罢，这种事大家已经习惯了，所以有人还喊了一声：不要动，吃完饭再说。大家静静地吃饭，然后才有几个身体强健一些的人来处理他。我和晁崇文属于“强健者”之列，我们打开他的箱子，找两件干净的衣裳给他穿上，然后用他的被子把他裹起来。我们还把一根绳子截成三截系了系，一截系在脖子的地方，另一截系在腰部，还有一截扎住腿部，把被子勒紧。然后我们几个人连抬带拉把他拖出窑洞，放在洞外的空地上。 干完这些事，我们已经累得气喘吁吁，坐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喘息。这时我看见了那个女人，她站在窑洞里，掀着草帘子从上往下看着我们。她可能是被死人吓坏了，脸色惨白，一脸的恐惧。她已经不哭了。于是，我推了一下晁崇文，叫他看那女人，并说，去，跟她说去，叫她快回上海！ 晁崇文进窑洞之后，我在外边坐着，等他劝说的结果。我认为，劝说过程将是很艰难的，晁崇文一劝，她肯定要哭起来，我可不愿看到她痛不欲生的样子。 不料也就三五分钟时间，没听见一声哭泣声，晁崇文就走出窑洞来了，对我说，老李，不行呀，我的话她根本就不听，说咱们是合起来骗她，不叫她见到老董。她今天要自己找老董去。 我吃了一惊：什么？她要自己找去？ 是呀，她不叫你我领她，要自己到坟地去。她说一定要找到老董的坟。啊呀，这个媳妇犟得很……你说怎么办？ 我和晁崇文说话，那女人已经走出来了，下了台阶。她的眼睛已经不适应太阳的光线了，尽管冬季早晨的阳光并不强烈，太阳像是黄疸病人的脸一样黄惨惨的，她举起一只手遮挡着光线朝我们看了看，转身往北边走去。 我急忙朝她喊了一声：哎，你干什么去？ 她没搭理我，往前走。 看来她真是生我的气了。我急忙追上去拦住她说，顾大姐，你不要去找啦，你找不到的。这里埋了几百个人，到处都是坟堆，连个记号都没有，你到哪里找老董去？ 她站住了，眼睛直愣愣地盯着我，一句话也不说，那神情似乎是在责备我：你不要骗我了！然后绕开我又往前走。我有点急了，说她：你这个人怎么不听劝呢…… 这时候晁崇文说话了：老李，不要管了，她不听话就叫她找去，她找不到就死心了。我略一踌躇说，你不听劝呀，那你就找去吧，可是你不能到那边去。农场的坟地大部分在这边的沙滩上，就是你前天去场部的那个方向…… 她看了我一眼，调转身向着山水沟南边走去了。 她走出一截去，晁崇文小声问我：老董的坟在这边吗？ 我说不，在那边。 晁崇文：那你把她支到这边去，你不是害她吗？ 我：那你说怎么办？老董就在北边不远的地方，叫她找到了怎么办？哭死怎么办？ 晁崇文不说了。我又说，找去吧，不到黄河不死心，叫她白跑一趟她就死心了。 我和晁崇文认为，她到了坟地，很快就会回来的，那儿除了坟堆什么标志都没有。不料到了中午她也没回来，夕阳西下也还没回来。后来吃过了晚饭，暮色已经像潮水一样注满了山水沟，还是不见她的踪影。我有点沉不住气了：莫非她在坟地出了什么事？我走到晁崇文旁边说，咱们去找一下她吧，不要叫狼吃掉了。 我们刚迁到明水的时候没见过狼，但是时间不久，就有狼了，并且很快地这儿就野狼成群了。有时候，天还没黑透，狼就顺着山水沟跑来跑去，根本就不怕人。它们吃死亡右派的尸体，长得肥肥的，身上的毛都油光发亮。 我和晁崇文出了窑洞往南走，刚走到伙房跟前，一个小小的身影走了过来。我喊了声顾大姐，她站住了。 我走过去说她：都啥时间了，还不回来！你不怕叫狼吃了，可我们害怕呀。你叫狼吃掉了，我们要担负责任的呀！ 她不说话。 回到窑洞我们问她：你找到了老董的坟了吗？ 她还是沉默。 你找不到。到处乱埋的，又没有墓碑，你怎么找？给，把这两个菜团子吃了快睡觉吧，明早回家去，再不要瞎折腾我们了。 我把两个菜团子放在皮箱上。这是吃晚饭时我专门给她要来的两个菜团子，出去找她的时候怕别人偷吃掉，我装在自己的口袋里的。 她没有吃菜团子，她只是喝了一茶缸凉水就躺下了。看起来她累了，疲惫不堪了。 第四天的黎明到来了，我一如往日给她打来了客饭，劝她：吃吧，吃完了回家吧，不要瞎折腾了，但她却说： 小李大哥，你借给我一把铁锨吧。 我惊讶极了：你要铁锨干什么？ 她软软的嘶哑的声音说，我昨天都看过了，坟地里只有不多几个坟头上放着些砖头，砖头上写着死难者的名字。其他的坟上连砖头都没有。我试着用手挖开了两个坟堆，埋得很浅，也就半尺深，有的还露出被褥来。今天我要拿把锨去，我要一个一个地挖。你放心，我挖过的坟我再埋好。 我惊呆了：这个女人，她到底要干什么！我的心咚咚地狂跳起来，眼睛一热，泪水差点儿流出来。我擦了一把眼睛，说，大姐，吃吧，你吃点饭吧，吃完了我领你找老董去。一定领你去找……真的，不骗你。 眼泪簌簌地流过她的脸颊。 她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从窑洞出去，走下台阶的时候，她的腿一软就栽倒了。站起来再走，她努力地提起精神，但她的身体摇摇晃晃的。 这天我们是往北走的。我们还没走到沟口，就看见死尸了。正式的坟地在沟外的沙窝子里，但是，掩埋组的人偷懒，有时拉到这里就掩埋了。这地方的地势宽阔了，也有一片沙包，埋了一些尸体。因为埋得草率，有些尸体已经暴露了出来。蓝色、黄色、黑色和各种衣裳的破布条以及土苍苍的头发在早晨的寒风掠过的地面上索索抖动着。 我向晁崇文使了个眼色，叫他把那女人引开去假装辨认那些尸体。我径直找到董建义的尸体并赶紧往上撩沙子。我想抓紧时间覆盖一下，以免那女人看见了难以承受。我盖住了他的两条腿，就停下来喘气。我的身体太虚弱了，已经挖不动沙土了。这时候那女人朝我走过来，问，你找到了吗？我马上装出挖土的样子说，你来看看这个是不是，我看着像是老董。 说真心话，我还真怕她认不出来。从前的董建义多么英俊呀，三十多岁，白净的面皮，高高的身材穿一套灰制服，洒脱极了。而现在的董建义，赤条条躺在地上，整个身体像是剥去了树皮的树干，干干巴巴的。身上瘦得一点肉都没有了，皮肤黑乎乎的，如同被烟火熏过的牛皮纸贴在骨头架子上。他死去才八九天，倒像是从古墓里挖出的木乃伊。他的屁股蛋儿上少了两块肉，露出带着血丝的骨头。我们和他一起生活了近三年，是眼看着他从一个健壮的人变成这样一个木乃伊的，否则我也不会认定他就是董建义。 可是那女人走近后只看了一眼，就咚的一声跪倒，短促地呀了一声，扑在“木乃伊”上。 我的心沉了一下！她扑在“木乃伊”上之后，就一动不动了，没了声息。这种情景持续了足有一分钟。我忽然害怕了，是不是一口气上不来憋死过去了？晁崇文反应比我快，他推我一下说，哎，这是怎么啦，别是没气了。快，快拉起来。我们同时跨前两步要拉她，她的身体却又剧烈地抖动一下，同时她的嗓子里发出一种奇怪的咯吱吱的响声。咯吱吱的声音很费力地转化为一声凄厉的哭喊：哇啊啊啊…… 哇啊啊的哭声刚结束，她就使劲儿摇晃起那个“木乃伊”来，并且抬起脸看着天，嗓子尖利地喊出董建义的名字来： 董——建——义—— 她连着喊了几声董建义，山水沟里便连续不断地回荡起一个声音：义义义……义义义…… 然后她就伏在尸体上大哭起来。 她呜呜地哭，我和晁崇文在旁边站着，耐心地等着她的哭声结束。可是半个小时过去了，她还哭个没完没了。我们等得不耐烦了，不得不拉她回去。我对她说，顾大姐，不要哭了，咱们该回去了。 我和晁崇文一用力把她拉起来了，但她却抱着木乃伊不撒手，把木乃伊也拉了起来，哇哇地哭，就像他们是一对连体婴儿无法扯开。没有别的办法，我们硬是把她的手从“木乃伊”上掰开，分开他们。我很粗鲁地推开她说，行啦行啦，多脏呀，你抱着他！走开，走开点，我来埋掉他。 但是，她猛然吼了一声：不准你埋！ 不埋怎么办？就这样摆着？ 我要运走，运回上海去！ 我苦笑一下说，你怎么运走，背着她上火车吗？ 把他火化了，我把骨灰带回家去。 我一惊，这可是个好主意，但又觉得这主意不可行，没有柴。明水附近的荒滩上只有干枯的骆驼草和芨芨草，用它们是难以把尸体烧成灰的。 她问我，这附近有没有农民？ 我说往西北走七八公里有个明水公社。她又要我领她去明水公社，找农民家买柴禾。她说花多少钱都在所不惜。她如此固执，我只好拖着浮肿的双腿带她去。 我们整整走了两个小时，才在明水公社找到一户农民，买了几捆木柴。同时她对那农民说，愿意多出点钱，请他去火化一个人。那农民不干，说他不干那种晦气的事。但他给我们叫来了两个老头，说他们愿意去干，叫我们和他们讲价钱。讲好了价钱，两个老头替我们雇了一辆牛车，拉着木柴往回走。经过供销社老头叫我们又买了一桶煤油。老头说，尸体很难烧透，所以要准备充足的燃料。 回到山水沟，那两个老头把木柴堆好，再把尸体码在上边，浇上煤油点着了。火势很大，很快就烧塌了木柴，尸体掉下去了。在火焰中，尸体突然坐了起来，吓了我们一跳。后来木柴烧光了，就往火里泼煤油。终于煤油也烧光了，灰烬中剩下了一堆骨头。腿骨很长，像烧黑了的木头棍子。我对她说，再也没办法了，你就捡点碎骨头带回去吧。但她说，不，我要全带回去。 她抹下绿色的缎子头巾，想把骨头全包起来，但是头巾太薄，透亮，一眼就能看见里边的骨头。我说她：你就捡点小骨头拿回去吧，大骨头不好拿，也的确没那个必要。就是在火化场，也只是给你一部分骨灰装骨灰盒，你何必大老远全都背回去？再说你这样上火车，列车员会看出来的。她不听，说，我用那件毛衣裹起来。 于是，她提了一大包骸骨回到窑洞，拿出花格子书包里的毛衣来包裹它。但是那仅仅是一件背心，太小，她无论如何调度，骨头还是露在外边。后来我从皮箱里拿出一条军毯给她。我告诉她，这是我入朝作战带回来的战利品，美国士兵的军毯。我抖开毯子叫她看，商标上还有usa字样。我说，这条毛毯我已经保存八九年了，舍不得用它。来农场劳教，许多衣物都拿去换了粮食，军毯却保留至今，舍不得换吃的，因为它是我的一段光荣历史的标志。 她接过毯子去了，她说，毯子用过之后，她要洗干净寄还给我的，因为它对我很重要。我说你不要寄了吧，你寄来的时候，我可能收不到了。——我能活那么久吗？我笑着说，你就放在你家里吧，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有一天去上海，我上你家去拿。她说，那好，那好，我把我家的地址告诉你。在大家苦涩的笑声中，她拿起我放在皮箱上的一册笔记本写下了她家的地址。 因为时间已是黄昏，这天夜里她又在我们组的窑洞过夜。翌日清晨，我送她出了山水沟，指着南戈壁上的一个叫明水河的小火车站说，你到那里去乘火车吧，比去高台火车站近得多。 我在戈壁滩站了许久，看着她背着背包往前走去。那个背包是我帮她打的，因为骨头多，背包很大，我把它捆成了军人的背包形状，好背。她的身体是瘦小的，而背包又大，背包把她的肩膀都挡住了。那块绿色的头巾，她又裹在头上了。11月下旬的清晨，戈壁滩上刮着凛冽的寒风。头巾的尖角在她的脖子上像个小尾巴一样突突地跳着。 那个女人说要把军毯寄回给我的时候，我不是跟她说了吗，不要寄，如果我能活着离开明水乡，有机会去上海的话，就去她家取毛毯。她当时还真写下了她的住址。可是我哪有去上海的机会呀！你看我现在的样子：羊倌。再说，如果有一天老天睁眼，可怜我，把我头顶的山揭掉，我也变成像你们一样的自由人，如果真去了上海，——我不是说要去拿那块毛毯，那才值几个钱？主要是那个女人在我的心里印象太深刻了，真想再见到她——我也是没法找到她了。那是1960年12月份，夹边沟的右派们在生死存亡的要紧关头，为了取暖，都把书和笔记本当柴烧，我的那册笔记本也被人扔进火堆转化为卡路里了。 和李文汉在一起放了三年羊，后来我就作为工农兵学员去西北师院读书，毕业后留在兰州的一所中学教书，就再也没见过他。再后来，听回城的知青们讲，他已经平反了，回了省劳改局，具体在哪个部门哪个单位工作，谁也说不清楚。 但是，什么事情不会发生呢！1996年的一天，我去看望我中学时代的一位老师，刚刚走到兰州二中门口，就听见有人喊我的名字。我扭脸一看就惊呆了：这不是那个脑门有点秃顶的李文汉吗！和从前不一样的是他的头顶全秃了，后脑上的头发全白了。其他都没变，高高的身材，黑黑的爽朗的面孔。我热烈地握手，问他怎么在这里站着？他说，我就在这里住呀。他指了一下二中旁边省劳教局的家属院。他立即就拉着我进了家。在他家里我们整整聊了一天，还喝掉了一瓶白酒。他告诉我，平反以后，他在五大坪农场当了十多年生产科长，然后离休，全家就搬到兰州来了。谈话中他突然说起一件事来：喂，你还记得我给说过的那个上海女人吗？我说记得。他说，我还真有机会去了一次上海，找过她。我说是吗？他说，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话吗？1957年，我就是因为写文章被打成右派的。可是平反以后的几年里，我的手痒痒，又写了几片论述劳改工作的文章发表。这一次没被打成右派，有一篇竟然被司法部评为优秀论文，颁奖会在上海举行。 那是在上海的最后一天，大家自由活动，我去淮海路购物。淮海路的繁华，在我的眼里是可以和南京路相媲美的：商店鳞次栉比，游人如织，摩肩接踵。我是想给老伴儿买几件衣裳的，——我的老伴儿也是个苦命人，在五大坪工作几十年，把两个孩子带大了，遇上我才成了家。她连一件时髦点的衣裳都没穿过——可是跑了几家服装店，也没买成一件衣裳。原因是时髦的太时髦，不时髦的我又看不上眼。 我继续逛商店，看见一家商店门口的牌匾上镏金大字写着：老字号伊丽莎白西装店。店铺的门面不是很辉煌，但却庄重大方。我的心突然动了一下，伊丽莎白这几个字我好像很熟悉。我站住想了想，还真想起来了：近三十年前，在明水的山水沟里，一位上海女人去探视丈夫时对我讲过，她家公私合营前有一家西装店，店名叫伊丽莎白。她还说她家就住在店后的一幢小楼房里。那女人拿过我的一条毛毯，用于包裹丈夫的遗骨。 心头突发的一阵兴奋，我走进了西装店。我并没有要回毛毯的念头，我是想，既然走到门口了，进去问问，如果能见到那位女人，喝杯水，叙叙旧，不是很好吗？ 店铺不是很大，但生意很火，顾客拥挤。我思考了一下，走近一位年纪大一点的营业员——实际他也就三十几岁不到四十的样子——耐心地等他应付完几个顾客，才说，请问师傅，你们这个服装店最早的老板是不是姓顾？营业员有点莫名其妙的样子，说，什么老板？我们店是国营企业，不是个体经营。我说，不，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最早——就是五十年代刚解放的时候，这个西装店的老板是不是姓顾？他的眼睛显出惊讶的神色，你问这干什吗？公私合营的事我哪里晓得呀？我说你们这儿有没有岁数大点的人，了解这个西装店历史的人？他思考一下说。你到楼上去问问我们的会计，他可能知道。 按着他的指点，我从店堂的过道上到二楼，在一间狭小的房子里，找到一位年近六旬的老同志。当他明白了我的来意之后．明确地告诉我，这个店公私合营时期的老板不姓顾，而是姓朱。我说怎么会不姓顾呢，老板的女儿告诉我，她家的西装店就叫伊丽莎白，难道上海还有另一家伊丽莎白西装店吗？老同志肯定地说，不会的不会的，上海没有第二家伊丽莎白西装店。我在上海的私营和国营服装店工作了一辈子，有多少家老字号服装店是很清楚的。看他回答得很肯定，我便说，那是我的记忆出差错了吗？老同志，我再问你个问题，你们的店后边是不是有幢小洋楼？那位女同志告诉过我，她家的店后边有一幢二层的小洋楼，她家就住在那栋小洋楼上。老同志摇着头说，没有没有，我们这个店后边从来没有过小洋楼。我说是不是有过，后来拆掉了？他还是摇头：我不是说了吗，从来就没有过。我在这儿工作了二十多年，后边都是大楼房，是解放前盖的，没有过二层的……他说着说着突然停止了摇头，改变腔调说，哎呀，你要找的莫不是南京路上的维多利亚西装店，那儿的老板最早是姓顾来的，公私合营后换了新经理。我说，是吗？他的老板是姓顾吗？你能肯定吗？他说肯定，我一点都没记错。我疑惑了，说，可我的印象里是伊丽莎白西装店呀。他坚定地说，不对，就叫维多利亚，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后边是有一座小洋楼，现在还有。我迟疑地说，这是怎么回事呢，她亲口对我说的，她家的店名叫伊丽莎白，是英国女王的名字。但老同志又说，没错，我说的没错，你要找姓顾的，就到维多利亚去找吧。是你记错了，维多利亚，伊丽莎白，都是英国女王，你把维多利亚和伊丽莎白搞混了。时间久了。记忆容易出错误。 我被老同志说服了，承认是记忆力出了毛病。老同志热情地把我送出西装店，站在人行道上指给我去什么地方坐几路车可以去维多利亚西装店。我谢过他。 但是，在熙熙攘攘的人群里走了一截，我就突然决定不去找那位姓顾的女人了。我是这样想的：挺费事地找了去，如果顾家不住那儿了，不是徒劳一场吗？就是顾家还住在那儿，但那女人倘若已经搬走了抑或不在人世了，不也很扫兴吗！ 08月初，正在巴丹吉林沙漠腹地的天仓高级农业合作社下乡的金塔县团委书记祁钥泉接到县委通知，立即回县上开会，行李带回去。这个季节回县上开会祁钥泉觉得意外。他是七月初带着一个三人的县委工作组来到天仓的。这是第二次了——从去年合作化运动开始，夏收前夕，县委县人委要组织庞大的工作组分赴各乡，督促各乡做好夏收、交公粮和统购粮的工作。上级下达的统购粮任务很重，县委原定工作组要到九十月打碾罢了才回县的。 回到县上他才知道，要开展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 祁钥泉是很爱读书读报的，他知道北京上海那些大城市里早就搞大鸣大放了，人民日报刊载了很多大鸣大放的文章。人民日报还发表了重要社论，说有些人借共产党整风之际向党发起进攻，党对右派进攻的反击也如火如荼地进行着。 金塔县大鸣大放帮助党整风的动员大会是在新近落成的宝水堂进行的，全县乡以上干部参加，全体教师和文化工作者参加，县委书记陆为公作动员报告。然后分组开会，叫大家大鸣大放——给党提意见。 县团委的干部和文教系统的干部教师们分在一个组里。这是最大的一个组，有二百人。 祁钥泉是敦煌县人，1949年秋季，在酒泉县河西中学读高三。酒泉解放了，对新中国的未来充满理想的祁钥泉立即到军管会报名，要求参军。新建立的政权需要干部，军管会便把他送到新成立的酒泉地区干部培训学校学习三个月，然后分到临泽县当了青年干事。1952年初又到沙河镇团区工委当书记，同年又入地区青年干部学校培训几个月，回县后任团县委组织部长，同年入党。他是个高大英俊的年轻人，学习又刻苦——他每天都在读书，喜爱文学，又努力攻读马列主义理论。几年的时间里。他的理论水平有了很大的提高，经过省团校、省党校两年的学习之后，组织又任命他为金塔县团委书记。 由于这样的成长道路，他认为自己就是个红孩子，本质就是革命的，所以他的脑子里根本就没有给党提意见的思想。 文教系统的大鸣大放冷冷清清，连着两天都没人提意见。 第三天，县委书记陆为公参加了文教系统的会议。由于会议规模较小，陆为公在会上进一步强调帮助党整风的意义，要求大家大鸣大放提意见。他说，给党提不提意见，作为党员干部来说是党性强不强的问题，对非党员干部来说是爱不爱国的问题。 祁钥泉是非常崇拜陆为公的。陆为公是革命老区庆阳县人，出身大户人家书香门第，但却早早参加了革命，当过我党领导的陇东中学的校长，战争年代就担任过庆阳县委书记，解放后第一任的定西地区专员，省交通厅副厅长，后调省委办公厅做秘书长。他是1956年9月下放到基层来锻炼的，兼职金塔县委书记。 金塔县县委书记秦高阳是陕北人，也是老革命，上级并没有免他的职务。于是金塔县出现了两个县委书记的奇特现象，两名县委书记主持着县委工作。 祁钥泉崇拜陆为公还因为陆为公文化水平高，工作能力强，讲话有水平，文章写得好。陆为公作报告从不叫秘书为他写稿，而是自己写个提纲，上台就讲，头头是道，逻辑严密。为人谦和，做事稳妥。他来金塔县工作之后深入群众了解百姓疾苦，改变了从前的县委领导粗暴的工作作风，并纠正了一些原县委的错误决定，因此很受农民和各级领导的拥护。是他主张修建金塔县第一座大礼堂的，他说金塔县的干部没有个开大会的地方。礼堂建成后他提议叫做宝水堂。他说水在金塔县是最宝贵的，是命根子。 陆为公也很赏识祁钥泉。这年初县委把向上级汇报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思想改造的总结报告交祁钥泉起草。祁钥泉因工作忙拖着没写，临到审查前的这天夜里突击而成，一夜写了三十二张稿纸。转天早晨在县委扩大会议上念了一遍，陆为公连声称赞写得好，这个总结写得好，我没意见。我看就这样往上报吧。接着他还说，总结报告是很难写的。县委书记秦高阳也随声附和，报吧，就这样报上去吧。会上还讨论了宣传部的《宣传工作汇报》和学生部的《学生工作汇报》，却都未获通过。后来《三大社会主义改造的总结报告》打印成文报到地委去了。秦书记去地委开会，回来后握着祁钥泉的手说，地委书记夸我们的报告写得好。 祁钥泉兼任着县上的理论学习指导教师，经常给县委县政府的干部做理论学习的辅导报告。陆为公去听了他讲课，事后对人讲，这个祁钥泉厉害嘛，不光文章写得好，还能讲得很理论，水平高。我看呀，金塔县的干部，理论上没有超过祁钥泉的。 因为赏识，陆为公在县委常委会上提议，向上级组织部门建议提拔祁钥泉当副县长。县委组织部的干部两个月前偷偷告诉祁钥泉：给省委组织部的报告批下来了，叫你当副县长。陆书记说了，等整风运动结束后就宣布。 正是基于这样一些因素，陆为公在文教系统的干部会上讲话的第二天，祁钥泉决定响应陆为公的号召，带头发言。他说，今天我发个言，给县委秦书记提些意见。我的第一条意见是作为一个县的县委书记，党在金塔县最高领导人，应该注意一下个人的生活作风，行为要检点一些。现在金塔县的老百姓中流传着这么一句顺口溜：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给个婆娘还要个姑娘。这句顺口溜还有个版本：秦书记下乡鸡儿遭殃，身后跟着两个大姑娘。这第二个版本的意思是说下一次乡，糟蹋一个大姑娘不行，还要糟蹋两个大姑娘。 这是大鸣大放的会，是文教系统的干部大会，祁钥泉是很严肃的口气说这些话的，但会场上仍然爆发出了一阵不大不小不高不低有点压抑的哄笑声。许多人捂着嘴笑。不等笑声落地，祁钥泉依旧严肃的口气说，大家严肃一点。我为啥要提这个意见哩，我认为这不仅是一个个人作风问题！你秦书记是共产党的干部呀，你是代表着共产党在金塔县工作的，你当初参加革命的目的是什么，不是推翻三座大山吗？三座大山推翻了，共产党坐江山了，你作为共产党的干部，下乡的时候要搞女人，还要搞两个。你的这种行为和旧社会的恶霸有啥两样？说实在的，国民党的县长下乡还很少听说搞女人的。下边我谈谈第二条意见，关于统购粮过头问题。我今年上半年在双城乡下乡，看见那里的农民脸带菜色，问啥原因，说是去年的统购粮购得过头了，老百姓没吃的，返销粮又跟不上，老百姓挖着吃野菜……我希望县委领导要关心老百姓的疾苦，要合理收购统购粮…… 祁钥泉一口气提了七条意见。散会后还把这七条写成大字报，贴在机关大院里。他不提意见则罢，一提起来竟然一发而不可收：县委有个管福利的干部，每个月给秦书记发一份救济补助款，秦书记把他提了个组织部副部长，这人便趾高气扬，并且每个月给秦书记送一份钱。祁钥泉就这人写了一份大字报：《赵春发不为国不为民，拿着福利费向上爬》。在金塔县北边的沙漠里营造防风林带，树总也栽不活，他写份大字报：《光栽树不浇水，春天栽树冬天烧柴》……他还写了一封给县委的公开信，交给了陆为公书记。 在这封信里，他给县委提出十条建议：1．要坚决反对三大主义(宗派主义、官僚主义和个人主义)；2．搞好统购统销工作，既要给国家多交公购粮，也要安排好农民的生活，叫农民吃饱肚子；3．对党员要进行深入的艰苦奋斗的思想教育，我们是干革命的，不是贪图享受的；4．县人委有些人不适合做政法工作，应安排他们去干其他工作；5．应该发挥党委的集体领导，而不是搞独裁……由于他的带动，机关的干部们都开始提意见、写大字报，大鸣大放还真热闹起来。但是这种状况也就持续了十几天，祁钥泉和其他人提意见的热情突然就冷却下来。原因是他们逐渐发现了，每次开会提意见之后，记录稿被专人封存起来，发言人想查看一下记得正确与否都不允许。还发现有几个人每天在院子里抄录大字报。 人们不再提意见了。有些人把自己贴在机关大院的大字报扯掉了。 祁钥泉也觉得情况不妙。他听人说，那几天抄大字报的人是秦高阳指派的。他在一天下午，把自己贴出去的十几张大字报扯下来烧掉了。就这，他的心中还是惴惴不安，觉得要出什么事。他跑去找陆为公，说，陆书记，你把那封信给我吧。陆为公说那封信我交给秦书记了。他不由得提高嗓门说，你怎么把我的信给他了？陆为公说怎么了，信交给秦书记不对吗？你那是给县委的公开信呀。他也觉得自己有点失态，忙说，交给就交给吧。只是我觉得形势有点不好，像是要出啥事。他想从陆为公这里得到些什么情况和消息，可是陆为公什么也没说。陆为公的脸上仅呈现出公事公办的沉稳神情。 从陆为公办公室出来，他的心里已不是惴惴不安了，而是有点恐惧，脊背上凉飕飕的。他不明白，原先对他很热情的陆书记为啥今天这样冷淡？还有，陆书记的脸上为什么那样忧虑，精神状态也不好…… 过了两天，他就去找秦书记了，说，秦书记，我的父母年纪大了。为了能照看老人，我想调动一下工作，调到敦煌县去。他当时预感要出啥事，决定要求调走。秦书记冷冰冰地说，现在搞运动，你哪里都不能去。想调动等运动结束之后再说。 他是有思想准备的，他说，文克栓部长不是调走了吗？我怎么不能调？ 你和文克栓不一样。 他心里一怔，又问，我和他怎么不一样了？ 怎么不一样了？你还问我吗？你心里不清楚吗？ 他知道事情已经不可挽回，便大着胆子说，我不清楚，你给我说一下。 说一下！好，我就说一下。你呀，祁钥泉，你娃娃今年多大了？ 二十四岁。 我看你不像二十四岁。你年轻轻的，就把一辈子的事都做净了！ 祁钥泉心里一阵阵发冷。秦高阳又说，你呀，在金塔县已经登峰造极了，你就差提刀杀人了。你知道不知道？ 过了五六天，开始反击右派…… 二十年以后，县委落实政策办公室为祁钥泉落实政策，销毁反右当中的所有材料。一位政工干部问过祁钥泉：老祁，我问你，当年县上叫你们提意见的时候，人民日报上早就登出了毛主席写的文章：《这是为什么》、《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城市里早就反击右派了，你怎么还提意见呀？这不是手里拿着鸡蛋往石头上碰吗！你当时脑子里怎么想的？ 祁钥泉回答，是呀，人民日报上是登了那些文章，北京上海也反击右派了。我那时天天看报纸，这我都很清楚，可我那时总认为，那是对那些大人物的，跟我们这些小人物无关。再说，我那时的确太信任陆为公了：认为这么一个令人崇拜的人不会欺骗人的，不会诱骗我们发言，然后关起门来打狗…… 反击右派的斗争一开始，哗的一下子，揭发和批判祁钥泉的大字报就把县委机关大院贴满了；说他的发言全是向着共产党恶毒进攻，他写的十条建议是对党射出的十支毒箭。大字报贴了一批，过几天又贴一批。他当然不承认自己的罪行——反党。不承认就开辩论会——实际就是批斗会。批斗他也不承认，于是批斗会就变得旷日持久……形式也是多种多样：有文教系统召开的，有全县干部参加的，还有以小组形式召开的。每天八小时，有时十二小时，白天批斗了夜里还接着批斗，轮流批斗，车轮战。有一天是县委和县人委的一帮科局级以上的干部开批斗会，会议主持人是组织部的副部长。开始的时候主持人讲，我们今天开一个和右派分子祁钥泉的辩论会。秦高阳也参加了这天的批斗会。这天的会上，祁钥泉仍然不服输——不承认自己反党。别人批一条，他反驳一条，别人批两条他反驳两条……总之，他理论水平高，能讲会道，谁也批不倒他。于是，每当他讲话的时候，有的人就推他，还用拳头捣他的肋巴骨。 平时的批斗会，就有人推他捣他，他都忍了。这天参加会议的都是县委县人委的科长、局长和部长，这种行为令他十分厌恶，他喊起来：秦书记，你看，你看，这叫什么辩论会，又推又捣的，还叫我说话不！秦高阳说，不要推，不要搡，叫他说。 叫他说他就说：我给秦书记提意见，这是对个人的批评，不是对党的进攻；我对县委的十条建议，哪一条错了？ 他就十条建议一条一条进行说明，指出每一条建议的实际根据并且背诵马列、毛泽东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一讲起理论来，他头头是道，某些马列、毛泽东的原话他是倒背如流。那些科长局长们讲不过他了，便说，你说得对，你写得对，但你心里反党！ 后来，看他还是不服，辩论时发言的人就不叫他说了，只是批判者一口一个右派分子地说他，扣右派分子和反革命的帽子。 他说，随便你们说，嘴是扁的，舌头是圆的，你们随便说吧。 批斗持续了三四个月，他的身心都受到了伤害，已经招架不住了，没有精力反驳和辩论了，每次开会就一言不发。他在心里说，你们说吧，你们想把我说成右派就右派吧。左派、右派就一字之差，你们就是把我说成右派又能怎么样？这是意识形态问题，毛主席讲了，意识形态的问题，要用意识形态的办法去解决。你们还能违反毛主席的教导吗？ 尽管他的心里是这样想的，可是进入1958年的1月之后，他感觉到形势更加严峻了，批斗会升级了：连着开了两次全县乡以上的干部和文教系统职工参加的批斗会，就是在陆为公题了字的宝水堂。 第二次大型批判会结束后的这天，晚上回到家中，他对妻子说，情况严重了，这几天的大字报都是给我定性的，要求县委把我定为右派。有的大字报说我是反革命分子。看来要处理右派了——这是领导上的意图。没有领导的意图，不会有人写这样的大字报的。我得有思想准备。 祁钥泉有个美好的家庭。他是1955年结婚的，那年他二十二岁。妻子是1954年支援大西北来到金塔县的天津市姑娘，这年二十岁，漂亮，能干，贤惠。妻子是金塔县城关镇政府的秘书。他们的孩子一岁了。由于夫妻上班，没人照顾孩子，他们请了一位老太太做保姆。 妻子问他，怎么做准备？ 他回答，看这样子，我真要定为右派了。右派是敌我矛盾，处理会很严重的——可能当不成干部了——我想了，为了你和孩子不受连累，我们离婚吧。 妻子激烈地说他，你怎么想到这个问题上去了！会怎么处理你！下放当农民？判刑劳改？劳改咱们就一起劳改去！种地咱们就一起种地去！ 事情的发展还真被妻子不幸而言中了。就在第二天的上午，他又被叫到了宝水堂。他以为又要开批斗会，不料会议主持人是县委的一位姓赵的副书记，他说，下边由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宣布逮捕令。 赵正方是农民中提拔起来的干部，土改时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当过村长，当过双城乡的公安特派员，在省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回来后升为公安局副局长。公安局没有正局长，他主持工作。此刻他威严地一个一个叫名字。每叫一个名字，就喊一声出来，往前走！那个右派就往前走两步。接着赵正方宣布逮捕令，再喊一声捆起来，就由两个公安中队的战士五花大绑捆起来。后来赵正方喊，右派分子祁钥泉站出来！ 从第一个右派被捆起来，祁钥泉就明白了，他也是要被捆起来的，所以他不等赵正方喊往前走，就走到前边去了，而且走到离主席台只有两步的地方。赵正方读完逮捕令喊了一声捆起来，两个公安战士拿麻绳走了过来，伸手要抓祁钥泉的胳膊，但祁钥泉大喊了一声：后站！ 那两个战士惊了一下，站住。祁钥泉大声说，赵书记，钢刀虽快不斩无罪之人，今天你们逮捕我，我要问一句，我犯什么法了？ 赵书记说，你还没有犯法吗？ 共产党叫提意见，我提意见了，提意见犯法吗？那县党委号召我们提意见犯法不犯法？ 赵书记愣住了，不知如何回答，他既无回答这种问题的思想准备，又缺乏灵活应对的智慧。 会场沉寂了约一分钟之久，有几个积极分子喊捆起来，捆起来，太嚣张了！ 那两个战士抓住了他的胳膊，五花大绑捆了起来。他没有反抗。他知道，他可以推开这两个战士，但那是无意义的，会有四个八个战士来捆他的。但是，他不断地喊，提意见犯法吗？提意见犯法吗？ 赵正方继续宣布逮捕令。这天总共逮捕了二十六个右派。全抓起来之后就把他们押到了公安局的看守所。 从捆起来到走进拘留所的监室，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警察解开绳子，他的胳膊就已经僵硬，骨头、肩胛缝都痛。手和胳膊都肿起来了。但他没有呻吟，没有喊叫。他读过长篇小说《牛虻》，很喜欢主人公亚瑟的坚强。这时他在心里说，我就是亚瑟。 监室里有个犯人很有经验，说尿能消肿，叫他把手杵在尿桶里。他很听话地杵了进去，忍受着令人恶心的骚味。 傍晚，食堂的大师傅送来了饭，喊，吃饭了。他没打饭，他不想吃饭。他在心里说，我抗议。 开过饭之后，来了个铁匠，给他匝上了脚镣。十八斤重的铁匠打造的脚镣。 第二天早晨他仍然没吃饭。他连着三天没吃饭。但是第四天的早晨，他开始吃饭了。他饿极了，身体开始衰弱。他想，三天绝食也没人理会，是不是想着叫我饿死？他想，我不能死，死了就没法讲理了，公安局打个报告说祁钥泉自绝于革命不就交待了吗！ 也就是这天上午，吃过了早饭，他被带到了公安局的预审室，一个叫万盛祥的预审股长审讯他，这话你说过没有，那话你说过没有？ 审讯进行了八天。第八天黄昏的时候，万盛祥问他：你有啥话要说吗？他回答： 你的审问结束了吗？那我提几个问题。我问你，人民日报发表的社论代表不代表党中央？ 万盛祥说代表党中央。 他又接着问，你说代表党中央，那好，那我问你，人民日报的文章里说得清清楚楚，对于右派不采取极端的政策。你们为什么逮捕我？你们的行为是不是反党？ 万盛祥不说话，他又说： 人民日报还说，对一个人定不定右派，要分析三个根源，历史根源，阶级根源和社会根源……我十六岁参加革命，我的家庭是五辈子的贫下中农，这三个根源我占了哪个根源，你们把我定成右派？ 万盛祥一个问题也没有回答，只是气哼哼地说，你说吧，你想咋说你就咋说吧。带下去！旁边站着的一个公安战士就把他拉了出去，送回监室。 第二天早晨，监所的房门打开了，进来两个拿手铐的警察，把他的胳膊往后一窝，来了个背铐。也是铁匠打造的土铐子。 祁钥泉一直戴着脚镣的。脚镣虽重但能睡觉，能吃饭。一戴上背铐，啥都干不成了：没法吃饭，没法解手。只能由一起进来的右派帮忙了。他们给他喂饭，喂水；解手时为他解皮带系皮带。最别扭的是睡觉：戴着背铐躺着睡不行侧着睡也不行，只能倚着墙坐着，坐到天亮，再坐到天黑。 四天后，同监号的右派看他精神不好，喊来看守报告；那看守去向领导汇报，才来人把铐子摘了。 金塔县的气温很低，人们冬季穿毡靴。但是在拘留所不能穿毡靴，因为戴着脚镣，阻挡了毡靴。好在看守是个崇拜祁钥泉的人。祁钥泉多次给公安局讲过马列理论。祁钥泉对他说你给我女人说一下，要一双棉鞋。看守不敢到他家去，也不敢去单位见他妻子，怕人家说他划不清阶级界限，同情阶级敌人。看守在街上站着等，等他妻子下班走过来，跟在后边走，说，老祁要一双棉鞋，老祁要一双棉鞋。女人第二天就送来了棉鞋，但他的脚已经冻肿了，穿不进去。女人说明天买一双大点的送来。祁钥泉说女人：再来叫保姆来，你不要来。不要受牵连说你划不清界限。但是过了两天，女人还是亲自送来一双棉鞋。女人说，买不到你要的号码，是请人做的。冻脚的问题解决了。 有一段时间没人管他了。原因是和他一起被逮捕的学生部部长刘金元出事了。刘金元是西北大学的毕业生。他进了拘留所之后一直精神不好，就在祁钥泉带上背铐的那天夜里，用一片刮胡须的刀片抹脖子，被人发现抢下了刀片。这事被监室看守知道了汇报上去，公安局领导便决定先审他。时间不长，县法院就给他判了刑，送去玉门镇的饮马劳改农场改造。 刘金元送走之后，检察院开始审讯祁钥泉……接下来就又是法院审讯。法院的第一次审讯是在审讯庭公开进行的。审讯庭不大，只有几十个人的旁听席。这天早晨八点钟，警察就把他带进了审讯庭。旁听席上坐满了积极分子。审判长还没来。靠墙处生了个铁桶做的炉子，火很旺，他便把被告席上的凳子拿到炉子旁坐下烤火。有个人喊，坐中间！他说冷，没有动弹。后来审判长审判员之类的进来了七个人，坐在审判席上，叫他坐中间，他依然不愿动弹。一个警察拉起他来，把凳子挪到中间，他才坐过去了。 开庭了，审判员问叫什么名字？他回答，叫什么名字你不知道吗？你不认得我吗？他不是有意这样的，他只是脱口而出而已，旁听席上竟然一片笑声。审判长和审判员都笑了，急忙捂住了嘴。后来，审判员拍了一下惊堂木——祁钥泉很久之后都在想公开审讯的场景，他怎么也弄不明白，共产党的法庭哪来的惊堂木——厉声说，严肃些！等笑声结束，审判员接着问什么职业，原籍哪里，接着就提问题，祁钥泉回答问题。七个人轮流问，因为祁钥泉抱的态度是有就有，没有的事坚决不承认。问了一个小时五十分钟，审判长说，这么说你就没罪了？他说我当然没罪！我有什么罪？提意见犯啥罪？毛主席说的话嘛，言者无罪。你不听毛主席的话吗？毛主席错了吗？审判长无言以对，略一愣怔说，休庭。 以后再也没搞过公开审讯，都是秘密审讯，在一间没旁听席的房子里。 四月底的一天下午，警察把他和另外五个右派叫到了公开审讯过他的审讯庭，宣布：现行反革命分子祁钥泉思想反动，反党反社会主义，抗拒交待，判处有期徒刑六年。 这次宣判，没有旁听者。宣判以后带回拘留所，跟过来的法院书记员问，你还上诉不上诉？他大声回答，为什么不上诉？给我纸。 这天晚上，狱友举着煤油灯，他趴在枕头上写了三页的上诉状。他在上诉状上写道：抓我时说我是右派，现在成了反革命，判六年刑。我怎么反对革命了，杀人还是纵火了，还是喊反动口号了！ 翌日晨起床开饭，正喝着汤，来了一辆卡车，叫他们六个人上车。他把上诉状交给法院来的干部正要上车，女人抱着孩子来看他了。女人说，领导通知她了，叫她到双城乡的学校当老师去。泪水立刻涌上了祁钥泉的眼睛，说，我连累你了。女人说，把眼泪擦掉，哪有男子汉流眼泪的。说着，女人拿出一沓子钱来：这是家里的全部存款，二百八十元，你拿上。他只拿了八十元，把其余的塞在女人怀里说，你还要抚养孩子！ 这天下午，汽车把他们拉到了玉门镇。在一家饭馆一个人吃了一碗炒面条。后来再走，汽车在尘土飞扬的沙窝子里蹦蹦跳跳地行驶了两个钟头，停在一片荒滩上，说是饮马三场。 饮马三场是新建的劳改农场。犯人都住帐篷，一个帐篷二十四个人。帐篷外边拉着铁丝网。铁丝网外是土坯盖成的大队部。三场正在修引水的大干渠，每天由公安部队押着从铁丝网的简易大门出去，走三公里到达工地，挖土方。祁钥泉劳动不惜气力，原因是他的精神状态很好：从反击右派批斗会开始，多次审讯，他就没服输过，不承认自己反党。判了六年劳改，他认为这是县委错上加错，会很快上诉成功的。劳改队也是欺生的，从他到达饮马三场的第二天开始，有几个劳改犯就想挤他的油：无缘无故地骂他，有时还推一把捣一拳，看他如何反应。对此他坚决反击。 那是一天上午，到了工地挖一段新渠，刚一挖土，下风头干活的一个人就骂他：你驴日下的这么干法吗？他说怎么了？那人说，你故意往我身上扬土！他立即就发火了，你是驴日下的！刮着这么大的风，哪有不沾土的？你看，我的身上比你的土还多！那人说，你骂我！他逼近那人说，骂了，我就骂了！你不先骂我我能骂你吗！嫌土大呀？嫌土大回家睡着去。去呀，睡去呀。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言声了。 就是有个问题搞得他很苦恼，到饮马三场后天天夜里做噩梦。第十二天的夜里，他梦见自己还在金塔县的拘留所里，法院叫去宣判，判了个死刑。汽车拉到刑场枪毙，枪一响，一颗子弹打在头上，訇的一声响，头炸开了。他惊醒了，出了一身汗，湿淋淋的，心跳得咚咚的。早晨起床吃饭下工地，他都闷闷不乐，情绪非常低落。中午在工地休息，他躺在土堆后边吸烟，一下子睡着了，烟头掉在棉衣上把前襟胸脯部位烧着了。一个劳改犯看见了，把喝的水泼在他胸前，把他惊醒了。从夜晚到白天总遇不吉利的事，他的情绪更坏了，但是到了傍晚收工的时候，管教干部表扬了他，说他劳动积极，并宣布他当组长，领导这个组的二十三个人。 收工回到帐篷，正要集合吃饭，听见外边有人喊，祁钥泉！祁钥泉在哪里住！他的心猛地一跳，跑出帐篷看，回答，我在这里。 找他的像是个劳改农场干部，对他说，把行李拿出来！跟我走！ 他急忙进了帐篷，把被褥捆好，背上。那人领着他出铁丝网到了大队部，进了一间办公室。他一眼看见了金塔县法院院长董有才，迎上去就抓住了董有才的手，一边摇一边说，你来了吗？你来了吗？ 董有才站着说，我到饮马找你三天了，今天才找到你。不知道你在饮马哪个场。你的上诉下来了，我给你念一下：撤销金塔县58118刑字判决。祁钥泉有右派言论，如骂共产党不如国民党，但本着宽大与教育相结合的原则，予以无罪释放。刑事上诉就此中止。 祁钥泉说，我什么时候说过共产党不如国民党？这不是陷害吗？ 董有才说，算了吧，算了吧。事情过去就算了。 夏季昼长夜短，这时候天还很亮，他们决定当天就走，农场派个车把他们送到玉门镇。第二天就回到了金塔县。祁钥泉要回家，董有才却把他带到公安局，又交给了拘留所。他不得其解，问，不是无罪释放吗，为什么还要关我？董有才回答：你的反革命问题没有了，右派还是右派。你先在这里等几天吧，很快就会给你答复的。 祁钥泉在拘留所一押就是一个多月，每天到公安局的小农场拉犁、锄草。一直到天气已经很热的一天，县委通讯员来找他，叫他背上行李到县委去。在县委大院，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的副组长对他宣布：定为右派分子，保留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接着通讯员就领着他去了县汽车站，上了一辆大卡车。与他同时上车的还有税务局局长魏得荣和公安局副局长赵正方。在车上祁钥泉没说话。车到酒泉县境内，停在萧家村庄——那是公路边的一个村庄，有两户人家——通讯员找农民去雇牛车，三个人坐在白杨树下休息，祁钥泉对赵正方说： 哎，赵局长，你怎么也来了？ 赵正方一脸晦气，说，唉，说不成，说不成。 祁钥泉说，那时间抓我，你不是威风得很吗，又给我匝脚镣又给我戴背铐，怎么一下子又和我一样了，成了阶下囚了？ 赵正方说，老祁，这事你不要怪我。你的事都是秦书记一手操纵的…… 他说，你说细一点。 赵正方说，匝脚镣是秦书记叫匝的，戴手铐是我作主的。把你抓起来的第几天我记不起来了，是傍晚，秦书记电话问我，祁钥泉拿下没有？我说没有，还是那样。他就说再匝上一副脚镣。我说秦书记，匝双脚镣是违法的，没这先例。秦书记又说，匝给，违的个啥法！没办法，我不敢违抗他的批示呀，赶紧开了个会，研究秦书记的指示，最后决定还是不能再匝脚镣，给你再戴一副手铐吧。这事你千万不要怪我。抓你也是他批示的。就连逮捕令都是他叫秘书写好叫我宣读的。还有，不知道你知道不知道——你从饮马回来，他不叫放你，把你还押在拘留所。他叫县委整风领导小组给上级打报告。他说，再报，再往上报，判不了刑就再打报告，给最重的行政处分！——开除公职，劳动教养。是地委批了个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听赵正方说完，祁钥泉很久没说话，后来才问，你犯了啥罪嘛？ 赵正方叹息着说，给我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唉，这话说起来就长了。秦书记不是爱嫖风吗？公安局收到二十几封告他的信。他把人家的媳妇和丫头日弄了，人家告他。我觉得事情不好办，就到他的办公室跟他说，秦书记，有个问题跟你汇报一下：有些人告得不行了，领导同志乱搞女人。这事影响不好，你在会上讲一下，叫领导们注意一下。我想用这样的旁敲侧击的办法提醒他一下，再不要嫖风了。他却问告的谁。我说告谁并不重要，叫大家都注意。他一下就发火了，说，老子嫖个风，有人还要砸我的脚巴骨！他对我就有成见了！ 当然，事情不这么简单。他整我，还有一个原因：他认为我跟张县长跑，我和张县长共同反对他了。你知道的嘛，张县长对他有看法，在有些事情上和他意见不统一。去年入冬的时候，地委叫县上预报全县今年的粮食产量。县委开过一次常委扩大会，研究这个问题。会上秦书记讲，按亩产六百斤往上报。张县长不同意，说，我听到农民的反映，这两年预报产量过高，公粮上得多，统购粮也卖得多，农民吃的不够。我的意见亩产报三百六十斤就可以了。张县长说完这话又说，我是外地来的，对金塔县的土地能打多少斤粮可能了解得不准确。你们是本地人，你们说，金塔县的土地一亩地能打多少粮食？当时本地干部都不吭声——谁都知道嘛，去年全县平均产量是亩产二百零四斤，产不出六百斤来嘛。可是秦书记指着我说，赵局长，你说，报多少斤好？他点了我的名，我就不能不说，也不能胡吹个六百斤。我就说张县长说的三百六就差不多。秦书记瞪了我一眼，又问其他人：你们说，报多少好？那些人都说，同意赵局长说的。当时秦书记就火了，说声散会就离开了会议室。 不久，省上召开第二届党代会，秦书记就开会去了。开会前他布置的，叫张县长组织常委再开个会，再讨论一下报产量的事。会开了，决定还是报三百六。秦书记回来后就不高兴，说保守，右倾。就先把张县长拉下台了。我和杨崇山拖到四月也整倒了，还有宣传部长吴培周。给我们定了个地方主义反党集团。 在拘留所蹲了半年的祁钥泉不知道县上发生了这么大的事情，很是惊讶，说，张县长哩？张县长现在做啥了？ 赵正方回答：半个月前，就送到夹边沟劳教去了。 祁钥泉惊呆了。张县长叫张和祥，这是个从庆阳老区来的老革命，待人和气，工作作风踏实，下乡的时候总愿意住在农业社的牛棚里，和饲养员拉家常。他来金塔县上任，带着老家的小脚女人。祁钥泉很敬重他。 你知道陆书记怎么倒台的吗？这时赵正方说。 他说我哪里知道呀！元月份就把我抓起来了。 赵正方说，就是一月份呀，党代会不是开到一月份了吗？党代会上，陕北来的省上的领导，把庆阳来的孙、陈、杨整成反党集团了，把陆书记也捎上了。秦书记在党代会上发言批判了孙、陈、杨，说陆书记是孙、陈、杨的死党，是金塔县右派的总后台，右派分子叫他陆青天。他还专门提到了你，说你就是在陆书记的支持下向党发动进攻的。他一回到金塔，就决定逮捕你，把你定成反革命。 赵正方知道的还真多，祁钥泉想再问几个问题，通讯员回来了。他身后跟着个农民，赶着辆牛车。他朝他们说，上，都上车，先把铺盖放上去。 几个人上了牛车。这是河西走廊特有的大轱辘车，轱辘和人一样高。他们坐着车涉过了北大河。牛车在长城乡的土路上走了两三里，又过了一条叫做清水河的。他们看见一道矮矮的沙梁子，沙梁子跟前竖着个木头牌子。上边一溜黑色的仿宋体大字：国营夹边沟农场。 祁钥泉的心突突地猛烈跳动了起来……他想这里会是什么情况呢？ 李祥年的爱情故事 去年在甘肃省靖远县采访的时候，我就听人说，有个名叫李祥年的夹边沟右派住在县城里。他是天津人，五十年代的大学生，曾在兰州市体委工作，五七年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劳教期间，他又升了一级，被正式判刑送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留场就业，几经周折落户在靖远县城，在县体委工作。 听到这个残缺不全的故事，我立即去他家拜访，却未能谋面。他家的门上挂着锁。邻居告诉我，十多年前他就在兰州市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开设了一间字画社，他和家人常年居住在那儿。 李祥年的故事引起了我的极大兴趣：作为天津市的作家，我终于听到了一名天津人在夹边沟的故事；他是怎么由劳教升级为劳改的？“升级”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到多次了，但还没有见到过一个“升级”的人；他原先在兰州市体委工作，落实政策应该回到原单位去，却又怎么到了黄河北岸的干旱山区靖远县？ 我立即返回了兰州，并且去红山根体育场附近寻找李祥年，却未能觅到。 无巧不成书，今年秋季又一次来兰州采访，与一位名叫关启兴的画家朋友聊天时谈到这件事，他说，李祥年，你要找李祥年吗？我领你去。关启兴告诉我，十多年前，李祥年在兰州市举办书法展览，他们就认识且熟悉了。 难怪我找不到李祥年的字画店，原来它就在兰州铁路局旁边的街道上，我却在红山根附近铁路新村的地段上转来转去。 掀开软塑料门帘进了门，我的画家朋友就和一位高个子年近七旬的人说话。我立即就意识到他是李祥年。他的白净的脸上岁月留下了抹不去的痕迹，鼻翼两旁的八字纹刀刻斧凿般深刻。 略事寒暄之后我就说明了来意。他毫不推辞，爽快地说：“你要问我在夹边沟为什么‘升级’、怎么升的级、最后怎么又流落到了靖远县的，这可是一言难尽呀，我得慢慢道来。” 我是1958年9月被兰州体委送到夹边沟去的。是体委办公室副主任和国防体育科的射击教练送我去的。为什么叫个射击教练送我？怕我逃跑呀——6月份就宣布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我已经跑过一回了，我是被抓回兰州来之后送夹边沟的。这次送夹边沟，怕我逃跑，专门派了个射击教练提个小口径步枪押着。 我在夹边沟的境遇还算是好的。我是河北师范大学体育系毕业生，体魄好，身手灵活；我从小就跟着父亲进戏院子，懂京剧，能唱能表演。到了夹边沟，在大田劳动了几天，就被抽出来参加演出队，排练庆祝国庆十周年的节目，演戏。我还能画能写。我的爷爷是清代举人，开家馆，写得一手好字。父亲母亲毕业于天津南开大学经济系，父亲做过开滦煤矿的财务主任，也是写一手好字。我的堂兄李鹤年后来成为全国著名的书法家，天津市书法家协会的主席……出生在这样一个书香门第，我当然也是能写能画。国庆节演出全本京剧《失·空·斩》我饰诸葛亮，一炮打响了，引起管教干部的注意，演出结束后叫我去写黑板报……我在大田里就没有干过几天——有时候，领导看我一块黑板写三天，就发怒，知道我是偷懒耍滑，叫我下大田去劳动。可是下大田没几天，就又把我调出来搞黑板报。我是偷懒耍滑了，可是，不偷懒耍滑的时候我一天能写十块黑板报，其他人根本就做不到。不光是又写又画，连稿子都是我自编自写，用不着管教干部操心。夹边沟的能人多得很，有画家，有诗人，有专业演员，但他们不如我多面手什么都能干。 由于能写能画能演能导能画布景，经常做零工做杂活，所以我到夹边沟一年的时间里没受太大的苦，身体没有累垮，也没太挨饿。我经常在黑板报上表扬食堂的炊事员——这很重要。农场制定出的奖惩制度里有这样的条文：立三次大功就可以摘帽，可以解除劳动教养。我表扬谁谁就在管教干部心里留下好印象，有利于他立功和摘帽。所以我和炊事员们的关系好，去食堂打饭就打得多。我表扬了卫生所，医生就给我开病假条，我就可以休息，可以躲避重体力劳动，保存体力。 初进夹边沟的时候我也曾有过想法：不就是劳教一年半载吗？领导就是这么说的，锻炼锻炼几个月就回来了，接着工作。按照我当时的处境，的确还是可以的，比其他右派强多了，所以我就下决心熬下去，熬出这几个月去。可是熬了一年零几个月，一点儿摘帽释放的音讯也没有，我就觉得熬不下去了：想女朋友了。我对女朋友的思念把我折磨得很苦，什么也不想干了，觉得活着没意思了，就想逃跑了。想去看一看女朋友，见一面，和她叙一叙思念之情。也想告诉她我已经是右派分子了，正在劳动教养，你还爱我吗？如果她说还爱我，愿意等着我，我就回来再接着熬。她要是变心了，我就再也不回来了，我宁愿到处流浪，漂泊…… 我的女朋友名叫俞淑敏，那时正在北师大读书。她是石家庄人。1955年春季河北省师范大学——那时校址在天津市——搞毕业实习，我在石家庄第二中学代课认识了她。那时我23岁，风华正茂的时候，又是外向型性格，在二中实习期间正遇上河北省的运动会在石家庄举行，我担任篮球比赛的裁判——那是我的长项——出足了风头。踢足球也是我的特长，我们体育系的足球队和河北省足球队比赛了三场球，我也出了风头。结果，就在我们实习结束的时候，我发现俞淑敏看上了我。 俞淑敏那年上高二，年龄还小，也就17岁。可那是个早熟的姑娘，不光身体发育早——大个子，胸脯挺饱满——思想也成熟早。她常常用非常热烈的目光看我。咱们都是过来人，不用我说你们就明白，一个姑娘看上了你，那目光和别人是不一样的。另外，就在我们离开石家庄第二中学的前几天，我代表在这个学校实习的十几名各系的同学写感谢信，俞淑敏就围着我转，很殷勤。她一会儿去找墨汁，一会儿又去找毛笔。感谢信的稿子是中文系写的，我捉笔抄在红虎皮宣纸上。我的楷书是写得很好的，小学五年级，我的作品就获天津市小学生书法大赛第一名；初中时天津市搞中学生书画展，我的字画占了整间展厅的三分之一，楷篆魏行洋洋大观，斗大的楷书——爱祖国，爱人民，爱劳动，爱科学，爱护公共财物——大横幅是我写的，在天津市文化馆展出。 感谢信写完，俞淑敏满心欢喜地在旁边说，李老师，你的字写得真好，写得真好！ 她真是从心底里钦佩我，看上了我。当然，我也喜欢上了她。这是个很漂亮的姑娘，她虽然年龄还小，但的确是个美人，千里挑一万里挑一的美人，窈窕的身材，妩媚的脸蛋，真是漂亮极了。 我确切地认识到她爱上了我是在我离开石家庄前的最后两三天，她叫我去她家。从她家出来，她又叫我去公园。她说，李老师咱们去公园吧，你急着回学校干什么？过两天你就回天津了，还不在石家庄好好玩玩吗？在公园里她跟我说，李老师，实习完了，回到天津还能记得我么？我说怎能忘了呢，你可能很快就会把我忘了。她说我不会忘记你的，只要你不忘记我。 回到学校后就毕业了，等待分配工作，这时她又请假到天津来看我了。她有个姨妈在天津，她住在姨妈家里，但每天往我们学校跑，或者约我出去逛公园。这次相见，我把自己的相册和几幅字给了她。她回到石家庄不久就寄信来，说她父亲看了我写的字，夸奖我说，这小子这两笔字确是精彩。 我在兰州工作以后，我们之间书信不断。那时候最快的信是航空信，我们都寄航空信。航空信寄出的时候邮票上边要贴一枚蓝色的标签，印有“航空”两个字。1956年春节第一次回家探亲，路过石家庄我去她家看她，她父亲就对我说这样的话：淑敏年龄还小，你要爱护她，不要耽误她的学习。 我的家原来是在天津，由于姐姐天津大学毕业后分到北京国家建工部，在北京成了家，姐夫是五三年的留苏学生，是建工部设计院的总工程师，我的父母都已赋闲在家，就都搬到北京去了，我回家探亲是到我姐家去。这次我把淑敏也带去了。淑敏在我家住了几天，我父母很喜欢她，说她有眼色，勤快，嘴也甜。她见了我母亲叫娘，对我父亲称爸，俨然是我们家庭的成员了，乐得我母亲合不拢嘴。她在我家和我姐住一间房。她性格活泼，爱唱歌，还拉小提琴。我姐也很喜欢她。 这里有个小插曲应该说一下。1956年的全国篮球比赛在武汉举行，我身兼甘肃省男篮和女篮两支队伍的教练去武汉打比赛。那时甘肃省没有专业球队，都是从各厂矿企业抽来的运动员，可是那次我们的男篮打了个第三名，是迄今为止甘肃省篮球史上最好的成绩，以后的几十年也没超过这个纪录。集训一个月就去打比赛，我在比赛中指挥得当，出了风头，结果女篮的一个运动员竟看上我了，频送秋波。最后的冠亚军决赛之后又搞了个表演赛，建工部队对福建队赛委会叫我当裁判，这时候那位女队员给我拿衣裳端水；返回兰州的火车上，她也是一会儿给我倒茶水，一会儿削苹果给我，其他队员都看出来她爱上我了。回到兰州后她每个周末都约我去看戏，星期天去逛公园，都是她花钱。这个姑娘是上海同济大学的学生，比我早毕业两年，是省建工局的技术员，工资比我还要高一级，月薪84元。她元旦回家探亲——她的家也在北京——临走问我带什么东西不？我买了点哈密瓜干和葡萄干叫她捎去。碰巧她父亲也在建工部工作，她回去一打听就把这些东西送到我家去了，与我的家人见了面。她回家探亲还没回到兰州，我父亲就来了信，说，你托杨某带的瓜干收到了。杨某对你的评价很好。我们全家人都看出来她对你有好感。她的学历和收入都不低，可是我们认为还是淑敏优点多。我们不希望淑敏小小的心灵受到打击和伤害。你可不要喜新厌旧顾此失彼。过了几天，我姐也来了信，说，祥年，我和你姐夫都有预感，看起来你和淑敏的婚事成不了啦。你是不是觉得远水不解近渴——淑敏到今年夏天才能高中毕业，还要上大学，你等不住，怕她将来有什么变化，把你的婚事耽误了？我和你姐夫的意见，还是杨某对你更合适也更现实。 其实，我从心眼里是喜欢淑敏的——我以貌取人：那位姓杨的姑娘就是个子高一些，长得白，可长了个单眼皮，是个胖丫头，身材长相都比不上淑敏，我看不上她。不过我觉得姐姐说的话也有道理：淑敏要上四年大学。四年，可不是四天四个月呀，她真要是上完大学变了心，可真就把我闪下了！于是我把姐姐的话写信告诉了淑敏。我的意思是告诉她，我等着你，你可不能变心呀。她很快就复信了，信中说，我是真爱你的，你不要不放心。你要是不放心，我今年寒假就到兰州去和你同居，以表心迹。就是我父母亲拦我，我也不听他们的。 不是在兰州。而是在北京——1957年的春节，我回家探亲——我先到石家庄看她，然后一起去我家。在北京下了火车，去我家之前，我们在广武门的旅社里同居了一天。只是我运气不好，我回家就一个星期的假期，而那几天她正好来例假。我们虽然在一间房子里住了一夜却未能尝到禁果。这次探亲后回到兰州，再写信的时候，我称呼她爱妻。她呢，也在信中写：祥年，我的夫。她还在信中说，将来我们有了孩子，要把他培养成一名出色的画家，或者是运动健将。我和她还没有成为夫妻，但从感情上却胜似夫妻。我们鱼雁传书，频繁地表达着自己的感情和对于爱情生活的渴望，设计着未来生活的美景。可是，反右斗争开始了……我成了右派！ 从1957年底开始，我就再也没给她写信，因为这时已经宣布我为右派了。我觉得我不配她了，不能再和她恋爱了。再要是给她写信，再恋着她，那我就是在害她。 我原以为，不再给她写信了，就可以切断我们的恋情了，可是我错了，到了夹边沟的艰苦环境之后，我对于她的思念竟然愈发强烈了。在劳教分子的宿舍里，在寒冷难眠的长夜里，我经常想起她妩媚的面孔，想起她柔软的身体，想起两个春节我回北京探亲，她住在我家里，她拉琴我唱歌或者我们俩一起唱歌的情景…… 终于，我对淑敏的想念发展到了不能遏止的地步：我想逃跑去看她。那时候我什么都不顾了，心想一定要见她一次，然后叫我去死都行…… 同1959年的春节一样，1960年的春节到来之前半个月，农场又把右派当中有表演才能的男女抽出来排练节目，准备节日演出。去年我和省京剧团、秦腔剧团的几个演员以及几个票友演了整场的京剧《失·空·斩》，今年我们还是演《失·空·斩》。由于长期饥饿和劳累，演员们都两腿发软，没有了排新戏的创新精神，演戏只不过是为了逃避劳动，混一顿夜间的加餐。我的腿也发软，发飘，但相比而言比别人强些，因为我参加重体力劳动少，体能的消耗比别人少。 离着春节还有一个星期，我逃跑了。那天夜里我们点着汽灯排练节目，到12点钟吃完加餐，就都散伙了，回宿舍睡觉。我也躺下了，装睡，没脱衣裳。睡了大约一个多小时，我就爬起来了。把一只皮箱塞进被窝里，枕头摆好，枕头上还放了一顶前两天拣来的破棉帽子，用被子遮住一半，造成一种假相：李祥年睡在这里。如果队长或管教干部进来查夜，不拉被子是发现不了的。这样，天亮之前不会有人发现我逃跑了。 那时候夜里院子里有人值班巡逻，防止右派逃跑。右派们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没人逃跑，大都对党很虔诚，都想经过劳动改造摘掉帽子解除教养回家去，争取个好的出路。可是五九年的国庆节开大会的时候，全农场只有三个人摘了帽子，解除劳动教养，却还必须在夹边沟就业，一月挣24元。于是人们明白了，劳动教养改造思想是一片谎言，是欺骗，所有的人实质上都判了无期徒刑，劳动改造遥遥无期。人们都绝望了，铤而走险逃跑的人随之多了起来。为了预防逃跑，农场每到夜间就派管教干部和右派中的积极分子值班和巡逻。为了避免遇到值班干部和积极分子，我把棉帽子、水壶和几个存下的干馍馍藏在贴身的棉袄里边，外边披了一件蓝棉布大衣，装成上厕所的样子进了厕所，然后从院墙上翻过去落在农场大院的外边。 我没敢走当年从酒泉来夹边沟的公路。我不清楚，从酒(泉)金(塔)公路通向夹边沟的五公里必经大道上会不会有人巡逻；从这条公路走要经过两条河流上的两道便桥，这条路最便捷。我顺着基建队大院外边的通往新添墩分场的大道往西走，经过五八年建的炼钢厂——几间平房，早就改为农场卫生所的太平间了——再往南拐，穿过卯家山口，走到清水河边。由于是三九隆冬，河上结了厚厚的冰，我踩着白冰过了河。穿过一片田野，又走过同样是冰封雪盖的北大河，我的脚就踏上了直通酒泉的酒金公路。 当然我不敢大摇大摆地顺着公路走。我仅仅沿着公路快速地走了几公里，使自己以最快的速度离得夹边沟远一些，然后就下了公路，在长满了芨芨草或碱蓬的荒原上前行，深一脚浅一脚的。我还不能离公路太远，以防迷失道路。我不得不在荒野上赶路：一旦农场发现我逃跑了，管教干部就会骑着马追上来。 我原计划在天亮之前走到酒泉县的，可是八点多了，天已拂晓了却还看不见县城，只有黄沙铺就的公路和残雪映衬下显得黑楚楚的耕地在我面前坦坦荡荡展开。两辆拉麦草的大轱辘车吱吱咕咕地行驶在公路上，还有赶车的农民。 又走了两个小时，我才走进县城。 进了城我立即在一个小旅馆里用偷来的一位兰州炼油厂的右派的工作证登记了一间房子。我估计夹边沟农场已经发现我逃跑了，领导派出的管教干部和积极分子们已经坐着汽车或骑着马往县城和火车站来追捕我了。他们估计我不敢进旅馆，我却偏要住在旅馆里。 在旅馆藏匿了一天一夜，转天清晨，我赶到了酒泉火车站，躲在站台对面的一个土坑里。 大约九点多钟，一列从哈密开来的客车进了站。我没敢去买车票，从车下钻过去之后我立即融进了拥挤着上车的人群里钻进车厢。年关在即，旅客熙熙攘攘，挤得车厢里水泄不通。我坐在车厢中间的过道里垂着头打盹，一次车票都没有查，二十几个小时之后我就到了兰州。不敢出站，怕有人在出站口等着我，——真是疑神疑鬼呀——我往东走了一截，找到支线上闲置着的一截车厢爬了进去。等到下午，我又上了36次从西宁开往北京的快车。我的运气真好，从兰州去北京的客车比从哈密开来的更拥挤，也没人查票，四十多个小时，我蜷缩在一排座椅下边睡到了石家庄。 对于石家庄我已经很熟悉了，我在这儿实习过，1956年和1957年两次回家探亲我都来过这儿，五七年还在淑敏家住过半个月。我很快地就上了一辆公共汽车，在离着淑敏家不远的一条街道上下车，找了一家旅馆住下来。翌日，我先去洗了澡理了发，然后去市场买了两只鸡提到旅馆。我的气色难看，一直等到天黑，我才提着鸡往淑敏家走去。 真是太巧了。还没走到淑敏家门口，我就遇到了她和她姐，她俩推着一辆自行车和我走了个迎面。我当时戴着口罩，没戴帽子，她一眼就认了出来，惊讶地叫了一声：呀！这不是祥年吗？ 我从她的表情看出来，她看见我很惊讶，但声音里又充满了惊喜。这时我倒有点难为情和尴尬了。自从1957年年底我被划成右派之后，就再也没给她写过信，她几次寄信给我我也没复信。她可能早就以为我变心了，不爱她了，所以这次见她才表现出如此的惊诧。 我不知道该说些什么话，我只觉得我的心揪紧了，身上发冷，脸却发烧。我支吾了一声，算是和她打招呼。接着，为了避免她再问我什么，我采取主动说，你们这是上哪儿去？ 她姐回答，我们想到一个老师家去看看。 我说去吧，你们去吧。我去你们家。 淑敏说不去了，不去了，走，咱们一起回家。 淑敏和她姐把我让进她家。 自从1957年的春天在她家住过半个月之后已经近三年了，我没有来过她家，也没有写过信。我担心这次来她家她会冷落我，也害怕她的全家人冷落我，我低眉垂眼畏畏缩缩进了她家。没有，她和她的家人仍然热情地接待了我。她家住的是一座独门小院，我一进去，她家的所有人都集中到她父母住的房子来了。这是里外两间的套房，里间是她父母的卧室，外间是客厅，所有来她家的客人都在这间房接待。她的父亲是医生，除了她的父亲还保持着家长的矜持和尊严，说话有尺度，面部表情一如往日平静之外，其他人都对我的到来显得惊喜和热情。她的母亲一见面就问我吃过饭没有，并立即催大女儿去做饭。我说吃过饭了，老人立即责怪我：为什么在外边吃饭！怕我们不给饭吗！接着又问几点钟到石家庄的……说着话，老人突然问了一句：祥年，你的脸色怎么这么难看，又黑又瘦？兰州吃不饱吗？我是比前两年瘦了一些，我也知道自己变黑了。河西走廊的太阳是很毒的，空气干燥，我又长年在露天劳动和工作，能不黑吗？淑敏进了房子立即给我倒洗脸水，倒茶水。她的姐姐弟弟也都站在旁边看我，时不时地插句话。 但是，这种热情很快就冷落下来，他们全家人像是约好的一样突然都不说话了，房间里出现了令人难堪的静默。除了铁皮炉子散发出的温暖宜人的空气依旧之外，我突然感到了异常和尴尬。我明白，最初的惊喜过去之后，她的一家人都在心里想：这个李祥年两三年没音讯了，怎么突然又冒出来了？ 这时候我的心突然就刺痛了：对于这个家庭来说，我不再是三年前的我了。淑敏的弟弟以前见了我叫姐夫，成天围着我转，可现在他静静地站在卧室的门口，一句话不说，静静地看着我，似乎在审察我。以往就是在父母面前，淑敏也是待我很随意的：喝水吗？自己倒；或者是这事呀那事呀，想起什么说什么。这天晚上她给我倒了一杯茶水之后，就退到角落里在一只板凳上坐着，不说一句话。我看见她有时候直着眼睛看我，有时候又很不自然地拘谨地捏着她罩衣的衣角卷呀卷呀。 尤其是看见了她的比从前更成熟更好看的胸脯上别着的北师大的校徽，我的心禁不住一阵阵发冷：她是名牌大学的学生了，而我已经变成阶下囚了，流放夹边沟……我已经不配她了！行了，见这一面就行了，走吧，我不属于这个家庭的一员了。再说，将来的日子我还不知要走什么样的路…… 坐了一会儿，在一阵静默中我站了起来，说，伯母，我走了。伯父，再见…… 我是九点钟离开淑敏家的。淑敏没拦我，只是她母亲客气地问了我一句：这么晚你上哪儿去？我说我住在旅社里。她母亲就没再说什么。淑敏送我到院门口才说了这天晚上的第一句话：你明天来，早晨八点钟来…… 我没回答她。还有必要来吗？我心里这样想。我只是说了句你进去吧，回房去吧，就转身离开了她。但这时她弟弟跑了出来，喊了声姐夫，然后说，你不要走，你就住在我的房子里，我住里屋去。 从前我来淑敏家，就是住他的房子。 我理解这个中学生的心情，已往的两年中他已经熟悉我了，把我当成他家的一个成员了。在一起的时候，他总是问我这问我那。他喜欢踢足球，我就给他讲足球，并比划着教他踢球的技术动作。我是他心目中崇拜的人。他不愿意我这样匆匆而来，匆匆而去；可能作为一个初中少年他还不理解或者不完全理解我和他姐姐之间发生了什么事，我为什么这样匆匆离去。我在他家时说，我是回北京探亲的，顺便在石家庄下车来看看的，此时我不得不又一次撒谎：不行，有一个朋友在旅社里等着我，我一定要回去。我送他上火车，明天早上再来。 离开淑敏家，我在心里想着：不来了，我再也不来了，我与她见一面就行了，我们的缘分尽了。但是回到旅社在床上辗转一夜未眠，早晨起床后鬼使神差地我又往她家去了。 我舍不得和她分手。我想坦白地告诉她我的真实情况，我想问一句，她愿不愿等我，愿不愿和一个囚犯保持恋爱关系。我是为了这件事来的，我一定要把话说出来，并且还要请求她：不要抛弃我，我是真正爱你的……即便她不同意将来成为我的妻子，那就再叫我看她一次，看看她妩媚的脸，看看她成熟的窈窕的身材，看看她的笑容，听听她说话的热烈亲切的声音…… 我往她家去。路过集市，我看见了她母亲，她姐姐。她们在买菜。看来，她母亲今天要款待我。可是我突然想：不，款待我是次要的，她完全没必要亲自来买菜，淑敏的姐姐是天津医学院的学生，22岁了，完全可以办好这件事的。她们母女大清早出来买菜，是为了给我和淑敏创造个谈话的环境！淑敏的父亲上班去了。 我走到淑敏家门口了，却又突然踌躇起来，犹豫了：我是个右派，劳动教养的囚犯，逃亡在外，这辈子都没希望了，还有什么脸面、资格去见淑敏？淑敏是大学生了，将来的中学教师或者大学教师，我去找她，她如果真的还爱我，许诺等着我，我不是害了她吗？我会毁掉她的前程的，会毁掉她的一生的…… 我在门口站了几分钟，在心里默默地祝愿她幸福，祝愿她找一个好丈夫，然后就转身走开了。 当天下午到了北京。 因为想念淑敏，我逃离了夹边沟。我见到淑敏了，但是由于我的自惭形秽，我又失去了她，逃离了她，现在我该干什么呢？我原先想的是只要她还爱我，只要她说你去接受改造吧，你改造好了，我还是等着你，那我就会义无反顾地返回夹边沟继续接受改造。可事到如今，我的前途已经葬送，爱情也已然葬送，整个的生活失去了光彩，我还有必要自投罗网重返囹圄吗？没有，没有这个必要了。我已经不对心爱的人承担义务了，我生活的全部意义就是活着了，那就想办法活下去吧：流浪。我认为我有能力在流浪中生存下去。那一年我28岁，虽然在夹边沟饿了一年多身体有点虚弱，但我毕竟年轻，我的身手是敏捷的，生命还充满活力。我只要能找到个活干，无论多苦多累，无论在什么地方，只要能不陷囹圄，不进石头城，保持我的自由的身心，我都能忍受，能生存下去。 可能所有逃跑出来的囚犯首先想到的去处是回家看看，得到父母的庇护和接济吧。那天离开了石家庄，我首先想的是回一趟家，见见我的父母，然后再走上流浪的生涯。 我是等到夜色降临之后回家去的。我姐姐和姐夫都在设计院工作。他们的家在北京去通县二十里远处的管庄。解放后国家在那儿盖了大片的楼房，中央和国家机关的干部家属们都住这。但是，我乘坐的最后一趟公共汽车到了管庄，到了姐姐家门口，我却犹豫再三不敢敲门。 1957年的夏季，兰州市的各级机关大鸣大放和开展反右斗争，到了11月，我就被定为右派。最初，我并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之中，因为我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我的家庭出身也仅仅是旧职员，虽不是无产阶级家庭，但也不是地主资本家，所以我未列入去夹边沟的名单。但是，我被定为右派之后，不叫我做教练了，也不叫我当裁判了。我从河北师大毕业后仅仅在兰州体委工作了两年，可是在兰州的体育界我是出风头的。那时候兰州体校设在市中心的兰园，我给学生们上课。兰园有全市唯一的一片灯光篮球场，每一场兰州市的或者省级的篮球比赛，都是我执法，满场跑，动作漂亮，反应敏捷，判断准确……我走在街上许多年轻人认识我，叫我兰园裁判。我还是甘肃日报的特约体育撰稿人，写过介绍五六年赫尔辛基奥运会新规则的文章，写过介绍小足球的文章。我还是甘肃人民广播电台的体育解说员。重大的比赛，我坐在球场边上对着麦克风解说，电台现场转播比赛。但是，定为右派之后，我的工作就是比赛前画线，抬保温桶，抬开水，烧开水。往常叫我李指导的学员和运动员，现在在水房遇见我，这样跟我说话：李祥年，把水烧热了，我们要洗衣裳。李祥年，这水没烧热，怎么能洗澡呀！工作是不怎么累，气却不好受。我一生气干脆就不干了，不管领导怎么批评我都不干了，每天跑到兰园北门的茶馆听人说书。于是，到了这年六月的一天，领导在大会上宣布，李祥年因其态度恶劣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对这一决定极为不满，领导宣布的那天，市公安局来了一个警察，他们原计划一宣布就叫警察把我带走的，但我立即作出了反应。我说，我不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党对右派的处理是有政策的，右派是敌我矛盾，但按照人民内部矛盾处理，对于开除公职的干部允许其自谋生计自寻生活出路。我要求自谋生计。不等领导说话我又说，这是党的政策，我按党的政策办的，你们如果违背党的政策非要叫我去夹边沟劳动教养，那就是反党，反对党中央。我要告你们去。我要告到省委，告到党中央。 我的一席话说得铿锵有力。领导还没遇到过这样的事，那警察可能也没见过这样的右派，一时间他们愣住了，警察也不敢贸然上前抓我，体委的干部们也都寂静无声哑然失色。大概静了一两分钟，领导才说了一句：会就先开到这里吧，叫李祥年先冷静冷静，回去考虑一下，明天再说。 明天？哪能等到明天！我估计散会之后他们就要请示上级，如果上级回答对不服从组织处理的右派强行扭送夹边沟，明天可就晚了！散会之后我就去了火车站，买了车票。傍晚等到机关下班之后回到宿舍，把被褥卷起来，叫个三轮送到火车站，当夜就上了44次列车，直奔北京。到了北京姐姐家里，我不敢说实话，就说是回家探亲来的。为什么不敢说呢？就因为我妈思想积极——她是街道居民委员会的干部，就是人们常说的街道老大妈。她因为工作积极还戴过大红花呢。我父亲虽说赋闲在家，但胆子小得很。旧职员嘛，唯恐有什么祸事临头。五七年我被定为右派之后，我曾写过一封信给父亲，说反右斗争激烈得很，我受批判了。我父亲回信中就说过这样的话：只要不定为右派，挨批判没关系。我在家里待着，心情不好，又没事干，就每天跟着父亲出去，会他的那些票友，唱戏，消磨时间。在家里待了一个月，兰州市体委的公函寄到建工部设计院党委了。领导就找我姐夫了。我姐夫是辅仁大学毕业的，家庭出身官僚资本家，这时在设计院当总工程师，胆子也小得很。领导对他说，林总，你思想挺积极的，政治上要求进步，家里怎么养了个不劳而获的右派分子，还是劳教分子。我姐夫说我不知道这事呀。领导叫姐夫把我送走，接受劳动教养去。姐夫一回到家里就说了这事，当时全家大惊失色哑口无言，我父亲连晚饭都没吃。到了晚上睡觉的时候，我母亲和我姐姐跟我谈话，说，你还是要回兰州去，我们给你拿钱买车票。我当时没说不回去，因为我知道，我住在家里对姐姐姐夫不利，全家也要受牵连，他们保护阶级敌人嘛。可是我心里的确不想回兰州去。 我在姐夫家又住了两三天，姐姐和母亲没再逼我，但管庄派出所的警察找我来了。那是中午，我正在睡午觉，母亲喊祥年，警察找你。我一下子惊醒了，吓得惊叫起来，像是魇住了一样呻吟不止。我母亲当时安慰我：祥年，你怎么啦，怎么吓成这个样子啦？别害怕别害怕。那天警察跟我谈话，说，你是怎么回事，为什么逃跑呀！我说党的政策允许自谋生计，我是开除公职了，回家来了，这怎么叫逃跑呀？警察说，劳动教养是经政法机关审批的，一旦批示了，就要强制执行的，你还得回去接受改造呀。警察走后母亲跟我谈，祥年呀，你还得回去呀，政府的决定是不能违抗的。转天，母亲给了我些钱，送我到管庄的汽车站。在车站等车，我跟母亲说，娘，我真不想回去。劳教农场吃不饱，每天喝稀糊糊，劳动比劳改队还要重。母亲说哪能呢。共产党是讲人道主义的，是讲思想改造的，哪能饿肚子呢。我说兰州五七年底就送右派去夹边沟了，亲人们去探望，都知道吃不饱，不能去呀。母亲说，你不去怎么办呀，不能离开组织呀。我说已经开除了，还有什么组织呀。母亲说，只要你好好改造思想，组织会在你改造好之后安排你的出路的。 车来了，离着还有二百米远，我跟母亲说，壮士一去不复还。母亲是读过大学的，她知道这句话的意思。她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哭了，抱着我的腿说，儿子呀，你要听党的话呀…… 复还是复还了，但却是二十年后。苏武牧羊十八年，薛平贵在西凉招为驸马也是十八年，杨四郎失落番邦……我离开家后二十年又四个月以后才得以重返，那时候我母亲已经作古了…… 我和母亲告别的一幕永远地刻在我的记忆里了。亲妈。独子，我的亲妈把她的独子撵出家去，叫独子去接受非人的生活。 我当然没听我母亲的话。我不能在家里待了，但我决不回夹边沟去。我拿母亲给我的钱买车票到了天津。天津有很多亲戚但我没找。我想，我的母亲和姐姐都不留我，亲戚们能留我吗？我找同学去了。我有个同学张金铸当时在一个中学当老师，我住到了他家。他的表妹介绍我到新华造纸厂干临时工，一天挣一元八角钱。我干了近两个月临时工又出岔子了：一天在街上走，遇到了我的亲伯父，就是李鹤年的父亲。他问我怎么在天津上班？我说了瞎话，说工作调回天津来了。伯父问住在哪儿，我说暂时住同学家。伯父叫我回他家住去，我没去，伯父便寄信给我父亲，说在街上见到我了，为什么不去家住而要住在同学家？我姐姐看了这封信，汇报了设计院党委，党委又通知了天津市公安局。市公安局的警察到造纸厂找到我，说跟我走一趟。我跟他去了，立即就被扣了起来，关到了看守所。过了几天，兰州市体委的办公室主任和射击教练来了，把我接回了兰州。在火车上看得严，没机会跑。到了兰州，回到五泉山市体委的机关大院，借着解手的机会我翻墙跑了，往五泉山的山坡上跑。结果射击队的小伙子们提着小口径步枪追我，子弹打得身旁的土地冒烟，我吓得腿都软了，被他们抓回去了。转天就把我送到了夹边沟。 ……由于有过一次回家的经历了，这天走到了家门口，我就犹犹豫豫不敢敲门了。我怕过不了姐姐和姐夫这一关呀。上次我妈妈给了我车票钱，我没听人家的话跑到天津去了；这次回来没有任何手续，姐夫姐姐猜都能猜出我是逃跑回来的，还能留我在家吗？ 我在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蹓跶，思想里剧烈地斗争着进不进家。我的确想进家去呀，想看看亲人；我的身心都疲惫了，真想在家里睡一觉，休息休息，吃一顿饱饭。我却又不敢进门。我逃出夹边沟很不容易。可以说冒了很大的风险吃尽了苦，我可不愿意叫我的亲人们打个电话就把警察叫来，把我逮起来送回夹边沟去。这次要是抓回去，可就不像上次了，说不定要“升级”的。 我在姐姐家门口走过来走过去，整整一夜也没敢敲门。到六七点钟天亮了，第一趟从通县到北京市的公共汽车开过来了，我上了车。什么母子情呀同胞情呀，就都结束啦。 汽车到了市里，下了车，我开始琢磨下一步怎么办。我从夹边沟出来的时候身上有七八十元钱，虽然整个路途几乎没买车票，但我身上的钱已经花光了。在石家庄买了两只高价鸡就花去三十多元，其他的钱住旅社吃高价饭用了。我想找个临时工干，北京却没熟人，而北京的户籍管理是很严格的，市民们对外来人警惕性极高，我不敢自己去找工作。 我在街头流浪了三四天，白天在街道上蹓跶，在商店里站一会儿，暖和暖和身体，夜里就去蹲火车站的候车室。正是春节运输的高峰期，流动人口多，我在候车室坐着睡觉并未引起警察的怀疑和注意，但是身上就剩下两三元钱了，我的内心很恐慌：怎么办，花完这两三元钱后挨饿吗？我想来想去，决定去偷了。我也看见了少数人伸着手向人乞讨。这是不犯法的，我却嫌丢人，张不开口向人乞讨，再说，警察看见了就抓，抓住就收容，我还真怕被收容和审查。 我用身上的最后一点钱买了个电筒，又买了一把钳子，钳子插在衣裳里边的皮带上。这天夜里我闯进了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白天侦察好的，进修学院放寒假了，门口和院子里冷冷清清的，门房的门锁着，没有人。 我是夜间十二点钟走进进修学院的，门大敞着，一个人影也看不见。进了院子我就东看看西走走，看能从哪儿下手。我想好了，如果遇到了人，问我干什么的，我就说找人。我穿着蓝棉布的大衣，长毛绒的领子，里边是一套毛料的中山装，不像个拧门撬锁的。 我走来走去到了一栋平房跟前，看见一间房的门口挂了个牌子：教师进修学院伙食科。好呀，我找的就是这种目标。门上挂着个半大的铁锁，我用钳子钳紧了，用力一拧，锁就开了。我推开门进去，又关上门，从里边上了锁。——这样，就是来人推门，也以为里边有人，就不会起疑心了。房子里有四张桌子，其中的一张是写字台，挂着一个小锁。我没用力就把小锁拧开了。拉开第一个抽屉，里边有七八十斤北京粮票，一百多元钱。这正是我需要的。拉开第二个抽屉一摸，有个公章。我用电筒照了一下——不敢多照，怕外边人看见电筒的亮光——公章上一行字排列成半圆形：北京市教师进修学院，中间一个五角星，下边横着一排字：伙食科。这东西对我也是不可或缺的，住店要介绍信呀。正好抽屉里还有一本教师进修学院便笺，我撕了点纸把伙食科三个字挡住，铛铛铛盖了五张，撕下来装进口袋，把公章扔在桌子上——那东西我没用，说不定还会招惹麻烦。然后我拉开门大大方方走了出来。 有了钱有了粮票，转天我美美地吃了一顿馆子，又买了二斤点心提着，随时想吃就吃。唉，人要是吃饱了肚子心情都好，心情一好连烟都不想吸了。我买了一盒红锡包香烟，三天才吸完。只是长期挨饿的肚子享受不了丰盛的炒菜和油水，拉了两天肚子。 虽然有了教师进修学院的介绍信，我仍然不敢住旅店，因为内行的人一看就知道那介绍信上盖的公章是假的：上边有弧形的一行字，下边一半都是空白，空白的面积太大了。但我的生活总归是有了很大的改善：晚上蹲候车室，白天到浴池去洗澡，在澡堂子短暂地睡上两个小时三个小时。 这样子过了近一个月，手头的钱和粮票快用完了，我就又作了一次案：有一天夜里我在动物园附近闯进一片灯光通明的楼群里。当时我没记下那是个什么单位，只觉得那是个部队的机关，我在院子里侦察时发现有军人在走动。院里有一栋平房，一间房门口挂着个牌子：伙食管理委员会。我拧开门进去，偷了一大摞粮票，一百多元钱，还有十几斤油票。 这一次作案之后我准备离开北京。我怕在北京街头流浪的时间长了，引起公安的注意。谁知就在我离开北京的这天出事了。我偷了七八百斤粮票，在北京猛吃了几天：下馆子，或是花半斤粮票三五元钱买一斤高价糕点。有时为了省钱买平价点心，我也站在副食店里向买食品的北京市民换北京市粮票。但这种时候总是担惊受怕。怕有人追问我哪来的全国粮票……做贼心虚呀！我还把对我来说没有用处的油票寄给了我们家。那次偷了一大摞粮票，但到底有多少斤，我始终没数过，怕叫人看见和引起人的怀疑。这天准备要离开北京了，我想把口袋里的钱和粮票清理一下，就去公厕解手，蹲在茅坑上数粮票。我正数着，突然觉得头顶有什么东西晃了一下，抬头看时发觉隔墙那边的茅坑上解手的一个老头解完了手，站起来正伸着脖子往这边看我。我立即把粮票装进口袋，站起来走出厕所。后来我又去浴池洗澡睡觉，醒来之后去火车站买票。在售票处，我刚买完票，两个穿便衣的人走上前来堵住了我的去路，说，同志，我们是公安局的，我们怀疑你，请跟我们走一趟。北京的警察是很文明的，他们还说，我们如果搞错了，我们向您道歉。 原来，我在公厕解手，旁边的那个老头看见了我数粮票，出厕所后盯上了我，在我去澡堂洗澡睡觉的时候报告了警察。那时候的澡堂子不像现在，没有放衣物的柜子。我去洗澡的时候衣物和书包就放在一张床上，警察就检查了我的书包和衣裳，看见了里边盖着公章的空白介绍信和几沓子粮票。 我被初步审讯后关进了看守所。第二天正式审讯时来了个军官，我才知道那天偷的是国防部机关事务管理局。那军官问我：柜子里还有三大摞粮票你怎么没拿？我回答，我不是惯偷，我是走投无路才偷粮票的，偷这一摞够我吃一年的，我要那么多干什么？ 过几天兰州市公安局把我押了回去。没有再叫我去夹边沟而是直接由市中级法院判我6年劳改，把我送到了兰州的八里窑，到六一年又转往敦煌县城郊农场劳动改造。 我后悔从夹边沟逃跑吗？不，不后悔。尽管我判了六年刑，但我一点儿也不后悔。如果我要是不逃跑，我会饿死在夹边沟的。夹边沟关了三千名右派分子，许多人家里寄炒面饼干，到六零年的后半年也饿死了，我家里的人没寄过一斤炒面一元钱，我能活下来吗？就是在看守所和八里窑，我度过了饿死人最多的那几个月。我的运气真好。 1965年我从城郊农场被转到十工农场。一年后劳改期满不准回家也不准回兰州，又转到四工农场就业。从四工农场转到下河清农场，然后又到了高台农场、新华农场。1969年战备，又从新华农场迁往五大坪农场。最后转到北湾农场。连劳改带劳教带就业，我在农场总共干了十八年。 这十八年我是怎么过来的？是这么过来的：除去两年劳教，再除去六年劳改，就业期间一月挣二十四元钱，伙食费十七元，剩下的七元钱买肥皂毛巾牙膏，还要穿衣，还要吸烟。为了节省每一分钱，一条毛巾剪成两截使用，擦脸舍不得用中间擦，而是用边缘和四个角。这样用的时间长。节省了再节省，所有节省下来的钱都买了旱烟叶。人在忧愁、烦闷和焦虑的时候不停地吸烟，没命地吸烟。烟成了最珍贵的东西，成了生活第一必需品。我经常一顿饭只吃一个二两的馍馍，把另一个拿去换一撮烟叶。我吸过菜叶子，吸过向日葵叶子，吸过晒干的骆驼蓬——一种非常臭的植物。我还吸过锯末。劳动中能偷懒就偷懒，能装病号就装病号在宿舍睡觉。为了偷懒，有时必须撒谎：对管教干部说，报告队长，组长叫我去浇水。管教干部说去吧。到组长那儿又说，报告组长，队长叫我给北湾大队写毛主席语录去。组长说去吧。好了，这一天哪儿也找不到我，我跑到北湾公社给农民漆棺材去了，能混两顿饭吃。遇到要开大会，我主动要求发言，这样就可以用写发言稿的名义休息一天。但这些都不是主要的生存办法，主要的还是我能写能画，从文化大革命开始到结束，我经常画主席像。给农场画，借到外单位画，给农村画。借出去画画能把我当人，能混着吃几顿饱饭，还能搞到点烟叶。人都说我是压不碎夹不扁的李祥年，拴在石头上饿不死的李祥年，就因为我能画能写能演能唱，到哪儿都是多干零活少下大田，我的身体始终没有被摧垮。 身陷囹圄十几年，石头城里十几年，除了想办法吃饱肚子就是盼着大赦，盼着甄别，但从来没有过大赦，也没有过甄别。还想什么？还想的就是这辈子完蛋啦，再也见不着俞淑敏了。俞淑敏现在怎么样了？已经嫁人了吧，嫁给一个什么样的人？她幸福吗？ 劳改的六年？那当然比就业更惨了：在公安部队的枪口下劳动，早晨像牲口一样赶出来劳动，晚上收监大铁门一响——咣当一声，吃喝拉撒都在监房里。犯人们编了个顺口溜：关禁闭大休息，斗争会看大戏，强制劳动炼身体，枪毙透透气。 由于从城市来的劳改释放人员必须在劳改农场就业，永远不准回家，就永远得不到自由，而我如此地渴望自由，1972年开始我就下决心要自己想办法了：想办法找个农村女人，到农村去落户。说起找对象，真是悲惨极了。我记得在下河清农场的时候，那里有50多名就业的大学生光棍，竟然为了一个瘸子姑娘争风吃醋。下河清公社的女人，瞎子，瘸子，缺胳膊短腿的，都叫农场的就业人员找光了。我是在北湾农场找的，总共说了四个。第一个是天远公社拖拉机站长的遗孀，我画主席像时大队书记看得起我，给我介绍的。这女人有两个孩子，三十多岁，人挺好，我同意，她同意。可是女人来农场了解我的情况，管教干部竟然说人家：你还是共产党员？你怎么能找这些地富反坏右呢……搅散了。在南华大队画主席像，一位公社干部同情我，介绍个女人；我去见面，是个背锅，不到我半截高，擦锅台还要站板凳。第三个是北湾大队的，名叫赵玉兰，年轻，人材好，离场部也近，别人介绍后我自己去找她，她同意了，只是孩子多，才二十八岁，就五个孩子。她之所以同意嫁给我，是为了招夫养子。我咬咬牙也同意了，为了自由，我什么都能忍受。她来农场送过我几次馒头，春节还提过几斤大肉。娘家爹妈我也去拜访过了，说，我们不管她呀，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农场领导也说了好话，说成了，却又出了意外：赵玉兰的弟弟是个油漆匠，给人画柜子漆棺材，而那时我也有时偷着跑出来给人家漆个柜子写个对子，我的水平比他高，他怕我到她姐家落户抢了他的生意，跑到他姐家大吵大闹，又搅散了。 我找的第四个女人，就是我现在的女人，名叫魏万花。她那时三十岁出头，两个女孩一个男孩，丈夫是崖塌了砸死的。我是个光棍，她是个寡妇，我同意，她也同意，她跟人说，劳改释放犯就劳改释放犯吧，瞎好是个大学生。我们在北湾农场结婚，借了一间六平方米的房子，是就业人员腾出来的。领导还叫我休息了一星期，算是度蜜月。婚后我立即就打报告：我现在有家了，在农村，我要求到农村落户。1976年，我终于在平铺乡二队魏万花家落户了，成了一名自由的公民。 说到结婚还有个小插曲：结婚前女方要六尺条绒，我没钱买。我给姐写封信，我要结婚了，为的是离开劳改农场，无论如何请你帮助我一下。求你了姐姐。我姐寄来了六尺条绒五十元钱。姐姐的信中写道：知道你要结婚了。农村很适合你，可以大有作为。寄去五十元钱六尺布。记住，就这一次呀。信封里还有母亲写的一页纸，说，从你陆续寄来的几封信中看出你确是改造好了，望好自为之。 再说个小插曲：我在酒泉的下河清农场就业的时候给家里写过一封信，信里对当时刑满不准回家发点牢骚。我姐竟然把我的信转给农场党委，结果造反派——管教人员——毒打了我一顿。 我在平铺乡二队落户，当了公社社员，可又是个二等社员。队里很穷，打的粮食少，队长不叫我参加劳动，不叫我挣工分，怕我分队里的粮食。实际上不叫我劳动更好，我从队里借了十几块钱，买了几个刷子、油漆和颜料，走村串户给农民画柜子画棺材。箱子上画凤凰戏牡丹，画二龙戏珠，棺材上画百寿图。我每天都能挣几斤粮食，全家吃不完，过年还能提几斤肉回来…… 1978年底落实政策，平反，就地安置在靖远县体委工作。平反后的第一件事是给淑敏家写封信，然后我就回家探亲了。回到家中，父亲告诉我母亲半年前去世了。我淌了几滴眼泪，但并不想她。我母亲是街道积极分子，是她把我送回夹边沟的，我们的骨肉情早没了。父亲听了我二十年生活的叙述，老泪纵横，说，你早来五十年或者晚来五十年就对了。在家里我问我姐：我是杀人放火了，投敌叛国了，还是奸污妇女了，你和我划清界限？我还说，我挨饿那些年给你写信，要点炒面、钱，可你一分钱、一两粮也没支持我，我几乎饿死。你的心怎么这么狠？这么没情没义？我姐说，我总认为劳改农场是改造思想的，是讲人道主义的，生活上不会虐待人的…… 我在家待了一个月，有一天父亲突然想起了什么，说，你的淑敏也不知道跑到哪儿去了！这一提淑敏，立即勾起我的深刻的伤感，我也在心里呼喊：淑敏呀你现在在哪儿！你收到我的信没有？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我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探亲回到靖远，县体委我的办公桌上放着淑敏的一封来信。 淑敏在信中说，她元旦回家看望父母见到了我的信。读完信她失声痛哭……我的信里写了些什么呢，写了二十年来对她的思念，也写了我二十年来的生活。我的信是用自问自答的形式写的：1．自从1958年春天开始我就不给你写信了，为什么？答，1957年底我就成了右派了，我就知道我配不上你了，我痛苦地退却了，目的是让你找一个能叫你幸福的人；2．1960年春节我怎么又出现在你面前了？答，我在劳教中因为想念你而逃跑出来去看你的；3．你叫我第二天早晨去你家，我为什么没去？答，我已经走到你家门口了，没进去，站一会儿走了；4．为什么没进去见你？答，那天进去我就得说谎话，我不敢说真话，如果说了假话，隐瞒我的劳教身份，那就害了你；5．离开你家后我去哪儿了？答，到处流浪……我在信的结尾说，淑敏呀，那次石家庄之行，我付出的代价太大了，我被抓回去投入监狱劳改六年，然后是没有尽头的就业……只到今日才平反。淑敏读了我的信失声痛哭，哭了三天，才给我写信。她的信说，你不该瞒着我呀，即使你成了右派我们不能做夫妻，但我可以接济你呀，每月寄一二十元钱是能办到的呀，就像我读书的时候你每月寄我二十元一样。她还说，我真不知道你的情况，不知道这些年你经历的苦难，也不知道你一直爱着我。我还以为你爱上那位篮球运动员了，喜新厌旧抛弃我了……为了你所受的苦难，我一定要报答你。 她履行了她的诺言，一个月后放了寒假——她在天津师范大学当教师——她发给我一封电报：某月某日在白银西站接站。我按照她说的日子去了白银西站，就是狄家台车站，接到了她。 十九年了，从那次在石家庄分手到这次见面整整十九年过去了。这年她四十岁。她一点儿也没有衰老，还像过去一样可爱，一样妩媚，一表人才。她身上唯一变化的就是成熟，略为丰满一些的身材多了一些高贵的韵致。看到她我就禁不住怦然心跳：十九年了，十九年辗转于大西北的劳改农场、劳教农场和贫瘠的农村，我已经没见过这么漂亮这么高贵的女人了，难道她真是俞淑敏吗？她真是来看我的吗？说实在的，我那时真有点自惭形秽，委委琐琐不好意思和她说话。我当时是一副什么样的尊容呀：虽说平反了，当了县体委的干部，但身上穿着一身农民的黑棉衣，外边套了一件的卡布的旧中山装，面带菜色。是她先跟我说话的：你怎么这样看我呀？咱们找个旅馆吧。 我在接她之前已经在白银西站招待所订了房间。回到房间，我那种卑琐的心理才得以克服，原因是我们没说上两句话就抱头痛哭。哭啊哭啊，哭了整整半天。后来她擦干了眼泪说，咱们来到一起难道就是为了流眼泪吗？她要我领她去商店。在商店里，她一下子买了一大堆面包什么的，还有饮料。我说她：你买那么多食物干什么，你也没坐过监狱，难道也得了心理饥饿症吗？怕挨饿吗？她笑着不说话，只是叫我抱上那些食物。回到招待所的房间，她把门一关，往门外挂上请勿打扰的牌子，然后才说，不出门了，咱们三天三夜不出门了！ 还真是的，三天三夜我们没有出房子。我们就像一对年轻人一样，在那间小小的房子里恩恩爱爱，卿卿我我……把我们二十多年的恋情画了个圆满的句号。三天，那是什样的三天呀：失去了记忆，忘记了痛苦和苦难，也没有伤感。一切都消亡了，宇宙洪荒，天地玄黄，时空之间只有两颗炽热的心鲜淋淋地跳动……三天后，我们又去了兰州。她拿着几张空白介绍信，她在介绍信上写上“我校教师俞淑敏与丈夫李祥年去兰州出差，特此证明”。然后用介绍信在宾馆登记了房间……我们继续享受前三天那种不出房门的幸福……十天后我们才乘坐44次列车北上，我在白银西站下了火车，她返回天津。 这是第一次见面。第二次是转年的夏天，也就是1980年的夏季，她打电话来，叫我去天津见她。天津有我很多亲戚，但是我去了之后她不叫我住在亲友家，而是安排我住在师大附近的一个宾馆里。她说这样见面方便，在一起的时间长。她几乎每天都要到宾馆来待上半天，有时借口散步在吃过晚饭后走到宾馆来看我。那次我在天津整一个月，前十天她丈夫在家——她丈夫是市委的什么部长——后二十天她丈夫出差去云南，又正好是她儿子放暑假，丈夫把儿子带走了，她便叫我去她家居住。我们此生未能成为夫妻，但是那二十天里我们就像真正的夫妻一样幸福，她对我献出了比妻子还深刻的柔情蜜意。在短暂的幸福的日子里，我几次对她说，淑敏，我满足了，你给我的幸福比我一生的苦难要多得多。 我刚到天津的头两天，她曾把她十八岁的儿子带到宾馆来，叫我辅导一下体育。她个子高，她丈夫个子也高，她儿子便也有了一副好身材，且很喜欢打篮球。她对我说，我曾经跟你说过，咱们有了儿子，一定要把他培养成一名画家或者一名优秀的运动员。现在你看看他吧，能不能成为一名优秀的篮球运动员。我认真地调教和测试了那个孩子几次，然后告诉她：不可能了，你儿子的腰腿已经硬了，搞体育为时已晚。她当时掉了几滴眼泪，十分伤感地说，这是他的造化呀！ 这一次去天津我还见到了她的丈夫。那是她丈夫从云南回来的第二天，她借口给丈夫洗尘，和丈夫到我住的旅馆的餐厅里吃饭，她也安排我在他们对面的一张桌上吃饭，叫我看一眼她丈夫。吃着饭，我看见她丈夫对她很好，往她碗里搛菜。我当时心里就想，这是很好的一对夫妻，我不应该再和她来往了，我们的缘分该结束了。 但是，后来她又借口旅游和学术交流来过两次，每次都是发电报叫我在兰州等她…… 我对李祥年的采访结束了。李祥年送我到白银路。临别时他握着我的手说：回到天津，请您去师大看看淑敏，你就说我叫您去看她的。去年她退休了。她是化学系的教授。她六十二岁了，但她还是那么可爱。请您告诉她：快七十岁了，我已是满头白发了，但仍然时时想念着她，没有一天不想她。 驿站长 许多在省交通厅工作过的老人都记得，交通厅有过一个“三·二六”事件。 那是1958年的3月26日，省交通厅和省交通厅下属单位的干部被集中到交通厅的大礼堂开会。你知道不知道，五十年代的交通厅就在中山林，现在的省歌剧团那儿。那一天，一下子抓了四十八个人，都是科以上的干部。那天进交通厅的时候，我根本没想到会抓我的，因为我是省交通厅直属的甘肃省第一汽车修理厂的检验科科长，大鸣大放期间带着一帮交通大学的学生搞实习，我就没参加大鸣大放。开会的头天晚上，厂长还召集我们科的人开会，研究如何降低修车成本，提高修车质量的问题，根本就没有抓我的什么预兆。所以那天进了交通厅，看见几个警察守住了门，只许进不许出，房顶上也有警察趴着，压着机枪，只是心里暗暗吃惊，觉得出什么事了，可万万没想到要抓我。那天的大会是交通厅党组书记、副厅长李平主持的。他宣布了四十八个右派、反革命、坏分子。前边的二十个人，宣布一个铐一个，带出去。第二十一个是杨子恒，省交通厅厅长，省民盟的主委，宣布他是极右分子。杨子恒把手举起来了，但没带手铐。从他开始，后边的二十八个人都没带手铐，宣布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杨子恒没去夹边沟，人家是上层人士，可以自谋职业，可以开除公职在家待着，可我们其他人就不行了，全都押送到了夹边沟。我是最后的几个人当中的一个。我是定的历史反革命，我上学时加入过国民党。 前边戴手铐的二十个人都判刑了。 宣布我的名字的时候，身旁坐着几个大学生，有两个哭起来了，有一个问我，怎么办？我没说话，把自己戴的罗马表摘了下来，叫他送到我家去。 到了夹边沟，我在农业队劳动了十几天，就被调到副业队去了。我是汽车修理厂的工程师，到夹边沟农场几天，农场的司机就知道了，就跟场领导说，王新修是大厂来的修理汽车的行家，就把我调到副业队了，专门修汽车。夹边沟农场里只有两辆汽车，一辆是英国造的大卡车司蒂贝克，另一辆是美国造的大道奇。没车修的时候就修农业机械、缝纫机和自行车。夹边沟农场原先是劳改农场，劳改犯转移走时留下了十几辆自行车。那都是好自行车，三枪牌的，还有蓝翎。 在夹边沟农场，相比较而言，我是没受什么罪的：修汽车和农业机械是技术活，不是很累，再说刚去时吃四十五斤口粮，也能吃饱。可是，交通厅去的其他人可就受苦了。交通厅去的人大部分都是解放前就搞业务的知识分子，他们岁数大，原先就体质弱，手无缚鸡之力，叫他们在基建队和农业队劳动，挖大渠、开荒、平田整地抬土，累得受不了，粮食也不够吃，身体一天不如一天。 这些人里，岁数最大的是王玉峰，那年他整六十岁。 我认识王玉峰很早了。我是抗日战争后期，1944年从重庆工学院——就是后来的西南工学院——毕业的，学的汽车修理和维护专业。那时候没有毕业分配这一说，只有招聘和应聘之说。当时国民党也在开发大西北，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正在重庆招聘技术人员，我就报名了，录用了。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战时西北运输管理局属下有八九个运输大队，我分在三大队。三大队的驻地在酒泉县，于是我一下子从重庆到了酒泉县，在三大队当技术员，修理汽车。汽车修理工作是很辛苦的，全队一百八十辆汽车，哪儿都去。于是我经常跟车去乌鲁木齐——那时叫迪化——去哈密……有时车在路上抛锚了，捎个信打个电话来，我就要带着修理工开上汽车或搭着便车赶过去修车。 抗战时期，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运输统制局在甘新边界星星峡设有一个站。我看到过许多人写的回忆录中说，抗战时经过柳园转运站去新疆去苏联或通过柳园转运站进入甘肃。不对，柳园那时什么都没有，站是设在星星峡的。它也不叫转运站，它的名字就叫西北运输管理局星星峡站。柳园到星星峡还有六十公里。对于这个问题，《红旗飘飘》一书中有一篇《悲壮的历程》写得对，说几乎全军覆没的西路红军几百人在李先念的率领下从河西走廊突围到了星星峡，新疆军阀盛世才派来十几辆大卡车，从星星峡把他们接到了新疆。为什么盛世才派的汽车从星星峡接西路军将士呢，就因为星星峡那时是甘肃最西边的一个统制局的站。这个站不大，站长、站员加上招待所服务员共计不过三四十人，但是这个站很重要，苏联援华的战争物资——汽车、汽油，装在箱子里尚未组装的飞机，枪炮子弹，都是由苏联的司机开车直接运到这里，交接和卸货，再由我国的司机开着他们开来的汽车或者用我们的汽车把货物运往内地，运往抗日前线。那些苏联来的司机坐汽车去哈密，乘飞机返回苏联。这个站既是转运站，又是汽车站，还是个驿站。从新疆来的旅客乘长途车到了这儿要换甘肃的客车，要重新买票，要在这儿住宿；民间的商用汽车从哈密驶来，必须在这儿过夜和加油；那些从巴丹吉林沙漠走出来还要去新疆的骆驼商队也要在这儿歇息和养精蓄锐，然后才能走向几百里的戈壁瀚海…… 这个站在现在的柳园火车站西边六十公里处。那里是一片荒凉起伏的山峰。山不高，山头像大海上奔腾向前的浪涛，是一片拥挤的丘陵。就是这片丘陵之间，有一条像河道一样的峡谷，人称星星峡。这是内地通往新疆的唯一通道。星星峡站在这条峡的西口，一片宽阔平坦的荒滩，有一个能停二百多辆汽车的大院。院里有五六栋接待客人的平房，每栋有十几间。有宽阔的堆放货物的仓库。 这个站的站长就是王玉峰。 我第一次见王玉峰是1944年的冬季。我们队的两辆汽车抛锚在星星峡和哈密之间的甘新公路上，我从酒泉带了两个修理工开着一辆卡车赶去修理，然后返回，返回时在星星峡站住了一宿。 那一次住宿，我就对王玉峰产生了深刻的印象。一个老实、热情、对工作很尽职的人。那时他四十六七岁。 我们到那儿住下之后他亲自跑来看我们，问我们需要什么帮助。然后就招待我们吃手抓羊肉，不要钱，登记个名字就行。临睡觉还来问我们炕热不热？炉子旺不旺？ 我以为我是运输管理局的干部，他才这样热情地接待。但后来我来这儿的次数多了，才发现不光是对我们对本系统的人这样，举凡路过这儿的人都是这样热忱与和蔼。商人，旅客，过往司机，凡是进了大院的人，凡在这儿吃顿饭和住宿的人他都如此热忱。有一次一位老司机对我说，就是共产党的干部经过这里，他也一视同仁热情接待。那司机已经在甘新公路上跑车多年了，他说新疆军阀盛世才原来和共产党合作，一起反对蒋介石，但后来不知啥原因，盛世才与共产党反目成仇，在新疆大肆抓捕和杀害共产党。许多共产党搭乘商人或者运输管理局的卡车经由星星峡逃往关内，盛世才便派了特务守候在星星峡捕捉他们。有些共产党就是在王玉峰的掩护下保全了性命的。这个司机说，那一年他跑车住在这里，亲眼看见几个穿便衣的人从一间客房里抓了两个人出来，可是叫王玉峰拦住了。他大声地训斥那几个穿便衣的人，说我不管你们是谁的人，我也不管你们抓的是不是共产党，反正我这个院子里住的人，你不能抓。你要是不听话，我就叫人把你们抓起来。那几个人乖乖地把人放了。放了还不算完，他叫来稽查队的人把那几个穿便衣的人撵了出去，不叫他们在招待所住了。 我相信那位老司机讲的话。运输管理局是个半军事化单位，直接归国民党军事委员会领导，甘肃和新疆都管不着它。星星峡站的大院门口有管理局自己的稽查队站岗，院里还有稽查队员巡逻。站长要是发话，稽查队就会把那些特务扣起来的。 王玉峰非常敬业。抗日战争后期，由于苏联对德国作战，没有什么援华物资经星星峡转运了，但这时在美国的援助下，国民党政府开发大西北的计划正在实行，美国支援的物资和汽车又到了这里，人员的流动量比以前增加了，星星峡站和站外已形成了一个热闹的小镇，店铺和旅馆有几十家。偌大的星星峡站，货物的装卸与交接、汽车站的管理、客人的住宿、吃饭和安全，虽然他手下有七八个站员，但件件事都要他督察和过问，每辆车上路他都要开路单，没有他开的路单，稽查队就要扣下。那时他才四十五六岁，但他的前额上刻着深深的抬头纹，驼着脊背。你如果有什么事找他，在他家中是找不到的。他总是在忙，他的身影在星星峡站的大院来来去去的，没一刻闲暇时光。 王玉峰是山东人。五六岁随父亲跑关东到了东北。他在东北读过几年书，后来被中长铁路录用。在铁路上由于自己的勤奋和努力，送到铁路的一个学校培训，后来当了中长铁路东北境内的一个小车站的站长。东三省被日本人占领，他不愿当亡国奴，随铁路职工撤退至西安。此时国民政府正大力开发西北大后方，——当时的口号是开发西北，公路第一；发展西北，移民第一——他又参加了甘新公路的建设，后来被派到星星峡当站长。他女人是病死在星星峡的，他自己带着儿子生活，没有再娶。他的儿子那年不是四岁就是五岁。我们经常看见他在接待客人时，他的儿子拉着他穿的皮袄怯生生地站在旁边。 不知为什么，看见王玉峰，我就想起普希金小说里写的驿站长西米翁·维林。 1949年8月26日，解放军解放了甘肃省会兰州，国民党西北军政长官公署和甘肃省党政军的余部在酒泉宣布起义。星星峡站被酒泉军管会接管。由于王玉峰口碑良好，酒泉军管会将他调来酒泉军管会后勤部工作。我记得是军管会派汽车从星星峡拉来他的家具的。他管理过那么大的一个转运站，但他的家具竟然只是一张床，几个皮箱和女人用过的一个梳妆柜，公家的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他都没有拿。 后来，共产党的西北军政委员会交通部组建私营汽车运营管理委员会，他调到甘肃分会当业务科长，工作就是给私营汽车配货。 五七年大鸣大放时，这个分会已经名存实亡，因为1956年国家进行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私营汽车公私合营变成了国家资产。 五七年大鸣大放他根本就没说一句话，只是因为他日常说过一些错话，省交通厅给他定了个政治坏分子。 五十年代我们国家从上到下宣传中苏友谊，说苏联帮助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苏联老大哥如何好如何好；说苏联实行了农业集体化，农民加入集体农庄，老百姓如何如何幸福和富有。可王玉峰从他个人的生活经历出发当着交通厅领导的面说过这样的话：你见过苏联人吗？你知道苏联人吃的什么吗？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拿的干粮是黑面做的面包，干硬干硬的，能把狗打死。苏联的司机到星星峡来，穿着工作服，里边没有衬衫。苏联的司机都是酒鬼，把我仓库的汽车轮胎偷出去跟商人换酒喝…… 当初去夹边沟的时候，领导对我们说，去农场是叫你们改造思想的，去了学习上几个月，思想改造好就回来了。可是我们到了夹边沟农场，才发现劳教比劳改还厉害。劳改有期限，劳动是磨洋工混日子，刑期混够了就释放了。劳教就没期限，劳动重得人受不了，得拼出十二分的劲头干活。你要给管教干部好印象呀，说明你改造好了，但是怎么才叫改造好了，并没有个标准，你得无休无止地劳动，且都是超重体力地劳动。到了1959年，口粮减到一人一天十一两——才半斤多一点——人饿得走不动了，浮肿了，还要出工干活，挖大渠，平田整地和开荒。 我的情况还可以凑合。有车就修车，没车时到缝纫组转一圈，然后就跑到菜地里偷点甜菜叶子什么的，拿回来煮着吃，填肚子。有时来修车的司机们给我几个馍，或者几斤他们偷下的麦子、豌豆之类的，我煮熟了装在口袋里，捏着嚼。可是王玉峰的情况很不妙…… 那是1960年春季的一天黄昏，我从食堂打饭出来，在门口看见了他。他正和农业队的人排着队，在一口大缸前站着，打饭。他把我吓了一跳，他的脸肿得像是一个大倭瓜，眼睛细细的一条。他的脸皮肿得亮晃晃的，像是透明的油纸一样，手指头就能捅破的样子。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胡子长得像乱草。他的眼睛好像也不大好用了。我看着他打完了饭往农业队的方向走，就喊他的名字。我喊了好几声，他才回过头，很茫然的眼光看着我，迟疑的口气说： 你是王新修吗？ 我说他，你连我都认不出来吗？ 他说眼睛麻了，天一黑就看不见了。 当时天还没黑，只是太阳已经落山了，回光返照还映亮着天空。我心里很不好受，说他： 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你看你，头发也不剪，胡子也不剃！ 他一下子就哭起来：新修呀，人活到这个地步，没啥意思了…… 看起来老汉是饿极了。那天我们站在路上说话，他就饿得忍不住了，一边说着话，一边喝糊糊汤，一会儿就把汤喝完了。我看他那种饥饿的样子，就把自己的那份糊糊倒在他的碗里，叫他喝。他是哭着喝完的，一边哭还一边说，作孽呀，我上辈子没积下德这辈子还债来的呀…… 那天回到宿舍后我就想了，怎么样帮帮他。老汉一辈子都真诚待人，帮助人，尤其在星星峡的时候帮助过许多人，今天老汉自己落难了，我要不帮帮他，可是天理不容呀！ 可我怎么才能帮他哩？想来想去，我决定找夹边沟农场的司机。夹边沟有个姓黄的司机，是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局长黄钲的弟弟。我调到副业队，其实就是他跟农场领导建议的。我和他的关系很好，他常常从外头拿个馍呀抓几把粮食呀给我吃。 那司机还真帮忙。当天晚上，他就去食堂用一个围裙提来十几个豆面馍馍．叫我给王玉峰送去。过了几天，他的汽车需要修理，他把车停在杂工大院里，然后就去找领导，说汽车需要好好保养一下，我一个人忙不过来，需要叫两个人帮忙。他点名叫王玉峰来，他胡编说王玉峰开过汽车，会修车。结果，领导还真同意王玉峰临时到副业队给我帮忙。 王玉峰能帮我啥忙呢，他根本就没摸过汽车。我叫他来副业队也就是叫他休息几天；我修车的时候，他在旁边坐着。他的身旁放着一个洗脸盆，里边倒上半盆煤油，再泡上几个螺栓什么的。干部们走过来的时候，他拿个刷子，做出清洗零件的样子。 干部们一走他就坐着晒太阳。 我在夹边沟农场修理汽车已经很出名了。附近的几个劳改劳教农场，凡是汽车出了故障，都搞到夹边沟农场来修；就连酒泉劳改分局的两辆北京吉普和八辆卡车也常常弄到夹边沟来叫我修理和保养。有时候还把我借出去，到别的农场修几天车。遇到修车和外出的机会，我就把王玉峰从农业队叫来和我待在一起，或者到外单位去。时间一长，领导干脆就把他正式调到副业队来跟我修车。我特别愿意去外单位修车。在外单位，人家把我当请来的客人看待，叫我在干部灶吃饭，可以吃到很白的白面馍，吃到炒得比较精致的蔬菜，可以吃饱肚子。 这样子过了两个多月，王玉峰竟然消肿了。我心里很是欣慰，心想我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救了他，也算我行了善积了德。但没想到的是后来发生了一件事…… 那是1960年五一劳动节前的一天，我和王玉峰修完了一辆城郊劳改农场的卡车，就等着城郊农场的司机来接车了，我和他在房子里坐着休息。农场生产股的一个干事突然闯了进来，他的身后还跟着一个人。生产股干事说，这是安西县县委书记的汽车司机，他的车出毛病了，你去看一下。 我问司机出什么毛病了？他说来夹边沟的路上好好的。要走了，突然打不着火了，他侍弄好久，也找不出毛病出在哪里。他说是一辆福特牌吉普。听他讲一讲我还不能判断是出了什么问题，我估计他开的车是二战或者解放战争时期的美国货，老掉牙了，什么故障都可能发生。于是我和王玉峰提上一个帆布工具包，跟他们去看车。 司机是位年轻人，爱说话，我们走着路他就说，他是拉着县委书记到张掖地区去开会的。他们返回安西县去，路过酒泉，县委书记要来夹边沟农场看一个人。那人在安西县当过宣传部长，后来调金塔县当县长，五八年打成反党分子了，在夹边沟劳动教养。那人叫张和祥。 我说张和祥我天天看见，他就在杂工大院的马厩里喂牲口。 说着话，我们走到场部门前的空地上了，车停在场长办公室门口。生产股干事进场长办公室去了，我和司机检查汽车。 其实故障不大，就是电路出了毛病。司机开车不久，经验不足。我把查出来的线路接好，他坐上去一打火车就发动了。听见发动机响，一个四十多五十岁的人走了出来。他穿着灰色的呢子大衣，狐皮领子，手里提着个战争年代人们使用的棕黄色牛皮文件包。戴着火车头式的羊皮帽子。夹边沟农场的场长皮肤黑黑的刘振宇跟出来送他，还有调来不久的梁步云书记和管教股长、生产股长。 那个穿呢子大衣的人问，小康，车修好了吗？司机从车上下来，说，常书记，上车吧，修好了。 常书记就回过头去和刘振宇握手，和其他人握手，说打扰你们了，你们进去吧，然后向吉普车走过来。我知道，我这样身份的人，就是修好了车，首长也是不屑一顾的，决不会说个谢字的，所以我急忙让路，并且拉了一把站在身旁的王玉峰。但是奇怪的是常书记走过我们身旁之后突然扭过脸看了王玉峰一眼，并且站住了脚步，转过身来看他，从上到下地看他。 我以为他认识王玉峰，可是他看了一会儿之后又转身向汽车走去，上了车，关上了门。 司机上车了，汽车缓缓开动了，但这时我清晰地听见常书记又喊了一声：停车！小康，你停一下。 车停住了，常书记下了车又走回来，站在王玉峰面前说： 我问你个话，你是不是叫王玉峰？ 王玉峰没说话。他可能被面前的情况搞懵了，也可能心里有点发憷，因为刘振宇和管教股的几个干事就站在旁边。于是常书记又问了一声：你曾经在星星峡转运站工作过？对不对？ 王玉峰这才回答：我早就认出你来了。你不是常子昆吗？ 县委书记说，对呀，我是常子昆。你还记得我？ 我早就认出来了。 早认出来了，你为啥不说话，害得我差一点错过去！ 王玉峰没说话。常书记说：你怎么到这里来了？ 王玉峰说，我给国民党干过，给我定了个政治坏分子，劳动教养来了。 怎么个政治坏分子？ 我说过苏联人穷的话，苏联的司机偷了站上的汽车轮胎换酒喝。 书记静了一下，仰脸看着天空。他像是在思考什么。然后说了一句你等我一会儿，站着，不要走。然后他对送他的刘振宇和梁步云说： 走，我们再进去一下，我有句话跟你们说一下。 汽车旁就剩下我和王玉峰了，我们等着常书记出来。我问王玉峰，你怎么认识这个书记的。他回答： 我在星星峡当站长的时候接待过他。他从新疆跑出来，要到兰州去，到八路军在兰州的办事处去。 你知道他是共产党吗？ 知道。盛世才的人追到了星星峡。抓他的人住在外头的小旅店里，等他一出门就要抓他。我把他打扮成司机，叫人捎到了兰州。 听他这样说，我心里很兴奋，心想这位书记如果还有点感恩图报的良心，总要帮助帮助他吧：给点钱和粮票呀，或者给刘振宇说句好话，生活上照顾一下他。 大约过了十分钟，常书记和刘振宇一起走出来了，还有梁书记。刘振宇对王玉峰说，王玉峰，你在哪达住着哩？去，把被褥捆上，拿来。 王玉峰不明白他的意思，站着没动。刘振宇又说： 去呀，拿行李去。你今天就跟常书记走。 王玉峰被这突然降临的喜讯惊呆了，也搞糊涂了，他结结巴巴地说： 你是说……放我走…… 刘振宇大声说，怎么了，你傻了吗？当然是放你走呀。快拿去，拿被褥！坐常书记的车走！ 那我到哪里去呀，回兰州去吗？ 这时常书记说话了：不要问了。不是回兰州。你跟我走，先到安西县去，在我那里休息几天。其他的事，我们再说。走吧。你的房子在哪里？我们拿行李去。 我在旁边说，他的行李在杂工大院里，他和我在一起住。于是常书记就叫我们上车，车开到杂工大院，装上了他的被褥，把他拉走了。 捆行李的时候，王玉峰说，这就要开饭了，常书记，吃过饭再走吧。常书记说，不吃了，今晚的饭到酒泉城里吃。 县委书记接走王玉峰的事件轰动了夹边沟农场，人们都说王玉峰运气好，有吉人相助。连着好几天，人们都把它当作饭后闲暇时的美好谈资。更有甚者跑到杂工大院来问我，安西县的县委书记是如何接走王玉峰的，怎么跟夹边沟农场的领导交涉的。我只能告诉他们一个大概的过程，至于怎么和场领导交涉的，过了好几天，生产股的股长领着酒泉新生电机厂的厂长来找我，我才搞清楚了。 生产股长对我讲，那天常书记进了办公室坐下，对刘振宇说，刘场长，今天你们几个领导都在这里，我有个要求不知道你们答应不答应：这个王玉峰我要保他出去。听了他的话，刘振宇、梁步云和办公室的人都惊了一下。夹边沟农场还从来没有过这样的事，一个共产党的县委书记要保释劳教分子。愣怔好久，刘振宇才说，啥事嘛，你保他是为了啥事嘛？你总要说个一二三嘛？ 常书记说，他是我的救命恩人。不是他的照顾，抗日战争我就没命了。 梁书记说，说细些，你说细一些。 常书记说，抗日战争初期我们共产党和盛世才有过一段合作的历史，这你们都知道。当时组织上派我到新疆的伊犁，叫我做知识分子的工作。可是后来盛世才又反对共产党，抓共产党。当时有人通知我了，要我赶快离开新疆，盛世才的警察局要抓我了；盛世才背信弃义，在迪化已经抓共产党了。当时我正在得病，得的是斑疹伤寒。但得病也得走呀，我就坐一辆军车到了迪化，然后从迪化又搭乘一辆商人的拉羊毛的车到了星星峡。在星星峡，我说什么也走不成了，一来我已经病得坐不成车了，从迪化到星星峡的路上，商人就把我藏在羊毛捆子下边，我已经昏迷不醒了。我需要休息和治病。再说当时星星峡接待站的外头，那些小旅馆里住着盛世才的特务，凡是离开星星峡的每一个人，他们都要盘查再三，略有嫌疑就抓起来。还在迪化的时候，我们地下党的人就说过，星星峡接待站的站长是个有正义感的人，所以我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就跟他说了，我是被人怀疑共产党，从伊犁跑出来的，我要到兰州去，求你帮助我一下。他说，我不管你是不是共产党，你有病了，就在这里休息，治病。他表面上很冷淡，但是到了晚上，他就把我转移到他的家里了。他说，这一段盛世才的人嚣张得很，有时候跑进大院来抓人，稽查队都拦不住。你住到我的家里安全些。我在他家住了一个月，他亲自给我端饭，叫医生给我看病。病好些了，我能动了，他给了我一些盘缠，把我安排在拉军火的汽车上，装成是司机的助手。他还给汽车队的队长——那是个国民党上校军官——塞了一些钱，叫他把我送到兰州。他不光是救了我一个人，多少来来去去的地下党都接受过他的帮助和掩护。他是对革命有功的人，今天成了这个样子，我能不保他吗？ 听常书记说完，办公室的人静默许久，刘振宇嘬着牙花子说，不是能保不能保的事，监狱里的劳改犯还能保释哩，一个劳教的人怎么不能保释哩？就是这种事要有个手续，你要给上级打报告嘛，上级批准了才能保释嘛。你这样啥手续都没有，就把人带走，我们没法给上头交待呀！ 常书记说，我给你们写下个条子，你们把条子报到省劳教委员会去，就说我把人保出去了。 刘振宇说，那不行呀，必须是省上批了，才能把人带走。你这不是先斩后奏吗？这是违背纪律原则的。 常书记静了一下，说：报批以后才保释，人死掉了怎么办？你们看见的嘛，那人还有个人样子吗？ 刘振宇不说话了，沉默着。这时梁步云说话了：常书记，看你的样子，人你今天非要带走不可了？ 常书记说，对了，人我今天一定要接走。你们觉得为难吗？为难了这么办好不好？这个人不算我保释，算我临时带出去治病，我把他带到安西县去，然后我以县委的名义给省公安厅打报告，正式报批，批下来以后我再来补办手续。要是批不下来，我再把人给你们送回来。你们看这么办行不行？ 梁步云哈哈地笑了，好吧，你写下个条子吧。特殊事情我们就以特殊的方法办吧。不过说话要算话，你可要抓紧上报，把手续办齐全。 常书记说，那当然，那当然。不能叫你们做憋。 王玉峰走后不久，我也离开了夹边沟农场。酒泉县南关有一家新生电机厂，那是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劳改企业，生产汽车用的电机，也是河西走廊最好的汽车修理厂。电机厂的厂长不知从哪里知道了我，找我谈过一次话之后，就通过劳改分局把我调到那里去了。我到了那里，就成了二百名犯人组成的汽车修理车间的主任。我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我可以在管教干部吃饭的食堂里吃饭了，逃过了夹边沟农场死人最多的1960年的冬季。 不过，我是由福得祸。1961年1月，夹边沟和其他农场的右派遣返回原单位的时候，电机厂不放我走，电机厂的厂长跟我谈话，说，电机厂需要你，你就留下在这里干吧。我保证你将来的情况比走了的人还要好。你知道不知道，那些走了的人，不过是政府怕他们饿死，叫他们回家去，先把命保住，但国家对右派的政策没变，他们回去了也还是右派，没工资，没工作…… 后来的情况证实了厂长说的话。回到原单位的右派确实很惨。而我到了六一年底就摘掉了右派帽子，发百分之六十的工资，文化大革命也没受到冲击，——劳改企业的大墙像一个罩子一样罩起我来，保护了我——1978年落实政策，我又回到了第一汽车修理厂。 我接着说王玉峰吧。1962年的一天，电机厂营业科的科长来叫我，说外边送来了一辆破吉普，叫我看看还能不能修。我到自由人才可以走动的厂门口去了，一下子就看见了那个给安西县县委书记开车的康师傅。他很高兴地和我握手，说你调到这里了呀，我们真有缘分！你看我这辆车还能修不能修。我检查了一下车况，告诉他进行一次大修，这车还能跑几年。然后我就问他王玉峰现在在哪里，回兰州了吗？他说： 王玉峰死掉了。 我的心一沉，问他：怎么死的？ 他告诉我，那天接上了王玉峰，汽车开到酒泉县，常书记在县委招待所请他吃了一顿饭，并且在招待所住下来，叫他好好洗了个澡，理了发，刮了脸。早晨起床，又给他买了一套新衣裳穿上，然后就拉着他回安西县了。到了县上，又直接拉到县招待所，把所长叫来说，这是我的救命恩人，你们一定要接待好。 县委书记的救命恩人，招待所哪敢怠慢呀！叫他住最好的房子，一天三顿，伺候他吃好，吃饱。但是，三天后王玉峰死掉了。他的胃里塞进去太多的牛肉和鸡蛋，不消化，食物把肠子挣断了。 常书记听招待所长说王玉峰在医院抢救，先是把招待所长大骂一顿，然后跑到医院去看。但王玉峰已经断气了。他拉着王玉峰的手在床边大哭了一场，哭着说，王站长，是我把你害死的呀！ 1978年回到兰州之后我打听过王玉峰的儿子的下落，有人说，王玉峰送夹边沟之后，他的十八岁的儿子被遣送回山东老家了，是死是活，再也没有音讯。 贼骨头 俞兆远先生是1958年春季被组织部门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的。此前他在兰州市西固区人委任工商管理科科长兼劳动工资科科长。他在夹边沟劳动教养几近三年，被送回兰州，继而被遣送原籍金塔县监督劳动至1979年。有一次，邻居家一位妇女问他：听说夹边沟的右派都饿死了，你怎么没死掉？他回答：我是个贼里头打着不要的贼。 他说，他曾是夹边沟农场最出名的贼，可是他并非一去就偷东西。 右派们到了夹边沟，第二年就饿死了一百多，可那时他一粒粮食都没偷过。他出生在金塔县的农村，从小父母就教育他要做个老实人，要正直，本分。他的父亲是个乡村郎中，有点文化，他很小时就教他读《三字经》、《论语》和《孟子》。父亲还对他讲过“曾子之廉，不饮盗泉”和齐人不食嗟来之食的故事。他满脑子都是士大夫“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人生哲学，所以在夹边沟他的腿肿了起来，脚胀得穿不上鞋，头肿成了大南瓜，他也耻于偷窃。在饥肠辘辘人困马乏的日子里，他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就去捋草籽、捋树叶聊以充饥。他小时放过羊种过地，知道什么植物可食什么不可食。夹边沟东草洼生长着很多白刺棵。白刺棵有两种，一种开红花结红果，状如枸杞，能吃；其卵形的叶片捋回来拿开水烫一烫，挤干，捏成团就能吃。另一种开白花，也结红果，果实呈葫芦状，骆驼特爱吃，但毒性大。人不能食。有些城市来的右派不知道，把葫芦形的采来吃了，中毒死了。还有一种碱茅草，长很多枝杈，开黄花，其状如千头菊。这种草籽炒熟了干嚼都行，咸，涩味重，却没毒性。 但是，到了1960年的春天，他突然就偷起粮食来了。 他眼睁睁地看着同屋的两个右派饿死了！ 一个是永登县一中的教师，姓巴，名多学。巴多学解放前毕业于北京大学，永登县人。这是个胆小得掉片树叶怕碰破头的人，老实本分极了。在田野上劳动，别人摘个黄瓜给他，他吓得一把推开，说，你这不是叫我犯错误吗？此人在春天临近时躺倒起不来了，奄奄一息之际对身旁的人说，能不能给我一支烟？我想吸支烟。俞兆远从一位榆中县右派处要来一撮旱烟末，卷了颗烟，点着，放在巴多学嘴上。巴多学用他干枯得树枝一样的手指抖抖索索扶住了烟，吸了几口，闭上了眼睛。沈大文是甘肃农大的教授，留美博士，研究植物分类。他和俞兆远在一间宿舍比邻而眠已近两年。俞兆远来夹边沟之初，农场组织他们学习农业技术，沈大文还讲过课。这个人不偷不抢，饿得不行了，就到草滩上捋草籽吃。他比巴多学躺倒还早几天，已经好些天失去行走的能力了，但他不愿麻烦别人替他打饭，每天去伙房的路是跪着走去再跪着回来。他在膝盖上用绳子绑着两只布鞋，以减轻膝盖触地的疼痛。巴多学死后两天的夜里，约11点钟，他把嘴对着俞兆远的耳朵说，老俞，我想吃个糜子面饼饼。俞兆远很惊讶，说，老沈，快到半夜了，我上哪里给你找个饼子去。沈大文说，求你给我找个饼子。实话，我这会儿真是想吃个饼……饼。老沈……俞兆远刚要说话，身旁的右派分子杨乃康捅了他一下：老沈可能不行了……俞兆远的头皮噌地麻了一下，穿上棉衣就跑到伙房管理员的房子去了，说替沈大文要一块糜面饼饼。管理员把他轰了出来：去去去！沈大文要一个饼饼，李大文也要一个饼饼，王大文也说要个饼饼，我哪有那么多饼饼！无奈的情况下，他又跑到大队长梁敬孝的房子去，把梁敬孝从被窝里叫了起来，说了沈大文的情况。他之所以敢在半夜找梁敬孝，是因为他自认梁敬孝对他不错，说不定会给他这个面子的。去年春播的时候，梁敬孝在地头上问，你们谁会撒胡麻？人们都说不会，就他说了一声我会。梁敬孝问你撒过胡麻？他回答，我十三岁就跟我嫂子种过地，那时我大哥抓了壮丁，家里就我和嫂子再加上我妈种地，我撒过胡麻。梁敬孝不信他十三岁种地，问他怎么撒胡麻？他抱了一个装着胡麻的升子走进田里，然后抓一把胡麻甩到升子上。胡麻撞在升子壁上就散开来，均匀地落在田里。他撒了几把，梁敬孝很满意，说行了行了，我再问你……你会摆耧不会？他又说会，我和嫂子种地的时候，要是犁地，就是我牵牲口，嫂子扶犁，种麦子的话，嫂子牵牲口，我摆耧。我那时间力气不够大，就拴根绳子在耧上再套在脖子上，到地头提耧时往后挺脖子，耧就提起来了。梁敬孝又问，摆耧有个口诀，你知道不？他说，进地三摇摇，出地三不摇。梁敬孝说，你还真是个农匠！梁敬孝原想亲自给几个右派演示种胡麻技术的，此刻他说了声你们几个人听俞兆远的，他叫你们怎么种，你们就怎么种！转身就走了。尔后的日子里，凡是农业上的技术活梁孝敬都派他去做。 这天梁敬孝果然给他面子，说，去，你跟管理员说，给沈大文两个饼饼。就说我说的。 俞兆远领到了两块糜子面饼子，总共五两，高高兴兴拿回去给沈大文吃了。他想，可能沈大文能多活几天了。 但是，翌日清晨起床的时候，沈大文静静地躺着不动。他喊了两声沈大文，也不回答。伸手摸了摸头，已经冰凉。 不到三天的时间里巴多学和沈大文相继命丧黄泉强烈地震撼了俞兆远的心灵。做一个正人君子的信条在他灵魂深处动摇了。他想，沈大文有着丰富的植物学知识，吃过很多草籽都没有中毒，却还是饿死了，我还能熬出夹边沟去吗？ 能不能活下去，怎样才能活下去？这个问题他苦苦地思考了几天，终于作出了决定。一天在工地休息，他走到杨乃康身边坐下，试探着说，老杨，饿得走不动了，得想个办法呀？杨乃康无语。他又说，总得想个办法嘛，就这么等死吗？杨乃康叹了一口气说，有啥办法？我有啥办法？你脑子灵，你给我们想个办法嘛。他沉默一会儿，说，办法我倒是想了，就是做起来难度太大，不敢做呀……杨乃康的眼睛盯住了他：什么办法？你说，你想做什么？他没回答，扭过脸去。杨乃康追着说，说嘛，有啥办法你说出来嘛；说出来你要是办不了——还有我嘛。俞兆远觉得是火候了，便说，办法其实也简单，就是怕你不敢干。杨乃康催他：说嘛，你说出来，再说我敢不敢的事嘛！俞兆远说，好，我说我的办法。我的办法呀就是做无本钱的买卖。杨乃康一下子睁大了眼睛：你是说抢人去？劫道去？俞兆远说，看你说的！我能干那种事吗！我不想活啦！杨乃康说：那你的意思是……俞兆远说，我想偷仓库的粮食……你干吗？杨乃康沉默片刻，说，他妈的不就是一个死嘛！ 三天后的一个夜晚，半夜时分，他们拿了一根准备好的竹竿——竹竿的一头被俞兆远用瓷片削出四十五度的尖角——悄悄地来到了农场的粮库旁边。他们的脚步声惊动了粮库旁的一只大黑狗，狗汪汪叫了两声，朝他们扑来，但是他低沉地吼了一声老黑，那狗就不叫了。因为经常从库房拿种子和放回没播完的种子，大黑狗已经和他熟悉了。大黑狗像闻什么气味一样，在他的腿旁转了一圈，摇摇尾巴离去了。不过他和杨乃康没有动弹——事先商量好的，等狗叫过以后还要看一看有没有其他动静。这是夹边沟农场最大的一个仓库，它的西头挨着磨面房，汽车把从外头调拨来的粮食拉到这儿来囤积，然后每天从库里出粮磨面，供夹边沟和新添墩作业站的大灶使用。磨面房旁边有一间小屋，住着一个二劳改［3］专职看守仓库和磨面房。 果不其然，看守室的门轻轻地开启，一个黑影走出来，顺着库房走到东边的山墙，绕过去，从库房北边往西走去。那人回到看守室，才低沉地骂了一声，你这个瞎熊，胡吼啥哩！ 一切又归于寂静。 走，上！俞兆远轻轻地对杨乃康说。对这个仓库他们熟悉极了：库房里边砌了一堵墙，把空间隔成了一大一小两间，小间堆放着粮食种子。他还知道，靠着北边的墙壁，一麻袋一麻袋的麦种摞得比窗户还高。他们蹑手蹑脚地走到第一个窗户下边。俞兆远把一条床单展开来铺在地上，然后扶着墙壁蹲下去，叫杨乃康上他的肩膀。杨乃康的一只脚踩上他的肩膀试了一下，说，干脆我给你支架子吧，你不行。俞兆远说你快上吧，我就不信支不住你。杨乃康不再犹豫，两只脚都上了他的肩膀，说声起。俞兆远扶着墙壁往起站了两下，却没有站起来。杨乃康问怎么回事？他回答真不行了，腿没力气。杨乃康说，蹲好蹲好，我下来。他下来后说俞兆远：我说我支架子，你非要……俞兆远说，好，你支架子，你支架子，我真是不行了。于是，他踩着杨乃康的肩膀被托起来。托起来也不太高，这个仓库很高大，它的透气用的窗户离地面约三米，俞兆远站在杨乃康的肩膀上眼睛刚超过窗户台。他一手扶窗户台，一手去推活动窗户，把窗户扇推开个缝隙。他把立在旁边的竹竿举起来探进窗缝，把窗口再推大些，顺势将竹竿捅进去。他看不见里边的东西，所以只能试探着往里捅。因为第一次做贼，神经紧张，心跳得有点喘不上气来了。他只好停顿一下，喘喘气，然后再捅。竹竿和窗棂的磕碰声本来很小，但在他听来如同打雷一般。他是怕狗叫起来，所以每发出一下磕碰声，他都要静一下倾听周围的动静。 终于，通过手的感觉他知道竹竿触到了麻袋。这时他才握紧竹竿，举起，用力把竹竿插进去。然后他用两只手倒着收回竹竿来，摸了摸前端的竹筒。 竹筒里有几颗麦粒！ 他的心突突地跳了几下，把竹竿斜过去，将麦粒倒在地下的床单上。他兴奋地说，插上了！杨乃康也很兴奋，用力挺一下腰板说，插上了吗，好，接着插，接着插！ 他接着再用更大的力气把竹竿插进去…… 后来杨乃康的腿颤抖起来了，说，不行了，我支撑不住了，下来吧。他小心地把窗户扇用竹竿捅一捅关上，说，好了，你蹲下，我下来。杨乃康是慢慢往下蹲的，但是他的腿一软，扑通一声倒在地上了，俞兆远也摔下来。俞兆远摔得可是不轻。他的头撞在墙角的水泥地上，发出很重的响声，他痛得叫了一声。立即仓库那边的狗吠了起来。他们顾不得疼痛，卷起床单拾起竹竿撒腿就跑。但是跑出没几步远，狗就扑过来了。杨乃康往地下一蹲，做出摸石头打狗的样子，但俞兆远拦住了他说，不敢打，不敢打，越打越走不脱！他发出很亲切的声音喊狗：黑子，不要吼，过来！那狗还真听话，不叫了，轻步跑到他跟前，围着他转。他摸了一下黑狗的头又说，回去，黑子，回去！那狗围着他转了一圈，跑走了。这时他才说一声跑。 但是事情变得麻烦起来，他们跑出去几十步，那个看守追了上来，拦住狗喊，追，快追，黑子！人和狗又一起追过来。那人还大声地喊，贼偷仓库啦，贼偷仓库啦！ 这时他们已经跑到仓库北边的菜地附近，那里有两棵沙枣树，他们急忙躲到沙枣树后边。俞兆远说，跑不了啦，那狗日的身体好，跑多远都能追上，得想个办法。杨乃康紧张得嗓音都变了，说，你说怎么办？俞兆远没回答，朝着追过来的人影改变了说话的嗓音吼了一声：王八蛋，你还要追吗？想活不想活了！ 那黑影看不见人，便也不敢贸然追过来，只是大声喊来人呀，贼偷仓库了！ 俞兆远就怕他把人喊起来，于是，他加重了威胁的成分吼道：王八蛋你还要喊吗，再喊，我可要不客气了！ 黑影说，嘿，你狗日的嘴硬，你有胆量给我出来！ 俞兆远说，出来！你个王八蛋，不要给粉不知道往哪里擦？我劝你还是回你的房子去。你要是非跟我过不去，看我今晚上怎么做死你。 那黑影不出声了，狗却汪汪地叫着。俞兆远很明白，仓库附近农业大队的劳教分子们是不会从被窝里爬起来的，只有那些管教干部可能会起床。这是他最担心的，因为他们有枪。他便大声说。爷们，后会有期！我们走啦！ 掩在沙枣树后边，俞兆远看那人还不动，就拉了杨乃康一把，两人大大方方走出沙枣树往东北方向的沙包走去。走了几步，看那黑影还站着不动，他们就加快了脚步。 大黑狗一声又一声狺狺叫着。 俞兆远和杨乃康没想到，第一次偷窃就充满了惊险，但又是如此成功：被人发现了而又轻易地逃脱了，还搞到了两斤小麦！他们没回宿舍，而是直接跑到东草洼，搜集些茅草，用饭盆煮熟，吃了。吃着香喷喷的麦粒他俩商量，过两天再搞一次。可是第二天傍晚，他们刚刚从田里劳动回来，梁队长带着几名“拐棍”突然搜查了机耕班的两间宿舍，把所有的铺盖都抖了一遍，把箱子也都打开查看。虽然没有查出什么来，但他俩立即意识到偷麦种的事领导已经判断出是机耕班所为，不能再偷仓库了。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第二天俞兆远借故去了一趟磨坊。他发现看守室门口的大黑狗被换掉了，原先干部灶门口的一只花狗被人拴在看守室门口。看见俞兆远，花狗就凶狠地吠叫起来。 尽管仓库是不能再偷了，但这次行动的成功极大地鼓舞了俞兆远。春节期间的一个夜晚，他又袭击了伙房：在杨乃康的帮助下，他从烧火棚爬上伙房房顶，从天窗里把一根拴着铁丝爪的竹竿捅到面板上，钩出来一块发面团。他和杨乃康又跑到东草洼烧熟吃了一顿。 杨乃康是兰州市西固区委的宣传部长。他和俞兆远在单位上就很熟悉。 过完春节就开始拌种，这时俞兆远就放手偷了。每天收工时，他都抓把麦子装在鞋壳里，或者顶在头上再戴上帽子。他曾经给铁锨换了个竹竿锨把，把竹节打通，往里边装粮食，收工时带回宿舍。这样带了几次粮食之后，他的计谋被一位管教干部识破了。管教干部还跑到宿舍把他的书箱打开，发现他已经存了半箱子小麦。结果扣了他一顿晚饭，还拉出来开了一次批斗会。 拌完种开始春播，他又和其他人在地头偷麦种吃。按照当时的粮食供应量，一天十二两——四分之三斤，粮食不应该那样紧张，可实际情况是劳教分子每天要劳动十到十六个小时，超重超常的劳动把人们的身体轧干了，一斤不到的粮食不能提供身体所需要的热量，人员大批倒毙！ 吃麦种不能在干活时吃，管教干部看见了会骂的，还要扣一顿饭。只能是休息时候，干部们到一边休息去了，机耕班的人们就围着麻袋躺着，一人抓一把麦种塞进嘴里。他们使劲儿搅动舌头，使得嘴里生出唾液来，把种子上的六六粉洗下来；再像鲸鱼吃鱼虾一样，把唾液从牙缝里挤出去；然后嚼碎麦粒咽下去。每天收工回到宿舍，吃晚饭的时候，灶上给的那一碗末糊汤［5］谁都吃不出它是咸的淡的还是酸的。他们的嘴都被农药杀得麻木了。 第一次吃拌了农药的麦种，他的胃痛，痛得他在地头上打滚；全身出汗，汗水把衣裳浸透了。他认为自己活不成了。可是过两个钟头肚子不痛了，肠子咕噜噜响，拉起肚子来。拉了好几天，拉得连路都走不动了。过了几天再吃种子，胃痛就减轻了，也不拉肚子了。 三月、四月和五月不断地播种，种小麦，种胡麻，种苞谷，种高粱。种什么他们就偷什么吃。 六月是青黄不接的季节，小麦开始扬花灌浆。这时在地里他们就揪麦穗，嚼，嘬面水。到下旬麦粒还是绿色，但却有仁了，他们就放在手掌上揉搓，吹去麦衣子，吃绿麦仁。 七月，收获的季节，只要躲开管教干部的眼睛，人们就把衣裳铺在地上，提个麦棵子过来，跺几脚，麦粒就掉下来了，就可以大嚼一通。 几乎是所有的人都在地头上偷吃麦子，但就俞兆远偷得凶。他不光偷着吃，还储存，把偷的粮食埋在草滩上或者田埂的某个地方，做上记号。他的第六感官告诉他粮食将更加紧缺。 他这种见吃的就偷，不管不顾地偷，还真是卓有成效：他身上的浮肿奇迹般地消失了，挽起裤管摁腿，摁不出坑了。而这时夹边沟农场已经饿死上百人了，还有几百人饿得走不动路了。 有一件事情是俞兆远的智慧所没有预料到的。1960年9月下旬，农场领导突然传达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和新添墩的劳教分子，除去体弱多病者，全部转移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酒泉劳改分局决定在那里组建明水农场。指示下达的第二天，生产股的罗股长和两名干事亲自带领从基建大队和农业大队挑选出来的150名年轻强壮的右派先行出发。俞兆远是其中之一。酒泉劳改分局派来了几辆卡车把他们拉到酒泉去乘火车。俞兆远的心痛苦极了，藏在草滩上的粮食只能喂地鼠了！ 好多年以后，俞兆远一提起那次转移明水的事就说，那是雪上加霜。火车于第二天上午十点把他们拉到高台县的明水河车站。他们以为到明水农场了，可是罗股长告诉他们，他们一百多人的任务是往东走，去挖大干渠。他们扛着行李走到天黑时分，走到临泽县的新华农场附近的戈壁滩上。罗股长指着几间又破又矮的泥房说，就是这个地方。走近了才看清，戈壁滩上有一条与铁路平行的断断续续没挖成的渠道。罗股长说，这条渠要和张掖的黑河连起来，要引来黑河水浇灌将要开垦的五十万亩土地。 还在兰州当科长的时候俞兆远就听说过，省委计划要在临泽县和高台县建设一片全省最大的谷物场，但他不了解眼前这条开挖后又停工的干渠是什么人挖的——是征集的民工呢？还是劳改队？大干渠往东，每隔两华里就有一片破败的泥房，可见这里曾集中过很多人。 他们把几间破泥房清理清理住了下来，然后就开始挖渠。挖渠的工地离着住处还有几公里，他们每天早上吃过饭就扛着铁锨往东去挖渠，傍晚返回。 挖了四五天，就突然停工了。一名炊事员抬笼屉时掉进开水锅里，人们慌乱中将他打捞出来，身上的皮都酥了。别人想帮他，一扶胳膊，胳膊上的皮掉了，摸哪儿哪儿掉皮。罗股长急忙组织人抬到新华农场医院去，医生们也手足无措，找车往县医院送，走到半路就命丧黄泉。这件事带来些许混乱，停了两天工。后来出工了，又挖渠，挖了七八天就又停了。原因是上边来了指示，挖渠者的口粮大幅度减少，从每人每日一斤减到半斤！右派们惊了：一天一斤尚且饿死人，吃半斤焉能劳动？人们议论纷纷，人心惶惶，天要塌下来的样子。罗股长也觉得问题严峻，怕继续挖渠会造成大批倒毙，便挨屋通知：先休息两天，看上级领导有什么新安排…… 等了几天，什么新安排也没有。这时天也冷了，罗股长也不催着出工，右派们每天喝完了两顿末糊汤就都蜷缩在房子里睡觉，尽量减少热量的消耗…… 一停工俞兆远便忙了起来。他记着前几天在工地挖渠，看见东北方向很远的地方有一片绿色，像是庄稼地，估计种的不是苞谷就是高粱。他想去看看，能不能找到几个苞谷棒子或者高粱穗子。停工的第二天夜间，大家都睡觉了，他把一条用毛巾缝下的口袋塞进怀里，对睡在门口的段组长说了一声：老段，我去搞点吃的。段组长说去吧。小心点儿。他还把自己的长毛绒帽子给他，说，把我的帽子戴上，风大，夜里冷。 俞兆远戴的是棉布帽，还是来夹边沟的第一个冬季发的，太薄。 出了房子，俞兆远先顺着上工的路往东走，再朝东北方向拐过去。天还真冷，西北风刮得脸很痛。他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放下来护住脸。这是个没有月亮的夜，四周漆黑，看不清任何标志，只能凭着感觉走。走了一会儿遇到个塄坎，朦胧的天光下他认出是一条水渠。顺着水渠走了很长一段，就进了苞谷地。一棵包谷一棵包谷摸过去。在他的想象中，农民收得不论多么彻底，总会丢下几个苞谷棒子的，但是，他摸过来摸过去好几趟也没摸着个棒子，连个秕穗穗都没有。 就在他觉得白来一趟很沮丧的时候，突然看见不远处有一块亮亮的黄砣砣，像是灯光投在地上的那种黄色，在夜幕中很显眼。朝着黄砣砣摸过去，近了，见是一间小泥房，黄砣砣是映着灯光的窗户纸。他悄悄摸到窗户跟前，听到有人说话，再用手指沾上唾沫戳破窗户纸，看见房子里坐着两个穿黑棉衣的人。他从服装上判定这是两个新华农场的二劳改。既然这样深的夜晚这两个人还没睡觉，那就是说他们在值班，在看守什么重要的东西。他这样想想，就离开窗户从西边绕到房前去。这是个瓜棚样的泥房，房前没有窗户，只有一扇门，门缝里透出窄窄的一束光线根本照不亮院子。但是他的眼睛敏锐地看见了一堆黑糊糊的什么东西。他挪过去一摸，心就突突地跳了起来。天哪，竟然是一堆苞谷棒子！他忙忙跪倒，从怀里掏出口袋。 他装起苞谷来了。装了几个，他又停住，把长毛绒帽子的帽翅挽起来。他想到了要保持高度的警觉，要有敏锐的听觉，一旦有细微的动静就要作出反应。然后才又接着装苞谷。 他真是个惯偷了。他装苞谷的动作很快，但又很沉稳。为了在袋子里装更多的苞谷棒子，他把每一根棒子都横着摆到袋子里，横上两层之后又从旁边竖着插上几个，把袋子的所有空间都利用起来。他装了五分钟，或者比五分钟还长的时间，袋子装满了。可是他还不满足，还在往里插，用力塞几个进去。然而，就在这时，吱呀一声响，泥房的门开了。一道煤油灯的亮光照在苞谷堆的那一面。他吓了一跳，身体本能地往下一伏，就再也不敢动了，只是抬着脸往门口看。他的心跳得像是要从嗓子里蹦出来，身体却是像掉进冰窖，冷飕飕的。 门口出现了一个高大的身影，身影走出来了，站在苞谷堆那边撒尿。他希望那人撒完尿就进房去，但是那人撒完了尿却又转过身体面朝苞谷堆站着，往他这边看，连裤子都没系。他的心更是紧了一下：那人听见声音了？还是闻到气味了？还是感觉到了什么异常？他眼睛盯着那人，身体伏在地上，心突突地跳动。 他不理解，为什么那人不走，反而弯下了腰往他这边看，还往左边歪了歪头，后来又向右歪头，继续朝这边看。他想要坏事了，那人一定是看见他了，正在想着如何捉他——虽然灯光没投在他的身上，但时间一长，那人的眼睛习惯黑暗了……一刹间他开始思考逃跑的问题：是扔下袋子跑？还是背着跑？扔下能跑掉，但他不甘心；背着跑是无论如何跑不掉的，这一段时间自己的身体变得虚弱了…… 但是他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还没决定出怎么逃跑，那人却猛地扭转身体，几步跨进房去，哐的一声关上了门。他听见房子里一个人惊讶地问，怎么啦，出啥事了？另一个人慌慌张张回答：狼，外头有个狼！前一个声音问，你看真了？后一个声音回答，清楚楚的，两只耳朵直愣愣立着。吃苞谷啦，狼吃苞谷啦！ 前一个声音又说，抄铁锨，快抄铁锨！走，看看去！ 听到这里，俞兆远抱起袋子朝西就跑。奔跑中他听见门开了，凶狠的詈骂声传来：什么狼吃苞谷了，是贼偷苞谷了！追，快追！然后是咚咚的脚步声。 俞兆远的运气真好！他一口气跑了三四百米，越过了几条田埂，一道渠，摔了两跤。眼看着那两个人就要追上他了，谁知黑咕隆咚的看不清路，他扑通一声掉下一个土坎去了。掉下去他的大胯摔伤了，站不起来。心想这下非叫人家抓住不可了，就往崖根里挪了挪，一动不动地坐着。岂知这个土坎很高，那两个人追过来在土坎上站了几分钟，骂骂咧咧折回去了。 那两个人走了好久，他也没动弹，他怕那两个人从旁边绕到土坎下边来抓他。他静静地坐了半小时，除了呜呜的夜风，再也听不见什么异常的声音，他才长长地松了口气，站起来。他的大胯很痛，走一步就剧烈地疼一下，但他忍着痛往回走。他心里很高兴。 但是，他从山水沟里走出来，在荒滩上走了一截，内心的高兴就很快消失了。他迷路了！由于乱跑了一阵，他搞不清自己现在的方位了，是应该往西走？还是往南走？还是往西南方向走？他很清楚，在十月中旬的荒滩上乱走一夜，会有什么下场！还有，他听见了凄厉的狼嚎。他犹豫了一会儿，又开始走。他想，应该往西走，住处在西边。他看了看天空的三星，判断出哪边是西。他是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个季节三星的方向朝南，他朝着与三星垂直的方向走是正确的。 他很快地走了一截，思想却又被另一种思考所困惑：住处大致是在西边，但如果自己和住处擦肩而过呢？这是可能的，因为夜太黑了，看不见周围的景物。可是很快他的心又被更紧迫的危险攫紧了：狼的嚎叫声更近了，更清晰了！不是一只狼，而是两只。如果是一只狼，还可以周旋，而两只狼同时发起攻击的话，自己赤手空拳就无法抵抗了。 两害相权取其轻，他认为目前最大的威胁是狼，他必须首先躲开狼。他想了想，就加快脚步朝南走。小时候听父亲讲过，狼在一里之外就能够闻到食物的气味。现在狼是从西边走过来的，他必须往南走出一里远才能躲开狼。 他加快速度往南走，越走越快。他的心跳得厉害，神经绷得越来越紧。他已经忘记大胯的疼痛了。 后来，他几乎是跑着前进了。他清楚地听见狼的恐怖的嚎叫声更近了，似乎是狼已经闻到了他的气味，正在向他逼近！近在咫尺！他已经累了，身体发热，胸腔被大口吸进的冷空气刺激得像是撒进了辣椒末，喉咙又辣又痛，腿软得几乎要跪下来。脖子里的汗水向后背流下去，把衣裳浸湿了。不行了，再也跑不动了，再跑就要累死了！干脆停下吧，休息休息吧，听天由命吧！最后，这样绝望的念头在他的脑子里产生了，双脚放慢了速度。可就在这时，他突然听到狼的嚎叫声已经转移到他的身后去了。他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的心一下子松弛下来，瘫了。他明白，狼已经往东去了，西北风再也不能把他的气味刮到狼那儿去了！ 他很高兴自己没被狼吃掉，坐了一会儿，叫心跳得匀称一些，然后就爬起来往西走。不能坐得太久，因为湿了汗的衣裳冰凉，冷得他受不了啦。快乐是双重的：走了没几步，他发现身旁不远的地方有几个土堆，走过去辨认一下，他差点快乐得叫出声来——天呀，他的身旁就是那条大干渠！顺着大干渠走下去不就是那片破泥房吗？真应该感谢那两只狼，他想。要不是狼逼得跑这一段路，今晚可能还要在荒滩上瞎走多少冤枉路。 但是，顺着大渠走了好长一段路，却仍然看不见住处。他糊涂了：莫不是已经错过了住处？跑了半夜，以他的判断该是走到住处了！回头往东走吧，他又下不了决心——要是住处还在西边的话，不就背道而驰了吗？后来他还是接着往西走，他想再走一截试试，若是还找不到就往回折。结果还没走上半里路，就被一个什么东西绊了一跤。坐起来观察，是个小小的土堆。他更糊涂了：这是怎么回事，谁会在这种地方垒起个土堆来？在土堆旁转来转去，察看，思考。良久，他猛地恍然大悟：这不是那个烫死的右派的坟墓吗！ 又走了几分钟就到了住处进了泥房。段组长醒着，问了一声：回来啦？怎么这么长时间？他回答：迷路了，在野地里转了半夜。段组长问，搞到什么没有？他没说话，掏了六个苞谷棒子塞进段组长的被窝，然后摸到墙角上自己的铺位，摸着黑开了木箱，把苞谷一个个放进去。锁好。总共是四十二个棒子，段组长六个。锁起来三十二个，留下四个在外头，他钻进被窝，盖住头，慢慢地享用。苞谷的湿润的奶汁在他的咀嚼下渗了出来，甜丝丝的，那个香呀！ 翌日晨起床，吃完了半盆末糊汤，俞兆远想好好睡一天，他大胯处的骨头昨晚上扭了一下，疼得厉害。可是罗股长吹哨子把人都集合起来训话，说，供应的粮食就是那几嘴，就是啥活也不干，也搪不住饿呀。你们躺下不动能行吗？今天都进山去，都跟我进山去，找吃的！我跟这里的老百姓打问过，他们说山沟里有一种黄药子是能当饭吃的。今天我们挖黄药子去。 听说进山，俞兆远飞快地进屋，从木箱里拿出四个苞谷棒子塞进怀里，然后提着铁锨上路。他走得飞快，翻过铁路走进山谷的时候，已经把其他人甩开了两里多路。他是有意走这么快的，他想跑到大家前头，挤出时间，躲开人们的眼睛，烧几个苞谷吃。他一路走一路拾柴，进了山谷就拐进一道山沟点着火烧苞谷。他用大火烧，把苞谷皮烧焦了，然后剥掉皮啃苞谷。烧熟了的苞谷更香，啃完一个又啃一个，不一会儿就把四个苞谷吃完了。吃完了苞谷他又想苞谷芯子怎么办——可不能叫罗股长看见，那是个严厉的家伙，知道了他偷苞谷，非扇他嘴巴不可——想来想去，就在离火堆不远处挖了个坑，把芯子埋了，并在上边撒了泡尿。 这时后边的人走过来了，蹲在火堆旁烤火。有的人也在他埋苞谷芯子的地方撒尿，还问，你挖着黄药子了吗？他回答，挖着个球！ 不过，后来他专心挖黄药子还真挖到了两个。点上火烧熟，掰开，里面是黄面面子，像烧熟了的红薯。大家掰着尝了尝，有点苦味。 过两天他又去了一次小泥房，且是白天去的。他的目的是踏勘一下，看还有什么可偷的东西。可是去了一看，苞谷不见了，那两个二劳改也不见了，房门上了锁。他扒着窗户往里看看，空荡荡只有一面土炕。这一趟也没白来，找到了一块没有成熟的落花生。他没见过落花生，但他看见了小小的秧子，挖出来又看见根上带着几个白蛋蛋，放进嘴里一咬，是甜丝丝的水泡泡。他读过一位作家写落花生的文章，因此他断定，这是二劳改们试种的落花生，没有成熟。他大嚼了一通水泡泡。回住处时还抱了一捆花生秧子，煮着吃叶子。有人问他吃的什么，他回答菜叶子。 经过侦察，他知道这附近的确没什么吃食可偷，于是就很节约地吃那些偷来的苞谷，一天吃一个棒子，细水长流。实在饿得招架不住了，就去那块地挖些落花生秧子回来煮着吃。 他们这些人在临泽的荒滩上又住了一个多月，时值11月中旬，祁连山下的这片荒滩已是滴水成冰的季节，并且饿死了十几个人。再住下去也没什么意义，场领导就派拖拉机拉他们回农场去了。 在挖渠工地他们听到消息，夹边沟的人差不多都挪到明水来了，他们也都急着想回去，心想场部的条件会好一些。不料回到明水下了拖车，他们的心唰的一下就掉进了冰窟窿。 明水农场比夹边沟相差甚远！ 夹边沟农场虽然地处巴丹吉林沙漠，但是有农业大队的大杂院，有基建大队的四合院，还有场部的办公室和机关干部们的宿舍房，还有农田还有水渠！这里却是光秃秃的一片旱滩，一千多名右派穴居在山洪冲出的两道山水沟里的地窝子和窑洞里。站在沟沿上往下看。地窝子大小不一，窑洞口挂着草帘子或是破棉絮遮挡风寒，景致如同50万年前黄河流域一处猿人部落的聚居地。唯一体现现代人类文明的标志是东边一条山水沟南端的高地上有几块长着糜谷的庄稼地，两间附近农民种撞田 ［6］住的土屋，三四间新搭的芨芨草房。有人告知，那是场部和伙房。伙房旁有一口新挖的井。 此处被称为明水农场，是因为在东边二三里处有一条百多米宽的明水河。明水河徒有虚名：河道干涸了，只有下游的河坝里积蓄了一些雨季流下来的洪水。 更叫人心寒的是迁来这里的人们十之二三已经饿死，山水沟两边的荒滩和北边的河坝里到处是新起的坟冢。活着的人们也都苟延残喘，奄奄一息。半数人已经躺倒，能活动的人们在中午时分挪出洞穴在阳洼地上或坐或卧晒太阳。人们去伙房打饭的力量都没有了，开饭时炊事员提着桶往地窝子和窑洞送饭，给每个人抖抖索索举起的饭盒里舀上半马勺末糊汤。每天的定量是半斤豆面。 从工地上下来的一百多人被安置在西沟的十几孔窑洞里。西沟比东沟深，窑洞也大一些，一窑住四五个人，大的几孔能住十几二十人。据人们讲，在他们到来之前，领导把这些窑洞的人合并到减员较多的其他窑洞去了。那些窑洞的不少人此时在沟外的荒滩上长眠不醒。 右派分子们静静地生活着。他们平静地等候着最后时刻的到来。只有极少数不安宁分子采取了特殊的生存之道：逃跑。 俞兆远没有逃跑。父母在他的少年时代就把全家赖以生存的土地典出去，送他去上学，指望他给家庭带来荣耀。他跑回去父亲一定会背过气去。至于回兰州的家，他想都没敢想：五尺汉子，如何藏身？他想，不逃跑，但要活下去！ 于是，当大家躺在窑洞里喝末糊汤时，他拖着疲惫的双腿把明水农场的沟沟坎坎丈量了一遍。他的“丈量”是卓有成效的。东西两条沟之间有一块收获过的萝卜地，地边上有间类似瓜棚的小屋，门口堆着许多萝卜缨子。这是伙房的财产——可能是农场花钱把全部萝卜买下来了——有时候劳教分子吃的末糊汤里放一些萝卜缨子。瓜棚里住着一个姓周的二劳改，负责看守这堆萝卜缨子。白天偷萝卜缨子是不可能的，瓜棚的门开着，那个二劳改就坐在门口晒太阳，打盹。夜里，有一盏风灯放在窗台上，窗子没有窗户扇，灯光正好投在萝卜缨子上。二劳改穿着厚厚的衣裳在炕上坐着，眼睛从窗户往外看，过上十分八分钟还走出来转一圈，手里拿个木棍。经过多次的侦察，俞兆远决定夜里去偷。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贴山墙站着。等二劳改巡逻完进屋，他就四肢着地爬到窗户跟前。窗台把灯光挡住了一部分，窗外有一片短短的黑影；有一截黑影正好落在萝卜缨子上。他借着影子的掩护，很快地装了一袋子萝卜缨子。就三两分钟的时间，他已从黑影子下边退了出来，抱着口袋跑回窑洞去。他们窑洞住四个人，四个人搜集些茅草点火，煮着吃了三天。 三天后他又去偷，刚刚装了半袋子，姓周的二劳改从他身旁的田埂后边扑上来，狠狠打了他两棍子。二劳改说，狗日的，我等你三天喽！ 他拖着一条被打瘸了的腿回到窑洞。他再也不去偷萝卜缨子了。他知道，二劳改谋到一个好差事也不容易，他们对工作尽心尽力是很正常的。等腿好点了，他就把目标转向了糜子地。在他们住的山水沟南端，也就是场部的南边，有一大片糜子地。他也不知道为什么，已近十一月下旬，那片糜子还长在地里，是种地的农民被征集去搞水利了？还是种撞田的生产队不看重这片糜子？但奇怪的是有几个妇女看守着庄稼地，住在一间“瓜棚”里，时不时出来巡视。俞兆远和杨乃康合伙来偷糜子，到了糜子地附近，在田野上趴着。由俞兆远学狼嚎，一声扯一声的“狼”嚎声中，巡逻的妇女们都回到“瓜棚”去了。这时，他和杨乃康钻进糜子地，把糜子捋进口袋。俞兆远捋上几把糜子，停下来学两声狼嚎，然后再捋。捋满了口袋，两个人仍然学着狼嚎跑走了。糜子可是好东西，他们舍不得给别人吃，回去后把糜子埋在窑洞附近的崖坎下边。但是，第二天夜晚他们去吃糜子，发现埋下的糜子不翼而飞了。他们判断糜子被人偷了——有些右派专门在窑洞附近或者崖坎下边寻找别人埋藏的食品。于是，他们第二次偷来糜子以后就往北走，走到山水沟北边的河坝里，埋在死者的坟头上，做好记号。每天夜里，他和杨乃康来这儿炒着糜子吃，或者生吃。生糜子嚼起来也很香，还有一股甜丝丝的味道。只是嚼碎了的糜子皮爱粘舌头，粘在嗓子里很不易吐出来，容易带来剧烈的咳嗽。 好景不长，十一月底，来了一群农民，风卷残云把那片糜子割走了。然而就在此时，俞兆远发现了一件奇特的事情，离他们窑洞不远的地方，山水沟的一个拐弯处，有一个垮子。垮子三面是崖坎，另一边插着篱笆。这是农场的一个羊圈，里边圈着七八十只绵羊。羊圈里头有个窑洞，住着两个牧羊人——兰州市的两个右派。这两个右派和其他右派不一样：他们的身体很健康，面孔红润，红得都有点发紫了。俞兆远不明白他俩为什么有着那样健康的面孔，问人。有人告诉他：每过两三天，放牧归来，两个右派就背回一只半死不活的绵羊来。人们都看见过，那只羊的屁股成了个血窟窿，肠子还往外耷拉着。牧羊人向队长汇报：羊群在野外遇到了豺狗子［7］，豺狗子把羊屁股掏去吃了。讲故事的人说到这里很生气，说，这样的事出了很多次了，队长们不追究他们，只是叫他们把死羊交上去，照旧还叫他们放羊。这不是明摆着的事吗？他们两个人吃肥肠，管教干部吃肉，把骨头给灶上熬汤，还说是给我们宰羊改善伙食了…… 俞兆远听了故事一点儿也不生气，还开导那人：这事你生啥气呀，现在是啥时局嘛——饿死人的时局，八仙过海各现其能的时局——你有本事你也吃肥肠去，吃不上不要妒忌人。接着他又问，那羊皮哪去了？那人回答，在梁队长的房顶上。 听说是在梁队长的房顶上，俞兆远立即就跑到农业大队办公室去了。看看梁敬孝不在，他便很敏捷地从房顶拽下两张羊皮，跑到河坝里去，点上火燎羊毛。羊毛是烧不干净的，燎得狠了羊皮就烤焦，燎得轻了，皮上剩下两毫米长的一层毛根。他干这种活很有耐心：慢慢地燎了一整天，将羊皮烤得硬夸夸黄澄澄如同马粪纸一样，然后撕成小块放嘴里嚼，美美吃了一顿烤羊皮。吃剩的羊皮拿回窑洞，给其他人一人分一块吃。杨乃康嚼着又脆又香的羊皮说，老俞，要是能回到兰州，就凭你给我的这块羊皮，我请你到悦宾楼吃一顿烤鸭。悦宾楼的烤鸭比不上你的烤羊皮的一半香呀！俞兆远的好日子到这里也就结束了，因为在明水农场的确没什么东西可偷了。 但是俞兆远的确不愿坐以待毙，又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一天，他过了铁路进山谷挖黄药子，回来的路上看见了几根骨头棒子，就把它们拣了回来。山谷里有许多这样的骨头，他估计不是人骨，是兽骨。骨头经风吹雨淋变得光溜溜白花花的，同室的人都说那东西没法吃也没营养，但他说，没啥营养是对的，可它总归没有毒性吧，毒不死人吧！这就行！他研究怎么吃骨头，总也想不出好办法，便放在火上烤着看看。谁知这一烤竟然出现了奇迹：白生生的骨头棒子被烤黄了，表面爆起了一层小泡泡。他用瓦片把泡泡刮下来，拿舌头舔一舔刮下的粉末，无异味，尚有淡淡的咸味。于是，他把几根骨头棒子都烤了，把泡泡刮在床单上集中起来，居然凑了一捧之多。他像是吃炒面一样把它放进嘴里嚼，咽进肚子。后来，他们全窑洞的人都去山谷和草滩上搜集兽骨…… 吃了两天骨头棒子，十二月上旬，队长就把他调到西沟的病号房当看护去了。 十一月中旬，死人到了高峰期，每天都有数十人死去。党委书记梁步云慌了神，跑到张掖地委汇报情况，说，这样死下去了得吗，请地委给调点粮吧。地委书记是一位坚定的老革命，他训斥梁步云：死几个犯人怕什么？干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尻子松了吗？梁步云灰溜溜回到农场，想来想去决定成立病房，想办法少死几个人。于是，管教干部们亲自动手，把全场饿得爬不起来的人集中在山水沟南端的七八间大地窝子里。每个地窝子盘个炉子取暖，并且派两个身体好点的人做看护。看护的任务是开饭时炊事员送来了饭，他俩把每个人的饭盒收集起来叫炊事员打饭，然后送到每个人的手里；还要给病号们端屎端尿，叫病号躺着别动，减少热量消耗。病号们每天夜里十点钟有一顿加餐——场长指示，每天宰两只羊剁碎了熬汤，再加点胡萝卜、菜叶子，给病号增加点营养。 看护人还有一个任务：把死了的病号用被子卷起来，捆好，拉到门外放着，再把新病号安置在空出的位置上。俞兆远是个聪明人，他发现夜半时分病号死亡的多——他们入睡后再也醒不过来——于是，每到半夜，他就把所有的病号叫醒，叫他们坐着说说话，少睡点觉。有些病号烦他这一着，骂他：滚开，烦死人了，连觉都不叫睡！但他不生气，笑嘻嘻把病号拉起来坐着。他笑着说，你狗日的要是不起来坐一会儿，死了可不要怪我。 由于他奇特的护理方法，他的病房里死亡率最低。 当看护期间他没偷过什么东西，因为一间病房有三四十个病号，忙，顾不上偷。结果，仅仅半个月的时间，他的身体迅速地垮下来，他的脸和腿肿了起来。 也真是巧得不能再巧了，就在他非常悲观地认为离死不远了，将步那些死难者的后尘走进酆都之时，西北局兰州会议的精神传达下来；纠正省委的左倾路线，抢救人命。十二月下旬，明水农场来了一辆大轿车，把“病情”最严重的人拉到新华劳改农场去休养。作为护理员，他忙里忙外搀扶病号上车。一辆轿子车，座位和过道都塞满也只坐了五十个人。车要开了，梁队长叫他也上车，说是到了新华劳改农场还要他伺候病人。他忙忙地回自己的窑洞去拿行李，看见杨乃康在窑洞门口晒太阳。他又急急地跑去找梁队长，说杨乃康不行了，也叫他挤上去把。梁队长同意了，他走回去搀扶着杨乃康上了大轿车。 这五十一个人到了新华劳改农场，住在两间学校的教室里，地下铺了许多麦草。在这里他失业了，因为有一批从上海“收容”来的无业市民、妓女、舞女和旧政权的一些职员正在这里劳动教养，领导从他们当中抽了十几名姑娘伺候这些病号，端屎倒尿。 在新华农场，俞兆远又接着偷。虽然他也享受病号的待遇，一顿一碗很稠的加了肉末的大米粥，但是他总觉得饥饿难挨，每天吃过了饭。就到处蹓跶。一天，他进了一间办公室，看见墙根上立着两麻袋大米。他就盯上了，坐在办公室门口装成晒太阳的样子，等待时机。后来，办公室的工作人员出去了一下，他立即溜进去把大衣的口袋装满了大米。还在明水当护理员的时候，他拣了一位死亡者的灰棉布大衣穿在身上取暖。然后很快地走出来又倚着墙晒太阳，嗓子里还发出哼哼唧唧的呻吟。这时工作人员回来了，并且发现大米被盗了，嘴里喊着米叫人偷了米叫人偷了，跑了出来。工作人员看见了晒太阳的俞兆远，问他，你看见有人进来过吗？他回答，是有个人进来过，是个穿黄大衣的。问那人往哪边去了？答，往西走了。那人匆匆往西追了过去。他从容地站起来，大大方方走回病号房去。他把杨乃康叫起来，扶着他走到外边去，找个没人的地方，两个人嚼生大米。 也不知道何种原因，过了三四天，一辆大轿车开到新华农场把他们又拉到了明水农场西边十五公里处的碱泉子农场，住进一间库房一样的大房子。在他们到来之前，明水农场的另外几十名体力衰竭者已先期到达了碱泉子农场。 在这里，他们被告知，休养几天，身体好点后就送回兰州去，可是情况却进一步恶化：没有肉粥了，粮食供应又回到每天半斤豆面。死亡继续蔓延！ 碱泉子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这里也在饿死人。 糟糕的事情终于发生了，俞兆远也走不动路了。碱泉子农场也有很多从上海“收容”来的妇女，领导叫她们侍候这些右派，端屎端尿，但俞兆远不习惯这种扶持还是坚持自己上厕所。谁知有一天去了厕所，蹲在茅坑上他居然站不起来了。他用双手触地想先撅起屁股再抬起上身，不料手一软一个跟头栽倒了。他在地上坐了一会儿，有人进来解手才把他扶起来。这件事吧他吓了一大跳：他想可不能躺着等死了，必须搞到吃的。 人只要不放弃生的追求，就总能绝处逢生。俞兆远多年后讲到夹边沟的时候这样对我说。他说在厕所摔倒的第二天傍晚，吃完了末糊汤，他慢慢地在碱泉子农场的角角落落蹓跶，想找点能吃的东西。突然几挂马车驶了进来停在粮仓门口。碱泉子农场的管教人员叫来一帮二劳改卸车。车上是一麻袋一麻袋的蚕豆。有的麻袋破了，卸车时蚕豆洒在地上。他想上前捡几颗蚕豆，被管教干部喝退了。他想，可不能错过这个难得的机会，就围着马车转呀转呀，琢磨怎么搞到蚕豆。突然他发现这天的月亮很亮，月亮把库房的暗影投在院子里，其中一挂马车的拉套马正好有半截身躯站在暗影里。办法马上就有了：他从很远的地方绕过去，潜入库房的暗影里，慢慢地接近了拉套的马匹。他跪倒，四肢着地从马的两条腿之间钻过去，在马肚子的掩护下又进到辕马身下，然后钻到车下边去。二劳改们正在卸粮食，管教干部站在一旁监视，但谁也没看到俞兆远已经爬到车槽下边了，一下一下地划拉地上的蚕豆。他把大衣的两只口袋都装满了蚕豆，然后又小心地从马腿之间爬了出来。可惜的是刚刚爬到库房的暗影里，他以为安全了，往起一站，突然的一阵头晕目眩，眼前迸发出一片耀眼的白光，猝然摔倒了。他摔倒的声响惊动了一位管教干部。 这个管教干部叫人把他拖到梁敬孝住的房子，说，你看你们的人干的好事！他把俞兆远口袋里的蚕豆掏出来叫梁敬孝看。梁敬孝看着他的手说，啊呀呀，人都晕过去了，你还做啥嘛！那位管教干部愣了一下，转身走了出去。 俞兆远回到大房子之后，把偷来的蚕豆分给身旁的人吃，一人几颗。他自己多留了一些，躺在被窝里蒙上头嚼上几颗，再嚼上几颗。生蚕豆的味道竟然香醇无比。 明水农场的右派们在碱泉子农场“休养”身体的时候，省委派往夹边沟的工作组正忙着联系车皮。1961年1月1日，右派们接到通知：今天要走一批人。为了保证右派们平安回到兰州，从张掖地区医院抽来了几个医生，挑选病号中的“健康者”先走。检查到俞兆远了，一位医生叫他站着，用手捏了一下大腿。俞兆远干瘦的大腿哪经得他的一捏——扑腾一下倒在地上。他就说，不行，这个人不能上火车。 过了几天又送一批走，梁敬孝事先通知他：你想走不想走？想走就精神些。于是，俞兆远把身上的劳教服脱掉换上从家里带来的三年来一直当枕芯的棉袄，并且洗了洗脸，从梁队长那儿借个剃须刀刮了脸。当医生检查到他捏大腿的时候，他咬着牙挺住没有摔倒，连哼都没哼一声。这时候梁敬孝很默契地拍了拍他的肩膀，说，看这小伙子，多精神！医生看了梁敬孝一眼说，叫他上车吧。 这天是张掖地区派来的大轿车把他们拉到高台火车站的。黄昏时分火车进站，人们蜂拥上车。火车在高台站就停五分钟，人们都着急，使劲挤，竟把俞兆远挤下站台去了。他从车下边站起来想爬上站台，但是爬了几次，用尽全身力量也上不了站台。这时人都上了车，要发车了，兰州市公安局来接他们的张科长吼他：快上来，火车要开了！他说，我是想上来，但我上不来！就叫火车轧死算了！张科长说，你想死呀，我还不能叫你死！他一把将他拉了上来，推上车去。 车到兰州，几辆大卡车把他们拉到民政局招待所。进了招待所，他立即到处巡视，看有什么东西可偷。他看见招待所餐厅外的墙上挂了许多一把一把扎好晾干的芹菜，当天夜里就偷了一把。吃完了招待所供给的大米粥，他和同房的人又煮芹菜吃。招待所的大米粥很好吃，煮得很软，还加了许多肉丁。只是一顿只给一碗，吃了饭就跟没吃一样，胃空荡荡的很难受。第二天晚上他又去偷芹菜，却发现已经被人收起来了。但是他看见了厨房门口的泔水桶，把手伸进去捞了两把，桶底有许多煮米饭煮糊了的锅巴。他回客房拿个洗脸盆来捞了半盆，拿到水管子上冲洗了一下，又拿回客房煮了煮，几个人分着吃了。过两天他又侦察什么东西可偷，竟然在张科长住的房子里发现后窗户台上放着几摞烧饼。他认出来了，这是返回兰州时坐火车，餐车供给大家的烧饼，张科长全买下了，一人只分了一块，剩下的现在全摆在房里的窗台上。他绕着房子转，看到后窗户上有一块玻璃碎了，掉了一半，可以伸进手去，但却没法下手，因为房子里总是有人。看见那么好的烧饼摆着却吃不到口，他心里急得要命，就总是围着那间房子转来转去，寻找机会。恰好一天的上午，他从餐厅出来，看见张科长和几个警察去会议室开会去了，他认为机会来了，就急忙跑到张科长房间的后窗户去。到了窗户跟前，却又发现房子里还留了个被人们叫做小李的青年警察，他还是下不了手。这可怎么办呀，不能失去这个机会！他略一思考后就跑到前门口去，捏着鼻子学服务员的声音，娇声娇气地喊，小李呀，张科长叫你到会议室去一趟。听见小李应了一声，他转身就跑到山墙处躲起来。他原想把小李支开，然后从前门里进去，但是小李走后他过去看看，门被小李锁上了，进不去。他又绕到房后去，从碎玻璃处伸进手去。 小李进了会议室，问张科长，你叫我有什么事？张科长一怔说，我什么时候叫你了？小李说，咦，一个女的在门口喊，说你叫我。张科长说哪有的事……但他立即就反应过来，说，快，快回去，调虎离山计，有人偷东西了。 俞兆远的手是伸进去了，但是没想到那几摞烧饼正放在耷拉在窗台的窗帘上，无论手怎么伸过去，都拿不到烧饼。他正在琢磨如何拿到烧饼，房门就突然开了，小李跑了进来。眼看着煮熟的鸭子要飞了，他一着急就用力伸长手臂去拿烧饼，扯动了一下窗帘，结果烧饼全掉到地下去了。他看偷窃无望，抽出手来就跑。他跑到东边，正好两个警察从山墙后边迎过来，就又掉头往西跑。没跑上几步，又见张科长提着手枪堵住了去路。他只好站住。 张科长走到他跟前，手枪指着他的肚皮说，啊呀俞兆远，你就偷疯了，在碱泉子农场偷，到了兰州还偷！你怎么是这么个贼骨头？你再偷，你再偷我把你一枪崩了！ 因为偷窃失败，俞兆远非常沮丧。此刻听了张科长的话。他把大衣敞开了怀，用一只手指着自己的肚皮说，你朝这儿打，你朝这儿打。你把我一枪打死算球喽！ 张科长摇了摇头，无奈地说，你不偷就不行吗？ 他说，那有什么不行呀，我不偷当然行呀，你给我几个烧饼吃，我不就不偷了吗？ 张科长说，俞兆远，我先把话说明白，那烧饼我一个也不吃，可是我也不能叫你吃。我要是把烧饼给你，你早就没命了！你知道不知道，你们的肠子现在比纸还薄，不能一下子吃多了。吃多了肠子就挣断了。俞兆远说，这你就说错了。我的肠子是薄，可那是太上老君的炼丹炉炼出来的，啥都扎不破。夹边沟的树叶子扎不破，芹菜秆秆扎不破，烧饼能扎破吗？张科长瞠目结舌半晌，说，这是大夫说的！ 俞兆远在招待所休养了一星期，他女人接到通知来接他回家，书包里提着花卷。临走时，张科长嘱咐女人：你可不要乱给他吃的呀，出了这个大门，要是胀死了，我可不负责任。 出了门，两口子走到自由路火车站去乘开往西固区的市郊列车。在站台等火车，俞兆远对女人说，给我个馍吃。女人不给他。女人说，张科长说了，你们刚吃过午饭，不叫我给你馍。俞兆远突然就哭了： 在夹边沟饿了三年，没吃的，差点把命送掉；回家来了，你还不给馍吃……哎咳咳咳…… 女人怔住了，良久才明白原委，掰了半个花卷给他。看着他的吃相，女人也哭了：我哪里知道你吃不饱呀，你来信就没说过吃不饱的话，一次也没说过……嗯嗯嗯嗯…… 后记 在金塔县城建局家属楼的一间住宅里，俞兆远先生讲述完了夹边沟的故事，又补充说，哎，说起我做贼的事，丢人得说不成：回到西固的家中，三个月过去了，我的腿已经有力气走路了，可是肚子还是饿得受不了。一天到晚心里就想着吃的，还特别是想吃生粮食。做熟了的饭菜不管吃多少，心里总是空荡荡的。有一天女人上班去了，我偷着把面柜柜上的锁子捅开了，用一个大茶缸子挖了一缸子苞谷面，放在我的书箱箱里。每天晚上睡觉之前，我用小勺勺舀着吃上几口。生粮食吃着那个香那个甜呀……要是不吃那么几口就上床，就半夜半夜的都睡不着觉，肚子咕噜噜咕噜噜地响，那个难受呀……我吃生粮食的习惯，直到1962年冬天才克服掉，因为那一年女人要和我离婚。在法庭上，她提出的离婚原因之一是指控我偷面柜柜里的苞谷面吃，还非要生吃不可！她说她忍受不了这种侮辱：邻居们都知道了，她克扣丈夫，不叫丈夫吃饱，逼得丈夫偷家里的粮食…… 憎恨月亮 今年深秋的一天，我终于寻到了席宗祥，在兰州市东城巷一栋很旧的楼房的顶层。听说我是专为了解夹边沟的情况来找他的，他大为惊讶。他一边叫我进房子一边问我，你怎么知道我是夹边沟出来的？又是怎么找到我家的？我说你叫我坐下呀，坐下我再跟你说。 席宗祥剪着一头很短的白发，面孔红润，运动员似的身材，根本就不像个六十七岁的老人。尤其是他听了我的话，一只手搔了搔后脑勺，笑着说请坐请坐，脸上出现难为情的神色，就像是个大孩子。 我坐下了，从书包里拿出一封信递给他：你看看这封信，看完信我再说。 他接过信坐下了，看信，仅仅看了个开头，就嘿儿嘿儿笑了：俞兆远，嘿嘿，是俞兆远介绍你来的呀。 我也笑了：对了，三年前去金塔县采访俞兆远，他就写了这封信。他说你们是好朋友，叫我拿着他的信来找你，你会接受采访的。他说你是个开朗的人，有什么说什么，不会藏藏掖掖躲躲闪闪。 那你怎么现在才来？老俞三年前给你的这封信嘛。 席宗祥一口的兰州方言，我便也用方言回答。 是三年了，主要是这几年来我都在河西采访，一个县一个县一个人一个人地找。再说，我也是二中毕业的，我想，等我采访完了河西的人，回过头来再采访你也不晚。 他似乎有点惊讶：你也是二中毕业？ 我说，对呀，我们是校友呀，你不是五零年二中初中毕业的吗？我是六五年毕业的。 他说，我哪年毕业的你都知道了？ 我笑了：那还能不知道吗？好几个人都跟我说过你。我还知道，你是怎么划成右派的。还知道你在夹边沟的戏剧性的故事……你就谈一谈吧，谈一谈你的故事。 席宗祥也笑了：嘿嘿，我有什么可谈的嘛。夹边沟的右派大都是知识分子，而我才是个中学生——连高中都没读完——我跟人家不一样。 这才是我千方百计要找到你的原因。我觉得太有意思了，不管是当右派或是在夹边沟，你跟别人都不一样。说吧，请从头说起。 经过一阵寒暄和聊天，我和席宗祥谈得很投机，就像是老朋友见面一样。很快地他就讲起自己的故事来——要说我去夹边沟，那还得从1951年说起。你不是知道吗，我是1950年在二中初中毕业的。然后我就去师大附中上高中。师大附中是甘肃最好的中学，现在也是最好的中学——甘肃省的重点中学，高考录取比例全省第一。我上师大附中的目的，也就是想将来考个好大学，名牌大学，可是1951年出了一件事。 那年秋天的时候，我已经上高二了，天已经凉了，好像是10月中旬的一天。那时候学校条件不好，虽说是名牌中学，但课桌很旧了，桌面坑坑洼洼不平，我经常在桌子上铺一张报纸。那天，我往桌子上换了一张新报纸。换好之后在板凳上坐着，发现报纸上印着毛主席的大幅照片。也怪了，平常看见毛主席的照片也没有什么特殊的感觉，可是那天看着毛主席的照片，总觉得毛主席长得太秀气，有点女人相，不威风。也不知道为什么，那天我就是这种感觉，可能是当时我把他和斯大林相比的原因吧。那时候我们的教室里就挂着马恩列斯的伟人像，斯大林穿着元帅服，留着八字胡，很威风的样子。于是，我就拿起毛笔给毛主席画了一副胡子，斯大林的胡子。 画完胡子我还挺高兴的，觉得长胡子的毛主席很威风，像个男子汉，大人物。然后我就到操场上打篮球去了。我上学的时候特别爱打篮球，我的身体好，个子也高，是校篮球队的队员。一场篮球还没打完，有个同学就跑来叫我了，说班主任老师叫我到办公室去一下。 班主任老师叫我是正常的事，我是班里的体育委员，经常为开展全班的体育活动和老师商量这事那事，班主任还对我挺好的。谁知那天到了办公室，班主任脸色很难看，问我为什么给毛主席像画胡子。我当时没把那事情当什么严重的事，就承认是我给毛主席画胡子了，还说了为什么画的。班主任听我说完，训起来了，说，是这么简单的事吗？这可是政治问题呀！他说是政治问题，我还不服气，说这是什么政治问题，不就是画个胡子吗。老师很生气，又说我，你这是污辱毛主席。我更不服气了，说，去年夏天教导处的老师把半抽屉没用的学生照片倒在垃圾堆上，有几个同学把照片拿到教室里，给女的画胡子，给男的画辫子，你也看见了，也没说是污辱同学。我这句话的潜台词是说，给同学们画胡子不是污辱，为什么给毛主席画胡子就成了污辱了？ 这句话我当时没说，因为我看老师的脸色很严肃，很难看，我有点胆怯。 当时，老师似乎也被我的话说得语塞了，有一阵子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才说，你这个席宗祥呀，你考虑问题的方式成问题呀！你惹下祸了，你还没认识到怎么惹下祸了。你回去好好想一想写个检查，明天给我交上来。 老师叫我写检查，我回去就写了。说实在的，我那时候脑子里缺根政治斗争的弦。不光是我，我们的同学当中有很多人都缺政治斗争的弦。我们都认为，上中学嘛，就是为了将来考大学，将来有个好工作。什么要求进步呀，入党入团呀，为共产主义奋斗呀，那时候还没有在脑子里扎下根来，班里要求入团入党的人还是少数。如果哪个同学入团了，批下来了，其他同学还笑话人家：哎呀，成了团员了，将来能当官呀。当时的情况就是这样的，共产党建国才两年，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想入党入团，还没认识到入党入团的重要性。那时候同学们当中还流传着这么一句话：学会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可不像后来：把入团入党放在一切事情之上。 当时的思想状况就是这样，可是那天回去之后我还是动了脑子，认真写了个检讨书，给自己扣大帽子：我的行为是对毛主席的不尊重，是污辱了毛主席。毕竟那时候共产党已经建国两年多了，天天喊毛主席万岁，我也怕把这件事扯到政治立场上去，说我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 但就是这样，过了一天，老师还是叫我在全班作检查。作检查的时候，学校教导处主任都参加了；检查完之后，班上的积极分子们发言批判我，还喊了口号：打倒席宗祥的反动思想！ 没有，没有喊打倒席宗祥。到底，那时候的政治气氛还不像五七年的浓厚，阶级斗争的螺丝拧得还不是特别紧，还讲一点政策性——没把我当阶级敌人来批斗。 陆陆续续开了四五次批判会，批判会就停了，这件事就算过去了。可是这时候我的心里灰溜溜的，觉得丢人现眼得很，这个学再也不能上了。放寒假的时候我就交了个退学报告，回家去了。 回家去干什么呀。我们家在水磨沟住，就是桦林坪和四墩坪之间的那条沟里。那边离阿干镇煤矿近，我们家已经在那里住了两代人了，从我爷爷那一代开始就是烧砂锅的：夏天把煤买下，合泥做成砂锅坯子，再烧好放着，冬季的时候卖给农民或者挑担子沿街叫卖的小贩，三毛钱一个大的，七毛钱一套——一大一中一小。小本生意，我父亲和一个叔叔一年四季做砂锅，忙的时候再雇一两个人，不忙的时候就自家人做，全家人忙。我实在不愿意做这个活，心想读了十年书，就一辈子挖泥蛋蛋吗？我在家里帮我父亲做了半年砂锅，就又离开家了。是我表叔介绍的，到市建筑公司的建筑工地当个管理员。对于这个工作，我从心里是不满意的，虽然算个干部，但却是成年累月在工地上待着，什么吃喝拉撒睡都要管，一天到晚乱糟糟的，但又找不到好工作，就一直凑合着。到了1954年的元月，建筑公司搞冬训，实际就是内部肃反，叫大家交待解放前干过什么。我是五二年才参加工作的，觉得事情与我无关，开会时不发言，结果领导却不指名地点我：有的人历史上犯过错误，有严重问题，可是不主动交待。我一听是点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心想不就是给毛主席像画了个胡子吗，怎么抓住不放呢。第二天我就不去开会了，写了个假条说我要考大学，请长假——又回家了。 当然了，大学我是考不上的，我连高二都没有读完嘛。我就又在家待下了。待到五五年底，公私合营，我们家的砂锅作坊和其他五六家砂锅作坊合在了一起，成了个陶器手工业合作社。当时合作社没有一个文化人，合作社的领导就来动员我，说你都二十几岁的人了，没个工作，在家里闲着，叫你老爹养你呀！干脆参加合作社吧，给我们当个会计。我那时已经结婚了，没有合作社的时候依靠父亲生活还可以，可是一搞合作化，父亲一个人才挣几十元钱，生活发生了困难，我也就同意到合作社工作了，月工资六十元。 在陶器合作社当了两个月会计，五六年初七里河区轻工业联社又成立了一个职工业余学校，在小西湖的骆驼巷小学租了一间教室上课。那时候没老师，就又把我调去当专职教师了。业余学校都是夜里上课，白天跟着领导这里跑那里跑，叫我替他们写材料搞宣传，一天到晚挺忙的，可是把我的工资降到三十元了。我对降工资有意见，就说工作比过去多了，怎么工资倒降了？领导对我说，你过去是工人，现在是干部了，政治待遇高了。工资就少些呗。我当然不满意，就说，我要养家口，三十元的工资哪够用的？国民党的时候，一个小学老师一个月要挣两三个警察的工资，现在是共产党领导，当老师的连半个警察的工资都挣不上，我怎么养家口？当时我就提出来不当老师了，还回合作社当会计去，领导不同意。 当了一年多不到两年老师，整风运动开始了。整个大鸣大放我就没说一句话，因为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那件事我晦气了五六年，上不了大学，找不上个好工作，我还敢再提什么意见吗！那时候我们那个学校归七里河区政府合作科和市手工业管理局双重领导，整风时与七里河区文教科在一起学习和开会。一天下午开会时，我和一个叫姚家达的夜校老师坐在一起吸烟。当时整风小组的组长已经宣布现在开会，大家不要说话了，但很多人都在说话，没理会他，他就点我的名说，席宗祥，你再不要说话了！我根本就没有说话嘛，我在那儿吸烟嘛，他无缘无故点我的名，我就心里很反感，就顶了他一句：你看见我说话了吗？你怎么胡点名哩！ 第二天就开始批判我，又是大字报，又是积极分子们发言，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给毛主席像画胡子，这是反对毛主席，反对共产党，说我对毛主席、共产党有刻骨仇恨；还说我某年某月某日在某地方还说过什么什么……对于这些断章取义的批判我当然不服气，就顶，就吵，结果，我就成右派了。 我的右派是1958年4月10日，由整风小组的领导宣布的：问题严重，态度恶劣，定为右派，保留公职，劳动教养。 宣布我劳动教养之后，领导还组织我们几个去劳动教养的人学习了一个劳动教养条例，说，劳动教养并不是劳改，只是行政处分的最高手段，你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如果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来了，回来以后还可以回原单位工作。领导宣读条例，目的是叫我们去了好好劳动，改造思想，我却记下了这么一句话：不愿意去农场劳动教养的，可以开除公职，自谋生计。于是，领导刚讲完话，我就说了：你们就把我开除公职吧，我要自谋生计，我不去农场劳动教养。 其实，劳动教养条例是骗人的。这天晚上我回到家里，我妈就告诉我，早晨我上班走了之后，学校的负责人安殿策就到我家去了，说是要户口本用一下，中午就送回来了。我问我妈他要户口本干什么，我妈说她也不知道人家把户口本拿去干了啥事。我妈是个不识字的人，她把户口本拿过来叫我看，说你看一下，到底人家拿去做啥了。我接过来一看，才发现我的户口被注销了，写着一行字：迁往夹边沟农场。 我想自谋生计的幻想也落空了。那时候派出所三天两头查户口，谁家从外地来个客人住三天以上都要去派出所报临时户口，不报临时户口，街道干部就天天来撵，再要是不走，派出所就来人把你带走。我没有户口了，当然就不能在兰州待了。4月20日，整风领导小组又宣布了几个劳动教养的右派，公安局来了两个警察，把我们都送到夹边沟去了。 我当右派就是这样一个过程。我在前边跟你说了，夹边沟的右派大部分都是知识分子，有不少高级知识分子，有共产党的不少高级干部，都是有文化有思想的。我既没有文化，又没什么思想，把我弄到夹边沟去真是滑稽得很。 说到这儿，席宗祥就要结束他的故事，他说，我在夹边沟的事情就不说了吧。你这两年采访了不少人，可能已经知道得不少了，说起来没啥意思。 我说，不行不行，你一定要谈谈在夹边沟的经历。我好不容易找到你，就是要听你在夹边沟的故事的。好几个人都跟我谈到了你在夹边沟的事，说是很滑稽，但谁都说不清楚。你一定要详细谈一谈。 看我坚持要他谈夹边沟亲身经历过的事，他静了一下，搔搔白花花的头顶，脸上出现天真的窘态，他说——夹边沟，咳，在夹边沟的事说起来可就多了，一时半时说不完的，我就挑一两件跟你说说吧。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的确是老老实实，非常努力地改造思想了。为什么呢？我认真把自己的人生经历思考了一下，我觉得自己真倒霉：旧社会我还是个学生，也没参加过什么反动党团，新社会也没有反对过共产党，也没有参加过反革命组织，怎么就落到了劳动教养的下场？经过反复的思考，我认识到自己的确是有错误：没有写过入团入党申请，没有靠拢过党组织，思想里没有突出政治要求进步的意识。我的思想是资产阶级思想，因为我的家庭是个小业主——公私合营的时候，我们家的财产入进合作社里，还给我家作了一千元的价。想通了这些，我就努力地改造思想了，积极地劳动，还向领导写了保证书、思想认识。我下决心要洗心革面，脱胎换骨，重新做人。那时候我在基建队挖排碱渠，定额是一人一天挖十方土，我每天都超额完成；后来调到农业队，翻地的定额是一天一人翻一亩地，用铁锨翻，我一天翻二亩。五八年五九年大跃进，夹边沟农场也大跃进大干苦干搞打擂台争红旗，有一天我半夜里一个人下地，翻地到天亮，白天又翻了一天，翻到天黑透了，看不见铁锨了。这一天翻了三亩半地，挣了个全场第一。那时候为什么这样干？就是为了把自己改造好，早日摘掉右派帽子。那次打擂台争了个第一，人们都议论，国庆节的时候肯定要给一批右派摘帽子，我打擂台立了一次大功，一定会给我摘掉的。盼呀盼呀，终于盼到了那年的国庆节开大会，三千名右派摘了三个人的帽子。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给他们的待遇是劳改期满留场就业人员的待遇，一月24元的工资，和就业人员在一起劳动。我们进场的时候，夹边沟有几十个就业人员，他们的任务是领着我们这些劳教分子下地劳动。 这件事对我的打击是很大的，对全体右派的打击也是很大的。我们被宣布送夹边沟劳教前，领导讲过，到了夹边沟如果劳动得好，改造得好，几个月就回家了，可是现在摘了帽子的人也不叫回家，这不是成了无期徒刑吗？已经两年了，我忍饥挨饿，拼命地干。本来，我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再加上这次思想上的打击，我一下子精神就垮了：国庆节过完，我就起不了床了，去伙房打饭连路都走不动了。 在夹边沟农场我得感谢俞兆远。俞兆远是兰州市西固区劳资科的科长，还兼着民政科的科长。这个人是聪明人，他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没要过家里一分钱，也没叫亲属寄过食品，到处偷吃的，劳动时偷懒耍滑，不出力，但他和分队长、管教干部关系还好，原因是他在农村长大的，会干活，领导经常叫他领着我们干这种活那种活，他把领导哄得好。他还有同情心，看我真的垮了，就跟队长说了说，要把我调到放水组去，专门给地里浇水。一开始我还不愿意去放水组。夹边沟的水金贵得很，我怕跑了水追究责任。俞兆远就说我：你不知道放水的好处——浇水是个轻松的工作，就是挖口子堵口子，不挖口子堵口子的时候就在田埂上坐着休息。平时还能从菜地偷个萝卜偷点菜吃，也能挖几个土豆吃。要是夏季庄稼成熟的时候，还能从麦田里搓点麦粒吃，吃不完的在地边上埋起来，困难时再挖出来充充饥。 于是我就调过去了。一调过去我才发现浇水真是个好活，五九年秋收，我就偷下了几十斤糜子埋在沙包里，把五九年的冬季熬过去了。那时候我也想通了，保命要紧，能偷就偷，能吃上一口就吃上一口。 到了1960年的春天，播种的时候，我偷下的糜谷都吃完了，人瘦得剩了一把骨头，可是要从早到晚种小麦。这时候，农场的右派有一半的人累垮了，下不了地，成天在房门口晒太阳，躺着，死亡也开始了，每天有一两个两三个人从卫生所的病房里抬到太平间去。 那是三月中旬的一天，夜里，因为有月亮，我们加班播种小麦。半夜时分，我们在田野上坐下来休息，主要是叫牲口也休息一下——牲口耧耙也累了。那天晚上月亮特别圆，特别亮，我坐着坐着，心里憎恨起月亮来。我对俞兆远说，我特别恨月亮。俞兆远很惊讶，他正在嚼一把拌过六六粉的麦子，把唾沫吐出去，把麦子咽下去之后问我：月亮怎么惹你了，你这么憎恨他？我说自从来了夹边沟，只要是有月亮的日子，夜里总是加班，翻地，割麦子，挖排碱沟，播种……狗日的月亮都要把我们的血汗榨干了。他说有本事你把月亮捺住，不要叫升起来，我们不就睡大觉去了吗？我说我不是后羿，我要是后羿，就用箭把它射下来。俞兆远哈哈大笑，说，你这个人呀，没球本事就不要胡撒气了！你就不能找个轻松的工作干吗？比如说到伙房当个炊事员，或者理发员、统计的活干干。我说我可没那办法，我不会巴结领导。 那天晚上我们几个人胡扯八道，扯着扯着，俞兆远突然说了一件事。他说，前几天他老家金塔县的一个女人来夹边沟看丈夫，说了她那个村里有一个人在酒泉城郊农场劳动改造，家属去探视后回来说：城郊农场的劳改犯的生活比夹边沟的右派好得多。劳改犯一月吃四十斤粮，劳动也是有时间的——一天八小时，因为劳改犯们从号子里出来劳动，警卫部队看押的时间就是八小时，八小时以后管教干部想延长时间，警卫部队不同意。另外，遇到刮风下雨，视线不好，警卫部队也不愿出来，劳改犯们就在号子里休息。所以城郊农场饿死累死犯人的事比夹边沟农场少得多。 俞兆远说这些话可能是无意的，但是我听完后却是怦然心动：在夹边沟待下去必死无疑，我何不想办法去城郊农场呢？还就在国庆节的时候，有个在严管队劳动的右派，半夜里打伤了看守逃跑，抓回来批斗后判了两年刑送到城郊农场去了。 此后好几天，我都在想这个问题：去城郊农场名声不好——劳改犯！将来释放了，人们也会指着脊梁说，这是个劳改释放犯。可是在夹边沟待下去，却有可能饿死，因为一个月才吃二十四斤粮食，劳动强度却比劳改犯大得多——一天要工作十四个小时。还有夹边沟农场的劳教生活没有个期限，就是摘帽之后也不许回家，这不是终身流放吗！而劳改农场劳改期满后刑事犯罪者是可以回家的。 两害相权取其轻，经过半个月的思考，我拿定主意了：来一次刑事犯罪，犯罪要轻一些——够判刑，判个一两年就行。 但是这种判一两年刑的罪行怎么掌握分寸呢，我又久久地作不出决定。打人，打组长或者分队长？不行，省检察院的张雨沛因为和组长闹矛盾，用铁锨砍了组长的头，逃跑，在酒泉火车站抓获，没押回农场，在酒泉就被处决了！偷仓库的粮食，把锁撬开？也不行，这种罪行太轻了，只能进严管队，而且要捆一绳子——挨捆的罪可是不好受呀：绳子解开后胳膊上的肉被勒得一条楞一条楞的，像麻花一样…… 我非常苦恼地思考如何犯罪的问题，久久未果，可是这个机会却突然地悄无声息地降临了。 那是五月初的一天夜里，我在场部门前的菜地里浇水，农场养猪场的一头小猪跑到地里来了，正在用它的长嘴拱地，啃食地下的那时候没长大的水萝卜。当时我突然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打死这头猪，可能就能实现我的愿望。去年秋季，有个叫李志的人就是在这块菜地里打死了一只兔子烧着吃掉了，被领导知道了，捆了一绳，开了一次批斗会，还记了一次大过——农场里有规定，记三次大过者，就要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我这时想，打死一只兔子记一次大过，那么打死一头半大的猪，还不记三次大过吗？一只猪的价值比三只兔子的价值高多了。想到我终于有了这么一个好的机会能去劳改队了，我的心激动得艮艮地跳起来了。我提着铁锨悄悄地向猪走去。我还担心猪看见我逃跑。就故意装成是巡渠的，到了猪跟前先没有动手，而是一边往埂子上培土一边往它靠近。 我的担心纯属多余，其实那头猪早就看见我了，我离得它很近了，它还抬着头看了看我，但接着又拱地里的水萝卜了，对我理都不理。我突然明白了，夹边沟农场的猪平时在这里拱拱食在那里拱拱食，右派分子们根本就不敢打它，它根本就不害怕人。明白了这一点，我的胆子就大点了，我又往前挪了两步，抡起夹边沟的铁匠们锻打出来的又锋利又沉重的那种长方形铁锨，朝着猪背打下去。我是抡圆了打下去的，那一锨的力量是很大的，猪一下子就倒在地上了。猪并没有死，它尖利地吼叫着，挣扎了一下子，又爬了起来。它的两只后腿在地上拖着，两只前腿扒地，往前爬，爬的速度还不慢。它还吱哇吱哇地叫，叫声响极了。传到好远的地方去。看它不死，我就连着补了几铁锨，追着打，我嘴里还大声地吼着：你还想跑，狗日的你还想跑！ 终于，我把那头猪打死了。它躺在地上不动了，也不叫唤了。 打死了猪，我的心情很兴奋，再加上一连打了十几锨，我的虚弱的身体也累了，出汗了，我便坐在田埂上休息休息，心里想着怎么把这件事传扬出去，叫队长们知道，可这时和我一起放水的曹怀德和俞兆远跑过来了，问我出什么事了。他们听见了猪的惨叫声。曹怀德看见猪了，吓得叫了起来，说我：老席，你惹下祸了，这下可要倒霉了。他吓得说话的声音都变了，可是我说，老曹你怕什么，这是我干的，我做的事我来承担。去，找个刀去，剥开，剥开了吃肉。曹怀德抖抖索索地说，我不吃，我可不敢吃，吃了肉可就说不清了。他还说了许多话：你干事太莽撞，这事叫领导知道了，我和老俞也要倒霉。俞兆远一点儿也不害怕，他说，老席，干得好，干得好，这头猪够咱们吃一个星期的。来，咱们拉到东边的沙窝子去，到那里剥皮去。记住，要严守秘密，谁也不准说出去，说出去我们三个人谁都跑不了，非得叫捆一绳子，进严管队不可！ 这可是我没想到的：我原计划打死一头猪进劳改农场的，可是俞兆远和曹怀德却认为我是饿急了，想吃猪肉了。我也没办法把自己的想法告诉他们，也不好阻止他们吃肉。结果呢，我们把那头猪拖到东边的沙窝子里，像剥羊皮一样，用一把折叠小刀把猪皮剥了，把肉割下来，烧得半生不熟地吃了一顿。剩下的又用猪皮包起来埋好，每天夜里都去割一块烧着吃，吃了一个多星期。吃到后来，肉都臭了。我的计划落空了，我心里那个沮丧呀！ 那头猪吃完了，我们又饿肚子了。于是我就又想，不行，这样饿肚子可不行，我还得再干一件坏事，一定要进劳改队去，不能等着饿死呀！ 这第二次犯错误又是个天赐良机呀。有天傍晚，我正在麦田里浇水，看见农场的羊群归栏了。夹边沟农场总共有八群羊，估计有近两千只。那天我看着七群羊回来了，还有一群没回来。我灵机一动，就提了个铁锨到卧龙岗东边的羊群必经之路上站着，等最后一群羊归栏。夹边沟的羊经常是在东草洼那边的草滩上放牧。我等呀等呀，最后一群羊终于回来了，一个右派赶着羊群走到跟前了，我啥话也没说，冲上去就朝着一只绵羊的头上打了一锨。那只羊一声没叫就扑通一声栽倒了。那个右派是和我同一批从兰州来夹边沟的，是兰大附小的校长，一个老头子。他先是愣了一下，继而惊叫起来：小席，你疯了吗？你不想活啦！ 我对他说，不是疯了，我是饿了，饿急了。他说饿也不能这样干呀，大白天的你这样干，你不想活了？我说正是想活才这么干的，不这样干就要饿死了。兰大附小的这位校长是位胆小谨慎但心地善良的人，他当时吓得够呛，数落我说，这怎么办呀，这怎么办呀，你打死了一只羊，我可怎么给领导交待呀？我对他说，你回去报告去，就说我把一只羊杀了吃肉了，你不就没责任了吗！ 那位老右派战战兢兢地赶着羊群走了，我把那只羊拖到沙窝子里剥了皮开了肚，美美地吃了一顿，还是点着火烤着吃的。吃饱了我就在沙窝子里躺着，等着人来抓我。我想，那位校长肯定要去报告的，可是我等了好久，都睡了一觉，还是没来人找我。到了半夜，我就回宿舍睡觉去了。 第二天也没人来找我。后来我才知道，那位校长回去后跟组长汇报一只羊走失了。好几个右派在东草洼找了一天。 我连续四五天不是白天就是夜晚，偷偷地一个人跑到沙窝子里去，把羊挖出来烤着吃，剩下的用羊皮包起来埋好。我有时候白天故意大摇大摆地去吃羊肉。 我整整吃了一星期，把那只羊吃完了，谁也没有发现我打死一只羊吃了肉。这时候我的思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一心一意地想着要进监狱，有意识地去犯罪，却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反倒吃了个肚子圆。这不是撑死胆大的饿死胆小的吗？那就算了吧，就在夹边沟待着吧，能偷就偷点，得吃就吃点，混日子吧。说不定再有个一年半载劳教就结束了，老天有眼叫右派回家。到那时还是劳教释放犯比劳改释放犯名声好一些。 可是，没想到的事突然降临了。 吃完羊肉才三天的一个傍晚，我刚刚吃完饭，我们的组长通知我梁队长叫我到他的房子去一趟。我走进农业大队的办公室，梁敬孝正在召集分队长们开会。看见我梁敬孝就说现在散会，但是大家先不要走，我们要举行个仪式。办公室是间大房子，一头有个套间，外边是会议室，还有一盘炕。梁敬孝刚说完举行个仪式，套间里走出个警察来，小小的个子大概就一点六米的样子，说，我现在宣读个逮捕证：兰州市城关区公安局逮捕令。查现行反革命分子席宗祥…… 宣读完逮捕令，那警察说，席宗祥，为了你的安全把手铐戴上。并且他还说，今天晚上你就睡在这间房子里，不准出去。 我当时一头的雾水：我不就是宰了一只羊打死一头猪吗，怎么成现行反革命了？是不是给毛主席像画胡子的事又有新说法？我就问了一句：能不能说清楚一下，我怎么反革命了？ 跟在小个子后边出来的一个警察凶狠地吼了一声：上去，睡下！不准说话！我躺在外间的土炕上了。 第二天早晨农场的汽车送我们到酒泉火车站上车，回到兰州押在畅家巷看守所。1961年4月宣判，判我五年劳改。但是到了1962年，又宣布，通过复查，复议庭认为我没有罪，予以释放。 席宗祥先生讲完了他的夹边沟的故事。他在讲述的时候，讲到滑稽的地方，自己就笑起来，讲完了，他也很平静，点烟，给我倒水，然后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地对我说，我在夹边沟就这么点事，没有什么叫你感兴趣的故事，是吧？我没有回答他，反问，关于你在夹边沟被捕的事，别人也跟我讲了，但谁也搞不清你是犯什么罪被捕的，请你讲讲这件事，还有你后来的经历。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答。 组织反革命集团？他的回答太令我惊讶了。 这话说起来就又长了。我在手工业联社的业余学校当老师的时候，认识个叫姚家达的，还有个叫马鑫的。这两个人都是业余学校的老师，也都跟我差不多年纪。两个人都是高中毕业，出身都不好，没上了大学。我们有几乎相同的经历，所以平时在一起的时候多，有共同的话题。1957年反右，我被送到夹边沟去了，姚家达也是右派，但留用了，降职降薪。马鑫因为态度好，没定右派，但也下放到一个农场劳动锻炼去了。我前边说了，我是1958年4月10日宣布劳动教养的，4月20日去夹边沟的，这中间的十天，我的心情特别不好，不知道到了夹边沟会遇到什么倒霉事。由于是好朋友，姚家达和马鑫就天天陪着我，叫我散散心。有一天姚家达还说咱们照一张相去吧。过几天就要分手了，这辈子不知再能见着面不能，照个相留个纪念吧。相片照出来了，马鑫的字写得好，在相片上写了一行字：让我们的友情像森林长青。我们都把相片拿回家挂在镜框里。大概就是我们三个人常在一起的原因吧，这时就有人向领导反映，说我们准备偷越国境，跑到外国去。领导还找我谈过话。那时候我的心情很不好，火气正没处撒，领导一谈话我一下子就爆发了，我说哪个王八蛋造的谣，狗日的怎么恨人不死——这不是想把我往监狱里送吗？ 到了夹边沟，我们三个人还互相通信，讲述各自的情况。有一次，姚家达说他已经不在业余学校当老师了，退职了，经人介绍到兰州的陶乐春饭店当服务员去了。他说他宁愿端碟子洗碗，也不愿叫原单位的那些人瞧不起他。他还说，在陶乐春饭店他认识了一个人，饭做得特别好，人特别聪明。我在给他的信中说，我们组里也有个人特别聪明，生活能力非常强，家里没给他寄过一斤炒面，但他也没怎么饿着，他的名字叫俞兆远。 城关区公安局把我带到兰州，审讯中叫我交待发展了哪些人参加了反革命组织，我才知道自从我去了夹边沟之后，公安局一直在盯着我们三个人，检查我们几个人所有的信件。他们得出的结论是我们三个人是个反革命组织，我们在劳动教养和监督劳动期间还在发展反革命成员。结果判了我五年，判了姚家达四年，马鑫八年。 法院宣布释放我的当天，街道干部就到我家来通知，到派出所参加学习。虽然宣布了无罪释放，但要经常到派出所去汇报思想，把自己置于专政机关的监督之下。生活上的问题嘛，工作当然是找不到的，街道正好组织了一个架子车队，我就买了一辆架子车，加入架子车队拉货挣钱吃饭。到了文化大革命又遣送回原籍——皋兰县青白石公社——种地。 我的婆娘娃娃由我父亲照看。为了拉扯我的娃娃，我父亲七十岁还没退休，拉架子车。 1979年落实政策，我又在水磨沟小学上班了。教学是不行了，搞总务。 现在的情况好了，席宗祥笑着说，你看，我们能够坐在一起谈谈从前的事情了。社会真是进步了。 饱食一顿 “印象最深的事？你是要我讲在夹边沟经历过的事情当中印象最深的一件事吗？” “对。就我所知，凡是从夹边沟走出来的人，都有许多难忘的事情。就你个人来说，你认为哪件事情叫你至今难忘，刻骨铭心……” 这是1999年的初冬，我在兰州市七里河区建兰市场的一角——花卉市场——高吉义先生开设的花卉医院里。这个花卉市场不大，大约有四五十家花店围成个四合院。天气已经很冷了，夜间温度降到了零度之下。这是白天，花店的老板们为了招徕顾客，都把一盆一盆的鲜花摆在门外。许多盆花把四合院装扮得花团锦簇，香气扑人。 高先生的小铺外边一盆花也没有。他开设的是花卉医院，专门向那些养着几盆花但又缺乏养花经验的人讲授栽花知识，如何治疗和预防各类花卉疾病，同时出卖花药和花草肥料。他把对外的橱窗打开，在临窗处摆了一张桌子。桌上摆着许多装有药水的瓶瓶罐罐。他坐在一把常坐的椅子上，脊背倚着桌子。他叫我坐在靠近门口的一只矮椅子上。看来这只小椅是专为客人准备的。小铺也就三四平米的面积，一角上还堆着一堆种花用的腐殖质很多的土壤。土壤是出卖的，顾客要栽一盆花，他就用塑料袋装好一袋，收三五角钱。是个斗室，坐不下第三个人。 他似乎是在用力思考或者回忆，久久不语。他扬着灰白色头发的头颅，他的年龄并不是很大——才六十四岁——但他的胡茬子全白了。 我仰视着他，启发他：你想一想，在夹边沟三年，你一定经历过很多难忘的事，其中肯定有一两件是你印象最深和难以忘怀的…… 我这是第二次拜访高先生了。前两天，一位也是在夹边沟农场劳教过的老先生领着我来见他，我们相识了，且泛泛地谈了谈夹边沟。临别我曾嘱他，花点时间认真回忆一下夹边沟的生活，过两天我将正式采访他。 高先生思索片刻后说话了：难忘的事情是很多，还真有这么一件事叫我忘不掉……它在我的心里藏了几十年，我从没对人说起过，就是我的女人、我的子女也不知道，可是它又时时刻刻咬我的心，折磨我，有时把我从睡梦中惊醒……那是我亲身经历过的事，几十年了，但至今我也想不通，搞不明白，那件事我是做错了呢还是没做错…… 第一次见高先生，他给我的印象是位性格开朗说话干脆且善于言谈的人，但今天他说话的口气却迟迟疑疑，有点欲说还休的样子。我挺了挺腰板，引项瞩目，耐心地等待他说话。就我的经验来说，听这些老先生谈话是不能着急的，不能催，不能追问。你越是催促急于了解下文，他可能谈得越是简洁，或者干脆就此打住。这些夹边沟农场的幸存者真是怕树叶子掉下来打破了头呀！ 那是1960年的春天吧，也就是三四月份的时间……高先生的脸上呈现出努力回忆的神情说。对了，是四月初的日子。一天，领导从全场抽了八九个身体好的人，到酒泉县去拉洋芋种子……里边有农业队和基建队的几个人，还有金振柱，——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分队长，是个“拐棍”——我们八个人由他带队。还有一个姓魏的二劳改也是管我们的。还有一个理发员也被挑上了。那天早晨天还黑黑的，我们八个人到伙房每人喝了一碗面糊糊，然后就坐上卡车出发了…… 我打断高吉义：高先生，问你个问题，拉种子是农业队的事，怎么叫你去，你不是木工组的人吗？金振柱是基建大队的呀，他怎么领着农业队的人出去干活？ 高吉义说，那时间劳教已经两年多了，右派们都已经累垮了，也饿垮了，有些人死了，活着的也都身体虚弱，农业队挑不出几个能装车卸车的人来；遇上这种外出装卸货物的活，就要从全场挑人。我因为到夹边沟不久就到了木工组当木匠，木匠的活轻松，身体虽说比以前虚弱了，但比别人强健得多，就挑上了。再说我是全场最年轻的右派，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一岁，身体最好的时候。 金振柱比你大多了。 金振柱是比我大几岁，可他到夹边沟以后就当分队长，管人。不下大田，体能消耗少；再说，领导为了叫他管其他劳教分子，伙食上照顾他，每顿饭都多给他些吃的，他的身体也比较健壮。他长着五短身材，矮矮胖胖的，红润的面孔。你看见过他吗？ 见过。我采访过他。和你说的一样。 卡车在路上跑了一个小时，到了酒泉，进了一个大院，从一间大房子里装洋芋…… 我问，哪个大院？是在酒泉劳改分局的大院里吗？ 不是，那不像个机关。除了看大门的，院子里再没有什么人。 为了印证我以前的采访，我又问，大院在什么地方？是在酒泉县城鼓楼的西北角上吗？那里曾经是酒泉劳改分局的服装厂，有大房子——做衣服的车间。 不知道。我只记得院子很空，没啥人，像是仓库。 你们进城从哪条路走的？那时的酒泉县城就是个大十字，有东南西北四条街，大致的方位总是知道的。你说的大房子，没啥人，是不是在城郊农场？城郊农场的库房？ 不是，就是在城里。在城里什么地方没看下。那是早晨天刚亮的时间，风刮得很冷，我们坐在车槽里根本没往外看。 我不再问了。高先生继续说，那洋芋我判断是从外地调来的种子，因为大房子里堆了半房子，连点麦草都没苫嘛。我们就从大堆上往麻袋里装，往外抬，装车。四个人抬一麻袋，提着麻袋的四个角；第五个人钻到麻袋下头再扛一下，我们才能把麻袋装上车去。 到十点多钟汽车装满了，车要走了，那个二劳改叫我们从装好的麻袋里称出十六斤洋芋来，说是一人两斤，煮着吃。自从进了夹边沟，近两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饭。刚到夹边沟的时候伙食最好，也才吃个半饱。看着一汽车洋芋吃不进肚子里，我实在不甘心，就跟姓魏的二劳改说，你把那多称出几斤来，叫我们吃饱一顿不行吗？你的肚子不饿吗？二劳改在农场里的地位比我们高，人家是挣工资的，一月二十四元，在吃的问题上比我们办法多，但他们也是吃不了太饱，所以我才大着胆子那么说。可是那个二劳改说不行，不是不叫你们吃，是怕你们吃得太饱下午干不成活。结果我们就一人吃了两斤洋芋。肚子虽然没吃饱，但比起农场伙房的伙食来强多了。 我说，库房里不是堆了半房子洋芋吗，煮着吃不行吗？ 高先生：不行，人家有保管员——就是那个看大门的，不叫我们动库房的土豆。装麻袋都是过秤的，人家要记数。 我们装了两天洋芋，一天两车，装了四车。我们只管装不管卸，晚上不回夹边沟，就住在那院子的一间空房里。第二天傍晚，最后一车洋芋装好了，行李都卷起来装上汽车了，二劳改说话了：今晚上叫你们吃一顿饱饭——卸下一麻袋来，煮上，吃。 那院子里有一盘不知什么人砌下的大灶，灶上有一口大锅，我们就把一麻袋洋芋煮上了。还是挑装得最满的一麻袋洋芋，足有一百六十斤，煮了满满一锅。我们确是饿急了，不等洋芋煮熟半生半熟就吃开了。 洋芋烫得很，一时间吃不进肚里，我们就一边吃一边把洋芋掰开，放在地上凉着，一边凉一边吃。 长期挨下饿的人，可有一顿吃饱的机会了，吃的时候连嚼碎都来不及，人人都是嚼两下就吞下去。那真是狼吞虎咽呀，囫囵吞枣。吃呀吃呀，肚子吃饱了，吃胀了，但还是接着吃。大家都知道，这样饱吃一顿的机会是很难得的，可能就这么一次，今后再也不会有的。结果呢，我们都吃得洋芋顶到嗓子眼上了，在地上坐不住了，靠墙坐也坐不住了，一弯腰嗓子里的洋芋疙瘩就冒出来。冒出来还吃，站在院子里吃。吃不下去了，还伸着脖子瞪着眼睛用力往下咽。 结果，我们九个人——包括汽车司机——把一锅洋芋吃完了。 吃的时候所有的人都想吃得越多越好，不要命地吃，往回走的路上可是受罪了！坏事了！那时候的酒(泉)金(塔)公路不像现在的柏油马路，是土路上铺了点沙子，再加上保养不好，路面就像是搓板子。车一跑快了就嗒嗒嗒地哆嗦，遇到坑一颠老高。我们本来就吃得太胀坐不下也站不成——装了一车洋芋往哪里站呀——汽车出了城遇上坑一颠就都吐开了，每颠一下都要吐出一口洋芋疙瘩。不光是吐，胃还胀得痛。越颠越痛。我们都怪司机把车开得太快了，就砸车棚，叫他开慢些。开慢了吐得少些，但胃还是疼。没办法，只得忍着：挺着肚子坐在麻袋上，身子仰着，两手在身后撑在麻袋上竭力减缓汽车颠簸带来的震动。 忍着，坚持着，真是痛不欲生呀。终于坚持到夹边沟农场的场部了。司机把车停在场部办公室前边叫我们下车——从这儿回农业队或基建大队各自都方便——他再把车开到粮食仓库去卸洋芋，那边有专门卸车的人。可是我们八个人只下去了两个人，金振柱和那个姓魏的二劳改。他们两个人比我们吃得少，痛苦还轻一些；再说他们是坐在驾驶室里的，下车也容易。其他的人包括我，车一停下不颠了，就势躺在麻袋上就动弹不了啦，下不去车了。我们痛苦得死去活来，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瘫痪了一样，有的还呻吟不止。这事叫基建大队的严队长从办公室出来看见了，走过来把那个二劳改骂了个狗血淋头：狗日的叫你领着人装洋芋去，你就叫他们往死里吃吗？你不会叫他们少吃一点吗？你就不怕他们吃得胀死吗？还真是被他言中了，农业队一个姓吴的天水市的右派在汽车上胃就被撑破了，被人扶到宿舍后于半夜时分就断气了。 严队长骂了一通，叫了八九个人来，把我们抬下汽车，扶回宿舍去。 扶进木工组的宿舍放在铺上，我的胃还是疼，而且疼得更厉害了，简直就疼了个七佛出世六佛升天，哎哟哎哟地呻唤，连哭带喊：哎哟我活不成了！哎哟我活不成了！身体在炕上翻过来覆过去——疼得躺不住也坐不住嘛。 那天晚上也碰巧了：夹边沟农场在西边十五六里的地方有个分场叫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八九百右派分子、反党分子、坏分子和反革命分子。那边大干渠上的闸门叫水冲坏了，领导叫我们木工组连夜赶过去抢修。我的胃疼得受不了也去不成，还要留下个人照看我，我们的组长石思良就把一个名叫牛天德的岁数最大的右派留下了，叫他照看我，也看着点木工房不要叫人把木头偷了。四月份在兰州已经是麦苗出土的日子，但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夹边沟，夜间温度仍然降到零度以下；劳教分子的房子里没有煤烧，有些人总是偷木工房的木头取暖。 牛天德是旧社会的大学生，解放前就是东北一家工厂的工程师。五十年代国家大力开发大西北，从上海、天津和东北来了许多人支援大西北的建设。他从东北来到兰州，在省建工局当工程师。他那时已有五十多快六十岁了，身体很弱，一副儒雅书生的样子，干不动大田里的农业活。我们木工组的组长石思良是省建工局送到夹边沟来劳动教养的木匠，认识他，也同情他可怜他，就跟领导说牛天德会干木工活，把他要到木工组来了。木工组的活比在大田劳动轻松得多，石思良要他来实际上就是照顾和保护他不要累死。 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非常好。我是夹边沟农场第一个到木工组的右派，是木工组的元老：那是五八年夏季的时候，大批的右派分子、反革命分子和被戴上坏分子帽子但实际上是政治犯的人来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那时候劳动工具不够用——原先的劳改犯留下来的铁锨和洋镐才有几百把——农场新买来的锨头和锨把在院子里堆着，可是没有木工安装起来。我年轻，胆子大，就跟管教干部自告奋勇地要求去安装铁锨把。我说我虽然没当过木工，但小时在农村安装过自己家的锨把镢把，那没有多难。管教干部说那你就试试看吧。于是，我把劳改犯们留下的几件工具斧子刨子锯子收拾了一下，日以继夜地安装铁锨把。铁锨洋镐装完，我就留在木工房当木匠了。后来从白银市的有色金属公司和省建工局送来了几个真正的木匠——都是有右派言论的工人——手艺好得很，进了木工组。我跟他们学了些手艺，还就成了个好木匠。我们木工组还有两个木匠是兰州建筑公司的工程师，干了两年木匠活，也都成了好木匠。 我和牛天德关系好，是因为我看他学问大，对人又和善：我年轻，衣裳破了也不补；他看见了，就说，小高，把你的衣裳脱下来，我给你补一补。他是个很爱干净的人，看见我的衣裳实在脏得看不过眼去，就逼着我把衣裳脱下来他给我洗。我呢，给管教干部们修修门窗，做个板凳饭桌，总能带回一盒香烟或者人家给一个馍，拿回来我都要分给他一些。他没有手艺，一点额外的吃食都搞不到，饿得瘦成了一把骨头。在木工组他的活还最累。因为他没技术，只能干拉大锯解板子的活。我和他解板的时候，除了往我这边拉大锯，还往他那边送——就是往他那边推——叫他省点力气。 由于他是个和善本分的人，再加上我和他关系好，这天夜里他把我伺候得特别好。我一呕，他就把洗脸盆端过来，叫我吐。后来我的胃吐得空了一点，但肚子疼得实在不行，他就叫我靠着被子斜倚着，他给我揉肚子。一开始，他的手一挨我的肚子，肚子就疼得受不了，因为我的肠肚里都塞满了土豆疙瘩，把肚子要胀破了。于是他轻轻地揉，在我能够承受疼痛的情况下轻轻地揉。揉呀揉呀，终于我的肠胃通窍了；我开始拉，也吐，上吐下泻。他呢，一会儿接我吐的，一会儿接我泻的，然后把污秽物端出去倒掉，再回来接。 我吐呀拉呀整整折腾了一夜，他就一整夜忙来忙去伺候我，一刻也没闭眼。 大概是天亮的时候吧，我上吐下泻终于把肠胃都腾空了。胃部虽然还有点疼，但不那么难以忍受了。这时候我又乏又累，睡意上来了，再加上牛天德把一个土炉子里烧上了木柴，把房子烧得暖烘烘的，我便既舒服又昏沉沉地睡着了。 大概是又吐又泻把我搞得太累了，我这一觉睡得特别的深沉，一觉醒来，胃也不痛了，身上又有力气了，我喝了一碗凉水穿好衣服走出了宿舍，看看太阳的位置偏西得厉害，估计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了。我们木工组的人住在农业队大院后边的杂工大院里，挨着我们的住房就是木工房。杂工大院的人们都出工去了，大院里空旷无人。 我从木工房前走过，想到磨坊去。我在农场里最年轻，闲不住，平常就爱到处乱跑。这时候我觉得肚子又饿了，胃空空的，就想到磨坊去，找些吃的什么的。可是我走了几步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情况：木工房门口原先是扔着一个坏耙子来的。耙子你知道吗，一个像短梯子一样的长方形木框子，下面钉了许多大铁钉，是用来压碎土块平整土地的农具。这耙子是农业大队拿来叫我们修的，因为太破没有修理的价值了，扔在门口很多天了。这天我却发现有人把它搬到木工房的侧面去了，立在墙上。我判断有人拿它当梯子使了，上房了，我便也踩着耙子的横档爬了上去，想看看是谁上了木工房，他想干什么。 我的半截身体超过房顶了，我站在“梯子”上看见有个人在离我几米远处趴着，他的屁股和两条长拖拖的腿朝着我，我看不见他的脸。虽然看不见脸，但我认出他就是牛天德。我对他太熟悉了。我觉得奇怪：牛天德可不是个登高爬低的人，他的岁数也大了，身体也虚弱，胆子也小，平时干活很小心，唯恐碰着哪儿磕着哪儿，可今天他竟爬到房顶上来了。他在干什么呢？看他平平趴在房顶上的样子，他是在干一件不愿叫人看见的事情。 我觉得奇怪，便也没有出声，静悄悄地爬上房顶，蹑手蹑足慢慢地悄无声息地接近了他。好奇心驱使着我，我想弄清楚他究竟在干什么？ 我站到他的身后了，从他肩头上看过去。他的面前铺着一块方形的蓝色包袱皮，布上均匀地摊晒着一层粘稠的东西。粘稠的东西已经凝固了，凸起着许多白色的和略带黄色的洋芋疙瘩；有些粘稠物我简直没法形容它的颜色，是褐色的、黄色的和略呈绿色的混合色……我的心一下子揪紧了！天啊，他在自己两年来包裹着几件衣裳当枕头用的蓝地白花的包袱布上，晾晒着我昨夜吐出来和排泄出来的污秽物，而他正从那些污秽物里拣着小小的像指头蛋蛋大的洋芋疙瘩往嘴里塞。塞上一两个洋芋蛋蛋之后，他从粘稠物的边缘掰一块已经凝固的粘稠物放进嘴里，如同掰了千层饼的一角…… 我的心真揪紧了！一刹那间，像是电流击中了我，我的脑子嗡地响了一声。我木雕泥塑般站着，大脑一片空白。我不知道自己僵持了多久，几秒钟？十几秒钟？然后就几步上前朝着包袱皮踢了一脚。我原想一脚把那些东西踢下房子的，可是我的脚只是把包袱布连同那层粘稠物踢得卷了起来。我又连踢两脚，才把那些东西踢飞，踢到房下去了。 可能牛天德一点也没想到会有人爬上房来，没想到有飞来横祸的一只脚踢飞他的吃食，所以我踢第一脚的时候他吓得闪了一下头，嗓子里发出了轻轻的哦声。可是当我连踢两三脚把他的吃食踢飞之后，他的嗓子就发出了一声撕裂心肺的尖厉的啸叫声：啊—— 随着这声尖叫，他以从来没有过的矫健动作一跃而起向我扑来。 他的凄厉的叫声，那一声惨叫，是我从来没有听到过的，使我的心灵震颤了一下。继而他又向我扑来，我以为他是要打我，要把我推下房去。我惊了一下，我没想到那么老实、善良的老人会像头狮子一样发怒，扑人。我吓得往后退，可是退了两步没处退了，再退就要掉下去了，我只好站住，举起双拳摆出一副反击的样子。从他扑来的气势，从他愤怒的表情看，他一定要打我的，但他冲到我的跟前之后却用双手抓住了我的两只手腕，停顿了一下，剧烈地摇晃着我的两只胳臂说： 小高呀，我把你当成亲兄弟，我以为你是个好人，没想到你竟这么坏！ 他没有打我，没有推我，他根本就不是能打人的人，没有险恶之心的人，他只是使劲儿摇动我的双手，用语言发泄他的愤怒： 啊呀，你太坏了，小高啊，你太可恶了…… 我说，老牛，那东西能吃吗？ 他严厉地大声说，怎么不能吃，那东西怎么就不能吃！ 我说，不能吃，那东西就是不能吃！ 那一阵，我的心翻腾得很厉害，我想说那东西很脏，不能吃，只有猪狗才吃那样的东西，你是人，你不能吃它。但我又清楚，说这样的话如同骂他是猪狗，这会伤害他的心的。可我又想不出更恰当的语言来说服他不要生气，也想不出什么理由为自己的行为辩解。于是我就只是反复地说那东西不能吃。 他说，能吃！ 我说，不能吃，就是不能吃！ 我们争执了几句，我突然心里一阵悲哀：一个文质彬彬的上了年纪令人尊敬的老工程师，竟然吃起别人的呕吐物和排泄物，人怎么能这样作践自己呀。同时，我也感到委屈：我是为了维护他的尊严，可他竟然认为我是个坏人，夺去了他的口中食……我的眼睛里涌出泪水来了，我哽咽的嗓门说，老牛呀，咱们不要吵了。你是大学生，是知识分子，你懂，你心里非常清楚，那东西能吃不能吃…… 听我这么说，他怔住了，慢慢松开了双手，但他又猛地把我抱在怀里，哇哇地哭起来：小高呀，小高呀，我的小高呀，哇哇哇…… 他的眼睛里滚滚而下的泪水流到我的脸上。我不由自主地也哇哇大哭起来：老牛，老牛，你不要哭……啊啊啊…… 我当时劝他不要哭，但我却抱紧了他哭个不止。结果是我们两人站在房顶上，互相搂抱得紧紧的大哭了一场。 这件事情过去近四十年了，再差四五个月就整整四十年了，可是现在说起来却是历历在目，就像昨天发生的事情一样。老牛那声凄惨的喊叫依然在我的耳畔回响，我永远也忘不了。可是，这件事深深地在我的心里藏着，我对谁也没讲过；就是那天傍晚木工组的那五个人从新添墩回来，我也没对他们说。当时我想不通，老牛说我可恶，是坏人，难道我真是坏人吗？现在时间过去了已近四十年，我也还是没想通，没搞明白，那件事我做错了吗？张记者，你现在说一下，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高吉义先生讲述完了他亲身经历过的故事，把他白发苍苍的脸对着我问。我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他，因为从他的故事里我也得不出结论：这件事他做得正确与否。恰好这时候有个老太太来买杀灭红蜘蛛的药水，他从一个深褐色的瓶子里倒出两毫升药液在一个洗净并用棉花擦干的小瓶里递给老太太。老太太问价格，他说一元。老太太说八毛钱行吗？他说行。老太太给他八毛钱后拿着药水走了。 在他讲述夹边沟故事的时候，几次有人来买花药，跟他讲价钱：五毛钱行吗？四毛钱卖吗？他都说行，不讨价还价。 老太太走后，他又问我：张记者，你跟我说说，那件事我做错了还是做对了。 我还是无法解答。我反问，那个老牛还在世吗？ 他回答没有了，在明水农场就作古了。 出了那件事之后，你们的友谊结束了吗？ 没有。我们的关系更紧密更亲近了。作为木匠，我不是个合格的木匠，在当时来说，但是我是夹边沟农场木工组的元老，人熟，所以我总是能搞到点吃的：给蔬菜队修农具，我从菜地里拔些胡萝卜来，吃时分给他一些。到磨坊干活我就偷些面来打糊糊，也分给他一点。我在夹边沟有一件特殊的工作：夹边沟农场近两千右派吃饭，有两个大灶，基建队一个大灶，农业队一个大灶。灶房蒸馍馍的笼屉总坏，——里边的木头条折了或者跷了——总是叫我去修理。每次去修屉，我都要从屉上刮下一大捧馍渣子回来，或者正大光明地拿几块发糕，炊事员们都睁一眼闭一眼不管我。不管是刮下来的馍渣渣还是偷回来的发糕，我都要给牛天德分一点。 可是到了夏收季节，他被调到农业队去了。再说，夏收之后，我们的口粮减少到了二十四斤，粮食空前紧张，我也很难搞到吃的东西了。搞到了也不给他送去了，因为我自己也饿得够呛了。于是，好长时间我再也没见到他。 大概是十月下旬的时候吧，那已经是迁移到明水农场以后了，我又见了一次牛天德。我们从夹边沟迁往明水的时候，木工组就已经撤销了，木工组就留下了我一个人，其他的人都编到农业队去了。在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我一个人住在一孔两米深一米二三十厘米宽跪下后头能挨着窑顶的窑洞里。这是领导的安排，说可能还有什么零碎木匠活要干，叫我从夹边沟带了斧刨锯锛几件简单的木匠工具，就放在我的窑洞里。到明水后右派们就再也干不动活了，因为口粮减少到十五斤了，躺着不动也不能够维持生命了。有些人跑到草滩上去捋草籽充饥。我没去，我认为草籽没什么营养，补充不了捋草籽消耗的热量，得不偿失。我从草滩上拾些牛粪，在窑洞里点上一小堆火取暖，窑洞口挂着个破毯子挡风。我一天到晚在窑洞里躺着，挨着日子。那时候我也浮肿了，把单的棉的衣裳都穿在身上用来保暖，人臃肿得像个大胖子。 是十月下旬的一天，我躺在被窝里，听见窸窸索索的声音响，扭头看时洞口的挡风毯子掀起了一个角。我吓了一跳，以为是狼来了。那些天人死得多，山水沟附近狼也很多。可能是狼也会传递消息，明水农场有死人吃，远远近近的狼都集中到明水农场来了。天还不黑，狼群就出动了，围着山水沟转来转去的。它们专门吃死后刚刚埋葬但又埋得很草率的尸体，有时还向活人进攻，一只只都吃得肥肥的油光锃亮的。狼的胆子真是大，它们像是知道这山水沟里的人没力量和它们作斗争了，竟然敢顺着山水沟跑过来跑过去，见了人都不躲避。有一天夜里一只狼用嘴挑起我的窑洞的门帘把头探了进来。由于窑洞里烧着一小堆牛粪放着红光，我又拿起斧子挥舞，才把狼吓跑了。这天毯子又被掀起了一角，我惊了一下，心想这狼胆子也太大了，大白天就敢往住人的山水沟里跑，就敢进窑洞。我急忙坐起，抓起放在身旁的斧子。但这时一个人尖细的声音叫了一声：小高，小高，你在这里住吗？我听不出是谁的声音，把门帘拨开往外看，原来是牛天德。他挣扎着找到我住的窑洞来了，在门口坐下就再也爬不进来了，张着大嘴喘息。我赶紧走出去拉他，想把他拉进窑洞来暖和暖和。他不进来，他说看见我就行了。他说他不行了，活不了几天了，住在山水沟南头的一间临时病房里——就是一间大地窝子。他说他是专门来找我的，托付我一件事。他气喘吁吁地从怀里掏出一把棕刷子和一个针线包，说，如果你能活着回到兰州去，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把我的情况讲给我女人听。你拿着这把刷子去，不管是我的女人还是我的姑娘，他们能认出这把刷子和针线包来，这是我从家里带来的。我离开家的时候，女人叫我带上这个刷子，叫我刷鞋用；我的姑娘把这个针线包放进书包里面，说是衣裳破了好补。她们见了刷子和针线包，就会相信你讲的都是实话。 我收下了牛天德的刷子和针线包，我再也没说什么安慰呀宽心呀的话，我答应如果我活着回去，就一定把刷子和针线包给他家送去。牛天德的身体情况，以我看再活不过三天了。我从夹边沟到明水，已经看到许多人死去了。他们在死前要浮肿，浮肿消下去隔上几天再肿起来，生命就要结束了。这时候的人脸肿得像大南瓜，上眼泡和下眼泡肿得如同兰州人冬天吃的软儿梨，里边包着一包水。眼睛睁不大，就像是用刀片划了一道口子那么细的缝隙。他们走路时仰着脸，因为眼睛的视线窄得看不清路了，把头抬高一点才能看远。他们摇晃着身体走路，每迈一步需要停顿几秒钟用以积蓄力量和保持平衡，再把另一只脚迈出去。他们的嘴肿得往两边咧着，就像是咧着嘴笑。他们的头发都竖了起来。嗓音变了：说话时发出尖尖的如同小狗叫的声音，嗷嗷嗷的。这天牛天德的样子、说话的声音和走路的姿势就是这样子的。 过了四五天，我就逃离了明水农场。我为啥要逃跑，就因为我还想活。我还年轻，我不想死，可我看不到生还的希望。我怕再过几天就会变得和牛天德一样了，想跑也跑不动了，我就趁还能跑得动逃跑了。那是十一月初的一天夜晚，我提了一根棍子防备狼的进攻。我的财产什么也没有带，只是用一个布兜装了几本医学书和老牛的刷子针线包。我是个医生，医学书对我来说是最珍贵的财产，当然要带上。我是从明水河车站上的火车，大约是晚上九十点钟，天黑透了。第四天的傍晚我到了兰州，因为没有钱买车票，也没有介绍信作凭证买火车票，我在路上被乘警撵下去送到铁路派出所的收容站。我从收容站逃跑出来扒车到了兰州。我的工作单位是兰州市中医门诊部，但我不敢回单位去：我估计关于我的通缉令已发到了兰州所有的派出所和街道办事处，我一回去就会把我抓起来。我是等到夜里十点钟才到我姐姐家去的，姐姐是解放前从陕北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的，解放后在三爱堂的解放军总医院当医生。母亲在我划成右派之前离开了陕北佳县，把家门锁上，投奔姐姐和姐夫在一起生活。我的突然归来令母亲十分惊喜，一连声地问，你回来了，释放你了吗？再不去了吧？我告诉母亲是逃出来的。母亲说回来了就好，回来了就好，只要不再去劳教就好。可是姐姐吓坏了，一连声地说，这可怎么办？这可怎么办？你是逃跑出来的，公安局会到家里来搜你的。我明白，姐姐是担心我连累她和她的家庭，我就说，姐姐，你放心，我不会连累你们的。我就在这里住一夜，明天早晨我就走。姐姐问我去哪儿，难道一辈子在外边逃亡吗？我对姐姐说，我回陕北的老家去，只要公安局不到那里去抓我，我就在那里当农民。姐姐说只有这一条路了。看姐姐同意，我就又说，姐姐，我求你一件事，明早晨你到火车站给我买一张明天去西安的火车票。我没有介绍信买不上火车票，你是解放军，穿上军装去买车票，不要介绍信。 姐姐穿上军装说，我现在就去吧。 姐姐走后母亲流着泪和我说话：你不要怪你姐姐，现在社会上抓得紧；你回到老家可怎么过日子呀，没吃的，也没烧的，冰锅冷灶的…… 我告诉母亲：不要担心，夹边沟那么严酷的生活我都经历过来了，回到老家还能把我饿死吗？说着话我突然想起牛天德托付的事来，我就拿过自己的布兜，掏出那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递给母亲。我说，妈，你这几天抽个时间到畅家巷去一趟，到一个名叫牛天德的人家里，把这个刷子和针线包交给他们家的人。我在一张纸上写下牛天德家的门牌号，他的女人和姑娘的名字。我叫母亲把纸张收起来，不要叫姐姐知道。然后我又对母亲讲了牛天德的故事…… 牛天德的故事还没讲完，姐姐就回来了，她说买了早晨六点钟的火车票……于是，转天早晨天还没亮，我就登上了去西安的列车…… 我在陕北佳县农村我家的窑洞里住完了一个冬季，春天到来的时候听到了夹边沟的右派回到原单位的消息。我想打听一下回单位的右派是怎么安置的，1961年的4月，我又回了兰州一趟。这次我在姐姐家住了几天，母亲告诉我，她把棕刷子和针线包送到牛天德家去了。牛天德的女人和姑娘看见棕刷子和针线包就哭了，哭得很伤心，眼泪擦不干…… 听完牛天德的故事，我沉默良久，然后说，你能不能讲一讲你从明水农场逃跑的过程。就我知道的，其他逃跑的人都不敢从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离农场太近，有人巡逻，有人追捕…… 高吉义先生说，要说我的逃跑过程，那可又是一件叫人想不通的事，惊心动魄……我们明天再谈吧，我一辈子都在逃跑，关于这个问题，没个三天两天是说不完的…… 我告别高先生离开他的花卉医院。花卉市场的鲜花开得万紫千红。建兰市场人流如水，摩肩接踵。小贩的叫卖声、顾客的喧嚣声和廉价的音响轰然入耳令人头晕。 夹边沟记事逃亡 高先生，咱们接着昨天的话题谈吧。昨天您谈了一段您和牛天德之间的故事，是很动人的，后来您逃跑了，跑回老家去了。今天我想请您谈一谈您是怎么逃跑的——逃跑的过程。我访问过许多在夹边沟劳教过的人，有几个人讲述他们逃跑的历程。也是很动人的。我想，您的逃跑的路上也会有许多曲折、危险和艰辛。 我在高吉义先生花卉医院的斗室里那把小板凳上坐定之后，对高先生说。我这是第三次采访他了。第一次他就概括地谈过他开设花卉医院的经历了：他是1957年在位于中央广场的兰州市中医门诊部定为右派的——那时还没有兰州市中医医院——1978年落实政策，兰州市卫生局安排他到市第一人民医院工作，医院的领导要他重操旧业当医生，他没有同意。他跟医院领导说，自从定为右派之后，他已经二十几年没当过医生了，在医学迅速发展了这么多年之后再当医生，他只能是个庸医，而庸医是要害人的。医院领导问他，那么安排你干什好呢，去做个按摩师行吗？他也没同意，他说，我恐怕连个按摩师都当不好；你看看我的手，我这是当农民种地当木工拿锯子的手，能去给病人作按摩吗？你们就随便安排我当个工人吧，烧锅炉呀，扫院子呀，都行。只要给我发工资就行。医院领导面露难色：那哪行呀，你是医生，国家干部，我们要是安排你当工人。市卫生局会批评的，说我们落实政策的工作没做好。他的工作安排问题拖了几天：领导看他真不愿当医生，就想安排他当个行政科科长。领导也是好意，觉得他受了二十年苦，给个官当吧，也算是补偿。可他坚决地拒绝了领导的好意，说，当官的事我是坚决不干的，你们就叫我当工人吧。他自告奋勇自我推荐说，我给你们养花吧，就当个花工；咱们医院里光秃秃的，一块草坪也没有，一盆花也没有，这哪像个医院呀。当时医院领导的心动了一下，因为市政府绿化委员会已经几次批评过医院了，绿化工作做得不好；医院正想在绿化上花点钱。医院领导问他，你会养花么？他回答，我打成右派从夹边沟跑回陕北的老家之后专门务劳果园，种过花。他看领导有点动心，就又说，你们只要买点木头，什么事就都不要操心了，我自己盖花房，我保证三年之内叫咱们医院评上绿化合格单位。领导看他真的不想当官，愿意去养花，就很痛快地答应了，并说，你还是干部编制，科长待遇。 高吉义在兰州市第一人民医院养了十几年花。他叫领导买了几方木头，自己解板子，自己盖花房。他报名参加了一次北京《花卉》杂志举办的培训班。他建起了一个很好的闻名遐迩的花房，把兰州各单位花房的名贵花卉引进了第一人民医院的花房，把市场上最为时尚的品种引了进来。医院各科室办公室摆满了四季花卉。仅一年的时间，市人民医院的门口挂上了市绿化委员会颁发的牌匾……当年整过他把他定为右派而现在是高官的人都来他的花房参观，向他要花……当市场经济的大潮涌来的时候，他又向领导建议把花房推向市场，自负盈亏。 他在五十八岁的时候申请退休，受聘于崔家崖的一家花卉生产基地。后来花卉基地易主，他因看不惯新主人的霸道愤而辞职，自己开设了这个简陋的花卉医院。因为名声远播，几家花卉公司的老板来请他，愿出高薪，但他拒绝了。他告诉我，从夹边沟出来之后，他就立志永世不当干部；离开崔家崖花卉基地之后又下了决心：不受雇于任何人。他说，现在不缺吃不缺穿，不担惊受怕，不逃亡不怕公安机关通缉追拿，开个花卉医院给不会养花的人讲讲养花知识，一天挣个十元二十元或是三十元，真是逍遥自在…… 高先生仍然坐在那把铺着棉垫的高背椅子上，他的左手放在堆满瓶瓶罐罐的桌子边上，把他农民样的脸朝着我。他是五十年代的中专毕业生。他还不算很老，才六十四岁，脸上皱纹不多。但一条横贯前额的抬头纹很深，像是刀子刻出来的沟壑。他的面孔总是给人很严肃的感觉，皮肤粗糙，少有笑容。他也笑，但笑容还没在脸上荡漾开来就突然凝固，笑声戛然而止。他的脸上，只有那双眼睛很有特点：很黑，很亮，显出智慧、机灵、严峻和柔和的神情。嗓门干巴但却洪亮。 他久久地用黑亮的目光看我，干巴巴的声音说，逃跑的经过嘛，那确实是惊险、曲折…… 昨天我不是跟你说了嘛，那是十一月初的一个深夜，也就是牛天德到我的窑洞里来托付后事之后的三四天……不，不，我记错了，不是深夜，是七八点钟的时间。我那时没有表——原来有一块的，是梅花表，到夹边沟不久就叫分队长收走了。初到夹边沟的时候我在农业队劳动，分队长叫陈风林。陈风林是商业厅的一名科长，积极得很，为了向领导邀功，对下边的人很严厉。是他有一天把我逼住，叫我把表抹下来交给他。我说为啥把我的表收走，他说防止我逃跑——但我从开过晚饭后间隔的时间估计，那时也就八点钟的时间，我提了个棍，穿上一件棉大衣，悄悄地出了窑洞，往明水河车站走去…… 说到这儿，高先生停顿了。他似乎是在努力地回忆什么，又像是思考，俄而又说下去： 到了车站列车还没来。我早就打听好了，从那些酒泉、玉门和嘉峪关来探望丈夫的妇女们嘴里我早就探听好了，夜里九点钟左右，有一趟从西边开过来的慢车在明水河车站停车。我就在那儿等了一会儿，等着列车进站…… 我打断高先生的话：我听说晚上有人巡逻…… 对，你说得对，是有人巡逻，但那天我走的时间早，天黑不久就走了，巡逻的干部和分队长们都是八点半钟才出门巡逻或者追捕逃犯的。从明水的山水沟到火车站才五六里路，半个小时就能走到。他们去车站截人，或者追捕某某人，都是车快进站的时候才赶到车站去。他们知道，人只要是逃跑，那都是计划好的，在路上很难截住：人家随便往哪个沙堆子后边一藏，他们就找不着。但他们知道，逃跑的人总是要到火车站去买车票的，火车进站前总要从藏身的地方走出来的，总是要上火车嘛。他们就在你临上车时抓住你。抓住了逃跑的人，回来就升级——因为逃跑罪加一等，正式逮捕，五花大绑或者戴上手铐送到饮马农场劳改；最轻的也要关禁闭、开批斗会，然后送到严管队去。因为走得早，我那天运气好，没遇上巡逻的。那时候买火车票是要介绍信的，我没介绍信，也没有钱，就没进候车室，只能在路基下边的黑暗处趴着。等待时机。 你遇到狼没有？我又一次打断高先生的话说，你昨天不是说了吗，明水农场因为死的人多，周围狼也多，成群结伙地跑到坟地吃死人，也扑活人。你没遇到狼吗？ 狼，你说狼吗？高先生怔了一下，说话也停顿了一下。狼，我是碰见了两只。那天夜色很黑，伸手不见五指，我专门选的这个日子。我看见了两只狼的眼睛，眼珠子绿莹莹的，也隐约看见了狼的影子，可是它们没有扑我，没有靠近我。可能它们看见我手里的棍子了，怕我。也可能那两只狼吃得太饱了，不想吃我。 你没害怕吗？ 也没怎么害怕。那时间我虽然浮肿了，但我到底年轻，手里提个棍，一两只狼我还是能抵挡得住的，它们对我还下不了手。 你走过去它们也没追你？ 没追。可能狼看见我手里提的棍了。 高先生回答完我的问题又接着说下去：等了一会儿，火车进站了。当火车头上的大灯从候车室和票房前掠过的时候，我看见没有站台的路基上没有几个上车的人，也看不见有追捕者。只有一两个手提信号灯穿蓝制服的铁路工作人员。车停下了。火车车厢的门一个个打开了，车厢里灯火通明，列车员下了车站在门口。这是上车的好时机，但我趴着没动。我没有车票，怕走到门口列车员不叫上车，也怕像我一样躲藏在黑暗处的追捕者扑上来把我抓住。后来，列车员上车了，车门关上了，有个提信号灯的人往车头车尾摇了几下，火车呜地鸣了一声笛，就听咣嘡嘡一阵响，车开动了。这时我才从黑暗里一跃而起，急忙忙跑上路基，一下子扑在列车门口的台阶上，我的一只手抓住了门旁的铁扶手。我估计车站值班员没有看见我。他要是看见了，给车头发个信号，车就会停下。那是我最害怕的，我就跑不了啦。可是车并没有停，而是加速了，越驶越快，一眨眼的功夫驶过了扳道房。过了扳道房我就放心了。我挣扎着在台阶上站了起来，手紧紧地抓住铁扶手，把身体贴在门上。门是锁着的，也看不见列车员，我就开始用拳头砸门。 在呼啸的从巴丹吉林沙漠刮来的寒风中，在列车卷起的风声中，在列车咣当咣当的响声里，我的拳头砸在门上的声音太微弱了。列车员已经走进车厢去了，或者是到他的乘务员室休息去了，根本就听不见我砸门的声音——再说，我也不敢胡来，真要是把玻璃砸碎了，我就是进去了，也没钱赔人家，那就麻烦啦。但是，我必须砸门，砸到列车员听见。我不能总在门口站着：我已经冻僵了，我的手抓不住扶手了，时间一长我会坚持不住的，就会掉下车去摔死，或者卷进车轮下边碎尸万段。 我砸呀砸呀，终于，有一位穿越车厢的旅客看见了我。他走到门口看了看我，隔着玻璃喊了声什么，走进车厢去了。不一会儿，他领着列车员走过来了。列车员打开了门。这是名男列车员，他气哼哼的从胸前抓住了我的衣裳，一把将我拉进车里。他关上了门这才开始训我：你怎么趴在门上！你想死呀，不想活啦！训完了又问我有车票吗？我说我买了车票。我装出掏车票的样子来，这个口袋摸摸，那个口袋摸摸。我穿的是一件小棉袄，外边套了一件华达呢的中山装，是我存着没穿过的新制服。我的样子并不像一个逃犯的样子，并且由于逃跑前收拾过头发刮过脸，所以尽管我没掏出车票来，但他对我的态度还是客气的，他把我叫到了乘务员室，没再说什么就关上门出去了。我在心理上觉得已经离开劳教农场了，有所宽心，再说经过这么一番剧烈的折腾，我虚弱的身体已经累垮了，他一走我就歪在椅子上睡着了。睡了一会儿，突然我的脑门上一痛，我醒了，看见面前站着一名乘警。可是因为身体太虚弱太疲惫了，虽然面前站了一位警察，但我的眼皮睁不开，又沉重地合上了。结果是我的脑门又疼了一下，而且比第一次痛得厉害。我再次挣扎着睁开眼睛，看见那警察笑着说，嘿，你还睡得挺香呀！醒一醒，醒一醒！说着话，那警察又在我的前额上弹了个脑嘣儿。我赶紧坐起来，接着又站起来。这时我清醒了，知道遇到麻烦了，但我嘴里咕噜着说出一句话来，显示出我不怕他对他毫不在意的意思。 做啥呀，你把我打痛了？ 那警察似是一怔，但又笑了说，打痛了？你还觉着痛呀？我还当你没醒呢。喂，车票呢，拿出来看看。 我知道骗不过他的，就说，车票，哪还有钱买车票？我两天没吃饭了，你们要有吃的，先给我点吃的吧。 警察眨巴着眼睛看我片刻，说，你是干什么的？ 我回答，我是陕西扶凤县委组织部的秘书，到明水农场搞外调的。 有证件吗？ 证件？什么证件？我在来明水的路上连挎包一起叫贼偷了，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了，饿了两天了。 那警察将信将疑，又停顿了片刻，才又问我叫什么名字，还问扶凤县的县长是谁，县委书记叫什么名字。这一切我都对答如流。当然了，我的姓名是假的，除此之外，县长县委书记都是真的，因为前几天扶凤县的一位干部来看望他的在明水劳教的右派亲戚，说话时我听下了，且都烂记于心。 那位警察问了几句，看问不出什么破绽来——可能他也不清楚扶凤县在哪里，县长县委书记叫什么——但他对我的疑虑并没消除，说，叫贼偷了你就该给县上发电报嘛，怎么半夜里扒车？ 我说，好我的警察同志，你知道明水农场是干啥的吗？那是劳教农场，饭都吃不上了，饿死人，我还能在那里坐着等汇款吗？我跟他说话，口气很随便，叫他觉不出我有什么慌张和胆怯。这一来他不好再说什么了，跟我说话的口气也变了，说，不管怎么说，你不买车票是不行的。你先到车厢里坐着去吧，到了张掖就下车。前边是临泽，小站，你下了车不方便。到张掖下车，你去张掖地委请他们帮你解决一下吧。你总不能饿着肚子回陕西去吧？ 我知道，硬赖着坐车不符合我的“身份”，会露出破绽来，便顺水推舟说，那好那好，我计划就是在张掖下车的，到张掖县委去请他们帮助解决一下我的困难…… 到目前为止，我的逃跑还是很顺利的，我认为自己骗过了乘警。可是车到张掖火车站，他把十几名无票乘客撵了过来。叫他们和我一起下了车。下了车我想独自走开，再混上车去，但却被他喝住了。他和车站上的一位警察说了几句话，那位警察就很严厉地对我们十几个人吼道，过来过来，到这边来！我还想像在列车上一样对这位警察讲些我早就编好的瞎话，但这位警察连听都不听，大声喝道，走！往前走！这边！ 没有办法，我只好跟着那群人走，进了一座黑乎乎的院子。 进了院子我就发现坏事了：院子里黑压压都是人，有站着的有坐着的，有些人叽叽喳喳说话，有四川口音有河南口音，而且我们的身后还有人被赶进来。一间大房子亮着灯，那位警察叫我们往那间房子走，说是叫我们登记。走到门口，我看见房间中央放了两张桌子，坐着两名警察。我在心里立即作出决定不能登记：这是个收容所。1958年的春天，还没有宣布我为极右分子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之前我就听人说，公安局派出所把外地流窜来兰的无业游民送进收容所，集体押上火车送往河西走廊的赤金农场、蘑菇滩农场强制劳动，每月发二十四元工资。我可是不能脱离虎口又进狼窝。 那位警察把我们领到房门口叫大家排好队就又走了。我正好排在最后边灯光照不到的地方，我找个机会就离开队列混进院子里的人群里。我在人群里走了走，搞清楚这些人都是从河南、山东、四川等省来的农民，盲流，他们想到新疆去谋生，但在张掖被赶下了火车。我看见院墙不高，也就一人高，便对两名站在我身旁的四川姑娘说：你们怎么不跑？一个姑娘说，天亮了管饭，等吃完饭再说。我说我现在就要跑，请你们帮帮忙。我用双手扒住墙头，两个姑娘从下边推我，我翻过墙头跑了，跑到候车室去。 候车室里偶尔有警察走动，但我很镇静地坐在椅子上看书，装成候车的样子。我自信自己的穿着举止不像个盲流，也不像逃犯。 警察还真带出去了几个人，却没来盘问我。我坐到了天亮。天亮后太阳出来了，外边开始暖和一点了，我走出候车室。经过一夜的折腾，我的肚子饿得扁扁的，又饥又乏，我得想办法搞点吃的。离车站很近就是通往张掖县的马路，有几家饭馆，还有烧饼铺，门口的玻璃柜里码着很多烧饼，但是我没有钱也没有粮票买烧饼。我身上没有什么值钱的东西，只有手里提的一个布兜，布兜里装着我心爱的两本书。我从兰州到夹边沟带着它们，从夹边沟迁移明水还保存着它们。在明水很多人把书撕掉烧火取暖了，我没舍得烧。我从草滩上捡牛粪取暖。可现在我决定卖掉它们。我需要食品：我已经饿得双腿发软、眼冒金星了，如果不补充点营养，我就要倒在街头了。 我把两本书从布兜里拿出来，双手托着沿街走动，寻找买主。我寻找在我看来是念过书的人。我认为，那些不识字的引车卖浆者流是不会买我的书的。当然，卖给搞医的人最好，但我无法辨认出这种人来。遇到像是识字的人，我就走过去问，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要不要？有的人瞅我一眼就走过去了，看都不看书一眼。有的人站住了，看一眼书，或者接过去翻一下又合上，递给我：没用，我不是搞医的。 一上午我也没有卖出书去。到了下午，我几乎都绝望了：我已经饿得头晕眼花，脚步蹒跚，快要走不动路了。我觉得麻烦了，我非得倒毙在张掖火车站的街口上不可了。我想，与其倒在街上，还不如到候车室坐着去。在候车室倒毙，铁路工作人员可能还要管一管，说不定在我气息奄奄之际给我一点吃的，或者把我送到收容所去。这时候我突然就改变了昨夜的想法，进收容所就进收容所，总是要给口饭吃的，饿不死。我的脑子里突然就想起了昨夜那两个四川姑娘说的话：吃完饭再说——她们比我有主意呀！ 我走近火车站了，快要走完那段马路了，这时我发现两个蓄着长胡子的老人在一间房门口晒太阳。我看得出来，这是两位有文化的老人。他们的穿着和脸色气度表现出他们不是引车卖浆者流。我想再试一次我的运气，便走近他们，以谦恭的口气说，老爷爷，我这里有两本好书，你们买下好不好？两位老人看了看我，接过书去了。他们两人交换着翻了翻书，不说书好书坏，问我，你是哪里来的？我告诉他们，我是陕北人，家庭是中医世家；由于家乡遭了灾，想到新疆去谋生，到张掖没盘缠了，不得不把这两本书卖了。其中一位老人说，陕西也遭灾了吗？另一位老人站起来说，娃娃，你把这两本书留下，我给你买两个烧饼。在火车站的附近转悠了一天，我已经了解到饥饿在张掖地区的惨烈，——街头上卧着饿倒了的人——知道食品在张掖地区同样的金贵，所以我二话没说就同意了。那两本书一本是《针灸大全》，一本是《针灸学》，要是放到现在，就是称斤卖也能买三四个烧饼。 老人在一家国营饭馆里买了两块半斤的烧饼，还给我要了一碗开水放在桌子上，就走了。我稀里呼噜就把两块烧饼吃了，开水也喝光了。我自己又要了一碗开水也喝干了。 两碗开水和两块烧饼下肚，我的身体立即就发热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我又回到候车室，开始想办法上火车。 可是一下午一整夜我也没上得了火车。现在回忆起来，兰州往西的这一段铁路上当时总共就跑着两三趟列车，一趟快车，一趟慢车……可能还有开往上海去的一趟快车吧……我也记不清了，反正车不多。每一列往东的列车进站，我都跑到站台上去，但是上不了车。车一进站，列车员就站在门口查票，没票的人不叫上车。我亲眼看见没票又想上车的几个背着包袱的河南农民叫站台上的铁路警察带走了。我就没敢靠前。 第二天白天我也没能上火车。 好在这个白天我从候车室外的台阶上拾到一张废票，等到半夜里我曾乘坐过的那趟列车进站又要开动的时候，我手里捏着废票跑到车门口去，口里喊着不要关门不要关门，朝着列车员晃了晃票，装出很急的样子上了车。 一进了车厢。我就跑到另一节车厢去了。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东张西望一阵子，看没有人注意我我就钻进座椅下边去了。肚子是空的，又不用上厕所，我一直在椅子下边蜷缩着到了兰州。 在兰州的事我就不说了吧，昨天已经说过了。在姐姐家只待了一夜，好好吃了两顿饭，一顿是我妈做的酸汤疙瘩，一顿是我姐姐擀下的长面，然后就接过我姐给的四十元钱，趁着夜色赶到火车站，用买好的车票上了火车，一帆风顺地到了西安。 临出门姐姐还给了我四盒香烟。我说我不吸烟，姐姐说不吸也拿上吧，回老家的路关口重重，说不定用得上。姐姐说，兰州的职工一月发一张票，可以买四盒烟；这是供给姐夫的，再想多要一盒也没有。 从西安去铜川仍是坐火车，买票要介绍信。这一关我过得很容易。因为是持票坐车，在兰州去西安的列车上我和一位去铜川的旅客说话，混熟了；他用他的介绍信替我买了一张车票。只是他到铜川就不走了，从铜川去延安的汽车票可是成了最难过的一关。这里买车票不光是要介绍信，还要登记发号，轮到你的号才能买票。当时的情况是汽车站人山人海，登记了的已经有七百多人，而每天只发三辆卡车，一卡车只能坐三十几个人。我可是愁死了，怎么才能到延安呀！啥时间才能到延安！我坐在候车室里发愁，苦思冥想，这一关怎么过呀！正在那里发愁，我身旁走过来了一个人。这个人又像是汽车站职工，又像是公安派出所的便衣，他朝着我身旁坐着的一个小伙子说，把票拿出来，查票。那小伙子把车票拿出来了，他又叫小伙子掏证明。小伙子没有证明，他说没有证明你怎么买的票？车票没收！他还把小伙子赶了出去，不叫他在候车室坐着。我当时吓了一跳，心想这个汽车站怎么这样严格，随便没收人家的车票？这要是查着我怎么办？会不会把我当坏人交到派出所去？可是仔细看看之后，我又有点怀疑那个人是不是汽车站工作人员了。他贼头贼脑地转了一圈，再也没查别人的票，就出了候车室。我突然想，这是不是个歹徒或者本地的地痞流氓，专门欺负老实巴交的乡下人。我灵机一动就站起来跟上了他。他出了候车室进了一家饭馆，我也就进了那家饭馆。他坐在一张饭桌旁边，我也走过去坐在那张桌子旁。为了显得自然，我掏出一颗烟吸起来，并且斜着眼睛看他。我不知道他对于我有什么看法，抱着什么心理，他也斜着眼睛看我。看了一会儿他说，你是哪里来的？我说兰州来的。他又问在哪儿工作？我回答兰州中医门诊部。他停顿了一下又问，兰州的香烟供应紧张不紧张？我回答紧张，一名职工一个月供应四盒。但我又补充了一句：我是医生，比别人多搞两条烟没问题。这时他说话的口气变了，求我的口气说，你的烟让给我一盒好不好？我说那有什么关系，不就是盒烟吗？我掏出一盒烟给他，他要掏钱给我。我把他的手推开了。我说，烟钱就算了，我不要了；我从外边回来，在铜川人生地不熟买不到车票，你帮我买张车票行不行？他问我去哪儿，我说延安。他似乎很小心，四面环顾了一下，把没收的那张票掏了出来，说，我这里有一张替别人买的车票，就先让给你吧。我大喜过望，接过车票给了他钱，并且把四盒香烟除了我吸的那一颗全都给了他。 意想不到地搞到了一张那么难买的车票，啊呀，我心里那个高兴呀，就没法说了：我尾随他的目的就是搞到那张车票，我竟然如愿以偿啦！第二天早晨我正大光明地上了汽车到了延安。又过了一关！ 到了延安。可是从延安到绥德的这一关又怎么过呀，汽车站还是挤挤攘攘的，又要介绍信，又要登记。没办法，我只好坐在候车室外边的台阶上等机会。真是老天有眼，前世修行得好呀，机会叫我等来了：一个票贩子手里拿着一张车票走到我跟前，偷偷地说，有绥德的票要不要？我说要，多少钱？他说五块。我说绥德的票不是两块五么？他说高价票，五块，五块。我毫不犹豫，一把将车票抢到手里了。可我身上这时候只剩下七八块钱了，——那时候到处都卖的是高价饭，我的钱快花光了，到绥德后离家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还不通汽车，我没钱怎么办呀——我就对他说，我身上只剩四块钱了，就给你三块钱吧，剩下一块钱我喝碗水。他说不行不行，就是五块。我说就给你三块，你卖也得卖，不卖也得卖，你要是不卖我就喊了！我看得出来，票贩子倒卖票也是偷偷摸摸的，害怕被人抓住，我就这样威胁他。他还真害怕，小声央求我说，别喊别喊，你给我四块吧。我说就三块，多一块也不行。他只好同意了。哎呀，人在走投无路的情况下啥事都能做出来——我把票贩子坑了一下！ 第二天我就到绥德了。到绥德我就更困难了，身上只剩下四元钱了，可是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不通汽车——要吃饭，要住店。再困难也得走呀，这天夜里我住宿在一家大车店里，花了一元钱，早晨起来连早饭都没敢吃就上了路。 出了绥德走了五六里路，我是又饿又累，有点走不动了。这时迎面走来了一个老汉。看老汉的样子也是赶了夜路的。头上用一块布包得严严的，只露着两只眼睛，肩上挎着鼓鼓囊囊的毛褡裢，露出糜子面的馍馍。老汉看出我是个走远路的人，就迎上来说，哎呀，你是不是昨天从延安来的汽车上下来的人？我说是的。他说，昨天晚上汽车站给我们乡上打电话，说我的儿子从延安坐车过来，在绥德汽车站饿倒了，你看见没有？我说看见了，有一堆人在汽车站上围着看，有个从青海来的小伙子倒在路上走不动了。你的儿子是不是在青海工作？老汉说就是，他还活着吗？我说还活着。听说活着，老汉立即数落起我来了：哎呀，你们这些在外头工作的人，心怎那么狠呀，到家门口了，看见人饿倒了，就给上些吃的嘛，救人一命嘛……我说，老大爷，你不要埋怨我，我的情况还没有你的儿子好。你可以背了甜馍馍去看他，我前边还有一百三十里路要走。从昨天早晨到现在，就没有一颗粮食沾过牙。老汉听说我是饿着肚子赶路，立即就放下褡裢，拿出六七个糜面馍馍往我的怀里塞，那个热情呀！然后就匆匆告别往绥德城里去了。 我就是靠着老汉给的那几个馍馍充饥，走了四天，整整走了四天，回到了我的老家——佳县高钟家洼村。我先在叔叔家住了一个月，调养身体，等身体好一点后才回到自家的家里，打开生了锈的锁子……整整休息了一个冬天，天气热起来了，身体也缓过来一些了，我就参加生产队的劳动了。 以后的事明天我们再谈吧，你看天都快黑了。高吉义先生讲完了他逃离夹边沟农场的故事。 我说，好吧，明天谈就明天谈吧。我扭头看了看门外，有几家花店的老板正在把一盆盆鲜花抱进房子，似乎是准备收摊了，但是我的采访意犹未尽，我又说，高先生，你的逃跑的故事讲得的确生动、翔实，但我还有个问题想问问你：你那天从明水的山水沟逃跑就没有人发现吗？没有人追你吗？ 高先生说，这个…… 见他沉吟，我又说：据我了解，大凡从明水逃跑的人都不敢去明水河车站上火车，因为那儿离场部太近，管教人员很轻易就追捕回来。 他还是沉吟不语。 我又问，你跑回佳县老家之后，你家乡的公安局没来拘捕你吗？我访问过的逃跑成功了的人，大都是流落他乡不敢回家或者回老家，凡是跑回城市和乡下老家的，基本都被当地公安机关拘捕送回去了，因为一旦发现谁逃跑了，夹边沟农场就向他的原工作单位或老家所在地的公安机关发函，要求协助捉拿，或者直接派人去他家追捕…… 高先生终于说话了：张记者，你问得好，问得好呀！我那天逃离山水沟，农场是派人追了的…… 没捉到你，因为你藏得好？ 不是，不是这么回事。张记者，这件事我原本是不想告诉你的。因为这又是一件我一辈子也没想通的事，我不知道我是做错了还是没做错。它比牛天德的事更加折磨我的心灵，使我寝食不安，经常在噩梦中惊醒……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 他说，好吧，我今天就把事情的真相告诉你吧：那天晚上的逃跑，不是我一个人，而是两个人，我们是两个人一起逃跑的。 两个人？我惊讶极了。 他说，是的，两个人……你听我从头说。在夹边沟的木工组，我是元老，但是，这并不是说我的技术最好。技术最好的是我的师傅骆宏远。骆宏远是白银公司的木匠。其实他原本不是木匠，而是土木建筑行业的工程师，三十年代清华大学毕业，解放前就是工程师。解放后他在东北的一家建筑公司工作。因为解放前参加过国民党，五十年代初内部肃反后就不叫他当工程师了，下放当了工人，木匠。五十年代国家建设大西北，把他调到白银有色金属公司工作。1958年的秋季，白银公司在反右斗争中老账新算，给他戴上历史反革命的帽子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作为工程师，他的水平怎么样我不知道，但作为木工，在我们的木工组，他的技术比兰州大庆木器厂的七级木工魏立之的手艺还高。魏立之是真正的工人，因为说反动话戴了个坏分子的帽子送来劳动教养的。魏立之手艺特别好，在我们七八个木工里是第一把手，活做得好，但是不识字，不认识图纸。骆宏远没有七级木工的级别，可是魏立之能干的活他都能干，学问大，能识图纸，还能设计和绘图。那时候的河西走廊，包括夹边沟农场，马拉的大车都是大轱辘车；木头轱辘，轱辘比车帮还高，马套在车辕里，车辕往下倾斜，叫人看着就不舒服，更不要说马拉着不舒服了。骆宏远到木工组之后，他就提出了把大轱辘车改进一下的意见。经过管教人员批准之后，他把车轱辘缩小了。马车轱辘九网十八条，他设计的轱辘小了，但仍然是九网十八条。九网十八条你懂吧？就是九块弯曲的木头盘成一个圆的车轮。十八根木头的辐条支撑，中间是车轴。你可不要小看车轱辘缩小这件事，那可是牵一发动全身的事，整个车型，各个部件都要变，而且变的系数都不同——真是很复杂的事。但是骆宏远把图纸画出来了，大家按他的图纸做各个部件，安装起来后既漂亮又好用。夹边沟的右派们赶着我们自制的马车去酒泉县拉粪，人们都围着看。 我为什么把骆宏远叫师傅呢？自从进了夹边沟，我就想这辈子完了，就是将来把我释放了，也不可能再叫我当医生了，再说，一个右派帽子把我也搞伤心了，我就下定了决心：将来就是再叫我当干部我也不当，我就当个工人去，凭力气吃饭，凭本事吃饭。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干脆不当医生不当干部了，你再能斗我个右派吗？我下决心要学个木匠，做个手艺人。于是，我在木工组里经过选择，选了骆宏远当我的师傅。我还给他磕了头，正式拜他当师傅。 事实说明我当时的选择是非常正确的。我跑回陕北老家不久就跑出去搞副业，给生产队挣钱给自己挣钱，文化大革命中农村要斗我，我就又一次逃跑，在外边漂泊、揽活，把我的全家——女人和孩子——都接出去……在那动荡、激烈阶级斗争的时代里能生存下来，全都依靠了在夹边沟木工组学下的那点手艺，仰仗了我的师傅教给我的识图绘图的知识。 昨天我跟你讲了，在木工组我和牛天德的关系好，就像他说的像亲兄弟，亲如手足，这是事实，但和我关系最好的，真正好的，还是我的师傅骆宏远。我和骆宏远简直就亲如父子。古人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嘛。他每做一件活都要教给我做活的技术，不做活的时间又教我土木建筑方面的理论知识。我呢，给他洗衣裳，拆洗被褥，搞来什么吃的食物，总要先给他一点吃。他是个木匠，但他有知识分子的高贵的人格，从来不去偷不去要，所以就总是挨饿。还有，他是从东北支援大西北建设，和其他的白银公司的干部工人一样，是只身来到白银市的，家属孩子还都在东北，所以他在夹边沟劳教，生活上没有人接济他：家里人可能不了解劳教生活的艰难，也是因为路途遥远，来看望他或者送点吃的穿的不容易，所以他在夹边沟的处境就最艰难。我就尽可能地帮助他吃上点喝上点。有过这么一件事，有一次养兔场的人来叫我去给他们修篱笆墙。你知道吧，夹边沟农场场部的对面有两座不高的土岗子，不高，北边的那座一二十米高，南端的也就七八米高。不知为什么，劳教分子们把这两座土岗叫卧龙岗。因为南面的这座岗子小，农场就把它用篱笆围起来养兔子，叫兔子们在土岗上打洞做窝。那天我去修篱笆，也怪了，有几只兔子好像是没见过人，稀罕人，总往我跟前跑，蹲在旁边看我。我看看周围没人，就趁兔子不怕我的机会，用木尺打死了两只兔子。兔子好打得很，只要瞄准它的鼻梁，轻轻一打，它就扑噜一下翻倒了。我就把兔子装在工具箱里神不知鬼不觉背回来了，放在木工房的木头板子下边，想找个机会把它煮着吃了。还真是巧得很，天赐良机，就在我打死兔子的第二天，农场叫各队派一些人去打柴，给伙房烧饭烧水用。我们木工组要出两个人。打柴是在农场北边的沙漠里，木工组的人都不愿去，每次都是组长派，派年轻人去。那天我不等组长派就主动要求我和我的师傅去打柴。师傅不愿去，那是冬天，沙漠上西北风刮得冷彻肌骨，打柴不如在木工房干活舒服。于是我又是跺脚又是使眼色叫他不要反对我的提议。最终组长派定了，就是他和我去打柴。从场部出来往沙漠里走，他嘟嘟囔囔地说我，为什么要叫他去打柴。他气得要命。等到了没人看见的地方，我从怀里拿出死兔子叫他看，他就不再说我了，还笑了，还嗔怪我为什么不早说。我跟他说，这种事能说吗？叫人知道了汇报给领导，我就是不“升级”也得叫人捆一绳子呀！ 那天呀，到了北边的沙漠，我们两个人避开了其他打柴的人，我从怀里——我穿着一件黄大衣，腰里系了一根麻绳，怀里能装很多东西——拽出兔子来，挖了些柴烧着吃。两只兔子我们一人一只吃得那个美那个香呀！ 吃完兔子肉，我们把毛皮和肠肚挖个坑埋掉了——小心不叫别人发现呀。 昨天我说了，到了1960年的夏收，木工组没啥活干了，木工组就差不多解散了——四五个人编到农业队去了——剩下两三个木工了。我的师傅骆宏远也分到农业队去了，我们就很少见面了。 但是后来迁场，夹边沟的劳教人员迁移到高台县明水乡建农场，到达的第二天我就意外地见到了他。 来到明水的第一天，我露宿在荒滩上，因为先我们到达的人没有挖好足够的地窝子和窑洞。翌日清晨，喝了一碗糊糊，我就在伙房附近——当时的伙房建在山水沟外的台地上——在山水沟土坎上挖窑洞。领导准许我独自住一个窑洞，因为领导叫我带过来了一部分木匠工具，叫我保管好，以备干点零碎的木匠活。我挖窑洞的地方离场领导的办公室——是建在台地上的几间平房——很近，便于领导叫我。记得是挖窑洞的那天下午，师傅突然找我来了，他当时的样子糟糕透了，胡子一寸多长，头发像一把乱草，瘦得一把骨头，面色如土。他的衣裳破成了布条条，腿上从大腿往下，用麻绳缠着几块破布和油纸。我吓了一跳，问他，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在木工组的时候，他还经常刮胡子的，衣裳补缀得也比较整齐，保持着一个知识分子的模样。他没回答我的问题，而是说，我的行李丢了。问他怎么丢了，他说是坐闷罐火车来明水的路上，火车在一片很荒凉的远处有几排平房的地方停了一下，人们都喊明水到了，下车下车。有些人就把行李从车上推了下去。他也把行李推了下去。可是人还没下车，火车又开动了，加速了，往东走。到了明水，农场派马车去拉行李，他的行李和另外几个人的行李找不到了。 他说话的神情沮丧极了。我当时还给他宽心：丢了就丢了吧，发愁有啥用。你就和我住一起，我们用一套被褥，凑合吧。 我跟你说过我的窑洞很小，就一米略高一些一米二宽，一个直筒子，两米多深。这是开始的几天，我和师傅挤在一个被窝里睡。过了几天，我从其他窑洞里偷来了一床被子两条褥子，是死掉的人的财物，给他铺给他盖。这时我就在窑洞里边往右手方向挖了个偏洞，叫他睡在里边，我睡在外边。他岁数大，体质弱，睡在外头受不了，风大。 就这样睡了十几天，冷得实在招架不住，我就到草滩上去拾牛粪，在我的脚底下靠近洞口的地方生上一小堆火。这样还行，能抵挡一下初冬的寒冷。可是后来他病了，肝腹水。在夹边沟木工组的时候他就因为肝硬化腹部积水住过一次农场的卫生所。这次腹水比上次严重，他的腹部胀得圆鼓鼓的，腰粗得像个大胖子。加上全身浮肿，他竟然肥大得连衣裳都穿不上了。我把卫生所的邓大夫叫来看了看，叫他立即住院。卫生所的病房是离我的窑洞不远的一个大地窝子；我抱着被褥把他送到那间地窝子去，在几十个病号中间挤出一条条地方铺好被褥，他就躺下了。过了几天我再去看他，腹水似乎得到了抑制，腹部瘪了一点，但浮肿照旧，身体更虚弱了。他坐起来和我说话，连说话的力气都不够了，声音软软的，断断续续。 又过了几天，也就是牛天德来我的窑洞托付后事之后，我准备逃跑了，——那时候我的腿已经浮肿了，脸也浮肿了，我的身体觉到了明显的虚弱，心想必须跑了，再要是拖上几天，想跑也跑不动了——又去卫生所一次，看望师傅骆宏远。 我原想看看他就离开病房的，是去和他告别一下，因为我知道他将必死无疑，看看他有什么“后事”要嘱咐我。可是到了病房，和他说了几句话，一种临别的伤感之情揪住了我：我在他的身旁坐了许久。当时我心里很是难过，我要走了，而他，我的师傅，一个有学问的好木匠将要在这荒凉的明水农场的山水沟里作古，他的尸体将扔在荒滩上。这种伤感之情愈来愈浓，后来我禁不住地在他的身旁躺了下去，把嘴对着他的耳朵小声地说，师傅，我要走了，你有什么话要托付吗？ 他没有出声，但是我明显地感觉到他的身体颤动了一下。接着，他的手从被子下边伸了出来，捏住了我的手，并且捏得紧紧的。他的朝着房顶的脸朝我转了过来，身体也侧了过来。我知道他要跟我说话，便把耳朵靠近了他的嘴。他说，你真要走吗？ 我没说话，点了点头。 他的因为脸部浮肿而显得细细的眼睛看着我：我跟你一起走。 我吓了一跳：像他这种身体衰弱到极点的人，哪能长途跋涉逃出明水农场呢！但是我知道，这也是他强烈的求生的愿望，可能他在“病房”的半个月里已经想过了：早些日子跑掉就好了。现在他的身体不行了，但是听说我要跑了，他立即就决定和我一起跑。我想告诉他：你跑不动了，你还是在这里躺着吧，熬几天，可能上级会放大家回家去的。但是我知道，说这样的话就如同说你在这儿等死吧。我不愿伤他的心，便没有点头也没有摇头，也没有说话。 看我没说话，他静了一会儿又说，小高，带上我，我能走。 他的细细的眼睛里流出泪水来了：两滴浑黄的眼泪，一滴眼泪从鼻梁上流过流进另一只眼，和那只眼里渗出的泪水汇合，流过眼角。 我从心里认为他是走不动路的，跑不出明水农场，但此刻我的心咚咚地跳了起来，泪水在眼睛里打转，我把嘴贴到他的耳朵上，竭力控制自己不要哭出声来，小声说：明天天黑，到我的窑洞来。穿厚些。 然后我起身快步走出“病房”。我怕自己哭出声来。 转天傍晚吃过了伙房供应的一碗糜子面糊糊汤，我就开始准备逃跑。其实也没什么准备的，就是把棉大衣穿好，腰里系了根麻绳，另外把我上午从伙房偷来的两块豆面菜团子吃下去以增加我的体力。然后我就装成睡觉，拉开被子盖在身上，躺着，等着天黑下来，等骆宏远来找我。经常有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突然闯进窑洞来，查看你是否有异常的行为：是否偷杀了农场的羊只煮肉吃？是否逃跑了，或者留下了逃跑的迹象？在等待的时间里，我反复思考，骆宏远会不会变卦不走了？他的身体过于虚弱了！我原计划是要往西跑的，跑到几十里外的元山子火车站去上火车，如果他真的跟我一起逃走，那就不能去元山子车站了，只能就近去明水河火车站。必须考虑到他的身体状况。从明水河火车站上车就增加了危险，可能被巡逻拐棍和管教干部抓住，但我又别无选择：他太虚弱了，根本就走不到元山子。我还给自己宽心，他就是走不动了，我背也能把他背到火车站的：我虽然体质也衰弱了，但他一个饿垮了的人能有多重…… 我躺在窑洞里胡思乱想，天还没黑下来，骆宏远就来了。我惊了一下，说他：你这么早就来了，看护们不发现吗？ 他说，天黑了出来才会引起注意：这么晚了你干什么去？ 你出来没叫人看见？ 我跟看护说了。到史思良那儿去一下：我觉得活不长了，要跟史思良托付一下后事。 我觉得他的话有道理，就叫他坐下休息，等待天黑再动身。 天很快就黑下来了，黑透了，从我的窑洞看出去，对面二十米处的崖坎都看不见了，我们就动身了。 我选择了窑洞旁崖坎最低的地方，把他推上去，我再爬上去，从窑洞头顶的荒原往南走。我们不能从山水沟里往南走，任何一个偶然走出窑洞或地窝子的人看见我们都会产生怀疑：大黑天的，这两个人要去哪儿？去干什么？那就要坏事。 从伙房后边几十米的地方走过去之后，我的心才放宽了一些：夜里没有人会来这个地方，漆黑的没有月亮的夜晚，伸手不见五指，就是有人从伙房和场部办公室走出来也看不见我们。而且，据我的了解，巡逻的干部和积极分子不会这么早就出动，所以我们绕过了伙房之后就走到那条被来明水探视劳教分子的亲人们踩出的荒滩上的小路上来了。沿着人们踩出的路走省力。 为了节省骆宏远的体力，我叫他扶着我的肩膀走。 但是，走了不到两里路，他就走不动了。我把他的一只胳膊拉过来搭在我的脖子上，我的一条胳膊揽住他的腰拖着他走。我们的样子就像电影上演的一个战士搀扶着另一个受伤了的战友。 就是这样，又走了三两百米之后他还是走不动了，扑通一声跪在地上。他急剧地喘了几口气之后说，你走吧小高，我真走不动了。 我明白，他已经竭尽全力了，否则，一个有着强烈求生欲望的人是不会说出这样绝望的话来的。他比我大三十多岁，他不是个孩子，不是个意志薄弱者。我说，站起来，你站起来，我背着你。 他说，你走吧，你自己走吧，我的确是走不动了，你自己到车站去吧。 我说，你说的什么话，我能把你丢下不管吗！起来，我背你。 他说，不行，那不行。 我说，行，能行。你快站起来吧！ 在我的拉拽之下他站起来了。我背起了他，我说了一声：抱紧我的脖子。 我背上他之后还掂了掂，心里就暗暗叫苦。他并不像我原先估计的那么轻：他虽然饿垮了，体质虚弱，但是因为浮肿，他的腰很粗，腿也浮肿了，他的脸肿得像个大南瓜。他身体的每一部分都像充了水的水囊，很大很重。 我背着他走了百多米，当我走到一片很暄的沙土地上之后，我就累得气喘吁吁，心跳得要从嗓子里跳出来。我的身体真是衰弱了，两腿发软，浑身出汗。我对他说，师傅，你下来一下，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放下了他。我们站着，我直喘粗气，我对他说，不行了，身体真不行了，才走了几步，你看我就成这样了。要是从前，我一口气能把你背到车站去。 他没说话，站着看我。我也看他，但我看不清他的面孔。天太黑了。黑沉沉的天空，黑沉沉的沙滩，只有密集的星星明明灭灭眨着眼睛，但星星的微弱的光照不亮人的面孔。空旷的沙滩非常寂静，只有强劲的夜风从我们身旁呼啸而过。河西走廊的西端，人说一年刮一场风，从初一刮到冬，但最大的风季是从10月刮到4月…… 休息了一会儿，身体被风刮透了，汗水冰凉。我说，来，师傅，我们走。 我转过身来，弯腰背他，但是他躲开了，说，不要背，我不要你背。 我拉他，说，你来吧。 他推开我的手说，小高，你还是自己走吧。你前边走，我后边慢慢走。 我说，你胡说个啥呀！我前边走了，你能走到车站去吗？来，快点，我背着你。快，要快走，要不就赶不上火车了。 我说着话又一次拉他，但他又往后退了一步，说，小高，你听我说，你背不动我，再背就要把你累垮了；不光我走不了，你也就走不了啦。 我一惊，说，你这是说你不走了？ 他说，我想走，但我估计错自己了，我走不到火车站了。 我说，那就我背你嘛。 他说，不行，我不能叫你背我。小高，你快走吧，你再要磨蹭，有人追上来，你就走不脱了。 他说得有道理，可能这时候管教干部或者拐棍们已经发现我和他逃跑了，已经来追拿我们了，但是，我哪能丢下师傅叫人捉回去，而我自己逃跑呢。 我说，师傅，这样好不好：你既然不叫我背，那就还是你扶着我的肩膀走。我们慢慢走，我估计，巡逻的人还得一会儿才能出来，说不定他们还没发现我们走了。 他说，发现了，肯定发现了，每天晚上都挨个地窝子、挨个窑洞查人数。 我拉住他的胳膊说，那就快走吧。来，我扶着你走。 我硬是拉着他往前走了几十步，他栽倒了。我又拉起他来，像战士扶着受伤的战友那样又前行了几十步，他又跌倒了。我再拉，就再也拉不起来了。 这时候我有点着急了，说，师傅，你得挣扎着走呀，坐下怎么办？叫人家把我们抓回去吗？再升个级吗？ 他已经累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良久，喘息方定，说，我的确走不了啦，我不想连累你，你快跑吧。 我看他实在无力行走，而我呢，也已经喘得不行了，也是两腿发软，软弱无力，没有能力背他或者拖着他走了。我仰脸看了看天空，看了看满天眨眼的星星，心乱如麻。我说： 师傅，你真走不动了，那我们就回去吧，我送你回去。 他因为喘息而低垂着的头抬起来了，他的嗓子发出惊讶的声音：你送我回去？你不怕升级？ 我说，升级就升级吧，我不能把你一个人撇在这里冻死，或者叫他们抓回去。 他没有立即说话，他静了一下，以非常深情的口气说，小高呀，你怎么这么糊涂，跑掉一个总比把两个人抓回去好吧。反正我已经病成这个样子了，抓回去还能把我怎么样？送到饮马农场去吗？叫我进严管队吗？你可就不一样了，说捆你一绳就捆你一绳，说把你送走就把你送走…… 我知道捉回去后的严重性，不是捆绑关禁闭就是正式逮捕送劳改农场，但我还是不忍心扔下我的师傅。 师傅看我不言语，又说，小高呀，你还认不认我是你的师傅？你要真把我当师傅，你就听我的话，你走，你快走！冻不死，你放心我冻不死！等一下就有人追上来了，他们会把我拖回去的…… 眼泪突然就涌上了我的眼睛，我哭着说，师傅，回去后你可要保重呀…… 师傅在地上坐着，挥了一下手：走吧，你快走吧！ 我转身往车站方向走去。我走了几步，站住，脱下自己的大衣又回到师傅跟前：师傅，你躺下，躺下，我给你把大衣盖上。 师傅说，你快穿上，快走，路上冷！ 我说，师傅，你就听徒弟一句话，躺下，我给你盖上，暖和些。我年轻，不怕冷。你坐着不动，会冻死的。 师傅说，你回家的路长，天寒地冻…… 我说，师傅，你要不听我的话，我就不走了。 师傅立即就躺在沙土地上了。我把大衣盖在他的身上，蒙住他的头颅。他的声音还从大衣下边发出来： 快走……你快走…… 我抹掉眼角上的泪水，大步向明水河车站走去……把我的师傅……扔在……扔在……荒滩…… 高吉义先生讲到这里，嗓门哽咽泣不成声，泪水从他粗糙的脸皮上流下来。他用像农民一样粗硬的手掌擦眼睛。我的心也揪紧了，泪水涌上眼睛。良久，我才问：你的师傅还……在世吗？ 高吉义先生原本干巴的嗓门此刻被泪水渍得苦巴巴的，涩涩地说： 我不是跟你说过了吗？1961年的4月，我从老家回到兰州。探听回到各单位的右派是如何安排的？不，我不是为了这事回兰州的，我是不放心师傅才回到兰州的。我根本就没回单位去，因为我早就下了决心，就是给我摘帽叫我回原单位当医生我也不回去了——我再也不当什么干部了，今后我就当农民，或是去当木匠，凭我的劳动吃饭过日子。回到兰州我问了几个右派，都说我师傅跑掉了。对于人们的回答我很吃惊：怎么会呢，他怎么会跑掉呢，他已经衰竭不堪了呀。对于我的提问谁也解答不了，他们说听管教干部讲的，我师傅逃跑了，且逃跑成功了。 就在我从兰州返回老家前的一天，我搞清楚了：我的师傅叫狼吃掉了。 我跟你讲了，我有一块梅花表被我们的分队长陈风林抹走了。离开兰州前的一天，我跑到商业厅陈风林家去要我的梅花表。我打听到他家的住址，敲门，进去的时候，可是把他吓了一跳。不是因为要表，而是因为看见了我：是他给我开的门，但门开了以后，看见我，他吓得尖叫起来：鬼！鬼……鬼来了！他扑通一声跌倒在地，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家人听见他的尖叫跑过来扶他，我也去扶他，他竟不敢握我的手。好半天，他才惊魂稍定，才跟我讲了把他吓成那个样子的原因。 他说，那天夜里八点半钟，他和一个姓侯的小组长巡夜，发现我逃跑了，就向管教干部汇报了。管教干部叫他们两个人往明水火车站追我。追到半路上，他们发现了一件部队发的棉大衣。棉大衣血迹斑斑。他们每人拿着一只手电筒，用手电筒照照衣领里边，写着我的名字。他们在附近找了找，还发现一个被狼啃得只剩下一小块头皮的颅骨。于是他们认定我被狼吃掉了，就用手里提着的打狼棍挑着我的棉大衣回明水向领导汇报去了，没再往车站去追。 那件棉大衣是我在中医门诊部当医生时我的老师给我的。我的老师是名军医，曾经在北京协和医院学习，医术非常高，在中医门诊部我曾拜他为师。我和他都定成了右派，我是极右，他是中右留在兰州降职使用，我送夹边沟劳教。临走，他把自己一件还没穿过的崭新军大衣给了我，说酒泉那边冷。夹边沟的后期偷盗成风，怕大衣丢了找不回来，我在衣领处写上了高吉义三个字。 我当时问了陈风林：你们认为我被狼吃了，那么骆宏远哪去了你们知道吗？陈风林回答：过了两三天我才听严队长说骆宏远不见了。严队长说，这老家伙还真跑掉了，想不到，真想不到。他到底什么时间跑的嘛，怎么就没人知道呢！看来他的病是装出来的，迷惑人的！陈风林还说，严队长向管教股汇报了骆宏远逃跑的事，管教股就向白银市公安局和骆宏远的东北老家的公安局发了公函，请那边的公安局缉拿在逃犯骆宏远，但都没有回复。东北离得明水农场也太远，领导就没有派人去追捕。 最后我才问陈风林，我的手表呢？陈风林说手表交给管教干部了。 高吉义先生讲完了当年逃离夹边沟的故事后又说。想不通呀，一辈子也想不通呀，我师傅之死是怪我呢还是不怪我呢。当初我要是不带着他跑就好了。带着他跑，跑不动我把他送回山水沟就对了…… 我无言以对。高先生不停地抹眼泪。良久，我说，高先生，收拾摊子回家吧，花市都打烊了。 花市打烊了，但是我们从花市的小院子转出来，建兰市场灯火通明。市场的无数盏灯光和城市的万家灯火把兰州市的夜空照亮了，看不见一颗星星。 我和高先生约定，明天他向我讲述夹边沟农场有关狼的故事。 坚持到底 10月中旬的一天黄昏，秋风瑟瑟，刘文山和胡永顺在明水河下梢靠近鸣沙窝的河坝里捋树叶，鸣沙窝里突然走出几个人来。胡永顺眼睛尖，看出那几个人也是自己的同类，——他们穿着破旧肮脏的蓝棉袄；有的人裤子开花了，裤腿上用绳子绑着破布、牛皮纸一类的东西挡风御寒——便招呼刘文山：喂，你看，那几个人干啥去了，怎么从沙窝子里出来了？ 刘文山站在沙枣树一根横出的枝杈上，一手扶着主干，一手拿根扭曲的树枝敲打树梢。树梢上有几颗红透干瘪了的沙枣。听见胡永顺说，他伸长脖子从枝杈间隙里看过去，说，那不是刘光耀吗！ 胡永顺说，对，对，是刘光耀。那几个是干啥的，我怎么不认识？ 刘文山回答，那几个吗？我看像是场部的就业工人。咦，他们到沙窝子干什么去了？ 胡永顺朝那边看着，没说话。刘文山小心翼翼爬下树来。 鸣沙窝是明水农场北边的一片沙漠，面积不大：五六公里宽，二十多公里长，往东延伸到临泽县境。可是沙梁子很大，四五米高，百多米长。错落有致地排列着，一刮风就呜呜响成一片，尘埃遮天。当地老百姓叫鸣沙窝。 那几个人走近了，个头略矮形似敦实其实瘦骨伶仃的刘光耀也认出了他俩，问，你们在这里干什么？ 刘文山回答，我们捋树叶子了。你们干什么去了？ 那几个人不认识他俩，侧眼看看他俩走过去了。刘光耀站住说，我们去黑河口了，在河口测量水位、流量。要从那里修一条大干渠，把水引过来…… 刘文山说，我说呢，这些天没看见你。还好吗？那边吃的怎么样？ 凑合吧，一天一斤，没饿死。 啊呀，你们一天吃一斤！我们可是连半斤都吃不上了。这不，队长叫我们捋树叶子，找代食品。不干活了，停工了。 那几个走过去的人这时喊了一声：走呀，刘光耀！ 胡永顺也说，走吧，太阳快落山了，咱们也回去吧。 刘光耀朝走远了的人喊，你们先走，我休息一下。然后他转过身来说胡永顺：你急啥嘛，坐一会儿再走。 说完话他就坐在地上。 刘文山也坐下了。胡永顺似乎还在犹豫，看看走远的人又看看刘文山，站着。刘光耀看出了他的心思，说，要走你先走吧。我可是走不动了，要休息一下。老刘，你陪我坐会儿。 胡永顺拿起装着沙枣树叶的麻袋说，那你们坐着，我可是要走了，快冻僵了。 这时候，太阳已经走完了它一天的天路历程，斜斜地悬在西边的河岸上。它的炫目的冷飕飕的光线投在干涸的河床上。河床上干裂的泥块翘了起来，像是一片一片的巨大的树叶铺满河床。河岸上稀稀疏疏弯曲的沙枣树把暗影投在他们面前，拉得又细又长。10月中旬的河西走廊已经是肃杀的初冬了，草原枯萎了，白杨树的叶子落光了，红柳披形的叶簇变黄发白了，干巴了。唯有沙枣树卵形的叶子还呈现着生命的颜色——微微的绿色。沙枣树是河西走廊上最耐干旱、最不惧严寒的树种，就是在雨水最多的夏季，它的叶片也不显得碧绿——它的表面有一层银灰色的颜色，叫人觉得生长得苦巴巴的，然而严寒的冬季到来，它又久久不被大风吹落，长时间地保持着顽强的生命——淡淡的绿色。来年的新叶生出来之后，最后的一片叶子才从枝条上脱落。 鸣沙窝的沙梁层层叠叠像大海上的浪涛涌向远方，苍苍茫茫。晚风很是强劲，那里黄沙滚滚。 刘文山问，你们怎么从沙窝子钻出来了？ 我们完成了任务，拖拉机把帐篷、工具仪器、锅碗灶具和行李装上了，人坐不下了。我们坐班车回来的。车走到沙窝子那面的公路上，有个就业工人说下车吧，从沙窝子走是捷径。他说这里的地形他熟悉。确实，这条路近，可是翻过一道沙梁又是一道沙梁把人累死了。 在黑河口苦不苦？ 刘光耀朝着走远了的人影看看，扭过脸来小声说，这正是我想跟你谈的问题——咱们脑子得放活一些…… 嗯？你说什么？ 我说呀，脑子得放活泛一些。在黑河口我就听说这边的口粮减到十五斤了。二十四斤都饿死人，吃十五斤能行吗？蹲在这里等死吗？ 刘文山一怔：你是说…… 刘光耀迎着他惊讶的目光看着，说，有一天夜里在河口上坐着，测量和记录流量，风大极了，冻得我真是受不了，我就一下子想起家来了，想立即就回家去…… 你是说……逃走？ 刘光耀说，脑子真是要活泛些呀。明水的情况我不太了解，可是我想不会比新添墩好。新添墩哪天不死几个人？ 刘文山说，你走了多少天了？半月？当然你不知道这里的情况了：比新添墩还凶，一天拉一马车…… 对呀，像这样下去，你我能活多久？还不如走。 嗯……刘文山像是牙痛，又像是叹息，嗯了一声，片刻后说，走？你想往哪走？你的家是银川，你女人在兰州电线厂当工人。不管你跑到哪里去，人家一查档案，往单位发个函，往你老家发个函，用不着这边派人，那边的派出所就把你拘捕起来。 我就非回家不可吗？ 那你还能跑到哪里去？你的亲朋好友社会关系，档案里都有。不投亲靠友，你还在社会上漂荡吗？黑人黑户，谁都能揭发你，报告你…… 我就不信离开农场就活不下去。我二爷在新疆，这个社会关系，这些年我就没填过，不管填什么表都没填过。我就往新疆跑，找我二爷去。 唉，那不行吧？表上没填过，可是组织上追到你的家里去，一查，或是从你的某个亲友的档案里一查，就能查出来新疆你还有个二爷爷……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钻到老鼠洞里去，人家也能掏出来。 刘光耀沉默片刻说，不能考虑那么多了。这也怕，那也怕，就只能在这里蹲着了。等到真像那些走不动的人一样了，想跑也就晚了，跑不动了。你好好想想，老刘，这两天思考思考，走不走？我反正要走。在黑河口的这些日子，我反复思想过了，走，有风险，辛苦，可能饿死冻死在半路上，但要是不走，那就必死无疑。两天，给你两天的时间，要走，你就给我个话，咱们一起走…… 刘文山看着刘光耀比以前消瘦了许多的脸，久久没说话，心想，怪不得他把胡永顺支走，原来是要跟我谈这个事呀！ 刘光耀站起来了，说走吧回去吧。一边走，他还一边说，在黑河口，他在黑河口附近的农民家里用粮票和钱换了十几斤炒面，准备在路上吃。 刘文山一直没说话。他跟在刘光耀的身后走。他们的脚把河床上龟裂得像破碎的陶片一样翘起的泥皮踩碎了，发出沉闷的破裂声。 刘光耀给了刘文山两天的时间思考走与不走的问题，刘文山还真动了心思：整整两天，他都没有去野外捋树叶和捋草籽，就在地窝子里蹲着；夜里也睡不好觉，睁着眼睛思考走还是不走。他的眼睛因为缺少睡眠而红肿，布满了血丝；他想了很多：走是应该走的，还在新添墩作业站的时候，右派们就都饿垮了，每天都有人死亡。到明水农场之后，粮食定量减少到每天半斤。死亡的人数立即就直线上升……自己的身体虽还不是很虚弱，但又能坚持多长时间？ 但是，两天后的那个黄昏，刘光耀找到他住的地窝子，把他叫到外边说，你到底走不走？我今晚就要走，你要是走，咱们就一起走，不走，我就自己走了。这时他回答，走吧，你自己走吧。我考虑了，我还是不走，我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 刘光耀瞪大了眼睛。 他又说，我不能跑，我的家在定西县，家里有老母亲，还有老婆娃娃，我跑到外地去，——跟你上新疆——将来谁扶养我的老母亲和老婆、娃娃？ 刘光耀：你想得还远得很！你不怕这个冬季过不去就饿死冻死吗？你要是冻死饿死了，谁扶养你家里人？只有跑，活下来，将来才能扶养老人、女人和娃娃…… 他说：这我也想了。明水还有上千人哩，上级就能眼睁睁看着死光吗？别人能坚持住，我就也能坚持住。 刘光耀：老刘，我可是为了你好。你当炊事员的时候照顾过我，我才想着你，叫你一起走——你就跟我一起到新疆去，我们找我二爷去——你不听我的话，可是不要后悔…… 他说：我知道你是好心，可是咱们跑出去就能活下去吗？难道一辈子就东躲西藏当黑人黑户过担惊受怕的日子吗？要是叫人抓回来，那可就一辈子都完了。你没听说吗？有个上海人，跑到云南了，想越境到越南去，就隔着一道水沟，叫人抓回来了。叛国罪，五花大绑送到饮马农场劳改去了…… 刘光耀：你不要讲这些，说个干脆的：走，还是不走。你光看见抓回来的，但也有没抓回来的，你就看不见？ 刘文山摇着头说，唉，不能走，不能走。我要坚持下去。党的政策不是讲了吗，对于犯错误的人，哪怕是有罪的人，劳改释放了还是要给出路的。这一跑，性质就变了。我虽然是家庭出身不好，但我是解放后大学毕业的，念书的时间也没参加过国民党，五二年到五七年在省上和地区工作我没做过什么坏事，就是大鸣大放说了几句话……期满之后还不给个出路吗？一跑，可就是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这样的事可不能干…… 刘光耀看他真不想走，就说，好吧，你不走就不走吧。那就这样吧。我走了。 刘文山站在山水沟里，看着刘光耀顺着山水沟往南走了一截，爬上土坎往一间附近的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房子走去了。他就转身回了地窝子。他思想里还真有点想不通刘光耀为什么要跑：刘光耀是兰州市城市建筑公司的干部，才二十四五岁，到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不久，就在新添墩作业站当了统计，不下大田劳动，身体并没有累垮。管教干部还交给他一件美差：负责收集全作业站的劳教分子寄出的邮件，帮助管教干部检查外边寄来的邮件。有些寄来的包裹装着饼干或其他食品，但收件人已经死亡，无人领取……那是今年春季的一天上午，吃早饭的时候，刘光耀来伙房打饭时对他说，你家属给你来信了，开罢饭来取。按农场的规定，劳教分子往外寄信要交给分队长，分队长再交予管教干部，检查后再由刘光耀送到邮电所。同样的，劳教人员的亲属来信，也是先经过刘光耀的手，再经过管教干部检查，才能分发到收件人。由于他和刘光耀关系好，他的信件在好长时间里不经管教干部检查刘光耀就直接交给他。这天中午，趁着休息的空隙，他到刘光耀住的房子去拿信。刘光耀一个人住在作业站的会议室里，房间中央是一张乒乓球台，球台上堆满了信件和邮包。这天，刘光耀把信件给了他，他要走，刘光耀却叫住了他：不要走不要走，你尝一下这个。说着话，刘光耀从乒乓球台下拽出个贴有外国商标的铁箱子，从里边拿出一个包装得很精致的罐头打开，叫他吃几块里边装的饼干。他一边吃一边问，是谁家寄来的？刘光耀说杜明环的，他家有亲属在香港。他当时很惊讶，说，杜明环还活着，你就敢把人家的食品吃了？刘光耀回答，刘场长叫扣下的。刘场长说了，这么好的东西，我们的省长和高级干部都没吃过，资产阶级右派就享受，真是岂有此理，扣下，不要给！ 第二天吃过了晚饭，刘文山在地窝子里坐着，腿上盖着被子，正和人说话，听见外边哨子响，有人喊：开会了，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去！ 听说是二号宿舍，刘文山和其他人都坐着没动。他们的地窝子就是二号宿舍。他们住的这条山水沟里有十几间这样的地窝子：三米宽，十几米长，一边是走道，一边是地铺，地铺上挤着睡三四十人。他们这间还格外大点，睡了大约四十几个人。 哨音落了不久，稀稀拉拉进来了一二十个人。接着分队长宋新亭和袁干事也进来了。宋新亭是临洮县商业局的干部，右派，因为表现积极，被指定为基建一队的队长。袁干事是管教干部。他们一进来，劳教分子们紧张了一下，原先弱得爬不起来的人也都挣扎着坐了起来。 他们的身后还跟了两名就业人员。这两名就业人员把两盏风灯挂在墙上，然后把一根粗麻绳搭在房梁上，再把两根铁锨把立到墙根，虎视眈眈看着大家。 刘文山惊了一下：莫不是刘光耀被抓回来了！ 就在他惊惧不定时宋新亭厉喝一声：嗯，怎么就这些人？ 外边进来的人已经挤在地铺上坐下了，有人有气无力地回答：再的人都起不来了。 宋新亭气哼哼嗯了一声，然后把脸色变得柔和起来对着袁干事说，袁干事，开会吧，也就这些人了。 袁干事的眼睛左右转了一下，说，刘光耀跑了。今天我们就开个跑人的会。 听说刘光耀跑了，寂静无声的地窝子骚动了一下，人们低声交谈起来，但议论声立即就消失了。袁干事又说话了：刘光耀跑了，他是不想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教养，不想好好改造思想，不想重新做人。这事我今天就不说了。我要说的是刘光耀逃跑有些人知道，但是不报告。非但不报告，还支持他逃跑。这个人与刘光耀同谋，共同与无产阶级专政对抗，和政府对抗。这个人的名字我先不说，就看他自觉不自觉，自己承认不承认。我要的是他自己承认，给他创造个改过自新的机会。 说到这里，袁干事的眼睛盯住了刘文山。 刘文山心里一惊：他是真知道我和刘光耀商量过逃跑的事还是在吓唬人？他怎么会知道呢，难道有第三者吗？是第三者揭发了吗？ 袁干事又说话了：自觉些，这个人要自觉些。你要是不自觉，我可就不客气了。 刘文山想，看今晚的阵势，交待了也得挨整，不交待也得挨整，不交待或许能混过去。且看他怎么办吧。 袁干事吼起来了：怎么，这个人不想走坦白从宽立功赎罪的路吗？非要我点他的名吗？自觉些，还是自觉些好！ 没有人自动交待。地窝子里静得能听见外边的风声。人们都静静坐着，有的人互相看着，好像是在询问这个人是谁，但后来很多人的眼光都随着袁干事的眼睛转向了刘文山。刘文山如芒刺在背，很不舒服，他垂下头躲开袁干事的眼光。他想，你就是把我捆起来我也不承认，承认了就得交待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后果不堪设想。 刘文山！站起来！ 终于，袁干事吼了一声他的名字，他惊得噌的一声站了起来。 你说，刘光耀跑到哪里去了？ 他装出非常委屈的样子说，袁干事，我可是不知道他跑到哪里去了，我就不知道他跑了嘛。 胡说！你不老实！刘光耀从黑河口回来的那一天，你们就在明水河边商量了逃跑的事。有人作证！ 刘文山想起了那天的情景，说，我们那天没说啥。 没说啥？没说啥你们把胡永顺支走，偷偷摸摸的！你老实交待，你们在一起怎么商量的？ 没商量啥。那天他说是走累了，坐着休息一下，我们没商量啥。 啥都没说，一句话都没说？你骗谁呀！ 说是说了，都是些闲话。他问我明水的情况，我问他黑河口的情况。他没说要逃跑的话……你想嘛，他是那么笨的人吗？他要是想跑，还跟我说吗？不怕我汇报吗？ 哼，你还编得圆得很！你老实交待不？你想挨一绳子吧！你们两个人平时就来来往往的，穿一条裤子…… 刘文山不言语了。他和刘光耀来往密切，这谁都知道，没法辩解。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 他说，来往密切这样的事谁都有，但这能说明他就一定要告诉我他要逃跑的话吗？ 你嘴硬，你再嘴哽，就把你捆起来！ 他不再说话了。袁干事说什么他也不说话了。 后来，袁干事也无奈，说了声再要是有人知情不报，我非捆起他来不可！然后就走出地窝子去了。宋新亭和那两个就业人员收拾收拾麻绳和风灯宣布散会。 刘文山瘫倒在铺上。汗水浸透了他的衬衫。他可是吓坏了，怕真叫袁干事捆一绳子。 看来，刘光耀的逃跑是很成功的。就在袁干事开会吓唬他之后的第三天，车马班的康永明告诉他：袁干事吓唬他的那天夜里，场部就派王干事去兰州追捕刘光耀去了。是他赶着马车把王干事送到火车站乘火车的。过了几天，王干事只身一人回到了明水。另外，伙房里做饭的炊事员张维让被下放到基建队来了，在草滩上捋草籽的时候刘文山问张维让：你怎么也下放了？张维让告诉他：刘光耀从黑河口带回来的炒面被队长赵来苟看见了，说你背着那么多炒面干什么？叫人没收了交到食堂。那炒面就放在食堂里。刘光耀逃跑的那一天我又给他了，叫他在路上吃。赵来苟发现刘光耀逃走后去问我：刘光耀的炒面哩？我回答炒面被刘光耀拿走了，说是刘场长同意他把炒面拿回去，我就把炒面给他了。赵来苟很生气，不叫我当炊事员了。 刘文山、胡永顺都在伙房干过，现在张维让也下来了，三个人就天天在一起捋树叶打草籽煮着吃，混日子。 时间已经是十一月上旬，每天吃两碗豆面糊糊的日子持续一个月了，原先身体衰弱的人走向衰竭，原先“健康”的迅速衰弱，原先爬不动的人大批倒毙。刘文山的身体也急剧地衰弱下去，他心里很是恐惧。一天早晨在去草滩打草籽的路上，他对张维让和胡永顺说，光吃草籽哪行呀，这几天我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胡永顺说，不想吃草籽了？那你说你想吃什么？ 他们正走过山水沟东边的一块撞田。这片耕地旁有几间种撞田的农民盖下的平房，如今是场长刘振宇的办公室兼卧室，还有管教干部们吃饭的小灶。房子南边是麦场，麦场上有几垛打碾后垛起的麦草。 胡永顺是西北军区送来的干部，陕北人，入伍前当过农民。他指着麦场上的麦草垛说，哎，你们说怪不怪，都说没吃的没吃的，这几垛麦草咋就没人抖一下？张维让是兰州市商业局的干部，在城市长大的，他说麦草抖它干什么？胡永顺说，嗳嗳，你不懂你不懂。走，回宿舍去，把你们的床单和盆盆罐罐都拿上，今天咱们就在这麦场上盘光阴［1］了。 三个人回了一趟地窝子，各自拿了床单和洗脸盆来到麦场。他们在胡永顺的指挥下开始倒腾麦草：把麦草一把一把地拽下来，迎着西北风抖动，然后把抖过的草堆到一边去。 他们抖呀，搬呀，簸呀，吹呀，筛呀，整整干了一天，黄昏太阳落山的时候，每个人的洗脸盆里竟然有了四五斤秕麦粒。秕麦粒大都带着麦糠，他们又脱下鞋用鞋底搓了一阵，把糠皮簸去。 这时西边的天空只剩一抹淡淡的霞光。他们的身体冻僵了，脚冻木了，但他们心花怒放端着盆往回走。刘文山说，啊呀，今天的日子可是好过了！哈哈！ 胡永顺说，省点吃，省点吃，能吃四五天哩。 他们说说笑笑往回走，却不料有个人影从麦场旁边的干部食堂走了出来，拦住了他们： 喂，你们是干啥的？ 他们认出是场长刘振宇，立即就不笑了。张维让和刘文山吓得一声不出，只有胡永顺仗着自己当过兵，又是三八式的干部，说，我们找了些代食品。 刘振宇问，找啥代食品？ 胡永顺回答，我们搞了点麦衣子。 刘振宇说，我看，我看，我看你们搞的麦衣子。 怕叫同室的劳教分子们看见他们搞到了粮食而眼红，他们都在麦子上边敷了一层麦糠的。他们三个人都端着盆叫刘振宇看。他们本以为抖麦草抖出来的秕麦子，刘振宇就是看见了也没关系。岂知刘振宇在胡永顺的盆里抓了一把，大骂起来： 你们这些坏松，谁叫你们翻麦草的！ 胡永顺辩白：那麦草我们又堆好了…… 但是刘振宇听也不听，朝干部食堂吼了一声：老赵，你出来！ 随着一声噢的应答声，干部灶的房子里走出个人来。是个就业工人，他问刘场长有什么事？刘振宇说： 把他们偷下的粮食拿过来，没收，交到大灶上去。叫大家吃去！ 那个就业工人跨前几步，接过胡永顺和刘文山的脸盆，把“代食品”倒进张维让的盆里，又从张维让的手里拿过盆走进伙房去了。不一会儿，他就端着空盆出来，往张维让怀里一塞，说了声接住。 张维让伸手接盆，动作迟缓了一点，盆掉在地下。那就业工人转身进了伙房。刘振宇瞪了他们一眼，也转身走了，进了他的办公室兼宿舍。 一天的辛勤劳动的成果失于一旦，眼睁睁看着到嘴的食物没了，煮熟的鸭子飞了，三个人呆若木鸡，如同霜打过的茄子，脸色发紫发灰。三个人静静站着，无言无语。 良久，张维让说了一声：走吧，快回去打糊糊去吧。 三个人默默地走，在翻越一道田埂的时候，刘文山的脚绊了一下，跌倒了。他坐着没动，走过去的张维让说，走呀，坐下干什么？ 刘文山说：我乏了。 胡永顺也坐下了，说：休息一下吧，我也腿软得不行。 张维让左右看了看，也坐下：好，坐会就坐会儿。我的心也乏了。这个驴日的刘振宇，把我们几天的光阴抢走了。他不得好死！ 那两个人静静坐着，不出声。 天黑了，西边的天空消尽了最后一抹亮光，那秋水般幽暗的天空也被夜幕遮住了。田野、荒原和祁连山笼罩在一片黑暗中。张维让催促道：起来，起来，走。再晚，那一碗糊糊也打不上了。 他挣扎着往起爬，但却又停住了。朦朦胧胧突兀在田野上的三间平房方向传来刘振宇的喊叫声： 老赵，那兔子不能吃，吃下老鼠药的，有毒。把皮晾下，把肉埋掉去。 张维让捅了一下胡永顺，低声说，你听。 胡永顺和张维让趴在田埂后边往那边望，刘文山也扭过身去趴着，朝那边看。 再也没有说话声传来，但见微弱的天光下，有个人影在房子旁边用锨挖土。再过一会儿，那人影消失了。 张维让说，老天有眼呀！你们蹲着，我看看去。胡永顺说，我也去。他们两个人弯着腰蹑手蹑脚走过去了。 过了十几分钟，两个人回来了，提着三只剥了皮的兔子。张维让很激动的声音说，好了，今天的光阴又有了！ 刘文山说，毒死的兔子肉能吃吗？可不要中毒。 张维让说，老鼠药在肚肠子里，肉是好的，你放心，毒不死。 胡永顺说，毒死就毒死吧，美餐一顿，总比饿死强。 刘文山不再说话，三个人端了脸盆回到山水沟，急急忙忙跑到伙房打饭。饭已开过了，炊事员连锅都洗净了。但他们三个人都是当过炊事员的，炊事员很给面子，从一只桶里给他们舀了几勺稠稠的豆面糊糊。他们蹲在伙房墙根里喝完糊糊，一人端了一盆开水回到宿舍。胡永顺和刘文山住大地窝子，做吃的不方便，三个人便都集中到张维让一个人住的小窑洞里。一个人把兔子洗干净，剖腹，把肠肚拿到窑洞顶上的荒地里埋了，另两个人不知从哪里抱来两捆芨芨草，在窑洞里点起火来。兔子肉放在一个洗脸盆里，再扣上一个洗脸盆当锅盖。为了不叫人看见他们煮肉，他们把洞口挂的毯子用土块压严实，可是烟大，呛得他们咳嗽流眼泪。 肉快熟了，散发出诱人的香味。这香味把一个叫陆成民的地质学校的学生右派引来了。他围着“锅”转，啧啧称羡： 啊呀真香！啊呀真香！你们煮肉啦？ 谁也不回答。 煮的啥肉嘛？怎么这样香呀？ 还是谁也不说话。 陆成民看出了他们的冷漠，但是兔肉的香味太诱人了，他涎皮赖脸地在旁边坐着，伸着手烤火，时不时摸一下“锅”，又碰碰“锅盖”：哎呀真香，哎呀真香！你们从哪里弄的肉呀！ 三个人都不回答。艰苦的生活使得人们的情感淡漠了，什么礼貌呀、同情呀、仁义道德都消灭殆尽了，抛到爪哇国去了。但是刘文山毕竟是旧社会上学五二年毕业的大学生，他忍受不了这种尴尬，说： 我们拾了两只死兔子，是小灶上的炊事员撇出来的。老鼠偷吃库房的白菜，他们把药放上了，没毒下老鼠，倒把兔子毒死了。他们不敢吃，撇了，我们拾来了。 陆成民不断点头：对，对，干部灶那里有兔子，是从夹边沟养兔场抓来的。那些家伙，我们连汤都喝不上，他们天天吃兔子肉。 陆成民是中央某部长的侄子。他是在省地质学校读书时划为右派的，南方人。由于离家远，进夹边沟之后近三年的时间，亲属中几乎没有人来看望过他，他没有得到过任何“外援”。他进夹边沟的时候才二十二岁，但已经像个小老头一样干瘦，形同木乃伊。这还是仗着他有在中央的显贵靠山，农场照顾他经常干点轻活，否则早就没命了。 刘文山与他说话，他的心里燃起了一丝希望，他说，哎呀真香，哎呀真香，给我一点吃好不好？ 刘文山不说话了，他不想给，也不愿给，但为了推托，他看了看身旁的张维让和胡永顺。那意思是我做不了主，你要问他们。 陆成民把脸转向胡永顺，哀求地说，老胡，给我一点…… 胡永顺往火里添芦草头也不抬，说，我们还没吃哩，你就想要！ 张维让干脆说，走吧，你快走吧，我们自己都不够吃，能给你吗？ 陆成民讪讪地站起，走了。 过一会儿兔子肉熟了，三个人又撕又啃吃了。吃完了肉，他们认为骨头也是有营养的，就又长时间地烧火，煮，最后连骨头都嚼着吃了。 吃了骨头，喝完了汤，刘文山和胡永顺身上热乎乎的，心满意足地回地窝子去了。张维让连地方都没挪一下，也没脱衣裳，拉开被子就睡了。窑洞里的残火很长时间才灭，加之一只兔子肉在胃里消化，转化为热量，血液再把它输送到身体的四面八方，这天夜里他没觉得怎么冷。 这天夜里下了一场雪。小雪，天亮后停了，但是天气却骤然冷了一下：来自外蒙古的寒流侵袭了巴丹吉林沙漠，侵袭了甘肃。巴丹吉林沙漠边缘到明水刮着凛冽的寒风，大白天温度降到了零下十几度。人们都麇集在地窝子里，或卧或坐。有的人实在熬不住饥饿，便冒着刺骨的寒风跑出去拔几把芦苇和蒿草回来，在地窝子里用土块支起饭盆点火煮草籽。有存货的人还撒上一把炒面煮成糊糊，没存货的只能干巴巴捞草籽吃。蒿草冒出的烟雾呛得全屋的人咳嗽不止，有人撩起门口的破毯子放烟，但门口睡的人大骂起来：你要把我冻死吗，瞎熊！ 烟呛得人咳嗽流眼泪，但也熏热了地窝子的空气，几十个人才不至冻僵。 挨过了白昼，寂寥的长夜降临。晚饭又是一碗清洌洌的豆面糊糊，漂着几条冻烂了的白菜叶子。喝完了糊糊，刘文山围着被子在地铺上坐了一会儿，脱掉穿在外边的大棉袄——里边是劳教服，一件又小又薄的蓝棉袄——准备睡觉，听见外边有人吹哨子。的哨音响了好几声，宋队长的喊声传了进来： 一队的人都到二号宿舍开会！ 他躺下了，心想开会就开会吧，就躺着听吧。地窝子里已经有三分之一的人失去了活动的能力，开会时躺着，队长也没说过啥。 和往常开会不一样，这天走进二号地窝子的人多，还有些不熟悉的人——其他分队的一帮人，而且比平常还多了两盏风灯，多了几名就业人员，就业人员手里提着麻绳。 刘文山心里一惊：出啥事了？又跑人了吗？怎么这样大动干戈！ 人多，偌大的地窝子挤满了还坐不下，刘文山和几个躺着的人也都坐了起来，腾地方。 人都坐好了。大家也都很惊奇，一个个蓬头垢面的脸朝着宋新亭，有人低声交谈：出什么事了？后来管教科的干事袁志明走进来了，人们突然静下来看他。宋新亭说现在开会，请袁干事讲话。 袁干事二十几岁，还是个青年娃娃。在新添墩的时候刘文山没见过他，可能是场部的管教干部。右派们当中传说，这是个共青团员，武都人，他刚刚结婚，女人也是武都人，很漂亮，但没工作，住在夹边沟农场的干部家属宿舍里。他和一个王干事经常外出执行任务——追捕逃逸者。 袁干事没急着讲话，他把门口坐的几个右派分子轰到里边去：让开！让开，这达留出块地方来！ 一帮右派急急地往里挪动，引起了一阵骚动，但很快就静下来了：人们明白，腾出块地方是要捆人，不知谁做下错事了，要倒霉了！ 袁干事讲话了，他的眼睛细小，但眼睛很亮，说话的口气很硬：在我们二站，有些灭绝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 他停顿了一下，意在强调，警示，引起大家的注意，然后说： 吃人肉！他们从坟滩挖着吃人肉！ 人们都惊了一下，下意识地呀了一声，又都寂静无声了。 刘文山也非常吃惊，且对袁干事的话将信将疑：夹边沟的劳教分子，百分之五十是读过大学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传统礼仪道德观念还是有的，能干出这种丧尽天良、猪狗不如的事来吗？ 这时袁干事喊了一声： 出来！吃下人肉的站出来！ 没人站出来，会场鸦雀无声。 没人站出来吗？胆怯了吗？人肉都吃了，站出来的胆量都没有了吗？ 还是没人站出来。 袁干事的脸很严峻，此时他把脸部的肌肉放松了一下，说话的口气也变软了，似乎是很和气商量的腔调说，嗳，还真不站出来呀？怎么，要我点名呀？点了名才站出来呀？好，那我可就点名喽…… 他突然眼睛一瞪，厉声喝道：张维让！站出来！ 张维让从他的小窑洞来到二号地窝子，原先坐在门口的，后来被轰到里边，坐在刘文山旁边。听见袁干部喊他，先是怔了一下，继而一脸狐疑加上恐惧的神色说： 袁……袁干事，我可没……吃……吃…… 袁干事吼：出来！ 袁干事…… 张维让还想辩解，但两个就业人员跨前两步，泥脚踩到地铺上，像提小鸡一样将他拉到靠近门口的空地上。张维让从伙房下来不久，他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脸色也是红润的，但此刻他已经面如土色，身体筛糠一般哆嗦。他的嗓子发出了哭音：没有呀，袁干事，我没有吃人肉呀…… 袁干事说，没吃！你驴日下的，不给你来厉害的，你嘴硬，不承认。捆起来，给我捆起来！ 又一个就业人员把一根小手指粗的绳子搭在他的肩膀上了。那两个握着他胳膊的人一人抓住一头，很熟练地往他两只胳膊上缠了几道，又把双手在他的身后并在一起，手心对着手心。到底张维让的身体还是比较健康，他的嘴里喊着没有呀，我没有吃呀，冤枉呀……他挣扎着不叫绑，把两只手挣开了。那两个就业人员没能把他的手捆在一起，似乎很是气愤，一个人抬腿踩了一脚他的小腿，正踩在小腿肚上边的腿弯处。他扑通一声跪下了。就业人员就势把他的双手又拉到一起，从手腕处系了个死结。接着，两个绳子头从脖子上边早就绾好的绳环里穿了过去。 张维让还在喊冤枉呀袁干事我没吃人肉呀，但是那两个就业人员一人抓一个绳头，一个人站在他的背后，一个人站在他的头前，两人同时一用力，唰的一声响，他便像挨宰的猪一样尖叫起来：啊哟哟…… 他的身体缩成了一团，他再也叫不出来了，像是断了气一样。两个就业人员又往里拉了一下，把他的双手拉到后脑勺的位置。他的胳膊不知是哪个关节咯叭叭响了几声，他又像是往常人们被火烫着时发出的短促地喊叫声一样地叫了两声：哎哟！哎哟！我的妈呀…… 就业人员把绳子拴死，放了手。 他的嗓子里发出气不够用的呻吟声。 全体右派分子都静默无语。他们被吃人肉的消息惊呆了，也被捆人的行动吓住了。但这时袁干事又喊了一声：胡永顺，出来！ 人们的眼光都投向地窝子深处，因为胡永顺的铺在最里边。由于地窝子很大，灯光照不透里边，地铺上还坐了一些人挡住了视线，刘文山看不见胡永顺，但是他的心又惊了一下：怎么，胡永顺也干了令人不齿的事？ 他看不见胡永顺，但胡永顺的声音从里边传了过来：谁说我吃人肉了？谁说我吃人肉了？袁干事，你不要血口喷人，你拿出证据来？ 胡永顺的声音是强硬的。这个当过兵的人和年轻的张维让不一样，他不是辩解，而是质问。他平时说话做事也都和其他知识分子出身的右派不一样，对管教干部不害怕也不尊敬，说话粗声粗气的。 袁干事说，证据？当然有证据！有人检举，你们几个人昨天从埋人的地方回来，手里拿着铁锨…… 胡永顺从地窝子那头走过来了，他的脸上一副满不在乎的神情，大声说： 胡说，昨天我和刘文山、张维让到麦场上抖麦草去了，我们就没去过坟地。谁揭发的？你叫他站出来说。 袁干事：干什么，叫揭发的人站出来你想将来报复吗？告诉你，我们都调查过了，前天埋掉的徐清源叫你们挖了出来，一条腿没了！ 胡永顺：腿没了就是我们吃了？老子饿死也不干那种事！ 袁干事讥讽的嗓门说：老子？你还满嘴的老子！你狗日的嘴这么硬！老子也告诉你，人家还揭发你们三个人昨天夜里煮着吃…… 我们煮的是兔子肉！ 兔子肉！有那么大块的兔子肉吗？ 那么大块的兔子肉？你看见了？ 我没看见，有人看见了。你们用洗脸盆煮着吃的…… 说到这儿，袁干事回过头喊，拿来，把盆子拿来，叫大家看看。这时一个人从门口拿进三个洗脸盆来。袁干事接过来，一只只举在风灯前，朝着右派们说： 看，大家都看，这盆子外头的血印子还有，这不是证据吗？ 然后他面对胡永顺说，你还有什么话说？ 胡永顺说，那是兔子血！ 袁干事显然是气极了，大声喝道：铁证如山，人证物证俱全，你还抵赖。给我捆起来！ 还是那三个就业人员一拥而上，扭的扭踩的踩，把胡永顺踩翻在地。胡永顺起先大骂，狗日的你们捆我，你们敢捆我……但接着就惨叫不已：哎呀我的妈呀，哎呀我的妈呀…… 亲眼看着这一段时间来与自己同舟共济、相濡以沫的好友被捆起，管教干部又不容被捆者分辩，刘文山吓慌了：他在心里想，怎么办？这可怎么办呀！怎样才能讲得清楚，躲过五花大绑的厄运？ 他根本就想不出办法来。他的大脑已经乱了，心已经慌了。三八式老革命胡永顺都不容分辩，我能讲清楚吗？人家听吗？他只是在听到袁干事喊刘文山出来之后，心哆嗦了一下，才想：应该穿厚点，绳子勒上后疼痛轻一点。于是，他慌慌张张地站起，把五九年的冬季母亲从家乡寄来的母亲手缝的一件黑棉袄往身上套。 但是已经晚了。两个就业人员走过来把他拉了出来。他认识这两个就业人员，他听人说，这两个人在右派们进夹边沟农场之前就在这里就业了；其中一个是安西县的地主分子……这两个人曾经带着他所在的基建队开过荒，夏收时在麦田里教过他如何割小麦…… 他没有分辩，也没挣扎，他知道那都是徒劳！他只是希望绳子捆得松一点……但是，他的顺从并没有得到回报：就业人员把他穿了一只袖子的黑棉袄剥去了，把原先穿着的劳教服棉衣也脱去了。他的身上只剩了一件衬衫，绳子就搭在肩膀上了。继而，麻绳缠住了两臂系住了手腕。再下来就是听见了肩头骨节处发出的嘎巴声，肘关节发出的嘎巴声。他的双手从后背上拉到了后脑。他没有喊，没有哭，没有求饶。他只是不断地咧嘴，像抽风一样，嗓子里发出不由自主的噢噢声。 由于没有挣扎，由于顺从，就业人员没踩他的腿弯，他被捆起来之后是站着的，虽然他的身体被绳子勒得变了形：他的腿可怜地蜷着，腿像是短了半截：他的腰弯着，肚子就要触到膝盖了：他的头被绳子扯得奇怪地仰起；后背上的双手和胳膊如同驼峰…… 汗水浸透了全身。头皮和脸上渗出的汗水从下巴上吧嗒吧嗒掉在地上。 风灯的光线照亮了他们三个人汗水淋淋的脸。袁干事叫人把那两个人从地下拉起来与刘文山一起站着，然后喝问： 说，你们吃人肉了没？ 刘文山和张维让没说话，他们知道越辩解越吃亏，只有胡永顺气喘吁吁说：我们吃的是兔子肉…… 袁干事说，狗日的你们还不交待！拉出去，关起来！ 他们三人被几个就业人员和右派组长架着推着拉出了地窝子。禁闭室是山水沟外边平地上挖出的一间小地窝子，如同一个大坑，上边搭了椽子压了很厚的土，有木头做的很结实的门板。进地窝子的坡很陡，他们被推进去就栽倒了，晕过去了。 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刘文山醒过来了。起初他有点懵：四周怎么这样黑，一点儿亮光也看不见；脸的一边很痛。这是在什么地方，脸为什么这样痛？他想伸手摸摸脸，但奇怪的是手不知去到了何处，不听指挥。这时他的脑际深处突然亮了一下：呀，我是被人绑了起来的。于是，他全部的意识清醒了，这是在禁闭室里，脸痛是因为脸触在地上，被冰冷的土地冰得难受；手伸不到脸上，是因为它被人捆起来了，也冻僵了，麻木了。 正在回忆和思考的时候，他又听见了一个声音在喊，救命呀……于是他又想起来了，自己是和胡永顺、张维让一起被捆起来一起被推进禁闭室来的。这是张维让的声音。 于是，他也挣扎着拼出全身的力量喊起来： 救命呀…… 他清醒地知道，必须喊，必须叫人来放开他和张维让、胡永顺。如果不喊，管教人员忘了这里关着人，那么他们三个人就会死去。他清楚地记得，那是去年冬季在新添墩作业站，有一个右派半夜时分撬开伙房菜窖的门偷胡萝卜被炊事员抓住了，赵干事叫人捆起来关在菜窖里，计划天亮后开批判会，但是天亮后打开门一看，人已经死了，冻得冰块一样。 刘文山和张维让喊了一阵子，胡永顺也醒过来了，也加入了呼喊的行列： 救命呀…… 他们喊呀喊呀，终于，门口传来了咚咚的脚步声，开锁的声音，开门的声音，风灯红色的亮光把禁闭室照亮了。纷乱的脚步声响到了他的头顶，他听见袁干事的嗓门说： 解开，把他们解开。 还是那几个就业人员，把他们拉了起来，解开了绳子。 当初被捆起来的时候，刘文山没喊没哭，但此刻绳子一松，就业人员把他的手从后背上放下来，他感受到的那个疼痛真是无法忍受，像肌肉撕裂了，又像是骨头节拔断了，他禁不住地哭出声来： 妈妈呀……我的妈妈呀…… 那几个就业人员看起来精于此道。他们解开了三个人的绳子后并没有转身离去，而是为三个人揉搓肩关节，按摩胳膊，直到三个人的哭声停止了，——血液流通了——这才把他们扶出禁闭室，送到离着禁闭室不远处也是一间在平地上挖出的大地窝子里。 这是严管队！ 在迁移明水乡之前，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各有一个严管队。劳教分子当中那些不好好劳动，不遵守纪律，顶撞管教干部，打架斗殴或者偷窃公物……一言以蔽之：不好好劳动改造者集中在严管队。严管队配有最严厉最能干的管教干部，还有最积极的右派队长和组长，干农场里最苦最累的活计。进了严管队的劳教分子再要是不服服帖帖，就要进劳改农场去了。 不过刘文山三人进严管队的时候，严管队的境况已经大大改观了：两个严管队合成了一个。因为饥饿，劳教分子们都不劳动了，严管队也不劳动了。和其他队的人比，严管队的人无权出去采树叶和捋草籽，喝完了伙房供应的一碗面糊糊，只能在地窝子里坐着。去伙房打饭时有积极分子押着。 严管队这时有三十三名劳教分子。过了两天又进来个人，是康永明。刘文山和康永明是定西县的老乡，康永明原是定西地区党校的教师，两人以往就熟悉。刘文山问他，你怎么也进来了？康永明说，不知什么人给牲口的耳朵里钉了个钉子，把牲口钉死了，队长说是我钉死的，想吃肉，破坏生产。我疯了吗？我赶大车能吃上能喝上，我把牲口钉死干什么？明明是别人干的嘛，想把牲口杀了吃肉嘛！ 一天半斤粮食，又不能去找代食品，严管队的劳教分子们饿得头昏眼花，身体迅速地走向衰竭，每过两三天就有人停止呼吸。 刘文山饿得饥肠辘辘，心想，非得饿死不可了！这时他想起了刘光耀：当时听刘光耀的话跑了就对了。但是后悔也是枉然：上厕所都有看守跟着，根本就没机会！再说，他也下不了逃跑的决心：背着吃人肉的罪名出去，将来怎么做人？就在这地窝子里饿死吧！他在心里说。 但是他的女人来看他了。 这是一天上午，他上完厕所回严管队，走到地窝子门口，看见离着二十米远，袁干事站在他住的一间平房门口正在和一个女人说话。他一眼就认出了那是他的在定西老家和母亲一起生活的女人。他对身后跟着的看守说，那是我女人。我女人看我来了。 看守说，是你女人吗？ 他说，是。 看守说，走，过去看看。 看守跟着他，他往前走去。袁干事不知和女人说什么，袁干事背对着他，女人脸朝着他。他已经走到跟前站住了，女人看着他，但女人没认出他来。他问了一声： 你怎么来了？ 女人听出他的声音来了，看他，但没有说话，女人惊诧他怎么会是这个样子：头发像乱草一样，脸又黑又脏，只有一双眼睛在动，胡子有三寸长。 他看着女人诧异的眼睛说，怎么，你认不出我来了？ 女人还是不说话，眼泪却涌出来了。这时袁干事说话了： 去吧，跟他到房子去吧。 袁干事说完话转身进了自己的房子。那看守说，走吧，回去吧。刘文山在前边走，女人在后边跟着。进了房子，刘文山鼻子酸酸的，但他忍住没让眼泪流出来。他怕女人看了他的情况伤心，大哭起来。不料女人在他的铺上坐下后很冷静，眼睛里一滴泪水都没有。女人看了看周围人的情况，然后就目不转睛地看着他，不说话。他觉得很是尴尬，在这样的环境里和女人会面，便找话说： 你怎么找到这里来的？ 我是和康永明的父亲搭伴儿来的。 我没叫你来嘛。 康永明的父亲听党校的一个人的家属说，康永明出啥事了，进严管队了。那个家属前几天来看过人。康永明的父亲说要来看康永明，我就一起来看看你。我真不知道你也……要是知道，我就多给你背些炒面。你啥时间从食堂下来的？ 刘文山没回答女人的问题。他的眼睛看着女人放在铺上的面口袋，良久才说，你把家里的面都背来了，你们吃啥？ 家里总比你这里好想办法，这你不要操心。 两个人的谈话断断续续的。刘文山因为自己在严管队，在女人面前觉得难堪和尴尬。他想，女人必定是在袁干事那儿已经听到他的“罪行”了，女人也不像他在新添墩时来看他那样亲热和自然。 时间在他们别别扭扭不冷不热的谈话中流过去了，门外的看守大声喊叫起来：刘文山，时间到了，一个小时了，叫你女人走！ 女人还想坐一会儿，她肯定是累了，也可能还想和他在一起多待一会儿，多看看他，但刘文山站了起来。他知道规矩：往常家属来探视，可以留宿一夜，严管队却不允许，见了面说说话就得离开，当天返回。他心里不好受：他知道．女人从定西到高台，光是坐火车要坐两天两夜，还要步行几十公里…… 看他站起来，女人也站起来了。女人看见周围的右派们看着她，似乎有点慌乱，急急地说：家里的人好着哩，妈的身体好着哩，娃娃也好着哩，都好着哩。我们都盼着你也好好的，好好改造，改造好了出来，我和妈、和娃娃等着你。过新年我再给你送些吃的来。 女人很冷静，很刚强，说完话就往外走，刘文山却泪如泉涌，哽咽着说，我知道，我知道…… 他跟着女人往外走。他想送送女人，但是刚刚走出地窝子外边的过道，一位做看守的就业人员拦住了他： 行了行了，你就到这里吧。 他只好站住，看着女人走远了。 刘文山怔怔地看着女人走远，心里酸酸地进了地窝子，回到自己的铺上。他的心里的确苦兮兮的：女人数千里长途跋涉来看他，见面才一个小时，气还没喘匀就又踏上归途，女人的心里多苦呀！苦死了！ 但是，回到自己的铺上之后，他立即就不想女人了：女人给他背来了半口袋炒面，足有二十五斤！他打开面口袋，抓一把出来。面粉很白——已经两年半了，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再也没有吃过这么白这么细的面粉——用舌头舔了一下，天呀，这是熟面，是女人用笼屉蒸熟的白面，里边还搀了糖，甜丝丝的。 他吃了几口熟面，又用凉开水冲着喝了半碗，然后就把自己铺脚上放的一只皮包拿过来，把里边的衣裳掏出来，将面口袋整个地放进皮包里，锁上锁。 这是一只非常好看的皮包，加拿大产品，是他大学毕业后进省政府财政厅工作，定了行政十八级，月薪一百有零，在兰州的一家皮货商店买的。后来工作调到酒泉，皮包也跟他到了酒泉。以往，这个皮包里装着他最好的两件毛料服装。现在他把熟面装进去，因为面粉现在是最宝贵的。他在心里计划着，每天补贴半斤，这些面粉足以坚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能坚持两个月，农场的粮食供应总是要改善一下吧！ 他把面粉装好，把皮包放在被子后边之后还不放心，又拿出来用一根行李绳缠了几圈，捆紧，绑死，然后用被子包起来放在铺脚上，自己倚着被子坐下。他的心宽慰多了：两个月以内饿不死啦！ 黄昏到来了，门外的看守喊，开饭了开饭了，出来站队！ 往常，饿得饥肠辘辘，每一次开饭，刘文山是抢着往外跑，排在队伍的最前边。这天，因为吃了女人背来的熟面，更重要的是有二十几斤面粉储备在皮包里，他的心里宽敞了许多，肚子便不觉得那么饿了，所以他慢腾腾走出地窝子，排在了队伍后边。在伙房打饭的时间，他也是最后一个打饭。 打了饭，端着饭盆回地窝子。在门口有个人喊住了他：刘文山，蹲下，蹲下，就在这儿吃。 门口蹲着两个右派。他们就坐在进地窝子的过道旁的土坎上，正在喝面糊糊。那个喊他的人一边喝一边说，你今天也太窝囊了，媳妇来了不叫住一夜休息休息，就把人家打发走了。 一来是因为有了女人带来的熟面心情好，又因为这天天气也好，没刮风，刘文山就也在土坎上坐下了，说没办法，袁干事撵着叫走嘛。 另一个右派说，孽障，几千里路上来了，连口水都没喝就走了…… 因为心情好，刘文山坐在门口喝完了面糊糊才走进地窝子。可是进了地窝子，他觉得地窝子里气氛有点不对，情况有点蹊跷：有几个人正挤在他的铺前慌慌张张地干什么，有几个人各自在自己的铺上坐着，手里捧着炒面往口里填。看见他进来，有人小声地叫着：来了，人来了！他铺前的人忽地就散开了。他快速地走到自己铺前一看，头嗡的一声就胀大了，耳朵也轰地鸣叫起来。他的皮包被人拽出来了，捆着皮包的绳子被什么利器齐刷刷切断了，皮包上裂开着近半尺长的一道口子。被人掏出来的面粉把皮包染白了，把地铺上的床单也染得五马六道的。 大概有七八个人手里捧着熟面往嘴里塞，还有的人掀起褥子把熟面藏起来。 他立即清醒了，这是一次有预谋有计划的抢劫。他扭头跑出了地窝子，不顾看守的拦截朝前跑去，没命地喊叫： 队长，我的炒面叫人抢了！我的炒面叫人抢了…… 管理严管队的是一个名叫王治民的管教股干事。这人对右派非常严厉，工作责任心强，每天早晚开饭的时候他都要在严管队地窝子前边转悠。听见刘文山的叫喊声他快速地走过来：谁抢你的炒面了？ 刘文山急得眼泪都要流出来了，说，他们合起来抢。 走，我看一下去！ 刘文山迅疾地走在前边，几乎跑步一样进了地窝子。王干事也快速跟了进来。 眼前又在演出两分钟前的那一幕：仍然有几个人挤在他的铺上从皮包的裂缝里往外掏面粉。刘文山说，你看，王队长你看！ 王干事的眼睛都红了，拾起过道上扔着的一把铁锨——可能就是割断行李绳和切开皮包的那把铁锨——朝着刘文山喊了一声你让开！就往过道深处冲过去。 有人看见王干事了，喊了一声王队长来了。围着皮包的几个人立即散去，但还有一个人不愿走开，一只手还在裂缝里掏着。王干事抡起铁锨没头没脸地打下去。那个人看见铁锨落下来，躲避不及，举起攥着面粉的手来挡。锨头正好打在他的胳膊上。就听他哎呀叫了一声。锨头把他的棉衣袖子刷的一声劐开了一道口子，一直劐到肩膀。劐开的袖子像一块破布片一样甩着。里边的衬衫袖子也破了一截，胳膊立即就流出血来。 这个人是平凉地区一个县的商业局局长，当过兵的。他是因为偷了农场的一只羊吃肉而被关进严管队的。此刻，由于手中的面粉被锨头打得撒了一脸一身，根本就看不出脸的颜色来了，他哎哟哎哟地叫着，在地铺上缩成一团，央求：王队长，我再不敢了，王队长，我再不敢了…… 王干事扑上去踢了一脚凶狠地骂了一句：驴日的，反了你们了！ 王干事是武都人，他操着浓重的方言破口大骂，并且挥舞着铁锨： 瞎熊，你们这帮瞎熊，反革命！怎么越改造越反动，抢起人来了！拿出来，把你们抢下的炒面拿出来，放回皮包里去！你，就是你！还有你！ 他的铁锨指向谁，谁就吓得战战兢兢地把手里捧着的面粉放回皮包里去。那些铁锨指不到的人却还在吞咽着手中的面粉。熟面不像馒头，太干，一时难以下咽，有的人呛得咳嗽不止，眼泪都冒出来了。有的人慌慌张张把熟面藏起来。 经过一场激烈的战斗，熟面被追回来了，但已经损失过半。有些炒面是刘文山从褥子底下枕头下边扫回来的，羼杂了许多尘土、草屑。 有了这次教训，刘文山再也不敢把面粉放在地铺上了。他把女人装面的口袋补了补，且缝上了一条带子，去伙房打饭和上厕所的时候把带子套在脖子上，面粉就挂在胸前。晚上睡觉，他把面口袋放进被窝里，抱在怀里。 刘文山是个有毅力的人，无论每天他的肚子如何饥肠辘辘，无论熟面的香味多么馋人，他每顿饭只吃两小勺熟面，——把熟面加进从伙房打来的面糊糊里，使之稠一点——此外决不多吃。女人临走时说过，元旦时再给他送点吃的来，现有的八九斤熟面，他必须细水长流，否则坚持不到那个时候。 他的腿肿起来了，脸也肿了，但他仍然坚持细水长流。他知道，如果两顿把熟面吃掉了，他立即就会没命了。他亲眼看着同室的人一天比一天少了，近来几乎每天都有人被毯子卷起来抬出去。 就是这样节约着吃，熟面也越来越少，——只剩下二三斤了——他的心恐慌起来：女人能不能按时送吃的来？到底这样的低标准供应要持续多久？国家什么时候才能释放劳教分子？ 他的意识当中，时间已经是十二月中旬了，突然，他感到农场的情况有了变化：已往，严管队去伙房打饭，旁边总是跟着两个积极分子和几个充当看守的就业人员，可是这两天情况异常，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面糊糊提到地窝子来，舀进他们的饭盆里。还允许他们在门口晒太阳了。 一天早晨喝完了面糊糊，刘文山凑到康永明和张维让身旁说，喂，你们看出来没有，情况有点变化？ 他正和康永明、张维让议论为什么会出现异常现象，地窝子的门突然开了，袁干事走了进来，大声说，抱行李，抱行李，都回自己的队上去。快点快点！ 刘文山进严管队的时候，这间地窝子里总共睡着三十四个人，四五十天过去，这里就剩下整整十个幸存者了，其中包括胡永顺、张维让和他，还有最后进来的康永明。他们几个人都浮肿了，但还没有弱到衰竭的程度，而那六个人当中，已经有三个人起不了床，只有吃饭的时候才爬起来坐着。听说叫他们出严管队，一个个都振作起来，在几个就业人员的帮助下，摇摇摆摆脚步蹒跚地往外走。 但刘文山坐在铺上不动。 袁干事看见了，走近两步问，刘文山，你怎么坐着不动？ 刘文山眼皮也不抬，说：我不出去。 袁干事惊讶了：咳，你还住上感情了！ 刘文山：不是住上感情了，袁干事，你把我们三个人捆进严管队，说是我们吃人肉了，我们说啥话你都不相信。现在你要把情况搞清楚——到底我们吃人肉没有。 袁干事皱了一下眉头，大声说，走吧，走吧，出去吧，还要搞什么清楚！ 刘文山坚持说，那不行，一定要搞清楚。你不把情况搞清楚，我就不出去，就是不出去。 袁说：咦，你还硬得很。 刘答：不是硬不硬的问题，是要搞清楚的问题。现在人们都知道我们是吃下人肉的，没有人性的人，惨无人道的人。我死掉也就罢了，但要是有幸活下去，离开劳教农场，还有什么脸见人，还有什么活头。 袁说：咳，走吧走吧，出去吧…… 刘答：那不行，我一定要搞清楚不可。 康永明因为和刘文山是定西的老乡，他想等着刘文山一起走，这时劝他：走吧老刘，走吧，执那气做啥？ 刘文山说：你走吧，你走吧。康永明，你的事和我的事不一样，往马耳朵里钉个钉子，受些冤枉也不是大事，这吃人肉的事可不能马虎，是人的品质问题…… 袁干事看他真不愿走，也不再说什么，转身走出去了。 刘文山一个人坐在空荡荡的地窝子里。 大约过了三四个小时，袁干事又回到这间地窝子里，说，刘文山，走吧，出去吧，我们查清楚了，那件事我搞清了，是个误会。 刘文山在地铺上坐着，冷冷地说，真搞清楚了？你不是骗我？ 袁干事回答：嗳嗳，看你说的，我骗你做啥？我找了张维让了，也找胡永顺了，他们领我去了小食堂，找了炊事员老赵。他说是把兔子埋在粪堆那里了。我们去看了，就是叫人挖走了。和你们说的情况一样。误会了，我们误会了。 误会了？说一声误会就行了？你的一个误会，我们三个人可是差点没命了。 袁干事大为惊讶：哎，看你这个人，告诉你误会了，你回队上去就是了，你还想做啥？ 刘文山盯着袁干事年轻英俊的脸看了几秒钟，一句话没说，站起来默默地卷行李。袁干事叫来一名就业人员帮他拿行李，他自己端着洗脸盆，饭盆，还提着那只破皮包。他们走出地窝子，袁干事对那位就业人员说： 你把他领到二号病房去吧。 二号病房实际上就是他住过的那间大地窝子。就在他进严管队不久，许多人躺倒了，死亡加剧了。为了延缓和减少死亡，领导把几间大地窝子改为临时病房，把生命几近衰竭者集中到这里。派了几个身体较好的右派和就业人员做护理员，端屎端尿；开饭时炊事员把面糊糊送到“床”头上，不叫他们动弹，以减少体力的消耗。 进了病房，刘文山才知道，中央和省委的工作组来过了，过几天就要送右派回原单位。他在心里暗暗地庆幸：终于熬到头了。 探望王景超 在我的印象里，河西走廊是非常干旱的，夏天无雨，冬季下雪的次数也不多，也下不大。和桑不同意我的看法，说，你这种印象不准确，河西下雪的次数是不太多，但要是下起来也很吓人，就拿1960年冬季的那场大雪来说，下了近一尺深，我没齿不忘。 和桑说，那次大雪，她之所以没齿不忘是因为那次大雪前的一天黄昏，她收到父亲来的一封信。父亲在信中说，他在兰州听到消息，夹边沟农场的右派调到高台县明水乡去了，明水的情况非常严峻，问她能不能请几天假去夹边沟农场看看景超。父亲在严峻两个字下边还划了两横。 和桑很明白父亲那两个字下边划横线的意义，那意思是说他不能写得更明白了。那个年代，很多话是不能说出来的，尤其是给她这样的人写信。 其实，她比父亲更清楚景超的情况，因为她仅仅是戴了一顶右派分子的帽子，行政降五级，在安西县境内的四工农场劳动，改造思想。报社每月还寄给她五十八元的工资。而景超却是极右分子，被开除公职，押送酒泉县的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已经两年八个月了。景超十月初曾寄信给她，说他从夹边沟农场调到高台县的明水乡了，口粮降到了每月十四斤。她也回了封信给景超，说，我们的口粮也减少到十五斤了。她在信中还夹了10斤粮票。景超再也没有寄信来。 在接到父亲的来信之前，和桑的大脑里就没有过请假去看丈夫的念头。在四工农场劳动的都是刑满就业人员和右派分子，她没听说过谁请假去看望家人，就是父母死了，也都不敢请假奔丧。王景超是劳动教养的极右分子，她更不敢有这样的非分之想。 但是，这天夜里，她躺在土炕上再也无法入睡。父亲的信在她的心里激起了强烈的欲望：必须去看望丈夫！景超出生在河北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1937年卢沟桥事变之后，家乡沦陷，十八岁的哥哥带着他逃难到了大后方的四川省。在四川，哥哥又加入商震的部队开赴抗日前线，他进了一家伤病医院当看护员。后来他离开伤病医院进了专为沦陷区儿童开设的学校，读完中学。以后的几年里，他又靠着打工挣钱读西北大学哲学专业。毕业时正赶上西安解放，他便参加从老区来的阮迪民领导的甘肃工作团新闻大队来到兰州，创办甘肃日报。他十三岁离开家乡，始终生活在社会最底层。他在甘肃没有其他亲人，没有人去夹边沟看望他，没人给他送食品接济。他可能饿垮了，也可能病倒了，正在死亡线上挣扎，正需要亲人的安慰和鼓励，需要亲人的关怀和温暖。 她甚至在心里谴责自己了：为什么没有早点想到去看望丈夫呢。是的，自己的处境和景超一样，也是在农场劳动改造，但是，这能成为没去看景超的理由吗？作为妻子，不管自己的处境如何困难，都应该首先想到丈夫，为丈夫做出牺牲。 第二天早晨刮大风，她用一块头巾包住了脸，顶着噎人的风尘走到场部大院去了，径直走进了农场政委［1］刘生贵的办公室。经过一夜的思想斗争，她作出了决定，请假试一试，准了就正大光明地走，不准就找机会逃跑去看望丈夫。哪怕看完了丈夫被抓回来，开批斗会，或者给以严厉的惩罚，也在所不惜。 她是以准备赴死的精神走进办公室的。她知道，她在干别人从来没干过的事，可能，她碰到的将是一顿训斥，一次臭骂，一场暴风骤雨，所以站到刘政委面前后，竟然紧张得说不出话来，脸色变得煞白。 刘生贵一抬头看见了她，也看见她不同寻常的脸色，不由得惊讶起来，问：和桑，你要干什么？ 和桑的腿有点发软，心也很慌，但她使着劲儿以很僵硬的口气说，刘政委，我要请几天假。 刘政委没出声，他可能有点不相信，这个右派分子胆敢提出这样的要求。也可能他还在奇怪她的表情和说话的口气。 和桑知道，这可是最要紧的关头，能不能去看望丈夫，就在刘生贵的一句话，这种时候可不能软弱。于是，她以刚才硬绷着的口气说：我要去夹边沟看看我丈夫。我丈夫也是右派分子，在夹边沟劳动教养；我父亲来信了，叫我去看看他。可能他要饿死了，我必须去看看他。我就只请三天假，只要看一眼就回来。刘政委，行吗？ 刘生贵说，这有什么不行的？去看看丈夫，这是好事，为什么不行！去吧，把工作交待一下，你明天就可以走。 和桑僵住了，她真有点不相信这会是真的！她是做好了思想准备的，训斥和拒绝是难免的，但她要死磨硬泡长时间央求领导……她还没调整过自己的情绪来，刘生贵又说，你不用急着回来，见了你爱人，可以住几天。要是病了，就把他的病侍候好，病好了你再回来，不要着急。找你们队长说一下，多买上几斤馍。我也听人说了，夹边沟的情况比我们还严重。 心都要跳出嗓子眼了。和桑没想到结果会是这样的遂人心愿。她想说句感谢的话，但又怕一句话引来灾难——刘生贵可以大发慈悲，但也可以突然变卦呀——便掩盖着自己的欣喜说了一句，刘政委，那我明天就走了。今天我把工作交待一下。刘生贵说，对，把工作交待好。 她飞快地找到了三站的站长，转达了书记的话，然后去财务科把自己管理的账本交给别人，再把油料账也交了出去，把自己管理的各种统计表册物品交给别人。做完这些事，已经到了中午。吃完饭她就去找一个叫杜博之的右派借了一百元钱，找一位右派买了一套棉衣裤，一件大衣。她的想象中，王景超两年前穿的衣服已经破烂不堪了，她必须搞两件能保暖的衣裳带去。王景超是个有洁癖的人，在家的时候，晚上睡觉前，总要把自己的毛料裤折叠得整整齐齐放在椅子上，以防裤线变形。 整个下午，她都没有休息。她几次跑到机务队去，向队长询问明天有没有拖车去柳园车站拉煤。然后她到食堂去了一趟，央求伙食的管理员晚饭时多蒸几个馍馍，提前卖给她一星期的干粮。管理员是一名刑满就业人员，一个凶狠的家伙，可是听说她要到明水农场去看丈夫，也为她高兴，很痛快地说，吃饭时你晚点来，直接到办公室来，我给你准备好。这天晚上的事真是令她大喜过望：晚上她走进管理员办公室，管理员指着桌子上一堆白面花卷说，你带书包了吗？看见她拿出一个碎花布的书包，管理员说，装起来，全装起来。她简直惊呆了：这是精白面的花卷，而且是抹了清油［2］的，散发着清油的浓香。还是四两［3］重的花卷，又大又暄。从她调来四工农场以后，就再也没见过如此大的白面花卷了。她急急忙忙装进书包，总共是20个。装完之后，她说，我一天才半斤定量，这得十天……管理员打断了她：这不是叫你吃的，是给你男人的。快走吧，准备去吧。她感激地说，我怕给你惹事，那些做饭的说出去怎么办？管理员说，谁敢说？驴日的他不想在灶上吃白面馍了！和桑千恩万谢离开了食堂。 这天晚上，她又去了一趟机务队，找到明天要出车的拖拉机驾驶员，说好明天九点钟出发，赶到柳园乘十二点的列车。由于兴奋，这天她又睡得很晚，睡着以后还做了一场梦，梦见她已经到了明水，见到了景超。景超已经饿得奄奄一息，连花卷也吃不下去了。她用水泡着花卷，一口一口喂他。等到了景超有力量说话了……这时她才哭出声来：景超，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她哭得非常伤心，结果把自己哭醒了。哭醒后她发现房子里比往日要亮一些，似乎是天亮了，爬起身往外看，原来是下雪了。雪花在空中飞舞。她知道河西的雪是下不大的，便又躺倒睡了。 谁知天亮后起床，才发现一夜之间下了三四寸厚的雪。那雪还没停的迹象，榆树叶大的雪片洋洋洒洒，近在咫尺的截山被雪花遮没了。她急急忙忙跑到机务队，问驾驶员出不出车？驾驶员说雪停了就出。 可是雪一直下个不停，时大时小。到了黄昏才停，下了六七寸深。 她知道，今天是出不了车了，时间太晚。 转天早晨，她提着花卷和包裹赶到机务队去，驾驶员却说出不了车啦，雪太厚。她有点着急，说，求求你，我是要赶到高台县的明水去，去晚了我男人就……驾驶员截住她说，老和，我知道你的心情，你这是去救命的，可是雪太厚了，要是在半路上滑进沟里，挨冻不说，责任负不起呀。她哑口无言：驾驶员是个就业人员，二劳改，好不容易干上个机务，是不能叫人家冒风险呀！她沮丧地回到宿舍。 天冷，雪是难以融化的，她等了两天，机务队还是不出车。这一来她的心揪紧了：早去两天，可能看得见王景超，晚两天就可能成了终生遗憾。她便去找机务队长。机务队长说，老和，这事我做不了主呀，你问问牛副场长去吧，他说出车就出车，出了事我也好说话。 驾驶员说的牛副场长，是她最不愿意看见的场领导：她害怕他。她是1959年10月从十工农场调到玉门县的黄花农场的，接着又调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先是在四工二站劳动。后来场部下了一道命令，所有的女右派——仅四个人——都调到位于场部的三站来。她当时没来，因为二队都是右派，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学习，人和人是平等的；场部干部多，在干部们的眼皮下工作，政治上的压力太大。这个牛副场长听说她没来，便对二站站长说，那个小右派再要是不来，就叫人捆过来。她吓得当天就自己扛着行李到三站报到了。 此刻，为了早点见到王景超，她不得不硬着头皮去求牛副场长。正好场长们在会议室开会，她便站在门口等着。等到牛副场长出来上厕所，赶紧上前说了自己的要求。牛副场长不耐烦地听她说完，说了一句：滚球开，这么厚的雪能出车吗？就去厕所了。 她默默地回宿舍去了，接着等。 这一等又是四天。到了1961年1月4日，才有一辆卡车去柳园火车站，原来是牛副场长要去酒泉开会。她坐在车槽里到了柳园，上了从哈密开来的列车。这四天也没有白等：从元月一日开始，右派和就业人员的口粮增长到了二十四斤，并且，场部还杀了两口猪，连着做了两顿猪肉熬白菜。猪肉很瘦，菜里又没酱油，白菜里边的猪肉白花花的。她只是吃了白菜，而把肉片挑出来装在茶缸子里，带给丈夫。 从哈密来的列车人满为患，因为年关将近，新疆、青海的人们都往内地走。她好不容易上了车，车门口连站脚之地都没有，只好挤挤碰碰往车厢中间走。挤到车厢中央才有了站脚的地方，挤了挤，她在车厢地板上坐下来。她的体质很弱，站着是不行的，到高台县需要六七个小时。这时又累又冷，眼皮也睁不开了。她抱着膝盖想睡一会儿，却怎么也睡不着，她担忧起景超的命运来了，不知道她能不能见着他。 她和景超是同时在甘肃日报社定为右派的。1957年的早春天气，景超写了一篇杂文《略论“行政手段”》。全文仅一千多字，但景超博古论今，指出今日诸多问题的形成，盖因为有人迷信权力，崇拜圣君，大搞造神运动。以至自上而下一呼百诺，层层只对上级负责，却忘记了对衣食父母的人民大众负责。景超才华出众，气势贯虹，当时的部门负责人认为这是一篇难得的甲等稿件，刊在三版头条发出。文章见报，报社轰动，同人争相拜读。在人们叹为观止、好评如云之时，景超又连续写出《为“三脱”干部叫屈》和《关于抵触情绪》，针砭时弊、击中要害。全报社交口称赞。但是反右斗争一来，景超即被打成极右分子。由于不能和丈夫划清界限和替丈夫辩解，和桑亦被定为右派分子。1958年4月下旬，夫妻双双告别父母和幼小的孩子流放河西走廊。 由于“罪行”轻重有别，惩处也就不同。火车经过酒泉，极右分子王景超被一名保卫干部“护送”去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和桑与另外几名右派继续西行到了峡东火车站下车。峡东就是星星峡东的一个地方，当年红四方面军二万多将士西征，在千里河西走廊被马步芳匪军围追阻截，几乎全军覆灭，仅剩余部数百人从星星峡进入新疆，结束了他们苦难的历程。和桑与她的几位同事却是从这里开始走上荆棘之路。他们辗转来到了安西县十工农场，接受劳动改造。 初到夹边沟，景超就写信告诉她，每天要劳动十二个小时，甚至十六个小时。景超是个有情有义的人，过去外出采访，三四天就要寄封信来，抒写思念之情，可是从夹边沟来的第一封信却说，以后一月写两封信就行了。信还写得干巴巴的，信封还没有封口。她判断，劳教农场寄信是有限制的，且要检查…… 和桑曾经告诉过我，初到十工农场，一位姓周的副书记和一位姓李的副场长和他们开了座谈会。两位场领导亲切地叫他们同志，叫他们安下了心参加劳动，改造思想。特别是那位李副场长和蔼地说他们：你们是国家干部，知识分子，犯了点错误不要紧，只要改正错误，组织很快就会叫你们回省城的。 这时我打断了和桑的话：和老师，你说的两位领导名叫李学福和周世杰吧？和桑一惊：你怎么知道？我回答，不光知道，我还很熟悉他们。我是1965年的支边青年，刚到兵团就在安西县小宛农场开荒。小宛农场的编制是甘肃生产建设兵团农建十一师六团，我们的团长叫李学福。李学福跟我讲过，他是桥东乡的人，农民出身，土改时期当过农会主席。县委书记看上了他，调他到县人委当食堂管理员。1953年冬季，书记叫他去办农场，他领着两个人赶一辆马车建起了十工农场。仅两年的时间，农场发展壮大到一百多名工人，打下的粮食仓库里放不下，便在干燥的地方挖坑，垫上麦草再铺上芨芨草席，把粮食倒进去，再盖上麦草，抹上草泥。1959年十工农场和玉门县黄花乡的一个劳改农场交换，李学福和他手下的职工去了黄花农场，那个劳改农场的犯人来到十工，十工就改成劳改农场了，它的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八劳动改造管教支队。再后来，兵团成立农六团——小宛农场，他从黄花农场调来当了团长。李学福不是长个农民式的脸吗，土里土气？ 和桑说，对对，你说得对。李学福那人长得的确像个农民。不光长相是农民，而且也有农民式的心肠，朴实善良。他从来不训斥右派，不叫我们右派，还要求全场的职工也不准叫我们右派，要叫同志。我记得这么一件事，有一次有个叫司峒山的右派和一名年轻工人不知为什么事吵起架来，那个工人骂他右派，他就回嘴：你看你的右派爷爷哪一点不如你！他们两人吵架的时候正好李副场长从旁边走过，听见了，但他不训斥司峒山，反而批评那个职工：谁叫你骂人家右派的！李副场长对右派确实好，我们在十工劳动两年，从来就没挨过饿，更不要说饿死人！ 和桑还说，十工农场领导人的高度的人道主义精神，我估计就全国来说不是绝无仅有也是屈指可数。1959年10月，上级领导决定十工农场的职工和饮马二场——就是你说的黄花农场——调换，原因是饮马二场是劳改队，而它附近建起了一家军工企业，劳改队成了军工企业的不安全因素，必须迁移。按照上级规定，我们这些右派分子是不能去黄花农场的，要把我们集中到四工农场去。四工农场全是二劳改：右派分子和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十工农场的领导们就像辛德勒救集中营的犹太人一样，冒着挨批评受处分的风险，把几十名右派的名字写进了职工名单，带到了黄花农场，其中就包括我。 可是到了黄花才一个月，有一天李学福来找我，说，和桑同志，看来黄花你是待不住了。我问出什么事了？他说：今年春节，咱们场的宣传队不是去四工农场演过节目吗，四工农场的领导认下你了，来公函指名道姓要你去四工农场。我当时求他：李场长，你想个办法叫我留在黄花吧。李场长说，不行呀，现在人家只是要你一个人，你要是不去，人家跟上级一反映，那几十个人也就留不住喽。 于是，我到了四工农场。 四工农场的右派，我不是跟你说了吗，1960年饿死了百分之三十。 和桑在列车上坐了整整七个小时，天黑透了才到明水河车站。四工农场的人告诉过她，去明水农场不能在高台车站下车，而是要在明水河车站下车，明水农场离车站就三公里，半小时就能走到。她是在明水河车站下了车，可是又不知道明水农场在什么地方，怎么走。她在铁路上走来走去，想找个人问问，可是她的脚下连站台也没有，看不见一个人。只有夜空下映着微弱亮光的皑皑雪野。风刮得很紧，天空不知什么时候又飘起了雪花，她的衣裳已经被风刮透了。后来她看见了不远处有一块黄色的亮光。走近了才看出是一间小小的扳道房，只有一个工人坐在椅子上打盹，桌子上放着一盏风灯。 和桑敲开了房门问，同志，去明水农场的路怎么走？ 那工人看清了是个青年妇女，说，这么晚了，你要去明水农场？ 嗯，我是要去那儿。 那还有七八里路，你一个女人去那儿，不安全吧。 不怕，我走惯夜路了。 路上可是一个人也没有呀。这地方有狼。 有狼？ 是呀，我在这房子里，天天都听见狼嚎。 和桑犹豫了一下：那……我也得去。 那人看出了她的犹豫，说，大嫂，我劝你还是住一夜吧。这路基的下边，有几间房子；那里住着我们铁路上的几个家属。我可以帮你找个住处。太黑了，你一个女人家，走夜路真是危险。 和桑踌躇起来了：是的，这茫茫的黑夜，孤单单一人上路，是够瘆人的。但是她又这样想：可能景超已经病倒了，还没吃的东西，已经奄奄一息了。她早去几个小时，就能救下一条命，而晚去几个小时，就没命了……于是她的口气变得坚定起来：大哥。谢谢你的好意，可是我一定要去，那边有人眼巴巴等着我…… 那工人在她的脸上看了几秒钟，似乎是明白了什么，说，好吧大嫂，你一定要走，那就走吧。我指给你怎么走。 那个工人走出扳道房领着她走下路基，指着雪地上几个被人踩出来的雪窝说。你就顺着这脚印走吧。这是白天从东边来的几个人踏出来的脚印。他们也是去明水农场的，是探视亲属的。 和桑谢过那位工人往前走去。她走得很急，因为害怕，又因为心急——恨不得马上就见着景超——雪又很深，走了不远一截路，她的身体就发热且出了汗。但是脸却冷得受不了，风刮得雪花打在脸上，针刺一样疼。雪花打得睁不开眼睛。她把脸往东边扭过去，侧着身体往前走。 这样走了一段，她突然觉得有点不对劲儿：引导她前进的脚印消失了！雪原平展展的没有一个雪窝。她想，是不是侧着脸走路，走岔了道？于是，她沿着自己踩出的脚印退回去，才又找到那些雪窝。她接着往前走。走呀走呀，走到一棵沙枣树跟前，脚印又乱了，分别朝两下走了。她的心便慌了：应该顺着哪条路走呢？就在她拿不定主意走哪条路的时候，突然传来一阵咕吱吱的声音，她看见右前方朦朦胧胧有个人走过来。那人越走越近了，咕吱声也大了。她从身影和走路的姿态判断出是个老人，就大胆地问了一声：大叔，往明水农场怎么走。还真是个老人，苍老的声音问她：你到哪个队去？她回答三大队，老人便说，往右边走。你看，那边不远的地方有灯光，就朝那边走。顺着老人指的方向看去，穿过纷纷扬扬的雪花，还真有一点微弱的灯光在雪雾中明明灭灭。于是，她看准了灯光走去，很快就走到两间房子跟前来了。那灯光就是从朝南的窗户里射出来的。她朝周围看了看，想问一下三大队住在什么地方，却看不到一个活动的人影。于是，她闯了进去。 看得出来这是间办公室，因为地下摆了两张办公桌和几把椅子，桌旁坐着两个人。她从穿着判断，这两人是农场的管教干部。于是她省去了所有的称谓说，请问，三大队住什么地方？那两个人没回答她的问题，也不问她的身份，张口就问，你找谁？ 看来那两人已经在心里确定她的身份了，知道她是来干什么的。她便直截了当说，我找三大队的王景超。我是她女人，刚才下火车。 那两个人没再说话，一个盯着她看，另一个拉开抽屉取出个状似花名册的笔记本，一页一页翻。 她想，这两个人可能是场部的干部，要是三大队的还要查花名册吗？ 那人翻了几页，抬头看她，说，王景超已于12月13日去世。 她愣了一下：你说什么？ 那人重复：王景超死了。死于心力衰竭。 这不啻是晴天霹雳，惊得和桑目瞠口呆，这是刀子，刺在和桑的心上！她呜呜地哭了。她的身体晃了一下，几乎摔倒，但她踉跄两步身体倚在了墙壁上。这时她放声大哭起来。来明水之前，她无数次地想过，景超肯定处在危机之中，饿垮了，连床也起不来了。她赶来，一定能鼓起他的精神来，把他从死亡线上拉回来，她实在是没想过他会死去！三年前他只是在一封信中说过，他的饭量很大，近来眼镜嫌大了。从那句话里她就明白景超是挨饿了，她还给父母写了信，要他们支援景超。父亲多次来信说，给景超寄了饼干，寄了炒面。景超劳动教养没有工资，她每月还发五十八元钱，她要抚养两个孩子，还要付自己的生活费，但她仍然每月寄给景超五元钱。景超是不该饿死的呀！景超能吃苦，身体也健壮…… 她哭了很久。哭了半小时，又哭了半小时……景超的死令她悲伤之极，她也恨自己：晚了，来得晚了，要是早来二十天…… 和桑一直在哭，哭了很久。那两个管教干部就在旁边坐着，吸烟，喝水，一句话也没说。对于景超的死，他们也不做任何解释。后来，见她哭声渐小，有个人就出去了，过一会儿带个蓬头垢面衣着破烂的人进来，说，行了，行了，哭够了就去休息吧。累了吧？看她不出声，那人又说，小范，去，领她找间房子，叫她睡觉。有被子吧？那个被叫做小范的说了声有，又对和桑说，走吧。 和桑的确是累了。坐了一天火车，又走了一片雪地，刚才的哭嚎哭得她几乎喘不上气来，她的整个身体都要瘫了。她提着衣裳和装花卷的书包走出那间草房。 原本就是伸手不见五指的黑夜，又是从煤油灯下离开。出了门和桑就跟睁眼瞎一样，四面一片漆黑。她只是跟着那个人走，也不知去哪里。走了没几步，她的感觉似乎是在下坡了，心想应该小心点，下了雪的路很滑，但这念头刚一闪，就滑了一跤摔了个屁股墩。那个人听见她滑倒了，停了一下，等她站起再走。 再走，那个领路人说话了：往这边走，你跟着我。那人在前边走，她跟着，还是下坡，然后就看见了黄色的灯光，灯光是从一个草帘子缝里射出来的，照亮了一道斜坡和过道。这时，那人掀起草帘子说，进去吧。 进去她便明白了：这是一间地窝子：墙壁是土坎，头顶上横了两根圆木，上边稀疏地搭了几根椽子，椽子上苫了些蒿草。地窝子还真不小，三米宽，十几米长。靠里边的墙壁留着一面和房子一样长近两米宽的土台子。看起来这土台子就是右派分子们的大炕，因为土台子的一头堆着几十床被子。大炕光溜溜的，一根草也没有。 炕上有一盏墨水瓶做的煤油灯，灯光如豆，房子显得阴森恐怖。那个人说，坐吧，坐下休息休息。你累了吧？ 她怯怯地坐在炕沿上，心想，今晚就住在这儿吗？这时她已经看清楚了，领她来的人是个年轻人，因为久未洗脸，蓬头垢面，衣衫破烂，无法猜度他二十岁还是三十岁。为了表示亲切，她问了一声：小伙子，你是干什么工作的？ 劳教分子，右派。 从哪个单位来的？ 兰州大学。 你是老师？ 学生，化学系的。 你今年多大了？ 二十岁。 二十岁？你才二十岁？ 啊，二十岁。我是五六年考入兰大的，十八岁当了右派，然后来夹边沟。 和桑正和这个小右派说话，又进来个年轻人，怀里抱着一把蒿草。进来后就点火。先头的那位小右派问从哪找来的蒿草？那人回答，从下边的窑洞搜集来的。他们说着话将一个洗脸盆放在摆成三角形的土块上，倒上水。水开后又从一个布袋里抓了几把面粉撒进去，煮成稀粥。 粥煮熟了，那位小右派叫和桑：你也来喝点粥吧，暖和暖和。 和桑没谦让，接过小右派递过来的一个小调羹。小右派又叫她坐近点，说离火近暖和。和桑往前挪了一下，坐在火堆跟前。她真是冷得难受，这空旷的房子比旷野暖和不了多少。 三个人各自用一把调羹从锅里舀粥吃。喝了一口粥，和桑就觉出这是米粉做的，便问，哪来的米粉？ 小右派回答：姨母寄来的。 你是南方人？ 厦门人。我和他都是厦门人，我们是同学。 她又问那个年轻人，你多大了？ 二十一岁。 也是右派？ 也是。 你们为什么从厦门来兰州读书？ 他父母是兰大教授。他在厦门长大，父母叫他考兰大化学系。化学系的主任和兰大校长是著名的化学教授。我和他一起报考的兰大，一起当了右派。 你们的校长叫陈世伟，你们熟悉他吗？ 不熟悉。他也是右派，来夹边沟了。 他也来夹边沟了？我知道他是右派，但不知他来了夹边沟。 是来夹边沟了。我们是坐火车来的，他是小轿车送来的。 出于新闻工作者的敏感，和桑问，陈世伟还在这儿吗？ 不。他在夹边沟半年，就调走了。1958年冬季，来一辆大卡车，拉到马鬃山煤矿去了。那是劳改队。有人说在电机厂。 到底在哪？ 不知道。 喝完了粥，和桑拿出几个花卷，两个小右派一人给了一个。两个小右派有点难为情，和桑说，吃吧吃吧，这是带给我丈夫的，他已经死了。两个小右派在火上烤花卷。蒿草的明火熄了，暗火正旺，还没烟雾，正好烤花卷。和桑也烤了一个吃。吃着花卷和桑问他们认识王景超吗，王景超是从新添墩作业站来明水的。两个小右派说不认识，他们是夹边沟场部调来的。来明水没怎么干活人就饿垮了。他们又问和桑在哪儿工作。和桑说同王景超一样，也是甘肃报社的，也是右派，他们就叹息。后来和桑又问： 这么大的地窝子，怎么空空如也就你们两个人？ 小右派回答：这间房子原来住三十几个人，挤得密密匝匝的，像鱼罐头。后来死掉了一多半，还有几个回家去了，就剩下我们两个人了。 和桑很是惊讶：你是说有几个右派回家了？ 对呀，有几个人的家属来探望，领导叫家属接走了。 噢…… 火快要熄了，小右派说该睡觉了。他从土台子上的被垛里抱了两床被子给和桑，叫她铺一床盖一床，如果冷就再抱。然后他就和自己的同学在土台子那头拉开被子睡下了。 和桑没睡。她有点尴尬和难为情：自己虽不是小姑娘了，不是害羞的年纪了，但也是个二十八九的青年妇女，怎么好和两个小伙子睡一间房呢？便守着那堆残火坐着。 两个小伙子似乎看出她的心思来了，还是那个小右派说，喂，大嫂，你放心睡吧，不要害怕。我们不是坏人。 和桑只好拉开被子睡下，连棉衣都没脱。这一夜她根本就没睡好。躺在土台子上可以看见星星，雪屑还从茅草缝隙里落下来。王景超的死也折磨着她：悲痛难忍，思绪万千，久久难以平静。她想起来，在反右派运动中，虽然她和王景超在报社里三天两头受批判挨斗争，可是回到家里还是亲亲切切的，可以互诉心曲。而现在王景超却是永远地离开这个世界了，自己不仅仅成了孤孤单单的寡妇，而且还是个右派分子。不光是自己当了无依无靠的寡妇，两个年幼的孩子也没有父亲了。那是1958年4月下旬的一天，她把孩子送到母亲那儿去，和父母告别，当时老大才六岁，但是他已经隐约觉出妈妈出什么事了，抱着她不放手，哭着说，妈妈你要去哪儿呀！差一个多月才将满四岁的老二却说，我要和妈妈睡，我要和妈妈睡。当时她的心都要碎了。今后呀，拉扯两个孩子的重负全部压在自己的肩膀上了……她的思绪突然又跳得很远：那是1949年10月，自己从兰州女中毕业，已考上了兰州大学却又没去上，而是进了报社；那是因为自己革命热情高涨觉得参加革命比上学更有意义。进报社不久她就认识了景超。在后来共同生活的道路上，景超又是伴侣，又是严师。他逼着她学习，说，要想当一个好的编辑和记者，至少要熟背一百篇古文……正是在景超的帮助下，自己的工作能力快速提高，1956年报社第一次评定职称就晋升为编辑。突然，她又憎恨起四工农场那个牛副场长来了：1959年12月，四工农场硬是把她从黄花农场要过去不久，一天在二站的田野上，牛副场长遇见了她，竟然狞笑着说，你就是那个演《小拜年》的女右派呀，你知道不知道，就是我把你从黄花农场要回来的，你高兴不高兴？她当时脸都气黄了，说，我舒服点你就不高兴，你是个什么心态的人呀。牛副场长当时就发狠了，狠狠踢了她两脚。当时正巧有几个干部家属在旁边，说，牛场长，你在一个媳妇跟前摆什么威风？才挡住了他进一步逞威。 和桑天快亮才睡着觉。一觉醒来天已大亮。抬头看看，那两个小右派已经没影儿了。便起了床，抖一抖被子上的雪屑，放好，用手整理了一下头发，走出房子。 雪已经停了，太阳很亮。 站在门口她才看清楚：房子建在一条十几米宽的山水沟里。这儿是山水沟的上梢，沟才一米多深。她住过的房子是在洪水涮出来的湾子里朝崖坎方向掏进去的，又往下挖了半米，顺势倚坎而建，房顶上压了些茅草，活像一个菜窖。这样的地窝子一连有三四间。再往北，山水沟就变得深了，有两三米深，沟坎上挖了些窑洞，洞口看样子也就一米高，人趴着能钻进去。里边是大是小，她没去看。太阳已经很高了，看看表已是九点多钟，她急急地顺着昨晚摔跤的斜坡走出山水沟，走进昨天那间房子。 房子里只有一个人，就是昨天翻阅死亡登记簿的那个人。看她进来，那人没说话，她就主动说，我要到王景超的坟上看一看，你能不能领我去一下？那人说，我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在哪里。她说，你不知道在哪里没关系，你给我找一个知道的。 那人走出去了，间隔几分钟回来，说，王景超的坟很远，埋得也很好，你就不必去了。 和桑一听就上火，提高了嗓门说，我大老远跑到这儿来看丈夫，没见着活人，看看他的坟总是应该的吧？ 那人说，我说不应该了吗？ 你说不必去了！ 我是说太远，路上有雪，你不必去了。 我不怕远。我从安西县四工农场来，几百公里路都赶来了，他的坟我还走不到吗？ 那人不回答她，反问，你是在安西县工作吗？ 不。我是右派，我在四工农场劳动改造！ 和桑把自己的情况和盘托出，心想，到这种地步了，我还有什么必要隐瞒身份吗？还有什么顾虑和惧怕吗？ 那人在她的脸上打量了几秒钟，没言语。 和桑又说，快点呀，你快给我找人呀，领我到王景超的坟上看看，我要为他扫墓。 扫墓？嘿嘿，你还要扫墓！ 对，就是扫墓！怎么，不能扫墓吗？ 和桑说话的口气很强硬，完全是一种挑衅打架的样子。那人生气地瞪她，似乎要发火，但又克制住了，说，扫去，你扫去呀，我又不拦着你。 不拦着我，你为什么不领我去？ 跟你说了，我不知道你男人埋在什么地方。 谁埋的？你把埋人的人叫来问一下，不就一清二楚了？ 埋人的人也死掉了，叫别人埋掉了！ 和桑没办法了，她想哭，但她忍住了。刚才她已经表示出自己的愤怒情绪来了，她不想再叫他看出自己的软弱来。她停了停才说： 难道坟地在什么地方你真的不知道吗？你的登记簿上没有记录？ 登记簿上哪有地点！你看，不信你看去！ 那人把抽屉里的笔记本啪的一声扔在桌子上。 和桑因为很硬气地说了几句话，愤怒有所发泄，情绪逐渐平息下来。这时她想，看来，这个人的确不知道王景超的坟冢在什么地方了，这事不能强迫他了。否则他派个人领她到坟地去，指鹿为马说这个坟就是王景超；自己面对一个陌生人的坟冢哭一通又有什么意思？在四工农场她就看见过，有些死者的坟冢根本就没有墓碑，有些死尸拉到田野上随便盖上两锨土，草草了事。于是她又说，真要是找不到王景超的坟就算了吧，你们派个人送我到高台火车站去，我要回兰州。 从四工农场出来的时候，她已做好了思想准备，看完了丈夫就回兰州去。她已经在心里作出了决定，再也不回四工了。1958年的春天，宣布她为右派时，人事部门跟她谈过，若不愿去河西的农场劳动改造，就开除公职，自谋出路。当时她相信了毛主席的话：不剥夺右派的公民权。所以她还是服从了领导叫她到农场劳动改造的决定。但是两年半的现实已经令她心灰意懒，她决定不做这个有公民权的右派了，她想跑回家去自谋生计，做个没有公民权的人。 那人又出去了一趟，片刻后回来，说，我们领导说了，我们农场的人很快就要回兰州了，领导正在和铁路联系车皮，你等一两天吧，联系好车皮，你和这儿的人一起走。你说好不好？ 她只好同意，因为她明白：叫农场派人送自己是不可能的，独自去车站又怕挤不上车去。她知道，从哈密开过来的这趟列车，经过玉门市和酒泉县之后旅客更为拥挤。 时间已是正午，她回到那间地窝子，啃了个花卷。不知什么原因，那两个小右派没回房子来。 尽管外边的太阳很亮，但是房子里寒气袭人，越是坐着越是寒冷，身体突然打起哆嗦来。于是她又提着书包走出房子。她想随便走走，活动一下身体，也看看明水。 她顺着弯弯曲曲的山水沟往北走，走过了七八间地窝子。她进了一间地窝子看看，地窝子很长，并排能睡三四十人，但是却空无一人。地上零乱地扔着几本书，几双破鞋，还有两件撕掉了棉花的破棉袄。凭她的生活经验，那棉花准是被人们撕去做鞋垫了。有一间地窝子有人，她进去看了一眼，空荡荡的房子里总共有六七个人。那几个人看她探头，问她找谁。她说找一个叫王景超的。那几个人说不认识。她又问人死了埋在什么地方？一个人说，往北走，往北走出了沟，有一片沙土地，再往前是沙梁子。死人就埋在沙梁子下边。她问有多远，那人回答，四五里路吧。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听他说，那边埋的人不多，多数还是埋在南戈壁上。还有这边沟坎子上的荒滩上都有。她说声谢谢往外走，有人又追了一句：大嫂，不要找了，你找不到。 她顺着山水沟又往北走，地窝子就没有了，山水沟越来越深，崖坎上排满了大大小小的窑洞。小的窑洞只能钻进一个人去，空间不够站立的尺寸，钻进去就得躺下，或者坐着。大部分窑洞空无一人，洞口没有任何遮挡物。只有少数几间窑洞挂着草帘子或者破棉被，里边有人坐着或躺着。有个大窑洞里住了五六个人，她问他们知道王景超的坟吗？人们都摇头，只有一个人说他认识王景超，在新添墩的时候编在一个分队，但他不知道王景超哪天死的，葬身何处，因为到了明水重新编队，他们就分开了。他劝和桑不要找了，说，刚开始死的几个，还立个木牌牌写上名字；后来就连个纸牌牌都不挂了。她问他们，那边有地窝子，你们为什么不去住，要窝在窑洞里？有人回答：地窝子比窑洞还冷；窑洞就门口透气，地窝子却是整个房顶都透气，因为椽子太少，茅草苫上去没压土，也没抹泥。 离开这个窑洞，正好一段崖坎上有条小路通到荒滩，她就爬上去了。看得出来，这是一片未开垦过的荒滩，在茫茫雪原上伸出枯黄的一丛一丛的芨芨草，还有干枯了的红柳。骆驼草特别矮，原因是它的下半截埋在厚厚的积雪里。 天地间一片白茫茫。西南方向的雪原闪烁着太阳耀眼的亮光，而东方的雪野呈现出蓝莹莹磷火般的朦胧色彩。天地相接处有几株灰楚楚的树木。 和桑的眼睛被许多零零散散的雪堆所吸引。他们或单独、或三五成群，比积雪高出一截。她走近几个雪堆看了看，判定就是坟茔，因为朝着东头的雪很厚，形成一道雪塄子，而朝西的一面却露出黄色的沙土——这是西北风所致。 所有的坟冢都没有墓碑。 她面朝祁连山的方向站了一会儿就下了沟。蓝天白云，青天白日，但是西北风很硬很强劲，刮得她的眼睛不停地流眼泪。 这天夜里她和几个妇女住在一间大地窝子里。这些人都是来看望丈夫的。 有个敦煌县的农村妇女是前天坐火车来明水的，在高台车站下的车。下车时天黑透了，她辨不清方向，又不敢问人——听人说高台很乱——就在车站下边铁路工人们的柴禾垛旁蹲了一夜。天亮后想走，已经站不起来了。她痛苦得呻吟起来，房子里的铁路职工把她扶进房子歇了半天，她才走到明水农场来。顺着铁路走是二十五里。 还有一位妇女是从天水来的，带着一个十四岁的男孩和一个八岁的女孩。她是接到丈夫的信赶来的，丈夫说他想孩子，想见见孩子。他们长途跋涉一千公里来到明水，却没有见到丈夫。丈夫在十天前就去世了。掩埋丈夫的人也去世了，没找到丈夫的坟冢。 还有个女人是十天前来到明水的，带着五岁的孩子。她到明水前的两天，丈夫就躺倒在一个只能住两个人的窑洞里，发烧，说胡话。她和孩子在丈夫的窑洞里守了十天，天天把炒面用开水冲成糊糊喂丈夫，但是丈夫始终没清醒过来，昨天死去了。和桑问她：一星期前不是来车把病危的人送到高台农场去了吗？那女人说，有个大夫跟着车来了，检查后说心脏太弱，不能动，——不能上车——就没接走。呜呜呜，知道遭这么大的罪还是死了，还不如那天背上车去，说不定还能活一条命。唉唉唉，人死了，带来的干粮也吃光了，怎么回去呀…… 还有个妇女是兰州市邮电局的干部，她说我来这一趟可不容易。到火车站买票，车站还要介绍信。我又不敢去单位开介绍信，怕单位领导说我和右派分子划不清界限。偷着上了火车，到永登查票查出来了，人家非说我是盲流，要送车站派出所收容。好说歹说，差点给人跪下，才补了一张车票。 一个妇女说，前两天一个老奶奶领着儿媳妇来看儿子。儿子死了，老奶奶哭死了…… 几个人简单交谈后便大声痛哭。哭够了睡觉。房子里没生火，房顶依然能看见星星，门口挂片芨芨草帘子。 和桑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住了三夜，第四天的早晨，有人挨屋通知，说今天有车了，都准备上路，到高台火车站坐火车。中午时分，一个名叫王志穿着旧军装的右派来找和桑，说是队长派他来的，把她送到火车站去。王志帮她提着行李——她从四工带出来的衣裳和一条毛毯——跟着其他人拖拖拉拉步行上路了。 半路上，她看见王志气喘吁吁的样子。便把自己书包里的最后一个花卷给了他。她问王志，你怎么不拿行李？王志回答，领导不叫他走，因为他还走得动路。领导说，所有的右派离开明水以后，他才能回家。后来和桑才知道了，这个王志并非等闲之辈。他是西北军区战斗文工团的编剧，写过几部在全国都很响亮的话剧和歌剧。 天黑时分火车到站。这一列火车多拉了一节车厢，是专为明水和提前七八天接到碱泉子农场去养病的右派准备的，进站时空着。但是车门打开，那些高台县的其他旅客也都涌了过来。右派们和其他旅客都往上挤，如同洪水淹了黄河源，逃难一般。 有个临洮县的右派被人挤倒了，跌在站台下的枕木上，没再爬起来。一位管教干部把他拉上来，人已经断气了。 右派们上车，正是开晚饭的时候，但是列车员告知大家，他们的那份烧饼被管教干部买走了。有人去要，管教干部说一会儿送来，又迟迟没有送来。和桑的花卷在明水时送给那些妇女、孩子吃掉了，此刻只好饿着。一个来看右派儿子的陕西农民给了点炒面叫她充饥。 在列车上，她一个人也不认识。她静静坐着，听见有人说了一句话：听说王景超的家属来了。她立即对那人说，我就是！你认识王景超吗？那人回答：我和王景超是一个队的。 你能讲点王景超的事吗？ 王景超呀，这人正派，对人不卑不亢。此人叫邹春生，西北军区工农速成中学的文化科科长，三八式干部，右派加坏分子。他被戴上坏分子的帽子，是因为进城后要和当军医的妻子离婚，未获批准，就与一青年女教师同居并生了孩子。重婚罪。 旁边还坐着一位临洮县一中的教师，问和桑：你去了王景超的坟吗？ 她回答：管教干部说远，没去成。 临洮人说：很近，也就两百米。 夹边沟记事附记 和桑是在兰州市五泉山公园附近的西北民族学院她的家中接受作者采访的。讲完了去明水探望丈夫的故事，她停顿一下说，王景超的故事还没有讲完，我的故事也仅仅开了个头，你还想知道后边的事吗？于是她接着讲下去： 前边我对你讲了，我是下决心不在四工农场改造思想跑回兰州来的。由于我的行动正好和抢救人命释放右派回家合拍，结果并没有招来什么灾祸。1961年9月，报社还宣布摘去我和王景超的右派帽子，1962年10月又恢复我的工作。当然，摘帽右派是不能再搞编辑工作了，领导安排我到资料室管图书。这时候我就想，干事业是无从谈起了，那就抚养孩子吧，平平安安度过余生吧。于是，我第二次结婚了，丈夫是西北民族学院的一位讲师，也是摘帽右派。可是我的家庭又一次处于风雨飘摇之中——西北民族学院停办了，丈夫被下放到甘南藏族自治州。接着文化大革命开始，1968年清队又把我揪了出来，批判，斗争，并于1969年再次戴上右派帽子，开除公职，遣送到会宁县六十里铺交农民监督劳动。监督劳动了四年，1972年我听到消息要对文革清队的问题进行甄别，我就又擅自跑回了兰州，找军管组要求重新审查我的问题。我不断地找，反复地找，到了1974年8月，军管组终于承认错整了我，将我收回报社并第二次摘掉了我的右派帽子。既然承认整错了。就该恢复我的工作，但领导却通知我去甘南州民族学校当教师。说是照顾我和丈夫团聚。并且我被告知：同意也得去，不同意也得去，如果三个月内不去甘南州，即以自动离职论处。我是不愿意离开兰州的，我还有八十多岁的老母需要照顾，甘南州海拔2900米，属高寒地区，我不能把老母亲带去呀。但是，那个时代，离职就无法生活，无奈之下我还是去了甘南州。在甘南州又过了四年，1978年，我的问题才得到彻底解决，右派问题改正了。正好这时民院重新开办，我便随丈夫调到民院汉语系工作。 1983年，丈夫因为患癌症去世了，我第二次又成为寡妇。1983年我五十一岁。五十一岁的寡妇还是有人要的。有人登门来说合，但是被我谢绝了：既然上天安排我这辈子要当寡妇，我何必再追求家庭的完美！这时候，我决心倾注全力要做一件事情：把王景超的骸骨找回来。我这一生，自打四工农场回到兰州以后的二十多年里，景超的死一直像磨盘一样压在我的心上：我觉得他不该那么早就死去，他的死我是有责任的。我在他最困难的时候未能帮助他，未能去看望他。我没有尽到一个妻子的责任，我对不起他呀。还有，这二十多年里，我经常想起他，想起我们年轻时你敬我爱、亲亲热热的日子。随着时间的流逝，这种思念之情日益增长，不可遏止。我经常偷偷地哭泣。但是，二十几年来，我无力去做这件事，因为生存是第一位的，我始终在为生存而奔波，而努力。再说，我不能在第二个丈夫面前表现出对前夫的思念，想念景超只能是在无人或者夜深人静的时候偷偷地哭泣。现在丈夫死了，我不必掩盖对景超的思念了；孩子们也都成家了，不用我操心了；生活也有保障了，不必为一日三餐发愁了。我觉得是该去看看景超了，弥补我终生的遗憾。于是，我开始寻找当年夹边沟的右派，打听有关王景超的消息，哪怕是一星半点，一鳞半爪。终于，我的努力得到了回报：1991年，一位家在高台县居住，曾经和我一起在十工农场劳动过的右派高宗华来信说，他七十年代在碱泉子林场当过场长，领着几个工人在明水种树，发现过几片右派们的坟地，每个荒冢旁压着一块石头，石头扣着的一面用红漆写有死者的名字。他问我是不是愿意去找一找景超。接到他的信，我略事准备之后就带着大儿子赶去了。 我们是坐兰州去酒泉的长途班车上路的。走到半截又遇上修路，耽误了七八个小时。原先在电话里约好，下午五点钟高宗华在南华镇接我们，可是车到南华镇已是午夜，我便担心起来：如果他五点没接到我们，认为我们改期了，就回家了，如何是好？ 于是我做了最坏的打算，车到南华镇叫司机多停一下，我下去找他，如果找不到，我就坐车去酒泉。那年从明水步行去高台火车站，经过南华镇来的，那儿连个旅馆都没有。南华镇离高台县城还有十多里路，夜里又没车。结果却是车到南华镇，我还没有下车，就听见一个人喊，和桑！车上有个叫和桑的吗？我急忙回答，我就是！ 那天夜里我和儿子就住在高宗华家。他家住在离县城两里远的电力局下属一个厂的宿舍里。第二天休息一下，第三天我们就去了明水。高宗华有一辆自行车，又借了一辆，他和我儿子一人骑一辆，轮换驮着我。我们顺兰新公路走，然后右拐穿过一片沙枣林，到了明水。 这次去明水，是8月下旬，没有寒风，可以睁大眼睛看。当然了，三十年前的那场大雪也融化了，明水的草滩坦坦荡荡展示在我们面前：右派们住过的山水沟总共是两条，东边一条，西边一条，两条沟的崖坎上都是同样的窑洞，有大有小。西边的沟深，挖的窑洞也大，最大的一个窑洞我们进去看了看，可住二三十人。有一个小窑洞，我们爬进去看了看，蹭了一身土，土壁上不知是谁用硬器刻下的两个字历经三十年依然赫然在目：生存！我当年住过的地窝子早就拆掉了，遗迹尚存！ 在明水我们整整待了一天，把所有的坟茔都跑遍了。高宗华当年在那儿当林场场长时就管八个人，他们在明水的荒滩上盖了几间平房，还打了机井，住了几年在那儿植树。他对那片土地熟悉极了，哪儿有一座孤坟，哪儿有一片坟茔，了如指掌。可是他带着我们找完一片坟茔又找一片坟茔，把每个坟冢旁的石块都翻了一通，我们也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每一块石头都必须仔细辨认，因为大多数石头经过风雨剥蚀，红漆脱落了。有些红漆没脱落的，也是残缺不全。于是，在非常失望的情况下。我把从兰州带来的香火和蜡烛点起来，烧了一沓烧纸，和孩子对着祁连山的雪峰叩了三个头，并念了我从兰州就写好的祭文。我的祭文是一首词，原文是这样的： 挽先夫景超·调寄《水调歌头》 泣血何人知，断肠有谁怜；茫茫白雪无语，与我共悲涓。 冤未平，人已去，此情痛煞凄绝，惊破戈壁天！同蹈苦和难，良人不回还。 声喑噎，心破碎，恨绵绵。沧桑巨变，万般痛楚未稍减。 血泪往昔忍顾，明水一别卅年，尸骨未能见，荒冢无觅处，长哭问苍天。 念完祭文，我悲痛不能自支，哭倒在坟茔之中。歇息良久，我们走上归途。这时高宗华叹息说，唉，我要是十几年前知道你在哪里，通知你，你来就好了。那时候石头上的字清清楚楚的。我说十几年前我可能在甘南，那时我还顾不上来这里呀！后来，到他家了，我突然想起一件事来，说，三十年了，我见过的夹边沟的右派也不少了，可是谁也没跟我说过：右派的坟头上有一块石头，上边写着名字。高宗华立即明白了我的意思：你是说这石头哪来的，是吗？咳，这事呀，我发现之后也觉得蹊跷，这种黑颜色的石头是哪里来的呀，明水根本就没有石头呀。后来我问了县公安局的人，人家告诉我，是夹边沟农场撤销几年以后，酒泉劳改分局搞善后工作，从碱泉子农场叫了些劳改犯，从山根里拣来的石头，按着登记簿上的名字和地点给每个坟前放了一块石头，写上名字。为的是亲属们能找到坟堆子。我说，噢，是这么回事呀！可是，这能保证那个名字下边的人就是那个人吗？高宗华一怔，呵呵地笑了：老和，这就是哄人的嘛，在心理上安慰一下嘛：家属找亡人来了，看见有个土堆堆，哭一场，烧个纸回去就行了呗。 我说，看起来我的运气很好，没找到王景超的名字；如果找到了，我将对着一个陌生的尸体痛哭一场，你说对吗？ 呵呵呵…… 高宗华呵呵地笑。作为三十年前的难友，他想以这样的笑声冲洗我的悲哀，想让我的情绪得到转换——高兴起来，可是我怎么也高兴不起来，原因是这次明水之行我不仅没找到王景超，心里反而又生出新的阴翳，留下了一块心病。 我们在明水的右派坟茔寻寻觅觅的时候，看见了一具无名尸体。坟地上疏疏落落散乱着一些白花花的尸骨：头骨、腿骨、肋骨……而这是一具有着完整的上半身的男尸。看起来雨季时候的洪水把他从墓穴里冲出来的年代还不太久：他的黑发还覆盖着半个头颅，另一半闪着怕人的白光。他的半截上身穿一件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头上补着一块补丁。补丁平平整整地连在领子上。绒衣的深红色其实已被强烈的日光晒得完全褪了色，只有在侧身的背阴处可以分辨出原先的深红色。 破损的绒衣已无法遮盖身体，白白的肋骨排列整齐。我的心当时嘡地跳了一下：在我遥远的记忆里，我的亲人原先是穿着一件旧了的深红色对襟绒衣来的，我们离开兰州发配河西走廊前夕，为了迎接将来的艰苦岁月，我把前襟上的口袋撕下，补到了肩头的破损处。眼前的半截男尸该不是我正在寻找的亲人？ 我把这话一说出来，高宗华急忙解释：我去年在这里帮你找景超，就看见了这具尸体，我在电话里告诉过你他的特征：红绒衣里边穿着一件红格的衬衣。你说景超老哥没有这样的衬衣。大儿子也急忙说，那时候穿这种红绒衣的人多的是。 我知道，他们是在安慰我，我呢也不完全相信——是不愿意完全相信——眼前这个丑陋的尸体就是景超。如果我亲爱的人多年来就是这样躺在荒滩上，那也太惨了，我的心接受不了！ 如今我已经离开坟茔回到高宗华家中了，但是我的心却沉甸甸思绪万千，疑窦丛生。那具半截完整的尸体如果真是我的亲人景超呢？那深红色的对襟绒衣，肩膀上缝补平整的补丁，还有那存留在半个头顶上的黑发——景超的头发就特别黑呀，都让我觉得他就是景超。如果他真是景超，今天我和儿子就从他身边错肩而过，又对他不理不睬，那可太叫他伤心了！ 我觉得我做错了！他即使不是景超，我也该把他埋起来的——他是个无故死去的难友啊！ 我是怀着这块心病离开高台县的。 看起来，是上苍一定要叫我搞清楚这件事的！回到兰州，去照相馆冲洗胶卷时发现，在明水拍的胶卷全都拍废了，儿子没把胶卷挂好，一张照片也没照上。这使我大惊失色，寝食不安。明水这一荒凉凄惨的所在早已被人忘却，有些人把它当作历史的陈迹不屑一顾，但是，它却是一座纪念碑镂刻在我的心版上，今生今世它将与我共存。我人生的一切体验，似乎只是在这里才有了真正的开始。我却没拍下照片，这太遗憾了！ 我于9月30日重返高台县，和高宗华再次去明水坟地，重新拍照。也就是这次重返明水，才消除了我的心病：我们从近年来搬迁到明水农场附近的农民家里借了一把铁锨去掩埋那半具尸体之际，我又一次仔细察看了尸体，发现红绒衣里边的确如高宗华所说，穿了一件红格的衬衣！ 我疑窦顿消。他不是景超！因为景超从来没有穿过鲜丽色彩的衬衫，更不用说红格子了！ 高宗华用铁锨铲起男尸及其脱落的所有零散骨头，将其安放在他认为是原先的坟穴里，盖上了土。 我想即便这不是景超，我们也应该埋葬他。他是和景超一样含冤而死的呀！他不应该暴尸荒原！ 和桑六十岁退休。她今年才六十七岁，她的头发几乎全白了，但精神状态很好，走路也很精神。这两年她正在写一本书，书名叫《经历——我的1957年》。她夜以继日地写，反复修改。我说她，你是个坚强的人，那么多的磨难没有摧毁你，还要写书。她说：是的，我现在很刚强，是苦难重新铸造了我。我要把亲历过的苦难写出来，变成一笔精神财富，献给人民，献给社会。我要尽我的绵薄之力，我绝不允许自己经历过的这段沉重的历史今后再能重演。 自由的嘉峪关 1957年12月2日这天，由酒泉劳改分局代管的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干事陈毓明被人叫进会议室。在全队干部和部分工人面前，队长宣布：给极右分子陈毓明戴上右派分子帽子，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同时宣布送夹边沟的还有工程师夏普。 前两年他参加过夹边沟农场的规划和测量工作，所以他清楚夹边沟农场的历史：1954年创建，其内部名称是甘肃省第十八劳改管教队。但是农场创建之后，由于许多劳改农场的犯人劳改期满，而中央的政策又规定劳改犯期满释放后大都不准回原籍，夹边沟农场就改成了专事收容就业人员的农场。这儿有三百多名就业人员，它的分场新添墩有一百多名就业人员。有四十多名管教干部。 可是他不知道就在他挨批判的日子里，就业人员已被转移到下河清农场，夹边沟已被改造为右派们的劳教农场。他到达的时候，这儿只剩下几十名赶马车、喂猪和打杂的就业人员，空旷的房子和田野专等着右派来住来耕耘了。 他和夏普是第一批到达夹边沟的右派！ 转天来了第二批右派，酒泉运输公司的七个人。过了几天，陆续又送来八九个人，此后就停顿了。 他是劳改系统的右派，在这儿搞过测量，和场长熟悉，场长便在十七名右派面前宣布：陈毓明是你们的临时负责人，你们有啥事先跟他说，由他找领导反映。 他领着这十几个人搞卫生、喂猪、积肥，干了两三个月。春节过后，大批的右派潮水般涌来。他又被宣布为农业大队第四队的队长，成了一名真正的拐棍。 夹边沟农场的场长叫刘振宇。陈毓明知道他的传奇故事：陕西志丹县人，1935年参加革命，曾任三边回汉支队的大队长。1947年4月，他带领一支小部队在宁夏活动，被国民党一支大部队包围。突围时他的头部中弹，从马上掉了下来。战友们以为他已牺牲，急速撤退。他被一名掉队的战士背到山谷里隐藏。那位战士在下山找粮时被搜山的敌人俘获并供出了他。他被押往兰州的华林山监狱关押。关了两年之后敌人将他释放。他回了陕北老家。他在老家种田，做小生意。1951年他去宁夏做生意，意外地与回汉支队的一位战士在银川市街头相遇。那战士大惊失色，说我们当成你已经牺牲了，追悼会都开过了！他讲了自己的经历后那位战士说他，你怎么不找组织呀？他说坐了两年多班房，脱党两年多了，我还怎么找组织？因为这次偶遇，组织知道了他还活着，于是他又回到了革命队伍。问题是，他被俘后的情况总也搞不清楚：他说自己没有叛变，组织却要问他敌人为什么就偏偏释放了你？众所周知，兰州解放前夕，关押在华林山的和大沙坪监狱里的共产党人被敌人杀害在黄河北面的大沙沟里。但是组织又找不到什么证据说明他有变节行为。于是下了个不可重用的结论，安排他在潮湖农场当大队长，管犯人。五十年代中期宁夏和甘肃省合并，他被调到夹边沟农场当副场长，行政级别为科级。他的老战友、原回汉支队的政委此时任省政府某厅厅长，不久又升任省委副书记。 刘振宇历经坎坷命运不济。夹边沟农场后来饿死了一大半人，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兰州的宁卧庄省委招待所召开会议纠正甘肃省委的极左错误，西北局第一书记曾下命令枪毙他。由于省委工作组调查之后认为夹边沟惨案并非他个人的错误所致，他才幸免于难。 刘振宇其人，皮肤奇黑，脾气暴躁，但是他对陈毓明极富同情之心。陈毓明到夹边沟不久，其在省公安厅工作的女人也被定为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在副业队喂猪。刘振宇曾两次指示农业大队的队长梁敬孝：叫陈毓明到他女人的房子住两夜去。陈毓明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劳教，和另外两个女右派住在一间房子里。晚上，陈毓明来到女人房间的时候，那两个女右派早被梁队长临时安排到其他房子去了。 刘振宇还把陈毓明叫到自己家吃过几顿饭，叫女人做的拉面条。 陈毓明当个拐棍，每天领着几十名右派种地、挖排碱渠、去清水挖沙子，工作很累很繁忙，但他很负责任，尽心尽力。 这是1959年7月的一天，刘振宇把他叫到办公室说，今年的菜种得不好，缺肥料。领导研究派几个人到嘉峪关积肥，我的意见是叫你带着他们去，你看好不好？陈毓明知道，这是刘振宇体谅他在清水筛沙子身体累垮了，给他安排个轻松工作。右派们都愿意做外派的工作，自由，没有管教人员监督。他说，那好那好。哪天走？刘振宇说，明天你一个人先去，在那里找下一间房子，那几个人后天去。陈毓明说，我就担心有人跑了，我负不起责任。刘振宇说，你放心，你放心，给你安排的人都是牢靠人，不会逃跑。 翌日清晨陈毓明就出发了。他把行李捆好，放在宿舍里，等后边的人捎过去。他自己背了个书包，书包里背了两天的干粮——小小的六个白面馒头。这是经刘振宇特意关照伙房才给他的。书包里还装着漱口缸子、水碗、毛巾肥皂。另外还把自己的破棉大衣捆了个卷儿背在身上，还斜挂着一个军用水壶，这是他在省公安厅工作时发的。从夹边沟去酒泉走近道也就二十几公里，中午时分他就到了酒泉，坐上了去嘉峪关的公共汽车。坐在车上他才吃了两个馒头，喝了几口水。忍饥挨饿的日子他已经过惯了，他决不多吃一个馒头，多吃了明天就要挨饿。 嘉峪关市是建在戈壁滩上的一座新城。除了新修的沥青马路和建筑物，到处是鸡蛋大小的鹅卵石，长着芨芨草的沙包。那时的嘉峪关仅仅有个雏形：两条马路相交的大十字，中心有一个栽了几棵小树的转盘。大十字的东南角有个五一工人俱乐部——一个电影院，东北角是一座两层楼的百货公司，西北角是市政府、酒钢招待所，西南面有个蔬菜商店。这几座建筑是嘉峪关市最显著的建筑，其次，沿着四射的马路两侧断断续续盖了些房子，向四方延伸二三百米。这些房子是为这座城市服务的饭馆、商店、照相馆之类。在东西向马路的南侧，是三九公司的家属区，也都是低矮的平房。 在大十字东北方向的深远戈壁滩上，是兴建了几年却又停工的酒泉钢铁公司。到处是建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炼钢炉。 夹边沟农场有一名劳教的右派分子，是个留美学成归来的学者。据人说，他在归国之初周恩来接待过他，建议他到兴建中的酒泉钢铁公司工作，贡献他的知识。他来了酒钢，但时隔一年就向中央提出意见，说国家在嘉峪关地区建设这样大型的钢铁企业是得不偿失，因为镜铁山是个贫铁矿，且不够百年的开采量。他的意见是否被中央采纳不得而知，因为他被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但是五十年代中期大张旗鼓上马的酒钢公司却在大跃进的年代下马了，直到六十年代中期才又恢复建设。建成的酒钢在后来的好多年里生产搞不上去，如同鸡肋，食之无味，弃之可惜。 从夹边沟出来之前刘振宇对陈毓明说，酒钢下马了，空房子多得很，可是陈毓明跑了半天，家属区的房子都满满当当，找不到一间空房。他进了街边上的一间新盖好没装门的房子，结果旁边商店的一个人把他撵出来了。那人看他叫化子的打扮，以为他要偷东西。后来他跑到工业区，修了半截的工厂、车间空旷得像一座死城。他甚至跑进一座没有人烟的炼铁厂去了，看见了炼铁剩下的矿石和出炉后的炉渣。这里有空着的工棚，但他觉得这里没人。积什么肥去，就往回走了。 这时天已傍晚。太阳落下地平线去了，他顺着东马路沙哒沙哒地走回市区来。他想找个过夜的地方——马路边盖了半截的空房子。突然，他的眼睛看见马路南边的戈壁滩上有一座突兀而起的土墩子。土墩子迎着他的这面有个黑窟窿。他灵机一动朝着黑窟窿走去。他想，反正天热冻不着人，就到那个窟窿里窝一夜吧，明天再找房子。他下了马路，踏着满地的鹅卵石走过去。走近了禁不住大喜过望。这不是个黑窟窿，这是个窑洞，里边有十多平方米，地下散乱着一堆麦草几块破砖头，墙壁被烟熏得黑糊糊的。这里住过人！可能是打工的民工挖出来的，门口还有风干了的马粪。窑洞门的两边栽了两截椽子，其中一根上还绑着一片柳条编出来的筢子。柳筢子倾倒了，看来是个简易门板。近一段时间这里好像没住过人，窑洞里有许多粪便。 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认出这是个古代的烽燧，两三丈高，顶上还有个木制的很高的三角架，三角架用黑白油漆漆上了斑马线。 他走到南边的沙滩上掬了一大把芨芨草——芨芨草正是开花的季节，它的羽毛般的花序已经充分地展开，洁白无瑕，茎秆也变白了，柔软而坚挺——又在马路边捡了一截铁丝，把芨芨草扎成个扫把。他先把窑洞里的粪便用脚小心地踢出窑洞，然后简单地扫了一下，就在麦草上坐下来吃馒头、喝水，接着就躺下来睡了，把大衣当做枕头。他睡得很香。 天亮之后他开始大搞卫生，他先把麦草扫出门外，把砖头码在墙角，然后把窑洞的墙壁刮墙皮似地扫了一遍，把地上的灰尘和碎草都扫出去，然后把麦草抖搂干净再抱进来铺在窑洞的里边半截，再把砖头摆了一道只有一层砖的小墙，把麦草拦住，里边就成为一片地铺了。 后来他又把门口的粪便扫远一点，扫出一块空地来。 干完这些之后，他绕着土墩走了一圈，又回到窑洞里站着看了看，很满意地跑到大十字接人去了。 从兰新公路上来的汽车和从嘉峪关火车站来的旅客都是从南马路进入大十字。他在五一俱乐部门口的花坛上坐着等呀等呀，黄昏时分一挂他熟识的马车驶过来了，车上坐着几个穿着和他一样破烂的人。车上还拉着行李，锅碗瓢盆，一堆芨芨草编的筐子。他站起来迎上去喊，你们来啦？ 那几个人下了车和他说话，问房子找好了吗？他叫大家上车，他也上了车，叫车把式把车赶到东马路上，再驶向大土墩。马车轮子轧在鹅卵石上，有人叫了，哪里有房子呀，你叫我们住到沙滩上去吗？他不吱声，叫车把式把车赶到土墩旁边。他跳下车喊了一声：到了！ 人们看清了窑洞，有人说，这就是你找下的房子呀？陈毓明说，哪个人把房子给你们修好了等着你们来住？你们当成你们是啥人了，是省委的检查团吗？叫你住酒钢的高级招待所吗？有个窑洞住就不错了！进吧！ 劳教分子，吃苦吃惯了的，地窝子住过，帐篷也住过，他们嘴里咋呼，可是进了窑洞看看，又都说好。大家出去卸车，把行李粮食和锅碗用具拿进来。把筐子放在了门外。 窑洞很窄，并排只能睡四个人。他们是六个人——包括车把式——陈毓明就把自己的行李铺在进门右侧的地上，和车把式睡一起。因为劳累，这天他们没有做饭，只是啃了点干粮就睡了。 夏季的河西走廊很少刮风。这天夜里有点闷热，正好柳筢子门歪倒着，深夜里大西北干燥凉爽的空气钻了进来。他们睡得很香。 翌日清晨他们做了一顿饭吃。马路对面有一家叫做独一处的饭馆，是从天津迁来的，陈毓明叫张家骥去要了一桶水。他们在门外用锹挖了个坑，把锅坐上，用沙包上挖来的碱蓬烧开水，煮了一锅汤面的糜面疙瘩。他们每个人的粮食月定量是二十四斤，按说应该很好地计划粮食，但由于可以自主地做饭吃了，大家一致决定吃一顿饱饭，至于以后够不够吃的问题暂且不管。于是做了一大锅稠稠的糜面疙瘩。 吃过饭车把式套车返回夹边沟。右派们出来送他。陈毓明嘱咐他：这里的情况你回去给刘场长说一下，我们今天盘灶，收拾一下，明天就开始拾粪。 马车走后，几个人商量了一下，出去到马路边新盖的房子旁边捡砖头，然后在进门后靠左手的地方盘了个狗爬炉。没有炉条，陈毓明也跑到路边的房前房后去找，捡了几根铅丝回来，凑合当炉条。顺便把歪倒的柳筢子门拴好了。挨着炉子又砌了个砖墩子，捡来一块木板做菜板。粮袋和蔬菜放在砖墩子旁边。中午休息了一下，下午大家又去拣砖头，重新把铺用砖头圈了两层。麦草显薄了，有人说出去找些草，有人反对说，没事了坐着歇会吧，等遇着了再拾也不迟嘛，非现在去找不可吗？遂作罢。 干完了这些，张家骥站在窑洞门上说，哎呀，真格局呀，就像布置洞房哩，就差个新娘子了。几个人都笑了，都觉得有一种久违了的轻松。后来看时间还早，陈毓明说大家到街上转一转吧，熟悉熟悉街道，以后也好拾粪。于是五个人都上街玩了。那时候的嘉峪关，可以去的地方只有个大十字，大十字东北角的百货公司。他们逛完了百货公司就没处去了，但是谁都不想回窑洞去。大家坐在十字路口的大转盘处观看步行和骑自行车的人流。这正是下班的时候，人来人往很热闹。后来人稀了，夜幕降临了，路灯亮起来，他们才往回走。肚子也饿了。 因为早饭粮食超支，这天的晚饭是糜面糊糊。面糊糊里放了很多饭瓜，撒了点盐，咸咸的。 虽然晚饭吃了一肚子菜，但是这晚上谁都不想早睡。他们坐在一盏如豆的煤油灯下聊天到深夜。他们被突然降临的巨大的自由感动了：身旁没有管教干部看着他们了！可以自由自在地在一座城市里散步和走动了！可以想几点钟睡觉就几点钟睡觉了！可以这一顿吃多一点下一顿少吃点，可以坐着说说话而且想说到多晚就说到多晚！他们突然说起了昨天的这个时候——晚上十点钟的时候——他们还在夹边沟的田野上加班加点翻地呢，不管身体多么疲劳，不管干多长时间，每个人必须完成一天一亩的定额，否则就不给晚饭吃。接着他们又回忆起去年冬季在清水火车站筛沙子的劳累，帐篷里还没有炉子。在高台县板桥乡的山里挖云石，没有炸药，用洋镐刨石头，手都震裂了。石头滚下来把人砸死！一年半，他们苦死苦活地干了一年半……后来，他们又说起了明天开始的拾粪，大家一起笑了：拾粪，拾粪不就是担着筐到处走吗？ 他们五个人，若论年龄，最大的当属俞青峰，五十岁出头，刚来农场是个圆脸，白白胖胖的五短身材。现在他的脸已经很粗糙很消瘦了。他原是兰州市张掖路高昌皮货店的老板，解放后积极靠拢政府，思想进步。他曾经参加过解放军从青海入藏的工作，把商号的骆驼队拉出来为解放军驮运入藏物资，骆驼都累死在路途上了。他自己也跟着解放军进藏并在那儿工作了两年多才返回兰州。公私合营之后，领导任命他当了省商业厅所属的甘肃省皮毛公司的经理。论职务他也是县级干部了。其次是通渭县副县长徐敬宣，四十几岁。这是个来自老区的工农干部，没有多少文化，说话实在老实巴交。他因为进城后没和老家的女人离婚就娶了个年轻姑娘犯了重婚罪，加之又有错误言论被送来夹边沟。老三是高克勤，省邮电局的总务科长，不到四十岁的样子。他是省委书记处书记高健平的侄子。陈毓明是老四，三十四岁，大学肄业，1949年参加革命。他在省公安厅工作了几年，1955年调省劳改局，省劳改局又将他安排到驻酒泉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最小的张家骥三十二岁，毕业于陕西武功农学院，在山丹军马场生产科长的位置上当了右派。 陈毓明之所以定为右派是因为整风中提过意见：不该把劳改农场建在偏远的不毛之地，造成人力物力的浪费。还有，他在私下的聊天中对一些老同志管理犯人的方法颇有微辞。 通过聊天陈毓明了解到四个人的身世，他在心里说，难怪刘振宇派这几个人来积肥，原来都是当官的。 东方的戈壁滩上刚刚露出一抹熹微的晨曦，五个人全都起床了。他们生起火来，煮了一锅菜糊糊，一人吃了一大碗，然后就走到窑洞外边整理粪筐。 大家都在整理粪筐的时候，俞青峰跑到马路上去了。他在对面的墙根里找了一截粗铁丝，把柳筢子门关好，用铁丝拧紧。陈毓明说他：你不准备粪筐把那拧那么紧干什么，怕贼偷吗？俞青峰说，嗳嗳，事情还是防着些好。真叫贼娃子偷了怎么办？张家骥说，老俞有钱哩，怕贼偷。俞青峰笑了，有多少钱放在窑洞里？我是怕贼娃子把我的皮箱偷了。那皮箱是进过西藏的，有政治意义。张家骥又笑他：有什么政治意义，无非是炫耀你的光辉历史！你算了吧，你的西藏的光辉历程也免不了劳教的下场，你还总把那一段挂在嘴上。俞青峰说，还真是的，我真有点想不明白，我对共产党最拥护，结果落个这下场。陈毓明觉得奇怪，在夹边沟的时候，这些人都三缄其口，根本不谈政治性话题，但到了嘉峪关嘴上就没把门的了。他说，注意些，把嘴把牢些！但张家骥还是说俞青峰：算了算了，你不要想不通了，人家徐敬宣抗战就参加了革命，尚且难免劳教，你还委屈什么？你说我说的对不对，老徐！徐敬宣说，不要扯我，你们说话不要扯我。我是真有罪，但我不反对党。人们都笑了，笑声中张家骥又说，你不反党？你真不反党吗？可我听你们通渭县来的右派说，你说过——劳动人民当家做主了，劳动人民夏天晒得油淌哩，冬天冻得淌哩——这样的话，对不对？徐敬宣说那是前几年下乡哩，和人闲谝的话。张家骥说，闲谝的话？你呀，丑化劳动人民，从根本上否定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多么恶毒！多么恶毒！徐敬宣说，反正我不反党，反正我不反党。 人们哈哈大笑，担着粪筐走了。 陈毓明穿过东马路。走到独一处饭馆的后边去。马路边一溜排开建了许多商店、理发馆之类的房子，还有一些不知干什么用的空房子。房子后边就是沙滩。这是一座新建的城市，环卫设施不健全，公厕很少；行人都在墙角、墙根和房后的沙滩上解手。他顺着这种地方走，把风干了的或者不怎么干的粪便用粪杈铲到芨芨草筐子里。 不到十点钟，他就拾满了两筐粪。他担着粪筐回窑洞去。 走到土墩跟前，他看见那四个人都回来了，因为粪筐放在指定的土墩西边。但是当他走过去倒粪的时候，却发现四个人拾的粪和他一个人拾的一样多。他心里有点不高兴，进了窑洞，压住自己的不快问，你们几点钟回来的？四个人在地铺上并排躺着，不应声。他提高了嗓门：说呀，你们几点钟回来的！俞青峰慢腾腾坐起来说，九点钟回来的。他又把脸对着张家骥问，你是几点钟回来的？张家骥躺着没动，说，八点半。再问高克勤和徐敬宣，回答是刚回来。火苗噌的一下蹿上他的头顶：你们这么早回来是为什么？不是说好拾到中午吗？大家都不说话，张家骥腾地坐起来说： 操！丢死人了！ 陈毓明一怔说，噢，你们是嫌拾大粪丢人呀！ 张家骥和那三个人都不说话。陈毓明原本是想问明情况后好好训几句话的，但此刻他有点犹豫。他在自己的铺上坐一会儿才说，嫌丢人？你们的脸皮还薄得很呀。 张家骥大声说：不丢人？你担着粪筐子满街走没觉着丢人？ 陈毓明闷声闷气说，有啥丢人的？ 张家骥叫了起来：哎呀，我和你的感觉怎么不一样哩！我担着粪筐走在街上，就觉得街上的人都看我。他们说话，我就认为他们是在说我：看那个拾大粪的臭死了！ 陈毓明看着张家骥情绪激动的脸说，张家骥，你娃娃的思想还没有改造好呀，就凭你说的话，还得改造你三年呀！在夹边沟掏厕所、拾牛粪怎么不嫌丢人？ 那里都是右派，桌子板凳一样高。 到嘉峪关你就嫌丢人了？ 不一样呀，在夹边沟和嘉峪关不一样呀。嘉峪关都是自由自在的人，走到街道上不光是觉得人们都看我，我心里也不是滋味：人家都是自由公民，我一个劳教分子掺杂其中，丢人死了！再想到人活到拾大粪的地步，的确是无地自容啊，不如死了算了，还活个啥！你就没这种念头？ 陈毓明听张家骥说完，沉默了一下，慢腾腾说，念头能没有吗？就是想法不一样呗。我想的是嘉峪关又没有熟人，谁也不认识我，谁还笑话我？陌生人笑话？我不认识！ 张家骥说：你是个阿q，精神胜利法。 陈毓明勃然大怒：我是阿q，那你是什么？你是什么？你嫌丢人？蒙受了耻辱？那你不要拾粪了，你回夹边沟去！你回去呀！ 看见陈毓明生气，张家骥笑了：陈队长，你想叫我回去？我才不回去！就是拾大粪我也不回夹边沟了。操。 陈毓明回答：那就好好拾粪，把你那小资产阶级的脸面收起来。 拾粪的生活是很平静的。他们每天拾两趟粪。在拾粪的路上遇到一块木头或者一块煤炭，就捡起来。每个人的筐子外头挂个布袋，专门捡东西用。他们用拾来的木柴烧开水、煮饭。有时候某个人看下哪儿有几块没人管的木板，几个人就一起去搬回来。他们没有安排专门的做饭人，那样拾的粪就少了。谁回来早谁就做饭：拿桶去打水，点火，做糜面疙瘩或者散饭［1］。做饭时烟雾太浓，不做饭的人就到窑洞外头坐着。饭熟了也端到外边吃。如果是傍晚，大家就在窑洞外坐着说话，直到睡觉的时候才走进窑洞。有时候他们吃过了饭就到大十字转一圈，路灯亮了才回来。他们还集体去了一次长城的终点嘉峪关古城。只是他们去的日子不对，没赶上开放。他们就在城外走了走，在古城所在的山丘下边的一片草地上坐了两个小时。那里长着绿油油的牛毛草，像地毯一样，坐上去没有一点尘土。草地上有几眼泉，泉水被社员们引去浇地，他们在泉水里洗了澡，并且洗了衣裳。把衣裳晒干穿上，他们就回住处了。 一切都好，就是吃不饱，肚子饿得难受。 饥饿对于他们的折磨太残酷啦！他们都是在清水筛过沙子的人，那半年的时间，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却要干超重体力的活，只要车皮一到，半夜里都要起床去装车，把百米外的沙子抬到车上去，跑着抬……他们已经累垮了，这才另调一拨人去把他们换下来。他们瘦弱的身体需要更多的营养补充，可是回到农场后却吃着二十四斤的定量，而且是带皮的原粮。这点粮食只够维持生命，哪还有力气劳动呀！ 饥饿的威胁对于高克勤、俞青峰和徐敬宣来说稍轻一些，因为他们的家境好，家里人不断地寄点炒面、饼干、罐头什么的，每顿饭后自己再补充一点儿，可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来说，却是巨大的威胁：每时每刻处在饥肠辘辘之中，身体一天比一天虚弱。于是，从第一天拾粪开始，陈毓明和张家骥对于家属区的垃圾堆就特别关注。遇到垃圾堆就在里边翻腾很久，一根萝卜呀，一片菜叶呀，居民们扔出来的一块猪皮呀，都捡回来。每天晚上吃过饭之后，俞青峰在那儿吃饼干，陈毓明和张家骥就洗菜叶子，洗猪皮，把毛拔干净，然后煮烂吃下去。 对于陈毓明和张家骥捡破烂，俞青峰还表示过鄙夷：你们也不嫌丢人，在垃圾堆上翻来翻去的，叫花子也不干那事。但张家骥的嘴很厉害，他说，操，你当过大老板，家里有万贯家产，有人给你寄来。我们家里穷，不拾垃圾怎么活？民以食为天呀！俞青峰说，那还有人格问题，你总不能把自己降低到叫花子的水平上吧？张家骥又说，操，叫花子怎么啦，叫花子是自由公民，比你这劳教犯下贱？ 俞青峰住嘴了。 张家骥不光捡吃的，他还在一些工厂倒出来的垃圾堆里翻来翻去，捡些钢筋呀铁丝呀电线呀，捡回来放在窑洞里。俞青峰嫌脏嫌乱，说他：你拾吃的就行了呗，把这些垃圾拾来干什么？张家骥说，我拾垃圾碍你什么事了？他说，太脏，太乱。 为垃圾的事两个人拌了几次嘴，可是这个月底他们的粮食断了——吃超了，缺三天粮。就在大家垂头丧气一筹莫展的时候，张家骥把钢筋什么的背到废品收购站卖掉，买回来十几个议价烧饼，叫大家吃。再后来捡来垃圾，俞青峰也不嫌脏了。 拉粪的汽车半个月来一趟，把晒干的大粪拉走，同时捎来粮食和蔬菜。八月底的一天中午，汽车又来了，坐在驾驶室里的还有一个袁队长。 袁队长是农业大队的管教干部。大队除了正副大队长，还有四五个干事，劳教分子们把他们都叫队长。这是个管教干部中最凶狠的人！夹边沟农场有些管教干部打人，但大部分不自己动手；这个袁队长亲自打，亲自捆人，打过多人，捆过多人。他从驾驶室一下来，大家都惊了一下，陈毓明马上迎上去问，袁队长，你来啦？袁队长不搭理他，背着手往土墩后边去了。陈毓明知道他是解手，趁机对张家骥说，老张，你那里还有钱吗？张家骥问，做啥？陈毓明说，快去，快去买几个烧饼去，再买上半斤酱肉夹上，烧饼夹肉。张家骥说，没钱了。陈毓明急得说，好我的张老弟，你就买几个去吧，我求你了。 袁队长解完手，绕着土墩转了一圈，看着晒在土墩西边的大粪说，这是你们拾下的粪？陈毓明忙说是是，袁队长，你进窑洞嘛，外边太热。这时候右派们都出来迎接袁队长，都说进窑洞。袁队长就进了窑洞。他站在窑洞里打量了一下又说，嗯，这就是你们住的窑洞？陈毓明说是是是。但是他立即又说，你们把褥子铺好些嘛，你们看，把个铺搞得像狗窝！ 陈毓明回答，拾粪才回来，乏了，躺一会儿。袁队长，你还没吃饭吧？ 徐敬宣正在做饭，袁队长说，你们也没吃饭吗？ 陈毓明说，没吃，才做。你跟我们一起吃吧。坐下，你坐下等一会儿，饭就熟了。 袁队长坐到铺上之后就问拾粪的情况，陈毓明汇报。一会儿饭熟了，是一锅糜子面糊糊。陈毓明给袁队长端上一碗，紧接着他把夹肉烧饼拿过来放在一张纸上。袁队长喝了一口糊糊，咬一口烧饼嚼着，说，伙食不错嘛。 陈毓明嘿嘿地笑着说，这是张家骥家里寄来的钱买的。 吃过了饭，他们几个人装车，袁队长和司机睡觉。车装好之后陈毓明把他们再叫醒。他们走出窑洞看了看车上的粪不太满，土墩旁的粪已装没了，袁队长说，半个月拾不下一车粪吗？你们真会磨洋工！ 陈毓明忙说，袁队长，我们尽力了。袁队长说，嗯？尽力了吗？你要看着他们好好干。要是下次再装不满一汽车，叫他们回去，换一帮人！ 这天下午他们没有出去拾粪。袁队长临走前说的话大家都听见了，陈毓明就此召集几个人开会，研究怎么多拾粪的问题。他说，大家都听见了，袁队长说，不行了重新换人。大家看，是好好拾粪，还是回夹边沟去。 张家骥说，谁没好好拾粪，操。 张家骥有个习惯，几乎每句话带个操字。有一次徐敬宣说他，你的嘴怎么这么脏，嘴里总操、操的，你改个名字吧！叫张操。张家骥脑子好使，说，哎呀你可是抬举我了！三国演义有个曹操，古书里讲就是因为他爱骂人才把曹孟德改成曹操的，你给我一改名字我就和曹操齐名了！大家都笑，后来还就叫他张操。 研究了半天，大家觉得在嘉峪关还真是不好拾粪了，因为公共厕所的粪是包给嘉峪关公社的，而人们随便排泄墙角屋后的粪便已经被他们拾得差不多了，供不上他们拾了。张家骥说，粪这个东西，有了才能拾；没有，你还能到街上抓住一个人说，拉到我的粪筐里来！ 还是陈毓明提出个建设性的意见来：分两个人去大草滩火车站和黑山湖火车站拾粪。听人说前两年酒钢上马期间，许多设备都是在那儿卸货，再由马车汽车拉到酒钢来，那两个车站人多。 有人就有粪，大家同意了。第二天早晨，陈毓明就把高克勤和徐敬宣送到大草滩和黑山湖了。 经过人员调整，积肥小组终于能够完成任务了：嘉峪关的三个人每天早出晚归，能拾下五个人拾的粪。在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两个人也差不多一个月拾一车粪。过了一个月，袁队长再次来到嘉峪关时，对他们能完成任务表示：嗯，这还差不多。但是他在背后严厉地训斥了陈毓明一通：你胆子大得很，没经过请示就敢把两个人放出去。他们要是跑上一个，你负得起责任吗？陈毓明回答，你们挑选下的人能跑吗？他在那边要是跑了，在这边也能跑了！袁队长说，在这边你不是看着他们吗？他说，我能看住吗？这拾大粪是单干的活，我能跟在屁股后边看着吗？你要信不过就叫他们回嘉峪关吧。人跑了我还真担待不起。袁队长说，算了算了，就这样吧。谅他们也不敢跑！一个是当下县长的，一个是省委书记的侄子。 最后，袁队长说他：以后一星期给他们送一趟粮食。粮食少了不容易起歪心。 袁队长这次来过之后，再就几个月也没来看他们。嘉峪关的五个人平静地生活着。只是十月下旬嘉峪关下了头场雪，河西走廊的冬季降临了，他们的日子变得难挨了：寒冷！为了克服寒冷，他们每天除了拾粪，还要去捡煤核，去停工了的煤厂捡焦炭，生炉子取暖。门口的柳筢子门上绷了一块麻袋片，用以挡风，但又不敢封得太死，因为炉子没有烟筒，他们怕煤气中毒。 寒冷还增加了拾粪的难度！天冷之后，野外的粪便少得多了。为了完成任务，他们必须跑更远的路，甚至要跑到五公里外的火车站去拾粪。河西走廊的西端白天的温度下降到零下十几度，拾一趟粪回来，全身都冻僵了，暖和过来之后全身的骨头痛。抵御寒冷需要更多的热量，他们愈是饥饿。于是，陈毓明和张家骥把更多的时间花在垃圾堆上，拾菜叶子、肉皮、别人扔掉的馒头，以填补自己饥饿的肚子。俞青峰家里多次寄食物给他，以补充身体所需的“燃料”。“饱汉”不知饿汉饥，他常常对煮菜叶子吃的陈毓明说，你就胡吃吧，说不定哪一天食物中毒，后悔就迟了。 还真叫他说中了。春节前夕的一天，陈毓明在家属区拾粪，拣回来十几个苤莲。这是酒钢的职工家庭在入冬前储备的蔬菜，在房子里放的时间久了，已经干巴了，萎缩了，在年前把它清理出来倒在垃圾堆上，恰好被陈毓明看见捡回来了。陈毓明和张家骥吃完饭之后就开始加工：用刀砍去外边干巴多皱的木质层，洗净切成块儿放进锅里加点盐煮熟。由于是整个儿囫囵的苤莲，也没腐烂，和以往拣来的烂菜叶不一样，这天晚上俞青峰忍不住也吃了两小块——他嫌味道不好，放久了的苤莲有一股甜味，仅吃了两小块。剩下的一大锅，全被饥不择食的张家骥和陈毓明吃了。 不料吃完苤莲一个多小时，张家骥和陈毓明的胃就痛起来了。越来越痛，越来越痛，痛得两个人呻吟不止，大汗淋漓站也不是，坐也不是，躺下也不是。这两个人吓坏了，判定是食物中毒。俞青峰说不会是食物中毒，因为他也吃了两块的。他说，要是有毒我的胃怎么不痛，肚子也不痛。他断定他们两人是吃多了，胃撑破了——胃穿孔。不管是食物中毒还是胃穿孔，反正都认为活不成了，马上就要死。于是张家骥口述，俞青峰代笔，替张家骥写了一封给父母的遗书，内容是不孝儿张家骥不能孝敬父母，今日要死了。陈毓明也请俞青峰代笔给女人写份遗书，遗书说，我真是对不起你，由于我的错误牵连到你，把你也搞成右派拖进夹边沟来了。现在我又要死了。我是对不起你呀，也对不起孩子，来世我再报答你吧。万望你善待孩子。最后还劝女人：将来你要是释放回家了，能遇到个好男人你就改嫁吧。 遗书写完后，两个就躺下来等死，可是一个小时过去了，死亡并未降临，只是胃部的疼痛有增无减。这时俞青峰突然醒悟：你们的胃并没有破裂，要是撑破了，还能活到这时间吗？他从铺上抽了两块砖头放在火上烤，烤热之后用破布裹起来叫他们两个人焐胃。 焐了一个多钟头，两个人的肚子咕噜噜响了，后来放几个屁，打几个嗝，又跑出去解个手，胃和肚子就不痛了。 虽然有过一次食物中毒了，但他们还是要到垃圾堆上找生活。长期的饥饿的积累已经损害了他们的思维，早晨一睁开眼睛，首先就想起吃。更为严峻的是六零年元旦过后每个人的口粮又减少了几斤。他们必须寻找更多的代食品充饥。 好在这时候他们又找到了其他可以充饥的东西…… 陈毓明每个星期给大草滩和黑山湖的人送一趟粮食、蔬菜和盐。有一次到了大草滩，高克勤给他煮白菜吃。那白菜很薄，嚼起来如同牛皮纸，木质化了，味道很差，但却能吃。他就问高克勤从哪儿搞来的？高克勤说从仓库弄来的。原来大草滩火车站有两间大仓库，是一年前专门储存从外地运来的蔬菜的。那儿有许多风干了的白菜和圆白菜，没人管。于是，陈毓明每次送粮都背一包风干菜回嘉峪关去。风干菜虽然很难吃，也没什么营养，但却可以填满肚子。这一年的新菜下来之前他们一直拿风干菜充饥。 陈毓明每次送粮都是顺着铁道走到大草滩吃午饭，然后再走十五公里到黑山湖火车站。到黑山湖天就黑了，住下，第二天返回。徐敬宣住在一间废弃的工棚里。这工棚是以前拉运货物的车老板和装卸工们住宿的，因为工棚附近有一片变得空荡荡的停车场，到处是马粪。酒钢没下马的时候，它的许多机器和设备是从东北和上海运来卸在大草滩车站的几间大仓库里，然后由一百多辆马车日夜不停地运往嘉峪关。虽然是简陋的工棚，但徐敬宣并未挨冻。到处都是木头，捡木板烧火煮饭和取暖很方便。春节后的一天陈毓明又来到黑山湖，晚上喝了两碗糜面糊糊之后徐敬宣拿出一碗煮好的咸豌豆给他吃。他问豌豆哪来的，徐敬宣告诉他旁边的停车场有很多马粪，马粪里有许多牲口没消化的豌豆，他捡来的。他问，这豌豆能吃吗？徐敬宣说他吃了一星期了，没闹过肚子，就是味道不好闻。他吃了半碗，的确味道不好闻；豆子吃完了睡觉，还真没什么不好的感觉。天亮后他和徐敬宣去停车场收了很多马粪，拿回工棚放在洗脸盆里，倒上水，把粪末子淘出去。淘洗出来了三四斤豌豆。 这天陈毓明没有去大草滩背菜而是直接回了嘉峪关。他走了七十多里路，到家时那两个人还拾粪未归。他把豌豆倒了一半在锅里，洗了洗，煮烂了，再把糜子面撒进去做了一锅很稠的散饭。 他们很久没吃过这么稠的散饭了，所以俞青峰和张家骥拾粪回来，他把散饭舀给他们吃，他们吃得很香。就俞青峰说了一句：怎么有一股怪味？陈毓明说，豆子捂了吧。等到吃完了饭，他才告诉他们豆子是从哪儿来的。俞青峰脸色就变了，过一会儿噢噢地呕吐起来。 吐完了肚子里的食物，俞青峰两眼泪汪汪的，脸变成了茄子色。他骂陈毓明：你个瞎熊，竟然把马粪里的豆子给我们吃，想害死我们吗？ 陈毓明辩解：我在黑山湖吃了，啥事都没有…… 剩下的豌豆陈毓明不敢做散饭了，拿水泡了两天煮成咸豌豆，每天吃过饭之后吃一点。再也没出过什么事。看他们吃着没事，俞青峰也跟着吃了。俞青峰也是饿得受不了啦：进入1960年之后他家也很少寄食物了，因为全国进入了困难时期。 最为寒冷的一月和二月，他们拾的粪不够多，因为担着粪筐出去，不到半个钟头身体就被寒风刮透了。每当夹边沟的汽车来拉粪的前两天，他们就跑出去偷粪——偷公共厕所的粪便——以凑够一车粪。 三月中旬的一天，估计又要来汽车了，他们三个人又出去偷粪。陈毓明去的是大十字西南角的家属区。嘉峪关的公共厕所后边的粪池大都是有围墙有门的，钥匙都在嘉峪关公社拉粪的社员手里；但这个厕所的围墙不知为什么倾倒了一截，可能是被汽车撞的，有一个豁口。他从豁口进去，把粪筐放在粪池边。然后就跳进粪池，站在围墙倾倒后掉下去的一块砖柱上。因为天已转暖，每天下午池子里的薄冰就化了，他把粪杈捅到池底捞大粪。捞上一杈子举起倒进粪筐里。再捞再倒。如果厕所里有脚步声，他就停止捞粪，静静地站着，免得惊动解手的人造成尴尬。这天他捞了很多粪便，粪筐快装满了。正好这时有人进了厕所，他听见了沙哒的脚步声，便决定结束捞粪。以往，他把粪杈扔到外边以后双手捺住池沿往上一跳，身体就能蹿上池沿，再把一条腿蹁上来人也就上来了。可是这天他往上一跳，胳膊却未能撑起身体来；身体又掉了下去，双脚差一点掉进稀汤子里。他心里惊了一下，咦，没上去！他认为这是自己的大意造成的，就重新扶着池沿双腿用足力又跳了一下，结果仍然没上来。这时候他的心里突然就明白了，是自己的身体太过虚弱了！他静静地站着休息，他想聚攒精力，然后再努把力跳出粪池。然而就在他站在粪坑里眼光呆呆地看着粪池的时候，突然有人喊了一声：呔，你在这儿干什么？他掉转头看看，是个年轻小伙子站在墙壁的豁口处看他。他回答了一句：我是拾粪的。小伙子说，拾粪的？你是拾粪的你怎么不拾粪，站在那儿往里看！他听了这话脑子嗡的一声响，脸就羞红了：小伙把他当成坏人了。他急忙解释：我是捞粪累了，站着休息一下……小伙子嗓门更大了：休息？妈了个屁！你休息也不找个地方去，跑到这里来休息，这是你休息的地方吗？他说，哎年轻人，你怎么随便骂人？小伙子更来气了，大骂起来：操你妈，骂你？我还要打你个臭流氓！那小伙子一步跳过残垣，抬腿就向他头上踢来。他吓了一跳，身子往粪池里一蹲才躲过了那一脚，然后就很尖厉地叫起来：哎——你怎么打人！哎——你怎么打人！他大声叫的目的是引起别人的关注，结果还真有个老人和一个年轻的妇女从男厕所和女厕所的两边绕了过来，问那小伙子出了什么事了。小伙子气呼呼说，你们看这个流氓，他趴在这儿看人解手！陈毓明慌忙解释：不是不是，我是拾大粪的……小伙子说，有你那么拾大粪的吗？我在厕所里解手，听见后边有动静，走过来看，亲眼看见你站在那儿半天不动弹，眼睛往里边看。那女人也说，我也听见有动静……陈毓明说，我真是拾大粪的，我的身体虚得很，捞完了粪没有力量爬上来了。那小伙子说，王大爷，你听你听，你信他说的话吗？那么个坑他说他上不来……陈毓明说，真的，老大爷，我真的是身体虚弱上不来了。那老大爷可能觉得事情蹊跷，走近两步问：你是哪里的人？听你口音不是本地人。你怎么拾大粪呢？ 陈毓明看事情已经闹得不可开交了，很是尴尬，便详细叙述了自己是夹边沟的右派，领导派出来积肥的，就住在五一俱乐部东边的烽火台下的窑洞里。老人听完了他的叙述，说小伙子：别打他，别打他，唉，可怜兮兮的，你给拉上来吧。但小伙子哼了一声说了句我才不管，吐口唾沫走了，那女人也转身走了。还是老人迈过残壁来伸手把他从粪池里拉了上来。他连声说谢谢，谢谢老大爷。老人又问：你怎么连这么个坑都上不来。他说，不瞒你说，老大爷，我是饿垮了，吃不饱……老人听他说挨饿的情况，抿着嘴唇摇了摇头，后来说，来吧，你到我家来。老人把他领到家门口，端出两碗玉米面倒在他的帽子里，说回去烙块饼吃吧。 这天晚上临睡觉的时候，陈毓明两手摸着双腿怔了好久，说，我的腿肿了。 五月初的日子，在嘉峪关只要穿绒衣就可以了，但陈毓明还穿着破棉袄。这是他在公安厅工作时发的棉袄，那种部队黄棉袄。解放初的政府机关是供给制。他所以到这种时候还穿棉衣，一是这件棉袄已经很旧，不那么热，二则粪不好拾了，走的路越来越远，真要是变天来点风呀雨呀，也可以抵御一下寒冷。 这天陈毓明走到火车站来了。 每过一个星期，他就顺着南马路往南走，穿过兰新公路，往火车站方向拾趟粪。去的时候从西边走，拾路边上行人们排泄的粪便，回来走东边。从市中心到火车站大约四五公里，一星期一趟几乎能拾两筐大粪。 每次到了火车站，他都要穿过铁路，到车站的南边去走一圈，因为那边正在建设支线，有很多铁路工人在筑路基铺铁轨。而那边没有厕所。枕木堆和沙石料的后边是他们解手的处所。 那时的嘉峪关车站还不完备，出站口也没人查票，只要走上一个小斜坡就可以进入车站。这天陈毓明刚刚走到斜坡的地方，一大群下车的旅客走出来了。他知道自己又脏又臭讨人嫌，所以就把粪筐放下来休息，给旅客让道。可是不知怎么的，有个旅客走过他面前时突然站住了。陈毓明原先是看着别的方向的，他不愿把自己的面孔正对着出站的旅客。他只是用眼睛的余光看见有个人站在了他身旁，且有点奇怪的是那人站住就不动了，看着他。他心里觉到了蹊跷，扭过脸看了一眼，心就陡地跳了一下：这是一张很熟悉的脸。是自己在公安局工作时的同事。立时，他想扭转脸去，装不认识，那个人却问他：你是……陈毓明吧？ 他有点尴尬，说，哟，你是麻…… 那人说，对，我是麻建斌呀。你认不出来了？ 他说，噢噢，想起来了，哎呀，我看着面熟，不敢认。你怎么到这里来啦？ 麻建斌说，我调到嘉峪关几年了，就是你调劳改局的第二年。老陈，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陈毓明尴尬地一笑：哪个样子，你看我是哪个样子？老麻，我成了右派了。 麻建斌一脸惊骇：什么，你成了右派了？什么时候…… 1957年嘛。你不知道吗？ 我哪里知道呀。酒钢上马，我就调到嘉峪关来了。那你这是怎么回事嘛，这筐子…… 老麻呀，一言难尽。在劳改局成了右派，然后送到夹边沟。现在领导把我们派出来拾粪…… 就在嘉峪关拾粪吗？ 啊，在嘉峪关拾粪。你呢，在公安局？ 在公安局。 升了吧？当官了？ 咳，什么官呀，就是个副局长嘛…… 麻建斌的脸始终处在一种惊愕的状态当中，说出当副局长的话，他似乎有点不好意思。陈毓明明白，老同事怕刺激他。但老同事没想到他的谦虚使得陈毓明更是尴尬和羞愧。陈毓明突然拿起扁担说，老麻，你快去坐车吧，一会儿公交车走了。我也要拾粪去。 麻建斌说，对，对，我是要坐公交车。可是，可是…… 麻建斌突然忙乱起来了，他的手在胸前的制服口袋里摸着，又在其他口袋里摸来摸去，然后把一沓人民币递过来，结结巴巴说，老陈，我出差把钱都花光了，手头就这几十元，你先拿着用。有时间你到我那里去，我再给你拿些…… 麻建斌的手碰到了陈毓明的手，但是陈毓明像是被烫了一下把手躲开了：老麻，我拿你的钱干什么？ 他一弯腰担起粪筐就想走。但是麻建斌一把拉住了他的扁担，嚷叫一般说，老哥，你这是干什么？你要是这样走了，就太看不起老弟了。但是陈毓明拿定了主意不要他的钱，他说：老麻，你这是可怜我…… 陈毓明把麻建斌的手掰开了。 麻建斌看他真不要钱，便啧啧地嘬牙花，说，啊呀，你这个人呀，还和从前一样耿直呀。算了算了，钱我就装上了，不过老哥你要答应我一句话：这两天你一定要到我那里去一趟。 陈毓明被麻建斌的诚心感动了，说：我去，我一定找你去，有时间我就去。 其实，陈毓明并不想去见麻建斌。他嫌丢人！麻建斌是1952年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厅的老兵。当时他在二处专案组办案，麻建斌当了两年他的助手。现在他成了右派，麻建斌当了嘉峪关市的公安局副局长，相差悬殊，他自觉没脸去见麻建斌。 但是，过了一段时间他又不得不改变想法。自从来到嘉峪关积肥以来，人们的粮食总不够吃，每个月都有缺口——断一两天粮食。以往断粮，三个人总能凑点儿粮票钱或者把捡来的破烂卖掉买点儿吃的对付过去，可是六月底发生大的危机——断了四天粮。这时候他们都已经两手空空一无所有，平时捡的垃圾也是随捡随卖随吃了。 断粮的第一天，他们从垃圾堆上捡菜叶煮着吃，还拾了一趟粪。第二天早晨起床，俞青峰和张家骥如同商量好的一样，跑到垃圾堆上找吃的去了。陈毓明犯难了：饿着肚子拾不了粪，不拾粪吧汽车来了拉什么？说不定就拾不成粪了，领导一生气，大家就得打道回府了。下大田吧，叫管教干部吼着骂去吧，在人家的眼皮底下干活去吧！ 他想来想去，决定去找麻建斌，找他要点粮食或钱。 他担着粪筐出了门。 嘉峪关市政府办公楼设在西马路上离大十字很近的地方。公安局也在同一栋楼里。他担着粪筐到了门口，把粪筐放在马路边上，然后对站岗的警察说，我找一下公安局的麻建斌。警察看他破烂的穿着，说，你找麻局长干什么？他说我是他的朋友，找他有点私事。警察说，麻局长出去了。他问什么时候回来？警察说中午下班前你再来看看吧。 这时候才八点半钟，他决定先去拾一趟粪。他担着粪筐从市政府办公楼和酒钢招待所之间穿过去，沿着建筑物的墙根往西走，拾粪。 他走出去很远，拾了半筐粪，又绕到西马路。看看太阳，也就十点钟左右，他想再去公安局看看麻建斌回来没有。不料他刚刚走到酒钢医院的大门口，正好和一位抱着孩子走出来的女人相遇。那女人喊他：大哥，帮个忙行不行？他看见那女人哭得眼睛红红的，就问，你要我帮什么忙？女人说，我的孩子没了，请你帮我埋掉行不行？这时候他才注意到女人怀里抱着个孩子，小棉被包得严严实实的。他的心突然一动——这不是瞌睡碰到枕头了吗？他说，行呀，只要给钱就行。女人说给你钱。他问给多少钱？那女人说三十元行吗？他心里惊了一下，三十元。天呀，埋掉一个小孩子就给三十元？就在他一怔的功夫，女人以为他嫌少，又说，五十，给你五十元还不行吗？大哥你就帮帮我吧。我就这点钱了，钱都交了医疗费啦。他立即回答行。 看他同意了，那女人把孩子交到他的手里，然后掏钱给他。接过钱装在口袋里，他又在怀里倒了一下孩子。孩子很轻，抱在怀里简直就像棉花包一样轻。他估计是个婴儿，心里禁不住一阵悲哀，问了一句：孩子得的什么病？ 女人说，肺炎。怎么，你害怕传染吗？不传染，真是不传染，是感冒引起的肺炎。 他忙说，不是怕传染，我就是问一声。才多大个孩子呀，就…… 女人哇的一声哭起来：二十天，才二十天呀…… 女人一哭，陈毓明心酸得厉害，便劝女人不要哭，然后说，好了，那我就埋去了。他左手抱着孩子，弯着腰，把扁担放上肩膀。但是拾粪杈子掉在地上了。他又弯着腰拾杈子。结果左手的孩子就横了过来，引得那女人叫起来：你看，你把孩子倒过来了！他想说倒过来有啥关系，但忍住了，手忙脚乱收拾粪筐和粪杈子。这时女人又说了一句：你把粪筐放下吧，埋完了回来再拿。他说，那可不行，丢了粪筐拿什么拾粪？女人说谁偷你这个？他说，偷是没人偷的，可是叫人清理走了我也没地方找去呀。 女人不言语了。陈毓明说声我走了，就离开了女人，可是走了几步，他觉得身后跟着一个人。扭脸看看是那个女人。他惊奇地说，你跟着我干什么？女人说？我看你埋到哪里去，埋好埋不好。 陈毓明站住了脚说，大姐，你看这干什么呀，一个小月娃子，我给你埋掉就行了，你跟着去干什么？以后你还上坟去吗？ 女人说我怕你埋不好。 陈毓明说，这你就放心吧，我拿了你的钱，就一定把事情办好。办不好我不是对不住你吗？你把我看成啥人了？ 女人说，你打算埋到哪儿去？ 陈毓明朝西边扭了一下脸说，我往那头走，那里是一片沙滩；埋到那边你看行吗？ 女人点头。陈毓明一手抱孩子一手扶扁担下了马路，往西走。西马路很长，但马路边的房子并不多，不一会儿就走完了。这时他站住回头看了一眼，那女人还在人行道上站着。 那个孩子，他把他埋在西边的沙滩上了。他理解那个女人悲痛的心情。所以用粪杈子挖了个五六十厘米的坑把孩子放进去。他也说不清楚出于一种什么心情，放进去之后又拿出来，解开小棉被看了看孩子的脸，然后又重新包好埋了。 他把沙子又填回坑里，还堆起了一个小小的坟堆。他知道，那女人今后不会来这儿找这个孩子的，起个坟堆没有什么意义，但是他想这终究是一条生命，一个人，不是一只死狗死猫，就给他堆个坟吧。将来有人经过这儿，或者城市将来向外发展延伸盖房子或者建工厂的时候，叫人们注意，这里有个小人。 这天他没有再去找麻建斌。他回到窑洞后把五十元钱拿出来，叫张家骥去买议价粮。这样，他们度过了断粮的日子。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对他们讲，那个娃娃圆圆的脸很白，白得如同石灰。 很多年以后，他都记得那个娃娃的脸。 八月底的一天，夹边沟农场的大道奇又来拉粪了，同时到来的还有袁队长。大家都觉得奇怪，袁队长上次拉粪来过一次，这才不到半个月，怎么又来了？陈毓明想，说不定有什么事吧！于是，当袁干事在他们的粪堆前转了一圈走进窑洞的时候，他陪着小心说，袁队长，你这么一趟一趟地跑什么呀，有啥事叫司机王师傅传个话就行了嘛。袁队长往铺上一坐说，我是来看一下，你们拾下的粪够不够装一车的，要是够装一车的，你们今天就跟我回去！ 陈毓明的心猛地沉了一下，最害怕发生的事终于发生了！他扭脸看看正在烧火做饭的张家骥和俞青峰，发现张家骥正在往锅里拨疙瘩的手停住了，俞青峰手里捏着往炉灶添加的木柴扭过脸看袁队长，并急切地问，不拾粪了？ 袁队长说不拾了。 他问为啥不拾了？ 袁队长一瞪眼睛：不拾了就不拾了呗，还要说个为啥？ 俞青峰不说话了，往灶里添柴。张家骥把面疙瘩拨完之后说撒泡尿出了窑洞。但他朝陈毓明使了个眼色。张家骥出去半分钟，陈毓明也跟了出去，看见张家骥在粪堆那儿站着。他走过去问有什么事，张家骥从怀里掏出几十元钱和几斤粮票，说，老陈，你把袁队长好好招待一下，不要叫我们回去。陈毓明问他哪来的钱，他说1958年来夹边沟时从家里带来的。一直保存着，准备在最困难的时候用。陈毓明留下了二十元钱两斤粮票，其他的都塞回他的衬衫口袋，说，钱你还装着吧，不要全花了。他忧心忡忡地又说，就是怕白花钱呀。拾粪不拾粪，不是他能做主的，那要场长生产股说了算。 陈毓明跑到独一处买了几个烧饼，半斤烧酒，一碟炒肉片回来给袁队长吃。袁队长问，你哪来的钱，他说昨天遇上一个公安厅的老同事，看我孽障，给了我几元钱。你今天来得真巧。袁队长问他同事的情况，他把几个月前和麻建斌相遇的事扯来说了一通。袁干事一边吃肉一边说，人啊，真是说不来！你要是不当右派，说不定也当上科长处长了。我在部队上也是干到连长了，转业到劳改队，这不是才当个干事吗！ 趁着袁队长真情流露的时候陈毓明说，袁队长，我们在这拾粪好好的嘛，为啥又要回去嘛？是领导嫌我们拾的粪少？ 袁干事说，哪里的话。你们干得不错嘛。我这次来，是刘场长叫来的，叫把你们拉回去。夹边沟的人要转移了。 陈毓明忙问，往哪里转移？ 袁干事说，省上要在高台县上马一个大农场，要开几十万亩荒地，建成全省最大的农场。农场的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管辖的各农场抽。要上两三万人哩，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和干部都要过去。 嘿，这么回事呀！ 陈毓明听完就不再说什么了。袁干事又喝了几口酒说，我看出来了，你们还想在这里积肥，你们不愿回夹边沟去。这里总是活泛些……是吧？这么办吧，吃完了饭，我先到黑山湖大草滩去，把那边的粪和人拉回去；你们在这边再拾几天粪，凑够一车了再叫汽车来拉你们！ 喝完酒，袁干事就上了汽车。大道奇嗡嗡地驶上了马路，左拐驶远了。三个人在窑洞门口站着，很久很久，张家骥说： 操！ 一号病房 天明之前，陈毓明在马扎上坐着迷瞪着了。迷瞪了不知多长时间，一个病号把他叫醒了，说是解手。他把便盆拿到铺前放下，病号就从铺上挪过来蹲在便盆上边。几分钟后病号又回铺上躺下，他端起便盆往外走，并且捎带着提上一只尿桶。这间房子是里外间，外间没有窗户，只有门板缝里透进来几束光线，无法判断几点钟了。再说，挂在墙上的风灯还散发着淡淡的黄晕。但是一拉开房门，他立即就知道快到九点钟了，因为太阳已经从祁连山脚下的戈壁滩上升起一房高了。 门口横着两具尸体，那是夜里他和艾学荣抬出来扔下的。他绕开尸体往前走了十几步，把粪便泼了，接着又倒尿桶。倒完尿桶直起腰来，他面朝东方的天空站了几分钟。他很是惊奇，来明水农场已近两月，似乎没看见过明水农场冬天的太阳竟然有这么亮。它虽然没有多少热量，照在身上凉飕飕的，但它把河西走廊的天空照得亮堂堂的。祁连山呀，戈壁滩呀，白草萋萋的荒滩呀，全都笼罩在无边无垠惊心动魄的玫瑰色霞光里。 他转身往回走的时候还朝着北方的河坝和山水沟看了几眼，山水沟像是大地的裂隙，弯曲着延伸到河坝的沙枣林。沙枣林、沙枣林北边的鸣沙窝和更远处的地平线上晨雾弥漫，晨雾也被霞光染红了，像是他的眼前挂了一块遮天蔽地的玫瑰色纱帘，朦朦胧胧绚丽至极。 他一推开房门，阳光又扑在地铺上，把门口睡的人和他们肮脏的被褥都照亮了。他咳嗽了一声，清一清嗓子喊，起床了，起床了，太阳升起来啦！ 有几个人坐起来了，但大部分还不动弹。于是他没有关门。故意叫阳光把房子照亮，接着喊，喂，你们还不起呀，太阳都一房高了。这么好的太阳，你们看呀！ 又有几个人坐起来穿衣裳了，他们都往门口看。有的人说： 还真是的，今天的太阳格外亮。 该起了该起了，太阳钻进被窝来了。 但有个声音却说，你把门快关上吧。你把凉风放进来了，要冻死我们吗？太阳升起来了，黑暗留在后面，但那不是我们的太阳。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话的是睡在房子中间的张继信，永登县某中学的校长，一个病得走不了路的人。陈毓明说他，怎么不是我们的太阳？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它照在别人身上也照在我们的身上。 张继信又说，你的话一半对一半不对，太阳是最公正的东西，照别人也照我们，可是它照在我们身上的日子不长了。 又一个人附和说，张老师说得对，那不是我们的太阳，我们要睡觉了。 陈毓明听出来了，张继信和那个人的话是别有意味的，但这时两个炊事员提着饭桶送饭来了，他便改变了话题：快把你们的饭碗准备好吧，不管谁的太阳不谁的太阳，吃饭要紧。 病号们明显地加快了穿衣裳的动作，从铺上爬起，用他们脏污的手拿起枕头旁放着的饭盆围住了炊事员。里屋的病号们也走出来了。一阵忙乱之后，各自端着饭盆回到铺上去。那些走不成路和卧床不起的病号也都把饭盆摆在枕头边上了。陈毓明拿过他们的饭盆打饭，再一个一个递到他们手里，或者放在他们的枕头上。他们有的坐在被窝里喝糊糊，有的在被窝里趴着吃。病房里响起一片稀溜稀溜的喝汤声。 有些病号几口就把面糊糊喝完了，有些却挪到门口的炉子旁边，把饭盆放在火上温着，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还有人把饭盆再添些水，把捡来的烂菜叶子、干树叶子或者草籽加进去，煮成满满的一盆喝下去，把肚子喝得胀胀的。 早在五九年的春天，所有的人都用儿童洗脸盆当饭碗了。炊事员们从饭缸里用一个马勺打饭，马勺从饭缸到饭碗的运行过程中往外溢出来一些汤水，右派们很心痛，就都把饭碗换成了洗脸盆，以减少损失。 喝完了豌豆面的糊糊，有些人把盆举得高高的伸出舌头把沾在壁上的糊糊舔净；有的人倒上开水涮呀涮呀，然后喝下去。粮食是宝贵的，一点儿也不能浪费。 喝下半盆烫嘴的豆面糊糊，人们的身体都发热了，有的人脸上还渗出汗来，这时就都躺倒睡了。有的人瞪着眼睛看房顶的椽子、被烟熏黑了的芨芨草席。有的人发出轻轻的鼾声。 陈毓明喝完了糊糊就开始清理昨天夜里死去的两个病号的遗物，逐一登记，然后送到管教股去。回来后他看见病号们都睡着了，就也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打盹。 陈毓明是一号病房的护理员。 夹边沟农场的右派们奉命迁徙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后就陷入绝境，没粮食吃，没房子住，没有煤烧，寒冬又急遽降临。到了11月中旬，人员的死亡就进入不可遏止的状况。农场领导慌了手脚：尽管他们多次向地委汇报情况严峻、请求援助的行动遭到严厉的训斥——地委书记说，死几个犯人怕什么，搞社会主义哪有不死人的，你们的尻子松了吗！——但他们知道，人死光了也不好向上级交待。无可奈何的情况下，他们把两条山水沟里的地窝子腾七八间出来，辟为临时病房，把饿倒冻倒和病倒的二百多名右派收容进来，加强护理，竭力减少死亡。 一号病房是明水农场最好的病房。它有两间房子，一间是明水乡农民种撞田临时居住的干打垒平房，有里外屋，里屋有个窗户，外屋是门，门窗都朝南。这间房子正好建在山水沟初始的台地上，后墙靠近山水沟；在他的背后倚着山水沟的沟坎有间地窝子，是一号病房的另一间病室——北房。高台县冬季的西北风很大，为了避免风从山水沟直接灌进地窝子，北房的门朝着东方。南房和北房各住十八九名病号，共计三十八个人。 病房和作为宿舍的窑洞相比真是幸福多了。病房里有炉子，有煤烧，还派了健壮的右派做护理员，伺候病号吃饭喝水和解手，遇到病号生命垂危的情况，护理员马上就叫医生来抢救。一言以蔽之，护理是无微不至的，不叫病号做任何费力费神的事。 病房辟建之初，基建大队的严队长指定陈毓明做南房的护理员，指定一名兰州医学院的名叫艾学荣的学生做北房的护理员，可是场长刘振宇检查的时候说他：你叫个娃娃看一间病房能行吗？毛手毛脚的，他连自己都管不住。严队长回答，那怎么办，就他身体还好一些，能跑能走，其他人连路都走不动了。刘振宇沉思一下说，那就这样办吧，一号病房和二号病房合起来叫一号病房，叫老陈当护理员，那娃娃给老陈当个助手。当时陈毓明就在旁边站着，刘振宇把脸转向他问，老陈，你看这样行不行？ 陈毓明从心里就不同意这样，他知道，医学院的那个学生爱跑爱串，靠不住，但他却没法拒绝刘振宇的提议，因为刘振宇一直很照顾他，全农场的劳教分子只有他和夏普、官锦文享受这样高的待遇：老陈，老夏，老官。夏普和他来自同一个单位，是省劳改局野外勘测大队的工程师；官锦文是西北军区的干部，老红军，延安时期就是彭德怀司令部的警卫团参谋长。他勉强地答应了一声：嗯。刘振宇看出他的勉强来了，但却说，好，那就这样定下。老陈，你和那娃娃两个人把两间房子的病号伺候好。你就多辛苦些，多操些心，没办法，现在是困难时期。 陈毓明根本就没法睡着，他刚刚迷迷糊糊闭上眼睛，有人就喊了：陈队长，我要喝点水。他就拿了水壶给那位病号倒水。倒完开水刚坐下，又有人说解手，他就又去拿便盆，然后又往外倒粪便。撒尿的人，用不着他伺候的：顺着走道放了两三个尿桶，病号们把尿尿在罐头盒或者茶缸子里，然后伸长胳膊倒进尿桶里。一天倒几次尿桶。 他还不断地捅炉子，添煤，还去伙房提了一趟开水。 大约是三四点钟的时候，有人又叫他了：陈队长，陈队长，你醒着没有？ 他抬起头来问。是张老师吗？你是要解手吗？ 张继信说，我不解手，我刚尿泡尿。我是看你那么坐着睡不好觉，——你晚上睡不成觉，白天就那么坐着——不把你熬坏了吗？你把你的行李拿过来铺到这里，踏踏实实地睡一觉，晚上也好熬夜嘛。 陈毓明回答，不行呀，一会儿就又送病号来了。掩埋组的马车也快拉人来了。我还得出去。 张继信说，他们拉他的人去，你出去干什么？ 陈毓明说，每个人的身上要挂个纸牌牌，写上名字，登记个号码。 张继信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你管那做啥？你睡你的呗。你不是把名字报上去了吗？ 陈毓明说，挂牌牌是他们的事，可他们知道哪个人叫啥名字呀，得叫我指认清楚。 张继信说，你睡吧，他们来了我给他们说。 陈毓明说，你又走不动。 张继信说，我走不动还说不动吗？昨晚上不就抬出去了两个人吗，一个长一个矮，一个是分头，一个是光头…… 陈毓明说，不用了，你快睡吧，我还是等一会儿，就要送病号来了。空出来的位置能叫空着吗？ 张继信说他：你真不睡呀？不睡我就睡了。我已经坐一会儿了，尻蛋子上的肉干了，痛得坐不住。 张继信呻唤着拽着从椽子上垂下来的一根绳子慢慢地躺下了。 张继信是个非常自觉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从不麻烦人的。他翻个身或者坐起来倒尿都很是吃力，为了不麻烦人，他在进病房的第二天就叫陈毓明把一根行李绳拴在椽子上，自己拽着绳子坐起或者睡下。此刻陈毓明心里很是感动，便问了一声，张老师，要不要我给你端些开水？张继信说，不要，我不渴，喝得多了尿多，总要起来。但陈毓明还是提着水壶走过去了，给张继信枕头旁的茶缸子里倒了水。他说，尿多怕啥，尿憋了你就叫我，我给你倒。张继信说，那哪行呀，解大便叫你伺候着就心里过意不去，还能叫你倒尿吗？陈毓明说，没什么，倒尿也没什么，这是我的职责呀。 陈毓明又回到马扎上坐下，但他的眼光越过几个病号看着张继信发怔。 张继信是这间病房开张的第一天他从山水沟的窑洞里背到病房来的。张继信不是他队里的人，以前他也不知道这个人。他认识他，是从嘉峪关积肥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有一次上厕所，他看见一个身材瘦削面如土色的人解手，身体靠在墙壁上，两腿往前分开站着，排泄物——稀汤子——顺着大腿流进棉裤里。他惊呆了。他还没见过这样解手的人。后来那人捡起土块擦腿上的排泄物，提裤子。他看着那人提裤子都很费力，连系上裤腰带的力气都没有，便帮着那人提上裤子系上了腰带。他问了一句：你怎么这样解手？那人说蹲下去就站不起来，不敢蹲。后来他问过别人，有个站着解手的人叫啥名字，有人告诉他，那人叫张继信。别人还告诉他，张继信什么病也没有，就是前两年累垮了，饿垮了。他是想要领导给他摘掉右派帽子，劳动时拼命。后来到了明水农场陈毓明还见过一次张继信在路上四肢着地爬着去草滩上捋草籽。他穿着棉裤手上套着棉手套往前爬。他的裤子在膝盖那儿露出了棉花，手套上沾满了泥土。看得出来，他的身体更虚弱了，已经没有站着行走的能力了。这两件事在他的脑子里印象太深，所以刘振宇指定他当护理员的当天，他擅自做主跑到张继信的窑洞里把他背到病房来了。背张继信的那天他非常心酸，一个四十多岁的人轻得像个孩子，背在身上如同掮着一堆羽毛。他在心里想，这个人再活不了几天了。但是事情就这么奇怪，和张继信同时进病房的人死去一半还要多了，他却还是活着。 这简直是个谜！他家里并没有人来看望他，也没有人邮寄什么食品给他。 一阵咚咚的脚步声响，门板“咣”的一声开了。严队长进来了，身后还跟着几个人。严队长问他：老陈，一号病房昨天夜里又死了两个人，对吗？他回答三个，这间房两个，北房一个。严队长说，我问的就是这间房。他回答这间房两个。严队长说，我给你又送了三个人来，一个安顿在北房了，这两个你看怎么安排？陈毓明问谁呀？严队长回答，蔺为轩。 噢，是蔺县长呀！来，来来，把他放到张老师旁边。陈毓明从一个右派手里接过蔺为轩的被褥铺在张继信身旁的空当处，再叫人把蔺为轩背过去安置好。另外一个病号是自己走着来的，他叫他进里屋。 看着陈毓明安排完病号，严队长一边往外走一边问，老陈，你这间房子还能挤几个人不能？ 陈毓明回答，你看着办呗。就这么一间小房房，里外就睡了二十个人；我睡觉的地方都没有，你看还能安置人吗？ 严队长叹息说，啊呀，真把人愁死了。病房里满得插针的地方都没有，外头又病倒了一大片，有的人脚趾头都冻掉了。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严队长走后，陈毓明又看了看两名新来的病号，给他们倒好开水放在枕头边上，交待了一下注意事项：小便倒进尿桶，大便喊护理员，你们什么都不用干，好好保护自己，我是伺候你们的……然后他就匆匆地去了北房，看望北房安置的新病号。半个多月以来，他就是这样两头跑着照看病号的。既然领导叫他管两间病房，他还是想把工作干好，这可是性命攸关的工作：凡是进病房来的人都已经衰弱至极，照顾得稍有不周就可能把一个人送进酆都城去。 出了房门左拐，走下山水沟，陈毓明就到了北房门口。门口停着一辆马车，三四个掩埋组的右派正在把一具尸体装上马车。这几个人是杂役［2］，他们在来到夹边沟的两三年里，没下过大田也没挖过沙子背过石头，他们是理发员、修鞋匠、木工、炊事员……他们的体能还没消耗殆尽，他们大都有办法搞到额外的食物，所以他们两个人抬一具尸体，像是搬动麦捆一样，悠两下就扔上车去。 马车旁站着个名叫段云瑞的人，手里拿个笔记本，还提着一串拴着细麻绳的硬纸牌牌。他是兰州解放后参加工作的大学生，曾任省高级法院的书记员、审判员、省司法厅办公室秘书。如今专管给尸体编号，挂牌子。在夹边沟的时候，最初死人，农场领导叫木工组打棺材，可是很快就没有木头用了，领导专门抽了几个人割芨芨草编成长条形筐子，人死了装进筐子里拉出去埋掉，坟头上插个木头牌子，写上姓名。后来连做木头牌子的木料都没有了，芨芨草筐子也编不及了，就用死者的被子一裹拉出去埋掉。活着的人们有意见了，说这样埋掉，将来家属来上坟烧纸找不着人，哭谁去？领导接受了意见，掩埋前叫人给每个尸体拴个破纸箱子上裁下来的硬纸牌子。纸牌子上写着死者的姓名和编号。 陈毓明走到段云瑞跟前，告诉他南房的两具尸体的相貌特点和姓名，叫他们不要把名字搞混了。 北房是九月底挖成的地窝子，进门一条直溜溜的走道，靠左边的崖坎留了一个两米宽四五十厘米高和地窝子等长的土台子，土台子上铺着麦草，上边并排睡了十八九个人。地窝子深入地下一米多，最初修建的时候，地窝子右边高出地面的墙壁上留了两个洞子的，作为照亮的窗户。后来天冷了，从沟里刮来的寒风袭进来，人们就把洞子堵上了。后来改为病房，领导又找了块大篷布把房顶盖上，垂下来的部分一直搭到地上用以挡风保温。这间地窝子的确暖和，除了门口挂的门帘子——一床破棉被——透点冷空气进来，再就没有漏气的地方；靠近门口砌的炉子烧得也挺旺。只是这样一来房子里的空气太难闻了，新进来的病号都说臭得人恶心。 一盏马灯和门帘子缝里透进来的光线不足以把房子照亮，房子里日夜都黑洞洞的。 护理员艾学荣正在炉子上煮菜根吃，一看见陈毓明就噌地跳了起来，问，陈队长有事吗？他对陈毓明有点害怕，因为有过两次他跑到伙房弄东西吃，两个拉肚子的病号把粪便弄到了铺上，陈毓明训斥了他，警告他再要是失职就换个人当护理员。他很害怕不叫他当护理员，因为他害怕回到窑洞里去住。 陈毓明问新来的病号在哪里？艾学荣说在最里头，程炯明的旁边。陈毓明顺着过道走到尽头，看见墙根的铺上坐着个人低声地哼哼着。他问了一声你叫啥名字？那人停止了哼哼扭过脸来，他不由得惊了一下，说，你不是李汉祖吗？哎呀，老李，你也病了吗？李汉祖说，不病了能到这里来吗？陈毓明听出来李汉祖的嗓子带着哭音，便在铺上坐下来，脸离得很近地看李汉祖，问，你怎么了？李汉祖转了一下身子，眼睛泛着泪光。他哽咽着说，老陈，我活不成了。陈毓明问他得什么病了？他身体一歪倒在铺上，哎哎地哭出声来：老陈，我的胃痛得受不住了。因为灯光太弱，看不清李汉祖的表情，陈毓明喊了一声，小艾，把灯拿过来。艾学荣把墙上挂的风灯提了过来，他才把李汉祖拉得坐起来，看着他哭得变形的脸说，你说，你说嘛，你到底得啥病了？ 我吃了炒面了…… 炒面？你吃炒面就吃炒面嘛，炒面是好东西，我想吃还吃不上…… 我吃多了。 吃了多少？ 我妈给我寄来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 你都吃了？ 我吃了一斤炒面半斤白糖…… 一斤炒面没关系，再吃上半斤白糖也没什么。 我心里饿，忍不住把剩下的也都吃了…… 陈毓明的心猛地一沉，但他说，你吃得是多了一点，但也没啥问题吧。我就一顿吃过两斤馍，一点事都没有。你刚来的时间不是也吃过两斤吗，八个馍，还喝了两碗菜汤？ 那是刚来的时间，现在胃不行了，薄了，吃多了受不住。 你不要胡思乱想，两斤炒面有什么承受不了的？在夹边沟，五队的一个人偷了伙房的一桶面条，一个人吃光了，也没出啥事。 那是面汤，稀的，尿两泡就啥事都没有了。 陈毓明给李汉祖宽心，但心里揪得很紧，他说，你现在什么感觉？ 刀绞的一样。 那是有胃酸。胃酸多了就是要痛的。叫医生看了吗？ 看了。苏大夫看的，给了些泻药，不管事。 吃药多长时间了？ 两个钟头了。 两个钟头不行。你想呀，你过去有过积食的经验没有，中药丸子藿香正气丸吃下去，半天一天才能起作用。你才吃了两个钟头，就想好，那不可能嘛。 不一样，不一样，老陈，我真是要死了。不光是刀绞的痛，还胀，胀得疼，胀得坐不住。李汉祖说着话就又歪倒了，唉哟哟地呻吟着，把头杵在铺上，身体拱了起来。陈毓明看着也很无奈，便跑出去找医生。医务室设在沟外台地上的一间芨芨草席扎的房子里，只有一个右派护士在那儿。护士告诉他几个医生都抢救病号去了。他满沟里跑来跑去才找到个省人民医院的苏医生。苏医生听说是给李汉祖看病，立即摇着头说，你去准备去吧——给队长报告去，那人没救了，两斤炒面一斤白糖，他的胃要撑破的。陈毓明央求他：你就死马当着活马医嘛，再给些药。苏医生终于给了几片药，但却说，不起作用，不起作用，他的胃已经满得不能蠕动了，药吃下去不起作用。 陈毓明叫李汉祖喝了药。然后就回南房去了。他还惦记着那屋的病号呢，也该吃饭了。 在南房吃完了饭，休息了一会儿，他又回到北房去看李汉祖。 李汉祖是他在省公安厅的同事，转业兵。他在省公安厅二处当外勤——侦察员——的时候，李汉祖做内勤工作。李汉祖比他小五六岁，今年二十八九岁。就因为年轻，饭量大，所以饥饿对他折磨也就更残酷。右派们转移到明水农场之后，陈毓明好几次看见他和其他的年轻人抢着舔缸。明水的伙房是转移过来之后仓促建起来的两间芨芨草席棚子，只能容下炊事员做饭；到开饭的时候，炊事员把菜糊糊从锅里舀进水桶，提出来倒在门外的两口缸里，再由炊事员用马勺从缸里一勺一勺舀到右派们的碗里。有几个年轻人饿得受不了，就总是在吃过饭以后站在附近等着，等最后一勺菜糊糊打完，炊事员刚一转身离去，他们就忽地围上去，把手伸进饭缸刮缸壁上的面糊糊和菜叶子，然后再嗍手指头。李汉祖每天都干这件事。为了多舔几口糊糊，这些人经常你推我一把我捣你一拳，打起架来。有一次李汉祖被别人推得没舔上几口糊糊，就急眼了，耍起他当警察时的蛮横劲头来，打了一个年轻人两拳，又把另一个人推到一边去了，嘴里还骂骂咧咧：狗日的，你跟我抢，老子收拾你……那两个人是比他还年轻的小伙子，哪里能受这个气，两人团结对敌，把他抱起来塞进饭缸里。李汉祖头朝下窝在缸里噢噢叫，爬出来之后头和衣裳沾满了糨子样的面糊糊，可真是狼狈极了。他也不舔缸了，追着打一个小伙子。还是陈毓明看见拦住了，说他：哎，你把公安厅的脸都丢尽了。 李汉祖的胃疼得更厉害了，他已经不能在铺上躺着了。站起来走几步，还是不行，又在墙根蹲着。还是忍不住的疼痛，就又栽倒铺上窝着。陈毓明无法帮助他，问他：你的胃一点动静都没有吗？ 他只是哼哼，连说话的力量都没有。 陈毓明又问，小肚子那里有响动吗？ 他软弱无力的声音说，胃胀得要破了。老陈，我实在不行了，非胀死不可了。这药怎么一点不起作用啊？ 陈毓明也没办法，只是安慰他：不要急，你不要急，药起作用也要有个过程。它要把你胃里边的食物活动开了才能排泄下去。你的胃叫炒面塞满了…… 他守着李汉祖坐着，时间已经是八点多钟了，李汉祖还是不排泄。他说给李汉祖揉揉肚子，李汉祖同意了，躺在铺上。但是李汉祖的肚子瘪瘪的，而胃部鼓得硬邦邦的。他的手一按胃部，李汉祖就尖叫起来：哎呀呀，痛死我了……他便不敢再揉了。 后来，李汉祖不再叫喊。他卧在床上轻轻呻吟。约十点钟，他的嘴角上流出一点黑色的血液，他死了。 连着三天没睡过一个整觉的陈毓明决定要好好睡一觉了。他把炉子添了很多煤，把开水桶坐在炉子上，然后从墙角上抱起几天都没用过的被褥走到张继信里边一点，在昨天夜里拉出去的人空出来的空当处铺好被褥，连衣裳都没脱就头朝着铺脚躺下了。 病房设立之初，领导规定护理员就睡在门口的地铺上，以便二十四小时随时伺候病人。可是病号太多，他只是在铺上睡了一天，就把被子卷起来放在墙角上了，把他的铺位让给了病号。他每天都是在马扎上坐着打盹，或是在死亡病号空出的位置打游击躺几个小时，等新的病号一补充进来就爬起来。 但是这天他还没有入睡，就听见有人开门的声音。他抬头看了一眼，从门口晃眼的亮光中走进个人来。看不清那人的面孔，但从光线裁剪出的轮廓来看像是张永伟。 那人进来后转身关门。门一关上房子里就暗了下来，那人站了几秒钟叫眼睛适应一下黑暗，然后才往前走。这时从里屋门口透过来的亮光照在他的脸上。还就是张永伟。陈毓明才把头放在铺上。作为护理员，他必须注意串门的人；有些人品格很低下，偷别人的食物。 张永伟是甘肃永登县人，中学教师。他也是病号，住在四号病房。他常常来看望老乡张继信。他的身体状况比张继信强得多，还能到处走走。他走到张继信铺前喊了一声张老师，就在张继信和蔺为轩头顶的铺上坐下了。坐下后他似乎发现铺上有点变化，便低着头在蔺为轩脸上看了看说，咦，这是谁？张继信说，蔺为轩，民乐县的副县长。张永伟觉得新鲜，说，他怎么也进病房来了？张继信说，他来有什么奇怪的？张永伟叹息一声：唉，想不到呀，县太爷也落到这个地步了。他可是没怎么受苦呀，来了就当统计，不下大田，场领导还照顾他回民乐一趟，从亲朋好友那里要几十斤粮来。张继信说，大厦将倾，独木何为！张永伟说，嗳嗳，想不到，想不到…… 张永伟一连声地感慨着，但过一会儿他又抽抽咽咽地哭了起来。 张继信惊悸的口气问，哎，你怎么啦，哭什么？ 张永伟哭着回答，我是给你说事来的——赵庭基没了。 张继信沉默一下问，啥时间没的？ 昨晚上。 张继信静默了。 张永伟抽泣着哭，哭了一会儿又说，我不是给你说过吗？他的情绪一直不好，身体虚弱得很，已经出现过一次休克，我发现了，叫护理员去叫大夫，大夫抢救过来了。从那天以后我就特别注意他，夜里不叫他睡得太死，过一会儿看一下，叫醒了说几句话。昨晚上不小心我也睡着了，发现时已经晚了，大夫打强心针，人工呼吸，也没抢救过来。哎哎哎…… 张永伟由抽泣而变为放声大哭，不停地擦眼泪。张继信劝他不要哭了，他愈是大哭不止，哭着说，赵老师是叫贼娃子害死的。从夹边沟过来的时候，在火车上他就叫贼娃子偷了一次，贼娃子把他的行李解开了，把钱、把粮票、把几件衣裳偷走了。后来他写信跟家里要吃的，家里从邮局邮来了十几斤炒面，从邮局拿来的当天又叫贼娃子偷走了。他把包裹挂在墙上，把一件呢子大衣盖在上头解手去了；解完手回来，连大衣带炒面都不见了。他一下子就哭开了……哎哎哎……张老师，我们那一批来夹边沟的人就剩下四个人了，你，我，李世白，还有跑了的施中选……当时我们十二个人上的火车…… 张永伟一边说一边哭，到后来居然悲痛至极，哭得喘不上气来，咳嗽不止。 张继信不说话，一直静静地躺着。后来张永伟的哭声小些了，他以很严厉的口气说，赵庭基死了就死了，现在的问题是你想死还是想活？ 张永伟止住了哭，静静地坐着看张继信。大约过了五分钟，他说，老哥，你说的话我没听懂，怎么叫我想死想活？ 张继信说，不想死吧，你还是想活吧？那就不要哭，把眼泪擦干，回去，回你的病房躺着去，不要想赵庭基了，不要为他伤心。现在给的吃的就那么一点点，吃完了饭一定不能动，要平心静气地躺着，叫食物在胃里完全地消化。记着，听我的话，啥都不要干，不要串门，连话都不要说，就是躺着，不要白白地浪费身体的热量……你懂了吗？ 张永伟说，懂了。 懂了就好，回去，到你的房子安静地睡着去。还有一条一定要记住，万万不能想死的事，不能悲伤，不能失去信心，如果心里总想着哎呀要饿死了，见不着女人娃娃了，那你就必死无疑。哀大莫过于心死，就是这意思。人在艰苦的环境里一定要有信心，一定要抱定活下去的希望。如果连活的欲望都没有了，精神垮了，那就死定了。你一定要活下去，你还年轻，你的女人年轻，娃娃还小，还等着你回去抚养她们哩，你死了能行？赵庭基死了，赵庭基为啥死了，他家里寄的炒面还少吗？他是精神垮了，精神垮了人就活不成了。我家里给我寄啥了？不就是六月份我兄弟陪着媳妇来了一趟吗？就给我背了十几斤粮食。我不是也没死掉吗？我不想悲伤的事，心里总给自己鼓劲儿：我要活着回去，家里人还等着我回去团聚哩！ 张永伟静静地坐着，过一会儿站起来说，张老师，我回去了。 张继信动也不动一下，说，回去吧，定定儿睡着去。 陈毓明根本就没有睡着。他静静地躺着闭着眼睛听张永伟和张继信说话。张永伟走后，他睁着眼睛躺了几分钟，想着张继信和张永伟的谈话，然后说，张老师，你有几个娃娃。 张继信还是睁着眼睛看房顶，说，一个姑娘。 姑娘多大了？ 二十一。 你的姑娘都二十一了？出嫁了吗？ 没出嫁。咳，说起我的姑娘，我的心里就不好受呀。我是在西北师院上学的时间结的婚，上完西北师院又去了北京大学，又念书，姑娘我就没怎么管过。后来工作了，住在永登，女人和姑娘住在兰州。再后来我把她们接过去了，我就打成右派了。这时间姑娘中学毕业了，就因为我当了右派，她连大学也进不去，在县百货公司当了个会计。你的娃娃多大了？ 我的孩子还小，大的11岁。 你几个孩子？ 三个。 娃娃们谁带着？我听说你的家属也来夹边沟了…… 家属和我一样，也是右派。去年调到高台农场去了，孩子她带着。 家属和孩子们还好吗？ 嗳，谈不上好，饿不死就是了。 饿不死就好，饿不死就好。 饿是饿不死。女人来看过我两趟，说高台的场长是白怀林。白怀林跟我熟，跟我家属也熟悉。我们两口子在公安厅工作时，白怀林在公安厅当总务科科长。他对我的家属和娃娃都照顾，叫家属当统计，按就业人员的待遇，娃娃们管吃管穿，还给了一间房子住。 噢，遇上好人了。 对。白怀林是个好人。在公安厅的时候我就觉着那是个好人。就是没啥文化，后来弄到高台农场当场长去了。 陈毓明沉默一下又说，张老师，你上过两个大学？ 张继信回答，两个大学。我先上的是西北师院，就是兰州十里店的那个大学，学的历史。上完西北师院又考的北京大学，在北京大学先上的中文系，中文系毕业又上英语系，光是大学就念了十年。 念了十年大学！ 听见陈毓明惊奇的声音，张继信慢慢地扭过脸来了，说，十年，我念了十年大学，十年大学念了个冷棒。 陈毓明怔了一下说，冷棒？ 他知道，在甘肃方言里冷棒就是傻瓜。 张继信说，念了十年大学，最后成了右派。不是冷棒是什么？ 陈毓明静一下又问，你是怎么定成右派的？ 我不是跟你说了吗，我学过历史，到北大后学中文，又学英文。我是旧社会念下书的，工作了几年，全国解放了。旧社会我也经过了，新社会我也过了几年。我在心里把旧社会和新社会比较，还是新社会好。共产党讲的是为大众服务，真心要把个旧中国变变样子，把地主、资本家都打倒了，劳动人民当家做主，要建设一个新中国。所以我心里也非常受鼓舞，觉得共产党好，比国民党好，毛主席也比蒋介石英明，我就敬仰共产党，敬仰毛主席。所以在整风当中心里想啥嘴里就讲啥。我说了，共产党为啥要提无产阶级专政嘛，这不是太狭隘了吗？应该提全民专政，国家是全民的嘛。这是其一。后来人民日报发表社论《这是为什么》，我又说，提点意见有什么不好嘛，怎么往阶级斗争上拉？这是其二。其三是《文汇报的资产阶级方向应该批判》发表，我又提了一条意见：不是叫民主党派提意见帮助共产党整风吗，怎么又批判起民主党派来了，这是谁整谁的风？结果我就成了极右分子了。唉，我成为右派分子真是活该呀！念了十年大学，古人说过，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我虽然没读上万卷书，但五千本书是读过了，对中国的历史可以说是了如指掌，不管封建王朝还是民国，历朝历代都是谁打天下谁坐天下，胜者为王，唯我独尊。我却鬼迷心窍，给毛主席提意见，给共产党提意见……你说我不是冷棒是什么？是个冷透了的冷棒！ 12月初的一天，接近中午时分，一辆马车从西边的戈壁滩驶过来，接近明水农场时拐个弯驶到农场的伙房跟前。一个高个子的女人从装得很高的货物上跳了下来。她高大削瘦，脸容展示出生活的沧桑。她手里提着一个棉布书包和一只面口袋。面口袋里装着几斤粮食。她对这儿的路像是很熟悉，没问一个人就朝着山水沟走去。接近山水沟的时候，她朝着一号病房走去，但是她的眼睛看见了门口摆着的几具尸体，便又绕开去走到通往山水沟的斜坡上。在这里她突然和两个正要上坡的人相遇了。她短促地喊了一声：老陈。 陈毓明也看见她了，只是正午的从南方天空射来的阳光晃眼，他眯缝着眼睛看她，说，哟，你来了？ 我给你送点粮食来。你干什么了？ 陈毓明朝着北房门口挥了一下手：这不是么，才把几个人……摆好。 女人看了地窝子一眼，发现那儿很整齐地摆放着几具尸体，尸体都是用棉被裹着的。她又问，你现在干什么去？ 我们正要到南房去，我现在当护理员了，伺候病人，我们想把那头的死人摆好些。你过来没看见吗，那门口横哩竖哩难看得很。那就这样吧，小艾，你回去吧，不搬了。这是我爱人，看我来了。 艾学荣“噢”了一声，转身回北房去了。陈毓明走上台地来，擦掉鼻尖上挂着的鼻涕说，走吧，到房子里去吧，外头站着太冷。 女人已经快冻僵了，跟着他进了房子。房子里有两个坐着说话的病号认识女人，打招呼说哟嫂子来了，还有几个病号抬头看了一眼又睡下了。女人面对破布条一样躺着的人们一点也不惊奇，把面口袋放在墙角上之后就坐在炉子旁的马扎上。陈毓明说我给你倒点开水，女人说不渴，但他还是倒了一碗开水放在炉子上，然后倚着墙蹲下。他问，你怎么来的？走来的吗？ 跟送粮的马车来的。听说明水断粮了，我找管库房的人要了几斤扫下的土粮食，在磨上粉碎了一下给你拿来了。就几斤。 一斤也好呀！断了三天粮了。天天吃树叶子糊糊。 树叶子糊糊？ 入冬前采集下的沙枣树、柳树叶子磨成的粉末末，煮上一大锅吃，一把面粉都没有。昨天去了两挂马车到高台农场拉粮，天黑时分回来，说是粮食没磨出来，拉来了两车莲花菜［3］。昨晚上、今早晨吃的水煮莲花菜。 晚饭你们就能吃上豆面了。我就是坐送粮的车来的。前天我就知道你们断粮了。拉粮去的人说的。 说是没磨出来。 什么没磨出来。我听说夹边沟那边没粮了。你们这两个月吃的粮都是从夹边沟拉过来。在高台农场加工的。这几天没粮食了，从张掖专区要了些豌豆，昨天才拉过来，连夜加工。可是我又听人说，夹边沟的仓库里还有几万斤粮食，不知道为什么不叫吃？ 那是国库粮，谁也不能动。 不也是夹边沟种出来的吗？ 是夹边沟种出来的，但那是交国家的皇粮，谁敢动？ 那就多拉些菜来嘛，夹边沟的菜长得好，为啥吃树叶子？ 长途拉运方便吗？马车来回要走几天。高台农场的情况怎样，能吃饱吗？ 女人撇了撇嘴：比夹边沟强多了。人家白怀林给国家缴粮先把口粮留够了，不像刘振宇…… 你这是什么话？你是说刘振宇把粮全上缴了吗？夹边沟就没打下多少粮食。原来四五百名犯人千来亩地，吃粮还凑合；一下子来了三千人，生荒地不长粮食，粮食能够吃吗？ 女人不说话了，看着陈毓明的脸静了一会儿，说，你的身体好吗？脸肿了。 陈毓明一怔：肿了吗？我还不知道脸肿了。我的腿在嘉峪关积肥时就肿了，走路时腿发软。 女人叫陈毓明把裤筒拉起来在他的腿肚子上摁了两下，说，你可是要保重好身体。过几天我再想办法给你送几斤粮食来，这几斤你先凑合着吃着。 陈毓明说，你不要管我，我一个人，总能想办法活着，你带着孩子比我还难，你就先顾你和孩子吧。孩子们能吃饱吗？ 哪有吃饱的粮食？饿不死就是了。 那你给我拿粮食干什么？留下你和孩子们吃呗。 我们总有办法，你不要操心。白怀林送过几次面，还叫我们到他家吃过一顿饭。还送过一块羊肉。 唉，你替我好好谢谢白怀林。 女人说说话站起来要走，说是和她在一起的李怀珠也捎了点粮食给王晓天。马车卸了粮就要走，她要抓紧时间送去。陈毓明叫她把粮食留下由他送去。女人不干，说李怀珠叫她看看王晓天，要是见不着王晓天，回去不好跟李怀珠说。 陈毓明领着她去找王晓天。找了好几孔窑洞，有人说王晓天也病了，住在四号病房。他们又跑到四号病房去。 陈毓明把女人送到伙房门口，坐上马车。马车要走了，女人突然又叮嘱他：我给你的粮食不准给人。他说我傻了吗把我的粮食给人！女人说，谁不知道你那臭毛病——穷大方。在兰州的时候，你的工资拿回家来几次？不是叫人借了，就是请客了。就我一个人的工资过日子。 回到病房，陈毓明马上就开始煮小麦子粥。过去了的三天，他虽然没全吃树叶子糊糊——他曾经两次在伙房里向炊事员们要了几个菜团子吃——但他真是饿急了。他把饭盆坐在炉子上，倒上水，抓了几把小麦子放进去，又放进一小块酱油糕，煮了满满的一盆子粥。由于是用石磨磨的子，颗粒小，还有不少面粉，他的子粥还真黏。但是，他这顿饭却没吃好。 他刚刚吃了一半，张继信就喊他：陈队长，我要解手。他放下麦子粥去伺候张继信。 张继信的身体更加虚弱了。本就是虚弱之躯，又吃了三天代食品，他已经没有力量蹲着了。陈毓明把他拉起来在铺上跪着，往他身下塞了个便盆，然后双手拉住他的双臂。 可是十分钟过去了，张继信排泄不出什么东西来，反倒累得坐在便盆上，还出了一身汗。陈毓明也扶不住他了，腿一软也跪在铺上。张继信说，不行了，解不下来。陈队长，你给我叫一下张永伟去吧。陈毓明说叫张永伟干什么？他说大便干燥，叫他给我掏一下。陈毓明说不要叫他了，我给你掏吧。他说，太脏了，还是叫张永伟来吧。没进病房之前，我们捋草籽炒着吃，总是大便干燥，便秘；我们互相给对方掏。陈毓明寻思片刻说，张老师，张永伟前两天就走了，他给你掏不成了。一听张永伟走了，张继信愣了一下，突然就痛哭起来：那是个好小伙呀……唉嘿嘿。但他哭了几声就止住了，抽泣着说，陈队长，那就只好麻烦你了，真不好意思，脏乎乎的。陈毓明说，有什么不好意思，这几天我给五六个人掏了。吃树叶子糊糊。大家都拉不下来。于是，张继信褪下裤子趴在铺上撅着屁股，他拿着张继信吃饭的小勺跪在后边，把勺把对准粪门…… 给张继信掏粪便，陈毓明也没费多少事，因为肚子里的树叶子都凝结成粪蛋蛋了，并且挤到了粪门跟前，他用铝勺把儿往外挑，很快就挑出来许多比羊粪蛋蛋大比驴粪蛋小的草蛋蛋。只是掏到后来，张继信说好了，好了，不掏了，他说再掏一下，还没掏尽。他还接着掏，粪门里突然就喷出一股稀糊糊的东西来，躲避不及，一下子喷在他的胸前。他气得大骂起来：你他妈怎么回事，我给你掏粪，你喷了我一身！ 张继信非常尴尬，赔着笑说，对不起，对不起…… 掏完粪蛋，陈毓明洗了手，接着又吃小麦子粥。吃了几口，他像是想起了什么，伸长脖子往张继信的铺上看了看。见张继信还背朝过道坐在铺上，就端着饭盆走过去说，张老师，把你的饭碗拿来！ 张继信扭过脸来问他，要碗干什么？拿去吧，拿去吧，有用你就拿去吧，就在我枕头旁放着哩。他还在为自己的过失不好意思，说话时脸上显出难为情的样子。 陈毓明不说话，把他饭盆上盖着的一张破纸去掉，把自己饭盆里的子粥倒了一半进去。然后把饭盆往他怀里一塞，说，吃吧。 温在火炉上的子粥还冒着淡淡的热气。张继信立即就看出那是什么东西做的了，他双手捧起饭盆结结巴巴地说，你吃，你吃……这是哪里来的？ 陈毓明说，女人来了一趟送来的，快吃吧。 张继信的双手抖动起来了，饭盆也在他手里颤抖不已。他的嗓门也在哆嗦，说，这东西可是金贵呀，还是你吃吧…… 客气什么！你的肚子里一点粮食都没有，装了一肚子草末子，你还客气！ 陈毓明说着话就回火炉旁去了。他舀了一碗水倒进饭盆里，把麦碴粥搅成稀汤汤喝了下去。 傍晚时分，一号病房又来了七名病号，填补了昨夜空出来的位置。把这七个人安置好之后就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天的晚饭很丰盛：除了一马勺纯豆面糊糊，每个病号还领到一块四两面［4］的糜面饼子。吃完饭陈毓明就硬是在病号中间挤了一块地方睡了一觉。昨天夜里死了七个人，又是抢救又是往外拉尸体，白天又忙这忙那，他的眼睛就没闭上过，他认为自己必须睡一觉，否则就无法完成夜间的任务。 病房设立之初，病号的死亡仍然制止不住，每间病房夜间都要死人，而且都是半夜里死去，在睡眠中无声无息地死去。对此，医生们进行了分析，认为是病号的身体已经衰弱至极，睡着后新陈代谢减缓，心跳也减缓，结果导致心脏停止跳动。他们说在正式的医院里，垂危病人和正常情况下寿终正寝的老人也都是死于夜间，也是这个道理。根据这个理论，场领导便采取了两项措施，一项是每天夜间十点钟给一顿加餐——一人一勺胡萝卜汤。另一项是夜深时叫大家起来坐着说话，少睡觉，白天再睡。这两项措施还真起了点作用，病房开张的最初几天，死亡有所减少，一天仅死亡十几人，但是一星期过后，死亡人数又恢复到原来的水平，且愈演愈烈，有增无减。原因是你说不叫他睡觉，可他没有精神，倚着被子坐着就睡着了…… 但是，农场领导继续坚持这两项措施。领导说，能少死一个也是好的。 这一觉睡得还真不错，十点钟炊事员来病房送加餐，他才被人叫起来。起来后他就帮着病号打饭，——还是半盆胡萝卜汤——添炉子，伺候几个病号解手。 然后他就大声招呼：喂．坐好了，坐好了，能起来的都起来，不要睡了，大家说说话。 天天夜里说话，病号们都有点烦了，坐起来之后谁都不愿说话，有些人又歪倒打起鼾来。陈毓明忙得叫起这个顾不上那个，挺犯愁。他大声地喊，喂，你们打起些精神来好不好，都说话呀，谁带头说！有人说，你就带个头嘛，你找个话题，大家不就跟着说了吗？他思考了一下，朝着张继信说，喂，张老师，那天早晨，我说太阳升起来了，叫大家起床，你说太阳不是我们的。你那句话是《日出》里的台词吧？ 张继信闭着眼睛坐着，听见陈毓明问他，睁开眼睛说，你提这事做啥？ 陈毓明说，你一说那句话，我就知道你看过《日出》。你说你看过没有？ 张继信回答看过。 陈毓明又说，我是上中学的时候看过那部话剧的。看了话剧，我当时内心里震撼特别大。曹禺把那个社会的黑暗写出来了。演陈白露的演员演得也好…… 张继信说，你换个话题不行吗？ 陈毓明说，哎。怎么啦？ 张继信说，咳，那是揭露旧社会黑暗的……你不怕叫人给领导反映你是影射新社会？ 嗳嗳，《日出》是进步话剧嘛。 此一时彼一时，那时是进步话剧，可现在说出来就不妥当了。还是换个话题吧。 陈毓明觉得张继信的话不无道理，便说好好好，换个话题。但这时有人叫起来：谁反映上去？谁反映上去？ 另一个人也说，反映上去又能干什么？他妈的，还能活几天呀，你们这么胆小？放心说，放心说。 张继信说，人心叵测，人心叵测。莫谈国事。 还是那个人的声音说，就说，还能把咱们怎么样，枪毙？枪毙总比饿死强。 陈毓明忙着制止，说，算了算了，不谈这个话题了，换一个，换一个。我听人讲，兰州七里河区人委的一个人，他偷了一张羊皮，在火上把毛燎光了，羊皮烤成硬片片了，掰着吃。他把硬片片给了另外的一个人吃，那人吃着又香又脆，就说了：将来回到兰州，我请你吃顿悦宾楼的烤鸭。悦宾楼的烤鸭你们吃过没有？ 有人说吃过，有人说没吃过。吃过的说，悦宾楼的烤鸭在兰州是最好的，是用梨木烤的，脆嫩不说，还有一股梨木的清香味。但有人反对，说，什么烤鸭不烤鸭的，我就觉得五花肉炖的红烧肉最香。你们说对不对？说来说去，大家都同意他的观点，都认为红烧肉不管什么时候吃都香，又香又便宜。病房里住着个就业人员，曹志龙，古浪县的一个地主分子。他是一贯道的坛主，判了三年劳改，劳改期满后不准回家在农场就业。右派们来夹边沟之初，他是一个组的组长，带着二十多人劳动。他说，你们说的红烧肉是怎么做的？有人对他讲述了红烧肉的做法，他说，我家每年都宰一口猪，年年都吃粉条炖肉，白菜炖肉，就是没吃过红烧肉，以后要是能回到家里一定要做个红烧肉吃。 病号们笑了起来：你真没吃过红烧肉？ 他说，真没吃过。 有人说他：你说的真话？ 真话。我哄你们做啥！ 那人说，你还是个地主分子，红烧肉都没吃过，你这个地主当得就孽障呀！你可怜不可怜？ 地主分子说，实话，我说的实话，辛辛苦苦一年喂下两头猪，哪里舍得大肉块炖着吃！ 人们更是笑。有人说，唉，怎么把你斗成地主了，土改工作队也真是瞎了眼了。 但另一个人说，你不要拿你们南方人的水平衡量西北人，把西北的土地主和你们南方的大地主大庄园主比。从生活水平上衡量，一个西北土地主的水平可能还比不上南方的一个下中农。比如像他这样的地主。 那个人说，像你这么说，他这样的地主冤枉了？ 嗳嗳，话不能这么说。土地改革嘛，哪个庄子都得斗地主嘛，筷子里拔旗杆总是要树立个对立面嘛。要不怎么搞土改？ 有人附和这个人的话：对，对，我们村子里有一家地主，就几十亩旱地…… 但他的话还没说完，张继信旁边坐着的蔺为轩说话了：大家可要注意，有些人对土改不满，发泄不满情绪…… 像是秋风吹过田野，病房里顿时静了下来。蔺为轩是民乐县副县长，解放前甘肃学院［5］毕业生，地下党，当过教员。解放初他曾任过临洮县委宣传部长，后来调民乐县当副县长。他因为在交售统购粮的问题上与县委书记发生矛盾，定了个右倾反党分子。来到夹边沟之后，农场领导照顾他，叫他在农业大队当统计，不下大田劳动。他和金塔县的县长张和祥两个人同住一间房子，房子里有热炕。吃粮紧张以后，领导还允许他回了一趟民乐县，从家里背了几十斤面粉回来。但是到了明水之后他也饿垮了，躺倒了。他的女人是临洮县中学的老师，自他进了夹边沟，女人就没来看过他。人们传说女人在和他闹离婚。 他的身体彻底垮了。他原是个矮胖子，圆圆的脸，现在变成了长方形。原先突出的眼睛深深地陷进两个黑窟窿里，像是两个泥蛋蛋。只有睁开眼皮的时候，才能看见他的眼睛仍然很亮。 此刻，他的眼睛就很亮。有些人看见了他的明亮的眼睛，把眼光躲开了。 房子里突然静下来，静得只有烟筒呼隆隆响，这是夜风刮过的声音。 算了算了，我们再换个话题。 终于，陈毓明说话了。他很为难，大家随便说话，消磨时间，蔺为轩却从这里听出了阶级斗争的内容。他怕大家又要睡觉。便又引导大家说别的话。但是他的话音刚落，坐在蔺为轩身旁的张继信突然说了一句： 老蔺，你的这些话怎么叫人听着不舒服呢！ 他的话声音很低，但因为房子里很静，大家都听到了。 蔺为轩怔了一下，因为从他进了病房，已经一个星期了，大家聊天的时候张继信从来不说话的。他问了一声：我的话怎么不受听？ 张继信说，听你的说话，就像你是整风办公室的主任，就像你还当县长的口气。你不要忘了，你也是劳教分子，大家都一样的。你说别人说的话是发泄不满情绪，这么说话是不是有点过分？ 蔺为轩不出声了。陈毓明以为这件事就过去了，招呼大家继续说话，但张继信又说，老蔺，我听人说，上个月，程炯明把一头牛牵出去杀了，给你牛肉吃，你没吃。有没有这回事？ 蔺为轩看他一眼：你问这事干什么？ 不干什么，就是问一下，闲着没事干嘛。我是听人说的，程炯明给你牛肉，你说人家的牛肉是偷的公家的，你不吃，还说要告人家去。有这事吗？ 有这事。是我向领导反映了。 我不是问反映了没有，反映不反映是你的权利。说明你思想好，我是想问一下：现在要是有人给你块牛肉你吃不吃？ 蔺为轩没立即回答，略停一下说，那要看牛肉是哪来的？ 偷来的，还是偷来的。 不吃。 真不吃？ 真不吃。怎么了？ 没怎么，没怎么，那说明你品质好，道德高尚，党的立场坚定。 蔺为轩没说话，明亮的眼睛看着张继信。张继信却不看他，面对其他病号又说，你说的话我一点都不信。你既然这么革命，党性这么强，党为啥把你弄到夹边沟来了，为啥给你戴了个右倾反党分子的帽子？ 蔺为轩的脸色变了，苍白且尴尬。他支吾着说，我是冤枉的，有人陷害我，打击报复……上级……不了解情况，我对党是忠诚的…… 冤枉？你觉得你冤枉了？这些人都没冤枉？都活该判刑，劳改？我看呀，要说冤枉，这些人都冤枉了，还就你冤枉的程度轻一些。人家好心给你肉吃，你把人家给告了！你呀，表面上革命得很，告这个揭发那个，实际讲，你是表现给领导看的，你想立功，想踩着别人的肩膀走出夹边沟去！我跟你说吧，你走不出去了，大家都走不出去了。 蔺为轩的脸色一会儿变白一会儿变黄，他结结巴巴说，你就发泄对党的不满吧…… 陈毓明觉得再说下去问题就会变得不可收拾，说不定招惹出什么祸端出来，他坚决地说，不准再吵了，不准再吵了…… 这天夜里一号病房没有死人。这是病房成立以来的第一次。 进入12月以后，天气格外冷了一下。河西走廊的寒冬真正到来了，室外的夜间温度降到了零下二十六七度。原因是河西走廊的风季到来了。原先只是夜间才刮的寒风现在不分昼夜地在原野上肆虐，呼叫。整日里，河西走廊的天空笼罩在呛人的黄尘里。太阳像是一张黄疸病人的脸，在黄蒙蒙的天空悬着个亮砣砣。 幸好下了一场大雪，空气才变得洁净一些。 大雪下了一天一夜。大雪停歇的这天早晨又刮起了东风，风把地上的雪刮到低洼处，刮到坟堆的背后。每个坟堆和每墩红柳后边都堆起一堆被沙尘染黑了的雪堆，明水的沙滩和草滩变成了巨大的坟场，又像是雅丹地貌。 这天的天气最冷，陈毓明不停地往炉子里添煤，房子里的温度仍然上不去，病号们穿着棉袄在被窝里躺着。 有人轻轻地敲着门板。一定是来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陈毓明这样想。近一段时间探视亲人的妇女们陡然增多。丈夫们的生命危在旦夕，女人们可就遭殃了，数千里长途奔波把全家人节省出来的可怜的几斤口粮带给丈夫。风尘仆仆的妇女和老人们的匆匆的脚步把明水河车站和明水农场之间的戈壁沙滩和草滩踏出了一条小路。大雪都盖不住他们的脚印。 一听见敲门的声音陈毓明就去开门，因为一号病房正对着那条小路，是探视者首遇的建筑。可是，这次开门却没看见人，一股寒风扑进来。门外的雪原亮晃晃的极为耀眼。风很大，从门口看出去荒原上的雪尘像海浪一样奔跑起伏。雪尘把祁连山遮断了。 谁呀？ 陈毓明问了一声。但是没有人应声，只听见窸窸窣窣的声音。他往外探出身去，才看见靠墙根站着三四个人，两个孩子，两个妇女。由于胆怯，两个妇女互相推搡着，谁也不愿先说话。陈毓明主动问他们：你们找谁？ 一个女人把蓝色头巾蒙着的脸转向他：我找一大队的程炯明。 女人的头巾在嘴的位置上冻了一圈冰，在围巾的上边，眉毛和眼睫毛上都是哈气冻上的冰球。不太透明的冰球连成了串，如同一根眼睫毛挂着一粒珍珠。她的前胸和双臂沾满了雪和尘土的混合物，很厚的一层。另一个妇女和两个孩子也都是这样。 陈毓明惊讶极了，说，哎呀，你们怎么成这个样子了？进来，进来暖和一下再说。 女人一边抹掉头巾一边说，不进去了，你知道程炯明在哪里住吗？ 陈毓明说，你找的程炯明是永靖县的人吧？ 女人说对，是永靖县人，你认得他吗？陈毓明说，程炯明我怎么不认得，熟得很。走，我领你去，他就住在这后边的病房里。 女人惊了一下：他病了吗？ 陈毓明说，病了，就住在我管的病房里。不过你放心，他没啥大病，就是缺吃的。 这时候另一个女人问，大哥，你知道季晨光吗？他也是一大队的。陈毓明想一想说，记不起来，季晨光我还真不知道。我先领你们找程炯明去吧，他肯定知道，你们不是老乡吗？ 陈毓明领着他们去了北房。陈毓明认识程炯明还是从嘉峪关回到夹边沟的那几天的事情：有一天，他和几个分队长在严队长那里开会，严队长正在布置右派们转移去明水的路上的注意事项，一个瘦骨伶仃的大个子闯了进来，大声地问严队长：有人吃人肉了，你们不管吗？严队长问怎么回事，大个子就说大干渠东边埋下的死人叫人挖出来了，大腿上的肉叫人剐了一块走。死者的家属找来不伤心死吗？散会之后，有个分队长告诉他，这个大个子叫程炯明，永靖县供销社主任。他在解放前是名商人，但又早早参加了地下党。那位分队长还说，那人在右派中的威信还是很高。原因是他善于外交，经常在半夜里偷着跑出去到三屯乡什么的地方给右派们换粮食，买土豆，同样的钱他买来的就多，谁求他他都不拒绝，也不嫌辛苦。 他进一步了解程炯明是到了明水以后，是他进病房当护理员的前几天。农场丢了一头大黄牛，领导估计是叫右派们宰着吃了，布置分队长们调查。分队长问蔺为轩知道谁宰牛的事不，蔺为轩说看见程炯明吃牛肉了。那天程炯明和一帮身体较好的右派正在伙房旁挖水井，领导叫人把他从井里叫上来，问他宰牛了没有。他不承认。管教股的两个干事剥了他的棉衣，用麻绳把他五花大绑捆了起来，关进一间窑洞里。几个小时后他就承认是他宰了大黄牛。问他怎么宰的，他回答把牛牵到明水河，在冰上凿了个洞，把牛扳倒在冰窟窿里淹死了。后来用一只双箭牌的小刀劐开了牛皮，切下一只牛腿拿回去和几个要好的右派分着吃了。他每天到明水河去切一块肉……管教干事问宰了的牛藏在什么地方，他便领着管教干事去明水河实地察看。领导看见冰窟窿外边放着几块大石头，石头上拴着一根麻绳，另一头浸在水里。就抓住绳子往外拉，从窟窿里拉出半只没吃完的牛。 这件事要是发生在几个月前，不枪毙也得判个十年八年送至饮马劳改农场去，可这时明水已到了死亡不可遏止的状况。领导便也没再进一步处理，饶过了他。并且因为他的两只胳膊已经被绳子捆得几乎残废，病房成立后还叫他进了病房…… 陈毓明领着两个女人两个孩子进了北房，一掀门帘子就喊，有人看你来了，程炯明！ 程炯明的铺在地窝子靠里头的地方，他正和两个病号说话。他站起来说，哟，是陈队长呀，谁看我来了？陈毓明说你看谁看你来了。等到女人走到跟前，程炯明才叫一声：哟，你怎么来了？女人没说话，陈毓明说他：怎么，不叫人家来吗，不叫来那就打发回去呗。程炯明笑了一下，陈毓明又说，快，快，把雪打一下，叫上去焐焐脚，冻坏了。程炯明拿了个毛巾给女人打雪，然后又给那个女人和娃娃打雪，并说，焐一会，你们都焐一会脚，等一会儿领你们找老季去。他住的窑洞没火，冷得很。 女人和孩子们都上铺坐下，用被子盖上腿脚。这时，程炯明才问，你们怎么这时间才到，火车不是早就过去了吗？女人说，我们坐过站了，坐到清水车站去了。从清水坐火车返回来，打听明水，有个人又说明水没火车站，叫我们在高台下车。在高台火车站下车天就黑了，我们不敢走，在铁路工人的柴禾垛跟前蹲了半夜，铁路工人把我们叫进去烤火，天亮了才顺着铁路走过来…… 程炯明说，我在信里不是说得清清楚楚吗，在明水河车站下车？ 女人说，明水河连个灯都没有，车停了一下，啥也没有，我们没敢下。 程炯明又说，从清水返回到高台当然天黑了，那是哈密来的车。你们就那么傻，不会找个旅社住下吗？幸亏人家铁路工人叫你们进房子去了，不叫的话你们还要蹲一夜吗？冻死了怎么办？ 女人呜呜地哭起来：我们听说这面乱得很，有抢人的，下了车哪敢动呀……呜呜呜。 女人一哭程炯明就住口了，脸色变得黑且难看。过一会儿才对季晨光的女人说，你做的啥事嘛，你来看老季就行了嘛，还带上娃娃，叫娃娃们受这罪。 那女人没哭，只是抹眼泪：老季信上说的，他想娃娃了，想看一下娃娃。 旁边坐着的病号们叹息说，可怜呀，婆娘娃娃在野地里蹲了半夜…… 说说话，喝点水，季晨光的女人孩子暖和过来了，要程炯明领他们去找季晨光。陈毓明说，我领你们去找吧，叫老程和媳妇说话。走在路上，两个孩子都说脚痛，女人说冻着了。陈毓明没说话。 他们打听了七八个窑洞，才在洞口挂着一条线毯的窑洞里找到了季晨光。陈毓明趴在二尺宽三尺高的洞口跟窑洞里的人问季晨光在这里住吗，他看见窑洞里边稍大一些，躺着两个人，坐着一个人，坐着的人正在用土块支着的一口钢精锅煮莲花菜根子。那人指着一个睡觉的人说，这就是季晨光，病了，正在发烧。女人爬进窑洞去了。窑洞里边也就三四尺高，人站不起来，女人跪在季晨光身旁掀开了盖着脸的被子喊：娃他爸，娃他爸，我们看你来了！喊了几声，季晨光睁开眼睛了，嘴动弹着，有气无力地说，你们来了吗？女人说来了，娃也来了，看你来了。女人抬起头来招呼孩子，两个孩子也像妈妈那样爬进去，向着季晨光喊： 爸爸，爸爸，你怎么啦？ 季晨光看看孩子没说话，眼泪扑簌簌淌了下来。两个孩子哇的一声哭了。 陈毓明的心酸得看不下去了，转身走开。他回到病房提了一壶开水送到窑洞来。看着女人把带来的炒面冲成糊糊喂季晨光，他就回病房去了。这么冷的气候，这婆娘娃娃夜里怎么睡觉呀？他心里想着这个问题往回走，路过北房又走了进去。他想，季晨光没住一号病房，他实在不好管这事，但是一定要把程炯明的女人安排好。所以进了房子之后，他嘱咐艾学荣：小艾，你要把火生好，把开水提下，不要叫客人冻着，有开水喝。然后他又走过去说，老程，有什么叫我办的事你就说话。程炯明说，没啥，没啥叫你忙的事了。季晨光找着了吗？他回答找着了，我刚提了一壶开水去。程炯明说，那好。来，吸颗烟，坐下休息一下。程炯明递给他一支大前门香烟，说是媳妇带来的。他接过烟点着了，坐在铺上说，大前门烟可是几年没吸过了。 自从进了夹边沟农场，所有的右派都没有了工资，吸烟的人们都是把一种叫骆驼蓬的野草晒干揉碎当旱烟吸。 陈毓明的烟刚吸了几口，程炯明的女人就从一个布口袋里用吃饭的小勺舀了满满的一勺炒面举到他的面前，说，陈队长，尝一嘴我们永靖县的炒面。陈炯明不好意思吃这勺炒面，他知道，现在劳教农场外面的社会也是供应短缺。在劳教农场里，私下里的交易一个四两的馒头已经卖到了五元钱；在高台县一斤原粮也卖到十元钱。他说，不吃不吃，叫老程吃吧。女人说，他已经吃过了，你吃吧。他指着旁边的一个病号说，给他吧给他吧。但女人非要给他，说，你送人去的时间，老程吃了，在的人也都吃了，这一勺勺你就尝一下吧，多的没有，就一勺勺。旁边的病号也都说我们吃过了，老陈你就吃吧，不要客气。陈毓明这才伸出双手捧着，那女人把炒面倒在他的手里。 手里捧着炒面就不能吸烟了，叼在嘴里的烟辣了他的眼睛。他对旁边的人说，老徐，你把烟接过去。你吸去，我吃炒面。那个病号把香烟从他嘴上拿走了，他就伸着舌头舔手里的炒面。他舔了两口，炒面又香又甜，就说了一句：这炒面怎么这么香，还是甜的？程炯明说，这炒面是我们乡里人的炒面，和你们城里人的炒面不一样。城里人的炒面是啥炒面嘛，把面粉放在锅里炒一下就行了，炒熟了就苦了，炒不熟吃完闹肚子。这炒面是乡下的亲戚送来的，莜麦炒熟后磨成的面，没苦味，颜色还白。甜的是啥？是红枣。把枣晒干，磨成面，和炒面和在一起。这甜昧和白糖的甜味不一样，你没吃出来吗？陈毓明说吃出来了，程炯明又说，炒面和枣和在一起，然后把羊脂熬开，再把炒面倒进去，搅匀。这是真正的炒面。陈毓明说，对，对，我吃着有一股油腥腥的味道，真香。 程炯明的女人不光带来了炒面，还带了几斤白面，二棵白菜，白菜的帮子都去干净了，只是白菜心。还用一个铁制的茶叶盒子装着一斤多炼好的大油。程炯明平时爱鼓捣吃的，有一只半大的钢精锅，女人这天晚上就在病房的炉子上做了一锅漂着油花和嫩白菜的揪面片。程炯明一口气吃完了一锅揪面片，然后叫女人又揪了一锅，给全病房的病号一人舀了一口尝一尝。他亲自到南房把陈毓明叫到北房来，叫他也吃了一口。他和女人还给窑洞里住的季晨光送去了一碗。 给季晨光送完揪面片回来，女人哭得眼泪擦不干。女人说，季大哥睡在那个窑洞里能过了冬吗？那么小的个窑洞，连个火都没生，又没个门扇，不冻死吗？多大的风呀！程炯明说她：把眼泪擦干，不要哭，还有几百人就睡在那样的窑洞里，那有啥法？女人说，季嫂和那两个娃今晚上到哪里睡觉去？程炯明说，哪里睡觉去，就在窑洞里坐着呗！女人大哭不止：天爷呀…… 夜里十点钟，喝完伙房送来的胡萝卜汤之后，陈毓明又来了北房一趟。他拿来了自己的一条床单，对程炯明说，老程，把这条床单挂在这里，你们两口子就睡在边上去吧，和其他人隔开。程炯明笑着说，陈队长，你把你的床单拿回去吧，你还当成我们是新婚夫妇入洞房吗？还要挂一个帐子吗？陈毓明说，我知道你们是老夫老妻，可总是要遮挡住一点嘛，你不知羞，嫂子也不怕人看见吗？有的人吃吃地笑，程炯明说，不用挂不用挂，她睡在墙根里，我给她当隔墙，把其他人隔开。陈毓明说，你安排好了呀！你把我吓了一跳——我还以为你叫嫂子在男人们中间睡觉呢！好几个人笑了，程炯明的女人羞得把脸埋在膝盖上。 这天夜里北房里死了两个人。程炯明的女人惊恐地睁大了眼睛看着医生们抢救，打针，人工呼吸，最后由陈毓明和艾学荣把尸体用被子卷起来抬出门外去，她根本就睡不着觉。后来一切都静下来了，她才搂紧了丈夫的脖子说吓死人了。但丈夫睡得很香，嗓子里发出呼噜呼噜的鼾声。 程炯明的女人原计划来看看丈夫第二天就返回家乡的。可是季晨光病得太重，女人每天喊医生给季晨光打针吃药。喂吃的，走不了。她只好耐着性子等。等了两天，季晨光的病不见好转，高烧不退，她终于忍耐不住了。她对那女人说，我们是给男人送粮来的，再住几天，背来的粮叫我们吃完了，我们走了男人还得挨饿。这哪儿行呀？那女人坐在直不起身来的窑洞里只是个哭：你再等两天吧，他的烧退了我们就走。程炯明的女人出主意：你找一下队长去，人病成这个样子了，接回去行不行？女人去找了，但严队长严厉地拒绝了：你们想得倒好，不行！女人说，回去病好了再叫他回来不行吗？严队长说，没这个规矩！ 后来，还是程炯明把南房的病号又挤了挤，挤出了一块地方，把季晨光背到病房住下。女人才哭哭啼啼地回家去了。 蔺为轩的情况很不妙了。他已经整整三天没起床了，吃饭都是躺在被窝里，陈毓明给他喂菜糊糊。他喂饭的时候，看见他凹陷的眼窝里的眼珠子非常浑浊，没有了光泽。看着他的慢慢蠕动的下巴，有一次陈毓明说他：蔺县长，你为官一世竟然到了这种地步了，你不会写封信叫女人送些吃的来吗？蔺为轩有气无力地说，她盼着我快些死，死了她好嫁人。陈毓明每次喂完了饭就嘱咐张继信：你给我看着，有事就叫我。 这是第三天后半夜，大家坐在铺上说话，张继信突然喊陈毓明：陈队长，你来看看，老蔺不行了！ 陈毓明急忙跑过去，跪在铺上观察，看见蔺为轩的眼睛睁得大大的，嘴半张着，像是气不够用的样子。他喊了一声老蔺，你哪里不舒服吗？蔺为轩嗓子里发出哦哦的声音，眼珠子动了一下，但说不出话来。 陈毓明站起来说，张老师，你帮我看着，我叫医生去。但张继信拦住了他：你叫医生做啥？他又没休克，用不着抢救。他呀，他现在要的是营养，有半碗面糊糊喝下去就好了。 陈毓明转着脸问大家：你们谁有炒面，拿出半碗来，救一下老蔺的命。 谁也不吭声。张继信说，哪有炒面，这时候还有炒面？你到伙房去一趟吧，看能不能要一碗糊糊。 陈毓明拿个碗跑到伙房去了。伙房里有两个上夜班的炊事员正在揉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子。他对他们说，两位大师傅，你们有剩下的面糊糊吗给上一碗，有个病号不行了。 一个炊事员说，哪有啥糊糊，什么时候剩下过面糊糊？ 他说，没剩下的你们就给熬上一碗吧，救人一命吧。 炊事员说，天天都死那么多人，都要是熬糊糊，粮食从哪里来？ 陈毓明哀求说，病人要饿死了，你们给熬上一碗吧。一碗糊糊能救一条命，我替病人求你们了。 炊事员被他的诚意打动了，掀起笼屉拿出个菜团子说，把这个拿回去吧，泡软了叫他吃去。 陈毓明拿着菜团子回到病房门口又站住了。他想菜团子哪行呀，蔺为轩连话都说不出来了，还能吃菜团子吗？能咽得下去吗？想了想就转身下了山水沟，进了北房。 北房的人们也都坐在铺上聊天。他走到程炯明跟前说，老程，你媳妇拿来的炒面还有没有？ 程炯明问他：你问有炒面没炒面做啥？ 他说，你的炒面要有的话给我舀上半碗。有个人不行了，我想给他搅些糊糊喝，可能能救活。 程炯明问谁呀？ 一个姓蔺的。你不认识，这个人是新添墩来的。这一阵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程炯明痛快地说，陈队长要炒面来了，我就给些吧，要是旁人要，可就是另一码事了。 程炯明说着，打开了放在铺脚上的一个小木箱，从一个布袋里舀了两勺勺炒面给他。他回到病房后立即倒上半盆开水，把炒面搅成稀糊糊，慢慢地喂蔺为轩。 然而，还没喂上几口，程炯明就披着棉袄趿拉着鞋走进南房里来了。他一进门就问，陈队长，陈队长在哪里？陈毓明应了一声在这里，程炯明就走过来说，我看看，我看看这个病号是谁，劳陈队长的大驾给他要炒面，好大的面子呀…… 陈毓明知道事情再遮掩不过去了，端着碗站起来说，是蔺为轩不行了。 谁？ 程炯明似乎是没听清楚，又问了一声。陈毓明回答了一声：蔺为轩。 程炯明以为开玩笑了，瞪一眼陈毓明，凑过来离得很近地看了看蔺为轩。然后他直起腰来一声不吭，一扬手把陈毓明手中的饭盆打飞了。在陈毓明下意识叫了一声之后，他说： 你拿我的炒面给这个驴日的吃呀！ 陈毓明说，哎，你这是干什么？ 程炯明却咆哮起来：哼，给他吃，我宁愿把炒面喂狗，宁愿倒掉，也不给他吃！ 陈毓明说，哎呀，你也是的，活了半辈子，怎么干孩子们的事。 但程炯明依然很是气愤，大声说，我干孩子们的事？你知道他干了什么事吗，这个驴日的！我在马号里碰见他几次，他在那里偷饲料吃。我看着他孽障——也是当过县太爷的人嘛，落到吃马料的地步——就给他一块牛肉吃。可是这个驴日的问我，你的牛肉是哪来的？我说偷来的。他说你偷来的牛肉我不吃，我还要告你去。他真告了，结果开大会批斗我，还捆了我一绳子——五花大绑——差一点点把我的命要了。你们说。这是人干的事吗？ 有人劝他：算了算了，老程，不要跟他执气，他是快死的人了，你还生这个气做啥？ 他说，哼，快死的人了，我看他早就该死，死了活该！ 他越说越气，迈前两步径直踩到铺上，在蔺为轩的腿上踢了两脚。然后气冲冲走了出去。 凌晨五点钟蔺为轩断了气。 过了两天，程炯明逃跑回永靖县去了。 时间进入十二月中旬，明水农场的情况到了十分危急的状况。已经连续三天了，一号病房每天都有三四具尸体抬出去。夜间，病号们已经没有力气坐着说话了，艾学荣和陈毓明可是忙坏了：把这个人叫起来坐下，那个人又躺下了，把那个人扶起来，这个人却休克了。急忙叫医生来打强心针，推葡萄糖。抢救来抢救去，死了。 这又是一个忙碌夜晚，打从喝完加餐的胡萝卜汤，陈毓明就再也没闲着，到凌晨三点钟，光是北房就抬出去了三个人。陈毓明实在是累极了，把第三具尸体拖出门外之后，他在铺上刚刚空出来的一块空当处躺下了。艾学荣也累得喘不上气来，他和陈毓明一样，脸肿得跟面包一样，但他精神比陈毓明强点，坐在炉子旁的一个小木箱上，烤着几块白菜根吃。 躺了不到五分钟，有个病号说，陈队长，我要喝点水。陈毓明懒得站起来就喊艾学荣：小艾，你给倒点开水。艾学荣提起了水壶，水壶是空的，又去看看水桶，水桶也是空的。他便提着水桶去伙房了。陈毓明小憩一下，然后回南房去。离开南房已经两个小时了，他怕有人要水或者解手。 回到南房扶持一个人解完了手，他又要回北房去，张继信却又叫他：陈队长，你过来一下。他走过去问要解手吗，张继信说，不解手，我想跟你说几句话，你现在有事没事？他说北房有人要开水，我去看一下小艾打来水了没有；那小伙蹲不住，我不放心。张继信说，那你去吧，有时间了我们再说话。 进了北房，果然不见艾学荣。那个病号又说要水，他便提了水壶去打水。出了地窝子的门，他忘了门口横着的尸体，一下子被尸体绊倒了。爬起来之后找到了水壶，但壶盖怎么也摸不到，地下到处是冰溜子，手还冻得不行。后来他想天亮之后再找吧．就去了伙房。到了伙房看见水桶在地下放着，却不见艾学荣。他问一个揉面的炊事员艾学荣哪去了？炊事员说，我是给你看人的吗？他便放下水壶去了伙房后边。已经有过几次了，艾学荣总是在大灶的炉门上烧东西吃。 还真被他堵着了，艾学荣在灶后的炉灰洞口蹲着。他说，叫你打水来了，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艾学荣说，我给大师傅说了，水开了叫我。他说，你再等水就凉了。艾学荣站起来了，从炉口拨出块什么东西来，在手里敲打着吹着，说，陈队长，你也吃点。他看出来了，那是一团掺了很多代食品的面团，他说，我不吃。我就想睡觉。 两个人抬了一桶开水回到北房，然后陈毓明就回南房去了。进了房他想起张继信说过的话，就走到张继信跟前去，问，张老师你有啥事要说吗？张继信说，这阵你不忙了？坐下，你坐下我跟你说。 他坐下了，就坐在张继信的枕头旁边，低头看着躺着的张继信的脸。 张继信想坐起，拉动垂在胸前绳子，但使了使劲儿也没坐起来。陈毓明说他，你就躺着说吧，坐起来干什么。张继信就说： 陈队长，这些天我一直想……我能活着出去，可是今天我觉得不行了…… 陈毓明惊骇地说：你说的啥话嘛！ 张继信说，你不要拦我，你听我把话说完。我真是不行了。这两天我有时喘不上气来……活不长了。 陈毓明说，你说过的，你一定能活下去。 张继信摇了摇头：那是心里想的，我是想活下去，确实想活下去，可是情况看来不行了。你看，我一说话就气短…… 谁说话都气短，我也气短。 不，那不一样，前几天我就不这样。陈队长，你听，你听我说，你要是不听，我就不说了。 陈毓明说，你说你说，我听你说。 张继信说，你再不要打断我，我真是没力气了。这间房子，我数了数，当初我们进来的人，就剩下你和我了…… 我也不行了，全身都肿了。你看，你看我的脸肿成什么样子了…… 嗳嗳，肿算个啥嘛。我去年就肿了，再后来又不肿了。肿了，又不肿了，这就危险了……你还远得很哩。听我说，你听我说……所以说，我要把一件事托付一下你。我跟你说过，我有个姑娘今年二十一了。我的姑娘，我对不起她。我定为右派的时间，她就要结婚了，她说下一个对象，是兰炼的技术员。可是我来了夹边沟之后，我的姑娘跟对象说，我的父亲在夹边沟受苦哩，他是冤枉下的，他不回来我就不能跟你结婚。她一定要等我回去才打算跟对象结婚。她来信跟我这么说。我每次写信都劝她不要等我，快和对象结婚，她就是不听。陈队长，你将来出去了。一定要到我家去一趟，要见一下我的姑娘。我的姑娘在永登县百货公司当会计，你就到百货公司去找她。你对我的姑娘说一下我的情况——如实地说——你就说我临死还想着她，是我临终托付你的，叫你去劝劝她，赶紧结婚，不要叫人家男方再等。结婚以后要好好过日子，要孝顺她妈……你答应我的嘱托吗？ 陈毓明点了点头，又摇了摇头，他不知道该怎样回答张继信。答应吧，这就是认同他的死亡，不答应吧，又显得不通人情。但他最后还是点了点头。 看他点头，张继信把腕子上的手表抹下来说，陈队长，你一定要把我的话带到，跟我的姑娘说，她父亲不能给她办婚事了，看不见她结婚。但是父亲想着她，死了也想着她，父亲希望她好好生活。这块表是父亲给她的结婚礼物。 陈毓明接过那块手表，立即转身离开了张继信。泪水已经盛满他的眼睛了，他怕它们流出来，怕哭出声来。 翌日傍晚张继信死了。那正是要吃晚饭的时候，陈毓明去拿他的饭盒，看见他闭着眼睛躺着。他把饭盒放回枕头边的时候，喊了一声快起来吃饭，张继信还是不动弹。摸一摸前额，已经没有体温了。 陈毓明和艾学荣用他的被子把他卷起抬到门外，这时候正好掩埋组的马车来到门前。 每天都是傍晚拉尸体，拉到北边的鸣沙窝去埋葬掉。 埋掉张继信的第二天，陈毓明也病倒了。当时他刚刚和艾学荣把一具尸体拖出门外，进门时门槛拌了一下，他摔倒了。他双手杵地站了起来，走了一步，就又跌倒了。他的腿软得站立不住了。有个病号看到这种情况，说他：陈队长，你也成病号了。你就找个地方躺下吧。艾学荣把他的被褥抱过来铺在刚刚空出来的铺位上，他就躺下了。 一个炊事员被派来接替了他的护理员工作。山水沟的窑洞里已经挑不出健壮的人来了。 陈毓明在病房躺了一个星期，甘肃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到了明水。工作组逐屋看望了病号，告诉大家西北局兰州会议已经开过了，他们的问题很快就要解决。工作组里有一名省公安厅的副厅长，姓侯。他认出了陈毓明，对陈毓明说，坚持住，再坚持几天，把身体保护好。正在联系火车，过几天就把你们送回原单位。陈毓明在铺上躺着一直也没说话，后来那位副厅长要走了。他突然开口道：侯厅长，你的意思是不是说我们现在可以离开明水了？侯副厅长说，可以，可以，单位上来人的话就可以接走。陈毓明说，侯厅长，那我请你帮个忙。你给刘场长说一下，叫他给高台农场的白场长打个电话，通知我女人来接一下我。我害怕坚持不到你们联系的火车送人的时间了。 第二天，高台农场来了一辆马车。赶车的是个刑满就业人员，他把鞭子甩得叭叭响，把马车直接赶到一号病房门口停住。陈毓明的女人从车上跳下来。女人进了病房问坐在马扎上的护理员，陈毓明住在什么地方？躺着睡觉的陈毓明听见了，坐起来喊，我在这儿。女人迎着他走过来，说，车来了，走吧。陈毓明在前边走，女人在他后边抱着被褥，两个人走出病房上了马车。 马车先是朝着祁连山的方向行驶了几百米，然后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的地方往右拐。这里有一条积雪的小路通往南华镇，南华镇距高台农场也就三五里。马车在戈壁滩上走了一截，陈毓明突然对女人说：我们来明水，是从明水河车站下的车，从车站走过来的。 明水河车站在南边的戈壁滩上，离他们不足十华里。它被半月前下的那场雪覆盖着。它南边的祁连山也被雪覆盖着。雪要到三月才能融化。 许霞山放羊 黄昏时分，刮着凛冽的东风，许霞山赶着羊群回栏。太阳已经从双墩山顶上落下去了，南边的戈壁滩和北边的沙漠沐浴在被风沙遮掩的暗淡的光线里，但是许霞山走在一片巨大的阴影里。他估计，时间正是六点钟，太阳刚刚压在地平线上。正因为太阳压在地平线上，才把双墩山的暗影拉得无限长，使他好长时间处在暗影的笼罩之下。 双墩山是夹边沟农场西边的一条东西延伸的沙梁，有七八里长。沙梁中间有一道山口，山口两边的沙梁最高——也就百多米——沙梁最高处各有一座烽火台一样的建筑。右派们来到这儿之后把它叫双墩山。当地的农民叫它卯家山。夹边沟农场的场部坐落在东山的东坡跟前。 他赶着羊群走过农场的养兔场——那是一个大土堆，周围用密密的树枝扎成了篱笆。几个曾经是有身份的老右派管理着兔子。右派们戏称那个土堆为卧龙岗——一片不大却很平整的土地就展现他的面前了。这是农场的菜地。菜地里趴着几个人，他们在收获过的土地上寻找遗漏掉的萝卜或是拾菜叶子。他已经要穿过这片菜地了，突然听见有人喊他的名字。 他回头看了看，一个土苍苍的人隔着一条田埂跪在一片撒落着胡萝卜缨子的地里，看着他。这个人穿着厚厚的棉袄，戴着棉帽子。他的脸脏极了，几个月没洗过脸的样子。他的棉袄是反穿着的，可能是外边太破了的缘故。这个人看着他又说了一句：许哥，你不认识我了？ 哎哟，是你呀小王！许霞山从口音上认出来了，这是他刚到夹边沟的时候在农业大队六队的浇水小组一起浇过水的王朝夫，临洮县人，是临洮农校的毕业生，县农业局的干部，今年才二十二岁。 王朝夫说，我喊你几声了。 许霞山朝他走过去，说，风太大了，呼呼的，什么也听不见。你拾着萝卜了吗？ 王朝夫举起一只手说，拾着了。 许霞山看见他的手里捏着几个胡萝卜，细细的手指头一样粗细，便说，走吧，回去吃饭吧。你看你挖的那几个萝卜，吃不饱，跑瘦了。 王朝夫扭头看了看西边的天空，说，走就走吧。他说着话就杵着地站起来，但是他刚一迈步，身体就趔趄了一下，差点栽倒。许霞山急忙扶了一把，说他： 你怎么了？ 王朝夫说，我的头晕。一站起来就头晕。 许霞山摇了摇头，叹息着说，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王朝夫说，许哥，我不中了，活不长了。 许霞山说，不要说丧气话，谁不是挣扎着活着？ 王朝夫说，许哥，你在羊圈住着，不知道大田的情况，天天死人呀。我们组的三分之一的人下不了地了。我每天睡觉时，都害怕天亮醒不过来。 站了一会儿，王朝夫和许霞山开始走起来。但是王朝夫依然一瘸一瘸的。许霞山又问，你的腿怎么了？ 王朝夫说，裂了，我的脚面开了几个裂子，化脓了。 怎么搞的嘛，连脚都保护不好吗？ 去年冬上挖排碱渠，碱水泡下的。天一冷就开裂子。 许霞山没挖过排碱沟，他没这体验。他叹息着伴着王朝夫慢慢走，王朝夫又说： 高怀德你知道吧？ 知道，那和我一批来的，武威师范的老师。 今早上死了。 死了？许霞山怔住了。 啊，死了。他和我住一间房子，昨天晚上睡下后，他不停地发抖，说冷。早晨起床的时候，人们发现没气了。 那怎么回事呀？许霞山痛苦地叫起来。那是我的老师呀，我在武威师范上学，他给我代过数学。是病死的吗？ 没病，饿死的。 那为啥发抖？ 肚子里没食，身体热量不够。我在农校上学的时候看过一本书，说身体热量不够的时候，身体就要降温。一降温，降到三十五度的时候，身体就要发热出汗，一出汗带走了热量，就要发抖。这时候如果再补充不上热量，人就要死了。饿死的人跟冻死的人一样呀，三十五度是个临界点。 许霞山像是寒冷一样，脸色变得黄黄的，沉默片刻才说，噢，怪不得才过完国庆节，你就穿这么厚。 王朝夫不光穿着棉袄，里边还穿着绒衣，像个大胖子，他的棉裤上还缠了几块布，用麻绳系着，用来挡风。 王朝夫说，那当然。肚子里没食，再不穿厚点还行？ 许霞山又问，你怎么没出工？ 王朝夫回答，今天不是国庆节吗，上午开大会，下午放假。你放羊放得连国庆节都不知道了。 说着话，他们已经走过了菜地。前边是一条马路，穿过马路就是基建大队住的院子。而羊圈在基建大队的西北方向，许霞山说： 你怎么没到高台县去？不去了吗？ 谁说不去了？要真是不去了，那可就烧了高香了。你没听说吗？——那边去了的人传过消息来，比这边还苦，没房子住，挖地窖，住窑洞，有些人就住在山水沟里水冲下的洞洞里。你不知道吗？ 知道。放牧组过去了两群羊，听说过两天还要过去两群羊。 不要去，你千万不要去。 我去不了。放牧组的组长跟我说了，谁去也不叫我去。 那好，那好。还是你有福气呀。我可是要倒霉了。 怎么，你也要去呀？ 没说，领导没说，但看那样子是非去不可了。听说那边要建个大农场，人缺得太多。这边你看见的，除了这片菜地，哪里能长庄稼呀，不是沙滩就是盐碱滩。听说那边的人加紧挖地窖着哩．地窖挖成，我们就过去了。 能不去就不要去。 由得了我吗！ 你真要去了我们就再也见不上面了。保重呀。 你也保重吧。 上了马路，两人就分手了。但是，走出几步后，许霞山又站住，回过头来看着王朝夫喊了一声：哎，小王，你等一下。王朝夫回过头来问他：啥事？ 他快走几步到了王朝夫跟前，说：吃罢了饭，你到羊圈来一下，到我的房子来。知道我的房子吗？最东头那一间。 有啥事吗？ 你不要问，晚上你来就行了。 羊圈在场部的西北角，离着最北边的基建队大院还有二百米，是独立的一个院子。从朝南开的大门进去，右手是牛圈，正前方和左手是山羊圈、绵羊圈和一个羊羔圈。院子中间堆着从圈里挖出来的羊粪和牛粪。许霞山放牧的是一群山羊。他把羊群赶进羊圈，关好栅栏门，回到自己的房子去了。放牧组的住房在大门外边，三四间平房，后墙就是羊圈的院墙。他把自己背着的一个小背斗放下，就拿着碗打饭去了。 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食堂在场部的北边，离着羊圈也就二百多米，但是它的门是朝南的，牧羊人打饭要从东边的山墙绕过去。山墙东南方向不远处有一口水井。水井旁站着两个人，一个是车马组的负责人张天庆，是个就业人员，另一个是许霞山在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同事右派分子罗仁天。他们两个人像是刚从外头拉货回来，正在打水饮牲口。许霞山问了一声：你们上哪去了？ 罗仁天回答去高台县了。 他站住了，问，是新建的农场吗？ 罗仁天说，对。那个农场叫明水农场。 怎么样，那边的情况。 张天庆叹息一声：唉，说不成。孽障死了。 怎么？ 罗仁天说，除了场部干部们有两间破房房，人们都住在山水沟里，挖的窑洞，还有的住在地窝子里，连个门都没有。 你们干啥去了？ 我们是送麦草去的。可遭罪了，湿溜溜的土台台，人就那么睡着，被褥也湿溜溜的。 说了几句话，许霞山就去食堂了。 虽然调走了几批人，夹边沟就剩了七八百人，但食堂门口依然熙熙攘攘。炊事员做好了饭，用桶提到门外的几口水缸或者大铁锅里，劳教人员以队为单位，排队打饭。每口锅前都排着长长的队伍。 晚饭是一人一马勺菜汤，一块三两［1］重的豌豆面饼子，薄薄的半个手掌大。豌豆没有去皮，饼子粗粗拉拉的。 好在放牧员和赶马车的人可以直接进食堂去打饭，许霞山没排队就打上了，而且，他的豌豆面饼子明显的比外边排队的人要大一些。这是领导规定下的，赶马车和放羊的人一天要吃到一斤粮，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整个六零年都是吃十一两粮食。领导认为农业队和基建队饿倒了就躺着，影响不大，而赶马车的躺倒一个一辆车就得停下，放羊的躺倒羊就没人放了！ 许霞山端着菜汤往回走，罗仁天问了一声：端回去吃？ 他回答，回去吃。 其实，回到羊圈他并没有立即吃饭。他只是抿了一口汤，咋吧咋吧嘴，就把豌豆面饼子和菜汤都放在一个土台台上了。他忙忙地从放羊时背回来的背斗里拿出几把撅好的黄茅柴，点着，塞进门跟前的一个土坯砌下的炉子里。他塞了很多，点着了，又从背斗里拣出几块干牛粪放进去。最后坐上一口铁锅，倒上水，放进去一个铁丝做成的箅子。 炉子上烧着水，他又从炕洞里摸出两个很大的糖萝卜［2］掏出个小刀子刮了刮根须，洗也不洗一下，切成半厘米厚的片片，放在锅里的箅子上，盖上锅盖。 水开了，锅盖缝里冒出很冲的热气。他又加了两块牛粪，接着蒸。 这时门外有人喊了一声：许霞山，有人找你！ 噢，进来，进来！是老白吗？ 他答应着拉开了门，迎出去。门口站着两个人，一个是王朝夫，另一个是提着马灯的羊圈看守人白景春。这是个老汉，回民，快六十岁了，劳改期满后的就业人员；他前两年在羊圈挤奶，后来当了专门的值班员，看羊圈，就住在圈门口的房子里。所有进入羊圈的生人都要经过他的门口。许霞山叫王朝夫进房子，但他又对白老汉说，这是王朝夫，我的农业队的老朋友；他要去高台了，我们今晚上喧一下。 白老汉嗯了一声，转身走去。 进了房子，许霞山问，你怎么碰见他了？ 王朝夫说，我还没走到羊圈门口，他就喊着问，做啥的？我说找你，他就跟过来了。怎么了？ 没啥没啥。你坐下，坐炕上。 但是，王朝夫坐下之后，他又说：这老汉烦人得很，啥事都要管。是领导派到这里的钉子，看我们的。 王朝夫说，看就看去，我又没偷没抢。 许霞山说：哎，不能不防呀。羊圈是个是非之地，有啥事叫他看见了，一汇报，就麻达了。 有这样的人，专门靠打小报告过日子的小人。哎，你煮啥了！ 怎么，你闻见了？你的鼻子还够尖的。吃饭了吗？ 吃了。你还没吃？ 没吃，我就等你了。来，来，一块吃。 许霞山说着，把炕上的褥子卷了一卷，端下锅来放在炕上，掀开锅盖。于是，一锅热气腾腾的糖萝卜片展现在面前。 王朝夫非常惊讶：呀，糖萝卜，你从哪里搞来的？ 偷下的。来，吃，吃。偷下的，前两天挖糖萝卜之前的一天夜里，我去挖了两背斗。 王朝夫也不客气，抓起糖萝卜片就吃。一边吃，他一边说，蒸下的糖萝卜就是好吃，又甜又香；煮下的水分太大，不甜也不香。许霞山也狼吞虎咽，说，烧着吃才好。 吃完糖萝卜，许霞山从窗台上拿过他的那块豌豆面饼一掰两半，把一半递给王朝夫，一半自己吃，并说，来，吃，再吃上些粮食。吃了一肚子糖萝卜，不吃些粮食胃酸。 王朝夫吃着豆面饼说，胃酸？你还害怕胃酸？你是在羊圈活得太自在了吧，还知道胃酸的！唉呀，真应该叫你在农业队蹲着去，或者到基建队去，你的胃酸的病就治好了。 许霞山几口吃完了饼子说，小老弟，不是我怕胃酸，我的胃那年开荒就锻炼出来了，吃上草根根也能消化，我是怕你没这么吃过糖萝卜，吃多了受不了。哎，我问你，吃饱了没有？ 王朝夫像是在慢慢品味豌豆面饼，一小口一小口地咬着饼子。听他问吃饱了没有，抬起头来说： 你问吃饱了没有是啥意思嘛，你的话是不是说，没吃饱的话你还有啥叫我吃的东西吗？ 许霞山笑了，你管我有没有啥做啥嘛？你就说吃饱没吃饱嘛！ 王朝夫明白了，许霞山还有可吃的东西，便说，你看你说的这话！有没有嘛，你到底还有啥吃的嘛？这几年了——快三年了——我就没吃过一顿饱肚子！过两天我就要去明水了，就再也见不着你老哥了，你要是还有啥吃的东西，就叫兄弟我吃饱一顿嘛。 许霞山说，我也是这意思。咱们在一间房一盘炕上睡了一年，恐怕你这一走，就再也见不上面了，今天叫你到我这里来，也是给你饯个行，当然我要叫你吃饱一顿嘛。将来你就是回到家里，回了你的临洮，也不要忘了你这个老哥。 许霞山说着话就下了炕，把锅洗了一洗，倒上水坐在炉子上。他往炉灶里又丢了几块牛粪，然后弯着腰，头抵住炕沿，一只手从炕洞的最深处拽出个小口袋来。这是一条毛巾折起来缝成的口袋，不大，但装得鼓鼓的。他从里边捧出两捧小麦放进锅里。 王朝夫惊叫起来：哎呀，你从哪整下这么多麦子？ 许霞山把口袋又塞进炕洞，直起腰来。他的手上沾了一些炕灰，他拍了拍手说，偷下的呗，还能从哪里整？ 从哪偷的？仓库吗？ 仓库？仓库的麦子敢偷吗？抓住不把你整死吗？这是夏天放羊，看跟前没人，钻在地里搓下的。 哎呀，有办法，你真有办法，你存下这么多麦子。老哥，你们放羊的人就把福享净了。到这时间了，还有麦子吃。 许霞山这时又把窗台上的菜汤端过来倒进锅里。王朝夫又叫起来：你那是做啥呀，把甜菜叶子汤倒进去干啥呀？ 菜汤是夏天掰下来的甜菜叶子煮成的。 许霞山说，以防万一呀，小心人进来看见了，说我煮麦子，那还不倒霉呀！ 说着话，许霞山又从墙角上放着的一个麻袋里拿出一把干菜叶子，揉碎了，扔进锅里。并且他还扔进去一块酱油膏。 王朝夫惊叹不已：哎呀，聪明，聪明。说实话，在我们房子里，你就是抓几把麦子去，也不能煮着吃。人看见了就给你汇报去。再说，也没个火炉煮呀！ 炉子上煮着麦子，许霞山过一会儿就往炉膛里丢几块牛粪，然后两个人就闲聊，东一句西一句。王朝夫不断地感叹：老哥，你们羊圈的人就是把福享净了：放羊的活不累就不说了，还一个人住一间房，还有麦子吃，还有糖萝卜吃……唉，都是劳动改造来的，你们怎么就这么好？ 后来麦子熟了，两个人把麦子捞着吃了，又把半锅汤也舀着喝了。许霞山正在地下洗锅，吃得饱饱的王朝夫躺在炕上吸烟，说： 许哥，我求你个事情。 啥事情？ 你把我调到羊圈来，我也当个羊倌。 你开啥玩笑哩，我有那神通？ 王朝夫坐起来了，哀求的口气说，许哥，我求求你了，你帮兄弟这个忙。你给管教干部说一下去，把兄弟调过来。我确实害怕到高台县去，我的身体不行了，要是到高台县去，可能连一个月也活不上。 许霞山原以为王朝夫是开玩笑的，此刻见他很认真，便惊骇地说，不行，我帮不了你的忙。我一个劳教分子，还不知道在羊圈干长干不长，我能帮了你的忙？ 许哥，你能行，你找干部说一下去嘛。 许霞山很硬的口气说，不行，不行！我确实说不上话。 嗯嗯，你是不愿去说？ 不是不愿说，是真说不上话，也真不敢说去。你想一想嘛，我一个放羊的，去找干部，人家还不一脚把我踢出来吗！——你是干啥的，你不知道你的身份吗？ 甭哄我了，许哥。我知道你能说上话，你和崔干事关系不一般。 许霞山一怔：我和崔干事又有啥关系嘛？ 王朝夫肯定地说，有关系，你们的关系还不一般。我问你，你去年怎么调到羊圈来的？ 许霞山又是一怔：我怎么调到羊圈来的？ 你不要装了，我知道，我真的知道。 你知道啥嘛！ 王朝夫龇着牙一笑：我问你老哥，你脚上的这双棉鞋是哪来的？ 我表侄女婿给我的。 是你表侄女婿给你的，可那是我从崔干事那儿给你捎过来的。 对，是崔干事叫你捎给我的。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这说明你和崔干事关系不一般呀。 瞎说，什么关系好不好。崔干事是在酒泉开会碰上了我的表侄女婿，表侄女婿叫他给我捎一双鞋来。我的表侄女婿在公安处当干部。 还有一袋炒面。 鞋和炒面都是我妈叫他捎的。那一年他回家看岳父，就是我的表哥，我妈见了他，说，你表叔在夹边沟劳改，你能帮助就帮助一下你表叔。还叫他捎了一双鞋一袋炒面。 对呀，就为这，崔干事就把你调到羊圈了。那你再找一下崔干事嘛，下个话，叫他把我也调一下。 啊呀，人家看在表侄女婿的面子上，把我调了一下，就好大的面子了。我怎么再求人家帮你呀！ 求一下去嘛，求一下他去嘛。你就救一下我嘛。 不行嘛，我没那么大的面子嘛。我拉不下这个脸嘛，就是拉下脸去了，人家要是说，给你帮忙就不错了，你还给别人当说客来了，你不是得寸进尺吗？你说，我怎么说？ 你求一下去嘛，不行了再说不行的话嘛。 许霞山果决地说，这嘴我张不开！管教干部徇私情的事，也不是啥光明正大的事，不能叫人知道的。我去求他，他知道帮我的事我给人说了，他一生气，不叫我放羊了怎么办！ 王朝夫明白，话说到这分上，再讲也是白搭，但他又不甘心，便露出哭腔说，许哥，帮个忙，求你了，我真害怕到了明水活不成了，你就看在我老娘的份上帮我这个忙吧。我就一个老娘呀，六十多岁了，我父亲十几年前就殁了。我死了没关系，我的老娘没人管呀…… 说着话，他把手伸进怀里，从贴身的衬衣口袋里摸出一块手表来，向许霞山递过去，眼里含着眼泪说，给你，老许，这块表你戴去。这是块英纳格，是我父亲从甘南藏民那里买来的。我娘说，我父亲拿两百块银元买来的。我父亲就戴了两年，去世后一直在家放着，一直到1956年我进农林局工作，我娘才拿出来叫我戴…… 许霞山涨红了脸，大声说，有啥，你还有啥值钱的东西？ 王朝夫哭着说，没了，啥都没了……我的大衣，毯子，都换了吃的了。就这块表，我想留到最艰难的时候……你拿去戴吧。 许霞山还是那么大声地说，你收球起来吧！你把我当成什么人了？我勒索你吗？敲你的竹杠吗？ 不是的，是我自愿给你…… 行了，行了，你走吧，你快走吧。我要睡觉了。谁能帮助你你找谁去吧，行贿去吧。你的事我办不了！ 许霞山声严厉色的话语把王朝夫吓住了。他停止了哭泣，瞪着泪眼。后来他把表塞进怀里，下炕，往外走。他说，不行就算了，不行就算了，你发这么大的脾气做啥…… 王朝夫走到门口了，他知道外边风大，他把棉布帽子的帽翅拉下来挡住了脸，拉开了门，但这时许霞山说： 兄弟，你把你的表放好，小心不要丢了，那是你父亲留下的纪念品，你要爱惜。你的事，我找人试一下去，给你说个情去，但办好办不好，我就不敢说了。我也不是看上你的表了，我是看在你这种时间还想着老娘没人养的孝子的分上，试一下去。 王朝夫的眼睛里燃烧起希望的火苗，又要掏表，但被许霞山推出门去了：我不是说了吗？你的表你保存好。 王朝夫走后，许霞山吸了一颗烟，接着就披上大衣出了门，直奔场部的杂工大院而去。 他是刹那间作出决定来的：去找找车马组的张天庆。1959年的上半年，他刚调到羊圈干挤奶的活，有一天一个大个子的人到羊圈来转，在他身旁站了一会儿，问他：你是叫许霞山吗？他回答是叫许霞山，然后反问，你怎么知道我的名字？那人说，你是不是罗仁天的同事？他回答是，我们一个学校的，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那人站在旁边笑。他问你笑啥嘛？那人说，看你挤奶，可笑得很。他问可笑什么？那人说，这么强壮的年轻人，干个啥活不行，怎么挤奶哩？他没说什么，心想能叫我挤奶就不错了，不用下大田下苦了。但是那人在他旁边站了一会儿之后又问，给你换个活好不好？他当时心里想，这个人看着像劳教分子，怎么说话这么大口气？就问：叫我做啥去？那人说赶马车你去不去？赶马车当然好。和他一批来夹边沟的他的同事罗仁天一到农场就赶马车，罗仁天对他说过，赶马车到哪里都能吃上饭，还能偷粮食，车赶出去还自由，能在酒泉的饭馆里买饭吃，很多右派求着带这捎那…… 他在心里这样想着，又问那个人：你是干啥的？你说叫我赶马车，我就能赶马车吗？那人回答，我是车马组的。他问你叫啥名字？那人说叫张天庆。一听张天庆这个名字，他就知道这个人是车马组的组长。罗仁天跟他说过，车马组的组长叫张天庆，是个就业人员，解放前在胡宗南的部队当过连长，在四川起义的。解放后回到老家武威，在一个小学当老师，1951年被抓起来判了五年，释放后送到夹边沟就业。这人才三十几岁，个子高大又有力气，劳动特别能干。管教干部特别信任他，叫他管车马组。车马组有八辆马车，还有十几辆牛车。车马组直接由农场生产股管理。 那天许霞山对张天庆说，赶马车就赶马车。张天庆就去找生产股的股长了，说把许霞山调过来赶车吧，那小伙子身体好，能干。生产股长问，他会赶车吗？张天庆说，我带他，带上几天就中了。于是，许霞山就调到车马组去了。后来，他赶的马车调到新添墩作业站去了，没车赶了，就又把他调到羊圈放羊了。 许霞山此时想起张天庆，就是因为张天庆在干部们眼里是个红人，说话有分量。再说，他跟了张天庆的车半个多月就能独自赶车了。张天庆很喜欢他。他想就王朝夫的事去求一下张天庆，说不定张天庆能赏这个脸。 杂工大院就在基建大队的院子西边。这个院里有马厩，有磨坊，有木工房……车马组的宿舍就在这个院子里。许霞山来到这里，张天庆已经睡了。张天庆和罗仁天、高北峰住在一间房。高北峰是张掖地区水利处的干部，右派，一进夹边沟就赶马车。 许霞山砸门把张天庆砸醒了，张天庆问他有啥事。他说张组长你起来一下，有件事跟你说一下。张天庆说有啥事明天说不中吗？他说不中，是件急事，今晚上就要给你说。张天庆披了衣裳开门，说他：啥球事嘛，这么日急慌忙的！许霞山说，急事，还就是急事。张哥，我有件难肠的事求你帮个忙。 张天庆是个性情温和但表面冷漠的人。他穿上衣裳坐在炕沿上，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有啥事就说。 许霞山说，我有个熟人，过几天就要去明水；今晚上找我来了，叫我帮个忙，把他调到羊圈里。想来想去这事我办不了，求张组长帮个忙，跟领导说一下，调到车马组来，赶车喂牲口都行。我听说你们车马组喂牲口的人调到高台去了。 张天庆静静地听他说完，冷冷地说：你答应办这事了？你能得很，那你办去嘛。 许霞山赔着笑脸说，张组长，我哪有那能力嘛？能有那能力，半夜三更找你吗？ 张天庆提高了嗓门：找我，找我就能行！你没球想一下，我一个就业工人能有这神通：把一个人调到车马组来！ 你们车马组不是缺个喂牲口的吗？ 喂牲口的人早补上了！ 许霞山哀求说，唉呀，我求你了张组长，你搭救一下这个人嘛，这个人要是再不改变一下，就没命了！他的身体垮垮的了，过两天要调到高台去。高台的情况你知道的，去了能活几天？ 张天庆说，你求我也没用，你跪下也没用，这话我不能找生产股长说去。你知道有多少人想钻到车马组来吗？领导要是说，好呀，叫他到大车组去，你到大田劳动去。你说我怎么办！ 许霞山说，不会的，你跟领导关系好。 关系好？有啥关系？啥关系都没有！我就是会劳动，能劳动，人家用我。人家一翻脸，我就得下大田去！啊呀呀，许霞山，你这个人还没改造好呀，你的心太好了！这都是啥年头了？饿死人的年头呀，你还顾别人活成活不成哩！你先顾你自己吧，小心把领导惹恼了，把你弄下去种地挖沙子去。 睡在炕上的罗仁天也说话了：老许，你快回去睡觉去吧，不要操那心了。饿死的人多了，你能救过来吗？ 罗仁天是许霞山在天祝县下西坝小学的同事，五七年反右时因为提意见定了个极右，开除公职送来劳教的。这个人聪明，刚来夹边沟的那天，管教股干事问新来的人有什么特长，他说在老家吆过车，就直接分到车马组来了。 在张天庆处碰壁以后，许霞山的心凉了半截。他觉得张天庆和罗仁天说的有理，自己的确没有能力帮助王朝夫，那就算了吧，不操这个心了。 时间过去了三四天，一天傍晚，他赶着羊群回来，在地头上遇到了崔干事。崔干事正在督促几个右派往菜地浇冬水呢，看见他还招呼了一声：许霞山，还不快回去吃饭！ 他应了一声：这不是正往回走吗？崔干事，你吃过饭了吗？ 崔干事说吃了，吃了，提前吃的。今天头一天浇冬水，我来看看，不要跑水。这些坏熊，你不看紧，他们就给你浇得一塌糊涂。 寒暄两句，许霞山就走过去了，但是快出菜地的时候他的心突然动了一下：王朝夫的事，跟崔干事说一下，说成就说成，说不成也没啥吧…… 于是，他又走回来，他想，今天崔干事情绪好，说不定开恩呢？ 他和崔干事之间，还真有点微妙的关系。那是来夹边沟的第一年，冬季。有一天，吃过了晚饭，他在铺上躺着，等队长喊开会，去办公室取信的王朝夫回来了，把一封信和一个包裹递给他。他以为是家里给他寄来的，可是接过包裹之后竟发现包裹上没有一颗字。再看那封信，信封上只写着许霞山收四个字，没有收信人地址，也没有寄信人地址。他感到奇怪，问王朝夫信件和包裹是哪来的？王朝夫说崔干事给的，叫我捎给你。他便打开了信。信是表哥的女儿的丈夫写来的，说他现在边湾农场工作。前几天去了一趟兰州，路过武威去看女人和岳父，见到了许霞山母亲，才知道许霞山在夹边沟劳动。还说，许霞山母亲叫他带一双鞋和几斤炒面，他托人转许霞山。这封信叫他有点糊涂，他知道表侄女婿在酒泉地区公安处工作，怎么又到边湾农场了呢？边湾农场是个啥性质的农场？他还不明白的是这封信怎么到崔干事手里的，表侄女婿和崔干事是什么关系？他原想转天在工地上问一问崔干事，但又好几天没看到崔干事。后来，大概是春节前的一天吧，在工地看见了崔干事，他还没去问崔干事，崔干事竟跑到他跟前来了，问他，前几天我叫王朝夫捎给你的信收到了吗？他回答收到了。崔干事又问，陈世康是你的啥人？由于弄不清崔干事和表侄女婿的关系，也弄不清表侄女婿为何从公安处去了农场，他便撒谎说，那是我的同学。崔干事说你不要骗我了，陈世康都跟我说了，你们是亲戚。你不要怕，说实话，你们是啥亲戚？他只好回答，陈世康是我的表侄女婿。他反问崔干事怎么认识他表侄女婿的。崔干事说在酒泉开会认识的。过一会儿崔干事又问，怎么样，农场的劳动你还抗得住吗？他回答，老汉们都干着哩，我抗不住怎么办？ 那天他从崔干事说话的口气里听出来，崔干事很关心他，说话很和蔼，就问了一句：崔干事，陈世康在边湾农场干什么工作？ 他原来是公安处的，怎么到农场去了？崔干事说，他犯了错误了，同情右派，下放到劳教农场当干部去了。 听说表侄女婿犯错误下放到边湾农场去了，他再也不敢吭声了，但没想到的是过了几天，崔干事竟在农业大队宣布：以后许霞山是全大队的技术员，各队的地平好了没有，都要他验收。他说不合格就返工，他说合格了才能收工。就这么个技术员，就使他每天免除了几个小时的劳役，因为农业大队辖属九个分队，时不时的就有那个分队来叫他验收，他可以这儿溜溜那儿走走。 后来，1959年开春的一天，在田野上播种，崔干事又问他：你是从天祝县来的吗？他回答是天祝县下西坝小学。崔干事又问，你会挤奶吗？他是不会挤奶的，但他回答，牧区来的人，哪个不会挤奶呀？崔干事说，明天你到羊圈挤奶去。 于是他当了挤奶员。 许霞山走到崔干事身旁了，崔干事听见了脚步声，扭过脸看见了他，问他，你有啥事吗？ 崔干事，我有件事……求一下……你…… 许霞山犹犹豫豫地说，由于胆怯，他的嗓门磕巴了。崔干事问： 啥事？ 是……是这么个事…… 许霞山鼓着勇气把那天对张天庆说的话又说了一遍，然后就静静地等着。他知道，王朝夫能不能到羊圈，就是崔干事一句话了，也可能崔干事不同意，并且训斥他。 他猜得不错，崔干事眼睛在他身上打量了一下，低沉的但却严厉的口气说，你还管球的多得很！王朝夫到不到羊圈，用着你管？ 许霞山低声下气地说。崔干事，我知道，这事我不该说，可是我妈来信了，说能不能跟崔干事下个话，帮一下王朝夫的忙。 崔干事瞪大了眼睛，一脸狐疑：你妈知道我？ 我几次写信给我妈说了，崔干事对我好，照顾我在羊圈放羊。 崔干事在他的脸上看了几秒钟，口气变得和蔼了：你妈认识王朝夫？ 他回答，王朝夫是我姨娘家的亲戚。 崔干事用一种怪怪的眼光看许霞山。许霞山心里都发毛了，直感告诉他：要坏事了。崔干事却说，啊呀呀，许霞山，我在劳改队工作过，到夹边沟也几年了，我还是头一次碰上你这样的人！自己落难着哩，还给别人说情哩。你想过没有，你现在是啥身份，你有啥资格给人说情！ 许霞山一下子哑了。他原本就被艰辛和饥饿折磨得又瘦又黄的脸一下子变得白白的像是石灰的颜色。他的头嗡的一声响，胀大了。他内心里羞愧之极，恨不得脚下裂开个缝隙叫他钻进去。但突然间崔干事又笑起来： 好了好了，你不要害怕，我是开玩笑的，你不要往心里去。你是个好人，有情有义的人。去吧，回去吃饭去吧。这事我记着，有机会就给你办。 许霞山没想到事情会这样峰回路转，这样的结果。他脑子有点发蒙，一时转不过弯来，站着没动。以至崔干事有点奇怪了，说他： 去呀，快回去吃饭去呀。 他还是有点疑惑，说，崔干事，你说的真话？ 崔干事说，我哄过你吗？ 这他才真相信是真事了，谢谢谢谢地说着，转身走去，走出几步又回过头来叮嘱崔干事：这事你要抓紧呀，崔干事。听说过两天他们就要调走了，要到高台去。 崔干事说，这我知道。你可要记住，这事跟谁也不要说。 知道，知道。 许霞山满心欢喜地往回走。这时候天已经黑了，田野上亮起了星星点点的灯光。那是浇冬水的人们照亮用的风灯。天冷了，10月初正是浇冬水的时候。水一灌进地里，就结一层冰，这冰像一床棉被盖在田野上，一直到春天。当它化开的时候。土地就像放了酵母的面团，变得很是暄软，正好播种。 只是夹边沟农场适宜播种的土地太少了。 过了两三天，最后一批调高台县明水农场的人离开了夹边沟。这次调人，羊圈又调走了两群羊。崔干事说羊在路上要走几天，怕牧羊人照管不过来，多派了两个人，结果羊圈就缺了两个牧羊人，王朝夫就很自然地调到羊圈来了。放牧组的苗组长把一群绵羊拨给他。 王朝夫调羊圈那天，许霞山早两个钟头回羊圈的。他忙前忙后张罗着把一间调走的人空出来的房子打扫干净，铺好被褥，并且告诉王朝夫许多生活的门道：出牧的时候背上个背斗，在草滩上拾牛粪，拾柴，回来后可以烧火取暖，还能煮些啥东西吃。背背斗还有个好处，在外头搞到啥食物，装在里边，上边盖上牛粪或是柴禾，就是遇上管教干部也看不出来。如果搞到了什么吃的，要悄悄地吃，半夜里煮着吃，防止干部来检查。菜地立即就要上冻了，漏挖的胡萝卜和糖萝卜就挖不着了，那也没关系，肚子饿不着，因为羊的鼻子尖，能闻出来。看见羊在哪达啃，你就在那达往下挖，不是糖萝卜就是胡萝卜。 他还告诉王朝夫，放羊要特别经心，不要叫羊群跑散了；跑散丢掉一只羊，回来可没法交待。领导认为你偷着宰掉了，吃肉了。那可就说不清楚了。 记住，羊意外地死掉了也不敢吃肉，要交上去，要不领导会说是你故意整死的，你想吃肉。 王朝夫问，羊奶叫不叫喝？ 哪有羊奶？ 母羊没奶吗？ 傻子。母羊要到春节才下羊羔哩，下了羊羔才有奶哩。这时间母羊怀着小羊，哪来的奶？ 有这个道理吗？我听人说你们羊圈的人喝羊奶，喝得饱饱的。 下过羊羔，到八月份之前的这半年有奶。过了八月，母羊又怀上羔子了，就不挤奶了。 那就是说不挤奶了，但还是有奶。 刚停的时候有奶，时间一长就没了。 现在没了吗？ 傻子，几个月不挤了，早干了！ 王朝夫笑着说，我还当成你们一年到头都喝羊奶。 一年到头？噢，你就是为了喝羊奶才钻到羊圈来的呀！迟了，迟了，八月以前能喝上奶，现在啥也没了。再想喝奶就要等到明年春天了。记住，跟谁都不能说喝奶的话。规定是不能喝奶的，只能偷着喝。要是叫领导知道，你就放不成羊了。不光是不叫喝羊奶，就是死羊羔也不能吃，要上缴。 王朝夫说，管得这么严呀？ 不管严还行呀，不管严羊羔不叫人偷着杀完呀？对了，有一样东西是可以自己吃的，那就是胎衣，母羊下羔子时羔子身上的胎衣。那东西领导不管，下几个你可以吃几个。那东西可好吃呀。有营养…… 收拾房子的时候，许霞山看见王朝夫有个奇怪的箱子，是用两个步枪子弹箱接起来的，一个锁子锁着。他问了一声：这里装的啥。王朝夫支吾着说，没啥，就几件家里带来的衣裳。 但是，过了几天的一个晚上，他来串门的时候，看见王朝夫正从箱子里取什么。一看他进来，王朝夫喀哒一声把箱子盖上了，当时就上了锁。 起先他对这事并没在意。在劳教农场里，由于生活艰辛，盗窃成风，人和人失去了信任，互相提防是正常的。 可是坐着说话的时候，他看见土炉子上放着个饭碗，碗里像是装着半碗炒面，炒面里有一种奇怪的黑色的渣渣子。他问，这是啥嘛？王朝夫装出不在意的样子说，一点点炒面，棉花籽炒下的。 他当时虽然刚吃过饭，但肚子还是空荡荡的，便想吃点炒面，就说，是炒面吗？棉籽炒面我还真没吃过，好吃吗？ 王朝夫说难吃得很。 哪来的？ 上个月我们家的一个亲戚出差到敦煌，从敦煌给我捎过来的。 他应了一声，噢，敦煌出棉花。听说敦煌的气温比这里热。 说完他就出来了。当时他心里很不高兴，心想我把你调到羊圈来了，你连口炒面都不叫我吃！ 回到宿舍，他煮了一碗麦子吃。 农场的形势骤然变得严峻起来！最后一批人去了高台县明水农场不几天，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又减一次，减到一天吃七两，还不到半斤。食堂把一天三顿饭改成了两顿，不敢烙饼和蒸馍了，顿顿都喝面糊糊。没几天，农场里留下来的人都干不动了，有些人躺倒了，没躺倒的也都不下地干活了。那些原先就衰弱的人立即就濒临死亡，死亡的人数陡增。干不动活尚能走动的人整天在菜地里挖菜根子，拾干菜叶子。有的到草滩上去搓草籽。食堂旁边的垃圾堆上整天都有人转来转去，如果食堂的炊事员倒出来一筐烂菜叶子，好几个人就涌上去抢。他们把菜叶子菜根子拣回来，再从麦场旁的草垛上抱些麦草回来，用碗、茶缸和罐头盒煮着吃。草籽炒着吃。 放牧组和车马组的优待也取消了，也是吃七两。许霞山一米八十五厘米的孔武汉子一天喝两顿糊糊，还要出去放羊，他的肚子一整天都空荡荡的，走路腿发软。每天夜里，他都要煮点麦子或糖萝卜吃，填补空虚的肚子。 有一天晚上他正在煮糖萝卜，罗仁天进来了，问，老许，有啥吃的没有？ 他回答正煮糖萝卜哩，今天才挖回来的。 罗仁天说，糖萝卜不想吃，挼心得很。 他说，你的胃口还贵气得很，糖萝卜不吃。那你想吃什么？ 麦子还有没有？ 还有几斤，不多了。 那煮上一碗，煮上一碗。拉了一天粪，回到宿舍喝一碗面汤，哪行呀！ 许霞山说等一下，你等一下，糖萝卜熟了我给你煮麦子。后来糖萝卜熟了，他从房顶的梁上拿下一个用裤子筒儿改成的口袋。里边有五六斤小麦，他用饭盆挖出半盆盆来，倒进锅里煮。两个人先吃糖萝卜片。吃着糖萝卜罗仁天问他，你从哪里搞来的这么好的麦子？ 哪里搞来的？我有你那本事吗！拉粮食的时候半袋子半袋子地偷？我这是夏天藏下的——有一次出去放羊，有个农民正在麦地里掐麦穗，看见我吓得丢下口袋跑了。我用鞋底子搓出来埋在沙滩上了。这两天才挖出来的。 说着话，他又往炉膛里丢了两块牛粪。 煮了半个多钟头，麦粒还很硬，罗仁天就忍耐不住了，拿个碗从锅里舀了半碗，又在锅沿上倾斜着把水滗出去，然后就用手捏着嚼。许霞山把锅盖盖上，也从碗里捏着吃。没有煮软的麦粒嚼起来柔梗梗的，有劲道，且香。这是今年的新麦。 正嚼着，突然有人敲门。两个人吓了一跳，一起停止了嚼麦，互相看看，立即跳下炕，一个人藏碗，一个人把锅端下来。 但这时门外传来熟悉的声音：许哥，我到你房子舀点水。 许霞山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没关系没关系，不要藏，是王朝夫。 说着话，他把手里的锅又放在炉口上，走过去拿开顶门杠，拉开了门。 王朝夫进了门先是一怔，说，哟，你这达有人呀。 许霞山说，闲谝着哩。你有啥事？ 王朝夫说，食堂打来的糊糊太淡，我放些盐，又太咸了。喝罢了嗓子干得很，到你这达舀些水喝。 许霞山说，盐吃多了人要浮肿，食堂不敢放盐了，吃的是甜汤［3］。舀吧，就在那桶里，凉水。 凉水就行。王朝夫说着就去舀水，舀了水站着就喝了一通。就在喝水的时候，他的眼睛看见了炉子上煮的麦子，他说，哟，你们煮麦子吃了。 许霞山没应声。 王朝夫又说了一声：怪不得一进门就有一股香味。许哥，哪搞的？ 许霞山说了声拾下的。他明白王朝夫想吃麦子，但他不愿给他吃，便扭过脸去不看他。 王朝夫看出他的冷淡来了，便看了罗仁天一眼。罗仁天眼睛定定地看着他，但一句话不说，手在碗里抓着麦子往嘴里送。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他再也不说话了，又弯腰舀了满满一缸子水，走出去了。 许霞山跟过去顶上门，刚转过身来，罗仁天说，看出来没有，他想吃麦子？ 许霞山说，他想得好！前些天我进他的房子，他正从箱子里拿吃的；我一进去，他啪的一声把箱子盖上了。 是吗？ 就是呀。箱子里的不叫我看就也罢了，可他碗里装的炒面。连让也没让我一下。 这样的东西，你就不能可怜他，就叫他在大田劳动去。 唉，我是可怜他。 你可怜他个什么呀，可怜的人多了，你可怜得过来吗？ 许霞山说，不一样，情况不一样呀。你不知道，他还救过我哩，救过我的命。 怎么救过你的命？ 你听我说呀。刚来的那一年，头几个月，我不是在六队的浇水组吗？浇水组六个人，三个人一拨分开。一拨人上白班，一拨人上夜班。有一天我们那一拨上夜班，就是我和他在一起，还有个省公安厅的警察。那两个都不会浇水，队长叫我带着他们两个人。浇水到半夜里，饿了，也累了，我叫他们两个人先睡一会儿去，我看水。他们睡了两个钟头，接我的班，我就找了个偏远些的地方干部检查来了看不见的地方，在田埂上睡着了。浇水的活就这么一点好处，没干部的时候偷着睡一会儿。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也就半小时，最多一个小时，忽然惊醒了——我觉得雨点子下来了，落在脸上凉丝丝的。我睁开眼睛了，但是心里又觉着奇怪：天上星星麻麻的嘛，连一块云彩都没有，怎么会下雨呀。那一阵子我的确瞌睡得很，也乏得很，我的眼睛就又闭上了。可是怪得很，刚要睡着的时候，水点子又落到脸上了，又醒了。我就闭着眼睛想，我这是做梦吧！于是，我把裹着的皮大衣往紧里拉了一下，又接着睡。也就是怪呀，这时候我听见远处有人喊我的名字：许——霞——山——我想，这是渠冲开了，那两个人堵不住了，叫我哩。我坐起来了。就在我坐起来的时候，听见了哗哗的溅水声，像是有人从头顶浇过水的地里跑，跑远了，钻进苞谷地里去了。我以为有人跟我耍着玩哩，开玩笑了，没当回事。我站起来往前走，就碰上顺田埂走过来的王朝夫了。我问他，是你往我身上泼水了吗，跟我开玩笑？他说没有呀，我是来叫你的，渠堤叫水冲开了。我说那谁跟我开玩笑，往我脸上泼水。第二天，我把这事跟我们队的人说了，一个姓刘的就业人员说我：谁跟你开玩笑了，那是狼要吃你哩。我说，何以见得？他说，你们没来之前，我们在这里种地，浇水的人叫狼吃掉了两三个。浇水的时间狼不敢吃，它看见你手里拿着铁锨。狼就吃浇水睡觉的人。我说谁往我脸上泼水的？他说，狼吃人，先要弄清楚你是死人活人。它也要找机会：泼水，叫你翻翻身子，等你裹着的皮袄散开了，脖子里没挡挂［4］了，它一口就咬住你的要害，置你于死地。 许霞山刚讲完，罗仁天就说，这就是你说的王朝夫救你？你算了吧，那是赶巧了，并不是他有意来救你。 许霞山说，不管怎么说，他喊我的那一声把我喊得坐起来了。我要是不坐起来，说不定就没命了。 由于粮食供应太少，许霞山很快就把那半袋小麦吃完了。他不得不又一次动用自己的储备粮。在农场的田野上，他还埋藏着两份粮食呢，一份是豌豆，一份是小麦。那都是他一年多来在放羊的路途上钻进庄稼地揪麦穗揪豆荚搓下来的。搓下来之后不敢放在宿舍里，而是埋在田野上。那份小麦数量少，就五六斤，埋在戈壁滩上。挖回来几天就吃光了。他又去挖那份埋在田埂旁的豌豆，却发现粮袋空空如也，被田鼠咬开了两个窟窿。口袋旁还有散落的豌豆。 这是十一月上旬的日子，劳教分子已经吃了一个月低标准——一天七两粮食——许多人衰竭了，死亡了。许霞山怀着对未来的强烈的恐惧，这天傍晚提着空空的粮袋跑到罗仁天的宿舍去，痛心疾首地抖着口袋说，你们看，这不是老天爷要我的命吗？夏天收拾下些粮食，埋在地里，叫老鼠吃得光光的！ 第二天他就把羊群赶到种过胡萝卜和糖萝卜的菜地里去。他想仰仗山羊灵敏的嗅觉挖些萝卜，谁知山羊们连一个胡萝卜和糖萝卜也找不到了。菜地早被饥饿的右派们翻过几遍了，然后被冰冻得实实凿凿的。 他只能在草滩上捋些草籽回来炒着吃。实在饿得招架不住的时候，他便跑到罗仁天的宿舍去。罗仁天也没啥吃的了，就给他抓几把喂牲口的油渣叫他嚼。 真是天无绝人之路呀！饿了七八天吧，那是一个黄昏，他赶着羊群回圈，十几只山羊跑到一个沙包上去了。这个沙包在麦场的北边，不管刮东北风还是西北风，风都把沙尘刮到麦场上去。去年夏天打场的时候，干部们叫人和了些草泥，把沙包抹了一层泥，防止沙尘刮到麦场上。许霞山急着要回圈，站在下边地吼，想把山羊轰下来。在他的吼声中有几只羊跑下来了，还有七八只却理也不理他，在沙包的斜坡上挤成了一团。他想光溜溜的沙包上有什么东西可吃呀，它们怎么就舍不得下来。他走到沙包上去了，把羊轰开，惊奇地发现沙包上头有个比笸箩大不了多少的土坑。坑里还挤着几只羊，它们把头扎在一起，像是在争着吃什么东西。他挥动放羊棍把羊打跑，跳进去看看，竟然看见坑角角上有一块蓝底白花的土布，边上散落着一些麦粒。他拽了一下拽不动，把边上的沙子抠开，一个土布缝成的口袋显露了出来。他伸进手抓了一下，抓出来一把颗粒饱满大小均匀的麦粒。他的心咚咚地跳起来，狂喜不已：天爷，是一袋麦子！他明白了，这是去年夏季打场的人干下的事，也可能是看场的人干下的：把偷下的粮食就近埋在沙堆里了。这个人把麦子埋在这里之后一年多也没来挖它，可能是想把它留到最困难的时候再吃的，反正它被草泥封住了，谁也不知道它的存在。但是，没料到的事情发生了，他被调走了，可能是调到明水农场去了，也可能跟着基建队去北大河挖沙子去了。临走之前来这儿挖过。但没挖走。为什么没挖走，许霞山就难以判断了：可能是宣布上车的时间临近了，没有足够的时间挖出来；也可能是挖到半截被人发现了，不敢挖了；也可能是地点记得不太准确，挖掘了一阵之后找不到，因而失去了信心……总之是放弃了。 他又一次抓住了土布袋子，摇了摇，拉了出来。他的感觉是有三十多斤重。他的心又是一阵狂喜：三十斤麦子！一天吃半斤，能吃两个月呀！啊呀，这可是上帝的恩赐呀。 后来，他强迫自己的心平静一些，开始想怎么把麦子拿回宿舍去。他往四周看着，看附近有没有人注意到他。 麦场在场部北边一百米的地方，离它最近的建筑物是农场的大食堂。食堂的门是向南开的，只有食堂的灶口向着这边。他害怕食堂烧火的伙夫看见他，他睁大眼往食堂的方向看了几分钟。后来，他断定食堂的灶口处没有人。食堂东边的井口上也没人打水。于是，他一翻背斗把里边的牛粪倒出来，迅速地把粮口袋装进去，再把牛粪装在上边，然后就下了沙包赶着羊群回羊圈去了。 这天晚上许霞山好好地煮着麦子吃了一顿。他知道囫囵的麦子吃下去不易消化，营养不能吸收，所以他慢慢地吃，充分地咀嚼。直到吃得牙关节累了，才结束。这天夜里他睡得很踏实，很香。家里有粮心里不慌呀。 睡觉前他把土布口袋里的粮食分成了两份，把多的一份放在房梁上，少的一份拿出去放在夏天割下的饲草垛里。他的炕洞里已经塞不成东西了，因为天冷之后他就把炕烧上了。这是放牧组的特权——羊粪有的是。粮食分开储藏有好处：闹饥荒的年月里，人们啥坏事都干呀！真要是贼娃子趁着他出去放羊把梁上的粮食偷了，藏在草垛里的粮食还能应个急。 许霞山很幸运。到了这个月的下旬，劳教分子的死亡进入了高峰：每天都有七八具尸体被拉到双墩山的山根里，大部分人都躺倒了，只有少数人在中午太阳热的时候坐在院子的墙根里晒太阳，但是许霞山吃着拾来的麦子补充口粮的不足，身体还保持着相对的健康。他依然每天出去放羊，依然背着个背斗在草滩上游荡。有时候他还把羊赶到北边的沙漠里去，那里草少，但是生长着一种叫沙米的蒿子。他是在武威的农村长大的，他知道这种植物的细小的种子能吃，且有营养。他小的时候，吃过沙米粉做成的凉粉。 他拿着一块床单，把一墩一墩的蒿子铲下来放在床单上，用铁锨拍打。然后捧起来再洒下去，叫风把草梗和叶子刮走，刮不尽的再捧起来吹。最后床单上就剩下干净的沙米了。 这样一天也能弄个四五两半斤。拿回宿舍炒熟，嚼着吃。 他算计了一下，每天煮点麦子再辅助搞点沙米充饥，他能熬到年底。 但是羊圈出了件事。11月下旬的最后一天夜里，贼进了羊圈，偷走了许霞山圈里的四只羊。崔干事来了，场部的政工干事黄怀仁也来了。他们围着羊圈转了一圈，发现羊圈的北墙上有脚蹬下的脚印，房顶上也有脚印，且不是一个人的脚印。他们先是审问看门的白老汉：你怎么看羊圈的？回族老汉很委屈，说我一夜围着羊圈转了两圈，再就坐在办公室里眼睛都没眨地守着大门，没听见院子里有啥响动。 是谁有这么大的胆子能从房顶上下来把羊偷走，而且羊也没叫一声。他们判断是集体作案，且有内应。他们排除了回族老汉——这是个劳教期满的就业人员，自从1955年来到夹边沟就没有过非法举动，再说，他本人是羊圈看守人，自己偷羊这不是自寻麻烦吗——接着他们又排除了放牧组的苗组长。苗组长1938年在庆阳合水县参加革命的老党员，当过成县的统战部长。虽然当了右派，但家里不断有人来送吃的，哪会偷羊呢！当然的，他们怀疑的对象落在了许霞山和王朝夫身上。因为场部的羊圈——在农场西边的草滩上还有一个羊圈——就剩下他们的两群羊了，而他们两人的家庭都很少给他们寄食品包裹。他们除了偷还能有啥办法？ 但是，崔干事和黄干事把王朝夫叫到办公室问了问之后就又把他排除了。他们看到那小伙子惊恐害怕的样子，就认定他干不出这事来。并且，小伙子主动地说，你们到我的房子去搜！你们看去，我吃的啥。这些日子就是吃的我叔叔从敦煌捎来的棉籽炒面。崔干事和黄干事跑到他住的房子去看，果真子弹箱里装了一箱子软塌塌毛茸茸的棉花籽炒面。 他们最后才审问许霞山。也是在黄干事的办公室里。 审讯许霞山，崔干事不积极，他认为许霞山是不会干那样的事，是他把许霞山调到羊圈的，许霞山不会给他惹事。审问许霞山就是黄干事一个人说话：许霞山，你知道不知道我们叫你来做什么？ 不知道。许霞山说，他正襟危坐。 不知道？你真不知道我们找你做什么吗？ 真不知道。不过我想，你们可能是要调查羊叫贼娃子偷掉的事。 你还是知道嘛，我们为啥要找你。说吧，你说一下羊是怎么丢了的？ 许霞山的眼睛看着黄干事，说，黄干事，羊丢了的事，你们查了半天了，你们没查出谁偷的，我怎么能知道谁偷的？ 哎，你这个瞎熊，我问你哩，你倒问起我来了。你态度要放好一些！ 许霞山不再说话。沉寂中黄干事说： 说呀，到底谁偷的？ 许霞山说，我敢说吗？我一说话你就说我态度不端正。 瞎熊，你强词夺理！你到底说不说？ 我说，我真的不知道谁偷的。我要是知道，还不早早就说出来了，还叫你们审我吗？ 不老实，你不老实！我跟你说吧，今天你要是真不老实交待，看我怎么收拾你！ 我没啥交待的，羊不是我偷的，我交待什么？ 不是你偷的？怎么你的羊丢了，旁人的羊没丢？ 许霞山说：黄干事，你这是啥逻辑嘛，我的羊丢了，就是我偷的吗？真要是按逻辑推断，我应该偷王朝夫的羊才对呀。哪里有贼娃子偷自己的事呀？我傻了吗？ 你没有傻。这正是你聪明的地方。你认为偷了自己的羊，就可以遮人耳目。 许霞山又沉默了，低下头去。 黄干事提高了嗓门说，说呀，你怎么不说了！ 后来许霞山抬起了头，无奈地说，黄干事，我说啥哩，我这么说不对，那么说也不对，反正我说的话你不相信，我还说啥呀？我想问你一声：你到底凭啥说羊是我偷的？你们不想一想吗？我就是偷，偷一只半只羊就够我吃十天半月的，我能一下子偷四只羊吗？再说，我有那本事吗？这么高的墙，我能翻上去吗？能把四只羊从房顶拿走吗？看夜的人听不见动静吗？ 黄干事说，你和外头的人勾结好了，里应外合。你们把羊偷走了。 许霞山的口气激烈起来：黄干事，你说话要有证据，是谁给你这么说的？我勾结谁了，谁看见了？这不是要我的命吗，要把我送到监狱里去吗？ 黄干事说，你放了两年羊，你认下的人多。 这是冤枉我。我认下谁了，你们到外头调查去，只要是我里应外合了，你们把我枪毙！判刑！我死而无怨。 这次是黄干事沉默了。他静了两分钟，看着许霞山，后来又看了旁边坐的崔干事一眼。崔干事没说话，他就又对着许霞山说，你强词夺理。这样吧，你先回去，好好考虑一下。你说你没偷，怎么证明你没偷。你把偷羊的人找出来，你就没事了；要是找不出来，你就不要放羊了。给你三天时间。 黄干事…… 一听黄干事下了期限，许霞山着急了，想继续辩解，但黄干事吼了一声：出去！ 他嘴张了两下没说出话来，慢慢地站起。回到羊圈，他在宿舍里坐了好久，白老汉跑过来问他，你还不放羊去？羊都饿得咩咩地叫。他才如梦初醒一样背上背斗放羊去了。 一整天，他都六神无主。晚上打回饭来之后坐在炕沿上好久没有动弹，脑子里总是在想，放不成羊了，怎么办呀？ 放不成羊如同杀了他呀。放不成羊就意味着要到田野上去翻地，去修渠和每天吃半斤粮食，再也搞不到什么食物。过不了半个月就得饿躺下。继续放羊的好处是工作不累，还能一边放羊一边打沙米。只要熬到春节下羔子的季节，又可以吃胎衣，喝羊奶，吃死羔子肉…… 后来他感觉到饿了，这才想起吃饭。于是他点着了炉子，把豆面糊糊热一热喝了，又从房梁上拿下面口袋来，煮麦子吃。 但是正当他嚼着煮软的麦粒时，王朝夫敲他的门，问，许哥，睡了吗？ 他问有事吗？ 有些话想跟你说一下。 他估计是有关丢羊的事，便开了门。果然，王朝夫一进门就说，许哥，黄干事找你了吗？ 找了。也找你了吗？ 王朝夫哭丧着脸说找了。 找你说啥了？ 问我偷羊了吗？ 还问啥了？ 没问啥，就是说叫我提供线索——谁偷羊？哪些人常到羊圈来？ 你怎么说了？ 我说啥也不知道。 对，你回答的对，不知道就不知道，说实话。 但是王朝夫突然哭了起来，说，许哥，嗯嗯嗯……黄干事说了，要是抓不住贼娃子，就不叫我放羊了。 对我也是这么说的。 许哥，你说这怎么办呀。才到羊圈几天呀，就又要下大田……唉…… 王朝夫说着就淌开眼泪了。许霞山说： 哭什么？你哭什么？是福不是祸，是祸躲不过，哭就不下大田了？ 王朝夫不哭了，但泪水汪在眼睛里：能不能想个办法…… 许霞山说，想啥办法，你说有啥办法？我就认识个崔干事，可是这一次把黄干事惊动了，事情不好办了。黄干事是政工干部…… 王朝夫坐一会儿走了。 伍子胥过昭关一夜愁白了头，这个历史故事可能并非无稽之谈。许霞山睡了一夜，一夜愁得没睡好觉，就想着如何能保住自己牧羊人的位置，想着去大田劳动的可怕，结果第二天早晨起床的时候突然就憔悴了许多，他去食堂打饭的时候，把他的老乡杨华堂吓了一跳： 老许，你怎么？病了吗？ 他回答没病。 杨华堂说，那你怎么一下子就没精神了？脸黄槎槎的。走路也不稳当的样子？ 杨华堂也是从天祝来夹边沟的。他是岔口驿小学的老师。也是个右派。他们同一批到达夹边沟农场，管教干部分配工作时问，你们谁当过木匠？谁会赶马车？当问到谁会做饭的时候，杨华堂说了一声我会做饭。管教干部问你做过饭吗？他回答：我们家里开过饭馆。于是他分到食堂做饭去了。当时许霞山还说过他：你们家谁开过饭馆？你硬钻到食堂去做啥？你我都是开除公职劳教来的，趁劳教的时间学点农业技术，将来回家种地去吧。后来，他在农业队劳动，又累又饿，这才想起杨华堂的聪明来，就去问杨华堂：你怎么那时候就想进食堂。杨华堂说，我从解放前就听人说，判了刑的人，不管是坐监狱还是劳动改造．最困难的事就是吃不饱。所以我就想，先找个能吃饱饭的地方保住命再说吧，什么学技术！许霞山感叹不已：哎呀，还是你老谋深算呀。 杨华堂比他大五岁。 杨华堂一开始在食堂烧火、洗菜，后来上了面案。现在他已经是炊事员的一个组长了，专管做早饭的一个小组。开饭的时候他总是掌勺，要是遇到许霞山，他的勺子在锅底下舀一下，给许霞山打稠一点。 这天他看见许霞山精神状态不好，给许霞山打了饭他说，你先到我的房子坐一会儿，我开过饭就过去。 杨华堂走进宿舍的时候许霞山坐在炉子旁烤火，他已经喝完自己的那份糊糊了。杨华堂啥话也不说，从怀里掏出一块巴掌大的豆面饼子递给他，并说，快吃，不要叫人看见。 许霞山几嘴就吃完了饼子，问有烟渣子吗？杨华堂掀开炕上的毡片子捏出一撮烟末，又递给他二指宽的一张纸条，说，你的脸色咋这么难看？ 许霞山卷好了烟，点着吸了一口，说，放不成羊了，我要下大田了。 杨华堂惊愕地睁大眼睛。 许霞山哀哀的口气说，杨哥，说不成呀，羊圈叫人偷了…… 杨华堂静静地听他说丢羊的事，听到一半，就忽地从炕沿上站起，急切地说，你是说羊叫人偷了？ 啊，是呀。怎么，你听说了？ 没。没听说。我是想起一件事来，可能与你这事有关。 许霞山警觉起来：啥事？ 杨华堂扬起头来思考，然后说，对了，就是他……兄弟，这事还真有点巧了。 啥事呀？你说啥事巧了？ 杨华堂说，这是前天吧，对了，就是昨天。昨天上午的时间，我们烧火的炊事员有点事，要离开一下，找我替他烧一会儿火。我烧火的时间，史万富拿了个饭盒盒，正在灶口上煮吃的。史万富你认得吧？ 认得，不就是公安厅当过警察的那个人吗？当警察的，他就是当警察的。岂止是认得，我跟他还很熟。我在农业队浇水的时候，领着两个小伙子，一个是王朝夫，一个就是史万富。那两个小伙子不会浇水，队里叫我领着他们浇水。后来他到了车马组，还跟过我的车。 对，就是他。他蹲在灶门口煮吃的，我闻见了一股肉的香味。我还问了他一句煮的啥？他当时不愿说，我追着问，他说是兔子肉。我问他哪弄的兔子肉，他说叫人从黄泥堡乡换来的。 许霞山的眼睛亮了起来，忙问：有这回事呀！真的吗？ 有这事，一点都不错，但是到底他煮的是兔子肉还是羊肉，我就不知道了，我也没看。他的饭盒盖得严严的。 肯定就是羊肉。他把我的羊偷了，宰着吃肉了！ 许霞山兴奋地跳了起来，大叫大嚷着，恨不得立即就去找领导报告。但是杨华堂把他拦住了： 甭急，你甭急嘛。你能肯定就是他偷的吗？你好好分析一下嘛。我可是没看见他饭盒里的肉，只是闻见了肉味。 你肯定是肉？ 就是肉。我闻出肉味道了嘛。 好，你肯定是肉就好。只要他吃的是肉，那肯定就是偷了我的羊了。你想嘛，为什么他不敢叫你看他饭盒的肉？还有，为什么就那么巧——我夜里丢了羊，他中午就吃肉？我找他去！狗日的他吃肉，把我整惨了！ 甭急，甭急，你先把情况搞准确……你这都是推断的，并没有根据…… 根据，还要啥根据。他本来就是个贼娃子。你还记得不，你在北站的时候我给你们食堂送过粮？ 记得有过。 有过？可不是有过的事情，是好几趟。不是去年夏天的事吗？严队长带着几个队在北边的沙漠里开荒种地，你在那里做饭，我给你们送粮。那时间史万富还不会赶车，组长叫他跟我的车，我赶车，他装车卸车。北站路远，好几天，十天半月才给你们送一趟粮食蔬菜。信件也由我带过去。每一次走在路上，他都要偷人家邮件里的粮票和钱。那个熊能得很，信件打开了还能封上，封得叫你根本看不出来。他还偷包裹里的炒面、饼干什么的。也是装好以后叫你看不出来。我还问过他，你狗日的怎么这么能，做得天衣无缝？他跟我说，他在公安厅的时候专门干这个工作——公安厅把他派到邮电局专门检查邮件。他说，谁的信件和邮包他都有权检查，检查完了再封好。后来，我觉得他总偷人家的钱粮，太下作，就不要他了，叫他跟别人车去。结果时间不长，人家把他告了，反映了。领导就不叫他在车马组了。把他下到大田去了。狗日的这次又偷我放的羊！我告他去！ 许霞山很是激动，他从炊事员的房子里跑出去了，一直往场部办公室跑去，找崔干事。崔干事是农业大队的干事，是协助农业大队的梁队长做工作的，不下大田的日子总在农业大队干部办公室坐着。可是这天他跑了去，却没找到崔干事。农业大队的办公室锁着门。这时候他应该去找黄干事，但他略一思索扭头又往农业大队而去。他是突然改变主意的：自己去找史万富，把案子破了，再叫你知道。他是这样想的：叫你知道了，破了案功劳就成你的了。 农业大院的情况他是了解的，他也知道史万富那个队住的房子。但是那几间房子空无一人。一打听，才知道农业大队的大部分人都去了高台县的明水农场之后，留下来的少部分人都集中到几间大房子去了。 几经打听，他终于找到了史万富住的房子。走进去一看，大部分人都躺在炕上，只有三四个人在地上煮什么东西。房子里烟熏火燎的，他看不清哪一个是史万富。他试着喊了一声： 史万富！史万富在这里住吗？ 啊，是许哥呀！你找我？ 蹲在墙角上煮食物的一个人站起来了。要不是他自己答应，许霞山怎么也认不出这人就是史万富：脏污的脸，满脸胡子，人瘦得如同一根芦草，衣裳破得到处是绽露出来的棉花蛋蛋。脸黑得像锅底，少说也一个月没洗过脸了。 许霞山在找到史万富之前，脑子里是想过如何跟史万富谈话的，他想他不会轻易承认偷了羊的。这可是大事呀，说不定要逮起来判刑的，轻则也要进严管队。他想把他叫到外边单独谈。可是看见他在烧火煮什么，他便灵机一动说，可不就是找你吗。哟，兄弟，你做啥哩，煮吃的了？ 史万富说，噢，噢，是煮些……你有啥事吗？ 从史万富的脸上看不出什么表情来。那脸太脏了。于是许霞山拍着他的肩膀说，没啥没啥，坐，坐下。我就是来看看你。路过。 史万富坐下了，他有个马扎。许霞山在他旁边蹲下，不等他说话，就又说，你煮的啥嘛？哪个是你的？ 史万富回答，这个，这个，这个茶缸子是我的。煮了些干菜叶子。 什么菜叶子嘛？ 许霞山问着，就揭开了茶缸子盖儿。但他却没看到要找的羊肉也闻不到一丝荤腥味儿。茶缸子里的确是发黄的圆白菜叶。他就又把茶缸盖上了。这时候史万富说就是些干菜叶子，还能有啥好吃的吗，他却已经听不见了，他在想下一步怎么办。略一思索，他站起来说： 兄弟，走，我们到外头去，我问个话。 史万富比他小两岁，以前在农业队和车马组都听他的话。农业上的活，他样样都拿得起来，而史万富在城市长大，啥都不会。史万富跟着他走出房子，走到房山墙处，他才站住。 许霞山仍然很平常的口气说，兄弟，你说你最近去过羊圈没有？ 没有呀。我没去过羊圈呀。 许霞山看着史万富的脸，他想看史万富的神情有啥变化。但史万富的脏脸呈现出的是茫然和惊讶。那表情像是在说，我去羊圈干啥去？于是他又问了一句： 你真没去过？ 真没去过。 许霞山想，对方是有思想准备的，这样问是问不出什么来的。于是他脸一绷，提高嗓门说： 说实话，你跟我说实话。 实话，我说的是实话！就是没去过。许哥，你这是干什么，你问我去没去过羊圈干什么？ 史万富对他说话的口气变化有点不解的样子。他却仍然板着脸说： 没去过，你真没去过？那我再问你，昨天你在食堂的灶上煮啥了？ 史万富脸色陡然一变，说话的嗓音都有点变：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问这事干什么？兄弟，你给我说实话吧，你煮的啥？是不是羊肉？ 史万富眨了几下眼睛，抿了抿干巴的嘴唇说，是羊肉。 你哪来的羊肉？ 你问这事干什么？我哪来的羊肉，跟你有什么关系？ 许霞山看他回避关键问题，便觉得自己打中了要害，就以更严厉的口气说，你还不知道为什么？这要你自己说，还要我提醒你吗？ 史万富不说话了。他似乎在思考。 许霞山说，说呀，你的羊肉是哪来的？ 史万富咧了咧嘴，说：许哥，我们弟兄关系不错，我搞了些羊肉吃，你怎么这样的态度？ 许霞山说，是呀，关系不错，我们的关系是不错，可是你也不能害我呀。 史万富脸上出现惊愕的神情：许哥，这话从哪里说起？我怎么害你了？ 许霞山说，不要装了，不要装样子了！ 史万富很真诚的口气说，我怎么装样子了，我装什么样子了？ 许霞山勃然大怒：史万富，你就是装样子！你进了羊圈，把我放的羊偷了。你煮着吃肉去了，叫干部们整我！ 史万富更为惊讶：许哥，你的羊丢了？ 许霞山痛心地说，你看，你现在还装下的不知道！ 史万富非常真诚的神情，痛心疾首的口气说，许哥，我说的全是实话，我没装，我一点也没装假。我是吃羊肉了，但我没偷羊圈的羊，真的没偷呀！我根本就不知道你的羊叫人偷了的事！ 许霞山斜着眼睛看他，变得很冷静的有点嘲讽的口吻说，没偷我的羊？那你说，你的羊肉是从哪来的？ 史万富又一次沉默了，他抿了抿嘴唇，躲开许霞山的眼睛。 许霞山说，说呀，你说呀，你的羊肉是从哪里来的？ 他还沉默。 许霞山说，说呀，你怎么不说话呀！你的羊肉从哪里来的！你买来的？换来的？还是有啥人给你送来的？ 史万富说，换来的。 在哪里换的？ 在黄泥堡公社。 跟谁换的？ 跟…… 说不出来了吧？你说不出来了吧？你不要骗我。你偷了就偷了，说实话。说了实话，我在领导那里给你说个情，处理也轻些，我也能交待过去…… 但是史万富打断他的话说，许哥，我给你说实话吧，我真没偷你的羊。我怎么说你都不信，你叫我怎么说嘛。 说实话，你说实话，我不就信了嘛。 实话就是我没偷你的羊。 看！看！你还是不说实话吧！好吧，你不说就算了，我找干部去，叫干部们来找你。 磨缠良久，史万富就是不承认他偷了羊圈的羊。许霞山无奈，便决定不再与他纠缠了。转身就走。 但是，他蹬蹬地走到前边一排房子时，史万富叫了一声： 许哥，你等一下。 他站住，扭过脸看。史万富走了过来，很艰难的口气说，我跟你说实话吧。 说。 我吃下的不是羊肉！ 许霞山一愣：不是羊肉是啥肉？ 史万富又闭嘴了。 许霞山有点急眼了：你又哄我了，又不承认了！ 史万富说，不是哄你，许哥，我是不好说呀。我吃的是……人肉…… 许霞山像是被人在后脑勺上打了一棍子，懵了。良久才说，你说的实话？ 史万富说话像是很费力，结结巴巴的：昨天早晨，我到……北边的……大干渠……去了一趟。我拿的……铁锨，把一个人的……腿上……尻蛋子，是尻蛋子……剁了一块…… 许霞山不信，他一点不信会有这种事。他说，不可能呀，人都瘦得剩下个骨头架架了，哪里有肉…… 史万富说，那个人是我埋下的，前天干部们叫我埋去的，——为这事还给了我一块豆面饼子——我知道他身上有肉。是卫生所的刘大夫嘛。 刘峰山？刘峰山死了吗？ 死了。 他怎么死的？ 他给他的熟人开病假条，没病的也开。领导知道了，下放到农业队劳动。得了一场感冒，就死了。他一来农场就当医生没受太大苦，身上还有……肉…… 许霞山好久没说话，他觉得身上冷，冷彻骨髓。后来他骂了一声你这个畜生，转身走了。史万富在他的身后说，许哥，千万千万，你不要给领导汇报…… 真是福不双降祸不单行呀！贼偷了羊的第四天早晨，许霞山起床后正要去食堂打饭，门外突然传来杂乱的脚步声，黄干事尖尖的嗓门掺杂其中：白老汉，许霞山在不在房子里？白老汉说，在房子里吧，没看见打饭去。 听见这声音，许霞山的脸色刷地变白了。他知道该发生的事就要发生了。他把拿在手里的饭盒放在冰冷的炉子上，坐在炕沿上。 脚步已经走到门口了，有人在喊：许霞山，开门！ 他的腿有点发软，但他依然站起来，把顶门杠挪开。于是，呼啦啦进来了三四个人。有黄干事，有曹保管——这是个右派，他在农场的职责是保管劳动工具；农场规定，劳教人员收工后要把工具交回保管室集体保管，以防劳教分子图谋不轨——还有一个炊事员。许霞山心里当地响了一下：不就是叫我下大田吗，来这么多人干什么？莫非要把我捆起来开批斗会，还是要逮捕法办我？这几个人经常在批斗会上捆人！但是令他奇怪的是这几个人进房后并没有捆他，而是把他挤到旁边，黄干事喊了一声搜，几个人就乱翻起来。那个炊事员干这种事已经很熟练了，一听说搜就弯腰把手伸进炕洞里。他不知道炕是点了火的，手烫了一下，呀地叫着抽出手来，一个劲儿甩手。曹保管往四下看看家徒四壁的样子，刷的一下拉开了叠好的被子，又卷起炕上的褥子，看看炕上没什么机关，就一抬腿上了炕，往白杨木的房梁上看了看，把那个装着麦子的口袋拉下来撂在炕上，说，在这儿呢。曹保管是河北人，说话没西北口音。 黄干事把手伸进口袋里捏出一把麦粒来，放在手心看了看，朝着许霞山大声吼： 说，这麦子是哪来的！ 许霞山明白了，黄干事是来找赃物的——可能怀疑他用羊换别人的粮食——找着了赃物，不光要把他逐出羊圈，还要捆他。他早就看见了，那个炊事员手里拿着一根麻绳。想到这里，他的心有点踏实了，他说，黄干事，你们这样不问青红皂白搜查我的房子，我到底犯了啥法了？ 黄干事凶狠地骂起来：瞎熊，你嘴还硬得很！你的粮食是哪来的？你给我老实交待！ 许霞山没吭声，他的大脑急剧地思考，是不是要说实话，说了实话这麦子还保住保不住？反正羊圈是呆不住了，但要争取把粮食保护下来，否则到了大田劳动，几天不就饿垮了！而要保住麦子，必须把它和丢羊的事区别开来。于是他说，黄干事，你先不要问我的麦子是哪里来的，我倒想问问您：你们一进门就搜，把我的麦子拽出来了，是有人揭发我把羊拉出去换了麦子了，还是你们抓住同案犯了？ 黄干事略微一怔，大骂起来：你这个驴日下的，你不好好交待，还跟我犟嘴！ 许霞山说，我哪敢跟你犟嘴？我是讲这个事情，是你叫我交待麦子是哪来的，你肯定怀疑我里应外合了，拿农场的羊换了麦子了？你光凭怀疑不行呀，你要拿出证据来呀。 此时许霞山的心踏实了一些：麦子是我拾来的，不是偷来的，你有天大的本事也找不出证据来证明我用羊换了麦子，你不能仅凭着怀疑把我捆起来。因此他说话不卑不亢，慢条斯理。但他的态度把黄干事激怒了，黄干事大发雷霆：驴日下的。反了你了，你不好好交待，看我饶了你的！ 接着就命令那两个人：拿走，把麦子拿走，这是证据！是赃物！ 一听要拿走麦子，许霞山可是急了，不管不顾地扑上去抱住了土布袋子，大哭起来：哎呀呀，你们不能拿呀，这是我的救命食呀！你们这不是要我的命吗！ 炊事员要拿，他不叫拿，炊事员就抓住袋子从他怀里夺。他硬是抓紧了不撒手。又哭又喊： 不行呀，这是我的救命食呀，你们先把我杀了吧…… 人是有理性的，有思想的，但理性又是有限度的，也是脆弱的。当他受到强烈的刺激，当他的生存遭受威胁而无路可走之时，理性就退居其次了，那原始的不可理喻的本性就奔突而出了！此刻的许霞山就是如此！曹保管和炊事员抓住了他怀里的布袋子，又抢又拉，他就是不放。他又哭又喊，你们把我杀了，你们把我杀了，再把我的麦子拿走…… 黄干事哪里见过这样的“犯人”呀，他也愤怒了，厉声吼起来：捆起来，把他捆起来！ 但这时的许霞山已经疯了，曹保管和炊事员一人抓住了他的一条胳膊，他竟然的一声吼，就挣开了他们的手： 捆我，你们凭啥捆我，我犯了啥王法了？你们把我杀了吧，反正是个死，你们拿枪去，一枪把我打死…… 原本冷清寂寞的羊圈，来了人们不常见的黄干事和他领着的身强力壮的曹保管和炊事员，就已经很引人注目了，此刻这小小的牧羊人宿舍里又传出又响又凄厉的哭喊声，哭喊声就惊动了几个在羊圈院子里积肥的人。夹边沟农场原本是个劳改农场，后来改为就业人员农场，为了羁押五七年揪出来的右派，这里原有的几百就业人员被迁移到下河清农场去，只留下了几十名就业人员。右派进场后，这些人就分配到各部门各队给右派们当技术指导，和各队的右派队长带着右派分子们种粮种菜，做各种杂役。现如今右派们躺倒不能劳动了，他们中的一部分就被派到羊圈积肥来了——把一年来堆积在院子里的牛马粪挖开砸碎，准备开春前把粪肥运到地里去。 有七八个就业人员围到许霞山的门前来了，往门里边看。有一个姓曾的，在农业六队当过技术指导，和许霞山熟悉。他看见眼前的一幕，知道许霞山要倒霉了，就挤进房子来了，貌似公允地说，出啥事了？出啥事了？不要哭嘛，不要吼嘛，好好地说，把情况说明白嘛。你的麦子是哪里来的，给黄干事说清楚就行了嘛。不大的个事情嘛，闹哄哄做什么嘛…… 黄干事听出了他话里边的意味了，大声训他，走开，滚出去！有你说话的地方吗！ 姓曾的就业人员不敢出声了，退出房去。黄干事又朝着门外吼，走开，你们站在这里做什么！ 有个人嘟囔着说，我们看一下。 黄干事说，看啥哩，有啥看的，滚开！干你们的工作去！ 事情就这么凑巧，这帮人被黄干事骂得散开了，但他们聚在许霞山门口的情况却被正朝着羊圈走来的梁步云书记看见了。1959年反右倾，夹边沟农场的书记张宏被定为右倾机会主义分子送到圣地湾农场改造思想去了，劳改局把梁步云调来当书记。这是个性情温和心地善良的人，右派们私下里叫他梁善人。他每天到处转悠，这天不知道为什么转悠到羊圈来了。 出什么事了？他走到许霞山门口问了一声。 房子里的人怔了一下。黄怀仁怔了一下，曹保管和炊事员怔了一下。这时候，挣扎多时的许霞山已经累得气喘吁吁了，他的双手已被吃得饱饱的身强力壮的炊事员和曹保管紧紧抓住了，但是他看见了梁书记，突然奋力一挣，抢到梁书记面前哇哇地哭：梁书记呀，你救救我呀…… 怎么了，出啥事了？梁步云看着偌大个子的许霞山满面泪水，不由得皱了皱眉头。 他们抢我的粮食，还要捆我。你救救我呀…… 不要哭，你不要哭，你说，到底出啥事了？梁步云说。 黄怀仁抢先说，梁书记，前几天他丢了几只羊，有人检举，他和外头的人里应外合……这是我们搜出来的粮食。 许霞山打断黄怀仁说，不是，不是这样的。梁书记，我就不干这样的事。我到羊圈两年了，你查一下去，问我们的组长去，我和外头的人打过交道吗？我一天就是放羊…… 黄怀仁说，证据确凿，你还抵赖，胡搅蛮缠…… 但梁步云打断了黄怀仁：叫他说，叫他说他的粮食是哪来的？ 许霞山说，梁书记，是这么回事，前几天放羊，我走过麦场的时候…… 他一口气把拾麦子的事讲完了。黄怀仁说：你听，你听，梁书记，这不是胡说吗？哪有这样的事——谁敢把粮食藏在麦场上？他刚才就没这么说。 刚才是你不听我说的，你们一进来就要拿我的粮食，我顾不上说…… 两方争执不下，梁步云皱着眉头说，不要吵了，你也不要哭了，是不是这样的情况，调查一下不就成了吗？走，到麦场上看一下去，是不是有那么个坑坑，有没有藏粮食的痕迹。 又聚拢到门前来的就业人员有人说，对呀，梁书记说得对呀，到场上看一下啥都清楚了。 于是，在许霞山的带领下，一行人走到麦场。沙包上的土坑依旧，只是由于刮风、新落在坑里的沙土把许霞山挖出粮袋的痕迹盖住了。黄怀仁指着土坑说，这能说明啥问题，这坑坑是牲口或者牛踏下的，这能说明问题吗？可许霞山信心十足，他跳进坑里挖了几把，把表面的浮土扒走，下边的沙土里就出现了稀稀拉拉的麦粒。他捧了一把举到梁步云面前说，你看，梁书记，这里还有羊扯着淌下来的麦子哩。黄怀仁说，这能证明什么？场边上的沙包，扬场的时间风刮过来的。许霞山往旁边抠了几把，又捧了一捧土说，风刮过来的，这土里怎么没有麦子？ 黄怀仁不说话了。 梁书记一直也没说话，他静静地站着，思索着，然后自己从坑里抓了一把沙土，两手倒来倒去，一边倒一边吹。最后手里剩下了几颗麦子，他说了一声：回去。 回到许霞山的房子，他从土布口袋里抓了一撮麦子，和从麦场拿回来的麦子放在一起，迎着门口的光线看了看，说：对着哩，两处的麦子一样的。 许霞山的心咚咚地跳了几下，一股喜悦之情从他心头流过，他说，梁书记，我说的实话吧。 梁书记转过脸看着他说，你说的对，麦子不是你偷的，但是也不能说就是你的。这是打场的人藏下的，是公家的麦子，麦子还是要收走。考虑到这麦子是你拾来的，给你留下一些，其他的送到食堂去。 许霞山考虑到这是事情比较好的结局，再说啥也没用，就问，给我留多少？ 梁步云的眼光落到炉台上他的饭盆上，说，挖出一饭盆来。 许霞山把他的口径很大的饭盆伸进粮口袋，深深地挖了一下，估计有三四斤。 梁步云朝着门口站着的人们喊了一声都去干活去，就走出去了。黄干事恨恨地在许霞山的脸上剜了一眼，对炊事员说把粮食提上，也跟出去了。人们都散开了。 这天傍晚吃饭，许霞山在食堂门口遇见了罗仁天，很气愤地对他说，我收拾下的些麦子叫黄干事搜走了。罗仁天问多少？他说十几斤。罗仁天惊讶地说，你从哪里收拾下的？他把从麦场上拾麦子的过程讲了一遍，并讲述了黄干事搜麦子的情况。罗仁天听完了，问，你估计谁举报的嘛，他怎么知道你有麦子？ 许霞山说，肯定是王朝夫举报的。 肯定？ 肯定。我有麦子的事就他知道。 你不避人嘛。现在是啥年头嘛，人家见了眼红嘛。 不是眼红，驴日的想害我。 罗仁天很惊讶：他为啥害你哩？不是你找人把他调到羊圈的吗？ 许霞山恨得咬牙切齿：我做错了，不该把这驴日的调过来。 他又说了羊被人偷走的事，说了黄干事审问的事。最后他说：驴日的汇报我，是想着出卖了我，我下放到大田去，他就保住了。 罗仁天听他说完，也气愤得很，说，这狗日的怎么这么可恶！我把他整死！ 许霞山一惊：你怎么整死？ 他狗日的这些天吃什么？ 吃炒面。他有一箱子炒面。 我把他的粮路断了。 那不好，太狠了！那娃娃没别的办法，你把粮路断了，还就死路一条。不能，千万不能。那样干也太明显了。 什么太明显！ 就是太明显了。黄干事把我的粮食弄走了，我就把他的路断掉，这不是太明显了吗？惹麻达哩。 有什么麻达？ 丢羊的事还没下场哩，黄干事正找碴碴哩，这就偷人家的炒面，还不惹麻达吗？这是明显的报复。不行不行，不要叫抓住把柄把我整下去。 我干嘛。我偷来你吃。顶如把黄干事搜走的粮食又找回来了，你不吃亏。 不行不行。你干顶如我干，黄干事还猜不出来吗？ 唉。你这个人呀！现在是啥年头嘛，就是你偷我我抢你的世道嘛，你还顾这顾那下不了手！你太善了！ 许霞山说，他偷了我我还能凑合，可是他的粮路一断，就没命了。这事我们从长计议吧。你快回去吃饭吧，看你的饭都凉了。 转天早晨，许霞山去食堂打饭，路过杂工大院的北门，罗仁天在避风的墙角上站着，叫他： 你过来。 他走到门口的避风墙角，罗仁天说，那事我跟老张说了。老张说把他的粮路断了。 许霞山惊骇地说，我不是说过从长计议吗？ 你不要管，这事我来办。老张说了，那娃娃这么可恶，还孽障他做啥哩。我偷，偷来了我们大家吃。你放你的羊去。 许霞山坚决地说，不能这么做，不能这么做。 罗仁天看着他的脸：那你说怎么办？就叫他害人吗？太便宜他了！ 许霞山咬着嘴唇站了一会儿，说，那就惩罚一下吧，打他一顿，不要断粮路。 黄昏，这又是一个黄昏。太阳已经沉没了，仅仅是回光映亮着天空。夜色从东边的田野上升起，夹边沟的田野一片昏暗。依然刮着强劲的寒风，风在房顶上打着呼哨。已经很晚了，但才到开饭的时间。 前几天张天庆和罗仁天出车去了高台县明水农场送粮食，今天才回来。卸完了车，他们在井台上饮牲口。突然，罗仁天小声说，老张，你看。张天庆刚把一桶水提出井口，扭头问，什么？罗仁天手里提着一根赶大车的长鞭子，鞭梢往食堂方向指了一下说：那个临洮娃。 王朝夫打了饭刚刚走过来，正在绕过食堂的山墙。为了躲避风把尘土刮进碗里，他偏着身体走路，用脊背挡风。他没太注意井台上的人，但井台上的罗仁天和张天庆都看见了他。张天庆啪的一声把手里的水桶一撂，朝着一匹饮水的骡子的前胛狠狠地砸了一拳。那骡子吓了一跳，头猛地一扬，哗啦啦跑走了。他大喊一声： 你站住！ 王朝夫穿着厚厚的棉衣，里头还穿着绒衣，就像个矮胖子。他的头上带着一顶棉布帽子，为了取暖，帽翅上还缝着两块羊皮。由于帽翅下的带子在下巴上系得紧紧的，他没听见张天庆的喊声，继续往前走。于是张天庆又吼了一声： 听见了吗，叫你站住！ 王朝夫转过身来了，一脸诧异的神情问，做啥了？ 张天庆喊，你过来！ 王朝夫往前走了几步，怯怯地站住，又问，啥事呀。他看出来了，张天庆模样很凶。 张天庆走前几步低沉的嗓门说：啥事？你不知道啥事吗，你个混账东西！你把牲口惊跑了，还问啥事！ 王朝夫惊愕极了，他往远处看看，是有一匹骡子站在十几米远的地方，其他四五匹骡子静静地在水槽上饮水，有的还打着响鼻。他说，我哪里把牲口惊跑了？ 张天庆对罗仁天说，哎，你看，这王八蛋还嘴硬，你说怎么办？ 罗仁天说，打这个瞎熊！ 罗仁天一扬手鞭子就甩过去了。就听见啪的一声响，王朝夫手里的饭盒就掉地下了。第二鞭又打在肩膀上，小伙子的棉袄就露出棉花来。两鞭子打得王朝夫有点懵懂，连跑的念头都想不起来，只是吱哇乱叫：干什么？你们要干什么？为什么打人？ 张天庆说，狗日的，你这个瞎熊！你还装傻，还问干什么，你不知道干什么吗？打，往死里打，叫他知道一下干什么。 根本就用不着张天庆说打，罗仁天的鞭子就呼啸着落在王朝夫的身上。王朝夫痛得叫的时间都没有，只是双手护住了头乱转，每挨一鞭子嗓子里就发出一声短促的哎呀声。后来他明白了，这不是打几下的事，这是有意打他。他被打清醒了，转身想跑，但这时张天庆已经抓起一根不知什么人撂在井旁的扁担走过来了，一扁担打在他的大腿上。 王朝夫扑通一声跪在地上。第二棍子又打在腰上。他哎呀呀惊叫一声扑倒在地。但是，张天庆还不停歇，棍子高高举起，连续打在他大腿上。罗仁天的鞭子怕打着张天庆，走上来踢他。 王朝夫刚趴在地上时没哭出声音来，像是被气噎住了。后来喘过气来了，便大声喊，他们打人了！他们打人了！ 有几个端饭的人走过来了，问出什么事了？ 张天庆不直接回答，而是朝着趴在地上的王朝夫骂，狗日的你想把牲口挣死吧！拉了一天车的牲口，你给惊跑了。罗仁天，打，看他还惊牲口不了！ 那几个人看看站在远处的牲口，劝张天庆：行了，打几下就行了，叫回去吧。 也有人说，你说怪不怪，你走你的路嘛，把人家的牲口惊跑干什么？牲口也饿得皮包骨了嘛，也孽障得很嘛。 几个人说说就转身走了，张天庆接着又是踢，又是搧嘴巴子，并且骂：狗日的，你以后还干坏事不？还害人不？ 也不知道王朝夫听懂他的话没有，他爬起来跪着，连声哀求：张爷，饶了我吧，罗爷，饶了我吧。不要打了，我知道错了，我以后一定改正…… 他哀求再三，泪流满面，张天庆和罗仁天这才赶着牲口回马厩去了。 第二天的傍晚，许霞山去伙房打饭。这天天变了，风不大，但冷飕飕的，气温很低。天空布满厚重的灰色云彩，像是要下雪的样子。他端上饭就往杂工大院跑，进了张天庆和罗仁天的房子。他想暖和一会儿，吃完饭再回去。 张天庆和罗仁天已经吃过饭了，正围着火炉吸烟。他们不知道从哪里弄到的烟叶，许霞山一进去就闻出烟叶的味道和他平时吸的向日葵叶子的味道不一样，很香。他在炕沿上坐下说，给我一撮，我也卷一个。罗仁天从上衣口袋里捏出一撮烟末来。但就在他卷烟的时候，罗仁天问： 老许，昨天晚上看见那娃娃没有？ 他回答没有。 今早上见了没？ 见了。 他怎么样？ 不知为什么，进羊圈的时候腿一瘸一瘸的，我问他怎么了，他眼睛红红的，不说话。 罗仁天说，昨晚上吃饭，我和老张收拾了一顿。叫他记住，再不能害人，不能干坏事。 许霞山说是吗？你们真收拾了？我说哩，他的眼睛红红的。 张天庆问，他今天放羊去了吗？ 放去了。 张天庆气哼哼地说，便宜这个狗日的了，我想叫他躺几天的。 许霞山说，放羊去了，一瘸一拐赶着羊走了。 许霞山吸完了烟，炉子上菜糊糊热好了。他喝着糊糊说，就是不知道他会不会去汇报。 罗仁天问，汇报了又能做啥？ 把你们怎么的不了。可是黄干事要怀疑我呀，怀疑我叫你们打他。他一直找我的碴碴着哩，要把我放到大田去。丢下羊的事还没有下落呀。 罗仁天说，不会的，他娃娃要是汇报了，我就真把他整死——把他的粮路断掉！ 张天庆说，许老弟，不要顾虑重重，前怕虎后怕狼。荒年饿不死英雄汉，我连劳改带就业差不多十个年头了，还不是活下来了。 许霞山担心的事并没有发生。 就是这天夜里，羊圈又叫贼偷了一次。 这次失窃是白老汉发现的。由于上一次失窃是贼娃子从墙上翻进羊圈的，领导训斥他没看好羊圈，以后的每天夜里他都要绕着羊圈巡逻好几趟。这天凌晨六点钟他还手提风灯转了一圈。他想天快亮了，再巡视一趟就可以放心回房子休息了。昨天傍晚就阴了的天空飘起雪花来了，下雪天会留下脚印的，窃贼就不敢来了。但是，当他提着马灯走了半圈，刚刚走过牛圈，就发现绵羊圈的墙角处被人挖开了一个洞。他飞快地跑回办公室去。把组长苗培正叫了起来。苗培正有点发慌，害怕贼还在羊圈里，就去叫上许霞山和王朝夫。四个人拿了两把叉草的杈子，提了两根顶门棍。潜行到洞口，然后才大喊起来：抓贼呀！ 然而羊圈里静悄悄的。他们从洞子里钻进羊圈，什么也没发现。经过清点，发现少了十三只羊。 白老汉知道这是自己的责任，他跺着脚说：我一夜检查了四五遍都没有发现贼娃子，天快亮出这事！其实也不能怪他，土坯垒下的墙壁，挖开一块土坯就能迅速扩大。洞口边还堆着一堆挖下来的土坯。 苗组长飞快地去叫崔干事。崔干事跑来看了看，这时天已经亮了，他发现落了一层薄雪的地面上印着乱纷纷的人和羊的脚印。脚印先是往北走出很远的一截，然后就往西走了。雪不厚，但脚印看得清清楚楚的。从脚印看是三个人做的案。崔干事对许霞山说，你去叫王干事去，叫他拿上两条枪，快来。王干事是本地人，这一带的情况熟悉。快来，叫他快来。时间一长脚印就看不清了。 王干事叫王拴玉。这是个胖墩墩的青年人，也就二十七八岁。他是土改中涌现出来的农民积极分子，在酒泉县的一个乡上当干部，管民兵工作。夹边沟农场缺干部，把他调来当干事。他说话粗鲁，张嘴就骂娘，经常干捆人押人的事。许霞山去了一说，他就提了两条步枪跑来了，崔干事一条，他一条，并叫上许霞山顺着脚印往西追下去。 窃贼很狡猾，走了一截，就往北边的沙漠拐过去了。他们可能感觉到雪的威胁了，他们想在雪地里多走一会儿，以便雪花掩盖掉他们的脚印。 雪大起来了，但脚印始终隐约可辨。他们作案的时间不久，大雪还来不及掩盖他们的踪迹。脚印在沙滩上拐了几个弯，又往西延伸而去。窃贼们以为大雪已经埋没了他们的脚印。他们三个人顺着脚印跑，很快就追过了新添墩作业站，又远远地从一座村庄外边走过。王干事说，这里是以前的杨洪乡，现在归了银达人民公社。他说，毛主席写过一篇文章——《谁说鸡毛不能上天》，就是说的这个银达公社。 后来羊和人的脚印到达一个名叫上丁家的村庄附近的涝坝里。涝坝冻了很厚的冰。到这儿之后落了雪的冰上出现一片乱糟糟就像羊群卧过的痕迹，然后就是一串踩得很深的人的脚印通到一户人家的门口。崔干事和王干事跑到隔壁的人家打听了一下这个人家的姓氏，知道这家人姓丁，弟兄三个。把三个人的名字记下之后崔干事说，走，回去，叫公安局抓人去。但王拴玉不同意，说，找着贼了，就要把事情办漂亮。他提着枪闯了进去，不一会儿就押着一个年轻人出来。那年轻人还赶着一群羊。他对崔干事说，走，押回农场去。驴日的胆子太大了，敢偷农场的羊。活够了！在他们的身后，一个女人以泪洗面，哭喊着跟了出来：怎么着，你们要抓人吗？王拴玉回头踢她一脚：再哭！再哭把你也抓走！你们这一窝贼！女人滴溜溜跑回去了。 许霞山数了一下，差两只羊，就问那个年轻人那两只羊哪去了。年轻人说他家老大老二背走了，背到县城卖去了。 回到农场审讯，年轻人承认前几天还偷过几只羊。两次都是把羊赶到涝坝里，捆上扛回家去。 直到这时，许霞山的心才落到了实处，他知道，自己在羊圈站住脚了。这时他才把藏在草垛里的十几斤粮食提回房子来吃。这一次他学聪明了，每天夜里睡觉的时候把茶缸子装上麦子倒上水，放在炕洞里煨着。早晨出牧的时候放进背斗里，上边盖上破衣裳什么的，到了荒滩上没人的地方再吃。他再也不敢在房子里煮着吃了。 许霞山节约着吃那十来斤麦子，可是他不管怎么节约，到了12月中旬麦子吃得光光的了，开始挨饿了。他正饿得难挨头昏眼花，12月下旬省委来了个工作组，说是抢救生命来的，要遣送右派回家。并且立即着手组织右派回家，一批一批地送，身体好的先走。身体差的养几天恢复恢复再走。右派们吃的粮食没有增加，但每天杀七八只羊，煮肉汤叫大家喝。 许霞山高兴极了，他在心里说，这真是上帝的安排呀！ 但是人已经走了几批了，总也轮不到他。他已经饿得够呛了，领导却召集一些干杂役的和车马组放牧组的人开会：大家坚持一段时间，反正要放你们回去，可是你们的工作暂时没人接替。你们的身体好一些，你们再坚持几天，人员一安排过来，就叫你们走。 这一坚持就又是一个月，眼看着再过七八天就是春节了。这一个半月可是把许霞山饿极了：天天杀羊煮肉汤，可是汤里没一块肉，只有几个胡萝卜丁丁。他每天到荒滩上去打沙米，实在饿得不行就到罗仁天宿舍去。罗仁天拉救济粮什么的能偷点粮食，没粮食的时候就给他抓块豆饼充饥。 但是有一天他真是饿得受不住了：走路摇晃开了，走路的速度跟不上羊走的速度了，心慌得喘不上气来。回到宿舍后他想，一定要解决一下吃饭的问题——他决定偷一只羊吃肉。他估计，这一段时间杀的羊多，吃掉一只羊也可以浑水摸鱼，蒙混过去。 天黑透了，羊圈周围静悄悄一点声音也没有，他穿着大衣进了畜牧大院。白老汉正在院门口的办公室里准备值班的东西——擦灯罩点灯，看见他问了一声：你有啥事吗？他回答有只羊不好好吃草，我去看一下，是不是病了。 他进了院子，径直走进自己的羊圈。王朝夫早在十二月中旬就因为肝痛进了病号房，那群绵羊也已经杀光吃了肉了，偌大的羊圈就剩下几十只山羊了。羊圈的情况他太熟悉了：羊圈里边还套着一间小房，盘着一个土炕。这年春节母羊下小羔子，他还在这间小房睡过一阵子，把炕烧得热热的，把小羔子抱到小房里暖着。羊圈虽然黑得什么也看不见，但他却知道哪几个羊晚上卧在什么地方。 他摸着了一只小羊——就是今年春天他接下的羔子——用膝盖顶住，再用一只手捏住嘴，一只手捏住头，一拧，咔嚓的一声响，羊脖子就断了。小羊连叫都没叫出一声，只是像个孩子嗯了一声就没音了。 羊还在痉挛，腿一伸一伸的。他想等一下，等到痉挛停下再提出去，但这时大门口传来罗仁天的呼唤声：许霞山！ 呼唤声很响很急，他不知出了什么事，站起来走出羊圈，问有啥事？ 罗仁天在大门口站着，说，干部叫我通知你到场部开会去，明天叫你回家。 他的心突突地跳起来：天爷呀，可以回家了！ 但是他心里惦记着那只羊羔，就拉着罗仁天往前走了一截，躲开值班的白老汉说，老罗，有件事要跟你说一下。罗仁天问啥事？他说我刚拧死了个羊娃子，还在羊圈里放着，看来我吃不上了。罗仁天问那怎么办？他回答，我把羊提出来，你提回去和张组长吃去，你估计出事不？罗仁天说怎么出事哩？他说高北峰和你住一间房，他汇报不汇报？罗仁天说不会。他说那你等着。他回到羊圈门口又遇见了白老汉。白老汉问你怎么又回来了？他说我等一下再去，那只羊我还没看清楚得的啥病。 他二次进羊圈，羊羔已经软塌塌的没一点气了。他提起来藏在大皮袄下边，一只手塞进大衣口袋里，从外边揽紧，大大方方走出羊圈。罗仁天在半路上等着，他把羊递他的手里，再把皮袄脱下来给他披上。 罗仁天回杂工大院的车马组宿舍去了，他就开会去了。 这次遣返的右派有三十多名。大批右派一月初就返回老家了，剩下七八十名身体弱得不能坐火车的，工作组怕他们死在路上。经过一个月的医治和调养，这一部分人的健康状况有所恢复，可以回家了。他们的身体依然很弱，工作组不敢叫他们坐卡车，从酒泉县调来了一辆轿子车送他们到酒泉火车站。 他们的行李轿子车装不上，农场的司蒂贝克牌货车拉到车站去，集体托运。许霞山和车马组的两个人身体强壮，崔干事和王干事领着他们三个人装卸和办理托运手续。 卡车和轿子车下午两三点到达车站。火车天黑才能到站。人们都进了候车室烤火，许霞山跟着崔干事去行李托运处。 黄昏时托运完行李，许霞山已经冻僵了。他急急地回候车室想暖和暖和身体。 进了候车室，他往候车室中央的炉子走，门口有人叫了一声：许哥。 他回头看看，不由得惊叫一声：哟，史万富呀！你怎么在这里蹲着？走，烤火去。 史万富的声音哀哀的：挤不上去呀。他们不叫我烤火。 谁不叫你烤？ 就是那几个人——老范他们。 他们为啥不叫烤火？ 他们说我…… 史万富突然不说了，似有难言之隐。许霞山催他：说呀，为啥不叫你烤火。 他们说我……许哥，就是为了那事嘛，你知道嘛。 我知道……许霞山想说我知道什么，但突然脑子开窍了，改口说，你说的就是那件事吗？那事我可没跟人说过，他们怎么知道的？ 杨华堂反映了。领导把我扣住不叫回家，全场的人都知道了。 是吗？我说奇怪嘛，你怎么现在才回家。扣下做啥哩？领导扣下你做啥哩？ 说是要处理我…… 处理了吗？ 没处理。先是在严管队，工作队来了，叫我进病房。我当时能走，不叫走，说是要处理我，昨天又说不追究了，你回家去吧，明天就走吧。 噢。那就是没事了嘛。走，烤火去。 不行，挤不上去。那几个人不叫烤。 你不会也挤吗？ 我的腿软，挤不上前。有个人还打我。 许霞山大声说，你走吧，跟我一块走。我看谁不叫烤火！ 但是史万富往起站了几下没站起来，凄惨地说，我站不起来了。 许霞山扶着他，他才颤颤巍巍地站起来。许霞山说，你怎么成这个样子喽？ 史万富说，哪个样子？这就不错了，能回去就不错了。多少人回不去了！你知道不，病房里多少人死掉了，彭旭死掉了，张魁死掉了，王朝夫也死掉了。 你说啥，王朝夫？哪个王朝夫？许霞山惊了一下。 就是你们羊圈的王朝夫嘛，那个临洮人。 他死掉了？ 死掉了。 许霞山看着史万富的脸一副不信任的样子说，王朝夫怎么能死掉呢？他是12月中旬住院的嘛，肝炎嘛，不是要死的病嘛。 史万富斩钉截铁的口气：不对，他就是死掉了。他和我住一个病房，挨着睡，我还不知道吗？ 许霞山还是不相信：不对呀，他不会死呀，他的身体也没衰弱到那种程度。他有炒面吃呀…… 史万富说，许哥，这他跟我说了，他是有一箱子炒面来的，能顶一气的。可是叫人把炒面偷掉了，就饿死了。 偷掉了？谁偷他的炒面了？我怎么不知道？ 史万富脸上的表情突然变得暧昧起来：许哥，你不要装了。王朝夫都跟我说了。 许霞山看到史万富表情的暧昧了，说，哎，你这是什么话，我装啥了，我装啥了？你说明白！ 史万富说，他说……就是你把他的炒面偷了。 许霞山大为惊讶：他说的，他就这么说的？说我偷他的炒面了？ 史万富：啊。他就这么说的。 许霞山断然否定：胡球说哩，我偷他的炒面？我能偷他的炒面吗？他给黄干事打小报告陷害我…… 对，对对，他跟我说这事了，说你为了报复他，把他的炒面偷了，还找人把他打了一顿。 许霞山说，胡球说哩，打人……打人的事是有的，谁叫他陷害我哩，可这炒面…… 突然，许霞山觉得心里像什么东西戳了一下，猛的一痛。他静了一下说……哎呀，莫不是张天庆和罗仁天偷的…… 史万富说，谁，你说谁？ 许霞山回答：走，不说了，不说了，我们烤火去。 他扶着史万富，史万富迈着软弱的双腿走到了候车室中央。这里有一只汽油桶改装的炉子，里边烧着熊熊燃烧的煤炭。由于候车室太大，炉子旁边热烘烘的，整个房子却很冷。烤火的都是夹边沟来的右派，他们把炉子围得严严的。 到了炉子跟前，许霞山大声地对史万富说，你说，哪个人不叫你烤火。 史万富指着一个人说就是他。 许霞山抓住那人的肩膀说，你让开。他一把将那人拉到后边，另一只手把史万富推到炉子跟前，又说，你就在这达烤火。那人火了，说，哎，你拉我做啥，你拉我做啥！许霞山说，拉你？我还打你哩，你个瞎熊。这个烤火嘛，大家都烤哩嘛，怎么就不叫别人烤，是你们家里的炉子吗？ 那人看着他高大的身躯，不说话了。 夹边沟记事夹农 夹农是一个人的名字。他妈叫李怀珠，是个右派，1959年的冬季在农场劳教时生下他。你觉得这个名字古怪吗？一点也不古怪。有些人叫延生，说明他是在延安出生的；有些人在北京出生，叫京生；我还遇到个叫津津的姑娘，是天津市人。李怀珠是在夹边沟农场生下那孩子的，就叫他夹农。这些年我老了，70岁了，我经常回忆起年轻时候的美好的和艰辛的生活，想起在夹边沟生活过的日子，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来。一想起夹边沟的姐妹们就又想起夹农来，因为那一段时间围绕着夹农发生了许多难忘的事。 我是1958年3月划为右派分子的。我原在省公安厅工作，丈夫也在公安厅。我是张掖人，家庭出身是小土地出租，也就是农村的一个小地主，家里有二十几亩水浇地。1947年我从张掖师范毕业。以我自己的想法，师范毕业了，就在张掖县当个小学教师就可以了，可是我父亲不同意，说我家没有男孩子，就我和姐姐两个姑娘，姐姐已经出嫁了，嫁了一个在张掖做买卖的山西商人，那商人那时已经破产了，我姐的生活已经很悲惨了，我一定要上大学，将来找一个好丈夫，他和我妈的晚年才有依靠。于是我父亲送我到兰州读兰州大学中文系。在兰大读了两年书兰州就解放了。兰州是1949年8月26日解放的。在解放兰州的战役打响之前学校就停课了——也正好是放暑假的时候——学校里没啥人了，我也不敢住校了，就住到一个远亲家去了。兰州解放的第四天我就迫不及待地到学校去了一趟，看什么时候开学。我的亲戚家在小西湖住，那几天还没有交通车，我就步行着进城去。我路过翠英门——也就是西关十字一带的时候战场还没有打扫干净，这里一具尸体，那里一摊晒干了的血迹，血迹黑黑的。我到了学校，学校里空荡荡的看不见人，只有门房有人。我问问门房的人什么时候开学，门房也说不知道，可能还得些日子。于是我心里嘀咕开了；这可怎么办呀，学校开不了学，家里不寄钱来，我又回不了张掖——那时候河西走廊还没解放——光在亲戚家吃闲饭哪行呀。就在我忧愁之际，遇到了一个名叫章宗昌的同学。他是陕西人，从陕西到兰大来读书的。我问他学校不开学怎么办呀。他说他已经决定不上学了，要去参加解放军——他认识的同学有人已经参军了，说解放军很欢迎学生参军。他当时还动员我，你的情况和我一样，家里寄不来钱，干脆咱们一起去参军吧。我当时就同意了，参军就参军，我早就想参加革命了。于是我们就到军管会去了。那时的军管会设在后来的兰州饭店跟前，我们去了说要参加解放军，军管会的人问了问我们的家庭情况说好呀，欢迎你们参军。部队就是缺少像你们这样的知识人才。可是临到军管会要写介绍信叫我们去部队报到时我又犹豫了，我说我想参军可是又怕走远了，再见不到父母了。父母没有儿子，今后的生活要我照顾呢。军管会的人态度非常好，说怕走远你们就不要到部队去，革命工作干什么都是光荣的。我们说那还有什么革命工作可干呀。军管会说现在最缺人的就是治安部门，新解放的城市需要大量的警察维护社会治安。起先我还犹豫，因为旧社会人们对警察很反感。军管会的人看出我的心理，说，革命工作干什么都光荣，人民警察是为人民的，也光荣。我参加革命心切，说那就当警察吧。看我愿意当警察，章宗昌也同意了，军管会写了条子叫我们到隍庙那儿去报到。隍庙那儿原来有一所国民党的警察学校，军管会已经接收过来改成了人民公安学校。 我和章宗昌去了公安学校报了名，填了表，过几天就通知我们被录取了，叫我们来参加学习。这时我们才发现，我们在兰大的同学比我们高一级的外语系的那秀云和历史系的陈毓明也报名当警察了。他们是夫妻，已经有个孩子了。 按计划我们要在公安学校学习半年，可是兰州市的治安工作极端缺人，才学习两个月，就把我们四个文化水平高的人调到军管会工作。陈毓明去水北门附近的军管会反动党团登记处工作，我们三个人负责经济方面的治安保卫工作。后来省政府成立，我们就都到公安厅了，陈毓明和章宗昌在二处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我和那秀云到了政治部搞内勤，就是抄抄写写，搞宣传，办学习班对基层干部进行理论学习的辅导。 1951年，我和章宗昌结婚。 章宗昌出身大资本家家庭，1954年内部肃反之后就把他调到兰州客车厂管犯人去了。过了一年，河西三专区合并为张掖专区，张掖县要改为省辖市，省公安厅从机关各处室抽调十九个人去张掖县成立了张掖市公安局。领导说我是张掖人，照顾我回老家把我也调过去了。 后来不知什么原因，计划中的张掖市并没有成立，倒是嘉峪关成立了省辖市，于是刚成立的张掖市公安局就撤销了。而在将撤未撤之际反右斗争开始了…… 我是个马虎人，在省公安厅工作期间，领导始终也没重用过我，哪儿忙就抽调我去那儿，我自己呢也大大咧咧叫干什么就干什么，说话也随便。所以在公安厅干了五六年也没当过什么官，也没挨过批评。我把自己的这种作风带到了张掖市公安局，结果就划成了右派。真的，我划成右派连我自己都觉得名不副实。像中央的大右派章伯钧当右派是有原因的，他和毛主席争高低，说国家主席要轮着做；甘肃的大右派杨子恒，有人攻击他提出甘人治甘的口号是有野心，他还顶人家：你也太小看我了，我是想治理国家来的。这些人能不挨批吗？你跟共产党争权嘛。我没那些大右派的资格，也没那么高的水平说出那么大的话来。我只是在反右斗争中领导逼着我提意见，我就提了。单位发救济款不发给有困难的人，却发给当官的，穷人越穷，富人越富，这不是和国民党一样了吗？结果局长就抓住了我这句话，说我攻击党，攻击社会主义制度，要我作检查。我也知道这话说得有些偏激，叫检查就检查。可是检查的时候我说了句我这人毛病多，毛病就像离离原上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希望大家多批评帮我改正。他又逮住我这句话说，你是一心和共产党对抗到底。散会后找我个别谈话。 我们的局长是坏蛋，是个色鬼，经常和女同志说些不三不四的下流话，经常用很色的眼睛看女人。那次谈话的时候，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叫我坐在他的床上，他搬把椅子离得很近地坐着，色迷迷的眼睛看我。我本来就对他很反感，他又看得我心里发毛，我就说他：你离我远点。这一下我可是得罪他了，过一天他就布置人开我的批判会，要把我打成右派。我不服气，跑到专署去找公安处处长黄钲，说我们局长要把我打成右派。那时候我丈夫章宗昌已经划成右派了，从兰州客车厂送到安西县的四工农场监督劳动。黄钲是老公安，认识章宗昌，也知道他已经去四工监督劳动了，我带着两个孩子很难，就去找我们局长说情：戚淑英是个有口没心的人，言论性质也不太严重，她男人已经划成右派了，她还要带几个孩子过日子，就不要把她搞成右派了。黄钲的说情可能起了点作用，局长叫秘书跟我谈话。秘书对我说，局长讲了，只要你揭发另外两个女同志的问题，就不把你划成右派。我当时想不通，心里也委实不忍心把那两位女同志搞成右派，就问秘书：这是局长说的话吗？秘书说是局长说的原话。我说是局长说的不是局长说的空口无凭，你叫局长给我写个条子，写个条子我就揭发别人。秘书回去照实汇报了我的话，局长可是火了，跟秘书说，啊呀呀，这个女人真厉害，他想抓我的把柄。这一来他就怀恨在心了，一定要把我整成右派。可是当时的局党委七个人，听他话的只有三个人，他不能强行通过表决把我打成右派。于是他就把我吊起来拖着。拖着拖着，偏向我的领导调走了两个，他的人占绝对多数了，1958年3月初就把我划成右派了，而且对我的处理比对我丈夫的处理还重：开除公职，送夹边沟劳动教养。 宣布我为右派分子的第二天，我回了一趟家，把两个孩子放到我姐姐家，和父母说了我的情况。转天我就去地委办手续。地委的李英秘书认识我，一看我是来办去夹边沟的手续的，偷着跟我说，像你这样的右派是可以回家自谋生计的，你就回老家去吧，到夹边沟干什么？我说我没有家可回了。他说你不是张掖县平安堡的人吗？我说我是张掖人，可是土改以后我们家的土地被没收了，留给我父母的几亩土地我父亲也交给农会了，我父母土改后就离开平安堡投奔我姐姐和姐夫去了。父母在人家房檐下过日子就够难肠的了，我再去姐夫的房檐下过日子那日子不好过呀。 李秘书叹息着给我开了介绍信。翌日我就自己坐火车到酒泉县去了夹边沟。那天是3月8日，世界劳动妇女的节日。 在我的记忆中夹边沟农场有三千人劳动教养，大部分是右派，一小部分在反右斗争中有言论问题的历史反革命和坏分子。人们都叫我们劳教犯，尊称劳教分子。 三千人中有十九名女右派。十九名女右派编成一个女子组，归农业大队的一个分队管。女子组的组长是那秀云。 我到夹边沟的时间还算是早的，只到了五六名女右派。大批男女右派是四、五、六三个月送到夹边沟来的。以后零零碎碎来了些人，那是没完成右派指标的单位补漏补进来的。 李怀珠和毛应星比我来得晚，是六月底来到夹边沟的。毛应星你知道吧，就是“文革”中被枪毙的那个女右派。李怀珠是河北省人。我不记得她是哪个大学毕业的了，反正她是大学毕业生。她和毛应星都在兰州农校当老师，一起划成右派，一起押送到夹边沟来的。李怀珠长长的身材，白皙的皮肤。她的皮肤和毛应星成很大反差：毛应星是南方人，黑黑的皮肤，典型的南方人。 我们十九个人住在一个小院里。我说的小院实际上就是把一栋平房从中间砌了一道墙接到前边一栋平房的墙上，把我们住的几间房和另几间房隔开，就成了一个小院。那边的几间住着男右派。小院的前后左右都是男右派。女右派的房子里砌了土炕，虽然没有柴草烧炕，但比男右派强多了——男右派住地铺。同样大的房子，男右派十二三人住一间，女右派一间房子住四五个人或五六个人。 我和那秀云、李怀珠、豆维柯四个人在一间房睡一张大炕。 那秀云，我前边不是说了吗，1949年我们一起参加工作一起到省公安厅政治部当内勤的。和我丈夫一样，她丈夫陈毓明也是在内部肃反后调出了公安厅，在省劳改局的野外勘测大队工作。陈毓明五七年也划成右派送到夹边沟劳教来了。那秀云是在公安厅划成右派的，也来夹边沟劳动教养。她们两口子已经有四个孩子了，划成右派后把一个送了人，三个托放在亲戚家里。 豆维柯是省交通厅送来的右派，那年二十三岁，是宣传部的干事。她也是撇下两个孩子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初到夹边沟右派们都痛不欲生，近乎活不下去的样子。原因很简单：一是离开了原先工作的岗位，离开了温暖的家庭，在戈壁荒漠上生活，吃不饱，住不暖，落差太大。再就是巨大的思想压力——大部分右派都是二十几岁三十几岁的人，四九年前后一腔热血参加革命的知识分子，一下子就成了右派成了阶下囚，思想上的确解不开想不通，觉得这一辈子完蛋了，活着没意思了。还有一种巨大的压力来自家庭：配偶离婚，孩子没人养育，老人没人管，真是妻离子散…… 我们女右派的院子里，只要收了工休息下来互相一说话，一问对方的历史，就有人哭起来。一个人一哭，其他人也就同病相怜痛哭起来。经常是一个房子的人哭成一片。 我们当中最悲伤、悲痛欲绝的是张启贤和李怀珠。张启贤是酒泉中级法院的机要员。她划成右派之后原本不该来夹边沟的，因为她只是个一般的右派，不是极右分子，出身好，丈夫还是酒泉中级法院的院长。但就是她丈夫往她的心上扎了一刀：向组织揭发她往省上送文件时坐火车遇到一位熟人，聊天时告诉熟人她是送文件的，文件的内容是一个什么案件。她就又多了一项罪名：泄密。于是两罪并罚把她送到夹边沟。她进夹边沟不久丈夫就与她离婚，并和一位大学生结婚了！她明白了。丈夫是早就看上那位大学生了，蓄意陷害她…… 李怀珠痛苦不已的原因是结婚不久夫妻双双划成了右派。且都被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来夹边沟时她才25岁，大学毕业才两年，还年轻，心理的承受能力不够。她天天以泪洗面。她没有想到，自己一心要为之奋斗的党会把她整成右派，施以如此残酷的打击。在学校里批斗她的时候，有一天夜里睡在床上她突然想不通了，发疯一样赤身裸体跑到操场上去，不想活了……到夹边沟之初，她的情绪坏到了最低点：她是怀着四个月的身孕来接受劳动教养的。她曾经吞食过烟灰和碱面，说是要堕胎，不能把孩子生下来。她说自己是反革命就反革命吧，不能再生个小反革命——不能叫自己的孩子也是反革命，受这种屈辱！ 我和那秀云好多次将心比心地劝过她：我们都是有孩子的人，要是像你这样想，难道我们就要把孩子掐死吗？她说我们：你们是劳教之前生的呀，生在家里。我可是要在这里生孩子呀！难道叫孩子在劳教中长大吗？这对他的心灵会造成多大影响呀！我们说，孩子生下了，不管是好长还是赖长总是要长大的！我们的劝说不顶用，管教干部也怕她出事，就破例地把她的在农业队劳教的丈夫毕可成叫来，和她在一起住了几天，叫毕可成做她的思想工作。 毕可成也是农校教师，戴一副近视眼镜，瘦长的身材。 夹边沟有几对这样的夫妻右派，可其他的夫妻没他们这样的福气，不要说同房，想来串个门见个面都是绝对不允许的。在我的记忆中，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和丈夫陈毓明只同房过两夜。那还是因为陈毓明早就认识农场场长，场长特意指示大队长梁敬孝，梁敬孝事先叫李怀珠、豆维柯和我到别的房子去睡觉，叫他们夫妻同房一次。 时间消磨心灵的痛苦，我们慢慢地适应夹边沟的劳动生活了，接受残酷的现实了，精神的压力减轻了，开始努力地改造自己的思想了。 李怀珠也不大哭了。 初到夹边沟农场，女右派的劳动是分散的。我们的组长那秀云带着六七个人在磨坊磨面，毛应星和几个人在蔬菜队种菜——毛应星是西南农学院毕业，学的林果和蔬菜专业——还有几个人在农业队劳动，豆维柯、李怀珠和我都在农业队。 在田野上劳动，对于男右派的要求是很严格的，夏收一天要收割一亩小麦，夏收后翻地也是一天要翻一亩，挖排碱渠的时候一天要挖十方土，不管干到夜里九点十点，必须完成定额，完不成不给晚饭吃。对于女右派是优待的，只要跟着干就行了。可是，所有的女右派都竭尽全力拼命地劳动。我印象太深了：排碱渠挖到一米五深地下就出水了，那是10月中旬的天气了，水已经冻冰了，站在水里挖渠扎骨的冷，可我们干得浑身出汗，只穿身单衣。尤其是豆维柯，为了显示干活积极劳动卖力，上身穿件背心，下身只穿条红裤衩。引得右派们都往我们这边看。 挖排碱渠的时候，李怀珠的肚子已经挺得很大了，她弯不下腰来了，根本就不能抡镐和使铁锨了。她的预产期是11月中旬，可是管教干部不叫她休息。这对她来说很痛苦：干吧，怕累着了导致早产，不干吧，怕管教干部说她不好好改造。她只好挺个大肚子站在二台上往外翻土。后来还是那秀云跟农业大队的大队长梁敬孝说了说，才把她调到磨坊磨面。 磨面也是很累的，要早晨六点起床就去干活，天黑透了才能下班，一天围着磨转，还要淘洗粮食，晾晒粮食，搬动面口袋，罗面。那时候磨坊就有七盘石磨，七头毛驴拉磨。到晚上下班的时候，她连走路的力气都没有了。幸亏姐妹们照顾她，大部分时间叫光是看看磨，看住驴不要偷吃面粉…… 谢天谢地，李怀珠终于平安地熬到了生产的那一天。那是1958年11月中旬的一天，天气格外冷了一下，因为从昨天傍晚就开始下雪。天亮时雪小了，但是刮起了寒冷潮湿的东北风。这天吃早饭的时候我们被告知：今天休息。夹边沟是没有星期日的，刮大风，下雪或者偶尔下雨的日子才是我们的星期日。这天我什么也没干，吃完了饭就关起门来睡觉，因为房子里没有炉子冻手冻脚的。大约是下午三四点的时候突然有人敲门，而且敲得很急，那秀云的声音喊，开门，快开门！我跳下去开门，那秀云搀着李怀珠走进来。李怀珠的脸是惨白的。我吓了一跳，问出什么事了。那秀云说怀珠肚子痛。我知道她要生了，急忙把被褥铺好，把李怀珠扶到炕上躺好。我问她疼得厉害吗？她说这阵儿轻点。那秀云说，我说不叫她干活，叫她坐着，她非要扫磨。我想扫磨就扫磨吧，我罗我的面。我正罗着面听见她哎呀了一声，回头一看，她扶着磨盘蹲下了…… 我问那秀云：等会儿才能生吧？ 那秀云回答：得到夜里了。你把炕烧上吧。 还在半个月前，梁敬孝在挖排渠的工地上看见了毕可成，说，收工后你抽时间打些柴去，存下，媳妇生娃时把炕烧热。毕可成是个真正的书生，大城市长大的，哪会打柴呀，打了两三天，就背回来两小捆碱蓬放在女右派院子里。我看见了又生气又可怜他，说他：你就是这么打柴的吗？他说那要怎么打？我叫他找工具保管员借了两个耙子，拉了一辆排子车，带他到一片骆驼草草原上，教他如何打柴。河西走廊干旱缺雨，草原上根本就没有树林，没有硬柴可打。小时候见过父亲打柴：每到冬季，父亲就和邻居家的男人们结伴赶着牛车到远方的骆驼草滩上去。他们在荒原上住两天，用耙子把成片的骆驼草的茎秆贴着地面捣折，再扒成堆，再用杈子叉到牛车上。把车装得高高的，用大绳勒紧，拉回家来。打一车柴要花两天的时间。一个冬季要打十几车，打够一年烧的柴。 那天我教毕可成怎么打柴，并且打了一排子车拉回来。后来他就每天收工后打点柴，拉回来堆在我们的小院里。 此刻我忙忙地从院子里抱柴，把炕烧上，然后把李怀珠先前准备好的婴儿用的小被子和尿布翻出来。她准备的尿布不多，我把自己的几件洗净的旧衣裳撕了，放好。她没准备婴儿枕头。我跑了一趟磨坊要了两碗磨面的豌豆回来，用一块手帕缝了个枕头，里边装上豌豆。这时候那秀云已经向梁队长报告过李怀珠要生孩子了，梁队长打发人把毕可成叫来了。他进来时正遇上李怀珠又一次阵痛发作，呻吟不止。吓得他连声问怎么办？那秀云瞪他说，捏住怀珠的手，安慰安慰她。他还真就坐在炕头上捏住李怀珠的手，连声问还痛吗？李怀珠不说话，轻轻地呻吟着。 炕烧热了，房子里开始有点热气。半夜里李怀珠生了个男孩。 生了孩子之后，农业大队的教导员宋有义来我们房子看过李怀珠一次。原先管我们的是一个人们叫袁干事的管教干部，后来袁干事不见了，宋有义专门管我们。宋有义和梁敬孝同级，可能是科级干部。夹边沟农场原来是科级单位，这时候劳教的右派多了，升为县级农场了。 宋有义叫毕可成伺候几天李怀珠。他还和伙房说了一声，给了李怀珠一斤清油，二斤鸡蛋和几斤面粉。叫毕可成给李怀珠做饭吃。 李怀珠身体弱，再加上吃不饱，思想压力又大，生下的孩子瘦极了。我的孩子们出生时都在七斤左右，生下来胖墩墩的。圆胳膊圆腿，皮肤红润，哭起来哇哇的声音洪亮有力。李怀珠的孩子才四斤重，那个瘦呀，那个难看呀：身上的皮肤皱皱巴巴的，脸上也有许多褶子。哪里像个初生的婴儿呀，简直就是个衰弱的小老头，像只赖猫。哭的时候嗓门细弱还有点沙哑。胳膊腿软软的没力量。 这个孩子长得很丑，可是我们房子的人都喜欢得不得了。毕可成伺候几天又回农业队去了，我们几个又回来睡，睡觉的时候我就挨着那孩子睡。只要他醒着，我就逗他玩，摸摸他的脚，捏一捏手指头。夜里孩子一哭，我一下子就坐起来，给他换尿布，抱着他摇呀晃呀，晃睡着了我再睡。豆维柯可是个很洋气的人，个子不高吧，但匀称，白白圆圆的脸白中透红，天生丽质，像个洋娃娃。这个人很傲气，她知道自己长得漂亮，瞧不起其他右派。虽然她也是个右派，可是在农场里她穿着列宁式的呢子短大衣，昂着头走路。但是她也喜欢那个孩子，收工回来，一进屋就把孩子抱起来亲呀亲呀，亲够了才去洗脸。这个人还积极得很，打从到了夹边沟就经常写思想汇报写改造思想的心得，向管教干部表现自己的进步。她还经常揭发别人偷粮食了，偷面粉了。她总是受到领导表扬，却把两个磨面的姐妹罚到大田劳动去了。为这些事，我们全组的右派都恨她，和她关系不融洽。可是李怀珠生孩子以后，磨面粉的姐妹们从磨坊偷面粉偷小麦半夜里在煤油炉子上做吃的给李怀珠增加营养，其他人也跟着吃，她却一次也没告发过。有次傍晚收工回来，她竟然从短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堆黄豆来，倒在李怀珠的洗脸盆里说，晚上叫老李煮着吃吧。这东西有营养。我问她从哪儿搞的黄豆，因为磨坊里从来没磨过黄豆。她回答从伙房抓的。 由于孩子的原因，我们和她的心理隔阂消除了。 不光我们宿舍的人喜欢这个孩子，全体女右派都喜欢这个孩子。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英语讲师叫由田，反右运动中精神受过刺激，来夹边沟之后言行时有乖谬：有一次全场男女右派齐上阵挖排碱渠，打擂台，争红旗。中午吃了饭大家都躺在工地休息，养精蓄锐，以利再战，她却抱了一块砖头厚的书攻读。夹边沟的管教干部都是管劳改队的水平，哪见过这样的“犯人”，走过去制止，她竟然嚷了起来：这哪行！怎么连书都不叫读了！读书才能改造思想，劳动只能锻炼筋骨！右派们不知她是哪来的右派什么身份，竟然说这样的傻话，便都笑她。在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她看到农场太穷，饭也吃不饱，劳教分子每月三元钱的津贴也发不下来，便对大队长梁敬孝说，梁队长，你们给我几天假，我到北京找一趟周总理给农场要点钱去。梁队长认为她说疯话，根本就不理她。她又去找场长刘振宇，还是这样说。场长也不理她，并且对人说，不要理她。装神弄鬼的那套把戏我还识不透吗，骗鬼去吧！于是，农场里传开了，由田装精神病。但是我们女右派都不这样认为。由田犯神经不是永远的，不犯病的时候，她是个安静温和的人，说话很理智。有一段时间女右派都在猪圈干活，喂猪，空闲时间多，也不很累，聊天的时候她曾说起过她的生活，她的历史。她是东北人，“九·一八”日本人占领东北，她不甘做亡国奴流亡到北平，又到大后方的重庆。她是在流亡中读完大学的。他爱人姓宋，也是东北流亡青年，成都大学毕业，后来去美国留学，做了大学教授。她没有出国，在国内从事抗日救亡工作，到了大西北，在兰州医学院做讲师。她丈夫五十年代初回国，国家安排到兰州大学做教授。宋教授工作了一段时间，和学校领导产生龃龉，五六年辞去了兰州大学的教职，去北京找高教部要求重新安排工作。不久反右开始了，由田在兰州医学院定为右派，他竟因无工作而侥幸逃脱。他们夫妻有三个孩子。 小儿子叫宋亚杰，那年才十三岁，正上初中，因为喜爱集邮撕了学校传达室信封上的邮票。正好由田要送夹边沟劳教，医学院便把他和母亲一起送到了夹边沟。夹边沟的领导翻阅他的档案后给他定了个坏分子，安排在农业大队劳动教养。管教干部在女右派住的小院里给她们母子一间房子住。 由田犯神经时说话就没有分寸，人们有时候逗她：你不要吹牛了，你找周总理要钱，你和周总理什么关系，周总理能给你批钱？她撇撇嘴，轻蔑的口气说，你们知道什么，我跟周总理的关系能跟你们说吗！ 有一天我们在田野上翻地，有架飞机从头顶飞过，她又犯神经了，说，你们看，周总理派飞机接我来了。右派们都笑她：你又犯神经了，吹牛啦！她竟然发火了，说，我吹牛？你们说我吹牛？我现在就去北京找周总理要钱。我把钱要回来，看你们怎么说。她说着话就气呼呼扔下铁锨走了，朝着酒(泉)金(塔)公路的方向走去。我们追上去拉她劝她回来，可是劝不住她，拉也拉不回来，她还是往前走。没办法，那秀云就跑去找梁队长，说由田要去北京找周总理，我们劝不住，你去劝劝吧。梁敬孝说，不要管，谁也不要拦她，叫她走去。等到由田走出了场部，走过南边的几座沙包，梁敬孝便带了两名管教干部追上去。那几座沙包是警戒线，右派到农场的第一天管教干部就告诉大家，未经管教干部批准而越过沙包者被视为逃跑。梁敬孝带着人追上由田，五花大绑把她捆了起来。捆回来之后绳子都没解开就关进了禁闭室。关了几个小时才放出来，胳臂和脸都肿了。 就是这么一个神神经经的人，也竟然每天晚上跑到我们房子来抱一抱李怀珠的孩子。李怀珠怕她神经把孩子弄疼了，看她一进来就自己抱起孩子来喂奶，不叫她抱，她却硬是把孩子从李怀珠的怀里抢过来抱着，一改日常严肃的面孔，用我们从来没听见过的亲热的音调说，叫阿姨，叫阿姨。然后就把脸贴在孩子的脸上亲着笑着。有一次她亲着孩子的时候竟然流起眼泪来，嘀里嘟噜说了一串英语。我的英语都忘光了，但她说的这几句话我听懂了。她说的是：我的儿子，我的儿子，心肝呀…… 我们都爱这个孩子。有时候吃过了晚饭，不知道为什么，全体女右派就都集中到我们这间房子来了。这个人抱一会儿，那个人抱一会儿，这个人亲一亲，那个人亲一亲，孩子在大家的手上传过来传过去，亲呀，笑呀，说呀。就连没结过婚成天阴着个脸的老姑娘毛应星也抱孩子。当她抱着孩子的时候，脸上也露出兴奋的笑容。 这是李怀珠的孩子，也是我们大家的孩子。我看见，不光是由田抱着孩子流过眼泪，那秀云流过眼泪，张启贤流过眼泪。我也流过眼泪。我抱着他就像是抱着我自己留在母亲那儿的儿子一样，心情非常感动。他像一道阳光射进我们冰冷的房子，照亮了我们的心，温暖了我们孤寂痛苦的灵魂。 这孩子很瘦，那是因为他先天不足，缺少营养。在磨坊磨面的右派们就偷面粉，偷粮食，给李怀珠做饭吃，叫她每天吃得饱饱的，用她的奶水来喂饱孩子。教导员宋有义经常往女右派的小院来，有时候进了房子掀一掀煤油炉子上的锅盖看看里边煮着什么。他看出坐了一个月子的李怀珠比以前胖了，想要查出她是怎么搞到食物的，但谁也不叫他查出来：我们都是半夜里给李怀珠做饭吃。过元旦和过春节的时候，我们一帮女右派去伙房帮了几天厨；我们几次偷羊肉回来，夜里给李怀珠做羊肉面片吃。 毛应星拆了自己的一件毛衣，给孩子织了一件连体的毛衣，作为满月的礼物。由田把自己儿子的一只口琴送给孩子。 满月那天，大家商讨给孩子起个什么名字。组长那秀云说，就叫夹农吧。长大了叫他记住他是在夹边沟农场出生的。记住妈妈和阿姨们这一段有意义的生活吧。 九个月过去了。夹农还没出生的时候，李怀珠强烈地担心过孩子生在夹边沟能够生存下去吗？能长大吗？能不能长大我们不能预测，因为我们是劳教犯，不知未来的年月我们还将经历什么样的磨难，但是，过去了的九个月，他健康地成长着，没有挨饿。九个月，他的原先皱巴的脸胖了起来，白白的脸蛋泛着红润和光泽。他笑的时候脸上还出现两个好看的酒窝。他的身体也充分地伸展开了，他已经长成了一个胖乎乎手脚有力的孩子。他还不能走路，但是当你把手指头伸过去的时候，他能够抓得很紧又很有力量，腾的一下站起来。他扶着你的手双腿有力地一弹一弹地跳动，嘴里喊着妈，妈……他还不会说别的话，只会叫妈。他把所有的女右派都叫妈！ 但是，他的好日子很快就结束了：1959年8月，农场的夏收结束之后，场领导突然把我们十九个女右派除了种菜的毛应星等几个人之外全都调到猪圈去干喂猪的工作了，而把原先喂猪的几个男右派换到了磨坊。我们不知道为什么要叫我们去喂猪，是嫌那几个磨面的人干得不好，还是要照顾在菜地和农业队劳动的女右派们去干点轻松活。也可能是为了加强管理吧。我们十九个人虽然独立地住在一个小院里，场里规定不许男右派到我们的小院来，就是夫妻也不允许随便走动，但是毕竟我们的小院处在众多男右派的汪洋大海里，难免要出点事：我和那秀英、豆维柯曾经有一段时间为李怀珠做过安排，每过几天就叫毕可成到我们的房子里来和她相聚一次。他来的时候我们三个人跑到别的房子去挤着睡，天快亮时他再回到农业队去。1959年春节的时候，农场抽了几个女右派和男右派在一起排练节目，欢庆春节。豆维柯和农业队一位年轻的男右派演出了黄梅戏《天仙配》，结果两人产生了感情。在好长一段时间里，我们就像给李怀珠和毕可成提供相聚的条件一样，也给豆维柯和那位男右派提供相聚条件。我们是这样想的：夹边沟的生活太艰苦太压抑了，年轻人有胆量有勇气做个露水夫妻使生活变得快乐一些轻松一些有什么不好呢！是他们两个人太不注意了，导致豆维柯怀孕了，事情暴露了。结果豆维柯被送去酒泉劳改局医院堕胎，那位男右派被弄到严管队劳动。 豆维柯堕胎不久，我们就被调去养猪了。 一调到养猪场，我们就开始挨饿了，因为再也没法偷磨坊的粮食了。 1959年春天开始，劳教分子们每月的口粮就下降到二十六斤了。二十六斤粮食，坐机关的人和家庭妇女们还可以吃个七八成饱，对于一天劳动十几个小时的人来说，就不足以提供身体所需的营养了。1959年春天就开始饿死人。 好在喂猪的活并不重：十四名右派喂不到二百头猪，除了李怀珠和由田每人管三个仔猪猪圈外，其他的人每人管一个猪圈。因此我们虽然饥肠辘辘，但并没有到太累和太饿的程度。再说那时候大跃进的高潮还没过去，猪场为了放卫星养着几只“千斤猪”，“千斤猪”的饲料比我们从伙房打来的饭的质量还好：有时候把整锅煮熟了的土豆给它吃，有时候喂粉碎了的黄豆。而伙房给我们吃的什么呀：糜子面的菜糊糊，玉米面的疙瘩汤，青稞面的窝头，还吃不饱。实在饿得难受，我们就从馇猪食的锅里偷几个土豆吃。 祸事接踵而至。 夹边沟农场的养猪场在场部办公室南边二三百米处的一片草滩上，是成马蹄形排列的三栋房子围成的小院。总共八间房：东房四间，这是正房，住人；北房和南房各两间，北房是仓库放着饲料什么的，南房安装了两口大锅馇猪食。西边没房子，应该是围墙的地方挖了一口水井。这口水井挖得很大，敞口的，有一圈台阶供人走下去打水。水井西边是一排一排的猪圈。我们的工作是一天三次馇猪食喂猪，打扫猪圈，抬土填圈。按说一人一个猪圈喂十头八头猪是累不着人的，但教导员宋有义看我们轻松就不舒服，命令我们每天喂一次猪就要刷洗一次猪食槽，洗完后要用抹布擦干净。就是这样，我们每天的工作量仍然比在农业队和蔬菜队小得多，在两顿喂猪的间隙里可以回宿舍休息一个多小时，缝补破衣裳，或者聚在一起聊天，逗夹农玩。 那是11月下旬一天的下午三四点钟，喂完了中午那顿猪食，擦洗完了食槽，大家凑到两间房子里取暖和说闲话。那天刮大风，天特别冷，我们擦洗完猪食槽手都冻僵了，衣裳也被风刮透了，一干完活就都往那两间房跑。那两间房里有原先喂猪的人砌下的土炉子，有人从馇猪食的房子里抱了些柴去把炉子点着了，房子里有点热气。 我们进去不久，李怀珠也抱着夹农跑来了。她进了门还说了句话：咱那房子跟冰窖一样，冷得坐不住。 在磨坊干活的时候，管教干部允许李怀珠两小时回宿舍一趟，给夹农喂奶。到了猪圈就更方便了，听见夹农哭，随时就可以进屋照看一下。每天上班的时候怕夹农醒了乱爬，就在后窗上拴根绳子绑在夹农的腰上，以防掉下炕去。 可能是房子里暖和的原因，李怀珠进来后时间不长，夹农就在她怀里睡着了。这时候我说她：你把夹农放回去吧。你看，睡着了。她看了看怀里的孩子说，咱房子冷，我就这样抱着吧。如果那天那间房子里人少，可能也就不出事了，李怀珠把孩子放炕上就行了，可是那天那间房子里挤了八九个人，炕上坐着人，没处放，她一直抱着孩子站着。于是，过一会儿我又说她：你放回去吧，怕冷你给他盖厚点；你这么抱着不累吗？ 李怀珠就去放孩子了。 她出去不一会儿就回来了，但还是抱着孩子。我说她：咳，你这个人，叫你把孩子放下去，怎么又抱回来了？ 李怀珠说我还是抱着吧。 这时那秀云说话了：你怎么不放下呢，你觉得抱着舒服呀。 李怀珠说，那你替我放去吧。 那秀云：为什么叫我放去？你放去怎么啦？ 李怀珠：你放去嘛，你放去嘛，你替我去放一趟嘛。 李怀珠说话的口气有点可笑的撒娇的样子，那秀云嗔怪地瞪了她一眼，说，好，我放去，我放去。好我的姑奶奶，越伺候越蹬鼻子上脸呀，一步路都不想走了。 那秀云从李怀珠的怀里接过夹农就出去了，可是不到两三分钟也抱着孩子回来了。她一进门就说，好你个李怀珠，你骗我，你这么坏呀！ 她说话的口气有点怪，脸色也呈现出异常。 我觉得奇怪，问，出什么事了？ 那秀云说，哎呀，丑死啦，丑死啦！ 我说，什么事嘛，你说嘛。 那秀云想说又没说，瞟一眼李怀珠才说：你问她，你问她。 我看见李怀珠的脸上有一种诡秘的笑容，就问：怀珠，到底有什么事，你说不说？搞得神秘兮兮的干什么？ 这时候其他人也都七嘴八舌地问出什么事了。李怀珠被逼不过，说，我也不知道出什么事了，你自己看去，咱房子闹鬼啦！ 看她还是不愿说，我就扭身出了门。我想自己去看看吧，我就不信闹什么鬼。我噔噔噔几步就走到门口了，推了一下门，可是门没有推开，像是有人用铁锨把顶上了，顶得还很紧。事情还真有点蹊跷，我就不推了。我们房子的门板上有一个节子掉了以后露出的椭圆形的孔，我从孔上往里看了一眼。 一看就把我惊了一跳，我呀地叫了一声跑了回来。还真是闹鬼了：豆维柯在炕上躺着，全身赤裸，宋有义刚刚从她身上下来，正往她身上拉被子。宋有义也是赤身裸体的。 我进了门就大骂起来：好个不要脸的豆维柯，大白天…… 全屋的人都惊了，问出什么事了。我说，宋有义和豆维柯搞破鞋啦，真不要脸…… 人们都静了一下，继而嗡的一声像蛤蟆吵坑一样议论起来： 我早说过豆维柯不是好东西…… 宋有义也不是好东西…… 这时站在窗前的张香淑喊起来：你们看呀，宋有义出来了！ 有的人往窗前挤过去，更多的人拉开门挤着往外看：宋有义正急急地绕过水井，走到小院外边去。有两个人大声地骂起来：流氓！不要脸！宋有义走到第一个猪圈旁边，他似乎听见骂他的声音了，扭脸往这边看了一眼。 他的脸色苍白。 宋有义和豆维柯关系异常，我们早就有所觉察。女右派们搬到猪圈以后，工作地点集中了，离其他人远了，来得少了，就宋有义天天到养猪场来。他一来就扎到我们的宿舍来，有一句没一句地跟豆维柯说话。豆维柯馇猪食，他就围着锅转；豆维柯喂猪，他就围着豆维柯管的猪圈转。有时候上着班他就把豆维柯叫走了，说是叫豆维柯帮他写什么材料。对于这些，我们都没当回事，因为我们知道，豆维柯从初到夹边沟农场就靠拢组织表现积极：写思想汇报，巴结管教干部，在管教干部跟前殷勤极了。这我们是理解的：右派嘛，不就是想早点摘帽吗！可是不久就有这样的话传出来：宋有义叫她不是去场部的办公室，而是跑到没有人烟的沙窝子里去了。一男一女跑到沙窝子里去干什么，事情不是明摆着吗！但是谁也不敢公开地议论他们的事。宋有义是教导员，权力大，想批斗谁就批斗谁，谁都害怕。 但是这次不同了，所有的女右派都看见了宋有义和豆维柯私通，而且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大家公开地议论他们，把这事在全农场传播开来…… 结果是风波骤起，大祸临头。 四五天后的一天傍晚，我们刚吃过饭，宋有义打发那个管我们的农业队的带工队长［2］来通知那秀云，叫她集合全体女右派到场部去开会。我们排着队走到场部时那个农业队的全体劳教分子已经在第一栋办公室门前的空地上坐好了。我们全组人刚坐下，宋有义就从办公室走出来训起话来。他说，有些右派分子思想反动、反革命立场坚定，从来到农场就不好好接受无产阶级的劳动改造，还到处造谣，惹是生非，搬弄是非，想把劳教农场搞乱！想颠覆无产阶级专政。对这样的人，领导是不能姑息迁就的，必须严厉惩治！说到这里，他突然喊道：李怀珠，张香淑，你们两个人站起来！李怀珠哆嗦了一下站了起来，张香淑的脸刷地变得惨白，也站了起来。宋有义问她们：你们知道犯了什么罪吗？两个人都回答：我们是资产阶级右派。宋有义说，我问的是现在，也就是这两天，你们又犯了什么罪！李怀珠知道，这是要她承认她造谣惑众了，但她不知怎么说好，沉默着没言语；倒是张香淑说话了：宋队长，我不知我犯什么罪了，我老老实实劳动改造……宋有义大吼一声：不老实，你们两个不老实。给我铐起来！ 说着话他从裤子口袋里掏出两副手铐哗的一声扔在地上。农业队上来几个积极分子就把李怀珠和张香淑铐起来了。铐的是背铐。背铐你知道吗？就是一只手在前，从肩膀上拉过来往下拉，另一只手从背后往上拉，用一副手铐在后背上把两只手铐起来。人们把这种铐人的方法叫苏秦背剑，是最厉害最残酷的一种铐人的方法。 两个二十多岁的女人——那一年李怀珠二十六岁，张香淑二十三岁——叫人用背铐铐了起来，铐的时候我就听见她们的胳膊关节和筋咯巴咯巴的响声，她们的喉咙发出凄惨的断了气一般的惨叫声。那几个男人一松手，两人就身不由己地趴在地上了。这时宋有义又问：你们还造谣惑众吗？两个人被铐得连气都喘不上来了，疼得嗷嗷地哭，哪里还说得出话来。宋有义又喊，给我关起来！那几个男人就把她们拖到办公室旁的一间空房里去了。拖她们的时候，她们根本就不能走路，身体蜷成了小小的一团，头不由自主地往后仰着，像是后背上有根筋抽着她们的头。她们的脸色惨白惨白，泪水从她们脸上流过，豆粒大的汗珠在脖子上滚动。她们的腿可怜地蜷着，悬在空中。 宋有义又训了一阵话，然后宣布散会。 散会后我和那秀云没有立即回宿舍去。我们俩惊呆了！我们在想，为什么要铐起李怀珠和张香淑来呢，要说散布谣言还是我和那秀云散布的多，该把我们两个人铐起来才对，李怀珠和张香淑是两个内向性格平时就不爱说话的人！ 站了一会儿，我们就想明白了：宋有义是敲山震虎，杀鸡给猴看，想封住右派们的嘴，但他知道我和那秀云是从公安厅来的右派，顾虑我们有什么社会关系，不敢随意处置我们，就只好拿两个胆小怕事的人开刀！ 后来我们俩转身要走了，旁边站着的农业队带工队长走到我们跟前小声说，你们两个人可是要注意呀，明天就轮到你们两个人了。 张香淑和李怀珠第二天早晨才被宋有义放出来。她们像是瘫了一样，躺在地上动不了，农业队的几个右派把她们抬回猪圈来，然后就在炕上躺着。她们自己说的，她们的胳膊一铐起来，扯得全身都疼，跪在地上动弹不成。后来就趴在地上了，一直趴到天亮。张香淑那两天正好来月经，铐起来后月经流得特别多，把裤子浸透了，把趴的地方浸湿了。 张香淑是南方人，兰州生物制品厂的技术员。 头天听了农业队带工队长的话，我和那秀云就很紧张，张香淑一说，我们俩的魂都吓掉了，心想千万别再开大会呀，别真把我和那秀云铐起来。谁知事情很巧，第二天下午我们正在猪圈刷洗猪食槽，看见一辆吉普车开进夹边沟农场来了。过了半个多小时，张掖地区公安处处长黄钲走到猪圈来了。他看见我和那秀云，问，你们的生活情况还好吗？我们俩几乎齐声大哭起来：好什么呀，宋有义要整我们。黄钲很惊讶，问我们出什么事了。我们哭着讲了这几天发生的事。黄钲安慰了我们几句，说不会的，他那是吓唬你们。我们说不是吓唬，是真的，是他的亲信带工队长说的。黄钲青着脸回场部去了。他找到农场的党委书记很严肃地说，真是胡来，对妇女怎么能动铐子？还是背铐！我告诉你们，那秀云和戚淑英不许你们开批斗会。过几天我就把她们调走。真不像话，自己的屁股不干净，还打人家的屁股，真的是胡作非为无法无天了！听人说，农场党委书记原先是陇东一个地区的法院院长。有一天他正和别人下象棋，手下的干部拿来一份文件叫他画圈圈，说省高院已经批准了前些天报上去的关于几个犯人的审判决定，那个人枪毙，那个人劳改。他拿过文件画了圈之后接着下棋，结果一个判了劳改的人被处决了，判了处决的人被送去劳改了。为此免了他的院长职务，后来又调到夹边沟农场当书记来了。 过了几天，我、那秀云和其他六七个人就被夹边沟农场的马车送到酒泉城郊农场去了；城郊农场是个劳改农场；一个右派医生给我们讲了几天医学知识。学习期间我们听说酒泉劳改分局医院要我们去当卫生员，可是学习结束之后，劳改医院把张香淑、杜可等四五个人要走了，嫌毛应星、李怀珠、那秀云和我岁数大，把我们四个人送到了高台县境内的高台农场。高台农场，是个劳改农场，还有一部分刑满就业人员。 在高台农场，毛应星和李怀珠种菜，我和那秀云当统计员，以刑满就业者对待我们。每月发三十元钱的工资。 真是因祸得福呀！我们离开夹边沟农场不久，夹边沟农场的口粮就减少到二十斤，每天都有人饿死。更为甚者是到了六零年九月，劳教分子们调往高台县境内离着高台农场仅十多公里的明水乡组建新农场，口粮减到了十四斤，还没有房子住。劳教分子饥寒交迫，死亡过半。 在高台农场的一年多，李怀珠也是饿得饥肠辘辘形销骨立；夹农饿得剩下了一把骨头，就像他刚出生时一样瘦弱。原因是1960年的冬天高台农场的劳改犯和就业人员也挨饿了，而李怀珠还要从自己和孩子原本就不够吃的口粮里节约出一部分粮食支援在明水农场的丈夫毕可成。 她每月都给丈夫送一次粮食。 我永远也忘不了1960年12月13日那一天。那天早晨七点半钟，我吃过了早饭正要去办公室上班，李怀珠抱着夹农来到我的宿舍说要去看看毕可成，送几斤粮食去，叫我给她看着夹农。我说你放下吧，放下你走吧。我在上班时候每过一两个小时就跑回来看看夹农。夹农这时刚刚两岁零一个月，但是那孩子很听话，已经习惯了母亲上班后自己玩的日子。你只要给他一张旧报纸，他就翻过来翻过去玩，一会儿折起来一会又展平。到最后他再把报纸撕掉。他撕报纸的时候要是没人管，便会把一张报纸撕成一堆指甲大小的碎片，就像是碎纸机粉碎的一样，很专心地撕呀撕呀，不哭也不闹。但是这天不知什么原因，十点多钟，我第二次回房子看他的时候，他竟哇哇哭个不止，喊着要找妈妈。没办法，我只好不上班了，就待在宿舍里哄他玩。中午吃过了饭他睡着了，我又去上班。后来一个就业人员跑来喊我，说听见我房子里夹农哭，她进去哄怎么也哄不住。我又跑回去看他，告诉他妈妈去看爸爸了，一会儿就回来，但这会儿我却怎么也哄不乖他。他总是哭，抱着也不行，哭呀哭呀。时间已经是黄昏了，我觉得该是李怀珠回来的时间了，便抱着夹农走到场部外边的路上去迎她。我抱着夹农在通往明水农场的路上站了一个多小时，才看见李怀珠从南华镇方向走过来了。 往常，李怀珠一看见夹农马上就跑过来抱住，亲着叫着：我的儿子想死妈妈了，想死妈妈了，可是这天她看见我抱着夹农站着，仍然慢慢腾腾地走路，像是没听见孩子的哭声。到了跟前，孩子张开双手喊她：妈妈抱，妈妈抱。她竟一声也不应，冷漠地接过孩子往回走。她跟我也不说话。我看见她的脸色不好看，认为她走累了，就什么也没说，跟她并排往回走。走了一截我才问，老毕那边的情况怎么样？她站住了，扭过脸来看我，眼睛有点发红，嘴咧了一下——凄然一笑：他死掉了。 我吃了一惊，心猛地一沉，眼睛就湿了。但是我没再说话，怕一说话她哭起来。我默默地跟在她身后回到宿舍。我边走路边想，她是竭力控制着自己的悲痛，一进房子定会号啕大哭起来。可是回到宿舍她一声也没哭，也没流泪。她静静地坐了一会儿，很平静地说，和以前一样，今早我去了，直接找到他住的窑洞。我原打算把粮食放下坐一会儿就往回走，可是到了窑洞，人们说他死了，已经死了一个星期了。我问埋在哪儿了，都说不知道，不是他们埋的。后来找到一个掩埋组的人，领我去找坟墓。他把我领到明水北面的沙窝子里，找到了老毕。风把沙子刮走了，人露出来了。那人帮我挖了个深点的坑，又埋上了，做了个记号，我就回来了。 她说她把带去的粮食给了那个掩埋组的人。 她一声也没哭，只是眼圈红红的，干巴巴的嗓门讲完了她去看丈夫的过程。 这个月底我们就回家了。中央工作组和省委的工作组来到了夹边沟农场，抢救人命，叫夹边沟的右派和其他劳教分子都回家去。其他农场只是准许右派回家去。工作组说不管这些人有多么严重的错误，先把命保住，错误以后再说。 以后的事情我就简单说一下吧。一听说可以回家去，我也没等单位来接，就乘火车去了四工农场把章宗昌接了出来。我半个月前就接到他的来信说他病了。我们从柳园火车站上火车回到兰州。到兰州我把他送到大沙坪的省劳改局医院以后我就去省公安厅了。张掖市公安局早就不存在了，我只好回公安厅去。公安厅不要我，说我在送夹边沟的时候已经开除公职了。领导叫我们自己找工作去，自谋生计去。但我赖在公安厅不走：我说我本来就不是右派，你们把我整错了，送到夹边沟劳教差点死掉。我没死掉，回来了，现在又不要我，叫我自谋生计去。你们还讲理吗？反正我赖着不走，他们也没办法，后来他们就把我送到省劳改局的医院去当勤杂工，每月发三十元工资，和刑满就业人员一样。1978年平反后我就调到客车厂工作了，在宣传科当了个副科长。夹边沟的那十八个姐妹，我们八九个人调出之后，剩下的人就不喂猪了，又都调回磨坊磨面去了。后来磨面的石磨改成机械化了。有一天何世珍的一根辫子夹到机器里去了，半个头上的头发拔掉了，头皮拔掉了好几块。后来我在兰州见过她，头皮没拔掉的地方又长出头发来了，拔掉头皮的地方一块一块秃着。何世珍是我们十九个人当中最年轻的一个，那时才22岁。她长得也最漂亮。她原是小学教师，释放回兰州后一直没工作。后来和母亲远走他乡——去了新疆——去谋生了。再也没看见过她。豆维柯回交通厅了，“文革”以后我见过她一次，还是那样洋气，五十多岁的人了，抹口红擦红粉，可是红粉掩不住眼睛上的皱纹。有个叫苗青的女右派原是省话剧团演员，回兰州后干什么我就不知道了。我是不看话剧的，不知她还当演员没有。杜可是省建工局宣传部的干部，回兰州后在崔家崖建工局职工医院当干部，也可能是护士。李丽，兰州铁路局干部，很漂亮，她在夹边沟劳教时丈夫就死掉了，回来后是否再嫁人我不知道。我想是嫁人了，她很年轻呀，又很漂亮。敏惠萍是个很活泼的人，张掖人，在夹边沟劳教时演过戏剧节目《拾玉镯》。她后来到省建委当了处长。那秀云也当了处长，在公安厅。她运气好，六二年甄别的时候平反了，不是右派了。她和我同时参加工作的，“文革”后算是老干部，升了处长。你说我为什么没升上去吗？就因为我在张掖市公安局得罪了那个局长，六一年甄别时他咬住我不放，我的右派帽子戴到了1978年。毛应星在文化大革命中“一打三反”时被枪毙了。她从夹边沟回到兰州后和一个同样是右派的人结婚了，那时都三十六岁了。组织部门认为他们两口子不宜当教师，把他们下放到静宁县的农牧站，男的在一个公社种胡麻，女的在另一个公社种小麦，一年见不上两次面。“文革”当中两口子都被揪出来了，因为“恶毒攻击”文化大革命被枪毙了。上刑场之前和张志新一样被割断了喉咙——怕她在公审大会上胡来。由田回到兰州后完全神经了，在马路上捡树枝；人家问她捡树枝干什么，她说烧火煮饭吃。医学院就把她送到清水神经病医院去治疗。住了两年医院，出来后就病休了。她现在住在八里窑附近的老年公寓，她的一个孙子，就是宋亚杰的儿子伺候着。宋亚杰？你是问宋亚杰吗？早在1959年秋季，农场给三个劳教分子摘帽子，其中一个是宋亚杰。摘了帽子也不叫回家，直到1961年1月才和由田回到兰州。这时候他父亲在宁夏大学当教授，来兰州看他和由田，把他接到宁夏去了。文化大革命中搞“一打三反”，法院说他父亲是美帝国主义派遣来的文化特务，判了无期徒刑，1975年死在狱中了。廖兆玲，“文革”中“一打三反”，她看见许多夹边沟出来的右派又被揪出来批斗，有的判刑劳改，有的枪毙了，她吓坏了，从兰州又跑回酒泉去了。她在酒泉劳改医院当卫生员时认识了一位酒泉新生机械厂的就业人员，她跑到酒泉和这个人结了婚，在劳改厂就业了，逃过了文化大革命的劫难。那秀云告诉我的，改革开放以后在劳改局见到过廖兆玲，她和丈夫来劳改局办理移居美国的手续。她那个劳改释放犯的丈夫有亲属在美国。哟，我刚才忘了：改革开放之初宋亚杰在兰州炼钢厂学校当老师，他读夜大，毕业后考托福去美国上学，现在是耶鲁大学的教授。宋亚杰也五十几岁啦。张香淑我再也没见过，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赵经忠是南方人，军阀家庭出身。父亲是国民党军长。她原在地质局工作，反右斗争中她大义灭亲揭发父亲，但终归没能逃脱劫数去了夹边沟。她回到兰州后干什么我也不知道。张启贤很惨：她男人陷害她当了右派送到夹边沟；出来后到了兰州，和客车厂的一个劳改就业人员结了婚。那个男人经常打她。我见过她，说她，你怎么和那么个人结婚。她说，我一个右派，没人要，我还能跟谁？李怀珠回到兰州后从兰州农校下放平凉农校，又嫁人了。还有个叫李默的，武威人，不知她到哪里了。其他几个人的名字我都记不起来了。四十年过去了，记忆力不行了。 对了，夹农如果没死掉，今年应该是整四十岁了，应该有家有孩子了。我已经老了，还能活几年？我最近想着去平凉看看李怀珠，看看夹农。李怀珠还活着，肯定能看到，夹农不知道能不能看到。他要是不和她妈在一起我就看不到呗。 在列车上 1990年夏季，我从省警校毕业即被分配到地处白银市的王家坪农场工作，在教育科当干事。王家坪农场的正式名称是银城监狱，就因它在白银市境内的原因。王家坪农场劳改的都是判了十五年刑期以下的刑事犯。上班不久，那是年底前，我就执行了一次公务，奉命去武汉押解犯人。还在我去王家坪农场之前，那儿逃跑了两名犯人。听老同志讲，那两名犯人逃跑得特别蹊跷：几十名犯人被带到农田里劳动，在警卫的看押下干活，傍晚收工时少了两个人。警卫战士坚决不承认从他们眼皮底下跑了人，因为那是一片出苗不久的玉米地，犯人们在锄草，每个人影警卫都看得很清楚，不可能逃走。经过分析，农场管教干部和警卫人员共同认为犯人是藏起来了，藏在沟坎或是草丛里了。这时候天已经黑了，不便于搜索，警卫部队便把田野封锁起来，准备明天搜索。第二天，像是篦子一样，警卫战士们把田野篦来篦去篦了一天，没有任何结果。后来就撤除了警戒四方追捕还是没有结果。这次是武汉市公安局拘捕了两个入室盗窃者，经审讯是从王家坪农场逃跑的犯人。武汉市公安局将此事通知了甘肃省劳改局，劳改局打电话叫王家坪农场立即去武汉接犯人。 接到电话的当天上午，科长就带着我和张祥出发了。科长叫李天庆，已经五十八岁了，过一两年就要退休，借着这次出差的机会回老家看看。他的老家就是武汉。张祥是老干事了，三十五六岁。农场的汽车把我们一直送到兰州火车站，我们上了从兰州去武汉的直达列车。 因为走得急，也因为农场经费困难，我们买的是硬座票。看起来，科长和张祥已经习惯这种外出的差事了，火车一开，他们就都倚着椅背歪着头和身体打盹。我真是不习惯这种枯燥的差事：没人打扑克，也没人聊天，睡觉吧，歪着身体挺难受的，根本无法入睡。再说，车上人满为患，拥挤不堪，空气龌龊难闻，令人窒息。时间真是难挨，到黄昏吃过盒饭，我就忍不住了。向科长建议买一张卧铺票，三个人轮换着睡睡觉。科长不同意我的建议，说买了卧铺票回单位无法报销。我说，咱不要公家报销，咱三人凑点钱买张卧铺票，换着睡觉不行吗？科长更不同意了，说，出差给公家办事，为什么要自己掏钱呢！你坚持坚持不行吗？我老头子了，能坚持，你个小伙子这点苦就受不了？我明白，不是能否坚持的问题，他是舍不得掏钱。于是，我改口说，科长，你看这样行不行，不要你和老张掏钱，就我自己掏钱，买了票咱们三人轮流休息，回去后我也不要求报销。他不说话了。不说话就是默许，我又说了声我去买票啦，他还不出声，我就去补票了。我们科长的小气在单位是出了名的。我是在警校学会吸烟的，到监狱上班的第一天，我吸烟的时候递烟给他，他不要。我以为他是不吸烟的，但过了不一会儿，他就从口袋里摸出烟卷吸了起来。这样的事遇到了两三次，我以为他嫌我的烟不好，但仔细观察，他吸的烟更是差劲。我觉得蹊跷，问同事们，同事们告诉我他就是那种人，从不吸别人的烟，自己吸烟时也不让人。机关分鸡蛋，他总是要找个秤来称一称，看够不够分量；若差了一两二两的，都要跑到后勤部门去要回个鸡蛋来。有一次我去他家找他请示一件事情，恰好遇上他和老伴吵嘴。我听了听，原来是儿子要结婚了，女方家里要一笔钱，儿子拿不出那么多钱，要他出一万元。他同意出这笔钱，但却要儿子写借条，将来必须归还。老伴儿生他的气，说他财迷转向，对儿子无情无义。他说儿子长大了，成家立业了，应该自己奋斗，自食其力，不应依靠老子。老伴儿说，他不靠老子靠谁去？你说，谁家的孩子不是靠老子？他说，你看人家外国，儿子一长大就独立生活，不靠父母。老伴儿反唇相讥：你跟外国人比什么，你是外国人吗？中国和外国国情不同，不能和外国比。他说，不和外国比就不和外国比，那就和我比吧。我十六岁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要过家里一分钱，我还把他们养大了，还供他们上了大学。女人说时代不同了，你不能拿现在和过去比。你过去过的啥日子，你要儿子过你那样的可怜日子吗？ 我们的车厢在车尾，走到列车中央的列车长工作席，我就出了很多汗。车长席旁没什么人，车长正低着头数钱。我叫了声车长，然后说，请帮忙给我解决一张卧铺票。车长没有抬头就说，没有卧铺啦。我想利用一下警察的身份，便提高嗓门说，唉呀，那怎么办，我们是外出执行公务，路途远，能不能照顾一下？我的话产生了效力，他抬起头来了，看我。于是，我看清楚了，这是个五十多岁的老列车长，圆圆胖胖的脸，大盖帽的下边，双鬓已经花白。他的长相显出朴实敦厚的样子。我便又接着说，我是去武汉押解犯人的，我们有一位老同志也像您这年纪了，身体不好，请您照顾一下。您看，这是我的工作证。我一边说，一边把工作证递过去，但是，他只是瞥了工作证一眼就低下头去了，说，告诉你了，没有卧铺。我无计可施了，央求他：帮个忙吧……这一次他连头也不抬了，也不说话，干脆不理会我了。 回到车尾我们坐的车厢，面对着科长和老张询问的眼光，我沮丧地说，没买上卧铺，列车长说没铺了。张祥说，不可能呀，这么长的一列火车，一张卧铺都没有了？我回答，车长说没了，都卖光了。他说，不会的，车长手头总是有几张卧铺票的，不会都卖光的，人家是留着照顾领导或者熟人的，不卖给你。白跑了一趟，我心中本来就不痛快，听了张祥的话，那意思是说我没本事，便反唇相讥：我是没本事，你行你去买呀。张祥遭我抢白，也有点不高兴，说，我说你没本事了吗？我是说车长手里有票，可人家不卖，谁也没办法。我又说，你怎么知道他有票不卖？张祥说，我当然知道，以前坐火车，我遇到过一个列车长。他对我讲过，每趟列车的列车员车厢里都有十几个硬座和卧铺席是空着的，这些座位和铺位，是列车长掌握的，火车站无权出售。 我和张祥戗戗有没有卧铺的事，科长听着听着说话了：别争了！你们俩的意思不就是要卧铺吗？ 对呀！我回答。 真想坐吗？ 那还有假吗？ 你把钱给我吧。 干什么？ 我去试试看。 你有办法？ 咳，这谁能保证。去试试看呗，买来就买来，买不来就买不来，买来了不是更好吗？拿钱来。 科长，你真去呀？ 我已经白跑了一趟，怕他去了也是劳而无功，但这时张祥推了我一把： 掏钱吧，你快掏钱吧。科长说去，你还啰嗦什么，舍不得钱啦？ 我拿钱给科长。等他走了，我说张祥：谁舍不得钱啦？我是怕老头子白跑一趟，无功而返。 张祥说，不会的。他自己要去的，准是有办法呗。 什么办法？他认识车长？ 谁知道呢。他这人呀，你是搞不清他是怎么回事。好多事情，咱认为办不成的，他去了还就办成了。我和他出差多次，遇到补票的事，住旅馆的事，都是他去，十有八九能办成。 我基本同意张祥的话，我们的科长是有点怪，比如他的吝啬，比如他的思想方式。记得上班的第一天，他在介绍工作的时候，当着大家的面对我说了一大堆冠冕堂皇的话，什么对犯人要像亲人一样，动之以情，晓之以理，用爱心去感化他们，教育他们，但是一转身，房子没人的时候，他又以严厉的口气说：犯人都是兽性未泯的东西，心狠手毒，和他们打交道，可是要小心谨慎，保持警惕，保持距离。我对他印象深的还有一件事：那也是刚上班不久的一天，教育科进来一位老人。那人刚进屋，他就很亲热地叫了一声苏政委，并且对我介绍，这是退休了的原监狱政委，是他的老上级。他那恭敬有加的神情令我很是感动。可是过了不到一分钟，苏政委提出要一个篮球，拿回去给孙子玩，他立即就绷起面孔说，苏政委，你孙子要玩篮球，你自己花钱买一个也买不起吗，为什么要公家的？我可以给你一个篮球，教育科有一大堆篮球，少一个两个无所谓，但是，这篮球是给犯人活动用的，我给了你，犯人是要指着脊梁骂我的，也要骂你的，说共产党的干部这么点小便宜都要占。他几句话说得苏政委羞惭惭地走了出去。我当时想，他这人太不近人情了，那么个头发花白的老人找你要个篮球，你不给也罢，说那么难听的话干什么？搞得老头太难受了。 还有一点，我也觉得奇怪：他已经是年近花甲的人了。1948年参加革命的老干部，而且文化水平也不低，工作能力也很强——他是解放前的高中生，我们银城监狱志的撰稿人——可是他的警衔才是个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是科长。我们的监狱长比他整整小20岁，也已经是一级警督，行政职务比他高出两级！还不是党员！ 大约过了一个小时，科长回来了。不等他坐下，我就问买到票了吗。他把捏在手中的钱递给我。 你也没买来呀？我说。 他扬了一下手，意思是叫我把钱装起来。我把钱装回口袋的时候，觉得钱是湿的，便说，科长，你是替我省钱呀？你看，你把钱都捏出水来了。 我的话一语双关，既说了他没本事，又讽刺他小气。当然，说了这话我也有点后悔，因为平日里谁要是说他小气，他的反应是很强烈的，跟人家吵架，瞪眼睛。不过，这天他倒是没生气，还朝我笑了一下。他坐定之后说，你们谁累了，就先去睡觉吧。到列车员车厢去，就是最前边的那节车厢，一进门的第一个格子，下铺。 我一惊：科长，你买到卧铺啦？ 他说，去吧，你闹得最欢，先去睡吧。 我真的吃惊了：真的，科长，买到啦？ 他说，咳，你怎么这么啰嗦，叫你去你就去吧。 那不行，那不行。你先去睡吧，我和老张值班。再说，这钱也不能叫你花，是我要买卧铺的。我说着话，就从口袋里掏出潮湿的钞票。我真是没有想到，平日里抠抠搜搜的老科长今日这样大方。 但是，他推开我的手说，我要你的钱干什么，我根本就没花钱。 我哪里信他的话，说，你开什么玩笑，科长，不花钱叫你睡卧铺，车长那么好心？他是你儿子，还是你小舅子？ 他瞪眼了，说，谁跟你开玩笑！我是遇到熟人了——列车长是我的老朋友，三十多年没见过面了。 我还是不相信：科长，你是没买到卧铺呢，还是不想叫我掏钱？三十多年没见过的朋友，今天遇上了，是列车长，叫你白坐卧铺，天下有这么巧的事？ 啊，是这么巧，你不相信呀？不相信就算了。张祥，去，你先去睡觉。小林子不信，就叫他坐着。 我不能不相信了，我说，哎呀，天下还真有这么巧的事！科长，你们是什么朋友，是老战友，还是莫逆？你们的关系够铁的！ 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 那……那是什么关系？不是莫逆，也不是战友，给你这么大面子——不花钱坐卧铺！ 行了行了，你就别管是什么关系吧。你不是困了吗，你去睡觉就是了，你管什么关系干什么！ 我当然不好意思先去睡，这里边就我年轻。我和张祥都叫他先去睡。他不去睡，他说，我可是不能睡。我那位朋友说了，这阵儿他当班，等下了班要来找我，我们要聚一聚。 最后还是我先去睡觉。我走到列车员车厢，找到那张铺，果然是空着的，我躺倒就睡了。 我是被人推醒的。在昏暗的灯光下，我看见李科长站在铺前。他弯着腰把脸凑近我，小声地说，起来。我迷迷瞪瞪坐起，看看窗外一片黑暗，车厢里也是只亮着暗淡的脚灯。我问他几点了，他说是凌晨两点。我有点难为情地说，哟，睡了这么长时间？你睡吧，你睡吧；我到后边去。他身后站着个人，这时也说，老李，你睡吧。可是科长说，不睡不睡，这阵儿我不瞌睡，叫张祥来睡吧。然后他指着那人对我说，来，小林，我介绍一下，这是我的老朋友魏长海，这趟车的列车长。我们刚刚聚了一下，说说话。我和列车长握了握手，说，认识，我们白天就见过面了。 和白天比较，车长就跟换了个人一样。他热情地跟我握手，连声说对不起对不起，白天不认识。然后又说，老李，你就放心睡吧，你的两个朋友我来安排就是了：车到西安就有铺了，我给他们一人安排一个铺。但科长不同意，说，不用，不用。我们有一张铺轮着睡一下就行，不能给你找麻烦。真的我这会儿不想睡。说着话他就往后车厢走去。列车长和我只好跟在后边。 到了硬座车厢，列车长叫列车员给我们提来一个热水瓶，然后就领着张祥去列车员车厢了。我和科长在硬座上坐下来。 我早就闻到科长身上的酒气了，车长和张祥走后我问，科长，今天开戒了？我知道科长是不喝酒的。科长笑了一下说，喝了点儿。我说，喝了点儿？到底多点儿？他说，一瓶。我吓了一跳，说，你们俩喝了一瓶？他胆子也够大的，作为列车长，在车上还敢喝酒？科长说，一开始他不喝，说工作不允许，可是，他看我也不喝，就说我喝点儿他也喝点儿。结果，我们把一瓶古井贡喝光啦。 我挪了挪位置，让出一块地方叫科长斜一会儿。我想，老头子了，喝了酒，一定是要睡觉的。他却一点儿困意都没有，反复地说，三十年啦，我们三十年没见面啦。过一会儿又说，小林子，你不知道呀，我们是什么样的朋友。我看出来了，他这会儿很兴奋，一丝儿睡意都没有，就跟他说话：你们在一起工作过，老同事。他摇了摇头：不对，不对。我又说你们是同学？他说，不对，更不对了。你听不出口音来吗，他是西北人，我是南方人？我告诉你吧，你猜是猜不着的。我们是夹边沟出来的，生死之交。 我惊了一下。夹边沟我是听说过的，那是酒泉县北边的一处地方，五十年代末期，数千名右派曾在那儿劳动改造；我也听人说李科长当过右派，但不知道他曾在夹边沟待过。我问他，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俩关系好？ 他回答，谈不上好，也谈不上坏。 我奇怪了：也就是说，关系一般？ 他说，不一般。 我糊涂了：你这是什么意思？谈不上好，谈不上坏，可又不一般，这不是矛盾吗？ 他又说：不矛盾，一点儿也不矛盾。小林，我看这么办吧，你已经睡过觉了，我呢也不想睡，我就对你讲讲我和魏长海的事吧。 我答道：好的，反正我也不困，你讲到天亮我也陪得住。 于是，在去往武汉的列车上，深更半夜的，李科长跟我讲了下边的故事。 我是1957年10月在王家坪农场被定为右派的。原先，我在省公安厅工作，搞外勤——就是侦察员。是苏振起把我要到王家坪的。苏振起你认识吧，就是有一次到教育科来给他孙子要篮球的那个老头。他离休前是咱们监狱的政委。要说他的历史可是老资格了，三七年参军的老红军，五十年代初在陇东一个县当过公安局长，因为犯错误免了职。他对我说过，是因为公安局看押犯人的警察有天夜里喝醉了酒，犯人跑光了，他因渎职罪被免去局长职务，在公安厅当个生活管理员。1957年初领导又起用他，叫他到王家坪农场当场长；他要我去给他当秘书。我家庭出身不好，经过内部肃反之后领导不信任了，不叫我当侦察员了，调到公安厅政治部宣传科当宣传干事。那时候我的思想正处于低落时期，有精神压力，他叫我跟他去王家坪，我就去了。他是个大老粗，不识字。 我就不讲反右派的过程了。关于反右派的书出了不少，想必你也读过，打右派的过程基本上大同小异。我只是讲定为右派之后去夹边沟劳动改造的事。那是1958年春天的一天，我记得很清楚，是3月22日。苏政委打发老婆把我叫到他家吃了一顿饭，给我送行。他说他问过省劳改局了，叫我自己到夹边沟农场去报到，劳动教养。我当时说了一句：你不派人押送我吗？不怕我跑了？他说，啥，你跑？你跑到哪里去？我又说，中国这么大，我哪里不能跑？他哼了一声：哼，除非跑到美国去，别的地方，你就是跑到天边边上，我也把你抓回来。咳，我就是那么说一下，我根本就没想跑。我是公安出身，还不知道无产阶级专政的强大威力吗？小林，这你可是不了解：五十年代的人，阶级斗争的觉悟高，警惕性高，犯人跑到不管什么地方，都有人查问你是干什么的，发现你形迹可疑就报告。再说我解放前就参加革命，虽然当了右派，是阶级敌人，但是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的，判了个劳动教养，我还想通过劳动教养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回到革命队伍里来。 第二天早上，农场的汽车把我送到了兰州火车站，就像今天送我们出差一样，就是时间比今天早一些，因为去酒泉的火车十点多钟发车。苏振起派了个人送我到火车站，给我买了火车票，送我上了火车，他就跟车回去了。我自己坐火车西行。第二天上午到酒泉火车站，下了火车再坐公共汽车到县城。我扛着行李去了酒泉劳改分局，放下行李，叫他们有车时带过去，我步行去了夹边沟农场。 在夹边沟农场劳动了几个月，大约七八个月，到了秋季又调到新添墩。新添墩是夹边沟农场的一个作业站，实际上就是一个分场。 我就是在那儿见到魏长海的，就是这个列车长。 我的印象是夹边沟农场有三千多右派。夹边沟场部有两千多人，新添墩一千左右。新添墩共有七个队。一个是副业队，管养猪、放羊、种菜、喂牲口赶马车。这个队的人数是一百出点儿头。另外六个队是农业队和基建队，这六个队的人数都是一百多人。我在基建队。基建队的活最苦了！在农业队劳动还可以重活轻活有个调换，粮食成熟时偷把麦子或是谷穗吃，基建队始终干的是重活累活，糜子呀谷子呀一把也搞不到。你看我都干过些什么活：盖房子，开荒，挖渠，筛沙子，在山里挖矿石背矿石。我还背过草筏子。夹边沟农场在酒泉县东北方向的戈壁滩上，离县城约三十多公里。它的西边是一道沙梁，其余三面都是沙漠和戈壁滩。沿着沙梁北麓往西走七八公里就是新添墩作业站。那里有几十间土房，建在一片贫瘠的草滩上。草滩上长一些骆驼草，芨芨草。 我和魏长海不是一个队，刚去时根本不认识，后来一个偶然的原因认识了他。 那是1959年的冬季，我们从酒泉县东边的沼泽地往新添墩背草筏子。我刚才说了，新添墩土地非常贫瘠，是沙土地，盐碱地。我们去的头一年和第二年就种了小麦，但连续两年没有多少收成。为了改造土地，1959年夏天，副业队的积肥组就被派到北大河边的沼泽地去挖草筏子，积肥。北大河就是发源于祁连山脉的托来河。它流经酒泉北缘，所以人称北大河。它从夹边沟和新添墩南边四五公里处流过，孕育出大片的水草地。十几个人挖了半年，挖下的草筏子都堆在沼泽地上。到了冬季由新添墩的劳教犯背回来堆在田野上，来年当肥料。背草筏子一个来回七八公里，领导规定一天背六趟。超额完成任务者受表扬，完不成定额者扣晚饭。一开始大家都挑晒干了的草筏子背，后来干的背完了，只好背湿的。湿草筏子很沉，路又远，肚子又饿，有些人就坚持不住了。傅作恭就背过草筏子，有一天倒在路上了。傅作恭你知道是谁吗？就是傅作义的弟弟。傅作恭原来是干什么的，我不太清楚。据一位和他在一间房子住过的右派讲，傅作恭在兰州读的中学，后来去金陵大学读农林系，毕业后在兰州雁滩搞了个农业实验站。他和他哥哥傅作义不同，没有从政，而是走了一条专家学者的道路，科技救国。他在解放后当了省农林厅的工程师。1958年，被定为右派，送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我记得在新添墩最初看见他，他还很精神：戴个黑色宽边的眼镜，手里捏个黑色烟斗吸烟，人字呢的皮大衣，貂皮领子。他就穿着皮大衣在地里挖土。有人说他，傅作恭，你怎么穿着人字呢大衣抬土？一点也不爱惜！他回答，命都难保了，还顾惜衣裳吗？傅作恭有两片厚厚的嘴唇，给我的印象是很憨厚。可是，背草筏子的时候，他已经变得面目皆非了。头发长得像个疯子，脸变成了瘦条条，身体瘦成了骷髅。大衣又脏又破，眼镜框断了一条腿，用线绳拴在耳朵上。 背草筏子可是累活，每日背六趟，来回走五十多公里，早晨五点多钟出发，傍晚五六点钟方能完成任务。这是指身体强健的人，至于那些体弱无力者，则要背到夜里十点钟十二点钟。你要知道，这是冬季，河西走廊严寒的冬季，夜间温度能降到零下二十八九度，呼啸的寒风像河流一样奔流不息，像潮水泼在你的身上，像刀子割你的脸。不要说干活，就是叫你在戈壁滩上走十二小时十四小时或是十六小时，你试一试，看你能坚持几天？ 记得是春节过后不久的一天，下午三四点钟，我背着草筏子走到半路上，看见傅作恭坐在地上。他的身旁还站着两三个人。他们不是集体休息，如果是集体休息，大家都会坐在地上的。我走过去问了一声，出什么事了。有人对我说，傅作恭走不动了。正好这时候一个名叫赵来福的管教干部走近来了，朝我们喊了一声：那是谁坐下啦！人们都不回答，就一个中等个子的年轻人说了一句：赵队长你看，傅作恭坐着不动弹了。赵队长走过来大声问，你怎么啦？傅作恭不回答，闭着眼坐着。赵队长吼了一声：说呀，怎么啦，为什么坐着不动？傅作恭说，我走不动了，快死了。我听人说过，这个傅作恭平常对管教干部是不大尊敬的，他要是累了，不管是在什么地方，就坐下休息。不管你管教干部怎么说，哪怕威胁要把他送到监狱去，他也不动弹。管教干部曾经多次组织人开他的批斗会，他也不当回事。这天的情况就是这样，赵队长大声训斥他：你走不动了？要死了？哼，我看是你这个资本家不想接受改造，还想过你的花天酒地欺压人民的生活。傅作恭说了一句：我不是资本家，我是工程师。赵队长又说，工程师？哼，你是什么工程师？你是资产阶级右派！你给我站起来！但傅作恭仍然坐着不动，说，我走不动了，我也站不起来了。赵队长发火了，大声吼，怎么，你真的不走呀？魏长海，你给我把他拉起来。这时候，那个主动向赵队长报告的年轻人应了一声，抓住傅作恭胳膊把他拉了起来。他一边拉，还一边训斥：起来起来，不要耍死狗喽！ 这一天我认下了魏长海，原因是他拉起傅作恭，傅作恭还是不走，赵队长把傅作恭背斗上捆草筏子的芨芨草绳子解下来。一头套在傅作恭的脖子上，另一头拴在他的背斗上，叫他拉着傅作恭走，他还就真拉。芨芨草拧的绳子又硬又扎人，傅作恭忍受不了脖子的疼痛，挣扎着跟他走。 以后的几天里，我两次看见魏长海用芨芨草绳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两个联在一起的骆驼。 傅作恭的事我就不多说了，他是1960年冬季死在夹边沟农场场部猪圈旁边的：有一天他到猪圈去，想抠点猪食吃，倒在猪圈旁了。那天下了一场大雪把他的尸体覆盖了起来，好几天人们没发现他。于是人们传说他逃跑了，因为有人反映他曾经给他哥哥傅作义写过信，要钱。到了春天，雪化了，尸体暴露出来了，关于他逃跑的传说便不攻自破了。 拉着傅作恭背草筏子，那件事令我从心底里痛恨魏长海。右派们在夹边沟农场劳动教养，有些人特别积极，开批判会发言积极，批判起别人来声色俱厉，无限上纲；有的人看见别人做了什么事，马上就向领导汇报。这些人的心理我认为是可以理解的，他们就是想表现自己，想早点摘去右派帽子，但是，像魏长海这样的人，我从心里不能原谅：他对同类太残忍了！他确实在这件事上得到了好处：背草筏子没几天，他被调到食堂当炊事员去了，不再挨饿了。 据我的了解，魏长海是兰州铁路局送来的右派，中专毕业生。他比我还小三岁，那年二十三四岁。 我和魏长海真正熟识起来，是七八个月以后的事情。1960年9月，省上决定在高台县成立一个名叫明水农场的大型农场。这个农场计划在东起新华镇西到骆驼城的荒原上开垦五十万亩土地，建成河西走廊上最大的劳教农场。所需劳动力就从酒泉劳改分局所辖的十几个劳改农场和劳教农场抽调。这些农场包括饮马三场、十工农场、四工农场、酒泉城郊农场、下河清农场、高台农场、夹边沟农场，等等。夹边沟农场地处巴丹吉林沙漠的边缘，原本就不适宜农业生产，这次就一锅端了：除去饿得走不动路的一些病号和蔬菜队留在夹边沟之外，其他人员全部迁移到了高台县的明水乡。这次迁移对于夹边沟的右派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破船偏遇顶头风。在夹边沟的长期的繁重劳动已经把他们累垮了，也饿垮了。刚到夹边沟的时候我们每月吃四十斤粮食，到后半年就降为三十斤，转年又减到二十六斤。迁到明水后减少到每天七两［1］。还没有房子住。由于是仓促上马建农场，任何建筑材料都没有，右派们到了明水农场之后，只是在戈壁滩和草滩交界处的两道山水沟里挖了些地窝子和窑洞居住。地窝子顶上只有稀稀拉拉的几根椽子，所以只缮了些树枝、灰蓬、芨芨草，不能上房泥。睡在里边可以看见星星。不论是窑洞还是地窝子，都没有炉子，没有煤，而到了十月下旬，河西走廊的严冬就袭来了。 右派们迁徙明水前的两个月，魏长海偷食堂的馒头换烟卷，被领导发现，一气之下又把他调回基建队劳动。事有凑巧，由于在夹边沟农场的时候人员死去了很多，到了明水，队与队组与组进行合并，我和他竟然编在了同一个队的同一个组。 新添墩的右派来到明水农场后住在西边的一道山水沟里。这道沟比场部所在的东沟深，由南往北越往北越深。有六七米深。我们组十几个人住在最北边的一个最大的窑洞里。河西走廊的地层是沉积状的，一层粘土一层沙，又一层粘土一层沙，我们的窑洞掏在比沟底高出七八十厘米的一层沙土上。脚下和头顶都是坚硬的粘土层，两层粘土之间约有一米四五十厘米的空间，人可以站着，但需弯腰。 夹边沟的右派到了明水以后，仅仅劳动了半个多月，垦荒工作就停止了。作为最下层的一个劳教犯，我不知道停止垦荒是否有着更为深层的原因：可能是整个国家经济生活当时进入了困难时期，经济政策有所调整；也可能是因为仓促上马，条件不成熟，上级撤销了这个项目。我只是知道从安西县的十工农场调来了仅仅几十个右派住在相距明水农场的山水沟十五公里处的高台农场，再就是夹边沟过来的一千几百人。原定从其他农场调人的计划没再执行。先头到达的夹边沟农场的右派开始大批死亡，几乎所有的人都极度虚弱，形势非常严峻，场领导不得已才停止了右派们的劳动。停止劳动以后，右派们每天吃过了食堂供应的树叶和菜叶子煮成的糊糊汤之后，就蜷缩在没有一点热气的窑洞和地窝子里挨时日，或者跑到草滩上去挖野菜、捋草籽聊以充饥。他们当中身体比较强健的人去挖鼠穴，抢夺地鼠过冬的口粮。有些人把抓来的蜥蜴煮一煮吃。 天冷之后就挖不到野菜了，只能把干树叶和草籽煮熟了吃。草籽吃了胀肚，便秘又来折磨人。人们经常趴在洞外的太阳地上，撅着屁股，相互配合掏粪蛋儿。 我曾经给一个名叫晁崇文的右派掏粪蛋儿。先掏出来的是比羊粪蛋蛋大比骆驼粪蛋蛋小的草蛋蛋——骆驼粪蛋蛋你没见过吧？骆驼身材很大，但排泄的粪蛋蛋却比驴粪蛋小，比鹌鹑蛋大一点——可后来扑哧一下稀粪喷出来了，我猝不及防，一下子喷在我的脸上。我当时气得骂了起来：你这松…… 人的肠胃和牛羊不同，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营养的功能很差，到了十一月的严寒季节，死亡进一步加剧。所有的人都浮肿了，虚弱者迅速走向死亡，较为健康者急遽地虚弱下去。有些人连到草滩上捋草籽的力量都没有了。 我和魏长海是属于“健康者”之列的。对于魏长海，我是不屑于与他为伍的。我嫌他积极，积极得没有了人性，失去了同情心。但这个人很聪明，脑子灵，会挖鼠穴，迫于饥饿，我丢弃前嫌与他合作去挖鼠穴。我们住的山水沟两旁的荒原上，有几片明水公社的农民开垦的撞田［2］，撞田左近的鼠穴里地鼠在它们的粮仓里储备了过冬的粮食和草籽。挖到一个鼠穴，就可以收获七八斤或者十多斤谷穗和草籽。后来，我和那两个人因为浮肿和虚弱实在无力挖鼠仓了，相继退出了挖鼠仓的组合，而去捋草籽扫草叶了。魏长海一个人身单力薄，也挖不了鼠仓。每找到一个鼠穴，必须一口气挖到它的粮仓；若是当天挖不到粮仓，隔夜再去挖，地鼠就把粮食转移殆尽。他便也到草滩上捋草籽了。 到了11月中旬，我的身体已经衰弱不堪了，不光是两腿浮肿，脸也肿了起来，外出捋草籽已经不敢走远了。我们窑洞的人也都浮肿了，有的死去了，有的奄奄一息，苟延残喘于死亡线上。但是，我惊奇地发现，魏长海还是那样精神，脸上没有一点浮肿的迹象，虽然消瘦，肉却是瓷实的，还泛着淡淡的亮光。我还发现，他外出很勤，说是去捋草籽，却极少带回过一把草籽或者树叶之类的东西。有两个其他组的与他年龄相仿的人常来找他。那两个人也都没有浮肿，行动如正常人一样灵敏快捷。他们三个人在一起，总是显出鬼鬼祟祟的样子。 据我所知，那两个人是兰州铁路局送来劳动教养的列车员，身份是坏分子。在夹边沟农场的劳教分子，除了右派，还有一部分坏分子。他们是兰州市的省市机关大专院校和省级企业的职工，在大鸣大放期间有右派言论，但不戴右派帽子，而是冠以坏分子之名，和本单位的右派一起送到右派农场劳动教养。 11月末的一天，我顺着山水沟往北走，到沟口的湿地上去挖辣辣根。这是一种多年生根状植物，长得筷子粗细，一拃长短，细的如香火头粗细；煮着吃很面，有一股淡淡的甜味，生嚼辣嘴。那天我走远了一点，快走到沟口了，突然看见魏长海和那两个坏分子在一个土坎下边煮什么吃的东西。其他人都是搞到什么东西，拿回窑洞去，在窑洞里用土块架起洗脸盆煮着吃，他们却要在沟里煮着吃！我向他们喊了一声：你们搞到什么好东西啦，偷着吃！喊过之后，我朝他们走过去，想看一看他们到底在吃什么，可是我还没有走到，他们就端起被烟熏黑了的洗脸盆走远了。他们行色匆匆，神情紧张。 为什么怕我看见呢？他们的行动引起了我的好奇和疑心，傍晚回到窑洞之后我就把自己看到的情况报告了队长司机才。司机才是原省建工局宣传部副部长，在延安边区政府当过科长，1957年反右斗争中定为右派，五八年到夹边沟劳动教养，被管教科当“拐棍”［3］使用，任命为一个队的队长。他虽然是个“拐棍”，但却不坑害同类，遇到不平的事还为右派们说话，和管教干部据理力争，所以在右派们当中口碑颇佳。听了我的反映，他说他调查调查。过了一天，他就到窑洞来找我，说，老李，你的怀疑还真对了，那几个家伙还真没干好事。我问他调查出什么情况了，他叫我跟他去看看。 我跟着他走到山水沟口。山水沟外边是一片广阔的沙滩，突兀起一峰又一峰的沙包。沙包的斜坡上散布着许多坟堆。这里掩埋着我们到明水后死去的右派的尸体，是农场组织的掩埋组干的。这埋尸的工作做得不好，也就是挖个浅浅的坑，把尸体拖进去，再覆上一层薄薄的沙土。因为大风刮走了沙土，有些尸体暴露出来，布条子和头发在寒风中簌簌飘动着。我问了一声，你叫我到这里来看什么？司机才不回答，领着我在坟堆中前行几步，指着一具完全暴露的尸体说，你把被子撩开看看。我知道掩埋死者的程序：所有的尸体都是用他们自己的被子裹着的，脖子、腰和腿的部位用麻绳系紧，用马车拉到这儿掩埋。眼前的这个尸体却像是被人动过，脖子和腰里的绳子被利器割断了。我撩开松松垮垮盖着的被子，发现死者棉衣的纽扣也是解开着的。掀开衣襟，我不由得呀了一声，吓了一大跳：死者的胸脯上有一道长长的竖着的豁口。你看清了吧，这不是狗扯的吧？司机才问。我说，不像狗扯的，狗扯的创口没这么整齐。说到这里，我突然明白司机才的意思了，我的头皮刷的一下麻了起来，我惊骇地问，老司，你是说……后边的话我没敢说出来。司机才又说，看看，你再看看胸膛里边。我不敢看了，也不想再看，往后退了两步。司机才说，怕什么，你怕他什么呀。他走近一步，弯腰，双手拉了一下豁口，说，你看，你看看里边。我从他的两手之间看下去，胸腔是个空空的大窟窿。司机才又说，看清了吗？我说看清了，他才松了手。他把死者的衣襟拉了一下，盖住豁口，又把被子拉过来盖上，把绳子系好，还刨了几下旁边的沙子在尸体上。然后，他像是洗手一样，抓了把沙子，搓了搓手。接着他就大骂起来：这帮王八蛋，一点人性都没有啦！你当他们煮的什么？他们煮的是内脏呀，是人的心肝肺呀。这些人的身上没肉了，长期的饥饿和劳累把身上的肉消耗干了，胳膊和腿就剩下干骨头了，没吃的，他们就想出开膛剖腹的主意来了！我没说话，我还没有从惊愕中挣脱出来，头皮还在发麻。我昨天向司机才反映情况，也只是觉得他们行踪可疑，蹊跷，根本也没想到他们会干出这样的事来！ 后来，司机才领着我又看了一具尸体，也是被人动过刀子的。我还翻了翻尸体上拴的一个硬纸牌子。纸牌子是掩埋组的人挂上去的，为的是将来死者家属来找尸体便于辨认。牌子上写着名字，并且是编了号的。30年过去了，但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那个人的名字，他叫王夷悟。王夷悟原是天祝县医院的医生。他在劳教期间没有受太大的苦，因为来到夹边沟之后领导叫他在医务所当医生。由于他在医务所又有新的言论——他说夹边沟死亡那么多人是因为营养不足，饿死的——在我们迁移到明水前撤掉了医生职务，下队劳动。他是前几天死去的，由于突发感冒。他劳动的时间不长，死的时候身体上的肉还没耗干。还不像别人那样干瘪。也正因为如此，他尻蛋子上的肉被人用刀子剜去了，那个部位呈现着两个窟窿，小腿肚子的肉也叫人剔去了，露出白色的骨头。 看完尸体返回的路上，我问司机才这事怎么办。司机才说，我调查调查。我说这是再明显不过的事实了，还要调查吗？他说那要有证据是他们干的呀，否则，他们不承认怎么办？我又说，他们承认了你又能怎么办？ 司机才沉默着走了一截，才长长地叹了口气说，你说能怎么办？杀人偿命，借债还钱，可他们动的是死人，法律上有这方面的条文吗？ 我也想不出个办法来，但我说，总得想个办法吧，得制止这种行为！ 司机才说，我查清了情况汇报赵队长，叫他处理去，你说好不好？ 我说好。 事情后来的经过是这样的：司机才分头找了那几个人，单独谈话，连哄带吓，他们便承认了。他便报告了赵队长。过了一天，下午，我们在窑洞里坐着，赵队长和食堂的两位炊事员闯进来了。我们的窑洞很低，大概一米五那么高，赵队长进来后抬不起头，弯着腰往四下看着，大声喝问，魏长海！魏长海在哪？其实魏长海就在他跟前坐着，但他不吭声。大概是和司机才谈话之后，他知道事情不妙，从昨天到今天，再也不外出了，蹲在窑洞里，一副神不守舍的样子，不时地讨好地与其他人说话。此刻他的脸色变成了死灰的颜色。但是，其他人不知道怎么回事，指着他说，这不是魏长海吗？赵队长的眼睛已经适应了窑洞的黑暗，认出了魏长海，他狠狠地骂了一句：好你个熊，你在这达坐着哩！魏长海慌忙站起，站起时头碰在窑洞顶上，哎哟叫了一声，说，赵队长，你找我有啥事？赵队长没理他，扭脸对那两个炊事员吼道，给我捆起来！在右派农场里，能在食堂当炊事员的人都是队长的亲信和打手，赵队长说声上，他们便扑上去把早就准备好的麻绳往魏长海的脖子上一搭，把两条胳膊一缠，往后背上撅过去。其中一个炊事员把膝盖顶住魏长海的后背，双手一用力，绳子唰的一声响，魏长海便尖叫着缩成一团跪倒在地。作为老公安，我可知道这一绳的分量：不要说魏长海长期挨饿受累的身体，就是江洋大盗、作案惯犯也禁不住这一绳呀！ 往常，管教人员捆人打人，是没有人敢站起来说话的，但此刻已经到了生死关头，有些人已把个人生死看淡了，置之度外了，所以听着魏长海杀猪般的令人心颤的嚎叫声，有个人斗胆问了一声：赵队长，他做啥坏事了，你们这么捆人？赵队长不理会。朝着魏长海瞪圆了眼睛，喊： 狗日的，你敢吃人！ 人们一惊，又问，什么吃人？赵队长，你说的啥意思？ 赵队长仍然不理他们，仍然喊： 狗日的，没有王法了！敢把死人挖出来，心肝肺煮着吃！ 窑洞里突然沉寂了，是死一般的沉寂，人们你看我，我看你，继而嗡的一声，惊叹声詈骂声议论声就响成了一片：啊呀，还真有这种事呀？难怪他不浮肿，原来是有原因的…… 一片嗡嗡声中，赵队长吼着说，狗日的不是吃了一个人。吃了几个！无法无天了！他走上前去狠狠地踢了几脚，又骂，狗日的，你敢吃人！ 魏长海缩作一团，连声惨叫，赵队长，我不敢了，再也不敢了…… 后来赵队长说了声拉出去，那两个炊事员就像提小鸡一样。把魏长海从窑洞口扔出去了。随着咚的一声响，传来一连声的惨叫。 这天捆起来的除了魏长海，还有铁路局的那两个小伙子。 他们被关在赵队长办公室旁边的一间地窝子里。赵队长的办公室也是地窝子，只是缮了顶，安装了门板，还生着一个火炉子。 这三个人的残忍行为顷刻间传遍了祁连山下的两道山水沟，震惊了全体劳教犯。这天下午，没有人出去找食。人们或坐在窑洞里，或聚在窑洞外的太阳地里，像是开会一样，谈论着魏长海等人的事情。他们先是无比震惊，义愤填膺，斥骂魏长海等人无法无天，道德丧尽，接着就又讨论该怎样处置他们。有的人说应该处以极刑，枪毙。有的说，应该把他们正式判刑，送到饮马农场去劳改，但是有人提出了异议：魏长海犯什么罪了？他杀人了吗？他抢劫谁了吗？他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了吗？他犯了哪家的王法？于是，大家的讨论变得复杂而又冗长…… 我没有参加人们的议论。魏长海的事情是我发现并且报告领导的，但是，看见炊事员把他捆起来，赵队长那么凶狠地踢他，他凄厉的惨叫，我已经可怜起他来了，觉得自己做错了事…… 经过短时间的争论之后，大家讨论的议题转到了道德的范畴。大多数人都认为魏长海没有犯法，只是违背了人类生活的道德法则。而道德问题是个更为复杂更加难以辩明的问题。有些人说魏长海天良丧尽，猪狗不如，应狠狠整治，但有人对此持有异议，师大历史系一位姓章的教授引经据典地说，古人云：仓廪足而知礼节。民不足而可治者，自古及今，未尝闻之…… 往常，躺在窑洞里熬时间，时间过得很慢，慢得叫人难以忍受：肚子咕咕地叫，但吃饭的时间还很遥远。这天的下午，时间却是在人们的议论声中不知不觉地滑过去了，天已黄昏了：从戈壁滩上斜射过来的阳光在对面的陡坡顶上只剩下窄窄的一抹，窑洞里已是很暗了。不知是谁说了声，哟，快到吃饭的时间了。人们这才停止议论，各自准备碗筷，准备去食堂打饭。 但是，我一点儿也没感觉到饥饿。我的心已经开始隐隐作痛了：魏长海在地窝子里关了四五个小时，领导还没有把他放出来！以我的经验，他的性命已经危在旦夕了。五花大绑的人，绳子勒住了两臂的血管，血脉不通，时间一长，双臂就会肿起来，脸涨得像猪头一样大。这时候不马上松绑，双臂就会残废；时间再长。人就要死亡。夹边沟就发生过一件这样的事。一个逃跑者半夜时分被抓了回来，五花大绑关在禁闭室。因为奔波的劳累，队长回到宿舍就睡觉了。早晨起床后想起这个人来，忙去放人，人已经僵硬了。我的确是担忧得厉害，便对窑洞里的人们说，喂，你们谁去找一下赵队长，求个情，把魏长海放出来。再要是不松绑。就要出人命了。 我连着喊了两遍，没有人应声。后来我对章教授说，咱俩去找找赵队长吧，求求情，把魏长海放了。章教授翻了翻眼皮，躺着没动。 后来，人们就都拿着碗盆去食堂了。 我不再叫人了。我明白，经过长期的劳累和饥饿，人们的心都变硬了，变冷漠了。尤其是近一段时间，他们已经看惯了同室的伙伴一个又一个的倒毙，一个尸体接一个尸体被抬出去。他们连自己能不能活着离开明水都不知道，他们的同情心已经消磨殆尽了。他们没心思去管别人的事了。 可是我不能不管。魏长海是我举报的，如果他死在禁闭室里，我就是杀人犯！只要我活着，罪恶感一辈子都会折磨我的心灵。就在大家议论魏长海的时候，我反复思考了：魏长海是做得不对，但他不应该死！ 我顾不得吃饭了，跑去找司机才。我和他一起去了队长办公室，央求赵队长把魏长海等人放了。 我们走进禁闭室的时候，看见魏长海正在往地上撞头。因为血液不能流通，他的脸肿了，难挨的痛苦折磨得他把头杵在地上。我们解开绳子，他连路都走不成了。他的胳膊根本就不能动了，肿得像水碗粗，且改变了颜色。我们扶着他回到窑洞。 他的胳膊过了两个星期才恢复功能。开头的一个星期，他的手连饭盆都端不住，我给他打饭，用小勺喂他。他感激我，感激得涕泪双流。他不止一次地说，老李，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感谢你，我将来一定要报答你。 他许愿将来要报答的话，我只当是耳旁风，根本就没放在心上。那时候，全农场的右派已陷入绝境，饥饿每天都扼杀着生命，身旁的伙伴一个又一个死去——他们晚上入睡的时候还活着，天亮时再也醒不来了，永远地醒不来了——我自己也不敢说还能活几天，谁还把某个人说过的某句话当真呢。再说，他是那样一个人品低下的无耻小人，我根本就不想和他长久来往。 但是，他把我当成了真正的救命恩人，知心朋友。 那是他的胳膊恢复健康不几天的事，记得是12月2日的一天上午。他把我叫到窑洞外边没人的地方，很神秘的样子跟我说，老李，我跟你说件事，我要走了。我惊了一下，我明白他的意思，是说他要逃跑了，但我很冷淡地说，你跟我说这事干什么？他说，真的老李，我真的要走了。再不走就要饿死了。我还是那种口气：不要说了，你不要说了好不好。你走不走我管不着，你走了我也不去报告，你放心吧。我当时理解错了，以为他是怕逃跑后我去报告，怕把他追回来，才在逃跑前跟我说这些话的，叫我不要报告。谁料他竟然说，老李，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想叫你跟我一起走。 当时我怔住了。说心里话，在明水这一段日子，我的心里的确产生过逃跑的念头，但总也下不了决心。我是这样想的：我1948年参加革命，那时候才16岁；我当时是抱着推翻旧制度建设一个新社会的狂热理想参加革命的。我参加了解放战争，还去过朝鲜。在抗美援朝的战场上，美国的炮弹炸断了我的肋骨，我立过二等功。就是在定为右派之后，我还想着经过艰苦的劳动改造，求得党的谅解回到革命队伍里来。所以我还不想跑。我要是跑了，那就是放弃了革命的理想，什么光荣的历史呀，我的未来的前程呀，就全都掉丢了。我的确不愿做一个没有革命理想、庸庸俗俗过一辈子的人。但是，不跑吧，眼看着就要饿死，我也真是不想落个这样的下场。我愣怔了一会儿，思想剧烈地斗争，还是下不了决心，我说，要走你就走吧，你放心，我不去报告，可是我不想跑，我十几岁参加革命，现在却要当革命的逃兵，我实在不甘心。他说，哎呀，老李呀，你怎么这样傻呀，到现在还抱着革命理想不放！你是什么革命者呀，人家早把你从革命队伍里开除了，你已经是阶级敌人了，劳教犯，你还一厢情愿地做好梦呀，傻媳妇等汉子。在夹边沟劳教的两年半中，我的革命理想的确是磨灭得差不多了，但是我想，我终归没反对过革命，没做过对革命不利的事情，我被定为右派是很委屈的。我想，党就是不给我平反，也总是要给个出路的吧。所以我又说，我是不再做好梦了，但是，总有一天会把我放出去吧？总会给一条活路吧？他说，这是有可能的，但是什么时候释放你呢？劳教到哪一天才能结束？你能等到放出去的那一天吗？老李，走吧，咱一块儿走吧。世界上的事情，并不是好心总有好报的，可能你等不到释放的那一天就饿死了。你说，你死了不是白死吗，有什么价值？人活到这个世界上来，就只能活一辈子，死也要死得有价值。在战场上和敌人一刀一枪地干，死了是有价值的。你死到这山水沟里，有什么价值，不觉得冤枉吗？我沉默了。魏长海的话就像是拳头一拳接一拳地打在我的心窝上。两年半以来，我的灵魂就是为这些问题而熬煎着，扭曲着，痛不欲生。我曾经几次想到过一死了结我的一生！看我不语，魏长海又说，老李，你是个好人，我才劝你跟我一起走，要是别人，我才不管他呢，死掉就死掉去，关我的什么事。你可不要打错了主意呀，咱们一起走吧。 魏长海的话终于叫我动心了，我说，老魏，我是怕跑不出去。我的腿肿得一点力气都没有，走几步就发软，身体也虚，没那个体力呀。他听出我的心思来了，提高嗓门说，我早就知道你的腿肿得厉害，走不动路，所以才叫你和我一起走。你真要是走不动了，我可以帮一帮你。我苦笑一下说，帮我？你怎么帮我？我真是走不动了，你说，你怎么帮我？你是能扶着我走，还是背着我？他似乎是没有料到我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愣了一下说，背你就背你，你以为我背不动吗？说实在话，老李，我的身体也比两年前差远了，但是，我想在临走前还是要叫上你，叫你一起走。你救了我的命，如果你真的愿意和我一起走，我就一定要帮助你，就是搀着扶着，我和你一起回到兰州去。他的话说得很真诚，我怦然心动，并且十分感动。我从前是瞧不起他的，觉得他太自私，品格低下，这样的人不能与之为伍。我之所以从禁闭室救他出来，只不过是解脱我灵魂的重负，是利己的，他却如此的感恩图报，古道热肠，我的确是没想到。我静默片刻说，好吧老魏，就这样定了，咱一起走。只是我还是有点担心：要是跑半截叫人家抓回来，怎么办？ 我的犹豫是有道理的，自从我们迁徙到明水乡之后，隔三差五的听到有人逃跑的消息，他们当中有人跑掉了，有人被抓了回来。抓回来的人先是受到关禁闭的惩处，然后就被送到严管队。因为人们都已经饿垮了，这时不再搞过去的批斗会了。 魏长海说，抓回来就再跑！ 说走就走，这天深夜两点钟，我们悄悄地溜出了窑洞，趁人们熟睡之际逃离了明水乡的山水沟。这天的月亮很亮，在我的记忆中似乎是阴历中旬的月亮，又大又圆。月光照亮了山水沟，月光朦胧，暗影浮动，山水沟一片宁静。只有我们的心跳得很响、很慌，就像我们急匆匆的脚步。我们住的山水沟南头是戈壁滩，离着我们七八里路就有个小火车站。往常我们站在窑洞顶上就可以看见小火车站，看见火车在戈壁滩上行驶。但我们没去那个车站。我们知道，自从有人逃跑以来，农场经常派人在火车站巡逻，防止劳教分子逃跑。我们从北边出了山水沟，翻过沟口埋死人的沙包，踩着一片荒原往西跑。这是我的主意。七八年公安工作的经验告诉我，欲速则不达，南辕北辙、声东击西才能迷惑追捕者。 从山水沟往西二十里处就是高台火车站，我们也绕开了它；我们知道，一旦农场发现我们失踪，必然派人去较近的火车站捉拿，并通知附近的火车站协助缉拿逃犯。我们的目标是几十公里处的清水车站。清水车站在酒泉县界，那儿驻有很多部队。我们估计农场的干警会认为我们不敢去那个车站，我们正是要利用他们的这个盲区。 我们逃窜了整整六个小时，天亮了。我真是搞不明白，我的因为浮肿而疲乏的双腿哪来的那么大力气，能够从午夜奔走到清晨，东方迸出灿烂的霞光。这时候，我们正走在一片光秃秃的戈壁滩上，看不见一片村庄，也见不到一棵树木，满眼黄蒙蒙的沙土地，杂以黑色的戈壁石。魏长海说了一声，歇一下吧，不会有人来戈壁滩追咱们啦。我就像瘫痪一般倒在戈壁滩上。 我们休息了半个小时。我们累了，也饿了，我们从口袋里掏出一把沙枣嚼起来。昨天上午定下来逃跑之后，我们就开始做准备，想搞点吃的东西。我手里还捏着几十斤粮票几十元钱。我想从食堂买点加餐，但找了司机才，找了梁队长，也没办成。最后从一位赶马车的右派手里搞到了几把沙枣。这是喂牲口的饲料，我花了十元钱买的。真是无奈得很，右派们从家里来到劳教农场，每个人手里都有点粮票有点钱，但谁知到了农场就变成了废纸；食堂就不卖加餐！ 沙枣吃起来有点甜，还有点酸，很好吃，但噎嗓子。幸好离开明水之前准备了一个水壶，我们才就着吃了点沙枣，以补充我们的体力。 吃点沙枣之后继续走，我们便遇到麻烦了。手杵着地面站起来，一迈步我就栽倒了。第二次站起来，小心翼翼地走了两步，还是摔倒了。腿软得支撑不住身体。我的身上立即渗出一层汗来，心脏跳得又急又慌。魏长海觉出问题来了，问我怎么了，走过来拉我。我说腿不听话了，掐着都不觉得痛。魏长海说，走得太猛了，歇会儿，再歇会儿。我坐在地上歇着，心里想，是走得猛了，但主要的原因是体质太弱，疲乏无力的原因。 又歇了大约半个小时，魏长海拉着我站起来。这一次没有摔倒，但心跳得还是那么急那么慌，我慢慢地往前走。走一截就坐下来休息，喘息。 走走歇歇，歇歇走走，大约是午后一点多钟了，太阳高高地挂在正南方的天空，我终于倒在地上走不动了。魏长海拉我我也站不起来了。我对他说，不行啦，我真走不动了。看我在地上坐着，魏长海瞪着眼睛说，你怎么这么松包！这才走了多远，也就四五十里，你就走不动了，那后边的路怎么走！清水还远去啦！我没吭声。在这之前我就感觉到他对我的态度有点粗暴了——每次拉我站起来的时候，他的手很重。此刻我想，他这阵可能也后悔了，不该和我做伴。看我不回答，他又说，说呀，你说呀，你不走怎么办，咱们就在这里等死吗？他的脸色已经很难看了，我不能不说话了，我说，老魏，我可不是装的，我是真走不动了，身上一点力气都没有了。他说，我知道你不是装的，可你得走呀，你坐在这里，有车来接你吗？我又不吭声了，我还说什么呢，我已成了他的累赘了。我之所以和他一起逃走，我原以为自己还是能够走到火车站的，看来，我对自己的估价太高了。这时候他似乎更生气了，大声地说，走呀，你站起来走呀！挣扎着走呀！你坐着不动，像个死人一样哪行呀？我还是不出声。他又说，松包，你真是个松包！你要是再不走，我可就走了，不管你了！我已经被他骂急了，这时便回嘴说，走吧，你走吧，说实在话，我根本就没想着叫你帮我。那一阵，我是这样想的，你就走吧，你要是真的抛弃我走了，我就到附近的铁路上去，在最近的火车站上车，我也不管那儿是否有人在等着捕捉我。 我们始终保持着与兰新铁路三五里路的距离前进，以防迷路和绕远。从我们歇息的地方可以看见戈壁滩上行驶的火车。我想，这几里路。我爬也能爬过去。 但是，他瞪着我看了几秒钟，又拉我的胳膊说，呵，你还发脾气了！起来起来，我背你走一截。我站起来了，但是，我一扭身走了起来。那一阵，我的心里一热，身上又有了一股力量。 但是，身体真的筋疲力尽了，当天空的太阳明显西斜，我又一次从地上爬起来的时候，晕眩出现了。当时我在地上跪着，双手杵地想站起来，突然，眼前出现了一团灰色的雾气。雾气一霎间就挡住了我的视线，原先就在我眼前生长着的一墩骆驼草也消失了。这种现象瞬间就过去了，也就几秒钟，眼前又出现了黄色的沙土，干枯的骆驼草。但是我马上就明白，这是晕眩，是一种危险的信号：体力已经耗尽，生命极度虚弱了。 我的判断是正确的。当我镇静下来站起身再走的时候，身体摇晃得更厉害了，脚步更乱了，双脚像是踩在棉花堆上，深一脚浅一脚的，每走一步就要摔倒的感觉攫住了我的心。紧接着，我的身体哆嗦起来，像是突然有一股寒气侵袭了我的身体，冷彻骨髓。我想竭力控制住这种突如其来的哆嗦，但却无力控制，扑的一声摔倒在地。魏长海是走在我前边的，他似乎听到我摔倒的声音了，转身走回来，问我怎么了。我说不出话来，身体剧烈地颤抖。他似乎有点害怕了，捏住我的手说，怎么啦，你怎么啦。病了吗？说实在的，我与他交往不深，并不真正了解他，从内心深处还是怕他扔下我走掉，所以等哆嗦减轻以后，我说，冷，我有点冷。咱们休息一下吧。 这一次歇的时间较长，我又嚼了几颗沙枣，等身体完全停止痉挛之后又站起来往前走。后来我想过，为什么我的身体会在那一阵出现那样剧烈的哆嗦，我认为是这样的：身体的运动需要热量，而我的空空的肠胃不能提供热量，我的干瘪的身体也不能提供转化为热量的营养储备，体温突然下降所至。 虽然经过休息之后又继续前进了，但热量难以为继。走了三百米，翻过一道很矮的沙梁时，晕眩又一次袭击了我。沙梁只有二三米高，这是戈壁滩上的流沙堆积起来的。我已经爬上沙梁了，是魏长海拉着我的手登上去的，上去后该下坡了，我低着头往下看，眼前突然就冒出一团云雾般的东西，一头栽倒了。这次的晕眩也很短暂，我栽倒之后骨碌碌往下滚，滚到沙梁下边就清醒过来了。 这次的晕眩魏长海完全看在眼里，他觉出情况的严重性来了，他扶我站起来说，不行，你不能再走了，我背你。但就在这时，我看见前边不远处，有一道石头砌的水渠，水渠那边站着两峰骆驼。我对他说，去，你去看一看，那边是不是有人。他走过去登上渠堤看了看，说，那边有人家。我也走过去了，看见金黄的阳光下，前边有许多农田，还有几间低矮的土屋。于是，我对他说，老魏，我看这样办吧，你不要背我了，你还是自己走吧，到清水去，坐火车去兰州。我到前边的村庄看看，那里有人，我在那里住上两天，休息一下，再去坐火车。听了我的话，他一下子就瞪圆了眼睛，气呼呼地说，你这是什么话，叫我扔下你？我说你别着急，你听我说呀。我的情况是的确走不动了，你背着我走，你也要累垮的，那咱们就都回不去了。你先走，我到前边村子里歇上两天，再走，也能回去，这不是两全其美吗？他似乎觉得我的话有道理，沉默了一下，眼睛看着前方的村庄。过一会儿，却又转过身来说，不行，我不能叫你去那儿。那几家人如果好心，留着你休息两天，当然好，可要是遇上个可恶的人，往上一报告，可就糟了，你就得又回明水去了。 我被他的话吓住了。还在新添墩的时候，就有人逃跑过，但是在路上被银达乡的农民抓住，报告了公社，公社打电话通知农场，农场去人抓了回来。 后边的事我就不再说了。我们又往前走，并且绕开了这个村庄。当然，后边的路程主要是魏长海背着我走，实在走不动了，他就说你自己走一截吧。我挣扎着走几步，然后他就又背起我来。这样的前进速度是很慢的，魏长海的确累垮了。在不得已的情况下，他决定走到铁路线上去，他说，遇到第一个车站我们就上火车，不管那个车站有没有人会拘捕我们。我们的运气真好！半夜两点钟我们到达许三湾火车站。正好车站的候车室里有一伙从哈密过来的难民，他们是四川人，半个月前，他们从四川去新疆找工作，但是去乌鲁木齐的铁路只通到哈密，从哈密去乌鲁木齐的汽车很少，他们等了十多天也挤不上车去。怕被公安部门当做盲流收容，他们便又返回四川去。只是他们没有买车票，车到许三湾被列车员轰了下来。他们叽叽喳喳商量后边的事怎么办，我和魏长海混杂其间，没有引起车站任何人的怀疑。转天上午，我们登上一列从玉门市开来的客车。 火车隆隆地往东行驶，很快就驶进了高台车站。进站之前，我们就装出睡觉的样子爬进座椅下边去了。那正是春节前的日子，车厢里人满为患，谁也不会怀疑我们为什么钻进椅下。我们必须这样做，以防追捕我们的人登上列车察看。 翌日清晨火车到达兰州火车站。走出车站，我们在一家很不显眼的小饭馆吃了一顿饭，然后就分手了。吃饭时魏长海说，他要回老家天水市去了，他不敢回铁路局，怕领导再把他送回劳教农场去。他说，他家是城市居民，回家后再说吧，看能不能找个临时工的工作干；如果在家乡呆不下去，他就到新疆去谋生。我是不能回老家的。我的老家在武汉，是个资本家家庭，我以右派之身回到家中，会连累家人的。我在无奈之下还是决定回王家坪农场去。我作好了思想准备，如果领导要惩处我，那就叫他们把我正式逮捕判刑吧，就叫我在王家坪劳动改造吧，明水农场我是坚决不回去了。我可没有魏长海说的去新疆谋生的念头，那样不是成盲流了吗，高尔基作品里写的流浪汉！在流浪和漂泊中度过一生，我简直无法想象。我认为宁可去坐监狱也比漂泊流浪要强。坐监狱总有刑满释放的一天，释放后是组织安排个出路呢还是自谋出路呢，你总是合法的人了，而四处漂泊却是黑人黑户，走到哪里都是提心吊胆担惊受怕的。 说到这里，李科长结束他的故事，说，回到兰州以后的事，有机会我再对你讲吧，魏长海的故事就是这些了。 真是个惊心动魄的故事。他讲完许久，我问，从那以后，你没再见过魏长海？他回答今天是第一次相逢。我说你们没见面都有三十年了，两个人的变化一定很大，你是怎么认出他来的？他说是的，是变化很大。那时候我们都很年轻，1960年的时候我二十八岁，他二十四岁，现在我们都是年近六十的人了，三十年没见过面了，不细看是认不出来的。我问，你先认出来的？他说，是我先认出来的。我去列车长办公席的时候他正忙着：有几个无票乘客在补票。我站在旁边等。这等待的时候，我就觉得这人面熟，但是怎么也想不起在什么地方见过。可是越是在那儿站着我的直觉就告诉我我见过这个人，而且是很久以前见过的，不是近来见过的。后来那几个人补完票了，我挪到他对面站着说，老同志，我是外出执行公务的，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还说年纪大了，坐硬板身体有点坚持不了。一开始他说没票了，但是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停顿了一下，过会儿又看了我一眼。这一来我突然就想起来了，他像是魏长海。我从他的眼光分析：他可能也觉得我面熟，否则为什么多看我一眼呢！于是我问了一句：老同志，你是不是姓魏？他没回答我，而是直愣愣盯着我喊了一声：李天庆，你是李天庆吧！我说对呀，我是李天庆。你不是魏长海吗！他说对，我是魏长海。哎呀，今天遇见你老哥了，真巧呀，咱可是三十年没见面了。我说是呀，三十年啦，你的头发都变白了。他说你的头发也白了呀！你现在干什么啦？我说你看看我这身皮，还是干公安呀，在王家坪农场。他又问我去哪儿。我说去武汉接两个逃跑的犯人，然后我就问他，能不能补一张卧铺票。我告诉他，我们是三个人，想买张卧铺票轮换着休息一下。他说你这是什么话呀，不要说买一张，你就是买三张，我也要给你解决呀。我告诉他不要三张，就买一张。我们是自己掏钱，买一张票轮流休息的，买三张回去无法报销。一听是自己掏钱他就说，出公差还要自己掏钱呀？算了算了，你就不要买票了，前边的列车员车厢还有一张空铺。你们就轮流休息吧。我觉得列车这么拥挤，能给咱补一张卧铺就算不错了，钱还是应该付的，就拿钱给他，并说，老魏，我还是交钱吧，别叫你犯错误。他竟然说，老李，你就别客气了，我就是犯一次错误，也不能叫你花钱呀！后来，有几个乘客来补票，我看他忙，就告辞了。告辞时他又问我在哪节车厢坐着，还详细地告诉我列车员车厢那张铺怎么找。他说现在他当班，等他晚上下了班，他来找我，到餐车去坐一坐，老朋友聚一下。 我问科长：他几点钟找你的？这顿夜餐够水平么？李科长回答，大约十点多钟，旅客应该睡觉的时候他来找的我。饭菜还算可以吧，餐车上，又不是什么饭店，就是一碟盐水虾，一碟红烧排骨，还有炸丸子、炒虾仁什么的，总共五六碟。看起来他交待过炊事员的，我们一到餐车，菜就端上来了，很快。他还从餐车的柜子里拿来一瓶古井贡酒。一开始他不喝酒，叫我喝，他说过几个小时就要当班，不能喝酒的。我说我不能喝酒，他说一定要喝，他陪我喝一点儿。可是一喝起来就把一瓶酒喝干了。我们一边说话一边喝酒，不知不觉就喝多了。 我问科长：你们都谈些什么？谈夹边沟的事了吗？科长回答，谈了。我们先是互相说说1960年那次分手以后的经历，后来深夜了，谈得很投机，就又说起夹边沟的生活来了。我问他：喂，你还记得那件事吗——在夹边沟的时候，你们几个人把天祝县医院的王大夫肢解的事。我一提这事，他的脸色立即就变了，很尴尬的神情，忙忙地说，不提那事，不提那事。那些事情，我一想起来就恶心。我说他：你现在恶心啦？可当初，你们把人家肢解了，那时候你没觉得恶心吗？他的脸色涨得通红，难为情极了，说，老李，那事我们做得是不对，错了，真错了，可是……那种非常时期，也没有办法呀。他已经死了，我们还想活下去，就叫他为我们做点贡献吧…… 李科长讲完他和魏长海的故事，天色已经大亮。玫瑰色的霞光从车窗斜射进来。我估计，列车正在中原大地上疾驰。两天后我们押着在逃犯返回兰州。我们问犯人：怎么从王家坪逃跑的？犯人回答：在田野上锄草时，他们两人挖了两个长方形的浅坑。休息的时候趁着人们分散开来东倒西歪躺着的机会，他俩躺进坑里。第三者——一个不逃跑的同谋——在他们身上盖上一层土并撒上一些锄下来的杂草。傍晚和第二天好几次警卫战士从他们身旁走过，几乎踩到他们头上但没有发现他们。第二天夜里，当他们确信田野上没有警卫人员之后才爬起来逃跑。 这就好了 我作为知青在河西走廊西端的小宛农场当农工，有一段时间患了皮肤病，湿疹。那是1970年冬季，我的小腿上长出一些疹子来，其痒无比。一开始我没在意，一发痒就抠，结果抠破溃烂了。去农场卫生队——我们是兵团建制，农场的医院叫卫生队——看了几次医生，谁知病没治好，反而加重了：溃烂扩展到大腿，化脓，流黄水。后来不得不住院治疗，由一名叫尚春荣的医生给我治疗。 尚医生三十二三岁，甘肃省通渭县人。他是从部队上转业下来的军医，1956年入伍，先是当卫生员，后来提干当了军医。他1965年转业，在甘肃省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当医生，后来农建十一师分成农一师和农二师两个师，他调到农一师小宛农场卫生队当医生。 我们卫生队的医生大都是大学生和中专生，还有两个提拔起来的知青。专科出身的医生对我们这些农工总是有点高高居上看不起的样子，而那些知青提拔的医生，农工们又不大信任，认为他们没多少专业知识会庸医害人！我们去卫生队看病，都愿意找尚春荣看病。尚春荣虽然不是科班出身，但他搞了多年医务工作，治疗常见病很有经验。他还有个优点，就是当过兵，性格活泼，爱交往，对农工热情。他能和知青一起聊天，甚至一起发牢骚。农工们有事去求他，譬如说想开张病假条休息几天，或者想开个转院证，借故到玉门镇或者嘉峪关市去玩几天，他都能让你满意。他说，玩几天就玩几天去吧，蹲在农场里就像劳改犯一样，蹲傻了。我那个连队有两个青年谈对象，女的怀孕了，但两人又不愿结婚。——很多知青不安心边疆建设，害怕结了婚就永远也不能离开农场了。那位男青年找了一次尚春荣，尚春荣就给他的女朋友开了一张介绍信，去安西县人民医院做了流产，丑事就掩盖了。 那次我住院三个月，天天和尚大夫见面，聊天。尤其是他值夜班的日子，我经常在医生值班室和他聊天，听他讲故事。他入伍后一直在公安部队服役，见过世面，阅历丰富；他的大脑里装着许多大悲大喜令人怦然心动的故事。 下边就是他讲的一个故事。 我对你说过，我是1956年入伍的义务兵，国家制定新兵役法之后的第一批义务兵；在那以前，招的兵都是志愿兵。那年，国家在我们县招了一连新兵。入伍后在兰州的新兵连受训三个月。新兵训练结束，又把我送到兰州市七里河区的兰州部队总医院卫生员大队学习了三个月，就分到陕西的三零四五部队当卫生员去了。 我们那个部队是看押犯人的，押着犯人修铁路。我到部队那年，部队就调进甘肃了，改编为内卫七十二团，修宝成铁路，然后又修兰新铁路。 兰新铁路修到柳园，修到省界，犯人就不再参加铁路建设了。由铁路工人去修了，我们那个团就专门看押张掖和酒泉地区的监狱和劳改队。 我跟你讲过，我在团卫生队当过卫生员，在双塔水库当过卫生员——那里有我们的一个连看押犯人修水库。从水库下来之后，团卫生队的队长跟我说，你到一营卫生所干一段时间去吧，你是老卫生员了，要提高一下技术，争取提干。我明白他的意思：在连队当卫生员，只能治个头痛感冒，重病号送营卫生所和团卫生队；在团卫生队当卫生员，看病的都是医生，轮不着我给人看病。在营部就不同了，营部的卫生所就一两个医生。忙的时候卫生员当医生用，可以锻炼人。我猜对了，到了一营营部，果然就给了我处方权，我可以给病号开处方治病了，不再拿我当卫生员使用了。 一营营部在酒泉东边十公里处的城郊农场。那里有二千劳改犯种地，一营的一个连队当警卫。 我在那儿干了几个月，天已经冷了，那是1960年的11月下旬吧，营长找我说，小尚，你到团部卫生队去一趟。季队长来电话了，叫你到他那儿去一趟，可能要给你派个啥任务。我问营长，执行啥任务？背背包不背？营长说我也不知道啥任务，没说叫你背背包。 执行任务，又不背背包，这到底是个啥任务嘛。我心里疑疑惑惑的，就坐上一辆去酒泉拉货的马车去了团部。 那时候我们的团部在大衙门那儿，就是酒泉邮政街东边。我到了卫生队，问季队长，你叫我来做啥？季队长说，接到上级的指示，说夹边沟农场的劳教人员病号很多，死了不少人，叫我们派个医生去那儿协助工作，抢救人命。我考虑你去合适。我吃了一惊，忙说，季队长，我是个二把刀——卫生员嘛，你叫我去抢救人命哪行呀，我会抢救人命吗？你派个有能力的医生去吧。季队长说，我考虑了，这事你去最合适，你胆子大，不怕死人。再说，那里也不缺医生。那是个右派农场，大医院来的医生、教授多得很。叫你去，是叫你到那里跟人家学习技术去，将来好提干。我想了想，觉得季队长的话有道理：我在团部卫生队当过两三年卫生员，好几次外出执行任务，队长都派我去。原因是那些专科毕业的军医们看见劳改犯或是遇上战斗，心里发怯。有过战斗呀，那一年嘉峪关公社发生反革命暴乱，部队去镇压，枪声一响，和我一起去的两个军医腿都软了，不会走路了，我不仅要抢救伤员，还要照顾他们。 于是我说，好吧，明早我就去。 季队长说，到药房里领上些药，背上些强心剂和葡萄糖，多背些。 我说那我就领药去了。 我已经出了办公室，他又喊，哎，回来，回来，你先不要走。 我走回来。我以为他还有什么事要说，但他却看着墙壁吸烟，像是在思考什么？良久才转过脸来说： 你就到一营二连去住吧。 我觉得他的话有点可笑。夹边沟农场驻着我们的一个连队——一营二连，我去双塔水库之前，还在那个连当过半年卫生员，我去夹边沟农场当然要住在那儿，这还用你嘱咐吗！我说，季队长，我还以为你叫我住宾馆去哩，可那里哪有宾馆呀！ 季队长是陕北人，1938年当的兵，解放后授衔大尉，很快又升为少校。他平常严肃得很，也就我敢跟他开玩笑，因为我胆子大，完成任务好，他喜欢我。 他短促地笑了一下，说，你到了那里，遇到啥特殊情况，一定要给我汇报。记住，你住在二连，可不归二连领导，有啥事向我汇报。 我说，有啥特殊的事？ 嗯……他沉吟着说，能有啥特殊的事我知道吗？我是诸葛亮吗，能掐会算吗？我是提醒你，那里押的都是右派，还有一些大右派。阶级斗争情况复杂，啥事都可能遇到。要真是遇到难办的事了，可不要擅自做主。 我说是。 他说，去吧。把事情办好。这是你独自执行任务，不要出麻烦。 我在去药房的路上心里觉得好笑。季队长向来说话干脆利索，今天怎么变得婆婆妈妈的。 第二天早晨，我背着领好的药，先到城郊农场背上背包，再步行到夹边沟。 夹边沟农场你知道吗？噢，你听人说过？那好，那我就不介绍夹边沟农场的情况了，我只讲我的经历。那时候部队汽车很少，我是步行走去的。我先到部队，把背包放下，就背着药去了夹边沟农场的场部。 我们部队为什么要在夹边沟驻一个连队呢！不是，不是看押右派的。1959年，甘肃省的吃粮就出现困难了，部队的战士一月就供应三十八斤粮食。部队上都是年轻人，三十八斤粮食吃不饱呀。为了解决缺粮问题，团领导抽了一个连在夹边沟开荒，种地。开荒的第一年，我在那儿当过卫生员。那一年，团部机关的干部，包括卫生队的医生和卫生员都下去过，开荒、修渠。我在那儿当卫生员时指导员上课讲过，平时不要到夹边沟农场乱转，不要叫右派当成部队是看押他们的。我们没那任务。但是指导员又讲，如果农场发生暴动和骚乱，我们一定要坚决地制止和镇压。连队离着农场的场部几百米，但每天晚上派一组游动哨在农场的围墙外边巡逻，逢节假日还要加岗哨。 我原计划见一下农场领导的，可到了办公室门前没遇见人，冷冷清清的，见一间房门口钉着个木牌牌，写着医务所三个字。我敲敲门走了进去。 医务所坐着三四个人。看我进去，他们也是不明就里，停止了说话，忽地站了起来。我想，他们是惊了一下，因为我一身军装，还穿着军大衣，我的领章上是个红十字。我问这里是夹边沟农场的医务所吗？他们齐声说是。我问你们医务所的领导哩？他们说领导到城里劳改分局要药去了。 这时他们还站着，我就说了一声：你们都坐下，站着做啥！ 他们坐下了，拘谨地看着我。我说，你们不要紧张，我是酒泉的部队上派来的，给病号治病的。领导说了，你们这里病号多得很，人死得止不住，叫我来协助你们给病人治病，抢救人命。别的啥事我都不管。你们把情况给我介绍一下，你们几个人也自我介绍一下。 那几个人自我介绍了一下，一个姓杨，是兰州医学院附属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临洮县人；有个小个子，兰州市工人医院的主治医生，右派……还有个女右派，是省人民医院的护士长。在他们面前，我是当然的领导了，他们向我汇报：病人很多，有些病人血糖过低，思想包袱重，精神状态不好，死掉了。 我说，问题这么简单吗？是血糖低的问题吗？血糖低就能死人吗？血糖为什么低，什么原因造成的？ 他们都不说话。 我看他们也说不出什么来，就不问了。我知道，他们不敢说真话，他们就是说真话才犯错误的，才送到这儿来劳教的呀，他们敢说真话吗？ 我说，你们领我到号子里看一下去。 那个姓杨的医生领我去号子。我记得往北边走了几十米到一百米的距离，进了一个大院。大院里边是一排一排的房子。房子里像是没有啥人。我问那个姓杨的：这些房子怎么都空着？ 他说，人都调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去了，走了两三个月了，夹边沟剩下些老弱病残了，都起不来了，都成病号了。 我问有多少病号？ 他说三百多吧。 我们进了第一间房子。是一间大房子，有三间房那么大。正面和左右都是盘的土炕，像马蹄铁的形状。睡了二十多人。还没把炕睡满。 啊呀，那些人睡在炕上的样子，叫人心酸呀。右派，都是些干部呀，应该是体面人嘛，竟然一个个像是叫花子，穿得破破烂烂的，有的人腰里还系着麻绳。可能是冷吧，我就没有看见火炉子嘛，系个绳绳暖和些。大部分人睡着，少数人在炕上坐着，还有个人用一个装饼干的罐头盒子做的炉子在茶缸子里煮什么，烧的是一本书。他就跪在炕上，罐头炉子也放在炕头上。他的身旁还堆着几本书。他手里的那本书撕得剩下几张了。 我问那个人：你煮的啥？ 他回答，干菜叶子。 人们的模样确实吓人呀。有的人瘦得像柴棍棍，眼睛陷得深深的像两个黑洞洞。腮也陷下去成了两个坑坑。脸上一点儿肉都没有了，脸皮薄得就像直接贴在骨头上的牛皮纸。有的人浮肿，肿得像是大胖子，头肿得像背斗那么大，脸有脸盆那么圆。由于怕冷，那些人把所有的衣裳都穿上了，衬衣，绒衣，棉衣，棉衣外头又套着棉大衣或皮大衣。浮肿的人的眼睛细细的一条缝，胖得睁不开。 我问了几个人，哪个单位的？从哪里来的？犯的什么错误？ 回答的都很简单。我想，他们可能是怕我，看我穿着军装，搞不清楚我的身份。我叫那个姓杨的医生介绍一下，我是部队上派来的医生，是来给大家看病的。他一介绍，情况大变，把我吓了一跳：七八个人忽地从炕上下来了，围住了我，手里都拿着写好的信，叫我替他们发信。我没接信，我没想过会出现这种情况，不知该怎么处理，再说，季队长说过阶级斗争复杂不要惹麻达的话。那些人看我不接信，就硬往我的大衣口袋里塞。他们七嘴八舌地说，解放军，拜托你了，求你了，给我把这封信发出去。有的说，我是冤枉的。还有的说，我们受的这苦，中央不知道，你替我把这封信发出去，中央知道了我们的情况，会搭救我们的。 我急忙说，不要装，你们不要给我装啦。我是来看病的，我不管你们伸冤的事。你们的信应该叫管教干部寄出去呀。 那些人根本不听，硬是把信装进我的口袋。有的人说，我这是伸冤的信，寄不出去呀，领导要检查哩。 我说，你们给我我也寄不出去呀。我就住在这里，不进城去。 他们还是往我的口袋里塞信，根本不听我的劝阻。于是，我很快就从这间房退出来。就这，我的口袋里装了七八封信。 一下午，我把所有的病号房都走遍了。总共有十来间房，病号三百人。 晚上我回二连吃饭，住宿。第二天，我就和那几名右派医生一起去查房了——巡视病房，或者抢救病号。我们几个人几乎就没有闲着的时间：查完房回到医务所，想休息一下，喝点水，但不时有护理员或病号跑来报告，某某人晕过去了，某某人不行啦。我就又跟着他们的医生跑到病房去，打强心针，或者往静脉血管里推葡萄糖。真是灵得很，已经晕厥过去的人，连气都不出了，往静脉血管推进去四十毫升易渗葡萄糖，过几分钟，那人就睁开眼睛了。睁开眼睛后似乎还不明白出了什么事情，左顾右盼地看他身旁站着的人。 但是第三天早上有一个晕过去的人，我没有抢救过来。当时，有几个病人都处于心力衰竭晕厥不醒的状态，都在抢救，我就独自去抢救这个病人了。我按照前两天学下的办法给他打了强心针，推了五十毫升葡萄糖，后来又推了一百毫升，此人还是没活转来。后来，我帮着护理员用被子把他裹起来，用绳子系上，抬到门外边放着。傍晚有专人拉出去掩埋。然后我就回医务所去了。这件事搞得我很沮丧：一条生命由我的手送上黄泉路了，我这个解放军派来的医生无能呀！ 回到医务所，杨医生看我神态不对，问我出啥事了。我回答有个病人我没抢救过来，心里不好受。我问他：你们一推葡萄糖，病人就活了，为什么我救不活？杨医生安慰我：不怪你，这不怪你。那个病号是抢救过两次的人，他的渊数到了，谁也救不了他了。我大吃一惊：还有这道理吗？他回答，这是经验！第一次晕厥的人，推四十毫升葡萄糖就活了，第二次晕厥的人就得八十毫升或是二百毫升才能救活，如果第三次再晕厥，你推上五百毫升葡萄糖也是白搭！ 这天中午我回二连去吃饭，下午上班晚了一点。我从二连打电话给季队长，打到两点半钟才打通，我说有一件事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好。季队长在电话里问啥事？他说话的口气一下子紧张起来。我说三天来右派们给我的口袋里塞了几十封信，这些信我不知怎么处置才好，是退还给他们吗？还是给发走？ 他静了一会儿，说，给他们发了。但是略一停顿他又说，不要给二连的通讯员，也不要在夹边沟的邮局发，你哪天进城，从邮局发了。 我要放话筒了，他又问一句：还有啥为难的事吗？ 我说没有。 不料，第五天还真遇到了一件棘手的事。 我已经来夹边沟四天了，每天跟着几位右派医生抢救病人，自认为我的医疗技术有了很大的提高：可以独自抢救晕厥的病号了。再说，成天泡在病房里，病号们已经熟悉我了，他们不惧怕我这个解放军了，愿意和我讲述他们的事情了。山丹县的一位县委副书记告诉我，他和县委书记的关系不好，原因是县委书记虚报产量，放卫星，他很反感。他在党委会上提意见：你把产量报高了，我们县交公粮、卖统购粮多，留的口粮就少了，社员要饿肚子。结果县委给他戴了个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把他送到了夹边沟农场劳教。这叫拔白旗。一位西北铁路设计院的总工程师，修天兰铁路，他把铁路线设计得离县城较远，他说这是考虑到县城发展的远景，可是铁路修成之后送他到夹边沟，罪名是破坏社会主义建设。 我在这几天里走遍了场部，熟悉情况。一天，走进磨坊，看见一帮女右派在磨面。有个姑娘正在偷吃生面粉，脸上沾了许多面粉，那样子怪怪的，就像只白老鼠。我问她哪里人，她说是通渭县人。她认为偷吃面粉叫我看见了，很恐惧，我说她，不要怕，我们是老乡。还有个兰州医学院的讲师，叫由田，我问她为啥来夹边沟，她说她的工资低，她提意见，领导定她个右派送到夹边沟了。 第五天的早晨，我独自到病房巡视，在第四间病房，一个老汉喊住了我：解放军大夫，问你个话行不行？ 这个老人，前两天我就注意到他了：我给别人看病的时候，他一直是在炕上躺着。他的身上除了被子，还压着一件狐皮领子的大衣。他的身体已经很虚弱了，似乎连坐起来的力量都没有了。但这天早晨走进病房的时候，他在炕上倚着被子坐着，大衣披在身上。 我在他面前站住，说，有啥话你说吧。 我想跟你打听个人。他的脸上显出很谨慎小心翼翼的样子。 打听谁？ 我问你，你们部队的编制是不是内卫七十二团？ 我说是。咦，你怎么知道我是七十二团？ 他不回答我的问题，又问：你们部队有没有一个叫季自生的人？ 我一怔：有啊，是我们团的卫生队长。怎么，你认识他？ 他答，认识，认识。 我又问：你怎么认识他的？ 他回答：你们部队在武威驻扎过吧？ 我又说：住过，我们团部和卫生队都在武威住过。 他说：在武威，我的姑娘跟了季自生。 我说：是吗？那么说你姓吴？ 他说：对，我叫吴成祥。我的姑娘叫吴秀英。 我说：对，对，我们季队长的爱人就叫吴秀英。啊呀呀，这么说你就是季队长的岳父了。 他谦恭地点了点头。 知道了眼前的这个老人是我们季队长的岳父，我心里感慨不已。老人瘦得像个骷髅。他的胡子很长，长得垂在胸前，白花花的。他的头发也全白了，和胡子连在了一起。衣襟上全是吃饭拉拉的汤水的污斑。但从他脸上的神态，他的长长的胡须，我仍然觉得他是个有身份的人。他的胡须在进入夹边沟之前，想必是很好看的。我黯然神伤地说： 您姑娘和女婿知道你在这里吗？ 嗯……老人支吾了一下。 我又问，你没给姑娘写过信吗？ 没写过。 我再问：你为什么不写信呀。你女婿是我们的卫生队长，你写个信，他还不帮助你吗？ 老汉不说话。 我停一下说，老人家，你要不要我给您的女婿带个话。 他似乎在思考，过一会儿才说，要是方便的话，你给我要点辣面子。 我说：你不要点糖吗？ 他们有糖吗？ 有。他有特别供应证。他是校官，少校军衔。 啊，那你就给我要些糖来。 再要些什么？ 能要些炒面吗？ 能要呀。啊呀，你还客气啥呀，他是你的女婿。你都快饿死了，跟女婿要些吃的有啥不行的。要。我给您要去，要些饼干。 啊，好，好好。解放军，你贵姓？ 我说姓尚。我还想和老人说说话的。可这时隔壁房子的一位看护跑进来叫我，说，尚大夫，有个人不行了。我急忙跑去抢救。 抢救完病号，我又到吴老汉那儿去了一趟，坐在炕头上，和他聊了几句。我问他在武威干什么工作的？他说是县工商联的主任，解放前是商人，经营毛皮生意。我问他女儿是怎么嫁给季队长的。他说女儿在兰州上的师范，毕业后在武威一中当老师，部队和学生搞联欢时，认识了季队长。我又问，你女儿和女婿真不知道你在夹边沟吗？他说，应该知道，我给家里写了信，叫家人给姑娘写信说明我在夹边沟，叫姑娘给我送些吃的。家人来信说写信说了。我说，你姑娘没管你？他没直接回答我，而是说，可能姑娘没收到信吧，也可能家里人哄我——没写信说写信了。我说他们哄你做啥嘛？他说，害怕给姑娘和女婿出难题呗！我是阶级敌人了，帮助我还了得呀！那不是划不清界限吗？同情阶级敌人呀！ 我对老汉说，没关系，没关系，你的姑娘知道也罢。不知道也罢，这事我给你办。我找季队长去。什么划清界限不划清界限，岳父要饿死了，他能不管吗？ 这天中午回部队吃饭，我想起打电话来的，想在电话里跟季队长谈这件事。可是在连部坐着等上班时间的时候，我又觉得打电话不妥：接线员听见我们的谈话怎么办，传出去怎么办？从我来夹边沟之前季队长跟我谈话的神情来看，他是知道岳父在夹边沟劳教的。既然知道岳父在这儿，又不给予帮助，这说明他的确害怕这件事给他惹出什么麻烦来。 这事我须谨慎处理才是。 下午临下班，我说明天进一趟城，去卫生队要点药去。那几个右派医生很赞成，因为我带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第三天就用完了。 翌日晨，我步行30公里到了酒泉县。我先到邮局把右派们的信发了，然后去了团部。一进大院，我就遇见了季队长。看见我他有点惊讶，问你怎么来了，遇到啥事了吗？我说是取药来的。他问取什么药？我说葡萄糖，抢救病人最好的药是葡萄糖。 还要啥药？他问。 强心剂。 再啥？ 豆面疙瘩。 豆面疙瘩就是康复丸。用豆面羼上红糖和红枣捏成的圆疙瘩，甜甜的很好吃，病号们都愿意要。 季队长把我领到了药房，对司药说，小尚是给医疗队来拿药的，要多少拿多少。然后又对我说，领了药，你到我房子来一下。 我想，他可能沉不住气了。 取完了药，我去了他的办公室。我一进去，他就叫我把门关上，叫我坐下，然后给我让烟。季队长平时抽的飞马烟，可是这天他从抽屉里拿出一盒牡丹香烟，抽出一根给我。我接过烟，他又划火柴。不好意思叫他给我点烟，我忙接过火柴盒说，我自己点，我自己点。 我点上烟才吸了一口，他问，怎么样？ 我说什么怎么样？ 他怔了一下，说，你的医疗水平提高了吗？那些右派医生的水平很高，病号也多。 我说，提高什么呀，病号多是多，可是病情很单纯，就是低血糖。人晕过去了打强心针，往静脉血管推葡萄糖。再啥事都没有。 他说，遇到啥事没有？ 有啥事？ 譬如说，遇到什么特殊的人没有？像你们通渭县的老乡呀，熟人呀…… 人嘛，各种类型的人都有。有个通渭县的丫头，才21岁，叫拔了白旗。不过这人我不认识。还有个人是傅作义的弟弟，叫傅作恭，那里的人说，那是个大家伙。 我说农场的情况，季队长连烟都不吸了，双眼直直地盯着我。我想，应该说他关心的事了。于是，我吸了口烟，又说，队长，你可不要嫌我多嘴，有件事我觉得应该告诉你：有一个武威人，是个老汉，有60岁了吧，知道你的名字。他问我认识你不认识，是不是和我一个部队的。 你怎么说了？ 我说不认识，我们部队没这么个人。队长，你不要嫌我说谎，这事，我怕连累你，没敢跟他说实话。可是，我觉得这事必须告诉你，所以昨天认识了他，今天我就来卫生队，向你汇报。 季队长说，对，你做得对，这事你做得对。他再跟你说什么没有？ 没有。 他没说怎么认识我的吗？ 没有。 季队长长长地出了口气，身体一仰靠在椅背上，好久没说话，光是吸烟。我呢，也没说什么话，我不知他怎么想的，怕说多了惹出麻烦。他静静地坐了一会儿之后，用很神秘的口气问我： 小尚，这件事你没跟啥人说过吗？ 我摇了摇头。 他又说，好，没跟人说好。这种事呀，知道的人多了不好，这我不说你也明白。可是这事呀……我跟你还是要说实话。你知道不知道，上级叫我们派人到夹边沟去，我为什么派你去？就是因为你可靠，办事我放心，你也机灵。我害怕别的医生去了。遇到这事处理不好。我跟你说实话吧，那个打听我的人就是吴秀英的父亲——我的岳父呀。 是吗？我装出惊讶的样子。 是，就是。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了，说他父亲在夹边沟。这事你可不能对外人说呀。 我说，队长，你放心，这我明白。我不会对人说的。 他又长长地出了口气，说，他没说他那里缺什么？没说要什么？ 没要啥。我没说认识你，他能要吗？ 你觉得他缺啥？他就是没要也得帮助一下他呀。去年，吴秀英的妈就来信，叫我们帮助一下老汉。我害怕粘上说不清，没管。现在得管一下啦，不要叫老汉饿死。 我心里一阵轻松。我终于可以完成对吴老汉的允诺了。我脱口而出，说，缺盐，缺辣面子。 缺烟，老汉不吸烟的呀。 不是烟，是盐，吃的咸盐。他们一天两顿饭，就是喝些豆面糊糊，害怕吃盐会浮肿，伙房不放盐，难喝得很。给他带些盐，辣椒面，调调味道。 再给带些啥吧？——带上些炒面，你说好不好？ 好，带些炒面，多带些。有饼干了拿上几斤，最好。 饼干有，饼干有。要不要再给拿些肉？ 拿上些肉，最好炒成臊子，他每顿能调上些。老汉瘦得不成样子了。 再拿些葡萄糖粉。再给拿几件衣裳。 衣裳不要拿。那里死的人多，死人的衣裳没人穿，衣裳不缺，就缺吃的。对了，有毛袜子拿上一双。我看老汉没袜子穿。用包脚布当袜子。 最后季队长说，现在你回家去。明早走的时候到我家来一趟。 从卫生队出来，我就回家了。那时候我已经结婚了。我刚入伍的时候，部队不提倡当兵的结婚，到1959年，我们改编为武装警察部队了，挣工资了——一月四十多元，像外国的职业兵一样。有些人就结婚了。我找了个酒泉姑娘结婚，租间民房住着。 第二天早晨，我背上领好的药品到了季队长家。吃的东西早就准备好了，盐，辣椒面儿，十几斤炒面和三四斤饼干，还有一茶缸炒好的猪肉臊子。捆好，我背好之后，季队长说，小尚呀，你就辛苦一下吧，本想给你找个车，又怕引起人们的注意…… 我说，用不着找车，四五个钟头就走到了。但临走，我又问了一句：吴老师哩？ 季队长把准备好的东西装起来捆好，我一直也没看见吴秀英。吴秀英在酒泉中学当老师。那是个长得很漂亮的女人。 季队长说，她上班去了。 但我判断吴秀英就在家里：第一，我去她家的时候才七点半钟呀，天还不大亮；第二，我叫季队长给他岳父带点钱，他走进里屋去，我听见了吴秀英细碎的说话声。她是不愿意出面和我接触，不留嫌疑。 我是中午一点钟到达夹边沟农场的。我没去连队，径直去了农场医务所。进了医务所，我倒碗水喝，吃点从家里带着的干粮。我想略微休息一下就去看望队长的岳父，可是我一个饼还没吃完，有个护士就跑进来了，说有个病人不行了。几个医生急忙去抢救病人，我也匆忙吞下一口饼，拿着背来的强心剂和葡萄糖赶去了。 那护士说不行了的就是季队长的岳父。老汉已经没气了，我们把强心剂和葡萄糖都用上了，抢救半天，还是没活过来。 我又气又急，在病房里就厉声训起那几个医生：我走的时候跟你们说了，这个病号要看好，你们没给我看住！ 三个医生和一个护士笔直地站在我的面前，一句话不说，连大气都不敢出。 训了几句也就罢了。人死了，训他们有什么用！但我心里很不平静：我对不起吴老汉呀……我叫护士拉个架子车来，我们几个人把老汉拉到沙包后边，挖了个深些的坑把他掩埋了。 回到医务室，姓杨的医生看我气顺些了，才对我说，我去酒泉的一天，老汉就晕厥了两次，都救活了。这是第三次晕厥。 我把炒面饼干和大肉臊子给他们几个人吃了。辣椒面和咸盐给了磨坊的那个通渭的姑娘。那姑娘是我的老乡呀。 过了两天，我去了一趟酒泉，向季队长汇报了他岳父的情况。那两天我一直在想怎么向他交待这事，是我没照顾好他的岳父呀！讲完之后，我等待着他的发作，我想我该倒霉了。不要说提干，恐怕过不了几天，我就得打点行李回老家了。谁知他却很平静，长长地出了一口气，说：这就好了。 又过了十几天，省委的救命工作队来到夹边沟，说是西北局兰州会议开过了，会议决定送右派们回家。这时夹边沟的右派差不多死光了，只剩下一百多人，不到二百人。那个通渭姑娘和医学院讲师是第一批离开夹边沟的，汽车开动时，那姑娘看见了我，向我招手，喊，再见了尚大夫。我也向她招了一下手。第二天我就背着背包回城郊农场的营部去了，我的任务完成了。至于那些起不了床坐不成汽车的人，我就不知道他们的情况了。那不是我的事了，因为地区医院的医生组成的一个医疗队跟着省委工作组到了夹边沟。 尚大夫结束了他的夹边沟故事，开始吸烟。我静了好一会儿，问尚大夫：你什么时候提干的？ 他回答，第二年春天。 你怎么到的农建十一师？ 1965年，我们季队长调军分区后勤部当副部长，新上任的卫生队长叫我转业。正好那年农建十一师中心医院要医生。 农建十一师组建于1964年。 医生的回忆 医务所所长你要了解陈天堂的事呀，说不全，这个人的情况我说不完全。我和人家不是一类人：我是个右派，阶下囚，到夹边沟劳动教养的，受人管制的，不敢说不敢动，啥事也不敢打听；人家是抗美援朝的志愿军，共产党员，又是正式的农场管教干部，管我的。我跟人家坐不到一条板凳上……不过，毕竟我在夹边沟农场当了三年半大夫，跟他在一个办公室办过公，所以还是知道一些他的事。他的为人。 他是河北省正定县人，抗美援朝回国时30多岁了。有两个姑娘，一个儿子。 这个人医疗水平差，拉丁字母写的药名都不认识。我还记得这么一件事：调到新添墩作业站不久的一天，我到场部医务所去拿点药，古浪县的右派王大夫告诉我：你去了新添墩。陈所长来了，把药房里你贴好的标签都改了一下：在拉丁文药名下边标上了中文名字。王大夫还告诉我：陈天堂开处方只是开成药，中药药丸或者西药的药片，那些配合着用的原料药不会用。至于水剂他就更不会用了，连浓度都不会算。但是人家政治觉悟高——这是后来邓立之大夫告诉我的——有一次有个右派去看病，他在处方上这样写的：此人把上衣左边的口袋撕掉了，留着右边的口袋，这表明他仍然坚持顽固的资产阶级右派立场…… 有一件事我记得很清楚：那是1960年10月的事情，夹边沟和新添墩的右派除了老弱病残者之外都调到明水农场去了，新添墩作业站就撤销了，我又回到夹边沟场部医务所去工作，和他在一间房办公，给病人看病。有一天他到病房转了一圈回来，在办公室对我说，有个武威来的右派，思想反动得很，这事要向管教科汇报一下。我问出什么事了，他回答，那个家伙唱歌，把歌词“跟着毛泽东走”唱成“赶着毛泽东走”，你说他反动不反动！我当时心里惊了一下，这样的事真要是汇报上去，这个右派可就倒大霉了，可是我又不相信他说的话，这个右派就这么蠢吗？在公共场合竟然敢唱歌骂毛主席？于是我偷偷地跑到病房里去问那个右派：你是不是当着陈所长的面唱歌了？右派说唱了。我说你唱的哪支歌，你再唱一下。那右派说唱的《跟着毛泽东走》，并且又对我唱了一遍。这个右派唱完，我心里才踏实些了。这支歌里有这样的歌词：走，跟着毛泽东走。由于武威人鼻音重，唱出来的“走”字像是“周”的音，“跟”字像是“赶”的音，政治嗅觉敏感的陈天堂就认为这个右派是在骂毛泽东了。我回到医务所之后就对陈天堂讲了，不是人家故意那样唱的，是武威人鼻音重，发音不准所致。他不信，叫我举例证明，我就学着武威人的口音把“中国共产党万岁”说了一遍：共共共产党万岁。他这才半信半疑不去追究那个武威右派的立场问题了。 陈天堂自认为参加过抗美援朝，又是共产党员，狂傲极了。有一次一个病号来看病，他突然大喊起来：坐好，坐直了！你就是这样跟党员干部说话的吗！他把那个病号委实给吓了一跳。 前边我跟你说的都是些小事，其他人都知道，但是有几件事，是其他人都不知道的，只有我自己知道，我今天跟你讲一讲。 新添墩作业站有个叫贺秉灵的右派，是个上海人，解放前两年跑到台湾去工作的。那人是搞成本核算的会计，在台湾的一家公司工作。大陆解放了，他就和上海的家人失去了联系。可是他特别想家——上海有他的父母，有女人和孩子——思念之情特别强烈，想回大陆来。五十年代中期他从台湾跑到香港去了。在香港，他和国内的朋友联系上了，在朋友的帮助下到了广州。他原本跟帮助他的朋友说好的，回到大陆之后要回上海去，跟家人团聚。可是到了广州就由不得他了，安排他回国的有关部门告诉他：你的工作我们给你安排到玉门油矿了，你去玉门油矿工作吧。结果就连家人都没见着，就被人送到玉门市来了。在玉门油矿工作了才一年多，就定为右派了，送到夹边沟劳动教养。 这个人的肠胃不好，从到夹边沟以后，一直水土不服，常年大便不成形，所以常来卫生所看病。时间长了，跟我熟悉了，就把他的历史讲给我听了。 夹边沟农场一年四季就没有星期天，只有下雨下雪的日子才能休息。右派们有这样的顺口溜：祁连山戴帽(下雪)，右派们睡觉。再就是重大的节日休息——像“五一”呀，“十一”呀，春节呀。遇到重大的节日，提前一天要搞卫生。在劳教农场，对于搞卫生是非常重视的，要搞个人卫生，还要搞集体卫生，完了还要检查。这种检查，阵容是非常强大的，场长和书记参加，管教科的科长和干事参加，还有大队长带工队长以及拐棍们都要参加。当然医务所长和我这个新添墩医务室的临时负责人也要参加。为什么要组织这么庞大的阵容检查卫生呢？醉翁之意不在酒，主要是检查安全问题：看是不是有人私藏武器凶器了，是否偷了粮食了。每个人的箱子枕头都要打开，褥子都要卷起来看看铺下边。哪怕是一颗钉子也要收走。 可能以前的几次检查陈天堂都没太注意吧，1960年春节的一次检查结束后，他在新添墩的医务室里说，啊呀呀，你注意贺秉灵了吗，从台湾来的人和其他人就是不一样。我问怎么不一样了？他说你没看见吗，他那个铁皮箱子里有那么多贵重东西，金项链，玉石镯子，国债券那么一沓子……还带着金表，穿着西装！我记得我当时说了一句：那有啥奇怪的？那是他在台湾八九年的积蓄，给家里人带的…… 就是这个贺秉灵，这年夏季的时候突然肠胃病又犯了，可能是吃了什么不洁净或者不适的食品，一连几天泻肚，用什么药都止不住。原本就虚弱的身体哪禁得住这样折腾，他立即就躺倒了。1960年的春天开始，经过两年劳累和饥饿折磨的右派们开始了不可遏止的死亡，什么药对他都已经无济于事。像贺秉灵这样得了急症的人是必死无疑的。但我可怜他，仍然想尽点人道主义，便打电话给陈天堂，要求把他送到场部去住院。陈天堂在电话里问什么病，我说可能是中毒性痢疾，很重，一定要住院。他说送来吧。 那天贺秉灵去场部，是新添墩医务室的中医大夫武威县人杨万仓去送的，马车拉去的。马车走的时候已经下午三四点钟了。是我和杨万仓把他从宿舍里抬出来放上马车的。考虑到他这一去就再也回不来了，我们把他的行李和箱子都装上车去了。心想叫场部医务所去料理他的后事吧。我们这样做的原因是怕他去住院了，这些东西放在新添墩被人偷掉。1960年的劳教农场，人们的思想境界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偷盗成风。 马车拉着贺秉灵走了，大约过了一个多小时，马车和杨万仓还没回来，陈天堂就打电话来了。他第一句话就说你们怎么把一个死人送来了？我当时愣了一下，诧异地说，没有呀，贺秉灵活着呀，上车的时候还能说话呀。他在电话里呵斥我：胡说，明明是个死人嘛！人死了没有我还看不出来吗！ 听他在电话中如此严厉地训斥我，我不敢再辩解了。我想这是怎么回事呀，莫不是路途上的颠簸迅速地加重了病情，造成了死亡？于是我支吾着回答：人从这里走的时候还能说话来的，可能是路上突然……突然死亡了吧。他便又说，送的是病危病号，为什么不带急救药？他严厉的口气真是把我镇住了，我真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便只好检讨：哎呀，是我疏忽了，是我疏忽了，怪我，怪我，我没想到病情发展会那么快。听我作检讨他才改变了口气说，以后要注意呀，注意再不要出这样的事情。我唯唯诺诺回答，我注意，我以后注意…… 放下电话，我的身上出了一层汗。我是个右派，由于我的疏忽致使病人死在路上，这种事领导不问便罢，一旦要问，要追究，我可是负不起责任呀！ 我的心忐忑不安。我等着杨万仓一回来，就立即去问他贺秉灵为什么那么快就死了？可杨万仓告诉我：我们的马车还没进场部，刚走到炼钢厂那儿，陈所长就迎上来了。他在路口上等着我们哩。他看了看病人，就骂开了：你们怎么把个死人送来了！我说怎么是死人呀，明明还有气嘛，还呻唤着哩。可他不叫我说话，一顿臭骂，叫把马车赶进炼钢厂。病人直哼哼，不断地摇头，不愿意下车，但他硬是叫人把病人抬进大房子里，把我们打发回来了。 我和杨万仓在一起议论了很长时间：怎么会出这样的事呢，是不是陈所长觉得那人反正是活不了啦，干脆就放在炼钢厂去等死吧。 夹边沟农场在1958年大跃进的年代里曾在场部西北角，从新添墩进场部的路旁建过两座高炉，炼钢，还盖了两间大房子。到了1959年的冬季，那儿就改为医务所的太平间了。死了人先抬到那儿放着，然后由场部安排人去掩埋。 但是，这件事在我的心里留下了难以磨灭的阴翳，叫人迷惑不解：怎么能在人还活着的时候送进太平间呢！ 这个谜后来我自己一步一步解开了。 时间过得很快，到了1960年的9月，也就是贺秉灵死去两个多月，夹边沟农场开始迁场了：劳教人员凡是能走路的都调到高台县开辟明水农场去了，包括新添墩的人。夹边沟场部和新添墩作业站只留下二三百病号和一些老弱病残。这时候场领导作出决定，干脆放弃新添墩，把老弱病残都转移到场部来。我就又到了场部医务所当医生，和陈天堂在一间办公室给病号看病。 在场部我又遇到一件怪事。我有个亲戚叫鲁昌林，解放初是省教育厅的办公室主任，是个文化名人。后来省博物馆建成，就把他调到博物馆当馆长去了。反右的时候，上级的指示是博物馆要他完成四个右派的任务，可他只揪出来了三个。上级就一而再再而三地催他还要搞出一个来。有一次把他催急了，他就跟上级说，我这里再也抓不出右派来了，你们看着办吧，实在凑不够数字就把我算上一个吧。好，抵触反右运动，反动言论！就给他也戴上了右派帽子，送夹边沟劳动教养。鲁昌林岁数大，身体弱，1960年9月没有去明水农场，这时就住在场部的病房里——这是夹边沟农场最艰苦的几个月，农业大队的宿舍有一半改成了病房。有一天他听说我有时候去酒泉医药公司给医务所买药，就拿出存折来叫我去替他取点钱，从县城的黑市上买些烧饼。夹边沟农场是设有储蓄所的，还有邮局和商店。当初右派们来夹边沟劳教，都是带着一些钱的。最早的时候，右派们的钱是由财务科登记保管的。后来，右派大批涌来，这笔钱的数目很大了，财务科长姚文华是个小心谨慎之人，怕以后出什么问题他担责任，每当右派来场报到的时候就把储蓄所的工作人员叫来，现场办理储蓄业务。存款折就拿在右派们手里，用钱时自己到储蓄所去取。 那天我拿了鲁昌林的存折去储蓄所取钱，填写了取款单，可是工作人员不给我钱，要我去找陈天堂，开个取钱的条子来。我当时很惊讶，问为什么要陈天堂开条子？工作人员说，是陈天堂和他说过的，凡是住院的病号取钱，一定要他开条子，目的是防止住院的病号取了钱逃跑，还为了防止病号偷窃存款折盗取他人的存款。我对储蓄所的这种做法很是不以为然，说，你们银行的工作要受医务所的制约吗？你们的上级有这种规定吗？工作人员回答上级没这规定，可是这是你们的所长说的，我就这么办。你不去开条子就不能取钱。 我那时30岁，既年轻气盛，又有一定的生活阅历，我想我虽是右派，但你银行还管不着我，也不能把我怎么的，我就强硬地说，好，你把你说的话给我写个条子，就说取钱必须要医务所长开条子。我找你们的上级去，问一问是不是右派取钱就一定要劳教农场的某个领导开条子。 听我要去找他的上级，年轻人再也不吭声了，如数给我取了钱。 这件事我原本没当回事，取了钱也就作罢了。可是，当天晚上，在医务室陈天堂却问起我来了：你今天去储蓄所取钱了？我说是，他非要叫我找你开条子，我和他干了一仗。这不合理嘛！陈天堂立即就开始给我解释，说这样做是为了防止劳教人员逃跑或者盗取现金，他和年轻人商量的办法。他还说他已经给储蓄所讲过了，以后我再去取钱就不要他的批条了。他还说我：你不要到县上银行去反映这问题了，银行那年轻人是配合咱们做工作，也是好心。 这件事他不解释倒也罢了，他一解释，我的心里倒是起了疑云：在银行取款的问题上，他和银行工作人员是不是有什么默契？比如某个病号死了，存款折上还有钱，他去取出来两个人私分……我之所以这样怀疑，是因为病房里每死一个病号，都是他亲自去料理病号遗物的，包括存折、国库券、手表和其他细软。 但是，我也仅仅是怀疑而已，因为我不知道他拿到死者的存折或者国债券之后，是否登记造册了，是否上缴组织了。我又不敢到领导那儿去询问或是反映这个问题。——一旦知道我跟他作对，他整我可是再简单不过了：轻者下放我去大田劳动，不用几个月我就会累垮饿垮；重则编造个什么罪名就可以把我送进劳改队。 天下的事情真是再巧也没有了，事情真相终于被我无意中发现了。 那是这年11月初的一天上午，上班不久，我和他在办公室坐着，农场的书记梁步云走进来了，说老陈你来一下，我们研究些事。梁书记像是很急，有点紧张，陈天堂立即站起来跟出去了。过了不一会儿，我就听见外边有人喊开会，医务所窗外的空地上集中了农场的干部和凡是能走动的右派。原来是梁书记接到酒泉劳改局的电话了，说是中央的一个什么工作组住在张掖县，今天早晨出发来夹边沟了。梁书记紧急召集夹边沟的干部和劳教分子们开会，布置搞卫生，做准备，以应付工作组的检查。那时候，夹边沟已经死掉几百名劳教分子了，农场领导和干部们怕工作组来了挨批评，大祸临头。 那天我没出去开会，因为来了个病号，我正在给病号看病呢。就在病号走后我写病历的时候，突然有人敲了一下玻璃窗。我的桌子靠着窗户，我扭头一看是陈天堂正站在窗外向我招手。他的脸贴在玻璃上。我凑近窗户问他什么事？他说，看看，看看我的抽屉锁上了没有？那个年代的办公桌还没有暗锁，是在抽屉旁的木框上装个铁鼻，再挂上一块圆形的铁皮，外边上个挂锁。一个挂锁能锁两个抽屉。听了陈天堂的话，我应了一声：哦，我给你看看。我的桌子和他的桌子并在一起，我懒得站起来走到他那边去，就趴在桌子上伸过胳膊去拉了一下抽屉。他的抽屉没锁，我一拉就开了。抽屉拉开后我惊了一下，因为我看见他抽屉里装了满满一抽屉国债券。我当时一愣，立即就告诉他：没锁，我给你锁上吧。抽屉拉开容易，关上就很费事，胳膊用不上力，我就走过去把抽屉推上了，再把那块圆铁片挂上，再把锁子锁上。就在我推抽屉的时候，我还发现里边还装着一摞一摞的人民币。 这件事叫我明白了很多事：为什么每个病号死亡的时候，陈天堂一定要亲自守在病号身旁？为什么死亡后他要亲自处理善后？为什么储蓄所取钱要他开条子？为什么贺秉灵还没断气就被他送进了太平间？ 夹边沟的右派们释放回家之后，我还被留在夹边沟工作了六个月，任务是给1500名死者编写病历。夹边沟的领导们心里很清楚，这些人的死亡不是他们某一个人造成的，不会追究哪个人的责任。但是他们清楚，这些人都不是正常死亡，这终归不是好事，他们必须掩盖一下死亡的非正常原因。当然了，作为一名劳教的右派，我不知道他们这样做是否接到了上边哪个部门的指示。我给没有病历的死者编造了病历，给病历不全的人补全了病历。假如将来有人翻阅这些病历——如果病历不给人毁掉的话——他将会发现这些人死亡的原因是很正当的，无可怀疑的。我编造了很多死亡的病因：心力衰竭，心脏病复发，肝硬化，肝腹水，肠胃不适，中毒性痢疾……这几年人们都说市场上的假冒伪劣产品太多，有人感叹那些厂家和商人造假的能力鬼斧神工。还有制造假学历的，出卖假职称的……其实，他们的造假比起我来只能是小巫见大巫，自叹不如。如果给造假的人评职称，我应该评大师，应该颁发巨奖，享受国家级专家的待遇…… 我在造病历的时候还注意过一个问题。我造病历，是按照农场提供给我的死亡者花名册上的名字造病历的。死亡者花名册上还有其他栏目：遗物。我发现，所有人的遗物栏里都是写着床单呀，褥子，棉袄裤两件……没有一个人的栏目里填写存款折、国债券、现金和手表。 我为什么注意这个问题？因为我把贺秉灵送上马车的时候，把他的箱子也装上车了。为了防止箱子被偷，我们征得他的同意把金项链、国债券和现金都装进他穿的西装的口袋里了。还因为我知道有些病号在死亡前并没有把存款折上的钱取完，因为陈天堂不给他开条子，或者他已经无力去储蓄所取钱了。五十年代，许多年轻干部在定为右派走进夹边沟的时候，身上有几百上千元的国债券，因为他们是外地人，还没成家，他们的国债券都是随身携带的，而国债券是不能当钱花的，银行也不储蓄国债券。为什么很多人有许多国债券？你年轻，你不知道：五十年代国家还很穷，为了筹备资金，国家大量发行公债。你是干部，你是工人，你进步不进步，你热爱党不热爱，就看你买了多少公债。许多人为了表示热爱共产党，为了表现自己进步，勒紧腰带买公债。 说到哪儿了？我还接着说陈天堂的抽屉吧。我不是拉开陈天堂的抽屉了吗？陈天堂站在窗外也看见我拉开了他的抽屉，他也就明白我发现他抽屉里的秘密了！当然，他也是害怕我把这件事给他抖搂出去，于是他想了个办法：第二天早晨上班的时候，我发现我的办公桌抽屉里出现了一块大罗马。看见了大罗马，我立即就明白了，他是在贿赂我，拉拢我，想用大罗马堵住我的嘴。 我没有动那块大罗马。不知道那块大罗马他是从哪位死者的手腕上捋下来的，我的良心不允许我贪此不义之财。我也没有声张这件事。他是共产党员，我是阶下囚，一旦张扬开了去他一恼之下反打我一耙，我就是浑身长嘴也辩不清呀。 那块大罗马在我的抽屉里静静地躺了几天，后来又不见了。我估计，他是观察了我几天，见我既不上他的钩又不告发他，对他没什么损害和威胁，就又把大罗马拿走了。毕竟一块大罗马那时要卖二百多元，而他一个月的薪水才是六十多元。 我在夹边沟工作到1961年的7月，把全部死者的病历伪造好之后，农场领导就叫我回原单位了，但是原单位以已经开除公职的理由拒绝接受我。后来我就回到老家当农民去了，直到1978年落实政策。 陈天堂的女人是1959年从河北老家迁到夹边沟来的。他的大女儿18岁了，嫁给了夹边沟的一名管教干部。1960年冬季的时候，这个出嫁了的女儿得了肺结核。女儿病情很重，应该使用链霉素治疗，可他不懂，竟然给女儿打吗啡。他觉得吗啡的效果比链霉素好——女儿不再咳嗽，不再呻吟。我当时说过他，你不要总给姑娘打吗啡，吗啡不治病，会掩盖病情的。再说，医药公司一年就给咱们农场十几支吗啡，你可要控制点使用。你把它用完了，一旦有个特殊病例就没办法了。他听了我的话十分震怒，训斥我：怎么，你不叫我的女儿用吗啡？要把它留给劳教分子！我只好住嘴了。过了一个月，吗啡使用殆尽，他女儿的病越发严重了，只好送到劳改医院去治疗。 夹边沟农场1961年秋季撤销，我听人说他和女婿都调到下河清农场去了。女儿在下河清死于空洞性结核病。 我又想起了一件事。那是在新添墩的时候，有个天津青年，是敦煌县文化局的干部，右派。他的工作是演员，娶了个敦煌的姑娘。他在新添墩劳动不到一年就病了，是肝炎。我把他送到场部医务所住院去了。住了半年医院又回来了。他的肝炎转化为肝硬化了，回来后也干不了活，我就叫他在宿舍休息，不下大田。后来他的病情严重了，我给陈天堂打电话要送过去住院，陈天堂不叫送。就是这个不叫送的天津青年有一次跟我说，陈所长什么时候来新添墩，你一定要叫他到我的房子来一趟。过了一段时间，他的病愈加严重了，已经垂危了——他的眼神已经散了——他又对我说，你打个电话给陈所长，叫他现在就来一趟，我要见他，有话跟他说。我说你口气还大得很！你想见陈所长陈所长就来吗？是打个电话就能叫来的吗？天津青年说，你打去，你打电话去，他肯定来。他不能不来。听他话说得斩钉截铁的，我就去打电话了，结果陈天堂还真来了，骑个自行车来的。于是我把他领到那青年的房子去。那青年躺在炕上，陈天堂进屋后叫了那人的名字，说，我是陈天堂……那青年听见他的声音了，招手叫他过去。他过去了，爬上炕坐在那青年身旁。那青年就摸他的手，摸他的胳膊。摸着摸着，手摸到陈天堂的脸上了，然后就狠狠地抓了他的脸一把。他惊了一下，哎哟叫了一声，从炕上跳了下来。那青年过了半小时就咽气了。 我也不知道那个青年人为什么抓陈天堂一把。从那以后，不论在什么地方，他都不去病号身旁了。 w w w. xiao shuotxt. co m 马大哥 我再给你讲个文化名人的故事。 夹边沟农场劳教的右派当中文化名人是不少的，像师大外语系的教授黄席群，那是国民党中央通讯社的编译室主任，全国解放前夕，李宗仁派张治中为代表，率团与共产党谈判，他任英文翻译。是著名翻译家。中国几个著名的翻译家都是他的学生。改革开放以后名噪一时的美学家高尔泰，后来到国外去了，那时候就在新添墩劳教，原是兰州十中的美术教师，南方人。 我要讲的是天水市政协的王鹤鸣。这个人我印象太深。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就知道他出身于诗书之家：曾祖父是道光年间的举人，曾任皋兰县儒学教谕、兰州府教授，咸丰四年解去知县，诏封通仪大夫，官至三品；祖父初为廪生，咸丰年间举人……他的父亲更是惊人，清朝末年进士及第，任翰林院编修。到了他这一代，虽无什么功名——清王朝已经消亡了嘛——却被父亲送到美国威廉斯大学学习土木水利工程专业。归国后又一再拒绝出仕，就在天水办私学……教育救国，名闻遐迩。 由于家世渊源显赫，本人历史清白，所以解放后当了天水市政协的副主席。 他是甘肃省著名的书法家。 我是怎么知道他的家世的，就因为我在兰州上师范的时候，班里有个他的老家的同学，多次给我讲过他的家族史；在夹边沟，有个天水政协的右派也对我讲过。我对他很敬重，他来看病时专门问过。 后来我调到新添墩去了，但是他的情况我还是不断听到。 从1959年元月开始，右派们的口粮减少到了30斤，继而又减到24斤，于是偷窃之风日盛：种苞谷的时候偷苞谷，种洋芋偷洋芋。夏收的时候，只要管教干部和分队长看不见，人们就把腰里缠的床单解下来铺在地上，把麦捆子放上去踩几脚，把掉下来的麦粒收集起来偷偷地煮着吃，或者埋到地下，放到没什么东西可偷的冬季挖出来充饥。 可是他从来不偷，别人把偷来的粮食给他，他也不吃。 王鹤鸣瘦瘦的脸，瘦长条身材，干不动重活——那年他就50多岁了——领导照顾他到副业队割芨芨草，编筐子。开荒和平田整地的活很重，筐子损坏太快，农场自己编省钱。 有一次，那还是1959年秋天，我从新添墩到场部去，正好从场部的麦场边走过，看见王鹤鸣和几个老弱病残在麦场边编草席，就走过去问了一声：哎，王老汉，你们怎么编起草席来了？ 在夹边沟农场，人们是不能叫同志的，也不敢叫先生，互相之间都叫老李老张，或是直呼姓名。由于他和我不是同代人，不便称他老王，我就学着本地人的称谓叫他王老汉。 王鹤鸣抬起头看我，说，哦，是赵大夫呀，你来了？ 他招呼完了我，但没回答我的问题，又垂下头编席，我就又问了一声：喂，问你了，为啥不编筐了，编起席子来了？ 他二番扬起脸看我，怪异地笑了一下：赵大夫，你做啥就做去，问这做什么？ 我越是奇怪：哎，还怪得很，就不能问吗？ 他还是不回答。倒是旁边一位老人对我说，我告诉你，你可不要对别人讲呀！我们编的是棺材。 我怔了一下。那老人仰视着我，说，今年夹边沟已经死去五六十个人了。开头的十几个人是板子做的棺材。后来没木头做棺材了，队长就叫我们编芨芨草席。一张席卷一个人。这事你这个当大夫的不知道吗？ 我怔了一会儿，回他：我怎么知道呀，我们那边的病人都是送到场部来，死了不接回去。我怎么知道是用席子卷的！ 王鹤鸣胆怯地说，今天你知道了，可不要说出去呀。梁队长不叫我们说。 我看着他谨慎小心的神情很好笑，便说，我偏要说出去！ 他害怕地说，不能说，不能说，可不能说呀……你要是说出去，梁队长可就要找我们的麻烦了。 我说，好吧，不说，不说，你放心吧，我不说出去。看把你吓的！ 他窘窘地笑了一下。他的身体很虚弱了，脸色黄黄的。我心里突然涌出这么个念头：这个老人，他在给别人编织着棺材，但他能活多久呢？据我知道的，过去了的一年多，死去的大都是老人。他们的身体太弱了，偶染风寒便撒手人寰。他们衰老的身体抵抗疾病的力量不足了。 出于怜悯之心，我问了一句：王老汉，你家里来信没有？老家的情况怎么样？ 他说，来信了，家里情况还好。 我问，说啥了？你没跟家里要些吃的吗？叫他们寄些饼干、炒面啥的嘛。 他说，寄了，寄来了两斤炒面，还说以后每个月寄两次，一次寄两斤。我父亲还说…… 我说，什么什么？父亲？你父亲还活着？ 他的脸勃然变色：什么话，说的什么话！怎么盼人死呢！ 我忙赔不是：对不起，真对不起。这不能怪我呀，你也没说过你父亲还活着呀。 他说，我又何曾告诉过你我的父亲已经作古？ 我说，没有没有，你没说过。就因为你从没提起过老人。我才当是没有了呢。你父亲多少岁了？ 他答：90岁了。 我很惊讶：90岁了！ 他又答：啊，90岁。 我真不能想象，人活到90岁是个啥样子。我又问，你父亲哪一年考上进士的？ 清朝末年。 听到我和王鹤鸣的对话，有个右派叫了起来：啊呀，老王，你父亲是进士呀，你可是没说过呀。 王鹤鸣说，那有什么可说的！ 但人们说，那是你们家的光荣呀。 王鹤鸣忙说，别说了，别说了，叫管教人员听见又批判我，说我宣扬封建主义，坚持反动立场。 但有人还问，你父亲做过啥官？ 王鹤鸣说，不说了，叫你们不说了！ 我看他作色，便转移话题：王老汉，你父亲来信说啥了？ 王鹤鸣扬脸对我说，他信上说，受点苦没啥，天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乏其体肤…… 我哈哈大笑：还天降大任于斯人也！斯人编棺材了——要进棺材了，哈哈哈…… 右派们也都嘿嘿笑了。 1960年10月，我又回到场部医务所了，就又经常见到王鹤鸣了。他因为年纪大身体弱没去明水农场，住在农业队迁走后改为病房的房子里。 王鹤鸣的身体彻底垮了。他的眼睛凹陷成了两个黑窟窿，身体瘦得剩下了一把骨头，走路摇摇晃晃的。看见他我很心酸：这个瘦骨嶙峋的老人能熬出去吗？我是尊重他的，尊重他显赫的家族，也尊重他的名气，我就想办法帮助这个老人。经常给他推两针葡萄糖，或者给他几粒康复丸——一种用麦麸皮、枣泥和豆面团成的丸子，小核桃那么大。 我的情况比其他右派都好。自从到了夹边沟，我没有下过大田，没有挖过排碱渠，逃避了重体力劳动，身体没有累垮。平时去伙房打饭，也能比别的右派多打半勺面糊糊。 右派们生活中最可怕的经历要算是10月到12月了。10月，口粮突然减少到十五斤，死亡立即就加剧了，每天早晨要从病房里抬出去几具尸体，多的时候十几具。 但是王鹤鸣坚持住了，有两次去病房，我竟然看见他在帮助其他病号打饭打水，端屎端尿。对于这种特殊的精力旺盛的现象我感到惊奇，我说过他：你近来身体好些了。 ……王鹤鸣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0年12月31日。这天傍晚，来到夹边沟农场的省委工作组作出决定：明日开始遣返所有在夹边沟的劳教人员，分期分批…… 场领导用有线广播宣布了这个决定。 根据病号们的身体状况，医务所决定，第一批送到酒泉火车站乘坐火车的是二十六名健康状况较好的病号，而那些重病号则需加强营养再治疗几天。至于那些病危病号，则要送酒泉劳改医院治疗后才能送走，否则可能死在路途上。 陈天堂叫我拿着名单去通知这26个人。 王鹤鸣是其中之一，但是，我在逐屋通知时故意没通知他。而在所有的人都被告知之后，我又回到他住的病房。 他们病房已被通知的三个人正在作准备，没有被通知的病号们也都兴高采烈地议论着自己什么时候能走。看见我又进来，王鹤鸣有点着急，拉住了我的手：赵大夫，这第一批为什么没我呀，我的身体还行嘛。 我故意说他：你着什么急呀。你的身体坐两天火车行吗？领导怕你出事呀。 他说行呀，我的身体行呀，坐两天车没问题，你跟领导反映一下，我明天就走。 看他着急，我说，行吗？你能走吗？能走你就明天和他们一起走吧。 他说，行吗？ 我说，行呀。 他说，不跟领导请示吗？ 我说，不用请示，你愿走就走。 他以为我在和他开玩笑，反复问我，并叫我去请示所长。我最后说这就是所长决定的，不信你看，这是名单。 他看完名单兴奋极了，把我的一只耳朵揪了一下，说，啊，你这个赵大夫，怎么开这样的玩笑。我还真以为不叫我走了，急出一身汗来。 和他说几句话，我就要回医务所了，他却又拦住我说，赵大夫，不要走，你先不要走，麻烦你陪我去看一下马大哥。 他把我搞糊涂了，我说，哪个马大哥？ 他说，不要问，跟我走你就知道了。 农业大队是个封闭的大院，有十几栋房子，就只有东南角和东北角有两个大门。他领着我绕过两栋房子走出东南角的大门，走过供销社，走过农场的大库房，一直往南到了场部办公室跟前，又往西走，来到杂工大院的门口。他先拉着我在大门西边修理组的山墙下站了一下，说了句记下这个地方，然后进了杂工大院。杂工大院也很大，有木工房、磨坊、打铁房、农具房、马厩。这个院子里从前要停十几辆马车，两辆汽车，马厩里要拴六七十头大牲畜。还要住近百名干各种工作的杂工。可是自从大队人马去了明水农场之后，这个大院就空空如也了。马厩里的牲口也大都转移到明水去了，留下的几头大牲口和毛驴之类的也都死光了。只有七八月份的时候调来的酒泉公安团的一个骑兵排的战马拴在马厩里。 这支骑兵部队调来夹边沟农场，领导也没有宣布过他们是来干什么的，就悄悄住进来了。我估计是看到右派们饿急了，纪律也松懈了，偷盗、打架斗殴之风日盛，上级怕右派们暴动吧，是来发挥震慑作用的。1960年的时候，饮马农场和双塔水库都发生过劳改犯暴动的事件。这一排士兵起初一个班驻扎新添墩作业站，两个班驻扎夹边沟场部。新添墩撤销后就都合并到夹边沟场部来了。这些挎着战刀背着步骑枪穿着蓝制服的士兵住在场部招待所里，白天不出来，也不设哨兵，只是晚上有流动哨从农业大院和基建大院门口不时走过。马队经常在夜间出动，去追捕逃跑的劳教分子，但从来也没抓回来一个。原因是他们调来的时间短，对周围的环境不熟悉。 王鹤鸣偏偏把我领到马厩门口，说，进去。 马厩里有三十几匹马，墙上挂着两盏风灯，光线昏暗。 你把我领到这里来干什么呀？ 看着空旷的马厩里几十匹战马，我疑疑惑惑地说。王鹤鸣却不回答我，往前走去，走到马槽旁站着的第一匹战马前头。他双手合一深深地向嚼草料的战马作了个揖，开口道：谢谢马大哥。在下王某对不起你了，叫你受委屈了。 他顺着马槽走过去，在每一匹战马前都要作个揖，说一声谢谢马大哥，王某向你赔礼了。然后领着我从另一个门口走到院里，站住，把他蓬头垢面的脸和一脸大胡子对着我说： 你现在明白我为什么要来看看马大哥了吗？ 我心里已经很清楚，但我没说。他也静了片刻，又拉着我走出杂工院，站在大门口修理组房子的山墙下，说：三个月了，我每天夜里在这房子后边藏着，等喂料的战士从招待所走过来，进了院子，从小仓库把马料用桶提上，走进马厩，上完了料又出来；我就很快地跑进马厩去，把牲畜没来得及吃掉的马料一把一把抓进这个袖口里。一定要快，迟了，马料和麦草就混到一起了。 我仍然没出声。这时我突然想起了一件事：1958年初春夏之交的一天，我从菜地边走过，拔了几个水萝卜，扔给在旁边地里干活的王鹤鸣。他竟然不敢拾，他说，不行不行，这不是又要犯错误吗？ 他又说，你光是看见我这两个月有精神，可是你不知道我为什么有精神。 我和他一起往回走。我就说了一句话： 你的胆子真大呀，你敢偷部队的马料；夹边沟农场就你这么一个贼大胆吧？ 他没回答我，拉着我走回病房。他把自己的皮箱从铺脚拽出来说，这里还有半箱子我存下的马料，都是好麦子，你提过去吃吧。我过两天就到家了，你暂时可能还回不去。 我没要他的麦子。我说了句你给其他人吃去吧，就走了出来。 邹永泉 11月初的一天下午，我在地铺上躺着，对邹永泉说，老邹，明天我想到南寨村去一趟。 邹永泉说，你要去换粮食吗？ 邹永泉也在地铺上躺着。躺着，这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只要是不去挖野菜，不拾掇吃的东西，我们就都躺着，一动不动，连话都不愿意说。我是9月30日从夹边沟农场迁移到高台县明水农场的，10月10日那天，口粮就从每天十一两［1］减少到七两。吃十一两尚且饿死人，吃七两哪能维持生命呢。于是，所有的人都躺着不动了，除去一些确是不安分的挖野菜或者拾点、偷点什么东西的人。其实，躺着也是一种积极的人生态度：一天有七两豆面糊糊下肚，只要你躺着不动，一点儿也不要动弹，不损失身体的热量，是可以维持一段时间的生命的。我们来到明水已经一个多月了，搬了几次家，从山水沟的水洞搬进地窝子，从这个地窝子合并到那个地窝子，从那个地窝子又合并到下一个地窝子，每一次合并，我都发现，是那些总也躺着不动的人在搬家，还有些个别的能偷能抢或者家庭支援颇丰的人，而那些成天在田野上挖野菜捋草籽的人早早倒毙了，被人用被褥或者毯子卷起来抬出去了。因为他的胃从野菜和草籽里摄取的营养补充不了他劳作而失去的热量。 我和邹永泉之所以还活着，除了躺着不动，还有一个特殊原因：我们是单身汉。我们来夹边沟的时候，由于没有亲属在身边，就把单身汉生活的所有财产都搬到农场来了，包括我们平时不穿不用的衣物被褥和好几箱书籍。依靠着变卖或者以物易物搞到食物，增加营养，我们才活到了现在。书籍虽然换不了食物，但拿它们烧火仍然能短时间地温暖一下身体或者烧开一茶缸水。 我和邹永泉也是最近一次合并住处之后才认识的。他原先在新添墩作业站，后来调到北大河采石场筛石头，再从采石场转移到明水农场二大队的——就是场部所在的这条山水沟。我是从夹边沟农场直接来到明水农场的。起先，我的铺和他的铺之间还睡着一个人，那个人被抬出去之后，我和他就相邻而眠了，就熟识了。我们两个人一起去过几次南寨村换粮食。他对我说过他是复旦大学数学系的毕业生，五五年毕业。他在班上是团支部的委员，毕业时领导号召毕业生支援大西北建设，他带头报名，以身作则，结果就到了兰州，分在兰州一中教数学。 我回答他：是呀，我是想换些吃的去。你去不去？ 他说，不去，我今天哪里都不想去，我的腿软得很，一走路就心发慌。 我说，走吧，换些粮食去吧，光吃草籽哪有心不慌的？ 他说，不是不换，我是没有什么东西了，都换光了。 翻一翻嘛，把你的百宝箱翻一翻嘛，看还有啥可换的。咱们一块儿去。 他说，翻也翻不出什么来。你准备的什么呀？ 我拍了一下枕头旁的一个包袱说，一套棉衣。前几天我妈寄来的。 他看了一眼包袱，说，刚寄来的棉衣就拿去换呀？ 我说，没新衣裳还能凑合，肚子里没食凑合不了呀。你也找一找吧，看有啥换的，拿上，咱们一起去。 在我的催促下他坐了起来，从铺脚处拉过一个棕色的皮箱，又从口袋里掏出钥匙打开了。这是个很大很漂亮的牛皮箱，他说是他工作以后用两个月的工资买的。只是在农场里搬来搬去，擦出了很多硬伤。打开箱子，里边的衬布还很鲜艳。的确，他的箱子里已经空空如也，只有一件衬衣和一条裤子，他往箱子深处翻了翻，翻出两双袜子来。他说： 你看，就剩了一件衬衣，一条裤子。裤子和衬衣明年夏天还要穿，两双袜子能换什么？ 我说，把裤子和衬衣都换了吧。你还想得远——明年夏天！你先想眼前怎么活过去吧。 他拿起衬衫来看看，又拿起裤子来。那是一条毛料裤子，他拿起后摸了摸口袋，像是在摸里边装了什么没有。接着他又摸衬衫的口袋，却依然没摸着什么。他咦了一声，很快地把衣裳都掏出来扔在铺上，又从底下翻出一条泡泡纱的床单，看看箱子底。箱子底上只有一杆水笔和指甲刀什么的。他的手划了一下水笔和零碎，似乎有点紧张地叫了一声：咦，这是怎么回事？ 我说怎么了？ 他不回答，双手去摸箱子盖上的一个小布袋。但依然没有找到什么东西。他真是有点着急了，把裤子和衬衫又挨个地检查了一遍，把泡泡纱床单拿起来抖了抖，并在铺上挪动了一下身体，看看他坐过的地方。 我觉得他是有什么贵重的东西找不到了，就问，你找什么呀？什么宝贝没了？ 他的前额上沁出亮光光的一片细碎汗珠来。他说，表，我的表不见了？ 我说，表不见了？找找，好好找找。 浪琴，那是块浪琴表呀！被人偷掉了！ 偷掉了！你看看锁子坏了没有。 他合上箱盖，检查了一下锁。锁是好的。他又翻过箱子。看看箱底有没有损坏。他下意识地叫起来：箱子好好的，表怎么不见了！ 我说他，不着急，不要着急，慢慢找。只要箱子没坏，说明没人偷。但我又责备他：你也太粗心大意了，手表哪能放在箱子里？木箱子人都能撬开，你一个皮箱，一刀就能划开，哪能放那么贵重的东西！想想，好好想想，你是不是放在别处啦？枕头，枕头里有没有？ 他摸了摸枕头，把枕套里塞着的一件破棉袄倒在铺上。但就在这时，他似乎又想起了什么，突然又翻起被子来，他的手从被子的一条边摸下去。 立即，他就朝我笑了一下，说：哎呀，吓了我一跳。 我说，怎么，找着了？你呀，把我也吓了一跳。 他笑着说，唉，我忘了。在夹边沟时，我把表放在箱子里，去北大河挖石头时我就装在身上了，到了这儿，又缝在被子里了，我还以为在箱子里呢！唉，记性也不行了。这是块浪琴表。 他笑着擦了擦前额的汗水。然后就拉断了被子上的一截线，从被子里边掏出个缝着的布包。打开布包，一块锃光明亮的手表露了出来。我说： 我看看，我看看，我还真没看过浪琴表是啥样的。这表多少钱？ 他把表拿给我看，说，咳，这表可是块好表，比不了劳力士，比罗马表和梅花表要高一档。这还是一块有特殊意义的表。 有什么特殊意义？ 那真是一块很漂亮的表，我拿在手里反复看着，然后递还给他。他接过表，拧了几下发条，秒针蹭蹭蹭地走起来，才说，这件事我可是没跟你说过，我是在大学里搞过对象的，对象是比我低一级的同学。我毕业时她还在上学，我报名支援大西北建设来了西北。我们原来商量好的，等她毕业了我们就结婚，她也来甘肃工作。可是第二年毕业，由于她父亲的反对，她留在上海了。我们的恋爱关系又持续了两年，她终归拗不过父亲，决定结束这种关系。最后分手的时候，她送我这块表，作为留念。 我说，这块表不便宜吧？ 他说，不知道。人家是大家闺秀，家里是资本家，买一块表不当回事；我家是城市贫民，没见过这种表，也不知道值多少钱。 我们正说着话，突然身后有个人说，邹永泉，翻腾啥哩？ 我和邹永泉一起扭过脸去，发现农业大队的副大队长杨生孝站在过道里。他不知什么时候进来的。 邹永泉回答，我看看还有什么东西能换点吃的。 杨生孝说，翻出啥宝贝来了？ 邹永泉回答没什么，就剩下一个空箱子。 但杨生孝早就看见他手里的手表了，说：你不是还有块表吗，很阔气嘛。 邹永泉说，一块表能干什么？卖，没人要，换吃的又换不了几斤。 杨生孝说，有总比没有好嘛，换些吃的，能顶几天嘛。我看看。我看看你是块啥表。 邹永泉把表递给了杨生孝。杨生孝先是两根指头穿在表带里掂了掂分量，然后又把表凑近地窝子的天窗，借着天窗上透进来的亮光看了看，说：这是块啥表？还好看得很！ 浪琴。 浪琴？还有这名字的表吗？我还没听说过。 我是非常反感这个杨生孝的。两年多快三年了，我们在他的手下劳动，他从来不顾惜我们，总是非常严厉地督促我们劳动。我认为我们饿得皮包骨头，许多人死于非命，他是有责任的。此时听他说不认识这块表，我心里涌出一种莫名的快感，我以轻蔑的口气说，杨队长，甭说你没见过这表，我在兰州长大，在兰州工作，都没见过这种表！ 他听出我的弦外之音了，瞪了我一眼问，这表能值多少钱？ 我也不知道浪琴表的价钱，但为了表示对他的藐视，我说，多少钱？你问多少钱做啥？你想买吗？一块大罗马多少？——一百二十元！一块浪琴表最少顶五块大罗马，你算算多少钱！ 他又瞪了我一眼，显然，他对我的话很不满意，他说，你胡球说啥哩，顶五块大罗马？哪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呀，不信你到兰州看看去，到兰州中央广场的玉盛祥眼镜钟表店去看看。那里还有几千上万元的手表。你要是比五百元便宜的价钱买下一块浪琴表，我给你输些啥！ 他说，我就不信有那么贵的表！ 我说，不信？你是说我骗人吗？我告诉你吧，你没见过的东西多了！兰州张掖路有文具店，里边卖的水笔一支二百元！那是美国造的，派克！派克笔的墨水都是专用的…… 杨生孝对我的话似信不信的样子。但他一定感觉到我的话语中对他不敬的成分了。他的眼睛在我的脸上晃了几次，又迎着天窗的亮光看了看表，还给邹永泉。 杨生孝走后，邹永泉收拾一下箱子，躺下了。我也躺下了。大概是刚才和杨生孝说话太多和过于亢奋的原因吧，我觉得有点累。 躺着，邹永泉说，明天你自己去南寨村吧。 我说，你不去了？ 他回答，明天你去，把我那条泡泡纱的床单换了。手表我过几天看看情况再说。 我说看什么情况呀？你是盼着增加口粮吗？不可能呀，我们天水老家也饿死人，农民都吃救济粮，也是一天七两。 他说，夹边沟的右派死了这么多，这事中央不知道吗？我想总是有人会向中央汇报的。说不定，有十天半月的，就放我们出去了。 我没再说话，他心里想的，也是我所向往的。我们之所以还能坚持着活着，就是盼着放我们回去的一天。 后来就睡着了。 我也不知道睡了多长时间，可能是一小时，也可能是两小时，一个人的说话声惊醒了我。我睁开眼睛，看见我的头顶站着个人。那人弯着腰看邹永泉，并轻轻地唤着：老邹，老邹，你醒醒，醒来呀。 听清楚那人说的话，我心里惊了一下，我以为自己睡得太久，到早晨了。因为头顶的天窗抹上了一抹亮丽的晚霞，我把它当成是早晨的霞光了。还有，很多人都是夜里睡死过去，早晨人们叫他醒醒，起床打饭，但他却永远醒不过来了。 我扭了一下头，看了看那人。我认出他是夹边沟农场劳教人员食堂的管理员刘政德。 这时邹永泉也醒过来了，迷迷瞪瞪说，谁呀？那人说，我，我是刘政德。邹永泉惊讶地说，哟，是刘……老刘呀。他很快地爬起来穿上棉大衣，依墙坐着，叫刘政德坐在铺头上。 我认出了刘政德，就再也没动弹，闭着眼睛装睡着了。刘政德可是夹边沟农场的名人。他原是兰州市秦腔剧院的经理，反右运动中定了个右派，原因是他当经理时剧院演过几出禁演的旧戏，《李翠莲上吊》什么的。可是他到了夹边沟运气好：他参加革命早，抗日时期就搞抗日戏剧，后来到了解放军的文工团，解放后转业到了兰州市秦腔剧团当经理。酒泉地区劳改分局的几个领导都是戏迷，都看过他这个秦剧团的戏。所以他到了夹边沟，局领导就指示夹边沟，这个人要照顾，于是场领导就叫他在食堂当管理员。他的权力大得很，管几十名炊事员。管两千人的粮油菜。有人进去过他的宿舍兼办公室，看见地下码着上吨重的红糖、几大缸植物油。他可以把某个人叫去当炊事员。而他看哪个炊事员不顺眼，立即就能叫你下大田劳动去。许多劳教人员都巴结他，想去食堂做炊事员。在夹边沟农场，谁要是进了食堂做饭，那就意味着生命安全无虞。 我很奇怪，高高在上的刘政德怎么会到我们这寒碜龌龊的地窝子来。我一动不动，竖起耳朵。 邹永泉说，刘管理员，你找我有什么事吗？ 刘政德说，没事，没什么事。我就是来看看你，给你拿几个…… 拿几个什么，刘政德没说，但我听见了索索的细碎响声，是纸张响的声音。我还感觉到有一股轻轻的凉气扑到我的脸上了。我判断这是掀被子或者穿衣裳带动的气体扑在我的脸上了。我稍稍睁了一下眼，发现刘政德坐在铺头上了，他的脸斜对着邹永泉，他把什么东西放在邹永泉怀里了，邹永泉惊讶的口气说： 刘管理员，这……你这是干什么？ 不要说，你啥话都不要说，这是一点小意思。刘政德往邹永泉的被子底下塞东西，弓着腰伸着脖子把嘴凑近邹永泉的耳朵又小声说，几个白面馍。 但邹永泉分明是享受不起的口气说，这……这是为什么？我凭什么收你的…… 刘政德说，不要说，给你，你收下就行了。没啥，这是点小意思。我们不是在一个组劳动过吗，你怎么见外啦！ 邹永泉沉默了，任刘政德把报纸包着的几个白面馍塞进被子下面。他沉默了大约半分钟吧，说，刘管理员，你是有什么事吧？ 刘政德咳嗽了一声，说，嗯……事情是有点事情，但也不是什么大事情。 刘政德又住嘴了。邹永泉说： 什么事，你说呀，吞吞吐吐干什么？ 刘政德迟迟疑疑支吾着说，老邹，是这么件事——我听人说，你有块手表…… 邹永泉一脸惊讶的表情：你听谁说我有块表？ 听谁说的并不重要。你说，你是不是有一块表？ 邹永泉说，是，我是有一块表。 是一块好表，是名牌货？ 是名牌。 叫浪琴？ 是浪琴。你问这事干什么？ 我听说你要拿表换粮食？ 是的，是要换粮食。怎么了？ 怎么也没怎么，我就是问问你，是不是真的要换粮食？ 是真的要换粮食。 你把表换给我吧。 邹永泉的声音闷住了。过一会儿他才说，噢，刘管理员，你今天到这狗窝来找我，就为了这事呀？我说呢，你给我馍馍，原来你并不是来看我的，你是拿馍馍来换表的呀。你把你的馍馍拿走。 邹永泉的身子动了一下，从被子下边摸什么，但刘政德压住了他的手，有点严厉地说：不动，老邹，你不要动！ 邹永泉说，拿走吧，你把你的馍馍拿走吧。你知道我的表是名牌表，你拿了几个馍馍来就想换走呀？ 刘政德说，嗳嗳，老邹，那几个馍馍不是换表的嘛，那馍馍我是给你白吃的。换表的馍馍，事成之后我再给你。不要急，你不要急嘛。说实在话哩，不是我要换你的表。 那你是给谁换的？ 你问这干啥？你管我给谁换哩？反正不是给我换。你就说你换不换吧？ 你不说给谁换的，我就不换！ 刘政德沉默了一会儿说：你真要问，那我就跟你说实话吧，是杨队长想换你这块表。他说你有块好表，叫我找你问一下，你换不换？ 邹永泉不出声了。刘政德说： 换给吧，把你的表换给他吧。 邹永泉还是不出声，刘政德说： 说呀，你怎么不说话了？你是觉得换多少粮食话不好说吧？他是队长，管你的，你有顾虑，是不是？你不要为难，我告诉你，杨队长说拿十斤豆面馍馍换你的表。你换不换？ 邹永泉说，不换。 刘政德怔了一下，说，十斤你都不换吗？你可要知道呀，一块大罗马才换五斤，你的浪琴比大罗马好，人家给你十斤也就不少了，你说是不是？ 邹永泉说，我不是嫌少。 那你为啥不换？ 我就是不愿意换。 刘政德惊讶的口气说，为啥嘛？你为啥不换嘛？你的肚子不饿吗？皮箱里有粮是不是？ 我没粮食，我的肚子饿得难受，但这表我不换。 为啥嘛？你说个不换的原因嘛！ 为啥？这原因很简单：杨队长一个月供应多少粮食，不也和我们一样吗？一天七两口粮。他吃饱吃不饱？有剩余没剩余？他拿十斤豆面馍换我的表，这豆面馍从哪里来？我问你，杨队长的家又不在这里，他在食堂吃饭，他哪来的十斤馍馍？ 你不要管他的粮食从哪来的嘛。 不管粮食从哪里来？不管不行呀，他的粮食肯定是要从我们吃饭的灶上抠出来。也就是说，他把大家的救命粮拿来换我的表，结果是我吃了粮食，他得了表，别的人可能就饿死了。你说，这样的粮食我能换吗？我吃下去于心不安呀！我是损人利己呀，是助纣为虐呀…… 刘政德沉默了，许久他才说，这么说你是不换了？ 不换。 换给吧。 不换。 你真不换？ 真不换。 好吧，不换就不换吧。你睡吧，我走了。 邹永泉说，把你的馍拿上吧。 刘政德说，不拿了，不拿了，那是我给你的。 刘政德走后，邹永泉一动不动地就那样坐着，直到食堂的炊事员提着饭桶进了地窝子。最近的这次搬房之后。很多人起不了床了，农场领导体恤劳教分子，叫炊事员把饭送到地窝子，减少体力消耗。 吃的仍然是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豌豆是凉性食物，淀粉少，煮的糊糊又稀溜溜的，所以要趁热喝下去；如果放凉了，糊糊就解了，变成半碗面糊半碗清水。 喝完豆面糊糊，躺倒又睡，但怎么也睡不着，我就捅了邹永泉一下，说，喂，你今天可把刘政德弄得难堪得很！ 邹永泉正在嚼刘政德给他的白面馍馍，他停止咀嚼说，他活该。 我说，哎，你也不怕得罪他？ 他说，怕他什么？我也不是炊事员，还怕他整我吗？ 我说，可你把杨队长得罪了。 他说，得罪就得罪吧。过去他也没照顾过我，我也没讨好过他。以后呀，要是上边开恩把咱们放回去，他也不能扣住我；要是长期如此，没有十斤粮食是个死，有十斤粮食也是个死。至于死了以后的事，我就不想他了——是埋掉呢，还是扔在沙滩上叫狼吃掉，都一样呀…… 我没再出声。我们比邻而眠已经七八天了，但我对他的了解并不多，因为我们觉得生命已经快到尽头了，一切对我们都没多大的意义了。人和人之间的关系冷漠到极点了。就拿目前来说吧，他躺在被窝里吃着刘政德拿来的白面馍，并不掰给我一口。而我呢，也不责备他吝啬和自私。我有吃的也是独吞，不给他。但是有一点我很清楚：因为我的父母常常寄点炒面粮票什么的，我的身体还比较健康，而他已经衰竭得够呛了，走起路来摇摇晃晃的。我认为这要怪他的家人，家人不给他寄炒面和罐头却寄给他一包多维葡萄糖粉，他每天冲一小勺喝。那不就是糖水吗！肚子吃不饱，一缸子糖水能救命吗？ 不过他今天对刘政德的态度令我钦佩，他不为了多换点粮食而去损害别人！ 转天我独自去了南寨村。我的棉袄裤换了六七个土豆，还拿着两双袜子，两双袜子换了两把沙枣。闹饥荒的年代，这里的农民把沙枣当粮食吃。 南寨村在兰新公路的北边，紧靠着公路，有几十户人家。南寨村和明水农场之间隔着一片沙包，人叫鸣沙窝，有六七里宽。南寨村的农民也很穷，有些人家的男子汉逃荒去新疆了，家里就剩妇女老孺。 一路走一路吃沙枣，回到山水沟的地窝子我已经把沙枣吃光了。喝完了晚上的一碗糊糊就又躺下了。躺在被窝里我对邹永泉讲述换粮食的过程。他一边听一边骂：抢劫！这是抢劫。他就这么可笑，随便一件小事都容易激动和发脾气。我记得刚搬到这间地窝子的那天夜里，有个专门做生意投机倒把的农民拿着个布袋子，里边装着烟卷烧饼之类的东西，闯进我们地窝子来，进行以物易物的交易。有个右派用一支金星笔换了一盒双羊牌劣质香烟。他大声地骂那个农民“抢劫”。那个农民说不换就算了，转身要走，他却又拉住人家要用自己的毛衣换烧饼。 听我讲完去南寨村的事，邹永泉说，刘政德今天又来了。 我说是吗？ 他说，他还是要换我的表，说再增加几斤。 你怎么回答？ 我说不换。 他没再说啥？ 说了，他说了很多，央求我把表换给杨队长。他还说，他这次找我换表，是杨队长在他房子说话说起来的，我这里有块好表，他就主动提出来替杨队长换我的表。他说，既然是他主动提出来的，这表要是换不成，他不好给杨队长交待。我想，他跟我说这些话，有一箭双雕的效果：一个目的是给杨队长开脱，他们怕我找领导反映呀，大队长拿灶上的粮食给自己换手表！再一个目的就是一旦动员我换成了，他杨队长既得了表，刘政德又讨好了杨队长。我把他们的目的猜透了，就是不换，叫他在杨队长跟前丢脸去。你可没看见呀，刘政德今天低三下四的样子，他一再央求我：看在我的面子上换给他吧，换给杨队长吧。这次你帮我这个忙，以后你有啥困难了你就来找我…… 我就说不换，只要是杨队长换我的表，我就是不换！ 当时，我夸了邹永泉两句：好，好，你把刘政德碰回去好，叫他不要以为当个管理员就可以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叫杨队长也明白，虽然我们是阶下囚，但也不巴结他……但是，喝完了晚上的那份汤，又一次沉入黑夜躺在地铺上之后，我又久久地睡不着觉，我又一次捅了捅邹永泉： 喂，老邹，你睡着没有？ 他从睡眠中醒来，迷迷糊糊问我，嗯，什么事，老杨，是你叫我吗？ 我说他哪来那么多瞌睡！不要睡了，我们说会儿话。他问说什么。我说，就说你的表的事情。索索的被褥响的声音，他转过身来了，把脸对着我了。说： 表怎么了，你说我的表怎么了？ 我说呀，刘政德找你换表，你就换给他吧。 嗯？你同意换给他。 不是我同意，那是你的表，你拿主意。我是说，他答应给你十斤豆面馍馍，今天又说加几斤。你就跟他说，十五斤，给十五斤就换给你。不少了，一块表换十五斤粮食，真不少了。你知道现在的行情不知道，一块大罗马换不上五斤炒面了。再说，他还说了，有啥困难找他去，他要是真心帮助你，你可能还能活着走出明水农场…… 妄想！ 黑暗中我看不清他的脸，但我可以猜测到他白皙却又黄惨惨的消瘦面孔上痛苦的表情，因为他说话的口气虽然缓慢无力，但却用词很坚决。他说： 我知道我活不长了。我从各方面的情况分析——包括场领导的讲话——现在是全国性的缺粮食，我们劳改劳教的首当其冲。要想改善，得到明年夏收……咱们一天吃七两豌豆面，无论如何活不到明年夏季…… 那你就该把你的表换吃的…… 换得三五斤，七八斤，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大厦将倾，独木何为。 可你昨天说，说不定十天半月能放我们出去…… 那是希望，美好的想象。实际不可能。好长时间我都在想，毛主席不知道下边的人胡作非为，不知道我们在农场里受这样的苦，他知道了会解救我们的，可是我又想，毛主席不会不知道我们受的苦，受的罪，他那么聪明决断，甘肃省委能瞒了他？ 听着他的分析，我心头一阵阵发凉，我说，不说这些，不说这些。小心人听见了汇报去。我要跟你说的是你就按刘政德的话办，把表换给杨队长，你能多得几斤粮食。 不换，他给的粮食再多也不换。他是拿大家的口粮换我的表呀，我可能活下去了，但更多的人死掉了，我不是助纣为虐吗？ 我死了人们也要骂我呀，为一己之利损害众人。 没人说你呀！就是有人说你，也可以原谅的，罪责在刘政德，你并没有多大的责任。 他说，古人不是说过吗？不因善小而不为，不因恶小而为之。 我不好再说什么了，我说，不管你跟谁换都要早点换，越往后粮食越紧张越贵，换的就越少。睡吧。 他说睡吧。 其实，不论是邹永泉还是我，都对这件事的后果估计不足。 第二天早晨喝汤的时候，他把饭盆伸到我面前说，你看。 我看到了，他的饭盆里面汤比我的少三分之一。 我说他，你认为是刘政德捣的鬼！ 他说，到晚饭看看再说吧。 到了傍晚，炊事员提着桶走进地窝子以后，我就特别注意炊事员打饭的过程：给我给别人打饭，他都是一舀一马勺豌豆面糊糊，轮到邹永泉的时候，他舀了一马勺，但往外走的过程中马勺一倾斜，流出去不少。倒在邹永泉的饭盆里，和我的比比，少了三分之一。我们都是在夹边沟农场小卖部买的儿童洗脸盆当饭碗，大小一样。 邹永泉立时就叫起来：你怎么给我的比别人少？ 炊事员说哪里少了，哪里少了！ 邹永泉把我的盆端过去和他的盆放一起。炊事员只好说，再给你补一点，再给你补一点。 炊事员又给他舀一点糊糊，但也不如我的多。这样的情况持续了三四天，每次开饭炊事员都给他舀的饭少，他几乎每天要和炊事员吵架。于是我又一次劝他把表换给杨队长，我说他胳膊拧不过大腿。他不为所动。我又劝他，那就到南寨村去换吧，换给农民吧，你总要填补些粮食嘛。他对我苦笑一下：杯水车薪，杯水车薪。 但是有一天下午，他到隔壁的一间地窝子去看一个他的上海老乡回来，很激动地对我说，杨世华，这两天你还去南寨村吗？ 我是经常去南寨村的，有时拿自己的物品换粮食，有时有人死了，在管理干部来处理后事之前偷下一个饭盆，一双袜子，一件旧大衣，我都拿到南寨村换粮食。哪怕换一把沙枣，我也去。 我说去，明天去。 他说，你找人打听一下，有没有人拿粮食换手表。 我说他：你改变主意了？ 他告诉我，在隔壁的地窝子里，人们都在传说，省委的一个工作组来过夹边沟了，还有人说是中央监察部的一位副部长，是个女同志。他们是来了解情况的。看来，夹边沟死人的事真的惊动了中央，中央要解决夹边沟的问题了，要放我们回去了。我要活下去。 听到这讯息我也很高兴。我把自己在天水中学工作时缝制的一件半大皮袄拿出来了，拿到南寨村换粮食。中央已经知道夹边沟的事了，那就是说有希望了，我决定要不惜一切代价活下去，活着回到天水去。 我的短皮袄做得很好，是直贡呢的面子，水獭皮的领子。里子是九道湾的滩羊皮。滩羊皮是很有名的，是宁夏自治区靠近黄河的河滩上放牧长大的绵羊皮。它皮薄毛厚，既保暖又轻便，九道湾又美观好看。这件皮袄缝好以后，我就没穿过几回，在学校里上班我都舍不得穿。也就是过春节穿几天。定右派后我把它带来夹边沟，放在箱子里根本就没穿过。 皮袄换粮食的事不好办。我在南寨村进了几户人家。有的嫌小。——我的身材瘦小，我穿的衣裳，农村的成年男子要么穿不上，要么穿上了紧绷绷的胳膊不能活动。还有一个问题是我说拿皮袄换粮食，有些人不敢换，他们说，队长早就讲过，不叫他们和明水农场的犯人来往。给犯人衣物和粮食，就是帮助阶级敌人，脚后跟站歪了，是犯罪。 有一户人家只有一个老婆子和一个小姑娘，老婆子的儿子儿媳逃荒到新疆去了。这个老婆子看了我的皮袄，穿在身上试了试，很合身，就有点爱不释手的样子，说是换给她。但是说到换多少粮食的问题，她说给我两碗酸菜。西北的酸菜也叫浆水，是大白菜呀圆白菜呀芹菜呀煮个半熟倒进缸里，再煮上一锅苞谷面糊糊倒进去，盖上盖儿，使菜发酵。发酵后的菜就不再发霉了，要吃时舀出来做汤喝。两碗酸菜就想换我的皮袄，那哪行呀，我当然不换。我就是想换点粮食的，但她死活不同意给粮食。她说，给你三碗酸菜，给稠些。我说不换不换，酸菜你留着自己吃吧，三碗酸菜你吃了可能还救你的一条命哩，可是救不了我的命。 走了七八户人家，皮袄也没出手，最后我就进了队长家，说我的这件皮袄想换点粮食。队长也喜欢我的皮袄，但他试着穿了一下，穿进去一条胳膊就再也穿不进另一条胳膊了。嫌小。他说，你再来的时候给我拿件宽大一些的，也要滩羊皮的。我说我又不是二道贩子，哪里给你找件宽大的滩羊皮皮袄去。这时我突然想起邹永泉托我的事，我就说我有个朋友有一块手表，想换些粮食，你换不换？队长说换，是块什么表，是大罗马吗？我说不是大罗马，是浪琴，比大罗马好得多。队长听说这么一块表要换粮食，很是有兴趣，立即给我拿了个白面饼吃。那白面饼还真白，我已经好久没见过那么白的白面了，跟城市里卖的富强粉一样白。拿在手里掂一掂，有四两重。关于那块表队长问了我很多情况，最后对我说，你回去问一下，他要换多少粮食？你把他叫来行不行，我们当面谈？我说他可能来不了啦，他的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回到山水沟跟邹永泉讲了情况，他说去，明天我去。我怕他腿软走不了那么远的路，但他不知哪来的力气连休息都没休息一次，跟我穿越鸣沙窝去了南寨村队长家。这次一进门，队长就给我们一人一块白面饼，然后看表，然后谈价钱。事先我和邹永泉就商量好的，不能一次谈成，要吊他的胃口，多吃他两块白面饼。所以第一次没谈成。 后来又去了两次，我们两人又吃了村长的四个饼，然后交易谈成了，换了五斤炒面外加三个白面饼。 最后，村长把我的皮袄也留下了，给了我三个白面饼。村长说，皮袄留下就留下吧，我的儿子大了再穿。村长三十岁出头，他的儿子八岁，刚上小学。 我的三个饼，回到明水农场，我一顿就吃完了。许久没吃过饱饭了，三个饼放在口袋里很是诱惑人，吃过了晚饭坐着，掰一块，再掰一块，到睡觉时就吃完了。我真钦佩邹永泉。他的三个饼和五斤炒面，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只是像冲多维葡萄糖粉一样舀了两小勺炒面，冲成稀汤汤喝了一碗，然后就把白面饼和炒面都放进皮箱里，锁好。我说他，两小勺炒面顶啥用？有吃的就吃呀！他回答： 不能多吃，要细水长流。这种状况不知要持续多久，可我再也没什么东西去换吃的了，不细水长流以后怎么办？ 以后的日子里，食堂给他打的面糊糊还是比别人少，但他一句话也不说，也不找领导反映。他就是每天冲一碗面糊糊补充一下。这期间他也不再躺着了，我和他一起每天都去挖苦苦菜。我们要争取活到释放的那一天。怕人偷，他每天外出时把炒面和白面饼装在一个布袋里背在身上，晚上睡觉时才锁在皮箱里，放在脚下边。每天我们都去南寨村的麦田里挖野菜。他还不断地追逐蜥蜴，用铁锨拍打，打死了拿回来烧着吃。 我是很注意饮食卫生的。我挖野菜煮着吃，也捋草籽炒着吃，但我从不吃老鼠、蜥蜴之类的。 有一天，在挖野菜回来的路上，他打了二十多条蜥蜴。回到山水沟之后，他在地窝子外边用蒿蓬点了一堆火，把蜥蜴扔进去烧，一边烧一边吃。我在那儿煮苦苦菜。后来，吃得剩下两个蜥蜴了，他说我，这两个你吃了吧。我说不吃，有毒。他说，没毒，我吃了十几天了，平平安安的，没啥事，你放心吃吧。他还说，他吃第一条蜥蜴之前观察了好久，别人吃了蜥蜴没出什么事，他才吃的。我说我嫌恶心。结果他把那两只烧得黑乎乎的蜥蜴又嚼着吃了。虽然蜥蜴表面烧黑了，但里边还是没烧透，他咀嚼的时候我听见了咯吱吱的声音。我的心里麻酥酥的。 但是过了两三天，他的身体突然肿起来了。全身都肿了，像是吹气一样肿了起来。腰肿得像是水缸一样粗，脸肿得眼睛睁不开。叫医生来看，医生了解一下情况，说是吃蜥蜴中毒，给了几个白色的药片片，转身走了。过了一天，他就完全地闭上了眼睛。 埋葬之前，我想给他换一下衣裳，但是因为肿胀，衣裳绷得紧紧的脱不下来。清理遗物，打开他的皮箱，见他从南寨村换来的炒面还剩下二三斤，还有两块白面饼，白面饼子干得掰都掰不动。 告别夹边沟 1960年秋季的一天，夹边沟农场所属的新添墩作业站几百名右派凌晨四点钟就起了床，整装待发去明水农场。在河西走廊的西端，这时候还是深夜；因为仲秋的这片荒原上，要到八点钟太阳才能爬出地平线。 还在十多天前，夹边沟农场就接到上级指示，夹边沟农场的全体劳教分子迁往到高台县的明水乡去。省劳改局决定在那儿立即上马建设一个五十万亩土地的谷物生产基地，需要大批劳动力。新添墩作业站已经过去两批人了——约三四百名，今天走最后一批——连锅端，总共四五百人。 因为昨天傍晚就通知过的，今天早晨要来汽车，所以听见哨音响，右派们全都起了床，捆行李，吃饭，做好准备工作。由于是要走远路，这天的伙食也与往日不同：小米汤，不限量，敞开喝。这件事可是把右派们乐坏了。有些人打一份回来，等不得小米汤凉下来，也不顾烫嘴不烫嘴，噗噗地吹着，稀溜稀溜往下喝——他们怕稀饭被人打完了，自己打不上第二份。有些人很聪明，打了小米汤回来，把米汤倒进洗脸盆里，然后又往伙房奔去。一时间，通往伙房的路上人影躜躜，脚步匆匆。当然，这可苦坏了那些身体已经衰竭的人：他们平时就走不动路，跪着去食堂，慢腾腾地在地上挪，像是疲乏无力的鸭子晃呀晃的，而此刻为了多喝一份小米汤，他们竟然也打起了精神，快速地移动双腿往前走。为减轻膝盖的疼痛而绑在膝盖上的鞋底发出沙沙的摩擦声。他们快速行走的姿态如同刚从大海里爬出来的躲避海豹追击的企鹅，快速地摆动着身体和短腿。 蔬菜组的王永兴打来了一份小米汤。他是个老病号了，近来腹水增多，不下地干活，所以开饭时总是晚去。这天他打回小米汤来，像往常一样，盘腿坐在土台子上，一勺一勺慢慢喝。这时有人说了一句：今天的米汤敞开喝。他不相信，说，哪有那样的好事？仍旧一口一口慢慢喝，充分咀嚼。但是，看到有人真的打来第二份小米汤，他也紧急行动起来，忙忙地打开已经捆好的行李，拿出一个闲置的大茶缸子，匆匆向伙房走去。他还怕自己行动得晚了，走在半路上问了一个打饭回来的人，还有米汤吗？那人回答，有，多的是。他果然打到了第二份小米汤。 打回的小米汤晾在土台子上，他接着喝先头的那一份。喝着米汤他还说那些腿快的人：你们打下三份四份，能喝完吗？一会儿出发怎么办？端着上路吗？王永兴是个很务实的人，做事很有分寸，从不做莽撞事。他看见那些贪心不足打了三四份小米汤的人，从心里就觉得可笑。他又说，人的肚子是有限的，可不要贪便宜胀死！ 但是，那个打了四份小米汤的人很轻易解答了他的难题。那人喝了两份小米汤，然后把一条毛巾铺在土台子上，把另两份米汤慢慢地倒在毛巾上。毛巾是个过滤器，清汤渗入沙土去了，米粒就堆积在毛巾上。那人看了一眼王永兴说，你看我有办法没有？这时候王永兴后悔得要死，后悔自己怎么就想不出这么个主意来。但后悔也没有用处，因为已经有人回来说没米汤了。 吃过了饭，劳教分子们把行李搬到院子里放下，然后就集合排队出发了。王永兴没走，他和一帮病号留下来等待拉行李的汽车，坐汽车走。 八点半钟，酒泉劳改分局调配的六七辆卡车驶进新添墩，装上行李载上病号和一帮装卸行李的人，出发了。汽车驶出田间公路，经过杨洪公社的一个村庄时追上了先行出发的大队人马。从新添墩去酒泉火车站约七八十里路，队伍才走出二十几里就已经散乱了，哩哩拉拉二三里长。当汽车超过稀稀落落凌乱不堪的队伍时，扬起阵阵尘土。王永兴听见了不断如缕的吼骂声：这一帮狗日的倒舒坦了，平常不劳动，现在又坐上汽车喽…… 王永兴是前一年的初冬病倒的。那是10月下旬，冬灌［1］最紧要的关头，花园水库通往夹边沟农场的大干渠冲垮了，夹边沟农场的领导指示新添墩作业站抽调五六十人去修渠。冬季外出施工，是要挑强壮劳力的。1959年，劳教分子们的口粮就削减到每月三十斤，基建队和农业队的人因饥饿和超常超重的劳动体力衰竭了，只抽了一小部分，而蔬菜组的人因为劳动强度相对要轻一些，还能近水楼台地吃点西红柿南瓜什么的东西充饥，体质相对而言要强壮一些，所以三十多个人无一漏网被抽去修渠了。修渠是在西边十几公里的银达公社的荒滩上，住在两户社员的草房里。那是真正的堆草房子，他们去后把草腾到院子里，又在地上铺点麦草挤着睡。真是拥挤呀，三十多人挤在一间房里，人只能侧着睡，翻身都翻不了。吃的又是菜糊糊，尿多，人们出去一趟又出去一趟。每次出去不是踩着这个就是踏着那个；整夜吼骂声此起彼伏，根本就睡不好。大干渠垮掉了二十多米长的一段。垮掉的一段正好在一片低洼地上，不光堤没了，连渠基都冲掉了，渠两边都淹上了水，冻了冰。要修渠就要从几十米远处抬土。抬土谈何容易！河西走廊的西端，10月下旬天就大寒，地大冻，要挖下拳头大的一块土疙瘩就需要抡几十次镐；手震木了腿震软了。半个小时也挖不下一筐土。效率是无从谈起的，人们都在浮肿，根本就没力气干活，仅只是晃着摇着慢腾腾干着就是了。干脆停下来歇息是不行的，管教干部看见了要骂的。实在坚持不住想休息一下，只能以大便的借口跑远些蹲一会儿。说小便都不行，管教人员会说：尿尿还要找地方吗？怕人看见吗？你是大姑娘吗？ 那是修渠的第三天，王永兴和一个人抬土，到正午时分，真是走不动了，身上光出虚汗，腿软得打颤。那天天气格外冷。茫茫田野，天空无云，但却日月无光，漫空里飘着晶莹的冰霄。眉毛和胡须都冻上了冰疙瘩。寒气逼得人喘不上气来。他跟分队长说了一声要解大便，就走到一条看不见人的自然沟里，落下裤子蹲着，休息片刻。绝对不敢穿着裤子坐下来休息，因为管教干部也发现右派们的花招了，看见有人去解手，就总是盯着，时间一长就跑来察看。发现是假解手，可了不得——连训带骂，还要扣掉一顿饭。 王永兴蹲了几分钟，觉得该回去了，就往起一站——哦，站不起来了！起初，他没明白怎么回事，以为是腿蹲麻了，不听使唤了。便用足了力气往起站，却还是不行，腿根本就不听从大脑支配。后来，他弯下了腰，用手杵地，总算是站起来了，却又搂不上裤子。人越饿越怕冷，越怕冷就穿得越多——他穿了一条绒裤，绒裤外边才是劳教服：一条蓝布面的棉裤。此刻，他觉得裤子有千斤重，两只手怎么也提不起来。一用力就头晕，就眼前发黑，气喘吁吁。后来，他只是把裤子的前边提高了一点儿，臀部竟无可奈何地暴露在刺人的寒气里。他静静地站着。 这时候他心慌得厉害，因为他明白了，这是死神在拉他的手了，要把他摁倒在那道浅浅的长满了骆驼草的自然沟里，叫他再也站不起来。于是他静静地站着，一动也不敢动。他害怕一走动就栽倒。 他不知道自己站了多长时间，可能是十分钟，或是半个小时，与他抬土的伙伴跑来找他，才帮他提上裤子，系上皮带。同伴又叫来一个人，一左一右扶着他去见管教干部，经允许后又扶他回到住处。转过天，蔬菜组的老何赶着马车来给他们送菜，管教干部叫老何把他拉回新添墩休息。 王永兴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他自己认为，之所以出现蹲下站不起来的事情，可能是饥饿所致，也可能是寒冷和劳累的原因：自己是蔬菜组长，事事处处都竭尽全力去干，消耗的体力太多了。他以为回到新添墩休息几天，情况会有好转的，但没想到的是情况更加恶化，干脆起不来了。他原先仅是面部浮肿，小腿浮肿，躺了几天，腹部竟然也肿了起来，原本细瘦的腰突然就肥壮起来，真是系不上裤子了——皮带上的孔不够用了。而且身体呈现出从来没有过的疲乏，起不了床，穿不动衣裳，胳臂也抬不起来了。当他的组员替他打来菜糊糊他坐起来吃饭的时候，手竟然无力端起饭盆！ 他害怕了！在过去的一年半里，新添墩已经有几十人躺倒后再也没有爬起来，难道自己也到了那种地步，要步他们的后尘而去吗？ 他求新添墩的医生开了个条子，搭乘去场部拉面粉的马车去了场部医院。夹边沟农场的医院是很简陋的，医生们就有个听诊器。医务人员除了一位姓陈的院长是农场干部，部队转业下来的一个卫生员，大夫护士都是右派。一位从天祝医院来的邓大夫，原先是兰州市红山根砖瓦场——劳改队——的医生，不知什么原因，前几年不愿在砖瓦场干了，调到天祝县医院当医生，反右时成了右派，送来夹边沟劳动教养。邓大夫听了他的病情，叫他躺到诊床上，拿着听诊器听了听，又扣诊了一下腹部，捏了捏大腿和小腿，说，穿上衣裳吧，你得的是肝硬化。这个诊断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的，他说邓大夫，你说的是真话吗？邓大夫说，你这是什么话，我骗你做啥？你看你肚子胀成啥样子了，严重腹水！他说，不对吧邓大夫，我这是浮肿。邓大夫说，胡说，浮肿和腹水是两码事。我的水平不高，浮肿和腹水还是能分得清的。他说，别人也是这样的呀，先腿肿，后蔓延到腹部……邓大夫说，谁说的别人也是这样的？浮肿到腹部人还能活吗……咳，你这人怎么这么啰嗦，叫你穿衣裳你就穿衣裳，哪来那么多废话。看他穿上衣裳，邓大夫说，你这个病呀，可是时间不短了，少说也半年了。肝硬化是有个过程的，先是急性病，肝炎，不治疗，才转成肝硬化……你怎么就不早点来看一看呀！他颤抖着嗓门说，我哪里知道是得了肝炎呀，半年前——不，一年前我就觉得浑身无力，我还当成是累的……邓大夫问，你就没觉得恶心吗？不想吃饭……他回答，不想吃饭？我还恨不得美美地吃两顿红烧肉。 查出肝硬化之后他就住院了，三个月后，腹水消失，出了医院。从此以后，病情时好时坏，好的时候就在蔬菜组混日子，恶化了就休息或者住院…… 汽车到了酒泉火车站，王永兴明白这天早晨为什么小米汤不定量……拉他们去高台县的几节无篷货车停在支线上，他们上车之后，等待步行的大队人马，大队人马到齐已经是黑夜了。早晨喝米汤的时候，伙房给每个人发了两个窝头当晚饭，可是很多人不到中午就吃掉了。火车站有一家餐馆，许多人央求分队长去找管教干部，能不能去那家餐馆吃顿饭，但分队长回来说，赵来苟说了：老老实实在车上坐着。 后来他们才听说，不叫去饭馆吃饭是怕他们逃跑。 那天还真是跑了几个人。其中有一个叫崔毅的，就是从酒泉火车站跑到嘉峪关跑掉了，后来人们传说他跑到了越南。 火车是深夜两点钟驶出酒泉火车站的。从酒泉市到高台县也就是一百几十公里，火车却走了十几个小时，因为是货车，时停时走，有时一停就几个小时。劳教分子蜷缩在车厢里。 火车经过高台县碱泉子火车站，还出了一件事：不知什么人喊了一声，到了到了，这就是我们要去的火车站，明水农场就在这里下车。许多右派站起来推行李。噼里啪啦扔下许多行李，赵来苟才喊起来：停下，停下！谁叫你们卸行李的！我们要到清水河站下车，这里是碱泉子！有几个右派跳下车装行李，但这时火车又启动了，他们慌忙扒住车叫人拉了上来。那些推下行李的右派惊慌地喊叫，我的被褥没拿上来…… 黄昏时分，火车停在一片戈壁滩上。有几辆马车停在铁路边上。马车拉着行李，人们步行，走了一个小时，来到一片荒草滩上。宽阔的草滩上有两条南北走向的山水沟，先期到达的人们在沟里盖了些地窝子，挖了许多窑洞。管教干部领着分队长分配住处，马车拉了一些人又去碱泉子找行李。 新添墩的劳教分子住在西边的山水沟里。挖下的窑洞还不够多，有些人这天夜里露宿在荒滩上，翌日晨喝过了菜糊糊，自己挖窑洞。 病号们被安排在山水沟的一间地窝子里。这是一间半明半暗的建筑，依着山水沟的崖坎往下挖了一米，挖出来的土再堆高一米，上边横了一根圆木搭上椽子缮上碱蓬和笈笈草。因为椽子少，碱蓬和笈笈草上没压上多少土。靠着崖坎的一面留了几十厘米高的土台子，长度和地窝子的长度相仿。这是“炕”。晚上睡觉透过茅草的空隙可以看见闪烁的星星，还可以听见风把沙土刮到茅草上的唰唰声。天亮后起床，被子上落满了尘土。 喂，今天是十月一日吧？ 起床后王永兴正在叠被子，已经穿好了衣裳的石玉瑚对他说。 啊，还就是的，今天是国庆节。 叠好被子，王永兴坐在“炕”沿上看着石玉瑚说。石玉瑚又说： 嗯，对，我记着今天就是国庆节嘛。我说呀老王，你能不能给咱们打壶水去？ 打水做啥？ 嗳嗳，刮个脸嘛。国庆节了，咱们也收拾一下门面嘛。 收拾门面？怎么，还想收拾得干干散散浪一转去吗？游山玩水去吗？ 王永兴说完，心里就有点后悔。因为地窝子里发出了几个人的笑声，这笑声是善意的或者并无恶意的，但却可能促使石玉瑚产生想法，以为他是在讥笑他。石玉瑚已经失去行走能力一个多月了。石玉瑚也是永登县人，他的老乡，是连城镇中学的教师。他来夹边沟之前两个月，石玉瑚已经在夹边沟的基建大队接受劳动教养了。开过荒，挖过排碱渠，还在高台县板桥乡的石英矿挖了半年石头。身体累垮之后才被分配到新添墩的农业队种地。 石玉瑚的确是垮了。他的双腿已经支撑不住干瘦如柴的身体了，不管是去食堂打饭还是上厕所，他都在膝盖上绑着两只布鞋，跪着行走。他走路的样子像是一个长得特别矮的侏儒走路，扭打扭打的。 还在永登县的时候，他就认识石玉瑚：县教育局每到寒暑假都要把中小学教师们集中起来搞政治学习。石玉瑚很少发言，但言必有出。他很钦佩他。 他的玩笑话并没使石玉瑚介意，石玉瑚又说，嗳嗳，门面还是要收拾一下嘛，到了新地方，要有个新气象嘛。你看你的样子，不到四十岁的人，胡子就长了一寸长，就像是五六十岁的样子，哪里像个为人师表的样子，简直像个贼配军。 像个贼配军？本来就是贼配军！林冲发配沧州，还大碗喝酒大块吃肉，咱们吃的啥喝的啥！ 话是这么说，但他还是提个不知道谁的热水瓶走出去了。不能再说了，再说就要出格了！因言获罪，教训还不深吗？ 王永兴是1957年的暑假期间，永登县的中小学教师集中在永登县一中参加整风，被定为右派的。当时，大城市已经开始反击资产阶级右派分子对党的进攻了，他知道不能信口开河了。但是经不住领导的再三开导和动员，他写了一张《今日陈世美》的大字报，批评永登县一中的校长李某人进城后抛弃前妻与一位女学生新婚燕尔……他以为，批评某个人生活作风方面的问题不伤大雅，又可应付了事，岂知过了一天，积极分子们就贴出几十张大字报，说他攻击党的基层领导就是攻击党……定为极右分子。 王永兴走出地窝子的过道，走到地面上来。他在门口踌躇了一下：这地方还不熟悉，不知井在哪儿，该去哪儿打水。最后他还是决定到伙房去，有开水就打开水，没开水就提点凉水回去。于是，他慢慢走到沟口，来到昨天打晚饭的一间地窝子里，问一位正在切菜叶子的炊事员，哪儿有开水？那炊事员问他打开水干什么？他说喝。炊事员说，喝？你还要喝开水？他心里很不高兴，但嘴很婉转地说，没开水凉水总有吧，打点凉水行吧？炊事员说，凉水也没有！想喝到板坦井打去！他的确不想和炊事员吵架，因为要是遇到这个炊事员打饭的话，勺子一抖搂他就要吃亏。他忍气吞声地回地窝子去了。 这天的早饭是豌豆面菜糊糊。王永兴有个习惯，吃过了饭总要躺两个小时。他的理由是粮食太金贵了，吃到胃里后必须静卧使粮食在胃里充分地消化，肠胃充分地吸收营养。可是这天他刚躺下片刻，就听见一个熟悉的嗓音叫他：王永兴，王永兴在里头吗？他忙不迭地迎出去，嘴里喊着：赵庭基？是赵庭基吗？ 他和赵庭基在门口的过道相遇，握着手说，哎呀你怎么来了？赵庭基说，我昨天就听说新添墩的人要全过来，今天就看你来了。哎呀，你怎么成这样子啦？王永兴说，怎么了，我怎么了？赵庭基说，你看瘦成啥了，脸成个长条条了，胡子一大把……我都认不出来了！王永兴说，那你以为你好看吗？你的胡子短吗？你都成骨头架子了！ 赵庭基是永登一中的教导主任，他们是同一批宣布的右派。他们两个人岁数相仿，小时候两人就认识，他们的父亲也都是好朋友。只不过赵庭基的家境好，父亲送他去读台湾大学，而王永兴的父亲是个私塾先生，家境不行，上完了中学就跟着父亲去教书；解放后王永兴当乡村小学的教员，赵庭基是中学教师。但是这并不影响他们之间的朋友关系，每次集中学习或者王永兴进城办事，两人都见面晤谈。赵庭基有学识，口才又好，是县上有名气的教师。 两个人在“炕”上坐下，王永兴见赵庭基脸色不好，垂头丧气的样子，问，你怎么了，土头土脸的？ 赵庭基立即沮丧地说，唉，倒霉透了，我叫人偷了。 王永兴一惊：偷了？丢什么了？ 迁移的路上不是集体拉行李吗？衣裳叫人偷光了，连饭碗都偷掉了。 还有什么？ 还有八百块钱，叫人偷得光光的了。 嘿，你怎么这样做哩？钱能放在行李中吗？那要装在身上。 唉，一念之差。我们组的一个人来明水前的几天到东边巡渠，遇上两个农民，把他给抢了。我就想着钱放在宿舍里还是保险…… 你就忘了防贼的事了！ 一念之差，一念之差呀。 迁移的时间该装在身上…… 这么想过，但又想集体运行李，那么多人的眼睛看着，贼敢偷吗？ 偏偏就偷了！ 嗯，偷得一文不剩。连买张邮票的钱都没有了。 两个人说了会话，赵庭基就匆匆告别，说是队里派他们出来挑野菜摘沙枣树叶的，时间不能耽误多了。王永兴叫他等一下，把自己的大茶缸子给了他，还给他两张邮票叫他赶紧给家里写信要衣裳…… 1960年的夏季，为了落实省委关于以最快速度建成甘肃省最大的谷物农场的指示，酒泉劳改分局组织酒泉地区十多个劳教农场的领导和生产部门的负责人在高台县的碱泉子农场开会，商讨和筹划建立明水农场的具体措施，会议开的时间很长，因为缺少许多资料，会议期间还要做出农场的建设规划和人员布置。但是，这一切准备工作都没有完成，秋天就到来了。于是大概地确定了几个住人的点，领导就催促与会者回原单位去，按照会议决定的人数去抽调劳教人员过来。会议决定，明水农场必须立即上马，利用秋冬季节开荒，挖渠，明春就要播种。至于农场规划，可以一边干一边测量和制定。会议还决定，夹边沟农场因为地处荒漠，风沙又大，不宜农作物生长，决定只留下三四百人守摊子，其余劳动力全部转移到明水来。对于会议的决定，其他农场都拖着没办，因为那些农场的领导认为冬季即将来临，没有房子住，没有水井，没有煤烧，吃粮也很紧张了，人过去后怎么生存？唯独夹边沟的领导对此决议执行得又坚决又迅速，除去部分病号和两个农业队之外，几乎是全体人马浩浩荡荡开了过来。 王永兴和三十几名病号躺在一间地窝子里。天气一天比一天冷了。地窝子没门，他们把一位来明水后死掉的人的被子挂在门上，遮挡风寒。天气晴朗的日子，他们挪到门外的沟坎下躺着或是坐着晒太阳。关于寒冷，他们已经习惯了，因为自从来到夹边沟，他们的房子就没有生过火，没发过炉子，没发过煤炭。 但是，10月中旬，领导突然宣布，从明天起，每月的口粮供应降为15斤原粮！ 右派们惊得魂飞魄散！ 以前他们吃30斤，零零星星饿死人。到了这年的夏收之后，口粮降为24斤，新添墩每天都要饿死人，现在降为15斤，人还能活命吗？但他们毫无办法。他们是戴罪之人，连句吃不饱的话都不敢说，谁也不想罪上加罪。他们只有一个办法，拖着疲惫的双腿走到开荒修渠的工地，然后就站着，坐着，或在田埂旁躺着，他们真是干不动了。管教干部们也不催促干活，他们也明白，一顿吃不上半斤粮食，干不了活！耗了几天，领导就干脆宣布停工，并动员右派们挖野菜，挖草根充饥，想办法活命。 病号们更惨了。他们无力去挖野菜，捋树叶。他们喝完了每天供应的半碗面糊糊就只能躺着了。他们知道，死亡在不远的地方等着他们，那些原本健康的人已经在死亡了，他们还能幸免吗？ 他们静静地躺着，尽可能节省体能的消耗，以延续时日…… 这是10月底的一天下午，王永兴和他的伙伴们在地窝子里躺着。天气太冷了，晒太阳已经没有了意义，干脆就钻在被窝里不出来。突然一阵风刮进来，原新添墩作业站的副站长赵来苟挑起门帘走了进来，大声说，梁书记看你们来了！他的话刚落，夹边沟农场的党委书记梁步云就走进来了。 赵来苟的意思是要病号们坐起来或者站起来，迎接领导，但是病号们躺着没有人动一动。于是他又喊了一声：听见了吗，领导来了，起来！快坐起来！ 有人坐起来，大多数仍然躺着。赵来苟生气了，瞪大眼睛嗯了一声，要发脾气，但梁书记用目光制止了他，问，你们怎么都睡着呀，怎么不挖野菜去？ 石玉瑚躺着说了一句：我们走不动。 赵来苟也说，这是些病号，在新添墩就病了。 梁书记说，嗯？病号？转移之前就病了？那怎么不住院治疗？ 赵来苟回答，这些都是老病号，场部医院没病房，没住上医院。 是吗？新添墩还有这么多病号没住院吗？梁书记说着，向王永兴弯下腰来：你得的啥病？ 肝硬化，腹水。 多长时间了？ 一年。一年零几天。 没住过医院？ 住过三个月，出院了，秋天又犯了。 再犯就再去看嘛。不住院硬抗，能抗过去吗？ 看过了，没床位，病房都住满了。 梁书记不再说话。顺着过道走了几步又走回来，对着赵来苟说，这要想办法呀，这么冷的气候，风这么大，就这么躺着，能挺过冬天去吗？ 赵来苟说，梁书记，这话得你说，我说了不顶用。 梁书记和赵来苟走出去了，右派们就突然活跃起来。石玉瑚说，你们猜一猜，梁书记能想出啥办法来？王永兴说，能把我们送到夹边沟医院去吗？有人说能，梁书记说话还是顶用的，只要他说送，就一定能送过去。但有人说，那可不一定，我听说夹边沟的医院里病号塞得满满的。说着说着话题就转移了，有人谈起梁书记的历史，说他原是定西地区检察院的检察长，因为右倾错误，去年反右倾撤了职调到夹边沟来当个副书记……但是大家的议论被赵庭基的到来打断了。赵庭基一进来就沮丧地对王永兴说，我又叫人偷了。王永兴问什么叫人偷了？他说今天收到家里寄来的十多斤熟面［2］，未及吃一口下肚，叫人连面口袋连大衣偷走了。问怎么偷的？他说把炒面拿来后挂在墙上，还盖上一件大衣，上个厕所回来熟面就不见了，大衣也不翼而飞。王永兴听了心疼得不得了：哎呀，你这个人呀，都是啥形势了，你还把熟面挂在墙上去上厕所……又是一念之差？我上次就想跟你说，病号队队长官锦文，人家是长征干部，延安时代彭德怀司令部警卫团的团长，解放后担任天水步兵学院战术系主任，在夹边沟和我一个组，大夏天在地里劳动，衬衣外头还穿个毛背心。管教干部就起了疑心，叫调查怎么回事，查来查去才知道，他背心里头缝了个口袋，里边装着些从家里带来的钱。人家那么大的干部，一个月还不挣你半年的，都把钱带在身上，防贼偷！把你个教员有多少钱，还卷在行李里头，把熟面挂在墙上！你真是谦谦君子呀！赵庭基连声叹气，懊悔不已…… 梁书记来过的第二天，一辆汽车朝着夹边沟农场驶去。梁步云亲自开车，车上挤着二十几名病号和他们的行李。 夹边沟农场的场部是劳改犯们1954年建成的。机关办公室是四栋白色的平房，两栋一排两栋一排坐西向东，场领导和各股室的干部们在这里办公。办公室北边依次排列着干部宿舍、干部家属宿舍、医院、仓库，但这些房子都坐北朝南。再北边是农业大队居住的四合院。这个大院还包括杂役们的作坊，修鞋组、木工组、理发组。与四合院相邻的是磨面房、粮食仓库。仓库外边有一条通往新添墩的公路，路北是菜地。 场部办公室斜对面隔着马路是基建大队的四合院。 往日的夹边沟农场场部还是很热闹的，除去新添墩和长年在外边搞副业的，这里大约居住了一千五百名劳教分子。可如今这儿只有二三百名病号和一部分农业队留下来灌冬水的人，再就是几十名杂役，大有人去楼空之感。 按着原先劳改队的规划，夹边沟农场只有三四间房的卫生所：一间医生办公室，一间治疗室，一间药房……根本就没有住院部。由于从五九年开始病号大增，卫生所便在农业大院辟了几间病房。如今病号房扩充到了十几间。好在人员都到明水去了，原先的农业队宿舍改成了病号房。这批病号到达后分散到七八间病房里。王永兴和石玉瑚被安插在一间住了三十多名右派的大房子里。 一进病房王永兴的心就踏实了一下。这间病房有三间房那么大。它一面是门，三面是土炕，土炕相通，成“凹”字形。三十多人住在炕上的确是挤得密不透风，就像去年初冬在银达乡抢修水渠住在社员的草棚子里一样。但这是热炕，炕有三四个炕洞，右派们从麦场上抱麦衣子［3］把它烧得很热。地下还用土坯砌了一个炉子，烧着无烟煤。他在其他右派挤出来的窄条条上喘息着铺好被褥，身上就出了汗，筋骨就舒展开来。顿时他心里就流过一股幸福得要晕过去的感觉：看来是冻不死了！ 在明水农场的地窝子里躺着的时候，他一天到晚蜷缩着身躯，手脚从来没有舒展过。已经两年多没睡过热炕了，更不要说火炉了。每天从田野上劳动回来，吃过了饭就赶紧钻进被窝。房子里的温度在零下十几度，饭盆里边的粥吃到最后就冻上冰碴。 这里蛮好，穿着棉袄坐着一点儿也不冷，一动弹就出汗。 幸福的心刚刚平静一些，一位右派韩大夫就来给他检查病情。过一会儿就有人送来了药片。他问那人，你是护理员吗？ 那人嗯了一声。 邓大夫在办公室吗？ 邓大夫到明水去了。 咦，我没看见过呀，我就是明水来的。 下放到大田劳动去了。 为什么？他很是惊讶。 我也不知道，大概是犯错误了……那人支支吾吾走出去了。 旁边一位老病号告诉他，一次上边来领导视察，问怎么死了那么多病号，别人都不说话，邓大夫直不楞登回答，营养不足，啥药都救不了命。视察的人前脚走，他后脚就被赶到大田劳动去了。 不再挨冻了，吃的问题就强烈地凸现出来：还是吃十五斤粮。虽然蔬菜多了些，做的也比明水的大灶精细了许多——胡萝卜切成小丁丁和面糊糊煮在一起——但肚子还是填不饱。一脑门子想的就是吃，成天心里饿得急了了的没有着落。十多天后腹水见少，人瘦得成了一张皮，腿软得走不成路了。 一天，他到麦场上去抱麦衣子煨炕，回到病房就躺下了，他觉得心跳得很急，要晕过去的样子。但就在这时，门外护理员的声音喊，王永兴，你父母看你来了。他慌慌张张哆哆嗦嗦爬起来，还没下炕，门就开了，他的白发苍苍的父母亲出现在门口，手里还牵着小男孩。他凭着想象判断那是二儿子兆远，他离家时才3岁。母亲还没坐下就呜呜地哭起来：我的娃呀，你怎么成这个样子了？呜呜呜……儿子被他的模样吓坏了，怯生生站在门口不过来。老父亲把儿子拉过来，说，叫，叫爸呀，你叫呀……孩子叫了一声爸，但接着就哇的一声哭了。他伸出手去摸一下孩子的头说，我把你吓坏了吧？他没抱孩子，他的心酸酸的，他怕吓着孩子。他扭过脸问父亲，你们怎么来的？父亲也在别人让出的炕头上坐下，抹着眼泪回答：坐了一天一夜火车。他说，我是问下火车以后怎么来的，这几十里路？父亲回答走来的，走了一天。他说，从酒泉县到临水公社有班车……坐到临水再有十多里路。父亲说，不知道嘛。他说，走乏了吧？父亲回答，乏倒是不乏，兆远不叫我和你妈抱硬要自己走。倒是天气冷得……把人冻坏了。他说，上来，上来，炕上坐下…… 王永兴竭力地克制着自己的心酸，但此刻再也控制不住了，泪水扑簌簌流了下来，哽咽着嗓门说，爸，妈，我是个不孝之子……叫你们……受苦了…… 母亲像是啸叫般地哭了一声：哎……我的娃呀…… 儿子也哇哇地哭。 父亲却抑制住眼泪说，娃呀，话不能这么说，这不怪你，这不怪你。世事的变化，命运的沉浮，不是人所能掌握的。我们就盼着你平平安安地出去…… 他说，家里的事我一点也出不上力…… 家里你就不要挂念，我这把老骨头还能动…… 王永兴泪如雨下。 父母在夹边沟呆了一夜，第二天就回去了。依王永兴的想法，父母走了长道，应该多休息一天，但是父母在他的铺上坐了一夜转天就走了。父亲说，原想多住一天的，但没想到你这里吃的这么难肠，不能再住了。多住一天，三口人要多吃两斤粮，我们走了你就没吃的了。 父母亲给他带来了七八斤熟面，五六斤蒸熟后晒干的甜菜，还有一包煮熟后晾得半干的狗肉。 父亲一再解释，你不给家里写信，我们也不知道你的情况。还是遇到了赵庭基的父亲，才知道你……吃不饱，匆匆忙忙把狗杀了，就来了…… 王永兴知道父亲是在说谎，家中的情况仅就宰狗一事便可了如指掌，如果有粮食存着，谁忍心宰狗呀！熟面是啥好东西，仅才带来七八斤！但他没有揭穿父亲的谎言，因为他的确需要家庭的支援。他只是为父母来到夹边沟饿肚子而深为不安。父母来后医院的伙房开了两次饭，父母和儿子共同喝了他的那份糊糊，而把路上吃的干粮留给他吃。 他没有送父母，他已经没有力气走路了。他只是站在医院外边的马路上告诉父母亲怎么走；看着父母转过一座沙包，他就回病房了。 父母带来的食物可是救了他的命。他把食物锁进自己带来的一个小木箱里——把里边的书拿出来——一天吃几调羹。在吃食物的问题上，他可是吸取了别人的教训：许多人接到亲友们寄来或送来的食物，禁不住饥饿的压迫，饱食一顿，尔后就绝了来源而丢掉性命。他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不管多么饥饿，食物多么诱人，都坚持细水长流。 他是这样加餐的。利用提开水或者打饭之际，从伙房的院子里偷几个冻硬了的胡萝卜或者莲花菜叶子，夹在大衣里拿回来，用小刀切碎放在饭盆里，放在炉子上煮；然后打开木箱，取两调羹熟面，抓一把甜菜干，再放两条狗肉干放在火上煮，全都煮软了吃下去。到了11月的末尾，院子里什么菜也没有了，发现房顶上堆着很多晒干的莲花菜叶。他用铁丝做了个三杈钩爪，拴上行李绳子，借着黑夜抛到房顶的菜叶上去，扒下几片菜叶子。这样偷菜总是有收获的，几乎每天都能搞到几片菜叶了。 煮加餐也是有风险的。有一天医院的陈院长查病房，一眼就看见炉子上的饭盆，生气地说，一些人的送命，就是吃烂菜的结果。饭盆没收！王永兴很着急，忙忙地央求；陈院长，那不行呀，你把我的饭碗没收了，我拿啥打饭？陈院长把食物端出去泼了，把饭盆还给他，说，再叫我看见，就绝不客气！ 饭盆是不敢再用了，他只好用两调羹熟面和一把甜菜丝换了一位县公安局长的一把壶盖上有丝扣的铁壶，用来煮食物。他以为拧紧壶盖煮菜不会被人发现，岂知又遇上陈院长抢救病人，陈院长一进屋就闻见了狗肉的香味，径直走到炉旁打开壶盖。他勃然大怒，瞪着王永兴说，又是你煮的烂菜叶子吧！王永兴忙否认，说不知是谁煮的。陈院长连喊了两声谁煮的，就扔在地下用他穿着翻毛皮鞋的脚后跟踩扁了。 踩扁了不行呀，还得想办法！他又用两调羹熟面换了一位病号的铁皮奶粉盒，拧上一根铁丝做把手。这次他不在炉子上煮食物了——每次被院长发现都要惨遭损失，他心疼得不得了——而是把奶粉盒塞进炕洞里煨烧。这种办法既简单又保险，好久也没被院长看见。但是糟糕的是父母带来的熟面和甜菜都已告罄，还剩了点狗肉干，还舍不得几顿吃掉。这时伙房顶上的菜叶不知怎么的也不见了。 好在有一天中午他在外边转来转去寻找可以充饥的东西，突然发现猪圈的墙根里扔着一堆莲花菜根。菜根外边已经干枯皱巴了，里边还有点柔嫩的心子。他抱了一抱回来，耐心地用刀子削去干皮，再剔去带有筋络的一层，把中间还没干透的根心放进奶粉罐里，再放上一丝丝狗肉，塞在炕洞里去焖。焖软后撒点盐吃。他很感激夹边沟的炕洞，在家乡永登县，炕洞是留在墙外边的，而夹边沟的炕不知是什么地方的人盘出来的，炕洞留在房间里，不出房门就可以焖菜根吃。 还有一天，他提个篮子去麦场提麦衣子煨炕，见场边上抛着一具驴头上剥下来的皮，两只毛茸茸的耳朵已经冻得硬邦邦的。他估计这是炊事员或者杂役们偷宰了农场的驴，若是饥肠辘辘的右派，决不会扔了驴脸皮。他记得小时舅舅说过的话，民国十八年，古浪县裴家营的人们把农具上拴的皮条和鞋上的牛皮掌子煮着吃了的事。他如获至宝，将驴皮放进篮子，敷点麦衣子盖好，拿回病房，烧水烫洗了毛垢，放在奶粉盒里炖烂，再加上少许盐末就着吃。还舍不得一次吃完，一次吃一点一次吃一点。吃了三四天，还剩小半罐了，他又添满了水，放在炉子上炖着，去上厕所。谁知便后回来，罐头盒竟然不翼而飞了。四壁张望见一名叫王彦的榆中县老师手里端着他的罐头盒正往嘴里塞东西。他喊了一声，你这是干什么，有你这样的人吗？王彦苦笑一下，脸色变得惨白，说，你已经吃几顿了，我吃点就不行吗？我也想保命呀！王永兴没说第二句话，默默地躺在炕上。他闭上眼睛，还看见王彦那惨白苦笑的脸在他眼前晃呀晃呀。 时间已是12月上旬，医院病号们的情况更为严峻：每间病房每天都有一两个病号死亡，原先健壮的人也都衰竭了，躺倒了。死者被人用他自己的被子裹一裹，抬到门口放着，有专人用架子车［4］拉走。拉人就像拉麦捆子一样，一个摞着一个，一车要拉七八个人。早些天人死了还拉远一点，拉到沙梁的背后去埋，近来死的多了，埋人的人也没力量了，拉到房后边的沙坡上就埋了。 对于死亡，领导也想了很多办法，每间病房派来两名身体健壮的看护——以前留下来的劳改释放后的就业人员、杂役、被称为拐棍的分队长们——给病号打饭端水，端屎倒尿。不叫他们动弹，节省哪怕一点点体力。伙食也有所改善，粮食一点也没增加，但每天要宰几只羊，给大家增加两顿羊肉汤。但一丝肉也看不见只漂着几丁丁胡萝卜的清汤能有多少营养呢？死亡不仅得不到控制，越发加剧——病号们的体质状况已经衰竭之极，不可逆转了！ 石玉瑚死了！虽然他的家人通过邮局寄来了几斤熟面，但已经晚了，无济于事了，吃完那些熟面之后就告别了人世。在王永兴的印象里，这是个为人正直、不屈非议的人。在病室的同伴们一个个不声不息撒手人间的当儿，他也奄奄一息了，但是，当医生来给他打针的时候，他却推开了医生的手。他也拒绝吃药。看护给他拿来维生素之类的药片，他不吃。他对看护说，拿回去，给大夫去，就说我用不着这些东西！一次陈院长来劝慰他，叫他吃药接受治疗。他无动于衷直言不讳地说，我得的是空肠病，打针吃药没用处，你们节约下这些药片片吧，给有用的人吃去。与其吃药，还不如给我一碗面汤顶用。陈院长怔怔地站了两分钟，一言不发地走了。两天后的一个夜里，石玉瑚静悄悄地走了。早晨，王永兴怀着对乡亲的崇敬之情亲视衬殓，用他的被褥裹尸，一拉拉起褥子，发现大把的药片压在褥子底下。 人死如灯灭，这话说得真对呀！病号大部分都是入睡后死去的，没有呻吟，没有痛苦的挣扎。他们静静地安详地死去，就像一盏灯熬干了油，无声无息地熄了。 领导认为，这是黑夜的罪过，是睡觉的罪过！他们对看护规定：夜里要把火生旺，守着煤油灯坐着，随时听候病号们的使唤和求助，要时时动员病号们说话和聊天，要坐着，以防睡死过去。但是死亡不可遏止。一位和王永兴挨着睡的叫蔡子贺的老人，约50多岁了，由于无力交谈，王永兴始终没问过他的身世，他自己也没说过。王永兴曾两次发现他不说话了，睡死过去，叫看护去叫医生。医生来了，实行人工呼吸，打葡萄糖，把他救活了。他确实多活了两天，但是第三天夜里，他壅着被子坐着，头往膝盖上一垂就死了。韩大夫跑来做人工呼吸也无济于事了。 从住进医院以后，王永兴身旁抬出去了三具尸体。除了蔡子贺，另外的两个人他连名字都不知道。因为那两个人是新补进来的，进了病房就躺着，护理员端来了饭就吃，吃了就躺着，一句话也没说过。 一个病号死了尸体抬出去了，又拉来一个新病号补上，补上的人死了再拉一个人补上。 王永兴是最幸运的了。那张驴脸皮吃完的第三天，他的女人巨勤英千里迢迢来看望他，带来了四斤熟面和一包甜菜干。女人也被饥馑的日子折磨得瘦巴巴的。还患着严重感冒，高烧把她干瘦的脸烧得红红的，干巴的嘴唇因为高烧贴在牙床上。女人按照老父亲的话到了酒泉县城后去坐班车，可班车要等到第二天。她怕晚一天王永兴就会饿死，女人连夜走到夹边沟来了。王永兴既感动又可怜女人，连夜把女人领到韩大夫的办公室，请韩大夫给女人看看病。韩大夫给了女人几片阿司匹林。翌日晨，女人的身体还没退烧，王永兴不叫女人走，怕她在路上病倒，叫她多住两天，烧退了再回去，可女人也说出了父母说过的话：我是给你送吃的来的，住上两天我把粮食吃完了，你不就挨饿了吗？ 女人回去后不几天，又打发弟弟巨生才来了一趟，送来几斤熟面和几个鸡蛋。 他的姨妈从邮局寄来了两斤熟面。 虽然亲人的接济不断，但那仅仅是杯水车薪，只能是一点补充，吊住命饿不死而已。到了12月下旬，他的身体还是到了不可逆转的程度：他已经下不了火炕了。身体一天比一天干瘪，头一天比一天肿大，小腿的浮肿已经蔓延到大腿根。 他已经不能去猪圈的墙根处捡菜根了。他的身体哪一部分也不觉得痛，但是哪一部分也不听从大脑的支配——软得动不了！睡觉和起床成了很困难的事情：当他挪动一下身体，拉开褥子，拉开被子，拉一下枕头，或者端起饭盆的时候，每一个动作都要用尽全身的力气才能完成。每一个动作都和电影的慢镜头一样缓慢。他自己感觉，每做一个动作，就如同拉一辆满载的架子车爬坡一样费力，气喘，心跳，头昏，眼黑，耳鸣。每一次起床或者睡觉，穿衣或者脱衣，收拾被褥都要一个多小时的时间才能完成。 他很清楚，死神又一次拉住他的衣襟了，就像去年在银达公社修渠时蹲在自然沟里站不起来一样。他明白，来日不多了。这次和上次略有不同之处是：上次是在身体较为强壮的情况下突然站不起来的，别人扶了扶就回到草房子去了。而这次是生命的一切物质基础消耗殆尽了，像一盏灯已经熬干了油……不是今天夜晚就是明天夜晚，这盏灯突然就要灭了…… 王永兴的木箱里，女人、内弟和姨妈送来的熟面和甜菜已经所剩无几了——也就有五六斤了——但他仍然坚持着细水长流。他想再坚持几天，再熬几天——或许老天睁眼，上级把他们送回家去……他已经没有力量在取暖的炉子上去做自己的加餐了。他用一个已经死去的右派遗留下来的装青霉素的方铁盒子自制了一小火炉。他坐在炕上，盖好被子，把小火炉放在面前的炕上，搭上喝开水用的搪瓷缸子，倒上半缸子水，舀一调羹狗肉干，两调羹熟面，三调羹甜菜干。他捡了许多被人扔掉的书，还有自己的书——几本他读私塾时就很喜欢的《古文观止》、《小仓山尺牍》、《儒林外史》、《桃花扇》等——一页一页撕开，点着了，塞进小火炉里，把汤煮开…… 他顽强地进行着最后的炕头上的挣扎。他要推开死神的拉住了他的衣襟的手。要撒尿了，他从身旁拿过一个预备好的罐头盒。尿完后伸手倒进炕头上看护们早就摆好的尿桶里…… 生命是脆弱的，生命也是顽强的。王永兴终于活到了这一天——1961年1月31日傍晚，院子里房檐下沉寂了多日的有线喇叭突然吱扭吱扭响了几声，有人喂喂喂地喊了几声，讲起话来：以下劳教人员注意，明日天亮之前都收拾好行李，有汽车送你们回原单位…… 是右派们没注意听这个讲话呢，还是这突如其来的讲话大家还有点不相信呢，喇叭讲话结束之后所有的病房都静谧无声，死静死静。足足过了一分钟，一间病房里才传出一声尖锐的啸叫声，噢——要回家喽！接着，所有的病房就传出低沉的但却像海啸一样一阵又一阵的呼号声：噢……回家喽……噢……回家喽……这天夜里，根本就不用看护人员招呼，各病房都灯光通明，右派们正襟危坐，欢声笑语，通宵达旦地谈论回家的话题…… 和王永兴同住一间病房的一位姓陶的部队干部，是军校教师，1938年参军的老革命，兴奋和激动之情难以抑制，整夜跳进跳出，说呀，笑呀，唱呀，折腾不休。天亮了，汽车来了，临上汽车却一个跟头跌倒了。从酒泉县医院抽来接人的几个医生围着他抢救，打强心针，做人工呼吸，最终也没能醒转过来。 王永兴也很兴奋，早晨起床后收拾行李，他竟然能走路啦！不用看护搀扶他就走到汽车旁。只是胳膊腿疲乏无力上不了车。是韩大夫把他托上汽车的。韩大夫告诉他，陈院长指示，由他亲自送他回永登县去，还有个永登县的中学教师刘杰明。他要负责把他们两人直接送回家去。他和刘杰明的身体太虚弱了，必须有医生护送。 汽车开动了，汽车要把他们拉到酒泉火车站去坐火车。因为只有一辆汽车，走的却有几十个人，有一部分人等着汽车来拉第二趟，车下的人和车上的人互相招手，同时奋力喊着，一会儿见，火车上见。这时王永兴的心头忽地一热，泪水涌上了眼睛。车上坐了二三十人，医院的院子里还稀稀拉拉地站着不足一百人，这是全部病号。而他来住院的时候，全院住着二三百号病人，后来还补充了二三百病人的！车往前行驶，走过了场部的办公室，突然，他的眼睛看见了房后的沙梁，沙梁的斜坡上布满密如繁星的坟冢。坟冢已经铺到水渠边上了，离着最近的房子也就20米远。他突然就泪如雨下，悲从中来。他想起了石玉瑚，想起了蔡子贺，想起了已经葬身明水的赵庭基……想起了夹边沟的两年又六个月的日子……他泣不成声地说了一句：永别了，伙伴们…… 夹边沟记事后记 王永兴出生在一个家道中落的农村私塾先生的家庭，虽未能赴大都市求学深造，但他一心向学，及长至老耕读不辍，精读典籍。一生中写了许多诗文，晚年出了两本书：《我的心声与轨迹》和《晚晴诗稿》。这里摘抄有关夹边沟的几首诗以示读者。 一 怀乡思亲二首1960年，余由酒泉夹边沟农场转场到高台县的明水农场，因病住在地窖里，无床铺，躺在铺草的湿地上，备极悲苦。时在仲秋夜晚，望月怀乡思亲，占句以寄怀云尔。 明水明月月倍明，清光一片万里同。 深夜抱病坐月下，望月思亲忆永登。 明水仲秋月，水月同一色。 此夜不成眠，望月思亲切。 二 非沟夹边是平原，何以命名解亦难。 西望峪关四十里，南看丝路沿祁连。 北临金塔鸳鸯池，东去民勤戈壁滩。 是地口碑说右派，古今功罪论酒泉。 三 夹边沟是一弹丸，全国地图画上难。 缘以沙沉右派骨，微名赢得倍酒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