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最后23个春秋

巴金最后23个春秋_窦应泰
巴金最后23个春秋
_窦应泰

第一章 悲剧在暮年上演 前言
在那些年代，每当我落在困苦的境地里、朋友们各奔前程的时候，她总是亲切地在我的耳边说：“不要难过，我不会离开你，我在你的身边。”的确，只有在她最后一次进手术室之前她才说过这样一句话：“我们要分别了。”
———巴金：《回忆萧珊》
a，然而到了今天，巴金却忽然感到当初那大胆走进自己寂寞生活中的少女，似乎正在悄悄离他而去。刚才他在中山医院病房里和萧珊坐了几个小时。巴金心里清楚，萧珊做肠癌手术刚刚五天，身体还相当孱弱。她的脸上几乎不见一丝血色，失血过多的口唇也发生了干裂，把当年的美丽与如今的憔悴进行对照，萧珊的现状让他心中万分痛楚。
b，小河幽幽，碧波涟漪。一艘小舟冲开平静如镜的河面，水声矣乃地向着小桥下划来，船上坐着巴金和女友萧珊。靳以和出版社的同仁们都识趣地避开了。
c，萧珊不说话，她咬牙克服着钻心的剧痛，她理解丈夫的心。萧珊知道在现在任何人都无法让她从病痛中彻底解脱出来，巴金的话在无形中给她以许多力量。
d，巴金赶到以后，才发现从前那秀气美丽的妻子，如今浑身上下几乎都插满了各
种管子。在那些密集交错的管子中间，他终于看见了她那张发白的脸。只是萧珊
那双眼睛依然还像从前没生病时那样明亮，那样美丽，那样闪亮。

第一章 悲剧在暮年上演 “13”--一个黑色的日子
炙热的夏日把一个颀长身影投映在柏油路上。
这是个十分清瘦的老人，长长的影子在路面上蹒跚地移动着。他手里拎着只半新的铁饭盒，里面是空空的，只有汤勺与铁盒碰撞的响声。他就是刚从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探望妻子病情的作家巴金。
这一年巴金68岁了！
刚才，他又一次前往距家有几站地的中山医院，给刚做过手术的妻子萧珊送去了早点。巴金现在必须回家，因为他吃过午饭以后，还要再赶回医院，他发现妻子今天的气色不好。一种难言的恐慌悄悄爬上了巴金的心头。
这一天是1972年8月13日。
对于早年留学法国的巴金来说，他始终认为“13”是个不吉利的数字。所以今天上午他给萧珊送了早饭后，就迟迟不想离去，心里有种难舍难分之感。每当他看到妻子那瘦削萎黄的面庞，巴金心里就如同沉入冰冷的水中。显而易见现在的萧珊，再不是1936年他第一次在上海“新雅”饭店见面的宁波姑娘了。
时至今日巴金依然清晰记起，那是1935年的春天，当时他正在上海福州路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里当总编。一天，巴金从许多读者写给自己的信中，发现了一封署名“陈蕴珍”的女学生来信。信封上的地址好象是上海爱国女中。这位女学生在信中说，她是读了巴金的小说《家》之后，为书中人物的命运备感担忧，于是才产生了渴望了解小说之外背景故事的想法，于是她就冒昧地给作者写了一封信。
巴金对陈蕴珍的信很感兴趣，并不是因为这姑娘提出的问题特殊，而是陈蕴珍的文笔优美，且在字里行间都透出她对《家》中人物命运的关注与担忧。尤其是她对“觉惠”这一人物日后境况所寄予的种种忧虑，不禁让巴金心中一动。所以，他很快就给这素昧平生的读者复了一封短信。给读者复信对于巴金来说，是习以为常的事情，不久他就淡忘了。可是巴金没有想到，此后不久，陈蕴珍居然又接连寄来几封信。那时，巴金因创作小说《家》，在上海滩上已经小有名气。不过，巴金是个不看重名气的人，他仍然在紧张的编辑工作中抽出一定时间，尽量对每位读者的来信都做到有信必复，自然陈蕴珍每次来信也会得到巴金的复函。这样，正在爱国女中就读的陈蕴珍，便开始走进了这位在上海独身居住的青年作家生活中来。
“李先生，我们能见一面吗？我觉得心里有许多话，很想向别人倾吐。可是，我想来想去，我的心里话最好是对您谈，不知先生是不是同意和我见上一面？……”当1936年早春的光霞透过缕花窗口投进巴金暂住的亭子间时，他和陈蕴珍的关系已经发生了悄悄的变化。这位女学生在通信中已经知道以一本小说《家》而扬名四海的作家巴金，本名李尧棠。所以，她在信里开始把“巴先生”改作了“李先生”。与此同时她也把自己与一位大作家的关系悄悄拉近了一步。
春日照亮了桌上女读者的来信，巴金记得昨晚他已经读过。经过一年多的通信，他对这位爱国中学的女生已经有了一个良好的印象，然而巴金没想到对方居然会主动提出见面。在一般情况下，巴金是不想随便与陌生读者见面的，何况对方还是位正值妙龄的女孩子。然而，当他看到陈蕴珍在信中流露出的真诚，巴金就觉得对方的盛情是无法回绝的了，于是巴金决计给她复信，对她的要求表示首恳。
两天后，陈蕴珍的信又摆在他的桌上。姑娘告诉巴金会面的时间和地点。让巴金心里好笑的是，这个天真又大胆的女孩，竟会把他们首次会面的地点选在“新雅饭店”的二楼。而且，她为防止巴金在赴约的时候认错了人，还在信中附上她本人的一幅玉照。巴金这才发现，和他已有一年多通信联系的女学生，原来竟生得如此端庄清丽，秀色可餐。她那圆圆的面庞上，有一双妩媚秀气的大眼睛，她那眼神里流露出来的笑意无疑是真诚而热情的。
陈蕴珍的眼神让初次见她芳容的巴金心头一亮，他好象在什么地方见过她？不不，巴金认真地回想起来，又觉得从来就不曾见过。23岁那年他从四川成都只身一人来到上海，不久他又飘洋过海去了欧洲，所以，这些年里巴金接触异性的机会甚少。相加要想一下自己并不复杂的经历，他可以肯定与照片上的陈蕴珍从没有过一面之缘。而刚才他心中蓦然泛起的似曾相识之感，也许就是一种心灵上的感应？不过，巴金当时确实是从这张照片上开始认识了一个叫陈蕴珍的女孩子。也就是从那一天起，他和这位在上海爱国女中读书的少女，产生了扯不断理还乱的情缘。
陈蕴珍，就是后来巴金的妻子萧珊。
“李先生，您来得很早呀，真没想到您会这样尊守时间！”时光倒流，巴金尽量不看眼前的严酷现实。巴金的意识流顽强而执着地在脑际中涌动，他好象又回到上海北四川路上那有名的“新雅”饭店二楼上去。旧时的景况虽经几十年的岁月冲涮，然而却依然十分清晰。
迄今巴金仍然清楚地记得，那天上午，他准时赶到陈蕴珍选定的约会地点，然后就一个人静静坐在那雅座的桌边，独自慢慢的喝茶。忽然，他面前现出了一片明亮的色彩，巴金抬头一看，发现雅座门前不知何飘过来一位娴静少女的倩影！
他定神一看，发现那姑娘的衣饰并不时髦，是当时上海最为普通的学生装。白色上衣，下着一袭黑色百褶裙。青灰色女式布鞋，白皙的面庞，好看的大眸子。特别是她脸上也不施粉黛，在这当时的上海女性中也极为少见。不过，姑娘越是这样衣饰打扮，越给巴金心里留下了一个深刻印象：漂亮而单纯，娴静却又不失大方。
站在他面前的女学生，似乎比前天随信寄来的照片还要清纯，还要靓丽。巴金凭着阅历断定，面前的陈蕴珍决非上海滩到处可见的高雅女子，她的朴素与俏丽恰好形成了完美的统一。而睿智与热情则体现在姑娘的那双幽幽的眸子里。这双美丽的眼睛在数十年后仍在巴金心底刻下了无法淡忘的烙印。
“你也很早嘛！”这是巴金与一位女中学生罗曼史的序曲。他和她对坐在小小圆桌前，慢慢的品着江南绿茶的滋味。尽量把持生活抵调的作家巴金，并没有为初次见面的萧珊叫上一杯时髦的咖啡，也不想在女学生面前摆大作家的阔气。他希望营造一个淡淡的谈话氛围就可以了。
所以，那个难忘的春天上午，对于陈蕴珍和巴金来说都是相当温馨的。陈蕴珍把她急于向巴金请教的问题，以急迫的语气说清之后，巴金就俨然一位老诚持重的兄长，为他的读者出点子，想办法，尽量提出一些解决问题的途径。刚才来时还两眼充满迷惘的陈蕴珍，在经过巴金循循善诱的开导以后，马上就变得心境朗然了。宁波姑娘的圆圆脸上重又露出让人欣慰的笑容。这时，她的绿茶才喝出了一点滋味。
“新雅饭店”气魄恢宏。当时这是上海滩一处既豪华又幽雅的高档饭店。巴金和陈蕴珍的谈话到后来，索性就转移到他那本正在江南大地上走红的小说《家》上来。巴金告诉陈蕴珍：“《家》是我自己喜欢的作品。我自己就是在那样的家庭里长大的，我如实地描写了我的祖父和我的大哥——一个‘我说了算’的专制家长和一个逆来顺受的孝顺子弟，还有一些钩心斗角、互相倾轧、损人利己、口是心非的男男女女————我的长辈们，还有那些横遭摧残的年轻生命，还有受苦、受压迫的‘奴隶’们。……”
陈蕴珍坐在巴金的面前，静静地倾听着。在巴金娓娓而谈的时候，陈蕴珍不说话，她一双漂亮的眼睛里闪灼着欣喜的光采。姑娘完全没有想到巴金是一位没有架子的人，这与自己想象中的青年作家有些大相径庭。陈蕴珍更没有想到巴金居然对自己的《家》倾注了那么深的感情：“李先生，这么说，《家》就是你自己的真实生活写照？”
“我有生活，但并不是写我自己。”巴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苦笑着说：“我写这部小说，仿佛挖开了我们家的坟墓，我现在再去读这部小说，仍然受到爱与憎烈火的煎熬。我似乎又看到了年轻时代的我，有多么的幼稚，有多么的单纯。但是，我记得法国资产阶级革命家乔治·丹东的话：‘大胆，大胆，永远大胆。’陈小姐，我明白青春是美丽的，我不愿意做一个任人宰割的牺牲品。我向一个垂死的制度叫出了‘我控诉’三个字。我也是为着这三个字才决定写一本《家》的！……”
“是吗？”姑娘的心灵受到了深深的震憾。雅座里很安谧。侍者把绿茶再次送进来以后，就很识趣地避开了。接下来，陈蕴珍又向巴金倾吐了自己心中的苦楚。巴金在事过多年以后仍然记得，那天，他和她谈得相当融洽。在谈话中，巴金发现她原来是位有志气，又很有主见的姑娘。是因为她自己的家庭，才让她与巴金的小说产生了共鸣与联想，所以陈蕴珍才决定和《家》的作者主动联系的。那次会面的时间不长，可是彼此都感到还有许多话没有谈完。接下来还有一点时间，巴金听着她叙说自己的家庭与身世。他这才知道坐在面前的娴静少女，竟也有着复杂的生活经历。姑娘的家庭小康，其父还曾经在上海开过一家有名气的食品公司，只是因为思想守旧，始终和思想进步的女儿格格不入。陈蕴珍多年来一直希望从这种生活的困境中求得解脱，然而又无力挣脱苦难的现实。在她看来现实和家庭就是一个无力挣脱的罗网。所以陈蕴珍才在思想苦闷的时候，想找一位智者恳谈对话，而巴金则以偶像的地位照亮了她的心，陈蕴珍多么希望巴金能帮助自己早一天求得一个自立的光明前途。
当初，陈蕴珍之所以看过巴金的《家》就主动写信来，是因为她从《家》中看到了自己的影子。姑娘正因为这本书才受到了深深的启发，从而把巴金当做她可以倾吐心里话的知音。
巴金和她娓娓地倾谈着。他在肯定陈蕴珍希望做自令其力的人的同时，也委婉地批评她千万不要象自己小说中的觉惠那样，走一条离经叛道之路，因为她毕竟是女孩子，而且她父亲也不是书中的高老太爷。
“李先生，你的话说得太好了。”他记得，那天陈蕴珍非常兴奋。刚来时脸上泛起的淡淡忧郁经过他们的交谈倏然不见了。巴金还在初次见面中她谈到对话剧的喜爱，谈到她在学校里排演话剧的时候，如何力排众议地扮演一个悲剧角色的经过，听得巴金不时为这姑娘的拼搏勇气所折服。陈蕴珍当时对巴金说：“我在没遇见先生以前，心中老是充满无边的苦闷，今天听了您一席话，我心里就象洞开了一扇窗子。我永远也忘不了从你这里得到的勇气。”
“没什么，陈蕴珍，我比你大几岁，经历也比你多。所以我要告诉你，人生就是不断和苦难做斗争。如果你身边没有了苦难和麻烦，那么你就再也没有了压力，没有压力的人是不能够成材的。”巴金在事过三十多年以后，还记得与陈蕴珍在上海新雅见面的情景。也就是从那时起，在他心里就产生了一种感觉，似乎他与这位宁波小妹妹早在前一辈子就有着某种特殊的缘份。自这次会面以后她开始不断接近巴金，两颗陌生的心开始彼此倾吐心曲，交流着欢乐与悲愁。
……
然而到了六十年代，巴金忽然感到从前大胆闯进自己寂寞生活中的少女，似乎正在悄悄离他而去。刚才在中山医院病房里和陈蕴珍坐了几个小时，觉得他与她仍然还有许多话想谈。可是，巴金心里清楚，萧珊刚刚做了肠癌手术才五天，身体还相当孱弱。她脸上几乎不见一丝血色，失血过多的口唇也发生了干裂，把当年的美丽与如今的憔悴进行对照，萧珊的现状让他心中万分痛楚。
在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劳动之前，巴金曾经在松江县辰山公社接受批判和“再教育”。这期间他几乎与妻子断绝了联系。那些年他全然不清楚萧珊在上海武康路13号家里，一个人究竟是怎么过来的。直到1972年6月的一天，巴金在五七干校忽然收到女儿寄给来的一封信，才知道萧珊的病情已经相当沉重了。当时巴金多么想马上从奉贤回上海，看望患病在床的萧珊啊！然而，他的请假着实费了好一番周折。最后总算得到了干校“工宣队”的开恩，他才顶着炎热太阳从郊区回到上海。再次走进那熟悉的小院，巴金忽有一种隔世之感。他发现从前那幢三层英式小楼，如今早已失去往日的光彩，大铁门和墙壁上还留有贴大字报的痕迹。院里杂草丛生，花草早已稀疏，只有两棵玉兰树依然枝繁叶茂，在夏天的烈日下绿色叶片仍在风中顽强的婆娑舞动着。
巴金没想到前次离家时身体还算健康的萧珊，仅仅过了半年左右时间，就整整瘦了一圈。她再也不能手拿扫帚顶着凌晨的寒风，一人悄悄到门外清扫大街了。美丽的萧珊如今沉疴在体，她削瘦得脉若游丝，只能长卧病榻了。
那时，巴金心中愁肠百结，他不知萧珊究竟患了什么病，只知她每天都会出现经久不退的高烧。在他休假那几天，巴金几乎每天都陪她出入附近的卫生所和大小医院。在门诊求医的时候，医生们始终对萧珊为什么经常发烧感到难以理解，血常规化验也查不出任何问题。巴金本想把萧珊送到像华山和华东那样医疗水平相对较高的医院去求诊，然而萧珊却百般不肯。他知道妻子比自己还了解当时的政治情势，一个正在奉贤接受“再教育”的“反动权威”家属，到那类大医院去看病究竟会遭遇怎样难堪的场面？所以，萧珊始终不肯依从他的建议，直到巴金的假期已满，萧珊仍在家里勉强以口服药维持着。
“蕴珍，不然，我还是续假吧？我说什么也要等你的病情转轻再走呀！”临行的前一天，巴金心里万分痛苦。他无法面对妻子那张越来越无血色的面庞，看到她每天在不明原因的高烧中辗转床榻，巴金就痛心疾首，他对妻子的病感到爱莫能助。想到自己无法尽一点丈夫的责任就回奉贤干校，他心里更是无法安宁。
“别、别别，我这里一点事儿也不会有的。”不料萧珊见他为难，就急忙劝止。她显然理解丈夫此时的处境，也知道奉贤五七干校的“工宣队”对批准巴金的假期究竟持何等冷冰的态度。
巴金站在萧珊的面前想了又想，他心里真如一把刀子在剜。想离开却又不忍心，想留下继续帮助妻子到处求诊问医，又感到在上海滞留的时间过久，回去以后难以面对“工宣队”和“军宣队”那些冷漠无情的脸。看到萧珊的病容，巴金的心几乎快碎了，但是他在妻子面前尽量克制内心的痛苦，脸上也每每露出淡淡的笑纹。分手前他俯在她的床榻前，关切地说：“蕴珍，好吧，我就先回去。不过，你一定要答应我，说什么也要想办法把自己的病搞清楚。你要知道，高烧不是什么好事儿，靠吃一般消炎药也不能解决问题。依我看，你最好是到医院去打吊针，我听说吊针的效果比口服药要好一些，而且见效也快。”
萧珊凝视着巴金那双充满忧戚的眼睛，心里也感到几分依依难舍。但她知道如果自己留住丈夫的后果是什么，于是她从容地点了点头，脸上尽量露出笑意，说：“你就放心走吧，我不会放着自己的病不治的。再说，发烧也不是什么大病，也许就是感冒。我想，再找一家大医院看一下，打几个吊针，烧也许就退了。”
巴金就这样离开了爱妻，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他熟悉的家门。
奉贤五七干校的大门就在眼前，可是巴金却望而怯步。他不想迈进那个大门，他不想再见到那些冷酷无情的脸孔。“工宣队”和“军宣队”对他的厉颜冷目，让巴金心里感到阵阵发怵。一九六八年以来，他就好象一直在做梦——一个总也不能醒来的噩梦。一月下旬，他忽然被人从干校里叫出来，连夜被大卡车送往上海市区，原来竟是要他去参加批斗上海市委主要领导陈丕显和石西民的大会，巴金没想到他竟会成为陪斗者。回来后，这种半夜里被人叫醒，然后又被人用卡车送往市里接受无休止批斗或陪斗的事情就接连而至，最后到了防不胜防的地步。
到了这一年的二月，巴金竟发现从前在他心里极有威望的《文汇报》，竟也发表一篇万余字的长文《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他无法理解报上的调门为什么会那样高，为什么会把他这个以写作为职业的作家，当成了人人喊打的“反革命”？巴金纵然从心里接受不了报上的指控，可是接下来的批判更让他瞠目结舌，他没想到到了炎热的六月，不仅《文汇报》对他大加笔伐，而且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上，也以《斗倒批臭文艺界反动"权威"巴金》和《彻底斗倒批臭无产阶级专政的死敌巴金》为通栏标题，连日发表多篇批判文章，矛头直指他的作品，甚至进行人身攻击。
巴金似乎感到自己再也没有出头之日了，因为报上的可怕调门似乎已经给他的问题定了性！在那个年代一旦被报上定性的人，是决然不会再有出路的。他已经从许多人自杀的严酷现实中看到了可怕的前程！不过，巴金只要想起萧珊，想起武康路上的那个家，他的轻生念头就转瞬而逝。“不行，我还要活下去呀！”他常常这样对自己说。
特别让巴金不能容忍的是，6月20日在人民杂技场召开的上海文化系统"斗争巴金电视大会"。善良的巴金有生以来从没见过这样大的阵势，他不知为什么要把他的批斗会开成史无前例的电视大会，他作为作家，无非就是写过几本小说！巴金不理解自己的小说真会象别人指控的那样是出于“反革命”的目的？
这种情况直到1968年秋天才有所改变。当时，“工宣队”和“军宣队”进驻了上海巨鹿路的作协机关。巴金这才感到自己的问题似乎有了一点转机，因为“工宣队”和“军宣队”毕竟与造反派有所不同，他们是带着毛泽东的上方宝剑而来的，他们会对自己实事求是。然而让巴金大为失望的是，对他的批斗仍然没有停止，不久，他们这些“黑帮”们又被送到松江县辰山公社参加"三秋"劳动，巴金竟然还受过几次难以忍受的"田头批判"。
这样的苦日子又过了一年，一九六九年二月巴金才回到了巨鹿路作协机关。
不知为什么“工宣队”对他的看管稍稍放松了一点，这时候，还允许巴金参加"革命群众"的学习会。当然更多的时间仍是对他的批判，不过调子已经变了，不再提巴金是“反革命”和文学界的“黑老k”了，而是集中火力批判巴金的“无政府主义”和大毒草〈《家》、《春》、《秋》。巴金渐渐意识到对他的批斗高峰已经过去了，在这种时候他开始悄悄的重温历史，并千方百计寻找文艺类书刊去读。可是，那种年月到何处去找想看的书呀？
后来有一天，他在巨鹿路作协机关搬东西的时候，无意间从地上拣到一本但丁的《神曲·地狱篇》，巴金如获至宝，一有时间就悄悄的背读，后来他为不让自己经常不拿笔的手不至于不会写字，就开始在“牛棚”里偷偷抄写这本书，在凄苦无奈的年代里这就是巴金心中追求的最大乐趣了。
1970年春天，巴金开始从巨鹿路转移到松江县的辰山公社劳动。春节后他又被押往一个更加陌生的地方——奉贤县五七干校。这时的巴金已是66岁、头发开始花白的老人了。他没想到自己竟被编进了上海文化系统的某团第四连，在干校里专干一些他力所不及的重活，如搬运稻草、抬粪水、种菜、喂猪、搓绳等等。当然，如果在这里只是让他劳动，倒也是巴金能够接受的；这几年他在这里已经把干重活当成了一种苦闷中的解脱，让巴金无法承受的还是不间断地被人押回上海批斗和游斗。因为每一次让他作“喷气式”和脖子上挂大牌子游街的时候，巴金都感到体力有些不了，有时他甚至一场批斗下来，满头都是淋漓的大汗了。
现在当巴金又出现在奉贤干校门前，他心里反射般地狂跳起来。但是，巴金必须要走进去。回到奉贤干校不久，巴金就壮着胆子提笔给干校的“工宣队”领导写了一封信。他写道：
报告
我爱人萧珊近年多病，本年五月下半月起病倒在床，发高烧到摄氏三十八度左右，有时超过三十九度。曾到医院挂急诊号检查治疗，并不断看中医服中药。两天前还到地段医院拍过片子。
但自今还没有检查出病源，三十几天中热度始终不退。现在她一面继续服中药，同时还准备继续进行检查，急需医药费较多，多从生活费中挪用，今后开支相当困难，拟请另发医疗费一百元，以便继续给萧珊治病，这一要求希望得到批准。
文化系统直属四连连部巴金
一九七二年六月二十二日
巴金好不容易把这封信递了上去，谁知却无人理睬。
巴金在这里劳动也不安心，只要想起萧珊，他脑子里就会出现她那双含着忧郁的眼睛。就在这度日如年的日子里，有一天，巴金忽然接到小儿子写来的一封信。他在信中告诉巴金一个让他大吃一惊的消息：妈妈患的是肠癌！
巴金眼前一黑，就再也支持不住了！他把那封信还没有读完，就一头裁倒在田地里了。没有什么比萧珊患上如此严重的疾病对他打击更大的事了。自从1966年夏天以来，巴金好象忽然走进一个陌生的世界。从前他那平静安适的写作环境蓦然被无法阻止的红色恐怖冲激得荡然无存。他的家多次被小将们查抄，保存在楼上书房里的大量手稿也接连丢失在“打砸抢抄抓”的狂热激流中。巴金多次被人戴上“反动权威”和“反共老手”的牌子，押上众目睽睽的批斗台。精神的折磨与肉体的摧残，在巴金看来都是可以克服与忍耐的，对他来说惟一不能忍耐的就是妻子萧珊突患重疾的打击。
运动开始以来，巴金有些事情始终不敢告诉妻子——他担心萧珊为自己的处境难过。巴金被当成“牛鬼蛇神”关进巨鹿路市作协二楼那间资料室里单独看管后，他几乎每天都被押出去批斗，特别让巴金难以忍受的是，每当外地造反派来到作协的大楼下，隔着窗户大声叫道：“巴金给我们滚下楼来！”这时，他就看到几个机关内的造反者会一拥而入，像老鹰揪小鸡一样地把他揪出了大楼。然后巴金便成为一群又一群红卫兵中被人左推右搡的对象。后来，为让外地来沪的造反者们更便于揪斗巴金，造反派索性就把他押到一楼的冷屋子里，随叫随到。巴金对这种处境已经渐渐适应了，但是他习惯于遇事泰然面对，尽量做到不反抗，只要有人揪他，巴金就会随时训顺地随人下楼。
巴金最不能容忍的是对他人格的侮辱。有一次，他正奉命在食堂里做苦工，不料有个造反派忽然提出：“像巴金这样的人，怎么能让他在食堂里帮工呢？该不会给大家的饭里下毒吧？”于是，有人就把他揪住，一把推出门去。尽管如此，巴金仍然忍着眼里的泪不肯掉下来。
“不能告诉她！如果告诉她，一定会受不了的。”他知道萧珊善良而柔弱。在巴金多次受到冲击的情况下，萧珊始终咬紧牙关与他心爱的夫君站在一起。从前巴金在中国文坛上万事顺遂的年月，萧珊始终不曾露出因夫自傲的骄容，而当巴金忽然有一天从众人仰视的作家神坛上跌进人生的低谷时，萧珊竟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处之泰然。巴金在重重精神打击面前之所以顽强地坚持活了下来，他心中惟一的精神支柱就是萧珊。
而今，比自己年轻许多的妻子，竟然罹患了这样危重的癌症。这让巴金如何面对和忍受呢？从田地回到干校的宿舍后，巴金就一个人坐在床铺上偷偷落泪。他不敢把自己心中苦楚公开向大家说，只是一人默默想着心事。在冥冥中他眼前似又出现了那双让他在困境中感到希望的女性目光。
“蕴珍，莫非你真就这样离我而去吗？要知道我比你年长许多，我现在还是好好的，可是你却……”巴金想起萧珊现在竟得了无法医治的肠癌，心中的苦楚不觉顿时泛起。他无法接受这严酷的现实，他知道萧珊是因为心有难言悲哀才患上了这种不冶之症的。
此前巴金好象从一本小册子里读到这样的知识：患癌症的病人多数都由于心情忧郁才在肉体中积下了癌肿。如果真像那小册子说的那样，萧珊肯定是因他在上海作协遭受的非人折磨，才造成了心灵的创痛。不然她一个开朗善良的女人，为什么在人生的盛年会忽然病魔缠身，甚至卧床不起呢？
巴金想大哭一场。这几年他的心情一直处于忧郁状态。但他不能哭，因为在奉贤的五七干校里，四周都是“工宣队”和“军宣队”的耳目。如果他真因妻子的病而失态，那么肯定会招来诸多非议，甚至有人会把他的表现与当前的政治形势无端地联系在一起，招来更大的灾难。如果那样的话，自己非但救不了萧珊，反而连请假回上海也不可能了。巴金就这样坚持着，忍耐着。好不容易经过他的努力和身边一起接受“改造”的同伴们出面要求，干校“工宣队”的领导们在经过认真讨论后，才不得不批准巴金马上回上海照料妻子。
第一章 悲剧在暮年上演 弥留时身边没有亲人
萧珊在巴金离开医院不久就陷入了昏迷。
她在梦境中好象走进一片神奇的天地，那是小桥流水的苏州。萧珊现在还记得，她是和巴金结识的第二年夏天，第一次来到这早就梦想的人间天堂。苏州距上海虽然只有一小时车程，可是，正在爱国女中就读的萧珊，却始终没有找去苏州一游的机会。
这时的陈蕴珍，已经有了萧珊的雅号。本来她不姓萧，为什么偏要另取一个名号呢？原来，在陈蕴珍所在的女中里，有三位相当要好的女孩子，而陈蕴珍则是三姐妹中的小妹，俗称她为“小三”。这样一来，叫得频繁了，有人便劝陈蕴珍以“小三”的谐音，更名为“萧珊”。尽管如此，严肃的巴金依然称小他12岁的女友为陈蕴珍！
“蕴珍，这就是你向往的苏州园林，你没有到过成都吧？我们老家那边也有这样的园子。”萧珊现在还记得那是个晴和的夏日上午，巴金是和文化生活出版社的同仁靳以等人一起，应邀前往苏州作一日游的。
当时的萧珊已和巴金成了无话不谈的朋友。在靳以等人的眼里，她已算得上是尚未走入婚礼殿堂的巴金未婚妻了，所以那天当大家即将前往应苏州度假日的时候，靳以等友人就极力纵恿巴金说：“我们大家的意见是，索性就带你那个宁波女友一起到苏州去吧，也好让我们大家都认识一下？”
巴金当时很为难。他当然知道这是让萧珊同到苏州游览的难得机会，可是他又不好意思主动提出。因为他是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的主编，又怎好把一个并非出版社的在校女学生叫来，和大家一起到苏州去呢？
“这没有什么不好意思，李大哥，多一个人去苏州是不会给旅行社添麻烦的。他们恰好希望我们多去一些人，也好给他们作一次宣传。”出版社的朋友们都这样七口八舌地怂恿，巴金最后也动心了，这才把女友萧珊从学校里叫出来。萧珊多年来始终记得那天的景况，当听说巴金要带她一起游苏州的时候，高兴得几乎要跳起来，泪水也情不自禁地滴落下来了，萧珊只是说：“太好了，太好了！”
在此之前，萧珊和巴金的接触仍然停留在每星期日一起喝咖啡、聊天或者前往上海公园散步的层面上。她和他的交往是全然纯洁的，萧珊在和巴金的接触过程中才深切地了解到，李大哥是位真正的谦谦君子。
那时，巴金的长篇小说《家》正在上海有名的《时报》上连载。它吸引了成千上万读者，特别是在学校读书的男女学生们的兴趣。在萧珊的心目中，巴金那时已成了上海最有名气的大作家了，然而在她与他的接触中，却发现巴金丝毫没有被在上海家喻户晓的《家》所造成的轰动效应所左右。他始终那样神态谦和，即便和任何一位初识的读者交谈，萧珊发现巴金也是那样虚怀若谷。这就是她对他由一般普通读者，很快发展成为可以交心倾谈的至友的原因。
到了风景秀丽的苏州，萧珊才感觉到上海的喧嚣繁华不容人忍受。上海虽然街道狭窄一点，可是一幢幢白墙黑瓦的民宅，还有那绕民宅潺潺而流的河水，都有种特殊的水乡园林风韵。河上一架架小石桥，尤让这位初来苏州的姑娘耳目一新。萧珊没有想到距上海这样近居然会有个人间天堂。
在和大家逛拙政园的时候，巴金更像个老大哥，他给萧珊讲这座三进套院，曲径通幽的院宅来历，还带着她到回廊前的假山石前合影留念。萧珊在和李大哥的交往中已渐渐产生了一种信赖感，巴金在这正读中学的女孩子心里，已经成了可靠的精神支柱。
萧珊在与巴金相处的日子里，有一次，她曾代表爱国女中的全体师生，前往文化生活出版社盛情邀请巴金来到她们的学校里讲演。可是，这一次她没想到巴金竟会谢绝了她，理由是他只能用笔下的“嘴”说话，却极不善于当众演讲。当时萧珊听了十分失望，她完全没想到一位下笔千言的大作家，竟然不敢到她的学校去演讲。
巴金望着有些委屈的萧珊，忽然意识到他的谢绝已剌痛了姑娘的心。他知道这位小妹妹之所以主动来出版社邀请自己，显然是出于一种信任。这是此前他们在“新雅”喝茶后，萧珊对他产生信任的生动体现，同时巴金也意识到萧珊之所以代表爱国女中前来邀请他，肯定是带着全校师生的同共愿望才来的。
“好吧，蕴珍，我确实不能演讲，不过，我可以为你们学校邀请一位善于演讲的作家前去，这总是可以了吧？”巴金左思右想，最后终于想出了一个主意。萧珊这才露出了欣喜的微笑，说：“一位善于演讲的作家，他是谁？”
“到时候你们就会知道了，他比我还有名气呢。”
到爱国女中开演讲会那天，出现在讲演台上的，原来是上海另一位作家李键吾先生。李健吾显然善于演讲，并且讲得口若悬河，可是女学生们毕竟希望写小说《家》的巴金也能到她们爱国中学来，然而巴金却始终不肯从命。从这件小事上，萧珊也能看出李大哥的为人。他并不是那种喜欢抛头露面和夸夸其谈的人。也许正是巴金这种谦虚谨慎的作风，才真正赢得了萧珊对他发自内心的敬佩。
小河幽幽，碧波涟漪。一艘小舟冲开平静如镜的河面，水声矣乃地向小桥下划来，船上坐着巴金和女友萧珊。靳以和出版社的同仁们都识趣地避开了，大家早就希望与他们共事多年的李大哥，这次真正能认真解决一下多年没有眉目的婚姻问题。大家都清楚，这么多年来，巴金把自己的全部精力几乎都用在他痴情多年的写作和编辑上了，根本没时间思考个人问题。
但是，出版社同仁们却早就盼望他有女友这一天了。如今大家终于欣喜地发现，在巴金的身边，不时出现一位生得清丽俏美的女学生身影。这次大家百般怂恿巴金千万要带上新结交的女友，其用意正为着促成这桩好事。
“李先生，苏州真美，我从小就听妈姆说苏州是富人的天下，怪不得有这么多精巧的园子呢。”萧珊见巴金坐在船头，奋力地摇着桨，她一人喜孜孜坐在船尾。清冽的河水中倒映她与巴金的身影，萧珊望着水中倒影，高兴地和他交谈着。
“苏州就是美，人能到这美好的地方来，就是一种幸福。”巴金划桨很吃力，他毕竟是位作家。不多时头上已经出了汗，萧珊慌忙走过来替他拭去头上汗水。巴金让她坐在自己身边，眼望船下那悠悠而去的碧蓝河水，给她讲自己从前的故事：“早年我只身去巴黎留学的时候，最喜欢的地方就是塞纳河。我总想到河上去划船，可是有人告诉我，塞纳河是不能划船的，因为那条河的水势十分湍急。如果人在河上划船，就可能会落水的，所以我始终没有实现在塞纳河上划船的愿望。”
萧珊睁大漂亮的眼睛望着他，似有不甘心：“李先生，这么说你就只能在河边看着那条塞纳河了？”
巴金笑了：“我当然不会那样，塞纳河虽然不能划船，可我却乘船在那河里一连畅游了一天一夜。”
“一天一夜？”
“是啊，我是从巴黎踏上艘客轮游览塞纳河的。”巴金望着美丽的萧珊，为她讲述自己当年在法国的经历：“你没有看过那条古老的河，当然不知它的美丽。我们顺着这条河向北，不久就到了有名的诺曼第。到那里以后河谷渐渐变得开阔起来，让我感到好象来到了黄河的两岸。在那里我看到了另一条河，它就是从东方流过来的马恩河，当然，最壮观的景色是我们到了鲁昂港，在那里我下了船，然后乘火车返回了巴黎。”
萧珊说：“你在法国生活得怎么样？”
巴金说：“法国是我不能忘却的地方。一九二七年春天我住在巴黎拉丁区一家小小公寓的五层楼上，一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屋子里，那时候我寂寞，我痛苦，在阳光难照到的房间里，我想念着自己的祖国，当然更想念我在四川的亲人。当时，在我的祖国正进行一场革命与反革命的斗争，人民正在遭受到血腥的屠杀。我在法国也想投身革命，我记得，那时候巴黎正掀起援救两个意大利工人的运动，他们是沙柯（n．sacco）和樊宰底（b．vanzetti），他们被诬告为盗窃杀人犯，在美国麻省波士顿的死囚牢中关了六年，在我经常走过的街上到处张贴着为援救他们举行的‘演讲会’、‘抗议会’的海报。我读到所谓‘犯人’之一的樊宰底的《自传》，里有这样的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个人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我非常激动，樊宰底讲了我心里的话。”
“是吗？”萧珊好象随着巴金的讲述，身临其境地来到了巴黎，来到了风光秀丽的塞纳河畔。但她很快就从巴金为自己营造的境界里摆脱出来，说：“李先生，巴黎虽好可它不是我的国家呀，我仍然认为还是咱们的苏州好。你看，小河流水，那么多屋舍都隐在一片深深的雾气中，我想，哪儿也不会比咱们的苏州美吧？”
巴金点头称是：“蕴珍，你说得好，天下这么大，从前我已经在欧洲转了一大圈了，最后为什么回来？就是我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啊！”
那一次苏州之行，加深了女中学生对巴金的了解。美丽的天堂，美丽的景色，让她从心底产生了美好的联想。萧珊想起和巴金从苏州回上海以后，她和他的恋爱关系终于公开了。
有时候萧珊姣好的身影会出现在巴金当主编的文化生活出版社里；有时她会约请巴金来上海南京路的小咖啡屋里喝咖啡；有时候她会陪着他在外滩漫步，远望黄浦江的潮涨潮落；有时她和他还会来到襄阳路巴金借宿的小阁楼上，在幽幽的灯光下纵谈文学，评论着巴金正在酝酿动笔的新著《春》和《秋》。
当然，有时萧珊也会在巴金的熏陶下，把她在课余时间写的稿子拿给这位青年作家指正。也许正因为受到巴金的影响，萧珊才在上海一家名叫《烽火》的文学杂志上，发表了她的第一篇小说《在伤兵医院里》。
只有萧珊自己清楚这篇稿件的形成经过，那是她作为爱国女中的学生，在发生淞沪抗战时期前往炮火纷飞的前线，慰劳我军抗日将士时的亲身感受写成的。当时，姑娘对写作虽然心里十分爱好，然而一旦真让她把自己的感受诉诸笔端，萧珊仍然从心里充满了畏葸。
“蕴珍，你为什么不把心里话都大胆地写出来呢？”巴金在萧珊练习写作时指导过她，以一个过来人和成功者的语气劝慰正在文坛小路上徘徊的少女说：“任何人都不是天生的作家，凡是写出东西的人，大多都是一些感情丰富的人。依我观之，你的感情底蕴是相当丰富的。把感觉到的东西都变成一行行文字，这就是一个写作过程。当然，写在纸上东西不一定非要寄希望于发表。即便不能发表的文字，有时也是一种精神成果！”
“是吗？”她的语气永远那么温存，那么有感情。萧珊在他说话的时候始终都静静地倾听着，有时她会把食指含在嘴里轻轻的吮吸着，头悄悄的低下来左右摇摆，而她那双漆黑的大眸子就会在不经意间打量着巴金和他身后的景物。
“蕴珍，只要你有勇气，将来也同样会写作的，当然，你的英文功底也很好，如果不想写小说，将来也可以翻译外国文学。，只是，我担心的是你的意志……”
“我的意志……？先生，莫非我的意志不坚韧吗？”她有点茫然地看着他。见巴金不再说话，萧珊的神色忽然郑重起来，说：“请先生看着吧，请相信我好了，我会努力的。……”
从那以后，萧珊果真开始利用课余的时间悄悄练习写作了。《在伤兵医院里》变成铅字以后，姑娘从文写作的信心就变得更加执着。不久，她又写了许多小说和散文，如《血染黄浦江》和《将士》等等。巴金对此很高兴，因为他不仅从萧珊的这一篇篇习作上看出了姑娘的才华，而且也看出她是一位很有可塑性的少女。“既然她肯于吃苦，相信她就会有前程的。……”巴金在心里这样对自己说。……
萧珊仍在沉沉地睡去。
进入中山医院的病房接受治疗，特别是手术过后的几天时间里，萧珊本来就病弱的身体忽然变得更加孱弱了。在夜晚的梦境中，她不时会被腹部刀口不断的剧痛从梦里痛醒，只要萧珊的神志稍一清醒，她心里就会想着他。萧珊感到那个一度作为自己精神支柱的人，不久就要与自己长别分手了。想到分手，她就忍不住落泪。
萧珊始终不知道自己究竟得了什么病，不过她已从巴金匆忙从奉贤干校回上海这件事上，隐隐意识到自己的病情凶多吉少。特别是巴金每天上午必到她病床前来坐一会，有时他坐到中午开饭也恋恋地不肯离开，萧珊就感到自己的病情非同小可了。让萧珊无法忍受的是，她刚入院的时候，医院不知什么原因始终不主张对她施行手术。她知道即便是癌症的晚期，只要有一线希望医生也是要动手术的，而她莫非当真就染上了无法医治的绝症吗？
终于有一天，巴金怅怅地来到她床前，迟疑地对她说：“蕴珍，医生刚才找我谈了话，医院同意马上就给你做手术了！……”
“真的吗？”萧珊记得，当时她的眼里立刻汪起了泪水。她心里顿时一阵紧张，她不知医生们开始时坚决不主张为自己作手术，为什么巴金这次来到医院，居然改变了院方的主意。究竟是自己病情不重，还是由于巴金的多次苦劝才最终感动了医生？不过聪明的萧珊还是从丈夫的神情上隐隐发现，她的最后时刻就要到了。想起自己和巴金三十多年的风雨深情，萧珊忽然紧紧抓住他的手，半晌只吐出一句话：“看来，我们要分别了！……”
巴金吓了一跳，急忙掩住她的嘴说：“蕴珍，不，不会的。……”
萧珊是个外表柔弱而内心坚韧的女人，她很快就控制住自己紧张的感情，脸上又露出了凄然笑意，她在床上想了许久，忽然又问巴金说：“棠棠怎么样？”
巴金心里一怔，他知道萧珊为什么在这时候忽然又问起了他们的儿子李小棠。正在农村插队的小儿子是在惊悉母亲病重的情况下，才请假返回上海的。正是在小棠和姐姐、姐夫及亲友们的共同努力下，萧珊才得以住进中山医院治病的。可是让巴金和家人心酸的是，就在萧珊的病刚刚被确诊为晚期肠癌不久，小棠竟被医生同时检查出他患上了肝炎。巴金知道儿子在这时候得病，肯定和萧珊患病大有关系，因为没有谁会比小棠对母亲的病更加痛心的了。而如今小棠正是因为染上了这种病，才被医院进行了隔离治疗。见萧珊苦苦地询问，巴金却顾左右而言它，始终不肯把儿子的近况告诉萧珊，他是不想让生病的妻子再平添心里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压力。
“你放心好了，棠棠他……没事的。”
“棠棠真没事吗？”萧珊听了巴金的话，紧张的心绪稍稍安定了。作为母亲没有谁比萧珊更为忧心的了。巴金走后，她一人静静躺在床上，面对日光灯投映在粉壁上的光影，在思考着自己将要面临的一切。手术究竟会不会成功？如果手术一旦不能成功，那么，她也许就会和相爱了大半生的巴金永远分手了。
萧珊留恋巴金，留恋儿子和女儿，也留恋武康路上的那个家。那幢小楼是巴金在解放后惟一的家，那座幽静的小院里还有她喜欢的两棵玉兰树，那是她和巴金1955年5月搬到新居以后，她和他共同栽上的。两棵广玉兰在春天的阳光里常常会给小楼平添几分春天的温馨，偶尔一丝熏风掠过，还会把玉兰的花香吹进小楼的窗口。萧珊记得她时常在秋日里徘徊在院中的玉兰树下。有时她还和巴金一起，在盛夏中坐在那两棵大树下纳凉，如今她一人静静躺在陌生的病室里，她不知是否还有再回武康路13号寓所与家人共渡朝夕的日子了？想到这里，萧珊又一次被泪水模糊了双眼。
第一章 悲剧在暮年上演 中午噩耗进家门
巴金回到家里，发现女儿早已把午饭准备好了。
他坐在桌前端起了饭碗，却想着如何尽快赶到中山医院去，给萧珊送去午饭。巴金吃不下饭，嘴里的米饭如同嚼蜡，心里始终想着刚作手术才六天的萧珊。今天早晨他发现萧珊仍然处于神志不清的状态。他给她喂饭时看出，妻子术后的体质仍然没有得到恢复，心情就感到非常悲哀。巴金在暗暗悔恨自己，没能尽到作丈夫的责任，如果他不到奉贤干校去，也许妻子的病早就得到了确诊和医治，而拖延到最后居然到了晚期。
巴金呆呆坐在饭桌前想着心事，想起萧珊的病心中就悲恸不已。
他是7月下旬回到上海的。
巴金回到上海武康路家中，他的心忽然收紧了。在炽热的太阳地下他呆呆伫立了许久，灰白的发际间已沁出了细密的汗珠。巴金越想着萧珊的病，越不敢与她见面。他不知见了萧珊以后，究竟该如何说明自己再次回到上海的理由，因为距前次回上海的时间太短。他知道这次爱妻的病之所以得到顺利的诊断，全感谢他的女儿、女婿、儿子和几位亲友的帮助，如果不是大家在上海千方百计到处托人，也许萧珊的病情到现在还不能得到明确的诊治。
巴金是从儿子写来的信上了解到，他走后女婿和女儿在极端困难的处境下，找车把萧珊几次送到中山医院，以当时较为先进的器械进行了全面检查，并且很快得出明确的结论：肠癌晚期，癌肿已在皮下扩散！也就是说萧珊的长期高烧，就是因为癌细胞的肆虐而引起的。而今萧珊的病情虽然已经确诊，可是让巴金心中失望的是癌症已近晚期了！
全家人时至现在仍对萧珊保着“密。”在萧珊尚不知自己所患何病的时候，他忽然从干校回来，理由是什么呢？巴金在烈日下想了许久，最后他说：“不管找个什么理由，我也不能说因为她的病情才回家的！那样，她的精神又怎么能受得了呢？”
“呀，你怎么回来了？”果然不出巴金所料，他刚走进家门，躺在床上的萧珊就一古碌坐起来，她那双已经深深凹陷下去的眼睛，忽然闪射出明亮的光芒。一刹时萧珊浑身的疾病仿佛都随着巴金的归来而消逝。她的脸色也变得好起来，发白的口唇又现出了淡淡血色，萧珊有些冲动地想爬下床去，可是，早被女儿和儿子护住了。
“啊，是这样，干校里有个材料需要我来写，可是，在干校那种环境，写材料是写不下去的，所以……就批准我回上海来写。……”巴金是从没有撒过谎的老实人，特别是与萧珊相濡以沫几十年，彼此始终心心相印，夫妻俩从没有任何话不可直言。而今他只能如此了，说了假话的他脸色有些尴尬。不过巴金还是显得很高兴，快步来到妻子床前，俯身一看，发现她比一月前回来时变得更加清瘦了。
“是吗？那好啊，你能回来就好！”萧珊全然相信他的话，她知道巴金是个一辈子难说半句假话的人，尽管她对当前形势下“工宣队”是否会让一个“老九”写材料也感到几分疑惑，可是萧珊根本不愿意多想。她只盼巴金早一天从奉贤回来，哪怕从此不当什么作家，哪怕家里生活清贫，守候在她身边也是种难得的幸福。
巴金静静守候在妻子的榻前。夜已经很深了，四周静悄悄的，白天宿舍外那高音喇叭传出的洒叫声已经停止了，进入梦乡的人们再也不会打扰重病的萧珊。可是巴金却丝毫没有睡意，他知道妻子的病情正在日渐转危之中。死神已经一步步的向她逼近了。
早在他从奉贤干校回上海之前，女儿和女婿，儿子等亲友们，就已经在忙碌于萧珊癌症的手术上了。由于当时的政治形势，进入华山那类大医院，显然是不可能的，后来经过亲友们的一致努力，上上下下找了许多路子，最后才联系好去中山医院进行手术。如今万事俱备，只等床位。然后萧珊就可以住进医院了。想到妻子的病如在手术后会大有起色，巴金心里忽然升起了希望。
萧珊住进中山医院以后，巴金每天都从武康路家里赶到医院去。他在那里陪着她，和萧珊在一起他会感到高兴。有时候俩人在病房里默默无言地对望着，尽管他们在同室病友们面前不便谈什么，可是巴金仍会感到一种淡淡的温馨。
见妻子被癌症折磨得痛苦万状，巴金心里就有种钻心的疼痛。他手里没钱，也没有任何能帮助萧珊从困境中解脱出来的办法，他那时就只想多在她的病床前呆一会儿。巴金只能以谈话的方式，借以分散萧珊的病痛。他给妻子讲道：“蕴珍，其实每个人生下来，都注定要和痛苦打交道的。你也许知道，民国十二年春天，我是在枪林弹雨中拣了一条性命，以后我就和三哥离开了成都的家。到了河边，是大哥把我们送到木船上，他流着眼泪和我们辞别。那时我的悲哀有多大？真是想到了死呀！可是一想到近几年来我的家庭生活，心里的痛苦就消逝了，因为我对那个旧家庭根本就没有一点留恋的感情。所以我离开家不过就像甩掉了一个可怕的阴影。你现在的病也如此，只要咬兄弟牙就挺过去了。……”
萧珊不说话，她咬牙克服着钻心的剧痛，她理解丈夫的心情。她知道当前任何人都无法让她从病痛中彻底解脱，巴金的话无形中给了她许多力量。
巴金仍在她床侧喃喃说道：“蕴珍，至于我的家，我的悲哀，只因还有几个我爱的人仍在那里面呻吟，等着那些旧的传统观念来宰割。在过去的几十年中，我已经用眼泪埋葬过了不少尸体。那些都是不必要的牺牲，完全是被腐的传统观念和两三个人一时的任性杀死的。一个理想在前面迷着我的眼睛，我因为有勇气才离开了我住过十二年的成都。那时我已受了新文化运动的影响，而且参加了社会运动，创办了新刊物，并且在刊物上还写了两个短句作我的生活目标：‘奋斗就是生活，人生只有前进’。现在你的病，也和从前我遇到的困难一样，蕴珍，你只要咬牙坚持下去，病就会好的。”
萧珊感动了，她是个感情丰富又真挚的女性。她懂得应该如何面对自己的疾病。
萧珊知道在那个年代，上海多数文化界人士多已到奉贤干校做繁重的体力劳动了，而巴金居然能在中山医院每日陪着自己，这不能不说是难得的机缘。尽管萧珊的病情不容乐观，入院后巴金才从医生口中获知，萧珊的癌肿已从肠部扩展到五脏六腑，特别让他闻之悲哀的，是癌细胞已经侵犯妻子的肝部。
“求你们一定要给她手术，我相信科学，只要切除了癌肿，我相信她一定会渡过难关的。”巴金见医生对萧珊的病情不报任何希望，他就以患者亲人的身份苦苦相求。最后他的精神感动了医生，他们决定给病势危重的萧珊做一次大手术。巴金记得8月8日那天上午，大清早他就来到了病房，见护士们把病得异常瘦弱的萧珊抬上了手术车，然后把那辆白色手术车从病房前的廊道一直推向电梯间，这时他紧紧跟随着妻子的身边。他看见萧珊的神志清醒，一只冰冷的小手紧紧的握住了随行的巴金。
巴金望着被蒙在雪白罩单下的那张苍白的脸。他感到萧珊确实改变了模样，这让他不由想起她的从前，年轻时的萧珊多么活泼，多么丰满颀长啊，而今她居然孱弱削瘦地萎缩在手术车上。前往手术室对于她来说意味着什么，巴金心里清清楚楚。可是他不能在妻子面前流露出任何感伤。作为多年以笔渲泻感情的作家来说，巴金心里充满着深深的痛苦。可是他不允许自己用感伤的神情送妻子进入电梯。巴金悄悄凑近妻子，俯身在她耳边叮嘱说：“蕴珍，你什么也不要怕，有我在这里，你放心好了。要相信现代医学可以医治任何疾病。有我在这里，你就应该放心了。”
“我不怕，有你在外边，我还有什么可怕的呢？”萧珊眼里含着泪花，她也尽量控制自己的感情，脸上显出故作轻松的笑意。当她发现护士们已把手术车推进电梯间时，萧珊又紧紧抓住了巴金的手。
“放心，我在手术室门外等着你的消息！”巴金见电梯的两扇门终于徐徐合拢，他才把自己的手抽了回来。望着那电梯在缓缓上升，最后终于消逝在他的视野之外了。这时，巴金心里又在流泪了。
萧珊手术后，巴金发现妻子的病情并没有象当初预见的那样迅速好转，而是不时发生昏迷。剧痛也始终伴随着萧珊。这让巴金的心非常痛苦，他自恨自己无法替代她，他只能一次又一次从家里跑到医院的病房，频频来探视妻子，或者给萧珊送饭。巴金希望手术后的妻子多增加营养，然而事与愿违，萧珊经过大手术后体质一天不如天。有时他和女儿送来的饭菜，只好原封不动地端回家去。
8月13日早晨萧珊又没有吃饭。所以巴金的心情很沉重。他不知中午再送饭的时候，萧珊究竟能不能吃一点？他多么希望妻子能在病榻上尽快地好转起来？哪怕她再活几年，即便只活一年半载，对巴金来说也是一种莫大的安慰。他知道自与她结合的那天起，他就把自己的人生与萧珊紧密联系在一起了。
他明白在自己的人生中不可能缺少萧珊。特别是在当前这特殊的年代里，只要家里有萧珊在，巴金就可以放心到奉贤干校去。即便他面前仍然是冰刀霜剑，仍然是繁重又难以克服的体力劳动，只要有萧珊活着，他就会顽强地生活下去。
“电话！”就在巴金在餐桌前呆然若失陷入思考的时候，忽然电话铃声急剧地响起来。巴金心里一紧，他这些天最怕的就是听电话，只要有电话就会想到正在医院里治病的妻子。如果萧珊平安，医院就不会打来电话，反之如果这时候打来了电话，就必然有紧要大事。
“爸爸……”就在巴金神不守舍地站起来，准备到客厅里去接电话的时候，忽然传来了一阵急促的脚步声。他急忙回转身来，发现是女儿脸色惨白地站在餐厅门前，她眼里竟然还含着晶莹的泪水。女儿好象有难以倾吐的愁苦要向父亲叙说，可是不知为什么女儿竟把想说的话又咽了回去。只是呐呐地对他说：“妈妈她……”
“快说，你妈妈她……究竟怎么了？”巴金的脸色陡然一变。他忽然有一种可怕的预感，那就是在医院里治病的妻子那边出了不好的状况。可是，尽管这不祥的预见就要得到证实，巴金心里仍然难以接受这严酷无情的现实，他口中喃喃自语说：“不会，她不会的……”
但是，女儿还是不得不把最坏的消息告诉了他：母亲萧珊刚才已在中山医院溘然长逝了！
“什么？她已经去了……？”巴金仿佛像陡地遭到了晴天霹雳，他蓦然被这猝不及防的噩耗震昏了。老人的心脏好象顿时停跳，写了半辈子文章的大作家，在这一刻他胸臆间所凝聚的全部感情都变成了痛苦。他无法相信和接受这让人痛断肝肠的消息，刚才从医院里出来的时候，萧珊还很清醒。他记得临出病房的时候，萧珊还以关切的眼神注视着他。巴金那时候绝不会想到，几小时后萧珊就会撒手西归。如果他知道她会这样猝然离他而去，那么巴金就会一刻不离地守候在她身边。
“爸爸，爸爸……”巴金再也无法承受这从天而降的严酷现实了。在巴金的前半生中，最让他怀念的就是萧珊。他不知将来这个家庭如果没有了萧珊，自己还如何面对晚年的生活？所以，当巴金从心里意识到萧珊确已离他而去以后，就再也无法挺下去了。脚下一滑，老人忽然如同一株在暴雨狂风吹袭下无法支撑的老树一样，轰然一声倾倒了。他扑在地板上，好一阵都没有爬起来！
第二章 与爱交织的诀别 前言
1944年5月，父亲和母亲在贵阳花溪结婚。在此之前，他们谈了八年恋爱。结婚时，两人只发了一个简单的通知，在花溪小憩度过三天宁静而幸福的日子。整整半个世纪过去了，如果母亲还健在，今年5月8日——他们的金婚纪念日，我们特将为他们庆贺。
——李小林：《一份迟到的礼物》
a，想起萧珊和他的从前，巴金的心里就万分酸楚。特别是自己去奉贤干校以后的日子，更让他肝肠寸断。他知道萧珊虽然在上海，可是她无时不在想着远在奉贤的自己。
b，刚搬来的时候，是萧珊提议在院子里栽几棵树。巴金记得那是个空气里飘着扬花的温馨春日，萧珊笑眯眯地把两棵玉兰树苗抱进他们的小院。然后他和她一起在院子里挖坑，栽树，浇水。如今两棵玉兰树已经长大了。
c，巴金回到黄浦江畔以后，很快就恢复了从前那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不久，他的那部长篇《秋》就写成了。
d，数十年后，巴金在回忆起他和萧珊在贵阳结婚时曾这样写道：“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
第二章 与爱交织的诀别 爱情起步的地方
巴金在女儿和女婿及亲友们的搀扶下，来到医院的太平间。
正是盛夏季节，太平间里也是一团炎热。所幸的是萧珊尚未被人推进太平间的冰冻柜里，她是静悄悄躺在一个担架上，显然就在几刻钟前，刚咽了气的妻子被护士们抬出了病室，来到这阴阳相隔的地方。
“蕴珍，我来了！”巴金进门一看，那担架就放在距冷冻间只有几米远的水泥地上，萧珊那变了形的尸体已被护士们裹上了一层厚厚的白布床单，他无法再去看她的脸孔。巴金扑咚一声扑倒在妻子的担架前，他想最后看一眼逝去的萧珊，然而现在已经办不到了。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自己苦苦相恋八年，又在一起共同生活了三十多个春秋的爱妻，最后竟然连看上一眼的机会也失去了。他不知萧珊为什么走得如此匆忙，以至于和他最后见面的机会也没有了。
想起萧珊的病，巴金心里积满了苦水。他知道如果不是自己去了奉贤干校，如果自己不是被人打成了“文艺黑线的干将”，如果他还像从前那样有人身自由，萧珊就绝不会落得今天的下场。
巴金记得他去了奉贤五七干校以后，整个武康路上的小楼就交给了萧珊一个人。偌大一个家的重担都放在一个柔弱的女子肩上，那将是何等的压力啊！他知道萧珊并不轻松，特别是当她知道自己在奉贤干校因为写检查始终不能过关的消息以后，萧珊始终替他忧心。只要他从奉贤回到上海，萧珊第一句话总是问他：“你的问题什么时候才能解决？检查是不能够过关？……”
巴金在这时候总会对她苦笑一下，故意装出无所谓的样子，说：“蕴珍，你不必替我担心，我的问题，迟早总有一天会解决的。”萧珊却满怀希望地说：“但愿那一天快一点到来，这日子为什么竟会这样久呢？”
巴金对此无可奈何。他知道萧珊对自己至深至诚的感情，他们当年是由一对心心相印的朋友，经过八个春秋寒暑的漫长马拉松长跑，最后才走到一起来的。这种感情当然不同于巴金笔下那些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结成的姻缘可比。尽管在1938年他去广州之前，萧珊已经向巴金暗暗的示爱，并且表示只要他从广州回来，就把他带到自己母亲的面前，以完成她们从相恋到结婚的最后过程：求得她母亲的最后首恳。
然而，巴金知道对于他和萧珊来说，婚姻的成功并不在于父母的态度，而在于他与她是否具凝结成了真诚的爱意。在某种程度上他和萧珊的婚姻，是近代中国较为新潮的恋爱。他们之间最后的结合，全然是感情的水到渠成。
因为萧珊的母亲，并没有成为这对新潮恋人最后结合的障碍。这是因为老人家出人意料的开明让巴金心里感动。萧珊的母亲对初次见面的巴金从心里感到满意，她并没有依照旧时代的繁文缛节，要求巴金作一些他不喜欢做的事情；也没有让女儿依从家规，必须经过九九八十一难，最后才能大张旗鼓的嫁女。老太太当时只出面请巴金和萧珊在餐馆里吃了一餐便饭，然后这场婚姻便爽然地定了下来。
从那以后，巴金就成了萧珊名符其实的未婚夫了。当然，巴金是个守规矩的人，他的善良与自重赢得了萧珊的信任。他与她一直坚持到1944年才结束了漫长的爱之长跑。
想起萧珊和他的从前，巴金的心里就万分酸楚。特别是自己去奉贤干校以后的日子，更让他肝肠寸断。他知道萧珊虽然住在上海，可她无时不在想着远在奉贤的自己。她不时会向从奉贤回上海的熟人那里打探巴金的近况。当萧珊听说巴金正在干校里面写检查的时候，他再回家里来时，萧珊就会不断地追问他：“你的检查怎么样了？什么时候才能搞清你的问题？”
“别急，快了。”那时，巴金心里也没有底数，他也不知自己的检查已经四五次了，然而每一次在“工宣队”那里总是无法过关。见妻子生着病还这样关切此事，他只好苦笑着说：“我想，也许再检查一两次就解决了。”
萧珊见他脸色平和，心情也稍好了一些，不过，她忽然对巴金叹了一口气，说：“唉，恐怕我等不到那个时候了！”
巴金当时还无法知道萧珊的病情，现在想起来，萧珊也许早就察觉到这次重病来得凶猛，她似乎对自己将不久于人世早就有所预见。尽管如此，巴金仍然对妻子这猝然死去无法接受，他弯下身去，抚尸大恸，口中悲怆地叫道：“蕴珍，蕴珍，你醒醒，你醒醒吧！……”
然而萧珊再也不会醒来了。
巴金一个人默默坐在太平间外的石阶上。
在他身后响起一片悲哀的哭声，那是闻讯赶来的萧珊亲友，她们也像巴金一样对这位贤慧女子的猝然去世感到万分震惊。特别是女儿小林的哭声更让巴金痛心，他从女儿身上想到此时仍在传染病科进行隔离医治的儿子小棠，母亲萧珊的不幸去世，他虽然近在咫尺却无法获悉。儿子当然不可能在这时候出来，跑在母亲的遗体前大哭一声，以尽孝道了。
“真没有想到呀，蕴珍竟然就这样走了呀！”巴金木然呆坐在那里，眼神有些发直。他一人已经在这里苦坐了多时了，他始终无法接受眼前这冷冰冰的现实。守在他身边的是萧珊的表妹，她神色凄然地揩拭着泪水，萧珊死前只有她一人守候在身边。她见巴金呆怔怔地坐在那里，就不停地在他身边劝着：“人死了，不能复活。”
巴金呆然地自语说：“我真该死呀，为什么当时就不在她的身边呢？我没有和她最后的诀别呀，我有许多话还没来得及对她说呢，她不能没有给我留下一句遗言，就这样离开我啊！我不怪别人，只怪我自己，我当时为什么偏偏就不在病房呢？家里人都不在她身边，她死得这样凄凉！……”
表妹见他那样伤心，就在旁边对巴金说：“姐夫，您也不要再这样折磨自己了，其实您当时即便在她的身边，也不会听到她说什么的。因为、因为表姐死的时候，我虽然就在她的身边，却也是不知道她如何死去的呀！”
巴金听了，急忙回转头来，望着同样悲痛欲绝的表妹，静静倾听她的叙述。
表妹告诉他：就在萧珊的生命即将走到尽头的时候，窗外的夏日阳光透过窗子投映进来，照亮了萧珊那张惨白的脸庞。她中午没有进食，呼吸比平时更加急促，就在她行将咽气之前，忽然对身边的表妹说道：“找医生来……！”
这就是萧珊死前的遗言！
“她……只说这一句话？”巴金听了心中一动。
表妹点点头：“只这一句话。我马上就把医生请了过来，可是医生来了以后，表姐却什么话也没说。后来，后来她就闭上了眼睛，一个人躺在床上静悄悄的睡熟了。我哪里会想到，她当时并不是在睡觉呢？……”
望着哭成了泪人一般的表妹，巴金的心里在流血。他知道萧珊在中午其实并不是要她表妹去找医生来，而是在吩咐她尽快打电话把他叫来。她一定是感觉到自己已经不久人世，有什么话要对巴金说的。这是因为没有任何人比巴金更熟悉萧珊了。她平时就始终叫巴金为“李先生”。这一称号从1936年在上海“新雅”饭店初识时起，直到她去世的今天，几十年来，萧珊始终都是这样相敬如宾地呼唤着巴金。
所以，只有巴金能理解萧珊故去前的意思，遗憾的是当时巴金竟然不在身边。而他们的女儿小林和女婿，当时因为家里有事，也都不在现场。当时的情况主要是，儿子小棠患上肝炎以后，区里的卫生防疫站闻讯，打电话坚持要在上午派人前来武康路的家里来做消毒，所以家里的三个人都不得不守在家里，根本可可能守候在萧珊的身旁，从而失去了与萧珊最后辞别的机会。巴金越想心里越感到沉痛，他没想到自己与萧珊刻骨铭心地相恋一回，到头来她竟这样凄惨地离开了自己和家人。
“蕴珍，你不是早就对我说过，我们俩人决不分开的吗？”巴金仍坐在那里呆呆地想着什么，口中却喃喃地自语道：“可是，谁知道你今天竟一个人先走了？”
四周仍是一片哭声，巴金双手捂住头，眼前又出现了萧珊的影子……
“蕴珍，我是不喜欢山盟海誓的人，我欣赏那句古诗：两情若是久长时，又岂在朝朝暮暮。”在巴金眼前又浮现出一副难忘的画面：混浊的长江之水，在乱箭似的疾雨下奔腾向前，有一条客船在江中逆风而进。就在这艘从广州驶往汉口的客船上，就有当时年轻美丽的萧珊。那时她已经在母亲的允许下确定了与巴金的恋爱关系，正因为有母亲的首恳，所以萧珊才得以在上海爱国女中毕业之后，只身一人前往广州去寻找正在那里主持文化生活出版社分社工作的巴金。
在羊城她和巴金度过了一段难忘的岁月。尽管她是作为巴金未婚妻而来的，然而萧珊和巴金却因为战时的动荡不安而不能尽早结婚。萧珊和巴金就是从那里开始了相敬如宾的生活，不久，战事越来越紧张了，广州随时都有失陷在日本人手里的危险，在这种情况下萧珊就陪着巴金沿长江来到了汉口。
“我知道战争可能给我们所有的人带来一种灾难，李先生，请你放心，如果为了我们永远在一起的目标，我情愿舍弃继续读大学的夙愿。”在汉口的短暂日子里，她们曾经相随着来到江边的黄鹤楼上。站在这里巴金远眺一泄千里的长江，心情激越而兴奋。在广州临行之前的紧张心绪至此有了一点缓解。他感到和萧珊在一起彼此有许多心里话可以倾吐，当萧珊面对着战时越来越紧张的现实，准备为了他而放弃继续投考大学的理想时，巴金马上就表示反对，他说：“不，蕴珍，你现在还年轻，你的志向决不应该在我一个人身上。你应该有更远大的前途。我们现在还仅仅是订婚，订婚与结婚还有很远的距离。我希望你不要为了一时的感情冲动就轻易改变自己的愿望。”
萧珊面对浩瀚的江水，心中忽然泛起了对巴金的感激和敬重。三年来她一直在悄悄观察着他，她感到巴金不但才华横溢，待人热诚，而且更让姑娘怦然心动的是巴金忠厚的人品。20多岁就从故乡成都来到上海的巴金，现在三十多岁了仍然不急于马上结婚的原因，在于他从一开始就抱定了独身主义。当年巴金在上海和后来前往巴黎、日本去求学，本来身边始终有一些异性的追求者，然而，巴金却意志坚韧，始终严格地要求自己坚守信念，远离异性。
如果他后来不是在上海文化生活出版社写了《家》这本小说，意外地认识了宁波姑娘萧珊的话，那么也许直到现在他也不会结交女友的。萧珊作为巴金平生的第一个女友，也是他一生中最后的女友。萧珊感到幸运的是，她终于在纷乱尘世中寻觅到了如意的伴侣。她知道自己整整比巴金小了13岁，但她相信巴金的话：“年龄不是爱情的障碍。”她也承认如果两颗心彼此倾慕，那么，她们面前纵然有千难万险也会随着感情的加深而逐渐消除。现在，当她再次听到巴金为了她的前途，情愿再次推迟婚期，萧珊的心就大为感动了。
桂林，绝妙的山山水水成为巴金和萧珊订婚后的另一个难忘暂栖之地。
从汉口再次回到广州以后，日本军队已经开始大肆进攻广州。在战火随时有燃遍广东的情势下，巴金就带着萧珊随着他所领导的文化生活分社一起离开了随时都可能燃起熊熊战火的羊城。巴金知道他和萧珊的感情就是在这种特殊的历史背景下凝成的。
巴金和萧珊的接触越多，他越希望把自己从前的经历一点一滴的告诉她。在巴金的眼里，萧珊永远是他的小女友和小妹妹。他认为如果有一天真和萧珊生活在一起，她就理该了解巴金从前的一切。只有这样她们才能成为心心相印的朋友。
巴金在桂林和萧珊谈到他从国外回到上海的经历。特别把他在抗战前后的曲折经历都告诉了她：“蕴珍，一九三二年上海发生的战争，我虽然换了住处，但我没有改变我的生活方式，也没有停止写作。战事发生后我到日本去旅行，因为我喜欢日本小说，想学日文，在横滨和东京各住了几个月。第二年四月溥仪访问东京，一天半夜里‘刑事’们把我带到神田区警察署关了十几个小时，我就根据几个月的经历写了三个短篇小说，分别是《神》、《鬼》、《人》……”
萧珊问他：“莫非你当时真想学日语吗？”
巴金点点头，又摇了摇头：“我喜欢各国语言，所以我劝你到昆明上大学以后，也一定要报考外国语。因为一个人只熟悉本国母语显然是不够的。我感到遗憾的是，因为战争我学习日语的劲头也没有了。后来我看到日本人对中国的侵略越来越残酷，就决心放弃日语的学习。这一年八月，上海的朋友创办了这家文化生活出版社，要我回去担任的编辑工作。我就马上回来了。我编了几种丛书，连续二十年中间我分出一部分时间和精力，花在文学书籍的编辑和翻译方面。写作的时间少了些，但青年时期的热情并没有消减，我的笔不允许我休息。后来的情况你是知道的，全面抗日战争爆发后我就不得不离开上海到南方，这期间不管我的生活方式如何改变了，可是我的笔从来不曾停止。我的《激流三部曲》就是在种环境中动笔的。蕴珍，你也看到了，我在一个城市给自己刚造好一个简单的‘窝’，就被迫空手离开了这个城市，我随身什么也不带，可是一定要带一些稿纸。这种日子里到处奔波，也不得不改变写作方式。”
萧珊心里的巴金变得越来越清晰了。她感到自己并没有找错人，她说：“李先生，您什么也别说了，我已经很了解你了！……”
如果说当初他和萧珊在上海“新雅”饭店的结识只是个意外的邂逅，那么，经过广州、汉口和桂林的一路转辗，他已经从心里深深地爱上了她。他认为自己和萧珊的命运从一开始就是紧紧相联的。他和她不仅性格、志趣、爱好一致，而且彼此经过接触才感到，他和她同样都需要对方的关爱。萧珊作为一个年轻女学生，在战乱的迁徙中给予巴金生活上的关照却是无微不致的；巴金在从广州到桂林的一路上，他既要负责文化生活分社全体人员的衣食住行，也要坚持写作。在萧珊面前巴金无疑已经显现出他那除写作才能之外的全部才华。这也许就是两人感情越加深化的最初基础。
桂林那优美秀丽的景色，陶冶着这对战乱情侣的情操。
巴金记得那时他们下榻和生活的环境相当艰苦。尽管萧珊始终单独居住，但是，巴金仍然能感受到她是作为自己最亲近的人出现的。有萧珊在自己的身边，即便战争的烽烟随时都可能燃到桂林，可是巴金的心情很好。他开始在桂林这战时的暂且世外桃园继续完成他在上海和广州时期就已动笔的长篇小说《火》。这部作品是巴金继《家》取得成功之后在艺术上的再次飞跃。
“李先生，我觉得你的《火》，写得比我想象的还要真实、可信。”萧珊在读过巴金写出的部分初稿后，不能不为这位四川才子独具的文学才能所倾倒。本来巴金所以动了写《火》的念头，就源于他与萧珊在黄浦江边的一次谈话。那时他们还是刚刚认识不久朋友，有一天，巴金约萧珊到江边去观赏夜景，萧珊在谈话中给巴金讲了个缠绵绯恻的故事。这个在萧珊看来只是随便谈谈的亲历往事，却没有想到日后竟变成了巴金创作的新素材。直到萧珊来到广州，她才惊愕地发现巴金已在稿纸上写下了《火》的故事梗概。而未来书中的人物与情节，则大多都与她从前在上海无意对巴金叙述的真实故事不无关系。
巴金后来这样说：“《火》里的冯文淑，就是八·一三战争爆发后的萧珊。参加青年救亡团和到伤兵医院当护士都是萧珊的事情，她当时写过一篇《在伤兵医院中》，用慧珠的笔名发表在茅盾编辑的《烽火》周刊上，我根据她的文章写了小说的第二章。这是她的亲身经历，她那时不过是一个高中学生，参加了一些抗战救国的活动。倘使不是因为我留在上海，她可能像冯文淑那样在中国军队撤出以后参加战地服务团去了前方。我一个朋友的小姨原先在开明书店当练习生，后来就参加战地服务团去到前方，再后又到延安。要是萧珊不曾读我的小说，同我通信，要是她不喜欢我，就不会留在上海，那么她也会走这一条路。她的同学中也有人这样去了延安。一九三八年九月我在汉口一家饭馆吃饭，遇见一位姓胡的四川女同志，她曾经带着战地服务团在上海附近的战场上活动过，那天她也和她那十几二十个穿军装的团员在一起，她们都是像冯文淑那样的姑娘。看到那些活泼、勇敢的少女，我不由得想：要是有材料，也可以写冯文淑在战地服务团的活动。我写《火》第一部时，手边并没有这样的材料，因此关于冯文淑就只写到她参加服务团，坐卡车在‘满天的火光’中离开上海。一九四一年初在重庆和几个朋友住在沙坪坝，其中一位一九三八年参加过战地工作团，在当时的‘第五战区’做过宣传工作，我们经常一起散步或者坐茶馆。在那些时候他常常谈他在工作团的一些情况，我渐渐地熟悉了一些人和事，于是就起了写《火》的第二部的念头：冯文淑可以在战地工作团活动了。……”
“蕴珍，这个小说如果你来写，也许比我动笔还要真实感人。”在互相的切蹉中，巴金渐渐发现这位女中学生的文学才华，远比他自己从前想的还要高深许多。萧珊的谈话，她对书中人物的看法，她对全书布局结构的设想以及萧珊对人物语言的见解，都证明萧珊决非当初在“新雅”饭店里见面时不谙世事的小姑娘。巴金多么希望萧珊也象自己一样真的动起笔来，认真地把她对战争的全部感受都变成纸上的文字。
不料萧珊马上摇手说：“不行不行，李先生，写作不仅需要生活积累，而且更需要才华和毅力。我只能写一些小稿，就象在上海时写《在伤兵医院》那类小东西；可是，如果让我从事长篇小说的写作，可以肯定是力不从心呀！再说，现在我哪会有写作的时间呢？”
巴金很快就理解了她。他知道萧珊一路上跟随他们文化生活分社到处迁徙转移，千辛万苦中的萧珊，没有娇骄二气，她始终不惧劳苦地为他和大家作内务。烧饭，洗衣、打水，即便偶有闲暇，萧珊还要坚持复习课程，巴金知道她那时候，心里最想的还是升学，萧珊时刻都在为继续考上大学在努力着。
“蕴珍，我同意你继续升学。因为你还年轻，现在虽然有战争，可是战争迟早有一天会结束的。到那时候如果你没有真才实学，就很难在社会上做事了。”巴金见萧珊那么刻苦地钻研功课，心里十分感动。在桂林的日子虽然短暂，然而巴金已经发现战争和动乱并没有影响萧珊对事业和人生的苦苦追求。他喜欢的就是萧珊这种锲而不舍的治学精神。
萧珊说：“谢谢先生对我的理解，不过，我虽然这样苦苦地学习功课，却不一定肯定有考大学的机会，因为现在战争越来越紧张了，各地的大学都停了课。听说东北大学也搬到了四川，哪里会有我考大学和读大学的机会呢？”
巴金劝她说：“别急，机会总是会有的。”
就在这时候，一天，巴金从《桂林日报》上发现一条让他振奋的消息：《东北大学招生启事》。巴金发现东北大学已经迁到四川成都附近，正在自己的家乡办学，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战火纷飞的1938年秋天，张学良办的东大居然在各地报纸上刊登了一个与当时环境迥然不同的启示。
“蕴珍，你可以考东北大学呀！”当巴金把《桂林日报》送到正在临时住所里忙着给报社同仁烧饭的萧珊面前时，他发现这位从小就寄希望于求学深造和向往进步的女中学生，整个面庞都泛起了兴奋的红晕。她对东北大学一无所知，怔在那里想了许久，忽然兴奋地跳了起来……
“爸爸，回去吧。”巴金正坐在太平间门前回想着往事，身边忽然传来女儿轻轻的呼唤。老人急忙抬起头来，他看见女儿也两眼红红的站在身边，看得出萧珊的猝然故世，对于所有和萧珊一起生活的亲友，都构成了沉重的打击。这时候他看见太平间前又来了许多人，她们是女婿打电话找来的萧珊亲友，大家都脸挂泪滴，悲痛莫名。特别是萧珊的弟媳妇，在惊悉萧珊病故的噩耗以后，当场就昏倒在死者的灵前。那种悲怆的场面让巴金见了肝肠寸断。
“爸，您还是回家吧？”女儿和女婿见巴金的精神痛苦到了顶点，都担心年迈的老人继续置身在这种悲哀的气氛中，万一经受不住剌激，会不会再发生意外。所以大家都过来劝慰他，希望巴金尽快离开医院的太平间。
“好好，我回去。”巴金理解女儿女婿的心意，他走了几步，却又一次走了回来。太平间的门还没有上锁，他仍然还想再看一眼萧珊的遗体。巴金就不顾大家的劝阻，再一次蹒蹒跚跚地走了过来，他一人进了阴冷的太平间。可是，他发现就在刚才自己在外边想心事的时候，工人们已经把萧珊的遗体送进了冷库的铁柜中。现在他孤独的身影就伫立在那冷冰的铁柜前面，凝视那早已关闭了的柜门，巴金再也控制不住内心的苦楚，他真想放声大哭一场，以渲泄内心的悲哀，然而他张了张嘴，终于还是没有哭出声来。
第二章 与爱交织的诀别 花溪，宁静的婚夜
夜灯幽幽。
巴金那张瘦削的面庞被灯光镀上一抹淡淡的光晕。经过几天的操劳，巴金比从前变得更加憔悴了。特别是他从前那乌黑的头发，不知为什么竟然在萧珊去世的几天中，不知不觉就变得花白了。他在镜子里见到自己一夜之间就变了颜色的头发后，巴金才知道“武子胥一夜白了头”的典故，决不是没有来由的。
萧珊死后第三天，他和女儿女婿及萧珊方面的亲戚们，都来到龙华殡仪馆的吊唁大厅，在这里，大家举行了一个简单的告别仪式。那天巴金几乎彻夜没有安眠，他始终在想着妻子的死。巴金越想萧珊的不幸死去，心头便越加泛起无限的酸楚。
在无边的漫漫夏夜中，武康路上那座有着两扇大铁门的小院，显得格外宁谧安静。巴金现在还清楚地记得1955年4月底，他和萧珊兴冲冲搬进这小院时的情景，那时的萧珊浑身都洋溢着对新生活的向往。巴金根本不会想到有一天她会走在自己的前面。在五十年代初期，组织上开始注意改善知识分子的生活待遇，上海市委特别对像巴金这样在国内外都有影响的著名作家，采取了一些特殊的优惠政策。考虑到巴金特殊的社会影响，上级才决定让他们一家住进武康路这座闹中取静的院落中来。当时正在《上海文学》当编辑的萧珊，为她们一家能住进这幢幽雅的小楼而感到高兴。
“先生，楼上最好作你的写作间，因为在楼上写作，可以让你有一种安静感。”巴金翻阅着萧珊生前留下的一些文字，他想通过这些妻子早年写成的小说与散文，重温他们的从前。在建国以后，萧珊虽在《上海文学》工作，可是，她听从了丈夫的叮嘱，始终采取不索取任何报酬的方式。萧珊在那里当编辑也与其他人不同，她仅仅是一种义务性的劳动。她那时的作法，就与巴金当年从成都老家出来时的生活准则如出一辙。
“先生，我们不能让这座幽静的小院空荡荡的，这样就没有任何生气了呀！”萧珊那好听的宁波口音，似乎又从无边的漆黑夜幕下飘了过来。在静静的子夜里让巴金听了心情激动，自从萧珊离去以后，他几乎每天夜里都会梦见她。她那双美丽的大眼睛，始终在他的面前晃动。巴金听了她的声音，就会想起萧珊和他在这座院子里共同生活的日日夜夜。刚搬来的时候，是萧珊提议在院子里栽几棵树。她知道他喜欢广玉兰，所以她就千方百计地托人寻找树苗，巴金记得那是个空气里飘着扬花的温馨春日，萧珊笑眯眯地把两棵玉兰树苗抱进他们的小院。然后他和她一起在院子里挖坑，栽树，浇水。如今这两棵玉兰树已经长大长高了，巴金在沉沉夏夜里一个人伫立在楼下的窗前，他发现当年萧珊栽的玉兰树已经高过了三层小楼的屋檐。枝叶葱郁，树杆茁壮。在夜色里那玉兰的叶冠显得黑黝黝的。
“蕴珍，我记得你是在昆明时就喜欢玉兰树的啊！”巴金一人静静伫立在夜色里，孤灯把那瘦削的身影投映在楼下客厅的粉壁上。他一人孤零零地望着窗外那两棵玉兰，忽然从玉兰树上又想起了萧珊。
昆明，明丽的天，明丽的水。
1939年夏天，萧珊终于找到了上大学的机会。不过并不是前往成都投考东北大学，而是昆明的一所大学。那时，巴金是和萧珊在桂林停留一段时间以后，忽然获悉了西南联合大学即将在昆明开课的信息。当时西南联大是非常有影响的学校，所以巴金听到这个消息以后，就劝萧珊去报名投考。
“西南联大？我当然希望投考，不过，我凭着在上海女中的功底，不知是否能考上？”萧珊见巴金对她考大学的事如此重视，心里当然高兴。不过听巴金介绍了西南联大的情况以后，她心里又产生了一点畏葸。在上海爱国女中毕竟读书有限，她不知以自己的知识和才华，是否会考上名牌大学。
巴金凝视着娇柔的萧珊，循循善诱地说：“蕴珍，我和你接触以来，看到你确实有许多优点。特别是勤劳，这很让我感到吃惊，因为你的出身在我的印象里是不能作体力的，可是，你陪我去汉口时就让我吃惊，原来你也有吃苦的精神，这很了不起。说到你考大学，也是一样，世上做任何事情，都是要有一点刻苦精神才行的。你的天份和才华本身就比我高得多，只是你仍然需要加一点刻苦，就好了。”
“哦，”萧珊听了巴金的话，很高兴，也很振奋，她慢慢品味着他的语意。萧珊听得出巴金在鼓励自己发奋读书投考大学的同时，也在话语中流露出隐隐的担忧。他是在委婉指出她性格上的弱点，那就是钻研的精神尚须加强。她听了他的话，脸上现出了不好意思的羞怯。半晌她才恍悟地说：“李先生，你是说我吃苦还不够呀？”
巴金连忙解释说：“不不，不是的。蕴珍，我早就说过，你比我有才华。只是缺少一点刻苦钻研的精神，我很喜欢你的外语水平，有时候你翻释一些外国名著的片断，我看了就是一种意外的享受。虽然说有些释文并不恰当，也不是普希金和屠格涅夫的风格，可是，它们却有着很浓烈的文学气氛。应该说你笔下的译文大都是有创作性的文学作品，从这些片断的释文中，我已经看到你是有希望的女孩子。在这种基础上去投考大学，我想，你是会成功的。……”
从那以后，巴金发现萧珊开始默默地下了苦功。
当年他们在桂林隐居的几个月，萧珊几乎每天天不亮就爬起来读书。到了1939年夏天，他和她都回到了上海。这是他们决定在萧珊投考西南联大前最后一次回上海。萧珊需要和她的父母双亲及家人作一次告别，她的母亲是通情达理的人，当她听说巴金支持女儿去考联大的时候，当即就允许说：“既然李先生同意你考联大，你投考就是了！”
7月，巴金把萧珊送到香港。
香港对于萧珊来说同样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内地烽火四起，可是这维多利亚海边依然一派歌舞升平。巴金和萧珊在香港渡过了难忘的三天。在这里，萧珊将要转路前往陌生的昆明，而巴金则要一个人再回上海。尽管当时内地战事频仍，上海已成一个孤岛，然而对于巴金来说，上海是他的再生之地。他人虽然已经到了安全之地的香港，然而他的心却始终没有离开上海。
“蕴珍，你去吧。等到你明年暑假的时候，我准会亲往昆明的。到那时候，我会让你看到我在上海写成的新书。”那时，萧珊前往昆明还不能搭乘飞机。她只是个穷学生，而巴金也只有一些微薄的薪水。所以她去昆明只能搭客船。那天，当客船在香港码头启航的时候，巴金和友人们共同把萧珊送进船舱，在分手的时候，巴金再一次叮嘱她：“蕴珍，你要记住，到了昆明，一定要多给我写信，看到你的信，就是我的最大安慰啊！”
“放心吧，李先生，我会写信的。”姑娘飘然地飞上客轮，就像一只翩翩飞走的蝴蝶。
巴金回到黄浦江畔以后，很快就恢复了从前那种深居简出的生活。他闭门谢客，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想写成他的新著。不久，他那部长篇《秋》就在与萧珊的思念之苦中悄悄写成了。
1940年的夏天到了，当时巴金是带着几本刚刚从印刷厂里刚拿到的新书《秋》，再一次从上海搭船前往昆明的。当他来到昆明，把自己那散发着油墨香味的《秋》放在萧珊面前的时候，他迄今还清楚地记得，当时的萧珊高兴得简直不亚于她当年在上海读到巴金《家》时的兴奋。她看到巴金在《秋》中继续和延伸了《家》中的人物和事件。有些情节是萧珊从前就听他讲过的，有些故事则是萧珊在桂林时对巴金提供的素材，尽管整个《激流三部曲》都是以成都的李氏家族为背景，然而聪明的姑娘读后才惊愕地发现，巴金的小说之所以在当时会引起振聋发聩的作用，其原因就在于巴金善于把他了解的同时代人物的故事，都有机地融合到他的小说之中。
“这就是玉兰树，李先生，您看那玉兰花开得有多么灿烂呀。雪白的花儿，象征着纯洁与友爱啊！”巴金在昆明住了三个月，在这期间他仍然埋头自己的另一部长篇《火》的写作。他感到昆明不同与已经成了孤岛的上海，这里四季如春，更主要的是这里远离敌人的战火，他可以在萧珊替自己租用的一间民宅里，无所忧虑地潜心写作。他要把自己对生活的体验都诉诸笔端。尽管上海和南京已经沦陷敌手，可是巴金却全然不为所动。他知道自己手无寸铁，无法上前线杀敌报国，最好的办法就是以自己的书去感化与激励民众。
巴金日夜奋笔，语言会俨如所居所前面的那条潺潺的小河，不舍日夜的汩汩流过他的心间。他有决心把自己对祖国的爱都通过书中的人物表达出来。所以，他在昆明的九十天里，几乎把所有精神都投入到写作中来了。萧珊看他这样夜以继日的写作，心里好难过。好心的萧珊就不时提议带巴金走出户外，去游昆明附近的名胜古迹。巴金当然不好谢绝，于是他和萧珊的足迹便遍及了美丽的鸡足山、剑川和曲靖。
有一天，萧珊和巴金同游填池，当她们来到黑龙潭时，萧珊忽然发现一片玉兰树。这种树她前年去广州的时候就已经见过了，巴金的文化生活分社院子里就有这样的树。而今在云南她们竟然又遇上了玉兰，萧珊和巴金就坚持在那些绽开花蕾的玉兰树前合影。巴金知道也许就是从那时起，萧珊就暗暗发誓有一天她和巴金有自己家的时候，在院落里一定要栽种几棵她喜欢的玉兰树。
在上海武康路13号，萧珊实现了她的夙愿。
如今女主人已经悠然远去，可是那两棵高大的玉兰依然还在。浓密的树冠在初秋的微风里发出飒飒的响声，撩拨着巴金那烦乱的心。他再也不想去看那两棵玉兰树，因为看了玉兰树就让巴金心酸。他转身沿着楼梯走上来，回到了他熟悉的小楼上，才发现从前萧珊和他住过的房间，早就在“文革”初期遭到了造反派的查封。如今他看见一些房间的门上仍然还贴着封条。尘埃已经封住了紧闭的房门，那些房间都曾经是巴金和萧珊一起度过建国后安定时光的见证。
巴金好象又见到了那让人心悸的一幕：几个手拎皮带的汉子不顾一切地冲进门来，他们想冲进巴金楼上的书房。去翻抢那些整整齐齐排列在书架上的珍贵藏书。萧珊想上前拦挡这些如入无人之境的抄家者，可是，她一个弱女子又如何能阻挡住那些来势凶猛的强人？就在萧珊想拦挡，想劝说，想以理智和正义去护卫巴金那些珍藏的书籍时，不料有人猝然挥手，把手里那只带着铜头的皮带，狠狠地向着萧珊额头上狠抽了下去。她哎呀一声，手捂着沁血的额头扑倒在地上了……
往事如烟。站在这里，巴金蓦然想起和萧珊的结婚。他们是在1942年10月经桂林辗转来到贵阳的。那时候萧珊在昆明的学业还没有结束，她发现巴金因为战乱的原因到处转辗，所以就毅然决定中止了自己的学业，然后她沿着巴金向大后方转移的路线，紧紧地追了上来。当她和巴金在贵阳见面的时候，已经是当年的秋天了。出现在萧珊面前的巴金，再也不是当年在上海黄浦江畔“新雅”饭店里初识的翩翩书生。战争的烟尘让巴金的脸上蒙上了一抹淡淡的愁云。他似乎有点苍老，但也多了几分成熟与干练。
“先生，你受苦了呀！”还是她那脆亮的语音。
“没什么，蕴珍，你也受苦了呀！”巴金望着她笑，笑得很开心，也很幸福。两人分手以后，巴金所领导的文化生活出版社广东分社，在历经数千里的长途迁徙之后，在桂林终于走向了解体。许多编辑人员再也无法忍受骨肉分离之苦，为生计与战事所迫，最后他们开始脱离了巴金领导的分社。巴金对于这种局面一筹划莫展，他面对着事业的凋零和前途的失望，一路跋涉，最后不得不流落在贵阳。他见了萧珊就如同在漆黑的夜里忽然见到了光明。脸上的痛苦神情也为之一扫，他当时只是对萧珊说：“蕴珍，从前我们从上海出来的时候，以为越往前走就越会脱离困境，现在才知道日本人的铁蹄越来越近了。甚至香港也成了他们的天下，所以我们就只好向云贵川一带逃难。现在我怕的倒不是日本鬼子，而是担心我们一些同仁熬不过这种艰难的日子啊。”
萧珊见他心情痛苦，就决定自己留下来陪他，她说：“先生不要被眼前的困境吓住，不管你的面前有多少艰难，我都决定和你共赴国难的。”
巴金的愁眉舒展了，他没有想到自己心仪的人竟会在这种关键的时候突如其来的来到自己面前。他虽然对萧珊的到来感到高兴，然而想到她现在仍在攻读大学，心里就有些不忍，他说：“蕴珍，你来了我当然高兴，不过，你不能因为我就放弃自己的学业啊。再说，当年你为了报考西南联大，下了那么多苦功，到头来莫非就这样半途而废吗？”
萧珊紧紧地抓住他的手，深情地告诉他说：“先生，我再也不离开你了。这么些年我始终想咬咬牙坚持到毕业，可是，当我听说你现在身边连烧饭的人也没有时，心里就想哭一场。先生想一想，我这样苦苦地学习究竟是为了什么？还不是为了咱们将来的生活吗？如今国将不国，兵荒马乱，我即便得到了一张毕业文凭，将来又有什么用呢？”
巴金默然。他不再说话，他知道萧珊的话不是没有道理，想到他和她已经经历了长达八年的爱情长跑，想到萧珊多年对自己发自内心的爱意，巴金知道他再也不能拂逆她的好意了。于是他不再反驳她，而是对她投来的目光顺从地点了点头，说：“好吧，既然你决定了，那么我们就在这里结婚吧？”
萧珊多年来始终在盼他的这句话。如今终于盼到了。那天晚上，巴金请她来到花溪边的一家小饭馆。那是一家临靠溪水而筑的小店，山风徐徐吹来，深秋时节的花溪景色清幽。巴金坐在那家小店里，耳听着附近那条小溪潺潺的水声，心底忽然泛起了从没有过的波澜。
在过去三十几年岁月中，巴金的足迹几乎走遍了大半个中国。他经历过家族的巨变和人世间的冷暖，但是他惟独没有得到过异性的柔情。多年来他抱定为国为民情愿独身走天涯的雄心壮志，闯过了几多坎坷。而今当他在万般疲惫之后，终于在贵阳这有名的花溪之畔，迎来了他心仪多年的萧珊。
巴金在后来这样回忆说：“我还记得一九四四年五六月我在贵阳的生活情况。我和萧珊五月上旬从桂林出发，五月八日在贵阳郊外的‘花溪小憩’结婚。我们没有举行任何仪式，也不曾办过一桌酒席，只是在离开桂林前委托我的兄弟印发一份‘旅行结婚’的通知，在贵阳我们寂寞，但很安静，没有人来打扰我们。‘小憩’是对外营业的宾馆，是修建在一个大公园里面的一座花园洋房，没有楼，房间也不多，那几天看不见什么客人。这里没有食堂，连吃早点也得走半个小时到镇上的饭馆里去。……”
花溪的月夜真美。静得有些让人心跳。
“先生，喝酒吧！”萧珊那天晚上显得格外清纯秀美。这位从小就生活在繁华大上海的千金闺秀，如今终于和她的心中上人走到一起了。自1936年她和巴金见面时起，萧珊就在心里暗许了终生。她感到巴金才是值得她痴情追求和深爱的人，也是值得萧珊毕生相依相从的伴侣。今天，萧珊的夙愿终于实现了。
暮云收尽溢清寒，
银汉无声转玉盘。
此生此夜不长好，
明月明年何处看？
月儿在云端里若隐若现。深夜的凉风送来了几许清凉，那天夜里，在花溪附近的旅舍里，窗口透出不灭的灯火。夜空中一轮明月，正将它那银辉洒落在汩汩而流的溪水中。波光水影，银辉交映。萧珊和巴金全然没有睡意，她们亲昵地依在窗前，观望着花溪的月影山色，谈着生活，谈着理想，谈着往事。在淙淙的溪水声里，她随着巴金好象又走进了一个梦想的世界……
巴金和她又谈起了写作，说：“我是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在那里我学到的是把写作和生活融合在一起。我认为作品的最高境界是二者的一致，是作家把心交给了读者。我的小说是我在生活中探索的结果，一部又一部的作品就是我一次又一次的收获。我把作品交给读者评判。蕴珍，你问到我写作的体会，我现在可以对你说，我写任何书总想坚持一个原则，就是：不说假话。”
“是吗？”萧珊已经深深陶醉了。她被他的谈话感染着。只听巴金娓娓地说：“当然，我在国外开始写作以后，除了法国老师，我还有俄国的老师亚·赫尔岑、屠格涅夫、托尔斯泰和高尔基。我后来翻译过屠格涅夫的长篇小说《父与子》和《处女地》，翻译过高尔基的早期的短篇。”
“先生莫非还有翻译外国名著的计划？”萧珊愕然。
巴金郑重地点点头：“是的，我还准备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我还喜欢英国的狄更斯；日本的夏目漱石、田山花袋、芥川龙之介的作品，尽管我的日文至今没有学会，可是我喜欢日本作家的作品。”
萧珊说：“我真没有想到，先生的写作竟是以外国作家为楷模的？”
巴金说：“不，我的中国老师是鲁迅。我的作品或多或少受到这些作家的影响。但是我最主要的一位老师是生活，中国的社会生活。我在生活中的感受使我成为作家，我最初还不能驾驭文字，作品中不少欧化的句子，我边写作，边学习，边修改，一直到今天我还在改自己的文章。我离开旧家庭就像摔掉一个可怕的黑影。”
萧珊已经听得入迷了，她被巴金的文学之梦和远大的抱负所感。
巴金继续向妻子叙说苦衷：“我二十三岁从上海跑到人地生疏的巴黎，想找寻一条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路。说救人救世，未免有些夸大，说救自己，倒是真话。当时的情况是这样：我有感情无法倾吐，有爱憎无处宣泄，好像落在无边的苦海。中找不到岸，一颗心无处安放，倘使不能使我的心平静，我就活不下去。”
“太好了！”萧珊紧紧地与他相拥，她感到和巴金的结合就是自己人生的最好归宿。那天晚上她们在窗前喁喁细语，直到夜深，直到黎明。她们都感到彼此间有那么多想说又没有吐出的话。窗外的溪水在宁静的夜里发出喧响，夜在温馨中渐渐逝去。
数十年后，巴金在回忆起他和萧珊在贵阳的结婚时曾这样写道：“我们结婚那天的晚上，在镇上小饭馆里要了一份清炖鸡和两样小菜，我们两个在暗淡的灯光下从容地吃完晚饭，散着步回到宾馆。宾馆里，我们在一盏清油灯的微光下谈着过去的事情和未来的日子。我们当时的打算是萧珊去四川旅行，我回桂林继续写作，并安排我们婚后的生活。我们谈着，谈着，感到宁静的幸福。四周没有一声人语，但是溪水流得很急，整夜都是水声，声音大而且单调。那个时候我对生活并没有什么要求。我只是感觉到自己有不少的精力和感情，需要把它们消耗。我准备写几部长篇或中篇小说。我们在花溪住了两三天，又在贵阳住了两三天。然后我拿着亲戚的介绍信买到邮车的票子。我送萧珊上了邮车，看着车子开出车场，上了公路，一个人慢慢走回旅馆。……”
眼前的景况，万籁俱寂，让巴金忽然感到和当年的花溪之夜有几分相似。然而，他寻遍了那幢空寂的小楼，始终寻不到萧珊的影子，好一阵，他才从一只五斗橱里，翻找到一张发黄的旧照片。那是萧珊六十年代拍摄的小照。他把她的照片捧在手上，看了又看。半晌，一串混浊的老泪流淌下来，滴落在萧珊那张含笑的玉照上。
第三章五步之内仍有阴霾
五步之内仍有阴霾
宠辱不惊，闲看庭前花开花落；去留无意，漫随天外云卷云舒。
——明·陈继儒：《警世文》a，可是，让巴金大吃一惊的是，8月2日当他还在杭州的时候，忽然听到从上海传来了不幸消息：叶以群竟在造反派的批斗中从楼上跳了下来，当场跌死！
b，巴金依然还像从前那样走上了楼梯。虽然和他打招呼的人不多，但他对这种冷冰冰的气氛早已经习惯了。从前他作为市作协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刚才那些与他探肩而过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向他陪着笑脸，没有话也要找话说的。而今天巴金再也不是从前的巴金了。
c，刚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会场回到上海作协的巴金，从一个举国人人敬仰的著名作家，变成了人人喊打的上海文艺界黑老k，当然也是有一个转化的过程。
d，只有在无人的时候，巴金才会一人踱到院子里那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下。他到树荫底下来，当然不仅仅是纳凉，只有巴金心里清楚他与这两棵广玉兰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他是伫立在这里思索着那早已经逝去的岁月，回忆他和萧珊在一起的日子。
第二章 与爱交织的诀别 陌生的大楼，陌生的人群
巴金居然没有再回奉贤干校。
他被破例留在上海，是巴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离开那“工宣队”严加管理的五七干校，离开了那熟悉的木床，再也不必下田劳动了，这对于一个年迈的老作家来说，无疑是不幸中的万幸。也许是因为巴金在“文革”中处境过于让人同情，也许是“工宣队”看到他家庭的实际情况，所以对这可怜的老人网开一面。巴金在处理完萧珊的后事以后，在家里过了一个苦闷的夏天。
他始终无法走出痛失爱妻的阴影。
尽管在身边有女儿和女婿在照顾着他的起居，尽管儿子也病愈出院了。可是巴金在失去萧珊很长一段时间里，他的心情一直苦闷忧郁。老人常常是以沉默来打发空寂的时光。没事的时候他就一人呆呆坐在楼下的藤椅上，面对着桌前那幅已被他加了精致相框的萧珊遗照，回忆着他和她走过的坎坷之路。巴金总在想着萧珊和自己渡过的最后几天，他记着她断断续续对自己说的话：“我不怕死，死了也是一种解脱，我怕的是我如果去了，你怎么办？……”
如今，巴金果然是一个人了。他望着已被人们多次抄家的楼上楼下，心中不免泛起愁苦和怆然。
“我不能始终生活在苦闷中，如果我总是这样的心情，就对不起已经在九泉下的蕴珍啊！”在九月里，天边渐渐刮来一阵阵凉爽的秋风时，巴金已经得到通知，要他每天到上海巨鹿路那幢熟悉的大楼里去上班。他知道那里是自己工作多年的地方——上海市作家协会。想到那熟悉得不能再熟悉的办公室，巴金心里就情不自禁地泛动着一股热血。他在心里暗暗对自己说：“不在沉默中暴发，就在沉默中灭亡。我应该挣扎起来，一定要象从前那样生活和工作。我要好好地活下去，只有活下去，才不会让蕴珍失望啊！……”
巴金又开始上班了。
巨鹿路675号大楼就在眼前了。这是一幢意大利式的花园大楼。早在解放初期巴金就来到这里上班了，他知道这里住着一批中国近代知名作家，他们中就有后来在国内文坛上知名的一批人物，如《红日》的作者吴强、电影《为了和平》的执笔人柯灵等等。巴金还知道这幢楼解放前曾是资本家刘吉生的私人花园。再以此上朔，这幢造型奇特的小楼还是法租界上有名的巨籁达路上的名宅，。由于原主人想把这里建成一座赠送爱妻的花园豪宅，所以他就按希腊神话丘比特和普绪赫的爱情传说加以设计，成了有名的爱神花园。巴金记得这爱之豪宅变成了上海作协的办公楼以后，他的许多作品都是在这里诞生的。巴金任主编的国内名刊《收获》，也是在这里挂牌面世的，当那场可怕的飓风刮来之前，这里就是巴金理想的家园——仅逊于武康路寓所的写作天地。他知道许多在国内外造成影响的文学作品，就是从这个门口被邮递员送进来，又是从这个门口以杂志的方式传递出去，震动整个中国文坛的。
然而如今这里早已面目全非了。巴金远远望见大楼四壁又新刷上了巨幅的大标语，当然都是那个年代耳熟能详的口号。巴金刚来到楼下，就迎面遇上几位从前作协的熟人，他们都是自己从前的工作人员，而今竟成了这幢大楼的主人。这些人即便在那个红色恐怖的年月里，也都对他的处境表示理解。她们见了巴金都不能不惊讶，因为在这些人的记忆里，从前的巴金始终是乌黑的头发，而今为什么在短短几天，巴金的头发竟然全白了？他们谁也不会想到巴金这样重感情，萧珊的病逝竟会给他的精神造成如此大的打击。
巴金依然还像从前那样走上了骡旋型楼梯。虽然和他打招呼的人不多，但他对这种冷冰冰的氛围早已经习惯了。从前他作为市作协主要负责人的时候，刚才那些与他探肩而过的工作人员，都会主动向他陪着笑脸，没有话也要找话说的。而今天巴金再也不是从前的巴金了。
自从1966年那个充满火药气味的夏天过去以后，巴金就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埋头写作了。他根本没有想到自己也会走进厄运，在那一年的春夏之交，巴金忽然受命前往北京，去筹划即将在那里举行的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他在京西宾馆住了近一个月的时间，这期间正是中国即将发生大动荡的前夜，因为来京后已经得到有关方面的叮嘱，所以巴金来京后就尽量不到外边去活动了。他在这里有许多朋友，本来想去探望一下，可是他情不自禁地收住了脚。他已经意识到外边即将发生可怕的动荡。他在这里筹划备大会，整天埋在文件堆里，他不希望过多的被外界那越来越紧张的氛围所打扰。
尽管如此，巴金仍然能从收音机和当天的《人民日报》上，或多或少了解北京的形势。他来北京不久，全国“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就在媒体上公开了，不久就发现北京一些院校不时发生学生与工作组的冲突。他开始听到一些可怕的小道消息，特别是江青的内部讲话，更让巴金感到万分惊讶。尚未在全国范围内结束的社教运动，忽然又被红卫兵的造反狂飚所代替。
江青对三十年代电影和文艺的批判，让巴金常常与自己的作品对号入座。尤其是他在北京听说郭沫若已经公开对媒体表示，他要把自己从前写的作品都付之一炬的时候，巴金的心神就更加变得紧张起来。他不能不想起自己在三十年代写的《家》、《春》、《秋》。如果郭沫若的著作都要在这场运动中受到检验，那么自己能够幸免吗？巴金的心情非常紧张，尽管他并没有敏感地把自己与这场正在北京兴起的运动联系起来，可是，外边一天紧一天的运动，不能不让巴金心中惴惴。
与此同时他发现社会上“横扫牛鬼蛇神”的运动也变得风起云涌。巴金尽管已感受到山雨欲来之势，不过他毕竟是与世无争的人。巴金绝不会把社会上正在涌动的潮水，与自己联系起来。他知道自己多年始终潜心埋头写文章，即便偶尔也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但巴金自信他绝不会有一天成为群众运动的对立面。
就在那个异常炎热的夏天，巴金先后在北京、武汉和杭州参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各种活动。他希望让自己尽量游离与这场运动之外，在那时巴金的全部意识都在于如何自始至终参与这次重要国际会议的活动。
可是，无论巴金在北京，还是后来随各国作家代表团飞往祖国的南方各地参观访问，他都会被当时越来越紧张的运动形势所困扰。北京批判邓拓、吴晗、廖沫沙的“三家村”与各地红卫兵大肆“破四旧”的浪潮，同时冲激着这位著名作家的心扉。经历过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巴金，前半生始终是在动荡不安中度过的，现在，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在解放二十多年之后，一次又一次政治运动最终竟然酿成了如此惊天动地的全国性群众运动。
当然，让他特别不放心的还是上海。巴金决不会想到就在他受命在各地奔忙，为亚州作家紧急会议沤心沥血的时候，在上海巨鹿路675号大楼里竟然也有一些人在暗中策划着对巴金的揭发和批判。有人甚至把巴金解放前后所写的几卷本著作全部翻了出来，一篇篇查找他与当时政治形势格格不入的篇章字句，以便在适当时机揪出一个让全国震惊的“文艺黑线代表人物”！
巴金是个真诚善良的人。他心地的宽厚无私，决定了他对外界所有一切不那么敏感。7月中旬，巴金陪着亚非作家们到达了武汉，在这里他还见到了毛泽东主席。不久他即忙里偷闲地回过一次上海。在家里萧珊对当前正在开展的运动感到非常紧张，可是，巴金却对她一笑置之，说：“蕴珍，你放心好了。运动决不会波及到我的身上，我们要相信党，相信组织啊。”
萧珊听了他的话后，紧张心境开始安定下来，她知道巴金多年来一直在写与时代同步的文章，特别是他到朝和越南的采访，更是紧紧跟随时代脉搏前进的作家，与在北京揪出的“三家村”不同。她知道巴金是从来不写含沙射影文章的人。
就在巴金离开上海准备赴杭州继续参加亚非作家其它活动之前，他和当时的上海市作协主要领导叶以群见了一面。虽然只是匆匆一面，但是，巴金仍然能体会到这位结识几十年的老朋友，当时的心绪相当紧张。不过以群仍然还象从前那样处事泰然，并没有因为作协出现几张大字报，就对自己多年的革命经历产生了怀疑。
可是，让巴金大吃一惊的是，8月2日当他还在杭州的时候，忽然听到从上海传来不幸消息：叶以群竟然在造反派的批斗中从楼上跳了下来，并且当场跌死！
叶以群的自杀，对巴金心里的冲激是无法用语言形容的。以群是他多年共事的老领导和老战友，没有谁比巴金更了解以群的为人。他无论如何也想象不到叶以群竟会是造反派们口诛笔伐的“党内走资派”！他在上海临行前，尽管市作协内部对叶以群的批判，已经到了大字报贴满大楼内外的地步，然而巴金无法接受叶以群惨死的严峻现实。
在叶以群自杀不久，巴金也回到上海。他忽然感到从前自己那么熟悉，从心里感到亲切的市作协大楼，一夜之间竟变得那么陌生起来。他不得不放弃早在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召开之前就已着手准备的一系列写作计划。巴金也开始投入到这场被人称之为“摧枯拉朽”的运动中来。
那时，巴金感到很不适应，他好象刚刚从一片洒满阳光的天地，忽然走进一片偌大的阴影。尽管他没有见到叶以群跳楼自杀的现场，可他凭自己的思维想象，仍然在脑子里虚构出那一可怖的场面：一个那么谦虚谨慎的人，竟然在作协运动刚刚开始就自寻了短见。叶以群的头部猝然在滚烫的水泥地面溅出了红白相间的液体。巴金正是从叶以群的悲剧之中看到了可怕的将来。
巴金每天从武康路13号那飘着玉兰香味的小院来到巨鹿路作协，他的心情始终充满难言的紧张。因为他已经发现造反派们的目光开始转向了他，巴金再走进作协大楼时，就会感受到一种冰冷的威胁。从前人人见他时脸上的笑容，不知为什么竟然被一种陌生的冷漠所代替。几乎无人与他主动打招呼了，即便有也只是个别人，偷偷向巴金丢个安慰的眼神罢了。他开始意识到自己的处境正在悄悄发生意外的转化，巴金无法理解身边这些微妙的变化。好在他那时还能每天晚上回家，见到萧珊就是他心中的最大安慰。
“不要介意，其实一切一切都会好起来的。”萧珊见他那些日子情绪压抑，就不时关切地安慰他。在那个炎夏里她尽量给巴金以温暖，她知道人在这种境遇中特别需要关怀。萧珊为他烧各种喜欢的小吃，又自制了冷饮，劝慰巴金尽快从作协机关发生的不愉快中解脱出来。
然而巴金无法让自己的心情好起来。这是因为他看到和听到的，不仅仅是一个叶以群的惨死。这时候，从北京又传来了老舍跳进太平湖的噩耗，这让这与老舍有几十年交情的老人肝肠寸断。他做梦也不会想到老舍竟会在一场批斗结束之后，就来到一泓碧绿的湖水中自寻了短见。
巴金知道同样留学过欧洲的老舍，是一位乐观豁达的多产作家。如果他不是被逼到了无法生存的绝境，是绝不会选择这种归宿的。也是在这一时期，巴金熟悉一批解放前的著名作家，也纷纷走进了困境。上海的《红日》作者吴强、写过《小二黑结婚》的山西作家赵树理、《铁道游艺队》的山东作者刘知侠、还有一些他熟悉和不熟悉的老作家们，都无端卷进了这个可怕的政治漩涡。巴金发现报上在批判一些三十年代著名作家的时候，心里就感到万分不安。他不知为什么一夜之间那些曾为党的文艺路线作出贡献的文艺作者，居然都变成了牛鬼蛇神。他从自己眼前的叶以群之死，联想到全国各地那些纷纷传来的不幸消息。巴金忽然感到自己也无法幸免了。因为就在叶以群批斗大会结束不久，在市作协大楼外面的墙上，已经贴出了一张直指他的大字报《巴金必须交待和叶以群、孔罗荪的关系！》
巴金真没想到灾难这么快就降临了。
他和叶以群、孔罗荪是多年在作协会工作的同志，也是朋友。巴金知道死去的叶以群是一位政治性很强的领导干部，孔罗荪也是如此。他无论如何不会相信叶、孔两人会像大字报所说的那样，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代表人物。可是，如果让自己交待和叶以群、孔罗荪的关系，巴金究竟会说些什么呢？莫非他会落井下石，会无中生有，当真按照造反派的口径，去胡说叶、孔两人有什么不可告人的“反党阴谋”？
不，不能！巴金绝不会在这种时候无端向自己的朋友泼污。
巴金已经登上作协的二楼。这里依然如两年前他受到“专政”时那样阴暗，几间曾经关押“黑帮”的房间，现在都成了造反派们的临时办公室。走廊墙壁上还依稀残存着当年那些大字报的残片。巴金的目光只要接触到那些大字报的痕迹，心里就难免泛起一阵阵痛苦。
他记得就在作协给自己贴大字报的第二天，就在这二楼的廊道上，居然又贴出一张给萧珊写的大字报。具体内容他现在已经记不清了，不过他知道在红卫兵到处造反的1966年夏秋之交，凡是给牛鬼蛇神们贴的大字报，几乎都离不开诽谤与不实之词。他们向自己无端发难，巴金并不奇怪。因为他已经看到在叶以群自杀之后，作协的造反派们先后向几位专业作家发起了进攻，其中就有王西彦、魏金枝、柯灵和诗人芦芒等人。而巴金则是上海作协中手屈一指的大作家，他不下地狱，谁下地狱？
让巴金心里颇感不平的是，造反派们有什么怨恨向他发泄就是了，为什么偏要向自己的妻子发泄呢？他知道作协所有的人都清楚，萧珊尽管在作协所属的《上海文学》中当编辑。可是，她并不是该编辑部的正式成员。萧珊只管为杂志社到各处拉稿子，却不在编辑部里开支。一个只管干工作而不领一分钱工资的女编辑，她会惹得谁人呢？把萧珊的大字报也贴到作协来，实在有些太过份了。巴金心里清楚，有些人这样做的目的，与其说是对萧珊而来，不如说是对他间接发起进攻。炮轰、没炸、千刀万剐，在他看来都不过份。谁让他在建国以后始终站在中国文坛的中央，谁让他的小说《家》在解放以后多年依然是全国亿万读者和观众喜爱的作品呢？谁让他在朝鲜写的一个短篇《团圆》，竟然也那么有影响，拍成电影以后，更加震憾大江南北呢？而且，巴金又有数不清的社会活动，他卓越的文学才能与让文艺界瞻目的社交能力，当然都是引人注目的。
第二章 与爱交织的诀别 晨曦中不敢与她的目光相遇
巴金来到小会议室。
这里对他来说同样充满着深深的恐怖。两年前的那个夏天，他就是在这里多次接受造反派的审问和批斗。而今天所有内战的烟云都已经廓清了，经过几年“斗批改”的漫长过程，那些当年对夺权和揪斗牛鬼蛇神十分热衷的人们，也都随着全国形势的演变，尤其是林彪去年秋天在外蒙古温都尔汗大漠上折戟沉沙之后，更多的群众已经厌恶了无休止的斗争。现在，“文革”的高潮已经过去，尽管仍然没有结束“文革”的迹象，不过巴金还是从面前那七扭八歪的桌椅和前来参加学习廖若晨星的人中，看到了运动行将结束的前兆。
“打倒巴金！”“打倒资产阶级反动权威巴金？”“巴金的十四卷邪书，就是为反革命修正主义招魂！”“打倒文艺界的黑老k巴金！”巴金已经有些木纳了，在经过萧珊猝然死去的精神打击过后，从前那潇潇洒洒的作家形象早已不再了。巴金全然不见了1966年夏天以前那翩翩的风度，老人在初秋时节穿一件灰得发白的旧中山装。
他的头发几乎全白了，脸上也多了许多皱纹，只是他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面对小会议室里为数有限的几个与会者，巴金透过镜片在定定地打量着那些熟悉的脸孔。
他发现在所有人好象都经历了与他一样的劫难，不论是曾经显赫一时的造反派，还是和同样去奉贤受过锻炼的作家，人人脸上都没有光彩。他知道这是一种倦意，从1966年夏天到1972年秋天，五年多时间过去了，什么样的人会受得了那永无休止的斗争呢？谁还会对在会前读语录、会后牵着几个脖子上挂着大牌子的“牛鬼”们示众游街感兴趣呢？
巴金悄悄坐在会议室的一隅。这几年他已经习惯以这种姿态出席作协内外的各种活动，他不再象1966年以前那样，凡是上海作协的活动，他都以德高望重的资格被人客客气气请到前排就座。巴金记得就在五年前的那个苦闷的夏天里，他经历了人生中最难熬的岁月。他好象又看到作协大楼的顶端高高垂悬下来的两条雪白条幅，一条是：“巴金是上海三十年代文艺黑结的总代表！”另一条则是：“向反革命文艺黑线的黑老k——巴金开炮！”
那时刚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的会场回到上海作协的巴金，从一个举国敬仰的著名作家，一夜之间变成人人喊打的上海文艺界黑老k，这当然也需要一个转化的过程。开始时他也不习惯这受人揪斗的生活，可是随着作协内部大字报的增多，巴金已从不肯接受这莫须有的罪名，到逐步习惯这种非人的折磨了。他看到许多和他一样无辜的新老作家们，都被先后关进作协的二楼。他们在这特殊的“牛棚”里每天学语录，写检查和到楼下去接受批判。从当年8月开始，巴金就再也没有好日子了。
“我确实应该受受教育，因为我确是地主家庭出身！”在永远休止的批判和揪斗过后，巴金并没有像别人那样气馁与沮丧。他在牛棚里真正做到不说一句不该说的话，不走一步不该走的路，谨小慎微，如履薄冰。只有回到武康路那熟悉的小院时，才会对萧珊倾吐心里的积郁之言。萧珊对他这样过份认真的态度感到惊讶和不解：“先生，你回家里为什么也要说这种话呢？莫非当真有点发傻了吗？”
巴金依然真诚地对妻子说：“蕴珍，我说的都是真话。我想，我是在官僚地主的家庭里长大的，受到旧社会旧家庭的教育，接触了那么多旧社会和旧家庭的人，所以我肯定有很多不良的思想。我会以封建地主的眼光去看待新社会。所以，文化大革命对我来说，是非常及时的。……”他在妻子面前好象背书，好象有些木然地自省。他的神情让妻子见了心生悲哀，萧珊有时会说：“你究竟是怎么了？”
巴金没想到尽管他从心里对已有了省悟，真心想在这场红色风暴中洗心革面。然而造反派仍然不理解他。到了当年深秋，对巴金的斗争竟然又升级了。
他从一个每天可以看大字报，可以照常到作协上班的人，变成了“专政对象”。并且不时被造反派从一楼押上二楼，接受大会小会的批判。
“巴金，你必须交待为什么要写《激流三部曲》，你写的《激流三部曲》，就是在为万恶的地主阶级歌功颂德！”巴金现在坐在这间小会室里，似乎仍能听到那震耳欲聋的喊声。那当然是他的幻觉，当然是他记忆深处一时难以消除的烙印。如今，那梦魔般的苦日子终于渐渐离他远去了。如果萧珊现在没有生病，如果她还象从前那样好好活着，巴金本来对人生还有莫大的希望。现在不但没有人再对他进行批斗，而且也不再让巴金去奉贤五七干校了；不再让一个年迈老人去田间劳作，这本身就是对他的解脱。留在上海尽管仍要巴金写检查和定期交出思想汇报，但是，这毕竟比过去五年中那不堪回首的岁月强多了。
萧珊死后，从前那些见了面就横眉冷对的造反派们，似乎多少改变一些态度。根据上级的指示，巴金可以住在家里，他只要每天上午到作协机关学习马列主义和毛泽东著作，写写心得笔记就可以了；他不需要再象从前那样扫作协的厕所、打扫走廊里的卫生和登上很高的窗台去拭玻璃了；当然，更不会有人疾颜厉色地把他拉到外边去做“喷气式”了。
巴金很满足。生活的改善让老人从心底滋生了一种生存的希望。每天上午必须参加的机关学习，对巴金来说无疑是种精神负担。可他没有其它办法回避，中午回到武康路13号，老人的精神才会变得好些。他现在和女儿女婿一家生活在一起，尽管女儿女婿对他照顾得无微不致，可是巴金仍然希望自己多做点力所能及的家务。再也不需要写作了，巴金那时候下午的时间非常宽裕。他有时会在厨房里淘米洗菜，有时还会亲自到附近的菜市场去，为全家人的晚餐选几样时新菜来。他不再有从前那种频繁的社会活动，他成了地地道道的普通市民。里弄里的妇女们常常会把满头白发的巴金，误当成从郊区进城的老农。谁会想到他就是当年风流倜傥，文笔潇洒的大作家巴金呢？
只有在无人的时候，巴金才会一人踱到院子里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下。他到树荫底下来，当然不仅仅是纳凉，只有巴金心里清楚他与这两棵玉兰树有着多么深厚的感情？他是伫立在这里思索那早已经逝去的岁月，回忆他和萧珊在一起的日子。他只要一想到妻子，心里就难过，他感到最对不起萧珊的是，在几年前那场浩劫中，萧珊不但也遭到作协大字报的攻击，更有甚者，在巴金和作协几位“黑线作家”们集中批斗的时候，一些不怀善意的家伙们，居然把无辜的萧珊也拉出来陪斗。那难堪的场面让巴金一辈子也淡忘不了。
“蕴珍，他们这让对待你太不公平了，这一切都是因为我啊！……”巴金想起萧珊被揪斗的情景，心里就想哭。他完全清楚萧珊并不是作协的正式工作人员，她甚至连工资也不拿，早从1959年起主动到《上海文学》杂志社协助工作。凭心而论萧珊的组稿对杂志社颇有益处。她的性格注定她不喜欢得罪人，如果不是因为自己在上海作协特殊的地位，任何人都不可能把萧珊当成批斗的对象。
“先生，你千万不要这样说，没什么，他们要斗我，就让他们斗去好了。这和你一点关系也没有。”萧珊每当看到巴金那双愧疚的眼睛，就会对他露出浅浅的一笑。她那笑容会让巴金想起他们在桂林和贵阳的时候，对他常常露出的笑容。从前，萧珊的笑容会让正在灯下写作的巴金感到浑身轻松，如今即便他早已不再摸笔写作了，这淡淡的笑意仍会让巴金见了心情舒畅。
“蕴珍，听说他们让你每天早上去扫大街？”1968年冬天，上海刮起了极为少见的飓风，武康路那座小院里的玉兰树也凛冽的寒风吹刮下凋零叶落了。巴金有一天看到一个瘦削的女人身影，从那扇大铁门后悄悄地挤了进来。他一怔，好一阵才认得出来，那个在清早寒风中怀抱着一把扫帚的女人，竟然就是与他相濡以沫几十年的妻子萧珊。巴金发现萧珊的面庞变得越来越苍白了，口唇也冻得有些干裂。显而易见她定是趁大清早无人上街的时候，一个人起了绝早，把她分到的扫街任务提前完成了。巴金见到那瑟瑟发抖的萧珊，心里顿时感到不安和发酸。
“嗯，是的。”萧珊不敢与巴金的眼神对视。她似乎从内心有种难言的自卑，从小就生活在大都会上层家庭中的萧珊，有生以来恐怕是第一次受到这非人的待遇。在作协机关罚她在大门前挂牛鬼蛇神牌子的时候，身边还其它人陪着。可是，巴金无法理解的是，作协造反派为什么在解除了对萧珊的“专政”，放她回到武康路住地，又要街道里弄派给她这样一个每天清早必须扫大街的任务。萧珊心里难过，她本来不想把这件事告诉巴金，可她没有想到第一次起早去扫街，回来的时候巴金竟然早就在玉兰树下等着她了。
巴金见她这样子，心里就更加难过。他多么想起早去替妻子扫街，可是，在那种年月他如果那样做，恐怕就要再被人加上了一个罪名。他把萧珊扶到小楼的楼下，在客厅里坐定。然后给她端来一碗热乎乎的米汤，安慰地劝道：“蕴珍，这没有什么，现在连曹市长也扫厕所呢，何况我们？……”
自尊心很强的萧珊望了一眼巴金，眼里顿时汪起了珠泪。她喃喃地说：“扫街本来也没什么，可是，我不愿意在自己的家门前扫街，唉，真怕碰上里弄中熟悉的人啊……”
巴金说：“没什么，如果大家都知道街是你扫的，也就见怪不怪了。”
巴金的心在流血。每天他见萧珊一个人在冬天的大清早，悄悄离开家到冰冷的大街上去，他就马上从床上爬起来。巴金是想和她做伴，不过他只能守在铁门内，悄悄望着那个病弱而单薄的身影，在晨色蒙胧中奋力的扫着扫着。他却不敢走出来陪她一起扫街。
让巴金无法面对的现实是，妻子就是在这扫街的过程中，精神受到了莫大的剌激。尽管她坚持每天清晨天不亮就起床扫街，可是街道和里弄仍然有些人知道扫街的人就是巴金的妻子。特别是一些孩子们，当面对萧珊出言不逊，尤让她心里难过。巴金记得那是个阴蒙蒙的早晨，他在院子里见萧珊又浑身疲惫地回到院子里。当她把目光投向院里的玉兰树时，恰好与站在树下的巴金目光相遇了。她发现巴金不敢正眼看她，巴金当时如此，是因为他本身怀有一种难言的负罪心里。他后来才知道，也许正是当时自己的这回避眼神，构成了对妻子精神上的剌痛！
他记得萧珊的病，也就是在那一年出现病灶的。巴金心里清楚，在那种非人困境中长活的人，很容易染上疾病。萧珊会不会就是在压抑和精神折磨面前生病的？
“唉，蕴珍，你为什么这样脆弱呢？你为什么不能想开一点？”巴金是在两个多月后在干校听说萧珊得到了病。他急忙从乡下赶回上海，见了萧珊不禁暗暗吃了一惊，发现从前那么文静白皙的萧珊，如今竟然变得面庞削瘦，而且她的肚子经常疼痛。他上前紧紧把萧珊抱住，关切地凝望她那尽管深陷进眼窝、却仍然美丽的大眼睛，半晌才说：“你要挺住，在这时候咱们大家都要挺住才行啊！”
“没什么，先生，我没什么，只要你没事就好了。”萧珊躺脸上仍然挂着笑。不过她那笑容与从前巴金熟悉的笑容毕竟大不一样了，她笑得很凄美，也很勉强。他知道萧珊心里的伤太重了，她也太累了，现在她应该好好休息一下了。所以，巴金回家后就不断催促她到医院去看医生，萧珊确实也去了几家医院，不过她的病情始终得不到彻底的检查。后来巴金假期结束，不得不一步三回头地回到干校，而萧珊的病情也就这样一拖再拖。女儿女婿尽管想尽了办法求医，可是在当时那种年月，哪个医生会关心像萧珊这样的女人呢？
武康路13号小院里的两棵玉兰树在风中摇动着巨大的树冠，发出飒飒的轻响。小院里静极了，巴金静静伫立在广玉兰的阴影下，忽然发现自己在风中落泪了。
第四章 大梦终有醒来时 前言
人生如大海，出海越远，然后愈感到浩淼无边。
——茅盾：《人生的警句》
a，巴金望着面前那部厚厚的《往事与随想》，心里有些跃跃欲试。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摸起一支钢笔来，想在面前的稿纸上写什么，却迟疑着不敢动笔，因为他目前想做的事情太重要了。
b，巴金确也有点苍老了。不过，他心情却比两年前好得多，他不再终日陷入忧郁与反思之中，呆望着写字台前那镶嵌在像框里的萧珊遗照出神，巴金开始一步步走出笼罩在自己头上快十年的愁云惨雾。
c，十月里的一天，多年来始终不敢轻易上大街，更不敢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这天晚上他竟然壮着胆子去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去看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大字报很多，有一些与江青等“四人帮”被逮相关的信息。
d，巴金和於梨华的见面，给他心灵的震憾是出乎意料的。此前他虽然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写作与工作的自由，但是真正感到春天到来了，还是他有了会见外宾自由的这一天。
第四章 大梦终有醒来时 赫尔岑——40年前的夙愿
黄浦江上飘扬起棉絮般的落雪。
这是巴金在上海生活几十年来见到的惟一一场大雪。1975年冬天，在他家的小楼上向里弄的街道翘望，可以看见那些千楼万宇都被蒙在一片琉璃般的世界中。皑皑大雪染白了大上海。让巴金有些惊奇的是，楼前两棵高大玉兰树的枝枝桠桠也都落满了雪朵。在微微吹来的北风中，美丽的雪朵在枝头簌簌抖动着，然后随风飘落在幽静小院的甬路上。地面上也随之积下厚厚一层雪。刹时巴金好象忽然隐身进一个世外桃园般的皑皑雪乡里。
“下雪真好啊！”巴金蹒跚着从木楼梯上走下来。他显然为刚才透过窗口望见的雪景所感，在江南住惯了的老作家，从前只从萧红和萧军这北方人写的小说里，领略到下大雪的滋味，而今他在上海竟也亲眼目睹了下雪的盛况。他发现在都市里下雪的时候，小楼四周竟是一派恬静无声。所有邻居们都躲在自己家里享受着室内的温暖。巴金真想到户外去，一个人站在飘飘大雪中，让自己全然沐浴着纷飞的雪朵之中。可是，家里人却劝止了他。
巴金感到现在的家有一点温馨之感。
这是妻子病殁后巴金刚刚感受到的一丝温馨。他女儿小林在“文革”后期被分配到杭州工作，尽管女儿和女婿离开了他，可是她们的小端端却始终留在老人的身边。更重要的是经过巴金的努力，他在安徽乡下插队的小儿子棠棠，终于如愿以偿地调回了上海。加上家里原有的成员，巴金的两个胞妹，现在仍然是四世同堂。巴金身边有了亲人，特别是小儿子的归来，尤让他那曾经受过剌痛的心得到了一点点安慰。
“我再也不能像从前那样荒废时间了。这几年我的手由于不经常握笔，写起字来有些笨了。蕴珍，现在我要利用人生的仅有时间，再做一点什么。”巴金回到他的房间里，一人坐在小书桌前，又开始像往日那样，面对那个小相框里的萧珊，与她悄悄地对话了。在妻子故去的几年中，巴金始终保持着每天都看上萧珊照片一眼的习惯。他知道她人虽然不在了，然而在他看来萧珊的灵魂是永远都不会离他而去的。巴金每当心里忧愁，或是心情愉快的时候，老人总会面对萧珊的遗像，喃喃地对她说心里话：“我总不能让一日闲过呀！”
巴金望着面前那部厚厚的《往事与随想》，心里有些跃跃欲试。于是他情不自禁地摸起一支钢笔来，想在面前的稿纸点写什么，然而却迟疑着不敢动笔，因为他目前想做的事情太重要了。他是早年在巴黎留学的时候，就喜欢上面前这部厚厚英文著作的。在几年前家里多次遭到抄家的时候，这部英文著作竟然得以幸免封存。它被萧珊小心藏在楼下那个箱子里。如今巴金把它找了出来，翻开书的扉页，竟然有种隔世之感。
他终于在稿纸上写下：“往事与随想——赫尔岑”一行字！
“这是一部很了不起的著作啊！当年我从国外回来的时候，就已暗暗地发过誓了，将来我一定要把它翻译成中文，让我们中国的读者也读一读赫尔岑这部回忆录！可惜我始终没有太多的时间。”巴金迄今还清醒记起，1938年他在桂林那风景如画的漓江之滨，曾经对萧珊发过这样的感慨。
“那么，现在不行吗？”当时的萧珊神色凝重，她那双漂亮的大眼睛深幽幽的望着他。他们都静静倾听着不远处漓江那汩汩流淌的水声，心里充盈着对这部重要著作的寄托与向往。
“现在我必须要把《秋》和《火》两部书写成。”巴金见萧珊也象自己一样对《往事与随想》发生了浓厚的兴趣，心里的创作欲望就变得更加强烈起来。
萧珊接过巴金手里捧着的厚厚英文原著，信手翻了几页，她有些茫然，说：“中国的读者会喜欢赫尔岑的这部书吗？”
巴金说：“当然会喜欢，我在法国留学的时候，也想过这个问题。中国人到底需要不需要读这样的书？回国以后，有一次我把这部书拿到鲁迅先生家里去，请他看一看，究竟这部书有没有价值？鲁迅先生对我说，它的价值当然是无可非议的。只是谁能去系统地翻译它呢？”
萧珊的眼睛睁得更大了。她没想到巴金竟然还和鲁迅谈起这部外国人写的《回忆录》。便说：“鲁迅也肯定了它的价值，这就说明赫尔岑的《回忆录》有文学价值？”
“当然不仅仅是文学的价值。”巴金娓娓地对她说：“这部一百多万字的《回忆录》，包含着赫尔岑一生的写作精华。其中既有他的政论，也有随笔，散文、书信和日记。所以，我看了以后，感到赫尔岑真正把他一生的见闻，心得以及对世事的感想，都清楚无误以记载在这部书里了。赫尔岑一生都在反对沙皇君主制，他为奴隶们大声疾呼，他的政治主张和我们中国的今天有着某种惊人的相似。也许这正是我想把这部书介绍给中国读者的初衷吧？”
“是吗？”萧珊那双眼睛里忽然充满着激动的希冀。因为她从巴金的感情冲动中，听出和看出他原来是从心里喜欢赫尔岑反抗君主制的思想。便说：“你觉得赫尔岑所处的环境，和我们今天中国的抗日有某种关联吗？”
“当然，历史有时会发生惊人的相似呀！”巴金感到他的心与萧珊产生了共鸣。从国外回来这么多年，他和许多人先后谈起过赫尔岑这部巨著，然而多数人对此都不感兴趣。特别是写传统文学的作家们，对这样的《回忆录》几乎丝毫也引不起冲动。别说无人理解和支持巴金的翻译冲动，就是让他们其中的某一个人随便读一读这部百余万字的巨著，也怕难以找到知音。他对她说：“蕴珍，我之所以喜欢它，就因为现在的中国太需要它了。读者对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对日本强敌太愤恨了。当然，读者也太软弱了。特别是抗日群众，他们现在多么希望读到这样振奋人心的作品。任何一个作家，他之所以写作，当然并不主要为了生活，而是为着自己的理想在奋斗和工作。我一生的写作目标也恰恰在此，我现在的生活尽管还很困难，可是我决不是为了生活才写作的。”
“我懂了。你的心，我懂了！”萧珊对他投去会心的一瞥。她在感佩着巴金才气的同时，又敬重他的人品。忽然，她蹙紧了眉毛，叹息一声，说：“李先生，只是，这么多的外文，你如果有一天能够翻译出来呢？我想，即便你有时间，也怕不是一天两天就可以完成的吧！”
巴金笑了笑，信心十足地对她说：“没关系。蕴珍，人这一生如果能做一两件有意义的事情就不算白活了。翻译《往事与随想》就做为我一生想做的几件事之一吧，等我写完了《激流三部曲》以后，我就会翻译它的。我情愿用后半生去做这件事，总是可以的吧？当然，我现在的能力还有些力不从心，不过我有信心翻译它。我准备边学边译，要加的注译还很多，我可以慢慢地译，因为译也是学习的过程啊！”
现在，巴金已经开始翻译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了。让他没有想到的是，在写完《激流三部曲》以后，他并没有真正静下心来翻译这部巨著。在战争结束前后，他又先后写了许多书，建国以后他的工作变得更忙了。身为上海作协主要领导的巴金，不仅仅要完成他应该完成的写作任务，同时，他的社会活动也相当多。如果不是文化大革命，如果不是他从奉贤干校回上海以后，始终处于无所事事的工作状态，如果不是这次组织上把巴金分配到刚刚恢复不久的上海人民出版社；那么，巴金即便有此夙愿，也怕没有充足的时间让他着手实现抗战期间就对萧珊信誓旦旦的翻译计划。
1973年夏天，上海作家协会编入的五七干校第四连党支部，分别对所在的“专政人员”一一作出了结论。四连党支部对巴金的结论是：敌我矛盾按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发给生活费。
这是巴金自1966年夏天失去写作自由，受到“专政”以来，一级党组织对他作出的惟一结论。巴金屈指算来，已经整整七个年头了。这七年对于他来说，失去的不仅仅是自由，不仅仅是妻子萧珊，更重要的是时间。如果说时间就是生命，那么对于以著述为生命的巴金来说，他失去的就是宝贵的生命价值啊！没有什么比再次得到重新工作、重新恢复写作自由更重要的事了。当党组织征求巴金在作出政治结论以后，有什么要求的时候，巴金只提出：“能不能让我作一点翻译工作？”
也就是从当年8月起，巴金再也不必象从前那样每天到作协来，只是无休止地听读当天的报纸，学习毛泽东语录和打扫卫生了。他可以安下心来作一点翻译工作。这样的日子又隔了两年，到了1975年秋天，上海市作协决定把作协内部几位专业作家统统转到上海人民出版社去。这样，巴金就在新的工作单位里进了外文编译室。当然，这时候的巴金眼神已经大不如从前了，他不可能再象从前那样每天到出版社去“坐班”。他有充足的时间在武康路家里从事写作。当然，他的写作在那时还仅限于对外国文学作品的翻译范畴。
也就在这时候，巴金才真正有时间翻译那部著作，他年轻时就喜欢俄罗斯著名文艺理论家赫尔岑的《往事与随想》。现在他终于如愿了，巴金每天都游弋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如果说当年巴金在法国读书时第一次接触到这部神奇著的时候，只感到书中有那么多哲理式的漂亮语言，那么他回国后受到鲁迅先生的支持，在三十年代又局部地翻译了《往事与随想》的片断之后，巴金更加珍爱这部书了。因为他从翻译中进一步理解了赫尔岑在书中倾注的智慧。
巴金真正坐下来了，认真地翻译这部传奇著作，他忽然感到自己确是在走进一座巨大的精神宝库。他知道在中国了解这部书的人并不多，它是属于那种“阳春白雪”的东西，巴金也清楚他即便翻译出这部书，在当时的中国也绝不可能有人出版它。而且即便有人出版，也决不会有多少青睐它的读者，更不会畅销。然而，有一种神秘的冲动感始终鼓舞着巴金必须把《往事与随想》变成他的母语。与其说这是在完成自己40年前发下的宏誓，不如说他在是在实践对亡妻萧珊的诺言。
正由于巴金在心里把这部书的翻译当作他对萧珊的一种纪念，所以才没黑没昼地伏案挥笔了。他这样做不仅可以让自己重新畅游在赫尔岑智慧的海洋里，享受一下那丰富的感情世界，同时也可让巴金少思念一点萧珊。少想一点亡妻，他心里就会少一点痛苦。这样一来，他从1975年秋天开始，直到1979年春天，已经把这部厚厚的外国著作译出了三分之一。巴金看到桌案上那逐渐积厚的稿纸，他那多年不见笑容的脸上才渐渐露出了一丝欣慰。
第四章 大梦终有醒来时 惊悉喜讯泪沾襟
1977年的春天来得格外早。
上海外滩的游人逐渐多了起来。巴金在家里呆得实在烦闷了，有时也会一个人悄悄离开武康路，在傍晚时分不引人注目的来到黄浦江边，隔江眺望着那混黄的江水，悠悠地向东方流淌。他发现江面上的货轮比前几年多了，他已十几年没有到江边上来看晚景了。
现在他好象是一个隔世的旅人，周围尽管有那么多在春天傍晚来江边游览的年轻人，可是他们大多都不认识自己。巴金那白白的头发和忧郁尚存的面容，让所有从他身边走过的男男女女，无法把这位背部稍稍有点微驼的老人，与曾经在中国文坛红极一时的大作家巴金连系在一起。四十岁以上的中年人也不认识他了，他们虽然早在年轻的时候就受过巴金《家》、《春》、《秋》和《雾》《雨》、《电》等作品的影响，然而巴金历来是一位不想抛头露面的作家。即便那些在“文革”前夕看过由巴金小说《团圆》改编的电影《英雄儿女》的人们，也不会想到此时在江边那黑压压游人中间悄悄走来的老人，就是那部风靡一时电影的原著者！
巴金确也有点苍老了。
不过，他的心情却比两年前好得多。他不再终日陷入一个人忧郁与反思的幽居环境，呆望着写字台前那镶嵌在像框里的萧珊遗照出神。巴金开始一步步走出那笼罩在自己头上快十年的愁云惨雾。在过去的十年中，巴金好象做了一场可怕的噩梦，他几乎忘记了自己曾经是以笔耕为生存工具的作家。这十几年，凡是大陆上公开的出版物中，几乎都是清一色的社论和八股文，除八个样板戏和凤毛麟角般的几本书之外，谁也见不到任何有思想性和艺术性的文学作品了。巴金的心情之所以变得好起来，不仅仅是因为他的工作渐渐有了一点变化，离开奉贤干校那干打垒宿舍以后，回到上海也见不到那铺天盖地而来的可怕大字报了。疾风暴雨似的政治运动终于走向了它的终点，继之而来的是一个让巴金闻之惊喜的消息：江青和当年在上海打击他的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四人，在北京中南海一夜之间成了瓮中之鳖！
巴金在听到这一喜讯的时候，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当时他正在出版社里参加每周一次的政治学习，在走廊里恰好遇上一位从前作协的党员领导。那人悄悄在巴金耳边说了一句话：“江青被华国锋给抓起来了！”当时，巴金吓了一跳，在十多年中他对那个叫江青的女人尽管恨得要命，但他无法把一言九鼎的她与刚刚听到的传闻联系在一起。巴金心里将信将疑，想转回去再向那位领导打听一下详情，却发现那人带着满脸的喜悦走远了。多年在行动上受限制的巴金，见状也就只好作罢。因为他知道在这人多眼杂的环境里，自己是不该打听这异常敏感消息的。
巴金又回到楼上会议室。他仍然坐在原座沉默着，心中的惊喜不能表露在脸上，这是巴金在1966年以后养成的习惯。坐在那里他一言不发，自他到奉贤干校以后，每当参加这类以读报为主的会议时，巴金就始终以沉默相对。有时别人在那里口若悬河地发表宏论，巴金就一人坐在不引人注目的角落里。他脸上没有任何表情，现在巴金再也无法控制内心的激动和兴奋了。他知道那位作协领导决不会无缘无故对他吹那样的风儿，可是，江青真会遭到逮捕吗？这会不会又是毫无根据的小道消息？他知道自“文革”以来，这类来自民间的消息是时常有的。特别是北京发生天安门悼念周总理的学生运动以后，民间咒骂江青和张春桥等人的政治传闻如终没有绝迹。这次难道是真有其事？如果再发生1971年秋天那让人振奋的大事，该有多好呢？！
这一年巴金已经72岁了。尽管得来的喜讯稍晚一点，可是，巴金心里仍然很高兴。现在他的处境毕竟比萧珊活着的时候好多了。那年秋天，巴金还没有写作的自由，可他就在英国式的小楼里，利用了半年的时间，一个人用钢笔悄悄把他从前翻译的《处女地》又抄了一遍。巴金这样做的目的，是希望自己的手不会因为多年不握笔而不会写字。巴金已经看到了一点淡淡的曙光，他知道有一天定会允许他重新杀上文坛的。这样，他后来才决定翻译那部早在三十年代就曾译过一部分的赫尔岑多卷本《往事与随想》。
巴金不喜欢再听那些哄哄的议论声。他讨厌把宝贵时间都浪费在这小会室里，报纸本来可以让人阅读，然而不知从何时起，读报也成了开会的一个重要内容。他心里有些发烦，暗想如果把这么多时间留给自己，也许会把赫尔岑的著作再译出一节来。
他记得1971年9月，当时正在校里劳动。有一天，他发现一些连部里的党员，特别是那些“工宣队”中的党员们，都神秘地参加各种秘而不宣的会议。党员们参加会议以后，回来的时候人人脸上都现出了紧张的神情。巴金不敢向那些悄悄在一旁咬耳朵的党员打听，可是他已从连部少部党员脸上的反常神情中，隐隐感受到好象发生了什么重大事件。后来，他在厕所里遇上一个从前在作协工作的老友，他对他悄悄透露了信息：“林彪摔死了！”
“啊？……”巴金当时也象刚才突然听到江青被华国锋逮捕的消息一样，心里暗暗一惊。那时他根本无法把林彪与毛泽东对立起来。因为就在他们干校内外，还到处都竖着高大的林彪巨幅画像。这样一个手里举着毛主席语录的副统帅，怎么可能有一天折戟沉沙呢？后来，干校里这样的小道消息越传越多，“工宣队”就开始“追查谣言”。由于林彪刚刚在温都尔汗一命呜呼，所以中央当时只限于在党内传达。而对于在干校中接受改造的“三十年代黑线人物”，仍然严加封锁。所以这一追查谣言，又闹得人心惶恐，直到后来中央关于林彪叛逃的文件在全国人民中公开传达以后，巴金才从紧张的心态中解脱出来。如今江青被逮一说，会不会确有其事呢？
巴金怀着紧张的心情走出了出版社。
他忽然发现上海的天空变得格外湛蓝，太阳也比从前变得明亮起来。纵然深秋已至，可是，巴金却发现路上到处都是些穿着艳丽服装的少女们。姑娘们人人脸上都洋溢着春天般的喜悦，男女老少好象在过节日一样，在熙熙攘攘的人群中，巴金不时被兴奋得忘乎所以的人流冲撞着、推搡着，他不知今天究竟发生了什么喜事。十年了，他在上海见到的大多是些愁锁双眼的人影，而今天究竟是怎么了？男男女女都好象焕发了精神，不管认识与不认识，彼此相见时都会主动说几句话，巴金老人对此有些愕然。
他在经过一家水产商店门前的时候，发现那里拥挤着许多购买海鲜的人群。老人竟然也凑上前去，他发现那些争先恐后的人们，都在争购着盆子里的螃蟹。而且一定要“三公一母”，然后再用一根细细的柳条把四只螃蟹串了起来。轮到巴金的时候，他自然也不例外，买了同样的四只蟹，然后就乐颠颠回到了武康路13号。
“爸爸，出了大喜事了！”巴金刚进家门，就发现儿子兴冲冲地迎了出来，随手接过他手里的螃蟹，然后问道：“莫非您老人家早就知道‘四人帮’被粉碎了吗？”
“什么，‘四人帮’？”巴金平生还是第一次听到“四人帮”的称谓。他抬头向楼内一看，发现两位妹妹也从各自的房间里出来了，她们脸上也都洋溢着笑容。这个自从萧珊去世后始终寂静的小楼，第一次出现了让人振奋的喜悦氛围。让巴金见了心情顿时兴奋起来。
小儿子兴冲冲地对他说：“就是‘四人帮’嘛，江青，姚文元、张春桥和王洪文，这四个狗东西，已经在北京被逮了起来！这真是天的报应啊！”
“啊？”巴金怔在门前，他简直不敢相信儿子说的话是真的。但是，老人又不能不相信眼前发生的一切都是让他无法怀疑的事实。从上午他在出版社第一次听说江青被逮捕的传闻，到他在回家路上遇见万民欢腾的场面，都证明了一个活生生的事实：困扰他近十年的四个人，如今都走向了她们本应得到的归宿！特别是张春桥和姚文元这两个坏蛋，在巴金遭遇不幸的时候，他们在上海和北京始终以“文革要臣”的特殊地位，多次发号施令，甚至想把他置之死地而后快。而今天他们和江青一起都成了党和人民的阶下之囚，这件大事对于巴金来说，简直比当初他在干校里初闻林彪折戟沉沙的消息还要高兴！巴金把手里的四只螃蟹交给儿子，一个人站在门前的阳光里，激动得颤动口唇说：“报应，真是报应啊！……”
上海的街头再次嚣闹起来。当然，那些在街上组成秧歌队的欢乐人群，不再是从前“四人帮”横行期间官方组织的庆贺“最高指示”的游行队伍，在几条大街上扭着欢乐歌舞的人们，都是民间自发的行动。这是巴金从来没见过的沸腾场面。当年战胜日本法西斯和1949年的上海解放，在这素有十里洋场的大上海，也曾出现过万众欢腾，载歌载舞的场面，不过那时的秧歌也没有今天扭得欢快，扭得多姿多彩！巴金在感受到人间喜悦之后，曾经提笔写下这样的话：“他们压在我的头上，像一块大石头，压得我喘不上气来。……中国和人民的前途十分光明，个人的问题也容易解决。……”
巴金走在黄浦江边那沐浴着晚霞的人群里，他雪白的头发尤其引人注目。
1976年秋天，巴金才真正从“四人帮”的阴影里走出来。
他感到自己在过去十年里始终窝居在一个冷冰冰的角落中。自己非但被人搏夺了写作的权力，而且在这十年中他甚至连给友人写一封信的自由也受到了限制。倒不是有人命令他不许写信给朋友，而是巴金看到了“文革”和“文字狱”的可怕。当然，在那种时候，巴金的许多老朋友，也大多不敢给他写信。三十年代和四十年代在文坛上结识的一些朋友，大多都先后谢世了。而五十年代文坛上的友人，如今大多都陷入和他相同的困难境遇。巴金印象最深的是，最困难的时候收到了沈从文从北京寄来的信。他记得那时是萧珊生病较为严重的时候，他还在奉贤干校接受“改造”。有一天，他从奉贤回到家里探望生病的妻子，忽然听说沈从文来了信。他见了沈的信以后，顿时满面流泪，巴金太感动了。这么多年来他和所有友人都分隔两地，简直就是生死两茫茫！沈从文竟敢在这时候主动给他写信问候，显然要冒一定的风险。
可是，巴金不敢给沈从文复信。并不是他无话可说，而是担心自己写信会给他和沈从文惹事生非。因为巴金和朋友从来不说假话，然而如果他在信上写了真话，万一信落在别人的手里，那么肯定会株连友人。所以巴金只好把想对沈从文倾吐的话，积郁在心底了。
如今巴金又开始写信了。当然，那时的巴金仍然心有余悸，即便偶尔写一封信寄出，也要倍加小心。这是因为“四人帮”虽然粉碎了，可是他的问题毕竟还没有真正得到解决。1973年上海作协对自己的那个结论，还留有很大的尾巴。这个由不实之词组成的所谓结论，仍然压得老人喘不上气来。
不过，巴金毕竟开始从阴影中走出来。他开始给在杭州工作的女儿写信了，父女之间的信件是巴金恢复通信自由的起点。不久，他就可以给一些老朋友复信了，一些从前对他敬仰与关注的读者来信，也时不时地寄到武康路那座幽静的小院来。巴金的心里话多么想变成他喜欢的铅字？几十年来都在以自己的笔向读者们倾吐心里话的巴金，那时尽管在上海出版社工作，然而他仍不能在正式报刊上公开发表一字一文，这也许就是他在阳光映照进那个角落以后，仍然无法真正舒展自己双臂的原因吧？
十月里的一天，多年来始终不轻易上大街，更不想到人多地方去的巴金，有一天晚上，他竟然壮着胆子到淮海路襄阳公园附近去看大字报。这是因为他听说那里的大字报很多，有一些与江青等“四人帮”被逮相关的信息，都被一些群众抢先抄在大字报上，在那里公开了。巴金是第一次去看别人的大字报，从前他在作协机关看到的那是有关他的大字报，而今他扬眉吐气，融进熙熙攘攘的人群里，悄悄向前挤来，他发现这里果然人山人海。像他这样怀着兴奋心态急于了解“四人帮”粉碎内幕的群众，竟然比他想的还多。巴金发现人人脸上都溢满着兴奋，因为那里公开贴着叶剑英的讲话。这位老帅已经把华国锋如何逮捕江青等四人的内幕，如实地公开在群众的面前！真是大快人心！
环境正在悄悄发生改变。尽管巴金的问题仍然没有得到最后的解决，但是，他已经开始在小范围内露面了。巴金所在的上海人民出版社，开始允许巴金出席或参加一些社会活动，也允许他以“普通群众”的身份在座谈会上发表意见和谈话。他周围的群众开始给老人以和悦的笑脸，那种在楼道里见面连招呼也不肯和他打的尴尬境遇，再也见不到了。更多的人们发现巴金老人在经过大风大雨之后，又渐渐露出他那与生俱来的慈爱微笑。也有人开始重温巴金的历史与他那些即便在风刀霜剑中依然闪耀着不灭光辉的著作。大家这才发现，已经结束的“文革”对所有人来说，包括那些在浩劫中一度成为显赫人物的造反派们，也不过是经历了一场不可思议的噩梦！
1977年2月，对于居住在那有着两棵玉兰树小院中的作家巴金来说，意味着他人生第二个春天的开始。绚丽的春日透过百叶窗投进他楼下的客厅里。巴金老人终于可以回到二楼写作了。他发现1966年秋天抄家时被贴上封条的几个房间，如今终于都一一拆封。特别是爱妻萧珊曾经住过的卧室，巴金亲自进去打扫了一遍。那里的床榻上积满了厚厚的尘土，他小心地一一清扫，然后再把一只花瓶放在床前的小柜上。瓶里栽上一束雪白的花儿，那是萧珊生前最喜欢的白色玉兰。淡淡的清香很快就弥漫了整个房间，巴金感到心情好了许多。
毕竟是春天来了，灿烂的阳光终于驱散无边的阴霾，又投映进萧珊当年住过的地方。这是巴金心中最最感谢的。他真想马上动笔，给自己逝去的妻子写一点什么，以做为他对她的一种纪念。然而，巴金纵然心里有许多话要向萧珊倾吐，却又感到这个想法在当时还有点不现实。上海所有报纸和刊物，依然没有他巴金公开发表纪念亡妻文稿的一席之地。休要说发表这样的文章，即便他想写点抒发情感的散文、随笔或者小说，也还是不可能的事情。想到萧珊在那黑暗笼罩大地时候染病而殁，巴金又心中悲楚，眼时泪光闪动了。
巴金毕竟走出了困境。窗外的暖流在巴金眼里就俨然是不可阻挡的春风，十分顽强地吹进他的小楼。5月里的一天，邮递员给他送来一个白色的信封。拆阅后才发现竟是个陌生的名字：徐开垒！
原来他是上海一家大报的副刊编辑，在那个年代里，巴金已经十年没有见到这样的来信了，徐开垒在简短的便函中，首次向这位早从三十年代就开始在上海和全国文坛上纵横驰骋的著名作家约稿了！这件事对于已被世人渐渐淡忘的巴金来说，无疑是一个特大的惊喜！
“啊，世人终于没有把我忘掉啊！”巴金把徐开垒这封普通的约稿函，反反复复读了几遍。三十年代他刚刚成名的时候，像徐开垒这样的约稿信，有一段时间曾纷至沓来，那时巴金并不感到为奇。到了五十年代，这类洋溢着编辑热情的短函，就更加不胜枚举，可是在今天，在大梦初醒的巴金看来，徐开垒在粉碎“四人帮”后突然给他寄来这样一封短函，无疑是让人激动的喜讯。它预示着冰封大地的复苏，也证明他巴金仍然没有被世人淡忘。
老人很兴奋。没有什么比一位以写作为终生事业的老人，见到约稿信更快乐的事了。他那天非常高兴，巴金特别重视徐开垒的约稿，已经好久不曾写稿子的他，这一天从早到晚都在想着这件事。有时他感到写稿好象是上一世纪的事了，后来当他真想拿笔写稿的时候，也不知该给《文汇报》副刊写一篇什么文章才好。这十年来巴金在干校里劳动，在作协机关里打扫卫生，什么样的脏活累活他都干过。手也磨出了茧子。只是疏忽了写稿。当然巴金在这期间也不是没动过笔，动笔就是无休止地写检查。当他决定应徐开垒的要求写一篇文章时，竟然又感到心乱如麻，一时找寻不到从前写文章时的创作灵感和感情冲动了。
就这样巴金在他的小楼里整整思考了两天。最后，他还是决定以《一封信》作为稿件的题目。可是当他真要动笔时，忽又感到两眼茫然，写了撕，撕了再写。巴金发现无从下笔了，服的脑子里几乎都是“文革”时的字句。那时的语言都成了套话，个人的写作风格早已淹没在极左思潮的简单文学语汇之中了。好在巴金头脑深处毕竟还有那与生俱来的文学细胞，他尽量让自己的出山之作，多少带有一点巴金的风格。写着写着，巴金就淡忘了身边一切，他习惯于以自己的真诚和善良来对待读者。所以他就把心里话都诉诸笔端，留在他那横格的稿纸上了。
上海《文汇报》很快就发表了巴金的文章《一封信》。
这虽然是一篇千余字的豆腐块儿，可它毕竟是巴金的作品。毕竟是沉寂了十多年的巴金在写文章啊！这样一来，《一封信》所产生的轰动效应就非同一般。那么多读者就是从《文汇报》一角，发现了一个意外的惊喜：巴金还活着！
在经历一场动荡的岁月之后，一般普通的读者都无法了解中国许多作家的现状。尤其是对写过小说《家》的巴金，更不知他在十年中的吉凶祸福。即便一些从前对巴金非常熟悉的文学界人士，也由于南北不通音讯，无法获悉巴金在“文革”结束后的今天，究竟是否幸免于难。现在读者们是从上海有影响的《文汇报》上又见到了他！
“谢谢，谢谢读者们还记着我！”广大读者在奔走相告的同时，都纷纷写信给巴金。由于不知道巴金的地址，这些信都是通过《文汇报》代转的。北京和巴金的故乡四川，早就有一些期盼巴金音讯的老朋友们，在寻觅着巴金的下落了，现在他们看到《一封信》的发表，才知道老人在动荡中安然无病，于是在读者群里开始传说巴金还活着的喜讯。巴金开始收到一些由《文汇报》代转的读者来信。他们中多是些中年读者，他们给劫后余生的巴金写信祝贺他的《一封信》面世，同时也祝贺巴金劫后余生。老人看了那些来自天南地北的读者来信以后，眼里汪着感激的泪花。他发现读者并没有忘记他。
尤让巴金高兴的是，北京文艺界人士何其芳等人来信，他们也是看到《一封信》以后，才知道巴金的近况。叶圣陶还为巴金特别赋诗一首，遥祝平安。这是老作家在读过巴金《一封信》后即兴填写的词：
诵君文，莫计篇，交不浅，五十年。
平时未必常晤叙，十载契阔心怅然。
今春文汇刊书翰，识与不识众口传。
挥洒雄健犹往昔，蜂虿于君何有焉。
杜云古稀今犹壮，伫看新制涌如泉。
巴金读了叶圣陶和来自全国各地友人的贺信诗柬，顿时百感交集，忍不住老泪潸然，捧读书信，无声地抽泣起来了。当年6月11日，巴金写的《第二次解放》一文，又发表在上海《解放日报》上。金秋十月《上海文学》复刊，在复刊号上，巴金发表了他“文革”后的第一部短篇小说《杨林同志》。冬天，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除恶务尽》书面发言。也是在这一年的12月，四川老作家沙汀，专程从成都来到黄浦江畔，走进了武康路的寓所，和老友巴金阔别重逢，一对饱受磨难的文坛至友，相拥泪下。
第四章 大梦终有醒来时 小院里的海外来客
1979年7月25日清早，巴金早早就起床了。
夏天的清晨，天亮的很早，从前在5点钟他才会起来的，而今天早晨巴金是4点刚过就穿衣起来了。他来到晨曦洒落的院落里，看到小甬路两厢的绿茵茵草地里已经现出了早春的芬芳。几丛鲜花在晨光里正露出馨香。他知道今天将有一位美籍华人作家来到他这幽静的小院作客。他必须把小院里的一切打扫干净。巴金知道这是自己“文革”后外事活动的开始，这意味着十年前那写作之外的紧张外事活动，随着他在刊物上公开发表文章，随着他不断地在公开场合露面，已经悄悄地开始了。
“巴金先生，於梨华小姐这次专程从美国到祖国大陆来，她想见到的第一位作家朋友就是您！”巴金记得几天前，上海市作家协会组联部的同志，曾亲自来到他的寓所，关照对旅美女作家於梨华接待的相关事宜。
“於梨华？”巴金对於梨华的名字显然有些陌生。也许他在这十多年中很少读海外文学刊物了，特别对这位早年从台湾前往美国读书继而又从事写作的女作家所闻有限，所以一时感到难以适从。
作协的干部向老人介绍说：“巴金先生，於梨华女士是近年在美国较为有名气的华裔作家之一。她是五十年代从台湾去美国留学的，据说於梨华在洛杉矶读大学的时候，无意中用英文写了一篇题为《thesokrowatendofyactseriver》的短篇小说。没有想到她竟因此获得了校内举办的文学大奖，从此她就和文学结了缘。以后於梨华就以华文和英文同时写小说和散文。现在成了美国很有名气的作家。当然，她所以想面见您，是因为她早在读大学的时候，就对您的小说《激流三部曲》很感兴趣了。”
“哦哦，”`巴金对这位台湾旅美女作家的成就格外重视，同时也希望马上会见她。於梨华在国外的自强自重，让巴金蓦然想起他从前在法国的留学生涯。他说：“只是，我这些年来很少读书，特别是英文作品读得更少了。不知能否替我找一些於梨华小姐的作品读一读，以便和她见面的时候有所准备。”
负责接待的同志表示愿望代为寻找，并补充说：“於梨华近年的代表作，主要有《梦回青河》、《归》和《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其中一些作品国内有些期刊已经作了转载。当然，於梨华的早期作品有些不好找，如她在台湾皇冠出版社出的几本集子，《变》和《也是秋天》等等。暂时怕无法让巴老来读了。”
“好好，我能读多少是多少，接见外宾总是要严肃的。”巴金尽管堪称中国文坛的著名大师，可是，当他听说要会见一位从美国来的作家时，仍希望自己在会见对方之前能够先读一读她写的作品，这样才能在会见时彼此有共同的语言。
巴金已到耄耋之年。可他并没有在一个晚辈作家面前表示出自傲与清高，他仍然利用在会见於梨华的前两天，抽空戴着眼镜读了她的《又见棕榈，又见棕榈》。就在巴金对於梨华有了初步了解以后，才决定在这幽静的小院里会见刚刚从美国飞到上海的於梨华。
“巴老，我是一九三一年在上海出生的，我父亲是勤工俭学留法的，回国以后在光华大学教书了。”於梨华在巴金这样的大师面前，是以小学生的谦虚在叙说自己的经历。她当然知道坐在面前的白发老人的资历与学识，几乎可以作为她的师长。这因为在於梨华出生的时候，巴金已以他那部著名小说《家》在上海滩扬名一时了，所以她才十分渴望与巴金见面。而於梨华在读到那部《家》的时候，已是她随家人到台湾以后的事了，所以於梨华当然知道巴金在中国文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地位。
“於小姐的父亲也是留法学生？”巴金没有想到他和於梨华的谈话，会比预想的还要融洽。作为从“文革”地狱中走出来的巴金来说，他对如何参与外事活动已感到万分陌生，他在来访的客人面前暗暗要求自己尽量谨言慎行，“文革”的硝烟尽管早已消散，然而在老人心中仍然残留着余悸。在他听说於梨华的父亲也曾和自己当年的经历一样时，他和客人的距离忽然缩短了：“那么你的祖籍也在上海？”
“不不，我的祖籍在镇海。”於梨华感到能和巴金在家里对话是一种荣幸。她在美国多年就期盼这一天。现在她回来了，万没想到会这样顺利地拜见小时候崇敬的《激流三部曲》作者。她吃惊的还有，在海外一度风传早已在红卫兵冲击下自杀身死的巴金，如今不但仍然健在，而且老人还记忆惊人。她对巴金说：“我在上海住到7岁，才回故乡镇海，后来我父亲失业了，我们全家就到福建去，我在福建读了小学以后，因为战争又流亡到湖南。抗胜利后我们又去了宁波。至于去台湾，那是1947年的事了，那时我刚刚高中毕业。”
“於小姐在美国的写作很顺利吗？”巴金在谈话中不想涉及政治，他想谈的还是文学和写作。
“巴老，坦率地说，一个华人在异国它乡从事写作，决不是一件轻易而举的事。”女作家在巴金面前倾吐心事，她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外宾，於梨华与其是来宾造访，不如说是位远在海外的女学者兼女作家，回到国内向久仰多年的大作家请教。她把巴金带入了一个曾经心仪的陌生天地：“在美国决不是作家的地位很高，而是很低。我在那里主要是以教书为主，其余时间才能写作。而且我喜欢的并不是英语写作，而是用自己的母语写作，为什么？就因为作家写出来的东西，必须要给熟悉她的读者来读才行。”
巴金的心顿时狂跳起来。他没有想到这次和於梨华的会见，竟然找回他心中久违了的东西。曾在经欧洲飘流过的他，和於梨华的心情大有同感。听了她的话，巴金才忽然感到自己当年走的路并没有错误。他情不自禁地问：“为什么？”
於梨华说：“我在洛杉矶读书的时候，虽然因为用英文写小说获得过一次奖，可是，后来我却接连遭遇到几年的写作失败，退稿一度成了我心中最难以忍受的事情。直到1961年我写《梦回青河》的时候，才认识到我虽然在美国写作，可是我仍然还是中国人啊！因为我的读者其实始终都是中国人！”
巴金很激动地说：“这是因为你头脑中的艺术构思、素材，多数都是来自于自己的祖国，对吗？”
“一点不错，巴老，我的灵肉始终离不开自己的祖国呀！”於梨华感到和巴金谈话很随便，她们的交谈并不是官方安排的会晤，而像是一老一少两代作家，坐在巴金那间宽大客厅里在谈创作体会。她告诉巴金：“素材是我童年和少年时积累的，人离开家乡多年了，就始终怀念家乡。我曾把我的苦恼告诉给一个朋友，他说既然你用英文写作不能表达自己的感情，那么为什么不能用母语来写？写出以后给谁来看呢？这也是个问题。后来我想还是给自己的同胞们看，我就把稿子交给了台湾的皇冠公司，果然我在自己的国土上获得了成功，《梦回青河》发表以后，在台湾首先轰动。台湾的电台和报纸都连载它，后来又拍了电视剧，巴老，这也是我此次为什么要回祖国大陆寻根的原因啊！”
“对呀，於小姐，还是自己的国家好啊！”巴金和於梨华的会面，给他心灵上的震憾是出乎意料的。此前巴金虽然已经走出了“文革”的阴影，也开始有了属于自己的写作自由。但是，巴金还没有从内心深处认识到这场灾难给自己带来的挫折和伤害，究竟应该如何面对？他也曾以博大的胸襟努力要求自己忘掉过去。特别是妻子萧珊的不幸之死，留给他心灵深处的伤痛太深太重。然而他真正认识到祖国——母亲与自己血肉相融的关系，还是在奉命会见於梨华这个“外宾”之后。巴金感到於梨华对他讲的全是肺腑之言。在会面中，他也从这位成功女作家的身上，发现了自己的弱点。巴金知道在“文革”中受到的冲击和非人待遇，尽管一度让他痛断肝肠，然而祖国毕竟是自己的母亲啊。
在此后的频繁外事活动中，巴金始终抱着这一原则：决不会在任何外籍作家面前“诉苦”，当然，老人更不想多谈“文革”遭际。他想说的都是自己对中国文学的痴情。1980年5月22日，巴金又在他那座飘荡着玉兰花香的小院里，会见了从美国回祖国访问的著名女作家聂华苓。
她同样是一位杰出的华裔作家，聂华苓虽然也是从台湾去美国从事写作的女作家，但她和於梨华所走的道路却大相径庭。这位湖北籍的女作家，曾在台湾主持过与蒋介石对峙的政治性刊物《自由中国》，在祖国大陆发生浩劫的前夕，她就毅然前往美国爱荷华大学任“作家工作坊”的访问作家。近几年来，聂华苓在美国极力主办旨在团结包括中国大陆作家在内的“国际写作计划iwp”活动，联络了许多海内外华裔作家。聂华苓在文学上的成就，是她——一个中国女人，1977年竟然成为了诺贝尔文学奖的候选人！这在华人作家中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
那天上午，聂华苓是和她的丈夫、美国著名诗人保罗·安瓦尔一起来到武康路13号小院的。巴金和她谈的主要是海外文学和台湾文学的现状等问题。聂华苓告诉巴金：海外的中国作家无时不在读国内作家的作品。她本人在三、四十年代在台湾时期，因为无法读到国内作家的著作，特别是像巴金等人的早期著作而倍感焦虑。那时的台湾最多只能读到徐志摩和朱自清的书。她开始研读鲁迅的著作大约是五十年代，所以她那时的写作就象孤儿一样地摸索着。
聂华苓认为：在台湾写作很困难，真可谓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当然，那时台湾的古典文学还是有的。她们那些在五十年代就开始写作的作家，也觉得是有丰富的文化遗产。但是聂华苓认为：我们现代中国人应该有现代中国人的处境，而且还必须要有现代中国人的文学。她是在这种情况下去了美国的。她对巴金说，她到了美国以后，又受到西方文化的影响，所以她就更加忧国怀乡，总希求将现代风格的写作融化在自己的传统文学氛围之中。
巴金通过和於梨华、聂华苓这两位海外女作家的交谈，使他进一步认识了世界。十一年的封闭和幽禁，麻木了老作家的神经。可是，当他对从海外来的客人谈起自己的写作时，巴金仍然充满着对祖国和人民的真诚之爱。他说：“我的写作也有曲折，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我开始学习马克思主义，但是我学得不好。我想用我这支写惯黑暗和痛苦的笔去改写新人新事，歌颂人民的胜利和欢乐。可是我没有充分的时间熟悉新人新事，同时又需要参加一些自己愿意参加的活动，担任一些自己愿意担任的工作。因此作品也就写得比较少了。有一个时期我到了朝鲜，在中国人民志愿军部队中深入生活。第一次接触普通的战士，同他们一起生活，我有些胆怯。一个长期关在书房里的人来到革命军人的大家庭，精神上当然会受到冲击，可是同时我感到温暖。指战员们都没有把我当作外人，仿佛我是家庭中的成员，而且因为我新近从祖国来，他们对我格外亲热。在朝鲜那个斗争最尖锐的地方，爱与憎表现得非常突出。人们习惯用具体行动表示自己的感情，我发现可歌可泣的英雄事迹天天都有。这些大部分从中国农村出来的年轻人，他们以吃苦为荣，以多做艰苦的工作为幸福，到了关键时刻，他们争先恐后地献出自己的生命。在这些人面前我感到惭愧，我常常用自己的心比他们的心，我无法制止内心的斗争。所以，我感到在中国写作是最大的幸福。”
来访的外宾们听了巴金的谈话，都无法相信他是在浩劫中九死一生的老人。因为巴金心里没有任何阴影，他的话语充满着对党和人民的赤诚之心。
巴金对来访的客人说：“我经常会想起我在写《第四病室》的时候，借书中人杨大夫的口说，‘变得善良一些，纯洁一些，对别人有用一些。’我爱上了这些人，爱上了这个环境，开始和他们交了朋友，我不再想到写作。我离开以后第二年又再去，因为那些人、那些英雄事迹都吸引了我的心。我一共住了一年。第二次回来，还准备再去，但是别的工作拖住了我，我离开斗争的生活，旧习惯又逐渐恢复，熟悉的又逐渐变为生疏，新交的部队朋友又逐渐疏远，甚至联系中断了。因此作品写得不多，更谈不上塑造人民英雄的形象了。”
来访的客人都希望巴金谈一点“真话”。他对“文革”也毫不避违，巴金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连话也不敢讲的人了，巴金的性格决定巴金在任何时候都必须讲真话：“‘文革’前我经常出国访问，发表了不少歌颂人民友谊事业、赞美新社会、新生活的散文。但这些竟然都成为我的‘罪证’，在‘文化大革命’的十年中作为‘大毒草’受到批判，我也被当作‘大文霸’和‘黑老Ｋ’关进了牛棚，受到种种精神折磨和人身侮辱，十年中剥夺了发表文章的自由。有一个时期，我相信过迫害我的林彪和‘四人帮’以及他们的爪牙，我相信他们所宣传的一切，我认为自己是‘罪人’，我的书是‘毒草’，甘心认罪服罪。我完全否定自己，准备接受改造，重新做人。我还跟大家一起祝福林彪和江青‘身体健康，永远健康’。在十年浩劫的最初三四年中，我甚至决心抛弃写作，认为让我在作协分会传达室里当个小职员也是幸福。可是‘四人帮’的爪牙却说我连做这种工作也不配，仿佛我写了那些书就犯了滔天大罪一样。今天我自己也感到奇怪，我居然那样听话，诚心诚意地，不以为耻地卖力地照他们的训话去做。但后来我发现这是一场大骗局，别人在愚弄我，我感到空虚，感到幻灭。这个时期我很可能走上自杀的路，但是我的妻子萧珊在我的身边，她的感情牵系着我的心。而且我也不甘心就这样‘自行消亡’。……”
所有在巴金客厅里听他谈话的外国友人，都不能不承认老人的心水晶般的透明。从巴金坦荡的谈话中，几乎看不出他对“文革”有半点怨恨与隐痛。特别是巴金在谈起刚刚结束的那场风暴时，他是这样说的：“我的头脑又渐渐冷静下来了。我能分析自己，也能分析别人，以后即使受到‘游斗’，受到大会批判，我还能够分析，研究那些批判稿，观察那些发言的人。我渐渐清醒了，我能够独立思考了，我也学会了斗争的艺术。在批斗了七年之后，“四人帮”及其党羽在一九七三年七月，忽然宣布把我的问题作为‘人民内部矛盾处理，不戴反革命帽子’，只许我搞点翻译。这样他们就把我打成了‘不戴帽子的反革命’。他们把我赶出了文艺界，我也不想要求他们开恩，给我一条生路。我找出四十多年前就准备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每天译几百字，我仿佛同赫尔岑一起在十九世纪俄罗斯的暗夜里行路，我像赫尔岑诅咒沙皇尼古拉一世专制黑暗统治那样，咒骂‘四人帮’的法西斯专政，我坚决相信他们横行霸道的日子不会太久了。我就这样活了下来，看到了‘四人帮’的灭亡。我得到了第二次的解放，我又拿起了笔。而且分别了十七年之后我又有权利、有自由和各国朋友友好的交谈了。现在，我又拿起了笔，我兴奋，我愉快，我觉得面前有广阔的天地，我要写，我要多写。……"
沉默的巴金又复活了。
他再不是从前在牛棚里敢怒不敢言的“牛鬼蛇神”，他是一个有胆有识，有骨气有思想的活生生的人！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前言
巴金反复强调，应该给“文化大革命”做总结，〈〈随想录〉〉就是这样的历史性纪录。
———柯灵：《〈随想录〉三人谈》
a，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自己1952年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前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有想到还会存留迄今。
b，巴金读到这里，心仍然在流泪。他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后，已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获悉了彭德怀的近况。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也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在“文革”中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了什么。
c，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回来，脑际中始终都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
d，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吃惊。因为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自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老人少见的震怒之时，报社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在冥冥中与彭德怀对话
巴金感到他又年轻了许多。
1977年夏天，他在武康路住宅里，继美籍华人作家於梨华来访之后，巴金的外事活动开始逐渐增多了。美籍华裔著名人士时钟雯来上海访问的时候，上级也请老作家巴金出面参加会见，因为那时的巴金已经显露出他那魅人的风采。特别是经历“文革”风雨之后的巴金，他在外事活动中的作用和影响当然是巨大的。不久，瑞典《火星报》一个访华团也来到了上海，他们指名要求会见中国的大作家巴金。巴金那矍铄的英姿和从容谈吐又一次让外国人惊讶。从香港来的作家参观团抵达上海，巴金也参加了座谈会，他再一次畅谈文学，畅谈人生。人们感到巴金还象从前一样健谈，一样文思敏捷，老人的心里洒满了阳光。总之，巴金还是从前的巴金。他幽静小院门前重又响起了汽车的煞车声和热闹的笑语。
巴金在繁忙的活动中，萧珊病逝后积郁在心头的悲伤与痛楚，直到这时才渐渐淡化。让老人高兴的是“文革”期间被人抄走的一些什物，在落实政策过程中都逐渐发还给巴金。在这些什物中不仅有他的东西，也有妻子萧珊的一些物品。巴金见到亡妻遗物，又忍不住想落泪。他在心里暗暗地说：“蕴珍，如果你能活到今天该有多好！唉唉，可惜，你走得太早了呀！……”
巴金在翻阅那些幸存之物的时候，有见到了许多文稿和信件。现在他感到这些本来普通的东西，如今变得格外珍贵。忽然，巴金的眼睛一亮，发现一封他从前写给萧珊的信。仔细一看，旧信竟然勾起了许多回忆：
蕴珍：
我们已经领到衣服和通行证，明天下午便出发了。我们搭下午5点40钟的火车，后天上午11点光景到沈阳。在沈阳大约还有五天的勾留。有一位前些时候因公回国的志愿军某部的参谋长陪我们同去平壤。出国后的日程和行止，现在还未决定。总之，这是一封在北京发的告别信。在沈阳我还有信寄回。
珍，拿着一管新华笔，在明亮的电灯下，对着从抄本上裁下的纸，我不知道写些什么好。你明白我这时的心情。我的确有千言万语，却无法把它们全倾泻在纸上。从明天起我们离得更远了。但这不过是一个开始。在沈阳我照样会寄信给你。然后，我又往前走，在平壤，大约还有信寄出，但是我恐怕抽不出写长信的时间了。
到3月下旬那才是我的新生活的开始，也就是我们真正的分别的开始。即使在几个月内我无法跟你通信，你不要为我担心，我一定会很健康地回来。以后信少，一则因为机会难得；二则，因为到部队以后我得先多跑多看，过一个时候才能够住下来，就是住下来时，也会有很多的工作。我会在工作中把自己锻炼得坚强，有用。我会吃苦，也会学习。
起初一个月的生活大约不容易过，我得咬紧牙齿。但以后就不要紧了。我有决心。而且想到你，想到孩子，想到大家，这会给我增加勇气，我的心里永远有你。在艰苦中，我会叫着你的名字。在任何环境下我要做一个值得你爱的人。
再见，现在是6日夜11点半，你应该安睡了。愿你安安稳稳地睡到天明。
祝好！
芾甘
1952年3月6日北京
巴金把那字迹已经有点模糊，纸页也已泛黄的信笺读了又读。他想起那是第一次前往朝鲜参加中国作家赴朝创作组时，在北京前往东北时写给妻子的信！这封信他做梦也没想到还会存留迄今。当初他在北京和朝鲜不知给萧珊写过多少信，可是，在历经大难之后，巴金没想到这封家信竟然还能幸存。
他的心顿时狂跳起来。见到给萧珊的信，巴金就会想起亡妻。他已经暗下了决心，他没有忘记萧珊临死前对自己的叮嘱：“一定要好好活下去。……”
巴金知道他既想好好生活下去，就要以坚韧的毅力忘记苦难的过去。然而，他力求自己在新时期到来的日子里，尽量少去回想往事。然而往事又不以他的意志为转移，仍然顽固地浮现在他的脑际；巴金越是不想回想萧珊，妻子的影子越是在他的眼前萦绕；事隔多年以后，当他再看到入朝前写给萧珊的信时，巴金的思绪又情不自禁飞回那难忘的抗美援朝年代……
1952年的春天比以往来得早，特别是祖国的北方更是春寒料峭。当时，巴金刚刚结束一个跨越半个中国的长途旅行，回到上海时已是1月上旬了。从前一年的夏天开始，他就率领一个艺术家采访团，前往革命老区去访贫问苦。巴金和代表团成员的足迹几乎遍及了整个华东地区，特别是在山东境内的访问，尤其让巴金心中感动。他看到老区的民众尽管生活艰苦，然而他们仍象战争年代一样拥护共产党取得的胜利！
看惯旧社会腐败天地的巴金，正是在这次从南到北，再从东到西的访问过程中，亲眼看到了解放区那明朗灿烂的天！虽然人民的生活仍然贫困，可是巴金却从心里感受到一股振奋的力量。他知道共产党的伟大就在于能够真正做为人民群众的代言人，而中国老百姓之所以从心里支持共产党政权，在于他们从执政党身上看到了生活的希望。
巴金回上海后，就准备把在华东数省参观得到的感受诉诸文字。那时，他有一系列写作计划。然而就在这时候，他忽然收到剧作家曹禺从北京寄来的一封信。在这封信中，曹禺向巴金建议，希望他最好暂且放放手边的写作，投身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上去。因为那里有许多动人的故事等待巴金去发掘。
巴金当然不会知道曹禺这封信，是代表中宣部某位领导的意见。不过他已经感受到，曹禺的信无论对国家还是对他自己，都是最及时最诚恳的建议。巴金知道没有什么比在战争打响的时候，勇敢投身朝鲜前线更为紧要的事了。于是，他马上决定到朝鲜去！
萧珊听到巴金的主张后，当然是无条件支持。无论是在抗战期间，还是她们结婚以后的漫长日子里，巴金和萧珊始终处于聚少离多的生活状态。现在好不容易赢来了和平，萧珊没有想到巴金反而比从前还要繁忙了。尽管巴金经常有写作之外的社会活动，可是萧珊对此感到高兴。她对巴金说：“你去吧，家里的事都有我来管。两个孩子也不用你操心，我只希望你能平平安安地回来！”
巴金与萧珊洒泪而别，然后他乘上向北京飞驰的列车。在古都北京，很快就组成了以巴金为组长的中国艺术家赴朝创作组。副组长是从延安来的著名版画家古元，而参加这个赴朝创作组的所有成员，也多是来自国内各地的著名作家和画家。这些颇有造诣的艺术家都在巴金的领导下，进行了赴朝前的紧张学习。巴金感到他此次赴朝，不仅仅是为着写作，更重要的是他负有一个特殊的历史使命：代着中国作家和艺术家对朝鲜人民的深厚感情，前往朝鲜战场去慰问中朝两国抗美前线的战士。
让巴金感到惊喜的还有，他在那些旧信件中，居然发现了一封萧珊亲笔写给他的信。他仔细一看，发黄的信竟然也是他在去朝鲜期间中收到萧珊寄自上海的家书。这样的信竟然在“文革”以后重新看到了，这对巴金来说不能不是一种意外的惊喜。
“这封信太珍贵了！”巴金情不自禁地感叹着，他看着妻子1952年给他的信，眼睛竟又湿润了！这原来是他刚从上海到北京时萧珊从上海写来的信。今天读到它，巴金就会想到他与萧珊曾经有过的爱情生活。
李先生：
今晚上小康请我们去吃面，出去之前以为有你的信来，没有等着，小妹吵着要看对面的电影，我把今上午写的信寄了。回家读到你的信，一时感情很波动，无法自制，我多么想能紧紧的拉住你的手，让你了解我心情之万一。上海自你走后尚未有阳光，你把雨帽丢在家里，如果你们不另发雨衣的话，我劝你立刻买一项，这里每天在下雨。刚才马弟弟出去时我让他戴你的雨帽。我陪了他们看二次电影，《中国杂技团》大家都满意。小妹，老太太都想看第二次，但最近不演了。你能留北京至月底，很好，至少我们离得很近一点，离开北京后，你会不会没有时间给我写信呢，我真怕没有你的信的日子。没有你的信，我怎能想象你的生活？你不知道有时候我多么的需要你，我多渴望你能更爱我一点，我好像还是一个没有长大的小女孩子。
刚才十二小姐没有回来，老太再三的对丁香她们说：后门别上锁，小娘娘没有回家！现在谁会这样的关怀我呢？有的只是需要我照料或关心的人，我得硬。一天晚上，睡在床上的时候，小妹很好奇的问：“妈妈，你为什么流眼泪了？”
我能对一个小女孩说什么呢。而且我最不愿意别人看到我的眼泪，或看见我哭。刚在小康家时，大家都以汝及人没有回到为奇，“家”还是非常温暖的地方。成都大嫂、三三都有信来，钱都收到了。译协抗美援朝的收据也寄来，我把几张收条放在一块儿。
雨还在落着，我真不喜欢。你猜我在哪儿给你写信？——我睡在床上，躺着给你写。今天天气又变了，外面好大的风。小妹听说你又有礼物给她。很快活。今天她一直问我，乌克兰是不是一个人，无论如何解释不清，这孩子主观也很强。冷得很，不写了，现在是十一点零五分，小弟还没有醒！
1952年2月珍
往事依如电影镜头一样在他的眼前闪回。
1952年3月的一个晴天，他坐在驶往东北的火车上，巴金是平生第一次来到陌生的塞外关东。当他望见横跨在鸭绿江上的大铁桥时，心情顿时激动起来。朝鲜的土地已在他的眼前了，战火硝烟已在这位作家的面前弥漫和缭绕。就是从那时候开始，在巴金的生活阅历中又有了赴朝这段非凡的经历。
巴金在翻阅从造反派手里退回来的查抄物品时，忽然发现一个小册子。那是一本他珍藏多年的纪念，虽然年深日久，杂志封面早已经褪色，然而他仍然下抻手就翻到那篇自己在赴朝第四天夜里，在朝鲜战场一个坑道里，就着昏暗的油灯写下的文章：《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
时光已经过了二十多年，可是，当年他在朝鲜第一次见到彭德怀元帅的情景依稀如昨。巴金发现彭德怀确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产党人，时至今日巴金还在心里暗暗赞佩着这位了不起的湖南汉子。他翻阅自己从前写的文稿，现在忽然感到有点陌生了。然而，自己当年笔下的文字，让他现在读起来，仍有一种亲切感：
“我们在三月二十二日正午以前，见到了志愿军的彭司令员。外面开始在飘雪。洞里非常暖和。这是一间并不太大的屋子，却在靠门的这一头，在低矮的石顶盖下，悬了两盏没有灯罩的电灯。……我们十七个从祖国来的文艺工作者坐在板凳上，怀着兴奋的心情，用期待的眼光望着门外半明半暗的甬道。我们等了一刻钟，我们等待着这样一个人：他不愿意别人多提他的名字，可是全世界人民都尊敬他为一个伟大的和平战士；全世界的母亲都感谢他，因为他救了朝鲜的母亲和孩子；全中国人民都愿意在他面前说一句感谢的话，因为他保护着祖国的母亲和孩子的和平生活。拿他对世界的贡献来说，拿他保卫祖国的功勋来说，我们在他面前显得太缈小了。所以听到脚步声逼近的时候，一种不敢接近他的敬畏感觉使我们忽然紧张起来。
他进来了。我们注意的眼睛并没有看清楚他是怎样进来的。没有挂任何勋章，一身简单的军服，显得很高大，年轻。他给我们敬了一个军礼，用和善的眼光望着我们。微笑着说：‘你们都武装起来了。’就在这一瞬间，他跟我们中间的距离忽然缩短了。我们亲切地跟他握了手，他端了一把椅子在桌旁边坐下来。我们也在板凳上坐了。我们刚刚坐定，他又带着笑说：‘你们里头有几个花木兰？’我们中间的三个女同志都笑了。他问我们：‘你们跨过鸭绿江有什么感想？’一个同志说：‘我们觉得是离开祖国了。’另一个同志说：‘我们不是跨过鸭绿江，我们是坐着车过江的。’他带着笑纠正说：‘不，是跨过的。’他拿左手抓住椅背，右手按住桌沿，像和睦家庭中的亲人谈话似的对我们从容的谈起来。他开头说：‘朝鲜人是个可尊敬的优秀的民族。他们勇敢、勤劳，能吃苦，能忍耐。我们来朝鲜以前对这一层了解得还不够深刻。他们给日本帝国主义榨取了几十年，现在又是遇着像美国帝国主义这样强大的敌人。他们现在是在苦难中，因敌机轰炸，有不少的人没房子住，也有缺粮饿饭的，我们应该尽力援助他们。他们在保卫世界和平的战斗中已经尽了他们的责任。’……”
巴金读到这里，心里似在流泪。
那一年，在离开奉贤五七干校回上海以后，巴金已经从红卫兵散发的小报上，得到一点有关彭德怀的消息。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这些艺术家的志愿军司令员，在“文革”的飓风中同样受到了冲击和迫害。想起彭德怀，巴金忽然感到他自己在“文革”中所受到的不公正待遇，其实根本就算不得什么。他是一个作家，而彭德怀却是一位出生入死的共和国元帅啊！他也知道彭德怀其实早在那场史无前例的动荡之前，就已在庐山上因为一份万言书失去了人身自由。想起彭德怀，巴金心里的沉重感忽又增强了。他的目光又移向那篇早年在朝鲜写的文稿上去。
他写道：“听着他浅明详细的反复解说，望着他那慈祥中带有刚毅和坚定的表情，我感到一股热流通过我的全身。朴素的话语中流露出对民族、对祖国的热爱，恳切的表情上闪露出对胜利的信心。他不倦地谈着，他越谈下去，我们也越感到温暖，越充满信心。我的整个心都被他吸引去了。我忘记了周围的一切，我忘记了时间的早迟。我忘记了洞外的雪。忘记了洞内阴暗的甬道。忘记了汽车的颠簸，忘记了回去时滑脚的山路。我甚至忘记了我们在国内听到的志愿军过去作战的艰苦。我只看见眼前这样一个人。他坐得那么安稳，他的态度是那么坚定，他忽然发出了快乐的笑声。这时候我觉得他就是胜利的化身了。我们真可以放心地把一切都交给他，甚至于自己的生命。我相信别的同志也有这种感觉。我们的这种尊崇的表情一定让他看出来了，所以他接着说：‘作战主要靠兵，自古以来兵强第一。强将不过是利益和士兵利益一致的指挥员。指挥员好比乐队的指挥，有好的乐队没有好的指挥固然不行，可是单有好的指挥没有好的乐队也不行。个人要是不能代表绝大多数群众的利益，他便是很缈小的。’……”
巴金读到这里落泪了。因为这篇稿件让他在二十多年以后重温，心情竟然是沉痛的。因为他清醒地知道当年在朝鲜坑道里接见他们的彭德怀司令员，如今早已不在人世了。他也和自己一样遭受过非人的待遇。想起彭德怀在那场风暴中的惨死，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反而是一个幸运者了。
巴金现在想起来，当年他把那篇文章写成后，又应邀参加了志愿军司令部欢迎“细菌战调查团”的大会。就在这次会上，巴金又一次见到了彭德怀，再次听这位湖南籍将军讲的话。他晚上回到驻地，又把前天晚上写好的《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一稿进行了补充。他把今天在会上听到的彭德怀讲话，加入了前一篇文章。他认为这样才让文稿更加丰富了。巴金并不是简单从事的人，为了慎重，他又把这篇文稿交给身边的同志们传阅，征求意见以后才交给新华社的同志回国内发表。
让巴金十分意外的是，他没有想到自己写的稿子，居然惊动了战事繁忙，军马倥偬的彭大将军。巴金更没想到彭德怀会给自己写来一封亲笔信。原来彭德怀是看到新华社转交他亲自审阅的稿件后，才决定向文章的作者说几句话的。他希望巴金对这篇文稿加以修改。彭德怀这样写道：
巴金同志：
“像长者对子弟讲话”一句改为“像和睦家庭中亲人谈话似的”。我很希望这样改一下，不知允许否？其次，我是一个很渺小的人，把我写得太大了，使我有些害怕！致以
同志之礼！
彭德怀
三月二十八日
巴金很感动。他没想到彭德怀会如此谦逊，如此虚怀若谷。他知道彭德怀的意见是对的，所以马上就对自己的文章作了订正。
“我要振奋起来，一定要利用幸存者的有限时间，再给读者们做一点事情。我要重新拿起笔来，写一些我熟悉的人和事，”巴金想起他在受到“专政”期间，就是因为这篇题为《我们见到了彭德怀司令员》的文章，曾经受到造反派无数次的质问与刁难。在文化大革命中，他这篇几千字的文稿还被造反派当成了"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大毒草"受到批判。上海一张报纸上还刊载了一篇《评彭德怀和巴金的一次反革命勾结》的文章，就是直接对巴金写的《我们会见了彭德怀司令员》而来的。
有人甚至说他是在为一个右倾机会主义者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在涂脂抹粉！在那漫天乌云散尽之后，巴金忽然感到自己当年在战地写下的稿子，是一种自豪！他能够有幸为彭德怀这样的当代英雄大唱赞歌，莫非不是一种骄傲吗？
也是在那些被退回来的查抄之物中，巴金看到了他当年在朝鲜归来写的小说稿《三同志》。这无疑也是一篇来自真实生活的作品，那是巴金在朝鲜战地采访和“深入生活”过程中，从无数志愿军战士的群像中发现的先进典型。
从朝鲜回到上海以后，他用一个月的时间，醮着泪水用笔写下了这篇《三同志》。然而，由于“文革”前夕他的社会活动过于繁忙，所以始终没有时间加以润饰及修改。这样，《三同志》便始终没有拿出来发表。现在，巴金把这历经劫难竟没有丢失的《三同志》反复看了一遍，他忽然感到这应该感谢那些来家里查抄的红卫兵小将们了。如果没有他们的保护，在“文革”中他也许早把这样的稿子付之一炬了。而《三同志》居然幸免于劫，这实在是不幸中的万幸！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一部积压了15年的中篇小说
武康路13号在1977年盛夏将临之时，焕发出一股勃勃生机。
巴金感到他又像建国初期那样产生了强烈的创作冲动。他知道写小说和翻译别人的著作大不相同。写作要有灵感和冲动，否则他笔下便不会涌现文彩辉煌的文字。在过去十多年里，巴金已经绝少在心中产生这样的冲动了。创作欲望随着一次又一次无情的精神打击已变得黯然失色。有一段时间他甚至连文艺作品也不想看，因为那时的所谓文学作品，不过是江青允许出版的几本。除了《红岩》尚有一定的文学品位之外，绝无仅有的几本小说，大多参杂了“文革”时代特有的“假大空”文风，那样的小说即便勉强他读下去，也会让人如同嚼蜡、兴味索然的。
而今巴金是从《三同志》的旧稿中，又一次品味到五十年代那场战争的硝烟气味。他心中的创作冲动在与日俱增着，巴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从消沉与悲哀的心态中挣扎和解脱出来。只有自己重新开始写作，才能对得起在九泉之下的亡妻萧珊。他究竟写什么呢？“文革”时期他是没有生活感受的，即便有生活，也大多是灰暗色调的东西，善良的巴金不希望在他的笔下过多再现那些阴暗面的作品。
虽然“伤痕文学”在那一时期相当盛行，不过巴金也不希望自己的作品成为赶时髦的“过往云烟”。他这一辈子的写作宗旨，始终恪守不写则已，一但动笔他就必然要写自己熟悉和感人的东西。也许正是在这种思想的支配下，巴金才感到他有必要对“文革”前写的这部《三同志》进行必要的加工和修改了。他太留恋朝鲜战场上的那段生活经历了。他现在越加感激当年自己受命前往朝鲜前线的历史，他认为那是自己一生中最值得怀恋的时光。
“离开平壤的那个夜晚，同志们都上车了，我还站在文化宣传省的门前，我最后一次望着对面月光下的牡丹峰。苏军解放朝鲜纪念塔和牡丹峰国家剧场炸毁后的门墙还看得见。一层朦胧的银白色笼罩了整个平壤城，牡丹峰下面的白色中闪出来几点灯光。对这英雄的城市，这美丽国土和这勇敢、热情的人民，我感到一种不能用语言说明的热爱。我真愿意在这里多留一些时候。可是嘎斯车戴着我们缓缓向下面的市街驶去。穿过那些砖瓦堆，穿过那些断墙残垣，经过那些颜色鲜明的衣裙、头上顶着包袱的朝鲜女人的身旁，经过那些矮小，简单的店铺门前，我们的嘎斯车走出了平壤。迎着那不断的人流和车流，沿着那条被美国飞机永远炸不断的公路跑去。……”
巴金的思绪又找到了二十多年前。他同样写于朝鲜前线，发表在1952年《人民文学》6月号上的短文《平壤，英雄的城市》，现在就摆放在他的面前。当他想重新修改《三同志》的时候，必须重新阅读过去的文字纪录。经过漫长的浩劫之后，巴金的藏书仍然没有不允许拆封，所以，巴金就只好设法在上海图书馆里寻找他从前笔下出一的朝鲜。
那时候图书馆所有藏书都还不能公开对外阅读，巴金费了许多周折，才找到他想读的资料。当年发表在《人民文学》上的作品，竟然在这位年逾花甲的老作家面前，再现出他当年在朝鲜的经历。那无疑都是灵魂深处弥足珍贵的记忆！
巴金静静伫立在小楼的落地窗前。面对着院子里两棵枝繁叶茂的玉兰树，在想他早年在朝鲜会见金日成的片断。他和他的创作组成员在平壤只住了4天。和金日成见面竟然是在一间没加修饰的普通房间里，穿着马裤和军衣的朝鲜人民军领袖，就在这里工作，他面带微笑，和霭可亲地和巴金等人谈了一个多钟头。金日成说的话，在事过多年后巴金已经无法记得了，他现在仍有印象的是金日成那年轻圆脸上洋溢着的笑容。那是自信的微笑，他笑容里似乎有一种凭任何力量也难以转移的坚定意志。巴金知道金日成和彭德怀一样，也让他心中感动和激动过。也许正因为他和这样的伟人有过交谈与会见，所以才让巴金对朝鲜、对那场战争产生了一种必胜的信心！
事过几十年以后，留在巴金记忆中的金日成还像当年一样鲜活，一样栩栩如生。他现在只记得金日成说过的一句话：“朝鲜可以引为骄傲的是，朝鲜的妇女是英雄的妇女！”
“我为什么不能把朝鲜的英雄人物再现在中国读者面前呢？”这是巴金站在小楼上沉思多日才发出的感悟。巴金在修改《三同志》的过程中，才感到他的生活积累已经因岁月的磨励而消失贻尽了。批斗与游街，艰难的干校生活，以及家庭的变故冲淡了他心中所有的感受。特别是他在朝鲜的生活，大多都已经淡忘了。如果他想改好《三同志》，至少还要重新回顾和沉思。巴金决不是急于求成的作家，他每写一部作品，无论篇幅长短，都要经过认真反复的思考与构思，在对人物完全了然于胸之前，他是决不会轻易诉诸笔端的。
巴金的《三同志》，曾经几历寒暑，增删多次，几乎浸透着这位文学巨匠的心血。当年他从朝鲜战场归来后，脑际中一直在构思这部稿子，他希望有一天把《三同志》写成一部催人下泪的作品。这也是他自《家》《春》、《秋》三部曲完成以后，花费精力最多的一部小说。巴金在五十年代末就开始动笔，以便实现他的这个“朝鲜之梦”。
然而，初稿在1961年在成都写出之后，巴金自己始终不满意。他发现这部由25个章节组成的中篇小说，并没有把他在朝鲜战场上经历与采访到的众多感人故事包容进去。这样，他就把《三同志》暂且放在自己的抽屉里，他想先让自己从故事中走出来，经过认真的思考沉淀以后，再对此稿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然而在过了一年后，当巴金把《三同志》从头至尾再作一次认真的修改时，他自己仍然不满意。
到了1963年夏天，巴金再找机会把这部稿子从头至尾看过一遍。在经历三年的时间后，巴金对书稿中的人物又重新进行了一次深刻的反思。巴金认为他不能轻易随便地发表这部小说。他认为自己是从朝鲜战场回来的作家，他要把那些牺牲在异国土地上的英雄们，在自己的小说中都得到最完美的艺术体现，只有这样才能对得起那些壮烈牺牲的英雄。所以，1963年冬天他把《三同志》再次修改过后，左看右看都不满意，最后，巴金才决定对自己精心改过多次的作品进行冷冻。
在长时间的冷冻中，巴金并没有因为频繁的社会活动而淡忘了《三同志》中的人物。他知道书稿中的人物，都是他从前在朝鲜战场上最好的朋友。他不希望以一部尚未成熟的作品去急于哗众取宠或换取某种实惠，凭巴金在国内外的影响，他自知如果把《三同志》拿出来，肯定会有许多家杂志社前来争抢。越是这样，巴金越要慎重。他在心里暗暗告诫自己：“宁可小说不发表，也一定要把它修改成真正感人的东西。”
1964年夏天，武康路上那个小小的庭院里，夜灯常常彻夜不息。巴金是在百忙之中重新把《三同志》找了出来。他知道现在是把这部书稿推出去的时候了，已在自己抽屉里四历寒暑的中篇小说，他现已做到了字斟句酌。而且上海和北京的许多刊物，此时都正在频频向他约稿。大势所驱，巴金这次似乎已经下了最大的决心，他想利用夏季的晚间休息时间，再把《三同志》加工润饰一番。他知道只要自己愿意把稿子拿出来，随时可以问世。然而经过几个夜晚的伏案修改，巴金竟然再一次停下笔来。
他发现《三同志》中仍然存在许多不足，而书稿中的毛病，并不是几个夜晚就可以解决的。巴金越是这样想，越不希望自己草草收兵。他有种修改不好死不休的意志，无论书中的人物还是情节，巴金都不肯轻易放过。他要求自己至少要达到自己满意的水平，才能拿出去公开发表。
秋风吹散了盛夏的严热，冬天很快就来了。1964年就这样过去了。他宁可写一点随笔和散文应付那些纷至沓来的约稿，也不肯轻易把自己的《三同志》出手。到了1965年冬天，巴金又有了一点闲暇时间，这时他又想起了抽屉里那部已经被自己圈圈点点，用红笔勾划成一片红色的稿件。
这次，巴金从春节前一直改到严冬将尽，可是，他仍然还是不满意。这样巴金就只好把稿子再次放下，到了当年的5月，春风已经吹开他院里玉兰树的花蕾之时，巴金才又一次把《三同志》找出来。这次他几乎把所有不如意的地方都加了一遍功。然而，就在他准备把《三同志》拿出来发表的前几天，巴金竟又改变了主意：“还是再等一等吧。与其就这样把它发表出来，不如再认真的改一下！”
本来，巴金还想在1966年春天，继续对自己倾注心血的《三同志》再作一次修改，然而他做梦也没有想到，就在这一年春夏之交，一场旷古少见的红色狂飚猝然袭击着大江南北。全国动荡的形势已经无法让巴金继续坐在桌案前，修改他这部在朝鲜战场上为英雄们写就的中篇小说了。在过去的十几年中，巴金即便在任何困难和情况下也没有忘记这部小说，然而那时他连自己的身家性命尚且难保，又怎能找机会接触这部《三同志》呢？好在经过大灾大难之后，这部手稿居然出奇不意地保存了下来。可是，就在巴金决定把《三同志》作为自己劫后余生的第一部小说推出的时候，他忽然又感到如若把《三同志》公开发表，自己至少还要下一番功夫。
他不能为修改《三同志》再去朝鲜了。巴金纵有此心也不便远行，他毕竟年迈了。行走也有些困难。这样，他就必须借助于第二手资料，重温几十年前的那场战争。当然，重读自己的同类作品更为有益，那毕竟是他曾经经历的生活。大同江畔的三千里江山，时至今天仍在巴金的脑际里留有深刻的印象。
“下了一天的雨，到傍晚，天晴正了。夜幕落在整个山上。起先还有几缕灰白烟从近处大厨房里的烟囱里冒出来，后来它们也消失了。夜色越来越浓，只有山下开阔地里几块水田和水荡在发亮。从那里送过来鼓声似的蛙鸣。空气清爽，新鲜，这是朝鲜战地上的一个平静的春夜。在不远的地方响起了歌声，年轻的声音唱着《王大妈要和平》。起初是一个人唱，后来两三个人一齐唱起来。歌声刚刚落下去，接着就迸发出快乐的笑声，几个人用不同省份的口音在讲话。后来话声也听不到了，我这时才注意到在另一个山坡上也有人大声讲话。……”巴金翻阅1952年8月的《人民文学》，果然从中找到他在朝鲜写的散文《朝鲜战地的春夜》。他现在读起来，仍然让巴金心驰神往。没有谁比巴金更熟悉朝鲜了，那里的每一个山头，每一条河流和水洼，迄今都在他的头中留有深刻的印象。他决定把从前的生活重新活化起来，以变成自己灵感的冲动。
很快巴金就发现，《三同志》如果依照旧有的基础继续进行修改，发表之后的效果肯定难如人意。这部稿子与当年他在朝鲜写成的小说《团圆》大不相同。《团圆》有生活的原型，也有他多年在上海生活的积累，所以在自己笔下塑造出一对在战场上重逢的老战友，写起来就得心应手。而《三同志》尽管也同样来源朝鲜战场的真实生活，却由于结构等诸多问题，让巴金感到改起来力不从心。这样他就决定从《三同志》中择取一个人来写。这就是他后来写成的《杨林同志》！
杨林是巴金较为熟悉的志愿军战士。他的音容笑貌在事过几十年后，仍然在巴金的眼前浮动闪现。他记得自己在1952年从朝鲜回国，在北京作短暂停留的时候，曾经在宾馆灯下写了一篇《向朝鲜战地的朋友们告别》。这篇稿子巴金早在离开朝鲜前夕就已经打下腹稿，在回国的列车上写了草稿。他那时是怀着真诚的思念之情，一笔笔记下了当时的感情。这篇文稿后来他发表在当年10月25日的《北京日报》上。现在巴金把那篇文章也找到了，看着自己从前写的文字，巴金忍不住又要流泪了。
他这样写道：“离开朝鲜的前一天，我深切地感觉到这个国土和这里的朋友们牵引我的心。我真想抓住那一秒钟，一分钟，一点钟箭也似飞去的时间。我真愿意跟那许多我敬爱的朋友再见一次面，再听他们谈一次话，再和他们相处一刻。我要永远保留着我前线生活的记忆。那些兴奋日子的回忆。明天汽车就要载着我穿过敌机的封锁线向祖国驶去的时候，朝鲜秋夜的寒气会浸透我的棉衣，但是我身边带着朋友们给我的温暖，朋友们的英雄的面貌会给我照亮道路。……”
夜灯幽幽。巴金来到楼上的书房里，他在桌上铺开了稿纸，写下《杨林同志》四字！这是他在“文革”后动笔写小说的开始，因此巴金感到自己的笔非常凝重，他要求自己还像从前那样写作，以自己的感情，以自己的热血，以自己对生活的感受来写。
当笔下流淌出无数优美文字的时候，巴金的头脑里便会融入电影似的境界中。
他眼前好象出现了电影中的镜头。那是他一生中绝无仅有的现实生活题材的电影，1964年由长春电影制片厂拍摄的《英雄儿女》。
硝烟滚滚唱英雄，
四面青山侧耳听，
晴天响雷敲金鼓，
大海扬波作和声。
人民英雄驱虎豹，
舍生忘死为革命。
……
老人耳畔仿佛又响起那熟悉的旋律。这支熟悉的歌曲，巴金永远也不会忘记，即便在他受到“专政审查”的黑暗岁月里，即便他一人离开了上海的家，前往奉贤五七干校参加田间劳动的日子，巴金只要在思想困苦的时候，就会一人偷偷地哼唱这支曲子。不知为什么从来不喜欢歌舞弹唱的巴金，只要他在心里哼唱这支曲子，心中所有的郁闷、苦楚和怅惘，都会随着歌曲而消逝无余。
巴金很感激长春电影制片厂。他一生中许多著作曾经搬上银幕，特别是成名作《家》，不但被搬上过银幕，也搬上过话剧舞台。然而，巴金心里最喜欢的电影，无疑就是这部根据他小说改而编成的故事片。这当然与巴金在朝鲜生活的那段难忘岁月不无关系。
想起《团圆》这部电影，巴金就不能不想起与电影中英雄群像相关的生活。那一年他到朝鲜率创作组进行实地采访，在志愿军某团六连体验生活的时候，他本身就接触到电影和小说中的人物原型。六连战友们向巴金讲了许多感人的故事，其中最让他难忘的的，就是六连在开城保卫战中，战斗打到最激烈的时候，整个阵地最后只剩余两个人，他们就是班长赵先友和通讯员刘顺武。尽管数倍于他们的美国鬼子已经挺着刀枪从山坡下冲了上来，可是赵班长和小通讯员仍然拼命抵抗，直到打得弹尽粮绝，仍然没有一丝惧色。突然，刘顺武发现美国兵已经从他们身边冲上来了，赵先友急中生智，当即举起手里的步话机，大声向团长报告：“敌人已经冲上来了，不要管我们，快向我们开炮！快向我们开炮！……”
这一壮烈的场面巴金虽然没有亲历，然而六连战士的讲述，曾让巴金为之心动。当他从团长事后的回忆中听说赵先友和刘顺武壮烈牺牲的经过时，眼前始终闪现两个英雄的身影。也许就是从那时起，一个尽快用小说形式把英雄六连死守开城前沿的经历写成文艺作品的念头，十分强烈地在作家心中涌动了。
巴金回到上海后，每当他想起英雄六连的经历，就会感情冲动，激情不已。但是，他这种创作欲望，直到60年代初期才得以真正渲泻。他不能单纯向读者交待一个简单的英雄死守阵地的场面，巴金的独到之处就在于他必须要把真实的历史赋予新的生命。于是，他调动自己多年在上海的生活经历，决定丰富这一素材。巴金知道上海同样有一些志愿军战士牺牲在朝鲜战场上了。作为上海的作家，没有谁比巴金更理解和熟悉上海群众对抗美援朝战争的感情了。这样，才有了一个带有传奇色彩的故事——小说《团圆》的诞生。
本来，这篇小说在巴金最初的设想，只供那些没有到过朝鲜的祖国亲人们阅读。可是他没有想到，小说《团圆》在刊物上发表以后，反映十分强烈。巴金更没有想到自己这篇小说，竟会引起北京文化部副部长夏衍同志的注意。夏衍阅后即指示中央电影局，把巴金的《团圆》列入1963年的拍摄计划。中央电影局很快就把拍摄电影《团圆》的任务，落实到长春电影制片厂。
长影对巴金的《团圆》格外重视。他们马上组成以著名导演武兆堤为首的创作班子。开始着手对小说《团圆》的改编，武兆堤和编剧毛烽来上海拜见巴金，他们很快就对未来的影片达成了一致共识。
剧本初稿写成后，巴金非常满意，因为电影剧本中加强了许多原小说中不曾出现的情节与人物。特别是对王成形象的塑造，更加具体和突出了，毛烽和武兆堤听到巴金的介绍，他们都对那位牺牲在阵地上的赵先友，死前对报话机大声呼叫：“向我开炮！”这一细节大为欣赏。所以，王成的形象在电影中得到了更加鲜明的体现。演员阵容也让巴金十分满意。
长影为拍好这部重点故事片，特别从北京请来著名表演艺术家田方，出演片中我军军长王文清。由刘世龙来扮演王成，老演员浦克扮演影片中的朝鲜族老大爷。此外，郭振清、刘尚娴、周文彬、赵文瑜等著名演员，都在此片中联袂出演，阵容强大极一时之盛。尽管《英雄儿女》一片在全国上映后，让更多没有到过朝鲜前线的观众，通过艺术形象更深一层的了解到那可歌可泣的生活，然而让巴金始料不及的是，在十年浩劫中，江青竟胡说此片是“大毒草”！巴金因此遭到严重的冲击。
现在，当巴金决心再写一部以朝鲜战争为背景的小说时，《团圆》的艺术形象就会在他心中浮动。《三同志》和自己的《团圆》比较起来，它的艺术成就如何？它的思想性如何？如果《三同志》的思想性和艺术性不能超过自己曾经有过的同类作品《团圆》，那么巴金就决不会轻易发表它。
巴金几经苦思，最后决定放弃自己多年心血的结晶，他仅仅从《三同志》中选取一部分情节，另起炉灶地重新写成了短篇小说《杨林同志》！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白发人拍案为哪般？
在小说《杨林同志》写作快要杀清的时候，上海的天气更加炎热起来。
这时候，社会活动也多了起来。他的思路不能集中，文稿也写得不顺利。他在有关方面的安排下，不断出席与他相关的外事活动和集会。1977年成了巴金最繁忙的一年。这是十几年来过惯沉寂生活的巴金意想不到的。久卧思动成了老人的强烈欲念。那年春天，当他出席上海文学界举办的纪念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65周年座谈会时，多年来与世隔绝的一批文艺界老友们，第一次见到了隐居的巴金。
出现在友人面前的巴金，几乎没有太大的变化。他虽然受到种种难堪待遇和痛失萧珊的精神磨难，然而老人脸上依然挂着温和的笑容。只是他的头发全白了，让所有劫后重逢的朋友们大吃一惊。他们看到巴金的头发尽管已银白若雪，然而头发是代表一个人性格的，那些白发依旧倔强地根根直立，似乎在告诉所有与会的友人说：“我还是从前的巴金，一点也没有变！”
巴金除和国内朋友进一步接触之外，他开始在写作之余会见外宾。夏天，他出席了一个招待日本代表团的宴会。那是日中友好国民协议会和日本要求归还北方领土活动家组成的访华团。这些日本友人来前都听说作家巴金在“文革”中已经自杀了，然而当巴金精神矍铄地坐在席间时，日本客人们都振奋起来，拼命鼓掌。之后，大家纷纷过来和这位写过著名小说《家》的作者握手，祝福老人终于熬过了一场大灾大难；
不久，巴金又在他武康路寓所会见了日本著名社会活动家中岛健藏。他们谈得很好，尽管那时的巴金已有会见外宾的自由，可他心中仍有余悸，所以谈起话来还相当谨慎。后来，他又出席上海市款待南斯拉夫总统铁托的盛大招待会，接下来，他接受了法国客人露阿夫人的访问。总之，巴金重又恢复了从前那样的生活秩序。他的心中充满着快乐。阴影似乎正在心头悄悄消散，从前那已经习惯了的寂寞不见了。巴金也希望与他人交流，特别希望与那些多年不见面的朋友们交流。他开始不停地写信，和那些十多年里不知去向和音讯的友人又续上了关系。
巴金走出他幽静的小院以后，街头迎接老人的再不是冷漠和冰霜。可是，巴金并没有陶醉在鲜花和笑脸之中。他知道自己毕竟是作家，由于浩劫他已经整整失去了11年宝贵光阴。而今巴金清醒地意识到，他再也不能把大量时间消费在一些频繁的社交中。他要让自己冷静下来，把有限时间都用到写作中去。巴金不是那种情愿让时间轻易付诸东流的人。那时，他翻译的赫尔岑《往事与随想》，才刚刚进行了三分之一，可是，巴金的思绪却不以自己的意志为转移，转移到他人生暮年最重要的著作上来，那就是《随想录》的写作。
谁也不知道巴金华章浩繁的巨著《随想录》，竟然会起因于偶然。
1978年4月的一天，巴金忽然收到一封从香港寄来的信件。他感到十分意外，十几年来他和香港几乎没有任何联系，是什么人会忽然从维多利亚海边寄信给他呢？怀着激动的心绪，老人拿着那封来信回到他的小楼上，坐在阳光里拆开那封特殊的函件，里面竟是一张写满毛笔小楷的约稿信。他再一看约稿者的署名，竟然是他从前在上海时结识的老朋友潘际垌。当年他在上海写小说《家》之后不久，作为文艺编辑的潘际垌就向巴金约过稿子，早从那时起，他们就成了一见如故的好朋友。让巴金尤感意外的是，潘际垌前几年始终住在北京，听友人黄棠说过他，在“文革”期间潘际垌一直在北京自来水公司里参加劳动。
可是，巴金无法知道几年的音讯久疏，潘际垌如今居然忽然又到了香港，而且据他在来信中称，自己又回到了从前供职的《大公报》，受命主持副刊《大公园》。潘际垌告诉巴金，他非常想念他。早在巴金恢复自由以后在上海《文汇报》上首次发表《一封信》时开始，在北京的潘际垌就在悄悄观察与注视这位老朋友在上海的变化。他在为巴金重新回到作家书桌前执笔写作暗暗高兴的同时，也在悄悄寄希望于有一天能再象从前那样编发巴金的文稿。如今他终于如愿地回到了香港《大公报》，所以，潘际垌现在想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约巴金为他主持的《大公园》撰稿。
巴金非常高兴。因为他知道在国内尽管已有了发稿的空间，然而有些话在上海还不好写，也不好发。而香港《大公报》无疑是一块理想的发稿园地。于是他在翻译《往事与随想》的间歇，忙里偷闲的写了一篇随笔。题目就叫作《谈〈望乡〉》。巴金所以写了这个题目，不仅仅是因为他最近看了一部当时正在国内上演的日本电影《望乡》，他也决不是一个喜欢写影评的作家。巴金之所以要为一部日本电影大发感慨，完全是针对当时国内的极左思潮。
在巴金看来，《望乡》本来是一部如实再现日本战争时期妇女命运的现实主义作品，他尤对电影中的最后一个镜头大感兴趣。那些死于南洋的日本军妓们的一座座坟墓，居然都将她们的墓碑背向着日本本土的方向。巴金感到这个镜头很具有特殊的影射意义，无声的画面让老人陷入良久的沉思。他知道这组镜头足以说明影片的拍摄者，是以正义作为全片基调的。然而当《望乡》在中国内地上映以后，那些在“文革”中看惯了八个样板戏和《春苗》等电影的人们，却无法接受这样真实的电影画面。巴金心里有许多真话，就希望在香港《大公报》上找一个可以倾吐的园地。这样，他就复信同意了潘际垌的意见，并且决定马上就寄稿过去。
巴金的《谈（望乡）》便成了他《随想录》中的首篇！
此文在香港《大公园》首发之后，马上就激起了一片叫好之声。除巴金的文笔老辣，看问题的尖锐，当然还有巴金非同寻常的名气，这一切必然都会引起熟悉他的香港读者的欢迎。于是潘际垌就再次约稿，巴金也就再写了续章《再谈（望乡）》。
接下来潘际垌决定继续约巴金撰稿。而且他还希望在《大公报》上特别为巴老开辟一个随笔的专栏。巴金那时已经对自己是否写一部数十万言的《随想录》产生了跃跃欲试的念头。他感到自己应该在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的同时，也为自己写一部同类的作品，留存在他自己的身后。赫尔岑是俄罗斯人，他可以写一部让人垂青的〈往事与随想〉，卢梭可以写一部让后人惊警的〈忏悔录〉，那么，巴金为什么不能写一部属于自己的同类著作呢？产生这种大胆的想法以后，巴金就决定把翻译赫尔岑《往事与随想》作为他“文革”后期的练笔，再以大量随笔写成自己的《随想录》，这样两稿齐头并进，既完成了多年的夙愿，也可以让自己的写作有一个完满的结局。
当在香港的潘际垌听到巴金这一庞大的写作计划之后，他马上写信表示祝贺，并且当即把《大公报》上的专栏命为《随想录》，专供巴金一人定期或不定期的发表随笔。
可是，让巴金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是，就在他的专栏在香港《大公报》上开辟不久，就听到了一些风言风语。在上海当然会有一些反映，不过反响并不强烈，而北京则不同了，那时已经有朋友从北方给巴老写信或者托人捎信，要他最好不要继续在香港《大公报》上发表随笔了。因为有些人已经把巴金当成“不同政见者”看待了。
巴金听了这些流言和非议，并没有动摇自己的写作计划，只是浅浅的一笑。他再也不是“文革”期间无所适从的巴金了，他也不再是自己在〈随想录〉自责的巴金了。他记住了好友萧乾不久前的那句题词：“巴金的伟大在于敢否定自己。”巴金当然不是因为听了萧乾的话才决定在文章中讲真话的，巴金是在反思自己几十年走过的路以后，就已经悟到了这一真理：“晚年了，再也不能讲假话了。从前在那些无休止的运动中，已经违心地说了许多假话，现在再也不能那样做了！”现在当巴金听到一些意外的杂音，没有更动自己写〈〈随想录〉〉的计划，他泰然处之，对自己的朋友笑道：“别人喜欢叽叽喳喳，就让他叽叽喳喳好了，我既然要写作，就要写真话了！……”
巴金在那些熟悉他的友人中，始终是一位谦和温存的老人。他从来都是低调生活，性格儒弱而拘谨，写文章当然也文如其人。很少有人见巴金为了某一件小事发脾气。然而当一些让人不愉快的叽喳之声越来越大时，巴金在他的朋友面前终于说了心里话，他说：“五十年代我不会写《随想录》，六十年代我也写不出它们，只有被人剥夺了自由，在牛棚里住了十年之后，我才想起我自己是个‘人’！……”
巴金在说这些话的时候，脸色是凝重的。老人眼神里好象在燃烧着一股火，那是他真实感情的流露。他激动地把自己对〈〈随想录〉〉的真情写在一封寄给友人的信上：“整整十一年的时间里我发不了一篇文章，不过我自己有了思想准备，只要有机会就写，绝不放过，这一次我算对自己负了责，拿起笔我便走向己的路，我想说的，不需要别人给我出主意！……”巴金那如火如铁的坚韧性格，万没有想到会在这一敏感事件上显露出来。原来他并不是一个惟命是从、没有思想也没有主观意志的人！
巴金当时并没有当真，在那种时候，“四人帮”虽然被粉碎了，可是极左的思潮并没有因为这四个代表人物走进历史的尘埃而烟消灰灭。所以巴金对那些发自暗中的非议不以为然，他始终认为自己应该讲真话了，过去11年他不敢讲真话，已经感到有些对不起读者。如果现在他再不敢讲，那么又如何让自己心安呢？于是，巴金继续给香港的潘际垌投稿。他写的随笔也仍像往常一样如期刊发在香港《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里。然而，意想不到的事情还是发生了，以至于让巴金知晓真情后脸色因气愤而涨红了。这是老人多年来很少发的怒火。
原来，就在鲁迅诞生一百周年的时候，巴金出于对鲁迅的热爱之情，动笔写一篇《怀念鲁迅先生》的文章。本来他在这篇文章中并没有写任何敏感的话，只是流露出巴金对这位前辈师长的真诚感情。可是，当这篇只有几千字的随笔在《随想录》专栏上发表出的时候，巴金看了不禁暗暗一怔。
此前他给《大公报》的任何文章，几乎都是全文照登，不差分毫。可是这篇小稿居然被删除了多处，有些话巴金是不同意删节的。可是，也被人粗暴的删掉了。他知道潘际垌对自己是绝不会如此粗暴横加删改的。即便他想删改，也会征询巴金的意见。可是这次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文章的背后莫非有什么不需要作者了解的背景吗？
巴金吃惊的是在这篇纪念鲁迅的文稿中，凡是他笔下涉及文化大革命的只言片语，几乎全部遭到了大刀阔斧。他实在不明白，国内已经在开始拨乱反正，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的讨论也在报上轰轰烈烈展开了。可是，为什么有人仍然不喜欢听他在自己的文章中抨击已经被实践验证了的“文革”呢？
巴金反复把那篇遭到报社删改的文章看了又看，他一人来到了小楼的顶楼。在这里他可以居高临下俯望楼下那幽静的小院，萧珊在时的那个秋千架，现在早已经荡然无存，花花草草在经历那场灾难以后也变得稀疏凋零，侥幸保留下来的只有那两棵萧珊与他同栽的玉兰树。老人站在灰暗的暮年晚霞中，严峻的面庞上镀上一抹淡淡的金辉。他心绪很复杂，眼神里又流露出那常有的淡淡感伤。这种神情在当年抗日的烽火中曾经有过，“文革”后期巴金眼神里的忧郁早已经消逝和淡化了，然而如今他这扇心灵的窗口再一次映现出了他心底的忧虑。
“我不能这样无声面对，我要抗争。”巴金回到楼下书房，在灯下重新摊牌开了稿纸，他决定马上就给在香港的潘际垌写一封信。老人一怒之下，决定再也不给《大公报》的《随想录》专栏写稿子了。在巴金的写上有这样的话：“我不会再给你们寄稿了，我搁笔，表示对无理删改的抗议。让读者和后代批评是非吧！对于一个写作了五十几年的老作家如此不尊重，这是在给我们国家脸上抹黑，我绝不忘记这件事。我也要让我的读者们知道！……”
巴金愤怒的抗议让香港《大公报》颇感吃惊。因为他们从没有看到巴金也会发火，而且这火一旦发作就让人吃惊。他们也不希望删改巴金的作品，潘际垌作为巴金《随想录》的责任编辑和朋友，他当然更不希望随便更动作者的原文，而是出于某种意想不到的压力，最后才不得不这样做。而如今当巴金为了一篇文章表现出的少见震怒，让报社里的上上下下都为此震惊了。直到这时，他们才意识到在《怀念鲁迅先生》一文中，并没有非要删节的必要。
潘际垌的眼前又浮现出巴金那张含笑的脸庞。早在数十年前，他就是通过向巴金约稿，才有幸与这位以《家》和〈〈寒夜〉〉蜚声海内外的大作家的。几十年过去了，巴金留给这位资深编辑心底的印象，似乎始终与微笑、温和、谦逊、宽容这样字眼不无关系。可是如今他竟为了一件小事发起火来，而且从老人来信中的字句里不难看出，巴金的火气是不可遏制的。
他似乎看到一双含怒的眼睛正在那里怒视他和无理删改他文章的人。这究竟是为什么？莫非巴金没有涵养吗？非也！没有谁比潘际垌更了解巴金的为人了。那么，是“文革”结束以后巴金地位的看涨，他会一改多年的谦和性格而变得傲慢无礼了吗？也不是。潘际垌知道像巴金这样的慈祥老人，即便到任何时候也不会改变性格中固有的东西，那就是善良与谦逊。
既然如此他为什么宁可中断与《大公报》的联系作为发泄的条件呢？显而易见是这表面上寻常人不以为意的小事，已经深深剌痛了老作家的心。没有什么比无故擅动他笔下文字更让老人震怒的了，因为在巴金看来这是对他的一种侵害与侮辱！
潘际垌当然不肯就这样中断那个几可做为《大公报》名牌栏目的《随想录》。他仍然给巴金写信，他仍然不断向老人发出约稿的请求。潘际垌理解巴金的自尊心，没有什么比一个人的自尊心受到剌痛更为严重的了。潘际垌并不介意老人的激愤言词，他知道巴金之所以在他主持的《大公园》中设栏，并连续发表杂文、散文和文彩辉煌的随笔，当然不是为着名利。老人早在他发稿之始，就已经明确地表示：“我不索取稿酬！”
老人是为着一个非常伟大的写作计划的实现，正在百忙中灯下奋笔。他要把耽搁的时间抢回来，他希望把自己60多年对人生的阅历、感受与思考，都通过笔下文字留给后人。而他潘际垌所承担的编辑重责是任何当编辑的人都无法相比的。想到巴金最后将写下几十万字的浩瀚巨篇，想到他的〈〈随想录〉〉最后要集结出版，潘际垌就决心要把老人重新拉回到《大公报》上来。他不希望因一时的不快就中止一部历史巨作的完成。那样做不仅对《大公报》不利，也会给巴金的晚年带来无法弥漫的缺憾。潘际垌心里十分清楚，巴金这样做的用意，无疑是在以毅然和坚韧维护一个作家不可侵犯的人格！
巴金在上海看了潘际垌的信，心中的火气也消了许多。
老人也心里清楚，就这样放弃自己凝聚心血的《随想录》写作，确实有违自己的初衷。并非巴金的胸襟狭窄，也决不是他以纵横驰骋文坛半个世纪的资历来面对编辑的疏忽，而是他不能继续容忍别人对他人格的挑战和篾视。既然潘际垌仍然希望把他的《随想录》继续下去，那么，巴金为什么就只有这样一点点雅量呢？
老人决定不负对方盛邀，他再次提笔写随笔了。
不过，他写的《鹰的歌》寄出以后，居然又让老人大失所望。稿件寄到香港以后，竟然没有得到发表的机会。当然，潘际明并非不想刊发此文，也不是他不赞同巴金在文章中流露出来的锋芒，而是，他把此稿编成以后，主编不敢签字。他对潘际垌说：“这样的文章还是暂且不要发表为好？”
“为什么？”潘际垌不理解主编的谨小慎微。在他看来这篇《鹰的歌》，是自己好不容易约来的。刚刚受到伤害的巴金，想吐吐心中的愤慨也在情理之中。他为此据理力争地对主编说：“巴金把自己比作高尔基小说中的鹰，这有什么不好呢？他是一个说惯了真话的作家，他说那折断了翅膀的鹰是因为受了伤，才不得不陨落大海，调子虽然有点悲凉，可是，他的文章仍会给读者以振奋的力量啊！”
主编自有主编的苦衷。他皱了皱眉，最终还是对潘际垌叹息说：“暂时还是不要发了吧。相信巴金先生最后会谅解我们的，但是，将来他的《随想录》一但集结出书，还是可以把他的《鹰的歌》加进集子中去的。这没有什么不好呀！”
巴金对此没有计较。他已经从激愤中渐渐冷静下来，他开始恢复从前的冷静与宽容。吃过十年辛酸悲苦的他，最终又开始冷静面对身边的一切。巴金开始理解好心的潘际垌，开始理解香港《大公报》的主编和同仁们了。巴金知道自己不应该因为这一点点不愉快，就轻易放弃自己晚年最想做的事情。他的著作已经可以等身了，巴金即便不写这部《随想录》，他也无愧于当代著名作家的荣耀。然而，他有许多话又非要说不可，而这些随想的文章，能否在自己走进暮年之前一篇篇刊发出来，最后再分别集结成几部可以传世的《随想录》，则是他引为至重的事情。于是，巴金在情绪镇定下来以后，又开始频频挥笔了，他仍然还像从前那样，以平和的心态写下自己心中的随想。
第五章 作家的战场在斗室 古都·《家》·太平湖
列车沿着一条熟悉的铁路向北方飞驰。
巴金坐在飞驶的列车窗口，眺望着从车窗前疾掠而去的山川、田畴和一排排在春风中返青的林莽。江南碧绿的原野从老人眼前迅速变幻成北方尚未吐绿的大地。时光已是1978年的5月。
巴金又来到北京。
这已是他“文革”后第三次赴京了，古老而雄伟的京城，对于巴金来说始终是魂牵梦绕的地方。自1966年6月他在这里参与亚非作家紧急会议回上海后，眨眼就十一年光景了。这期间巴金失去了自由，他始终没有机会走出上海，北京当然就成了他心仪的所在。1977年10月，巴金忽然得到上级的通知，要他随上海人民代表团，前往首都北京参加毛泽东纪念堂的开馆活动。他为随团赴京瞻仰毛泽东的遗容而倍感振奋。
这是巴金在拨乱反正后第一次来到北京。古都久违了，然而，北京的金秋仍然让老作家心往神驰。因为这里有许多文坛上的友人，也留有巴金难忘的记忆。毛泽东发动的“文革”虽然给他带来了灾难，然而在这位作家的心里，始终没有改变对这位伟人的敬仰。在纪念堂里巴金面对巨人的遗体，长时间的凝思着。历史烟云似乎在那一刹间在他的脑际里翻腾，又在他的头脑里定格。那些他亲身经历的历史，就构成了巴金形象思维新的灵感。他承认任何人，包括静卧在水晶棺材里的一代巨人，他也有历史的局限性甚至会犯错误。而巴金正是从毛泽东的一生中悟出了许多人生的真缔。
巴金第二次再来北京，是在1978年2月。
那是他“文革”后期首次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许多久违了的友人，都在这次会议上重聚与相逢。金碧辉煌的人民大会堂在历经十几年的风雨之后，依然还象从前那样雄伟壮观。只是巴金心头感到有些悲哀的是，许多熟悉的友人都已经不在了。其中最让他怀念的人就是周恩来。也是在此之际，巴金提笔写了一篇怀念周公的文字，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人中间，他最崇敬的就是周恩来了。而今当巴金随着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代表们走进这座熟悉的辉煌建筑时，他心中就不能不产生一种隔世之感。
这一次——距参加五届人大一次会议仅仅过去了三个月时间，巴金再一次进京，他是为作为出席中国文联三届三次会议的代表而来的。作为中国文联的领导人之一，巴金知道这次会议对于他和所有在浩劫中幸免于难的文艺界人士来说，意味着什么。这无疑是真正的解放，也是动荡过后难得的一次隆重聚会。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有这样的机会。
“《家》是我四十六年前的作品，四十六年来我写过好几篇序，跋和短文，谈我自己在不同时期对这部作品的看法，大都是谈创作的结果和作者当时的思想感情，很少谈到小说的缺点和它的消极作用。”巴金前往北京出席全国文代会之前，北京的人民文学出版社，就已经就再版他46年前在上海面世的成名作《家》，进行过多次的洽谈。巴金完全没有想到他在有生之年还会看到国家一级的出版社，有一天会再版他那部在“文革”中多次受到批判的小说。“文革”前他家的二楼书房中还珍藏有少量《家》原版的几种版本。“文革”期间楼上的书都被造反派们查封了。他解放以后，手边只有一本《家》，也还是解放后再版的。那时候，大地已经解冻，一些有幸来到他武康路小楼里作客的友人，多么希望索要一本由巴金签名的《家》以留作纪念。然而那时的巴金几乎无书可送给朋友。现在人民文学出版社竟然主动要再版此书，此事对巴金来说不啻是最大的幸事。出版社希望他在此书再版之前，最好亲笔再写一个序言或后记。所以，巴金在临去北京之前就已经打好了腹稿，他不知对今天的读者该如何谈自己那部心血的结晶——《家》呢？！
巴金又住进了北京饭店旧楼。
这里他十分熟悉，“文革”以前他多次来京，大多都在这里下榻。而今天巴金来到长安街上，发现这里还像从前那样繁华与喧闹，车如流水马如龙。长安街，久违了！他记得自己在上海受到专政的时候，只要从广播里听到毛泽东接见红卫兵的实况转播，巴金就会想起眼前这条宽敞笔直的长街。
形势毕竟大变了。这不是梦，而是一个鲜活的现实。巴金在“四人帮”粉碎以后，确实比从前年轻了许多，尽管脸上不时还会现出一丝淡淡的忧郁，那是他在怀念死去的亡妻，不过他从心底确已逐渐驱散了阴霾。自己现在74岁了，已经到了人生的暮年，不过巴金丝毫没有感到自己的身体比别人差。他在73岁的那年秋天，总算释完了《往事与随想》的第一、二卷。这说明他宝刀不老，译成以后他在北京的朋友何其芳竟然获悉了此事，便马上给巴金寄来了一封信，称他看了巴金在报上发表的文章和听说他正在翻译的赫尔岑回忆录后大为感动，表示他一定要向巴金学习，要多学一种外文。因为只有这样才能赶上形势，巴金心里自然十分振奋。
巴金的上海寓所也再不是门可罗雀，许多从前不理睬他的政府高官们现在开始鱼贯而来。特别让他振奋的是，去年九月里，巴金被允许在上海会见他从前的两位日本老朋友，一位是德高望重的中岛健藏，一位是日本文坛上卓越的人物井上靖先生。
让巴金高兴的事情不止这些，在人民文学出版社决定再版他的小说《家》后不久，有关部门又允许巴金的法文本《家》在国外出版发行。当他提起笔来为法译本《家》写序的时候，巴金才真正意识到自己文学的春天来到了。
去年十月当《上海文学》复刊的时候，编辑部主动向老人约稿，这时他决定把改了又改的短篇小说《杨林同志》拿去发表。这是他从修改了多少遍也不肯轻易出手的中篇小说〈〈三同志〉〉中，精心提练出来的一部情节。应该说这篇〈〈杨林同志〉〉才是巴金晚年小说创作中最为满意的一篇。当然，巴金希望的并不是它在文坛上引起什么的轰动，而是想圆他自己多年的一个梦！他总是认为自己欠了朝鲜战场上那些英雄们的一个债，当然是文债！现在老人总算还上了！
巴金感到在过去的一年，他在政治上也真正翻了身。十二月底，上海市第七届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政协上海市第五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同时举行。巴金又坐在了大会的主席台上，当巴金的电视画面出现在千家万户的电视屏幕上时，围坐在电视机前的观众们竟然一片欢呼：
“巴金出来了！”
“没想到他还活着！”
“你们看，巴金老人还象从前那样精神，他没有老，只是头发全白了！”
也就是在自己公开亮相不久，巴金又在《人民日报》编辑部举办的座谈会上，发表了一个题为《除恶务尽》的发言。为篇谈话在报上发表以后，全国读者都看到了久违的巴金！巴金又回到了久违的文坛！
一九七八年对于巴金来说，无疑是个振奋人心的年头。早在二月下旬，他就从上海来到了首都。巴金又以人民代表的身份出席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了。同月，他的《处女地》新译本在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这给赴会的巴金心中平添了无限喜悦，他感到自己又可以写作了。大会结束已是三月初，巴金回到上海马上就开始了紧张的写作，他感到从前的时间都荒废了，现在时间对他来说实在是太紧了，他有一系列庞大的写作计划都摆在面前，翻译赫尔岑的回忆录刚刚开始，构思多年的长篇小说也仅仅写了几千字，在这时候各报的稿约又频频向他飞来，巴金实在有些应接不暇了。但是，他仍然抽出时间替别人作工作，例如一份上海师大中文系鲁迅著作注释组的访问纪录稿《〈中国文艺工作者宣言〉起草经过及其它》就摆放在老人的面前，他必须拨冗审定，老人之所以如此，是他认为自己能为别人研究鲁迅作一点工作是荣幸的。
如今，五月的春风吹绿了塞北大地。巴金只好暂且放下手边文稿，匆忙地赶到北京参加中国文联第三届第三次(扩大)会议了。他在这次会上要发表一篇讲话，巴金已经把这个《迎接社会主义文艺的春天》的发言，看了又看，改了又改。就在巴金修改这个发言的时候，他敬重的老前辈郭沫若忽然逝世了！巴金感到悲恸，本来他想利用会议休息的机会，前往北海附近的寓所去探望郭老，然而他没有想到同样经受“文革”灾难的文学前辈郭沫若，竟然在国家走向万象更新的时候挥手西去了。
在这种时候，巴金的思想仍然停留在阴影末消的水平上。他希望在自己的这个后记里讲讲自己的错误。他想对读者这样说：“我在中国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里写作了二十年，写了几百万字的作品，其中有不少坏的和比较坏的。即使是我的最好的作品，也不过是象并不高明的医生开的诊断书那样，看到了旧社会的一些毛病，却开不出治病的方子。……”
巴金仍然还在写自己的批判！他那时的思想还停留在自省自悟与对灵魂深处封建思想的反思之中。巴金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假谦虚，而是当时的历史背景留给他心灵上的烙印太深太重。他始终感到自己还是一个有待改造的人物，尽管他的问题早已经得到了解决，写作的自由与出席各种社会活动已让巴金重新找回了那个淡忘了的世界。然而一遭蛇咬，三年怕井绳的畏怯感与旧时代作家的“自卑”，仍然时时在束缚着他的思想理念。
后来，在《家》再版的时候，巴金果然把上面一些想法变成了文字，写进了该书的后记。让读者们读来感到不可理解的是，巴金在这篇后记中竟然如此严肃地解剖自己的灵魂：“小说里面我个人的爱憎实在太深了。象这样的小说当然有这样或者那样的缺点，我承认，我反封建反得不彻底。我没有抓住要害的问题，我没有揭露地主阶级对农民的残酷剥削，我对自己批判的人物给了过多的同情，有时我因为个人的感情改变了生活的真实。……”
北京的六月是炎热的。
全国文代会期，让巴金最动感情的还不是他在会议中又见到了许多劫后余生的文坛老友。让他大伤其心的是，参加作家老舍的骨灰安葬仪式。在八宝山革命公墓礼堂布置了一个既简朴又隆重的会场，正面黑色的帷布上高悬着老舍那熟悉的遗像。巴金看到那张照片，就会想起自己和老舍生前见到的最后一面。那是1966年飓风乍起的盛夏，他奉命从上海来北京筹备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也是6月初的一天上午，他忽然在人民大会堂的某一个厅里经过，这时，他对面忽然走来一个熟悉的身影！
“老舍？！”巴金那次到北京，由于毛泽东已经接连批了两个有关文艺团体的重要批示，所以他刚到北京就有一种恐惧感。加之会议筹备的紧张，巴金很少有机会外出，探望在京的朋友。当时，他特别想有机会看望一下老朋友，其中就包括老舍。不过巴金为少给别人带来麻烦，还是让这一念头自生自灭了。可是他没有想到，老舍现在竟然出其不意地来到了自己面前。
“巴金先生，你好！”与此同时老舍也认出了他，他们紧紧地握着手，然后来到大厅一隅，悄悄地谈了几句知心话。他看出老舍并不像自己想的那样紧张，尽管北京的形势已有山雨欲来之势，老舍却依旧处之泰然。他对巴金说：“请放心，我很好。请告诉上海的朋友们，我没有问题。”
“这就好！”巴金听了他坦荡自若的话，悬着的心便放下了，他记得当时这样对老舍说：“我们都相信你！”
那次在人大会堂短暂而匆忙的一面，对巴金来说十多年后仍然记忆犹新。但是，他当时决不会想到的是，泰然自若、心胸坦荡的老舍，竟会在与他相见的一个月以后，就猝然惨死在北京的一次批斗大会之后。如今，在阵阵哀乐的旋律中，巴金的眼泪再也控制不住了。他在经过老舍遗像，向老舍夫人等死者家属走去的时候，脑际里老是浮现着在大会堂见最后一面的场面。那俨然一个铭心刻骨的镜头，已经深深地刻在他的心上了。
巴金在一个金霞满天的傍晚，独自来到北京德胜门附近的太平湖。眼前的湖波依然泛起层层涟漪，只是当年的悲剧不会再发生了。他不知当年的老舍究竟是怎样来到这幽幽泛动碧波的湖水之畔，也不知他一个人在太平湖边默坐了多久，才决定结束自己的一生的。巴金也同样经过那种可怖的年月。他对当初在大会堂里那么有自信的老舍，最后选择这条路的心路历程，渐渐由不解而转为理解了。巴金知道他和老舍的心是相通的。他们可以没有饭吃，也可以没有车座，甚至可以忍受生活的苦难与艰辛。然而他和老舍却不能忍受非人的待遇。尤其是人格的侮辱与践踏。不久前他在上海遭遇到的香港《大公报》删改稿件的难堪，就足以让他更加从心里理解一死了之的老舍了。
太平湖上飘起了霏霏雨丝。巴金仍然一个人静静伫立在湖边，凝思着。
血沃中原肥劲草，
寒凝大地发春华。
英雄多故谋夫病，
泪洒崇陵噪暮鸦。
不知为什么，巴金在湖畔徘徊的时候，心里忽然想起鲁迅1932年写的那首《七绝·无题》。他在蒙蒙的雨雾中凝思着，湖波依然汩汩涌动，纷飞的细雨越来越稠，巴金的衣服已被小雨淋湿了。他仿佛在雨雾中又看见了老朋友——老舍含笑向他走来，似在向他询问：“巴金先生，别来无恙？……”
第六章 法兰西,寻觅写作的起点 前言
我在法国学会了写小说。我忘记不了的老师是卢梭、雨果、左拉和罗曼·罗兰。
————巴金：《文学生活五十年》
a，到了1975年夏天，巴金忽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萧珊的骨灰接回家里来！老人并非无法忍受小楼无边的寂寞，而是他始终在心里惦记着萧珊。
b，巴金从前对这个小街可谓了若指掌，这里的每一家每一户，几乎都牢记在他的心里。可是，事情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小街依旧，屋宇全非。他清醒地记得，当年自己每天清早和夜晚，都会轻车熟路地从这条小街上经过，尤其是深夜，他从学校下课回来的时候天已交子时，小街上一片昏黑。
c，巴金的话，给在雨中飞驰的小车平添了几分神秘。此前包括贝热龙在内所有法国作家，都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巴金，而今他们真正洞悉了老人的心灵世界。
d，巴金在那间略显狭小的宿舍里，似在寻找当年伏案写作的小桌。他对法国友人说：“一个晴明的上午我从树林中散步归来，忽然接到一封经西伯利亚转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来的。……"
第六章 法兰西,寻觅写作的起点 六年了，那双美丽的眼睛依然明亮
1978年早春一月，上海多雨。
位于武康路上的那个熟悉的绿色铁门里，玉兰树在乍暖还寒的微风中，依然摇晃着它那稠密的叶冠。细雨如麻，吹打着这幢意大利式小楼的铁皮屋顶。
巴金即将出国。他将要率团飞往遥远的欧洲。在出国前他决定要为故去整整6年的妻子萧珊写一点什么。这种念头早在萧珊过世不久就在他心里产生了，而且随着岁月的流逝，这种发自内心的强烈写作欲望非但没有丝毫减弱，反而随着巴金境况的改变而变得越来越强烈。
巴金现在感到心中最大的遗憾，就是萧珊走得太早，太匆忙。她没有能够留下来，和他一起共渡这阴霾过后的晴和春天。楼窗外的玉兰树又要绽开雪白的花蕾了，如果萧珊还在的话，她一定会喜欢在这温馨的季节里，一个人到院子里嗅闻那花蕾吐出的香味。然而如今她再也不能与自己同享明媚的春光了。在淡淡的春日中，巴金只能一人静静坐在二楼的卧室里，用忧郁的双眼静静打量着放在五斗橱上的那只小小骨灰盒发呆。
他知道那盒里装着自己心中的至爱——亡妻萧珊的骨灰！
休要看这小小骨灰盒，它几乎成了近几年巴金心中的精神寄托。萧珊病逝以后，她的骨灰在最初几年陈放在上海漕溪路210号的龙华殡仪馆里。在那座巨大的骨灰堂中，曾经留有巴金晚年不灭的记忆。他永远不会忘记骨灰堂二楼第六室的第8排，那里的第417号第4格里，就安放着他美丽的妻子萧珊！
没有什么比那里更让巴金熟悉的了。那间空寂的骨灰堂里留有老人的足痕履踪。巴金记得在妻子故去的最初几年，每当他心情不好的时候，就会一个人到那里去。他面对着萧珊的骨灰盒，可以悄悄地倾吐心曲。在巴金心里她好象始终也没有死去，是因为某种意外的原因，萧珊才不得不一个人静静呆在龙华殡仪馆的骨灰架上。正是因为这样的理念，巴金就可以不时到龙华去看她了。
到了1975年的夏天，巴金忽然作出一个大胆的决定：把萧珊的骨灰接回家里！老人并非无法忍受小楼无边的寂寞，是他始终在心里深深地惦记着萧珊。在巴金心里她永远都不会死，既然萧珊的灵魂还活着，为什么让她一人在呆在龙华的骨灰堂里呢？那是个晴和的上午，巴金在女儿女婿和小棠的陪同下，又一次来到存放萧珊骨灰的地方———龙华殡仪馆的二楼。大家终于把离开家里三年多的萧珊，郑重地接回了武康路13号！
这里毕竟是萧珊的家啊！
当时的情况还很不如意，由于楼上的封条没有拆除，巴金只好把萧珊的骨灰盒放在楼下的大客厅里。这楼下三间是他们全家居住的地方，从前巴金会客的客厅，如今就变成了老人的书房兼卧室。把萧珊的骨灰放在老人的床榻前面，他可以经常见到她了。两年后楼上房间的封条终于开启，这样，巴金又把萧珊的骨灰盒连同他自己的书和稿子，一齐搬到楼上来。那个五斗橱就成了萧珊骨灰的留存之地。
现在，窗外是无边的夜色，小楼下几位亲人都已进入了梦乡，巴金一人静静坐在写字台前，幽灯映照着他那饱经风霜的面庞。他知道自己的处境再不是1966年后那种境况了。他和女儿再过一个月就将随团飞往首都北京，然后再从那里起飞前往巴黎。在塞纳河畔巴金将重温当年的旧梦，而他的爱妻萧珊则一人留守在家中，这是巴金想起来就感到万分悲哀的。
“今天是萧珊逝世的六周年纪念日。六年前的光景还非常鲜明地出现在我的眼前。那一天我从火葬场回到家中，一切都是乱糟糟的，过了两三天我渐渐地安静下来了，一个人坐在书桌前，想写一篇纪念她的文章。在五十年前我就有了这样一种习惯，有感情无处倾吐时我经常求助于纸笔。可是，一九七二年八月里的那几天，我每天坐三四个小时，望着面前摊开的稿纸，却写不出一句话。我痛苦地想，难道给关了几年牛棚，真的就变成牛了？头上仿佛压了一块大石头，思想好像冻结了一样。我索性放下笔，什么也不写了。”巴金为什么要在乍暖还寒的新春一月，就忙着为妻子写六周年祭日的稿子？只有他自己的心里清楚。并非香港《大公报》上开辟的《随想录》栏目，一定要在二月就发表纪念萧珊的稿子，巴金知道他的《随想录》之所以被称之为“随想”，就说明巴金随时随地想起了什么，就可以把自己最为真实的情感记录下来。
如今，巴金在即将赴法国访问的前夕，他心里不能不怀念亡妻。如果萧珊现在没有死，那么他肯定会带着她一起飞往青年时期向她多次描述过的法国。那无疑是个美丽的国度。那里的河流，那里的山川，那里的城市，都在巴金心里占有一席之地。这是因为当年他还是23岁青年的时候，巴黎和法国的其它城市，就曾经给予他以强烈的创作欲望。此后数十年来巴金的写作，追思起来，就是从那个陌生的国度起步的。所以巴金无法淡忘它。
而萧珊则是与巴金同样向往塞纳河的女人，她在世的时候，由于从巴金那里听得多了，所以萧珊始终希望有一天能和丈夫一起前往那个美好的世界。哪怕他们是自费旅行也好，总之，巴金到了人生的暮年，就十分怀旧。而巴黎就是他反思自己人生的特殊起点。如果能和萧珊一起飞往巴黎，那将是多么好的一件事啊！然而，天不随人愿，她早就不在人世了。
“六年过去了。林彪、‘四人帮’及其爪牙们的确把我搞得很狼狈，但我还是活下来了，而且偏偏活得比较健康。脑子也并不糊涂，有时还可以写一两篇文章。最近我经常去火葬场，参加老朋友们的骨灰安放仪式。在大厅里，我想起许多事情。同样地奏着哀乐，我的思想却从挤满了人的大厅转到只有二三十个人的中厅里去了。我们正在用哭声向萧珊的遗体告别。我记起了《家》里面觉新说过的一句话：‘好像瑞珏死了，也是一个不祥的鬼。’四十七年前我写这句话的时候，怎么想得到我是在写自己！我没有流眼泪，可是我觉得有无数锋利的指甲在搔我的心。我站在死者遗体旁边，望着那惨白色的脸，那两片咽下千言万语的嘴唇，我咬紧牙齿，在心里唤着死者的名字。我想，我比她大十三岁，为什么不让我先死？我想，这是多么不公平！……”
巴金走笔至此，忽然再也忍不住了，眼泪沿着他那深陷的鼻沟悄悄流了下来，然后那混浊的泪顺着多皱的面颊继续向下流淌，不知何时竟然无声地滴落在他正在写字的稿纸上。把他刚刚写下的几行钢笔字都濡湿了，变成几只无法辨认的小蝌蚪。
“她不想死，她要活，她愿意改造思想，她愿意看到社会主义建成。这个愿望总不能说是痴心妄想吧。她本来可以活下去，倘使她不是黑老k的臭婆娘。一句话，是我连累了她，是我害了她。……”
巴金写到这里，再也不能继续往下写了，因为老人心中已经充满了无法排遣的悲痛。他好象又在暗夜里见到了萧珊——那个与自己一道走过坎坷，一起走过战争的废墟，一起走过和平的日日夜夜，当然，也走过大字报铺天盖地的浩劫的女人。而今她居然先他而去，到茫茫天国里去了。而且在巴金看来萧珊的走，又与他当年在牛棚里的经历不无关系。既然如此他又怎能在自己已经重新走进一片灿烂的阳光之后，不回头去遥望那仍然留在阴影里的亡妻呢？
巴金搁下了笔！
他一个人来到拉严了窗帷的楼窗口。他小心地伸手，悄悄把窗帷拉开了一条小缝，然后他含泪的眼睛透视着无边的暗夜。小院依然静悄悄，天籁之间都好象已经沉睡着。只有远方哪家小楼依稀透出簇簇灯火，那表明虽然是在夤夜，仍然有不睡之人。巴金自知如果任自己的思绪继续驰骋，那么他就很可能在哭声中扑倒在桌前，而纪念萧珊的文章便无法写成了。
一架大型波音客机从北京首都机场，一跃飞上了晴朗浩瀚的碧空。
时光已是1979年的4月。万里春光中巴金乘坐的国际航班正向着他那曾经有过美好回忆的欧洲飞去。巴金的情绪开始转好，不再是一月底二月初在上海寓所里埋头写那篇《怀念萧珊》稿子时，每天都处在痛楚的感情中。那篇几千字的纪念文稿，巴金竟断断续续地写了几个晚上，每一次写到满流满面的时候，他就必须强迫自己放下了笔，一个人站到楼窗前去。他不能在流泪水的时候把心里对萧珊的感情尽情倾吐。一辈子都希望在纸上写真话的巴金，在写他自己心爱的亡妻之时，当然更不可能有半句虚言伪话。在他看来写作是一种享受，而决不仅仅是一种消耗精力的劳动。巴金在写萧珊的时候，就俨如与亡妻在冥冥中悄悄的对话。他想把她殁后六年时间里人间发生的所有事情，都在面前这张雪白的横格稿纸上尽情地渲泻，在巴金看来这也是一种难得的享受，尽管他是在流着泪和早已不在人世的萧珊进行无声的对话。
“人们的白眼，人们的冷嘲热骂蚕蚀着她的心。我看出来她的健康逐渐遭到损害。表面上的平静是虚假的。内心的痛苦像一锅煮沸的水，她怎么能遮盖住？怎么能使它平静！她不断地给我安慰，对我表示信任，替我感到不平。然而她看到我的问题一天天地变得严重，上面对我的压力一天天地增加，她又非常担心。有时同我一起上班或者下班，走进巨鹿路口，快到作协分会，或者走近湖南路口，快到我们家，她总是抬不起头。我理解她，同情她，也非常担心她经受不起沉重的打击。我记得有一天到了平常下班的时间，我们没有受到刁难，回到家里她比较高兴，到厨房去烧菜。我翻看当天的报纸，在第三版上看到当时做了‘作协分会’头头的两个工人作家写的文章《彻底揭露巴金的反革命真面目》”。真是当头一棒！我看了两三行，连忙把报纸藏起来，我害怕让她看见。她端着烧好的菜
出来，脸上还带着笑容，吃饭时她有说有笑。饭后她要看报，我企图把她的注意力引到别处。但是没有用，她找到了报纸。她的笑容一下子完全消失。这一夜她再也没有讲话，早早地进了房间。我后来发现她躺在床上小声哭着。一个安静的夜晚给破坏了。今天回想当时的情景，她那张满是泪痕的脸还在我眼前。我多么愿意让她的泪痕消失，笑容在她那憔悴的脸上重现，即使减少我几年的生命来换取我们家庭生活中一个宁静的夜晚，我也心甘情愿！……"
飞机在夜空里航行。
巴金倚在沙发椅上悄悄地入睡了。他身边是一片起伏的鼾声，巴金在梦境中似乎走进一片充满阳光的天地。迎面发现有无数鲜花，正在盛开。万花丛中忽然闪现出一个熟悉的身影，她仍然那么美丽、窕窈、就像马克思讲到他夫人死时的凄美一样：她的眼睛比任何时候都更大，更美、更亮！她正在向他飘然走来，见到巴金的时候，萧珊对他说：“先生，你来了，终于来到巴黎了！我们终于盼到这一天了！……”
巴金悠悠醒来，发现竟然是南柯一梦！他拭了一下腮的清泪，才发现机窗口透出一派剌目的光明！久违的法国终于到了！
第六章 法兰西,寻觅写作的起点 布朗维尔——记忆中的街道
出现在他面前的巴黎，是一个雨后的晴天。
戴高乐国际机场上出现了让巴金和随行人员感到吃惊的热烈欢迎场面。行前巴金一行在北京受到法国驻中华人民共和国大使阿尔诺举行的饯行宴会的礼遇，才听说就在不久前，法国的作家同行们已经在为年迈的中国作家巴金访法造势了。在上海电影制片厂拍摄的电影《家》在法国各地隆重上演的同时，法国作家们在法国笔会名誉主席克朗西埃的操持下，抢在巴金到访的前夕，把法文版小说《家》、《憩园》和《寒夜》等三部作品，隆重地推了出来。巴金的名字也因此在在法国青年中人人皆知。电影《家》和同名小说的走俏，促成了巴黎和各座城市的“巴金热”！
“我从法国回到上海以后，住在闸北宝山路一个亭子间里。那时候我几乎每天都在回忆巴黎，想把我对巴黎的印象写在纸上，可是，我始终不知道应该如何来写。尽管此前我在法国已经开始写小说了。”抵达美丽巴黎的当晚，巴金一行就出席了克朗西埃主席为他们举行的盛大欢迎酒会。当主人对巴金的祝酒词告一段落的时候，克朗西埃就亲昵坐在巴金的身边，与他进行悄悄的对话。巴金的法语已经有些生疏，然而他们通过译员仍然谈得非常投机。巴金在告诉克朗西埃一个有关他自己的故事：“那是一个阴雨的早晨，我忽然想起了在巴黎遇见的那个波兰女郎，一股火焰在我的心里燃起来。我的心没法平静下去，我的回忆要我必须写点东西。于是我就写了那篇题为《亚丽安娜》的短篇小说。”
“对对，巴金先生，这篇小说我读过，所以，我就对先生产生了敬意。因为没有任何一位外国作家，会比先生能更真诚地描写我们巴黎，您小说里让人感动的是，一种来自东方国家的热情，这也许与先生的为人一样，即便写作也都是充满着真情。”
“是的，我喜欢法国的塞纳河，喜欢巴黎圣母院的钟声！这些年来只要我一个人静下来的时候，就会回想起青年时期我到过的巴黎。”巴金坐在灯光下，思绪却回到了从前。他知道自己在那篇小说里写的至少有一半是事实。他告诉法国友人说：“亚丽安娜就是那个波兰女郎的名字，小说中的‘吴’是我一个朋友，‘金’自然就是我了。那时我到巴黎不久，吴和亚丽安娜就因为所谓国际大会的事情被法国政府驱逐了。这件事情我至今还记得很清楚。”
“是吗？”夜的巴黎一片寂静。在为巴金举行欢迎宴会的巴黎第四区政府大厅不远处，就是在那条曾让巴金多年以后始终梦绕魂牵的古老塞纳河旁边。巴金的话让克朗西埃和所有参加宴会的法国作家都大为惊奇，从前他们只听说巴金在此留学，也知道他的小说是在法国一座小城里起步的。然而谁也没有想到巴金回上海写的那篇小说，竟然在背后还有着一段缠绵绯恻的动人故事。
巴金继续讲他的故事：“记得是一个星期天的晚上，我到吴的房间去，接着亚丽安娜和她的男朋友杭可也来了。他们跟吴谈了许多话，神情都很紧张。从他们的谈话里，我知道那天的大会被警察解散了，警察还查看了每个到会人的居留证。严厉的处罚在等着他们，这是不会久待的。我看出他们都没有恐惧，尤其是亚丽安娜，她在谈话时常常露了笑靥，我注意地看她，这是一个身材细小的女郎。她有一头浓密的金丝发，两只蓝色的大眼睛，一张红红的圆脸。这些都是一个普通波兰少女所常有的。吴告诉过我，她刚刚二十岁。”
克朗西埃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惊叹：“巴金先生，没想到事过五十多年了，您仍然记得那么清楚？”法国作家们也同时发出一阵阵惊叹。这个沉重的故事给欢迎晚宴的欢快气氛忽然平添几分凝重。
巴金继续讲道：“第二天，侦探到旅馆里来搜查吴的房间。后来听说亚丽安娜的房间那天也被侦探光顾过。以后几天就没有什么动静了。一个早晨，吴突然被传到警察厅去，领取驱逐出境的命令，又缴了他的居留证，给人强迫着打了手印，照了像，限期三天内离开法国。许多人都得到同样的处罚，亚丽安娜自然不是例外。吴从警察厅回到旅馆就忙着写信，又忙着出去会朋友。亚丽安娜来了，她送来写给吴的信。从那封信里我们知道她要回到波兰去。波兰虽是她的故乡，然而她是一个被通缉的人。她要是在波兰给人捉住，至少得关上好几年。我们不愿意她回去，但又没法阻止她。吴自己的悲哀也是很大的。他写给好些法国朋友的告别信上都说：‘我要离开法国了，我爱这个地方，而且我永远爱它。’我的悲哀也很大，失掉了这些朋友，我在巴黎的生活就更寂寞了。”
巴金的话在宴会厅里回响着。谁也不会想到作家巴金讲的故事这样感人，这样凝重，在金碧辉煌的大厅里，法国友人都好象进入了他故事中的境界。巴金仍然没有从他的往事中回到现实中来，继续说：“吴读了亚丽安娜的信，默默坐在桌子旁边，用他那忧郁的眼光看我。他感到寂寞的时候，他常常是这样的。第二天下午吴约我去给亚丽安娜送行。在第六区的一家旅馆里，我们找着了她。除了亚丽安娜外我们还看见两个年轻的女人。这一次会见的情形，倒有点像我在小说《亚丽安娜》中所描写的，但是，小说里只有一部分是真的事实，其余则是虚构。小说中提到我们把亚丽安娜送到火车站，可是事实上，我们送她到一个朋友住的旅馆，不久，就跟她分手了。……”
仿佛是进入了一个让人难忘的电视剧情节。法国朋友都静静等待着下文，然而兴奋的巴金已经意识到自己的话讲得太多了，他见附近已经集聚一些法国女侍，她们也好象被他的故事深深吸引了。于是他就决定把这个谈话在适当的时候停止了。
“那个吴后来究竟怎么样呢？”克朗西埃仍然沉缅在巴金营造的悲剧气氛中，他开始关注小说中人物的结局。可是巴金刚刚经过漫长的旅途，有些太累了，他发现法国同行们也有些累了。他不想继续讲下去，于是用最简短的语言结束了他讲的小说之外的故事：“后来，吴的下落不清楚了！……不过他肯定活着，我写这篇小说的原因，就是为了有一天能再见到我的老朋友吴，当然，也在纪念我在法国当留学生的这段难忘的经历！”
“哦，巴金先生果真是一位杰出的大师，他是把在生活中发现的一点一滴，都加工成真正文学作品的大师啊！”法国友人们都从巴金的故事里回到了现实。他们感到巴金在事隔50多年后再次出现在古老的巴黎，实在是一个奇迹。他的到来无疑会让那些从《家》和《寒夜》法译本中接触三十年代中国社情的法国读者们，有机会进一步了解古老的东方。
克朗西埃激动站起来向巴金祝酒，他说：“亲爱的大师、您的名字，您的作品，您的榜样，您的生活就意味着对正义和自由的热爱。从您年轻时代起，一种渴求而经久不息的激情指引着您的思想、作品和行动。用一句话来说，你是一位同旧的封建社会进行斗争的反叛者！”
宴会上所有人都鼓起掌来。掌声打破了大厅里的沉寂，巴金脸膛上也现出了欣慰的微笑，他好象刚刚从一场噩梦里回到现实，老人透过迷离的灯火，望着厅外的一幢幢古老建筑，这时他发现法国巴黎就在他的脚下。
“亲爱的巴金先生，”一大群法国作家都纷纷离座，来到巴金的面前举起酒杯，恭敬地敬了巴金一杯。为首的法国作家高举杯盏，对巴金也对所有在座的中国客人说：“我们衷心祝福巴金先生幸福，自由，期待您给中国，给法国，给全世界写出新的杰作！”
大厅里再次爆发出雷鸣般的掌声。巴金的眼睛湿润了。
巴黎，在迷茫的春雨中显得格外娇媚。
巴金一人伫立下榻的旅馆门前雨搭下，凝视着那些在雨中奔驰的各色轿车和打着五彩缤纷雨伞的匆匆行人，这时候他就会想起52年前自己初来巴黎的情景。他记得那时也是在这条街上，他呆然站在小客栈的门前，翘望着奔来驰去的小汽车。那时他和现在不同，只是个刚从中国来欧洲求学的穷学生，他对陌生的巴黎感到无所适从。巴金彷徨着，每天都从这条大街上经过，就象一个寻觅不到方向的盲人一样。
学生时代毕竟是艰苦的。初到巴黎的巴金，早饭后就匆忙离开旅舍前往大学里听课，他那时很喜欢读英文书，可是又没有钱购买。于是他只好在夜晚到图书馆去借阅，发现好段子他就动笔抄在练习本上。巴金那时心灵空虚，只有靠书本上的知识来充实。他的忧郁性格也许就是那时开始养成的。毕竟才23岁，巴金太年轻也单纯了。那时他天天在门前想着，我为什么要到法国来？中国不是很好吗？当初他从成都出来时，巴金决不会想到有一天他会鬼使神差地来到巴黎。从上海出来的时候，他曾对法兰西产生过特别强烈的向往。然而，如今当他真正来到巴黎，才感到一个中国青年在一个以法语为主要交流特点的城市里生存，竟然显得那么孤独和无奈。
灵台无计逃神矢，
风雨如磐暗故园。
寄意寒星荃不察，
我以我血荐轩辕。
那时候巴金一人无事时，常会把鲁迅的《七绝·自题小像》，写在一张白纸上，悬挂在自己的床前。没事的时候，就会悄悄默诵着，以慰藉自己孤寂的心灵。
“巴金先生，莫非这里就是您当年住过的地方吗？”在沙沙的细雨中，几辆小轿车已经按照巴金赴法前商量的日程在开始行动了。负责接待巴金一行的是法国著名作家、法中友协主席贝热龙。他和巴金坐在同一辆车里，沿着雨中街道向前驶去。不久，长长的车队便离开那条喧嚣繁华的大街，驶进一条僻静而幽深的小巷。这就是巴金多年前就熟悉的地方——布朗维尔街。五十年前这里曾是巴金眼中较为繁华的大街，而今经过战争与数十年风雨沧桑的变幻，竟然显得那么破败与古朽了。
“对，就是这条街，就是这条小街。可是，我为什么就找不到当年住过旅馆了！”巴金走下车来，站在霏霏的牛毛细雨中，极力在雨中寻觅那些小街两旁的屋舍和小楼。旧貌尽管依稀，然而巴金却发现这条街上与记忆中的街道不同了。那些鳞次栉比的民宅，竟忽然失去了往昔的光彩，房舍的墙壁变得班驳暗黑了。破旧的铁皮屋顶上出现了陌生的补痕，他记得1927年他在这里住的时候，住的是一家临街的旅馆。那是个第五层临街的小窗子，时至今天仍然记在心里。可是，巴金老人感到感到奇怪的是，那幢黄色法兰西式小楼，竟然不知为什么再也寻不到了。
“巴金先生，您就是从这里开始写小说的吗？”贝热龙对这位中国老作家的经历非常熟悉，他是读过巴金《自传》绝无仅有的法国作家之一。正因为他多年始终在研究小说《家》的作者，所以贝热龙对面前这条狭窄破旧的街道一往情深，因为他知道这条小街的珍贵就在于五十年前，这里曾经为一位日后震憾中国文坛的作家巴金，提供过食宿和一处可以暂且栖身的写作之地。
“是，就是在这里。”巴金眼睛透过眼镜的镜片，努力搜寻着前面的一楼一屋，他希望把面前的古老街道与记忆中的街道进行对比，从而发现新的奇迹。他知道当年自己就是从前面这条幽暗的街口走出去，然后再拐过几条小巷，就到了那有名的先贤祠。他每天经过先贤祠的时候，心里都充满着万分敬意。因为巴金知道那里面安葬着他从小就敬畏的哲人，其中不但有著名作家雨果，还有先哲巨匠卢梭和左拉。巴金早在上海时，就读过这些人的著作与诗文，特别是那些让他迄今想起来仍有不灭哲理的文章，曾在他幼小的心灵深处产生过感情的冲激。
贝热龙也在为巴金寻觅从前住过的旅馆旧址。但是他们始终也找不到，便问：“巴金先生，尽管年深日久，可是旧房子总还会保留它那特有的痕迹吧？您为什么连一点影子也找不见了？”
“是啊，我也感到有点奇怪。”巴金从前对这条小街可谓了若指掌，每一家每一户，几乎都牢记在他心里。可是，事情毕竟过去了半个世纪。小街依旧，屋宇破败。他好象记得当年他每天清早和夜晚，都会轻车熟路地从这条街上经过，尤其是深夜，他从学校下课回来的时候天已交子时，街上一片昏黑。可他一个人竟可以不用手电筒就找到那家临街的旅馆，然后他爬上了五楼，到自己租的房间里吃宵夜。这时他可以从那敞开的窗口，隐隐听到从巴黎圣母院高大的钟楼上飘来的钟声。时至现在他耳里好象仍然可以听得到那在夜深时清晰异常的钟鸣。巴金老人对贝热龙说：“我记得每天夜里，就在这条街的某一房间，用一个旧练习簿去写我的小说《灭亡》。那就是我第一次写作啊！”
贝热龙有些困惑地望着仍然站在细雨中回想往事的巴金。他有些不解地问道：“用旧练习簿子写小说？为什么用旧练习薄？”
“是啊，这是绝对不会错的。因为贫穷，因为那时写作只是为着倾吐心里的感情，而不是为了发表。”巴金谢绝别人过来给他的头上加一把雨伞，老人始终希望以平民作家的姿态出现在人群。尽管他来到了这条名叫而朗维尔的小街上却找不到自己从前最熟悉的旅馆，但是巴金的心里仍是兴奋的。他现在毕竟已经站在这片熟悉的土地上了。巴金的思绪仍沿着自己的思路流淌，他喃喃地对法国人说：“我记得不会错，当时是我的朋友吴，在这街上的旅馆五楼给我租了房间。屋子是窄小的，窗户却整日开着，我记得下面是寂静的街道，偶尔才有寥寥几个行人通过，就象现在一样。我还想起街口有一家小咖啡店，我从窗户里可以望见人们在那大开着的玻璃门里进出。但我没有听见过酗酒或赌博的吵闹声。正对面好象是一所大厦，这古老的建筑，它不仅阻止了我的视线，还给我遮住了阳光，使我那间充满煤气和洋葱味的小屋变得更加阴暗了。可是现在我不明白，当年那幢大厦为什么忽然变矮了？”
“巴金先生，这条街上哪有什么大厦呀？”贝热龙听了有些发笑，他指指街旁那些黑黝黝的小楼说：“您也许记错了，三五层的楼在这里是很多的，也许您就把五层楼当成了什么大厦吧？我可以肯定地说，那时候先生在这里生活一定清苦，因为在冬天您见不到充足的阳光，所以才有前面有一座高楼大厦的感觉，是吧？”
巴金在法国友人们的簇拥下，继续沿着那条小街向北走来。他仍然坚信这里会发生奇迹，最终他会找到当年那幢大厦。他接过贝热龙手里的雨伞，深一脚浅一脚的和法国友人向前寻去，一路上老人和贝热龙等人继续谈着往事：“我那时的生活是单调的。每天上午到那残留着寥落枯树的卢森堡公园去散步，晚上到学校补习法文。白天就留在家里看书。我在屋里翻阅那些别人不读的书本。常在一阵难堪静寂以后，思索和结构我的作品《灭亡》，我以后才明白我为什么能成为作家，作家就是个闲人的职业啊！”
“您是说写作成功应该感谢寂寞的生活？”贝热龙和法国同行都对老人的感叹颇有同感。因为他那富有哲理性的语言，全是发自巴金多年的思考与总结。
“是啊，寂寞可以产生智慧。”巴金凝视着沙沙细雨中的暗灰色楼房，心里在捕捉着从前的痕迹，他说：“那时候，晚上11点钟过后我就回到五楼房间里，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这时圣母院的钟声就响了，在这样的环境里很容易产生形象思维，痛苦又继续来折磨我了。心里就像被刀割着一样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我这寂寞的心，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圣母院的钟声，一面在练习簿上写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就写成了《灭亡》的前四章。”
细雨越下越大了。
小街上坎坷破败的青石街面积起了一洼洼雨水。所有陪同巴金来朗维尔街上寻找旧踪的法国友人，都凑近了白发老人，大家又一次被巴金的话打动了。他们都感到巴金虽是一位话语不多的人，可他旧地重游时，心灵封闭的门竟然悄悄地开启了。
“《灭亡》就是在这条街上诞生的吗？”法国友人都感到惊讶。他们谁也无法把面前这破旧的小巷与这位享誉国际的中国作家处女作联系在一起。
“不不，那是我第一次写小说，在这里也是写写停停。”巴金说：“后来因为出了点意外，我就把没写完的小说搁起来。直到8月巴黎各报上发表了消息，知道我敬爱的那个鱼贩子，也就是《灭亡》序里说的那个“先生”，他和同伴都被烧死在波士顿查尔斯顿监狱里，我才又从破书堆里翻出了那个练习簿，继续去写《灭亡》的十七，十八两章，以后又连续写了第五，第六，第十，十一，十二共五章。可是，小说还是没有写完。不久，我就被一些经济学占去了时间，我要用全副精神去读克鲁泡特金的著作，尤其是《伦理学的起源及发展》，我开始翻译它，为了翻译我又不得不读柏拉图、亚里斯多德诸人的著作。我甚至读熟了《圣经》。这时候，我已经不去注意那部没写完的小说了。……”
雨中的小街静极了，巴金发现在如麻的雨幕中，间或有几个行人经过。他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好在后来随行的法国友人，仍然在到处寻找巴金说的旅馆。尽管巴金几次主张回去，可是法国友人却一定要让巴金满意为止。最后，天色暗了下来，终于在法中友协工作人员雷诺的指引下，找到了当地的老住户，才找到了巴金从前住过的旅馆旧址。原来，当年巴金下榻的旅馆，就在布朗维尔街的另一端。巴金在众人簇拥下来那早已改建的旧楼前面，他总算看到了那幢灰褐色的小楼。巴金爬上木楼梯，他发现当年住的房间还在，小窗也仍然洞开着，只是房间里再也找不到他从前写作时的温馨与寂静了。
“时光过得真快啊！”细雨沙沙，小街岑寂。巴金伫立在布朗维尔大街上，望着那有几分陌生的楼宇，情不自禁地发出一声感叹。他意识到自己在中国的52年春秋，就与面前这条古老破旧的小街一样，都在悄悄地发生着意想不到的变化。
第六章 法兰西,寻觅写作的起点 “处女作”诞生地
巴黎之夜。
美丽的塞纳河水在入夜后发出哗啦啦的轻响。巴金住在宾馆里无法安眠，这次前来法国访问，巴金的日程安排得非常紧凑。在短短十几天的访问中，他参加了巴黎第三、第七和第八大学中文系的学生座谈会。让老人感动的是，那些外国留学生不仅对他的《家》和《寒夜》十分稔熟，而且还读过他解放后在中国写的数百篇文章，特别对他当年在朝鲜战场写的小说和散文，以及“文革“后他发表在香港《大公报》上的随笔，也大都耳熟能详。为了更多地接触法国读者，巴金和他的代表团还来到了蒙马特尔附近的皇后街，这里有一家名叫弗纳克的中国书店，他在这里第一次和法国读者们面对面地对话。让巴金心里高兴的是，当法国读者向他询问最满意的一篇小说是什么时，老人竟然毫不犹豫地回答：“我最喜欢的小说是《杨林同志》！”顿时，法国学生们都对他报以热烈的掌声。谁也没有想到以一部《家》名噪海外的巴金，居然会把一篇在外国人眼中十分普通的短篇小说，当成了自己的荣耀。巴金自己心里清楚，他确实非常喜欢《杨林同志》。这是因为当他想起这篇字数不多、但却凝聚许多心血的小说，与那些牺牲在朝鲜战场的无名英雄紧密连系在一起的时候，他和心就有一种莫名的激动。
夜深了，巴金忽然翻开随身带到巴黎的一本《巴金自传》。他从书中发现了《谈《新生》及其它》一章，这让他想起下午去过的那条小街。他决定在法国寻找自己写作的起点，布朗维尔街只是起点，他还要继续寻找下去，只有重温自己年轻时的经历，才会更激发老人的写作热情。巴金戴上了眼镜，书中的句子便清晰地出现在眼前：
“一九二八年八月初我在法国沙多-吉里城邮局寄出《灭亡》的原稿以后，有一个短时期我完全忘记了写小说的事情。当时我和两个中国朋友在本地中学里过暑假。我已经在这里住了一年了。那个学哲学的安徽朋友比我来得早。另一个朋友是山西人，以前在这个学校里念过法文，后来在巴黎一家玻璃灯罩工厂作绘图的工作，因为神经衰弱，到这里来休养几个星期。整个学校冷清清的，人都走了，只剩下看门人和他的妻子。老夫妇早已过了六十，可是身体健康。假期中守门人的妻子还为我们准备每日的三餐。我们在传达室里吃得愉快。那对整天劳动的夫妇是非常和善的人，他们待我们十分亲切，就像待亲人一样。从巴黎来的山西朋友不曾见到我的小说。学哲学的朋友却是《灭亡》的第一个读者。我最初在故事里用了一个不适当的字眼‘幽会’，还是接受了安徽朋友的意见才改成‘约会’的。一年来他一直在我隔壁的房间里朗读中国古诗，陆游的《剑南诗稿》经常在他的手边。
我和他都住在大饭厅的楼上，我住的是一个较大的房间。山西朋友则住在学监宿舍旁边的阁楼上。学校前面有一个大院子。后面也有一大块空地，种了不少的苦栗树，篱笆外面有一条小路通到河边。整个学校里大概只有我们五个人。校长全家到别处去了。总学监住在这个小城里，每隔七八天到学校里来看看。我们对他没有好感。他就是我的短篇小说《狮子》里的总学监。那个中学便是我住了一年的沙城中学。我初期的好几个短篇像《洛贝尔先生》等等都是以这个可爱的又安静又朴素的法国小城作背景。这里的人和这里的生活，我返国后多年回想起来，还有如在眼前的感觉。……"
巴金读到这里，暗淡的眼睛忽然又亮了。他知道自己来法国寻找旧踪的夙愿也许会实现了。因为他从这个纪录着当年留法经历的《自传》中，又看到了那个美丽的小城沙多·吉里。那里距巴黎很近很近，当年他离开巴黎以后，就在那里落脚。没有写完的小说也是在那里的一所中学里继续完成的。
次日清晨，依然春雨如注。
在巴黎通往郊区的高速公路上，驶来长长一列由小轿车组成的车队。巴金就坐在中间一辆车里。此行也是事前的固有安排，他要前往距巴黎五十多里的吉里市，继续寻找他在法国生活过的地方。
望着车外那在细雨下泛起层层涟漪的小河。巴金的思绪仍然脑际驰骋。
“巴金先生，您当年来法国是为求学的，可是为什么忽然想起写小说呢？”贝热龙和随行的法国作家，仍然希望更深层次地了解巴金。他们感到巴金本人就好象一本厚厚的书，如果想真正读懂这位来自东方古国的作家仍然需要时间。从这一角度来看，仅仅读过巴金几部著作还是远远不够的。
巴金也希望把从前的往事都告诉给法国同行：“那时我来法国，当然想在课堂和书本上学到一些东西，结果让我大失所望。欧洲并不是天堂啊！夜里，没有朋友来的时候，寂寞难以忍受，我像盲人一样地在街上彷徨。我的孤寂一夜一夜增加，而且我的心也痛得更厉害了。我眼里只看见被工作摧残了的忧愁面貌，我耳里只能听见一片悲哀的哭声，总之，我眼前的黑暗一天一天地增加了。从报上我知道某一处有许多人在为饥饿而哭，某一处又有许多人像猪羊一样被人屠杀，甚至最僻远的地方也送来了悲惨的消息。这是大批的人造灾祸。此外还有个人的不幸、谋杀、纠纷、诉讼、失业……差不多每条新闻都在诉说悲惨的故事。报上似乎发出了血的气味。眼泪、呻吟、哭泣，简直没有终结。好像整个西方世界都沉落在黑暗的苦海里了，无论什么地方都找不到一线的光明。正因为如此，我的生活完全失去了目标。我每夜都站在卢梭像前，对那个巨人诉说我的绝望，可是他永远不能给我一个回答。这就是我当时的处境和心态……”
巴金的话给在雨中飞驰的小汽车里平添几分神秘。此前包括贝热龙在内所有法国作家，都只是从书本上了解巴金，而今他们才真正洞悉了老人的心灵世界。
小轿车仍在雨中驰骋，巴金说：“后来我不常到大学里去了，图书馆里也没有了我的脚迹。我只是到处彷徨，准备踏进那个不可挽救的深渊里去。我看着就要灭亡了，忽然有一天，在一个书铺里见到一个意大利鱼贩子写的英文小说，里面有这样的一段话：‘我希望每个家庭都有住宅，每张口都有面包，每个心灵都受到教育，每个人的智慧都有机会发展。’看了这句话，我好像大雨过后的天空那样，心豁然开朗了。我把这本小书买了回去，我读完意大利鱼贩子的自传《一个无产阶级生活的故事》。这时，在我面前突然出现了一个人，他开始向我叙述他的故事。于是我就决定写小说《灭亡》！……”
中午时分，雨霁天晴。
出现在巴金面前的吉里市绿树葱茏。早有人在那幢灰色的大楼前等候他们了，巴金知道这就是他当年从巴黎出来后、第二个求学的学校。拉·封登学校位于碧绿的马伦河边，校园里绿荫如盖，青堂瓦舍。女校长和许多学生都迎候在通往大礼教的青砖甬路上。巴金老人和那些比年轻的校友们亲昵地握着手，他没有外国大作家的架子，脸上永远是和悦的笑容。女校长和法国校友们团团簇拥这位穿着黑色西装，白发若雪的中国作家，人们把巴金引进校园深处。
“一九二八年夏天，我就是在这里度过的。那时我在拉·封登学校过着比较安舒的生活。这里除了我之外还有两个中国青年。每天早晨和午餐后我一个人要过一道小桥，到拉马河边的小树林里散步，傍晚我们三个聚在一起沿着树林走到更远一点，大家畅谈着各自的理想，因为在那里谈话是很自由的。”巴金在大家陪同下，来到恬静的校舍里，他望着校舍后面的蓊郁树林，心中百感交集。他对那些早已长成参天大树的林木产生了无限感慨。他和大家走进过去住过的校舍，指着窗外对女校长说：“那时候，窗外好象有一颗苦练树啊！如今为什么不见了？……”
女校长和年轻校友们都面面相觑，因为她们也是后来者。当然不知道50多年前这校舍窗下竟会有一棵今天仍让中国作家巴金念念不忘的苦练树。
“巴金先生到吉里以后，又继续在写您的处女作《灭亡》吗？”巴金走进他当年的宿舍，发现房间已经很破旧了，墙壁上贴着新的壁报，这是巴金感到新奇的。贝热龙主席仍然希望巴金把记忆中的故事娓娓道来，以让他们更多地了解一位外国著名作家与这所普通中学的历史渊源。
巴金在这间略显狭小的宿舍空间里，似在寻找他当年伏案写作的小桌。他对法国友人说：“一个晴明的上午我从树林中散步归来，忽然接到一封经西伯利亚转来的信，这是我大哥从成都寄的。信里充满感伤的话，我把信读了，不觉回想从前和他在一起的时光。我痛苦地思索了许久，终于下了决心。我从箱子里翻出那部未完的小说稿，一口气写了第七，第九和十三章。因为那时我已译完了《伦理学》上卷，送走了那些古希腊的哲人和罗马的圣徒。我又有时间来写小说了。当然，写作有时是因为感情的冲动才会产生文字的。”
贝热龙说：“如此说来，巴金先生就是在这间屋子里，把您的处女作最后写成了？”
“是的。”巴金想起五十多年前的事，心中就忍不住激动。他告诉贝热龙和法国友人说：“后来根据一个住在南方朋友的来信，我又写了《灭亡》的第八章《一段爱情的故事》。这朋友是我敬爱的，他的爱情悲欢也曾引起过我的共鸣。我抱歉把他的美丽故事送给了像《灭亡》中袁润身那样的人。所以回国以后我又把那故事改写成一篇，新作，叫作《初恋》的短篇小说献给了他。”
大家都默不作声地倾听着，巴金在他住过的小屋里徘徊许久，忽然又走了出来。他感到幽静的校园在春天的午后十分诱人，巴黎距此不远，法国留学的经历就像一个甜美的梦，现在他终于旧地重游，得到一次重温旧梦的机会。
“巴金先生，《灭亡》中许多生活鲜活的场景，莫非都与您现在看到的校园有关吗？”一些随行记者也赶来向他发问。
巴金默然，他好象又回到从前。半晌他点了点头：“以后这小说写作就没有间断过。每天早晨我在前面树林里散步，就开始构思情节。傍晚在和朋友散步和谈话，我又常常修正这些情节。夜深人静了，我才回房里一口气把它们写了下来。不到半个月的工夫，我就写完了《灭亡》的十九，二十，十五，十四和二十一这五章。这样我的小说就差不多完成了。在整理抄写的时候，又加进了第十六章，最后添了个结尾。我用五大本硬纸面练习簿把它们容纳了。我的两个朋友中那个研究哲学的，很高兴做了我第一个读者。他给我一些鼓励，但我还没有勇气把这小说寄给国内出版。我只想自己筹点钱把它们印出来，给我两个哥哥翻阅，还送给一些朋友。这时国内朋友来信说愿意替我办这件事，我便在稿本前面添上一篇序，慎重地把它们封好寄给朋友。第二年我回了上海，才见到《小说月报》上面的预告，知道我的第一篇小说被采用了。……”
巴金在这所学校里，居然找到他当年在这里读书时留在学校登记簿上的签名。当然，更让他振奋的是，这里还有他从前夜间习练法文时的中国学生图书馆。看到这些五十年前的旧址遗物，巴金感到不虚此行。
让巴金意外的是，法国多家媒体采访并报导了他来到法国访问的新闻。远在美国的华裔女作家聂华苓和她的丈夫、著名诗人安格尔也专程飞到了巴黎。她们在不久前曾经在上海拜访过巴金。现在巴金没有想到竟然和聂华苓伉俪又一次在法国见了面。聂华苓感到巴金似乎比他们前一次见到的老人，变得更加矍铄，更加年轻了。
著名华裔女作家韩抒音也闻讯赶来了。在巴金身边簇拥着这么多在国际上负有盛名的文坛骁将，是巴金和随行人员们来前没有想到的。聂华苓和韩杼音都把巴金的到来当成国际文坛上的一次盛事。她们和巴金谈得着法国的今天和文坛上的趣事。出席各种名目繁多的宴会，一夜之间巴金仿佛又回到了年轻时代。他感到巴黎比从前还要美丽，塞纳河水在春天翻滚着雪白的浪花，一泄千里地流向远方。圣母院方向传来的悠扬钟声，有时会把巴金从甜美的梦境中唤醒。
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前言
作为一个文学家，有如此雄心，不禁让我肃然起敬。
——井上靖：《致巴金先生》
a，巴金在日本讲演时说：“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地拴在一起。……”
b，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
c，当巴金看到那些举着横幅的青年正对着他乘坐的车厢郑重施鞠躬礼的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巴金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他冲着那些在站台上向他鞠躬的日本读者，同样郑重而严肃深深鞠一躬！
d，第二次他再去东京，在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到处走一走。毕竟是老了，特别是1982年冬天的跌伤，让巴金老人左腿忽然感到短了一截。老人再不能象从前那样健步如飞地行走了。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自己身子的平衡。
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东京往事与《神·鬼·人》
作为现代东京标志的330米最高建筑——东京塔，隐没在早春的晨雾中。
已经76岁的作家巴金站在他下榻的旅馆楼阳台上，俯瞰这座亚洲最高的电视塔，心里充满了激动。如今是1980年4月，早春的东京和上海大不相同。天气似乎要比上海冷一点，不过他发现远方隐藏在市郊的层层樱花林，已经吐出了淡淡绿意。樱花也即将开放了，他和他率领的中国作家代表团就是选在这春色渐浓的时节，来到了这让他青年时期就如痴如醉的国家访问。
在过去的一年里巴金的译作《往事与随想》第一册出版了。10月里他再次从黄浦江畔飞到北京，出席在那里举行的中国文学艺术工作者第四次代表大会。老人的威望正在悄悄提高，巴金同时被选为中国文联副主席和中国作协第一副主席。也是在这次大会的闭幕会上。他听到周扬在报告中竟然说了这样的话：“巴金是现代文学史上以鲁迅为代表的文学巨匠之一。……”对于这样的评价，巴金心里有点吃惊，虽然他知道周扬的讲话并非代表个人，而是代表组织，然而老人仍然对于“巨匠”的称谓感到有些不敢承受。可是，这样的评价毕竟是现实，一个任何人都悄得不承认和接受的现实。
真是喜事接连而至，巴金返回上海后，发现在二楼书房的书桌上放着一捆刚刚从香港寄来的新书。老人急忙打开一看，竟然是他《随想录》的第一本集子，由三联书店香港分店出版了。在巴金看来这本集子要比一千个称号都重要。因为这才是他晚年心仪的工程之一。在年末岁尾，巴金的《爝火集》也出版了。有那么多新书放在他的书房里，给这本来排满书刊的二楼上，平添了一股淡淡的喜气。
1980年春节过后，巴金就出访日本。
日本留给巴金心中留下的当然不都是好印象。战前他是从书刊和自己长辈口中，了解这一衣带水的邻国。后来风华正茂的巴金终于来到了日本，那时他为什么要一个人只身离开战时的上海，出现在这陌生的日本呢？
巴金是这样回顾往事的：“我是一九三四年十一月下旬到横滨的。我怎样到日本去，在最近修改过的《关于〈长生塔〉》这篇文章里已经讲过了。至于为什么要去日本？唯一的理由是学习日文。我十六、七岁时，就在成都学过日文。我两个叔父在光绪时期留学日本，回国以后常常谈起那边的生活。我们对一些新奇事物也颇感兴趣。后来我读到鲁迅、夏丐尊他们翻译的日本小说，对日本文学发生爱好，又开始自学日文，或者请懂日语的朋友教我认一些单字，学几句普通的对话，时学时辍，连入门也谈不上。……”
横滨，是巴金第一次来日本首先接触的城市。他在事隔40多年后，仍在脑际中留下一个深刻的印象：横滨很像中国北方的海港。战乱中的横滨一派混乱，冬天的海边没有任何景致，海水混浊而昏黄。大批日本兵正在那里等待渡海。巴金做梦也没有想到小时候幻想的日本竟然是眼前这种模样。那时他真想马上回到上海去，可是当他想起此行是为着一种理想和追求而来，巴金就毅然地咬紧了牙关，在这里坚持下去了。
“我写作，一不是为了谋生，二不是为了出名，……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寻找出路，我写作就是为着和敌人战斗！”这是十年浩劫后巴金第二次率中国作家代表团出访。他如今确实已经从阴影中走出来了，此行与其说是一种中日间的文化交流活动，不如说是巴金晚年的一次精神寄托。他知道自己在日本同样拥有许多读者，这些人尽管是通过日文译本在了解他的作品，可是，巴金知道文学是没有国界的。40年前他刚来到日本的时候，他的长篇小说《家》，还没有流传到这扶桑之国。而今这里的老年和青年读者们早已了解中国的巴金，他在早春4月来到东京，刚从羽田机场出来就受到了日本青年的欢迎。那么多陌生的笑脸，那么多艳丽的鲜花，让巴金忽然发现他是落在了一片友谊的海洋中。
在经历非人折磨的昨天之后，如今的巴金忽然感到自己的人生正在经历一个新的转折。他不明白人的命运为什么会有如此大的波折。他喜欢在自己的作品中表现戏剧性的转折，然而他没有想到自己有一天也会成为人间戏剧的主角。日本人对于来自上海的巴金竟会表现出那么大的热情，而且他看出日本读者对自己的感情并不是故意装出来的。
“我是一个不善于讲话的人，极少发表演说，今天破例在这里讲话，只是为了报答日本朋友的友情。我讲友情绝不是使用外交辞令，我在这个词里倾注了深切的感情。友情不是空洞的字眼，它像一根带子把我们的心同日本朋友的心牢牢拴在一起。想到日本朋友，我无法制止我的激动，我欠了你们一笔友谊的债。我不会忘记‘四人帮’对我横加迫害、要使我‘自行消亡’的时候，日本朋友经常询问我的情况，关心我的安全。而我在被迫与世隔绝的十年中也常常想起同你们在一起度过的愉快日子，从这些回忆中得到安慰。今天我们又在一起欢聚了，我的兴奋和欢欣你们是想得到的。"巴金走上了讲坛。他以这种特殊的直率发表了开场白。大厅里所有日本读者都洗耳恭听，他们以为大作家巴金定会故弄玄虚地发表一篇宏谈大论，却没想他的讲话如此简单明了，又是那么谦虚平和。也许正因为巴金的诚实，大厅里忽然爆发出一阵掌声。
“我不是文学家，但是我写作了五十多年。每个人从不同的道路接近文学。我从小就喜欢读小说，有时甚至废寝忘食，但不是为了学习，而是拿它们消遣。我做梦也想不到自己会成为小说家。我开始写小说，只是为了找寻出路。在我即将出版的《选集》中，第一卷中选了我在日本写的短篇小说《鬼》，它使我回忆起一些事情，我找出我的短篇集《神·鬼·人》，把另外的两篇也读了。这三个短篇都是当年我在日本写成的。前两篇写于横滨，后一篇是我迁到东京以后四月上旬某一天的亲身经历。”巴金到达东京以后，曾出席过无数次欢迎活动和读者座谈会。特别让他兴奋和难忘的是，出席东京朝日讲堂的讲演时，他首次当着日本读者发表的《文学生活五十年》。巴金是以真诚与坦率的性格向日本读者畅谈他已经走过的漫长文学之路。他面对黑压压听众说道：“来日本前我在北平住了好几个月，先在沈从文家里作客，后来章靳以租了房子办《文学季刊》，邀我同住，我就搬到三座门大街十四号去了。我认识曹禺，就是靳以介绍的。曹禺在清华大学作研究生，春假期间他和同学们到日本旅行。他回来在三座门大街谈起日本的一些情况，引起我到日本看看的兴趣。这年七月我从北平回到上海，同吴朗西、伍禅他们谈起，他们主张我住在日本朋友家里，认为这样学习日文比较方便。正好他们过去在东京念书时有一个熟人姓武田，这时在横滨高等商业学校教中国语，他可能有条件接待我。吴朗西便写了一封信给武田，问他愿意不愿意在家里接待一个叫黎德瑞的中国人，还说黎是书店职员，想到日本学习日文，不久回信来了，他欢迎我到他们家作客。于是我十一月到了横滨。”
如烟往事早已在巴金的心海中沉淀。他似乎在极力从记忆深井里搜寻日本横滨的点点滴滴。他记得当年是以黎德瑞的化名踏上这片陌生土地的，那位经吴朗西引荐的日本人武田，亲自把他从横滨港接到自己家里。武田一家人的音容笑貌时至今日仍历历在目。巴金的头脑中不仅有笑脸，也有挥之不去的阴暗，日本警察对他的到来始终虎视眈眈，有时在大清早闯进武田家里审查和盘问他。日本警察那可怖的眼睛在巴金心里打下了烙印，他常常把横滨的警察与正在中国东北横行的关东军联系在一起。也许正由于这两个印象在巴金心里起了作用，所以才促使这位想学日语的中国作家在横滨写的第一个短篇小说《神》里，再现了可恶的日本败类影子。当然，巴金写作并不完全为揭露人间阴暗面，他所有作品都是为着展示人类的光明。所以他也描写了武田家生活和他那修建在横滨本牧町山上的“精致小木屋”。
“大家也许都知道，我的小说《神》中的长谷川君，就是生活里的武田君。我把长谷川写成‘一个公司职员，办的是笔墨上的事’，唯一的原因是：万一武田君看到我的小说，他也不会相信长谷川就是他自己。这说明武田君是个十分老实的人。我的朋友认识武田的时候，他还不是信佛念经的人。这样的发现对我是一个意外。”在另一次读者座谈会上，巴金回忆了他当年在日本的写作情况：“我对他那种迷信很有反感，就用他的言行作为小说的题材，我一面写一面观察。我住在他家里观察他、描写他，困难不大。只是我得留心不让他知道我是作家，不能露出破绽，否则会引起麻烦。他不在家时，我可以放心地写，不过也不能让小孩觉察出来。因此我坐在写字桌前，手边总是放一本书，要是有人推门进屋，我马上用书盖在稿纸上面。但到了夜间他不休止地念经的时候，我就不怕有人进来打扰了。”
日本读者的掌声几次打断了巴金的讲演。老人发现日本读者不论男女老少，都对他的讲演报以真诚的赞许，也许这与他在日本的经历不无关系。巴金与其说是在演讲，不如说是和读者以谈家常的方式交流体会。他讲着在日本的短暂时光，说起写《神·鬼·人》的时候，巴金就好象又回到了青年时代。他说：“那个时候我写得很快，像《神》这样的短篇在几天里便写好了。我自己就在生活中，小说中的环境就在我的四周，我只是照我的见闻和这一段经历如实写下去。我住在武田君的书房里，书房的陈设正如我在小说描写的那样，玻璃书橱里的书全是武田的藏书，他允许我随意翻看，我的确也翻看了一下。这些书可以说明一件事实：他从无神论者变成了信神的人。至于他信奉的‘日莲宗’，念的‘法华经’，我一点也不懂，我写的全是他自己讲出来的。对我来说，这一点就够用了。我写的是从我眼中看出来的那个人，同时也用了他自己讲的话作为补充。我不需要写他的内心活动，生活细节倒并不缺乏，我同他在一起生活，在一起吃饭，他有客人来，我也不用避开。我还和他们一家同到附近朋友家作客。对于像他那样的日本知识分子的日常生活，我多少了解一点，在小说里可能我对他的分析有错误，但我用不着编造什么。我短时期的见闻本身就构成一个完整的故事。我在小说里说：‘在一个多星期里看透了一个人一生的悲剧。’这是真话。在生活里常有这样的事，有时只需要一天、半天的见闻，就可以写成一个故事，只要说得清楚，不违反真实，怎样写都反正是创作，不一定走别人的老路，不一定要什么权威来批准。……”
座谈会上气氛热烈，日本读者向他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大多是对写作上的难题，巴金都耐心作了回答。他最后说：“我曾经说过：我是从探索人生出发走上文学道路。五十多年中我也有放弃探索的时候；停止探索，我就写不出作品。我开始读小说是为了消遣，但我开始写小说绝不是为了让读者消遣。我不是一个文学家，我只是把写作当做我的生活的一部分。我的思想有种种局限性，但是我的态度是严肃的。卢梭是我的启蒙老师，我绝不愿意在作品中说谎。我常常解剖自己。我的生活中充满了矛盾，我的作品里也是这样。爱与憎的冲突、思想与行为的冲突、理智与感情的冲突、理想与现实的冲突……这一切织成了一个网，掩盖了我的全部生活，全部作品。我的每一篇作品都是我追求光明的呼声。我说过：读者的期望就是对我的鞭策。”
掌声再度如海潮般响起，大厅里的读者都被巴金精采的讲演打动了。
巴金的演讲结束了，可是那些入迷的日本读者却蜂拥而上地把老人团团围住。他们希望和巴金继续交流下去，渴望得到巴金的一张名片或他在自己小本上的签名。在巴金眼里这才是人间最真实的画面，这些慕名而来的读者，并不是受某官方的唆使来完成倾听任务的，他们都是巴金小说《家》和《随想录》的崇拜者和知音。在那些热情的知音者中间，不仅有普通日本平民，学生和小职员，甚至还有日本政府的高级官员，例如多次到中国访问的大平正芳首相，就是喜欢巴金作品的一员。他在紧张的国务活动中，仍然拨冗和巴金坐下来交流中国文学。而且让巴金惊异的是，他的小说《家》也曾是这位日本国务活动家青年时代喜欢的外国文学作品。难怪大平正芳对巴金说：“先生的作品曾经感化过日本的一代人！”
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向雨中日本青年深鞠一躬
高速列车在日本春天的田野上飞驰。
巴金坐在疾驶的列车窗口，浏览着那既熟悉又陌生的异国风光。在东京参加一系列读者交流活动之后，巴金和作家代表团的成员们，乘坐高速列车对日本进行了一次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长途旅行。广岛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象征，当年美国投下原子弹留下的战争创伤，时至今天仍然让巴金感到记忆犹新。而京都和奈良，都给巴金以新的感悟，他发现这里的人们对中国文学同样不陌生。
在广岛访问时，巴金在一位日本文学家的书房里，见到这日本人用中文书写的鲁迅诗词，那是鲁迅1931年写给日本朋友内山完造的弟媳松藻片山的五律诗，巴金的心情当然万分激动。他没想在广岛居然会有人把鲁迅的诗，当成他治学的宗旨与写作的楷模。这日本人抄录的鲁迅诗是：
大野多钩棘，
长天列战云。
几家春袅袅，
万籁静喑喑。
下土惟秦醉，
中流辍越吟。
风波一浩荡，
花树已萧森。
尽管语言不通，可是巴金仍然发现在日本各地，汉字仍然不时可以跳入他的眼帘。这是他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曾见到的现象。巴金发现日本人如此喜欢他的作品，显然与街上那到处可见的汉字不无关系。中国文字让他感到亲切，而反战与和平始终是中日两国人民心灵交流的基点。在京都巴金又进行一次《我和文学》的演讲。他坦诚地对日本读者表示：“我的每篇文章都是有所为而写作的，我从未有过无病呻吟的时候。”
在奈良巴金又谈起他当年从横滨到东京的经过。几位日本青年捧着巴金的《自述》，请求签名。大家对巴金早年在日本的活动都感到惊奇和钦佩，巴金在《自述》中说：“当初在横滨写《鬼》的时候，我就下决心离开武田家搬到东京去。我托一个在早稻田大学念书的广东朋友，在东京中华青年会楼上给我预订了房间。我本来应当在武田君家里住上一年半载，可我受不了他念经的声音，可以说是神和鬼团结起来把我从他家赶了出去的。我原先学习日文的计划，也给神和鬼团结的力量打破了。我向主人说明我要搬去东京的时候，武田曾经恳切地表示挽留。然而想到在这里同神、鬼和平共处，我实在不甘心。即使有人告诉我，迁到东京，不出两个月我就会给‘捉将官里去’，我也不改变主张。”巴金对那位喜欢他《自述》的日本青年说：“我当时刚过三十，血气旺盛，毫无顾虑，不怕鬼神，这种精神状态是后来的我所没有的。我今天还怀念那些逝去的日子，我在小说《鬼》里找到了四十五年前自己的影子。我现在的确衰老了。……”
古老的奈良很象巴金曾经去过的中国绍兴。只是奈良没有河水与纵横交错的小石桥。巴金喜欢这里的古老庙宇，他从幢幢香火繁盛的寺院，可以联想到自己的祖国。会想起当年飘洋过海的鉴真和尚。往事对于年迈的巴金来说，已是难得的财富。不管从前的记忆有多少让他伤感的地方，老人都不会谢绝日本青年对自己的关心，他眼前好象又出现了东京中华青年会的宿舍。他在和日本青年谈往事的时候，说：“我当年到了在东京，住在中华青年会的宿舍，楼上房间不多，另一面还有间课堂，白天有位教员讲授日语，晚上偶尔有人借地方开会。楼下有一间大礼堂，每个月总要在这里举行两次演讲会。我初来的时候，有人正在大礼堂内排曹禺的《雷雨》，他们通常在晚上排练，我在房里听得见响动。当听到有人把曹禺的剧本变成日语时，我为曹禺感到高兴。因为这也是一种文化交流。”
奈良的日本青年都被巴金的到来振奋着。他们奔走相告，那么多人希望见到巴金，并渴望听这位中国大作家谈他早年在日本的经历。巴金也希望回顾往事，他对大家说：“我记得中华青年会在东京的神田区，附近有很多西文旧书店，我每天要去三次，哪家店有什么书，我都记熟了。而且我也买了不少旧书，全放在两层的大壁橱里面。我的生活完全改变了。在这里我接触到的日本人，就只有一个会说几句中国话。我向别人打听他们是什么人，有人告诉我，他们是‘刑事’，就是便衣侦探和特务警察。我一方面避开他们，另一方面暗中观察他们。我的观察还没有取得一点结果，我就让这些刑事抓到警察署拘留所去了。”
日本青年都被巴金在东京被逮的经历感到惊讶。大家都七嘴八舌地询问，巴金却不想多谈了。因为他不希望给日本青年的心里蒙上阴影。夜里，当代表团成员都进入了梦乡，巴金仍在灯下翻阅他的《自述》。他看到了这样的记载：“在警察署里开始了审讯，审讯倒也简单，在我的答话里抓不到辫子，不久就结束了审讯，向我表示歉意，要我在他们那里睡一晚，就把我带到下面拘留所去。从凌晨两点到下午四点，整整关了十四个小时。从我半夜里睁开眼睛看见他们推门进来，到我昂头走出神田区警察署，看见落日的余光，这其间的经过情形，我详细地写在短篇《人》里面了，没有必要在这里重述。不过我应当提说一下，这不是我初来东京时计划写的那个短篇。……它是作为一篇散文或者回忆写成的，最初的题目是《东京狱中一日记》，打算发表在一九三五年七月出版的《文学》特大号上。把回忆作为小说，编在《神·鬼·人》集子里面了。文章就这样给保全下来，一直到今天。但是，当时那些用武力、用暴力、用权力阻止它发表的人连骨灰也找不到了。……”
车窗外是一幅绚丽的春景。
巴金脑际浮现出的，是他在日本各地和日本读者见面的画面，宛若一个个令人振奋的电影镜头在眼前闪动。他记得那是个下着牛毛细雨的初春早晨，在中国作家代表团乘坐的列车从东京驶往京都的半路上，巴金心里就在想着一位日本女子，她叫鸟田恭子。好象是在两年前的秋天，一封从日本京都寄出的信被邮递员送进了武康路13号的院子里。巴金展读一看，上面竟是一行行娟秀的中国文字：
敬爱的巴金先生：
您好，我是您的日本读者，名叫岛田恭子。我是大阪外国语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多年来就喜欢中国文学作品，特别喜欢先生的早期小说，如《家》、《春》、《秋》等等。第一次接触您的作品是1977年，那时我丈夫从东京给我买回一本先生著的《寒夜》。这一年我刚好29岁，已是一个家庭里的少妇。我22岁结婚，家里有丈夫、婆婆和四个女儿。我丈夫是再婚，所以结婚时已经有了两个女儿，我们后来又有了两个女儿，我一直没有工作，在家里做家务。
我感到一个大学生做家务很失望，可是，当我看到先生写的《寒夜》以后，我忽然感到自己的想法是幼稚的。从先生的小说里，我看到的就是社会的变化，不管生活中有多少困难，社会毕竟还是从旧到新，从固陋到进步在继续前进。也就是说，您是怀着社会一定向进步光明前进的坚强信仰写这篇小说的，所以《寒夜》给我带来比温暖更积极的东西，就是希望和勇气。……
巴金读到这里，才感到对方原来是一位读了《寒夜》受到感染的日本女子。他理解鸟田恭子的心情，知道她定是从自己作品中的人物中，发现了她自己的影子。巴金从她的信中得到这样的印象，岛田恭子的心情很苦闷，特别是她结婚以后的生活，更让她心情压仰。丈夫和前妻生下两个女儿，再加上她和他的女儿，就是个多口之家，特别是一个没有工作的日本女人，又不甘心在家务中永远默默无闻，所以对《寒夜》产生这样的感情是不足为怪的。他看到鸟田恭子的信写得自然流畅，就象在和自己的长辈谈心一样，这位日本女人说：“原先我对他们的生活不太习惯，心里也有难过的事。我以为如果我自己能成为心胸大而好心肠的人，那有多么好，所以我要努力成为那样的人。孩子们都温和可爱，对我很好。母亲很壮键，常常帮忙做家务。我爱人仍然有点任性，可是我爱他。我过得很幸福，我冷静地想一下，要是我没有对他的爱，那么一天也不能快活地生活吧。我的这么小小的经验，同《寒夜》那残酷不幸时代中的主人公当然不能比。越看我心里越闷，不过对于母亲、宣和妻子，我都能同情并了解他们每个人的心情。《寒夜》成了我最喜欢的书之一。……"
巴金尽管每天很忙，可他还是认真地把一个陌生日本女子寄来的信反复读完。他没想到一个远在京都郊区的日本妇女，居然从自己早期著作《寒夜》中找到了共鸣。在中国这部书已经多年没人读了，“四人帮”粉碎以后才再次出版。然而远在扶桑竟然有人在他受到“专政”的时候，还会读他的《寒夜》，这让巴金大为感动。
巴金决定拨冗给鸟田恭子写封回信。这些年来他对读者的来信，很难逐封一一作复，因为随着环境的改变，读者来信也越来越多了，加之他身体随着年龄的增长也越来越弱，有时一天伏案只能写下几百字，由于生病，巴金写的字越来越小了。然而，巴金仍给素不相识的岛田恭子写一封短函，他深为感动的是，鸟田恭子是在他正受非人待遇的“文革”时期还在日本读他从前的旧作、一部正在中国受到批判的小说。这是一种了不起的感情。在巴金看来没有什么比这样的读者更可贵的了。老人写道：
在我遭受“四人帮”迫害的时候，你还买我的书读，你对我的信任和了解，我非常感谢。我还要写下去，写到八十岁，九十岁！……
就是从那次通信以后，鸟田恭子不时给巴金写信，巴金也尽量做到每信必复。不管他写作任务多么重，社会活动多么频繁，巴金从来不愿意冷落自己的读者。特别象鸟田恭子这样远在京都的外国读者。他和这位看了《寒夜》以后，改变了对人生消极态度的日本女子，始终保持着通信联系。
就在这次巴金决定前往京都的时候，他没有想火车刚刚抵达京都车站，就在月台上那乱纷纷的欢迎人群中，发现了一位戴眼镜的中年妇女，她手里举着一块巨大的红布横幅，由写“欢迎中国作家巴金！”。她就是多年在书信中交谈的鸟田恭子。如今，她终于见到了远从上海来的《寒夜》作者巴金。
“先生，巴金先生！”巴金看到了鸟田恭子和她的那位当记者的夫君，带着她们的四个孩子迎迓上来。就像欢迎她们自己的亲人一样。
巴金看到月台上簇簇涌动的鲜花，脸笑。他没有想到日本读者竟会给予自己这么热切的欢迎。巴金在日本活动的十几天里，已经深切感到像鸟田恭子这样的读者何止千万。他记不得是在哪一段路程中，当他们乘坐的火车经过一个不知名的小车站时，忽然，车上所有的人都被站台上一条红色的横幅吸引了。上面用中文和日文写着：“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我们欢迎您！”当时外面正下着霏霏春雨，巴金在火车上看到，手举那条鲜红横幅的几个男女青年身上，早已被细雨淋湿了。巴金很过意不去，他多么想亲自下车，对那些冒雨专候自己列车的日本青年们表示一点谢意，然而这趟火车在这无名小站上竟然不停。当巴金看到那些手举横幅的青年们正对着自己乘坐的车厢郑重施鞠躬礼的时候，老人的眼泪也情不自禁地流淌下来。巴金急忙从座位上站起来，冲着那些守在月台上的日本读者，同样郑重而严肃深鞠了一躬！
细雨纷飞中，车站上的日本青年仍然在向着驶去的列车高呼着巴金的名字！
这次，巴金在京都逗留的两天中，鸟田夫妇陪着巴金游览了清水寺和二条城。当然，鸟田伉俪也与巴金等人一瞻了旧皇宫的风采。鸟田早就在考虑一个大胆的写作计划，她通过读巴金的著作，渐渐找到一个家庭妇女走向社会的捷径。毕竟是大阪大学中文系的毕业生，她决心要把巴金曲折又辉煌的从文经历，写成一部供日本读者借鉴的专著。并且决定着手写一本《巴金写作经历》的书。巴金同意为她提供相关的资料。
巴金抵达长崎的消息在日本几家媒体上公布以后，海港城市长崎就像过节一样热闹。
早在50多年前，巴金第一次来日本的时候，他就希冀有一天能到长崎一游。然而那时是战争时期，他没有机会实现自己的愿望，就愤然地离开了日本。就是从那时起，巴金心里始终想着长崎。他记得那时自己给国内发信的时候，信封上署的地址都是长崎。这是因为巴金年轻时就喜欢这座海港城市。如今当巴金已经76岁的时候，才如愿以偿地来到了这里。
在长崎，巴金意外发现了两本保存在县立图书馆中的两部中文藏书。那是日本作家们在四十年代翻译的巴金早期小说。一本是《寒夜》，一部是《憩园》。由于年深日久，巴金发现那两部经过多人翻阅的小说，书页早已发脆变黄了。岁月的磨励尽管把两部书变旧变脆，然而巴金心里仍然感动不已。此前他虽然在上海听说过日本翻译家译过他的作品，但是巴金始终没能亲眼所见。如今他手捧这两本经历战争和历史烟云的旧书，热血在胸中奔涌。他不知在那长达八年的罪恶战争中，日本居然有人会拿起正义之笔。把这些象征着人间温情的著作从一海相隔的中国介绍到日本本土来。而且巴金还能从那汗迹斑斑的书页上，看到必定是经过无数喜欢它的读者翻阅。看着看着，老人的眼睛湿润了。
巴金在日文版的两部旧书扉页上，郑重写下了自己的名字！从此，这两部有原作者签名的小说，就变成了长崎县立图书馆中具有收藏价值的馆藏珍品！当巴金把两部书页残缺的书捧送到馆长手里的时候，肃穆大厅里顿时响起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巴金先生，我们有一个郑重的请求，不知先生能不能见怪？”负责接待巴金一行的，是日本欢迎中国作家代表团委员会事务局的清水正夫，他早从巴金率领的代表团飞抵羽田机场时起，就陪同在这位满头银发的老作家身边。清水正夫对巴金充满着敬畏，因为他在十几天的活动中亲眼看到巴金在日本无以伦比的崇高威望。现在他知道巴金和中国作家代表团即将从长崎起飞，马上就要返回自己的祖国了。就在巴金即将辞别日本的时候，清水正夫不能不把积郁在内心多日的希望吐出来。
巴金对这位日本接待官员投去了信任的目光。
清水正夫通过译员对巴金表示：早在巴金在东京新大谷饭店为朝日讲堂发表演讲作准备的时候，他就对巴金的演讲稿《文学生活五十年》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后来，当巴金在京都又发表题为《我和文学》的时候，清水正夫同样对巴金坦率与真诚的演讲深感振奋。所以，当他知道巴金马上要离开日本的时候，渴望能把巴金在东京和京都两次演讲的原稿，留给他们。当然，清水正夫明确地表示，他希望留下巴金的两篇手稿，并不是自己有意收藏，他是希望把这两篇讲演稿当作日本最珍贵的文学史料，收藏在日本文化博物馆里，作为永久的收藏品。
巴金迟疑着，沉吟着。他在玩味着清水的要求，一时不知该作何答复。
清水正夫担心巴金拒绝他们的请求，索性把自己的急迫心情倾吐出来。他说：“巴金先生的作品深受日本人民喜爱，如果把巴金的手稿陈列在日本文化博物馆里，显然对中日人民的友谊和文化交流，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这将告诉日本的下一代，伟大的中国作家巴金先生，曾经在他七十六岁的时候，带着他对日本人民的深厚情谊来到过日本，并且在东京和京都发表过演讲，这该是一件多么有意义的事情啊！……”
巴金点头赞许，并且很快就吩咐秘书把两份由他亲笔写成并多次修改的手稿，慨然送给了清水正夫。巴金说：“我的手稿算不了什么，可以送给你们作纪念。但是最好不要送到博物馆里去。如果它能唤起人民美好的记忆，使我们共同珍视友谊，发展友谊，我就感到高兴了！”
“谢谢，谢谢巴金先生！”清水正夫感动得连连鞠躬。
巴金又动情地叮嘱：“十年浩劫在人类的历史上是一件大事，要是它不在中国发生，以后也会在别的国家发生。我们遭到了不幸，可是别的国家的朋友免掉了灾难，在这一点上，我们也可以引为自慰。”
巴金就这样告别了美丽的海港城市长崎。
当他临行前夕，又一次来到位于市中心的“原子弹纪念馆”前时，巴金平静地凝视着那幢巨大的纪念馆，不禁心潮激动。他看见馆前是一片偌大的碧绿草坪，在如茵的绿草上有一座高大的铜像，那是一位人类持久和平的使者。他高大而伟岸，这铜铸巨像的一只手正高高地举向碧蓝的苍穹，另一只手则平端在他的胸前，似乎在抚摸着他那跳动的心脏。巨像那双流露出善良无私目光的眼睛，此时似乎在平视着他面前的一切。特别是绿地上那些翩翩飞舞的白色鸽子。
巴金对这尊象征人类和平的铜像投以同情的目光，他知道当年就在这和平使者巨像矗立的地方，曾经发生过惨绝人寰的灾难。而今那一只只雪白的鸽子，竟然在巨像脚下无忧无虑地飞舞觅食。巴金暗暗地说道：“如果和平鸽永在，悲剧就再也不会重演了！……”
第七章 抚桑也有难忘的梦 东瀛，我又来了！
“我四个月不曾执笔。在医院里一共写了十六、七篇文章。最后一篇就是在东京召开的国际笔会大会上的发言《我们为什么写作？》。写完发言稿不久我便离开医院。这次回家不是病已经完全治好，只是出去作参加东京大会的准备。医生同意我出国，这说明我的病已经给药物控制住了，健康逐渐在恢复。只要按时服药，不让自己疲劳，我看短短两个星期的出国访问是可以应付过去的。
“我的确很乐观。朋友中多数不赞成我出国开会，他们害怕我的身体吃不消。我病了两年多，两次住院就花去一年的时间，接触新鲜空气的机会很少，自我感觉就是一个病人。探望的亲友们一来，问的、谈的也总是关于病的事，谈得越多，我越是精神不振。看到我的这种精神状态，又了解我的一些病情，亲友们当然会为我的健康担心。其实连我自己也有过灰心的时候。跟疾病作斗争，的确需要很大的勇气，但也少不了医生的支持。医生的同意给了我很大的鼓励。”1984年6月，巴金在第二次访问日本归来以后，执笔写下了上面的文字。这是巴金继1979年4月第一次去日本之后的第二次赴日。
前一次访问日本，巴金是和谢冰心等中国作家一起去的。那时他的身体没有任何疾病，尽管经过十年浩劫的折腾，巴金的身心也难免疲惫，然而那时的巴金毕竟有种从阴影里挣扎出来的振奋感和喜悦感。前一次日本之行，前后花去了十几天时间，对日本进行的访问也是从南到北，从东至西的。而巴金第二次再去东京，是为了参加第45届世界笔会。在此期间，巴金由于身体的原因，并没有像前一次那样在日本各地到处走一走，看一看。巴金毕竟是老了，又患上了帕金森氏综合症，所以身体始终很弱。他即便不坐轮椅，也一定要以手杖来保持身体的平衡。
巴金又一次拿起笔来，写他那尚未峻工的文字工程《随想录》。这是在他从东京回上海的一个月之后。当初巴金所以在医院同意前往日本参加这次笔会，除了他本人身负的代表团长职务之外，还有另一层原因，就是巴金多年和日本文学界的朋友们，他们也始终在盛情欢迎巴金前往东京赴会。
当巴金还躺在华东医院病榻上治疗疾病的时候，他的日本老朋友井上靖就已经先后三次来华东医院看望巴金了。不久，另一位与巴金有几十年友情的友人水上勉也走进了巴金的病室。他们的到来当然不仅为着邀请巴金去日本参加笔会，更重要的是他们代表着许多日本作家朋友在关心着巴金的身体。巴金面对这些日本友人的热情，已经暗暗下决心要再一次飞往日本。因为在他的心里绝不让欢迎他的日本朋友们失望。然而那时候巴金正为帕金森氏综合症所困扰，他究竟能不能顺利地走出国门，再一次飞往扶桑与日本朋友相聚，连巴金自己也没有把握。好在经过一个漫长的冬天，当浓浓春意终于来到黄浦江畔的时候，巴金的身体开始好转。负责他腿伤与帕金森氏症的医生，经过多次检查，最后都表示同意巴金出国。就这样，老人又一次来到了日本，不过他不再像前次那样可以手拄藤杖健步如飞，如今巴金再来日本只能以轮椅代步了。
巴金在下榻的东京京王广场饭店里，依然宾客如云，几乎每天都有日本友人前来探望。身边人都关心巴金的身体，可是巴金始终坚持一定要会见来访的客人，他对身边人说：“我既然来了，就要尽可能多的见些老朋友，不要拒绝任何人的来访，难得有这样的机会。”
友情让生病的巴金变得年轻。他不顾年高体迈亲自剪往日中文化交流协会走访，在日中文化交流协会举行的招待会上，巴金又一次感受到友谊的力量。在国际笔会47届大会的开幕式和闭幕式上，德高望重的中国作家巴金顿时成了各国作家注目的焦点。他在大会上的讲话再一次引起了喝彩和掌声……两个星期就这样令人依恋地从巴金身边过去了。在成田机场上，坐在轮椅上的巴金回首着熟悉又陌生的东京心情激动。这里曾是他三次来过的地方，战争年代第一次来这里的巴金，还是个没有成名的青年作家。第二次来日本的巴金，已经是一位中国文坛上的泰斗，并且他走出了“四人帮”极左思潮的阴影，正在涣发青春，准备以最大热情重新投入写作的时候；第三次他又一次来到日本，巴金是刚刚医治好跌伤的左腿，他并没有像行前亲友和医生们所担心的那样，会病倒在东京。现在，巴金依然精神矍铄地踏上了飞机。当他站在机舱门前向那些守候在停机坪上的送行人员高高挥起手臂的时候，巴金感到自己正在走进一个全新的历史里程！
上海武康路13号仍然静悄悄。巴金自从腿伤以后，已经许久没有回这个家了。他一直住在华东医院的病室里，现在当他再次回到那幽静小楼上来时，第一眼看到的就是五斗橱上的骨灰盒。那是久违了的萧珊。如今她依然在小楼上，就象那山花烂漫之时在丛中微笑的梅花一样，正悄悄地笑望着巴金的今天。想到亡妻，巴金心头又难免泛起几分感伤。他由萧珊会想到日本友人中岛健藏的坟墓。这次巴金到东京的另一个夙愿也实现了，那就是前去中岛先生的墓前献花。
“我到了东京，晚上商谈日程时，只向主人提一个要求：去中岛健藏先生墓前献花。第二天上午车子把我送到了豪德寺。中岛京子夫人早已在门口等候，文化交流协会的白土吾夫先生也来了，他们给我带路，女儿小林或者担任译员的小陈搀扶我。多少年我没有这种‘清晨入古寺’的感觉了。但是我怎么能相信我是去扫墓呢？这位分别七年的老友，他的笑声还在我的耳边。我多么想看见他，我有多少话要对他说呀，可惜的是，我为我的移动艰难的左腿感到苦恼。……”
第八章 质本洁来还洁去 前言
我快要走到生命的尽头了。我不愿意空着双手离开人间，我要写，我绝不会停止我的笔，让它点燃火狠狠地烧我自己，到了我烧成灰烬的时候，我的爱，我的恨也不会在人间消失。
——巴金：《随想录》
a，巴金脸上的笑容倏然不见了。他对吴克刚见面就谈此事不感兴趣，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从北京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得知了吴克刚为他如何获取诺贝尔文学奖正在努力促成的经过了。
b，他唇边又出现了那种浅浅的笑意。那是一种看惯世间冷暖荣辱，对任何事情都会泰然处之的哲人之笑。对于吴克刚和马小弥的善意，老人思考多时，最后还是谢绝了。
c，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巴金久病缠身，体质下降，到现在他几乎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每一次出现病情的反复，老人都与医生和护士紧密配合，共渡难关。医院抽调医术最好的医护力量为巴金进行抢救与医治。本来，入秋以后巴金的病情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没有想到进入严冬，特别是春节将至的时候，巴金竟出现了高烧不褪的症状。
d，她们早在11月初，就开始在为老人的祝寿作准备了。特别是女护士们，她们都好象在为自己的老人准备寿庆。大家主动掏出钱来，上街买来五彩缤纷的彩纸，大家利用工作之余，在精心地折叠着彩色的纸鹤。在她们看来，这形态各异的千纸鹤，就是吉祥鸟儿的象征。护士们的心愿都凝结在那五颜六色的纸鹤上！
第八章 质本洁来还洁去 把最后一部书也捐出去
当1999年冬天的彤云弥漫在黄浦江上空的时候，住在华东医院特护病室中的巴金忽然出现了高烧。
老人的病情忽然转重了，究竟是严冬的气候所致，还是因巴金年高体弱和抵抗力下降带来的肺部感染？医院上上下下都为刚度96岁华诞的巴金病情在深深地担忧。自从去年冬天以来，巴金久病缠身，到现在他几乎连说话的气力也没有了。每一次出现病情的反复，老人都和医生和护士紧密配合，共渡难关。医院抽调医术最好的医护力量来为巴金进行抢救与医治。本来，入秋后巴金的病情始终处于稳定的状态，没有想到进入严冬，特别是春节将至的时候，巴金竟然出现了持续不退的高烧。
医院马上把巴金从普通病房转移到重症监护病室。在这里医院不仅重新配备了医生和护士，同时也增加了新的医疗设施。但是，老人因高烧引起的肺部感染却始终不见转轻。在这种情况下，华东医院只好把有关巴金的病情报告，逐层上报给北京全国政协和中国作协、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一级的保健主管部门。这样，巴金病情忽然发生的转危，很快就引起了从上海到北京许多中央领导的重视。
春节期间，正在贵州视察工作的一位中共负责同志，闻讯火速从贵阳转路来到上海，亲自到华东医院重症病房探望了巴金。这时的巴金已经从多日的昏迷中清醒过来了。那位中央领导紧紧握住老人的手，鼓励他继续与顽固的疾病作坚韧的斗争。巴金终于从重病中顽强地挺了过来。老人的脸上又现出了欣慰的微笑。
巴金在清醒的时候，思绪还会回到他深情依依的杭州。
那里有让他留恋的西子湖。三潭印月。平湖秋月。还有每年秋风飒飒之时从南高峰上飘来的阵阵桂花香味。一年前，巴金最后一次到过杭州，他下榻在湖光山色中的西子宾馆里。这里是他暮年时期的又一下榻之处，在即将告别杭州的时候，巴金品尝了他喜欢的叫化鸡和红烧狮子头。
在最后那次晚宴开始前，工作人员早将饭菜端上来了，可是，巴金望着那些色香味俱佳的晚餐却迟迟不肯动筷。身边的工作人员一时猜测不透老人的心思，后来才知道，巴金是希望见一见多日来为他烧菜的厨师。那位厨师果然被叫到巴金面前，他有些紧张，误以为自己在什么地方出现了疏忽，或者他烹饪的技艺不能让老人如意，所以有些诚惶诚恐。可是，这位年轻的厨师决不会想到，巴金却紧紧握住了他的手，动情地说道：“谢谢你呀，师傅！”
巴金还记得他准备离开宾馆之前，有位崇敬巴金的青年姑娘，特意从书店买来一册巴金的小说《家》。她希望在这本书的扉页上，最好能留下巴金亲笔题写的一句话，作为她一生中最珍贵的纪念。和她有同样心情的工作人员们都纷纷效仿，最后，大家都准备好了书和笔，希望巴金能满足他们的要求。
“巴老，我们请您为这几本书签名留念，好吗？”当大家把一本本巴金著作摆放在老人面前的时候，大家才愕然地发现，巴金竟然怔怔地坐在轮椅上，面对大家摆好的著作迟疑着不肯签名。
姑娘们都怔住了。她们无法理解巴金此时的心情，大家误以为巴金谢绝签名。能里知道巴金另有想法，他说：“签名的书应该由我来买才对，怎么能让你们掏钱呢？”所有工作人员都感到意外。嗣后，巴金回到上海，他忙从刚寄来的一批新书选出了７本，然后老人亲笔题写上大家的名字，再委托人捎到了杭州。
严寒终于过去了。医院窗外再次露出了绽露笑脸的花蕾，巴金透过窗口望着在春风中吐出淡淡绿意的经冬古树，他心海中再一次泛起了感激的波澜。每次从重病中苏醒，老人都会感谢为他生命积极抢救的医护人员，同时，老人从心底激发出来的热诚，就会变成回报社会的实际行动。巴金的行动就只有捐献他的书刊，那是老人最后的财产了。这一次，巴金决定再向甘肃省高台县一座新落成的图书馆捐赠自己仅有的几本书籍。他是病愈后从电视新闻上得知，落后的高台又建成了一座图书馆的消息。老人特别叮嘱女儿，一定要把他的新书加盖上自己的名章寄给高台县图书馆。因为这时候的巴金，手已经哆嗦得无力签上他的名字了！
也是在这次重病以后，巴金还决定把他始终爱不释手的《托尔斯泰全集》捐赠给上海市图书馆。这部书巴金在晚年一直在看在读，这不仅因为此书在中国只有一部半原版孤本，重要的是巴金喜欢读外文的原版。而今老人再也不需要了，他就决定把家中惟一的一部书也捐献出去，让图书馆收藏，同时也希望更多像他一样喜欢托尔斯泰的读者们，都能读到这部十分珍贵的原版。
第八章 质本洁来还洁去 “对诺贝尔文学奖我不感兴趣！”
2001年的冬天到了。
上海华东医院的病房大楼里，仍然保持着它那惯有的宁静。这里是巴金晚年生病住院的地方，老人静静躺卧在床榻上，他四周是一片柔和的雪白。白的四壁，白的吊灯，白的卧具和雪白的窗帘。巴金再不能象几年前那样，可以手柱藤杖在病房外走廊里散步了，记得他刚住进这这所医院的时候，还仅仅是帕金森氏综合症的初期，老人那时完全能够自由的活动，有时他还可以在病室外的廊道里练习行走。他的散步活动，大多是在清晨和傍晚。
巴金这样做的原因是为活动肢体，增加必要的活动量。有时他一个人在病室里，还会写些篇幅不长的文章。即便1986年他用整整八年时间写完了《随想录》以后，巴金虽已宣称他从此不再写作，然而他只要还有一点气力，总是要写东西的。因为在巴金看来，没什么比以笔向读者倾吐心中所想更重要的了。
进入人生的迟暮，巴金身体状况一天比一天孱弱。
特别是这一年冬季，巴金的体质更差了。但他只要有精神，还希望读报纸上的消息，后来他本人不能读报了，就由身边的人代读。总之，巴金头脑中的思维始终很活跃。
11月17日，一张《北京青年报》摆在巴金的病榻前。上面刊载一条引人注目的消息《巴金婉拒诺贝尔文学奖提名》，文称：
“诺贝尔文学奖一直是中国文学界、也是中国文人心中一个难以释怀的结。不久前李敖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的消息被炒作得沸沸扬扬之后，近日又传出巴金先生被提名诺贝尔文学奖。记者半信半疑四处证实之后，也听到各界不一的种种反映，-诺贝尔文学奖是否值得中国文人奉若神明-，-中国文人是否一定要踏上诺贝尔之路-，-诺贝尔文学奖提名离得奖到底有多远-，不管承认与否，诺贝尔奖在中国文人甚至中国人心里都已经留有挥之不去的遗憾与期盼-
渴望诺贝尔奖实际就是渴望认可-
记者第一个前往求证的地方，是中国社科院的外国文学研究所，接受采访的陆某某研究员闻知此事后反应平平：-这件事一点也不稀奇，提名是一件非常简单的事情-陆某某告诉记者，研究所每年都能收到诺贝尔文学奖委员会寄来的选单，上面印有委员会主任的签名，请大家推荐人选，推荐人的身份不限，陆某某进而解释，这种提名和奥斯卡提名不同，被提名是一件相对容易的事情，更重要的是经过重重筛选入围参加最后角逐，可一旦入围人选便不再公开。陆某某告诉记者，研究所里的选单很少会被寄回，大家对此兴趣不大。而他也是不填写选单的诸多研究员之一-文学奖和其它理科奖项有所不同，它没有量化的标准，更多的是个人的喜恶、政治因素的影响，当然也会适度考虑内容，正面积极、理想主义的风格似乎更能赢得评委的欢心-
而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本身，陆某某的理解相对于群情激昂的诺贝尔情结更为冷静与淡然-在国外并不是所有的作家对诺贝尔文学奖都奉若神明，这个奖项似乎对书商和出版商更为重要。另外诺奖的高额奖项对拿稿酬的作家而言，也有不小的诱惑力。可是回顾诺贝尔奖的历史，许多应该获奖的人没有得到，这就足以说明诺奖并不是权威标准。’陆某某谈锋甚健时常常会插问：-我是不是说得太多了-而一旦继续下一个话题，陆某某又恢复急促而略带激动的语速：-中国人对于诺贝尔奖的渴望，其实更多的是一种自卑，他们需要得到别人认可，其实中国人没有必要显得过于激动，这样有失风度，应该荣辱不惊——而且，诺贝尔奖在评选时带有强烈的地域性和偏向性，其中有翻译的障碍但也不乏政治取向的偏颇-
在谈到此次巴金被提名一事时，陆某某认为：在我看来，这种提名更多的是对九十岁高龄的巴金先生的一种敬意。至于能否获奖，陆某某认为：每个作品具有相当高的不可比性，这种评比带有一定的偶然性，获奖也并不意味着他就是当代最优秀的作家，其实中国的优秀作家辈出，有实力获奖的作家不止一个。
这是美国华裔文人的善意之举
有消息传出，江苏省作协副主席某某是国内得知此事的第一人。记者几经周折后采访到某某，尽管略为勉强，但某某的回答还是给记者一个明确的答案。
4月24日，某某收到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主席王海龙来信，信中称巴老是-当代中国最为杰出的作家和思想家-，-大半个世纪以来的文学创作奠定了享誉世界的崇高声望和国际文化界尊崇的优异基础-，-您对人性和人类尊严的执著探讨和神圣理解已经载入了当代中国文化和人类文化的史册。
尽管某某对此也感到意外，但还是按照信上委托向新闻界以及巴金先生转告了信中的邀请。某某告诉记者诺贝尔文学奖中国作家提名委员会设立于约纽，于今年1月成立，已与瑞典皇家学院取得联系，并得回执，巴金是该委员会提名的第一。某某告诉记者委员会主席之一的王海龙，是哥伦比亚大学人类学教师，与其已有多年的书信往来。
某某谈及此事时略显勉强但仍算善谈：-这次提名应该是美国华裔文人的一种善意的举动，在国内可能大家不愿自己提出来，而从他们的角度来看，中国的现当代有不少杰出作家，值得提名，如果没有是一种遗憾-
但某某同样认为：-中国作家不可能为获奖而写作，是否获奖不必太在意，中国作家不必把一个奖项看得过于重要-他同时也说：-如果能得奖，也不失为一件好事，对中国而言，在诺贝尔文学奖的获奖者名单中没有中国人是不正常的。我们对国外文学作家的了解非常透彻，但国外对中国的文学和作家却非常不了解甚至可以说是愚昧-
对于双方理解上的悬殊，某某认为原因很复杂，其中最主要的是西方的偏见和翻译上的障碍，西方对中国还是抱着原来那种根深蒂固的观念，而中国的好作品又不能非常辞达意切的准确翻译过去，某某甚至认为中国文学是难以翻译的，象形字的魅力就在于其本身。而关于提名巴金，某某认为凭借巴金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以及贡献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荣誉，但至于能不能获奖，他认为这在于巴老自己是否愿意以及评委的意见。
在采访中，某某不断强调自己只是传达了一个信息，并不愿过多的进行评论，并且已把此事告知中国作协，用他的话说：-自己的任务已经完成了-据他介绍，王海龙已经在美国得知此事，已被公开并对其反响表示满意，但是，就在巴金被提名的消息传出几天后，巴金先生的女儿李小林断然表示，即使巴金获得提名，也绝不会参加，李小林指出：巴老早就说过，他是为中国人写作，对获什么奖一直都不感兴趣。……”
巴金静悄悄地睡稳了。
他似乎对这些来自异国的兴奋信息，一点兴趣也没有。这不仅因为老人这时正在患病，没有精力去思考那些在别人看来可以为自己带来终身益处的荣耀。而是巴金实在太淡泊名利了。在他看来，无论诺贝尔文学奖有多少国家的作家在翘首以待，那些足以让一个人享受一辈子的丰厚金钱，都不会对他笔下的作品作出公正的定评。在巴金的潜意识中，他所有的作品，惟一的希望就是中国读者能读懂它们。如果他用母语写成的小说或《随想录》，在这个世界上找不到几个喜欢它的读者，那么，就是获得再重要的奖励都是无益的。
“李先生，既然我们在美国的朋友们，都准备为您作一点好事，可您为什么始终持这种漠然的态度呢？”巴金清楚地记得，大约是前一年的秋天，也是在华东医院的病室里，有一位风尘仆仆的远方客人走进了他的病床边。他和他紧紧地握着手，彼此端祥着对方那早已苍老的面庞。他们这才惊愕地发现，当年一起从祖国前往法国留学时的英俊潇洒容颜，早已经随着岁月的风尘消逝贻尽了。这位来自美国的客人，名叫吴克刚。20年代巴金前往法国巴黎的时候，就与面前这位同样也是银发飘逸的老人同行。数十年后，他们这对留学时的好友，终于分手了，而今吴克刚竟鬼使神差地走进华东医院的病室，巴金决不会想到，两人久别重逢时开始的话题，竟然就是有关诺贝尔文学奖的问题。
巴金脸上的笑容倏然不见了。他对吴克刚见面就谈此事不感兴趣，因为早在一年前，他就已经从北京一位友人的来信中，就得知吴克刚正在海外为巴金如何获取诺贝尔文学奖努力的经过。
“不，我们最好不谈这个。”巴金发现吴克刚确是出于一种真诚之心，在关心他写作生涯最后是否能得到世界性的承认与肯定。一年前，当巴金在上海接到旧友后人马小弥写来的信上，已经对吴克刚的好心有了个基本的了解。原来，多年前生活在台湾，担任过台湾大学教授兼图书馆馆长的吴克刚，近几年又辞去了台湾的所有职务，前往美国纽约定居。在那里吴无时不在关心巴金在国内的状况，特别是对他的文学成就，更是老同学须臾不能忽视的事情。也许正出于老学友对巴金多年艺术成就的期望，他十分希望巴金在一年一度的诺贝尔文学奖上一举夺冠。因为吴克刚发现在美国有许多华裔人士，都为像巴金这样著作等身的中国作家，始终被拒绝在诺贝尔文学奖评奖范畴之外而深感不平。
正是出于上述心态，吴克刚等人在美国主张聘请一些学者，设法把巴金的《选集》或者近年在国内出版的《全集》，设法译成英文。吴克刚等人都非常清楚，凡是诺贝尔文学奖评奖入围的作品，无论哪个国家的作家，首先他的作品必须要有英文译本。否则东方文学作品连诺贝尔文学奖的门槛也休想进去。
吴克刚那时还不能亲自到上海来和巴金当面谈这个问题，所以就在北京通过老同学的后人马小弥给巴金间接传递信息。吴克刚的用意是他们这些远在美国的友人们的好意，至少要得到巴金的首恳和支持才行。否则他们即便能把巴金的著作译成外国文字，也是与事无补的。
巴金把马小弥这封信反复看了又看。最后老人漠然地摇了摇头，他唇边又出现了那种浅浅的笑意。这是一种看惯世间冷暖荣辱，对任何事情都泰然处之的哲人之笑。对于吴克刚和马小弥的善意，老人思考了多时，最后还是谢绝了。他在给马小弥的复信中这样说道：“我不赞成什么奖金。因为，一，办不到，没有这样方便的奖金；二，我的小说是写给中国人看的，从来不想骗外国人的钱；三，我的作品译成外文出版的也已不少。……”其实，巴金在写给马小弥的信中，已经对吴克刚的好意给予了全面谢绝。可是没想到，吴克刚来上海探望生病的巴金时，竟然又旧话重提，当然巴金会感到几分不解。他说：“对于诺贝尔文学奖，我连一点兴趣也没有，还是不要再操这个心了！……”
巴金之所以这样评价诺贝尔文学奖，原因在于这个奖项多年来始终疏远于最早产生古代文明的中华泱泱大国，甚至有人在敌视中国的文学。又要把它们每年的文学奖毫无道理地投给那些与世界多数读者毫不相关的作者与作品。因此，巴金和吴克刚的谈话，很快就转向他们共同感兴趣的话题上去。
巴金特别欣赏吴克刚给他带到病室里的两本书。一本是法文版的赫尔岑所著的《往事与随想》，另一本则是专门研究如何医治“帕金森氏症”的医疗读本。当然这本书也是英文资料。巴金对吴克刚在阔别多年以后，给他送来这样的礼物感到振奋和欣慰，却再也不想多谈在老人眼里毫无意义的奖项。
诺贝尔文学奖莫非当真要光顾中国文坛上的宿将巴金吗？对此，巴金最终是以沉默作出了有力的回答：我不需要！
第八章 质本洁来还洁去 98只千纸鹤与最后的弥留
又一个难忘的冬天来到了。
华东医院的病室静悄悄。今年是巴金的98岁寿辰！
老人仍然住在医院里，1998年巴金最后一次从杭州回来，从此老人便再也没有离开过医院。他的体质明显变得孱弱起来，这次他回到医院，身体越加瘦弱，在治病期间还不时发生病危。每一次病危都经过医护人员的全力抢救而脱险。进入这一年的冬天以后，巴金甚至连起床的气力也没有了。他有时说话也很勉强，现在当巴金生日到来的时候，他所在的病区医生和护士们，都开始了紧张的忙碌。
大家早在11月初，就开始在为老人的祝寿作准备了。特别是女护士们，她们都好象在为自己的老人准备寿庆。大家主动掏出钱来，上街买来五彩缤纷的彩纸，然后利用工作之余，在精心地折叠着彩色的纸鹤。在姑娘们看来，这一只只由医生和护士们精心折成的纸鹤，是她们对病人好转的寄托，也是对巴金的祝福。因为在大家眼里，这些形态各异的千纸鹤，就是吉祥鸟儿的象征。女护士们的心愿都凝结在那些五颜六色的纸鹤上！
巴金虽然已在这家医院病房住了几年时间，可是，所有为巴金治过病的医生和参加护理的护士，都为自己能够担任巴金的护理工作而感到荣幸。姑娘们早晨上班后就会抽出时间来折纸鹤，午间休息时也不停的折，值夜班的护士在深夜本该休息，可是她们都自发地去争取多折叠一些这样寄托感情与祝福的纸鹤。在11月25日那天献到巴金的床前去。
护士们这样爱戴一位患者，确实是绝无仅有的。她们这发自内心的行动，当然来自对巴金人格魅力的感染。几个寒暑过去了，她们亲眼看见巴金这位文学泰斗在治病期间所表现出来的毅力与对护士们的尊重。她们发现巴金是大家护理过的最好的病人，他从不以自己的社会影响和威望来表现自己。在这间普通病室里，巴金永远是一个最听话的患者，特别是护士们最有体会，每次护士为巴金打吊针，由于他的血管干瘪，都要在老人那枯瘦的手上接连扎过几次才行，有时就连身边的护士也不忍了。可是巴金却连眉毛也不蹙一蹙。他左手扎不进，就主动换了右手，从没有任何埋怨，甚至在最痛苦的时候也不肯哼一声。
由于帕金森氏症的折磨，巴金老人在发病的时候，就会把他不断哆嗦的手紧紧攥在一起。每当护士们发现巴金被病痛折磨到无法忍受的时候，大家都主动用白纱布缝制许多小白球，关切地放在老人的手心里。让他紧紧的攥住，借此缓解痛苦和锻炼肌肉的张力。医护小组人员换过了几批，可是所有医护人员谁都没有把这份工作当任务来做，而是当成了一种荣誉，大家都希望用神圣的挚爱去温暖巴金和回报巴金！
巴金的神志依然清醒。
发生在自己身边的事情，常常让生病的老人心里产生种种难过的情绪。当他发现那么多医生和护士在日夜为自己的疾病奔忙的时候，巴金就忍不住地暗自感叹：“如果一个人不能很好工作，那么继续维系生命又有什么意义呢？”有时他甚至还会产生这种让局外人无法理解的念头：“长寿是大多数人所追求的，然而对于我来说，却认为长寿就是一种惩罚！”
巴金的痛苦当然是普通人无法理解的。他在进入九十高龄以后，随着身体的逐渐衰弱，巴金已在为自己不能继续像从前那样勤奋写作而产生悲哀。后来，他就把捐款建设现代文学馆当作他人生最后的寄托与追求；当这一愿望实现以后，巴金又开始把捐赠多年的藏书作为对读者和社会的回报。而今天他认为自己这样长久静卧在床上是一种时间的浪费，因此有时老人甚至要求医生护士们不再继续为他施治与投药。
窗外的景物老人已经疏远了。他只能仰面透过窗口翘望那悠悠而来，又悠悠而去的朵朵白云。他床榻边上放着老人晚年的力作——五卷厚厚的《随想录》，这无疑是一个文学家最后的人生自白。他在这些《随想录》中，重温了许多逝去的往事，也与那些逝去的故人对话与交谈。而今世事沧桑，皆如过眼云烟一般地在老人身边缓缓流淌过去，消逝在遥远的天际了。让巴金心里万分悲楚的是，几年前还与他朝夕相处的友人，如今也一个个从人间长逝而去，看来这正应了那句“转眼就是百年”的古语！“文革”以后最先离开他的是叶圣陶老人，接下来，仅仅几年的光阴，丁玲去了，冰心去了，夏衍和曹禺也去了！巴金做梦也没有想，他竟然如此长寿。
老人在病床上神游。他在下午淡淡的冬日映射下微微闭上了眼睛，巴金好象又回到武康路13号那个熟悉的院落里。他一眼就看到了那仍然在冬天寒风中傲然挺立的两棵玉兰树。那是解放初期他和萧珊共同栽下的，而今五十多个春秋倏忽而去，玉兰树非但没有凋谢枯萎，反而叶繁叶茂，景色依然。那幢再熟悉不过的英式三层小楼又出现在巴金的眼前，他已经离开这里三年时间了。然而巴金只要一闭上双眼，脑际里就会浮现出小楼内外的一切。特别是楼下那间宽敞的客厅和与客厅相衔的走廊，那是巴金1982年左腿发生骨折以后，经常休息和工作的地方。
他记得自从骨折出院回家后，亲人们就劝他不要继续住在楼上了。因为大家都担心老人万一在上楼或者下楼的时候，一时不慎，踩脱失脚，会不会还要再发生其它意外。这样便着手改修了楼下那条走廊。走廊封闭以后，老人就可以在那条宽大的廊道一隅写作，同时，在他劳累的时候也可以坐在那张藤椅上面对窗外投映进来的阳光。
巴金的颊边不知什么时候悄悄滴落了一滴清泪。那是他在思念亲人的时候不经意间才会发生的感情外溢。萧珊的骨灰如今仍然还陈放在二楼那个五斗橱上？想起她巴金心里就会酸楚无言。也许不久他也会与她同样走进冥冥世界，在那里他与她相遇会问候什么呢？相敬如宾几十年的夫妻，彼此想交流的东西毕竟太多了！犹让巴金感到心里痛苦的是，就在这最近几年，在他家里竟然又接连有两个亲人故去了，一位是巴金的十二妹李瑞珏，她本是1916年生人，比自己年轻了十几岁，可是，妹妹竟然先他而殁了。尤让巴金不可思议的是，自己喜欢的女婿，竟然也英年早逝了。想起这些不幸老人的心里能不沉痛吗？还有巴金根本就不知道的是，就在他这次住进华东医院以后，那位多年与他们相依为命的九妹李琼如，也因病悄然而逝了。只是家人始终不敢把这一噩耗报告给住院治疗的巴金，否则老人还会平添一种心底的哀痛！……
“巴老！巴金老人，我们大家给您祝寿来了！”就在这一年的岁末，当巴金的98岁生日到来那天，医院病房里的所有医生和护士，都早早就来到了巴金的病室。大家把几天来精心折叠成的千纸鹤，都用红色的丝线一层层的穿了起来，然后在巴金病床上的雪白墙壁上组成了一个偌大的国文“寿”字，四周则用英文字母环绕成了“祝您生日愉快！”一行大字。
巴金从梦境中清醒了。老人的精神在这天上午现出了矍铄的神采。他有些激动地嚅动着嘴，看样子是想对医生护士们此举表示感谢，然而老人并没有像从前那样说出来，只是把一只手举了举。巴金环顾病室内外，几乎到处都排满了五彩缤纷的花篮。那是党和国家领导人派人专程从北京送来的，还有一些则是上海读者连夜为他赶制的礼物，其中有一条中国文学馆从北京送来的水晶玻璃龙，它在那云雾里飞腾，那是新一年到来的象征！巴金望着病室内外的鲜花、花篮、千纸鹤和贺卡贺信，眼睛又有些湿润了。
又是一年瑞雪飞。
2002年11月25日，上海《文学报》在巴金99岁华诞这一天，发表一篇题为《祝福巴金——巴金喜度99华诞纪实》的文章，该文写道：“尽管没有言语，尽管无法表达，但是巴金心里清楚，今天是他的生日。整个一天，他没有像往常那样多睡，常常转动双眼，东看看西瞅瞅。身边的医护人员高兴地说：-巴老今天精神比往日哪天都要好-
今天是巴金99岁生日，来自全国各地的祝福达到了高潮。记者身监其境，在感受中再次品味了一位文坛伟人的贡献和影响，一位德高望重老人的心境和情操。连日阴雨的上海今天云收雨散，金色的阳光温暖着巴金的病房，老人安详地躺在床上。阳台上，一只小蜜蜂在中国作协为巴金贺寿的99朵玫瑰花篮前盘旋飞舞。阳台外是一片芳草地，苍劲的雪松，青翠的冬青，绿意盎然。
几天前，巴金身边的医护人员就忙了起来。这个剪裁，那个折叠；这个绘制，那个张贴，倏忽间，彩带高悬，采球灵动，一派喜气。巴金床头，闪动着99颗纸折的启明星，两边垂着的是线编的长生果，一个大红的-寿-字顶在头上。门楣、窗灵、桌上、衣帽架，凡是能够悬挂和摆放的地方，都是喜庆的灯笼和彩纸。
胡锦涛、江泽民、贾庆林、曾庆红、王兆国、陈良宇等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花篮，早在昨天就送到了巴金病房。今天上午，陆续送来的领导人和文坛名家的花篮，将病房、阳台、过道，摆得满满的。
11月24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上海市委书记、市长陈良宇来到巴金先生的卧榻前，祝贺巴老99岁华诞。陈良宇俯身对巴老说：-在您99华诞来临之际，受中共中央和胡锦涛、江泽民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委托，我们专程前来为您贺寿，衷心祝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您是中国文坛的泰斗，是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挚友。您一生追求真理，坚持正义，崇尚科学，热爱人民，您的光辉作品和高尚品格影响和激励了一代又一代中国青年和广大读者，为中国和世界的文学事业、为人类和平和发展事业作出了卓越贡献！-巴老高兴地微微点头，表示感谢。
四川省委一行人也早早来到病房，他们捎来了亿万四川老乡的深情厚谊。一片香山红叶、一张发黄照片、一封短笺贺卡……从全国各地、国内国外源源不断飞来的祝福，浸满人们对这位文坛伟人的敬意。在巴金病房北墙上挂着一面竹编，是4位成都老人骑了六千里路，前些天专程为巴金送来的。竹编上是用红黄两色竹篾织成的一个字形饱满，颜色鲜红的行书-寿-字，上端是一行充满亲情的篆体小字：老乡巴金99华诞，落款是：2500名成都市老年人体育协会骑游俱乐部成员。
在堆积如山的贺电中，有一封信字迹显得格外稚嫩，它是来自上海市一师附小五年级六班全体少先队员的祝福：-在五年级的语文课本里，有一篇您写的文章，题目是《繁星》。这篇文章写得多么优美，感情多么真挚啊！我们同学都非常喜欢，不但背诵了课文，还选配了音乐加以朗读。我们都是生活在城市里的孩子，城市的高楼大厦和夜晚的灯光把星星都给遮住了，看不到密麻麻的繁星。但是，读着《繁星》，我们好像身临其境，仿佛看见繁星围着我们飞舞，它们好像要邀请我们去星空做客-99-是一个吉利的数字，我们全体同学希望在您宝贵的生命里出现奇迹，战胜病魔，恢复健康，并衷心祝愿您生日快乐，健康长寿。……”
巴金今天的精神气色比前一年寿庆时还要健旺。
当冬天的朝阳透过落地窗投进病室里的时候，99岁的巴金在沉睡中醒来了。在病榻上被疾病困扰了多年的他，今天显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精神。医生早早就来到病房为巴金作了体检，发现老人的病情大有好转。自从当年夏天以来，巴金的病况始终处于稳定状态。没有发生新的反复与病危，鉴于病情的稳定，已经基本上暂停了抗菌素。根据这种情况。医生吩咐撤除了巴金床前的呼吸器和心脏监护器。
巴金仍然不能说话，可是他心里是非常明白的。老人自１９９９年春在华东医院治疗时做过气管切开手術以后，他就再也很少会见客人了。即便有客人探视，巴金也不能说话。进入2000年以来，巴金的病情出现了相对的稳定。医院每班都配备4位护士，昼夜护理着老人。每天护士们都会给他输以流食，在清晨护士们会为他洗澡和擦身，然后，读当天的报纸或放vcd给巴金听。他的思维仍然敏锐，听到他所喜欢的京剧录音时，老人的脸上会浮现出淡淡的微笑。那是一种大家都熟悉的神情。
巴金每天要进行五次流食，让他身边护士感到不安的，是巴金那每两个月必须更换一次的食管。那条长长的食管，必须从鼻孔一直插进他的胃囊里，在每次更换的时候，巴金的脸上就会现出异常痛苦的表情。可是老人仍然咬牙坚持着。即便在他病情转重的时候，巴金也愿意让护士把他的床微微摇高起来，看当天晚上的电视新闻和倾听京剧录音。在京剧优美的旋律和护士们轻轻的读报声中，巴金就会渐渐进入梦乡。
在梦境里巴金仿佛走进一个神奇的世界。他好象走进了从没有去过的地方，一所充满孩子们欢笑声的大学校。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们见了巴金，忽然蜂拥而至，眨眼之际就把他团团围在中央了。从小就喜欢和孩子们接触的巴金，脸上露出了笑容，他似乎听孩子们在七嘴八舌地向他询问什么。老人悄悄把耳朵贴近孩子，有人对他说：“巴金爷爷，为了金钱而工作，为了金钱而学习，这难道就是我们这一代青少年的最大追求吗？”“爷爷，您说，我们现在这样刻苦的学习，将来究竟是为了什么呢？”……
在一片响亮的童声中，巴金脸上的笑容收敛了。他忽然变得格外严峻，这是因为孩子们向他提出的问题是个非常严肃的问题。他不能不郑重面对了，巴金想了许久才对孩子们说：“小朋友们，不瞒你们说，面对眼前五光十色的景象，就连我有时也感到迷惑不解了。不过，大家千万不要丧失学习的信心，我想，不管拜金主义的洪流怎样泛滥，如何冲击，始终毁灭不了我们的理想。问题在于大家一定要顶住。大家一定要为自己的理想献身。……"
孩子们困惑的询问声忽然变成了热烈的掌声。看得出巴金的话很快在孩子们心里引起了强烈的共鸣。
巴金紧紧抓住孩子们的手，真诚地对大家说："千万要珍惜你们宝贵的时间，只要你们把个人的命运和集体的命运连在一起，把人民和国家的位置放在个人之上，你们就永远不会迷途。要知道理想不抛弃苦心追求的人，只要不停止地追求，你们就会沐浴在理想的光辉之中。我相信，大家的前途是光明的！……”
又是一阵雷鸣般的掌声。
不过。出现在巴金面前的也不再是学校的孩子们，而是一座无虚席的大剧院。那里好象正在上演一出精彩的话剧。巴金看见舞台上的男男女女，各种角色原来都是他笔下曾经出现过的人物：觉慧、觉新、觉民、瑞珏、梅表姐、鸣凤和令人讨厌的高老太爷。……忽然，巴金眼睛一亮，发现这些扮演者原来都是自己熟悉的演员，孙道临，对对，他肯定是孙道临，不过他不再是电影《家》中扮演的觉新了，现在他忽然变成了老气横秋的高老太爷。鸣凤和觉慧也都更换了新脸孔，王詩槐、許还山、奚美娟、凱丽、程前等多位演員，都一古恼出现在巴金的面前，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就在巴金陷入深深困惑的时候，他看见舞台上又出现了一扇黑漆大门。那是巴金再熟悉不过的成都正通顺街上那个幽静大院的院门。只是演员们都变成了新面孔，他们不再以抑扬顿挫的对话来展开剧情，而是以优美的唱腔来铨译巴金那部几可传世的《家》！对对，舞台上演出的《激流之家》，竟然就是巴金从小就喜欢的川剧！这曲调和念白让睡在病床上的老人听了，如饮甘露，如喝山泉。他全然陶醉在剧情中了。他已经被自己笔下曾经出现过的人物和他们各自的命运深深吸引了。
巴金在睡梦中欣慰地笑了。原来，这如泣如訴的川剧唱腔就出现在上海逸夫大舞台上。川剧《激流之家》和话剧《家》的隆重上演，已经拉开了第五屆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中"巴金文学周"的序幕。接下来，一幕又一幕振奋人心的话剧和曲剧也随之在人间大舞台上隆重上演了……
巴金在梦中展颜微笑了。
老人笑得是那么灿烂，那么开心，那么心情舒畅。这是因为一个不希望自己活得太久的人，居然活到了百岁；一位一生谦和无私的作家，在他陷入沉沉梦乡不能醒来的时候，人间仍在不停歇地上演着以他早年著名改编的话剧、戏曲和电影。一位作家能有这样隆重的结局，莫非还不值得老人含笑九泉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