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的子孙

河的子孙-张贤亮
河的子孙代序
人类的生活活动处在各种不同的条件之下，具有形形色色的目的和各不相同的事件和命运。在这一切变故和事件中，最触目的是人的事业和意愿；到处都是和我们有关系的东西，因而到处激起我们的赞成或反对的热忱。它有时以美丽、自由、富有来吸引我们，有时以毅力来吸引我们，有时甚至缺陷可以表现为某种有意义的东西。我们经常看到某种大量的共同利益在困难地前进，但是更经常看到微小力量的无限的紧张活动，它们从似乎微不足道的东西中产生某种巨大的东西；到处是光怪陆离的景色，一个消逝，另一个立即代之而起。
　 ——黑格尔《历史哲学讲演录》
子在川上日：逝者如斯夫！
　 ——毛泽东《水调歌头·游泳》
第一章
太阳落在人面峰背后的时候，魏天贵赶的驴车刚好走到公路侧坡上的那条岔路，借着一股冲力，哐嘡哐嘡地顺坡溜下了沿着河岸的古道。于是，柏油路上呜呜的汽车声渐渐远了；稀薄的暮色，从东边，从黄河的河滩那边倦倦地弥漫过来。这一片淡蓝色的暮霭，似乎滤去了所有的噪音。现在，只有“格——格”的蛙鸣，不时懒懒地从这里或那里响那么一两声了。
走到这里，才算走出了城市，踏上了农村的土地。
西边，越过柏油公路如长城一般的路基，可以看到绵延的群山的最高处，落日的余辉勾勒出了人面峰的轮廓。它名副其实，真像一张仰面朝天的人脸。山顶上的平台如同宽阔的前额，一块突出的巉岩和那下面陡峭的绝壁，构成了高耸的眉棱和深沉的眼睛。往下，一条倾斜的山梁和山梁尽头垂直而下的高崖，是略带傲气的鼻子。接着，一道线条明晰的锯齿形的山峰划出了两片紧闭着的清秀的嘴唇，最后，一座圆顶的高岩给整张脸安上了一个倔强的下巴，它在山脊上躺了不知几万、几十万年了。每年老历五六月间，太阳总从这张脸旁边落下去，使这张脸发出一种金色的灵光，而它永远一声不吭，就这么躺着、躺着，仿佛在思索什么深奥的问题，又好像什么也没有想。
过去，在魏天贵年轻的时候，庄子上的人都说人面峰活像他的侧影影子哩。
古道逐渐靠向河岸，离公路越来越远了。从黄河岸边到这条人踏车碾的土路，中间是一片平展展的草滩。滩上长满细密的“爬地虎”——一种顺着地面扯藤的芦苇。魏天贵避开马车、汽车、拖拉机的交错的车辙，把毛驴车赶到路旁的草滩上。车轮在柔软的、长得正盛的“爬地虎”上簌簌地滚过，辐条铮铮作响地击打着坚挺的芨芨草。毛驴迈着细碎的步子，不时摇摇头，叹息似地喷一两声响鼻。这时，听到了黄河水拍打着齿牙形的河岸，发出有节奏的啪啪声，间或，还有河岸崩塌的轰鸣，像隐隐约约的闷雷似的，掠过“爬地虎”的叶尖尖子，向田野和荒滩滚滚而来。
只有到了这里，魏天贵才能开动脑筋来思索。是的，脚踏着自己这么熟悉的、对自己这么亲切的土地，才能唤起那种农民的回忆和经验。魏天贵虽然是大队党支部书记，但仍和农民一样，他的思索是离不开经验的，而经验只能从回忆的深井中去提取。
这几年，每年夏初他都要打发他的二儿子给他的老朋友、老上级——地委副书记贺立德送些菜，夏初，正是城里人缺菜的时节。今年，为了打听外省先进队实行生产责任制的情况，他自己赶着毛驴车来了。
十五年前，他就由贺立德派来的人偷偷地领到这里来过。如今，房子已大大改观。三面红砖墙围起了一个单门独院。甬道两旁的土地虽然不多，但花草的品种不少，绿的、黄的、白的、紫的，株株都在争荣斗艳。两棵老葡萄的褐色藤条攀援着白木支架，绿阴遮住了半个院落。驴车当然是进不来的，只能拴在院门口的水泥电杆上。当他把那麻袋菜按他过去的“联络员”、现在贺立德续弦的夫人刘玉青的指点，提到贮藏室去的时候，一路曲里拐弯的，进了这屋穿那屋，更使他有一种隔世之感了。
今天，贺立德是怎么跟他说的呢？
“不要趁风扬场、下雨和泥。”贺立德告诫他，“现在说搞大包干，刷地都搞起了大包干，难道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老实说，对现在这些新道道，我总有些怀疑……”
“可附近那些社队搞了包干到户，都见了成效哩。咱们大队的人，也有了这个要求。”他说。
“他们是他们，你是你。你是咱们多年树起来的红旗。别看他们现在包干到户闹得欢，一旦上面要合，还得合起来。”贺立德有把握地咂咂嘴，又微微一笑，“群众要求的东西，不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当然啰，现在有人说，‘辛辛苦苦三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这话是不对的。可是，包干到户的性质还是值得怀疑的。老实说，说得好听点，它不还是解放初期的单干嘛。而从解放初期的单干，到后来的合作化、公社化，我们走过来的路容易吗？这你最清楚。你们队人人富裕，这不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吗？老魏，现在咱们都老了，要稳重点了，别再跟着人瞎跑。这是我不把你当外人，这话，我当着众人是不说的……”
过去，贺立德总是用不容置辩的语气对他说话。现在，贺立德的语气虽然不是那么肯定了，但好像还有不容辩驳的道理，而这个道理就建立在他们大队的实际例子上。不错，因为我们中国之大、之复杂，你要论证任何论点都能信手拈来一个恰当的例子。然而，要用他魏天贵这个大队来证明贺立德所谓的“过去的办法正确”，他却有他自己的看法了。可是，他的这个看法又不能向贺立德说出来。这二十多年来他是怎样走过来的，只有他自己心里最清楚。
想到这点，他顿时失去了说话的兴致。这当儿，刘玉青正好笑吟吟地走进客厅来。
“瞧老魏给咱们送的那些菜，真新鲜！老贺，别看你是地委副书记，现在谁还念着你，不就是老魏嘛。老魏，别走了，就在这儿吃晚饭。”
他不怎么喜欢这个原先叫刘卫青，现在又改回叫刘玉青的女人。他觉得这妇道人家心里的道道儿太多了，他甚至怀疑她“别走了”这话里的意思是“快走吧，咱们要吃晚饭啦”！他告辞了。
“算啦，我还要去给我丫头买东西哩。”
最后，贺立德把她送到院门口，摇摇头，叹息了一声：
“唉！现在，咱们都在为儿女操心啰。”
天还没有黑下来，在古道上，还能看到如镜面一般的河湾上闪闪烁烁的微弱的亮光和岸上一丛丛骆驼刺的小白花。沙岸起伏不平，在闪烁的水光中呈现出一条模糊的曲线。而家燕还在河湾上翻飞，捕捉晚食——这会儿，正是蚊子猖獗的时候。一只绿头花翎的野鸭，像被枪子儿打中了一样，收起翅膀，扑地一下扎进茂密的苇丛里，再也没有声响。这一段河滩平坦，河面开阔，河水现在温静得仿佛也在耽于思索似的。
不过，贺立德说得也对：他们都老了！贺立德虽然穿着细毛料衣裳，趿拉着皮拖鞋——就这光能套个脚尖尖，没有后帮的鞋，怕也得四五块钱一双吧，可是肚子已经腆了出来，松弛的两腮耷拉到嘴角，甚至说话中间也嘟嘟地动弹，前十几年那样充沛的精力连一点影影子也没有了！
自己呢，难道就比老贺强么？手往脖子上一摸，松松垮垮的老皮底下就是几根筋，耳朵后面也陷下去了一个坑，胡子拉碴的，两面腮帮上都刻上了一道道弧形的皱纹；前几年还好，这两年背也有点佝偻了。要是把塑料布向马路边一铺，抖开麻袋把黄瓜西红柿朝上一倒，操起秤杆往旁边一站，和那帮自由市场上唯利是图的贩子又有什么两样？有谁能看出来他是上过报纸的人物、赫赫有名的英雄？有谁能看出来他曾是显赫一时的“头头”、掌过县革命政权大印的“司令”？有谁能看出来他十几年前的风姿？那时候，他高个子、宽身板、大脸膛、直鼻梁，一对蒙古型的细眼睛透着精明剽悍，不说别的，那两排坚实整齐的牙齿，就叫每天用白玉牙膏刷牙的学生娃娃叹为观止了……可是，现在，如果真跑到自由市场上去，人家看的准是他面前的麻袋：“喂，老乡，这黄瓜怎么卖？”
他不觉叹了口气。脑子里又不由得浮出尤小舟的影子来。
去年——一九八○年冬天，尤小舟又调到他们这个县上来了。新来乍到，也不顾县里复杂的情况，就在“三干会”上极力主张把田包下去。尤小舟也是他的老朋友，当时他还真替这位县委书记捏了把汗。
“别着急，慢慢来。”他劝道，“以前的经验你还不汲取么？”
“还不着急，怕什么？”尤小舟却沉着脸说，“只要农民吃上饱饭，我再去蹲监狱也没有关系。何况，现在还不会再把我送进去。”
尤小舟不像贺立德，这个人不轻易说笑，却让人感到亲切和真挚。他的目光虽然严厉而富于自信，但同时显露出正直和坦率。因为年轻的时候是近视眼，现在到了老光眼的年龄，倒可以摘掉眼镜了。
“包干到户，并不触动集体所有制，而是在集体所有制下改革分配形式和人与人的关系。”尤小舟向他解释道，“‘大锅饭’不能吃了，一些社队干部的瞎指挥、多吃多占、强迫命令，甚至压迫农民的情况也能杜绝了，这又有什么不好？当然，我也知道，过去，一阵风，一边倒，一刀切，一言堂，这四个‘一’害死了咱们！现在我不搞一刀切，各个大队可以根据自己的情况选择具体形式。譬如你这个大队，晚点搞甚至不搞也可以。”
哼，大大小小的石头可不是那么容易搬掉的。半年下来，就河边这些穷队搞了包干到户，大部分社队干部都指着他魏家桥大队说：他魏天贵“半个鬼”为啥不搞？他不搞咱们也不搞，跟着“半个鬼”没错！依然故我，今年生产还是上不去，而这罪过却像是他魏天贵的。
前天，尤小舟在县城开完会，又骑着自行车来到他家。进了门，四处扫了一眼，随口问道：
“老魏，老伴儿没了几年啦？”
“四年。”
“少年夫妻老来伴，我看，你也该找个老伴儿啦。”说完，尤小舟难得地笑了笑。
他没有搭腔。你都觉得可笑，还叫我找老伴儿么？这个人，想跟人唠唠家常都唠不到点子上。有啥你就说吧，你又不是给我介绍对象来的。
果然，过了一会儿，尤小舟又沉下脸。
“现在，拿锹把子的都欢迎包干到户，而县上、乡下不拿锹把子的倒操起心来了，说它是个体经济。其实，劳动是分散来干，还是合起来干，这是劳动的一种技术要求，主要是生产力决定的。我们现在的农业生产，就大部分来说，还是手工劳动。拿你这个有名的先进大队看，不也是手工具占绝大多数么？在这种情况下，还是宜于分散来干。就是将来现代化了，有许多劳动按技术要求也还要分散干，不但农业是这样，其它行业也有这样的。譬如汽车司机，他只能一个人开车，他开到共产主义，也只能一个人开呀。那你能够说司机的劳动就是单干，是个体经济？”
他弓着腰坐在炕上，听尤小舟侃侃而谈。心里却想：好，现在城里和乡下不拿锹把子的人一起来反对你，你知道困难了吧？你这明明是来动员我了。那你就下命令好了，何必费这些唾沫。你尤小舟哟，真是个尤小舟！
于是，他去找贺立德了，但贺立德的看法和尤小舟截然相反。
这需要他自己开动脑筋来思索了：他的一生，他当书记的二十多年……他只能自己来思索，不能告诉贺立德，也不能求助尤小舟。他属于个人的秘密太多了。
西方的余晖熄灭了，黛青色的人面峰在一片淡蓝色的、透明的光中默默无言地躺着……
第二章
岸边，一条带状的青紫色的蜃气缓缓地在草滩上蠕动，向土路匍匐过来。坚实的土地在它的侵蚀下，如同被慢慢溶解一般，边缘也化成了朦胧的烟雾，而且颜色越来越深、越来越暗了。
这草滩，这色彩，这水声，似乎是亘古不变的。它们仿佛蕴含着一种神秘的、来自那遥远年代的力量，勾引起了他童年时的种种印象。他好像又置身在一群放驴的娃娃中间，和他们交手打仗。三月的河面，弥漫着淡淡的白雾。潮湿的、褐色的沙滩，像刚出笼的蒸糕一样，冉冉地冒着水气。被春汛冲垮的河岸边，裸露出粗大的、虬结成团的乳白色的苇根。苇根是他们放驴娃娃的上等点心，有股甜丝丝的香气，使空气中也充溢着这种甜丝丝的味道。草长出来了，“爬地虎”抽出了专扎脚心的尖利的小叶子。他们精着尻子骑在驴背上，光脊梁上穿着用手纺的生羊毛织成的褐衣，满头热汗，扭在一起，常常把生羊毛织的褐衣扯得跟麻袋一样，领口挂在肩膀上，袖子耷拉到脚面。“正月的女人二月的猫，三月的毛驴满滩嚎。”这正是毛驴撒欢的季节，河滩上打驴仗，再舒畅也没有了。
我在高高山，
你在低低山。
我吃羊肉面，
你吃驴粪蛋。
……
一方打败了，两方又合起来，把毛驴儿往滩上一轰，每个娃娃都掏出别在腰上的柳木棒棒，在沙岸上刨个小坑，玩起打柳拐子来，他是打柳拐子的能手，用柳木棒棒朝支在坑边的拐子头上猛地一敲，拐子会飞得和南来的大雁一般高，一股娃娃四处去找都找不到。
提起大雁，原先河滩上的大雁可多啦！一清早，当他们把自家的毛驴赶到滩上来时，会看到开阔的河滩上铺着一层密密麻麻的灰白色的雁粪。太阳从河那边的沙坡上升起，河面上吹来阵阵暖和的晨风，雁的绒毛就像春天的柳絮一样，在金色的朝晖下，懒洋洋地在空中翻卷着、徜徉，随风飞扬，真是好看极了！一九五八年大跃进时，他还带领社员到这滩上来积过雁粪，到了一九六○年，人们开始成群结队地拿起火铳来围剿这些候鸟，大雁在这一带也就绝迹了。偶尔，只能看到三两只失群的孤雁，惊慌失措地从头顶上“呷呷”地掠过。
“雁是义鸟，通人性哩！”老一辈人这么说。这话不假。
老一辈人还说，五月间，豌豆开花的时节，黄河里尺把长的大鲤子会在晚上蹦出水面，跳到岸上来偷吃豌豆花。吃饱了，又甩着尾巴扭着腰，蹦跳蹦跳跳回岸边，扑通一下扎进水里，绝对迷不了路的。“鱼是夜眼。要不，它在黄河的浑水里咋能看见小虫虫呢？”
那时候，沿河岸的生荒地上，种着一大片一大片豌豆，开出繁密的淡紫色和白色的小花。他还曾经夹着烂羊皮袄，和一群娃娃在深更半夜摸到河边，悄悄地钻进苇子丛里蹲下，想空手逮个金翅大鲤子。河湾的回流上映着朦胧的月色，苇子丛里蚊子搅成团，手在脸上一抹就是一手血。就这样，也灭不了小尕子们勃勃的兴致。虽然逮不到大鲤子，但想像鱼会和兔子一样在草滩上蹦跳，会脖子来，在豆棵下面吃豌豆花，就够引人入迷的了。这就是他几时的童话……
毛驴儿又打了个响鼻。他也和河水一样，耽于自己的回忆里。中年以后，他就好前思后想。现在，不用老贺提醒，他更是经常会带着一种莫名的怅惘回忆过去，经常会不论对什么事都发发感慨。这，大概就是老贺说的老了的征候吧。他是一个理解力和记忆力都很强的人，要有文化，很可能会成为一个政治家或者学问家。譬如，在他回忆过去的时候，不仅当时的种种情景会历历在目，当时的气氛、味道，甚至一个微妙的眼色和一句含糊的话语，他都记得非常清晰，也就是说，他不单单是用脑子回忆，他的视觉、听觉、嗅觉、触觉都像在重新经历一番过去的事。就说眼前吧，那河滩上传来的一股娃娃欢快的童音和毛驴儿的嚎叫，不就完全像现实中一样朗朗入耳，仿佛只要循声而往就会闯进一场激烈的驴仗当中去么？那豌豆花的清香，那在河面上蹦啊跳的鲤鱼的腥气，不就飘浮在这，一阵阵略带凉意的晚风中么？
他是黄河边上长大的。小时候在黄河的水湾里耍水，大了一点就在岸边放驴、摸鱼、打柳拐子。他的田就在黄河滩上，河水的咆哮伴着他日出而作，日入而息。黄河水曾载着他仓皇出逃，黄河水又送他欣然而归。但是，他真正热爱黄河，对黄河产生一种出于理性的自豪感，却来自当时戴着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帽子的尤小舟。
一九五九年秋天，还当县委书记的贺立德，把县上一个犯了错误的干部交给他这个大队监督劳动。贺立德告诉他，右倾机会主义分子散布悲观情绪，妄图推翻“三面红旗”，所以要把他放到农村隔离起来。“这可是个严肃的政治任务，你们队在政治上很强，我就把他交给你。你要跟看地富一样，看好、管好。只许他老老实实，不许他乱说乱动。”又说，这个家伙顽固得很，大会小会批下来还不认罪，注意别让他跑出去告状。
其实，那时的他，并不像贺立德说的“政治上很强”。一个穷乡僻壤的基层干部，比庄户人高明不了多少。他只知道除了地、富、反以外还有右派，那是“别人说好，他偏说坏”的“妖怪”，对还没有向县团级以下公开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则全然无知。只道听途说有一个叫彭德怀的元帅，在南方的一个啥山上立下寨子，纠集了一伙伙人反对毛主席。元帅，还了得！那不定有多少兵马，但还是让毛主席打败了。现时，彭德怀的败兵游勇还在全国乱窜。这不，咱们县就有这么一个。他以为这个被打得丢盔弃甲的强盗一定是个獐头鼠目、面目可憎的家伙。收拾这种白鼻梁小丑，他可是心狠手辣的！但等县上的政治干事带着贺立德的条子，领着这个从山寨逃出来的流寇向他报到时，他一看，惊奇之余，倒有些失望了。
“就是他么？”
“可不就是他呗！”政治干事是东北人，凑到他耳边说，“贺书记说了，给他派个重活。马号、仓库、嘎儿吗什的，别让他去……”
尤小舟那时刚三十岁，个子不高，但体态端重；清秀的面孔，皮肤黄白。鼻梁上没有涂着白斑，却架着一副黑框的眼镜，他穿着一身干干净净的蓝布制服，虽然背着行李走了三十多里路，风纪扣还是扣得严严的；跟贺立德一样，也是大口袋里揣着笔记本，小口袋上插着金星笔。整个看起来是一副落难书生的模样。因为没有让他坐，只好坐在自己的行李卷上，一边用新奇而疲倦的眼光打量着地主王海家的北房改成的大队办公室，一边用一块叠得方方正正的花条手帕斯斯文文地擦脸上的汗。
“嗯，”他端着威严的架势，坐在王海留下的一把破旧的太师椅上沉吟着。对于自己能凌驾于这种穿干部服的、肚子里有文墨的读书人之上，心里乐滋滋的，而与此同时，耳边却响起了秦腔里那种清官常念的道白：“本府看你非行凶作歹之徒。有何冤情，与本府细细诉来。”
遗憾的是，他虽然入了党，当了社干，但小时候在庄子上听老一辈人说的书和在集上看的大戏，一直影响着他对是非的判断和决定采取某种行动。
“嗯，你原来是干啥的？”他终于问道。
尤小舟没有回答，带着倔强的神气垂下眼皮，政治干事说：“他么，就是县委副书记呀！”
“啊，我到县上咋没见过？”他的天才就表现在这里：他并不惊愕。他听说过五七年的那阵子，好些大官也犯了错误，一个县委副书记算得了什么，他是用一种主管人的口气问这话的，好像县上的干部都应该让他过目一样。
“他关系刚转来，还没上任哩。你看，放着好好的一个副书记不当……副书记哩，离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了。啧！”政治干事不无惋惜地说。
“那么，他咋成了‘右倾’的？”他本来想问问什么是“右倾”，对“右倾”是什么政策，但觉得这样反露出自己的无知，一转念，换了一个问题。
“嘿！好好的，在地委的一次会上发了一通言，说啥现在的粮食征购数字偏高了，叫农民去炼钢铁，粮食都烂到地里了……像似别人不知道，就他能！”
哦，原来是这么回子事！
从五七年反右，尤其是五八年“大跃进”以来，庄户人对开会的态度是既认真又不认真。说认真，是他们把各式各样的会都当成一种庄严的仪式，一个个正襟危坐，仄耳恭听，跟着喊口号；要叫自己发言，事先都在上面的指导下做好准备；哪些该说，哪些不该说，说不认真，是他们从那时开始就不认为会上是说真情话的场合，谁说了真话谁倒霉。所以，除了评工分的会，其他一切的会他们都抱着与上无争的态度。
“嗐！”他不禁笑了起来。“这样的话，能在会上说么？你呀，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他不无自夸地说，“去年大炼钢铁那阵子，粮食撂在地里，我心那个疼呀，可我就不跑到会上说，悄悄组织一帮人逮空抢回来就行了呗。钓鱼不在急水滩。在会上说啥？说了上面也不会给你个好果果吃。叫深翻土地，啥尺二啦、丈八啦。把阴土都翻上来了，能种地？我不管，我还是干我的。可我也不会跑到公社的会上说：‘别深翻呀！深翻了糟蹋地呀！’说啥？在会上说熊也不管！现在咋样，要不是我那么干，魏家桥的社员吃屎都拣不到热的。你呀，”他摇摇头，嘲笑尤小舟，“看，现时落到这个地步：放着宽敞的办公室不坐，让人押到这儿来了。唉！真是，你是个急的，我是个疲的，土地神是个泥的，啥样的都有……不过，吃一亏长一智嘛。先劳动劳动，在乡下吸点新鲜空气；天上下雨地上滑，哪儿跌倒哪儿爬。以后，县委书记当不成了，咱有学问，怕啥？还不能教个娃娃啥的？人嘛，药材店里的抹台布——甜酸苦辣样样都得沾点。你呢，也别想不开……”
奇怪，贺立德也没有向他交代政策，只叫他管严管紧，可是真要由着他自己的兴致胡扯，倒往往能扯到点子上。他就这样胡扯了一顿饭的工夫，政治干事听得咧着嘴直笑，尤小舟也收起了犟头犟脑的神情，看着他似有所思。
“好吧，”他摹仿贺立德的动作，手在那张破桌上一拍。“我先带你去住下。”于是，他按原定计划，把尤小舟安顿在老贫农——他三叔魏老汉家里，临时决定让魏老汉教他积肥——这可是个轻省活。
临出门，他回头又看了这斯斯文文的、“非行凶作歹之徒”一眼。没料到，尤小舟对他鞠了一躬，用陕北口音温和地说了声：
“谢谢！”
这一来，倒闹得他涨红了脸，他支支吾吾地走出门。
他三叔魏老汉追了出来。
“天贵，我……咋对他呢？”
“咋对他？不是原来说好的么？”
“不说来的是个坏家伙么？”他三叔仿佛也有点怀疑，不过也知道问不出个所以然，接着又说，“那么……我咋给他吃呢？”
他三叔是当时食堂的炊事员，不得不问这个。
“咋给他吃，大伙吃啥他吃啥不就完了。”他说：“隔三下五的，也单另给他做点好的，人家原来是县委副书记，跟贺书记就差那么一点点子哩。贺书记的条子上说，他还有工资哩，他会谢谢你的。”他把重音放在“谢谢”两个字上。
他顺着庄子边上的小渠走了。一路上他边想边笑：“谢谢！”这家伙真有意思！还会说“谢谢”，这可是个文明词儿。他活了三十多岁没听人跟他说声“谢谢”，他觉得这个词就像集上卖的杏干，越嚼越出味道。
不久，他领着他们队的民工上渠去了。黄灌区的引水渠年年都得清两次淤，春天准备春灌，秋天准备冬灌。在渠上，附近社队的民工都集中住在一个工区，“大跃进”的严重后果已初步暴露出来了，他们魏家桥在高征购以后还多少留下点粮食，而其他队的食堂却已经吃了上顿没下顿，离家近的民工纷纷跑回家去，而带回来的全是糠菜饼子——这还是去年存下来准备喂猪的饲料。于是他想起了他们庄子上的“右倾机会主义分子”。
清淤完了工，他回到家就急急忙忙打发他上小学的大儿子去请他三叔。
“咋的个？那个犯错误的县长这些天咋样？”
“唔，他嘛，干活，倒是肯下力；吃呢，给他吃啥就吃啥。”他三叔吧咂着烟袋锅，思忖着说，“他就是一天到黑不说话，好像有一脑门子官司。吃完饭，就捧着书本、本子，光出神神不言喘……哎！他还有个怪事，每天一清早，天还没大亮，就往河沿上跑，也不知他干啥去。”
“别不是想跑吧？”他想起了贺立德的嘱咐。
“不像。每天他还回来，再说，河边的羊皮筏子也收起了，咋跑？”
“嗐！”他突然一惊，“别不是憋着要跳河吧？”
“唔，对了！我还没想起这一招来。”
第二天，天还没有亮，他三叔最小的一个娃娃趴在他炕前的窗户上喊：
“三哥，三哥……”
他猛地翻身坐起来，一时搞不清喊他干什么，揉着惺松的睡眼在炕上发呆。他堂弟又压低喉咙说。
“那个‘右倾’走啦！奔河沿去啦！”
他一蹦子跳下炕，匆匆趿上鞋，披上衣裳开开门。
“往哪个方向？”
“北边。”堂房弟弟手一指。
月亮落下去了，星星还在闪耀，东方的天边只有一抹淡淡的亮光。公鸡在鸡窝里扑腾着翅膀，蓦地扯长了喉咙，发出第一声响亮的报晓声。
他拐过房角，一阵清晨的凉风向他扑来。北边，在几株粗大的柳树附近，有一个朦胧的人影向前移动。
“你回去！”他对堂弟把手一挥，旋即大步向那个人影赶去。
过了柳树林，前边是座小小的土坡，人影不见了，但他从熹微的晨光中看出沾满薄霜的“爬地虎”上有一条深色的履痕。他顺着履痕爬上土坡，眼前就是宽阔的河滩。
这片河滩是历年来黄河涨水时节冲刷下的泥沙淤积起的，现在正是枯水季节，河滩全部呈现了出来。黄河水如同一群在一个狭窄的峡谷里奔腾的骏马，挤在河滩中间那条只有五六十米宽的河道里直泻而下，谁也不会跑到这里来寻死，他要跳河，必须走过有一里多路的河滩，而河道两边一百米之内又是陷到大腿跟的淤泥，跋涉完这段路至少要花两个小时。
尤小舟两手插在裤子口袋里，微微地耸起肩膀，在晨风中瑟缩着。他好像在等待什么，不时抬起头望望东方。在宽阔的河滩上，这个人显得更瘦小了。但他徘徊的步子很稳重，很均匀，所以看起来还有力量。后来，尤小舟站住了，好似要给某种行动做好准备一样，挺起了胸，眺望着河东的沙坡顶。
东方更亮了一些，一长条下面是银灰色，上面是青灰色的云悬在沙坡顶上。
他在长满“爬地虎”的土坡上趴着，一动不动，窥视着尤小舟。他预感到这个人要搞什么名堂。他怀着从未体验过的神秘感观察这个对象的每一个细小的动作，并在不断地分析这种种动作中感受到好奇心的满足和一种孩童式的调皮的愉快，如同他儿时和一群娃娃躲在芦苇丛中，等着金翅大鲤子跳上岸吃豌豆花一样。这一带荒无人迹，河滩上只有大雁留下的爪痕，和揉杂着冲刷下来的碎草败叶的团团羽毛，因而在这个世界上好像只存在着他们两个人，但那个人又不知道他的存在，从而使他不仅能将那个人自由自在的动作一览无余，而且从种种动作中能窥探到那个人的内心活动。这使他感到兴味无穷。他将两眼的焦点集中在尤小舟身上。
不久，东方大亮了。悬在沙坡顶上的那一长条云彩，银灰色的一面变成了鲜艳的橘红色，上面也渐渐地染上了深紫色，倏地，沙坡后面急骤地射出道道红色的光芒，像坡背后忽然燃起了熊熊的烈火。于是，河这边的河岸、草滩、土坡、田野、村庄……整个世界豁然明亮起来，在清晨湿润清凉的空气中，全都反映出一种华丽的、透明的、带着金黄色的红光。“爬地虎”上的清霜化成了晶莹的露珠，他趴在草坡上，连睫毛都沾上了露水。这样，他眺望前方，就看到了赤、橙、黄、绿、青、蓝、紫组成的极其绚丽的色彩，并且，这一轮轮斑驳陆离的光圈还在他眼前回旋不已。
这时，尤小舟踮起了脚尖，伸开手臂，面对着光灿灿的东方作了几次深呼吸。接着又练起体操来。他在旧社会当过兵，在这方面他倒是内行。他发现尤小舟的动作很准确，很合乎规范。“要不人家怎么是读过书的呢！”
随后，太阳升起来了。无数道炫目的光束向他射来。他眯了眯眼睛，待他再抬眼观察的时候，尤小舟的体操已经做完了，两手叉着腰，整个身躯沐浴在旭日的光辉之中，这也使他看得更清晰了，甚至连尤小舟生动的面部表情也一清二楚。他忽然发现尤小舟的脸上洋溢着一种柔和的、欣慰的笑容。不一会儿，他又发现尤小舟似乎流下了眼泪。虽然他看不见泪水，但可以看到尤小舟摘下了眼镜，掏出那条花纹手帕擦拭着，并用手指抹着两边的颧骨和腮帮，看到这里，他己完全出神入化，早已忘记了来窥探的目的，进到一个超凡脱俗的精神享受的境界。庄户人与艺术接触很少，他的审美的神经元也很单纯，任何一个美的画面对他都有强烈的震撼。
尤小舟收起手帕后，戴上眼镜，好像又振作起来，挺了挺胸脯，屏了一阵气息，默默地凝视着光线还不太强的太阳，接着，有一声洪亮厚重的“啊”声从尤小舟胸腔中发出来。这声音有音差的高低变化，很长很长，回肠荡气，一直掠过奔腾的黄河，冲到对岸的沙坡，然后又折回来，在宽阔的河滩上萦绕。河滩的芦苇丛中，腾地飞起一群还没有南迁的花翎野鸭。它们猛烈地扇动着收折了一夜的翅膀，用尖利的唿哨声应和着尤小舟的“啊”声，急速地向河面上飞去。它们一只只伸长了脖子，欢欣鼓舞地，在初升的太阳中翱翔。
他吃了一惊，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他不会相信这浑厚的声音是这个瘦瘦的人发出来的。他仔细地谛听着。他听出尤小舟不是在无意义地喊叫，而是在唱歌。他听不出来唱的歌词。他也不懂。但觉得这歌声很好听，很动人，他趴在“爬地虎”上，噙着叶尖尖子，屏声息气。他觉得这嘹亮悠扬的歌声使他感受到一阵只有童年时感受过的纯朴的快乐。
尤小舟唱完了，停了片刻，又唱起来。但还是那个调子。他知道这是同一首歌。这次，他听出了其中的一句，因为那一句有“黄河”这个词，他听出来了，原来是“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摇篮”这个词他也懂。这使他一霎时联想到婴儿，联想到母亲，联想到温暖的褪褓，联想到家庭，联想到传宗接代，联想到繁衍和生长……原来，中华民族就在黄河这个摇篮里长大的！真有意思！于是，这句唱词刹那间使他像受到电击一般，全身麻木而又颤抖起来，他觉得他的喉咙被阻塞了，但又有一股酸性的流质从阻塞部位向上涌，冲到两腮，冲到鼻孔，冲到眼底。并且，也就在这一刹那间，他在黄河的流水中，在黄河的河岸上，在黄河的草滩上，在黄河之滨的田野上，在幼年、少年、青年，直到如今的中年所经历的一切，一切与黄河有关的回忆，全部获得了一种崭新的意义。
他说不清这种意义是什么，却被这种意义所激动。这种意义在他来说不是抽象的，而是和他的全部经历与感受融为一体的，因而他备感亲切。
“唱得多好！这家伙，真是个有学问的人！”他抹了抹自己的眼睛，“好”就概括了他所想、所说的一切！
太阳更升高了一些。尤小舟不唱了，又表现得嗒然若失，转过身，开始垂着脑袋往回走，他急忙爬起来，弯着腰，心里别别地跳着，带着一身露水往家跑，也说不上来为什么，他害怕尤小舟走上土坡会发现他在跟踪。
吃早饭的时候，他三叔来了。
“这家伙在河沿干了些啥？”
他装着狼吞虎咽地扒拉着调和饭——一种米和面做的汤饭，嘴里咝咝地响，好像被辣椒辣着了一般。他无法对魏老汉说清楚。他不能光说两个字：“唱歌。”谁也不能理解他今晨的感受。简单的回答只能是对这种感受的亵渎。他要把这种感受深深地埋在心底。
“没啥。随他去吧。”
“啊？”他三叔狐疑地看了看他。
“嗯。这家伙，你给他宰只鸡吃吧。这家伙太瘦了，能干得动活？”
“嘿嘿，我给他宰了好几只哩。”魏老汉狡黠地眨眨眼睛，“要不人家怎么当县长呢，真大方，光吃点脯子肉，便宜了娃娃……”
然而，正当他准备和尤小舟亲近亲近，贺立德又让县上的小通讯员捎来了一张条子，说是要尤小舟到省上集中，把尤小舟领走了。
那是个雨天，细密的、如雾一般的秋雨好像不是从天上落下来的，在割了庄稼的田野上四面八方飘洒，忽上忽下，疏一阵紧一阵。褐色的土地泡得软乎乎的，玉米茬子被洗得发白。他把尤小舟和小通讯员送到桥头。这里是魏家桥大队通向县城的路口。他把铺盖交给尤小舟的时候，尤小舟伸出一只湿漉漉的手捏着他的胳膊。雨水模糊的镜片后面的眼光很深沉。
“老魏同志，这一个月来，我看了，你是我们农村党员里的一个很好的同志，你要记住，时时刻刻不要忘了人民。‘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要保护好他们……”
走了几步，尤小舟又回过头来，颠了颠背上的行李，用黯然神伤的眼睛扫了一遍雨雾苍茫的田野，说：
“老魏同志，你要做好精神准备。一个我们从来没有经过的困难，恐怕就要来了。”
他这个人从不在人面前表现软弱的感情。他沉着脸站在桥头，一句话也没有说，看着尤小舟和小通讯员小心翼翼地走过路口那片积水的泥泞，消失在蒙蒙的雨雾中……直到尤小舟又被当做靶子的时候。
尤小舟走了，但是尤小舟的话留了下来。“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句歌词，始终萦绕在他脑海里。并且，和老一辈人说的书和集上唱的大戏一样，在某个关键时刻会给予他一种不可改变的影响。这当然是不自觉的，但却是实实在在的。
第三章
夜色正悄悄地湮没田野，湮没草滩，遮住了远方深蓝色的群山，抹去了天边的地平线。不知不觉的，天上这儿那儿就出现了闪闪烁烁的星星。星星又像会下子儿，越繁衍越密，一会儿就在头顶上撤下一大片。道路已经模糊不清了，只有风带来一阵阵湿润的空气和微弱的汩汩声，说明驴车还靠着河沿。
呱哒、呱哒、呱哒……驴蹄声均匀而单调，像县委墙上那面挂钟的砣砣在摇摆。真的，时光飞逝，岁月如流，这一切过去了多少年啊，但现时想起来还跟昨天一样。
这时，他又返回来想起贺立德。这种联想是很自然的，因为他跟尤小舟和贺立德有了私人情谊，都是从他们倒霉的时候开始的……
一九六六年，先是从北京来了一帮“红卫兵”、“丫停丫停”的，在县城刷了好些大标语。有一股子还跑到魏家桥的黄河边来，叽哩哇啦地挤在一张羊皮筏子上。告诉他们危险，他们不听，还手舞足蹈地叫唤“浪遏飞舟”。结果，筏子让他们弄翻了，一个小尕子没爬到岸上来，四五十个庄户人往下游寻了三四十里都没寻见尸首，其余的才水淋淋地逃了回去。以后，又说是中央下来了多少多少号文件，县城机关、学校、工厂的人刷地一下子都成了“革命造反派”。这些“造反派”做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揪已经调到地区去的贺立德。
批斗贺立德那一天，他作为魏家桥大队的代表，也应召前往参加了。批斗大会设在县委前面的大广场上，黑鸦鸦的一大片，总有几千人，正是报上常说的，“红旗招展，锣鼓喧天”。批斗之前，“造反派”的宣传队先演节目。一群穿绿军装的男男女女上了台，个个浓描艳抹，竖眉立目，一会儿站成一排，倏地又人踩人地叠起罗汉，舞着拳头，扯开嗓子大喊：
革命的你就站过来！
不革命的就滚他妈的蛋！
滚他妈的蛋！
罢他妈的官！
杀！杀！杀！
嗤！这是啥节目？还不如过去集上耍皮影子唱的好听哩！他坐在台下，无趣地伸起脖子环顾了一下四周，蓦然，往昔的情景突地在他意识中跳跃出来：这个广场，他是太熟悉了。小时候，他经常赶着毛驴来赶集。天还没有亮，怀里揣着妈妈昨晚上烙的馍馍，把杂毛织的褡裢朝驴背上一甩，颠呀颠地一阵小跑，三十多里路，到集上也就刚出太阳。那时候，广场上当然没有铺柏油和水泥，被人踏车碾成粉未的黄尘和牲口粪，厚厚地积了一层。光脚丫子在上面走，又凉爽又软和。清晨，嗅着洒上露水的尘土和牲口粪便的清凉气息，简直沁人肺腑……
批斗大会会场西面，现在县上最大的一所中学的旧址，在当时是集上最高的建筑——一座用土坯砌成的洋教堂。他听过那里面老唱“天主爱我，我爱天主……”洋教堂上有个尖尖的小塔，塔里面有口小铜钟。要是逢集那天正是礼拜，你听吧，那口钟就丁儿当儿地晃荡起来，隔七八里路都能听见，惊得家鸽子和野老鸹成群成群地扑腾扑腾乱飞。中学前面的操场，是过去洋教堂的花园。在这里，他第一次见到西红柿。那藤条上垂下的又红又大的洋果果子，曾使他多少次流连忘返。啊，那是什么年月！人经的事情少，见的世面少，人也就那么单纯朴实。
批斗大会的台子下面，正是当年姜麻子开的包子铺，带卖羊杂碎汤。这是那时县上最高级的食堂。铺子前面老是飘出如雾的蒸气，香味四溢，集上几乎所有的狗都集中在这里。
“嗬，刚出笼的热包子咧！一咬一嘴油……咋的？小兄弟，来一盘吧？”那时候，卖吃食不论斤两。
他摸摸怀里的烙饼，咽下一口口水。老爹死得早，光阴就靠他这个少年人维持，他已经懂得算计了。
“来碗杂碎汤吧。”
“好——一咧！”
姜麻子真舍得放作料。热腾腾的杂碎汤上浮着厚厚的一层辣椒油，再撤一撮香菜，有红有绿，看着就叫人嘴馋。杂碎汤沾烙饼，吃得满头冒热汗。后来，姜麻子看他大小也是个顶门户的掌柜的——黄河边上，地广人稀，许多贫农也有自己的土地——干脆给他立了个折子。那种红皮折子，现在已经失传了，就和台上宣传队的手风琴一样，一拉好长，合起来像本小红书。吃一碗杂碎汤，在上面记上一笔，庄稼熟了以后再结账……
可是，现在，姜麻子也低着脑袋站在一大帮等着上台给贺立德陪绑的牛鬼蛇神中间。原先老剃得光光的青皮头顶上，枯焦的乱发像经了霜的三棱草。挂在脖子上代替那肮脏的羊皮围裙的，是一块写着“反动资本家”的大牌子，他知道姜麻子的包子铺里，伙计自来就是姜麻子的老婆儿女。咋成了资本家呢？
他再扭过脖子看看县委大院，更是感慨万端。在这里，他平生第一次领悟到什么是荣誉感。他曾胸脯上别着红布条条，展直腰板在这过去是镇公所的大门进进出出。正因为它是过去的镇公所，他才真正体会到共产党比国民党好。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黄灌区的农民吃穿倒能勉强凑合，就是征兵、派粮、闹匪受不了，从他能赶毛驴来赶集的年岁起，每年都得被拽来受一次“国民兵训练”。后来，干脆把他征了兵，穿上了二尺半。来镇公所集中的那一天，小脚的寡妇妈骑在毛驴上，由弟弟陪着，哭哭啼啼地一定要跟着来送他。到了集上，还在如今盖了县医院的小照相馆照了张相。妈说，照个相，人的霉影影子就脱在纸上了，人就能转运，忍痛花了五升米的价钱。现在那张发黄的相片还挂在一长溜形形色色的奖状中间。相片前面，是一盆白不滋拉的叫不上名字的花，人背后挂着黑不溜秋的布单子；母子三人都耷拉着八字眉，哭丧着脸，呆若木鸡，真是一副倒霉相。
但是，霉影影子虽然脱在纸片片上了，人却没转运。他披了两年黄皮，因为木马、单杠、石锁耍得好，各项操练一学就会，眼看要补上个班长时，弟弟却得了绞肠痧，请神婆子下了一晚上大神，没救过来，一命呜呼了。
他跑去请假，又叫刚从“中央步校”受训回来的连长半文半白地勉了一顿：“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勘乱未果，何以顾家？”他一气之下，半夜趁站岗的机会闯进连部，一把把连长从床上拽下来，先用袜子堵上嘴，一边揍一边骂：“驴日的，我叫你养兵！驴日的，我叫你养兵！……”直到小白脸连长断了气，才知道闯了祸，扔下枪跑回老家。
当然，家里是待不住的。第二天凌晨，魏德富划着羊皮筏子送他过了黄河，逃到了蒙古地的大草原，投到山西人开的羊柜上当了个羊把式。和游牧的蒙古人打了两年交道，家乡解放了，他终于回了家。这时，才知道老妈已经死了，全靠乡亲们照顾给埋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家里的房子物什也靠乡亲们保存下来。人出过远门，遭过难，才知乡土亲。从此他就一心一意给乡亲们办起了公事，走到“官面”上来了。
也就在这时，也就在这个集上，他第一次见到贺立德。那时县委大院还没修起来，贺立德笑眯眯地站在镇公所门口的高台阶上，迎接他们这些贫农代表。他激动地握着贺立德软绵绵的手，曾把对共产党的感情全部倾注在这个政委身上。
贺立德那时可精神啦。国字脸放着红光，眼睛不大，但炯炯有神，高颧骨，大腮帮，还留着城里人那种偏分头。贺立德给他们作报告，讲党课，三句话离不开个“老实说”，还有一句话他永远也没有搞懂，叫“铁的逻辑”……可是，现在……
贺立德在浪翻雷鸣的口号声中被押上台来，他瞪起细长的鹰眼，惊得闭住了气。要不是这个人胸前的大牌子上有“贺立德”三个字，他根本认不出来了：偏分头剃成了阴阳头，两颊深陷，面色灰白，上面还有青一块紫一块的淤血斑。“造反派”把他的胳膊向后一扭，往上一抬，他龇牙咧嘴的，整个面孔可怕地拧成一团。
接着，事先准备好的“造反派”拿着稿子上台来揭发贺立德的“三反罪行”。首先提到的是六○年的“双打”。
“糟了！”他不由自主地偷偷看了看两边的人，低下了脑袋。“要提‘双打’，我也跑不了。”
幸好，发言的“造反派”掀过一页稿纸，“双打”也就算揭过去了。随后就是数落贺立德的历史。说贺立德年轻的时候在西安参加过三青团，说他是胡宗南派到延安来的特务，要不，为啥家里开着中药铺，放着少东家不当，要跑到山沟沟里去住窑洞？这些，他却听得津津有味。
折腾到中午，批斗告一段落。散了会，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的司令吴尚荣——一个修造厂的工人，特地在人群里找着他，拉他到“司令部”去吃中饭。
“走吧，老魏，我还要跟你谈谈哩。”吴尚荣也穿一身绿军装，胳膊上的红袖箍有半尺宽，胸前戴着一个有碗口大的像章，喉咙沙哑地说，“你是全县农民里头有影响的人物，咱们工人干部正要得到贫下中农的支持哩。”
“嗐！咱们农民有啥力量，一个个都是榆木脑袋。”他听着不是找自己算“双打”的账，于是装作傻乎乎的样子。
“你看你，农民也要关心国家大事嘛。”吴尚荣却很严肃认真，“现时党里出现了修正主义，咱们工人农民不关心，谁关心？走、走，咱们边吃边谈。”
“人家是官，势力好大哩，咱们小百姓关心顶啥用？别闹得草人人儿放火——自身难保！”他果真变成颗榆木脑袋，站在原地不动。
“哎呀！……唉，也难怪，住在乡下，又受了好多年蒙蔽。”吴尚荣并不责怪他无知，仿佛挺可怜他似地开导说，“他们搞修正主义，咱们就起来造反呀。毛主席早说过了，‘造反有理’，谁不知道你在旧社会里都敢造反，是个天生下来的造反派？走、走、走……”
这话不假。他把小白脸连长捶死以后，国民党省政府和师管区四处张榜通缉他，反而使他在这一带成了传奇式的英雄。
“还反啥哩，过去的事，马尾穿豆腐，不能提啦……”他心不在焉地嘟哝着，眼睛却瞄着吴尚荣的身后：这时，两个造反派正押着贺立德站在县中学厕所门口。厕所里显然在赶人，人们一个个提着裤子往外跑。他脑子一转，赶紧捂着肚子。“好吧。我这两天肚子闹病，先去一下，等会儿我到司令部——不是工办大楼吗？找你去。”
说完，他甩下“革造联”的大司令吴尚荣，弯着腰向厕所急急忙忙地跑去。在门口站岗的“造反派”看他是刚才跟他们的司令谈得很亲热的老乡，把他放进去了。
唉，十七年前，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和贺立德握手的时候，他想炸脑袋也不会想到有一天会到这种肮脏的地方来找贺立德。
“老贺……”
他在贺立德旁边的坑上蹲了一会儿，听外面没有动静，轻轻地招呼了一声。过去，他喊贺立德“贺政委”、“贺县长”、“贺书记”、“贺主任”，而这一声“老贺”，就把全部过程轻轻抹掉了，他一下子和“县长”、“政委”站在平等的地位上来了。
“啊、啊……你还敢……”
贺立德根本没想到他在现在会用这种亲热的口吻招呼自己，他进来时连看也不敢看他一眼。听到他一声“老贺”，贺立德的眼泪不由得扑扑地往下滴答。
“老贺，唉！啧……”
他不善于表达细腻的感情，这一“唉”、一“啧”，已经显示了他的全部心情了。
“老贺，这个，你先拿去花着。”他从棉裤口袋里掏出准备来县上顺便给娃娃买布的十块钱。“你让人押着，一定很不方便，需要啥，我以后想办法给你送来。”他知道贺立德的爱人早几年死在县医院，没人给贺立德送东西。
“哎呀！这，太，太……他们把我从宿舍里拖出来，什么也没带，连烟……这，太……”贺立德赶紧用手背抹去眼泪，接过钱慌忙揣进棉袄里边的口袋。
这又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的事；贺立德为了十块钱竟会对他如此感激涕零。一股怒火从他这个剽悍的汉子胸中蹿上来，他咬牙切齿地说：
“他妈的！我看这帮家伙，纯粹是反革命！”
“嘘——”贺立德却吓得一哆嗦，探出脖子向厕所门外惊惶地望了望。“哎呀！这话是错误的呀，千万不敢说呀……”
嘿！都落到什么地步了，还连句话也不敢说！他斜眼一膘，看见贺立德那副畏畏葸葸的样子，又埋怨起贺立德来：
“老贺，你呀，应该跟他们斗才对，明里斗不过就暗里斗！”
“唉！怎么能斗呢？他们是中央首长支持的呀，他们的大方向是正确的呀！”
“‘正确的、正确的’！那么他们说你过去这、过去那也是正确的？”他挖苦地说。
“唉！”贺立德沉重地叹息一声，头又懊丧地垂了下去，“三青团嘛，那是个外围组织，也可以说有的。可我到延安就交代了呀。唉，真倒霉！老实说，不是为了这个，我早上去了。凭我这资格，何至于解放大西北的时候分在这穷山恶水来当个县级干部。可是，说是特务，老实说，那，连影子也不沾边呀！”
他侧过脸，皱着眉头盯着贺立德，像要把这个人看透一般。啊，被打成这副模样也不敢抗争一句，懊恼的却是在分配工作上委屈了自己。“穷山恶水”这个词他在旧社会当兵时听见过，下面紧跟着的是“淫妇刁民”。原来，你在咱们这儿当了十几年官，却压根不爱咱们这个地方，不爱咱们老百姓！你看人家尤小舟，当了“右倾”还惦念着庄户人，倒了霉，也没丢了共产党员的骨气。像你？活该！他后悔自己白白扔了十块钱，狠狠地朝地上啐了一口唾沫。
“老魏，”贺立德没有理会他啐唾沫的意思，这本来是蹲在厕所里常见的动作，倒把他当作难中知己。“你看怎么办？他们死命打我，非叫我承认是特务不可。你看这手指头让筷子夹的，老实说，真受不了啊……”
“哦，”他斜睨了一眼贺立德那只青紫肿胀的手，怜悯之情又油然而生，不管咋说，他在镇公所的高台阶上握的就是这只手。
“你呀，你这个人，也是读书本、本子读傻了，你不会就胡应承下来么？好汉不吃眼前亏，你越编得大越好，反正脱过了挨打就行了。留得青山在，还怕没柴烧？……”
他靠在毛驴车的栏板上，仰望着头上灿烂的群星。回忆到这里，他不觉意味深长地笑了。
在星空中，横亘着一条巨大的明亮的光带，气魄宏伟地把夜空划为两半。在光带两侧，聚集着无数闪烁的小星，密密麻麻的，像河上迷蒙的雾气，弥漫着一种神秘的气氛。老一辈人常说，天上的一颗星主宰着地上一个人的命运。那么，哪颗星是主宰我的呢，哪颗星又是主宰贺立德的呢？如果这话不假，那两颗星星一定离得不远，而且是互相映衬的吧？
真的，人真像是被神秘的命运支配主宰着的。他这个没有文化的庄户人蹲在厕所里教给贺立德的鬼点子——而这正是他过去对贺立德使用过的办法，在贺立德当时听来却成了金玉良言，后来果真那么做了，对“造反派”胡诌了一通。那些光会喊“滚他妈的蛋”的“造反派”大喜过望，如获至宝，不但不再折磨他，还把他当成一个确有悔改表现的阶级敌人的典型放回了家。可是，过不多久，解放军对这个地区实行了军管，当然要先拣重大的案子查，贺立德马上就跳出来翻案。也不知他胡诌了些什么，害得十几名解放军的外调人员夹着公文包，西安、北京、天津、兰州，跑了个遍，汽车、火车、飞机行程数万里，花了国家几千元差旅费，才弄清楚是个大冤案。而贺立德也就光明正大地以革命领导干部的身份进入了地区革委会的领导班子。从此，老贺官运亨通，历经一九六八年以后中国的所有政治运动，再没有受过罪。
看来，命运就是无数未知的偶然性遇合的现实性。如果那天他没去参加批斗会，如果贺立德批斗完了没去上厕所，如果他在臭气熏人的茅坑上不是这样教贺立德，只泛泛地安慰几句，或陪着洒几滴无济于事的眼泪，那今天会是种什么局面呢？也许，老贺没有开窍，糊里糊涂地被整死了——这样含冤而死的人还少么？也许老贺会受不了“造反派”的逼供而自寻了死路——这样的事情也不是没有，而且贺立德那时的确到了绝望的地步。那么，贺立德这颗福星就不能再分给他光泽了，他那颗星也就黯然失色了。
然而，幸运就在这里，幸运就在这样一句话。啊，命运啊命运……
可是，事情还并不到此为止。
他从厕所钻出来，向广场走去的时候，发现站在厕所门口的两个学生模样的“造反派”一直用怀疑的眼光盯着他。两人嘀咕了几句话后，又分出一个人照直对他赶来。虽说那时候“造反派”们还没有弄上枪，他对付这样两个娃娃绰绰有余，但人家是一帮人，惹了是非是不会有他便宜的。再摸摸裤子口袋，钱全给了贺立德，现在又没有姜麻子那本红皮折子；语录本光能念，当不了饭吃。于是，他灵机一动，踅过脚跟向县委大院旁边的那座青灰色的两层砖房，所谓的工办大楼走去。
从此，他踏进了一个动荡剧烈的政治活动的圈子，并凭着他农民的狡黠和机敏，凭着他的良心和理性，也和贺立德一样一帆风顺，左右逢源。因为如此，后来县上的人根据他的姓——魏，给他取了个外号，都在他背后用一种既亲昵敬佩，又鄙视妒忌的口吻称他——“半个鬼”！
第四章
黄河那边，先是泛出朦胧的鱼肚色的光亮，不大一会儿，一轮橘色的月亮就在沙坡顶上悬起，徐徐地散射出黄澄澄的光华。前方那片小树林，一边沐着月光，一边蒙着浓厚的阴影，看起来神秘而又绮丽。古道上的车辙，在月光的斜照下更显得凹凸不平，更显得漫长得没有尽头了。
有一阵子，田野和荒滩一下子变得寂静肃穆，像惊讶地向月亮表示敬意一般。随即，黄河那边吹来了一股飘忽的、温暖的夜风，传来了水声和闷雷似的沙岸崩塌声，并且更加清晰，更加震撼人心了。
毛驴车蹈蹈地走着。驴也有夜眼，老一辈人是这么说的，就是它左前腿内侧的那块灰黑色的疤瘌。所以人坐在驴车上不用赶，它自己会认识路的。
他躺在栏板上，默默地聆听着河水发出的一切音响。他甚至能听见河滩边上漩涡冲刷苇叶的沙沙声。那声音细微、急促，而又连续不断，使人不能不敬服苇叶的耐力、刚毅和顽强不息的奋斗精神。“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这话不假。连河边生长的草草树树，都表现出一种坚韧的生命力和无畏的英雄气概。
唉！但是，说来惭愧，作为这个民族的个人来说，却不总是如此英雄的。譬如吧……想到这里，他收起了笑容，摇了摇头，叹了口气。
这事情是从啥时候开始的呢？
开始是，整个世界好像一下子变得暗淡下来。天，仍然是那样的天，天上有太阳，有月亮，有云彩，小鸟啾啾地还在空中飞……似乎一如既往。但是，这一切的一切，热度、亮度和力度仿佛都减弱了。人的眼睛如同害了眼病，糊了一层厚厚的眵目糊，眼前所有的东西全蒙上忧郁的阴影……
果不其然，让尤小舟说中了，一场建国以来从未经过的困难来临了。
就在这样的一天，在县上开完整风整社的“三干会”，县委书记贺立德把他叫到办公室。
“情况虽然很严重，但我们还应该有信心，而且，我们还是有办法的。今年，我们还是要争取‘开门红’；要打破旧风俗，旧习惯，过个革命化的春节。你这个先进大队，一定要带头哟！”
贺立德微蹙着眉，坐在办公桌后面，虽然看起来这位县委书记也忧心忡忡，但说话的口气还是想鼓舞人心的。他坐在贺立德面前闷头不响。还怎么过“革命化的春节”呢？生产粮食的土地，好像遭到一场可怕的龙卷风的扫荡，在一夜之间刮得精光；听说，一车皮一车皮的吃食，运到庄户人听也没听过的叫啥“伯亚”的地方。门口贴的那副“放开壮皮吃饭，鼓足干劲生产”的红对联还没有褪色，即使是魏家桥大队的食堂里也只能每天供应两顿米汤了。在这种情况下，他一听到什么“先进”、“带头”的话，简直不寒而栗。
“嗯，怎么不说话，同志，可不能右倾啊！老实说，在这个关键时刻动摇，可是要犯错误的哟。尤小舟的教训咱们都应该吸取呀。”
他慢慢抬起头，接触到贺立德严厉的目光。霎时，一种不祥的预感在他心头跳了一下。果然，贺立德问他：
“你们大队，现在谁表现得最坏？”
他避开贺立德的眼睛，装作在考虑问题，脑子里却记起尤小舟那话：要时时刻刻保护好自己的乡亲……
“嗯，这个……现时都够坏的，叫谁出工谁不出工，出工也是不出力，说是害了浮肿病，干不动……”他闪烁其词地回答。
“嘿！魏天贵同志，老实说，你这种思想是十分糊涂的啦。什么浮肿病？那纯粹是阶级敌人造的谣！”贺立德不满地瞪了他一眼，不过还是耐心地开导说，“整风整社，首先就是打击坏人坏事。越是在我们困难的时候，阶级敌人就越猖狂，这是个铁的逻辑。老实说，不打击坏人坏事，我们就不能领导群众度过困难。这是次运动哩。当然，大多数群众是好的，坏人只有极少数。你想想，谁的表现最坏？嗯？”贺立德把重青放在“最”字上。
“要说坏嘛，各有各的坏法。”他仍然不点具体人的名字，“富裕了，人人都不错。生活一困难，那真是‘洪洞县里没好人’哩。”
“哎呀！”贺立德被他搞得烦躁起来，“你一向精明能干的，这会儿怎么这样糊涂了？这场运动，我还准备先从你们大队试点，然后在全县铺开哩。同志，要争取走在运动的前头呀！”但是贺立德毕竟是个有修养的干部，他把面前的文件往旁边挪开一点，压了压自己的急躁情绪，又恢复常态说，“魏天贵同志，上面的估计，在全国范围内，好人占百分之九十五，百分之五是地富反坏右和各种各样我们还没有发现的阶级敌人。老实说，我们这个省又比较特殊。解放前我们省不到一百万人口，可地方军阀的部队、政府里的公职人员就有十万。所以我们省比例就更大些了，‘双打’的任务就更重了。我们不按百分之十，也不按百分之五，最保守的估计，百分之二三的坏人总有的吧？你老实说，一百个人里头有没有两三个坏人？对呀！这你也承认有吧。按这个比例，你们大队四百多个社员，难道就没有七八个坏人？你好好想想。”
“嗯……是不是都得送去蹲劳改？”沉默了一会儿，他试探地问。
“这个嘛，那不一定，像你们这个一向先进的大队，当然不必要都送去劳改，挖出来，管制住就行了。但是，极坏的一两个，还是有必要法律制裁的。不这样，打不下坏人的气焰。”
看来，再没有讲价钱的余地了。他开始认真动起脑筋来，想着把谁送去蹲劳改合适。那“挖出来，管制住”的，不必操心，随便拿谁顶个数都行。管制不管制，在他手上哩。
全大队四百多个社员，他了如指掌：地主王海早死了，子女都在外面，有的教书，有的还当了干部。几户富农和他们的家属，现在胆子比兔子胆还小，干起活来比驴还听使唤，也不能昧了良心说人家坏。其余的都是贫农、中农。他扳过来、拨过去，觉得把谁送去蹲劳改都不合适，最后，精明剽悍的眼睛竟茫然起来。
“嗐！”贺立德又烦躁了，霍地从椅子上站起来，手掌在文件上一拍，“这还用想么？老实说，就你庄子上的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差一点就是土匪了！还有管制分子韩玉梅，到现在还拉社队干部下水。这都是摆在你鼻子底下的，还见不着么？你就把那两个坏家伙抓起来！唉，你平常主意蛮多的，在关键时刻却倒退了，魏天贵同志，你要好好检查检查你思想哩，老实说，最近一个时期，也不知道你怎么搞的，右倾得厉害。幸亏你不是国家正式干部……”
他挨了一顿批，骑着自行车从县上回来。寒风凛冽，砭人肌骨。月光晦暗，其色惨淡。前车轮在一块冻土疙瘩上一颠，车把一歪，他连车带人翻倒在路边的沟里。幸好，哪里也没有摔伤。他就势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开了心思。
魏德富，是他自小一起打驴仗的小伙伴。青年时代，他们又一起渡过黄河，逃到了内蒙古。魏德富本来是不用逃的，他没有犯法，只不过为了送他。那天凌晨，魏德富一面划着羊皮筏子，一面唱着：“我说当兵的，没个好东西！一把把我拉到高粱地呀，我说当兵的……”过了河，把筏子一扔，说了声：“我也跟你走吧，到大草原上开开眼界……”就跟他走了。到了内蒙古，魏德富也不给山西人的羊柜好好放羊，整天在草原上东游西窜，在蒙古包里吃饱喝足，临走还要顺手牵羊。家乡解放了，他们俩一起回来。土改分地以后，魏德富安安生生地捏了几年锹把子；娶了妻，生了子，老老实实地当了庄户人。可是，自开始“低标准，瓜菜代”，这个人的老毛病又复发了。
他何尝不知道魏德富“偷得路断人稀”。不过，兔子不吃窝边草，魏德富从不动魏家桥大队的一草一木。再说，他五个娃娃，就像春天在河滩上插的柳栽子一样，高矮上下差不了多少，最大的一个才九岁。不偷，拿什么养活他们呢？
黄河冻结了，听不到哗哗的水响。但他仍不沉默，还在以冰层威严的拆裂声不可抗拒地显示着自己的伟大、永恒和内在的生命力。“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他耳边好像又响起了尤小舟的歌，歌声隐隐约约，若有若无，因而失去了雄伟壮烈的神韵，变得如丝如缕，如泣如诉，如怨如慕……他深深地低下了头去。
“人民，不在书本、本子上，不在报纸上，就在你的周围，就是你的乡亲……”这话不假。但是，贺立德的话也有他“铁的逻辑”。不是吗？第一，阶级敌人完全可能趁咱们困难的时候来捣乱。这时候不捣乱，还等啥时候？第二，全国有百分之五的坏人，决没有估计过头。反过来说，这百分之五的坏人也不会只在书本上，在报纸上，也肯定在自己的周围。那么，按百分之二三的比例层层分配下来，不是很合理的么？魏家桥没有，别的地方也没有？说不定更多哩！
月亮下去了，寒风刮得更厉害。那阵子，农村连报晓的公鸡也给宰了，不知道到了什么时候，总快天亮了吧……他坐在沟边的土坎上想了一晚上，终于让他想出了一个应付的办法。
第二天晚上，他到魏德富家里去了。
魏德富的土坯房盖在庄子东头，房后是一条大路。和一般农户的土坯房一样，有个前后院，前院栽了几株杂树，后院是露天的厕所和自留的羊栏，羊栏里的羊早宰了吃肉了，堆了些分来的柴草。“低标准”开始，魏德富马上在临路的后墙上掏了个洞。这个洞就是他晚上出入的后门。
“嚯！大书记来了。难得难得！”他一进门，魏德富含着隐约的敌意斜睨着他。“咋？今天是来看你大哥发了财，还是来看你大哥的苦光阴的？”
说着，魏德富掀开锅盖，铲出一个掺了树叶的糠饼子递给他。
“吃吧，好歹是个客。”
“算了吧。”他知道现在一个糠饼子的价值，小心翼翼地把糠饼子放在锅盖上——要是撂重了点，饼子就会散成一摊碎未。“我吃了来的。”
“吃吧，没啥！”魏德富十分慷慨，“嘿，一顿饭、两顿饭我还管得起。有人说我魏德富一晚上能偷八十只鸡，那是瞎话，反正只要我出去，总不能空手回来，别看刮得精光，咱们这儿，可遍地有黄金呀！”
他在炕沿上，挨着一串娃娃的脑袋坐下。土墙上挂着一盏直冒烟的油灯，烧的绝不是花钱打来的煤油，而是不知从哪儿弄来的柴油。屋子里郁积着一股难闻的油烟味、糠菜味和破衣烂鞋的霉臭味。魏德富两手抱着肘子站在锅台旁边，用警惕的眼神盯着他。这个人头发、胡子、眼珠子全是黄的，自小人都喊他“黄毛鬼”，现在瘦成了干柴，让人看起来如同被火燎过的一样，毛焦皮黑的。
“嗳，你有馍馍么？”魏德富最小的那个四岁的娃娃从黑腻腻的被窝里钻出来，露着光脊梁，伸出通红的小手掏他的口袋。这一下，其余四个黄毛脑袋全钻出来，抬眼贪婪地瞅着他，像要把他吞下去一般。
“你别他妈的坐飞机吹喇叭——响（想）得高！”魏德富打了儿子脏手一巴掌，“书记的口袋里光有报纸，没有吃的。睡好！”
五个娃娃我看看你，你看看我，委屈地缩进了被窝。他们盖着一床破被，炕那头的往那头拽，炕这边的往这边扯，被子就跟筛子一样来回摆。他闷声不响地坐了会儿，手指头在脖子上搓着泥条，实在想不出一句合适的开场白。忽然他看见里屋的门帘可疑地动弹了一下，便问：
“大嫂呢？”
魏德富掉过脸，向里屋叫道：“出来吧，咱明人不做暗事。”又用挑衅的神情对他说，“她正在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
“咋加工粮食？就是用砖头磨稻子呗。磨出来的大米做的饭照样香！”
他想起了罗渠大队的谷场上丢了一包稻子的事。
“你呀……”
“你别你呀你的！”“黄毛鬼”却陡然发开了火，龇出黄牙狞笑着喊道，“那你拿粮食来呀！我干活了没有？我干活你为啥不让吃饱？你他妈‘大跃进’那会儿跟咱们说得天花乱坠：啥明天就到共产主义了，啥科学进步，工厂里用空气也能造大米了！那是不是你嘴里放出的屁？你说！好！你现在就拿空气做的大米来填活我们……”“黄毛鬼”气得直哼哼，舌头光在嘴里打转。
“那，那……我也当作是真的哩。那，你就不兴我犯个错误？”
“对啦！那兴儿犯错误就不兴我犯错误？”“黄毛鬼”两手又抱起肘子，傲岸地瞄着他。“我就这样了，你大书记看着办吧！”
“咳！你呀，”他干咳了一声，谨慎地暗示“黄毛鬼”，“可错误总是错误，我犯了，我以后不说大话就是了。你呢，瓦罐不离井口破，只要来得回数多。老这么干下去，非出事不行，到那时候……我看啦，再说咱们这儿遍地有黄金，还不如再上一次内蒙古哩，你忘了？大草原上好活人。到了那儿……”
“嗳，你跟我想到一块儿去了！”火燃得快，熄得也快。魏德富马上消除了敌意，点了一根“喇叭筒”，一步跨到锅台上蹲下。“天贵，我不把你当外人，我正准备这么干哩。实话告诉你，我连路上的干粮都烙下了……”
“黄毛鬼”一面兴奋地说着他的计划，一面抽那根用茄子叶子掺辣椒叶子卷的“喇叭筒”，熏得他连气都喘不上来。而这时，“黄毛鬼”的女人眨巴着睫毛倒生的烂眼睛，掀开帘子从里屋出来，带着哭腔打断她男人的话：
“他兄弟，他一走，这一群娃娃咋办呀？你看，我这苦命……”
“咋办？都守在一块儿饿死呀！”“黄毛鬼”朝他女人啐了一口，又指爹吼娘地骂了一顿。“你妇道人家少插嘴。嫌跟我命苦，你他妈的改嫁，我要拦你都不姓魏！”
“行啦，德富，别吓着娃娃。”他呵止住“黄毛鬼”，又掉过头细声细气地诱劝烂眼圈女人。“大嫂，德富一走，家里虽少了个劳力，可他那份口粮我不扣你的，你到食堂照样打七份饭。少了一张嘴，多了一份口粮，还是划算得过来。他出去躲个一两年，困难时期过了再回来。这有啥不好？要走，还得早走，要是过了春节，黄河的冰一酥，过河可就困难了……”
烂眼圈女人是个没主意的庄户人，垂下头，揉着泪水总不干的眼睛，不吱声了。魏德富咧开嘴笑了一笑，说：
“天贵，你呀，装龙是龙，装虎是虎，装个狮子能舞，嘴皮子就是活，要不怎么当干部呢？我说了几天也没说转她……好，咱就这样定了！”
魏德富就这样走了，可他没想到“黄毛鬼”一去就杳无音讯。头两年还好，“低标准”一过，烂眼圈女人就天天跑到他家来吵着要人。文化大革命那年，她听了县上一帮对立面的唆使，成天拽着他的衣裳哭着喊着叫“还人来”，说她的男人是书记撺掇跑的，弄得他有口难言，能跟这样没见识的婆娘说，要不叫她男人跑内蒙古，她男人就得去蹲劳改么？能告诉她这是他的三十六计之一么？……呸！他受了一肚子冤枉！
接下来的这段往事，在他脑海中浮现出来的时候，总引起一种充满柔情的心荡神驰，一种“早知如此，悔不当初”的怅惘，一种真正的男子汉的激情的冲动……
从“黄毛鬼”家出来，夜寒如冰，星斗满天，“低标准”时期，家家都睡得早，庄子上一片漆黑。只有水井旁边的那户人家还亮着昏黄的灯光。这一家，也和“黄毛鬼”一样，是有办法搞来点灯油的，他踌躇了一会儿，然后跺跺冻得冰凉的脚，拖着迟疑的步子向那家走去……
贺立德说他们这儿是“穷山恶水”，怪不得他听了不舒服。第一，这儿离山还远得很哪；第二，“黄河百害，唯富一套”，他们这个河套地区沾尽了黄河水的便利，年种年收，旱涝无虞。要说是“淫妇刁民”呢，贺立德当然并没有这个意思。不过，也不得不遗憾地指出，在地方军阀统治时代，这个地区几乎每一个男人都被征去当过兵，庄户人没有什么主见，不管本人原来的品质如何，在旧军队里混上两年，或多或少都得沾上些“丘八”的习气，譬如“黄毛鬼”就是个活生生的例子。这个偏僻的河滩，庄户人都是历年逃荒来的灾民和在家乡吃了官司的穷人，他们自己传说是从山西洪洞县的大槐树下来的，其实北方各省人都有，他们的祖先有的挑着箩筐，有的推着独轮车，拖儿带女地来到这芦草丛生而又土地肥沃的荒滩上。有许多年，他们是天不管地不管的，待这一个军阀巩固了自己夺得的重要市镇，刚要把手伸到这个河滩来时，就被另一个军阀打跑了。如此周而复始，荒村成了世外桃源。这样，他们的文化教育就靠着一部《百家姓》，道德教育就靠游乡串村的说书人嘴里那些封建而又反封建的故事。后来，国民党地方军阀统治了他们，成年男子被抓走了，庄子上碰头磕脑地尽是些妇女，在既无宗法束缚，又极少血缘关系的情况下，这一带就和十九世纪哥萨克的顿河区一样，两性关系终于按照纯自然的需要随便开了。
旧社会，有一个口歌说的是这一带的特点：“车轱辘大老牛小，堡位垒房房不倒，蚊子叮人赶不跑，哥哥翻墙狗不咬。”这虽不能全然概括，但作为民间口头创作来说，语言还是比较凝练的。
解放后，在军阀部队当兵的男人绝大多数都回来了。经过历次运动的正面教育，虽然还是车轱辘大老牛小，虽然还是用垡垃垒房，虽然蚊子仍然凶猛得很，但“哥哥”翻墙头的事确实少见了，即使有的老情人还藕断丝连，也只好趁在田间干活的时候脉脉含情地瞟上一眼罢了。但是，“低标准”一到，尽管人连饭也吃不饱，路也走不动，风气却又歪了起来。所不同的是，这里面已经没有丝毫的感情基础，田园牧歌式的罗曼蒂克已荡然无存了。
贺立德，作为一个全县十万人口的主宰，能向他魏天贵一语道出韩玉梅的名字，说明贺书记还是明察秋毫、事无巨细皆存于心的父母官——不错，韩玉梅就是这样一个风流种子。
他走到水井旁边停下了。朔风阵阵，夜色朦胧。水井上结了很厚的一层坚冰，就像蜡烛上流下的蜡泪，凝固在石井栏的四周，上面呈现出一道道光洁的自然径流。他们全庄子上的人，自有庄子以来就喝这口井的水。固然庄子上还有好几口井，却都不如这口井的水甜，他一年不知要挑着桶来这里多少回。记不清是哪一年了，总是合作化以后，“大跃进”以前，有一次他挑着桶来到井边，一眼瞅见大约有十五六岁的韩玉梅，猛然惊异这个自小看大的丫头变了模样：真是黄毛丫头十八变！他还笑着对韩玉梅鳏居的老爹说，你真有老来福咧，你家的丫头越长越水灵了哩。韩玉梅的老爹有点手艺，一边给社里喂马，一边在滩上割些芨芨编笆子、背斗、粮苫，逢集时上集上一卖，能闹几个零花钱，日子过得还不错。当时，韩老汉跟他说，姑娘长得水灵不是好事，“自古红颜多薄命”，以后，还要请他这个“大贵人”多看待一点。尔后，韩老汉突然害了“羊毛疗”——症状是肚子剧烈疼痛——一命归天了，韩玉梅却如出水芙蓉，越长越招人爱。一些大男人——有没成家的小尕子，也有成了家的庄户人——在干活的时候两眼总在她身上瞟来瞟去，不过，那时候庄户人都学规矩了点，已不敢十分放肆，只是疯言疯语地撩拨她而已，这些，他都看在眼里。不久，“大跃进”开始了，省城的棉纺厂要工人，他头一个就报上韩玉梅的名字。体检合格，下来了通知书，韩玉梅把家里的东西卖的卖，送的送，光留下没人买的房子。临走那天，韩玉梅又到他这个社长兼书记家来道谢，长睫毛眨巴眨巴地，大眼睛忽闪忽闪地，花辫子甩咻甩咻地，一口一个“大叔”，叫得他心里甜甜地，闹得他也忘了嘱咐她什么话了。
可是，她的好运不长，去了不到一年，就碰上一个什么运动，被厂里派人押送着回来。押送的人向他交代说，韩玉梅在棉纺厂里“拉干部下水”，和三个技术员、一个科长发生过不正当的男女关系，“民愤很大，影响极坏”，但念其年岁轻，出身好，只给予“开除厂籍，交当地政府管制劳动”的从宽处分。
那时，韩玉梅伶仃地站在地主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当中，脚下撂着一个小铺盖卷，挺着已经隆起的大肚子，眼睛低垂着，长长的睫毛上沾着泪水，凄苦的脸上表现出一派委屈无告的神情。他看着可怜，押送的人一出门，他连半句话也没训，摆摆手，叹了口气，就打发她回家了。
不多久，他听说韩玉梅生了一个丫头，又叫他现在当记者的大儿子——那时刚十岁——偷偷地送去两包红糖。五九年，那两包红糖可是一般庄户人拿不出来的稀世珍品，要让他女人知道了，非闹翻天不行。
庄子上的事，大大小小，没有能瞒过他那蒙古型的鹰眼的。到了年底，他很快就知道了韩玉梅挂上了旁边罗渠大队的书记罗麻子，牵线的是庄子上有名的皮条婆姨罗寡妇——罗寡妇的娘家就在罗渠大队。要联系到韩玉梅过去的错误和被管制的身份，这的确是件应当追究的事，但是，不让她挂罗麻子，他魏天贵又拿什么去保证她母女俩的生活呢？她也会和“黄毛鬼”一样，对他吼叫：“那你拿粮食来呀！”山西梆子的《打金枝》里有这么一句唱词：“不瞎不聋，不做阿翁。”他只好学郭子仪，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况且，这个地区的民风本来就没有把这些事看得很严重，“民不举，官不究”，随她去吧。
可是，现时上面要“究”开了！
咋办呢？能把她也像把“黄毛鬼”那样偷偷地支使到内蒙古去么？显然不行，她一个妇道人家还带着个吃奶的娃娃哩……唉！先说说去吧。
他谨慎地敲敲门。因为他知道，没准房里会蹦出罗渠大队的书记来。他们俩是平级，面子上可不好看。
幸好，这晚上韩玉梅家里只有她一个人。她先把门开开一道缝，一见是他，刷地敞开了，一把攥住他的胳膊。
“哟！是书记，快进来。看你冻的，脸通红……”
不知怎么，第一句话就让他感到暖心。他自走到“官面”上后，听到过下面无数奉承话、马屁话，他并没有麻木，反而锻炼出一种敏锐的识别能力。这个女人刚刚的话和所配合的动作，他一下子就听出来完全出于下意识，出于纯粹的女性的关怀，蓦地，他心里甚至腾起一阵自责：她的遭遇，不也和他有关么？要是当年不把她送进城，就放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她多半不会落到这种下场吧。现在，她不叫他“大叔”，而改口叫他“书记”了，这不也说明了她的自卑感么？唉，真窝心……
“坐吧。你看，屋里乱的……我还没有收拾。”
韩玉梅拾掇着炕桌上的碗筷，他瞥了一眼：小碗里还剩下一撮黄米饭，碟子里有一截腌胡萝卜。六○年，这就是一顿珍馐佳撰了。他知道，这时候，凡是偷偷地藏下东西的或是偷偷地弄来东西的人家，都是在别人家睡觉以后才悄悄地吃宵夜的。韩玉梅不瞒他，也说明了她对他的信任。
“娃娃还好吧？”他在炕上坐下，偏过脸看看熟睡的婴儿，想用拉家常来开始这场困难的谈话。“取个啥名字？”
“杨会计给取了个名叫秀莲。前些日子净拉稀，我去神庙求了点香灰，治好了……”六○年，鬼神妖狐全部出洞，甚至盛传着政府要割女人奶头子去造原子弹的谣言，求香灰这事在农村已经不算稀罕了，但韩玉梅却不愿谈家常，从炕桌那边凑过脸，像检查病情似地凝视着他说，“这些日子你瘦多了。腿该没有肿吧？要不，你要不嫌弃……我给你做顿黄米饭咋样？快得很，柴禾一燎就熟。”
“算了吧。”他摆摆手，咽了口口水。他是来给她做工作的，尽管他真的非常想吃一顿热腾腾、香喷喷的黄米饭，也不能这时候吃。
韩玉梅大概看出来他无事不登三宝殿，于是肘子支在炕桌上，手托着腮帮子，定定地看着他，再不吱声了。沉默了一会儿，他也掉过脸看了她一眼。
人说“山窝窝里出凤凰”，这话不假！“山窝窝”这个词当然是泛指穷乡僻壤而言，并不是专指山区。他们这个河套地区虽然也是穷乡僻壤，不过水土好，气候正常，妇女普遍长得水灵，但是，韩玉梅确实更为出众，不愧是凤凰中的凤凰。生了孩子以后，她眼睛、头发、皮肤的自然光泽，就像盛开的鲜花花瓣，即使在昏暗的油灯下也熠烟生辉。这一掉脸，看得他眼花缭乱，心里也不觉地动起了“做工作”以外的心思。
韩玉梅是个机灵鬼！看见他眼睛里一瞬间爆发出来的火花，先向他嫣然一笑，随即垂下头，温驯地等他说话。
他定了定神，把出窍的魂魄收了回来，严肃地干咳了一声，说：“韩玉梅，你知道我来干啥？”
他这个人就有这样的本事：说变脸就变脸。脸往下一拉，鹰眼一翻，眉毛一扬，在下面庄户人的眼里真有一股不怒而威的气势。韩玉梅偷偷地看看他的神色，坐端正了点，手也不觉地从腮帮子上收下来，停了一会儿，她眨巴着覆盖着长长睫毛的大眼睛，喂懦地说：
“是我……不好。可我怕书记操心，才……要不，娘儿俩咋活呀，娃娃正吃着奶……找你书记，我也知道你没办法……我又不像德富叔有本事，去……只好……”说着，韩玉梅哀哀切切地流出了眼泪。
“行了，行了！别说了！”
他知道她说的是实情，苦恼地闭了闭眼睛，两腮的咀嚼肌突突地颤动着，用手掌止住她的话。
“可是……”停了好久，他又皱蹙着眉头说，“你别净找社队的干部呀，你想，你挂的是啥人？跟你好了，上面听到一点风，他马上把责任推给你，倒把你说得一钱不值……”
“我……谁找的他呀？他要来，人家手里有粮食，我……缺的又是这个，要是饿得没了奶，娃娃就……”韩玉梅用手背抹了抹眼泪，又擤了一把鼻涕。“现时，只有这样的人手里有东西呀，庄户人连自己……”
是的，庄户人连自己的肚子还顾不过来，哪有心思花粮食来寻欢作乐？他无话可说了。
然而，女人毕竟是女人，韩玉梅悲悲戚戚地抽泣了一会儿，蓦地又面露喜色，好像猛地想起了什么，一翻身转向炕旮旯里掏腾起来。
“书记，我还有个好物件哩！我看还能卖几个钱，度过饥荒……”
她拿出一个小手帕包，外一层里一层地抖落开，笑盈盈地把一个亮晶晶的玩意儿托在手掌上。
他一看，是块手表。拿起来放在耳朵边听听，不响；摇了摇，还是不响。他又拧拧表把子，表把子就跟石臼里的捣蒜棒槌一样，在表壳里晃里晃当的。他那时虽然还没戴上表，但在庄户人里头还算见过世面的人——这块表纯粹是废铁！
“这就是那个科长给我的。原先，他跟我说没结婚，要娶我……”韩玉梅说到这里，脸上泛起了红晕。“他拿着这玩意儿，说是跟我订婚，我才跟他……他，他还说这表是瑞士造的。瑞士在哪儿呀？”
“瑞士？那，那在上海那边吧。我问你，他给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呀？”
“可不！给我的时候就是这样的呗！后来我一直包得严严的。”
韩玉梅拿起它，戴在右手腕上，伸到昏黄的灯光下转动着，自我欣赏起来，她的手腕白嫩白嫩的，表带闪亮闪亮的，倒也好看。他看着她那副傻乎乎的样子，心里已经明白究竟是她“勾引干部”，还是败类干部勾引她了。但他又不忍心破坏她的兴致和幻想，只是不觉地叹了口气。
“这个……你自己留下吧，别卖了。以后呢，不出一个月，队里保险给你搞些粮食来，你要相信集体哩，集体总能帮你渡过困难。你呢，也别……跟人胡来了。再找个婆家，正正经经过日子，你看，行不行？”
“那……当然好。”韩玉梅摘下手表，却又无趣地说，“只怕……现时没人要我。”
“咋会没人要你？你这么水灵，谁看了不喜欢？找个外乡人。找来了，我就给他安户口，分粮食，怕啥？你的历史，还不是由我说了算！”的确，庄户人的命运就在他嘴皮子上翻着哩。
韩玉梅想了想，仰起粉嫩的脸蛋，噙着一泡泪水深情地望着他，对他的提议不置可否，却带着呜咽声说：
“书记，我就知道你是个大好人。我老爹在世的时候常这么说。我……我的心里一直想着……”
他忽地又觉得不能自持起来，赶紧摆了摆手，下了炕。
“算了吧，这些话都别说了，乡里乡亲的，你歇着吧。”
他刚要抬脚，陡然，韩玉梅叫他意想不到地扑过来死死地抱住他，一头扎进他的怀里，眼泪鼻涕全蹭在他袄襟上，像发了疯一样哽咽着喊道：
“我不让你走！我不让你走！我心里早就想你哩！你的啥都在我眼睛里。你是个好人，是个真正的男子汉！你跟那些鬼不一样……你给我红糖的时候我以为你会来哩，结果你不来……谁他妈的要跟那个罗麻子！我想你、想你、想你……”说着，韩玉梅又用拳头不停地在他肩膀和胸脯上乱捶。
他完全惊呆了。他活了三十多岁还从来没有享受过女人的爱情，而这爱情表现得如此突然、粗犷、奔放、热烈，如同火山爆发一般，燃烧的熔岩挟带着大量炽热的泥石流，能把一切草木顽石都熔化；又像黄河决了堤：泥浆迸溅，洪水横溢，咆哮翻滚，势不可挡，他低下头，看到一团青丝般的乱发在他眼前颤抖；在肮脏的衣领里，又看到她如雪似玉的肌肤。但他好像失音了一般，好像麻木了一般，既说不出话，也没有力量推开她。
“我知道你跟我婶过得不快活。我老想安慰安慰你。你太苦了，尽为大家伙儿操心。我能叫你快活，我啥也不要你的。真的，我啥也不要你的。我不要脸，可我挣下粮食来着。隔三下五的，晚上你就过来吃一顿饱饭。我再不跟人……就跟你……我也不嫁人。咱就这样一辈子。我要你快活……”
他的鼻子酸楚起来，眼睛不知不觉濡湿了。是的，他的家庭生活过得不快活，庄子上的人谁也不知道，这个细心而多情的女人却看出来了。
解放后，他从内蒙古回到老家，老妈死了，按庄户人的习惯，首先就要解决终身大事——“男儿无妻不成家”。那根本没有像现在他二儿子要求的啥“爱情”，找个媒人一说，男女双方的岁数、门第都相当，就娶过来呗。他女人娘家是放羊的羊倌，穷苦人出身，而过了门，才知道是个懒婆娘，一天到晚圪蹴在炕上，病恹恹的样子。可说她有病吧，还挺能吃，吃还要吃好的。生了娃娃，女人还不愿意做鞋做衣服，他只好求东家媳妇纳双底子，求西家大婶絮条棉裤，弄得他欠了一庄子的人情。庄户人，对女人的评判标准就是针线锅灶、鸡羊猪鸭，可他女人啥也不干，倒比过去王海家的地主婆还气派。他要不收拾房子，过不了三天家里就跟猪圈一样。他小脚的寡妇妈是个勤快人，后来别看他当的是地方军阀的兵，那个专给省政府看大门的警卫连对内务要求得还很严，所以他自小到大养成了一个爱整洁的习惯。这一来，屋里屋外仍然全得靠他一个人。他经常把娃娃打发出去，关起门用大巴掌扇她。可“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女人仍然故我，就是声势浩大的“大跃进”，也没把他女人“跃进”得勤快一点。想起来，他常常背着人掉泪，真像戏里唱的：“妻不贤，子不孝，无法可施。”他有浑身的本事，要有个《吕蒙正赶斋》里那样的“贤内助”，就如虎添翼了。可是，碰到这样的女人，有时半夜开完会回来还得自己点火做饭。他是个爱面子的男子汉，又当了支部书记，十来个庄子的头头，为了维护自己的威望，只能忍气吞声地受窝囊气，胳膊折了往袖子里揣。
“咋样？别走了，啊，别走了，我不让你走……”韩玉梅摇晃着他，在他怀里扬起脸，一股热气喷在他脖子上。使他痒得心神摇荡。“我就跟你……再不跟别人……你说啥我听啥。”
“别、别……”
过了一会儿，他像从梦中刚醒过来，长长地吁了口气，微微推开她。“你现时正困难哩，咱不能……以后生活好了，咱们再……现时，不行，我心里有事。真的，我心里有事，等以后生活好了……”
韩玉梅好像也理解了，偎在他胸脯上，渐渐沉静下来，细嫩的手温柔地抚摸着他粗糙的脸膛，喃喃地说：
“我懂。你正作难哩……我改，我以后再不了，只要你……可，以后……咱们可一定……”
他点了点头，阔大的手掌揉搓着她柔软的、蓬松的头发，在一时冲动之下，又笨拙地亲了亲她的脸蛋。随即，轻轻推开她，毅然决然地跨出房门。
从韩玉梅家出来，他登登登地跑到井沿上，搬起一块大石头，一下子把冰砸得粉碎，抓起一把冰渣子填进嘴里，嚼得嘎崩嘎崩乱响。好半天，他胸中那股如火的情欲才慢慢平息下去。然后，他抹了抹嘴唇，像一匹被骗了的马一样，无精打采地走回家。
他女人给他开开门，不知怎么难得地殷勤起来，问他：“回来啦，饿么？我可是饿了……”
他瞪起冒火的鹰眼，出手一巴掌把女人打到墙角。
“你饿，吃屎去！”
旋即，他一个箭步冲到炕边，一蹿身上了炕，拉过被子蒙头便睡，连鞋也没脱。他女人莫名其妙地吃了颗窝心九，在地上茫然地站了一会儿，才悄悄地爬上炕，饿着肚子也不敢言喘了。
其实，他一夜也没合眼。
第二天天亮，他喝了碗照得见人影影子的菜汤，一个人跑到河边的防洪坝上去了。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尤小舟就是在这片河滩上唱歌的，身后，就是那天他趴着的土坡。“爬地虎”已经枯败了，一簇簇扎得挺挺的，显得更瘦小而又更尖利了。今晨没有风，不但黄河是冻结的，世界的一切，好像连空气也凝固住了似的。摇篮不摇了。歌词仿佛变成了他不认识的、毫无意义的字，要叫他煞费脑筋去思索它。他就这样坐着，想着，坐着，想着……
冬天日短，好大一阵子，太阳才费劲地从东岸沙坡上升上来，有气无力地蹲在沙坡顶上喘息。坡顶上横卧着一条干瘪的、疲倦的乌云。然而天空却是晴朗的，随着太阳挣扎着冉冉上升，乌云渐渐稀薄透亮，终于像一股烟似地化为乌有了。于是，黄河半透明的冰层和上面被风刮脏的残雪，像害肺痨的女人的面孔，泛出了病态的红晕，天气稍微暖和了一点。他在身边扒开一小片冰层，用手指头拨拉拨拉“爬地虎”的宿根，发现茎节上已经开始长出了点点像火柴头那么大的嫩芽。春天快来了，他拍拍巴掌上的土，对自己从贺立德那儿回来的路上设想的办法有了把握。
但是，关键还是需要一个人去蹲劳改。
这个差交不了，那就全盘落空。
就在这时，独眼郝三赶着一群乏羊到河滩上放牧来了。
“天贵，你知道么？天还没有亮，‘黄毛鬼’一个人背着铺盖过了河，八成又跑内蒙古了。”
他们是自小打着耍的伙伴，尽管他早已当了“官”，独眼郝三还叫他的大名。郝三用一根烂绳头拦腰系着破棉祆，啪哒啪哒地趿拉着一双露脚趾头的雨靴，过来在他旁边蹲下。郝三比他大不了几岁，但面孔黧黑，皱纹纵横，一张小脸只有巴掌宽，小脸上嵌着难看的独眼，所以看起来要比他老得多。
“我咋不知道，是我叫他走的。”他怏怏地说。
“你叫走的？为啥？你又不是没去过，内蒙古那边。一出几千里不见人，可不比咱们这儿哩。”
“管它比咱们这儿好。比咱们这儿孬！先躲过一关再说。要不，他就得蹲劳改哩。”他视而不见地望着在河滩上啃枯草的羊，不觉地把实话泄露了。
“蹲劳改？为啥？哧！就为偷那一把把粮食？这怕啥？叫我，就不怕！”
“你当然不怕，吃饱了，连屋里的小板凳都不饿。他可是一大家子人哩。”
“阿——哈咦！”独眼郝三大张开嘴，两臂伸得展展地，懒懒地打了个大哈欠，那只独眼也流出困乏的泪水。
“要说我呀，这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去年劳改队来河边加防洪坝，嘟——吹哨吃饭，嘟——吹哨又吃饭。我他妈回去还得自己做饭，忙得烟熏火燎，饭还吃不饱……唉！”郝三放羊，吃饭总赶不上食堂敲钟。在羊圈忙到黑灯瞎火回家，又只有一只眼睛，做饭是他最头疼的事。
“哦！”听了郝三的抱怨，他心中古怪地一动，转过脸，认真地用锐利的目光打量着郝三，好像他过去不认识这个人一般……
要说独眼郝三呢，也真够可怜的。他刚生下来，爹就被地方军阀抓去当了兵。在兵营里受了一年多罪，想家想得杠子馍都吃不下，偷偷跑了回来。他爹哪有魏天贵机灵，那是个窝囊人，前脚进门，逮他的班长跟着他的后脚就到了。抓回营部，也没揭他的背花，也没关他禁闭，而是把他脱得赤条条的，五花大绑着撂在河滩上喂蚊子。卫兵在远远的地方站着，拢起一堆烟火看着他。他妈——就是郝三的奶奶，趴在儿子身边嚎天嚎地地替他赶蚊子。可是赶去一层又扑来一层，上下一抹一身淋漓的鲜血，蚊子的尸体能搓成条。这样，让蚊子叮了两天，叮死了。葬在庄子西边的高岗上以后，庄子上有人却跟她说：
“你赶啥呀！那头一层蚊子吃饭了就不飞啦，跟穿了件衣裳一样，罩在上头，第二层蚊子挤都挤不进去啦。你一赶，好，就跟那卫兵站岗一样，轮换着班来……那还有不叮死的！”
他奶奶听了很以为然，觉得儿子是死在自己手上的，竟一头栽进黄河。
郝三的妈，在当时也是这偏僻的河滩上的一只凤凰。原来她就守不住空房，曾在同一晚上约好两三个人，闹出不少笑话，成为庄子上茶余饭后的谈资，丈夫和婆婆都死后，碰上个从三盛公来这一带收羊皮的内蒙古人——听说那尕子长得又白净又精神，还唱得一口好“二人台”——没有认识两天，就撇下个不到两岁的娃娃跟那人跑了。
幸好，郝三已经断了奶，由他大伯收养下来。他大伯是个瘸子——这才没有被抓去当兵——一个人生活也够艰难的。饿了，大伯从炕洞里扒出个半生不熟的土豆撂给他；拉了，大伯从地上抓把土朝炕上一撒。日积月累，郝三等于在粪堆上睡着。大伯下地干活的时候，老是用根烂麻绳把他拴在炕上。有一天，他挣脱了烂麻绳想下地，却一个倒栽葱摔了下来，脸正好扑在炕洞旁边的掏灰筢子上。他大伯回来一看，他满脸是血，找了半天也没找见伤口在哪里。后来发现他一只眼窝瘪瘪的，才烧了些棉花灰捂住他的眼睛。
如此，他成了独眼郝三。
这样的娃娃，当然从小就受人欺负。打驴仗的时候，要是娃娃多毛驴少，独眼郝三就当驴让别的娃娃骑；柳拐子打飞了，要叫郝三用那只独眼去寻。可是，他魏天贵自小就照顾郝三，从没把他当驴骑过，还经常塞给他一点锅盔。别的娃娃打他，魏天贵总要替他报复，找个碴子也得揍那娃娃一顿。所以，郝三一直像一条忠实的狗一样跟着魏天贵。后来大了，魏天贵有什么说不出口的苦恼，譬如对自己女人的不满等等，也会对他发发牢骚。他成了魏天贵的“布衣之交”。
既然是残废，就有他特殊的幸与不幸，幸运的是没受过当兵的苦，不幸的是娶不上老婆，解放以后还是条光棍……
“嘿，”他阴沉他说，“你的话也对。你的日子还真不如蹲劳改哩。”
“蹲劳改怕啥？三个饱一个倒，听说白穿衣服，一月还有几块钱零花哩，不就是干活嘛，我在外面不干活呀……”独眼郝三对蹲劳改很有兴趣，说得嘴角都冒出白沫。
“那你咋不去呢？”他冷冷地问。好像蹲劳改跟赶集一样平常。
“唉！蹲劳改还得有条件：要犯法，可我……”郝三眨眨独眼，沮丧起来。
“要犯法还不容易。”他脸上露出一丝阴险的微笑，指着那一群正在啃草的羊，“你把那羊捅倒几只。”
“哎哟，我的大书记咧！”独眼郝三往后一仰，两脚朝天地躺在防洪坝上，笑得全身打颤。“哈……你真能摆弄人咧……”
“你听着！”他猛地翻起身，揪着郝三的烂衣领，一把把郝三拽起来，咬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向上蹶着。
“你怕，我不怕！我把那羊捅倒几只，你去蹲劳改！咱们俩一起让庄子上的人吃饱肚子，咋样？……”
他一口气把事情的原委和他的计谋和盘端给郝三。
“咦，没听说过，蹲劳改还派任务……”郝三听了以后，歪着脑袋，一边怔怔地寻思，一边嘀咕。
“行啦！那事是你寻思不透的，你干不干吧？”
郝三翻翻独眼，迟疑地看看他。真叫去蹲劳改，郝三又有点顾虑了。
“你要不去，谁去？你替我想想。”他动员郝三，“你去蹲个几年，全大队四百多号社员，一千多口人还能混口饱饭。回来了，你还是个你，有啥不好？”
“那，我得蹲几年？”
他望了望那群羊，算计着庄子上的户口，“顶多蹲四年，咱打得宽宽的：五只羊一年。咱们捅它二十只。”
“唔，四年，那还差不多。”郝三考虑了一会儿，表示同意。“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你就领着大伙儿干吧。可你得分给我一条后腿，让我临走的时候吃顿好肉。”
“行！”他一拍郝三的肩膀，霍地站起来，“带刀子没有？”
那条古道又弯向河沿。驴车慢慢走进了一段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带。岸边的涡流轻轻地激荡着细嫩的苇草，发出柔和的沙沙声。河中间，浪涛拍击着浪涛，传来清脆的啪啪声。黄河水永不停歇，永不沉默，但她从来没有泄露过自己子孙的秘密，譬如，她决不会泄露这两个庄户人在公元一千九百六十年元月的某一天，在她几乎和地球一样古老的岸边，在一座人迹不到的悬崖下面，干的这件不可告人的勾当。
“啊嚯……啊嚯……”
两个人一致了以后，兴高采烈地把那群羊从尤小舟唱歌的河滩赶到一处背人的悬崖下面。他接过郝三的刀子，一刀一只，一刀一只……羊本来就没一点反抗的力气，他又是当过羊把式的，练就了一套疱了解羊的本事，二十只羊一眨眼就捅倒了。
两人先痛痛快快地趴在羊脖子的创口上喝了一顿羊血，才嘻嘻哈哈地回家。到了家，他先打发社员去把羊背回来，皮扒了，肉分给社员，肉下到锅里以后，他才跑到县上去报案。
第二天清晨，公安局派的民警就来了。郝三让人押着走到庄子头上，向他眨眨那只独眼：
“喂，别的没啥，房子你可替我看好了。过了四年，我还回来哩。”
看见郝三手上带着铐子，他突然动了感情，悄悄地叫了郝三一声“三哥”：
“你放心吧，三哥！”
郝三一辈子也没听人叫他一声“三哥”，听了后，立刻精神大振，挺起了胸脯，迈开了大步，回头说了句：
“你也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
啊！星空啊星空。独眼郝三那颗微弱的星光，这么一闪就熄灭了。而在它熄火之前，却还有一阵回光返照……
出乎他意料的是，他把独眼郝三的“罪行”向县委书记贺立德汇报完以后，贺立德竟毫不怀疑，也不责怪他，而是神情庄重地从办公桌后面走出来，一只拳头在另一只已掌上捶着。
“你看看，你看看，这就是阶级斗争！这就是一个很好的说明阶级斗争的严重性的例子！这要发通报，要在全县宣讲：在我们困难的时候，国内外反动派就会一齐向我们反扑！我们有好些同志，包括你魏天贵在内，就是脑袋掉了也不知怎么掉的！”
他坐在旁边，埋着脑袋搓着手，感到万分惭愧。可是，事情已经做下了，只能一条道儿跑到黑；就是郝三说的那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他心一横，干脆豁了出去。
“贺书记，”他趁贺立德略作停顿中间插上话，“你看，阶级斗争这么复杂：正要抓魏德富，魏德富就跑了，还有不少人想跑。春耕咱先不说，春天一来，黄河上游的冰凌一下，咱这儿防洪坝都没参加；有人，也没力气。要是立起了冰山，防洪坝一垮，别说咱大队，起码得淹半个县。贺书记，你看，是不是先给我批点粮食，一来好把人稳住，二来好叫人去加防洪坝。”
“哦，”贺立德在办公室中间站住，愣怔了一下，疑惑地问：“不是兰州的水文站说，今年的浮冰流量不大么？”
“嗐！”他眉飞色舞起来，“水文站光会看地图，我可是河边长大的。我这些日子去河滩看了无数遍：去年咱这一段冻得瓷实，冰凌一下，肯定在咱这儿堵住，非立起大冰山不行，再说，黄河水年年甩来甩去，今年河道该着往咱西边甩了。危险在咱们河西。‘大跃进’里不是说了嘛；他洋专家不如咱土专家。到时候，贺书记看吧，飞机来炸也来不及啦！”
“唔，”贺立德对他赞许地点点头，“这事，我可以考虑。”
接下来，贺立德也没有问韩玉梅，也没有再要那七八个坏人的任务，仿佛“坏”的质量能够顶“坏”的数量，就拿着独眼郝三触目惊心的“罪行”在全县宣讲。默默无闻的独眼郝三一下子出了大名。还了得！一个阶级敌人装成个老老实实的贫农，甘于寂寞地潜伏了十一年，最后在我们困难的时期暴动起来，疯狂地宰杀了集体的二十只羊……这大大地提高了群众阶级斗争的觉悟，“双打”运动终于在全县顺利地铺开了。
开“全县反坏人坏事誓师大会”的那一天，贺立德在主席台上作完报告下来，正在兴头上，随手一批，就批给他一部分防洪的专用粮。
粮食运回大队部，他叫全大队的人都到河滩的防洪坝上去。
“书记，带铁锹、背筐不带？”下面的队长问他。
“带背筐干啥？”他瞪起鹰眼。
“不是要加防洪坝么？”
“加个熊！”他恶狠狠地啐了一口，“光带铁锹。主要把饭碗跟筷子带上。告诉大家：在防洪坝上加饭！一天两顿，见人就给！”
吃饭去！
吃饭去！
全大队的社员组成了一支浩浩荡荡的队伍，高举着“大跃进”时配备给他们的红旗。男男女女，扶老携幼，喜气洋洋地用筷子敲打着饭盆，奏起自有“哆唻咪”以往从来没有过的那样雄壮威武的进行曲，斗志昂扬地向河滩出发了。
人到齐后，先开一顿稠粥。他三叔掌着勺子，掂量着人的大小、劳力的强弱舀饭。稠粥！这可是白生生的、亮晶晶的、粘糊糊的、香喷喷的奇珍，不是那掉在地上会碎成一摊粉末的糠饼子。他抱着两肘，虎视眈眈地蹲在防洪坝上亲自弹压。饭锅四周人虽然拥挤，却也秩序井然；舀多舀少，庄户人没一个敢言喘的。他看到大人娃娃一张张笑脸，心里想起独眼郝三，暗暗地说了声：
“值！”
社员的肚子吃胀了，一溜儿躺在防洪坝的坡上先晒一阵子太阳，再拿起铁锹在河滩的生荒地上翻地。也没有定额，翻多少算多少，可是社员的干劲却挺足。到了太阳偏西，再每人扒拉一碗稠粥，然后扛起铁锹、红旗回家。
这样，他在防洪坝东边开了一大片“黑田”。
粮食吃完了，他又跑到贺立德面前去诉苦，去报警。他发现，贺立德还是个对群众的饥苦关心的人，只要理由听起来顺耳，多少总会批一点。于是，他的胆子越来越大，编的谎话越来越圆，最终形成了他在那臭气熏人的茅坑上教给贺立德的处世哲学。
土地返潮了。中午，河滩上又冉冉地腾起氤氲的雾气。浮冰早已融化，春水一泻千里——冰凌当然没有立成冰山，畅通无阻地从他们魏家桥那段河道奔流而下。河滩上的柳树冒出绿烟，“爬地虎”的宿根也从土里顶出嫩芽。它从批来的防洪专用粮里拨出一口袋，叫会酿酒的罗寡妇酿了一桶私酒，又兑进去大量的凉白开，变成了两大桶，驮在驴背上，乘着筏子过了黄河。
“我告诉你，”他一边给驴煞肚带，一边狰狞地对罗寡妇说，“我这可是为大家伙好，你要在外头乱嚷嚷，小心我剜了你的舌头！”他知道他做的这事没法扯到政治思想工作上去，只好吓唬这个妇道人家。
“哎呀，我的好书记哩！”罗寡妇却晓事通理地一拍巴掌，“这是啥事，我能胡说哩。别看我嘴不牢靠，啥能说啥不能说，啥是好事啥是坏事，我肚肚子里有数哩。”
果然，历经以后政治运动的风风雨雨，这爱给人拉个皮条，什么事到她耳朵里比“最新指示”传得还快的长舌妇，却对这件事守口如瓶。这也成了他一生中的无数的秘密之一。
过了河，走进沙漠，上天似乎有意惩罚他的恶行：他把水掺到酒里，自己却忘了带水，啃了两天干饼子，弄得唇裂口燥，两眼昏花。万幸，进了草原后很快找到了她原来认识的蒙古族牧民。她就请老朋友替她换豌豆。当时，只有蒙古族牧民手里有这种粮食——豌豆是喂马的好饲料。蒙古族人没有别的嗜好，就是爱喝两口。酒味虽然淡薄，但他们老于此道的舌头尝得出来这不是什么红薯、地瓜蒸的代用品，而是真正用粮食酿造的——六○年，这种醹醁到哪里去找！
“浩秋（好酒）！浩秋！……”
老实的蒙古族牧民竖起拇指赞不绝口，整麻包整麻包换给他，还高高兴兴地用几匹马替他驮着豌豆，送到黄河边上。
清明刚过，“黑田”里的豌豆已经抽出四片叶子的小苗苗了。端午节还没有到，防洪坝东边的河滩上就盛开出一望无际的紫色、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
三年困难时期最困难的一年，魏家桥大队四百多个男女社员，老老少少一千零几十口人，没有一个外流——魏德富不算，贺立德说他是“畏罪潜逃”，没有损失一匹大牲口，没有一个人得浮肿病，更没有一个人死亡。这种成绩，使省人委副主席亲自带队的检查团大为惊异。白发苍苍的副主席握着他的手，声音发颤他说：“魏天贵同志，魏天贵同志，你们大队的生产自救工作，在全国也是罕见的。”并叫记者给他们俩合影留念。临走又留下个戴眼镜的干部，照他编的话写了一大沓材料，为他呈请“农村模范党支部书记”的光荣称号。
不久，一面省人委送的大锦旗就高悬在王海家改的大队办公室的北墙上。
从此，他魏天贵开始成为全省农业战线上的一面红旗。
啊！主宰命运的星啊！你魏天贵“半个鬼”啊！……
第五章
驴车穿过了两边长着茂密的芦苇的地段，眼前豁然开朗。他仰起脸，看看越升越高的圆月，银河隐退了，星星疏落了，夜空像水洗过似的洁净无瑕。驴儿踏着慢步，蚊子钻入草丛。黄河也像入睡了，只听见他偶尔发出一两声鼾声。飘忽的夜风刮来一只飘忽的小甲虫，在他脖子上绕了一圈，又被飘忽的夜风带走，世界一下子寂静得惊人。他忽然感到一阵令人震颤的孤独和冷清。
老一辈人常说：“满堂儿女不如半路夫妻。”这话不假。现在虽然有两男一女，真不如有个韩玉梅哩。老伴跟了他三十多年，最后也死了，就是不死，还是同陌生人一般。奇怪，有的夫妻尽管在一起生活了半辈子还不能互相了解，只有习惯，没有感情。而有的男女一见面却又像认识了半辈子一样，如胶似漆，怎么也甩不开。他寻思不透这是什么道理；他也不懂他二儿子朝他喊的“爱情”，他只觉得对韩玉梅有一种深深的、揪心扯肺的思念。即使这个女人也许在世界上消失了，但她的肉体就像糖溶化在水里一样已经溶化在他的血液中，在他回首往事的时候，使他的舌尖都能感到一丝一丝的甜蜜，觉得自己一生还是充实而有意思的。
啊，韩玉梅啊，韩玉梅！你在哪里？……
夏天，豌豆在“黑田”里成熟了，他带领比较强壮的庄户人夜以继日地割、打、收、分。像长城一样的防洪坝挡住了大片大片的豌豆花，挡住了累累的豌豆荚，挡住了好几百偷偷摸摸收割的庄户人。连明察秋毫的贺立德下他们队视察，也没发觉防洪坝东边隐藏着征购数字以外的粮食。
“牛马年，好种田。”六○年虽然是鼠年，可那一年的豌豆长得特别好：荚子饱满，颗粒滚圆。黑夜，庄户人跟老鼠一样把一包包豌豆从“黑田”里扛回家。搭上从公家食堂公开打回来的米汤，每家分的豌豆都能吃到明年春荒。集体挺过来了，庄子上又听到了戏谑的笑声，光屁股娃娃又跑到大路上撒欢蹬蹦子了。每天收工以后，家家都用罐头盒、铁锹头、瓦盆子——锅早已收去炼了钢了——煮着、炒着、熬着。虽然嚼的不过是豌豆，但在六○年，你还想吃啥？别处的庄户人，连马粪里没有消化的大麦粒儿还拣来吃哩。
这天傍晚，他照例挑着桶来井上打水，桶刚放下，一只胳膊就让人拽住了，他一回头，看到韩玉梅一张半嗔半喜的脸。一句话也没说，他低着脑袋跟她进了家。
韩玉梅用脊背咣嘡一声把门顶上，抱着肘子，蹶着嘴唇，像似憋了一肚子气，可是大眼睛又流波荡漾。
“天贵，你不是说了嘛……现实生活好了……”
他知道她要求的是什么。她过去喊他“大叔”，后来称他“书记”，现在叫他“天贵”，这不是明摆着的嘛。但是，他的脑袋却垂得更低了。
“你说，我现在表现的咋样吧？”韩玉梅鼓起腮帮子质问他。
“好哇。”他不得不说公道话。
真的，自那天晚上以后，韩玉梅果真走下青楼，从开“黑田”到收豌豆，她一个女人带着个吃奶的娃娃还每天出工，干不了重活也找轻活干。罗渠大队的罗麻子有一天晚上摸着黑又来找她，被她用铁锹拍了出去，脊背上还挨了一下，在井旁边的水坑里摔了个马趴。她家附近的人都听见罗麻子悻悻的骂声。第二天传了出去，庄子上的人更爱惜她了。本来，庄子上的人也没看不起她，现在，尤其是男人，都说“婊子从良饿死狗”，韩玉梅跟《活捉王魁》里的敫桂英一样，是个有情有义的女人，谁娶了她谁算修了八辈子福了。
“那……你为啥……”韩玉梅听了满意的回答，俊俏的脸上绽出了笑容，慢慢靠拢来，丰满的胸脯贴着他肌肉坚实的胸脯，又扬起脸，嘴伸到他的前襟，把他自己钉的一粒扣子的线头咬断，柔声地问：
“你说，你为啥不来……”
显然，韩玉梅今天着意打扮了一番，还洗了个澡，身上散发出一股肥皂的气味。肥皂！那可是庄户人不常用的玩意儿，六○年，它的名贵不下于巴黎香水！她的头发梳得光光的，编成麦穗儿似的辫子盘在头顶上，裸露出白皙细嫩的脖子。她参加大田劳动以后，皮肤更加滋润光滑了，蒙着一层少女般羞涩的红晕。可是，他仍是不断地叹气，还苦恼地闭起眼睛。
他何尝不想韩玉梅呢？有时和老婆过得不舒心，怄了气，也曾跑到井边来想敲韩玉梅的门，可是，总被那个黑影挡住了。
那个黑影是谁呢？
就是独眼郝三！
正在他率领社员播种豌豆的时候，县上召开了全县规模的公审大会。头一批判决的人里头当然有大名鼎鼎的独眼郝三。他去会上一听，郝三不是像他估计的只判四年，而是无期徒刑。不是五只羊一年。二十只羊花了郝三终生的代价。
法院的干部念着一长串判决。郝三尽管铐着铐子，被民警强压着头，但仍然倔犟地时时抬起脑袋，眨巴着那只独眼向会场扫视。他知道那只独眼在寻找他。他心里又悔又恨，内疚得气都喘不上来，好似胸口压了一块大石头。但是，有什么办法呢？他能在会场上跳出来大喊“冤枉”么？他能跑到法院干部前头去说“这不是他干的，是我干的”么？那样，肯定两个人一起抓起来。他把两排坚实的牙齿咬得嘎巴嘎巴响，头上冷汗直淌，全身打着哆嗦。坐在他后面的罗麻子还以为他得了急病，好心地劝他回去休息。他却用胳膊时狠劲朝后一捣：“去你妈的！”差点把罗麻子打出鼻血来，搞得罗麻子对他直翻白眼。
散了会，他挤到会场后面临时看押犯人的办公室门前。
“干啥的？”佩着五一式手枪的民警朝他吼叫。
“我是魏家桥大队的书记！”他拍着胸脯，“我找我们队上的郝三！”
旁边县公安局的干部认识他，对民警说：“可以让他们书记去看看，交代交代政策，对犯人改造也有好处。”
他一下子扑到郝三面前。
郝三慢慢抬起头，独眼里一眶眼泪，好像黄河边上一洼浑浊的水洼。
“三哥！”他颤颤抖抖地叫了一声。
独眼郝三的眼泪流出来了，滴答在胸前的铐子上。沉默了一会儿，郝三看了看两边的犯人和民警，放大了声音说：“好，我的书记咧！你回吧，我自己造的孽，自己受咧！”
说完，又低下头，随他再问什么也不言喘了。
那天，他恰巧没有带钱，找了好几个熟悉的社队干部才凑了十二块钱，买了两斤“伊拉克蜜枣”——这是那时食品商店里能买到的唯一高级食品，托公安局的干部交给了独眼郝三。
这样，在他要来敲韩玉梅家门的时候，郝三总像在韩玉梅家门口，瞪着那只独眼，一腔怨气地朝他喊叫：“我得蹲一辈子劳改，你倒搂着翠媳妇在炕上快活，是人吗？”他在井台周围转悠两圈，到头来，还是怏快不乐地回到自己的家。而最后，他连起这个念头的心思都打消了。
粉红色和白色的豌豆花脱落了，“黑田”里的豆棵结出一嘟噜一嘟噜嫩绿的豆荚，河滩上荡漾着鲜豌豆诱人的清香。就在这时候，劳改队的公安人员骑着带斗的摩托车来找他了。
“这是你们队上郝三的东西。”两个公安人员进了门，把一堆用烂包袱皮包着的破衣旧衫放在他的办公桌上。一只咧开口的雨靴从包袱皮里钻出来，像要吃东西的大嘴一样。
“这……干啥？”他的脸色霎时苍白了。
“郝三死啦。从档案上看，他没有啥亲属。这东西只好交给你们队上处理。”
“咋……死……的？”他的脑子里“轰”地一下，从来没有这样惊慌得口吃过。
“嘿，这家伙，看来是个傻子。在山上放炮采石头的时候，导火索点燃了，人家直摇小旗喊他躲开，好，他倒向炮眼跑过去，结果，一炮崩死了，你说这人傻不傻？”
他也不知道公安人员怎么走的，发动摩托车的隆隆声也没有使他清醒过来。他像化石一样僵在王海家那把破旧的太师椅上。
要说独眼郝三傻呢，也的确有点傻气。自小是那样凄惨的遭遇，又是个残废，性情怎能和一般人那样正常呢？高兴起来会笑得仰面朝天，手舞足蹈；伤心起来会哭得嚎天喊地，叫爹唤娘；放马的时候跟马说话，放牛的时候跟牛聊天，放羊的时候跟羊谈心，但他们是一块儿滚大的，他深知独眼郝三不仅干活麻利，有眼色，决不至于连打的炮眼在哪里都不知道，这是个聪明明理而重感情的人，只要人稍微对他好点，给他几句好话，他能把一腔子血都倒出来。在独眼郝三嘴里，他从来没有听见过别人的坏话，对别人的不幸，却常挂在嘴边。宰羊那天早晨，郝三还在替“黄毛鬼”操心哩，说那一出几千里不见人烟的地方不如咱们这儿好。这个地区的人有句话：“放了三年羊，给个县长都不当”——社里的羊倌是有些特权的，除了经常能吃上羊肉、羊杂碎，每年还要给些羊毛、羊皮、爬山鞋。口粮标准也比一般社员高，另外还有畜牧补贴。但是，郝三却统统给了拉家带口的困难户，最终，只有这一烂包袱皮的遗物。
他不相信郝三是因为“傻”而被崩死的。他想起郝三临走时说的话：“舍不得娃娃打不了狼。”“四年以后，我还回来哩。”又说，“你放心，天贵，我死也不说。”结果，和他们俩原来估计的大为悬殊，判了个无期！后来，郝三又说：“我自己造的孽自己受咧。”是不是郝三就为了叫他“放心”而“向炮眼跑过去”的呢？是的！
是的。不是因为“傻”，也不是为了摆脱蹲劳改的苦——郝三自己说得对，他的个人生活在劳改队外面里面都无所谓，而是要以死来报答他自小对自己的照顾，报答他两声“三哥”，报答他两斤“伊拉克蜜枣”……
肯定郝三是这样想的：只要自己活在世上一天，他魏天贵在外面心里就一天不得踏实，领着乡亲开“黑田”就缩手缩脚。郝三又不会写信，更没有机会传话给他，只有用自己的死来告诉他魏天贵：你安心地活吧，好好领着大伙儿干吧，让乡亲们吃饱饭吧……
谁说不识字的庄户人里面没有高风亮节、舍生取义的壮士？
独眼郝三就是一个！
“我……我不能哩，好……韩玉梅哩……”他轻轻把她推开一点，像做错了事的娃娃，哆哆嗦嗦地说。
“那……咋不能呢？是我不好，嫌弃我么？”韩玉梅深情地望着他，两手摩挲着他的双肩。
“不，不。”他着急地摇摇头，“你好，我心里有你哩。可就不能……”
“那为啥？我又不叫你跟她打离婚，咱们就悄悄的……”
“熊，啥离不离的，要说离，我还真想离哩。可咱们俩……我总觉得不行。”
“那……究竟是为啥呢？”韩玉梅皱起眉头，困惑不解，“是害怕么？”
“呸！”他啐了一口，提到个“怕”字，倒把他男子汉的剽悍劲儿激起来了，“我怕啥？”
既不是嫌她，又不是害怕，那还有啥呢？韩玉梅再不问了，大眼睛眨巴了眨巴，抿着嘴调皮地一笑，突然采取了行动，一把搂着他死命地往炕上一摔。
“你疯啦？你疯啦？……”他略微用劲，就挣脱了韩玉梅的胳膊，一蹦子跳下地，整了整衣裳，拉下脸厉声地骂了句娘。
韩玉梅先是怔怔地发了会儿呆，随即又像火山爆发似的，一对大眼睛扑簌簌地淌出泪水，拍手顿脚地破口大骂：
“你他妈的不是人！是头骟驴！你这个没良心的……人家想你……你倒是头骟驴！你不是人，是骟驴！骟驴！……我的命苦啊！爹啊，爹啊！我的命苦啊！我贴给人家人家都不要啊……”
她暴跳了一阵，又翻身扑到炕上喊爹喊娘地恸哭起来。
他让韩玉梅哭了一会儿，然后过去扳起她的肩膀，对着她的脸，用很严肃的声调对她说。
“你听着，我把实话告诉你，你可千万别说出去。为了你不去蹲劳改，我把独眼郝三送到阎王爷那儿去了。你说，我还能跟你睡觉么？你好好想想吧。”
韩玉梅慢慢抬起泪水淋漓的脸，一边抽泣，一边思忖起来。他用宽大的手掌替她抹了抹眼泪，又拍拍她的脑袋，转身走出门去。
想到这里，他不觉流下了冰凉的老泪，他也不去擦，随它一直沿着弧形的皱纹蜿蜒到嘴边。泪水是苦涩的。他很想痛哭一场，却痛哭不出来，这大概也是老贺说的老了的征候吧。
驴车晃晃悠悠走近河边的一个水洼。眠在蒲草丛中的青蛙和蛤蝗寂寥地咯咯叫了三两下，然后扑通扑通跳入水里。
起了一阵风，蒲草和苇叶惊醒了，懒懒地摇曳起来。整个世界仿佛又活动了，又有了生气。他把单褂子裹紧一点，又继续想他的心事。
第六章
当他踏进工办大楼的时候，那里面正洋溢着一片热气腾腾、蓬蓬勃勃的革命气氛。走资派、大特务贺立德被揪回来，斗垮斗臭了；现任县委书记王一虎，并不像他名字标志的那样是只“虎”，却胆小如兔，不知逃到什么地方躲了起来，旁边的县委大院失去了首脑，已经处于瘫痪状态。全县的大权即将向工办大楼——“革造联”总部转移，就差最后的一次冲击了。
走廊上的人熙来攘往，摩肩接踵，厕所便池里的尿水从门缝下流出来，在人们脚下发出滑稽的叽叽叫声。大楼里充溢着尿臊味、煤气味和劣质烟草味。墙根堆着从取暖炉里扒出的煤渣，墙上贴满大标语和大字报。大字报又在翻腾尤小舟的历史，骂他是“庐山反党集团的余孽”、“彭德怀的黑干将周小舟的兄弟”——“要不，他为什么叫尤小舟呢？”
尤小舟在六一年底平了反，摘掉了“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先在南部山区搞了几年水利，一九六六年头上又调来他们县任县委副书记。可那个时候，他见了尤小舟总觉得羞愧难言。
“怎么样？老魏，”而尤小舟却老是亲亲热热地招呼他，“听说你于得不错嘛！六○年能取得那样的成绩，真不容易呀，那时候我看到报纸，替你高兴得晚上都没睡着觉哩。”
“还‘不错’哩……”他只好支支吾吾地嘟哝。
他能把他搞的鬼跟尤小舟说么？这里面可有一条人命哩，虽说是六○年“双打”运动里被抓去的人在六一年就全部甄别了，跟独眼郝三一样判成无期的人也改判成“交群众管制劳动”，但郝三再回不来了，要是郝三能回来“管制劳动”，他会是多么了不起的一个英雄呀，庄子上的人会多么敬重他呀，娶个媳妇还在话下么？……可是，郝三再也回不来了。
“孩子们都好么？”
“娃娃都好着哩。”
“要让他们好好学习呀，没有文化，是不能建设社会主义的。”
尤小舟只能从这方面来关心他了。因为这位县委副书记还有个不大不小的尾巴，县委只分工他管和国计民生没有多大关系的教育——这真应了他魏天贵五九年时的话。
当时他们蹲在县委大院的办公室门口，说完这些话，两人都沉默了。面对着那时声讨“三家村”的大字报，尤小舟又皱起眉头，忧心忡忡。是不是那时候尤小舟已经预测到国家和自己未来的命运呢？
果然，革命群众顺藤摸瓜，又摸到尤小舟头上来了……
他在走廊上左顾右盼，没有一个人答理他，每间房里都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有的在唱语录歌，有的在吵吵嚷嚷地争论：
“应该把他也揪出来！不揪他还揪谁？”
“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哈哈！写得何等好啊！”……
忽然，一个十七八岁的年轻人从走廊尽头的一间房里冲出来，举起一个写着红字的竹壳暖瓶，朝水泥地上猛地一摔：“砰！”像手榴弹爆炸似地震动了全楼。
“开饭啦！开饭啦！”
原来这是开饭的信号，那么，一天至少得摔公家三个暖瓶！他一看，连饭也不想吃了。回头瞄了一眼，那两个盯梢的学生娃娃大概已经对他放了心，不再当他的尾巴。他刚要偷偷地溜出大门，吴尚荣却兴冲冲地向他迎了上来。
“哈！等你老半天了。”吴尚荣拉着他的胳膊，四处张望。“来，跟我来，咱们找个僻静地方好好谈谈。喂，小苏，端两碗饭到洗印室去，多夹点菜。”
吴尚荣领着他，排开众人，曲里拐弯地经过一溜走廊，来到楼梯下面一间没有窗户、顶棚是斜的小房间里。吴尚荣随手拉开灯。灯泡是红的。
“坐吧，”吴尚荣拉过一把椅子，笑着说，“这儿保险，谁也不会来吵咱们。咱们边吃边谈。”
那个叫小苏的年轻人端来两大碗大米饭。饭上盖着大片大片直冒油的肥羊肉，他也没有客气，拿起筷子埋头便吃。
“老魏，你是县上的人民代表，又是省上贫协委员，不过，你不是当权派，别怕，不会整你。”吴尚荣用筷子头敲着碗，说，“可是你得自觉起来闹革命才行。你知道贺立德这十来年整社干的材料最多，为啥不起来揭发呢？毛主席说：混进党里、政府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一批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要夺权，叫咱们工人农民受二茬罪、吃二遍苦……”
羯羊肉真香！县上食堂的炊事员手艺就是好！他那懒女人炖肉光撒一把盐，花椒大料都不放，还没吃进嘴就叫人恶心。他难得吃到这样的好菜，三下五除二把冒尖的一碗饭扒拉个底朝天，吴尚荣接过碗，探出头去又叫人盛了一碗来。
“咋的？”吴尚荣的眼睛在红灯下像冒着火一般，咽了一口口水问，“我说了半天，你是咋想的？”
“你别管我是咋想的。”他把第二碗饭又扒拉完，一推碗，两只巴掌交替地抹抹油腻的嘴唇。“我问你，你想要我干啥吧？”
“眼下，也不用你干啥。”吴尚荣高兴地在板凳上扭动了一下，“就要你站在咱们这边来。”
“咋站呢？”
“那，在咱们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声明》上签个大名就行了。”
“噢——”
其实，吃饭的时候，他的嘴没有停，脑子也没有停。他觉得吴尚荣说的这番话，都不像从这个五大三粗的机修工人嘴里出来的。吴尚荣也是方脸盘，大腮帮，两眼炯炯有神，长得有几分像贺立德。可是贺立德说书本、本子上的文绉绉的话，就显得自然、气派，能镇住人，而这些话在吴尚荣嘴上，却像从书本本子和报纸上剪下来贴上去的。你还是拿你的老虎钳子去吧，学也学不像！
现在县委瘫痪了，领导关的关了起来——如贺立德，跑的跑了——加王一虎，停止工作的停止工作——如尤小舟。他要照着自己大脑计算机运算出的数据来决定自己的行动了。此刻，他大脑计算机输出的第一个数据就是：这伙人是兔子尾巴——长不了。这伙人的出身历史大大小小都有点问题，可他们偏偏揪着贺立德、尤小舟这些干部的出身历史不放。他们不是扬长避短，而是以自己的大短攻人之小短；他们反对贺立德整人——不错，贺立德在“双打”和“社教”里是整错了些人，可他们又偏偏说贺立德“右”，好像嫌他整人整得还不够似的，好像在宣告他们上了台要比贺立德整人整得还狠似的。哼哼，好歹人家参加革命二十多年了，你们想咋的？等潮水一退，拿你自己的拳头堵你自己的嘴，尕娃，叫你吞不下去还吐不出来哩！
再说，你们反对贺立德，可又反对尤小舟，我可是知道这两个人不是一类干部。你们核桃枣子一块数，连这点眼力劲儿都没有，还“造反”哩，还“革命”哩，回去抱娃娃去吧！
不过，拿了人家的手短，吃了人家的嘴短。两碗香喷喷的羯羊肉大米饭下肚，不给人家撂下些啥，总觉着过意不去。他原来以为吴尚荣对他要求得很高，一听说光签个名，那也损不了他一根毫毛，心里顿时轻松下来。
“光签个名？行。可，我不会写字。”他还是要留下一手。
“嗳，只要你表个态，名字咱就给你添上。”
“那你就添上呗！”
他心安理得地回庄子去了。
“签名表态”是文化大革命兴起的政治术语。遗憾的是，他过去没有在大戏和说书人的嘴里听过，党课和形势报告里也没有这项教育，从而忽视了这件事情的重要性。他把一句话当成饭钱付给了吴尚荣，结果招来了一连串麻烦。
一冬天，“革造联”的通知、传单、命令——从第一号一直到九十九号，如同雪片似地向魏家桥飞来。他躲在庄子上耍赖，拖着不去。逼得没有办法，偶尔打发几个民办教师去应承一下——反正学校正放寒假，而且这帮小知识分子也尝到了与人奋斗其乐无穷的滋味。“革造联”给他安了个“全县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副司令”的头衔，他却始终不去就职。
春天到了。从西山倾泻而下的大风，卷起细沙黄尘铺天盖地地刮了一阵。风过后，尘土弥漫，久久不散，形成这一地区特殊的气候现象——“土暴”。随后，气温骤然升高，“土暴”消散，万物复苏，空气洁净，田野开阔。去年，这里下了一场大雪，这时田野开始从残雪中裸露出来。黑褐色的土地也像河滩一样，在中午的阳光下蒸发出缕缕摇曳不定的水汽，使远处的房屋树木，像水中的倒影一般袅袅地晃动。春风从南边的苇湖吹来，送来异样浓郁的腐殖质的气味和潮湿的泥土的芳香。他们平原地区与山区不同，在播种小麦的季节墒气太旺反不是好事。低洼田里积了水，马拉播种机进不去，拖拉机更无法开动，只能用单套牲口拉着木耧播种。提耧下种是个技术活，自推广播种机以后，会干的人已经不多了。他把全大队的老农都集中起来，组成了一支播种队，这天，他正带着十几个老农在河滩的低洼地里来回穿梭下种，“革造联”的联络员叫庄子上的一个半大小子领着到河滩上来了。
“哎呀，魏书记，让我好找！”联络员把自行车支在田埂上，踏着泥泞向他走来。
“喂，喂！”他眼睛看着来人的脚，对联络员一点不客气，“你别踩着耧印子，种子都他妈让你踏到泥里去啦！”
“啊，是，是……”联络员绕了一个大圈子，从田埂上来到他身边。
“喏，这是司令部给你的命令。这回，可一定得去啦！”
他打开一看，上面写着：
最高指示
你们要关心国家大事，要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命令（县革字第一○○号）
最近，全省革命造反联合司令部给我县分发一批红宝书。这是以伟大领袖毛主席为首的无产阶级司令部对我县十余万革命人民的最大关怀、最大鼓舞。我司令部定于三月一日上午九时在县城革命广场举行迎接红宝书大会，你单位全体革命群众务须一体参加。切切此令，勿误勿误！
他虽然没上过学，解放后十几年来也扫了盲。他看完这半通不通的“命令”，验证了下面鲜红的大印，两手啪地一合，揉成一团，往裤袋里一揣，抬手一扬鞭杆，青骡子又走了起来。
“嗳，你们大队到底去不去呀？别又像往常那样……”联络员像个小学教员，又瘦又矮，慌慌张张地在田埂上高一脚低一脚地跟着他。
“我就记着毛主席的一句话：‘目前正当春耕时节’！”他头也不回地说。
“嗳，嗳，这是啥意思？魏书记……”联络员诧异地站住了。
“啥意思？”他喝住骡子，转回身，对小学教员甩着鞭子。“红宝书，哪家都有两三套了；还有语录本，一摞一摞地在窗台上撂着。还要？那能一张张撕下来当烙饼吃呀？你回去，告诉吴尚荣，我魏家桥大队不去！”
他“驾”的一声，又摆开了耧。
联络员在田埂上鼓起眼珠子瞪着他的背影，就像看一个从飞碟上下来的宇宙人一样。
三月一日，凡属“革造联”的革命群众都参加了迎接红宝书的万人大会，唯独魏家桥大队缺席，于是，他一下子从“革造联”的副头头变成了众矢之的。县城革命广场一夜之间就刷上了攻击他的大字报，说他是本县的“东霸天”，“最最恶毒的三反分子”，“刘少奇的铁杆保皇派”，“省上第一号走资派树的黑劳模”，“贺立德的大走狗”……
“熊！”
他听到后倒挺高兴，他觉得自己的名字能跟国家主席、共和国元帅、省委书记、地委书记和尤小舟等人列在一起，十分光荣。同时，这八九年的经验告诉他，反面人物要比正面人物更令人震动。过去他当正面人物、当标兵模范，在人们表面的敬重之下却隐藏着嫉妒和猜疑，而当了反面人物，除了“黄毛鬼”的烂眼女人，人们都会对他又害怕、又佩服，在表面的鄙视之下却隐藏着真正的敬重和信任，他当着人愁眉不展、一副受了委屈的样子，可是心底里却喜滋滋的。
可是他没有高兴多久，那个早已升为县委统战部副部长的政治干事，在一天傍晚偷偷地找到他门上来了。
受了一年多煎熬，政治干事苍老多了，为了避人耳目，鬼鬼祟祟地穿着一件破旧的工作服，他猛的竟没有认出这就是在县上经常见面的统战部副部长。
“咋话？老魏，不认识我啦？”政治干事掀起压在眉头上的帽子，露出过早秃了顶的额头。
从政治干事诡谲的神态上，他看出找他一定有机密要事。他把政治干事领到大队部坐下。
“唉，”政治干事环顾了一下办公室，感叹一声，“今非昔比呀，还记得么，当年我领着尤小舟……”
“你说吧，有啥事？”他厉声打断政治干事思古之幽情。在这乱糟糟的时候，他不愿人家提起尤小舟，那似乎代表着他一生中的一个美好的年月；这种心理，又和在孤苦无依的老年不愿人提起他死去的心爱的孩子相类似。
“知道么？‘革造联’在刷你的大字报哩。”政治干事点燃香烟，斜睨着他说。
“知道！”他眯着眼，脸上挂着冷笑，满不在乎地把头一晃，“他们敢上魏家桥来揪我么？我不打断他们的狗腿才怪！”
“不错，他们不敢上魏家桥来揪你，可你敢上县上去么？”政治干事不愧当上了统战部副部长。“你总不能一辈子窝在魏家桥吧。他们现在学‘一月风暴’，夺了县委的权，以后，贷款、分配农机化肥、派统购粮、要民工，嘎尔马什的，稍微给你的鞋紧上一点，叫你半步路都迈不开哩。你别忘了，你魏家桥大队过去是越过公社，直接跟县上挂钩的，这一来，你吃你的瘪果子去吧！”
他的心怦地一跳，暗想：“这家伙比我看得远！”他略微扬了扬眉毛，睃了一眼，政治干事正以一副胸有成竹的神态呷着热茶，抽着香烟。他看出政治干事是带着一个既解救县上的干部，又有利于他的方案来的，此刻，肯定正在盼着他听了这番话会吓一大跳：“哎呀！这咋办呀！你赶快给我想个办法呀！”然后，再以救苦救难观世音的架势，不慌不忙地拿出方案……
于是，他眉头一展，神色自若，仍然轻松自如地坐在那把旧太师椅上。
两人沉默地僵持了一会儿，统战部副部长终于拜了下风，放下茶缸，神秘地从怀里掏出一封没有封口的信。
“这是王书记给你的，锦囊妙计全在这儿了。你好好想想，‘四清’那阵子，不是王书记，你不划成三类干部才怪。王书记待你可不薄呀。”
“呸！”他在心里暗暗骂了声娘。
实际上，“四清”那阵子，县上的王一虎怕他功高盖主，尾大不掉，未必不想搞他一点材料，敲打他一两下子，曾经领着社教工作队到魏家桥大队来过两趟，这帮人一来就疑神疑鬼，风声鹤唳，好像到处都有“马小辫”拿着匕首躲在门后头，贫下中农家也不敢住，全挤在独眼郝三留下的两间破土坯房里。庄子上的社员都骂道：“让这些家伙冻得狗啃绳去！咱们里面谁要说天贵一句坏话，以后就别想在这大队呆！”吓得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也不敢去告密。十几个工作队员拿着记录本，东溜溜，西窜窜。“背靠背”——这是“四清”中令人毛骨悚然的词儿——开了无数次小会，竟没有抓住他一点可疑的材料。附近社队干部全倒了，他成了硕果仅存的宝贝。其实，他们魏家桥大队的“黑田”就占全大队耕地面积的七分之一。这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给他最大的教育，就是使他真正认识到了“群众是铜墙铁壁”，许多倒下去的干部并不是拍上面的马屁拍到马腿上去了，而是得罪了群众；倒霉的人必有他可恶之处，幸运儿自有幸运的道理……
信封里装着一张写得很潦草的信纸，他只能认铅印的或打印的仿宋字，书写体的信他连一半也读不下来。他又把信纸塞进信封，往政治干事面前一扔。
“我不看。你说吧。”
政治干事无可奈何地看看他，想了想，又对他谅解地一笑，把信装回口袋。
“咳，是这样的：他们夺权，实际上是反革命行动，跟毛主席支持的上海工人不一样。你原来欠考虑，站错了队，可反戈一击有功哇。我告诉你一个绝密：他们夺了权以后，内部又分出了一派，叫‘红革造’，清一色是革命干部、红五类，没有那些嘎尔马什的狗崽子。其实，那就是保咱省委、贺书记跟王书记的，‘红革造’决定在星期天——四月二十二号举行反夺权，也不要你使多大劲，你就在你附近公社、大队凑上二百个年轻力壮的社员，打起‘农民赤卫队’的旗号，那天到县上去一冲，这就证明咱们反夺权有贫下中农的支持了……”
骤然，一种领袖欲和野心混合在一起的汁液，像针剂一样注入了他的血管。他如同喝醉酒似的又飘然又兴奋。在那天批斗贺立德的大会上，他就曾这样想：啥“滚他妈的蛋，罢他妈的官”，要叫我这个没上过学的庄户人来编词儿，还比你们强哩！可是这些人居然也能搞得“天翻地覆慨而慷”。既然把世界翻个个儿是这么容易，我魏天贵为啥不能试试呢，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在那时候就滋生了一种想去与“造反派”拼搏一下的勇气。现在，正如政治干事鼓动他的：“历史的任务是历史地落在你的肩上了。”他捋捋袖管，决定干它一番。
第二天一早，他跑到本公社的其它大队和罗渠公社的几个大队去纠集人。就在这时候，他也没有忘记尤小舟的话：“要保护好自己的乡亲。”他跟那些还没倒下去的社队干部多说了一百，谎称王一虎要的是三百，他自己大队出一百，其余的二百要由别的大队出。果然，他成了反面人物以后，号召力倒更大了，下午，各大队就派人把认的人数给他报了来。愿意支持他反夺权的人十分踊跃，竟上了千。
他从一千多人里挑出二百个精壮小尕子，魏家桥大队单枪匹马仅出了他一个。四月二十三日清晨，他率领二百人马，杀气腾腾地往县城开拔了。
“喂，听着，”他骑在大青骡子上，挥舞着民兵练武用的红缨枪，向魏家桥大队的队长和社员们发表告别演说，“小麦要淌头水了。渠要清好，化肥要撒匀。‘军队向前进，生产长一寸。’一寸还不行，得长一尺！要不，现在全国都在武斗，国家就没粮啦！”
“你放心走吧，队上有咱们哩。”
“天贵，打到省城去，当上省主席，我给你牵马坠镫！”
“你要拿把青龙偃月刀，就跟咱关老爷一样啦！”……
“熊！”他勒着不停地倒动着蹄子的大青骡子。“我才不当走麦城的关云长哩，要当，当忠心救主的赵子龙！”
韩玉梅系着加工房的白布围裙，也在欢送他的人群里。他的目光接触到她那一对黑晶晶、火辣辣的大眼睛，刹那间，如同韩玉梅合上了她管的电闸一般，一道电流猛地鞭打了他一下。他精神抖擞地松开缰绳，两肩一耸，双腿一夹，大青骡子撒开蹄子，风驰电掣一般向庄子头奔去，和等候他的队伍会合。
一九六七年，中国疯了，他也疯了！
第七章
小.说.t|xt.天+
蓦地，一片游云掠过月光。那是一阵夜风刮来的。暗影悄悄地溜到草滩上、树林上、芦苇丛和古道上。远处的狗在不安地乱吠，仿佛要驱赶那团阴影似的。他把空麻袋在车底板上铺好，腰背后垫上一团麻绳，两腿伸出车外，斜靠着车栏，仰望着那片游云。
和来时一样地匆忙，游云很快又消散了，溶化了，溶化在又黑又深的夜空中，溶化在凄清的月光里。狗完成了任务，不再吠叫，异常的寂静又笼罩了四野。他看看头上的星星，已经是后半夜了。
那一切发生过么？好像有，又好像没有。就像那片游云带来的阴影，不可捉摸，不可把握，不可思议……他曾经是个叱咤风云的人物么？好像是，又好像不是……夜气乍暖乍凉，飘忽不定，时强时弱地送来黄河深沉而哀婉的滔滔声。年华就像这样流逝了，而且不知流逝到了何方……他沉重地叹息了一声。
一路上，春风得意马蹄疾。
但是，他率领着二百名“农民赤卫队”队员，尘烟滚滚地冲到县城的时候，“革造联”已经被县城的“红革造”打散了。
“你是魏家桥大队的魏书记吧？”一个佩着“红革造”袖标的年轻人在东门迎住他们。“快！现在就是抓他们的头头，抓吴尚荣！这兔崽子没跑，还在县城里躲着……”
二话没说，他手一挥，带着二百人冲进县城。县城里像正闹地震，屋里的人全拥到了外面，满街是伸长了脖子的好奇的群众和佩红袖标的革命群众，到处尘土飞扬，乌烟瘴气，如同被特大的“土暴”笼罩着一样。拿着锤锤棒棒的“纠察队”，在大街小巷吼成一片：“抓吴尚荣！”
他领着人跑到县城广场，他的大名果然赫赫在目，有的在大字报上，有的在大幅标语上，都打着三个大叉叉。
“熊！”他脚一跺，把红缨枪一挥，骂爹骂娘地对手下人喊，“给我扯！给我扯！”
贴他的大字报，刷他的大幅标语他暗地里高兴，但名字上打叉叉却触犯了他的忌讳——那是挨枪子儿的死刑犯的标记。
“他妈的！”他擎着红缨枪，恨恨不已地在广场上转来转去，“吴尚荣这兔崽子跑到哪儿去了呢？”
倏地，他灵机一动，撇下手下的二百人，独自向那两层砖楼——工办大楼汹汹跑去。
显然，工办大楼演出过一场激烈的武斗，已经被搜索过了。走廊上空无一人，一层层撕下来的大字报盖住了横溢的尿水。缺腿断胳膊的桌椅板凳，横七竖八地躺了一地；电话机连着电线，和狗吃羊肠子一样，从办公室一直拖到过道上。他不看别的房间，一气奔向楼梯下面的暗室。
他先背靠着楼梯，在门口悄悄地谛听了一会儿，然后，用两根手指头轻轻地戳戳门——门是反扣着的。于是他后退一步，猛起一脚，“砰”的一声把门闩带门框踹得碎片迸散。一手“嗖”地扎迸红缨枪，一手拉门边的灯绳。
“哈哈，”他狞笑一声，“好久不见！”
正如他所料。吴尚荣战战兢兢靠墙站着，手中拿着一根钢丝拧成的钢鞭。
一眨眼，他又拉下脸，厉声喝道：
“把那玩意儿撂下！撂下！”
吴尚荣的脸即使在红灯下也透着灰白，迟疑了一会儿，乖乖地把钢鞭撂在地上。
他跨进一步，举起红缨枪顶着吴尚荣的胸脯。
“哼哼，还贴我的大字报么？”
吴尚荣的嘴唇无声地颤动着。
“说！”
“谁……反对……毛主席，我就……贴……谁的……大字报。”
“嚯，属鸭子的——浑身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吴尚荣没有告饶，出乎他意料之外，他不知再问什么好了，眼睛眨巴眨巴地想了想。
“说！我是刘少奇的铁杆保皇派么？”
“你说……红宝书撕下来当烙饼吃，就是……刘少奇的人。”
“狗日的！现时还要跟我大辩论哩，我他妈是这样说的么？”他无可奈何了，掉过头朝外面瞥了一眼，勾起小腿，向后一蹬，“砰”地把门关上，压着嗓子嘶嘶地叫道：
“老子非捅死你不行！”
“你……敢……”吴尚荣抬起通红的眼睛，惊恐地瞪着他。
“嘿嘿，国民党的连长咋样？我照样捶扁他！捅你，就跟捏个臭虫一样！”他又像宰羊时那样，绷着牙巴骨，下嘴唇可怕地噘起来。
“我叫你死个明白，我告诉你：我就是刘少奇的人，我就赞成‘三自一包’！你到阎王爷那儿去贴我的大字报吧！”
说着，他把磨得锃光闪亮的红缨枪尖对准吴尚荣工作服的第二颗钮扣，端起胳膊，咬牙扬眉。
吴尚荣听见他公开承认自己是刘少奇的人，知道自己真的死到临头了——现在，谁敢对活人说这个话？全身都战颤起来。但一瞬间，他又干脆豁了出去，结结巴巴地喊道：
“无、无、无产阶、阶级文化、化大革、革命万、万岁！”
“好！你万岁去吧！”
他真的狠劲往前一戳。“咯崩”一声，胶木钮扣裂成了四瓣。
吴尚荣顿时翻开白眼，“啊……啊……”的像坨烂泥似地顺着墙溜到地上。他赶紧收起红缨枪，不然，枪尖会从吴尚荣的下巴、鼻子一直划到脑门子上。
“唔，还是条汉子。”
他赞许地咂咂嘴，又在吴尚荣的大腿上踢了几脚。
“起来，站起来！”
吴尚荣神志昏迷地倒在墙角，一动不动，而这时，从虚掩的门外传来一阵阵惊慌的喊叫：“快呀！快救火去呀！公安局起火啦……”
他仄起耳朵，紧张地听了听，弯下腰，一把把吴尚荣拽起来，摇晃了几下。
“快跑！你把这儿当不花钱的店呀？”
吴尚荣定了定神，但还没有明白他的意思，扶着工作台，痴痴迷迷地用失神的眼睛瞪着他。
“啐！”他朝吴尚荣啐了一口。接着，把门半开，向外探了探头。只听见杂沓纷乱的脚步声从工办大楼门前经过，向公安局方向跑去。人们一边跑还一边喊“救火！”他又旋回身，把吴尚荣一掌推出门外。
“快跑！从后面翻墙跑！你他妈要落在他们手上，可没落在我手上这么轻松！”
吴尚荣眼珠子骨碌碌转了转，随即，绽出一丝比哭还难看的笑容，喉咙里咕噜着：“哦……好，好……”就一溜烟跑得不见影影子了——真不愧是个武斗的能手！
回忆是不按事件的时间顺序进行的。这时，他又联想到和吴尚荣有关的一件事。这件事决定了吴尚荣和他现在的关系。
但是，吴尚荣逃出去不久还是被抓住了。两年以后，一九六九年，县公安局的军代表到他们大队来调查，说吴尚荣的罪名是“纵火焚烧公安局，企图趁机抢夺档案，制造‘四二三’严重泄密案件”。按当时的“法律”和罪犯的家庭成分，吴尚荣是必死无疑。但吴尚荣举出了一个证人，能证明公安局被烧的时候他不在现场，这个证人就是他魏天贵。
“不错，我能证明。”他说。
“你怎么能证明呢？”军代表问。
“我咋能证明？因为公安局失火那阵子他正在我手上哩。”
“啊？当时不是没抓住他么？”
“当时我抓住他了，可他趁我救火去的时候又跑了。”
还有什么可问的呢？吴尚荣的对立面，响当当的贫下中农代表作了这样有力的证明。军管会终于把吴尚荣放出了看守所。但是，工厂已被“红革造”的那帮人掌了权，早把这个机修工人开除了。吴尚荣只得挈妇将雏回到河南老家。
第八章
驴车慢慢走上一处缓而长的高坡。这已经到他回程的三分之二的地方了。他们魏家桥大队、县和省城呈一个钝角三角形。回来，他没有路过县城，而是沿着黄河逶迤而行，路途虽然近了一点，但触目荒凉，景物单调而冷清。
高坡上光秃秃的，只有星星点点的骆驼刺，像一片片阴影似地铺在黄沙上，坡下是崩塌的崖壁，由于没有植物根须的牵连，像刀切的一样笔直。坡上，星空显得更加寥廓，四野显得更加空旷。夜风，随着驴车从坡下爬上来，忽前忽后地在他耳边轻吟。坡下，浑浊的河水反光不强，看不见星星在水面上跳动，也没有月亮的倒影，但是，整条黄河都在发光，成了一条博大的、宽阔无比的、银闪闪的光带，气势浩然地向东舒缓地飘荡，仿佛是她永不休止地环绕大地转动，才带动了两岸，带动了山峦，带动了地球的旋转似的。
他并不习惯于常常推敲生活的哲理，但是，每在万籁俱寂的深夜，当他俯望着月光下静静的黄河时，总是被一种深邃的、神奇莫名的力量所吸引，要他去思索，要他去探求生活的奥秘——包括过去，现在和将来。
然而，人的命运不像河水的湍流，能让人一目了然，常常在意想不到的时候会陡然出现一个想法，一个闪念，一个阻碍，改变人以后生活的流程，而一经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命定的必然性。他，在大发其疯的时候就遇到过这种情形……
不过，我们还是照他本人的回忆来叙述吧。
“革造联”夺了县委的权，“红革造”又夺了“革造联”的权。“红革造”台前虽也是一帮工人、贫下中农、机关干部，而背后摇羽毛扇的却是原来的县委书记王一虎。王一虎从他躲藏的老乡家跑出来，运筹帷幄，第一件事是抓两个人：一个当然是吴尚荣，另一个谁也料想不到，竟是他的搭档尤小舟。
尤小舟又被抓了进去，这给了他一个极大的刺激，他早先也闻风到正副书记一上来就尿不到一个壶里，可是想炸脑袋也想不到王一虎会使出这样的梨花枪：刚掌了权，就趁《红旗》杂志发表《从彭德怀的失败到中国赫鲁晓夫的破产》之机，给尤小舟戴上个“彭德怀分子”的帽子。
东山的老虎吃人，西山的老虎也吃人。吴尚荣是个坏熊，王一虎也不是个好东西。他在县委大院里摩拳擦掌，想回去把“农民赤卫队”再召集来干一场，而好心的政治干事跑来悄悄地告诉他，抓尤小舟的命令盖的可是省上的大印，因为北京批来了他给中央的一封信。你反对么？那就是反革命；你不同意么？那就是反党。“就尤小舟自己，不也是乖乖地坐上吉普车走了么？”
不是恐惧，而是失望；不是畏缩，而是气沮；不是惊吓，而是愤懣，他刚刚被王一虎扶上副县太爷的位子上，就扔下印把子跑回了老家。
“熊！”王一虎也是西北人，唾沫横飞地在“红革造”那帮头头面前骂了他一顿，“驴毛擀不了毡，野人当不了官；狗肉不上席面。去，把他给我找回来！”
县上的通讯员三天两头登登登跑到魏家桥来请他起驾回衙——虽说是块“狗肉”，但县革命政权缺了这个著名的贫下中农代表，的确不成“席”。他先是托病耍赖，后来越想越憋气，突然大发脾气：
“咋的？还想把他爹我也扣个‘彭德怀分子’，送进省上的大狱呀？休想！回去！跟你们那个王一‘兔’说，他爹我就是彭德怀！看他能把我咋的！哼哼，七品芝麻官，跟我一样，没一点文化水水子，我眼睛夹都不夹他！”
小通讯员怏怏地跑回去后，县上又传出了小道消息——而那时小道消息总比大道消息准确，说王一虎和“红革造”那帮人又要把他揪到县上去批斗。
鸡也飞了，蛋也打了。那边反戈击了“革造联”，这边又得罪了“红革造”。眼看水稻要分蘖了，急需县上拨的专用化肥。而这次，该“红革造”给他小鞋穿了。
“唉，革造革造，都他妈是虼蚤！”他懊丧地在大队办公室里转圈圈。
生活中常有这样的事，你尊敬的人，却总没有机会或是没有勇气去亲近他，你不尊敬的人，倒像和你结下了不解之缘，处处离不了他。他跟尤小舟与贺立德的关系，就是这样。
正在他一筹莫展、走投无路的时候，一个背黑人造革背包，穿一身绿军服的青年人来到魏家桥。
“您是魏天贵同志吧？”年轻人矜持地从椅子上站起来，用打量名人的眼光好奇地打量他。
“唔。”他刚从水稻田里回来，带着两脚泥水，阴沉地瞥了来人一眼：这年月，年轻人都像下大神似的，中了邪气，这尕娃穿一身军装，可细皮白肉的，说起话来咬文嚼字，哪有一点军人的威武气派。他打心眼里觉得别扭。“找我干啥？”
“您认识贺立德同志签名的笔迹吗？”年轻人从办公桌对面把脸凑近他，用一副电影里常见的特务接头时的诡谲神态问。
他警觉地盯着年轻人，伸出手去：
“拿来。”
年轻人赶紧从怀里掏出一张折成小方块的纸条，展开递到他面前，纸条只有二指宽，看来是准备随时吞进肚子里的。
他蹙着眉，一只眼睛瞪着纸条——其实他根本认不清是否贺立德的笔迹，另一只眼睛在窥视年轻人的神色——他不得不防王一虎使计：把他骗到县上，然后一把抓起来。直到他觉得这个年轻人真是贺立德派来的，才抬起头：
“说吧，啥事？”
“咦，”年轻人莫名其妙地指着纸条，“这上面不是写着吗？”
“我问你有啥事你就说啥事。”年轻人敢怒而不敢言地吮了吮嘴唇：“贺立德同志请您马上进一趟城。”
“好。”他霍地推开太师椅，把胳膊塞进袖管。“现在就走。”
“嗳……贺书记说‘马上’也不是现在。”年轻人不再矜持了，慌忙站起来，抖抖沾满尘土的军装，哭笑不得，“你看，这，我刚从班车上下来，再说，现在回城的班车也没了。”
“走着去！”他手一劈，斩钉截铁地说，“现在走，到县城刚好天黑，明天早上就到省城了。实话告诉你，白天我不能在县城露面。”
一晚上，细皮白肉的小尕子带着一身黄尘，背着盥洗用具跟他跑了近一百里路，把革命意志和革命干劲消磨殆尽。清晨进了省城，到一家早点铺吃了两碗酿皮，又领着他穿大街走小巷，才在一个很僻静的胡同里找到这地方。
这就是他今天去的住宅。但那时破旧得很，门口是垃圾站，正在烧大字报的废纸，烟雾缭绕，谁也想不到这里藏着龙、卧着虎。
“啊哈，老伙计，来来来！”
刚见面的一瞬间，贺立德首先给了他这样一个印象：八个月不见，这个人变了，变得平易近人而又机敏世故了——这大概也是文化大革命的伟大成绩。
“来，我给你们介绍一下。”进了屋，贺立德亲热地攥着他的胳膊，把他轻轻地推到两个四十多岁的干部和一个三十来岁的妇女面前。“这就是我说的魏天贵。老实说，魏家桥大队是他水泼不进，针扎不透的独立王国——哈，你别介意，我可不是说你们那儿是‘北京市委’。玩笑，玩笑！——他那儿风景好，交通也便利，最主要的是绝对保险！”
两个神情疲惫的干部坐在条凳上，带着勉强的微笑上下打量了他一番，好像在估计他的保险系数。那个坐在床上的妇女却很活跃，手软软地一挥，又拃开中指，指着贺立德用外省口音笑道：
“听你前几天跟我说，我还以为他是个木头木脑的老农民哩，这不明明是个《打虎上山》的杨子荣嘛！”
“你看你，卫青，我什么时候说他是老农民啦？”贺立德穿一身整齐的蓝制服，脸刮得光光的，显得容光焕发，精神抖擞，和八个月前在厕所里时判若两人，笑盈盈地说，“我再老实跟你们说，他早就看出了‘革造联’那批人是纯粹的反革命。老实说，他比我们认识得都早。真是毛主席说得对：‘卑贱者最聪明，高贵者最愚蠢！’”
那时候，这房子里的陈设也很简陋，好像是属于这位叫“卫青”的女人的。她端来茶，又从隔壁房里拿来一把脱了榫的椅子。在寒暄之间，他敏感地觉察到，这四个人一大早聚集在这屋里要办的头等大事就是等待他到来。他们等待他，他们欢迎他，这就说明他们需要他。他把大脑计算机开动一下，计算出他们相互需要的程度，大约还是一比一平。于是不卑不亢地对几个人笑笑，坐在说他是打虎英雄的妇女旁边。
“这样吧，”贺立德仍然站着，看了看表，“时间不多了，一会儿我们还有别的事。我这就给你交代一下任务。你呢，今后不要公开参加任何活动，要隐蔽起来。你在魏家桥大队收拾出几间比较好的房子，专门接待我这儿给你送去的人。你要让他们吃好、住好——钱由省上‘红革造’出。最最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安全，必要的时候可以往河东转移，千万不能让他们落到那帮牛鬼蛇神手里。懂不懂？”
四个人一齐紧张地望着他。他也挨个儿地看看他们的面孔，寻思了一下，微微点点头。
“好！”贺立德高兴地说，“我知道，你是个聪明人。老实说，我这里给你送去的全是省地机关的领导，你可千万不要露出一点口风。当然，我知道，你是个谨慎人，才把这么重大的事情交给你。你要做好精神准备，这场夺权、反夺权的斗争是长期的。‘革命的谁胜谁负，要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才能解决。’我呢，也给你派去一个联络员，帮助你接待这些被揪斗的领导同志……”
“谁？”他讨厌那个拖了他一晚上，现在在隔壁打鼾的鼻涕虫，不由得打断贺立德滔滔不绝的部署。
“喏，”贺立德笑着指指那个妇女，“刘卫青同志，原来叫刘玉青，商业局的干部，我们勇敢的女闯将。”
“刘卫青同志”仿佛要扑打贺立德似的，手抬起来朝空中一挥，又掉过头对他嫣然一笑。
“唔。”他也向刘卫青点点头，表示满意。“可……县上‘红革造’那边……”
“哦，哦，”贺立德以不屑一提的表情晃晃脑袋，“那方面你不必担心。我知道，你和老王之间有点误会，老实说，他跟你一样，也是个大老粗，可还是个好同志。你别在意。我们谈完以后，我给老王挂个长途。从此你不要在乎县上那帮人，以前怎么样今后还怎么样。不过，”说到这里，贺立德好像有点难于启齿，“你……舍不舍得那顶乌纱帽呢？老实说，你在县上挂个名，我总觉得还是太显眼。”
烂羊皮也能换麻糖！他立刻佯装出一副恋栈的表情，“啧、啧”地咂着嘴。
“啧，这，贺书记，你看……”
“别叫我‘贺书记’。”贺立德感情真挚地拍拍他的肩膀，“以后，就像那天那样，叫我‘老贺’，老实说，那天，我永远也忘不了——真是日久见人心，路遥知马力呀！”接着，又安慰他说，“我看，那个虚名就算了吧，好不好？以后，在别的方面多照顾照顾你们魏家桥，不是一样的么？”
为了加重他那张“烂羊皮”的砝码，他低下头半天不吱声，急得旁边四个人面面相觑。直到他觉着火候到了，才好像很委屈似地点点头。
当天下午，他赶回魏家桥，回来，可是堂堂正正坐的班车。刘卫青亲自送他到车站，给他买了票，又从窗口里递进来两个苹果，说是怕他路上渴。
在县城下了班车，他大摇大摆地走进县委大院，找到挂着“生产指挥部”牌子的办公室。主管人员一看他进来了，还没等他张嘴，就从抽屉里拿出已经签好的提货单。他一看，拨的化肥要叫他愁仓库都装不下。王一虎大概反而觉得不好意思，没有跟他照面。
他按贺立德的要求，指挥社员收拾出三间像样的房子。两天以后，刘卫青就领着第一批领导干部来避难了。为了更严格地保密，来客的姓名职务都没有告诉他。不过，尽管这些人气色晦暗，惊悸不安，还是可以从他们的举止步态上看出都是些坐小卧卧车的人物，有的还很面熟，可能是过去在主席台上见过的。
刘卫青——刘玉青虽然已经不年轻了，但一对大眼睛还很活泼伶俐，老是露出明亮的牙齿吃吃地笑。栗黑色的头发学红卫兵的模样扎成两个小羊角辫；穿的绿军装显然经过自己精心剪裁，绷在丰满的身体上。
“你别看现在造反闹得欢，能反得了共产党的天下？”她一面从提包里往外掏东西，把象棋、扑克牌、水果糖摊了一桌子，一面跟他说，“我是造反派，可我比别人看得透：反不了共产党的天下，以后还得这些老干部掌权。老魏，我一看你就是个聪明人。咱们俩一样，都是小老百姓，我过去在西街站过柜台，可咱们并不比他们笨。你别看老贺这样的干部，那都是看文件看傻了，所以他老念叨你对他的开导。对着哩！现在你对这些老干部好，将来一定有你的好处。”
“哦，”他冷冷地笑道，“你还真会做买卖。”
“可不呗，”刘卫青又说，“说透了，这文化大革命就是场大买卖！”
第九章
下面，到了他一生中最值得留恋而又是最伤心的时刻了。
头顶上，夜空浩渺无际，但只有一轮孤零零的月亮，星星都在它远处胆怯地闪烁着寂寞的微光，并且小心翼翼地向更远、更深的太空隐去。
崖底下有个漩涡，“嗬嗬”地唱着深不可知的咏叹调。有时候，河水又像老太婆悲恸时拍巴掌那样，一边抽泣一边叙述：“啪啪”、“啪啪”……这声音白天被别的嘈杂声所淹没，夜间却显得纯净而清晰。这声音使他飘然进入了如梦的境界。
月亮已偏向西山。驴车继续走在高坡上。驴背上，驮着一片忧郁而清冷的月光。他孤独的身影长长地拖在光秃秃的坡顶上，无精打采地颠簸着……
三年困难时期过去了，农村很快恢复了生机，老贺说的也对，搞了多少年集体化没有白搞。要不是集体，“黄毛鬼”的五个娃娃能养活大么？要不是集体，韩玉梅能直起腰板又正正经经做人么？那些年，还没有提倡计划生育，庄户人生活的改善首先反映在添丁进口上。庄子上，几乎家家门口都晾着五颜六色的尿布；“哇，哇——”差不多每铺炕头上都有落地不久的娃娃在嚎叫。每天上下午，在稻田里薅草薅到半截，你看吧，挺着衣襟上已经湿了一片的胸脯，或是甩打着像面口袋一样的大奶子的妇女，就纷纷爬上田埂，成群结队地往回跑，光脚丫子啪叽啪叽打着渠堤。
“大嫂，还不喂奶去呀？”
“走呀，我奶头子早胀得疼啦！”
“可不呗，娃娃也不知哭成啥样子啦！”
看她们那副骄傲的样子，如同一群平了番、抗了金回来的女将，从蹲在渠堤上的大队书记魏天贵面前昂首而过——虽说“读书人怕赶考，庄户上怕薅草”，可给娃娃喂奶，谁也管不着！
“妈的，你们这些懒婆娘，可得快去快回呀！”
“那咋的？也得让娃娃吃饱呀！”
更有那轻佻的说：
“要不，你书记也帮着咂两口呀！”
田野上、大路上、庄子上，到处洋溢着妇女的笑声。啊！那简直是黄金岁月。魏家桥大队合庄并点，家家翻盖了新房。一座座农舍列成排，庄子按几何图形规划了起来，集体化化到了庄户人生活的每一个领域里。现在你走进庄子，就可以看到崭新的黄泥墙在太阳下粲然发光，宅旁的林木高矮不等，却都郁郁葱葱。笔直的渠道排沟，呈井字形地围着庄子，从暮春到深秋，像颤动的琴弦一样始终淙淙地唱着欢快的歌。
庄户人从三年困难时期中的禁欲状态苏醒过来。饮食男女，人之大欲，于是一下子掀起了一个婚配嫁娶的热潮。罗寡妇门前拥挤得不下于八十年代的婚姻介绍所，大田的活她也不干了，忙得脚跟打后脑勺子。当然，河滩上的这位凤凰——韩玉梅家里也少不了她的足迹。
一九六二年，魏家桥大队就拉上了电，当年，又买来了碾米磨面的机器。石头碾子石头磨的碾房，已经成了娃娃们乐不知返的游乐场。新的米面加工房建起来的那天，他就派韩玉梅专门负责。那是个又轻省又得利的活，一天光拉合个电闸，坏了有工人修理；机器旁边随便一扫，麸子、糠屑就够喂鸡养鸭的了。
魏家桥大队一共是十个生产队，沿着黄河边自南到北一字儿排开。他所在的生产队，也就是大队部所在的庄子排行第五，正在魏家桥大队领地的中央，是黄河沿通往县城的乡间土路的起点，当然也是这条乡间土路的终点。韩玉梅的加工房在庄子头上，现在也里外翻盖一新。房顶上，拉着好几条动力线，确有一股“现代化的气派”。黄泥墙上特别粉刷了一层白灰，在一片绿阴黄墙的掩映中更为耀眼夺目。好耍的学生娃娃，还用大排笔在上面浓涂重抹地刷上了一行儿童体的大字：
魏家桥粮食工厂　厂长韩玉梅同志！！！
在“同志”后面的三个大惊叹号，足以使任何刚到魏家桥来的客人肃然起敬。
他和韩玉梅没有再单独来往，但是，只要他听见那“粮食工厂”隆隆的机器声，心中总感到温暖和安慰，而且也和那马达的运转一样，全身洋溢着一种欢快的活力。要是哪一天加工房里悄无声息，他就会担心起来：莫不是病了吧？
韩玉梅在那连守了十年寡的寡妇都跃跃欲嫁的婚配热潮中，却使罗寡妇非常失望，任罗寡妇磨破了嘴皮子也矢志不嫁。那时候，指名要韩玉梅的人在罗寡妇手头能编成一个班：有精简回乡，手头有两个钱而又能自谋工作的工人，有靠倒腾胡萝卜土豆、发了“三年自然灾害”财的庄户人，有退了职、存着一笔退职费的干部，甚至还有一个戴着“右派”帽子、被打到公社卫生院来当医生的大学生。可韩玉梅不知怎么，老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样一直拖到六四年。
那一年，庄子上来了个河南木匠，是串村串户给人打家具的手艺人，一副流里流气的模样，可韩玉梅却看上他了，也没谈几天，就仓促草率地嫁给了这个叫宋天贵的小尕子……
啊，想到这里，他的心都揪了起来，尽管这一切过去多少年了，尽管这一切像那一丝游云一样，不知飘散到了何方……
头一年，他还没有听说他们夫妻俩的感情如何好或如何坏。庄户人，成了家就是过日子，生儿育女呗，只要没有三灾两病，就不算有什么波澜。第二年，渐渐有人向他反映——他是不缺耳报神的，说那个河南尕子有了钱就喝酒，在外面挣的钱不给韩玉梅，偷偷地从县上的邮局往老家寄，反过来又伸手向韩玉梅要钱。小尕子虽然不打老婆——一个外乡人，敢吗？可经常给韩玉梅气受，隔壁邻居有时在晚上听见她一个人痛哭流涕。
“呸！”对这些机密，他又想听又不想听。而庄子上那些长舌老婆子却好像故意要在他面前唠叨。他自己呢，只要一听“韩玉梅”三个字，又没出息地马上支起耳朵。后来，他去井台上挑水，有意识地观察了她一下，看到她肚子虽然鼓了出来，脸面却比过去苍白憔悴了……
终于，河南木匠和韩玉梅的家庭裂痕暴露了，并且一发即不可收拾。
一九六七年，正在他骑着高头大马，耍着红缨枪，威武不可一世的时候，韩玉梅临产了。当晚，韩玉梅捂着肚子，哼哟哎哟地在炕上打滚，屋里挤着一堆老婆子，连“黄毛鬼”的烂眼婆姨都跑去帮忙了，可就不见她的男人。罗寡妇急忙打发一个半大小子去找河南木匠，叫他赶紧回来套车送到县医院，半大小子在庄子上跑了个遍，才在离庄子二里路的小学教室里找着。
原来，河南木匠正跟几个外地来打零工的泥瓦匠耍扑克。学校里僻静，灯泡大，地方宽敞，几个年轻人耍得很起劲。河南木匠头上顶着一摞帽子，听说老婆要生娃娃了，谨慎小心地扭过脖子——不然头上的帽子就要崩溃，只咕噜了一句：
“我打完了这一把就去。”
这“一把”打到半夜十二点，河南木匠哼着豫剧摆呀摇地回来了，一进门，先掀掀锅盖，再瞅瞅碗柜，看看什么吃的也没有，叹了口气，才问罗寡妇：
“生了个啥？”
“生了个啥，”罗寡妇气得一拍巴掌，“生了个死娃娃！找你回来套车找不见，把多胖的一个丫头耽误了！你尕子还是人不是人？”
“哟哟哟！”河南木匠瞥了一眼在炕上有气无力地哭着的韩玉梅，“谁叫她选在我正兴头上生娃娃啦？好好的一把牌，全让她给我冲了！”
“呸！”罗寡妇抖得话也说不出来，狠狠地啐了他一口。而韩玉梅却好像很有涵养，两眼直直地瞪着房顶的椽子，反倒停止了哭泣。
这一下，河南木匠犯了众怒。当晚他不在家，第二天下午他才从县上开完“县革命领导小组”的会议回来。还没有进大队部，一群老婆子就跟造反似地把他围住了，像刚下了蛋的母鸡一样咯咯咯地叫唤起来。
“还了得！翻了天了！”他怒发冲冠地从大青骡子上一个鹞子翻身跳下地，“去把那驴日的给我叫来！”
自然有老婆子登登登跑去叫。
大队部变成了临时法庭，魏天贵审开了宋天贵。屋里站着两个民兵，一个背着枪，一个拿条麻绳。窗子外面人挨人地围着一堆男女社员。
“嘿嘿。”他先阴森地冷笑一声，“我看你尕子是不想过好日子了！”
“被告”河南木匠坐在它面前的凳子上，侧身对着他，扬着头，噘着嘴，跷着二郎腿，好像比他这个“审判官”气派还大，根本不理睬他这个难以回答的审问。
“说！”他在桌上猛砸一拳，惊得会计的算盘账本吓了一大跳，他自己也不明白要河南木匠说什么，只想替韩玉梅出出气。
“我说啥？”河南木匠宋天贵是个游过四方，见过世面的人物，不但不怕，还顶了他一句，“你应该说说她才对。”
“我应该说谁不用你教！”他蛮横地把头一扬，虎虎地站起来，用粗壮的手指头戳着宋天贵的脑袋，“我就要说你！你尕子还有人心没有？人家在家给你生娃娃，你倒跑去耍扑克……”
“对啦，魏书记。”“被告”避开他的手指头，向他翻个白眼，理直气壮地陈述道，“你想想，我一个外乡人，吃了好些苦，单身跑到贵方宝地，一下子娶了个俊老婆，人标致不说，又能劳动，房子啥都现成的，我还要啥？只要是个人，不是牲口，当然得好好侍奉她啦。可我现在偏偏不好好侍奉她，连她生娃娃也不稀罕。这里面就没有原因？你魏书记就不问问？”
“唔。”他想道：这话也对。绕了一个圈子，又回到太师椅上坐下。
“那你说说是啥原因吧。”
“啥原因？头一年我咋对她来着？叫她自己捂着心口说说。在家，我就跟三孙子一样，啥不是敬着她，让着她？可她不是给我个寡妇脸，就是给人个后脊梁，像家里没我这个大活人一样。打不能打，钱也哄不转；热脸贴个冷屁股，你魏书记干不干？实话告诉你，结婚两年多，她跟我就同过两次……”
“行啦！”他打断宋天贵的诉苦，“我不听你们的私房话。你说别的！”
“说别的，”宋天贵气恼地嘟囔着，“反正，没法过，我早看出来，她心里……老想着一个人哩！”
“啊！”
他猛丁震颤了一下。抬眼偷偷看看宋天贵，而宋天贵也正狡黠地盯着他。两人的目光“砰”地撞在一起，几乎冒出了火花。他即刻把眼睛避开了。
顿时，临时法庭的森严气氛急转直下。停了片刻，他扭过僵直的脖子，对那两个民兵懊丧地挥挥手。
“去，叫外面的人都散开。这儿是谈家务事，又不是审案子，有啥好看的？”
屋里只剩下他们两个“天贵”了。镇静下来以后，他问：
“你看咋办呢？你们还能好么？”
宋天贵咂咂嘴，意味深长地回答：
“我看？我看要不离开这个大队，她跟我好不了。”
“那么，”尽管他心里很难受，还是准备这么办，“她愿意离开这个大队么？愿意的话，我就给你们两口子的户口迁出去，找个好点的地方。”
“嘿嘿，”宋天贵冷笑着斜眼看了看他，话外有话，“枪子儿打她都离不开！”
两个人都沉默了。
“唉，那咋办呢？”“审判官”束手无策了，向“被告”讨教。
“咋办？”“被告”耐心地指导“审判官”，“你魏书记有的是办法。你只要给我在别的地方——要好的地方，找到工作，安上户口，我的归我的，她的归她的——我也不是坑人的人，决不多要；‘一夜夫妻百日恩’，好赖她还跟我过了快三年哩，我就离！反正我在外面跑惯了，窝在她手上还憋气。”
“离……这多不好。”“审判官”还想尽量调解。
“算啦，别哄娃娃啦！”“被告”根本不听，脑袋一晃，“我早看透了，她压根儿就不是想着跟我过日子，我也不是挡人道儿的人。”说完，小木匠又含蓄地瞟了他一眼。
“嗯，那么，柴山口公社咋样？那儿有木材加工厂，书记我也熟。我让杨会计给他写封信，你带去就行了。”
“唔，”“被告”居然有权参与拟定对自己的判决，考虑了好半天，终于点点头，“行！”
尽管韩玉梅的婚姻又失败了，可是人很快就恢复了青春——其实，那年她也不到二十八岁。满月过后，天渐渐热了，男男女女都换上了单衣衫。韩玉梅穿着这两年做的衣服，胸脯和臀部都像黄河里的风帆一样饱满。她的头发又乌黑而有光泽了，皮肤又白皙而细腻了，眼睛里又现出了活泼热情的神采。在“粮食工厂”和井台边，又能经常听到她那爽朗的天真的笑声。
夏天，庄户人多半是捧着碗蹲在房头吃晚饭的。他去挑水的时候，一路上总是遇到一连串亲热的问候：“吃了没？天贵。”“挑水呀？书记。”“来我们家尝点新鲜，刚摘下的豆角。”……唯独韩玉梅不答理他。她端着碗坐在自己的门前，一支筷子噙在嘴里，另一支筷子耷拉着，痴痴呆呆地凝视着他。她的眼睛里包含着一种带有强烈吸引力的拒绝，一种极其炽热的冷漠，一种怜悯的责怪，一种爱的恨。他放下扁担，拎起桶撂到井里，左右一摆，往下一松，再猛地一提，抓住桶环，顺手倒到另一个桶里。然后又重复一遍这套动作。然后两个桶都满了，然后挑着一担水回家。在这整个过程中，他仿佛不是在井口，而是紧贴着炼钢炉口一样，在高温的辐射下几乎要被熔化掉。直到拐过她的房角，他甚至还能感到这种热辐射的追击。每天，为了挑水，他要被弄得两头大汗——一天两担水，是少不了的。
离了婚的韩玉梅，使他熄灭了多年的情欲复燃起来。在夜深人静的时候，他想到河南木匠的抱怨，对照着睡在自己身边的女人，却和那个外乡人同病相怜起来。是的，跟一个老是“拉下个寡妇脸”、“给人个后脊梁”的女人在一起过日子是不快活；“热脸贴个冷屁股”，滋味确实不好受。他的女人呢，也别冤枉她，决没有“心里老想着一个”。她是天生的感情淡漠，关心男人、体贴男人的女性本能很弱，不仅不能理解自己丈夫的种种想法和某时某刻的心情，还动不动发点小脾气。有一种人——男人或女人——就是这样：在家庭生活中没有什么了不起的缺点和错误，在法律上构不成必须离异的依据，但由于这种人——男人或女人——缺乏激情，缺乏温情，缺乏同情心，从而无形中具有了一种磁场。于是，在琐琐碎碎的日常生活中，会比她或他有了外遇更使他或她难受。因为这种折磨是长期的、无法发泄的，也就特别令人意志消沉。他的女人就是这样一种人，其实，懒、馋等等缺点，都可以用女性的柔情和温情来抵消掉。世界上有许多懒馋的妇女，也能让她丈夫觉得满意，而有许多勤劳节俭的妇女，却使丈夫陷入既说不出来，又道不明白的痛苦之中，其原因就在这里。
不错，他们生了三个娃娃，但夫妻两人在精神上却始终没有沟通。他本是个热情的、容易激动的汉子，但她却是黄河上游漂流下的大冰凌，轮船撞在上面都会熄火的。四十岁以后，他逐渐发觉自己的性格越来越暴躁、阴沉、忧郁，这和不顺心的夫妻生活有很大关系，常常缠绕在不可解脱的苦恼里。现在，有了韩玉梅，他好像在困境中看到了一线光明……
在他和贺立德挂上钩不久，有一天，他们家吃着晚饭，韩玉梅突然找到他门上来了。
“吃饭啦？书记。婶，吃的啥？”
他一看是韩玉梅，险些失手把碗掉在地上。韩玉梅看见他张皇失措的样子，心疼地抿嘴一笑，旋又瞥了他女人后背一眼，摆出一副正正经经的谈公事的面孔。
“书记，我跟你请假来了。我要进城去几天。”
“啊？”他的一口饭还塞在嘴里，仍不明白韩玉梅说的什么。
韩玉梅显然理解他此时此刻的心理，真是咫尺天涯，柔肠寸断，不由得低下头去，又轻声要求了一遍。
“啊，进城干啥去？城里乱得鸡飞狗叫的。”他无心吃饭了，把碗筷放在小矮桌上。
韩玉梅在炕上坐下。他现在在县医院当医生的女儿当时还小，坐在炕前面的小板凳上吃饭。韩玉梅一面替他女儿编辫子，一面说：
“我要去上访。文化大革命，也叫我脑子开窍了。过去，我根本就不是那么回子事，全是那科长骗的！他骗了我不说，还编了一套胡话，害了跟我啥关系也没有的技术员。我这要去把事情搞清楚。”
韩玉梅虽然识字不多，但有线广播的大喇叭就安在庄子头上，正对着“粮食工厂”。“革命造反联合宣传部”、“红色电波”、“县毛泽东思想广播站”、“公社毛泽东思想广播站”的节目，轰隆轰隆地，像飞机轮番轰炸一样，从天亮闹到天黑。
“嗐，提那些干啥！”他无着无落地搔搔剪得很短的平头，“这些年，啥运动也没运动到你头上嘛，谁也没有对你咋嘛！”
“我知道书记……跟乡亲们对我好，可你们越对我好，我心里越不踏实。”韩玉梅把他女儿的辫子编好，又细心地打了个漂亮的蝴蝶结。“越这样，我越要清清白白地站在你……跟乡亲们的面前。是啥就是啥，真金不怕火炼，再说，还得为那三个技术员说句公道话哩。”
韩玉梅虽然不会用“恢复名誉”这个词，但他完全明白了她的意思。
“那你找谁去哩？”
“广播里不是说了嘛，有群众上访接待站。我都打听好了，就在西门旁边。证明我也请杨会计开好了。”
一家人都好奇地看着她，庄户人进城，当时还看成是一件大事。他女儿羡慕地问：
“秀莲呢？秀莲也去么？”
秀莲就是那年在炕上睡着，韩玉梅给她去求香灰的婴儿，这时已经有八岁了。
“我把你妹妹放在罗渠公社她姨那儿住几天。”韩玉梅笑着回答他女儿的问话。
没有理由叫她不去。但他心里总有一种隐隐的不快。
“那，啥时候走？”他怏怏地问。
“今儿夜里。”
“咋走得这么急？”他吃了一惊。
“城里给九队拉炭的车夜黑返回去。现时他们正喝酒哩，说好夜黑来带我。我早去早回。”
他肘子支在膝盖上，抱着头想了一会儿，其实他什么也没想，而是莫名其妙地、也是不可抑制地产生了惜别之情。然后抬起头，心绪烦乱地搓搓手，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门外蓝中透红的暮霭。
“那……就去吧。”
韩玉梅再没有说什么，下了炕，向他女人细声细气地告别了一声，很快从她身边走了出去。她卷起的那股令人心碎的气流，绕着他袅袅地旋转着，旋转着……
唉，当初为什么让她去呢？
他是共产党员，他不相信有鬼魂，但却希望有鬼魂。
驴车缓缓地向坡下走去。夜风突起，在驴车前面卷起一柱西北高原特有的小小的旋风，碎草细尘拔地而起。在偏西的月光下，旋风亭亭玉立，袅袅婀娜，但倏忽之间又不见了，消失在远处的黑夜之中。啊，他还没有来得及再去把抱她一下……
他女儿收拾了碗筷，撤了小矮桌。门外的暮色渐浓。各家各户煮饭的青烟，都汇集在庄子四周，使夕阳的一抹余辉变成了一片半透明的迷蒙的雾气。归寞的鸟雀在门前的白杨树和柳树上聒噪不停，生灵们都在忙碌了一天之后，放开自己全部的感官在享受这片刻无忧无虑的欢乐。然而，他却如同一头关在笼子里的野兽，在屋子里转来转去，也和笼子里的野兽向往山林泉水、向往同类、向往自由一样，怎么也按捺不住向往幸福、向往温存、向往亲切的抚慰的冲动……最后，他终于不顾一切地跨出了房门。
韩玉梅一个人坐在炕上，身边放着一个灰色的人造革提包。她显然在等他，见他推门进来一点也不惊奇，向他粲然一笑。随后，略低了低头，又高高地扬起，柔情留连地看着他。
他默默地打量了一下房子：东西已经归置妥当，被褥杂物都放进箱柜里去了；炉火也熄灭了，锅台四周扫得干干净净的。韩玉梅是个勤快仔细的女人，尽管现在房子里显得空荡荡的，看着也让人心里舒畅。他拉过一条板凳，在她身边坐下。两个人都没有说话，有滋有味地咀嚼着一秒一秒流来的时间，而这时间也就一秒一秒地流去。
井台边，牛在哞哞地叫，驴在噢噢地嚎，羊在咩咩地絮语，还有懒汉到现在才想起来挑水，扁担钩打得桶哐哐地响；娃娃“啊、啊”地在她家墙后“捉特务”，小脚板跺得地上咚咚地响……但是，这世界上的一切好像都和他俩无关。他们在这问房里发生的那戏剧性的场面己过去了七年。这七年，五洲震荡、四海翻腾。肯尼迪被刺、勃列日涅夫上台、中东战争、石油危机、南极洲的争夺、黑大陆的觉醒、西方的经济起飞、中国的文化革命……但这一切的一切，对他俩来说却完全是个空白。仿佛是他刚生气地甩手出去、又回来了；而她呢，仿佛是趴在炕上哭了一会儿，才坐起来……
他们俩就这样默默地坐着、坐着。好久好久，韩玉梅慢慢伸出手，轻轻地放在他的头上，逆着发根捋上去，捋上去，又捋向脑后，好像要在昏暗的光线下检查他有没有白发似的。随后，一把将他的头搂进自己的怀里，用自己的脸庞揉搓着他像板刷一样的头发。
“还念着郝三么？”她柔声地问。
他没有回答，深沉地叹息了一声。一团热气透过韩玉梅薄薄的衣裳，使她心口感到一阵熨帖和温暖。只有这一声叹息表现了时间，表现了时间的流逝，表现了时间的流逝对人的记忆的冲刷——一切都会成为过去，不然的话，人是无法生活下去的。
“年年清明夜里，我都在郝三房前头给他烧纸。”韩玉梅搂着他的头微微地晃动着，好像搂着一个婴儿，用梦一般的声音说，“烧纸的时候，我就说，‘你收下吧，这是我跟天贵两个人孝敬你的。以后，哪一天，我们两个一块儿来给你烧纸。’哦，我还带给我爹、给你妈跟你弟弟烧哩。你不说过你还曾有个弟弟么？”
他这个支部书记不但没有责怪她，还在她怀里感激地点点头——他那个弟弟，他自己早已忘了。
“现时天黑了，咱们到外面去吧。”韩玉梅放开他。“说不定司机路过这儿要来敲门。咱们在外面，能看见他，他看不见咱们。”
他顺从地随韩玉梅走到外面。一点余辉早已熄灭。亮晶晶的星星在天空这里那里发光，闪闪烁烁地，好像到处都响着它们银铃般的声音。青烟散去，夜气清凉。被阳光烤灼了一天的田野弥漫着一股苦艾和薄荷的清香；成熟的小麦沙沙作响，散发出一种暖烘烘的面粉味。韩玉梅在麦田边坐下，背靠着田埂，让他把头枕在她的腿上。蚱蜢在他们四周噼噼啪啪地跳跃，流向水稻田的渠水在他们背后汩汩地轻唱……
“我为啥要嫁给那么个人呢？就因为他也叫天贵。”她摩掌着他的头、耳朵、眼睛、鼻子……“我原先以为，嫁给他就等于嫁给了你。我能这么想：我这是和天贵在一个屋顶下哩，我是在给天贵做饭哩，给天贵洗衣裳哩，跟天贵睡在一个炕上哩。可一结婚，就觉着不行，他跟你比．越比我越恶心他……”
“啊，别说了！”他的心口突地隐隐作痛，他转过头埋在她的小腹间，呻吟着，“你别说了，别说了……”
停了一会儿，他又转过头，看到满天星斗，看到银河在她的背后，看到无数的星光在她的头顶上形成一个光圈，看到她那一对热情的、温柔的、明亮的眼睛，感到她一阵阵灼热的鼻息喷在他脸上。
“我比你大十四五岁哩，你不嫌么？”
“那正好！你老了，我还年轻哩。我让你吃好，穿好，休养好，我不惹你生气，叫你心里舒坦……”
“你别到城里去吧。啥‘历史清白’，我不在乎这个！明天我就跟她解决……”
这七年中间，他们俩从没有单独在一起过，却一下子跨越了原来制定的界线。
“不，我一定要闹清楚。这会儿，我更得闹清楚了。我不能让人说，你们看那魏书记有本事，可娶了个管制分子当老婆。你是场面上的人，咱大队没人说，县上肯定会有人指你的后脊梁。原先，不是为了这个，上面凭啥指着要我去蹲劳改？”
他无话可说了，是的，历史、身份，这对一个庄户人也是非常重要的。
“天贵，这些年，我老偷偷地盯着你。我看你心里好像总不舒坦，有时候，跟社员讲着讲着话，就愣神了；有时候，讲的话跟脸上的神气又不对号；有时候突然发开了火；有时候又蔫蔫的，天贵，你心里到底有啥事，你就吐出来吧。”
唉，他那女人这十八年来哪怕问过他这么一句呢，没有！
“是呀，”从他胸腔中长长地吐出了一口气，“我心里是有事呀……”
于是，他把他办的那些不可告人的勾当一件一件摊开在她面前：最早，是对“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尤小舟的敬仰，接着是放跑“黄毛鬼”，又捅了二十只羊，随着把郝三送进了劳改队，然后在酒里面兑水，欺骗忠厚的蒙古族牧民，脚跟一踅，又去谎报水情，糊弄领导贺立德，社教的时候瞒田瞒产，蒙混过关，文化大革命里又左摇右摆，先放走了吴尚荣，以后为了尤小舟又得罪了王一虎，现在又不得不去投靠贺立德……唉，他自认为从来没做过坏事，可又觉得浑身都是罪孽。为啥他最忌讳他的名字上打叉叉呢？就因为他感到这么下去很可能会挨枪子儿……他十分恐惧，又万分羞愧——因为他是“两面派”、“半个鬼”！
韩玉梅静静地听着，温存地抚摩着他。星光下，她眼睛里闪烁着凝神倾听的神采。听到他谈到惊心动魄的地方，就插一句：“啊，你是我的好人！”听到他搞的那些鬼，还是这么说：“啊，我更心疼你了！”他像一片长着薄荷、雏菊、蒲公英和牵牛花的草地，他的话像黄河决了堤，语言的洪流不论流到哪里都漫无阻挡。啊，还有什么比这更幸福的呢？大自然大概正是为了这个才把人分为男人和女人的吧！你可以把自己成熟的或幼稚的、严肃的或荒诞的、深奥的或浅薄的、崇高的或可鄙的、圣洁的或狼亵的、公正的或自私的……把肺腑里所有的东西都抖落出来，即使你只不过在对着她自言自语，她那一对忠贞的、无私的、爱恋的目光就给了你一道光亮，使你能把自己料理出个头绪。
银河悄悄地在夜空转了方向，时间不知不觉从他的絮语中流走，夜风沙沙地刮过水稻田和玉米地，送来一阵阵稻花和嫩玉米的甜香；成熟的小麦点头晃脑地，似乎也听得津津有味。拉炭的汽车还没有来，可能是司机喝醉了酒。终于，他沉默下来，抱着一种刚痛痛快快地洗完热水澡的舒畅心情，眯着眼枕在她的腿上。他有了一个知心人，他能把所有的心思告诉她；他的话说完了，他的灵魂也得救了，他的两重性格在她的怀里重新统一起来。他坚定地相信了自己不是“半个鬼”，而是一个人！
这一个男人和这一个女人，第一次愉快地体验到，有比肉欲更高、更惬意的享受；这一对没有多少文明知识的庄户人，第一次欣喜而新奇地发现，两颗心合在一起比两个肉体搂在一起更为美好。
她最后的一句话是：“你等着我回来。”
这样一段本来应该是刻骨镂心的回忆，由于以后的一个巨大冲击，反而像被磨损的影片一样模糊不清了。现在，当时的全部过程已经不可能再以清晰的图像在他脑海里重现。因为那已化成了他胸腔中最脆弱的一个病灶，略微一触，就会使他全身痉挛起来。
驴车现在走下了高坡，夹板上的麻绳陡地拉得笔直，皮脖套也吱吱地叫了起来。毛驴不情愿地摆了摆耳朵，想了一想，只得仍然不紧不慢地拉着车子向前，这时，古道弯向了河边，这一段河滩上没有茂密的芦苇，在月光下能一直看到对岸的沙坡。深蓝色的沙坡笔直地向南北两边伸展，没有起伏，也没有止境，风从沙坡那边刮来，带来一股河水清冷的潮气，他不禁打了一个寒噤……
当天晚上，司机喝醉了酒，第二天清早，车才路过他们五队的庄子。她坐车走了。那一天，“粮食工厂”停了工，庄子上空前地寂寞冷清。
她告诉他顶多去三天，可是，五天，十天，半个月过去了，她仍杳如黄鹤。他越来越焦灼不安，并且直觉地感到出了不幸，他进城去钻天觅缝地寻找她。
她所说的群众来访接待站门前排着长龙。头搁在西门，尾巴一直拖到护城河桥头。脸色忧郁、阴沉和愤慨的人们在队伍里互相探询案情，打听消息，嘈嘈叨叨，热闹得就和自由市场一样。他挤进接待站，工作人员仿佛被无数痛苦的申诉折磨得麻木不仁了，对这么一个农村妇女毫无印象。他以为韩玉梅走进城来，人人都会看她两眼，可偏偏人人都没看见过她。第二天，他拿来贺立德的条子找着接待站的负责人。这个负责人过去是贺立德的部下，搬出一大摞小本子，帮他从她离开庄子那天一直查到当天，没有一个叫韩玉梅的上访者。
他去找司机。司机是他管辖下的九队一个社员的女婿，人很老实。据司机说，因为她跟他老丈人在一个大队，所以特别关照，那天早晨开着车直接把她送到西门。她看到接待站门前那么多人，曾犹豫了一下，司机劝她先去吃饭，她说不，先排上号再说。司机又告诉她他家的地址，叫她中午到他家吃饭，没住的地方，晚上还可以跟他女人睡在一个床上，中午，她真的找来了，挺高兴地说有一个过去在什么工厂受了处分的人很热心，帮她把号挂上了。还说，要是省里不解决问题，还准备上北京哩。一上午，她好像就增长了不少关于上访和落实政策的知识，表现得很兴奋。临走，还跟他女人说好晚上来睡。他女人挺喜欢她，说她是个憨厚的庄户人，又是一个大队的乡亲，特地给她换了新床单，铺了干净褥子。可是晚上她没来，从此也就不见了。他们两口子还以为她回庄子了哩。
既然挂上了号，为什么登记簿上没有呢？问司机，司机除了“什么工厂受过处分的人”几个字外，提供不出任何东西。
他丧魂失魄地在省城转了两天，要不是贺立德和刘卫青极力劝阻他，他就上北京了。不过，老贺还是够朋友的，动用了自己所有的关系帮他寻找线索，第四天，贺立德告诉他，公安局军管会的通报上说，半个月前，盐海湾铁路旁边发现了一具无名女尸，从岁数、身材、发式上看，极像他要找的韩玉梅——老贺早已忘了韩玉梅就是他曾想逮捕的“坏人”，还以为是他魏天贵的一门亲戚哩——叫他去一趟盐海湾。
盐海湾是去北京途中的一个大站。他拿着省“红革造”的介绍信找到盐海湾公安局军管会的负责人，负责人很认真地接待了他，说女尸已经焚化了，又没留下一点遗物可供证明身份，只拍了几张照片。但因为在扭打过程中面部被击伤，所以面部特征也不太清楚……他拿着几张女尸全身的、头部的、正面的、侧面的照片，越看越像，别的话他都听不进去，只听见自己耳朵里清清楚楚地回响着扑通扑通的心跳声，最后，一下子晕倒在公安局的办公室里……
他又回来了。
在火车上，他就心焦火燎，两只拳头攥得紧紧地，替火车头暗暗加劲：快呀！快呀！快呀……他还不知道他已经像头老狼：硬发高奓，两眼血红，满腮胡茬，一脸凶相。同车的旅客看着他，心惊胆战，都以为他不是武斗里逃出来的凶手，就是越狱的犯人。他要喝水，但画着铁路路徽的茶缸老在他牙齿上磕碰，水洒了一身，却喝不进嘴里，他就这样带着两片燎了泡的嘴唇回到庄子。
回到庄子刚刚天黑，他没有进家，一口气跑到那块麦田，一头栽在他们俩曾在一起的田埂旁边。
麦子已经割过了。麦田上只剩下短短的麦茬和被割去顶端的首蓿。他跪在已被烈日晒得板结的麦田上，在他们俩坐过的地方爬来爬去。同时，死命地揪着首蓿、揪着麦茬，把它们连根拔起来，用坚实的牙齿嚼着、咬着、撕着，牙齿和手指都渗出了鲜血。他要哭，却没有眼泪。他的喉咙里只能发出阵阵暗哑的嘶嘶声。初升的月亮照着他：他像一头得了噎食病的老熊，伏在地上对着田埂干呕。
他在那里趴了一夜，天亮时，出工的社员才发现他……
他也抱过她还会回来的希望。尤其在一九七一年，上面发下来一份多少多少号文件，说是四川和广西竟有拐骗妇女的集团，一鞭子吆好几十，赶到缺少妇女的地方去卖。这曾激起了他很大的幻想，但若干年过去了，她仍杳音讯。从此，那块麦田——仅仅是那么巴掌大的一点，就和他老妈的坟墓一样，成了他心中的一块圣地。不管什么学大寨、造平原、开沟渠、铺农田，他利用自己的职权始终没有在那里动过一锹。
第十章
风啊，风啊，黄河的风啊，在呼呼地吹着；嘀哒、嘀哒、嘀哒……毛驴儿在慢腾腾地走着。
月亮己紧挨着西山，嵌在了人面峰的眼窝上面，山坡下盖上了一片肃穆的阴影，河滩的小树林顶上，却染上了一片银色的光华。
在岸边的河汊上，竖立着水车高大的骨架。那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站立在那里不动，又不停地运动着；它是那样的古老，但只要黄河的水一来，它又充满了青春的活力。现在，水车的扇翼在斜照的月光下欢快地转动着，哗啦、哗啦、哗啦，车廓在半空中有节奏地泼出闪亮的水花……
他只在炕上躺了一天。傍晚，他喝了两口他女儿给他熬的米汤，又趿拉着鞋走到那块麦田。
残阳似血，黄土如金，西北高原的田野在回光返照下更显得无比的璀璨。羊群沿着乡间土路回来了。它们带着滚圆的肚子，雪白的身上披着柔和的金光，神气活现地向羊栏走去。收工的男女社员，把衣裳搭在锹把上，一路上打打闹闹，你推我搡，开着只有庄户人才能说出口的玩笑。远远地，一个男人被一群妇女追赶过来，一不小心滚下路边的排沟，溅起了一片水花和笑声……
是的，活还是要活下去的。生活，还是有另一种磅礡的吸引力在吸引他。对这些正在嘻笑的男男女女，他有不可推卸的责任，有不能摆脱的义务，他是支部书记，现在全国乱成一片，连出门的妇女生命都无法保证，他怎能舍他们而去呢，况且，韩玉梅这样一个默默无闻的农村妇女，活了一辈子连个影影子也没有留下，他活着，也是对韩玉梅一个有血有肉的纪念碑。他坐在田埂上，不停地揉搓着自己的胸口，仿佛要把韩玉梅揉进他心底的最深处。
其实，人不容易忍耐的是日常点点滴滴、琐琐碎碎的烦恼，却比较能接受一场巨大的哀痛，因为它会在心上撕开一个裂口，直接钻进心底里去隐藏起来……
那时，来魏家桥逃避“革命群众”揪斗的有五个领导干部，分别住在三间房子里。他虽然不知道他们的职务和姓名，但有时间也常常跑去跟他们聊天，关心他们的吃住。从闲谈中，他知道了他们当中有的人老婆也在挨斗，有的人家被抄了，妻离子散，有的人老婆上了吊，儿女跟他划清了界线，不知跑到什么地方去了，总之，形形色色，都处在不幸之中。
韩玉梅出事以后，他不知不觉地也把自己划在他们这个圈子里，苦恼了，就不由自主地溜到他们那里去，跟他们一起唉声叹气。
刘卫青名义上是“红革造”派来接待站在自己这一边、而又正被“革造联”揪斗的领导干部的联络员，当时却正在做“大买卖”，追求鳏居的贺立德，哪有多余的时间呆在魏家桥，人一领来，当天她就返回省城，这些领导干部躲在荒郊野外，等于与世隔绝，新来的人带来的又都是更令人沮丧的消息，他们的惶恐和寂寞是可想而知的。
有一天，几个领导干部在房里呆闷了，要求他领到黄河边去散散心。他就带他们来到河边一处长满高大茂密的芦苇、岸边又不陷脚的沙滩上。
夏天，黄色的河流开阔宏伟。被他们惊起的凫鸟，从芦苇丛中扑扑地振翅飞起，在滔滔的河面上空盘旋一阵，又飞回苇丛上来护蛋，绕着他们头顶呷呷地叫唤。河上飘浮着夏日特有的高而且亮的银色的云，像河水腾起的蒸汽一般，游移不定，变幻无穷。水面上，浪涛一个跟着一个，每一排浪尖上都绽出一丛丛金色的花朵，倏忽即灭，倏忽又起；漩涡一圈连着一圈，一串串漩涡千姿百态，展现出一派既婀娜有致，又粗犷豪放的生动景象。惊涛的怒鸣，回流的轻唱，波澜的吟哦，凫鸟的哀号，组成一支雄壮而又回肠荡气的交响曲。风从东方来，河水有节奏地拍打着岸滩，推上一片片、一段段、一根根灰褐色的残枝断树，不由得令人要追溯它们在惊涛骇浪中的经历，并从树干古老的年轮中联想到自己的过去，岸边，和风吹拂着苇草修长的叶片，轻轻地抚慰着这些老干部最近才出现的灰白的乱发，并且带来一股亲切的泥水味，一股只有在母亲的怀抱里才能闻到的、掺和着乳腥味的清香。
看着河，迎着风，听着种种惊心动魄的音响，闻着泥水的浓郁的芬芳，人会感到这一切的一切不是来自身外的感受，而是从自己心底里生出的幻景，一种在自己还没有诞生、还在母体里就赋予的原始印象。
领导干部都被这既是在眼前，又是从心底里涌出来的景象震慑住了。
蓦地，一个穿浅灰色的确良衬衣的老干部用手掩着脸啜泣起来。
第一声啜位，就使其余的人在神情庄重地凝视着远方这一点上僵化了，如同电影的定格一样，谁也不想，而且也不能转过头去劝慰，仿佛这声声啜泣代表了他们共同的心声。
黄河的万千气象他已司空见惯，不以为奇，他是被那阵阵轻微的啜泣声感动了。在老人那并不想掩饰的啜泣声里，不仅包含着悲怆，而且包含着依恋，包含着感悟，包含着返璞归真，包含着对凌驾于这混乱的时事之上的最崇高的大自然的虔敬和热爱。倏地，他觉得他和这个老干部的心灵是相通的，尽管他们使用的多半是不同的语汇。他们之间有超越知识、地位、经历等等之上的共同的东西。
“啊，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停了好半天，一个胖胖的圆脸干部才决心打破沉默，用濡湿的眼睛看他，像孩子般要求道：“老魏同志，我们……你能领我们到一个可以下水的地方去吗？”
他领他们走到河沿的一个水湾。平静的回流在里面荡漾。领导干部们纷纷脱掉衣裤鞋袜，仔细叠好，放在“爬地虎”上。这时，他们的情绪开始活泼起来。
“啊哈！这真成了‘跳进黄河也洗不清’啦！”那个胖胖的干部站在水里，向胸口上浇着水。
“古人说，‘圣人出，黄河清。’唉，现在，河水越来越浑啦。”
“少说两句吧，老杨，你还嫌你的材料不够吗？”
于是，他们避开敏感的话题，在齐腰深的水湾里嬉戏起来。那个穿浅灰色衬衣的老干部也脱得光剩一条裤衩，伸出枯瘦的腿，用脚尖试探水的温度。
“哈，也得谢谢贺立德这个投机分子，他可给我们找了个好地方！”一个在水中狗刨着的老干部兴奋地叫着。
“虽说文化大革命涤荡了污泥浊水，可惜，我们还是要靠污泥来保护。”另一位领导干部在水里挥动着手臂说。
“看，看，又说到这些事情上来了。”那位胆小的干部又制止他们。
“好好，不说了，我们来比赛吧。”
“老魏同志，你不下来吗？”
他没有兴致下去。韩玉梅出事以后，他对什么事都失去了兴趣，他抱着两肘蹲在岸上，用忧伤的眼光在他们身上寻找排遣情怀的东西。他知道他们都曾是威风凛凛、一呼百诺的领导，而这时，却一下子变成了和他一样的人。在午前的炽热的阳光下，他们苍白松弛的皮肉泛出了微弱的光泽，像营养不良的婴儿。他们在水里不习惯地蹒跚着，像幼儿在学步。都是五十上下的人了，现在却和顽童一般在河水里打闹，那个啜泣的老干部脸上也露出了天真的笑容，两手胡乱地招架着别人对他泼来的水。他们高高兴兴地玩了一会儿，又互相指着身上的伤痕感叹起来：从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朝鲜战争、剿匪反霸，一直到年前脖子上挂大牌子所留下的疤痕。他们自嘲着，他们带着不无自豪又不无伤感的心情笑谈着。
当他看到他们肉体上不可磨灭的光荣的印记和耻辱的瘢痕竟重叠在一起时，心中暂时忘掉了韩玉梅，涌起了一阵对他们真诚的尊敬和同情。在他们身上，他找到了一种比个人的不幸更重要的东西。他说不上这东西是什么，却能感知到在这东西的面前，个人任何巨大的痛苦都是渺小的。
“你们会唱歌么？”突然，他情不自禁地问。
“会呀，譬如：‘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一个光膀子的领导干部唱起来。
“不是，不是。”他断然地摇摇头。
“那么是什么？是‘东风吹，战鼓擂……’”
“不，也不是。”他想了想，决定把这个他以为是非常神秘的歌告诉他们，“有个歌子里有这么一句：‘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
“啊！”五个正准备上岸穿衣服的领导干部一齐诧异地看着他。“你怎么知道这首歌？”
“唔，我知道的。”他有点骄做地回答。
“怎么样？老杨，咱们唱起来吧。”他们互相看看以后，胖胖的领导干部兴致勃勃地提议。
“算了吧。”那个谨小慎微的干部瞥了他一眼。
“唱吧！不怕的。”叫老杨的领导干部挥挥手，起了一个调子，于是，五个人突然感情奔放地放开了喉咙：
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
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
人类解放，救国的责任，
全靠我们自己来担承……
他们唱的不是“黄河，你是中华民族的摇篮”，但是，“黄河之滨，集合着一群，中华民族优秀的子孙”一开始就给了他同样强烈的震撼。尤其，他看到的不是一个年轻瘦弱的尤小舟，而是一群年近半百和年过半百，而又落到和尤小舟同样下场的老革命，一齐光着膀子，露着脊梁，排成一排，姿态庄重地、全神贯注地、慷慨激昂地，用自己整个的心在回忆、在控诉、在反抗、在向往。当他们的眼泪在阳光下毫无遮拦地从眼眶汩汩地流到腮帮、流到颏下的时候，他憋了好几天的眼泪终于得到了触发剂，陡然汹涌而出，一下子把他冲倒在“爬地虎”上。
他竟嚎啕大哭起来。
五个领导干部惊讶地停了歌唱，围到他身边。
“怎么啦？老魏同志……”
“别、别……”他跪在草滩上，撅着屁股，头深深地埋在“爬地虎”里，两手在身边乱抓。
“你们别、别害怕。让我哭、哭就好了……”
说完，他就全心全意地，像把哭当作一件正事似的，一面嚎叫，一面让泪水尽情地流淌。
风停了，高大的芦苇惊诧地直起了腰；凫鸟不再哀号了，幸灾乐祸地钻进自己孵蛋的窝。草滩上只有他像狼嚎般的哭声在回荡。
五个领导干部似乎都能理解，不再劝解了，肃穆地低着头，一齐像守护神一样围着他。
“他一定是个感情非常丰富的人。”那个白胖的干部擦着自己的眼泪说。
“在这种时候，会这样哭的人一定是个好人。”那个叫老杨的干部任自己的泪水流到下颏，点了点头。
第十一章
太阳终于落山了。
世界一下子变得漆黑。黄河，被呼呼的风声所惊醒，在宽阔的河床上辗转着，发出一阵阵奋力前进的吼声。“唿隆！”一大块河岸崩塌了。随着隆隆的巨响，又扑来一股股泥浆的土腥气。黑色的夜渗透了宇宙，四面八方是一团无边无涯的混沌。虽然头顶上还有寥落的星光，可他仰卧在驴车的栏板上，对它们久久凝望之后，竟发现它们是在自己的脚下……
每一个人的一生都可以分为前后两段，有的界线比较明显，有的界线不那么明显。他趴在河岸上把所有的眼泪都放光以后，心里虽然轻快了，但也明显地进入了自己的后半生。
领导干部把他扶回庄子。第二天，他女儿就发现他原来黑黝黝的头发里奓出一根根白发，像枯焦的玉米须一样卷曲着，特别显眼，后来，那两排值得骄骄傲的坚实明亮的牙齿也逐渐动摇。庄户人叫“火牙”或“虫吃牙”。虫首先吃了大牙，然后循序渐进，一颗颗往前吃。现在，虫已经吃了他六颗牙齿了。
一九六八年，县上前前后后成立各级革命委员会，锣鼓声、鞭炮声不绝于耳。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了解他这个“农民赤卫队”的火爆脾气的“司令”怎么会昙花一现，竟对王一虎没有一点反抗的表示，就乖乖地跑回魏家桥仍旧当他的庄户头去的内幕，所以酝酿县领导班子的时候，没有一个人敢提出他的名字。而那一年却是所有文化大革命里的风云人物弹冠相庆的一年，如那时没捞个一官半职，则再没有这样的机会了。由此，他也就在“官面”上一蹶不振，位不过大队支部书记，名不入国家干部的登记表。
他呢，自韩玉梅出事以后，自老干部一个个离开魏家桥以后，他的心既感到空虚，又有了一种从未有过的恬然淡泊。离开魏家桥的老干部，全是由省里开来的小卧卧车接走的。他保护过他们，他和他们谈过心，他又替他们捆铺盖，搬行李，高高兴兴地送走他们。他看到了他们的兴衰荣辱，也同时觉悟到自己过去的野心和领袖欲是十分幼稚可笑的。这样的老革命，尚且要受一番这样的折腾，自己算什么呢。一个两腿泥巴的庄户人，还是老老实实地领着大伙儿在田里受苦吧。
一九七一年，省上组织农业劳动模范、先进社队的干部去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参观学习，他得到了一次外出的机会。
大寨大队和下丁家大队哄哄学生娃娃、机关干部、工人群众跟“外国贵宾”还差不离，在干了一辈子农业活的老庄户眼里，一眼就看出了毛病。他给大寨算了一笔账：一共才种四百多亩地——而他的大队连“黑田”在内有四千多亩——就凭它打那么一把把玉米、谷子，要修那么大的工程，休想！
“真是孔子门前卖诗书，鲁班门前耍斧子！苦了钱了，还组织这么多人来学习哩！”他暗地里想，“就把参观学习的人拉的屎尿给魏家桥，我也搞得比大寨好！”
但是，这次参观毕竟使他大开了眼界。他平生第一次走出这么远的路，第一次见过这样大的世面，第一次从铁桥上越过黄河。车过济南铁桥的时候，人告诉他，黄河快要出海了。他凭窗远眺，只见河床宽阔宏伟，河水浩浩荡荡，火轮船和帆船在上面往来穿梭，河两岸耸立着栉次鳞比的厂房，突突地冒着白气和黑烟，这使他这个半辈子蛰居在穷乡僻壤的庄户人激动不已，他心里也像是在突地冒出点什么；再望远处，在东方的天幕脚下，黄河的尽头在一片乳白色的迷蒙的蜃雾中汹涌起伏，就和一种思想从他意识的边缘上正在努力成形时的情况一样。
而他这种思想正式成形，是在碰到吴尚荣的时候。
那一天，他刚从班车上下来，提着一网兜山东梨，背着一挎包参观学习的纪念品，在县城广场中心的语录塔下坐着，想找一辆去河边的拖拉机或大车捎个脚，时令正在八月，又值中午，阳光灼热，语录塔下只有一个狭窄的三角形的阴影。柏油马路冒着黑光黑光的油汗，臭气熏人。白杨树的叶子上积满灰尘，无精打采地耷拉着，纹丝不动。街上空荡荡的，卖冰棍的也不知躲到什么地方去了。他掏出一个梨，用手掌擦了擦，啃了一口，掉过脸把渣子吐到语录塔的另一面，而那边阴影下马上伸过来一个蓬头垢面的脑袋。
“哟，是魏书记。”
“咦，是你？”他也感到奇怪，“你这在儿干啥？”
“我在等县革委会上班哩。”吴尚荣弯着腰过来，坐在他旁边。“我从老家来了半个月了。”
“这几年，你混得不错吧。”他斜眼打量了一下吴尚荣：现在这个风云人物一身尘土，满脸带着在各种天气下跋涉和漂泊的痕迹。
“唉，还说啥哩。”吴尚荣撇撇嘴，以他乡遇故知时的表情说，“这三年，户口户口报不上，粮食粮食没吃的。给人打零工，挣点钱买红薯，还要来回跑一百多里路。火车上不敢带，也没钱起票，只能扛着走……这罪孽就别说啦，老二老三还好，那大小子在这儿白面细米吃惯了，现在见了红薯就哭。唉……”
“那你找县革委会有啥用呢？”
“当初给我开除了，明明是个错案，这你魏书记最清楚——那次没你魏书记，我也没命了——现在，文化大革命进入后期了，我来找找，还想回来。”
“那你就去找呗。”他望着县革委会森严的大门，淡淡地奚落吴尚荣。
“唉，找啥哩。找了半个月，没一个人答理我，都说比我大的案子还堆在那儿哩。嗳，魏书记，”吴尚荣用和那天在暗室里说话的腔调截然不同的语气说，“你能帮我一把不能？你魏书记救人救到底吧。”
“我咋救你？”他扔掉梨核，在裤腿上擦擦手。“现时县革委会的人我一个也不认识。啥‘老中青’，跟你一样，全是造反的……嗳，那里面不也有你的老战友么？”
“嗐，啥老战友！后来都成了对立面了。”吴尚荣自嘲地摇摇头，“魏书记，我也不是求你去说话。一提到我，那帮人跟吃了葡萄喝了醋一样——倒了牙了。我只求你给我找个能把我家的户口落上、有碗饭吃的地方。”
“唔，”他又掉过脸，用估价的眼光看看吴尚荣。“可我们大队只有农业活，你干么？”
“为啥不办工业呢？”吴尚荣的脸变得生动起来，“我们老家，社队都办起了工业哩，机修、制造、加工、塑料……还挺全。我是落不上户，落上户人家抢着要我。你魏家桥大队在全省是数得着的富队，办工业还犯难？”
“这尕子跟我想到一起去了！”他高兴得几乎要拍大腿。但一瞬间又想到吴尚荣在他红缨枪下的表现，即刻把已经在脸上展开的笑容变成冷笑：
“嘿，癞蛤蟆想吃天鹅肉。咱们省，现时哪一个社队不就靠那一把把粮食，还办工业哩。这么说，你是不愿干农业活啰？”
“唉，不是不愿意干，现在还谈得上愿不愿哩？”吴尚荣说，“我是可惜我这一身本事。不是在你魏书记面前吹牛，车、铣、刨、磨、钳，汽车、拖拉机、水泵、电动机，我没不会干不会修的。”
他知道吴尚荣不是说大话，过去在县上他就耳闻这是全县的一个“技术权威”。
“那么，好吧。”他看见吴尚荣眼睛老盯着那一网兜山东梨，于是掏出一半，塞在吴尚荣沾满油灰的挎包里。“看在咱们一顿饭的交情上，我也不埋没你。喏，这点梨，我再给你十五块钱——多，我也没带——你到省上县上再跑跑去。你要找上了能卖你技术的地方，就别来，以后叫人把钱捎还给我。要是你的技术卖不出去，你就到魏家桥来找我。”
他回魏家桥了。
头几天，他高枕无忧地在家里等着。他料定吴尚荣非来找他不可——熟悉吴尚荣的人都不敢要他，不熟悉吴尚荣的人又要看他的证明，而肯定吴尚荣身上连巴掌大一片盖红戳戳的纸都掏不出来。可是，十天过去了，半个月过去了，吴尚荣还不见影子。他又暗暗埋怨自己：为啥当时不把这尕子抓过来？呸！忘了他是外乡人了，他为啥就非来魏家桥不可？罗寡妇说得对，外乡人的衣胞都是撂在家门外边的，只有咱们这一带人养下娃娃，衣胞才埋在门槛里面。所以外乡人能到处跑，四海为家，只有咱们这儿的人跑到天涯海角还得回来。
一天黄昏，红日渐渐西沉。他正躺在炕上自怨自艾，忽听门外一阵激烈的狗吠。他心中一动，趴在窗台上一看：果然是吴尚荣来了。
半个多月不见，吴尚荣更狼狈了。那个肮脏的挎包带子也断了，正用它甩着打狗；跟抹布一样黑的衬衫，本来还有两颗扣子，这趟来，连一颗也没剩下——这副模样，怪不得狗要朝他叫唤哩。
他先让狗对吴尚荣咬一会儿，赶紧打发他在家过暑假的女儿去宰鸡。
“还宰鸡哩，我都吃不上一口……”他女人一脸不高兴的样子。
“去，你懂啥？你吃了鸡光会在炕上孵蛋！”
他把手一挥，又躺下了，还高高地跷起二郎腿，吴尚荣惊魂未定地进了门，他也没有一点想爬起来的表示。
“来啦，”他懒懒地打了个招呼，“在哪儿找到工作了？”
“唉，别提了！”吴尚荣还没有坐下，就哭丧着脸诉开了苦，“在老家，有个人写了副对联，后来给打成了个反革命。对联说：‘看破时事惊破胆，吃透人情寒透心。’现在，我就落到这步田地啦！”
“别站着，坐下。”他随手指指炕沿，“你过去不是厉害得很么？我早就说你：你是属鸭子的——肉煮烂了嘴还煮不烂。现时咋蔫得跟鼻涕一样啦？”
“唉，没法不蔫！”吴尚荣一句三叹，“肚子不饶人啦。家里还有四张嘴哩。一想起他们，饭都吃不下……”
“嗳，也别不吃饭。”他一连声叫女儿端饭来，“吃了饭咱们再说。”
他女儿把又肥又嫩的鸡炒好，白生生的大米饭端来。吴尚荣和他过去在工办大楼里一样，也不客气，就着炕桌，盘起腿埋头便吃。这时的吴尚荣大概忘掉了家里的四张嘴，把一只鸡吃得光光的。然后抹抹嘴唇，打着饱嗝，拿起他专用来敬客的香烟，看看牌子，点着火抽起来。
“饱了没？”
“饱了。”吴尚荣喝着配茶，抽着香烟，沉醉在酒足饭饱后的那种惬意的眩晕里。
“这儿的生活比你们老家咋样？”
“嗐！那别提啦，我们老家，这几年搞得最惨！”
“你愿意把你家迁来，在咱们大队干么？”
“哎呀！魏书记，那还用问吗？”
一个在枪尖刀口下不眨眼的好汉，“惊破胆”、“寒透心”后，肚子一瘪，就被一顿好饭打倒了。
“当真？”
“当真！”
“好。”他腰一挺，霍地坐起来，“明天我就去给你开准迁证。你们家的房子我给你盖，搬迁费我给你拿。你从明天起就给咱们大队干活。我不叫你干农业，你就给我筹划着办工厂。办啥厂，咋样办。你拿主意。需要啥，你说话。搞不到的玩意儿，我给你一张条子，保险你手到擒来。可是，你尕子还要跟我大辩论，‘万岁’、‘万岁’的，我也不饶你，轰你那四口子回去吃红薯不说，还要把你送公安局！”
他的话还没有说完，吴尚荣就目瞪口呆了。
第二天，吴尚荣就开始给魏家桥大队跑办工厂的材料。吴尚荣意想不到，拿着他魏天贵写的语句不通、歪歪斜斜的条子，果然手眼通天。原来，到他这儿避过难的二十多名领导干部，来的时候虽然隐姓埋名，走的时候却都跟他成了患难之交，悄悄把自己的姓名住址告诉了他。这里面竟有省委书记处的一名书记，省人委的三个厅局长，最小的也是专署的处长。当时，他并没有想到有什么用，这一来，真应了刘卫青的话，成了他手中一大笔无形的财富。“九一三”事件以后，这些人中间一半以上已进入了省、地级革命委员会或当了部门的领导，看到老朋友要办集体所有制的工厂，又不是为他自己谋私利，马上大开绿灯，还替他想方设法，他用最优惠的价格买进了机器、材料，很快在黄河沿办起了一所机修厂。
每天早晨，他都要到机修厂转一趟，行使他董事长的职权。机修厂的门口铺着煤渣，两边是土坯垒起的墙垛，墙垛上架着拱形的钢梁，吴尚荣本来准备在钢梁上安几个圆形的木牌，写上厂子的名号，可是他不同意，指挥工人把土墙刷得粉白，自己用大排笔蘸着浓墨描出了“魏家桥农机修理工厂”几个伸胳膊蹬腿的大字，后面还画着三个大惊叹号。
机器一响，就是他最高兴的时辰。马达的隆隆声，皮带的啪啪声，铁器的叮当声，使他的梦想晃晃悠悠地离开了土地。他觉得自己仿佛腾空而起，像鸟儿一样翱翔起来，地平线在他下面渐渐缩短，世界在他眼前渐渐扩大。现在，他不仅知道了瑞士不在上海，也知道了世界上除了苏联、美国、日本、越南、阿尔巴尼亚，还有一百几十个国家；有的国家以专造一样物件出名，譬如表吧，那就数瑞士的最好；美国会造飞机，日本会造化肥，加拿大小麦的产量高……这个无限扩大着的世界使他也膨胀起来，他觉得自己可以跟贺立德顶一顶，碰一碰了。是的，为啥他老要当两面派、“半个鬼”呢？
但是，贺立德却兜头给他泼了盆冷水……
远方，不知哪个庄子，响起第一声悠长的鸡鸣，好像晓风中飘荡的一根游丝，隐约可辨的，颤颤巍巍的，越飘越细，越飘越远。黑夜，渐渐开朗，世界不再是混沌一团，虽然还没有黎明，但己可依稀地辨别出周围的层次，土路慢慢呈现出灰白色；被驴车惊起的一只土百灵，悄悄地在草滩上低低地飞翔到暗淡的夜幕后面，毛驴大概嗅到了黎明的气息，开始要舒展舒展筋骨，加快了步子。
夏天的黎明，也是跑着来到的，不久，远处的村庄不知不觉地显露出来模糊的身影。它们还在沉睡。偶尔发出的鸡鸣和狗吠，都似金属的铿锵，在一片一片劈削着稀薄的黎明。人们却还都悄无声息，但可以想像到，一会儿他们就将充满活力地从各自的家门出来。不过，这会儿还是宁静的，甚至是温馨的。啊，老实而勤劳的庄户人，你们永远这样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可你们受了多少苦啊，贺立德说“我们走过来是容易的吗”，这个“我们”应该是指庄户人，不应该是贺立德这样的人。
这时，他想着和贺立德的那次辩论。
那是在一九七五年。一天，贺立德来他们大队视察。北京吉普直接开到田头，嘎地一声停住。他们队经常有省、地的领导来，有时候还带着外县的参观团。省、地的干部向他们介绍说，魏家桥的成绩全是学大寨、狠抓阶级斗争的成果……这一次，却是贺立德一个人来的。
现在回想起来，贺立德从那时就开始发胖了。额头两角放着油光，脸上的皱褶圆润而均匀，像精心描画出来的一样。那大概是贺立德一生中最春风得意的时候。他下了车，后面还跟着提着小马扎的通讯员。
“提回去！”他摆好辩论的架势，先对小通讯员发一通火。“庄户人都在田里薅草，你提着个马扎给谁坐？像个啥样子？”
贺立德转过脸来，看看他，又看看惊愕的通讯员，宽容地一笑：“我今天是下队来劳动的，又不是来作报告，提这个干什么？”
贺立德竟真跟他走到稻田边上，一路和田里的社员亲热而不失尊严地问几句庄稼话，然后，毫不犹豫地脱下皮凉鞋，扒下尼龙袜，挽起裤腿，扑通一声跳到田里，和他并排薅起草来。
过了一会儿，田里的庄户人都自觉地慢慢远离这两位大人物。贺立德在水里抓了两把。捞起几根三棱草，直起腰向四周看了看，才说：“怎么哪？老魏，今天怎么这么大火气？”
“咋这么大火气，”他也直起腰，把手里的杂草扔到田埂上。“我早就想找你谈谈。不谈，咱就不配当共产党员。你看看现时农村搞的啥样子？一会儿学大寨，一会儿学小靳庄，一会儿割资本主义尾巴……谁坑害老百姓你们就用谁，只图这样的人听话，像罗麻子这样的人都当了公社书记了……再这么下去，非又来个六○年不行！”他有一肚子的话，却不知从何说起。
“哼哼？”贺立德用鼻孔笑了一声，“你还要找我谈哩，正好！我问你，要是你手下的队长不听你话，你用他吗？你也不用吧。用哪样的人？用你这样的人吗？老实说，别的队都政治评分了，你们队还在按劳分配，搞资产阶级法权；别的队自留地都收了，你的队自留地还在社员手里；你把上风头的麦子分给社员当口粮，下风头的交公粮；拿社员家的乏羊、老羊换上交任务的肥羊、羯羊。这些事有没有哇？老实说，要都像你，还要不要给国家做贡献？这像共产党员做的事吗？老魏呀，你自己的小生产习惯不改，还来跟我说哩。你应该好好学习列宁的一篇文章：人家要‘走出彼得堡’，你要走出魏家桥哩！老实说，我今天来就是要给你敲敲警钟的。”
他一下子像霜打了的茄子，蹦跳不起来了，是的，老贺说的事他都干过，“铁的逻辑”又一次击败了他。
“老魏呀，你不要自己觉不着，”贺立德又提醒他道，“你的机修厂里用的尽是些什么人？哼哼，吴尚荣！老实说，检举你的材料在省委、地委压了一沓子，不是唐书记、王主任跟我，你早倒霉了！你还到处散布大寨是靠国家支援的。国家支援了你没有？机修厂是靠谁建起来的？你一年用多少化肥？你哪一点不比别的队特殊？老实说，先进的社队哪一个不吃点小锅饭，要不，这‘竖红旗’的‘竖’字怎么讲？唉，你是老糊涂了？说这些对你也没利的话干什么……我也不知道你为什么一直跟罗麻子过不去，可他从来没说过你一句坏话。这种人才是聪明人，上面说谁是社会主义，谁就是社会主义，上面说谁是资本主义，谁就是资本主义，像你……非吃亏不行！”
“那，你把我书记撤了好了！”本来想跟贺立德发一顿脾气的，本来想像尤小舟一样为民请命的，却被贺立德的一番话剥得光光的，他只好气恼地这样说。
“嘿嘿！”贺立德把几根三棱草终于打成了一个结，扔到田边上，随即拉拉他的胳膊，弯下腰来，一面薅草一面说，“你还记得吧，十年前，你在那厕所里教给我的话。重要的不是那话。你别看你没有文化，可教给我一个朴素的真理：人，只有先保存自己，才能够谈到别的。你教给我的东西，你自己倒忘了。不当书记，你当什么去？六八年那年，我没叫你在县上挂个名，是我考虑不周。要是国家干部，调你哪儿去都行。现在，你不当大队书记，那就跟社员一样了，打钟出工，打钟收工，你想办点事的机会也没有了。你看那尤小舟，老实说，人是个不错的人，过去我们是一个部队的。现在他虽出了监狱，可又进了干校，一辈子有多少为人民服务的时候？你别学他，啥提意见啦，向中央写信啦……你闷头干你的，少说话，少招惹是非。老实说，那些老领导都挺关心你哩，我这次来，就是他们叫来的，老实告诉你吧，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又快来了……”
他的脸涨得通红，也不知道是因为气愤还是因为羞愧，嘴里唔唔地响着，再也找不到强有力的令人信服的词句，还能说啥呢？他不是也嘲笑过尤小舟么？老贺的这种处世哲学不是来自他的传授么？在他想改变这种处世哲学的时候，老贺却还要把它恪守到底。唉，不但这些年来办的错事里他件件有份，连老贺这种领导作风也是在他这种下级的身上形成的。要人人都是尤小舟，我们这个国家就会好得多。
膨胀起来的他，和肥皂泡一样，被贺立德一指头就戳破了。
贺立德今天所说的“我们过去的办法”，就是这样：一方面大割“资本主义尾巴”，搞得庄户人无钱无粮，走投无路，一方面又大“竖红旗”，给一些队“吃小锅饭”，对“红旗队”的所作所为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只要竖起来的“红旗队”富了，就可以拿它当招牌，当武器，拿它当“榜样”去砍别的社队的“资本主义”，“红旗队”虚假繁荣，一般队则恶性贫困。而他呢，已经做了这块招牌，现在不想做也由不得他。他气沮了，他懊丧了，他想到他过去自以为得计的努力、谋划，为了庄户人的利益费尽腾挪变换的手段。全是一场空，包括他和那些老干部们真挚的友谊，都被贺立德所利用，成了贺立德的“办法”之一。
而今天，贺立德还在拿他当例子来证明“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哩！
第十二章
每年春天开河时节，上游一块块冰凌汹涌而下，在河道里摩擦着、撞击着、倾轧着、摞叠着，仿佛用劲用得咬牙切齿似的，发出可怕的咔嚓咔嚓的响声。有的地段，冰层下的河水下降了，冰块渐渐融化坼裂，轰地一下坍塌下来，激起一排排泡沫横飞的浑浊的波浪。冰凉的浪花拍击着冻得坚硬的灰黄色的沙滩，河水溢出了原来的水线。天气再骤然转暖，灰黄色的沙滩就被涌上来的河水浸润了，岸上镶上了一条笔直的棕褐色的花边。随后，河水开始奔腾。河道上一堆堆去年沉积下来的柴草断枝，先是懒洋洋地离开它们卧了一冬的浅底，然后越淌越快，终于拼命地在水上赛起跑来。但是，前面只要有一点点阻挡，或是有一处较高的沙洲，它们又会气喘吁吁地停下，聚集在一起。而且越聚越多，在河道中间结成一道顽固的拦障。
于是，河水在它们面前分岔——有的从它们两肋钻过去，有的好似屈从了，回旋出一个非常漂亮的弧形，掉头转向来的方向。
在岸上，他经常被标示河水流动变化的波纹所吸引。尽管确切无误地知道水往下流，奔腾不息地冲向大海，到他曾见过的水天相连的地方，但是在这一道道拦障面前，水流却变幻无穷：有的忸怩作态，有的伺机而动，有的稍纵即逝，有的不屈不挠，有的声东击西……用各式各样的方式来对付它面前的障碍。最后，一道道柴草断树结成的联盟终于溃散而逃。河道又畅通无阻了。
河水要流向大海是多么不容易啊！
人的一生也是非常不容易的。任何一个平凡的人的一生都是不平凡的，并且，人生并不像河流。河流在冲决了一道道拦障之后会又恢复常态，一泻千里——水仍然是水。而人在克服了一个个复杂的困难和险恶的际遇之后，自身已起了变化。人，不再是原来的人了……
第一次悠长的报晓声以后，又有几声迟疑不决的鸡鸣，那是刚学会啼叫的小公鸡的嗓音，啼到一半就像瞌睡还没醒似的，戛然而止了。但不久，雄鸡们又突然振奋起来，在附近几个庄子上此呼彼应，一时间组成了一部欢快的多重唱，在清凉的晨风中荡漾开去。
晓色逐渐开朗，空气中早已渗入了清晨特有的湿润。木头的车栏蒙上了一层潮气，摸着像玉石般的光滑。毛驴儿嗅到了沁人肺腑的青草的幽香，高兴地摆摆长脑袋，把大耳朵甩得乒乓乱响。
前面，出现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架在潺潺作响的水渠上。渠坡上一丛丛碧绿的木贼和鲜嫩的野薄荷，在熹微的晨光中像一团团茸茸的毛团。已经进入罗渠公社的地界，前面就是魏家桥大队了。
家啊，家啊……他怀着伤感的心情想着，家里还剩下什么呢？家里还有谁在等他回去呢？有的人因为拥有太多而需要费心地清点，有的人却因为什么也没有而要费心地去寻思……
老贺走了。中午饭也没有吃，坐上北京吉普一溜烟顺着渠堤跑了，在他眼里原来是那么充实、富有生机的一切，如今似乎一下子萎缩了、干瘪了。成绩、荣誉、粮食产量、机修厂……都是建立在河滩的流沙上的，他个人一垮，这些东西全都会垮掉！他先是羞愧，感到自己妄自尊大非常可笑。以后是沮丧，感到成绩和荣誉都是虚妄。以后又是气愤，“啥他妈‘反击右倾’，又要整尤小舟这样的人！”最终剩下一片惆怅。这时，由于烦闷和无事可做，更由于那日益逼近的、令人惶恐不安的运动，那在他脑海里沉没了多年的影子又显现出来，“看来，就她是真的！”第二天，他跑到罗渠公社，找韩玉梅留在她姐姐那儿的女儿去了。
韩玉梅的姐姐并不难找，就住在离他们大队不远的罗渠旁边。这使他奇怪自己为什么这么多年没有想起她来。她解放前就给罗渠的这家人当童养媳，这家人是她爹的把兄弟，她没有受多少苦，现在脸上还保留着漂亮动人的痕迹，“要是韩玉梅活到现在，也是这个模样吧。”这个想法打消了他和这个素不相识的女人的隔膜，他把自己的来意告诉她。
“哦，说来归齐你是要把她领回去。”韩玉梅的姐姐弄懂了他的意思，但马上想到别的方面去了。“你们年轻的时候光图快活，养下闺女往我这儿一撂……”
这句话一下子扫除了他对她的好感。他和韩玉梅的关系，有谁能够理解呢？并且，现在她的脸由于心里紧张的盘算而变得难看起来，变得完全不像韩玉梅了。他不动声色地坐在炕上看着她，对她的猜测不置可否，一针见血地问：
“你别废话，你要多少钱吧？”
“哟，你魏书记真是个痛快人！”韩玉梅的姐姐纳着鞋底，偷瞧着他的神色。“你算算，这七八年，又要吃，又要穿，不说劳神费力……不瞒你魏书记，这两年，庄户人的日子越过越艰难了哩……”
最后，他花了二百块钱把秀莲带了回来。
秀莲刚到他家的时候，个头跟十二三岁的娃娃一样，黄皮寡瘦的，就像她妈被棉纺厂的人押回来、大着肚子时那样憔悴。后来，仿佛神仙吹了气一般，很快就长胖了，长得水灵了，眉眼和她妈一模一样。她在地里干活顶个大小伙子，家里的针线锅灶也是一把好手，但美中不足的是一个大字也不识。她八岁那年到她姨妈家，给姨妈带娃娃、洗尿布、做饭、打草喂羊，稍大一点就参加队上劳动，顶个半劳力挣工分。开始，他把她送到大队民办小学去，秀莲说死也不干，说自己都十五六了，还跟流鼻涕的娃娃坐在一条板凳上，脸上无光。于是他又叫民办老师来家单独教她——他居然也懂得聘请家庭教师，可秀莲又说眼睛一看字脑袋瓜子就疼，闹得他也没有办法，只好随她去。
“你领这丫头回来，算是咋回事呢？”尽管秀莲很勤快，他老婆还是不喜欢她，常常在他面前唠叨。
“咋回事？我要把她许给三三！”有一次他干脆这么说。
“嗬，好个大书记，啥时代了，还拾个童养媳哩！”别看他老婆蔫乎乎的，说话也挺尖刻。
“你别管，这里没你的事！”
“我咋不管？抓狗儿子看狗母哩，她妈是啥人，她能好得了啰？”
“是啥人？是啥人也比你强！”
“当然啰，当然比我强啰……”他老婆恶毒地看他一眼，悻悻地走开了。
他有两男一女。大儿子和女儿正赶上保送工农兵上大学的时代，高中一毕业就直接被他“推荐”上了大学。现在儿子在省城报社当记者，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二儿子是一九五七年生的，中学毕业以后，一来是庄子上高中生多了，又来了些下乡知识青年，再把支书的儿子“推荐”上大学，占个名额问心有愧，二来他也想身边留个儿子，等以后跟秀莲结婚，所以尽管二儿子说死说活，他也没把二儿子送进城去。
二儿子长得最像他：高鼻梁，细眼睛，虽没有他那股豪悍恣强的气势，可细皮白肉的，比他漂亮伶俐。领去上小学的那天，他为了纪念郝三，给二儿子报了个学名叫“魏三”。这名字也不能说不伦不类，要把女儿算上，数下来二儿子刚好行三，所以谁也没有去探究这名字的真正含意。等魏三小学毕业，有了点知识，自己才觉得这名字“太乡气”，报考中学的时候，小尕子偷偷地改成了“魏山”，意思庄重、深远，并且改而不露痕迹。到他当回乡知识青年那阵子，社会风气渐开，庄子上上过学的尕娃跟尕妹子也兴自己对象了，魏山就悄悄地跟大队林场的一个女知青谈上恋爱，为了这个对象，吴尚荣的机修厂他也不愿去了，就呆在庄子上三天打鱼、两天晒网地下农业活。这个大队林场在庄子旁边，是专门应付学小靳庄开办的。他爹要让社员们腾出手来搞生产，就用机修厂赚来的钱在林场养着一二十个会跳会唱的下乡知识青年。魏山的对象是其中的佼佼者，人长得一般，可是个高中生，李铁梅的唱词能倒背如流。在台上一站，红灯一举，辫子一甩，牙一咬，给魏家桥大队挣来不少奖状和“毛选”。这一对尕娃尕妹子虽然没有表演过现在电影里常见的“狗撵狼”——用庄户人的话说，但书信往来，秋波暗送，是早已两心相许的。
打倒“四人帮”那年，魏山整二十，秀莲也十七岁了，有一天，魏山从他妈那里知道秀莲就是他爹给他找的媳妇，像似当头挨了一棒。秀莲虽然长得水灵，但只会看小人书，而且看小人书也没突破《小猫咪咪》、《老狼请客》这个水平。在家，魏山说上十句，她顶多能应上一句：“可不呗！”平时说的话，不出“羊该喂料了”、“东头渠上的苦苦菜真肥”、“这细盐面不如大颗子青盐咸”这一类。一个大风天，魏山骑着自行车从县城回来，好不容易晕头转向跑到家，秀莲迎着他却笑道：“大风天骑车好，骑上不登！”“不登？不登！也不看是啥风！”魏山一肚子气，从此给她起了个浑名叫“不登”。“不登”倒是经常乐呵呵的，但魏山总瞧不上她，《九九艳阳天》只会唱一句：“十八岁的哥哥坐在小河边”，往下，就由她自己乱哼了。不管在城里买的什么好衣服，穿在她身上也没有那种说不上来的风度；走起路来胸脯子挺得高高的，手摆得跟划船一样，坐在沙发上——用汽车内胎绷的土沙发——也跟坐在田埂上似的，叉开两条大腿，哪有一点知识青年那种聘娉婷婷的姿态……魏山一气之下，跑到他大哥那里躲了起来。
二儿子一跑，他老婆也同时病倒。他女儿所在的县医院治不好，转到了省城的大医院。一检查，是宫颈癌，活不了多少时候了。
“她这个病呢，不是一天两天得的。”一个花白胡子、戴眼镜的老大夫把他拉到走廊上，告诉他。“按我们中医的说法，她是长期的阴虚脾湿，引起湿热下注，白带不止，再加上不讲卫生，结果……过去，她是不是表现得很懒，什么也不想动弹，说她懒，像有病的样子，可还很能吃，吃，还要吃好的？并且五心烦躁，爱发脾气？……是，是，”老大夫不是安慰他，却责怪他说，“唉，你们农村人啦，往往忽视这个，有病，不早看。”
原来，她的懒、馋、感情冷漠、“五心烦躁”，全是因为病！
他老婆已经骨瘦如柴，白生生的被子下面仿佛没有身子，光一个核桃大的脑袋放在枕头上面，喘喘地埋怨他：
“你……一辈子也没对我好过！”
“是呀，是呀……”他伛着腰坐在方凳上，像磕头似地把头磕着钢丝床的床沿，“你快好吧，你快好吧，好了你爱吃啥我给你做啥。”
病房里一片白，墙、窗帘、柜子、床、被子、凳子……成了一个冰霜的世界，既凄凉，又给人一种不祥之感，空气里也仿佛弥漫着一股刺鼻的霉味，这种气味活人是受不了的，他从来没有进过医院，来到这里，眼看着跟他同床共枕了半辈子的人一步一步地蹭着离开人世，眼看着生命从这个人的身上一丝丝地抽出去，他觉得天旋地转。不管咋说，老伴跟了他快三十年，在这半生里，他没有感到她的温暖，老伴儿又感到过他的温暖么？想到这点，他心中涌起了一阵强烈的、不可抑制的怜悯和悲哀。
“你，你总想着一个人哩。”老伴儿虽然病入膏肓，目光却异常凌厉。“我知道，你心里，老念叨着韩玉梅哩！”
他惊愕地停顿了一下，但又继续不停地在床沿上磕着脑袋，对着这个垂死的病人，他沉痛地忏悔道：
“是、是……我没对你好过。你好了，回家去，我对你好。”
“晚啦，我知道的……”老伴儿的目光又蓦地柔和下来。甚至变得从未有过的亲切和爱恋。“算啦，过去的就算啦。唉，这也是一辈子……现时，就是三三。你给三三办进城吧，过去，庄户人有地哩，走到哪儿，心里总念着地，念着庄子……现时，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哩，你叫年轻人咋有心侍弄地哩……你让三三进城去吧。”
“是，是……我给他办，我给他办……你好吧，好了咱们回去过日子。”
“秀莲呢，也别让她跟三三了，三三心里另有人哩。咱们俩……不就是个样子？他们俩真要成了，苦了我三三，也苦了那丫头。你……把秀莲就当个闺女吧。”
“是、是……我听你的，我听你的，我把三三办进城去……你好吧，好了咱老两口带着秀莲过日子……”
但是，他老婆终于没有好。他抱着赎罪的心情，请贺立德——还是离不了贺立德——把二儿子办进了城，如今在建筑公司当工人，他就带着秀莲过日子。他跟刘玉青说要给“丫头”买东西，这个“丫头”不是那在县医院当大夫的女儿，而是秀莲。
“啊，生离死别，哪一样我没经过呢？”
第十三章
太阳虽然还没有升起，但天已透亮了。驴车又过了一座水泥预制板的小桥，就上了通往魏家桥的大道。东边的沙坡，被阴森的树林所遮掩，现在还没有绚丽的霞光，阴森的林木上方是一片迷蒙的、灰白色的薄雾。这条朝东的大道紧挨着灵渠，和渠堤平行。渠上植的柳树和灵渠一样古老，有人说它们是某人某年某月栽的，有人说不是，总之，它们和岸边的水车、和它们脚下的水渠都有一段不可追溯的历史。现在，它们弯着腰、驼着背，把长长的柔软的柳丝垂在行人的头上，仿佛以恬静淡泊的姿态在观察不断变迁的人世。
路上，还阒无人迹。厚厚的尘土上洒着晓露的湿润，只有一群群早起的喜鹊在上面尾巴一翘一翘地跳跃，在湿润的尘土上留下它们杂乱的爪迹。原来，大道上哩哩啦啦地摆着一串串牲口粪：有驴粪，也有马粪；有的摔裂成几瓣，黑褐色的外皮下露出新鲜的暗绿色的草渣，有的还很完整，蒙着一层油彩似的光泽。不在昨天夜里，就在今天凌晨，准是有牲口贩子从河东贩来了牲口。
渠和土路的两边，在渐渐开朗、渐渐高去的天底下，展开着一片绿油油的美丽得像清晨的梦一般的田野。这一带，他当然非常熟悉。原先，这里是一片沼泽，水中芜生着蒲草、水韭和芦苇，湿地上长满“爬地虎”和三棱草。开春，一对对灰白的水鹬就“呷呷”地飞来，在水面上翻上冲下。入夏，灼热的阳光把沼泽的水晒得跟鼻涕一样，到处浮着一层墨绿色的碱苔。蚊子、小咬和牛虻，成群结队从这里飞起，随风散向四面八方。而现在，这块本来放牲口的都不来的地方，已变成一档档往河边排列开去的条田了。
田是从“大跃进”直到“学大寨”那些年间开的，回答了老贺说的“咱们搞了二十多年的集体化就白搞了么？”是的，在集体的力量下，大自然毕竟改变了面貌。但是，前些年，田里长的是啥样的苗啊！田是庄户人开的，而庄户人却不爱自己辛辛苦苦开的田地。那时候，这里的队年年是“三靠队”，每天打了钟，书记队长们就捧着一碗麦子，挨家挨户地敲门打窗：“谁出工？谁出工现给粮食！”要不，就提着根柳木棍，指爹捣娘地把赖在屋里的社员骂个狗血喷头。
现在呢，田里齐刷刷的小麦正在灌浆，在欲亮未亮的晨光中更显得黝黑茁壮。往年，纵横交错的、宽大的田埂两边，这时节早长出了一丛丛肥大的猪耳菜、颀长的灰条、黄花的蒲公英和紫花的马兰草，斑驳陆离，五彩缤纷，比田里的麦苗还高。而眼下，庄户人千方百计地扩大自己承包田的面积，把田埂修得就像一条条细长的金属管道，埋在茂密的麦苗底下了。
他是行家，他从苗里行间、田边地头，处处看到了庄户人粗糙而细心的手爱抚过的痕迹。他不由得产生了妒意，这种田，是魏家桥大队也没有的。
他又想起他老婆，他老婆窝囊了一辈子，糊涂了一辈子，但鸟之将死，其鸣亦哀，人之将亡，其言亦善，临终的时候终于说了句很有见地的话，是的，如果庄户人连一巴掌地都没有，你叫他咋爱农村？田地名义上是集体的，但庄户人却毫无支配它、使用它的权利。这样，庄户人干起活来就跟算盘珠儿一样，拨一下动一下；有的，甚至连地也不会种了，还要队长、老农掰着手教他。种田的跟土地没有感情，常常使他痛心疾首。
他三叔已经七十岁了，平时少言寡语，前些日子突然问他：
“我说，天贵哩，你说说古时候，拿锹把子的庄户人有没有合在一起干活的？”
“古时候？没有。”
“那为啥我们非合在一起干不行？”
“那是……社会发展就是这样。”他把过去学过的道理告诉他三叔，“个体劳动总要变成集体劳动。”
“嘿嘿！”他三叔笑他，“那是古时候有能人哩。那能人知道这么干不行，才不这么干哩，都拿锹把子、镰把子，家什攥在自家手里，合起来，就像鸭蹼蹼上树哩。你看人家分了的队，哪一个都比过去翻了一番。分，合道理哩，我看现时中央也出了能人。吴尚荣的机修厂为啥没人叫唤分，那是那些工人分开来干就不行，非得合在一个工厂里。我看啦，要叫咱庄户人合起来干，就你说的那话，等能用空气造大米的时候，咱魏家桥成了造米工厂还差不离！”
“黄毛鬼”的儿子，老大在矿上当工人，老二在大队开拖拉机，下面三个在庄子上当社员。那老五，就是六○年掏他口袋要馍的小“黄毛鬼”，从小在他面前没大没小，大了也是如此。有一天，绷着脸这么质问他：
“喂，小爹（这儿的人把叔称为爹），你还要掌权掌到啥时候？别的地方都包干到户了，你为啥不搞？”
“我‘为啥不搞’！”他也有点生气，“搞了，怕你娃娃连口粮都挣不上哩！你现时一个劳动日拿两块多钱，还想咋的？”
“算了吧，你那两块多钱不就靠机修厂么？你包给我！我不要机修厂贴钱，哪怕我卖裤子哩！”小“黄毛鬼”最像他爸爸，两肘一抱，眼睛瞪得溜圆。“我听队长的呵斥听够了，我也该当家做主了！”
啊！在很远很远的那边，在河的对岸，出现了一片深红色的朝霞，阴森的树林欢快地明亮起来，像盼着了期待已久的恋人，泛出了鲜艳的红晕。无数只鸟——有成群的麻雀、家燕和水鹬，也有不成群的白颈鸦，在树林上空惊喜地回旋，使微弱的霞光也令人眼花缭乱。太阳快出来了，今天是个好晴天。前面，在柳树、榆树、槐树和沙枣树的缝隙里，已经能隐隐约约地看到他的庄子了。
他是个很敏感的人，他已经感觉到庄子上的乡亲对他的尊重不如以前了，感觉到自外面实行包干到户以后，庄户人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变化，这个变化就是小“黄毛鬼”叫唤的：“要当家做主！”他们是非常现实的，他们并不希冀法律上的所有权，他们只要求一块在集体与他们签订的合同下全包给他们的土地，他们能够在上面自由地施展压抑了多年的体力和智力，他们能够自主地在上面安身立命。过去，他们需要他，因为他是从他们平凡的庄户人中间产生的，而能适应那种特殊情况的人物。现在，那种特殊情况过去了，他在他们眼里又成了一个平凡的庄户人。他们自己，要像这一片朝霞中的鸟儿，扇动起收折了一夜的翅膀翱翔了！
那么，他应该怎么办呢？这一夜，他想了郝三，想了韩玉梅，想了贺立德与尤小舟的过去和今天，甚至想起了他死去的母亲和弟弟；回忆了他一生中的生离死别、悲欢沉浮，检视了那些只有他自己——或许还有韩玉梅——知道的秘密，他是个什么人呢？他真是“半个鬼”么？他觉得并没有为自己去谋取什么，庄户人常说：“籽种好，一半谷；婆姨好，一半福。”这话不假。他的婆姨是那样的婆姨，“一半福”从结婚那天起就注定报销了；另一半呢，也只是在为乡亲们的生活而奋斗的过程中尝到了点人生的乐趣；韩玉梅也就是从这点上爱上他的。要不，凭啥她要爱一个比她大十四五岁的老汉？
平心而论，他虽然没有像尤小舟那样拍案而起，秉公直言，但作为一个党员，一个农村基层干部，在那不正常的历史时期也尽了自己的努力。过去的半辈子固然惊心动魄，但也正因为如此他才能觉得自己没有白活。
这时，他又想起了上个月小麦淌头水时尤小舟跟他讲的话。
“你看这黄河水，”他们俩蹲在渠堤上，尤小舟似有所感地告诉他，“不管一路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面，什么粪便啦，血污啦，死狗烂猫啦，流失的肥料啦，可只要它不停地流，不停地运动，它总能保持干干净净的，这在科学上叫‘流水的自净作用’。我们中华民族也是这样，千百年来人家扔了多少脏东西在里头！可最终我们还是建成了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尽管我们的制度还很不完善，不可避免地还有人要朝里头扔脏东西，但我们是能‘自我净化’的！一切扔在里头的脏东西，在我们民族的不停的运动里，都会沉淀下去的！”
尤小舟看他不甚明白，又说：“比如我们的党和国家吧，从五七、五八年开始，就被人朝里头扔脏东西，我们自己呢，又做了不少蠢事、傻事、错事，可我们毕竟还是取得了伟大的成绩。这是怎么搞的呢？坦率地说，我一直认为极左的那套东西，并没有像他们夸张的那样贯彻到底；他们的‘无产阶级全面专政’其实并没达到‘全面’，要是真一竿子捅下来，赶尽杀绝，斩草除根，恐怕我们的党和国家还维持不到一九七六年。正是因为上面，有周总理这些老一辈的革命家在自觉地抵制、缓冲，尽可能减少极左的危害，下面，有千千万万干部群众，包括你这样的农村基层干部，从一种健康的本能出发，不自觉地在过滤这些脏东西，我们才能有所进步，有打倒‘四人帮’这一天，有三中全会的胜利。这就是我们民族的‘自我净化’。肮脏的东西总会被过滤掉，被沉淀下去……所以，现在咱们县推行生产责任制的时候，我决不强迫命令。我相信，除了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那些人，大家都能从自己的经验里发现什么好，什么不好，把不好的东西过滤掉。是不是，你说呢？……”
他当时没有说什么，现在，他从自己回忆的深井里提取出了什么来呢？
现在，贺立德还把他拿来做“我们过去的办法还是正确的”例子，仿佛“过去的办法”真能让庄户人都富起来似的；还有那些文化大革命里蹿上来的人把他当成抵制包干到户的挡箭牌……
“熊！”这个桀骜不驯的汉子啐了一口，“拿你们爱用的话说，我要跟你们那一套‘决裂’了！”
没有谁比他更熟悉农村，比他更敏锐地感觉到庄户人精神的变化。包干到户体现的不仅仅是庄户人的责任，更重要的是体现了庄户人的权利。过去他们没有权利，只有依附在他的羽翼之下苟且活命。他对上面承担责任，他在上面“过滤”，而庄户人则是被动的，既没有权利也不承担责任。
“就是应该把地包给个人！庄户人有了权利，才有责任心。每个人都承担责任，都来‘过滤’，咱们国家的‘自我净化’才能更快点！”他想，“可话说回来，集体还是有集体的好处。该包给个人的包给个人，该由集体管的还得抓起来，比如吴尚荣的修理厂……”
太阳升起了，家畜开始吼叫起来，什么地方传来铁器的撞击声，听起来庄严而洪亮。
河的子孙尾声
阳光开始从林场苗圃里密集的小叶杨间穿过，庄子上的土墙溶化在一片柔和的金黄色的光里。驴车拐进了庄子。毛驴抖擞起最后的精神，满怀着即将扑向槽头的愉快，顺着庄子中间的土路小跑起来。土路两边是高大的白杨树，在无风的清晨也飒飒地响个不停。庄户人家的院墙里，一串串金黄色的沙枣花在叶面是淡绿色、叶背是银灰色的叶丛中散发出浓烈的芳香。
庄户人还没有开始一天的活动，只有他三叔背着粪筐、掂着粪叉站在路当中。
“三爹，大路上准是昨晚过了牲口，好些牲口粪哩。”他告诉他三叔。
“回来啦？”三叔眼里仿佛有某种信息，使他不由得喝住正往槽头跑去的毛驴。
“真是新鲜事！秀莲妈，就是那个韩玉梅，回来啦。”
“啊？”
他像被一股巨大的弹力从车上弹了起来，一蹦子跳到地上。
“那一年，她去上访，人告诉她领她上北京，那傻女子跟着跑，结果给人弄到新疆的沙漠地里。说是离乌鲁……还有几千里哩，跑跑不了，信也邮不出来，幸亏那坏人把她卖给的孤老汉还不错，没咋整治她，她一直等那孤老汉死了，才跑回来……”
“她，她这会儿在哪？”
“在她家哩。你说的那粪……”
他掉过头便跑。世界一下子明亮了，太阳升到了天上，炫目的白杨、沙枣、一排排房舍，挤成一堆向他扑来……还有那口井，还有那玉石般的石井栏，水井四周干干的，还没有人挑过水，只有一条洇湿的水迹点点滴滴地朝那……不，门是关着的，那是假的！但愿那不是假
倏地，他模模糊糊地看见一张虽然憔悴困顿，但仍非常熟悉、非常俊俏的脸笑着向他迎来，世界一下子又不存在了，耳边只断断续续地响着这样一种古怪而亲切的声音：
“昨天下午到……让人骗到新疆，离乌鲁……尽是沙……那老汉死了……秀莲帮我，等了你一夜……你，你不嫌弃我么？”
心血管又骤然张开，他感到一阵很厉害的眩晕，眼前是霞光，又是彩虹：绿的、红的、黄的、紫的、蓝的、青的……陡然又化成一朵白云，他觉得自己躺在白云上面。软软的，暖暖的，随它飘呀飘地向上升去。
最后，他发觉自己躺在她的胳膊上面，他看见她一张既惊慌又欣喜的面孔。是真的！他揉了揉自己的眼睛，喃喃地说：
“还住在这儿干啥？回家去吧。吃完饭，我要开会，咱队上也要搞包干……我想好了，咱一家就包你走前坐的那块麦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