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和影子

光和影子-何立伟
光和影子(上)
戴进、马高和孟东升回到长沙的时候是公元1993年岁末。在此之前他们在海南先是搞了一家皮包公司，后来房地产热起来，他们又转而零敲碎搞些卖楼花炒地皮之类的事———当初海南的无数房地产公司并不是真正的发展商，而是图纸、批文和地皮的击鼓传花的炒家，一夜暴富的神话多半就是在这些人中间产生的。1993年4月，海南房地产暴热的时候，有一天中午，戴进和孟东升在东亚大酒店，两个小时之内在一间名叫“巴黎”的豪华包厢与甲公司的人叮叮哐哐地碰了一顿杯，又转到隔壁一间名叫“纽约”的豪华包厢与乙公司的人叮叮哐哐地碰了一顿杯，这样背靠背的觥筹交错之间，一滴酒从嘴角溢出，尚不及流到下巴上，就已炒完了一块位于龙昆南路的地皮，空手道赚进300多万元。事后孟东升同马高喷着酒气说：这哪里是赚钱呵，这明明是在制造赚钱的神话！马高很后悔没有同两位兄弟一起去吃这餐中饭，这倒不是他怕那300多万里没有自己一份，而是懊恼自己没有亲历这样一种如此戏剧性又如此刺激的人生瞬间。孟东升很是乐观地开导说：这事以后还多着，机会有的是，每分每秒，海南！再过两个月，若是孟东升还说这样的话，那就不仅不是乐观，而且也不是聪明了。
那300多万并没有分配，当然是放在公司的账上。孟东升的乐观也是三个人的乐观。除此之外，3个人还看中了澄迈的一块地皮，打算吃进来再转手出去。这300万再加上以前赚的一些钱，正可以做那块地的定金。三个人当初都是长沙一所艺术职业中专的教师，戴进是教音乐的，马高是教体育的，孟东升是教服装设计的，三个人住在同一间单身宿舍，朝夕相处，很是合得来，1992年年初又一同辞职去了海南。起因是马高的一位表哥由省政府下面的一个很大的公司派到海南去成立一家什么生意都做的子公司。表哥劝马高跟他一起下海，马高被轻易说动之后以同样的轻易说动了戴进和孟东升。于是三位情同手足的好朋友就一齐向校方辞了职，把关系挂在人才交流中心，同那位很有背景的表哥一起到海口来了。干了半年之后，哦，太好了，海南这地方，只要你不愚蠢，你能看到椰子树掉下银锭来！三个人于是又一齐同那位表哥莎哟娜拉，在省府大道租了两间写字楼，办起了自己的公司，名称是“桃园农工贸总公司”。“桃园”取的是三国演义里“桃园三结义”的意思，就是说这3个人认了生死兄弟，有福同享、有难同当。本来在学校教书时就是好朋友，现在一同背井离乡来到天涯海角图人生的发展腾达，没有道理不生死与共。
此时桃园公司的原始积累已近500万元，如果这回的机遇抓住了，翻到两三千万应是不成问题。澄迈那边的人在吃了桃园公司足够多的甜头后桌子一拍，爽快地作了允诺。定金当然要立即打过去，因为闻风要来吃这块地的公司远非三两家。看此情形，这回又要稳稳地不是赚钱而是在制造赚钱的神话了。合同签完后三个人开着一辆丰田3．0的车回到海口喝了一回痛快的酒。耳朵里都是风的一路上都在大喊大叫着这回要把这辆二手车弃了，换一台全新的奔驰600。三个二十四五岁的年轻人都醉了，一半是因为酒精的作用，另一半是因为未来的刺激。
这是毋庸置疑的，在那样的时间、那样的地点，财富和野心都会在一夜之间像爆米花一样猛然膨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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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93年岁末时我相当潦倒。这是因为我同我的几位中学同学一起办的一家公司在挣扎了一年之后终于关门大吉。钱没有赚到手尚不说，同学彼此之间还伤了多年的感情———那种昔日亲密的交往至今不再。当初办公司的时候大家一片激情。不是没有人警告过，说利益的跟前感情最是不堪一击。然而没有人在情绪沸腾的时候会听得进这样的冰块一样的语言。这当然不能怪我们当中的任何一个人，因为连时代都发起了莫名其妙的商业高烧。
那以后有相当长一段时间我闭门不出，羞于见人。我想让别人并且也想让自己淡忘这段经历。后来我慢慢恢复写作。起初是一些小品，后来是一些小说，一半的原因是谋一口鸟食，另一半的原因是收集一点尊严。在这期间我学会了搓麻将。事实上我会的只是麻将中最简单的一种叫做推倒和的玩法，不需要什么智力，几乎全凭手气。在我刚学的时候老是赢，学会了以后却时常输。这让我觉得人是有一种运的，比方老是输也是一种运。我觉得我对麻将着迷，就是我不太服这种运。人同运对抗就是悲剧———至今这悲剧还在继续演绎。不过说来说去这毕竟只是输赢的悲剧。
戴进是我前年在牌桌上认识的。我的一位朋友是长沙黄泥街的大书商，数年前给我出过一本薄薄的文人漫画集。此人姓瞿，时常打电话来叫我到他家里去玩。除了搓麻将，还有一个目的就是顺便从我口中了解我所认识的作家朋友现在手头有些什么稿子。有一回三缺一，他就把戴进叫来了。我对戴进印象蛮好，这是因为他打牌时输赢都处之泰然，一副内力很足的样子。除此之外，他还有一个非常独特的细节让我很是欣赏。就是说他不是一个抽烟的人，却喜欢从主人处讨一根烟，斜斜地叼在嘴角，从头一牌直到最后一牌，都保持这种似是而非的抽烟的姿势。我欣赏这种姿势是因为我觉得这姿势隐隐含得有一种人生的象征。譬如打牌，你可以天天打，但你却可以站在输赢之外———就好像你始终叼着烟，却一直在云里雾里的烟瘾之外。这种象征，我琢磨来琢磨去，最后觉得其实就是自我控制的意味。说老实话，我打牌是非常急躁的，输赢都很有情绪。然而这个叫戴进的人对此却是一种局外人的态度。在牌桌上，可以说这是非常奇怪的态度。后来我们经常在一起打牌。他在牌桌上的姿势使我完全料想不到他日后的那样一种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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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园公司把赚到手的五百万作为定金打到澄迈两个月以后形势发生了谁也料想不到的变化。在两个月之中，有好几家实力巨大的房地产公司来找他们，要求转让那块土地，有一个公司的出价是2000万，另一家公司听说了这个价以后开口就在那个价上增加八百万。就是说桃园公司这时只要出手，就轻而易举地制造了500万在一个月之间变成2800万的神话。马高鼻尖上冒着幸福的汗，一连说了四五声真他妈的真他妈的！另两位也说了些完全是辞不达意的话，来表达内心无限的亢奋。但是三个人冷静下来又觉得这块地的地价正在日日飞升，现在就把这个聚宝盆扔出去还为时过早。再忍两个月吧。再忍两个月我们就发大财啦！然而根本不要再等两个月，一个月之后中央下来了大杀泡沫经济的强硬红头文件，各银行限期收贷，房地产全面整顿，海南的房价地价一夜之间骤然退潮。那些早些天还缠着桃园公司从他们手中要那块地的巨大的房地产公司的人以及夹着意大利真皮包开着林肯或绅宝车不断窜来的炒家们连鬼影子都见不着了。这时马高的鼻尖上的汗就一丝一毫也不能代表幸福了。赶快脱手，戴进说，愈快愈好！孟东升跳上那辆二手的黑色丰田3．0连边门都没有关紧就朝澄迈疯了一般地驶去，一面开车一面神神叨叨地呢喃着：白花花的银子眼看着变成了水呵……4
93年岁末他们回到了长沙。认识他们的人从他们的变得黑黑的脸膛上看到了一种沧桑感和疲惫感。反过来，他们看到他们从前交往的同事和朋友，看到他们脸上的庸常、漠然、没有变化以及随遇而安，就有一种曾经沧海的英雄慨叹。不管怎么说，有一种那样的大起大落的人生经历的人和没有那样的经历的人是完全不同的，别说是观念不同，处世态度不同，甚至连脸上的表情都不同。举例而言，我第一次在瞿老板家里见到戴进，就觉得他的表情和别人不一样，叼着根烟不点火比一根接一根抽烟的瞿老板要潇洒而沉稳。他的嘴角叼着不冒火星的烟，同时也叼着不凋谢的微笑。这种表情电影里周润发演黑道英雄时我看到过。但电影里看到的是表演，常常坐在我对面的却是一个生活中活生生的真实的角色。
那块地最终由黄金的价格在一瞬之间还原到泥土的价格。这是桃园公司的劫数———而且是远非人力所能逆转的。不幸之中的大幸是居然还有一个存在着既是侥幸又是冒险的心理的冒失鬼从他们手中接过了那块地。那个冒失鬼也是海南一位有名的投机家，他相信政府的政策可以一时变过来，也可以一时变过去。这样的信念使他多次在冒险之中大有斩获。他出的价只有180万。就是说，几周之前还可以卖得2800万的一块黄金之地现在只好以180万赶紧丢出手去了事。否则，按孟东升的悲哀的说法是，再挺下去一个星期，那块地就只值五毛钱啦。
拿到钱以后他们并没有马上撤离海南。省府大道上那幢很现代的写字楼里的桃园公司虽然门可罗雀，却洋溢了一种心有不甘的悲凉之气。那时候由于各银行的人纷纷上岛催贷，许多房地产公司的老板都丢下一下子变得萧条起来的海南，逃到内地或海外潜藏起来———就连那位当初带他们上岛的马高的表哥也是如此。桃园公司没有找国家借过一分钱贷，所以他们不怕什么。他们只懊悔自己吃亏吃在一个“贪”字上。后来回到长沙，马高的一句口头禅就是：人心不能贪呵，“贪”多一点是什么？“贫”呵！他们在海口挺了半年，这是因为他们相信那位冒险家的话，政策会变过来的。半年之后，他们丝毫也没有看到变的迹象，终于明白那种时不时地能够制造神话的好日子已是一去不复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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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确是有一种疲惫之感。回到长沙之后他们天天坐在华天酒店里喝茶。这一方面是调整心态，另一方面是看看今后的日子怎么过。有一天，身高一米八○的前体育教员马高建议，在长沙城里看一块地，修一幢房子，三个人住到一起来。马高的意思是虽然桃园公司散了，桃园三结义的那份情义不能散。这当然也是另外两个人的意思。在一起闯荡过江湖的人很容易在这样的意思里同心同德。正好孟东升的一位亲戚在城南的下碧湘街248号有一处占地100平米的带围墙的老院子要出手。原因是这位亲戚的儿子在美国入了籍，一定要把自己的父母接过去，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他们花10万买下了这个老院子，再花50万修了一幢三层的楼房，每一层都是四室一厅的户型。房子装修好之后他们就住了进去。蛮好，一人一层：马高住三楼，戴进住二楼，孟东升住一楼。房子分配好了，接着就把剩下的120万三等分，一人40万。在那个年头，在长沙，这仍算得上是一笔不小的款子。听说六堆子青少年宫后头有一个自发的劳动力市场，那天他们三个人跑去看了一下。所谓“市场”就是街两边站了一堆一堆的人。有的一堆堆的是男人，有的一堆堆的是女人。这些男人和女人只有一样是共同的，就是眼瞳里或明或黯地闪烁了苦艾的期待。那天他们就从有这样的眼神的女人堆里选了一位十九岁的浏阳妹子带回家来，从此有人给他们做饭、洗衣、总理家务。那个院子的老墙推倒后，重新砌了一道墙，并且加高了许多。除了那幢三层的楼，大门旁傍墙还砌了一间像传达室一样的小平房，小平房的侧边还有一个低矮的狗舍。就是说，他们的生活里现在有了一个名叫陈笑红的浏阳小保姆，还有了一条唤作毛毛的三个月的狼狗。看上去现在他们的生活似乎有了完整性了。但是，显然，他们的生活还是缺少了一些更重要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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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华天喝茶的时候他们认识了苏苏。那天落地的玻璃窗外下起了秋天的阵雨。他们三个人呆望着窗外蘑菇一样的伞和甲虫一样的车，目光都有些空洞。很多日子来他们就是这么样地坐在这里，听着大堂里的雨滴一样的钢琴，无聊地喝着咖啡或是茶，眼前的生活一片迷茫。
邻座都是些眼熟了的失意的生意人。有时他们也隔着座位闲聊几句。听得最多的一句话就是：唉，现在做生意，做什么亏什么，还不如坐在这里喝茶。在这些有钱却没有前途的生意人中间，他们充分感觉到了一种世纪末的颓唐。苏苏的出现吹散了那种颓唐和沉闷。她坐在他们中间，但显然她不是这样的地方的常客。她的一个男同学约她在这里聊聊天。那男同学做股票，已被深深地套牢。起初他们两个人就坐在他们隔壁，后来中午吃自助西餐的时候又坐在同一张长条桌上。她在斜对面朝他们望了望，目光很是友好。马高把一只手扬了扬：嗨———！这样他们就算认识了。那男同学问苏苏：你认识他们？后者不置可否地嗯了一声。雨还在不停地下着，所以吃完自助餐他们又回到大厅里喝茶。正巧还是坐在原来的位置上。男同学见到电梯开处一个熟识的券商匆匆走过来，他站起身迎了上去，然后一直站在那里不停地拿手比划着什么说话。她一个人坐着，很是无聊，于是有意无意地瞥了瞥邻座的这三位年轻人。她和他们的目光遭遇了。那个高个子又朝她扬起了一只手，与此同时是一声亲切的“嗨———”。她忍不住笑了。花骨朵绽开一样的笑，迎接一切事物的笑，消融距离的笑。这之后就是小心地询问，于是他们都知道对方是干什么的。接着他们没话找话地在两张桌子之间聊天。她说这里的自助西餐真好吃，尤其是沙拉和羊角面包。第一次在这里吃？她有些不好意思地点点头。同时她环顾了一下富丽堂皇的四周，轻轻地说：这地方哪里是我这种人来的呵。马高说：如果我们邀请你呢？她又一次笑了。这回的笑意思略略有些不同。这是首肯的笑，会意的笑，感觉到了自己的魅力的笑。一个服务小姐走过来，她轻声叫住她，从她手中借了一支圆珠笑写下一个电话号码，然后递给靠她最近的戴进。
一种缺少的重要的东西开始进入到他们的生活当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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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苏最有魅力的地方是她的笑。笑起来的时候两只嘴角朝上翘，除了能够表达内心的一切意思之外，还每每表达了一份天真。对，正是那种天真，使她的笑异常迷人，同时也使得一切意思都明白晓畅。她很透明，对不对？有一回马高问他的两位朋友。她很好掌握。马高还补充了一句。此时他的模样显得非常之自信。看过很多中外小说的孟东升历练一点，说：女人的天真是最大的陷阱。戴进则沉默不语。你说呢？马高问戴进。戴进摇摇头。与苏苏的笑相比，这个摇头的动作太晦涩，太费解。但是也看出来了，每当说到苏苏，他就显得有些心思不定。他的两位朋友都注意到了这一点。
看来苏苏也很是喜欢这三位新结识的年轻人。她比他们略小一点，大约二十三四岁，在一家很不景气的商场的钟表柜上当营业员。她感觉到他们三个人都有些与众不同。但是她不擅分析，所以说不出他们到底哪些地方与众不同。这丝毫也不影响她喜欢他们。她看得出，他们喜欢她比她喜欢他们更甚。他们三个人的眼瞳里都燃烧了一种明白无误的让她快乐的火焰。她感到自己的平庸的生活就需要这样的火焰所带来的炽热的温度。他们请她喝茶，请她吃自助餐，请她听歌。而她最高兴的是同他们无拘无束地说笑。他们都相当聪明，相当幽默，尤其是那位个头很高的马高。孟东升的话也不少，相对而言，戴进稍稍沉默一点。但她喜欢三个人之间的这种差别。在他们的呵护同热情之中，她享受了自己的价值，就像她享受自助西餐上的沙拉和羊角面包一样。回到家里一个人照镜子的时候，她开始相信自己是漂亮的。有一天下午，快下班的时候，她正很清闲地坐在化妆品柜与两位比她年长的同事聊天。
两天前一位女同事生日，请了许多客人来吃饭，女同事的丈夫在喝了一小杯酒以后就打了女同事一个耳光，并骂她不要脸，说今天请客的钱都是不要脸的臭钱。她们聊的就是这件事———议论的焦点是女同事的丈夫到底是醉了还是没有醉。与她同一个钟表柜的小黄过来叫她，说有一位先生找她。她走回自己的岗位，看到低头看柜台里的表的戴进。
你一个人？你一个人来了？
她的眉毛朝上好看地扬了扬，表示了一点小小的讶异。
我不能一个人来吗？
虽然是反诘，但是没有力量，反而显出了一丝羞涩。
我看平常你们三个人总是形影不离的。
我出来办事，路过这里，顺便过来看看你。
他说他顺便看看她，可是他却不敢朝她直面对视。
也顺便看看表。他说，早就要换一块了。
她巧妙地展示了一下自己对于钟表的知识。她向他推荐了新款的瑞士梅花表。她话音刚落，他就毫不犹豫地买下了它，并且立刻把它戴在左手腕上。金属的表带长了，她让他取下，拿到后头的修理柜上叫一个戴眼镜的师傅截了两节下来。这回再戴上，正好。
谢谢你。
怎么是谢谢我？应当是谢谢你呢。你不买这块表，我今天的营业额都要剃光头哦。
快下班了吧？
嗯，她瞥了一眼墙上的钟，差不多可以走人了。
离你这里很近有一家韩国烧烤城。去过没有？
她摇摇头。
一起去吃一顿韩国烧烤怎么样？
就我们两个？不叫你那两位朋友？
这回就我们两个，行不行？
她看了看他，他这一下勇敢起来，抬头迎向她的不无疑惑的目光。他看到她脸上漾起了熟悉的快乐而天真的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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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高和孟东升发现戴进近来很注意自己的仪表。与此同时，还发现他经常一个人溜出去，很晚才回来。有几回他们三人邀了苏苏一起喝茶，然后吃自助西餐。苏苏说：呵，我再也不想吃沙拉和羊角面包了。孟东升非常敏感，说：看来在我们三位之外你还同谁一起吃过。喝茶的时候，吃自助餐的时候，苏苏都挨着戴进坐。他们两个人的眼睛里常常掠过一闪即逝的默契。马高和孟东升都看出了这一点。孟东升对戴进说：我曾经读到过一本书，是文言文的，里头讲了一个故事。那个故事我可惜现在忘了，只记住了故事的名字。戴进丝毫没有感觉到语言的圈套，吹了吹水面，喝了一口银针，漫不经意地问：什么名字？孟东升说：叫《卖油郎独占花魁》。戴进愣了一下，接着脸上就泛起了红潮。只有苏苏没有明白过来，她说她最喜欢的事情就是听别人讲故事。小时候有人跟她讲，长大了就没人跟她讲了。她还要孟东升重复一下那个故事的名字。第一是她没有听清楚；第二是她没有听明白。
哦哦哦，孟东升说，好话不说二遍哦。
苏苏，你上当啦，戴进说。他脸上的红潮还没有褪尽。
马高拿一只手把另一只手的指关节捏出一串清脆的啪啪声来。这表明了他对某一事实有力无处使一般的莫可奈何。
苏苏天真地推一推戴进：告诉我，我上了什么当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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半年之后，戴进和苏苏结了婚。事到如今，马高和孟东升早已将失衡的心态调整了过来。当苏苏出现在三个人面前时，结局有至少三种以上的可能。但是一种事实的确立却剥夺了其他的可能。恰恰只有丧失了可能的时候人才反而容易恢复自己的失衡。马高和孟东升觉得自己应当高兴，没有道理不高兴。他们开始为戴进感到骄傲。苏苏这朵好看但不一定好摘的鲜花毕竟落在了自家兄弟的手中。三个人中戴进的年龄稍大，这么一来他们应当把苏苏叫做嫂子了。这样叫是很不顺口的，叫的听的都觉得不对劲。苏苏说：还是叫我苏苏吧。几多难听呵，嫂子。好像我一大把年纪了，可怕！苏苏还说：我是戴进的老婆，也是你们两位的好朋友。苏苏又说：我爱戴进，我喜欢你们！
婚礼是在湖南宾馆的巨大的西餐厅举行的，一共请了20桌。最忙的要数马高———也许是因为他的个子太伟岸，所以他的忙特别显眼。马高一会儿在门口迎客，一会儿到各个席间送喜糖。那兴奋的模样给人印象至深。后来大家敬新郎公的酒的时候孟东升把盈着雪碧的酒杯悄悄递给戴进。可是这个花招被别人识破了。众人叫起来，一片嘘声。而戴进这时已喝了许多，连颈根都红得像是一截粉肠了。马高挤过来，从戴进手中夺过别人重新斟好了五粮液的酒杯，大声说：我代我兄弟喝了这杯好不好？话说完的时候酒也一口饮尽。有人抗议，说酒是敬新郎公的，你喝了不算，再来，让新郎公喝！马高朝那人厉声喝道：这位朋友，你这样为难我兄弟，无非就是想图一点痛快对不？想图痛快好说，那我就索性与你单挑，三比一。你喝一杯，我喝三杯，如何？那天苏苏也请来了好几位同事，事后她们对苏苏说，她们倒不怎么羡慕苏苏的丈夫有钱，只羡慕她丈夫有那样两肋插刀的好朋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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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后苏苏就没有再去上班。戴进说，为了两三百块钱的工资天天去站柜台，太划不来了。就是说，苏苏办了留职停薪手续，也过起了他们那样的懒散日子。上午睡到九十点钟起来，浏阳妹子把苏苏爱吃的葱油粑粑和豆浆送到餐桌上。吃过早饭后就在院子里逗逗毛毛———现在毛毛长得非常剽悍，立起来很是吓人。有时苏苏随三个男人一起出去喝茶，有时一个人躺在客厅的沙发上看街上租来的香港录像片，嗑瓜子，打哈欠。实在无聊了，就到厨房里指导浏阳妹子做糖醋里脊或鱿鱼三丝。生活的虫子就是这样朝前蠕行。
现在苏苏终于发现了男人们与过去她刚认识的时候的一点不同：他们开始谈论怎样赚钱了。事实上苏苏对丈夫就说过这样的话：你们不能坐吃山空呵。那天吃过晚饭他们四个人散步来到天心阁，坐在古老的灰色的城墙上又说起了这个话题。天心阁可以鸟瞰整个的长沙城，灯火升起来了，闪闪烁烁的一大片。苏苏一边欣赏着黄昏的景致，一边听着男人们聊天。她看出来了一点，男人们对赚头不大的事一点热情也没有。她很理解地想：他们毕竟是在海南那样的地方见过大钱的人呵。办厂子、办服装店、办餐馆……都没有太多意思。现在有什么事好发大财？现在没有什么事好发大财。除非你贩毒或是买卖军火。但那是我们能去做的吗？最后，当他们在夜色里穿过城南路的灯火回到下碧湘街248号时。男人们的心中仍然是一片茫然。这就意味着坐吃山空是不可能的，但是没有什么钱好赚也是一个问题。
苏苏曾经向戴进提出过，想要开一间咖啡吧。她提出了一些设想，比如装修的风格，一架三角钢琴、粗糙墙面上的外国电影招贴画，等等。这适合我来做，她说，你们也有了自己的地方喝茶聊天。他们三个人都被说动了。接下来的事就是苏苏去考察本市咖啡吧的经营情形。不到一个星期，苏苏就沉默了。戴进安慰她说：长沙人目前还没有这样的消费习惯。长沙不是北京，更不是巴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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浏阳妹子陈笑红每天出门在南门口菜场买菜，认识了一个也是浏阳来的做腊味生意的青年。起初是他们的家乡口音吸引了对方的注意力，后来他们有事无事地搭几句不痛不痒的话，再后来他们一同到菜场拐角的一家挂着很厚的布门帘的录像厅里去看美国猛片。在黑暗中，他们的手在对方的身上不懈地旅行。直到有一天，陈笑红向苏苏结结巴巴地提出她想走了，她要同她的男朋友一起去做腊味生意。这个浏阳妹子在家里并不显得举足轻重。现在她一提出要走，苏苏马上就觉出了她的重要。做饭、洗衣、喂毛毛、搞卫生、守院子……没有一样离得开她。更重要的是，她已经成了这个院子的生活的一个组成部分。她的能干、她的寡言、她的整洁，都属于这个院子。苏苏说：不走好么？不走好么？尽管她的语言里有一种恳求的颤音，但浏阳妹子还是有些犹豫，不能答应下来。孟东升反应快一点，马上提出：陈笑红白天可以帮男朋友照料生意，但是晚上睡在院子里，早中晚三餐饭照做，衣服晚上回来洗。就是说，陈笑红等于是给他们做钟点工，不过工资不变。这样就两全齐美了。浏阳妹子没想到这个结局这么好，笑得像个傻子似的。说老实话，她也不想离开他们———甚至不想离开看着长出了一身威猛的毛毛。他们都是好人。他们对她都很和善。
浏阳妹子的男朋友到院子里来过两回，以后就再也没有进来过。他对陈笑红说，他在这样的院子里有一种压抑感。他不想再到248号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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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毛的食欲比人要大得多。有时候浏阳妹子从男朋友那里拿点腊肉骨头回来喂它。如果还嫌不过瘾，马高就牵着它到菜场的肉担上买猪肺叶，那也是它很喜欢吃的东西。有一回马高正在同一个砍肉的胖子老板站着抽烟说话。后者夸奖毛毛是一条好狼狗。此时毛毛正低着头在那里吃肺叶。胖子老板伸出油油的手在案子上拿了一截肉骨头丢到地上。毛毛喉咙里发出了幸福的声音。它把头甩了甩，颈子上的铁链一阵哗啦啦响。胖子说狗通人性，你对它好，它就对你忠。胖子还说他小的时候外婆跟他讲过关于义犬的故事。马高微笑着抽烟，抚了抚毛毛的背。毛毛就很懂事地摇起尾巴来。这时有一个人在马高的后面拍了拍马高的肩膀。马高回头一看，是一个穿制服的警察。后者问道：你这条狗办证了没有？马高说：办证？办什么证？警察说：那就是说，你根本没有办证。告诉你，以后不要再让我看见这条狗，否则后果自负。说完警察就走了。马高看到他身后还跟了两个穿便衣的人，可能是联防队的。他们转过街角的时候胖子朝地上呸了一口。马高耸了耸肩，没把这当回事。回到248号也没有提起它。那天苏苏的一个中学同学晓妹子到院子里来玩。其实这里面苏苏是用了心机的。晓妹子原来有一个男朋友，做服装生意，后来学会了吸毒，被晓妹子发现后坚决与他分了手。虽然如此，晓妹子仍很痛苦。有一天苏苏在街上遇见了晓妹子，才晓得了她的情况。于是苏苏就想把晓妹子介绍给马高或是孟东升。她觉得晓妹子无论是找了他们两人中的任何一个都会很好。“马哥孟哥都是世界上最好的人，”苏苏在饭桌上说，“晓妹子也是世界上最好的人。”那我们可以成立一个好人俱乐部了，马高说。
我在俱乐部里当传达怎么样？孟东升说。
后来晓妹子跟苏苏私下里说，她对马高的印象更好。“我喜欢男人长得高大雄伟。”
苏苏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我不是你理解的那个意思，晓妹子脸红起来，说，根本就不是。
看来马高也很喜欢晓妹子。很明显，晓妹子一来，他的话就特别多，也特别机敏。倒是孟东升，对晓妹子比较低调。他喜欢成熟的女性，但是他从来没有遇到过。
不久248号院子出了一桩事。出事的当天一位算命先生追着马高说，他脸上有血光之象，不得了。马高蔑视地笑一笑，摇着他一米八○的大高个走开去。
光和影子(中)
现在可以说说我最近在干什么。去年下半年我写了一个二十集的电视连续剧《新西厢记》。这几年古装戏很是吃香，尤其是清宫戏，简直是满天飞。但我觉得这其中写帝王将相的太多，写才子佳人的太少。所以我决定把王实甫的《西厢记》改一改，利用一个古老故事的框架塞进去现代人喜欢的许多东西搞成一个新才子佳人戏。老实说写电视剧比写小说要快得多。更重要的是经济上的回报是写小说不可同日而语的。我还在写的时候瞿老板就晓得了这桩事。这两年黄泥街的书市几经政府扫荡，当初的红火已变成了现今的冷清。许多有钱的老板就想转而干干其他的营生。听说投资拍电视连续剧赚头不小，像瞿老板这样又有钱又有头脑的人就跃跃欲试。所以剧本一写完他就找上门来了。目的很简单，就是要来买我的本子。我说出了一个价，表示没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我说，这是行市，你应当懂的。虽然瞿老板非常有钱，但他还是犹豫了很久，然后他说三天以后给我一个答复。三天后他打来电话，答应以每集一万元的价格买下我的剧本。但是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我决定不卖了。他非常吃惊，说，这是你那天说的价呵，未必你还要往上加么？我说绝对不是这个意思，关键是你那天没有拍板定下来，结果这三天之中情况发生了变化。
我说的是实话。瞿老板来过的第二天，又来了一个姓向的老板。我后来了解到此人原来在公安系统做事，前几年跳出来办公司———据说他在长沙的门路非常之广，出手也非常大方。先是搞房地产，做亏了，欠了银行里不少的钱。后来一个偶然的机会，纯粹是别人的怂恿，买了某个河南人的一个十集写赵匡胤陈桥兵变的剧本拍成连续剧，结果发了大财，光是卖给海外就赚了几百万美金。尝到了这个甜头后向老板逢人就打听哪里有好本子。不知从谁那里打听到了我，于是找上门来了。同这种人我也不打算多说什么，只报了一个一集一万元的市价，并说你可以在我家里看本子。要是满意，你就点钱，不满意，就另谋高处。向老板是快到中午的时候来的，坐在我家里一直看到晚上九点多钟才把本子一口气看完。写得好写得好，他说，这个本子我要了。我说那好说，你点钱就是了。他说我们换一种合作的方式怎么样？我随口问道：还有什么合作方式？向老板说：作家写剧本几多辛苦呵，虽说你能赚个二十万，可是我们拿它却能赚几百上千万。这对你来说就不太公平了吧。我这人做事不喜欢一榔头买卖，我希望与你能够长期合作。所以我打算让你能赚到更多的钱。方式就是你的剧本不拿稿费，而是作为投资入股，回报是利润的10％。那将至少是你现有稿酬的好几倍。你看怎么样？这样的合作方式你恐怕还没有经历过吧，试试看———作为我们长期合作的起点？
让我考虑一个晚上，明天我给你答复。我掩饰住某种说不出来的兴奋，这样说道。
第二天，我按照向老板给我留下的他的手机号，给他去了一个电话。我说，就按你的方式合作吧。
结果没想到这样的合作使我吃了大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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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8号出事是由于狼狗毛毛。平时毛毛是拿一根铁链子锁在它的狗舍旁的。作为一条聪明的狗，毛毛并不特别喜欢吠叫。所以毛毛长到很大，街上的人都不太晓得。只是后来马高常常带着它到菜市场去买猪肺叶，邻里们才清楚原来这家人家还养了一条大狼狗。苏苏喜欢在院子里逗毛毛玩。她把毛毛的铁链子解开来，玩一会儿，就回房里去看录像，常常忘了把毛毛的铁链子锁上。毛毛是非常忠实的一条狗，即使大门打开着，它也不随便跑出去。但是这一天上午浏阳妹子陈笑红从她男朋友那里回来拿东西，再出去时忘了关大门，结果毛毛不知怎么搞的就跑出去了。这天上午孟东升和戴进还有苏苏他们去又一村看一个舞厅，因为该舞厅的老板打算把舞厅转手出去，中午他们就在舞厅下面的饭店里吃饭，继续讨价还价。马高前一天到株洲看他生病的姨妈，快中午时才回来。刚刚坐定，忽然有人在外头敲大门。马高开门一看，原来是那个摆肉担子的胖子。胖子跑来是报告一个恶讯：毛毛被人打死在菜市场口子上了。胖子说打狗的是联防队的，其中有一人他认识，小名喊做朱油条，就是他首先拿铲子砍的毛毛。马高拖起胖子就去找朱油条。
毛毛浑身血肉模糊，躺在联防队办公室门外的院子里。打狗的是四个人，其中有一人被毛毛咬了腿，另两个人就把他架到附近的南区医院去了。恰好朱油条一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吃盒饭，不耐烦地把菜里头的豆豉一粒一粒从窗子里挑出去。
胖子没有进院里去，他只带到门口，朝里一指，就闪到一边去了。这个胖子半年前在菜市场与人争吵，拿起案子上的刀要砍人，后来联防队的人来抓他，把他痛打了一顿，为首的就是这个朱油条。所以他现在把朱油条他们打狗的事告诉马高，就是想假手这条一米八○的汉子教训一下他明知敌不过的仇人。
哪个王八蛋打死了老子的狗？马高冲到院子里就吼叫起来。声音里充满了决斗的气势。
找死？敢在这里吵事！朱油条一嘴巴的油出现在门口。看到门神一样的马高，也还是怔了一下。
朱油条是哪个？马高冲到他前面，一把揪住他的胸口。
老子就是，何事？
朱油条脸上索性横着那种有恃无恐的亡命徒样子。
话音未落，就被马高一拳打得仰面朝天。脸涨得通红，爬起来要拼命。又被马高打得靠在墙角的阴沟边，溅一脸的脏水。
何事？马高说，这就是何事。
你要就把老子打死，不打死就有你的事做！
你还嘴硬！
前体育老师把朱油条拧起来，掷铁饼一样把他扔到了门口。朱油条的脑壳撞在门框上，登时晕厥过去。
何事？何事？马高好像要等着朱油条爬起来，站在那里用地上这个人的口气重复地念着这两个令他极为愤怒的字。
这时胖子远远地朝他急促地喊：还不快跑！你惹祸了！马上要来人了！
※　 ※ ※
我说过我跟向老板的合作使我吃了大亏。事情的经过大略如下：起初，我得承认向老板是很有些诚意的。很快，经人介绍他找了一位姓黄的导演。黄导演看过本子后表示他很有把握把它拍好。根据他的预算，《新西厢记》的制片费用是五百万。向老板很爽快地答应了如数投资。前期先打了二百万给导演，导演请好了男女主角———先预付了一半的片酬给他们。搭好了摄制班子，在江西的某个地方选好了外景地。在一个带八字的日子里，向老板在潇湘电影制片厂的摄影棚里举行了一个相当隆重的开机仪式。就在这天，也许是由于过度疲劳同过度兴奋，黄导演发了病了。
这不是一般的病，而是相当严重的精神癫狂症。据那位演崔莺莺的女演员说，黄导在晚餐上喝了几小口酒就突然把酒瓶拿过来朝地上摔去，起初他们以为他是不胜酒力。后来发现他一边说还一边拿拳头捶自己的脑壳———问题就没有那么简单了。最后，一辆急救站的有红十字的面包车把他送到了黄土岭的精神病院。医生对前来探望他的向老板说，他的癫狂症是间歇性的———当然，周期并非无规律。这种病是天才病。这个人是干什么工作的？向老板答道：导演。医生说：难怪。一个星期之后，黄导出来了。他对噩梦似乎一点印象都没有。他向在宾馆里的打了一个星期无聊的扑克的剧组人员说：我们开始工作。我们要赶时间。向老板本来打算换一个人来执导筒。在犹豫的同时他咨询了他所认识的一位医生朋友。后者告诉他，在两次发病期间，这个人会有一个非常好的富于创造力的工作时期。向老板焦虑地问：这个时期会有好长呢？两个月？四个月？更短或更长？医生朋友沉吟了一下，说：半年应是没有多大问题吧。按照黄导演本人制定的时间表，这部连续剧前期拍摄加后期不会超过六个月。于是向老板决定不再换马。在潇湘制片厂摄影棚里拍了一些镜头后，队伍乘着租来的车开往江西外景地，随后的日子一切顺利。那位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的三年级女生第一次在这么长的电视连续剧里扮演女主角，情绪一直非常兴奋。这个时候她还不太在乎钱，而是在乎实现她多年来一直在做着的明星梦。在某次深夜的谈戏的过程中，她甚至把自己的光鲜的身体献给了离婚五年的黄导演。因为后者许诺把她的崔莺莺的剧照推荐给《大众电影》做封面。
倒霉的是，在拍得只剩下最后两集时黄导演的病又一次发作了，起因是他和制片主任为了一张不到五十块钱的发票发生的争执。这一回的发作非常严重，剧组的几个男人拿绳子捆住他的乱打人的双手送往南昌。途中他趁人不备，从车跳下来。正好后面有一辆摩托，来不及刹车，撞到了他的身体上。经过抢救，黄导演脱离了生命危险，但医生说，这个人从此废了，成了植物人了。
功亏一篑，向老板急得四处找导演接手片子的收尾部分。到这时他才晓得黄导演在影视圈里人缘极糟，就是说没有一个导演愿意把自己的名字与他的名字排列在一起，出多少钱都不愿意。还有祸不单行的一件事，就是那位电影学院三年级的女学生，眼看着即将实现的明星梦成为泡影，气急之下也犯了儿时得过的头痛病。就是说即使这时找来了别的导演，她也拍不得戏了。医生对她的建议是休学一年。
我的利益和向老板的利益捆绑在了一起，现在我们的“泰坦尼克号”沉没了。
※　 ※ ※
马高在拘留所被关了十天。本来时间还要更长，是戴进和孟东升花了些钱托人找关系把他弄出来的。那天他们把马高接回来时苏苏一见他的模样吃了一惊。才十天不见，马高瘦了许多，而且显出一副仿佛历经磨难的憔悴的样子来，说话走路都是强打精神，还不时地咳一咳嗽。
他们把你怎么样了？苏苏问，打你了吧？
马高摇摇头，又咳一咳嗽。
一定打了你，他们，苏苏望着马高的眼睛，怜悯地说，她原来在商场里的一个同事的哥哥就被关进去过，出来之后说了里头的很多害怕的事。她都听得把耳朵捂着，汗毛竖了起来。
你去叫小陈妹子买点水鱼来，戴进支开苏苏，免得她老是问那些难堪的话。
马高没隔几天就病倒了，躺在床上，不想吃也不想喝。这很不符合他那乐天的性格，也很不符合他体育学院毕业的体格。
你要去检查一下身体，苏苏把浏阳妹子搞的肉饼蒸蛋送上三楼，坐在马高的床边上说。这时晓妹子也来了，手里提着水果袋。
没有事的。马高的眼睛望着天花板上的吊灯。
你的身体那么好，平常从不生病，要是生病一定不是小病，所以你一定要去医院里查一查身体。要晓妹子陪你去好不？
苏苏你真是好，马高感动地说，眼睛仍是望着那盏漂亮的水晶吊灯。
后来马高总是发烧，有一回他起床时脚腕碰在了床沿上，破了一小点皮，竟血流不止。
不对头，孟东升对戴进说。后者点点头，预感到不妙。
那天苏苏让戴进和孟东升以及晓妹子强迫一天比一天瘦的马高到湖医附二医院做检查。结果非常可怕，马高是血癌，而且已到晚期。
他们没有把噩耗告诉马高。只说他的肺部长了一个良性肿瘤，需要住院治疗。一开始是做化疗，一个星期之后马高的头发都掉得差不多了。马高说：我明白我得的是什么病了。
不要胡思乱想，孟东升说。戴进和苏苏则一言不发。
苏苏，马高呢喃着说，告诉我，我还能活好久？
苏苏忽然抽泣起来：不准你乱说！不准你乱说！
马高平静地说：你的眼泪把什么都讲出来了。
晓妹子顿时嚎啕痛哭起来。
※　 ※ ※
瞿老板晓得了我的事，有一次到他家去打牌的时候他就对我说，你们文人实在是蠢得很。即使这件事没有砸锅，即使你的《新西厢记》在海内外发行得很好，赚了很多钱，你该得的也根本到不了你手上。我说那怎么讲呢？他把一截很长的烟掐灭，说，向老板这样的角色我难道还见少了？他赚了钱，说没赚到钱，你拿他怎么办？你未必去查他的账？———他就是让你查，你查得到？他要是对你客气，顶多打发两三万块钱；要是对你不客气，那就是几千块钱给你了事。
你们文人真是蠢，他再次下结论，本来可以稳稳地赚二十万，现在好啦！
后来我委婉地表示，本子的所有权仍是我的，我仍可以找到别的买家。瞿老板笑了一把，说：好吧，话说到这里，如果还有人买你的本子，他出什么价我再赔你这个价的两倍的钱怎么样？瞿老板是一个老练的商人，他这么说了，就意味着我的最后一线生机也全没了。那一刻我的心简直是冰凉冰凉的。那天打牌我的情绪于是十分低落，手气也非常糟糕。打到夜里12点的时候我输了八百多。戴进赢的数正好是我输的数，就是说，他整个的是赢了我的钱。牌局结束的时候瞿老板让我留下来一下，说跟我商量点事情。戴进和另一位朋友起身告辞，走到门口，戴进回头叫了我一声，我走过去，以为他找我有什么事。结果他把个什么东西朝我衣口袋里一塞，就连忙走开了。我从口袋里拿出东西来一看，原来是他赢的我那八百多块钱，等我追到街上，他连人影子都没有了。
这是怎么回事？这是怎么回事？我把钱丢在瞿老板的桌子上：这点子输赢算得了什么！
算啦，你也莫讲大话啦，瞿老板说，你靠写文章挣两个钱也不容易，他赢了你的觉得不好意思，所以退给你。要是赢的是我的，就是几千几万，也不会退给我的。
那不行，我有点生气了：这个头开不得，假如我以后赢了他的，岂不也要退给他？那还打什么牌呢？
这样讲就不对了，瞿老板说，这表示你对打牌很认真。而戴进就没有那么认真。他打牌完全是为了消遣———讲得更准确一点是为了排遣，因为他内心里很苦闷。
你那么了解他？我说，期待着他的解释。
瞿老板一边把桌上的麻将收到盒子里，一边慢慢地说：他有两个最要好的朋友，简直比亲兄弟还亲，其中的一个半个月前死掉了。得的是绝症。从发病到死去只有两个多月的时间。我认识他的这个朋友，你没见过他的模样，那么高的个头，健壮、热情、开朗，成天乐呵呵的。你完全想象不出这样的人会在突然之间离开人世。你也想象不出这件事对戴进在感情上的打击。
我一言不发地望着瞿老板的手。这双手把麻将收进盒子里后又拿出一根烟来点着。这是一双面对发财的机会就伸出去的手，虽然有时候显得有点犹疑。
你看不出他的消沉，瞿老板继续说，一边抽烟，但是你是可以感受到他内心的苦闷。
何以见得？我问，同时也点上一支烟。
瞿老板说：有两件事可以证明，一是他主动要我组织牌局———过去都是我叫他他才来。现在却是他自己要求来打牌。你晓得，打牌最容易让时间溜走，也最容易麻醉自己的意志，忘却内心的烦恼。还有，我老婆在北正街的教堂里参加了唱诗班，每个星期去练习三个晚上，戴进要我老婆介绍他去加入唱诗班———他原来就是学声乐的。现在他每个星期都去那里唱诗，我老婆说他非常投入，也非常虔诚。
我同意你的看法，我说，他是想麻痹自己。他开始精神吸毒了。
这种说法很难听，不过这倒的确是实情。
后来我们不谈戴进了，瞿老板言归正传，他留下我来是想同我商量，我能不能跟他去一趟北京，找一个我认识的好一点的写手，专门去采访国安队，写一本关于中国足球荣辱的书。要写得很内幕。
这种类型的书现在最好走，他说，如果你有兴趣，你也可以一起来写。我晓得你现在很缺钱花。
瞿老板脸上露出一种让人生厌的似乎什么事都看穿了的神情。
※　 ※ ※
好吧朋友，他对戴进说，你不想做事就不要做。做人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不要勉强自己。
马高死后，苏苏劝晓妹子跟着孟东升，晓妹子也想开了，反正要嫁一个男人。小马哥既然和她没有夫妻缘，那么也许小孟哥正好合适。所以晓妹子也还是照常到院子里面来。来过一段时间后就不来了。原因是她看出孟东升对她根本没有激情。再说，孟东升为了他的那个卡拉ok厅，忙得不见人影子，也根本没时间和她在一起泡。苏苏曾对孟东升说，让晓妹子帮他一起打理卡拉ok厅。孟东升听了不置可否。苏苏后来也追问过此事，孟东升的回答是：我一个人就足够了。
※　 ※ ※
马高死后孟东升与戴进过上了两种截然不同的生活。孟东升的卡拉ok厅在南门口，这幢三层楼房原来是一家牛奶公司的门市部，由于不景气，被一个个体户租赁下来，一楼转租给别人开鞋店，二楼开卡拉ok厅。三楼一直闲置着，也就是那个个体户自己以及帮工的人住着。孟东升搬过来以后，一楼仍租给原来开鞋店的人，二楼三楼是卡拉ok厅———二楼是带舞池的大厅，三楼隔成六间包厢。孟东升给他的卡拉ok厅取的名字叫做“红狐狸卡拉ok娱乐堡”，孟东升请了一个姓张的年轻人做经理，白天的场子交给他打理，晚上自己守着，通宵达旦。所以孟东升白天都在家里睡懒觉。戴进和苏苏去孟东升的“红狐狸”唱过几回，都没有太大的兴致，后来也懒得再去了，除非是来了客人，带去应酬应酬。戴进还是那样，不想干什么事情。他的这种人生态度很是让苏苏着急。为此他们开始有些龃龉了。这也可以说，女人比男人要沉不住气一些。有一天苏苏在街上遇到了她们商场里从前的一个男同事。那人有个外号叫猛子，现在辞了职，专事炒股。据他说，他如今的本事是涨也能赚，跌也能赚。苏苏有个中学男同学原来是炒股的大户，后来被套得很惨，苏苏在华天听他额头上冒着细细的汗珠说起过股市的凶险，所以她一直觉得炒股是一桩让她害怕的事。
怕什么，猛子说，你跟着我炒，保你稳赚不亏。
不可能的，她说，我一个同学说过股市上没有常胜将军。
我就是常胜将军。
不可能的。
我就是把不可能变成了可能的人。
你吹牛，苏苏说。
现在是最好入市的时候，见底了，你可以去捞便宜———我告诉你拣几支股吧。明年这时候如果不翻它四五番，我在地上给你做狗爬。
苏苏望了猛子好久，说：真的？
以往在商场里的同事经历告诉苏苏，猛子的确是一个聪明的男人，而且似乎还很侠义。
※　 ※ ※
戴进对苏苏想去炒股的事不表示反对，也不表示支持。
那你就随我，苏苏说。
随你就随你。
你说话总是这么无精打采的，好像全世界的人都欠了你的账一样。
是我欠了全世界的人的账。
你这人越来越莫名其妙，真的，越来越让人捉摸不透。
莫说是你，我自己都捉摸不透。
苏苏向戴进要了五万块钱，跑去找猛子。猛子说我吃进什么，你就吃进什么。慢慢你就会摸清门道的。
从这天起，苏苏每天都到解放路上的证券公司去。这时的股市由于长期低迷，证券公司简直是门可罗雀。
这是最好的时机，猛子对苏苏上课，你会发财的，肯定。
苏苏说：我没有头脑，我最不会分析。我逻辑思维很差。
哪里的话，猛子继续上课，女人最大的本钱就是直觉。炒股就要凭直觉。
从证券公司出来，在八角亭苏苏遇到了晓妹子。她旁边还跟一个瘦瘦的青年人。苏苏一看，认出他就是晓妹子以前的那个吸毒的男友。
“你又跟他好上了？”苏苏把晓妹子扯一边悄声问。
没有办法呵，晓妹子把手一摊，说。他又找来了。我看他已经戒掉那东西了。旧情难忘，还是跟着他算啦。
苏苏没有跟他提孟东升，她怕伤害晓妹子的自尊心，只说你不来玩呢？
我们打算开一家电游室，晓妹子说，他舅舅答应借两万块钱给我们。
※　 ※ ※
我没有跟瞿老板到北京去，我决定再写一部电视连续剧。我要写的是风流才子唐伯虎的故事。我跑了好些书店和图书馆。找了不少有关唐伯虎的书，正在做案头的整理工作，根据我收集到的素材，写上二十集应是绰绰有余。这天瞿老板到我家来，看我桌子上堆着的那些书和写有提纲的卡片，敏感到我在写什么。
这个题材好，他鼻子很尖地说，唐伯虎，写电视剧？
我含含糊糊地嗯了一声。
这回写好了总要卖给我吧。我是第一个定货的对不对？
我又是那么地嗯了一声。
这样吧，他把一只黑色的皮包拿起来，为了表示我的诚意，我先拿一万块钱做定金你看怎么样？
我还是那么地嗯地一声。
那就两万。这是最客气的了。我放在这里了。你数一数吧———其实也没有什么好数的，我才从银行里取出来的。
人物和情节设计好以后，唐伯虎的故事还是很好写的。一是他这个人物很有个性，二是民间有关他的传奇故事有很多，其中不乏生动和精彩。更重要的是，我可以藉这个人物寄托我身上的一种叛逆情绪。
一个月以后，我就把初稿写出来了，二十集。我在街角的一家打印社里叫一个有宁乡口音的妹子把稿子打印了出来。封面打的标题是：《旷世才子》。
这么快就写出来，瞿老板拿着厚厚的打印稿说，真是赚钱不费力呵。
你先看看再说。
好好好，放在这里放在这里，我晚上再看。
把戴进叫来打牌好不？过了一会儿，瞿老板提议道。
他还是不是那么苦闷？在等戴进和另一位朋友的时候，我随口这么问。
你是问戴进？瞿老板说，这个人我也搞不懂。他还是经常到教堂里去唱什么诗？
好像是的吧。反正我老婆在教堂里总是碰到他。这人真是有意思。
多余的人，我说。
光和影子(下)
“红狐狸卡拉ok娱乐堡”开业的那半年生意由于各路朋友的捧场还算是红火了一阵子。后来卡拉ok厅太多了，而人们又天性喜新厌旧，于是孟东升感到越来越吃力。现在想起来，涉足娱乐业还是太冒失了一点。当初也只是想找点事做，逃避空虚和失去马高的创痛，孟东升现在明白别人为什么把这个地方盘出去了。看来要想点办法，否则生意很难做下去。这天他请的那位姓张的人跟他说，娱乐业不带点“颜色”随你怎么做都难得做好。这年头规矩生意哪里能够赚到钱哦。孟东升点点头说：道理上是如此，但是惹了麻烦谁负得起责？我没有靠山呵。(何立伟)
姓张的年轻人说：我有一个表老兄在治安大队当副队长，万一有个什么麻烦找他就是。他就是靠山，保我们没事。
第二天，由姓张的年轻人作陪，孟东升请那位副队长在海鲜楼吃了一餐饭。
你这个事，副队长喝得满面溅朱，拍拍孟东升的肩膀说，你明白，我明白，只要船过得，舵过得，大家都平安。有什么行动，我会把信给你。
事实上，副队长远比他说的还要客气。就是说，他不只是有风吹草动的时候把信过来，晚上还轮流让手下的人三两个一轮地过来站墙子。孟东升也自然晓得如何来招待这些穿便衣的弟兄们。“红狐狸”看着看着又红火了起来。有大约十七八个漂亮的长沙妹子散布在各个包房里陪唱。为了增加新鲜感，孟东升每隔一两个月就换一批小姐，有时换上西安的，有时换上东北的，有时是川妹子，有时又是黔妹子。这倒不要孟东升到外头去找，反正你做这个事，就有人找上门来，告诉你，有一批什么妹子到长沙来了，要不要，要多少。姓张的年轻人认识这个道上的一个绰号叫细毛的人。此人也常来“红狐狸”玩，脸很瘦，像是刀削过一样。细毛有时候坐着坐着就打呵欠，眼里流泪。姓张的年轻人告诉孟东升，说细毛是个吸“烟”的人。
我看也像，孟东升说。
这种人，孟东升略略有点忧虑地又补充了一句，最容易出事。
每次介绍一批人来，细毛都把底牌交给小张，谁谁谁只陪唱，不做别的；谁谁谁什么都做。
有些客人来了，一望而知意不在唱歌，小张就叫领班小姐安排什么都做的去那客人的包房。那些人于是成了“红狐狸”的常客。
来了新的么？这些常客隔了些日子一过来就问，眼睛色迷迷地四处张望。
当然，当然，小张迎上来谦卑地答道，同时做了个里面请的手势。
隔上个把星期，孟东升就要请副队长吃一餐海鲜。
生意好吧，副队长懒洋洋地问。
托你的福，托你的福，孟东升说，一面接过副队长手里的包，还好，还好。
船过得，舵过得，你只要记住这句话，莫太使我为难。
当然，当然。给你添麻烦了。
我？我倒没什么。主要是我手底下的那些弟兄。
我晓得，我晓得。
孟东升脸上分泌出一副感恩戴德的神情。
※　 ※ ※
股市上的事真是谁也难料，忽然之间牛气蹿了上来，连那些为人不齿的垃圾股也跟着朝上使劲反弹。年前苏苏在猛子指点下吃进来的几支已经跌破发行价的股，过了一个年就朝上翻了一番。苏苏一辈子也没有这么赚到过钱，兴奋得晚上都睡不着觉。
你现在根本不要抛出去，猛子又给她上课，沉住气，我叫你抛你再抛。
赚这么多了，我怕……
怕什么？猛子说，你还怕钱会烫手呵？
苏苏当然是怕这么快的涨，说不定又这么快的跌呢。看到猛子那副沉着的样子，她又放心下来。她现在非常迷信猛子。后者告诉她，按来势，再过一两个月，她就可以进大户室了。
刺激不刺激？猛子说完问她。
苏苏感谢地点着头。
回到家里她把股市上的事拿来同戴进说，戴进一副懒得听的样子。
你对什么都不关心，苏苏懊恼地说。
戴进淡淡地一笑：是么？
我看不出有什么事能让你高兴，苏苏说。
确实，戴进说，我自己都看不出。
我要早晓得你是一个这样的冷血动物……
讲呵，讲下去。
不讲了，你自己去体会！
苏苏冲出门，站在院子里。天蓝得很，有几颗星闪烁在远处。苏苏的饱满胸脯起伏着，勾勒出她此刻的情绪。马高死了，毛毛也死了，浏阳妹子嫁人了，孟东升回院子时只是睡觉，爬起来就去他的那个“红狐狸”。昔日的热闹、说笑、幽默、温馨已是荡然无存。最重要的是戴进的变化。他们夫妻之间现在是有龃龉却没有沟通，有冷漠却没有激情。那天戴进的梅花表不小心掉在地上，拾起来以后就不再走了。戴进顺手把它放在装饰柜的隔板上，一个星期过去了，他根本就没有要修理它的意思。这事让苏苏非常伤心。因为这块表是他们爱情的证物，凝聚了苏苏一生最浪漫的记忆。时间凝固在精致的表盘上了。苏苏最有魅力的笑容也凝固在她的好看的脸盘上了。
※　 ※ ※
瞿老板看了我的《旷世才子》很是满意。他答应先付我十万，等片子一封镜就付我另外的十万。我本想坚持一次付清，在瞿老板说了很多理由之后，我终于同意了这种付款方式。因为我知道，在做生意方面，瞿老板的口碑并不恶。三天之后，他果然到我家来，从他的那个总是不离身的黑皮包里拿出八扎钱来。数一数，他潇洒地说，你恐怕一辈子是第一次数这么多的钱吧。
老实说，这天晚上我失眠了———如何赚钱曾经使我失眠过，现在如何花钱也同样使我失眠。我决定今后不再写小块文章，也不再写小说，只写电视剧———用一支笔来谋生活。这是最有效的方式。但我明白，这也是堕落的开始。失眠的夜晚，我感到自己扯亮电灯，在黑暗中摸出烟来点着，望着窗外的一粒星光，直到它完全消失。
瞿老板找了一个姓林的台湾人合伙拍摄。一方面这是为了减少投资风险；另一方面这也是增加卖点。因为在影视市场上，合拍片比纯国产片要好卖得多，而且观众也爱看得多。剧本，加上三分之一的投资，这是瞿老板的股份，其余的钱全归林老板出，而利润是五五分成。所以我觉得在商业上，瞿老板算得上是一个非常精明的人。
导演不久就选好了，林老板从台湾请来的，唐伯虎的演员是从香港请来的，其余的大多数就是大陆方面的。瞿老板对我说，这样的阵容，绝对好看。选外景地的时候瞿老板请我到苏杭去玩了一转。在西湖划船的瞿老板对我说，等这部片赚了钱，他就成立一家影视公司，请我当他的剧本策划。我说好好好。我知道我再也不会失眠了。
※　 ※ ※
孟东升虽然生意红火，但他心里一直有着某种不安。走多了夜路，总会遇到鬼。
果然，不久就出事了。
事情出在那个吸毒同时当鸡头的细毛身上。一个毒品贩子在昆明机场被抓，供出了细毛。细毛供出的则不只是毒友们，而且还供出了一些卖淫女和一些卖淫地点，其中就包括红狐狸卡拉ok娱乐堡。孟东升被带到了公安局。但他始终没有把副队长咬出来。
没有人撑腰谅你是不敢搞这些名堂的，审他的人说，讲，是哪个给你站墙子？
没有人，孟东升说，绝对没有人。而且小姐和客人之间的交易我也不清楚。
他好象很无辜，呵？审他的人对站在旁边的另一个助手模样的人说。他们发出一阵令孟东升浑身发冷的笑声。
红狐狸卡拉ok娱乐堡被查封了，所有的设备全被没收。孟东升被罚了二十万，还被关了半年。那个姓张的年轻人在出事的当天跑了，在孟东升放出来的时候才回到长沙，什么事也没有。后来被另一家夜总会的老板晓得他有那样的一位表老兄。
孟东升只关了半年就出来了，这是因为戴进在外头作了打点，否则他肯定要在里头呆上至少三年。出来的那天是戴进打的去接的人。孟东升脸色苍白，像是大病了一场的模样，他弯腰坐进的士的时候戴进在他背上轻轻拍了拍。但是没有说什么。沉默了十来分钟，戴进才问他里头怎么样。孟东升说：黑，黑得要命。孟东升又说：你什么都不搞，也好，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戴进笑了一声，是那种无可奈何的笑，自己也不知道如何是好的笑。
苏苏好吧？孟东升问，眼睛盯着前方。
她现在整天泡在证券公司，已经进了大户室了。
是吧？看她好象蛮天真的样子，居然还发得了财呵。
这年头，什么事都是难料的。
那倒也是。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好朋友之间的谈话似乎有了某种客套，有了某种生分。
你还打算搞什么？戴进问，眼睛也是盯着前方。
看吧，我也不晓得。你呢？你还是什么都不想搞？
和你的回答一样，看吧，我也不晓得。
苏苏搞了一桌拿手菜为孟东升压惊。后者喝了很多酒。
你还记得那一回我们在东亚大酒店喝酒的事吧？孟东升回忆起了海南。
那是我一生中最辉煌的一回喝酒，这个包厢喝了，又转到隔壁包厢喝。个把钟头就赚进了三百万，让马高羡慕得要死。
提到马高，三个都沉默下来。
过了片刻，戴进把手中的酒倒在地上：这杯敬马高了。
孟东升也把手中的酒倒在地上。
苏苏突然哭了起来。声音好大，院墙外头的人都能听到。
※　 ※ ※
唱诗班的人差不多都是一些虔诚的信徒。只有戴进，他并没有皈依天主。但他却喜欢把自己的声音和心灵隐藏到梦幻般的赞美诗中去。他觉得自己的身体停留在天空中，就像云朵一样。思想被美妙的声音剥夺，只剩下一种难以言喻的充实的感觉。他就喜欢这种感觉，所以他常常来。
一个七十多岁的老处女弹着管风琴，在她的手指下升起了一阵轻风，戴进开始了似乎向另一颗星球的飘荡。老处女是师范学院的音乐教授，年轻时在上海的教会学校读书，教她弹琴的是一位白俄。她爱他，一场浪漫的师生恋还没有真正开始，他就死于了一次意外的车祸。从此她没有再爱上任何别的男人。三十岁以后，她把自己的爱全部献给了我主耶稣。
像这样的故事，在唱诗班的人里还有很多。戴进喜欢这样的故事。他觉得自己善于将自己融入到这种故事所包含的情绪当中。蓝色的情绪，忧伤而美丽，远离尘嚣，像遥远的沙漠尽头的虹。那些人接受他，是因为他唱诗的时候的虔诚。声音从灵魂里飘出，像一缕轻烟。这就是那座教堂所需要的。尖尖的屋顶，十字仰望苍穹。
从教堂的拱门里出来，回到尘世，尖锐的感触刺激皮肤。
苏苏还没有回来。另一个痴迷者，兴奋于另一种事业。
他看看墙上的钟———梅花表至今都没有拿去修理，似乎夜晚还刚刚开始。桌上的电话，他拿起来，拨到瞿老板家。一场牌局于是在几条马路之外等他。他将叨着一根不点火的烟，将自己隐藏在另外一种声音里。
※　 ※ ※
林老板和瞿老板再次邀我到杭州，因为开机仪式在西湖边上举行。塞了红包的记者把消息和照片发往了全国各地报纸的娱乐版。瞿老板说，这就是炒作，从头到尾都要声势逼人。瞿老板还说，你的名字将频频见报，你会越来越有身价。
我在杭州呆了两天就独自回来了。对于拍摄的过程我一点兴趣都没有。没完没了的化妆、补妆，调试灯光和镜头，刚认识不久的男女演员之间的打情骂俏，这些我都不能适应。在来参加开机仪式之前我刚刚买了一台486的电脑，我只想尽快地回到它身边，练习五笔字型。
有一天我在街上遇到向老板，我们站在一家专卖店的门口，稍稍寒暄了几句，之后就觉得没有什么话说了。我们都没有提起《新西厢记》的事。我望了望他的皮鞋，发现很脏，肯定很久没有上油了。这很说明那桩倒霉的事以后他的状况，他说他现在改做汽车配件了。
那很好，现在私车越来越多了，生意肯定很好。
难，他说，现在做什么都难。
说话的口气完全变得沮丧，没有信心，和从前的他简直判若两人。
回到家里，练了一气的五笔字型，休息的时候从桌上拿起报纸来看。一份早上吃米粉的时候顺便带回来的休闲的周末报。我在娱乐版上又看到了自己的名字，看到了《旷世才子》的拍摄花絮。另外还有一篇文章。抨击现在古装戏的影视剧太多了。文章说，老百姓还是喜欢看贴近生活的现实题材作品。文章里还有一些统计数字，以支撑论点的正确。
我点了一支烟，躺在床上，想着如果要我写现实题材的电视剧，我会写什么呢？
※　 ※ ※
孟东升有一段时间很是沉闷，呆在家里看电视，实际上是望着电视机出神。有时戴进上来陪他坐一会儿，东一句西一句地聊着天。
我还是要做一点事，孟东升说，我不甘心。
戴进沉默着，不知说什么才好。
我们是什么人？孟东升站起来，在房子里走来走去，我们是闯荡江湖的好汉！
戴进仍然沉默着，低头望着自己的手掌，好像在研究上面的有关命运的纹路。
隔了几天，孟东升就出去了。每天早出晚归。
苏苏好奇地问：小孟哥，你一天到晚忙些什么呵？
还不是出去找点机会，孟东升说，我相信机会。
面包会有的，苏苏说。
苏苏，孟东升问，最近股市怎么样？
随口问的话，不料引起苏苏喋喋不休起来。这个话题太有东西可说了。可惜孟东升听了半天还是一片茫然。
苏苏你真的成了炒股专家了。孟东升眼里闪烁了惊奇。
我有人指点，苏苏说，那个人才是专家。
孟东升在外头跑来跑去有点像是没头苍蝇。他也不晓得要搞什么事才好。但他记住了一条：吸取了红狐狸卡拉ok娱乐堡的教训，违法的事情再赚钱也做不得。有一天孟东升遇见一个好多年没见过面的远房亲戚。孟东升问他现在在哪里发财。这个三十出头的远房亲戚说他刚从云南回来。
何事跑到那里去了？
嗨，你莫讲，远房亲戚说，那边的药材生意蛮好做的。你从那边弄到货，发到这边价格要翻至少两三倍。就是辛苦一点，要这里跑那里跑。
只要赚得钱到，辛苦一点怕什么。
对对对，远房亲戚点着头，忽然想起了似的：你何不也一起来做？
我现在没有本钱呵。孟东升很是感慨，还有一点羞涩。
借嘛，找朋友，找银行，都可以借嘛。
那倒也是，孟东升若有所思的说。
你要是手头有了钱，远房亲戚热情地说，我可以带你跑跑云南。
孟东升要了亲戚的大哥大的号码。他心里头活动了起来。
※　 ※ ※
苏苏越来越不理解自己的丈夫了。她觉得现在跟戴进一起甚至连话都讲得很少很少了。有几次她很想认真地找戴进谈一谈，双方检讨一下婚姻的质量。
我不觉得这有什么不正常的，戴进淡淡地说，夫妻日子过长了，都会是这样。
不，不是这样，苏苏涨红着脸说，关键的问题是你已经对我失去了热情。连做爱都是如此。
我对自己都失去了热情。
又是这一套戴氏理论来了。苏苏于是又哭了起来。非常伤心的哭。委屈同不平的哭。什么东西在内心里破碎了的哭。
戴进坐到她身边来，慢慢地抚着妻子的颤动的背。
他轻轻地叹了一口气。
我也不晓得自己中了什么邪，他说。
接着，他又说：苏苏，我是爱你的。
不，苏苏的手并未从湿津津的脸上松开，不，那是过去，现在你已经不爱了。你不爱了。
戴进结巴起来，声明自己一如既往地爱着老婆同志。但他找不到幽默———很长时间来他都找不到幽默。他的表达变得吞吞吐吐，这样反而显得言不由衷。
显然，苏苏很是有些灰心。她开始麻醉自己。一半是在股市上，一半是在舞场上。后者给她上课的仍然是那位猛子。
猛子的拉丁舞跳得非常好。他完全可以跳表演。而苏苏很聪明，学得非常快。协调、默契、心领神会，在人头攒动中他们成了耀眼的一对。音乐一起，他们就开始旋转。音乐一起，苏苏就忘却了身外的世界。音乐一起，苏苏觉得自己成了一尾自由的鱼。
跳得很累，而苏苏需要这种累。这样回到家以后就可以倒头睡去，不给寂寞留下裙子的花边一样长的时间。
跳得很累，由猛子一直护送到下碧湘街街口的那盏路灯下。苏苏的身影很长，很兴奋，也很疲倦。
在一个没有雨的周末的晚上，在毛茸茸的路灯下，猛子在苏苏的颈窝上吻了一下，转身走了。这一夜，苏苏没有合眼。看着身边熟睡的戴进，她痛苦地想到，背叛开始了。她对自己说，这不能完全怪我呵。
※　 ※ ※
孟东升拿出剩下的一点积蓄和从戴进手中借的五万，一共是八万多块钱，差一点跟着他的远房亲戚去了一趟云南。就在他们商量好要出发的时候，远房亲戚跑来沮丧地说，他打了一个长途电话过去，当地的药材价格这几天猛地朝上涨了两倍。远房亲戚说，成本太高了，这生意划不来了，划不来了。
不去，孟东升要把五万块钱还给戴进。后者说，急什么，你手头缺钱，拿着用，等你赚了再还。孟东升感动地说了些无用的废话，把钱留在了手上。
三天以后，那位远房亲戚又找来了，说他在湘潭的一个药材批发市场买了两个很大的铺面，钱一时周转不过来，还差个上十万，找孟东升想想办法。孟东升鼻子里哼了一下，说我哪里有上十万呵。
早几天你不是有八万多块钱吗？远房亲戚说，再想想办法，帮我借一点，保证一个星期之内就还你，还加一个月的息钱，三分息，你看呢？
孟东升说我倒不要赚这点息，另外我也借不到钱，我手头的钱大半还是朋友的，你非得找我借的话，我也只好把你去周转几天，你要保证一个星期就还我。
那当然，那当然，远房亲戚高兴不已：这下子解了我的燃眉之急了。拿纸来吧，立个字据———超过一个星期罚款两万。
如果戴进或是苏苏在旁边，他们也许会制止这种愚蠢的善行。即使是孟东升很聪明，他也没有发现这是一场骗局。那人夹着一包钱走掉的时候他还送到门口朝他挥手———不但义气，而且客气。
过了一个星期，远房亲戚人影子也不见。打他的手机，话筒里送出来电脑播出的早已录制好的小姐的声音，用户因欠费已停止使用。重复地播了两遍。这时孟东升才发觉上当了，气得直捶脑壳。他恨那位远房亲戚，更恨自己。一个走南闯北见过大钱和见过大世面的人，被一个那样的鼠辈拿那样的拙劣的骗术骗了，还有什么话好说？！
孟东升没有把这件事告诉戴进和苏苏，他怀里揣着那张每一个字都写得歪七扭八的借条，就像外国电影里的那些复仇的人一样，整天在外头徒劳地寻找那个人的踪迹。他早上出去，晚上很晚才回，为的是不和戴进与苏苏打照面。
※　 ※ ※
在写下一部电视剧之前，我一直懒散地呆在家中。有时出去搓搓麻将———瞿老板早已从杭州回来；有时在家里看看书，听听流行音乐———近来我迷上了摇滚。这天我买了一盒张楚的磁带。我喜欢这个忧郁的摇滚青年，我喜欢磁带里头的两首带点叙事因素的《造飞机的工厂》和《老张》。前一首歌是这样唱的：
他打出一张红桃3
马车运着夏天慢跑过没人的工厂大门
工厂在加班工作赶制一架飞机
准备在夜里飞往月亮
太阳还明亮的照亮四方太阳还安静的
守候着门窗
他打出一张红桃3
马车运着夏天慢跑过没人的工厂大门
工厂在加班工作赶制一架飞机
准备在夜里飞往月亮
太阳还明亮的照亮四方太阳还安静的守候着门窗
马抬头看见从电厂送来巨大的能量
零件被碰上机油的手按图纸一件一件的安装
工厂的股票不知不觉在悄悄上涨开始被人谣传
马在睁着眼睛睡觉的夜里看见飞机飞过了工厂
在飞机出事的那天我输掉了我的扑克还被椅子绊倒
突然哭得像个哑巴
一瘸一拐屁颠屁儿往外跑
我还要引用后一首歌：
出门碰见老张手上戴着一只可以下潜50米的手表
以每秒50米的速度向西奔跑
随着理想纷纷向后躲闪跌倒
爱情从他的微笑掉进鞋里假装的逃掉
最后他低头才找到自己的脚
从冬天到四季仿佛又得到时间的保护
他不再困难的祈祷他学会了关心越来越少
好在别的不可命名的美好总会来依靠
他消灭李
他永远开始了坚强的衰老
他说没什么，像对自己说那时刻绝望中最干净的解脱
别人啊听见了开始还问后来都不想太多
冒险的快乐这一条最值钱的纽带
帮助他找到了寂寞骨子里更懂得了不能割舍的结合
他低头找到了自己的脚
爱情从他的微笑跳进鞋里假装的逃掉
随着理想纷纷向后躲闪跌倒
出门碰见老张手上戴着一只可以下潜50米的手表
以每秒50米的速度向西奔跑
空虚大方放肆的力量
在梦想的黑暗中
在梦想的黑暗中发亮
我一边听一边跟着吼叫，一边跟着吼叫一边眼泪止不住地往下淌。
咦，你眼睛都涨红了？晚上搓麻将的时候瞿老板好奇地盯着我的脸。
感冒了，我说，迎风流泪。
这是怪毛病，他说。
这是怪毛病，我说。
戴进叨着不点火的烟，好像什么也没听见似的，望着手里的牌。
打牌的时候，我有一种莫名其妙的幻觉：有一架飞往月亮的飞机会要出事。
※　 ※ ※
苏苏就是在猛子的指点下以五万块钱入市捞底，如今成了一位运气很好的小富婆。这还是次要的，更重要的是她在股市的风险和无数一瞬即逝的机会中发现了自己的惊心动魄的生活舞台。她自觉得在这样的舞台上可以扮演非常精彩的角色。而与她同台表演的男主角就是猛子。自从那个落雨的周末之夜，在毛茸茸的路灯之下，他以希特勒的方式突然袭击般地吻了她的脖颈子，她和他的关系就发生了本质的变化。他不仅仅是她过去的同事，现在的导师，而且成了她的秘密的情人。在难过一夜之后，她接受了他，这就意味着接受了对丈夫背叛的事实。一旦这一关过去了，接下来的速度就是堕落的速度。
在飞快的下坠中，她发现自己一天比一天爱上猛子。她渴望男人身上拥有的那种冒险的精神，那种粗野中的温柔、大意中的细心，那种建立在财富日增之上的自信，那种有着戏剧性变化的命运起落感，还有那种教父般的居高临下以及男人在床上的疯狂，在猛子身上她都看到了。她对他产生了种强烈的归附感。她很快地就融入了他，失去了自己。
她开始常常夜不归家。
“在同事家中玩牌。”她说话的语气显得很是真实。
戴进深信不疑。
你好像越来越爱打扮自己了。
有一天，戴进对她说。
她警觉地瞥了他一眼。她想发现他的发现，结果是没有什么好担心的，他只是没话找话地这么说上一句。
青春消失了，她解释说，要靠化妆品来补救。
起初有些内疚感，有些道德自责，但很快就消失了，代之以痴迷和疯狂。她想到了离婚。这念头起来以后，就越来越强烈。
但是奇怪，她和戴进之间的龃龉倒是没有了。她根本找不到争吵的由头。
※　 ※ ※
珠海电视台打出一则警方的启事：在郊外的一口池塘边上发现了一具无名男尸，年约三十至三十五之间，穿什么衣，着什么鞋，等等，还有警方拍的一帧照片，希望知情者拨打以下举报电话———于是接着就打出了三个电话号码。一刻钟之内，警方就接到了一个男人打来的电话：租住在他在拱北某公寓楼里的一个湖南口音的男子，三天前傍晚时分出门洗头，结果没有再回来，很像照片中的那个人。
打电话的男人被请到了公安局，他认出尸体果然是租住了他两套房子中闲置的一套的那个自称姓郑的男子。他看到这个租了他的房子住了三个多月的男子胸膛上被人捅了七八刀，吓得都想呕吐了。
确认了尸体，并且确认了死者的湖南口音，还有搜查死者的租住屋时发现一张在全国范围内通存通兑的工商银行的活期存单———上面的存款额是三十余万，警方获得了重要的破案线索。
很快，死者的真实身份就被有效率的珠海警方查清楚了———不仅如此，甚至连活期单上的钱的来路都查清楚了。
有一天，下碧湖街248号来了两个穿制服的人。他们把孟东升请到公安局，询问了他一些问题。在询问的过程中，那两个人的目光尖锐地盯着被询问者的脸，好像要从这张脸上发现语言之外的可疑之处———尤其是在问到从某一天到某一天之间的这段时候他在什么地方，有谁来作证的时候。孟东升被盯得很不自在。回答完问题后他反问道：我和什么犯罪有牵连吗？那两个人用出奇的冷静的声音说，现在是我们问你的问题，而不是你来问我们的问题。
你借了什么钱给别人了没有？那两个人一个人询问，另一个笔录。
借了呵，孟东升奇怪地看着对方。
借了多少？
八万。
你知道自己上了当？
孟东升点头的时候恍然得悟：你们是找到了———
你不要提问，我再说一遍，你不要提任何问题，我问你，受骗上当以后，你是不是产生了强烈的报复心理？
孟东升说，你要是被人一下子骗得倾家荡产，你未必会心安理得？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对方说，你是承认自己有报复的心理了。
不，孟东升说，不是这个意思。我只是要追回那笔款子，因为那笔款子中的大部分钱都是我借了朋友的。
是吧？对方又是那样的目光，盯得孟东升浑身上下像有无数的蚂蚁在爬。
※　 ※ ※
《旷世才子》还在拍摄当中就有人来谈购买海外版权了。瞿老板打电话告诉我，说这下子要发财了。他再一次提到片子拍完就成立影视公司，请我当剧本策划。
你现在就可以酝酿下一个剧本的题材，他说。声音里有一种抑制不住的激动。
但是他的激动与我似乎没有太大的关系。在我的生活中，渐渐失去的就是激动。
这天我还接到一个电话，是一位好久未联系过的小学同学打来的，他现在在乡下承包了三百亩地搞养殖业。他请我到他那里去玩。在一个天气很好的周末我去了他的那个似乎一望无边的农场。
小学同学晒得篾黑，穿着一双很长的沾满了泥土的雨鞋，和一条半人高的大狼狗站在太阳下头欢迎我。近午时分，我闻到了空气中的柴火烧饭的香味。四面的鸟啼像大雨过后檐前的积水一般欢快地滴落。我说：嘿，嘿，嘿！
狼狗在我身边狺狺地走来走去。
才半岁，你看它长得高不高？
小学同学一边说话一边领着我参观他养的巴西牛蛙和猪圈。他的几个雇工正在那里搬饲料。劳动被人欣赏，他们于是冲我笑了笑。在强光的暗影里那种笑像金刚石一样闪闪发亮。
明年这里全部种上果树———果苗都是从美洲搞来的。
后来小学同学领我来到一处山头，指着四面的几乎裸露的黄土山坡对我说。
他感觉到了我对他的事业的羡慕，就说，如果愿意的话，其实你也可以加盟。这事情做进去了，乐趣无穷。
我相信他说的是真话。很久以前我就梦想过上这样的生活。因为这样的生活的确应当包藏了无穷的乐趣。
山脚下有人扯着嗓子大声叫我们下去吃饭。到处是回声，像池塘里的涟漪一样的回声，在城市里找不到的回音。
※　 ※ ※
孟东升逃跑了。这是警方的说法。他们盘问戴进和苏苏，因为后者有可能知道孟东升逃逸的地方。后者在被盘问的过程中才晓得孟东升牵扯到了一桩谋杀案中。死者就是孟东升的远房亲戚。他用同样的手法诈骗了三个人的钱。除了孟东升，另外那两个被诈骗者都能证明自己没有作案的动机和时间。这就是说，说不清楚的只有孟东升。当不能证明自己的清白的时候，他要么是愚蠢要么是聪明地逃跑了。
他要是回来，或者与你们联系，警方对戴进和苏苏说，一定要告诉我们。
苏苏又是一场哭。因为这是差不多与马高的死一样沉重的打击。
戴进坐在一边，沉默着，不知道要不要去安慰妻子。
三个最要好的朋友，一死，一逃，剩下了他戴进，风从窗子里吹进来，他凉凉地觉到了生命的无常。
苏苏说梦话。苏苏在梦中呢喃。苏苏越来越陌生。
戴进把双臂枕在脑后，想起了在学校教书的日子，想起了海南，想起了马高的健壮幽默和孟东升的机智谈锋，想起了和苏苏的相识———于是还想起了那块瑞士梅花表，这一切就在昨天———但是一切都被迅速改变。
白发的退休女教授，干瘦而细长的手指，管风琴扬起一阵阵轻风，合唱的颂歌，庄严、神秘，无限虔诚。只有戴进不是教徒，但是只有戴进最相信冥冥之中的某种无法证明的力量。
唱诗的声音回旋在教堂的带有图案的拱顶，就像有许多的鸽子在飞翔。羽毛轻轻拂走尘世的痛苦和忧烦。
他回来了没有？那天那个向他和苏苏问话的警察又来了。他连电话也没有跟你们打一个？这就是你的最好的朋友？
警察的问话里有一种不信任的声音。他反感这样的声音。
半夜里醒来，他一个人在床上，苏苏又没有回家。第二天的解释是多余的。他不需要解释，根本不需要。
半夜里他坐起来，想念孟东升。
他不相信孟东升会为了钱而去杀死一个人。但是他为什么要跑呢？
※　 ※ ※
瞿老板说片子已经封镜了，现在进入了后期制作。我除了知道他将要发大财，还知道他与那个演秋香的北京小妞有了一腿。这当然不是我打听来的，作为一种男人的骄傲，瞿老板已溢于言表地显示在他的一张下颏很短的脸上，并且还略带着几分夸张。
演艺圈里的女孩子很易得上手呵，他说，没有名的想要名，有了名的想要钱。有了这样的弱点，防线太易得攻破啦。
将来，我们有了自己的影视公司，他又说，你有的是机会。
可能，我说，不过那是你，机会是对你而言的。
我们共同的机会，男人共同的机会，他说。好像机会的蛋糕已经在他的盘子里了，他手里的刀叉会分一小块给我似的。
好久没切磋了吧？他问道。
晚上他邀了我认识的他的两个朋友在他家里玩牌。
戴进呢？我一边洗牌一边问他。
我打电话总是没有人接，真是奇怪。
你们是问戴进呵，瞿老板的老婆在一旁说，他家里好像出了点事。
什么事？
听说他老婆跟一个什么炒股票的大户好上了，要跟他闹离婚。
那他不会同意吧？瞿老板说。
哪里，听说他同意了，还很干脆。
离掉啦？
应当是这样的吧。
他家里怎么没有人呢？瞿老板不解地问。
最近一个多星期他都没到教堂里来。肯定是到乡下去了。他跟我们唱诗班的一个人说起过他要到乡下去住一段日子。
那天晚上我又输了牌———我与运对抗，但是最后仍是输。我走在半晚的街上，听到自己的足音很响。我走在这个城市的里面，走在生活的里面。我什么都不想，脑子像是早就被人挖空了。我的眼前只跳跃着一片模糊的光和影子。
老康开始旅行
人到中年，艳福连连，猜猜看会是什么样的心情？如果我们观察坐在的士上赴约会的老康的表情，我们很难说会有什么心得。他的表情有点漠然，目光散散地从司机的背后望着前方，城市的灯光像放了学的孩子，一群群叽叽喳喳从远处跑过来。过了一座拱形的立交桥，像是跃上了浪尖，又迅速地滑了下去。老康左边望了一眼，右边望了一眼，目光也仍是那么迷离涣散。我们能对这样的眼神说什么呢？
红色的士来到一座大酒店门口。拱顶的漂亮透明遮阳棚下，一个戴褐色筒帽的门童把车门打开来，脸上是有礼貌的微笑。老康东张西望，嘴角叼了根没来得及点火的烟。
有人在叫他的名字。有一只白皙的手臂在大堂左边咖啡吧的人头里伸出来，朝他招摇。接着老康就顺着那条手臂看见了朱娟的笑脸。她旁边还坐了改变了发型的杜志红。
“很抱歉很抱歉，”老康走到她们的身边坐了下来，拿出打火机把烟点燃，“塞车。一点办法都没有。”
“一般来说都是绅士等女士啊。”朱娟朝他笑了一下。
“我晓得，我晓得。”老康很虚心的样子，“显见得我不是什么绅士。”
“喝什么？”杜志红问他，同时用手拢了拢新烫的头发。
她们两位面前都是绿薄荷酒。在一只盛水的玻璃盏里，短短的一截红烛跳出一豆微光。
“啤酒。青岛的。”
老康望了一下杜志红：“新烫了头？”
“老康要接见我们，那还不打扮打扮？”杜志红调皮地笑笑，“不然下回再怎么请都请不动你这位大师啦。”
“拿我开玩笑很开心是不是？”老康喝了一口啤酒。
“怎么得了，”朱娟说，“我们两个都迷上了老康，天天等着你接见呢。”
“嗯嗯嗯，玩笑越开越大了是不是？”
“这个年头，说假话倒是有人听，说真话还真是没有人信呢。”杜志红说。
两位三十四五岁左右的衣着很讲究的女士就这么调笑着老康。老康也不生气，喝着啤酒，恰当地回敬几句。
“老康，今天晚上，你吃什么喝什么玩什么，只管来，我请客。”朱娟说。
“怎么啦，发财啦？”老康侧头问道。
“没错，老康就是聪明。同聪明人聊天才叫愉快。”朱娟说。
“她啊，今天接了两个大单。”杜志红说。
“什么大单？”
“两个都是酒厂，下半年的广告代理。加起来将近千把万吧。好像捡的一样。这样的单接得真是轻松。”朱娟的得意溢于言表。
老康又要了一瓶青岛啤酒。他问杜志红：“你那个公司呢？”
杜志红也是开了一家广告公司。她和朱娟原来都是学幼教的，都当过幼儿园老师，后来就下海经商。各自做过很多不同的事，最后她们都对搞广告产生了兴趣，于是一人开了一家广告公司。朱娟主要是做媒体代理，杜志红主要是搞制作。她们是好朋友，是两个互相之间没有秘密的女人。
“告诉你吧，就在我来朱娟这里吃晚饭的前半个小时，我搞掂了平安保险公司。他们的所有印刷品都由我来制作，外加印刷。这个单不小吧。保险公司有的是钱。”
其实老康同这两位尚有着几分姿色的半老徐娘说话时一直有点心不在焉。不知不觉喝了好几瓶青岛啤酒。
喝到十一点多钟的时候，朱娟提议，接着去唱卡拉ＯＫ。
自从与黎晓菲分手之后老康就变得总是这么心不在焉。他的注意力很难聚焦，因此也很难兴奋。他当然需要女人，这是几乎可以肯定的，一个不缺少罗曼蒂克的美术学院的教授同时又是一位著名的油画家，他不可能不需要女人。但他现在对女人的态度看上去却有点玩世不恭。这倒好，一个教授兼画家的中年男人身上有点儿玩世不恭，正好使他具有了某种魅力。就是这种无法言说的魅力，让他很随便地就吸引了朱娟和杜志红———站在她们一面说，她们对男人可是很有几分挑剔的。在她们的窃窃私语中，多的是对那些向她们献殷勤的男人的刻薄的讥讽。他们相识是在一家公司的周年庆典上。那公司的大股东之一是老康的学生。那天他们的胸前都戴着有金丝线的嘉宾的红花，手里端着盛满橙汁的高脚玻璃杯，在学生的引见下彬彬有礼地握手，互留名片，然后谈论这场庆典的排场和气氛。老康耸耸肩，恰当而又精到地批评了酒会的那种庸俗劲儿。他的语言、神态，加上他那一本正经之下的某种玩世不恭，一下子就抓住了这两位自视不低的女士。接下来，第二天，老康就接到了朱娟的电话，她请他出来吃晚饭，随后说，她身边还有一个人也要和他讲话，而身边的那个人就是杜志红。在那餐有龙虾的饭局上，老康感觉到了这两位女士对自己的强烈的喜欢。他喝了很多酒，有点高兴，说了很多话，有点张扬。那天晚上他显得有很有个性，有一种艺术家的狂放，也有一种教授的口才。他像一辆坦克，带着征服的力量轰隆隆地碾进了两位女士的心房。除此之外，他内心里有一种他自己也不明白的企盼，他从一个女人身上失去的东西，想从另外的女人身上得到。有一瞬间，他沉默下来，因为他想起了黎晓菲。想起了那个离他而去的女人，他的目光就涣散了。后来他就喝得酩酊大醉。他的失态反而让那两个多少有些矜持的女人更加喜爱，她们觉得老康就是与她们认识的其他男人不一样，有一种她们也说不出来的特别味道。就像后来朱娟开玩笑时说的一样，她们俩个都迷上老康了。
朱娟让她公司里的司机把老康送回美术学院，她们两个还坐在包厢里聊天。她们有那么多共同的见识，共同的兴味。她们的话题始终没有离开老康。作为都是离了婚的女人，她们都觉得此生再也不需要婚姻了，但是，她们都非常需要男人，需要那种能够像坦克一样征服自己身心的雄性力量。她们尚不了解老康的身体，不过她们倒是领教了老康的脑子。男人就应当有那样的脑子。同时，她们也深深感觉到，除了她们，喜欢老康的女人一定大有人在。好在她们都比较自信，也比较聪明。她们对自己的能力总是估计得相当充分。事实上，像她们这种懂风情又有些姿色的女人，干起什么事来还真是有点无坚不摧。
昨天晚上的酒的确喝得有点多。她们后来请他到了一家特别火爆的夜总会，据朱娟说，到过这么多地方唱歌，就是这里的ＫＴＶ包房音响效果最好。她们只有三个人，却要了一间大号的包房。杜志红说大点好，大点可以跳舞。
她们又叫来了新鲜的扎啤，要了果盘，还要了手撕鱿鱼和卤鸭舌。
“喝，继续。”朱娟说。她打了一个很夸张但是很优雅的手势。她的样子有点迷人。
而杜志红在摆满食物和酒的茶几与电视屏幕之间的空地上开始试着走了一下舞步。同样的，也很夸张但是也很优雅。
这是两只展屏的孔雀，两块生活的可口的蛋糕。
“康教授早。”有个勤杂工跟拾级而上的老康打招呼。他手里拿了扫帚，正在清扫地上的落叶和可口可乐的易拉罐。
“忙啊。”老康回敬了对方的谦卑的礼貌。
“教授忙，教授忙。”教工说，“哦，有你两封信，已经放在你的画室里了。”
勤杂工是个五十岁的男人，脸很瘦，但是身形结实，老康曾经请他到画室里做过模特，肖像和人体都画过。从模特的标准来看，他的结构清晰，肌肉分明，甚至比学院里请到的许多男模特都显得有形。但是他的工作却是扫地，烧水，送信件，修理教室里坏了的桌椅之类的杂事。他是一个合同工，每年在续聘合同上签上自己的名字，至少签了有十五次吧。老康只晓得他姓张，所以只叫他老张。系里面的老师和学生都是这么叫。
老康的人物肖像是画得很有名的。每次画展，他的参展作品几乎都是油画肖像。这些带有新古典主义风格的作品为他赢得过一系列的奖牌和声誉。他的画室里就挂着一小部分令他的学生崇拜的这样的油画肖像，而另外的大部分，则是被国内外的各种美术馆或有财力并且有鉴赏力的私人收藏起来了。
两个研究生都在那里。俞丽在画小幅的草图，钟可尼胳膊下夹着一本书，站在师姐的后面看她画。她们在交谈着，看来比较兴奋，发出了非常明媚的笑声。她们听到了身后老康的脚步声，就停止了笑谈，回过头来，一起喊了声教授早，教授好。
半个小时后，老康把大连女孩钟可尼打发走了。
他走到俞丽的身后，看她的毕业创作草图。他对那种相当熟悉的抽象画面摇了摇头，很不满意。
“跟你说过，一直都在跟你说，”老康的声音有点凶巴巴的，“你一定要画出自己的东西来，自己的，懂吗？你看你画的这个，完全就是塔皮埃斯的翻版！你是西班牙人吗？你是中国的、四川的、重庆的、名字叫做俞丽的画家，懂不懂？！”
眼前的这个漂亮的女孩子，手里拿着油画笔，怔怔地望着他的嘴巴，渐渐地，眼角里闪出了一点泪花。
“好吧，重来吧，慢慢画，时间还来得及。”老康的声音缓和了许多。
那两封信，一封是他的一个台湾朋友刘道尺写来的。信里说，他十五号从台北飞香港，十六号从深圳到广州，羁留两天，然后十八号过来看他。这个刘道尺年轻的时候也是一个画家，后来不画画了，在台北热闹的忠孝东路办了个弘道画廊，专门代理内地画家的油画。自从八年前买过两幅老康的女人肖像，以后就每年来找老康买画，出价不菲，一米见方的尺寸，每幅一万美金。但这个刘道尺挑画挑得很刁，要走的都是老康最得意的作品，使得老康一手收钱一手交画之后总是有好长一阵惆怅。
老康看了一下手表上的日历：刘道尺下周三到。
另一封信是美协寄来的，有一个全国性的首届油画肖像双年展将于下个月十号至十五号在北京中国美术展览馆举办，通知邀请老康参展，展出作品务必在月底之前寄北京。通知还打上了本次展览组委会的名单，全都是中国顶级的油画名家和美术评论家。看来规格也是顶级的。老康有点兴奋，吹了一声口哨，忘了刚才发过的脾气。
他把两封信放进皮包里，走了出来。在大楼的拱门前再次遇到当合同工当了十五年的老张。这个颧骨突出的男人手里提了两个空热水瓶。他用谦恭的微笑迎向教授，并且弯了弯腰。
老康从他身边走过，下了麻石的台阶，忽然止住脚。
“老张！”他回过头来喊道。
老张转过了背。“喊我？”
“是，喊你。”
老康又跨上台阶，进到拱门的前廊上。在刚才的一瞬，老康脑子里闪过了一个念头：他要画老张！他忽然发现老张的脸上很有内容，可以概括出中国下层社会中的某一类人的生活。对，画老张，并且用这张画参加那个顶级的全国性肖像画展。
他把老张叫住，把要画他的想法跟他说了。
“你以前不是画过吗？”老张有点困惑的样子。
“以前是以前，现在是现在。”老康解释道，“以前是带学生画习作，而我现在是要以你为模特搞创作，性质完全不一样。”
“要坐好久吗？”老张又有点恐惧的样子。
老康点点头。老康说，他会给他额外的报酬的，以小时论价。
“每个小时三十块钱你看怎么样？”
这回轮到老张点头了。老张看上去有一点捞外快的兴奋。
“什么时候开始，教授？”
“今天，下午就开始。”
“是……是……脱光衣服的那种？”
“不不不，只是画你的肖像，就是只画你的脸，懂吗？”
“那好那好。”
老康的午饭都很随意。他不想到教工食堂去吃，也不想到学院外头的饭铺去吃。通常，他就是自己下面条。他喜欢吃自己下的面条，放一点葱，放一点蒜，打两个荷包蛋，味道不错的。更主要的是，这个过程有一种很闲散的、自然支配生活的意味，给老康带来了轻松和懒洋洋的愉快。教工食堂那么多的熟悉的人，饭铺里那么多的陌生的人，无论夹在哪个人群之中，他都有说不出来的不舒服。离了婚以后，老康就变得稍稍有点怪了。
他在厨房下面条的时候电话铃声响了。打电话来的是不久前和他上过床的一个姓王的三十多岁的女人。她陪他的一位学生家长到系里面来，那位母亲是为自己犯了校规的儿子求情来的，她儿子和班上的女同学在学院外面租房子同居，被校方发觉，做出了让这对年轻人退学的决定。那位做母亲的不擅言辞，一味地拿手帕拭眼泪，是这位姓王的女人在旁边伶牙俐齿地帮她说话。她长着一双让老康喜欢的杏仁眼。嘴唇很厚，很性感。老康那时正好也在系里面，他也觉得这样的处罚未免太过严厉，就也帮着那家长说了几句话。于是他们彼此注意了对方。他们的目光在一瞬之间碰出了火花。第二天，她就来敲他的门。接着，他们就上床了。就这么简单。因为简单，所以也没有太多余味可以咀嚼。他觉得她在床上的表现尚可，但是一说起话来就没多少意思了。她的话很多，有点喋喋不休，却显得俗气和自作聪明。从那天起老康就不想再同她交往。她却不断地打来电话，有点子穷追不舍的意味。
“我最近很忙，非常忙。”老康说，“我的研究生要毕业了，我要指导她的毕业论文和创作。一点时间都没有。”
“你是想逃避我吧？”那姓王的女人说，“你是不是不喜欢我？”
“哪里哪里，”老康说，“我就是忙，真的是忙，忙得晕头转向。”
“难道我们在一起吃餐饭的时间都没有？”
“那倒不是，我的意思是说，人一忙起来，就没有什么好心情。你晓得，我们在一起吃饭是需要好心情的，对吧？”
姓王的女人生气地挂上了话筒。这让老康暗暗高兴。他希望她生气，希望她因为生气就不再来烦他。这年头要勾上一个女人不是一件为难的事，要甩掉一个女人却不见得那么容易。
姓王的女人在老康的印象中只留下了三样东西：杏仁眼、厚嘴唇，和在床上的乌鸦般的叫声。
老康的单身生活从来不缺少女人，但是除了黎晓菲，所有的女人都只会像姓王的女人一样留下两三样东西，然后这些东西给合起来，就成了一个女人。一个他需要但不会失去爱的女人，需要过后就不需要的女人。
老康吃完面条就躺在沙发上小睡。这是老康的习惯。中午他都不躺在床上休息，而是躺在沙发上。小睡就是小睡，没必要那么隆重。上床在老康看来当然是隆重的，这是因为它与生命的两极相关：休眠和运动。
电话铃又响起来。老康拿起话筒就听到了里头格格的笑声，他听出这是杜志红的声音。
杜志红说她这几天很辛苦，但是也很高兴，因为公司的业务发展很快。她今天开始就让手下的人设计保险公司的一干印刷品。她说她赚了钱不像别的女人舍不得用，她赚了钱就要大肆消费。所以，她又想请老康去喝酒，今天晚上。
“今天又喝？”老康说。
“赏脸吧，我的教授，我的大师！”
“对不起，今天我实在是有事。改天吧，改天。”
“那不行，不行，我不批准！”
她说话的口气好像他们之间有一种特别亲密的关系，就像情人之间一样。这让老康觉得有点不舒服。但是老康想，也许她跟保险公司的总经理说话也同样是这样的口气。这是她们这种女人很自信的地方。她们认为她们和男人之间的关系是由她们来决定和主导的。姿色、才干，以及进入了懂风情的成熟年龄，这就是她们的资本。
但是老康还是婉言谢绝了。基本的原因就是一条：她对他尚未具有充分的吸引力。就像她们对付男人很有一套，老康对付起女人来也是段数不低的。
他刚刚把杜志红打发掉，不一会儿朱娟也打来了电话。看来她和杜志红之间是没有通气的。她们都没有提对方的名字。她们纯粹是单独邀请老康，一对一的。朱娟说，白天太忙，晚上就想换换脑子，“要不要去听歌？有一场小提琴演奏会，有人给我送了两张票，很好的位子，前面二排，中间的。”
同样的，老康也婉谢了。他推说今天晚上系里面开会，一个很重要的会，他无法脱身。基本的原因也是那一条：她对他也不具有充分的吸引力。
下午，老张如约来到他的画室，坐在一张铺着布的台子上，从窗外透进来的一柱侧光中，他的脸结构突出，明暗分明。衬得这张粗糙的脸上的线条朴拙有力。老康受伦勃朗的影响很大，非常讲究用光线塑造肖像的轮廓。
一切都摆好了，老康开始在亚麻的画布上勾画轮廓。
“不要紧张，放松一点，不要动。”他一边勾勒一边说。
“我习惯走动，不习惯这么呆坐。”他的模特解释说。“要是成天让我这么呆坐，我会生病的。”
老康笑起来：“很有意思。”
老张有点害羞的样子，问：“为什么有人愿意这么坐着给人画？有时候还要脱光衣服？”
“为了艺术，当然也为了钱。”
“哦。”
“懂啦？”
“哦，不，不懂。我们是粗人，你说为了钱我还懂，为了艺术就不懂了。那些女人，也脱光衣服？”
“嗯。”
“都是些漂亮的女人啦！”
老康发现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里闪过一丝光亮，就像有只兔子忽然跃出草丛。那兔子代表什么？老康觉得它代表的是一个被压抑的男人对女人的有点淫秽的想象。
“你有老婆吗？”他问老张。
“嗯？”
“问你有没有老婆？”
“没有。但是快有了。”
“什么意思？”
“下个星期，我就要同刘淑贞领结婚证了。我们说好了。”
“刘淑贞？你的女人？”
“是。就是教工食堂的，老公死了两三年了。”
“教工食堂的？我见过吗？”
“就是那个矮胖胖的，四十八岁了，嘴角上有粒黑痣的。”
“唔。”老康想不起来。再说老康很少到教工食堂吃饭。
“哈，”老康说，“要做新郎公啦？”
“都这么大一把年纪了，还什么新郎公不新郎公的。”
“你就是八十岁结婚那也要叫新郎公啊。”
“那倒也是。”
他们一边画一边随意聊天。老康不时地提醒他不要乱动。但他并不责备他，因为这位勤杂工毕竟没有受过模特的训练。老康脑子里还在回味刚才他问女模特是不是也脱光衣服时的一闪即逝的眼光。他想这张看起来比较老实的脸孔后面一定藏匿了某种不老实的念头。这张脸看起来除了老实，还有显然的谦卑，和那种令人略感不快的委琐。老康注意到他的眼睛，眼珠子说话时的滑动，似乎有些难以觉察的狡狯。这是他以前没有发现的。他的细微的观察告诉他，此人应当不像他平时看到的那样简单。他在慢慢把握对方渐渐显露的复杂。因为他的画笔要揭示出这个人的复杂从而显示生活的复杂来。
他早就听出老张说话是河南口音，于是问他来这座城市之前他在哪里做事，来这所学院之前又在这座南方的城市里做过些什么事。
“以前嘛就是在家里种地。我们那地方穷，就跑出来做事。到学院里来之前嘛在车站帮人提过行李。后来被一帮湖南人赶走了，他们说我抢他们的饭碗，要打断我的腿。正好学院里招勤杂工，每个月有三百块钱工资，就来了。”
“你说得很简单。就来了——没有经过挑选？”
“挑选。怎么不挑选？他们看我人老实，又有力气，就挑中了我。没想到我在这里一干干了十五年。学院里的人好啊，老师也好，学生也好。知识分子嘛到底不一样。”
“有什么不一样？我看没什么不一样。”老康一下一下涂抹背景的颜色。
“我也说不好。我没文化。我小学都没念完。”
老康有点同情他。想象一个乡下的孩子，连小学都没念完就跟着大人下地干活，拿一把很大的镰刀收割生活的艰辛，多么可怜。
“以后你可以兼着做做模特，赚取另外的一份工资。”他关切地建议道。
“你是好人，教授，你是天大的好人。”老张说得声音都抖起来了。
双休日的两天，他都在画老张。加起来，他已画了四个工作日了。老康搞起创作来，谢绝一切社交活动，专心致志，埋头苦干，干完了才会去放松自己。这是老康一惯的风格。这几天那两个女人，朱娟和杜志红，有时是一起，更多是分别，几乎每天都打电话来邀他喝酒泡吧，但他都婉拒了。
这幅画的画面很大，长有两米，宽有一米五。非常写实，细部处理得相当仔细，使人物看上去有特别厚重的生命感。
有人敲门。老康以为是俞丽或是钟可尼。他叫了一声：“请进。”
没想到进来的是朱娟，一身白色的休闲装，笑吟吟地，依门而立。
“你怎么晓得我在画室里？”
“我是女007。我没有打搅你吧？”
“啊，我正好也要收工了。欢迎。欢迎。”
朱娟进了画室，边走边东张西望，目光里充满了惊奇。
“画家！”她说，“了不起！我从小就崇拜两种人，科学家和艺术家！”
“现在是科学的时代，不是艺术的时代。”老康说。
“这个我不管，反正我就是崇拜艺术。我想我的崇拜总不会过时的吧。”
“对不起。”老康转头对老张说了几句话，又拿了钱给他，让他走了。
老康吐了一口气，再次地问：她是怎么晓得他的画室的。他好像没跟她提起过这地方。
“这重要吗？”朱娟笑了笑。“如果你再这么问我，我可就理解成你不欢迎我了啊。”
“哪里哪里，我只是好奇。”
“我们上哪儿去吃一餐饭？”朱娟问。
“你今天真漂亮，一身的白，像个天仙啊。”
“我问你，我们一起吃餐晚饭如何？”
“那我来请客吧。”
“不，我来请。想吃海鲜吗？我晓得一家海鲜做得很好的餐馆，走吧。”
这时画室里的电话铃响起来。
“马上就有人约你吃晚饭了是不是？”
老康走过去拿起话筒：“我是老康，请问……”
话筒那头没有声音。
老康喂喂喂了几声，仍是没有声音。过了十来秒钟，只听得对方轻轻地把话筒搁下了。
“奇怪，怎么不说话？”老康眉头皱起来。
“她感觉到你身边有别的女士吗。”朱娟说，“女人的直觉都是非常非常好的。”
“别乱说好不好，根本没有什么女士晓得我画室里的电话。这是学院的分机，要通过总机转的。”
“啊啊啊，算是我误会啦。”
“奇怪。”老康的眉头还是皱着的。
“走吧，我带你去那个海鲜饭馆。”过了一会儿，朱娟说。
那个海鲜饭馆在江边，从窗子里望出去，黄昏中的江水裹着城市的喧哗匆匆奔流。江那边高楼林立，无数的玻璃窗辉映着夕阳的余晖闪闪发光，蔚为壮观。
“怎么样，这地方，没来过吧？”朱娟高举着一杯啤酒，对眺望的老康说。
老康也举起啤酒来，两人碰了一下杯。“很不错，你是怎么晓得这样好的地方的？”
“我也是一个客户带我来的，一个大客户，一个老总，也是和你一样，很有情调的一个男人。”朱娟说完看了看老康的神色。
老康说像朱娟这样的女士，当然应当有像样的男人请吃饭嘛。不奇怪。
喝了很多的啤酒，说了很多的话，朱娟一直没有提杜志红的名字。老康心里明白这是为什么。他晓得这两个女人都喜欢自己，而且都想亲近自己。但是两个人同时进攻，谁也不能取胜。看来今天朱娟是采取了单挑的姿态。老康有一种倒要看看这出戏如何演下去的近乎孩童的顽皮心理。
这家饭馆的海鲜的确不错。清蒸螃蟹、醉虾和豉汁代子都做得很好。这餐馆的不便宜，但吃得倒是非常开心。
朱娟把白生生的手臂扬起来，又叫了四瓶啤酒。朱娟的上装是无袖的，她的手臂高高扬起时，老康的心里动了一下。这条手臂很圆润，也很肉感。老康想朱娟原来还是有点性诱惑的。他想起年轻时读过一本巴尔扎克写的《搅水女人》，里头一个女人名叫西卜太太。这个女人有一句名言，她要用她的手臂打败所有的男人。老康想到这里时脸上浮出了显然的笑意。
“你笑什么？”朱娟观察到了这笑意。
“没什么。”
他们把满满一杯又干下去了。他们究竟喝了多少啤酒，谁也没有数了。
“你真能喝，朱娟。你好像一点事都没有。”老康点燃一支烟。
“我其实已经醉了。我喝醉了你是看不出来的。你是一个艺术家，但是也是一个粗心的男人。”
“我来买单吧。”老康打算招手。
朱娟伸出手臂来按住老康的手。“谁叫你买单？我说了，我赚了钱，我来请你吃海鲜。我虽然醉了，但这个事情我还不会含糊。”
“你真的醉了？”
“你看不出来的。你是一个粗心的男人。粗心，懂吗？”
“我懂。我是很粗心。”
“你懂个屁。男人都是不解风情的，还不如我们女人。”
“那我们走吧。”朱娟买完单以后，老康看了看表，十一点多钟了。
“那你绅士一点，送我回去。我的脑壳好晕。”
“好好好，我绅士一点，送你回家。”
他们走到外面，江风吹来，有些凉爽。他们叫了一辆的士，朱娟说了一个地址，车子就在灯火之间鱼一样游走起来。
“我想吐。”在路上，朱娟喃喃地说，顺势靠在老康的身上。
到了朱娟的家，在一幢高级公寓里面。她的家是跃层式的，面积不小，布置得很洋气，墙上挂着朱娟的影楼照，朱娟在照片里非常妩媚有一股明星味道。老康还看见朱娟和她女儿照的一张放大的照片。她女儿还小，长得很像她妈妈。
“你先在沙发上坐一会儿，醒醒酒。”老康扶着朱娟坐到一张漂亮的法国式长沙发上。
“亲爱的老康，艺术家，大师，坐着是不能醒酒的，明白吗？”
“那就喝杯酽茶。你的茶叶放在哪里了？”
“酽茶也不能醒酒。明白吗？”
“那怎么办呢？”
“你坐着，坐在我身边，陪我，我就会醒酒。”
朱娟的眼睛里射出了一种光芒。这光芒同那白生生的手臂一样，叫老康的心里又动了一下。
十八号这一天下午，老康的台湾朋友刘道尺践约而来。这位从前的画家，现在的画商，差不多快六十岁了，却保养得很好，面色红润，双目放光，笑声洪亮。他熟门熟路，径直来到了老康的画室。
老康的肖像画已基本完成，在做最后的润笔。
“哇塞，了不起的杰作！”他看到了这幅画，发出响亮的惊呼。
他又退后几步，歪着头，眯着眼，看了一会儿，再次发出赞叹。
老张仍坐在台子上，看见这个陌生人的声音那么夸张，忍不住笑了。
老康最后一次掏钱给他，并吩咐他从明天起不用来了。如果下次要画他，会通知他的。
老张望着手里的钞票，感激之情显得非常真实。
他走了之后，老康说：“一个勤杂工，我们学院里雇的。其实他应当做模特才对。”
刘道尺的眼睛仍然盯着这幅大尺寸的肖像画。似乎没怎么在意老康说话。
“太好了，一幅典型的下层人的面孔。泥土味很重。生活味很重。还有……我想想看，还有一股说不太明白的味。我看这一点更重要。一幅肖像画里有让人说不明白的地方，才会产生魅力。我要啦！”
“什么？”
“我说，我要啦。你说个价吧。”
老康摇摇头，微微一笑。
“你这是什么意思？”画商问。
“我要拿它参加一个肖像画双年展。”
“什么时候。”
“下个月中，在北京。”
刘道尺搔了搔后脑壳，说：“那是这样，我先交订金。参完展，我就来拿画，再把剩余的钱一手交讫。怎么样，两全其美吧。”
“这幅画我不打算卖。”
刘道尺是个有耐心的画商。这样的情形他也遇见得多。不少内地艺术家其实都舍不得卖掉自己的得意之作，只愿意售出二三流的作品。但他凭三寸不烂之舌，并诱之以在内地市场不可能产生的丰厚回报，便往往得手。在“你说个价吧”之后，是那些有才华但又清贫的画家们的紊乱心跳。刘道尺相信，清贫自守的人，总是少而又少的。而一些早已脱离了清贫，卖画获富的艺术家，他们说“不”也只是想讨一个更好的价钱而已。他胸有成竹，不急不慌，慢慢跟老康磨嘴皮子。他甚至还有一个更大的野心，不单是要买下这幅肖像杰作，还要与老康签一个为期十年的合同，在这十年中，台北的弘道画廊可以购买任何一幅老康创作的肖像作品。
但是老康摇了摇头。“你不可以的。我是我所有作品的父亲。只有父亲才有权决定儿子们的前途。这个权力我不会出卖给任何人，包括你，我的朋友，我的尊敬的刘先生。”
“我相信谈判。”刘先生说，“连战争都可以通过谈判达成停火。而况艺术乎？”
电话在这时忽然响起，几乎吓了两个人一跳。
“喂，喂，喂？”老康发现这个电话同上次一样，对方听到了他的声音，可是沉默着，十秒钟之后，那边咯嗒一声轻轻放下了话筒。
“谁？”刘道尺问。
“真是奇怪，”老康皱起眉头自言自语，“这几天接了好几个这样的电话了。”
正在这时，门被敲响了。
进来的是俞丽和钟可尼。两个女孩子脸上笑吟吟的。
“刚才不是你们打这儿的电话吧？”她们的导师问。
“没有啊。我们刚才一路过来，正说笑话呢。”
刘道尺见到这两位漂亮女孩进来之后，显得很是兴奋。
“怎么这时候来画室？”老康问他的学生。
钟可尼说，今天是俞丽的生日。俞丽忙于写毕业论文，什么都忘记了。直到下午她妈妈从重庆打来长途，祝她二十五岁生日快乐，才想起这事儿来。所以想请导师一起吃一顿饭。她们知道老康肯定还在画室里。
“那好，俞丽小姐，祝你生日快乐。这餐生日饭我来做东。你们说去哪里吧？”刘道尺说得画室里都充满了响亮的回音。
老康推荐他们到江边的那家海鲜饭馆来。他觉得这里的饭菜做得非常不错，而且找个临江的包房坐着，把窗子打开来，黄昏的景色正可以佐餐。
“你真会选地方啊老康。”刘道尺赞道。
“我前两天在这里吃过。”老康说。
“一定是和一位女士在一起，”俞丽调皮地说，“这地方蛮适合谈情说爱的。”
“康老师，俞丽说得对不对？”钟可尼也打趣起来。她们都知道这位单身的教授很惹女人青睐。
“也许。”老康说。
“你们的老师是有魅力的成熟男人啊。”刘道尺一边看服务生递过来的菜谱一边插嘴道。
吃饭的时候，老康不由自主地想起了几天前的晚上，那个自己也记不清喝了多少啤酒的晚上，那个有发亮的江水、灯火、照片和法国式沙发的晚上，有白生生的手臂、眼睛里的光芒和忽然而起的心跳的晚上，充满了冲动的错误的晚上，第二天早晨就后悔的晚上。本来他是要看朱娟将一出喜剧如何演下去，如果他自己也深入到戏里头，人在一瞬之间跌进了温柔的陷阱，回过头来想十分可笑。平心而论，朱娟并不吸引他。她的挑逗和进攻他本是可以抵挡的。但他这么些天来一直沉溺在肖像画中，内心里已经有了想轻松一下的潜伏的念头。当她的白生生的手臂那么一晃，这念头就从心底里冒出气泡来了。完全不是道德的原因，他的后悔只是因为他仅仅把朱娟和杜志红划定在朋友的范畴。通常，一个缺乏性的吸引力的女人如果被划定在这个范畴之内，他是不会轻易越过界限的。他的错误就在于他违背了自己的原则。也许那一刻，朱娟不是朱娟，而是夜总会里的三陪女，他倒是会有一种彻底的释放，并感到快乐。当第二天朱娟再打来电话，再想有第二次的寻欢，他坚决拒绝了。他告诉她，他最近特别特别忙，等他有时间，他会打电话给她的。这句话的意思很明白，就是要朱娟不要再给他打电话。朱娟沉默了片刻，然后说，好吧，再见。就此挂上话筒。这是一个识趣的女人。老康反而又产生了一点内疚。但他清楚，他不可能去爱上朱娟或是杜志红。自从半年前与黎晓菲分手之后，他就悲哀地想到，自己的将来只会有性，不会有爱。正因为如此，他才决定不与任何女人做深入的纠缠。
这餐饭丰盛已极。刘道尺充分表现出了他的大方、殷勤和健谈。他已赢得了两位漂亮女孩的欢心。
江中央有个岛，岛的顶端有个商务会馆，会馆里面有一个很不错的半圆形咖啡厅。从落地的窗子望出去，三面是水，跳跃着两岸的碎银般的灯光。他们吃完海鲜之后就坐船到了这里。主意是刘道尺出的。他喜欢上了这两个漂亮的女孩。他只要见到漂亮女孩，就会大肆挥霍语言和金钱。他靠在一张巴西藤的圈椅上，拍拍巴掌，叫来服务生，让他送上一份生日蛋糕，另外再配上二十五支彩色小蜡烛。他拿出十元钱的小费给那个服务生，让他快一点送来。
他们唱“祝你生日快乐”，点蜡烛，然后让俞丽一口气吹灭它。他们四个人的笑声感染了这个咖啡厅。老板叫刚才送蛋糕的那个服务生送来了一盘水果，表示对客人的美好祝福。
他们一直坐到十一点多钟，刘道尺又说了许多的笑话。其中有一两个有点黄，但也无伤大雅。他还是说得有点含蓄的。两个女孩子也笑得很会意。现在的女孩子，有什么男女之间的事是不懂的？老康觉得这个刘道尺对女孩子真是很投入。但是他在心里说，你可不能对我的学生下手。我要对她们负责的啊。
回到住处，老康洗完澡，躺到床上，翻阅一本新来的《艺术研究》。翻完了杂志，老康把两只手枕到脑壳后面，让思想像江水一样自由流淌。如果不是电话铃声骤然响起，他就会这样慢慢进入睡眠状态。
在拿起电话的瞬间，老康感觉到一定又是那个莫名其妙的沉默的人。果然，那边什么声音都没有。老康也不出声，只把话筒夹在肩膀和下巴上……
老康浑身一抖，忽然颤颤地说了一句：“是你，黎晓菲！”
对方没有搁下话筒来。他听到了她的呼吸。
“晓菲，我很想你。我晓得是你。我晓得，迟早你会来找我的。晓菲，我们谁也离不开谁。”
他终于听到了一声叹息。
“晓菲，说话啊，莫让我急啊。”
“我很贱。我是一个贱女人。”黎晓菲在话筒那边说。老康听出眼泪流淌在她脸上的声音。
“你在哪里晓菲？告诉我，我马上过来！”
“我不想见你……我只是想听听你的声音。”
“告诉我，求求你啦。告诉我你现在在哪里。”
电话那边又是一阵沉默。
“说话呀晓菲，求求你啦。你晓得我想你想得好苦吗？”老康听到了抽泣的声音。
“你在哪里呀晓菲。你就是在天涯海角我今晚上都要来见你，我的女人！”
“我……我……我就在你们学院外面。”
“我来啦！”
老康把话筒一扔，赤着脚，连鞋子都来不及穿就冲下楼，在校园的碎孵石小径上没命狂奔，简直像电视剧里面追赶爱情的小男生。
二十分钟后，他和她坐在客厅的长条形餐桌前相互对视。
过去了半年，好像过去了半个世纪？一股忧伤穿过时间透心袭来。他们相互对视，仿佛是在共同观察一只马蹄表上读秒的指针，也仿佛是在共同清算爱情残存的遗产。他们沉默着，但是彼此都明白，一切尽在不言之中。就像老康说的，他们谁也离不开谁。在一起时，他们尝到了痛苦，分开来，他们同样尝到了痛苦。他们彼此牵挂，彼此思念，彼此让对方盈满了自己情感的天空，已容不得任何旁人来插足其间。
现在他们又走到一起来了。他伸出一只手，握住她的一只手，然后把另一只手放在这只微烫的手上，轻轻地抚摸。仿佛这只微烫的手代表了她那心灵的创口。
她的眼里含着泪花。因此一切是模糊的、颤动的、闪闪发亮的。这是梦境里才有的景观，是甜蜜而心痛的幻象。
“我很贱，是吗？”她再次重复了一遍她说过的话。
“莫这样说晓菲，你晓得这个世界上我谁也不爱，只爱你。你是我的女人。”
“那你为什么不娶我？”
他不做声了。
对这个问题他以前回答过无数遍。即使要他现在再回答，他也不过是重复以前说过的。他不可能有其它的回答。他不想结婚，他惧怕婚姻，他不想让超越现实之上的爱情坠入婚姻俗务的泥坑。除此之外，他太热爱自由，没有比单身的自由更适合他的了。正因为他需要爱，所以他不想毁灭爱。这是他惧怕婚姻的理由。
但是她无法理解这个理由。她认为这只是一个托辞。真实的原因是存在于他们之间的距离。他是大学教授，是艺术家，而她不过是一个百货公司的会计。还有，她是离过婚的女人，带着一个五岁的男孩。她敏感而自尊，还略略有点固执。她看到了距离，为距离感到深深的恐惧。于是她选择了离开。她没有野心，仅仅只想和这些人群一样，过一种最安逸最平静同时也是最真实的生活。
然而，由于爱过他，并且是铭心刻骨地爱过，所以她再也没有能力去爱另外的男人。因为不能爱另外的男人，她在内心深处就更加地爱他，一刻也不能忘怀他。随着时间的流逝，她一天比一天思念他，渴想他。她忍不住，冲动地拿起了电话。她听到他的声音，眼泪就无声地淌落下来。
“你为什么不肯娶我？”她再次地问道。
“亲爱的，你晓得我不能没有你。我们在一起是幸福的，但是非得要婚姻吗？”
“我要真实的幸福。”她说。
“问题就出在这里。我认为我们在一起的幸福本身就很真实，而你却认为非得要用婚姻来证实的幸福才是真实的幸福。”
“你害怕婚姻，”她叹了一口气，“我害怕不真实的幸福。我们的距离太大了。”
“我们不能再分开了。我相信，你我都忍受不了思念带来的痛苦。”
“你就这样忍心让我一辈子只做你的情人？”
“不是情人，”他纠正道，“是真实的爱人，懂吗？”
“我不是你的学生，请你不要这么教训我。”
“哦，对不起，晓菲，真的，你就是我的爱人，惟一的，懂吗，惟一！”
“你还是这么说话。”
“哦，对不起。”
其实爱情就是一场战争，征服、占有，在对方的领土上飘扬自己胜利的旗帜，然后，统一。在没有达到这个目的之前，战斗无休无止。他们永远完不成统一，所以他们的痛苦的战斗也不会停歇。这就是为什么他们不断争吵，不断分手的原因。而这一次的分手时间最长，半年。最初的两三个月里，他们都很平静，都认为这是一次真正的分道扬镳，他们甚至有某种程度的轻松感。但是，三个月以后，思念与日俱增，不可抑止。他们明白了，他们彼此都需要对方，不能没有对方。
但是他们坐在一起，又彼此明白了一点：他们都不能说服对方。他们的心灵的天空里永远都不能飘扬统一的旗帜。战争并没有停止。
“先洗个澡吧。”老康对他所爱的女人说。
他想暂时绕过困境。他想释放一下他对她的情爱和性爱。
在老康交往过的女人里面，只有和黎晓菲做爱才是最有激情、最快乐、最享受和最彻底放松的。
自从那天晚上之后，老康和黎晓菲又开始了他们曾经有过的生活。他们分过手，又走到一起来，走到一起来，又重新分手。他们如此这般地循环着，重复着，一波三折，柳暗花明。他们到底还是离不开对方。他们需要对方，需要爱和性，还有温情与浪漫。
他们来到江边的一家小茶楼里。他和她在一起的时候，绝不喝酒。他们只喝茶。仿佛只有茶才能代表他们那余味无穷越品越有回甘的情感。
他们不再争执。生活观念的障碍还存在在他们之间，可是他们暂时绕了过去。他们等待着时间对人的改变。毕竟，除了不结婚，其它一切还是美好而诗意的。
他们叫了一壶乌龙，慢慢斟酌，看着窗外江面上繁星般的灯光。一艘江轮鸣了两声汽笛，从下游向上游缓慢逆行。江轮上像有人开生日派对一样所有的窗子灯火通明。
“我想和你一起旅游，到很远的地方去。越远越好。”她说。
“你和我想的一样。看到那艘船，我就是这么想的。”
“我说的是不晓得目的地的旅游。”
“我也没想什么目的地。”
她看他一眼：“我们太投缘了，是吧？”
他点点头，为她再斟了一杯茶。
“如果迟早一天，我永远离开你，是真的离开，你会怎样？”她轻声问。
他沉默了一下，然后说：“我不晓得。”
她把手伸过来，在他沧桑的脸上摸了一把。“你这个人哪！给我最大幸福的是你，给我最大痛苦的也是你。”
老康摇摇头，无奈地叹了一口气。
那艘江轮的灯火渐渐看不见了。
“我们走吧。”他对他爱的女人说。
他们回到美院。洗过澡，她坐在沙发上看电视，头发湿漉漉的。她长得不算好看，但是属于那种比较耐看的女人。他就坐在餐桌旁看书，面前还摊开一本笔记本。他喜欢一边看书一边记笔记。这本书是达利的日记。这个超现实主义画家的思想和生活发出了酒一样的芳香。老康颇为感慨，他想大师的高峰是永远攀不上的。但他同时也对自己说，一个艺术家只能也只可能成为他自己。达利是达利，老康是老康。一个中国的油画肖像画家表达的只会是中国人的情感世界。
一只手伸过来。手掌上摊着削了皮的苹果。
他抬起头来，感激地看了黎晓菲一眼。
女人的爱情充满了这样的细节。在分手的日子里，老康总是被生活中的各种景象所触动，回忆起这样的细节，因此他怀念黎晓菲。也因此，像朱娟和杜志红一类的女人只能成为他生活中的匆匆过客。她们没有细节的繁星布满老康的心空。
这是一个平静的夜晚。他们拥有许多这样的夜晚。温馨、宁和、波澜不惊。他们将永远拥有吗？
俞丽的毕业论文终于获得答辩通过，这几天都很高兴，因为她彻底轻松了。她要好好玩一玩。那个声音洪亮的有趣的刘道尺先生，每天都请她喝下午茶。吃晚饭的时候刚开始一两次还叫上钟可尼，后来就是他们两个人单独在一起了。晚上，他带她去蹦迪、唱卡拉ＯＫ、吃冰激凌，然后是消夜。他让她喝很多的红酒，一边跟她讲同样多的笑话。他们真是开心。那天晚上他们两个人都喝得有点微醺，就叫了一辆的士满城兜风。车在灯海里漂游，沿江大道的风灌进车内，渐生凉意。他说：“来。”拍了一下她的肩，她就把头向他靠了过去。他搂着她的腰，朝前面的司机说：“去希尔顿酒店！”
早上醒来的时候她发现他正在欣赏自己的裸体，嘴角叼着根雪茄，一股好闻的烟味像音乐一样洋溢在房间里。
电视机是开着的，声音开得很低，但是听得清楚，是在播早间新闻。
“想吃什么？我叫他们送餐上来。”他吐了一口淡蓝色的雾。
“你帮我点吧。”她懒洋洋地说，并不想马上起来。
他在床边拿起电话，拨了个号，说道：“两份煎鸡蛋，两份法式羊角面包，一杯咖啡，一杯牛奶，两份水果沙拉，请马上送到２００８房间来。”
她终于爬起来，若无其事地赤裸着身子走进浴室。水声响起，压过了电视机的声音。
她走出来的时候面色红润，头上包着白色的浴巾，身上穿了宽大的白色睡衣，看上去像个白衣仙子。
“你买我两幅画吧。你不是到处买内地画家的画吗？”
“这个……这个嘛，不好说啊，我们一般是有选择的。就是说，我们一般都是挑选名家的作品。”
“刘先生，要晓得你的画廊可是开在台北，对台湾人来说，谁晓得谁是内地有名的画家？还不就是靠着你们这些画商的宣传和推介吗？”
“是倒是你说的这样。不过，名家和非名家，到底出手不一样。比方你的导师康先生，台湾人是不熟悉，可是他有他的艺术品位在那里。即使是他二三流的作品，也有一种不凡的手笔嘛。”
“那刘先生的意思是我们这些无名之辈就莫想杀入台湾的艺术市场口罗？”
“话当然也不能这么讲。后生总是可畏的嘛。”
俞丽拿起刘道尺的一只手掌，一根指头一根指头地掰着：“你莫跟我兜圈子好不好。直说，我的画你愿不愿买？”
“干脆是这样俞小姐，”刘道尺把手抽回来，说，“我拿你两幅画过去。我先付你五百美金的定金。画卖出去了，再跟你五五分成，你看怎么样？”
“这还够朋友。讨厌。兜那么大一个圈子。什么名字啊，手笔啊，听都听不懂。”
刘道尺哈哈笑起来，一只手搂住俞丽的腰，另一只手拉开睡衣的腰带。俞丽的两只挺拔乳房顿时一览无余。
“你今天真是一个性感女神。来，坐到我身上来。”
俞丽顺从地跨坐在他的双膝上，两只手勾住他的脖子。
“假如，”她像忽然想起什么似的，说，“我的画卖不出去，那怎么办呢？”
刘道尺西装口袋里装着第二天上午飞香港的机票，请老康和黎晓菲在希尔顿酒店吃了一顿西餐自助餐。一支四人小乐队奏着舒伯特的《小夜曲》，西餐厅里点起了有情调的烛台。窗外是黄昏中升起的灯火。三把刀叉碰得盘子的边沿叮当作响。
这是最后的机会，他于是要做最后的努力，可他一开口就被老康用一个摊开双掌的手势婉拒了。
“我有点饿，”老康说，“所以我不想再谈败坏我胃口的事情。对不起，刘先生，我今天晚上看见每一道冷盘都想大吃一顿。”
刘道尺脸上有点尴尬，让黎晓菲看出来了。她感到莫名其妙。
刘道尺知道再说下去也是徒劳的了。虽然他很不甘心，也很不理解，但他还是忍住没有再继续谈那个显然让老康不快的话题。他说了几个笑话，当然是想赢得黎晓菲的好感。他看出来老康很爱这个女人。他在心里对老康说，时间会让你败下阵来的老兄。时间会改变你的老兄。
他的笑话老康没怎么笑，因为他都听过了。刘道尺跟女人准备的笑话也就是那么三四十个。说过一遍了，再说二遍，也没有什么新意思。只有初相识的女人，会觉得他趣味无穷。他怎么这么多好玩的故事啊！
“有时候我觉得生活真是美好的。”老康说，拿餐巾擦擦手，“在友谊、爱情、烛光和音乐之中享受美食，真是让人乐不思蜀。”
黎晓菲诧异地看他一眼，心想怎么一顿自助餐让你生出了这么深的感慨？平常你对吃东西可是马虎至极而且麻木至极的啊。
“但是享受美好的生活是需要条件的，”刘道尺终于有了旁敲侧击的机会，“并且不是所有的人都能创造这种条件的。朋友，你明白我的意思。”
老康喝了一口啤酒，点点头：“我当然明白。”
老康回到家里，黎晓菲对他说：“我觉得今天的气氛挺尴尬的。你以为呢？”
老康说：“是吗？我怎么没这么觉得？我今天晚上吃得真饱。那些冷盘做得简直叫人胃口大开。听说是一位法国厨师做的。希尔顿到底是希尔顿。”
“你是装傻吧？”黎晓菲又说。
“装什么傻？他想买我早些天寄到北京参展的那幅肖像画。还想叫我跟他们的画廊签十年的合同。去他的，我才不干呢！”
“他出的价钱不好？”黎晓菲小心地问。
“很好，非常的好。如果我按他的意思卖画和签约，我们完全可以过非常非常好的物质生活，甚至你都不用上班了。我们可以到处去旅游。你不是想要那种不晓得目的地的旅游吗？都可以，完全可以。”
“傻瓜，那你为什么不同意？假如是我，我就会同意。谁不想把生活过得好？你今晚上不是也说，生活是美好的吗？”
“正因为我不是你，不是别人，我就是我，老康，所以，我不答应。在我看来，人选择自己愿意过的生活，这种生活就是美好的生活。就这么简单。可是我通过了复杂而漫长的思索，才获得了这种简单。”
“你说得太玄了，我听不懂。”
“慢慢来，你总有一天会懂的。”
老康抱住他心爱的情人，热情地吻她的额头。
黎晓菲在他怀抱中说，“我不晓得会不会有懂得的那一天。”
“你不要这么说，”老康捧起她的脸来，“你不能这么说。”
黎晓菲眼角湿润了：“我不晓得我到底适不适合你。也不晓得你到底适不适合我。”
“别想得那么复杂，相信我，生活其实是简单的。”老康说，“真的很简单。”
学院放暑假了。俞丽毕业分配回到了重庆。钟可尼也回大连度假期去了。这位小师妹是个一点都不蠢的女孩。那些天俞丽老是看不见人，她就晓得她是和谁在一起了。她心里冷笑一下，对自己说：“想甩开我？其实从他的眼神里可以看出来，在我们两个人之间，他更喜欢的是我。”于是有一天，她拿起电话，按照那个台湾画商名片上留下的神州卡的号码，拨通了对方的手机。她听到话筒里的笑声非常响亮。他约她晚上去夜总会听歌。她去了，而且在消夜之后跟他也去了希尔顿。在有古巴雪茄香味的房间里，她和他做了爱。第二天中午，她和她的师姐在教工食堂一起吃饭，仿佛是不经意之间提起了那个台湾男人。师姐说，他真有意思，真幽默。她说，他虽然老一点，但是仍然很酷，尤其是在床上。
“你怎么晓得？”俞丽侧过头来问她。
她迎向她的目光，轻松地学着她的四川口音说：“你晓得，我也晓得嘛。”
她看到师姐的脸在一瞬间红了一下，心中就升起了一股战胜者的骄傲。她响亮地说：“他答应明年来的时候给我出一本精美的画册。他说他看出来我有很好的前途。”
她带着这种久驻心头的骄傲回到了大连。她知道，明年，那个台湾人来内地的时候，她就少了一个强有力的竞争对手了。
老康计划带黎晓菲出去旅游一趟。他征询他的情人的意见，她说，我说过了，我不想有明确的目的地，我们一直往西北方向走，走到哪儿算哪儿，行吗？
老康说：“那我们第一站，到西安。到了西安以后怎么走，到时候再看吧。”
“很好，我赞同。”
“这叫做没有目的地，但是有方向。”
“要是连方向都没有，就更好。”
“胡说，怎么可能呢？”
“我很傻吧？”
“不，事实上，我可能比你要傻。”
他们好不容易预订到了三天后的火车卧铺票。假期的票，太紧张了。在行期的前一天，学院保卫处的处长带着两个操北方口音的人敲开了老康的家门。
“他们是从郑州来的警察，想找你打听一个人的情况。”处长介绍道。
“谁？你们想找我打听谁？”老康非常奇怪。他对公安没什么好印象，并且，他不愿意与他们打任何交道。
“你是不是有一幅油画在北京的一个展览上展出？”
“是啊，怎么，这个展览是非法的？”
两个人中胖一点的那个笑了笑，说：“扯到哪里去了。我们问的意思是你画了一个人，而这个人很像我们追逃了十六年的一个罪犯。”
“罪犯？什么罪犯？”
“十六年前，他杀了一个人，然后逃出了河南，从此销声匿迹。”
“我画的是我们系里画的一个勤杂工啊。”
“你觉得你把他画得很像吗？”
“那当然。我是非常写实的。就是说，很像。”
“那他就不是一个勤杂工，而是一个逃亡了十六年的杀人犯。”
老康摇摇头说：“不像，绝对不像。他是一个很老实的人。他在我们油画系干了十五年了。”
处长插进来说，“教授，他们带来了一张照片，请你认一认。”
那胖一点的河南人就从公文包里拿出了一张发黄的照片，递给了老康。
老康辨认了好久，终于点了点头，说：“看上去似乎就是他，老张。”
三个客人互相望了望，脸上露出了明显的喜色。
“他不姓张，”胖一点的人纠正道，“他其实姓高，真名叫高志存。”
老康的表情像听到了天书一样。
“感谢你，教授，”胖一点的人说，“是你的油画给我们提供了线索。要不然这个人我们只怕很难找到。”
“他是，”老康问，“他是怎么杀的人？”
“说起来话长，”另外那个瘦一点的警察说，“简单地说吧，是他爱上了一个寡妇，和她有了一手，后来这寡妇变了心，要嫁给另一个男人，于是他把那男人杀了。捅了他十几刀，非常凶残。”
老康抽了一口冷气。
正在这时，门被一只小心的手轻轻敲响。
“谁？请进。”老康说。
进来的居然就是老张。
“啊，有客人，那我先走啦。”老张说着就准备返身而去。
“有什么事吗？”老康镇定地问。
“啊，是……我想，明天中午请教授喝我的喜酒。我和刘淑贞已经领结婚证好些天了。我们不打算搞排场。也搞不起排场。我们就在家里结婚，只请了一桌人。教授平时对我好，我想请教授赏光。”
“唔，看、看情况吧。”老康说，声音里有一种止不住的颤抖。
老张，也就是真名叫高志存的这个人朝那三个他不认识的人卑微地笑一下，走出去，把门轻轻带上。
那个瘦一点的人出了一口长气，说：“我差一点就把枪掏出来了。”
火车上非常拥挤，硬卧车厢靠窗的凳子上都坐满了人。他们都不是这个车厢的乘客，是列车上的人放进来等着补票的。火车没开动之前车厢里非常闷热。黎晓菲拿起裙子下摆朝脸上扇风。她一脸的黄豆大的汗粒。哐啷一响，车厢晃了一下，火车终于准点开动。风从打开的窗子里进来了。黎晓菲的长发像黑色的旗帜飘了起来。她嘘了一口气。
“喝点水。”她把一瓶她喝过的矿泉水递给一直默不作声的老康。
老康喝了一口水，把瓶盖盖上。窗外的城市已变成了有颜色的风。过了一气，看见田野了。田野上有一个农人站着朝火车张望。看不清他的脸。但老康觉得那就是老张。这个人不叫高志存，就叫老张。这个人和土地是联系在一起的。可是他杀了人，离开了土地，藏身于城市。今天中午，他要结婚了，和一个教工食堂胖胖的名叫刘淑贞的女人。他昨天听见那两个河南警察说，要在老张的婚礼上将他逮捕。他跑不了啦。他还听见处长说了一句成语：法网恢恢，疏而不漏。
在他按捺不住简直快要丧失理智的时候，黎晓菲回来了。她带回了他们旅行中的用品和食品。她发现他面色涨得红紫，额头上渗着细密的汗，忙问他怎么啦，你这是怎么啦？忽然生病啦？
他结结巴巴地否认。
“我还买了一些药，治感冒的，治腹泻的，还有晕车的中暑的。”她低头翻着手里的塑料袋。
“多喝点水，你好像又有一点不舒服。”黎晓菲的声音和车轮的声音混在一起。
田野像扇面一样打开。那个面目不清的农人不见了。老张也不见了。这个世上不会再有一个叫做老张的人了。
他想起了自己的那幅肖像画，他还根本不知道，他的这幅画，在这届双年展上，获得了惟一的金奖。就在他打开矿泉水的瓶盖喝水的时候，北京的一些非常权威的艺术评论家正在赶着撰写评价他的获得殊荣的作品的评论。有一位评论家的文章说，这是继罗中立的《父亲》之后的又一幅具有对人性高度概括力的肖像作品。它完全可以进入当代油画史的经典。
他把瓶盖又盖上，朝注意地观察他表情的情人说：
“到了西安以后，我们怎么走？”
他的目光又有些模糊了。
白色鸟
夏天到来，
令我回忆。
——外国民歌《夏天的回忆》
设若七月的太阳并非如此热辣，那片河滩就不会这么苍凉这么空旷。唯嘶嘶的蝉鸣充实那天空，云和风，统不知踅到哪个角弯里去了。
然而长长河滩上，不久即有了小小两个黑点；又慢慢晃动慢慢放大。在那黑点移动过的地方，迤逦了两行深深浅浅歪歪趔趔的足印，酒盅似的，盈满了阳光，盈满了从堤上飘逸过来的野花的芳香。
还格格格格盈满清脆如葡萄的笑音。
却是两个少年！一个白皙，一个黝黑，疯疯癫癫走拢来。
那白皙的，瘦，着了西装的短裤，和短袖海魂衫。皮带上斜斜插得有一把树丫做好的弹弓。那黝黑的呢，缺了一颗门牙，偏生却喜欢咧开嘴巴打哈哈；而且赤膊。夏天的太阳，连他脚趾缝都晒黑了，独晒不黑他那剩下的一颗门牙。同时脑壳上还长了一包疖子，红肿如柿子的疖子。
少年边走边弯腰，汗粒晶晶莹莹种在了河滩上。
“唉呀，累。晒死人呐！”
“就歇歇憩吧。城里人没得用。”
在高高的河堤旁，少年坐下来歇憩。鼻翅一扇一扇。河堤上或红或黄野花开遍了，一盏一盏如歌的灿烂！就把两只竹篮懒懒扔在了脚旁。紫色的马齿苋，各各有了大半篮。这马齿苋，乡下人拿来摊在门板晾晒干了，就炒通红通红的辣椒，嫩得很，爽口得很。城里人大约是难得一尝的。故而那白皙的少年，也就极喜欢外婆喷喷香香炒的马齿苋干菜，咽绿豆稀饭。外婆呢自然淡淡一笑：“这伢崽！”
“扯霸王草？”黝黑的少年提议道。
“要得。要得！”
“输了打手板心？”
“打手板心就打手板心。”
便一来一去扯霸王草。输赢并不要紧的，所要的是快活。
蝉声嘶嘶嘶嘶叫得紧。太阳好大。
待这游戏玩得腻了，又采马齿苋。满满的一篮子了，再也盛不下一点点了。就又坐下来歇憩。那白皙的少年解下弹弓，捡了颗石子努力一射，咚地在那河心地方，就起了小小一朵洁白水花。
“哎呀好远！”
“我要射过河去。”
“吹牛皮。”
“我才不吹呐。”
而那河水，似乎有了伤痛，就很匆遽地流。粼粼闪闪。这是南方有名的一条河，日夜的流去流来无数美丽抑或忧伤的故事，古老而新鲜。间常一页白帆，日历一样翻过去了，在陡然剩下的寂寥里，细浪于是轻轻腾起，湿津津地舔着天空舔着岸。有小鱼小虾蹦蹦跳跳。卵石好洁净。
“我现在要考一考你。”白皙的少年说。
“考么子？最不喜欢考试！”
“你看出来左边的岸和右边的岸，有哪样不同？”
“左边有包谷地。右边没有。”
“不是问这个呐。”
“左边……有个排灌站。右边没有。”
“不是问这个呐！”
到后来那黝黑少年终于摇脑壳了。
“唉呀你，看呐，左岸要平一些，右岸要高一些。还没看出来？”
“吔，吔，真的咧！”
“这里头有道理。你晓得啵？”
又把那生了疖子的脑壳摇来摇去：“讲唦，晓得就讲唦。”
“我表哥，他讲这是地球自己转动造成的！”
“啧，啧，你晓得好多道理。”
白皙的少年于是笑了。乌黑眼瞳熠熠地亮。然而忘记了，采马齿苋却是那乡下少年教会了他的；还教会了他如何烧包谷吃，如何钓麻拐（田鸡）……人各有自己的聪明与骄傲，奈何不得的。
蝉声稍稍有了歇止。
“好安静。”
“是咧。”
“采了这样多马齿苋，回去外婆会高兴咧！”
“当然罗。表扬你做得事。”
那白皙少年，于默想中便望到外婆高兴的样子了。银发在眼前一闪一闪。怪不得，他是外婆带大的。童年浪漫如月船，泊在了外婆的臂湾里。臂湾宁静又温暖。
却忽然一天，外婆就打起包袱到乡下来了。竟不晓得为什么。
方才吃午饭时候，有人隔了田塍喊外婆，声音好大。待外婆回来，就带了这黝黑的少年——他的朋友，叫他们一起去玩，远远地到河边上去玩。采马齿苋，划水，随便。总之要痛快玩它一下午。“听话，莫出事，没断黑不要回来。”一人给了一只大竹篮。其时头上太阳，正如烧红的一柄烙铁。白的少年好高兴，同时又讶异。因为平日的下午，外婆一定逼他睡午觉，一定不许他出来玩。然而今日全变了。外婆你几多好！
蝉声又抑扬了起来。一只两只野蜂在头上转，嗡嗡营营。
黝黑的少年于是说：“划水好啵？划到对岸去。”
“好的。”眯了眼睛望对面绿色的岸，和远远淡青的山。
“好的，好的。”
“比赛？”
“比赛。”
“输了是狗变的？”
“狗变的就狗变的。”
黝黑的少年便笑了。缺了门牙的笑很羞涩很动人。
因此扑通地一齐扎到河里头去。河水清凉又温柔。轻轻托起一黑一白赤条条两个少年；轻轻忽开忽谢着一朵一朵漂亮水花。那城里来的少年，几乎呛水了。因为他想要笑，因为他看到他的朋友，游泳的姿势应当叫做“狗爬式”几多滑稽。又还从那缺了牙的口里，噗噗地朝他喷水。远处一页白帆，正慢慢慢慢吻过来。真好玩，真快活。
并且这边的岸，景致又不同。是泱泱的一片水草咧。水草好葳蕤。后面呢则是芦苇林。汪汪的绿着，无涯的绿着，恰如了少年的梦想。
“哎呀！这地方，几多好看。”
“城里来的才讲它好看。”
赤条条的少年站在岸上。一个白皙，一个黝黑。头发湿漉漉的，情绪倒比天空还要晴朗。
然而那白皙的少年，陡然闷声一喊，就朝后面倒退数步，踉踉跄跄。
——水草里头有条蛇！
“莫怕，”黝黑少年说，“莫怕，水蛇。”
同时猫腰下去，极快地捉住蛇尾随手一扬，那蛇便如闪电，倏忽落在了河里头。好吓人。白皙的少年出了大半身汗，立即对他的朋友生出了景仰。
朋友就又问他：“你眼睛好不好？”
“右边是一点二。”
“莫怕。明日我捉了金环蛇银环蛇，取了胆来给你吃，包你眼睛就好！”
自然又凭添了若干的景仰。看到那缺了的门牙像小小一眼鼠洞，便觉得又亲切，又好笑。
刚刚的还要讲几句话，朋友忽然竖起食指止住了，耳语道：“莫做声：快看。”
“什么？”
“那边。”
“——咦呀！”
在那边，白皙的少年看见了两只水鸟。雪白雪白的两只水鸟，在绿生生的水草边，轻轻梳理那晃眼耀目的羽毛。美丽。安详。而且自由自在。
什么时候落下来的呢？
白皙的少年想：唉呢，要是把弹弓带过河来，几多好！然而立即又自行取消了这法西斯主义。因为那美丽和平自由生命，实在整个的征服了他。便连气也不敢大声的喘了。
四野好静。唯河水与岸呢呢喃喃。软泥上有硬壳的甲虫在爬动，闪闪的亮。水草的绿与水鸟的白，叫人感动。
“要捉住就好咧。养起它来天天看个饱。”黝黑的少年悄声道。
“不。”
“你不喜欢？”
“比你喜欢得多！”
黝黑的一笑，也就哑默无语了。疖子隐隐地痛。
那鸟恩恩爱爱，在浅水里照自己影子。而且交喙，而且相互的摩擦着长长的颈子。便同这天同这水，同这汪汪一片静静的绿，浑然的简直如一画图了。
赤条条的少年，于是伏到草里头觑。草好痒人，却不敢动，不敢稍稍对这画图有破坏。天蓝蓝地贴在光脊的背。
空气呢在燃烧。无声无息，无边无际。
忽然传来了锣声，哐哐哐哐，从河那边。
“做什么敲锣？”
“呵呀，”黝黑的少年，立即皮球似的弹起来，满肚皮都是泥巴。“开斗争会！今天下午开斗争会！”
啪啦啪啦，这锣声这喊声，惊飞了那两只水鸟。从那绿汪汪里，雪白地滑起来，悠悠然悠悠然远逝了。
天好空阔。夏日的太阳陡然一片辉煌。
到西藏找狗
我那天心情不太好——老实说，这个世界上有太多的事情让人心情不好，中午我一个人就在河边的一家小饭店里闷闷地坐着喝酒，对着窗外缓缓流淌的湘江河水于是也缓缓地梳理着自己晦涩的情绪。后来我发现原来我的心情的不好并不因着某一件具体的事情的困扰或怅触。这使我认识到人的情绪的波动有时候是完全不需要什么口实的。烦闷、苦恼、忧郁或者憎恨，有时会像晨雾或暮霭一样，莫名其妙地笼罩着我们那敏感而脆弱的心灵，人生的方向有可能一瞬之间便消失掉了，这时你也许就多少知道什么叫做茫然了。
幸好有一个人把我从茫然之中解救了出来。这个人就是苏志。他摇晃着肥壮的身躯大声地叫唤着我。
苏志的小名叫做苏胖子，当然这小名来自他那二百来斤的体重。苏胖子是我的一位后来移民去了阿美利加德克萨斯的姓张的朋友的师弟。他们从十二岁起就从一位姓刘的有名的国术大师习武，可谓之情同手足。姓张的朋友在肯尼迪遇刺的那个达拉斯洗了两年盘子后就开了家中国武术馆，现在据说弟子已达数百人了，而苏胖子则给一位台湾来的房地产发展商开奔驰车，当然是做司机之外又兼做私人保镖。做两份事，却只给一份工资，由此可见台湾老板的精明，也由此可见苏胖子的抱屈。苏胖子的工资原来是八百，后来长到一千；所以增加两百，是因为台湾老板亲眼见识了苏胖子的功夫。
有一回台湾老板带着他在长沙养的小情人去看他在河西的一处工地，打转的时候小情人忽然想开开车玩，台湾老板就叫苏胖子让她开。车开到火车北站时，一辆空叉车忽然从北站大门里野野地冲了出来。苏胖子喊：“快踩刹车！”小情人却慌了神，等她猛地刹住车时奔驰正好横横地拦在了叉车的前面。当然叉车也吱吱嘎嘎地急刹住了。不过那司机却是十足地暴出了火气，冲着台湾老板的小情人就是好一顿恶骂。
小情人把脑壳伸出车窗外，气愤地说：“你何事开口就骂人？！”
“骂了你又如何？”叉车司机怒不可遏，“老子还要打你！”说完就从叉车上跳下来要打人。台湾老板一见叉车司机五大三粗一脸狠相，就连忙打开车门走下去，说这位先生有话好讲有话好讲，不要生这么大的气嘛，呵呵不要生这么大的气。叉车司机轻蔑地觑了台湾老板一眼，说：“你是什么？你是她的爷？”台湾老板就说这位先生你不要这么说话嘛。“老子是吃生狗屎长大的，”叉车司机狠狠地说，“老子只晓得这么说话。你要听就规规矩矩站着听，不听就跟老子滚到一边去！”
这时苏胖子不慌不忙，从车里钻出来，对那叉车司机慢条斯理说道：“我看你这位老兄骂也骂了，凶也凶了，面子占净了，怕也要收点场了吧？”叉车司机见这个说话的胖子脸上有种绵里藏针的憨笑，一下子就明白遇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角色了。但叉车司机是个勇蛮好斗的家伙，何况他又有恃无恐，一来他是这地盘上的人物，二来叉车上还坐得有他的一个副手，也是个喜欢打架的后生崽，他仿佛觉得今天如果不逞雄逞到让人告饶的地步，就很对自己不住似的。于是他对苏胖子恶狠狠地说：“老子今天就不收场，角色，你又把老子怎么样？”
“我又能把你怎么样？你一口一个老子老子的，”苏胖子脸上那种很特别的憨笑并不凋谢，“我看你今天早上是忘记刷牙了，嘴巴子这么臭。”叉车司机听了这话气得脖子硬硬的，回头朝他的副手喊了一声：“三毛、三毛，有事做！”
台湾老板后来慢慢回想，才大约地记起来整个打架的过程。他先是看到叉车司机照苏胖子脸上一炮拳冲来，苏胖子身子一侧，右手接住他的拳轻轻那么一带，就见叉车司机一个狗啃泥脑壳都插到奔驰车的底座下去了。接着那个叫三毛的后生崽扑过来一把死抱住苏胖子的腰，苏胖子一蹁腿，同时把对方的肩一掰，仿佛是把一件邋遢衣服扔到地上去那样把三毛扔到了叉车司机的脚旁边。
接下来的局面真是叫台湾老板看傻了眼，随着三毛的嚎叫，从北站里头冲出来了四条汉子，加上从地上爬起来的叉车司机和三毛，一共是六个人，其中两个手里还拿了铁撬棍，他们都是北站里头的搬运马仔——顺便补充一下，火车北站是货站，我小的时候上学路过这里就常常看见这些搬运马仔同别人打群架，印象里有两个特点很难忘，一是他们很蛮勇，二是他们很团结。现在他们六个人围着苏胖子打架，这两大特点依然如旧。他们狂怒地吼着：“打死他！往死里打！打死这头胖猪！”一面吼一面乱拳乱棍朝苏胖子铺天盖地打来。台湾老板的小情人吓得连声惊叫救命救命！台湾老板则吓得把眼睛遮捂起来，他心里面一黑：这下子苏志完蛋了！——听到铁撬棍掉到地上的叮当声，听到人摔倒在地的肉的钝响，听到骂娘，听到呻吟，听到很多的脚步声朝这里汇了拢来……等他睁开眼来时，他看到马路上围过来的黑黑的人圈子里是六条汉子都躺倒在地的奇迹。苏胖子的肩膀中了一撬棍，乌乌地肿了起来。他一面揉着肩膀一面对发呆的台湾老板说：“我们赶快走吧，等一下马上还会有人来，麻烦会更大的。”就这样，苏胖子让台湾老板和他的小情人坐到后座去，他开着奔驰车犁开人群，冲上马路，台湾老板朝车窗后看去时就见从北站的大门里又闹哄哄地杀出来了七八条汉子，手中差不多都拿了家伙。台湾老板直感到背上仿佛是长满了蜇人的芒刺。
增加两百块钱工资并没有使苏胖子怎么就快活起来。毕竟苏胖子原来也办过两个小厂子，一个是做法国电瓶的，一个是做塑料纽扣的，但都垮掉了，后来又买了一辆解放牌的旧卡车跑长途运输，结果也跑亏了，然而不管怎么说，他总是自己在做老板，不至于像现在这样，给别人家打工，听别人家差遣。”你怎么不像你师兄那样，也开一个武馆呢？”有一回我这么劝过他。他听了只把脑壳摇：“难呢，如今干什么都难。”听苏胖子说话的口气，他好像对什么都失去信心了似的。“我现在只能给人打打工，混口饭吃算了。”不管怎么说，哪怕是如此英雄气短的话里面，也藏得有他那心有不甘的怨艾。就这样，这位声称混口饭吃算了的七尺汉子，跟着他的台湾老板，一下子把那辆奔驰车开到广东，一下子开到上海。这几年他们的身影不断出现在中国大陆房地产投资回报率最高而且最快的地方。
我与在达拉斯开中国武馆的姓张的朋友一直有书信往来，他在最近的一封信里还问我有没有见到苏胖子，因为他说苏胖子很少给他写信，要写也是写得像电报似的。看来我的这位朋友是很关心他的师弟的。我回信给姓张的朋友，说我有时能够邂逅到苏胖子，我告诉了他我了解到的苏胖子的近况。
我与苏胖子总是不期而遇，比方那天我在河边小饭店里独自喝闷酒，一个人陷在茫然之中时就是如此。
我听到有人叫我，抬头一看，是苏胖子。因为经常是这么不期而遇，所以彼此都没有表示格外的讶异。但是我刚刚氤氲在心中的茫然却由于他的到来而烟消云散。他正好路过这里，肚子饿了，于是进来吃饭。我说怕有两三个月没有见到过你了吧，你师兄还写信问我你在忙些什么呢。他说没忙什么没忙什么，就是在上海呆了一段时间。
“怎么呆这么久呢？”
“唉，一言难尽，一言难尽，慢慢呷酒慢慢聊好不好？”
我向招待招了招手，叫了一瓶现在广告做得很多的“孔府家酒”，又叫了几碟卤菜，同他慢慢对饮起来。我问他是不是打算长期地这么打工。我话里的意思是你的年纪已经不轻了，应当找准自己的事情来做，跟别人打工，毕竟最终是没有什么着落的。苏胖子是一个聪明人，他听明白了我的话，就说：“这次我看准了一桩事，打算自己来做。过几天，我就会到西藏去一趟。”
“西藏？”我问他，“去那么远的地方干什么？”
“找狗，”他瞥了我一眼，不慌不忙地说，“你不要这么样地来看我，听我慢慢跟你说。”
他呷了一口酒，望了望窗外，我于是就听到了下面这个关于狗的离奇的故事。
“……这两年大陆的房地产高峰期你晓得的，已经过了。
国家对以房地产热为标志的泡沫经济从政策上进行了严厉的遏制。所以这次我的老板到上海并不是去寻找房地产的机会，而是寻找新投资项目。上海的投资环境不错，机会也不少，但是考察来考察去，却没一样是适合老板的兴趣的。有一回我同老板路过宠物市场，我们停下车来看了一会，发现上海的宠物市场蛮红火，尤其是狗生意，简直好做得很。那些国外的名种狗，很卖得起价钱。上海的阔娘们多的是，而她们最新流行的显阔时髦，就是牵着名种狗招摇过市。我的老板忽然之间起了一个念头，决定来做狗生意，赚大陆的阔太太们的钱。他的想法是把台湾的名种狗弄过来。一打听，货源是基本上没有什么问题的，但是入境时的免疫检查却极为严格和复杂，简单地说吧，就是几乎无法把狗弄进来。老板听了非常沮丧，只好作罢。就在我们离开上海的头一天，老板在咖啡吧里遇到了一个熟人，聊天的时候说起了想做狗生意的事。那熟人就告诉他，他有位做狗生意的亲戚同他说起过，在西藏有一种犬名很古怪的藏狗，那狗可是了不得的好，只可惜如今极难找到了，谁要是能找得到的话，那是肯定能发大财的。仅仅就是这么样的一句闲聊天的话，叫老板有了一种强烈的直觉，他觉得他可以找得到几乎灭种了的名叫古蠡的藏狗。于是直觉引导老板决定亲自到西藏去一趟。
“出发之前老板雇了一位浙江农学院专学兽医的高材生，他刚毕业，分到上海的崇明县的农机种子公司守仓库，正苦闷无聊得很，到西藏寻古蠡的事叫他感到十分兴奋，于是就答应同老板一起进藏了——我则一个人百无聊赖地留在了上海。他们到拉萨后，找了许多人打听，那些年轻一点的人摇着头，甚至都不晓得有一种叫古蠡的藏狗。这样，一无所获的他们一个星期后离开了拉萨，沿着雅鲁藏布江西行，到了日喀则，到了拉孜、萨嘎，最后到了与尼泊尔交界的普兰。在这里，他们终于遇到了一位昔日农奴主的后代。他说他从他的父亲那儿听说过这种狗，那可是非常非常出色的狗，过去都是贵族才养得起。他说西藏被和平解放以后，有一年，古蠡们遭到了种族灭绝的惨运。人们只要见到这种狗就打杀。表面的原因是由于它传播了一种奇怪的热病，而另一个内在的原因则可能是出于憎恨，因为古蠡曾是农奴主们的贵族生活的象征。这个有点饶舌的藏族男人还提供了一条有价值的线索：他说他的父亲曾经有一个农奴，专门饲养这种讨老爷们喜欢的狗。这个名叫强巴的农奴在获得人身自由后仍以豢养古蠡为生。在那些屠狗的日子里，他和他的狗突然失踪了。也就是说，从此，人们再也没有见到过那种名叫古蠡的藏狗了。
我的老板当然穷究那个强巴的下落。农奴主的后代只说了句你到孔噶山谷去找找看吧——听说他是逃到那儿去了。
“就这样，老板和他的兽医来到了人迹罕至的孔噶山谷。
奇迹般的事实是他们并没有费多少气力就找到了强巴。他们用很少的礼物和很多的礼貌，住在谷口的一位老猎手就把他们带到了强巴住的帐篷里。他们在那顶破烂的羊皮帐篷里住下来了，根本一点来意都没有透露，他们只是打着手势声明自己是好奇的旅游者，他们想见识一下强巴的这种古老的与世隔绝的牧民的生活方式。他们把烟给强巴抽，把酒给强巴喝，总而言之，慢慢地，强巴就对几乎是强行闯进他的生活的两个陌生汉人放松了戒备，在朝夕相处了二十来天后，甚至变得有感情起来。强巴有十几只古蠡，确实是些非常出色的狗。如果拿人来作比的话，那么它就是人里头的高贵的勇士。每天，都是古蠡们忠实而顽强地守护着强巴的羊群。它们活跃而沉稳的身影晃动在老板和他的兽医的眼里，让他们产生着感动。但是他们丝毫也不能让这种感情流露出来。他们要装做对此无动于衷的样子。临别的那一天，强巴竟有些依依不舍。他们将随身携带的物品送了一些给强巴，强巴激动得手足无措，他比比划划地问他有什么东西能够回送给他们的吗，老板从口袋里掏出钱来，指指它，又指指脚边的古蠡，并且竖起两根指头来，他的意思是说他要花钱买两条这样的狗。强巴起先有些愕然，明白过来后，脸色猛地往下一沉，缓慢而坚决地摇着头，表示这种事情根本没有商量的余地。老板和兽医只好怏怏地走了。他们朝孔噶谷口走去，走了很久，猛然听到后面有人呼喊。回头一看，原来是强巴追上来了。他气喘吁吁地指着那一群尾随其后的古蠡，又指着老板的胸口，打着手势问他们是不是从心里真的喜欢这些狗。
老板晓得这一下峰回路转了，于是一个劲地点头。强巴又用手语对老板说：“如果是真的喜欢它们，那你就要向我保证善待它们。老板又是一阵点头：一定保证一定保证。强巴的眼睛里忽然涌出了一种忧伤怜惜的神情，他跪到地上，默默地抱起一只古蠡，抱了好久，才把它放下，打着手势说好吧，全送给你们吧，看得出你是真的喜欢它们，你不会拿它们去干别的什么的，你保证了要善待它们；我老了，我在这个世上没有多少日子了，我把古蠡交给你们，我也就放得下心了……“老板让兽医跟着强巴回羊皮帐篷里去，他自己则走出孔噶山谷外，找到给他当过向导的那个老猎手，请他找人做了十几只木笼子，又雇一辆马车，然后再进到山谷里去把狗运出来。强巴帮他们把狗装进笼子里，他一面装一面老泪纵横。
当马车拖着古蠡走了很远，强巴的哭声被山谷里的一阵风吹了过来。老板和兽医停下脚步，回头望见站在高处的强巴的苍苍白发像一朵白色的火一样飘动着。他们走了一程，再回过头来还望得见那白色的火隐隐在风中燃烧着……“他们终于到了成都，但是那些狗在长途颠沛中却走失了七只。老板让兽医把剩下的几只古蠡运到上海去，他自己则返回到西藏，返回到孔噶山谷。他再次在谷口外找到老猎手。
果然不出他所料，那逃走掉的七只古蠡，真的都先后回到了它们的主人那儿。不过老猎手告诉老板说，当古蠡们逃回来时它们的主人强巴却已经卷起他的帐篷，带着他的羊群，迁到那边去了——所谓那边，指的是境外，也就是尼泊尔。老猎人说他亲眼见到那些逃回来的狗，围着强巴扎帐篷的地方仰天长吠，吠了好长一阵子，就都走了，越过边界去寻它们的主人去了。老猎手说那种情形真是叫人感动得想哭的……”“后来呢？后来呢？”我听得入了迷，于是急急地问。
“……后来，老板回到上海，他在崇明岛上建了一个养狗基地，把他的小情人也从长沙接了过去。有一天，他同那个兽医大吵了一场，据说是为了那个风骚的小娘们。他臭骂了兽医一顿，而兽医气昏了头，当天晚上就一家伙用农药把那几只古蠡全毒死了。”
苏胖子的狗的故事到此完结了。我望着窗外，湘江水在麓山下缓缓北去。我想象着那些古蠡的模样，想象着强巴的风中的白发，我又开始有点茫然了。点燃一支烟以后，我问苏胖子，既然好不容易运到上海的狗已被毒死，而强巴和那七只古蠡又已消失在国境线外，那你还到西藏去干什么呢？你还去找什么狗呢？苏胖子哼了一下，他面前的酒瓶已经空了，他说他也有一种非常强烈的直觉，那就是他也能找到那几只名叫古蠡的藏狗。“直觉引导我的老板在那个孔噶山谷找到了古蠡，”苏胖子自信地说，“我想直觉同样也会引导我在离孔噶山谷不远的什么地方找到那几只濒临绝种的狗。我要把它们弄过来，我觉得我今后的命运有可能将要同这几只狗联系在一起了。”苏胖子说他也许先去崇明，找到那个兽医同行，也许就这么一个人去西藏，总之下个星期他就要动身了。
“我已经跟老板辞了职了，”苏胖子说，“依我的性格，我其实是不甘心给人家打工的。”苏胖子说老板因为那些千辛万苦弄来的狗被毒死了，一直有些情绪低落。他同老板提起辞职的事的时候，老板流露出了伤感的样子，并且再三挽留，还表示出要给苏胖子加薪的意思。但是苏胖子态度十分坚决。
“老板问我你是不是找到了非常理想的事情做，或者说有谁出了更高的薪水把你挖走？我什么都没有同他说。老板没有办法，最后只说了一句：祝你好运。”
不晓得为什么，我觉得苏胖子到西藏去找狗是一件希望渺茫的事。我想劝他不要去，那结果一定是劳命伤财的。但我一见他呷了酒以后脸上放射出的满怀信心的红光，就觉得讲什么都是多余的了。一个人哪怕是为了一个白日梦而去奋斗，都是值得的，是可歌可泣的。何必去煞他的兴致呢？
“你看，”苏胖子指着窗外经过的一个牵着一条狗的珠光宝气的女人说，“现在，女人牵狗散步几多时髦呵！”
那女人长得还算好看，可是她的脸上却几乎看不出什么表情来，就好像她的脸是蜡做的一样。她手里牵的不过就是常见的那种喜欢撒娇的狮毛狗。这样庸常的狗，决不会产生什么传奇动人的故事，因此它的主人的脸上也决不会有什么骄傲自豪的表情。我想这是简直一定的。
我有差不多半年没见着苏胖子了。我想他一定是去了西藏。他至今没有回来，而且也没有任何音讯。一想起这事我有时就会产生一种念头：难道一个人去寻找一种消失了的东西，其结果就是连自己也一并消失掉么？
其实我根本就不愿意有这么样的一种奇怪的并且是不祥的念头。但那又有什么办法呢？
小城无故事
护城河绕那棋盘似的小小古城一周，静静蜿蜒。即或是夜黑风紧，也不惊乍一叠浪响，因此就同古城中人的日子一样，平平淡淡流逝，没有故事。
好多年前，天一断黑，就要把那无数座青山，关在城门外头。夜里隐隐听得有狗吠，有更鼓；与那月色溶在一起，沿青青石板路四处流。梦呢？或有或无；可有可无。某年，守城门兼打更鼓的老人死了，孑遗下不足岁的一个细孙女。
如果硬说有故事，这就是唯一的一个。
城中人有许多贩小吃为生计的。那冷的热的硬的软的酸的辣的各样各类。怕是居在都市里的人，难得一尝的吧。若尝了，又怕是都要称颂到好的吧。
城门口吴婆婆，毕生专做一种荷叶粑粑。将糯米黄豆与包谷，磨成粉，和在一起又加些糖，拿荷叶扁扁地包成三角形放在笼里蒸，荷叶的绿香又浸到里面去，因此那粑粑极好吃。又便宜，五分钱即可买得两个。就在门口搭一个凉棚，凉棚里有一木桶凉茶，吃了荷叶粑粑任意喝茶，并不加钱。
“荷叶粑粑吃热的呐——”
能这样尖声锐气喊，自然是年轻时节的事情。如今老了不能喊，兀自弓曲在一张蛤蟆凳上作太公垂钓状，生意难免不有几分冷清。
导致这冷清，还因为街对面，也有一个凉棚。凉棚里，也有同价的荷叶粑粑。茶也不另收钱，且还兼卖葱花米豆腐。这凉棚主人，因为背驼如锅，人就称他萧七罗锅。刨一个精光脑壳同日头比亮，又坐竹围椅。做生意的学问上，点子来得比吴婆婆快，来得比吴婆婆足。
对门对户竟不大打讲。晓事的人练达地说，“同行生妒嫉。”因此这边买两个荷叶粑粑吃，再到对面喝碗葱花米豆腐，饱了肚子，又皆大欢喜。
除红白喜事凑拢去或喜或悲热闹片刻外，小城中人，尽安安稳稳守住自己的本分。正应得一句老话：黄牛角，水牛角，角（各）管角（各）。
唯一不守本分的是那癫子。
癫子是一个女人，三十多岁，并不披头散发。又晓得唱无数新旧歌子。唱到好处时，形容极美丽。且愿意唱就唱，愿意止就止，在这小小世界里，完完全全是一个自由人。
那癫子手捏一枝栀子花满城里晃晃摇摇走。间常要停住足，痴痴闻花香好久好久。抬头随意看见一白脸后生，就走拢去柔声细语招手：
“你来。你莫走。你答应了我你不走。”
后生并不将白脸乍成红脸。只认真摇头道：“唉！”
“你莫叹气呐，今晚上你约我到称门外头护城河去，听我唱歌子你听呐——”
“唉，走吧，走吧！”
走的到是他自己。
“答应我你不走啊。啊？‘鸳鸯戏水在河中央’……嘿嘿嘿嘿嘿……”
低头闻那花香，低头落泪湿一片衣衫。那栀子花，香得并不酽，只淡淡有些幽远。
“送你，好香咧！今夜到护城河边上等我。”
又看见了一个白脸后生。又重演出方才的那一幕。满街满巷，到底走得有好多白脸后生？
“唉，前世造了孽！”
吴婆婆每看到那癫子，想起她那已过去的前半世同将要来的后半世，免不了要叹息再三。摸两个冷了的荷叶粑粑走出凉棚喊拢来那癫子。
“莫发癫！快快同我吃了！”
声音好严厉。那癫子全不晓得有什么客气与害怕。极快地抓过来扯散荷叶三两口吞下去，并不细细嚼。复又哈哈脆笑，朝城门口走。头发黑乌乌的梳得好熨帖。栀子花一路的香过去。
萧七罗锅侧边喊：
“癫子，你拢来！”
癫子拢来，收住一脸笑。
“癫子，把碗葱花米豆腐你吃！”
霍霍霍霍喝下肚，将那蓝花瓷碗往地上一撂，啪地碗碎了。
“你回来。你剃半边脑壳。坐班房。吃炮子七七四十九粒！啊哈哈哈哈……”
吴婆婆朝癫子背影望去，重重叹息。萧七罗锅呢也不发火，只摇着那精光的脑壳蹲身下去一片一片拣碎瓷。还有用，回去拿它做得甑片子，刨得芋头同南瓜。
“今天生意不好，怕要赚只碗钱不回来。”
吴婆婆对门搭腔：“我呢，一笼粑粑都没卖得完。整个一早晨。”
大家龇牙笑一回，算是什么事情也没得。复坐下来静静候生意。
远远地来了三个年轻陌生男人。从装扮上，一看就晓得是大地方上人。到了这小小县城，发现到处摆得有小吃，几多有味道。拣热的吃罢又喝冷的，且酸的辣的一并来。白净额头上看看吐出了一些晶莹汗粒。一边抹又一边叹惋：
“唉唉，只可惜肚子不能再装了！”
恨不得变一直骆驼一头牛。就坐在一爿酒家歇憩。天上一句地上一句探讨都市固然有都市的意味，小地方也自有小地方的妙处。窃以为这结论好深刻，又好无聊。就哑默下来。
忽然感觉背后站得有人，同时惊闻一股花香；转脑壳即看到极妩媚极灿烂一朵微笑。那上下牙齿又白又细如珍珠。
“到底回来了啊。他们不敢用炮子打你吧？玉皇大帝要你来约我到护城河边去听我唱歌吧？……”
三个陌生客情绪上顿时有些振作。又细细将她看来看去，佩服她居然生得美丽。猜这地方上水土必定好。就高声问：
“她为什么得了神经病啊？啊！”
内中一人悄声正名：“精神病。”
酒家李二爹猛可一惊。并不因为这喊声高且又打的官腔，是因为他正欲背过身偷偷将一杯白开水羼到新搬出的一坛包谷酒中去。
“啊，啊？造孽。造孽。”
结嘴结舌时，神经始有些松弛。
“鸳鸯戏水在河中央，两个龙王——”忽然止住，柔声问，“说，我唱得好么？”
“好！好！一二三——”
“再来一个”
鼓几片掌声噼里啪啦。陌生客心想，与她玩笑玩笑必定能助消化。就同她逗乐，要她唱完那“鸳鸯”，复又鼓掌要她再跳一段舞。街上人远远注目并不拢来。
癫子舞毕将乱发抚熨帖，促声促气道：“我好高兴咧。到底回来了。没吃炮子七七四十九粒？答应我你莫走！啊？啊？”
“不走。不走。今晚上到护城河边上去等你。”
陌生客畅心畅意笑着离开那癫子，就往城里头游去。李二爹说：“造孽。”把那杯白开水泼到青青石板街面上去了。街上人哑默不语。癫子呢，满街满巷同人说，到底回来了呐，约我晚上到老地方去等呐。
满街满巷都是那栀子花淡淡的香。然而用力一闻，竟又并没有。
三个陌生客，交口赞美这小城的古风同土产，用了完完全全诗一般的语言同十二分诚实的夸张。又探讨无论如何明天还是要搭清早那班汽车走。大事议毕各各买了一个鸳鸯织锦袋，带回去礼赠未婚妻。
又回顾各类各样小吃。一致结论到，还是城门口那个婆婆的荷叶粑粑，以及那个驼背的老爹的葱花米豆腐，好吃得很。提议每人必带几个那荷叶粑粑回去给未婚妻们尝新。正好又可以将那鸳鸯织锦袋利用一回，挂在肩上有彩丝穗子摆动必定风雅。葱花米豆腐呢，自然带不得，那就再去喝它一碗两碗过足隐吧。
走过那爿小酒家，看见李二爹在门前摆一局棋同一个后生对弈。忽然摆手道：
“不下了不下了。凤儿，凤儿，过来帮爹关扳子！”
后生惊讶得很！“吔，二爹，这是搞么子呐？”
二爹早拱到里屋去了，“我输了，我输了，好么？凤儿凤儿喊你你不动？”
三个陌生客并没有意思要再到里头去歇憩。不深不浅一笑，沿青石街面朝前走。看见那个婆婆子了。
“一人再买你十个荷叶粑粑。”
抬头，慢慢认出这三个陌生客，吴婆婆从蛤蟆凳上弓起来，伸手去拿蔑笼罩。
“不卖了。”
“咦，怎么不卖了呢？还有这么多！”
“回去自己吃。”
真是好笑的事情。有钱还不晓得赚呢！那好吧，对门喝葱花米豆腐去。
“啊，啊，这豆腐，万万吃不得呐。”
“又怎么不能吃了呢？”
“刚才，跌了一条毛毛虫，在里头，邋里邋遢吃了要泻肚子呐。”
好吓人！自然那黄嫩嫩切成四方小块的米豆腐，那青青的细脆香葱，以及那陶罐里的萝卜丁辣椒粉，就只能馋馋地望几眼了。遗憾。
“到别的摊子上去吃吧，要卫生咧。”
萧七罗锅用细长指甲小心挖耳屎。那脑壳正油油映着黄昏的天光。
而在别的摊子上他们什么也没尝到。
远山淡淡如青烟。月亮正浮起。护城河粼粼闪闪绕城流。
三个陌生客，有几多迷惑，有几多疑云，又有几多怅惘同归思，在河边散步不说话。明天一早即要离别这小小古城了。难得再来。小小古城似乎不是小小谜语。不远不近有虫鸣，有水响，有萤火灯笼在草里头移，找寻那已流逝的岁月同故事。
忽然看到河边蓝幽幽地坐得一个人影如雕塑。有一种幽香迤逦过来。
啊！在什么地方闻到过呢？…… 1983年7月
纪念一个人
我在网上看到有纪念王小波的专辑（还是放在首页，以示特别隆重），才晓得此人离开我们已是整整五年了。一个作家去世五年，还有那么多的人（尤其是年轻人）纪念他，怀想他，这在中国可是太少见了。这说明作为作家的王小波，他的文字所负载的精神仍然活在人世间，活在那些追求思想境界的人们的记忆里。实际上，一个把什么东西都带进了坟墓的死者，又有什么格外纪念的意义呢？
五年，真真是白驹过隙！想起1997年的四月，其时我正小住北京，有朋友向我推荐王小波的作品。我找来了他的《黄金时代》，同时也陆陆续续地看了些他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开的“晚生丛谈”的专栏文章，似乎也是在那个时候还看了后来收集在《青铜时代》里的《红拂夜奔》。我的阅读感受只能用四个字来概括：别开生面！有人说王小波的随笔比他的小说写得好。我不以为然。我觉得王小波是小说和随笔都写得好。在中国新文学史上，能这样左右开弓而又弄出了精彩的不多。而我最喜欢读的，应当就是这个王小波。他的思想和语言的流动是如此舒展自由，想象力与胸臆也是如此瑰丽奔放，文理双修的学识底蕴和生活阅历的复杂丰湛，还有文化视野的开阔高远以及精神世界的超拔卓越，可以说当代作家中鲜有能出其右者。我向来以为，一个人能写小说只能算做小说家，一个人能写散文只能算做散文家，一个人能写诗歌只能算做诗人。只有像鲁迅、王小波一类能操十八般思想文化武艺者，方才算得上是作家。当代文坛能称得上作家的人，除王小波之外，在我眼里差不多只有韩少功、阿城诸人。
有篇文章里，王小波讥评了传统文化的一些弊端，我笑过之后深以为然。岂止是文化，由这文化所塑造的一些国人的性格，只怕左左右右见得多的也正是这“三无”先生同“三无”女士。而王小波的作品所以是异数，恰恰就在“三有”：有智、有趣、有性。因此读王氏的作品，无论是小说还是随笔，都令人兴味盎然。他的三部小说大著《黄金时代》、《青铜时代》和《白银时代》，我以为写得最好的要算《青铜时代》。《黄金时代》受到的佳评最多，是因为它里头的内容是王小波个人经验的东西，比如知青生活、工厂生活等，但在《青铜时代》里，王小波却写了他的人生经验世界之外的东西，其想象力的纵横捭阖、叙述语言的汪洋恣肆、文体解放的从心所欲，都是当下小说创作所罕见的。红线盗盒、风尘三侠这样一些唐传奇文本在他手里变成了不古不今无古无今的舞台，任由他在其上快乐地翻着无穷无尽的思想的斤头。然而这王小波最精彩的作品却居然应者寥寥。这说明中国大多数的读者，仅仅是经验的虫子。爱因斯坦说，比宇宙更辽阔的是什么？是想象力。对于科学家和作家以及一切艺术家来说，没有比想象力更重要的了。而《青铜时代》，就像奥威尔和卡尔维诺的作品一样，充分表现了一个作家最大的才华：想象力。为什么掌声寥落呢？这是我为王小波特别抱屈的地方。王小波死去五年了，我至今还没有读到一本像《青铜时代》那样的想象力狂放的作品。我只能说：经验的虫子在写作，经验的虫子在阅读。
在北京读了王小波的作品之后，我有一种强烈的冲动，就是想认识这个人（这是唯一的一次这样的冲动）。就在那个四月的日子，《三联生活周刊》的主编朱伟，打算安排我和我的一位在一家文化公司当老总的朋友见上一面，因为这位老总是王小波迷，并有意出版王小波的全部作品（要知道王氏当时还根本不“火”）。其时王的太太李银河博士去了英国，他一个人躲在郊外写作，唯一与少数朋友的联系是一只呼机。朱伟呼了他好几天，不见回音。有一天，朱伟给我打电话，声音很低沉：你们再也见不到这个人了。这个人，前天，突然去世了！
王小波的遗体告别仪式是在八宝山举行的。那天，我和朱伟还有那位文化公司的老总一道去了。我们送上了花圈。我是平生第一回参加一位从未谋过面的人的生离死别。就因为我读了他的别开生面的作品，对他怀有深深的敬意。我在那个有百十来人参加的仪式上，我没有见到几位有名的作家。他在文坛的热闹，是他松开了握笔的手以后才兴起的。他的文学价值和思想价值，也是他死后才被一些从事社会科学的人发掘出来的。就像他的作品一样，他的死后的殊荣也是对中国文坛和中国文化价值观的一种深刻的反讽。
王小波现在让人纪念着，这是一桩有意味的事。对于王小波，我以为不能太过热闹。早几年王小波的书被炒得沸沸扬扬，这种遭人利用的热闹，我看也是对王小波的反讽。想必王小波九泉之下有知，嘴角会浮出一个轻蔑的微笑吧。
北京小夜曲
这个周末下了班以后我觉得很是无聊，杂志社的人都到一个姓米的四十多岁的女编辑家去包饺子吃，他们闹烘烘招呼我的时候我装做有事的样子说了声抱歉。人都走光了我还一个人坐在渐渐黯淡下来的办公桌前抽烟，一边翻动着通讯本，给我认识的一些女孩子打电话，结果仅仅只联系上了一个从前在我们杂志社打字后来到北京外语学院自读英文的东北女孩小俞，电话那边说吃饭？不了，我姐姐要我到她那里去吃。我说你哪里来的姐姐？她说就是哈尔滨老乡呵，比我大两岁，叫她姐姐，在北京舞蹈学院进修的。我说那你吃完饭还有事吗？那边有点迟疑的样子，我趁她还没说出什么婉拒的话来，连忙说那晚上我们到三里屯去泡吧怎么样？小俞说，这是个不错的idea，行，那就这样，几点？在那儿会面？我说７点半，在“兆龙饭店”大堂，不见不散啊。
我在王府井的一家台湾快餐店里马马虎虎吃了盘扬州炒饭和一钵冬瓜排骨汤，点上一支烟，打开在快餐店门外小摊上买来的一份北京晚报，迅速浏览完了就把它扔在旁边的一张空椅子上。一个穿牛仔裤的女服务生端着盘子从我跟前过去，我觉得她那丰满的臀部比那些不三不四的新闻要好看得多。
富康出租车穿行在升起的五颜六色的灯雾里，车内的收音机在放着一个著名的长发披肩的女歌手的情歌，咬牙切齿般地反复唱着噢mybaby噢mybaby。司机啧了一声，伸出右手调了一个频道，语速很快的某个男人的声音在谈论昨天的那场春天细雨中的足球赛。想象得出他那一副居高临下而又饶舌卖弄的嘴脸。我们杂志社的老厉就是这样的人。
“您哪儿人哪您？”司机听了一会也觉得无聊就同我攀谈起来。
“湖南。”
“湖南？湖南好哇湖南。”
“你去过？”
“没。毛泽东就是湖南的嘛。”
我瞥了一眼司机，他脸上有一种刚刚洗完桑拿的表情。我还看了一下计价器上的数字，此人至少给我绕了三公里的路程。
小俞瘦瘦的身子埋在兆龙饭店大堂的沙发上，正在朝大门张望。她比我早到几分钟。
三里屯这时还不是最喧闹的时候。我们在一个没有乐队的酒吧的靠窗的位子坐下来。窗外人来人往，影子忽明忽暗。
“没带你姐来？”
“人家谈恋爱呢。人家男朋友来了。”
“一起吃的饭？”
“嗯。”
“那你不是当灯泡了嘛。”
“就是。”
“你呢？”
“我怎么啦，我？”
“还没有男朋友？”
“谁看得上啊。”
“别自卑，别难过。喝点什么？”
“随便。”
“别随便，绿薄荷酒怎么样，加冰？”
“行。”
小俞虽然青春，但并不动人，她身上吸引人的地方只有深藏不露的沉静。这样的女孩子只会给人做老婆，不会做情人。所以我也不会产生什么别的想法，只是同她喝喝酒，聊聊天，打发周末漫长孤单的夜晚。小俞离开杂志社一年多了，一直在学英文。
“想出国吗？”
“那倒不是。反正就是学学，学了比不学好。”
“那还是多少有点茫然呵。”
“是。是有点茫然。不像有的同学，目的很明确，就是出国，或者到外企做白领。”
“听说外语学院有许多女学生课外做那种事情是吗？”
“你怎么知道的？”她脸上呈现出奇怪的表情，展示了她的纯朴同天真。
“这又不是什么秘密。人人都要生活嘛。”
“那倒是。跟我同寝室的小曼，家里在山西，不宽裕，她爸爸一个学期只给她一千块钱，她只好跟了一个台湾人，一周去他那里两回。那人每个月给她三千块钱，还给她买了手机，待她倒也蛮好。”
“没有人打你的主意？”
“唉，我又不漂亮又不性感，谁瞧得上啊。再说，我就是穷死了也不会走那条路。多没意思呵，代价太大了。”
“来，干杯。”我被她的话所打动，手中的小瓶墨西哥柯罗拉啤酒举了起来。这样的女孩子不太少，但也不太多。我欣赏一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立场同原则。
“我想挣一些钱，”她啜了一口绿薄荷，把高脚杯轻轻放下，“我想买一台五千块钱左右的电脑。”
“五千块钱可以有很好的配置了，”我假里手地说。
“就是，我们同学就买了一台，好让人羡慕的。”
“那你打算怎样挣这五千块钱呢？”
“为这事苦恼着呢，”她用一根指头把垂在脸前的长发挑到瘦削的肩后去：“要是找份工作吧又怕耽搁了学习，为了买电脑吧又不得不去找点事情做——我做啥事好呢？”
“还是到我们杂志社来兼着做录入吧，上半天班。”
“不不不，那样挣钱太慢了，”她声音略略高起来，“我也顶讨厌你们编辑部的那个厉什么，总喜欢故意在我手上摸来摸去，讨便宜的样子，下流。”
快到十二点的时候三里屯热闹得像要把人如气体一般挥发掉。各式各样的人穿进来涌出去，妖冶的女人、蓄马尾辫的男人、异香扑鼻的洋人，还有一些神态不男不女的年轻人，都在眼前活剧似地晃动，狂欢般的热潮轻易地卷走了安静的谈话。
小俞看了一下表，望了望我，意思是咱们走吧。
关于小俞要怎样挣到五千块钱来买电脑的事自然没有结论。我想她有一些同学会对这样的问题报以轻蔑的一笑。小俞是个好姑娘，与此同时她也是个有些乏味的姑娘，因为接下来的谈话都有点近乎客套，东聊一下西聊一下，缺少兴奋，缺少快乐。虽然我对她并无奢望，但至少我还是愿意周末之夜遇上一个好的异性交谈对手。即使没有什么故事，总还多少有那么一点风情或微妙的电光石火吧。
“那就这样，”因为四周太吵闹，我声音很高地说，“我送你回家。”
在的士上我们都没怎么说话。我觉得疲倦，也觉得惘然。我后悔刚才喝的是温和的柯罗拉，其实我应当来一点有劲的白兰地，在北京，所有的周末，我都渴望有一种刺激。不知为什么，这种时候，异乡人的孤单总是有点挥之不去。我忽然想起蒙克的那幅著名的画：在桥边有个人捂着自己的耳朵张嘴尖叫。我现在蠢蠢地有种想尖叫的感觉。
有两部闪着红灯的警车停在立交桥旁，一个站在前面的警察扬了扬手，的士顺从地停在了路旁。
“请拿出证件来，”后车门被打开，探过来一张柿饼般的严竣的脸。
“你们俩是什么关系？”看过身份证和暂住证后警察没有马上把它们物还其主，尖锐的目光电筒一样朝我和小俞的脸上扫来扫去。
我说她是我以前的同事，怎么啦？
“你下来一下。”
我跨出来，才发现这警察至少有一米八Ｏ，长得浓眉大眼，只是脸型不大好，像柿饼。
“她叫什么名字？”
“俞丽萍。”
“你们从哪儿来，去哪儿？”
“从三里屯过来，送她回去。怎么啦？”
“以前的同事，同什么事？”
警察毫不松懈地盘问下去，还问了些其他的问题，我有些恼，反问道：“你看我们俩像干坏事的吗？”
“那可说不上，”警察声音怪怪地，“这年头好人坏人也不全写在脸上，谁知道！”
经过了这番节外生枝，我愈加有朝车窗外的天空尖叫的冲动。送完小俞的回程路上我看了看表，已是凌晨一点四十。的士沿着宽敞空寂的三环路疾驰，在车轮擦地的沙沙声里我忽然觉得莫名的空虚，想一个人再杀回三里屯去喝他个烂醉如泥。这时我远远瞥见车窗外“凯宾斯基饭店”的霓虹灯，想起离那儿不远有一个名叫“６０年代”的酒吧，我跟司机说，靠右，靠右，过“凯宾斯基”就停。
我越过栏杆，向马路左侧的一个由红绿两色霓虹灯包围的玻璃门走去。春夜微凉的风轻抚着安睡的首都，使人莫名其妙地想到摇篮里的童年。我把衣领竖起，仿佛要把空虚同躁动还有晦涩的期待包裹起来。
我把那张玻璃转门推开，喧嚣的声音同混浊的暖气像一群苍蝇扑到脸上身上，我不由得打了一下寒噤。
“６０年代”是北京一位笔名叫“呆瓜”的作家带我来过的。这位呆瓜除了写一些小说和时尚文章，就是把全部精力放在泡吧同泡妞上，四十一二岁了，离过两次婚，脸上却常常有一种初恋的年轻人的激情的毫光。
“只有泡吧和泡妞才使我有写作的灵感，”他朝一支ab牌的暗褐色烟斗里填进异香扑鼻的荷兰烟丝，“海明威和西默农就是这样在酒吧里浪掷他们的生命和才华。”
他有些自命不凡，有些高谈阔论，但也有些神秘，因为我始终弄不明白他哪里来的钱抽那种一两百块钱才能买一小圆铁盒的专门的烟斗烟丝，而且就连打火机都是奢侈的zip牌。这是三个月前的一个周末之夜。我按五百块钱一千字付给呆瓜一篇专门写咖啡和香烟的男性时尚文章的稿酬，他高兴地打来电话约我到“６０年代”聊天。他说他已经三天没出门，嘴巴憋臭了，“要大大咧咧痛痛快快地挥霍一把语言。”
我们坐在离乐队很近的吧台旁，屁股下头是南方人的国语一样生硬的高脚吧凳，我把装了稿费的一只信封递给他，他看都没看就插进羊皮风衣的内口袋里，“够我们喝得昏天黑地的，”他说，声音异常洪亮，“今晚上我们俩谁要是能走出这张门谁就是这个。”
他伸出一只手，小拇指在我眼前白生生地晃了晃。
午夜的“６０年代”有一种区别于三里屯的阗嚣，因为那阗嚣里分明有一种暧昧的气味。朦胧灯光下的那些模糊的面孔莫不有模糊的蠢动同兴奋。所有的凳子上都坐了人，有的凳子上甚至坐了两个人。这些人在碰杯，在拥抱，在毫无顾忌地接吻，空气很闷，很多人都脱得只剩下短袖Ｔ恤，包括一些丰满性感的女人。我找不到坐位，只好靠吧台站着，那位置正好是上回我同呆瓜坐在一起买醉的地方。
乐队刚刚休息了一会儿，现在架子鼓手一阵雨点般的鼓声忽然疾泻下来，酒吧里的许多歪七歪八的腰就直了起来。一个穿低胸白衣长裙的女孩走到只有两张圆桌大的台子中央，开始演唱一首英文歌《卡萨布兰卡》。那张脂粉很厚的漂亮的面孔我已熟悉，但我还是禁不住朝她的喉结部位望去，顶光照射下，那地方恰恰在一片阴影里。她才唱了几句，酒吧里一阵夹着口哨声的喝彩便在我四周乍然响起。我当然清楚这绝对不是为了她那只能称为平庸的演唱。呆瓜那回告诉我，这女孩是做过变性手术的。在“６０年代”唱歌的四个女孩都是她这样的变性人妖。在她们来表演之前这里的生意可没有这么火爆。她们与酒吧签了三年的约，现在已经演唱一年多了。我端着白兰地环顾四周，瞧见了另外那三位漂亮的人妖散落在人群之中，虽然灯光昏暝，她们仍然醒目如暗中绽放的白睡莲。我知道其中一个绰号叫藤子的长得惹人怜爱，不少常客都是冲她而来。藤子有一张圆圆脸，眼瞳里总是有一种柔弱无助的奶汁一样流动的目光，让很多人着迷，都浪叫着她的绰号让她坐到他们的膝头上，于是她要像一颗跳子棋一样不断地挪动地方。她就坐在离我很近的一个穿黑皮夹克的中年男人的身上，黑皮夹克俯在她耳边说些什么，同时一只手在她的肩上摩挲着。我看见她慵懒冶艳地一笑，摇摇头，起身朝另一个向她招手的男人的桌旁横侧着挤过去。我想我要是朝她招手，她也会坐拢来，很乖地坐在我的膝上。然而我不会，我不是伪君子，说实在话，我要真正的女人，不要这种变性人。
台上的那个人妖绰号叫苹果，她已经唱完了三支英文歌，现在轮到藤子上去唱了。我忽然掉进了口哨和掌声的漩涡里。
藤子唱的第一支歌是《月亮代表我的心》，唱得比邓丽君要哀婉得多。
我把苹果叫了拢来。她很大方地冲我一笑，“给我喝点什么。”我说你想喝什么就叫什么。“可乐。”她扭头朝吧台里的一名穿红围兜的男孩挤了挤眼。那男孩手脚麻利地把可乐倒在一只高筒杯里递到她手中。
“还给我来支烟。”她瞧见我放在吧台上的那盒万宝路。
她抽烟的姿式有点笨，甚至稍稍呛了一口，但显得很是舒展，脸上盈盈着调皮的笑意。
我把苹果叫过来是想说说话，我感觉坐在“６０年代”里的所有的人都有伴，倒好像只有我一个人形单影只。
“习惯这种生活吗？”我没话找话地问她。
“什么生活？”
“好像叫夜生活吧。”
“夜生活，哈，夜生活，”她把一口烟朝天上嘘去，“对，习惯，绝对习惯。”
“我是说这么吵吵闹闹的。”
“我害怕白天，一睁开眼来就害怕，白天太安静了。虽然窗外有汽车开过来开过去的声音，”她说，“我们家就在德胜门靠马路的胡同里。”
“哎，那个人是干什么的？”我打了个手势，让她把头靠近点，指了指那个穿黑皮夹克的男人。
“哦，这个人，”她做了个鬼脸，“肯定是个骗子。”
“怎么说？”
“这几天他几乎天天晚上都上这儿来，跟我们说让我们跟他去越南表演，一个月，每人一万美金。肯定骗人，说不定我们一去那儿就被他卖啦。”
“嗯，提高点革命警惕性是必要的，”我说，“这世界骗子比乌鸦还多呐。”
“谁会上他的当呵，谁会呵。”她一副人情练达的样子，“他以为就他聪明。”
我瞥了一下黑皮夹克，他正盯着台上的藤子，灯色黯淡里可见他眼瞳里一粒狼样的绿光。
“人贩子。”我凑近苹果耳根说。
“对，”苹果笑起来的样子还是蛮妩媚的，“我怎么就没想起这个词儿？”
呆瓜应该是经常来“６０年代”，因为他同这几位漂亮的人妖混得都挺熟的。那回他搂着藤子的腰同我行酒令，后来另一个叫眉儿的人妖也过来，同藤子一边一个坐在他的双膝上。
“你摸摸她的波看，”呆瓜捉住我一只手往眉儿的大胸上放，“真家伙呢。”
我有点怯，把手挣脱了开来。
“眉儿，你告诉这位大哥你的胸脯是不是真的，”呆瓜放肆而响亮地说，“免得他以为你这里只是一堆海棉呢。”
眉儿听话地把胸衣朝下拉了一把，露出了白生生的半盏乳房。
“做的吧？”我问她。
眉儿点点头：“本来还可以做得更大，可那就显得不正常了。”
“听说这里头硅呵胶呵什么的让人得癌症呢。”
眉儿不在乎地一笑：“我不信我有这么倒霉。”
“哎，”呆瓜指着藤子说，“你看不看她的屁股？屁股也是做的呢。”
“别听他胡说，”藤子伸出一个手指在呆瓜额头上点了一下，“讨厌。”
“走吧走吧，我的腿可是乘不住，都抖起来啦。”
“不是还可以坐一个人吗？”眉儿说，“你有三条腿呵。”
就这么嘻嘻哈哈胡闹一气后这两个人妖转到别的台子上去了。刚才我看见四处有人在朝她们招手，特别是藤子。
“他妈的，”呆瓜摸揉着自己的双膝，“真沉哎。”
“我觉得你挺惹女孩喜欢的，包括这些由男孩子变的女孩。”
呆瓜笑了一声：“来，喝酒，喝酒。”
“怎么啦？你老兄好像回避我的话题？”
“没有哦，”呆瓜点燃一支烟，深深地吸了一口，“以前我自以为是你说的这样，但事实上并非如此。”
“怎么啦？受到了打击？”
呆瓜朝我脸上喷来一股蓝烟。
“他妈的，算你这家伙言中了。”
苹果喝完可乐就走了。我一个人又要了一杯白兰地，喝了一口之后仍觉得孤单依旧。
我看到一个戴白色棒球帽的三十多岁的男子从藤子唱完歌下来之后就一直缠着她说话。他们站在玻璃门旁边，那男子一边说话一边打手势，仿佛急切地表达什么。他的脸我看不甚清，不过我觉得他不像是中国人，有点像日本人或韩国人。藤子好像没怎么说话，只是耐烦地听着，似乎时常摇着头。
我收回目光，低头瞧着杯中的酒，耳畔的歌声是眉儿的《南屏晚钟》。
我想起了呆瓜，他真是一个有意思的人。
有一天呆瓜约了一位小姐到“６０年代”来泡吧。那小姐姓宋名晶晶，据呆瓜说宋晶晶平日常同他煲电话粥，说话相当放肆，两情相悦的意思很是明白。这天坐在酒吧里也称得上是相谈甚欢。呆瓜不断地对她说些荤段子，昭然若揭地制造一种性的暖融融的氛围，对方一点忸怩也没有，心领神会的笑声像手风琴一样伴奏着这支别有用心的夜生活进行曲。到了后来，酒吧的气氛越来越浓，充满色情暗示的谈话的气氛也越来越浓。呆瓜感到身上有点热了，于是对自己说：是时候了。他朝宋晶晶望去，对方的眼瞳里也仿佛燃着若隐若显的难捺之火。
“换个地方喝吧，我们，”呆瓜说。
“今晚上我反正是交给你了，随你怎么安排。”宋晶晶答得很快，眼睛闪闪地望着呆瓜。
“到凯宾斯基开间房，冲个澡，然后一身清爽地喝点洋酒，再接着聊天怎么样？”
“悉听尊便。”
从凯宾斯基的房间的大玻璃窗朝外看去，北京城的夜色蓝得像一出喜剧的布景。喜剧的女主角这时背朝呆瓜立在窗前，染成火栗色的长发流泻在白而圆润的肩头——这出戏简直一开始就让人激动。呆瓜走上前去，从后面搂住了宋晶晶的腰。宋晶晶回过头来朝呆瓜怪怪的一笑：“我想喝点什么，你到冰柜里去拿吧。”
呆瓜给她拿了一听橙汁，她揭开盖，喝了一口，说：“坐。”
呆瓜没有坐，他又把她揽了过来：“没坐够？”
“说说话，”宋晶晶又是怪怪地一笑，“说说话我觉得挺好的。”
“我也没觉得不好。”呆瓜说，“不过我觉得语言形式是有很多种的。”
“这个我知道，”宋晶晶说，“但是我只习惯其中一种。坐，坐啊。”
呆瓜说：“姿式也是有很多种的。”
宋晶晶说：“我也只习惯其中的一种。”
“你也只习惯一种男人对吧？”
“是。你说得对。”
“哪一种呢？”
“坐着说话的那一种。”
“坐着？”
“坐着。”
“你保证？”
“保证。”
“那好，你坐到我身上来。”
“狗屁，”宋晶晶又笑起来，“什么话。”
“你的肩膀真好看，有古典美呢。”呆瓜说。
“狗屁。”
“吻一吻好吧？”
“不行，只能看，不能动。”
“好好好，我不动，只吻一下，吻一下不能算是动吧。”
呆瓜说完飞快地在她的肩上吻了一下。
喜剧从这个时候起开始峰回路转了。呆瓜告诉我说，宋晶晶对他说到此为止，行吗？呆瓜心想今天晚上的事是明摆着的，不然你跟我来凯宾斯基干嘛？于是呆瓜说吻可以到此为止，别的事可就不知道啊。
宋晶晶又是怪怪地一笑：“你是作家，你在我心目中是很美好的，我不想破坏这种美好。”
“对，我们不破坏美好，”呆瓜说，“我们创造美好。”
“创造？”宋晶晶这个晚上都是那么样的一种怪怪的笑，“能够吗？”
呆瓜感到有点受刺激，他心里已经明白是怎么回事了，但他不相信，他觉得有些事应当是唾手可得的，而且他还觉得有些事是在把握之中的。这时呆瓜的两只手比他的思想更快，一把将宋晶晶搂到了怀抱中。呆瓜的肢体总是迫不及待地完成它们的本能。在一瞬之间，呆瓜抱着宋晶晶离开了窗前的沙发，把她放倒在床沿边上。
“你不能这样！”
呆瓜听到宋晶晶的声音里有被冒犯的愤怒。
“这不是你，你不应当这样！”
呆瓜把手松开了。仰面躺着的宋晶晶并没有立即爬起来，她只是瞪瞪地盯着呆瓜的眼睛，直到后者移开了自己的目光。
“我有男朋友。”宋晶晶仍然躺在床沿边，一只腿斜踮在地毯上。“我不想对不住他。”
“那你为什么还同我约会？”
“”
“说啊。”
“因为你讨人喜欢。”
“你跟我泡吧，说一些很暧昧的话，然后又跟我来凯宾斯基开房，你未必不觉得对不起他，只到现在才想起这个人来？”
呆瓜跟我说他这时候真地有些来气了，他有一种被人愚弄了的感觉。
“对不起，”宋晶晶慢慢坐起，“我不是有意伤害你。我只是喜欢跟你聊天。我觉得跟你聊天非常快乐，聊什么都快乐。我没想到事情会真地朝这个方向发展。”
宋晶晶站了起来，伸出一只手在呆瓜的脸上摸了一下，“真地对不起，破坏了你的好兴致。”
“得了吧，”呆瓜说，“我不想再说什么了，你走吧。”
宋晶晶没有走，她又坐了下去，仰起脸望着呆瓜，一声不吭。
“走呵你，不是有男朋友吗？告诉他，有一个名叫呆瓜的男人打你的坏主意，你守身如玉，他会更加爱你爱得一塌糊涂的。”
“后来呢？”我问。
“她当然走了，我没有看她，不过我感觉她是哭了。他妈的，我算是栽在这小娘们儿身上了。来，喝酒，这把稿费今天要喝他妈的个精光！”
唱完了《南屏晚钟》，眉儿又唱了两首王菲的歌，之后，就是一个头发很长的年轻人上来独奏萨克斯，身子像蛇一样扭来扭去，但这时候人们的注意力显然并不放在台上了，酒吧的嘈杂之声又泛滥起来。
已开始有人离开了。我身旁有两把高脚吧凳在依旧的沸沸扬扬中呈现了某种空旷。我看了一下吧台后面的钟，已是凌晨三点多。我忽然涌出一股冲动，想把呆瓜从这世界鬼晓得的什么地方叫过来。那天晚上我们两个人的确都喝醉了，没有谁从那张转门走了出去。我们流着涎水鼾声澎湃像狗一样直躺到第二天中午才离开这个鬼地方。
我摸出手机给呆瓜连打了几个传呼，不一会儿，呆瓜竟回话了。
“你还没睡觉？在哪个鬼地方啊？”我说。
“还有哪里，酒吧嘛，在新疆村这边。他妈的又喝多啦。”
“过来吧。”
“过哪里来？”
“上回我们喝醉了的‘６０年代’啊。”
“呆着吧，半小时之内到。”
我精神为之一凛。一个孤独的人是醉不了的，再加一个就不成问题了。那天晚上我和呆瓜醉得真痛快。我瞥了一下靠近小舞台边上的那张长条凳，要不了多久我就会斜躺在它的上头了。那是异乡人的周末之夜的最好归宿。
苹果的笑声从我身后传来，她正在同四五个男人一起猜拳喝令，她赢了，看着他们莫奈何地仰脖子喝干杯子里的酒，显得快意无比。眉儿在另一桌，在一个中年男人的怀抱中抽烟，脸很模糊，身体却很明白。我环顾四周，没有看到藤子，同时也没有看到那个像日本人或韩国人的男子。什么时候，他们像烟一样消失了呢？
玻璃转门外边是空寂的北京的夜，有故事在睡眠之内或睡眠之外，正如同有晨星在云朵之内或云朵之外。
一辆红色的捷达出租车疾驰而来，在“６０年代”门口嘎然而止。转门痉挛般地转动之后，呆瓜的脸带着黎明的毫光出现在我眼前。在他身后，跟着一位年轻的姑娘。两个人的步子都显得有些轻漂，像是地上铺满了棉絮一样。
“你们自己，”呆瓜打了个长长的呃逆，“互相介绍吧。”
那两张高脚吧凳消失在他们的重重的屁股下面。
“嗨，”那姑娘伸出一只手来，“我叫宋晶晶。”
我也把手伸过去，自我介绍了，但我仍然有点意外。那天晚上呆瓜的故事里，她是一位转过背离开我期望的故事结局的人物，现在她又回过头来了？
我朝呆瓜看了一眼，我的目光里有这是怎么回事的意思。
呆瓜一笑，把宋晶晶揽过来，“我的小笨蛋。”他得意地说。
“你才是笨蛋呢。”宋晶晶娇嗔地点了一下他的额头。
“戏剧性太强了，”我说，“简直――”
“匪夷所思吧？”呆瓜仍是得意。
“匪夷所思。”
“你们讲什么呵，”宋晶晶说，“我一点也听不明白。”
“你不应当明白所有的事，”呆瓜摸出ＡＢ牌的烟斗来，“那样你太辛苦了我的小笨蛋。”
“你才是笨蛋呢。”
“对，我是笨蛋，头号笨蛋，这下子满意了吧。”
“你要说你是头号坏蛋我才满意。”
“好好好，头号坏蛋，我是头号坏蛋。满意了？”
“你坏，你真地坏。”
呆瓜哈哈哈哈大笑一阵，然后就叫人来酒，“白兰地！”
“英雄所见略同。”我拍了一下巴掌。
“不醉不罢休？”呆瓜说。
“不醉不罢休。”我说。
“我要抬两个男人回家啊，”宋晶晶叫起来，“那我不干！”
“要你抬干嘛？”呆瓜说，“你也一起醉倒。”
呆瓜来了我就不寂寞了。虽然他们两位你逗我我逗你快活得与我无干，但我毕竟受到了感染。我不再去揣度他们之间到底又发生了什么故事——那才是真正与我无干。看得出呆瓜已是彻底征服了宋晶晶。这个过程迟早有一天呆瓜会跟我讲起。即使他不愿单独同我讲，他也会写成小说讲给无数的人听。
落地玻璃的窗外天色已明，但我一点睡意也没有。我只惟愿醉倒。我不想有思想，也不想有感觉，除了酒精，我什么都不需要。
我脚下的大地开始有些摇晃了。
这时候酒吧里可能没有什么人了。我感到背后有一阵风吹来，我沉重地掉过头去，我似乎看见从转门外进来了一个人，好像是藤子，她的眼角好像有一点光亮。
不过我不能判断，那也许是泪珠，也许是早晨最后的星星。
野百合的春天
是生活，还是命运？反正可怜的小梅我们再也见不到了。
五年前我下海之后，就在原来的机关单位对面的马路上和朋友开了一间汽车配件销售店；开始很艰难，后来就做得顺手了。这年头，不论是公车还是私车，反正是一天比一天多起来。我们能挣到很多钱，完全是托了时代飞速进步的福。现在我和我的朋友一人有了一台帕萨特，我原来单位的同事见了我就说：毛哥，想不到你如今混得这么有样子！言语之中有一点显然的羡慕，也有一点显然的追悔——当初他们没有人愿意相信一个干文秘的书生能够挣到钱。他们中有许多人其实远远比我聪明，更有精明的头脑。
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四家连锁店，做零售，也做批发。我的朋友专门负责销售，我呢，专门负责进货。我每个月基本上都去一趟南边的Ｓ市，那边有几家很大的汽车配件生产厂家。我在Ｓ市每回都是住在一家名叫广福的三星级酒店里，所以那酒店上上下下的人都认识我，尤其是四楼桑拿中心的王经理。
“又来了一批新的，有四川的、西安的，还有东北的。”这位总是抽三五烟的王经理只要见到我，第一句话就准保说这个。这是因为他晓得我特别喜欢这一壶。此人虽然才三十出头，但是一看就是老江湖，知道察颜观色，看碟子下菜。
我问他：“小梅呢？小梅没有走吧？”
桑拿的小姐一般都做不长，过两三个月，至多半年，肯定就要换掉。这里面原因很多，当然最主要的是两点考虑：一是安全的需要，二是给常客带来新面孔。小梅在这里干了快半年了，这次来，不知她走了没有。
“在呵，在呵，”王经理说，“毛老板情有独钟嘛，我留也得专门留着，是不是？”
我跟你们说小梅这个人吧。常言道，男人有钱就变坏。这句话是有道理的。比方说我毛哥吧，就是喜欢女孩子。但是喜欢女孩子要条件呵。过去我没有条件，现在有了。这个条件不是别的，就是钱。有了钱，就有了女孩子。你们现在晓得我为什么喜欢桑拿了吧。怎么说呢，尽管我经历过的许多女孩子青春、漂亮、性感，甚至温情，但是，真正能让我铭心刻骨记住的，却几乎没有。一般的情形是过去就过去了，什么都没能留下来，一点回味都没有，甚至连很多女孩子长得什么样子都忘记得一干二净。我们之间的交往只是通过钱这种媒介来完成的。在我眼里，这些女孩子只有共性，少有个性。我和她们的关系就是贪馋的胃同美色快餐的关系。但是小梅不一样。小梅是我见过的女孩子中最让我难忘的一个。差不多半年前，那次我到Ｓ市来进货。刚进酒店，王经理就给我介绍，说又来了一批新的。那天晚上我洗完桑拿，蒸了一会儿，就进了按摩房，这时王经理给我领来了一个二十出头的女孩子。王经理说，她叫小梅，江西人，昨天刚来的。王经理又对小梅说，好好做，这是我的朋友，你一定要让他满意，听见没有？小梅低着头，脸一下子涨得通红。看到这情形，我就晓得，她的确是没做过的生手。生手有什么好处呢？那就是安全，没病，而且也没有惹上风尘女子的种种令人生厌的坏毛病。最主要的是，只有生手才有的那种羞涩感能让你产生特别舒服的心理满足，就像你能夺走掉她的精神贞操一样。对不起，我这么说你们会认为我这个人很坏。是的，我承认，我已经变得很坏，我差不多成了一个喜好追逐女色和性刺激的下流男人。
小梅乍一看去并不特别漂亮，甚至还有一点乡土气息，皮肤也有一点黑，好在她显得青春、健康，结实饱满得就像玉米棒子一样。这也好，很对我的胃口。
她开始不怎么说话，很害羞的样子，眼睛都不敢和你对视。基本上是我问一句什么，她就答一句什么。
我问她：“江西的，江西哪里的？”
她答说：“萍乡的。”
“家里干什么的？”
“农村里的，种田，就是种田。”
“有兄弟姐妹吗？”
“有，一个姐姐，嫁人了，还有两个弟弟，一个念小学，一个念中学。”
“你爹妈知道你干这个吗？”
她的脸又一下子涨得通红，半天才说：“他们要知道了，会打断我的腿。”
我又问：“那你为什么要选择干这种事呢？打一份别的工不正大光明吗？”
她脸上红潮未褪，轻声说：“我出来一年了，和我的堂姐一起在一家台湾人开的成衣厂打工。只有几百块钱工资，连星期天都没有休息。我省吃俭用，把钱都寄到家里去供两个弟弟上学。我堂姐也是想多挣些钱给家里起屋，老是加班，结果病坏了，就回家去了。后来……呵，不说了，不说了，我的话太多了。”
她那种羞羞涩涩笑起来的样子真的好可爱。我就催促她：“说嘛，不要紧嘛，一边聊天一边做嘛。”
她说：“你别老是看着我好不好？你转过背来，我给你做背部。”
就这样，她一边给我做背部按摩，一边说起了她的经历。她说有一个与她同事的打工小姐妹，后来离开了成衣厂，有一回小梅遇到了她，发现她穿得很阔气，还涂了进口的口红，就问她现在干什么。那小姐妹就跟她说了，原来她是做了桑拿房的按摩小姐。那小姐妹说，老实跟你说吧，我现在一天挣的钱比在成衣厂苦苦地干一个月挣的还多，而且，不知道轻松到哪里去了。那小姐妹后来劝小梅也来做桑拿小姐，说趁着自己年轻，赶快吃一口青春饭。小梅有些困惑，说自己没学过按摩，怎么能做桑拿小姐呢？那小姐妹就说：唉，什么按摩不按摩，那不过就是形式，男人需要的，是另外的东西。你怎么一点都不开窍呵。
终于，小梅就到了广福酒店的桑拿中心，当然是那位热心的小姐妹介绍来的。小梅说，她倒不是为了要吃一口青春饭，她是要供两个弟弟上学；她父母都有病，她要挣钱给父母看病，父母把她们四个姐弟拉扯大，太不容易了，她要多多挣钱，让父母的日子过得挺胸直背。
小梅说：“我知道这样的事不光彩，我想通了，我一个人堕落，换来全家人的好日子，也是值的。我微不足道，但是我能让我的家人特别是两个弟弟变得不那么微不足道。这样想我心里头就好受了。”
小梅说：“我来这里之前，跑到一个盲人按摩院，学了一星期的按摩，我不熟练，你不要笑我，但是我会做得很认真。你要是觉得你的钱花得不冤枉，我就心满意足了。”
我又问她：“你有过男朋友吗？”
她说：“有过，谈了两年多，他嫌我家里穷，把我蹬了，我哭了三天三夜，就决定出来打工，从此离开了家。”
“想家吗？”我问。
“想，很想，非常想，尤其是想我妈妈。”她说着，声音都抖起来。
我跟小梅做了两个钟点，第一个钟点我们就是一边按摩一边说话。第二个钟点，我们做了那事儿。她说她是除了同那个蹬了她的男朋友做过之外这是第一回跟男人做。她很害臊，也很害怕，双臂一直捂着自己的脸，我看到她的颈根一直都是红的。我觉得小梅很可爱，也很可怜，事后多给了她三百块钱。但是她却坚决不要。她说她是第一次做，肯定做得不如客人的意，她收取规定的小费都不好意思，怎么好多拿三百块钱呢？一定不要，不能要，绝对绝对不能要。
这就是我第一次认识小梅时的情形。
一般我到Ｓ市进货都是当天去，宿一晚，第二天就走人。但那次我等货却等了三天。那三天我每天晚上都叫了小梅来陪我。王经理觉得很奇怪，他说你是个好新鲜的人，鸟不在旧巢里叫，你怎么老是叫这一个江西妹呢？我说，我就是喜欢这个女孩子，我觉得她很有意思。我不要别人，只要她。王经理说：好好好，我明白，我明白。
第二天的晚上，可能是一回生二回熟吧，小梅跟我的话就多了起来。但做那事的时候，她仍是用双臂把脸遮挡起来。我就跟她说，不要这样，我倒是无所谓，也许别的客人就会不高兴了。你要习惯这种职业。她听话地把手臂拿下来，但还是紧闭着双眼。她说：“丑呵，真是丑呵。”我说你要是觉得自己有很沉重的道德上的负担，那我劝你还是趁早不要做这行了。她把眼睛睁开来，说，“我要做，必须做，不然我家里的人还能指望什么呢？”
做完之后，她陪我躺着说话。她说她虽然只念过初中，但是她的各科成绩都不错，是班上的学习尖子，尤其是语文成绩特好，作文总是被老师当作范文来念。她说：“要是能一直念书，多好呵，念书真的好幸福。自己写的作文被老师大声地朗诵真的好幸福。”她姐姐嫁了人以后，她就是长女了，她停了学，帮父母种地，把书让给两个弟弟念。这样的青春实在是很残酷的。说着说着话，她忽然坐起来，说：“我给你背诗好吗？你愿意听我背诗吗？”我好奇地点了点头，她真的就背起诗来了，是一首她学过的唐诗：“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她的普通话带有浓厚的地方乡音，但她却念出了一股特别苍凉的意味。仿佛不是这首唐诗本身具备而是她个人所赋予的。我听了胸口热乎乎的。从来没有一个风尘中的女孩子会给我背诗，从来没有一个风尘中的女孩让我如此感动。你们晓得，我是学文秘出身的，就是让我来背这首诗，我也绝对背不出这么样的一种意韵来。而且，我还没跟你们说她背诗时的表情。她的眼睛睁得圆圆的，瞳孔里有一种说不清楚的光芒，就好像她在冥冥中看见了远方的荒原，和那荒原之上顽强生长的野草一样。
背完了诗，她怔怔地发了一下呆，然后叹了一口气，说：“要是能让我念书，我一定念中文，我要背好多好多的诗。老师说，我的作文都像诗。”我听了她的话，不知怎么的，有一点心酸的感觉。唉，这女孩子的天真和纯朴，怎么说都有一点刺痛人心。
随后的两个月，我住到广福酒店，都到桑拿中心去找小梅。王经理是个识趣的人，我来了，他就不安排小梅给别的男人。经过一段时间的适应，小梅已没有当初那样的羞怯。她和我相当熟稔了，我多给她小费，她也不再拒绝，只是一个劲地说多谢，还说我是一个好人，菩萨会保佑好人的。她对我服侍得特别周到，她是个非常用心的女孩子，没事的时候就拿一本中医的书来研究穴位，所以手法越做越熟练，而且每次完事之后都给我背诗。她真的能背好多的诗。这些诗借着她那又青春又苍凉的声音让一种逝去了的岁月和逝去了的情感仿佛在一瞬之间又回到了我麻痹已久的心头。我闭着眼睛，享受着在任何桑拿中心都享受不到的一种颇为复杂的精神感受。
有一天，我照例地多给了她三百块钱小费，她看着手里的几张钞票，那眼神好像是心里头在默想什么事情时的眼神，之后，她就说：“大哥，我要开一个小饭铺，我已经挣了两万块钱了。”我说你要开饭铺？两万多块钱够开一个饭铺吗？她说在市中心不够，但是在城边上就差不多够了。她告诉我，她来例假不能做事的时候就到处去寻找，在城郊一个加油站旁边她终于访到了一家打算转手的小饭铺，价钱是二万五千。“我就差一点点钱了，再努力地干它一阵子就行了。”她说。她还说：“我早就想过，在这里干，只要干到能挣开一家小饭铺的钱，我就马上出来。从此以后我要正大光明地生活，挺起腰杆子挣钱。”她说这些话时的神情就好像她背诗的神情。我觉得她神往的喜悦里也总是有那么一种苍凉的意味，和有青春的苦涩。
隔了一个月，我又去Ｓ市。这回小梅告诉我，她已经盘下那家加油站旁边的小饭铺了。她说：“正在重新装修。当然很简单，但是我要把它弄得很干净。那饭铺太脏了，以前的老板一点都不讲整洁，到处是油腻腻的，黑乎乎的，怎么会留得住客人呢？师傅我也请好了，是从我的老家请来的，专门做我的家乡菜。我的父母这回知道我在开饭铺了，他们好高兴呵，对乡亲们说：我的妹子在Ｓ市里，一个人开了饭铺呢！他们说这话的时候，就好像第一回尝到了做人的尊严一样。真有意思。”
小梅喜形于色的样子，把我也感染了。我说假如你还差钱的话，我借给你。小梅说：“不用，不用，够了，谢谢大哥，你已经对我够好了。”
我问她，既然已经盘下饭铺了，为什么还在广福做呢。她说装修要十来天，这十来天她不能浪费掉，这是她最后做桑拿妹的时间。“能多挣点钱，就多挣一点吧。”她这样解释。
我说：“那我下回来，就再也见不到你了？”
小梅说：“你愿意见到我，随时都可以见到，只是不再会在这个地方了。”
小梅又说：“终于要结束这种见不得人的日子了，我真的高兴。”
我说我也为你高兴。我说一个好姑娘，是不应当从事这种职业的。
小梅叹了一口气，说：“人走上这条道，也是没有办法呵。谁不想生活得好，生活得扬眉吐气呢？”
“大哥，你明天就走了吧？”小梅问我。我点了点头。小梅就说：“来，大哥，你躺着，我最后为你做一次，让你舒服、高兴。”
这一次，我和小梅说了好久的话。谈的几乎都是她的未来。我说你挣了钱，找一个好男人做老公吧。你会找得到的。她说她现在根本不打算考虑这个问题。她挣了钱，先要把两个弟弟培养上大学，然后还要把父母接到城里头来住，将来，她要买一套房子，和父母住在一起，他们在乡下辛苦了大半辈子，她要让他们晚年享享女儿的福。“那时候，”小梅说，“我再嫁个男人。嫁个老实的、对我和我父母都很好的男人。”
离开桑拿中心的时候，我叫小梅留下了她的小饭铺的地址，我说我下回来，就到你的饭铺去吃饭。她说你一定要来，我亲自做我们家乡的菜给你吃。她说她的家常菜是做得很好的。“我不谦虚吧？”她说，“你还没吃我就先吹牛了吧。”
对，我忘了告诉你们，我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候，我让她背了那首“离离原上草”。她问我为什么特别要听这首诗，是不是我特别喜欢。
我说：“是因为你的缘故。你第一次背给我听的，就是它嘛。”
“好，那我就再背一遍。我也特别喜欢这首诗，不过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她说完就背了起来：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这是我最后见到小梅，最后听到她的声音，她的未来和梦想，她的“离离原上草”……
和我讲小梅的故事的这个人说到此处显然有点激动起来。这位略略比我年长的男人我们都叫他毛哥。那天他开着他的白色的帕萨特，还邀了我的另外两位文友一起到岳麓山顶上去喝茶。不知怎么开的头，他就说起了小梅，而且还带着一种异样的感情。我认识毛哥好多年了，曾经他也是一位文学青年，后来进了政府机关，又涌动了从政的热情，不久这热情就不知什么原因退潮了。自从他辞职下海之后就成了一位纯粹的生意人。他的钱挣得越来越多，可是精神却越来越空虚。离过一次婚，现在跟一位比他小差不多二十岁的女孩子同居，但他说他根本不打算同这位女孩子结婚。“因为她跟着我就是跟着一个钱包。”他是这么样来解释他们之间的关系。“我能轻易地挣到钱，却不能轻易地得到爱情。”他不止一次这么同我说，语气里充满了灰色的迷惘。
这天岳麓山上没有阳光，我们的城市笼罩在一大片铅色的云层之下。风从远处吹了过来，身边的树林唰唰地响动，给人一种莫名的寒意。我们等毛哥稍稍平静一点，就都催他把小梅的故事说下去。因为我们都预感这位江西的女孩子的结局不大美妙。
好吧，我往下说吧。
早几天，我又去了Ｓ市，照老习惯我仍是住进了广福酒店。我在电梯间遇到了桑拿中心的王经理。他一见我就说：“你那位江西小妹妹不干了，走了差不多二十来天了。”我说我晓得。“呵，她肯定告诉你了。”王经理说，“不过前天又换了一批新的，安徽和贵州的。怎么样，今天晚上来？”
我下午办完了进货的事，看看表，才五点多钟。厂家要请我吃晚饭，我想起了小梅。我从记事本上找到她给我留的地址，跟厂家的人说我带你们去一个地方吃。厂家开了一辆车，连我一起五个人，一起去小梅在城郊的饭铺，我一来是去看看她，二来是给她新开张的饭铺捧捧场。谁知一到那地方，的确是有一家小饭铺，外墙新刷的白石灰白得在黄昏的昏黄之中格外醒目，但是小饭铺却关了板子。离这儿不远有一个加油站，公路是国道，来来往往的大货车很多。正是晚饭的时候，小饭铺怎么关门大吉呢？我走到门口，从窗子里看过去，见里面果然弄得十分整洁干净。虽然是简单的装修，却给人一种非常明快舒适的感觉。小梅真的是一个能干的女孩。这时饭铺旁边的一家人家走出来一个中年女人。见我在张望，就说：“出事啦，里面的人都走啦，要吃饭朝前再走半里路，有饭铺。”
我问：“出事？出什么事？那个江西的女孩子呢？”
中年女人说：“你是说的那个小老板娘呵？给人戳了三刀，死啦，有一个星期啦！”
我一听脑壳突然大了起来。我根本不相信，说：“那个江西的女孩子，小梅，你说什么？你说她给人戳死了？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
“我不是跟你好玩说的呢，”中年女人说，“是真的呢。我们都吓坏啦。那天晚上，半夜里，我们听到饭铺里有人惨叫，都不晓得是怎么回事，我男人说：出事啦！就爬起来去看，就看到那小老板娘给人拿刀戳死在床上了。饭铺里还睡了大师傅，另外还有一个服务员小妹子，都没事，独独杀了小老板娘。后来公安来了。调查来调查去，还是没查到凶手。只说作案的可能是两个人，公安估计可能是谋财害命，因为小老板娘房间里的柜子屉子都被撬开啦。人死不能复生，小老板娘死啦，大师傅和小妹子就回老家去啦。有一个星期啦，到现在晚上我们都不敢出门呢。”
“小老板娘人真好，”那中年女人又说，“见人笑眯眯的，饭铺一开张生意就好。都说这小老板娘招客，过来过去的司机都停了车在这里吃饭，桌子都摆到外头坪里来啦。才做了半个月，唉，飞来的横祸，惨呵，小老板娘还才二十出头，嫩生生的呵！”
我听不下去了。我脑壳里全都是小梅的影像。她的脸，她的眼神，她那玉米棒子一样结实饱满的身子，她说过的话，还有她背过的诗，全都浮在我的眼前，响在我的耳边。一个人的青春的梦想，就像花朵一样，还刚刚开放，就被世上最丑恶的手掐断了，真是惨烈残酷呵。我是个很少掉泪的人，但这时候我的眼前一切都模糊了……
……我们下山的时候，我只问了毛哥一句话：“你还能开车吗？”毛哥不作声，启动了他的帕萨特。我再也没说话。我的两位同伴也没有说话。车子无声地滑下岳麓山，过了湘江大桥，滑入了我们的城市和我们习惯的生活。如果不是毛哥的故事，我们不晓得这世界上突然少了一个可爱又可怜的人，不晓得有一朵梦想的花在一个偶然里突然凋谢。生活就是这样，我们只晓得我们所晓得的，不晓得我们所不晓得的。生活是沉重的，然而有一些生命却是顽强的，不死的，永在的。
离离原上草，
一岁一枯荣。
野火烧不尽，
春风吹又生。
我们都是没有疤痕的人
你想晓得１９６７年夏天潘后街上午的街景是么子样子的吗？
彭铁匠的铁匠铺里,炉火在那个瘦小的学徒一推一拉扯动风箱时有节奏地吐着火舌,四十来岁 的彭铁匠端起茶缸子来咕咚地喝一大口水。茶缸子外面是烟垢,里面是茶垢,总而言之是墨黑 的。彭铁匠喝完水,就走到炉子跟前,左手拿火钳钳起烧得通红的一坨铁,放到铁砧上,右手拿 起不大的一把榔头,在铁砧上敲一下。这是表示开始的意思。于是他的另一个徒弟,脸上有很 多青春痘的满伢子就挥着八磅的榔头一家伙砸下来,彭铁匠手里的那只小榔头就指挥那大榔 头或轻或重朝那红铁砸去。一大一小的两把榔头叮叮当当地响得好有节奏,那坨红铁就在这 叮叮当当声音里变成了一把菜刀、一把锅铲或者一把饭铺里大师傅炒菜的铁瓢什么的。多少 年来,这叮叮当当打铁的声音,就是潘后街整个一条街最动人的声音。这声音说明我们潘后街 的生活充满了敲敲打打的意味。而且铁匠铺门外头总是站了街上几个无事可干的细伢崽,看 着通红的一坨铁变成了各种各样的好玩东西,无不感到快活,就像看早些年有个外地人推着个 有箱子的车子,交一分钱给这人,才可以掀开箱子上的绒布细细看两分钟的西洋镜。铁匠铺当 然是我们潘后街最动来动去有声有色的情景了。
但是那个夏天的上午,街西头靠解放路的口子上传来了枪声。
我们院子里的细伢崽们跑到街 上,辨明了方向,就朝响枪的地方跑去。经过铁匠铺,看见彭铁匠在骂他的扯风箱的学徒伢子 ：“看,看,看死！”但是他自己却扯起颈根朝街头望了过去。我们发一声喊,像十月革命里 朝沙皇的冬宫冲去的布尔什维克人一样,朝街口冲了去。那些天里,我们城市四处都传来枪响 。我们是一群只要听见枪声就像听见了礼炮一样莫名地亢奋的细伢崽。我们觉得好刺激。我 们四处寻找着这刺激。
枪声越来越响,也越来越激烈,好像还有机关枪的声音。我们冲到街口就把腰猫下来,仿佛受到过军事训练一样。在中和堂药店的门口,我们停下来,躲在两尊石狮子后面朝解放路南边望 去。街上的行人早吓得四处跑光。有子弹朝我们这边飞来,带着令我们感奋的啸声。当地一 响,我们身后的电灯杆上,一个铁皮灯罩被打得稀巴烂。灯泡的碎玻璃都溅到了我们的脑壳顶上来。
有一溜人影,大概一二十个吧,顺着靠我们这一侧的墙根跑过来。也都是猫着腰的,好像还抬了个么子人。这些人都戴着钢盔,手里也提了枪。有人还回过头去开枪。是冲锋枪,嗒嗒嗒嗒 地扫射。对方看不见人影。对方的子弹却朝这边飞来。这一群人里有人哎哟叫了一声。可能 是受伤了。这群人跑到我们的石狮子后头来了。
“小鬼崽子,不要命啦？”有个矮胖的拿手枪的家伙朝我们吼道。
我看见抬着的是一个女人。一绺长发飘在绿色钢盔的下面。她的眼睛紧闭着,手扪在胸口上 。血从手指间朝外头喷泉一样的冒出来。
“快快快,抬到潘后街去。”矮胖的家伙像是这一群人里的指挥,说话带有命令的腔调。
他让两个拿冲锋枪的断在后面,朝街那边扫射,掩护这一群人撤到了我们街上。我在冲锋枪手的身后蹲着,拣到了好多的子弹壳。我把汗衫脱下来,包住了这些烫手的黄灿灿的东西。他们 在彭铁匠的铁铺门口停下来,把受伤的女人放在地上。彭铁匠和他的两个徒弟端了装了凉茶 的包壶走出来,问他们要不要喝水。
“她死啦。”他们没听见彭铁匠说话。他们注视着那女人。女人的手指间已没有红色的喷泉 了。
他们围着她,站起来,枪举过脑壳顶,噼噼啪啪地朝天上开。子弹壳像爆米花一样飞溅在我们身边。我们这些细伢崽赶快在地上拣弹壳。我们不晓得死亡的恐惧,我们只晓得拣弹壳的兴奋。
那个矮胖的家伙朝四毛的屁股踢了一脚,骂了一句有关他妈妈的难听的话。四毛猪一样叫了 一声,仍是弯腰抢了一粒弹壳。他把背心扯成一个兜,抢了弹壳就扔进来,甩甩手,口里咝咝地 吹气。他屁股上就有了一个大皮鞋印。
这就是那天上午的街景。
那些天都是这样的街景。我们像过节一样。虽然我们院子里的大人们都一律打成了走资派, 都跑到北方的老家躲了起来。院子的墙上面都是我们的父亲大人的名字,名字的前头都有“ 打倒”二字,而且名字上都拿红笔打了叉。那关我们么子事？只要不上学,我们就快活,还要 加上没有大人来管我们,天天不是节日是么子？
噢,那个女的,那个手指间有红色的喷泉的女人,原来是我们一个小学女同学的妈妈。那天她戴了钢盔,眼睛又是闭着的,脸也很邋遢,就认她不出来。四毛跑过来跟我说：“你晓得她是 哪个？陈东玲的妈妈咧！”想到陈东玲没有妈妈了,我就不恨她了。她是少先队的大队长,向 老师举报过我给女同学取小名。我还为此留了校,为此挨了我爸爸的栗凿,为此我在她的座凳 上偷偷地放过图钉。她妈妈死了,我就不恨她了。死亡好像可以消解一点么子东西,是吗？我 摸摸脑壳,但是我还是想不明白么子道理。
四毛又跑过来：“快快快,到学校里头去,有热闹看！”
我们就冲过解放路到了顺星桥。冲过去以后我们口里都唱着《平原游击队》里日本鬼子进村的音乐：刚 刚－刚 刚、刚、刚、刚、刚 刚－刚 刚、刚、刚、刚……屁股后头还有机关枪响。
“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呵同志们。”和平哥哥说。他比我们大三岁,所以他是我们的头,就像 好多年以后电视里的加里森一样。
我们的学校真地热闹。和平哥哥对四毛说：“你的,大大的,这个！”和平哥哥把姆指翘起来 ,表扬四毛的情报准确及时。
我们的学校真地热闹。好多人站在台上,更多的人站在台下。台上的人都挂了牌子,写着他们的名字,名字上都用红墨水打了叉。我们的班主任呵、语文老师呵、数学老师呵、政治老师 呵,还有教导主任呵,还有女校长呵,都挂了牌子。好呵。妙呵。你们也有今天呵。我们就跟 着台下的人喊口号。一会儿打倒这个,一会儿打倒那个。修正主义教育路线。修正主义教育 路线是么子意思？搞不懂。搞不懂也要打倒。因为有人喊要打倒。因为有人指着女校长的鼻 子说她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因为女校长平时好严肃,我们这些调皮学生见了她就怕。让人怕就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是这样吧？大概是这样。肯定是这样。应当是这样。
有人打女校长的耳光子。打得女校长脸上的头发一下子甩到左边,一下子甩到右边。台下就有人喊：“打得好,就是要打——修正主义！”我们也跟起喊：“打得好,就是要打——修正主义！”我们是台下的那些大人的回声。我们是火上头浇过的油,刮过的风。我看见女校长 捂着自己的脸,歪歪地倒了下去。有人踢她,她不动了。
“装蒜,修正主义就是会装蒜！平日你的威风到哪里去啦？”台下头有人这么喊。这么喊是有回声的。这么喊人心里有一股义愤,有一股正气,有一股他妈的我也说不清楚的火气。
但是倒下去的人真地起不来了。倒下去的人嘴角流着红的血,还流着白的泡沫。
“把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的代表吴敏先抬下去,我们接着斗争其他的修正主义！”台上头一个 人这么指挥。于是过了一会儿,就轮到教导主任挨耳光子了。教导主任是男人,没有长长的头 发一下子甩到左边一下子甩到右边,不好看。我们就从人堆子里溜了出来。我们去哪里？去 学校图书馆。和平指挥我们把玻璃用砖头砸烂。四毛爬了进去。
“看到了吗？”和平问。
“看到啦。”四毛在里头答。
“看到了么子？”
“看到了书。呵呀,好多！”
“找！”和平命令道。
“找么子？”
和平对我们说：“找么子？”
我们一脸茫茫然。
“卵用都没有！”和平哥哥没有四毛的屁股可以踢,就踢他弟弟小狗。
“找——”和平哥哥朝烂窗子里喊,“找好看的！”
“么子好看的？”四毛的声音都好像布满了灰尘。
“有故事的,有插画的。”
“《苦菜花》要得啵？《林海雪原》要得啵？还有《敌后武工队》要得啵？……”“都丢出 来。快点,等下子来人啦。”和平哥哥说完,就叫小狗到走廊上去放哨。要是来了人就咳嗽, 像痨病鬼那样的咳。
天气太热,书拿着不怎么好藏。我们把汗衫脱下来,一个包几本,搭的搭在背上,夹的夹在胳肢窝里,发一声喊,撒开脚板就跑。
“同志们呵,我们又冲过了敌人的封锁线啦。”过了解放路,和平哥哥又是这么说。
“和平哥哥你好像夏伯阳。”我说,有点讨好他的意思。
和平哥哥就亲切地踢了我屁股一脚。
“四毛呢？四毛呢？”和平哥哥忽然问。
我们回头一看,真地,四毛呢？刚才四毛不是还跟我们一起吗？四毛呢？
四毛躺在解放路上。四毛的胸脯下头是汗衫包的一包书,书下头是越来越大的一摊血。子弹在我们脑壳顶上飞着,我们抬起四毛就跑,那包书还在路中央,在一摊血水的中央。
彭铁匠丢下榔头走出来：“何事搞的？”
四毛就躺在铁铺的门口,就同那天陈东玲的妈妈一样。四毛就是那么躺着,眼睛紧闭,嘴角还 带着调皮的笑意。你就是拿脚踢他他也醒不转来了和平哥哥。你命令他他也不答理你了和平 哥哥。一颗流弹从他的右肋斜斜穿过,从左肋里出来了。他不再和我们一起玩了和平哥哥。
像夏伯阳的和平哥哥带头哭起来。我们都哭得昏天黑地、日月无辉。哭得彭铁匠都转过背去抹眼泪。那天我们潘后街的街景就是这样子的。
没有了四毛,我们心里头凄凉了一阵子。凄凉了一阵子之后,我们又快活起来。我们要么跑到解放路上拣子弹壳,要么拣到子弹壳就躲在院子后头的庭子里玩一种叫“杂架”的游戏。就 是每人出几粒子弹壳,摆在一个四四方方的框里,然后,在八九米远的地方画一根线,人站在线 后头,拿一个玻璃球朝框子里的子弹壳掷过去。击出框来的弹壳就属于你的了。
当然是和平哥哥的眼法最好。就像现在打保龄球一样,有时候他一掷,玻璃球击在弹壳的中央 ,嘭地仙女散花,所有的弹壳都飞出了框线,大满贯呵。
我们玩的时候把院子的大门锁起来。我们不喜欢街上的细伢崽。他们邋遢,讨嫌,再说他们的父母的名字没人拿红墨水打叉,再说他们还拿石头朝我们院子里扔。
他们就咚咚咚咚敲门。他们晓得我们在玩么子。我们不理他们。我们玩我们的。和平哥哥从家里拿出一个纸鞋盒来,把赢得的子弹壳装了大半盒子。就像那是一只阿里巴巴的聚宝盆。忽然脑壳顶上有窃窃的笑声。呵呀,街上的细伢崽从一棵苦楝子树上爬到墙头来了。
“捅你的娘！”和平哥哥把手叉到腰上,仰脑壳就骂。
“捅你的娘咧,走资派的崽！”上头也站起来一个人,也是把手叉在腰上。是蒋婆婆的大崽, 墨黑的皮肤,大脑壳,细耳朵。
“大脑壳,有本事你下来！”小狗喊。
“小鳖,你上来！”
“你下来！”
“你上来！”
“你不下来是我的崽！”
“你不上来是我的崽！”
“学我的样,学皮匠。捅你的娘！”
“学我的样,学皮匠。捅你的娘咧！”
“哥哥,”小狗说,“他骂我的娘咧。”
“打！”和平哥哥说。手里的玻璃球掷过去。大脑壳要不是脑壳一歪,那脑壳上头就起了宝塔。
“好呵,走资派的崽打我们工人阶级的崽呵！”大脑壳把手里的瓦片子回敬过来。
“小狗,帮老子拿弹弓来。”和平哥哥下达战斗指令。“都去拿弹弓来！”
哈,我们院子里这帮家伙,打弹弓个个是梁山上没羽箭张青呵。
大脑壳手下有十来个人,我们院子里只有八个人。要是对射起来,那他们哪里是对手？大脑壳好汉不吃眼前亏,喊一声撤,墙头上一下子就没了人影子。
我们从家里把弹弓拿来,和平说：“追出去打,他妈妈的鳖！”
我们就把黑漆的大门打开来,冲到街上。大脑壳他们也正好冲过来。他们跑回去拿了棍棒家什,在脑壳顶上挥着,呼呼地生风,好像一群敢死队的。
“打呵！”和平靠在苦楝树后头,头一个把弹弓里的卵石射了出去。
那一群人里有人哎哟一叫,像杀猪一样。我们也射出卵石来。我们每个人都是一裤口袋的卵石,丁丁丁丁地响。那一群人像杀了好多的猪,嚎叫着躲到铁匠铺里。听见铁匠喊：“搞么子 卵名堂,安？”听见大脑壳喊：“逮住一个就扑死他一个！”听见铁匠又喊：“滚,都跟老子 滚！老子要做事赚饭吃！”听见大脑壳又喊：“是他们打我们。走资派！”
解放路那边又传来爆豆子样的机枪声。好像有么子人跑到我们街上来了。
“停战！停战！”我们看到大脑壳站到街心来,把两只手在脑壳顶上摇来摇去。
“莫打。”和平拍了一下小狗。因为小狗正要拿弹弓射大脑壳的讨厌的脸。
“打就打,停么子战？”和平也站到街心上头来。
“那边好热闹。我们去看热闹。我们约了明天打好啵？”
“随便你么子时候打。老子奉陪到底。”
“那好,今天停战。走！”
我们也走。走到街腰上,一些戴钢盔的大人撤过来了。
“妈妈的鳖,调两门迫击炮过来。”又是上回那个矮胖的家伙,朝另一个人下命令。那个人一 溜烟跑过我们身旁。
“有几个弟兄挂了花？”矮胖子问。他手里是一把我们在电影里看到过的左轮手枪。
“大概有一半吧？”另一个人把钢盔拿下来当扇子扇了几下。
一会儿来了一辆苏制卡车。从上头跳出来一些戴钢盔的人。他们搬下来了两门迫击炮。然后他们把几个哎哟喧天的伤员抬上了车。车子开走了。
“唐司令,何事搞？”新来的人都拿着冲锋枪,摩拳擦掌的样子。
我看到一顶钢盔下头有一张年轻漂亮的脸。两侧是齐耳的短发,眼睛珠子乌黑乌黑的。她穿着一件旧工装,腰间扎着宽皮带,胸脯鼓鼓的。她看到我望着她的胸脯,骂道：“小鬼崽子,滚 开！”我没有滚开,朝她龇牙一笑。她的冲锋枪对着我：“还不滚开,打你一梭子。打得你像 个筛子。”我又没有滚开,又朝她龇牙一笑。我晓得她不会打我一梭子,把我打得像筛子。她 长得那么好看。好看的姐姐我就是变成筛子也要看她。
唐司令,就是那个矮胖的家伙,把电影里看到过的左轮手枪一挥,喊了一声“冲！”就带着这一群人往解放路那边冲了过去。枪声又像爆豆子了。
铁匠站在他的铺子里摇脑壳：“这是么子世道——么子世道哦。”
我们跟在唐司令这一群人的屁股后头跑,拐过街口,就躲在中和堂门口的那两尊石狮子后头不敢再朝前冲了。唐司令的人在一个眼镜店的檐下架迫击炮。我从石狮子的四只脚的空隙望过 去,看见街那边有麻袋堆起的街垒,子弹从那里朝我们这一面蝗虫一样飞过来。我吓得赶紧把 脑壳缩了下来。石狮子身上都打得麻麻点点了。有细碎的石屑溅到了我们的脑壳上来。
我们有一点害怕,却有更多兴奋,也不记得四毛是怎么死掉的了。
这就是我为什么要说这些日子是我们的节日的道理。
后来我再也没有看到过那张钢盔下的漂亮年轻的脸以及被皮带扎得鼓鼓的胸脯了。因为解放路忽然没有枪声了。枪声转移到了别的地方。转移到了湘江河对岸。后来又转移到了湘江河 上游。有一天彭铁匠对他的学徒满伢子说：“河里的水不能呷啦。”
“何解,师傅？”
“听说他们在上游要炸掉农药厂,把滴滴畏都炸到河里头去,要毒死我们一城的人啦。”
当时我们都听到了这话。当时我们一点都不怕。毒死一城的人,那是么子情景？想起来都有味。你走到哪条街上,脚边上都是尸体。呵呵呵,那是么子情景？别人都死光了,就剩下我们 院子里这些调皮伢崽,呵呵呵,那是么子情景？
又过去了一些天,没听说有哪个被农药毒死了。呵呵呵,几多叫人失望。
在失望的时候,我们同大脑壳他们又打了一架。我们把院子的大黑门栓起来,都爬到屋顶上, 拿弹弓射他们。他们躲在屋檐下,也拿弹弓射我们。小小的卵石,交叉地飞来飞去。弹到地上 或弹到瓦上,发出怪样的啸声,真的是好刺激。从上午一直打到下午,一点输赢都没有。于是大脑壳又喊停战。
“你们派四个人,我们派四个人,玩杂架,赌子弹壳！”大脑壳站在街心朝墙上的我们喊。我们从墙上顺着苦楝树爬下来：“你们说个地方。”
地方就在铁匠铺前头的街上。
结果我们赢了。赢来的子弹壳装了满满两鞋盒。
“我们讲和。”大脑壳朝和平哥哥伸出手来。“以后我们只打街外头的,自己街上的不打架 。”
“说话要作数。”和平哥哥说。
“扯卵淡是狗变的。”
“扯卵淡是狗变的。”
于是我们在街上就没有敌人了。
没有敌人多少有点无聊。我们就把四毛偷出来的书找出来看。我拿了一本《林海雪原》,看到“白茹的心”那一节,心跳得有点不大对头。白茹,我脑壳里头的白茹,就是那张戴钢盔的年轻漂亮的脸。白茹,她有鼓鼓的胸脯。白茹,她现在不晓得在哪里。
小狗到我跟前来：“日本鬼子好痞。”
他手里拿的是一本《苦菜花》：“你看这一节。”
顺着他手指的地方,我看到日本鬼子拿刺刀逼中国妇女跳奶铃舞。
和平哥哥走过来,一把把书拿走,看了两页,就说：“将来我们院子里的细伢崽都参军,打到日本去,把日本的女人统统抓来,到我们潘后街来跳奶铃舞。”
跳奶铃舞是么子样子？晚上我困不着觉,想了好久。后来我就困着了。我还是没想出来。
潘后街上是没有枪声了。也没有炸农药厂一类的传闻了。也没有再看见过戴钢盔的人了。大脑壳他们和我们院子里的细伢崽并肩作战,打赢过东庆街那边的人。我们有点喜欢大脑壳了 。他的脑壳上挨了一棍子,包了好久的纱布,我们都说他像王成。他就在铁匠铺里拿起一把榔 头,喊道：“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朝后头一倒。吓得彭铁匠骂起人来：“要死 罢？要死莫死得这里！”后来大脑壳就真的像王成了。我们同东庆街的打过了,又打落星田 的,一直打到小古道巷。我们是十字军东征。我们只识弯弓射大雕。
我们当然不同凡响。因为我们院子里的细伢崽都佩了一把刀。其实就是水果刀,是可以推出去又缩回来的那种推刀。和平哥哥最先买来一把。放在手掌心上,忽然握住,大姆指摁住一个小钮,刀身就刷地送了出来,在太阳下跳着一粒珠子样的光。我们好羡慕呵。和平哥哥就说：“干脆,一个人买一把。”这时候我们的父亲都从北方回来了。和平哥哥就从他爸爸的口袋 里偷了钱出来,带我们到中和堂药店隔壁的百货公司一人买了一把这样的推刀。我们在院子 的大黑门上拿粉笔画了靶子。我们开始练飞刀。我们都看过一部讲江湖艺人故事的电影《飞刀华》。里头有个人会玩飞刀,就叫飞刀华。于是我们都成了飞刀华。
那天我的一个小学同学芋头走我们街上过身。他就到我们院子里头来找我玩。我们正在玩杂架。还有大脑壳他们。芋头说：“我没有子弹壳,我只有烟盒子。”
“也要得,”和平哥哥说,“两个烟盒子兑一粒子弹壳。”
芋头就从裤口袋里拿出一叠烟盒子来。
后来不晓得怎么回事,我同芋头吵起架来了。可能是他少给了我烟盒子。也可能是他发输气 先开口骂人。我记不清了。我只记得我从口袋里训练有素地摸出了刀子,在那一瞬之间我把 刀锋推了出来。也是在那一瞬之间我的刀子扎向了芋头的手,因为这只手捏了拳头正打算朝 我脸上挥来。
芋头比我高半个脑壳。我听得他一声尖叫,同时感到脸上溅了么子东西。他就捂着手蹲到了地上。呵呵呵,他的手指之间也冒出了红色的喷泉。
我记得我很得意,朝地上唾了一口,说：“你以为我会怕你？你以为我会怕你？”彼一时我就只会说这一句话。我不会说别的么子话。
大脑壳问我：“他是哪条街上的？”
“不要你管！”我说。这是我说的另外一句话。
芋头流了好多的血。他的脸白了。他缝了七针。他的妈妈跟我的妈妈是同事。他妈妈找来了 ,我躲在和平哥哥的家里。我开始有点后怕了。
好多年以后,潘后街没有了。彭铁匠也死了。什么街景都没有了。这里变成了一个日杂品市场。人头熙熙,皆为利来,人头攘攘,皆为利往。原来的中和堂药店,现在成了证券公司。有一 天我从证券公司门口过身,恰好看见了芋头。我们至少有五年没见过面了。我们互相递烟,问 好。芋头下了岗,现在专门在股市里炒股。
“赚了吧？”
“赚是赚了点。本钱少呵。再赚也就是赚点小菜钱。”
“能赚得小菜钱到手就不错啦。”
“那倒也是。那倒也是。”
他于是问我在哪里发财。还问我有没有遇到过别的小学同学。
“想当年,我们就是从这条路上去上学的。”他回忆道。
我于是问他,还记不记得有一回我们打过架。我戳了他一刀,流了好多血,还缝了七针。
他脸上浮出困惑来。他显然把这样重要的耻辱都忘记得干干净净了。
我说：“不记得啦？不记得啦就看看手。”
他把一只手举起来,左看右看,没看出么子来
“那只。”我说。
另一只手又被考察了许久。
奇怪。他手上一点疤痕都没有。
“想不起来了。”他有点惭愧地说。“真的想不起来了。不过你一说,又好像有点模模糊糊的印象。”
真是有意思。很多人都忘记了往事。我凭么子要记住？有么子记住的必要？
我也要把它遗忘,就像芋头那样。
我们都是没有疤痕的人。
无非一醉
湖南的作家很怪，为人为文都个性张狂，却偏偏少有饮者。李白“斗酒诗百篇”的情形，在湖南的作家群里，几乎看不到。古华不喝酒，韩少功不喝酒，彭见明不喝酒，蔡测海、刘舰平、王跃文、何顿、宋元，都不喝酒。我当然也不喝。有人问我一个文人为什么不喝一点酒？我的回答是喝酒对我来讲一点美感都没有。我说的是实话。
湖南作家中有刘伶杜康之风的，唯已故的莫夫子莫应丰。莫夫子得首届茅盾文学奖，有人告诉我，他是从北京一直醉到了长沙！此公性情豪爽（像关汉卿词里铜口铁牙响当当关东大汉），喝起酒来也豪爽。有一年我在上海文艺出版社招待所小住，守门的老师傅听出了我的口音，就说侬是湖南人嗳？湖南人真是能喝酒嗳！一位姓莫叫莫应丰的，在这里改稿子，住了个把月，天天看见他提一瓶酒进去，出来，手里的瓶子是空空的嗳！1987年某日，莫夫子同画家杨福音到我家来玩，这两位先生喝了一瓶湘泉酒，豪兴大发，叫我拿纸墨笔砚来，趴在地上就写字画画了。那个情形，简直就像是顽童！莫夫子是吃饭的时候喝酒，聊天的时候喝酒，写东西的时候也喝酒。全天候。他喝酒不挑，也无分档次，什么样的酒都喝，喝得津津有味。而且，基本上不用下酒菜。我在饭桌上注意过他，一边喝酒一边阔论高谈，手中的筷子很少戳到菜碗里头去。众人吃完，把嘴巴上的油都揩干净了，他还端着酒杯一俯一仰，声音洪大地逮住什么人就同什么人说话。他哪里有那么多的话要说？
可惜莫夫子走了——这么好玩的一个人！有人说，莫夫子的死与喝酒有关。这种说法真是叫人忧伤。一个人能喝酒，几多好。尤其是一个男人，一个作家。
有一年我和彭见明参加长白山笔会，在山顶上，有天晚上，星星低到仿佛就在我的棒球帽的长舌上。一个女作家上来了情绪，说要和我们喝酒。我和彭见明都说不喝不喝，喝不得，不能喝。女作家眼里闪着冷笑，说你们湖南人，文章写得，酒为何喝不得？我当时才30刚出头，年盛气也盛，吃她这一激，就把桌子一拍：放马过来呀！
只是喝啤酒，仅仅是喝啤酒。喝了多少？记不得了。反正这女作家真是能喝，反正是她来一杯我就来一杯，而且，只许一口干完。我胆气勃发，拍着胸脯放言：今天你不先倒，我倒了，从此往后我何某某就性别待考！
果然是她先倒了。接着我就倒了。
第二天彭见明跟我说，你晓得罢，昨天半夜里我跟你端痰盂都端了四趟。猛子鬼，你把胆汁都呕出来了咧！
我说：难受，真的难受，但是，痛快！
以后我是再也没有这么喝过酒了。我也不想这么猛子鬼一样傻喝了。何况我前年因胆结石把胆囊都切除掉，没有胆子喝酒，只怕也呕不出什么胆汁来了。
不过，话说回来，如果哪一天湖南的作家因为不擅饮而遭人白眼，那我可就难得讲了。
无非就是一醉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