纯真博物馆

纯真博物馆_奥尔罕·帕慕克
1.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那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而我却不知道。如果知道，我能够守护这份幸福吗?一切也会变得完全不同吗?是的，如果知道这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我是决不会错失那份幸福的。在那无与伦比的金色时刻里，我被包围在一种深切的安宁里，也许它仅仅持续了短短的几秒钟，但我却在年复一年中感到了它的幸福。1975年5月26日，星期一，3点差一刻左右，就像我们从过失、罪孽、惩罚和后悔中摆脱出来一样，地球也仿佛摆脱了地心引力和时间法则的束缚。当我亲吻着芙颂因为天热和做爱而被汗水浸湿的肩膀，慢慢地从身后抱住她，进入她的身体，轻轻咬了一下她的左耳时，戴在她耳朵上的耳坠，在很长的一瞬间仿佛停留在了空中，然后才慢慢坠落。我们是如此幸福，以至于仿佛我们根本没发现这只那天我压根没去注意它形状的耳坠，我们继续接吻。

外面，是伊斯坦布尔春天独有的朗朗晴空。尽管闷热让街上未能摆脱冬天习惯的人们出汗，但房子和商店的里面、椴树和栗子树的下面还是凉爽的。相似的凉爽我们从身下的床垫上也感觉到了，在那张微微散发着霉味的床垫上，我们像幸福的孩子一样忘乎所以地做爱。阳台的窗户敞开着，窗外吹进一阵带着海水味和椴树花香的暖风，风掀起了窗纱，随后又让窗纱慢慢飘落在我们的背上，让我们赤裸的身体为之一颤。从二楼套房的后屋，我们躺着的床上，可以看见在后花园里踢球的孩子们，他们在尽情地互相说着脏话，当发现我们正在逐字逐句地做着脏话里那些放肆的事情时，我们停顿了一下，相视一笑。然而我们的幸福是如此深切和巨大，就像那只耳坠一样，我们立刻忘记了人生从后花园开来的玩笑。

第二天约会时，芙颂告诉我说，她的一只耳坠丢了。其实在她走后，我在蓝色的床单上看见了那只刻有她名字第一个字母的耳坠，我没把它放到一边，而是带着一种奇怪的本能，为了不丢失，把它放进了西服口袋里。“在这里，亲爱的。”我说。我把手伸进了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右口袋里。“啊，没有。”刹那间，我仿佛感到了一种灾难、一种厄运的征兆，但我立刻想起，因为上午觉得天热，我换了一件西服。“在我另外一件西服的口袋里。”

“请你明天把它带来，别忘了，”芙颂睁大眼睛说，“它对我很重要。”

“好的。”

十八岁的芙颂是我的一个远房穷亲戚，就在一个月前我几乎忘记了她的存在。而我三十岁，正准备和人人都觉得我俩般配的茜贝尔订婚。
2.香舍丽榭精品店
改变我一生的那些事件和巧遇是在一个月前，也就是1975年4月27日，我和茜贝尔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一只杰尼?科隆品牌包时开始的。当我和茜贝尔享受着春日夜晚的凉爽，漫步在瓦里科纳大街上时，我们微微有些醉，很幸福。我们在尼相塔什新开的高级餐厅福阿耶吃了晚饭，吃饭时我们花了很长时间和我的父母谈了订婚仪式的各种准备。为了能让茜贝尔在法国女子高中和巴黎期间的同学努尔吉汗从巴黎过来参加我们的仪式，订婚仪式定在了6月中旬。茜贝尔很早就在伊斯坦布尔当时最受欢迎也是最昂贵的裁缝丝绸?伊斯梅特那里定制了礼服。我母亲那晚第一次和茜贝尔讨论了如何将珍珠缝在礼服上的事情。我未来的丈人，想为自己惟一的女儿举办一场像婚礼那样隆重的订婚仪式，而这正合我母亲的心意。我的父亲也很满意，因为他将有一个像茜贝尔那样在索邦念过书的儿媳——那时伊斯坦布尔的中产阶级只要说起那些在巴黎读书的女孩，就会说“在索邦念的”。

晚饭后送茜贝尔回家时，我用手搂着她坚实的肩膀，正当我骄傲地想到自己是如此幸福和幸运时，茜贝尔说：“啊，那包真漂亮!”尽管葡萄酒让我的脑袋发晕，但我还是立刻记下了那只包和那家店，第二天中午就过去买了。其实，我不是那种不断给女人买东西，为了送花可以找到合适理由，天生细心、儒雅和花心的男人，也许我想成为那样的一个男人。那时生活在伊斯坦布尔西西里、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富有和无聊的家庭妇女会开“精品店”，而不是“艺术画廊”，她们让裁缝从elle和vogue那样的进口杂志上复制“时装”，从巴黎、米兰成箱地买回一些服装、逃税的小玩意儿和首饰，然后把这些东西用几乎荒唐的价格卖给和她们一样富有和无聊的女人。很多年后，当我找到香舍丽榭精品店的老板谢娜伊女士时，她告诉我说，她和芙颂一样也是我母亲的一个远房亲戚。多年以后，当谢娜伊女士不问我对它们感兴趣的缘由，把和香舍丽榭精品店以及与芙颂有关的所有旧物，包括门上挂着的招牌送给我时，我感到，不仅是她，比我认为的还要广泛的一群人，也知道发生在我故事里的一些奇怪时刻。

第二天中午12点半左右，当我走进香舍丽榭精品店时，一个挂在门上、里面有两个小球的小铜铃，发出了一种现在仍然让我心跳加速的声音。尽管在中午闷热的时候，店里却还是阴暗和凉爽的。一开始我以为店里没人，后来我看见了芙颂。当眼睛在努力适应店里的阴暗时，我的心，却不知为什么，就像一个即将拍打到岸边的巨浪那样膨胀了起来。

“我想要橱窗里那只挂在模特身上的包。”我说。

我想，它太漂亮，太迷人了。

“是那个奶油色、杰尼?科隆的包吗？”

当我们的目光相遇时，我立刻想起了她。

“橱窗里模特身上的。”我用一种梦呓般的声音说道。

“我明白了。”她走到橱窗前，一下脱掉了左脚上那只黄色的高跟鞋，露出一只脚趾上精心抹了红色指甲油的脚，她用那只脚踩进橱窗的底座并向模特探过身去。我先看了一眼那只鞋，然后是那双修长、非常漂亮的腿。不到5月份，它们已经被太阳晒黑了。

她那带花边的黄色碎花连衣裙，因为修长的双腿，显得越发短了。她拿了包，走到柜台后面，用她那纤长的手指拉开拉链（里面冒出一团半透明的纸），打开两个隔层（它们是空的）和一个里面装着一张写有杰尼?科隆字样的纸和一本保养手册的小口袋，她的态度很严肃，好像在向我展示一样神秘的物件。一瞬间，我们的目光相遇了。

“你好，芙颂。一下变成大姑娘了。你大概不认识我了。”

“不，凯末尔大哥，我一眼就认出您了，但您没认出我来，我也就不打扰您了。”

一阵沉默。我又把包里里外外地看了一遍。她的美丽，她那条对于那时来说过分短的裙子，抑或是别的一样东西让我感到了不安，我显得有些不自然。

“你在做什么？”

“我在准备考大学。我也每天来这里。我在店里结识了很多人。”

“很好。这包多少钱？”

她皱起眉头，看着包底一张手写的标签说道：“1500里拉。（这个价钱，相当于一个年轻公务员半年的薪水。）但我相信谢娜伊女士会为您打点折。她回家吃午饭了。大概在睡午觉，我没法打电话问她。如果傍晚您再过来一趟的话……”

“没关系。”我说，随后从裤子的后兜里掏出钱包，数了几张潮湿的纸钞给她。芙颂在后来我们秘密幽会的地方，曾无数次用极为夸张的动作，模仿过我的这个动作。芙颂认真然而生疏地用一张纸把包包好，放进了一个塑料袋。她知道我在一边无声地注视着她那蜜色的胳膊和优雅、快捷的动作。当她彬彬有礼地把包递给我时，我道了谢。我说：“向内希贝姑妈，你父亲（塔勒克先生的名字我一时没想起来）问好。”我突然停顿了一下，因为我看见自己的幽灵从身体里走出来，正在天堂的一角抱着芙颂亲吻。我快步走向门口。这是一个荒唐的幻想，再说芙颂其实也并没有那么漂亮。门铃响了，我听到了一只金丝雀的鸣叫。我走到街上，外面的暖阳让我感觉很舒服。我对我的礼物很满意，我很爱茜贝尔。我决定忘掉这家小店，忘掉芙颂。
3.远房亲戚
吃晚饭时，我还是和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我告诉她，在给茜贝尔买包时碰上了我们的远房亲戚芙颂。

“啊，是的，内希贝的女儿在谢娜伊的店里卖东西，可惜了!”我母亲说，“过节她们也不来了。都是因为那个选美比赛。每天我都经过那家店，但我从没想到要去和那个可怜的姑娘打招呼。但从前我是很喜欢那姑娘的。内希贝到家里做裁缝时，有时她也会跟来。我从柜子里拿出你们的玩具给她，她就会在一边安安静静地玩。内希贝的母亲、你们那过世的米赫利维尔姑婆也是个可爱的人。”

“她们到底是我们的什么亲戚？”

因为看电视的父亲没在听我们说话，所以母亲告诉我说，她的父亲（也就是我的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是和国父阿塔图尔克同年出生的，他们还是谢姆希先生学校的小学同学，就像在我多年后找到的照片上看到的一样，她父亲在和我外婆结婚前很多年，不到二十三岁时就急急忙忙地娶了第一个妻子。母亲说，那个可怜的波斯尼亚姑娘（也就是芙颂外婆的母亲），是在巴尔干战争期间，人们逃离埃迪尔内时去世的。尽管这个可怜的女人没有和我外公埃特黑姆?凯末尔生有一男半女，但之前，用我母亲的话说，还在“孩子时”她就嫁了一个贫穷的教长，生了一个名叫米赫利维尔的女儿。我母亲以前一直说，米赫利维尔姑妈（芙颂的外婆）是由一帮奇怪的人养大的，她和她的女儿内希贝（芙颂的母亲）并不是我们的亲戚，最多只能算是远房亲戚。不知为什么，她让我们叫家族这个很远分支上的女人们“姑婆、姑妈”。我母亲（她叫维吉黑）在最近两年的节日里，对住在泰什维奇耶后街上的这家穷亲戚极为冷淡，因此伤了他们的心。那是因为，两年前芙颂去参加了一次选美比赛，那年她才十六岁，还在尼相塔什女子高中读书，内希贝姑妈不仅默许，后来我们得知，她甚至还怂恿了女儿。母亲对此很生气。后来，母亲还从一些传闻中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自己曾经喜欢、帮助过的内希贝姑妈竟然还为这件丑事沾沾自喜，于是就不理她们了。

而事实上，内希贝姑妈一直非常喜欢和尊重我的母亲，我母亲比她大二十岁。无疑，这和我母亲对内希贝姑妈的帮助是分不开的，内希贝姑妈年轻时上门为那些文雅街区的女人们做裁缝。

母亲说：“她们特别、特别穷。”因为害怕被认为是夸大其词，她接着说道：“但不仅仅是她们，我的儿子，那个时候整个土耳其都很穷。”以前，我母亲会说内希贝姑妈是“一个非常好的人，非常好的裁缝”，把她推荐给自己的朋友，每年请她来家里吃一次饭（有时是两次），遇上婚礼会喊她去做礼服。

因为我多数时候在学校，所以不会在家里碰到她。1956年夏末，因为要赶制一件出席婚礼的礼服，我母亲把内希贝叫去了在苏阿迪耶的别墅。在二楼的那间小屋里，透过棕榈树树叶可以看见划艇、摩托艇和从码头上跳进海里嬉戏的孩子们。在小屋里，内希贝姑妈从她那只画有伊斯坦布尔风景的针线盒里拿出剪刀、大头针、卷尺和顶针，她俩置身于剪好的布块和花边之中，一边抱怨天热、蚊子和赶活的辛苦，一边像两个好姐妹一样，用我母亲那台辛格尔牌子的缝纫机有说有笑地干到半夜。我记得厨师贝科里不断地往那间又热又充满了天鹅绒味道的小屋里送柠檬水，因为怀有身孕的二十岁的内希贝总想喝柠檬水，而母亲在我们一起吃午饭时，曾经半认真半玩笑地对厨师说：“不管怀孕的女人想吃什么东西，你们都必须立刻满足她，要不然孩子会丑的!”我还记得自己好奇地看过内希贝姑妈那微微隆起的肚子。我想，那就是我对芙颂的第一次认识了，尽管当时谁也不知道那孩子是男孩还是女孩。

“内希贝也没告诉她丈夫就把女儿的年龄说大了两岁。”母亲越说越气愤，“真主保佑没选上，这样她们也就没太丢脸。如果学校发现一定会开除她的……现在她总算念完了高中，但我不认为她学到了什么。过节她们不来了，也就不知道她们在干什么了……谁都知道那些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是一些什么样的姑娘，什么样的女人。她是怎么对你的？”

我母亲在暗示芙颂已经开始和男人上床了。在芙颂和通过初赛的姑娘们的照片在《民族报》登出后，类似的闲话我从尼相塔什的花花公子们那里也听到过，我不想显得对这个令人羞耻的话题感兴趣。当我们之间出现一阵沉默时，母亲用一种神秘的语气摇着手指说：“你要小心!你正要和一个非常特别、非常可爱、非常漂亮的姑娘订婚!让我看看你给她买的包。穆姆塔兹（我父亲的名字）!你看，凯末尔给茜贝尔买了包!”

“是吗？”我父亲说。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由衷高兴的表情，好像他看到包，喜欢包，并为儿子和他情人的幸福而幸福那样，然而他的眼睛甚至没离开过电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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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在办公室做爱
我父亲看的电视上正在播一段广告，那是我的朋友扎伊姆在整个土耳其推出的“首个土耳其果味汽水梅尔泰姆”。我仔细看了一眼那段自负的广告并喜欢上了它。他的大厂主父亲在最近几年像我父亲那样挣了很多钱，于是扎伊姆便用他父亲的资金尝试做一些新潮、前卫的事情。我希望他在这些我也帮他出了主意的事情上获得成功。

在美国读完管理学后，我回了国，服完了兵役。因为父亲希望，我也能和哥哥一样在日益壮大的工厂和新建的公司管理中发挥作用，所以就让年纪轻轻的我担任了萨特沙特的总经理，萨特沙特公司位于哈尔比耶，主营配送和外贸业务。萨特沙特的经费很多，利润额也很高，但这并不是我的功劳，是会计耍手段把工厂和其他一些公司的利润转移到萨特沙特的结果。因为我是老板的儿子，所以才做了他们的总经理，因此，面对比我大二三十岁的老员工和与我母亲同岁、乳房丰满、经验丰富的阿姨女职工们时，我都会摆出一副谦虚好学的样子。

位于哈尔比耶的那栋萨特沙特的老房子，每每有像老员工那样疲惫、憔悴的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经过时，都会有摇摇欲坠的感觉。当所有人都离开后，我会和傍晚来看我、不久后打算订婚的茜贝尔在总经理办公室里做爱。尽管很现代，也从欧洲学到了很多关于妇女权利和女权主义的思想，但茜贝尔对于秘书的看法其实和我母亲的如出一辙，她有时会说：“我们别在这里做爱了，我感觉自己像个秘书!”但是在办公室长皮沙发上做爱时，我在她身上感到的那种拘束，自然来自于那些年土耳其姑娘对于婚前性行为的恐惧。

那几年，在西化了的富裕家庭里长大并见识过欧洲的个别出色姑娘，第一次冲破“童贞”的禁锢，开始婚前和情人上床。茜贝尔有时也会为自己是个“勇敢”的女孩而沾沾自喜，她是在十一个月前和我上床的。（这是一段很长的时间，我们是该结婚了!）

但是多年之后，在我努力用全部的真诚来讲述自己的故事时，我既不想夸大我情人的勇气，也不想看轻女人们在性问题上承受的压力。因为茜贝尔是在认为“我是认真的”，相信我是“可以信赖的”，也就是说，是在确信我最终会娶她的情况下才把自己给我的。也因为是个负责的人，因此我当然是要和茜贝尔结婚的。但即使我不想结婚，也因为她已把“童贞给了我”，我也就没有了抛弃她的可能。这种责任感，给另外一种让我们骄傲地彼此依赖的情感，也给因为婚前做爱而感觉我们“自由和现代”（当然，这些词是不能用在我们自己身上的）的想法投下了阴影，但也拉近了我们。

类似的一个阴影在我发现茜贝尔不断暗示我们该尽早结婚时也感觉到了。但和茜贝尔在办公室做爱时也有很幸福的时候。我记得，当公共汽车和有轨电车的噪音从哈拉斯卡尔加齐大街上传来时，我在黑暗中搂着她，想到自己将幸福地度过一生，我很幸运。有一次，做爱后当我把烟灰弹到写着萨特沙特字样的这个烟灰缸时，茜贝尔半裸着坐到秘书泽伊内普女士的椅子上，一边敲打字机，一边咯咯笑着模仿那些“傻瓜的金发秘书”，这是当时那些幽默杂志、漫画和笑话里不可或缺的主题。
5.福阿耶饭店
福阿耶，在短时间里成了富人们（如果用报纸娱乐专栏的调侃语言来说，就是“上流社会”）最喜欢的欧式（模仿法国的）饭店之一，这些为数不多的富人，主要居住在像贝伊奥鲁、希什利和尼相塔什那样的街区。很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它的一份带图片的菜单、一则广告、一根特制的火柴和一张餐巾纸。为了给顾客置身于一个欧洲城市的感觉，但又不刻意强调这种感觉，这类餐厅不用像“大使”“王族”“皇家”那样西方、自负的名字，而是选择像“剧院后台”“楼梯”和“休息室”那样的名字，让人想起我们在西方的边上，在伊斯坦布尔。因为年轻一代喜欢在富丽堂皇的地方吃他们外婆烧的饭菜，于是，许多像“王朝”“苏丹”“君主”“帕夏”和“大臣”那样，把传统和荣耀集于一身的饭店便应运而生，福阿耶也就被遗忘了。

买包的那天晚上，当我们在福阿耶吃晚饭时，我对茜贝尔说：“我母亲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有套房子，我们去那里约会是不是更好?那边有一个漂亮的后花园。”

茜贝尔问：“你是想订婚后推迟结婚吗？”

“不，亲爱的，没这回事。”

“我不愿意像情妇那样，在秘密的单元房里，像个罪人一样和你约会。”

“有道理。”

“你是怎么突然想到要去那套房子约会的？”

“算了。”我说。我朝福阿耶饭店里幸福的人群看了一眼，拿出了藏在塑料袋里的包。

“这是什么？”茜贝尔问，她感觉那是一个礼物。

“一个惊喜!打开看看。”

“真的吗？”打开塑料袋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天真的喜悦，拿出包后喜悦变成了一种质疑，随后又变成一种努力掩饰的失望。

我马上说：“记得吗?前天晚上送你回家时，你在橱窗里看见了这个包。”

“是的。你很细心。”

“我很高兴你能喜欢。订婚仪式上，这个包会很适合你。”

“遗憾的是，我早就想好订婚仪式上用哪个包了。啊，你别伤心!你费了很大的心思，给我买了一件非常漂亮的礼物……好吧，我这么说是为了不让你伤心。原本我也不会在订婚仪式上用这个包，因为它是假货!”

“什么？”

“亲爱的凯末尔，这不是真的杰尼?科隆包，是仿造的。”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从它身上，亲爱的。你看牌子缝在包上的这些针脚，再来看看我从巴黎买回来的这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它的针脚是什么样的。杰尼?科隆不会徒有虚名地成为法国，乃至全世界最昂贵的牌子。它绝不会使用这种廉价的缝纫线……”

看着真包上的那些针脚，有那么一刻我问自己，为什么会在未婚妻的身上感到成就感。她父亲是一个把帕夏爷爷留下的最后一点地皮卖光、花光的退休大使，因此，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她只是一个“公务员的女儿”，而这常常会让茜贝尔感到不安。在她陷入这种不安的情绪时，茜贝尔会谈起她那会弹钢琴的奶奶，或者是为解放战争作出贡献的爷爷，抑或是和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有亲密关系的外公，而我则会被茜贝尔在这个问题上的窘迫所打动，会更加爱她。20世纪70年代初，随着纺织和外贸的增长，伊斯坦布尔的人口增加了三倍，这使得城里，特别是我们居住的这个街区的地皮价格成倍上涨。最近十年，随着父亲的公司不断扩大，家族的资产增加了五倍，但从巴斯玛吉这个姓氏上可以看出，我们已是三代纺织大户了。但是尽管有三代人的努力，这个假冒的欧洲名牌包还是让我感到了不安。

见我不开心，茜贝尔摸了摸我的手，问道：“你花了多少钱？”

我说：“1500里拉。如果你不要，明天我去换别的东西。”

“亲爱的，别换，把你的钱要回来。因为她们狠狠地宰了你一刀。”

“老板谢娜伊女士可是我们的远方亲戚!”好像非常诧异那样，我高高地挑起了眉头。

茜贝尔拿回了那只我在若有所思翻看的包。她带着怜爱，笑着说道：“亲爱的，你是个那么有知识、有文化、聪明的人，但你却一点也不知道女人们会如何骗你。”
6.芙颂的眼泪
第二天中午，我拿着原来的塑料袋和包去了香舍丽榭精品店。铃铛响后，一开始我还是以为依然让我感觉十分昏暗和阴凉的店里没人。昏暗的小店沉浸在一种神秘的寂静中，金丝雀却叽叽喳喳叫了起来。我透过一座屏风和一大盆仙客来的叶子看到了芙颂的影子。她在试衣间陪着一个正在试穿衣服的胖女人。这次，她穿着一件非常适合她，印着风信子、野花和树叶图案的衬衫。看见我，她甜美地笑了一下。

“你大概很忙。”说着我用眼睛瞟了一下试衣间。

“这就完。”她说，仿佛在和一个老顾客分享小店的秘密。

金丝雀在鸟笼里上下跳着，我看见了几样从欧洲进口的小玩意儿和摆在角落里的几本杂志，但是我无法将注意力集中到任何一样东西上。我想要忘却，想用平常心对待的令人瞩目的现实依然在深深地影响我。看着她时，我仿佛看见了一个非常熟悉的人，这是一种我似乎熟知她的感觉。她很像我。我的头发小时候也是卷曲的，颜色也和她小时候一样是棕色的，但随着年龄的增长也和芙颂的一样变直了。仿佛我能够很容易把自己放到她的位置上，仿佛我能够深刻理解她。她身上那件印花衬衫把她那自然的肤色、头发上染上的金色变得更加醒目了。我痛苦地想起朋友们对她的议论，他们说她出没于花花公子之间。她可能已经和他们上床了吗?我对自己说“把包退掉，拿上钱，走人。你马上就要和一个出色的姑娘订婚了”。我看着外面的尼相塔什广场，但没过多久，芙颂那梦幻般的身影，像幽灵那样反射在了雾蒙蒙的橱窗上。试衣服的女人什么也没买，长吁短叹地离开了小店，芙颂开始叠放起裙子来。她张大了那张迷人的嘴说道：“昨天晚上，我在人行道上看见你们了。”当她甜美地微笑时，我发现她的嘴唇上抹了一层淡粉色的口红。那时，简单、国产的密斯灵牌口红很流行，但在她的嘴唇上却产生了一种奇特的效果。

我问道：“你是什么时候看见我们的？”

“傍晚。您和茜贝尔女士在一起。我在对面的人行道上。你们是去吃晚饭吗？”

“是的。”

“你们俩很般配!”她说，就像那些喜欢看见年轻人幸福的快乐老人那样。

我没问她是怎么认识茜贝尔的。我说：“我们有个小小的请求。”拿出包时，我感到了一种羞愧和慌乱。“我想把这个退掉。”

“当然。我们可以换别的东西。我给您换这副时尚的手套，或者这个新近从巴黎拿来的帽子。茜贝尔女士不喜欢这个包吗？”

我羞愧地说：“不用换了，我们想退钱。”

我在她脸上看到了一种惊讶，几乎是恐惧的表情。“为什么？”她问道。

我轻声说：“这不是一个真正的杰尼?科隆包，是假的。”

“什么!”

我无奈地说：“我也不明白这些事情。”

“这样的事情是不可能在这里发生的!”她严肃地说道，“您想马上要回您的钱吗？”

“是的!”

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痛苦的表情。我的真主，我想，我为什么没想到把包扔进垃圾桶，然后告诉茜贝尔我把钱要回来了!我努力笑着说道：“这件事和您，或者和谢娜伊女士没任何关系!无论欧洲流行什么，我们土耳其人都可以马上把它们仿造出来。对于我来说——我是不是该说，对于我们来说——一个包只要派上用场，和一个女人的手般配就足够了。它的牌子、谁造的、是不是真货不重要。”但她也像我一样不相信我说的这些话。

她严肃地说：“不，我要把钱退给您。”我为自己的粗野感到羞愧，低下头不说话了。

尽管羞愧难当，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怪异，因为芙颂没能做她该做的事情。芙颂像看着一个里面装着魔鬼、有魔力的东西那样看着钱柜，无论如何也无法靠近它。看见她的脸涨得通红，两眼充满了泪水，我六神无主地向她走近了两步。

她开始慢慢地哭起来。我始终都没能完全明白，怎么会那样的，我搂住了她。她则把头靠在了我的胸上继续哭。我轻声说道：“对不起，芙颂。”我摸了摸她那柔软的头发和额头。“请你把它忘了。不就是一个假包嘛。”

她像一个孩子那样叹了一口气，抽泣了一两声，然后又接着哭起来。触碰着她那细长、美丽的胳膊和身体，感觉着她的乳房，就这样突然拥抱她让我感觉眩晕。也许是因为要对自己隐藏每次触摸到她时内心里升腾起来的欲望，内心里立刻产生了一种很多年前就认识她，其实我们俩原本就很亲近的错觉。让她高兴起来很难，她是我可爱、忧伤和漂亮的妹妹!有那么一刻，也许是因为知道我们是远房亲戚的缘故，我觉得她那长长的胳膊和双腿，纤细的骨架和脆弱的肩膀跟我的很相似。如果我是一个女孩，再年轻十二岁，那么我的身材也会是这样的。我抚摸着她那长长的金发说：“没什么可伤心的。”

她解释道：“我没法打开钱柜把钱给您。因为谢娜伊女士中午回家时把钱柜锁上了，钥匙她也带走了。这让我很伤心。”她把头靠在我的胸前重又哭起来。我小心、怜爱地摸着她的头发。她抽泣地说道：“我来这里工作是为了认识人和消磨时间，不是为了钱。”

我傻乎乎、没心没肺地说：“人也可以为了钱而工作的。”

“是的，”她说，像个悲伤的孩子，“我爸爸是个退休教师……两个星期前我刚满十八岁，我也不想成为他们的负担。”

我对身体里膨胀起来的性欲感到了恐惧，我放下了摸着她头发的手。她也立刻感觉到了这点，振作了起来。我们离开了彼此。

她揉着眼睛说：“请您不要告诉任何人我哭了。”

我说：“好的。我发誓，芙颂，我们是密友。”

看见她笑了，于是我说：“我把包留下，钱以后再来拿。”

她说：“如果您愿意就把包留在这里，但您别过来拿钱。谢娜伊女士会坚持说‘这不是假货’，那会让您难过的。”

“那么我们就换点别的东西吧。”

她用一个高傲、敏感女孩的口吻说：“现在我是不会同意的。”

我说：“没关系，一点不重要。”

她态度坚决地说：“但对我来说很重要。等谢娜伊女士回到店里，我会问她要钱的。”

我说：“我不想让那个女人让你更伤心。”

“不会的，我已经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她笑着说，“我对她说，茜贝尔女士已经有了一个相同的包，所以你们来退货。可以吗？”

我说：“好主意。我也可以这么跟谢娜伊女士说。”

芙颂坚决地说：“不，您什么也别对她说。因为她马上会来套您的话。您也别再来了。我会把钱交给维吉黑姨妈的。”

“千万别让我母亲插手这件事，她是个很好奇的人。”

“那么我把钱送到哪里去呢？”芙颂皱着眉头说。

我说：“泰什维奇耶大街131号是迈哈迈特公寓楼，那里有我母亲的一套房子。去美国之前，我把自己关在房间里看书，听音乐。那里是一个面对后花园特别漂亮的地方……现在每天下午2点到4点我也在那里看书。”

“好吧，那我就把钱送到那里去吧。几单元？”

我耳语似的说：“四单元。”从我嘴里又冒出了声音越来越小的四个字：“二楼。再见。”

因为我的心立刻明白是怎么回事了，它像个疯子那样狂跳起来。离开小店之前，我聚集起全身的力气，像一切正常那样最后看了她一眼。走到大街上，当羞愧和后悔和幸福的幻想混合到一起时，尼相塔什的人行道开始在我的眼里变成了一种充满魔力的金色。正当双脚让我走在树阴、屋檐和那些为了保护橱窗支起的蓝白色粗条子的凉棚下时，我在一个橱窗里看到了一只金色的带柄水壶，出于一种本能，我走进去买下了它。和那些随便买来的东西的命运相反，这只金色的水壶先在母亲和父亲，而后是母亲和我的餐桌上待了将近二十年，其间谁也没谈起过它的来由。每当握起金色水壶的把手，我就会想起人生推我走入的，以及母亲无声地用半责备、半忧伤的眼神暗示的那些不幸的日子。

看见我中午回家，母亲既高兴又惊讶。我亲了亲母亲的脸颊，告诉她水壶是突发奇想买来的，随后我接着说道：“把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子钥匙给我。有时办公室里人太多，我没法干活。让我去看看那里是否合适。年轻时我关在那里学得很好。”

“那里满是灰尘。”尽管母亲那么说，但还是马上从卧室里拿来了用一根红绳子绑着的楼门和单元房的钥匙。给我钥匙前她说：“你还记得那个屈塔希亚[1]屈塔希亚（kütahya），土耳其中西部的一个城市，被誉为土耳其的瓷都。——中译者注，下同[1]的红花瓶吗?我在家里没找到，你去看看，是不是我把它放到那里去了。你也别太累着自己了……你们的爸爸已经干了一辈子，就是为了让你们享受，让你们幸福。和茜贝尔一起出去玩玩，享受一下春天的乐趣。”把钥匙放到我手上时，她用一种神秘莫测的眼神看着我说：“小心点。”在我们儿时，母亲会用这样的一种眼神，暗示一种来自于生活，比托付钥匙更深、更不明确的危险。
7.迈哈迈特公寓楼
母亲是在二十年前买下迈哈迈特公寓楼里的那套房子的，买房的目的一是为了投资，二是为了有个放松脑子的去处，但没过多久，她就把那套房子变成了一个储藏室，她把一些认为过时的旧物件或是买来不久就厌烦的东西放去那里。儿时，我很喜欢那个后花园，花园里长着巨大的柏树和栗子树，孩子们在里面踢足球。我觉得楼名很有趣，母亲喜欢讲楼名的故事，而我也百听不厌。

阿塔图尔克在1934年要求所有土耳其人使用姓氏后，许多在伊斯坦布尔新盖的楼房开始被赋予了家族的名字。这么做是适宜的，因为那时伊斯坦布尔街道的名字和号码是不一致的，同时也因为，像在奥斯曼帝国时期一样，那些富裕的大家庭和他们在其中居住的大宅邸和楼房早已融为了一体。（我的故事里会提到许多富有的家庭，他们都有一栋用自己的姓氏命名的公寓楼。）在同一个时期还有另外一种倾向，那就是给楼房取一些具有崇高道德价值的名字。然而我母亲说，把楼房命名为“自由”“善良”和“美德”的那些人其实一生都在践踏这些道德价值。她说，一个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倒卖食糖的老头，因为良心发现让人盖了迈哈迈特[1]merhamet，仁慈的意思。[1]公寓楼。老头的两个儿子（他们其中一个的女儿曾是我的小学同学），明白父亲要把楼卖掉并把全部所得分发给穷人后，就用医生出具的报告证明他们的父亲傻了。哥俩把老头扔进了救济院，随后扣押了房子。但他们并没有更换那个儿时我觉得奇怪的楼名。

第二天，也就是1975年4月30日，星期三，下午2点到4点之间，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等芙颂，但她没来。我的心碎了，脑子乱了。回办公室的路上我感到了一种深切的不安。接下来的那天我又去了那里，仿佛是为了平息内心的不安。但是芙颂仍然没有来。在令人窒息的房间里，在那些被我母亲放下并遗忘的旧花瓶、衣裙、满是灰尘的旧家具中，许多儿时早已被遗忘的记忆在翻看父亲拍的那些老照片时被我一一想起，物品的这种力量仿佛在平息我的不安。

第二天，我在贝伊奥鲁的哈基?阿里夫饭店，请萨特沙特公司开塞利[1]开塞利（kayseri），土耳其中部的一个城市，位于首都安卡拉的东南方。[1]销售商（同时是我服兵役时的朋友）阿卜杜勒凯利姆吃了午饭，吃饭时，我羞愧地想起，为了等芙颂我已经连着两天去了那套房子。我决定忘记芙颂、那个假名牌包和所有的一切。然而二十分钟后我再次看了看手表，我幻想着，也许芙颂那个时刻为了退还包钱正在往迈哈迈特公寓楼走去。我对阿卜杜勒凯利姆编了一个谎话，匆忙结束午餐，一路向迈哈迈特公寓楼跑去。

进楼后二十分钟，芙颂敲响了房门。也就是说敲门的人一定是芙颂。走向房门时，我想起昨夜梦见自己给她开门了。

她拿着一把伞，头发是湿的。她穿着一条黄色圆点的裙子。

“啊，我以为你把我忘了。快进来。”

她说：“我就不打扰您了。我把钱给您就走。”她手上拿着一个写有“优异成绩补习学校”字样的旧信封，但我没接。我抓着她的肩膀把她拉进门，然后关上了房门。

“雨下得很大。”我随口说道，其实我并没有发现下雨了，“你先坐一会儿，别出去淋雨。我在烧茶，喝了茶你就暖和了。”我走进了厨房。

回到房间时，我看见芙颂正在看我母亲的那些旧家具、古董、摆件、钟表、帽盒和别的一些小玩意儿。为了让她放松，我边开玩笑边告诉她，母亲的这些东西，有些是从帕夏们的老宅邸、被火烧毁一半的海边别墅，甚至是人去室空的伊斯兰苦行僧人的寺院里淘来的，有些则是从尼相塔什和贝伊奥鲁最时尚的店家、古玩店和去欧洲旅行时在各种商店里因一时兴起买来，用过一段时间后被遗弃在这里的。我边说，边打开了那些满是樟脑球和灰尘味道的柜子，给她看了里面的一团团布料、儿时我俩都骑过的三轮自行车（我母亲经常把我们用过的一些东西送给穷亲戚们）、一个便壶、一些放在盒子里的帽子，还有我母亲说“你去看看，是不是在那里？”的那个屈塔希亚红花瓶。

一个水晶糖罐，让我们想起了从前过节时吃的一些东西。儿时，节日的上午，当芙颂和她的父母来做客时，我们就会用这个水晶糖罐里的冰糖、杏仁糖、杏仁蛋白软糖、椰子糖和土耳其软糖来招待他们。

“有一年过宰牲节，我和您一起上了街，然后还坐车在外面转了一圈。”芙颂两眼发光地说道。

我想起了那次出游。我说：“那时你还是个小孩。现在成了一个非常漂亮、非常迷人的年轻姑娘。”

“谢谢。我要走了。”

“你还没喝茶呢。再说雨也没停。”我把她拽到阳台的门前，微微掀开了一些窗纱。

就像那些到了一个新地方的孩子，或者是因为还没经受过任何生活的磨难，因此仍然可以对所有东西感兴趣的年轻人一样，她兴致勃勃地看着窗外的一切。有那么一刻，我用充满欲望的眼神看了看她的后脑勺、脖颈、让她的脸颊变得无比迷人的皮肤、皮肤上那些远处无法发现的小雀斑。（母亲脸上的这个地方不也长着一颗大肉痣吗?）我的手，就像是别人的手一样，不由自主地伸过去抓住了夹在她头发上的发卡。发卡上有四朵马鞭草花。

“你的头发很湿。”

“我在店里哭的事您跟别人说过吗？”

“没有。但我很好奇你为什么要哭。”

“为什么？”

“我想了你很久。你漂亮，与众不同。我还清楚地记得你小时候的模样，那时你是个可爱、皮肤黝黑的小女孩。但是我怎么也不会想到你会出落得如此漂亮。”

她很有分寸地笑了笑，还疑惑地皱了一下眉头，就像那些对恭维习以为常的漂亮、有教养的女孩那样。一阵沉默。她后退了一步。

“谢娜伊女士说什么了吗？”我马上换了话题，“她承认那个包是假的了吗？”

“她生气了。但当她明白您要退包后也就不吱声了，她也不想把事情搞大。她也要我忘掉这件事。我想她知道那包是假的。她不知道我来这里。我告诉她中午您已经把钱拿走了。现在我真的要走了。”

“没喝茶不能走!”

我去厨房端来了茶。我怀着一种既仰慕又羞愧、既怜爱又高兴的情感，看着她轻轻吹茶水，然后一口一口小心、着急喝茶的样子……我情不自禁地伸出手，摸了摸她的头发。我凑过头去，见她没有退缩便在她的唇边吻了一下。她满脸通红。因为手上拿着热茶杯，她没能对我的这个举动作出反应。她对我生气了，同时她的脑子也乱了，这点我也感觉到了。

她骄傲地说：“我很喜欢接吻。但是现在，和您当然是不行的。”

“你接过很多吻吗？”我笨拙地说道，装出一副天真的样子。

“我当然接吻过。但不多。”

她用一种让我感觉其实男人全都是一路货色的眼神，朝房间、家具、我不怀好意打开了一半的那张铺着蓝色床单的床上看了最后一眼。我知道她在评估情势，但我想不出任何继续游戏的办法，也许是因为羞愧。

刚才，我在柜子里发现了一个为游客生产的土耳其毡帽，为了显得可爱，我把它放到了茶几上。她把那个装满钱的信封放到了毡帽边上。尽管她知道我看见了，但仍然说道：“我把信封放那儿了。”

“没喝完茶你不能走。”

她说：“我要迟到了。”但她并没有走。

我们一边喝茶，一边谈起了亲戚、我们的儿时和一些我们共同的记忆。尽管她的母亲对我母亲非常敬重，但其实她们都怕我母亲，然而在她儿时，我母亲比任何人都关心她。当她和母亲来我们家做裁缝时，母亲拿出我们的玩具给她玩，比如说芙颂喜欢，但又怕弄坏的上发条的小狗和小鸡。直到她去参加选美比赛，每逢她的生日，母亲都会让司机切廷给她送礼物，比如那个她仍然珍藏着的万花筒……如果母亲要送她裙子，一般都会买大几号的。因此，她有一条过了一年才能穿的苏格兰裙子，裙子上有个巨大的别针。她非常喜欢那条裙子，后来尽管过时了，她仍然拿它当超短裙来穿。我说，有一次我在尼相塔什看见她时，她正穿着那条裙子。因为话题涉及她纤细的腰肢和漂亮的双腿，我们立刻换了一个话题。我们说起了脑子有点问题的苏雷亚舅舅，每次从德国回来他都会兴师动众地拜访家族里的每户人家，那些原本少有往来的人家也因此重新有了彼此的消息。

芙颂激动地说：“我们一起坐车出去玩的那个宰牲节的早上，苏雷亚舅舅就在我们家。”说完她快速穿上雨衣，开始找她的雨伞。她是找不到的，因为刚才进厨房时，我把她的雨伞扔进了门口那个带镜子的柜子里。

“你不记得把伞放在哪里了吗？”我一边帮她找，一边问道。

“刚才我就放在这里的。”她指着带镜子的柜子说。

在我们满屋子找伞时，我问了她一个娱乐杂志上最常出现的问题，那就是空闲时干什么。她说，去年因为没达到报考专业的分数线，她没能考上大学。现在除了去香舍丽榭精品店，剩下的时间就去优异成绩补习学校上课。因为一个半月之后就要高考了，所以她很用功。

“你想上哪个专业？”

她有点害羞地说：“我也不知道。其实我想进艺术学院，日后当演员。”

我说：“上补习学校完全就是浪费时间，因为他们只知道挣钱。如果有不明白的问题，特别是数学，你可以来这里问我。我每天下午都在这里工作一段时间。我可以很快教会你的。”

“你也教别的姑娘数学吗？”她皱着眉头用一种嘲讽的语气问道。

“没有别的姑娘。”

“茜贝尔女士经常来光顾我们的小店。她是一个非常漂亮、非常可爱的女人。你们什么时候结婚？”

“我们一个半月后订婚。这把伞可以吗？”

我给她看了一把母亲在纳爱斯店里买来的夏季阳伞。她说自己当然是不可能拿着那把伞回到店里去的。再说她想马上离开这里，至于是否可以找到她的伞已经不很重要了。“雨停了。”她高兴地说道。走到门口时，我恐慌地感到自己将再也看不到她了。

我说：“请你下次再来，我们只喝茶。”

“您别生气，凯末尔哥哥，但我不想再来了。您也知道我是不会来的。别担心，您吻我的事我不会告诉别人的。”

“伞怎么办？”

“伞是谢娜伊女士的，但没关系。”临走前，她用一个略带感情、快速的动作在我的脸颊上亲了一下。

8.第一个土耳其果味汽水品牌

茜贝尔说：“听说那个为梅尔泰姆汽水拍广告、上了报纸的德国模特儿也会去!”

“你不是总说扎伊姆会把我带坏吗……”

“如果你连扎伊姆的聚会都不能去，那么你是真的病了，这倒让我担心了。要我去看看你吗？”

“不用了。我母亲和法特玛女士在照顾我。明天就好了。”

我和衣躺在床上想了想芙颂，我决定忘记她，永远不再见她。
纯真博物馆9.F
第二天，1975年5月3日下午2点半，芙颂来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有生以来第一次用“走到最后”的方式和我做了爱。那天我并没有带着和她见面的幻想去那里。多年以后，当我把自己经历的一切写成故事时，我也想过前面的那句话不可能是对的，但那天我真的没想到芙颂会来……我想到的是芙颂前一天说的那些话、儿时的玩具、我母亲的古董、旧的钟表、三轮自行车、昏暗的房间里那奇怪的光线、灰尘和旧物的气味以及看着后花园一个人独自待着……一定是它们把我再次吸引过去的。另外我还想去回味一下前一天我们的见面，洗掉芙颂用过的茶杯，收拾我母亲的东西并忘记我的羞耻……收拾东西时，我找到了父亲在后屋拍的一张照片，照片上可以看见床、窗户和后花园。看着照片，我发现这个房间多年来一直没变……我记得听见敲门声时，我想那一定是我母亲。

芙颂说：“我来拿雨伞。”

她站在门口，没有要进来的意思。“你进来啊。”我说。她犹豫了一下。也许是因为觉得站在门口不礼貌，她走了进来。我关上了门。她带着这条让她的腰显得更加纤细的白色皮带，穿着这条非常适合她的深粉色、白纽扣的连衣裙。十几岁时我有一个弱点，那就是在我觉得漂亮和神秘的女孩面前，只有在自己真诚的情况下才能感觉安宁。我以为三十岁的自己已经摆脱了这种真诚和单纯，但我错了。

我马上说：“你的伞在这里。”我探身到镜柜的后面，从里面拿出了伞。我甚至没问自己之前为什么不把它从那里拿出来。

“怎么会掉进这里的？”

“其实不是它自己掉进去的。昨天为了不让你马上走，我把它藏起来了。”

刹那间，她不知道是该笑还是该皱眉头。我拉着她的手，用煮茶的借口把她拽进了厨房。昏暗的厨房里满是灰尘的味道。在那里，一切发展得很迅速，我们不由自主地开始接吻。过了一会儿，我们开始长久而贪婪地吻着对方。她闭着双眼，用胳膊紧紧地搂着我的脖子，她是那样的投入，以至于我觉得我们可以“走到最后”地做爱。

但她是一个处女，这是不可能的。接吻时，有那么一刻，我感觉芙颂已经作出了她人生中这个重大的决定，她是来这里和我“走到最后”的。但是这样的事情只可能在外国电影里发生。在这里，一个女孩这么做会让我觉得奇怪。也许，她本来就不是处女……

我们拥吻着走出厨房，坐到了床边。没有太多的扭捏，但也没有四目相视，我们脱掉了大部分衣服钻进了毛毯。毛毯不但太厚，还像儿时那样扎痛了我。过了一会儿，我掀掉毯子，露出了半裸的我们。我俩满身是汗，但不知为什么这让我们轻松了许多。从窗帘的缝隙透进来一缕橘黄色的阳光，让她那满是汗水的身体显现出一种迷人的古铜色。就像我看着她的身体一样，现在芙颂也可以看着我的身体了，她镇定、不过分好奇，甚至带着欲望和一种模糊的怜爱，静静地看着我身体上那因膨胀而变得明显的不知羞耻的部位，这让我嫉妒地觉得，之前她在别的床上、长沙发上，或是汽车的座椅上也这样看过别的男人。

我俩都放任自己沉浸在这种享乐和欲望游戏的自我发展的音乐里，就像在每个合理的爱情故事里我认为都会发生的那样。但是，过了一会儿，从我们直视对方的慌乱眼神里暴露出，我们想到接下来要做的事情会很难。芙颂取下那对耳坠，仔细地把它们放到了边上的茶几上。我在这里展出其中的一个耳坠，作为我们博物馆的第一个物件。就像一个深度近视的姑娘下海前摘下眼镜一样，她放耳坠的那种神情让我觉得，我们真的可以第一次“走到最后”。那些年，年轻人喜欢佩戴刻有他们名字头一个字母的手链、项链和手镯，我根本没去注意那对耳坠。把衣服一件件脱掉后，芙颂又用一种同样的坚定脱掉了她的小内裤，这也给了我同样的感觉，那就是她将和我真正地做爱。我记得，那时一些不想走到最后的姑娘会像穿着比基尼的下半部分那样留着内裤。

我亲吻了她带着杏仁味的肩膀，用舌头舔了她那天鹅绒般细滑、汗津津的脖子，看见她的乳房在日光浴季节还未开始前，就变成了一种比健康的地中海肤色浅一号的蜜色，我的心不禁颤抖了一下。让学生们读这本小说的高中老师，如果有顾虑可以建议学生们跳过这一页。参观博物馆的人，请去看那些物件，想着我做的事情，首先是为了用忧伤和恐惧的眼神看着我的芙颂，然后是为了我们俩，很小一部分是为了我自己的乐趣就行了。仿佛我俩都在努力用一种乐观的态度克服一个人生强加给我们的困难。因此，在我困难地进入她的身体，在甜言蜜语之间不断问她“亲爱的，你疼吗？”而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却不作任何回答时，我并不觉得奇怪。因为我在离她最近的那点上，就像是我自己的疼痛那样，感到她整个身体都在轻轻地颤抖。（请你们想一下向日葵在若有若无的风中微微颤抖的样子。）

她逃避我的目光，不时用一种医生的专注看着她自己的下身，我从她的眼神里明白，她在倾听自己的声音，她要独自一人体验一生中这第一次，也是仅此一次的经历。为了结束我正在做的事情，为了能够从这艰难的旅途中轻松地走出来，我也应该自私地想想自己的乐趣。因此，凭着我们的本能我俩都发现了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为了更深切地感受将让我们彼此依赖的乐趣，我们应该各自去体验。于是我们开始一边用力、无情，甚至是贪婪地搂着对方，一边完全为了自己的乐趣使用着对方的身体。在芙颂搂着我后背的十指上，我感到了一种类似对于死亡的恐惧，就像那个近视和无辜的女孩学游泳时，在认为自己快要淹死的瞬间，使出全身力气去搂抱赶来营救的父亲那样。十天后，当她闭着眼睛搂着我时，我问她脑子里出现了什么画面，她说：“我看见了一大片向日葵。”

在以后的那些日子里，也将一直用快乐的叫骂声来陪伴我们做爱的孩子们，那天，在我们第一次做爱时，仍然在哈伊雷廷帕夏的破旧宅邸的花园里喊着、骂着踢球。在孩子们的叫喊声戛然而止的那一刻，除了芙颂的几声害羞的叫声，我假装投入地发出的一两声幸福的呻吟外，整个房间沉浸在一种异常的寂静中。远处传来尼相塔什广场上警察的哨声、汽车的喇叭声和锤子敲击钉子的声音。一个孩子在踢一个空罐头，一只海燕在鸣叫，一个茶杯打碎了，枫树叶在若有若无的风中发出了沙沙的声响。

就在这样的寂静中，我们互相搂着躺在床上，就像要习惯染上血迹的床单、脱在一边的衣服和我们赤裸的身体那样，我俩都想忘记原始社会的那些宗教仪式，人类学家愿意为之分类的那些令人羞耻的细节。芙颂无声地哭了一会儿。她也不听我说的那些安慰话。她说，她永远不会忘记这件事，接着又哭了一阵，随后就不出声了。

因为多年后自己的人生经历，因此我一点也不想鄙视那些试图用展出他们从国外带回的锅碗瓢盆、物件和工具的方式，给他们和我们的人生赋予意义的人们。但是考虑到人们对于“第一次做爱”的痕迹和物品将会给予的过多关注，可能会阻碍理解我和芙颂之间的深切爱怜和感激之情，因此，我在这里展出那天在芙颂的包里一直未被拿出来，但精心叠好的这块小花手帕，以展示当我们无声地搂着对方躺在床上时，我十八岁的情人对我三十岁肌肤的细致爱抚。让这个芙颂后来抽烟时在桌上找到并把玩过的我母亲的水晶墨水瓶，来代表我们之间那种细腻和脆弱的怜爱。还有这根当时很时髦的男士宽皮带，因为那天我系上它时感到了一种男人的骄傲，因此它导致我产生了一种罪恶感，就让它来告诉读者，离开那种从天堂里出来的赤裸状态重新穿上衣服，甚至仅仅看一眼那个原来的肮脏世界，对于我俩来说都是何等的艰难!

临走前，我对芙颂说，如果想上大学，那么在最后的这一个半月时间里她必须非常用功。

她笑着问道：“难道你害怕我会做一辈子售货员吗？”

“当然不是……但是我想在考试前辅导你。我们可以在这里学习。你们在看些什么书?是现代数学，还是古典数学？”

“高中我们学了古典数学。但是补习学校里两个都上。因为试卷上两个都有。两种都让我头疼。”

我和芙颂说好明天在这里补习数学。她一走，我就去了尼相塔什的一家书店，买了高中和补习学校用的数学书。在办公室抽着烟稍微翻了一下书后，我明白自己真的可以帮她。可以辅导她的幻想立刻缓减了那天我感到的精神压力，剩下的就是一种极端的幸福和一种奇特的骄傲。我感到幸福在我的脖子、鼻子和肌肤里就像是一种刺痛，而无法隐藏的骄傲就像是一种快乐。一方面我在不断地想着自己将会和芙颂一直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幽会做爱，另一方面我也意识到，只有把它看成我人生中的一件寻常事，我才能做到这点。

10.城市的灯光和幸福
晚上，茜贝尔的高中女同学叶希姆在佩拉?帕拉斯酒店订婚，所有人都会在那里，我去了。茜贝尔很开心，她穿了一条亮银色的连衣裙，外罩一件编织披肩。因为想用这个仪式为我们的做参考，所以她关心所有细节，接近所有人，不停地在微笑。

苏雷亚舅舅那个我总是记不住他名字的儿子，给我介绍为梅尔泰姆汽水做广告的德国模特英格时，我已经喝了两杯拉克酒，放松了许多。

“您觉得土耳其怎么样？”我用英语问道。

英格说：“我只看到了伊斯坦布尔。我很惊讶，我没想到会是这样的。”

“您想像的是什么样的？”

我们无声地对视了一会儿。她是个聪明女人，立刻明白说错话会很容易让土耳其人伤心的，她嫣然一笑，用糟糕的土耳其语说道：“你们值得拥有一切。”

“整个土耳其在一个星期里认识了您，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她像个孩子似的笑着说道：“警察、出租车司机、路上的孩子们都认识我。一个卖气球的人甚至送了我一个气球，还说‘您值得拥有一切!’。如果整个国家只有一个电视频道，成名就很容易了。”

不知道她在表示谦虚时，明白自己在蔑视吗?“德国有几个频道？”我问道。她意识到自己说错话了，很是羞愧。我也说了一句没必要说的话：“每天上班时，我都会看见您的巨幅照片，它占满了公寓楼的一整面墙，很可爱。”

“啊，是的，你们土耳其人在广告方面比欧洲可先进多了。”

瞬间，我因为这句话感到万分开心，竟然忘了她是出于礼貌才这么说的。我用目光在叽叽喳喳、快乐的人群里找了找扎伊姆。我看见他正在和茜贝尔说话。幻想他们将能够成为朋友，让我很开心。甚至在多年后的现在，我还记得当时的那种喜悦。茜贝尔给扎伊姆起了个外号，叫他“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她觉得梅尔泰姆的这个广告词很冷漠，很自私。茜贝尔认为，在许多年轻人因左右纷争彼此残杀、像土耳其这样的一个贫穷和麻烦的国家里，这样的广告词很丑恶。

一种夹带着椴树花香的春天气息，从那些硕大的阳台门外面传进来。下面，城市的灯光倒映在哈利奇湾的水面上，就连卡瑟姆帕夏、一夜屋[1]土耳其的穷人一般在山坡上用一夜时间盖起的房子。[1]和穷人街区也显得格外美丽。我在心里感到，自己拥有一个非常幸福的人生，而我今后的生活将会更加幸福。尽管白天和芙颂经历的一切让我感觉沉重，也搅乱了我的脑子，但我想每个人都会有自己的秘密、不安和恐惧。在这些穿着讲究的宾客里，不知有多少人内心里隐藏着奇怪的不安和精神的伤痛，但是在人群中，在亲朋好友之间，只要喝下两杯酒，你就会发现那些困惑我们的东西其实是那么无关紧要和转瞬即逝。

茜贝尔说：“你看到的那个脾气暴躁的人，就是著名的‘寒冷?苏普西寒冷?苏普西’。他会拿走、收集看到的所有火柴盒。听说他们家有满屋子的火柴盒。他们说，自从被老婆抛弃，他就变成这样了。在我们的订婚仪式上，可不能让服务员们穿这样奇怪的衣服，对吧?今晚你为什么要喝这么多酒?你猜，我要告诉你什么？”

“什么？”

“麦赫麦特很喜欢那个德国模特儿，一刻也不离开她，而扎伊姆在嫉妒他。啊，还有那个男人，据说是你那个苏雷亚舅舅的儿子……他也是叶希姆的亲戚……有什么让你不开心，我不知道的事情吗？”

“没有，什么事都没有。我甚至感觉很幸福。”

多年之后的今天，我甚至还记得当时茜贝尔说了很多好听的话。茜贝尔风趣，聪明，富有同情心，我知道在她身边不仅是在那些日子，在整个一生我都会感觉很好。夜里送她回家后，我在无人和黑暗的街道上想着芙颂走了很长时间。让我无法释怀、感到极端不安的是，芙颂第一次和我上床以及她的坚定。她没有半点扭捏，甚至在脱衣服时都没表现出任何的犹豫……

家里的客厅里没人，有时我会看见失眠的父亲穿着睡衣坐在客厅里，我喜欢上床前和他聊会儿天。但现在他和我母亲都睡着了，卧室里传来了母亲的呼噜声和父亲的叹息声。上床前我又喝了一杯拉克酒，抽了一根烟，但躺下后还是没能马上睡着。我的眼前闪现出和芙颂做爱时的画面，这些画面又和订婚仪式上的一些情景混在了一起……
11.宰牲节
半睡半醒之间，我想到了远房亲戚苏雷亚舅舅和他那个我总是记不住名字的儿子。我和芙颂在很久以前的一个宰牲节里曾经一起坐车出去玩了一趟，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我们家。一些关于那个寒冷、阴沉的宰牲节上午的画面，就像我不时看见的某些梦境一般闪现在了我的眼前，既非常熟悉又仿佛是一个奇怪的记忆。我想起了三轮自行车，我和芙颂一起上街，我们无声地看一只正在被宰杀的绵羊，然后坐车出去游玩。第二天，当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见面时我问了她这些事情。

“自行车是我和妈妈从家里带来还给你们的。”所有的事芙颂都记得比我清楚，“你哥和你用完后，你母亲在很多年前把自行车送给了我。但我也没法骑了，因为我长大了。所以我妈妈在过节那天把车带来了。”

我说：“然后一定是我母亲又把自行车拿到这里来了。现在我也想起来了，那天苏雷亚舅舅也在…….”

芙颂说：“因为是他要利口酒的。”

那次出人意料的乘车游玩，芙颂也比我记得更清楚。我想在这里叙述一下经她讲述后我想起的那次出游。那年，芙颂十二岁，我二十四岁。1969年2月27日，宰牲节的第一天。就像在每个节日的上午那样，我们都会在尼相塔什的家里请那些穿西装系领带、衣着讲究的亲戚们吃午饭。房门不时被敲响，新的客人，比如说我的小阿姨和秃头的姨父，还有他们好奇的孩子们来了，所有人都站起来和新来的客人一一握手、亲吻。正当我和法特玛女士拿糖招待客人时，父亲过来把我和哥哥叫到一边说：“孩子们，苏雷亚舅舅又在说‘为什么没有利口酒?’，你们谁去阿拉丁的店里买一瓶薄荷、一瓶草莓利口酒回来？”

甚至在那些年里，因为父亲有时会喝多，所以母亲在过节时禁止了用银托盘和水晶酒杯招待客人喝薄荷和草莓味利口酒的习俗。母亲是为了父亲的健康作出这个决定的。但是两年前，还是在这样的一个节日里，当苏雷亚舅舅又坚持要喝利口酒时，母亲为了让他放弃这个念头便说：“宗教节日里怎么可以喝酒!”而这又在我们那极端基马尔主义者的舅舅和我母亲之间，引发了一场关于宗教、文明、欧洲和共和国的无休止的争论。

父亲从他那个装满十里拉的钱袋里拿出一个硬币说：“你俩谁去？”每次过节前父亲都会特意去银行破一些十里拉的硬币，为的是散发给过节时来亲吻他手的那些孩子、看门人和保安。

我哥哥说：“让凯末尔去!”

我说：“让奥斯曼去!”

父亲对我说：“亲爱的，还是你去吧，别告诉你妈妈……”

出门时我看见了芙颂。

“走，跟我去趟杂货店。”

那年她十二岁，只是一个腿像柴火棍、瘦弱的远房亲戚的女孩。除了那个绑在乌黑发辫上的白蝴蝶结和一身干净衣服，她身上就没其他引人注目的地方了。我在电梯里问了那个小女孩几个寻常的问题，这些也是多年后芙颂让我想起的：你上几年级？（初一。）上哪个学校？（尼相塔什女子高中。）以后想干什么？（无声!）

出门没走几步，我就看见在旁边那片空旷的泥地里，就在前面的那棵椴树下围了很多人，一只羊正要被宰杀。如果当时有现在的认识，我就会想到，眼睁睁地看着羊被杀掉会对小女孩产生不良影响，那样我就绝不会让芙颂靠近那里。

但是，因为好奇和没脑子，我走了过去。我们的厨师贝科里和看门人萨伊姆卷着袖管，把一头绑着腿的羊推倒在了地上。羊的旁边站着一个围着围裙、拿着一把巨大屠刀的男人，但是因为羊一直在挣扎，所以那人无从下手。嘴里冒着哈气的厨师和看门人忙活半天终于让那头羊老实了。屠夫抓着羊的鼻子和嘴巴，粗野地把它的头扭到一边，然后把长长的屠刀架到了它的脖子上。一片寂静。屠夫念道：“真主最大，真主最大。”他比画了两下，随即快速将刀捅进了羊的喉咙。屠夫抽出刀时，一股鲜红的血立刻从羊的喉咙里喷涌而出。羊还在挣扎，但人们知道它快要死了。一切都是静止的。突然吹来一阵风，风在椴树光秃秃的枝条上发出了呜呜的声响。屠夫把羊的头转到一边，让羊血流到事先挖好的一个坑里。

我在人群中看见了几个神情复杂的孩子、司机切廷和一个正在祷告的老人。芙颂一言不发地拽着我的袖管。羊还在不时地抽动，但那已是最后的挣扎了。用围裙把刀擦干净的屠夫，原来是那个在警察局旁边开肉店的卡泽姆卡泽姆，刚才我没认出他来。在和厨师贝科里的目光相遇时，我明白那是我们那头节前买来、在后花园里拴了一个星期的羊。

我对芙颂说：“走吧。”

我们沉默着走回到街上。难道我是因为让一个小女孩看到了这样的一件事情而惴惴不安的吗?我产生了一种罪恶感，但究其原因，我并不完全明白。

无论是母亲，还是父亲，他们都不是虔诚的信徒，我从没见过他们做礼拜、把斋。就像许多在共和国头几年里出生的夫妻一样，他们不是不尊重宗教，只是漠不关心。就像他们的许多朋友一样，他们把这种漠不关心解释为对阿塔图尔克的热爱和世俗主义。尽管这样，就像尼相塔什的许多世俗的中产阶级家庭一样，我的父母也会在每个宰牲节里让人杀一头羊并把羊肉分送给穷人。但无论是我父亲，还是家里的任何一个人，都不会去管宰牲的事情，给穷人送羊肉和羊皮的事也由厨师和看门人负责。像他们一样，我也一直远离节日上午在旁边的空地上举行的这个宰杀仪式。

当我和芙颂一声不响地朝着阿拉丁的杂货店走去时，从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前面吹来了一阵凉风，我的不安仿佛让我打了个寒战。

“刚才你害怕了吗？”我问道，“要是我们没看就好了……”

“可怜的羊……”她说。

“你知道为什么要宰羊吧？”

“有一天当我们去天堂时，那只羊会带我们过色拉特桥[1]根据伊斯兰教义，大审判日那天每个穆斯林必须经过色拉特桥。此桥建在地狱的上面，正义的人过桥进天堂，非正义的人跌入地狱。[1]……”

这是孩子们和没读过书的人对宰牲的解释。

我用一种老师的口吻说：“故事有个开头……你知道吗？”

“不知道。”

“先知易卜拉欣一直没有孩子。他总是祈祷说：‘我的真主，让我有个孩子吧，你让我做什么都行。’最后他如愿以偿，一天他的儿子伊斯玛义降生了。先知易卜拉欣欣喜若狂。他很爱儿子，每天都会亲吻孩子，每天也都会感谢真主。一天夜里他梦见真主对自己说：‘现在你要为我把儿子当祭品杀掉。’”

“为什么？”

“先听我说……先知易卜拉欣遵从了真主的命令。他拿出刀，正准备要杀儿子时，边上突然出现了一头羊。”

“为什么？”

“真主怜悯先知易卜拉欣了，为了不让他杀心爱的儿子，真主给他送去了羊。因为真主已经看到了先知易卜拉欣对自己的忠诚。”

“如果真主没送羊给他，先知易卜拉欣就真的要把儿子杀掉吗？”芙颂问道。

“是的。”我不安地说，“因为确信他会那样做，所以真主很喜欢他，为了不让他伤心就把羊派去了。”

但我看到自己无法跟一个十二岁的小姑娘讲明白一位试图杀掉心爱儿子的父亲。我内心的担忧变成了一种无法向小女孩讲清楚牺牲的烦恼。

“啊，阿拉丁的杂货店没开!我们去广场上的小店看看。”

我们走到了尼相塔什广场。在十字路口卖香烟和报纸的努雷廷努雷廷小店也关着门。我们开始往回走。路上我想到了一个可以让芙颂喜欢的关于先知易卜拉欣的解释。

我说：“先知易卜拉欣一开始当然不知道可以用羊来代替儿子。但他是那么地信奉真主，那么地爱真主，所以他觉得真主最终是不会害自己的……如果我们非常、非常地爱一个人，如果我们为了他可以献出我们最宝贵的东西，那么我们就会知道他是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伤害的。牺牲就是这个意思。你最爱谁呢？”

“我妈，我爸……”

我们在人行道上遇到了司机切廷。

我说：“切廷，我父亲要利口酒。尼相塔什的店都不开门，你带我们去塔克西姆吧。然后我们也许还要去别的地方转转。”

芙颂问道：“我也去，是吗？”

我和芙颂坐上了父亲那辆酸樱桃色的56式雪佛兰汽车。切廷开车走上了坑坑洼洼的鹅卵石路面。芙颂看着窗外。车经过马奇卡后开到了道尔马巴赫切。街上很空，只有三五个穿着节日盛装的人。但是经过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后，我们在路边看见了一群宰牲的人。

“切廷，看在真主的分上，你就给孩子讲讲我们为什么要宰牲吧。我没能讲明白。”

司机说：“您太客气了，凯末尔先生。”但是他也不想放弃这种展示自己对宗教比我们更虔诚的乐趣。“为了表示我们也像先知易卜拉欣那样信奉真主，所以我们宰牲……牺牲意味着，为了真主，我们可以献出自己最宝贵的东西。我们是那么地热爱真主，小女士，为了真主我们甚至可以献出我们最爱的东西，而且不求回报。”

我狡猾地说：“最终可以去天堂吗？”

“如果真主这么说的话……那要到世界末日才知道。但是，我们不是为了进天堂才宰牲的。那是不求回报的，是因为爱真主才那么做的。”

“切廷，没看出来你对宗教的事情那么感兴趣。”

“您过奖了，凯末尔先生。您读了那么多书，您知道的更多。再说，为了知道这些东西并不需要相信宗教和去清真寺。我们把自己最珍视的一样东西不求回报地给一个人，完全是因为我们非常地爱他。”

我说：“但是，那样的话，那个我们为他作出牺牲的人就会感到不安，他会以为我们有求于他。”

切廷说：“真主是伟大的。真主可以看见一切，明白一切……他会明白我们对他的爱也是不求回报的。谁都不能欺骗真主。”

我说：“那里有家店开着。切廷你停车，我知道他们那里卖利口酒。”

我和芙颂只用了一分钟就买好了泰凯尔的一瓶薄荷和一瓶草莓利口酒，我们回到了车上。

我说：“切廷，还有时间，你带我们稍微转转。”

一路上我们说的大多数话，都是多年后芙颂帮助我想起来的。而那个寒冷、阴沉的节日在我脑海里留下了一个异常清晰的印象，那就是，伊斯坦布尔宰牲节上午的样子就像是一个屠宰场。不仅仅是在边缘街区和窄小街道的空地上和那些被烧毁的楼房中间，在主要街道上和最富裕的街区里，从一早开始就有几万头羊被宰杀了。有些地方的人行道边上和鹅卵石路面上全都是血。在我们的车下坡，过桥，穿行在弯弯曲曲的小路上时，我们看到了一些被扒了皮，一些刚刚被杀掉，或是已经被分解了的羊。我们穿过阿塔图尔克桥来到了哈利奇湾。尽管是在过节，尽管到处挂着旗子，尽管人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然而城市是疲惫和忧伤的。穿过包兹多安高架引水渠，我们拐进了法提赫。在那里的一片空地上，正在出售供宰牲用的羊。

芙颂问：“这些羊也要被杀掉吗？”

切廷说：“也许不是全部，小女士。因为马上就要到中午了，它们还没被卖掉……也许直到过完节也没人来买，那么这些可怜的动物就解脱了……但那时它们就会被卖给屠夫，小女士。”

芙颂说：“我们会赶在屠夫之前把它们买下，把它们救出来。”芙颂穿了一件漂亮的红大衣。她笑着勇敢地对我眨了眨眼睛，“我们会去把羊从那个要杀自己孩子的人那里劫持出来，是吧？”

我说：“会的。”

切廷说：“小女士您很聪明，其实先知易卜拉欣根本不想杀自己的儿子。但命令，是真主的命令。如果我们不遵从真主说的每句话，那么世界就会乱了，世界末日就会不远了……世界的根本是爱。爱的根本是对真主的爱。”

我说：“但是这让父亲要杀的孩子怎么理解？”

我和切廷的目光瞬间在后视镜里相遇了。

“凯末尔先生，我知道您也和您父亲一样，是为了和我开玩笑才这么说的。您父亲非常爱我们，我们也很敬重他，所以从来不会因为他的玩笑而生气。我也不会对您开的玩笑生气。我将用一个例子来回答您的问题。您看过电影《先知易卜拉欣》吗？”

“没有。”

“您当然不会去看这样的电影。但是您一定要去看这部电影，把小女士也带上。你们一定会喜欢的……艾克雷姆?居齐鲁在电影里扮演先知易卜拉欣。我是和老婆、丈母娘、孩子们一起去看的，我们都大哭了一场。当先知易卜拉欣拿起刀、看着儿子时我们哭了……当他的儿子伊斯玛义就像《古兰经》里写到的那样，说‘亲爱的爸爸，你就按照真主的旨意来做吧’时，我们也哭了……当代替儿子的羊出现时，我们和所有观众一起喜极而泣。如果我们把自己最珍贵的东西，不求回报地献给我们深爱的人，那样的话世界就会美好了。小女士，我们就是因为这个而哭的。”

我清楚地记得，我们从法提赫去了埃迪尔内卡帕，然后右拐沿着城墙来到了哈利奇湾。在经过边缘街区时，在沿着破损的城墙一路前行时，车上的沉默很长一段时间里没有被打破。在城墙当中的那些瓜地里，在满是从厂房和作坊里扔出来的垃圾、空桶和废物的空地上，我们看见了一些已被杀掉的羊，放在一边的羊皮、羊内脏和羊角。但不知为什么在那些贫穷的街区，在那些油漆剥落的木房子之间，能够更多地感觉到快乐，而不是节日的牺牲品。我记得，当自己和芙颂看到一个放着旋转木马和秋千的小游乐场，用节日里拿到的钱买糖果的孩子，以及挂在公共汽车头上的土耳其小国旗时，我们是乐观的。多年以后，我痴迷地收集了许多和这些场景有关的明信片和照片。

车开上希什哈内大坡时，我们在路当中看见了一群人，路被堵上了。有那么一刻，我以为是另外的一场节日活动，但当车穿过人群后，我们发现了身旁刚刚相撞的车辆和交通事故的牺牲品。一辆在坡上刹车失控的卡车，在一两分钟之前把一辆变线的小汽车无情地压在了下面。

切廷说：“我的真主!小女士，您千万别去看。”

我们似乎看见前部完全被压瘪的车里有人在慢慢地扭动着头。我一直没忘记车压在玻璃碎片上时发出的声音以及我们随后的沉默。就像逃离死亡那样，我们爬上坡穿过小街从塔克西姆急急忙忙地回到了尼相塔什。

父亲说：“你们去哪儿了?我们都担心了。你们找到利口酒了吗？”

我说：“在厨房里!”客厅里弥漫着香水、古龙水和地毯的味道。我走进客人当中，忘记了小芙颂。

12.接吻
六年前的那次出游，第二天下午在我和芙颂再次见面时我们又重新回忆了一遍。然后我们忘记一切长久地接吻、做爱。一阵弥漫着椴树花香的春风从窗纱和窗帘的缝隙吹进来，让她那蜜色的肌肤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她紧闭的双眼，像在大海里拼命抱着救生圈的人那样搂抱我的样子让我眩晕，我无法去思考自己经历的事情所包含的更深内涵。为了不过多地陷入罪恶的情感和怀疑以及孕育和培养爱情的那个危险地带，我明白自己应该走到男人中去。

和芙颂又约会了三次后，星期六上午，哥哥打电话来要我和他一起去看费内尔巴赫切和吉雷松体育的球赛，他说费内尔巴赫切很有可能在下午的比赛里夺冠，我去了。看到道尔马巴赫切体育场在二十年后除了名字被改成伊诺努[1]穆斯塔法?伊斯麦特?伊诺努（mustafa

i?smet

i?no¨nu¨，1884—1973），土耳其军事家、政治家和土耳其第二任总统（1938—1950年在位）。[1]并没别的太多变化我很高兴。还有一个变化，那就是像在欧洲那样尝试在场地里种草。但是因为只在场地的边上剩下了一些绿草，于是球场就像一个只在太阳穴和后脑勺留下少许头发的谢顶男人。那些花钱坐在有号码的看台上的观众，就像在二十年前1950年代中期那样，当那些大汗淋漓的球员，特别是一些无名的后卫球员跑到边线上时，会像决斗场看台上的罗马贵族那样辱骂他们（快跑呀，没血的“二尾子们”），坐在开放看台上的那些由失业者、穷人和学生组成的狂暴观众，则用一种能够让别人听见自己的愤怒和声音的乐趣与希望，异口同声、有节奏地骂着类似的脏话。就像第二天报纸的体育专栏上说的那样，比赛毫无悬念，当费内尔巴赫切不断地将球踢进球门时，我发现自己也和所有人一样站起来狂呼乱叫。在这种节日和团结的气氛里，在那些既在球场里，又在看台上不停亲吻互祝胜利的男人们当中，有一种把我心里的罪恶感隐藏起来、把我的恐惧转变成骄傲的东西。但是在球赛过程中那些安静的时刻，在三万人同时听到球员将球踢进球门时，我把目光转向了看台后面的海峡和一艘正从道尔马巴赫切皇宫前经过的苏联船只上，我在想芙颂。她在对我并不熟知的情况下选择我，并毫不犹豫地把自己给我的做法深深地打动了我。我的眼前不停地闪现出她细长的脖颈、她特有的肚脐、她眼中有时同时出现的怀疑和真诚、躺在床上看着我时眼神里那忧伤的诚实和我们的接吻。

哥哥说：“你大概是在想订婚的事情。”

“是的。”

“你很爱她吗？”

“当然。”

带着一种半是怜爱，半是见多识广的微笑，哥哥把目光转向了进入中场的球上。两年前他开始抽他认为有个性的雪茄，他的手上拿着一支马尔马拉牌的本地雪茄，球赛期间从贞女塔方向吹来的一阵微风不仅吹拂起球队的巨幅旗帜和球场边上的小红旗，也把雪茄的烟雾，就像有段时间父亲的香烟那样吹进了我的双眼，让它们像儿时那样痛得流泪。

“婚姻对你有好处。”哥哥的目光还盯在球上，“你们马上生孩子，别拖太久，这样你们的孩子就可以和我们的孩子做朋友了。茜贝尔是个脚踏实地的本分姑娘，可以平衡你的浮躁。我希望你不要像其他姑娘那样，也让茜贝尔厌倦。喂，裁判，犯规了!”

当费内尔巴赫切踢进第二个球时，我们一起站起来大叫“进球了”，还拥抱亲吻了一下。球赛结束后，父亲当兵时的朋友水桶?卡德里和几个喜欢足球的商人、律师和我们一起跟着叫嚷的人群，爬坡来到了迪万酒店，我们喝着拉克酒，谈起了足球和政治。我依然在想芙颂。

卡德里先生对我说：“凯末尔先生，你在想什么呀。你大概不像你哥哥那样喜欢足球。”

“其实我是喜欢的，但最近几年……”

“凯末尔很喜欢足球，卡德里先生，但传球不灵。”哥哥嘲讽地说。

我说：“其实我可以背出1959年费内尔巴赫切球队里所有球员的名字。厄兹江、内迪姆、巴斯里、阿克君、纳吉、阿弗尼、微小?穆斯塔法、江、余克塞尔、莱夫泰尔、埃尔衮。”

水桶?卡德里说：“塞拉杰廷也在那支球队……你忘了。”

“不，他不在那支球队。”

话题拉长了，就像在这种情况下总要发生的那样打赌了。为了搞清楚塞拉杰廷1959年是不是在费内尔巴赫切踢球，我和水桶?卡德里打了赌。赌输的人将请这些在迪万酒店喝酒的人吃饭。

回家走到尼相塔什时，我离开了那些男人。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那套房子里有个盒子，里面藏着有段时间我从口香糖里收集来的球员照片。母亲把包括我们的旧玩具在内的所有东西都遣送去了那里。我知道，如果我能找到那个盒子，找到儿时和哥哥一起积攒的球员和演员的照片，我就能把赌打赢。

但是一走进那套房子，我明白自己是为了回忆和芙颂度过的那些时光而来的。我盯着和芙颂做爱的床、床头柜上装满烟头的烟灰缸和茶杯看了一会儿。母亲堆放在房间里的旧家具、盒子、不走的钟表、器皿、铺在地上的油印布、灰尘的味道和房间里的阴影，在我的幻想里交织在一起，在我灵魂的某个地方变成了一个从天堂里出来的幸福角落。天已经黑了，但是外面依然传来了踢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

那天，1975年5月的第十天，我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的房子里，找到了那个装着我从藏宝口香糖里收集来的演员照片的锡盒，但是盒子是空的。博物馆参观者将要看到的这些演员照片，是多年后我从赫夫泽先生那里拿来的，我是在和那些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不幸收藏家们交朋友时认识他的，这些人住在堆满杂物的房间里冻得瑟瑟发抖。更有甚者，多年后我和照片上的一些男演员，比如艾克雷姆?居齐鲁（饰演先知易卜拉欣的演员），在影视界人士出入的酒吧里交上了朋友。我的故事，就像我展出的这些东西一样，将经过所有的这些时期。就从那天起，我明白，因为那些旧物以及和芙颂接吻的幸福，我因此感到无比生动、充满魔力的这个房间将在我一生中占据一个非常重要的位置。

在我的故事经过的那些年里，和世界上大多数人一样，我也是第一次在电影里看见接吻的，我被震撼了。这是我和一个漂亮姑娘一生想做的、也是我很好奇的一件事情。除了在美国的一两次偶遇，其实三十年来我不曾在银幕以外的地方看见过一对接吻的人。影院，不仅仅是在童年，在那些年对我来说也仿佛是为了看别人接吻而去的一个地方。而故事，对于接吻来说只是一个借口。我感觉，芙颂和我接吻时也在模仿她从电影里看来的那些接吻。

现在，我想说一点有关我和芙颂接吻的事情。一方面我想让读者真实地感受到故事中关于性和欲望的严肃一面，另一方面又担心它们会被人认为轻浮和庸俗。我认为芙颂嘴里那细白砂糖的味道来自于她嚼的藏宝口香糖。我和芙颂的接吻，已不像我们头几次约会时那样，仅仅是为了检验我们彼此，表达我们对彼此的吸引所做的一种挑逗行为，而是为了我们的乐趣而做的一件事，在不断的接吻中，我们还都惊讶地发现了接吻是怎样的一件事。我们第一次发现，在每次长久的接吻中，除了我们潮湿的嘴巴和彼此鼓励的舌头，记忆也加入了其中。接吻时我先是在吻她，然后吻记忆中的她，然后瞬间我睁开眼再闭上眼吻那个我刚刚看见的她和我记忆中的她，但是过了一会，有些和她相似的人也混进了这个记忆，于是我也吻了她们，因为同时和一群人接吻，我觉得自己更像男人了，这次我作为另外一个人来吻她。我从她孩童般的嘴巴、宽宽的嘴唇和充满欲望、顽皮的舌头在我嘴里的那些动作里得到的快感，混乱的思绪以及许多新的想法（一个想法说：“这是一个孩子。”另外一个想法说：“是的，一个非常有女人味的孩子。”）与我吻她时成为我的一些人，她吻我时在我的记忆中闪现的所有芙颂混在一起，越变越多。

从这些长久的接吻，以及随之而来的做爱仪式以及它们的细节里，我找到了一种新知识以及对我而言亦是一种新幸福的线索，感觉到了这世上很少有人到达的一扇天堂之门的开启。伴随着我们的接吻，在我们面前打开的，仿佛不仅仅是肌肤相亲的快感之门和逐渐膨胀的性欲之门，还有将我们从春日午后拽出去的一扇浩瀚的时光之门。

我会爱上她吗?在感受着巨大幸福的同时，我也在担忧。因为脑子的混乱，我意识到自己的灵魂，可能会在认真对待这种幸福而导致的危险和玩弄这种幸福而产生的卑劣之间挣扎。那天晚上，奥斯曼、他的妻子贝玲和他们的孩子们来看望父母，我们一起吃了晚饭。我记得吃饭时我又想起了芙颂以及我们的接吻。

第二天中午我独自一人去了电影院。我压根没想要看电影，只是想一个人待着，因为我感觉自己无法在嘎尔特的职工餐厅，与公司的老会计们和喜欢说我儿时有多可爱的和蔼胖秘书们一起吃饭。和他们在一起我同时扮演着朋友和“谦虚的经理”两个角色，我不可能一边和他们大声说笑着吃饭，一边想着芙颂和我们的接吻并期盼两点钟的尽早到来。

在奥斯曼贝伊的共和国大街上看着橱窗神情恍惚地溜达时，我看到了“希区柯克周”的广告，被广告吸引看的一部电影里有一个格蕾斯?凯莉的接吻镜头。我在电影中场抽的烟；为了让人想起看午场电影的家庭妇女和逃课的学生，我在多年后找到并把它放进博物馆的“阿拉斯加福里高”巧克力冰激凌；引座员的手电筒。这几样东西，让它们来展示我在电影院里想起的青春期的寂寞和接吻欲望。我喜欢电影院的阴凉和散发着霉味的厚重氛围；喜欢听一两个电影爱好者的轻声交谈；喜欢看着厚重的天鹅绒幕布边上的阴影和黑暗角落沉浸在幻想里。马上就要见到芙颂的意识变成一种幸福从脑子的一角蔓延到我的整个灵魂。走出影院，穿行在奥斯曼贝伊蜿蜒的小巷里，经过布料店、茶馆、五金店、上浆并熨烫衬衫的店家，朝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我们约会的地点径直走去时，我记得自己想过那应该是我们的最后一次约会。

一开始我试图去认真辅导她。她的头发散落在纸上，她的手在桌上不停地移动，她把铅笔头上的橡皮像乳头那样长久地咬在两片红唇之间，她裸露的胳膊不时碰到我裸露的胳膊，这些都让我魂不守舍，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开始解方程式时，芙颂的脸上露出了一种骄傲的神情，她冲着前面（有时对着我的脸）着急地把嘴里的烟吐出，当她用余光得意地瞟我一眼，想让我知道她很快就要找到答案时，她又会因为一个加法的错误而前功尽弃。当得出的结果和a，b，c，d，e答案上任何一个都不相符时，她先忧伤，继而慌乱，随后说“不是因为笨，而是因为粗心”来为自己找到借口。为了让她不再出错，我自负地对她说，细心也是智慧的一部分。开始解一道新题时，她那聪明的铅笔尖，就像一只饥饿麻雀的着急小嘴那样在纸上跳跃着前行，我欣赏着那铅笔尖，被她那一边拽头发，一边安静、干练地简化等式的模样打动。同时我也在担忧地关注着内心里升腾起来的迫不及待和不安。就在那时，我们开始接吻，我们长时间地接吻，然后我们做爱。做爱时我们感到像童贞、羞耻和罪过一类东西的沉重，这是我们从彼此的动作里发现的。但是我也从芙颂的眼睛里看到，她在从性爱里得到乐趣，陶醉在最终发现这些多年好奇的乐趣的兴奋里。就像一个穿越波涛汹涌的大洋，忍受千辛万苦最终到达一片梦想多年、传说中的远方大陆的游客，在他刚踏上那片新大陆时是如何带着好奇和陶醉面对每棵树、每块石头、每处泉水的，又是如何既兴奋又小心翼翼地将每朵鲜花、每个果实放进嘴里品尝的，那么芙颂也是在用同样的好奇和眩晕慢慢地发现一切。

如果我们把男人最明显的性器官放在一边的话，其实最让芙颂感兴趣的东西，既不是我的身体，也不是广义上的“男人的身体”。她真正的好奇和兴奋是针对她自己的，是她自己的身体和快感。我的身体、胳膊、手指和嘴巴对于挖掘出她那天鹅绒肌肤表面和里面的那些兴奋点是必需的。当这些新滋味在我的引导下从她的身体里被挖掘出来时，芙颂会惊喜万分。她陶醉地闭着双眼，感受着身体里出现的一阵阵新快感，她用惊讶、有时用一声幸福的叫喊跟随着快感的自我前行，就像是在血管、后脑勺和脑袋里愈发强烈的一阵颤抖那样，然后她再次希望得到我的帮助。有几次她轻声说：“请你再做一次，再那样做一次!”

我太幸福了。但这不是一种用脑袋来衡量、理解的幸福，是我的肌肤体验着认识到的一种幸福，也是后来在日常生活中，打电话时在我的后脑勺里，急速爬楼梯时在我的尾骨里，抑或是和四周后准备订婚的茜贝尔在塔克希姆的一家餐厅里点菜时，在我心尖上感觉到的一种幸福。

有时我会忘记一整天就像我身上的香水那样伴随着我的这种情感是芙颂给我的——就像有那么几次——在一个没人的时间和茜贝尔在办公室急急忙忙做爱时，我仿佛也会感觉自己是在体验同样巨大、惟一和一整块的幸福。
13.爱情、勇气和现代
在我们去福阿耶饭店的一天晚上，茜贝尔送给我这瓶她在巴黎买的、我在这里展出的士普林香水。尽管我一点也不喜欢用香水，但一天上午完全因为好奇我在脖子上抹了一点，做爱后芙颂发现了。

“这香水是茜贝尔女士送你的吗？”

“不是。我自己买的。”

“是为了讨茜贝尔女士的欢心吗？”

“不，亲爱的，是为了讨你的欢心。”

“你当然也和茜贝尔女士做爱，是吗？”

“不。”

芙颂说：“请你别撒谎。”她满是汗水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忧虑的表情。“我不会见怪的。你当然也和她做爱。”她直视着我的眼睛，就像一个让说谎孩子讲出真话的慈母。

“不。”

“请你相信，谎言更会让我心碎。请你说真话。那么为什么你们不做爱呢？”

“我和茜贝尔是去年夏天在苏阿迪耶认识的。”我搂着芙颂说，“夏天我父母住在别墅，我们就去了尼相塔什的家里。秋天她就回巴黎了。冬天我去看了她几次。”

“坐飞机去的吗？”

“是的。去年12月茜贝尔大学毕业后，为了和我结婚回到了土耳其，冬天我们开始在苏阿迪耶的别墅约会。但是苏阿迪耶的别墅太冷，过了一段时间后就没做爱的兴趣了。”

“找到暖和的房子之前你们就暂停做爱了吗？”

“两个月前，也就是3月初，有天夜里我们又去了苏阿迪耶的别墅。那天很冷。生壁炉时有一阵浓烟弥漫了整个房子，我们还吵了一架。后来茜贝尔得了重感冒，发烧躺了一个星期。我们也就再没想去那里做爱了。”

芙颂问：“你们俩是谁不想的?是你，还是她？”一种“请说谎话，别让我伤心”的哀求眼神出现在她那因为好奇而看似痛苦的脸上，取代了“请说真话”的怜爱表情。

“我想，茜贝尔认为如果婚前少和我做爱，那么我就会更看重订婚和结婚，也会更珍视她。”

“但你说之前你们做爱的。”

“你不明白，这里的问题不是第一次做爱。”

“对，不是。”芙颂压低了声音说。

“它表示茜贝尔有多爱我，多信任我。但是婚前做爱的想法依然让她感到不安……对此我也理解。尽管她在欧洲读了书，但却没有你那么勇敢和现代……”

一段很长时间的沉默。因为多年来我一直在想这次沉默的含义，因此我想现在我能够客观地来概括这个问题了：我对芙颂说的最后那句话还有另外一层含义。那就是茜贝尔婚前和我做爱是因为爱情和信任，而芙颂做同样的事情却是因为勇气和现代。由此得出的结论就是，芙颂因为“勇气和现代”和我做爱，所以我将不会对她产生一种特别的责任和依赖感。因为她“现代”，所以婚前和一个男人上床，或者新婚之夜不是处女，对她来说不会成为负担……就像幻想中的欧洲女人，或是在伊斯坦布尔大街上溜达的那些传说中的女人一样……因为这句话日后我后悔了很多年，而当时我是以为芙颂喜欢听那样的话才说的。

尽管没有现在那么清晰，但在那片寂静里我也想到了这些。我一边想，一边看着后花园里在风中慢慢舞动的树叶。做爱后我们经常这样躺在床上，一边聊天，一边看着窗外的树、树中间的公寓楼和在它们之间飞来飞去的乌鸦。

过了很久，芙颂说：“其实我不勇敢，也不现代!”

我以为那个沉重的话题让她不安了，她这么说是因为不安，甚至是谦虚，我没在意。

随后，芙颂小心翼翼地说道：“一个女人可以疯狂地爱一个男人很多年，但是可以从不和他做爱……”

我说：“当然。”又是一阵沉默。

“也就是说这段时间你们没有做爱，是吗?你为什么不带茜贝尔女士来这里？”

“我们没想到这里。”我也很奇怪以前我们为什么从没想到来这里，“不知道为什么，因为你我才想起了这个以前我关门读书，和朋友听音乐的地方。”

芙颂机灵地说：“我相信你没想到。但是你说的另外一些话里有谎言。有吗?我希望你不要对我说谎。我不相信这段时间你仍然没和她做爱。请你发誓。”

“我发誓这段时间没和她做爱。”说着我搂紧了芙颂。

“那么你们准备什么时候再开始做爱?等到夏天你母亲去了苏阿迪耶别墅吗?他们什么时候去?跟我说实话，我不再问别的问题。”

我羞愧地嘟囔道：“订婚仪式后他们去苏阿迪耶别墅。”

“你没骗我吧？”

“没有。”

“你想好了再说。”

我做出一副思考的样子又想了一会儿。那时，芙颂从我的西服口袋里拿出了我的驾照。

“艾特黑姆先生，我也有个乳名。那么，你想好了吗？”

“是的，想好了。我从没跟你说过谎。”

“是现在，还是这些天？”

“任何时候……因为我们之间根本不需要说谎。”

“怎么说？”

我说，我们之间不存在任何利害关系，尽管背着所有人，但我们在用一种不需要谎言的真诚体验人类最纯洁、最根本的情感。

芙颂说：“我确信你对我说了谎。”

“你这么快就不信任我了。”

“其实我希望你对我说谎……因为人只为了非常害怕失去的一样东西才说谎。”

“当然我是为你才说谎的……但我没对你说谎。如果你要，以后我也可以那么做。明天我们还见面好吗？”

芙颂说：“好!”

我使劲搂着她，闻了闻她脖子上的味道。每次闻到这种混合着海水、焦糖和儿童饼干味的味道，一种乐观和幸福的情感就会在我心里扩散，但和芙颂一起度过的时光一点也没改变我的生活轨迹。也许这是因为我觉得这种幸福和快乐是自然的。但我也没有像所有土耳其男人那样，总认为自己是对的，甚至总觉得自己受了委屈。只好像是我还没有完全意识到自己所经历的一切。

但在那些日子里我开始感觉到一些裂缝和伤口正慢慢地在我的灵魂里裂开，这样的裂缝和伤口会让某些男人一辈子陷入一种无望、深切和黑暗的孤独。每天夜里临睡前，我都会打开冰箱拿出酒瓶，倒上一杯拉克酒，看着窗外，静静地自斟自饮。我们家在泰什维奇耶清真寺对面的一栋高楼的顶层，卧室窗户对着许多别人家的卧室窗户，从儿时起，当我在黑暗中走进自己的房间，看到别人家亮着的灯光时，我会感到一种内心的安宁。

那些夜里，当我望着闪烁在尼相塔什的点点灯光时，我不时想到，为了能继续自己美好和幸福的生活，我不应该爱上芙颂。因此我感觉自己不能对芙颂的友情、烦恼、玩笑和人性产生迷恋。其实要做到这点并不很难，因为除了解数学题和做爱，时间本就所剩无几。我还开始觉得，每当做爱后匆忙穿上衣服离开那套房子时，有时芙颂也在用同样的小心避免对我产生依赖。我想，认知我们在这异常甜蜜的时光里得到的乐趣、体会到的幸福，是理解我这个故事的先决条件。

当然，一而再、再而三燃起的做爱欲望和对云雨之欢的迷恋，是驱动我这个故事的根本火焰。多年来为了明白我对她的迷恋，每每回想起那些无声的时刻，我的眼前就会闪现出做爱时的那些美好画面。比如说，我把坐在我怀里的芙颂丰满的左乳房含在嘴里……或者当汗珠从我的额头、下巴滴到芙颂美丽的脖子上时，我仰慕地看着她的后背……或者是发出一声快意的叫喊后她睁开眼睛的那个瞬间……抑或是在我们的性爱进入高潮时，芙颂脸上出现的表情……

但是就像我后来发现的那样，这些画面，并不是我所获得的快感和幸福的原因，它们仅仅是一幅幅煽情的画面……多年以后，当我努力想弄清楚自己为什么会那么爱她时，除了我们的云雨情爱，我也会努力去回忆做爱的房间、周围的环境和一些其他的普通东西。有时从后花园里飞来的一只乌鸦会落在阳台的围栏上，静悄悄地注视我们。这和儿时落在我们家阳台上的乌鸦是一样的。儿时母亲总对我说“快点睡吧，你看乌鸦在看你呢”，而这会让我感到害怕。芙颂也有一只让她这样害怕的乌鸦。

有时是房间的阴冷和灰尘，有时是床单的污浊和我们身体的疲惫，抑或是马路上的嘈杂声、无休止的建筑噪音和小贩的叫卖声，这会让我们觉得，我们的云雨之欢不是梦幻国度而是现实世界的一部分。有时我们听到从道尔马巴赫切，或是贝西克塔什方向传来的一声汽笛声，我们会一起猜想那是什么样的一艘船。每次约会时，当我们越来越投入、自由地做爱时，我明白自己不仅仅把这个真实的世界和那些极端迷人的性爱细节，也把芙颂身上的那些脓疱、青春痘、汗毛和黑色斑点看成了幸福的源泉。

除了我们那无限和天真的做爱乐趣外，让我如此迷恋她的东西是什么?或者说为什么我可以如此投入地和她做爱?孕育爱情的东西，是做爱的乐趣和不断重复的欲望，还是孕育和培养这种欲望的其他什么东西?在那些和芙颂偷偷幽会做爱的幸福日子里，我从未问过自己这些问题，就像一个走进糖果店的幸福孩子一样，我只是不停而贪婪地将糖果囫囵吞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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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桥梁、陡坡和广场
有一次聊天，谈到她喜欢的一个高中老师时，芙颂说：“他不像别的那些男人!”为此我问她这话的含义，但她没回答我。两天后，我再次问她“像别的男人那样”究竟是什么意思。

芙颂说：“我知道你在很严肃地问这个问题。我也想给你一个严肃的回答。要我说吗？”

“当然……你为什么起来了？”

“因为我不想光着身子说那些事情。”

“我也把衣服穿起来吗？”没得到回答，我也穿上了衣服。

我在这里展出的几个香烟盒、一个我从柜子里拿到卧室的屈塔希亚手绘烟缸、茶杯（芙颂的）、玻璃杯、讲故事时芙颂不时拿在手上生气地把玩的海螺壳，反映出当时房间里那种沉重、令人疲惫和压抑的气氛。芙颂的这些稚气的发夹，则是用来提醒大家这些故事发生在一个孩子身上。

芙颂先讲了一个和一位小店主有关的故事，那人在库于鲁?鲍斯坦街上开了一家卖香烟、玩具和文具的小店。这个卑鄙?大叔是她父亲的一个朋友，他们经常会在一起玩十五子棋[1]十五子棋（tavla），双方各持十五子，掷骰行棋。[1]。八岁到十二岁时，特别是在夏天，每当父亲让芙颂去小店买汽水、香烟或是啤酒时，卑鄙?大叔就会用类似“没有零钱，你等一下，给你一瓶汽水喝”的借口，把她留在店里，在没有旁人的空隙找一个借口（等等，你出汗了）用手摸她。

后来，在她十岁到十二岁时，有个小胡子?狗屎?邻居，他每星期有一两个晚上会带着肥胖的老婆去芙颂家做客。在大家一起听收音机，聊天，喝茶，吃甜点时，父亲很喜欢的这个高个子男人，在无人察觉和芙颂也无法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的情况下，会把手放到芙颂的腰上、肩上，或是屁股的边上，抑或是大腿上。有时那人的手会像一个从树枝上直接落入筐中的水果那样，啪的一声“错误”地落进芙颂的怀里，当那只汗津津的手在那里微微颤抖着摸索时，芙颂会不知所措地愣在那里，就像是两腿间有一只螃蟹那样，而那男人则会用另外一只手拿起茶杯，旁若无事地加入别人的聊天。

十岁时，当她想坐在和朋友玩牌的父亲怀里遭拒绝时（等等，孩子，你看我正忙着呢），父亲的牌友丑恶?先生会说“过来，你给我带点好运气”，他把芙颂抱在怀里，然后不清不白地抚摸她。

在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桥梁、陡坡、影院、公共汽车、拥挤的广场和无人的角落里，到处都是那些卑鄙?大叔、丑恶?先生和小胡子?狗屎?邻居黑暗的影子，他们就像是黑暗的幽灵出现在她的幻想中，但她也没有特别憎恨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也许是因为没有人真正吓到我”）。让芙颂感到诧异的是，父亲竟然对此毫无察觉，那些来家里的客人，每两个人当中就会有一个在很短的时间里变成卑鄙?大叔，或是小胡子?狗屎?邻居，在走廊上、厨房里堵住她，对她动手动脚。十三岁时她开始想，只有对那些阴险、卑鄙和丑恶的男人对自己的猥亵忍气吞声，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好女孩。那些年，当一个爱她的（这是芙颂没有抱怨的一段爱情）高中“男孩”，在他们家窗户对面的马路上写下“我爱你”时，父亲拽着她的耳朵把她拖到窗前，让她看了地上的字，然后打了她一记耳光。因为各种各样的卑鄙?大叔会在公园、空地、后街上突然对她裸露下体，所以她像所有漂亮的伊斯坦布尔女孩那样学会了不去那些地方。

这些猥亵之所以没有玷污她对生活抱有的乐观态度，原因之一就是，男人们也在用同样黑暗音乐的秘密规则渴望地向她展示他们的脆弱。在街上看见，在学校门口、影院的入口、公共汽车上遇见，随后尾随她的人多得像支军队。有些人会连续几个月跟着她，而她会装做什么也没看见，但她决不会可怜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可怜的问题是我问的）。一些尾随她的人也不是那么有耐心、文雅或是迷恋她，因为过了一段时间后，他们就会开始过来搭话（您很漂亮，我们可以一起走走吗；我想问一件事；对不起，您是聋子吗?等等），再后来他们就会发怒、说脏话和骂人。有些人会两人做伴；有些人会带来新朋友，目的是为了向他们展示自己尾随了几天的女孩；有些人会一边跟着走，一边互相窃笑；有些人会写信、送礼物；有些人则会为此哭泣。自从尾随者中有一人企图强吻她之后，她就不再像以前那样和他们较劲了。十四岁时，在她明白了“其他那些男人”的所有诡计和用意后，她不再让人对自己动手动脚，也不再轻易地落入圈套。尽管这样，城市的街道上充满了每天都能找到新式猥亵方法的人，有些人坐在车里伸手撩摸路上的行人，有些人在楼梯上假装趔趄乘势靠在别人身上，有些人在电梯上企图强吻，有些人找零时故意触碰、抚摸他人的手。而她对这样的事情也不再惊讶了。

和一个漂亮女人有秘密关系的每个男人，不得不有时带着嫉妒，多数时候带着微笑，常常带着怜悯和鄙视听那些试图接近自己情人的各种男人的各种故事：优异成绩补习学校里有一个和她同岁，英俊、可爱、温顺的男孩。这个男孩不断地向芙颂提出看电影、喝茶的邀请，在刚看见芙颂的头几分钟里，他总会因为激动而一时说不出话来。有一天，他看见芙颂没有带笔，就送了一支圆珠笔给她，看到芙颂上课时用那支笔作笔记，他开心得不得了。

在同一个学校里还有一个三十来岁、头上抹着发蜡、不爱说话、神经质的“负责人”。他会用诸如“你的身份材料不全”、“你的试卷缺一张”的借口把芙颂叫去办公室，和她谈论类似生活的意义、伊斯坦布尔的美丽、他那尚未出版的诗集这样的话题，在没能从芙颂那里得到任何积极的反应后，他会背对她，看着窗外用一种低沉的声音骂人似的说：“你可以走了。”

芙颂不愿意说那些去香舍丽榭精品店购物时对她一见钟情的人，其中还有一个女人，谢娜伊女士把很多衣服、饰品和礼品卖给了他们。在我的一再坚持下，她说了其中一个“最可笑”的人：这是一个五十来岁、又矮又胖、留着小胡子、穿着时尚的有钱人。他会用一张小嘴，不时夹带一些很长的法语句子和谢娜伊女士交谈，他在店里留下的香水味，会让芙颂的那只名叫柠檬的金丝雀焦躁不安!

在所谓芙颂不知情的情况下，她母亲让她去见很多女婿候选人，芙颂和其中一位约会过几次，她喜欢上这个其实只想和她玩玩的与众不同的人，还和他接了吻。去年在体育展览馆观看高中音乐比赛时，她认识了一个在罗伯特私立高中读书的男孩，对她一见钟情的这个男孩每天会到芙颂的学校门口去等她，芙颂和他也接吻过两三次。是的，有一阵子她和私生子?希尔米也谈过朋友，但从没和他接过吻，因为他一心只想着和女孩上床。她对选美比赛的主持人、歌手哈康?塞林康产生过好感，不是因为他有名，而是因为当所有人都在后台搞阴谋、眼睁睁地看着自己遭遇不公平时，他对她表示了关心和同情，甚至还把那些要在台上提问、让其他女孩们簌簌发抖的文化和才智题（和答案）事先告诉了她。后来这个老式风格的歌手曾一再打电话给她，她却从来没回过，她母亲也不让她回电话。因为她合理地把我脸上的表情解释为嫉妒，并用依然让我惊讶地推理认为这种嫉妒仅仅来自于著名主持人，所以她充满怜爱，但也不失喜悦地说，十六岁后再也没爱上过什么人。尽管她喜欢爱情不断地出现在杂志、电视和歌曲上，但她觉得每时每刻谈爱情不诚实，因为她认为许多没有坠入爱河的人为引人注目在渲染他们的情感。爱情对于她来说，是一种为了一个人可以付出她整个一生、可以付出一切代价的情感。但爱情一生也只会有一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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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24节：14.伊斯坦布尔的街道、桥梁、陡坡和广场(3)

我躺在她身边时问道：“你有过接近于这种情感的感受吗？”

“不多。”说完她又想了想，随后用一个努力要诚实的人的谨慎谈起了一个人。

因为用一种近乎痴迷的激情爱上她，因此芙颂也觉得可能会爱他的这个男人是一个英俊、富有和“已婚”的商人。傍晚他会开着“野马”轿车在阿克卡瓦科街的拐角接下班后的芙颂，他们在道尔马巴赫切钟楼旁坐在车上喝茶远望海峡的停车场里，或是体育展览馆前面的空地上，坐在黑暗的车里，有时在雨下长时间接吻，这个三十五岁充满激情的男人还会忘记自己的婚姻向芙颂求婚。也许我可以像芙颂希望的那样，对这个男人的状态报以理解的微笑，以压制我内心的嫉妒，但在芙颂说出了他轿车的牌子、他做的生意、他的绿眼睛和名字后，一种令人眩晕的嫉妒立刻淹没了我。芙颂说的这个吐尔嘎伊，是一个既与父亲，也与哥哥和我经常见面的纺织品商人，他不仅是我们生意上的朋友也是我们家的朋友。很多次我在尼相塔什的街道上，看见这个高个、英俊、非常健康的人，和他的妻子和孩子们一起沉浸在家庭的幸福之中。我曾经因为吐尔嘎伊先生对家庭的依赖，他的勤奋，他的为人而敬重他，难道是因为这种敬重让我陷入了如此强烈的嫉妒吗?芙颂说，这个男人一开始为了“得到”她，曾经连续几个月几乎每天都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为了贿赂对此有所察觉的谢娜伊女士，他买了很多东西。

因为谢娜伊女士说“不要让我文雅的客人伤心”来逼迫她，因此她接受了他的礼物，后来，在确信这个男人对自己的爱情后，她因为“好奇”开始和他约会，甚至还对他产生了一种“奇怪的亲近感”。一个下雪天，谢娜伊女士坚持让这个男人送芙颂去她朋友开在贝贝克的一家精品店“帮忙”，回来的路上，他们在奥尔塔柯伊的一家餐馆吃了饭，饭后这位“好色大厂主吐尔嘎伊先生”，因为喝多了酒，用“我们去喝咖啡”的借口，执意邀请她去希什利后街上他为和情妇约会买的房子，芙颂拒绝后，“那个深情而文雅”的男人开始有失分寸地说“我会给你买所有东西”，他把车开到空地或是边缘的街区，想跟往常那样和芙颂接吻，芙颂不依，他又想强行“拥有”她。芙颂说：“他还说要给我钱。第二天下班后我没去见他。第三天他来店里找我，他或是忘了自己干了什么，或是不愿意想起。他一直苦苦哀求，为了让我想起以前的那些美好日子，他还买了一辆‘野马’的车模让谢娜伊女士转交给我。但是我再也没坐过他的‘野马’车。其实我应该跟他说‘别再来’的。但是因为他像个孩子那样忘记一切地爱我，我没能说出口。我不知道，也许是因为我可怜他。他还是每天来店里，不是买很多东西，就是给他的妻子订购一些物品，如果在角落里撞见我，他就两眼泪汪汪地哀求道‘让我们回到从前吧，还是让我每天晚上来接你，我们开车出去转转，其他的我什么也不要’。遇到你以后，他一来店里，我就逃到里屋去。他也来得更少了。”

“冬天在车上和他接吻时，你为什么没有和他‘走到最后’？”

芙颂严肃地皱起眉头说：“那时我还没到十八岁。我是在店里遇见你两个星期后，4月12日过的十八岁生日。”

如果一个人的脑子无时无刻不在想着情人，或是情人候选人是爱情最明显的一个表现，那么我是快要爱上芙颂了。然而我内心里那个理智、冷静的人在说，我不断想着芙颂是因为别的那些男人。对于嫉妒也是爱情的一个重要表现的异议，我的理智给出的慌乱回答则是，这只是一种暂时的嫉妒。也许我会在一两天里习惯那些和芙颂接过吻的“别的男人”，也许我会鄙视那些除了接吻没能更进一步的男人。但是那天和她做爱时，我惊讶地发现，比往常那种混合着玩闹、好奇和狂乱的幼稚性爱愉悦更多的是，自己出于那种记者所说的“拥有”动机，在用粗暴的动作专横地让她感觉到我的欲望。
15.一些讨厌的人类学事实
鉴于我提到了“拥有”这个词，那么就让我重新回到以我的故事为构成基础，也是我的一些读者和博物馆参观者早已熟知的一个话题。估计到以后的几代人，比如2100年以后来我们博物馆参观的游客会不太理解这个问题，因此我必须现在不怕重复地来给你们传授一些被称之为“人类学”的讨厌知识。

1975年以后，在以伊斯坦布尔为中心的巴尔干、中东以及地中海以南和以西的那些地方，年轻女孩们的“童贞”，仍然是婚前必须保护的一份珍贵宝藏。在西化和现代化的进程中，特别是城市化的结果，随着年轻女孩日益在更大的年龄结婚，这个宝藏的实际价值开始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些街区被逐渐降低。那些拥护西化的人们，随着文明和现代化进程的深入，乐观地相信这个道德，甚至是这个问题将会被遗忘。但是在那些年里，即使在伊斯坦布尔最西化和富有的阶层，一个年轻女孩在婚前和一个男人“走到最后”地做爱，依然会导致一些严重的后果：

1.可能由此导致的最轻后果是，就像我故事里所说的那样，年轻人本来就已决定结婚。那些在西化和富有阶层里订了婚，或是让周围人认可了他们“婚前同居”的“严肃”年轻人的婚前性行为，就像我和茜贝尔那样，即便是个别现象，也被宽容地接受了。那些上流社会、接受过良好教育的年轻女人，喜欢把这种和未来的丈夫人选婚前上床的行为，一方面解释为对他们的信任，另一方面解释为忽视传统的现代和自由。

2.在这种信任尚未建立和“同居”尚未被社会认可的情况下，如果一个年轻女孩因为男人的强迫、爱情暴力、酒精、愚昧和极端勇气等通常的原因，“不由自主”地将童贞交给了一个男人，那么传统意义上应该重视荣誉概念的这个男人，为了维护女孩的名誉就必须和她结婚。我年轻时的朋友麦赫麦特的弟弟阿赫迈特阿赫迈特，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带着悔恨的恐惧结婚的，现在他和妻子塞夫达塞夫达过得很幸福。

3.如果男人不愿意结婚，女孩又不满十八岁，那么愤怒的父亲有时为了能够把女儿嫁给这个花心男子会去法院打官司。有时这样的官司媒体也会去关注，那时报纸会说女孩是“被勾引”的，报上女孩的眼睛——为了不被人认出——会被一条粗黑线条遮盖起来。因为那些粗黑线条也会被用在被警察逮到的妓女、通奸者或是被强奸的女人的照片上，所以那个年代在土耳其看报纸，就像漫步在一个用一些眼睛被蒙上黑布条的女人照片举办的化装舞会上。反正除了那些被认为“轻浮”的歌手、演员和参加选美比赛的人，报纸上很少有眼睛不被蒙上的土耳其女人照片，广告也会选择非穆斯林的外国女人图片。

4.因为无法想像一个头脑清醒的处女会将自己“交给”一个无意与自己结婚的男人，所以婚前和一个与自己没有婚约的男人上床的女孩一般被认为是丧失了意识。那些年备受欢迎的土耳其电影里经常可以看见这样的主题。舞会上因为喝了放有安眠药的柠檬水，首先意识被麻醉，而后被“玷污”的年轻女孩的可悲故事，常常被作为警示用情节剧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这类电影里那些好心的姑娘最后都会死，而坏姑娘们一律会变成妓女。

5.无疑会让女孩失去理智的东西也可能是性欲。然而一个可以把人们为之互相残杀的传统扔到一边，用真诚、天真和激情沉浸于性爱的女孩会让丈夫候选人惧怕，一是因为她是一个不真实的造物，二是因为日后她也可以完全为了乐趣欺骗丈夫。我有一个服兵役时的朋友，这个极端保守的人有一次羞愧、悔恨地对我说，因为“婚前经常做爱”（只是他俩），他离开了自己的情人。

6.尽管有这些严格的戒律，尽管对敢于践踏这些戒律的年轻女孩的惩罚轻者被社会抛弃重者失去生命，但年轻男人们普遍相信，城市里有无数只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女人，这种信仰流行到令人惊讶的程度。被社会学家们称之为“城市的传说”的这种信仰，特别是在从小城市迁徙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人、穷人和小资产阶级中间——就像西方孩子相信圣诞老人那样——广泛流行并被普遍接受。生活在较为富裕的塔克西姆、贝伊奥鲁、希什利、尼相塔什和贝贝克街区的那些西化现代的年轻男人们，特别是在性饥饿时，会沉迷在这个城市的传说中。其中一个看似被所有人接受的传说则是，婚前就像“欧洲的女人那样”，能够完全因为乐趣和男人上床的这些女人生活在类似尼相塔什的一些地方，她们不戴头巾，身穿迷你短裙。我的朋友中像私生子?希尔米那样大厂主的孩子们，则把这些传说中的女孩幻想成野心勃勃的造物，她们为了能够接近像他们那样的富家子弟，为了能够坐上他们的奔驰轿车将无所不为。星期六晚上，当他们喝了点啤酒热血沸腾时，为了能遇到这样的一个女孩，他们会开车跑遍伊斯坦布尔的大街小巷。十年前我二十岁时，在一个冬天的晚上，为了找到这样的一个女孩，我们开着希尔米父亲的奔驰车在伊斯坦布尔的街上跑了好几个小时，但是我们没能遇到任何一个穿短裙或是长裙的女人。后来我们在贝贝克的一家高级酒店里，给了皮条客很多钱，在酒店楼上的房间里和两个给游客和富人跳肚皮舞的姑娘上了床。我不介意未来几个世纪的幸福读者谴责我。但我想为我的朋友希尔米辩护一下：尽管他是个粗暴的男人，但希尔米不会认为每个穿迷你短裙的姑娘都会是传说中的那种女孩，相反，他会去保护那些因为穿了迷你短裙、染了金色头发、化了妆而被人尾随的姑娘，必要时他还会和那些贫困潦倒、蓬头垢面、不务正业、蓄着小胡子的年轻人大打出手，“为了让他们知道应该如何对待女人，什么是文明”。

细心的读者已经感觉到，我在这里讲这些人类学的知识，是为了远离芙颂的那些爱情故事在我内心唤醒的嫉妒。最让我嫉妒的是吐尔嘎伊先生。我想原因就是，他也像我一样是一个生活在尼相塔什的大厂主，我相信嫉妒是暂时的，自己可以坦然面对它。
16.嫉妒
就在芙颂夸张地提到吐尔嘎伊先生对她的迷恋的那个晚上，我和父母在茜贝尔父母夏天居住的位于阿纳多卢希萨尔的老别墅里和他们一起吃了晚饭，晚饭后有一会儿我坐到了茜贝尔的身边。

茜贝尔说：“亲爱的，今晚你喝得太多了。订婚仪式的准备上有什么你不满意的地方吗？”

“其实我很满意，因为订婚仪式将在希尔顿举行。你知道，最希望把订婚仪式搞得那么隆重的人是我母亲。所以她也很满意……”

“那么你还有什么烦恼呢？”

“没有……让我看看宾客的名单……”

“你母亲刚把名单给了我母亲。”

我站起身，迈了三步坐到了未来丈母娘的身边，我每迈出一步，不仅地板发出了不同的嘎吱声，那座破旧的楼房也在随之颤抖。“夫人，我可以看一下宾客的名单吗？”

“当然，我的孩子……”

尽管拉克酒已经让我眩晕，但我还是立刻找到了吐尔嘎伊的名字并用母亲留下的圆珠笔涂黑了它，同时我用来自内心的一种甜蜜冲动，写下了芙颂和她父母的名字以及他们家的地址，随后我把名单还给未来丈母娘并轻声说：“夫人，我母亲不知道这件事。被我划掉的这位先生尽管是我们家的一个朋友，但不久前他在一桩大的棉线生意上因为野心太大给我们带来了巨大的损失。”

“凯末尔先生，那种老的友情，那种老的人性早已不存在了。”未来丈母娘边说，边用见多识广的神情眨了眨眼睛，“我希望您新添上的那些人不会像他们那样让你伤心。他们是几个人？”

“他们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一个历史老师，还有他那做了很多年裁缝的夫人和他们十八岁的漂亮女儿。”

我未来的丈母娘说：“太好了。来宾里有很多年轻男士，我们正在为没有漂亮姑娘和他们跳舞而发愁呢。”

回家的路上，当我在切廷开的父亲的56式雪佛兰车上打盹儿时，我一边注意着夜晚总处在黑暗中的城市街道上的混乱，布满了政治标语、裂缝、霉菌和青苔的老城墙的美丽，渡船探照灯投射在码头、街道、百年枫树高大枝条上和车子后视镜上的亮光，一边听着后座上随着车身在鹅卵石路面上的颠簸而睡着的父亲那伴随着轻微鼾声的呼吸声。

母亲因为心想事成，所以心满意足。就像每次做客后坐车回家时那样，她立刻概括了这次拜访的意义和对于主人们的看法。

“是的，他们都是一些很好，很正直的人。他们的谦逊和文雅的确没话可说。但那栋别墅的状况也太糟糕了!难道他们连维修一下的能力也没有吗?我不相信。但是儿子，你别误会，我也不相信你在伊斯坦布尔还能找到一个比茜贝尔更可爱、更优雅、更有头脑的姑娘了。”

父母在家门口下车后，我想稍微在外面走一走。我对自己说去阿拉丁的小店看看，儿时的我和哥哥还有母亲在那里买过便宜的国产玩具、巧克力、球、玩具手枪、玻璃球、纸牌、里面有图片的口香糖、小人书和别的很多东西。小店还开着。阿拉丁已经把缠绕在小店前面栗子树上的报纸拿下来，正准备要关掉店里的灯。看见我后，他用一种出乎我意料的客气将我让进店里，他在那堆明早5点来新报纸时要退还的报纸里倒腾了一会，一直等到我买了这个便宜的玩具娃娃。想到离我把这个礼物给芙颂，拥抱她并忘记我所有嫉妒的那一刻还有十五个小时，想到我不能打电话给她，我第一次感到了一种痛楚。

我所感到的痛楚就跟悔恨一样是一种发自内心的刺痛。现在她在干什么?我的两条腿不是把我带回家，而是带去了完全相反的方向。走到库于鲁?鲍斯坦街后，我经过了以前和朋友们坐在里面听收音机、玩纸牌的茶馆和我们踢足球的学校操场。尽管已经醉了，但我内心里那个理智的人并没有死去，他告诉我，芙颂的父亲会来开门，那样就会发生令人难堪的事情。我一直往前走，直到远远地看见了他们家和亮着灯的窗户。望着二楼靠近栗子树的那几扇窗，我的心越跳越快。

多年以后为了在博物馆的这个地方展示这个景致，我让画家按照所有细节画了一幅画，这幅画很好地再现了芙颂他们家几扇透着橘黄色灯光的窗户、窗后树枝上洒满月光的栗子树、带着烟囱和屋顶的尼相塔什上空那片靛蓝的深邃天空，但我不知道它是否能把我看着这个景致时感到的嫉妒传达给参观者们?

看着眼前的一切，被酒精麻痹得有些混沌的脑袋诚实地告诉我，我来这里既是为了在这样一个有皎洁月光的夜晚能够看见她，吻她，和她说说话，也是为了确信她没有和别人在一起。因为既然她已经“走到了最后”，那么她也可能会好奇和她那天告诉我的其中一个仰慕者做爱会如何。芙颂像一个得到了新奇玩具的孩子那样，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激情对性爱产生的依赖，做爱时我在极少数女人那里遇见过的全身心投入，在我的心里变成了一种逐渐膨胀的嫉妒之原因所在。我不记得自己对着他们家的窗户看了多久，过了很久，我拿着那个玩具娃娃回家了。

早上去上班时，我把夜里做的那些事情、我的嫉妒程度逐个想了一遍。堕入情网，对于那时的我来说是可怕的。喝着梅尔泰姆汽水的模特英格，在一面公寓楼的侧墙上正色迷迷地看着我让我小心从事。为了不让我对她的迷恋达到更严重的程度，我想过把这个秘密玩笑似的告诉像扎伊姆、麦赫麦特和希尔米那样的朋友。然而我根本不认为这些最亲近的朋友能够给我什么帮助，因为一来我感觉他们原本就很喜欢茜贝尔，还认为我很幸运，二来我知道他们觉得芙颂很迷人，他们会嫉妒我和芙颂经历的事情。更有甚者，我感觉一旦谈起这个话题，自己将无法掩饰对芙颂的痴迷。过不了多久，我想会用一种与芙颂的真诚相符的诚实来谈这个问题，而我的朋友们则会明白我已经深深地爱上了芙颂。于是，当儿时的我和哥哥、母亲从土内尔回家时乘坐的从马奇卡到莱万特的公共汽车从办公室窗前经过时，我明白如果不想让自己对芙颂的激情破坏我所希望的幸福婚姻，我就没太多事可做了。最好的办法就是顺其自然，不慌不忙地享受生活慷慨赐予我的乐趣和幸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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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
然而当芙颂过了十分钟还没到迈哈迈特公寓楼时，我立刻就忘了自己得出的那些结论。我一边不停地看着茜贝尔送我的手表和芙颂喜欢摇晃着让它出声的纳卡尔牌闹钟，一边透过窗帘向泰什维奇耶大街张望，踩在嘎吱作响的地板上来回走动，不时琢磨一下吐尔嘎伊先生。过了一会儿，我跑上了大街。

为了不错过芙颂，我注意着马路两边的人行道，从泰什维奇耶大街一直走到了香舍丽榭精品店。然而芙颂也不在店里。

谢娜伊女士说：“凯末尔先生，请进。”

我说：“我和茜贝尔女士最后还是决定买下那个杰尼?科隆包。”

谢娜伊女士说：“这么说你们改主意了。”她的嘴角露出了一丝嘲讽的微笑，但稍纵即逝。因为如果我为了芙颂感到尴尬的话，那么她也有故意卖假货的羞愧。我们俩都不说话了。她慢条斯理地从橱窗里模特的手上取下那只假包，用一种老练卖主的乐趣擦去了包上的灰尘，她的这种悠然自得对我来说仿佛是一种折磨。我只好在一边和那天不太开心的柠檬逗乐。

付完钱拿着包正要走时，谢娜伊女士一语双关地说：“既然您已经信任我们，那么以后请您经常来光顾我们的小店。”

“当然。”

如果我不买足够的东西，她是否会让不时来逛小店的茜贝尔感觉到什么?不是因为慢慢落入了这女人的圈套，而是因为算计这些小事让我伤心。在店里时，我幻想到芙颂到了迈哈迈特公寓楼没看见我而走掉的情形。在那个春光明媚的日子里，街上熙熙攘攘，满大街都是购物的家庭主妇，身穿短裙、脚踏时髦“面包跟”鞋的年轻女孩和等着放暑假的学生。在人群中搜寻芙颂时，我看见了卖花的吉卜赛女人、卖走私美国烟的小贩、据说是秘密警察的男人和熟悉的尼相塔什人群。

正在那时，一辆车身上写着“生命—洁净水”的水罐车从我面前疾驶而过，随即我看见了芙颂。

“你去哪儿了？”我俩同时问道并幸福地相视一笑。

“女巫婆中午没回家，她让我去了一趟她朋友的小店。我迟到了，但你也没在那里。”

“我有点担心，去了店里。我买了这个包留作纪念。”

芙颂带着一对耳坠，我在博物馆入口处展出了其中的一个。我们从瓦利考纳大街拐进了人更少的埃姆拉克大街。那条街上有个儿时母亲带我去看的牙医，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个医生和他粗暴地塞进我嘴里的那把冰冷的勺子。当我们刚从那个牙医诊所所在的公寓楼前走过时，我们看见坡下聚拢了一群人，还有很多人在往那里跑，而一些被看到的东西吓得变了脸色的人正朝我们走来。

发生了一起车祸，路给堵上了。我看见刚才经过的水罐车下坡时开进了左车道并撞上了一辆小公共。刹车失灵的水罐车司机正站在一旁两手发抖地抽烟。20世纪40年代留下的长鼻子普利茅斯牌小公共的前脸已经被卡车压扁，只有计价器完好无损。在越聚越多的人群中，我看见碎玻璃片中一个满身是血的女人被卡在了前座上，我想起这是我刚才从香舍丽榭精品店出来时看见的那个皮肤黝黑的女人。路面上全是碎玻璃。我拽着芙颂的胳膊说：“走吧。”但她没理睬我。她无声地盯着那个被卡在车里的女人看了很久。

当围观的人越来越多时，不仅是卡在车里死去的那个女人（是的，她肯定已经死了），可能撞上熟人的担忧也让我感到了不安，我们离开了那里。一辆警车终于开过来了。当我们沉默地沿着警察局所在的街道一路上坡朝迈哈迈特公寓楼走去时，我们也在快速地接近我在书的开头提到的那个“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阴凉的楼梯上，我搂着芙颂亲吻了她的嘴唇。走进房间后我又吻了她，但在她那顽皮的嘴唇上有一种羞怯，身上有一种僵硬。

她说：“我要跟你说一件事。”

“你说。”

“我怕你不会足够认真或是完全错误地对待我说的事情。”

“相信我。”

她说：“我就是不能确信这点，但我还是要说。”她脸上出现了一种坚决的表情，就像一个知道箭已离弦，从此再也无法掩饰内心感受的人那样。“如果你不好好对我，我会死的。”

“忘记那起车祸，亲爱的，快说吧。”

她开始无声地抽泣，就像在香舍丽榭精品店因为没能把包的钱退还给我时那样。随后，抽泣声变成了一个受了委屈而气恼的孩子耍脾气的声音。

“我爱上你了。我不可救药地爱上你了!”

她的声音带着责怪，又带着出人意料的怜爱。“一整天我都在想你。从早到晚我都在想你。”

她用手捂着脸哭起来。

我承认当时自己的第一个反应是想傻笑。但我没那么做。我甚至还掩饰起极端的快乐，换上一副感伤的面孔皱了皱眉头。这是我一生中最真诚和激动的时刻之一，而我却做出一副矫揉造作的样子。

“我也很爱你。”

尽管我是真诚的，但我的这句话没有她的那么有力和真实。是她先表白的。因为我是在芙颂之后说的，所以我那真实的爱情表白里渗透着一种安慰、礼貌和模仿。不仅如此，那个时刻，即使我爱她胜过她爱我（有可能这也是对的），但因为是芙颂先承认了爱情所发展到的这种可怕程度，所以是她输了。我甚至不愿意知道自己是从哪里、哪种可耻的经验学来的“爱情谬论”，阴险地向我报喜说，毫无经验的芙颂，因为比我更诚实，所以输掉了这场“游戏”。由此，我能够得出一个结论，那就是我那些嫉妒的烦恼和困扰将就此结束。

重又哭起来时，她从口袋里拿出了一块皱巴巴和充满稚气的手帕。我搂着她，一边抚摸着她脖子和肩膀上那令人难以置信的美丽、天鹅绒般的肌肤，一边告诉她，没什么会比像她这样一个人人都会爱上的漂亮姑娘因为爱上一个人而哭泣更荒唐的了。

她含着眼泪说：“也就是说漂亮姑娘就不会爱上人吗?既然你什么都知道，那么你说……”

“什么？”

“以后会怎么样？”

她看着我，她的眼神告诉我，这才是真正的问题，我的那些关于爱情和美丽的言语是无法搪塞她的，我现在的回答才是最重要的。

我无言以对。但现在，多年后当我回忆起那个时刻时我想起，那时感觉这类问题终将会出现在我们之间，我变得焦虑不安，我因此在内心里责怪了芙颂，我开始吻她。

她充满欲望又无可奈何地回吻了我。她问这就是问题的答案吗。我说：“是的，是的。”她问：“我们不先复习数学了吗？”我没有回答只是继续吻她，她也开始吻我。与我们深陷其中的死胡同相比，拥抱和接吻更加真实，也充满了“此刻”那无法抗拒的力量。当她把裙子和其他东西一件件脱去后，芙颂不再是一个因为爱情而烦恼悲观的女孩，她变成了一个准备在爱情和性爱的幸福中融化，健康和充满活力的女人。于是我们开始经历我所说的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

其实任何人，在经历时，都不会知道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也许一些人在某些欣喜若狂的时刻能够真诚地想到或者说，“此刻”他们正在经历一生中那个金色的时刻，但是他们依然会相信，他们将在以后经历比这还要美好和幸福的时刻。因为特别是在青年时期，就像没人一边想着今后的一切将会更糟糕，一边来继续他们的生活那样，如果一个人幸福到能够幻想自己正在经历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那么他也会乐观到认为将来也会很美好。

但是，在我们感觉人生就像一本小说那样快要有结局时，我们才能够感知并选择那个我们最幸福的时刻，就像我现在做的一样。要解释我们为什么从经历过的所有时刻当中选出了那个时刻，那就需要把我们的故事像小说那样重新叙说一遍。但是，当我们指出最幸福的时刻时，我们也会知道它早已过去并将不会再来，因此它给我们带来了痛苦。能够让这份痛苦变得可以承受的惟一东西，就是拥有那金色时刻留下的一个物品。那些幸福时刻留下的物品，会比让我们体验那份幸福的人们更忠诚地珍藏那些幸福时刻的记忆、颜色、触觉和视觉的欢愉。

在我们长久做爱的间隙，当我们俩都如痴如醉地气喘吁吁时，我吻着她浸满汗水的肩膀，从后面轻轻地搂住她进入了她的身体，当我咬着她的脖颈和左耳时，也就是在我一生中最幸福的那个时刻，我一点没注意过它形状的那只耳坠，从芙颂美丽的耳朵上落在了蓝色的床单上。

每个对文明和博物馆有所了解的人都会知道，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的背后是博物馆，为这些博物馆提供展品的真正收藏家们在收集他们的第一件藏品时，多数时候根本不会想到他们所做的事情将会有怎样的一个结果。这些真正的第一批收藏家，在他们得到后来被展出、分类做目录的（第一批目录就好比第一套百科全书）那些大藏品的第一件物品时，多数时候甚至根本没发现它们的价值。

结束了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所做的事，准备离开时，当那只耳坠藏在床单的褶皱里时，芙颂看着我的眼睛低声说：“我的整个人生和你的连在了一起。”

这句话既让我高兴，也让我吓了一跳。

第二天依然很热。我们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约会时，我在芙颂的眼里看到了期待也看到了恐惧。

吻我后她说：“昨天我带的那对耳坠掉了一个。”

我说：“在这里，亲爱的”我把手伸进搭在椅背上的西服右口袋里。“啊，没有。”瞬间我似乎有了一种不祥的预感，但我立刻想起因为早上发现天热我换了一件西服。“在我另外一件西服的口袋里。”

芙颂睁大眼睛说：“请你明天把它带来，别忘了。它对我很重要。”
18.贝尔琪丝的故事
所有报纸都在重要版面报道了车祸的消息。尽管芙颂没看到那些报纸，但因为谢娜伊女士整个上午说了太多那个死去女人的事情，因此芙颂觉得，尼相塔什的一些女人仿佛也完全是为了谈论这件事才像路过那样跑来店里的……芙颂说：“谢娜伊女士为了让我也去参加明天的葬礼，中午要把店关掉。弄得好像我们都喜欢那个女人一样，但其实并不是那样的……”

“是怎么样的？”

“是的，这个女人常来精品店。但是，对于那些从意大利、巴黎进口的昂贵衣服，她会买下它们说‘让我来试试看’，她穿着它们去出席一些重要活动，随后来退货说‘不合适’。谢娜伊女士对她很生气，因为人人都看见她穿过的那些衣服就不容易再卖出去了。另外谢娜伊女士还因为她对我们不友好、砍价太厉害而讨厌她，会在背后说她的坏话。但是谢娜伊女士因为她有很广的社交圈而不敢得罪她。你认识她吗？”

“不认识。但她有段时间曾经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情人。”我觉得自己很虚伪，因为我准备和茜贝尔分享谈论这件事的乐趣，原因是我认为和她谈论这件事将会有更多的乐趣。而就在一个星期前，别说向芙颂隐瞒一件事，就是对她撒谎也不会让我难过的，因为我觉得，谎言就像是这类风流韵事的另外一个有趣，也是不可或缺的结果。当我想是否可以把故事掐头去尾地讲给芙颂听时，我再次意识到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她已经感觉到我隐瞒了什么，于是我说：“那是个很伤感的故事。因为和许多男人上过床，所以那个可怜的女人被人鄙视。”

这甚至不是我的真实想法。而我却不负责任地脱口而出说了出来。一阵沉默。

芙颂耳语似的说：“别担心。除了你我不会和别的男人上床。”

回到萨特沙特，我在内心深处感到了一种安宁，很久以来我第一次带着欲望、信念和挣钱的乐趣不停地工作。我和比自己年轻一点的自负新员工凯南一起，不时说上一两句玩笑，把债务人名单上近百人的情况逐个过了一遍。

凯南高兴地皱起眉头笑着问道：“凯末尔先生，我们怎么处理慷慨?大方慷慨?大方先生？”

“我们要让他更大方。怎么办，谁让他有那么一个外号呢。”

傍晚，回家的路上，我闻着从那些还没被烧毁的老帕夏宅邸花园里传来的椴树花香，漫步在完全变绿的枫树树阴下。看到在堵塞的马路上气恼地按响喇叭的男人，我觉得，我对自己的生活是满意的，前一天的爱情和嫉妒危机已经结束，一切都走上了正轨。到家后，我冲了凉。从衣柜里拿出洗净、熨好的衬衫时，我想起了那只耳坠。当我没能在昨天以为放在那里的西装口袋里找到耳坠时，我翻了抽屉和柜子，还去法特玛女士找到掉落的纽扣、衣领上跑出来的衬条、我口袋里掉出来的硬币、打火机时放的瓦罐里找了找，但还是没有。

“法特玛女士，”我轻声叫道，“你在家里看到过一只耳坠吗？”

结婚前我哥哥用的那间明亮、宽敞的房间里，满是熨斗的水蒸气和薰衣草的香味。法特玛女士一边把下午熨好的我和父亲的手帕、衬衫和毛巾摆放到衣柜里，一边说没看见过什么耳坠。她从筐里那堆还未配对的袜子里，像拎一只犯错的猫仔那样拿出一只袜子对我说：“看着我，镐头脚指甲!”她喊着儿时给我起的一个外号说，“如果你再不好好剪脚指甲，你就不会有一双头上不破的袜子了。我再也不给你补袜子了，看着办吧。”

“好的。”

父亲坐在客厅朝着泰什维奇耶清真寺的那个角落里，身上围着一块雪白的围裙，理发师巴斯里正在给他理发，母亲像往常那样坐在他的斜对面说着什么。

看到我后，母亲说：“你过来，我正在说最新的传闻。”

板着面孔好像没听我母亲说话的巴斯里，听到“传闻”两字顿时停下了手上的剪刀，露出他的大牙傻笑了一下。

“有些什么传闻？”

“莱尔詹他们家的大儿子想当汽车拉力赛选手，但因为他父亲不同意，所以……”

“我知道，他把他父亲的奔驰车弄得面目全非。然后找警察说车被盗了。”

“那么夏奇曼特为了把女儿嫁给卡拉罕的儿子干了什么，你听说了吗?等等，你要去哪里？”

“我不在家吃晚饭。我要和茜贝尔去参加一个聚会。”

“那你去跟贝科里说，让他晚上别炸红鲻鱼了。今天他为了你专门跑了一趟贝伊奥鲁的鱼市。那么你答应我明天在家吃午饭。”

“我答应!”

因为怕把地毯弄脏，所以父亲脚下的一角地毯被卷了起来，父亲的一缕缕细弱的白发洒落在了地板上。

我把车从车库里开了出来，沿着鹅卵石路面一路前行时，我打开收音机，用手指在方向盘上和着歌声打节拍，一小时后我经过海峡大桥来到了阿纳多卢希萨尔。茜贝尔一听到汽车喇叭声就从别墅里跑了出来。路上我告诉她，前天在埃姆拉克大街上出车祸死去的女人是扎伊姆以前的情人（茜贝尔笑着说：“是那个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吗？”），接着我开始给她讲那个女人的故事。

“女人名叫贝尔琪丝。比我大几岁，大概是三十二三岁。是个穷人家的姑娘。进入上流社会后，她的那些敌人为了羞辱她，就说她母亲是个包头巾的女人。这女孩在20世纪50年代末上高中时，在5月19日[1]5月19日，土耳其青年和体育节。[1]仪式上认识了一个同龄男孩，他们俩一见钟情。男孩是那时伊斯坦布尔首富之一的船主卡普坦奥乌拉尔的小儿子法利斯。像从土耳其电影里出来的这个穷女孩和富男孩的爱情持续了很多年。也许因为他们的爱情太强烈，也许是因为他们太没头脑，这对高中恋人不仅在婚前做了爱，还让周围的人都知道了这件事。当然结婚是他们最合适的选择，但是男孩的家庭认为，穷女孩是为了得到他们的儿子才‘走到最后’的，而且这事众所周知，因此他们坚决反对这门婚事。男孩也不具备挑战家庭、坚持和女孩结婚的能力和金钱。于是，作为一种解决方式，男孩的家庭出钱把他们送去了欧洲。三年后男孩在巴黎，不知道是因为吸毒，还是因为绝望客死他乡。贝尔琪丝，在这种情况下没有像人们通常选择的那样和一个法国人私奔彻底忘记土耳其，而是回到了伊斯坦布尔，开始了一种让所有上流社会女人羡慕不已的丰富多彩的爱情生活。她的第二个情人是狗熊?萨比赫……离开他之后，她和德米尔巴拉尔他们家被情所伤的大儿子好了一阵。她之后的情人是热夫科热夫科，因为热夫科热夫科也是一个为情所伤的人，因此有段时间上流社会的男人们会笑着叫她‘安慰天使’，并幻想着和她调情。除了丈夫没和其他男人上过床，或是最多在隐秘和羞愧中找到一个临时情人，但又因为恐惧而无法完全尽兴的所有已婚和富有的女人，对光明正大地和所有受欢迎的单身男人经历过爱情、我认为她还有许多已婚和秘密情人的贝尔琪丝嫉妒万分，都想用一勺水把她淹死。可以说因为贝尔琪丝红颜已老，也因为她不再有足够的钱来打扮自己，所以那个日子也不远了。车祸对于这样一个女人来说是一种解脱。”

茜贝尔说：“我很诧异，那么多男人里面竟然没一个和她结婚的。也就是说，没一个人爱到要和她结婚的程度。”

“其实男人们会疯狂爱上像她那样的女人。但结婚是另外一码事。如果她和卡普坦奥乌拉尔的儿子法利斯没上床就立刻结婚，那么她家的贫穷也会被很快忘记。或者如果贝尔琪丝出生在一个非常富有的家庭，那么即使结婚时她不是处女也不会成为问题。因为她没能去做人人都会的这些事情，也因为她有丰富的爱情经历，所以上流社会的女人们多年来一直叫她‘安慰婊子’。因为年轻时不顾一切地投入了出现在面前的第一份爱情，不顾一切地将自己交给了情人，也许我们应该对贝尔琪丝表示敬意。”

茜贝尔问：“你敬重她吗？”

“不，我会觉得她讨厌。”

现在我想不起来是以什么名义举办的聚会，是在苏阿迪耶海边一个人家的水泥码头上举行的。那天去了六七十人，大家手拿酒杯轻声交谈着，彼此都在看有谁来了。我觉得大多数女人不满意她们所穿裙子的长度，绝大多数穿短裙的女人因为她们的小腿不是短就是粗而不安。因此第一眼看上去她们个个都像笨拙的陪酒女郎。码头边停靠划艇的地方，有一处下水道正在往海里排废水，臭气在人群里因为戴着白手套的招待员不停穿梭而显得愈发浓重。

虫工木桥◇◇欢◇迎访◇问◇

第32节：18.贝尔琪丝的故事(3)

一个新近从美国回来开了诊所的“心理医生”，一认识就给了我他新印的名片，在一个中年女人的一再追问下，他对聚拢在自己周围的人群描述了爱情的定义：一个人尽管有别的机会，但拒绝这些机会只想不断地和同一个人做爱，那么这种让人感觉幸福的情感就叫做“爱情”。谈完爱情，一位母亲让我认识了她十八岁的漂亮女儿，随后，我和这位母亲讨论了除了不断因为政治原因而被“抵制”的土耳其大学，还可以让她女儿去哪里读书。这个话题是由刊登在今天报纸上的一条新闻引起的，新闻上说，为了防止高考试卷被盗，印考卷的工人们开始了一段长期的监禁生活。

过了很久，个子高高、长着长下巴和漂亮眼睛的英俊扎伊姆和几乎和他一样高和苗条的德国模特英格出现在了码头上。让人们内心感到刺痛的不仅是对他们漂亮外表的嫉妒，更多的是拥有蓝眼睛、细长双腿、雪白肌肤、金色长发的英格，用她的外表无情地告诉那些为了让自己看上去更像欧洲人，把头发染成金色、拔掉眉毛、挨个逛精品店选购衣服的伊斯坦布尔上流社会的女人，很可惜，肤色和人种特征也是一个无法轻易弥补的重要缺陷。而我不仅是因为她的北方血统，更多的是像一个老朋友那样，觉得她的脸蛋、笑容和嘴唇很熟悉。我喜欢每天早上在报纸的广告上、走路上班时在哈尔比耶一栋公寓楼的侧墙上和英格相遇。英格的周围又一下聚拢了很多人。

回家的路上，茜贝尔打破车上的沉默说：“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确实是个好人。但是，那个德国女人也就是一个和阿拉伯酋长上床水平的四等模特，但是你的朋友好像嫌拍了广告还不够，还要让大家知道她是自己的情人，你觉得他这么做好吗？”

“很有可能那个模特也在用同样友好的情感，认为我们和阿拉伯酋长并没什么区别。据说现在汽水卖得很好。扎伊姆有一阵子说，如果得知西方人也喜欢一个现代的土耳其产品，那么土耳其人会从这个产品上得到一种更大的幸福感和满足感。”

“我在理发店里看见的，《周末》杂志不仅在中间的照片版面上登了那女人和扎伊姆的照片，还在采访版面上刊登了对他们的采访，他们还印了一张她的半裸照片，庸俗极了。”

我们沉默了很长一段时间。过了很久我笑着说：“你还记得有个又高又大的害羞男人吗?他用蹩脚的德语对英格说，她在广告上看上去很优雅，为了不让自己的眼睛盯在女人袒露的前胸上，他只好一直看着她的头发……他就是贝尔琪丝的第二个情人狗熊?萨比赫。”

但是，当车在薄雾中从海峡大桥下面疾驰而过时，茜贝尔已经睡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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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葬礼
第二天就像答应的那样，中午我离开萨特沙特走回家和母亲一起吃了油煎红鲻鱼。我和母亲一边像勤奋的外科医生那样仔细地剔除盘子里红鲻鱼那粉色、薄膜般的鱼皮和半透明、纤细的鱼刺，一边说一些关于订婚仪式的事情和“最新传闻”（母亲的说法）。包括那些暗示让我们邀请和一些“他们的心决不会破碎”、热衷于各种聚会的熟人，宾客人数达到了230人。因此希尔顿酒店的领班，为了不让那天的“洋酒”（一个迷信的定义）供应出现问题，已经开始和其他大酒店的同行以及熟悉的洋酒进口商进行协调。像丝绸?伊斯梅特、夏齐耶夏齐耶、左撇子?谢尔敏和穆阿拉夫人那样，曾经既是芙颂母亲的朋友又是竞争对手的著名裁缝们，因为那些为仪式预定的衣裙开始忙得不亦乐乎，而小工们则在通宵达旦地干活。母亲认为因为倦怠在里屋打盹儿的父亲，这阵子不是因为健康而是因为不开心而烦恼，但是她也不知道在儿子即将订婚的日子里是什么让他父亲这么不开心的，她试图从我这里得到答案。当厨师贝科里把面疙瘩炒饭端上餐桌时——他从我们儿时起就这么为鱼配餐，这是一个从未改变的法则——母亲突然变得很忧伤，就好像她开心的原因是鱼一样。

她用一种发自内心的悲伤说：“我为那可怜的女人感到很难过。她受了很多苦，也经历了很多事，她还让很多人嫉妒了。其实她是一个大好人。”

母亲甚至没解释自己在说谁，她说几年前他们和“她”当时的情人德米尔巴拉尔的大儿子德米尔在乌鲁达山上成了朋友，当父亲和贝尔琪丝的情人德米尔赌博时，她就和贝尔琪丝坐在“酒店质朴的酒吧”里，边喝茶边织毛衣一直聊到后半夜。

“可怜的女人受了很多罪，先是贫穷，后是男人。很多，很多。”母亲转身对法特玛女士说，“把我的咖啡拿到阳台上去，我们要在那里看葬礼。”

除了在美国的那几年，我一直生活在其中的这套大公寓房的客厅和阳台，因为正对着几乎每天都会在里面举行一两场葬礼的泰什维奇耶清真寺，所以儿时在阳台上观看葬礼，是我们认识神秘死亡的一项有趣和不可或缺的游戏。清真寺，不仅仅是为伊斯坦布尔的富有人家，也是为著名政治家、帕夏、记者、歌手和艺术家们做葬礼礼拜的地方，同时也是根据死者的级别，在军乐队或是市政府乐队演奏的肖邦的《葬礼进行曲》中，灵柩被众人扛在肩上慢慢抬到尼相塔什广场上那段“最后旅途”的一个庄严起点。小时候我和哥哥会拿一个又长又重的枕头扛在肩上，让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和司机切廷和其他人跟在我们身后，唱着《葬礼进行曲》，像众人那样慢慢地摇晃着身子走在走廊上。在总理们、著名富豪们和艺术家们的葬礼前，往往会有一些说“我经过这里，过来看看”的不速之客来家里拜访，母亲从来不会对他们不客气，但等他们走后母亲会说：“他们不是来看我们的，是来看葬礼的。”母亲的话让我们觉得，葬礼不是为了吸取死亡的教训，抑或是对死者表示最后的敬意，而是为了观看乐趣和仪式情趣而举办的。

一坐到阳台上的小桌两边，母亲就对我说：“要不你到我这边来，这里看得更清楚。”但当她看见我的脸一下变得煞白，还换上了一种和观看葬礼情趣完全不符的表情时，她作了错误的理解。她说：“亲爱的，你知道，不是因为你爸爸在里屋躺着，所以我不去参加那个可怜女人的葬礼。我是觉得自己无法忍受像热夫科热夫科、萨米米萨米米那样的家伙摆出的悲伤样儿，他们不是为了遮掩眼泪，而是为了遮掩无泪而戴上墨镜。再说这里看得更清楚。你怎么了？”

“没什么。我很好。”

从清真寺那扇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的大天井门往里，在直通灵柩的台阶上，葬礼上女人们自发地聚拢在一起的树阴地里，站着一些包头的女人和围着五颜六色时髦头巾的上流社会女人，我在她们中间看到了芙颂，心随即开始荒唐地快速跳了起来。她戴了一条橘黄色的头巾。我们之间大概有七八十米的距离。但是我站在阳台上不仅可以看见她呼吸的样子，皱眉头的样子，在炎热的中午皮肤微微出汗的样子，因为被挤在包头的女人中间心烦而轻轻咬左下唇的样子，把身体的重量轮换放到两条腿上的样子，还可以在内心里感受到它们。就像在梦里一样，我想喊她向她招手，但是我无法出声，我的心在继续快速地跳着。

“妈妈，我要走了。”

“你怎么了?你的脸色煞白。”

我下楼站在远处看芙颂。她站在谢娜伊女士身边。她一边听谢娜伊女士和一个时髦、矮胖的女人交谈，一边若有所思地用手指绕着她笨拙地绑在脖子上的头巾。头巾给了她一种高傲和神圣的美丽。从扬声器里传来了主麻日布道的声音，因为音色太差，所以除了一些有关死亡是生命终点的词语以及似乎想让所有人畏惧而常常重复的真主字眼以外，什么也听不清。不时有人像出席一个迟到了的聚会那样，慌慌张张地加入到人群里，当人们不约而同地扭头看他们时，他们的胸前立刻被别上了一张印有贝尔琪丝黑白照片的纸片。芙颂专注地看着所有那些问好、招手、亲吻、拥抱和寒暄的人们。

和所有人一样，芙颂的胸前也别着一张印着贝尔琪丝照片的纸片。人们在胸前别上死者照片的习惯，是在那些天经常发生的政治谋杀后举行的葬礼上形成的，但这个习惯在短时间里也被伊斯坦布尔的资产阶级们采纳了。戴着墨镜，悲痛而事实上高兴的上流社会人士，就像左派和右派武装分子那样在胸前别上的（和多年后我找到并在这里展出的）这些照片，为一个在聚会氛围里举办的普通上流社会的葬礼，赋予了一种为了一个崇高目标和理想而牺牲的庄严气氛。模仿西方的哀悼色和圈在粗黑框里的照片，也给报纸上贝尔琪丝的讣告增添了一份政治谋杀通告的凝重。

没和任何人的目光相遇，我离开那里，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开始迫不及待地等待芙颂。我不时看一下手表。过了很久，我什么也没想，凭着一种本能，稍稍拉开了一点挂在面向泰什维奇耶大街窗户上那落满灰尘的窗帘，我看见放着贝尔琪丝灵柩的灵车慢慢地从我面前开了过去。

一些人因为贫穷、糊涂和被人鄙视等不幸痛苦地度过了一生的想法，就像灵车那样在我的脑海里慢慢经过并消失。从二十岁开始，我觉得自己身上有一个可以保护我免受各种灾难和不幸的无形盔甲。这种感觉还告诉我，过分关心他人的不幸也可能让我不幸，另外还可能导致我的盔甲被刺穿。
20.芙颂的两个条件
芙颂迟到了。这让我不安，而她更为不安。不像致歉，倒像是埋怨，她说碰到了她的朋友杰伊达。她的身上还留着杰伊达的香水味。她和杰伊达是在选美比赛上认识的。她也很冤，只得了第三名。然而现在杰伊达很幸福，因为她在和塞迪尔基他们家的儿子谈恋爱，男孩是认真的，他们想结婚。芙颂直视我的眼睛带着一种惊人的真诚说：“太好了，是吧？”

正当我要点头表示同意时，她说有一个问题。塞迪尔基他们家的儿子因为非常“认真”，所以不让杰伊达做模特。

“比如，现在正在为夏天拍秋千广告。她的情人很保守，态度也很强硬。别说是去拍覃泰公司的双人秋千广告，他甚至不同意她穿着迷你裙上街。然而杰伊达上过模特培训班。她的照片还上了报纸。覃泰公司愿意用土耳其模特，但男孩不同意。”

“告诉她，那家伙很快会让她穿裹得更严实。”

“杰伊达早就准备结婚后做家庭主妇了。”芙颂对我的曲解感到惊讶和生气，“她只是担心男孩不认真。我们要见面谈这些问题。你认为怎么才能知道一个男人是认真的？”

“我不知道。”

“你知道这样的男人是什么样的……”

“我不认识那些从乡下来的保守有钱人。我们还是来看看你的作业吧。”

“我什么作业也没做，可以吗?你找到我的耳坠了吗？”

我的第一个反应差点就要像一个被警察拦下、清楚自己没有驾照，但仍然装模作样翻口袋、手套箱和提包的狡猾醉酒司机了。但我还是控制住了自己。

“没有，亲爱的，我在家里没找到你的耳坠。但总会找到的，别担心。”

“够了，我要走了，再也不来了!”

我从她找包时脸上露出的悲伤表情和手足无措的样子里明白，她的态度是坚决的。我站在门前哀求她别走。我像一个酒吧的保镖那样把着门不停地说，我从她嘴角上渐渐变深的笑意、用一种努力掩饰的怜爱引起的微微皱起的眉头上知道，我说自己是如何爱她的那些话（所有的话都是真的），让她慢慢地平静了下来。

她说：“好吧，我不走了。但是我有两个条件。首先你告诉我，你最爱的人是谁，你说吧……”

她立刻明白我的脑子一下乱了，我既不能说是茜贝尔，也不能说是芙颂。她说：“你说一个男人吧……”

“我父亲。”

“很好。我的第一个条件是，用你父亲的脑袋发誓，你将永不对我说谎。”

“我发誓。”

“不是这样的。把句子说全了。”

“我用我父亲的脑袋发誓，我将永不对你说谎。”

“你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你的第二个条件是什么？”

然而没等她开口我们就接吻，随后开始幸福地做爱了。当我们全身心地投入做爱时，我们俩都感到带着爱情的沉醉仿佛来到了一个梦幻的国度。让我们感觉仿佛来到了一颗新行星的这个地方，在我的幻想里，就像是怪异的行星表面、无人的浪漫岛屿风景和在月球表面拍的那些照片。当再次谈到我们好似去了一个奇怪的国度时，芙颂说，她眼前闪现的是一个绿树成阴的花园、一扇面向那个花园和花园后面大海的窗户、一个满是在风中摇曳的向日葵的金黄色山坡。这些画面，在做爱过程中（也就是正像我们那时所做的一样），我们彼此最贴近的时候，比如说芙颂的大部分乳房和坚挺的乳头将我的嘴巴塞满时，或者芙颂把鼻子埋在我的脖子和肩膀连接处用劲抱着我时，在我们的眼前闪现。从彼此的眼睛里我们也看到，我俩之间这种惊人的亲近让我们感觉到了迄今为止从未认识的一样东西。

“好，现在来说我的第二个条件。”芙颂带着做爱后的愉悦说道，“你带着那个耳坠和这辆儿童自行车去见我的父母，去我们家吃晚饭。”

“我当然会去的。”我也带着做爱后的轻松脱口说道，“只是我们跟他们说什么呢？”

“在街上遇到一个亲戚，你就不能问起她的父母吗?她就不能邀请你去她家吗?或者有一天你来店里看见我，你就不能也想见我的父母吗?高考前你就不能每天帮一个亲戚补习一下数学吗？”

“我一定会带着那个耳坠去你们家吃晚饭的。我答应你。但是我们别跟任何人提补习数学的事情。”

“为什么？”

“你很漂亮。他们会立刻明白我们是情人的。”

“也就是说，一个男人和一个女孩，就不能像欧洲人那样不做爱长时间待在一个房间里吗？”

“当然是可以的……但因为这里是土耳其，所以所有人会想他们不是在做数学题，而是在干别的事情。因为他们知道所有人都这么想，所以他们也会开始想那件事。为了不让自己的名声受到玷污，女孩会开始说‘让我们把门敞着’之类的话。男人会想，同意和自己长时间待在同一个屋子里的女孩给他开了通行证，如果他还无所作为，那么他的男子气会受到质疑，于是他会去纠缠女孩。过了一段时间他们的脑袋会被所有人认为他们做了的那些事玷污，于是他们会想去做那件事。即使没有做爱，他们也会开始有一种负罪感，感觉不做爱就无法在房间里长时间待下去。”

一阵沉默。我们的头在枕头上，而我们的目光停留在了为暖气管道、热水器管道开凿的小洞和盖子、窗帘杆、窗帘、墙壁和天花板的边角线、裂缝、剥落的油漆和由灰尘组成的景致上。为了让参观者也感受到那个寂静的时刻，多年后我们用所有真实的细节为博物馆重现了这个画面。
21.父亲的故事：一对珍珠耳坠
6月初的一天，是一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四，离订婚仪式还有九天，我和父亲在埃米尔岗的阿卜杜拉赫先生饭店吃了一顿午饭，那顿午饭我永远不会忘记，这点我当时就明白了。那些天因为心情不好让母亲担忧的父亲曾对我说：“订婚前让我们俩单独吃顿饭，我要给你一些忠告。”在我儿时起就给父亲当司机的切廷驾驶的56式雪佛兰车上，父亲给了我一些关于人生的忠告（我一定不能把生意上的朋友当做生活上的朋友，等等），我一边带着诚意将这些忠告作为订婚的一种准备仪式来听，一边欣赏着窗外流动的海峡风景、那些随着激流歪斜着前行的老市内渡船、在中午也显得阴暗的岸边小树林的阴影。更有甚者，父亲没有像儿时那样告诫我不要偷懒、放荡和幻想，要牢记自己的任务和责任，当海水的腥味和松树的清香飘进车窗时，他告诉我，人生是一段真主赐予的、必需活出滋味的短暂时间。我在这里展出的父亲的石膏头像，那是十年前，我们靠纺织品出口一下变得很富裕的那些年里，父亲在一个朋友的影响下，请在美术学院任教的雕塑家邵姆塔什?雍通齐（他的姓是阿塔图尔克赋予的）塑的。为了让父亲看上去更像一个西方人，雕塑家故意把父亲的胡子缩小了，带着对我们这位学院派雕塑家的愤怒，我在塑像上加上了这撮塑料胡子。儿时父亲因为我的懒散责骂我时，我会一直看着他那些越说越颤抖的胡子。父亲说由于我的过分勤奋我有可能会错过人生中许多美好的东西，我想他这么说，是因为他很满意我在萨特沙特和其他公司里做的那些创新之举。当父亲谈到哥哥多年来觊觎的一些事情其实应该由我来关注时，我告诉他，自己渴望做所有这些事情，而哥哥在很多问题上因为谨小慎微和保守行事让我们所有人都蒙受了很大的损失，我看见不仅是父亲，司机切廷也满意地笑了。

阿卜杜拉赫先生的饭店，以前在贝伊奥鲁的主街上，就在阿阿清真寺的旁边。曾经是所有去贝伊奥鲁看电影的名人和富人们吃午饭的这家饭店，几年前在饭店的大部分顾客一个个有了车之后，搬到了埃米尔岗山坡上一个可以远眺海峡的小农庄里。父亲一走进饭店就摆出一副快乐的样子，他和那些以前在别的饭店，或是老的阿卜杜拉赫饭店里认识的招待员们一一打了招呼。为了看看客人中是否有熟人，他还朝饭店大厅里张望了一下。领班带我们去入座时，父亲在一桌客人前停了一下，远远地和另外一桌人打了招呼，还和一个与漂亮女儿坐在一起的年纪稍大的女人稍微调了调情，那女人说我那么快就长大了，那么像父亲，那么英俊。父亲问那个儿时叫我“小先生”，后来在不知不觉中改口叫我“凯末尔先生”的领班要了多层馅饼、腌制金枪鱼等小菜，还立刻为我们俩要了拉克酒。

父亲问道：“你也喝点酒是吧？”随后他又说：“如果你要抽烟就抽吧。”好像我当着他的面抽烟的问题在我从美国回来以后没有解决掉一样。

他对一个招待员说：“给凯末尔先生也拿个烟灰缸。”

当父亲拿起饭店在自家的暖棚里栽种的小番茄闻了闻，大口喝着拉克酒时，我感觉他想跟我说一件事，只是还没决定该如何讲。有那么一刻我俩都朝窗外望去，我们看见切廷站在远处正和其他那些在门口等候的司机聊天。

父亲用一种嘱咐遗嘱的口吻说：“你也要懂得切廷的价值。”

“我懂。”

“我不知道你是否知道……你也别再取笑他动不动就讲的那些宗教故事。切廷是个非常正直的人，他有礼貌，脾气、秉性都很好，二十年来一直都这样。如果有一天我出了什么事，你一定不能让他走。你也别像那些暴发户那样不停地换车。雪佛兰也还好用……这里是土耳其，自从国家禁止进口新车后，整个伊斯坦布尔在十年前就变成了一个老美国车的博物馆，但也无所谓了，你看最好的修车师傅也在我们这里。”

我说：“亲爱的爸爸，我是在那辆车里长大的，你别担心。”

父亲说：“很好。”因为他的样子像是在嘱咐遗嘱，所以现在可以切入主题了。“茜贝尔是个很漂亮、很可爱的姑娘。”但没有，这也不是主题。“你也清楚她不是一个可以轻易找到的姑娘，是吧?你任何时候都不要去伤害一个女人，更别说是像她这样的一朵稀有花朵了，你要永远把她捧在手心里。”突然他的脸上出现了一种奇怪和羞怯的表情。他像对什么事生气一样不耐烦地说：“你还记得那个漂亮的姑娘吗?有一次你在贝西克塔什看见过我们的……看见她时你首先想到了什么？”

“哪个姑娘？”

父亲生气了。“亲爱的，十年前有一天，你不是在贝西克塔什的巴尔巴罗斯公园里看见我和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坐在一起吗？”

“不，亲爱的爸爸，我不记得了。”

“儿子，你怎么不记得了?我们都看见了彼此。那时我身边坐着一个非常漂亮的姑娘。”

“后来呢？”

“后来为了不让你的父亲难堪，你礼貌地移开了目光。想起来了吗？”

“我不记得了。”

“不，你看见我们了!”

我不记得这样的一次偶遇了，同时我也很难向父亲证实这一点。经过了很长一段时间让我不安的争论之后，我们想也许是我想忘记看见他们的事实，并且我做到了这点，也或许是他们慌乱中认为我看见了他们，就这样我们进入了主题。

“那个姑娘做了我十一年的情人，非常美好的一段往事。”父亲用一句话骄傲地把问题的两个最重要的元素作了概括。

让父亲有些扫兴的是，我不曾亲眼见证父亲很久以来想跟我谈论的这个女人的美丽，或者更糟糕的是我忘记了自己曾经见证过的美丽。父亲突然从口袋里拿出一张黑白小照片。这是一张在市内渡船后甲板上拍的一个忧郁、棕色皮肤、非常年轻的女人照片。

“这就是她。照片是我们认识的那年拍的。很遗憾她很悲伤，显不出她的美丽。你现在想起来了吗？”

我什么话也没说。无论有多“旧”，父亲跟我提及他的任何一个情人都让我恼火。但那时我搞不清到底是什么让我恼火的。

父亲一边把照片塞进口袋，一边说：“你绝对不要告诉你哥哥我说的这些话。他很古板，不会明白的。你在美国待过，我也不会讲什么让你感到不安的事情。明白吗？”

“当然，亲爱的爸爸。”

父亲慢慢地喝着拉克酒说：“你听着。”

他和那个漂亮的姑娘是在“十七年半前，1958年1月的一个下雪天”里认识的，她那清纯和纯真的美丽深深地打动了他。女孩在父亲刚刚建立的萨特沙特公司里工作。开始他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但后来尽管他俩的年龄相差二十七岁，他们的关系还是变得更加“认真和富有情感”了。女孩和英俊的老板（我立刻算出当时父亲四十七岁）建立关系一年后，在我父亲的逼迫下辞去工作，离开了萨特沙特。也是在我父亲的逼迫下她没去别的地方找工作，而是在我父亲给她在贝西克塔什买的一套单元房里，带着“有一天我们会结婚”的幻想开始了一种无声无息的生活。

父亲说：“她是一个非常善良、非常仁慈、非常聪明、非常特别的人。她一点不像别的女人。之前我也有过几次出轨的行为，但我从来没像爱她那样爱过别人。儿子，我也很想跟她结婚……但你母亲怎么办，你们怎么办……”

我们沉默了一会儿。

“别误会，孩子。我并不是说为了你们的幸福我牺牲了自己。其实，比我更想结婚的是她。我敷衍了她很多年。我无法想像一种没有她的生活，看不到她时我很痛苦。这种痛苦我无法跟你，跟任何人说。然后有一天她对我说‘你作个选择吧!’，也就是说要么我离开你母亲和她结婚，要么她抛弃我。你为自己再要一杯拉克酒吧。”

“后来怎么样了？”

一阵沉默后，父亲说：“因为我没有离开你母亲和你们，她抛弃了我。”说这个话题让他疲惫，但同时也让他轻松。当他看着我的脸明白能继续这个话题时，他显得更轻松了。

“我非常、非常痛苦。那时你哥哥已经结婚，你在美国。但是当然在你母亲面前我努力掩饰了自己的痛苦。像个小偷一样躲在一边偷偷地忍受痛苦又是另外一种痛苦。当然，你母亲像觉察到其他情妇那样也觉察到了她的存在，她明白这次的事情很严重，但她没吱声。在家里我和你母亲、贝科里和法特玛，就像在酒店过家家那样生活着。我明白痛苦不会停止，这样下去我会疯掉，但我又不能去做我应该做的事情。在那些日子里，她（父亲向我隐瞒了那女人的名字）也很悲伤。她跟我说，有一个工程师向她求婚了，如果我下不了决心她就要和别人结婚了。但我没当真……她的第一次是和我在一起的。我想她是不会要别人的，她在‘骗’我。再说，即使不这么想我也做不了什么。因此我努力不去想这个问题。有一年夏天我们不是一起去了伊兹密尔博览会了吗，切廷开车去的……回来以后我听说她和别人结婚了，我无法相信。我想她是为了影响我，让我痛苦才散布这个消息的。她拒绝了我所有约会和谈话的请求，也不再接我的电话。她还卖掉了我给她买的房子，搬到了一个我不知道的地方。她真的结婚了吗，她的那个工程师丈夫是谁，他们有孩子吗，她过得怎么样，这些问题四年里我没能问过任何人。我害怕自己知道了会更痛苦，但一无所知也是可怕的。我幻想着她生活在伊斯坦布尔的某个地方，打开报纸她在读我读的新闻，在看我看的电视节目，没有她的任何消息让我很伤心。我开始觉得整个人生都毫无意义。千万别误会，儿子，我当然为你们、工厂和你母亲感到骄傲。但这是另外一种痛苦。”

因为他用的是过去时，所以我感到故事已经有了结果，父亲也因此轻松了，但不知为什么我并没有感到高兴。

“最后有一天中午，我又陷入了焦虑，我给她母亲打了电话。她母亲当然知道我是谁，但她不认识我的声音。我谎称自己是她一个高中同学的丈夫。为了让她女儿来接电话，我想说‘我生病的妻子喊她去医院’。她母亲说‘我女儿死了’，然后哭了起来。据说她死于癌症!为了不让自己哭出来，我也马上挂了电话。我怎么也没想到会是这个结果，但我立刻明白这是千真万确的。她也没和什么工程师结婚……人生太可怕了，一切都是那么的空无!”

看见父亲眼里流出的眼泪，一时我觉得自己很无奈。我既理解他又对他感到愤怒。越是努力去想他讲的这个故事，我的脑子就越乱，越感到痛苦，就像那些老人类学家说的“无法想像禁忌的原始人”那样。

父亲说：“没关系。”一段时间的沉默后父亲恢复了平静。“儿子，今天喊你来不是为了讲我的痛苦让你伤心的。你马上就要订婚了，我当然希望你了解这个痛苦的故事，更好地认识你的爸爸，但是我还想说一件别的事情。你明白吗？”

“什么事？”

父亲说：“现在我非常后悔。我非常后悔自己没有好好地待她，没有千百次地对她说，她有多甜美，多可爱，多珍贵。她是一个谦卑、聪明还很漂亮的姑娘，她有一颗金子般的心……在她身上我没有看到一点漂亮女人所拥有的骄傲，好像美丽是她们自己造就的一样，她也没有被娇宠、希望不断被夸奖的要求……因为我痛失了她，也因为我没有好好地待她，所以今天我依然沉浸在痛苦之中。儿子，一定要懂得在为时不晚的时候及时地善待一个女人。”

父亲说最后一句话时的神情很严肃，随后他从口袋里拿出了一个旧的天鹅绒珠宝盒。“这是我们一起开车去伊兹密尔博览会时给她买的，我希望回去后她不要生我的气，原谅我，但没能有机会给她。”父亲打开了盒子。“她戴耳坠很漂亮。这对珍珠耳坠很珍贵。多年来我一直把它藏在一个角落里。我也不希望你母亲在我死后找到它们。拿着吧。我想了很久，这对耳坠茜贝尔戴着会很合适。”

“亲爱的爸爸，茜贝尔又不是我的秘密情人，她将做我的妻子。”但我还是朝父亲递过来的盒子里看了一眼。

父亲说：“别说这些废话。你不跟茜贝尔说这对耳坠的故事不就完了。看见她戴这副耳坠你就会想起我。别忘了今天我给你的那些忠告。你要很好地对待那个漂亮的姑娘……一些男人总不善待女人，然后还狡猾地让所有人相信自己并没有犯错。你千万不能像他们那样。你一定要牢记我说的这些话。”

他关上盒子，用一个奥斯曼帕夏的动作像是给小费那样把盒子塞进了我的手里。然后他对招待员说：“孩子，再给我们来点拉克酒和冰块。”他转身对我说：“今天的天气太好了。这里的花园也很漂亮，满是春天的气息和椴树的花香。”

接下来的一个小时，我忙着跟父亲讲自己有一个非去不可的约会，父亲作为大老板打电话去萨特沙特取消我的约会将会非常不合适。

父亲说：“也就是说你在美国学会了这些。很好。”

我一边为了不驳父亲的面子又喝了一杯拉克酒，一边不停地看手表，我不想——尤其是那天——和芙颂的约会迟到。

父亲说：“等等，儿子，让我们再坐一会儿。你看我们父子谈得多好。你马上就要结婚，要忘记我们了。”

我边站起身，边说：“亲爱的爸爸，我理解你的痛苦，我永远不会忘记你给我的那些宝贵忠告。”

老了以后，父亲的嘴角在非常激动的时候会颤抖。他伸手抓住我的手使劲地握了握。当我同样使劲地握住他的手时，就像我挤压了藏在他脸颊下面的一块海绵那样，突然他老泪纵横。

但父亲立刻恢复了平静，他叫着要了账单。回去的路上，父亲在切廷平稳驾驶的车里睡着了。

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我没有太多的犹豫。和芙颂长久地接吻后，告诉她因为和父亲吃了午饭所以嘴里有酒味后，我从口袋里拿出了天鹅绒盒子。

“打开看看。”

芙颂小心地打开了盒子。

“这不是我的耳坠。这是珍珠，很贵的。”

“喜欢吗？”

“我的耳坠在哪里？”

“你的耳坠消失了，然后有天早上我一看，它来到了我的床前，还带来了另外一只。我把它们放进了这个天鹅绒盒子，带来给它们真正的主人。”

芙颂说：“我不是小孩子。这不是我的耳坠。”

“亲爱的，从精神上来说，我认为是你的耳坠。”

“我要我的耳坠。”

“这是给你的一份礼物……”

“我根本没法戴这副耳坠……所有人都会问它们是从哪里来的……”

“那就别戴。但你不能拒绝我的礼物。”

“但这是你为了取代我的耳坠才给我的一样东西……如果你没把那只耳坠弄丢，你就不会拿这个过来。你真的弄丢了吗，你做什么了，我很好奇。”

“总有一天它会从家里的柜子里跑出来的。”

芙颂说：“总有一天……你说的好轻松……你太不负责了。什么时候?我还要等多久？”

我带着缓一时之急的慌乱说：“不会很久。到那天我把这辆自行车也带上，晚上去拜访你的父母。”

芙颂说：“我等着。”随后我们开始接吻。“你嘴里的酒味很难闻。”

但是我继续吻她，开始做爱后所有这些烦恼全给忘了。我把父亲给他情人买的耳坠放在了那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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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拉赫米的手
越接近订婚的日子，越有很多需要处理的事情让我忙碌，我忙得连为爱情烦恼的时间也没有了。我记得在俱乐部里，我向那些儿时的伙伴，他们的父亲是我父亲的朋友，咨询了我们怎么才能弄到希尔顿宴席上需要的香槟酒和其他“欧洲”酒，我们谈论了很长时间。我一定要提醒多年后来参观我博物馆的人们，那些年洋酒的进口在国家严格和嫉妒的控制之下，因为国家也没有可以拨给进口商的外汇，所以只有极少量的香槟、威士忌和洋酒可以以合法的途径进入土耳其。然而在富人街区里的熟食店里，出售逃税商品的店家里，豪华酒店的酒吧里，拿着装满纸条的口袋转悠在人行道上的上千个通姆巴拉[1]通姆巴拉，一种对数字的游戏。把写有1—90数字的小木牌放进一个口袋里，然后把上面写有这些数字（三行，每行5个数字）的纸牌分发给玩游戏的人。由一人从布袋里依次摸出木牌并通报数字，如果纸牌上有摸出的数字，就用干扁豆或是蚕豆将此数字盖住，第一个对完第一行数字的人喊“第一个沁可”，赢得三等奖，第一个对完第二行的人喊“第二个沁可”，赢得二等奖，首先把纸牌上15个数字全部对完者喊“通姆巴拉”，赢得一等奖。[1]手那里，从来不缺香槟、威士忌和美国烟。每个像我这样大摆宴席的人，不得不自己去筹集招待客人必用的“欧洲”酒。酒店里那些彼此是朋友的首席调酒师们，在这种情况下也会互相帮助，他们相互运送洋酒以保证特大宴席的顺利举办。宴席后，报纸上那些撰写名流轶事的作家们也会提到这个问题，他们会写多少酒是“真正的洋酒”，多少是本地的安卡拉威士忌。所以我必须注意。

在我被这些事情弄得疲惫不堪时，我们会因为茜贝尔的一个电话，到贝贝克或是阿尔纳乌特柯伊的山坡上，抑或是那时新开发的艾提莱尔的某个地方，去看一处新盖的带风景的房子。我也像茜贝尔那样，开始对幻想在那些尚未完工、充满石灰和水泥味的房子里怎样生活，设想把在尼相塔什的一家家具店里看见的长沙发放在哪里可以更好地看见海峡风景。在我们晚上出席的那些宴请上，茜贝尔会喜欢把我们看见的那些房子，包括好和不好的方面告诉我们的朋友，和别人讨论我们的人生计划。而我会带着一种奇怪的羞愧转换话题，谈起扎伊姆和梅尔泰姆汽水的成功、足球比赛、夏天新开张的一些地方。和芙颂体验的秘密幸福让我在朋友的聚会上变得更加沉默了，我越来越喜欢坐在一边当个旁观者。一种忧伤在慢慢地向我内心压来，但那些天我并没有十分明显地感觉到这点，在我的故事发生了这么多年以后，现在我能够清楚地看到了。那些天，我最多也就是发现自己“变沉默了”。

一天半夜，当我开车送茜贝尔回家时，她说：“最近这些天你很少说话。”

“是吗？”

“我们已经有半小时没说话了。”

“前些天我和父亲吃了一顿午饭……它刺痛了我。他像一个准备要死的人那样谈论一切。”

6月6日，星期五，也就是订婚前八天，高考前九天，父亲、哥哥和我坐着切廷开的雪佛兰去一户人家吊唁，那家人住在贝伊奥鲁和托普哈内之间、楚库尔主麻浴室稍微往下一点的地方。去世的是一个来自马拉特亚的老工人，父亲刚工作时他就在父亲身边了。这个高大、可爱的人已经成为了公司历史的一部分，从他在父亲办公室干跑腿的活时我就认识他了。他的一只手是假的，因为那只手在工厂里被卡在机器里粉碎了。事故发生后，父亲把这个他十分喜爱、勤奋的工人调去了办公室，这样我们就认识了他。刚开始让我和哥哥感到恐惧的那只假手，因为拉赫米的友善和可爱，后来变成了我们的玩具。儿时有段时间，每次去父亲的办公室，我们都会去玩一趟他的假手。有一次，在办公室的一个空房间里，我和哥哥看到拉赫米铺上小地毯，把假手放到一边，随后跪在地上做了礼拜。

拉赫米有两个和他一样可爱、高大的儿子。他俩都亲吻了父亲的手。他那肤色微红、体态丰满、疲惫和憔悴的妻子，一看见父亲就开始用头巾的一角擦拭着眼泪哭起来。父亲用一种我和哥哥都无法表现出来的真诚安慰了那女人，拥抱并亲吻了两个孩子，还用一种出人意料的速度，和屋里的其他客人建立起了一种精神和心灵上的联盟。而我和哥哥的心头却涌起了一种深切的负罪感。当哥哥说教似的讲着什么时，我则谈起了往事。

在这样的情况下，重要的不是我们的语言、态度、悲痛的真实和深切，而是我们和周围环境保持和谐的能力。有时我会想，人们之所以那么喜欢香烟，不是因为尼古丁的力量，而是在这个虚空和毫无意义的世界里，它能轻易地给人一种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情的感觉。父亲、哥哥和我都从拉赫米的大儿子递过来的马尔泰派烟盒里拿了一根烟，又用他点燃的火柴点着了烟，像是在做世上最重要的事情那样，我们三人用一种奇怪的形式也在同时跷起二郎腿开始抽烟了。

墙上，像欧洲人在墙上挂油画那样“挂着”一块奇勒姆地毯。大概是因为马尔泰派香烟不同的味道，我陷入一种自己在思考一些关于人生“深层次”问题的错觉。人生最根本的问题是幸福。有些人是幸福的，有些人不会幸福。当然多数人处在两者之间。那些天我非常幸福，但我不想去发现它。现在多年以后，我想没发现也许是守护幸福的最好方法。但是我没发现自己的幸福，不是为了守护它，而是因为我害怕一种正在一步步向我走来的不幸，我害怕失去芙颂。那些天难道就是这种恐惧让我变得既沉默又敏感的吗?

看着那些摆放在窄小、窘困，然而却是非常干净的房间里的家具（墙上有一个20世纪50年代时髦的漂亮温度计、一块写着“以真主的名义”的木牌），瞬间我以为自己也要和拉赫米的妻子一起哭起来了。电视上面铺着一块手工钩织的垫子，垫子上放着一只睡觉的小狗摆设。仿佛小狗也快要哭了。我记得，不知为什么看到小狗时，我感觉自己好了许多，我先想到了这点，然后是芙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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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沉默
越是接近订婚的日子，我和芙颂之间的沉默也变得越来越长，这种沉默毒药般浸透到我们每天至少持续两小时的约会和激烈程度与日俱增的做爱里。

有一次她说：“我妈收到了订婚仪式的请帖。我妈很高兴，我爸说我们应该去，他们要我也去。感谢真主第二天有高考，我就没必要在家装病了。”

我说：“请帖是我妈发的。你千万别去。其实我也根本不想去。”

我希望芙颂附和地说“那你就别去”，但她什么也没说。随着订婚日子的日益临近，我们更加热烈地做爱，就像在一起生活了很多年的恋人一样，我们用习惯的手——胳膊——身体动作搂抱对方，有时我们不说任何话，一动不动地躺在床上看着随风轻轻摆动的窗纱。

直到订婚那天，我们每天在同一时间在迈哈迈特公寓楼约会和长久做爱。就像我们从不谈起我们的处境、我的订婚、今后将怎样一样，对那些会让我们想起这些问题的事情也尽量避而远之。这把我们拖进了一种沉默。窗外依然会传来踢足球的孩子们的叫骂声。尽管刚开始做爱的那些天我们也没有谈起今后的问题，但我们依然可以谈笑风生地说起我们共同的亲戚、普通的尼相塔什传闻和那些坏男人。现在我们之所以忧伤，也是因为这些谈笑很快就结束了。我们知道这是一种损失、一种不幸。但这种坏情绪没有让我们彼此远离，反而很奇怪地把我们紧紧地连在了一起。

有时我发现自己在幻想订婚后将继续和芙颂约会。一切像原来那样持续的这个天堂，慢慢地从一种幻想变成了一种合理的猜测。在我们如此热烈和真诚地做爱时，我认为芙颂是不会抛弃我的。这实际上是一种情感，不是推论。我一边偷偷地想这些东西，一边试图从芙颂的言行中明白她在想什么。因为芙颂清楚地意识到了这点，因此她不给我任何线索，于是沉默变得更长久了。同时，芙颂也在看着我的举动，绝望地作着某些猜想。为了得到更多的信息，有时我们像睁大眼睛的间谍一样长时间地审视对方。我在这里展出芙颂穿过的白色内裤、白色的儿童袜子和这双肮脏的白色塑料凉鞋，让它们成为我们那些忧伤、沉默时刻的标志。

转眼间订婚的日子到了，所有的猜测也都落空了。那天，我先解决了威士忌和香槟酒方面出现的一个问题（一个买主因为没收到现金拒绝卖酒），然后去了塔克西姆，在我儿时常去的大西洋快餐店吃了汉堡，喝了阿伊让[1]阿伊让，一种用酸奶和水加上盐做成的饮料。[1]，随后去了儿时的理发师长舌?杰瓦特那里。杰瓦特在20世纪60年代末把理发店从尼相塔什搬到了塔克西姆。父亲和我们就在尼相塔什为我们自己找到了另外一个理发师巴斯里。但是在我路过那里，想听他开的玩笑高兴一下时，我就会去在阿阿清真寺街上的杰瓦特理发店。那天杰瓦特知道我要订婚后非常高兴，他为我做了新郎的刮脸，用了进口的剃须泡沫，仔细地剃掉了我脸上的所有胡子，还给我抹了他说是没有香味的润肤液。从理发店出来，我走回尼相塔什，去了迈哈迈特公寓楼。

芙颂按时到了。几天前，我半心半意地说，星期六我们不该约会，因为第二天就要高考了。而芙颂却说复习了那么长时间，最后一天她想让脑子休息一下。借口准备考试，她已经两天没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了。芙颂一进房间就坐下点上了一根烟。

她带着嘲讽说：“我的脑子里全是你，数学什么的已经装不进去了。”就像这是一件根本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就像是电影里的一句俗套台词，她大笑了几声，随后满脸通红。

如果她的脸不那么红，如果她没那么忧伤，我也可以试着把事态变得轻松一些的。我们可以装做根本没想到今天我要订婚的事情。但没有那样。我们俩都感到了一种强烈、无法承受的忧伤。我们明白只有做爱才能从这种无法用玩笑来敷衍、不会因为谈话而减少，也不会因为分担而减轻的忧伤里逃脱出来。但是忧伤也减慢、毒害了我们的做爱。有一阵，芙颂像一个倾听自己身体的病人那样躺在床上，她仿佛在凝望头顶上的一片愁云，我躺到她身边，和她一起仰望天花板。踢足球的孩子们也不出声了，我们只听到了球的声音。随后鸟儿们也停止了鸣叫，一阵深沉的静默开始了。我们听到从远处传来的一声轮船的汽笛声，随后是另外一艘船的。

再后来，我们用我的外公艾特黑姆?凯末尔，也就是她外曾祖母的第二个丈夫留下的一个杯子分享了一杯威士忌，随后我们开始接吻。写这些时，我感觉不该让那些对我的故事感兴趣的读者更加伤心了。并不是小说的主人公们忧伤，小说也一定要忧伤。像往常一样，我们也用房间里的物件，我母亲留下的裙子、帽子和小摆件来消磨时间。像往常一样，我们的接吻也很美妙，因为在接吻上我们都有了进步。与其用我们的忧伤来让你们伤心，不如让我来告诉你们，芙颂的嘴巴在我的嘴里仿佛溶化了一般。在我们越来越长的接吻过程中，在我们合二为一的嘴巴构成的巨大溶洞里，积攒起一种蜂蜜般甜美、温热的汁液，有时这种汁液会沿着我们的嘴角流到我们的下巴。而我们的眼前，开始浮现出一个只有用一种天真的乐观才能幻想出来的天堂国度，就像仰望天堂那样，我们欣赏着这个五彩斑斓的国度，好像从我们脑海里的一个万花筒里看到的那样。有时我俩中的一个，像一只小心翼翼将无花果咬在嘴上、沉溺于享乐的鸟儿一样，把另外一个人的上嘴唇或是下嘴唇轻轻吸吮进自己的嘴里，随后一边把这片被监禁的嘴唇咬在自己的牙齿之间，一边对另外那人说：“你要听我的发落了!”另外那人用快乐和耐心感觉了嘴唇的冒险，在一边体会了被情人发落的可怕滋味，同时有生以来第一次感到不仅仅是嘴唇，还有将整个身体勇敢地交给情人将会何等迷人，感到怜爱和顺从之间的这个地方是爱情最黑暗、最深邃的地方之后，也学着做同样的事情。正在这时，在我们嘴里迫不及待扭动的舌头，在牙齿中间迅速找到彼此，提醒我们爱的那与暴力无关，而与温柔、拥抱和抚摸有关的甜蜜一面。

长时间做爱后我俩都睡着了。当阳台外面吹来的一阵甜美、夹带着椴树花香的风，突然将窗纱撩起又像丝绸那样落到我们脸上时，我俩同时被惊醒了。

芙颂说：“我梦见自己在一片向日葵地里。向日葵在微风中奇怪地摇摆着。不知为什么让我觉得很可怕，我想喊，但没能喊出声来。”

我说：“别怕。我在这里。”

我就不说我们是如何下床，如何穿上衣服，走到门口的。我跟她说考试时要冷静，别忘了带准考证，她会成功的，随后我努力让自己自然地说出了几天来我想了上千遍的一句话。

“明天我们还在老时间见面，好吗？”

芙颂逃避着我的目光说：“好的!”

我用充满爱恋的目光看着她离去，我立刻明白订婚仪式会很圆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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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订婚
展示伊斯坦布尔希尔顿酒店的这些明信片，是在这个故事发生了二十几年后，为了筹建纯真博物馆，我在和伊斯坦布尔的那些著名收藏家交朋友、在城里和欧洲的跳蚤市场上（还有小博物馆里）转悠时收集来的。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著名收藏家病人?哈利特先生才同意我摸一摸，从近处看一看其中的一张明信片。这个熟悉的现代和国际风格的酒店，不仅让我想起了订婚的那个晚上，还让我想起了自己的童年。我十岁那年，父母和今天早已被遗忘的美国影星特丽?摩尔一起，激动地参加了伊斯坦布尔整个上流社会出席的酒店开业典礼。在以后的那些年里，父母在短时间里适应了这个从我们家窗户也可以看见的、与伊斯坦布尔那陈旧和疲惫的轮廓格格不入的地方，他们一有机会就会去那里。父亲的客户、那些喜欢肚皮舞的外国公司代表会在希尔顿下榻。星期天晚上，全家人会去酒店吃那个叫“汉堡”的美妙东西，因为它们还没有出现在土耳其其他任何一家饭店里。留着细长胡子的门卫，穿着配有金色饰带、亮晶晶纽扣肩章的石榴色制服，这会让我和哥哥着迷。那些年许多“西方”的新事物首先会在希尔顿进行试验，各大报纸会在酒店里安排一个记者。若是母亲非常喜欢的一件衣服弄上了污渍，她会让人送去希尔顿的干洗店，她自己则喜欢和朋友们在大堂的蛋糕店里喝茶。我许多亲戚和朋友的婚礼也是在酒店楼下的舞会大厅里举办的。当明白订婚仪式不适合在我未来丈母娘的破旧别墅举办后，我们一起决定了就在希尔顿。另外，自从开业，希尔顿一直是伊斯坦布尔少有的几家文明酒店之一，因为它从不向那些富有、优雅的先生和勇敢的女士讨要结婚证便可开出房间。

切廷把我们（父母和我）早早地送到了影子像飞毯似的大转门前。

每次进酒店都会变得兴高采烈的父亲说：“还有半个小时，我们去那边喝点东西。”

我们找了一个看得见大堂的角落坐下，父亲向他认识的老招待员问好后急忙为我俩要了“拉克酒”，为母亲要了茶。我们带着对过去的回忆，兴致勃勃地看着傍晚时分酒店里的人群和纷至沓来的宾客。当衣着时尚的嘉宾、朋友、好奇的亲戚们随着快乐的人群一个个在我们前方经过时，他们谁都没看见我们，因为我们坐在仙客来盆花宽大的叶子后面。

母亲说：“啊，雷詹的女儿长这么大了，好可爱。”她看着另外一个客人皱着眉头说：“应该禁止那些腿长得难看的人穿迷你裙。”回答父亲的一个问题时母亲说：“不是我们，是他们让帕慕克一家坐在后面的，真可惜!”随后母亲又指着别的客人说：“可惜啊，法泽拉女士怎么变成这样了，真是人老珠黄……要是他们在家里待着就好了，我也就看不到她这副可怜的样子了……那些包头的女人是茜贝尔母亲那方的亲戚……我看希贾比先生是完了，扔下玫瑰般的老婆和孩子跟这么一个庸俗的女人结婚……看这个理发师内夫扎特，好像要跟我过不去，把祖姆鲁特的头发跟我的弄得一模一样。他们是谁，夫妻俩的鼻子、站相，甚至是他们的衣服难道不像狐狸吗?儿子，你带钱了吗？”

父亲说：“怎么想起问这个问题？”

“他急急忙忙跑回家，换了衣服就过来了，不像是来参加自己的订婚仪式，倒像是去俱乐部。亲爱的凯末尔，你身上带钱了吗？”

“带了。”

“好。把背挺起来，好吗?所有人的眼睛都会盯在你身上……好了，我们过去吧。”

父亲向招待员做了一个“单份”的手势，先为他自己，然后看着我的眼睛为我——他依然用手比画了一下——又要了一杯拉克酒。

母亲对父亲说：“你的抑郁和烦恼不都已经过去了吗?又怎么了？”

父亲说：“难道我不能在儿子的订婚仪式上喝点酒高兴一下吗？”

“啊，她多美啊!”看见茜贝尔时母亲说道，“她的裙子也美极了，珍珠也镶得很到位。姑娘本来就很出色，所以穿什么都好看……她穿那裙子好可爱，好优雅，不是吗?多么可爱、贤淑的一个女孩!儿子，你知道自己有多幸运吗？”

茜贝尔和刚刚从我们面前经过的两个漂亮朋友拥抱了一下。姑娘们小心翼翼地举着刚刚点燃的细长香烟，用夸张的动作努力不去破坏彼此的妆容、头发和衣裙，她们互相亲吻了对方，没让抹了口红的嘴唇碰到任何地方，随后她们欣赏着彼此的衣服，说笑着互相展示了一下自己的项链和手镯。

父亲看着三个漂亮的女孩说：“每个聪明人都知道人生是美好的，人生的目的是获得幸福。但最后只有傻瓜们才会幸福。我们将如何来解释这个问题？”

母亲说：“今天是孩子一生中最幸福的日子之一，穆姆塔兹，你为什么要对他说这些废话？”母亲转身对我说：“好了，儿子，你还待在这里干吗，快到茜贝尔的身边去……你要每时每刻都和她在一起，和她分享所有的快乐!”

我放下酒杯，当我从花盆后面径直朝姑娘们走去时，我看见茜贝尔的脸上闪现出一种幸福的笑容。亲她时我说：“你怎么才来啊。”

茜贝尔把我介绍给她的朋友后，我们一起转身朝酒店的大转门看去。

我在她耳边轻声说：“亲爱的，你很漂亮。”

“你也很帅……但我们别站在这里。”

但我们还是站在了那里，不是因为我的坚持，而是因为茜贝尔很喜欢人们投射出来的羡慕眼神，从酒店的大转门里走进来的熟人、陌生人、来宾和站在大堂里的一两个穿着讲究的游客都在看着我们。

那些年，伊斯坦布尔的“西化”有钱人其实只是一个很小的圈子，大家彼此认识，知道彼此的传闻。多年后的今天，我都还记得从大转门里走进来的那些人：艾瓦勒克[1]艾瓦勒克（ayval?k），土耳其西部靠近爱琴海的一个海滨城市。[1]人哈里斯哈里斯家和他们一样长了一个超长下巴的儿媳（近亲结婚!）和长着更长下巴的儿子们，他们是橄榄油和肥皂富商，我们是在儿时母亲带我们去马奇卡公园玩沙子时结识的……老守门员、汽车进口商水桶?卡德里，他的几个浑身戴满了耳坠、手镯、项链和戒指的女儿，他是父亲服兵役时的朋友，和我则是踢足球比赛时的朋友……前总统颈背粗壮的儿子和他优雅的妻子，他曾因经商涉嫌不法……巴尔布特医生巴尔布特医生，他用我儿时时髦的手术拿掉了整个上流社会的扁桃体，不仅是我，几百个孩子一看见他的手提包和驼色大衣便会惊恐万状……

我对慈爱地拥抱我的医生说：“茜贝尔的扁桃体还在。”

“现在有更现代的医学手段可以吓唬漂亮的姑娘们了!”医生重复着这句也经常和别人说的玩笑话。

当帅气的西门子土耳其代表哈伦先生经过时，我希望母亲看见时不要恼火。因为母亲用“狗熊、无耻”等词语提及的这个看上去非常安静和成熟的人，无视整个上流社会发出的“可耻，丑闻”的叫喊，和第二任妻子的女儿（也就是养女）结了婚。他用自信、冷静的姿态和可爱的笑容在短时间里让整个上流社会接受了这个事实。当得知居内伊特先生和他妻子费伊赞费伊赞的大儿子阿尔普泰金和我，小女儿阿塞娜和茜贝尔是小学同学时我们都很惊喜，并决定近期一起聚聚。“二战”期间，许多犹太人和希腊人因为没有交纳国家对少数民族实施的税收而被送进了劳动集中营，居内伊特先生用低价收购了这些人的工厂和财产，于是便从一个高利贷者变成了实业家。父亲因为一种卫道士的愤怒十分嫉妒他，然而又对他的友情十分钟爱。

我说：“我们该下去了吧？”

“你很帅，但把背挺起来。”茜比尔不知不觉中重复了母亲说过的话。

厨师贝科里、法特玛女士、看门人萨伊姆、他的妻子和孩子们，全都穿着时髦的衣服，害羞、拘束地走进门来和茜贝尔握了手。法特玛女士和看门人萨伊姆的妻子玛吉黛，把母亲从巴黎买来的时髦方巾当头巾包在了头上。看门人的儿子们穿着西服系着领带，脸上长满了青春痘，他们带着仰慕用余光看了茜贝尔一眼。然后，我们看见了父亲的共济会会员朋友法希赫?法西尔和他的妻子扎利菲。尽管父亲很喜欢这个朋友，但却讨厌他共济会会员的身份，父亲会在家里数落共济会，说他们的商业世界里有一个秘密的“后门和特权公司”。他会一边说“好啊，好啊”，一边仔细阅读反犹太主义出版社出版的土耳其共济会会员的名单。法希赫来家做客前，他会从书架上取下那些名叫《共济会会员的内幕》《我曾经是一个共济会会员》的书，把它们藏起来。

随后是整个上流社会认识的、伊斯坦布尔的（可能也是伊斯兰世界的）惟一皮条客奢华?谢尔敏，看到他那张熟悉的脸，我一时把他当做了我们的客人。他的脖子上围着一条作为商业标志的紫色丝巾（为了遮掩一道疤痕，他从不会解开丝巾），身边跟着一个穿着超级高跟鞋的漂亮“姑娘”，他们直奔酒店里的蛋糕店去了。随后进来的是戴着一副奇怪眼镜的老鼠?法鲁克，因为他的母亲和我母亲是朋友，儿时的头几年里我们成了“生日”朋友。法鲁克后面是烟草富商马鲁夫的儿子们，因为我们的保姆是朋友，所以小时候我们经常在公园里碰到。茜贝尔跟他们也很熟，因为他们都是大俱乐部的会员。

将要为我们戴订婚戒指的前外交部长、又老又胖的麦利克罕是和我未来的丈人一起从转门走进来的，一看见从她儿时起就认识的茜贝尔，他拥抱并亲吻了她。他对我审视了一番后对茜贝尔说：“愿真主保佑，他还挺帅的!”他握着我的手说：“小伙子，我很高兴认识你。”

茜贝尔的女朋友们笑着走了过来。前部长用一种被宽容了的、老人特有的掩饰风流的轻松态度，半玩笑半认真地夸赞了姑娘们的外衣、裙子、首饰和头发，挨个亲吻了她们的脸颊，随后他带着一种一贯对自己满意的神情下了楼。

父亲下楼时说：“我一点也不喜欢这个讨厌的家伙。”

母亲说：“行了，看在真主的分上!看好台阶!”

父亲说：“我看着呢，感谢真主我还没瞎。”透过花园和道尔马巴赫切宫，一面对海峡、于斯屈达尔、贞女塔的风景和人头攒动的人群，父亲立刻高兴起来。我挽着父亲的胳膊，开始走在用托盘为客人送各色点心的招待员中间，和来宾们亲吻，问好。

“穆姆塔兹先生，您的儿子跟您年轻时一模一样……我好像又看到了您年轻时的样子。”

父亲说：“我还年轻着呢，夫人。但我不记得您了……”然后他轻声对我说：“别挽着我的胳膊，好像我是个残疾人。”

我乖乖地离开了他。花园里灯火通明，到处都是漂亮的姑娘。她们大都穿着时髦的高跟鞋，露出红色的脚指甲，有些人穿着袒露着胳膊、肩膀和前胸的长裙，因为没有露出双腿，她们看上去都很悠然自得，她们也让我感觉赏心悦目。就像茜贝尔那样，很多年轻女人都拿着有金属扣的小巧闪亮的手包。

后来，茜贝尔拉着我的手，把我介绍给了她的亲戚、儿时的朋友、同学以及一些我根本不认识的人。

每次她都说：“凯末尔，现在我要给你介绍一个你会很喜欢的朋友。”当她带着真诚和兴奋，在我看来却是一种严肃的神情夸赞她的朋友时，她的脸上就会绽放出一种喜悦、激动的表情。让她发自内心喜悦的东西，当然就是人生完全像她希望和计划的那样。就像她裙子上的每颗珍珠、每个褶皱、每个蝴蝶结，经过一番努力后完美地贴服在她美丽身体的每个部位上一样，她从这个自己几个月来精心设想和计划的夜晚里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为自己预见的幸福人生也将一一实现。因此，就像是因为新的幸福那样，茜贝尔欣喜地迎接着夜晚的每个时刻、每张新面孔、每个拥抱和亲吻她的人。有时她紧紧地依偎着我，用一种保护者的姿态，用两个手指仔细地拿走掉落在我肩上的想像中的一根头发或是一粒灰尘。

在不断和来宾们握手、亲吻、开玩笑的间隙，我抬头看见招待员们依然穿梭在客人中间，为他们送去各色点心，客人们也轻松了许多，酒精已经让他们慢慢放松，各种笑声开始此起彼伏。所有的女人都化了浓妆，而且衣着时尚。很多女人因为穿着收腰、袒胸的薄裙，所以看上去仿佛在瑟瑟发抖。大多数男人像穿着节日盛装的孩子们一样，都身穿一套系上所有纽扣的白色西服，戴着对于土耳其平均水平来说过于多彩的领带，这些领带让人想起三四年前风靡一时的有大图案的各色“嬉皮士”粗领带。很显然，土耳其的很多富有的中年男士，没有听说或是不相信，几年前风靡全球的长鬓角、高跟鞋和长头发的时尚已经结束。因“时尚”而过度留长的宽鬓角、传统的黑胡子和黑长头发，特别让那些年轻男人的脸显得很黑。也许正是这个原因，四十岁以上的男人几乎全都在稀疏的头发上抹了发蜡。当发蜡和各种男人香水味、浓烈的女人香水味、所有人一起吐出的烟雾、厨房里飘来的油烟味和一阵若有若无的春风混合在一起时，我想起了儿时父母在家里搞的宴请。乐队（银色叶子）在仪式前半玩笑半认真地演奏的曲子则在轻声地告诉我，我是幸福的。

当宾客们站着等烦了，老人们疲惫了，饥肠辘辘的人们在桌边跑动、玩耍的孩子们的帮助下（“奶奶，我找到我们的桌子了”/“在哪儿?别跑，你会摔跤的!”）开始入座时，前外交部长从身后抓住我的胳膊，用一种外交官——政客的机敏把我拽到一边，加上他自己的回忆，不厌其烦地告诉我，茜贝尔是多么优雅，她的家庭是多么有文化。

他说：“凯末尔先生，像这样见多识广的老式家庭已经没有了。您是个生意人，会比我更清楚，现在到处都是无知的暴发户，他们的老婆、女儿都是包着头的乡下人。前不久，我看见一个男人像阿拉伯人那样，跟在两个裹着黑色长袍的老婆后面去了贝伊奥鲁，请她们吃了冰激凌……告诉我，你确定要和这个姑娘白头偕老吗？”

我回答道：“是的，先生。”我没能用一句玩笑来修饰我的回答，让老部长大失所望。

“婚约是不能毁的。也就是说，这个姑娘的名字将永远和你联系在一起，你想好了吗？”

“想好了。”

“让我马上来给你们订婚，这样我们就可以吃饭了。你过来……”

尽管知道他不喜欢我，但一点也没影响我的情绪。部长对聚拢在我们周围的来宾先说起了一段服兵役时的回忆。从中他得出四十年前土耳其以及他本人非常贫困的结论，然后他又真诚地讲述了那时自己和过世的夫人是如何俭朴订婚的故事。他又当着来宾的面夸赞了茜贝尔和她的家庭。尽管他的讲话并不幽默，但包括手上拿着托盘、站在远处的招待员在内，所有人都在笑着，甚至是快乐地听着，仿佛他在说一个非常有趣的故事。当茜贝尔十分喜爱、长着一对大门牙的十岁女孩胡尔雅胡尔雅，用银托盘把我在这里展出的订婚戒指端上来时，人们立刻安静了下来。茜贝尔和我因为激动，部长因为糊涂竟然一时搞不清应该把戒指戴到哪只手的哪个手指上了。一些本来就准备笑的来宾高声叫道：“不是那个手指，是另外那只手。”当一阵像一群学生发出的快乐嘈杂声开始响起时，我们终于戴好了戒指。部长剪断了绑在戒指上的红丝带，瞬间大厅里响起了一阵掌声，就像放飞的鸽群发出的噪音。尽管我对此早有准备，但这么多我认识的人高兴地为我们鼓掌，依然让我感到了一种幼稚的激动。可这并不是让我心跳加速的原因。

我在人群中，在大厅后面的一个地方看见了坐在父母当中的芙颂。一股强烈的喜悦之情涌上了我的心头。当我亲吻茜贝尔的脸颊时，当我和立刻过来亲吻我们的母亲、父亲与哥哥拥抱时，我知道自己兴奋的原因，但我以为能够掩饰它，不仅对人群，也对我自己。我们的桌子就在舞池的边上。入座前，我看见芙颂和她父母坐在最后面的一张桌子上，他们的旁边是萨特沙特的员工们。

哥哥的妻子贝玲说：“你们俩都很幸福。”

茜贝尔说：“但我们感觉很累……订婚仪式都这样的话，还不知道婚礼会怎么累人呢……”

贝玲说：“那天你们也会很幸福。”

我问道：“贝玲，你认为幸福是什么？”

贝玲说：“看你在说什么呀。”一时间她好像想到了自己的幸福，但即便是那个时刻的玩笑都让她感到不安，因此她尴尬地笑了笑。在终于吃上饭的人群发出的快乐声响、叫喊声、刀叉的碰撞声和乐队的乐曲声中，我俩同时听到哥哥在用刺耳、尖细的声音和一个人说着什么。

贝玲说：“家庭和孩子们。即使你不幸福，甚至在你最坏的日子里（她瞟了哥哥一眼），你也要装做在幸福地生活。所有的烦恼会在这样的家庭氛围中消散。你们也马上要孩子。生很多孩子，就像农民那样。”

哥哥问：“什么?你们在说什么闲话？”

贝玲说：“我在跟他们说快要孩子。让他们生几个？”

谁也没注意到，我一下喝掉了半杯拉克酒。

过了一会儿，贝玲在我耳边问道：“坐在桌子头上的那个男人和可爱的姑娘是什么人？”

“她是茜贝尔在高中和法国读书时最好的朋友努尔吉汗。茜贝尔故意让她和我的朋友麦赫麦特坐在一起。她想让他们谈朋友。”

贝玲说：“到目前为止没太多进展!”

我告诉贝玲，茜贝尔带着一种介于仰慕和怜爱之间的情感依赖着努尔吉汗，她们一起在巴黎读书时，努尔吉汗不仅和法国男人谈情说爱，还大胆地和这些男人做爱（这些都是茜贝尔羡慕不已告诉我的故事），她还瞒着伊斯坦布尔富有的家人和他们同居。但因为最后一次的爱情经历让她身心疲惫，另外也受了茜贝尔的影响，她作出了回到伊斯坦布尔的决定。我补充道：“然而，这当然需要她去结识一个自己欣赏、门当户对、不介意她在法国的经历和她那些旧情人的人，并爱上这个人。”

贝玲笑着轻声说：“还没看出有这样一种爱情的迹象。麦赫麦特他们家是做什么的？”

“他们家很有钱。他父亲是有名的公寓楼承包商。”

看见贝玲用一种怀疑的态度皱起眉头，我告诉她，麦赫麦特是我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非常信任的一个朋友，他是一个很正直的人，尽管他的家人对宗教很虔诚也很保守，但多年来他一直反对媒人介绍结婚，甚至反对包头的母亲为他找一个姑娘，即使那姑娘是一个伊斯坦布尔人，也读过书，他希望和一个自己结识的姑娘结婚。“但到目前为止，他和自己找的那些现代女孩一个没谈成。”

贝玲用一种见多识广的口气说：“当然成不了。”

“为什么？”

贝玲说：“你看他的样子，他的德行……和像他这样一个从阿纳多卢内陆来的人……姑娘们会愿意经媒人介绍结婚。如果她们太会玩，太前卫，她们会害怕他偷偷地认为她们是‘婊子’。”

“麦赫麦特不是那种人。”

“但是他的家庭，他给人的感觉是那样的。聪明的女孩不会去看男人的思想，而会去看他的家庭和他的状态，不是吗？”

我说：“是的。那些对麦赫麦特发憷，不管他有多认真都不愿意接近他的聪明女孩，现在我不说她们的名字，和别的男人，即使在不十分确信男人有结婚意愿的情况下，也能够很轻松地让事情向前发展。”

贝玲骄傲地说：“我没跟你这么说吗?在这个国家，不是有很多男人因为婚前走得太近，婚后鄙视他们的妻子吗?我还要告诉你一件事，你的朋友麦赫麦特其实没有爱上任何一个他没能接近的女孩。如果他爱上了，女孩们会明白的，她们也会用不同的方式对待他的。当然我没说他们会上床，但她们会接近他到能够结婚的程度。”

“然而麦赫麦特也因为那些姑娘没接近他、保守和懦弱而没爱上她们。就像到底是先有鸡，还是先有蛋一样……”

贝玲说：“这不对。爱上一个人不需要上床，也不需要性。爱情是雷拉和麦吉努[1]雷拉和麦吉努，一个流传在整个中东地区的著名爱情传说。两个恋人尽管没能在活着的时候走到一起，却终于在死后相聚。[1]。”

我“嗯”了一声。

坐在桌子另一头的哥哥说：“怎么了，也给我们讲讲，谁跟谁上床了？”

贝玲用“孩子们在!”的眼神看了丈夫一眼。她趴在我耳边说：“所以真正要搞清楚的是，你这个看上去像小羊羔的麦赫麦特为什么没能爱上任何一个他带着诚意去结识并想接近的女孩。”

我很敬佩贝玲的智慧，一时间我想对她说，麦赫麦特是一个不可救药的妓院鸟。在色拉塞尔维、吉汗基尔、贝贝克和尼相塔什的四五个特别妓院里有他经常去拜访的“姑娘们”。一方面他试图和那些在公司里结识的二十几岁的高中女毕业生建立一种任何时候都不可能实现的情感关系，另一方面每天夜里，他会在这些豪华的妓院，和那些模仿西方女影星的女孩们度过疯狂的一夜。喝多时，他会不经意地说出钱不够用或者累得脑子发昏一类的话。但是半夜，当我们离开一个聚会时，他会说要回到那个和手拿念珠的父亲与包头的母亲以及妹妹们一起居住、斋月里和他们一起把斋的家里，但离开我们之后，他会去吉汗基尔或者贝贝克的一个豪华妓院。

贝玲说：“今晚你喝得太多了，别那么喝了。那么多客人，所有人的目光都集中在你们身上……”

“好的。”我说，微笑着向她举起了酒杯。

贝玲说：“看看奥斯曼那种负责的样子，再看看你这种顽皮的样子……你们兄弟俩怎么会这么的不一样？”

我说：“才不是这样的呢。我们很相像。另外今后我将会比奥斯曼更有责任心，更严肃。”

贝玲一开始说：“其实我一点也不喜欢严肃……”过了很久后她说：“你没在听我讲话。”

“什么?我在听。”

“那么你倒是说说看我说了些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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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等待的痛苦
“你说，‘爱情应该像那些老神话里讲的那样。应该像雷拉和麦吉努那样。’”

贝玲笑着说：“你没在听我说话。”但是她的脸上还有一种为我担心的表情。为了搞清楚茜贝尔是否也察觉到了这点，她扭头看了一眼茜贝尔，但茜贝尔正在和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说着什么。

我的脑子一直停留在芙颂的身上，在和贝玲说话时，我一直在内心里感觉着坐在我背后某个地方的芙颂，我一直在想她，我不仅试图对读者，也羞愧地试图对自己隐藏这一点。但是够了!反正你们也看见了，我做不到。至少从此以后让我诚实地来对待读者吧。

我找个借口起身离开了桌子，我想去看一看芙颂。我忘了自己的借口。我朝身后望去，但我没能看到芙颂。人太多了，所有人都像往常那样，在同一时间里叫嚷着说话。在人群中捉迷藏的孩子们也在大声叫着。音乐、叉子—刀—盘子的噪音也加入其中，形成了一片巨大的嘈杂声。在这巨大的嘈杂声里，我带着看见芙颂的希望径直朝后面走去。

一个声音说：“亲爱的凯末尔，恭喜你。待会儿是不是还有肚皮舞？”

说话的是坐在扎伊姆桌上的势利眼?塞利姆，我笑了笑，仿佛他开了一个十分有趣的玩笑。

一个乐观的阿姨说：“凯末尔先生，您作了一个非常好的选择。您不会记得我。我是您母亲的……”

但没等她说是如何认识我母亲的，一个手拿托盘的招待员撞到了我。等我打了一个趔趄站稳后，发现那女人已经离我很远了。

“让我看看你的订婚戒指!”一个孩子说着一把抓住了我的手。

孩子肥胖的母亲用劲拽着他的胳膊说：“放手，太不像话了!”她对孩子做了一个扇耳光的动作，但富有经验的孩子立刻笑着逃脱了。孩子的母亲叫道：“过来，坐好!您别见怪……恭喜您。”

一个我不认识的中年妇女满脸通红地大笑着，当她的目光和我的相遇时，她立刻变得严肃起来。她的丈夫为自己作了介绍，他说自己是茜贝尔的亲戚，但服兵役的地方是阿马斯亚。他问我是否可以和他们坐一会儿。我仔细地把后面的桌子扫视了一遍，但我还是没能看到芙颂。她消失了。我感到一阵心痛。一种我从未体验过的痛楚弥漫在我的全身。

“您在找人吗？”

“我在等未婚妻，但让我先来和你们喝一杯……”

他们高兴坏了，立刻为我腾出了椅子。“我不要刀叉，再给我来点酒。”

“亲爱的凯末尔，你认识埃尔切廷帕夏吗？”

“啊，是的。”其实我不记得了。

帕夏谦虚地说道：“小伙子，我是茜贝尔父亲的姨妈的女婿!恭喜你。”

“帕夏，别介意，因为您穿着便装，所以没能认出您来。茜贝尔总满怀敬意地说起您。”

其实茜贝尔说过，很久以前她的一个远房表姑，去黑伊贝里阿达的别墅度假时，迷上了一个英俊的海军军官。而我当时并没有好好地听她讲那个故事，我只觉得在每个富人家庭，海军上将对于处理和国家的关系、兵役延缓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后门关系是必须的，因此是一个应该好好对待的重要人物。现在带着一种奇怪的讨好本能我想对他说：“帕夏，军队什么时候干预政治，左派分子和极端保守分子从两个方向把国家拖向灾难……”然而尽管我已经醉了，但我感觉如果这么说，他们一定会认为我失礼、喝醉了。突然，像在梦里一样，我本能地站了起来，因为我在远处看见了芙颂。

我对在座的人说：“对不起，我要走了!”

就像喝多时那样，我边走边感觉自己是个幽灵。

芙颂坐回到了自己的桌上。她穿了一件吊带裙。她裸露的肩膀看上去很健康。她做了头发，非常漂亮。即使这么远远地看着她，我的内心也立刻充满了幸福和激动。

她装做没看见我。我们之间隔着七张桌子，第四张桌子上坐着不安的帕慕克一家。我往那里走去，和曾经跟父亲做过生意的阿伊登和君杜兹?帕慕克兄弟俩说了两句话。我的心思在芙颂的桌子上，我看见萨特沙特员工们坐在她旁边的桌上，年轻、自负的凯南像所有人那样两眼盯着芙颂，正在和她套近乎。

就像那些曾经富裕而后又无能地失去了财产的许多家庭一样，帕慕克一家人也退缩进了自己的壳里，他们在那些新贵面前显得很不安。我看见二十三岁、不停抽烟的奥尔罕和他漂亮的母亲、父亲、哥哥、叔叔和堂兄弟们坐在一起，在他身上除了暴躁、不耐烦和讥讽的微笑，我再没能看到其他值得一说的东西了。

离开了帕慕克一家，我径直朝芙颂走去。当她发现自己将不能对我视而不见，我正满怀爱恋、大胆地向她走去时，她脸上出现的幸福表情该如何来描述?瞬间，她满脸通红，而那种深粉色赋予了她的肌肤一种美妙的生动。从内希贝姑妈的眼神里我感觉到，芙颂已经把一切告诉了她。我先握了握她母亲干瘪的手，然后又握了握她父亲那只和女儿一样有着纤长手指和细手腕的手，她父亲看上去一无所知。轮到我的美人时，我握住她的手然后弯腰亲吻了她的两个脸颊，我在内心充满欲望地感受到她脖子上、耳朵下面的敏感点上的幸福回忆。不断在我内心重复着的“你为什么要来？”的问题，立刻变成了“你来了真好!”。她画了淡淡的眼线，抹了粉色的口红。这些就像她用的香水一样，把她变得陌生和更加有女人味了。当我看见她眼里的血丝和眼睛下面稚气的水肿，正要得出她离开我后晚上在家哭过的结论时，她的脸上出现了一种自信、坚决的贵妇表情。

她充满勇气地说：“凯末尔先生，我认识茜贝尔女士，非常在理的一个决定……我恭喜你们。”

“啊，谢谢。”
26.爱情之痛的解剖分布
她母亲同时说道：“凯末尔先生，谢谢您在百忙之中帮我女儿补习数学，愿真主保佑您!”

我说：“考试在明天吧?今晚她早点回去会更好。”

她母亲说：“您帮了她很大的忙，当然应该听您的话。但您帮她补习数学的这段时间里她也没少伤心。您就允许她玩一个晚上吧。”

我带着一种老师的和蔼对芙颂笑了笑。因为人群和音乐的嘈杂声——像在梦里一样——仿佛谁也听不到我们的声音。在芙颂看着她母亲的眼神里，我看到了有时她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表现出来的愤怒，我朝她那半露的胸脯、美妙的肩膀和稚气的胳膊最后看了一眼。离开他们往回走时，我深深地感到，幸福就像拍向岸边的一个巨浪，慢慢地在我内心里膨胀，它在带着一种成就感拍向我的整个未来。

银色叶子演奏着由《时机不再》[1]《时机不再》，歌曲it?snowor

never。[1]改编的《在海峡的一个夜晚》。如果我不坚信这个世界上纯粹的幸福只有在“现在”拥抱另外一个人时才能获得，我愿意将这个时刻当做“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时刻”。因为从她母亲的言语和芙颂哀怨的眼神里，我得出了一个结论，那就是她将不会结束我们的关系，甚至她母亲也带着某些期待从现在起就同意了这件事。我明白，如果我小心行事并能够让她感觉到我有多么爱她，那么今生芙颂将永远不会离开我!对于一些像我父亲和叔叔那样特殊的人，在他们五十多岁、经历了许多磨难后，真主才稍微施舍给他们一点不道德的男人的幸福，也就是说一方面和一个受过教育、理性和漂亮的女人分享着所有家庭的幸福和乐趣，另一方面和一个漂亮、迷人和野性的姑娘保持一种秘密和深切的爱情关系。而现在真主在我三十岁、没经受太多痛苦时，几乎无偿地就把这种好运赐予了我。尽管我一点也不虔诚，但那个时刻聚集在希尔顿花园里的快乐人群、各种彩灯、透过枫叶闪现的海峡灯光以及后面深蓝色的夜空，就像真主发来的一张幸福明信片，永不消逝地印刻在了我的脑海里。

茜贝尔问：“你去哪儿了？”她来找我了。“贝玲说你喝多了，亲爱的，你还好吗？”

“是的，稍微多喝了点，但我现在很好，亲爱的。我惟一的麻烦就是极端的幸福。”

“我也很幸福，但我们有一个麻烦。”

“什么？”

“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谈不拢。”

“不行就算了。我们幸福就可以了。”

“不，不，其实他俩都有意思。如果他们能稍微熟悉一下，我甚至确信他们会立刻结婚。但他们现在原地打转……我怕他们会失去机会。”

我远远地朝麦赫麦特看了一眼。我看见他无法拉近和努尔吉汗的关系，他越是觉得自己笨拙，越是对自己生气，就越不知所措。我看见边上有一张堆满空盘子的小备餐桌。

我说：“我们去那里坐着说。也许对于麦赫麦特来说，我们已经行动得太晚了……也许他已经没有和一个正经姑娘结婚的可能了!”

“为什么？”

等我们坐下后，我对带着好奇和恐惧的表情睁大双眼的茜贝尔说，麦赫麦特只有在充满了香水味、亮着红灯的房间里才能找到幸福。我向立刻走过来的招待员要了拉克酒。

茜贝尔说：“你很清楚那些地方!没认识我之前你是不是也会和他一起去？”

我说：“我很爱你。”我把手放到她的手上，也没去在意瞬间将目光聚焦在我们戴着订婚戒指的手上的招待员。“但是，麦赫麦特一定感到自己不会和任何一个好姑娘经历爱情了。他为此而慌乱。”

茜贝尔说：“唉，太可惜了!都因为那些怕他的姑娘……”

“他要是不去吓唬那些女孩就好了……女孩们是对的……如果和她上床的男人不跟她结婚呢?名声坏了，没人要了，女孩怎么办？”

茜贝尔小心翼翼地说：“人家会明白的。”

“明白什么？”

“一个男人是否可靠。”

“没那么容易就可以明白的。很多女孩在这个问题上因为无法决断而沮丧。或者在做爱，但因为恐惧甚至没能得到任何乐趣……我不知道，是否有对什么都无所谓的人?如果麦赫麦特不曾流着口水听到欧洲的那些关于性自由的故事，很有可能他压根不会因为想要现代和文明而老想着婚前和女孩做爱。那样的话，他大概就会和一个爱自己的正经姑娘结成一段美满姻缘了。而现在呢，他在努尔吉汗的面前不知所措……”

茜贝尔说：“他知道努尔吉汗在欧洲和男人上床的事情……这既吸引他，又让他害怕……我们还是帮帮他吧。”

银色叶子奏响了他们自己作曲的《幸福》。深情的音乐深深地打动了我。我带着痛苦和幸福感到了自己在血液里对芙颂的爱恋。我用一种和蔼的口吻告诉茜贝尔，一百年之后土耳其兴许会变得现代了，到那时所有人将摆脱童贞的担忧和恐惧，像在天堂里承诺的那样做爱获得幸福，但在这之前，仍会有很多人将忍受爱情和性欲的痛苦。

我那善良、漂亮的未婚妻抓着我的手说：“不，不。就像我们今天这么幸福一样，他们也会很快得到幸福的。因为我们一定要让麦赫麦特和努尔吉汗结婚。”

“行啊，但我们该怎么做呢？”
27.别那么往后仰，你会掉下来的
“难道刚订婚就开始躲在一边说闲话了吗？”说话的是一个我们不认识的肥胖男人，“凯末尔先生，我也可以坐一会儿吗？”没等我们回答，他就从旁边拽过一把椅子一下坐到了我们边上。这人四十多岁，领子上别着一朵白色的康乃馨，身上散发出一种甜腻得令人窒息的浓烈女士香水味。“如果新郎新娘躲在这样的一个角落窃窃私语，那么整个婚礼就会扫兴了。”

我说：“我们还不是新郎新娘，我们只订了婚。”

“但是，凯末尔先生，所有人都在说，这个订婚仪式比最炫耀的婚礼还要豪华。婚礼除了希尔顿你们还想过别的地方吗？”

“请您原谅，可以告诉我您是谁吗？”

“凯末尔先生，其实要请您原谅我。我们作家会认为所有人都认识我们。我的名字叫苏雷亚?萨比尔。您可能看过我在《晚报》上用‘白色?康乃馨’笔名写的文章。”

茜贝尔说：“整个伊斯坦布尔都在看您写的上流社会的娱乐消息。我还以为您是个女人，因为您对时尚和服装很精通。”

“是谁邀请您的？”我同时无动于衷地问道。

“非常感谢，茜贝尔女士。但是在欧洲，人人都知道杰出的男人对时尚也是敏感的。凯末尔先生，根据土耳其新闻法，只要向有关负责人出示了您看见的这个记者证，我们记者就有权利参加对公众开放的任何聚会。依据法规条例，印发了请柬的所有聚会也就是‘对公众开放的’。但是尽管如此，多少年来，我一次也没去参加过未受邀请的聚会。邀请我来这个美妙夜晚的人不是别人，正是您的母亲。作为一个现代人，您的母亲非常重视你们所说的上流社会传闻，也就是社会新闻，她会经常邀请我去出席各种聚会。我们彼此极为信任，一些我没能去参加的聚会，她会打电话告诉我，她怎么说我就怎么写。因为夫人就像您一样，会去注意所有的事情，所以从不会给我错误的信息。凯末尔先生，我写的那些社会新闻里没有一处错误，也不可能有。”

“您误解凯末尔了……”茜贝尔嘟囔道。

“就在刚才，一些不怀好意的人说‘伊斯坦布尔所有的走私威士忌和香槟都在这里’……我们的国家缺乏外汇，我们甚至没有外汇来让我们的工厂开工、购买柴油!凯末尔先生，一些人带着嫉妒和对财富的仇恨，可能会在报上写‘走私酒是从哪儿来的’，来给这个美好的夜晚抹上阴影。如果您对他们也像对我这样不友好的话，请相信，他们会写得更糟糕……不，我是决不会让您伤心的。我将立刻永远忘记您说的那句话。因为土耳其的新闻是自由的。但也请您诚实地回答我的一个问题。”

“当然，苏雷亚先生，请问。”

“刚才你俩，两个刚订婚的人在那样投入地谈论一个十分有趣、十分严肃的话题……我非常好奇。你们在说什么？”

我说：“我们在担心客人们是否对饭菜满意。”

白色?康乃馨高兴地说：“茜贝尔女士，我有一个好消息要告诉您。您未来的丈夫一点也不擅长撒谎!”

茜贝尔说：“凯末尔是个非常善良的人。我们在说，在这么多人里面，不知道有多少人，在为爱情、婚姻，甚至是性问题忍受痛苦。”

传闻作家说：“啊，是的。”面对新近流传并被神圣化了的“性”这个词，因为不知道是该摆出一副面对一个能够被认为是丑闻的大供认的样子，还是该作出深刻理解人类痛苦的表示，白色?康乃馨一时无语了。随后他说：“你们当然是超越了这些痛苦的现代、幸福的人们。”他不是带着嘲讽，而是带着轻松说了这句话，因为他深知摆脱困境的最好办法就是拍马屁。随后他用一种杞人忧天的口吻开始说，谁家的女儿绝望地爱上了谁家的儿子，哪个女孩因为“太自由”，被好人家排斥的同时却让所有男人垂涎三尺，哪个母亲希望把女儿嫁给哪个富人的风流儿子，哪家的邋遢儿子尽管订了亲，却还爱上了别人。像茜贝尔那样，我也津津有味地听着，看见我们这样，白色?康乃馨也就更加兴奋不已了。舞曲开始时，正当他说这些“丑闻”都会一一暴露时，母亲走了过来。她说我们很失礼，当所有客人看着我们时，我们坐在一边自顾自地说闲话是非常错误的，她让我们回到自己的桌上去。

一坐回到贝玲的身边，就像插上电的电器一样，芙颂的幻影又开始在我内心里闪动起来。但这次幻影的光亮闪射出的不是不安，而是幸福，它不仅照亮了那个夜晚，也照亮了我的整个未来。在很短的一个瞬间，我感到，像那些真正的幸福源泉是秘密情人，却仿佛由于他们的妻子和家庭而幸福的男人那样，我也做出了仿佛因为有了茜贝尔而幸福的样子。

母亲和娱乐作家聊了一会后来到了我们身边。她说：“你们可要当心那些记者，他们会写各种谣言来伤害人。然后会要挟你爸爸做更多的广告。现在你们可以去跳舞了，大家都等着你们呢。”她对茜贝尔说：“乐队开始奏舞曲了。啊，你是那么可爱，那么美丽。”

在银色叶子演奏的探戈舞曲声中，我和茜贝尔跳了舞。所有宾客的目光都聚焦在我们身上，给我们的幸福赋予了一种人为的深刻。茜贝尔像搂抱那样把她的胳膊放在了我的肩上，她把头紧紧地贴在我的胸前，好像在一个迪斯科舞厅偏僻的角落里只有我俩一样。她不时笑着跟我说些什么，转了几圈后我开始看那些她让我看的东西，比如说，一个招待员端着满满的托盘站在那里微笑地看着我们的眼神；她母亲喜极而泣的样子；一个把头发做成鸟巢形状的女人；因为我们不在，几乎背对背坐着的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一个九十来岁、靠战争（第一次世界大战）发财的老先生在仆人帮助下吃饭的样子。但是我没朝芙颂坐的地方看一眼。当茜贝尔不停地兴高采烈地告诉我她看到的那些东西时，芙颂没看见我们会更好。

突然响起了一阵短暂的掌声，但我们就像什么也没发生那样继续跳着。后来，当其他人也开始跳舞时，我们回到了自己的座位上。

贝玲说：“你们跳得真好，你俩太般配了。”我想那个时候芙颂还没去跳舞。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之间没有任何进展让茜贝尔很烦恼，她要我去跟麦赫麦特谈谈。她说：“你让他去缠着努尔吉汗。”但我什么也没做。贝玲也轻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她说，强拧的瓜不甜，她坐在那里仔细观察过了，不仅是麦赫麦特，他俩看上去都很骄傲、懦弱，如果他们互相不喜欢就不该强求了。茜贝尔说：“不，婚礼有一种神奇的力量。很多人是在婚礼上找到另一半的。不仅是女孩，男孩们在婚礼上也会装模作样。但是需要帮忙……”“你们在说什么?也跟我说说。”哥哥说着也加入了谈话。他说教似的说，媒人介绍的方式已经过时，但是因为土耳其没有很多像在欧洲那样年轻人彼此认识的环境，因此现在好心的媒人就更有事干了。似乎忘记了因为他们才说的这个话题，他转向努尔吉汗，问道：“比如说，您就不会用媒人介绍的方式结婚，是吧？”

努尔吉汗咯咯笑着说：“奥斯曼先生，如果男人可爱的话，如何找到的一点也不重要。”

我们都哈哈大笑起来，好像听到了一句肆无忌惮的话，也好像这只可能是句玩笑话。但是麦赫麦特却满脸通红，他避开了我们的目光。

茜贝尔后来在我耳边说：“你看见了吧，她把他吓着了。他以为她在取笑他。”

我根本不去看那些跳舞的人。但多年后，在筹建博物馆那会儿，我见到的奥尔罕?帕慕克先生告诉我，大概就在那时芙颂和两个人跳了舞。他不认识，也不记得第一个和芙颂跳舞的人了，但我知道他是萨特沙特的职员凯南。而第二个请芙颂跳舞的人，从他那骄傲的语气来看，正是我在帕慕克一家的桌子上刚才与之对视过的奥尔罕先生本人。本书的作者，二十五年后两眼放光地和我说起了那次跳舞的经历。读者若想知道奥尔罕先生和芙颂跳舞时的感受，请去看题为“幸福”的最后那一节，作者会亲口告诉你们的。

当奥尔罕先生和芙颂跳舞时，麦赫麦特再也无法忍受我们那些关于爱情、婚姻、媒人和“现代生活”的具有双重含义的谈话了，他起身离开了我们。一时间大家都觉得很扫兴。

茜贝尔说：“我们都很差劲，让他伤心了。”
28.物件给予的安慰
努尔吉汗说：“不要看着我说这话。我没做什么。你们都喝了酒，都在不停地笑。只有麦赫麦特一个人不高兴。”

茜贝尔说：“努尔吉汗，如果凯末尔去把他叫回来，你会好好对他吗?我知道你能够让他很幸福，他也会让你幸福。但你必须好好地对待他。”

茜贝尔当着所有人的面执意要撮合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这让努尔吉汗很高兴。她说：“我们不需要马上结婚。他已经认识我了，至少可以说一两句好听的话。”

“他说了，但和你这样一个有个性的人在一起他有点发憷。”茜贝尔说，接着她又笑着趴在努尔吉汗的耳朵上说了些什么。

哥哥说：“孩子们，你们知道为什么姑娘们和小伙子们不知道怎么谈情说爱吗？”他脸上出现了一种喝了酒后才会有的可爱表情，“因为连谈情说爱的地方都没有。谈情说爱这个词自然也没有。”

贝玲说：“在你的字典里，谈情说爱的意思就是在我们订婚前的那个周六下午带我去看电影……为了知道费内尔球队的比赛结果，你还带上了便携式收音机。”

哥哥说：“其实我带收音机不是为了听球赛，而是为了影响你。我会为自己是第一个把晶体管便携式收音机带到伊斯坦布尔的人而自豪。”

努尔吉汗也说，她母亲因为自己是土耳其第一个使用食品搅拌器的人而自豪过。她说，在杂货店开始卖罐装番茄汁之前很多年，也就是20世纪50年代末期，她母亲招待去家里打桥牌的朋友们喝番茄、芹菜、甜菜和萝卜汁，然后习惯地把这些上流社会的女士请去厨房，向她们展示进入土耳其的第一个食品搅拌器。于是，伴随着那个年代留下的一段动听的音乐，大家说起了那些卓越的伊斯坦布尔资产阶级人士，带着在土耳其第一次使用的渴望，是如何因为电动剃须刀、切肉刀、电动开罐器和其他许多奇怪、令人恐惧的用具，而让他们的手和脸鲜血直流的。我们还说到了那些因为舍不得扔，一直被藏在家里某个落满灰尘的角落里的电器，比如说，激动地从欧洲买回来、多数只用了一次就坏掉的录音机，一开就跳闸的吹风机，让用人女孩害怕的电动咖啡研磨机，在土耳其找不到配件的沙拉酱机。说笑间，我们看见，您值得拥有一切的扎伊姆一屁股坐到了努尔吉汗旁边、麦赫麦特留下的空椅子上。他不失时机、兴高采烈地加入了我们的谈话，三五分钟后就趴在努尔吉汗的耳边说起让她咯咯发笑的话来。

茜贝尔问扎伊姆：“你的德国模特去哪儿了?你把她也立刻抛弃了吗？”

“英格不是我的情人，她回德国了。”扎伊姆依然很开心，“我们只是工作上的朋友，为了让她见识一下伊斯坦布尔的夜生活，我才带她出来的。”

茜贝尔说：“也就是说你们只是朋友!”她用了那些年刚刚兴起的在娱乐新闻中经常出现的一句俗套话。

贝玲说：“今天我在电影院里也看见那女孩了。广告里出来的，她还是非常可爱地笑着喝了汽水。”她看着丈夫说：“理发店停电后，中午我就出去了。我去了希泰，看了索菲亚?罗兰和让?迦本演的电影。”她又对扎伊姆说：“我在所有地方、所有的快餐店里都看见了你们的广告。不单单是孩子们，所有人都在喝汽水。恭喜啊……”

扎伊姆说：“我们的时机掌握得比较好，我们很有运气。”

看到努尔吉汗困惑的眼神，感觉扎伊姆希望由我来说，于是我简短地告诉努尔吉汗，我的朋友是生产梅尔泰姆汽水的谢克塔什公司的老板，也是他介绍我们认识了广告上的可爱德国女孩英格。

扎伊姆问努尔吉汗：“您尝过我们的果味汽水吗？”

努尔吉汗说：“当然。我特别喜欢草莓味的。这么好的一样东西，那么多年甚至法国人也没能做出来。”

扎伊姆问道：“您在法国生活吗？”随后他邀请我们大家周末去参观工厂，游海峡，去贝尔格莱德森林野餐。一桌人都在看着他和努尔吉汗。过了一会儿他们去跳舞了。

茜贝尔说：“你去把麦赫麦特找来，你要把努尔吉汗从扎伊姆的手里解救出来。”

“还不知道努尔吉汗愿不愿意被解救呢？”


casanova，1725—1798），极富传奇色彩的意大利冒险家、作家，被誉为18世纪欧洲的大情圣。[1]的人，一心只想着和女孩上床，我不愿意我的朋友成为他的食饵。”

“扎伊姆很善良，很诚实，只是比较好色。再说努尔吉汗就不能像在法国那样在这里再体验一次冒险吗?非要结婚吗？”

茜贝尔说：“法国男人不会因为一个女人婚前和别人上过床而鄙视她。在这里就不行了。更重要的是，我不想让麦赫麦特伤心。”

“我也不想。但我也不希望这些烦恼给我们的订婚仪式投下阴影。”

茜贝尔说：“你不会享受做媒的乐趣。你想想，如果他们结婚，那么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将一直是我们最好的朋友。”

“我不认为麦赫麦特今晚可以从扎伊姆手上把努尔吉汗抢回来。他害怕在聚会、宴请上和别的男人竞争。”

“你去找他谈，让他别怕。我保证，我会去劝努尔吉汗的。你快去把他找来。”看见我站起来，她对我甜甜地笑了笑说，“你真帅。你千万不要在别人那里耽搁，快去快回，然后请我跳舞。”

我想可以顺便看见芙颂。我一边在那些半醉人群的叫喊声和大笑声中挨桌寻找麦赫麦特，一边不停地和人握手。儿时每个星期三下午来家里和母亲玩牌的三个女人，好像说好了一样，都把头发染成了同样的浅棕色，依然像说好了一样，她们又同时和她们的丈夫一起向我招手，仿佛叫一个孩子似的喊道：“凯——末尔。”我和父亲的一个进口商朋友握了手，手上留下了他的香水味。这个身穿白色燕尾服，带着金色袖扣，做过美甲的人，十年后被报纸称为“让部长下台的商人”，因为他公布了那个向自己索要巨额贿赂的海关部长的受贿丑闻。他事先把一沓沓美元装在一个上面印有安泰普[1]安泰普（antep），土耳其东南部的一个城市，盛产开心果。当地做的巴柯拉瓦甜点也是土耳其最有名的。[1]风景的巴柯拉瓦[2]巴柯拉瓦，一种用多层薄饼做成的内加各种细碎干果的土耳其甜食。[2]甜点盒里，然后一边招待部长享用“甜点”，一边把他们的亲密谈话用一个绑在沙发下面的录音机录了下来，随后公布了录音。父亲这个朋友的样子立刻混入了我的记忆中。一些面孔就像母亲精心贴在相册上的某些面孔一样，一方面让我觉得很熟悉，很亲近，一方面又像往常那样因为一种奇怪的不安，让我搞不清谁是谁的丈夫，或者谁是谁的妹妹。

正在那时，一个可爱的中年妇女说：“亲爱的凯末尔，你还记得六岁时向我求婚的事吗？”当我看到她十八岁的漂亮女儿时才想起她是谁。“啊，美拉尔姨妈，您女儿长得和您一模一样!”我对母亲大姨的这个小女儿说。当这位母亲说因为明天女儿要去参加高考，所以他们将提前离开时，我想到这位可爱的女士和我，以及我和她漂亮女儿之间也正好相差十二岁，我情不自禁地朝那个方向看了一眼，但我既没有在舞池里，也没有在后面的桌子上看见芙颂。人太多了。这里有一张父亲年轻时的朋友保险商沉船?居万的照片，照片上没有我的脸，只有我的一只手，那是多年后我从一个弄到希尔顿婚礼、宴会照片，家里堆满杂物的收藏家那里买来的。在这张三秒钟后拍的照片的背景上还可以看见一个银行家，随后我和他也握了手，当得知他是茜贝尔父亲的一个熟人时，我惊讶地想起，每次去伦敦的哈罗德百货商场（两次），我都看见这位银行家在若有所思地为自己挑选深色的西服套装。

我边走边和客人们合影留念。一方面我看见周围有那么多把头发染成金色的深肤色女人，那么多极为自负和富裕的男人，那么多彼此相似的领带、手表、高跟鞋和手镯，而男人们几乎留着同样的鬓角和胡子；另一方面我发现自己和这些人很熟悉并和他们分享着许多共同的回忆。我幸福地感受着面前的美好人生，带着合欢花香的无比美丽的夏日夜晚。我和土耳其的第一位欧洲小姐亲了亲脸颊。经历了两次失败婚姻的这位欧洲小姐，四十岁以后开始投身于对穷人、残疾人和孤儿的救助中，她热心参与慈善协会举办的各种募捐活动（母亲会说：“亲爱的，什么理想主义，她在拿回扣。”），也因为这个原因她每隔两个月去办公室拜访父亲一次。我和一个船主的遗孀聊了聊夜晚的美丽，她的丈夫在家庭内部的一次争吵中被子弹打中眼睛而去世，从此这个女人每次都哭着去出席家庭会议。我看见了那些日子在土耳其最受欢迎、最怪异和最大胆的专栏作家杰拉尔?萨利克（我在这里展出他写的一篇专栏文章），我带着真诚的敬意握了握他那只柔软的手。我和伊斯坦布尔第一批穆斯林富商中故世的杰夫代特先生的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和孙子们一起坐着拍了一张照片。在茜贝尔的客人们的桌子上，大家正在谈论那些天所有土耳其人都在看的、星期三晚上即将结束的连续剧《亡命天涯》（李察?金布尔医生因涉嫌杀人被追捕，因为无法证明自己的清白，他一直在逃、逃、逃!）。我和大家一起为连续剧的结局打了赌。

最后，我在大厅旁边的酒吧里找到了麦赫麦特，他坐在高脚椅上，正在和塔伊丰喝拉克酒，塔伊丰是我们在罗伯特私立高中时的另外一个同学。

看见我也坐下后，塔伊丰便说：“好啊，所有的新郎都在这里了……”不仅是因为重逢的喜悦，也因为“新郎”这个词所勾起的许多幸福回忆，我们三人的脸上都流露出了一种充满留恋的微笑。高中最后一年，有段时间我们三人在午休时间，会开着塔伊丰父亲给他上学用的奔驰车，去埃米尔岗山坡上一栋老帕夏宅邸里的超豪华妓院，每次我们都会和相同的三个漂亮、可爱的姑娘上床。我们带着一种极力掩饰的强烈情感对她们产生了迷恋，我们开车带她们出去玩了几次，相对于晚上和她们上床的高利贷商和喝醉的商人，姑娘们也会问我们要更少的钱。妓院的老板以前是个高级妓女，就像我们在大岛大俱乐部举办的上流社会的舞会上碰见那样，妓院老板会很礼貌地对待我们。但是在姑娘们穿着超短裙晚上抽烟看着图文小说等候顾客的大厅里，每次在中午看见穿着校服的我们时，她都会发自内心地哈哈大笑起来，然后大声叫道：“姑娘们，上学的新郎来了!”因为感觉到这会让麦赫麦特开心，所以我把话题引到了这些可爱的回忆上。我说起了一次迟到的经历。有一天，在被透过百叶窗缝隙射进来的阳光照暖的房间里，因为做爱后睡过了头，我们错过了下午的第一节课。当我们在第二节课的当中走进教室时，那个年老的女地理老师问我们：“你们为什么迟到？”我们回答说：“老师，我们复习生物了。”从此，“复习生物”的意思在我们之间就成了去妓院。我们还想起那栋老宅邸的名字叫“新月酒店—饭店”，里面的姑娘们都用花儿、叶子、月桂、玫瑰之类的假名。关于这个的原因，我们又闲聊了一阵。有一次我们是晚上去的，正当我们要和姑娘们进房间时，来了一个有名的富人和他的德国生意伙伴，为了让姑娘们给外国客人表演肚皮舞，他们敲我们的房门催着让姑娘们下去了。然后为了安慰我们，他们让我们坐在饭店里一个僻静的角落看姑娘们跳舞。我们带着无限怀念说起了当时的感受。因为知道我们已经爱上了她们，也感到今生将永远不会忘记这些经历，所以我们带着一种极大的幸福欣赏了姑娘们更多是为了迷住我们而跳的肚皮舞。在暑假我从美国回到伊斯坦布尔的那些时候，麦赫麦特和塔伊丰会告诉我他们在这些豪华妓院里看到的怪事，因为随着每个新上任的警察局长的到来，这些妓院都会被弄成另外一个样子。比如说，在色拉塞尔维大街上，有一栋七层楼的希腊人盖的旧公寓楼，因为警察每天去突袭封了某一层楼，于是姑娘们每天会在布置着同样家具的另外一层楼上等候她们的客人……在尼相塔什的某条后街上有一栋豪宅，门口的保镖会驱赶那些他们认为不够富裕的顾客和好奇者。刚才我看见走进酒店的那个奢华?谢尔敏，十二年前会开着一辆带尾巴的62式普利茅斯汽车，晚上在百乐酒店、塔克西姆广场和迪万酒店附近一会儿转几圈，一会儿停停车，为车上的两三个保养得很好又十分干净的姑娘招揽顾客。如果事先打了电话，他们甚至还会提供“上门服务”。从朋友们满怀留恋的话语中，不难看出他们在这些地方和这些姑娘在一起可以体验到更多的幸福，而这是那些因为对“贞操”的担忧而瑟瑟发抖的“正经”姑娘所无法给予的。

我没能看到芙颂，但我知道他们还没走，因为她的父母还坐在那里。我又要了一杯拉克酒，然后向麦赫麦特打听了最新的妓院和那里的情况。塔伊丰用同样嘲讽的口吻说，他可以给我许多新开的豪华妓院的地址，随后他气愤地给我列出了一串有趣的名单，比如，一些被道德警察在突袭中逮到的议员；几个结了婚的熟人，他们在等候大厅里为了不和他四目相视会突然开始看着窗外；一个七十多岁的总理候选人帕夏政治家，他在豪宅面向海峡的床上，因突发心脏病死在了一个二十岁切尔克斯姑娘的怀里，但随后却宣布说他死在家里、妻子的怀里。乐队奏响了一曲充满回忆的柔美音乐。我发现麦赫麦特不愿意使用塔伊丰的那种无情、愤怒的语言。我提醒他说，努尔吉汗是为了结婚才回土耳其的，另外我还告诉他，努尔吉汗跟茜贝尔说她喜欢他。

麦赫麦特说：“她在和汽水商扎伊姆跳舞。”
29.我无时无刻不在想她
“那是为了让你嫉妒。”我压根没朝那个方向看一眼。

稍微扭捏了一会，麦赫麦特诚实地说，其实他觉得努尔吉汗很可爱，如果她也是“认真”的，他当然能够坐到她身边，对她说些动听的话，如果这事能成，他将终生对我感激不尽。

“那你为什么不从一开始就好好对她呢？”

“我不知道，我就是办不到。”

“走，我们回去吧，别让别人坐了你的椅子。”

在我一路往回走一路和人拥抱亲吻时，为了知道努尔吉汗和扎伊姆的舞跳到什么程度了，我往舞池里看了一眼，我看见芙颂在跳舞……和萨特沙特公司年轻、英俊的新职员凯南……他们的身体贴得很近……一阵疼痛在我的腹部蔓延开来。我坐回到了自己的椅子上。

茜贝尔说：“怎么样了?不行吗?努尔吉汗也不行了，因为她迷上了扎伊姆。你看他们是怎么跳舞的。算了，别伤心了。”

“不。不是。麦赫麦特同意了。”

“那你为什么还板着脸？”

“我没板着脸。”

茜贝尔笑着说：“亲爱的，很明显你不开心了。怎么了?好吧，你别再喝酒了。”

一曲终了，下一支曲子随即响起。这是一支更缓慢也更动情的舞曲。桌上出现了一阵很长时间的沉默，我感到一股令人痛苦的嫉妒液体正在混进我的血液里。但我又不愿意承认这种感觉。舞伴们彼此更近地依偎在了一起，我也能够从看着舞池的人们那种严肃和略带嫉妒的眼神里看到这一点。无论是我，还是麦赫麦特，都不去看那些跳舞的人。哥哥说了些什么，多年后尽管我完全忘记了他说的那些话，但我记得，好像是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那样，我努力去加入谈话。正在那时，一段更加悠长和“浪漫”的舞曲开始了，不仅是哥哥、贝玲、茜贝尔，所有人都开始用余光去注视那些跳舞的人、他们的搂抱。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我对茜贝尔说：“你在说什么？”

“什么?我什么也没说。你还好吗？”

“我们要不要给银色叶子递个条子让他们歇一会儿？”

茜贝尔说：“为什么?随他们去，让客人们尽心地跳吧。你看，那些最害羞的小伙子也去请姑娘们跳舞了。最后他们中的一半会和那些姑娘结婚。”

我没看，也没和麦赫麦特四目相视。

茜贝尔说：“看，他们过来了。”

一时间因为以为是芙颂和凯南过来了，我的心快速跳了起来。原来是努尔吉汗和扎伊姆，他们正朝桌子走来。我的心依然在快速地跳着。我一下子从座位上跳起来，一把拉住了扎伊姆的胳膊。

“走，我请你去酒吧喝点特别的东西。”我拉着他向酒吧走去。当我在人群中依然不断地和客人们拥抱和亲吻时，扎伊姆和两个对他感兴趣的女孩开了玩笑。高个子、黑头发的第二个女孩长着一个鹰钩鼻，从这个女孩绝望的眼神里，我想起几年前她曾经疯狂地爱上了扎伊姆，甚至还传出了她企图自杀的消息。

一到酒吧坐下，我就对扎伊姆说：“所有女孩都喜欢你，其中的秘诀是什么？”

“请相信，我没做什么特别的事情。”

“和德国模特也没发生什么特别的事情吗？”

扎伊姆用一种掩饰真相的神情冷静地笑了笑。随后他说：“我一点不喜欢人家说我风流。如果找到一个像茜贝尔那样出色的女孩，其实我也会非常愿意结婚的。所以我要恭喜你。茜贝尔的确是一个完美的女孩。我也能从你的眼睛里看到你的幸福。”

“现在我并没有那么幸福。我要告诉你一件事。你会帮我的，是吗？”

他看着我的眼睛说：“你知道，我会为你做任何事情。相信我，快说吧。”

当酒吧招待员为我们准备拉克酒时，我朝舞池看了一眼，我想知道在柔情的乐曲声中，芙颂有没有把头靠在凯南的肩上。舞池的那个角落很暗，无论我怎么强迫自己，我都无法做到毫无痛苦地看着那里。

我看着舞池说：“有个女孩是我母亲的远房亲戚，名字叫芙颂。”

“是那个去参加选美比赛的吗?她在跳舞。”

“你是怎么知道的？”

扎伊姆说：“她太漂亮了。每次经过尼相塔什的那家精品店，我都会看见她。像所有人那样，经过那里时我会放慢脚步往里看。她的美丽让人过目不忘，这点所有人都知道。”

因为担心扎伊姆接下来会说什么不该说的话，因此我立刻说：“她是我的情人。”我在朋友的脸上看到了一丝嫉妒。“现在看见她和别人跳舞都让我觉得痛苦。大概我是疯狂地爱上她了。我想自己会从这种糟糕的状况里走出来的，说实话我也不想让这样的事情长期继续下去。”

扎伊姆说：“是的，女孩很漂亮，但情况很糟糕。好在这样的事情也长不了。”

我没问为什么长不了。我也没去在意扎伊姆脸上是否有一种鄙视或是嫉妒的阴影。但我也明白自己无法立刻告诉他希望他去做什么。首先我希望他了解、尊重我和芙颂之间那种深切和真诚的情感。然而我醉了，在我开始讲述自己对芙颂的感受后不久，我感到，自己将只能讲爱情经历中那些平常的事情，如果我开始讲情感方面的事情，扎伊姆可能会觉得我软弱或是可笑，甚至尽管他自己有很多风流韵事，他也可能会责备我。其实我并不指望他理解我的真诚情感，只是希望他明白我有多运气，多幸福。多年后在讲述这个故事时，我能够更加清晰地看到自己的这个愿望，但那时我不想去意识到这一点。于是，当我们看着跳舞的芙颂时，我把和她经历的事情告诉了扎伊姆。当我不时在扎伊姆的脸上看到嫉妒的痕迹时，我努力让自己相信，我希望从他那里得到的是理解而不是嫉妒。我告诉了他，自己是第一个和芙颂上床的男人，我们做爱的幸福，我们的爱情争吵以及那个时刻闪现在我脑海里的一些奇怪想法。我带着一种灵感说：“简言之，现在我最大的愿望是，永远不失去这个女孩。”

“我明白。”

没有指责我的自私，也没有审判我的幸福，他用一种男子汉的理解接受了这些，这让我轻松了许多。
30.芙颂从此消失了
“现在让我烦恼的是，和她跳舞的人是年轻、勤奋的凯南，他在萨特沙特工作。为了让我嫉妒，她在利用那孩子……当然，我也害怕她对他认真。其实凯南对她来说也可以是一个理想的丈夫。”

扎伊姆说：“我明白。”

“待会儿我会邀请凯南去我父亲那里。我要你做的是，马上过去关照芙颂。就像一个好的足球队员那样，你要‘跟紧’她，别让我今晚嫉妒死，也别让我想着开除凯南，让我平平安安地结束这个幸福的夜晚。明天有高考，所以芙颂他们过一会儿就会走。这不该发生的爱情也会很快结束。”

扎伊姆说：“不知道你的姑娘今晚会不会对我感兴趣。另外还有一个问题。”

“什么？”

扎伊姆说：“我看见茜贝尔不想让努尔吉汗接近我。她觉得麦赫麦特更适合努尔吉汗。但是努尔吉汗大概喜欢上我了，我也很喜欢她。我也希望你在这个问题上帮帮我。麦赫麦特是我们的朋友，我希望是一次公平的竞争。”

“我能做什么？”

“今晚茜贝尔和麦赫麦特都在，我也做不了太多的事情，但现在因为你的姑娘我就不能去关照努尔吉汗了。你要补偿一下。你现在就答应我下周日你们要带努尔吉汗一起去我们的野餐会。”

“好的，我答应。”

“茜贝尔为什么不让努尔吉汗接近我？”

“还不是因为你的风流，德国模特，肚皮舞娘……茜贝尔不喜欢那样的事情。她要让她的朋友跟一个她信任的人结婚。”

“请你告诉茜贝尔，我不坏。”

站起来时我说：“我一直在跟她说。”一阵沉默。我说：“非常感谢你为我作的牺牲。但是关照芙颂时你要小心，千万别让自己迷上她，因为她太可爱了。”

我在扎伊姆的脸上看到了一种十分理解的表情，因此我没因为自己的嫉妒感到丝毫羞愧，即使是一段很短的时间，我的内心也舒坦了许多。

回去后我坐到了母亲他们的桌上。我对半醉的父亲说，萨特沙特员工的桌上有一位非常聪明和勤奋的年轻职员叫凯南，我想让父亲认识他一下。为了不让那张桌子上的其他人嫉妒，我用父亲的口吻写了一张纸条，交给了那个自酒店开业就认识的招待员麦赫麦特?阿里麦赫麦特?阿里，我关照他在舞曲间隙把纸条交给凯南。那时因为母亲一边说“别再喝了，够了”一边试图去拿父亲的酒杯，因此父亲的领带上洒到了酒。舞曲间隙，招待员用高脚杯送来了冰激凌。我觉得面包碎片、染上口红的杯子、用过的餐巾纸、塞满了烟头的烟灰缸、打火机、脏的空杯子、揉皱的香烟盒就像是自己混乱脑子的影像，同时我也痛苦地感到夜晚已接近尾声。刚开始时，每上一道菜之前，我们都会幸福地抽上一根烟。有那么一会儿，一个六七岁的小男孩坐到了我的腿上，看见孩子茜贝尔也跑了过来，她坐在我的身边开始和孩子玩起来。看着茜贝尔怀里的孩子，母亲说“她很适合做母亲”时，舞曲还在继续。过了一会儿，年轻英俊的凯南兴高采烈地坐到了我们的桌上，那时前部长正起身准备离开，凯南说，认识部长和我父亲他感到非常荣幸。当部长摇摇晃晃地离开后，我对父亲说，凯南先生对萨特沙特走出伊斯坦布尔，特别是对在伊兹密尔开店的事情很清楚。我用一种包括父亲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听到的声音夸赞了凯南。父亲像对招进公司的所有新“职员”那样，也问了他同样的一些问题。“孩子，您懂什么外语；平时您会看书吗；您有什么爱好；您结婚了吗？”母亲说：“他没结婚，刚才在和内希贝的女儿芙颂跳舞。”父亲说：“真主保佑，那个女孩出落得很漂亮。”母亲说：“凯南先生，他们父子俩谈工作不会让您烦吧。您现在一定想去和年轻朋友们玩。”“不，夫人，能荣幸地和你们，和穆姆塔兹先生认识比什么都重要。”母亲轻声说道：“非常礼貌、非常文雅的一个小伙子。找个晚上我请他去家里怎么样？”

但母亲是用一种凯南听不见的声音来说这句话的。当母亲用好像只在对我们说的样子来表达对一个人的喜爱和赞赏时，她会希望那个人也听到了这些赞扬，她会笑着把那人的害羞看做是一种对自己力量的验证。当母亲用同样的方式微笑时，银色叶子开始演奏一段很慢很动情的曲子。我看见扎伊姆请芙颂跳舞了。我说：“趁我父亲也在这里，让我们来谈一谈萨特沙特和分公司的事情吧。”母亲说：“儿子，难道你要在自己的订婚仪式上谈论工作吗？”凯南对我母亲说：“夫人，也许您不知道，每周有三四个晚上，您儿子等大家回家后会继续留在办公室里工作到深夜。”我补充道：“有时我会和凯南一起加班。”凯南说：“是的，有时我们会工作得很开心。我们会干个通宵，还会用那些债主的名字编一些好玩的句子。”父亲问道：“你们怎么处理那些没有支付的支票？”我说：“亲爱的爸爸，我准备和萨特沙特以及分销商们一起来谈这个问题。”

当乐队奏起缓慢、动情的乐曲时，我们谈起了将要在萨特沙特搞的创新；父亲在凯南那个年纪时在贝伊奥鲁的那些娱乐场所；为父亲工作的第一个会计伊扎克先生的那些手法，我们还一起转身远远朝他举了举杯；用父亲的话来说夜晚和年轻时代的美好；父亲用玩笑的口吻谈到的“爱情”。尽管父亲一再追问，但凯南还是没说他是否恋爱了。母亲试探了一下凯南的家庭情况。当得知凯南的父亲是个市政府公务员，开了很多年有轨电车后，母亲感叹道：“唉，那些旧的有轨电车多好啊，是吧孩子们？”

一大半的客人早就走了。父亲也不时闭起了眼睛。

当母亲与父亲起身和我们挨个亲吻道别时，她没有看着我，而是看着茜贝尔的眼睛说：“你们也别待到太晚，好吗，儿子？”

凯南想回到萨特沙特员工的桌子上去，但我没放他走。我说：“让我们也和我哥哥谈谈在伊兹密尔开店的事情吧。我们三个人不容易聚到一起。”

当我把凯南领到我们的桌上，要把他介绍给我哥哥时（早就认识他的），哥哥带着疑惑的神情皱了皱眉头，他说我的脑袋太糊涂了。随后他用眉眼向贝玲和茜贝尔示意了一下我手里的酒杯。是的，那时我一下干掉了两杯拉克酒。因为每当我看见扎伊姆和芙颂跳舞的样子，我都感到一种荒唐的嫉妒，我要借酒消愁。我嫉妒他们很荒唐，但是当哥哥跟凯南说讨债的难处时，包括凯南在内，我们桌上的所有人都在看扎伊姆和芙颂跳舞。甚至背对他们坐着的努尔吉汗都感到了扎伊姆对另外一个女人的兴趣，她变得很不安。有那么一会儿，我对自己说：“我很幸福。”尽管我已经醉了，但我依然觉得一切都还在我的掌控之中。我在凯南的脸上，也看到了和我相似的不安，我的这位雄心勃勃却又毫无经验的朋友，因为想得到老板的垂青而错过了刚才被他搂在怀里的姑娘，我用这个细长的杯子——跟我的那个一样——倒了一杯拉克酒放到他的面前。就在同一个时间，麦赫麦特终于邀请努尔吉汗跳舞了，茜贝尔高兴地对我眨了眨眼睛。随后她甜美地对我说：“够了，亲爱的，别再喝了。”

因为她的甜美，我请茜贝尔跳舞了。但是当我们一走进跳舞的人群，我立刻明白这是一个多么错误的决定。因为银色叶子奏响的《那个夏天的一个回忆》，就好像我一直希望自己博物馆里的那些物件做到的那样，强烈地唤醒了我和茜贝尔去年夏天度过的那些美好时光的记忆，茜贝尔也因此满怀爱恋地搂抱了我。我多么想用同样的真诚拥抱那晚我已经十分明确将和她共度此生的未婚妻!但是我在想着芙颂。在跳舞的人群里，我既试图看见她，又不想让她看见我和茜贝尔幸福的样子。于是，我开始和那些跳舞的人们开起玩笑来。他们则像对待喝醉的新郎那样，用宽容对我报以了微笑。

有那么一会儿，我们跳到了备受欢迎的专栏作家的边上，他正在和一个可爱的深肤色女人跳舞。我对他说：“杰拉尔先生，爱情不像报纸的文章，是吧？”跳到努尔吉汗和麦赫麦特身边时，我做得就像他们早就是情人那样。看见祖姆鲁特女士祖姆鲁特女士，我用法语和她说了几句话，因为每次来看母亲，她都会以不让用人明白的借口不时说上几句法语。但是让人们发笑的并不是我的诙谐幽默，而是我的醉意。茜贝尔也不想和我跳一段难忘的舞了，她轻声告诉我，她是多么地爱我；喝醉的我是多么可爱；如果做媒的事让我不开心了，她向我道歉，但她这么做完全是为了我们朋友的幸福；不可信的扎伊姆扔下努尔吉汗，又缠上了我那远房亲戚的女孩。我皱着眉头告诉她，其实扎伊姆是个非常好、非常值得信赖的朋友。另外我还告诉她，扎伊姆好奇她为什么不喜欢他。

茜贝尔说：“你和扎伊姆谈起我了吗?他说什么了？”在两段音乐的间隙，我们又碰到了刚才我和他开玩笑的记者杰拉尔?萨利克。他说：“凯末尔先生，我找到把一篇好的专栏文章和爱情联系在一起的东西了。”“是什么？”“无论是爱情，还是专栏文章，当然都必须让我们现在幸福。但是衡量两者美丽和力量的标准，则是永留脑海。”我说：“大师，请您找一天写写这个话题吧。”但他并没听我说话，而是在听和他跳舞的那个深肤色女人讲话。就在那时，我在身边看到了芙颂和扎伊姆。芙颂把头靠近他的脖子上正在轻声说着什么，而扎伊姆在开心地笑着。我觉得不仅是芙颂，扎伊姆也看到了我们，但他们跟着舞曲旋转做出一副视而不见的样子。

没有太过破坏我们的舞步，我拖着茜贝尔径直朝他们跳去，就像一艘追赶上商船的海盗帆船那样，我们从旁边快速地撞上了芙颂和扎伊姆。

我说：“啊，真对不起。哈，哈，你们好吗？”芙颂那幸福和复杂的表情让我清醒了不少，我立刻感到醉态将是一个好借口。我一边放下茜贝尔的手，一边和她一起转向了扎伊姆。我说：“你们俩跳一会儿吧。”扎伊姆拿开了放在芙颂腰上的手。我对扎伊姆和茜贝尔说：“你认为茜贝尔对你有误解。你也一定有问题要问扎伊姆。”我用一种仿佛为了他们的友谊而作出牺牲的姿态从背后把他们推到了一起。当茜贝尔和扎伊姆板着脸开始跳舞时，我和芙颂互相看了一眼。随后，我把手放到她的腰上，和着舞曲的节奏用一种带女孩私奔的恋人的激动把她带离了那里。

该用什么语言来表达我将她拥入怀中时感到的安宁呢?人群里发出的不断在我脑海里萦绕的嘈杂声、乐曲的喧闹声、我以为是城市呻吟的无情噪音，原来只是远离她而产生的不安。就像只能在一个人的怀里才会停止啼哭的婴儿一样，我的内心一下子被一种深切、温柔的幸福静谧包围了。从她的眼神里我明白，芙颂也感到了同样的幸福，我觉得我们的沉默意味着我们都感觉到了互相给予的幸福，我希望舞曲永远不要结束。但随后，我慌乱地发现，我们之间的沉默对于她来说有一种完全不同的含义。芙颂的沉默意味着，现在我必须回答那个一直以来我用玩笑敷衍的真正问题（我们将怎么样?）。我明白了她就是为此来这里的。订婚仪式上，男人们对她表现出来的兴趣，甚至我在孩子们的眼神里看到的仰慕给了她信心，也减轻了她的痛苦。她也可能把我当做“一个一时的消遣”。夜晚即将结束的感觉，在我现在非常好使，然而混沌的脑袋里与失去芙颂的恐惧混合在了一起。

“如果两个人像我们这样彼此相爱，那么任何人都不能插足其中，任何人。”连我自己都对这句不假思索说出的话感到了惊讶，“像我们这样的恋人，因为知道任何东西都无法结束他们的爱情，所以即便在最坏的日子里，甚至在他们不情愿地对彼此做了最无情和错误的事情时，他们都会在心里装着一份永远的安慰。但是请你相信，以后我不会这样了，我会变好的。你在听我说吗？”

“我在听。”

当确信周围跳舞的那些人没看着我们时，我说：“我们在非常不幸的一个时间相遇了。我们无法在一开始就确信我们将经历一段多么真实的爱情。但从此以后我将让一切走上正轨。现在我们的第一个烦恼就是你明天的考试。今晚你不该过多地想这些事情。”

“你说，今后会怎么样。”

“明天，像往常一样（我的声音突然颤抖了），下午两点，你考完试后，我们还在迈哈迈特公寓楼见面好吗?让我在那时再慢慢地告诉你今后我将怎么做。如果你不信任我，你将会永远看不到我。”

“不，如果你现在说，我就会去。”

触碰着她那美妙的肩膀和蜜色的胳膊，用我混沌的脑袋想到，明天下午两点她会去找我，我们将像往常那样做爱，今生我将永远不离开她，真是太美妙了，那一刻我明白自己应该为她做一切。

我说：“我们之间不会再有别人。”

“好吧，明天考完试我去找你，但愿你不会食言，你要告诉我你将怎么做。”

依然保持着我们笔直的身姿，我用爱恋使劲按着放在她臀部的手，试图借着音乐的节奏让她贴近我。她抗拒着不靠上我，而这更加刺激了我。然而，当我感到当众搂抱她的企图会让她更多认为是我的醉态表现时，我恢复了平静。

就在同时，她说：“我们该下去了。我感觉他们都在看我们。”她挣脱开我的胳膊。我轻声说道：“赶快回去睡觉。考试时也要想着我有多爱你。”

走回我们的桌上时，我发现那里只剩下板着脸争吵着说话的贝玲和奥斯曼了。贝玲问道：“你还好吗？”

“我很好。”我朝杂乱的桌子和那些空椅子看了一眼。

“茜贝尔不跳舞了，凯南先生领她去了萨特沙特员工们的那张桌子，他们大概在玩什么游戏。”

奥斯曼说：“你请芙颂跳舞很好。母亲对他们的冷淡是错误的。应该让她，也让所有人知道，我们全家都很关心芙颂，我们已经忘记了那荒唐的选美比赛，但我们依然在关注她。我为这女孩担忧。因为她认为自己太漂亮了。她的衣着过于开放。六个月里她从一个女孩一下变成了一个女人，就像南瓜花那样开放了。如果她在短时间里不和一个正经男人结婚，她会被人议论，以后会不幸福的。她说什么了？”

“明天她要去参加高考。”

“那她怎么还在跳舞?都快到12点了。”他看见她正朝后面走去，“我真的很喜欢你的那个凯南。就让她和他结婚吧。”

我在远处喊道：“要我去跟他们这么说吗？”因为从我们儿时起，我就跟哥哥对着干，比如他一开始说话，我不会待在那里认真地听，而是慢慢地朝花园的另一头走去。

多年来我一直记得，在夜晚的那个钟点，当我从我们的桌子向萨特沙特的员工们和芙颂他们一家坐的桌子走去时，自己是那么的幸福和快乐。因为从现在起我已经让一切走上了正轨，十三小时四十五分钟之后我将在迈哈迈特公寓楼里见到芙颂。就像对面灯光闪烁的海峡夜晚一样，一段美好的人生带着幸福的承诺在我面前展开。我一边和那些跳累了衣服微微松散开来的漂亮姑娘、留在最后的客人、我儿时的朋友以及我认识了三十年的慈爱阿姨们说笑着，一边想着，如果事情发展到了那一步，最终我将不是和茜贝尔，而是和芙颂结婚。

茜贝尔加入了“一场”在萨特沙特员工混乱的桌子上进行的招魂“游戏”。当“被招的灵魂”没有显现时，桌上的人都散去了。茜贝尔于是走到旁边的空桌，坐到了芙颂和凯南的旁边。看到他们立刻开始了交谈，我走了过去。但当凯南一看见我朝他们走去时，他立刻想要请芙颂跳舞。看见我的芙颂借口鞋子打脚拒绝了他。好像问题不是芙颂而是跳舞一样，为了和别人跳一曲快舞，凯南起身离开了桌子。于是，在几乎无人的萨特沙特员工桌子的边上，芙颂和茜贝尔当中的那把椅子就为我留下了。我坐到了芙颂和茜贝尔的中间。我多想有人在那时为我们拍张照片，好让我多年后在这里展出!

一坐到她俩中间，我欣喜地发现，芙颂和茜贝尔就像两个结交多年、彼此远远珍视的尼相塔什贵妇那样，正在用一种极为尊重和半正式的语言争论着招魂的事情。我以为芙颂没有太多宗教方面的知识，但芙颂说，灵魂“就像我们的宗教里说的那样”确实是存在的，但在这个世界上生活的我们试图和他们说话，既违背我们的教义，也是罪过的。她说这是她父亲的观点，她看了一眼旁边桌上的父亲。

芙颂说：“三年前有一次我没听爸爸的话，因为好奇和高中同学玩了一场招魂游戏，我不假思索随便地在纸上写下了一个我非常喜欢，但不知他下落的儿时玩伴的名字……但是我只是为了好玩写下的那个人的灵魂显现了，我后悔极了。”

“为什么？”

“因为我从茶杯的颤抖中立刻明白，我那杳无音讯的朋友内吉代特受了很多苦。随着茶杯挣扎似的抖动，我感到内吉代特想对我说些什么。然后茶杯突然安静了下来……所有人都说，那个人在那个时刻死去了……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茜贝尔也追问道：“他们是怎么知道的？”

“同一天晚上，当我在柜子里寻找一只手套时，我在抽屉的最下面，找到了内吉代特很多年前送给我的一块手帕。也许这只是一个巧合……但我不那么认为。我从中吸取了一个教训。那就是，当我们失去了我们所爱的人，我们不该在招魂游戏里亵渎他们的名字……取而代之的应该是一个可以让我们想起他们的物件，比如说即便是一只耳坠，也能够长时间更好地安慰我们。”

内希贝姑妈叫道：“亲爱的芙颂，我们赶快回家吧。明天早上你还有考试，你看，你爸爸的眼睛快闭上了。”

芙颂坚决地说：“妈妈，等一会儿!”

茜贝尔说：“我也根本不相信招魂术。但是我不会错过——如果喊我去的话——人们为了看见他们惧怕的东西而做的那些游戏。”

芙颂问道：“如果非常想念一个您爱的人，您会选择哪种方式?是召集朋友过来招他的魂，还是去找一个他的旧物件，比如说一个香烟盒？”

当茜贝尔还在寻找一个礼貌的回答时，芙颂突然站起来，从旁边的桌上拿来一个包放在了我们面前。她说：“这个包让我想起自己的难堪，卖一件假货给你们的羞愧。”

我竟然没在第一眼认出芙颂胳膊上挎着的就是“那个”包。但是，我难道没有在一生中最幸福的那个时刻之前，去香舍丽榭精品店，从谢娜伊女士那里买下“那个”包，然后在路上碰上芙颂，把它拿回迈哈迈特公寓楼了吗?杰尼?科隆包昨天还在那里的。怎么一下就跑到这里来了?就像面对一个魔术师那样，我的脑子一片混乱。

茜贝尔说：“那只包很适合您，它和您橘黄色的裙子和帽子配在一起非常漂亮，一看见我就嫉妒了。我后悔把它退掉了。您真漂亮。”

我明白了谢娜伊女士那里一定还有很多假冒的杰尼?科隆包。卖给我之后，她可能又在香舍丽榭精品店的橱窗里摆上了一个新的，也有可能她给了芙颂一个让她今晚用一下。

“自从明白包是假的以后，您就没再来过店里。”芙颂对茜贝尔甜美地笑着说，“这让我伤心，但您一点也没做错。”她打开包，让我们看了看里面。“在真主的帮助下，我们的师傅们能够以假乱真地仿制欧洲的产品，但是像您这样的明眼人当然还是可以分辨真假的。但现在我要说一件事。”她突然哽咽了一下，我以为她会哭起来。但她很快镇定下来，开始皱着眉头说那些我认为她在家里认真准备过的话。“对我来说，一件东西是不是欧洲货一点也不重要……是真的，还是假的，这也不重要……我认为人们之所以不愿意用一件仿造的东西，不是因为它是假的，而是因为‘惧怕被认为买了便宜货’。我认为不好的是，不看重物品的本身，只看重它的品牌。不是有很多人不在意自己的感情，而在意别人说什么吗……（瞬间，她看了我一眼。）我将用这个包记住今夜。恭喜你们，一个难忘的夜晚。”我心爱的人站起来，握了我俩的手，亲吻了我们的脸颊。正要走时，她看见正朝我们走来的扎伊姆，她转身问茜贝尔：“扎伊姆先生和您的未婚夫是非常好的朋友，是吗？”

茜贝尔说：“是的，他们是好朋友。”芙颂挽着父亲的胳膊正要离开时，茜贝尔问道：“她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但她一点也没有鄙视芙颂的样子，甚至可以说她对芙颂充满了爱意。

当走在父母中间的芙颂慢慢离开时，我满怀爱恋和仰慕看了看她的背影。

扎伊姆坐到了我身边，他说：“你公司里的人一个晚上都在开你和茜贝尔的玩笑。作为朋友，我要警告你。”

“别那么认真，都是些什么玩笑？”

“是凯南告诉芙颂的，她又告诉了我……芙颂的心碎了。因为萨特沙特所有人都知道，每晚你和茜贝尔在那里约会，等人走后你们在老板办公室里的长沙发上做爱……玩笑也就是这方面的。”

茜贝尔扭头问我们：“又怎么了?又是什么让你不开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