拿着剪刀奔跑

拿着剪刀奔跑_奥古斯丁·巴勒斯
译者序（代前言）
拿着剪刀奔跑——它是一种暗示，一种象征。
它更是一种比喻，一种典型的、美国式的比喻，潜台词就是：你痛苦吗？你孤独吗？那就不要犹豫了，你该甩开膀子，手舞剪刀，一路狂奔。你要极力发泄（不管伤了谁），尽兴方休！
所有的孤独者，内心渴望发泄而又怯于发泄。而勇敢的孤独者，就应手握剪刀，不停地跑啊跑；就应头也不抬，两腋生风，又吼又叫，双目充血，形同猛兽！此时，任何人都不可贸然阻拦，不然，他们就可能挨上一剪刀，以至皮开肉绽，鲜血淋漓！
而处于疯狂状态的持剪人，他们只想发泄，所以即便伤了人（或不慎为剪刀自伤），也照样无知无觉、不管不顾，兀自挥舞剪刀一路狂奔！他们要在奔跑中找到出路，他们要剪断一切压抑和束缚的天罗地网，要走出孤独和痛苦，走向欢畅和自由，获得凤凰涅磐式的新生！
本书的一系列人物就是这样的持剪人。他们经受着不同形式的孤独和彷徨，不同程度的失落和迷惘，他们当中，有疯疯癫癫、言行怪异的心理医生，他的稀奇古怪的家人和病人；有充满幻想狂的”双性恋”女诗人，终日酗酒、郁郁寡欢的名牌大学教授；有寄居在别人家里的恋童癖患者，喜食狗粮、刻板守旧的中年女人；还有为了金钱和所谓爱情，宁可和大龄网球运动员同居的豆蔻少女；有把父亲当成上帝、不折不扣的女独身主义者，还有本书的主人公——一个渴望自由，却不得不经受各种考验的普通男孩……所有这些人物，几乎都有一个共性：因情感孤独而渴望理解，因生活压抑而幻想自由，因前途晦暗而向往光明。
作者以辛辣、讽刺、诙谐的笔触，展示出美国家庭生活色彩斑斓的画卷，故事情节生动、滑稽、怪诞而令人惊异，让读者跟随主人公一道，体验到人生最快乐和最忧伤的极致状态。作者巴勒斯堪称美国当今最著名的畅销书作家之一，他的《拿着剪刀奔跑》一书，是美国时下最受欢迎的记忆文学读本，文学界和各大媒体对其好评如潮，被纽约时报评为”2002年十大畅销书”，评论家们不吝赞美之词：“不管读到哪一页，《拿着剪刀奔跑》都让你从心灵深处渴望大笑，或者使你感到恐惧、惊讶……它诙谐而幽默，它通过一个孩子的眼睛，详细而真实地描述了一些出轨的成年男女的所作所为。”
其实，出轨的又何止是成年男女，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和女孩同样离经叛道，他们拒绝循规蹈矩，鄙视一切繁文缛节，他们崇尚个性，追求自由，渴望无拘无束，活得洒脱率真。他们奉行的人生信条就是：你如果感觉压抑和孤独，一定不要憋在心里，不然只会毁掉你的一生。你应该冲出牢笼，尽情发泄，这才是排解压抑、摆脱孤独的良药。也许你会因过度发泄而声音嘶哑、筋疲力尽、瘫倒在地，但与此同时，在凄冷与黑暗的隧道里，一束温暖而光明的阳光，却悄悄地照射进来……
一个人不管花多大代价，都要尽早摆脱情感和灵魂的孤独状态，这是本书的核心主题，巴勒斯旨在通过这部”梦魇般使人恐惧的自传文学”（《出版人周刊》），告诉我们每一个人：在这个不断变化、令人窒息的工业化世界里，不管是你、是我还是他，我们同病相怜，我们享受到现代文明带来的快乐，却也经受着从未有过的迷惘和孤独。从本质上说，我们莫不是是形形色色的持剪人，在弱肉强食的钢铁丛林里，似乎没有别的选择，唯有硬着头皮，敢闯敢拼，持剪奔跑，以寻找到最终的出路！
而那把明晃晃地的剪刀，始终在半空中忽左忽右、忽上忽下的舞动，而且刀刃锋利，寒光闪烁，冷气逼人！
拿着剪刀奔跑(1)
我妈妈站在浴室的镜子前，扭动着腰肢。她盯着自己在镜子里的形象，让笑容慢慢地浮在脸上，有些矜持，有些造作，有些异样。她的嘴唇涂得红彤彤的，似乎散发出隐秘而香甜的气息。这么一来，她还真有点儿大明星的气质，譬如像简·纳塔这样的演员，像迪皮特·杜这样的老牌歌手什么的，总之就是那一类人。不少人说起，她长得挺像年轻时候的女演员劳伦·贝考尔，尤其是眼睛。
我打量起她的脚，它们隐藏在那双漆革做的红色高跟鞋里。她在家里时一向穿拖鞋，所以这会儿看上去，那双脚似乎不属于她，像是别的女人的脚，让我看了很不习惯，这是她整装待发的信号。我有些不安和慌乱，仿佛即将被她遗弃，至少眼下如此。
我不想她离开，我是害怕孤独。我感觉自己像是刚刚降生，浑身还湿乎乎的，小小的脐带连在她的身上。我渴望她的陪伴，她却伸出手来，想把脐带扯断，我难过极了。
我走到浴室跟前，站到妈妈身边，想尽可能和她多呆一会儿。她可能要去康涅狄格州的哈特福德吧？我猜测。她也可能是去布拉德利—菲尔德国际机场。我喜欢那个机场，喜欢喷气式飞机燃料的味道，它曾经载着我们飞向南方，去看望我的爷爷奶奶。
我的思绪被我妈妈打断了。
“把灯关了。”她边说边向楼上走去。她迈开步子时，衣服发出嗖嗖的摩擦声，一阵奇怪的气味跟着进入我的鼻腔，似乎有几分甜兮兮的，又仿佛是某种化学药品的味道。这又让我难过起来，因为在她将要离家出门时，这种气味就会不失时机地出现。
“好，我知道了。”我说。放在柳条洗衣篮旁边的去湿器，发出橙色的光亮，像一双眼睛似地盯着我，我也不禁回头看着它。它让我感到恐惧，不过妈妈在这里，我就不觉得紧张了。不过她这时行走如风，她穿过整个房间的大半个地板，走近那个墙角的壁炉，即将转过那里，拾级上楼，那我就不得不独自留在黑漆漆的浴室附近，让去湿器的那双眼睛盯着我，多吓人啊，所以我开始奔跑了。我去追赶我妈妈，我确信有什么东西跟在后面，向我扑过来，而且就要抓住我了！我从妈妈的身边经过，快步跑上楼梯，手足并用地爬啊爬，拼着小命地冲啊冲，我冲在了最前面，冲到了楼梯顶部，以俯视的姿态回头看着妈妈。
她爬楼梯时放慢步子，提起裙摆。她仿佛故意这样做，似乎是在提醒我，什么叫优雅，什么叫风度。瞧她的姿态，活像一个女演员，正缓步走上红地毯，走到领奖台上，接受电影艺术科学院为她颁发的奥斯卡金像奖呢！此时我妈妈的眼睛看着我，脸上的笑容在我的眼前绽放。她提醒我：“你上楼梯的样子，像极了克里姆。”
克里姆是我们养的狗，我们都很喜欢它，它是我和妈妈的私有财产。我在其他某些方面也很像克里姆，譬如说，这条金黄色的小猎犬，只要一声令下，就会马上把猎物衔给妈妈，这让妈妈非常满意。
妈妈看着我，我也看着她，脸上笑眯眯地，完全是一副讨好的表情。
我的孤独感太强烈了，我还是不想她离开家。
“我回家之前，你可以睡个好觉，”她告诉我，“祝你晚安，我们明早见。”
“你要去哪儿呀？”我提出这个问题的次数，简直多如牛毛。
妈妈去北安普敦参加朗诵会了。她是个未来的大诗人，我期待着妈妈成为明星，她也有这样的奢望，比如，她也许可以成为像莫德那样的电视电视节目主持人。
我爸爸则把另一种角色演绎得淋漓尽致，他是个酗酒成性的人，他还是麻省理工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他患有牛皮癣，牛皮癣覆盖了全身，使他看上去挺像一条鲭鱼，一条可以直立行走、穿着粗花呢衣服的鲭鱼。而且，他的热情，他的慈爱，他的友善也是显而易见的——就跟石化木一样。
“您能陪我玩一会儿跳棋吗？”我带着哭腔哀求。他坐在厨房的餐桌前，一边批改卷子，一边喝着一大杯伏特加。他此时是判官的角色，我知道，有些学生肯定要在他的笔下倒霉了。
“不行，儿子，我有很多工作要做。”
“过一会儿你能陪我玩吗？”
我爸爸头也不抬，眼睛盯着卷子，手握红色的钢笔，在空白的地方打出分数。“不行，儿子，我不能陪你玩！我已经跟你说过了，我要做的工作很多，我现在就很累了，我的膝盖也难受起来了。”
我和爸爸唯一一块儿做的事情，就是把垃圾送到外面的垃圾场。“奥古斯丁，”他会在楼下的地下室招呼我，“你要是能把垃圾全部装到车上，我就开车带你去垃圾场。”
我的情绪戒指掉到地上，我踩到上面，险些滑倒。我迅速冲向楼下的地下室。他穿着一件黑红相间、有方格图案的工作服，正把两个绿色塑料袋扛到肩上。“你要检查一下，看袋子顶部是不是扎紧了，”他警告我，“你不想袋口破裂，垃圾撒得满地都是，对不对？要把这么多垃圾从地板上收拾干净，那可是一场噩梦啊！”
我拽起一个垃圾袋，拖过地板，挪向门口。
“哎呀儿子，你别拖着那个袋子，你会把袋子底磨破的，垃圾会掉得到处都是，我不是提醒过你吗？”
“你说的是让我把顶部扎紧。”我争辩说。
“没错，我是那么说的，可这还用我格外提醒你吗——你不能拖着垃圾袋在地板上走。”
他说的不对，我看过电视上播过的这种“强力垃圾袋”的广告。“它不会破的，”我反驳了爸爸，继续拖着垃圾袋。
“听着，奥古斯丁，你得把垃圾袋扛起来。你要是不听话，不扛起袋子的话，我是不会带你去垃圾场的。”
我深深地叹了一口气，把袋子扛到肩上，送到门外的小货车上。接着我返回地下室，去扛起下一个垃圾袋。我们让垃圾积攒了好几个礼拜，所以通常至少有二十个垃圾袋需要运走。
小货车终于装满了，我钻进车里，坐到前排座位上，身体挤在爸爸和一个垃圾袋之间。存放了很久的牛奶盒子、鸡蛋壳以及废弃的烟灰缸发出的发霉的味道，让我兴奋不已，我爸爸也很喜欢这种气味：“我相当爱闻这种味道。”当我们驱车驶向六英里以外的公共垃圾场时，爸爸忍不住补充说，“和垃圾堆住在一起，我一点儿也不介意。”
到了垃圾场，我就可以把垃圾袋随意地拽下来，在地面上随意地拖着前进，然后把它们随意地抛下去。
我们开车回家时，途经一座回收站。人们把各种各样的垃圾留在这里：破损的童车，生锈的电炉，不再需要的玩具小屋。
“我把它带回去可以吗？”我看中了一张铬合金的咖啡桌，桌面有些龟裂，还镶嵌着被烟熏黑的玻璃。我想收留它，就开始央求爸爸。
“不行，这里的东西，你一样也不能带回家。你不知道这些垃圾都是哪里来的。”
“可它们还是好好的呀！”我知道，只要我在咖啡桌上摆满杂志，就可以挡住那些裂缝，就像我在一位大夫的办公室见到的情形。而且，只要我用windex牌清洗剂擦上三个钟头，桌子就会光洁如新，肮脏的痕迹就会消失。
“不行，儿子。听着，你别再碰那些脏乎乎的东西了，马上回到车里。还有，别再拿手指碰你的脸，你的手指上全是咖啡桌上的细菌。”
我的情绪戒指变成了黑色。“我为什么不能把这张桌子带回去？为什么？”
爸爸叹了口气，有些恼火。“我都跟你说过了，”他咬牙切齿地说，“我们不知道这些脏东西都是谁扔的，它们来历不明。我们刚刚把垃圾从家里拿出来，不需要再把更多的垃圾带进家里。”
我沉重地倚靠在没有上锁的车门上，心情沮丧极了。我有一个隐秘的期待，就是车门突然会在高速公路上飞出去，而我也跟着从车上滚落下去，滚到高速公路上，一辆满载着洋葱的barstow牌大卡车恰好经过，它的轮胎把我小小的躯体压得粉碎——那样一来，我爸爸就会感到懊悔，因为他没有让我把那张咖啡桌带回家。
我爸爸和我妈妈的婚姻是不幸的，他们彼此憎恶对方，也憎恶他们共同创建的生活。他们整天没事找事地吵架，真是叫人无法理解。
“你是个白痴，你是个暴君。”妈妈的声音从沙发上传来，她两条腿交错着，上半截身体压在腿上，“你这不得好死的杂种，你整天不想别的，就等着看我有朝一日割脉自杀。”她无意识地把她的钩针编织的内衣的穗子在手指上缠来缠去。
爸爸的脸通红通红的，就像是猴子的屁股，他把奎宁水倒进酒杯里。“戴尔德拉，拜托，你安静点儿！你这是歇斯底里，完全是歇斯底里！”因为他是一位教授，所以习惯于重复他的话。
妈妈从沙发上站起来，慢慢地走在白色的长绒地毯上，好像是在摄影棚里表演一段情感独白。“我歇斯底里？”她声音低沉而平静地，“你认为这是歇斯底里？”她夸张地大笑起来，把脑袋向后一扬。“啊，你这可怜的杂种，你枉为男人。”她站到爸爸身边，后背倚在柚木书架上。“你的心一直处于压抑的状态。所以，你错把创造性的激情当成歇斯底里。难道你没有意识到吗，这，就是你一步步把我逼上死路的原因。”她闭上眼睛，神情悲怆，这是她喜欢的歌剧演员伊迪丝·皮尔芙常有的表情。
爸爸忙不迭地从妈妈身边走开。他把杯子举到嘴边，狠狠地喝了一大口。因为他整晚都在喝酒，他的话语多少有些含糊不清了。“没人要把你逼上死路，戴尔德拉，一切都是你自己一手造成的。”
战火最终从隔壁房间烧到了厨房。那里给他们提供了更好的照明设备，还有方便使用的形形色色的武器。
“看看你那张该死的破脸，”妈妈说，“这种脸只有比你年纪大一倍的男人才会有，哼，三十七岁的年纪，脸长得跟八十岁的老头没分别。”
这时爸爸已经喝得酩酊大醉了，他能够想到的让全家恢复平静的唯一方式，就是让妈妈停止呼吸。
“快把你该死的爪子从我身上拿走！”妈妈尖声喊叫，拼命地挪开爸爸的两只手，它们正掐在她的脖子上。
“闭上你的臭嘴，母狗。”爸爸咬着牙说。
我听见声音，冲进厨房。我穿着绣着史奴比图案的睡衣站在门口。“住手！”我喊叫起来，“赶快住手！”
趁醉醺醺的爸爸一愣神，妈妈奋力推开了他，迫使他转了个圈儿，身体跌向厨房的柜台。他的脑袋撞到了洗碗机上，身体突然矮了下去，躺到厨房地板上，一动不动，一小股鲜血顺着他的耳朵流下来，我确信他是死了。
“他不动了。”我说着话，开始靠近他。
“这个没骨气的杂种，他又在玩他那套可怜的唬人的把戏罢了。”她用她鲜红的脚趾碰碰爸爸不中用的膝盖。“起来，诺曼，你会把奥古斯丁吓坏的，别再恶作剧了!”
爸爸终于坐了起来，头倚到洗碗机上。
我发现爸爸居然还活着，开始为妈妈担心了：“请不要伤害她，”我说，“请你不要伤害她。”爸爸冷漠的性格让我害怕。他一向面无表情，这和taster牌咖啡盒子上那个男人平静的表情不是一回事。我再次把身体挪近爸爸：“请你不要伤害她！”
“你爸爸不会杀我的，”妈妈说着话，打开了电炉的灶眼，从烟盒里拽出一支摩尔香烟，身体前倾，把它在渐渐发红的金属线圈上点燃。“他会以他可怕的压迫性的手段继续控制我，让我感到窒息，然后等我割开自己的喉咙。”
“闭上你这张臭嘴，戴尔德拉。”爸爸说。他神情疲惫，醉得不成样子。
妈妈朝他冷笑一声，一团烟雾从鼻孔里喷出来。“等你掉进地狱那一天，我就会闭上嘴。”
我惊恐万状：“你是要割喉咙吗？”
她笑了起来，向我伸出双臂：“不，当然不是，这不过是个比喻。”她在我的头顶亲了一下，挠了几下我的后背：“凌晨一点了，你该睡觉去了，明天还得上学呢。”
后来，在我的生命中出现了芬奇大夫。
当我的家庭气氛由单纯的彼此憎恨，转化为潜在的谋杀血案的时候，我的父母不得不寻求心理大夫的帮助，芬奇大夫由此走进了我们的生活。他可太像圣诞老人了。他有一头茂密的白发，嘴巴上有一圈浓密而滑稽的灰白的胡须，白色的眉毛就如牙刷刷毛一样厚重。不过，他不是穿着有白色皮毛的鲜红的袍子，而是穿着褐色的涤纶裤子和领尖钉着纽扣的短袖白衬衣。不过有时候，他真的会戴上圣诞老人的帽子。
每个星期六，我都会坐着褐色的道奇·阿斯彭牌小货车，和我的父母去北安普顿市芬奇大夫的诊所。我们一声不吭地坐在车里，偶尔我妈妈会发表意见，说是有粪便一样的味道，从我父亲的耳朵里释放出来。有时候，爸爸提醒妈妈，说她是一个可恶的婊子，除此以外，他们一句话也不说。
治疗持续一年多了，但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我爸爸妈妈的关系越来越糟，而不是有所好转。我爸爸愈发充满敌意而且疏远，他喜欢呆在地下室里，似乎只对放在那里的棱角粗糙的金属物着迷，而我妈妈却越来越像一个疯子。
我说她像个疯子，不是说她喜欢把厨房的墙壁涂成深红色，这不算什么事儿。她喜欢时不时地打开煤气炉，默默地看着火苗发呆；她喜欢把牙膏当三明治咽下肚子，说她自己是唯一的上帝，这些使我相信，她在发疯的道路上越跑越远。以前，她可以站在阳台上，点燃柠檬味道的蜡烛，但起码，她不会把蜡烛吃下去——如今，这样的情形一去不返了。
每周一次的治疗也结束了——如今，我妈妈风雨无阻，几乎每天都得到芬奇大夫那里看病。
我父母的离婚是爆炸性的，因为他们所有的关系全部炸得粉碎，留下了一个干净而平坦的区域，我可以看见地平线了。我爸爸妈妈之间的斗争结束了，因为他们不再讲话，家里的紧张气氛消失了，因为没有所谓家庭了，“家庭”这张画布干净如初，不再有任何痕迹。
现在，我妈妈和我得自力更生了，我们的遭遇，我们的处境，类似于电影《艾莉丝不再归来》，或是我喜欢的电视剧《光辉岁月》。
我们搬进了阿默斯特市的一家新公寓，我妈妈的心情或许会更好一些。我可能进入一所新的小学，然后上初中，然后上高中，然后考进普林斯顿大学，将来成为一名大夫，没准儿一不小心，成为我一向推崇的某些电视喜剧节目的明星。
那么我们的狗，克里姆怎么办呢？它拒绝搬家。我们带着它一起去阿默斯特，可它一路小跑，回到原来的老房子那里。那里的新住户信誓旦旦地说，他们会照顾好克里姆的，所以，和我们一样，克里姆也会过上新生活。
洗衣服还是得加上织物柔软剂，早餐还是少不了金枪鱼沙拉白面包，家长教师联谊会还是要定期召开，所谓的新生活，其实还是老样子。
芬奇大夫将身体倚靠在那张藤条转椅上，两只手交错地放在脑后，我妈妈坐在他对面的双人沙发上，而我坐在他们之间的扶手椅上。
我今年十二岁，但我感觉我很成熟，至少有十四岁了。我父母离婚一年多了，我妈妈经常来看大夫。她不单每天来，甚至每次要好几个小时，如果她没有亲自登门求援，也要在电话里接受治疗。有时候——就像现在这样——我会陪绑似地参与他们的治疗。她感觉应该让大夫和我彼此熟悉很重要，芬奇大夫或许可以帮助我解决在学校里的麻烦。麻烦在于我拒绝上学，而她无力控制我的一举一动。我认为，我没有年龄相仿的朋友让她不安。实际上，我什么年纪的朋友也没有。
“我的情感，我的精神，确实到了相当成熟的地步，”芬奇大夫感叹地说，他的目光有几分滑稽的意味，“可我始终是一个人，一个男人。我是一个非常典型的男人。”
我妈妈把一股烟雾吹过头顶。“你纯粹是个狗娘养的。”她说。她使用一种揶揄和调侃的口吻，和她平时的语气形成鲜明的对照。譬如，每当她对我说：“快走吧，我们去商店买点儿什么吧”，我的上帝，她的声音可真讨厌。
大夫嘿嘿笑了起来，他的脸唰地红了。
“也许你说得对，”他继续说，“男人都是狗娘养的，所以嘛，你就是个狗娘养的孩子了。”他笑着看看我。
他又说：“你是一条母狗。”这是他对我妈妈说的话。
“我是世界上个头最大的母狗。”我妈妈说。咖啡桌上放着一盆“青锁龙”（一种植物），她把烟头在花盆的泥土里掐灭。
“这么想就对了，这才是健康的心态。”大夫说，“身为女人，你本来就是一条母狗。”
我妈妈的表情有些骄傲，她略微扬起下巴：“大夫，如果做母狗是健康的，那我就是地球上最健康的母狗女人了。”
芬奇大夫爆发出一阵大笑，还不停地拍打着大腿。
我看不出这有什么好笑的。不过在我看来，说我妈妈是一只母狗……唉，差不多也就是这么回事，没什么大不了的。与其说她是一个诗人，不如说她是个变态，她不属于正常人，或许该归入沙门细菌那一类吧？
“你真的在那里……做那个吗？”我问大夫。我把话题从“妈妈与母狗的关系”上，转移到我和芬奇大夫之前的谈话上面，我指的是办公室后面那个房间。
芬奇大夫笑着对我说：“当然，我已经说过，我是一个男人，我有自己的需要。”
我试图理解他的话的含义。“那，你果真把那个房间当作……那你通常是在什么时间？是给病人看病的时候吗？”
大夫又笑了起来：“在我给病人看病的时候，也可能在我看完病之后。有时候，如果一个病人特别疲劳，我就会暂时离开，进到那个房间里。”他从他椅子前那个低矮的、镶着玻璃的藤条桌子上拿起一张《纽约时报》，“今天早晨，我一直在阅读一个女人的故事，是个了不起的女人。说实在的，她太成熟了，发育得太好了……我指的是精神层面。照理来说，她是那种应该做我老婆的女人。”他的脸微微有些发红，他调整了一下腰带的环扣，“所以，阅读她的消息，对我的里比多（心理学术语，指性本能背后的一种潜在力量）的影响非同小可。你们到这里的五分钟之前，我正在欣赏她在报纸上的照片。不管怎样，你们两个离开之后，我需要让自己释放一下。”
想到肥胖的芬奇大夫丢开病人不管，独自到后面的房间里自慰，眼睛还盯着杂志上裸体女人的图片，可真是叫人恶心，呸，呸，呸！
“你想跟我旅行一趟吗？”他问。
“到哪里啊？”我问。
我妈妈咳嗽了几声。
“当然是我的自慰室了！”他骄傲地大声说。
我不禁转了转眼珠。我的确是那种喜欢旅行的人，可要是这种旅行也能让我兴奋，那我真是有些病态。而且几个月以前，他的女儿霍普已经带我看了那个房间。不过表面上，我必须装作从没进过那里。“好吧，那我就跟你旅行一次吧。”
打开那个房间的门，却让我们感到惊奇：霍普离开了接待员的岗位，正躺在房间里那只沙发上睡大觉呢！
“这是怎么回事？”芬奇咆哮起来。“霍普！”他大声说。
霍普被惊醒了：“我的天，干什么呀？爸爸！你把我的魂儿都吓出来了！”门口的光芒让她有些睁不开眼，她用力地眨了眨眼。“啊上帝，你们是怎么啦？”
大夫显得异常震怒：“你没有权利到这里来，这是我的自慰室。而且你居然还用我的毯子！”他指着那条绣着彩色花纹的毛毯，他的女儿正把毯子裹在身上。
毯子用钩针编织而成，边缘的流苏杂乱地纠结在一起。
“爸爸，我刚刚打了个盹而已。”
“这不是你睡觉的地方。”他大声训斥。
妈妈转过身，想要离开。“我想去喝一杯新鲜的桔子汁。”
“等一下，戴尔德拉。”芬奇大夫说。
妈妈皱起眉头：“干嘛呀？”
“你说说看，她的行为为什么是错误的？”他问妈妈。
拿着剪刀奔跑(2)
妈妈把烟塞到嘴里：“我真不知道。”
霍普在沙发上坐了起来。
“回答我，戴尔德拉，”大夫以命令的口吻说，“难道你没有看出来，她偷偷潜入我的房间，侵占我的私人领地，这是雀占鸠巢的可恶行为吗？”
妈妈想了一会儿，说：“是啊，我能理解你的意思，没人喜欢自己的地方被人占据，而且，在没有经过允许的情况下，让别人弄乱自己的东西，确实令人烦恼和厌恶。”
“那么，你拿这些话来质问她！”大夫命令道。
我转过身来，不想卷入这件事情。
“可是，我……”
“戴尔德拉，大点儿声，告诉她你的感觉！”
妈妈看了看霍普，似乎是想说：我应该怎么办呢？我真没有选择啊。接着她说：“我认为……嗯……你这样做是不合适的，你不该在未经允许的情况下，就擅自闯入……嗯……你父亲的房间。”
“这不关你的事，戴尔德拉。”霍普回敬了一句，她的眼睛里闪烁着愤怒的光芒。
我妈妈又拿起香烟，吸了一口。她再次要求离开：“我真的认为我该走了，我很想去喝一杯桔子汁。”
大夫抓住了她的胳膊。“等一等，戴尔德拉，你就容许她这样对你说话？上帝啊，戴尔德拉，难道你是她的下人吗？”
我妈妈飞快地转过身：“我当然不是霍普的下人，芬奇。这根本不关我的事，她说得对。这是你和你女儿之间的问题。”
“臭狗屎！”芬奇大夫大喊起来：“你这完全是该死的逃避！”
“这当然不是逃避。”我妈妈辩解说。她把烟头扔到地板上，用凉鞋的大拇指部位把它踩灭。“我不想卷入这种事情。”她用手弹去黑毛衣圆翻领上几根细小的绒毛——那些绒毛其实是她的主观臆想，其实并不存在。
霍普说：“爸爸，你太过分了，你还是让戴尔德拉离开这里吧，这是你和我之间的事。”
“你——”芬奇大夫指着霍普，“马上给我滚出去，离开这里！”
霍普吓了一跳，身体后仰，瘫坐到沙发上。
“你怎么认为，年轻人？”大夫看着我。
“我认为你们全都是疯子。”我说。
“好，有个性。”他哈哈大笑起来，接着他转向霍普：“赶快回去接电话，泡一杯新鲜的咖啡，做你该做的事，你该是负责任的女人。别以为你是我的女儿，就可以凌驾在我之上，一整天都在睡觉，像什么话？”
霍普从沙发上下来了：“跟我来吧，奥古斯丁。”她把我带到了接待室。
“这都是怎么回事啊？”我问。霍普坐在她的接待台前，我则坐在窗台前，看着窗外，看着八层楼下面来来往往的车流。
“我爸爸只是想帮助你的妈妈，”霍普说，“其实他不是真的生我的气。”
“可是看上去，他就是在生你的气啊！”
“不是的，他只是想帮助你的妈妈，”霍普解释说，“他要让她与她的愤怒接触。你的妈妈压抑愤怒太久，所以才会生病。”
我们的小货车行驶在佩里大街上。我妈妈和芬奇大夫约好今天见面，地点就在他的家里。霍普对我说过，到她家做客，一定不会后悔。“你会认识有趣的人，也会碰上好玩的事。”我终于能看到芬奇大夫的府邸了，对我来说，即使是光顾大明星琼·的私人住宅，也不会比这次拜访更令人激动——我要拜访的，乃是一位美国医生的住所。
今天我穿戴整齐，一条灰色的裤子，裤线压得非常齐整，一件整洁的白色Ｔ恤，外边套了一件海军蓝罩衫。我通常出席大场合才会这么打扮。而且，在出门前的最后一刻，我戴上了一个镀金的id手镯，上面镌刻着我的姓氏和生日。
街道两侧是整齐的房屋，一座比一座气宇轩昂。门前的篱笆修剪得整整齐齐，复式结构的壁炉烟囱拔地而起，高大的正门涂着闪光的黑色油漆，门前的街道都有篱笆点缀，大有新英格兰金融街的气派，豪门林立，气势逼人。“真是太棒了，”我啧啧赞叹说，“我将来也要当一名大夫。”
我们的车开向右上方，我看见了一座孤立的房屋。它不像其他房屋那样是白色的、纯洁无暇，这个房子是粉红色的，看上去有些矮小而卑微。从远处看，它显得孤零零地，和它的邻居比起来，它实在有些另类。“肯定不是这里，对吗？”我小心地问。
我妈妈转动方向盘，把车开进了路边。“就是这里。”她说。
“不可能！”我怀疑地大声说。
“就是这里，奥古斯丁。”她熄灭了发动机，把钥匙扔进坤包里。
“等一下，”我非常吃惊：“这……不可能啊！”
“这就是芬奇大夫的家。”她斩钉截铁地说。
我们下了车，我把手遮在眼睛上方，试图挡住直射的阳光，开始打量这座房子。粉红色的油漆正在剥落，裸露出木头的纹理和形状。所有的窗户都没有百叶窗，而是覆盖着厚厚的塑料，这样，外面的人就无法看见里面的景象。还有那块草坪——至少曾经是草坪吧——其实只不过是一块硬邦邦的泥地，一眼看上去，像是被很多人践踏的交通要道。那个紧靠房屋的一角，停在路边的有些变形的汽车，是一辆破旧的、灰色的别克—兰鸟，车前的毂盖都不见了。
我妈妈穿过那片肮脏的地段，径直走到前院，而我紧紧跟在后面。她摁动门铃，门铃发出一种奇怪的电流声，简直是震耳欲聋。我可以想象有根导线穿过墙壁，然后产生火花，发出了这种声音，这让人想起从远处听到的一种电锯声。
没有人开门。不过我听得出，有人在房间里面跑动，脚步声很清晰。还有按动钢琴键发出的声音，接着是一声沉重的撞击，听得人心惊肉跳。
她再次按下门铃，把手放在上面，没有松开。
过了一会儿，门打开了，一个有些驼背的人出现了。这是一个中年女人，她纽结而凌乱的头发有些灰不溜丢的，甚至可以说是紫色的。她手里拿着一个电动瓶起子，电线很长，一直拖到地上。
“您好，戴尔德拉，”驼背女人说，“请进来。”她转过身，把瓶起子在空中挥了一下，示意我们走进房间。她的身体可真像是“拐杖糖果”，只不过没有红色的条纹包装而已。她的身体前倾，脑袋垂向地面，这让我想象一架飞机突然坠地之前，有的乘客受到惊吓，必然会采取这种躬身缩颈的姿势。
我妈妈说：“谢谢您，阿格尼丝。”她朝屋里走进去。
我跟在后面。这个女人的形象，让我想起电影《家庭会战》中，伊迪丝·邦克饰演的主人公，只是她的姿势非常难看。
“你好，”驼背对我说，“你一定是奥古斯丁吧。我读对了你的名字吗？是不是奥——古——斯——丁，我的发音正确吗？”
“正确，”我以训练有素的礼貌姿态回答，“很高兴认识您。”
“我是芬奇大夫的妻子。你们两个来到这里，就像来到家里一样，千万不要客气。我现在就去叫大夫过来。”她转过身，沿着通向二楼楼梯的狭窄、阴暗的走廊走去。
房子的味道太可怕了，就像湿漉漉的狗身上发出的气味。还有别的什么味道，难道是煮熟的鸡蛋吗？而且房间实在太乱了，我站着的长长的地毯，绒毛磨光，露出了织纹，出现了破洞，而失踪的部分似乎就隐藏在木地板底下面。我在妈妈的身边绕来绕去，右边的布局尤其吸引住了我，那里有高高的窗户，有一只个头很大的壁炉，而旁边的大沙发已经翻倒在地。我绕过沙发，向对面的房间看去，那里也是一团糟，零乱地堆放着衣服、报纸，还有一只彩色的塑料救生圈。
“没有哪个大夫会住在这里。”我悄声地对妈妈说。
“嘘——”她压低了嗓音，紧紧地抓住我的胳膊，“你要表现得规矩一些。”
我低头看了看熨烫过的涤纶裤子，我看到它粘上了一些毛发。膝盖处有一根奇怪的动物的毛，我把它揪下来丢掉，看着它飘落到地板上。我看着地板，看到了更多的毛发，到处都是！它们散落在地毯上，还结成了一个个厚实的小球，分布在靠近墙边的角落处。
我从来没见过这么污秽的地方，住在这里的人令人震惊。一个美国医生竟然会住在这个鬼地方，真是难以想象啊！
“我……我还是在汽车里等你吧。”我说。
“你不能在汽车里等我，那至少需要好几个小时，而且那样的话，你也太没礼貌了。你得呆在这里，和大夫家里的孩子好好相处。”
妈妈去见芬奇大夫了。过了一会儿，两个邋遢的女孩顺着走廊走过来，她们都有一头长长的、因为油腻腻而显得光滑的头发，穿着脏兮兮的衣服。一个是维基，另一个是纳塔莉，以前我在大夫的办公室里见过她们。纳塔莉比我大一岁，她十三岁。维基十四岁。纳塔莉还不错，人很正常，维基则有些另类，她甚至不住在家里，纳塔莉告诉过我，说维基现在和一群嬉皮士住在一起。
“你穿得可真气派，”维基干笑着说，“难道是去教堂吗？”她咯咯地笑了起来。
我真是恨她。她穿的牛仔服看上去花里胡哨的，似乎把彩虹的所有颜色全绣到里面了，而膝盖上还缀着一块假树叶。
“快跟我们来玩吧。”维基说，“我们会让你有事做的。”
接着，她们拽着我跑开了。
纳塔莉拿起沙发上的一个食品袋，取出一夸脱左右的烤马铃薯片，把它们塞进嘴里，声音响亮地咀嚼起来，大把的碎屑掉到她的条纹短裤上。她用手绢擦了擦裸露的膝盖。“吃起来真麻烦。妈的，我讨厌查尔斯·纳尔逊·雷里，他以为他是谁啊？”她打开电视，看了一眼，不屑一顾地说。电视正在播放征婚类节目《好男好女》，查尔斯·纳尔逊·雷里是特约嘉宾，一个电影演员。
“他什么都不是，顶多是狗屎。”维基插了一句。
我盯着屏幕，把一只手放到头顶。在手掌的抚摸下，我能感受到我的头发多么光滑，这让我很舒服。我喜欢看《好男好女》这个电视节目，“我们就看这个吧。”我建议说。
维基从沙发扶手里掏出一大块粘稠物，把它用力甩到地板上。“呸，这个东西真恶心！”她们的猫弗洛伊德见状，立刻从书架里跳下来，扑向地板上那堆粘稠物。
纳塔莉把食品袋举到嘴边，倒置过来，把剩下的马铃薯片倒进嘴里。她又敲了敲食品袋底部，发出了小鼓一样的声音。接着，她把袋子扔给了弗洛伊德。
弗洛伊德飞快地扑过去，两只爪子紧紧地抓住它。
维基呵呵呵地笑了起来。
我长长地吐了一口气。还记得有一次，在芬奇大夫的办公室里，她们竟然打开窗户，把好几条沙丁鱼扔到下面的街道上，砸到行人的头上。她们也要把咖啡罐扔出窗外，好在霍普及时阻止了她们。
更让我吃惊的事情是我妈妈决定把我留在芬奇大夫的家里，为期一周，而她则在芬奇大夫的安排下住进汽车旅馆，原因是我爸爸有可能会伤害我们，确切地说是谋杀。妈妈相信芬奇大夫是唯一能保护我们的人。
一周的时间，待在这样一个奇怪的家庭里，我不敢想象！我竭力想改变妈妈的想法，可都是徒劳。她毫不犹豫地留下我，离开了。
我听着墙上的挂钟发出的微弱的声音：一秒钟、一分钟、一个小时……有那么一刹那，我的脑海里出现了幻象：我拿起挂在门帘横杆上的电动刀，手起刀落，喀嚓、喀嚓。可怜我的妈妈，她所有的手指头，齐刷刷地，全被我切了下来。
第二天下午，我看到了住在芬奇大夫家的病人——乔兰妮。她像狼一样在这栋房子里嚎叫，霍普告诉我她是个典型的有强迫症的精神病人，她在大夫家住了两年了，从来没有下过楼。难道我是和一个精神失常的女人同住一所房子吗？紧跟着我意识到，其实我早就和一个精神病人、一个疯子同住一所房子了，那个人就是我妈妈。
再有五天半，我妈妈就会来接我了。我想她应该不会撒谎，她顶多让我在这里住上一周。她和大夫离开时，她对我说过，我得和他们一家人住上一段时间，因此我想我实际住在这里的时间，恐怕不止一周。或许是今天住在这里，而明天要住在别的地方呢！或者一连住上几个星期也未可知。我可以感觉到，对我妈妈来说，即使和我单独相处一天，都是越来越困难的事，而我爸爸同样不想和我在一起。他在树林深处的一处住宅下面，给他自己找到了一处鼹鼠式的地下公寓。自从他们离婚之后，我仅仅去过那里一次。
有那么几秒钟，我突然觉得无边的寂寞笼罩了我，我感到如此孤独。我就像家里的一个毛绒玩具。其它毛绒玩具都被我塞到柜橱里的隔架上（我考虑到我年岁不小了，不想每天厮守那些它们），每天亲亲热热，而它则掉在墙壁和柜橱的夹缝间，孤零零地与黑暗为伴，我也始终懒得把它取出来。
随后，一种更加可怕的想法进入了我的脑海：要是乔兰妮计划在这里顶多再住一周呢？别的人各忙各的，到时候，偌大而陌生的空间里只剩下我一个，那我该如何是好？我简直不愿多想了。
我不再拼命地咬自己的嘴唇和舌头了。我眼睛直勾勾地向前看去，有些呆滞，有些茫然，有些失神。上帝呀，要是我被他们合伙欺骗了怎么办？要是我住在这里的时间，其实不是一周，而是一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那我该怎么办呢？
不可能发生这样的事，我告诉自己。不要神经兮兮的，不过是一个礼拜罢了。
忽然，我听见厨房发出了一种撞击的声音，在大厅里回荡良久，这使我微笑起来。我很想知道，那里又发生了什么事，又出现了怎样的骚乱？厨房是否比以前更加混乱不堪？在某种程度上，这个家庭里的混乱景象，是一种难得的调剂，它们至少可以让我忽略一个事实——我的父母似乎都不想要我了。我要是让自己过多地想这件事，就无法保证我能够挺过去，所以我屏住呼吸，凝神倾听，期待着听到更多的声音。可惜，那边又寂然无声，风平浪静了。
我低头看了看我的裤子。我注意到了一处不太美观的污迹，这是一处油渍，恐怕它再也洗不掉了。我耸耸肩，站起身来，向厨房那边跑过去，我非得看一看，就在刚才，那里究竟发生了什么样的小规模灾难。
一周过去了，我妈妈把我从大夫家里接了回去。她迟到了一天。当时，我并没听到令人激动的敲门声，没有享受到一双手臂拥抱我的温暖，没有体验到令我窒息的亲吻。她只是把灰色小货车停在房子旁边，坐在车里等着我。我不知道她在这里等了多久，我只是看到一辆车停在前面。我注意到那是妈妈，所以飞快地跑了出去。
“你终于来了！”我大声喊道。我从房子里跃出，光着脚板跑出去。我跑过了肮脏的前院，跑到街道边上。小货车的窗玻璃一直紧紧关闭。
她的眼睛继续盯着前方，尽管我用了老半天时间，使劲敲打车窗玻璃。
小货车的尾气，不停地喷溅到马路牙子上。它看上去脏兮兮的，而且疲劳不堪，发动机的轰鸣有气无力，仿佛随时都会从车里掉出，掉到马路上，一命呜呼。
我再次敲打着车窗，我妈妈终于眨眨眼睛，扭过头看着我。她把车窗慢慢地摇下来，把她的脑袋探了出来：“你想去阿默斯特吗？你不想带上自己的东西吗？”她的话语冷冰冰的。
我转身跑回去。我注意到房门敞开着。我想这没什么关系，会有人把它关上的。我也不在乎自己赤着脚，不管怎么说，在阿默斯特的公寓那里，我的鞋可多呢。我从小货车车前绕过，跑到了副驾驶的座位上，忙不迭地爬了上去。
“你们到哪里去了？结果怎么样？发生了什么事？”当我妈妈开车离开芬奇大夫的家，驶向阿默斯特的时候，我连珠炮似地向她提问问题。
她没有回答我任何问题，眼睛只是盯着前方。不过，她的注意力不是前面的道路，她也没有看小货车的后视镜，没有点上她喜爱的摩尔香烟。那么，她为什么那么沉默，她在想什么呢？
她终于回来接我了，就像她对我保证过的那样。
可是，这些天来，她究竟去了哪里？
在过去的一年里，我和芬奇大夫一家人接触得越多，就越发感觉到自己的变化，而且速度惊人。我像是一包速溶咖啡，而他们就像是热水。
我不再穿双面针织的裤子了，我穿上了维基的一条陈旧的牛仔裤，是纳塔莉在衣服烘干机旁边的一大堆东西里找到的。我不再尝试各种涂料，让头发变得光滑和平整，相反，我任由它看上去有些弯曲和凌乱。“你这样看上去更好些。”纳塔莉说，“你真的很像blondie乐队的那个敲鼓手，很潇洒。”只是几个月的时间，我却感觉像是长大了两岁，我喜欢这种改变。这个家里有如此大的自由度，人人都是那样宽容而随和。他们对待我的态度，根本不像是对待一个乳臭未干的孩子。
不过，他们一家人越是大度和宽容，我就越是担心，对于我内心深处的隐秘，他们会做出怎样的反应。不知从哪一天起，我开始怀疑自己有同性恋倾向。我疑心自己是同性恋，是因为我很少和女孩子交往，对她们避之唯恐不及，相反，某些气质潇洒而身材性感的男孩子，反倒让我心生恋慕之情。我在日记上写下所有的感受，几乎字字句句都是他们的影子，我起初觉得惶恐和迷惑，慢慢地也就处之泰然了，坚信自己此生在爱情上，是注定与女人无缘了。
有一回，我在圣弗朗西斯科看了全球最大的同性恋游行，真是大开眼界。当天集市大街被围得水泄不通，里三层外三层的，我兴奋地在人群中间钻来钻去。来自全国各地的同性恋沿着大街进行各种表演，有的女人打扮成男人模样，也有的男人打扮成女人模样。他们的扮相惟妙惟肖，乍一看很难看出破绽来。他们不断地向人群抛洒纸片、徽章、项链什么的。那些五颜六色的项链，是男女同性恋们的标志性装饰，很多人经常戴着。我在“抢”了两条项链，并且挂在脖子上之后，就乐颠颠地加入了游行队伍，由此“注册”成为同性恋的一员。记得当时游行持续乐三个小时，同性恋们很兴奋，而观众们似乎更兴奋，虽然我想不出他们为什么也兴奋。在队伍当中，有人还高举着“上帝也是同性恋”的牌子，有些议员为了竞选市长，也来参加了游行。
当然，尽管我本人从不认为这件事是错的，有人却在电视上反复讲述，说同性恋者是多么病态，多么可怕。我指的是那个著名的电视主持人安妮塔·布赖恩特。我觉得她的想法太偏激，太武断，太没有品位。我对她也就没有任何好感了。我不能确信大夫一家人怎么想，部分是因为他们是天主教徒，而对我来说，天主教徒通常的生活态度保守而严谨。我担心身为同性恋者，会使他们感到晴天霹雳，很快忍无可忍，从此对我敬而远之。
但是，我把这件事告诉霍普的时候，她居然说：“太棒了！”这大大出乎我的意料。
一天夜里，我们在她家附近一边散步，一边聊天。我犹豫了二十分钟的时间，才怯生生地透漏了这个秘密。“其实，我早就猜到了。”她脱口而出。她扭过头，微笑着看着我。
“是吗？”我大吃一惊。难道我身上散发出某种同性恋者的味道吗？还是我对清洁过度乃至不正常的迷恋，给了她强烈的暗示呢？身为同性恋是一码事，可看上去就像是同性恋，则完全是另一码事了。
“我的干哥哥尼尔，他也是个同性恋。”霍普说。她停下来，用手抚摸着路边的一只猫。
“真的吗？”就是说，芬奇大夫家里还有一个同性恋？
“是的，尼尔·布克曼。他过去是爸爸的一个病人，现在他是爸爸的干儿子。”
“他有多大？”我很好奇，或许他和我差不多大，或许比我大一岁吧?
“三十三岁。”霍普说。
呵呵，这么大的人也能收养！“他住在哪里？”
“是这样，”我们继续走路，霍普解释说，“他曾经住在贮藏室，不过因为爸爸没给他提供更像样的房间，所以他一气之下，几个月前搬走了。他和一个离了婚的女人住在一起。贮藏室的房间还保留着，在某种程度上，就像是他的一个临时寓所。”
我的心脏激烈地跳动起来，简直快得不能再快了。我怎么也没有想到，芬奇大夫家里还有一个同性恋，而且他刚刚搬了出去。
“他经常到这里来。要是你愿意，我可以打电话给他。你们两个或许能相处得很好，我觉得你们彼此会喜欢对方的。”
除了在圣弗朗西斯科的那次游行，我过去从未亲眼见过真正的、活生生的同性恋。我通常只是在电视上见到过。我想知道，同性恋的脑门上，是不是写着“同性恋”的字样。
一个星期以后，霍普打电话告诉我，说布克曼会在下午过来。我立刻从阿默斯特的公寓出发，坐公共汽车赶了过去。
拿着剪刀奔跑(3)
阿格尼丝坐在电视房的沙发上，正在吃着一大袋普里纳宠物公司生产的犬类食品。看见我走进客厅，她微笑着说：“你不用觉得奇怪。这东西不像看上去那么难吃。味道真的是很棒。你要不要来一块？”
“不了，不了，谢谢。”我说。
她说：“唉，你真不知道你错过了什么。”她随即把一块灰色的犬粮抛起嘴里。
“她是对的。犬粮的味道非常棒。”我的身后传来低沉的声音。
我扭过头，看见了一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他有一头黑色的短发，下巴蓄着黑色的胡须。他的眼睛是褐色的，看上去充满善意。“你好，还记得我吗？上帝，上一次我见到你，你才有这么高。”他把手放到腰部比量着。
“嗨！”我故作轻松地打着招呼，尽量让自己的声音听上去，不会过于激动。“我也好像想起你了，有一点点吧。好像……在我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到过我家。”
“是的，你说对了，我是去拜访你的妈妈。”
“就是嘛。”我说。我把手揣进口袋里，好让自己更自然、更随意。
“霍普说你想见见我，我感到很荣幸，觉得自己跟个名人似的。”他微笑着说。
“是的，是这么回事。你知道，我现在整天都呆在这里，我想认识每一个人。”
他的眼睛闪烁了一下，他的和善的微笑消失了：“你是住在这里吗？你在这里有一个房间，对吗？”
我记得贮藏室的事，记得芬奇大夫让他住在贮藏室，而不是一个像样的房间。我马上改口说：“啊，是这样，我的意思是说，我经常来这里玩。我在这里没有什么房间，什么也没有。”
他的表情轻松了：“嗯，”他说，“我知道了。”
霍普走进客厅，把手放到布克曼的肩膀上：“你好，大哥，”她说，“我看你们两个挺投缘的。”
“那是当然呃，”布克曼说，“你的手别压得这么重，老天爷，我不是一条狗。”
“好吧，可怜的孩子，”霍普把手放下了，“我都忘了你是多么虚弱。”
“霍普回来了吗？”阿格尼丝的声音从电视房里传来，“告诉她，她还欠我四块钱没还呢。”
“我在这里呢，你可以亲自告诉我的。”
“啊，啊，好吧，”阿格尼丝的舌头有些打结，“真的是你啊？我是说，我好像听见你的声音了。你还欠我四块钱。”
霍普把头探进电视房：“我知道我欠你的钱。我会还你的——神圣的奶牛。我的天，你是在吃狗食吗？”
“为什么每个人都这样小题大做，不过就是普通的粗粮而已。”
“啊，妈妈，”霍普做着鬼脸，“这种食物不干净，是给狗吃的东西。”
“它的味道好极了，叫人流哈喇子。”布克曼调皮地添了舔嘴唇。
霍普转过身：“别告诉我你也吃过啊。”
“我吃过一点点，你也应该尝一尝。”
“不管怎样，我是不会吃狗食的。”
阿格尼丝说：“行了行了，你这个大惊小怪的孩子，你总怕尝试新鲜事物。在你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你就不敢尝试陌生的东西。”
“我并不害怕尝试新事物。”霍普说，“我不过是拒绝吃狗食罢了，这是我的底线。”
“我也不想吃。”我说。
布克曼把手放到我的肩上，我的整个身体像触电一样，不禁抽搐了一下。他说：“尝尝吧，没事的。”
我忽然振奋起来：“要是她敢尝，我就敢尝。”
霍普看看我，眼珠转了转：“各位老大，太感谢了，好像只有我是个胆小鬼。好吧，我吃给你们看。把那个袋子给我。”
阿格尼丝把袋子举起来，霍普和我把手伸进去，一人拿了一块，接着，我们互相看了看对方，同时把它们放到嘴里。
真是好吃。松脆，香甜，口感舒适。我立刻意识到，这小小的颗粒吃得久了，肯定让人难以割舍。“味道真的不错呀。”我说。
“看，我说得没错吧？”布克曼得意地说。
“我早就告诉过你们的嘛，你们现在怎么想？要是味道不好，我怎么还会吃呢？”阿格尼丝抓起一大把狗食，把它们放进嘴里，声音响亮地咀嚼着，又扭过脑袋，把她的注意力转移到一部肥皂剧上。
“好了，我得走了，”霍普说，“爸爸要我在办公室里接电话，我还得整理那些保险报单。我们随后见吧。”
“好，回头见。”布克曼说。
霍普打开前门，准备离开。“拜拜，奥古斯丁，玩得高兴点儿。”
“好，拜拜。”
霍普离开后，布克曼说：“奥古斯丁，你想和我出去散步吗？”
我们进入市中心，到了史密斯大学校园，然后我们走得更远，走到了郊区附近的库利基尔斯医院。在整个路上，我都忍不住向他讲述自己的一切。我感到我们有太多的共同点：我们都是同性恋，我们都住在芬奇大夫家利，都没有和自己的父母住在一起。还有，在这个女人充斥的家庭里，除了芬奇大夫以外，我们是硕果仅存的男人。不过，有件事我还是不能告诉他。我告诉他的是别的事情，诸如我的父母如何吵架，吵得多么凶猛；我讲述他们的离婚事件，讲述我妈妈如何变得越来越奇怪，如何经常找芬奇大夫看病。还有，我大部分时间住在这里，是因为她已无暇照料我。
“有一个疯狂的妈妈真是够呛，”她说，“我妈妈也不能照顾我，爸爸也是如此。”
“是啊，我爸爸也是。他从来就不管我。我妈妈只是忙得她自己的写作。我想，她可能是在处理一系列棘手的事情，更需要集中精力。”
“所以，你就被抛在了一边，对吗？”
“没错。”
“是这样，”他说，“我明白了。所以，你现在就住在这里，住在更加疯狂的芬奇大夫的家里。”
“疯狂？你认为芬奇大夫疯狂？”
“某种程度上是这样。我想，他是一个天才。我知道，是他救了我的命。”他突然说，“他是第一个人——我告诉他，我是一个同性恋。”
“真的吗？”我问。他最终说了这件事。在此之前，我还一直好奇呢，怀疑霍普是不是错了。布克曼看上去很正常，完全是那种常见的男人。他没有戴耳环，说起话来也不不娘娘腔，他穿着灰色的皮鞋，蓝色的涤纶裤子，他的脸上没有任何异常，哪里像是同性恋呢？
“我也是。”我说。
“什么？”布克曼惊奇地问，他在马路上停下来。
“我是个同性恋。”
现在轮到他大吃已惊。他张大了嘴，深深地吸了一口气，眼睛也瞪圆了。“什么？你是认真的吗？”
“是的，”我说，我觉得有些尴尬，“我以为你知道呢，我以为霍普告诉过你呢。”
“神圣的上帝之母玛丽亚，”他说，“她果真是妙不可言啊！”
“什么？”
“没什么，你是说，你是一个同性恋？”他又问了一遍。
“是的。”我回答。
我们继续走着，不过他又停了下来：“你敢肯定，你是一个同性恋吗？我的意思是，你觉得自己是同性恋有多长时间？”
我对他说，我一出生就是同性恋。
“这就肯定没错了，你是同性恋。”他高兴地笑了起来。
我们沿着街道散步，经过一个关闭的商店门口，在那里，他对我说：“我想让你知道，任何时候，只要你想聊天，我都会来找你。我的意思是，不管白天还是夜晚，你可以和我谈任何事——不管是刚才这件事，还是别的什么事。”
我看了看他的脸。我想，他看上去真的很帅气，在路灯的红色光芒的照耀下，他的确气质非凡。“谢谢。”我说。
“你也不要有什么担心，”布克曼信誓旦旦地说，“我绝对不会利用你的。”
“好。”我把手伸进口袋里，拿出了一盒万宝路。
“你抽烟？”
“是的。”我承认。这是我从纳塔莉那里学来的，而且养成了习惯。一开始，我很担心芬奇大夫或者阿格尼丝会很生气，不允许我在他们家里吸烟，不过他们并不在乎。他们只是提醒我，不要把整个房间烧掉了。
布克曼从口袋里取出一只打火机，帮我点着了烟。
“谢谢。”我说。抽烟，成了我非常热衷的事，不管何时何地，好像它能随时给我安慰似的，难怪我的父母经常抽烟呢，我想。现在，我不但习惯于用好几个小时的时间，去擦拭我的珠宝手势，或者动辄用梳子梳头——直至我的头皮伤痕累累，而且，我现在每隔几分钟，就要点上一根烟，抽完了，就扔到脚下踩灭。如今我成了一个老烟鬼，只不过很少自己去买烟罢了。
“和你聊天，我真是高兴。”我们回到家门口时，布克曼对我说。
“谢谢，我也一样。”我说。
“谢谢你。”他微笑着说，眼睛似乎有些湿润。
布克曼离开了。他开着一辆破损的汽车走了，而我坐到了电视房的沙发上。我感觉到难言的兴奋，甚至有些陶醉，似乎喝了一大瓶烧酒似的。我看到了阿格尼丝掉在双人沙发上的一块圆形的狗食碎片，我没有任何犹豫，拿起来扔进嘴里。我不再害怕尝试任何新事物了。
拿着剪刀奔跑(4)
“嗨，奥古斯丁。”霍普说，她是一个小时后回来的。
我仍旧坐在沙发上出神，“嗨。”我模糊地回答。
“你在干嘛？”
我眼睛盯着电视屏幕。“没什么，我刚和布克曼从外面散步回来。”
她扭头望了望，“是吗，太好了，我正想和他谈点儿事。他在哪里呢？”
“哦，他离开了。”我说。
“见鬼，你觉得我现在跑出去追他，能不能追上呢？”
“追不上。”我说，“他大概一个小时以前就走了。”
她坐到沙发上。“真该死，”她说，“我想问问他，这个星期五他能不能替我在爸爸的办公室值班，我想去阿默斯特看我的朋友维维安。”接着，她把手伸进绣着彩虹图案的帆布坤包里，从里面取出一本小开本、白色封皮的圣经。
“你和我一起做圣经占卜，好吗？”
“好。”我说。
芬奇大夫一家人都喜欢做“圣经占卜”。这就像是问“水晶魔术球”（一种代替抓阄或投币的球装玩具，通过它随机显示的答案，使用者可以决定谁该得什么或该做什么）一个问题，只不过这一次你是在问“上帝”。具体方式就是一个人把手放到圣经上，而另一个人思考该向上帝请教的某个问题，比如，“我可以把头发剪短一点儿吗？”接着，那个手放到圣经上的人打开圣经，随意地翻到任何一页，而提问问题的人把手指放到这页的任何位置，手指停留处所显示的文字，就是上帝给他的回答。芬奇大夫热衷于做这种“圣经占卜”，认为这是和上帝沟通的一种直接的方式，他的大多数病人都做过这种占卜。不过，没有任何人做得像霍普这样频繁。
我手捧圣经，而她闭上了眼睛。“准备好了吗？我问。
她睁开了眼睛：“好了。”
我打开了圣经。
她的手指落下来，放到了一个词语“清醒”上。
“啊，我的上帝，”她说，“这真是难以置信。”
“你刚才问的什么？”
“我问的是，我错过了和布克曼见面，是不是意味着我不该去看我的朋友维维安，这是不是一个暗示？”
“所以呢？”
“呵呵，所以嘛，”霍普说，“我该清醒一下了。上帝对我说，要是我去看望维维安，我就会打扰她的。维维安上一月得了感冒，而且她七十四岁了，所以她可能需要更多的睡眠。要是星期五到她那里去，我就可能把她吵醒。”
我点了点头。她抬头看着天花板，“谢谢你，上帝。”她虔诚地说。
霍普和上帝是好朋友，甚至是铁哥们。他们之间的关系，与宗教仪式无关，与传统信仰无关。这是某种更为亲近、更为随意的关系。
霍普上周曾开汽车载着我到城里购物，我们在桑顿广场前面寻找停车的地方。当一辆红色的维加小汽车离开一处残疾人专用的停车位时，霍普高声喊道：“太好啦！”
“你不应该停在这里。”我提醒他。汽车里散发出甜兮兮的，就像是有些人的胳肢窝的气味，我长时间坐在里面，难免感到恶心，尽管如此，我还是觉得，她不该占残疾人的车位。
“这个位置就是为我准备的。”她说。
我们下了车。她打开后备箱，从里面取出她绣着彩虹图案的坤包。除此以外，她每次出门，还带着一个带有“公共广播系统”字样的背包，外加一个塑料购物袋。“帮我把后备箱关紧。”她对我说。
我使劲关上了后备箱。不过我看不出这有多大意义，里面没什么值钱的东西，扒手没什么可偷的。他们会对放在里面的东西感兴趣吗——一个纪念父亲节的小徽章，一大把气球，一把蓝色的塑料梳子，它通常放在仪表板上。对了，后备箱里还有一卷卫生纸，一瓶止痛药。
霍普把手伸进包里，掏出了一台电子闹钟。“你有一角钱吗？”
我把手伸到口袋里，首先摸到的是瘦骨嶙峋的屁股，我感到骨头有些扎手。我拿出了一角钱。“给。”我把它递给霍普。
随后，我注意到这里没有停车计时器。“霍普，这里没有计时器。”
“我知道。”她弯下腰，把钱放在汽车前面的马路上。“这是一点小意思，给上帝的。我想感谢上帝，他帮了我的忙。”
在桑顿广场附近的食品店里，霍普迟迟不能决定该买金枪鱼三明治，还是火鸡三明治，尽管身后还有很多人在排队等待。她掏出了那本白色的圣经，开始占卜。这次她只能自己搞定了，因为她时间不允许，她很着急。“收获，”她说，“我的手指放到了‘收获’这个词上。”她想了一会儿，说：“难道火鸡不是用粮食喂大的吗？我想肯定是啊，这和‘收获’的意思很接近。”然后，她微笑地看着站在柜台后面，看上去多少有些羞愤的姑娘：“我还是要火鸡三明治，不过五谷杂粮要多放一些。”
这个家庭老搞这种圣经占卜，起初也让我有些羞愤。不过，就像对待其它事情一样，我很快就适应了。
接着，我自己也做这种试验了，而且让我越来越着迷，这一点儿也不奇怪。我会提问上帝：“我该去买动力铁轨乐队新出的唱片吗？”我打开圣经，把手放到“饥饿”这个词上面。我由此知道这张唱片是狗屎唱片，我应该把钱省下来。多么简单，多么有效，就像是把一本书翻过来，看看封底，就找到了答案。
或者说，这就像不懂事的孩子遇到问题，只须向父母中任何一位请教，老练的父母总会给出答案。
弗恩·斯图尔特是一个牧师的妻子，是我妈妈亲密的朋友。她的脸上有着苍白的笑容，她的笑容很近，距离她端的那盘果仁巧克力小方饼只有几英寸远——这种小方饼是她特地为我准备的美食。她和家人住在一所温暖而舒适的房子里。她的房子坐落在一个青草覆盖的小山顶上，旁边生长着一大片高大的白桦树，白桦树的枝条俯视着琉璃瓦镶嵌的屋顶。
身为牧师的妻子，弗恩可谓出类拔萃。她和我妈妈一起到商店购买餐巾环（套餐巾用的小器具），喜欢讨论当代诗歌，参观当地的博物馆。她有一头修长的褐色头发，留着漂亮的刘海儿，有时候，她还把头发用黑色天鹅绒发卡别到脑后。她讲话时带有轻微的英格兰口音，不过，我听说她是在加利福尼亚的瓦克维勒长大的，后来和全家人冬季里滑着雪橇，一路搬到了斯托市。她和丈夫是很有品位的中产阶级，他们穿戴讲究，喜欢订购peterman和bean服装公司的商品名录手册，了解最新上市的服装资讯。弗恩经常穿着talbot品牌的鹿皮高跟鞋，脖子上戴着一个小型金质十字架。
弗恩说起话来，很少带脏字，不过，她倒是常说废话。
我父母离婚以后，我妈妈和我一时间无处安居。房子被卖掉了，财产也进行了分割。但搬到弗恩那里之前，我们成了无家可归的人。
是弗恩收留了我们。
她安排我们住在她家对街的一处地下公寓。我立刻就喜欢上了公寓里用铅框固定的玻璃窗，紫铜材料的下水管道，宽大的橡木地板。有那么几个月，我经常住在这个小小的公寓里，而其它时间，我就住在芬奇大夫家里，就是浴室旁边的那个房间，这是霍普特地为我收拾出来的。
许多个夜晚，妈妈和我在弗恩家里吃饭。她的家人非常和气，让我感觉受宠若惊。说真的，他们似乎等待了一整天，迫不及待地等着我们晚上出现。
她的四个孩子都是白皮肤，有一脸可爱的微笑，像太妃奶糖一样让人倍感甜蜜。而女孩子们的脸颊上，都有两个小酒窝儿。我感觉他们永远都那么神清气爽，仿佛刚刚洗完热水澡出来似的。
当弗恩端着一个瓷碗，把蒸煮过的花椰菜和亲手制作的奶酪沙司放到桌上的时候，他的儿子会用叉子戳起一根菜叶，首先放到我的盘子里。“就算是你不喜欢吃蔬菜，你会喜欢我妈妈做的法国口味的凉菜。”他冲我眨眨眼睛。
他的姐姐会故意拍一下他的肩膀：“不幸啊，丹尼尔，只要妈妈愿意，她还会让我们喜欢上利马豆呢。”
桌子周围的所有人都会笑起来，然后，大家双手合十，向上帝祷告和祈福。
对我来说，这些人就如我见过的一家动物园里的动物。他们是那样让人感到新奇，我从没见过像他们这样的人。我不能确定是否想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还是仅仅生活在他们中间，写写关于他们的日记，或者和他们一起照相。
可以确定的是，弗恩不像我妈妈，她永远不会把圣诞树从阳台上扔出去，或者顶多为她的孩子做那种玉米淀粉的生日蛋糕，就算万事大吉了。而且我还确信，她永远不可能像我那样，能把香烟头就着牡蛎三明治一起吞到肚子里。
我的大脑下部的某个区域告诉我，弗恩一家人才是正常的人，而我又何须人也呢？我更像是芬奇大夫家的一员；我不像弗恩一家人中的任何一个。
很难设想外形俊美、穿着规矩的丹尼尔，会坐在芬奇大夫家的电视房里，指着家里的狗哈哈大笑，因为小普比尔正躺在客厅的地板上，嘴里咯咯地笑着，他的短裤褪到下面，任由那条狗有滋有味地舔着他的小鸡鸡。很难设想丹尼尔见到这样的情景，顶多不过是耸耸肩，便转身回到电视房里——这种事情在芬奇大夫家里司空见惯。
我妈妈终于找到了适合我们居住的地方。地点在艾米莉·迪更森街道上，是一所很大的老式住宅的一半，距弗恩家不过几英里远。我妈妈很喜欢我们的新居，因为当年艾米莉·迪更森就住在街道对面。“同为诗人，我和她真是英雄所见略同，我们都选择了这里。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住在这里对我再适合不过了。”她得意洋洋地说。而我喜欢这里离北安普顿，离芬奇大夫的家很近，现在，我妈妈不必经常开车送我，我可以做公共汽车过去。另外，我喜欢这个新居的理由是，这所住宅似乎没有我的位置——我的私人“房间”连门都没有，因为它只是个小小的角落罢了，这意味着我不必花更多的时间和妈妈在一起了。
芬奇大夫已经告诉我，一定把他的家当成我的家。我可以在任何时候登门，只要我愿意。“你只要敲敲门，阿格尼丝就会从床上爬起来，为你打开家门。”我知道，霍普其实非常想让我到她家里，纳塔莉也是如此。她现在住在匹兹菲尔德，和她的合法监护人住在一起，但她经常回北安普顿。而且她也说过，要是我到那里去，她就会马上赶回来。
起初，纳塔莉有个监护人让我感到奇怪，因为她已经有了一个父亲。不过芬奇大夫认为，人人都有权选择自己的父母，所以纳塔莉十三岁时，选择了父亲的一个病人作为她的监护人。他的名字叫特伦斯·马克斯韦尔，年龄四十二岁，家庭很富有。因此，纳塔莉和她的监护人住在一起，她还有监护人出钱，上了一所私立学校。维基则和一群嬉皮士厮混，在美国各地到处旅行。每隔六个月左右，维基就会借中途停车的机会，回到北安普顿的家里一趟。
我由此感觉，一个家庭的成员应当经常流动，而我也不必过于依附于任何人，任何住所。在某种意义上，我感觉自己像个冒险者，而这恰恰迎合了我内心深处对于自由强烈的渴望。
唯一的问题就是上学。我刚到十三岁，在阿默斯特教会学校上７年级。当初上小学对我来说是一场噩梦，因为在三年级时我曾留级两次。后来，在我父母离婚之后，我和妈妈搬到了阿默斯特，我转到了一所新的小学。可这没有什么效果，现在我的情况似乎比以前更糟。
从进入校门的第一天，我遭到氯气味道的袭击的那一刻起，我就预感到，我不会在这所学校里呆上多长时间。氯气的味道是从游泳池飘来的，而一座游泳池的存在，意味着这所学校要强制学生学习游泳，也意味着讨厌游泳的我不仅要穿上泳装，还要当着其他人的面，浑身冷湿地把衣服脱得精光，再把干衣服换上。
另一个问题就是审美感受。对我来说，这所学校面积庞大的灰色平房，看上去就像是一家肉类食品加工厂，或者只是为一些毛绒玩具制作塑料眼睛。这种建筑风格让人每天看了泄气，我可不想整天呆在这样的地方。从另一方面说，附近的阿默斯特电影院我倒是经常光顾。它甚至还有吸烟区呢。我也喜欢汉普郡商场的“棋王”服装店，那里出售挺括的衬衫，还有一种漂亮的白色西裤，裤线异常清晰，叫人爱不释手。
不过，和一个真正的大问题相比，这些好处就显得微不足道了——我一来到学校，就要被那些正常的美国孩子所包围。他们有好几百人，在各个房间里聚集着，移动着，就像是芬奇大夫厨房里的蟑螂一样——当然，我对那些蟑螂已经不那么在意了。
我和这些孩子没有任何共同点。他们的妈妈会把蜡烛那么大的胡萝卜切成碎片，一口一口地吃下去，而我妈妈能把整只蜡烛咽到肚子里。还有，他们在十点钟准时上床睡觉，而我呢？凌晨三点钟以后，我的生活才刚刚开始。
我在芬奇大夫家里住的时间越长，越是能够体会到，这个学校多么浪费我的时间。对于那里的孩子们来说，它徒有虚名，它不过是个干涸的蓄水池，没有更宏大、更长远的规划或者想法。而且，纳塔莉也说过，即使她不得不去上公立学校而不是私立学校，她也不会上这种教会学校。
大夫一家人让我懂得，一个人可以拥有自己的规则。你的生活是你自己的，任何成年人都无权按照他们的想法，替你安排一切。
所以，我每个月只会到那里上一天学，有时候一连两天都去。剩下的二十八天，我做属于我自己的事情。我通常做的事，就是写日记，看电影，或者阅读斯蒂芬·金的小说。我保持足够的警惕，不让自己连续旷课三十天，因为那样的话，到了年终，学校当局就会公布一份“核心鉴定”，我担心鉴定的结果，就是把我送进少年犯管教所。
我的技巧，就是经常到年级大教室应付课前点名，接着就抽身而退。我这样做，势必使学校的记录产生虚假和混乱。唉，谁让它漏洞百出，总是可以让我钻空子呢？另外，我没有任何朋友，也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更使我难以被人注意，成为众矢之的。
一天下午，我很早就放学回家了。我在大教室露面，顺利应付完点名之后，就从那所工厂里悄悄溜了出来。这是晴朗的一天，当时我口袋里有七美元。我一直想到电影院去，看看那里正在播映的德国影片，所以我向迪更森街道方向走去，我想从妈妈那里再要五块钱。
当我打开门的时候，我看到了弗恩和妈妈。弗恩的脸朝下，趴在妈妈的两条腿之间。
我妈妈四肢伸开，躺在沙发上，眼睛紧紧地闭着。弗恩的脑袋左右摆动，就像一条狗正舔一块肉骨头。她们两个都一丝不挂；我妈妈的蓝色睡衣搭在沙发的把手上，弗恩的罩衫和裙子堆放在地板上。
一开始，妈妈没有注意到我，不过弗恩睁开眼睛，把头转向门口方向，她的嘴仍放在妈妈身上。她一眼就看到了我。就在那短短的一刻，从她的目光里，我看到了一种真正的恐惧。
我感到恶心，我想呕吐，我震惊得无法自制。我转身离开。当我走出大门时，我听见弗恩在后面高声尖叫，就像是一种大型动物，喊叫声完全是从胸腔发出的。
我的妈妈也尖叫起来：“弗恩！弗恩！没事的！”
我走到外面的门廊上，站在那里一动不动。我感到自己有些麻木和迟钝，我咧开嘴巴，似乎是哭，又似乎是笑。街道很安静，两边都是二层楼房，篱笆修建得齐齐整整，私人车道一尘不染，还有一只猫在嗷呜地大叫。所有的人都在关紧的门后做着一切事情。我回头看着那座黄色墙壁的房子，绿色的百叶窗，停在车道上的灰色小货车。你真是无法想象这一切！
好像紧紧过了几秒钟，我听见门打开了，我感到有双手放到我的肩上，使我转过身去。弗恩站在那里。她穿上了衣服，不过没有系上扣子。她的头发有些凌乱，她哭泣着，她的双颊汗涔涔的，她试图把我拉到怀里，拥抱我，亲吻我的脸颊，我的额头，不停地说：“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我想挣脱，我不想让她的嘴碰我。
随后，她跑动起来，她穿过草坪，跑到她的汽车跟前。由于羞愧，她的头低垂下去，就像是在避雨一样。她把手提包紧紧压在胸口上。
我想到了她的儿子，穿戴讲究而整洁的丹尼尔。我想到了晚饭时，丹尼尔把一篮子面包交给我的情景：“我妈妈做的面包特别好吃，来吧，吃一块吧。”
我回到屋里时，见我妈妈光着身子，盘着腿坐在沙发上，抽着一支摩尔烟。她的乳房大得吓人，像面口袋一样垂下来，耷拉在膝盖上。她粗重地呼吸着，把烟杆放到嘴唇上，狠命地吸着，就像是婴儿在吃奶一样。我想不到居然有人那样做——像弗恩那样——对她做那种事情。上帝，我要崩溃了！
“我希望你更喜欢呆在学校里，”我妈妈说，“虽然我知道，上学是一件枯燥的事，你更愿意同我在一起。你能把我的睡衣拿给我吗？”
她轻松的态度让我恼火。她从不关心别人，她只关心她自己。我把她的睡衣从长沙发的靠背上扯下来，用力扔给她，险些碰上她的摩尔烟。
“留点儿神，奥古斯丁！我手上拿着烟呢，烧着了怎么办？”她瞪了我一眼，样子很生气，“别这样好不好？你要是为刚才的事恼火，可以把想法说出来。”
“我真不理解你。我的意思是，为什么？为什么我不知道？为什么？”我有些结巴了，“你和她在一起……多久了？”
我妈妈把她睡衣套到头上，然后站起来，顺着身体套下去。“哦，很早以前，我就爱上了她。几个月之前，我们有了身体上的接触。”
“是在我们住在她家隔壁的时候吗？”
“奥古斯丁，这些是我私生活的细节，”他的食指和中指夹住烟杆，大拇指顶到太阳穴上，仿佛若有所思，“这是我和弗恩之间的事。”我妈妈说起话来，永远像是在接受《女性与家庭》杂志的采访，她就跟个名人似的。
真相大白了。几个月以来，弗恩和妈妈已经是恋人了。原来我妈妈是一个同性恋。我不知从哪里听来的，说同性恋可能是基因遗传。或许我也是从她那里继承过来的。我很担心我还从那里继承了什么。我到了三十五岁，是不是也会变疯，变成精神病呢？
她走进了厨房，我跟在后面。我看着她把一勺咖啡倒进杯子里，又加上了一些热水。
“不管怎么样，我很为你担心，”她朝水杯吹着气，接着喝了一大口，“我担心你，还有你的学业。”
“可我不想再忍受那个地方了！”我说，“芬奇大夫经常说，如果一个人到了十三岁，你就不能够限制他做什么事情。到了十三岁，他就是自由的了。”
“是的，我知道他说过。”我妈妈说，“但是法律规定，你必须上学。”
“行了，去他娘的法律。”我点上了她的一支香烟。
“你最好不要抽我的烟。你自己不是有一盒烟吗——尽管我不希望你学抽烟。”
“哼，我非抽不可。”
“是，我知道。我刚刚说过，我只是不希望你抽烟。”
“好吧。”我说，我想把烟头掐灭。
“别，别把它弄灭。我来抽。”她把烟抢过来。她接着说：“好，我知道我不能强迫你去上学。我不能强迫你做任何你不想做的事。不过，我还是希望你好好考虑一下。”
在这样的时刻，她怎能指望我去想上学的事呢？而且，要是我真的呆在学校——那才见鬼呢，你可以想象我会错过什么！弗恩女士，牧师的妻子，她不只是彻头彻尾的同性恋，而且是我妈妈的情人！
“她的家人知道吗？”
“不知道！”妈妈直截了当地说。她转向我，表情严肃：“她的丈夫，她的孩子，他们都不知道我们之间的事，这一点很重要。”她说这话的语气，似乎相当担心我会马上跑出去，跑到弗恩家里，大声宣布：“各位，你们猜猜看，你们猜猜看，趁着厨房的面包还没烤熟，你们的妈妈在卧室里干什么呀？”
这时，房间内的光线多了起来，仿佛一架照相机的镜头盖打开，长镜头伸出来，聚焦到她的脸上。我的耳畔响起一曲曼妙的音乐，袅袅地弥漫在整个房间里。我妈妈站在刚刚打开的窗户前面，她的睡衣浸润在阳光里，她的身体形成了一道高大的剪影。
拿着剪刀奔跑(5)
“我整个一生都处在压抑的状态。我整个一生都在辛苦地工作，争取与这种压抑的状态做殊死的搏斗。当我住在佐治亚州的开罗市，当时我还是个小女孩的时候，我有一个黑人保姆，她的名字叫艾尔莎。她住在城市另一端的一个小屋子里，小屋子非常寒酸。”她的手伸进口袋，掏出一只香烟，含到嘴里，动作优雅地将它点着。她把一团烟雾喷到空气中。“那时候，黑人都被叫做黑鬼。我知道‘黑鬼’这个字眼很肮脏。这个字眼有蔑视，有仇恨。我知道，人人都喜欢用它来描述黑人，可是我也知道，艾尔莎不是黑鬼。”她顿了顿，直视我的眼睛：“你知道吗，那样形容黑人是错误的。”她走到房间对面，脸冲着墙壁：“我花了一生的时间，才发现我其实是个艺术家，”她的脸转向我，“我也发现，我是一个女人，一个有着特殊需要的女人。当时，我妈妈却压抑我的需要，迫使我义无反顾，始终不渝地同她对我的压迫斗争。我要斗争的还有你爸爸，他也把我压抑得半死不活。在我的人生当中，我如今第一次感觉，我完全可以找回失去的自我。”
与其让我在这里听这些废话，还不如让我听一个老师说：南希的零钱可以买六个苹果，每个苹果四十五分钱，那么请问，在南希的口袋里，一共有多少个两角五分辅币？
“所以，奥古斯丁，我希望你支持我和弗恩的关系，因为在我人生的这个阶段，我不需要，我也不会接受任何牙龈。我已经花了好多年时间，用我整个人生来反抗这种压抑，我希望我用不着和你再搏斗一番。”她长长地吐了口气，闭上了眼睛，她的脑袋深沉地垂下去，下巴落到了胸口处。
看起来，我真该为她鼓掌才是，不过我没有那样做。
我说：“好吧，我我不介意，我不会干涉你们的。你可以给我五块钱吗？”
她露出了笑容：“希望我有五块钱给你。没问题宝贝儿，要是真有的话，我一定给你。去，把我的钱包拿来，让我好好看一下。”
这是个阳光灿烂的周六下午。这一天，天空中零星漂浮着几朵纤细的白云，这一天的确是外出游行的好日子。霍普和我把一些气球吹胀，用彩带系起来。芬奇大夫穿着短裤和拖鞋，在房子里走来走去，嘴里随意哼唱着歌曲：“梦想着不可能实现的梦想……”
“爸爸——”霍普喊道。
“战斗在不可忍受的——”
“爸爸！我想知道，你想让我们把气球系到你的帽子上，还是你的雨伞上。”
芬奇大夫走进了房间。“我想让气球砌到所有的东西上。今天是快乐的日子，到处都应该有气球。”
霍普满脸笑容。“好的。”
我吹起一只黄色的气球，交给了霍普。霍普在气球上系上一条红色的丝带，把丝带系在大夫那顶褐色皮帽的帽箍上。
“我们应该给他的帽子多系一些粉红色气球，”霍普说，“爸爸喜欢粉红色。”
最终，我们吹了大约六十多只气球，把它们系到大夫的帽子上，雨伞上，系到大夫长长的黑色羊毛外衣的扣子上。他想穿着这件衣服参加游行，尽管天气很热。我们还把气球系到自己的腰间，甚至把两只气球系到阿格尼丝的胸前，一左一右，一边系着一只。
“我不想就这样走到人群中间，”阿格尼丝抱怨说，“再给我一些气球，我得系到别的部位。我可不想光系着这两只，像什么样子！”
大夫远远就听到了阿格尼丝的抱怨，他走进房间。他现在穿上了外衣。“不，阿格尼丝，”他大声说，“你就应该这样系着气球出门。你是一家之母，是伟大的哺乳者，这就是气球的象征意义。”
“行了，尽是胡说八道。”阿格尼丝说，“我才不买账呢。”
“我说过，你只能系两只气球。它们是你的乳房鸟。”
“乳房鸟？太好玩了，爸爸，我喜欢这个叫法。”
“真的喜欢？”大夫动了动眉毛，“那么，你也应该在胸前系上两只气球。”
半小时以后，芬奇大夫走出家门，衣服上系满了气球。他把缀满气球的太阳伞高高地举过头顶。系着粉红色丝带的粉红色气球，从他的帽子上飘落下来。
霍普和我跟在后面，大约有几步远。我们举着一个牌子，上面写着：全世界的父亲联合起来！今天是全世界父亲们的节日！我身上也挂满了气球，有的系在我的裤带上。霍普只有两只气球，胸口处各系一只。
霍普的姐姐安妮跟在我们后面，还有她的儿子普比尔。安妮很恼火，她觉得参加这样的游行，是上了芬奇大夫的当。她拒绝系上“乳房鸟”，只在手里拿着一只气球。而普比尔却不含糊，六七只气球系在脚踝上，他小小的身体仿佛从地面上升起来似的。
再往后面就是纳塔莉。她也同意系上“乳房鸟”，不过她坚持戴太阳镜，还有一顶大帽子，这样的话，她的熟人就不容易在街道上认出她。
我妈妈走在队伍的末尾。她看上去十分紧张，而且心神不定。她右手握着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左手夹着摩尔香烟。她和我们保持一定的距离，这样一来，她看上去就像是个普通女人，偶然出来散步，又偶然拣到一只白色的小气球，就随意地拿在手里。我不知道她是为参与这样的游行队伍感到羞耻，还是她的精神病即将发作，需要芬奇大夫为她实施治疗。
“我今天感觉不太舒服，”她此前曾对我说，“我正在写一首新诗，写得很辛苦，让我心力交瘁。”
我们这只队伍沿着佩里大街前进，穿过了霍利尔广场，到达了主街，又进入市中心。
为了吸引别人的注意，芬奇大夫用红色的卡祖笛（一种玩具笛子），一路吹着意大利歌曲《来自天涯的男人》。
见到他的样子，路边的孩子们高兴地尖叫起来，而大夫就会停下来，嘴里“嗨，嗨，嗨”地打招呼，还把一张张油印的宣传单交给他们的父母，上面写着：“你们——情感不成熟的父亲，对于孩子和社会是一种灾难。”落款是：理学士芬奇，医学博士。
孩子的父母礼貌地微笑着，看上去有些烦躁和懊恼。当我们走过去的时候，他们就争先恐后地把宣传单扔进垃圾桶。我看到不止一位母亲认真检查孩子的手，确保他们的手指上没戴着小徽章一类的东西。
对我来说，芬奇大夫组织的这种游行，实在是叫人羞愤透顶，无以复加，以至于我都无所谓了。类似这样的极端的观念和行为，我已经能够处之泰然了。
“请协助我爸爸教育全美国所有的父亲，”我们经过围观的人群时，霍普情绪饱满、慷慨激昂地呼喊着，“请加入‘全世界父亲协会’。只要我们团结在一起，我们就能够治理好这个社会。”
我们曾偶然经过五、六个史密斯大学新生的身边。他们倚靠在一座建筑物旁边，当我们的队伍经过时，他们窃窃私语，咯咯咯地讪笑起来。
“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孩们，天真的小姐们，你们当中，有多少人有一位强壮、成熟而亢奋的父亲？你们当中，有谁想见识一下我的睾丸呀？”大夫大声问，表情有些顽皮，有些滑稽。
女大学生们的微笑立刻消失了，我看到她们眼睛里流露出几丝恐惧。毫无疑问，尽管她们曾领受过各种提醒和警告，但这种情形还是让她们防不胜防。
接下来，芬奇大夫嘴里吹着口哨，带领我们继续前进。
有那么一两次，我们被警察在路上拦住。不过，当芬奇大夫向他们出示了驾驶执照，证明他是医学博士时，我们就获得允许继续前进。这不能不让我感到惊奇，似乎只要是医疗系统的人，你就可以摆脱麻烦，一路红灯。
我妈妈落在后面了。她曾站在一家书店橱窗前浏览。她还停下脚步，进了一家鞋店，试穿了一双凉鞋。
“你出了什么事吗？”我问她。
“我和弗恩的关系现在很僵。我喜欢她，可她太虚伪、太做作，瞻前顾后，装腔作势。她有时候真让我头疼。弗恩是个传统的那种女人。”
“唉，想不到她原来是个臭婊子。”我说。
“行了，别这么说她。”我妈妈语气沉重地说，“这也是她丈夫埃德的原因，他根本不支持弗恩和我的关系，这就给她带来了额外的压力。她拒绝放弃他的家庭。可是，她的家庭成员年龄都不小了，都能照顾好自己。我的意思是，最小的女儿也和你的年龄差不多。”
“我知道了，戴尔德拉。我希望你把这个事情解决好。”我妈妈告诉过我，尽量别管她叫妈妈，而是叫她的名字。她更希望把我们想成是朋友，而不是母亲和儿子的关系。这样的关系更健康，也更成熟——她告诉我。
“谢谢你，”她说，“我也希望如此。”接着，她的神情愉快起来，“我是否告诉过你，我有一首诗歌被《美国人》杂志选用了？”
芬奇大夫一家人的生活，并不只是游行。
我一个人躺在床上，一边听最新流行的歌曲《女人的夏天》，一边慢条斯理地梳理发型。我刚刚用kms牌洗发水洗了头。我突然听到了有人争吵，声音很弱，很模糊。它来自于其他房间，我不禁竖起了耳朵。我尽量忽略歌曲中的“越来越快的脚步，带我去向何方”，飞快地辨别出个别争吵字眼。
“傻×！”这是纳塔莉的声音。
紧跟着，“操她妈的傻×！”这是霍普的回应。
我立刻把唱针从唱盘上取下，走出了房间。我在过道里蹑手蹑脚地潜行，隐藏在她们的房间外面。欣赏别人吵架乃至打斗，可比听《女人的夏天》过瘾多了，那是无论如何也不能错过的，我的脸上露出坏笑。
吵架是“六十七街”的本质和核心。如果说我们是酿造葡萄酒的葡萄园，那么，吵架就是含有而难得的佳酿。
“不，霍普。这和你无关。您老是认为，他妈的什么事都和你有关，为什么？因为你太可怜了，你活得太不痛快了！”
“闭嘴吧，纳塔莉。你为什么这么具有攻击性？我做了什么对不起你的事？为什么你这么恨我？”
纳塔莉恶狠狠地大笑起来：“你这是扯烂污，泼脏水，是纯粹的自我转移。是你恨我，不是我恨你，可你却不承认，你这个被压抑的婊子。”
“我何必不恨你，纳塔莉？”霍普恼恨地大声说。
“少跟我来自我克制这一套！”纳塔莉立刻反击。
在过去的一年多时间里，我在心理学方面的词汇暴风骤雨般地暴涨起来，除了自我转移、自我克制，我还知道了自我压抑、主动进攻，被动防御、神经质、抑郁药、镇静剂什么的。
除了互相称呼对方的大名——比如婊子、妓女以外，芬奇大夫家里的人还以他们强烈的求知欲，迅速吸收了弗洛伊德关于个体心理发展的划分理论，把它们收藏到辱骂对方的词库中。
“你还太嫩，还处在口腔期，你永远也到不了肛门期。你最大的希望，就是到达肛门期，可你没戏了！你是个不成熟的、性冷淡的老处女！”纳塔莉高声尖叫。
“别这样为难我，”霍普说，“别把所有的愤怒都转移到我身上。”
“你的逃避战术根本不会奏效，”纳塔莉提醒她，“我不会让你从我这里溜走。你不是对我有仇恨吗？那你就必须面对我的质问！想躲？做梦！”
我看看附近那台大钢琴，我回想起过去更加快乐的时光。就在上一周，芬奇大夫的一个病人——她名字叫休，患有慢性精神分裂症——为我们弹轻音乐作为伴奏，而纳塔莉、霍普和我站在钢琴旁边歌唱：“我们的家园在哪里？那是一块最美丽的土地……”只要我们愿意，休会长时间为我们弹奏，前提是我们不可以叫她的名字。她坚持让我们叫她“芬奇博士”。
“你需要和爸爸谈一谈，纳塔莉。你肯定是哪儿出了问题。我告诉你这一点，是因为你是我的妹妹，我爱你。你需要找爸爸看病，先在我这儿预约一下吧。”
我听见纳塔莉用力跺脚的声音。有那么一段时间，我很担心她会绕着楼梯拐进客厅，因为我坐在客厅的沙发上，就在她们房间的侧面。要是她看见我，知道我在窃听，我就倒霉了。谢天谢地，她的脚步声很响，不过不是进入客厅，而是把她的姐姐扭倒在沙发上。
“好啊，婊子，你快说啊！”
“你放开我，”霍普说。我听见她呼吸很困难，纳塔莉可是个高大而强壮的女孩。
“快承认吧！”
“纳塔莉，快起来，我喘不过气了。”
“那你就去死吧。”
接着是一阵安静，然后是霍普挤压着嗓子，好容易发出的声音：“好啦，好啦，我恨你。现在你高兴了吧？”
“呸——”纳塔莉吐出了一口恶气似的，“妈的！”她咚咚咚地跺着脚走出房间，走到楼梯上，“狗屎！”她站在楼梯口喊道：“你在情感上永远也长不大，永远！”
霍普大声说：“纳塔莉，我会想办法给你弄个限制法令，把你看管起来。你现在失控了，我一定会那样做的。”
纳塔莉砰地关上了房门。
吵架结束了。
如果总分是十分的话，这场恶战充其量只能打四分。或许是四分半。十分意味着警察的卷入，或者有人需要被送进精神病院。问题在于，在芬奇大夫家里，争吵一旦发生，其他人都不参与，而我偶然发现的一个有趣的规律是：人数越多，吵架就越激烈。
通常说来，起初只有两个人为小事而争论，譬如他们为选择哪个电视频道而争执不下，随即第三个人进入房间，看见两个人在电视机前又吵又叫，他们决定让第三个人发表意见，而且要采取明确的立场。就这样，稍有不慎，别的人就不幸被卷入其中。
在芬奇大夫家里，最精彩的吵架，往往有五个或五个以上的人参与。不过最后，争执都会结束，喧闹都会平息，那就是芬奇大夫的出面。譬如，吵架者会给医生打电话，或者集体涌进他的办公室。这是一群充满敌意和杀气的家伙，他们首先驱逐芬奇大夫正在看的病人，有人会解释说，这是“家庭危机”。而那些病人，不管他们有潜在的自杀倾向，还是患有多重人格分裂，都会被转移到接待室，喝上一杯牛奶或果茶。与此同时，芬奇大夫扮演判官的角色，尽快解决家人的争端。
芬奇大夫坚信，愤怒是大脑疾病的根源。他还认为，除非愤怒得以释放，不然就会毁掉一个人。这就可以解释，为什么他的家里经常发生吵架事件。由于吵架的规模和强度微不足道，所以他不但鼓励大家唱歌、跳舞、跳绳，还要学会发泄。
愤怒就像我们每天吃的汉堡包，它的结构复杂，内容丰富，比如有内省性愤怒、压抑性愤怒、误导性愤怒，还有愤怒的行为，愤怒的言语。如果人们不能恰当而及时地排解愤怒，他们就会健康受损，甚至很容易走向死亡。
所以，我们经常朝对方喊叫，这就像是一场比赛，而奖品就是大脑的健康。芬奇大夫经常说：“霍普最近表现不错，她经常表达有益健康的愤怒。我敢保证，她正在告别肛门期，正在进入情感发展的下一个阶段——生殖期。”这时，大家都挺恨她，不只因为她走起路来矜持而得意，而且不知不觉地，她居然在情感成熟方面遥遥领先了。
尽管芬奇大夫善于趾高气扬地发泄愤怒，而且，他的男中音时而深沉，时而高亢，能够有效阻止大家冲着他大喊大叫，但有时候，大夫本人也会成为别人“健康的发泄”的靶子。通常说来，这个人就是他的妻子阿格尼丝。
芬奇大夫和阿格尼丝结婚以来，似乎过去了好几百年。当初，阿格尼丝遇见芬奇时，后者还是个年轻的医学院的学生，外形潇洒、前途光明。阿格尼丝则是个富有魅力的传统型姑娘，信奉天主教。想必她当初嫁给芬奇大夫，是一时糊涂，缺乏远见。恐怕她当初怎么也想不到，芬奇大夫会把家庭鼓捣成如此局面。
阿格尼丝让我想到了一辆老式卡迪拉克，它由于轻率而掉进偏僻的深沟，司机已经咽了气，它只能不停地呻吟和挣扎，却永远无法爬到地面上。纵使地位显赫，也无济于事。通常说来，阿格尼丝只是躲在幕后，要么一言不发，要么随声附和，要么无休止地扫地或看电视。她不是那种显山露水的类型，似乎无声无息地，永远躲在舞台的角落里。
所以，要是碰上她发起火来，肯定是令人激动的幸事。而且，她的火气通常直指芬奇大夫。
原因是芬奇大夫有自己的情妇。实际上，大夫有三个情妇。大夫喜欢公开宣布：“阿格尼丝只是我的法律意义上的妻子，而在情感和精神上，我们并没有结合在一起。”
阿格尼丝对此似乎不大介意，除非大夫胆敢当着她的面说这句话。或者说，大夫说这句话的时候，赶上他最宠爱的情妇——杰拉尔丁·佩恩小姐在场。
杰拉尔丁·佩恩小姐是个高大的女人，打个比方说，在女人当中，她就相当于一辆奔驰汽车。在我看来，她大约有六英尺高，肩膀宽阔，脸盘很大。当她进入房间时，小姐这个词是不会进入我的脑海的。
大夫爱她，崇拜她，把她视为缪斯女神，十多年来一直如此。他和杰拉尔丁一起旅行，不停地更换汽车旅馆。他们的爱情不是秘密。我们经常会开玩笑：“你能想象杰拉尔丁压在他身上的情景吗？她会把大夫压扁的！”
杰拉尔丁很少到六十七街来，除非是借着节假日或者特殊事件的掩护。阿格尼丝的表情很是冷淡，不过礼数周到。她从来不会忘记，自己才是大夫真正意义上的妻子，既是首任又是首席，无可取代。
不过杰拉尔丁离开以后，阿格尼丝的吼叫声就会穿墙而出。
“我根本不在乎？笑话！”她的声音从紧闭的卧室房门里传出来。接着，有什么东西重重地摔到墙上，“我是你的妻子，你不能对我这样！”
芬奇大夫总是嘻嘻哈哈地笑个不停，他说阿格尼丝的愤怒完全是歇斯底里。他的脸开始变红，他的眼睛流出泪水，有时候，他索性让别人进入房间，观察他的妻子歇斯底里的愤怒状态。“霍普！他大声喊道，“快来看啊，你妈妈正在歇斯底里地发作呢，值得一看！”
阿格尼丝继续喊叫，不管是否有人出现在门口，探头张望。她似乎陶醉于又哭又笑的状态，而接下来，出于某种原因，她渐渐安静下来。有人指出，她看上去是何等神志不清，因为她居然把床头桌高高地举到头上。最后，她彻底恢复了平静，并且和大家一起笑起来。
让我久久地为之着迷的一种现象是：她总是不声不响，不卑不亢，保持着作为大夫的妻子应有的尊严。她提到丈夫时，总是说“芬奇大夫”。她的嘴唇总是涂着口红，哪怕在和芬奇吵架过后，把抛到天花板上的火鸡残体清洗干净，她也忘不了略施粉黛，红唇如血，而且一贯如此。
芬奇大夫也可能对妻子大发脾气。他会随心所欲地吼叫，而阿格尼丝完全置之不理。大夫站在她的跟前，穿着肥大的短裤，黑色的短袜，黑色的皮鞋，挥舞着拳头大喊大叫。阿格尼丝尽量避开他，走到壁炉前，那里摆着在圣母玛利亚前做弥撒用的蜡烛。她握着指甲刀，一边修剪蜡烛的烛心，一边哼唱着咏叹调。
有时候，吵架会产生一种节日般喜庆的感觉。
杰夫，他是大夫唯一的亲生儿子，住在波士顿。他和马萨诸塞州那些古怪的家庭成员保持着足够的距离。不过即便如此，一旦他回到父母这里，大夫家里所有的人，以及许多病人都会齐聚这里——普比尔的妈妈安妮，芬奇大夫的大女儿凯特，维基有时也会赶来。还有霍普、纳塔莉，还有我妈妈，有时候，参加者当中还包括大夫的“结拜兄长”——基默尔神父，以及神父的“干女儿”维多利亚。
要是炉子上正在烘烤一条猪腿，或在蒸煮一只火鸡，那么通常用不了多久，这些动物的肢体就会飞向天空。
“没错，那是因为你觉得，你他妈的对我们太好了，对我们挺够意思了。”这是纳塔莉的大嗓门。
“冷静点儿，纳塔莉。我在波士顿那边很忙，我有工作要做呀。”
霍普也试图让杰夫感到内疚。“起码没事回来看看爸爸，也不至于把你折磨死吧？你也不像是住在加利福尼亚啊。”
“就是嘛，”安妮也很同意，“我是个有儿子的单身母亲。你是想说你比我还忙吗？就算你真的忙，你也可以……”
拿着剪刀奔跑(6)
阿格尼丝压抑了很久的仇恨，像一条死鱼那样浮上水面：“哼，波士顿的牛人，我倒是还能够想起你当年的样子，那时你还个五岁的孩子，整天缠着我要吃爆米花。”
对于我们这些没有血缘关系的人来说，旁观芬奇一家人争吵，就像看一部色情电影一样令人心痒难耐。它使得我们急于在自家里如法炮制，一试身手。
“哼，没错，你就是个该死的劣等母亲。”当天晚上回去，我或许会这样冲着妈妈喊叫。
“那么你呢？你是个自私透顶的混帐儿子！”
即使芬奇大夫不是坐在扶手椅上，竭力为大家的表现鼓掌的话，他也会不失时机地大声怂恿。“太棒了孩子们，就要这样发泄你们的愤怒，”他的嗓音盖过了屋子里的噪音，“发泄出来，发泄出来，都发泄出来！”
我有一个亲哥哥，年龄比我大七岁，有了他我的生活才变得完整。我始终怀疑，他的人生是不健全的，缺少某些本质的东西。他不必经常去电影院，就可以保持活力，而且不管什么时候，当我试图告诉他，我将来要创建一座美容帝国时，他总是建议我最好做一个管道工。我哥哥——特罗伊，不像家里的其他任何人。他不像我妈妈那样，经常陷入疯狂的状态，也不像我爸爸那样，总挂着一张比油漆马路还要阴暗十倍的脸。
而他也无法理解，我为何重视所有与众不同的事物，或者是闪闪放光的东西。
有的人认为我哥哥是个天才。有一点确定无疑：他能够给电冰箱那么大的计算机安装程序，当时他才有十二岁。到了十五岁那年夏天，他就能从a到z，逐条地阅读大百科辞典。不过，我不认为他是什么天才。我觉得他的人生缺少一个重要的方面，那就是明星素质。
“听我的好吗，让我帮你把胡子剪掉，你看上去就会更帅，就像大明星里梅杰斯。”我手里挥舞着剪刀对他说。
“呃？”他嘟哝着说，“那人是谁？”
我哥哥和别人沟通，通常只用这一种方式，就是低声嘟哝，或者鼻子里“哼”地一声，表示不屑。你可以想象，这或许是来自于某位远祖的恶习。
如果在饭店里就餐，招待员把菜单拿给我们时，他会从正在阅读的技术手册上抬起头，几乎是不假思索，声音响亮地说：“我要一块肉饼，还有五杯冰镇茶水。”事实上，他说出这句话时，服务员小姐刚刚走到桌子跟前，还没来得及说：“您好——”
我妈妈把我哥哥这种相当粗鲁的个性，归结为我爸爸低劣的教育所致。“可怜的特罗伊，”我妈妈说，“都是他那个该死的狗娘养的爸爸，让他的心破碎了，害得他简直不会像正常人那样说话了。”
我哥哥会看看我，嘟哝着说：“我看上去，真的那么糟糕吗？”
我说：“嗯，反正你不是太精明。”
对我来说，他倒不是特别令人沮丧。他似乎没有任何情感，有的只是恶作剧和幽默感，却要把他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的痛苦上，以牺牲别人的感受为代价。
有一次，他深更半夜给我爸爸打电话，告诉他我被抓起来了，因为我喝了酒，在北安普顿大街上到处游荡，需要从监狱里保释出来。我爸爸很是震惊，不过也不觉得有多奇怪。等他穿了衣服，拿上钱包以后，我哥哥又把电话打过来，告诉我爸爸这是个恶作剧。“特罗伊，以后别再开这种玩笑了！”我哥哥嘿嘿地笑着回答说：“好吧，以后不这样了。”
十六岁的时候，他从我们住在利弗雷德市的家里搬了出去，所以，他从来没有和芬奇大夫家里的人打过交道。他见过他们，认为他们全是疯子。他也认为我们的父母是疯子，而且尽可能地远离他们。他为kiss摇滚乐队设计电子吉他，因此我对他有着某种敬畏之情。
有一次，他还让我作为乐队歌迷的一员，和他们一起随队旅行。他们在纽约的拿骚体育馆表演，而我哥哥不仅为我全程买单，他还开着一辆白色加长型轿车，特地到机场接我。
我可以坐在舞台附近，看着乐队抓紧排练。我看见了他们没有化妆的样子，还看见乐队主唱保尔·斯坦利在打手提电话，他的手机足有半自动突击步枪那么大。
在此期间，基恩·西蒙斯曾走到我跟前，开玩笑地说：“你好，小家伙，想看我不穿衣服的样子吗？”
我诚恳地告诉他：“是的。”
他笑了起来，脱下了牛仔服，这样他就可以换上表演服了。
我目不转睛地看着他，直到他向我做出一个滑稽的表情，然后走到舞台的麦克风前面。
有时候，我哥哥会驾车到六十七街接我。有一次，他开来了新款的福特汽车。我坐在褐色的天鹅绒座位上，他告诉说：“这辆汽车的音效是四声道，你知道是什么意思吗？”当我摇头说不知道的时候，他就把一大堆冗长的技术术语兜售给我，告诉我四声道音效背后的科学原理。确切地说，他完全是从声音工程学的角度向我做出解释，然后他问我：“你现在明白了吗？”当我再次摇摇头，表示不理解时，他只好耸耸肩，说：“唉，或许你的脑袋就是不太够用啊！”
他不是故意损我。我确切地了解这一点。在他看来，可能我一出生就有些弱智，所以我就很难理解那些在他看来，完全是再简单不过的理论。
芬奇大夫曾经多次努力，试图让我哥哥接受治疗，但无济于事。我哥哥顶多是有礼貌地坐在大夫的办公室里，粗大的胳膊搭在沙发后面。他嘟哝着说：“我不理解，为什么我需要接受治疗，我又不吃沙子。”当大夫向我哥哥指出，家庭冲突会影响到家里每个成员的时候，我哥哥还是嘟哝着说：“不，我很正常。”
因此可以做出假设：我哥哥的脑子出了大问题，治都治不了了，我怀疑他可能有严重的性格缺陷。
我知道，事实可能更加糟糕。我哥哥从出生起，就没有兴趣，也没有欲望成为正常人。“你不能就这样出现在公共场合。”我说，因为我实在不忍心看到，他穿的鹅黄色的羊毛裤提得很高，几乎到了他的乳头附近，而他上身那件黄绿色的马球衬衫却短得可怜，只有正常衬衫的三分之一。
“呵呵，我这样穿有什么大不了的呢？它们多合适我啊。”
我哥哥真是令人失望。对于流行文化，对于审美趣味，对于人情世故，他绝对是个门外汉，没有概念，也没有感觉。如果你问他女影星戴博拉·瓦格妮是谁，他会回答说：“她是不是芬奇大夫家里的另一个变态？”可如果你让他解释粒子加速器的工作原理，他会滔滔不绝地讲上好几个钟头，他甚至可以用他的技术铅笔，当场为你画一幅线路图。
这让我痛心疾首。
“你知道吗，强烈的光线会伤害你的眼睛，”我说，“要是你把遮阳镜片去掉的话。”我是说他的近视镜上方三英寸厚的黑色遮阳镜片。
“呵呵，那东西是个累赘，还是简单些比较好。我喜欢现在这种效果。”我哥哥说，“近视镜就是近视镜。”
我哥哥有着别具一格的爱憎。通常说来，他喜欢上什么东西，就会疯狂地喜欢下去，喜欢到饱受伤害为止，然后才有所提防，提高警惕。在他邂逅的所有生物中，不管是动物还是人类，不管是猎犬还是精神病医生，哥哥都一视同仁。举凡能够影响他的人，大都有着发达的头脑，高明的把戏，或者能为他提供一大堆美食，惟其如此，才会赢得他的欢心。要是我哥哥觉得他认识的人毫无价值，他会对对方完全置之不理，就像他对待大夫一家人以及我父母的态度那样。
他没有什么情感和社会关系的束缚，这让我妒忌得要命。我时常苦恼于自己受制于乌七八糟的人际关系，而我哥哥却摆脱了令人苦恼不堪的社交负担。
不知为什么，他非常喜欢火车。他会开着他的汽车追赶火车，一追就是几个小时，而且沿着轨道与火车并排行驶。不管前面是否有通畅的道路，他始终追赶不懈。“紧紧咬住！”他对他的汽车大声吼叫，他雄狮一样的嗓门，简直可以盖过汽车轮子碾轧在碎石路上发出的轰鸣。“我们一定可以跟上它，不被火车甩掉！”
我哥哥也喜欢汽车，他喜欢把汽车部件拆卸下来，然后又把它们组装到一起。一般来说，这倒是蛮有趣，不过有时却领当别论——那是在我们都还小的时候，他喜欢在起居室的地毯上摆弄这件事。
“我的天，特罗伊。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你把童车拆得七零八落，而且是在起居室的地毯上，你不可以这样的。”
“呵呵，”他嘟哝着说，“为什么不可以？”
对他来说，一张地毯实在不算什么，充其量只是个工作平台，而且，它的白色质地具有显著的优点——有了它做背景，发动机黑色的、油腻腻的细小部件，就很容易找到了。
我经常想念我哥哥，动辄就想见见他。我希望他来接我，把我带到别的地方，可当他真的来接我，并且把我带走时，我很快就感到厌倦了。在公路与铁路交接的十字路口处，我盯着货运列车末节车厢的红色信号灯，盯得心烦气躁，我的胃开始咕咕地叫，而我哥哥也变得沉默少言。他顶多是说：“看，货车拉得东西真多。”
“我就想过一种特好的生活，你知道吗？”我说。我透过鸭舌遮阳帽的镜片，审视自己的发型。
“你想说什么？”
“你知道，我希望受人关注，我可不想一无所成。”
“呵呵，”他嘟哝着说：“那你可以做一个管道工，人们总是会注意他们的。”
因为我哥哥不需要父母的陪伴，所以和我不同，他不会因为父母的存在而倍感折磨。“我可以和他们在一起，也可以离开他们。”他经常这样说。
有时候，我会大声嚷嚷：“我恨该死的爸爸，他不给我钱买吃的，也不给我打电话。他不想和我一起做任何事。我真想用一把切肉刀戳进他的肚子！”听了我的话，我哥哥面无表情、直截了当地说，“是的，他这个人一钱不值。”
在我整个一生中，我哥哥一直是我信赖的人，尽管我们之间似乎根本没有共同点。可我知道，他是我可以依赖的可靠的亲人，他像数学公式一样可靠。
许多年以后，他被诊断出患有轻微的自闭症，学名是阿斯伯格斯综合症。这就可以解释他为何那样痴迷于汽车，还有他独一无二的讲话方式，他愣头愣脑的个性，同时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大脑似乎处于痴呆状态，却有着相当发达的智商；这也可以解释他为什么缺少兴趣，不愿和我彻夜讨论《铿锵三人行》之类的肥皂剧。
有时我很想知道，要是我的父母能带他去看医生，而不是坚持认为他天生性格冷酷，在情感方面具有某种缺陷——要是那样的话，我哥哥的人生是否会变得更舒服、更快乐呢？
不过，我也会提醒自己，我的父母的为人太过挑剔，在选择大夫方面尤其如此。弄不好，被他们误了哥哥的终生也未可知。
想到这些，我就情不自禁地为哥哥感到庆幸，因为表面上看，他的确遭到了忽视和冷落，实际上，他却不自觉地得到了保护。
很长一段时间一来，尼尔和我过从甚密。我们一起聊天、吃饭，或者光顾电影院。有时候，我们踏着夜色归来，他会拉着我的手走路。这是我们之间最亲密的举动了。之所以如此，在很大程度上，是我讨厌男人对我过分亲近，肌肤之亲非我所愿。我崇尚“精神恋爱”，柏拉图式的爱情，仅此而已。正因如此，尼尔经常挖苦我是“伪同性恋”，甚至根本就是逢场作戏。不，连逢场作戏也没有，这是他的看法。
有一次，他试图拥抱我，甚至把脑袋顶在我的脑门上，我感受到了他嘴里喷出的热气，就像我妈妈洗衣篮里那只吹风机一样。我感到难以忍受，极想呕吐。我奋力推开他，破口大骂：“妈的你疯了！你是不是有毛病啊？”
“有毛病的是你吧？你是同性恋，呃？你是狗屁同性恋！”他的脸胀得通红，情绪显然有些激动。
“如果你再敢这样，我就对你不客气。我还会报警你信不信？还有，要是你以后还这么对我，以后我们就别再来往了，我说话算话。”
我的口气非常坚决，我本以为他会拂袖而去，可他却屈服了下来，开始向我陪不是，说他一定改邪归正，下不为例，我也就原谅了他。不管怎么说，既然在情欲方面我对女人毫无兴趣，反对男人极有好感，那就说明我终究是个同性恋。我拒绝接受尼尔的亲昵，恐怕只是我年龄还小，在心理上难以承受某些行为罢了。
可是，一周后的一天，他再次对我不敬了，把他的许诺丢到了九霄云外。
那天我到了他的家里，他给我看了他过去的照片。他小时候的确非常可爱，长得眉清目秀，“就像个可爱的天使，肯定是人见人爱喽。”我半是认真、半是开玩笑地恭维他。
或许这句恭维给了他勇气，他再次抱住我，试图亲吻我。我的身体被他压到床板上，我挣扎着，照片散落到地板上。
坚硬的床板硌得我差点叫出来，我抽出一只胳膊，用力给了他一记耳光，“啪！”
我起初不敢抬头看他，我的手掌似乎都被打痛了。
“你！你这个小畜生，小混蛋，你可真下得了手！”
我抬起头。他捂着脸怒视着我，嘴唇有些发抖。
他的眼神让我有些怕，我怕他报复我，我几乎屏住了呼吸。
“你出手真狠啊，我的头像要裂开了。我恨你！”
这句话让我感到别扭，同时又觉得轻松起来，我知道他不会对我怎样，我吐了一口气，又恢复了正常的呼吸。
“对不起，我的手也很痛，我是不自觉的。我不是故意要那样的，可是你知道……我真的不能接受。”
他再次靠近我，他的脸离我的脸很近，几乎是零距离，我们鼻子对着鼻子，眼睛对着眼睛。
他用低得不能再低的声音说：“现在，你还以为你是个同性恋吗？胡扯，狗屁，屎！”
我还是躺靠在床板上，我眨眨眼睛，说：“这不关你的事，小子！”
他把我拽起来，让我坐到床上。他叹了一口气：“算了，是我不好，忘了今天的事吧。他握住了我的手，“你的手……没事吧。”
这话可真滑稽啊！不过我却有些感动，我微笑着摇摇头，没有回答。这时，我看到他长满胡须的嘴角也出现了笑容。
他站了起来，不自觉地用手摸了一下右侧的脸，那是挨了我巴掌的一侧。
我问：“还疼吗？是我不好，对不起。”
他苦笑了一下，弯下腰，开始捡起地板上的照片。“你看过这张没有？”他举起一张照片。照片上的他二十多岁的样子，浑身晒得黝黑，正在公园里荡秋千。秋千荡得很高，仿佛要从画面上跃出，而他深邃的眼睛似乎专注地盯着我。
“你在哪里照的？”
“纽约。”他说，一切又恢复了正常。我们开始讨论其它的照片，他好像不再生我的气了。
他站起来：“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
他拉开抽屉，从里面摸出一盒香烟。他的后背冲着我。通过薄薄的背心，他结实而隆起的脊柱显露无疑。要是我猛地冲过去——我认为，我可以把我的两只手戳进他的身体！我也可以对准他的脊柱伸拳猛击，或许我可以打碎它，或者让它断成两截；要么破碎，要么断裂。
我感到我的脸上热辣辣的。
我真的有些恨他，恨他违背我的意志，欲行不轨。
他转过身：“想抽烟吗？”
“好。”
“给你。”他把那盒烟扔给我。
我从里面取出了一支，夹到我的嘴唇间。他带着打火机走过来，帮我点上。
我狠狠地吸了一口，香烟刺激了我的肺部，不过我觉得很舒服。我让烟雾从鼻孔里喷泄出来，就像一位电影明星似的。
我有些迷茫，有些心痛。我感到自己身陷迷宫，我穿过无数道门，进入无数个房间，却永远无法离开那里。
尼尔打开了衣橱的拉门。我一眼就看到一大堆衣服和衣架，挂衣竿一侧的钩子上挂着一台照相机。他拿出照相机，对准我准备拍照。
我抹了一下发型，挺直了身体，随着“喀嚓”一声，闪光灯闪烁了一下。
他又盯了我一会儿，叹了口气：“我们走吧。”
我们走到楼下。住在他隔壁的那个姑娘坐在沙发上，一边吸烟一边看电视，烟头扔得满地都是。直觉告诉我，他和她有暧昧关系，不过眼下出现了危机。“你好，亲爱的，”她对我说，“你多大了？像是有十七岁了。”
“十三岁。”我告诉她。
她很胖，她胖得足以使我相信，她一直都这样胖，而且将永远胖下去。当她把香烟举到嘴边时，我看到她的手指肮脏而粗糙，而且被她咬得千疮百孔。她的头发凌乱不堪，披散到肩膀上，颜色焦黄，就像枯草。她脖子上戴着一只精致的链子，上面挂着一个很小的镀金十字架。相对于十字架而言，她的身体太过庞大了。
“想喝啤酒吗？”她问。
我摇摇头。她给我的感觉，是那种和很多男人有过不寻常关系的女人。我很想问问她，被男人亲吻究竟是什么感觉。
尼尔说：“我一会儿就回来。我得把他送回家。”
“顺便给我多买几盒烟回来。”她说着话，开始咳嗽起来。她又吸了一口烟，把脸转向电视机。
他拿起桌子上的一串钥匙，手指上沾满了桌子上的饼干碎屑，他的手指飞快地抖了抖。他把钥匙扔到半空中，又潇洒地接住了。“准备好了吗？”
我当然准备好了，我想。
我们走到外面，夜色黑暗。我可以感受到呼吸的声音，所以我屏气敛声。我想把它们憋在肚子里，不想再有任何暴露。今天晚上，我的精神乃至身体的一部分，似乎已经飞散到空气中，它们不再属于我了。
他为我打开了乘客座位的车门，仿佛我是个姑娘。突然，我觉得自己像是一个姑娘，我为此感到羞辱；车门并没有上锁。
他走到驾驶员那一侧，跳上去，开动了发动机。
座位冰凉冰凉的，我的两只腿不停地蹭着，我的手垫到大腿下面。我回头看看他的住所，门上的窗户玻璃，隐约地投射出暗红色的光芒，和另一个房间里电视屏幕的蓝光混合在一起。其它的窗户是黑的，房子本身也是黑的。白天，它可能是灰色的或是棕色的，而在夜里，它一定是黑的。房子周围没有草坪，在本应是草坪的地方，只有垃圾和碎石。
“你还为今晚的事不高兴吗？”他问我。他的车驶到了高速公路上。
我说：“都过去了，没什么。”
“那就好。我希望我没有伤害你。”他扭过脸看着我，“因为我永远不想强迫你，做你不愿意做的事。”
我点点头。
“不过我想告诉你，也许，你真的不属于……同性恋。你是在骗你自己，你也骗了我。”
“也许吧，我不知道。”我叹了口气。我不想说话，我也很难说出什么话。即使我有话想说，我也会保持沉默。我只想冷静地思考，思考我的过去、我的现在和我的未来。
剩下的一段路我们没再说话。我眼前的车窗结了一场雾，外面漆黑一片，使我感到在汽车外面，其实没有世界存在，唯有汽车的轰鸣声，在我的耳边响起，在我的脑海里盘旋。
拿着剪刀奔跑(7)
当我走进客厅时，发现霍普还没有睡，她在电视机房里看电视。她跪坐在长沙发上，腿压在她身体下面。见我回来了，她打招呼说：“嗨！”
“嗨，霍普。”
“你和他相处得怎样？”
我笑了笑：“还不错吧。他给我看了他的照片。”
霍普伸开了腿，把手放到脑后挠了挠。“哦，是吗？很好啊，你们聊什么了？”
我走进电视房，电视频道在快速地变换。为什么她把频道换来换去的？为什么总有人喜欢这样看电视？“呃，我们什么都聊。”我想起我和尼尔的冲突，很担心我的表情露出迹象，被聪明的霍普窥见。
“你好像不太高兴。你们没吵架吧？”
她的腿伸在她的宠物猫祖祖毛茸茸的身下。当她蠕动着脚趾时，似乎在祖祖的身体下面，还趴着一个小动物。沙发纹理已经暴露出来，由于长时间摩擦，沙发表面光滑而油亮。
我坐下来，看着电视屏幕。我很想吸一支烟，不过就在这里吸，我和她一定都很别扭；吸烟还是我的一个秘密，纳塔莉也吸烟，不过她可比我勇敢。如果阿格尼丝或者霍普或者芬奇大夫因为吸烟而批评她，她就会告诉他们闭嘴。但我觉得自己终归是客人，我受制于自己的礼貌，所以不能和纳塔莉一样放肆。我终于开口说：“看到尼尔在纽约照的那些照片，我觉得新鲜。我想也许有一天，我也会到纽约闯一闯。”
“我相信有一天，你会住到纽约的。”霍普说，她扭过脸看着我。
“是吗，你真的这么想？”
“嗯，是的，我相信。”她从沙发旁的桌子上拿起那本圣经，把它放到膝盖上。“这件事你想问问上帝吗？”
我耸耸肩：“好吧，或许可以。”
她把沙发上的垫子放到身边，倚靠在上面：“现在我们来做圣经占卜。”
我的身体挪过去。
“闭上你的眼睛。”她告诉我。
我闭上眼睛，脑海里想着怎样表达我的问题。“好了，”我说，“我将来会不会住到纽约？”
她把圣经捧在手里，随意打开了一页。“好了。”她说。
我把手指放到那一页上，睁开了眼睛。
她低下头，看看我碰到了什么字。“力量。”她读到。
我身体往后倚靠了一下。“这是什么意思？”
她开始阅读周围的词句，试图了解上下文的意思。“我想，它的意思是说，你能够住到那里。不过在此之前，你还需要有很多力量。你需要知道你是谁。我想，上帝给了你乐观的预言。”
“真的吗？”
“我敢肯定。我认为上帝的意思是说，你现在正经历艰难的成长时期，而你一旦顺利度过这段时期，你就会有足够的力量，去任何你想去的地方。”
不知为什么，我这时感觉好多了。我喜欢听霍普自如地和上帝交谈，就像好哥儿们一样。我喜欢她，因为她似乎真的能够预测未来。
祖祖在她的身下酣睡，不停地打着呼噜，就像粗重而疲劳的叹气。
霍普打了个哈欠：“我也困了，祖祖，”她把圣经放回到桌子的灯下，然后把灯关上了。“我们要去睡觉了。”
“好，”我说，“我也是。”
霍普把小猫抱出了房间。
我坐在那里，茫然地盯着电视屏幕。我的眼前又出现了尼尔的形象，我似乎能嗅到尼尔身上热烘烘的味道，那种味道在我的鼻孔下面弥漫，我想我应该去洗洗脸，最好洗个热水澡。
我拿起遥控器，电视屏幕开始迅速地变换。我闭上了眼睛，却见尼尔的脑袋再次向我探过来。我觉得一阵恶心，真的很想呕吐。
那张桌子就在教室中央，所有的女孩都围坐在她的旁边，她的身前和身后，每个人都是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好的朋友。她们把各自写好的字条折起来递给她。她打开字条，快速地看了看，咯咯地笑着，又把字条传给别的人。我经常看见她身子前倾，在别人耳边低语着什么，我确信那一定很有趣，譬如，“放学以后，我们要给希瑟一个惊喜——带她去电影院，今天是她的生日。”
她有一头乌黑色的卷发，上面装饰着好几把毛绒绒的梳子。我坐在教室里，望着那些梳子，很想用手碰一碰。我想手感一定很好，就像去摸一头绵羊。不过它们要比绵羊轻得多，或许就像棉花糖一样轻。不过我知道，要是我真的伸出手，越过我们之间的两张课桌，胆敢去碰她的头，她一定会尖叫起来。她是学校里皮肤最白的女孩，尽管她其实是黑人血统。
她是电影演员比尔·科斯伯的女儿，我因此很讨厌她。
“真是好漂亮啊！”当她的朋友为讨好她，送给她一个蓝色的smurf牌钥匙链时，她总是语气夸张地这样感叹。有时候她更是要命，“金星，是爱的女神。”她会大声回答希腊神话课上的问题，回答得准确无误，字正腔圆，就跟她的演员爸爸一个德性。她白净而开朗的微笑，足足占据了她那张脸的三人之一。
这个女孩拥有人生中该有的一切，而我却不是，大多数人都不是，所以我妒忌得牙根发痒。她头脑聪明，口吃伶俐，性格乐观，颇有人缘。她来自条件最好的家庭，她从不一连两天穿同样的衣服。而且我肯定，她不会像我那样变态和没出息，去和年龄比她大一倍的男人交往。
我和她之间，必须有人离开。
“我真不知该拿你怎么办，你让我发疯啊！”我妈妈说，她尽兴地啃咬大拇指甲。
“哼，反正我不打算再去那所学校了，那里不适合我，我也永远不会适应那里。我一定得从那里离开，一定！”
“可你必须上学，直到你十六岁为止，这是法律规定的。”
“我不想去，我不能在那个鬼地方再呆三年。”我大声喊叫，“上帝，我死了算了，我应该自杀！”我像被关在笼子里的野兽。
我妈妈问：“自杀？你不是开玩笑吧？”
“你怎么会认为我是开玩笑呢？”或许我真应该杀掉自己，这样问题就解决了。这或许是我唯一的出路。
她停止了敲击键盘，用手去抓她的涂改液。“我现在没有精力去解决你的问题，你现在头脑不清，简直到了可怕的地步。”
我整夜抽烟，在屋子里走来走去。想到第二天要继续上学，我心里充满了恐惧感。我的大脑里翻江倒海，我权衡和比较了无数种选择，而最终的目标非常简单：尽快离开学校，永远不再回去。
妈妈正在创作的激情中，她认为她在创作一首极其重要的诗歌。“它的长度大约有五十页，我完全相信，它可以使我成为著名的女人。”她的嘴角蹦出这句疯话时，并没有像往常一样，叼着她的摩尔香烟。
“我才不管什么该死的诗歌。我现在很痛苦，你必须帮我想办法。”
她也发火了：“告诉你吧，我现在非常在乎这首该死的诗歌——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把全部精力都用到创作中了！我一生都在辛苦地工作，就是为了让自己的创作能被别人认可。”
“哼，那么我呢，我怎么办？”我咆哮着说。我真想把她的打字机推到地板上，我痛恨那玩意儿，我也痛恨她。我渴望像科斯伯家族的人那样活着。
“你是一个成年人了，”她说，“你都十三岁了，应该有自己的思想和意志力，而我现在有自己的需要。我的写作对我很重要，我希望它对你也很重要。”
不知为什么，她一贯以她的创作为中心，什么都得听她的安排，她可真有办法。
“我不是你的崇拜者。”我大声喊道。在电影《可爱妈妈》中，克里斯蒂娜就是这样对她母亲说话的，我知道我妈妈还没看过这部片子，所以她听到这句话，一定感觉很意外，也很新鲜。
“告诉你，眼下，”她说，“我也不是你的崇拜者。”她转过身，背对着我，开始敲打键盘。
我拔掉打字机的插头，让它停止了工作。
“混蛋！奥古斯丁，你想干什么？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我现在需要的是支持，不是你的捣乱。”
我告诉她闭嘴，然后跺着脚走出房间，坐在门廊的台阶上生闷气。过了一会儿，她出现了。“芬奇大夫想和你在电话里谈一谈。”她的声音冷静而镇定，就像专业接待员似的。
“可以。”我说。其实我也很担心：与我妈妈对抗可能惹来麻烦。芬奇大夫提醒过我，如果我把妈妈逼迫得太厉害，她的精神病就可能再次发作，让他在妈妈身上付出的努力毁于一旦。
“你好。”
“你好，奥古斯丁，我听说你不想上学。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还以为自己听错了；他居然谈起我自己的事情。
我告诉他，我现在多么痛苦，多么可怜，我感到自己不适应那个学校的环境。我饱受压抑，觉得自己深陷囹圄。我只想离开那里，这样我就可以随时去看电影，或者专心写写日记。
他一直听我发泄着不满，很少插言，只是偶尔说“嗯，嗯”，或是“我明白。”我话音刚落，他说：“可是强制教育法规定，十六岁以前你必须上学。”
“我知道，可我做不到。”我说，我简直快疯了，他必须帮助我。
“好吧，”他重重地叹了一口气，我可以想象，此时他的身体靠到椅背上，用另一只空出来的手按摩他的头皮。“我可以帮助你离开学校一段时间，而唯一的出路，或者说方法，就是有自杀的动机。要是你试图自杀，我就可以帮你正大光明地离开学校。”
“您……这是什么意思？”
“是这样的，要是你有自杀的企图，我就可以向学校当局解释，说你的精神状况不佳，无法继续上学，你需要集中治疗。我不知道他们会批准多少时间，或许是一个月吧，也许是两个月，三个月。”
“啊，那么……”我有些晕了，“这，究竟要怎么样呢？我的意思是说，我必须做点儿什么吧？你不是说，我得割脉或别的什么吧？”
“不不不，我不是那个意思，这只是假装自杀。一个花招而已。”
“哦。”我如释重负。
“不过，你必须得被送进精神病院。大体说来，就是在你出事以后，你可怜的妈妈必须找到你。”他压低了声音，笑呵呵地对我说，他显然被自己戏剧化的安排感染了，“然后，她会开车送你去医院，而你必须在那里呆上……比如说，大约两个星期，以便接受观察和治疗。”
我告诉他，我不觉得住在精神病院里有什么乐趣，它和学校一样让我难以忍受，不过前者也许稍好些吧？
“这就像是短期度假，”他接着说，“你的冒险精神哪里去了？”
听起来倒还不错，尽管不能自由地去看电影，或者去找尼尔聊天，总比呆在学校里强。芬奇大夫说得对，这将是一次冒险。
“好，我们就这么定了吧。”
“现在我得同你妈妈说几句。”他说。
妈妈挂上电话以后，说：“现在，大夫正往我们这里。”她看上去挺高兴，我立刻明白了其中的原因。我可以同她分开一阵子，这样，家里就不会有人告诉她：“不要再听那首该死的歌曲了！你已经连续播放了五十遍。”她也不再需要捍卫她的饮食权利了，她可以像过去那样，总是把芥菜三明治的糕饼部分扔掉，光是把她认为是精华的中间部分吃掉。所以看上去，对于我们俩而言，芬奇大夫的方案得以实施，绝对是理想的结果。
我走到楼上，进入我很少光顾的房间。我向窗外看去，凝视着街道。我想起了科斯伯家的那个小婊子。她肯定不需要像我这样，需要在一所精神病院和小学七年级之间做出选择。为什么我就不能像她那样轻松自在呢？我对自己说：我想要的一切，就是过正常的生活。可这是事情的本质吗？我无法肯定。不管怎样，厌学和辍学让我快乐，由此造成的一切后果让我着迷。我被未知的一切吸引，我甚至感到庆幸，因为我想到妈妈的生活原本也那样混乱。我是否已陷入某种危机而不可自拔呢？我的手指沿着窗台滑来滑去。“我要过正常的生活，正常的，正常的，正常的。”我对自己说。
上学固然让我痛苦，但在我的生活中，其实有很多有意思的事，它们可以让我心满意足。且不说一般的娱乐活动，单就和尼尔聊天而言，我就觉得乐趣无穷。尼尔没有固定工作，他有时会顶替外出办事的霍普，在大夫的办公室里担任接待员，所以，他大多数时间都是空闲的，而我离开学校后，就可以和他在一起聊天，吃饭，看电影，打电子游戏。这样的生活不是很好吗？我为什么还不满足呢？
那次挨了我一记耳光以后，他不再试图用身体侵袭我。他说他会耐心地等上几年，等我长大成人，等我主动向他示好，我对他的说法不置一词。
有一天，他说：“上次都是我的错，我真的很抱歉。”他的眼泪流了下来。
“没什么，反正都过去了。”我反复提醒他，他的眼泪并没有打动我，看他那副德性，反而让我心生厌恶。要是力气足够大，我甚至想把他一脚踢开，不过，考虑到我很孤独，我更需要他的陪伴，后者占了上风。
是的，我很孤独，几乎没有什么朋友，是尼尔给了我足够的关注。我们可以长时间散步，谈论一切事情，比如，在他还是个孩子的时候，他的教会学校的那些修女多么可恶；他甚至还教给我怎样和女人接吻，当然，我似乎对此兴趣不大。
当我坐在学校教室里的时候，我的身边全是那些言语和行为相当正常的孩子，可我和他们却格格不入，这终归让人头痛。我所想到的，就是尽快离开这个地方，我要么去看电影，要么找布克曼·尼尔聊天，诸如此类。我怎么可能硬着头皮坐在这里，听话地把一只蝴蝶的翅膀固定到一个实验盘上，或者绞尽脑汁，去背诵那些怪模怪样的介词短语呢？
除了纳塔莉和霍普，尼尔是唯一关心我的人。就连我妈妈也没给过我足够的关心，除非我为她双手捧起打字机长长的墨带，免得它拖到地上，或者站在电唱机旁边，因为她需要我把唱针放回一首歌曲的起始位置。除此以外，我对她毫无用处可言。
我爸爸呢？这个吝啬鬼，他甚至不接我打给他的受话人付费电话。
当我将窗台的一块油漆揭下来的时候，我看见一辆不熟悉的小货车停在门前。发动机熄灭了，没有人走下去。我观察了几分钟，直到副驾驶座位上的车窗玻璃落下来，一个粉红色的氢气球飘出来，徐徐地升到半空中。我很好奇：他是从哪里弄到的氢气球？这种气球他是不是还有好多？
芬奇大夫摁响了我们家的门铃。
我妈妈把我喊到了楼下。芬奇大夫握住我的手：“你有很强的独立精神，年轻人。”
妈妈说：“他当然独立了。”他问我。
“你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什么？”
他清了清喉咙，两只手搓了搓。“我们要驾车做一次小小的旅行。我们必须从一位朋友那里拿来一点儿东西，来完成我们的计划。我们可以在车里谈谈我们的计划。”
我妈妈眼睛一直盯着她的打字机，似乎打字机正在拼命地召唤她。我知道，哪怕同打字机分开几分钟，都让她十分难受。
“你需要和我们一起去。”大夫说。
我妈妈看上去很吃惊，张了张嘴巴，没有说出话来，仿佛她被诊断患了一种疾病，而这种疾病足以使她迅速失语。她踌躇了一下，终于开口说：“好吧，不过，我得去拿我的包。”
芬奇大夫开车，我妈妈坐在驾驶员旁边的座位上，而我坐在后座上。我的脑袋靠着车窗，隐隐地为我的承诺感到忧虑。天晓得大夫要怎样对待我，处理好我的事情？我们刚刚离开阿默斯特，驶上高速公路，我妈妈就打开她的坤包，寻找什么东西。
她把一些打印纸张拿出来，摊到膝盖上。她咳嗽了几声，对大夫说：“你想听一听我最近创作的新诗吗？”
芬奇大夫说：“那当然，戴尔德拉，要是你愿意读的话。”
“我可以吸烟吗？”我妈妈把一只摩尔烟夹在嘴唇之间，拿起打火机，准备打火。
“随便。”
“谢谢！”她的语调近乎轻浮。
在随后的半个钟头力，我被迫聆听了一次强行兜售的诗歌。她阅读时嗓音流畅，标准的南方口音，字眼清晰，情绪激昂。我知道她一定希望有个麦克风，系在她的衣服领子上，或者有一部照相机，锁定她的面部表情。
我不禁感到愤懑，这辆车原本要送我到精神病院，我妈妈却把它当成了文人聚集的格林威治咖啡馆，人们聚集在那里，听她滔滔不绝地进行诗歌朗诵。
小货车驶到乡下一个农家的门口，周围都是牧场。大夫把车开进半圆形石子铺就的车道上，停了下来。他从后视镜里看了看我。“你要保证，”他说，“你永远不会跟任何人说这件事。”
我把汗津津的手掌在茄克衫上擦了擦，表示同意，尽管我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
“要是你说出去，我的营业执照就会被吊销的。”他说。
他到底想做什么？为什么我们来这个农户家呢？我有些不安，又有些好奇。我想立刻知道下文，但我确信自己不该多问什么，我只有等待，等待随后的事情。
我妈妈整理好她的诗稿，放回包里。她看着窗外。“啊，一所好可爱的房子，”她说，“还有，瞧那边的老式谷仓，多漂亮啊！”
“我马上就回来，”大夫说，“你们两个就坐在车里，不要离开。”
他下车离开后，妈妈说：“行了，你倒是给自己找到了冒险的机会。”她摇下了车窗，深深地吸了一口气：“这里的空气好干净，好清新。它让我想起了我的佐治亚州时代，那时候你妈妈还是个小姑娘。”接着，她从烟盒里取出一支摩尔烟，点上了。
芬奇大夫离开了半个小时左右。当他回来时，手里拿着一个小纸袋。他钻进汽车，启动了发动机。我以为他会把车开到高速路上，谁料他只是转了一个弯，还是停在私人车道上。随后，他把纸袋交给我。
我拿起纸袋，见里面包着一品脱jackdaniel烧酒。
接着，他把手伸进茄克衫的口袋里，拿出一个药瓶，拧开了瓶盖，把一些小药丸倒进他的手掌心。“我想让你吃下三粒药丸，”他说，“就着那瓶波旁威士忌酒，把它们咽下肚去。”
我尽量掩饰着自己的慌乱。其实，我可以经常从大夫那里免费获得药品和酒精，现在，我却必须当着我妈妈和他的面，在汽车里把它们吞下肚子，这实在出乎我的意料，让我感觉很别扭。我很想把这些东西留到以后再用，譬如我可以等待机会，带着它们和纳塔莉一道出行，在史密斯大学四处转悠，再找个没人的角落，让我们好好晕糊上一回。算了吧，以后再说吧。
我把药丸放进嘴里，喝了几口酒，把它们灌进了腹腔。一开始，我的嗓子就像滑过了一道火线，随即，一种罕有的温暖而舒适的感觉，迅速融遍了我的全身。在此之前，我只体验过啤酒和葡萄酒带来的快感，而这种感觉显然要好得多。
芬奇大夫再次提醒我：“现在，你需要向我保证：你不会对任何人透露今天的事。这个故事的全部，就是你要自杀，幸亏你妈妈发现得及时，迅速把你送到了医院。你明白了吗？”
我点点头：“这就是说，我不需要去上学了，对吗？”
“至少在一段时间内如此。”他说。
“那就好……”我一头歪倒到座位上。
我醒来了。一个黄发的女人满脸汗水，正把什么东西塞进我的嗓子里。
她是个护士。她的话证实了这一点。她对我说：“我是护士。你是在医院里。我们必须把这些药丸从你的胃里弄出来。其实你不是真的想死，对吗？”
我当然不想死，我只想去睡觉。可当我闭上眼睛时，她却再次抓住我的胳膊，继续握住那个蜡烛似的东西，在我的嗓子眼儿里搅来搅去。我好想呕吐啊，我都眼泪汪汪的了，而她却不管不顾，试图清除我胃里的东西。
我终于睡着了。
我再次醒来了。我躺在床上一动不动，床头空空的，不再有人让我受罪了。房间里有一扇窗户，不过我睁不开眼睛，因为眼皮很重，很沉，似乎光线是有重量的，压迫着我的眼睛。
“嗨！”床边有人冲我打招呼，声音很近。
“你醒了吗？”这是一个男人的声音。
我朝声音的方向扭过头，竟一眼看到了一个裸体男人，他一丝不挂，盘腿坐在床上，戴着一顶尖尖的绿颜色帽子，我简直怀疑自己是在做梦。
拿着剪刀奔跑(8)
“我是凯文。”他说。
此时，房间的大部分已经进入眼帘。头顶上是闪烁的荧光灯，对面摆着金属衣架，窗户上竖着铁栅栏。我意识到，我不是在做梦。我试图坐起来，可胸口就跟压了块大石头似的，使我无法动弹。
带着尖顶帽子的裸体人跳下床，慢慢地靠近我，站在我的旁边。
我不知道他有什么企图，惊慌地用眼睛盯着他，等着他的下一个动作。
“你想自杀是不是？”他问。他拼命地揉着肚皮。
这时我似乎明白过来了，我一定是在疯人院里。我模糊地记得，我被这里的大夫洗了胃。
洗胃这种事，以前在我身上发生过，当时我是六岁。我吞下了圣诞树上的一个圣诞老人，它是用蜡做的，我被人送到了斯普林菲尔德的医院。在我的人生中，这是我第二次洗胃，而且，这次又是个长得像圣诞老人的家伙让我进了医院，接受小规模的治疗。
“你想喝水吗？”他问。
我点点头。
他离开了我的床边，走到门口，冲着走廊高喊：“这个新来的孩子醒了，他想喝水。”
过了一会儿，一个护士出现了，端着一个盘子，上面放着一只小小的纸杯。
“你感觉怎样？”她粗鲁地问。
“我觉得很疲惫。”
“这不奇怪，”她说，“你吃了半瓶安定丸（一种镇静安眠药），喝了一品脱烧酒，不疲惫才是怪事。”她的态度看上去充满敌意。她把那只装着温水的杯子递给我。
我一口就喝进肚子里去了，水的味道就像是铁锈似的——呸！
我问：“我是在哪里呀？”
她说：“首先，你还活着。”她把一个血压袖缠在我的胳膊上，一点一点地打气。“当然啦，我想对你来说，这是个坏消息。不过也有好消息，因为你是在我们密墨里奥医院接受治疗，在这里，你可以享受到一流的服务。”她对那个叫凯文的裸体人说：“还有你，你把帽子摘了，穿上衣服。”
这个护士离开之后，凯文穿上了病号服。他靠近我，说：“你知道吗，这些护士和大夫，他们全是疯子。”
他见我紧紧盯着那顶绿色的帽子——那帽子仍旧戴在他的头上，就笑嘻嘻地把帽子摘下来。“他们为一个老疯子刚刚举行了小型生日宴会，好像那是她的第一百万零一岁生日，那老家伙好像也是个护士。哼，谁管他们呢！”
我现在能够坐起来了，尽管我的头晕脑胀。“这是什么地方？”
“这是疯人院。”他说着话，还做了个疯子的嘴脸。
我想出去散步，让头脑清醒一下。我需要新鲜的空气。“你是怎么出来的？这有什么地方可以散步吗？”
他笑嘻嘻地说：“你出不去了！这是封闭病房，上着锁呢，我的孩子。”
至少这不是大教室啊，我想。
凯文告诉我，他被关在这里，是因为他曾经试图自杀。
我问他：“真的吗？”他点点头。
“为什么？”
“因为生活让我无法忍受，”他说，“我的父母逼着我上我根本不想去的学校，还逼着我娶一个我根本不想娶的女人，似乎我的整个人生都被他们安排好了，而我只有十九岁。我真他妈的厌倦了这些，我厌倦了一切，你知道吗？他妈的！”
“你真的希望自己死掉吗？”我问他。
他想了想这个问题：“现在还不想死。”
他问我：“你呢？”
我忽然产生了强烈的内疚感，因为他看上去很坦诚，而我却不能对他说实话，尽管我很想说实话。我说：“上学，我厌恶上学。”
“你上几年级，是八年级吧？”
“七年级。我在三年级留过级。”
“哦，这不算太糟糕。小学嘛，不算太坏。”
我想告诉他那个完美的女孩，那个完美到让我呕吐的科斯伯家女孩，可突然之间，这似乎不能构成我被关在这个疯人院的全部理由。我想告诉他关于布克曼·尼尔，关于我和他之间奇特的交往。我想告诉他，我妈妈处于发疯的边缘，而我不得不从早到晚地为她担心。我还想说：“是这样的，我到这所医院来呢，和你们不一样，我仅仅是为了度假。”可我不能告诉他，我为什么来到这里——这必须成为秘密。
在随后的几天里，我继续活在谎言之中，我小心翼翼地坚守着我的秘密。在接受集体疗法（一种精神治疗法，指同一病症的病人由医生带领，在组内相互诉说自己的苦恼和问题）中，我必须交代我自杀的原因。我尽最大的可能信口开河：“我痛恨我的生活。”我咬牙切齿地说，我还告诉他们：“我只是想让一切结束，一了百了。”我努力回忆看过的所有电视剧的台词。我还把自己想象成电影《爱无止境》中的马丁·休伊特，他因为失恋而烧掉了布鲁克·希尔蒂的房子。我看上去真不像是性情过度压抑和忧郁，以至于被关在这所疯人院封闭的房间里，相反，看我的架势，我倒像是个电影演员，我成功饰演了一部影片里的某个角色，正要走上台前，准备领取埃米奖呢！
我在医院里呆得郁闷，不禁想念起尼尔了。他现在忙什么呢？要是知道我出了这样的大事，他会不会屁颠屁颠地跑来看我呢？
我回忆起和他相处的日子，我们之间总有说不完的话。
记得半个月前，我最终向妈妈坦白了我们的交往之后，她居然显得兴奋异常：“我非常非常喜欢那个小伙子，”她若有所思地说，“他一直很支持我，包括我的写作。”
“那就是说，你不排斥我和他交往，对吗？”我好奇地问。
“听着，奥古斯丁，”她说，“我不想你重复我曾经的痛苦。我的意思是说，当我还是个小姑娘的时候，在生理上和心理上，我经受过何等可怕的压抑！因为我知道——”她点燃了一支摩尔香烟，“重新找回自己，是多么不容易的事情！我要告诉你的是，有时候，我真希望当年的我，能有个像我这样的母亲。你很幸运，因为我为你付出得太多太多，尤其是情感方面。我理解你的选择，这使我感到很幸福，你明白吗？”
我说：“太好了！这件事没有让你为难，我很高兴。毕竟，对于我和他来说，这是一件严肃的事情。他现在很迷恋我。”
“是吗？这是你所希望的，对吗？”
“嗯，是的。”
“既然如此，我完全支持你们的关系。”
她的反应让我有些不知所措。这太出乎我的预料了。我原本担心一旦如实相告，她会变本加厉地报复我——我的意思是，她会彻底绝望，视我为彻头彻尾的逆子，所以，我马上就能听见一系列的声音：盘子摔在地上，房门砰地关闭，窗户玻璃被砸得粉碎。想不到，结果什么事也没有。我原以为对她讲了这件事，那么从今天起，我就得饥一顿饱一顿，经常饿着肚子上床睡觉了。
“你和尼尔的关系，你和芬奇大夫说起过吗？”妈妈问。
“是的，他知道。”我说。
“那他是怎么说的？”
“嗯，他……我不知道。我想他觉得无所谓。当然，他认为我不这样做更好些。不过，他没打算阻止我什么。他说过，我应该告诉你，看看你是怎么想的。”
“对，”她从裤子上扯下了一根毛发，“他态度宽容，而且很支持你，这让我很高兴。”
在准备告诉大夫我和尼尔的交往时，我特地通过霍普做了预约，因为我认为这是件大事，我应该在正式场合告诉他，而不是在我汇报情况时，他穿着内衣坐在电视机前，一边眯缝着眼睛看电视，一边咬着一只老母鸡的大腿。当时，我走进他的办公室时，他热情地说：“来吧年轻人，坐下来，告诉我你有什么问题。”
坐在他的办公室里，坐在专门接待精神病患者的沙发上，本身就让人感觉很怪异，而且还要被一大堆精神治疗器械和药品所包围，我感到自己真像是个病人。“尼尔和我是朋友，我指的是那种朋友。”我脱口而出。
“是男朋友？”他重复了一句。
“是的。一开始是普通朋友，不过，现在我们的关系很特别，他喜欢我，我也喜欢他。”
“你们有身体上的接触吗？我是说生理上的关系。”他的声音听上去非常职业。
我摇摇头，又补充说：“不过，我们经常手拉着手走路，他还曾经拥抱过我。”
他长长地叹了一口气，说：“我必须告诉你，年轻人，我的女儿纳塔莉够让我很头疼的了，没想到你和布克曼·尼尔又……”他的语气有些难过。
“我知道，”我说，“对不起。”
“一个年轻人和比他大很多的人有暧昧关系，我并不认为是错误的，不过，我真的担心你的选择。”
担心？他是说尼尔，他的干儿子吗？“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是这样，”他表情严肃地说，“布克曼不可靠，他有很多问题，非常非常严重的问题。”
“或许吧，可他看上去很正常啊。”
“我不是说你不能见他。就像你说的，你们的感情已经很深了。以往的经验告诉我，要是一个年轻人满脑子想着一件事情，那么，没有任何人、任何事能阻止他。不过，我希望你能让我随时了解情况，要是你觉得事情不妙，我希望你马上告诉我。”
我觉得，我好像刚刚买了一辆二手福特汽车，而销售员才想到提醒我：只要我在停车场不要用力踩刹车，汽车基本上就不会爆炸，不过最好还是留点神，把眼睛睁大些，注意是不是有冒烟的迹象。
我说：“好吧，我会记住你的话。可是，他现在真的很正常，我们的关系也很好。”
“是吗？那我就很高兴。”他说，然后他把轮椅转了个圈，从后面的书架上拿下了一个瓶子。“你想来几粒药丸吗？”他问。
“这是什么？我看着那个白色的瓶子，好奇地问。
“让我看一看，”他说着话，把眼镜拉到鼻梁上，仔细地阅读标签。“我刚刚从邮递员那接到的，所以还不能确定……啊，就是它，没错。这是一种良性抗忧郁药，吃了它，能让你感觉更平静。”
我耸耸肩：“好啊，那就给我吧。”
他把瓶子交给我，我把它放到外衣口袋里，和我的香烟放在一起。
现在，我妈妈抬头看看我，微笑起来。她什么话也没有说，只是满脸微笑，似乎她是为我而自豪，或为别的什么事而骄傲。
“你现在是个独立的年轻人了，”她终于开口说话了，“有你这样的儿子，我很骄傲。”
“谢谢。”我说，我看着我的牛仔裤上，摸着膝盖处那个窟窿眼儿。
“你想听听我最近写的诗吗？我只写完了第一部分，写得有些质朴，但这是我的心灵之旅，和我创作性的潜意识融为一体。我认为它对你一定有帮助，因为作为自由而理性的年轻人，你也开始了心灵的旅行。”
除了我妈妈、芬奇大夫和霍普，似乎有越来越多的人发现了我和尼尔的秘密，其中就包括阿格尼丝。就在最近的一天下午，她走进电视房，目睹了我和尼尔迄今为止最亲密的接触。
当时，我的头枕在尼尔的膝盖上，尼尔的手放在我的头上，轻轻地抚摸着。
她惊叫起来：“你们是怎么回事？”
尼尔告诉她：“不要大惊小怪，也别打扰我们！”
阿格尼丝生气极了，乃至于有些发抖。当她离开房间时，我们两个人同时站了起来，似乎都有些尴尬。
我在医院里呆了两个星期。我离开后，芬奇大夫给学校当局打了电话，向他们做了详细的解释。他说我自杀未遂，需要辍学六个月，接受他的专门监督和治疗。
芬奇大夫的方法似乎很奏效，因为学校果然不再打电话过问这件事了。
在我回家后的第三天，我妈妈走进了家门，来到厨房粒，看到我一边抽烟，一边用她的铁锅烹制一根熏猪腿。
“最近你总是在芬奇大夫家里住。”她说。
“嗯、嗯，”我含糊地回应。我觉得我无须提醒她，正是她本人的原因，才迫使我寄人舍下，一味在别人家里晃悠。
“我认为，让你和那么多人交往是好事。”
这倒是真的，我想。我的确喜欢芬奇一家人，喜欢与他们接触。他们中总有人不喜欢睡觉，总有人想方设法寻找快乐。
“为了创作诗歌，我耗尽了所有的情感，现在筋疲力尽。为了找到真正的自我，我一直同我自己较量，我想打赢这场战争，从此一劳永逸。”
“没错，我理解你。”我回答说。我用刀叉把熏猪腿切成小块儿。
“还有，我和弗恩的关系很紧张，我被她折磨得很沮丧。”
“你能把那个纸巾递给我吗？”
“所以，让我做你得母亲，做你需要的那种母亲太艰难了。”她把一沓纸巾递给我。
“嗯。”
“所以，在和大夫讨论了这个问题以后，我们都感觉到，这才是最好的选择。”她话音刚落，就在我眼前亮出了一份文件。
“这是什么？”
“这可是好消息——芬奇大夫同意做你的合法监护人。”
我浑身一震！我看着她：“我的什么？”
“对于你而言，这肯定是最好的选择。芬奇大夫和他全家人能给你必要的关心。而且，他本人非常愿意这样做。”她把手放到我的胳膊上，“大夫非常喜欢你，他认为你其实对生活充满激情。他当时对我说：‘奥古斯丁有强烈的自我意识。他可以做出自己的选择，成就伟大的人生梦想。’”
“所以，简单地说，你想把我转让给你的精神病医生。”我说。
“不是转让，”我妈妈语气温柔地说：“我只是为你负责，做我该做的事，这件事对你最有好处，当然对我们都好。我非常非常爱你，而且，我以后仍旧是你的母亲，你也始终是我的儿子。”
不久以后，随着一系列文件签署完毕，芬奇大夫的身份变了，不只是我母亲的精神病医生了。
他成了我的养父。
拿着剪刀奔跑(9)
厨房的天花板太低了，让人感觉压抑，压抑得有些窒息。它仿佛成了我们人生不幸的根源。“我厌倦了。”纳塔莉说。
“什么？”我问。我很想知道。她是不是指天花板，是否和我有同样的感觉。
“我的人生。”她相当平静地回答。听她的语气，可不像一般青春期的孩子，即便后者痛恨生活，即便生活让他们感到压抑，因而需要不同的生活，他们的表达方式，也是另外的感觉。但纳塔莉的语气却过分平静，让人感觉她的经历，她的成熟度，远远超出她十五岁的年龄。
通常说来，似乎只有年纪更大的成年人，才会有这样的措辞和语气，而事实上，他们更可能缄口不言。
我吐出了一口气，把万宝路香烟的烟雾喷到空气中，一团模糊的烟雾在房间里逶迤移动，它似乎飘到了天花板上，还碰上了上面的蛀虫和灯泡。我们安静地坐在房间里，似乎都在倾听什么声音。
窗外很黑。由于我的位置同窗户的角度的关系，我无法看清自己的影像。在窗户上，我看到的只是厨房其它部分，这使我感到自己像个吸血鬼，没人能看见我的本来面目，而我伺机在房间里作恶。
“你为什么厌倦你的生活。”我问。其实我是知道答案的，答案一定是那个叫特伦斯·马克斯韦尔的男人。
“唉。”她的声音平静而飘忽，就像一首歌曲开端的哼唱。“特伦斯。”她叹着气说，双肩跟着沉下去。
我想，果然不出我的所料。
去年，纳塔莉和特伦斯吹了——我借用主流社会流行的说法。此后我才知道他们完整的故事，真实的关系。我了解到，特伦斯四十一岁，以前是个半职业化的网球运动员，也是芬奇大夫的病人。我也慢慢知道他选择精神治疗的原因：他酗酒的妈妈突遭不幸，被烧死在安乐椅上，因为她喝醉了酒，酒瓶子倒在地上，她又随手扔下了点燃的香烟。噢，他们还是情人呢——特伦斯和他的妈妈。根据纳塔莉的说法，特伦斯永远无法接受一个事实，就是尽管他的网球技术很出色，却始终无法达到职业运动员的水准，而他的妈妈是唯一能够安慰他的人。
当芬奇大夫发现特伦斯是个百万富翁时，他想方设法把他们撮合到一起：一个是他不听话的女儿，一个是头脑简单，喜欢闲逛，就连冬天都经常穿着网球短裤的百万富翁。
特伦斯和纳塔莉从见面后的第一周，就成了卿卿我我的恋人。前者四十一岁，后者只有十三岁。之后不久，纳塔莉就搬进了特伦斯家里。
特伦斯成了纳塔莉的合法监护人。他们是父女关系，每个人都深信不疑，至少看起来，他们就像父亲和女儿。
除了芬奇大夫本人。只有他知道他们是恋人，他也很清楚，以十三岁这样的年纪，一个人是自由的。
不过，当特伦斯给纳塔莉留下了发青的眼圈，当十六岁的纳塔莉哭泣着跑回家的时候，人们开始提问各种问题，于是过去所有的疑团——纳塔莉的鼻青脸肿，她的酗酒，她和特伦斯无休止的争吵，特伦斯动辄给她的掌掴，以及对她使用的污言秽语——终于水落石出了。
在家人的压力下，纳塔莉终于提出了起诉。
纳塔莉和特伦斯对簿公堂。
特伦斯输了。
纳塔莉赢了。可是，她到底赢了什么呢？除了民事诉讼案的七万五千美元（而且直接落入了芬奇大夫的腰包），纳塔莉赢了什么呢？她从此不会再遭受虐待了，所以，她赢了自由，我想。
“我想念他，”她说。她用指尖儿从桌子边缘抠下一块块木皮，把它们弹到地板上，又用手把衣服上的碎屑拍打干净。“我知道，这样说很恶心，可是，我真的爱他。”
“我知道。”
“我非常想他，”她说，“有时候分外强烈。我想知道，现在他在做什么？”
我知道，她是在缅怀过去的生活，过去的生活包括：bang&olufson公司生产的高保真音响，1965年酿造的罗特希尔德葡萄酒，桔黄色的saab牌汽车，价格昂贵的马丁牌吉他。而她却似乎全然忘记了，她曾经是特伦斯脏兮兮的小玩物。
“你可真脏啊，”特伦斯曾经对她说：“脏得要命。瞧瞧你这双恶心的脚，你连袜子都不穿。你就不能把它们洗干净吗？”
但是，她却说她爱特伦斯，我相信她的话。我知道其中的道理。爱一个不值得爱的人，因为对方拥有你梦想的一切，因为被人关注总比被人忽视好得多。
正是因为同样的原因，有时候割断自己的脉搏，慢慢地流血死去，或许可以让人心满意足。在色彩灰暗的一天，早晨八点和中午没有分别，没有什么事发生，也不可能发生什么事情，而你在水池里清洗玻璃杯。它突然破碎了，偶然划破了你的皮肤，你心悸地见到了鲜红的颜色，这是当天最亮的颜色，它如此激动人心，还伴着汩汩的声音——这是你的血在流淌。有时候，这倒是一件好事，至少你知道，你还活着。
我就是这样想问题的，或许这和我在幸福大街电影院看的那些外国影片有关。我经常不去上学，也不在我的笔记本上描绘各种人物脸谱，或者在棒球场的角落处弯腰吸食大麻，我喜欢去看莉娜·沃特穆勒主演的法国黑白影片。记得在一片影片当中，有一对表兄妹陷入疯狂的爱情，之后一个哭泣的小丑出场了，他使得纯洁而高尚的爱情成了一场仇杀，主人公们同时用匕首刺向对方腹部——这象征着爱情的单纯和天真只是一种幻象。这些情感怪异（或许相当糟糕）的影片，却对我有非常大的吸引力。
事实上，世界上的确存在怪异的情感，就像特伦斯和纳塔莉，就像我和尼尔，就像我妈妈和弗恩。
也许正因为这样，才把我和纳塔莉联系在一起。我们都住在病态的家庭里，都有过疯狂的经历，都领受过变态而丑陋的恋情。
要是说有差别的话——我们主要的差别，就是这是她的家，她的住所，而我只在这里借住而已。
我甚至不知道，我们俩谁更占优势。
我的烟抽完了，就点燃了另一支。她说：“把烟盒递给我。”我照她的话做了，把烟盒推到桌子对面，烟盒的玻璃纸还粘着很多烟屑。
我们的生活如此无聊，以至于无事可做的我们，都注意到了烟盒的玻璃纸上的碎屑。纳塔莉的指甲很长，所以她把碎屑捏下来，或逐个地弹到地板上，不厌其烦。
我用掉了最后一根火柴。
她伸出两根手指，作为一种暗示。我显然知道她需要什么。我把烟放到她的指缝之间，她用烟头点燃了她自己的烟。接着，她把烟吸到肺里，眼睛注视着我，那意思似乎是想对我说：“谢谢你，因为知道我需要什么。谢谢你，因为你没有让我站起来，走到炉子那里把烟点上。”
要是她在炉子上点烟，那么她的头发就可能着火，以前就发生过这种事。有一次，为了点烟，她的刘海儿被炉火燎着了，至少有一半儿不见了。当时，她的头低下去，靠近蓝色的火焰。她把香烟探向前，用力吸着气，腮帮子一伸一缩，一团烟雾腾空而起。接着，她的前额的头发烧着了！她一连后退了好几步，还哈哈大笑起来。她用手拍打着脑门，香烟扔到地板上。“啊，该死的头发上，我的上帝！”可她还是在笑，这是歇斯底里。这一天有了分水岭：在她的头发着火之前，在她的头发点燃之后，而后者似乎更好些，因为它有内容，有色彩。不过，前者同样不可或缺，因为有了开始才有结果。
“我厌倦了我的生活。”她又说了一遍。
“我讨厌天花板。”我说。
天花板太低了，尤其是相对于整个厨房而言；相对于这所古旧的维多利亚式的房子，天花板低矮的高度更是一种败笔。而且它凹凸不平，就像上了年纪的胖女人的大腿和臀部，到处都是脂肪团。
“天花板太旧了。”纳塔莉说，似乎是暗示我应该谅解它的缺陷。
“它实在是叫人压抑。”
黄色的灯光以黄色的墙壁为背景，黄色的墙壁以破旧的木地板为背景，木地板本身又是黄色和灰色组成的混合色，厨房的整体色调难以让人振奋，而是让人窒息。一张黄色的大网劈头盖脸地覆盖下来，叫人无可逃避……
“那么，我们把它拆掉好了。”纳塔莉向周围看了看，突然对我说。
“拆掉什么？”
“我们把天花板拆下来。”
我对这个想法忍不住嗤嗤发笑：“说得真轻巧，那我们在原来的位置放什么呢？”
这时，似乎一股清新的空气吹进了纳塔莉的头脑里，因为她猛然间容光焕发：“我们把天花板打掉，直通屋顶好了，这样，厨房就有了一个教堂式的天花板。”
我把烟在一个盘子里掐灭。“你认为这行得通吗？”我问。显然，从外面看去，屋顶非常高，而且是尖顶，想必里面一定有什么东西。那么，在低矮的天花板和高高的屋顶之间，究竟有什么呢？
就这样，一个小时之后，我们开工了。时间是在半夜以后，纳塔莉和我用石块用力敲打天花板。石块是我们是从后院拣来的，它们和阿格尼丝扔掉的花盆以及厨房用具堆在一起。我们站在天花板下面，把石头高高地举过头顶。我们使劲地砸，天花板大块大块地掉落下来。全是毛茸茸的大块。
“这是掺了马毛的灰浆做的，”纳塔莉说，“现在这种材料已经不用了。”
随后的几个钟头，我们一句话不说，只是忙于捣毁低矮的天花板。我们把石头高高地挥舞石块，石灰像雨点般地掉落到我们身上，于是我们不停地眨眼睛。我们不需要梯子，因为天花板实在太低了，很容易够到。为了清理更高的椽木之间的填塞物，我们把各种铁锅和小石块抛掷上去。呼吸溅落的灰尘真是快事；我们大口地咳嗽，不停地吐到地板上。我们低头看自己的手，它们覆盖上了白花花的一层。相对于平淡的生活而言，这真是一次不寻常的经历。
前一分钟，我们还坐在矮趴趴的厨房桌子旁边，感叹我们的生活毫无色彩可言，而后一分钟和地，我们便采用各种沉甸甸的投射物，争取在最短的时间内“解放”一种建筑式样。这是难得的、纯粹的自由。尽管厨房里弥漫着呛人的味道，但这点小麻烦微不足道。
把整个天花板卸下来，没花太长的时间。只要用石块猛地一砸，轰然一声，天花板就屈服了，它不是小块小块地掉落，而是大面积的迅速掉落。那些隔热和绝缘材料要么自动坍塌，要么被我们沾满灰尘的手扯拽下来。那些材料都像塞满了毛发似的。实际上，整个天花板似乎全是由有机材料构筑而成：马的鬃毛，人的头发，骨头碎块。天花板就如某种木乃伊般干瘪而变异的生物。
到了凌晨，我们的膝盖深陷在垃圾堆里。厨房的桌子、电冰箱顶上、炉子上、水池里——所有的物品，全被石块瓦砾覆盖住了。
家里的其他成员必然大感惊奇！可想而知，当他们早晨醒来，睡眼惺松地走进厨房，想喝一杯水或者是橘子汁的时候，他们的表情该是何等惊讶啊！
“霍普一定会死掉的！”纳塔莉说，“还有爸爸，他看了这样的情景，绝对会疯掉。这样，他就会被迫给我们钱，要求我们把垃圾清理干净。”
“真是太棒了！”我兴奋地想到，我们可以用搭建干墙（一种不抹石灰而盖以板壁的墙）的现金去麦当劳，去喝啤酒，而且，看到每个人脸上惊恐的神色，怎能不令人感到开心呢？
总之，我们就是这样想的。
早晨，像往常一样，芬奇大夫穿着内衣下了楼；像往常一样，他来到厨房，走到冰箱那里，想喝一杯桔子汁。但是，和平常不同的是，他不得不跨越成堆的垃圾，才能到达冰箱跟前。还有更不寻常的情形——早晨七点钟，纳塔莉和我不仅是清醒的，而且相当忙碌。不过，大夫似乎并未露出惊讶的表情。
“早上好。”他的嗓音非常低沉，这是早晨才有的声音。
“好，爸爸。”纳塔莉说。
“您好。”我说。
“你们两个实施的是大工程啊。”大夫以轻松地口吻说，似乎纳塔莉和我野心勃勃地加工一件带流苏花边的衣服，而且刚进行到中间，有幸得到他的首肯，仅此而已。
“你觉得怎么样？”纳塔莉问。她正挥动阿格尼丝的烫衣板损坏的支架，把厨房和仓库连接处上方的石灰块敲打下来。
“我觉得，这里真是乱得不能再乱了。”芬奇大夫说。他拿着瓶装的桔子汁走到碗碟橱跟前，把一个玻璃杯放在上面。在把桔子汁倒进杯子之前，他仔细看了看杯子里是否有什么昆虫一类的活物。
“就这些吗？”纳塔莉显然有些失望，她早已做好准备，要和父亲进行一番言语较量，不但要捍卫拆卸天花板的正义性，还要将修缮资金如愿地弄到手才行。
“呃，还有呢，”芬奇大夫说，“我不管你们怎么折腾，也不管你们想折腾到什么程度，你们都应该像大人那样，把厨房打扫干净。”
纳塔莉说：“我们需要一些钱，才能把事情做好。我们要给厨房装上崭新的教堂式的天花板，所以我们需要钱。”
芬奇大夫想知道是多少钱，当时的财政状况有些紧张，因为两个病人中断了治疗。
“几百块钱。”
“几百块钱！”他吼叫起来。现在，他把空杯子放到垒成小山的盘子、盆子、空牛奶盒子上，它们在水池里放了整整一周。
纳塔莉亮出了“乖女儿”的法宝：“求求你啦，爸爸，你一定会喜欢新厨房的，不是吗？难道你就舍不得给你最小的女儿、你最喜爱的女儿、也是你最漂亮的女儿——纳塔莉两百块钱吗？”她嘟起嘴巴，顽皮地眨着眼睛。
她的杀伤力太强了，而且一向奏效。
大夫果然答应给我们修缮资金，然后上楼穿衣服去了。纳塔莉把桌子下边的椅子拉出来，拂去上面的灰尘，一屁股坐了上去。
我们脏兮兮的，而且累得半死，不过并不觉得乏味。
“不错不错，好爽好爽！”纳塔莉说，似乎我们刚有过那种事似的。
“就是嘛。那我们现在做什么呢？”
我们需要解决混乱的局面。天花板本身和其它隔热、绝缘材料堆在地板上，足足有三英尺高。我们得花上相当长的时间，才能把它们清理干净。事实上，我们卸下天花板需要多少时间，把它们清理掉就需要多少时间。
纳塔莉揭下了膝盖上的一块痂，露出了一处面积不大的鲜红的伤口。“我们把垃圾搬运出去，扔到仓库后面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
“过一会儿再说。”
“那我们现在做什么？”
“先去睡一觉。”
大约是在当天下午四点钟，我醒过来了，摇摇晃晃地走出房间，经过客厅，进入厨房。阿格尼丝在水龙头下洗盘子，用围裙把它擦干，放进柜橱里。然后，她快步穿过垃圾堆，走到冰箱跟前。她打开冰箱门，弯下身子，仔细辨认那些开胃食品的标签。“在我们这个家里，这种东西从来就搁不住。”她大声问，“谁把开胃食品吃掉了？”
我记不起来曾在冰箱里见过这些美味佳肴。“或许是霍普吃了吧？”
“都是那个霍普，”她说，“她应该比谁都清楚。”桌子上堆积着盘子，她的手提包放在最上面。她把手提包拎在手里：“我现在到商店去买一瓶新的，要是谁需要干净的盘子，就到柜橱里找，里面有一个干净的盘子。”她穿过厨房后门，离开了。
我走到楼上，来到纳塔莉的房门口，用力敲门：“醒醒，醒醒，醒醒。”
她打开门，只穿着一件薄薄的睡袍。“现在几点了呀？”她打了个哈欠。
“挺晚的了。”
“厨房的情况怎么样？”
“阿格尼丝洗好了一个盘子。”我说。
纳塔莉又打了一个哈欠：“啊——你说什么，我听不懂，哪儿跟哪儿呀？”
“我想我们该去干活了。”我说。
“好吧。”她转过身，两只手按住胸口处的睡袍，弯下腰，在地板上成堆的衣服中间找她的连衣裙。她每天穿同样的连衣裙，鲜红的颜色，上面绣着金色的羽毛。这是她自己缝上去的，因为洗过很多次，连衣裙的边沿已经开线了。让我好奇的是，我不知她用的什么方法——她不需要事先把睡袍脱掉，就能把连衣裙，还有黑色的短背心统统穿起来。
时候不早了，我们用余下的时间，把垃圾从厨房里运出去，堆到仓库的后面。我们统共来回跑了几十趟。不过，到当晚八九点钟时，厨房里的垃圾全都清理干净了。
“我们把盘子洗一洗吧。”纳塔莉建议说。
就这样，我们两人形成了一道生产线：她洗盘子，我负责擦干。厨房里曾经的混乱局面，迫使那些蟑螂惊慌万状，全部退回到墙壁深处的缝隙里，所以，纳塔莉见不到它们，也就无须惊叫了。
当我们结束工作时，就踌躇满志地站在干净如新的厨房里。纳塔莉开始评价屋顶的状况：“咳，现在厨房里好像更加黑暗了，你感觉到了吗？这真是奇怪。”
她说得对。尽管我们的头上不再悬着低矮的天花板，可是，黑漆漆的屋顶似乎更加让人压抑。
我们需要敷设一个天窗。
纳塔莉往办公室给父亲打电话，寻求财政支援。芬奇大夫说，他会给我们一百块钱。纳塔莉说，一百块钱不够，我们至少需要一百五十块钱。软磨硬蹭了半天，大夫终于打赢给我们一百二十五块钱。
“这样吧，我们用一百块钱安装天窗，”纳塔莉说，“剩下的钱我们拿去喝啤酒。”
听起来是个很棒的主意。“可是，你肯定用一百美元，我们就能买一扇窗户吗？”我问。
“我们根本不需要买窗户，”她笑嘻嘻地说，“我们可以把食品室的窗户卸下来使用。我们把食品室窗户用木条封起来就是了，没有人会注意的。”
几天以来，我们以令人难以置信的执着劲头，努力完善我们的工程。把窗户从食品室转移到厨房是一项挑战。当初在给食品室安装窗户的时候，其精确度和坚固性叫人惊奇。不过，我们使用了一把斧子，就基本上解决了问题。斧子是在仓库里找到的，我们还找来了一把锤子和一块石头。有了这些东西，我们就能把窗户完整地卸下来，而墙壁上留下了一个大洞，通风效果出奇地好，要是不钉上木条的话，走进布满灰尘的食品室，呼吸就更顺畅了。
不过，比起拆卸食品室的窗户，更为困难的工作，就是在屋顶凿开一个大洞，用来安装天窗。
“你不要以为这有多么困难。”纳塔莉说，她正用一把电锯去凿屋顶的木瓦。
我们坐在屋顶上，太阳在天空高高地悬挂，我们两个大汗淋漓。我用电吹风给我的头发做型，头发全部倒向脑后，成了很酷的“大披头”。我说服了纳塔莉，开始修理她的头发。我用面团把她的头发固定成型，全部堆到头顶部位，用一个铝箔紧紧地固定住。她很快开始抱怨起来。
“我的头顶真他妈的热死了。”
“就快好了，”我说，“你最好不要去想它。太阳可以让你的头发把颜色吃进去。”我们选择的是红色。
“这个该死的铝箔让我疯掉了。”铝箔从她的额头处滑下来，她立刻推了回去。
“现在，你可以把它摘掉了。”我说。
她把铝箔从头上摘下来，揉成一个球，从屋顶上扔下去。她长长的头发跟着落下来，就像一块蛋糕一样，整块儿垂到她的肩膀上。随着电锯的震动，它们就像一块厚垫子，不停地动来动去。
最终，我们在房顶上的椽木之间，凿开了一个理想的大洞。
“嗨，阿格尼丝！”我把手从洞口伸进去，朝厨房里面挥动着。
“天啊，那是什么？”她抬起头来，惊诧莫名。
纳塔莉把脸探进洞口：“您能不能到商店去，给我们弄些吃的？”
阿格尼丝问：“你们想要吃什么？”
“我也不知道，随便什么吧。”
“你们两个最好把它修好，”阿格尼丝说，“我们可不能住在有个大缝子的房子里。”
她说得不对。事实上，我们完全可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因为我们的测量很粗略，精确度不够，所以，从食品室拿来的窗户不太吻合房顶的洞口。我们用钉子把窗户钉起来，使用一些碎木头堵住缝隙，后来又盖上了一些石棉瓦。
拿着剪刀奔跑(10)
尽管如此，还是有个裂缝，大约有七英寸半，在房顶和窗户顶端之间。这个数字是精确的，因为它是我们唯一测量过的。
在一年八个月的时间里，雨水通过这个缝隙，掉落到一个坛子里。这个坛子几乎终年放在厨房的桌子上。剩下的四个月，这个坛子用来收集天空飘落的雪花。到了节假日，我们戴上绒线帽和手套，在厨房里筹备丰盛的晚宴。
尽管天窗有些粗糙，但是，它的确使厨房亮堂堂的，经常充满阳光。
“我真的很喜欢这里，”霍普说，她把积满雨水的毯子倒进水池内，“虽然麻烦点儿，也是值得的。”
芬奇大夫也同意她的说法：“是天窗给厨房带来了幽默感。”
阿格尼丝却不太乐意：“这是一场灾难。”她嘟哝着。当然，她之所以这样说，是她曾经把钱包丢在厨房的桌子上，而且恰好是在雨水落下的地方。
凯特可不像芬奇大夫家族的成员。她身材苗条，为人精明，喜欢听劳拉·奈罗的歌剧，还有古典爵士乐。她经常和帅气的黑人青年约会。她的公寓干净整洁，铺着东方地毯，挂着非洲的生殖崇拜图片。她把女儿布伦达送进了一所芭蕾舞学校。尽管她和丈夫离婚了，她还是保留着丈夫的姓。即便如此，相对于芬奇大夫家里的其他人而言，她也算得上最忠诚的成员之一。
不过，其他人却不这么认为。“势利小人罢了。”他们老是这样评价凯特。不过我却很敬畏她。有时候，我甚至感到兴奋，因为凯特允许我清洗她的汽车，或者帮她把（防雨雪寒风的）外层车窗卸下来。
当她回到六十七街的时候，我会换穿戴一新，就跟出门约会似的。我尽可能地让自己富有魅力，举止得体，彬彬有礼。有她在，我可以对家里其他成员视而不见。
我对她的敬畏，来自于一个事实——她恰好拥有我在生活中最渴望的一切。她是一个职业美容专家，或者确切地说——我可以使用我所憎恨的名称，就是发型师。
凯特计划将来有一天，她可以拥有自己的美容店，我觉得这是我们关系的纽带，因为我一直有个梦想，就是在全世界范围内开办我自己的连锁店，拥有我自己的头发护理系列产品，想让这些产品在市场销售上形成垄断局面。我坚信，市场上现有的护发产品对发根伤害太大。我不知道怎样使我的产品减少伤害性，不过我有一些自以为成熟的包装理念，可以给消费者一种无害的印象。
凯特慷慨地把她过去的美容学校的教材送给了我。这是一本硬皮图书，醒目的标题印刷在粉红色的封面上，还使用了炫目的字体：《美容手册》。书里是一些黑白线条的图画，解释了美容学校的学员在获得实习执照之前，必须掌握的许多程序。它的内容可谓一应俱全，从如何用发夹夹住发卷，直到波浪式发型新鲜出炉，讲解得非常清楚。我决心在上美容学校之前，先把这些内容统统掌握。我不能错过这千载难逢的机会。我对是否能从美容学校顺利毕业没有把握，所以我最好的选择，就是把《美容手册》的内容钻研透彻，当然，某些美容方法如今已不再使用，或者说，它们甚至是不合法的，例如“冷烫发”，就是把铁丝系到头发上，把头发用水浸湿，再让铁丝产生导电。
与头发打交道，是我最喜欢做的事情，也是我想到的最适合自己的职业。现在，成为一个医生对我来说，似乎是不大可能实现的空想了。而且，我的年龄太大，几乎不可能实现做一个脱口秀主持人的愿望。还有，尽管我每天花好几个小时，在日记本上写下我的见闻和感受（因为我觉得，要是每天不能写上起码四个小时的日记，我甚至可能难以活下去）可是，当一个作家的念头，从未进入过我的脑海。我妈妈是一个作家，可她也是一个疯子，而那些读其诗作的人，也只不过是她主持的家庭写作班上那些性格压抑的女人，或者是她在电话里通话的朋友。好多年前，她出版了一本诗集，从那以后，就再也没有诗集问世了。从那时起我就知道，我不能像她那样活着，既没有金钱，也没有名气。我渴望崇拜者的来信，我还想拥有贵重的手表。“我会成为一个了不起的男性朋友，”我对自己说，“只要我能创办和vidalsassoon齐名的美容连锁店。”我甚至想到，我将来可能选择一个漂亮的发型男模，与他一生相守，直至寿终正寝。
我要想成为世界级的美容师，就必须为此做准备。我使劲浑身解数，哄骗芬奇大夫家里的成员，还有芬奇大夫的几个病人，允许我为他们理发。事实上，我确有很多招数，让他们乖乖地坐到椅子上，等候我的处理。
不过，有一个问题，我始终没有机会解决，就是手指冷烫法。
尽管我尝试过许多次，都难以成功地用手指把卷发弄直，哪怕只是略微减少头发的弯曲程度。
“美容学校那边，真的要求你学习这个吗？这种手指冷烫法，他们测验过你吗？”我问凯特。
“是的，是这样。想进美容学校，必须学习手指冷烫法。”凯特笑着说，“我也知道，这种方法已经过时了，我的意思是说，现在几乎不再有人使用它了。不过，美容学校还是要求学员掌握这种方法，尽管它是冷门。而且，遗憾的是，这本介绍了冷烫法的《美容手册》，其实还是三十年以前写的呢。”
我担心由于我的手指太大，所以无法掌握手指冷烫技术，我也担心我缺少必要的能力，永远无法把手指拧成需要的形状。
这件事表面上微不足道，却似乎在暗示我：这可能使我的理想归于破灭，而我经常陷入这种念头不能自拔。在半夜时分，所有的人睡着了，没有人打扰我了，我就躺在床上写日记，情绪激动地记录下这些感受，直到手指麻木为止，而我也因情感过度疲惫慢慢进入梦乡。
记得一天夜里，我的心情格外难受。手指冷烫这件事，对于我的刺激越来越厉害，尤其是在我请教了弗恩的朋友朱利安·克里斯托弗之后。在阿默斯特市，他拥有一家叫“好心情”的理发美容店。他告诉我的信息和凯特说的一样，就是我必须掌握手指冷烫技术，才有资格获得美容学校颁发的实习执照。所以，在那个酷热的夏夜里，我失眠了。芬奇大夫家里所有电风扇都被别人使用了，所以，我只好使用阿尔伯托牌vo5型焗油发膏，对我的头发进行加工。我用saran透明塑料兜帽把头发包起来，然后躺在床上，试图把我焦虑的心情写下来，使之得以释放。
早晨三点钟，我还是无法入睡。我担心手指冷烫迟早会毁掉我的前途。要是我不能把这件该死的事解决，他们就根本不会让我毕业，若是不能毕业，就意味着我拿不到证书，没有证书，就意味着我实现不了开创理发帝国的梦想。我问过凯特，她说到时候，美容学校的监考员就站在你的对面，看着你完成手指冷烫的全过程。对我而言，这将是个大问题。即使我获得允许，可以在大夫家中任何人的头发上进行手指冷烫，我成功的机会也是接近于零。那么，让我置身在一个考试的环境中，还有一个监考员在眼皮子底下，随时对我的表现做出裁判，那我就彻底死定了。我讨厌被别人裁判。我痛恨一切学校，也不想参加任何考试，所以以上两点原因组合在一起，就宣判了我的死刑。我感觉自己的命运到了尽头。我觉得将来兴许时来运转，在阿默斯特那家叫”湖南酒楼”的中国餐厅做侍者的助手，那么或许某一天，我真的可以毕业，成为职业洗盘子的人，我也必然更加苦闷：上帝，我怎么沦落到这般田地？这一切究竟是怎样发生的？
那么，我何妨做些准备，争取上大学呢？我十四岁了，我应该和我爸爸坐到厨房的桌子前，说：“爸爸，我考普林斯顿大学吧，那里有一流的棒球队，我根本不在乎我的爷爷上了哈佛大学。难道我就不可以按自己的想法选择吗？就像歌星辛纳特那样。”可是眼下，我却躺在一张破旧的双人床上，床单上还有什么人的尿渍，不过肯定不是我的。我一直住在妈妈的心理大夫的家里，每天吃芝麻糖之类的玩意儿当早餐。就在今天早晨，芬奇大夫进到浴室里，他每天早晨五点就会洗澡，简直像是个精神变态。不过他根本不知道，普比尔把在超市上赢来的小鱼放进了浴缸。就这样，当芬奇大夫走进浴室，看见浴缸装满水的时候，他还以为是阿格尼丝突然决定做个好妻子，替他把浴缸放满了水呢。他爬进了寒冷刺骨的浴缸，水里大约有二十五条小鱼在游动，我不能设想他与多少条擦肩而过，然而，整个家中都听得见他的嚎叫。
为什么我的生活越来越令人沮丧呢？一直以来，我究竟做错了什么？啊，上帝，我刚刚听见，门外传来了一种奇怪的声音。我希望那不是连环杀手。自从我看了电影《诸圣日前夕》以后，我总是神经兮兮的，老担心连环杀手突然出现。芬奇大夫的任何病人，都可能是潜在的杀手，尤其是那个在北安普顿市开”蓝色月光”饭馆的女人。我只要看着她，就会让我浑身起鸡皮疙瘩。她看上去很喜欢吃小孩，不然的话她也不会那样胖。她总是显得非常饥饿，令人手足无措。她为人热情而友好，而这恰恰是以儿童为目标的连环杀手惯常的伪装。
这时传来了轻轻的敲门声。敲门声过后，是手指甲有节奏地击打木头房门的声音，是尼尔。
“进来。”
他打开门，走进我的房间。”嗨！小家伙。”他坐到我的床上，靠近我的脑袋。
“别，你别这样！坐到我脚底下去，或者最好坐到地板上。”我告诉他。
他耸耸肩，眼睛温柔起来。”我今晚心情很不好，亲爱的，别这么冷酷，对我好一点儿，可以吗？”
我沉默不语，他过分亲昵的态度让我很不适应。
“你为什么不说话？你知道吗，小乖乖，不管何时何地，我老是想着你，好像我的生活中就没别的了，我的生活是个舞台，到处都是黑漆漆的，只有舞台中央亮着一盏灯，那就是你。”
他把我和舞台或者灯光联系在一起，这使我的虚荣心得到了满足，可我还是对他亲昵的举动不以为然，所以我不假思索地说：“是吗？那你太不幸了，因为我可不是那样想你的。我认为你是个可怜虫，你让我恶心。”
最近我很喜欢使用”恶心”这个词，或许这是受了纳塔莉的影响，她描述一切让她反感的东西时，嘴里会蹦出数以万计的脏话，我在脑子里记住了不少，所以，类似”恶心”这样的词汇，也被收进我贫乏的词汇库里。
尼尔哭了起来！他弯下身子，他的手捂住脸。他捧起的手掌像个杯子，似乎是在喝小溪的流水。
我很吃惊，我没想到他这么脆弱，亏他是个三十多岁的男人，却跟个娘们似的，我对他的惺惺作态嗤之以鼻。
“好吧，你哭吧！你就是个可怜虫！你活该受罪受折磨！你是个糟糕的失败者！你让我瞧不起你。”
我希望我的话、我的声音听上去冷酷无情。果然不出所料，他的脸色非常难看，眼皮垂下，目光忧郁，就像是一条受到伤害的猎犬。就在这一刹那，我觉得我掌握了伤害他的艺术。我觉得很受用。我从未想过，我这么小，却可以轻易地控制一个大我一倍的男人的情感。所以，我非但没有同情和怜悯，正相反，我渴望将自己的控制力发挥到极致，这带给我前所未有的成就感。当然我很自私，我从未想过为什么要这样做，从未想过我这样做是错误的。我只是喜欢控制他的感觉，这让我感到强大而有力。
不过，他显然是受到了打击，仅仅是片刻之间，他眼神里的忧郁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愤怒。”你是个魔鬼，”他说，”你是个该死的魔鬼！你根本不像十四岁的孩子，你没有天真和单纯。你不让我靠近你，还说什么你是同性恋，你有资格当同性恋吗？你是个该死的虐待狂！你对待别人的方式，”他狠狠地吐了一口，”实在是他妈的恶心！我真不能相信，你居然还有脸活在世上！”
我笑了起来：“好啊，你继续说啊！你这可怜的失败者！把你所有的愤怒都说出来吧，别憋在心里，那样你就会生病的。你这个没长大的孩子，还有别的话要说吗？”我眯缝着眼睛盯住他，希望我看上去像是在威胁：“你敢动我一根毫毛，我马上就会报警，你就会因为强奸被逮捕。那么你的下半生就报废了，因为你会在铁窗后面慢慢腐烂。”
接下来，我给了他致命一击！
“现在，你赶快从这里滚出去！”
他转过身，什么话也没说，孤独地离开了。
我听着他沿着楼梯走下去，我确信他真的离开了，然后我躺到床上，拿出日记本。
他刚刚离开。他来到这里，是想实现他的愿望——一种公山羊、野豹子一样本能的愿望。和过去一样，他还是没有得逞，因为我坚决地拒绝了他。每当他试图靠近我，他的身体的味道都让我呕吐。他总想强迫我做什么，这使我格外痛恨他。我痛恨他难以自持。虽然我们之间有过亲密的接触，可我不喜欢那种感觉。我不知道，为什么有的人对有些事津津乐道，乐此不疲。如果这就是作为同性恋的代价，我是一点儿也不喜欢。我更想做一个理发师，而人们通常认为这是同性恋的事。他们完全不了解我的想法，我想把我的事业做大做强，这也是当今最时髦的说法。斯普林菲尔德有一家美容店，那儿有个娘娘腔的男同性恋，上帝，要是我也像他那样无聊透顶，整天为那些上年纪的女人理发或者按摩，那我还不如宰了自己！要是沦落成那种德性，我今天晚上就宰了自己，一分钟也不会等待。
写到这里，一种痛苦而恶心的感觉渐渐袭来，我又想到了手指冷烫的事。或许我应该用一头假发进行实习。我可以用我的零钱去买个便宜的假发，这样，我就不必去央求大夫一家人，借他们的头发一用了。似乎还有别的什么让我心神不宁……啊，我想起来了，尼尔离开的时候，他的眼睛里似乎有某种奇怪的东西，让我感到很害怕。我想，和”蓝色月光”的女老板相比，他更可能是个连环杀手。他极有可能对我下毒手。要是他刚才有一把切肉刀，他就会刺向我的身体！他为什么要那样做？他的举动该让我多么恐惧啊！有时候，我怀疑自己真是不了解他。当然我也不知道，我有时为什么那样憎恨他。或许他是个过分软弱而可怜的人，而且，在他身上还有某种我不喜欢的东西，从一开始那种东西就存在。我经常想起两年前的情形，那天晚上，我对他说我是同性恋，他非常高兴：“当同性恋是一件好事，我会是你的朋友。”不久以后，他就想和我过分亲近，这让我产生了反感。所以，有时候我一见他就生气，似乎他欠了我什么似的。我不知道，我是否该把我的情绪同大夫交流一下。他总是说，如果你不把愤怒释放出来，它迟早会毁掉你。今天晚上，我确实以恶劣的态度，试图把我的愤怒发泄出去，不过这未必奏效，或许我该冲他大声咆哮。今天晚上，我还告诉他胆敢胡来，我马上就会报警。我觉得这招儿挺管用的，他一定是有点儿害怕了，他的眼神正常了许多，甚至有一些无奈和气馁，之后他就离开了。呵呵，这样子才好呢，我终于有了对付他的招法了。
当然，我永远不会那样做，我不会真的去报警，假如他读了这篇日记，他就会知道我那是吓唬他。我以后不会再用这种办法对付他了，所以我把这种办法藏起来才好。向上帝发誓，我现在最牵挂的是上美容学校的事，这件事把我折磨得好累好累。我如今还好好地活着，可真是个奇迹，我居然没有自杀，可真是匪夷所思。不过，我的身体里，似乎有某种东西不断活动着，我想它和明烫、和未来有关。它存在于我的身体里，一旦它气势汹汹，好像一切都会改变。对了，今天晚上，我还知道一件事，就是阿尔伯托牌焗油膏的效果的确不错。
阅读粪便
世间就是有些奇怪的事，它们不是文学作品杜撰的故事，也不是影视剧虚构的情节，而是真真切切地在现实生活中发生。想想看，有什么人或什么事物违背你的意志，让你陷入窘境，使你尴尬、有伤、痛苦乃至气愤，你不但不与之较量到底，反而渐渐产生了爱慕之心，眷恋之情，好像是”斯德哥尔摩综合症”（指被劫持人质对劫持者讨好、合作、宽容或为其开脱的种种表现）或是别的什么名称，可以描述这种奇异的情形。可以打开比方说，刚刚入伍的你接受射击训练，手中的机枪哒哒哒地响个不停，它产生的后坐力急促而断续，让你的肩膀疼痛不已，可你非但没有感觉到痛苦，反而产生了无比享受的快感。
也许这就可以解释：那天早晨，为什么我没觉得害怕，只是把印着歌星帕特·本纳塔的衬衫捂住鼻子，以阻挡那些奇闻的气味，我还目不转睛，好奇地盯着马桶里的东西。
霍普显然被打动了，泪水几乎夺眶而出：“啊，上帝，真是难以置信！”她的手捂在脸上，她透过指缝喃喃自语。
纳塔莉也站在卫生间里，身体靠在墙上，胳膊抱在胸前。她两年后打算去上史密斯大学，而对于未来的史密斯大学的姑娘家来说，这种景象还是不见为妙。
“看见了吗？”芬奇大夫指着他留在马桶里的粪便，大声问：“注意这一团大便的尺寸！”
霍普弯下身子，离大便更近一些，就好像站在珠宝店陈列柜前，认真审视她的订婚戒指似的。
我的目光越过了她的肩膀。
阿格尼丝顺着过道快步走来：“你们在那里大惊小怪地做什么？为什么你们都聚集在卫生间里？”她的肩膀用力挤进来，她急切地想知道，为什么我们都在盯着马桶。她的嘴张得大大的，”那是什么？”
芬奇大夫的脸红彤彤的，因为他兴奋起来了。”看见了吗？看见这团东西的尖端了吗？它的尖端刚刚露出水面，而且垂直向上，多么有穿透力！”
“是的爸爸，我看见了！它刚好穿过水面，用您以前的话说，这叫一柱擎天，对吗爸爸？”霍普说，她不愧是芬奇大夫的好女儿。
“没错！”大夫大声赞许，”完全正确，这就是一柱擎天！”他挺直身体，”你们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阿格尼丝走到他的身边，扯拉着他的胳膊：“大夫，拜托了，”她劝说丈夫，”你冷静点儿！”
“阿格尼丝，去把铲子拿来。”大夫下达了命令。
“大夫，你还是冷静点儿吧！”阿格尼丝更加用力地拽了拽他。
他把胳膊猛拉出来，把阿格尼藷推出卫生间，”快，去拿铲子来！”他大声吼叫。
阿格尼丝快步离开。
“爸爸，告诉我们吧，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霍普问。
纳塔莉和我互相看了看，然后又扭过头去，我们知道，要是我们忍不住捧腹大笑，芬奇大夫就会大声呵斥我们。
“这就是说，我们的经济状况正在好转。就是这个意思，没别的！我是说，事情正向好的方向发展，因为这团大便在马桶里冒了尖儿，而且直接指向天空，指向上帝。”
霍普高兴地大叫，就跟买彩票中了百万巨奖似的，她一边叫，一边拍着手，还亲吻了芬奇大夫的面颊。
“好，好，”大夫说，”这才是我的女儿。”他看了看我和纳塔莉，”你们能否看出来，这件事有多么重要吗？上帝是个非常幽默的人。他是宇宙间最滑稽的人，这就是他的表达方式——他想告诉我们，从现在开始，我们的情况完全不同了，我们会一帆风顺的。”
我既羞辱又着迷。纳塔莉用手蒙住脸，嘴里嘟哝着什么。
阿格尼丝带着铲子返回的时候，还没来得及说一句话，芬奇大夫就一把夺过来，交给霍普：“我希望你能小心地把它从水里铲起来，然后拿到外边晾干。要放到野餐桌上，放在太阳光下面。”
霍普毫不犹豫地拿起铲子，准备动手。
“好啦，我们该出去了。”纳塔莉说。
“别走，我们等等看。”我抓住她的胳膊。
“我可不想看我姐姐把我爸爸的粪便从马桶里铲出去，然后拿到外边去晒干。”纳塔莉笑嘻嘻地说。
芬奇大夫也大笑起来，说：“这就是为什么她——霍普才是我最好的女儿。”
“听见了吗，纳塔莉？”霍普故意气她的妹妹，还伸出了舌头。
“祝你好运，霍普，爸爸的最爱！赶快铲啊你！”
我耐心地看着霍普小心翼翼，把那团像蛇一样盘起来的粪便从马桶里铲起来，慢慢地提升到马桶上方，铲子和粪便不断往下滴水。粪便端坐在铲子上，俨然像是盘中餐，像是芬奇家里常见的某种食物，我一时想不起名字来。我感到好奇，不知道大夫的话是否准确。如果上帝果真是个喜剧大师，而他借此暗示我们的处境正在改善，那可实在是个好消息，这确让人欣慰。或许从今天起，我就该考虑上美容学校的事了。
拿着剪刀奔跑(11)
霍普从卫生间里走出来，经过客厅，小心地运送她那贵重的货物。祖祖听见响动，站在客厅中央，摇着尾巴，舔着掉落到地板上的水滴。”纳塔莉，奥古斯丁，你们有一个人赶快去开门！”霍普大声喊道，她绕过走廊上悬挂的衣架，转了个弯，进入厨房。
我跑到前面，替她打开厨房的后门。
“谢谢。”
纳塔莉和我站到后门门口，看着霍普擎着铲子穿过草坪，小心地把粪便放到干裂的野餐桌上。
“我们家的人真是他妈的疯掉了！”纳塔莉说，”我还能考上史密斯大学吗？”
“你会考上的。”我对她说，尽管我不知道她是否真的有机会。她不改变她的姓氏，不经过一次彻底的洗脑，我想她八成儿希望不大。
“我要是考不上，至少你知道是怎么回事了。”纳塔莉说。
“这个家里发生的事，邻居知道了会怎么想，你能想象吗？”
纳塔莉冷笑着说：“哼，他们会把我爸爸送进疯人院，把整个房子烧成灰烬，就像电影《怪物》里演的那样。”
我望向这个小区的所有家庭。其它房屋同样是维多利亚式的建筑，不过人家的窗户都挂着精美的网织窗帘，门前都栽种着修剪整齐的花木，时令鲜花正在开放。而我们这里只有塑料郁金香，插在肮脏的泥土中间，花朵倒是终年开放，却从未引来蜜蜂，另外，我们的窗户只是挂着粗布窗帘，上面绣着的图案俗不可耐。我甚至想到，说不定某个邻居恰恰是史密斯大学招生办公室的人员，这会儿正透过窗帘，望着这里发生的一切呢！
纳塔莉心不在焉地用手指抚弄着一绺红色的头发。
我突然想到，把她的脸涂成银灰色或者亮白色，她的样子就会更酷。”你的脸应该漂白。”我说。
“呃？”
“要是你的脸再白点儿，你会更好看的，这会使你的大眼睛格外突出。”
她耸耸肩：“漂白？挺麻烦的，还是以后再说吧。”她有些无精打采。
霍普站在野餐桌前，用铲子轻轻地推推粪便，使粪便保持直立，尖端指向天空。
阿格尼丝一声不吭地在起居室里扫地，她对压力的最初反应一贯如此。她经常在半夜里哗啦、哗啦地扫来扫去，从走廊的地毯扫到起居室的地毯，最后还要清洗客厅的墙壁。所以深更半夜时，大家时常被扫地的声音惊醒，也就不足为奇了。尽管人人愤慨，不过阿格尼丝奇怪的举动，也并非毫无意义。经她一番折腾，地毯上的毛发越来越少，食物碎屑和剪下的脚趾甲，也堆到了某个角落。
“你赶快停止吧！”纳塔莉喊叫着。
“少管闲事！”阿格尼丝大声回敬，继续扫地。她的身体沉重地倚在扫帚上。假如没有扫帚，我真怀疑她能否保持站姿；我想她会一屁股坐到地板上，就像一堆衣服似地。
芬奇大夫走进房间，把手在衬衫下襟上擦干，向外面看去。”非常好！”他满意地给出评价，然后冲霍普喊道：“干得好！”
霍普转过身来，满面红光。
大夫说：“你们两个等着瞧，从现在开始，我们肯定一帆风顺。这是来自上帝的信号。”
“你能给我们二十块钱吗？”纳塔莉伸出一只手。
大夫从口袋里摸出钱包：“我只有十块钱。”
纳塔莉接过钱，拉起我的胳膊：“走，我们出去遛弯儿吧。”
事情果真出现了转机，第一个标志是一只冷冻火鸡。这是霍普从一个无线广播电台那里赢得的奖项，因为她第一个打电话，正确地猜出帕特·布恩的一首歌曲。不过火鸡的个头太大了，冰箱里甚至装不下，霍普决定把它丢在浴缸里结冻。家里只有两个浴室，她把火鸡放在楼下有淋浴设备的那个浴室。我们在楼下淋浴的时候，任凭火鸡躺在脚下。从保险公司那里，芬奇大夫意外得到了一千美元的补偿，他视之为无庸置疑的信号，即他的那团粪便，确系来自上帝的指令，是他与上帝之间沟通的结果。
由此导致的后果不堪设想：他开始认真审视每一次大便。而且，考虑到上帝可能通过我们中任何人进行交流，所以，在我们用水把粪便冲走之前，他非得检查我们的粪便不可。
“没门儿！”纳塔莉坚决拒绝。她在冲洗马桶，尽管她爸爸不间断地狠敲浴室的门。
“好吧，爸爸！”霍普说。她朝空气中拼命喷洒空气清新剂。
大夫看过霍普的一系列粪便，甚至还给了阿格尼丝一次机会（他认为他妻子的粪便品位太低），最终做出结论：只有他的粪便，才是来自上帝的口信，所以每天早晨，他都会把霍普喊进卫生间，把他的粪便铲起，放到外面的野餐桌上，和其它粪便放在一起，景象相当壮观。
他认为只有把粪便放在一起，才可以就大家的未来给出完整的图景，明确的答案。
我有可能进入美容学校并且顺利毕业吗？答案就是那些孤立的、细小的粪便。”啪，啪，啪，这就是我当时排便时的声音，这是剪刀剪东西的声音，干脆而利索，所以我认为答案是肯定的。”大夫笑眯眯地说。
国内税收署会不会因为我们长期欠税，将来会没收我们的房子？”我今天早晨腹泻，这团稀屎意味着他们把档案材料搞乱了，所以房子还是我们的。”
霍普的命运怎么样？她将来会结婚吗？”看到粪便里的谷子了吗？将来她会结婚的，而且会嫁给一个农民。”
大夫把这些结论写到纸上，印上了所有粪便的示意图，旁边是相应的解说文字，由此成就了一篇论文。大夫把文章放进他自行印刷的《每月业务通讯》，寄给名下所有的精神病人。
那个夏季连续好几个星期，我们不必干任何事情，不必举行任何活动，不必做出任何决定——除非芬奇大夫的十二指肠发出相应的指令。
“在家庭以外从事任何工作，都不会让我兴奋，”芬奇大夫对阿格尼丝说，”也就是说，一切尽在我的掌握。”他指着卫生间的马桶，洋洋得意地说。
不过，当大夫发生便秘的时候，情况发生了显着的变化。”我一天半没有正常大便了，”他坐在电视前的沙发上，满脸焦虑，”我真的没有把握。我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大夫不幸的便秘事件，驱使霍普立刻进入房间，开始了无数次的圣经占卜。你告诉我，我爸爸什么时候可以正常大便呢？国内税收署会不会没收我们的房子？还会有更多的病人停止治疗吗？你是否不再通过卫生间同父亲对话了？
对于我和纳塔莉而言，似乎家里每个人都喝了肮脏的水，所以精神发育迟缓，唯独我们保持清醒状态。不过，我们没把他们的想法和举动当成是精神错乱，我们只是认为这一切滑稽而可笑。”你能相信，我的父亲持有美国最权威大学的医学证书吗？”
“要是他能当医生，”我说，”我就可以去上美容学校了。”
虽然饱受压力，我对于美容学校的向往却更加强烈，我更加勤奋地写日记，天天坚持；写日记是唯一让我感到满足的事。我可以逃进纸张里，逃进文字里，逃进文字之间的空隙里——哪怕我所做的一切，仅仅是为了训练我的签名。
“为什么你不当作家呢？”一天下午，纳塔莉说，”我敢和你打赌，你将来必定是个风趣的作家。”
我写的日记并不风趣，它们是悲剧。”我不想当作家，”我毫不犹豫地说，”你看看我妈妈吧。”
纳塔莉笑了起来：“可是，不是所有的作家，都像你妈妈那样疯颠颠的。”
“没错。可是，假如我继承了写作的基因，我也肯定继承了她的疯子基因。”
“嗯，我只是隐约地觉得，给别人……剪头发，是不会让你快乐的。”
这话让我听了恼火。”我不是要去剪头。我是要开一个美容帝国，你不理解我的规划，”我说，”你没理解我原来的想法。”
“我还是觉得，你迟早会讨厌这种工作的。整天站在那里，把手指插在别人脏乎乎的头发中间，还动来动去的……真要命！”
我没打算把手指插入别人的头发中间。我想坐在一张玻璃桌后面，批准美容产品的包装设计。美容帝国是我唯一的出路。我喜欢有一种美容产品的电视广告：“只有您漂亮了，我们才会心安理得。”这完全表达了我的理想，那就是把顾客的利益放在第一位。
遗憾的是，到了第三天，芬奇大夫仍旧饱受便秘的折磨。他通知他的妻子给他吃灌肠剂。灌肠剂的效果很灵验，可是大夫认为，他的大便一直处于封闭和压缩状态，接着被冷水破坏得一塌糊涂，所以，他就无法”阅读”大便的信息，做出正确的判断。”我害怕我的肠子被冷水突然一激，”当我们坐在起居室的时候，他沉痛地宣布，”就意味着上帝已经决定，他不再用这种方式和我沟通了！”
霍普倍受打击，简直要发狂了。
这时候，大夫最大的女儿凯特走进房间，最近她难得露一次面。见大家聚在一起，她很惊奇：“你们都坐在这里干什么？”
她身上散发出香水的味道，脸上涂的化妆品完美无暇。
纳塔莉窃笑：“请坐，凯特，你错过了好玩的东西。”
凯特笑了：“是吗？我错过了什么？”她用手帕擦净椅子的表面，坐在椅子的边缘。
芬奇大夫向他的大女儿解释了过去几天的事，并建议带她到那张野餐桌跟前，让凯特亲眼看到来自上帝的指令。
凯特砰地关上车门，飞快地逃离后，纳塔莉将身体靠近我：“你真应该把这一切都写下来。”
我说：“即使我写下来，也没人会相信。”
“说得对，”纳塔莉说，”也许彻底忘掉更好。”
把粘痰吐向观众
尽管纳塔莉和我都不具备演奏钢琴的能力，我们却有能力让别人为我们演奏，这样，我们就可以引吭高歌了。芬奇大夫的三个病人弹得非常出色，甚至跟得上我们放在他们面前的活页乐谱。在这三个人当中，卡伦的表现最好，她好像永远不知疲倦。我不知道，这种素质是她与生俱来的，还是因为大剂量地吞服了大夫的药方。她会欣然为我们演奏《无边的爱》这样的乐曲，在连续弹上五遍之后，流畅地过渡到令人振奋的《有一个地方》。
当她抱怨手指感觉酸痛时，纳塔莉会及时拿来snickers巧克力，或者从口袋里掏出一点儿大麻，放到她的裙子前面，这可以让她继续演奏下去。不过有时候，由于持续地在钢琴键上工作了一个半小时，卡伦会变得非常固执。在这种情况下，纳塔莉会动用另一种贿赂手段。”您知道，”她的方法颇具诱惑力，”我会打电话给爸爸，请他今天下午给您看病。我敢保证，他会给您看的，”她停顿了一下，”只要我求他的话。”用这种方法，纳塔莉起码可以再让卡伦演奏一首混合曲。
我们的目标，就是成为国际知名的演唱组合，至少要有《桃子的味道》或《老船长坦尼勒》这样的歌曲问世。要是没有哪个病人为我们弹钢琴，我们就在楼上纳塔莉的房间自行练习。我们跟着斯蒂维·尼克丝的唱片演唱。问题在于，她的歌词有时很难听懂，纳塔莉还把唱片套上的小段说明文字弄丢了。这时候，我就会躺在地板上，我的头挨近扬声器，纳塔莉站在唱机跟前，手指放在唱针上。
“等一下，我没听出来，把这部分再放一遍。”我的笔飞快地在纸上划着，以便跟上进度。”她唱的是白色的格纸还是白色的鸽子？”
纳塔莉把唱针放到唱片上，让它再次歌唱起来：“你再听一遍吧。”
连续听了好几遍，我总算听懂了，”他妈的，我刚刚写下来一点儿，又跟不上了。”
我以可疑的精确性，纪录下我们心爱的歌曲的歌词，就会一遍一遍地演唱。我们站在纳塔莉的衣柜镜子前；镜子中的我们张大嘴巴，放声歌唱。
“我的胳膊太胖了。”纳塔莉抱怨说。她把充当话筒的烫头钳举到嘴边，加上胳膊本身的厚度和重量，举了一会儿，就有些受不住了。
“这样吧，我们可以使用话筒支架，”我说，”不必把话筒从架子上拿下来。”
纳塔莉把烫发钳扔到床上：“说得对，好主意啊！”
有时候，我们会把电扇搬到楼上，在呼呼的风声中，我们的衣服飘舞起来，头发飞散开来，我们感觉就像斯蒂维·尼克丝本人一样，神秘的身影出现在舞台的角落处，再慢慢走到舞台中央，有如鬼影憧憧。这种特殊的效果令我们喜爱。”我希望我像尼克丝那样，手里提着毛毡材料的手提包，一边走一边唱。”她鸟羽似的头发被风吹到了脑后。
我们对于艺术的痴迷不可阻挡！
“你们两个快停下来吧，我要睡觉！”有时候，霍普半夜里大声抱怨。当然，这只会让我们把音响开得更大。
有一次，我们在楼下的房间里排练，一个邻居穿过草坪，轻轻地敲打窗户，提醒我们安静一点儿。纳塔莉把裙子提起来，把隐秘部位露出来，紧贴在窗玻璃上，同时伸出右手的中指。
我们太投入了！我们确信自己有非凡的才华。我们目前只需要所谓的”受制听众”（指心理上被动接受广告宣传等的一群人）。
那么，除了北安普顿州立医院那些永久居留的病人，还有比他们更适合做我们的”受制听众”的人吗？
“我想，这是个不错的主意。”芬奇大夫说。
“你认为，他们会给我们机会吗？”纳塔莉问。想到可能拥有真正的听众，纳塔莉激动得脸都红了，一些小小的疙瘩也出现在额头上，迫使她疯狂地抓挠自己的脸。
“我想，有两个有才华的年轻表演者给他们提供服务，而且是免费的，他们会非常激动。”
我们想让大夫给我们更多的鼓励，不过电视的力量太强大了，他不停地打着盹，终于睡过去了。
“或许我们真的可以做到呢！”纳塔莉的眼神流露出期待和自信。
“我完全同意。没准儿还可以见报呢！你知道怎样写新闻稿吗？”
小疙瘩跑到了她的胳膊上，她一个劲儿地挠着。”不知道。不过霍普知道怎么写。”
“我承认，这不是百老汇，不过毕竟是一个起点。”
我们的下一步计划，就是同医院的娱乐部经理取得联系。这似乎比我们想象的困难，因为北安普顿州立医院没有娱乐部经理这种职位，我们见到的有关人士，只不过是接待台附近一个神情阴郁的胖女人，我们提出请求的时候，她无助而茫然地望着我们。
“恐怕我不太理解你们说的事情。”她说。
纳塔莉吐出一口气，尽量不让自己显得缺乏耐心。”我告诉过您，我是史密斯大学的学生，他是阿默斯特大学的学生，我们都是音乐系的学生，我们想为你们的病人表演，作为一种特别的奉献。”
“嗯嗯，”这个女人怀疑地说，”请等一下，我看看能否找到什么人。”她扫了一眼桌子上用透明胶带粘在电话旁的一张纸，上面全是人名和电话号码。她按号码拨了一个电话分机，把脑袋从我们这里挪开，对着听筒低语了几句。
“别担心，”纳塔莉说，”就算结果很糟，我们也有机会。我可以让爸爸给这里的什么人打电话，他认识这里的人。”
芬奇大夫认识这里的人，原因是他全家人过去曾在医院附近住过，后来他才开办了自己的诊所。纳塔莉对于家庭的最初记忆，就是从这个到处都是精神病人的医院开始的。实际上，她的父亲一直有个梦想，梦想将来可以拥有他自己的精神病医院，但这并没有成为现实，于是他退而求其次，做了他认为值得做的事情。他任凭他的房子处于年久失修的状态，然后邀请他的病人住在家里。所以，我也很想搞清一件事：大夫的孩子们在精神病院附近长大成人，是否是一个个神经兮兮的原因所在。
“过一会儿，就会有人来见你们。你们想不想……”她想提出什么建议，可能是想给我们每人端来一杯水吧，不过临时改变了她的想法。
“谢谢。”纳塔莉说。
我们离开接待台，站在大门旁边。在门口附近等待是正确的选择，这样万一有什么不测，我们可以随时夺门而逃，我们毕竟不知道，刚才电话线的另一端，是什么人在接听电话。
过了几分钟，一个肩宽体阔的护士走来了。她走路的姿势颇像一个驯马师，她大臂很粗，肌肉结实，似乎把好几块法国面包移植到了皮肤下面。”你们好，我叫多丽丝，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吗？”
纳塔莉重复了刚才的谎言，说我们是史密斯大学和阿默斯特大学音乐系的学生，作为课程的一部分，我们想在医院里为病人演唱。
多丽丝的最初反应非常实在：“可是，我们这里没有礼堂。”
纳塔莉说：“这没关系，我们可以在病房里演唱。”
纳塔莉反应机智，让我很高兴。
“我们也没有钢琴。”多丽丝说。
我们迅速看了看这座破旧建筑的接待室，很容易做出结论：钢琴并不是他们唯一缺乏的物品，这里是否有自来水都值得怀疑，病人充其量可以享受（不入水的）海绵擦身浴，仅此而已。
纳塔莉清清喉咙，微笑着回答：“没关系，我们可以清唱。”
“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歌曲。”多丽丝说。
“这不是歌曲，这是一个专业术语，意思是说我们可以不用乐器伴奏，就用我们的嗓子干唱。”
多丽丝的手叉在腰上，脑袋歪向一边：“让我理清一下头绪，嗯，你们想到这里来为病人演唱，你们不需要任何音乐器材，而且只有你们两个人，你们只是唱歌。”
我们点点头。
“是免费的吗？”
我们再次点点头。
多丽丝又考虑了一会儿，显然有什么问题让她困惑。”那么——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是啊，连我自己也搞不清为什么。
“因为这是一次对我们有益的训练，”纳塔莉不假思索地回答，”在正式参加现场演出之前，我们需要尽可能多的实践。”
多丽丝笑了起来：“我不知道你们打算参加什么样的现场演出，不过你们想过来演唱，我看没有什不可以的。”
我们兴奋无比地离开医院，感觉就像刚参加完电视节目《今日秀》的录制似的。我们沿着医院附近的一座小山往下走，纳塔莉说：“我们会把他们镇住的，让他们知道什么叫天籁之音。”
“上帝啊，我们到底应该唱什么呢？”我问。
“这倒是个问题。”
我在脑海迅速回顾了我们的现有曲目。布兰迪的《玻璃心》这首歌曲，可能会让某些病人想入非非；《终点》很好听，不过需要打击乐器的伴奏才能唱出效果来，另外，这首歌曲节奏太强烈，有可能刺激病人的神经，从而引发骚乱，那样麻烦可就大了。那么《西部故事》这张唱片中的《有一个地方》怎么样呢？好像也不太合适，这首歌会让病人意识到，他们原来住错了地方，应该集体出逃。
“《你点亮了我的生活》怎么样？”纳塔莉提出建议。
哇！她的想法令人惊奇，”你不是开玩笑吧？”我问。
“为什么是开玩笑？”
这首歌曲需要有高八度的音域，”你认为我们能唱上去吗？”
纳塔莉自信地说：“完全可以。”
就这样，我们决定现场演唱《你点亮了我的生活》。我们的听众是一群”受制听众”，他们来自医院，是正在接受强化治疗的精神病人。
我们一周后来到那所医院，多丽丝把我们带到一个封闭的病房区，进到一个面积宽阔的房间。房间的窗户装上了铁栅，里面的桌椅板凳也牢牢固定，就是台风来了也会巍然不动。
有几个病人按照自己的愿望自行落座；另外一些人被带子固定在椅子上，或由三个监护人看护。房间里约有二十五个精神病人，想不到突然之间，就在这个房间里，我见到了人世间最忧郁、最具悲剧性的灵魂，真是大开眼界。
刹那间，所有的舞台恐惧全部消失了，我感到放松，完全像是在家里。
多丽丝做了最大的努力，为我们设置了一种独特的”舞台”，就是把所有的轮椅和椅子摆成半圆形，纳塔莉和我站在半圆形舞台的中间。我开始扫视所有的形象，所有的面孔：他们的脑袋耷拉到肩膀上；嘴半张或大开着，嘴角不断流下口水；眼球在眼窝里滚来滚去，舌头长长地伸出来，到了让人害怕的程度。有一两个病人在椅子上不停地摇来摇去，就像不倒翁似的。还有几个病人样子很凶，流露出强烈的敌意。
“全是他妈的屎货！”一个丑陋的老家伙恨恨地说，还吐了一口唾沫。不过我不用害怕，因为有一个监护人看护着他。显而易见，他的眼神不像其他人那样茫然无助，而是杀气腾腾，我多少有些担心，怕这个老家伙突然发作。
“不！不！不！”一个女人不停地唠叨，她的脸上长满细毛，这是我见过的毛发最密的面孔，我以前只是在狗的身上见过，甚至她的额头都是毛茸茸的，就跟类人猿一样。
他们会允许这些病人使用镜子吗？这些大脑不正常的人，是否都被注射了大剂量的头发生长激素呢？
纳塔莉清清嗓子。
我看了看她，我们彼此点点头。到时候了！
一开始，我们的嗓音有些颤抖，因为我们有些紧张，毕竟第一次在活生生的观众面前演出，紧张的情形是不可避免的。不过唱到第二段时，我们就能完全融入歌曲中了。纳塔莉的歌喉的确美妙，高亢的声音回荡在充满小孔的天花板上，堪称余音绕梁。我闭上眼睛，情不自禁地想象着一束聚光灯聚焦在脸上，让我笼罩在它的光芒中。我想象着戴着贵重耳环的观众们鸦雀无声，专注地倾听我们演唱，还不时掏出手绢，擦擦湿漉漉的眼角。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用力吧唧嘴的时候，我们听起来是那样刺耳，那样令人震惊。
“什么狗操的玩意儿！”正是那个可恨的老男人。我现在看清了，这个家伙没有一颗牙齿，他狠狠地咳嗽了几嗓子，制造出一大口粘痰，”噗”地吐向我们。
因为我们的距离太近，他吐到了我们的身上，还溅到了脸上！
恶心透了！
我们做出了唯一可能的反应，至少纳塔莉如此。
她也朝他吐了一口痰。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