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国王

绿色国王_保尔·鲁·苏里策尔
绿色国王序幕
我到慕尼黑才一个小时，塔拉斯上尉便通知我说，第七军的先头部队在奥地利北部的林茨附近刚刚发现了另一个集中营，那地方名叫毛特豪森。塔拉斯坚持要我立刻前往，他已在一架军用飞机上搞到三个座位。他自己将在两三天内与我们会合。我有许多理由服从乔治·塔拉斯：他是上尉，而我只是中尉，他是哈佛大学的国际法教授，到一九四二年夏天为止，我一直受业于他；说到底，两星期以前正是他在巴黎偶然碰见了我，并把我招募到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成为他的部下。如果这些尚嫌不够，我还喜欢他，尽管他穿上了卡其布制服我不大容易认出这位词锋犀利、在哈佛校园爬满常春藤的围墙内经常侃侃而谈的教授。
我们有三个人离开慕尼黑。和我一同前往的是中士迈克·里纳尔迪和摄影师罗伊·布莱克斯托克。我跟他们任何一个都没有任何相同之处。里纳尔迪来自纽约市的小意大利，布莱克斯托克是弗吉尼亚州人。虽然他俩外貌迥异——一个矮小结实，稀稀拉拉地蓄着一撮涂上化妆蜡的黑色小胡子，另一个则是身高两米、软乎乎一堆还在扩展的庞然大物，——却同样显得对什么都满不在乎的样子，这种不冷不热的态度给人的印象很深，我认为它是我还没有达到的那种成熟和老练的表现。
那是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除了俄国人三天前攻克柏林的消息以及第三帝国全面正式投降已指日可待外，对当时在欧洲行将告终的这场战争我几乎一无所知。战争快要结束了，我没有杀过一个人，也没有看到任何战斗。我距离自己的二十二岁生日还差四个月，此时我就象一个小青年破题儿头一遭踏进剧场，而台上的幕正在落下。六年来我第一次重返欧洲，在巴黎又看到了我的祖母。她对于我舍父亲的国籍而取母亲的国籍成为美国人这一事实，一点也不在乎，她听了这个消息，几乎没有什么反应，只是一个劲儿地向我描述，巴黎和她的普备旺斯在德军占领下变成了什么样子……
到了林茨以后，里纳尔迪设法让我们搭上一辆前往从四月十三日起已有苏联红军在那里的维也纳。下午两点，我们在恩斯越过多瑙河。过了河，里纳尔迪拦住一辆吉普，并说服了司机——一个跟他自己一样的美籍意大利人——让我们搭乘他的车。我们先去毛特豪森火车站，到了那里再用与不折不扣的讹诈无大差别的手段强迫司机赶完离集中营还剩下的六公里地。
在那里，我的足迹与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足迹第一次相交。
关于那一天，我记忆中保留着许多清晰的印象，其中首先是奥地利轻柔的空气：阳光和煦，温馨宜人，带着仿佛永驻人间的春天的芳香。
只是在那个时候传来了一股恶臭。
我们距离集中营还有二三百米的时候，这股臭味就往我的鼻子里直冲。大批盖着篷布的卡车组成的长龙迫使我们停车，于是那位被我们拉夫拉来的司机，便抓住这个机会斩钉截铁地宣布，他决不再往前开。我们不得不下车步行。臭味变得更浓了；它接连形成一大团一大团的气体悬在空中不动。“是焚尸炉的气味，”布莱克斯托克拖着南方人的长腔说了一句。温和的语调以及说话人的地方口音本身，仿佛冲淡了这个词的恐怖意味。我们从敞开着的大门进去。一些坦克曾到达那里以后又开走，在地上留下新鲜的痕迹。取代它们的是接连不断滚滚而至的卡车车流，卸下药品和绷带等补给品，供给已经开始工作的卫生部门使用。但这股车流一进门，立刻就消失在一片无声的、由活尸组成的汪洋大海之中，几乎没有一点儿动静，真奇怪，犹如潮水突然上冻一般。五六小时之前到过那里的坦克，也许曾使这片活尸之海震荡了一阵子，显示出些许生气，可是现在波动已经停止，自由的喜悦趋于暗淡，他们的脸成了一张张硬梆梆的面具。这情景使他们觉得好象进入了另一种状态，现在才认识到一场恶梦真的已经结束。他们望着我、里纳尔迪，望着利用身高马大开路的布莱克斯托克；从这些人迷茫的目光中，我可以看到有点儿异样的冷漠和一种无可奈何的神情，但也可以看到憎恨和含怒的埋怨：“你们为什么不早点儿来？”
“臭味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布莱克斯托克说，“他们身上散发出来的臭味简直叫人没法相信。”这位巨人迈着坚定的步伐在那些穿条纹破囚衣的活尸丛中横冲直撞。
接管该营的美国军官佩带着步兵少校的金枫叶领章。他身材短小，腰板硬撅撅的，长着一头红发，姓斯特罗恩。他对我说，当务之急有一大堆，他怎么也忙不过来，哪里顾得上帮我们调查战争罪行什么的。眼下他正努力把这无法用言语形容的黑压压一大片理出个头绪来。他已着手把这些过去的囚犯分成无法挽回的、亟需救护的和没有危险的三大类。那些生命已无法挽回的为数很多。 “他们中有两三千人最近几天内将死在我这里，不过他们是获得自由后死去的，至少在这一点上可以得到安慰。”他说时用一双棕黄色的眼睛直盯着我。
“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大卫·塞梯尼亚兹。”
“犹太人？”
“不。”
“那是个什么样的姓？祖先是哪里人？”
“法国人。”
“听起来象波兰人的姓。”
他已经转过身去吼叫着发布命令。里纳尔迪在向我打手势。我们走进一座以前是党卫军分队队部的房屋。“这间还是那间？”里纳尔迪问。我挑了前一间，那里附带着一个有三四把椅子的小小候见室。布来克斯托克不知到什么地方拍照去了。里纳尔迪找到一块硬纸板，把它钉在门上。他在上面写了“战争罪行”几个字，把每一个字母都描上好几笔，使笔划显得粗些浓些。
我站在那里，成千上万的幸存者还住在毛特豪森，这地方的那股恶臭和奇异而发颤的沉寂，使我不知所措，当时我的羞傀和失望直到三十五年之后仍然追忆得起来，我还能重新体验那种恶心和屈辱的感觉。
我必须摆脱这状态，立刻出去走走。我从密密麻麻的人群中通过时的情状至今历历在目，他们在我前面勉强让出一条路来。我穿过—排棚屋，然后又穿过一排，这排棚屋里还没有医疗队去过。那里笼罩着一片昏暗，只有个别地方被尘埃飞扬的春光抹上一层金黄。那里有好些已经死了两天的尸体就跟那些尚未咽气的活尸躺在一起，每一张铺位上搁着三到四具。当我打旁边走过时，只见那一副副骷髅般的肢体，一堆堆破衣烂衫和骨头架子在蠕蠕而动。腐臭味益趋强烈。有人轻轻地碰我，有人死死地拽我，吓得我仓皇逃走。我发现自己已在户外的阳光下了，但仍禁不住阵阵寒心。我来到两座房屋中间的一块狭窄空地。那里只有我一个人，或者说我以为如此。我呕吐了好一阵子，直到那时，我才觉得有一双眼睛注视着我，那种感受正象被什么东西烫着了一样……
那个墓坑就在几步以外。它只有两米见方，从那里挖出来的土整齐地堆成一座三角形的土墩，一柄铁锹就插在上面。坑里胡乱扔进了几把土，不过事先铺在那里的一层生石灰已经侵蚀了泥土……也侵蚀了纳粹们匆匆忙忙埋入坑内的一些赤条条的男子尸体。你不难猜想这一切是怎样发生的：十来具裸体的尸首被扔到里边，再用枪托夯、靴跟踩，使表面乎整。然后洒上生石灰，再盖泥土。但是死者仍在往面上拱。我可以看到好些手、腹、口、鼻孔和生殖器都给氧化钙烧黑和吞噬了，有些地方的骨头露了出来，并且已经腐烂。
就在这幅乱七八糟、残不忍睹的景象正中，我看见一张可怕地扭曲的脸上戴着凝固变黑的斑斑血迹，它的一对浅色眼珠闪耀着咄咄逼人的光芒……
那双眼睛注视着我从身体所倚靠的墙边退开时的每一个动作。我记得自己当时想到过，生命骤止时的眼神应该是呆滞的。于是我向墓坑跨近几步。这时从下面升起一个声音，用略带异国腔调的法语朗诵着魏尔伦的诗句：
“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里，单纯而宁静……，
接着发生的事简直象是梦中的情节。
“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这诗句自然而然地涌到我的口边，大概是我念了出来。
我只知道自己一直走到墓坑边上，猫着腰伸出一支胳膊。我的指头碰到了那个十七岁的少年瘦骨嶙峋的大手——他就是日后我们将称之为“王”的人。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1
事后，王回忆说：当时他睁开眼睛，看见一个军人。他认不出这人穿的是什么部队的制服，反正既不是党卫军的，也不是人民冲锋队（注：纳粹德国崩溃前胡乱并凑的民兵部队）的。这又不象最近几年在德军这边作战的罗马尼亚、意大利或法国部队的军服。同时可以肯定，这决不是一个苏联人。他见过一些苏联人，有的关在集中营里，有的成了党卫军中校霍赫赖纳的枪下之鬼，因为霍赫赖纳老是谋求刷新被他个人对准后脑勺开枪打死的男人、女人和小孩的人数记录。到一九四五年五月四日，这位党卫军中校枪击后脑杀死的人数已达二百八十三名。他向雷伯·克立姆罗德宣布：雷伯将成为他记录中的第二百八十四个牺性品，尽管这对双方都可能是一大憾事，因为最近二十个月他们在一起毕竟过得挺亲呢的。霍赫赖纳宣布这一决定的时候，脸上流露出明显的悲哀神色。
据王说，他恢复知觉其实仅在他看见那个军人之前不多一会儿。他不知道究竞在这以前多久，反正这是一个缓慢的、悠悠苏醒的过程。起初，他惊奇地发现自己居然还活着；接着在逐步趋于完全清醒的各个阶段上，他首先想起的是清晰地录在他记忆中的最后一刹那：中校把那支吕格尔（一种德制手枪）的枪口抵住雷伯的颈项之前，先在他整个嘴上作最后一次亲吻。随后在他脑海卞浮现的是还有些模糊的印象：他被活埋了，不过他的脸仅仅覆盖着一层薄薄的土，几乎还可以转动。直到那个时候，他才感到脑后作痛，但那不是一种尖锐的剧痛，还有，他的肩膀、双臂、腹部，凡是给石灰灼伤的地方都感到疼痛。除了头部和左手，他意识到自己完全不能动弹。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紧紧地卡在横七竖八的裸尸中间。压在他身上并大大地保护了他的是一个十四岁的立陶宛少年，名叫扎茨卡留斯，他是被党卫军中校从格罗期罗森集中营里弄来充实他的娈童行列的。
雷伯扭动脖子，盖在他头上的几块土和扎茨卡留斯的一支胳膊滑了下来，露出的空隙刚刚够他看到太阳。雷伯没有听见那个军人走近的脚步声，只看见他转过身去呕吐。要把这个身穿外国军服、正在呕吐的人与昨天突然扔下毛特豪森集中营这件事联系起来，雷伯的思路还没有清楚到这样的程度。他没有想到，眼前的这个军人会是美国人，仅仅意识到这个陌生人来自一个异国世界。纯粹由于这个原因，雷伯认为最好还是别说德语。他从自己懂得的其他语言中选用了法语。他一说，对方就回答——其实对方是把雷伯不由自主地开始背诵的一首诗接着背下去；听起来，这象是在此之前从未谋面、但注定要相通的两个人在打预先安排的信号，交换关键的暗语。那人走到坑边，跪下来，伸出—只手碰到雷伯的左手。他先说了一句不知道什么话，接着用法语问道，“你受伤了吗？”
“是的，”雷伯说。
现在，他看清楚了那军人的脸。这人很年轻，长着金黄色的头发，一双碧眼睁得老大。几道银色的杠杠在他的领章上闪光。这个军人好象没有携带武器。他问：“你是法国人吗？”
“奥地利人，”雷伯回答。
现在那人在把雷伯往外拉，但是没有效果。坑面上一层生石衣和泥土的混合物又松动了些，露出扎茨卡留斯的身体，他的臀部和背部全都被生石灰蚀坏了。
“啊，天哪！”那军人发出一声惊呼，又开始呕吐。
雷伯的那双灰色大眼睛注视着他的每一个动作。
“你是哪国人？”
“美国人，”年轻的军人回答。
他暂时停止把雷伯往上拉，自己站了起来，发现雷伯那双奇异的灰眼睛正一眨不眨地凝视着他。
“也许，这儿除了你以外，还有别的幸存者……”
“我想不会有了，”雷伯说，“他们朝我们每个人的后脑勺都开了枪。”
他的话调出奇地缓慢、从容。他挥了挥左手。“你一个人是不可能把我拉上去的，”他说，“我不是平躺着。其实，他们几乎是让我站着把我活埋的。还有别人和你一起来吗？”
“美利坚合众国的军队，”塞梯尼亚兹答道，他一点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回答是多么可笑，也丝毫没有故作幽默口吻的意思。雷伯的镇定使他迷惑不解，简宜有些害伯。他似乎察觉到从这双浅色的眼睛里迸出一星欣悦的火花，尽管这是多么令人难以置信。
“既然如此，你可以去叫人来帮忙一起拉！你叫什么名字？”
“塞梯尼亚兹，大卫·塞梯尼亚兹！我父亲是法国人。”
沉默。中尉有些犹豫。
“去吧，”雷伯·克立姆罗德命令道，但语调还是那样缥缈轻柔，“请你快去吧，我都喘不过气来了。谢谢你来救我，我永远不会忘记。”
那双灰色的眼睛里闪烁着奇异的光芒。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2
大卫·塞梯尼亚兹带着布莱克斯托克、一位医生和两名步兵回来。布莱克斯托克拍下了他们发现这个墓坑时的情景。这些照片从未公开发表，甚至没有列入任何档案。但十三年以后，王却从布莱克斯托克夫妇那里买下了它们。布莱克斯托克认为，那个年轻人能够活下来，不仅仅是一连串令人头晕目眩的事态发展的结果。当雷伯给救出来的时候，他的身体的姿势表明他被埋下去以后，曾拼命努力想爬到坑面上来。雷伯已经从他的八个同伴的尸体中开出一条路，但这项工作遇到的障碍越来越大，因为他是第一批被扔进坑里的，坑顶又被党卫军的靴子踩实，然后铺上生石灰，再盖泥土。
坑里一共埋了九个人，都是男孩子，年龄在十二岁到十七岁之间。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年龄最大的一个也是唯一的幸存者。
雷伯终于从坑里给救了出来，这时他又一次失去知觉。塞梯尼亚兹对雷伯的身高和体重都感到吃惊：身高有六英尺（注：约一米八三），体重却只有一百磅（注：四十五公斤多一点）左右。
其实，他的两项估计全错了。在一九四五年五月五日那天，十七岁还差四个月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身高已达到一米八四，体重仅三十九公斤。
雷伯的后脑勺挨了一枪，部位在左耳后边。子弹轻轻地擦过耳垂，击碎了枕骨底部，犁入后颈上端的肌肉，几乎没有触及椎骨。事实上，他身上其他伤口的情况更为严重，或许也更为疼痛。医生还为这个少年取出另外两颗子弹，一颗是从他的右股，另一颗是从臀部的正上方取出来的。此外，他浑身上下受到生石灰腐蚀的地方不少于三十处。他的背部、臀部和小腹上保留着数以百计的鞭痕和被香烟头烫伤的痕迹，其中有些已是几年前留下的老疤。唯独他的面孔完好无损。
这张脸不仅使第一个看到他的塞梯尼亚兹动心，也使后来所有见过他的人动心。倒不是因为他长得英俊——他的五官并不十分端正，——而是因为他一方面显得十分镇定，同时又给人一种外松内紧的感觉，犹如千钧一发，简直毛骨悚然。这决不是一个认命的人的脸，尽管在集中营里死亡和绝望留下的烙印比比皆是。主要的是你会注意到，这双洒着些微绿色斑点的灰白眼睛，看起人和物来有一股威灵显赫的力量。
接下来的几天工夫，雷伯几乎老是在睡觉。然而，一场小小的骚动却由他而起。一批以前的囚犯来找斯特罗恩，声称他们代表所有的难友提出抗议。他们拒绝与一个“党卫军的雄婆娘”同住一处。他们用的字眼还要难听得多。但是那位来自新墨西哥州的红发矮个子少校没有理睬这一要求，他有别的问题需要操心：毛特豪森集中营不断在死人，每天都要死好几百人。
关于那个少年的事，斯特罗恩对塞梯尼亚兹说：“我明白，要是没有你的话，他一定已经送命了。好好照顾他吧！”
“可是，我连他的名字也还不知道呢！”
“这是你的事情，”斯特罗恩用他的高嗓门回答。“从现在起，我就把他交给你了。”
这次谈话发生在五月七日的早晨。塞梯尼亚兹把该少年安置在集中着那些尚待决定命运的“卡波”（注：集中营中管理囚犯的囚犯）的棚子里。塞梯尼亚兹为此而责备自己。如果有人想把任何坏事归咎于那个陌生的少年，都会使塞梯尼亚兹产生反感。他去探望过那少年三次，只有一次发现他醒着。塞梯尼亚兹想问他一些问题，但得到的回答却是迷离恍惚的严肃目光。
“你认识我吗？是我把称从墓坑里拉出来的……”没有回答，“至少，你应该把自己的姓名告诉我！”没有回答，“你对我说过你是奥地利人。你一定很想和家里取得联系吧？”没有回答，“你是在什么地方学会法语的？”没有回答，“我只是想帮助你……”
那少年闭上眼睛，转身面壁。
第二天，五月八日，塔拉斯上尉从慕尼黑赶到此地，带来了德国投降的消息。
乔治·塔拉斯是格鲁吉亚人——不是美国的佐治亚，而是苏联的格鲁吉亚（注：美国的佐治亚（州）和苏联的格鲁吉亚（共和国）在法语和英语中拼写都是一样的）。在哈佛大学，塞梯尼亚兹就听说塔拉斯是俄国贵族出身，一九一八年全家移居美国，一九四五年，他四十四岁（注：这和书中其他地方描述的年龄有冲突），显然已授予他自己这样一项使命，那就是说服我们这个星球上尽可能多的人不要过于认真看待自己。他痛恨感伤主义。面对人类种种愚蠢透顶的行为，塔拉斯持一种自然的无动于衷的态度（如果是装出来的，至少也装得很出色）。他的舌尖上随时准奋着冷嘲或热讽。除了英语，还有十几种其他语言他都说得很流利，其中包括德语、法语、波兰语、俄语、意大利语和西斑牙语。
他来到毛特豪森主持有关工作，所抓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布莱克斯托克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拍下的照片选一些最令人发指的贴在他办公室的墙上。“当我们审讯那些绅士们的时候，如果他们死不认帐，我们至少可以让他们看看他们的恶作剧的结果。”
他把塞梯尼亚兹开始整理的几份卷宗很快处理完了，而且亲自主持讯问工作。
“塞梯尼亚兹君，这都是些小鱼小虾，还有别的没有？”
塞梯尼亚兹向塔拉斯谈起那个被活埋的少年。
“你连他的名字也不知道？”
有关这个年轻人的材料少得可怜。德国人的任何名单中都没有他的名字。在一九四四年的末了几个月和一九四五年的头几个月内，出于苏联红军日益推进，曾有几万名囚犯被运回德国和奥地利，但他也不属于其中的任何一批。据许多目击者证实，他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才三个月，至多四个月。塔拉斯莞尔而笑。
“看来，事情很简单。一些党卫军的高级军官撤回奥地利来，准备组织最后一次抵抗。如果只有一个军官，不可能需要九个情人，除非他是超人。他们到达毛特豪森，白费力气加强了警卫，及至我们的第七军逼近时，他们又掉头就跑，这一回则是向着山岭、向着叙利亚、甚至向着热带而逃。而在逃跑之前，他们还是本着这个令人赞叹的民族一贯认真执行命令的态度，先把那些如今已成为累赘的心肝宝贝干净利落地处理掉，还用生石灰和泥土盖起来。”在哈佛大学，一位果戈理专家曾经不无道理地给塔拉斯取了一个雅号——“布尔巴”（注：塔拉斯·布尔巴是俄国作家果戈理所著同名小说中的乌克兰哥萨克老英雄）。塔拉斯非但不生气，还引以为荣，并且用来作为评论文章和在考卷上写评语的署名。现在，他透过金丝边眼镜把炯炯有神的目光转向墙上那些恐怖的照片。
“当然，我的大卫老弟，我们可以把别的事情统统撇在一边不管，整天去关心受到你保护的那个少年。反正总共只有几十万名战犯在急切地等待我们对之表示关注。小事一桩。至于那儿百万已经死去、正在死去或者将要死去的男人、妇女和儿童就更不在话下。”
塔拉斯爱作长篇大论，还喜欢用他的冷嘲热讽叫任何与他谈话的人下不了台，简直以此为乐。尽管如此，那个奥地利少年的故事想必还是引起了塔拉斯的兴趣。两天以后，即五月十日，他第一次去看那个少年。对那些在场的“卡波”，他说俄语、德语、波兰语和匈牙利语。他迅速地瞥了那个年轻的陌生人一眼。
这一眼就够了。
他的反应和塞梯尼亚兹一样，但也有相当大的差别：那少年使他震惊的程度大体相同。但他知道自己为什么震惊。塔拉斯发现，这个幸存者的眼睛和另一个人的眼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塔拉斯在普林斯顿曾与另一个人交谈过几句，那是在艾伯特·爱因斯坦家的午餐桌上，他是物理学家朱利叶斯·罗伯特·奥本海默。这两个人的眼睛有一样的灰白色虹膜，一样深不可测，似乎在凝视着凡人永难进入的梦境。是不是两人有着一样的秘密，一样的天才？……
当然，两人的年龄不一样——塔拉斯估计眼前这个少年最多只有十八九岁。
接下来的几天，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都忙于他们来毛特豪森要办的公务，大部分时间花在根据揭发材料进行的调查工作上。他们力图把所有掌管这个集中营的人不论职位高低、不论罪责轻重列出一份名单，并且搜集证据，准备以后提供给专门审理战犯在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所犯罪行的军事法庭。当美国军队迫近时，原奥地利集中营警卫部队中有许多入就地躲了起来，没有来得及采取任何预防措施，用的还是本人的真姓名，把自己装扮成唯命是从的老实人，befehl ist befehl（德语：命令就是命令），这句话成了他们为自己开脱一切罪责的挡箭牌。由于缺乏人力物力，塔拉斯起用了一批以前的囚犯，其中有一个犹太建筑师，名叫西蒙·威森塔尔，是在好几个集中营里关过的幸存者。
过了一段时间，在塞梯尼亚兹的催促下（至少，这是塔拉斯向自己解释的理由），塔拉斯又想起那个曾被活埋的年轻人，他至今还不知道此人的名字。那一小群向斯特罗恩少校提过抗议的囚犯以后没有再来，而其中最起劲的三名法国犹太人已经离开集中营，回法国去了；因此，这项指控实际上已经不了了之。不过既然已经立档，就得有个结论。塔拉斯决定亲自主持讯问。很多年以后，塔拉斯在截然不同的场合下面对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炯炯目光，将回忆起这第一次见面在他的脑海里留下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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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3
那少年现在走路已不再一拐一拐了。他虽然还谈不上体重增加——此等词语用在这类幸存者身上将是荒谬可笑的——但至少他的气色已经开始好转，看上去也不再那样骨瘦如柴了。
“我们可以用德语交谈，”塔拉斯说。
那对凝神的灰眼睛与塔拉斯的目光相遇，然后故意缓缓地环顾这间屋子。
“是你的办公室吗？”
他说的是德语。塔拉斯点点头。他产生一种异样的、近乎羞怯的感受。他自己也觉得这种陌生的感受挺可笑。
“以前，”少年说：“这里是党卫军指挥官的办公室。”
“那时你常到这里来吗？”
少年正在瞧着墙上的照片，并向它们更靠近些。
“除了在这里拍的，另外一些照片是在哪儿拍的？”
“达豪，”塔拉斯说，“那是巴伐利亚的一个地方。你叫什么名字？”
沉默。这时那少年已绕到塔拉斯背后，继续仔细观看墙上的照片。塔拉斯蓦地意识到，对方是有意这样做的，他不肯坐在我的对面，现在又想逼着我转过身去，以此向我表示：他要掌握这次谈话的主动权。
“那好吧。”塔拉斯温和地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呢。”
“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出生在奥地利？”
“在维也纳。”
“出生年月？”
“一九二八年九月十八日”
“据我所知，克立姆罗德不是犹太姓。”
“我母亲姓伊茨柯维奇。”
“这么说，你只是半个犹太人，”塔拉斯一面说一面已经记下前面两个名字。雷伯是洗礼名，米歇尔是犹太人常用的名字，尤其在波兰。
沉默。少年又开始沿着墙壁徘徊，时而走到塔拉斯背后，时而环绕着塔拉斯兜过来，在他的左边重新出现。他走得很慢，在每一张照片前面都要逗留一会儿。
塔拉斯微微转过头去，看见少年的双腿在发抖，顿时有一种强烈的同情之感掠过他的心头。这个可怜的小家伙几乎连站都站不住！他从背后观察克立姆罗德，见他光脚穿着一双没有带子的皮靴，这双靴子他穿可能太小。同样，他的裤子和衬衫也都短得可怜，在他那电线杆子似的身上直晃荡。他的身体有好多次疼得歪歪扭扭，但纯粹是靠了意志的力量，依然保持着原有的高度，—厘米也没有缩减。塔拉斯还注意到他的双手修长优美，但烟头烫的老疤犹在，又添了生石灰灼伤的新痕。这双手没有握拳，垂在体侧，塔拉斯凭经验知道这种虚假的冷漠恰恰体现了一般成人也难以企及的自我控制能力，包括塔拉斯本人在内。
这一刹那问，塔拉斯心里更明白了，究竟是什么力量使塞梯尼亚兹如此震惊。原来，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具有一种不同寻常、难以名状的气质。
塔拉斯继续提问。
“你是什么时候和怎样来到毛特豪森集中营的？”
“我是今年二月份到这儿的，具体日期我说不准。大概二月初吧。”他话说得很慢，音调极为深沉。
“是押解来的吧？”
“不是押解来的。”
“那么谁和你一起呢？”
“和我一起被埋的那些男孩子。”
“总得有人把你们带到这儿。”
“党卫军的军官。”
“一共有多少军官？”
“十个左右。”
“他们归谁指挥？”
“一名中校。”
“他叫什么名字？”
这时候，克立姆罗德站在屋子的左角。他的面前是布莱克斯托克拍摄的一张放大的照片。画而上是一座焚尸炉，敞开的炉门，烧焦的尸体在闪光灯下显得分外惨白。
“我不知道任何人的名字。”克立姆罗德镇定地说。
他举起一只手，细长的手指触到了光滑的相纸，仿佛在抚摩那张照片。然后，他摆动躯体转过身来，靠在墙上。他凝视着一无所有的空间，脸上毫无表情。他那重新开始长出来的头发是深棕色的。
“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这些问题？就因为你是美国人，因为你们打赢了这场战争？”
“我的天哪！”塔拉斯心想。他象挨了一闷棍似的，生平只有这一回语塞。
“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事实上，并没有被任何人打败的感觉……”
雷伯的目光落在一架玻璃柜上，柜子里堆着好些卷宗，塔拉斯在卷宗旁放了一些书籍，雷伯正在瞧这些书……
“二月初，我们到达此地，”克立姆罗德说，“我们是从布痕瓦尔德来的。到布痕瓦尔德以前，我们一共有二十三个人，但是有五个男孩在那边给烧了，还有两个死在从布痕瓦尔德到毛特豪森的路上。那些把我们当女人使的军官在卡车里杀死了那两个孩子，是我把他们埋葬的。他们走不动了，老是哭，他们的牙都掉光了，就显得不那么好看。这两个孩子一个才九岁，另一个稍微大一点，大概十一岁。军官们坐一辆轿车，我们坐的是一辆卡车，可是他们常常迫使我们下车步行，有时候用绳子套住我们的脖子，逼着我们跑步。他们就用这个办法消耗我们的体力，使我们逃不了，甚至不想逃。”
雷伯用双手抵着墙壁把身体从那儿撑开。他几乎像处于被催眠状态那样目不转睛地瞧着柜里的书，但与此同时他并没有停止说话，塔拉斯觉得雷伯就象个小学生一面望着窗外的一只鸟，一面背诵课文。
“我们到达布痕瓦尔德的时候，刚过了圣诞节。在这以前的一段时间，我们在克姆尼茨。到克姆尼茨之前，我们在格罗斯罗森集中营。到格罗斯罗森以前，我们在普拉绍夫集中营，那是在波兰境内，靠近克拉科夫，当时是夏天。”
现在，雷伯完全离开了墙壁，开始慢慢地朝玻璃柜那边走过去。
“不过我们在普拉绍夫只呆了三个月。有几个男孩在那儿死去了，主要原因是饥俄。一共死了六个人。我不知道他们的名字。到达普拉绍夫以前，我们在森林里步行了好长一段时间……不，我们先到普热梅希尔……但在这以前和以后，我们走了好长时间。我们是从雅诺夫斯卡集中营出发的。我曾经到过雅诺夫斯卡两次。一次是在去年五月，还有一次更早，是在一九四一年，那时我只有十二岁半。”
雷伯叙述经历的方式很特别。他让自己的记忆从现在向过去倒退，就象电影放映机倒片似的。他朝前走了三步，站到柜子的紧跟前，和柜子里的书只隔着一层玻璃。
“这些书是你的吗？”
“是的。”塔拉斯说。
“第二次去雅诺夫斯卡以前，我在贝乌泽茨。我的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和我妹妹米娜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死在贝乌泽茨。我亲眼看见她们被活活地烧死。请问，我可以打开柜子摸一下这些书吗？”
“可以，”塔拉斯说时委实发了呆。
“我妹妹米挪当时才九岁，我绝对相信他们把她扔进焚尸炉时她还活着。我姐姐卡塔丽娜比我大两岁，她死在一节火车车厢里，本来我也被指定上那节车厢。她爬进一间只能容纳三十六个人的车厢，纳粹们却硬塞了一百二十到一百四十个人进去，最后塞进去的几个就躺在别人的头顶上。纳粹在地上撤了生石灰。我姐姐卡塔丽娜是最先一批进去的。到最后连一个小孩也塞不进去的时候，纳粹关上了车门，把车厢拉到侧线上，在太阳底下烤，一搁就是七天。”
他读出了书上作者的名字：“沃尔特·惠特曼。他是英国人还是美国人？”
“美国人，”塔拉斯问答。
“他是诗人吗？”
“和魏尔伦一样，”塔拉斯回答．
那双灰色的眼睛瞥了一下塔拉斯的脸，视线又回到《草叶集》上。塔拉斯提了一个问题，雷伯迟迟没有回答，塔拉斯以为还得再问一遍。但是雷伯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掌握英语，只认得几个单词。不过我打算学英语，还有西班牙语。也许还要学其他语言，比如说俄语。”
培拉斯垂下眼帘，然后重又举目。他感到茫然失措。自从雷伯·克立姆罗德进屋以后，塔拉斯坐在办公桌旁，除了信笔随便记下一些什么外，没有任何举动。他突然对雷伯说：“你可以把这本书借去。”
“我得花一段时间才能读完。”
“你需要多久就放在你那儿多久。”
“多谢，”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又看了看这个美国军官，然后继续叙述。“到贝乌泽茨以前，从一九四一年八月十一日起，我们在雅诺夫斯卡。到雅诺夫斯卡以前，我们在利沃夫我母亲汉娜·伊茨柯维奇的父母家里。我们是一九四一年七月五日星期六到利沃夫的。我母亲想去看我的外公外婆，她在维也纳领到了我们四个人的护照。我们是七月三日星期四离开维也纳的，因为当时利沃夫已经不是被俄国人而是被德园人占领了。我母亲十分相信护照。但是她想错了。”
雷伯开始翻动《草叶集》的书页，但他的动作是无意识的。他俯下身去，以便看清别的书名。
“蒙田（注：蒙田（1533—1592）文艺复兴时期法兰西思想家和散文作家，主要作品有《散文集》）。这个作家我知道。”
“你也可以借去，”塔拉斯在一种感情的驱使下这样说。
这二十本书他一直带在身边，聊以暂时忘却战争的恐怖，如果要他从中只挑一本的话，那准是蒙田的这一本。
“至于我，”克立姆罗德说，“侥幸活了下来。”
塔拉斯重新读了一遍手头的笔记，借以恢复泰然自若的神态。他按照时间顺序把雷伯提到的集中营的名单念了一遍：
“雅诺夫斯卡，贝乌泽茨，又是雅诺夫斯卡，普拉绍夫，格罗斯罗森，布痕瓦尔德，毛特豪森……”他问道：“你真的到过所有这些地方吗？”
雷伯淡漠地点了点头。他关上了柜子的玻璃门，双手紧紧地把塔拉斯借给他的两本书抱在胸前。
“你是什么时候成为那群男孩中的一员的？”
克立姆罗德离开玻璃柜，朝门口的方向走了两步。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我们集中了起来。”
“就是那个你不知道名字的中校？”
“就是他。”克立姆罗德一面说一面朝门口又走了一步。
“他当然在撒谎，”塔拉斯心想，同时越来越感到心神不安。“假定他说的其余一切都是真的，”塔拉斯相信是这样，“那就无法想象，这个具有如此惊人的记忆力的少年，居然把从一九四三年十月到一九四五年五月与他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那个人的名字给忘了。他在撒谎，他也明白我知道他在撒谎，但他不在乎。他并不企图为自己辩解，也不想解释他是怎样活下来的。而且，他好象没有任何羞耻或憎恨的感觉。也许他精神上受了刺激，尚未恢复……”
最后的那种解释在塔拉斯看来最缺乏说服力。他自己也不相信。说实在的和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这次初会，时间顶多不过二十分钟，塔拉斯却感到，这个骨瘦如柴、连站都站不稳的少年具有一种能控制任何局面的了不起的本领。君临一切——塔捡斯想到的就是这么个词儿。雷伯那双灰白色的、深邃的眼睛后面蕴藏着旺盛的智力，塔拉斯十分具体地感觉到它的压倒一切的份量。
那少年又朝门口走了一步。门框衬着他的侧影，构成一种残酷的美。他已经准备离去。这时，塔拉斯又提了最后几个问题，主要是想延长这次会见。
“他就是那个用鞭子抽你、用烟头烫你的人？”
“你这是明知故问。”
“就是那个和你在一起生活了二十个月的军官？”
沉默。雷伯又朝门口走了一步。
“你刚才对我说，那个党卫军中校在贝乌泽茨把你们集中在一起，时间是……”
“一九四三年十月二日。”
“那里一共有多少孩子？”
“一百四十三个。”
“用什么理由把你们集中在一起？”
雷伯微微地摇摇头，表示他不知道。这一回他没有撒谎。塔拉斯对这一点如此有把握，这使他自己也感到惊奇，匆匆地又问了几个问题。
“你们是怎样离开贝乌泽茨的？”
“坐卡车。”
“去雅诺夫斯卡？”
“只有三十个人去雅诺夫斯卡。”
“那么另外一百十二个人呢？”
“他们去马伊达内克了。”
塔拉斯没听说过这个地名。后来他才知道那是在波兰境内的又一个杀人集中营，可与贝乌泽茨、索比波尔、特雷布林卡、奥斯威辛和海乌姆诺并列。
“是那个中校选择了三十个男孩吗？三十个全是男孩？”
“是的，你都说对了。”
雷伯·克立姆罗德又迈了两步，已经走到门口。他站在门槛上，塔拉斯可以看见他的背影。
“我会还给你的，”雷伯说着抚摩了一下惠特曼的《草叶集》和蒙田的《散文集》。“这两本书我会还你的。”他微微一笑。“请别再问了。那个中校把我们带到雅诺夫斯卡，从那时开始，他就把我们当女人使。后来，由于俄国人不断推进，他和其他几个军官一起向德军谎称去执行一项特别使命，把我们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达就是他们不杀我们的原因，除非我们支持不住。”
“这6些军官的名字你一个都不记得吗？”
“不记得。”
他在撒谎。
“有多少孩子和你一起到达毛特豪森？”
“十六个。”
“塞梯尼亚兹中尉在墓坑里发现你的时候，你们一共只有九个人。”
“我们到达毛特豪森以后，他们杀了我们中的七个。他们只留下他们的宠儿。”
这番活是用一种从容而超然的语调说的。他跨过门槛，最后一次停止脚步。
“你的姓名可以告诉我吗？”
“乔治·塔拉斯。”
“t，a，r，r，a，s，对吗？”
“对。”
沉默。
“我会把书还给你的。”
奥地利当时分为四个军事占领区。毛特豪森在苏军占领区内。大批过去的囚犯被转送到利昂丁的一个临时收容难民的接待营，那是林茨附近美军辖区内一所学校的校舍，阿道夫·希特勒曾经坐过这所学校的课椅，希特勒的双亲曾在学校对面的一所小房子里住过相当长时间。乔治·塔拉斯、大卫·塞梯尼亚兹和他们那个调查战争罪行的单位也到林茨去了。尽管这次迁移使他们忙上加忙，但他们并没有中断搜索隐藏在当地的前党卫军看守人员的工作。
因此，直到几天以后，他们才发觉年轻的克立姆罗德失踪了。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4
那天早晨，围在环城大道中间的维也纳内城区，是在美国军队的掌管下，这一个月由美军负责维持治安（注：二战刚结束时，奥地利被划分为美、英、法、苏四个占领区，首都维也纳是四国共同占领）。在克恩滕街究兵队灯火明亮的门前，停着一辆吉普车，一个来自堪萨斯州的美国究兵坐在司机旁边。国际巡逻队的另外三名成员——一个英国人、一个法国人和一个苏联人——挤在后座。
车朝着圣斯蒂芬大教堂的方向出发，去执行夜间的第四轮巡逻任务。教堂的两座钟塔在第一道晨噶中刚刚开始显现轮廓。
大街上空无一人，车在街心缓缓行驶。那天是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时间是清晨五点五十分。
吉普车到达弗朗茨·约瑟夫长堤。他们朝多瑙河的对岸眺望，在大半被毁的狄安娜浴场和战争留下的茫茫大海般一片瓦砾场后面，可以看到嫩红的朝霞映衬着普拉特大转轮游乐场的环状焦黑残骸。车向左拐弯，走贡萨加巷，然后朝南。现在他们已看得见波希米亚公署绚丽多彩的巴罗克建筑。
与此同时，他们也已看得见那个少年。
那个英国人第一个看见了他，但没有吱声。那个英国人正生着闷气。他无法忍受那个法国人抽的板烟的苦涩味儿，他瞧不起那个美国人，老是没完没了地讲棒球比赛的故事，以及一九四四年六月以前他在伦敦逗留期间情场得意的艳史；他也讨厌那个俄国人，此人甚至不是俄罗斯人，团为他长着蒙古人的五官和一副傻乎乎的样子。至于那个司机，他是奥地利人，而且是维也纳人，这就更糟。司机不时流露出冷嘲的态度，尤其是他不肯承认自己是战败者这一点，使那个英国人简直不能容忍。
几秒钟以后，美国人抬头一看，发出一声惊叫。车上的五个人全都转过头来，朝一幢三层楼的巴罗克式小洋房看去。每层沿街一溜儿开六个窗户，其中两层还带阳台，正门口筑有廊柱。
车上的人全都看见在该建筑最高一层的背景前，有个张开双臂直立的黑影，姿势宛如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这形象使他们大吃一惊。各种因素凑在一起无不使人产生这样的联想。这人很高，可是瘦得令人难以置信，裤子和衬衫既肥又短，在他身上晃来荡去；他光着脚，本来就瘦削不堪的脸被两只特别大的眼睛衬得更象中空的一般；那双跟睛颜色极淡，在探照灯光下简直成了白色的；他半张着嘴，现出用力和痛苦的表情。
这个镜头实际上只持续短短的几秒钟。那黑影利用一扇窗的拉手，牢牢抓住墒上的边沿移动。黑影爬上阳台的栏杆之后，就从探照灯的光圈中消失了。接着，车上的人听见玻璃的碎裂声和一扇窗子被打开又关上的轻微响声。然后，一切重新归于沉寂。
“一个撬门贼，”开车的维也纳人冷漠地说，“不过这仅仅是个孩子，虽然他的身材很高大。”
其目的是很清楚的。国际巡逻队只有在事情涉及到占领军人员的时候才能干预，一般的轻微犯罪行为属于奥地利警方的职责范围。于是，他们通知了市中心的警察署。及至一个警官带着两名警察赶到出事地点，已经过去了十分钟。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这点时间已经足够了。
两类截然不同的声音，奇异地重叠着传到他的耳际有二十分钟、也许有三十分钟之久。
先是现实的声音：警察进入房屋，从底层一直搜到顶楼，打开和关上一扇扇房门，他们在底层的大理石地板和楼上的木质地板上走动，当时，这儿的地板擦得挣光瓦亮。不出雷伯所料，警察走的果然是他使出剩下的最后一点精力为他们设计好的一条路：他们循着雷伯带血的脚印一直走到顶层的阁楼，发现那儿有一扇半圆形的小窗开着，自然认为他一定是从窗口翻越房顶逃走了。于是警察用较大的声音交谈着下楼，最后再四下里查看了一遍，然后离去……
这是现实的声音。接着，另一类想象中的声音从记忆里涌出来，其清晰的程度使雷伯不寒而栗：妹妹米娜踏着轻盈的步伐在走廊里奔跑、欢跳；姐姐卡塔丽挪在钢琴上弹奏舒伯待的曲子；还有他们的妈妈的话声，略带一点她始终没有脱去的波兰口音，是那么平静、温和，在她周围创造一种静谧的气氛，就象一块鹅卵石投入一泓清水，激起层层涟漪。一九四一年七月二日晚上正是这个声音这样对爸爸说：“约翰，我要带孩子们到利沃夫去。感谢埃立希为我们办好了领护照的手续。我们将在星期六到达利沃夫在那儿呆到下星期一。约翰，我的父母还从来没有见过他们的外孙呢……”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眼睛长得跟母亲的一样。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一九〇四年出生在利沃夫，是个医生的女儿。若非因为她是个女的、又是犹太人这双重障碍，她几乎肯定会继承父业。然而，她却只好到布拉格去攻读文学，因为在布拉格对犹太学生的大学录取名额限制比较宽。此后她又以一位姑丈在维也纳经商作为理由，转到那里去专攻法律。在维也纳，约翰·克立姆罗德曾授过她两年课。他比汉娜大十五岁；汉娜的一双具有故乡草原色彩的眼睛，使这位教授看出了神，再加上她那罕见的敏捷才思和幽默感，事情就全妥了。他们在一九二五年结婚，二六年生下卡塔丽娜，二八年生雷伯，三三年生米娜……
砰！——雷伯听见警察离去时关上沉重的前门的响声。接着隐约听到奥地利警察和国际巡逻队交谈了几句，随后是汽车的引擎发动起来，声音不久就远去。寂静重新笼罩了这幢房子。雷伯尝试着直起腰来。他不得不一厘米一厘米慢慢地扭动身体站起来。小时候，他曾经无数次这样蜷缩在这个暗角里，从这种自愿禁闭中获取神秘的快感。最初几次，他不得不迎战一种不可名状的恐怖，迫使自己把身体紧紧地贴在又冷又潮、仿佛有白色的小虫子在蠕动的石墙上（至少他觉得它们是白色的），直到战胜恐怖为止。他还不许那里有任何光亮，为的是保持神秘的氛围，更重要的是可以领略那种吓得要命的滋味，最终达到支配自己的目的。
现在，雷伯的手指推开了暗角的挡板。他伸出一只脚，再探出一侧肩头，从洞口爬了出来。他发现自己是在壁橱里，使从那儿走进一间屋子，——以前这是他的房间，现在里边空荡荡的什么家具也没有。他来到走廊里。他的右侧是米娜的房间；再过去是卡蒂（注：卡塔丽娜的昵称）的房间。这两间屋子也都空无一物，什么东西也没有留下。游戏室、花房，还有母亲从前给雷伯做书房的一间屋子，同样空空如也……
三间客房和原先一位法国女家庭教师住的两间房也是如此。那里的墙上镜框里原先挂着好些蚀刻版画，画面有巴黎的孚日广场和艺术桥，在旺多姆附近的卢瓦尔河景色（那是法国女教师出生的地方），有布列塔尼海湾和比利牛斯山脉的风光。现在连这些版画也都荡然无存。
另一层楼上，只有原先的仆人寝室中的一间好象进有人住，或者不久前有人住过。雷伯见那里放着两张行军床，被子叠得整整齐齐。空气里有一股醇和的烟丝的淡谈清香。一些卡其布的内衣晾在洗澡间的绳子上。
雷伯下扶梯回到二楼。
过去，二楼一直是他父母住的地方。汉娜把宽阔的大理石走廊变成一道界限，未经她特别准许，仆人和孩子们都不得越界。二楼临街的一侧是全家公用的房间，包括两间起居室、一间餐厅。餐厅的延伸部分成直角连接着一个很大的餐具室和厨房。另一端与侍餐室垂直正交的是藏书室。藏书室极大，一直通到楼面的两侧，并在一定程度上把两侧连接起来。
雷伯推开右侧的房门。这里曾是汉娜独用的套房，是一块禁地，现在空荡荡一无所有。连挂毯也让人仔细地卷走了。这免临内院的两扇窗子中间，以前放着汉娜的一张大床。雷伯和他的姐姐、妹妹都在这张床上出生。雷伯顺着与走廊平行的方向走去，进入母亲的内室。空空如也。然后走进她的书房，汉娜生产雷伯以后到米娜出生以前的一段时间内，曾经在这间书房里攻读哲学博士学位，当然取得了成功。如今，也是空荡荡的。
从这里穿过通两边的洗澡间，是他父亲的房间。那里陈设着全套家具，但雷伯却从来没有看见过这些家具。那张床对他父亲也不合适，因为它太高了，一个残疾者没有别人帮助是不可能上这张床的。
雷伯接连打开两座壁橱的门。里边挂着的都是军服，其中好几件都缀有差不多的星形标志的勋章、奖章。显得十分平整的衬衫和内衣叠放在搁板上。雷伯还看到各种式样的鞋，有几双是系带的平跟鞋。两只衣架上挂着的无疑是几件使服。雷伯伸手摸了摸这些便服……
……然而，他的目光已经落到最后的一扇门上，这扇门通向藏书室。
他转动门把，但没有马上把门推开。从雷伯走进这幢房子到现在，他的面部表情第一次显得有点儿激动。他的瞳孔放大，嘴唇张开，仿佛突然喘不过气似的。他先是把一边太阳穴，接着把面颊靠在门框上，闭上双眼。他的五官出于绝望而变了样。他能听见父亲坐的轮椅的橡皮轮子在滚动，声音是那么熟悉、那么滑润，只有一点点嘶嘶作响。如果此刻真有这声音，恐怕也不会更加真切。一九三一年春天，雷伯的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患了偏瘫疾，从此不能走路，当时雷伯还不满三岁。现在，雷伯仿佛听见他父亲正在打电话或当面跟他的副手埃立希·施泰尔说话。也可能在跟他的四个助手或三个秘书中的某人说话。雷伯能听到小电梯的玎玲声，这架电梯是他父亲从底层的律师事务所到藏书室和他的套房上下使用的……
……雷伯还仿佛听到他父亲在对施泰尔说：“埃立希，我对这次利沃夫之行很担心，显然你为他们设法并到了许可证……”
雷伯睁开眼睛，推门走了进去。藏书室里一张擦得很亮的栎木长桌还在，藏书室是雷伯非常熟悉的，地上铺着一张旧地毡，还有一把摇摇晃晃的椅子。镶板上端用石榴红绸子覆盖起来的墙壁，还保留着过去挂在那里的一些画框的轮廓痕迹。从围有栎木栏杆的阳台上够得到的一些书架巳被拆毁。这里原有藏书一万五千到两万册，现在连一本也没剩下。这些书是约翰·克立姆罗德四十多年间以及他四五辈先人收藏积累起来的，祖先中有一位克立姆罗德曾在德意志国王和神圣罗马帝园皇帝约瑟夫二世朝中做过高官。他们家原先还收集了不少套色木刻的圣母像——一个个身材苗条，面带微笑，身穿锦缎。这些有四百五十年历史的艺术珍品，如今也荡然无存了……
曙色透过关上的百叶窗缝隙，开始滤入被劫掠一空、因而回声很响的藏书室。雷伯向电梯走去，那神情就象是走向最后的一线希望……
他昼寝夜行，饿了就从农家偷一点东西吃，靠两条腿走完了从毛特豪森到奥地利首都的一百五十多公里路程，才得以在这天——六月十九日——黎明到达维也纳。最后的三十五公里他是一口气走完的。
许多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问他为什么要独自一人发疯似地赶到维也纳去——其实，他要返回维也纳，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肯定会帮助他的。雷伯用他那种心不在焉的口吻回答：“我要找到我父亲，自己想办法去找到他。”
当初电梯建成的时候，为了把它掩盖起来，特地把一块原先是在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区礼拜堂神龛里的嵌板固定在一块普通的柃木嵌板上，再装在电梯铁栅上。这块神龛嵌板是十五世纪的古物，那些洗劫这幢房子的人也没有放过它。现在嵌板不见了，只留下柃木的那一块。
雷伯推开这块嵌板。电梯的金属轿箱很窄，大小仅仅容得下一辆轮椅。轮椅在里边，是空的。
雷伯·克立姆罗德可以肯定他的父亲已经死去。他站在空轮椅前哭了起来。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5
书店坐落在道恩·金斯基宫的骑士群塑和堡格大戏院之间的申肯巷上。
进书店得先往下走三级台阶，如今台阶巳看不见了。那里有并排三间拱形的屋子，每间都开着一扇小窗，透入光线。书店老板姓瓦格纳，六十多岁，他在国立霍夫堡图书馆工作了二十年，然后从那儿出来自办书店。他自诩为维也纳第一流的珍本和古版书权威之一，这话有点道理。
一开始，他没有认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这并不奇怪。瓦格纳上一次看见雷伯。他还是一个穿短裤、高高的前额上耷拉着一缕缕头发的孩子。从那时起已经过了四年多，这四年多发生了多少事情啊！过去，这孩子几乎每个月都要到这里来，而且总是在星期四，除非学校放假。他总是默默地在书架间浏览，细看玻璃书橱里的书，常常一言不发就悄然离去。他往往会在某一本书的前面停下脚步，而那本书总是瓦格纳刚刚买到手的，率试不爽，经过了一段时间，书店老板也就不再感到惊讶了。这孩子站了一会儿以后，会慢慢地摇摇头，仿佛在说：“这本书我们已经有了。”或者向老板打听这本书或手稿的来历、出版日期和价格最后总是这样说： “我要回去对我爸爸说。能不能请你保留到下星期四？”七天以后，他会准时再来，把克立姆罗德大律师究竟买不买这本书的决定告诉老板。他说话的时候，语气很柔和，那个时候童声末脱，音调还相当高，但给人一种仿佛是从远处传来的奇怪的感觉；他的眼神显得飘渺空幻。必要的时候，瓦格纳也会登门去同瘫痪的大律师完成一笔交易。克立姆罗德家蔚为大观的藏书，一直使这位老板惊叹不已。
如今出现在瓦格纳面前的这个人的模样，无论如何没法使他认出这就是几年前的那个孩子。他差不多长高了三十厘米，穿着英国款式的花呢茄克衫，锈红色的袜子——两者都太短了一点；他脚上是一双漂亮的平跟鞋，这种鞋在维也纳已经好多年看不到了。瓦格纳想，这准是个英国人。
这时，雷伯走下最后一级台阶，不再背光站着。那双眼睛突然钩起瓦格纳某种回忆。接着，这位陌生人开始漫步浏览书脊的神态，进一步增强了瓦格纳这种似曾相识的感觉。
瓦格纳用英语问他：“你是在寻找你要的什么书？”
“找我父亲的书，”雷伯用德语回答。
就在这时候，雷伯恰好在一套三十二卷本的《伏尔泰文集》前停住了脚步，那是一八一八年的版本。瓦格纳募地站起来，忽然又顿住，仿佛意识到了自己的失态。
“你是小克立姆罗德？”他沉默了几秒钟才说话。“卡莱伯·克立姆罗德？”
“雷伯。”
“你长得这么高了，我都认不出来啦。你现在多大了？”
雷伯离开了那套《伏尔泰文集》，继续漫步浏览。他走了没儿步，又先后在好几本书前面停下来，那是蓝色皮面精装的卡斯特里（注：伊格纳茨·弗朗茨·卡斯特里（1781—1862）——奥地利剧作家、诗人。）的《士兵之歌》、冯·阿尔克辛格（注：约翰·巴普蒂斯特·冯·阿尔克辛格（1755—1797）——奥地利作家）的《美因兹的译林》、拉克洛（肖德洛·德·拉克洛）的《危险的关系》和圣克拉拉（注：（1193—1253）——意大利的修女）的《大骗子犹大》。最后那本书的边上，有一个烫金的“k”字，虽然只有知道这个记号在什么地方或者手持放大镜的人才看得见。
雷伯又从那里走开去。
“我这里怎么会有你父亲的书呢？”瓦格纳说，“我向来都是卖书给他，决不会从他那里买进。”
“最近呢？”
这个问题提得十分自然。
书店老板的迟疑虽然只延续了两三秒钟，但可以清楚地看出来。
“最近没有。压根儿没有。你想一想，大概自从你上一次到这儿来以后，我已经有三四年没有卖过任何书给你父亲了。你离开维也纳了吗？”
“我和我母亲、姐姐、妹妹一起出门去了，”雷伯说。
他转过身子露出微笑。“瓦格纳先生，很高兴又见到了你。你的书店仍然有许多好书。眼下没有时间，但我回头想来和你谈谈。也许，今天晚上就来。”
“晚上我七点钟关门。”
这时是下午三点。
’我会在七点钟以前到这儿来，”雷伯说，“也可能明天上午来。但是今天晚上的可能性大些。不过，我不想让你为了我延长营业时间。如果到时候我不来，请不必等我。”
瓦格纳也对雷伯报以微笑。“你愿意什么时候来都可以，今天晚上也很合适。你决不会打搅我的。代我向你父亲问好。”
雷伯迈着平稳的步伐，沿街走去。他甚至不用回头，也能通过对面钟表店橱窗的反光看见，瓦格纳走到书店门口目送他离去后，站在台阶下面，上半身现出一副鬼鬼祟祟的样子。雷伯走出瓦格纳的视界之后，马上转身快步回到堡格大戏院。从那里他可以直接监视书店的入口处。他等了三四十分钟，终于看见有人来了。来人一共有三个，坐一辆黑色轿车。这些人雷伯一个也不认识，看来也绝不象是珍本或古版书的爱好者。除此之外，瓦格纳准是在等侯他们。他们一出现，瓦格纳立刻出来跟他们说活，一面打着手势。虽然隔开一段距离，有些手势的意思还是相当清楚的：他在向自己打电话叫来的人描绘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模样。来人中有两个走进书店，剩下的一个把汽车停放好以后，就走到书店对面一幢房子的门厅里站好位置，在外面监视。
一九四五年的维也纳，不再是约翰·斯特劳斯时代的维也纳，不再是格林青格花园酒店里觥筹交错的维也纳。素有该城“金心”美称的格林青格，已不再合着华尔兹舞曲的节奏搏动。整个城市半已死寂，半成废墟，即使在六月的丽日下也显得阴郁凄凉。普拉待公园在苏军辖区，那里一些被击毁的坦克刚开始生锈，渐渐地为蔓草吞没。维也纳的克恩滕街相当于巴黎的和平街或纽约的第五街，如今只剩下寥寥几座被战火熏黑的建筑物空壳，那里重建上面几层的工作才勉强开始。几乎没有人还在原来住的地方，他们分散到欧洲各地，如果没有死就当了俘虏，有的受了伤，或者正在行程缓慢地返家途中。
雷伯·克立姆罗德回到家里，发现房子还在，但被一位英国将军征用了。旧日的仆人现在连一个也找不到。一九四一年，雷伯离开维也纳到利沃夫去的时候，还不满十三岁。这样年龄的一个孩子，对于自己父母雇用的仆人，是不会了解得很多的。雷伯只记得当时仆人们都住在顶楼。他没有去找奥地利警方，当然更没有去找占领军当局。他没有身份证件，尽管这不是主要的障碍，甚至他偷了那位英国将军的几件便服也没有什么大不了。他恐伯是考虑到警方人员中也会有瓦格纳式的人物。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当时，雷伯·克立姆罗德一定马上就明白了，他父亲已经肯定不在人间，而月凭着直觉知道，埃立希·施泰尔在他父亲之死这件事情上起了什么作用。一九四五年六月，施泰尔可能在维也纳。象其他许多战犯一样，在战争正式结束以后，若无其事地回到家里。有的人——比如说那个臭名昭著的门格尔（注：门格尔是联邦德国通缉的纳粹战犯，以色列指控他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参与杀害了四十万犹太人。最近由专家根据一具尸体的骨头证实，门格尔已与1979年在巴西溺毙）——还重操战前的旧业，照样行医卖药。雷伯走访瓦格纳这件事，塞梯尼亚兹认为是一次试验。他之所以去找瓦格纳，而不找别人，就是因为他知道瓦格纳和施泰尔之间有旧交。走访的结果证实了他的判断。雷伯从那三个恶棍在书店门口出现认识到，施泰尔企图抓住他，使他永远从人世间消失。
但他的主要目标是找到父亲的下落。雷伯在维也纳呆了两三天，有时候在他的旧居藏身，有时候躲在一幢被毁的大楼中。六月二十三日，他找到了莱歇瑙的那个女人……
……后来又辗转找到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
……从而了解惨不忍睹的真相。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6
到了派耶尔巴赫，雷伯跳下那辆只有一匹马拉的大车。那个农民不再往前赶车了。雷伯微笑着向他点点头。
“太感谢你了！希望你的孙子很快就回家来。我相信他一定会回来的。”
“好孩子，但愿上帝能听见你的声音，”老农民回答。
雷伯沿着弯弯曲曲的道路走去。他的正前方和右侧都是海拔两千米以上的山峰。雷伯不再穿那位英国将军的衣服和鞋。他把它们卖了，除了换得一点钱以外，还得到一件蓝衬衫和一条裤子，他穿起来还算合身；同样，一双系带的便靴虽然沉，倒也合脚，只是右脚的那一只靴尖上裂开了好几厘米的一道口子。
他是六月二十三日将近中午时分到达莱歇瑙的。清晨，他在维也纳搭上一辆吉普车。吉普车把他带到维也纳新城教堂附近的广场上，战争在那儿留下了深刻的烙印。后来，在诺因基尔兴外四公里的地方，那个赶车的农民又让他搭上了马拉的大车，当时他两只脚都出了血，但还在走。
莱歇瑙是一个村庄。雷伯问讯的第一户人家就告诉他在哪儿可以找到埃玛·多宁。他穿过一片山间的小牧场来到一座在石头地上用圆木盖起来的房屋前。看起来这座木屋相当大，可以住好几个人。三个孩子年龄大约从两岁到六岁不等，都是金发碧眼，依次坐在屋前的石槽边上，乖乖地把手搁在裸露的膝盖，纹丝儿不动，安生得出奇，但是个个都脏得使人讨厌。空气中陈了春天潮湿的泥土气息，还有一股烟草味儿。雷伯微笑着和那几个孩子说话，他们却谁也不答碴儿，全用一种相同的恐惧眼光望着他。
雷伯绕着农舍转了一圈，总算找到那个女人。她的身体肥硕得很，一双结实的大手现出挺粗的青筋。雷伯告诉她，他叫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从维也纳来，是律师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儿子。那女人听了，一点反应也没有。她那形似刮勺的粗壮手指，不停地碾去包谷的硬皮，把籽粒倒入一口煮汤用的锅，锅里已经盛着水、几只土豆和萝卜。雷伯站在她面前，只见她半秃的头顶上稀稀拉拉几缕灰黄色残发给汗水粘在一起。
“你曾经在我父亲的住宅帮过佣，”雷伯说：“我想知道，他后来怎么样了。”
她却反问雷伯为什么偏偏来找她。雷伯解释道，是波希米亚公署后面一条街上的一个木材商让他找到这儿来的。她听了这话，心里琢磨着，直到碾完两个包谷穗头，把锅捧起来——不让雷伯插手帮忙——端进屋去，架到炉火上，然后方始说：
“我从来没有给一个姓克立妈罗德的先生帮过佣。”
“但q是你在他的住宅里干过活，在一九四一年九月。”
她这才第一次正眼看着雷伯。
“你是为那几个小鬼来的，对吗？”
“不。”
“你一定是为他们来的。那个娼妇又在抱怨了。她在维也纳到处和美国人鬼混，把这些小鬼寄养在我这儿，给我的钱却少得可怜，还要我把他们当龙子凤孙伺候。”
这时可以听到一阵赤脚走路的轻微声响。雷伯转过身去。那三个小男孩刚好出现在门口。其中一个的颧骨上有一块青紫，三个孩子的腿上个个都有鞭痕。
“我也是为他们来的，”雷伯说，“她要我来看看他们过得怎么样。现在，请你行行好，回答我的问题吧。”
她先是垂下眼帘，带着怨气说：“我实在很想往汤里放几片咸肉。”
“我正要你这样做，”雷伯说，他的双限仍盯着她瞧。
他开始提问题。一九四一年九月，是谁启用她在克立姆罗德的住宅当管家？她回答说，是一个名叫埃泼克的人。“这个埃泼克是这幢房子的主人吗？”“不是。”“那么，埃拨克的上司是谁？埃泼克听谁的命令？”她记不得那个人的名字了。雷伯微笑着摇摇头。“好象叫特……特……特……”她说，她确实记不起来——至久记不起他的名字了。但她却记得那人的模样。他是头头。
“他个子很高，人很漂亮，长着一头金发。”
“他穿制服吗？”
“穿党卫军制服，”那女人说，“他至少是个将军，他不常来。”
“一九四一年九月，这幢房子里是否还有过去在那儿干过很长时间的仆人？多年的老佣人？比如说，一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当时还在不在？”
“在。”
“如今安东在哪里，你知道吗？”
“他死了，”她说，“就在那年的圣诞节前，他被军用卡车压死了。”
过去的仆人中再也没有别入留下吗？
没有别人了。她是和另外四个佣人同时受雇的。
“雇用她的是埃泼克吗？”
“是的。”
她从屋梁的挂钩上取下一块咸肉，切了一片，犹豫片刻之后，又切了一片。
“请再切一片吧，”雷伯说，“让每个孩子都吃上一片咸肉。我看，还可以让他们多吃三四只土豆。”
“你头一次走进克立姆罗德的住宅那天，屋里的家具是怎样陈设的？”
她没有听懂雷伯的问题。“家具？当然有的，”她诧异地回答。
“请加几只土豆，”雷伯说，“别挑太小的。”
“你是否记得那里有好多书，成千上万的书？”“对，记得的。”“那么，还有画呢？”“是的，那里有很多很多画，如果你管他们叫做画的话；还有挂在墙上的毛织品；对，叫壁毯。还有不少雕像。”
雷伯挪动了一下位置。刚才步行走完的最后一段路程已经耗尽了他仅剩的精力。他深怕自己脸上露出精疲力尽的神色，会削弱他和埃玛·多宁打交道的地位。他走到光线较暗的地方。举起双手抓住那根挂咸肉的屋梁，使自己显得高一点。
“在那间全部是书的藏书室里，有一座小电梯，你还记得吗？”
她刚削好土豆。她的一只肉墩墩的手里握着一把锋利的刀子，大拇指紧贴在刀尖上，这时停下来，她皱起眉头，在记忆中搜索。
“一个象送莱的升降机那样的东西吗？它是藏在一块上面有图画的木板背后的，对吗？”
这“木板”其实就是壁龛的嵌板。“对，”雷伯说。
她记得。有一次，她还偶然打开过那座笼子。以前从来没有人对她提起过这台机器，所以那次发现吓了她一大跳。
“这是什么时候？”
“圣诞节前。”
“一九四一年的圣诞节？”
“对。”
“确切地说，那是在几月份？
“十二月以前。”
“十一月，还是十月？”
“十一月。”
原来那是她受雇以后才几个星期的事。雷伯的手指把屋粱抓得更紧了。
“你看见电梯里有什么东西吗？”
她不假思索地回答，“有一把轮椅。”
这时，如果她扭头看雷伯一眼，就会发现他是多么虚弱，多么可怜，多么绝望。然而，她正忙着使锅子底下的余烬复燃，再添加柴火。雷伯走出屋子。
过了一会儿，雷伯把孩子们叫去。孩子们温顺地走到他跟前。雷伯在水槽前给他们脱去衣服。槽内有一股清水的细流，是用一条空心树干组成的管道引来的。雷伯一个个依次给他们洗澡。
“请你给我一块肥皂，好吗？”
“你还要什么？”她哼了一声，那腔调说明她正在镇定下来。
雷伯尽其所能为孩子们洗净伤口，帮他们穿好衣服。然后他转身对那个女人说，
“你什么时候辞掉工作，离开维也纳的？”
“二月份，在月底。”
“你离开的时候，家具、书和画还都在吗？”
她说，在她离去的前夕，这些东西都让人给搬走了。那天晚上，三辆由党卫军驾驶的军用卡车开来，把所有的东西全部搬空。至少几乎搬空。第二天，维也纳的旧货商们又来，把余下的东西也带走了。除了一张桌子，因为太重太大无法从门口抬出去，才留了下来。
“埃泼克当时在场吗？”
“他是管这事的。”
“请你把他的模样说给我听听。”
她描述了一番。这个埃泼克很可能是那天雷伯去过瓦格纳的书店以后，紧接着赶到那里的三个人中的一个。
“还有你称他为“头头”的那一个呢？就是那个身材很高、很漂亮的人——他也在场？”
“那天晚上，他是坐一辆带旗子的轿车来的。他对埃泼克说，把这个拿走，把那个带去，并且吩咐埃泼克付清我们的工资，把我们打发走。”
“现在埃泼克在哪里？”
那女人耸耸肩，眼睛里露出一种可恶的嘲讽神色。她堵在门口，雷伯简直不得不把她推开，才重新走进屋里。又举起双臂，伸出长长的手指，握着房梁。
“你不过是个毛孩子，”她说，“我怕你什么？”
雷伯笑了。“你当然怕我，”他轻声柔气地说，“看看我的脸，再看看我的眼睛，你就会知道你非常怕我。你也应该怕我。”他垂下一只手，手里拿着被他拔下的那只钩子。“埃玛·多宁，我还会回来的。少则一星期，多则两个月。我一定回来，我要仔细检查孩子们的身体。如果再让我发现一道鞭痕，我非割破你的喉咙，砍掉你的双手不可。先砍双手，再割喉咙……你跟那个名叫安东的白发老人说过话吗？就是那个被军用卡车压死的。”
她用恐惧的目光看看那只钩子，也许用更加恐惧的目光瞧着雷伯伸到她面前的那只大手，点了点头。
“我们不常说话。他的话很少。”
“这我知道，”雷伯说。“但也许他对你或者别的新佣人说起过关于我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的事儿。请你仔细回忆一下。”
三个小男孩还是那样鬼鬼祟祟地溜了进来，悄悄坐下，三张脸把视线从钩子移到那女人惊慌的脸上，对于此刻正在发生的事情并不显示出一丁点儿兴趣。跟前这三个小男孩，他们的神态，他们的沉默，他们严肃的蓝色大眼睛，在这座森林环抱的农家屋内，令人联想起那些充满了妖怪和神仙的德国民间故事。
“有一次，”埃玛·多宁说，“他提起过一个疗养院。”
“你是说，在一九四一年七月到九月之间，他们可能把我父亲送到那个疗养院去了，对吗？”
“对。”
她说，这个疗养院在林茨附近。安东曾经说起过那个地方的名字，但她再也想不起来了。雷伯从衬衫里边抽出一份从英国将军那里偷来的地图。他费了不少时间耐心地把地图上林茨周围六十公里以内的所有地名一个一个地读出来，包括毛特豪森在内……
……一直读到……她说“对”为止。那个地名是：哈尔特海姆。
原来是哈尔特海姆城堡。
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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雷伯离开莱歇瑙以后，在派耶尔巴赫那个赶车的老人家里度过了这天余下的时间，并在那里过了夜。老农邀请他住下，起先他还不接受呢。自从雷伯和母亲、姐姐、妹妹一起离开维也纳前往利沃夫直到现在四年来，他这是第一次睡在一张真正的床上，也是第一次在坐着一家人的餐桌旁吃饭。老人姓多普勒，他的三个孙子都被德军征募去当兵了。据正式通知，其中两个已经死了，第三个杳无音讯。雷伯向多普勒谈了埃玛·多宁接受寄养三个孩子的事，请他照看一下那些孩子。
雷伯回维也纳以后犯了一个错误。这倒不是因为他老是在波希米亚公署周围悄悄潜行，甚至也不是因为他又回到家里去过，而是因为他过多地去打听埃泼克这个人的行踪。他什么也没打听出来。这个名字根本没有人知道，就象是埃玛·多宁自己编造出来的。
其实，雷伯知道了这个名字，就已经表明他的调查取得了进展。他对安东·欣特泽耶尔之死的确切情况所作的探究同样有所收获。这个在克立姆罗德家服务了五十多年的“白发老人”，原来死在一辆军车轮下。要说有什么出入的话，那就是：雷伯确信，安东无非是被埃泼克谋杀的。
埃玛·多宁所描述的那个身材很高、长得很漂亮、穿党卫军将军制服的金发男子，无疑就是埃立希·施泰尔。现在，施泰尔也好，埃泼克也好，都认识到，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查访活动是一个信号，这意味着雷伯已经非常迫近可怕的事实真相。
如果你从林茨朝西北方向去德国的帕骚，会看到哈尔特海姆城堡就在多瑙河沿岸的公路边上。那地方叫阿尔克霍汉。这是个幽静的小村落，在奥地利北部，你可以找到好几百个这样的村庄。从阿尔克霍汉到林茨，只有十五公里左右。这城堡是一座很大的建筑物，几处窗洞却被堵死，具有文艺复兴时期的风格，又看得出马克西米连皇帝（注：马克西米连一世（1459—1519）——德意志国王（1476年即位）和神圣罗马帝国皇帝（1493年即位））时代沉重阴郁的德意志特色。堡内有一个很大很大的庭院，环列着气势宏伟的廊柱，但他们丝毫也不能冲淡由四座塔楼君临全堡的整个建筑群给人的不样印象。
“这里过去是一座疗养院，”红头发的电工颇为勉强地对雷伯说。“也可以说是一家医院。一九四二年和一九四三年，我进去过两次。那见的电线系统发生了短路，他们找我去修理。”刚说到这里，他就急忙摇摆头，戒心十足地补充道：“不过我可没有看见任何不正常的情况。”
这个红头发电工的铺子，开设在林茨城中离圣三一雕柱不远的地方。雷伯·克立姆罗德刚在他的店铺门口出现，电工马上认出了这个又高又瘦的小青年。战时，他作为一名电工，曾经几次进入毛特豪森集中营。他记得当时在集中营里，党卫军的军官们把这个少年拖来拖去，有一次，他们在雷伯的脖子上套了一根皮带，就象牵一条狗似的。和其他曾经或多或少跟集中营打过交道的人一样，他知道目前战争罪行调查委员会正在全力搜捕战犯。他特别害怕最近刚在林茨成立的犹太人委员会。如今的犹太人都是危险人物，太危险了。他在林茨街头已经两次遇到过另一名过去的囚犯西蒙·威森塔尔，此人就住在这里附近。他夜里做恶梦，几次梦见威森塔尔的黑眼睛射出咄咄逼人的凶光，尽管认为自己没有做什么坏事，问心无愧他只是一个电工，仅此而已，人们有什么可指责他的？
然而，刚刚走进来向他打听哈尔特海姆的这个少年也是犹太人。红发电工清楚地记得，那少年穿的条纹囚衣上面，居于橙色双线三角形中央的是一个黄色的“j”字。正是这个红头发的电工把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的名字告诉了雷伯·克立姆罗德。
奥地利铁路部门想方设法把一些几乎已经完全毁坏的无棚车皮重又投放到某几条路线的轨道上运行，雷伯就是扒上这样一节车皮从维也纳赶到林茨的。六月三十日，他到达林茨。从林茨到阿尔克霍汉这段距离他靠两条腿和搭乘军用吉普走完了。军人很乐意让老百姓搭车。
雷伯从来也没有具体告诉过任何人，他到底有没有进入哈尔特海姆城堡。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都没有敢向他提这个问题。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是第一个发现哈尔特海姆城堡内幕的人（当然，曾在那里工作过的那些人除外）；直到一九六一年，在很大程度上是出于一个偶然的机缘，加上西蒙·威森塔尔的积极努力，这个城堡的真相才正式大白于天下。雷伯抵达萨尔茨堡是在七月二日晚上或七月三日早晨。
从毛特豪森到那里，有三分之二以上的路程他都是步行的，睡得很少，唯一的例外是在派耶尔巴赫多普勒家过的那一宿；吃得更少，例外还是在多普勒家享用的那一餐，此外他没有从任何仗义提供的食物得到体力上的补充。他沉浸在不顾一切和戏剧性的孤寂之中，驱使着他的唯有一个执着的意念，查明父亲死在什么地方和怎样死的？
那个萨尔茨堡的摄影师姓洛塔尔。
“他不在，”一个灰白头发剪得很短的女人对他说，“他住在这儿，但工作不在这儿。你可以到照相馆去找他。”她答应雷伯的要求，把那里的地址给了他——就在钟楼后面一条有篷的甬道里。
“你认识路吗？”
“我会找到的，”雷伯说。
他竭力不让自己露出一瘸一拐的步态离开那儿。穿过一个名叫老市场的的广场时，他第二次看见了那辆救护车。第一次是在萨尔察赫河的另一边，当时雷伯正从林茨通到此地的公路上下来。他注意到。那辆车停在公路大桥的桥堍，面朝着他。前座上坐着两个男儿一动也不动，一副毫无表情的样子说明他们正在等待指挥者的命令再采取行动。这辆救护车漆成黄褐色，有一个白地红十字标记。乍一看，并没有什么不寻常的地方。
现在，它又停在萨尔茨堡的老城中心，车上一个人也没有。但是，救护车的牌照上还是那个号码，右前方的挡板上也有一道刮痕。
雷伯不动声色地穿过广场，但接着突然显得行动颇不利索的样子，腿瘸得比以前更历害了。
这时，他距离钟楼只有二百五十米光景。
二十五分钟以后，雷伯才走到那里。
钟楼背后的甬道又暗又狭；雷伯还没有到甬道口就能伸手触到它的拱顶。他往里走了十来米，经过几家阴暗的店面，然后看见一块白地黑字的油漆招牌，上面歪歪扭扭地写着：卡·海·洛塔尔艺术摄影。他一推玻璃门，顿时牵动一只小铃，发出尖锐的叮当声。雷伯跨进一间低矮的屋子，墙壁和房顶都是未经粉刷的石块。雷伯的两侧排着几只相当大的木头柜台，可是里边什么也没有，壁架上同样空空的。
这时，从后面的屋里传来一个声音，“我在这儿呢。”
通往后屋的门口挂着一道布帘。雷伯掀开布帘，走了进去。他发现自己面对着四个人，其中的一个立即把枪管抵住他左边的太阳穴。
“不许动，不许叫唤！”
雷伯认出其中两个正是刚才坐在军用救护车前座的人。根据埃玛·多宁在莱歇瑙向他描述的特征，他确定第三个人就是埃泼克。至于第四个人，他却从来没有见过。他们问雷伯，刚才到什么地方去了？从老市场到这里，即使瘸着腿步行也只需要两三分钟，可是他为何花了这么多时间？
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面容和他的整个举止都变了，前后简直判若两人。现在，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更小，他的虚弱和疲乏超过了可能想象的限度。一双眼睛狂乱地睁得老大老大。“我饿了，迷了路，”他回答的声音差点儿就要哭出来，活象一个被事态的发展弄得不知所措的孩子。他简直给吓坏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接到电话时正在代理外出的塔拉斯的职务，用塔拉斯自己的话讲，他是“到乡下去突击搜索”的。这次电话想必是从某军事机关打来的，因为当时公用电话在奥地利尚未完全恢复。对方在电话里说了一连串急促不清、其名共妙的话，猜想起来大概是英语。
塞梯尼亚兹根据对方的口音作出判断，然后说：“先生，你可以说法语。”他告诉对方自己是什么人，可以在多大程度上代塔拉斯作主，这几乎包括所有的方面。说完，他凝神静听。那个法国占领军军官从萨尔茨堡打电话告诉他的事，越来越使他惊愕得不知如何是好。事实上，他几乎连考虑也没有考虑，就凭着一时的冲动，撒了生平第一个大谎。此举将对他未来的生活产生不小的影响。
“别信那些胡说，”塞梯尼亚兹说：“那个年轻人实际年龄比看上去要大，而且比他的样子要老练得多。你完全可以相信他。他是为美国战略情报局工作的，是他们最好的情报员之一。凡是他对你们说的，请全部照办。”
直到挂上电话以后，他才向自己提出一系列非同小可的问题：是什么驱使他干出这样的傻事来？他该向塔拉斯说些什么来为自己撒这个弥天大谎辩解？年轻的克立姆罗的置身于这样不寻常而又危险的境地结果又会怎样？
其实，雷伯见到的第四个人就是卡·海·洛塔尔。他是个红脸盘的胖子，身材非常高大，却长着一双简直跟女人差不多的小手——这并不罕见。尽管石头房顶透出一股冷气，他却仍然大汗淋漓。他吓坏了。
从一九四〇年秋天到一九四五年五月，有两个奥地利摄影师在哈尔特海姆城堡工作过。其中的一个至今还活着，健在林茨。威森塔尔事后查明，他叫布鲁诺·布鲁克纳。
另一个摄影师就是卡尔·海因茨·洛塔尔。对他来论一切都是从一九四〇年的十月中旬开始的。那时他四十七岁。林茨的州纳粹党部把他叫去，问他是否能胜任“某些特殊的摄影任务”并且绝对保密。他们表示可以给他每个月三百四十马克。洛塔尔同意了，他们就用汽车把他接到哈尔特海姆城堡。那时，这地方已经称为“疗养院”了。
当时，该机构的主任是克里斯蒂安·维尔特上尉；后来，作为对他在哈尔特海姆工作成绩卓著的一种嘉奖，他被任命为波兰的贝乌泽茨、素比波尔和特雷布林卡三个集中营的总监。弗朗兹·施坦格尔接替了他在哈尔特海姆的职务，后来又接替他在特雷布林卡的职务。疗养院的医疗事务由林茨城的鲁道夫·雷豪埃尔医生主持，格奥尔格·伦诺医生协助（雷豪埃尔于一九四五年四月自杀，伦诺于一九六三年被捕归案）。
维尔特向洛塔尔解释他们期望这位摄影师做的是怎样一种工作：哈尔特海姆的医生们正在一些病人身上进行试验，洛塔尔必须尽可能清晰地拍下这些病人的照片，每天三十至四十次。这些试验包括确定最有效的杀人方法，并使这一领域内采用的真正高效率的技术更趋完善，同时绘制出有科学依据的精确图表，以显示一个人的肉体在死亡之前究竟能够承受多大数量级的痛苦。
洛塔尔的任务是：用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拍下试验对象头盖骨被仔细切除后展现出来的大脑图像，焦点集中在临死一刹那发生的看得见的变化。
这就是哈尔特海姆“疗养院”的第一项使命，但还不是它最重要的使命。一九四一年一月，希姆莱在汪湖会议上提出要建立若干杀人营的设想（注：1942年1月20日，纳粹德国政府各部和党卫军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在柏林郊区的汪湖举行了一次会议，讨论“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问题。原文1941年有误。），其实在这以前即已规划好了。哈尔特海姆城堡实际上是一所学校的训练中心，预定培养的“学员”毕业后，将分配到那些杀人营去。更有甚者，哈尔特海姆并不是唯一这样的机构。另外还有三处。
洛塔尔常常不得不通过窥测孔在用煤气做试验时进行现场摄影，工作并不顾手；起初，那股令人作呕的焚尸的气味使他很不习惯。算起来，在哈尔特海姆被杀死的三万人中，至少三分之二由他摄了影。
唯一使洛塔尔真正感到不安的，也许是这样一个事实，这三万人绝大多数是基督徒。他们中间有德国人、奥地利人和捷克人。他们被送到哈尔特海姆，是因为在生理上、心理上患有残疾或不治之症，根据一项按照希特勒的命令制订、由马丁·鲍曼（注：马丁·鲍曼（1900—1945）——希特勒的秘书，赫斯逃往英国后，鲍曼任纳粹的副领袖。）监督执行的计划，这些人属于应予消灭的部分；或仅仅因为他们年老，开始列入无用人口一类。他们中间没有一个是犹太人。死在哈尔特海姆、格拉芬内格、哈达马尔或佐能什坦，是仅仅为雅利安人保留的一种殊荣。
“不过，当然喽，”埃泼克对克立姆罗德说，“你的父亲确实是死在哈尔特海姆的。你那么强烈地想要知道的是不是这件事？”
“我不相信你的话，”雷伯用一种心中无数、犹豫不决的音调说，“他还活着。”
埃泼克淡然一笑。也许，他的真名并不叫埃拨克。他的头发颜色极淡，眉毛几乎是白的，和他白哲的皮肤浑然合一；他说的德语带有波罗的海沿岸国家的特殊口音。他摇摇头，露出遗憾的表情，就象一位教授没有从一名好学生那儿得到他期望听到的回答。
“他还活着，”雷伯重复了一遍，口气比刚才肯定。“你在撤谎。”
雷伯看上去完全象一个陷于疯狂的少年，这他的身量也仿佛缩小了。他半瘫软地倚在地上，一支吕格尔的枪口仍抵着他的太阳穴。他的眼光飞快地扫视着每一个人，在洛塔尔脸上停留的时间略长一点点。洛塔尔冒汗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厉害，他背后是一扇装有两根铁条的小窗，窗玻璃蒙着不少灰尘，然而还没有模糊到望不见外面的程度。
“让我们把这件事了结吧，”埃泼克说。
“在我父亲留给我的信里……”雷伯突然顿住，好象意识到自己说走了嘴。埃泼克暗淡的视线迅速回到雷伯身上。
“什么信？”
“我父亲还活着。我知道他还活着。”
“什么信？”
透过那扇半月形的笛子，可以看到街上的行人鞋子以上、膝盖以下的部分，虽然听不见往来走动的声音。那个足登伞兵靴子的人已经走过去一次，现在又发现了，仅从那双脚的前后位置可以看得很清楚，这个穿伞兵靴的人即使不是面向这扇窗，至少也是面向着此刻雷伯与那四个人所在的房屋。
雷伯垂头丧气。
“我把信留在维也纳了。”
“维也纳的什么地方？”
“我不会告诉你的。”这是一个犟孩子的口吻。
埃泼克看着雷伯，拿不定主意。最后，他并不转过身子，摇摇头说：“洛塔尔，你能不能找到他父亲的照片？”
那胖子用他的一双姑娘般的小手擦去额头和满脸的汗。“只要你知道日期，就能找到。”
埃泼克朝雷伯微微一笑。“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号左右。”他又露出笑容。“看了照片，你可以告诉我关于那封信的事了。”
地上有六只铁盒子，洛塔尔跪在其中一只盒子的前面，把它打开。盒里是放得整整齐齐的照片和底片。洛塔尔的手指从排成一线的标签上摸过去。雷伯始终耷拉着脑袋。屋子里继续保持沉默。
“一九四一年八月二十一日，”洛塔尔说。
一阵纸被翻动的声响。
“克立姆罗德？”
一只粗暴的手托住雷伯的下巴，迫使他拾起头来。然而，他说什么也不肯睁开眼睛，紧绷着脸，这一回可不是做假。
“睁开你的眼睛，小子。你去过莱歇瑙，又从维也纳赶到萨尔茨堡来，不就是为了这个吗？”
雷伯伸出一只手接过照片。照片共有三张，是通过窥视孔拍摄的整个身体。
雷伯看到了他的父亲，赤裸的身体、萎缩的两腿，在地上爬，拼命用指甲抓水泥地。这些照片想必是在十五到二十秒的间隙中拍摄的。它们记录了一个人窒息致死的过程。从最后的一张上，虽然是黑白照片，还是可以清楚地看到自口中涌出的血，以及受刑者自己咬断的一截舌头。
托住雷伯下巴的那只手松开了。雷伯跪倒在地上，下巴垂到胸前。他慢慢地转过身子，把前额贴到冰凉的石壁上。
“把这些劳什子烧掉，”埃泼克说。
另外两个假救护人员砸去铁盒上的挂锁后，开始往那些盒子里浇汽油。
“我亲爱的洛塔尔，”埃泼克用肉麻的声音说道，“你不是自己要开始收集资料吗？”
埃泼克的话音未落，几乎紧接着就是一枪，正好打进洛塔尔口中。九毫米口径的手枪近距离平射的冲击力，把摄影师朝后摔出去。他跌倒在一只已经着了火的盒子上。
“让他和照片一起火葬吧，”埃泼克说，“现在轮到你了，小子。你为什么不把那封信的事全告诉我？”
他举起吕格尔的枪管，用它抵着雷伯的眉心。可能是这个动作送了他的命。盟国宪兵透过玻璃小窗看见埃泼克举枪，误会了他的意思。他们用机枪开了火。至少有两梭子弹打穿了埃泼克的身体，这时，汽油燃烧的黄色和蓝色的火舌，很快把屋子照亮。埃泼克倒在雷伯的身上，宪兵们的枪法显然很准，雷伯没有中弹，只是右肩擦破了一点儿皮。
至于另外两个人，一个想逃，结果被枪弹击倒在门口，还激起一串清脆的铃声。另一个把拿在手里的一罐汽油朝窗口扔去，顿时燃烧起来，然后他开枪还击。他利用铁盒烧着前冒起的浓烟作掩护，独自一人把宪兵挡在外面有好几分钟。然而，一切都无济于事。及至烟散人现，他已变成一支活的火把，还是别人发慈悲把他解决了。
雷伯被拖到屋外。起初，宪兵们对他很粗暴，但在一个法国军官干预后，对他的态度稍微客气了些。雷伯浑身是血，但这不是他自己的血。那个法国军官通过奥地利译员向他问话，得到的只是模糊含混的回答，不知所云，雷伯那双迷离恍惚的灰色大眼睛一个劲儿地凝视着他们。
刚才，他到萨尔茨堡宪兵队去求援时(这一着导致塞梯尼亚兹接到了那次电话)，谎称自己奉林茨的塔拉斯上尉之命行事，并说他发现了一些战犯的行踪。他向一个法国军官报告此事并非纯属走运，当时，在三个西方大国中，对于搜捕第三帝国的高级成员，法国比英美两国都远为热心。
开火之后五个小时，塔拉斯上尉赶到了萨尔茨堡。他决心为塞梯尼亚兹圆谎，为此不惜与美国战略情报局在林茨的负责人奥马拉上尉舌战了一场。塔拉斯照例凭他出色的挖苦人的本领控制了局面。此外，事态的发展也帮了他的忙，对卡尔·海因茨的住所进行的调查表明，家里没有女人的这个摄影师，当天一早就被三个陌生人带走了，这些陌生人同时还抄了他的家——无疑是要找现已烧成了炭的那些盒子里的东西。
“你们还抱怨什么呢？”塔拉斯问萨尔茨堡的军政当局。“情况很清楚。我们那些亲爱的纳粹先生渴望得到这个洛塔尔积累的证据材料，巴不得把它们销毁。他们这样干了，应该说，干得很有水平，为了更加保险起见，他们把洛塔尔也杀了。还有比这更简单的解释吗？我的老天爷，即使警察也应该理解这一点。至于我的那个年轻的情报员，他的行动确实超出了我向他交待的调查任务的范围。不过，你们应该了解他的遭遇：他的母亲、姐姐、妹妹都死在波兰一个集中营里，他本人又是九死一生的幸存者。他报仇心切是可以理解的。你们都看得出来——他刚才受到很大的刺激。请让他一个人安静一下吧……”
塔拉斯把雷伯·克立姆罗德带回林茨，让他住进了医院。说真的，塔拉斯也尝试着想问他一些问题。但是，那少年仍然衰竭不堪，变得索性连一句话也不说了。他的身体状况十分令人担心，已经到了勉强支撑的极限；更糟糕的是，他眼睛里的火焰——曾经使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暗暗吃惊的那股桀骜不驯的光焰——不见了。他似乎渐渐染上了大多数幸存者都患有的集中营综合症。他们被解放以后，过几个小时或几天，会突然感到，费了这样大的力气得救的生命并没有什么意义，于是乎变得对一切都不感兴趣，精神一蹶不振。
雷伯从萨尔茨堡回来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记得自己也曾到他的床前去探视过两三次。塞梯尼亚兹自己也感到惊讶，怎么会对这个少年如此关心。雷伯仍然不愿谈话。不愿谈他的家庭、他的父亲，不愿谈险些把他杀死的那几个人。好象他什么都不知道。他也不提埃立希·施泰尔以及他自己心中正在酝酿的复仇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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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尔斯堡的摄影师 —— 8
一九四五年五月末，厄列泽·巴拉济尼上尉（他曾作为一名突击队员与英国人一起在利比亚作战，领有英国军衔）来到奥地利。他的使命简单而又明了：招募过去的集中营囚犯，并把他们秘密运送到巴勒斯坦去。明显的倾向是最好招募男女青年，很年轻的，这些人在战斗中随时可以发挥从焚尸炉的烈火中锻炼出来的潜力。巴拉济尼出生于巴勒斯坦，他的个儿又瘦又小，待人接物非常客气。
他第一次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五年七月五日；说实话，当时他对雷伯并没有十分注意。克立姆罗德不是一个犹太姓氏，何况刚从萨尔茨堡来到此地的这个少年，身心两方面都处于一种怪可怜的状态，因此，巴拉济尼本来不考虑把他运送出去，尤其是秘密运送，准备过几个星期乃至过几个月再说。
那天，代表犹太旅招兵买马的巴拉济尼，心日中另有两个准备送出去的对象，其中的一个就住在隔壁一间屋子里。另一个是波兰犹太人，凑巧名字也叫了雷伯——雷伯·约尔·白尼适，他是在一九四四——一九四五年的那个冬季接近尾声时到达毛特豪森的。一九四五年二月，有三干名囚犯（其中包括西蒙·威森塔尔和一位拉吉韦尔公爵）从布痕瓦尔德被押往奥地利北部的这个集中营，白尼适便是这批囚犯中的一个。三千人中只有一千人活着到达毛特豪森。一九四五年，白尼适十九岁。
白尼适躺在雷伯·克立姆罗德右边的床上。他和巴拉济尼用依地语（注：犹太人使用的一种国际语言，是在古日耳曼语基础上吸收各种现代语言中的词汇构成的）交谈了很长时间。
在英国第七军的坦克开到毛特豪森之前两天，白尼适给一名党卫军用步枪的枪托打断了髋骨和股骨，送进有“死人棚”之称的六号棚a室。
巴拉济尼上尉对当时躺在他们旁边的雷伯·克立姆罗德并没有留下什么特别的印象，只记得这个病殃殃的少年对他和白尼适的交谈丝毫不感兴趣。另外，巴拉济尼虽然能说一口流利的希伯来语（注：犹太人宗教，文学和世俗语言，以色列的官方语言）和英语，使用依地语却挺费劲，故而全部注意力都集中在谈话上了。
白尼适很快就接受了巴拉济尼的建议，并且同意一俟身体状况允许立即动身。
巴拉济尼临走时说，他过两个星期再来。
他果然来了。
“我想和你说几句话。”
这话是用希伯来语说的。巴拉济尼转过身去，起先什么人也没有看见。医院的走廊里空荡荡的，似乎阗无一人。接着，他看见一个又高又瘦的身影，在他自己刚从那儿进来的门口角落里一根柱子旁边缩做一团。巴拉济尼并不记得在哪儿看见过这张脸。然而，那双凝聚着非凡的力量的眼睛却使他大吃一惊。
“你是谁？”
“雷伯·米歇尔·克立拇罗德。我的床位在约尔·白尼适旁边。”
他的希伯来语十分纯粹，但说得很慢，带有一点点几乎听不出来的法国口音。他在用某些词的时候，往往要想一想，仿佛在说一种差不多已经忘记的语言。他想必看见了巴拉济尼眼光里的疑问，所以主动补充道，“我的母亲是犹太人。她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出生在利沃夫。她和我的姐妹在贝乌泽茨关过。我父亲教我法语，母亲教我希伯来语和依地语。我还能说意大列语，西班牙语也会一点。现在，我正在学英语。”
他非常缓慢地走过来，一只又大又瘦的手从背后移到胸前，手里拿着—本惠特曼的《草叶集》。但他的眼珠却没有转动，依然凝视着巴拉济尼的眼睛，目光专注，咄咄逼人。巴拉济尼感到有点不自在，脱口提了出现在他脑海里的第一个问题：“你多大了？”
“九月十八日我将满十七周岁。”
此刻，巴拉济尼有一种他无法描述的感觉。
“你希望我为你做些什么呢？”
“我想和白尼适一道走，如果还有其他人的话，我也想跟他们一起离开这儿。”
克立姆罗德年龄虽小，倒并不使巴拉济尼为难。对于“以色列家园”运动的许多战士来说，十七岁可以算是大的了，至少在“伊尔贡”和“斯腾”的秘密小组里是如此。引起巴拉济尼戒心的是另一个问题。有这么几秒钟功夫，他想象着这会不会是英国人采用的渗透战术？因为类似的情况已经发生过，其目的在于阻挠伦敦的那些政治家所担心的大批移民前拄以色列。（注：二战结束后，美国为了在中东实行扩张，积极支持犹太人复国运动，鼓励各国的犹太人移居巴勒斯坦。而英国为了维护其在中东的旧有势力，怂恿阿拉伯各国反对犹太人。）
“你在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呆过？”
“是的。”
“我要核实一下。你说的情况我都要核实。”
雷伯那双灰色的眼睛连眨也没眨一下。“如果不加核实你会犯错误的。你也不必马上答复我。如果有人在几分钟内便吸收我加入他们的组织，我觉得这是不严肃的。再说，我现在的身体状况也不适宜远行。”
“什么时候你才能远行？”
“和约尔·白尼适一样，再过两个星期。”
巴拉济尼进行了调查。他特地去找林茨犹太人委员会中的一些成员，其中之一就是威森塔尔。他们没有听说过克立姆罗德这个名字，只有一个人记得曾经在集中营里见过此人——“他给装扮得象个女人，陪伴着一群党卫军军官”。
他设法找到了至少十几个从利沃夫来的男人和女人，他们现在正在利昂丁等待遣送。这些人中间谁也没有在一九四一年七月见过一个名叫汉娜·伊茨柯维奇·克立姆罗德的女人带着三个孩子到利沃夫。
七月二十日前后，巴拉济尼向他的上级、未来的以色列驻法国大使阿谢尔·本·纳坦作了汇报，后者当时负责把奥地利美占区内的犹太人集中起来这项工作。巴拉济尼把自己的疑虑向他谈了。
“这个少年身上有一种气质使我感到不安，怎么回事，我也说不上来。”
“他很聪明？”
“他吗？我和他谈话的时候有一种感觉，好象他是大人，而我是一个智龄不过三岁的孩子！他的思维速度要比我快两三倍。我简直无法把自己的话说完，还来不及提出问题，他已经给了我回答。”
“也许，这就是你感到不安的原因吧，”本·纳坦说着笑了起来，“那也会使我感到不安的。”
他们两个商量决定，巴拉济尼应该相信自己本能的感觉。
七月三十日，巴拉济尼义来与约尔·白尼适和雷伯·克立妈罗施见面。他宣布了自己的决定：他们两个将在八月六日夜晚一起动身。
巴拉济尼最后想出了一个在他心目中可以解决一切问题的办法。在一段时间内，由白尼适对克立姆罗德的行动留点儿神，这是第一步预防措施。同时他又采取第二步保护性措施：他向特拉维夫方面捎了个信儿，特请铎夫·拉扎鲁斯对雷伯·克立姆罗德多加注意。
雷伯仲出手去搀扶臀部和大腿直到现在还有点僵直的白尼适。雷伯把他拉上卡车。车上已经有十一个男人和五个女人，年纪大都在十八岁到二十五岁之间。所有的人都不作声。有人推上车后的尾板，并且锁起来，再把黄褐色的车篷也扣好，这样就遮断了一切光亮。车外有人低声说话，接着引擎启动，卡车开走了。这时是一九四五年八月七日凌晨一点。
为了赶到约定地点，雷伯和约尔在午夜以前就离开了医院。他们穿越林茨城，绕过市中心，到达了第一个集合地点，那是在多瑙河沿岸各种码头设施中间的一个货栈附近。在那里，有两个男子和一个年轻的姑娘与他们会合，但根据事先作出的安排，他们不应结伴而行。他们步行前往南郊。对于约定地点、集合时间、同伴身份、出发情况等，雷伯一无所知。
在以后的旅程中，雷伯没有作任何努力去打听任何事情。出林茨城以后，卡车走了四个多小时，途中有个女人间或用依地语曼声唱歌，她的脸却看不见。路上曾作过一次停留，时间很短，让大家解手。天色刚刚破晓，曙光照亮的山峦雷伯不知其名，白尼适更说不出来，他对奥地利一点儿也不熟悉。但有个男人用波兰语说，这是克拉姆山口，位于巴特加施泰因之北。
白尼适温和地笑道，“他也懂波兰语，别费心了……”
他们又坐了两个多小时的车，奥地利夏天刺目的晨曦透过帆布车篷的空隙漏进来。
八月七日的白天，他们是在离伊格尔斯不远的一个独家村里度过的。天黑以后，他们又继续赶路，在十一点钟左右穿过了因斯布鲁克。这时，雷伯听见有两个男人在说法语，想必是当兵的，其中一个的南方口音悦耳动听。此后，雷伯就认识路了，那是米滕瓦尔德的铁路隧道，还听得见因河的激浪翻腾。一九三八年夏天，他的学校（雷伯比他那个年龄组的学生提前两年学业）组织过一次到圣安东去的旅行，这些地方雷伯记得十分清楚。
雷伯以为，他们的目的地大概是瑞士，但卡车在兰德克朝左拐弯了。过了一个小时，卡车停下，卸去所载的人以后，掉转头来开始下山。
他们跟随一个从黑夜中出现的小青年步行前进。那个小育年用德语告诫他们绝对不要出声。在山间森林中攀登了大约三小时以后，他们到达一家几乎没有灯光的客店。他们没有从正门进去，而是通过一架梯子登上二楼的蒂罗尔式大阳台。那里已经有二十人的另一抵移民，这些人如此害怕出声，他们把鞋也脱了，免得惊动楼下的客人……
……而楼下的客人也谨慎非凡。雷伯一行到达一小时以后，他从一扇窗里往外看去，见又有一群男人抵达，大约十五个左右，有些是中年人。这些新来的虽然穿着华贵的便服，携带高级手提箱，但从他们的举止和组织性可以感觉到一种军人的气质。他们在屋外一直保持静默，到了里边，却引起一片欢呼，说的都是德语，不过很快就被制止。
客店的伙计穿梭般往来于楼上楼下之间，应付裕如。
约尔走到雷伯身边。
“你是不是在想我现在想的问题？”
雷伯点点头。
隔着楼板，他们听得见楼下的人们正在作过夜的难备。雷们和约尔如果愿意，可以把肚皮贴在楼板上听楼下的低声交谈。有几秒钟功夫，一种憎恶的表情把约尔清秀的面貌都拧歪了。他是华沙犹太人聚居区的幸存者。“纳粹们在逃命！”他悲愤地哭了。
八月八日，整整一天都在仇敌为邻这种奇怪、反常的状态下度过。
毛特豪森及其他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和曾经对他们施加毒刑、害得他们家破人亡的那些人，同时住在离雷申山口不远的这家客店里，双方相隔仅在咫尺之间，由同一个店主供应伙食，由同一帮走私贩带路越境——这并不是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
埃立希·施泰尔不在其今。过塞梯尼亚兹也认为这是不可能的，因为日期不符。
但他走的也是这条路，这是肯定无疑的。
第二天晚上，他们越过了奥地利与意大利接壤的边界。前后间隔两小时。党卫军先走，他们有优先权。
到了意大利境内，有一批卡车显然是来接雷伯·克立姆罗德和他的同伴们的。他们加上前几天夜里越过雷申山口并在一些意大利农家找到栖身之所的好几批先行者，已经超过一百人。
约尔·白尼适生就一副快乐的性格和一种简直令人叹为现止的本领，什么事情他都等闲视之。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时，他曾不下二十次冒着被立即处死的危险，模仿某一名看守走路的步态或面部的习惯性抽搐。这次从山口下来，他几乎一直不停地哼着歌曲，或者以近乎粗鄙的不敬态度再现一个叫史洛依梅莱的人的特征，这个史洛依梅莱是白尼适在卢布林附近的故乡全村的骄傲，他是一位拉比（注：犹太教教士和教授犹太法学的老师。），或者差不多是一位拉比。
然而，当他们看到在等候他们的卡车和士兵制服时，连白尼适也楞住了。毫无疑问，卡车和军服都是英国的。他们这才认识到，原来他们属于“英王陛下的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凭着这些军车军服，尽管英国人进行严密封锁，他们还是将被全部送到意大利南部，并从那儿渡海去以色列。
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实际上并不存在。它是一个名叫耶胡达·阿拉济的人灵机一动的产物，此人是“莫萨德·阿立亚·贝特”组织在意大利的领导人。由哈葛纳派于一九三七年创立的这支巴勒斯坦犹太人殖民地的自卫武装力量，正通过移民努力巩固这些殖民地的地位。
当英国人在巴勒斯坦加紧缉访阿拉济的时侯，他却在意大利登岸，正好来到盟军的背后。就在这些盟军中间，也有巴勒斯坦的犹太人零星分布在英国部队内部。
里边有四名中上，其中之一名叫伊里亚霍·科亨，人称“本—胡尔”，他在犹太人聚居区建立了一个名叫“帕尔马”的哈葛纳派武装组织，后来成为以色列军队的核心。
阿拉济和那四名中士十分周密地制订了一项利用英王陛下部队的物资和各种补给品的计划。阿拉济还建立了一套从安特卫普经过巴黎、马赛、雅典到那不勒斯的通讯系统。他们在米兰城外约二十公里的一个镇上设立了一座广播电台，保持着哈葛纳派领导人与特拉维夫之间的联系。
在这个部分被占领的国家里，阿拉济拥有卡车、能说道地英语的人员、穿正规制服的军士。他实际上创建了一文虚构的部队，有伪造的花名册，有真正的营房：米兰市中心一座很大的汽车库，这个车库曾经被英国军队正式征用过。除了这一切，他还设立一个伪造证件的工场，专门签发能使宪兵上当的命令，同时也为到此中转的难民提供假护照。所谓“四一二皇家运输连”就是这样形成的。直到一九四六年四月，这一计谋才被英国人识破。
一九四五年八月二十一日，一批三十五人的非法移民在巴厘登上一艘二十五吨的渔船“达林”号——实际上是“天狼星”号，它真正的登记港是莫诺波利，位于由此往南四十多公里的亚得里亚海岸上。
过了七天，战后第一艘秘密移民船安抵以色列的凯撒城遗址，没有遇上任何意外。雷伯·克立姆罗德和约尔·白尼适都在这条船上。
波哥大的烛台 —— 1
雷伯手执匕首，用拇指紧紧按住，以确保武器的方向对准目标。他从近两米处纵身一跃，右脚抵住对方的腘窝，左手击向齐眼高的部位，而握着武器的另—只手同时从顶端到底部朝对方猛砸下去。当他感觉到刺中卫兵的刀刃及于腹上部时，他的手腕做了个弧形动作。这就叫卸喉宰杀。他用难以想象的速度干净利落地完成了一系列动作。
然后，他倒退两步，让胳膊垂在身体两侧。他已砍下人形靶的脑袋。
“不坏，”铎夫·拉扎鲁斯用他沙哑的嗓音说。“不算太坏。前提是这个哨兵必须既聋又醉。如果再加上他睡得很香，那就更好。所有这些条件凑在一起，你才能有一次机会，在他的喊叫声把方圆四百公里的英军全部惊动之前割破他的喉管。我说的是一次机会，决不会有第二次。”
那天他招摇地蓄着一撮短髭，微笑时他的一口洁白的阔板牙便在小胡子下面闪亮。这胡子好象是一夜间长出来的，前一天他还没有。铎夫·拉扎鲁斯年近五十，体重八十五公斤，身高却只有一米七十。他于本世纪开始前不久出生在巴勒斯坦的第一块犹太人殖民地佩塔提克瓦（意即“希望之门”）。这块殖民地是由那些逃避俄国迫害的犹太知识分子在雅尔空河两岸建立起来的。他的父母是犹太复国主义组织“锡安之友”的成员，一八八二年，他们穿着俄罗斯衬衫和靴子到达这里。铎夫不化装时，肤色极谈，头发黄中透红。他那肉墩墩的身材，他那亲切的笑容，他那无边眼镜后面讨人欢喜的近视目光，构成一副引起人们莫大错觉的外表。事实上，他是个只相信暴力不相信其他的人，他的一生始终被一种不祥的排他性欲念驾驭着。约尔·白尼适相信铎夫·拉扎鲁斯在爱尔兰生活过一个时期，并曾在柯林斯的爱尔兰共和军中作战，还在美国呆过几年，到过南美，甚至到过远东。按照白尼适的说法，雷伯·克立姆罗德生活中好些片段的渊源可以追溯到一九二五至一九三〇年间，拉扎鲁斯在纽约和芝加哥建立的各种联系。
拉扎鲁斯生活的方向是在一九三三年他第二次遇见大卫·本—古里安之后转变的。一九〇六年，他在雅法第一次看到本—古里安，当时这位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未来领袖刚从波兰到达那里，而他自己只是一个毛孩子。一九三三年，本—古里安为在欧洲犹太人的心脏地区进行竞选而周游欧洲，那时这两个人在法国重逢。被本—古里安称为“会走路的定时炸弹”的拉扎鲁斯，终于得其所哉，开始为有价值的事业工作。拉扎鲁斯把本—古里安当作偶像崇拜。
现在，他对约尔·白尼适说：“该轮到你了。尽可能干得好些。把人形靶的脑袋放回原处。记住，这是个你要割破他喉管的人。”
按照巴拉济尼的要求，这批从奥地利来的新移民由拉扎鲁斯亲自负责。他在伊尔贡内部的主要任务是把新来的人训练成影子战士。作为非恐怖主义运动的伊尔贡始于一九三七年；到一九四五年秋，它的领袖是个出生在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一九四二年才来到巴勒斯坦的人，名叫梅纳希姆·沃尔福维奇·贝京。
“可悲，”拉扎鲁斯说，“可悲得使人不敢相信。你唯一的希望只能寄托在那位英国哨兵具有伟大的幽默感上。在那种情况下，一阵狂笑肯定会送掉他的命。”
他站起来，象个影子似地走过去，站在人形靶旁。“把我当靶子试试看，约尔。你来想办法割我的喉管。你什么时候动手都可以。把鞋脱掉。你得动真格的来杀我。”
白尼适脱掉鞋，犹豫了一下。他手里那把匕首象剃刀般锋利，刀刃长二十四厘米。
“给你一分钟时间杀死我，”拉扎鲁斯说时转身背向白尼适，面朝着一所房屋的粉墙，这房屋坐落在耶路撒冷的犹太人区和亚美尼亚人区之间的一条狭街上，靠近大卫塔。约尔对雷伯瞅了一眼，后者点点头。
白尼适一个箭步蹿上去……
……不过三四秒钟功夫，匕首已倒过来点在他自己的脖子上，把他喉咙下面的皮肤极其轻微地擦着一点点，他左边的胳膊和肩膀感到一阵剧烈的疼痛。
静默。
“能让我试试吗？”克立姆罗德问。
他们的目光碰到一起。白尼适记得，沉默。铎大·拉扎鲁斯笑了笑说：
“不。”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来自毛特豪森的这两个年轻人，第一次参加真正的行动。他们学会了很多东西，包抵制造硝化甘油，即把甘油一滴一滴——要求手不发抖——注入同等份量的硝酸和硫酸（浓度在七十波美度以上）；从牛棚和马厩的墙上、有时甚至从墓穴中挖取硝土，制造传统的黑色火药。他们还学会了操作军用爆炸物，这些爆炸物通常是在突击队袭击英军驻地时缴获的，如三硝基甲苯(tnt)、c-4炸药等。
一开始，约尔·白尼适就显示出他是个技艺超群的炸药配制者，他的特长毫无疑问在于制作一种燃烧炸药，配制方法是往三份氯酸钾内加入等量的一份松香和一份糖粉。最后这一种成份使他兴致勃勃，不禁想起烹任指南来。
这是最初的情况。到了真正行动的时候，他把这事交给雷伯·克立姆罗德去干。雷伯在任何情况下都绝对无所畏惧的特点，刚来就表现出来。凡是由铎夫·拉扎鲁斯训练出来的队伍，无论是为伊尔贡训练的，还是为斯腾训练的，从来都不乏勇气，有时简直是在横冲直撞。雷伯可不一样。这不只是因为他对危险满不在乎。贝京的突击队中有许多队员是集中营里的幸存者，往往还是各自家庭中唯一活下来的人。他们视死如归，有时候这种战斗还是他们得免于神经错乱的唯一办法，因为他们从中认识到为什么还要活下去。从这个意义上说，雷伯就和他们一样。不过还有别的：他从来不参加关于建立犹太人国家的讨论。在这一点上，他象铎夫·拉扎鲁斯。对拉扎鲁斯来说，政治是个抽象概念，他活着只是为了行动。当然，雷伯的情况有所不同，但从一开始，他俩之间就形成一种彼此竞争而又相互配合的关系，说起来会令人惊讶，然而确是事实。
一九四五年九月二十八日的任务，是在阿什克伦东北十二公里处的公路上伏击英军一支不大的车队。十五人参加这一行动，由一个白尼适只知道名叫伊利亚霍的人指挥。命令要求着重摧毁敌人的装备，其次才是消灭英国土兵，然后在发出第一个信号时立即撤离。这实质上是一次骚扰性行动，按贝京的说法，目的在于让英国人感觉到自己“坐在蝎子窝上”。
五辆卡车在一辆吉普车带领下开来了。按预定计划，伊利亚霍的机枪首先开火，扫射车队的右侧。应当把吉普车炸毁的氯酸盐燃烧瓶只在车篷上蹦了一下，毫无效果。这玩意儿无非是在威士忌空瓶里装进氯酸盐、糖粉和松香，再用一块圆形的毡封口，最后配上一只盛硫酸的薄玻璃小瓶。在扔这种燃烧瓶之前，先得弄破小瓶，让硫酸透过毡块渗入瓶内。而且，最好一点也不要耽搁时间。
约尔见雷伯在他右边十来米处站了起来。约尔从没有瞅见他着过忙，雷伯的动作都是在看起来若无其事的淡漠状态中完成的。只见他跨出四大步就到了公路边。他跃过低斜的路脊，径直朝车队前头正对吉普车的方向走去。这时机枪仍在扫射，想必弹道在离他极近的地方经过。他那只很大的左手提着四五只燃烧瓶的瓶颈，就象格林青格花园酒店的女招待为客入送上新酿的葡萄酒似的。在离吉普车不到几米时，他砸碎一小瓶硫酸，耐心地数到三，然后把一只燃烧瓶对准吉普车两盏前灯中间的格栅扔去。吉普车一下子就着了火。雷伯已经闪开。他跟着对付第一辆卡车，如法炮制将它炸掉。然后依次地干，其时所有的机枪一直在不停地扫射。
他连皮也没擦破一块。这次行动为时很短。从机枪打响到伊利亚霍发出撤离信号，前后不过两分钟。突击小组按计划撤退，到离公路和燃烧的车辆约四百米的地方重新集合，接着解散，而英国人还在那里打枪，其实压很儿没有目标。白尼适和克立姆罗德卸掉了他们的那些宝贝武器。
现在一下子只剩他们两人——更确切地说是三个人——在一步一步地通过一片红沙地。那第三个人是伊利亚霍，在正常情况下他是不会和他们同行的。他们一起走了两个钟头，直到瞧得见特勒阿硕德。伊利亚霍才停下步来。
“咱们就在这儿分手，”他说，“想必有人告诉你们该往哪里去和怎么个走法。”
伊利亚霍在犹豫。他个子比克立姆罗德小得多，甚至比白尼适还矮些。幽暗中他正谛视着克立姆罗德的脸。临了，他晃着脑袋说：
“我的机枪少说有十次可能把你报销。”
“你并没有把我报销，”雷伯接茬道。
“你要是偏右或偏左两步，或者稍稍靠前到我的火力命中线。你知道吗？”
“知道。”
伊利亚霍又晃了晃脑袋。“我相信你是知道的；这正是让我十分吃惊的。你多大啦？”
“大概一百岁，”雷伯说，“只有几个星期的出入。”
“是谁教会你这样使用燃烧瓶的？是不是铎夫·拉扎鲁斯？”
那双在黑夜里显得目光炯炯的灰色眼睛下垂着。
“我不知道有谁叫这个名字的。”
伊利亚雷笑了。“答得好。”他迈步走开去，可是没走多远又停下，转身说：
“当心可别一下子被打死。”
“会小心的，”雷伯说，“我向你保证。”
雷伯和约尔同行。一辆犹太人合作农场的卡车按计划在清晨四点来接他们，把他们送往阿硕德以北。车经过好几道关卡都没有遇到什么麻烦，一路上他们吃着夜间采摘的果子，在太阳升起之前到达特拉维夫。
同一年，即一九四五年十月和十一月，他们参加了十多次行动，其中一次任务把他们带到沙漠地带，持续六天之久。目标是在尽可能多的地方炸毁英国和伊朗联营的一条输油管。
除了执行这些使命外，其余时间他们就住在特拉维夫，伊尔贡组织在那里给他们找到了住所和作为掩护的公开职业。约尔·白尼适成了小老板，在艾伦比公路上摆一个货摊卖各种小摆设。雷伯·克立姆罗德则在本·耶厚达街一家咖啡馆里当侍者。这家店的常客大部分是律师。雷伯在英语方面的进步着实可观，使约尔也惊讶不迭，尽管约尔自己在学习语言方面也颇有天才。除了依地语和希伯来语外，约尔的波兰语、德语和俄语都说得满流利，而且不久也能讲英语了。那时，雷伯一有空就上电影院，那里经常放映美国原版片。白尼适记得，这高个儿维也纳人往往会把某一部影片一连看上十几遍，如《公民凯思》、《巴丹巡逻队》、《目标缅甸》，《我亲爱的克蕾门汀》和马克斯兄弟演的《往西走》。他能活灵活现地模仿《马耳他之鹰》中的亨弗莱·鲍嘉和《费城故事》中“温文尔雅”的加利·格兰特。即便格鲁乔·马克斯那种无法形容的鼻音怪腔他也学得维妙惟肖。他仍然如饥似渴地读书，但现在读的大部分是英文版。
雷伯通过他每天在咖啡店里招待的那些律师，获得了进入非一般性图书馆的许可，他的这种“贪读症”和发生在十一月底的变动之间，存在着某种无可否认的联系。克立姆罗德与白尼适拆档了，他们都成了杰出的爆破专家，继续让他们在一起工作己显得力量过剩。当时，伊尔贡正以法国抵抗运动为榜样进一步健全组织，贝京的突击队也开始加紧活动。那个时期的宣传品上提到英国人时称他们为“占领军”，还说伊尔贡的成员并不比法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更象恐怖主义者。“情况就象法国游击队与德国入侵者之间存在的情况一样。”
十一月底，雷伯·克立姆罗德接受一项新任务。首先他彻底改变了他的身份和他的工作。根据他拿到的证件，现在他是皮埃尔·于布雷希，一九二六年生于巴黎。这个化名以后他至少还用过两次。为他设计的履历指明他母亲是犹太人，一九四二年在巴黎失踪，父亲是职业军官，选择了站在自由法国一边战斗的立场，在叙利亚遇难。皮埃尔是取道西班牙来到叙利亚的。尽管所有这些身世上的细节都是确凿可信的，却与雷伯·克立姆罗德本人没有什么相干，但能说明他之所以通晓法语以及粗通阿拉伯语的原因。
说到他的新工作，这份证件使他得以进入特拉维夫商业中心的一家银行，即哈基姆与塞内恰尔银行，它的总行设在贝鲁特。最初雷伯在那里只是跑跑腿、送送信。哈基姆兄弟中有一人是伊尔贡的隐名资助者，但这不是雷伯很快得到提升的唯一理由，而是因为让他干跑腿的差使有些可惜。约在十二月中，他当上了代办短期借款的经纪人。当时他才十七岁，尽管根据他的护照推算已有二十岁。
另一个变动标志着他和白尼适的分手。后者离开特拉维夫前往耶路撒冷，如今他专门从事破坏铁路和伊拉克石油公司输油管的活动。
另一方面由于雷伯的外型条件——淡咖啡色的头发、浅灰的眼睛、白哲的皮肤，——加上他在哈基姆与塞内恰尔银行任职，使他有理由经常外出而不引起怀疑，伊尔贡已越来越多地利用他打进英国人的圈子，开展具有军事规模的城市恐怖活动。
也是从那时起，他差不多一直同铎夫·拉扎鲁斯搭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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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的烛台 ——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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吉普车由一个名叫哈尔蒙的人驾驶。他原名赫尔蒙(herend)，为了使之英国化，他把字母e改成了a。他曾加入英国军队在非洲和意大利打过仗。事实上，他还是当年那支四百人的分队中的一员，该分队曾在比尔哈凯姆的自由法国柯尼希部附近以牺牲百分之七十五队员为代价把意大利阿里埃特师足足堵住十天。他穿的这身军装的确是他自己的：他在第六空降师服服役。对于他的英国上级来说，表面上目前他正在休假。
铎夫·拉扎鲁斯坐在哈尔蒙旁边，佩带着少校的识别符号。他们后面坐着雷伯·克立姆罗德，穿的也是军服，上面的道道标明是下士，他的脚搁在几只装有爆炸物的帆布袋上。一辆卡车跟在古普车后面，车上载有十五人，外加一名司机和一个蓄着漂亮的红色小胡子的军官。这十五人中，十个打扮成阿拉伯人，腕上套着手铐，另外五个全身战斗装束，头戴钢盔，充作押解犯人的警卫。
离警察署将近二百米处，拉扎鲁斯示意哈尔蒙把吉普车减速，然后停下。但是卡车仍继续前进。
这个地方名叫雅古尔，位于海法到拿撒勒的中途。警察署是一座三层楼的方形建筑，围着两道带刺铁丝网。四名哨兵把守在入口处，另外四名守在用沙包垒起护身堤的屋顶上。署内大约另有二十来名士兵，外加警察，此刻不一定穿着制服，但身边肯定有武器。那是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凌晨三点。
“一分钟，”拉扎鲁斯宣布。
他们从停在暗处的吉普车上可直接望到入口处。他们见卡车开到警察署门口停下。留小胡子的军官下车和岗哨班长讲了些什么。班长象是被说服了，现出同意的样子。卡车进入了警察署的布防阵地。伪装的警卫人员押着伪装的阿拉伯囚犯下车，囚犯的长袍里藏着斯坦和布伦式轻机枪．
整个行动小组都走进了那座房屋。
“两分钟，”拉扎鲁斯说。
哈尔蒙大致想象得出警察署内发生的情况。突击小组正在把英国人一个一个缴械，先是楼下的，然后是楼上的。为了不惊动任何人，特别要避免惊动屋顶上那些随时可能用机枪开火的哨兵，这一切都是不声不响地进行的。之后他们将把武器库搬空，放走警察署里的囚犯，那位留小胡子的假军官会出现在门口，以脱帽为号，于是他——哈尔蒙——就十分自然地把吉普车开到入口处，让同他一起坐在车上的那两个人下车。那两个人的名字他是事后才知道的，但当时他已经知道他们携带的炸药足够炸毁半个雅古尔城。
“三分钟。动作太慢了……”
拉扎鲁斯的声音挺开心似的。哈尔蒙一只手放在排档上，只等一声令下，一秒钟内车就可以起动。他迅速地朝拉扎鲁斯投了一瞥，接着又从反照镜中瞅瞅另一个人瘦削的、毫无表情的脸。他记得，这一对搭档绝对镇定的神态和截然不同的外表曾使他大为惊异：一个矮胖粗壮，已经上了年纪，另一个非常年轻而又非常之高，一双浅灰色的眼睛却仿佛憧憬着一个梦。
“注意……”
拉扎鲁斯以平静得出奇的语调发出警告后仅一秒钟，就冒出两件事来，把一切计划全部打乱。一是两辆半履带式装甲车出现在他们右方近百米处通往拿撒勒方向的公路上；二是紧接着从警察署内响起了尖叫声、警铃声、枪战声。在这以后，一切都照例发生得很快。事先给哈尔蒙的命令非常明确：万一出现严重意外，他必须立即撤离。于是他把变速档扳到倒档上，准备掉转车头。
“慢着。”
拉扎鲁斯用自己毛茸茸的爪子按住哈尔蒙的手腕子。
“听着，宝贝，”他面带笑容说，“看样子装甲车打算堵住他们的退路。他们甚至会脱不了身。”
正在此时，只见那两辆装甲车突然加速，占好了警察署门前的位置，而署内的枪声已达到高峰。哈尔蒙瞅见一个假阿拉伯人从房子里跑出来，但立即被屋顶上的机枪火力所击倒。
“完全被堵住了，”拉扎鲁斯说，现在他的笑容甚至更加明朗。“雷伯，怎么样？跟我去不，小伙子？”
“我完全猜不透他们想干什么，”哈尔蒙事后说，“即便知道，我也不敢肯定自己有勇气跟他们去。但他们俩都镇定得异乎寻常。直到后来我才恍然大捂，原来他们在一定程度上都想超过对方。我也是后来才明白，达两个都是疯子。”
哈尔蒙把吉普车恰好停在两辆装甲车中间。“好极了，”拉扎鲁斯说完便下车，向装甲车上的英国人点点头表示赞许。那些英国人正瞅着他，不免感到惊讶，心里直纳闷儿，他是从什么鬼地方冒出来的？“干得好，”拉扎鲁斯操着略带一点爱尔兰口音的英语说。“你们把这伙狗杂种堵住了，真他妈的漂亮。把那道门控制在你们的火力线内，一个也不要让他们逃跑。我进去看看能不能抓活的，我要活捉他们。”
这时，他好象刚刚发现，有一个在门外站岗的哨兵听见第一阵枪响就趴倒在地，几乎就在他脚边，并且用自动步枪瞄准着严阵以待。
“这是打吨儿的时候吗，我的孩子？干吗不爬起来到那个角上占好你的位置。我记得那儿还有扇门，这伙狗杂种可能想从那里逃出去。把它封锁起来。今晚谁是值勤军官？”
“帕内尔中尉，”那个挨了上司热辣辣一通挖苦的年轻士兵回答说。
“又是一个爱尔兰人！”拉扎鲁斯感慨地说，“要是没有我们，我不知道大英带国还能干些什么。”他转过半个身子，向屋顶上正在用机枪寻找目标的哨兵打了个亲切的手势，然后对雷伯说：“还有你，巴恩斯，在等什么？干吗不把尊臀从吉普车上往外挪一挪，跟我来？……”
他慢条斯理地通过第一道铁丝网，径直朝房子那边走去，屋内仍有自动轻武器噼噼啪啪的响声传出来。就象有时会发生的那样，枪战突然出现停顿，拉扎鲁斯立即抓住这个时机。
“帕内尔！”他高声喊道，“我们已经把他们围困在这里了，但我要抓活的！你听到了我的话没有，帕内尔？”
回答是一梭子弹在离他不到一米的地方开花，可是一点也没有碰着他。于是哈尔蒙明白了两点，一是枪弹来自他的伊尔贡伙伴，他们被困在底层；二是他们已听出了他的声音，认出了他的模祥。
二楼上探出一个脑袋，那是个仪表颇不整饬、衬衫仅仅套上两只袖子的年轻军官，手里握着一支普通手枪。拉扎鲁斯咧着嘴冲他笑道：
“是帕内尔中尉吗？我是康纳斯少校。愿上帝保佑爱尔兰。这伙狗杂种已经在咱们手中。现在要设法让他们开口。我打算用他们那种龟孙子的话去跟他们说说。请你命令你手下的人暂停射击，好吗？”
接着，他扯开洪亮的嗓门，用希伯来语带着比平时更重的爱尔兰口音说话。即便在这股英军中碰巧有人能听懂他的话，他也不冒任何风险。他向这些伊尔贡的成员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立即投降。他对他们说，他准备进屋去，他们已经没有活着出去的可能，除非当俘虏，如果这样的话，他个人将担保他们得到政治犯的待遇。
这时候，雷伯·克立姆罗德背着两只沉甸甸的帆布袋来到他身旁。最后一声枪响过后，突然出现一片寂静。在寂静中，他们都听到一辆坦克开来的隆隆声，后面跟着好几辆卡车，全都满载着伞兵。这些增援部队展开队形，把房子团团围住。拉扎鲁斯向他们瞟了一眼，点点头，看来比任何时候都满意。
“绝对不可能冲出去，”他先用英语说，然后用希伯来语重复了一遍。“我进去瞅瞅。”
说完，他就朝屋里走——他和克立姆罗德一道进去。哈尔蒙坐在古普车的驾驶盘旁目瞪口呆，看着他们消失在警察署内，那时的感受据他自己说是“紧张万分”，只觉得伞兵部队的包围圈正在他四周越收越紧。
警察署里有一个英国人被打死，另有三人受伤，突击队方面的损失是二死三伤，其中一人伤在腹部。
后来哈尔蒙才知道，突击队失去时间是出于一个荒唐透顶的原因；竞没有人发现武器库的钥匙放在什么地方。
一两分钟在令人毛骨悚然的寂静中过去了。这时候拉扎鲁斯又开腔了。
“是帕内尔吗？你可以下来了。他们愿意投降。快通知那些英勇的增援部队，说战斗已经结束。”
哈尔蒙后面由头戴钢蓝的士兵组成的包围圈开了一个口子。一名上尉和两个便衣向前走去，这三人都属于今人谈虎色变的c．i．d．（刑事调查局）。他们打哈尔蒙旁边经过进入警察署。
拉扎鲁斯对着新来的几位笑脸相迎，就在这一瞬间，他一定意识到这三人中至少有一个认出了他，或者马上就会认出他来。他拉住帕内尔的一支胳臂；迎着他们走去。他并不转过脸来，就这样对雷伯说：“让他们瞧瞧，小伙子。”
克立姆罗德用左手打开两只帆布袋，露出一包包裹着黑色油纸的东西，并有电线从包裹里拖出来。
“每一只袋里装有十五公斤tnt，”拉扎鲁斯解释说。
“那小伙子胳肢窝里夹着的是一只感压电雷管。你们可以看到，他的右臂紧贴着身子。只要他把胳臂甩开，哪怕是打一个喷嚏，轰！咱们都得在硝烟中飞上天。我可以担保，你们的警察署将被彻底炸毁……”
克立姆罗德目光游移不定，他用毫无感情色彩的语调说，“我们是在一个封闭的地点。爆炸力会因此而进一步增强……”
“一点不错，”拉扎鲁斯表示赞赏，他喜形于色，就象老师看到自己的得意门生刚刚正确无误地回答了提问一样。透过无边眼镜，他那双浅篮色的眼睛忽闪着无情的凶光，让人确信他是杀人不眨眼的。他接着说：“总之，如果算下来死掉四五十个人，一点也不值得奇怪。小伙子，去站在那个系着蓝色领带的家伙身旁。他是c．i．d．的。我估计他认出了我……”
直到此时，他才亮出他的牌来。
原先载突击队员来的那辆卡车，仍把他们带回去，他们只留下两具自己人的尸体，在这以前先经过一番检查，看有没有留下任何证件或遗物可能导致迅速确定死者的身份。他们取道通往海法的公路，按原计划在离此朝东北五公里处和三个人会合，这三个人的任务是掩护他们撤退，所以准备了好几罐汽油，万一有敌人追击，使用来洒在公路上，可以筑起一道火墙。
事先估计到的这种情况并没有发生。
至于哈尔蒙，他利用c．i．d．人员到达之后几分钟内出现的局面，悄俏地溜走了。他脱下军装换上便服，很快就消失在雅古尔的大街小巷中，他至今仍不免心有余悸地回想起骑自行车赶回拿撒勒的那次跋涉之苦，因为他名义上在那里度假和家人团聚。后来，他及时返回在塞得港的所属部队。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他不知道这次事件是怎样收场的，直到很久以后才了解。
詹姆斯·帕内尔眼看伞兵部队的包围圈张开一个口子，让载着突击队的卡车开走。在他们离开之前，这些恐饰分子——在他眼里他们就是恐怖分子——先已小心地把在警察署办公室内找到的所有文件全都烧毁。但是，根据讲好的条件。他们没有碰他这里的任何—件武器。这是唯一使他感到满意的事了。其余的事情没有一件能使他精神振奋，他发现自已连同那两个c．i．d．的代表以及另外五个人（全是警察，没有一个士兵），都成了那个自封的康纳斯少校和他的年轻伙伴的人质。
帕内尔从来没有问及爆炸物是真是假（疑问是后来产生的，知道答案则要晚得多）。对于年纪较大、爱尔兰土腔十足的那一个，他立即产生强烈的反感，还有恐惧。但另外那一个有着一双奇特眼睛的高个儿小青年，在某种意义上更使他慌乱；那种咄咄逼人而又深不可测的目光委实叫他胆寒。
那个后来成为新闻记者、并多次重返以色列的帕内尔，和其他人质一样，被强迫爬上卡车的后厢，双手交叉枕着后脑勺躺在那里。戴眼镜的恐怖分子坐在司机旁，一手拿着手榴弹，一手握着史密斯与韦森手枪。凭着一种叫人惴惴不安的心理战本领，他亲自挑选一名五十多岁的警察开车，这是最没有可能想点子和做出拼死举动的人。
他的年轻同谋爬进卡车后厢，既无表情，也不吱声，一支胳膊贴紧身子，另一只手握着自动步枪。
伞兵又一次让他们通过。卡车离去时开得相当慢。帕内尔认为他们是要做到确信后面没有追兵，不过他自己什么也看不见。卡车朝拿撒勒方向行驶。帕内尔预料：在由此向南几公里的地方有一道军事路障。但三四分钟以后，车改变了方向，沿着一条泥泞的小路走了半个小时，然后停下。他听见那个戴眼镜的人说：
“统统下车，除了c．i．d．的两位专家以及我特别喜欢的那个爱尔兰人之外。”
他们把释放的人质留在一片荒漠中，然后继续上路，这一回叫帕内尔开车，让那两个c．i．人员戴上脚镣手铐躺在卡车后厢。车在一条简直无法通行的路上爬行了一个小时。
于是车又停下来。帕内尔被捆在车前的挡板上。他懂得一点希伯来语，可以听懂这时在那两个恐怖分子之间进行的对话——其实是争论。年纪大的那个无论如何要把两个c．i．d．人员就地干掉。“杀了他们之后，他还要来杀我，”帕内尔这样想。“哦，我的天哪，谁叫我是爱尔兰人呢？”
加利利的黎明细雨濛濛。帕内尔以为自己每一秒钟都可能听到枪声。不料那个又高又瘦的小伙子走到他跟前，弓身替他松了绑，以出人意表的柔和平静的音调对他说：“不要轻举妄动，好不好？否则，我对你的生命安全不能负责。”
“好的，”帕内尔说着，由衷地感到极大的宽慰。“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那对灰眼珠的目光在帕内尔脸上一掠而过，还是那样莫测高深。
他们在早晨六点三十分抵达阿克的圣约翰。卡车驾驶室内只有帕内尔一人。二十分钟前，他的两个对手已换到后厢去，年轻的那一个告诫他不准转过头去，并且把反照镜也砸了，这样他就看不见他背后在发生什么事。
汽车到达哈奈尔—阿姆丹广场，在指定的目的地圆柱旅馆附近慢慢停下。持续很久的静默消除了他的疑虑。不用说，他后面的车厢里已不见人影，只有那两个c．i．d．人员怒不可遏，但是活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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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的烛台 —— 3
一九四六年三月份，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抵达开罗。他和拉扎鲁斯是分开走的，但他们在埃及首都会合。
对于王一生中的那一个时期，约尔·白尼适是最直接、最经常的见证人。据他说，克立姆罗德，尤其是拉扎鲁斯，被巴勒斯坦英国当局列为恐怖分子中首要的缉拿对象。这与雅古尔事件有很大关系。那几个c．i．d．人员已经得到很好的机会仔细观察他俩的相貌，而克立姆罗德的身高使他很容易被认出来。
袭击雅古尔警察署只不过是伊尔贡和斯腾一起发动的规模大得多的攻势中的一段插曲。三月一日下达了总攻击令，拉扎鲁斯的使命仅仅是其中的一个组成部分。海法、雷霍沃特、的尔诺斯—哈纳，耶路撒冷各主要干线和地区、特拉维夫和佩塔提克瓦等地的军营都遭到袭击。甚至在耶路撒冷的第六空降师驻地也挨了炸。
说到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前往开罗、后来又去欧洲的原因，白尼适认为肯定是与拉扎鲁斯有关。象伊尔贡这样一个搞军事活动不愿让外界知道的组织，对于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又和北美的暴徒集团有交往的拉扎鲁斯，不免怀有戒心；那种几乎毫无道理的暴戾作风，不能不使他们皱眉头，因为这和他们的政治目的有时是抵触的。
至于克立姆罗德，白尼适就完全不知道他是什么动机了。只有一点可以肯定：离开巴勒斯坦是他自己提出的要求，白尼适说：“一度我甚至以为他接到了什么新的命令，兴许是莫萨德从欧洲发来的。直到八九月间我才知道事情并非如此，而是他自己要走。我对此感到失望，甚至担忧。单是他曾经和铎夫措档这一点，就预示着不会有什么好结果。我的估计还是有点道理的……”
娜佳·哈基姆住在开罗杰济雷岛的一座别墅里，那里周围都是住宅区。这位前英军妇女辅助部队的工作人员，同哈基姆银行家族的一个儿子结了婚。身份的改变丝毫也没有影响她参与犹太复国主义运动的秘密活动。
她接到通知，说有两个人要来，请给予帮助：先是他们在开罗期间要她照应，然后帮助他们去欧洲。她让拉扎鲁斯和克立姆罗德在美国大使馆后面她以前住的公寓里下榻，还为他们弄到了护照——一份爱尔兰护照给拉扎鲁斯，一份法国护照给克立姆罗德—于布雷希。
她给他们订了船票，于是这两个人就在三月三十日到达马赛。
四月八日，雷伯·克立姆罗德只身来到纽伦堡。
“纳卡姆，”布尼姆·阿涅列维奇说。接着他用短语问：“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吗？”
“是希伯来语“报复”的意思。”雷伯回答。
他们冒着冰冷的菲菲细雨在纽伦堡郊区两排被毁的房子之间散步。他们俩身材相仿，克立姆罗德略高三四厘米。阿涅列维奇二十九岁，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深邃而忧郁，老是那么暗淡朦胧。
“我不喜欢你的伙伴，”过了一会儿阿涅列维奇说，
“首先，他太老了。我们这些人中间年龄最大的也不超过三十岁。但主要是因为他给我一种职业亡命徒的印象。他的模样象一个美国暴徒。”
“他极其能干。比我能干。至少目前是这样。”
“我也很重视实效。我最讨厌那种言必引证犹太教法典的空论：在决定做还是不做某—件事，开还是关一扇门之前，那些人可以就一百二十七条理由引经据典讨论个没完。可是对于我们所需从事或者说我们已经开始在做的工作来说，实效在我们所要求的质量中是居第二位的。我不需要任何职业杀于，雷伯。我需要的首先是……”他犹豫了一下，接着几乎有点不好意思地说：“……纯正。我们要杀人，尽管我们憎恨杀人。据说，报复是弱者的武器，可又有什么办法呢？惩罚那些人固然重要，但更重要的是保证他们的罪行不会被忘记。人们已经开始淡忘了。作恶的人有的目前正在这里受审。报纸也在谈论此事。可是又能持续多久呢？应该让全世界知道，这样的罪恶册应该在两三年内就被忘记的。为了达到这个目的，除了杀人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你真的愿意成为我们中的一员？”
雷伯做了个又像点头又像摇头的动作，他的两只大手插进已经磨破了的茄克衫口袋。
“我调查过你的情况。我们组织的成员遍布全欧洲。此外，在华沙和莫斯科我还有朋友，信得过的朋友。我指的是有私交的朋友。特拉维夫方面不赞成我们的做法；哈葛那想要控制我们，甚至可能想消灭我们。他们动不动就抬出犹太教法典，可以接连几小时滔滔不绝地高谈阔论，却没有行动。至于有关你的问题，我们全都调查过了。我们的成员中有一个在贝乌泽茨集中营里关过，他记得你的母亲和你的姐妹，他愿意为你担保。”
“可是不为铎夫·拉扎鲁斯担保。”
“不为拉扎鲁斯担保。不过我们可以用他。不久我们就需要钱，需要大量的钱，可是无沦哈葛那、莫萨德还是伊尔贡或斯腾的那些假仁假义的无赖，都不想为我们提供一个子儿，我们得自己想办法。我们有一个联络网，从事黄金和药品的走私活动……我知道，我们追求的纯正与非法贸易之间存在着矛盾。但还是那句老话，我们没有别的选择。如果需要——不过我是反对的——拉扎鲁斯可以在我们组织的这一方面做点事。我看过他的档案：在美国，他接触了一大批被称作“黑手党”的人，跟纽约的犹太帮歹徒勾结在一起，直到目前他还跟那些人以及他们的西西里朋友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好了，还是来谈谈你的事吧，对你来说，参加我们下一次行动已经来不及了，至少演主角是来不及了。但你会讲法语，而且讲得非常好，这我明白。这次任务结束后，打算让参加行动的人转移到法国去。我希望由你来负责安排这次转移，你先去法国给他们准备好安身之处。你能不能担当起来？”
“我需要一些饯。”
“钱会给你的。现在你先看看这个。”
阿涅列维奇把一只手放到雷伯胳膊上，示意他止步。雷伯抬起眼睛，看见前面有座建筑物，他以为是个工厂，门口有警察守卫，还围着带刺的铁丝网。阿涅列维奇却摇摇头说：
“不，这是一所机械化的面包房。那里边做两种面包，每天早上送出去，好在谁也不会弄错：白面包是给美国、英国和波兰士兵吃的。当然，我们不去碰它。黑面包是绘囚犯吃的。这些囚犯关押在以前的第十三战俘营，共有三万六千人，都是党卫军，盟军宪兵搜集了他们的罪证。我们希望至少把他们干掉三分之一，用砒霜。”
这项使命是在一九四六年四月十三日夜晚执行的。那天夜里正赶上狂风暴雨，这也是导致失败的部分原因，尽晋在行动前的几个星期内已采取了所有的预防措施。纳卡姆小组的两名成员不提及自己是犹太人，已在战俘营中找到工作，一个当司机，一个管仓库。纳卡姆组织内的化学人才配制成功一种砷基混合物，用它涂在面包上，无论浓度还是色泽都跟德国面包师洒在他们的产品上的扮完全一样。另外一些人还在面包房内找到了工作，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在堆放待造的面包的仓库底下挖了个藏毒药和工具的小小暗室。毒药是藏在热水袋中揣在怀里夹带进去的。四月十三日下午晚些时候，三个人躲在暗室中，宜等到天黑所有的职工全都离开之后才出来。在这个天气坏得出奇的风雨之夜，他们戴上手套面罩，开始在面包上加“浇头”。风越刮越猛，把仓库的一扇窗玻璃碰碎了。警察闻声赶来，可是仓库里没发现什么人，他们便以为有人企图偷窃，这在那个饥馑的岁月里并不罕见。翌日，他们作了一番例行公事的调查，但纳卡姆小组的行动已不得不半途而废。
十六日，纽伦堡的报纸刊登了警察发现暗室以及五千名党卫军囚犯中毒的消息。
其中死了四百人。
在一个曾经是纳卡姆成员的法国籍犹太人梅齐埃陪同下，雷伯·克立姆罗德在里昂找到了一套大公寓。他把四个设计这次纽伦堡事件的人在那里藏了十天。他们还在为这次行动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深表遗憾，计划要给一万四千只面包涂毒药，结果只涂了两千只。
一星期后，阿涅列维奇亲自来到里昂，与梅齐埃和克立姆罗德见面。他要克立姆罗德陪他去比利时和德国，同时充当他的向导和译员。四月二十六日黎明时分，梅齐埃送他俩坐上他们为本组织购买的一辆汽车离去。之后差不多过了五个月，梅齐埃才重新只到那高个儿年轻人。当时克立姆罗德把他仅有的身外之物留在里昂的公寓里，那就是两本书：一本是法文的蒙田《散文集》，一本是英文的惠特曼《草叶集》。
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在里昂是九月中旬的事，铎夫·拉扎鲁斯也一起来了。
但是，在这以前，还有巴黎的一段插曲。
苏珊·塞梯尼亚兹很爱她的孙辈。尽管丈夫留给她的遗产，够她过上相当舒适的生活，但她还是饱受孤寂之苦。她深爱大卫，甚至在一句英语也不会说的情况下，这一年的春天居然决定到波士顿去住，可见她是多么喜欢这个孙子。夏季她照例在埃克斯昂普鲁旺斯度过，那里有她自己的一所房子；然后，于九月九日返回巴黎。她在电话中向那人建议：既然你是大卫的朋友，那就请你上我这儿来吧。”雷伯接受了她的邀请。
雷伯环顾四周，视线停留在一幅小小的画上，这幅面接在一架雕花红木书橱左右两部分之间的墙上，俯临着一张软垫长椅。它是用油画原料和色胶画成的，可能是本世纪二十年代初期的作品；画面上除了一只蓝色盘子里盛着两尾赭色的鱼外，其余大都是些模糊不清的静物。
“这是保尔·克莱（注：保尔·克莱（1879—1940），法国抽象派画家）的作品。”雷伯说，“我们也有这样的—幅，几乎完全相同。”
“‘我们’？”
“我指的是家父和我。我们在维也纳住过。”
他露出笑容，倏忽之间，他的整个面貌变了祥。在这以前，他的脸倒不是毫无表情，而是象一个人在凝神沉思，况且他那双明亮的浅灰色眼睛和一对又大又深的瞳仁越发加深这样的印象，但是经过他一笑，一切都改变了。
“您的寓所真是富丽堂皇。”他说，“家父看见了一定会说：首饰匣确实配得上它里面的珠宝。他喜欢用这种赞美的言气或许是为了表明他毕竟具有维也纳人的气质吧。”
他很少带有外国人的口音，完全充得过一个从东方来的法国人。苏珊·塞梯尼亚兹有一种局促不安的感觉，正象她的孙子和乔泊·塔拉斯先于她所感到的那样。她以为这位来访者的年龄在二十一岁上下，其实还不满十八岁；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衣着十分质朴，实在近乎寒酸但是他的眼神、嗓音乃至整个气质却给人一种不同凡响的感觉，这与他的外表是那样不相称，同样给这位老太太留下深刻的印象。
她向客人问了一些有关她孙子的事，问他们是怎样认识的。雷伯回答说，大卫和他是在“奥地利的林茨附近”遇见的，那是在盟军部队胜利到达之后不久，当时他——雷伯·克立姆罗德——正处在“困境”中（这是他的原话），是大卫给了他帮助。于是他们就成了朋友。
他矢口不提集中营或自己九死一生的事。苏珊·塞梯尼亚兹只有一次问起他的家庭情况，还唯恐失于冒昧而有点犹豫，雷伯回答说，他不久前曾有过一个家，他父亲在战争中被“打死”了。这一点苏珊·塞梯尼亚兹认为是正常现象。她以为来客的父亲也象大多数奥地利人一样，在第三帝国的军队里打过仗，想必是死在战场上的。她甚至料想雷伯本人也一定穿着德军制服参与过战争行动，因为她把雷伯的年龄估计错了。直到后来，听了大卫向她介绍他与克立姆罗德相遇的真实情况，她才感到分外震惊：一是对事实本身，二是对她自己的错误判断，也许在更大程度上是对后者。为此，她还哭了一场。
他不费劲地转换话题，开始谈到他先后六七次来法国的情形，上一次是在一九三八年四月。他说，他是跟一位来自旺多姆附近地区的家庭女教帅学的法语，在巴黎度过的一个夏季和在多维尔、比亚里茨、里维埃拉度过的另外几次假期，使他的法语水乎得到提高。是的，他知道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这个地方；还提到格拉内博物馆，说“那里收藏了一幅伦勃朗和两幅克拉纳赫的画（注：伦勃朗·哈尔门兹·凡·林（1609-1669），荷兰画家。卢卡斯·克拉纳赫（1472—1553）德国画家）。”他的美术知识使塞梯尼亚兹老太太大为惊讶，她自己知道克莱这个名字还是因为她丈夫买了这位画家的一幅画。
她告诉克立姆罗德，大卫已经复员，并且刚刚回到哈佛大学继续学法律。她把儿媳在波士顿的地址告诉了雷伯，今年这个时候大卫应该在波士顿，除非他在康涅狄格州的别墅度假还没回学校。
“要不要我把地址和电话号码抄给您？”
他摇摇头，笑着说：“不用了，我的记性相当好。”
他起身告辞，仪态安详、彬彬有礼。这时老太大才想到，也许他在巴黎、在法国是孑然一身，甚至可能压根儿没有朋友，也没有家。由于不好意思贸然给他钱，老太太简直费尽心机在考虑如何帮助他才好，后来在一阵冲动之下邀请对方第二天来与她共进午餐。她见雷伯犹豫了一下，但最后还是接受了邀请，说他很“乐意”再来。他走到门口，又逗留片刻，用他那双奇妙的灰色眼睛专注而庄重地望着女主人。老太太骤然产生一种腼腆的奇怪感觉，她只好用一句不太高明的俏皮话把它掩饰过去。
“我保证不企图勾引您。”
“已经来不及了，”他双眼迸出愉快的火花，“我又要提到家父，他在这种场合想必会说‘我的堡垒在您面前已经土崩瓦解’。”
他用嘴唇在老太太手背上轻轻擦了—下，然后离去。第二天上午，她收到一封短简和一朵玫瑰花。信上的字体工整，秀气中带有明显的下倾趋向。雷伯请她原谅不能前来赴约，他当天就要离开巴黎。
一星期后，她写信给大卫说：“我遇到了六十五年中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不论需要还是不需要我的帮助，你尽管去做，大卫。我有一个感觉，好象他目前的境况相当困窘，尽管他在我面前只字不提……”
雷伯·克立姆罗德重新出现的消息，尤其是到他的法国老祖母家去这件事，使大卫·塞梯尼亚兹大为愕然，原先他满以为一辈子再也不会听到这个人的音信了。他在复信中告诉祖母说，他自己也对这个人留下十分深刻的印象，并要求祖母，“如果他再来的话，”务必设法弄清楚在哪儿能找到他，因为大卫本人也很想再见见他这位“奥地利朋友”。
波哥大的烛台 —— 4
在丹吉尔法兰西广场的巴黎咖啡店里铎夫·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悠闲的叹息，舒舒坦坦地坐在一张柳条椅上。
“来一杯马丁尼（注：用杜松子酒、苦艾酒和苦味药酒调和而成的一种鸡尾酒。）？”
雷伯摇摇头。
拉扎鲁斯自己要了一杯粉红色的马丁尼——他最近才改变习惯喝起这种酒来，——给他的伙伴要了一杯薄荷茶。他开始谈到黄金，用的是依地语。他说，黄金在丹吉尔正日益增多；整个欧洲，甚至瑞士的黄金纷纷流到这里来——归根到底，俄国人目前在维也纳，可是谁能说瑞士的中立地位能永远把他们挡住在那里？何况，巴黎和伦敦的黄金市场已经停止交易，加上通货膨胀……
“小伙子，你知道通货膨胀是怎么回事吗？”
“知道，”雷伯漠然回答。
在坐“神仙”号从马赛来丹吉尔的途中，他度过了自己的十八岁生日。到这里以后，拉扎鲁斯在闵扎旅馆定了两个房间。趁他的伙伴有—个约会，雷伯独自沿着巴斯德林荫道走了一遭。他站在瞭望台上，从那里可以饱览直布罗陀海峡和马拉巴塔角的宏伟雄姿；他还一直走到格兰索柯。
“我说话你是不是在听，小伙子？”
“是的。”
“我看你不象在听。雷伯，这里有钱可赚。在国际共管区的议会里有三个犹太人。我和其中的一个见了面，他们马上就要决定把对未经宣布的存款实行的优惠办法扩大到黄金，这就是说，任何人，无论本地居民或外侨，都可以存储数量不限的黄金而不用缴税。单拿法国来说，那里就有成千上万的人因为通货膨胀而做梦也在想黄金。举个例说，你可知道一根金条在苏黎世和同一根金条在里昂两地的差价是多少？二十万法郎。咱们可以把丹吉尔作为基地，用小型飞机空运黄金，利用法国抵抗运动的旧机场。……”
“我不会开飞机。”
一名至少已有七十五岁而且居然能说十来种语言的侍者，给他们送来了钦料，还有拉扎鲁斯要的一包烟卷。拉扎鲁斯那双亮晶晶的小眼睛依然一个劲儿地盯着雷伯的脸。
“你的心境不佳，小伙子？”
雷伯仍然一声不吭。那两颗灰色的眼珠子转过来与对方凝视的目光正好碰到一块儿了。拉扎鲁斯莞尔一笑。
“你连一个子儿也没有，没有家，没有地方可去。要是没有我，你也许会挨饿。什么都是我教会你的。我甚至把你的第一个女人带到你床上。对不？”
“对。”
“你跟阿涅列维奇杀过人没有？”
回来见铎夫之前，雷伯曾在市场上转悠了一阵，归途中穿过法规街走到孟杜比亚植物园的入口处，那里的木槿多得不得了，还有几棵被认为已生存了八百年的龙树，他瞅见了那个人，并且立刻认出来，尽管那人穿着便服，尽管还留起了小胡子和比较长的头发。那人把上衣搭在胳膊上，一边用手帕擦脖子，一边讨人喜欢地向几名正在同一个兑换货币的商人争论的英国水手搭讪。那人不是埃立希·施泰尔，也不是霍赫赖纳。
“记性相当好”的雷伯四年前只见过他一次那是在贝乌泽茨，一九四二年七月十七日。当时那个人打一排排刚从利沃夫押来的犹太人面前走过去，操着一口几乎无懈可击的依地语，要他们所有的人给自己家里写信，让家属放心，告诉家里人，说他们没有受到虐待，说他们的流放生活事实上并不怎么可怕……
“你没有回答我，”铎俯说。
“没有。”
“你是说，你没有杀过任何人？
雷伯含笑摇摇头。
“我是说我没有回答你。”
拉扎鲁斯拿起刚才侍者跟薄荷茶、马丁尼一起送来的一盒“菲立浦·莫力斯”香烟。
“我在市场上跟几个人交谈过。他们用意大利活把这叫做‘乌富穆’，也就是烟。他们说，做这档子买卖也能嫌大钱。”
十月下半月跑的第一趟生意，本钱是由铎夫·拉扎鲁斯张罗的。以后他们又跑了十趟，目的地每次都一样：西班牙。方法其实很简单，只要能搞到一条船。美国产的淡黄烟卷在丹吉尔名义上是过境商品，这里的价钱是每包三十法郎，如果要合法地运出去，只须报一个进口烟草是合法的终点港，通常就报马耳他。他们将同来自巴伦西亚的西班牙买主谈妥一个海上的交货地点，必须在领海水域以外，否则西班牙人有碰上佛朗哥政府的海关人员的危险。这事几乎不冒什么风险，而赢利却颇可观：在丹吉尔出三十法郎买来的一包烟，转手可以卖五十到六十法郎。他们有时候一船要装五十箱，也就是两万五千包，跑一趟就能嫌五六十万法郎，即四五千美元。这就难怪围绕着尚未落入大流氓之手的这项买卖争夺如此激烈。在形形色色的走私者中，前皇家海军的几名军官、一位未来的法国部长、英国和意大利的一些贵族、乃至一帮清一色搞同性恋并且挂妃色旗航行的女船员，正在你推我搡，各不相让。
跑了六趟买卖后，雷伯已能偿还拉扎鲁斯最初的投资。
“你不必这样做，”铎夫说，“我没向你要。”
“我认为这样比较好，”雷伯的回答很简单。
他们谈话时有一个名叫亨利·阿尔特的法国人在场，他对冒险生涯一直心向往之，并且专为这个目的从尼斯来到丹吉尔。阿尔特和克立姆罗德是偶然相遇的，当时他们正站在擎天柱书店的书架前。从尼斯来的那个人是学历史的，他先跟雷伯攀谈起来——谈那个高个儿青年正在翻阅的一本书。
那是施本格勒的《西方的没落》（注：施本格勒（1880—1936），德国哲学家，史学家。他认为历史只是若干各自独立的文化形态循环交替的过程，把第一次世界大战德国的战败看作是“西方文化的没落”。），雷伯差不多把这本书全部读完了。在他们到附近一家咖啡店的敞廊上长谈的过程中，三十岁的阿尔特发现这位施本格勒著作的青年读者才十八岁，不由得大为惊讶；但雷伯在做烟卷生意这一事实引起了他极大的兴趣。他本人在这方面有一些新的点子，甚至设想搞一条“淡黄烟卷路”把烟卷从丹吉尔运到法国和意大利沿海地区，在那里一包“菲立浦·莫力斯”或“切斯特菲尔德”可以卖到一百法郎……
“而且，如果每次不是装五十箱，而是装五百或一千箱，甚至更多些——这仅仅是船只问题——那么，赢利很快将达到惊人的数字。一年赚它一百万美元并不是痴心妄想。”
阿尔特长时间固执地想要说服这个小伙子跟他合伙干，这使他自己也有些纳罕。小伙子显然举棋不定。肯定不是因为缺乏胆量或雄心。看来另有原因。
“是不是你那位爱尔兰朋友？，因为他？”
“不完全如此。”
“如果你需要，”阿尔特最后说，“咱们可以三个人一起干。虽然……”
他不喜欢铎夫·拉扎鲁斯（他只知道此人姓奥谢，这是拉扎鲁斯在丹吉尔期间一直使用的化名），其实还有些怕他。阿尔特曾有两三次听到他在用英语同一些形迹可疑的美籍意大利人热烈交谈，他们提到海米·魏斯，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或勒基·卢奇亚诺这些名字时的口气就象过去的士兵谈到他们的长官，阿尔特狂热地渴望冒险，但是在合乎理智的限度以内，拉扎鲁斯—奥谢这样一个人在他看来已经“离了格儿”，正象此人和年轻的于布雷希在他看来是并不相称的一对伙伴一样，既不相称而又危险。
总之，阿尔特的态度象一个兄长。他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
他和兰根事件不可能有什么关系。他只是那件事情的证人，还不是直接的。
“他们是荷兰人，”拉扎鲁斯说，“一个叫兰根，一个叫德格罗特或者跟这差不多的名字。其中一个有商船船长的执照。而咱们不是需要一个真正的船长吗？刚才我们正在谈论，这回要穿越地中海了，可不光是沿着西班牙海岸去向那里的小妞儿们挥手致意。至于别的船员，有一个马耳他人和三个西西里人。”
“还有咱们。”
“对，还有咱们。总共八个人。带九百箱咱们人手可能不够，但是到了那儿会有一批人来帮忙。”
“咱们准备去哪儿？”
“西西里。到巴勒莫以西的一个海湾。你有没有不同意见，小伙子？你大概以为咱们会老是玩这种小孩子游戏？如今咱们可要干真格的了。来吧，我要带你去见见那两个荷兰人……”
亨利·阿尔特已经和他的一个朋友坐在巴黎咖啡店，那人是科西嘉岛的一名海关官员，他正以一位专家的身份在出很多点子，教他怎样才能最大限度地利用丹吉尔的国际地位提供的种种有利条件。阿尔特看见克立姆罗德和拉扎鲁斯到来，并且坐在几步以外两个背对着他、年龄在三十五岁上下的男人旁边。他看见克立姆罗德的灰色眼睛冷酷地呆滞不动，一度还瞪得大大的，他注意到克立姆罗德做了个古怪的动作——弯着腰，脑袋几乎完全钻到桌子下面，把一条并没有松开的鞋带重新系一下。然后坐起来，又是一副不动声色的神态。阿尔特向拉扎鲁斯—奥谢膘了一眼，意识到他也已经有所察觉。过了二三十分钟，那两个陌生人才起身离去……
铎夫用依地语低声说，“别装腔作势在我面前演戏，小伙子。我看到了你的神色。你是不是认识那两个家伙中的一个？”
雷伯张开搁在大腿上的手指，似乎对它们看出了神。最后他说：“至少其中一个不是荷兰人。”
“哪一个？”
“兰根。”
铎夫的双目象两颗寒气森森的蓝色钻石在眼镜片后面闪灼。他把一张钞票扔到桌上付了账，站起身来。
“咱们得赶快离开这儿。”
两个月以前，他买了一辆双色帕卡德折蓬汽车。他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往马拉巴塔，雷伯坐在他旁边。一路上他们一句话也没有交谈，可是当车到达灯塔时，拉扎鲁斯关上引擎，下车向可以同时眺望丹吉尔、大西洋和西班牙的游廊走去。
他的动作之快，好象根本没有做过某个动作，但是原先他用左手提着的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现在已到了他的右手掌中。他打了一枪，一只正在飞翔的海鸥应声中弹落下。铎夫面露笑容。
“咱们刚到丹吉尔的时候，我问过你一个问题，你跟阿涅列维奇那个白痴有没有杀过人？当时你没有回答我。”他以几分钟前已经显示过的那种令人咋舌的敏捷性再次摆好射击姿势，而这时又有一只海鸥在他的手枪射线上。但这一回他没有扣动扳机。
“你想杀死那个兰根吗，雷伯？”
“我不知道。”雷伯平静地说。
铎夫的手一动；那支科尔特已经回到他的茄克衫里边原来的地方，插在他右股后面的腰带上。
“回去吧，小伙子。咱们就跟德格罗特和你那个朋友兰根一起去跑一趟西西里海岸。我现在认为，八成连那个德格罗特也不会是荷兰人。他可能也是他们中的一个。尽管兰根在丹吉尔说他是荷兰人，可是你以为一个真正的荷兰人会让人家牵着鼻子走吗？或者他是以另一种方式卷进去的。甚至在荷兰也有党卫军……”
自从他们相处以来，他这是第一次对这个年轻人如此亲热，他搂住雷伯的脖子，带着他回到帕卡德折篷车前
“小伙子，相信我的话，你无论如何不能在丹吉尔杀死他。有人看见过你我和他在一起，而丹吉尔又不是一个不大的地方。相反，一个人在西西里被杀死就不稀奇了……”
他把车发动起来，脸上笑眯眯的。
“你可以在那里把他干掉，雷伯。”
波哥大的烛台 —— 5
大;学，生，小，说'网
那条船叫“野猫”号。栎木的船身长二十六米，超重量为七十吨，装有全套马可尼公司的船具和一台一百八十五马力的内燃机。它载运六百六十箱“菲立浦·莫力斯”、二百箱“切斯特菲尔德”和六十箱“骆驼”牌，一九四七年一月十七日，船离丹吉尔，二十三号黄昏时分看到了卡斯特拉马雷湾西端的圣维托角，距离巴勒莫约五十公里。五十海里以内肯定没有任何意大利海关的巡逻小快艇。此外，舱单和提单都没问题，开列的货物也与所载相符，注明的终点港是希腊的科孚岛。
按照指示，德格罗特停机等待。十一点左右，岸上一盏黄灯亮了三次，表明这一带海岸没有障碍。“野猫”号向岸边驶去，在接到另一信号后又停下。不久，他们听到波浪的拍溅声，那是由十来条大渔船组成的一支驳运队正在靠近。渔民们开始移载，有两三个海关人员也参与其事，因为他们可以赚每箱—千意大利里拉的外快。来回驳运几次就够了，在他们最后一次登上货轮时，带来了几桶希腊葡萄酒（如果你相信上面的商标的话）。—个西西里人把船单和提单撕毁烧掉，取出另外的舱单和提单证明“野猫”号在科孚港装了货正在返航途中。
第二天早晨七点，他们进入巴勒莫港，要求自由停靠，即不装卸货物的停留。他们在海上差不多已有八天，并末遇上一点点麻烦。这趟买卖成功了。
“咱们的意大利客户对我们非常满意，特地请咱们全体去吃午饭，”铎夫·拉扎鲁斯宣布。
他以犀利的目光向雷伯看了一眼。当然，他的脸上笑容可掬。
他们从巴勒莫郊外的蒙德洛出发，沿着盘旋的公路驱车上佩莱格里诺山，在离观景楼还有一段距离时，他们折上一条道旁种着桉树的小路，那里有一座带蓝色百叶窗的白房子。车共有两辆，都是美国货；铎夫·拉扎鲁斯、兰根和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美籍意大利人（本书的这一段故事就是他提供的）坐一辆，另一辆上则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德格罗特、“野猫”号的两名西西里水手以及司机。
汽车停在台阶脚下。司机留在车上，水手们落在后面交谈。其余的人登上敞廊，至今仍在那里的一棵高大的紫藤在夏天也许能遮蔽整个敞廊，从这里眺望巴勒莫湾景色绝佳。
兴许直到此时，那两个所谓的荷兰人方始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
房子里根本没有午餐准备看，只有两个脸上毫无表情的男人，除白衬衫外全身黑服，既不戴硬领，也不系领结。他们每人手里执有—支“卢帕拉”——西西里人打狼用的猎枪。但他们并不介入；曼库萨同样如此，他在背后袖手旁观。
那支科尔特自动手枪这时已经象变戏法一般出现在铎夫·拉扎鲁斯手中，他说：“你叫兰根？这个小伙子和我从丹吉尔开始就在为一件事纳闷儿：你的真实姓名究竟是什么？”
兰根回答说，这正是他的真名，说他确实是荷兰人而不是其他，他不明白这是什么意思。拉扎鲁斯摇摇头。
“得啦，别来这一套……关于这个小伙子有一点我可以肯定：他有不可思议的记忆力，确实是不可思议的。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一个名字、一张面孔、各种数字或一本书。这是很难令人相信的，兰根：一本书他只要读过一遍，只消读一遍，听着，确实如此：他就永远把它记在头脑里了。他记面孔的本领同样了不起。既然他说曾在特雷布林卡看见过你……”
“在贝乌泽茨，”雷伯纠正道，他的声音如发自空穴，眼睛朝下。
“对不起，小伙子，的确是在贝乌泽茨。兰根，既然这小伙子说他在贝乌泽茨集中营见过你穿着党卫军制服，而且是在你们杀害他的母亲和姐妹的时候，既然他这样说，他决不会弄错。那是错不了的，任何人都……”
“话不能这样说。我可能搞错，”雷伯悄声低语。
“任何人，甚至这小伙子本人，都无法使我相信他会搞错。跪下，兰根。跪下，否则我一枪准把你的纳粹schlong（鸡巴）打飞。我问你：‘今天天气很好’这句话依地语怎么说？兰根？莫非你在上西天之前真的想要吃足苦头不成？”
“sara sheyn veter haynt，”兰根说。
“他的口音不是呱呱叫吗，小伙子？”拉扎鲁斯发出一声感叹。
他拔出另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与此同时想必注意到另一个所谓的荷兰人在他背后开始移动位置，所以他头也不回，心平气和地说：“德格罗特，只要再挪动一步，我就朝你的屁股开枪。”接着，他向雷伯笑道：
“你该把他干掉了。请立即动手，咱们不打算为这档子事花去半天工夫。这划不来。快把我这支玩意儿拿去，小伙子。拿去！”
手枪易了手。
“别对准他脑袋开枪。还是往嘴里打进去好。他可以看到你的手指扣动扳机，你懂吗？瞧，你得这样……”
他把着手儿教雷伯，枪管深深插入兰根口中。
忽然，他用依地语高声喊叫：“干吧，雷伯！他杀了你的母亲和姐妹！他是怎样对待她们的，雷伯？他是把她们活活烧死的，对吗？宰了他！宰了他，这狗娘养的！”
静默。
“0．k，小伙子，你走开，”拉扎鲁斯温和地说，这回用的是英语。“你只管走开，这儿的事你不用管。”接着，在几秒钟以后，他又说：“吮吮这玩意儿，兰根……吮吮这支枪，就当它是一只肥美的犹太schlong……对，正是这样……好极了，兰根……”
最后那句话音刚落，枪声就响。他转过身来，用左手拿着的另一科尔特杀了德格罗特，一枪打在脑袋上，正中太阳穴。
铎夫·拉扎鲁斯和雷伯·克立姆罗德来到奥地利林茨蓝德街三十六号西蒙·威森塔尔家。亨利·阿尔特不知他们出了什么事，后来由一个名叫索尔·曼库萨的——他现在是“野猫”号的船长——告诉他，说他们跟那两个荷兰人吵了架，在意大利耽搁了一阵。
威森塔尔问克立姆罗德是否属于什么组织，雷伯回答说不属于任何组织，他是单独行动的。
“另一个呢？”威森塔尔问，“等在街上的那一个是谁？”
“朋友，”雷伯简单地回答。
雷伯要打听得两个人一个叫埃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另一个叫威廉·霍赫赖纳。
威森塔尔对这两个名字都不熟悉，他的名单上—个也没有．不过，在一九四七年初，有关死亡营管理当局人员的情况或—九四五年五月后他们的下落了解得非常之少。威森塔尔刚刚在开列一份曾与阿道夫·艾克曼（注：阿道夫·艾克曼（1906—1962）——“盖世太保”犹太处处长。）密切合作的附逆分子名单，他根本不知道艾克曼是否还活着。对于在一九四七年建立起来帮助纳粹分子逃亡的那个庞大复杂的系统“敖得萨联络网”，他更是—无所知。“我这里有几个姓施泰尔的，不过没有一个名叫埃立希·约阿希姆，你说他出生在格拉茨，什么时候？……”
“一九〇五年四月十四日。”雷伯说，“他父亲叫约阿希姆·施泰尔，一八七九年十一月六日出生在格拉茨；母亲玛尔塔·西尔维纳格尔，一八八三年十月二十三日生于克拉根福。埃立希·施泰尔目前四十二岁，身高一米八二，金发碧服，非常漂亮，右手掌上有一个星形的疤痕。战前他是维也纳的一个律师。他能说英语，也会讲一点法语。他对艺术很感兴趣，尤其是绘画。他喜爱的画家有……”
雷伯用缓慢、淡漠的语调背诵这些事实。这是经常发生的，而且还将有更多象这个神态迷离忧伤的高个儿青年一样同西蒙·威森塔尔索昧平生的人来向他述说。他们述说的情况往往会对他的搜索工作提供新的线索。姓名和事实会突然合在一起。因此他记下了埃立希·施泰尔和威廉·霍赫赖纳的名字。
“他们是战犯？”
“是的。”雷伯说。
“我需要事实。如果您同意提供证据并且……”
“如果我提供证据，会怎么样呢？”
“对这两个人将进行缉访。如果证据充分，而这两个人又能找到的话，他们将被逮掳、受审、判刑。”
那青年微微一笑。
“我明白了，”他说，“我要考虑一下，也许将来我还会来找您。”
他起身告辞。
威森塔尔问：“您跟这两个人之间是不是有个人恩怨？”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回答时缓慢地现出他那耐人寻味的笑容。
“您是不是想要把这事告诉我？我自己失去的亲属有八十五人。”
那青年客气地摇摇头。“也许下次来谈。谢谢您的热诚接待。”
威森塔尔目送他出去并且从美国战略情报局办事处所在的四十号门前经过，跟另一个人会合；另一个人身材矮而壮实得多，年龄也大得多，肩膀非常宽，戴一副无边服镜。他再也没有看到过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三二年，埃立希·施泰尔加入以约翰·克立姆罗德为首的律师联合事务所。他于一九四一年正式对该事务所实行监督，但实际经办已有六年多，其依据是约翰·克立姆罗德签署的一份委托书，因为他本人患偏瘫只得以轮椅代步，无法主持业务。战争结束时，施泰尔没有再在维也纳或其他地方露面。一九四七年二月，在举行格拉茨审判之前，他的妻子填表申报丈夫死亡，理由是有一个人起誓作证他曾目睹埃立希·施泰尔在布拉格被苏军用机枪击毙。法庭很爽快地准其所请，因为这是例行公事。施泰尔的名字就此从纳粹战犯名单上消失，如果说曾在上面出现过的话。
施泰尔在政界和军界的履历都有案可查。他参与一九三四年未遂政变的事有警察局的报告为证，其中提到约翰·克立姆罗德曾出面为他说项。他加入纳粹党是在一九三八年二月，党证号码为6330372。那时他已成为公认的“犹太人问题”法律专家。被委任中央犹太人移民局的法律顾问以后，他参与了对路易·德·罗特希尔德男爵加以逮捕、羁押以及勒素数百万美元之后驱逐出境的全过程。一九四〇年，他从事研究马达加斯加方案法律方面的问题，该方案预见到要把欧洲所有的犹太人放逐出去，首次使用了“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这一说法。次年，他奉莱因哈德·海德里希之命，数次前往荷、比、卢等国处理属于十四万犹太人的财产和养老金事宜，其中只有五千人幸存下来。在这同时，他一直按自己的方式经营着克立姆罗德的事务所。
一九四三年，他和党卫军一起开赴东线，一九四四年三月回后方住院治疗。到一九四四年十月，他的公务活动减少。打那以后，有关他的消息越来越少，直至一九四五年四月完全失踪。
以上是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的正式经历。大卫·塞梯尼亚兹可以提供有关此人生活和所作所为的较完整资料。施泰尔在纳粹德国境内步步为营从事活动是经过周密考虑的。施泰尔纯粹为个人目的而利用形势的发展，那种赤裸裸的实利手段实属罕见。他的目标是占有属于克立姆罗德一家的全部财产，同样还要占有在一九三八至一九四一年那些已经相当黑暗的岁月里约翰·克立姆罗德的当事人委托这位虽然瘫痪但是诚实的律师照管的财产。施泰尔把汉娜·克立姆罗德也列为自己的目标。一九八二年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力促下进行调查的结果，使他获得汉娜·克立姆罗德一九三七年八月七日在威尼斯利多海滩上照的一张相片。她站在一群人中央，带着她的三个孩子，一双淡得出奇的眼睛瞧着镜头，雷伯的眼睛就是从她那里继承的，她的美简直使人惊异，这是一种端庄、娴静而又光彩夺目的美。施泰尔站在大约两米以外，眼睛不看镜头而看着她。施泰尔未能占有这一宗比其余的一切更珍贵的财宝。他别有用心地把汉娜及其三个孩子送拄利沃夫，带着他为他们弄到的护照，带着他作为纳粹高级官员所能向他们提供的一切保证……
……同时也完全相信，他是在送他们上一条可能由他本人设计的死路。
大卫．塞梯尼亚兹相信约翰·克立姆罗德被捕这一经过精心安排的步骤，以及他被送往哈尔特海姆城堡给未来的死亡营刽子手们当豚鼠使用，都是施泰尔的手笔。通过遣散克立姆罗德家过去的仆人和杀害老管家安东·欣特泽耶尔，施泰尔完成了他个人的anschluss（注：德语：合并。作者用这个词把施泰尔的所作所为比作纳粹德国吞并奥地利的所谓“德奥合并”）。
那么埃立希·施泰尔在一九四五年四月以后干了些什么呢？……最初他化名在美军管辖的一个战俘营里找到了避难所，等待时机重新公开露面。及至雷伯·克立姆罗德再度出现——现在他的危险性比两年前更大了，——施泰尔认识到，自己的安全已受到严重威胁……
……这就是为什么会发生下文将展开的死山那一幕……以及一九四七年三月施泰尔逃往南美的原因。
对于塞梯尼亚兹来说，这是毫无疑问的；在所有可能的渠道中，施泰尔使用的是被称为“修道院路线”的一条。
波哥大的烛台 —— 6
上午八点十分，一个相当肥胖、但身段还不太难看的高大男子，从慕尼黑策佩林街上靠近伊萨尔河的一幢私人住宅里走出来。他竖起大衣的狐皮领子，戴好漂亮的羊皮手套，打开他的车库门。那里停放着他引以为骄傲的一辆梅塞德斯轿车，擦得铿光瓦亮。他坐到方向盘后，听引擎发出轻柔的颤动声感到得意非凡。他扳动排档。
“请不要动。”
这声音十分温和而有礼貌，所以他并不感到惊慌。及至转过头来认出了那双眼睛，—阵直透骨髓的恐怖使他顿时瘫倒。
“这不可能！”
“可惜这是事实，”雷伯说，“我知道你的孩子即将出来，你要送他们去上学。这不会改变我的计划。对你也没有好处。我将被迫把你的孩子也杀死，然而我不想这么做。现在，请照常驾驶吧。”
“米歇尔……”
“请开车。”
梅塞德斯倒退出了车库，缓慢地在房屋前面停下。两个裹着红蓝羊毛围巾的孩子走出来。他们看到父亲身旁坐着一个陌生人，显得有些奇怪，但是雷伯含笑对他们说：“你们的爸爸跟我是老朋友。他曾经有二十个月象疼孩子那样爱护我。来，上车，我们把你们送到校门口。”
两个孩子笑着向他问话。雷伯告诉他们说，他叫米歇尔，更确切些说，是他们的爸爸这样叫他，因为他们的爸爸不喜欢他的另一个名字。那么另一个名字叫什么？哦，他说，这另个挺古怪的外国名字，他们可以问自己的爸爸那到底是个什么名字。
他们到了学校门口，雷伯向驾驶梅塞德斯的那位说：“称应该亲亲你的孩子。他们怪可爱的。”
孩子走进学校去，汽车开走了。
“米歇尔，我的上帝……”
“咱们去达豪，”雷伯说，“请往那儿开。毛特豪森太远，而且还得越过边界。将就一下去达豪吧。”
“米歇尔……”
“我的名字是雷伯，”雷伯笑道，“请稍慢一些。我不希望咱们发生车祸。而且我希望你不要开口。听你说话……只会使我心中的怒火烧得更旺。懂吗？”
他们一路保持沉默。达豪集中营已出现在前面，时隔二十三个月以后仍保持原来的样子。
“咱们不进去了。这没有必要。只要沿着围墙把车开到看得见焚尸炉的地方。”
两分钟过去了。
“行了。现在请停下。下车吧。”
雷伯也下了车。他左手拿着一罐东西，右手拿着武器。
前党卫军少校吓得失了音，他问：“你真的会杀死我的孩子吗？”
“我想会的，”雷伯说，“但我不敢肯定。我非常愤怒，不过我不知道自己是否会走得那么远——把他们也杀掉。”
雷伯把罐子送给他。
“请把它打开来喝下去。”
前党卫军中校旋开盖子，立刻嗅出了气味。他用一种似乎被掐住脖子的声音说：“这是汽油。”
“是的，”雷伯说。“我记得，三年零四天前，也在这个时候，你曾经强迫一个法国男孩喝过。所不同者，他喝的还是废油。可能因为当的你们汽油不够。他才十岁，他是七月二十三日生在波尔多的。我对他记得十分清楚。他折腾了十个钟头才死去。我想，你会喝下这罐汽油的，因为你直到最后还将抱着我也许不杀你的希望。的确，你有一个机会。尽管希望不大，但毕竟还有。但是，在你喝下去之前……”
他从茄克衫口袋里取出一件用纸包起来的小东西。
“一件礼物，”他说。
前党卫军中校拆开纸包，发现里面是一支唇膏。
“我非常希望你搽一点在你脸上，特别是嘴唇……
时间在逝去。
“对。面颊上也请搽一些……很好。现在你可以喝汽油了……这罐子也是你的，所以不伯你不认账。这封信将在你的口袋里发现。它是一个名叫扎茨卡留斯的立陶宛少年写的。你会对我说：他已经死了。但这难道是充分的理由？他在这封信中描绘了你们是怎样对待少年儿童的，我也是少年中的一个……请再喝一点……”
他从极近处开枪打在右颊颧骨下面。然后他把枪放在前党卫军中校威廉·霍赫赖纳尚有些微温的手中，让死人自己的手指再一次扣动扳机，这次是向一丛灌木中打的。他一直憋到离现场很远才开始呕吐。后来，铎夫·拉扎鲁斯又停了两次车，好让他再呕吐。
“注意，”铎夫悄悄地说。
那个女人刚又出现，这次和她一起的还有两个男人。
“其中一个你认出了没有，小伙子？”
雷伯点点头。两个男的中较矮的一个是德国人，三个星期以前，就在霍赫赖纳赖处决在达豪的焚尸炉附近之后，雷伯和铎夫曾看见他驾驶一辆在萨尔茨堡和慕尼黑之间运送《星条旗报》的卡车。宪兵对这些卡车从不检查，顶多笑噶嘻地拿走几份报纸，因此几乎每一趟都有纳粹逃亡者搭车躲在一捆捆报纸后面。至于这个短发灰白，神态冷峻的女人，就是一九四五年七月三日在萨尔茨堡结雷伯指路的那一个，她告诉雷伯可以在钟楼附近的照相馆里找到名叫洛培尔的摄影师，从而把雷伯送入埃泼克设下的陷阱。
这个女人是雷伯·克立姆罗德着手进行的追捕计划的第一步。（查明霍赖赫纳的下落并不难，因为这位党党卫军中校于一九四六年初干脆回来经营他的纺织厂了。）雷伯从慕尼黑返回奥地利后不到一百小时，又找到了这个女人。到那天——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为止，他和拉扎鲁斯在一起或分开跟踪这女人已有四十三天。
“小屋里还有人，小伙子。至少三个男人。”
“四个，”雷伯说。
时间已是晚上十点左右，估计这将是一个寒冷的夜晚。
在他们躺着守望的一片小树林下面，可以看见老家湖镇的灯光。这个市镇地处死山的心脏，那里有不少湖泊夹在垂直的断崖之间，湖深水黑。在战争行将告终的最后几个月，有六万穿便服的“平民”携带着从整个欧洲劫掠得来的财物，在这里找到了避难所。
“四个男人和另一个女人，”雷伯说，他是从这样一种假设出发的：那个和埃泼克串通一气的女人可能在波希米亚公署附近的房子里住过。他的估计是正确的。根据雷伯的描述，那一带有两个店主认为她就是盖尔达·胡贝尔。他们还说出了她来自格拉茨——埃立希·施泰尔的故乡。其余的就好办了。这个女人是为奥地利红十字会工作救济难民的。凭这一点她能搞到各种各样的通行证。
“有动静了。”
第三个男人从小屋里出来，铎夫和雷伯都认出了他。
“阿尔尼·沙义德，”锑夫说，我的老伙计阿尔尼，他特别喜欢访问这里和罗马之间的方济各会修道院。”
铎夫己跟踪过沙义德两次，每次都被带到罗马梵蒂冈门口。沙义德每次都是一个人从那里出来，显然已把他护送的逃亡者托付给罗马教廷。沙义德也为红十字会工作。
“铎夫？”
雷伯已有好长时间一直把双筒望远镜朝山下对准通往那座木屋的小道的最初几个弯了。
“两部汽车，铎夫。不过它们已经停下，两部都停了，并且刚刚关掉前灯，离这儿不到三百米。”
他俩在黑暗中互相看看对方。
“警察？”
“不会是警察，”雷伯说。
那两部梅塞德斯大型轿车肯定不属于奥地利警方，也不会属于任伺一国的占领军当局。不，这里另有文章，铎夫想必也考虑到这—层，他从原来的岗位上退后几步，也举起他的双筒望远镜来调节焦距。
过了半分钟，他说：“十天以前，我紧跟在阿尔尼后面第二次从意大利回来时，我看见过—辆相同的梅塞德斯。左边的后门也坏了。那是在因斯布鲁克。车上三个男人的模样都象是神枪手。阿尔尼上了他们的车。我还记得车的牌照号码……你等我一下，小伙子。”
他悄悄往山下滑行，不久便消失在黑暗中。
过了不到一分钟，木屋里的电话铃响，立刻有人抓起听筒。又过了三分钟，木屋周围开始有动静了。雷伯见那几个到目前为止一直在悠闲聊天的男人跳了起来。其中一个冲到屋外，另外几个也探出头来，手里拿着武器。雷伯估计刚才有人向他们发出警报。
过了片刻，雷伯听到一阵几乎察觉不到的声息。他躲到一棵树后面，手指扣在扳机上。
接着是耳语般的话音：“小伙子！请不要把我毙了。”铎夫气急败坏地出现在大约五米以外。
“是那辆车和那几个家伙。只是现在那里有八到十个人。而且还有人来。这倒有点儿象斯大林格勒的重演，我的小老弟。我敢用一位拉比跟你赌一个苹果馅煎饼，他们是冲着咱们来的。”
他笑容满面。
“我在纳闷儿：这木屋里的那些王八蛋究竟是什么人？你能肯定里边没有阿道夫·希特勒？”
一刻钟后，他们有证据可以断定这确实是一场兜捕：在他们周边一个半圆形范围内，所有的手电筒都亮了，而他们差不多正好处在半圆形的中央。
“但他们在斯大林格勒最后还是输了，”铎夫说。
他和雷伯沿着小小的老家湖东岸移动，已经到了离木屋大约一公里的地方，然而还不是逃跑。他们在树下走，心里并不十分焦急既然通往老家湖镇的下坡路已被切断，他们就打算再往东设法到达名叫无底湖的另一个地方。到了那里，他们准备或者前往温泉湖镇，或者去求助，哪怕是向警方求助。但是，走在前头的雷伯突然止步。另一条由手电光组成的兜捕线出现在他们右侧。包围圈已经合拢，或者差不多已经合拢。
他们没有别的选择，只有继续一直朝前，磕磕绊绊地在越来越陡峭的山坡上爬。
他们加快速度，此时，在晴朗的夜空下已经可以看到前面是死山的一座座雪峰。“咱们绝对冲不出去，”铎夫说。“至少我不行。我没有你那两条年轻的腿，小伙子。”他已经准备发动反攻，这是符合他的性格的，但雷伯不让他停下。手电光的弧线现在离他们不到百米。他们只得向无底湖的西北方突围，有一刹那他们看见几辆汽车亮着前灯停在小路上，这条路是从无底湖通过来的，而另一端却在四五公里外形成死胡同。小路上已有人严阵以待，在汽车的前灯光下可以看到他们也都执有武器，有几个还带着步枪，脸朝着他们这边。“第三帝国的残渣余孽全在这里，”铎夫哈哈笑道。
他已经摔倒过两回，眼镜也丢了。黑暗中他简直什么也看不见。雷伯自然得扶着他，带手电的人们在后面紧迫不舍，越逼越近。
他们右边出现了另一些光亮，那是戈斯尔的灯火。他们已经跑了有两个小时，前面已看得见托普利茨湖。铎夫再也走不动了。他高声喊叫，向追赶他们的人说他是铎夫·拉扎鲁斯本人，他准备跟他们拼了……
拉扎鲁斯得到的回答，是六七响毛瑟枪干脆的噼啪声，这种枪在战时是发给德国军队中一等射手的。铎夫和雷伯都没有被打中。他们又往一堵峭壁上爬，坡面越来越陡，不久铎夫就拒绝再往前走或往上爬。托普利茨湖在他们下面，几乎成垂直方向。铎夫说就在此地停下，这中空的巉岩就象一座平台，“从这里望出去风景太美了”。他平静地摇摇头，兴许还在黑暗中微笑。他说要留在此地，并打算阻止这支纳粹大军过于逼近，尽管他已丢了眼镜。“你想想，小伙子。其实，我敢肯定，凭你这脑袋瓜子，在我之前你已经想过了；咱们这样是逃不出去的。他们比咱们跑得快。所以，我要你定下神来，小伙子，要你竖起耳朵听你这颗与众不同的鬼脑袋的话，它会告诉你这是咱们仅有的一线生机……”他将尽可能坚持到让雷伯用两条山羊腿超过死山，也许还能讨到救兵。
“我走不动了，雷伯。你有什么办法？背我走吗？我足有九十公斤重，这都是喝啤酒造成的。请走吧，小伙子。你要找到你在搜索的那个家伙，把我也算在他的帐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同意让他留下，开始一个人爬山。当然，雷伯才走了几分钟，就听到枪响。他还听见铎夫用最大的嗓门唱着——“我的俏姐儿躺在汪洋彼岸，我的俏妞儿躺在大海那边。”
雷伯在黑夜中拼命往上爬了大约两百米，这时听到一件庞然大物重重地摔倒在山坡上，接着掉进了冰冷乌黑的湖水。他以为铎夫已经死了。但隔不多久，他听见两支科尔特手枪还在沉着应战，而且那个带有爱尔兰口音的嗓子又唱了起来。
但这歌声终于被未了一阵枪响所打断。
凌晨三点钟左右，他又回到望得见木屋的地方。那里看不到有人放哨，但是有灯光。他潜行到阳台上，有一个人听见他的脚步声，用德语问：“你们逮住他们没有？”
“只逮住一个，”雷伯答道。
那人出现在门口，腋下夹着一支双筒猎枪。他一看见雷伯，急忙准备举枪。雷伯的一颗子弹已经打穿他的喉咙。他走进木星，那里只有不带武器的另一个男人和两个女人中的一个，但不是盖尔达·胡贝尔。
“请别动，”他对吓得面无人色的一男一女说。
他握着手枪（枪管朝下）检查其他几间屋子，没有发现其他人。目不转睛地望着他的那个男人，长着一张瘦削的脸和鹰钩鼻，头有点儿秃。
他问道：“您在找什么人？”
“埃立希·施泰尔。”
“我知道有一个叫埃立希当律师。”
“正是这一个。”
“我一点不晓得他可能在什么地方。甚至有可能已经死了。他的一双黑眼睛亮闪闪的，使他的相貌有点儿象犹太人。”
“你是谁？”雷伯问。
正在这个当儿，从他故意打开一半的门外传来至少两部汽车的引擎声。
“你是什么人，为什么这样受到保护？”
“您错了，”那人说，“受到保护的那个人晚上已经走了。我只不过是这所房屋的主人。我也从来不知道躲在这里的那个人叫什么名字。”
克立姆罗德接过那人身上带着的证件。那个时候他还没有听到过阿道夫·艾克曼的名字。
约尔·白尼适在罗马见到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一九四七年四月十日前后。两个年轻人阔别将近十八个月之后的这次重逢倒不是什么巧遇。白尼适在意大利代表哈葛那组织主持打通移民渠道。（三个月以后，他将积极参与把四千五百一十五人装上一条美国客货船“加菲尔德总统”号，这条船因而变成了“出埃及”号。）
他和克立姆罗德将近中午时分在圣安琪洛城堡前面相遇。
“你怎么知道我在意大利？幸好我及时发现你留在别尔契克那里的条子。明天我就要离开罗马。”
克立姆罗德解释道，他去找别尔契克，“是为了向莫萨德或哈葛那的人谈一件事”，为了让人家了解他，他举出了几个能为他作保的人的名字。
“你也是其中的一个。别尔契克告诉我，说你在罗马。你能匀给我两个钟头时间吗？我想指给你看一个地方。”他把白尼适带到圣彼得广场旁边通往维亚克雷申焦的一条小街，指给他看一块用德意两种文字书写的牌子。“逃亡路线是通到这个地方的。他们经由林道和康斯坦茨湖边的布雷根茨离开德国，或者通过雷申山口，也就是你和我两年前走的那条路。他们通常坐轿车，有时坐大客车，夜里住在方济各会的修道院里。那些修道院是驿站，我为他们列了一张清单。安排出逃的人有一个名叫阿尔尼·沙义德。还有一个女人盖尔达·胡贝尔。这些人另有一份名单。到了罗马，由掌管梵蒂冈教廷某官方机构的一个德国人海德曼照料他们。海德曼向他们提供从红十字会弄来的护照。其中某些人甚至被授予神职和耶稣会教士的假证件。他们经由巴厘离开意大利，更多的是从热那亚走。一部分人去西班牙、叙利亚和埃塞俄比亚，但前往南美的很多。好几百人已经这样逃了出去。”
白尼适听了大为震惊。
“你一下子从哪儿搞到这么多情报？”
“我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发现这一切的。我得把这些情况告诉什么人。”
末了那句话说明他没有应该汇报的上级或组织。白尼适其时正步步高升：上头终于认识到他的才干不应仅仅作为一名爆破手使用，于是派他执行更细致的任务。白尼适知道他这个以前的同路伙伴断绝了和犹太复国主义组织的一切联系。某人曾向他谈起有个姓克立姆罗德的人正在为“纳卡姆那帮白痴”效劳。
他问道：“你还跟他们在一起吗？”
“不。很久不在一起了。”
。拉扎鲁斯呢？”
“死了。”
其余只字不提。他们沿台伯河走着。白尼适仔细观察克立姆罗德，发现他变了。主要不在于身高和体重，尽管雷伯又长高了些，体重也有所增加，但他仍然是一副长脚蜘蛛的体态，走起路来还是那样明显地慢慢腾腾，凝滞的目光依旧那么深不可测。变化是在其他方面：他变得比以前老练，并且对未来显然胸有成竹。
“你找到你要查访的对象没有，雷伯？”
“差不多了。”
静默。
接着，白尼适突然说：“我一直对你怀有很深的友情。真的。如果有什么事情需要……”
“谢谢你。不需要。”
又是静默。
为了填补空白，白尼适开始谈论将诞生在太巴列湖旦河畔的那个国家（注：作为犹太人的国家的以色列共和国于一九四八年五月宣告成立。），他和雷伯以及其他许多已经来和将要来的人，终于能在那里各得其所。他谈到未来的冒险壮举，甚至准备去征服内格夫沙漠，不由得越说越兴奋。
回答来得缓慢，但很明确。
“其中没有我，”雷伯说。
“你和我差不多一样是犹太人。做犹太人也可以选择。”
“我什么也不是。什么也不是。”
白尼适即使字写得很小也差不多用了二十页才录下那份清单，包括姓名、修道院、中转站等等。所有这些情报雷伯在“查访别的事情”过程中搜集到的。
白尼适在一种怪不自在的感觉推动下笑了起来．
“这象是你在给我一份告别礼物。”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说。
这时，他的眼睛里洋溢着温暖的友情，脸上泛起笑容。
他的大手搂住白尼适的肩膀。“谢谢你，谢谢你的一切。”他告辞后，过台伯河而去。
在丹吉尔，亨利·阿尔特也在差不多的时间又见到了克立姆罗德，“大概在四月中旬吧”。
“他来找我的时候，就象我们昨晚还见过面似的。他问我是否愿意跟他一起做几笔买卖。他有一点钱，大约六千美元，想要把它统统押上去，来个孤注一掷，要么翻番，要么倾家荡产。
“他看上去有二十二三岁。他这第二次在丹吉尔的逗留，前后有四个月光景，这段时间内我们跑了四趟买卖，都获得成功。除去各项花销，我们的利润为每箱五十美元多一点点。第一趟有一百二十箱是他的，此后他每趟都有二百箱。算起来并不难：他的纯利可达三万五千美元。
“说到他离开丹吉尔的情况，这就和他的到来一样简单。他只是对我说，我们的合作‘对双方都极为愉快和满意——他确实是这样说的，语调缓慢柔和，带有相当老练的谦恭态度，——但他说，他要走了。我向他表示了遗憾，承认我对他怀有很深的友好感情，几乎是一种眷恋。我还对他说，我们满可以在一起挣得一笔财产。他向我微微一笑，对我说，他对此不愿兴趣。
“我不知道他的去向，但他的胳肢窝里夹着一副小小的画，外面没有什么东西裹起来；他把画给我看，问我是不是喜欢。我从来不是这方面的行家，我在上面看到的只是一块一块的颜色。我就这样对他说，他放声笑了起来，但是这种笑从不及于双目，他的眼睛顶多只是稍稍睁大一些。
“他说：‘画上的签名是一个叫康定斯基（注：瓦西里·康定斯基（1866—1944），俄国画家，抽象画派的创始人之一。）的人，他在三年前去世了。这是一位非常了不起的画家。亨利，一个人可以为一副画杀人，但是一个人也可以为一幅画被杀……，
“他在巴斯德林荫道上买了一只大小和那幅画一样的布袋。据我所知，这是他在一九四七年八月初离开丹吉尔时携带的唯一行礼，他的目的地我不知道。袋里装着那副画，还有他一直带来带去的两本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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波哥大的烛台 —— 7
那个时候阿卡迪奥·阿尔梅拉斯五十六岁。当初他害怕成为一个画家，但在本世纪二十年代前期曾经跟埃米利奥·佩托鲁蒂学过绘画。他还远涉重洋去柏林会见克莱。至于康定斯基，阿尔梅拉斯记得很清楚自己曾到魏玛去拜访过他三四回。那是在阿尔梅拉斯还希望自己能有一点点、一丁点儿才华的时候。“然而连一丁点儿也没有。完全是一片戈壁荒漠。”
他问道：“照您看来，这是谁的画？”
那个高个儿年轻人耸耸肩膀。
“名字象是孔定伊基。不过它值很多钱，我敢肯定。至少一千美元。”
他的西班牙语完全合乎规范，尽管说的时候有些犹豫。
“您是法国人？”
“比利时人，”年轻人说。
阿尔梅拉斯把画拿到店门口，在阿根廷冬天苍白的阳光下仔细察看。这是常有的事，画家签名时把“康定斯基”(kandinsky)中的s这个字母写得象个j，这时有一位非常漂亮的年轻女人打从他开设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佛罗里达街的画廊门前经过，阿尔梅拉斯冲她微微一笑，然后转过身子。
“这是康定斯基，这是一位俄国画家，前不久在巴黎去世。您说得对；这画值很多钱。至少超过一千美元。您真的有意把它卖掉？”
“我需要钱。这画可不是我偷来的。”
他出示了若干单据，这些单据其实没有多大价值，只是证实此画是一年前在马德里一个名叫毛勒尔的那里合法买来的，并且合法地从马德里带到布宜诺斯艾利斯。
阿尔梅拉斯说：“这上头提到了另外几幅画……”
“还有四幅，”年轻人说。他从口袋里掏出一个小笔记本，把它翻到某一页给阿尔梅拉斯看，上面写着：“一九四六年七月三日，马德里。从柏林的京特·毛勒尔那里购得五幅画：克莱、f·马尔克、孔定伊基、f·马尔克、a·马凯。价一千二百美元。”
“您真的只花一千二百美元就买到这五幅画？”
“他要价五千美元，但他急于脱手。”
阿尔梅拉斯闭上眼睛。“一千二百美元就卖掉一幅克莱、两幅马尔克、一幅康定斯基和一幅奥古斯特·马凯！那些欧洲人的的的确确发疯了！您是否愿意考虑把它们全卖掉？”
“我不打算这样做，”年轻人平静地回答。“也许以后……”
“或者有人愿出您认为合适的价钱。”
年轻人瘦削的脸似乎被那双颜色很淡的眼珠所刺穿，给人的印象颇为深刻，他露出笑容的时候，脸上的线条明显地变得柔和起来。
“我想是的。”
他们商定，康定斯基这幅画由阿尔梅拉斯保管数日。他表示想看看另外四辐画，纯粹是为了让他个人欣赏一下，但年轻人说他没有带来，它们不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甚至不在阿根廷。他把它们留在波哥大他哥哥那里了。是的，他有家，有父亲、母亲和三个兄弟，都在波哥大。他不久就要回到那里去。
“您能说德语吗？”阿尔梅拉斯问。
他表示只会说一些常用语。“jawchl（当然如此）”，“kommen siemet mir（请跟我来）”以及诸如此类，他笑得非常愉快。
“der　blaue　reiter——‘蓝骑士’，”阿尔梅拉斯说。“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一群画家组成的团体名称。康定斯基、马尔克、马凯和克莱是其中的成员。收藏家肯定有兴趣同时把您的五幅都买下来。这本身就已经称得上一份收藏。您明白吗？”
“我明白，”年轻人说。
“特别是德国血统的阿根廷人。我们阿根廷有许多德国人，最近尤其多。弗朗茨·马尔克和奥古斯特·马凯都死于一九一四到一九一八年的大战。他们的画是收藏家们求之不得的。他们死得早，没有时间作很多画。对于德国血统的人来说，买他们的画差不多是——我该怎么说呢？——差不多是一种爱国的姿态。”
“我明白了，”年轻人又说了一遍。“那我同意全部出售。如果价格合适的话。感谢您的诚实作风。我不会忘记的。”
不，他不能留下他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地址，但他还会到画廊来的。阿尔梅拉斯问他尊姓大名，他回答说，他叫亨利·阿尔特。
经过十七天的守望之后，埃立希·施泰尔出现了。
迪耶戈·哈斯是阿根廷人。他出生在这个国家，父亲是奥地利南方的卡林西亚人（注：哈斯（haas）是个日尔曼姓氏，如果用西班牙语读的话，是“阿斯”），母亲的姓氏——她从不放过机会指出这一点——是德卡瓦哈尔……（后面还有长长的一大串）（注：表明出身名门，身世显赫。）。迪耶戈是个圆脸丰满的金发青年，他矮小的身材与突出的玩世不恭的态度恰成反比，他表现出来的那种大大咧咧的旷达作风近乎不折不扣的愚蠢。除了西班牙语，他还说德语和英语，一度学过法语，近来在为一个极其富有的德国侨民埃立希·施泰尔当秘书。那时是九月份，五个月的秘书生涯已经教会他认清有关他的雇主的一些最本质的事实：埃立希·约阿希姆，施泰尔，十分有钱，十分聪明，十分漂亮，十分博学，十分斯文和高雅，但如果他不是世界上最卑鄙的小人，至少也是名列前茅的恶棍。
迪耶戈向施泰尔现出谦和的笑容。
“我从来没有听到过这个康定斯基的名字，先生。但我准备承认他是美妙的。”他漫不经心地向那幅画瞟了一眼，发出赞叹：“真是美妙！”
然后他离开画廊到外面去欣赏街上的女人。旁边是施泰尔的汽车、施泰尔的司机和施泰尔的保镖。施泰尔并不住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刚抵达阿根廷不久，便通过迪耶戈在科尔多瓦附近购得一所美丽的别墅；买下房子后不到一个星期，数不胜数的板箱就运来了，其中藏着价值连城的财宝。甚至一向以缺乏文化素养为荣的迪耶戈，看到这么多艺术珍品也惊诧不己。与此同时，施泰尔着手规划他在阿根廷甚至在整个南美洲的未来：他打算为自己确立一个投资顾问的地位，尤其是为他那些不幸的同胞提供咨询，他们是躲避国际犹太人势力的追逐从祖国逃出来的。jawohl（当然如此），”迪耶戈听了这番假惺惺的热情表白后冷静地说，丝毫不为所动。他认为施泰尔这家伙门槛太精，这样的蠢话不可能是认真说的；他是一堆垃圾，而垃圾就是垃圾。他们曾在一起走进了阿根廷，去过智利等邻近国家，甚至远及委内瑞拉；也到过哥伦比亚的波哥大。
说实在的——迪耶戈·哈斯在向乔治·塔拉斯谈起此事时自己承认，——他对一九四七年九月的那一天没有留下特别清晰的回忆。从一开始他就意识到施泰尔酷爱艺术品，尤其是画。故而阿尔梅拉斯的画廊几乎是必须停留的一站；它在阿根廷堪称首屈一指，到那里去观赏康定斯基的画也就没有什么不寻常。直到迪耶戈自己遇见了王，特别是两个月以后在波哥大发生了恶梦般的那一幕以后，他才把种种迹象联系起来……
经过了几个星期，“康定斯基交易”方才真的有了眉目。在这段时间内，施泰尔曾多次重返画廊，显然在指挥一场进展缓慢的谈判。
十一月五日，阿尔梅拉斯通知施泰尔，画的货主终于决定表示同意了。
施泰尔借口要去作一次事务性的会晤，哥伦比亚，指望达到一箭双雕的目的，他们于一九四七年十一日六日抵达波哥大。“我讨厌波哥大，”迪耶戈·哈斯说，“这且不说，我也瞧不起圣地亚哥、利马、拉巴斯和基多。我只是勉强忍受布宜诺斯艾利斯。至于我憎恶的亚松森和我恨得要命的加拉加斯就不必提了。事实上，只有里约热内卢是例外，尽管他们那里不讲西班牙语……”
“请闭上你的大嘴巴，好不好？”施泰尔说时照例不提高嗓门。他坐在汽车的后座阅读一份东西，注意力高度集中在某一笔生意上。迪耶戈坐在施泰尔律师身旁。开车的哥伦比亚司机模样象一只乌龟，坐在他右边的保德，名叫格鲁伯——迪耶戈认为母牛比他还聪明一些，尽管迪耶戈对母牛的评价也不怎么样。
“我不太了解欧洲，”迪耶戈继续说，丝毫不受那句抢白的影响。“除了这里那里的几个欧洲女人以外。我几乎说服了妈咪塔——即我的母亲——让我到巴黎去住上一两年，偏偏你们这些纳粹哥儿们在那里开始了你们自己的‘旅游活动’。就我自己的情形而言，我是第三帝国的受害者。”
一小时以前，飞机从加拉加斯把三个人带到了波哥大。
“哈斯，你要是再说一句这种愚蠢的玩笑话，我就请格鲁伯揍你。他将很高兴做这件事。”
汽车驶向市中心，到那里是下午四点多。天正下着寒冷的牛毛细雨，那大概是这里海拔非常高的缘故（注：哥伦比亚首都波哥大，海拔为2640米，虽然靠近赤道，但因地势较高，气候
凉爽，四季如春）。他们径直走向他们的旅馆，就在玻利瓦尔住过的圣卡洛斯宫附近。旅馆服务台把一封信交给施泰尔。信是用西班牙文写的，署名亨利·阿尔特。迪耶戈翻译了信的内容。
“信上说，如果您要买他的画，每天晚上六点以后您可以到查皮涅罗区巴卡塔街八号去找他。0le！（注：西班牙语：好极了。）信上没有‘0le’，是我说的。”
施泰尔决定把此事搁到第三天再说。可是后来，在急于去看他己等了两个月的那些画这种心情驱使下（迪耶戈认为这是一种狂热病），他决定当晚就去。当他们到达巴卡塔街八号时，迪耶戈看过时间：八点十五分。他们找到一幢刚刚落成的新大楼，看样子还没有人住进去。可是当他们走到门口时，有一个男人走过来对他们说，五楼有一套公寓已经有人住了。对，正是亨利·阿尔待先生．他刚刚进去，这时正在家里。
进门以后，有一条狭窄的走廊可通地下室和空屋看管人的房间。走廊把他们引到直型的扶梯前，它的第一段台阶到顶时有一小块平台。往左五六步是第二条走廊，那里有两座电梯和应急的太平梯。
照例由格鲁伯开门从而第一个到达电梯口。他走在施泰尔前头有两三米，和迪耶戈·哈斯的距离就更大，因为迪耶戈曾停下来跟空屋看管人交谈儿句，他觉得此人相当“古怪”。
迪耶戈听到枪响三声，但在那一瞬间，他并不知道是谁开的枪。他刚刚走到第一段扶梯顶上，正想跨上平台。他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去看看出了什么事，还是“尽快溜之大吉，装作我是去呼救的”。然而事态的发展没有给他选择的时间。一个非常高的身影出现在他身旁，用西班牙语镇定地向他发出命令。
“去把看房屋的人叫来。那里发生了事故。”
迪耶戈不用去叫，看屋人也听到枪声自己来了。（但是开车把施泰尔等三人送来的那个哥伦比亚司机没有来，因为大楼的门关着。）迪耶戈从那位陌生人的镇定态度多少得到一些宽慰，这才爬上最后几级台阶。
他来到第二条走廊里。格鲁伯蜷卧在一座电梯的铁门口，一侧面颊站在门上，仿佛在隔门谛听。但是血已开始顺着他的脖子往下流。
埃立希·施泰尔在几步以外，没有受到伤害，双手高举过头，脸上惊恐万状。
“趴下，”迪耶戈被告知。他马上照办，那个刚刚跑来、上气不接下气的看屋人也这样做了。一只大手出现在迪耶戈的视野里，在搜他的身。
“请别胳肢。我最怕痒。我身上没有武器，谢天谢地。凭我这双巧手，我即使用指甲刀也会把自己弄成残废的。”
“我跟你无怨无仇，”那个陌生人深沉的声音在说。
“只要的你保持安静，伤不了你一根毫毛。”
“我会象耗子一样不声不响，”迪耶戈回答时尽最大的努力使对方相信。“事实上我已经打算整个晚上一直达样趴着。”
那人也搜了看屋人的身，没有发现什么。这时出现了片刻的静默，然后那陌生人又开始说话，这回用的是德语。
“你还认识我吗，埃立希？”
“你是雷伯·克立姆罗德，”施泰尔说。“你长大多了。”
静默。
“她死在贝乌泽茨，埃立希。和米娜、卡蒂一样。你是特地把她们弄到贝乌泽茨的，还是把她们交给利沃夫的党卫军了事？”
“我当时并没有具体考虑哪个集中营。雷伯，你让他趴下的那个金发青年听得懂你我谈的每一句话。也就是说，你得把他也杀死。”
“我去过哈尔特海姆城堡。”
“我要埃泼克在杀你之前让你看那些照片，如果他找得到的话。他给你看了没有？”
“是的。”
又是静默。
“我并不害怕，雷伯。不管你要对我干什么。”
“好。”
“你是怎样找到我的？”
“你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寄了张明信片给你妻子，告诉她你已经安全抵达。一天夜里我搜了她的房屋，险些把这一点忽略过去。后来我想起了你写过一个剧本，剧情发生在维也纳。剧中一个人物名叫塔兰泰洛，和明信片上的署名一样。”
“这就是一个人舞文弄墨所付出的代价。你真的有克莱、马尔克和马凯的画？”
“没有。至少在你把我家洗劫一空之后空后没有了。到电梯里去，埃立希。右边的一座。”
“东西全部在科尔多瓦，雷伯，全部都在，一件也不少。只要给我时间，我能安排好让东全部归还给你，通过合法途径。”
“进去。”
“如果我死了，你将失去一切，和你如此珍爱的一切。”
第四响枪声促使迪耶戈·哈斯抬起头来。只见施泰尔现出痛苦的怪相，仅靠一条左腿站着；子弹把他的右膝打得血肉模糊。
“不要迫使我用这样的办法杀你，埃立希。你不会得逞的。到电梯里去。”
施泰尔一条好腿着地，用墙壁作支撑，一跳一跳地向前移动。
“你真的会说德语？”
有几秒钟工夫迪耶戈没弄清楚这句话问的是不是他。他压根儿没想过撒谎。“很流利，”他说。“不过我到欧洲去仅仅是为了向那里女人的裙子底下瞧瞧。”他第一次看清楚被施泰尔称为“雷伯·克立姆罗德”的那个人的相貌。此人板着脸，憎恨和轻蔑使他显得威严可怖。但是声音仍保持着难以想象的平静。
“请起来走过去看看。”
迪耶戈照办了。他发现一座看起来极平常的电梯。接着他注意到，电梯的内壁仅用锃明瓦亮的薄钢板钉就，好象什么人忘了把它完工。
齐眼高的地方贴着三张照片，三张都是同一个男人在一个像是洞穴的处所的地上爬营，嘴巴张开，正处在痛苦的顶点。
“我的父亲约翰·克立姆罗德。你好好瞧瞧，埃立希。你有充裕的时间这样做。”
施泰尔瘫倒在电梯的一个角落里。他想要说什么话，但是钢板门已经关上，门锁的咔嚓声盖过了他的话音。在刚关上的门内有一扇小窗，大小可容并排平放的两只手。很快，施泰尔的面孔出现在窗孔后面。迪耶戈看得见他的嘴唇在动，但是这最轻微的声音也听不出来。
“你叫什么么名字？”
“哈斯。迪耶戈·哈斯。”
“躲开点儿。我不想让你受害。去坐在原来的地方，跟那个人一起。他不是看管房屋的，也不负任何责任。他根本不知道我想干什么。你们俩谁也不要动。”
说完，克立姆罗德干起来了。他从楼梯井那儿拿来一只布袋和整整一套电线系统。他似乎犹豫了一秒钟工夫；他的浅灰色眼睛睁大，嘴唇微微颤动，好象马上就要哭起来。但他把所有的电路一一接通。直到这时，迪耶戈才注意到血从他右手臂上淌下来，他的茄克衫肘部上方有一个血淋淋的裂口：想必是格鲁伯有一枪打中了他。
他把电路接通以后，好象什么也没有发生。没有电火花溅出来，也看不见其他动静。克立姆罗德退后一步，眼睛向小窗里逼视。几分钟后，他用手指在钢板门上轻轻擦一下。随后的几分钟内，他多次重复这一动作，但是一声不吭。直到他头也不回地用德语对迪耶戈说，“你来摸摸这个。”
迪耶戈再次逻俞。他伸出一只哆嗦的手，但立刻缩了回来：钢板很烫。
“这算不了什么，”克立姆罗德说话的声音好象来自远方，简直似在梦中。“一分钟以后，钢板将开始变红……”
他这才按动按钮。那是电梯起动时典型的嗡嗡声，不过这钢笼子以极慢的速度开始上升，几乎觉察不到它在动，也许一分钟才几厘米。
克立姆罗德从布袋里掏出八架银烛台和八支蜡烛，把它们排列在电梯前。电梯的钢板果然开始微微变红。迪耶戈不敢向那扇小窗里张望。
“八架烛台，八支烛光，”克立姆罗德说，“为我家的成员每人点两支……”
他把蜡烛逐一点亮。施泰尔的面孔隔着小窗看起来象在痛苦中熔化；他的眼睛似在燃烧。迪耶戈认为，此刻他可能要说什么话。克立姆罗德退后一步，用迪耶戈一时辨不出来的一种语言开始念念有词。
他念完时，在黄色的烛焰上方，在现已变红的电梯下面，出现了一片真空。电梯还在上升，钢板越来越趋于白热化。迪耶戈吓得浑身哆嗦，眼睛望着别处。
“你们二位都请起来。”
这句话是用西班牙语说的。
他带他们走下不多几级台阶的一段短梯，随后再下直型楼梯。快到下面时，那个哥伦比亚司机才发现他们。雷伯·克立姆罗德放的两枪从司机头上高高地越过，司机还是觉得自己被当作靶子，所以马上从门口消失。
“跟我来。”
他们走进看屋人住的并排两间斗室。
“请你到里边去，”克立姆罗德向看屋人命令道，把斗室门关上并且锁好。他推着迪耶戈·哈斯往前来到小街上，那里停着一辆“大众”牌轿车。
“请你开车。我的伤对我会有妨碍的。我希望你知道怎样驾驶。”
他们听见后面有脚步声：那个哥伦比亚司机向他们跑过来。他的一颗子弹打穿后窗碰到挡风玻璃的右侧边缘。克立姆罗德回敬了两枪，显然不想打中他的目标。
“请把车开出去。”
汽车又挨了两枪，但迪耶戈一个全速急转弯使他们冲出射程。车很快就到了加拉加斯大道。
迪耶戈问：“咱们上哪儿去？”
“去机场。”
“那个司机一定会去报告警察局的。而且施泰尔先生在那里也有一些很有势力的朋友。”
“去机场。”
“是，全速前进。”
他渐渐定下神来，开始恢复好动健谈的脾性，尽管他对刚才目睹的那一幕犹有余悸。
他问道：“你在那些烛台前面念念有词背诵什么？”
“‘卡迪什’——犹太教徒为死者做的祈祷。”
“因为你是犹太人？”
“再也不是了，不过我一度沾过点儿边，”克立姆罗德说……
……突然，他大叫一声：“停！”
那辆“大众”牌轿车刚刚开到圣体杨的巨大空地，两辆警车准备迎上前来堵截他们。
“掉转车头。请快一点。”
“叫我努沃拉利（注：塔齐奥·努沃拉利（1892—1953），意大利著名赛车手，共赢得过12个世界冠军，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最伟大的赛车手。）。”迫耶戈说。
他以疯狂的速度把车头掉过来，仿佛这是他的生死存亡所系。“也许确实如此，你这个大笨蛋！”他心想。“如果说，这个声音柔和得吓人的灰眼睛高个儿不杀你的话，军事警察也肯定会把你干掉；凡是在移动的一切，他们看见就开枪。”他开足马力直奔特乔赛车道。他正经历着一生心跳得最厉害的时刻。
因为其他车辆从左边、右边和后面纷纷出现，现在他真正卷进了旋涡，并且带着一种难以理解的喜悦心情使出全副本领避开它们，简直象在跳一支狂野的西班牙舞……
……直到遵照克立姆罗德的命令他把脚踩到制动器上刹车为止。他甚至还来不及弄明白（“一切都准备好了等候在那里，请放心，”雷伯说），反正发现自己已经坐到一辆卡车的方向盘后面向西开，刚才追逐“大众”脾轿车的两部警车甚至跟他们交会而过。
过了一会儿，公路开始下旋，变成一条最泥泞的小道，在瓢泼大雨中简直什么也看不清。车的前灯在每次拐弯时所照亮的不是森林覆盖的坡壁，就是张开血盆大口的悬崖。至少有十来次，迪耶戈使用制动器已经手忙脚乱，只觉得卡车被它自身的惯性力所推动，开始在黄泥浆中直接向深渊滑下去。他每一次都奇迹一般地化险为夷。“即使我想刹车也刹不住，”他一再对自己说。“这回非摔下去不可了，亲爱的迪耶戈！”
这种疯狂的下冲一直持续数小时之后，他们才看见前面有一片小得可怜的平地。迪耶戈踩在踏板上站起来尽全力刹车，仍未能制住，卡车撞在一大块岩石上。车终于停下了。
他们同时跨到车外。岩石的角落里有一个壁龛，那里站着一尊浅蓝和金黄双色的圣母塑像，塑像脚下有插在一只罐子里的几枝花和一些还愿的奉献，感谢圣母保佑卡车和轿车的司机们安全通过这段要命的下坡路。
“啊，原来如此，”迪职戈高兴地说，“不过我的驾驶水平毕竟不算太差……”
他转过身来，见雷伯·克立拇罗德前额贴着岩石在哭。
在这次停留以及为了加油而作的又一次停留之后，车又走了四小时才到达比利亚维森西奥，这个市镇海拔高度（不是距离）在波哥大之下不到两公里。经过这段时间，克立姆罗德和哈斯之间的关系发展到相当融洽的地步，这也是件怪事。他们离开比利亚维森西奥东行之后，克立姆罗德问迪耶戈，他们现在何处，前面是什么地方。迪耶戈纵声大笑。“我的地理成绩从来没达到过优良。历史、西班牙语、外语以及数理化也并不好些。我靠妈眯塔想办法一向免试体育。在这样的情况下，我几乎有可能获得法律学位这件事，当然是世界大学史上最令人作呕的丑闻之一。总之，简单说来，右边什么也没有，左边是一片空地。至于正前方，那就更糟。”
“那究竟是什么地方？”
迪耶戈一边思考，一边指着前面。这有点儿象是一个历史性时刻，他问自己：“你打算怎么办，我亲爱的矮胖子小迪耶戈？”
他说：“你一直往前步行两千五百或三千公里，到某个地方向右拐弯。那就是亚马逊河。从那儿你开始划船，从理论上说，再过一千五百公里左右，大约需要一个月的时间，你将到达大西洋。从那里你可以回奥地利去。”
他始起头来，从那张瘦削的脸上看到一种难以想像的激情，迪耶戈顿时收敛不少。
“他们非跟你算账不可，”他说时忽然对自己刚才的油腔滑调感到后悔。“仅仅在我这个国家，在阿根廷，他们的投资就越过一亿美元。南美大陆到处都有施泰尔那样的人，我还听说有一个组织准备把更多的那号人送到这里来。他们对于象你处置施泰尔这样的做法岂肯善罢甘休，这可能使另外一些人得到启发。何况，看管那幢大楼的人……”
“他不是真正看管房屋的人。我出钱买他扮演这一角色，不过他不了解别的任何事情，请把他排除在外。”
“他能不能说德语？”
“不。”
他以为这是一场恶作剧。
“那么，你和施泰尔所说的话他一句也不懂。”他笑道，一对黄眼珠闪出了火花。“我实际上是唯一的目击者，唯一知道你名字的人……”
迪耶戈拿起克立姆罗德的一只手，硬要他拔出插在腰带上的一支科尔特手枪把枪管抵着自己的太阳穴。
“砰！”他快活地说。“但我还是要告诉你，那将使我感到懊丧。”
他们经过一个名叫洛佩斯港的地方，在那里，鉴于有一架飞机曾两次在他们头上飞过，他们突然改变方向，在一片热得嗡嗡响的阗寂中朝无边无际的大草原进发。他们离开波哥大四十多小时后穿越瓜洛阿的圣卡洛斯，在十一月九日早晨到达查富赖大牧场。过了那里又是一片经过注册的大牧场，名叫奥尔克塔，他们经过最后一次长达十四小时的行程之后到达那里。至此，公路到了尽头。
虽则迪耶戈试图把卡车继续往的开，但最终不得不在一条河流前面服输。这条河上没有桥，而且他们找了很久也没有能发现津渡。
“完了，”迪耶戈筋疲力竭地说。
他把引擎熄火后，寂静又以压倒优势笼罩一切。更有甚者，他不禁感到，一件不可挽救的蠢事行将完成。从波哥大开始连续好几小时顺着盘旋式公路没命地往下冲，他们至少有二十次可能送命，但这一过程绝非预先策划，纯粹是他们从查皮涅罗逃亡的继续。后来，他们向东逐步深入到一个人迹罕至的地方，这就象是一场游戏，象是一厘米一厘米地往上爬向一个无底深坑的边沿……
“咱们这下可到了终点……”
他爬上卡车的踏脚瞪，再从那里爬上车顶。他瞧见的并不太多——丛林沿着一条黄色河流伸展，有时把河流完全遮蔽，——而由此被激起的想象却不得了：这是一片绝对无垠的空间，它无人知晓、灰绿朦胧、粘粘乎乎，有几十万平方公里，充满着野兽和……想到这儿，迪耶戈身上起了鸡皮疙瘩。
“听我说，”他忽然开言道，那种严肃的口气甚至使他自己也感到意外，“这是发疯。你压根儿不能考虑一个人径直往前走……”
“有件事我希望你能去做，”克立姆罗德温和地说，
“你我刚才使用的这辆卡车，是我从一个人那儿借来的，他不知道我要用它干什么。你会在车内找到此人的姓名地址，他也许会因为我的缘故招来些麻烦。你要想办法使警方相信他是无辜的。并且请你代我赔偿损失。”
他只穿着五天前在比利亚维森西奥买的靴子、裤子和布衬衫。他从腰带后面拔出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把它放在引擎盖上。
“把这个也拿去，或者把它扔掉。至于钱嘛……”
他把在波哥大时从中掏出烛台和蜡烛的那只布袋口朝下倒过来，抖出两本书、三份护照和一些散乱的钞票。他只把书放回布袋，然后把背带套到肩上。
“谢谢你。我会记住你的，迪耶戈。”
一分钟后他已经走开。
迪耶戈·哈斯被一种莫名其妙的绝望心情撕扯着，曾向他的背影呼唤过两三回，恳求他回来。但是克立姆罗德似乎一次也不曾听见。他径向丛林走去，并且很快就被贪婪地吞噬掉。
两天后，即一九四七年十一日十一日，迪耶戈·哈斯回到文明世界，被士兵们逮捕，他的脑袋以及身体的其他部位挨了他们几下。他被带回比利亚维森西奥，再从那里押往波哥大。在波哥大，审讯员一口咬定是他作的案，结论十分果断。不过哈斯也坚持自己的说法：他是一个无辜的受害者，在一支大手枪和十二颗手榴弹的胁迫下被那个狂人逼着开车，先是一辆轿车，后来换成卡车，直奔大草原的尽头，那种地方他一个人是做梦也不会去的。不，那个狂人没有说过他叫什么名字，也没有提到为什么要把施泰尔先生活活烧死，“我亲爱的老板的惨死使我悲痛万分。0le！”（末了那句“好极了”没有说出声来。）电梯用氧气割炬打开后，发现里边的施泰尔先生只剩下令人作呕的一堆烤焦的肉。
那个狂人是什么模样？
“他大约三十五岁；”迪耶戈说，“我估计他的身高在一米七十左右，黑头发，乌黑的限睛，左颊上有一道疤痕。他的左手小指缺了一截。哦，我差点儿给忘了：他走路一拐一拐的。是的，他能说德语，不过带有很重的俄国口音。不，不，不是波兰，而是俄国口音。我认识一些俄国人，错不了！他决不可能是一个真正的日耳曼人。他一度提到加拉加斯和委内瑞拉。不过我猜想他是朝南部边界方向去的。”
他又挨了几下揍，因为他描述那个狂人的模样跟那个房屋看管人提供的不太吻合，而后者甚至不是一个真正的看屋人，而只是一个临时找来的替身。迪耶戈说这并不奇怪，因为这个替身看屋人显然近视得厉害，而且还是个酒鬼（这倒是事实）。
此后，迪耶戈在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那位神通广大的妈眯培进行了干预，并且解释说她唯一的、有些疯疯疯癫的儿子也许什么都是（特别是个没出息的倒霉蛋），但决不会是一个“波兰犹太人或俄国共产党”的共谋犯。迪耶戈获释后，立即去找那辆卡车的主人（他没有遇到太大的麻烦，只被打掉几颗牙），用克立姆罗德留给迪耶戈的一万二千六百二十五美元中的一部分钱赔偿了他的损失。余下的都给了那个并非真正的房屋看管人，他被释放的时候损失不大，只丢了三个指头。
麦德林有个纺织业巨头悬赏二万美元捉拿那个狂人，经他推动，在北起侬恰、南至厄瓜多尔边境的广大地域内进行了四个星期搜捕。
往东，有两个纵队的土兵和三架飞机投入搜捕。他们甚至发现了卡车到达的最后地点，便在那里的大草原中作纵深数十公里的搜捕。不过这种搜索并没有很大的信心，因为那个狂人无论怎样疯狂，也不可能疯狂到会一直朝前走。
其时，王正在走向他未来的王国途中。
瓜阿里沃人
王本人有一天对大卫·塞梯尼亚兹说，如果要他循着当年走过的路线作一番凭吊，那是绝对不可能的。事实上，要不是塞梯尼亚兹坚持，雷伯也许不会费工夫回到这条路上来寻觅自己的旧踪。可是塞梯尼亚兹坚持要他这样做，并说服了他。一儿六九年三月，他和王带着许多地图，乘坐一架大型直升飞机，在这一地区上空作了一次飞行。
挡住迪耶戈·哈斯所驾驶的卡车去路的那条河名叫马纳卡西亚斯河，要不就是它的一条大支流。马纳卡西亚斯河朝东南偏东方向绕了一个弯子，然后向北流入梅塔河，而梅塔河本身又是奥里诺科河的一条支流。王没有沿着河走，他过了河朝东南偏南方向而去。想必他就是在那个时候渡过了阿里亚里河。他对塞梯尼亚兹讲起过一条被森林侵蚀了一半的小路，基梯尼亚兹认为这就是美国一家橡胶田地产商一九四二年在哥伦比亚境内的瓜维亚雷河流域开发时所走过的道路。
王还谈到离波多拉孔科尔迪亚镇不远有个独家村，在这里，瓜亚贝罗河与阿里亚里河汇合成瓜维亚雷河——奥里诺科河的另一条大支流。
关于他那次惊人的旅行，王没有作任何其他的解释。他大体上顺着瓜维亚雷河的流向前进，在步行一百天后，约于一九四八年二月初到达阿塔瓦波的圣费尔南多，这是委内瑞拉境内的一个小集镇。
本来，这个年轻人可以轻而易举地从圣费尔南多沿奥里诺科河顺流而下到达圭亚那，或去加拉加斯，直抵加勒比海。但是他选择了东行之路，朝着人迹罕至的奥里诺科河上游一直向前，深入亚马逊尼亚腹地。奥里诺科河从帕里马山的峻岭险峰之间流过，这是一群令人眩晕和难以想象的锥体，犹如巨大的风琴管子从潮湿的丛林中拔地而起，最高的可达两干五百米。
在与王一起作第一次旅行之后的次年，塞梯尼亚兹又曾独自飞越这个地区上空。在阿塔瓦波的圣费尔南多，他发现那是一个两三千居民的小镇，照例不可缺少的玻利瓦尔广场四周环绕一座座低矮的房屋。该镇五十年前曾是委内瑞拉亚马逊地区的首府，也是橡胶探险队力图挽回那次大规模橡胶冒险颓势的出发点，可是后来实际上被废弃了。塞梯尼亚兹坐宣升飞机从阿亚库乔港起飞，越过奥里诺科河，先到埃斯梅拉尔达——意思是绿宝石。当年雷伯到那里的时候，这个地方是委内瑞拉行政当局管辖权力所及的最远点。过了埃斯梅拉尔达，寒梯尼亚兹进入禁区，穿过三个成立不久的天主教传道区，其中最早的一个也是一九五一年才建立的。他在第三个也是建立最晚的一个传道区普拉塔纳尔着陆，受到萨雷斯会传教上、一个名叫巴尔托利的意大利人很有礼貌的接待。
塞撒尼亚兹乘飞机继续在空中逆奥里诺科河之流而上。他飞渡被洪堡（注：亚历山大·冯·洪堡（1769—1859），德国博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称为“南美洲的赫丘利之柱”（注：赫丘利是罗马神话中的力大无比的英雄。“赫丘利之柱”指的是直布罗陀海峡两岸悬崖峭壁。）的地方（实际上是一处宽度随季节而异、约为二百至三百米的急滩，即瓜阿里沃滩)，并说服神经相当紧张的直升飞机驾驶员进入奥里诺科河正式由此开始的一个峡谷。他们看到了帕里马山脉的口子以及委内瑞拉与巴西接壤的边界。直至今天，那里仍然是地球上最荒凉、最神秘的地域之一。在塞梯尼亚兹的想象中，这个地区生活着无数爬行和飞翔的动物。果不出他所料：那里的蚊子每平方米有上百万个；有一种叫做赫亨的小虫，给他们蜇破的伤口至少要过一个星期才能愈合；有成百上千种各式各样的虫豸，只要人身上擦破了一丁点儿皮，它们就会来吮血；有穿皮潜蚤，系沙蚤的一种，专在皮下产卵；有吸血蝙蝠；有一次能跳二十厘米捕食的螳蚰，这种蜘蛛毒得可怕；有红色的和其他颜色的蚂蚁；有能在一夜之间吃掉一只木柜的白蚂，蛇当然少不了，对于它们来说，亚马逊尼亚是个安乐窝；还有美洲虎、鳄鱼、电鱼……
……以及印第安人。
一九七〇年，在加拉加斯，也就是克立姆罗德到过那里以后过了二十二年，有人警告塞梯尼亚兹：他要去的地方（幸好是乘直升飞机）是二十年前还被称为瓜阿里沃即猿人的亚诺马米人的地域。“先生，危险得很哪。”亚诺马米人是亚马逊尼亚地区一直拒绝与文明接触的最后一个大部落。一九四八年四月，经过了将近二千五百公里子然一身的跋涉之后，王正是来到了他们中间。
在抵达阿塔瓦波的圣费尔南多之前，他已经多次碰到过印第安人，到了奥里诺科河岸之后，当他沿着这条巨川溯流而上时，遇见他们的机会就更多了。有几次他居然能登上他们的划子，有时侯一连乘上好几天。那些印第安人偶尔也能讲几句蹩脚的西班牙语，他们见了这个白人似乎并不怎么惊讶。此外，还有那些面有菜色的橡胶探险队，王曾与他们同路整整一个星期。他们告诉他，马基里塔雷人一般说来不算好斗，他们有时偷人家的东西，但也仅此而已。瓜阿里沃人可不一样，“他们会杀死你，年轻人，而且你还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杀你的……”接着，他们便给他讲一些可怕的故事，描述那些定居在委内瑞拉和巴西之间的浪人如何凶狠残忍。没有任何身份证件，也没有护照，雷伯·克立姆罗德不是乘木筏就是泅水越过了哥伦比亚与委内瑞拉的边界，并且在圣费尔南多渡过奥里诺科河。他没有在这个小镇上出现，也没有在后来经过的任何一个村庄里露面。在埃斯梅拉尔达传道区他也是这样做的，一直等到天黑才从外围绕过那儿的几所房屋。他到达瓜阿里沃滩估计在三月底。
相遇发生在大约二十天以后。时间想必已近正午，但光线还是昏暗如晦，微弱至极的几点阳光也被树木、叶子和藤本植物组成的几十米厚的天花板完全遮蔽。某些藤本植物几乎有一米高，在这半暗不明如同海底的一片朦胧中，它们看上去就象是一条条巨蟒，有时候也确实是蛇。地上，给败叶加厚的腐殖土壤散发着恶臭，里边充满了令人长出鸡皮疙瘩的生命幼体。这情景就象在神话中一只巨兽深绿色的、悸动着的肚子里行走。
他停下来，倒不是因为害怕，而是要喘一口气。他右手握着把大砍刀，这是他在途中用手表换来的。迪耶戈·哈斯可能会认不出他来，他变得比以前更瘦，同时身体却起了变化青春期的一些迹象已永远消失。他的身高已达到顶点，那一米八七的瘦溜身材将是大卫·塞梯尼亚兹任何时候都不会认错的。他的皮肤被太阳晒成一种很象金子的黄褐色，这种肤色仅次于他那双浅灰色的眼睛，永远给人以难忘的印象。他的胡子从来就不十分浓密，现在留长了，使他的外貌具有墨西哥基督像的那种神秘气质。当他发现自己来到印第安人的营地时，他刚刚在一百二十到一百三十华氏度的酷暑和难以置信的潮湿中不停顿地步行了六个小时，而过去七天他所经之处的地势一直在持续升高。
过了一会几，等呼吸恢复正常之后，他又继续赶路。他悄没声儿地滑行穿过草木之墙而绝不触动枝叶，这样又走了一段距离，然后到达一块几乎有六十米长的空地。
这片人工开辟出来的空地上有三所茅屋。正象橡胶探险队向他描述的那样，每所茅屋都呈三角形，它们的主要建筑材料棕榈树干不是用任何机械伐倒，而是按照瓜阿里沃人的方法，通过扭力连根拔起和折断的。除了一个小火堆在潮气很重的空气中燃烧外，没有任何生命在活动的迹象。
他在空地边缘深绿色的树荫下呆着不动有很长一段时间，空地周围的森林一片葱笼，有时会突然泛黄，而在树梢上则变成耀眼的白色。然后他慢慢地向前移动。他挨近灶火，放下布袋，开始脱衣服，甚至脱去靴子。他把靴子、衣服整整齐齐堆在袅袅升起的灶烟旁，然后把大砍刀压在衣物堆上，刀刃对着自己，也就是说，便于别人抓起刀柄。
他退后三四步又停下，脑袋微微后倾，仰望叶丛天花板上那个很小的罅隙，这窟窿使人还不至于以为太阳已永远消失。他全身的皮肤跟他的脸和手一样，也是那种带点儿金黄的古铜色，汗水象是在细长的肌肉上涂了一层油。他等待着。先前，他曾经觉察到，除了森林的自然气息，还有窸窸簌簌的声响隐约可闻；几分钟后，他又听见了这种响声。
他们是同时出现的，一共五个男人。刚才他们听见他走近时，曾隐蔽起来，现在一个个都从藏匿的地方露面，动作象爬行动物般轻捷，几乎无声无息。他们中最高的一个只有一米六〇，但个个都很年轻、健壮，赤身露体，看上去象上了釉一般锃光瓦亮。他们身上涂着红黑两种颜色，颇不俗气，正方形和菱形的图案画得整整齐齐，各人右臂上都有一小簇五色羽毛。总的效果美得惊人。其中两个人的耳朵上用笋的硬尖穿了孔。每个人腰里都系着一条编成辫状的细绳，在包皮下打一个结使他们的生殖器向上竖起。他们的头发梳成皇冠形状，把象僧侣头顶上那样剃光的一块围在当中。
然而，在那个时刻，最根本的问题是：他们都引满了大弓把箭头瞄准雷伯·克立姆罗德。他纹丝不动，这一点想必对他们产生了一定的影响。他们慢慢地向他围拢来，用涂过毒药的战矢尖端轻轻触及他的身体。这时，他们当中的一个捡起了那柄大砍刀，用手指试试刀刃，还试着想把它折断，以检验钢刀的硬度。他突然把砍刀扔出去，一棵棕搁树干被干净利落地砍断了。这人顿时放声大笑，他的笑声就象是一个信号。一大群男人、妇女和孩子如同无声的影子般纷纷从树林里出来。他们稍觉胆壮以后，便围着这个依然豪不动弹的巨人形成一个圆周。拿着大砍刀的那个人用它划了一下克立姆罗德，看见刀刃划过的地方流出一条细细的血，又笑了起来。别人也都走上前来，其中有几个还用指甲在他身上抓刮，想要证实他的皮肤颜色不是涂上去的。（橡胶探险队讲过这样一个故事：他们曾逮住一个黑人，因为对他的肤色很觉惊奇，几乎把他身上的皮全都扒了下来，这才弄明白他的黑皮肤是天生的。）
最后，他们统统围上来，包括妇女在内，都来抚摸他，拉扯他的头发。他的眼睛似乎对他们特别有吸引力。但是，他们跟这人身材上的差距太悬殊了，为了看他的眼睛，他们必须退后几步抬起头来。克立姆罗德就象格列佛来到了小人国。到目前为止，他们还一句话也没有说过，最先开腔的是一个年纪较大的男人，他的两个腮帮子直到眼睛下面都是鼓囊囊的，因为嘴里塞满了不知什么东西，还有略带绿色的汁水直往外淌。他说话时带着威胁的口吻。与此同时，有几个男人拿走了雷伯的衣服、靴子和布袋。有一两个把衬衣和裤子试着往身上穿，往头上套，另外几个则把靴子顶在头上，居然也能够不让掉下来，把其余的人都逗乐了。
“阿契卡（朋友），”雷伯说着面露笑容。
不知什么缘故，他的友好表示没有得到响应。忽然间，这一群人纷纷作好离去的准备接着，只不过几秒钟，空地上已阗无一人，动作之神速简直令人怀疑自己在做梦。雷伯又叫了两声“阿契卡！”但他得到的回答只是正好射在他脚边地上的三支箭，其中一支不偏不倚插在他两条腿中间。而他甚至没有看见射箭的人……
王回忆说，他在后面跟着他们，跟了“八至十天”，始终保持一百来米的距离，身上仍然一丝不技。除了两本书之外，他们把他所有的东西都拿走了，这两本书他在进入这块空地前藏起来了。他说他们有好几次想要阻止他跟在后面；或是朝他走回来，并且发出恫吓的尖叫声；或是索性向他射几支打猎的小箭，其中有两次使他受了一点轻伤，但是显然并不想杀害他。
这八到十天过去了以后（王认识到这段时间本来还可能延长），他已是筋疲力竭。他浑身布满虫子叮咬留下的数不清的疙瘩，双脚在渗血，那是被沙蚤等可恶的小昆虫啮食所致，它们往往在人趟水的时候通过暴露的伤口钻到皮肤下面把自己包起来，那样子就象是露在壳外的牡蛎，可怕得很，而且疼得厉害。这还不算，由于他锲而不舍地生怕失去瓜阿里沃人的踪迹，他甚至顾不上吃东西，尽管在过去的几个月里，他从安第斯山脉脚下开始作这次令人难以置信的徒步旅行以来，在觅食这方面已获得一些经验。
事后王只是简单地说：“于是到了我一步也不能再往前走的时候；等我苏醒过来一看，他们都围住了我，朝我微笑。随后的几个月，我就跟他们在一起过，然后进一步南下，向内格罗河进发……”
由居心不良的spi（注：葡萄牙文印第安人保护局的缩写。）设在莫腊以北卡马瑙河边的贸易站是由一个名叫拉莫斯的人主持的。一九四八年他三十四岁，一年前他在贝伦结了婚，七个月前他被选派到这个贸易站时，决定带着他的妻子来。在亚马逊尼亚工作的spi全部文职人员中，他远不是最坏的一个。七个月中，他没有杀过任何印第安人，甚至还结束了在这以前一直在做的一件事，即用某些细菌使当地土人受感染——开始时引起伤风头疼，这对白人来说只是小小毛病，但对于土著居民几乎总是致命的。把枪卖给寻觅黄金和金刚钻的冒险者向来是贸易站的正常业务，他无须了解这些枪派了什么用场。他根本不知道，这些“温切斯特73”正是当年在美国和墨西哥对印第安人作战时用过的枪支。
印第安人顾客对拉莫斯所主持的贸易站产生敌对情绪的最初迹象始于一九四八年十月。在那之前，贸易情况一直是令人愉快的：一些小玩意儿和金属炊具被用来交换天然的块金或小金刚钻，以及弓箭之类，所有这些生意在经济上是有利可图的，因为印策安人的武器可以远销里约热内卢。这种贸易还有战略上的好处：温切斯特枪的买主需要对付的野蛮人如果没有武器，这些枪支就能发挥更大的效力。但是到了十月份，印第安人开始表现出不大愿意成交的样子，尤其是弓，你无论用什么去换，他们都不干。
至于这个白人，他是在十一月份出现的。无论是拉莫斯的十六个下属，还是拉莫斯本人，谁也不可能看错：虽然他赤条条一丝不挂，他是个白人，个子很高，眼珠子的颜色极谈，长发用一条绿色的头箍束在脑门上，胡子稀稀拉拉。他来过三四回，但从来没有真正走近贸易站，总是靠后站着。别人用葡萄牙语或西班牙语跟他攀谈，他并无反应，好象没有听见似的。和他同来的瓦依米里人很尊重他，没有得到他的同意从不自行成交。他能讲他们的语言，声调缓慢，嗓音低沉。
拉莫斯记得他的雇员中有个姓罗沙的曾对他提起过，说他——罗沙——注意到瓦依米里人中间有三四个瓜阿里沃人，这是十分诧异的现象，因为帕里马山区各部落与内格罗河一带各部落之间的敌对状态是众所周知的。拉莫斯还确悉另一个事实：那个神秘的白人曾由一个十三四岁、出落得极其健美的印第安少女陪着来到贸易站，至少来过一次。
十二月初，在雅瓦佩里河西北约三十公里处发生了一起按拉莫斯的说法叫做“令人遗憾”的事件。一些觅宝者把一个村子的人包括年纪很小的孩子全部杀光。拉莫斯在向贝伦方面报告时，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要知道，觅宝者过着极其艰苦的生活，而印第安人经常无缘无故敌视他们……”
十二月二十九日，一群怒气冲冲的印第安人来到贸易站，提出一些无法接受的要求，十张弓交换一支温切斯特，或者一支温切斯特换金刚石若干。拉莫斯愤怒地拒绝了。奇怪的是，这对印第安人似乎并没有产生太大的影响。拉莫斯得出结论，认为“令人遗憾的事件”大概已经被忘记了。但是，罗沙——这是个出生于莫腊的年轻人，他名叫乌巴尔多，会讲多种印第安方言——指出，印第安人这次不带妇女和孩子来到贸易站是不符合他们的习俗的，而瓦依米里人的态度由咄咄逼人转为随和这一引人注意的变化，应该归因于那个总是靠后站的白人说的几句话。
拉莫斯耸耸肩，笑道：“这正说明，不管他如何努力使自己显得象只猴子，他仍然是个白人，和我们一样……”
两天后，十二月三十一日，拉莫斯的妻子、怀孕已七个月的克劳迪娅，因为热得实在受不了，便打了一盆水，正把水往身上泼，透过没有玻璃的避蚊纱窗。她发现十来个瓦依米里人一动不动地站在十五至二十米外的树林边缘。她生怕被他们看见自己光着身子，急忙穿上一件衬衫，正要套上裙子，纱窗突然被大砍刀戳破后推开。她尖叫一声，便向丈夫的办公室冲去，由于怀有身孕，而且裙子还没有完全套好，行动很不方便。第一支几乎长达—米二十的战箭射穿了她的右股，第二支射中她的后背，插在肩胛与锁骨之间。她挣扎着逃到敞廊上，发现她的小叔子被将近二十支箭钉死在房屋的木板墙上，其中六支刺穿了他的咽喉，另有一支从近处直接射入他张开的嘴巴，穿出颈后几乎有二十厘米。
克劳迪娅·拉莫斯终于支撑不住，摔倒在地，一个印第安人出现在她面前。克劳迪娅眼看他抡起一根木棒，但是并没有打下来。一声呵斥制止了他，那个白人露面了，是他下的命令。这个瓦依米里人迟疑了一下，嘟囔着跑开了。
“哦，我的天哪！”少妇哭叫起来。
这个浅色眼睛、绿箍束发的白人俯身瞧着少妇。他伸出一只手，用指尖轻轻抚摩克劳迪娅的面颊和嘴唇，一句话也没说便离去了。
乌巴尔多·罗沙从河上回来，正好看见贸易站的一名雇员喉咙被一支箭射穿，在离他十米远的地方倒下去。他立即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便向不远处的一个小仓库跑去。幸好那里装有百叶窗，他进了屋，把门和百叶窗都关上。等到袭击者看见他的时候已经迟了，只得狠狠地捶房子的板壁泄愤。然后他们大概放弃了破门而入的念头走了。罗沙从板壁的缝隙往外窥视，目睹了大部分杀戮场面，他事后提供的证词同拉莫斯的截然相反（拉莫斯的弟弟之所以被杀，可能是因为与他这个当贸易站负责人的哥哥面貌相似的缘故）。据罗沙所述，那个白人非但没有领头袭击，相反，他尽了最大的努力来平息这些印第安人的狂怒，制止他们杀人；他在他们中间跑来跑去，用他们的语言来劝阻他们。
尤其要指出的是，当袭击者折回罗沙藏身的屋子，放起一把火时，又是那个白人出面干预，否则罗沙难免一死：不是被烧死，就是在他不顾一切夺门而逃时被杀死。但是那个白人把这些印第安人推开，用西班牙语叫道：“快离开此地，到河边去！”
罗沙的手被灼伤，头发被烧焦，总算在这座贮有汽油和酒精的房屋倒塌前的一瞬间逃了出来，跑到河边，跳入水中。
贸易站的雇员中，共有九人死亡（包括拉莫斯的弟第在内），四人受伤(包括克劳迪娅·拉莫斯），克劳迪娅没有死，她至今住在桑塔伦。
一九四九年四月，乌巴尔多·罗沙在马瑙斯，有人问他愿不愿意到雅瓦佩里河上游去参与同瓦依米里人重修旧好。十二月事件之后，印第安人实际上已消失得无影无踪，他们都去了北方，甚至可能直抵亚诺马米人居住的地域。征求罗沙意见的人名叫巴尔博扎他是一位研究、开发“塞尔坦”（亚马逊尼亚森林腹地）的专家，而且是比较严肃的一位。在巴西管这种人叫做“塞尔塔尼斯特”。使罗沙感到惊讶的是，尽管此人从属于spi，却是印第安人真诚的朋友。从一九四三年起，仙就在巴西马托格罗索州同具有真才实学的“土专家”奥尔兰多·维拉斯·博阿斯、克劳迪奥·维拉斯·博阿斯兄弟一起工作。他对罗沙说，他虽然比较了解亚马逊尼亚南部的印第安人，却没有同亚马逊尼亚北部的印第安人打交道的经验，所以他在物色可靠的人做帮手。同他一道的有两个人类学家，但是没有士兵保护。罗沙那时已经离开spi，为布思轮船公司工作了一段时期。从本世纪初升始，这家公司就经营从英国的利物浦到秘鲁的伊基托斯之间的航线，其中在亚马逊河上的一段航程有四千公里。出了对丛林的热爱，罗沙接受了巴尔博扎的邀请。
这一小群人于五月九日离开马瑙斯，溯内格罗河而上，经过河中的许多岛屿，抵达莫腊。到了那儿，他们采纳罗沙的建议，没有走雅瓦佩里河，而是取道布兰科河，这条河基本上是往北流的。
罗沙把有关那个束着发箍的高个儿白人的事情告诉了巴尔博扎，并对他讲了自己的设想：如果他们能找到达个白人——他显然有足够的威信，甚至可以支配印第安人，可以安全地与他们周旋，连瓦依米里人和亚诺马米人这样差异很大的部落他都能使之共处同住——如果他们能找到这个白人，他或许肯帮助他们完成他们的和乎使命。
他们沿着布兰科河向上游而去。这条河有的地方宽达好几公里。三个星期之后，他们开始看见远处的地形都是高高隆起的庞然大物，顶部是一望无际的森林。这就是人迹罕至、令人生畏的帕卡赖马山。罗沙带着一个译员、皈依基督教的瓦依米里人塞巴斯蒂安，在布兰科河右岸一个叫卡拉卡拉伊的地方上了岸。如果他们所得到的信息是正确的话，那么这个白人可能就在这一带。
整个六月份，罗沙一直在这个地区到处寻找，都没有结果，不过，印第安人的态度使他受到鼓舞。他每到一个村子，都发现小路中央插着一支箭，箭上饰有两根相互交叉的白羽毛，这是和平的标记。他提了许多问题，但从来没有得到回答，他们的脸上毫无表情，也许因为他们不懂得，或者因为他们不愿回答。
六月底，罗沙折回来渡过布兰科河，然后陪同巴尔博扎、一位名叫内尔松·德·安德拉德的民族学者以及塞巴斯蒂安，沿着阿雅拉尼河向上游走了大约五十公里，方向对准穆卡雅伊山。七月六日，他们一行四人来到一个村子，奇怪的是那儿好象正等待着他们的到来。人们用水果和烤野猪招待他们；烤野猪不如盐或者辣椒，这是亚诺马米人的吃法，因为亚诺马米人只喜欢清淡的食物（这种食物使人想到雨中的森林），并且本能地吃一些泥土来补充铁质和其他矿物质的不足。罗沙觉得有几张脸是他从前看见过的。
“我可以起誓，他们就是当初到拉莫斯的贸易站来的那些人，”他对巴尔博扎说，“毫无疑问，他们是亚诺马米人。你看这些图。他们现在不完全在他们自己的地区内。”
通过塞巴斯蒂安的翻译（罗沙自己的亚诺马米语已经不够用了），他被准许去村子里看看。巴尔博扎和他两人获准进入所有的茅屋——只有一处除外。这两个巴西人刚一走近那所茅屋，就有三个男人跳过来把门口堵住，既不作任何解释，也拒绝回答塞巴斯蒂安的问题。
“那没有多大关系，”罗沙并不觉得奇怪，“他们往往禁止陌生人进入‘马洛卡’，有时候连妇女也不让进去，那是出于宗教的或其他原因。或许他仍在那里面藏着什么东西……”
或者藏着什么人。
罗沙立刻想到了那个白人。他做了一些试探。就好象是对远处的人讲话似的，他提高了嗓门用葡萄牙语说：“我的名字叫乌巴尔多·罗沙，六个月之前在拉莫斯的贸易站，你救了我的性命。那时我把自己锁在小仓库里，如果没有你，我早就被杀死了。我们只想对你讲几句话……”
没有反应。但是一分钟之后，一个年轻的印第安妇女出现了，罗沙一眼就认出她来：有一天陪同那个白人一起到贸易站来的就是她。她怀里抱着一个出生大约两个月的婴儿，皮肤白得惊人。她全身赤裸裸，只有一小簇染成红色的流苏作为耻骨的掩饰，她的体型很美，脸上也没有涂色。尤其特别的是，一般亚诺马米妇女都用细竹梗穿过鼻孔、嘴唇或者耳垂作为装饰，她却不戴。见了这些白人，她一点都不害怕，倒是颇感兴趣地把他们打量了一番，然后走进那所禁舍。
罗沙想到，那个白人可能听不懂葡萄牙语，十二月那次屠杀发生时，他是用西班牙语叫喊的。安德拉德把罗沙的话翻译成西班牙语，但仍然没有反应。
坚持呆下去看来有困难。塞巴斯蒂安已经用简短的语言发出警告。这些亚诺马米入（他那时候称他们为瓜阿里沃人）逐渐变得不耐烦起来，开始拨弄比他们的身体还要大的战弓作威胁状，而白人们除了大砍刀谁也没有带武器。但是巴尔博扎跟罗沙一样充满信心，决定留在村子附近再看几天动静。
“silencio（注：西班牙语，不要出声）……”
有人把手轻轻地压在罗沙的肩上，他睁开了眼睛。即使他看不清这个人的面孔，至少也能辨认出那个在月光映衬下轮廓分明的身影——个非常高而又非常瘦的身影。
“silencio por favor（注：请不要出声）。”
说话的声音低如耳语。罗沙一下子紧张起来，一骨碌从吊床上起身。他跟在那人后面沿河走去，同时既感到惴惴不安，又十分好奇甚至兴奋。走了大约一百米，那个束着发箍的白入转过身来，面对着他。罗沙特别注意到两点：他的身高和一双眼睛。
“你会说西班牙语吗？”
“会一点，”罗沙回答。“但我大体都能听懂。”
“你在为拉莫斯工作的时候，我曾经观察过你。你是少数几个能正确对待印第安人的雇员之一……我的话你明白吗？”
“明白。”
“现在你们不带武器来到树林里，为什么？”
罗沙把巴尔博扎的使命以及罗沙自己对这位民族学者的信任告诉了他。
罗沙还鼓足勇气加上一旬。“你应该同他谈谈。他这个人……”他努力寻找着恰当的西班牙语词来形容巴尔博扎，“muy sinccro,debuena fe（注：很诚恳，很厚道）”
“不。叫他离开这儿，包括他的同伴．这儿不是动物园。他们明天就应该离开。”
话说得很慢，好象漠不关心的样子。这个除了一条束发箍外赤条条一丝不挂的人身上具有一种不同凡响的天然权威，一种异乎寻常的领袖魅力（要是罗沙知道这个词的话）。了解这些，也就多少可以谅解罗沙接下来怎么会提出这样幼稚的一个问题。
“你是印第安人的头领吗？”
出现在那张被月光衬托得分外清瘦的脸上的，几乎是一丝微笑。
“不。而且我永远不会做印第安人的头领。他们接纳了我。乌巴尔多·罗沙——这是你的名字，你多大了？”
“二十三岁。”
“你知道马瑙斯吗？”
罗沙回答说他出生在莫腊，不过，他当然知道马瑙所，现在他就住在马瑙斯。白人继续朝前走。
“明天你和那些人一起离开。不过我希望你能回来。一个人回来也行，或者，要是你愿意，和那个叫做塞巴斯蒂安的瓦依米里人一起回来也行。对你决不会有危险；如果只有你和那个瓦依米里人，没有其他人来的话，谁也不会伤害你们。我希望你带一些能在马瑙斯或别的地方买到的药回来。买一些磺胺药、青霉素和链霉素。这些名称你知道不知道？”
“青霉素我知道。”
“这些药名你记得住吗？”
“我记得住。但我没有钱。”
一只瘦骨嶙峋的手向他伸过来，张开手掌，掌心是几颗金刚钻。罗沙一时竞说不出话来。这些金刚钻足够把半个马瑙斯都买下来。
他低声说：“我拿了这些金刚钻可能再也不回来了。”
这一次，瘦削的脸上慢慢地露出真诚的笑容。
“但是你不会这么干的，”束着发箍的人平静地说。“我相信你。尽快回来。回来时沿着内格罗河逆流走到卡拉卡拉伊后面的瀑布那儿。在那儿你可以看见河中央有一个岛。你就在那儿等着，会有两个人来接头，一先一后。第一个人名叫雅瓦，他是个亚诺马米人，确切地说是其中的一支沙马塔里人。第二个叫马杜瓦拉加，是个瓦依米里人，你认识他，是他带着人袭击了拉莫斯的贸易站。请尽量多买一些药来。你把药交给这两个人。”
“那么你呢？到时候你在哪儿呢？”
“这无关紧要。adios。（注：再见）”
几秒钟内，他就消失在树木丛中，真有点儿神出鬼没的味道。
在随后的二十个月里，乌巴尔多·罗沙在马瑙斯和卡拉卡拉伊之间来回跑了十一次，几乎一直由塞巴斯蒂安陪同，尤其是最初几次；有塞巴斯蒂安在身边，他心里比较踏实，后来，浙渐地，他对于亚诺马米语和罗纳伊马地域的其他几种方言有了更多的了解，便开始只身前往。
他把金刚钻一颗一颗地变卖，以免引起别人贪欲的邪念，从所得的款项中他给自己留下的报酬，完全相等于过去布思轮船公司付给他的工资。扣除了这很有限的一部分，他把卖金刚钻所得的钱统统用于采购药品、买一条船以及各项必不可少的花费。
他的行为之所以特别值得称道，是因为在这二十个月里，他一次都没有见到那个束发的白人。
还有一件事比这更加不寻常。
罗沙第一次来到卡技卡拉伊以北那个岛上，遇到了沙马塔里人雅瓦，这名字他事先是知道的。这印第安人大约二十岁，看样子相当聪明，具有浮雕般的健美体型，个子相当高，至少有一米七十。
当塞巴斯蒂安译出罗沙的问话，向雅瓦打听那个束发白人的情况时，雅瓦的眼睛象两颗闪闪发光的黑色钻石，眨也不眨，仿佛他从来没听说过有这么个人。另外几次，罗沙遇到马杜瓦拉加时，情形也是如此。这个瓦依米里人的头领不如雅瓦那样叫人放心，因为就是他在去年袭击贸易站时一个人就至少伤了四条命，并且险些砸碎了克劳迪娅·拉莫斯的脑袋。
罗沙几乎费了十一个月，通过八次会面，才使雅瓦改变那种漠然无动于衷的态度。经过那段时间，罗沙的亚诺马米语几乎已经说得很流利，不需要再由塞巴斯蒂安充当翻译。于是他直接向雅瓦提问题，并且说他的好奇心纯粹基于对那个白人的友好感情，不光是好感，还有敬意。“他要我做的事情我统统照办了，雅瓦。”罗沙认为，是他讲的这番道理，或者是他们之间没有译员作中介这一点，使这个沙马塔里人一下子活跃起来了。但接下来雅瓦告诉他的情况表明，实际上不是那么回事，这个印第安人以前一直沉默不语，完全是勉强抑制一种激烈的感情所致。
雅瓦告诉他说，自己
黑狗 —— 1
“先生，外面有一个人想跟你说话，”管家对大卫·塞锑尼亚兹说。
可以觉察，管家说到“一个人”时语气有些踌躇。那天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十六日，塞梯尼亚兹正准备庆贺自己一生中的两件大事：他的二十七岁生日和——也是更重要的——他的婚礼，两者都定于这一天举行。此刻是早晨九点钟，他刚穿好衣服。头天晚上，他刚刚来到纽约公园大街的岳丈家，两个星期以前，他极为出色地完成了他的学业，并且获得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博士学位。
“他的姓名？”
“这个人不肯说出他的姓名，”管家说。
“那就请他稍候。”
电话铃响，这恐怕已是第一百回了。又是他未来的内弟克里斯托弗·佩吉打来的，这个十六岁的少年兴奋得不得了，一是因为他两个姐姐之一出嫁还是家中操办的头一桩婚事，二是因为这样一个事实：大卫的祖母苏珊·塞梯尼亚兹在参加孙子的婚礼后要返回法国普罗旺斯的老家，明天早晨克里斯托弗也将随她同往。
“是的，”大卫在电话中答道。“我祖母那儿确实有一个游泳池。你还可以到那儿去骑马，这也不假。不必客气，你一点也没有麻烦我。回头见，克里斯。”另外还有几次电话，也有一些人来找他，他的岳丈家忙乱得跟蜂窝一个样。最后，塞梯尼亚兹穿上他那件花哨得可笑的上衣，来到楼下，那里布置得象一个花卉展览会似的。另一名佣人提醒他，“那位不肯报姓名的人”可能在藏书室内，至少十五分钟前还在那里。塞梯尼亚兹这时又被缠住了，这一回是几名女傧相和招待员使他不得脱身。当他终于走进藏书室时，最初还以为那里空无—人。随后他感觉到屋里有人，而且感觉到了那人专注的目光，紧接着马上认出他就是毛特豪森的那个少年。
“显然，我是在一个很不合适的时间来到这里，请原谅，”雷伯·克立姆罗德用柔和的声音说。
苏珊·塞梯尼亚兹总喜欢夸她唯一的孙子天资聪颖、谦和厚道、礼貌周全、热情诚恳，而且对待朋友同对待家入一样诚心诚意。凭着这一切，他称得上是个理想的孙子，只有两点除外：他几乎完全没有幽默感，而且缺乏那种锐意进取直至取得巨大成功的猛劲。对于后者，老太大不甚介竞。大卫从他们父亲、母亲以及父母的父母那儿已经得到或者将会得到一笔相当可观的财产，而且黛安娜·佩吉也将带来一千万美元或更多的陪嫁，倒是缺乏幽默感这一点一直使老太大感到十分沮丧。
“我往波士顿打过电话，”雷伯说，“电话号码是你祖母给我的。那边对我说，我可以在这儿找到你，但没有作任何说明。我本来要走了，但一位年轻的女士一定要我等你。实在抱歉得很。”
塞梯尼亚兹非常惊讶，其实何止是惊讶，他简直目瞪口呆。毛特豪森、林茨和战争——这一切已经过去五年了，而现在，他几乎不认识的一个年轻人又突然出现了。
“我不知道你在纽约，”他总算找到一句话说。“甚至不知道你在美国。”
“我刚到不久，我来仅仅是为了对你过去为我所做的一切表示感谢。现在我要走了。请允许我向你表示最美好的祝愿，祝你幸福如意。”
他穿着一件蓝布衬衫、一条褪了色的斜纹粗布水手裤和一双凉鞋。头发剪得很短，奇怪的是前额上有一条带状的皮肤额色较淡。尽管他好象长得高大了些，但整个体型依旧是那么干瘦、细长，象一根电线杆子。然而，从他身上可以感觉到一种令人畏葸不前的气质。
“不管怎样，”雷伯·克立姆罗德说，“你毕竞可以向我提供一些消息。当初你的那位上级，我只知道他叫乔治·塔拉斯，你愿意告诉我在什么地方可以找到他吗？”
“眼下大学里正在放暑假，所以他不在哈佛，但他可能到缅因州自己的家里去了。我把他的地址和电活号码写给你。”和四年前当大卫的祖母要写地址和电话给雷伯时一样，他含笑答道： “不必了。我记得住，谢谢。”
他迈了三步已到门口。
“等一下，”塞梯尼亚兹赶紧说。“别这样走。当初，我祖母告诉我说你去看过她，我对她没有想到问你的地址深感惋惜。”
“当时我根本没有住处。”
“那么在纽约呢？”
“还是没有。”
“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吗？”
“不用了，真的。不过我要再一次感谢你。”
“我或许可以借给你……”塞梯尼亚兹感到难以启齿。
雷伯摇摇头。他的一双眼睛在笑。
“我将离开纽约去度蜜月，”塞梯尼亚兹说，“大约两星期左右。然后我可能到波士顿我母亲那儿去住一段时间。但是从九月一日起，我将在麦迪逊大街的威洛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工作。假如那时你还在纽约的话，我将非常高兴跟你见面，我说的是真心话。你会来吗？”
雷伯点点头，那种欢愉的表情仍在他的眼睛里跳跃。他的一只手按在黄铜门把上，但正好在这时，门开了。塞梯尼亚兹一看，是他未来的小姨子，她和雷伯面对面站着，几乎能互相碰到对方。
“这位是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我的奥地利朋友。这位是我未来的妻妹，夏眠·佩奇。”
“我们已经见过面，”夏眠说，眼睛看着雷伯的眼睛。“这位年轻的女士简直把我锁在这里，使我没法逃走，”雷伯说，并且同样目不转睛地望着她。
他们的手握在一起，这时连塞梯尼亚兹也意识到，刚刚发生的是一件不寻常的事情。
黑狗 —— 2
兹比抬头看了一下，对那个高个儿说：“哦，你是波兰人？”
“我从没这么说过，”高个子用波兰话随口回答。
“可你说的是波兰话！”
“那倒不假，”高个儿说。
兹比朝地上吐了口唾沫，摇摇头。“除了波兰人谁也不说波兰话。除非绝对必要，有一个人会自找麻烦去学波兰语。”
沉默。
“坐下吧，看在上帝份上！就坐在台阶上。一个人怎么会长得这么高。刚才你说你叫什么名字来着？”
“雷伯。”
“雷伯什么？”
“就是雷伯。”
三个男子和一个妇女先后在报摊前停下来买一份报纸或杂志。其中有一个男人问兹比出了什么事。兹比回答说，他搭地铁时摔到一列火车下面去了，不过没什么，一切正常，倒是地铁的伤势更重，恐怕够呛。其实，兹比连站在那里都感到十分困难；他忍受着极大的痛苦，隔一会儿就不得不大喘气，把一双浅蓝色的眼睛睁得老大。
“o．k．，那就叫你雷伯，”他说。“高兹契尼亚克对我说，你这个人o．k．。通常他可不是提到随便什么人都这样说的。你卖过报吗？”
“从来没有。”
“你以前卖过别的东西没有？”
“烟卷。”
买报刊的顾客更多了，兹比也就得忍受更多的痛苦。他脸上的青肿块倒没有什么了不起——看上去怪吓人的，但他还受得了。可是他胸部的伤势简直要他的命，疼得直想大声喊叫；还有他的背脊和他的左手也在剧痛，那三个大汉曾接二连三地用双脚在上面蹦跳。他的左手压根儿没法使，连找钱也不行。他继续说：
“那好吧。反正有你干的事。我要走开一两天，不会更多。你有阅读能力吗？”
“相当可以。”他猜到对方接下来会提出什么问题，所以兹比还没有问，他就作了回答。“是的，也能读英文。”
“你是怎样遇见高兹契尼亚克的？”
“他的兄弟是个卡车司机，我们一起从田纳西州的孟菲斯来到纽约。我能叫你兹比吗？我不知道你的姓。”
兹比说出了他的正式姓名；好多年以前，这个难念的姓氏曾经把移民局的官员差点儿逼疯。
那高个儿扬起眉毛，面带笑容。
“这个姓怎么拼法？”
“跟发音一样别扭，”兹比说。“我拼给你听，小伙子……”他不得不稍停一会儿，他的胸部疼得象铁锤在猛敲。然后他又睁开眼睛，“我希望高兹契尼亚克关于你的介绍没有错，这也是为我着想。但愿我从医院出来以后，能看到我的报摊还在这个地方……”
他直盯着对方那双浅灰色的眼睛看了有好几秒钟。这时，有一位年轻妇女要买《纽约人》杂志，他便转过身去。
“o．k．，”他说。“o．k．，雷伯。”
尽管他的嘴唇又青又肿，一侧面颊鼓得高高的，而且好几颗牙摇摇欲坠，他还是在微笑，不是对那位走开去的年轻妇女，也不是对高个儿小伙子，可以说是在笑自己。其实，昨夜他一宿未睡，在挨了一顿毒打之后，累积的伤痛和神经的紧张已使他筋疲力竭，这时他突然不再勉力支撑。
他用手指轻轻擦着自己的左手，接着又按摩胸部。高个儿慢条斯理地说：“你的手骨折了，必须固定起来。你的肋骨也断了，也许在往里压迫背脊。而你的颧骨已经碎裂，更不用说你的牙齿了。你应该马上去病院。”
“好让别人来接收我的报摊？”
但兹比的话只是最后做做姿态罢了。他已处在崩溃的边缘，眼看着就要整个儿垮下来。
“我可以送你到医院去，”高个儿说，他的声音好像来自远处。
“难道把报摊撂下不管？”
“从我送你上医院到回来这段时间，可以让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来照看一下报摊。就这么办，咱们走吧。”
“把我打成这样的那些狗娘养的，明天或后天还会来，他们是这样告诉我的。”
“这事我也会加以注意的，”高个儿用非常纯正而又书卷气的英语回答。“我会把全部精力放在这上头。”
整整三十二年以后，在一九八二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向他的电脑要了一份属于王所有的全部公司的清单，不管在什么领域，也不管以何种形式，包括他单独拥有以及掌握股份在百分之五十一至百分之一百之间的。计算机开始运转，几个小时以后，打出了一份令人大惑不解的明细表，足有十五米长，上面开列的公司不多不少共计一千六百八十七家。
王先后用过数以百计的男男女女充当代理人——有的是受惠者，有的是挂名者。其巾有一个名字在一九五〇至一九六〇年间被电脑提到过十次到十五次之多，它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首先，因为这个名字他从来没有听说过；其次，因为这个名字本身非常特别。
这个特别的名字乃是zbynv　szblzuszk。它绝对无法拼读，简直象在开玩笑。经过向联合国的一位译员请教，他才知道前面一个名字的发音是兹比涅夫，后面一个姓氏发音为齐布尔斯基，这是一个相当普通的波兰姓氏。
“还剩下一美元八十三美分。”
高个儿把找头抖落在兹比床上。“按照事先谈妥的办法，我自己留下一美元。”
“谢谢你，”兹比说，他突然噎不成声。这个过去的西里西亚矿工曾走遍纽约的大街小巷而从来不指望有谁会帮助他。他搞到的一个报摊——仅仅是使用权——实际上充其量只能为他提供抵御酷寒的一道屏障，却标志着他在社会上已经爬到了顶峰。
“告诉我，打你的是些什么样的人，”雷伯说。
“你就别操这份心了，小伙子！如果他们再来，你只要对他们说，你在替我卖报，别的什么也不知道。等我出了这个该死的医院，我会应付他们的。”
雷伯含笑道：“还是请你把那些人的情况跟我谈谈。”
“他们一共三个人，”兹比说。“都是墨尔伯里或伊丽莎白街的南欧仔。很年轻，大约二十岁到二十二岁。他们带着刀子和那种套在手上、有尖刺的金属家伙。他们第一次来找我是在两三星期以前。我并不是他们找过的唯一波兰裔报贩。他们也找过高兹契尼亚克。还有第五街的科瓦尔斯基。还有联合广场的奥尔特曼兄弟。”兹比举出很多名字。“他们要我们每人每天缴一美元。象高兹契尼亚克那样的大户就要两美元。妈的，象我们这样的报贩光是在曼哈顿岛南区就有将近二百人。也就是说，我们每天至少得花三百美元供养那些坏蛋！”
某些报贩愿意付钱。“的确，有些人每天能赚八至十美元！如果你的报摊设在时报广场或者中央大站门前，那点钱是容易挣到的。但对我们来说，额外吐出一美元实在够呛，等于要我们的命。这笔钱加上我们付给爱尔兰人的—美元五十美分……”
“什么爱尔兰人？”
“给我们送报纸来的那些人。”
纽约三家最大的日报把它们的发行系统合并起来，由爱尔兰人包揽这宗生意。
“我们根本没有选择的余地，雷伯。我们不付款就拿不到报纸去卖。每个人都付钱，所以我们再出负担不起更多的花销。这样每天就得付两美元五十美分……”
那天是一九五〇年七月十七日。第二天，老兹比刚刚从医院里出来，他本人以及高兹契尼亚克的儿子厄尔尼，幸成为下面将要发生的事情的目击者。
“蠢货，不要自作聪明。你是波兰佬？”
“不完全是，”雷伯问答道。“确切地说巴塔哥尼亚（注：阿根廷科罗拉多河以南的大片高地）人，从北边来。”
两个年轻的恶棍打量着他，眼睛都眯成一条线。
然后，其中较矮小的一个说：“你想干什么？做一个自作聪明的蠢货？要是你想试试的话，我们准备改变你的主意。你大概是不见棺材不落泪的。你究竟是不是波兰佬。”
“眼下我是个被兰人，”雷伯承认。他转过头来对着跟他坐在同一蹬台阶上的厄尔尼微微一笑，当时厄尔尼才十四岁。然后他又转过去朝着那两个年轻人同样笑容可掬地补充一句：“此刻，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人。”
“我们不喜欢别人跟我们打哈哈，”个儿较小的那个说。“最近这样做的一个家伙尝到了我们的厉害。我们对波兰佬也不喜欢。你在卖报纸，对不对？”
“我是个地地道道的波兰报贩，”雷伯回答的语气既悦耳又温和。
“那么你就付一美元保护费。这样，别人不来找你麻烦了。一天一美元，每天都得付。星期天要—美元二十美分，因为星期天的报纸要贵一些，你们赚得也多些。你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你的麻烦。如果你不付钱，就会给你点儿颜色瞧瞧。懂吗？你只要每天付一美元，星期天付一美元二十美分，很简单，是不是？随便一个波兰佬也能懂这个道理。”
“我大概开始明白了，”雷伯说，“虽然我是个波兰人。我得付给你们六美元加一美元二十美分，”他想了想。“总共是七美元二十美分。我看可以。”
两个年轻人吃吃地笑了。他们说，这才对。说到底，作为一个波兰佬，他还不算太蠢。一星期确实是七美元二十美分。他付了钱就可以得到保护；没有人再会来找他麻烦，他将得到保护，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波兰佬。
“那将使我十分称心，”雷伯说。“我做梦都一直在想成为一个称心如意的波兰人。只是有—个问题……”
“什么问题？”他们问。
“我并不怕你们，”他说，“一点也不怕。你们是两个人，即使我拼命想使自己害怕，我也怕不起来。这不是我的过错。也许因为你们只有两个人。如果你们是三个人的话，我也许怕得起来。是的，那时我也许会害怕。但是两个人我不伯。”
两人中的一个手里亮出了—把刀子。
雷伯摇摆头，显得挺懊丧的样子。
“不，很遗憾！”他说，“即使如此，我还是不怕，尽管我竭力使自己害怕。真的，我确实在努力。”
他用—只细长的、瘦骨嶙峋的手敏捷地扼住对方持刀的手腕子，把它拉过来，让锋利的刃尖逼近雷伯自己。他又按了一下，刀锋刺入他的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肉几乎有二厘米探。他面不改色，眼睛里还是那种迷离恍惚的神情。
带着仍然插在他胸前的刀子，他说，“即使现在，我还是不怕。当然，假如你们是三个人的话，那么整个局面将会改观。”
他把对方的手腕子推开。刀锋拨了出来。血淌在他褪色的蓝衬衫上留下圆圆的一滩。
“如果你们是三个人的话，情况就不一样了。那时我一定会害怕。你们什么时候愿意再来都可以。”
他们果然又来。一个半小时以后，卡车刚来回收没有卖掉的报纸和杂志，雷伯和厄尔尼正在收摊，时间大约是晚上八点钟。这次他们来了三个人。
雷伯点点头，说：“很好，这样才对！你们相信了吧？我对你们说过，你们如果有三个人，整个局面就会改观。现在我害怕了。”
那三个人互相递了个眼色。
其中一个用意大利语说：“他疯了！这家伙是个十足的神经病。”
“我想我还是付了这一美元为好，”雷伯补充了一句。
“既然我害怕了，我愿意付。不过这实在太可怜了。一天才一美元，真丢人！你们要得确实不多，这样你们是发不了财的。但是，假如你们觉得这点钱已经够了，那是你们的问题。从这些波兰佬身上只挤一美元就满足了，那实在太丢人！其实他们把你们耍了，从他们身上可以挤出更多的油水。但我不想干预你们的生意。拿去，这是付给你们的一美元。”
他们自然要用傲慢的口气问他，他说这件事太丢人以及诸如此类的话是什么意思？这是不是说，他们都是猪头三？他把他们当作猪头三看待，难道不是吗？他是不是在找死？他是不是想跟那个在他之前经营这报摊的波兰小老头一样挨一顿揍？
“如果你所需要的正是这个，你只要说一声。还有，你说你有办法从波兰佬身上搞到更多的钱，这是什么招儿？”雷伯和厄尔尼把杂志在卡车上堆放完毕，车开走了。雷伯迈开大步准备离去，厄尔尼跟在他后面，另外三个人自然也尾随不舍。
“喂，怎么回事儿？你真的要我们揍你一顿？你想尝尝这是什么滋味？”
他们来到一座仓库那儿。雷伯第一个进去，一直走到最里面。这地方实际上空空如也，只有几只破损的板条箱和口袋，还有些谷物——可能是小麦——从袋子里洒出来。可以听到耗子在周围奔跑，有几只甚至走上前来，露出尖利的牙齿，向人们挑战，完全是一副肆无忌惮的架势。
“瞧着，”雷伯说。“仔细瞧着，那么你们一切都可以明白了。”
他的左手看起来好象在抚摩一个半小时以前他让刀子剩进自己的肉体造成的伤口，这只手顺势溜到衬衫里边，伸出来的时候握着一件状似棍子的长家伙，将近有五十厘米长。
他把那东西的一端抵着自己的嘴唇，接着宣布：“左起第三只老鼠。”
说时迟，那时快。只听得嗖的一声，象是一下极轻的哨音，小小的飞箭恰好击中老鼠身体的中部。那只老鼠先是很快地跑了两步，再慢慢地晃了两步，然后倒下，身子蜷做一团，一对惊恐万状的小眼珠已经蒙上死亡的薄翳。
雷伯说：“o．k．，这种箭毒叫做‘马钱子’，是致命的。在亚马逊尼亚，我们印第安人用它来杀死任何动物。我们的技艺非常高超，而且迅速。比方说，你们三个人当中任何一个如果敢跨一步，那么，不出两秒钟，这个人必死无疑……”
他举起吹管对准那三个人。
“我不知道你们三个人中间我先杀哪一个，”他用一种令人毛骨悚然的柔和语气说：“我还没有决定。你们兴许会笑我，但我确实还没有拿定主意，是把你们三个全杀死呢，还是只杀两个。当然啦，假如你们动一动，假如你们当中有一个拔腿想逃，那对我来说问题就简单很多。那时我再也没有时间进行选择了。”
他笑了笑。
“他们没有一个人想逃跑？”
静默。
然后，个子最小的那个咽下一口口水，总算说了两句：“你真是疯了。你真是一个波兰疯子。”
“现在，我不再是波兰人了，”雷伯说。“早些时候我是个波兰人，但现在已经结束。现在我可是个印第安人，一个瓜阿里沃人，一个沙马塔里人，我是非常凶狠的。”
他慢慢地绕着那三个人转，切断他们一切可能的逃遁之路。
“请别转身。你们看到没有？我已把三支小飞箭装进吹管。三支。可以在不到四秒钟的时间内射出三支箭。”
吹管的尖端在三人中个子最小的一个脖梗上磨擦，他发出一阵近乎窒息的尖叫声。
“但是，我最后也可能一个都不杀你们。作为交换系件，只要你们在地上卧倒。喂……不许动！……请不要碰那把刀子……”
他俯身用他的大手夺下那件武器，同时踩住对方的手腕子。
“请趴下。分开双臂和两腿，如果你们不介意的话……。我根本不想杀死你们。倘若下次我再见到你们，我可要杀死你们。我把活讲清楚，我是一个沙马塔里人，你们明白了吗？假如我下次不杀死你们，我的兄弟雅瓦和我的全家都将为我感到羞耻。我们整个家族都将名誉扫地，他们将不得不来代我杀死你们……”
他用刀尖抵住三人中个儿最小的一个的手背。
“下次你们再出现在我的面前，哪怕只是来向我买一份报纸，我会先看见你们，而你们在看清楚我的脸之前就会死去。”
他往刀柄上使劲，刀刃从食指和中指的骨头之间刺进那人的手背。他站起来，把一只脚踩在刀柄上往下压。刀刃穿透手掌插入地面把那只手钉在那里。一声惨叫在空荡荡的仓库里激起阵阵回响。
他用一块木板把仓库门堵上，那三个人被关在里面，仍趴在地上不敢动弹。他对厄尔尼笑了笑。
“你饿了吧，厄尔尼？你该回家啦。你毋亲大概要着急了。”
那男孩的一双蓝眼睛直勾勾地望着他。
他问道：“你的吹管里真能一次装三支小飞箭吗？”
雷伯呵呵笑了起来。
“不，厄尔尼，当然不能。你很聪明，厄尔尼。我喜欢你。有朝一日咱们也许会在一起干一番事业，你和我，如果你愿意的话……”他把这个男孩的一头金发搔得蓬蓬松松。
走了一段路以后，他扔掉了昨天晚上从公园里捡来的一支竹杆。至于刚才他第二次插入吹管的只是一根木质牙签。现在他把牙签放到上下两排牙齿中间，开始把它嚼烂。但他小心翼翼地把装着箭毒的火柴合用一张纸裹好放回到他的布袋底部。布袋里另外还放着两本书，由于潮气的侵蚀，书上的字实际上已很难辨认了。
黑狗 —— 3
雷伯接近、招呼并征服那个年轻女人的手法，在兹比看来简直神乎其神。
那女的名叫海丝特·克劳莱。她三十岁上下，并不美得出奇，但有一张讨人喜欢的脸蛋和一种富于性感的体态。象她这样的纽约女人，兹比只能目送她打自己身边走过去而不敢对之存任何幻想，认为这比他想象自己买下一百零二层的帝国大厦更加不切实际。第一个晚上，他看见在自己前面二十步的地方雷伯向她走过去，故意撞到她身上，用力很猛，致使那女的拿着的一个纸袋裂开，把里面所盛的大部分东西洒在人行道上。那年轻女人火冒三丈，但看到雷伯急忙把东西都捡起来，那种笨手笨脚的样子怪可笑的，她很快就平静下来。他俩一起走开，雷伯拿着纸袋里还剩下的东西在那女人等她要搭的火车时，兹比老远还看到他们在笑。
第二个晚上，雷伯跟她一起乘上火车。
第三个晚上，雷伯一宿没回家，直到次日上午十点以后才露面，身上散发出一股淡淡的幽香。
也就是在那一天，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午后，他们——兹比和雷伯——前往东四十二街一家大报的办事处，兹比卖这张报纸已有好多年了。他们乘电梯来到报社经理部所在的那一层楼。
“你在这儿等我，”雷伯对兹比说。
“我不能把摊子撂给小厄尔尼。我很不放心。万一那三个狗娘养的再来怎么办？……”
“他们不会再来了。”
兹比坐下来，置身于那些打扮得漂亮大方的女秘书中间只觉得浑身不自在。他看着雷伯打她们旁边经过。她们中多数抬起头来，被这个高个儿及其缓慢的、俨然有帝王气派的步态所吸引，也被他那双眼睛所吸引。雷伯回到海丝特·克劳莱所坐的办公室里一扇包上软垫料的大门旁，门后面则是至为神圣的地方。雷伯开始对她说话，起初她坚决摇头。在长得没完没了的几分钟内，她始终不答应，而她负责处理的人来人往和电话铃声不时打断他们的交谈。每一次这样的干扰过后，她又继续跟雷伯打交道。雷伯始终笑盈盈的，象妖精一样迷人，大概在反复陈述自己的理由。临了，她还是屈服了，就象不久以前的一次那样。她和雷伯相视而笑，海丝特摇摇头，现出不敢相信自己的神情，仿佛在说：你能叫我什么都干得出来……
雷伯回来坐在兹比身旁，用波兰语对他说：“有门儿。她答应在两次跟别人约定的会晤之间把咱们塞进去。不过还得等一会儿工夫。”
“把咱们塞进哪儿去？”
“去见大人物。”
“干什么？看在上帝的份上，告诉我，”兹比张皇失措地问。
“我已经向你解释过了。”
“你是解释过，但我不明白。”
雷伯笑了起来。“你让我一个人谈就是了，你信得过我吗，兹比？”
“当然信得过，”兹比十分真诚地说，“我当然信得过你。”
他们差不多等了两个钟头，其时有许多男男女女在她们面前来来往往，其中有几个看到这样两个穿蓝色劳动衬衫的人坐在世上最强大的报界巨头之一的候见室，免不禁用诧异的目光打量着他们。最后，海丝特·克劳莱向她们做了个手势。他们站起来走了过去。在门口。那个年轻女人向雷伯作最后一次低语：“我真的疯了。你这个坏东西，怎么能让我干出这种事来？”不过她含着甜蜜的微笑甚至找到机会轻轻抚摩他的手。
据兹比涅夫·齐布尔斯基所述（现在他的姓名已写作zbyniev　cybulski），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二日，下午五点三十分左右，乃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开始他那令人昨舌的奇妙发迹过程的日期和时间。
“我知道，”雷伯向坐在他和兹比对面的那个人说：“你的时间是非常宝贵的。我的来意是谈一谈我的一个设想。这个设想能使你发行你的报纸的费用节约百分之五，把运送这些报纸的速度提高百分之十五，还可以把曼哈顿岛南区全部三百一十二个销售点的销售量扩大百分之十八至二十。这仅仅是指目前而言。我的设想同样可以用在你的其他领域。这就是我的来意。现在你可以把我撵出去，如果你想要这样做的话。”
但是，他那双灰眼睛炯炯有神，赛过日光。
大人物问道，他的设想是怎么一回事，雷伯便告诉了他。
大人物于是问：“你是的何许样人？’
“我叫安东·只克，“雷伯说。
“德国人？”
“瑞士人。”
“要是我同意这样干，我是不是将跟你打交道？”
“不是跟我本人。而是跟齐布尔斯基先生所代表的公司打交道，他是这家公司的首任总经理。”
接着雷伯立刻用波兰语说：“兹比，请不要开口。如果我的右手示意，你就说‘是’；如果我的左手示意，你就说‘不’。”
大人物望着兹比。“你的公司已经把曼哈顿岛南区的三百一十二名报贩联合起来了？”
“是的，”兹比说，同时在心里拼命反复提醒自己：右手要说“是”，左手要说“不”。右手“是”，左手“不”，右手“是”，左手“不”……
“报贩们果真都听你的？”
“是的，”兹比说。
“眼下我们的报纸由我们自己设立的一家服务社经手送给短贩，这家服务社的负责人名叫芬尼根。你认识芬尼根吗？”
“是的，”兹比说。
“你真的相信你的公司能比芬尼根的更有效、更可靠？”
“是的，”兹比说；现在他已完全陷于狂乱之中，几乎不懂得人家在问他什么。
“我知道可以援引足够多的例外条款来摆脱我们和芬尼根之间达成的协议，但他可不是那种会乖乖地让他的生意被枪走的人。他手下的那帮爱尔兰人同样如此。如果芬尼根这方面会惹出些麻烦来，你认为没有我的干预你是否能解决问题？”
“是的，”兹比说。
“你估计你的公司什么时候可以开始营业？”
“再过九天，”雷伯说。“八月一日天亮以前开张。”
走出放着一个巨型地球仪的大厅之后，兹比方敢开口。他压低了嗓门用波兰语问：“刚才他向我问起的那个芬尼根是谁？”
“就是要你们每天缴一美元五十美分送报费的那个人。其实，这是他的分内之事，因为他已经从报社方面得到报酬。三百一十二名报贩乘一美元五十美分，每天可得四百六十八美元，一年就有十七万以上。跟他比起来，那三个耍刀子的家伙不过是毛孩子。”
雷伯莞尔而笑，接下去又说：“芬尼根也是个会想方设法打断咱们肋骨的人，你和我的。可能要用铁条。这是他的一贯作风。”
“他能做到吗？”
“我认为做不到，”雷伯说。“否则我将真正感到意外。”
兹比、西蒙·高兹契尼亚克等人发出邀请以后，在三百一十二名报贩中结果只有二百七十八人作出响应。他们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创立的第一家公司的未来股东，第一次全体股东大会于当天即二十二日晚上在距今世界贸易中心不远的一座房子里举行。
据兹比所知，塞梯尼亚兹也认为如此，这次冒险行动也是两个罗马尼亚犹太入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作为律师的第一次亮相，谁也无法否认，这两个人是王的著名黑狗中最早的两名。
当时，雷伯·克立姆罗德离他的二十三岁生日还差两个月，他在几天之内就为建造他未来那座神话般的金字塔迈出了第一步，如此做法确实有其令人惊骇、使人神往、真正绞人脑汁的特点。
雷伯化名安东·贝克开始讲话，向与会者解释他建议采取的一项行动的全部好处。他们将组建一家公司，他们和他都将是基本股东。是基本股东，但不是仅有的股东——这一点他必须说清楚。公司将购置卡车和摩托车保证运送他们承销的所有报纸和其他出版物。公司这样做有纽约三家主要日报签字的合同为依据，那三家报社同意委托他们在曼哈顿岛南区发行其出版物。他推荐兹比涅夫·齐布尔斯基担任总经理的职务，齐布尔斯基今天已和东四十二街那位报界巨头达成了协议。
必要的资金将来自银行贷款。
他说，兹比和他将负责说服银行，还将负责找到合适的卡车和司机。
到七月三十一日夜里，—切都将准备就绪。
有人立即提出，芬尼根的那帮爱尔兰人生意被抢走，肯定不会善罢甘休，至少免不了一场恶斗。对这个问题雷伯回答说，兹比和他将负责对付那些爱尔兰人以及芬尼根本人，他们——所有的报贩——只要让爱尔兰人来找他安东·贝克就是了。
他向与会者解释他们将持有百分之三十股份的那家公司将如何工作。如果他们想要成为股东，从八月一日起，他们就得停止向芬尼根的人每天缴一美元五十美分，但是必须把这笔钱缴给兹比。别忙，这不是芬尼根式的敲诈被另一种勒索取而代之，因为这一美元五十美分不再是他们有去无还的支出，不，这笔钱将使他们成为股东，会很快给他们带来利润。
他告诉他们，他和兹比将如何发展这家公司，好让他们定期投入的一美元五十美分资金很快就以利润的形式一点一点还给他们，也许在两个月之内就能收回。他甚至认为不出三个月，他们的利润可能就会超过他们所花费的一美元五十美分。
他的这番解释都是用英语进行的，但他知道与会者有很大一部分是不久前来到美国的移民，所以他又用波兰语、德语、西班牙和意大利语、法语重复他的解释。还用依地语。
他在他们中间慢慢地踱步，一边用他那徐缓、柔和、从容和使人放心的语调带着非凡的说服力侃侃而谈，不慌不忙一步一步地牵着他们的鼻子走——这当然是形象化的比方。
兹比甚至开始产生一种无法衡量的自豪感，因为他是这个人的朋友和贴心人，而且，王旅居纽约这段时间内还住在兹比家里。
兹比问道，他们答应下来难道要冒什么风险不成？他们每天向那些爱尔兰人缴一美元五十美分已经有好几年了，他又不要他们多缴。而且，倘若芬尼根的霹雷要向他们打下来的话，他们可以把他——安东·贝克——干脆当避雷针使用。
齐布尔斯基压根儿不知道铎夫·拉扎鲁斯的名字。而在一九五〇年七月，雷伯·克立姆罗德却用这个名字打通好几条门路。他求助的对象中甚至可能包括这样一些有名的人物，诸如迈耶·兰斯基、莱普克·布恰尔特、门迪·魏斯、阿布·兰多、博·温伯格、艾布纳·兹维尔曼、巴格西·西格尔以及“荷兰人”舒尔茨（此人外号“疯狂的荷兰人”，原名是阿瑟·弗莱根海默）（注：这些人都是美国四五十年代黑手党的领袖）。
这些人中间有许多在一九五〇年七月已经死去或去坐牢，但是克立姆罗德还是能找到好几个认识拉扎鲁斯的人，他们愿意听拉扎鲁斯介绍来的一个人谈谈。
否则，七月二十三日——股东大会的次日情况就无法解释。
“你再说一遍，你姓什么？”
“于布雷希。或贝克。或克立姆罗德。你喜欢叫哪一个都行。”
他对面的那个人名叫艾比·莱文。自从莱普克·布恰尔特在一九四四年因一桩普通命案被处决以后，莱文接手领导服装行业的工会组织以及与服装业有关的运输联合会。他的目光从雷伯移到兹比身上。
“这跟他有什么相干？”
“他是这家公司名义上的负责人。”
“但实际上是你在幕后操纵？”
雷伯点点头，忽闪着一双眼睛。
“占多少股份？”
“百分之六十。”
“通过委托协议行使职权，由这一位，”他指着兹比说，“充当你的受托人？”
“是的。”
“我得拿出多少钱入股呢？”
“不需要，”雷伯说：“司机的报酬由我支付，包括各项可能的开支，如果那帮爱尔兰人有所行动的话。你不用掏一分钱。”
“名义上让外界知道我插手了这档子事，代价是百分之十的股份，是不是这样？你认为芬尼根一旦听说你有什么样的人撑腰，马上就会偃旗息鼓？”
“正是这样，”雷伯说。
莱文也报之以微笑。
“你是从什么地方来的，小伙子？”
“丹吉尔，”雷伯说。“当时索尔·曼库萨等人和我一起在那里，他们可以为我作保。”
又是沉默。
然后莱文说：“百分之四十归你，三十归我，三十归你们的人。”
“给你百分之十二，”雷伯说。“你不下一分钱的注，而在两三个月之内就可以赢利一千五到二千美元，每月都能拿到。我告诉你的只是我的计划的一部分。我还有其他设想。最近几天里我会来跟你谈的。”
“芬尼根也许不那么容易说服。谁也拿不准这个爱尔兰人会干出什么事来。给我百分之二十五。”
“十五，”雷伯说。
他们相顾微笑。艾比·莱文从二十年代开始驾驶出租汽车，后来当过保镖，最后进入以路易斯·布恰尔特（人称“莱普克”）和雅各布·夏皮罗(人称“杰克”)为首的团伙内层。一九四三年他因敲诈罪在纽约市监狱吃过一年官司，但他坐牢的那段时间是最舒适不过的；他甚至想在什么时候回家就可以回家。
“要是给百分之二十，咱们就可以一言为定。”
“十九。这是最后的一条线。”
“这样你就有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你得为你那些车保点儿险。”
“这已经有了安排。阿尔科。”
莱文点头表示赞许。阿尔科是一家保险公司的名称，由刘易斯和皮佐两人掌管。皮佐是纽约市长文森特·莫佩里泰利政治上的亲密伙伴，他还控制着扬克斯的赛车道。其实，阿尔科只是联合成辛迪加的一大批保险公司中的一家，而经营这个辛迪加的不是别人，正是詹姆斯·r·霍法——国际卡车司机工会的副主席。
“双重保护，是吗？”莱文指出。“一方面有我的朋友和我本人，另一方面有吉米和卡车司机工会。芬尼根要是识时务的话，应该移居到阿拉斯加去。”
“有备无患嘛。”
他向列尔内做了个手势，示意他把事先准备好的合同拿出来交给莱文。他们刚刚谈妥的比例早就写在上面！
他们签字以后，雷伯对莱文说：“还有一件事要请教。假定我的朋友兹比和我，或者另一位朋友和我，要在纽约以外的其他城市开展同样的业务……”
“其他什么城市？”
“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波士顿、匹茨堡、辛辛那提、底特律、芝加哥、克利夫兰、蒙特利尔。当然，仅仅是作为开端。”他笑道：“还可以在别的地方，但不是马上进行（＊此处缺半页内容。）
往新泽西州的纽瓦克市一家银行。这是在他们与艾比·莱文会晤的当天下午。兹比又签了字，这回签署的是由贝尔科维奇谈妥的一份三万美元的贷款合同。这位律师拍出了跟四十二街那位报界巨头达成的协议，有关莱文参与分成这一点可能提到了，尽管出面的是莱文指定的傀儡。
他们离开银行后，贝尔科维奇立即回纽约，和西蒙·高兹契尼亚克等人一起去走访各个报贩，使尽可能多的人成为公司的股东。三百一十二人中只有九人拒绝。
兹比则和雷伯、列尔内一起坐火车去巴尔的摩。第二天（仅仅在雷伯抵达纽约之后八天）在巴尔的摩，兹比和美国陆军签订了一项购买三十四辆gmc卡车和六十六辆摩托车的合同，这批卡车是刚刚从欧洲运回来的剩余作战物资，摩托车的来源也一样。
兹比有一个时期给闹得稀里糊涂（他难得犯愁，而且为时很短），因为他面对着这一系列令人头昏脑胀的交易，其中一桩桩之间有些什么联系他也不是很清楚。“但是，即使雷伯要我在独立宣言上签字，我也签。我信得过他。这一点我他妈的看准了。难道不是这样？瞧我，现在我是佛罗里达阳光下的百万富翁！而最初我是在诺瓦胡塔当矿工的，那个时候我才十岁！”
他只提出一个问题：“咱们是不是让所有这些卡车仍保留原来的土黄色？”
“咱们要把所有的车一律重漆；这是已经决定了的。今晚就干。我想你不会反对改漆成绿色吧，兹比？”
此后，事情的进展自然稍快了些。
他们一回到纽约，跟贝尔科维奇的班子见过面以后，雷伯和兹比就去走访三家工厂，两家在布朗克斯，一家在布鲁克林，它们是分别生产热狗、卷饼和果汁糖的。当天就签订合同。合同规定，第一批食品将于八月一日供应，合同还规定，这种供销关系随时可以中止，只要提前两个星期通知对方。
那天，即七月二十五日，兹比发现，自己除了担任曼哈顿岛南区报贩公会会长和自力报刊发行有限公司总经理外，还是一家雅瓦食品总公司的董事长。
“雅瓦是什么意思？”
“一种纪念，”雷伯说。
“咱们要这几百万份热狗干什么鬼名堂？”
“卖出去，兹比。和你的报刊杂志一起卖。这是得到市长办公室同意的。你和你的三百个合伙人现在已经拥有卡车。这些车每天上午和下午的早些时候送报，还有号外。可是其余的时候干什么呢，兹比？难道你认为让你们的卡车和司机在其余的时向闲着是对的？这个道理你懂不懂？何况这仅仅是一个组织安排上的问题。卡车可以送报纸，也送热狗。至于苏打水和果子汁……”
“什么苏打水？”
“你想想，兹比，难道你只给那些人吃东西而不让他们喝点儿什么？”
为了饮料的事，他们再次去新泽西州。七月二十六日一天之内，他们接触了六位工厂主，其中三人接受雅瓦食品总公司提出的奇怪条件，货不用厂方送，送货的事由雅瓦食品总公司自己解决，因为该公司自己有车，卡车将在午夜至清晨四点钟之间来把货带走。
“你想想，兹比：一天中只有这段时间咱们可以确信不会有号外要送。咱们只消把司机的人数增加一倍，卡车每天可以跑二十小时。这仅仅是一个维修保养问题。”
这个问题在二十六日晚上得到了解决，办法是买下一座巨大的车库（由布鲁克林一家银行提供信贷）。车库的作用是落实卡车和摩托车的养护，还可兼作仓库。
兹比记得，在跟供应饮料的厂商打交道的过程中，雷伯，具体说是列尔内，要求所有的合同都把有效期只规定为一个月，而且以后每两个星期都要重订一次，以便必要时提前两周通知对方终止履行合同。
克立姆罗德从一开始就立意要在一切方面做到自产自销。
办报的事，确切地说是办许多张报纸这件事，也在同时开始。
那家印刷广在布鲁克林的弗拉特布什区。这个厂子兴旺发达过一个时期，那是在十多年以前，当时它属于莫纳汉兄弟所有。除别的书报外，那里还印一份意大利文报纸，该报由一个名叫特雷斯卡的人主编，他是个无政府主义者、反法西斯主义者和反共主义者，于一九四三年遭暗杀。莫纳汉兄弟中的一个死了，另一个歇业告退。一九四六年初，罗杰·邓恩从太平洋海军陆战队退役之后不久，买下了这个厂。邓恩说他第一次会见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在七月三十六日夜里。雷伯只身来访，说明来意后，邓恩大为惊讶。
“好几张报纸？你想要同时开始办若干份报纸？你说你叫什么名字？”
“贝克。这并不真是好几张完全不同的报。我考虑，分类的版面内容各报可以相同。其他版面也一样。但我们要变换文种：一份用德文，一份用意大利文，一份用波兰文，一份用依地文，等等”
“即使内容相同，”邓恩不以为然地说：“我也得重排。每排一种不同的文字都要拆版。”
占地面积很大的车间人已走空。时间是晚上七点半左右，最后两个人在半小时以前离去。那时节邓恩的业务处于苟延残喘的状态，靠印刷通知和商品目录勉强维持。
“以前我从来没有看见过印刷广，”贝克用他缓慢、柔和得出奇的语调带着一种很难确定的异国口音说。“也许你能向我介绍一下生产的过程……如果你有时间的话。我知道现在已经相当晚了。”
邓恩注视着那双与他自己的眼睛差不多处在同一高度的灰色眼睛。他听到自己回答说，今晚他没有什么急事。在随后的一小时内，他作为厂主引导客人参观，连切边机的功能也作了介绍。他带着大概没有掩饰的惋惜心情，在一台已经四年没有运转的大型轮转印刷机旁逗留片刻。他问客人怎样会找到他这里来的。
“有一个人向我谈起了你，他是布鲁克林《鹰报》的工人领班。说有一位年轻的印刷业主，财力上有困难，愿意冒风险……不，你先别忙：我的建议从哪一方面讲都是合法的。你是不是指这个意思？”
“是的。”
“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开始时印五万份。我出主意，出四种文字的编辑，负责发行、广告、筹措长期和短期的资金。咱们的报纸……”
“‘咱们的’报纸？……”
“你和我的，如果你同意合伙的话。咱们的报纸将免费运送十天。我可以调动几十辆卡车和几十辆摩托车到你的轮转印刷机出口处装报纸。在曼哈顿岛南区三百零三个销售点以及整个大都会范围内其他两千一百零六个销售点，咱们的报纸将和《时报》、《先驱论坛报》、《镜报》、《世界电讯报》、《邮报》、《美国人报》在同样条件下陈列。曼哈顿岛南区的报贩将是咱们的合伙人，他们同意第一个月卖咱们的报不提成。更重要的是他们将向读者推荐这些报纸；他们处在有利地位，便于了解哪些人可能对德文、依地文、波兰文或意大利文报纸感兴趣，合伙和股份有限的宗旨将适用于纽约所有的报贩，只要他们接受刚刚成立的纽约移民新闻股份有限公可的宗旨。”
“你说的是……”
“……免费发行。我知道。我的一名律师正在和他的班子在开列一份商人名单，这些商人既是潜在的广告客户，又是来美国不久的移民，能说我提到过的四种语言之一，而他们的顾客有很大一部分可能成为咱们那些报纸的读者。这些商人将一律成为免费订户。他们将构成—个基础，以便为即将成立的广告经理部开路。凡是因不管何种缘故有新来移民或至今只说本来语言的人的机构，包括公立的和私营的，也一律予以赠阅。这一办法将使咱们未来的广告客户放心，因为在三星期内创刊号的发行量可达四万五千份，或者说至少将拥有二十万读者——二十万精选的读者。这是吸引广告客户的目标。”
罗杰·邓恩张口结舌……
“请再听我讲几句，”贝克说：“依靠银行的帮助，我可以跟比你大的一家印刷厂干这宗买卖，甚至可以跟现有的一张报纸合作。但我不愿这样做。我要保持这宗买卖的控制权。咱们的报纸大小将是一般日报的一半……”
“小报，”邓恩总算说出一句话来。
“对，小报。因为在地铁中读这种报比较方便，因为小报的整版广告比大报的半版收费高，因为形式上十二版报纸实际上只有六版。咱们的报将出十二版，其中六版刊登分类广告，这是每期都不变的，但将用四种文字印刷。也可以说是同干异枝。小块广告将由跟咱们合伙的报贩去征集。作为纽约移民新闻有限公司的股东，这家公司办的报很快能赚钱对他们是有利的。四辆摩托车将到各报摊经常巡回，从这些人那里带走要登的广告。如此直到咱们有自己的办事处为止。眼下我有两个地方可以考虑，一处在曼哈顿，一处在布鲁克林。明天我将考虑布朗克斯和斯培腾岛。摩托车巡回完毕，将回到你这里来，最迟不得超过下午九点三十分，这是截稿时间，在这以前交来的广告一定在第二天上午见报，除非客户提出其他要求。”
“你排出六版小块广告（每版八栏直条）要多少时间？昨晚《镜报》的那个工人领班对我说，他要花一个小时。你的厂子没有《镜报》的排版能力。咱们假定要花三个小时。就算四小时吧，考虑到你得为其他版面留出两台排版机，以防万一到最后一分钟要登一篇什么文章。这就是说，排版将在凌晨一点半结束。你说浇版成块需要半个小时。那么，两点钟左右你就可以开印，四点钟起就能发送。咱们的发送人员将在四点四十分左右来取报纸。全纽约的报贩最迟六点左右都将收到报纸。”
“说实在的，我并不认为销售的利润会在这宗买卖的财务平衡中起太大的作用。倒是广告和启事的作用大些。报纸大约将从第五期开始赢利。咱们的目的是为德国、意大利、波兰或犹太血统的美国人提供一种交流信息的手段。”
“与广告经理部一起，我还要尝试成立一个法律和社会信息交流中心，它将对所有的订户免费开放。你不必为报纸将分别用依地文、波兰文或德文印刷而担心，尽管这几种文字各有特殊的排印要求，这由我来考虑。我已为你物色到三台排版机，是赊账的，包括你可能没有的字母和字体。你有没有？没有，可不是吗。至于排版和校对人员，我也安排好了。他们都是熟练工，你不必担心，他们在合并起来的《太阳报》和《时报》印刷广工作。我跟他们谈过，他们愿意搞一点兼职工作。还有什么问题没有？”
“万能的上帝啊！”罗杰·邓恩发出一声慨叹，倒在一把椅子里。
安东·贝克（罗杰·邓恩很久以后才知道他的真名实姓，那时邓恩自己已成为王臣之一）面带笑容，慢慢地摇晃着脑袋。
“你的投资只是纸张和油墨。”
“和我的工人的工资。还有我的。还有电费。另外我还说不准会有什么花销……”
“只要一星期，”
“这还不包括因此而撂下来的其他工作。我没有同时干这么多活的人力物力。我将失去我的主顾。”
“你已经几乎没有主顾了。三个月内你的厂本来要关闭。”
“那是我的事。”
贝克肩上背着一只布袋。他把袋子放在沾了不少油墨的一张拼版台上，先垫好一张旧的校样以免袋子沾上油墨。他解开布带，敢出几沓钞票，其中几沓还扎着纽瓦克银行的签条。
“三千一百四十三美元，”他说：“眼下我只有这么多。我可以先付头几期的钱。付足。”
“顶多只够两期，”邓恩说。
“以后我还会付给你的。你为我印报纸，我付钱给你，就象付给一般印刷业主一样，印一期付一期。但是，等到报纸开始赚钱的时候，我可要另找厂家了，或者我将自己买印刷厂。那时你可以把厂子关闭，回到海军陆战队去。”他始终一动也不动，眼睛盯着邓恩的眼睛。更妙的是他的神情似乎觉得十分有趣。
“我看不出有什么事情这样可乐，”邓恩痛心地说。
“你当然会接受的。咱们俩都象在演戏。所以我觉得好笑。”
邓恩沿着拼版台走开去。经过排版机，进入轮转印刷机已四年未用的那间屋子。他非常生自己的气，但同时又感到莫名其妙的激动，并且开始要咯咯地笑出声来。他心想：我真是个傻蛋。
他问道：“要是我跟你一起干呢？”
“等钞票开始到来的时侯，你将收回你的成本，加上百分之二十五的利润，再加纽约移民新闻有限公司百分之五的股份。”
“百分之十，”邓恩说。
“行，”贝克用柔和的声调说，神态仍觉得挺可笑。
他毫无声息地把布袋背上肩，走到邓恩背后。两人一起对那台巨大的机器看了一会儿。然后邓恩踢了一下混凝土的底脚。
“你可明白：四年来，我做梦也想看到这台机器重新转动，重新成为一个真正的印刷业主。”
他看到的是一个温暖和洋溢着友情的微笑。
“那么，这一天已经到了。”
在雷伯·克立姆罗德当时的谋略中，依靠来到美国不算太久的一些男女移民是—种有意识的愿望。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便属于这种情况，尽管他们三十年代就到美国，当时两人都只有十五岁。
他们还有其他共同之处：两人都是从罗马尼亚来，都是犹太人，都有一股锲而不舍的韧劲，凭着这种精神，通过上夜校取得当律师的资格，两人获得这张文凭的历程同样缓慢艰苦，都走过一段崎岖不平的道路，经常打些仅仅能糊口的短工——列尔内在服装行业，贝尔科维奇则在口腔科医疗器械业。后来，文凭终于到手，眼看可以收到实惠了，偏偏命运同样嘲弄他们，一个随美国海军被送往珊瑚海去跟日本人打仗，另一个被送到突尼斯、西西里、意大利和法国去追击希特勒的军队。一九四五年复员后，这两个不相识的人总算平安返抵纽约（只是列尔内走路还有点儿瘸），又继续他们三年前中止的奋斗过程。
他们以同样阴郁的猛劲寻觅幸运，不论好运气以何种形式现身，他们总是日复一日地紧迫不舍。一向不大喜欢他们的大卫·塞梯尼亚兹，有一天给他们取了个雅号，叫做“王的黑狗”。
列尔内和贝尔料维奇不是仅有的黑狗，还有其他黑狗，先后有过好些，整整一群，分布在全世界。但纽约的这两个罗马尼亚移民是最早的两名，无疑也是最好的。
有一首古老的童谣大家都知道，罗伯特·佩恩·沃伦（注：美国教育家和作家。）从中为他最好的小说找到了书名，其中唱道，“国王所有的马和国王所有的人……”他们确实是王的人，是王臣，是他的马和他的象，或是他的车和他的卒，是他在自己的棋盘上任意移动的棋子。
列尔内身材修长，眼睛深凹。他很少说话，说起话来声音仿佛发自空穴，在两阵令人难堪的静默之间冲口而出，好象是被他无法表达的一种憎恨推出来的。他以前当过纺织品和服装售货员，从而留下一种古怪的习惯动作，他会把手指在桌子或文件上轻轻地弹，一次又一次，一次又一次，直到几乎要把他说话的对象催眠为止。（很难说他不是故意这样做的。）他作为雷伯·克立姆罗德这边的人，第一次露面是在曼哈顿岛南区的报贩股东大会上。后来，是他陪同雷伯和兹比去见艾比·莱文，以便在他已经草拟好了的合同上签字。据塞梯尼亚兹所知，办报的手续以及与之有联系的一连串行动也是他干的。
当然还有渡口行动。
“三条渡船，”弗格森说。“再加上两个货栈，还有码头，还有办事处。”
他在列举了自己拥有的这些财产之后，用志得意满的目光望着那三个人。
“合在一起，我每月可赚大约一千美元。而我现年五十四岁。我指望再干十一年，你自己可以算出一个结果来。我算下来可得十二万，只要经营得法。”
“嗯，嗯！”雷伯平静地应道。
弗格森对他瞧了瞧。他的三个谈话对象中，这一个最引人注目，他年纪最轻、个子最高，而他的眼光简直能穿透一扇门。
“‘嗯’意味着什么呢？”
雷伯冲着他笑。
“你已经不是五十四岁，而是六十三。你所谓的‘办事处’所在的那幢房子己被征用，而且你已经得到赔偿，四五个月以后它将不复存在。它的价值还不及一个没葱味的汉堡包。你的三条渡船中有一条全仗上帝保佑才没有报废，它每天都得修补。你银行里顶多只有三干二百五十美元，这笔钱是每月三百二十美元分期付款的保证金，因为去年十月十四日你在阿尔伯克基买下的那所房屋还得付六千七百七十五美元．你仅有的车是一辆一九三八年的福特，它已经跑了七万英里。你只有一个儿子，他是食品厂的工程师，当然在阿尔伯克基；你妻子一天要向你重复五六遍，说她在纽约已经呆够了，这里气候寒冷，每两年才能见儿子和孙子一次，至于你的实际收入，我们估计每月在八百五十到九百美元之间。”
“你是什么人，联邦调查局的？”
“我现在向你提出如下的建议，”雷伯说，“接受不接受由你决定：给你雅瓦食品总公司百分之十的股份，你将出任这家公司的副总经理。你以这种资格……”
“那是怎么回事？”
“一家新成立的公司，负责生产、分送食品，在很多情况下还负责销售。作为副总经理，你将得到二百美元周薪，并且每年可望调整薪水百分之十。终生不变。只有一项特殊条件：你在公司里不发挥任何作用。这建议最符合你的理想，你将既有头衔，又有相应的薪水，却不需要干活。你实际上可以按月在阿尔伯克基领钱，哪家银行由你挑。如果你能证明公司的经营方式有丝毫不合法之处或者你的薪水没有按照我说的标准支付，交易将立即终止。那时你的动产和不动产将还给你。你会对我说，在那种情况下你可能发现你的业务处于紊乱状态，我会回答你将经过对资产按现时的行情估价加上每年百分之十的通货膨胀率，我们将得出一个赔偿的数字，如果我们不遵守协议的条款（尽管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我们将付给你这笔赔偿金。”
弗格森三艘往返于曼哈顿与新泽西州霍博肯之间的渡船之一刚刚靠岸，正开始卸客。
“弗格森，”雷伯说，“你回答吧，‘是’还是‘不’？有关雅瓦食品总公司财务状况的全部资料将由纽瓦克我的银行提供给你。如果你接受而且我看不出你和你的妻子有什么理由拒绝。那么，三天之内你就坐火车去阿尔伯克基。”
一推一挽。每一家新建的公司都是前一家推出来比而它本身又挽出跟在后面的另一家。这是雷伯·克立姆罗德的一贯策略。他总是以闪电般的速度将他的好几项行动联结起来，没有丝毫具体的基础设施，没有办事地点，也没有行政机构，几乎都是这样。
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一日（在纽约成立自力报刊发行有限公司的文件上注明的日期）到同年八月二十四日，一连串的合约全部最后拍板。大卫·塞梯尼亚兹指出，这是一种非凡的节奏。
在这个时期内，克立姆罗德至少成立了五十九家不同的公司。
就拿自力公司来说吧，即负责发送报纸的公司，其股东包括报贩、服装业各工会（雷伯是与工会组织正式合伙的第一人）、国际卡车司机工会以及克立姆罗德本人，在这段时期内又已经成立了十二家公司。十二家公司在法律上各自独立，用的都是纽约模式，它们分布在费城、巴尔的摩、华盛顿、波士顿、匹兹堡、辛辛那提、底特律、克利夫兰、印第安纳波利斯、芝加哥以及加拿大的多伦多和蒙特利尔。所有的公司都遵守与工会合伙的原则，和纽约的一样，但不一定生搬硬套。在芝加哥，塞梯尼亚兹发现屠宰工人联合会在那里的自力公司中持有百分之七点五的股份。
但在这十二家公司中有一点是不变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至少掌握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不管合伙者是谁。名义上他从不自己出面而总是以委托书的形式通过中间人成为大股东。
十二家自力公司是在十九天内由艾比·莱文和他的一些朋友帮助建立起来的，每次都有一名黑狗到那里去，或列尔内，或贝尔科维奇，有时则是第三个这样的律师阿布拉莫绍奇，他也是在那一时期出现的。但是，尽管他们彼此不相识，他们的工作方法却相似；或者说，克立姆罗德的指示是如此明确和不可通融，简直无法判定那件事是哪个办的。第二轮是雅瓦公司。
第一家于一九五〇年七月二十五日诞生于纽约。第二家——在芝加哥——则是八月六日。随后是十足的排炮齐射（由贝尔科维奇主持）；从八月八日至十二日，四天之内在其他城市出现了七家雅瓦公司。
纽约雅瓦的情况是独一无二的。克立姆罗德并没有从弗格森那里把渡口的买卖盘下来，而是把它换成他刚刚成立的公司的股份。也就是说，根本没有投入本钱——这也是不奇怪的，因为他没有钱。从七月二十一日到八月二十四日经过他手的全部资本，就是从纽瓦克银行借来的那三万美元，他用这笔钱从剩余军用物资中买了卡车和摩托车，还有三千多美元则在七月二十六日全给了罗杰·邓恩。
在一九五〇年夏季的这三十三天内，雷伯·克立姆罗德做生意没有用他自己的一分钱。他于七月十六日两手空空来到纽约，搭西蒙·高兹契尼亚克的弟弟驾驶的一辆卡车乘了一段路；在纽约的第一个星期，他住在齐布尔斯基家，靠着帮齐布尔斯基或高兹契尼亚克卖报维持生计。他生平第一次来到美国是个身无长物的移民，唯一的行李就是一只小布袋里边放着两本书和一点点马钱子箭毒。
这一时期的第三批行动是《移民新闻》和印刷业。最初两张报纸，一张依地文和一张德文，于八月二日出版。意大利文版是五日创刊的，波兰文版稍迟，至少在纽约如此，因为在芝加哥和底特律波兰版出得最早，甚至先于纽约。以后又有西班牙文版。他创立的广告经理部几乎收到立竿见影和意想不到的效果。克立姆罗德要邓恩搞一期试刊，让跑街用以拉广告客户。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点子。出到第五期，从广告费收回的成本已超过百分之七十。接着，小块分类广告和启事开始源源而来，数量之多简直令人不敢相信。最初，他需要用四版篇幅来登；到八月十六日增至六版月底已达十版，这就迫使报纸增加一张篇幅，至九月底又增加一张。
这些出版物在非英语圈子里取得了空前的成功。这些人中大部分几乎不会说英语，他们正在找工作，找以前侨居到美国来的亲戚和老朋友，更重要的是他们觉得需要与各自故土的文化保持联系。于是雷伯又创立了信息中心，那些报纸的订户都可以到那里去了解任何种类的信息。他开始租用一些在正常情况下每周只用一次的客车。他组织周末的旅队收费合理，把几百个家庭送往泽西海滨、长岛和别的地方度假。
正是从这些活动开始，他渐渐建立起一个个度假中心和旅馆联营组织，更不必提运输方面的业务了。
报纸出到第二十四期，销数就达到并且突破十万份大关。同一张报纸在十个、二十个、三十个城市中出版。邓恩把纸型通过卡车或飞机运出去，相应的印刷业主，比方说在芝加哥，只消排内容针对该地区的几个版面就可以了。当时的《移民新闻》大约有八十六种不同的版本，实际上百分之六十至八十的内容是相同的。总发行量超过一百万份。
第四次排炮齐射也发生在同一时期，即一九五〇年七八月间，虽则当时应运而生的许多事业要到以后的几个星期或几个月才蓬勃发展。
与弗格森的摆渡业挂钩这一行动是很典型的。跟弗格森签订合同是在八月十六日。第二天，渡船上就设立了快餐柜，其结果是：一个住在新泽西州霍博肯或纽瓦克的雇员，在坐渡船过哈得逊河到曼哈顿去上班的时侯就能吃到早餐。由黑狗们——主要是莉莲·莫里斯——组成的一个班子，当天就开始对纽约周围的其他轮渡公司进行游说，建议设立同样的快餐柜。食品和饮料供应自然由雅瓦食品总公司垄断，不久，这个机构就由莉莲·莫里斯主持经营达二十四年之久。
这仅仅是第一步。后来雅瓦食品总公司把它的业务扩展到航行在五大湖以及北美所有主要河流的船只，接着又打进海运公司和航空公司。
扩张的第二步采取的形式是把过去属于弗格森的货栈和其他建筑物利用起来。冰淇淋厂于八月二十日正式成立，虽然要到四个星期以后才开始生产，编制为五十人。法律上它由雅瓦食品总公司的一家子公司领衔，由雅瓦负责运销。在布朗克斯、布鲁克林、新泽西州租借房屋场地的一系列合同订于八月二十二日。热狗、卷饼、芥末酱、三明治所需的各种成分以及糖果的生产是在十月十日至三十日之间开始的。雷伯早期与供货者所订合同中有些奇怪的条款，由此可以得到解释，他从第一天开始就打算做到自产自销。
塞梯尼亚兹甚至发现几份通过雅瓦食品总公司的另一子公司租赁曼哈顿三个地方的协议书。最早出现在这些地区内的犹太和德式熟食联营组织以及快餐食堂，以后有了惊人的发展。
雷伯·克立姆罗德到达纽约是七月十六日。四十天后他已经成立了五十九家公司，而任何时候都没有用自己的钱信任何投资，事实上他也没有饯。
但这并不是最根本的问题。
黑狗 —— 4
八月五日晚上，兹比和雷伯去看电影，兹比记得正片的片名是《卡萨布兰卡》，由亨弗莱·鲍嘉和英格丽·褒曼主演。“我已经看过这部片子，雷伯也看过，但他是个电影迷，那位瑞典女郎也叫他着迷，于是我照例让步。”他们大约在十一点半从电影院出来，开始步行回到兹比那套还跟雷伯会住的小公寓去。
一辆汽车靠路边停下，车内走出两个男子，其中显然有枪。他们不理睬兹比，只是对他的伙伴说话。
“你是贝克吗？老板有话跟你说。”
“芬尼根？”
“上车吧。那个波兰佬也去。”
雷伯慢腾腾地说：“走，兹比。他们不会开枪的。”
正好在这个时候，出现了一群波多黎各人，大约五六人，有男有女。雷伯用西班牙语叫他们。他们笑着走过来。
“快，上车。”带枪的那个人说。
雷伯继续说西班牙语。那些波多黎各人放声大笑，雷伯自己也笑嘻嘻的。
他用英语说：“o．k．，兹比。一切都会安排好的。”
他俯身探头向车内说：
“你意下如何，芬尼根？你自己出来还是要我拖你出来？”
车内起了一阵小小的骚动。兹比看见一个四十岁左右的男子，个儿不太高，但块头很大，一头红发是所能想象的最红的一种颜色。
“情况非常简单，芬尼根，”雷伯用安详的语调说。“如果你的朋友在我后面向我开枪，他也得开枪打死这个波兰人和我的波多黎各朋友们。我相信这将是一次在古代希腊称做百牲祭的事件，用英语说就是大屠杀。你不可能让这种事发生。你也没有任何办法‘复辟’……你知道‘复辟’这词儿的意思吗，芬尼根？从你的面孔看我想你大概不懂……
“‘复辟’就是恢复旧秩序，就是重新夺回你的一年十七万美元的收入。这日子已经一去不返，芬尼根。所以，两者必居其一：要么你滚蛋；要么你坚持向曼哈顿岛南区的报贩收你的每天一美元五十美分。你自己挑。我的名字叫雷伯。你作你的选择；如果你想这样做的话，你可以从汽车里出来想办法打我。我会杀了你。咱们一对一较量。你决定吧，芬尼根。”
雷伯退后几步，重又用西班牙语跟那些笑呵呵的波多黎各人说话。然后他用波兰语说：“兹比，他准备向我扑上来了。请你不要介入。一切都会好的。”
在随后的几秒钟内，许多事情以很快的速度接连发生。雷伯的一个瘦骨嶙峋的大拳头飞快地挥出去正好击中带枪的那个人的喉结。带枪的那个人疼得弯下身来，从此对战局失去了兴趣。芬尼根向雷伯刚刚站立的地方猛扑上去，结果脖梗子被雷伯用另一只手打了一拳，小腹上也挨了一脚。他一头撞在墙上，从那里弹出来，转身时正好赶上捞到左右各一个嘴巴、脖子上重重的两下（不幸的是他的脖子竞一无遮蔽）、两腿之间的一脚以及面门上五六记钩拳。
他瘫了下来。
雷伯冲第三个人笑着问他打算怎么样。
“不怎么样，”那人说。“这已经够了。”
“我也宁愿如此，”雷伯说。“至少有人可以把他们带走。希望你懂得怎样开车。”
他站得笔直，脸上现出冥思遐想的神情。但是那第三个人没有估计错误，兹比和那些突然止笑的波多黎各人也没有料错：从雷伯身上确实透出一股无情的杀气。
高兹契尼亚克兄弟中的老大来自波兰西北部波兹南以北一个名叫瓦格罗维茨的小镇。他在一九二四年来到美国，把他的名字齐格蒙特改成便于按英语发音的西蒙。他通过移民局的审查之后不到两个星期，便开始卖报。一九五〇年，他四十四岁，是三个报摊无可争议的主人，其中一个设在纽约中央大站的最佳地点。在曼哈顿报贩的小天地里，他有了点儿名气。到一九二七年，他已有力量资助他的两个兄弟移居美国，在孟菲斯就是其中之一让雷伯搭上卡车，把他带到了纽约。
介绍雷伯去找兹比·齐布尔斯基的正是西蒙·高兹契尼亚克，也是他在七月份说服大多数报贩跟雷伯一起干方面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一九五〇年八月六日，下午五点左右，高兹契尼亚克离开他在中央公园第三十六街拐角的报摊，徒步向中央大站走去。有一个目击者看到他在救世主教堂附近跟刚刚走出一辆蓝色雪佛莱的两个人说话。高兹契尼亚克最后上了那辆轿车往北而去。
第二天早晨，他在一个建筑工地上被发现，那里正在建造未来的联合国总部。他身上的每一根骨头都被用铅管十分仔细地打断了，手段野蛮之极。只有他的面孔完整无损，好象是让人容易辨认似的，一份用波兰文、德文、意大利文和依地文印刷的报纸从他口中塞进去，直下咽喉。
芬尼根死于两天后的八月八日。调查表明，他离开自己作为报纸发行系统头头的职位已有一星期，前几天他用了一个化名在大西洋城过夜，陪同他的另外两个人显然是他的保镖。这两个人后颈中了枪弹。芬尼根则被发现吊了起来，但不是吊在绳上。用的是码头装卸工人刨铆条箱的一只钩子，钢制的钩尖被塞入他口中，戳破上腭，穿透脑子。
气候在八月二十日左右起了变化。先是在新英格兰上空鬼鬼祟祟、假惺惺地下起雨来。海洋开始更换浓谈不一的各种紫色，空气变凉了，甚至阿道夫和贝尼托那两只老是栖息在码头边上的鸬鹚，也摆脱了它们习惯的昏睡状态。换句话说，夏天已经过去。
这一点不象会使塔拉斯夫妇沮丧。他俩都讨厌炎热。要是依着他们，最好把乡居的房子搬到格陵兰。但他们需要象样的邮政系统给他们送书来，每星期还得把雪莉为《纽约人》杂志写的报道寄出去。他们只得将就住在缅因州，但愿那里的气候比较凉快、湿润，这个希望倒是难得落空的。
一九五〇年，乔治·塔拉斯五十一岁，即将写完他的第三本书，他在里边斩钉截铁地断言道，美利坚合众国宪法几乎逐字抄袭了帕斯卡尔·保科在这以前为科西嘉人制订的一部宪法。他希望通过此书的出版激起专家们的愤慨。到九月八日，他只要再写五十页左右就可以结束了。这天，他习惯地醒来得很早，吃过早餐，开始工作。雪莉大约在七点钟下雨时出现了，这两件事是毫无关联的。她得写她的文章。这对结婚二十三年没有孩子的夫妇，在相亲相爱的同时，还对整个人类同样持有极其尖刻的讥讽态度。
十一点左右，雪莉抬起头来指着海湾方向的一扇窗说：“有人来跟咱们作伴了。”
乔治朝窗外看去，他五年的生活仿佛一下子化为乌有。往事历历在目，连细节都清晰得令人难以置信，他似乎又看见了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一举一动和没有动作的神情，似乎又听到了那种独特的说话声音。
塔拉斯在缅因州的房子是石基木头结构。从每一边，或者几乎从每一边，都看得见海，有时，大西洋的浪花会一直溅进屋里来，如果窗开着的话。它坐落在皮诺布斯科特与蓝丘湾之间一个低平的岬角上。距离最近的一所房屋差不多也有三公里。
“我是来归还你的两本书的。”雷伯·克立姆罗德说。他从布袋里掏出一本惠特曼和一本蒙田的书交给塔拉斯。
“这又不急，”塔拉斯答道。“如果你没有读完，还可以留着。你喝茶还是咖啡？”
“都不要，谢谢你。我喜欢你的房子。这两本书我真的都读完了。”
雨停了，但是看样子很快又会下起来。尽管如此，这两个男人还是走到外面去。他们选了一条通往海洋的小径。
“你是怎么找到我的？”
“通过大卫·塞梯尼亚兹。”
“你来到美国多久了？”
“差不多两个月。”
“以前你会说英语吗？”
“只会一点儿。”
塔拉斯在他过去二十年中坐惯了的一块礁石上坐下。他们所在的海湾口子朝东南方向而开，被洋面上刮来的风不停地抽打着。他审视着克立姆罗德——抑或基姆罗德（kimrod）？不，是克立姆罗德（klimrod），——发现他几乎没有变样。塔拉斯猛然意识到此情此景实在是够荒唐的。“天哪，”他思忖着，“我在欧洲大约见过两万个男人和女人，也是从各个集中营里出来的，他们都有悲惨可怕的遭遇，其中好多人的经历不止在一个方面与众不同。然而我记得的名字连十个也不到；如果他们出现在我面前，我也认不出来。可是为什么偏偏记住他？”
“我想，你万里迢迢来到美国，不是单单为了还书给我吧？”
“不是的，不单为这件事，”雷伯含笑答道。
他穿着绳编的凉鞋，布裤子、布衬衫，肩上背着他的袋子。好奇使塔拉斯心中奇痒难忍，但他又感觉到在毛特豪森已有体验的那种羞怯，这是他记得清清楚楚的。
“不，这不是我到缅因州来的唯一原因，”雷伯补充一句。
他开始自述离开奥地利后怎样去以色列，后来又到世男各地，不过并不是什么都说得十分详尽。
“你的英语相当出色，”塔拉斯说。
“谢谢你。”
他的灰眼睛凝望着海洋。然后他略略低下头来看着塔拉斯。
“我读了你写的一本书，”他说。“关于公海上海盗行为的法律问题。你至今还在哈佛执教吗？”
“他们还没有把我撵走。尽管我竭尽全力争取做到这一点。”
“我需要有人在一个非常专门的领域中给予帮助，”雷伯说。“你能匀给我一个钟点吗？”
“留下来和我们共进午餐。这是我的条件。”
他们相视而笑。
“好吧，”雷伯坐在邻近一块礁石上，两条长腿往外伸直。
“最近，”他用缓慢的语调、淡漠的口吻说，“我成立了几家公司。一共有几十家。”
“我是教国际法的，”塔拉斯立即打断他的话，象是一种条件反射的结果。“关于社团法我管得不多。”
“我知道。我明白这是两码事。我有一些律师在为我工作，负责起草合同之类。我的问题在另一方面。”
直到此刻，他的话才沁入塔拉斯的脑海；平时塔拉斯的反应要快些。
“你说你创立了‘几十家’公司？”
“目前大约有八十家。”
“都在美国？”
“在美国和加拿大。”
“你现在多大年纪？”
“过十天我就是二十二岁。”
他笑了起来。
“是的，我来到这个国家还不满两个月。但事情发生得相当快。说实在的，甚至太快了点儿。我还来不及使自己作好充分的准备。”
塔拉斯张口结舌，直勾勾地望着他。
“这确实是我来拜访的原因。所有这些公司都是按同一原则建立的：由受托人在一切事务中代替我当名义上的股东。我估计，不论你的学问多么专门，你还是知道委托书是怎么一回事。”
塔拉斯只能点头。
亩伯继续心平气和地说下去。
“这些公司涉及许多大不相同的领域：出版、运输、发行、不动产、广告、食品、餐厅。我相信它们都很有希望取得成功。其中一些已经开始赢利。你是否想要知道利润的数字，以便考虑你的报酬问题？”
塔拉斯揉揉自己的眼睛。
“等一等，”他说。“也许我在做梦，但我有点跟不上你。究竞是我产生了某种幻觉，还是你刚才确实对我说过，你在来到这个国家不满两个月的时间内已经创立了八十家公司？”
“八十一家，”雷伯作了纠正，眼睛里流露出一点嘲弄的意味。
“以前你从来没有到过美国？”
“这辈子还没有。”
“你只有一个人？”
“在你所指的意义上说是这样。”
“你可不象一位大富翁。这没有冒犯你的意思。林茨别后，发生了什么事？你是否掘到了纳粹战犯的宝藏？”
“我来到美国时什么钱也没有，”雷伯平静地说。“这当然带来了一些困难。”
塔拉斯向对方凑近些。
“你在糊弄我，对不对？我猜想，这是一种奥地利式的幽默或者是半犹太人的幽默，是不是？”
“我已不再是奥地利人或犹太人。”
紧接着，他说：“至于我的实际收入，我估计九月份可达三万五千美元。但很快还会增长。因此，你不用担心你的报酬问题。这一点先说清楚……”
“你别再跟我纠缠什么报酬问题了，好不好？”
“这一点说清楚以后，再谈促使我来到此地的问题。事情是这样的：所有的委托书都签上了我的真名克立姆罗德，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k，1，i。我注意到，你对于我的姓氏中有没有l这个字母犹豫了一下。”
“那么问题在什么地方呢？”塔拉斯问，他已经准备认输了。
“我并不存在，”雷伯说。“我是非法入境来到贵国的，没有任何证件。没有护照，连一张驾驶执照都没有。”
他抓起一抔尘土。
“这事将来总会引起麻烦。”
他们午餐吃的是蒸龙虾，这在缅因州算不了一件大事。雪莉和这位年轻的客人边吃边谈绘画——对这个话题乔治·培拉斯兴趣不是太大，——谈得非常热烈，甚至就一个名叫波洛克的人展开了争论，当然是彬彬有礼的争论。
等到只剩下两个男人的时候——雪莉上巴尔港湾邮寄她的文章去了，——雷伯具体谈了他的愿望……
“你想成为什么？”塔拉斯问。
“一个无国籍的人。我不想做任何国家的公民。”
“你是奥地利人。做奥地利人为什么就那么讨厌？”
“能不能请你正面回答我的问题？”
“我可以照办，但你的想法肯定行不通。这样的事情是不存在的或者几乎是不存在的。你是否真的要我向你提供所有的细节？我手头没有书，我的书在波士顿，我将在一星期后到那里去准备秋季开课。”
“我希望得到初步的答案，塔拉斯先生。以后还可以详细阐述。”
“好吧。现代最早的无国籍人产生于苏联在二十年代前期通过的剥夺国民资格的法令，那是针对反对共产主义制度的侨民的；后来希特勒德国和墨素里尼意大利也颁布过。这些和你没有关系。三年前即一九四七年签订的几项不同的和约，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包含若干有关无国籍问题的条款。确切的条文我记不得了，很抱歉。但有一点是肯定的，无国籍状态是不受欢迎的，得不到国家的保护……”
塔拉斯中断自己的话，谛视着这位高个儿、皮包骨、貌似冷漠的年轻人。
“但是你也许觉得自己不需要国家的保护，我说的对吗？”
微笑。
“是的。”
“不过，事情可能会变得对你来说极其困难，比方说，当你想要越过边界的时候。国际法原则上只适用于有国籍的人。放弃国籍将使你失去一些方便，诸如对等互惠……你是不是明白我的意思？”
“是的。”
“真是个愚蠢的问题，”塔拉斯说。“作为一个到美国来的奥地利人，你可得到跟一个去奥地利的美国人同样的万便。而作为一个无国籍的入，你就什么也不是，也没有什么可提供以换取你要求得到的方便……”
“诸如成立公司的权利。”
“正是这样。”
“这会不会导致我已经订下的合同全部作废、一律无效？”
“会的。除其他情况外也有这种可能。如果有人真的这么干，如果有人确实跟你过不去的话……”
克立姆罗德站起身来。塔拉斯的房子已超过一百年，—问间屋子漆成各种不同红色的天花板相当低。雷伯的头几乎碰到顶。他走到窗前，似乎在凝神眺望黑暗的岛屿和边缘不整齐的海岸线。
“你是否认为，总有一天人不再需要护照，不需要印戳？”
“如果这样，我将感到惊讶，”塔泣斯回答。“我对男人和女人的评价都不太高，但在愚蠢的程度上，国家远远超过人们。你该读一读蒲鲁东（注：（pierre　joseph　proudhon），1809—1865，法国社会主义思想家，被称作「无政府主义之父」）的著作。他是个饶有兴味的法国人。”
“那么解决办法呢？”
“保持奥地利国籍，或者成为美国人。”
“都不行。”
“或者弄到一张方便护照。”
“那是什么意思？”
“我听说，可以出钱买护照。既然奥地利、美国、法国和其他一些国家已经把你烦死了，处在你的位置，我不妨成为古巴人或阿根廷人。可用抛硬币的办法由正反面来决定。”
“但不是巴布亚人。”
“眼下还没有巴布亚国，”塔拉斯说。“但这一切不可逆料。”
他扑哧一笑，“巴布亚人！”他望着雷伯，直盯着那双由长长的睫毛装饰起来的灰眼睛——它们是如此令人难忘，如此深沉严肃，它们是智慧的火花。
奇迹发生了：雷伯·克立姆罗德也开始笑出声来。他确实笑得痛快极了。
乔治·塔拉斯和他一起纵情大笑，那种强烈的幸福感他将永志不忘。
黑狗 —— 4
迪耶戈·哈斯在池中被喇喇地戏水玩儿得正欢，管家来请他去接电话，说是从美国打来的。
妈咪塔说：“我不知道你在美国还有朋友。”
“这一定是哈里，”迪耶戈答道。
“这个哈里是什么人？”
“杜鲁门。还能是谁？”
迪耶戈拍拍一位女士的手，这位女士名叫孔塞普松(也许是英卡尔纳松？)什么的，她父亲拥有三万公顷土地。尽管如此，她还是相当可爱。哈斯走去接管家拿在手里的电话分机，冲着孔塞普松（或英卡尔纳松）什么的微笑。不论，迪耶戈的母亲在这个问题上会有什么想法，反正他不打算娶这位女士。“但我将乐于把她弄到一个黑暗角落里去，以便往她的裙子里面瞧瞧。”
“哈喽！哈喽！”他兴冲冲地说。“我就是年富力强的迪耶戈·哈斯本人。”
在接下来的几秒钟内，他感到一阵寒栗，感到脊背阵阵发凉。
“比利亚维森西奥，”远处一个安详的声音在电话中说。“卡车和圣母像。树下一条无法通过的河。你还记得我吗？”
“记得，”迪耶戈几乎在窒息中答道。
“还记得咱们之间的一次谈话吗？”
“每一句都记得。”
“现在我需要你。”
“我有兴趣，”边耶戈回答说。“我非常感兴趣。”
一阵狂热的冲动使他兴奋到了极点。通过洞开的房门，他清楚地看到自己在阿根廷的未来，除非上帝降下奇迹，否则他是无法逃遁的：这个孔塞普松什么的，连带她那三万公顷土地，她爸爸的那些罐头食品厂，她那丰满的乳房和慵懒的姿态，有朝一日迪耶戈醒过来会发现自己已经跟她成亲而不如道事情是怎样发生的，这要归功于妈咪塔做的某种手脚。“你将变得大腹便便，我的小迪耶戈，”他心想，“整天在老丈人的厂子或森林开发区走马看花，抽抽雪茄，往肚子里填烹调过了火候的牛羊肉，那些浑身珠光宝气、嘴巴象章鱼的肥软女人将用温柔得令人肉麻的眼光盯着你……”
他向电话里说：“无论你要什么，无论在什么时候，天论在什么地方。”
接着有相当长一段时间他倾听着那个安详的声音，一双黄眼珠子在阴湿的幽暗中闪闪发光。
“我顶多只需要三天时间，”他说。
他晃着脑袋把电话挂上。他的母亲从一群太太们那里走过来，带着甜得发腻的口吻打听消息。
“你认识哈里·杜鲁门，我亲爱的？就是那个美国总统？”
“我认识他，”迪耶戈答道，“他遇到什么问题总要把我叫去。我大概忘记告诉您了，妈眯塔。”
那天，由于钱不够（妈眯塔平时只给月规钱，指望迫使他投降），他卖了自己的一块白金表和一只缀有钻石的烟盒——他二十九岁生日的礼物。他用这笔钱弄到一张护照，姓名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一九二五年九月十八日生了布宜诺斯艾利斯（比他的实际出生年月早了三年）。两天后，即一九五〇年九月十一日，迪耶戈推说去看在布兰卡港开设银行的舅舅，其实坐飞机前往纽约。
当然，他没有意识到此举实为对他来说将持续二十二年之久的一段惊险生涯的开始。
迪耶戈·哈斯最感到自豪的是这样一件事实：他是最早听到王的召唤并且立即作出响应的人之一。
那人姓苏斯曼，是个裁缝。他和他的老婆、弟弟、两个儿子、一个女儿以及他姐姐家的六个人一起工作。总共十七人挤在加起来还不到十平方米的两间屋子里。工作时间以外，从午夜到清晨五点钟，这两间屋子还是卧室、厨房、洗澡间、起居室、藏书室、闺房甚至厕所。他从眼镜镜片和他的胜家牌缝纫机上端详着雷伯。
“你说你叫什么来着？”
“萨泼斯坦，”雷伯说。“我要向你建议的事情十分简单。”
“我完全懂得你建议的内容。我不太清楚的是这件事对你有些什么好处。顺便提一下，你的依地语带有一种很特别的口音。”
“我是从电台函授班学的。收听广播时干扰很大。”
“我相信，到了有人会做不要好处的事情那一天，一定比今天热得多，”苏斯曼说。“你在这笔交易中会得到什么呢？”
“咱们还是从头谈起吧，”雷伯耐心地说。“你在布鲁克林工作、居住。你还到你的住所以外的地方工作。你没有很多场地。甚至可以说，你的工场里如果有人要伸出胳膊量一块料子，他必须把窗子打开。”
“这样他们可以吹到一点几风，”苏斯曼苦笑道。
“你把你们缝制的成衣卖给曼哈顿果园街的批发商店。往返一次要好几个小时……你希望有较大的场地，最好距离你们的销售点近些，这样你们就可以提高产量，有较好的居住条件，较好的……”
“如此等等，”苏斯曼说。
“我不必一一列举了。现在我知道，在那儿附近某人有一个货栈，货栈楼上还有四间一套公寓。他的货栈并不派用场，那套公寓对他来说也太大。而他自己在布鲁克林的布希维克区工作。他可以住你的房，你们去住他的。他付你的房租。你付他的。你用货栈的一半面积做你们的工场，我把另一半租金付给你。当然，你得多花一些租金，但这将从你增加的收入中大大地得到补偿。”
“你打算用那货栈的另外一半地方做什么？”
“开一家犹太食品餐厅，”雷伯说。“将来你们甚至不用自己做饭了。”
十分钟以后，迪耶戈问道：“你把这类事情叫做什么？”
“物物交换。也可以说是各得其所。”
“你只要直接向原来那个主儿租用货栈的一头不就完了吗？”
“你说说，这样做有什么好处呢？”
他们坐地铁返回曼哈顿。
“还有，”雷伯说，“我这是在实习。我有一个相当有趣的主意……”
这个“相当有趣的主意”就是“神话一般不可思议的华尔街行动”，它将为雷伯·克立姆罗德在两天内赚到三百五十万美元，在十个月内赚到一亿美元。
迪耶戈·哈斯是在九月十一日傍晚抵达纽约的。这不是他的第一次美国之行。过去，在妈咪塔玩弄了一次马基雅弗利式的权术之后，他差点儿没在美国结婚。“她象害了偏执狂似地非要我娶一个至少和她一样有钱的老婆不可，”事后迪耶戈说，“她为我设下了一个可怕的圈套，诱饵是不折不扣的美国驻阿根廷大使的女儿。我宣称自己搞上了同性恋才得以脱身。但我掂量到了脚镣手拷的份量。”他在华道夫—阿斯托贝亚大饭店包一个套房住了两个月，然后和两三个舞女一起去佛罗里达和加利福尼亚。“但妈咪塔切断了我的财路。”
一九五〇年九月，他没有住进华道夫饭店。他在格林威治村的一间斗室下榻，那是雷伯住的地方。租金是一星期十美元，比夜晚收留所好不了多少。
他现在奉雷伯之命到处去跑，而且总是彻底完成各项稀奇古怪的使命。他就是这样出没于克立姆罗德的生活圈子，而其时克介姆罗德为他的初期扩张打下基础以后，正准备把他的活动向其他州展开。
迪耶戈指出，十月十四日这一天，雷伯忽发奇想用那个犹太裁缝在布鲁克林的两间房去交换一个保险业务游说人在曼哈顿的一个统楼层，同时得到地方开设他的第十四家餐厅。
他认为，三天后的十月十七日是“华尔衔行动”正式开始的日子。
“瞧，”雷伯说。
迪耶戈抬起头来，看见著名的纽约证券交易所正门。
“很漂亮，”他说。“你是不是想要把它买下来，还是仅仅租用？”
“往低一点儿的地方瞧。瞧柱头下面。”
迪耶戈把视线放低，只见一个露天小摊在卖热狗、三明治和苏打水。一群穿深色套装、系领带的男人站在摊子周围边吃边喝。
他问道：“是你的吗？”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笑着说。“但我还没有把股票投放到市场上去。我卖过几天热狗。在这里可以听到很有意思的消息。好了，咱们走。”
他们走到松树街的一座建筑物前停下。
“你在这里看到的是什么？”
迪耶戈抬起头来。
“亲爱的耶稣啊！”他故作惊人之叹：“如果这不是一家银行的话，我将感到惊讶，就让魔鬼立刻把我置予死地！在曼哈领的这一个地区，银行少说也有五六万家之多！我简直傻了服！”
他装做近视的样子，几乎把他的鼻子贴在一块刻着“亨特曼哈顿”字样的巨大铜牌上。
“这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银行。不过是不是最好的呢，嗯？”
“向后转，”雷伯说。
几乎就在街对面有一块用篱笆围起来的空地。
“你明白不，迪耶戈？”
“—点也不。”
“来。”
他们走到该区的另一条街上。一个三十多岁的男子在一栋办公楼前的便道上等侯他们。雷伯作了介绍。那人叫丹尼尔·哈森多夫，是个高级间掮客，在专门代办不动产交易的韦伯斯持、瑞安、卡尔布公司当经纪人。三人一起走进办公楼，乘电梯上十五楼。那是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的上午九点十五分。
一个名叫诺曼的男人认识哈森多夫，向他现出友好的微笑，但是慢条斯里地把另外两个人——迪耶戈·哈斯和雷伯．克立姆罗德——打量了一番，尤其是对仍穿着布裤子、布衬衫的后者。
他问道：“是你想买这块地皮？”
雷伯点点头。
“开价是四百五十五万美元，”他说时语调不无讽刺的意味。他的神气有点儿象英国白金汉宫的侍从长推备把一群寻找宿处的美国游客撵出去。
“我准备出四百七十万，”雷伯心平气和地说。“我希望先付定钱取得选择权。”
“我们已经有一个买主了。”
“现在你们就有两个了。我准备今天就进行谈判，在两小时三十分钟以后。有银行保付的支票。”
“你愿意先付多少？”
“按定金的惯例：百分之五，也就是二十三万五千。”
诺曼看了看哈森多夫，后者点点头。
“行吗？”雷伯说。
到了外面，哈森多夫摇摇头，感慨地说：“在我的老家密苏里州，卖一头牛要谈一个星期！”
“如果真是一头牛的话，我也会花这么多时间，”雷伯说。“那个约会怎样了？”
“我跟他通过电话，我还得给他打回电。他将在一点钟见你。是我好说歹说才答应的。”
“不用费心。你不会得到比百分之十更多。回头见。”
雷伯把迪耶戈推进一辆出租汽车。
“出租汽车！咱们简直是在挥金如土！接下来要买一辆卡迪拉克高级轿车了！”
在纽约或其他任何地方，除了地铁、公共汽车或两条腿以外，迪耶戈从未见雷伯使用过其他任何交通工具。他们穿过荷兰隧道前往纽瓦克。
“咱们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干什么？”
“去张罗那二十三万五千美元。我能到旁的什么地方去弄这笔钱？”
过了一小时，克立姆罗德从与他形影不离的布袋里取出一批开业证书，放到纽瓦克的银行家面前，经过对方最后一次验证，克立姆罗德得到了那笔钱。
迪耶戈凭有限的法律知识也懂得，雷伯几乎把他成立的公司全部抵押出去，才得到这笔二十三万五千美元的贷款。协议就此达成。
“咱们走吧，”雷伯说。
又来到了华尔街。这回不是哈森多夫在便道上等侯，而是已经和迪耶戈在芝加哥和巴尔的摩一起工作过的本尼·贝尔科维奇。“但我们从来没有真正相处得很融洽，”后来迪耶戈指出，“这是有原因的：本尼开口的次数仅比蛤蜊多，几乎不相—上下。”
他们见到了诺曼。诺曼宣布说，卖方经过商议，同意选择权以三个月为期。随后有一番争论，诺曼企图把定金从百分之五提高到百分之十。不过，他显然并不指望达到目的。半小时后，他们走出去，回到松树街的亨特曼哈顿银行大楼。
“一点正我和大卫·费洛斯有个约会，”雷伯说。
他和迪耶戈穿过一间间庄重幽暗的办公室。“我们像两个来修抽水马桶的管子工，”他们通过一道又一道栅栏的时候，迪耶戈思忖，“至少他应该甩掉那只该死的布袋！”又是一批秘书对他们进行最后一次盘问后，才让他们进去。他们终于站在大卫·费洛斯面前。
“十分钟，”费洛斯说，“那还全然是因为哈森多夫这个王八羔子一再坚持的缘故。”
“王八羔子”正站在那里，神情有些紧张。
“事情极其简单，”雷伯说，“我们生活在、而且还将生活在一个不断扩充发展的时期。一切迹象都指出这一点，看起来这种局面还有继续上升的趋势。其中获得好处最多的莫过于银行。你是世界上数一数二的大银行的总裁……请原谅，你是银行董事会的一员。凭这一点，你是鸿运亨通的。你现在遇到一个问题，你们的各个部门目前分散在八栋大小不等的楼里，有的还相当远。你在考虑一个合并的办法……”
“你是在哪儿产生这样一个念头的？”
“卖三明治和苏打水给你的低级职员的时候，”迪耶戈在一旁喃喃自语，而且差点儿忍不住纵声大笑。他简直欣喜欲狂。他刚刚开始明白雷伯的这一策略，并感到极大的兴趣和快乐。
“你在考虑一个合并的办法。在你们的董事会里，你是这一步棋最积极的支持者，”雷伯语调和婉地说，“你正计划在曼哈顿岛南区与岛北区交界的中间地带实行合并。别的银行也在考虑这个问题，但在重要性上跟你们不能相比。谁也不想首先走这一步棋，孤零零地落到离此好几公里的地方去。这就是问题的症结所在。因为离开华尔街去第五街或麦迪逊大街会导致中间地带发生拥挤，造成整个岛南区的房地产价格暴跃，投资锐减，包括你们的在内。你们在这个地区有七栋重要的建筑，价值在三千万美元左右。”
“四千万，”费洛斯面带讥笑插了一句。
“三千五百万，”雷伯不假思索地说。他也露出微笑。
“你这人真逗，”费洛斯说。
“等到你对我有较深的了解时再说。你只有一种选择，把你们各个部门集中在一栋大楼里。”
“这大楼在哪儿？”
“哪儿也没有。它还不存在。但是你将把它建造起来。大约花一亿美元。”
“这样的价格为什么只建一栋？”费洛斯笑着问道。
“为什么不造它十二栋？我将在哪儿建造这些大楼？”
“你从左边第二个窗户望出去。在街的另一边。前往下看。”
费洛斯几乎站起身来。但他没有这样做。他的眼睛眯成了一条线。“我当然知道这块空地。我的一名助手已打算到那里去看看。”
“告诉他不必费神了。
“已经卖了？”
“是的。”
“卖给你了？”
“是的。卖给我了，”雷伯说。“我要把它以八百万美元的价格卖给你。就在今天。正是今天。”
这一回费洛斯可坐不住了。他绕着写字台转了一圈，不过没有走到看得见空地的那扇窗户前，尽管他的神情象是要走过去瞧瞧。
“我知道，”雷伯说，“你要对我说，你担心别的银行最终都将离开华尔街，单单把你们留在这一带。这将是一种非常尴尬的局面。但是他们不会离开。”
“为什么？”
“因为你们不走。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几乎同样重要。他们中大都也有和你们一样的问题：没有地方。”
“你为他们也都买下了地皮？”
“那没有必要。你们的银行是东海岸最重要的一家。别的银行需要的空间大大少于你们。假定我把我们所在的这栋大楼卖给别家银行……”
“别的哪一家银行？”
“一家大银行，其财力足以购买你们所要卖掉的。在华尔街范围内已有这么一家。他们买了这栋大楼，就将留在这一带。”
费洛斯走过去重新坐下。
“以后你还有什么东西卖给谁？”
“你还有什么想卖掉？”
“一切。”
“你们的七栋大楼？”
“如果我们买下你的地皮，盖起一栋——比方说盖起一栋六十层的大楼，那么我看不出我们还有什么必要抱住那些旧大楼不放。即使一家银行有时候也不反对拥有一些现钱。”
双方有片刻都不作声。
雷伯的眼睛迷迷蒙蒙，仿佛罩上一层灰色的烟雾。
“那我表示同意，”他说。“我就把你们的七栋大楼全卖出去。当然是卖给银行。或者某一类金融机构。”
又是默不作声。
然后费洛斯说：“我得跟董事会的其他成员商量一下。我不能自作主张采取这一决定。”
“不，你可以决定，”雷伯说。“亨特曼哈顿银行董事会的每一个成员都可以代表银行做五千万美元以下的交易。我那块地皮今天的价格是八百万。明天会涨到九百万，星期一是一千万。而一栋六十层的大楼将花掉你们一亿二千万左右……我有一个建议，再过两小时三十四分钟，我还会到这儿来。我将向你们递交你认识他本人的一位银行家的信。在这封信里，他将同意买下你们的大楼，条件当然是你必须购买我的地皮并在上面盖一栋新大楼。如果这样的话，你是否愿意买我的地皮？”
“我全明白了，”迪耶戈说，“你要把两小时以前出四百七十万买下来的一块地皮以八百万美元的代价卖给这个家伙。其实，你也没有出四百七十万，而只是付了二十三万五千美元定金——这笔钱是一家银行给你的贷款。你的利润是三百三十万。除去银行贷款和各项开支，粗略说来也有三百万。此外，你还可以得到出售松树街那栋大楼的一笔佣金。而你没有掏一分钱腰包。让我表示一下我的喜悦和惊讶吧！”
“你什么也没有弄懂。”
下一个约会地点在百老汇，走过去大约十分钟。这是那天的第四个约会，跟其他几个一样（纽瓦克银行的约会除外），也是由哈森多夫牵的线，时间安排在两点三十分。纽约工商银行董事长哈维·巴尔身材魁伟，肤色微红，态度耐心。他让雷伯·克立姆罗德说，一次也不打岔，并且象是为了进一步证实他没有理解错似的，一直到雷伯的话告一段落时说：“第一，你向我保证亨特曼哈顿银行不会离开华尔街；第二，你说该行要迁到目前所在地点的对面它将兴建的一栋大楼里去；第三，为此目的该行要向你买一块地皮；第四，对我们有利的做法是买下或保证买下松树街的亨特大楼，一俟该行从那里迁走我们就搬进去；第五，新大楼落成大约需要六年时间；第六，我们应当放弃曾经考虑过的迁往曼哈顿中间地带的设想，理由有两层——我们不用象白痴似地孤零零挂在那里，而且我们一走，本来会使华尔街一带的房地产，特别是我们的房地产跌价；第七，宣布我们留下的决定，相反将导致这些房地产的价格上涨；第八，你有七栋大楼可出售、交换和再交换，按这样的方式其他六七家银行或金融机构肯定会仿效亨特和我们带头迁移的榜样；第九，也是最后的一点，我必须给你一封信，信中我以我的银行的名义保证，一俟亨特大楼腾出来，即在六七年内，我就把它买下，不过条件是我们要得到亨特曼哈顿的保证——该行不得悄俏迁往曼哈顿中间地带，该行将购买你的地皮并在上面建造价值至少一亿美元的新大楼，而该行的各个部门及其总部将集中在那里。”
“总之，是这样，”雷伯说。
迪耶戈拼命忍住自己格格地笑出声的强烈冲动——这已经是一天里的第二次。
“来一支雪茄？”巴尔建议。
“我不吸烟，谢谢。”
“那么，来一杯威士忌？”
“谢谢，不了。”
巴尔摇摇头。
“我要告诉你的是，我有一些对你来说不大妙的消息。我们所在的百老汇这栋大楼，并不是我们银行的财产。我们还有不到三年的租借权。租约将于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到期。我们试过种种办法希望延长租借期。但没有成功。房东断然拒绝延期。换句话说，我们不能等待六年、七年或八年之后亨特曼哈顿乔迁了再搬。我们必须在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之前撤走。你认为新的亨特大楼到那时能落成吗？”
“不。”
“你认为我们会愚蠢到这样的程度：先搬一次家，过三四年再搬一次？”
“这不是十分明智的做法。”
“我不说你也明白。你的计划行不通，基姆罗德。”
“敝姓是克立姆罗馅。k，l，i，m。我可以请你看一些东西吗，巴尔先生？”
他向贝尔科维奇打了个手势，贝尔科维奇便把一些文件放在桌上摊开。
“巴尔先生，你的房东姓丘契尔，詹姆斯·安德鲁·丘契尔。昨天我跟他见过面。他同意把这栋楼卖给我。你现在看到的是已经签字的出售承诺书。现在你同意购买松树街的大楼了吧？硬性规定的附带条件是：至多不超过一年，我将向你提交我是你的房东的证明，据此，我同意把你的租约延期，直到你们能迁入亨特曼哈顿的原址时为止。”
第二天，十月十八日，亨特曼哈顿银行由该行未来的大股东和最有实权的行政负责人大卫·费洛斯为代表，就购买松树街该行总部对面那块地皮一事付了地价百分之十的定金，即八十万美元，取得选择权。
当天，雷伯·克立姆罗德就把这笔钱存入纽瓦克银行——正是这家银行同意给了他三万美元贷款购买卡车和摩托车，二十三万五千美元的第二笔贷款也是该行给他的。
靠了边笔存款，再仗着亨特曼哈顿已付定金这一点的力量，克立姆罗德可以得到同一家纽瓦克银行提供的四百五十万美元短期贷款，最终把地皮买下来。
随后他便能把地皮卖给大卫·费洛斯（十月二十六日交割），从而全部偿还纽瓦克银行的贷款。
克立姆罗德从这一宗买卖获得的纯利为二百九十二万美元。对王崇拜得五体投地的阿根廷人宣称，这笔钱是王在四十八小时内赚来的，这话过头了，应该说在九天之内。
不过，真正的好戏还没有开场。
黑狗 —— 5
若要理解“华尔街行动”，必须记住四点。
其一：整个行动历时十个月左右。
其二：雷伯·克立姆罗德在指挥这次战役的同时，还主持了十项、二十项、三十项别的业务而且各不相同，不仅超出纽约的范围，也超越了美国的国界。对他来说，这仅仅是他同时在下的数十盘棋中的一盘。
其三：雷伯·克立姆罗德照例独当一面，只相信自己的记亿力。他先后成立了二十九家公司，其中好几家一旦达到目的立即解散。他用了好些人，丹尼尔·哈森多夫便是其中出面最多的一个，但他们中任何一个对于全局连一点概念都没有。
其四：华尔街这次调整地盘和重新布局实际上改变了这个金融区的未来，它牵涉到六十七家银行、好几家金融机构和保险公司。投入周转的总金额达到并且可能超过十亿美元。
大卫·费洛斯说：“我终于得到了其他董事的同意。首先，在我从你手中买下的那块空地上，我们要盖一座六十层的大楼，我们将把所有各个部门集中到那里。那么，原有的七栋楼……”
“关于这栋楼的问题，我已经作了安排。”
“我的朋友哈维·巴尔已保证买下这栋搂。他的信真是一件杰作。我大概会用镜框把它柱起来。不管怎样，还有其他六栋楼。”
“我已经宣布我愿代你把它们卖出去。”
“巴尔告诉我说，有关属于他的银行的两栋大楼——一栋在威廉街，另一栋在布鲁克林——你向他也作了同样性质的保证。这是不是真的？”
“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的六栋巴尔的两栋，一共八栋。你到底想要干什么？把华尔街的一切统统买下来再卖出去？”
“我想没有谁会设想这样一个疯狂的计划，”雷伯从容不迫地说。“你愿意全权委托我代你把另外的六栋楼卖出去吗？”
“愿意。”
“我希望你能给我一份正式的授权书，这样我就有资格洽谈卖楼事宜。我的律师称之为‘包销协议’兼代理证书。这是否可行？”
费洛斯朝在场的他的几位律师之一看看，对方点点头。
“我授权给你，”费洛斯说。“具体的细节由你的律师和我的律师去解决。”
“现在来说说价吧。你估计这批大楼值多少钱？”
“包括这一栋还是不包括？巴尔信上并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数字。他保证在六年内买下这栋大楼，可是这个缺德鬼始终没有提到任何具体数字……这是你的主意，是不是？”
“是的。”
“你在考虑全部七栋大楼的一揽子交易，包括这一栋楼在内，是不是这样？”
“是的。”
“我记得，我曾经提到过所有这些大楼的一个总值。”
“四千万。当时我的回答是三千五百万。如果现在我说三千七百万，称意下如何？”
“这是一个在理的价钱，其他董事可能会接受的。克立姆罗德！”
“嗯？”
“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你心目中已经有了买主，对不？”
雷伯望着地上，然后举目微笑。
“就是我，”他说。“我希望从你手中买下这些大楼。”
费洛斯哈哈大笑。
“可我跟你几乎素未谋面。要是真的错过了，我将在我的余年抱恨终身！你有些什么建议？”
“我希望付定钱得到一年的选择权，从明天算起。合同上并不开列每栋楼的价格，但有一条实质性的明文规定：那六炼楼的售价和这一栋楼的售价合在一起，总额为三千七百万美元。”
“克立姆罗德！”
“嗯？”
“你愿意到我们这儿来工作吗？”
“眼下我还不想买一家银行，但不管怎样，我还是要谢谢你。”
十月二十六日，松树街那块空串地的契据由一家公司签字（迪耶戈·哈斯并不十分惊讶地发现自己成了这家公司的总经理），正式交给亨特曼哈顿银行。
次日，有了二百六十万美元（丹尼尔·哈森多夫的佣金已经扣除），通过仍由迪即戈·哈斯出面的另一家公司，雷伯·克立拇罗德交付一百八十五万美元的定金（即总价三千七百万的百分之五），取得了买卖亨特曼哈顿银行的七栋大楼的选择权。
又过了一天，仍然运用同样的“杠杆作用”原理（你还没有从a那里买下东西，只是付了货价百分之五或十的定金，就可以把东西卖给b，而且在b付了钱以后你再付给a），雷伯·克立姆罗德又得到了属于哈维·巴尔那家工商银行的另外两核大楼。
为此，他使用了第三家公司的名义，这一回出面的是丹尼尔·哈森多夫。他付了巴尔索价（六百五十万）的百分之五即三十二万五千美元，取得为期八个月的选择权。
换言之，在他发动华尔街攻势之后的十一天，除偿还纽瓦克银行向他提供的贷款外，他已经成为九栋大楼的合法所有者（至少他能以任何价格把它们转卖出去），而最初他完全是白手起家的，但也不欠任何人一分钱。
他还有四十二万五千美元剩下。而且不光是这几栋大楼……
“这叫‘抢椅子’，”哈森多夫说。由于佣金源源而来，他的心境一直很好。
迪耶戈不解其意。于是这位高级掮客向他解释。这种说法尤其在不动产交易中指的是抢手的房地产，就象儿童游戏中的座位。
随着这第一批椅子成为争夺的目标，交响乐开始了。
亨特曼哈顿银行作出的决定，经巴尔的工商银行响应，掀起了一场势不可挡的运动。一下子人人感到摆脱了束缚。当时有一种说法，现在是华尔街需要‘重新稳定下来”的时候了……
百老汇十五号以两千一百五十万卖给了j．p．弗林特银行。最初，亚历山大·海恩斯表示拒绝，声称他不需要增加面积。但他获悉相互担保公司正在考虑与弗林特银行合并，于是突然让步，结果三天后就成交。哈森多夫运用了一个论点，很可能是克立姆罗德设计好的，尽管哈森多夫相当聪明，自己也想得出来，这个论点是：“等到相互担保的公司建议跟你合并的时候，你的地位就会加强，而且你将需要比较大的地方。”
迪耶戈在自己的一本帐上写下了“两千一百五十万美元”。从整个这套高级理财学中他记住了一个数字：三千七百万。这是雷伯答应付给亨持曼哈顿银行的七栋楼的总价。
“三千七减去两千一百五，还差……一千五百五十万。可是还有六栋楼可卖。圣母啊！雷伯，只要巴尔老兄稍微再加一把劲，剩下的五栋楼就全是赚头了！”
他的眼睛遇到了那双灰眼睛似乎觉得挺可笑的目光。
他问道：“我还是什么也不懂，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
哈维·巴尔同意出一千七百五十万买亨特的旧大楼。哈森多夫由于服务质量高而得到双倍的佣金，通过出售亨特曼哈顿银行这批大楼的头两栋，他额外多得了四十万美元。
标为该批中三号楼的一栋坐落在海狸街。克立姆罗德没有把它卖掉，而是用它做交易，换取纽约市银行主动向他提出的较小的两栋楼，该行表示只要能让他们在海狸街那栋楼旁边另建一栋新楼，便同意交换。
隔壁一栋楼给华盛顿信托公司的一个分支机构占着。
克立姆罗德建议华盛顿信托公司象亨特曼哈顿银行准备实行的那样，把各个部门合并到威廉街的三小块地皮上去，这几块地皮克立姆罗德正准备买下来，因为占用该地的岛上贸易信托公司和纽约市银公司已接受他提出的迁往百老汇两栋楼的建议。
这两栋楼估计将给腾出来，因为大西洋人寿保险公司同意迁往华尔街大陆纽约市民银行原址，后者即将搬到拿骚街上克立姆罗德已经付了定金获得选择权的两栋楼之一（多么美妙的巧合！），这两栋搂也在他跟纽约市银行的交易范围之内，至于另一栋……
“你还有什么不明白的吗？”雷伯问迪耶戈。
“只有一件事，”嘴里塞满食物的迪耶戈说。“我是几家公司的经理？”
“九家。”
他们正站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狼吞虎咽地吃着雅瓦食品总公司供应的热狗。
“九家？上星期不是有十家吗？我在走下坡路了吗？还是咱们正处在萧条中？”
“昨天你解散了三家。”
“那应该只有七家啊。”
“可是今天上午你又成立了两家。”
“老弟，我可太忙了！”迪即戈发出一声感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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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狗 —— 6
如果把那一大堆令人头昏脑胀的选择权、交换、转让以及克立姆罗德当时进行的其他各类交易理一理，至少可以发现三十八份选择权合同：仅隔几天，有些很快就正式交割，有些则悬了好几个月。塞梯尼亚兹始终无法确定当时动用的资金总额究竟是多少，涉及的银行、金融机构和公司之多，“需要一大批专家花一年工夫功夫可能理出一点头绪来，还只是可能而己。他成立的那些仅起走马灯作用的公司，百分之八十已经解散，其资产转到国外的银行并消失在巴拿马一些银行的帐户中。”有一点是肯定的：雷伯·克支姆罗德最初只有新泽西州的纽瓦克银行给他的二十三万五千美元一笔贷款，那家银行还是在艾比·莱文干预下向他开的门。此后，他一直是用自己的利润进行再投资在那里呼风唤雨。他从来不从刚开始赢利的其他行业抽调“新赚得的”资金，这也许是他的一种姿态或者有意在这种不可思议的投机买卖和其他行业之间保持一道不可逾越的鸿沟。
他充分利用了银行的信贷。他这样做处于一种有利的地位：他的活动使他得以接触东海岸几家最大的银行的实权人物。他往往与一些银行家有私交，如大卫·费格斯就始终是他很秘密的朋友。
在若干情况下，为了通过银行买下什么，他就用他的许多公司中的一家的名义向同一家银行贷款。
所有这些活动是完全合法的。一九五二年国内收入署对迪耶戈·哈斯进行全面检查，结果什么也查不出来。雷伯·克立姆罗德从来没有成为任何调查的对象。这是有道理的：他的名字和签字从未在任何地方出现。
华尔街四十号这栋楼的交易要复杂些，至少在它的结尾阶段是这样。开始时克立姆罗德轻而易举地获得了这决地皮中原属亨特曼哈顿银行的那一部分的选择权。
第二部分分散在艾卡博持家族的一些脾气很坏的远房甥侄手中。通过尼克·佩特里迪斯的大力斡旋，雷伯把这部分产权也弄到了手。尼克·佩特里迪斯是未来的王臣。
剩下的就是第三部分。
这部分产权属于一九二〇年承建大楼的那家公司。
“这是一家只做场外交易的公司，由居间人报价，”哈森多夫解释道。“大楼本身以及他们对这块地皮所持有的股份，是今天仅有的资产。可是他们拒绝出售。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根据纽约州的法律象这样的出售事宜必须得到三分之二以上股东的同意。”
哈森多夫决不是笨蛋。克立姆罗德刚琢磨出一个主意，哈森多夫就从他的眼睛里看了出来。
“哦，不！”他急忙说。“不能那样办！”
“不能怎样？”迪耶戈问。
哈森多夫在留神观察雷伯迷离恍惚的神情。他解释说，“如果我没有猜错的话，他想要促成一次标卖，以便买下至少百分之六十七的布鲁贝克股票。掌握了该公司三分之二的股份他就能随意把公司的资产变成现金。他完完全全疯了。”
迪耶戈的黄眼球露出凶光。“说话留点几神，丹尼尔。”他气得浑身哆嗦。
哈森多夫立刻举起双手。
“o．k．。”
“迪耶戈！”
“是，雷伯。”
“得了。”
这一幕发生在克立姆罗德寓所的一个小房间里，他在格林威治村这所老掉了牙的陋屋中一共住了十年。
过了一会儿，迪耶戈问：“雷伯，你真的想这样干吗？"
“是的。”
克立姆罗德转脸问哈森多夫：
“一共有多少股票？”
“二十万股。”
“掌握在什么人手中？”
“布鲁贝克和纳什的继承人大约各有百分之十五。其余全是些小股东。”
“市价多少？”
“昨天是五十三点七五美元。”
“行情的趋势怎样？”
“最近几个星期略有浮动。是向上的。先是涨了两档，接着跌了半档，以后来又略有回升。可能还将继续坚挺。”
“会到六十吗？”
哈森多夫有些怕克立姆罗德，除此以外，最使他感到诧异和吃谅的是雷伯那种满不在乎的态度，这不是佯装的，他甚至不屑于这样做，正如他压根儿不考虑在外表、衣着，饮食习惯、居住条件方面保持体面一样，而这一切对于哈森多夫等等不计其数的人来说乃是生活的基本要点。哈森多夫本人刚刚在公园大街购得一套带阳台的豪华公寓。但是克立姆罗德还住在这间陋室内，双手枕着脑袋躺在床上，除了堆在地板上的一两百本书外，屋子里几乎空空如也。
“如果涨到六十，我将大吃一惊，”哈森多大说。“上帝啊，那就是一千二百万美元啦！而……”
他骤然住口。他本想说：而你当然没有一千二百万美元。可是克立姆罗德的眼睛盯着他的眼睛，哈森多夫只觉得浑身极不自在。
“丹尼尔，”雷伯和蔼地说，“自从你跟我一起工作以来，你赚了多少佣金？”
“相当多，”哈森多夫承认。
“我头脑里没有确切的数字，”克立姆罗德仍然神态自若，可是却令人不安地说。“我也许能记起来，如果我想知道的话。我猜大约在三百七十五万零九百十二美元上下，误差不超过一美元。我是不是错了，丹尼尔？”
“没错。正是这个数字。”
迪耶戈·哈斯感到一阵非同小可的骄傲。他不把哈森多夫放在眼里。“这个狗东西，”他暗自思忖，“在整整一条华尔街上招摇过市，直到第五街，到处吹嘘自己在用他那些鬼花招拯救华尔街和整个纽约的经济。但在雷伯面前他只是一名奴隶，和我一样，但我以此为乐。在雷伯面前，他吓得屁滚尿流……”
“丹尼尔，”雷伯说，“如果我决意跟你捣乱的话，你估计会怎样？”
“我可一句话也投说。”
“你是否想要停止和我一起工作？”
“不。”
“你是否认为你有可能——哪怕只是极小的一点可能性，自己干而不让我知道？我甚至不想提跟我对着干。”
“不。”
“你绝对相信？”
“是的。绝对相信。”
雷伯点点头。
“你愿意推荐哪家经纪行办这件事？”
“阿夸维瓦。那是这方面最好的一家。而且他们跟布鲁贝克家属沾亲。哈里·布鲁贝克娶了阿夸维瓦的一个女儿。”
雷伯芜尔一笑。
“真巧，今天上午我以你的秘书的身份跟他们通过电话。四点钟你去会见托尼·阿夸维瓦。你准备出每股七十五美元的价钱买布鲁贝克的三万股。我相信你能说服他接受这一建议。你要使他着手把布鲁贝克有限公司持有的另外一些股票全部卖出去。价格相同，直到够十三万五千股为至，也就是股份总额的三分之二。乔治·纳什也持有三万股，并且已开始跟第一国民银行谈判把我们所要的那栋大楼包括里面的一切一股脑儿出售的问题，你可知道？”
“我不知道。”
“你应当每隔一段时间去卖卖热狗。这样做会比读《华尔街日报》使你了解更多情况。丹尼尔，告诉阿夸维瓦，要他别声张也不要去见纳什，那一头由我自己处理。丹尼尔！”
“是。”
“当然，名义上是你买这些股票，跟往常一样。你跟此刻在这里的迪耶戈·哈斯合伙昨天成立了一家公司。具体细节去找列尔内了解。还有既然现在我想到了，就说一下：看来你对钓鱼的爱好有些离了格儿。最近一个星期日你在基韦斯特买的一条船并不值这个价钱；你可以少花五百美元把它买下来。不过有人给我看了这条船的一些照片。非常漂亮。希望你钓到很多鱼。还有问题吗？”
“一切都非常清楚。”
“我想也是这样，”雷伯说着打了个呵欠。
“事情极其简单，”克立姆罗德对亨特曼哈顿的人说。
“你们希望把这块地皮属于你们的那部分卖一千万美元。你们已经收下我付的定金，我一等到有钱行使购买权的时候，我立刻这样做。因此，我们在一定程度上是同盟者。我已经买下了艾卡博特的股份。剩下的就是布鲁贝克的股份。我正在努力从他们那里买下十三万五千股。每股七十五美元。加上佣金等费用，这要花去我一千二百万至一千三百万美元。我可以在别的银行得到这笔钱但我不愿使你们失去我的这笔生意。你们的服务一直是最令人满意的。”
他们认为他的神经之坚强超过了可以想象的限度。不过他们没有说出来罢了。他们问他需要多少钱，他回答说他最多可以凑起三百万。他微笑着。
“还缺一千万。这笔钱由你们借给我，是一点一点给，就象我逐步购买股票一样。
他将如何为这笔贷款提供保证呢？
他解释道：“我准备把我能买下的每一股布鲁贝克的股票都交给你们。当然，我还要把已经买下或最近几天将要买下的价值三百万美元的股票存入贵行作为抵押。”
他举起一只大手阻止即将提出的异议。
“我知道，你们会对我说，万一我不能取得对布鲁贝克服份有限公司的控制权——换言之，万一我不能达到三分之二的股份——我将以每股七十五美元的代价买下的股票，立即会跌到五十美元左右。但是对你们来说，风险等于零。我们来举一个例吧。假定我在所需要的十三万五千股中只能购得十一万股，我的计划将告失败。股票大约会跌到五十美元。可是你们的保管库里不是有东西吗？你们只要提供购买八万股股票的款项，也就是六百万美元。就算股票跌到五十五美元——这是可能发生的，那八万段仍值四百四十万美元。可是你们还有我的三百万对不对？这笔钱肯定能抵偿差价。所以你们可以明白，你们根本无须冒任何风险。何况……”
他从布袋里取出一封信的副本。
“何况我已经有一个买主要那栋楼。都市人寿保险公司。这扰是他们给我的一封信，其中表示了这样的意向；一但我得到那栋楼，他们就愿意把它买下。我希望尽早得到你们的回答，请考虑。属于哈森多夫和哈斯两位先生的一家公司已经购得价值超过二百万美元的股票。实际上是三万股。标卖不久即将举行。时间是至关重要的。”
迪耶戈·哈斯在两件事上有绝对把握：王是个万无一失的天才，此其一；他——迪耶戈——自己生来没有算术才能，此其二。
尽管如此，他把亨特曼哈顿那部分产权的价格（一千万）、艾卡博特的股份（四百五十万）和购买布鲁贝克有限公司百分之七十一股份的款项（一千二百五十万）加在一起，连续演算二十遍以后，终于有信心得出结论：一共付去两千七百万美元。
“外加必要的费用。还会有一些费用的，对不对，雷伯？”
“对。”
“费用很大吧？还有佣金？”
“迪耶戈，你饶了哈森多夫吧。”
“呸！这家伙到处跑，对每一个人说他是华尔街合并的发明人，可这个设想明明是你的！《每日新闻》和《幸福》月刊还采访了他！”
“这无关紧要。我又不要人家来采访。”
时间在消逝。
雷伯笑道：“迪耶戈，o．k．？”
“o．k．。我能向你提个问题吗？”．
“可以。”
“你想要怎样？做世界上最有钱而又最无名的人？”
“也可以这么说。今晚轮到我掏钱买汉堡包了。然后咱们可以去看电影。不过你买票。”
不用说，在布鲁贝克和纳什的股票标卖时，哈森多夫取胜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算出，克立姆罗德的各家公司在华尔街行动中赢得的全部利润总额约为一亿二千四百万美元。丹尼尔·哈森多夫得佣金一千三百万美元。
塞梯尼亚兹估计，单单华尔街四十号一处——最初只是一栋楼，当然包括与此有关的各项交易，——大概就为王嫌了两千七百万美元。尽管这宗买卖成为各报的头条新闻（只提到哈森多夫而从来不提克立姆罗德），它并不是最重要的一宗，不过始终是最引入注目的一宗。他在大建筑物上获得的利润不如在较小、较不起眼的建筑物上获得的利润多，后者由于华尔街地区重新稳定下来的缘故，身价陡增。一向普通的餐馆、酒吧、商店或一套公寓价格涨了两倍到三倍，原因仅仅是：所有那些银行如今肯定不再远迁，这一带地方也就再度得到重视。
克立姆罗德把由哈森多夫、哈斯等人出面在华尔街的活动跟由另外两个班子处理的其他一系列不胜枚举的买卖分开；关于另外那两个班子，也许只有迪耶戈知道其存在。
把哈森多夫推到前台，让克立姆罗德呆在暗处，这是他俩一开始就商定的计划。克立姆罗德对于个人出名的事已经厌恶透了。（哈森多夫后来离开了雷伯，结局并不太好。）
华尔街行动开始于一九五〇年十月，到一九五一年六月告一段落。
但在这以前曾经有过伦敦之行和欧洲大陆之行。而更要的是，在这以前、在这期间和以后，曾经有一位女性出现在雷伯的生活中，她就是夏眠·佩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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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卡拉伊瀑布 —— 1
“大卫·塞梯尼亚兹。”
唤他的名字的声音镇定而缓慢，在熙来攘住的人群嘈杂的闹声中，听上去十分清晰，而又不是叫喊。塞梯尼亚兹走出电梯，转身瞧见那人穿一件蓝衬衫，不经意地靠在大理石墙上，脚边有一只布袋。那天是九月十八日。
塞梯尼亚兹对他身旁的两人说：“请原谅，我明天再跟你们联系。”
他走到雷伯·克立姆罗德跟前，看着他，拿不准究竟说什么好。
最后，还是克立姆罗德笑眯眯地问，“蜜月过得怎样？”
“妙极了。可你上哪儿去了？上星期，乔治·塔拉斯给我打过电话，说你去看过他，把惜他的书还了。”
塞梯尼亚兹有些不知所措，可以说是激动得莫名其妙，就好象偶然碰到以前在部队里的一个老伙伴，而他差不多已经把这个老伙伴忘得一干二净了。他几乎身不由主地穿过门廊，同时又清楚地意识到身边有这个瘦削的年轻人，穿得古里古怪的，老是带着那只样子可笑的布袋。两人从里边出来，到了麦迪逊大街上。那天，天气晴朗，也相当热。有几个秘书一起打他们旁边走过，对塞梯尼亚兹微笑致意，对于和他同行的那个人，则不免怀着好奇心颇感兴趣地瞅上几眼。
“你在等我吗？”塞梯尼亚兹问道。
“是的。”克立姆罗德回答。
“你为什么不上我办公室来？”
“乔治·塔拉斯跟你讲了些什么？”
这是用提问来回答提问。
“只说你到缅因去看望他，还了他的书。还说，他妻子让你给迷住了。”
塞梯尼亚兹努力使自己的口气听起来好象很随便，尽管他仍然感到有点别扭。
“看来你对绘画懂得很多，知识非常渊博，”塞梯尼亚兹又说。
“他没有再说别的？”
塞梯尼亚兹想了想，在记忆中搜索。
“没有了，”他真诚地回答说。“是不是很重要？”
“没什么，”克立姆罗德说。“我想跟你谈谈。现在你有空吗？还是另外约个时间？”
塞梯尼亚兹记得那天他没有什么别的打算，只想在晚上回到公园大街附近的家里去——那是由他母亲和姻亲们布置起来的一套华丽的公寓。他与黛安娜度蜜月归来后，两人在一起的时间实在少得可怜，因为无论在纽约还是在波士顿，他们一直被卷在旋风一般的社交活动中，加以佩吉家族的产业都在大西洋沿岸，大卫的母亲在肯塔基还有个很大的牧马场。自从九月一日他参加威塔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的工作以来，这对新婚夫妇每天晚上不是应邀外出，就是在家里酬客。“不过，凭良心讲，”后来塞梯尼亚兹向别人承认，“当时我没有开口邀请，这不是唯一的、也不是真正的原因；事实上，我无法想象怎样把克立姆罗德带到我家里去向我的亲朋介绍，这似乎是荒谬可笑的。那是一九五〇年，我们在礼仪上受成见的束缚比今天要厉害得多。当然，从以后发生的情况来看……”
当下塞梯尼亚兹颇费踌躇地说：“是这样的，我……”
这时克立姆罗德的一只大手按住他的胳膊，这一下使塞梯尼亚兹更局促不安了。
“我可以叫你大卫吗？”
“当然可以。”
克立姆罗德笑了。“反正我不能接受你的邀请到府上去吃饭。因为，真不凑巧，今晚我有事。也许以后会有机会的。”
从他的目光可以看出，他觉得挺有趣儿。
塞梯尼亚兹毕竟是个老实人，心里想：“我真是个傻瓜。”
克立姆罗德继续说：
“再过五六个月，我将需要象你这样一位律师。不，不，我不想同咸塔克与科布或他们的任何合伙人打交道。我了解过你的背景情况……”
仙又现出那种耐人寻味的笑容。
“请别生气。顺便提一下，我没有发观任何——怎么说好呢？——我没有发现任何对你不利的情况。到来年春天，我将需要你帮忙。至于答应与否，那由你自己决定。不过，在这之前的几个月里，我有个建议：我希望我们每星期能有三四个小时在一起。当然，我准备以支付报酬的方式向科布或威塔克借用你的劳务，如果这样会使事情好办些的话。但是，只需要你一个人。要我付多少报酬都可以。我希望我们每星期能碰头三四个钟点，不必规定星期几，可以根据你我双方的日程灵活安排。我将向你提一些问题，大都是理论上的……”
塞梯尼亚兹打量着他，感到愕然。
“你要我教你法律？每周三个小时？”
“也可以这么说。但也不完全如此。我想提纲挈领地学我所需要的东西。我完全知道自己需要什么和不需要什么。”
“那你上任何夜校都可以达到达个目的。”
克立姆罗德摇摇头。
“不，我试过。”
他呵呵地笑了，于是可以清楚地看到，他还非常年轻。（后来塞梯尼亚兹才发现，那一天克立姆罗德恰巧满二十三岁。）
“夜校的课程进度不够快，而且在枝节上浪费时间，此外，上课的时间对我也不总是合适的，我考虑过了，大卫。这是不是一个钱的向题？”
他把手伸到布袋里，掏出几沓面值都是一千美元的钞票。
“请原谅我决不想用任何方式伤害你的自尊心。你只要告诉我想么办比较妥当，钱的问题完全由我负责。是跟威塔克与科布当面去淡，还是由你作主？”
“上帝啊！”塞梯尼亚兹不禁嚷道，他有一种正在被巨浪冲走的感觉，“我的劳务可不值多少钱；我才工作了十八天？”
“还是请你收下。说到底，你救过我的命，所以你总该让我有所报答吧。”
克立姆罗德的一双灰眼睛幽默地忽闪忽闪。与此间时，从他身上可以感觉到几乎在向你压过来的说服力以及主动表示的真挚友情，一下子完全不加掩饰，宛如黑夜里打开一扇透出灯光的门。
“怎么样，大卫？”
“好吧，”塞梯尼亚兹答道，塞梯尼亚兹答道，从此就任凭将改变他整个生活道路的那股浪头怎样发落。
四天以后，两人在一家旅馆的休息室里再次会晤。有一点在最初几分钟塞梯尼亚兹就看清楚了，克立姆岁德的智力是他所接触过的人中间最了不起的。“这简直有点叫人害伯，”塞梯尼亚兹事后这样回忆。“他有一种一下子抓住要害的本领，能叫你手足无措，甚至目瞪口呆。当然，你只要看他的眼睛，使能感到这一点。然而看到他非凡的智力在没有障碍的情况下运用自如，那可不一样，那时，他揭下看得出是煞费苦心的一切伪装——包括平时脸上那种淡漠的表情、迷离恍惚的眼神、慢条斯理的语调以及各种动作姿态，——完全露了馅。于是，他便充分显示其巨大和可怕——用这样的词儿并不过分，——这当然是令人神往的，但也常常使你恼火。我在哈佛读书的时候，大概称得上高材生吧。当时在纽约，甚至在全国，论起法律事务所来，威塔克与科布可算是头儿脑儿、顶儿尖儿的一家。对于一个初出茅庐的青年律师来说，受这家事务所的聘用，就象——我不知道该怎么比方——就象人家放着贾利·库柏（注：贾利·库柏（1901—1961），美国电影明星，曾获得1942和1952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金像奖。）不要，而请我去拍一部电影。他们聘用我，完全着眼于我的才能，而没有什么家族势力介入此事，至少这一回是如此，所以当时我自豪得不得了。我花了六年的时间专攻法律和商业。可是还没跟克立姆罗德谈上几个钟头，我离开他时已狼狈不堪，只觉得自己活象一个四岁的娃娃被迫去教核子物理学。我差点儿想要拒绝下一次的会面。
“下一次我当然还是去了。如果对他的诱惑力估计不足，你对王会感到无法理解，也无法理解他对我们的影响为何这么大得出奇。雷伯·克立姆罗德所有的假面具——表演、语调、礼貌、客气——全然是他对我们所作的让步，为的是要我们原谅他如此出类拔萃。一旦我们懂得了这一点，那么日子好歹还过得下去。”
“那年，在十一月二十日之前，我们先后见面大约有十五次。到后来我给搞糊涂了：究竟谁也数谁法律？”
“我得承认，我从来没悟到，他和我会面不仅仅是为了获得他需要的法律知识，也不仅仅为了在完全信托我以前先对我估量一番，作出判断。他还存心利用我们会面的机会想再见到夏眠……”
“这样会扯得太远，”塞梯尼亚兹有些着恼地对克立姆罗德说：“你老是让我们的谈话从一个题目跳到另一个，这样……”
他突然改用英语，这样可以避免使用那个表示亲呢的“你”（注：法语中有您和你区别的说法）。
“可是，我能在哪里找到这方面的资料呢？”雷伯心平气和地问。
“在戈登魏泽绘制的图表里。或许钱德勒在他的《货币与银行经济学》里论述了这一问题。这本书我有，可是不在这儿，在家里。下次我给你带来。”
“或者，我跟你回去吧，今晚你就可以把书借给我。你同意吗？”
两人一起离开旅馆的休息室。一辆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公园大街。路上他们继续在讨论美元、汇率和国际金融问题。塞梯尼亚兹全神贯注于这种讨论，直到发觉自己已经进了他那套公寓的门厅，把公文包交给夏威夷出生的管家……并且发现他的妻子和小姨在起居室内用嘲弄的目光打量着雷伯·克立姆罗德。
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二十日，夏眠刚过了她的二十三岁生日。尽管大卫·塞梯尼亚兹和自己的妻子伉俪情笃，他始终承认两姐妹比起来，妹妹漂亮得多。然而，即便用刀子对准他的喉咙，他也不会同妹妹结婚，因为她总是有办法叫大卫难堪，甚至害怕。黛安娜却笑阿呵地把这解释为“夏眠的一种特殊的幽默感”。在过去的十五年中，从他的法国祖母开始，塞梯尼亚兹听了不知多少遍，说他就是缺乏幽默感，乏味得象块抹布，或者类似这样的话。到现在，连他自己也相信起来了。
因而，他在接受大家一致的看法之余，已开始把小姨子的怪脾气视为正常。
在经济上，夏眠是完全自主的。佩吉的家产已积累了四代之久。夏眠满二十一岁便已经得到一千万美元。她对一般代为理财的家庭律师嗤之以鼻。她要自己管理遗产，使大家惊讶的是，她已经证明白己不乏理财大师的才干。
有一次，夏眠冲进威塔克与科布的办事处（那是在塞梯尼亚兹加入这家法律事务所之前），大发雷霆，声称有一宗股票交易据她看来被搞槽了，至少没有按照她的十分具体的指示办理。当时，乔纳斯·威塔克将近七十岁了，干什么都慢条斯理、小心翼翼的，对这件事好几天都消不了气，一直耿耿于怀。他认为，如此横加指责是毫无道理的，况且责怪他的还是个女人！这使他更加受不了。至于他所了解的女人也只有一个，即自己的妻子。他主张，女人的职责就是养儿育女，做布丁蛋糕，钩钓小花边，要是天生低能，那就按十字花针脚刺绣。
夏眠订过五次婚，没有一次不是让未婚夫在举行婚礼的教堂祭坛前白等一场。她曾到印度旅行，一心想成为印度教徒。好莱坞有一位制片商向她建议，要把她捧成第二个艾娃·加德纳（注：艾娃·加德纳（1922—1992），美国女影星，四十年代好莱坞的“性感女神”。），因为她很象那位大明星，她已经答应下来，连分镜头脚本都定了。可是在开拍的第三天，她却登船到南海观光去了。大卫洗澡的时候正在往身上擦肥皂，夏眠会来坐在澡盆子边上，吓得他魂灵出窍。作为送给她姐姐和大卫·塞梯尼亚兹的结婚礼物，同时借口说大卫的祖先是萨瓦（注：法国东南部与意大利接壤的地区名）人，她特地包了一架飞机，从法国空运来十二个大圆盘形的干酪块——侏罗山区的特产——和六批民歌手，他们同时引吭高歌，闹成一片，吵得头脑发昏。
“怎么样，大卫，挺好玩吧，嗯？”当时黛安娜问。
“够热闹的，”他回答的时候愁眉苦脸、垂头丧气。
当时的情景确实好玩。不过大卫觉得，另外还有一点只有他注意到，却对任何人都不曾提起。从夏眠那双可爱的、向了两鬓神开去的紫晶色蓝眼睛里，他时常发觉有一种异样的、狂热的目光，这使他忐忑不安。
她说：“咱们已经见过面了，是不是？”
本来她坐在一张大沙发上，这时却站起来，走过去，慢悠悠地绕着他打转。
“德国人？”
“奥地利人。”
“老家在蒂罗尔吧？”
“在维也纳。”
尽管夏眠身材挺高，但还不到他的肩头。
“入美国籍了？”
“我有一张阿根廷护照。”
雷伯的眼光从黛安娜身上转向大卫，显出迷离恍惚的神情，仿佛在沉思冥想。
她把手伸到雷伯的脖子上，摸摸雷伯穿在皮茄克里边的布衬衫的料子。
“做生意吗？”
“也可以这么说。”
“华尔街？”
“基本如此。”
夏眠面对着他。
大卫有点儿神经质地说：“我去把那本书拿给你。”
他朝书房走了几步，这时听见雷伯从容的声音在说话，他站住了。
“要是处在你的位置上，”雷伯说，“我不会买进那两万股大陆电气公司的股票。”
塞梯尼亚兹大为惊讶地转过身来。在他们的十五次会晤中，他从未听到雷伯谈起他的活动，连他的生活方式以及怎样嫌钱维持生计也只字不提。从他的外表看，塞梯尼亚兹估计他在码头上或者什么店里干粗活。塞梯尼亚兹甚至怀疑这个奥地和人（他根本不知道雷伯有阿根廷护照）兴许卷进了什么见不得人的勾当。
当下塞梯尼亚兹说：“雷伯，我一直不知道你对股票市场有兴趣。”
“大卫!”夏眠背对着姐夫道。“请你别插嘴。”
接着出现片刻冷场。
之后，她问，
“我买进大陆电气公司的股票，是不是失算了？”
“是的，”雷伯微笑着说。“大卫，书拿来了？”
“你是不是在证券交易所工作，克立姆罗德先生？”
“不。”
“在一家经纪行？”
“不。”
“那么在一家银行?
“不。”
他笑了起来。
“我在街上摆摊卖热狗。就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口，如果你到那里去，在你右边就是。”
“生意好吗？”
“还不坏。每天可挣三十五到四十美元，一个星期工作五天。当然包括卖苏打水的赚头。小费也在内。”
“这么说，你是在卖热狗的时候得悉我刚买进两万股大陆电气公司股票的？”
雷伯瞧见大卫迟疑不决，他刚走进书房就出来了，手里拿着钱德勒的那本书。
“哦，不，”雷伯说，“这类信息可不会夹在热狗中传出来。有时即使能听到重要的消息，一般也比较笼统。老实说，我通过别人对你作了一番调查，佩吉小姐。今天上午你做多头不太合适。原则上并没有错，可你等得太久啦。要是在前天买进就比较好。不过，话得说回来，五个星期以前那笔西方电气公司股票的交易，不失为一个好主意，尽管你取消卡列多尼亚股系的定单这一着走错了。你应当按你的冲动和你的激情行事。谢谢，大卫。至于圣哈辛托那笔交易，咱们还是直话直：说那简直太蠢了。下星期我会把书还给你的，大卫。”
他慢慢腾腾地把钱德勒那本书放进布袋。之后，他和那位小姐的目光第一次对接。
“此外，如果我是你的话，我会改变对瑞典克朗的看法。也许三个星期后可以重新考虑。我认为不妨转到瑞士法郎上头去。”
他芜尔一笑，对姐妹俩点一点头，告辞而去。接下来出现一阵静默。随后，夏眠·佩吉放声大笑。
“居然对我作了调查！”
从她的眼睛里，大卫·塞梯尼亚兹又觉察到使他非常忧虑的那种异乎寻常的、狂热的目光。
在纽约证券交易所门前，通常有两个人经营装在车上的一个流动食品摊。这两个意大利血统的美国人笑口常开，手脚挺麻利。雷伯·克立姆罗德与迪耶戈·哈斯在十点钟左右到达那里。雷伯叫那两个人去喝一杯或吃点儿什么，等他叫他们的时候再回来。
“我可不会做热狗，”迪耶戈说。“我们这些南美原上妄自尊大的小贵族，就是瞧不起干手艺的。别指望我帮忙。”
“至少你会开瓶塞吧？”
这活儿他会，当下便干起来。他象雷伯一样戴上绿白两色的帽子，样子怪可笑的，心想：“要是妈咪塔看见我这副模样，她会在我眼前当场昏倒，一命归天。我实在应该贴上一部假胡须。”但他还是高高兴兴地嚷开了：“两瓶苏打水！好嘞！”
约十一点钟，她来了。迪耶戈从未看见过这么漂亮的小姐。聚集在交易所门前的秘书和其他职员，自然给她让开一条道。
“请给我一份热狗，好吗？”她问。
“要不要芥末？”雷伯问。
“是不是辣得厉害？”
“你受得了，”雷伯说，“你什么都受得了。”
“包括你在内，别担心。”
“我才不担心呢。”
接着他把手一沼。两个美籍意大利入过来回到自己的岗位上。雷伯擦一擦手，解下围腰布，脱去帽子。
他问那位小姐：“我可以请你喝杯咖啡吗？”
“我叫迪耶戈，”迪耶戈接茬道，“我这个人非常可爱，非常热情。”
“我还没吃早饭呐，来一杯咖啡我不反对。”
她与雷伯面对面眉来眼去。
“来吗，迪耶戈？”雷伯好象在问他，其实对他下命，那个阿根廷人随同他俩走去。他们来到拿骚街，那儿有一家招牌用法文的餐厅。
“门关着，”她说。
雷伯打了个榧子，店门顿时洞开。店堂中间摆首一张餐桌，只有一张，可是大得很，布置十分豪华，男女侍者站立整齐。
“你来一点烤面包和咖啡，怎么样？”
“行。”
她的目光始终盯住雷伯。三人就座。
“就象我刚才说的，”迪耶戈先开口。“我名叫迪耶戈，我这个人很有意思。首先，我谈起话来很有吸引力。这是一种天赋，不以我的意志为转移。”
“对我调查了？”她问雷伯。
“是的，通过别人。”
“包括我所有的方面？”
“只是有关金融与银行的一些方面。”
“不涉及其他方面？”
“那是禁区，”他说，“其他方面我宁愿自己去做。”
“对你来说，我的财富够条件吗？”
“我想可以吧。”
侍者给他们送来了咖啡、红茶，热巧克力、烤面包，黄油；形形色色的果酱与果子冻有三四十种之多，做法不一的蛋类应有尽有；再加土豆、熏肉、香肠……使用的银质菜盘堆在一起可以垒起一座小山。
“我的模样你认为合适吗？”夏眠问。
“是的，非常合适，”他泰然自若地说，“非常非常合适。没什么可挑剔的。”
“我给你斟点儿咖啡好吗？”
“请吧，谢谢。”
“给我也来一点吧，”迪耶戈插嘴道，“只要一点儿，既然你劝之再三。再来一两个蛋也不妨。可不要香肠。近来我最怕吃香肠。”
“他叫迪耶戈，”雷伯介绍说，“就是坐在你右边、我左边的这个家伙。”
“幸会，”夏眠说时这头也不转过来，“你好，迪耶戈。”她继续跟雷伯谈：“我叫你什么呢？就叫雷伯？”
“就叫雷伯。”
她呷了口咖啡，拿起一片烤面包一点一点慢慢地吃。雷伯也喝了点儿。
“这餐厅自然是你的喽？”
“当然。”
“还有吗？”
“各处还有一些别的企业。”
“你已经走得够快了。”
“呃，我想是吧。”
“一个人达到了目的，有时会觉得扫兴。”
他微微一笑，说：“这由我自己去体会吧。”
一阵静默。
于是她说，“你的朋友迪耶戈非常可爱，非常热情。首先，他的谈话很有吸引力。”
“这是一种天赋，”迪耶戈说，他嘴里塞得满满的。
又是一阵静默。雷伯用食指打了个手势，店里所有的雇员马上退去，消失在店堂后面的屋子里。夏眠对他正面看看，上上下下打量一番，重又注视着他，一副正经八百的神态。
“太离奇了，你说对不？”
“对，”雷伯说，“太离奇了。而且，完全出乎意料。”
他站起来伸出一只手。夏眠也伸出手让他握住。两人走出店门，到拿骚街上。
“要我来吗？”迪耶戈问。
“干吗不？”雷伯说。
他仍然握住夏眠的手。
三人搭上轮渡，除了船员，那里没有其他乘客。这条船改变通常的航道，向海湾驶去。
迪耶戈·哈斯独自到后甲板去吸细而长的黑雪茄，这种雪茄只有他觉得其味芬芳。他那双黄眼睛虽然望着河的两岸，其实啥也没瞧见。另外的一对在前甲板他瞧不见的地方。迪耶戈寻思道：“我们现在沿着哈得逊河航行，同样也会在亚马逊河上航行，兴许还会横渡大西洋，我亲爱的小迪耶戈，在未来的若干年内，还会吃热狗，喝苏打水，把这儿或那儿的三四十栋大楼，甚至整条整条的大街，若无其事地买进卖出，而完全不是什么疯狂行为；住在公园大街或者相仿的、同样吓人的地方。他俩会有孩子，并且要我作教父，我将推着轻便折叠车，带孩子们到处转悠，这种童车是由劳斯莱斯或通用汽车公司专门设计特制的，到那时这几家大企业八成早就被雷伯买了下来。到那时，圣母啊！我的冒险生涯也就无险可冒了。我还是回家到妈咪塔那儿去，跟不论哪一个孔塞普松结婚算了……”
想到这儿，他深深地感到悲哀，这是一种发自内心的惆怅，觉得这种疯狂、新鲜、充满刺激的追逐也许会突然中断，到此为止。另外，他还感到一阵阵锥心的妒忌，像他这样聪明的人是无须自欺欺人的。
过了总督岛，大西洋已经在望，于是轮渡掉过头来驶回曼哈顿，在斯塔腾岛的渡船码头下锚。这次泛舟是如何开始的，也就怎样结束了。
迪耶戈预感到，夏明·佩吉和雷伯·克立姆罗德之间的事情不会过于平淡无奇的。
这一对儿分手时默默无言，彼此连瞅都不瞅一眼。她钻进一辆出租汽车离去。雷伯迈开大步径直向布鲁克林桥上走，让搭在肩上的皮茄克荡来晃去。迪耶戈先是一愣，接着赶紧追上去。
迪邓戈赶上雷伯，和他并肩走着，却不开口，心中埋怨雷伯在纽约或其他城市里走路时步子总是迈得这么大，鞋跟在路面上踩得咣咣响，仿佛要留下永恒的脚印似的。
直到上了桥，迪耶戈才问：“有问题吗？”
没有回答。
“你打算再跟她见面不？”迪耶戈鼓起勇气问。
“我不知道。迪耶戈，请不要跟我谈这事儿。”
迪耶戈得到的印象是：这场“疯狂、新鲜、充满刺激的追逐”不象会中断的样子，这就够使他高兴了。
卡拉卡拉伊瀑布 —— 2
华尔街的地盘大调整正在热火朝天地进行。单是这一项就够几个普通人忙得不亦乐乎。而对于克立姆罗德来说这仅仅是他同时进行的几十项行动中的一部分。
伦敦行动即属此类，这是雷伯在北美以外进行的第一笔交易。不过，在这之前先有涉及二百四十八家罗克鞋店的另一系列活动。
起先是这么回事，选定开设餐厅的地点有一处在一家鞋店隔壁，而且必须向该店转赁。贝尔科维奇班子里的一个人给派去办这件事，不料一开头就碰钉子。
那人回来作了汇报。雷伯问本尼·贝尔科维奇：“对方有什么理由？”
“说是做莱时的味儿会把他们的顾客赶走。”
“你手下的人找到其他地点了吗？”
“没有比那一处更好的了。”
贝尔科维奇那双状似忧郁、其实相当犀利的黑眼睛与雷伯的目光相通。本尼点点头说：
“o．k．。你会得到你需要的全部情报。”
翌日，他报告如下：第一，该鞋店是分布在整个纽约州的链式鞋店系统中的一家；第二，这批链式商店由罗克鞋业股份有限公司经营，该公司在新罗歇尔和布法罗各有一家鞋厂，自产自销；第三，罗克是一家私股公司，其股值在年度资产负债表内标明，第四，股东基本上都是罗克家族的成员，其余均为小股东，其中有些是皮革商；第五，该公司目前很不景气。
“他们生产的鞋过时了，因为从二十年代起直到如今，总是老样，跟不上时代。他们越来越被同行的竞争压倒，情况一个月不如一个月。他们下一个年度的资产负债表上将出现股值普遍下跌的局面。”
贝尔科维奇不是在讲话，而是在气急败坏地喷出话来，音高声尖，犹如哀鸣。他的表情老是那样，仿佛有一种不可摆脱的厄运日日夜夜压得他喘不过气来。他说话的时候，不断东张西望，甚至转身瞟一下背后，看有没有隐身的敌人在窥伺。然而，他能每天工作十八小时，连续几个星期不休息。
“雷伯，你是对他们的全部业务感兴趣呢，还是仅仅关心这家商店？”
“全部。”
“不出我所料。我已经调查过罗克家族的情况。眼下是两兄弟当家。他们已有二十年不交谈了，有事就写条子给对方送去。兄弟俩各占百分之二十股本，一个叫埃弗雷特，另一个叫哈罗德。埃弗雷特是哥哥，比较起来更死心眼儿。哈罗德则更难对付些：他认为自己一生的使命是要在制鞋业中把罗克家族的传统发扬光大；他甚至相信罗克出品的鞋是美国国宝之一。他每天至少要重复五次这样的话：‘你买了一双罗克的鞋，一辈子也穿不破！’我们有两个办法治他，利用他作为罗克制鞋世家一员的自大心理，另外，他有一个情妇，名叫……”
“不谈那个。”雷伯说。
“随你的便。埃弗雷特占百分之二十，哈罗德百分之二十。他们的一个姐姐奥纳占百分之十五。一些表亲、舅舅、姑丈等人共占百分之十二。四十加十五，再加十二，共计百分之六十七，这是大头。皮革商的股份占百分之十八，他们很担忧；任何人要买，他们都求之不得。剩下百分之十五都是零星小股。供应他们皮革的主要是朗登与阿利斯特这两个人。我们应该去跟阿利斯特打交道，他年轻些，比较有活力。朗登会跟他走的。”
“那个姐姐，怎么样？”
“嫁给一个姓图雷特的。有五个孩子，两个已经上大学，还有三个也想上大学。他们需要钱，已经借了一笔款。这事我会安排的。你是不是想全部买下来？”
“至少三分之二。本尼，你去跟那个姐姐、阿利斯待和埃弗雷特接触。采取个别直接联系的办法，不要让他们任何一个知道你同其他两个见过面了。”
“那么，哈罗特呢？”
雷伯笑嘻嘻地转向迪耶戈，眼睛盯住他的脚。
迪耶戈扬起双手，说：“我懂了。我必须去买双穿不破的鞋。”
迪耶戈的脚很小，按美国的鞋号是六又四分之一。他在上百老汇的一家罗克鞋店内买到的一双鞋，却大得象船，能载着他沿东河顺流而下。
他去找哈罗德·罗克。
“我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他说。“我小时候非常爱一头牛，它是我最亲密的朋友，可是，信不信由你，现在我的一双小脚上穿的鞋正是用那头牛的皮做的，当我得悉它被宰了的时候，我象个小孩子一样哭了。”
哈罗德是个浓眉大汉，看上去象个狂热的贵格会（注：英国人乔治·福格斯（1624—1691）创立的一个新教宗派，主张苦修和反战。）救徒。他问迪耶戈究竟是何许人。
“我叫埃斯特万·戈麦斯—戈麦斯—戈麦斯，”迪耶戈说，“想必你听说过这个名字。”
“从来没有，”哈罗德冷冷地说。
“这使我感到惊讶。不过且慢，就在几个月前，我们曾把四五千头牛卖给一家名叫朗登与阿利斯特的皮革行。”
“我认识他们，”哈罗德说。
迪耶戈说，正是通过他们，他才打听到孔塞普松——就是他小时候最爱的那头牛——的下落，从得克萨斯一直跟踪到上百老汇的这家鞋店。他终于在这里如愿以偿。
“至于这双鞋的做工，真是顶呱呱。把这样美妙的艺术品穿在脚上，简直是犯罪。我一回到旅馆，就要把这鞋珍藏起来。”
这番异想天开的赞辞使哈罗德本来跟刷子似的两道浓眉扬得更高了，他声称罗克的鞋是供顾客一辈子使用的，尽穿不妨。他列举许多例子，证明他并非瞎说。比如最近，他参加了一个名叫霍恩的老头儿的葬礼，此人从一八九三年起便穿罗克的鞋。“就是这一双，戈麦斯—戈麦斯先生，只穿这一双！那老头就是穿着这双鞋入土的，其实还能穿。”
迪耶戈装做不胜钦佩的样子，并且说，这种鞋应该当做货真价实的古董看待。
“你在大难临头的时候还显示出如此高贵的灵魂，我实在佩服得五体投地，”他说，“就象我们奇瓦瓦人所说的那样，muy　hombre——有胆量！喔，顺便提一下，其实我并不叫戈麦斯—戈麦斯，我稍稍夸大了些。我的真正名字叫戈麦斯。在戈麦斯—戈麦斯—戈麦斯这个名字里，第一个戈麦斯是我父亲，第二个是我叔叔克里斯托瓦尔，最后一个才是我。你就叫我戈麦斯吧。”
“你说什么大难临头？”哈罗德巳经问了五遍。（注：此处缺半页）
“他们都在抛售罗克制鞋公司的股份！今晚，或者明天，最多一年之后，你在新罗歇尔和布法罗的厂就不再生产传奇式的罗克皮鞋了。你的老年顾客们将拖着没有鞋穿的子子孙孙跑遍纽约的每一家鞋店，为他们失去的幸福痛哭流涕，因为罗克的鞋在世界上将从此成为绝响……”
“他上钩了。事情已经办妥，”迪耶戈向雷伯·克立姆罗德报告。
“我们在所有的文件上签了字。中午十二点正，他将和我正式成立一家公司，继续生产并经销哈罗德·罗克的传统名牌产品，直到二〇五〇年。我向他保证：所有戈麦斯家的人将在他们用哈斯的名义从他那里买下的每一家鞋店里保留一个角落。在这样的情况下，他才把他自己的股份百分之四十九让给我，大致相当于罗克公司全部股份的百分之九。你看这样够了吗，还是要我再去找他？”
雷伯笑呵呵地连连摇头。
“戈麦斯—戈麦斯—戈麦斯！迪耶戈，真是疯子的奇想！”
迪耶戈那双黄眼睛在异常调皮地闪光o
“我是个十足的疯子。不过比你还差点。”
在以后几天内，克立姆罗德开始支解罗克股份有限公司。亨特曼哈顿银行提供的一笔贷款，帮他办起了一百六十三家新餐厅，分布各地，北面直到尼亚加拉瀑布城；食品全都由雅瓦公司供应，该公司一九五一春天的营业额已突破三千万美元大关。
在罗克公司原有的二百四十八家商店中，二十九家继续出售罗克的传统产品，正如向哈罗德·罗克所保证过的那样，这项许诺一丝不苟地兑现了。不过，所卖的不光是罗克的传统产品。一九五一年二月，迪耶戈·哈斯代表克立姆罗德同意大利米兰的一家公司签订合约，由这家意大利公司派一批技师到美国，对新罗歇尔与布法罗两个工厂的产品进行政革，更新设计，增加花色品种，使之也能生产皮包，并且成为一系列制造体育用品的厂家的核心——不过这是两年之后的事。
剩下的五十六家店面，大多位于纽约郊区。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这五十六家店面被用来交换一个洗染公司百分之二十八的股份。这家公司有一个董事名唤阿尼·欣茨，此人仅仅挂名而已，实际上是由艾比·莱文在幕后操纵。只有这一回，克立姆罗德在一家公司里掌握的股份没有达到百分之五十一。这家洗染公司先是被换成一家运输公司的股份。后来又同布鲁克林的一家文具店作同样的交易，而克立姆罗德通过代理人罗杰·邓恩在该店拥有很大的势力，并利用在一个时期内持有三分之二股份这一事实，把它和其他一些名义上也是邓恩经营的公司合并。上述活动都是神速进行的，结果在一九五一年初春得以买下“爪哇蓝玫瑰”号这艘货轮。就在那时，大卫·塞梯尼亚兹不得不作出自己一生中最重要的抉择。
“去年九月，”克立姆罗德说，“我对你说过，有朝一日我将需要你担任律师。这一天已经来到了，大卫。”
塞梯尼亚兹一时摸不着头脑。
“可我本来是律师嘛。有什么能阻碍你做我的委托人呢？”
“眼下你是威塔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的一名律师。从今以后，我希望你设立自己的事务所，由你一个人主持业务。”
“可我才二十七岁，雷伯。”
“我还不满二十三周岁呢。等一下，我要给你看一件东西……”
雷伯从老是带在身边的布袋里掏出一封信（塞梯尼亚兹一见这布袋，就显得十分反感，而平素他是不动声色的）。
“请看。”
信是由亨特曼哈顿银行总裁大卫·费洛斯亲笔签字署名的，他答应给克立姆罗德五千万美元的信用限额。
“上帝啊！”塞梯尼亚兹不由自主地嚷道，他简直无法相信。
“还不止这些，大卫。我也许可从哈维·巴尔那里得到同样的承诺。另外还有两三家银行也愿意提供，尽管数目可能小些。大卫，我希望你自立门户——我的意思是，由你一个人负责主持工作。你将有权启用你需要的有经验的人当你的助手。但是，只有你，只有你一个人知道我的名字，了解我是所有我经营的公司的幕后指挥人。当然，我准备为你提供经费。”
“经费之类的问题对我倒是不存在的，这一点你也知道。”
塞梯尼亚兹呷了一口已经凉了的茶。然后他问：“这么说，你将是我唯一的委托入？独一无二的？”
“那倒不必。不过，同其余的委托人相比，我要享有优先权。毫无例外。事实上，估计我将给你那么多的事情于，你大概根本不会再接受其他任何委托了。”
“我的天啊！我连你在干些什么都不知道呢，也弄不清为什么象费洛斯这样的人会对你如此完全信任。我只能设想你大概是在为黑手党效命？”
克立姆罗德芜尔一笑。
“你早就产生这个念头了，是不是？”
“是的，”塞梯尼亚兹承认。
“你接受了我的建议，我就可以向你提‘未来的一切活动的详细情况。”
“你对我就那么信任？”
“一个人对另一个人能信任到什么程度，我就对你信任到什么程度。你我经常见面有好几个月了，每次三个小时。”
他又现出微笑。
“而且，我对你又作了调查。”
“居然到这样的程度？”
“确实到这样的程度。”
他的灰眼睛目光变得格外锐利。
“大卫，我在下本钱方面从不去冒我可以避免的风险。跟你打交道又没什么大风险。你打算表示同意吗7”
“我实在一点概念也没有，”塞梯尼亚兹说的完全是心里话。
他提出一个问题：
“干吗要这样隐姓埋名？干吗你把自己的衣着搞成这样？我讨厌那只可恶的布袋！”
“我喜欢它，”雷伯微笑着说：“我不愿报纸上登我的照片。我也不想要一所房子或者任何东西。”
“你的身价想必不知已高达几百万、几千万还是几亿美元。而你还只有二十三岁！”
“你是否准备接受我的建议？”
塞梯尼亚兹站起来，走了几步，回过来重新坐下说：
“你是个奇人！”
“最近你见过乔治·塔拉斯没有？”
“好久没见了。不过，我跟他通过两三次电话。”
“他仍然什么也没告诉你？”
“告诉我什么？你已经向我提过这个问题，我不明白你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
雷伯掏出自己的护照。
“这是伪造的。我托人在阿根廷弄来的，花了一千美元哩。”
“喔，怪不得你害怕出头露面，”塞梯尼亚兹极力用讥刺的语调说。
“那不是唯一的原因，或者说不是真正的原因。这样一件事我几天之内就能纠正过来。另外还有个缘故，而你应当知道。你愿意听我说吗，大卫？”
“见你的鬼去吧。”
“大卫，我看得出，你非常非常想和我讨论这另一个问题。你已经想了好几个星期、好几个月！我指的是你的小姨子。”
有一阵子双方都不吭声。雷伯仰望着天花板。
“我猜想，你的太太对这问题也觉得稀奇，恐怕比你更关心呢。所以，我要回答你并未提出的这个问题。我跟夏眠见面已经有好多次；我们俩甚至一起旅游过几次。我们不打算共同生活。”
“眼下她甚至不在美国。”
“她在什么地方，我很清楚。再也别提问题了，大卫。即使你提出来，我也不会回答的。如果你的太大同佩吉家族的全体成员一起问她，她也不会回答得更多。好吧，你得赶快回家去整理你的行装。”
“我的行装？”
塞梯尼亚兹如堕五里雾中。
“你我今晚就去伦敦，大卫。因为从今以后你跟我一起干了。不用你操心，我已经订了头等机舱的座位。”
当然，大卫·塞梯尼亚兹对于他和克立姆罗德并肩飞越大西洋的这几个小时，至今保留着极其清晰的记忆。那是他们两人多次在一起旅行的第一次。
他记得，当时雷伯以徐缓而平静的声调，随着时间的延续还略略带些疲倦的样子，不断向他缕述一桩桩、一件件惊心动魄的事情。塞梯尼亚兹从他的叙述中发现，尽管他称为“黑狗”的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这两个人已傲了大量工作（各干各的而且从不“撞车”），然而被卷进去的远远不止这两位律师。
塞梯尼亚兹还记得，有时他感到自己似乎入了幻境，开始怀疑那不可思议的长长一大串名字、公司、交易与商行，而且分布在完全不同的地区——纽约市、纽约州，还有芝加哥、波士顿，甚至加拿大——恐怕是在他的梦中出现的。在别的情况下，堆砌这么多名目会使人觉得象在说梦话。雷伯每讲一件事情，都能举出他用过的人、代他出面的人和他在一定程度上信得过的人的姓名。当时，雷伯在进行的交易至少有一百项之多，而对其中的每一项，他都能说出投入资金的淮确数字直到美元的个位数，说出全过程的确切日期、具体情况和财政状态，他还讲到，他指望巴尔的摩的九家公司、波士顿的十四家和芝加哥的二十三家……每家各为他赚多少利润，等等。
他叙述所有这些情况时，从不需要回过头去纠正任何疏忽遗漏的地方。这是有充分理由的，因为他从不忘记任何事情。在他的脑海里，在他的记忆中，每一件事都异常清晰、有条不索、一索即得——既迅速又精确。
在半明半暗的机舱里，其他乘客大都已入睡；而这几个小时内，塞梯尼亚兹简直闹不清究竟哪一点最使他自己惊讶不已；是克立姆罗德创建的那一整套庞大得吓人的机构，是天文数字般的投资金额，还是他那令人百思不得其解的大脑结构。这些迹象不管属于哪一种性质，它们只能有一个名称：天才。
离飞机应该在伦敦降落的时间还有半小时左右，塞梯厄亚兹觉得有一只手轻轻碰了一下他的胳膊。他睁开眼睛，只见空中小姐给他端咖啡来了。
“我们快要着陆了，大卫，”雷伯说。“你睡得好吗？”
“差不多两个钟头，”大卫嘟哝道。
他喝了糟得可以的咖啡，然后转过身去，却意外地认出那个矮墩墩、皮肤白里泛红的阿根廷人就在雷伯背后。关于这个奇怪地长着一对黄眼珠子的人，塞梯尼亚兹只知道两点：其一，此人名唤迪耶戈·哈斯；其二，雷伯曾说过，“在迪耶戈面前，我们可以无活不谈”。
哈斯笑嘻嘻地问塞梯尼亚勒：
“到过伦敦吗？”
“嗯。”
他只觉得嘴里有一股苦涩味儿，那是睡眠不足而又突然被叫醒的缘故。他揉揉眼睛，接着又抹抹整个面孔，这才完全醒过来。透过小窗，他己能看见康沃尔（注：英格兰西南部的一个郡。）的海岸。机舱外是大白天。
“这儿差不多是下午两点，”雷伯回答了塞梯尼亚兹行将提出的问题。
塞梯尼亚兹怀着一种与不折不扣的心力交瘁相差无几的苦恼感觉在想：“真见鬼，我上这儿来下什么？昨天我还是威塔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里一个年轻有为的律师，生活安稳妥帖，道路笔直平坦，不会有什么惊人的波折，感谢上帝！而此刻我却在一架飞往伦敦的班机里，同行的两个人中间有一个实在叫我提心吊胆，他看起来象一名被启用的刺客。我撇下了一切，首先是我的妻子，昨晚她肯定以为我发了疯。况且，我什么时候确实表示过同意呢？”
当下他问道：“昨晚我没做梦吧？你是不是跟我谈了你的事业？”
雷旧笑了。
“你不是在做梦。”
“我就怕不是在做梦，”大卫阴郁地说。
忽然间，想到雷伯·克立姆罗德对他讲的事情规模是这么宏伟壮阔，大有排山倒海之势，他几乎害怕起来了。于是他懊恼地说：
“我想，你不会指望我把你谈的每一件事都记得一清二楚吧？”
“等我们一有空，我会把一切跟你再重复一遍。那时你可以按你喜欢的方式整理归类。”
“其实，一个会计师对你更有用些。”
“你现在就象法语中所谓的‘起床时左脚先着地（注：谚语，形容心里觉得别扭。），”雷伯说。“不，我需要的不是一位精通业务的会计师。到适当的时机，你很快就会明白的。”
“是否在什么地方保存着各种文件，例如契据、合同，等等？你不会握一下手便同那些男人和女人定下所有的交易吧？”
“在银行的保管库和各个律师的事务所里。今后你将把所有的东西集中起来。大卫，别担心，一切都会顺当的。”
此刻，他们已能俯瞰风和日丽的英格兰乡村景色。
“我还告诉过你，我们将要在伦敦干些什么：买几艘船。”
“船？”
“油轮，大卫。”
卡拉卡拉伊瀑布 —— 3
在伦敦机场上，有一个名叫尼克·佩特里迪斯的人迎接他们。那是来自纽约的一个美国人，当然，原籍是希腊。以后，大下·塞梯尼亚兹发现，此人正是在华尔街大调整行动中起过作用的那个佩特里迪斯。
眼下，塞梯尼亚兹只是在一辆载着克立姆罗德、哈斯和他自己离开机场的汽车里听佩特里迪斯汇报。
佩特里迪斯对雷伯说：“情况就象我已经介绍过的那样。我不再重复了……”
“要重复，”克立姆罗德道，“从头讲起。大卫，请仔细听。你还不明白底细。”
“总共大约六十艘船，”佩特里迪斯说，“其中十六艘是油轮。这批船三天后将全部在这里标卖。现已得悉所有重要的船商都将来到此地：奥纳西斯、里瓦诺斯、尼亚霍斯、古兰德里斯、路德维希和盖梯。另外还有一些挪威人、美国人、美国几家石油公司的代表，包括海湾石油公司在内。还不止这些。标卖将根据这样一项原则进行，即‘一致同意卖给出价最高的买主’，地点在海运局。各方都用书面投标，容许对最高标加价百分之十。”
“听消楚了没有，大卫？”雷伯问道。
“清楚了，”塞梯尼亚兹有些着恼地说，但同时又感到兴趣，甚至开始产生一种好奇心。
“我可以提个问题吗？”
“尽量问吧，大卫。”
“你打算参加投标？”
“是的。”
雷伯的灰眼睛忽闪着，似乎觉得挺好笑。
“大卫，我是既参加又不参加。我不想自己出面通过另外一个人去干。”
“这个人是我，”塞梯尼亚兹恍然大悟。
“是你，除非你拒绝。不过，要你到伦敦来并非为了这目的。可以说我只是最大限度地利用你在此地这一点罢了。”
“假如我不到这儿来呢？”
“那就由尼克去干。其实，你们两人都去也不妨。尼克，请讲下去……”
“现在谈一谈即将标卖的这批船原来的船主，”佩特里迪斯说。“那是一个家族，英国籍，但原籍罗马尼亚，姓梅哲，那是已经英国化了的姓氏，他们真正的姓是迈约雷斯库。”
“你必须了解他们的家史，说起来还不乎凡呢。这个家族的一部分人于一九〇七年离开罗马尼亚，当时农民起来造反。他们来到英国，入了英国籍，这个家族其余的人留在布加勒斯特和康斯坦察。就在那个时候，情况变得复杂起来了。”
“一九四四年，俄国人开进罗马尼亚。当时，各个港口至少有四十条船属于迈约雷斯库家族，属于那位无可争议的族长柯斯塔凯和他的两个兄弟扬与尼基强尔。他们意识到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便开始把他们的船往外发送。可是俄国人很快就到了那里，柯斯塔凯和他的兄弟被困在国内。不过，他们仍然设法把他们最后的两艘船以及所有在罗马尼亚境内的迈约雷斯库家族成员弄出去，采取的办法是自己作人质公开出现在行政当局面前，转移俄国人和罗马尼亚共产党人的注意力。”
“要不了多久，他们的计谋就被识破，柯斯塔凯和两个兄第锒铛入狱。他们至今还在坐牢。甚至在哪儿都没人知道，兴许在苏联。”
这时，雷伯一行人乘坐的黑色戴姆勒轿车正驶近海德公园。雷伯似乎并不在听佩特里迪斯的介绍。他在读摊开在膝盖上的一本书，以很难想象的速度一页一页翻过去。塞梯尼亚兹发现那是约翰·里德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注：约翰·里德（1887—1920），美国政论家，十月革命时期以记者身份到俄国，列宁认为他所写的《震撼世界的十天》一书是对十月革命“作了真实的、异常生动的描述”）。
“过去十年中，”佩特里迪斯继续汇报，“在伦敦的迈约雷斯库家族——对不起，应当说梅哲家族——曾想尽办法使他们的族长和他的两个兄弟获释。布加勒斯特当局根本不予理睬。只有一次例外，他们说，‘把你们所有的船开回黑海，那时再谈。’”
戴姆勒轿车折入公园巷。
“新闻广播到此结束，”佩特里迪斯笑眯眯地说，那乌黑的小胡子使他看上去象个快活的海盗。
汽车在道彻斯特大饭店（注：伦敦著名的一家五星级饭店。）门前停下。
“你感到意外吗，大卫？”雷伯问道。“难道你要我在白教堂贫民区租一间屋子给我们四个人住？你要去同一批亿万富翁打交道，目的是买下一支六十艘船的商船队。你需要一个与你的身份相称的住处。”
两个套间已经预定好了，用大卫·詹姆斯·塞梯尼亚兹和尼古拉斯·h·佩特里迪斯的名字，两人均来自纽约。克立姆罗德或哈斯的名字都没提。哈斯已经不知去向。几个搬行李的服务员面无表情，略带病容，仿佛是从墙壁里边出来的，就象奥斯卡·王尔德笔下的幽灵（注：奥斯卡·王尔德（1854—1900），英国作家，戏剧家和诗人，唯美主义代表人物，这里指的是他于1887年发表的小说《坎特维尔的幽灵》中的情节。）。他们简直是诚惶诚恐地提着箱子。不一会，塞梯尼亚兹已经身在自己那套房间的起居室里，和他在一起的雷伯凝视着窗外葱茏的树木。
雷伯慢悠悠地说：“我第一次来伦敦是一九三七年，当时我九岁。我很喜欢这座城市，来吧，大卫，把你的那些问题一个个都提出来……”
“难道你真的打算把那些船都买下来？”
“当然不是。那些希腊船主相互间都有些沾亲带旧，不是郎舅就是什么姑丈内侄之类，对付他们，对付盖梯或路德维希，我可没有那么广大的神通。现在还没有。”
“那你搞这些名堂的目的是什么？”
“我以后再回答你；这一点请你原谅。我倒不是信不过你，大卫，不过眼下我对一切都还没有把握。”
“那么，我的角色是？……”
“你要认真争取买下那些船，用一家公司的名义。我己经自作主张给它起了个名儿，就叫黛安娜海运公司，希望你不要见怪。为我创立的那些公司命名，我有时觉得挺伤脑筋。有关的各项文件尼克会提供给你的。现在就来谈谈尼克：我建议你在他面前口要紧些。他知道我在华尔衔一带做过几笔房地产的交易，但大部分他都不知道。我在其他方面做些什么，他也不清楚。我甚至觉得他以为我代表着某个人、某个团体，还可能是黑手党。以前你也这样怀疑过我。我想来它个将错就错。你已经知道的情况比他多一百倍，有朝一日还会多一百万倍，你永远比别人更了解情况。你比他高，大卫，而且以后还会更高。”
“你要我监视他？”塞梯尼亚兹用讥俏的语调问。
雷伯那双灰色的眼睛依旧深不可测。
“为什么不，大卫？我对尼克·佩特里迪斯或其他任何人都不可能象我对你那样信任，现在不可能，将来也永远不可能。就这么回事。”
“你生活在一个相当冷酷的世界里。”
静场。过了一会儿，雷伯点点头儿。
“也许我无缘见识这世界不冷的一面，也许我生来如此。”
他突然微微一笑。
“还是回到我们伦敦之行的目的上头来吧，怎么样？”
“是不是要我用密封的方式投标？”
“正是这样，除非你让尼克一个人去干。我再说一遍，我请你跟我来，不是要你做稻草人。不管怎么样，我决不会要你做稻草人的。”
“那我来干什么？监视佩特里迪斯？”
“这可以算是一个目的。但不是真正的目的。我向你提出了建议。我希望你能接受，但是到目前为止你还没有这样做。如果你同意的话，世界上将只有你——除了乔治·塔拉斯和迪那戈·哈斯可能知道的情况外，——只有你一个人了解有关我的事业的全部内情，即使不是全部，也相差无几。这才是你的伦敦之行的真正目的。如果你同意的话，将来你可以一直处在幕后，不出头露面。我知道这符合你的性格、口味和素质，而你的这些品质比你自己估计的要棒得多。不过，我希望，至少这一次你要到台前去。我想我把自己的意思都讲清楚了，大卫。”
他又微微一笑，还是那种异常热情的笑容。
塞梯尼亚兹再次感到迷悯、苦恼，似乎被一股洪流不知卷往何方。但与此同时，一阵奇怪的激奋之情又使他无法自持，几乎使他热泪盈眶，并因此而觉得手足无措。他的感情一向是很有节制的。
最后，他说：“我是不是马上就得给你答复？”
“绝对不是这样。不忙。你需要多久，我就等你多久。”
“那么你呢？在我假装想买这些船的时候，你将干些什么？”
“我将跟迪耶戈一起去旅行。”
“为别的买卖，还是为这一桩？”
“为这一桩，”他笑了，“也为别的买卖。我喜欢好几桩事情同时进行。”
“我敢肯定我的问题是再幼稚不过的了，可我还是要问。你就要着手干或者你可能已经着手于的事，现在或将来是不是违法的？”
“绝对不是。我不能肯定事情一定会成功。这是一宗相当……特殊的交易。但肯定不是违法的，也不是不道德的。”
又一阵静场。塞梯尼亚兹六神无主地瞧着他。
“你对于我会接受你的建议有绝对把握。我说得对不对？”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答道，笑容比刚才更开朗。
“你这家伙啊，”塞梯尼亚兹说，“有时候真叫我恼火。”
那双浅灰色的眼睛，衬着黑黑的睫毛，在大卫看来委实跟魔鬼一样地在闪闪发光。然而，这目光又充满了欢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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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卡拉伊瀑布 —— 4
当天夜里，雷伯·克立姆罗德和迪耶戈·哈斯坐飞机抵达巴黎。这两个人按既定计划互相分手。雷伯并不告诉迪耶戈他要去哪儿，迪耶戈则前往雷伯指定他去的地方。
迪耶戈来到乔治五世大饭店。经通报后，他很快来到两个十分明显属于女性的人面前——她们大概是法国人，无疑应归入举止轻佻的一类。
“这个当儿你来干什么，你这个小流氓？”坐在两位女性中间的一个男人用西班牙语问。
“可要提防金头发的这一位，”迪耶戈也用西班牙话回答。“这人有穿异性服装的怪癖，其实是个男的。”
对方脸上现出不大放心的样子。
“你能肯定吗？”
“我只是开个玩笑。”迪耶戈说着在那位金发女郎嘴唇上吻了一下。“你好，奥斯瓦尔多舅舅。妈咪塔怎么样？”
“你母亲——也就是我的姐姐——简直发疯了，她感到痛苦、愤怒、绝望而又羞愧。有好几个星期她以为你已经死了，后来你总算发善心从魁北克寄了一张明信片给她。”
“是从蒙特利尔寄的，”迪耶戈瓮声瓮气地纠正道。他探头到金发女郎的裙子里边去核实一下。
“你到加拿大去干什么？那里终年积雪，到处都是北极熊。”
“去做生意。”迪耶戈说；经过核实，金发女郎不是男的，于是他放心了。“说到生意，明天上午的约会你给我安排好了没有？”
“claro que si（注：西班牙语：当然），”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他五十多岁年纪，长着跟他姐姐一样的鹰钓鼻、一样的眼睛和一样的嘴；然而，这副五官如果说赋予妈咪塔的是一种堂皇的气概和坚定的意志，那么在她弟弟脸上却随着年岁的递增而变得线条柔和了。尽管他很富有，祖上传下的家产相当可观，不过，据迪耶戈的看法，他其实几乎算得上是个聪明人。此时，他瞪着眼睛注视自己的外甥，力图保持一点长辈的尊严。
“你到底来干什么？”
迪耶戈的眼睛刷地一亮。
“我有没有问您，您跟这两位小姐在一起干什么？几时到巴黎来的？”
“前天，”奥斯瓦尔多舅舅说。
“你离开布宜诺斯艾利斯之前见到过她没有？”
“你母亲？”
“不，”迪耶戈耐心地说，“不，不是妈咪塔，是‘她’。”
迪耶戈指的是埃娃·杜阿尔特，不过埃娃·庇隆夫人（注：埃娃·庇隆（1919—1952），阿根廷庇隆总统的第二任妻子，阿根廷政界要人，原电影和广播明星。）的名字更为人所知。若干年前，还是奥斯瓦尔多舅舅帮她弄到了贝尔格拉诺广播电台记者的饭碗。
“是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说，“我见到她了。我把你告诉我的一切都对她说了，她表示同意。”
“你用这样的代价换取她那点该死的所谓善心，量她也没有勇气拒绝。那么信呢？那个蠢货签字了没有？”
“迪耶戈，别忘了你是在谈沦我们敬爱的总统和本世纪最受爱戴的女人。”
“谈论我的屁股，”迪耶戈一边说，一边把他的鼻子埋在金发女郎的衬衫里。
“他签了字。但是，你母亲要是知道我在帮你的忙，哪怕只是知道我跟你谈话，她非把我的眼珠子挖出来不可。”
迪耶戈的脑袋，还有他的身体的其余部分，正在好几层簌簌作声的花边中间开路。他再次瓮声瓮气地说：
“要是我的梅塞德斯舅妈知道你跟那个黑发女郎在干些什么，她还会挖掉你一些别的器官。”
第二天中午时分，他又和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和雷伯在一起的还有一个高个儿男人，差不多雷伯一般高，一双又大又黑的眼睛神情忧郁，仿佛蒙着一层翳，目的显然想掩盖从他身上透出的杀气。
“你这位朋友象个扔炸弹的无政府主义者，”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对雷伯说。“看起来他身上穿的是估衣铺里的货色。”
“我听得懂你说的话，”那人道。“我能听懂、也能说西班牙捂。”
“那么英语呢？”
“也行。”
“拉普语呢？你能说拉普语吗？”
“请闭上你的嘴，迪耶戈。我给你们介绍哈斯，布尼姆·安涅列维奇。”
“是的。我一定不开口。”
迪耶戈从来不知道安涅列维奇究竟是什么人，也不知道他在波兰驻巴黎的大使馆内到底是干什么的（就算他真的在大使馆工作）。至于雷伯和他是怎么相遇，在什么时候，迪耶戈同样不明白。事后，还是乔治·塔拉斯最早确定，一九五〇年在巴黎出现的这个安涅列维奇，就是一九四六年四月曾经在纽伦堡和年轻的克立姆罗德作为纳卡姆小组的成员一起活动的那个安捏列维奇。
“你先坐下，迪耶戈。我们很快就谈完了。”
他们俩又开始用波兰语交谈，也可能是用依地语。迪耶戈反正对两种语言都不懂，顶多依地语的少数几个单词因为有点儿象德语，也许是例外。迪耶戈如约在民族广场附近一家咖啡店里和雷伯见面，以前，迪耶戈的足迹从来到过这一带地方。昨天飞机到伦敦时欢迎他们的朗朗晴空，到巴黎以后变成了潮乎乎、灰蒙蒙的阴冷天气。
二十分钟后（这二十分钟内，迪耶戈象破译密码似地在读一份法文报纸，努力想看懂有关朝鲜战争和印度支那战争酌消息），雷伯说：“我们走吧，迪耶戈。”
“我饿了。我一直不开口，可是我饿了。”
“到了机场咱们再吃东西。”
雷伯拖着他走，并且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就在上车之前，迪耶戈回头看了一下。那个名叫安涅列维奇的人仍坐在那里，用一双令人神经紧张的黑眼睛目送他们离去。蓦地里，迪耶戈无缘无故打了个寒颤，这和阴冷天气没有任何关系。
一九五〇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下午早些时候他们登上的一架班机，把他们送到哥本哈根，作短暂停留后再飞往赫尔辛基。他们的阿根廷护照频频换来北欧人的笑脸，在欧洲的那一部分，阿根廷游客是不多的。
迪耶戈主要记得的是，从机场到旅馆的路上，他自始至终颤栗不已。他们下榻的旅馆与一座带有绿色圆顶的白色大教堂相去不远。此后，他的时间就被雷伯干的事或说的话占去了。
由于事先作了周密的安排，在赫尔辛基已有三个人在等侯他们。第一个名叫哈伦，是个七十来岁的爱尔兰人，来自爱尔兰共和国（注：不是英国的北爱尔兰。）。第二个是俄国的高级官员，一双没有光泽的眼睛冷冰冰的，此人姓费奥多罗夫。第三个是迪耶戈初次遇见的乔治·塔拉斯。
“你把衣服全部脱光，然后抽打自己，”塔拉斯对迪耶戈说。
他看到这个矮小的阿根廷人脸上大吃一惊的表情，不由得放声大笑。
“你从来没有尝试过芬兰蒸汽浴吗？”
“在阿根廷我的家乡，”迪耶戈说，“连母牛也接受蒸汽浴。它们只消呆在户外太阳底下就行了。”
他脱去身上所有的衣服，走进一间小屋子。令人窒息的热气熏得他脚步踉跄。他在板凳上坐下，心想：“淋点儿抽，放点儿盐，洒些胡椒粉，再加些香料，三分钟之后我就有七成熟了。但愿这些家伙喜欢吃不太熟的肉。”他转脸问跟他一起入浴的那位：
“是美国人吗？”
“是的。”塔拉斯笑容满面，“雷伯干的事情你一点也不明白，是吗？”（注：此处缺半页内容）
“想从我口中套出有关雷伯·克立姆罗德的话来，没门儿！这样的人还没有出生，也永远不会出生，”他暗自思付。
“你不必紧张。我不想问你任何问题。相反，是雷伯要我趁他在跟哈伦和那个俄国人谈话的时候向你介绍一下情况。你知道哈伦是什么人吗？”
“我什么也不知道，”迪耶戈说，“一无所知，这是令人惊讶的。”
“哈伦是个职业革命家。他参加过爱尔兰共和军，顺便告诉你，他曾和一个名叫拉扎鲁斯……或奥谢的人在一起，反正叫什么名字因时而异。这些名字你听说过没有？”
“没有，”迪耶戈说，“我谁也不认识。”
“哈伦还在爱尔兰以外的其他地方从事革命活动。举个例说：他和一个姓乌里扬诺夫的人关系很密切，不过那人更为大家所知道的名字是‘列宁’。你听说过列宁这个人吗？”
“哦，哦！”迪耶戈发出这样的声音。
“哈伦也是我的一个老朋友。这纯粹是巧合。我让哈伦与雷伯取得联系，哈伦准备帮助雷伯尝试做一笔交易，这是雷伯自己想出的点子，不过我可不愿押这个宝……”塔拉斯顿了一下，开始用桦树枝条狠狠地抽打迪耶戈的胸部和两肩。“你别怕疼，我的朋友！……那件事我连一毛钱的赌注也不愿下。迪耶戈，你知道雷伯想要干什么？”
“不。”
“你知道得很清楚。雷伯想买下那些油轮，就是属于梅哲或迈约雷斯库那支船队里的十六艘油轮。要是他走正常途径，也就是在伦敦参加投标的话，他是不会成功的。哪怕他出几百万、几千万美元，那帮希腊人中的任何一个或者路德维希，或者盖梯，或者挪威帮或英国帮的船商都会加价百分之十压倒他。他决无希望。”
“是吗？”迪耶戈横下一条心，决不就任何一件事发表任何看法。在他当时所处的状态，即便有人问他是男人还是女人，他也要考虑考虑再回答。
“雷伯已经尝试过买几艘油轮。过去几个月，我代他走遍了全世界。战争刚刚结束以后有一个时期，你只消花一辆罗尔斯轿车的代价，就可以买一艘油轮，即使当废铁卖也划算。希腊帮和路德维希等人当时曾买下几百艘，那样的好日子早巳过去了，年轻的迪耶戈。今天想弄到一般油轮，唯一酌办法就是造船。雷伯也试过了。我曾到瑞典、挪威、德国去走访过几家造远洋轮的船厂。这个办法也不行。他们不干。你知道为什么？”
“接下来自会明白。”迪耶戈说。
“因为那些希腊人比我们先下手，已经到那里去过。西德基尔的一些造船厂在为奥纳西斯干活。因为造一艘油轮是一项长期的投资，目前雷伯不可能这样做。因为没有一家银行答应给雷伯这样的贷款。银行家们愿意借几千万美元给他，但不是造油轮。从银行家的角度来看，风险太大了。迪耶戈，你应当知道一件事情，只有在你不需要钱的的候，银行家才会借钱给你。如果你真的需要钱（注：此处缺半页内容）。目前欧洲实际上每年要消耗七千万吨石油。雷伯相信石油的消耗量将增加，油价将上涨，所以石油的运价也将提高。你也许会说……不，你这个人说话不多，不是吗？你也许会说，不是只有他一个人这样考虑，石油公司也会考虑这件事的。你也许会向我提出问题——我透过蒸汽汽从你的黄眼睛里可以看到这个疑问，是的，是的，看得出你好奇得心痒难熬，——你会向我提出这样一个问题，石油公司明知自己将十分需婴运油的船，他们为什么不把船队抓在自己手里，为什么他们宁愿去帮助发展私人的船队？你是不是想问我这个，迪耶戈？”
“绝无此意。”
“我可以回答你，也就是告诉你，石油公司宁愿让希腊人、挪威人去干这事，反正别人无论谁干都行，因为说到底，投资搞一支船队是件冒风险的事情。没有什么比一艘船滞留在码头上无货可运耗费更大的了。因为石油公司自己在石油勘探和精炼等领域已卷入庞大的投资计划。我亲爱的迪耶戈，一家炼油厂的价值实际上相当于一艘t2油轮的五倍。我想，你当然知道t2是什么吧？”
“是不是两边各有两支橹的那种船？”
“这是一万六千吨的船，就象美国海军在战争中使用过的那种。请不要再抽我了。咱们现在出去滚一身雪。”
“不——不——不——不——！”迪耶戈吓得魂飞魄散，没命地喊叫。
但他再喊也是白搭。两个身材魁梧的芬兰人从蒸汽中出现，把他架起来象扔一只小鸡似地扔到外面的冰天雪地里。
“明天咱们到了莫斯科，”塔拉斯光着屁股坐在雪上暗暗发笑，“你对那里寒冷的天气就能适应了。”
“一九一七年十一月十六日，”哈伦说，“大约七点钟左右，我在扎戈罗德内大街上看到两千名赤卫队员高唱《马赛曲》走过去。他们举着血红的旗帜，在天寒地冻的夜里，黑风卷动红旗哗喇喇地飘……”
“很好，”雷伯·克立姆罗德说。
哈伦直盯着他瞧，目光咄咄逼人。
“你读过里德的《震撼世界的十天》那本书吗？”
“没有，”雷伯说。
哈伦恶狠狠地晃晃脑袋，说：
“如果你说读过，我可以起誓一定把你撂在这儿不管，再也不要听你的荒唐的故事。”
“算我走运，”雷伯镇定地说。
“约翰·里德不过是个挂羊头卖狗肉的外行。再说，他是个美国人！他能懂些什么？一想到他们居然让他葬在克里姆林宫墙下，我就！……无非因为那个白痴得了斑疹伤寒！倘若他得的是腮腺炎，他一定死在明尼苏达州弗格斯福尔斯自己家里的床上，临终还祈求上帝保佑他买的通用汽车公司股票行情看涨。跟我比起来，他有什么了不起！”
费奥多罗夫走在后面，保持几步距离，他脸上的微笑并不针对任何人或任何事。那双冰冷的眼睛始终盯着克立姆罗德或迪耶戈·哈斯，仿佛生怕他们会突然插翅飞走。再隔几步，另有三个人尾随在后，就象传统的侦探盯梢时一样，装做漠不关心的样子。他们一行在莫斯科的高尔基大街上漫步。
“我遇见约瑟夫——就是斯大林——的时候，”他说，“他还是彼得格勒的民族委员。在这以前，他和列夫·加米涅夫（注：列夫·鲍里索维奇·加米涅夫，（1883—1936），托派领袖，十月革命胜利时，曾任莫斯科苏维埃主席，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苏联人民委员会副主席等职，在大清洗时，遭斯大林阴谋杀害。）都是《真理报》的编委。你知道列夫·加米涅夫是谁吗？”
“不知道，”克立姆罗德说。
两辆“胜利”牌黑色轿车缓缓驶近。哈伦还在唠唠叨叨地回忆当年。汽车靠路边停下，司机从车上下来，把门打开。就在同一瞬间，国家安全部的几个人立即围拢来，这一着非常突然。
“哦，妈咪塔！”迪耶戈暗暗在想，“你要是看到你的儿子在此地跟红党在一起，不知会作何感想！”哈伦和费奥多罗夫上了第一辆汽车；迪耶戈和雷伯钻进第三辆。车窗上都有窗帘遮着。
迪耶戈用西班牙语低声说：“咱们还能不能离开这个国家？”他还想说下去，但这时他的目光遇到了与他们同车的一名警察的目光。
“讲英语，”雷伯说。
车走得很慢，他们大约坐了十五分钟左右，到一处拱廊下面停车接受检查。然后又往前不过几十米。费奥多罗夫走过来，用节奏很慢、但很规范的英语请他们下车。迪耶戈四下里举目张望，发现他们在一座建筑物的大院子中，这个地方从各种迹象看来是冷冰冰、阴森森的，到处都有穿便衣的警卫。接着又是一道检查哨，这回是在有着宽阔楼梯的门厅里边。哈伦与费奥多罗夫交谈了几句，迪耶戈听不懂，因为他们先是用的俄语，末了用的是波兰语，雷伯也参加进去。
“迪耶戈，”雷伯说，“咱们中间只有一个人可以去见部长。你留在这儿等着。”
“可别去太久了。”
他带着酷似腹痛的恐怖心情目送雷伯和哈伦、费奥多罗夫以及另外一个人离去。他们登上楼梯，以后就不见了。迪耶戈终于在人家给他搬来的一把椅子上坐下。有一次，他想站起来活动一下腿脚，有人示意他最好还是呆在原来的地方。
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可以听到楼上有很大的响声，显然有人情绪非常激动，火气很大。楼梯顶端出现了一个戴眼镜的胖子。他从楼上下来，但在他走到迪耶戈身边之前，已有三个人过来站到这个阿根廷人与那人之间。后者举目勿匆瞥了一眼，便在一群惊恐万状的人簇拥下迈步出去。他坐上一辆很大的轿车走了。
又过了两个小时，迪耶戈想象自己已经到了西伯利亚，脚镣上拖着沉重的铁球，左脚一个，右脚一个，眼睛被人用烧红的拨火棒烫过。他特别担心雷伯的假护照，何况那还是迪耶戈自己叫人做的。
不过，雷伯、哈伦和费奥多罗夫最后还是出现了。雷伯的脸上不动声色。
他对迪耶戈说：“现在不是时候，别开口。”
外而，夜幕己笼罩着这座灯火寥落的城市。到了下榻的大都会饭店：终于只有迪耶戈和雷伯两个人了，前者张嘴想说话，
“还不到时候，”雷伯说，“别开口。”
这天晚上他们是同哈伦和费奥多罗夫在一起度过的。哈伦开怀畅饮，费奥多罗夫也不逊色，看来两人都丝毫没有醉意。他们是往一家名叫阿拉克维的餐厅吃的晚饭。
“你就跟我谈谈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谈谈他在咱们的家乡阿根廷都有哪些产业。”他们回到旅馆以后，雷伯说。
这是雷伯给他暗示的一种方式，意思就是，“其余什么都不要说。”
次日，还是老规矩；汽车张着窗帘，到处有人护送，在接待室里没完没了地等候，上午下午都是如此。迪耶戈·哈斯估计，雷伯和哈伦正在费奥多罗夫陪同下挨个儿拜访莫斯科的每一位部长。
这天是十二月三十一日。晚上，他们坐飞机去赫尔辛基。直到停着好多电车的大广场上，确信已走出不小心有可能被人听见的范围，雷伯才笑眯眯地说：“你当然什么也不明白，是不是？”
“这有什么值得奇怪的？”迪耶戈酸溜溜地说。“我的嘴噘得老高老高的。雷伯，咱们真的去过俄国了吗？莫非我只是做了一个恶梦？”
“咱们的确到那里去过。”
“那个戴眼镜、目露凶光的家伙是谁？”
“拉甫连季·贝利亚。”
“圣母啊！”迪耶戈说。“就是那个贝利亚？”
“正是。”
“你跟他说了话？”
“是的。不但跟他，迪耶戈。还跟斯大林说了话。我甚至达到了目的。”
他抓住他的阿根廷朋友的胳膊。
“事情极其简单，迪耶戈。首先，有你的奥斯瓦尔多舅舅获准出口的小麦，他是通过你们的朋友埃娃女士的帮助从庇隆总统那里弄到的特许权。尼克·佩特里迪，更确切述说是他的弟弟托尼，将把小麦装上我的这艘货船以及另外几只船。你能听懂我的话吗？”
“费劲得很。”
“小麦将运到苏联黑海岸边的一个港口。咱们用小麦换的是画，有拉诺诺夫的，马列维奇的，塔特林的，李西茨基5的，罗德钦科的，两幅娜塔丽亚·冈恰罗娃的，三幅康定斯基的，三幅恰嘎尔的，两幅拉宾的，还有几幅索波洛夫的等等。这还不算。他还答应我几幅塞尚和马蒂斯的画，且不说两三幅毕加索的，那是休金和莫罗佐夫买下的，我估计你很可能听到过这两位俄国大画商的名字，当初他们买下这些画的时候，列宁还没有在哈伦帮助下发动那次翻天覆地的夜间起事。不过，末了这项诺言，他是不会履行的，迪耶戈。”
“不会？”
“不会。他可以声称对于西方腐朽没落的资本主义和帝国主义的绘画深恶痛绝，但他不是个傻瓜，有人会告诉他——不过，这也难说，因为他们都非常害怕这位有病的老人，——说一幅塞尚或毕加索的画在咱们这些西方疯子眼里跟黄金一样值钱。然而，迪耶戈，他已经吩咐要给我——给我个人——一幅尼柯·皮罗斯曼施维里的画。这位画家是格鲁吉亚人，和他自己一样。顺便告诉你，乔治·塔拉斯也是格鲁吉亚人。”
迪耶戈望着雷伯。刚才雷伯滔滔不绝地列举的那些名字，他一个都不知道。也许恰嘎尔和康定斯基是例外，当然还有塞尚、马蒂斯和毕加索。关于绘画，迪耶戈的知识几乎等于零，他也不把画当成一回事。但是他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了解这个人的沉默和几乎完全缄口不语的状态，即使不是几个月，也可以持续几个星期之久，然后他的感情会一下子如火山爆发（就象现在那样子），只要有什么触动了他，促使他连续谈上几个小时。迪耶戈从不试图打断他的话。归根到底，只有在那样的时刻，也就是他表面上平稳安详、心底里藏着一团火的真相显露出来时，雷伯才成为有血有肉的人。所以，雷伯说着，迪耶戈静静地听着，两人无穷无尽地穿过赫尔辛基冰雪覆盖的方形街区，该城的市中心设计得象国际象棋的棋盘，具有俄罗斯风格。
霄伯终于笑着说：“迪耶戈！”
“怎么，雷伯？”
“我惹你腻烦了吧，嗯？”
“你想到哪儿去了！”迪耶戈说时恰如其分地用上一点讥俏的口吻。他问道：“咱们把所有这些画怎么处理？办一个画廊？咱们可以这么办，在纽约的第五衔、伦敦的摄政王大街、巴黎的里沃利路拱廊下或者布宜诺斯艾利斯的胡宁街，甚至在阿尔及利亚的塔曼拉塞特或蒙古的乌兰巴托摆几个摊子，把这些画向过路人兜售。这样我们可以用卖画的饯付奥斯瓦尔多舅舅的小麦账，如果他同意在七十五年内付清的话。”
“不。”
“咱们不打算那样做？”
“不。我已经有一个买主，迪耶戈。在美国。为了换取这些本身是用小麦换来的画，买主愿提供一个纺织厂的全套设备，包括技术人员。这个厂将设在阿根廷。作为交换，贵国政府将与苏联方面就定期供应小麦的问题作出安排。”
“这太简单了！现在我已经一清二楚！”迪耶戈阴郁地说。“我猜想，你神出鬼没地促成了所有这些交易，可以得到十六罐漆作为佣金，当然是红色的，你可以用来把那些油船的烟囱油漆一新。你想在标卖中把那些船买下来怕是不成的了，对不对？”
雷伯纵声大笑起来，这在他身上是极少有的事。由此可见，至少这一次，他尽情宣泄胜利的狂喜到了何等痛快的地步。
“迪耶戈，这是真的。办成这项以及另外几项交易，咱们将从阿根廷人那里得到一笔佣金，哪怕阿根廷的小麦要在今后三四十年内向苏联交货。但我提出了别的要求，而此刻我已经得到了我所要的东西。这便是咱们抵达赫尔辛基时我在旅馆里收到的信件的内容。两个小时以前，迈约雷斯库三兄弟——柯斯塔凯、扬和尼基福尔——已到达苏黎世。明天他们将到伦敦和家人团聚。”
“柯斯塔凯已经同意，在伦敦的梅哲家族也已经同意，我不会在标卖中被任何一个希腊船主或其他任何人击败。理由很简单：那十六艘油船将从梅哲家族原来打算标卖的整个一批船中抽出来。事先就抽出来。这批油船将单独向我出售。我将用准备买这些画的那个人借给我的钱付船价；那人是位狂热的收藏家，但他也是都市人寿保险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华尔街四十号那栋楼就是我卖给该公司的。咱们去赴宴吧，迪耶戈。乔治·塔拉斯邀请咱们去迎接新年。咱们也不要把油船的烟囱改漆成红色：那是尼亚霍斯的颜色。也不该成绿色。绿色的甲板是奥纳西斯的特色。我饿得慌，迪耶戈，饿极了。”
乔治·塔拉斯干脆辞去哈佛大学的职务，永远结束了他的教授生涯。他宁愿把大部分时间用于钻书堆、写文章、而不愿年复一年地教同样的或几乎同样的老一套课程。他的妻子雪莉力促他接受雷伯的聘请，到不仅仅因为这一变化能带来可观的经济利益（克立姆罗德给他五倍于他的教授薪水的报酬，并且表示可以预支十年），还因为据雪莉自己说她对雷伯怀着母亲对孩子那样的感情。
塔拉斯为了物色油船远涉重洋，走遍斯堪的纳维亚半岛和德国，还在濒临大西洋的美国东海岸搜索，从中获得异常巨大的享受。他当时五十一岁，教了将近四分之一世纪的书，除了战争刚结束时在奥地利和纽伦堡度过的一段时光，他没有花过多少时间干别的，不是读别人的书就是写自己的书。至于他写的书没有获得多大的成功，他一点也不在乎。
在世上所有认识雷伯·克立姆罗德的人中间，乔治·培拉斯是对他看得最清楚、也是对他怀着最自然的爱的一个人，这是一种父爱。一九四五年五月，他在毛特豪森看到这个九死一生的少年时感情上受到极大的震动。此后，他始终没有从这次震荡的余波中真正恢复过来。
卡拉卡拉伊瀑布 —— 5
从莫斯科回来的路上在赫尔辛基仅仅住了一夜，克立姆罗德、塔拉斯和哈斯便径直前往伦敦。他们到达时正赶上吃午饭，照迪耶戈的说法，“这餐午饭根本不值得我们急匆匆地从芬兰赶去。”
那天正好是元旦，下午，他们会见了柯斯塔凯·迈约雷斯库。这个瘦小的人起初一句话也不说，把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手握了很长时间，然后操着生疏的英语表示他的感激，并且重申他们家族所作出的一切承诺都要兑现。他避而不谈自己成为阶下囚的事，尽管长期的监禁损害了他的健康；但是，如今既已获释，他重又完全掌握了指挥权，这一点可以看得很清楚。克立姆罗德向他解释，谈妥的十六艘油船的货价两千九百六十万美元，尚未由保险公司划账付清，因为这天正好是元旦，银行不营业。迈约雷斯库听了连连摇头。
“不在话下。这些油船是你的了。反正上帝知道你不是白白得到它们的，一个能把我们兄弟三人从我们所呆的地方救出来的人，毫无疑问也会有张罗三千万美元的力量。克立姆罗德！”
“嗯？”
“你先是派列尔内，随后派贝尔科维奇来找我们——我是说派他们到伦敦找我的家属——提出这个不寻常的办法，恐怕不是偶然的吧？”
“他们经常和我一同工作。”
“但他们原籍是罗马尼亚人，和我们一样。这当然不仅仅是纯粹的巧合。”
克立姆罗德含笑道：“他们只不过是最合适的人选罢了。”他带着诡谲的表情举起一只手。“我接受你的邀请，因为你正要提出明天请我们吃午饭。我完全能够理解，今晚你更希望和你的亲人团聚，好好庆祝一番。我爱吃的罗马尼亚菜是tocana de vetel（注：罗马尼亚语，炖小牛肉）加mititei（注：罗马尼亚语，辣味香肠）。最后再来一点dulceata（注：罗马尼亚语，醋渍蜜饯）。”
其实，雷伯对罗马尼亚菜看的丰富知识，并不是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感到惊讶的主要原因。真正使他们吃惊的是这种旋乾转坤的气魄。为了从当代最大的船主们鼻子底下弄到十六艘油轮，这次行动在几天之内动员了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佩特里迪斯兄弟，加上迪耶戈·哈斯、哈伦以及究竟多少人只有马克思才知道的苏联部长和高级官员，包括贝利亚和斯大林在内，还有埃娃·庇隆夫人和胡安·庇隆总统，一名可能是东方派来的间谍、一位阿根廷大富豪（他是迪耶戈的舅舅）和另一位热衷于收藏俄罗斯美术作品的美国大富豪(他是美国一家最大的保险公司的股东）。而现在他们刚刚获悉，与此同时雷伯还移动了他棋盘上的另外两枚棋子——他最好的两名黑狗。
雷伯几乎象诱拐似地把塞梯尼亚兹带到伦敦来的时候，曾对他说过：“我希望，至少这一次你要到台前去。”在塞梯尼亚兹眼里，他这出戏算是演完了。
接下来的几个星期乃至几个月，局面颇有点儿奇怪。至少在那些并不经常看到雷伯是怎样工作的人眼里，似乎有些奇怪。当然迪耶戈·哈斯不在此列。他看惯了雷伯同时进行五十项或更多的买卖，往往使用不同的班子，而那几套班子又互不知道对方的存在，这些人如果彼此见面得悉他们在为同一个人工作可能会更加吃惊的。一旦雷伯把自己的设想阐述清楚，作出有关的指示，他便消失得无影无踪，有时很长时间不知去向，直到非他不可的时候突然重新露面，就象一位象棋高手同时在下一百盘棋。
从一九五〇年七月中旬到一九五五年春天，特别在买下那批油船以后，雷伯越来越隐姓埋名退居幕后（其实，在这期间，他指挥着在华尔街的一系列行动，和丽莲·莫里斯一起研究扩大雅瓦食品公司的业务范围，和罗杰·邓恩共商发展出版印刷业大计，还要抓有关设联营餐厅的工作以及其他等等）。他的名字依然不用于任何一项行动，即便他不得不亲自出马，也总是用别的名字或隐瞒他在这一件事件里的真正地位。他扩大了使用委托协议书的整个体系。在挑选助手方面，包括为他办事和代他出面的，他犯的错误少得惊人。他经常选用来到美国不久的移民（大都来自波兰）作为受托人。他也是最早充分利用设在巴拿马和库拉索的公司的人。
塞梯尼亚兹称这一时期为“突破期”。这实际上表现于他所谓的“黑狗”人数不断增长。“黑狗”这名称也许有损他们的尊严，几乎是侮辱性的。但塞梯尼亚兹指的不是这层意思，在他看来，这个名称反映了那些律师在需要维护王的权益时表现出来的绝对忠诚和凶猛狠劲。继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之后，黑狗的人数一年比一年多，他们来自世界各地，每次都是单独、秘密地出现在东五十八街。
在伦敦度过的一九五一年最初几天，王未来的智囊团中若干成员难得有这样的机会聚在一起，计有塔拉斯、塞梯尼亚兹、佩特里迪斯兄弟、列尔内和贝尔科维奇。他们构成一个核心，以后将大大扩充。
托尼·佩特里迪斯前往阿根廷。他的哥哥负责租船协同“爪畦蓝玫瑰”号完成运输任务，“爪哇蓝玫瑰”号货轮便是克立姆罗德通过罗克鞋店的交易搞到手的。
塔拉斯去美国东海岸的一些造船厂实地考察，特别考察马里兰和马萨诸塞两州的船厂。他还去利比亚和日本——着手准备进行日本行动。
塞梯尼亚兹终于回到纽约家里。他辞去了威塔克与科布法律事务所的工作，开始在东五十八街自立门户（他至今还在那里，离卡内基音乐厅不远），罗致人手（在这方面，克立姆罗德授权给他自己作主）。
二月份某一天，雷伯·克立姆罗德第一次来到这个新事务所。尽管纽约是结冰天气街上白雪皑皑，他却只穿布裤子、布衬衫和一件带毛皮领子的旧的皮茄克。他侥幸得以进门。不过，他不得不等上半个小时，这段时间他跟一名女接线员聊得挺愉快。若非塞梯尼亚兹从办公室里出来，他还不知道雷伯在那里呢。
“你干嘛不说清楚你是什么人？我只知道有个叫安东·贝克的等着要见我。”
“你这儿的那个姑娘非常可爱，”雷伯天真地问答说。塞梯尼亚兹吃不准这究竟是假是真。
雷伯继续说：“大卫，你记得我们一起去伦敦的那一夜吗？我向你介绍了我的事业的概况。当时你没能作任何记录。不过，我想我们现在可以做这件事。这需要一点时间，因此，如果你有什么其他约会的话，我看就取消了吧，除非是紧急要事。我们可以开始了吗？”
于是，他们在一起连续工作了十八个小时，除去胡乱喝一点咖啡，吞下几份三明治外，没有中断过。雷伯交替采用两种方式；或者坐在大卫对面向外仲出两条腿，睁大眼睛望着天花板；或者两手深深插入裤兜，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还不时按他那种令人恼火的习惯把画和证书的镜框略加调整，其实反而把原来挂得很正的位置搁歪了，而且是明知故犯。
他不停地一一缕述。什么都是背出来的，从不借助于笔记本和备忘录，也显然不采用任何人发明的什么记忆法。无休无止，从容不迫。
“……芝加哥，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一日，公司名称：沙马塔里食品股份有限公司。受托人：阿纳托里·帕列夫斯基，一九〇九年三月二十三日生于布列斯特—立托夫斯克，美国公民，已婚，有两个孩子。职业；电力承包商。住址：北金斯伯格街一千零九十六号，电话：2256784。公司资金：一万美元。截至去年一月三十一日止赢利六十二万三千五百六十七美元。动产与不动产，三千一百五十美元。贷款银行，费尔法克斯海运银行。信贷金额：五万美元。包括利息每月偿付九百一十六美元。律师：莫·阿布拉莫纸奇，芝加哥人，前已提及。责任经理：赫伯特。米耶夫斯基，可在罗斯福道一百零六号公司总部（电话wa23856）或埃尔姆西道九百八十五号（电话2786123）他的家里找到他。证券储备、图章及账册存密执安州立银行，保管库箱号45219xc，开锁密码……
“底特律，一九五〇年十一月九日，公司名称……”如此等等。有一次，塞梯尼亚兹抱着不大相信的态度装做搞错了一个地方。
“对不起。前面有个地方不知我记得对不对……赖克瑙公司在巴尔的摩的受托人贝帕德的确切住址请再说一遍。”
“他不住在巴尔的摩，而是在弗雷德里克，同属马里兰州。他的地址是林肯大道六十七号，电话65789。大卫，请不要浪费我的时间……”
二百一十八家公司，出面的受托人有诸如兹比涅夫·齐布尔斯基和迪耶戈·哈斯（他是塞梯尼亚兹唯一认识的人）等一百三十一名，有男有女，使塞梯尼亚兹感到惊讶的是女受托人非常之多。
“好象你是从一所女子小学里把她们招募来的……”
“她们一般都过了上中学的年龄。我喜欢跟妇女一起工作；她们通常比男人可靠。”
迪耶戈·哈斯一个人差不多代表二十五家公司。
塞梯尼亚兹说：“雷伯，这是愚蠢的。财政部迟早会看出内中的联系。”
“那又怎么样？所有这些公司都照章纳税。你的事情就是研究所有这些公司并列所造成的局面，并且得出法律和税务上的结论。我愿意缴纳规定的全部税金，只要你和你的工作班子，以及你想请教的其他一切税务专家，认为我确实必须这样做。有一次你说过，我需要的只是一名会计师。现在你可以看到，我指望你做的工作远远不止单纯核对我的业各往来文件。你的任务是把一切集中起来，检查所有这些公司的帐册，发现不管哪一类的任何一点细小的差错都要让我知道。同时你必须负责任何时候都不得以任何借口提到我的名字。你能办到吗，大卫？”
“不管怎样，我可以试试。”塞梯尼亚兹回答时有些无所适从。
“你一定办得到，大卫。”
“你是否还要成立别的公司。”
“很可能，我们争取把到今天为止的事情全部整理一边。从今以后，律师将会自己来告诉你他们成立了哪些公司，把有关的资科交给你。当然，你必须对一切进行核查。大卫，请不要信赖任何人。”
“甚至包括乔治·塔拉斯在内？”
“甚至包括他在内。每一个新的业务项目将通过两条不同的渠道向你汇报：象本尼·贝尔科维奇、列尔内或阿布拉莫维奇那样的一名律师（他将负责起草合同并作好一切准备）和我的正式代理人。凡是有关海运的问题，你将同佩特里迪斯兄弟和塔拉斯联系。在其他领域还有别的佩持里迪斯那样的人。我们继续整理好不好，大卫？蒙特利尔，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九日，公司名称……”
黑狗们果然开始来找塞梯尼亚兹了。他们大部分是原籍罗马尼亚的犹太人（尤其在五十年代前期以及在欧洲或美国的业务项日中）。这些人都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至少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举止鬼鬼祟祟，说话紧扣正题，作风象黑手党，办事极端认真，对克立姆罗德无限忠诚。塞梯尼亚兹从来没有机会、也无意跟他们发生职务范围以外的接触。以贝尔科维奇为例，塞梯尼亚兹与他经常见面长达四分之一世纪以后，才通过一个纯图偶然的机会发现：他结过婚，有四个孩子，他收藏瓷器，喜欢文学——但仅仅是业余爱好，而本尼·贝尔科维奇，特别在他为王效命的早年，每周工作一般都超过六十小时。
佩特里迪斯两兄弟——尼克和托尼——几乎完全一样。他们从事管理，作出决定，主要出面领导所有的在巴拿马或利比里亚受托人和公司。但在谨慎这方面，他们与列尔内或贝尔科维奇不相上下，在工作能力方面几乎堪与他们匹敌。如果他们认为别人的问题不应予以回答，他们回避答复的方法略有特殊，他们不是保持那种“打死不开口、仙人难下手”式的缄默，而是在他们一模一样的小胡子底下现出淡淡的笑意，开始海阔天空地讲与本题风马牛不相及的故事。结果还是相同的：他们只亮出非亮不可的牌。在克文姆罗德于一九五〇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一年一月组建起来的核心中，他们很快就成为专业化的人物，专门负责王的海运事务和另外一些专家——特别是两个苏格兰人——一起工作，但什么都亲自监督。他们不仅仅是黑狗，倒是更象受克立姆罗德之托管理一处封地的大臣或贵族。
其他人是在若干年内陆续出现的，他们具有相似的特征，负有相似的责任，不过是在其他领域或世界的其他地方罢了。
其中有一个叫做保尔·苏必斯的法国人。可能出于塞梯尼亚兹跟他比较谈得来，或者仅仅由于两人都讲法语，他们的友谊一直保持到今天。
还有一个突多尔·安盖尔，尽管有罗马尼亚名字，却是加利弗尼亚人，开始是一名普通的黑狗，后来步步高升，担任要职，成为克立姆罗德在美国西海岸开展业务活动的关键人物，直至一九七六年死去为止。
此外还有一个墨西哥人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是一位利用低利率的专家，本领确实高明。塞梯尼亚兹跟他也戊了朋友。
在纽约，凡是交易中需要装一下门面以赢得某机构的信任，而该机构在传统上是“白英新”（注：指白人，英国血统、新教徒，这种人在美国社会地位最高。）的世袭领地，那时，克立姆罗德往往就请几家以主持人真名实姓命名的法律事务所出面，因为这些人中有不少是塔拉斯在哈佛任教时的学生。属于此类的有范登伯格。
罗杰·邓恩负责出版、音像方面的事务，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负责餐厅系统和雅瓦食品总公司，他们都跻身于美国北部领土的商界巨头之列。
在国外，有几个名字次第出现；因为这些人离得较远从而真正成为王的封臣。属于这一类的有瑞士人阿洛依斯·艾纳普及其继任者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有一个姓韩的中国人，有黎巴嫩人奈西姆·沙哈则——他是外汇市场上近乎传奇人物的专家，还负责与中东各国打交道。负责旅馆系统的是一个英国女人埃塞尔·考特。
除此之外，还有整个南美分部，其中包括阿根廷人海梅·罗查斯（注意不要跟那个巴西人乌巴尔多·罗沙混淆（注：英语中罗查斯（rochas）和罗沙（rocha）很接近））后者和迪耶戈·哈斯一样属于另一个范畴）、两名巴西律师——里约热内卢的若热·索克拉特斯和圣保罗的埃默森·科埃略。
塞梯尼亚兹直到很久以后才发现这些南美人的存在。这是一套平行联系的工作班子。这些人互相都不认识。例如，在尼克·佩特里迪斯心目中，克立姆罗德是个船主，仅此而已。在桑塔纳心目中，他是一个兼做不动产生意的石油大王。如此等等。对于黑狗们也采取同样的隔离措施。因此，有时候三四名黑狗同时来到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或者尼尔·佩特了里迪斯和突多尔·安盖尔在门厅里擦肩而过，都不知道他们是奉同一个人的差遣来到这里的。
有一个人高踞于他们之上，占有特殊的地位，其独特的程度只有大卫·塞梯尼亚兹能够相比，而且对王的事情了解的程度也跟他差不多，不过是在其他方面。此人始终起着类乎“非正式的私人顾问”的作用。他便是乔治·塔拉斯。他于四月二十日左右抵达那里，到分布在两层楼面上的一间间办公室去走了一道（第三层楼是一九六四年才拿下来的）。
回到大卫·塞梯尼亚兹自己的办公室以后，他摇摇头说，“你我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大卫？六年前，差不多就在这一天，你我在相当特殊的情况下认识了一个奇怪的小青年，当时他就给我们留下极不寻常的印象……当他重新出现在你面前时，你可认出他来？你说，那是在什么时候？”
塞梯尼亚兹迟疑了一下，并后悔自己这样犹豫不决，几乎为出己所怀的戒心而感到羞愧。
“去年七月十六日。那天正好是我的生日，也是我结婚的日子。是的，我立刻就认出了他。”
“他来看我是在九月上旬。我也马上就认出他来。不仅仅如此，我还立即记起了他的姓氏和前面两个名字。当初，在毛特豪森，我这个傻瓜把那些令人发指的照片挂满我办公室的墙壁；我清楚地记得他站着看那些照片的情景，他用从容不迫的语调对我说：‘我并不觉得自己被美利坚合众国打败了……你有什么权利向我提这些问题？’而那个时候，这小青年儿乎连站都站不稳！”
塔拉斯望看塞梯尼亚兹有一会儿保持沉默，接着突然放声大笑。
“而时隔六年之后，如今我们处在什么状态呢？你我彼此认识有十二三年了，可现在你我都轻易不敢开口，生怕泄露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陛下的某个可怕的秘密！我们是不是疯了，大卫，是不是我们染上了他的疯病？”
“我相信你的话是对的，”塞挥尼亚兹说着也笑了。“又看到你，我觉得非常高兴，乔治。”
“我也是，大卫老弟。你一直是我的得意门生，尽管你缺乏幽默感。顺便告诉你——我说‘顺便，其实当然是毫不关联的，——顺便告诉你，我刚从日本回来。我不是到那里去观光的。此行是他派我去的，而且他要我来告诉你这件事。我应该把一切都告诉你。我也愿意把一切告诉你。请你记录下来，塞梯尼亚兹君。第十四课：《如何不掏一分钱腰包建立世界上最大的油船队》。”
接下来他说了一个小时，语调同在哈佛讲课时完全一样，就象在向学生解释，法律向来只是“一堆别有用心地自相矛盾的规则，其目的无非是为种种极端荒唐的做法披上合理的外衣。”在这一个小时内，他向大卫传达了雷伯的最新设想以及他们希望达到的目标。
“在希腊人中间，特别是奥纳西斯有一个主意，想利用德国一些造船厂的烂摊子捞一把，象汉堡、不莱梅、基尔附近都有这种毁于战火的船厂，也不必举更多的了。德国人自然求之不得，所以向他表示竭诚欢迎。他们准备为上面提到的那些希腊人建造大批船只，而且目前已经在建造。雷伯估计，上次大战的另一个战败国可能处于相似的状况，同样欢迎订货。那就是日本，塞梯尼亚兹君。日本有个地方叫吴市，在广岛东南。大卫老弟，为了准备在太平洋上跟我们打仗，日本人曾把有史以来最大的军舰‘大和丸’和‘武藏丸’派到海上去，排水量在七万二千吨以上。我可以附带提一下，这两舰军舰被我们击沉了，但是日本人懂得怎样造船这一事实依然存在。他们已答应为雷伯造船。雷伯订了六艘油船，其中两艘——请注意听——载重量为五万吨。这将是历来最大的油船。相形之下，甚至古兰德里斯的船也显得小了。”
“可是钱呢？”塞梯尼亚兹本着一贯讲究实际的精神问道。
“尼克·佩待里迪斯会来见你，把所有的合同交给你。撇开细节不谈，事情将是这样的。尼克从海湾或壳牌石油公司（也可能从两家）得到了长期租船的合同。原属迈约雷斯库的油船租给他们十五年。这是一笔金额十分可观的交易，特别可保障稳定的收益。以此作为杠杆，雷伯从别处借到了钱，以敷在日本造船之用。由于他已经签了别的中期合同，把正在定造的六艘船中的三艘租出去，为期三至五年不等，他又可以依仗这另一批合同开始谋求一系列新的贷款……（注：此处缺半页内容）
将在美国。如果我理解得不错，那么就是在斯帕罗斯角和伯利恒钢铁公司的船厂里。全部交易的总金额将近三亿美元。他是在行正常人绝对不愿冒的险。”
“我知道。”塞梯尼亚兹没说别的。
塔拉斯说完时，塞梯尼亚兹感到有几句话已经到了嘴边，诸如：“乔治，你所知道的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倘若他只在一个方面冒偌大的风险，我就不会在每次有人给我送来新的卷宗时吓得发抖。”随着他逐步了解这个正在崛起的帝国规模之庞大，了解它的诞生条件几乎完全建立在信贷基础之上，尽管他对雷伯·克立姆罗德非凡的才具深信不疑，尽管公司内情滴水不漏这一条始终得到严格遵守，他的忧虑还是与日俱增。
但是，他一句也没有说出来，而是保持沉默，信守他保证不信赖任何人的诺言，“甚至包括乔治·塔拉斯在内”。
“好了，大卫。本来还有最后一个问题：你是否愿意和我共进午餐？这句话我差不多已经要说出口。现在这个问题不提也罢。”
“今天不行。下次也许可以。”
塔拉斯起身告辞。他面带笑容，然而这笑容毕竟有点儿勉强。
“不久再跟你见面。”
他们分了手．双方都感到，在他们几乎完美无缺的友情中出现了第一道裂痕。这裂痕没有再扩大，可是在此后的四年中始终未能弥合。
这四年中，塞梯尼亚兹往往几个星期，甚至几个月才见雷伯一次。起初，大卫对于这种久不露面的状况感到忧虑，正像雷伯对他的信赖使他惴惴不安一样。可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他便开始认为这种状况是正常的，至少是寻常的。
塞梯尼亚兹曾提供一些数字。他是唯一知道这些数字的人。不过他指出，这些数字并不代表克立姆罗德交给他掌管的全部业务，同样他也无法知道王经营的其他业务究竟有多少。一九八二年春，大卫尝试开一份清单，结果得出一千六百八十七家公司这样一个数字，而克立姆罗德的名字没有在其中任何一家公司出现。一次也没有。然而，有一家公司确实用了r·m·克立姆罗德的名字。塔拉斯向塞梯尼亚兹指出，世界上其他某个地方，瑞士、法国或别处，完全可能存在着另一个大卫·塞梯尼亚兹在做着完全相同的工作，面对着同样的一份清单正感到同样诧异呢！
一九五五年五月，大卫·塞梯尼亚兹写过一份简报（并不标明向什么人汇报），对于王的业务活动伸展到哪些领域作了一次概述。
雅瓦食品总公司及其三十七家子公司，估计价值九亿六千万美元。
通讯传播事业，估计资产将近四亿二千万美元。其中包括：
广告经理部；
两家电视节目周刊（一九五三年创刊）；
旅行与游乐机构；
s．o．s．移民服务部；
用九种语言播音的十九家电台（一九五三年秋）；
一家电视台（一九五四年夏），计划筹建第二家。
罗杰·邓恩是上述各家企业名义上的所有者（持股百分之六十至八十）。实际上，根据他与雷伯之间的委托协议，他享有百分之十的股权（满不错了）。
报刊发行业取得很大发展，包括地域范围（一九五一年冬打入加利福尼亚）和纵向深度（采取了必要的法律措施回避《反垄断法》）。各处保养维修车辆的车库与其他公司签订合同，部分或全部买下这些公司。此外还有：
卡车运输和仓库租赁业务；
送货业务；
工业设备保养和紧急抢修业务（一九五三年九月）
估值：三亿八千万美元。
四个餐馆系统。分布地域：北起加拿大，南至墨西哥边界。有组织的竞争。由雅瓦食品总公司或它的分支机构供货。计划于一九五六年开发西海岸，巳与一英国集团签订合同准备打入欧洲市场。
超级市场系统（表面上独立于餐馆系统）。以上两大部分的受托人是丽莲·莫里斯。总值：四亿美元。包括工场和协作农牧场在内则为六亿三千万美元（一九五三年）。
不动产：一亿五千万美元。华尔街行动尚待扫尾，计划至一九五七年全部结束！
海运业。二十九家不同的公司，总吨位：三百六十二万吨。
（资料来源：尼尔·佩恃里迪斯）。一艘二万八千吨的油船约值二百万美元。估计总值：三亿八千五百万美元（一九五五年四月二十日）。
流动资产(推算)：一亿零九百一十二万美元（一九五五年四月三十日)。
总值多少？计算时应考虑信贷金额、费用昂贵的安全措施（用以保护雷伯）、人数众多的合作者……
塞梯尼亚兹得出的结论是：一九五五年，从毛特豪森算起差不多有十年，从他来到纽约的一个报摊算起则还不到五年时间，还不满二十七周岁的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身价已经大大超过十亿美元。
可是了解这一点的不超过五个人。
一九五五年五月初，乔治·塔拉斯刚刚办完一件事情后回到纽约。“不错，大卫，是为他办的。三四年前你曾经拒绝我和你共进午餐的邀请。还记得吗？今天怎么样？”
他们来到华尔街的凯恩通餐馆。塞梯尼亚兹照例呷着他的马丁尼酒。他发现至少有五个为克立姆罗德办事的人坐在邻近几张桌子旁边向他致意，便略略颔首回礼。然而这些不明显的动作并没有逃过塔拉斯锐利的目光。
“你是否在玩味一种隐蔽的权力感，大卫？”
“你可以这么说，”塞梯尼亚兹笑道。他感到很窘，甚至有点恼火，因为塔拉斯的话有一定的道理。塞梯尼亚兹对这些人了解得一清二楚，而他们对他却几乎一无所知；跟这些人打交道的结果，确实使他产生某种隐蔽的权力感。
“你甚至已开始采用他的某些惯用语：也可以这么说。”
“我们谈谈别的吧。”
他们点了菜，等侍应领班走后，塔拉斯突然说：“我有些事要告诉你，大卫。先说说你的小姨子吧。”
塞梯尼亚兹惊讶地望着他。
“听着，”塔拉斯说，“我知道我一定让人觉得象个不受欢迎的好事者，可你不要被表面现象蒙住眼睛。你妻子的娘家对夏眠是怎么看的？”
“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们上一次见到夏眠是什么时候？我不是指你人，大卫。也包括韶安娜和你岳家的人。”
“她在纽约和我们一起过了圣诞节。每年如此。”
“你什么也没有注意到吗？”
大卫·塞梯尼亚兹是个头脑冷静、性情温和的人。最近几年，通过为雷伯·克立姆罗德的各种经济活动做管理工作，他惊异地发现自己身上某些品质无可否认是有用的，尤其是组织管理方面的。雷伯曾在伦敦的一家旅馆里对他说过，他具有他自己也想不到的品质；时间证明雷伯的话是对的。
但塔拉斯这句问话激起了塞梯尼亚兹一连串强烈而又矛盾的感觉，几乎使他失去自持。他被塔拉斯有欠考虑的干涉所激怒，同时又唯恐夏眠使他揣揣不安的事会得到证实。此外，他还经常感觉到他的妻子和岳母对他发动的无声战争的压力，她们母女俩似乎都怪他没能“让那个克立姆罗德保待距离”。
“注意到什么？”他带着抱怨的口吻反问，这在他是少有的现象。
“夏眠梢神不正常。她也许是我所见到的世上最漂亮的女人，但是她家里的人早该注意她的情况了。”
塔拉斯喝完了他的一杯马丁尼，目光直盯着塞梯尼亚兹的两只眼睛。
“大卫，请别生气。我无意间知道了一些我不该也不想知道的事情。你上次见到雷伯是在什么时候？大卫，请不要用这种眼光看着我。”
“二月十二日到十三日，我们工作了一个通宵。”
“以后呢？”
“没见过面。”
“大卫，他告诉我，说他已把所有的企业（他说是全部，不过我只知道其中的一小部分）都处理得能自行发展了。是这样吗？”
“是的。”
“那么，他接连几个月不与你联系，也就没有什么奇怪喽？”
塞梯尼亚兹双眉紧锁。
“你的话是什么意思？”
“这正是我应该告诉你的事情中的一件，大卫。他打算隐去一段时间。别问我他要到哪儿去或者为什么，我不知道。我只是有责任让你知道这件事，虽然他应该自己跟你说的。”
“要多长时间？”
“不清楚。我也问过他，可是没问出结果……我想再要一杯马丁尼。”
“那么你要告诉我的其他事情呢？”
“那是有关夏眠的。你也许已经知道她和雷伯……”
他没有把这句话说完。这是故意的。他吃不准大卫对夏眠·佩吉和雷伯·克立姆罗德之间的奇特关系究竟了解到什么程度。
“我知道，”塞梯尼亚兹说，“她跟雷伯近几年来的交往比较密切。但她从不跟我们谈起雷伯，他们也从不在一起露面。”
他觉察到了塔拉斯犀利的目光。
“夏眠出什么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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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卡拉伊瀑布 —— 6
这还是三个星期之前的事。
乔治·塔拉斯在伦敦和托尼·佩特里迪斯以及一个苏格兰律师办完了一项海运事务后，离开那里经由巴黎来到马赛。正如电报上所说的那样，一架水上飞机已在那儿等着他。经过一个半小时的飞行，飞机徐徐降落在离海岸仅几百米的水面上，那条颇不整齐、略呈红色的海岸线非常好看。过了好一会儿还没有动静。然后，一艘汽艇从礁石丛中出现，驾驶汽艇的是迪耶戈·哈斯，此外没有别人。
“你来得正好，”培拉斯对他说。“我已经在考虑仿效基度山伯爵了。”
“基度山岛可不在科西嘉的这一边，”迪耶戈说，“而是在科西嘉的那一边。再说，你发掘了那些宝藏，又打算如何处置呢？”
“有道理。咱们走吧，水手。”
与塞梯尼亚兹不同，塔拉斯倒是挺喜欢迪耶戈的。“一个具有这么多幽默感而又愤世嫉俗到如此程度的人不至于一无是处。”
况且，雷伯要这个颇有意思的阿根廷人始终随待左右，别人也管不着。
“迪耶戈，你可知道w·c·菲尔兹（注：菲尔兹（1880—1946），美国喜剧演员。）曾经说道这样的话：‘一个讨厌孩子和狗的人不至于一无是处’！”
“我任何人都不知道。”迪耶戈说着笑了起来。
“雷伯在哪儿7”
“在阿雅克肖。他要回来吃午饭的。”
“那咱们现在到哪个鬼地方去？”
迪耶戈推上了双引擎的排档作为回答。这时是上午十一点钟光景，科西嘉的春天已经骄阳红似火。塔拉斯回头一看：那架水上飞机正以出人意料的优美姿态离开水面，而他们的汽艇此时也正在绕过一个小小的岬角。随之展现在眼前的是宽阔美丽的皮亚纳湾，湾内嶙峋的礁石有的象针尖，有的象锯齿……
……那见停着一条漆成黑白两色的游艇。
“是雷伯的？我不知道他买了一条游艇。”
迪耶戈没有问答。但他的黄眼睛流露出一种奇特的神情。
塔拉斯简直得使劲喊叫，声音才不致被引擎的轰鸣完全淹没。
“我真不明白：雷伯急如星火地要我从伦敦赶到这儿来，而你现在又告诉我，他甚至不在船上。”
“那游艇不是他的。”迪耶戈用正常的声音说，他刚刚把引擎关上。“而且派水上飞机来接你的也不是他。”他娴熟地操着舵，把汽艇一直靠到游艇的舷梯边上。“不是雷伯。是她。她想跟你谈谈。”
塔拉斯刚登上游艇，一个漂亮的黑人姑娘笑着迎了上来——她的棕色皮肤黄里透金。这姑娘一言不发，领着他向船尾走去。夏眠·佩吉坐在那里的一张早餐桌旁。她身边另外还有两个黑人姑娘，都用蓝色的纱巾裹着身体 只露出面孔。
她向塔拉斯伸出一只手，问他要不要一杯咖啡，但他谢绝了；接着又请他喝茶，塔拉斯表示可以。
“我们上一次见面，”她说，“是在大卫招待他的几位哈佛老同学的宴会上。你当时是宴会的贵宾，而且特别给人一种眼花缭乱的印象。”
“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今天的会面很有可能让你彻底感到失望。”塔拉斯说。“无论我怎样努力，我决不可能接连两次使人眼花缭乱。我确实是在尽力而为。”
他情不自禁地把视线移到那些裹着蓝纱的姑娘身上，并不掩饰自己的好奇心。
“她们是达纳基尔人。”夏眠在一旁解释道。“你了解埃塞俄比亚吗？不？你应该到那里去看看。那是个了不起的国家，它有好几千年的历史。这些女孩子来自阿斯马拉，她们是基督徒，全讲法语。我想你也会说法语。雷伯告诉我，你会说的语言多得不得了……”
“共有五种。而且都说得很不好。”
他感到有点局促不安。关于夏眠·佩吉，他知道得很少。塔拉斯见过她两三次，也听大卫·塞梯尼亚兹谈起过她。塔拉斯知道夏眠有钱，可以说极其富有，独立性很强，人又聪明，另外，也是据塞梯尼亚兹说，她“脾气挺怪”。当然她长得很漂亮，即使在这些眉目清秀、楚楚动人的埃塞俄比亚姑娘中间也不减色。
她接着讲到，最近几个月她到过红海沿岸的许多地方：也门、亚丁、沙特阿拉伯、埃塞俄比亚、吉布提、埃及。两周前，她的黑白双色游艇通过了苏伊土运河。接着又到亚历山大、克里特、马耳他，还穿过墨西拿海峡和博尼法乔海峡。
“下一站，我还不知道去哪儿。也许是瑞士？或者巴黎？你看呢？”
她用两朵紫罗兰似的眼睛望着塔拉斯，只要不是瞎子，谁都看得出，一种异样的狂热在那双眼睛里燃烧。塔拉斯越发感到不安。她只有一次提到雷伯·克立姆罗德。
“她要从我这儿得到什么呢？”培拉斯心里捉摸不定。“我甚至连他俩之间究竟有什么关系也不大清楚……”
“干吗不去卜拉马祖或是曼彻斯特？？”他向夏眠建议，同时努力使自己的语气听起来轻松愉快，虽然心里已经预感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
“说不定哪一天你和可爱的尊夫人会成为我的客人呢！”
“雪莉将非常乐于从命。她一直向我要一艘游艇，巳经要了整整三十年。”
接着是一阵冷场，这正是塔拉斯所担心的。
夏顺用法语对那些埃塞俄比亚姑娘说：“你们退下……”姑娘们走了。天气越来越热，从附近岸上飘来一股科西嘉丛莽的醉人芳香。
“我想跟你谈谈，塔拉斯先生。当然是关于雷伯。”
她用刚吸完的烟蒂点燃了另一支香烟。
“你跟他相识有多久了？”
塔拉斯略一迟疑，不知如何回答是好，但夏眠马上打断了他的犹豫。
“喔，天哪？”她嚷道。“我向大卫也提过这个问题，可他也没有回答。他叽里咕噜、吞吞吐吐好象我的好奇心见不得人似的。塔拉斯先生，我做雷伯的情妇已经……已经四年多了，我甚至到他在格林威治村那间可怕的屋子里去了。我在那儿和他同居，而事实上我完全可以把那里邻近的地区统统买下来。关于他的过去，我什么都不了解，我不知道他在干什么，想干什么，或者要到什么地方去。他从不说这些事。我老是等着他，有时要过好几个月他才重新露面也不知他从什么地方来。钱……钱对他似乎毫无价值。可他有钱。他送给我许多昂贵的礼物，我敢肯定，如果我向他要——我不知道说什么好，比方说如果我向他要在法国的一座城堡，或者一个岛，反正不管什么东西，他都会给我的。可他到底是什么人呢，塔拉斯先生？”
“叫我怎么回答？”塔拉斯心想。
她掐灭抽了一半的烟卷，又机械地点上另一支。
“据我所知，”她说，“有三个人对他的情况知道得肯定比我多。一个是迪耶戈，也许雷伯叫他去杀人他也会干的，谁要是去问他，那才真是傻瓜，而且结果必定是一无所获，此外，我还有点怕他……另一个是大卫，也是我的亲姐夫，可要是问他，他就满脸通红，语无伦次就象个长着一脸粉刺的中学生……还有一个就是你。”
她目不转睛地望着他，塔拉斯从她那对张大的瞳孔里看到的是濒于绝望的渴求，这位他禁不住转过脸去，为自己感到羞愧。
又是冷场。
“我知道会这样，”她终于说了这么一句，语调无限感伤。
塔拉斯不敢再看她。接下来她用一种非常轻柔、略略有些发颤的声音继续说：
“我年轻，长得大概还算漂亮，又有钱，我爱雷伯，我原以为这样爱一个人是不可能的，而我就是这样爱他。但是，这显然还不够。我曾提出要他和我结婚，或者让我跟他长期生活在一起；这对我来说反正都一样。我恳求过他。我要和他生孩子。这要求难道过分吗？”
“你使我感到极其为难，”听塔拉斯的声音可以知道他的心情之沉重。
“我明白，实在对不起你。偶尔有那么一次，雷伯跟我谈起有关他过去的一些情况。他提到了你的名字，并说你是他最可信赖的朋友。”
“不敢当，”塔拉斯痛苦地说。
突然，她一动不动地哭了起来，甚至不想抹去她的眼泪。
“塔拉斯先生，他每次回到我身边，总是格外温柔。他非常体贴……”
她抽噎着，尽管此刻她的全身都在颤抖，她仍然坐在那儿，伸出双手有气无力地搁在椅子的扶手上。
塔拉斯猛地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他几乎感到愤怒，同时又深受感动，这在他是从未有过的。他心里暗暗骂道：“让这个克立姆罗德和他那种不近人情的自我中心主义见鬼去吧！”他走到船舷跟前，使出狠劲一把抓住栏杆，等到他终于想转身说话时，觉得在自己的右边另外有个人。他扭头一看，见迪耶戈悄无声息地出现在离他几米的地方，面带微笑，忽闪着一双魔鬼般狡黠的眼睛。
“指不定什么时候雷伯就会来到。”他说。
他们在船尾的甲板上用午餐，三个男人和这一位小姐，周围有一群体态优美的埃塞俄比亚姑嫂侍候着，她们的一举一动就象舞蹈。雷伯的话最多，特别是刚开始进餐的时候，（注：此处缺半页）
“我说得太多了！”他终于发现只有他一个人在讲话，这才大吃一惊。
“可是非常精彩。”夏眠说时脸上已看不出丝毫泪痕，她似乎已完全控制住自己的感情。
虽然才四月份，海水却已很暖。夏眠和雷伯一同去游泳。那些埃塞俄比亚站娘也一起下水，她们的浴装类似纱笼，紧贴着她们丰满的身体，裸露的部分多于遮蔽的部份，塔拉斯认为这种浴装很不错。迪耶戈推说只有在气温高于三十五摄氏度、水温高于三十度的情况下他才游泳，故而仍坐在一把漆成翠绿色的藤椅里，抽那种令人作呕的雪茄。塔拉斯突然想起了什么。“他每次回到我身边，总是格外温柔，”这是夏眠刚才谈到雷伯时说的。而事实就在眼前，千真万确：雷伯对夏眠表现出一种令人困惑的温存。有两三次塔拉斯注意到几个不容置疑的动作，雷伯用手掌或手指轻轻地抚摩她的肩头或后颈。雷伯盯着她时，那双灰眼睛也总是那样全神贯注。塔拉斯心想：“如果这不是雷伯·克立姆罗德，而是另外一个人，我准以为这人热恋这个女子已到了如痴如狂的地步。”
夜很快就来临了，同时带来一些凉意——那是这个季节的正常现象。塔拉斯回到自己的舱房，开始为晚餐换装。恰在此时，游艇启程了。他记得游艇上的六名希腊船员个个表现得十分谨慎周到。塔拉斯淋浴完毕，正在穿衬衫，听到有人敲门。门口出现雷伯高大的身影。
“在海上过夜对你有什么不便吗？”
“一点儿也不。”
“明天上午我们就到马赛了。”
那双灰眼服慢慢地把舱房四下打量，目光又回到培拉斯身上。塔拉斯忽然想到：“他肯定已经全知道了。这个比魔鬼更聪明的人精，也许能把夏眠对我说的那席话一字不漏地重新整理出来，就连我当时最细微的犹豫也不放过，甚至用不着大概偷听了我们谈话的迪耶戈帮忙。”
“乔治，我确实有事要告诉你，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把你从伦敦请来的原因。我打算隐去一段时间。”
“隐去？”
“有个地方今后隔一阵子就需要我去一下。现在已到了这个时候。”
他芜尔一笑。
“现在你可以把嘴合拢了。这种目瞪口呆的样子对一位以前的哈佛大学教授可不太合适，你的睿智与口才一向是得到公认的。乔治，这件事毫无戏剧色彩。我只不过想去会几个朋友，我已好长时间没见到他们了，怪想念的。”
“在欧洲？”
“不。”克立姆罗德回答得很简单。
“怎么又忘了，你这个傻瓜！”塔拉斯暗暗骂自己。“他才不会告诉你呢。”
“那么你要去多久呢？”塔拉斯问。
“几个月，也许更长一些。我还不知道。”
“我们能跟你联系吗？”
“既可以说能，也可以说不能。我已作好应急的安排。大卫会知道的。不过你也很清楚，我搞起来的那些公司不用我插手出完全可以工作得很好。我就是要它们做到这一步。”
“大卫知道这事吗？”
“你去把这事告诉他。叫他别担心。有时候他过于谨小慎微，这是他唯一真正的缺点。乔治，你好象要对我说些什么，请不要说出来。”
塔拉斯一下子楞住了，接着，他怒气冲冲地摇了摇头。
“我也能往水里一跳，游回岸上去。我想说什么就说什么，雷伯。你把即将离去的事跟夏眠讲了没有？你有没有让她对此有个思想准备？”
“这一点，我想，你就不必操心了，乔治。”
“也许她跟你一起去吧？”
但塔拉斯知道答案必然是否定的。
“不，”雷伯说。
克立姆罗德那双明净的眼睛射出毫不通融的森严目光。
塔拉斯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尽管如此，他还是说：“告诉她吧，雷伯。请告诉她。我请求你……要不，就带她一起去……”
沉默。那双灰眼睛再次蒙上一层迷离恍惚的纱幕，叫人难以看透他的心思。舱房门被打开又关上。塔拉斯坐到床上，觉很自己完全无能为力，一种不可名状的悲哀占据了他的心田。
他根本没有听到枪声，倒是过道里杂乱的脚步声把他给惊醒了。他习惯地看了看表，凌晨一点四十三分。他披上一件晨袍，走了出去。正巧一个埃塞俄比亚姑娘匆匆而过，所穿的白色紧身长外衣上有一滩血迹。
“先生，您可得来一下。”她用法语说。
塔拉斯跟着她走去。当他们来到舱厅末端的起居室门口时，塔拉斯抢先一步，越过她走进后甲板下一问宽敞舒适的舱房。塔拉斯见夏眠·佩吉站在那儿，睁大眼睛直勾勾地望着前方，散乱的长发披在肩上，右手握着一支小手枪，枪口朝着黑色的地毯。她身穿一件宽松的睡衣，几乎是透明的，里面一丝不挂。
雷伯似乎坐在三四米外的地上，左腿弯曲着压在身下，肩膀和脖子靠在一张白沙发上。他光着上半身，虽然鲜血在不住地往外冒，而子弹打在他胸部的两个窟窿服儿却可以看得清清楚楚。另一个埃塞俄比亚姑娘正弯着腰力图把他移到沙发上。
雷伯的声音相当镇定，他说：“乔治，请帮我一把。”
塔拉斯朝前跨了三步，他直到今天还记得自己当时的那种心情：可以说他是在自食晚上对雷伯怨恨和恼怒结的果。
“是你要求雷伯告诉她，才发生这样的……”他在心中痛责自己。
他没有来得及想下去，只见一个人发疯似地冲进舱房，那人立刻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紧接着就象狂怒的野兽朝着夏眠扑去。
“迪耶戈！”
雷伯的声音犹如抽响一根鞭子。
“迪耶戈！别管她！不许碰她！迪耶戈！离她远点儿，迪耶戈！”
有一会儿工夫舱房里鸦雀无声。
然后雷伯又说：“乔治，请你把她手里的枪拿下来，动作要轻。很轻很轻。迪耶戈，过来帮我一把……”
一阵咳嗽震得他浑身颤抖，粉红色的泡沫在嘴角泛起。但他又睁开了眼睛。
“夏眠，请把枪交给乔治……把枪给他，亲爱的……”
塔拉斯站在那位小姐面前。夏眠似乎没有看见他，只是有些气喘吁吁。塔拉斯用手指捏住她的手腕子，取下了那支枪，把它塞进晨袍的口袋。当他转过身来时，瞧见迪耶戈正哭着费力地把身材高大的雷伯拉到白沙发上，一边用西班牙话急促地小声说些什么，完全是一副歇斯底里的神态。雷伯同样用西班牙语回答他，不过说得极其简短，只有一两个字。
塔拉斯回到伤者身旁。打进他胸膛的两颗子弹，一颗位置较高，和心脏相齐，但偏左了些，没有碰到心脏；另一颗的位置较低，事后发现差一点儿触及胰腺。
“乔治！”
“别说话，雷伯。”
“乔治，请你好好照看她。我把她托付给你了。你要按照……”又是一阵咳嗽使他脸色变得煞白，“……按照迪耶戈说的去做。”
几分钟后，引擎声突然变了。显然，船正全速朝法国海岸驶去。夏眠己在埃塞俄比亚姑娘们的照料下。她们让她躺下，也许还给她服了一点药，因为当塔拉斯去看望时，发现她已酣然入睡。
他走出舱房，见迪耶戈在等他。
“我把事情的经过讲一遍，看还有什么不清楚的。”迪耶戈说。“是我开枪打伤了雷伯，当然是意外事故。你什么也没看见。出事的时候你在睡觉。她也在睡觉。你们两个都不在场。我们当时在喝酒，就雷伯和我两个人。我们从舷窗里向我们以为是飞鱼的东西开枪取乐。突然，我绊了一下，一失手把两发子弹打进了雷伯的胸膛。这就是你所知道的一切。”
“那些埃塞俄比亚姑娘呢？”
“她们也在睡觉，她们知道的不会更多。至于那些水手，就更不清楚了。一切都已考虑周到。塔拉斯先生，这是雷伯的意思，咱们就照这个说法回答，每个人都得照办，无一例外。现在，请你把枪交给我。”
雷伯住进了土伦的一所海军医院。医生说：他的生命没有危险；他身体健壮，死不了；此外，子弹的口径小，冲击力不大，所以没有造成严重的危害。
警方的调查只是例行公事。那些法国警察显然满足于克立姆罗德和哈斯提供的说法，何况选择的余地也实在太少。塔拉斯则一口咬定事先教给他的那套供词。
塔拉斯倒是拿不准夏眠在警方面前和在他面前会作何表现。可是自从他们在土伦靠了岸，接下来的几天他一次也没有看到过夏眠。游艇被安顿在一个名叫穆里戎的小港，夏眠一直呆在舱内，只有那些埃塞俄比亚姑娘陪侍着她。两名警察曾到船上去过，但二十分钟后就客客气气地走了；船上的陈设十分豪华，可想而知它的主人是何等富有，这对他们是有影响的，不过看得出他们对于所得到的回答并无不满。
塔拉斯去看了克立姆罗德。经过头几天的抢救之后，他已转到穆里戎的一所私人诊所。塔拉斯见到他时，发现他在打电话，用西班牙语说一些数字。在作出最后的一系列指示以后，他终于把电话挂了，脑袋靠到枕头上。
“乔治，很抱歉，让你卷入了一起纠葛，按理说，这事跟你并无关系，更谈不上使你受到影响。”
在以后的谈话中，他好象把这看成是一件小小的意外。
他要塔拉斯尽快回纽约去。“一小时前，我跟尼克通了电话，他那里有些问题需要跟你商量……”
他继续说下去，凭着他超人的记忆力把每一项业务的每一个细节都记得清清楚楚，包括美国和日本各家船厂负责人的姓名在内。
“乔治，请告诉尼克，我要一份关于油船一切事项的详细分析材料。日本人调整了某些项目的价格，我要知道为什么。沼田和龟一郎向我们提出……”
他用深沉的语调慢慢地背诵着那些外国人名和数字，其准确性足以使人手足失措，乃至意乱心烦。塔拉斯站起来。透过窗户，他看到远处有山，那是湛湛青天之下一堆光秃秃的岩石。
“乔治！”
塔拉斯刚想转身，但没让自己转过来。他不愿与雷伯的目光交接。但他再也不能保持沉默了。
“夏眠跟我谈了一些事情，”他说，“其中谈到你加于我身的这种青睐。她说我是你最可信赖的朋友。”
沉默。
塔拉斯终于不得不转过身来。两人的目光相遇，塔拉斯仿佛给一团火烫着了，但他还是顶住了那双灰眼睛的凝视。然而，接下来发生了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把视线移开的竟是雷伯。
“我爱这个女性，乔治。不，请让我说完……我并不习惯于作这样的自白。她可曾告诉你我跟她已经有多长时间彼此……彼此交往？”
“大约四年。”
雷伯点点头。此时，他眺望着窗外的白山。
“她可曾对你说，她要我和她结婚，或者要我们生活在一起？”
“是的。”
“还要生下我们的孩子？”
“是的。”
“而你自以为知道：为什么我这样顽固地拒绝她的要求？你以为我冷漠无情，或者是个利己主义者，一心追求我个人的理想？这就是你的看法是吗？乔治？”
“是的。”
又是一阵短暂的沉默。
接着，雷伯以一种遥远的声音说道：“她已经住过四次医院，乔治。我可以向你提供这些医院的地址以及给她治疗精神病的大夫的姓名。两年前，我们已有过一个孩子。可是出生才一个半月，就被她杀死了。她是把孩子活活勒死的。当时护士在隔壁房间里没有听到任何动静，所以毫无办法，尽管我们采取了防护措施。在这以后，她又住进了医院；出院时，医生认为她已经好了。她已接受过一次手术，再也不能生育了。她曾三次自杀未遂。现在我们又不得不把她送进医院，再次设法把她治好……还要我说下去吗？”
“我要核查每一件事实，”塔拉斯的声音有些沙哑，他对自己的决心感到吃惊，但是心如刀绞。
“去核查吧。”
门上有人敲了一下。迪耶戈出现在门口。
“一会儿就好，迪耶戈，”雷伯温和地说。“我们快谈完了。”
迪耶戈把门关上，这时又出现冷场。
低首垂目、心力交瘁的塔拉斯拍起头来，见雷伯背靠在枕头上，合着眼睛，脸上毫无血色，五官都走了样，更显得憔悴，猛然间，塔拉斯感到一陈怜悯、羞愧和哀伤的强烈冲动，顿时珠泪盈眶。
“还有一件事，乔治。我和夏眠已经结了婚。我们是一九五一年一月十九日在内华达州的雷诺举行婚礼的。这件事你也可以核实一下。我希望你加以核实，就象对其他的事情一样。我希望……”
他停下来深深地吸口气，这是可据以看出他五内惧焚的唯一迹象。
“乔治，我想知道，这一切确实并不是一场恶梦。”
塔拉斯回到波士顿那栋维多利亚时代的房子里，他和雪莉只要不在缅因州时就住在那儿。返回波士顿之前，他曾去纽约和尼尔·佩特里迪斯会面。不过到纽约之前他已先去过洛桑、苏黎士、伦敦、旧金山。还去过费城和雷诺。
在整个核实过程中，他不无羞愧之感。其实，还在着手查对之前，他已经相信雷伯对他说的是真话。
事实也确实如此。
一九五五年四月，夏眠·佩吉·克立姆罗德在瑞士又住进医院。这次住院治疗是五周前定下来的，因为五周前在开罗，她的病又有一次大发作。她曾经问过塔拉斯在她结束了红海和地中海上的航行之后，她还可以去哪儿？塔拉斯无法确定，当时她是否真正意识到她的实际目的地，而这是个什么地方，她是知道的。
当塔拉斯再次看到她时，夏眠已经认不出他了，连他的名字也忘了，什么都不记得，甚至把雷伯也忘了。除此以外，她完全象个正常人，谈论着她计划中的苏拉威西海和新西兰之行。她似乎心情愉快，有说有笑，而她的美貌却使人肠断心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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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拉卡拉伊瀑布 —— 7
迪耶戈在两个黑白混血儿姑娘的光屁股上拍了一下，这两个姑娘是他和行李一起带到船上来的，为的是在夜晚和午休时间给他解解闷。另外他还带了三十六瓶高级威士忌。他朝一张泛黄的蓓蒂·葛蕾宝（注：蓓蒂·葛蕾宝（1916—1973），美国电影艳星。）的照片——这幅像是以前的旅客钉在墙上的——送去一个飞吻，然后出舱房走到过道里，敲了敲隔壁舱房的门，再走进去。他发现雷伯与往常一样在看书。
“到甲板上去吗？”
“不。”
“听人家说，已经看得见陆地了。”
“很好，”雷伯头也不抬地说。
迪耶戈独自一人登上了甲板。这艘小轮船上挤满了喧闹欢快的人群，大部分是黑人，其中有几个临时凑成的乐队正在创造震耳欲聋的噪音。迪耶戈心想，这时即使有一架b—29轰炸机从头顶上飞过也听不见。他从舷梯爬上去，来到船长身另，这位在船上仅次于上帝的权威并不是巴西人，而是爱尔兰人。
“是不是被抛锚了？”
“我们在等待。”
这天气简直要把人热死：甲板好象在脚下燃烧，你想倚在船舷的栏杆上，非得采取预防措施不可。反正迪耶戈是这样做的。他把上半个身子探出栏杆。正前方是一堵水墙，将近两米离，长得望不到尽头。这堵灰褐色的水墙是流动而柔软的，墙顶泛着金色的泡沫，漂浮在旋涡之上，而下面的旋涡经常让湛蓝的大西洋水面蒙上无数混浊的斑点，不过那些斑点很快就消失了。
迪耶戈把身子又朝前探出了些，出神地领略着奇观异景给他带来的强烈刺激，有时候那种滋味怪吓人的。眼前大西洋和世界上水力最大的河流相遇并且面对面猛烈对抗，有史以来从未分过胜负，这种壮观的场面具有能使迪耶戈得到满足的一切因素。
他抬起头来，可以看到这场决斗不仅仅在两股水之间展开。就在褐色水墙的垂直上方，天空也被一分为二。靠近被烟雾笼罩的陆地这一边的天空，给紫红色的浮云塞得鼓鼓囊囊，那些云块向前挺进，看起来象肩并肩排列的卫士，仿佛准备阻挡企图从他们身边冲过去的任何人和物。而在另一边，太阳灿烂地高照在大洋上空。
“在等什么？”
“等那该死的领航员。”
直到六小时以后，领航员才来，带着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
轮船方能开始通过亚马逊河波澜壮闹的出海口。
乌巴尔多·罗沙在贝伦迎接他们。起先，迪耶戈对他极为反感，原因是他老是绷着脸，几乎完全不开口，还有一付象迪耶戈所说的“无所不晓的林中人”派头。可是很快迪耶戈就确信罗沙对雷伯的赤胆忠心不亚于他，也就开始另服相看。从那以后，两人相处得极为融洽。
罗沙准备了一条大木船，还有三名船工。他让雷伯和迪耶戈坐这条船沿着亚马逊河溯流而上。一九五五年五月十四日的清晨，他们到达了马瑙斯。自从在贝伦登舟以来，在整个旅途中，雷伯没有离开过他的铺位。船过桑塔伦以后，乌巴尔多·罗沙索性打开了话匣子。他把亨利·福特在这一带遭到彻底失败的经过向他们扼要叙述了一番。那是发生在一九二七年至一九四六年间的事情，当时，这个美国大富翁投资两千万战前美元，在亚马逊尼亚开发橡胶种植园，种植了将近四百万株从菲律宾进口的三叶橡胶树苗。福特甚至还建起了一座有三千居民的市镇，取名福特兰迪亚。(多么谦虚！)学校、教堂、医院、体育场、网球场、游泳池、高尔夫球场一应俱全，店里卖的商品专门由飞机运来。这个底待律的汽车大王朝思暮想拥有自己的轮胎生产基地。然而，出于地点选择不当，考虑到一棵橡胶树要八年的时间才能开始产胶，便到别处去作新的尝试。福特发现他这些未加工的亚马逊尼亚橡胶的成本，比人家送到厂里来的现成轮胎还贵。于是，在泄气之余，福特把那里的一切全部卖掉，仅得二十五万美元，而他花在这上头的钱至少是这个数字的四十倍。
“真是一笔好买卖！”迪耶戈说道。
但他在听罗沙讲述的时候心中并不自在，甚至近于痛苦；而在这条永无尽头的河上日子过得越久，他就越不自在。他一下子掉进这个陌生的天地，有一种受压抑的感觉。
当初，他和雷伯从波哥大逃出来以后，他曾目送着雷伯·克立姆罗德越走越远，孤孤单单地踏上他历时一百天、行程将近两千公里的征途。时隔八年之后，迪耶戈又感到了这种绝望和被抛弃的凄苦心情。
然而，到了马瑙斯，迪耶戈却坚持继续留在雷伯身边。
他从罗沙那儿得知这船还要去莫腊，那是罗沙的出生地，然后向布兰科河的上游进发。
“这没必要，迪耶戈。而且我还有事要你去办。咱们事先已经说定了。”
“可两三个星期不会有什么关系的。”
他几乎是在恳求，因为他越来越强烈地感到雷伯正在起某种变化，虽然他说不清到底是怎么回事。雷伯说话越来越少，眼睛显得越来越大，似乎连他的形体都在发生变化。有时他简直不与任何人说话，在马瑙斯停靠的三天里，罗沙忙于别人莫名其妙的准备工作，雷伯倒是操着不知什么语言跟他遇见的印第安人交谈过两三次。除此以外，他竞孤僻到这样的程度：他一向注重礼貌，可是现在当别人跟他谈话时，他甚至象没有听见似的。以往，尽管他的神情似乎迷离恍惚，却从来不会心不在焉。而今他常常会这样走神，简直令人难以相信。
“还是让我跟你一起去吧，能到多远就到多远。”
“好吧，到卡拉卡拉伊为止。到了那里，你可不能再往前走。”
卡拉卡拉伊。
这个名字在迪邓戈听来隐约带有一点异国情调，此外就并不意味着什么。他甚至懒得到地图上去查一下。船离开马瑙斯，到了莫腊。这是一个小小的居民点，至少引不起迪耶戈什么兴趣。
接着开始在水色乌黑、几乎连蚊子都没有的布兰科河上逆流航行。
“我正处在丛林的中心，”迪耶戈想到这一点不免有些心慌。“我，迪耶戈·哈斯，妈咪塔的宝贝儿子（她没有其他子女），经常出入于宫殿般的去处，受到女人的崇拜，全世界大饭店的侍者领班见了我都诚惶诚恐，可如今，我正走进这危机四伏、凶多吉少的‘绿色地狱’，两岸的印第安人一定是食人生番，他们一个个垂涎欲滴，贪婪地（注：此处缺半页内容）
事实上，他除了喃喃自语聊以解嘲外，也没有别的选择。雷伯此刻蜷缩在船头上，干脆再也不开口，至少没说过文明世界的任何一种语言。有好几次，他望着密密匝匝的森林，发出一些希奇古怪的声音，立刻有许多赤身露体的印策安人，一个个面目狰狞，手持两三米长的大弓从林子里跳出来。
乌巴尔多·罗沙不那么健谈了。船员也不再是贝伦的那几个人。在马瑙斯已经换上印第安人驾船。一想到返程中只能让这些人跟他作伴，迪耶戈预先在担忧了。
“就在今儿。”
太阳刚刚升起。迪耶戈也起身，从吊床上爬下来。下了一夜的雨总算停了。然而河水猛涨，大片树林被静静的河水淹没。水面平滑如镜，把天空中的景物一一映照出来，其清晰的程度使迪耶戈简直分不出什么是真景，什么是倒影。他朝着罗沙所指的方向望去，瞧见一片曾遭林火的地方，上面几乎又长满了新生的植物，已经看不出与其他地方有什么两样。也许，他们已经不是在布兰科河上，因为这里的河道两旁的树木和叶簇蚕食下已变得很窄。船被用篙钩拖过去停在权当码头的烂树干边上，它的被蛀空的腐殖质已经波及另一棵大树的根部。树干后面及其周围都是简直无法穿透的绿色植物的厚墙。
雷伯从船上跳入水中。使迪耶戈大为惊恐的是他脱去了那双从里约热内卢穿到现在的布面鞋，把它们扔掉，光脚趟着混浊的水，显然很愉快，全然不顾水中有极其危险的动物出没。
至于罗沙，他象走绷索似地一步一步从树干上走过去，直到踩着硬地为止。“当然，在这个水族馆里天知道究竟有没有硬地可言，”迪耶戈心里喃喃着。
他大喊一声：“雷伯！”就象八年前一样。
雷伯连头也不回。他正在脱衣服，直到赤条条一丝不挂。他对着那堵绿色的墙说起话来。不过隐隐约约可以感到墙后似乎有动静。
“现在你最好还是离开。”罗沙对迪耶戈说。“要不然，他们是不会出来的。时隔五年，他们可能认不出雷伯了。没有必要去冒无谓之险。”
为了谨慎起见，他向印第安水手大声发布命令。于是，水手们用篙钩把船撑离树干，重又滑入水流。迪耶戈坐在船舷上，看着雷伯跟自己的距离越拉越大。直至这段距离拉大到将近一百米的时候，才有一个个身影从那堵雨后湿漉漉、亮闪闪的绿叶之墙里边出来。
“瓜阿里沃入，”船上一名印第安水手怀着敬意低声说。
在身材高大、赤身露体的雷伯周围，人越聚越多。这情景好象大批昆虫纷纷糜集到一头受伤的巨兽身边准备饱餐一顿。就在河上的一处弯道即将把他们永远分开的时候，迪耶戈似乎看到雷伯向他打了个手势，仿佛在说：一切顺利。至少，迪耶戈希望雷伯打了手势，并且是向他示意。然后，他回到吊床上，缩做一团，觉得自己从来没有象现在这样可怜。
在马瑙斯，他找到了那两个巴西律师，他们已经等了他好几天。根据雷伯的指示，他有许多事情要和他们一起办理……
……他的确和他们一起办了许多事。（本章完）
王臣 —— 1
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四日黎明时分，突多尔·安盖尔离开了洛杉矶。九点钟，他抵达巴斯托，停下来喝了点咖啡，吃了一块苹果排。安盖尔身材魁梧，下颏方而结实；年轻时，他是个业余拳击手，参加过大约三十场拳击比赛，其中十一场是击倒对手而获胜的。他的祖先是罗马尼亚人，所以他有一双乌黑闪亮的眼睛，而且口齿伶俐，能言善辩，完美地掌握着一种滔滔不绝说空话的本领，特别是在他事实上无话可说的的候。
他按照信中的指示，出了巴斯托大约八十公里，便离开州际公路，向左折上通往死谷东部的一条路。
他收到的那封信上说：四点钟到达托诺帕，过了托诺帕六英里就朝东走，上六号公路，然后再向左拐，沿八号公路(a)行十三英里至八十二号公路，那是一条未铺沥青的小路……
这简直象在寻找宝藏。
下午一点左右，他出加利福尼亚州界进入内华达州。他在“魔鬼快餐厅”吃了一份辣香汉堡包，然后继续驱车向北驶去，绕过拉斯维加斯，因为信上说“请不要穿越拉斯维加斯”。
四点差三刻他驱车穿过托诺帕。他没有停留，径直穿越那座城市，上了通往巴特尔山和埃尔科的八号公路(a)。随后又折向未铺沥青的八十二号公路……
这条路蜿蜒曲折，盘旋而上，在海拔高达三千米、完全被森林覆盖的莫尼特和托奎曼两条平行的山脉之间穿行。“再过二十七英里半，在你的右边有一条小溪和一条更窄的小路，标有‘泥井’字样。”
安盖尔上了那条路。“大约过两英里，你的左边会出现一座小屋。”他发现那座小木屋其实只是岩石平台上一堆孤零零的废墟，紧靠着一个洞穴。
“请在那里等候。”
他关掉引擎，突然感到四周一片死寂。打开车门的声音似乎响得可怕。他朝小木屋走去，里面空荡荡的，好象久无人居，但他注意到一堆火是刚燃起的。他到旁边的洞穴里看看，那里有水从石缝中滴下来。他回到汽车里，打开收音机，但随即把它关上，觉得在如此荒僻的地方听收音机太不相称。
过了半小时，他察觉到有人来了，使钻出汽车，抬头望去，只觉得脉搏加快了。一个瘦长的身影正沿着小路走来，脚步之轻不亚于猎人，连一块石头也不惊动。
他认出来者是雷伯·克立姆罗德。
“先说这些矿，”雷伯说。
雷伯在汽车引擎盖上摊开一张地图。安盖尔见上面标满了十字、圆圈、杠杠和三角等符号。“凑近一点看，突多尔。”他凑近一看，只见每一个符号旁边都有一个方框和下面划着横线的字母。
“突多尔，十字符号代表拉夫洛克公司，圆圈即瑟克尔公司，三条线代表三指公司，三角当然代表西三角公司，方格是切斯和威尔逊公司……其余的都很容易：h是海黑尔和韦斯顿公司，g是戈尔德曼公司，依此类推……”
这些公司的名字对安盖尔并不陌生，多少有点耳熟。接着他想起来了。
“这些公司都是五年前你要我建立的。”
“还有另外八家。请把我的话记下。”
雷伯把受托人、有关律师以及银行的名字、地址、电话号码’一背出来，每提到一位银行家的名字，都有他的地址和私人电话号码。他说完后，问道：“你都记下了吗？”
“记下了。”
“我要你把这张地图带去，根据这图开列一份清单，注明每一家公司有哪几个矿、哪几条矿脉。你要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对受托人和委托协议书进行检查，并以你自己的名义核对转托协议书。请注意登记所有权凭证的编号。完了以后，请照旧把这些都交给塞梯尼亚兹。”
“当面递交？”
“当而递交。”
安盖尔看着地图出了神，同时又感到惊讶。
“天哪，你买了多少个矿？”
“三百五十三个。有一个没买到，我还耿耿于怀呢。”
“都是金矿？”
“是的。你用完这张地图以后，请把它烧掉。”
“当然，”安盖尔说。他望着克立姆罗德，后者的头发狠长，满面胡须，额上箍一条绿色蛇皮头带。若不是颜色那么淡的一对眼珠子在他瘦削的、晒成褐色的脸上那么明亮地闪闪发光，他看上去简直象个印第安人。
安盖尔很快想了一下，说道：“五年前，你买下了分布在洛基山脉的一些金矿。它们当时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就是无利可图。一盎司精炼的黄金不过三四十美元，因为官方兑换率至今不变，一直是每盎司三十五美元。你预料会有什么变化吗？”
雷伯没有回答，只是冷冷地注视着他。他勉强挤出一丝微笑，赶快说道：“我收回这个问题。”
“我并没有听见你的问题，”雷伯说。“现在我们谈谈土地吧。你把这记下来，好吗？”
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安盖尔不得不从汽车仪表板上的小柜里取出一个手电筒。
“我替你拿着，”雷伯说。
安盖尔手不停地写着，可心里却越来越感到惶惑。
“就这些。”雷伯最后说。
他把手电筒还给安盖尔，开始在破旧的小木屋前徘徊。此刻，小木屋几乎完全隐没在黑暗中，使人觉得所发生的一切好象都是不真实的。
安盖尔迅速地翻了一遍自己的笔记，随即做出一个大致的估计〇
“大约一万四千公顷……”
“是一万三干八百零九公顷。”
“还要加上你一九五一年到五五年买下的。”
“那时候买了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三公顷。总共是三万零四百六十二公顷。一千四百十二块地，分属六十四个公司。。
“万能的上帝啊！”安盖尔发出一声惊叹。
此刻，可以听到，雷伯安详、缓慢、忍俊的声音在浓重的夜色中说：
“我看上帝和这没有多大关系。突多尔，你把需要核对和检查的一切都做完之后，务必交给塞梯尼亚兹。突多尔？”
“什么事，雷伯？”
安盖尔心里嘀咕着：他到底哪里去了？这时已经伸手不见五指。
“谢谢你到这里来。感谢你在过去六年中对我的帮助。不久前，我经过你在圣莫尼卡山买下的房子。房子很漂亮，你花了十二万二千美元是完全值得的。我也看见了你的孩子，你有充分的理由把他们引为为傲。我依稀记得，十月三日将是你结婚二十周年的纪念日。我记得对吗？”
“对。”安盖尔说。他处在两种相互矛盾的感情支配之下：一方面是无限钦佩和尊敬，对雷伯充满友情；另一方面是恐惧，他隐约感到，克立姆罗德这样炫耀对他的情况了如指掌，似乎蕴含着某种威胁。
“你对罗马尼亚绘画仍然兴趣不减，突多尔？”
“这是我们最初相识的媒介嘛。”
“命运使我得到了一幅西奥多·帕拉迪的精品，他是一位与马蒂斯在同一水平的画家，或者几乎在同一水平。如果你愿意收下它，我会很高兴的。画大约两个星期之后可以寄到——估计在十月二日早晨。好了，突多尔，现在走吧。”
“这个地方太荒僻了。要不要我开车送你到别的地方去？”
“不，谢谢，突多尔。按计划到拉斯维加斯去吧。在弗拉明戈旅馆已经用你的名字订好了房间。你的班子大概已经在那儿了吧？”
“已按你的要求做了。”
接着是一阵沉默。突然，这位浅色眼珠的“印第安人”已经站到敞开的车门口，而他走近之前竟没有丝毫声息。
“现在，走吧，突多尔，请走吧。我应邀去和本地一位淘金人弗格斯·麦克塔维什一起吃豆角。要是他看见我从一辆这么高级的轿车里钻出来，会把我当成一个亿万富翁，从而在把他的一个矿卖给我时多敲我一百美元。”
由于工作勤勉，足智多谋，而且对雷伯·克立姆罗德忠诚不贰，突多尔·安盖尔从一名黑狗当上了王臣。
金矿行动是按照一个经过试验的方案进行的：每个小公司拥有一个或一个以上的矿，由一个受托人经管。这个受托人只是名义上的矿主。实际上，他所有的一切都受托于中级受托人，后者控制着好几个低级受托人。根掂另一份委托协议书的规定，这个中级受托人本人又听命于某个王臣，这次就是突多尔·安盖尔。他是唯一认识雷伯的人，并通过又一份委托协议书向雷伯承担义务，他自己则控制由他负责的这一方面的全体中级受托人。
每个王臣都始终认为自己是唯一的代理人，以为克立姆罗德是一个性情古怪的亿万富翁，出于个人原因想隐姓埋名。有些人认为克立姆罗德自己也是个代理人，他的背后也许另有什么人，也许是某个集团，甚至可能是某个国家。拿尼克·佩特里迪斯来说，他一直以为克立姆罗德是个船主，安盖尔把他看成一个精明的土地和金矿的投机商；桑塔纳则认定他是一个石油大王；奈西姆有很长一段时间相信他是个不愿意亲自出面做投机生意的大富翁。
在内华达州、科罗拉多州和洛基山脉其他地区的金矿行动，无疑是王所指挥的行动中最简单的一个系列。
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间，他十分谨慎地陆续购买金矿所出的投资，总计三百二十九万六千美元。这些金矿实际上都是无利可图的，其中大部分矿已弃置四十年之久。若按三十五美元一盎司的法定金价计算，能够提炼出来的黄金甚至抵偿不了开采成本。
克立姆罗德对安盖尔说金矿共有三百五十四个，这正是安盖尔最后记录在册、办妥了开采权手续的金矿数目。然而，与突多尔的班子同时进行工作的还有另一批人马。这三百五十四个金矿只不过是克立姆罗德在一九五一年到一九五七年间大批购进的金矿中的一部分，最终他成了二千二百十一条矿脉的主人。
后来金价不断上涨。五十年代只值三十五美元一盎司的黄金，至一九八〇年一月二十一日达到了天文数字的价格，每盎司八百五十美元。
两年前，也就是一九七八年二月，所有这些金矿都已恢复开采。
不仅如此，奈西姆·沙哈则还代表克立姆罗德每年化二十万美元到一百五十万美元买进黄金。起初一盎司的价格是三十五美元，后来上升到八十美元，到一九七四年十二月，在美国开放黄金市场以后，则为一盎司一百八十美元。
王获得的利润到一九八〇年一月估计为四十三亿五千五百万美元，错不了。
王臣 —— 2
迪耶戈·哈斯光着身子在浴池里戏水。圆形浴池的直径将近三米，周围有一个个小喷水口。陪伴他的三个姑娘只带着耳环、全身几乎一丝不挂。电话铃响了。他从浴池里那么多乳房和圆圆的屁股上爬过去（他喜欢滚圆的臀部），在电话铃响三遍时抓起话筒，照例与对方打趣说：“我是阿布杜尔·本·迪耶戈酋长。”
接着他一连说了七个“是”，为了换换口味，又用德语说了一次jawohl（得令）”，然后挂上电话。他来到拉斯维加斯已经六个星期，虽然这里有姑娘供他纵情享乐，他还是感到腻味透了。迪耶戈对赌博没有兴趣。他当然下过赌场，用的是雷伯专门给他作赌本的二万五千美元，可是运气坏透了，他竟老是赢，这真是莫大的讽刺。他暗自思忖，“真要命，这笔劳什子的钱怎么也输不掉。就连赌台上收付钱的人见到我都暗暗觉得好笑。我成了那里的笑柄。掷骰子时，我没有一回不是掷七点或十一点。”他于是乎总结出一条规律：要在赌场赢钱，只须想方设法输钱就行，同时还得诚心减意地向瓜达卢佩的圣母祈祷。
然而，坐等的日子终于要结束了。他望着那几个姑娘，黄色的眼睛里闪出嘲弄、疯狂、吓人的火焰。
“全体上甲板，”他高声嚷道。“该干活啦。把所有的帆扯上桁，推动主绞盘准备起锚，升中桅帆、上桅帆、支索帆、前桅帆，右满舵！换句话说，女士们，你们滚吧，快！”
没等她们穿好衣服，他便把她们统统轰了出去，可把那个旅馆侍者乐坏了。接着，迪耶戈大忙特忙了三个钟头。在这三个小时里，迪耶戈有条不紊地实现着责成他采取的所有步骤。他打了近四十个电话，通话的对象大多数在拉斯维加斯市内，但也有在美国各地的。
每次通活，只有最必要的寥寥几句。
完成这第一个任务以后，他离开了自己的套房。在出弗拉明戈旅馆之前，他先去了解一下，确切突多尔·安盖尔已按计划和他班子里的五个洛杉矶律师在那里下榻。于是，迪耶戈冒着难以置信的酷暑走到斯特立普大街上。
他来到沙滩饭店。这里也已一切就绪。纽约来的两位律师哈里森·奎思和托马斯·麦格里维，昨晚住进了旅馆，文件也已准备停当。
沙漠旅馆的情况也一样。不过在到那里去的路上，迪耶戈叫了一辆出租汽车。如果说炎热的气候他还受得了，体力活动却一向是他深恶痛绝的，只有和女人在一起的时候例外。从底特律来的斯蒂夫·帕拉斯基携带着两名助手和有关文件就住在那里。
他最后去的两个地方一处是芝加哥律师摩西·伯恩和路易斯·贝尼蒂住的沙丘饭店，另一处是以金·福伊西为首的几位费城律师住的撒哈拉旅馆。
迪耶戈对这些客人一一重复了有关指示，确定了会面的时间。
他从这些活动中获得莫大的满足，其中包含的刺激对他有强烈的吸引力。或许，他还体验到塞梯尼亚兹一向有的那种感受：以为自已是除一人之外唯一知道将发生什么事情的人，知道它何时发生，知道其原因又是什么。这种感觉，再加雷伯终于要归来的事实，已足够使他乐不可支。
到拉斯维加斯来的律师中没有一批知道其他同行的到来，他们对彼此的存在一无所知。
在迪耶戈各处都走遍之后，已经是下午五点钟了。
“正是时候，”他想。他坐出租汽车赶回弗拉明戈旅馆。一星期之前包租的一辆轿车此刻已在那儿等他。他上了那辆车，沿着斯特立普大街把车开到琼斯林荫道，然后一直向北。他知道，现在经过的这一带土地大部分都属于雷伯，他到了一个地方，那里展现在他面前的只有一条笔直的公路，呈波浪形向北延仲，一眼望不到头。左右两侧都是灼热的沙摸，而在他后面还看得见城开不夜的拉斯维加斯的火树银花。他关上引擎，放开嗓门拼命高唱影片《蕾梦娜》的主题歌。
大约十米以外，一辆卡车在公路另一边停了下来。雷伯肩上挎着个口袋，从车上下来，微笑着和司机提了握手。司机驾车离去。卡车开过去时，迪耶戈看见车帮上漆着一家卡车公司的名字，他一度还但任过该公司的总经理。“后来我把它卖掉了，”他想。“我不知道卖给谁了，也不知道为什么卖掉，卖了多少钱，反正是卖了。雷伯叫我签字的那一天，我还记得很清楚。”
他尽他的肋话员所允许的限度大声唱着。
雷伯拉开车门，上车坐下。
“把音量减低一点，你看可以吗？我相信，人家在阿拉斯加都能听见你的歌声啦。”
他们已经四十三天没见面，边耶戈那份高兴劲儿就甭提了。
“一切都办妥了吗？”迪耶戈问。
“是的，基本上都办妥了。你干得怎么样？”雷伯问道。
“一切都准备好了。明天早晨八点开始行动。”
迪耶戈在弗拉明戈旅馆订房间时用的名字不是哈斯，而是路易斯·德卡瓦哈尔。据塞梯尼亚兹说，这个名字迪耶戈少说也用过十来回了。塞梯尼亚兹原以为这是个化名，因为迪耶戈都是在不需要护照的城镇和旅馆里执行他的使命时用这个名字。直到二十五年以后，塞梯尼亚兹才发现迪耶戈的真实姓名是路易斯·迪耶戈·哈斯·德卡瓦哈尔。从母亲这一方面来说，他几乎还是个信而有征的西班牙贵族呢。
“你要哪个房间？”
雷伯耸了耸肩膀。他用晒黑的大手抓起电话，拔了一个号码，用法语讲了起来。迪耶戈想，也许是打给塞梯尼亚兹吧。迪耶戈对法语大概二十句里只有一句懂得。他注视着雷伯，不免感到大失所望。他原先满怀希望，以为他们回到美国已有四个月，又多次往返于东西海岸之间，雷伯应该恢复本来的样子了。可是，不。雷伯变得甚至更为陌生了。自从雷伯在卡拉卡拉伊瀑布附近一头钻进亚马逊尼亚丛林以后，足足过了十个月才到那如获大赦的一天。那天，他和索克拉特斯呆在里约热内卢，忽然电话铃响，接着他听到那句熟悉的话：“迪耶戈，我需要你。”十个月在绿色世界里的生活又一次改变了雷伯·克立姆罗德。虽然他和人家谈话时，仍能彬彬有礼地保持专注的神态，但他“走神儿”（这是迪耶戈的说法）的次数却越来越多，而且时间越来越长。
现在，雷伯跟某人用法语进行的这次电话交谈结束了，雷伯未了说的一句“a bientot”，连迪耶戈也懂得是“一会儿见”。
“雷伯，为什么是‘基本上’？我刚才问你是不是一切都已办妥，你回答说，‘是的，基本上都办罢了。’”
那双灰色的眼睛慢慢地朝他转了过来。雷伯出人不意地芜尔一笑。
“事关一位弗格斯·麦克塔维什先生。他做的熏内炖菜豆好吃极了，可是他的威士忌实在不敢领教。他拒绝了我。”
迪耶戈根本不知道这位弗格斯·麦克什么的是谁，当然，他也不会向雷伯打听。
“不过，我并不就此罢休，”雷伯继续说。
他脸上现出忍俊不禁而又诡谲的表情。他脱掉衣服，冲了个淋浴。
迪邪戈问：“饿了吗？”
“是的。”
“汉堡包加鸡蛋，怎么样？
“好。”
迪耶戈心想：他对吃什么毫不在乎。
“迪耶戈，理发师约好了吗？”
“他将在三十三分二十四秒之后到达这里。你的衣服也准备好了。至于鞋，我买了三双不同尺码的，以防万一。这一阵子扮演印第安人的结果，大概把你的脚也放大了。到领带嘛……我的天哪，简直太美了！我给你买了一打。这条怎么样？”
“太鲜艳。”
“这是翠绿。顺便说一句，一打领带全部是绿的。这一条几乎是墨绿的了。”
“这条好。”
十五分钟以后，一名侍者端来了鸡蛋和汉堡包，他没有看见正在隔壁房间里不知给什么人打电话的克立姆罗德，这回雷伯说纳是德语。随后理发师来了，他一声不吭地给雷伯理发修面。这个墨西哥人或许把他们看成两个到拉斯维加斯来寻欢作乐的南美人，这对于雷伯和迪耶戈可谓正中下怀。
待他离去后，雷伯又开始打电话，不过他的外表已焕然一新，这迪耶戈也快认不出他了。他的头发剪得短短的，胡子刮得干干净净，鼻梁上还架着一付不锈钢边的太阳眼镜，看上去年轻了些（他即将满二十九岁），完全符合他自己的要求象一个年轻的商学院毕业生。那付眼镜给他的相貌带来的变化特别大，因为把他的眼睛几乎完全给藏了起来。
七点钟正，继一个内线电话之后，门上响起敲门声。进来的四个人，一个是迪耶戈熟悉的列尔内，另一个是他不太熟悉的阿布拉莫维奇。他们和雷伯一起走进隔壁房间。迪耶戈在外面守卫。一个半小时后，两人才离去。
雷伯又打起电话来。迪耶戈抓住难得的一个间隙，问道：“你今晚要个姑娘吗？”
雷伯眼睛望着远处，冷漠地耸了耸肩膀。
“巧得很，”迪耶戈说，“我搞到了两个。高个儿，黑皮肤，能读奥尔德斯·赫胥黎（注：1894—1963，英国小说家和评论家。）和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注：1861—1941，印度作家、诗人，1913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作品，正是你喜欢的那类姑娘。嘻，这能让你轻松轻松！你要琳达还是特莉？还是两个都要？”
电话铃响了。迪耶戈拿起听筒，虽然对方没有自报姓名，他已听出是艾比·莱文的声音。他把电话递给雷伯，并出于审慎自己到走廊里去散步。在走廊里，他停下来摆弄冰块自取机。这样，在九点还差几秒钟时。他亲眼看到了王臣中一直是最神秘的一个人物来临。
他身材一般，仪表一般，衣着一般，戴着一付眼镜，面貌没有特征，无从描述。
他提着一个公文皮包，在门口站住，没有敲门，先看看走上前来准备把他打发走的迪耶戈。那人笑道：
“是哈斯先生吧？劳驾告诉他一声，说杰思罗来了，好吗？”
“杰思罗？”
“只说杰思罗就行了。他正在等我。”
迪耶戈走进房间，通报了杰思罗的到来。雷伯只是点点头，没说什么。
“这人知道我的名字，”迪耶戈说。
“是的。”
他目光凝滞地不知望着什么地方，说：“叫他进来，迪耶戈。从现在起，我不希望有人来打扰，也不接电话。大约需要两小时。还有，我已经决定了，就让琳达来。十一点半。如果她愿意等到那个时候的话。”
他微微一笑。
杰思罗进了门。雷伯和他关在一间屋子里密谈。
迪耶戈做了必要的安排，在接下来的两个小时之内把所有的电活一律挡开。他打开电视机，发现在放詹姆斯·贾格尼（注，美国电影明星，获得过1942年奥斯卡最佳男主角。）主演的一部旧片《血溅太阳旗》。他倒是宁可看雪莉·温特斯（注：美国电影明星，获得过1959，1965两届奥斯卡最佳女主角）的片子。他喜欢雪莉·温特斯金发、肉感、魔鬼般诱人的嘴唇。直到影片播完，雷伯的房间里仍悄无声息。于是他走进浴室，先洗盆浴，再洗淋浴，刮了胡子，又洗了头，还把指甲、趾甲和鼻毛都修剪了一番。
杰思罗走的时候他听见了，但没有看见。雷伯露面时，从眼神可以看出他十分满意，甚至洋溢着胜利的喜悦。
“现在轮到这位琳达了。你说她是高个儿、黑皮肤？”
“她能背诵泰戈尔和另外一些人的作品，正是你喜欢的那种姑娘。”
“我准备好了。”
他确实心境极好。
“看来，”迪耶戈说，“除了那个叫什么弗格斯的，一切都很顺利？”
“除了他那一头，一切都很顺利。”
迪耶戈穿着浴衣，走进起居室给琳达打电话。她正在比这儿低两层的一个房间里等待着。迪耶戈在电话里索性把特莉也请来，尽管她既无金发，又不肉感。他要破一回例，只此一遭。
“我浑身上下收拾得干干净净，漂漂亮亮，风度好极了！”
他无意中看见四个卷宗，雷伯正要把它们收起来。显然这是杰思罗惜来的。四个卷宗看起来没有什么特别的地方，都是毫不起眼的硬纸文件夹，式样相同，没有差别……
……只是颜色不一样，一个是黑的，一个是红的，一个是绿的，一个是白的。
一九七六年以前，王通过一个巴拿马的银行帐户定期向他转帐付酬。一九七六年之后，付酬的事便通过巴哈马群岛的一家银行办理。
转帐的理由从来不加说明，这是雷伯亲自关照塞梯尼亚兹支付的。
半年一次支付的数目一般相差不多，从不低于三十万美元，但也有几次数目特别大。一九五七年曾经有这么一回，转帐金额超过了一百万美元。
杰思罗主持着一个专为王效劳的、无孔不入的情报网。塔拉斯相信，这个情报网的建立也有约尔·白尼适的一份功劳。
杰思罗那个时候来到拉斯维加斯并在迪耶戈面前冒险露面，恰恰说明王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到十七日采取的行动非同小可。这完全称得起一场金融界的圣瓦伦丁节大屠杀（注，1921年2月14日（圣瓦伦丁节）美国黑社会头目卡波内指使手下在芝加哥杀死了七个人）。
王臣 ——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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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臣 —— 3
黑色的卷宗现在拿在哈里森·奎恩的手里。他是从纽约来的律师，和助手托马斯·麦格里维一起住在沙滩饭店的一个套间里。
这两位都是第一次来到拉斯维加斯。他们不惯于和流氓无赖打交道，但也不特别害怕于这种事。作为商业律师，他们在以下几个方面颇有点名气：作风泼辣，足以让对手胆寒，喜欢完备齐全的文件；必要时，为了维护委托人的利益，他们拿得出不屈不挠的顽强精神。
刚交给他们的这个卷宗使他们十分满意。文件准备得非常出色，他们吹毛求疵地看了一遍，竞挑不出一点儿毛病。这位列尔内显然十分在行，尽管表面上看不出来：说话慌里慌张，简直气急败坏的样子，一身打扮就象是一个听差去参加星期天的葬礼。列尔内当初登门请他们办事时，实在没给他们留下好印象。他们差点儿回绝了他，虽然他愿提供相当可观的报酬。当时列尔内说：“我所代表的委托人并非盗贼。他们是受到尊敬的人。你们完全可以放心。你们不妨打电话问一下亨特曼哈顿银行的大卫·费洛斯。请现在就打。”他们问了。费洛斯哈哈大笑，回答说：是的，他知道列尔内的委托人，是的，他愿意在各方面为他们作保证，不，他不能披露他们的姓名，诚然，奎恩和麦格里维一向声誉卓著，但尽可以放心接受列尔内及其委托人的延聘，将来肯定不会后悔的……
奎恩打开黑色卷宗。里面有两份打字的文件，上面既没有签名，用的也不是印有公司名称的笺纸。看完这两份文件。他不禁打了个寒颤，一句话也没说，便把纸递给了麦格里维。然后，奎恩转过身去，更仔细地打量坐在他背后的那位戴不锈钢边眼镜的年轻人。奎思从列尔内那里总共了解到三点有关这年轻人的情况：“他叫贝克；是我的一个助手；他代表我。请严格遵照他以我的名义向你们提出的要求办理。”
几分钟之前，正是这个年轻人谨慎地把黑色卷宗交给了他。
麦格里维现在也看完了卷宗的内容，照样不动声色。然而奎恩注意到他的手在微微颤抖。这是一九五七年九月十六日上午八点二十九分。
垄恩缓缓地环视着沙滩饭店的这个房间，会谈就要在这里举行。
他大声说：“我看，人都到齐了。”
参加会谈的人有的嗯嗯则声，有的点头作答。这里一共有十四个人。奎恩让麦格里维坐在他的右手。两名助手和年轻的贝克坐在他后面。在座的有那个叫人提心吊胆的艾比·莱文，坐在他两旁的人不如他那么引人注目：一位叫英法特，一人代表着好几个工会组织；另一位是个律师，姓奥康纳斯。莱文对面坐着五个人：两家赌场的正式业主、持有经营许可证的曼尼·摩根和索尔·梅也尔；赌场经理乔·马纳卡奇；还有两位是他们的法律顾问。
奎恩看看莱文，说：“莱文先生，你谈谈好吗？”
“你们是出价的，”莱文答道，“还是你们先说。”
他的一双黑眼睛眼角伸得较远，目光冷酷无情、深不可测，对这个人物，奎恩早有所闻。甚至有人说，莱文是犯罪辛迪加派驻工会的全权大使（当然，前提是这个辛迪加是否存在）。据同一消息来源，莱文既是热那亚帮之类的“老家伙”过去的副头领，又是一个新的实力人物，能啸聚年轻一代的盖洛、珀西科之流。这一切并没有破坏他和迈耶·兰斯基之间牢固的友谊。而且，尽管有这些耐人寻味的联系，在过去的二十年中，他本人却从未被任何一级法庭传讯过。奎恩看看摩根和梅也尔。
“你们二位是两家赌场的业主，一家在斯特里普大街，另一家靠后一点。第一家的赌金平均为四十二万美元左右。摩根先生，你那里则要少得多：三十四万美元。我说的都是一天的数字。”
“这些情报你是从哪里弄来的？”摩根勃然大怒地问道。
“数字是确切的，”麦格里维镇定地说。“此外，这也不是关键所在。”
“那么你说关键是什么？”
“关键在于你们目前遇到许多问题，”奎恩说。“而且，在不久的将来，你们还会面临许多问题。”
“在很近很近的将来，”麦格里维笑容可掬地说。
“那时你们将不得不卖掉赌场，”奎恩说。
“交给我们的委托人，”麦格里维说得更明确。
“根本不存在这个问题，我们什么都不想卖，”梅也尔说。摩根的眼睛盯着纽约来的两位律师，梅也尔注意的却是艾比·莱文。
奎思心想：如此说来，梅也尔已经心中有数，他比摩根机灵。
“梅也尔先生，”奎思说，“宝号在经营上遇到了不少问题。赌博稽查处在最近四个月内已经七次发现你的赌场有作弊行为；你已被罚款一次，金额为十二万美元。明天，反正不出最近几天，你还将遭到两次甚至三次罚款，金额可能高达五十万美元。”
“我们照付不误，”梅也尔说。
“这一点我们待会儿再谈，梅也尔先生，”麦格里维越发笑容可掬地说：“至于你，摩根先生，你的处境并不比你的合伙——唉，对不起——并不比你的同行好多少。”
“而且你显然也面临着来自赌博稽查处的麻烦，”奎恩说。
“不过，你在这一头问题没那么严重，”麦格里维说，那口气仿佛在安慰他：不用担心。
“对你来说，”奎恩说，“严重的问题来自国内收入署。”
麦格里维接口说：“国内收入署掌握着材料，可以证明你所报的收入与实际收入不符。”
“隐瞒收入，”奎恩说。
“这且不说，”麦格里维说，“还有一件事，内华达州政府……”
“……通过赌博稽查处……”奎思说。
“……打算对所有的赌场作一次全面的清理……”麦格里维里维说。
“……先从那些声名不好的人身上开刀，”奎思说。
“我以上帝的名义要求解释，你们搞的是什么名堂？”摩根大声嚷道。“你们到底指控我们什么？再说，你们有什么资格来指控我们？我们到这里来，是应我们的朋友艾比·莱文的邀请……”
他还在继续提出抗议。这时有人轻轻碰了碰奎恩的胳膊肘。他没有回头看，便接过一张对折的纸条，在膝荒上打开，只见纸条上写着挤得很紧的三个小努 “快，摊牌。”
“我们别再浪费时间了，”奎思说。
“梅也尔先生，刚才你说罚款照付不误，是不是？用什么钱付？你们的现金收入记录机里还有钱吗？梅也尔先生，我这里有一些对你来说是不妙的消息。可以吗，来文先生？”
“嗯！”莱文说，神情却十分冷漠。
“梅也尔先久”麦格里维说， “你建造、装修你的赌场时，用的钱……”
“摩根先生也一样，”奎恩说。
“……主要是一些工会财务部门提供的贷款，在座的莱文先生和莫法特先生便是这些工会的代表。我说得对不对，莱文先生？”
“对，”莱文答道。
“现在，”奎恩说，“你的债权人自己也有难处。”
“借出去容易，收回来难，”莱文说，“市面不好。”
“另外，联邦政府，且不管它有没有道理，对于工会组织从经济上赞助赌博业感到忧虑……”
“……特别当他们认为经营者……”
“……且不管有没有道理……”奎思说。
“……认为经营者声誉不佳的时候，”麦格里维说。
“总之，”奎恩说，“梅也尔先生，摩根先生，你们的债权人不久就会向你们发出付款通知。摩根先生，你应付的款项粗略估计为一百四十八万三千六百二十二美元五十三美分，包括利息在内。梅也尔先生呢，你应付的款项大约是二百零九万四千五百七十一美元整，包括利息在内。”
“我们有朋友，”摩根说，眼睛里闪出仇恨的怒火。
“那么，就让我们来谈谈这些朋友吧，”麦格里维微笑着说。
他从黑色卷宗中取出一张纸，奎恩拿了另一张。
“弗雷德里克·摩根，一九一二年三月十四日生于纽约。曾因持械抢劫被监禁两年。一九三九年八月十一日杀害查理·巴赛尔，判刑十二年……”
“我不是弗雷德里克·摩根。”
“你和他是兄第。七年前克弗维尔委员会指控你不仅接受弗雷德里克·摩根的钱，还有另外两个人的钱，而克弗维尔委员会发现他们的收入大部分来源于一宗生意：卖淫。”
“他们什么都没能证实。我从来没有受到起诉。他们始终未曾确队我有罪。”
“如果他们做到这一点的话，你就决不会获得经营赌场的许可证。但是，我们掌握了克弗维尔委员会拿不出的证据，摩根先生。以弗兰克·格雷本赫的名义在皇家不列领银行开的户头，帐号为165746k。要我念一念历次存款的日期和金额吗？我相信，美国参议院的调查人员一定非常乐意知道这些……”
“梅也尔先生，”奎恩说，“我看，该轮到你了……”
“我还没说完哪，”麦格里维说。“我还有许多事情要告诉摩根先生。有个名叫莱斯利·穆罗的女人，被发现死在……”
“我想摩根先生现在已经明白了，”奎恩心平静气地说。“梅也尔先生！”
他开始读第二份材料。
“据这上面说，你和洛杉矶的一位约翰·曼德利斯过从甚密，和乔·巴格纳、迈克·莱维也往来频繁。你差一点被控犯有杀人罪，梅也尔先生。若不是一个叫艾迪·塞奇的人作证，加利福尼亚的警察无疑会深入调查，西格尔先生去世之时你在干些什么；在拉斯维加斯已故的西格尔先生是弗垃明戈旅馆兼赌场赫赫有名的创始人。还要我往下说吗，梅也尔先生？”
“我可以看看这张纸吗？”
“当然可以。”
梅也尔把这份打字的材料从头到尾看了一遍，上面的内容都是关于他的。他不动声色地将纸放在奎恩面前，用沉着的语调问：“你受什么人的委托？”
“一个叫亨利·钱斯的人，”奎恩说。“他的声誉比已故的西格尔先生更可靠。不仅如此，在经营赌场方面他有很丰富的经验。赌博稽查处肯定会发给他开业必需的许可证。”
“他出什么价？”
“他将承担罚款，清偿你的债务，另外再付结你六百九十七万五千美元，现金。”
“至于你，摩根先生。”麦格里维说，“条件恰巧相同：债务一笔勾销，代你偿还欠款，另外付给你五百二十一万美元。”
“现金，”奎恩说。
“这是相当公道的价格，”麦格里维说。
“这一点你们也明白，”奎思说。
“当然，你们有一定的时间研究我们的建议。”
“你们还可以和别人一起商量，比方说，和你们的洛杉矶朋友们商量一下，”奎恩说。
“这几张纸上有他们的姓名、地址，包括他们在宝号中持有的股份数额。要我们读给你们听吗？”
“不必了，”梅也尔说。
“给你们的时限是两个小时，过时不候，”奎思说。
十点四十四分，第一批文件签了字。这比原定时间稍为推迟了一点，因为摩根拖延了事情的进展，他提出的反建议是五百五十万美元，但遭到拒绝。梅也尔和摩根带着他们的随员离去，这几个助手连说一句话的机会也没有。
“现在来谈谈我们之间的生意吧，莱文先生。”奎思说。
麦格里维接过助手递给他的文件，又念了起来。协议书的内容是，由莫法特作为正式代表的几个工会组织，将收回原属曼尼·摩根和索尔·梅也尔的两家赌场兼旅馆欠下的全部款项。
另外，上述工会组织将与亨利·钱斯联合组成一个筹划指导委员会，负责监督这两家赌场兼旅馆。该委员会还将为赌场提供一切技术装备和食品。
为此，筹备指导委员会要和几家公司签定若于项已经起草好了的合同，其中最重要的是雅瓦食品总公司。
这些文件一一签字过后，莱文、其法特、奥康纳斯三人离去。
这时，奎恩朝那个用不锈钢边色片眼镜遮住双目的年轻人转过身去。
“你认为刚才递那张纸条打扰我是绝对必要的吗？”
“我确实很抱歉，”年轻人颇有些羞怯地答道，“我只是按列尔内先生的嘱咐行事。”
九月十六日下午两点，红色卷宗被送到斯蒂夫·拉帕斯基手上，他住在沙漠旅馆的一个套间里。
卷宗的内容并未使这位律师感到惊讶。事先，莫·阿布拉莫维奇曾到帕拉斯基在底特律的事务所去过，他刚开始解释他的“委托人”希望帕拉斯基做些什么，这位底特律的律师便明白正在酝酿的是怎么回事，这是两帮超级罪犯发生的火并。他们不是普通的罪犯，而是另一种不抛头露面的罪犯，参议员、华府及国外的政治家都在他们收买之列。
红色卷宗里只有一张纸，他从中得知，两小时内有一个人将出现在他面前，帕拉斯基必须说服此人卖掉他的赌场，这个人有着一段不光彩的过去。由于官方尚未插手，此人甚至没有受到指控，但这份简单扼要的打字材料表明，他曾与几起诈骗案有牵连。材料上提到了具体的姓名、日期和金额，足够让他吃二十年官司。
最使帕拉斯基惊讶的是这份材料的格调。事情不象超级罪犯干的，他认为，从做法上看，材料更象来自联邦经济情报局，或战略情报局（战时帕拉斯基跟他们一起工作过），或联邦调查局。甚至可能这是由前情报部门人员主持的某一个大规模私人侦探组织所为。
至于那个叫做安德鲁·s·科尔的买方，帕拉斯基确信他用的是化名。
他只对一个人既不怀疑也不感兴趣就是那个戴不锈钢边眼镜、给他送红色卷宗来的高个子年轻人．此人只不过是阿布拉莫维奇派来的信差，看上去也不特别精明能干。事情的最终结果，连同那笔数目十分可观的酬劳，使帕拉斯基满意极了。交易圆满成功，赌场不费吹灰之力就易了手。帕拉斯基按照阿布拉莫维奇的指示，向那位原赌场业主摊出红色卷宗里的材料。在令人生畏的赌博稽查处和联邦当局的双重威胁下，再加上突然失去莱文和另一位工会负责人马吉奥的支持，该业主很快便告就范。
红色卷宗出色地完成了它的使命。
绿色卷宗发挥了同样的作用。
它到了来自费城的律师金·福伊西手上。有趣的是：福伊西本人就是一个赌徒，具体说是个赌扑克的。在牌桌上他喜欢用极刑——当然是一种比喻的说法，——就是说，赌者超出限度，把对手杀得片甲不留。福伊西是个没有半点怜悯心的人，至少在这方面是这样：“你输了，就得付钱；要不，就干脆别赌。”
七月初，也就是两个半月之前，一个从纽约来的同行菲利普·范登伯格与他联系。早在哈佛大学读书时他们便相识。他不怎么喜欢这位老同学，因为此人的热情犹如冰川鼎盛期的一座冰山，但他赏识范登伯格的工作效率。福伊西仔细估量了一下形势，就象赌扑克时分析自己手里的牌那样。他发现自己手里有三张好牌：其一，对于这位“可能的卖主”来说，一场由国内收入署、联邦调查局和麻醉品管理局三方组织的联合调查已迫在眉睫，他们一致认定，贩卖毒品的款项的来龙去脉与这家赌场兼旅馆有关；其二，那些工会过去一直是赌场的财政靠山，现在却突然变势，似乎决心要从这个企业中脱身（他们甚至准备以另一种形式收回他们的投资，即与高兹契尼亚克家族的一个成员经营的几家公司合伙成立一个咨询兼供应委员会），其三，买方出的价钱——八百六十六万五千美元（没有商量余地）——对于那样规模的一个企业是很公道的。
他来到拉斯维加斯，见到了可能的卖主（最初此人竞还蒙在鼓里，根本不知道自己有什么要出卖）。于是福伊西立刻意识到自己手上又多了两张好牌。
一是赌场雇员扬言要罢工。这事虽然还有点遮遮掩掩，却决不是虚张声势，一个叫艾比·莱文的人对于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和一个叫克莱默的人是代表工会的。罢工将迫使老板停业好几个星期，把他逼到破产的边缘，他要是继续经营下去，赌场将不会有收益，然而当初他用贷款盘下了这个赌场并加以装修，不管怎样利息还得照付。
二是那个绿色卷宗。
里边有证据，起码是有力的旁证，说明可能的卖方干过一些窜改银行帐户之类的勾当。
这些牌用来战胜对手，让可能的买主马里安·高兹契尼亚克成为正式的业主，真是绰绰有余。
金·福伊西也许是唯一对那个戴不锈钢边眼镜的青年有过一些怀疑的人。
他以扑克老手的目光打量着那个又高又瘦的青年。这年轻人几乎始终保持沉默，而且在他面前从未摘下过太阳眼镜。
这个青年作为艾比·莱文的助手坐在谈判桌旁，自称贝尔科维奇。绿色宗卷就是他交给福伊西的。这位费城律师纯粹凭直觉感到此人似乎未露本来面目。他向菲利普·范登伯格谈起他的疑心，菲利普却冷淡地耸了耸肩。
“我不认识什么贝尔科维奇。”
“他是莱文班子里的人，不过我敢发誓，他绝不仅仅是莱文的一名助手。我有一种感觉：这人另有背景。”
“那你为什么不去问莱文本人？”
“太可笑了。”
西蒙·高兹契尼亚克一九五〇年遭到芬尼根暗杀。他的五个孩于从最小的厄尔尼起，都由雷伯·克立姆罗德负责照顾。雷伯替厄尔尼付学费，后来指定他出面当雅瓦公司的总经理。如果说雷伯·克立姆罗德有朋友的话，那么就是高兹契尼亚克一家，虽然他们算不上王臣（当然厄尔尼例外），却始终对他忠心耿耿。
他永远也不会忘记报答曾经以任何一种方式帮助过他的人。
马里安·高兹契尼亚克在这一次行动中扮演的角色，就象负责赌场业的王臣亨利·钱斯一样，是个挂名业主。安德鲁·科尔和罗杰·邓恩同样如此。科尔和邓恩参加了第四次即白色卷宗行动，并且和钱斯会师。
迪耶戈见过的四个卷宗，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白色的。利用此卷宗的两位律师摩西·伯思和路易斯·贝尼蒂，比起奎思和麦格里维，比起帕拉斯基来（他们当然不知道除了自己还有其他各路人马），占了这样一点便宜：他们知道，两个月以前建议他们受理此事的那个居间人，是一个名叫本尼·贝尔科维奇的罗马尼亚犹太入。
伯恩和贝尼蒂对于出面干这种事相对地说不感到太突然，因为他们还认识艾比·莱文，他们过去曾几次代他出面办理干洗业方面的事务。他们知道莱文在好几项通讯广播方面的大生意中都有投资。
他们甚至知道他们要在拉斯维加斯维护谁的利益，换言之，就是那两家赌场的买主的名字对他们也不陌生。此人叫罗杰·邓恩，是纽约的一个出版商兼印刷业主，在过去的六七年中，他创办一批外文报纸发了大财，这些报颇合来美国不久的移民的需要。有一个时期，这个邓恩扩大经营范围，买下好几家广播电台和电视台，还出了好几种杂志。现在他想要买两家赌场，从而把投资范围扩大到赌博业，这也不足为怪。何况还有艾比·莱文助他一臂之力。在与那个“不乐意的卖主”谈判过程中，莱文由另外两位工会负责人瓜尔达和鲍尔陪同，恰到好处地施加了他的影响。
在座的有邓恩的弟弟杰克，这同样没有什么不寻常。他长得挺高，举止笨拙，其貌不扬，一摄淡黄色的小胡子和他的头发颜色一样，鼻梁上架着一付厚片子眼镜。“我想叫我弟弟也呆在这儿，”邓恩说时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二位可以把他看作是我的一个助手。他是个好小伙子，可是我怎么也没法使他对我的业务发生兴趣，除了姑娘和汽车他简直对什么都不关心。坐在这儿听听这样一次谈判，也许会激发起他的兴趣。谁让他是我弟弟呢？还有，他会交给你们一个白色的卷宗，我建议你们看一看，这有助于你们说服谈判的对手。”
在沙丘饭店邓恩租下的一套房间里，贝尼蒂和伯恩顺利地完成了这笔交易。只有一件事叫两位来自芝加哥的律师迷惑不解，那就是会谈的时间定在一九五七年九月十七日凌晨三点钟。“这都怪我，”邓思说。“我在纽约有几个无法推迟的约会，我最早也得在午夜时分才能赶到拉斯维加斯。如果我不能准时到达，你们就先开始吧。反正有我的傻大个儿小兄弟在那儿！”
对于伯恩和贝尼蒂来说，这是无关紧要的。他们预先知道将得到的报酬数额，至于什么时候开始工作，白天也罢夜里也罢，是不是有“傻大个儿小兄弟”给他们添麻烦，就不计较了。看在那笔钱的份上，他们甚至可以让邓恩的一条狗到场，只要那位出版商坚持这么作。
后来，白色卷宗送来了。说实话，当伯恩向邓恩所谓的“谈判对手”宣读卷宗里的材料时，他觉得自己简直象在杀人，因为效果完全是毁灭性的。
“我们即使用枪也不会干得更出色，”他后来对邓恩说。
伯恩、贝尼蒂和工会组织的代表们一起在好几份协议书上签了字，以此结束他们的突击行动，一如奎思和麦格里维在十六日上午，斯蒂夫·帕拉斯基在十六日下午，金·福伊西在十六日晚上已经做过的那样。协议书规定将成立四个筹划指导委员会，另外还要成立四个委员会负责供应这些刚买到手的赌场所需要的一切，企业总收入的百分之五归工会，为期三十年。
就这样，兵分四路的律师每一路都深信不疑，到拉斯维加斯来经手这笔交易的唯有他们自己。
莱文每次都在第二阶段充当中间人。不过，他在二十一小时之内换了四个旅馆，同时，还四易伙伴，在他身旁出现的工会负责人每次都不同。
因此，唯独莱文注意到，那个戴眼镜的年轻人每一次会谈都在场。莱文几乎从未与他交谈过，只有他自称贝尔科维奇并且充当莱文的助手那一回是例外。那一回，莱文要这个年轻人去给他买一包香烟，“贝尔科维奇”欣然从命。因此，除了雷伯自己，艾比·莱文是充分认识到这次行动规模非同小可的第一个人。从九月十六日上午八点三十分到九月十七日清晨五点三十分，仅在二十一小时内，六家赌场换了业主。
这些赌场各自附属于某一家旅馆，其中规模最小的旅馆也有四百个房间，三个餐厅。
在这场拉斯维加斯的圣瓦伦丁节大屠杀中，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投资总额为三千六百二十四万美元。
波多黎各的两家、巴哈马群岛的两家以及稍后在大西洋城增辟的几家赌场旅馆的收益，也都纳入亨利·钱斯掌管的那个行业的总收入。
当时由埃塞尔·考特经营的两个旅馆系统和三个汽车旅馆系统遍布美国、加拿大、加勒比海沿岸、南美、欧洲和其他地方。这一渠道的收入不算在内，单是亨利·钱斯这块封地的收益估计就可达八十万至二百万美元（未除去税金）。这是每天的数字！
王臣 —— 4
王臣 —— 4
“祝你生日快乐！”迪耶戈走进房间说。“二十九岁，实在已经老了，amigo（注：西班牙语，朋友）。”
“请等一等，迪耶戈，”雷伯温和地说，面带微笑，“谢谢你的祝愿。”
他手里拿着话筒。
迪耶戈正欲走开。
“迪耶戈！请你把她送走吧。好好打发。她很可爱，只是她把拉宾德拉纳待·泰戈尔当成一个打棒球的了，”他用西班牙话说。
迪耶戈俯下身去，只见那个姑娘还睡着，富有魅力的胸脯把乳峰赤裸裸地指向他。迪耶戈吻了一下她的嘴唇让她醒来，示意姑娘跟他走。他捡起姑娘零乱散落的衣物，拿到隔壁房间里。
“从这儿出去，querida mia（注：西班牙语，亲爱的）。”
他看着姑娘把衣服穿好，心里想道：“好好打发。究竟给多少算‘好好打发’呢？”他决定给一千美元。迪耶戈对金钱的态度是绝对的淡漠，这种淡漠已经和憎恨相去不远。他可以同样满不在乎地给那个姑娘十万美元。
“你一定搞错了，”那姑娘吃惊地说。“这是一张一千美元的钞票。”
迪耶戈心想她还很减实。也许我应该和她结婚。妈咪塔会高兴的。
他装模作样地仔细看了看那张钞票。
“老天爷，你说得一点不错！请原谅我，senorita（注：西班牙语，小姐）。”
他又递给她一张面值一千美元的钞票，这才彬彬有礼地引她走出房门。先适可而止吧。“总有一天，纯粹为了开开心，我要把两三亿美元堆在一起，一把火烧了这一大维钞票。纯粹为了开开心。”
透过关着的房门，他隐约可以听见雷伯的声音。他在说话，用的是德语或依地语或法语也许是意大利语、西班牙语、希伯来语、波兰语、阿拉伯语，甚至可能——为什么不可能？——是英语。
他叫人把早餐送来。
熏肉和鸡蛋摆上桌时，突多尔·安盖尔来了。
“这条法律人们都不太熟悉，”安盖尔说。“可是我手下的人仔细查阅了好多本本，这一条完全可以为我们所用。”
“谁来办这件事？”
“托马斯·佩里、德尔·莫兰、特克斯·海因斯，詹姆斯·奥利维罗。”
“让佩里负责？”
“是的。”
“请谁协助？”
“拉斯维加斯的金凯得与尼尔森事务所。佩里已经和他们接洽过了，他们同意承办这件事。他们挺会办事，我以前用过他们。”
“三年零十个月以前，”雷伯说，“在盐湖城的那件事上头，他们索酬五万二千六百五十美元，实际工作只干了四个小时。我希望他们这次不要那么贪心。”
他大口大口地吃着鸡蛋。按迪耶戈的计算，他三天来总共只睡了六个小时，还包括和可爱而又非常诚实的琳达在一起打几个滚在内。不过，雷伯的脸本来就很瘦很长，再疲劳脸上也看不出来。他冲安盖尔微微一笑。
“我并不是在责备你，突多尔。当时那笔酬劳是我同意的。请给我讲讲这条法律吧。”
“这条法律允许在规定的限额以内，用面积较大而偏僻荒凉的地产掉换面积较小然而位置较好的地产。”
“在我们这件事上，这意味着什么呢？”
“通过委托协议书受我之托的托马斯·佩里，是纳伊县一万二千八百公顷土地名义上的所有者。一九五三年，你以……不，应该说他以每公顷一美元三十美分的价格买下了这些地。总共花了……”
“一万六千七百五十八美元。”
“我以你说的数字为准。根据这条法律，我们可以用这宗地产换另一宗地产，具体说就是换拉斯维加斯北面的地，面积大约是六十平方公里。”
“你估计会遇到什么麻烦吗？”
“不会。这条法律适用于此。内华达州的州长不会反对这项交易。卡森城州长办公室里的那些人也有他们自己的盘算：美国空军想扩大核试验基地的面积，内华达州即将得到的这一万二干六百公顷土地，反过来也使他们可以从空军那里取得收益。我们让他们现在就得实惠，而不要在数年以后，到那时，这片土地就要用金子计价了。再说，数年后或许会换一个州长，换一套行政班子。”
“这片土地到底值多少钱？”
“三十万。不过，十年后的价值将是此数的十佰至十五倍。”
雷伯的灰色眼睛若有所思地注视着远方。
“迪耶戈，”他说，“请你给纽约的尼克挂个电话。突多尔，请你记下来，谢里丹银行韦斯特伍德分行，帐号62395at17。是用你的名字开的户。钱已经在那里了。按你们谈罢的数字付给托马斯·佩里二万五千美元，给你手下那些人发奖金的事，你瞧着办就是了。至于你自己，有两种选择：或是现在就拿七万五千美元，或是等到这片土地转卖以后，从将来的利润中提取百分之五。你自己选择吧。”
他咬了一口熏肉。安盖尔简直目瞪口呆。
“雷伯，你太大方了！我宁可掏腰包给我手下的人发奖金，也愿意要那个百分之五。我不是疯子。”
“纽约接通了，”迪耶戈报告。
“好，突多尔，你已经做出了选择。莫兰那一头、海因斯那一头和奥利维罗那一头是不是也和佩里一样？”
“原则是一样的。只是面积小一点。”
“就这么办。讨论到此结束。你要处理好所有的细节。下星期三早晨八点半，我将到洛杉矶，用贝克的名字住在巴拿麦克斯汽车旅馆。谢谢你到这里来。”
安盖尔离去的时候，依然未从震惊中恢复过来。百分之五！那可能是二十万美元！
“今天是他的生日，”迪耶戈解释说。“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有点儿昏庸了。”
雷伯的声音从迪耶戈背后传来。
“尼克吗？是的，谢谢你的祝愿。阿巴丹（注：伊朗南部最大的港口城市）的货轮怎么样了？”
后来，在一九七七年，内华达州的那片土地卖了二千四百五十万美元，而当初买下它时只花了一万六千七百五十八美元，即使加上所有的花销、律师的酬劳和居间人的佣金，也不过六万二千美元。
突多尔的妻儿（他本人那时已经去世）得到了一百二十五万美元，即转卖土地所得款项的百分之五。
九月十八日晚上六点左右，他们离开了拉斯维加斯。
“我真不知道这究竟为了什么。咱们睡了……有三个小时吗？就算如此。那个特莉的腿足足有三米长。简直象蟒蛇。我一想到她这两条腿，就禁不住哆嗦。我们顶多唾了两小时四十三分钟。现在咱们又在做什么？赶路。六点钟了，太阳正渐渐落山，余辉也要消失了；天色很快就会变得一团漆黑。不知道上哪儿去住，也不知道哪儿有东西吃。或许咱们会死在沙漠里，一场核战争之后，小孩子们悄然发现咱们的尸骨，准会吓个半死……”
“迪耶戈。”
‘我知道你要说什么，‘闭上嘴，迪耶戈’，不过，革命正在来临。”
“请停下。我是说把车停下。”
迪耶戈刹住车。这里真是平沙漠漠。沙漠的景色在某些地方当然十分迷人，特别是当夜之将临、遥见拉斯维加斯华灯初上的时候。然而，迪耶戈已经累得筋疲力竭。
“我来开车，”雷伯说。“你到后座去唾觉。那里有一条毯子。”
迪耶戈爆发出一阵大笑，狠狠地挖苦说：“我还没有疯狂到那种地步。你是格兰德河以西最糟糕的司机，也许在河东也一样。我可不想看见你仅仅因为错过了一个拐弯的路口而死在沙漠里。雷伯，你开车的水平实在太糟。”
“我知道，”雷伯说。“不过还是让我来开吧，这样你可以睡一会儿。我可以开得很慢。”
“你敢起誓？”
说来千真万确，也许是学得太晚的缘故，笛伯驾驶汽车对于公众是一大威胁。他有时会走神，这实在令人担心。所以通常总是迪耶戈开车。
“我起誓，”雷伯说着举起右手。“凭着塞梯尼亚兹的脑袋起誓。”
“开什么玩笑？你明明知道我讨厌他。”
“去睡吧。”
这是一辆吉普车，至少属于这一类型。照迪耶戈看来，它一定是太平洋战争的剩余物资，后来又在朝鲜战场上用过；其后不知多少修车工把它拆了又装、装了又拆，折腾过十多回，最后他们干脆用钢管在车身上乱敲猛打。这辆车看起来实在吓人。不过雷伯对迪邪戈说过：“给我找一辆不要太象样的车。”
当然，他找到了一辆，非但不太象样，看上去简直啥也不象。要说价钱嘛，他是花五十一美元从一个身无分文的淘金人手里买下的，成交地点就在拉斯维加斯南端一家名叫“最后的机会”的赌场门口。五十一美元：五十美元买轮胎和方向盘，轮胎几乎还是新的，方向盘外面裹一层黄铜（在疯子眼里就是黄金），一美元买其余的一切。
他们也确实睡得太少了。拉斯维加斯的圣瓦伦丁节大屠杀的最后阶段是到十七日夜里结束的。十七日下午，雷伯忙于和分布在世界各地的人通电话，有几次同时和两个人对话。八点半左右，艾比·莱文悄悄地来了。他和雷伯锁起房门谈了好几个小时，直到午夜后很久，莱文才离去。接着，雷伯又打起电话来，大多是挂到欧洲的，由于时差的缘故，那里已是白天，尽管还是上午。就这样，雷伯少说也忙到凌晨两点。
在这之后，迪耶戈下去把琳达和特莉从她们自己床上拖起来，带到楼上。
早上六点他们就不得不爬起来。然后又是打电话，跟奉命前来的安盖尔见面。
这天余下的时间，又是连续不断地打电话，没有片刻消停。
而现在，他们又在赶路。圣母啊！
迪耶戈在星光下沉入梦乡。
吉普车的颠簸伎他醒了过来。他睁开双眼，前灯只有一盏还亮着，借着这点灯光，迪耶戈看到的只是几块岩石和稀疏的树木，别的几乎什么也看不见。
他感到很冷。
“我明白了：你开车又走神了，咱们离开了公路，已经一命呜呼，这会儿正在通往天国的路上。这条该死的路陡极了，不是吗？他们明知有那么多车辆要从这里经过，满可以把路修得好一点……”
“这里有一点咖啡，还挺热的。还有一份干酪三明治。”
雷伯告诉迪耶戈，两小时之前，他们曾在一个叫托诺帕的地方停过车，雷伯想叫醒他可怎么也叫不醒。
“你在梦里大叫大嚷：‘特莉，快把你那该死的两条腿松开，我简直喘不过气来了！’”
迪耶戈喝了一口咖啡：冷的，没有糖，还是美国货。“我现在过的是什么日子啊！”
他爬回前座，一连打了好几个寒颤。
“我来开车好吗？”
“不用，差不多快到了。”
但是，这以后车在山路上又走了将近一个小时……
……只听得一声枪响划破了夜晚的岑寂，也划破了近处一棵松树的树干。
迪耶戈张开嘴巴，可是还没来得及吐出一个字，又有两颗子弹从他耳旁擦过，其中一颗从他和雷伯之间飞了过去。
“别慌，迪耶戈，”雷伯镇定自若地说。“只要你别动，他没有理由打中你。”
又是接连三枪，这一回挡风玻璃给打碎，可是吉普车仍沿着山路往上爬。
“但愿他能找到自己的眼镜，”雷伯说。“不戴眼镜，他的准头可就差点儿。”
第七颗子弹打在挡风玻璃的边框上，第八颗撕破了车的后座。
“咱们差不多快到了。”雷伯说。“我大概已经告诉过你，他做的熏肉炖菜豆无人可及。其实，他拿手的也就这一招。”
“你很固执，对吗？”麦克塔维什用无赖的口吻说。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答道。“我看见你已经找到你的跟镜了。”
“不管戴不戴眼镜，我都可以从四百米外打中你的眼睛——你说左眼，我决不打在右眼上。哪怕我从下面往上打，哪怕是在夜里，都无所谓。咱们不妨试试，你说什么时候就什么时候。”
“改日领教吧。弗格斯，我考虑了你打算说、可是没有说出口的那个价，恐怕我不能接受。两千八百二十五美元已经大大过了头。”
“三千，”麦克塔维什说。“你别来蒙我，我不信这一套。虽说我已经七十三岁……”
“七十七岁，”雷伯说。“你还有剩下的豆子吗？”
“怎会没有呢？”麦克塔维什说时在暗暗地笑。“你昨天派人送来的豆子差不多有八百公斤，没有剩下才是怪事哩。至于你送的那六只平底煎盘和十二头骡子，那是你白费心思，我已经有一只煎盘和一头骡子。谁需要七只煎盘？要是你想吃的话，我可以给你热一份，虽说我生在一八八四年，可还没老到脑子不管用的地步。”
“一八八〇年，”雷按说。“你是一八八〇年九月二日上午九点二十分出生的，父亲名叫安格斯·麦克塔维什，一八五一年一月六日生于卡森城，你的祖父弗格斯·阿索尔·麦克塔维什一八二五年八月二十三日生于俄亥俄州的奇里科斯，祖母玛丽·麦克默特里一八三〇年六月十三日生在俄亥俄州的克利夫兰。你的母亲叫凯瑟琳·麦金太尔，生于一八六二年三月十四日，她的父亲名叫乔克·麦金太尔，生于……请在里面多放—点熏肉，当然，如果你的库存不是太少的话。我可不想把你吃穷。”
“我的房存是论吨的。”麦克塔维什说。“我原来还剩三公斤，你又用专机从实西法尼亚运来了两吨，这够我维持好—阵子的了。你说，我的外祖父麦基弗，他是在哪里出生的？”
“他姓麦金太尔，不是麦基弗。他在一八三一年四月三十日生于咸斯康星州的尼纳。他娶了梅娃·麦卡利斯特为妻，你的外祖母一八四〇年二月八日生在密执安州的麦基诺城……香料，请别忘了加香料。”
“难道你想教我怎样做熏肉炖菜豆？这跟你给我送来那些该死的收音机和电视机一样愚蠢。你给我竖的那座可恶的大天线架，把风景都给破坏了。电冰箱的嗡嗡声弄得我觉也睡不安稳。另外，我敢打赌，你一定不知道麦克塔维什家的第一批移民是什么时候踏上这片土地的。’
“卡伦姆·弗格斯·麦克塔维什一六一三年三月二十二日生于苏格兰的金洛克兰诺奇。一六二九年十月九日到达波士顿，载他飘洋过海的那艘船叫‘安格斯·斯图尔特’号，船长姓麦基尔罗伊。你的这位老祖宗是个木匠，一六三六年给当时的哈佛学院看门。两千六百三十美元，这是我最后一次还价。”
“听着，年轻人，”麦克塔维什说。“在最近的几个星期里，你来找过我几次？六次？”
“五次。连今天六次。”
“而每一次我都说要三千。一言既出，驷马难追。顺便说一句，我把你给我安的该死的电话线掐断了。我那个蠢货女儿和白痴女婿，没完没了地给我打电话。他们对你连车库一起给他们的加油站和汽车旅馆高兴得不得了。不过，为这些也不该天天给我打电话呀。老天爷，那电话成天响个不停，昨天还刚刚来过两个电话。一个是什么银行家打来的，他想和我谈谈，有个傻瓜为我安排了每月一千美元的收入。你旁边那个黄眼珠的白痴老是莫名其妙地笑个不停，他是什么人？”
“他叫斯利姆·扎帕塔，”雷伯说，“正巧我要向你提个跟他有关的建议。裁只能出到两千六百二十美元，而你呢，又扳住三千这个数寸步不让。咱们来玩扑克赌你的金矿怎么样？斯利姆·扎帕塔代我打牌。在托诺帕，有一个叫麦凯布的人告诉我，说你是整个洛基山区扑克打得最好的人。”
“先打牌，还是先吃豆子？豆子差不多已经好了，最好这会儿吃，要不就凉了。这儿的气候总是这样：半夜十二点到一点左右，就冷起来了。咱们现在呆的地方海拔大约有三千米。”
“先吃豆子，”雷伯说。“你以为我是来干什么的？”
“我始终相信准能赢他，”迪耶戈说，“甚至在他赢到一百八十二万三千美元的时候，我照样信心十足。他非输不可，只是我足足陪了十四个钟头。说真的，最使我受不了的还是那些讨厌的豆子。”
没有答话。他扭过头去，只见雷伯已经在吉普车后座上睡着了。他们把车上被枪弹打坏的部分干脆统统扯下来，包括那块唯一幸存的挡泥板。迪耶戈纳闷的倒是这辆车居然还走得挺精神。此刻，吉普车正在闷热的高温下通过一处美妙的景致，只见万道光芒象在做游戏似地展示色谱上所有的红和黄，从火辣辣的烈焰色彩到令人目眩的炽热白光。迪耶戈感到一种遏制不住的兴奋心情。
“斯利姆·扎帕塔！”他忍不住放声大笑。
……可是一秒钟后，笑声嘎戛然而止。
“雷伯！我还不知道该上哪儿呢。”
没有回答。他用一只手把住方向盘，腾出另一只手摇了摇雷伯的一条腿。
“雷伯，咱们到哪里去？”
“雷诺机场，搭班机去纽约。”
迪耶戈赶紧刹车。吉普两轮悬空就地一个急转弯，然后背朝蒙特祖马峰向北驶去。
“我有一件事不明白，”过了一会儿迪耶戈说。“你现在说话能不能说清楚？”
“如果离开内华达州时，有哪一件事没办成，我心里会很不痛快的，”雷伯重复着，即将入睡。“哪怕是为了豆子。”
王臣 —— 5
一九五六年，黛安娜和大卫·塞梯尼亚兹的第三个孩子呱呱落地。头两个都是女孩子，现在他们终于有了个儿子（在总共六个子女中排行第三），起名大卫·迈克尔。
一九五六年初夏，雷伯·克立姆罗德从亚马逊尼亚丛林中出来。塞梯尼亚兹发现他变了，跟过去不一样。乍看起来，变得并不特别厉害。他照旧显得很冷静，这种难以置信的、反常的冷静简直到了不通人情的地步，对任何人依然彬彬有礼，几乎谦恭过了头。后来塞梯尼亚兹说：“我从没听见他提高嗓门，或者稍微发点脾气，他不是个圣人，事实上，我们几个人常常希望他更……更象我们。他的这种自制总使我感到不自在。乔治·塔拉斯认为那是—种偏执狂，不过我觉得这样说未免太过分了。”
雷伯以神奇的速度白手起家。他能从所经营的业务中完全脱出来达十三个月之久，这足以说明他建立的组织是何等稳固。
“他这次回来，”塞梯尼亚兹说：“甚至更加与众不同了。他归来后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狠心和冷酷是以往从未有过的。他快三十了。他已成熟。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不管在哪一方面，他的行动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麻利、更泼辣，扩张大业正如日中天”
一九五六年六月三十日，克立姆罗德来到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他说他是来看看“情况怎么样”的。塞梯尼亚兹向他汇报，事无巨细均已一一登录入档，并且采取了措施做到绝对保密。
“我想花三四天时间看一下你的档案，大卫。不过，这意味着要给你手下的人放几天假。七月四日在美国本来要放假，是不是？你就对他们说，情况很好，你给每人额外放假三天。”
“要不要我留下来陪你？”
雷伯摇摇头。
“多谢，大卫。不过我可不愿剥夺你们的天伦之乐。你的小儿子叫迈克尔，是不是？”他那双浅色的眼睛向大卫投去友好、风趣的一瞥。
塞梯尼亚兹觉得自己象个十足的傻瓜，为了给儿子取迈克尔这个名字（注：迈克尔实际上是雷伯名字中的米歇尔的英文读法，在英文和德文中拼写是一样的），他不得不与妻子吵了一架，“雷伯·塞锑尼亚兹”听起来太离格儿，如果他建议用雷伯，黛安娜会跟他离婚的。
雷伯简单地说了一句：“祝你假日愉快，大卫。”
塞梯尼亚兹和他妻子带着孩子们到别墅度假去了。七月二日，他打电话到事务所，没人接。五日早晨，他度假回来，发现一切都井井有条。钥匙放在保管库里，还有一张字条：“大卫：谢谢你，干得好极了。从现在起百分之一。”签名是一个笔力道劲的“r”。他把从自己利润中提取给塞梯尼亚兹的份额加了倍，那可是好几千万美元哪。
两个月后，伦敦的索思贝画廊通过海运给大卫·塞梯尼亚兹寄来一幅高更的佳作。没有署名的卡片上写着：“这是特地给迈克尔的。”
一九五六年七月五日下午，尼克·佩特里迪斯与雷伯·克立姆罗德见面。六个小时前，也就是那天上午九点三十分左右，尼克接到一个电话：有位贝克少校要与他讲话。这是三个代号中的一个。佩特里迪斯把办公室里其余的人支开后，接过了电话。
“尼克吗？你能不能离开纽约几天工夫？”
“行，只要托尼留下来接替我。”
“我就找你一个。最好能在今天下午三点来见我，在阿尔贡金饭店，是用德卡瓦哈尔的名字开的房间。凡是你认为要给我看的东西都带来。另外再派人五点三十分来把档案收拾起来带回你的事务所去。我们可以一起去机场。去巴黎的班机七点五十分起飞。”
不到一个小时，佩特里迪斯已经把材料集中在一起（他随时准备着应付这样的紧急情况）。所谓“你认为要给我看的东西”，就是他掌管的各海运公司（总吨位超过三百万吨）十三个月来的全部资产负债表。
雷伯审阅这一大批档案花了一个小时，从中得到结论并作出新的指示又花去一个小时。
然后，佩特里迪斯亲自到休息室去把所有的卷宗交给两个助手收藏起来。
他们飞越大西洋时，他又坐在雷伯身旁。
“当时的情况就是那样。”事后佩特里迪斯回忆说，“他突然向我说起他的过去，至少说了一些过去的事情。他说，战争刚结束时他曾两次到过丹吉尔，还告诉我他在开罗、法国、西西里和意大利住过一段日子。我很惊奇：当时我跟他结识已有七年了，我们常常一起旅行，他从没提起过自己更年轻时的事情。我还以为他是阿根廷人。过去，我们到达某一个地方，他从来不说他以前是否到过那儿。他喜欢保密，这与其说是因为害怕或有什么癖好，不如说因为他对逝去的往事毫无兴趣。只有业务上的事除外。在那方面，从来都是丝毫也不含糊的。顺便说一下，为了让他隐姓埋名——这一点我是坚持到底的，——我得到的报酬远远超过了我的期望。起初，我兄弟和我都非常纳闷，这人拥有的船比奥纳西斯和尼亚霍斯加起来还多，比路德维希也多，可是除了塞梯尼亚兹外，就我们佩特里迪斯兄弟二人知道他是多么富有。这是一种奇怪的感觉……。
“如果有谁妄图浑水摸鱼，那么，这人一定是疯子。尤其在哈珀事件之后……”
“约翰·帕特里克·哈珀，”雷伯非常温和地说，“是你弟弟托尼推荐作代理人的。”
“我也会推荐他。”
“当时所作的调查证实这个人相当靠得住。通常对一个人可以信任到什么程度，也可以在什么程度上信任他。”
“雷伯，他只出了一点小小的纰漏。这事我已经加以纠正了。”
“但这事你没告诉我，尼克。”
那时在大西洋上空正是夜晚，但雷伯照样久久地看着窗外。不过，在说上面那句话的时候，他慢慢转过头来，目光落在这位希腊血统的律师身上，让后者打了个寒颤。往常使克立姆罗德的眼神显得朦朦胧胧的那层薄雾不见了，他的双目射出一种骇人的凶光。
“哈珀是完全靠得住的，只不过做了件蠢事，“尼克说这话时如坐针毡。
“他私吞了二万六千三百美元。”
“其实这不能算私吞，而且他两天后就全部归还了。雷伯，你想要我干什么？杀了他？”
“这事今天早上我已作了处理，尼克，已经解决了。”
佩特迪里斯注视着他，不知所措。
“你是说，你……”
“哈珀活着，而且还会活下去，我愿让他活多久，他就能活多久。不过，为预防这种情况早就设计好了的一个安全装置，今天早晨已投入使用。当然，对你我来说，从今天起，哈珀已不再存在。对他说来不幸的是这事并不到此为止。他的经济状况将变得非常困难，这还不是他唯一的问题。他想找个体面的工作会遇到很多麻烦。再说，归还五月二十六日你俩在七海饭店十八号桌上共进午餐后你借给他的两万美元，他也得费很大的劲。即使他要卖掉费城郊外的那所房子也不行。房子早已抵押出去，这对于象他那样处境的人是够伤脑筋的，所以又会产生别的问题。不过还好你破费的那顿午餐利权并没有外溢，因为据我所知，那家七海饭店以及它所在的整个一栋大楼都是你的，尽管用的是你亲戚的名义。尼克，在哈珀这件事上，你做得对，除了你没想到应该把这事告诉我以外，我不想责怪你。好了，下不为例。关于哈珀我们也不用再说了。”
他笑了，他的眼神又变得迷离恍惚。
“我们说些别的吧，尼克。比如，将要与我们共事的那个法国人和另外一个人……”
那个法国人名叫保尔·苏必斯。他在哈佛有两年曾是乔治·塔拉斯的学生，后来塔拉斯就不再执教鞭了。他的名字第一次出现在送到塞梯尼亚兹那儿的档案里是在一九五三年秋天，当时苏必斯已在法国一家很大的海运公司总部担任要职。他成为王臣的过程是克立姆罗德采用的典型万式。
除非克立姆罗德直接干预（一九五五年后这种情况是极为罕见的），否则，凡是新列入“高级干部”名单的人，都要经过一项特别的程序（当时年收入在五万美元以上的男女干部共有三千四百人)。通常，在增加一个人的当天，有时候在两三天以后，便有一个匿名的信使给大卫·塞梯尼亚兹送去一份标有“绝密。面交收件人”字样的档案。要是塞梯尼亚兹不在，信使便把档案带走。“绝密”档案照例跟名册上面的一个名字有联系。档案中极为详细地记载着新成员的履历。
黑狗也有这样的档案。
这些档案不断有新的内容补充进去，比如列尔内或阿布拉莫维奇添了什么家当，或者人员的情况发生了什么变化（如离婚），等等。
一个人在该组织中的地位越高，他的档案就越详尽。某些档案第一页的左上角会出现一个红色的“特”字。这表示此人已经成为或即将成为王臣，也就是说，他将直接与克立姆罗德联系，直接从克立姆罗德那里接受指示。以突多尔·安盖尔为例：一九五一年为他建立了黑狗档案，四年后，上面出现了红色的“特”字，标志着他得到提升。带“特”字的档案从来没有超过十八份。
在苏必斯的档案里，第一天就出现了这等字样，第一份调查报告指出，他不但持有一系列响当当的文凭，还有“非常了不起的智慧”和“政治抱负、良好的社会与家庭关系，凭这些他早晚能在他的国家内占据显赫的地位”。上面那种看法是一九五三年杰思罗的调查组织提出来的，事实证明这项预测确有远见：在六十年代，苏必斯成为法国政府的内阁成员。
同样，苏必斯的履历也记载着一九五〇年一桩相当愚蠢的投机生意（无疑是缺乏经验的结果），一段并非白壁无瑕的私生活；利用两个瑞士银行账户隐瞒收入的若干手法。
“尼克·佩持里迪斯，保尔·苏必斯，”雷伯给达两个人作了介绍。
一九五六年七月六日下午，他们在戛纳小十字海滨马路上一家大饭店里见了面。
这是苏必斯与雷伯·克立姆罗德的第三次见面。就他所知，克立姆罗德是个阿根廷人，显然非常富有，意欲在海运业中为自己争一席之地，目前正与那些希腊船商展开竞争，干得有声有色。
“我正在考虑作某些调整，”雷伯说。“不过在谈正题之前，我想应该先让苏必斯了解一下整个局势，尼克？”尼克完全遵照雷伯给他的指示，开始用饭店的笺纸写下许多数字（事后被烧掉了）。当他举出令人难以置信的长长一大串公司名称以及它们分别拥有的总吨位时，只见那位法国人脸上展出越来越惊异的神色，佩特里迪斯体会到一种洋洋得意的、简直不可一世的快感。
“就是这些，”最后他说。
苏必斯摘下眼镜，揉揉眼睛。他哈哈大笑起来。
“还有劳埃德呢？你肯定劳埃德不归你所有吗？”
“也许是我忽赂了，”雷伯说：“尼克，劳埃德归我所有吗？”
“据我所知不是，”尼克说，“不过这也不说明问题，也许你没告诉我就已把它买了下来。”
他朝苏必斯笑笑。
“他买得起。”
苏必斯拿起那些笺纸，从头看一遍，估算了一下。“将近三百五十万吨。”
“三百六十二万八千吨，”雷伯平静地说：“二百七十五万三千吨是油船。归七十四家公司所有。正是关于这些油船我想作一些调整……”
用他自己的话说，这事“极其简单”。现在是七月初，他们还有六个月时间……
“调整事宜必须在六个月内解决。当然，如果到……比方说，到十一月十五日，即使不说全面完成，至少已进入一个蓬勃展开的阶段，那是最理想的了。”
雷伯所说的调整是要把全部油轮重新部署，规模极大，涉及七十四家公司。雷伯通过他本人与佩特里迪斯兄弟、苏必斯、塔拉斯之间的委托协议书掌握着这些公司的股份，再由佩特里迪斯兄弟等人去控制七十四个间接受托人，即名义上的业主。
“尼克，我要你对每艘船都研究一下，作出明确的决定，哪些船可以在十一月十五日从一切租约中解脱出来。这是第一步。我希望你列出每一艘船的一次性航运能力。”
“有相当一部分长期合同是无法撤消的。”
“这我知道，尼克，”雷伯说：“所以我要一份逐艘说明船只情况的明细表。即使要过十一月十五日才能解脱的也算在内。”
“好让尽可能多的船到十一月十五日投入一次性航运？”
“正是这样。”
“从十一月十五日起，以多少时间为期？”
“一年。”
苏必斯和佩特里迪斯都禁不住要问：十一月十五日将要法生什么事情？
但他们谁也没向。
原因有二。首先，他们知道，要是克立姆罗德愿意让他们知道答案的话，他早就告诉他们了。其次，他们知道，克立姆罗德“当着第三者的面”是决不会说的。这两个人最后回忆起这事时的方式表明，他们俩——一个纽约人，一个法国人——遵循的是有趣的二元论和完全相同的推论法。
“还有件事，”雷伯说，“最好能由保尔去办一下：我需要一份关于所有在营运的、建造中的和已订货的油船的情况报告。”
“包括日本？”
“包括一切。包括正在为我们的公司和为别人建造的船只：对于为我们造的船，要采取一切措施使之加速竣工；对于……”
“对于为别人造的船要采取一切措施使之推迟竣工。”
雷伯笑了。
“保尔，可别把任何海盗船扯进去……你应该把目前在海面上的一切油船也包括进去，不管船主是谁，挂的是什么旗。打听一下这些船目前是否出租，或何时接受包租，要付么价。这是为明年准备的。你能做到吗，保尔？”
“这可是工程浩大的任务。”
“在整整十六个月前，也就是一九五五年三月二十五日，我问过你，要是时机到来，你愿不愿意专门为我工作。你回答说愿意。当时我请你慎重考虑一下你的决定。四月十一日我们第二次见面时，你向我重申这一态度。现在时机来了，保尔。来跟我们干吧。”
“行，”苏必斯说，并觉得很兴奋。“这一切你什么时候要？”
“越快越好，”雷伯笑咪咪地说。“你今天就可以成立你自己的公司。财政与法律上的手续过些日了我们再办。这些工作今后你就跟尼克和他弟弟托尼一起商量，他们是我绝对信任的，这方面的事将由他们负责。除了他们，你还有另外一个共事者，这人今天晚上也要到我们这儿来……你最好不要抽烟，保尔，除非你实在非抽不可。”
“我可以克制一下，”苏必斯说着，把本想点燃的烟斗放回了烟荷包。
“还有一件事，”雷伯说，“从今天起到明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凡是这段时间内我们能租到的世界上所有的油船，请开一份清单给我。我想不用我提醒体们，这事需要严守秘密。要充分利用我们控制下的所有公司，必要时我们可以成立更多的公司派这用场。”
“直到签订租船合同？”
“对。除了保密外，没有别的限制。我不愿让任何人看出一点点迹象。”
苏必斯指出：目前是七月份，现在就租下要到十一月十五日才开始用的船只，将耗费惊人的投资，而且这些投资在几个月内是没有任何收益的。
“这一点我考虑过，保尔，”雷伯答道。“对每一笔租船业务要分别进行研究，尽可能缩短无收益期。你跟我同样清楚，我们可以选择的方案很多。必要时我准备亏本。”
这项行动投入的资金大约五千万美元。这笔流经许多银行渠道的钱，基本上来自一家保险公司、三家银行（其中一家是亨特曼哈顿，另一家是香港某银行）和一个由奈西姆·沙哈则牵头的投资集团。
在创业伊始的一九五一年八月，大卫·塞梯尼亚兹与雷伯·克立姆罗德彼此间就商定一项打紧急电话的特别程序。克立姆罗德经常要离开，有时一走就是很长时间，比如有一次从一九五五年五月直到一九五六年六月，因此制定这么一项程序绝对有必要。第一次使用这项程序是在一九五六年五月。暗号是“巴西”，后面跟着“夏威夷”和“旧金山。，要放在同一个句子里使用。
塞梯尼亚兹接到了一个从罗马来的长途电活，他发现对方说话有很重的外国人口音。
塞梯尼亚兹答道：“你必须给在里约热内卢的迪耶戈·哈斯先生打电话，哈斯，h，两个a，s。号码是……”
“对不起，”对方说：“我不想自己打电话，你能给我捎个口信吗？”
“当然可以。”
“只有两个词：shenken dov。我来拼给你听……”
“就这事吗？”
“就这事。谢谢。”
对方挂了电话。塞梯尼亚兹亲自给里约热内卢打了电话，接电话的正是迪耶戈·哈斯。塞梯尼亚兹把那两个词向他复述。小个子阿根廷人没有什么反应，他只是以嘲讽的口吻说，纽约的天气一定令人讨厌，接着他还邀请塞梯尼亚兹到伊帕内玛。他的家里去住上一两个星期。塞梯尼亚兹一向非常讨厌哈斯，几乎到了不加掩饰的程度，所以只说他很乐意去，只要日程安排得过来。他没提雷伯的名字就把电话挂了。
这个来自罗马的电话，是他得到的唯一线索，使他相信这件事的通风报信者是个名叫约尔·白尼适的以色列人。当然，他没有证据。
但这同样使他相信，雷伯在一九五六年初夏重新露面跟这件事决不是什么巧合。
一九五六年十月二十九日下午五点钟，以色列进攻西奈半岛。十一月五日早晨七点十五分，法国和英国的伞兵部队打开了他们的降落伞。八天以后，聚集在贝鲁特的各阿拉伯国家首脑重申封闭苏伊士运河的愿望，而埃及总统纳赛尔已经下令沉船堵塞这条运河，以阻碍向法国和英国运输石油。这两个国家的能源主要来自中东，如今进口量锐减百分之八十，储备只够用两三个月了。十一月二十七日，法国和英国的部队灰溜溜撤退的消息宣布以后，一项石油增援计划便付诸实施，这项计划安排每天装运五十万桶来自美国、加勒比海和委内瑞拉的石油去欧洲。
运河持续封闭了六个月。油船从波斯湾到欧洲不得不绕道好望角。这段航程有一万一千三百海里，只有大吨位的船才经得起。
雷伯·克立姆罗德和古兰德里斯最先预见到将有所谓的“超级油船”出现。苏伊士事件使大多数希腊船主——里瓦诺斯、库卢昆李斯、埃姆维里科斯、古兰德里斯、维戈蒂斯、奥纳西斯、尼亚霍斯——发了财。他们常在伦敦的皇家咖啡馆碰头，一天晚上，他们就在那里举行狂热的庆祝活动。丹尼尔·路德维希净挣了一亿美元。
那么雷伯·克立姆罗德呢？从一九五六年十一月二十日算起，单单油船的吨位他就拥有四百多万吨，使用了八十一个不同业主的名字，这种局面实际上一直持续到一九六八年。他的利润不到一年就超过了五亿美元。
约尔·白尼适后来说，那次代号为“卡德什”的行动的第一阶段他参加了，那次行动有两个目的：压缩巴勒斯坦人在加沙的袋形阵地；攻占地处西奈最南端的沙姆沙伊赫。当时有十六架达科他式运输机被调来把伞兵部队空投到距离苏伊士运河仅四十公里的米特拉山口。白尼适坚持再三，才获准上了其中的一架。顺利着落以后，他走了近两个小时，到达帕克上校的纪念碑（帕克是一九一〇至一九二三年英国驻西奈的总督）。第三天，十月三十日晚上，他看见第二〇二旅在二十八小时内赶完三百公里路程，从以色列正式边界到达米特拉山口。
十一月六日，他返回特拉维夫；他的假期已满。（他利用一年一度的假期作了这次西奈之行。）
一九五六年，他三十一岁，有上尉军衔，然而他实际上是在以色列政府机构或谍报部门工作。
在特拉维夫，他获悉自己的下一个目标是：前纳粹秘密警察的犹太处处长阿道夫·艾希曼。
他于十一月二十五或二十六日前住罗马。十二月初在意大利首都与雷伯重逢，按照他的说法，叫做“分久必合”。已知他们在克立姆罗德去南美处决埃里希·施泰尔之前见过面，而在这两次会晤之间他们是否还见过面，在什么时候，为什么事情，用什么方式，白尼适均末提及。
塞梯尼亚兹只知道约尔·白尼适这个名字，此外对这个人一无所知。
塔拉斯就不同了。他去过几次中东，曾两次见到这个以色列人。一九七八年夏天，当一个以色列政府代表团访问美国时，白尼适还去拜访了塔拉斯，并在缅因州他的家里度过一个周末。那时，苏伊士事件已过去好多年了，也许白尼适知道克立姆罗德对塔拉斯很信任。反正，他回答了塔拉斯提出的几个问题。
他说，自一九五〇年以来，他与雷伯“经常保持着联系”。“我很喜欢他，估计他对我也有好感。”
增拉斯没有问他关于苏伊士事件的问题。也没有问杰思罗的事。
塔拉斯相信，杰思罗那个出色的秘密组织，很可能是由一位老资格谍报专家构想出来的。而这个问题他倒是向白尼适提了：在把阿道夫·艾希曼捉拿归案这件事情上，雷伯是否起过什么作用？
白尼适先是摇摇头。然后他说：“不是直接的。”
雷伯·克立姆罗德要介绍给尼克·佩特里迪斯和保尔·苏必斯的另一个人（不过只是为了在这次紧迫的油船行动中合作），是个二十九岁的黎巴嫩人，名叫奈西姆·沙哈则。苏必斯的聪明是显而易见的，甚至有点近乎卖弄，他立即给佩特里迪斯留下很深的印象。相形之下，在另一名副手的人选问题上，尼克认为克立姆罗德至少这一回是犯了错误。
奈西姆·沙哈则这个年轻人的一付表情冷漠得近乎做作，尖细的嗓门几乎象女人的声音，看样子他对女人和甜食比对做生意更感兴趣。象他这种类型的人，到了五十岁想必已是大腹便便、童山濯濯。
佩特里迪斯之所以对这个黎巴嫩人的到来不那么热情，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跟他兄弟托尼是克立姆罗德信得过的人，从一开始就负责海运方面的事务。他们很有理由认为自己干得很好。在一个短得惊人的时期里，他们从一艘货船发展到十六艘油轮，然后又发展到整整一支船队，总吨位仅次于早在三十年代就开始创业的丹尼尔·路德维希，而且总有一天他们会超过路德维希。尼克和托尼觉得这样神速的扩展，他们是有一部分功劳的。雷伯把苏必斯硬塞进来，已经使佩特里迪斯不快，直至这个法国人显示了他的才于，尼克被伤害的自尊心才得到抚慰。
另外，霄伯透露的这一雄心勃勃的计划，又使人员增加成了顺理成章的事。
“可是也不该把一个讨厌的阿拉伯人塞给我们！”尼克对托尼说。
沙哈则在薄暮时分到达戛纳。偏巧这时苏必斯正站在窗口。那四辆停成一排的劳斯莱斯轿车已引起他的注意。一群金发女人个个浓妆艳抹、身段优美，就象突击队在塞得港登陆那样悠闲自在地从车上下来，这更加激起苏必斯酌兴趣。他突然大笑起来，说：“你们快来看啊！”雷伯和尼克走到窗口，正赶上沙哈则出现，他神情傲慢而冷漠，略带几分得色。他走进饭店时，那付气派，就象刚把这栋大楼买下来似的．
苏必斯注意到克立姆罗掐的眼睛里现出诡谲的神色，便问：“你不是提到过一个黎巴嫩人吗？”
“是的，就是他，”雷伯答道，显然，他对这一切十分欣赏，“他马上就要到这儿来。”
足足二十秒钟过去了，但终于有人轻轻地敲了敲套房的门——从五点钟起雷伯他们就在这儿开会。苏必斯去应门。进来的奈西姆是个矮胖子，左手食指上戴着一枚有好几克拉的钻戒。他用不带半点外国人口音的法语跟苏必斯打招呼，又用英语同佩特里迪斯寒喧，那种过分讲究的腔调酷似一个尚未变音的哈罗公学学生，末了再用德语向雷伯问好。然后他坐下来，在以后的两个小时里，没说过一句话，不时把眼睛闭起来，好象突然感到困倦不堪，看到那位美国人和那位法国人频频投来惊奇的目光也安之若素。
雷伯若无其事地继续说他的正事。他谈了他的一个关于石油运输的重要设想，就是要改装尽可能多的船，使之也能载运石油以外的货物，目的是避免没有收益的返程空驶。这在当时是一个新点子。
他们着手进行复杂得可怕的计算，这要涉及众多的方面，还包括兑换率。有过理工科学历的苏必斯准备在计算中一显身手。
这时，沙哈则用他的尖嗓门说：“别浪费你们的时间了。确切的数字是……”
于是他洋详洒洒地报了一大串当场算出来的数字。
在所有的王臣中，奈西姆·沙哈则无疑是最怪的一个，但是，他那种少见的无精打采的样子，掩盖着一副恐怕连魔鬼也甘败下风的头脑。他是唯一对雷伯使用法语呢称的人（迪耶戈对雷伯那种熟不拘礼的态度除外，因为他不是王臣，他是雷伯的影子），也是唯一能比雷伯算很更快的人，在这方面他是个十足的天才。他还有别的天赋，正象他在计算方面的才能一样藏而不露。在石油领域里，有两个人试图绕过一些大公司组成的漫天要价的垄断集团，直接与产油田的阿拉伯酋长们打交道。其中一个是路德维希。他固然取得了部分成功，却也招来许多问题，问题之一就是遭到联合抵制。这对他损害很大。另一个人是雷伯，他这方面一切进展顺利，毫无困难；由佩特里迪斯兄弟、苏必斯和奈西姆·沙哈则组成的班子就象一支室内乐队那样协调，其中的大提琴手由一位叫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瑞士银行家担任。
要不是在苏黎世发生那段奇特而又悲惨的故事，雷伯·克立姆罗德是决不会遇上克纳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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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臣 —— 6
十点整，一对男女走进银行。这家银行坐落在苏黎世车站大街上。
这是一座豪华又庄严的建筑。墙上挂着许多昂贵的油画，到处是洁白的大理石和种在箱子里的红色天竺葵，敞开的保险库就象一座神龛，里面陈列着不明年代铸造的各种金币和五颜六色的外国钞票，有些是相当罕见的。人们置身其间，会不出自主地放低说话的声音。哪怕是一只打火机掉在地上的声音，也会引起恐慌，至少会让大家吓一大跳。
这一对男女十分引人注目。
但两人并不协调。…
女的穿一身白色的克里斯蒂昂·迪奥（注：法国著名时装设计师）套装，脖子上挂着非常珍贵的绿宝石钻石项练。在穿着夏尔·茹尔丹皮鞋踏进这家瑞士银行的女人中，数她最漂亮。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只瞟了她一眼，就神魂颠倒了，当时他二十六岁，任襄理之职。
比较费解的是，这个年轻女人的同伴同样让特普弗勒难以忘怀。那男的又高又瘦，一举一动给人以很有自制力的印象。他有一双惊人的眼睛，颜色很谈，可是十分深邃。但最主要的是，他与这个美得出奇的年轻女人在一起显得很不协调。他穿一件掉色的蓝布衬衫，是那种带肩袢和口袋上钉纽扣的式样，裤子也是同样的颜色和布料，一双黑色的平底船型便鞋倒是仔细擦拭过，但已经很旧了。他肩上还背了个上黄色的布袋。
特普弗勒记得是这个年轻女人首先走到一名出纳员的窗前。她两肘往柜台边上一搁，朝窗口里边那个人嫣然一笑。
“你会说沙马塔里语吗？”
“不会，太太。”他答道，“实在抱歉，”沃尔夫冈·米勒根本没听说过有这种语言。
“一句也不会？”
“一点儿也不会。非常抱歉，太大，”米勒说。
那女的又桀然一笑，甚至比刚才的一笑更加妩媚，说起来好象不大可能似的。
“没关系，”她说，“我只是想知道一下。”
这时，那男的也走过来，扬起一道眉毛，似乎在问是怎么回事。
“一句也不会，”女的说。“真怪，不过就是这么回事。”
男的也把胳膊肘搁在柜台边上，把布袋放在身边，然后问道：“不过也许你能说英语吧？”
下面的谈话是用英语进行的。
“是的，先生。”米勒开始显得有些紧张。
“德语呢？”
“我也说德语，”米勒答道。
“法语？”
“是的，先生，也说法语。”
“大概也说意大利语吧？”
“会一点儿，先生。”
“可是西班牙语不行？或者依地语？希伯来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波兰语？”
“看样子他不象能说波兰语，”女的说，“这是很明显的。”
她第三次露出微笑。
“请别见怪。其实，我觉得你很有吸引力。只不过你要是能说波兰语，我会感到非常奇怪罢了。”
“不会，先生，”米勒说，“那些语言我都不会。对此我实在抱歉。”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注意到了他的下属那付焦急的神态，认为自己该过问了。他来到出纳员米勒的窗口那儿，正好那个男的在用温和的语调说：“尽管存在这些小小的困难，我仍然相信我们可以打交道。”
“我能帮你什么忙吗，太大，还有你，先生？”特普弗勒问道，“先生的贵姓是……？”
“斯利姆·扎帕塔，”那人面无表情然而彬彬有礼地说。随即他又伸出细长的食指，示意特普弗勒走近点，向他附耳道：“说实话，那不是我的真名。我在这儿用的是化名。要是你能为我保密，我太感谢你了。”
“他准是个疯子，”特普弗勒心想。“要不就是个古巴人。现在巴蒂斯塔下了台，一个名叫菲德尔·卡斯特罗的取代了他。最近几个月，瑞士出现了许多古巴人，他们带着的钱正是哈瓦那的新当权者垂涎三尺的目标。”
“我无非想把一张支票兑现，”那男的说。“也可以说，提一笔款子。”
“那是再简单不过的，先生，”特普弗勒说，那股飘逸劲儿以后他夜里睡不着觉的时候总不免要回忆起来。“只要承蒙不弃，在敝行开过户……”
“我有户头。”那男的说，“不过我什么支票也没带。能不能麻烦你给我一张空白的现金支票？”
特普弗勒提到了若干必要的手续。只要手续完备，他以及银行的全体雇员，且不说整个瑞士联邦，都将听候扎帕塔先生的吩咐。如果他开的是密码账户，那就更不在话下。是不是？
“是的，”那人说。
他们走进旁边一个不太引人注意的办公室。手续办好了。斯利姆·扎帕塔有礼貌地按了手印，说出了他的秘密帐号、他的姓名的三个缩写字母rmk，甚至同意出示护照。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特普费勒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他很快地请示过上司之后，便去拿了一张空白支票。
“手续完备，”他回来时觉得有必要这么说。“你只要写下所要提取的金额就行了。”
“我身上没带笔，”扎帕塔—克立姆罗德斯斯文文地说。
这时，特普弗勒才又一次吃惊地注意到，那个年轻女人已在一张柔软的矮沙发上坐下，显然想要打盹。她已脱去鞋和袜，这会儿正在卸去她的迪奥套装。
现在她身上只有一副胸罩和一条带花边的短裤。
“有什么不妥贴的吗？”那男的问。
特普费勒咽了一口吐沫，把全部注意力集中到写字桌上。
“没什么，”他说。“一点没什么，先生。”
支票放在桌上。他看见的是倒象，不过上面的数字自然不会看错。只见那只又大又黑的手写下一个很小的“1”，然后是个大不了多少的“0”。
“我是写得小了一点，”扎帕塔—克立姆罗德认真地解释说，“我觉得这样可以少花一点，留有余地。”
第二个“〇”，接着是第三个……
“我想要条毯子，”那年轻女人说，“我有点儿冷。”特普费勒下意识地抬起头来，可是立即又为此而恨不能自杀。这会儿她已完全光着身子，脖颈枕在两只手掌上，右脚跟搁在左脚腕上。
“这位先生会把我们的支票拿去并兑现。而且他肯定愿意——”
“对极了，”特普弗勒说，“对极了，对极了。”
他开始感到自已有些意马心猿，便把注意力重新集中到支票上。
第五个“0”，第六个，第七个…
“我的上帝啊！”特普弗勒暗叫，“我的确是在和疯子打交道。”
第八个“0”，然后是个“3”，然后是逗号，然后是“45”。“好了，”扎帕塔说着把支票转了九十度。
他那双灰色的眼睛直盯着特普弗勒，毫无表情。特普弗勒咳嗽起来。
“对不起，”特普弗勒说， “你漏填了大写数字，你还忘了加逗号。”
扎帕塔—克立姆罗德似乎颇感诧异，他把支票拿了回来。
“没那回事，”他说，“逗号明明在这。‘3，45’是地道的欧洲写法。这是没有疑问的。在这儿。亲爱的，你能过来一下吗？”
特普弗勒低首垂目，津津有味地研究起自己的膝盖来。
“这是个非常可爱的逗号。”那年轻女人的声音说，“我看不出这里有什么不对。这些银行家就爱找岔子，简直叫人难以相信。他们全都一个样，把你的钱收进去时眉开眼笑，可是你要往回拿的时候……”
特普弗勒依然俯身凝视着自己的双膝，一边有点儿瓮声瓮气地说：“对不起，先生。不过，你要是就让逗号撇在那个地方，金额将要超过十亿瑞士法郎啊。”
“不是瑞士法郎，而是美元。”扎帕塔—克立姆罗德回答说。“确切的数目是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我完全肯定我的帐户上有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其余的么，我没把握。你最好去了解一下，先生。回来时别忘了毯子。”
于是，一些咄咄怪事在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的身上发生了。
他是瑞士人，父亲、祖父、曾祖父、高祖父都是银行家。特普弗勒家族从事银行业已有三百多年历史。“当我的祖父说到银行的时候，”他常说，“我们通常都要静默片刻。
然而，他刚走出办公室，就爆发出一阵无法抑制的大笑。显然，这是神经质的笑，但怎么也克制不住。
那天他做的第二件怪事是：走进他平素最恨的人——信贷部主任奥特马尔·布罗克曼——的办公室，连门也没敲。
“姓下有个脚登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
说到这儿，他又忍不住大笑起来，差一点摔倒。他这一阵歇斯底里是自己描述那人的打扮所引起的。
“你醉了，特普弗勒，”布罗克曼说。
特普弗勒总算把那张支票放到桌子上。他本想说：“你自己看吧，”但哪怕只是为了说这样一句话而暂时敛笑，他也做不到。
布罗克曼向支票瞥了一眼，耸耸肩膀。“一个疯子。悄悄打个电话给警察局吧。”
接着，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于是重新拿起支票仔细察看。然后，他站起来，走过去打开墙上的小保险箱，取出一个笔记本开始查阅。
同一天，上午十点二十五分，阿洛伊斯·克纳普正在出席瑞士银行家联合会的每月例会。一听到要他接电话，副会长克纳普心里就不痛快。然而他没有显露出来：作为一个银行家，作为一个人，他从来不动声色，就象一具冰冷的骷髅。一九六〇年，他刚满五十岁。
“什么事，布罗克曼？”
他听着，然后问道：“你把一切都核对过了吗？”
然后他说，“我这就来。”
十一点，他赶到银行。布罗克曼和年轻的特普弗勒小心翼翼地在那里迎候。
“他在哪里？”
他们领他到底层的那间办公室去。
“进去前最好先敲一下门，”特普弗勒建议说。虽然他仍然非常想笑，不过在克纳普面前总算还能克制住白己，没有失态，因为在他眼里克纳普无异于从奥林匹斯山上下来的尊神。
克纳普敲敲门，听到里面说“请进”以后才进去，并且随手将门关上。他在屋里逗留十到十五分钟。出来时，他脸色有点苍白，右脸颊上清晰可辨地印着女人朱唇的痕迹。他看着特普弗勒。
“他要与你打交道。就你一个。你是特普弗勒，对不？那好吧，头里走，请进。”
特酱弗勒朝办公室里走进去的时候，听见了以下的一问一答：“十亿美元！这是发疯。我们该怎么办？”布罗克曼问。
“照付。”克纳普回答。
走进办公室以后，特普弗勒发现那个年轻女人裹者他送去的一条毯子站在沙发上。那男的衬衫已脱掉，他的面孔给用唇育涂成一张大花脸，象个准备打仗的印第安人。他愉快地笑着。
“你叫什么名字？”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
“我可喜欢塔多伊兹了，”年轻女人说。“他真可爱。”
“我可以称呼你塔多伊兹吗？”那男的问道，“请叫我雷伯。啊，还有一件事，塔多伊兹。这十亿美元我想要一百元票面的。请别给我比一百元更大的票面。你只要把它们堆在什么地方就行了。”
“至于那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年轻女人说，“你就瞧着办吧；要么一张三美元四十五美分的钞票，要么全部给零钱。不，等一下。给零钱吧，那些厕所真叫人讨厌。我们女人进去之前得准备好零钱，不过男人就不需要了，如果你明白我的意思的话。”
特普弗勒意识到事情不大对头，在接下来的几个钟头里，这种感觉越来越强烈。有人竟然会来递上这么一张支票，真是件怪事，本身是反常的。这且不说，但克纳普的反应表明，这个灰色眼睛的男人确实有资格走进这家在瑞士数一致二的大银行，要求提取十亿美元巨款。很好。这证明他拥有十分可观的财产。但在全世界的确有若干人富到这种程度，这样的人也许寥寥可数，可他们毕竟是存在的。看来这里还有别的原因。
就说那个男的吧，也不知是何许人。特普弗勒受过祖父严厉的教诲，经常阅读金融界的报纸。象霍尼德·休斯，亨特，盖梯，古尔本基安，奥纳西斯这些人，以及比他们略低一级的亿万宫翁尼亚霍斯等辈，特普弗勒不但知道他们的名字，也见过他们的模样。他也知道有一个叫丹尼尔·路德维希的，虽然此人不那么出名。但是，眼前的这个人叫克立姆罗德。天晓得有谁听说过克立姆罗德这个名字！
他问道：“还有什么要我做的吗？”
“来一大缸马丁尼，多加冰块，”那女人说，“再来点儿香槟和鱼子酱。鱼子酱你就以我的名义打电话向伊朗国王要；他有几听上品。告诉他，你是为夏眠·佩吉打的电话，他一切都会照办。”
“香槟要什么样的？”特普弗勒问道。
“请要一九四五午酿的佩里尼翁牌玫瑰红的那一种。先来三四瓶两升装的。不要太大的瓶，请不要六升装或其他更大的瓶。瓶子太大，泡沫就少了。雷伯！”
“什么事，亲爱的？”
“你应该给这个年轻人一千万或一千五百万美元。他真可爱。”
“我一定加以考虑。”那男的非常温和地说。“只要他们把我的支票兑现。看来是要等些时间的。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我想要一份汉堡包，如果这不是太麻烦的话。法兰克福有一种汉堡包好极了，是为驻扎在德国的美国士兵做的。你能办一下吗，塔多伊兹？”
“完全可以，先生，”特普弗勒说，“我乐意效劳。”他本想顶住那双灰色眼睛火炬般的目光但最终还是把自己的视线移开了。一个想法油然而生，而且马上就会进一步得到印证：这人不是疯子，确实不是。他也许是在开玩笑。可是那个女的就不同了……
因为，尽管她的美貌举世无双，她毕竞不正常，这一点是没有疑问的。她的快活完全是胡闹，一举一动实在离格儿。特普弗勒从中觉察到一种病态的亢奋。
这天，特普弗勒破题儿第一遭走进阿洛伊斯·克纳普的办公室，发现那里的气氛象是在举行军事会议。决策人物全部到场；更有甚者，不出一小时，连年高德劭的雅各布·菲斯利也赶来增援——他已是七十八岁高龄，三年前就退休，由克纳普接替他。
“给我们说说现在那里的情况，特普弗勒，但别提他的名字。”
“他们要香槟，但不是一般的香摈，要鱼子酱，也不是一般的鱼子酱，还要汉堡包，同样不是一般的……”
“请收起你这付傻样，”克纳普说，“坐下，特普弗勒。听着，我们那位客户只想和你打交道。为此，从现在起，别的事情你都不要管了。一方面，你要与这位客户经常接触；另一方面要与菲斯利先生或我保持联系。你的任务很简单，尽量满足客户的要求，只要所费不超过十万法郎。要是超过那个限度，就找菲斯利先生或我商量。你结婚了没有？”
特普弗勒只是订了婚。克纳普点点头，似乎至少这个情况是个好消息。他继续往下说。
“张罗这样一大笔钱，我们得花点时间……”
“他要求票面都不超过一百美元，”特晋弗勒鼓足勇气打断上司大人物的话。
克纳普闭上眼睛，然后又睁开。
“那样的话，我们还得多花两天时间。总共三天。在这三天里，特普弗勒，你要随叫随到。在我们兑现他的支票之前，如果我们的客户，或者说你的客户，坚持要呆在银行里（看样子他会这么做），你就想办法弄清他们的意图是什么。要是他们想睡在这儿，我们可以把威廉·退尔（注：瑞士的民族英雄，银行用他的名字给贵宾接待室命名）室布置成卧房，另外给你提供一张小床。”
特普弗勒莫名其妙地看着克纳普。一个想法在脑际闪过，大概克纳普也疯了，还有年高德劭的菲斯利，以及在场的全体决策人物，除了他自己，所有的人都疯了。
“睡在这儿？在银行里？”
克纳普冷冰冰的目光象子弹射穿了特普弗勒。然后他宣布，“菲斯利先生和我想跟特普弗勒单独谈谈。”
其余的人都走了，留下特普弗勒一个人面对两位上司大人物。
“特普弗勒……”年高德劭者和克纳普同时开腔。
然后克纳普以敬重的口气说：“那么就请菲斯利先生先谈……”
“不，不，不，不，阿洛伊斯，”年高德劭者说，“现在是你当家。”过了几秒钟，他又补充一句：“谢天谢地。”
“特普弗勒，”克纳普说，“你也明白，我们面临着一种绝无仅有的局面，瑞士银行界的历史上从未发生过这样的事……”
“也许世界银行史上也没有先例，”年高德助者说。
“我们必须接受这样的挑战，满足对方提出的要求，”克纳普说，“做到精确、高效、迅速、稳妥，尤其是稳妥，特普弗勒，这是我们的光荣与骄傲，我们这个企业得有今天，就是靠的稳妥。”
特普弗助恭敬地竖起一个食指。
“我能提个问题吗，先生？”
“可以，年轻人。”
“我们这位客户帐上真有十亿美元？”
他马上想到，自己不该提这个问题。两位上司大人物直勾勾地望着他。
“别让我们怀疑你有精神病，特普弗勒。更要紧的是，我们这位移户选择你作为他与我们之间的唯一联系人，你可别再添麻烦了，否则我们还得担心这样的选择不知会带来什么后果。世界上没有人会在一个银行帐户上存十亿美元的，特普弗勒。事情是这样的：这位客户享有的信用限度超过那个数目，由于我们与他之间预先有一项专门的安排，我们必须满足他的要求。”
克纳普深深地吸一口气。*
“特普弗勒，本星期五下午三点，我们的银行对外停止营业，表面的理由是整理内部事务。在这之前，银行的一切工作要照常进行——至少，我们希望做到一切照常。所不同的就是耍有七八名男女工作人员不分昼夜四处物色这些钞票。我们拿不出十亿美元一百元票面的钞票，特普弗勒。跟那个数字差得很远。我们要跟全国的银行和欧洲其他国家的银行联系，很有可能还得跟美国的有关企业联系。我们将不得不开动一台具有世界规模的庞大机器，动员专机和护送人贝。如果我们能在三天内达到目的，那将是得到神助的结果。其中也有你的一份功劳，特普弗助，亏不了你。你的名字是塔多伊兹，是不是？”
“是的，先生。”
“塔多伊兹，还有最后一点，我们—菲斯利先生和我——想要强调一下。几分钟前，除了菲斯利先生、你和我以外，我们银行的管理部门还有另外五个人在这间办公室里。他们不知道我们那位客户的名字。只有我们四个人知道（另外一个是布罗克曼）。因此，塔多伊兹，如果由于你的疏忽（不管什么么原因，哪怕只是你说了梦话），让别人知道了这件事（不管是银行内部还是银行以外的人，让外人知道就更糟），知道有这场灾难临到我们头上，特别是万一让人知道了造成这场灾难的那个人的名字，那么，我凭着《圣经》向你起誓，我决不让你在瑞士找到别的工作，哪怕当一个养路工也休想。我要亲自过问这件事，塔多伊兹，即使把我的有生之年全部用上也在所不惜。我是不是把我的意思说清楚了，塔多伊兹？”
“是的，先生。非常清楚。”
“那好，你去吧，午轻人。”
他们果真把威廉·退尔室布置起来。从多尔德大饭店借来了两个房间全套床上用品，在那里摆好。他们还打通了一堵墙，这样可以通过毗邻的一栋大楼和银行后部的几间屋子到这个临时客房去，而不致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各个方面都有许多事情要做，忙得不亦乐乎。当然，得布置一个浴室，还得有间厨房，以便热一下从外面订来的饭菜，何况那个做汉堡包的专家当天就从法兰克福被接来，还带来了要用的料和全套装备。
还有电话线，总共五条。
“我还需要打几个电话，”那位客户向特普弗勒解释，“不过我不想占用银行里的普通线路。那会使我感到不是滋味。另外趁我现在想到，如果不太麻烦的话，是否请你给搞一个小小的放映室。扎帕塔太大喜欢看电影，尤其是亨弗莱·鲍曼演的。你能费心搞一下吗，塔多伊兹？那真是太感谢了。”
确实，那人打了不计其数的电话。有几次，特普弗勒听到了这些用好几种语言进行的电话交谈的片言只语。那人至少能说十种不同的语言，而且从一种语言转到另一种语言时极其敏捷，令人“耳不暇接”。
至于他说了些什么，特普弗勒一点也不懂，而且很快就产生这样的想法：那人可能是在闹着玩儿，或者，不如说这一切都是为了让他的妻子开心，如果那女的真是他妻子的话。
这个年轻的瑞士人不愿相信这些电话谈的都是正事，否则他将不得不相信世上竞有这么一个人：他通过电话经营着分布在全世界的几百家公司，其业务包括人类活动的所有领域，无一例外。而且在电话指挥中用的全是代号和莫名其妙的数字，从不提及一个人名。
在特普弗勒看来，这一切全都毫无意义。显然，他做的一切只是为了让这个年轻女人高兴。
事实证明，在对她的看法上，塔多伊兹·特普弗勒最初的直觉是正确的：她是个疯女人。特普弗勒觉得这事没什么可笑。相反，他意外地感到很可悲。谁都不可能不注意到那男人对她的无限柔情和轻怜蜜爱。还有他那无可比拟的耐心。
可见，这第一天忙得够呛，来来去去的次数很多，尽管这样，却没有引起外界注意，甚至银行的雇员也没有觉察到任何异常的迹象。
晚上，营业时间结束之后，一切终于平静下来了。威廉·退尔室在二楼，通常是接待贵宾用的。现在，它与整栋大楼的其余部分隔绝开来；另外加派了两名门岗，不过他们谁也没看见那一对，也不知道有这么一男一女在里边。
克纳普给特普弗勒下的指示是很明确的：“塔多伊兹，你留下陪着他们。就算我个人请你帮这个忙。事过之后，你可以随便休假，我们将考虑你在我们银行的前程。不过你要陪着他们。塔多伊兹，尽你所能为他们提供方便。必要时还得伺侯他们用餐，随时听从他们的吩咐。塔多伊兹，你要相信我们的这位客户；他的所作所为自有他的理由。”
起先，特普弗勒还以为克立姆罗德不是此人的真名，甚至怀疑他可能就是丹尼尔·路德维希，因为特普弗勒从未见过这位著名船王的照片；不过他太年轻了，不大可能是路德维希。特普弗勒相信克纳普一开始就明白那个年轻女人是疯子，而排演这出为期三天的闹剧，纯粹是为了让那个叫克立姆罗德的人能够——该怎么说呢？——能够露这么一手，在他爱得神魂颠倒的女人面前摆一摆阔，也许还想跟她一起发上几个小时的疯……
而这个所谓的克立姆罗德，始终明白结局会是怎样的……
第二天，忙乱的现象有所缓和，至少在局部上是如此。有关人员均已安顿停当，反正挥金如土，所费不资。整个二楼对任何人封闭，只有克纳普和特普弗勒除外。第一天晚上，特普弗勒根据年轻女人的愿望，给德黑兰挂了个电话，使他大为诧异的是当他提到夏眠·佩吉的名字时，对方的反应极为热情。接着，他的诧异进而变为震惊，因为国王居然亲自来接电话，关切地打听她的情况。“我想她很好……哦，陛下，”给闹得稀里糊涂的特普弗勒回答说，“她只是想吃点儿鱼子酱，要我……”
至尊的国王陛下说他完全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会发布必要的命令，并且表示：如果特普弗勒能向佩吉小姐转达他的诚挚的问候，他将十分感激。
鱼子酱由一架专机空运到苏黎世。两位举止庄重、沉默寡言的伊朗人——显然是外交官或特工人员——通过内部出入口把鱼子酱送到银行里。
“我真象在白日做梦，”二十二年之后特普弗勒回忆说。
第二天晚上，歇斯底里发作了。根据事先的安排，在与威廉·退尔室相隔两间屋子的一个小办公室里，给特普弗勒安排了一张小床。九点钟左右，他听见一阵玻璃砸碎和重物落地的响声，紧接着传来一声尖叫。
他迟疑了一下，然后跑过去。他敲敲那扇门，那个男的叫他进去。他发现那人正抓住年轻女人被反剪过来的一双手腕子。那女的眼珠上翻，气喘吁吁，流着口水，拼命地反抗着。
“请帮一下忙，”男的说。“我们把她抬到床上去。”
特普弗勒问他是否要叫个医生来。
那人回答说：“不用。这只是一次神经性的发作，我妻子常犯这种病。我知道该怎么办。”
他镇静得异乎寻常。特普弗勒帮他把年轻女人抬到床上。打了一针以后，几乎立见奇效。
“这下她要睡了。”
那双灰色的眼睛突然流露出无限忧伤的表情，特普弗勒以为那人承受不住这般压倒一切的悲哀，恐怕会哭起来。于是，他转过脸去。
“塔多伊兹！”
“有何吩咐，先生？”
“谢谢你。”
特普弗勒点点头。这时该说什么，或者该做什么，他心中不太有底。
那人温和地说：“给我谈谈你自己吧。你有兄弟姐妹吗？你结婚没有？”
他们就在这空荡荡、静悄俏的银行里谈了大约半个小时，主要是特普弗勒一个人谈。他说了许多事情，不过特别介绍了他那位严厉得可怕的祖父安东·古斯塔夫·特普弗勒。克立姆罗德好象根本没听，迷离恍惚的眼神茫然凝视著不知什么地方，可他提出的问题表明事实上他听得很认真，倒是特普弗勒认为所谈的内容并不值得如此认真对待。
最后，特普弗勒告辞，回到了他的小床上。但他无法入睡。他故意把门开着。万一那边需要他时比较方便；透过门缝，他可以看见威廉·退尔室内的灯光依然亮着。两小时后，他从床上起来，又走到那里去问了一下有没有需要他做的事情。
“没有，谢谢。”那人温和而有礼貌地说。
他坐在年轻女人睡的那张床旁边看书，看一本约翰·博德默尔翻译的德文版荷马史诗，这是从阿洛伊斯·克纳普的私人藏书中借来的。
“整整一夜他就是这么过的；我敢肯定。直到清晨他还坐在那里，”特普弗勒事后回忆道。
上午，当特普弗勒又见到那一对时，他发现那年轻女人——显然她的名字叫夏眠·佩吉——几乎没什么不正常，起先有点没精打彩，却更显得楚楚动人，但随后她的麻利劲儿与粗鲁的幽默又渐渐恢复。看起来她很正常，只是在两朵紫罗兰般的一对眼睛深处闪烁着狂热的异光。
在过去的两天里，装甲卡车已多次开到银行，其中有几次从苏黎世其他银行开来，它们都最大限度地让出自己的美钞，但大多数车次来自机场。第三天，来往的车次更多，但由于银行比平时提早关门，这一切很少有人看见。
运来的钞票陆续堆放起来。
十亿美元的纸币究竟要占用多少空间，谁也估计不出来。如果单选某一个房间可能嫌小，为安全起见，决定还后把钞票堆在大厅中央铺好被单的地上。
特普弗勒利用闲暇算了一笔账。
一百元票面的钞票，每十张一沓，连同扎钱的带子大约厚七点五毫米——新钞票稍薄一点，用过的稍厚一点，他取的是平均数。他算出，把用带子扎起来的百元钞票一沓一沓叠成一堆，一百万美元就能堆到七点五米高。
他想算出，以每堆十六点五厘米长、六点六厘米宽、七点五米高计算，多少堆的面积相当于一平方。
答案是九十堆。每平方米堆九千万美元。我的天！五间屋子的一套房该容得下多少钱哪！
……而十亿里面有一千个一百万。
假设用九十除一千……
十一点一一一平方米。
当然仍旧是按每堆高七点五米计算的。这简直是发疯。就算天花板有这么高（某些地方确实达到这般高度），但要登上这样巍巍然一堆的顶部，至少是不切实际的。“我们这位客户要是想点点数的话，”特普弗勒想，“他得借助于一架直升飞机，起码也得有一柄登山用的破冰斧。”
他认为，与其把它们垒得那么高，倒不如减低高度，增加堆数。比如，把原来的一堆匀成五堆，这样计算起来也不难。
答案似乎是可行、合理的：这么一铺开，大约五十六平方米、一点五米高的一垛就是十亿美元。
他想，不管怎样，大厅里应该堆得下。这已经挺不错了，除了大厅，别的地方都不行。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算得那么精细，结果证明是错误的。误差虽不是很大，却也不算太小。
这令人咋舌的一大垛钞票占地六十平方米，有些地方的高度还略微超过两米。原因很简单：他们弄不到那么多百元票面的美钞，只好用五十元甚至十元、五元、一元票面的补足。
这样一来那垛钞票的体积也就相应地增加了不少。第三天晚上七点左右，威廉·退尔室的电话铃响了。特普弗勒拿起了话筒，自从最后一辆装甲卡车开走后，他就一直巴巴地在等这个电话。
电话里克纳普的声音说：“好了。”
于是，他们三人下楼去：那一对儿挎着胳膊走在头里，年轻的瑞士人跟在后面。
空荡荡的大厅里，除了那十亿美元的钞票外，只有阿洛伊斯·克纳普和拄着手杖、年高德劭的菲斯利。那个自称克立姆罗德的人（至少在特普弗勒心目中这不是他的真名），甚至没有走近那垛巨款。他一动不动地站在那里，眼神表明他的心思不知远在何方，脸上那种幽默或愉快的神情早已影踪全无。
那年轻女人则不然，她绕着那垛钞票慢慢地打转。
“十亿美元？”
“十亿零三美元四十五美分，”克纳普答道。“在承兑你们的支票这件事上，让你们久等了，请原谅。”
夏眠消失在钞票后面。但她的话音在反响很大的拱顶下回荡着。
她问道：“这些全是你的，雷伯？”
“是的，”那人说，依然一动不动。
“你总共有它的多少倍？”
“我不知道。”
“两倍，雷伯？五倍？十倍？”
“我不知道。”
她重又出现在四个男人的视野里。
“要是我一把火烧了它呢，雷伯？我可以烧光它吗，雷伯？”
“可以。”
“真的可以吗？”
“是的。”
不过他带着迷人的柔情含笑添上一句：“只是，你会把银行一起烧掉的。”
“那就把银行买下来。
“我们要银行干什么，亲爱的，你不觉得这是个挺沉闷的地方吗？”
那女人看着他，眼睛里突然充满泪水。
“你太可爱、太温柔了，雷伯，我爱你。”
“我也爱你，夏眠。”
她倚在钞票垒起的墙上，无声地哭了起来。
特普弗勒、克纳普、菲斯利三人先后转过身去，不敢看她或克立姆罗德，这时克立姆罗德的脸跟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一样。
“现在带我回那个地方去吧，雷伯。让他们把我再关起来。”
大厅里面有几名荷枪实弹的警卫人员站岗，不过是在门外。克纳普作了个手势，警卫让他们过去。
门关上之后，特普邦勒依然没有动弹。
克纳普对他说：“回去吧，年轻人。一切都过去了。”
“这些钞票怎么处理呢？”
“那儿来的放回哪儿去。还能有什么别的办法？”
特普弗勒点点头。当然。
他迈步朝门口走去。
“塔多伊兹！”
特普弗勒连身体也不转过来就说：“我知道，不能把这事说出去。”
他走了。他一句话也不想跟任何人说。其实，他倒是更想哭一场。
王臣 —— 7
夏眠·佩吉死于一九六一年一月十七日。
跟往年一样，她和家里人一起在美国过圣诞节。现在陪伴她的除了几个埃塞俄比亚姑娘外，还有一个瑞士女人——她是个医生，一直在夏眠身边，从不走远。在纽约和康涅狄格州的两个星期里，她显得很活跃，甚至很愉快，只是她的眼神时常表露出那种令人焦虑的亢奋。逢到这种时候，那个瑞士女人——她名叫玛尔塔·霍德勒尔——就会非常谨慎地接近她，随时准备进行干预。但每次出现这样的情况，都没有向更坏处发展，夏眠总是笑着说：“我很好，玛尔塔。”
她十分疼爱大卫和黛安娜·塞梯尼亚兹的孩子们，这一年，跟前些年一样，她带来的礼物不知多多少少。其中有一所做得非常逼真的瑞士乡间小木屋，有六个房间，家具摆设应行尽有，甚至包括一座逗人发笑的钟：一只杜鹃会在最最出人意料的时候从钟里跳出来，用撤酒疯的假嗓子发出尖叫：“现在是孩子们的时代！爸爸妈妈有神经病，孩子们还是好好儿的！”
整个小木屋，包括烟囱，是按二比五的比例制作的一件模型。
因此，当塞梯尼亚兹的夏威夷仆人想把放在花园尽头的小木屋内部打扫一下时，他们只好跪着干，有时候还得爬进去。（这座模型是由一个木工组乘货运飞机专程从苏黎世来组装的。）
孩子们甭提有多么喜欢这件礼物。当然，他们坚持要在自己的小木屋里度假，把自己和他们的表兄弟、表姐妹、小朋友一起锁在里面。晚上要他们出来洗澡，得经过耐心的谈判，还得有人从中说项。自然，他们崇拜他们的夏眠阿姨，只有她才想得出这种别人想不出来的点子……
……大卫·塞梯尼亚兹岳家的人也有同感，甚至包括她的妻子在内。每次塞梯尼亚兹硬着头皮提出夏眠的问题（他只敢称之为夏眠的“神经质”），他们总是耸耸肩膀。他们也许想批评他老提这事。夏眠性格怪僻，而且从小就是这样，有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呢？他们听说她和“那个克立姆罗德”结婚了，可是除了黛安娜见过他一两次外，其余的人都没见过他。他们甚至还听到这样一件事：说是一九五五年春天，在地中海某处，夏眠曾在自己的游艇上向她的鬼男人开了几枪。（大卫曾把从乔治·塔拉斯那里听来的真实情况告诉妻子。）不过这事没多大根据，警方实际上没有作什么调查，再说，谁知道当时究竟是怎么回事？“那个克立姆罗德或者德立克罗姆无非贪图她一千万美元的嫁妆，这是可以肯定的，夏眠跟他结婚想必是闹着玩儿，后来要把他干掉同样也是闹着玩儿。佩吉家的成员中数她最聪明，无论哪一个男人都不能强迫她做她不愿做的事。八成是那个克立姆罗德去向她要更多的钱，如果实际上是他向夏眠开了几枪，而夏眠素来宽宏大量，也许决定不把他交给警方，那倒是不值得奇怪的。
“更何况，如果夏眠真的有什么不正常，那总是看得出来的。她在美国、欧洲都找医生看过，这点她从不保密。但是大夫可曾决定要她住院治疗呢？没有。她住在瑞士，苏黎世附近有她巨大、豪华的别墅。她要个把医生老围着自己转，那是她忽发奇想的结果，就象别人相信什么测心术或星相学一样。
“真的，大卫，你看吧！……她有任何不正常的迹象吗？她一个人生活，我是说没有丈夫或孩子，难道是犯罪的吗？为什么一个女人不能够独身？你们男人全都一样：如果一个男人不愿结婚生孩子，你们都认为他简直是个英雄，但如果一个女人也想这么做，你们就认为她是疯子。”
电话是一月十六日深夜打来的，确切地说是十七日凌晨两点（欧洲时间上午八点）左右。塞梯尼亚兹接过电话，只听得一个带德国腔的声音说：“出事了，先生，情况严重。”
到了苏黎世，他和黛安娜租了一辆汽车，顺公路朝东南方向走。那所别墅坐落在一片美丽的高地上，正好俯瞰瓦伦湖。
玛尔塔·霍德勒尔在门口等侯，她的眼睛又红又肿。
“我将永远责怪我自己，直到我离开人间，塞梯尼亚兹先生。直到我离开人间。”
她又哭了起来。霍德勒尔跟着夏眠有七年了。她不是唯一经常看顾夏眠的医生；还有两位医生跟霍德勒尔日夜轮班工作，另外还有护士。这所豪华的别墅有为数多得出奇的仆人和所谓秘书，其实等于一所私人精神病疗养院，只为一个病人而设，目的是保护这个病人，防止她伤害自己。
“昨晚我们看了一部影片，我们经常放映电影。她非常安静，比平时安静得多，而且清醒，非常清醒。正因为这样，我才觉得我有责任：那种清醒本身应该引起我的警惕……”
夏眠刚从美国回到瑞士的时候，发过一次病，时间很短。她总是这样的。“因为她在美国看到了那些孩子。每一次这样的旅行都会给地带来同样的不利影响。要是由我们作主的活，我们绝不会让她去的。”
但她似乎很快就恢复了。就她的情况来说，最难捉摸的就是她又变得正常的几段时间。“近两年，那种神不守舍的状况在她身上越来越少了，那种状况会使她连最接近的人名字也给忘了。包括她的丈夫，她也认不出来……不过她似乎有所好转。去年他们在苏黎世一起过了三天，她丈夫告诉我们，说情况很好。只是她回来后又发了一个月病……”
夏眠十一点钟回她的房间。埃塞俄比亚侍女把她扶上了床。另外两个医生中的一个去给她吃药，她便安然入睡，大家也都放下心来。“因为当时我们肯定她至少能酣睡八个小时。”
“我们在她枕头下发现了药片。她假装吞了下去，假装睡着……”
她丈夫不在家时，总有两个埃塞俄比亚侍女陪她睡觉。她们没有听见任何动静，因为夏眠用药麻醉了她们。“她预先就计划好自杀了，为此做好了一切准备……她穿着睡衣走出家门。我们在雪地上发现她的脚印。即使不出别的问题，她也会冻死的，因为这天夜里很冷，气温为零下十五摄氏度。我们可以肯定那是在凌晨一点左右……”
夏眠在树底下沿着一条直线行走，一直走到花园的尽头，进了园丁的小棚屋，那些狗也不叫，因为它们认识她。她直接坐在冻得很硬的地上，先是割破自己的手腕子，但血冻住了，于是夏眠使用了长柄大镰刀，把它戳进腹部……
“她至少过了一个小时才死去……”
迪耶戈·哈斯已在那里。塞梯尼亚兹夫妇是获悉以后搭第一班飞欧洲的班机来的，尽管如此，哈斯还是比他们早到至少两个小时。他不仅在场，而且发号施令，俨然是这一家之主，每个人都很自然地服从他。在这情绪激动的时刻，向来讨厌这个小个儿阿棍廷人的大卫·塞梯尼亚兹，再也遏制不住自己的反感。
“你有什么权利样样都要插一手？”
那对黄跟珠子冷漠地注视着他。
“我是执行雷伯的命令。”
“夏眠·佩吉是我们的亲属，”黛安娜说时气得直发抖。
“她是我妹妹。”
“她是雷伯的妻子，”迪耶戈镇静地回答说。“这是最根本的。与此相比，别的都算不了什么。”
从他的金色瞳孔里，大卫——不管是对还是错——似乎看见了一股嘲讽的意味，这使他勃然大怒，他以前还从未有过这种感觉。
“你他妈给我滚出去，马上就滚，”他说，“这是夏眠的房子。”
“这是雷伯的房子，”迪耶戈说。“这里的一切都是属于他的。首先包括我，还有你，塞梯尼亚兹。反正雷伯叫我干什么，我就干什么。为此，即使我得把你们——你和你的太太——杀了，也在所不惜。这下明白了吧？看起来你还有些不相信，那么，我告诉你，律师的名字叫卡尔·西格瓦特。这是他在苏黎世的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很愿意为你拨这个号码。他在等着你的电话，只要提一下你的名字就行。他能说英语。”
他拨了号码，用德语说了几句话，然后把话筒递给塞梯尼亚兹。电话里的声音告诉塞梯尼亚兹，整个别墅，以及里边的每一件东西，哪怕最微不足道的，都是布宜诺斯艾利斯一位哈斯先生的财产，医生、护士、仆人以及其他一切人员的费用也是他支付的。西格瓦特补充说，如果塞梯尼亚兹先生和太太一候丧事料理完毕就能到他的事务所去一趟，“鄙人将不胜感激”，这样他们可以共同处理克立姆罗德太太遗嘱中的一些细节问题。
大卫挂上电话。
迪耶戈一步也没有移动，但是他说：“仪式将在明天上午九点举行，遵照克立姆罗德太太的意愿，遗体将予以火化。一切都已安排就绪。”
“她的亲属没法按时到这里来。”
“那跟我丝毫没有关系。”
乔治·塔拉斯于同一天下午赶到，电话告诉他这个消息，他大为震惊。
“大卫，我恳求你别让你对迪即戈的敌意占了上风。他一切都听从雷伯的，而且从法律上讲，夏眠确是克立姆罗德太太。这你知道。冲着迪耶戈出气毫无意义。”
夏眠的母亲、父亲和大卫·塞梯尼亚兹的母亲以及其他三四个亲属，都在当天晚上赶到。因此，第二天到火葬场去的至少有十个人，另外还有原来照料夏眠的人员。
但其中没有雷伯。
塞梯尼亚兹又一次与迪耶戈发生冲突。
“他在哪里？”
“在他愿意呆的地方。”
“难道他不打算到场？”
最后那两个字塞梯尼亚兹几乎是尖声喊出来的。
“他愿意干什么，谁也管不着，塞梯尼亚兹。”
那双黄眼睛始终不脱嘲弄的意味，而在这几天里特别露骨地表明，这个矮胖子身上蓄有非同小可的敌意和狠心。无论在火化夏眠遗体之前、之时或之后，这个阿根廷人从未有半点感情流露。他看着别人，看着泪流满面的女人和悲不自胜的男人，脸上几乎带着狞笑。
“你比他更疯狂，”塞梯尼亚兹再也想不出什么问罪的话，最后只得对他这样说。
迪那戈皮笑肉不笑地答道：“任何人在任何事情上都不可能超过雷伯。”最后他又补充说：今天下午和今天晚上我将处理一切有关这里的人和房子的事情。雷伯说过，如果你、你的太太……或者她们，”他用下巴指指佩吉的那一群亲属，“喜欢这屋里的任何东西，你们就先去拿。喜欢什么就拿什么。一切都计划好了。我已中止保险。”
“见鬼去吧，”塞梯尼亚兹说。
“我确实希望有朝一日能会一会魔鬼，尽管我并不真正相信此公的存在，”迪耶戈答道。“我对于这样一次会晤抱有厚望。”
事实上，他说“今天晚上”这话时的神态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好奇心。一月二十日傍晚，他和塔拉斯回到瓦伦湖附近小山顶上那个别墅。
在这之前，塞梯尼亚兹和佩吉一家参加了宣读夏眠遗嘱的仪式。这个年轻女人留下大约二千三百万美元。她的兄弟姐妹的孩子们得到一千万美元——正好是一九四七年她满二十一岁时得到的款额，其余的全部遗赠国际儿童基金会。
“至少那个克立姆罗德没能从她手里把她的钱骗去，”塞梯尼亚兹的岳母指出。
别墅里原来的雇员全部遣散，遣散的方式无可否认是很慷慨的。
这房子是一栋漂亮的白色三层楼建筑，坐落在一个占地十二公顷的花园中间，另外还有附属建筑和马厩。塞梯尼亚兹在夏天和春天到那儿去住过两三回，知道在这两个季节里那儿鲜花盛开。整个一栋楼共有三十个房间，全都布置得富丽堂皇。
当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把汽车开进两旁都是参天大树的一条长长的小路时，天已黑了。但这栋楼里每一扇窗子和每一扇开着的门无不灯火通明。起初他们以为也许在举行什么晚会。车在两排柱子中间的门廊里停下。黑漆大门洞开，他们就走进去。
他们立即嗅到一股气味。两人交换了一下忧虑的眼色。当他们发现溢出的汽油正顺着部分覆盖在白色楼梯上的黑色合成橡胶地毯慢慢地淌下来时，这种忧虑更是有增无减。几乎在这同时，迪耶戈本人出现在楼梯顶上，往下看着他们。他手里拿着一罐汽油。
“你们来得正好，”他说，“再过几分钟就太迟了。雷伯说了：‘如果他们要这屋里的任何东西，让他们拿吧，不管什么东西……’”
他笑嘻嘻地表示：那就请吧。不过要快。
“你要干什么？”塞梯尼亚兹问道。
迪耶戈举起手里的汽油罐，把里面剩下的一点儿浇在楼梯扶手上。塔拉斯的裤脚也溅到了汽油。
“对不起，塔拉斯先生，”迪耶戈说。“你当然猜得出我要干什么。”
“这非常明显，”塔拉斯说。
塞梯尼亚兹朝楼梯那边跨了两步。
“啧啧啧……”迪耶戈说，“瞧。”
他举起右手，给他们看一只金质的打火机。他轻轻一按，小小的火苗窜了出来。迪耶戈笑了。
“这栋楼里的汽油足够把整个苏黎世变成一片火海。我自己正蹚着汽油走呢。要是你再跨前一步，塞梯尼亚兹，咱俩就得同归于尽。要是你不相信的话，不妨再走近点……”
“大卫，看在老天份上，快回来，”塔拉斯说。塞梯尼亚兹无可奈何地退了回来。
“现在，你们二位必须出去把你们的车开走。我既不要烧车，也不要烧人。雷伯没有叫我把你们烧掉。”
他哈哈大笑，手依然举着明火，随时可以点着这一大片汽油。
“走吧，大卫。”
塔拉斯把他的同伴拉到门外被前些天来来往往的人踩结实的雪地里。
“大卫，请你把车发动起来，停到稍远一点的地方去。”
“必须制止他，”塞梯尼亚兹说，一边气得浑身发抖。“我们应该去叫警察……”
“请闭上你的嘴，快把这该死的车开走，塞梯尼亚兹君。”至少这一回，塔拉斯说话不象平时那样讲究措辞了，尽管声调还算平和。
塔拉斯看着汽车开走，然后跑回到台阶上，正好面对面碰上从里边出来的迪耶戈，他手里又拿着另外两罐汽油。塔拉斯举起手来。
“我不想阻止你。”
“我知道，”迪耶戈说，“雷伯说过。”
他从塔拉斯旁边擦肩而过，显然无动于衷。
“当心你的脚，教授。”
汽油都洒上了。迪耶戈末了把罐里剩下的统统倒在木窗板上。然后他朝着给主楼里辉煌的灯火映照得如同白昼的一些附属建筑那儿走去。
塔拉斯看见他又用汽油把那些平房和马厩浇了个透湿。乔治走到五十米外一颗落叶松旁，倚在树干上。他在打颤，或者说在哆嗦，不知道为什么会这样，是因为他觉得冷呢还是心里激动。他听见，塞梯尼亚兹踩着积雪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走过来，一声不吭地站在他左边。
“你冷静下来了吗，大卫？”
“是的。”
“现在你明白了吧？”
“是的，我想是明白了。不过这太可怕。”
“哪个王八蛋说过不可怕呢？”塔拉斯说。他在想：雷伯也许就在离我们很近的地方，藏在黑夜里，毫无表情，睁着那双猫头鹰似的眼睛，内心燃烧着地狱之火。天哪，那个人的痛苦肯定比任何人更甚……
第一团火焰出现了，起初有些羞羞答答、躲躲闪闪的样子。
蓝幽幽的火舌沿着仆人住房的木头阳台的栏杆蔓延过去。它突然变成了熊熊烈火，黄色的火光令人目眩。就在这刹那问，只听得一片杂沓的马蹄声和马嘶声传来，与眼前的景象是那样格格不入，塔拉斯还以为自己在做梦呢。
但这些声音是真实的。迪耶戈又出现了，他骑着一匹光背的栗色马——那马有三只脚是白色的，——后面还用一条长长的缰绳牵着另外八匹马。他策马离开火场，但到了那两人跟前，就连忙把马勒住。
“雷伯没有说过怎样发落这些马。但他知道只有这些马才是我唯一关心的事情。”
他稍微转过头去看看那栋白色的房子。他一抡臂，把打火机朝门廊扔去。那栋三层楼的别墅顿时火光烛天。
他见状发出一声狂叫，那些马在雪地里疾驰而去，很快就被黑夜所吞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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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臣 —— 8
自那以后，虽有其他许多人见过王，跟他谈过话，然而能说出王来踪去迹的只有迪耶戈·哈斯一个人，而他多多少少向乔治·塔拉斯透露过一些情况。
象佩特里迪斯兄弟、阿洛伊斯·克纳普、保尔·苏必斯、中国人韩某、罗杰·邓恩、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弗朗西斯科·桑塔纳、亨利·钱斯、埃塞尔·考特这些人，当然还有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他们每人都见过王好几次，有的还跟他在一起呆上几天。在夏眠死后的五年中。雷伯·克立姆罗德经常旅行，走遍了好多稀奇古怪的去处，往往在最意想不到的地方出现。比如，在六十年代初，尤其是一九六三年，克立姆罗德着手在东南亚开设纺织厂，随后又开发电子工业。当时，他少说也曾拜访过十次以香港和新加坡为活动基地的韩某。
他继续扩充他那错综复杂的公司网，这种情况至少又持续五年，直到一九六六年。与此同时，塞梯尼亚兹启用了一套新分类系统管理他的档案，这是要借助于电子计算机的。也是在那个时候，他扩充了在五十八街的事务所地盘，增加一层楼面放他的计算机。
“在一定程度上，”后来他说，“我可以探索雷伯留下的踪迹。我们难得见面，见面时，或者雷伯打电话给我时，他也从来不说自己一向都在哪里。他开始越来越多地通过黑狗间接指挥，而黑狗的人数也增加了许多，在一九六五至一九六六年间达到了二十六名。”
“在发挥黑狗的作用方面，他只是把一开始就采用的那套行之有效的办法加以完善。这些人中的大部分，确切地说是十四人，原先均为罗马尼亚籍，一般往往是犹太人（但不一定个个都是），多数情况下是美国公民（但也不一定个个都是）。我不太清楚罗马尼亚人散居在世界各地的情况，也不太清楚，两次大战之间以及一九四五年以后，为什么瓦拉几亚人、摩尔多瓦人、特兰西瓦尼亚人纷纷移居到别的国家去。不过，在寻觅雷伯昔日的踪迹过程中，会得到这么个印象：全世界到处都有这些罗马尼亚人。有一天我甚至接待过一个化名迪米斯特里斯的人，他拿着澳大利亚的护照来到我的事务所，向我汇报雷伯新建立了三家公司：一家航空公司，两家采矿公司，设在新南威尔士和珀思，那就是说在韩某的封地里。”
“然而，不管他们属于什么血统或国籍，他们都有某些共同的特性，那就是：狂热地、盲目地忠于雷伯。他们奉命来向我汇报，可是只要该交代的事情刚一结束，如果我请他们跟我谈谈雷伯·克立姆罗德的情况，他们必定会茫然凝视着我，问道：‘你指的是谁？’”
“关于雷伯的日常生活，我们唯一的消息来源就是哈斯。”
当然还有乌巴尔多·罗沙以及某些南美洲人。但在克立姆罗德发动第二轮攻势期间一直到一九六七年，大卫·塞梯尼亚兹根本不知道有罗沙其人。同样他也不知道若热·索克拉特斯和埃默森·科埃略的存在，对于正在南美大陆悄悄地进行并且初具规模的壮举当然一无所知。
因此，韦科猎奇这段插曲，是通过迪耶戈·哈斯，又通过乔治·塔拉斯传到塞梯尼亚兹耳朵里的。
在达拉斯，雷伯用了两天时间跟石油巨头和银行家们商谈。照他一贯的做法，他并不亲自参加谈判，而是由两位律师代劳；一个是名叫加里·莫尔斯的得克萨斯人（他一直不知道克立姆罗德的名字），另一个是头脑灵活，有良好教养的墨西哥入，名叫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桑塔纳是一名王臣，在一九六四年七月韦科事件前后，他已为克立姆罗德工作了九个年头。至少，一九五五年春天，他的名字己出现在塞梯尼亚兹的档案里，当时一个新的卷宗表明了他的身份，第一页上标着一个红色的“特”字。
他个子细长，相貌英俊，长而又大的眼睛说明他有点儿印第安血统，看上去象个西班牙—墨西哥世家子弟；可是，别看他外表如此，他的出身极其平凡、他生在一个遥远的印第安人村庄，由于运气好，加上刻苦用功，他获得了好几张文凭。乔治·塔拉斯戏称他为“马塔多尔”（刺牛士）。看他那股机灵劲儿。说话准确流畅，谈判时头脑冷静，思想集中，颇有几分象斗牛场上的明星奥多涅斯，尤其象多明京。
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是个负责多方面事务的王臣，包括低税率区域内的产业和有关委内瑞拉、美国、加勒比海石油方面的事务，尤其令人惊奇的是，连海水淡化他也管。
在达拉斯谈判中，他的公开身份是一个美国—墨西哥财团的代表。该财团在达拉斯市内、达拉斯郊区和沃思堡拥有一万公顷土地，都是一九五二——一九五三年和一九五七年买进的。据塞锑尼亚兹统计，这些地产共有一万九千五百公顷，所有权属于五家巴拿马挂名公司。一九五七年是克立姆罗德与突多尔·安盖尔一起搞内华达行动的一年。
跟桑塔纳打交道的人，是当地势力最大的两个小朝廷的成员；奈西姆·沙哈则代表克立姆罗德从事大规模白银投机时也跟他们打过交道。
在莫尔斯的协助下，桑塔纳照例在谈判中表现得很活跃，同时一丝不苟地严格执行克立姆罗德事先给他的指示。而雷伯权充给这个墨西哥人携带文件的助手，并以这一身份列席会谈，只要桑塔纳打一个手势，雷伯立即带着他特有的幽默感跳起来为“头儿”点烟（桑塔纳抽的是一种长长的雪茄）。三项预先计划好的交换事宜达成了协议：克利夫帕克湖附近的若干公顷地产交换商业区的几栋大楼，达拉斯—沃思堡收税公路附近的土地交换几家公司的部分股权，以后这部分股权通过增资或不增资再交换另一个公司的大部分股权。这笔交易虽然在一九六四年七月结束，其实在十四个月前莫尔斯和桑塔纳就着手进行了。
成交总额约为七千三百万美元。
“你真的给那头墨西哥蠢驴点过雪茄？”
迪耶戈驾驶着一辆小型运货车。三个小时以前，天刚亮，他和雷伯就离开达拉斯西行，至于为什么要往西，迪耶戈不知道。
“其中有个律师，叫卡尔森，就是面朝弗朗西斯科和莫尔斯的那个，以前见过我一回。那是五年前在休斯敦的时候。这次他几乎认出了我。在休斯敦时，别人告诉他我叫德雷姆勒；而这一回，弗朗西斯科向他介绍我叫富恩特。”
“圣母啊！”迪耶戈用讥消的口吻故作惊人之叹。“那可是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他到达拉斯来找死啊？而刺牛士应该事先告诉你卡尔森也要到那儿去。你一定记得他的名字。”
“对方临时换了人，而莫尔斯又忘了通知弗朗西斯科。莫尔斯再也不会跟咱们一起工作。迪耶戈，我饿了。”
他们刚刚穿过阿比林，车正朝着埃尔帕索的方向直奔佩科斯。迪耶戈仍然不知道干什么去。雷伯说走这条路，他就走这条路。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他们在达拉斯住了两夜汽车旅馆，临走时雷伯说：“咱们把衣服换换。”他们便脱去套装，解下领带，换上旧紧身裤、不太新的牛仔衫，已经穿乏了的尖头牛仔靴。“穿这些东西真不舒服，”迪耶戈抱怨说，“对于我这双小脚，对于我肉墩墩的小屁股，对于我这个可爱的小大肚子，都不好受。我看上去就象系列动画片里的米老鼠或神速的冈萨雷斯，就差一项阔边帽。”
“顺便提一下，”雷伯说，“你还真需要一顶帽子。奉劝你在这一带地方不要光着脑袋乱跑。”
“还有什么？”迪耶戈说着叹了口气。
他们右边出现了一座小屋，四个白色的大写字母“food”表示那里有吃的卖。
“要不要停下？”
“不。”
“我想你饿了。”
“可以忍一下。咱们还没到地方。”
“我很想知道咱们在往哪里去。你说的哪里？”
“甜水镇。”
七月二日上午十一点左右，他们到达那个地方。照迪耶戈说，那个地方根本不值得这么大老远赶来，甚至连停靠一下也不值得。这是个小地方，房屋排成一长列，好象在烈日下永远沉睡不醒了。
雷伯选了一家看上去很普通的饭馆。他们要了牛排，迪耶戈不知多少次完全不抱什么希望地向侍者说明，他的牛排要嫩一点，嫩一点，外面颜色很红，里面差不多是生的，“你明白我的意思吗？”其实心里已经认定了，他拿得准牛排端上来时必定过了火候。何况这名侍者摆出一副压根儿不想听的样子。事实果真如此。他们吃了起来。随后，就在他们快吃完那必不可少的苹果排时，事情发生了。
一个男人走进饭馆，他的两条肌肉发达的膀臂刺着花纹，一头短发象个海军陆战队士兵，他戴一顶黑色的牛仔帽，帽子上有一条蜥蜴皮或蛇皮饰带。他左手拿着—个铁皮罐，盖着盖子，还用皮带扣住。
他把铁皮罐放在贴近自己的一张凳子上，要了杯啤酒。
迪耶戈知道雷伯的脾气，注意到他眼睛里闪起了火花，这表明雷伯发现了什么乐子。
他问道：“怎么回事？”
“瞧他旁边墙上的海报。”雷伯说。
迪耶戈抬头望去，但几乎得站起来才能看清。关键的几个字是：“韦科”（他知道这是得克萨斯州的一个城市）、“兜捕响尾蛇”和“三百美元奖金”。迪耶戈只觉得—股冷气直透骨髓。
“咱们就是为这个来的？”
“嗯……”
迪耶戈知道兜捕是怎么回事，他也知道响尾蛇是什么东西，他大吃—惊。
这—惊非同小可，他以为自己马上会开始呕吐。
“你们应该自己去抓那些鬼东西，”那个手臂上刺花的人说。他名叫乔克·威尔逊。“这些是我的。不过，你们要我跟你们一起去找，那也可以。二十块钱。”
“六块。”雷伯说。
双方以十二美元达成协议。
他们的黄色小运货车离开了甜水镇，驶进赤日炎炎的山丘，那里的气温至少有五十五摄氏度。威尔逊带着一切必须的装备：钳棍(其顶端是用编起来的铁丝做成的钳子)、小镜子、一罐汽油，还有那个不可缺少的铁皮罐。
他们在头一个小时内就捕到三条：这些爬虫躲在一块背阴处的岩石缝里，甚至它们也受不了这样的酷热。但在以后的两小时内，却连一条蛇的影子也没看见。
“这一带剩下的蛇已经很少，”威尔逊解释说，“不过算你们走运碰到了我，我对这该死的地方了如指掌。你们放心，你们答应我的十五块钱不会白花。”
“十二块，”雷伯笑着说。“回去后另加一杯啤酒。”
他们用小镜子聚集阳光，有条不紊地点着岩石的每一条缝隙。最后，一窝蠕动的爬虫给逼出来了。威尔逊把一根小铜管插进汽油罐，开始慢慢地洒汽油。
“看着点，朋友……”
随后的几分钟里他们用钳棍捕到六条响尾蛇。雷伯正在惊异于其中一条作横向移动时敏捷非凡，这条蛇已经游过来咬他的靴尖。
“这条响尾蛇正是你要的那种，”威尔逊说。“它不象别的鬼东西扭动，它一下子就他妈住旁边窜。这蛇一口气能窜到一英里半以外。你已经看见了，可以相信这话不假。这些是参加比赛的响尾蛇，朋友。你千万得小心点。只要再抓住一条，你他妈就凑满十条了。”
那天他们捕到的蛇中有六条角形响尾蛇，最长的一条有七八十厘米。一条卡斯卡韦尔响尾蛇，足有一米五十长，背上照例有马赛克花纹，许多斑点这接成带状图案顺着蛇身延伸。其余三条是背上有菱形花纹的衲脊蛇，最长的一条有二米。
至于它们对人的危害，那是很明显的，但又不完全相同。角形蛇和衲脊蛇能把毒液射进血管内壁，破坏组织。卡斯卡韦尔蛇很特别；它的毒牙跟衲脊蛇一样，有时候有四厘米长，它的毒液里有一种神经毒素，能造成肌肉、特别是心肌的麻痹。
“那得看是什么人了，朋友，”威尔逊回答迪耶戈向他提的一个问题的说，“如果你非得让一条这样的鬼东西咬的话，那宁愿让角形蛇或衲脊蛇咬。那些卡斯卡韦尔蛇最他妈不是玩意儿。不过，无论让哪一种响尾蛇咬了，反正不出三四十分钟都得完蛋。同样报销。”
第十条蛇，一条衲脊蛇，是在夜幕快降下时抓到的。它正想追一只兔子。迪耶戈和雷伯两人动手，把它夹住在地上，然后提起来挥舞，塞进铁皮罐里。威尔逊只管啪的一声把盖子盖上。
“那不是我的蛇。我，我只是个向导。这你们可不能忘记。十三块钱？”
“十二块加一杯啤酒。”
迪耶戈只觉得身上的血都凝固了。他们回到小型运货车上。
“你想去韦科参加比赛？”
雷伯点点头。咸尔逊好奇地着着他。
“以前玩过响尾蛇吗？”
“实不相瞒，没有，”雷伯回答说。
比赛在一个农场特地腾出来的大谷仓里进行。一些大型的农业机械被用来搭成临时看台，中间留出一小块竞赛场地。这个农场在韦科以南十来公里的布拉索斯河畔，离达拉斯的摩天高楼四十五公里。
赛场中央放着一个细铁丝笼子，不过三米见方。笼子没有顶，铁丝网壁高达一米二十。观众有二百五十到三百人，每个人都是花了一美元五十美分来看这场比赛的。
“你明白我对你的要求吗，迪耶戈？”
“明白。”
“迪耶戈，要是你在我发出信号之前就动起来的话，决不原谅你。”
“我明白，雷伯。”
谷仓里静了下来。一只小铁箱里的东西刚刚倒进笼子，十条响尾蛇就舒展开身子，其中好多条摇响了尾巴。有一条狂怒地撞着铁丝网，不成比例地张开蛇口，两次咬住铁丝。人群开始起哄，就象狂热的观众见一头雄赳赳的公牛进入斗牛场时那样。
当第一组出场时，喧闹声立即平息下来。一组是两个人。他们身穿紧身裤和衬衫，头戴牛仔帽，脚登牛仔靴。手上不戴手套之类的任何东西。其中一个携带一只装谷物用的那种厚麻袋。
他们等到比赛主持人发出“开始”的信号，立即行动起来。其中一个人用很长的钳棍夹住响尾蛇，把蛇头紧按在赛台的木板上，手指紧紧扼住它腭下的要害，然后把蛇扔进麻袋里。他的助手只把麻袋口张开必要的一刹那工夫，不多也不少。一个人抓蛇的时侯，另一个人把麻袋在空中挥舞，让蛇与蛇之间保持距离。
他们的动作不太快。把十条蛇一一抓进麻袋实际用了两分十秒以上。
“不错。不过你们的速度还可以大大加快，”比赛主持人说。他提醒观众，这项比赛的纪录是一分零九秒。
“雷伯！”
“别忙，迪耶戈。”
雷伯依然双手叉腰，眼神显得飘忽而邈远。
“雷伯，谁跟你进笼子去张麻袋口？”
“威尔逊。”
场内鸦雀无声。第二组进了笼子。
“让威尔逊见他的鬼去吧，”迪耶戈突然横下一条心说。“我要去为你张麻袋口，不要别人。”
“不。”
“那好吧，雷伯。那样的话，你先得把我打昏过去。否则，我，我要跳进笼子里去坐在那些该死的蛇身上。”
迪耶戈处在两种使他同样毛骨悚然的恐惧夹攻之下：一是对响尾蛇的恐惧，这是明摆着的；二是眼看雷伯死去而自己束手无策，就连跟他一起死也办不到，这比前一种恐惧更厉害。他从没想过要阻止雷伯“玩蛇”（这是威尔逊的用语）。即使他有过这个念头，也会立即打消，因为他在一切事储上都追随雷伯。他认为自己的使命就是跟着走，必要时鼓鼓气或推一把，反正一条路走到底。不管是什么路。也不管终点是哪里。
“雷伯，我恳求你，”他颤抖着，眼睛里噙满泪水，
“别拒绝我，雷伯。”
“乔克，”冒伯镇定自若地对威尔逊说，“计划有一点变动。迪耶戈将代替你去张麻袋口。其余的非常简单，乔克，只要我不朝你看，你什么也别做。什么也别做。清楚了吗？”
“朋友，这简直是发疯，”威尔逊说。
“我会盯住你看上几秒钟，那时，只有在那个时候，而不是在这以前，你才能插手。”
“行。如果你愿意这样的话。”
“我愿意这样。”
他们被排在第五组。第四组的两个人来自附近的一个市镇，他们创造了一项新纪录：把十条蛇抓进麻袋只用了五十九秒，这是一个惊人的纪录。看来那三百美元的奖金已经非彼等莫属。他们开始杀死那些蛇，剥去蛇皮，准备在煤炭上烤熟后，美餐一顿，以此来庆祝他们即将到手的胜利。
第三组不那么顺利。他们不得不让人从笼子外面帮忙，用爪形钩将蛇压下去。抓蛇的那一个腿上给咬了，立刻被抬上三辆待命的救护车中的一辆，送进医院。
雷伯这一组在抓前面九条蛇时一切正常，尽管速度不太理想。当第九条蛇扔进迪耶戈张着的麻袋时，时间已过去了将近一分半钟，迪耶戈也已经大汗淋漓。他认为，雷伯的动作也许可以更快一点。但是，雷伯每一次都毫不犹豫地用他的大手抓住三角形脑袋紧挨在蛇脖后面的部位，然后从容地做最后一个动作，把拼命扭动的蛇身不慌不忙地扔进麻袋。他脸上毫无表情，但他曾向迪耶戈作了两次微笑。有那么几秒钟时间，迪耶戈竟以为雷伯决定放弃这个计划了。
现在轮到了第十条蛇。这是一条花纹美丽、色彩鲜艳的衲脊蛇，近一米五十长。当雷伯靠近时，它摆好了决斗的架势：蛇的尾部成s形垂直竖起；脑袋前后摆动着，摆幅很小，标枪似的叉形舌头几乎一动也不动……
……直到雷伯右手的棍子伸到离它不到二十厘米时，那舌头突然以闪电般的速度射出来，在紧接着的十分之一秒内，雷伯用左手迅速抓住蛇脑袋后面的部位，随后对于象鞭子一般连连空抽的蛇身完成合围。
“瞧着，迪耶戈，”雷伯说，同时作了第三次微笑。
他把棍子扔掉，小心翼翼地用右手替代左手的位置掐住蛇脖子。他使劲一攥，蛇的上下腭立即张大，大得难以置信，毒牙清晰可见。
“好，”雷伯说。
他张开左手伸到蛇的面前，并且松开攥住蛇的右手。人群发出尖叫。毒牙直接插进大拇指和食指根部的虎口。
“迪耶戈，麻袋请抓牢，”雷伯把牙咬得紧紧地说。此后，他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时有一个人跳进笼子，夺过马上就要从迪耶戈手里掉下来的麻袋。另一个人即威尔逊一个箭步冲到雷伯面前，割去蛇脑袋，把蛇牙从雷伯手上拔出来。他和另外两个人托住雷伯的胳膊和两膝把他抬出笼子放到一张桌子上。
雷伯的整个身子都在颤抖，他脸色煞白，牙关紧咬，眼睛闭拢，鼻孔收缩，一声不吭。
有人说：“非挖去坏肉不可。”
被咬的那只手在肿胀，随着血液循环受阻和皮肤变得麻木，肿胀扩展到腕部和前臂。
死一般的寂静笼罩着谷仓。
“我们只好等待，”威尔逊说。“他叫我一直等到他朝我看的时候为止。不信问他的朋友。”
“我们只好等待，”迪耶戈说，他那一对黄眼珠子好像在燃烧。
三十秒。
“看好救护车，”威尔逊说：“别慌，朋友。”
“四十秒，雷伯，”迪耶戈说。
“别慌，朋友。”
“五十秒，”迪耶戈说。
这叫雷伯抽搐起来，要不是有两个人扶着他，他准会摔倒在地上。
“别慌，朋友。”
“一分钟，”迪耶戈说。
又过了二十五秒后，雷伯睁开了眼睛，看得出他还想展出笑容，那双清澈的灰色眼睛首先寻找迪耶戈，然后才看威尔逊。
“好！”威尔逊尖声叫道。
他们把他扶起来，架着他直奔早已开着门等在那里的救护车，司机坐在方向盘后面担架等物全部准备着。一名护理人员想阻止迪耶戈上救护车，不料那个阿根廷人竞用一支科尔特自动手枪的枪管抵着他的腹部。
“要是他在咱们到那儿之前死去，朋友，咱们都得死。muy pronto， por favor。（注：西班牙语，请快一点。）”
在那辆救护车上，他们没有采取任何麻醉手段，就用一把刀子切除了所有坏死的肉，从左手的虎口往上，通过整个腕部，几乎一直到肘部，切去将近三十厘米长长的一条，最坏的地方有五厘米宽。进刀的深度在五毫米左右，血相对来说流得比较少。
后来，韦科的医生们对迪耶戈说，他们那种屠夫式的蛮干根本不管用。“但偏偏有那么一些疯子以此为荣，把他们的伤疤看作骄傲，在这方面，你的这位朋友大概可以创造某种纪录。”
当然，不管怎样，雷伯没有因此而死去。
王臣 —— 9
乔治·塔拉斯确信，如果以为在韦科事件以及迪耶戈·哈斯拒绝参与的其他一些事件中，雷伯·克立姆罗德实际上是自寻灭亡，那是荒谬的。
“失去了唯一为他所爱的女人，他仿佛掉进了地狱。他痛不欲生，于是乎地跑遍整个世界，动不动就向夺走了他的夏眠的死神挑战——把雷伯想象成这样一个人，自然颇有浪漫主义色彩。”
“然而，那是在用常人的尺度衡量一个非同寻常的人。”
“他是古往今来地球上最有钱的人。六十年代中期，他就拥有并亲自掌管一份价值七十至八十亿美元的财产，在那时候，这相当于甚至超过了路德维希和盖梯两家财产的总和。可是，在这方向他还远远没有到达自己的颠峰。”
“不。要说有什么浪漫主义的话，那也是在别处，而且是在一个完全不同的水准上。他与响尾蛇的这场对抗，对于他的整个生活方式具有典型意义。这无非是一段趣闻。要理解这一点，只消回忆一下一九四七年他与迪耶戈·哈斯初次相遇到分手的情形那时候，他一头钻进世界上最大、最神秘和最危险的丛林，活着从那里出来的希望是微乎其微的。如果这还不足以说明他是怎样一个人，不妨再回忆一下，他是怎样白手起家发的财；可是在拥有不可思议的巨大财富的同时，他却隐姓埋名，一直到最后。”
“衡量雷伯·克立姆罗德这个人，必须用比所有这一切大得多的尺度。通过他最后那件惊天动地的壮举，我对这一点看得更清楚了……”
一九六四年九月，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来到纽约。这是他第一次和大卫·塞梯尼亚兹见面，大卫·塞梯尼亚兹也只听说过他的名字。桑塔纳的两个助手比他先到，他们是分别来的，互相之间并不认识，各人都以为自己是在单独执行一项秘密使命，很明显，桑塔纳对自己的下属同样也在使用雷伯·克立姆罗德十分珍视的严密隔离制度。
这个墨西哥人自己不愿到东五十八衔塞梯尼亚兹的事务所去。一天早晨，他打了一个电话，用事先约好的暗语讲明自己的身份并且用流利的、委实无懈可击的英语很有礼貌地问，能不能劳塞梯尼亚兹大驾到他下榻的旅馆来一次。
在这之前，塞梯尼亚兹从神秘的杰思罗给他送来的一份报告中已经了解到桑塔纳的全部情况，特别是了解到桑塔纳在雷伯的干部队伍里地位越来越高。桑塔纳的班子做过大量工作，使克立姆罗德一些新的大规模扩张计划得以实现。塞梯尼亚兹感到好奇，所以他爽快地同意了。再说，他并不经常有机会离开事务所到别处洽谈工作。
“我对于你了解得极少，”桑塔纳说，“仅限于雷伯告诉我的；而他只是说，我应该把一切都向你汇报，毫无保留。我能提个问题吗？”
“你随时都可以提问题，”塞梯尼亚兹回答说，心里着实觉得有趣。雷伯的使者（不论地位高低）在向他吐露秘密之前表现出犹豫，这已经不是第一次。
“你是谁？”桑塔纳问。
“一个律师，”塞梯尼亚兹说，“和你一样。一点不多，一点不少。”
他料想得到，有一连串问题在这个墨西哥人的舌尖上亟欲一吐为快：你是什么人，我凭什么该一五一十向你汇报？雷伯·克立姆罗德是什么人？他是不是别人的代理人？如果是，那么是谁的代理人？谁能居于雷伯之上，这样的人能是谁呢？世界上究竟有没有人可以对雷伯发号施令？
尤其是这最后一点，折磨着所有来见塞梯尼亚兹的人。
他们往往对克立姆罗德怀有一种狂热的感情，满以为只有在他们自己心中珍藏着雷伯的秘密，一旦发现还有另一个人同样参与其事，就会感到气愤。然而，这些人对于雷伯都没有比较全面的认识，一个也没有。他们每人所掌握的只是一台复杂的巨型机器的一个小小的部件，只有塞梯尼亚兹能把这台机器组装起来，然而，即使是他塞梯尼亚兹对于这一切是否了然于胸呢？归根到底在一九六四年，他对于正在南美趋于成型的事还一无所知。
倘若塞梯尼亚兹为自己居于这个特殊的地位而飘飘然洋洋得意，那么，乔治·塔拉斯有一句话可以使他两脚着地回到现实中来。这个缺德的塔拉斯曾提出这样的设想：在世界上某个地方，甚至就在纽约城，或许有另一个塞梯尼亚兹正同样感到飘飘然洋样得意，或许也在组装那台复杂的巨型机器……
塞梯尼亚兹对桑塔纳说：“我的任务是保存好记录，仅此而已。不妨说我是一名文牍。”
这位墨西哥人一双黑眼睛冷峻地仔细打量着塞梯尼亚兹。最后他的态度似乎有所缓和。他问塞梯尼亚兹是不是看过桑塔纳的一个助手送到东五十八街去的文件。塞梯尼亚兹说看过了。
“这是一桩了不起的生意，”桑塔纳几乎带点儿勉强的口气说，“仅达拉斯行动一项就意味着一亿多美元。”
“的确了不起，”塞梯尼亚兹同意说，并竭力做出很有感触的样子，脑子里却这么想：也可以这么说，眼下我这个被认为毫无幽默感的人却在扮演雷伯的角色。
“还不止这些，”桑塔纳继续说，“在马拉开波和加勒比海的石油生意，估计也有这么大的数目，很可能比这还要大。如果再加上一亿五千万，大概比较接近现实。”
“真是惊人，”赛梯尼亚兹一边这么说，一边在想：加起来总共只占雷伯全部财产的百分之三或百分之四，至少据我所知只占这么一个比例。从这个意义上说，那些数字就黯然失色了。
“此外，”桑塔纳又说，“还有那座海水淡化厂……”
塞梯尼亚兹从一开始就知道那桩生意是怎么回事。它最初于一九五六年在案卷里出现，那是在第二轮攻势开始之后不久。起先，一家巴拿马公司——它也属于克立姆罗德所有——分三个阶段向墨西哥政府租用十万公顷无人居住的沙漠地带。第二家同样不由雷伯出面的公司安装了可以同时生产饮用水和食盐的全套设施。这第二家公司由一个名叫埃利亚斯·白尼适的人经管，塞梯尼亚兹发现此人是约尔·白尼适的叔伯兄弟，业已移居美国。第三家公司总部设在泽西岛，它负责建造价格低廉的住房。第四家公司在一个由桑塔纳推荐的墨西哥籍受托人监督下，从事土地分块买卖，把这些土地一块块地转卖给农民或墨西哥公司。第五家公司，一家保尔·苏必斯在其中占有很大股权的法国公司，建造了一个能容纳十五万吨轮的港口。
第六家公司——根据一项委托协议书，弗朗西斯科·桑塔纳成了它的业主——负责每年销售一千五百万吨食盐。
“有一些新的发展，”桑塔纳说，“我要亲自到这里来，只要能见到你就把这些新的发展告诉你。关于海水淡化厂有一些新情况。我们已经签订了在阿拉伯半岛建造其他海水淡化厂的合同，条件很优惠。贝鲁特有一位名叫沙哈则的黎巴嫩银行家，代表我们与阿拉伯酋长们会谈，我曾向雷伯建议以某种方式酬谢他。但这并不是主要问题。
“目前我们正在进行一项谈判，想要把我们在墨两哥的一家工厂重新买回来。很快就要签订合同了，价格是六千万美元；那是个好价钱。问题不在这里。几年之前，我们与日本化工界某财团签订过一些有关食盐的协议。这些协议刚加以续订；他们的律师姓韩，此人极难对付。他是从香港来的。他的顽固劲儿足以使任何人发疯。不过我们现在不提他吧……我要谈的是海运问题。这使我有点儿伤脑筋。我们与一家利比里亚公司签订了一项由他们独家包运食盐的合同，至少这一次我对合同的条款极不满意。”
“有什么区别呢？”塞梯尼亚兹问道。“反正全部都要转卖给一个德国财团。”
“这家利比里亚公司过去三年中从我们手里弄走了巨额利润。”
“这事你与雷伯讨论过吗？”
“讨论过好几次了。他承认在签订最初几项协议时，他犯了一个错误。他本来打算认晦气算了，但是经我一再坚持，他同意我把这场官司打下去。我遇到的对手——利比里亚公司方面的律师——是在纽约的希腊人，佩特里迪斯兄弟。这哥儿俩简直是花岗石脑袋。你认识他们吗？”
“名字听说过，”塞梯尼亚兹说。“他们很有点儿名气。”
说这话的同时他心里在想：“如今王臣与王巨发生了火并！当桑塔纳跑去告诉莆伯说准备要掐死尼克和托尼时，我可以想象雷伯一定什么表情也没有。这场混战真够瞧的！”
“塞梯尼亚兹，”那个墨西哥人说。“有时候我对雷伯不大能够理解。大多数时候他是出色的，的确很出色，我说话用词可是经过斟酌的。可有时候他完全销声匿迹，万一我真需要他的时候，不知上哪儿才能找到他……”
“发生过那种情况吗？我是说，是不是有过你需要他而又无法找到他的那种情况？”
“还没有过，”桑塔纳说。“但那是可能发生的。何况，我所指的不仅仅是雷伯在哪里的问题。有时候他处理一些事情马马虎虎，象这次海运问题便是，让人觉得好象他对钱根本不感兴趣。我并不是抱怨。恰恰相反。但是我需要对某个人谈谈这种情形……塞梯尼亚兹，有没有什么事情是我应该知道而不知道的？我不相信，也无法相信雷伯会犯错误。你会笑话我，但我认为他几乎是万无一失的。你能回答我的问题吗？”
“你所需要知道的，你全都知道。”
塞梯尼亚兹面带笑容。他险些笑出声来，因为桑塔纳刚才提到的那些人其实都是王臣：韩某、沙哈则、苏必斯、泽西岛某公司的埃塞尔·考特、佩特里迪斯兄弟，还有桑塔纳自己。甚至包括埃利亚斯·白尼适在内，虽然他还不是王臣，而只是受雷伯的委托为他经营一家公司。这些人互相争斗每个人都觉得别人“顽固而不好对付……而跟他一样掌握着秘密的雷伯把这些都看在眼里，暗暗发笑。
这个墨西哥人在其他方面一贯精明，此刻却突然显得大惑不解；然而，塞梯尼亚兹自己在雷伯面前不也经常感到困感吗？两种情况何其相似乃尔？想到这里，塞梯尼亚兹再也不觉得可笑了。
“谈到雷伯，弗朗西斯科，我和你有同样的感觉，他不是一个寻常的人。”
他们的友谊由是而始。
弗朗西斯科·桑塔纳之所以要会见塞梯尼亚兹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根据雷伯的命令，在过去的一年里，桑塔纳与乔治·塔拉斯搭档从事一次与低税率区域有关的特殊任务。在神话般的巨额财富积聚之初，是塔拉斯在整整一大批国际法专家的协助下，担当起了财政方面的组织工作。整个系统有点儿象是好几座金字塔，一座挨着一座，每一座由一名王臣负责。金字塔的规模大小不一，视所属领域而异。系统的纽带乃是雷伯本人；而塞梯尼亚兹则知道它的存在。
因为这个系统的实质和存在都是秘密的，所以他们大大地钻了五十年代初期某些国家和地区立法的空子。那些地方只要在可能和有利的情况下对于要求保密的公司也表示欢迎，塞梯尼亚兹曾在他的案卷里看见过一系列企业，它们的总部设在巴拿马、摩纳哥、列支敦士登、泽西岛或者格恩西岛。
从一九六二年起，直到一九六八年随着殖民统治的削弱或消失，在这张名单上又增加了一些富有异国情调的地名：巴哈马群岛、库拉索岛、开曼群岛、特克斯和凯科斯群岛、直布罗陀、香港、马恩岛，甚至还有太平洋中部一个名叫瑙鲁的小小珊瑚岛。
当然，还有利比里亚。
克立姆罗德在利比里亚先后成立过将近一百八十个公司办事处——包括那些已经解散了的。
“大卫，”塔拉斯曾经说：“我越来越老了。我这副可怜的肩膀开始承受不住年岁的重压，在世界各地飞来飞去对我来说已一年比一年劳累。我已要求雷伯找个人，让这个人现在能和我一起工作，最后取代我的位置。我不知道雷伯会挑选谁……”
这个人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塞梯尼亚兹后来说：“他和另外一个人——一个荷兰人，我叫他德弗里斯——做了大量工作。他们的任务不是创建公司（除开桑塔纳亲自掌管的那些），而是监督这些公司的建立，在起初阶段还得注意所选择的低税率区域是否安全。至少有三个目前已是众所周知的低税率国家——或者说三处岛屿，因为它们往往就是岛国——实际上是桑塔纳和德弗里斯‘发明’的。我了解这个情况，因为我负责一项被雷伯命名为‘弥尔顿’的特别预算，这名字的含义一目了然，它指的是约翰·弥尔顿的《失乐园》和《复乐园》。这项预算有助于……说服（且不说‘收买’）有关的一些小国政府。这并不单单是一种贿赂。例如有一次，一个新成立的国家就通过了一些符合我们愿望的法律，交换条件就是我们的一个海运公司与它签订一项合同。”
塞梯厄亚兹邀请桑塔纳第二天与他共进晚餐，墨西哥人欣然接受了邀请。他们两人年龄相仿，都是四十刚出头，而且对好些事物的见解相同，这是不言而喻的。他俩都十分认真、精细，做每件事情都一丝不苟．谨慎周到。比方说，大卫对尼克·佩特里迪斯还不算讨厌，尽管尼克的想象力丰富得象个希腊海盗，大卫也并不讨厌保尔·苏必斯，两人能用法语流利交谈，但是苏必斯的冷嘲热讽使他很恼火，唯有桑塔纳的严谨与大卫非常投合。
在乔治·塔拉斯看来，这是很自然的；他曾说：“刺牛士和你一样，也没有什么幽默感，大卫，你们两人都具有会计师的气质。你们相互很合得来……”
桑塔纳离开纽约不久，就让他的一个助手给塞梯尼亚兹送去一份新的案卷，内容是有关—笔交易的，桑塔纳自己在这次交易中只起了次要的作用。他被召去商谈在牙买加购买一宗地产的有关事宜，但并不知道这宗地产将派什么用场。实际上这是一项更大的行动的组成部分；这项行动由菲利普·范登伯格和埃塞尔·考特两名王臣负责，目的是要在加勒比海诸岛建立两个旅馆系统。范登伯格和考特彼此并不认识，每人各负责一个系统，互相间展开竞争，这些都是克立姆罗德安排的。
桑塔纳在案卷里面附了一封信，邀请塞梯尼亚兹到他家去住一段时间；桑塔纳的家在墨西哥的尤卡坦省梅里达市。
他们互相又通了几封信之后，到一九六五年春，塞梯尼亚兹一家子———当时已经有五个孩子——终于成行前往墨西哥。他们在桑塔纳相当简朴的家里度过两个星期，还因为近水楼台的关系去参观了一些马亚人的庙宇。桑塔纳高兴地声明，他自己有几分马亚人血统。
直到十天之后，桑塔纳才提出下面的问题。
“大卫，你大概不会回答我，但有件事实在叫我迷惑不解：雷伯究竟要这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做什么用？”
“你说什么？”塞梯尼亚兹楞然问道。
“加勒比松。就和你在我们周围所看到的那种树一样．准确的拉丁文学名叫做pinus carybea。”
“你刚才说是多少棵？”
“八百万。”
塞梯尼亚兹的惊愕并非做作，他好不容易保持了外表的平静。桑塔纳当然误解为他是装糊涂。
“对不起，”他笑容可掬地说。“我真不该向你提这个问题。我看得出，我的冒昧使你很为难。我们再也别提这档子事。还是来看看‘塞诺特’吧。这是一种相当大的天然井，满有意思。从前，我们的祖先把祭神的活人往里扔，不过先要把牺牲者用珠宝打扮起来。象这样死法倒不坏……”
塞梯尼亚兹琢磨着：雷伯要八百万棵加勒比松到底想干什么？
这个疑团使塞梯尼亚兹简直坐立不安。回到纽约以后，他象干什么亏心事似地仔细查阅他的案卷。当时，他那里已经有一千二百多个公司的档案。实际上全部都是克立姆罗德公司。一九六五年的计算机处于早期的水平，但它还是能够显示，在它的存储器里从未提及有关“加勒比松树”的任何交易，连一点影子都没有。
塞梯尼亚兹试着找另一个条目：“树”。
这下子他发现了，并且被提醒，在挪威、瑞典和芬兰，雷伯在林业方面拥有很大的股权。此外，他的一家加拿大公司，同一家完全没有听说过的（至少是塞梯尼亚兹所不知道的）阿根廷公司合伙，在一九六三年与尼基塔·赫曾晓夫的苏联签订过一大批关于林产品的合同；第二年，也就是一九六四年，赫鲁晓夫下台后，在保尔·苏必斯的帮助下，这些合同又续订过一次，看来没有遇到什么麻烦。
关于这笔交易的两份完全相同的案卷，按照雷伯的双重监督制度，送到塞梯尼亚兹那里：一份由苏必斯送来，另一份由一名瑞士黑狗送来。
这还没完。四年前，一家法国和意大利合营的林业公司，把它百分之五十一的股票卖给了设在巴拿马的一家典型的克立姆罗德公司。
塞梯尼亚兹越来越被吸引住了，便进一步查下去。突然，案卷中出现了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塞梯尼亚兹对这个人一无所知。罗查斯在那家与苏联签订合同的阿根廷公司任经理。他还是巴拿马那家公司的法律和财政顾问，那家公司对非洲的森林也有兴趣。也是这个罗查斯在加拿大签订了至少一打合同。
这些都是一名王臣的典型特征。然而，关于这个人，塞梯尼亚兹并没有收到过一份“绝密。面交收件人”的报告，也没有标有红色“特”字的个人档案送来。
一般说来，这意味着此人无足轻重。但在这里，矛盾十分明显。塞梯尼亚兹暗自思忖：“我无法相信雷伯会有这样的疏忽，那么……”
办公塞电只剩他一个人71他决定继续查看。（他总是等到别人都走了以后才开始这样的调查，因此这件事花去了他几个星期的时间。）他开始搜寻与海梅·罗查斯有关的一切。这个名字又出现了十四次，与另外十四个公司有关。显然，这个罗查斯到过许多地方，除了苏联、斯堪的纳维亚和非洲外，他还曾出现在印度尼西亚、印度支那和中国；他还在南美，特别是在委内瑞拉参与过重大行动。他的大部分活动与农业或多或少有些关系，或属于树木栽培这个领域，但是有两次他也在别的买卖中起过作用：一次是有关高岭土的，究竟是一笔什么买卖不太清楚，另一次是购买在法国的整座一批造纸厂。此人的踪迹常常和其他一些王臣的踪迹相交：在中国和印度支那与韩某相交叉，在法国和中东与苏必斯和沙哈则相交叉，在委内瑞拉与桑塔纳相交，在非洲与考特相交，在斯堪的纳维亚与高兹契尼亚克相交。但是这个人一直深藏不露。只是由于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偶然提到了那八百万棵树，塞梯尼亚兹才得以在一个包括三万五千多个名字的系统内发现这一个名字，海梅·罗查斯。
他觉得自己好象无意中撞上了什么庞然大物。
一九六五年的夏天过去了，克立姆罗德一直没有露过面。秋天和冬天也一样。据塞梯尼亚兹所知，雷伯在一九六六年来过纽约三次。那年出现了许多新公司，塞梯尼亚兹所记录的数目超过了一千五百家。几乎每天都有一名黑狗送来一份新的案卷，在这个时期，塞梯尼亚兹的组织能力受到了真正的考验。他不能去度假，还不得不增加人手。尽管计算机用得比以前多，办公室的面积仍然越来越嫌小，他甚至考虑搬到别处去。但是雷伯不同意。
“这没有必要，大卫。我们刚刚越过浪峰。今后的情况将趋于平稳。”
因为工作忙，塞梯尼亚兹每天办公将近十五小时，再也没有时间去考虑海梅·罗查斯。事实上，近来任何地方都没有出现过这个阿根廷人的名字，好象他已不再为克立姆罗德工作。归根结蒂，可能这就是谜底。
塞梯尼亚兹后来说：“当时我产生了雷伯所有的副手通常产生的那种想法。我在心里对自己说：‘如果他要我知道这件事的话，他自己会……’所以我什么也没说。
“此后，到一九六七年十月，事情发生了。”
塞梯尼亚兹接到通知，要他到布鲁克林某高级住宅区的亨特巷会面。那是一座典雅的褐色沙石建筑，造于十九世纪，开窗望得见曼哈领壮观的画面。“找艾利·丹侬。”这个姓氏听上去象是爱尔兰人，而“艾利”这名字男女都适用。
亨特巷是一条林萌道，艾利·丹侬原来是个年轻女人，高高的个子，棕色的头发，漂亮极啦。看得出她是个画家。塞梯尼亚兹到达时，见她手里拿着画笔，身穿一件罩衫，上面溅得五颜六色的，倒也好看。她迎上前来，盈盈含笑接待了塞梯尼亚兹。
“他出去了，不过马上就回来，”她说。“他请你原谅并且少候。你是不是愿意当天使，愿意不？”
“天使？”
她扭摆着臀部走在前面，把客人引进一间挺可爱的工作室。架子上一幅油画画的是些圆圈和粗线条，从中可以看出一张小孩面孔的轮廓。
“我需要一位天使，把他画在正中间儿。但你的头发是红色的，没听说过有红头发的天使。”
“我不是红头发，”塞梯尼亚兹悻悻地说。“那是一种金褐色。”
“这个说法可以商榷。不管它是什么颜色，反正你喜欢上好的咖啡、煎得很嫩的牛排、芹菜末炒蘑菇、掼奶油拌草莓和勃良第葡萄酒。我们订了几箱‘瑶池’。他说你爱喝这种酒。午餐将在一个半小时后准备好。请坐，随便一些吧。他告诉我说，你很讲究礼仪。如果你想打电话或者洗淋浴，请自便。我要去画完我的天使。其实你还真有点儿象天使……”
她嫣然一笑，笑得很甜。同样的局面出现了：大卫·塞梯尼亚兹再一次发现自己面对着一个人，却弄不清楚这个人与雷伯是怎样一种关系。这个女人提到雷伯时并不叫他的名气却称“他”；还说“我们订了……”，这意味着他们之间有某种亲密的关系。“可是我甚至还不知道雷伯在她面前用的是什么名字？”塞梯尼亚兹思忖道。“我只知道他们要我在这儿吃午饭，一切都已经为我准备好了，甚至还有‘瑶池’，这的确是我的爱好之一，而那个家伙还真记住了！”
“我的确要打个电话，”他说。“取消另外一个约会。”
“登上一段楼梯便是书房。他说你可能要用电话，我又你们准备了满满一缸马丁尼酒，完全按你们的口味调的。”塞梯尼亚兹上楼去，见一个白色的房间，里面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电话却有八台之多，此外便是一张桌子、两把椅子和几十本书，包括英文、法文、德文、西班牙文和意大利文。这里也有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的一本依地文原著（注：艾萨克·巴什维斯·辛格，美籍犹太人，1978年获诺贝尔文学奖。），再就是一些法学著作，其中有两卷杰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的《国际法概论》、几卷《吉尔曼国际法手册》和《国际贸易法杂志》，还有早年在哈佛的那些日子里乔治·塔拉斯曾要他下许多功夫啃过的一些范本。
塞梯尼亚兹看得出雷伯没有放弃钻研法律。
直到此时，他才注意到一个绿色的文件夹醒目地放在桌子上许多电话机旁边。文件夹上有他熟悉的字样：“绝密。面交收件人”。
另外还有他不那么熟悉的字样：d.j.s.是不是大卫·詹姆斯·塞梯尼亚兹的姓名缩写？他一边在电话里要秘书把所有的约会改期（时间另行通知），一边伸手去拿那个绿色的文件夹。
但他终于没有把它拿过来。他挂断电话，走到第二把椅子那儿坐下，拣了一本索尔·贝娄（注：美国作家，父母为俄籍犹太移民，1977年获诺贝尔文学奖）的书看起来。几分钟之后，他听见前门开启和关闭的声音，还听见有人说话，然后，雷伯高高的身影悄没声儿地出现在门口。
“对不起，我来晚了，大卫。我想从曼哈顿走回来，但是我把自己步行的速度估计错了。你应该把文件夹打开来。”
他这话的意思很清楚，既然我把它留下来，那显然是给你看的。否则我就犯了个错误。可谁能想象雷伯·克立姆罗德会犯错误？塞梯尼亚兹又一次感到不快。
“请原谅，大卫。我有时候使你觉得为难。请不要生我的气。”
他走进屋里坐了下来，仍然是他习惯的一种姿态：双手插在上衣兜里，两腿伸直，下巴抵在胸前，眼神迷离恍惚，他和蔼地说：“现在你愿不愿意看一看文件夹？”
塞梯尼亚兹放下贝娄的书，走到桌旁。文件夹内只有一页打字的文件。上面写着：“塞梯尼亚兹，大卫·詹姆斯，一九二三年九月二日生于纽约州纽约市。详见前卷。自一九六六年一月一日至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一日，这段时期内没有什么可报告的，按照命令，一切监视将于一九六七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停止。”签字只有一个字母j。
“杰思罗，”雷伯说。“想必迪耶戈把有关他的情况告诉了塔拉斯，想必塔拉斯又告诉了你。不言而喻关于我手下一些人的情况的档案是他派人给你送去的。他还将继续这样做。”
“我被……监视起来有多久了？”
“一九五〇年一月一日零点开始。（注：此处有些疑问，前文提到雷伯是一九五〇年七月才到的纽约，八月才开始的创业，不太可能从一月起监视塞梯尼亚兹。）不过，想必你已经觉察到这一点。”
“他发现我干了什么？”
“什么也没发现，这使他非常失望。重要的什么也没有。杰思罗深信，任何一个自由人都是罪犯，只是没有被查出来。可是你和塔拉斯大大地动摇了他这个基本信念。”塞梯尼亚兹想到塔拉斯也和他一样，多少感到一点安慰。
“塔拉斯也一样，”雷伯说。他那种能猜透别人心思的本领实在令人恼火。
“对他的监视也解除了？”
“是的。”
雷伯举手阻止对方开口。
“大卫，我知道你想问：我什么时候让杰思罗停止监视乔治·塔拉斯的？对这个问题我将不予回答，请你别问。究竞我是先表示信得过乔治，后表示信得过你呢，还是相反，知道这一点并不重要。反正你知道现在的状况就行了。既然你已知道我派人监视了你十七年，你一定会问：为什么现在我要撤销命令？我只能回答：我不知道。大概是到了一个人不能不完全信任另一个人的时候。”
“你使我觉得很不痛快，”塞梯尼亚兹说。
“因为我这种自问自答的做法？我知道。我情不自禁。”
他笑了起来。
“不妨说，我有时候情不自禁。”但是他很快就止笑敛容，眼睛又朦朦胧胧地地望着塞梯尼亚兹。
“二十二年又一百五十四天之前，大卫。记得吗？”
“记得。”
“对于那一天的记忆是不是一清二楚？”
“当然比不上你的记忆。”
那双灰眼睛颜色似乎变深了些，目光呆滞，就像着了什么魔进入被催眠状态。
“mon dieu，mon dieu，la vis est la，simple et tranq-uille……（我的上帝，我的上帝。生命在那里，单纯而宁静……）大卫，下面的你还记得吗？”
塞梯尼亚兹觉得自己在软化。渐渐地，他让感情占了上风。
“cette paisible rameur-la vient de la ville！（那和平的隐隐噪声来自市镇……）”
“对，大卫。”
“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pleurant sans cesse，dis，quas-tu fait，toi que voila，de ta jeunesse……（哦，你，你做了什么，老是没完没了地哭泣？哦，你，你做了什么，以你的青春？……)”
沉默。雷伯点点头。他在微笑，态度极为亲切、友好。
“我提起这些往事并不是想……搞感情讹诈……”
他把腿挪动一下，从衣兜里抽出手来，张开手掌，露出大拇指与食指相交处长长的伤疤。
“刚才我一路走，一路确实在想一九四五年五月的那一天。‘我决不会忘记我救过你的命。’写这句话的也是一个法国人。你的确欠我的情。要是没有你，我早就死了。我没有忘记这件事。”
“你从不忘记任何事情。”
“这并不永远是长处。”
这番话表明他几乎为此而感到苦脑，这有点难以想象。又一阵感情的冲动向塞梯尼亚兹袭来，他想：楼下那个女子看上去很象夏眠……
两人又默默无言。
过了一会儿，雷伯站起身来，开始来回走动。
“海梅·罗查斯，”他说。“当初我曾这样想：不知你要花多长时间才能发现他的名字。结果你花的时间比我原先预料的少一些。自从我意识到你已知道此人，我就存心避开你。我还没有作好准备。你从哪儿得到的线索？弗朗西斯科·桑塔纳？”
“是的。”
“当我在他面前谈到那八百万棵树的时候，我注意到他很惊讶。后来你到梅里达他家去了。他会向你提到那些树，这是合乎逻辑的。大卫，有两个人，他们的名字几乎是一样的：海梅·罗查斯和乌巴尔多·罗沙，这第二个是巴西人。你不要把他们混淆起来。很快你还会知道其他一些名字：埃默森·科埃略和若热·索克拉特斯，也是巴西人。另外，象恩里克·埃斯卡兰特、吉姆·麦肯齐、让·科尔切斯科、特拉雅诺·达席尔瓦、黄森、乌韦·索别斯基、德尔·哈撒韦、伊莱亚斯·魏茨曼和埃塞尔·魏茨曼、莫里斯·埃弗雷持、玛尔尼·奥克斯——这些人次要些，虽然他们对我来说也极为重要。他们还没有出现在你的任何案卷里。但是我们今天会面，就是要谈这些人。”
他又坐下。灿烂的阳光照耀在东河和曼哈顿上空，给这些钢筋混凝土的建筑群抹上一点儿人情味。
“大卫，过去的几年里，我同时进行着几项业务，你和我知道这些业务总共有多少项，知道它们有时候是多么复杂。如果用钱来计算，我的身价究竞是多少，你可能比我知道得更清楚。在这个意义上，我从来不是贪得无厌的。我对此不感兴趣。”
他微笑着。“你知道，我这不是装腔作势。”
“我能向你提供准确的数字，”塞梯尼亚兹说。“如果你给我一些时间。四个星期，或者五个星期。误差不超过百分之二。”
“我一天都不给，大卫。”
“你是世界上最富有的人，把别人都抛得老远。”
“那很好，”雷伯说时略带几分嘲意，似乎觉得挺可笑，但并不显得无礼。
他伸出大而瘦的一双手，除了伤疤处，皮肤都呈棕褐色。在那时候，塞梯尼亚兹并不知道这伤疤是怎么得来的。雷伯没有戴手表，也没有戒指。
“大卫，过去的几年里，我在做一件十分重要的事情，对于我来说，它比以往我所做过的任何其他事情意义都更为重大。我还没有对你谈过这件事，而且，在明年之前，我也不打算告诉你。这是一项要作很长时期努力的事业，大卫。如果你同意的话，两年以后我带你到那儿去，看看它究竟包括哪些内容……”
塞梯厄亚兹暗自思忖：“他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诉我。”他深知雷伯的脾气，从上面那些一句进、一句出的话里，看得出这是雷伯的缓兵之计。
“的确是这佯，”雷伯说。“我还没有拿定主意要不要告诉你。”
“既然如此，你就什么也别说。”
两只大手第一次握在一起。
“大卫，我在缔造一个国家。”
雷伯说他已投资八亿美元。但那只是开了个头。他估计至少需要四十亿美元。可能更多，很可能。还有相当一部分问题需要解决。他说“相当一部分”的时候，同几分钟之前说他所开创的事业有“许多项”并且“很复杂”的时候语气完全一样。
那位年轻的女画家来通知，说午餐己准备好。进餐时，他们讨论绘画、书籍和电影，艾利攻击一个名叫尼古拉斯·德·司塔尔（法国著名印象派画家，1955自杀）的人，而雷伯却狂热地为之辩护。可是，一吃完饭，雷伯和大卫就回到楼上那个白色房间里去，把门锁起来。
王说，从一九四九年或一九五〇年以来，他或多或少有这个想法；在那之前并不想，真的不想。也许想法还不那么清楚。他有很长时间没把这件事情想透彻。但是现在他考虑成熟了，或者几乎已经成熟，反正谁也说不准。
“我指的是我的梦想已明确，大卫。至于实现这个梦想，还早着哪。还有一些重大问题需要解决，还要克服许多阻力……然而我是正确的。一个自由人，如果由于这些障碍，由于一些国家或者只是一个国家的干预而不能实现他合理的梦想，那么，这人只能算是在最野蛮的时代浑浑噩噩过日子，一旦出现无论什么样的专制制度，他都得当顺民。你对我是有所了解的，大卫……这难道是我所能接受的吗？”
他一下子变得口若悬河，坐在大卫·塞梯尼亚兹对面滔滔不绝地谈了好几个钟点。而塞梯尼亚兹则被搅得晕头转向，一忽儿相信这个构想行得通（连他也相信起来了），一忽儿又认为荒唐透顶、愚不可及。他一声不吭地听着那个安详的声音一一列举，哪些计划已经完成，哪些正在进行，哪些尚未上马。
最后，塞梯尼亚兹问：“你把这事告诉乔治·塔拉斯没有？”
雷伯笑道：
“是的。”
“还有谁知道？”
沉默，暗淡无神的眼睛突然变得目光如炬，有几秒钟简直凶相毕露。
“除了乔治和你，大卫，在世界的这一部分没有别人知道。除了那里的人，谁也不知道。”
“迪耶戈·哈斯呢？”塞梯尼亚兹忍不住问道。
又是沉默。夜幕在徐徐降落。
“暂时我就说到这里，大卫，”雷伯说。“记住，不是明年，而是后年，我要让你看一些已经相当成型的东西。我非常希望你来参观。随便你什么时候来，比如四月底。只要给里约热内卢的迪耶戈打个电话，对他说你想到伊帕内玛他的家中去住几天就行了。请不要和别人一起来……还有一件事，大卫，今后我要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加仰仗于你。如果你应允的话。如果你能应允，你将拥有一切必要的权力。估计今后几年我一定相当忙……”
塞梯尼亚兹特地到缅因州去了一趟。
他熟悉塔拉斯夫妇的那座惹人喜爱的小房子，熟悉那里天花板漆成好多种不同红色的房间，战后的最初几年，塞梯尼亚兹到那儿去过，那时他回到哈佛大学继续读书，乔治·塔拉斯仍然是他的教授。
这座房子没有变化，但多了两间屋。
“用来放东西……是啊，放东西！好把所有这些书堆在里边。我真不知道拿它们怎么办才好。”
“那就换大一点儿的房子。”
塞梯尼亚兹不知道塔拉斯每年收入多少钱，但是他素知雷伯慷慨，所以想象得出数额一定相当可观。估计这位以前的教授买三四幢房子是不成问题的。
“别说蠢话，塞梯尼亚兹君。对于我来说，还有什么地方比这儿更惬意？再说，我喜欢这里的景色。”
他那犀利的目光透过镜片注视着来客。
“什么事情让你烦恼啦，大卫？”
“他把他的构想告诉了我。”
“喔！”塔拉斯没有作出其他反应。
沉默片刻之后，他很自然地接着说：“现在是我喝茶时间。你也喝一杯吧？”
塞梯尼亚兹这才意识到只有他的朋友一人在家，他有点儿迷惑不解。
“雪莉好吗？”
“她一会儿就回来，”塔拉斯回答．
但是他答话时的神态引起了塞梯尼亚兹的注意。
“没发生什么事吧？”
“一些小问题。可怜的雪莉再也不是那么年轻了，不管她自己是怎么想的。不过没什么严重的问题。还是谈别的事吧。”
他作了一个自己给自己解嘲的微笑，就像迪耶戈·哈斯那样。
“谈谈你的情况，不谈雷伯。大卫，凡是雷伯的事情，我无条件支持。你也一样，虽然你以你一贯的勇敢精神进行抵抗。我不想对他做的事情提出异议。对于我来说，一切都很简单：我确信有幸在我的一生中遇到一个天才。一个疯狂的天才也罢，一个天才的狂人也罢，你爱怎么说都可以，反正都一样。总之是一个天才，而且是命定的。我对他怀着世上所有的爱。他所做的一切，不管是什么，他都做得很好。至于我理解不理解，那是无关紧要的，所以我们还是不要讨论这一点。到底什么事情使你如此烦恼？因为雷伯即将赋予你重任？”
“这就足够使我今后睡不着觉，”大卫说。
“你已经把一大批最好的律师和专家网罗在自己周围，你有惊人的组织才干。我一直有此感觉，但总是模模糊糊，而雷伯却能够看到这一点；他把赌注押在你身上，他赢了，而且还会赢。在过去的十五年里……”
“十七年。”
“过去的十七年里，这个王国的全部资料，包括最微末的点点滴滴都在你这里汇总，这是有史以来由一个人创立的最庞大的王国。它的规模究竟有多大，恐怕只有你一个人明白。也许连雷伯自己都讲不清楚，尽管他有异乎寻常的记忆力……你还是不要牛奶吗？”
“和以前一样。谢谢。”
“……他也不可能把自己所有的成就列出完整的清单。他毕竟是人，虽然我有时候觉得他好象不是这个星球上的居民……白糖放在那个有‘桂冠’商标的广口瓶里。不，我并不要，谢谢，我不能再吃糖了。另外……我们还是回到我的书房去吧。我喜欢在炉边喝茶、吃松饼。”
他们离开红色的厨房，到猩红色的书房去，中间经过烟脂红的餐至、酒渣红的大厅和石蜡红的起居室。大卫知道，还有一间玫瑰红的洗衣房、宝石红的藏书室、石榴红的另一间藏书室、番茄红的汽车棚、樱桃红的食品贮藏室和仙客来红的电视室。“那一间的颜色是雪莉心血来潮想出来的。”塔拉斯曾解释过。“仙客来！真是异想天开！”
他们在壁炉前坐下。
“另外，亲爱的大卫，当年你还是我学生的时候，我就对你另眼相看，你认为这究竟是什么原因？是我爱上你了吗？你别觉得肉麻，我这是开玩笑。雷伯对你的看法和我对你的看法一样。索性把话挑明了吧，我们两人——他和我一讨论过这个问题。他有时候征求我的意见，这当然没什么奇怪，有时候他在我面前自言自语谈自己的想法。他并不指望你替他把财富增加许多倍，根本不需要这样做。老实说，即使坐着什么也不于，他的财富也会自行增长，达到喜马拉雅山的高度和规模。我并不反对谨慎，但我不主张过于谨小慎微……你不尝尝这些松饼吗？……信不信由你，雷伯把卡伐诺一家统统接到美国来，安顿在这儿，就因为卡伐诺太太——她是这一家子的灵魂——会做世界上最好吃的松饼。的确如此。你不用对我说他疯了，或者说他的构想是疯狂的；你也不用对我说我同样是个疯子，居然相信他的构想。”
乔治在他坐的那把紫红色大扶手椅内往后一靠。“大卫，我的老弟，我不知道雷伯什么时候能把那颗‘卫星’送上天。但是，哪怕我预先知道最后的结果，这档子事总难免一场恶战。让我们为疯狂和梦想干杯，因为，大卫，只有疯狂和梦想才合乎情、顺乎理。”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
乌巴尔多·罗沙把摩托艇的螺旋桨马达关上，周围立刻进入宁谧状态。这条褐色的河看起来象静止的一般，要不是突然会出现溜溜打转的旋涡和汩汩的水声，你还以为这是一潭死水呢。和往常的黎明时分一样，凝聚在枝叶扶疏的绿墙高处的水汽，雨点似地纷纷落下。晶莹的露珠从叶片上大颗大颗往下掉，不时发出淅淅沥沥的声响。但这是仅有的响动；就连巨嘴鸦也不吱声。
麦肯齐和科尔切斯科已经醒来，雅瓦和他手下的三个印第安人更不必说。其中一个印第安人决定活动一下。他光着身子翻过舷栏，滑进齐腰深的水里。他有本领把船身引进别人看不见的航道。在某些地方，摩托艇是从植物枝叶纠结形成的绿色拱顶下通过的，拱顶又低又暗，艇上的人只好平躺着。
“阿罗阿米，”那个印第安人说。
“当心蛇。”罗沙为同船的另外两个白人翻译那句话。
他们一把又一把地拽住低垂的枝条推着船身前进，如此走了大约六十米，到绿色隧道的尽头，顿时豁然开朗，又见到了晨曦。他们来到的地方象个被丛林团团困住的小池塘。水面上弥漫着雾霭朦朦。罗沙灵敏的鼻子从中嗅到一股淡淡的烟昧，那四个属于亚诺马米部落的印第安人大概也嗅到了。雅瓦的反应只是眨巴了一下眼皮，几乎很难察觉。
他们把船靠在又低又窄的岸边。简宜象变魔术似的，霎时间，出现了一支护卫队：总共三十个男人，头顶都剃得精光，赤身露体，用藤编成的细腰带在包皮下面打一个结，把他们的生殖器提起来贴紧身体。他们手执乌木大战弓。双方一句话也不说。摩托艇被拖上岸，马达也卸下来藏好，一切都塞到枝叶丛下藏起来。他们甚至把船底在软泥地上拖过后留下的痕迹也消除干净。
树林把这群人全部吞没。他们以通常的队形前进：两个纵列并排定在一条小路的两旁。其实这怎么能叫做路呢？就连跟森林打过二十年交道的罗沙也无法辨认哪儿有路。走到一个地方，他们听到啪的一声响，很象是引满的弓弦突然被松开打在弓背上发出的声音。
向导们警觉地原地停步。一些人到前面去搜索，其余的等着。但搜索的人很快就回来了，并且不出声地笑着让大家看他们开路时扯下的蛛网，证明周围没有敌人埋伏。罗沙不是傻瓜，他还是觉得会出乱子。近两年多来，他一次也没有听到过发生流血冲突的事。但是亚诺马米人是永远叫人捉摸不远的。由一个女人或一次狩猎引起的区区小事，很快就会升级，形成大祸。他曾多次看到这种疾如闪电的愉袭，那时，从表面上毫无动静的丛林墙后，会突然飞出长达一米五十的冷箭，叫你猝不及防。
他们朝前走了好几个钟头。不时有一群群猴子尖叫着从他们头上穿过绿色的拱顶，其高度又不能用弓箭加以截击。然而，行军还是变成了狩猎。起先，他们发现了一群野猪新近留下的脚印，于是有三四个人用一种味儿很冲的褐色液体抹在胸脯和肩膀上离开队伍。打野猪的猎人先得让自己身上发出味儿，随时作好准备，而且绝对不能说出捕猎目标的名目，否则那畜生立刻就会消失得无影无踪。要是打头站的发现什么地方有野猪刨土时踢起来的一小堆树叶，他只须用一种特别的声调说：“我看见了几只鸟。”其他人就明白了。在随后的几个小时里，又有两批人象第一批那样离队出猎，循着狗留下的穴痕走，或者停下来，在整整一窝犰狳藏身的地方搜索。罗沙真走运，竟在幽暗的背荫处撞上一条身上发出绿色磷光的蛇。他立即用大砍刀的刀背把蛇砸死送给雅瓦，雅瓦把蛇牙钉进一棵树干，用这样的办法拔去毒牙，再割下蛇头，把蛇身扎住止血。这个沙马塔里人笑了。
“即使打猎的空手回来，今天晚上我们也不愁吃的了。”
但种种迹象表明一切顺利：他们没有碰上任何“奥里希耶”——自然死亡的动物，也没有听见任何“阑巴利”鸟的叫声。猎手们细心地在自己经过的地方留下一些断树枝，横在小路上，以此切断猎物的逃亡路线逼着它们往回走。而且，他们也没在靠近犰狳掘土的地方大便。
几个小时以后，猎人们归队带回来两只野猪，还有其他一些小野味。
晚上，队伍停下来围着一个火堆过夜。年纪大一点的动手熏肉，年纪轻一点的张罗挂吊床。天黑以后，他们发现一个树洞里有蜜蜂，于是便把蜂蜜拿来对了水喝。那天猎获的大小野味都没吃，因为吃了会带来厄运。他们吃的是煮“麦皋”和“阿腊”——这是两种用矛刺死的鸟，属鹦鹉科，不过主食是烤香蕉、坚果、毛虫和大白蚁头。后面这两样东西麦肯齐不敢领教。这位专门研究热带水果栽培的植物学家在新几内亚和非洲住过，但在吃的方面他还保持着一些清规戒律。而让·科尔切斯科则不然，他津津有味地吃着白蚁。作为一个地质学家，他在安第斯山区和中美洲住过多年，他对待大多数事情的态度比苏格兰人麦肯齐开明。
第二天一早，他们又动身了。动身前，雅瓦把他们留下的余烬吹旺，口中念念有词：“鬼魂，鬼魂，你留下熄火……”要是不这样做，那就有遭到死者灵魂袭击的危险。那些不会生火的鬼魂经常在树林里游荡，有些并不伤人，但有些会从背后抓住猎人，摔断他的肋骨；还有更糟的，那就是把他的“命根子”夺走。
第二天黄昏将临时，他们到达了“沙博诺”（营地）。雷伯就在那里。
这是一个临时营地，设在一座小山顶上，将近有二百五十人。一座座三角形的窝棚环抱着一块空地排成一个圆圈，周围是一道荆棘树篱，用以阻挡袭击，防止鬼魂或传播疫厉的恶魔“沙瓦拉”渗透进来。窝棚顶上盖的是一种叶柄有刺的大张树叶，叫做“米约马”，这种树叶比仅用于歇一夜的“开替巴”树叶更能挡住雨露。
天还没亮，雷伯就在科尔切斯科好奇的目光注视下打扮起来。他全身裸露，头发几乎披到肩上，额上带着一条碧绿碧绿的蛇皮头箍。他朝地质学家露出微笑。
“你也应该束一条带子。以防万一。”
他指指那些做母亲的围在孩子们腰间辟邪的树皮阔带。
科尔切斯科迟疑不决，心想：“他是不是拿我逗笑？”
“你就照做吧，”乌巴尔多·罗沙板着脸说。
他用亚诺马米语说了些什么。一个女人咯咯地笑着走过来，双手捂着脸。她把树皮裹在地质学家束住裤子的皮带外面。
在这同时，雷伯从他的窝棚顶上取下裹在树叶里的一包东西。他从包裹里拿出用橡浆那样的胶水粘合起来的树皮屑、藤末子和一些草木的碎片，小心翼翼地把这种混合物倒在一张香蕉叶子里。然后，他用从一张旧的吊床上扯下来的股纺绕在蕉叶周围，把这些东西点着了火。它们只烧了短短一会儿工夫，夜晚的潮气就把火给灭了。雷伯又另外扯下一些股绳，非常耐心地如法炮制，直到这种混合物彻底焙干、全部烧光。他不时用棒搅动这一小堆东西，却从不用手指去碰。
未了，他用一块石头研磨烧剩的灰，把草木灰放到另一张叶子上包起来，夹在手和大腿之间使劲挤压，前后摇晃着身子，用亚诺马米语诵念咒语。
他又用叶子做了个漏斗，把已变成赭色的草木灰倒进去，他这么干着的时候，在他旁边燃起了一堆火，上面放一个赤陶葫芦。葫芦里的水已经煮开。雷伯把漏斗放在另一个空葫芦上，然后，把沸水慢慢地、几乎一滴一滴地倒在草木灰上，完全象倒咖啡一样。一种琥珀色的液体——颜色越来越深——从漏斗底部滴入空葫芦。
“箭毒，”麦肯齐说，他向前探出身子，完全看出了神。“只有亚诺马米人才用渗滤的办法做箭毒。亚马逊尼亚其余的印第安人都是熬制的。所用的草木属马钱子一类，它们的混合物一旦与铈酸发生化学反应，就会产生出一种引哚基醋生物碱……”
“请不要说话，”罗沙说。“仪式开始了。”
那些战士兼猎人已走近来，在愈来愈亮的晨噶中保持肃静。他们每人捧着一只赤陶小碗，领取自己的一份箭毒。散去以后，他们同样诚惶诚恐、缓慢庄重地开始用野草沾着箭毒涂在箭头上，并立刻放到无焰的火上焙干。
雷伯浑身上下晒成棕黄色。此时，他纹丝不动地站在那里，谛视着科尔切斯科，目光熠熠似乎比平时明亮，好象在问科尔切斯科敢不敢指出，眼前这一切是否能容忍持怀疑态度的旁观者不阴不阳地一笑置之？
阳光终于高过绿色的树墙，照耀在茫茫无际的林海上。紧接着，一架直升飞机出现了，天上地下的景物年代相距之远，足以使人以为产生了幻觉。那是一架大型的西考斯基，装有天线可以直接与外界联系。
飞机降落在这个石器时代营地的正中央。
“记录到十六个新树种。”麦肯齐说，他的嗓门有点儿粗里粗气，苏格兰口音很重。“加起来，这一带的树种我们知道的已有二百四十八种。但没有一种特别符合既定的标准。纤维和含脂离要求太远，我们能从中得到的纤维素质量肯定很差，再说我们还会碰到重新造林的老问题，最顺利的话也要四十年。很可能需要五十或六十年……”
直升飞机的机舱很大，分隔成两部分也绰绰有余：一端是舒服的座舱，另一端是车库，里面有一辆吉普和一辆名叫“陆地海盗船”的轻便汽车。座舱本身又分成四小间：两间卧室，一向是王住的，另一间放着可睡六个人的铺位；一间浴室，一间是备有无线电和电话系统的会议室。
雷伯正在与纽约通话。他用英语说：“请把那些数字告诉我，托尼。完了以后，让尼克跟我说话。”
他捂住受话器，瞅着麦肯齐，问：“进路问题怎么样？”
“我们得新修一条大约一百英里、也就是一百六十公里长的路。还得架三座桥。达席尔瓦会向我们作更详细的汇报。”
雷伯点点头。他向电话里说：“我听着呢，托尼。”随后的两分钟里，远处的声音在向他报数字。“托尼，池田开的价还有反复。要跟他联系上，找出变动的原因。两小时后我再打电话给你。现在，请尼克听电话……喂，是我，尼克。我想知道那艘货船为什么在开普敦比原定的时间多停了四天。还有为什么这家保险公司把我们的索赔要求拖了这么久？给芝加哥的兰斯·洛维特打个电话，让他负责这件事情。还有件事：找一下保尔，告诉他，过五十分钟我打电话给他。是的，我知道他在温哥华，也知道那里现在是凌晨一点，但我要和他通话。谢谢你，尼克。”
他挂上电话。
“干吗要新修一百六十公里路？我们可以利用k17路段。”
“那将需要一条与它衔接的路，工程就更大了，不过我可以问一下达席尔瓦。”
“我自己去问吧，吉姆。那么你呢，让？”
“我要谈的是高岭土问题，”科尔切斯科立即答话。“过去九个月的研究结果得到了证实。矿床的质量是最好的一种，而且就在地面表层底下。只要用脚跟扒开地表就瞧得见。”
“你做过估算没有？”
“粗略地算了一下，至少在三千万至五千万吨之间。我按计划留了一批人在那儿。六个星期内我就能得到准确的数字。”
“这样我们在世界范围内能名列第几？第二？”
“第三。但我们还有希望。”
“香港接通了，”对讲电话里的一个声音说。雷伯拿起听筒。
“是我，老韩。请告诉我新加坡这笔生意的情况。接下来再谈惠灵顿的那笔交易。我听着。”
在直升飞机下面九百米左右的地方，突然出现了一块看不出一点人工痕迹的空地。但在两排树木之间却精心地铺设着一条超过三公里长的跑道。从飞机的长方形舷窗望下去，科尔切斯科瞧见几栋绿白两色的建筑。他想让自己松弛一下。在丛林深处刚刚度过的两个月，并没有对他产生太大的影响；实际上尽管那里诸多不便，险象环生，他倒觉得挺快活。
但他却对直升飞机感到害怕。
他需要一个女人。最好是穿衣服的。他开始梦见胸罩和吊袜带。
丛林深处的飞机跑道离原先的橡胶之都马瑙斯不过四百公里，在它的西北面。
一九六九年，与之配套的建筑不超过六十栋，当然不包括飞机库，那里停着十二架大小不一的各式直升飞机和七架其他飞机，其中有一架波音707、两架dc—3型、一架快帆式喷气机；也不包括隐藏在植被下面的巨大车库，那里有一百辆不同类型的汽车，还有建筑机械。
发电厂隐蔽得更好，几乎完全被遮盖了。即使有人作低空飞行观测，也绝对料想不到这个厂的意义非同小可。当然他会瞧见一些建筑物，但他所瞧见的比实际规模要小得多，他也许会认为，那是个比一般稍大的庄园，但仅此而已。
这个无懈可击的伪装使特拉雅诺·达席尔瓦极其满意。最近五年来，随着工作的进展，每隔一段时间他就要亲自乘飞机在这一地区上空视察一遍。他从空中拍下了无数照片，象个间谍似的用放大镜仔细研究。有几次他修改了由八位建筑设计师和工程师组成的专家组画出的图纸（他本人既是设计师又是工程师），甚至增加了树木，并仔细比较树叶的颜色，决不让这片绿色的汪洋露出一点儿破绽。
只有这条起落跑道是个问题，长期得不到解决，怎样才能使空中看不见这个长度接近四公里、而且笔直的口子呢？雷伯在这点上又毫不通融；他要求做到，即使最大的飞机也能在白天或夜里的任何时候降落。
达席尔瓦作了最大的努力，尽可能突破几何图形的格局，在跑道两边安置了一片片看起来象是被烧毁的林中空地那样的“布景”，并且使用了假目标，如直接画在轮伐作业区的假树和一条穿过跑道的假河（飞行员们曾被它迷惑过），一片假的沼泽地在阳光下会象真的一样忽闪忽闪。这是英军指挥官赫布·托立弗的主意。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善找乐子的托立弗曾在利比亚用无数辆木头和硬纸做的坦克使隆美尔的军队上过当。
这一切都是在跑道路面上用着色方式完成的，真是妙不可言。由于事先考虑周到，结果很令人满意，只有飞行员们例外，他们一直抱怨不知该把飞机住哪儿停。达席尔瓦不得不设置在大白天也能发出彩色闪光的成排照明灯，并由那些在能见度为零的情况下也能指挥飞机降落的专家管理隐蔽在附近一座悬崖（当然是假的）树丛里的指挥塔。
反正最主要的是：除非亲自到实地去，在那些建筑物之间打上几个转，否则你怎么也猜想不到，平时有—千四百多人在那里生活、工作。
达席尔瓦把刚才那张地图通过滑槽掀开去，接着出现的是另一张，比例为一比二百万。
“这是库鲁皮拉山，”他说。“卡特里马尼河在它南面，这儿是穆卡雅依河。右边是阿皮奥的水面。让·科尔切斯科曾在这一带工作过。”他用一支软黑铅笔在热塑材料制成的地图表面上画了个圈。“我考虑过利用离这儿不过七十公里的k17路段。但筑路工积将是非常艰巨的。首先，这一带的地形崎呕不平，那里是帕里马山脉的丘陵地带，它最高的几座山峰可达一千四五百米。”
他不停地说着，雷伯看着他。同往常一样，达席尔瓦有一种不舒服的感觉，似乎在他开口之前，雷伯已知道他要说些什么。特拉雅诺·达席尔瓦是巴西人，十六年前，即一九五三年，里约热内卢的律师若热·索克拉特斯把他罗织了去。当时，达席尔瓦只不过是一个土地丈量员，对于自己取得这样的资格已经十分满意。事情发展得很快。他被送往瑞士苏黎世的一所理工科大学深造（爱因斯坦曾在那儿亲自任教），一切费用都有人代付，而且极其大方。以后，由于某个苏必斯一力促成，他在马赛生活了两年，在一家最负盛名的公共建筑公司带薪受训。接着，他又在古巴、香港机场和英国工作过。直到那个时候，他才进入王的工作班子。
达席尔瓦和其他人一样称呼雷伯的名字。他对雷伯的尊敬近乎祟拜，可以说五体投地，同时包含着一种有点儿不好意思、然而毫不动摇的友情。
“很好，”雷伯说。“你认为这条路怎么修最合式，就怎么干。跟让·科斯切斯科一起商量。他作了大量的研究，可以补充你的不足。好，特拉雅诺，现在请谈谈港口的情况。你进行得怎么样了？”
雷伯说的是葡萄牙语，不时夹进几句西班牙语、英语或法语，要看他说话的对象是谁，对方懂哪一种或哪几种语言而定。
达席尔瓦展示了另外几张地图，绘制这些地图的人员有从各处罗致来的第一流的专家，他们来自芝加哥的兰德与麦克纳利公司、东京的帝国书院出版社、斯德哥尔摩的厄瑟尔特地图社、斯图加特的蒙达多利—麦克纳利公司和圣保罗大学地理系。
开始有了眉目的港口设在内格罗河边，位于阿拉萨河口西北大约三十公里处。这是总规划中的第三个项目，另外两个港口设施，即使还没有完全设计好，至少已有大致的轮廓了：一个也是在内格罗河边，位于乌巴尔多·罗沙的出生地莫腊以南约一百公里处；另一个在亚马逊河主流岸上，位于马瑙斯以下近依塔皮兰加处。达席尔瓦尽可能精确、扼要、迅速地作了汇报。
他正打算就卡拉卡拉伊的基地（这是最北面的一个，在布兰科河上）补充若干细节…”
雷伯摇摇头，笑道：“谢谢你，特拉雅诺。我最近刚刚去过那儿。你什么时候去里约热内卢？”
“不忙，”达席尔瓦也笑着回答。
六个月前，他妻子带着两个孩子从里约热内卢附近的尼泰罗伊来到这儿，他们的孩子目前已在去年刚建成的学校里念书。所以达席尔瓦并不思念里约热内卢，何况这里的工作又忙。
这时大概是早晨八点钟。随后的两个小时里，雷伯听了两位农学家恩里克·埃斯卡兰特和黄森的汇报。这两人是这样分工的，委内瑞拉人恩里克负责水果、可可、三叶橡胶和帕拉果的栽培，而法籍柬埔寨人黄森则主管水稻种植和牲畜饲养。
黄森是在磅湛省出生的高棉人，象特拉雅诺·达席尔瓦一样，也是依靠由乔治·塔拉斯任主席的基金会提供奖学金培养起来的一名工程师。他和埃斯卡兰特一起曾在马来西亚和菲律宾为三家由韩某开办的公司工作。他从菲律宾带回来一种长粒稻谷ir22，照他的意见，这一品种很容易适应亚马逊尼亚的土壤。
他用他的尖嗓音说：“我预计一年可收两熟，八月份和一月份各一次，这样每公顷大约有五吨收成。”
“巴西的平均产量是多少？”
“每公顷一吨半。除了菲律宾稻种外，我们还要采用从苏里南引进的品种阿帕尼。我们作过的试验效果很好。”
“跟乌韦谈谈粮仓的问题。”
“这事已经落实了，他会在飞机上向你谈这事的。”
乌韦·索别斯基护照上的国籍是西德，但他实际上是东德人。他驾驶一辆自己改装的卡车带着全家老小越过了“铁幕”。在亚马逊尼亚的干部队伍里，他负责有关技术设施、工厂、水坝、电厂方面的事务。他手下有五十名专业不同、国籍各异的工程师。
那天，埃斯卡兰特、达席尔瓦和黄森留在丛林，索别斯基则和德尔·哈撒韦、莫里斯·埃弗雷特登上波音707。德尔·哈撒韦是北美人，负责地下资源的开发，和科尔切斯科在一起工作，不过科尔切斯科更主要的是从事勘探。莫里斯·埃弗雷特是个地理学家，也是北美人，在过去的九年里一直负责协调全部地图绘制工作，还要保持各个班子彼此隔离的状态，不让任何人对总的规划有丝毫的了解。
机上还有一位四十五岁的金发妇女，她举止稳重，长得不算漂亮，但非常能干，她总揽后勤和交通运输大权，任何人（包括雷伯在内）要去任何地方（至少在亚马逊尼亚境内），都得通过她安排。她的小组还掌管通讯方面的事务。就是她，按指定时间把一架西考斯基派往丛林深处一片不为人知的空地。她的名字叫玛尔尼·奥克斯。
707在午前起飞，下午三点在里约热内卢的桑托斯杜蒙特机场降落。这架飞机是在巴拿马注册的，名义上由伦敦女富商埃塞尔·考特开办的旅游公司包租。
迪耶戈·哈斯在里约热内卢迎候。
除了他，还有别人。
若热·索克拉特斯也在那里。但是，迎接雷伯．克立姆罗德的事外界根本不知道。他一向明确规定，绝不允许在机场或其他公开场合举行欢迎仪式或其他形式的集会。下了飞机以后，他的随行人员没有与他同行，而是各自散去，毫不显眼。
“他们就象根本不认识你似的，”迪耶戈打趣道。
他把雷伯领到汽车前，索克拉特斯巳在车里等候，他那装满文件的手提包放在膝盖上。若热是个地地道道的里约热内卢人，生在科尔科瓦多山脚下。他比雷伯稍高一点，那种外松内紧的办事作风和潇洒的气派很象桑塔纳。他从一九五二年起为雷伯效劳。在遇见王以前，他家的财产就已相当可观，以后又增加了十倍。除了葡萄牙语之外，他还能说英、法、西班牙和意大利四种语言。迪耶戈认为他的聪明才智可以比美保尔·苏必斯，甚至跟乔治·塔拉斯不相上下，在迪耶戈眼里，塔拉斯代表了人类智慧的精华（雷伯当然不在此列）。
“安德拉德那一头麻烦很大，”车一开动，索克拉特斯就说。“就象你所断言的那祥，他复职了。他要五十万美元，而且要在瑞士付款。”
离开了机场迪耶戈驾车向右拐弯。这辆老式雪弗莱经过正在举办米罗画展的现代美术馆，颁着弗拉明戈湾旁的海滩驶去。在哈斯后面，雷伯正翻阅着索克拉特斯给他的几份材料。
“你的意见？”雷伯问道。
“我当然不想付，”索克拉特斯说。“他不值这些钱，而且这种做法本身也是不能接受的。我能提个问题吗？”
“可以。”
“你有没有办法治他？”
雷伯继续翻阅，脸上泛着微笑。
“有。他扬言要干什么？”
“他有一个舅舅是spi（印第安人保护局）的大官。安德拉德认为他可以调动整个spi来对付你，或者说，对付他所知道的那些名义上的业主，因为他不知道你的存在。他扬言要掀起一场轩然大波，准备利用的借口是说有人丧心病狂地要搞有计划的种族灭绝。”
那双灰色眼睛的视线慢慢地离开文件，落到索克拉特斯身上。索克拉特斯立即举起手来，示意对方息怒。
“别发火，雷伯。我知道这对你的刺激有多大。我只是把情况如实告诉你。别拿我出气。”
前面已看得见名叫“锥形糖块”的山丘，迪耶戈驾车离开了海边，开始爬坡上拉兰热拉斯和科斯梅维略。科尔科瓦多山不时地出现在建筑物之间，山顶庄严洁白的基督像笔直插入蓝天。
雷伯问道：“他那个舅舅叫什么名字？”
“若奥·戈麦斯·多利维拉。”
雷伯搁下了那些文件，好象对汽车一路经过的拉兰热拉斯街景发生了兴趣；咖啡巨商们在这一带建起了一座座豪华的住宅。这时，迪耶戈从后视镜里瞧见雷伯的眼睛，完全明白那双眼睛的表情：雷伯正怒火中烧。
“说来也巧，这个舅舅拥有好多房地产，有一宗就在这儿附近，是他的一座小小的‘行宫’。瞧，就是那边的一座，种着木槿，有大平台的。我相信，他在圣保罗附近也有一些地产。如果你需要的话，我还可以查出更多。”
“不用，谢谢你，若热，”雷伯极其平静地说。“没那个必要。这事我会处理的。还有别的事吗？”
“一大堆呢。”
迪耶戈正驾车在距离爬山小火车的齿形铁轨不远的科尔科瓦多山坡上行驶。他把车拐进了一座美轮美奂的宅第——索克拉特斯家的祖产（这个家族的姓氏其实比这要长得多）。那里有一个热带花园，里边有猴子，还有许多蓝色和黑色的南美大蝴蝶。迪耶戈把车停在白色的门廊前，让两人下车。他把车交给一个仆人之后，便到放映室里去。他看了《大江东去》和《有人喜欢热的》（这一时期他对玛里琳·梦露很入迷）。《尼亚加拉大瀑布》放到一半时，雷伯出现在门口。
“回家吗？”迪耶戈问道。
“回家。”
汽车下山坡到博塔福戈。夜幕已降，里约热内卢灯火辉煌。这是迪耶戈心爱的一座城市。
“累了吧？”
“是的，”雷伯说。
但他怒气未消。相反，肝火越来越旺。迪耶戈在想：火山就要爆发了。他希望（但不存太大的幻想）能亲眼看一看对安德拉德及其舅舅即将执行的处决。
他说：“我真拿不定主意今晚上要谁，季娜，桑德拉，还是梅莉莎？”
“你已经选定了梅莉莎。”
“难道你就不能装出一点吃惊的样子？妈的。”
汽东穿过新隧道，开上科帕卡巴纳海滩。迪耶戈的家在下一段海滩伊帕内玛，那一带的房屋都不太大，但已有取代科帕卡巴纳位置的趋势。迪耶戈的家在一条清静的街上，那是一座有十几个房间的住宅，科尔科瓦多山把它的一片苍翠之色映照在凸窗上，站在面前能把罗德里戈德弗里塔斯环礁湖的风光尽收眼底。
这住宅由三个活泼、美丽的混血姑娘操持家政，她们的动作步态好象合着桑巴的节拍在翩翩起舞。这就是迪耶戈正常的生活方式，当然，也不排斥额外的刺激。
他和雷伯平平安安地过了一夜。梅莉莎，三个混血姑娘中的一个，是个歌手。她在床上等了很久，不过这在她是家常便饭；其时雷伯又在楼下那间隔音的书房里打着一连串的电话。
第二天早晨，这两个人一起离开那儿前往机场。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2
“我是杰思罗，”那人对大卫·塞梯尼亚兹说。“我想你至少知道我的名字。”
“不是‘至少’，”塞梯尼亚兹回答道：“而是顶多只知道大名。”
他凝视着眼前这个人，自己甚至不想掩饰一下好奇的心情。原来就是这个人日日夜夜跟踪了他十五年以上，面他自己始终蒙在鼓里。从某种意义上说，塞梯尼亚兹感到失望。他本以为杰思罗的外貌比较特别，没想到此人的主要特征就是浑身上下没有任何特别的地方，就连服饰也不惹人注目。
“我有个问题想请教，”塞梯尼亚兹说。
杰思罗戴着服镜的棕色双目变得比刚才更缺乏表情。
“什么问题？”
“两年前，我从雷伯那里得知你不再监视我了……”
他故意不把问题提出来，但这套小小的把戏太幼稚了，结果彻底失败。杰思罗依然看着他，那神气就象侍应部主任在恭候顾客根据菜谱点菜。塞梯尼亚兹只好说下去。
“雷伯……克立姆罗德先生告诉我，说你没有从我身上发现什么。他说：‘重要的什么也没有。’这意味着你还是有所发现的。”
杰思罗现出和蔼的笑容。
“克立姆罗德先生……雷伯事先知照过我，说你可能会提这个问题，还授权我回答这个问题。我可以用一个双名来回答你：伊丽莎白—玛丽。还有日期：一九四一年七月二十八日。”
塞梯尼亚兹大惑不解，极力在记忆中搜索。突然，那件事又在他脑海中重演。那是在波士顿，当时他才十八岁，正在一辆汽车里和伊丽莎白—玛丽笨手笨脚地胡闹……“天哪，我连她姓什么都记不得了？”警察的手电照到汽车里边。他惊慌失措没想出任何聪明点儿的办法，而是朝开着的窗口飞起一脚，把手电筒连警察一起踢得老远，因为当时大卫的位置便于踢这一脚，而警察的位置偏偏适宜挨这一脚。这倒霉的家伙，自然记下了汽车牌照的号码。两小时后，大卫的母亲从床上被叫起来，接着，她又给当参议员的阿诺德舅舅打电话，由他去疏通了关节，这件事才没有被官方记录在案。
事情已经过去了不止四分之一世纪，循规蹈矩的塞梯尼亚兹一想起那个夜晚，还会有一种芒刺在背的感觉。尽管这样，他还是问道：“就这事吗？”
“没别的了，”杰思罗说。“你是一个隐私少得出奇的人，塞梯尼亚兹先生。”
“也许我干过更坏的事，你没有查出来罢了。”
“我不认为如此，”杰思罗彬彬有礼地回答说。“我确实不认为如此。”
雷伯那间屋子包有衬垫的门打开了，雷伯本人出现在门口。
“大卫，万分抱歉。我只需要几分钟。”
杰思罗站起来走进去，随手把房门关上。一个混血姑娘来问塞梯尼亚兹要喝点儿什么。他们靠打手势弄懂彼此的意思，塞梯尼亚兹要了苏打水。那姑娘光着脚在方砖地上踏着叫人神魂颠倒的舞步，离开了屋子。整个下午大约过了一半。塞梯尼亚兹到达里约热内卢已有四个小时多一点。时值四月，没想到巴西的秋天这么潮湿而又这么热，气温接近三十五摄氏度。
他们——雷伯、迪耶戈·哈斯和他——在科帕卡巴纳用午饭时，带着几分酒意的塞梯尼亚兹瞧见海滩上有许多异常迷人的姑娘，身穿小小的黑色游泳衣，整个臀部直到腰际暴露无遗。他还注意到（不过并不那么激动），一些了不起的足球运动员赤着脚在沙滩上踢球，这使他回忆起，童年时代在法国他自己也曾与同学们在让松德塞利踢球。当然，在这些令人赞叹不已的足球艺术家与他本人之间存在着一点小小的差别，就象巴甫洛娃（注：安娜·巴甫洛娃（1881—1931）俄国著名芭蕾舞艺术家）和脱衣舞女之间存在差别一样。
他走出房间，来到平台上，从这儿可以眺望环礁湖和锥形的青山，山顶上竖着一座巨大的基督像。
“塞梯尼亚兹，”他在思忖。“在科帕卡巴纳吃午饭时，你喝的马丁尼太少了……”
他感到烦恼，几乎有点焦虑。一年半前在布鲁克林那座褐色沙石结构的房子里（也就是那个面貌很象夏眠的女画家的家），雷伯开始告诉他这件不得外传的事，并向他描绘他那神话般的构想。在随后的十八个月里，雷伯几乎影踪全无。塞梯尼亚兹见过他两三回，但每回都不超过几小时。黑狗的活动一度非常频繁，尤其是一九六六年，这时也减少了。
一九六九年底，大卫·塞梯尼亚兹对王的财产和业务活动作了一次和十四年前同样的估算。十四年前，他估算出王的身价在十亿美元左右。以下是一九六九年末他做的札记，也是他秘密估价的结果。然而，到最后，在编制克立姆罗德帝国气吞牛斗的决算表时，塞梯尼亚兹没有用上这些数字。
一千六百家公司
雅瓦食品总公司（包括子公司）。价值：十五亿美元。
通讯传播事业、出版、电台、电视台（罗杰·邓恩）：十亿。
赌场业（内华达，巴哈马，波多黎各，大西洋城）。
总经理：亨利·钱斯（奇怪的是，钱斯（其实是克立姆罗德）居然能和迈耶·兰斯基，路·切斯特，迈克·科帕拉以及华莱士·格罗夫等人和平共处，这使塞梯尼亚兹大为震惊。这种局面得以维持很长时间，多亏艾比·列文的大力周旋，而列文在当时得到达一些“金融家”的部分支持，对于这些“金融家”，联邦调查局和中央情报局颇有微词。）
旅馆系统：三个；汽车旅馆系统：六个；
铁路和航空公司。
舰队：六百五十万吨。
造船业：在九个国家拥有股权
炼油厂（苏格兰，委内瑞拉）在加利福尼亚和墨西哥的公司里拥有股权。
近东和中东的权益（奈酉姆·沙哈则）。
银行和金融部门。保险公司（菲利昔·范登伯格）。
房地产（美国、欧洲、南非）。
矿产（南非）。
采煤（澳大利亚、加拿大、阿根廷、玫利维亚）。
金矿、银矿（落矶山脉）。
这一切都由塞梯尼亚兹掌管，只要其中任何部分有这样的需要。事实上，所有这些业务都组织得有条不紊，只消稍加管理就够了。
塞梯尼亚兹估计，到一九六九年年底，王的财产在一百亿到一百一十亿美元之间。
这台机器远远没有把它的效能发挥到顶点。如果雷伯·克立姆罗德继续给它以有力的促进，而不是开始吃它的利润，还可以达到一些更加惊人的数字，二百亿，二百五十亿，兴许三百亿美元。
这一千六百家公司中的每一家，哪怕是在王的事业中最不起眼、出息最小的，也足以构成一个普通人很高的身价，使他在公园大街、棕榈滩或斯科茨代尔的左邻右舍眼里成为一个阔佬。
所有的王臣个人都是赫赫有名的大富翁，活动情况经常见诸报端。
“大卫！科尔科瓦多多么令人陶醉，这点我能理解。不过现在我准备和你谈正事了。”
雷伯安详的语气令略带几分调侃。塞梯尼亚兹抛开正在盘算的事情，转过身来瞧见雷伯身穿游泳农、拿着一条毛巾站在门口。
杰思罗悄然无声地消失了。塞梯尼亚兹再也没见到他。
“对不起，刚才我出了神，”塞梯尼亚兹用平淡的口吻说。
“到大西洋里去泡一会怎么样？看看浪头能不能把我们打翻。别带任何值钱的东西到海滩去，不然会被偷走的。”
“我们就穿着游泳衣过街？”
“我们是在里约热内卢，”雷伯笑着说。“不穿游泳衣，人家也许会拦住我们。而且你穿着游泳衣就不用打领带了。”
一小时后，他在桌上摊开一幅地图。这是一幅令人惊叹的镶嵌图；原先的河流、国界和州界、城镇、村庄、较小的居民点以及公路线几乎全被抹掉或己退色。
取而代之的是许多红色、蓝色、紫色、黄色和绿色的塑料条条片片，象七巧板似地拼在一起。总共恐怕有四百条。
“这幅地图比例是多少？”塞梯尼亚兹问道。
“一比一百五十万。不过我当然还有更详细的。”
“这些地图外面有卖吗？”
“从理论上说，它们并不存在，大卫。就连这个国家的政府也不知道有这些地图。我往下说好吗？”
那只晒黑的大手移动着。
“这儿，秘鲁……就在这儿，有一个大村庄，叫本哈明孔斯坦特。这儿是三个国家的边界：秘鲁、哥伦比亚、巴西。往北走是委内瑞拉。这是内格罗河，这是布兰科河……这条灰线是赤道。朝东北方向是圭亚那共和国，原来是英属圭亚那，去年宣布独立……这是图穆库马克山脉。我们将从山上飞过，那些山可真够瞧的。我曾徒步越过那地方……苏里南，原来的荷属圭亚那，目前已取得内政自治权，早晚会成为独立国家……最后，是法属圭亚那，看来你的法国表亲们要在那儿建立一个火箭发射基地，也许是明年，地点选在库鲁……
“大卫，这极其简单。凡是绿色的就表示契据已经到手，没有纠葛。黄色表示已经买下，但由于种种问题，还不能认为已经完全定局。紫色表示正在洽购中，不应该有任何问题。蓝色也表示在洽购中，不过困难可能大些，需要花更多时间和更多的钱。最后，红色代表那些同样由于种种原因原则上无法到手的土地（说是不卖的也可以）。不过这并不表示我们已经死了心。”
十八个月前的原话在塞梯尼亚兹头脑里记亿犹新。在那间面向东河和曼哈顿的白色小书房里，雷伯曾说：“我在那里买下了一些土地。”
一些土地！
“雷伯，你是不是真的把这些全都买下了？”
“是的。”
从那双灰色的眼睛看不透他的心思。那里没有分毫嘲讽的迹象，也没一丝笑意。
“都是按照你一贯的办法，由别人出面买下的？”
“是的。”
“除了你信任的那些人外，没有人知道所有这些买主只是一个人？”
“没人知道。”
“连有关的政府也不知道。”
“对，连这些政府也不知道。”
“你有没有用过间接受托人？”
“一百十一人。”
“这些人又都听命于直接受托人？”
“有三个人主管此事：巴西人埃默森·科埃略和若热·索克拉特斯，阿根廷人海梅·罗查斯，科埃略不久前死了，由他的儿子接替。三人中若热是最重要的，所有的行动都由他负责。”
塞梯尼亚兹心想：那么，这儿的王臣就是若热·索克拉特斯了，只是我还没有他的档案。
“你不久就要接待杰思罗的一个信使，事实上，等你回到纽约，他也就到了。那人将给你一个文件夹，里面是这三个人的档案，尤其是若热的。这些档案其实没什么内容，几乎跟你的一样。”’
他的语调仍如以往一样平静、谦恭，但有一点是毫无疑间的：从雷伯身上再也看不到那种自我克制，那种近乎挖苦的超然态度；自一九五〇年以后，他一直是这样经营他的事业，宣布新的发展计划的。
除了乔治·塔拉斯和迪耶戈·哈斯外，就数塞梯尼亚兹对他面前这个人了解得最多。如今，他发现那种克制和超然都不见了，这一点本身就足以引起塞梯尼亚兹浓厚的兴趣。何况眼前还有这一摊子稀奇古怪、五颜六色的塑料片，其中绿色明显地占着统治地位，比其余各种颜色加在一起还要多。
当然，塞梯尼亚兹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雷伯，我们现在谈的这一地区面积有多大？”
“你是说全部吗？”
塞梯尼亚兹摇摇头。
“这么多颜色都把我给闹糊涂了……”
“绿色，”雷伯说，“单单绿色：四万七千平方公里。这部分还得加上黄色的：二万七千。紫色的么，估计有百分之四十成功的可能，把握不大，一万四千平方公里。蓝色的地区可能有七千五百多平方公里。另外，大卫，我还要从红色的地区中划出两千到三千平方公里加到总数上，尽管红色表示无法购买，但我相信希望总是有的。这样总数就是九万八千平方公里。”
塞梯尼亚兹对这种面积单位很不习惯，他努力把平方公里换算成平方英里，再换算成英亩，可还是稀里糊涂。雷伯笑了。
“大卫，也许你需要一个基数作比较。我劝你放弃这会儿你大概正在进行的心算，让我告诉你：这一地区的面积大致相当于马萨诸塞、佛蒙特、新罕布什尔、罗得岛和新泽西五个州加在一起那么大。而且，只要运气不是太坏，我还能增加一个特拉华州，也许还有一个夏威夷的面积。要是拿欧洲国家或世界上其他国家来比，那么可以说比葡萄牙或奥地利还大，与突尼斯不相上下。或者再打最后一个比方，它有瑞士、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加在一起那么大，可能两年之内还要超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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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3
迪耶戈·哈斯无意中听见，雷伯与若热·索克拉特斯的谈话中提到安德拉德和他舅舅戈麦斯·多利维拉的名字。迪耶戈曾想亲眼看一下他所谓的对那两个人的“处决”（这是比喻的说法）。实际上，事态的发展使迪耶戈对之几乎一无所知而且，除了索克拉特斯外，倒是大卫·塞梯尼亚兹成了最了解全过程的人。
首先，大卫于抵达里约热内卢的第四天，在雷伯的桌子上看到一些照片。雷伯既然把照片留在案上，这意思已经自明，但他还是补了一句：“请看看这些照片，大卫。”
照片至少有六十张，尺寸是40cmx30cm。照的全是印第安人，男女老少都有，不是被置于死地，就是遭严重摧残，这种灭绝人性的野蛮，令人发指的残忍，使纽约人塞梯尼亚兹脸都变白了。
“这太可怕了。”
“还有呢。我知道，大卫，这不会使人愉快，但我还是想请你看看。”
相比之下，后面的一些照片在某种程度上不那么叫人难以忍受。有几张拍下了各种各样的死尸堆，每一堆有几十具尸体，也是死在一起的男女老少。当然，这些不是最惨不忍睹的。另外几张拍的也是死尸堆，但旁边围着许多人，有些人显得兴高采烈，从油罐里往外倒汽油……
……然后是扔火炬，一边摆好姿势等别人照相。
“还有第三组照片，”雷伯说。“在铁柜子里右边的架子上。大卫，请你也看一下，我不会无缘无故叫你看这些照片……”
第三组照片上的印第安人都被麻疯病折磨得面目全非，样子可怕极了。
“大卫！这使你联想起什么没有？”
“毛特豪森。”
“对，除了麻疯病外。大卫，这就是一九〇六年以来人们所谓的印第安人保护局。我不是说，所有过去或现在为spi工作的男男女女都是狠心狼和虐待狂，就象干出你刚从照片上看到的勾当的那些人一样。我只是说，spi里的狠心狼和虐待狂人数之多是异乎寻常的，远远超过任何一个人类团体中狠心狼和虐待狂所占的比例，不管他们是什么肤色，说哪种语言，信仰或不信仰哪种宗教，奉行或服从什么样的政治制度。我用‘狠心狼’和‘虐待狂’这两个词，实在是因为我找不到其他更确切的词来表达我的愤怒之情，尽管我能说许多种语言……”
他的双目流露出那种迷离恍恼的眼神。
“我不爱说话，大卫。除非接触到具体的事情，比如我得叫别人买我的东西或卖东西给我的时候。说真的，我不爱说话……”
他停了下来。
“请原谅，我不想伤你的感情。你这个人正常得反常。就连杰思罗最终也承认了这一点。我把一项工作交给了你以后一分钟也没有后悔过。你的工作做得很出色，去年你又把我几乎所有公司的财政管理工作接了过去，从而使我更加感激你。不过我还想派你别的用场，大卫。我要用你……用你的正常作为一块共鸣板，来测定我的梦想，或我的蠢念头。
“我不讲大道理。这件事涉及的两个人中一个叫安德拉德。他居然企图对我们进行讹诈，手法拙劣得很。我本想跟过去处置别人一样按正常的方式处置他。但他施展了唯一能把我真正激怒的手段。他威胁若热·索克拉特斯，说要请他的一个舅舅干预此事。他舅舅就是那第二个人，名叫戈麦斯·多利维拉。戈麦斯是印第安人保护局的大官。我布置收集有关他的情报刚才已经收到了。”
“是杰思罗提供的。”
“也可以这么说。这些情报有一部分就在你面前，大卫。这些焚尸的人是觅宝者，专在丛林里寻觅黄金和钻石。若干年前，我跟他们有过一些旧账，但那时我没有设法进行报复，因为他们都是些穷鬼。这次并不是我个人被卷入纠纷。但我还是感到愤怒，非常愤怒，大卫……”
这些话与说话人轻柔的声音、和蔼的笑容形成强烈的对比……
“我们已查出照片上那些作恶的人。我们已经知道他们的姓名、年龄、家乡，尤其是已经知道谁为他们提供了装备，给了他们从贝伦到塔帕若斯河的盘缠。我们甚至掌握了收据。这些收据是里约热内卢一家公司的职员找到的。该公司的主要股东之一就是若奥·戈麦斯·多利维拉，印第安人保护局的大官，八个月前，他把八十七万五千美元转到了拿骚一家银行的账户上，我们已弄到了他的账号。同样，我们也掌握戈麦斯·多利维拉先生的所有底细。他可远远不如你那么清白，大卫。差得远了。”
“你打算拿他怎么样？”
“印第安人保护局是在本世纪初由一个名叫马里亚诺·达席尔瓦·隆东的人建立的，他是个单纯而慷慨的理想主义者。他的理想至今还后继有人，有些就在这个局里，他们的精神可嘉。但我不是个理想主义者，至少不是那个意义上的理想主义者。那些觅宝者共有三十八人，组成了一个十恶不赦的纵队。他们杀人计划的第一步是发放拌了毒药的面粉和食糖。然后由一个医疗队——你没听错，是医疗队，大卫，里面有两个医生——通过接种病苗的手法使九百个印第安人染上麻疯症。对幸存老则用机枪、凝固汽油弹和毒气搞大屠杀。这些我没有丝毫的虚构，每件事我都有证据，你可以核实。事实上，我正希望你能核实一下。我对你说过，你是我自己的感情的测量仪。”
“别让我来做这件事的法官。”
“我不要你做法官。我只是要你以一个没有偏见的证人身份注意即将发生的事情。”
若热·索克拉特斯把以后发生的事情称为“死之舞蹈”。大卫·塞梯尼亚兹注意了它的每一个不同的阶段。继一九六九的第一次巴西之行后，随后的几年里，他又去过多次，最多时一年去五次。
实际上，他把这出死之舞蹈一直看到结束。在十六年多的时间里，他一直是台“登记机器”，把他收到的所有信报归档备案。每次与雷伯全面，在一起总呆不了多久。有时侯接连几个星期没有雷伯的一点消息，以致塞梯尼亚兹有好几次竟然以为雷伯有可能永远消失，或者因为他从此不愿再露面，或者因为他死了。
没有一家报纸、电台或电视台会有兴趣报道一个默默无闻的克立姆罗德死亡的消息。何况，首先得有人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谁会这么做呢？哈斯？除非他比雷伯晚死，看来这是不太可能的。再说，要是王事先没有就这种可能性给他特别的指示，哈斯也绝不会告诉任何人的。
许多王臣都有这种忧虑。有一天，奈西姆·沙哈则路过纽约，也向塞梯尼亚兹表示了他的担心。他已有五个月没见到雷伯了。塞梯尼亚兹把自己上星期还见过雷伯的事告诉奈西姆，这才使他放心。其实，塞梯尼亚兹说的不是真话：他最近一次见到雷伯是在好几个星期之前……
只有乔治·塔拉斯一点也不为这些事情着急。他嘲笑塞梯尼亚兹忧心仲件。对塔拉斯来说，王是永生的……
从一九六七年起，情况发生了变化。
塞梯尼亚兹的职能从他自称的“文牍”变成了全权总管。他要负责经营管理，有些事情还得作出决定。这就需要与雷伯保持更密切、更经常的联系。于是，一项新的程序制订出来了，一切都得通过“必由之路”，由迪耶戈·哈斯管这个口子。
说来相当奇怪，这段时期他们的私人关系反而不如从前那么好。也许是因为毛特豪森在他精神上留下了永远抹不掉的伤痕，也许因为他的心灵长起了一层冷酷的、几乎是可恨的虱子。更主要的是，雷伯发誓说他无限热爱印第安人。在波哥大事件之后，他就是在印第安人中间找到了栖身之所。
“即使夏眠还活着，”塔拉斯说，“他也宁愿做个离群索居的人。”雷伯只有跟沙马塔里人生活在一起、自己成为他们中的一员的那些日子，才是他真正获得安宁的时刻。每当他觉得需要“沾点儿地气”的时候，他就回到他们那里去。塞梯尼亚兹仍然觉得感情上受到某种伤害。
“只有在这一点上，我们意见没法一致，那就是印第安人。还有他对他们的态度。象其他数百人一样，我也受到王的迷惑、引诱和摆布，他经常惹我恼火，有时候，我几乎要恨他了，当然这种情况是极少的。他激起别人这种极端的情感，完全由于他自己处事失去了分寸。事实上，从一开始，在他想为印第安人做的事情和他实际为他们做的事情之间，就存在着可悲的矛盾，站且不说他对印第安人的热爱是否真诚，这一点尤其重要。正因为如此，他才对戈麦斯·多利维拉如此心狠手辣。我倒不是对此人的遭遇感到什么遗憾，他是人类渣滓，这点毫无疑间……但毕竟……”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4
根据索克拉特斯和塞梯尼亚兹所述（他们在各自的叙述中对这一点的说法是一致的），负责这项行动的人叫普罗瑟（未必是其真名）。塞梯尼亚兹认为普罗瑟是某个“行动组”的头头，这个组与杰思罗的调查组互为补充。塞梯尼亚兹坚信有这么一个组织存在。这样就能解释如下的事实；企图利用自己所处的地位中饱私囊的初级受托人和中级受托人为数极少极少。
证券经纪人的名字叫马西约。一九六九年五月初，普罗瑟与此人接上了关系并把他收买下来（实在找不出别的字眼来表达）。他给若奥·戈麦斯·多利维拉当过十五年投资顾问。杰思罗的调查证明，他与纽约的一家公司、伦敦的一家公司以及苏黎世的一家经纪行合作，在国际金融市场上从事投机活动。
这项调查就象x光一样准确，对戈麦斯·多利维拉的财产状况也作了透视。他的主要收入来自他作为钻石买卖居间人的活动。他还拥有一些继承来的不动产，里约热内卢的拉兰热拉斯一带有一所“行官”，蒂茄卡森林附近有一座乡村住宅；在圣保罗州还有一座三百五十公顷的茶树种植园；面朝科帕卡巴纳海滩的一栋新大楼里有两套大公寓（业已出租）。这些是正式用他本人名字占有的财产。此外，在拿骚某银行一个秘密账户上还有近一百万美元，在美国有两栋小楼，借的是巴哈马一家公司的名义。
第一阶段是布置诱饵。证券经纪人马西约找到并告诉戈麦斯，根据刚收到的机密情报，他得悉股票市场上将掀起一场有巨大吸引力的投机风潮。
“我指的是‘国际电气公司’的股票。你一定听说过这家公司。我已按惯例把背景材料寄给你。该公司情况良好，经营有方。做这种股票真是十拿九稳。我的消息来源告诉我，这种股票不久就要成为公开收购的目标。因此行情看涨。我自己也要买进。我把这个可靠的消息通给你是想让你捞一票。这是一次短期行动，三个月……”
戈麦斯采纳了他的主意，并且为此而感到高兴。尽管马西约所说的公开出价收购一事没有实现，然而，由于受到几家大财团不断买进的影响，这种本来不算热门的股票，在过去的几个星期里也一直坚挺。
第二阶段是吞饵上钩。
“听我说，”马西约按照普罗瑟的遥控指示开导戈麦斯，“你已经赚了近十五万美元，可以就此歇手。我要是你的话，我不想歇手。我自己又干起来了。我在纽约、伦敦、苏黎世的消息来源都敢向我担保，这股势头并没有过去，行情继续看涨，那些财团还没有到此为止。我相信大干一场的时候到了。你愿听听我的意见吗？你可以在六个月里赚到两百万甚至三百万美元。是的，六个月。唯一的条件是你要同意在六个月里购买大量的国际电气公司股票，并准时付款。”
“风险如何？”
“风险跟一般没什么两样，”马西约解释说。“大不了增收保证金。不过，由于这种情况要到接近终点时才会发生，你可以相信我，目前是没有危险的。我已经向你解释过，增收保证金是怎么回事，比方说，你发出一张预购单，要买进一千万美元的股票，为使股票经纪人接受你的定单，你得付给他一笔保证金。因为是你要买进，我也许可以通融一下，只要你付这笔交易实际金额的百分之十。这样你只要拿出一百万美元。六个月后，你就有权购买一千万美元的股票，到那时，这些股票的价值已经涨到一千二百万或一千三百万，甚至一千四百万美元。六个月之后，只要办一些转换单据的手续，你就能把你买下的股票当天以一千二百万、一千三百万甚至一千四百万美元的价格卖出去。你可以用卖得的款项付清买进的帐单。一进一出，你将赚到二百万、三百万甚至四百万美元。这非常简单。”
“可是增收保证金又怎么说呢？”
“可能性总是存在的。”马西约的语调使戈麦斯放心。“从理论上说是如此。如果行情波动，在六个星期内风险可能超过你的保证金数额，那么，股票经纪人就会向你提出调整的要求。但是，坦率地讲，若奥，我看这种局面不可能发生。这种机会二十年才能遇到一次。我很了解奈西姆·沙哈则这个人，就是他和美国人范登伯格以及我们的同胞索克拉特斯一起，准备策动公开收购国际电气公司的股票。他是黎巴嫩人，第一流的金融专家，能够调度五六十亿美元，所有的产油国酋长都是他的后盾。干与不干悉听尊便，反正这一回我是豁出去了。”
“我没有一百万美元。”
“那太糟糕了。你也知道，我把我的一切统统押上去了。我甚至把我在尼泰罗伊的房子都作了抵押。你为什么不这样做呢？你有那座茶树种植园。还有你的两套公寓。我还没把你的秘密存款算进去，你这个家伙肯定是有的。若奥，时间是最要紧的。难道你想找家银行来资助你不成？早晚一天出入就很大。捷足者先得，后来者向隅。”
那家接受抵押的银行总部设在圣保罗。代表银行办这项手续的是该市最大的法律事务所之一（已故的埃默森·科埃略创办）。
在马西约的怂恿下，戈麦斯·多利维拉向纽约一家证券经纪行发出了一百零六万美元的定单，这家公司与雷伯·克立姆罗德显然毫不相干。
第三阶段在一个完全不同的领域进行。大卫·塞梯尼亚兹和若热·索克拉特斯无法断言，王在这里起了多大作用，如果他的确显过神通的话。巴西人索克拉特斯（尽管是巴西人）倾向于认为是他显了神通（但拿不出任何证据）。“十多年来，许多人种学者、各种学科的专家以及宗教领袖，一直在提请各界人士注意印第安人保护局的所作所为。在这以前，政府没有听到过任何抗议。反正这一点已是既成事实，巴西利亚当局正在着手组织一个调查委员会，其结果最终将导致spi的解散，由fuhai（全国印第安人保护会）取而代之。”
还有一个既成事实：在低级官员中，有一百人遭到撤职和审讯，另外几百人被降级或调往别处。
若奥·戈麦斯·多利维拉没等spi被解散，就主动辞职了。他觉得有必要举行一次记者招待会来为自己的辞职辩护一番。他在招待会上说：“我的姓氏一向受人尊敬，我所属的家族在这个国家的历史上素享盛誉。现在，这个姓氏被玷污了，我感到愤慨、震怒、羞耻。我的名声甚至是在不自觉的状态中被一些卑劣的行径玷污的，对于这些行径我当然一无所知。如果我知道的话，我会立即采取措施……”
其时，塞梯尼亚兹回到了纽约。那年夏天，他收到了几份剪报的译文和影印件，没有任何附函。剪报的内容就是戈麦斯·多利维拉那些冠冕堂皇、“义愤填膺”的话。塞梯尼亚兹记得自己当时吃了一惊：一切迹象表明，戈麦斯将能体面地渡过这一关。
第四阶段的舞台在伦敦。德比尔斯矿产公司的贸易机构“中央销售组织”(cso)在伦敦举办粗钻石出样展销。说到粗钻石的流通，cso控制了百分之七十的世界市场。他们销售的粗钻石主要来自南非、苏联和中部非洲。当时，该组织的年成交额为二亿多美元。销售仪式是一成不变、郑重其事的。客户来自世界各地，人数极少，都由cso自行挑选，否则不得入场，这些客户的名声必须绝对清白。他们被安排坐在一张转台前，向他们展示的粗钻石都是成批搭配好的，每批价值在一二十万美元之间。讨价还价是不行的，只能选择要哪一批。对每一位客户希望至少能买一批。
戈麦斯·多利维拉也是这些客户之一。
档案送到了六个不同的地方，每次都由一个匿名的信使递交。每个卷宗上都有塞梯尼亚兹相当熟悉的字样：“绝密。面交收件人。”卷宗里的东西完全相同：三张照片，是从克立姆罗德给塞梯尼亚兹看过的那些照片里选出来的，另外三张则是觅宝者的头目跟戈麦斯·多利维拉的合影。一些文件的影印件表明：这个觅宝者已为戈麦斯干了十四年，那两个负责接种病毒的医生从他那里得到过报酬，这项住务完成后，他亲自把他们送上飞往拉巴斯的班机；飞机票是由贝伦的代理处发售的，算在戈麦斯的帐上，就是这个觅宝者长期受雇担任圣保罗州种植园的监工，尽管在那里谁也没有见面过他，而且他的薪水非常高，相当于一万二千美元一年，还有，这个戈麦斯·多利维拉还曾先后两次乘坐一架小型飞机在大屠杀现场上空飞过，向他的助手就他所谓的这次“行动”问了许多问题（“附上贝伦一位法官收到的飞行员的证词”），戈麦所·多利维拉和一家总部设在瑞士的欧洲公司有书信往来，这个巴西人在大屠杀后第四天写的一封信上说，“道路已经扫清。”
第五阶段是初次增收保证金。这次增收金额为二十五万美元，必须立即交付纽约的经纪行。戈麦斯·多利维拉被cso冷冰冰地逐出成员经过严格挑选的钻石客户俱乐部后，已经极其难堪，这会儿又一次遭到命运的迎头痛击，不免产生一种末日来临的感觉。马西约费尽唇舌才说服他在几小时内廉价卖掉他的第一批祖产，以便凑齐这笔饯。
第一次增收保证金是一九六九年十一月十四日。第二次（百分之十，也就是十万美元）是同月二十四日。第三次是圣诞节前夜；第四次（又是百分之二十五）是一九七〇年一月十九日。马西约说：“若奥，你要么付钱，要么宣告破产，失去你迄今所投资的一切。你一定在什么地方有过疏忽，否则，纽约的那些经纪人怎么会知道你在美国有房地产？反正我比你也好不了多少。要不是我在马瑙斯的舅舅答应帮助我，我早就破产了。不过我开始看见隧道尽头的光明了。我们会渡过这一关的。这个奈西姆·沙哈则真是个魔鬼；他拼命压低市价，以便随后全部买进。我们只要坚持下去，会有出头之日的……”听了这番话，戈麦斯把巴哈马银行里的存款全部提出来付这些增收的保证金。
与此同时，香港一家以韩某为代表的金融机构，把手中持有的国际电气公司股票全部抛售出去。以法国人苏必斯为首的欧洲某财团也如法炮制。接着又有一些持有大量股票的墨西哥人步其后尘，把他们纠集起来的是一个名叫弗朗西斯科·桑塔纳的人……
“若奥，我们必须等待。瞧，这家美国财团在买进，那是范登伯格财团。尽管是低价买进，但毕竟是在买进。这就意味着他们对国际电气公司也有信心。现在只是个时间问题……”
一月三十日，第五次增收保证金的通知来了，这回是百分之三十。
第六阶段新闻界插手了。报纸津津乐道地在同一版上并排列出戈麦斯·多利维拉离开spi时冠冕堂皇的辞职声明和“本报记者调查结果”。全世界的通讯社纷纷报道这件事情。巴西各报几乎无一例外地发表了与德比尔斯公司及其贸易机构所收到的内容相同的文件。
第七阶段由国际法提供帮助。由于种种因素凑在一起，从屠刀下被救出来的印第安人全部由美国某慈善机构加以照料，主持该机构的是一位名叫乔治·塔拉斯的原哈佛大学教授。尽管已对这些不幸的人施诊给药，其中仍有一大批因伤势过重而死去。那几架把他们救出来的医疗飞机，不仅把他们送到巴西的其他地区，还送到了别的国家，尤其是美国。那些在巴西境外的印第安人之死，是在巴西国土上遭到野蛮虐待的结局，根据国际法，戈麦斯·多利维拉犯有“违背人道罪”。在候审期间，他的护照被吊销。
其实这并没有必要。他一夜之间就变得象门格尔那样臭名昭著。如今连出租汽车司机也会拒绝这样一个人搭车，即使他还付得起车钱。
第八阶段，也就是最后阶段，特别使塞梯尼亚兹毛骨竦然，因为他觉得这种做法实在冷酷无情、凶狠毒辣。
安德拉德把钱都借给他的舅舅去做那笔倒霉的投机生意，自己也落得一文不名。戈麦斯·多利维拉当时在他的外甥家里栖身。一九七〇年四月，他家的房屋门前出现了第一批印策安人。他们不过二十来人；没有任何举动，只是站在那里，保持绝对的安静。这些印第安人不分昼夜，轮班站在那里，以确保这种不可思议的伫立监守万元一失。
接着，他们的人数开始慢慢地增加，不久达到了一百人。警方曾两次出面干预，不许他们呆在那里，人群乖乖地听凭警察把他们关押起来。但是，他们一走，立刻又有另一批印第安人来接替他们。戈麦斯企图甩掉地们，每次都没有成功。末了，他躲到离里约热内卢将近一千公里的库里蒂巴以南的一个村子里，而印策安人始终紧随不舍，所需的各种费用对于他们显然不成问题。
最后，戈麦斯·多利维拉往嘴里开了一枪，自杀身亡。那些印第安人这才退兵收场。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5
一九六九年是具有决定意义的一年，这样说有好几条理由。
首先，雷伯·克立姆罗德在这一年里以自己的名义买下个企业。
这个消息太惊人了。塞梯尼亚兹得悉此事，简直目瞪口呆。
“我几乎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和耳朵，”他说。“你是说，你平生第一次成了某个企业的正式业主？”
“也可以这么说，”雷伯答道。
他和塞梯尼亚兹一起在秘鲁共和国路一家烤肉店吃了午饭。主菜是一大块牛排，用巴西人的话说“烤得不太熟”，那意思就是很嫩很嫩的。到吃甜食的时候，雷伯提出一个出人意外的建议。
雷伯说：“要是你不在意的话，我们换个地方去用甜食和咖啡。”
他带着这位纽约客人走过两条街，来到伊拉里奥戈韦亚。在一家糕点铺前，塞梯尼亚兹的心差点儿停止了跳动。只见招牌上用十种文字赫然写着：“雷伯食品店——维也纳与蒂罗尔特色糕点”。
店堂内顾客盈门，但有一张桌子空着，显然是特意留着的。雷伯漫不经心地拿起糕点品种的单子，但并不朝它瞥一眼。“你想吃点儿什么？apfelstrudel怎么样？这是苹果千层酥。或者milchrahmstrudcl？这是一种用凝乳、奶油和希腊葡萄干作馅的夹心饼。尝尝sachertorte怎么样？这是带杏子和果冻的巧克力蛋糕。quetschen—knodeln这种冰糖杏仁元宵的味道美极了。要不，尝一个‘修士醉’吧？这是杏子酱小面包卷，里面的葡萄干是用酒烹制的。如果顾客自己不点，这里会向你推荐ischler—tortchen，也就是著名的伊绪尔小馅饼，这是众所周知的世界名点。”
他望着塞梯尼亚兹，神情就象一个毕恭毕敬的侍者，但是那双浅色的眼睛里却闪耀着忍俊不禁的笑意。
接着，至少有六个金发梳成辫子、笑得怪可爱的姑娘来到他们两人的桌边。她们就象美国影片《音乐之声》中的特拉普一家子，其中最小的几个吻了克立姆罗德的双颊，顺便也吻了塞梯尼亚兹。
“她们是我的合伙人。”雷伯说。“我们正在考虑扩充业务。我们已经在伊帕内玛和市中心成立分店，现准备在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北面的旅游胜地佩特罗波利斯再设分店。泰雷索波利斯也是我们考虑的目标，那是一个登山运动点，环境十分优美。济塔、玛丽亚、雷吉娜她们想搞联营系统，可是我还没打定主意。我的股份只占百分之四十，不是我说了算的。而且，那样做风险很大。兴许还是向银行借钱来得明智些。你看怎么橡大卫？你是实业家嘛。”
显然，现在王的心情好极啦。
就塞梯尼亚兹所知，这是第一个迹象，表明雷伯十九年前抵达纽约时开始的这场披荆斩棘的奋战，暂时告一段落。
也就是在这一年雷伯开始缕述他的往事。他并不按年代顺序讲，而是在你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猝然跳到逝去的岁月。他随时随地都可能打开话匣子，然而多半是在坐飞机夜航途中。他会一下子说起二十或二十五年前他少年时代或青年时代初期发生的某件事情，而且从来不交代前因后果。
他只有两个真正的知己：乔治·塔拉斯和大卫·塞梯尼亚兹。他们两人也是多年后才打破王在他们之间形成的隔阂，决心交流各自知道的情况。他们把雷伯零零碎碎分别对他们讲的往事拼凑起来，再加上其他知情人讲的故事，总算还给雷伯的经历一个庐山真面目。
也是在一九六九年，塞梯尼亚兹乘坐那架西考斯基大型直升飞机，在亚马逊尼亚上空飞了三天，行程远至哥伦比亚的大草原和委内瑞拉的领土。西考斯基沿着瓜维亚雷河和奥里诺科河的流向的作低空飞行，直到阿塔瓦波的圣费尔南多镇。就在这次航程中，雷伯语调缓慢、神情淡漠地回忆起一九四七至四八年间那次冒险远征的经过，谈到他怎样沿奥里诺科河溯流而上，怎样翻越帕里马山，怎样结识瓜阿里沃人，然而，对塞梯尼亚兹来说一九六九年之所以具有决定性意义，是因为这一年他终于知道雷伯在亚马逊尼亚创建的是什么事业。在这之前，他听到这项不再是一张蓝图的事业规模如此宏伟，已经大为惊讶，半天才定下神来。更叫他惊讶不已的是，在雷伯着手并且完成这一番事业的过程中，他对王的事务几乎无所不晓的塞梯尼亚兹竟什么也没有察觉。
雷伯没有引起任何人的疑心，也没有招致任何有关国家的政府反对，独资买下了这些地产。塞梯尼亚兹没那么天真，他完全想象得出，在这过程中少不了有人渎职舞弊。然而这还不足以解释一切。
“我在缔造一个国家。”雷伯说过。早在一九五四年若热·索克拉特斯就开始为克立姆罗德购买土地，据索克拉特斯讲，埃默森·科埃略在他之前就为雷伯做这事了。当时，那些土地的面积已有七十万公顷。
从塞梯尼亚兹掌管的契据来看，第一批土地是一九五〇年买下的，即雷伯走出丛林前往美国的时候。这些土地是乌巴尔多·罗沙用卖钻石的钱买下的。罗沙对此绝口不提。虽说守口如瓶素来是所有王臣的特点，可是罗沙这个出生在莫腊的混血儿，却在这方面保持着打不破的记录。
不过一九五〇年克立姆罗德还不曾梦想要建立一个王国。他早年购买这些土地兴许只是为了保证自己和沙马塔里人能够在他们生活的区域名正言顺地拥有一部分土地。
埃默寐·科埃略在第二轮土地交易中充任代理人。这次买下的土地原先都是属于一个传奇性人物的。他是巴西国民警卫队的一个上校，从前当过橡胶工人，后来成了参议员，名叫若泽·儒利奥·多利维拉不过他和戈麦斯·多利维拉没有亲戚关系。从十九世纪末到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这位儒利奥上校凭着旺盛的精力和无可否认的勇气，以暴力和贿赂手段在亚马逊河北岸为自己建立了一个小小帝国。他后来得了麻风病，于是在一九四八年将全部家当一古脑儿卖给了一个由巴西商人和葡萄牙商人组成的财团。科埃略（他于一九六六年去世）用二百二十万美元从他们手里买下了大约三百万公顷土地。这些土地是分期买的，所以索克拉特斯刚接手这方面的事务时，只知道已经买下七十万公顷。这虽然是最重要的一笔买卖，却不是唯一的：这位圣保罗的律师还用其他公司的名义（总共三十八家）在巴西北部这一广袤无垠的地区买下许多地皮和种植园。
从一九五六年开始，来自布宜诺斯艾利斯的阿根廷人海梅·罗查斯也在哥伦比亚和委内瑞拉这两个同样操西班牙语的邻国从事类似的买卖。他分期分批买下的土地差不多有一百八十万公顷。
若热·索克拉特斯那时候已经干了起来。尽管如此，他经手的交易主要在一九五六年以后，也就是雷伯·克立姆罗德又走出丛林发动他的“第二轮攻势”的那个时期。例如内格罗河与布兰科河之间那一大片土地的交易，就是这时经手的，这批土地的契据可以上溯到一八九三年，面积达二百六十万公顷。
罗查斯分期分批买下的土地将近有一百八十万公顷。
就这样，从一九五〇年开始的这项规划，到一九六九年几乎已经完成。最多再用两年时间，历时二十一年之久的耐心征服大业就将功德圆满。索克拉持斯和罗查斯的事务所仍在继续经手土地的交易，土地面积较小的买卖则由圣保罗的一摊子去办，因为那里的负责人科埃略死后力量有所削弱。
在土地交易中使用了一百十一家公司的名义，其中至少三分之二是（或表面上是）巴西公司；允是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法律中的可乘之隙，甚至国际法中可钻的空子，都被利用了。结果和预想是一致的：在局外人看来，也就是在任何人的眼里，这些土地并不属于某一家公司，而是分属一百十一家互相没有联系的公司。唯一的联系是所有这些土地彼此挨得很近……
这些买主之间真可谓心有灵犀一点通。但是没有一条法律禁止他们这么做。
在一九六九年以及稍后的一个时期，塞梯尼亚兹深信，雷伯·克立姆罗德就象他的前驱儒利奥上校一样，只有一个目的，那就是建立一个私人王国。所有的迹象，包括雷伯本人的话，都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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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6
塞梯尼亚兹原先以为西考斯基着陆的地方杂草丛生。即使从离地仅二十米的低空往下看，它仍然无异于一片普普通通的林间空地。但这仅仅是以往一个时期的陈迹，那时，这里的人们作了极大的努力把所有的设施都用伪装的办法隐蔽在丛林中，他们干得很成功。这些都已经过去了，现在是一九七四年，塞梯尼亚兹第五次来到这个王国。根据所有看得见的建筑物来判断，现在他们显然已经公开干起来了。
这次甚至有了一条铺上沥青的公路，他上次来时这路的影子还没有呢。还有了许多汽车，人们纷纷下车向雷伯走过来，同他打招呼。塞梯尼亚兹认识里面的大多数人。他看见其中有埃斯卡兰特、索别斯基、特拉雅诺·达席尔瓦，当然还有永远带着记事本的玛尔尼·奥克斯。
有一男一女两个人走到塞梯尼亚兹跟前。
“我想你大概还记得我们。”那个女的说。
“我当然记得你们二位是埃塞尔·魏茨曼和伊莱亚斯·魏茨曼。”
塞梯尼亚兹是五年前认识他们的，那时他还是第一次实地目睹雷伯的这一宏大构想。这对夫妇个子都不太高也不年轻了，约莫五十五到六十岁光景。他们两人至少可以用二十种语言交谈。从一九四六年开始，魏茨曼夫妇曾多年为国际儿童基金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工作，后来又在纽约的联合国国际事务中心工作过。
“你还没有把我们忘记真是太好了。”埃塞尔说。
“你知道我们现在是大人物了，可以说就是雷伯的人口大臣。”
她莞尔一笑，那神情犹如一只害羞的小乌。然而，这个印象是靠不住的。这位体重只有四十多公斤的妇女其实精力充沛、干劲十足，身心两方面都有不同寻常的耐力。她曾先后被关在贝尔根·贝尔森集中营和另外三个集中营，但仍顽强地活了下来，伊莱亚斯是美国人，战后认识了她。埃塞尔死于一九八〇年。在她活着的时侯，伊莱亚斯从未见过她垂头丧气，不论什么时侯，一连工作二十小时，或一口气跑到帕卡赖马山脚下，对她都是不在话下的。
埃塞尔说：“雷伯要我们负责接待你，是不是‘大臣’，这个词叫你吃了一惊？”
“有一点儿。”塞梯尼亚兹说。“我没有想到事情已经发展到这个地步。你说的人口是指什么人？”
“当然是指那些印第安人和铜色皮肤的卡博克洛。卡博克洛是在丛林中干活的混血儿，他们通常从事耕作。不过，王国的人口不光是这些人。我们还管移民的事。”
她发出一阵尖细而仍不失其魅力的大笑。
“你似乎又吃了一惊，大卫。是的，我们以后就叫你大卫，你就叫我们伊莱亚斯和埃塞尔。伊莱亚斯一向说话不多。说真的，我和他讲话的机会并不多。他倒是能说，往往当我不在他身边的时候说。你知道吗？他会说十三种语言。现在，他在学越南语。当然还有亚诺马米语。他的亚诺马米语说得比我好，相当流利……”
她开车的姿态就象在驾驶一艘远洋轮。雷伯和其他人已经坐车朝城里去了。王国的非正式首都多拉达岛在过去的五年中有了惊人的发展。塞梯尼亚兹三年前来过这里，几乎完全认不出来了。新建了数百栋房屋，最高的也不超过四层楼，不过他知道，每栋房屋在地下至少还有两三层。
“现在这里有多少人？”
“光是多拉达岛吗？男女老幼都算在内，大约七千八百。你要不要确切的数字？”
“不，谢谢你。在其他地区呢？”
“韦丁尼奥有六千九百，贝拉萨尔的圣若奥有五千六百五十；迪阿曼蒂纳有一千八百。还有一些人居住在边境村落和开发中地区。当然必须加上丛林村寨里的人。平均每个村寨有两千人口，有两万公顷森林。我们计划建立六十个村子。现在已建成的有二十四个，快建成的有十九个。你参观过这样的村子吗？”
“去过一次。”
那是在一九七一年。塞梯尼亚兹乘坐的直升飞机在一个足球场上降落，他瞧见的是聚集在一起的两排住房和三座公共建筑。所有的房屋都是钢筋混凝土结构，谈不上怎么美，就是整洁、实用，但叫人感到压抑。埃塞尔·魏斯曼含笑说，“这是促使我们接受雷伯建议的原因之一，大卫。工程师和建筑师们看问题有时太机械，他们只知道要快，要省钱。三十年来我和伊来亚斯走遍了全世界，想要遏制这股不幸的潮流。至少在这里，我们的努力迅速显示了成就，我们亲眼看见了努力的结果，所以情况还不是那么令人绝望。如果雷伯想吸引你干一件事，他几乎是不可抗拒的。当然我指的不是钱……”
塞梯尼亚兹正在作心算。
对此，伊莱亚斯准有所觉察，所以他接茬说：“别费心思啦，大卫。这里现在有六万九千六百二十四人。再加上让·科尔切斯特的勘探队、特拉雅诺·达席尔瓦和乌韦·索别斯基的人以及其他工作人员，总共七万四千三百人。”
“别听他的。”埃塞尔说。
“他的算术向来一塌糊涂。准确地说，到此时此刻为止，共有七万五千一百十八人。随着圣若奥的发展，特别是迪阿曼蒂纳的发展，不出一年，人口很快就会超过十万。根据总体规划预测，五年以后，人口将会达到二十七万五千。我个人认为，实际人口很容易超过这个数字。” ’
塞梯尼亚兹目瞪口呆地望着她。她扶住了大卫的胳膊。
“来，我给你煮杯咖啡。看来你需要喝一点。”
总体规划得到了不拆不扣的执行，但事实也证明埃塞尔·魏茨曼的预测不错；一九八〇年，王国的人口达到了三十一万六千，还不包括说什么也不愿聚居的印第安人和两三千卡博克洛混血儿。总体规划的投资总额估计为四十四亿美元。
当地实际耗资大大超过了这个数字。
下面是一九八〇年五月王国的生活概况。
市镇都建立在从洪荒时代起从未住过人的处女地带。为了避免那种缺乏人情味的过分城市化，全部六个市镇每个都不超过一万二千人口。内格罗河上的多拉达岛建成最早，因而成了王国的首府。其他五个是贝拉萨尔的圣若奥、韦丁尼奥、迪阿曼蒂纳、蒙特格拉索和四十里镇（它得名于特拉雅诺·达席尔瓦带领的修路工程队每隔十公里树立的里程碑）。
每个市镇都有一座热电厂，向延伸七百至一千一百公里不等的地区供电，饮用水管和排污管道四通八达，还有一套环境保护设施。每个市镇至少设有—所医院，里面有一百五十到二百个床位，可以做各种外科手术，拥有包括牙科在内的各科医生一百六十人、护士八百人。每一个丛林村寨都建立了由两位大夫带五六名助手组成的医疗站。到一九八〇年，这类医疗站已有七十二个。所有重要的矿区、农业区以及工业发展地区也都建立了医疗站。为了应付边远地区的急诊，专门成立了一支急救队，该队拥有两架飞机和四架直升飞机，随时可以把患者送到设备最完善的多拉达岛和韦丁尼奥的医院，那里有专门处理外伤的急诊部。这个急救队还可以把病人送到贝伦和里约热内卢，必要时甚至可以直飞美国。教育是免费的。一九八〇年四月，注册的学生总数是三万九千人。教学语言为葡萄牙语，但学生从一年级开始就学英语。整个数育系统由五十二所幼儿园、六十六所小学和十二所中学组成。还有二十六个为成人开设的补习中心。在多拉达岛和迪阿曼蒂纳，有以英语为唯一教学语言的国际学校，其课程进度完全和美国相同，最高年级相当于美国高中的最后一学年。教师的薪水是巴西一般教师工资的三倍。
每个市镇或比较重要的中心都由一个超级市场供应食品。全部土地名义上分属一百十一家公司，凡是这些公司的雇员都有资格得到一张通用卡，可以到这些超级市场去买东西。超级市场里的食品以成本加百分之十的价格出售。一九八〇年，这套流通体制进一步扩大到丛林村寨，出现了规模较小的商业网点。
每个村子里都有一家邮局、一家银行、一座不分新教旧教的基督教堂，一个图书馆，至少两家电影院，一个派出所，一九七五年以后又多了一家旅馆。旅馆不大，因为外界的来访者极少或者根本不准入境。一九七〇年以前，电话联络仅限于王国境内，要接通外界十分困难。通到贝伦、马瑙斯和里约热内卢的电话线寥寥无几。后来铺设了一条直通原英属圭亚那首府乔治敦的通讯电线，情况才大大改善；接着又架设了直通苏里南的帕拉马里博的第二条电缆。一九七六年，与巴西思布拉特尔公司签订的一项合同，使这个通讯系统得以完全建成。
在这里，大家的交通工具都是一样的．只有极少数情况除外——那就得去和令人生畏的玛尔尼·奥克斯打交道，请她做出安排。这里创造了一套别开生面的色彩信号体系，某人要到什么地方去，就在住宅外或所在的地方挂出一面旗子。绿旗就是说他要去超级市场，黄旗是去公共建筑集中的市中心；蓝旗代表运动场，格子旗是请保养维修部门派人来，黑色是从人们去教堂或墓地时的服饰颜色引伸出来的，所表示的目的也相同。看到旗子，经常在各地巡行的小型公共汽车便会停下来。公共汽车是免费的。
虽然私人汽车在王国内为数很少，公共汽车却相当多，公路总长五千四百公里，四季通行无阻；丛林中另有长达九千公里的小路。大小桥梁和隧道计有一千七百五十座。
雇员的工资按巴西平均水准加百分之四十计算。一九八〇年一个工程师每月大约挣三千美元。房租根据房子的不同等级收一至五十美元不等。凡是有购物卡的人，不论其职位高低，饭店的大门对他们都是敞开的，但收费标准不一样；一日三餐的伙食费工人每月付六美元，管理人员则要付六十美元。
这里的娱乐设施丰富多彩。一九八〇年四月，计划修建的一百二十五个游泳池中的九十一个已经开放。在各个游艺中心，网球场、橡皮网球场、体操器械设备、塑料地面田径场一应俱全。排球场、篮球场和足球场到处都有。每一个丛林村寨和市镇在三大球中至少有一个代表队。在特拉雅诺·达席尔瓦的倡议下（他本人年轻时曾在著名的里约热内卢人俱乐部踢过球），一九六九年举行过一届足球锦标赛。达席尔瓦亲自挑选的一名足球队与大名鼎鼎的桑托斯足球俱乐部踢过一场最后以二比二逼和了球王贝利的球队。这一天对达席尔瓦真是无比荣耀。唯一使他遗憾的是，王混在人群中观看了这场比赛，却不愿给冠军队发奖杯，而是把这份美差推给了一百十一家公司中的一位巴西董事长。
王国的居民来自三十九个国家，巴西人最多，其次便是美国人了。除巴西以外，美国是移民来得最多的国家。塞梯尼亚兹估计，他的同胞居住在那里的有九千六百人。
有两个电视频道分别以英语和葡萄牙语二十四小时播放节目。四家广播电台也是全天播音。一九六八年六月，第一张报纸创刊。从那时到一九八〇年四月三十日，那里有两份日报和一份用两种文字出版的周刊。
迄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为止，巴西、委内瑞拉和哥伦比亚三国政府仍未作出任何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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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7
“我们还有好些难题有待解决，”埃塞尔·魏茨曼说。
“不过最叫我们不安的还是‘加托’和所谓的内格罗港口镇这两个问题。”
塞梯尼亚兹根本不知道‘加托’是什么意思。至于内格罗港，更是……
“‘加托’的意思就是猫。这是给那些黑心掮客取的不好听的绰号。他们盘剥工人简直是些人贩子。大卫，在我和伊莱亚斯来这里以前，有关公司都委托私人代理招工事宜。公司伤脑筋的事很多，不可能对这些代理处一一检查。结果，那些工人深受盘剥，而且现在继续受剥削。有些‘加托’竟向他们从东北地区招来的工人索取高达工资百分之五十的佣金。”
“这事你们跟雷伯谈过没有？”
“谈过。他授予我们全权处理这件事。他知道不然的话，我们就不肯留在这里了。眼下我们正在卡断‘加洛’的财路。我们在贝伦和贝伦以南的马拉尼翁州首府圣路易斯各设立了一个招工处。以后还要在里约热内卢和圣保罗再设两处，专门招收由我们加以培训的技工。我们将把信得过的人派到那里去，还要对他们密切注意，严加监督，我们一定这样做。”
比较起来，内格罗港口镇问题更为棘手，似乎根本无法解决。那里平地冒出来一个棚户区，日前已有一万五千人，而且人数还在迅速增长。
“大卫，这件事我们和雷伯也谈过。可是他根本不想采取什么措施。他说，内格罗港在地理上和政治上（我看在经济上同样如此）都超出了我们的管辖范围，这话也有道理。他觉得那个地方与他的事业毫不相干。我们怎么也说服不了他……”
这个自发形成的棚户区里住着来自巴西东北部的贫苦游民，他们因为不符合招工条件或其他原因被招工代理行刷了下来。他们住的地方根本不能称之为“房屋”，只不过是架在桩脚上的一些破烂窝棚。他们挤在那里，一心指望有朝一日能混进那个有工可做的新黄金国。内格罗港口镇差不多就在多拉达岛对面只是在内格罗河的另一岸，相隔仅十五公里左右。
“大卫，这种局面会迅速蔓延开来，变得十分可伯，而且现在已经相当可怕了。在世界各地，我们见过许多类似的情形，知道它蔓延开来有多么快。不出三年，这个局面会变得无法收拾。可是雷伯连听都不要听。他认为内格罗港位于河边，不但巴西海军有责任管它，巴西欧府也应对它负责。他说，只要他提供哪怕一丁点儿帮助，第二天人数就会发展到十万，接着就会发展到上百万，甚至更多，所有的人称会被他的慷慨吸引到这里来。他说他无法救济世界上所有的穷人。
“大卫，雷伯变了，和过去不一样了。他把实现自己的梦想放在高于一切的位置上。你知道我们甚至有怎样的想法？我们认为，他眼看这个恶性肿瘤就在他的领土对面大量增生、迅速扩散，恐伯未必不太高兴。因为这样一来，全世界便可以看到，他做成了什么事业，而别人却不愿意或没有力量，这样他世人可以两相对比，作出判断……”
一九七四年以后，大卫·塞梯尼亚兹曾多次与魏茨曼夫妇会面，有几次是在纽约。魏茨曼夫妇在纽约有一套小公寓，房间里挂满了各种肤色的儿童的照片，其中也有他们自己的两个儿子、三个女儿以及浩浩荡荡一大群子女的子女。据塞梯尼亚兹所知，埃塞尔和伊莱亚斯·魏茨曼夫妇是世上仅有的两个人，他们一方面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其人，知道他富可敌国、英才盖世，另一方面对他仍能保持客观态度，尤其难得的是敢于对他的一贯正确表示怀疑。
别的王臣都从心底里惧怕他，但仍盲目地忠于他。
否则，在王国的建设全面铺开到行将告成的十三年间（一九六七年到一九八〇年），他们所表现出来的那种难以置信的拼命精神，又该如何解释呢？大卫·塞梯尼亚兹本人有幸成了这段历史的见证。
从一九五〇年到一九八〇年，投入亚马逊尼亚的资金达九十一亿五千万美元。数字是大卫·塞梯尼亚兹提供的。他是唯一能够做出这种估算的人（克立姆罗德自己是否保留着如此精确的记录，不能肯定）。其中六十亿来自雷伯个人，其余的是以自身的利润用于再投资。自从王国有了财政收入，便开始自给了。
至少，这一切不是向壁虚构的。
有一天，王告诉塞梯尼亚兹和塔拉斯，引出后来其它许多规划的一个原始设想是这样的，他意识到，世界范围的信息爆炸，最迟到八十年代，必然会导致纸张短缺。唯一的解决办法是大规模发展林业，才能为造纸工业开路。
事态的发展证实他有先见之明。
五十年代，他想征服世界的念头与帮助印策安人生存下去的愿望直接发生冲突。他同时追求着两个相互抵触的目标。为了得到他需要的树木，以后又为了得到他可以在那里创造自己的世界的土地，他摄取了他要保护的印第安人祖祖辈辈居住的森林和土地。他怎么能如此自相矛盾呢？这是一个谜。创业的强烈欲望压倒了人道主义的感情。
林业专家恩里克·埃斯卡兰特从一九五三年起便开始寻找生长迅速的树种。道理很简单。亚马逊河流域的森林中有着几百种树木，其中大多数不适合用作造纸的原料。此外，这些树长成材需要半个世纪或更多的时间。通过调查研究，埃斯卡兰特和他的助手们选出了三种树：棉兰老桉、可在洪都拉斯找到的加勒比松和从亚洲移植来的云南石心梓。他们决定用这三个树种在尼日利亚和巴拿马做最后试验。这些树的生长速度出乎意料地令人满意，棉兰老桉的成材期是二十年，加勒比松十六年，而石梓只消六至七年。开发工作始于一九五四年，先把乌巴尔多·罗沙用钻石买下的地清理出十万公顷左右。二十五年后，造林面积已近一百万公顷，其中三分之二种了石梓。
起初，纸浆厂和供应能源的热电厂是按分散的原则兴建的。计划规定总共要建十四个厂。一九七八年，乌韦·索别斯基完成了这一任务，但不久他又用大型设备取代了其中部分厂。这种更新换代的大型设备将会首先引起公众的注意，甚至在较小的程度上也会引起国际新闻界的注意。它由四个庞大的单元组成，实际上就是一个既能生产纸浆又可发电的工厂。整套设备长约二百四十米，宽四十五米，高五十七米，相当于一座占地两个半足球场的十二层楼房。
这套设备由保尔·苏必斯、韩某和塔多伊兹·特普弗勒主持的三家公司提供资金，在日本吴市的一个造船厂制造。一九五一年，乔冶·塔拉斯曾和该造船厂签订一些协议书。日本人直接在浮坞上制造了这些庞然大物。
由于这些庞然大物无法通过巴拿马运河，同时也为了避开南美洲南端合恩角附近“咆哮的四十度”（注：大西洋上南纬三十—五十度间的海域，经常会出现风暴），负责把设备运到亚马逊河口的尼克·佩特里迪斯选择了另一条航线：从日本内海出发，走纪伊水道入太平洋，经南海进印度洋，绕过好望角，最后横渡南大西洋，全程二万六千公里，历时三个月。
这些庞然大物到达内格罗河，进入达席尔瓦手下的人特意为它们建造的于船坞。做坞墩的七千五百多根柱子，用的是一种质地异常坚硬、几乎完全不会腐烂的亚马逊河流域特产“马卡伦杜巴”原木。干船坞既能抽水，也能潜水，所以随时都可以把这些浮动的工厂重新送回海上去，需要的话，还可以挪往世界上其他地方。
一九六七年铺设了运输原木的铁轨，把原先由卡车承担的繁重运木任务接替下来。总体规划中要铺设的一千公里铁路，到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已铺了四百八十公里。一包包的纸浆装上佩特里迪斯兄弟的轮船，出口到欧洲、美国、日本、委内瑞拉。纸浆厂的生产能力是每天二千二百吨，一年便是八十万吨。
一九五四年，第一批锯木厂设备安装完毕。但最现代化的一座采用激光技术的锯木厂建成于一九七九年。仅这一家厂就可生产四万吨木材和纤维板。
一九七六电一家年产量为二十五万吨的新闻纸厂也投产了。
在开发地下资源方面一项开采加工高岭土的计划于一九七二年上马，年产二十五万吨。这仅仅是从一条估计储量为六千万吨的矿脉中开采出来的，全部储量约为一亿吨。这种防火的粘土在化妆品和药品制造业中用作包装材料。用于砌高炉的矾土耐火砖，也于同年开始生产。
第二年，一家耗资三十亿美元的铝材轧制联合企业，在王国境外的贝伦附近上了马。投资的除了王的九家公司（它们重新组成一个控股公司），还有一家美国公司，一家加拿大公司以及巴西圣保罗的一家公司。这个联合企业虽建在境外，它加工的原料却来自铝矾土储量估计为二亿六千万吨的王国境内。
让·科尔切斯科的勘探队已经查明，除高岭土和铝矾土外，有待开发的资源还有磷酸盐、氟、镍、钍、稀土金属、铂。当然，黄金、钻石、绿宝石和次等宝石也在计划之内。不过，后一类矿藏是王的秘密财产，它们的蕴藏量科尔切斯科只向雷伯·克立姆罗德一人汇报。
想必王就是靠这项收入充实他的“内帑”的(“内帑”是塞梯尼亚兹的说法)。
在农业方面，埃斯卡兰特和黄森负责的十八个公司干得十分出色。每个公司都有一位巴西籍低级受托人主持，他们根据委托协议书隶属于若热·索克拉特斯和埃默森的儿子内尔松·科埃略。大米原先只打算供给王国自身的需求，后来却很快成了王国的主要农产品。一九六五年，大米开始向一直缺米的巴西市场出口。总体规划要求把二十二万公顷水淹地或准水淹地种上水稻，根据黄森的估计，每公顷半年可收获五吨粮食，这一估算后来得到了证实。一九八〇年五月，这项了不起的计划已实现过半，后来又建成一百四十个粮仓（每一座的储容能力为两万吨）。两座每小时可加工三十吨粮食的碾谷厂，从而使整个生产过程配套成龙。
畜牧业在所有种植加勒比松的地区发展起来，到一九八〇年已有十二万头牛。往南在靠近亚马逊河的地方，则饲养猪和家禽。一九七二年，畜产品已经完全能满足国内的需要，次年使开始出口。
一九六六年，埃斯卡兰特和一位杰出的巴西专家马德拉创立了一个农业试验中心。主要研究顷目有可可，以及其他传统经济作物，如三叶橡胶树、帕拉果、柑桔、油棕搁、甘蔗、木薯、大豆等。试验证明可可很适宜种在石梓种植园里。
一个科学研究机构成立于一九七四年。自一九七五年起，该机构即从事天然气开发，并研究如何从甘蔗和木薯的混合物中提取可燃物质，以期最终获得甲酵与甲烷。这些科研项目的主要目的是想做到燃料完全自给，建立一套合理的能源开发体制。
第一个五年计划于一九六二年全面完成。一九八〇年五月，第五个五年计划正在执行中，它的目标有百分之六十已经达到。
到一九八〇年五月一日为止，除了塔拉斯、塞梯尼亚兹、王臣，也许还有为数不超过五六十名的男女高级技术人员、飞行员和无线电话务员，此外谁也不知道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究竞是什么人。
报纸、书刊甚至从未提及他的名字，更没有登过他的照片。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8
一九七六年六月，突多尔·安盖尔因心脏病猝发去世，当时他正驱车行驶在圣莫尼卡的大街上。这位罗马尼亚裔的洛杉矾律师是负责多方面业务的王臣。不过，经手最多的还是有关金矿的事务。
九天之后，即六月二十八日，雪莉·塔拉斯在癌症的折磨下挣扎了十余年后也去世了。
大卫·塞梯尼亚兹从王那里听到了这个消息。
“什么时候？”
“三小时之前。”
雷伯的声音有点异样，过了一会儿塞梯尼亚兹才明白是什么原因。
“你是在飞机上和我通话吗？”
“是的。两小时前我们离开了里约热内卢。在直接去波士顿。你是不是也到那儿去？”
也许可以说，没有什么比雪莉·塔拉斯的死更使塞梯尼亚兹伤心的了。他认识雪莉·塔拉斯已三十多年。三十多年来，他一直象对母亲一般敬爱她。她的去世使大卫陷入深深的悲痛之中，虽然并不感到意外。医生早在四年前就已认为她没有希望了。
出乎意料的倒是这次王本人竟亲自前往。
“那时，”塞梯尼亚兹后来回忆道：“我已经有一年零三个月没见过他。根据雷伯的特别指示，凡是需要他过目的文件我都让玛尔尼·奥克斯转交。在文件中，我几次指出，由于他提取的款项金额越来越大，我正面临着财政上的困难。三天后，文件由杰思罗手下一位匿名信使送还给我，上面标明：‘绝密。面交收件人。’一张附条上写着：‘情况我知道。望尽力而为。’我记得，当时我是这样想象他的：光着身子，额上套着绿色蛇皮头箍，头发披到肩头，在危机四伏的丛林深处，置身于未开化的印第安人之间却得其所哉，天晓得吃着什么东西，一边还能对我实行遥控指挥。比如说，他给我的另外几张附条中写着：‘萨格勒布联合银行，帐号583452lm67，未把那笔十一万二千六百美元的款子转来。为什么？rmk。’。‘我已要求从德黑兰的伊朗启夏瓦兹公司撤回全部资金，但至今尚未完全撤回。此事请照办。rmk。’
“……现在我获悉，他总算露面了，目的仅仅是参加在缅因州一个偏僻的乡村小公墓举行的葬礼，在那里陪伴一位刚刚失去妻子的朋友……”
乔治·塔拉斯当然也记得。
雪莉是上午九点钟左右在医院里去世的。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倒是一种解脱。在她生命的最后一个半月里，医生天天结她注射吗啡，剂量越来越大，她几乎终日不省人事。如果称一下的话，她临终前那几天的体重恐伯只有三十公斤。这情景勾起了塔拉斯奇怪的联想，他眼前仿佛又出现了达豪和毛特豪森集中营里的那些幽灵。
及至一切告终，他没有失声痛哭，也没有让半点悲哀流露出来。他这人和眼泪无缘。他的想法十分明确，而且早就打定了主意：谁也不通知。一旦通知人家，将会发生什么事，他知道得太清楚了：他从前在哈佛教书的的学生和同事都会匆匆前来，雷莉那些多得数不清的出版界朋友也会赶采。她生前在评论中对一些著名作家时而满腔热情地支持，时而痛痛快快地批评，这些作家也会觉得有必要到缅因州来吊唁一番。
只有一个人，他犹豫着是否要遇知：大卫·塞梯尼亚兹。雪莉把大卫当作他们的儿子—般看待。他在医院里甚至已经拿起听筒准备往纽约挂电话，但又改变了主意，他心情沉重，一种强烈的孤独感把他紧紧包围起来。“上帝啊，这是怎么回事？其实我好几个月以前就知道她即将死去，现在她真的死了。”尽管如此，他依然能自我解嘲。即使是现在，他仍抱着一种嘲讽人生的态度，他无法想象自己怎么在电话里谈这等事情。“塔拉斯，你会一下子哭起鼻子来，还是别出这种洋相吧。”
也许是受到一种反作用的驱使，他立即着手做那些急需办理的具体事情。他租了一架飞机，并定好一辆柩车在班戈与飞机衔接，办里了把一具尸体从一个州运到另一个州所需的各项手续。下午两点，他到达缅因州，然后又花了两小时为第二天举行安葬仪式做好安排。五点钟，他回到空无一人的家。这座房子兀立在皮诺布斯科特湾与蓝丘湾之间的岬角上，似乎比任何时候都更为冷落凄清。煮莱的时候，他有点动摇了。他在空荡荡的房子里漫无目的地走着，有那么二十分钟左右简直难以忍受，浴室药柜里的那些药片老是在他的脑子里打转，怎么也排遣不开。末了，还是这样一种思想占了上风：卡瓦诺太太每周要送三次松饼来，明天正是送松饼的日子，如果发现他撒手西逝，偏偏挑在松饼照例做得最好的星期三（为什么松饼总是星期三最好，原因不明），这位厚道的妇女非晕倒不可。塔拉强烈地意识到，这局面该多么可笑。
他走出家门。
阿道夫和贝尼托这两只愚蠢的鸬鹚，栖息在老地方——一条破烂的小船上。凡是有生命的东西没有比它们更缺乏幽默感、更可悲的了。它们年年归来，在这里度夏。也许它们已经不是四十年代的阿道夫和贝尼托，不过一定是那两只鸬鹚的直系后代。难道别的鸬鹚的后代会有这么一副蠢相？
“我得承认，”他听到一个缓慢、安详的声音说，“我从来没见过样子这么愚蠢的鸟。”
“我已经答应把这块地方租给它们九十九年，”塔拉斯接茬时似乎并不感到惊讶。“只要达成默契，租期还可以延长。”
他感觉到，除了这个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外还有别人。他转过身去，发现大卫站在几米以外。这时，他再也克制不住，真的哭了起来。
第二天，只有他们三个人参加的安葬仪式结束后说，他想在红房子（注：西方对停尸间的别称）里住一两天。
“我找不到更恰当的字眼，只好称它为红房子了。不过，也可以这么说，我是一个把自己强加于你的不速之客。”
“我警告你，我睡觉要打呼嗜的，”塔拉斯说。
“总响不过我的朋友们养的一只美洲虎。再说，你的胡须也没那么长。”
大卫回纽约去了。雷伯和塔拉斯在房子周围散了很长时间的步。虽然已是六月，气温还相当低，尽管雨点儿还没有洒落下来，不过明摆着只是早晚几分钟的事。只穿一件全棉圆领白汗衫的雷伯不由得直打寒颤。
“冷了吧？”
“这是因为天气要变了，过一会儿就好。”
“会不会是疟疾？”
“我们沙马塔里人从来不生疟疾。”
话虽这么说，他们还是回到屋里，生起了壁炉。他们谈论着蒙田、斯太伦、巴金、内保尔，谈论着绘画和其他。然而，塔拉斯看得很清楚，雷伯虽然谈天说地，无所不及，对他真正关心的事却只字不提。“亚马逊尼亚”这个词似乎从他的记忆中完全抹去了。
三点半光景，卡瓦诺太太开车送来刚出炉的松饼。她为他们煮了茶，还说这么好的天气他们竟呆在屋里不出去，真是发疯了；虽说可能有点儿潮湿（此刻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不过真叫她想起了她的故乡爱尔兰。她主动提出留下来为他们做晚饭，可是雷伯谢绝了，说他自会照料一切的。于是，这位爱尔兰妇女告辞离去。
“照料一切！人家听起来还以为我一百岁了！”
“你七十五岁啦。”
除了窗外透进来的光线，这间猩红色的书房里就只有壁炉中的火光。幽暗的光线使雷伯愈加显得瘦骨嶙峋、容颜憔悴。塔拉斯想道：自从在毛特豪森初次见面以来，他的模样几乎一点未变。他直到死也不会变样。雪尔2生前常说，他是世上最富有魅力而又最少人间烟火味的人，也许，他来自另一个星球。
他大声问道：“她刚刚去世，你怎么已经知道了，又是杰思罗？”
“这无关紧要。除非你当真想谈这事。”
“你说的对，这无关紧要。”
“纶我讲讲你正在写的那本书吧。
“给我讲讲亚马逊尼亚吧。”
“我不是为此而米的。”
“你为什么而来，我很清楚。既然如此，巧得很，我正想……”
“啧啧啧啧。”雷伯含笑打断他的话头。
他放下杯子，站起来，走过去拿起他的布袋，从里面取出三四瓶酒。
“你真的喜欢喝那种中国茶？”
“我起码已经十五年没有碰过伏特加了。”
“我这一辈子大概喝过三回。”
他们向第一瓶酒发起进攻。雷伯的话来了，这回他谈起了他白己，谈他讳莫如深的过去，谈他和绎夫·拉扎鲁斯一起去西西里岛以及铎夫当着他的面枪毙兰根和德格罗特那件事。他还谈到，另一次，他和铎夫一起站在丹吉尔的马拉巴塔灯塔附近，铎夫枪射海鸥，并怂恿他杀人报仇。雷伯肯定没有喝醉，因为那瓶格鲁吉亚伏特加他只喝了一丁点，所以，并不是酒精促使他回首往事。
塔拉斯看得一清二楚：
“他从来不可能大大方方地谈论爱情和友谊；过去接触到这些题目时，他总是非常不好意思，简直连别人也感到窘迫。可是我敢肯定，现在他把自己把往事告诉我，正是为了向我表达他对我的友情。”
“不要把我灌醉。”塔拉斯说，此刻他自己已经灌了大半瓶酒。
“我老家在格鲁吉亚，也就是说，我差不多可以算个俄国人，至少跟苏联沾点儿边。我身上既有美国人的血统，也有高加索人和乌克兰人的血统。尽管你的伏特加是格鲁吉亚货，也不会……”
“酒是奈西姆从第比利斯带回来的。”
“味道好极了。”
“我不想用我的故事来烦扰你。”
“别说傻话了，克立姆罗德君。你知道得很清楚，你的故事对我有多么大的吸引力，我是多么爱听。那个在纽伦堡想弄死三四十万纳粹分子的人叫什么名字？”
“布尼姆·阿涅列维奇。他已经死了。某一天，他终于发现在东方国家再也找不到一块安身立命之地，于是他去了以色列。他是在六天战争中被打死的。当然，那时他已经改名换姓。”
夜已降临。十点钟的刘候，雷伯说他饿了。塔拉斯站起来才走了几步，使得出结论：他的房子，恐怕包括房子所在的大西洋边这个岩石岬角，全都倾斜了。于是，他决定还是坐在围椅上不动为妙，心想，身边反正有世上最富最富的一名男仆在侍候他。雨已止，风已息，海上几乎毫无动静，必须屏息凝神才能听见类乎狗酣睡时发出的深沉呼吸。
雷伯拿着他做的零陵香熏肉蛋卷从厨房里回来。他们一边吃蛋卷，一边喝着塔拉斯已经开始进攻的第二瓶伏特加。
“还想听故事吗，乔治？”
“如果必要，就编造几个吧。”
“我本来就在编造，乔治。你以为我在干什么？”
接着他讲起了在奥地利与仇人的角逐、从萨尔茨堡到死山相互追踪、拜访西蒙·威森塔尔、铎夫·拉扎鲁斯的死以及遇见那个犹如惊弓之乌、带着四张不同姓名护照的人的经过。“他就是卡尔·阿道夫·艾希曼，你能想到吗？”
塔拉斯睡着了。他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下午，只觉得舌头软绵绵的。屋里悄无人声，他以为雷伯已经走了。他急急忙忙走下楼去。发现雷伯正操着葡萄牙语在打电话。
“我煮了一点咖啡，”雷伯一只手捂住话筒说，“还没有凉，在厨房里。”
他轮番使用英语、德语、西班牙语、法语继续一个接一个打电话。
外面，天已放晴，风和日丽，万里无云。他们走出去，沿着海边散步。
“我昨天是自己躺到床上，还是你把我拖上床的？”
“可以说两者兼而有之。”
阿道夫和贝尼托栖息在老地方，还是那么一副蠢相。
“雷伯，”塔拉斯蓦地说，“我不想成为一个局外人。”
他的眼睛和那双灰色的眼睛相遇了，塔拉斯又体会到三十一年前在毛特豪森已经领教过的那种畏缩心情。他继续说道：
“找还没有老到那种地步。你很清楚我指的是什么；或迟或早，或被动或主动，这一仗你总是要打的……只有一点我还拿不准：你究竟是主动出击呢，还是起而迎战。我比较倾向于前一种办法。”
雷伯弯下腰，拾起一块挺大的卵石，扬手投了出去。石头准确地落在两只鸬鹚之间的水面上，它们硬者头皮装出不理不睬的样子。
“你肯定这是两只活鸟吗？”
“当然是的。就跟我一样活着。”
雷伯脱掉鞋，赤脚蹚入水中，一点不在乎弄湿裤子。他摇了摇头。
“我还没有下定决心，”他说。“暂时巴西利亚当局对我不加干涉。加拉加斯和波哥大方面也不管我。”
“这种情况不会长久的，你也知道。”
沉默。
雷伯脱下圆领衫，慢腾腾地把身体泡在水里，只露出个头，两眼瞪得大大的，看起来有点象个溺水的人。塔拉斯走到平日最喜爱的一块礁石上坐下。
“不要把我拒之门外，雷伯，我求求你，不要这样做。”
雷伯不见了，他在水下潜泳，过了仿佛无穷无尽的两分钟才冒出头来。他游回礁石那边，全身脱得精光，把衣服拧干，然后重新穿上身。
“你只到那里去过一次，乔治。”
“那里太热，我受不了。再说，我也不是要你雇我当伐木工。”
又是阗然无声。雷伯系着运动鞋的鞋带，可是他住了手，陷入沉思。
“我刚才对你说过，我还没有做出决定。这是真话。我可以就按现在这样子生活下去。”
“这次你用了多少家公司？”
“一百十一家。”
“它们之间表面上没有任何联系？”
“没有。”
“有朝一日会不会有人跳出来揭露事情的真相，指出你是所有这些公司唯一的老板，这种可能一点都没有？”
“我想没有。”
塔拉斯沉思良久，后来终于说：
“你说得对。你可以象你所说的‘就按现在这样子生活下去’。大不了将来会有人对你那一百十一家公司中的某一家表示不满。不过我想，每家公司反正都有自己的律师班子，他们一个比一个精明。而且我好象记得，你手下的人中有几位还入了阁。其中一个不就是巴西总统的私人顾问吗？”
雷伯露出了微笑，说：“是的。”
“因此，唯一真正的危险，”塔拉斯说，“那就是在巴西、委内瑞拉或哥伦比亚发生古巴式的革命。看来可能性不大，至少在今后的二十年内不会发生。而且，哪怕天国成了红色的，总还是可以通过商量达成妥协的。你和克里姆林宫的关系还那么好吗？”
“是的。”
“牵线的是保尔、奈西姆、那个有艺术品收藏癖的美国人以及另一个乡音很重的法国人？”
“是的，还有别人。”
塔拉斯居然还能笑出声来。
“我的上帝，雷伯，你一个人就顶得上一个多国集团。我在说什么呀，何止是一个多国集团？你本身就是好几个多国集团，说不定你可以买下通用汽车公司，或是埃克森公司。或许把两个一起买下来也难说。我说得对吗？”
“我从来没想过。”
他们又开始散步，肩并肩朝塔拉斯的房子走去。
“雷伯，事情很简单：一切取决于你。如果你继续保持沉默，隐姓埋名，那就不会出什么问题，不会出什么严重的问题。”
他们走进屋里。
“可是我知道，事情不会长久如此，”塔拉斯说。
“不会？”
“不会。你自己也说地‘我还没有下定决心。’这说明你正在考虑这个问题。我想你会干的。依我看，拉开战幕的将是你。你创建了一个国家，而在它的国境以外，几乎无人知晓它的存在。总有一天，你将不再保持沉默。我相信当这一天到来的时候，我可以助你一臂之力。最近我对这事想得很多，我想你也一样。”
雷伯微微一笑。
“跟我来。”塔拉斯说。
他朝书房走去。书籍、笔记胡乱堆在那里，不把塞梯尼亚兹那样的人吓坏才怪。
“昨天晚上，”塔拉斯说。“在你那么不光彩地把我灌醉之前，你问过我一个问题，我还没有回答。你要我谈谈我在写的这本书……”
他拿起一个文件夹，把它打开。里面只有一张纸。
“全部都在这儿了，雷伯，我怀疑它是否会有出版问世的一天。不过，写倒是写完了。所有的内容都写在里面。如果你想听的话，我可以念一念。”
“我简直等不及了，”雷伯答道，脸上又露出一丝笑意。
“首先是书名，《论国家法统之预谬性》，作者乔治·塔拉斯。下面是正文。第一章。其它章节其实并不存在。第一章也是唯一的一章，内容加下：
国家法统说乃是一个离奇可笑、荒谬绝伦的概念。它毫无法律根据。每一个国家都建立在这样一个历史事实的基础之上：在某一时期，一个部落的石斧大于毗邻的其他部落，此部落便得以打垮其他部落。结论是一目了然的：任何现存国家的存在都毫无法律根据。
“就这些，雷伯。我对我得出的结论十分满意。”
“雷伯，”塔拉斯说。“我可以给你上课，我可以……”
“我想看一些这方面的书。”
“吉拉尔德·菲茨莫里斯爵士所写的《国际法概论》；莫斯勒的《作为法治社会的国际社会》；保尔·吉根海姆的《国际公法原理》，卡瓦列利的《和平法准则》，雷德斯洛勃的《国际公法条约》，海牙国际法学会出版的各种刊物《美国国际法杂志》；《世界贸易法杂志》；《联合国仲裁决定汇编》……当然，还可以加上韦斯特累克、韦顿、雷瑙尔特的著作以及文尔瓦累兹的杰作《美国的国际法》……另外还有俄国人屯金、蒙得维的亚的希门尼斯·德阿雷查加、弗德罗斯与西马他们合写的书刚出版我手头还没有，不过我会弄到一本的……至于奥康内尔、凯尔森、冯·德海特、施瓦尔曾伯格、布朗利……等人就不提了……”
“你喘口气再说吧。”
“即使你以光速来读书，雷伯，可能也要花好几年才能看完这些书。”
塔拉斯伸手碰了碰书堆中的一摞，这一摞书立刻倒了下来。
“我刚才说的许多书这里面就有，当然，并不全在这里。你一定要有一个可信赖的人，雷伯。”
“就是你。”
“就算是我。我和所有你能罗致的法学家，当然各种国籍的人都要。我甚至可以弄到一个面色红润的地地道道的俄国佬，他甚至不是一个持不同政见者。他是个和克里姆林富有联系的重要人物，虽然经常住在伦敦和芬兰。他会加入这个班子并且守口如瓶，我塔拉斯以名誉担保。”
“这个班子将做些什么事呢？”
“做你想要它做的一切，雷伯：按照你的设想证明你缔造的国家能够而且必须生存下去，证明它有权利生存下去。”
那双灰色的眼睛睁得更圆了。
“乔治，你认为我有足够的疯劲这样子吗？”
“我认为你拥有比这大得多的疯劲，雷伯。”
塔拉斯心想：“归根到底，我身上也有迪耶戈·哈斯的某些东西。我和那个阿根廷人被创造出来降生到这个世界上，仿佛就是为了推动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去完成他的使命……”然而，在随后的几秒钟内，他又转而认为：这是他自己和迪耶戈．哈斯的愚人之见，他们把自己抬得太高了。
他心平气和地继续说：“雷伯，我知道我已经七十五岁了。我要求做这件事，并不是要你怜悯我，你或许会念及我现在孤身一人，或出于你可能对我怀有的友情而对我大发慈悲。我确实有能力组织这个班子，做好一切准备，一旦你下决心采取行动，便可发挥作用。”
一阵沉默。
接着，雷伯对他此说：“我希望际到那里去。至少再去一次。你总共才去过一次，那还是在一九六四年。”
“一九六五年。”
“六四年，”雷伯说。“一九六四年十一月二十日。要不要打赌？”
“老天爷，不要。”塔拉斯说。“我对你的记忆力太了解了。没准儿那天我穿的什么衣服你都说得上来。”
“白色的套装，绿色的领带，手帕也是绿的，头领一顶巴拿马草帽。雅瓦和他的儿子们觉得那草帽很古怪，直到如今他们提起来还笑呢。乔治，我希望你明年来，就在二月份吧，那时候雨水少些。”
“我会来的。当然，如果那时我还在这个世界上的话。”
“如果你死了，我决不宽恕你。”
两人沉默了一会儿。雷伯的目光变得更加深沉。
“你真的能找出有说服力的论据？”
“国家是一个拥有领土、人口和政府的实体。国家还享有主权和独立，因而不从属于另一个国家或任何别的实体，但直接受国际法约束。单是这个问题就足够世世代代的法学家打上五百年官司。”
“我也许等不了那么久。”
“雷伯，甚至连‘国际法’这个词儿本身都没有什么过硬的依据。大约两百年前，第一次使用它的是个名叫边沁的人。边沁一定是在酒精中毒症发作时发明了这个词儿。在他之前，这个词是不存在的。在他之前用的是jus inter gentes，这个拉丁名词本身也是从十六世纪的另一个疯子那里传下来的。他叫维多利亚。一七二〇年左右，法国人达盖索把拉丁文jus inter gentes泽成了法文driot entrs les nations只要稍懂拉丁文的人都看得出，这种译法蛮不讲理而又愚蠢透顶。老达盖索这样做是迎合他的主子和当时正处在帝国主义扩张期的法国的需要。而一些盎格鲁—撒克逊的法学家急于为征服其他民族国家的行径辟护，这样就师出有名，于是迫不及持地和他唱一个调子。因此，当亲爱的老康德……”
“乔治。”
“……在他一七九五年出版的《论永久和平》‘nations，一词易为‘国家’时，国际法……”
“乔治！”
沉默。
“象这样我可以一口气谈上一百四十三个小时，”塔拉斯说。“也许还不止。”
“领土、人口、政府。”
“你拥有领土，显然也拥有人口。你可以提名雅瓦当首相或总统，名称反正随你或他的便。没有人能够对他作为先占者的权利提出异议，除非回溯到白令海峡形成之前，那时美洲的印第安人还是亚洲人。至于领土，你将不得不向全世界宴布，那一百十一家公司无非是你一个人布下的疑阵。这将使你开创的全部事业（不仅仅是亚马逊尼亚那一头）大白于天下，雷伯，你肯定在我之前就考虑过这个问题，或许这就是你迟疑不决的原因。一切都无法再保密。全世界都将知道打一个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那时，人们不吓得摔一个屁股墩儿才怪呢。”
雷伯转身背对着他。
“代价是巨大的，雷伯。你将不得不从幕后走出来。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无异于自杀。这么多年的保密措施将付诸东流。……”
雷伯既不开口，也不移动。
“雷伯，最不可思议的是，我确信你会这么做，无论代价多大。这并不是因为我劝过你。我从来不曾自以为有一星半点影响你的能力。你产生这个念头有多久了？”
“从某种意义上说，有好几年了。”雷伯平静地说，他转过身来面向塔拉斯。“你真想把全部任务担当起来？”
“我在世上最强烈的愿望莫过于此。”塔拉斯回答时简直是横下一条心的语气。他随即又说：“但这决不是因为如今我形单影只。雷伯，我想担当这个任务，是因为我真诚地相信而且是再清醒不过地相信，我是干这件事最合适的人选。我有点儿了解你……”
“相当了解，”雷伯微笑说。“这就是明证。”
“我干得了，雷伯。我已经想好了几个人。有五六个人先干起来就可以了。宁可到我们把脑汁绞尽的时候再扩充人马。另外还要一些资料员。我认识一个值得钦佩的女人，她能为我们组织起一支队伍来。我们要掌握现存的有关国际法的全部资料，一字不漏地全部查阅。雷伯，从古至今，世界上从来不存在一个合法的国家。法统根本就不存在，这是个弥天大慌。ubi societas, ibi jus（有社会的地方便有法律）。一派胡引纯粹是空话。我们这些吃法律饭的把一片真空涂上五额六色，便宣称已经筑起了城墙。当我们象达盖索一样为国王大唱颂歌时，表面上好象有人相信我们。诺，就在你左肩后面有一本霍尔的著作。你把它拿下来，翻到第一百二十七页，我相信就在这一页上有这么一段话：
一个国家可通过各种手段获得领土，如：主动采取单方而的行动；通过占领；由另一国家、团体或个人割让：通过赠予，通过长期使用而获得所占权；或因自然界的作用而面积扩大……
“我是凭记忆背出来的。雷伯，你听见这句了吗：‘主动采取单方面的行动……’这不是盗窃、掠夺和武力征服又是什么？同样，所谓法统、主权以及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这种居心险恶的闹剧，无非都是些色彩，用于粉刷战争、强权统治、不平等条约或作为搞平衡的结果而订立的条约（缔约双方不是彼此心存疑惧，就是斗得两败俱伤）。英法两国疯狂对抗的结果诞生了比利时，而英法自身也是不断侵略的绍果。非洲国家实际上是一块块被任意切割的土地，如果这种国界的划分与民族分布相符，那纯粹是偶然的巧合。南美、中美甚至北美的情况又怎样呢？征服了墨西哥的西班牙人后代，如果在阿拉莫堡一役之后没有被开拓了美国的英国人后代打败，情况又会怎样呢？若是没有沙俄帝国，苏联今天又是什么光景？那些俄国人把他们的大爪子从波罗的海和乌克兰一直伸到日本、蒙古、阿富汗和中国的地域，且不谈三十年前被他们兴高采烈地消灭了的哈萨克人，更不谈目前为他们亢当廓尔喀兵和塞内加尔士兵的黑皮肤古巴人。土耳其人征服过辽阔的中亚草原，曾一度饮马地中海，他们用我们对付印第安人的手段解决了亚美尼亚人问题，试问，土耳其人哪来这种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占领考究竟要过多久才能成为土著？我在墨西哥、阿尔及利亚、越南遇到过不少人对于那里成为殖民地感到愤慨。可是，墨西哥的冈萨雷斯们自己就是直接来自西班牙卡斯蒂利亚或阿拉贡的移民。同样，提济乌祖的穆罕默德们从阿拉伯半岛来到那里，为的是凭借大棒迫使先于他们居住在那里的柏柏尔人改宗。而柏柏尔人自己身上也有那么一点儿西哥德人或只有真主知道的什么血统。阮某某在湄公河三角洲也曾得意忘形地把早先住在那见的占族人和其他高棉人踩在脚下。我可以一直不停地说下去。什么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太可笑了！这方而的例子还能举出成千上万。”
“nen jetez p1us，la cour est pleine，（注：够了，不要再讲了）”雷伯说了一句法国话。
“雷伯，世上根本没有、也不会有什么理论可言，任何准则都是不存在的。给你举个例子吧。就在今年，他们准备拒绝承认特兰斯凯（注：南非开普省东部科萨人居住区），这倒也不无充分理由，因为处在南非包围下的特兰斯凯是否享有真正的独立，确实值得怀疑。可是，苏联在联合国内有三票，即苏联、乌克兰、白俄罗斯，有谁对这个事实提出过异议？而哪一个敢说白俄罗斯是独立国家？”
“说完了？”
“说先了这些，还有无数的例子可说，反正这段公案是可以辩护的，雷伯。只要你找到一个讲坛搞‘切腹自杀’’或者至少牺牲隐姓埋名的做法，这等于要你蜕去皮外的一层皮。雷伯！”
“嗯？”
“你能制造一枚或几枚原子弹吗？”
“能。”
“你真能做到？”
“能。”
“你考虑过这件事吗？”
“我当然不会做这件事，但我考虑过，就算一种智力游戏吧，纯属抽象思维。”
“你肯定知道，还有另一种解决办法。向巴西、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宣战；只要你有办法使当今世界两大贼帮的老头子——我指的是美国和苏联——觉得有利可图而剑拔弩张……”
“又一个加丹加。（注：加丹加，扎伊尔沙巴区的旧称，1960年7月，扎伊尔独立后，加丹加在比利时的支持下宣布独立，1963年1月，联合国军击败冲伯领导的叛军，重新统一）”
“这样比拟对你可没有好处。所谓的加丹加国维护的是殖民者的既得利益，而你不同，你是披荆斩棘蛮荒创业。此外，你比冲伯不知高明多少倍。不过，反正这事你也不会干。”
“不会。”
“这正是我所担心的，”塔拉斯用的口吻可谓极尽冷嘲热讽之能事。“这实在太可惜了？因为，想要建立一个无可争议的、所谓‘合法的’新国家，最好的办法是打一场精采象样的战争，既有扣人心弦的大屠杀，又有蔚为壮观的血水浴。”
塔拉斯看雷伯拿起布袋准备告辞。雷伯马上要走并不使他怎样难受，若是在前一天晚上，他会感到万分凄凉。现在他想：“雷伯即将表示同意，其实他已经同意了，我就要投入这场战斗……”
雷伯柔声柔气地说：“你当然知道，我希望你准备好什么样的材料。”
“这些材料必须论见开拓与创业自由，个人高于国家，现行制度都不完备，无一例外；必须拿出新的样板来；把强权即公理主义搞臭，把所有的‘主义’全部揭穿。在这个世界上有将近两百个国家，其中近似自由的国家不到二十个。而‘近似自由’是不存在的，就象不能说一个妇女‘近似怀孕’一样。还有别的事吗，雷伯？”
“暂时就这些。”
雷伯朝门口走去。塔拉斯知道，迪耶戈·哈斯一定就在什么地方等侯，虽然瞧不见人，但绝对没有疑问。
“我立即就着手进行。”他说。“不，请不要谈经费问题。有你这些年给我的钱，我可以聘用六百位高水平的法学家。我存钱的银行还以为我是毒品贩子呢。我租得起凡尔赛宫开学术讨论会。雷伯，你还没有问我，当那一天到来时，你的呼声被人听见的希望究竟有多大……”
“答案我知道，你也知道。”
“零，”塔拉斯说：“绝对是零，而且是无法挽回的。不过，有哪一个唐·吉柯德向诺大的风车发动过进攻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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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9
“我到过马来西亚的吉隆坡，”伊莱亚斯·魏茨曼说．
“乔治，直到今天我还无法忘记那里的景象。他只给了我们五千个名额。就是给一百万，也不够用。”
“事情总是这样的，”塔拉斯说。
“那个大船主尼克·佩特里迪斯，拨出三条船供我们使用三个月。那里的情况惨极了，简直难以置信。暹罗湾和南中国海挤满了从湄公河三角洲逃出来的可怜的难民。你应该亲眼看看这些人。我们遇到过一些小船，船上的人都在漂泊中饿死了，那还不是被当地的海盗杀死的。而我们是生活在一九七七年哪！”
“海盗永远不会绝种。”
“要对这些难民进行甄别，从中选出五千人，我办的差事中没有比这更可怕的了。我找过他几次，求他提高限额，可是怎么也没法说服他，甚至没法对他发火。我知道他富得不得了，至少有很多很多钱，可是你不能指望他把全世界濒于绝境的人都包下来。我想，从那个希腊人手里租船的人大概就是他吧？”
“尼克·佩特里迪斯是美国人。不错，我看你可以说是租来的。你还去过泰国？”
“去了，”魏茨曼说。他在柬埔寨边境的难民营里呆过两个月，目的是招收五千名愿意去亚马逊尼亚的高棉人。
“我甚至被人骂作人贩子，由于雷伯给我规定了那些荒唐的保密戒律，我甚至不能为自己辩护。多亏你介绍我去找那些基金会，他们帮了我的大忙。那位报业、电视业的亿万富翁邓恩，还促使美国国务院和法国外交部为我说话。这个邓恩和雷伯有什么关系吗？”
“据我所知没有。”塔拉斯此心里实在为撒这样的诚感到惭愧。
“我没有向任何人提起过雷伯，这一点你可以相信我。”
“依我看，提他的名字对你也不会有什么帮助。”
“你说得对。埃塞尔对雷伯有一套完整的看法，不过，她这个人对什么事情的看法都是一套一套的。她相信雷伯是个重型人物，甚至比表面上更加重要。他远不止是一名监工，而是一个大财团的总经理，组成这个财团的美国或巴西公司也许不下二百家。”
“我对雷伯实在不怎么了解，”塔拉斯说，同时越来越感到坐立不安。
他来到纽约已有一个星期，以某基金会主席的身份会见了魏茨曼。这个基金会是最近在东南亚发挥了重大作用的几个基金会之一。
一九七七年夏天，乔治·塔拉斯逐渐组成了他的国际法专家班子。组织工作是在绝对保密的情况下进行的。他仍以基金会作掩护，在麦迪逊大街租下了办公室，聘请了三十位专家。这些专家中只有三个人知道研究的最终课题：创立一个新国家。
在雷伯的要求下，他勉强克制对热带气候的恐惧心理，重访了亚马逊尼亚。他坐飞机从亚马逊河、内格罗河和布兰科河上空经过途中心不在焉地听着索别斯基介绍他的最新工程，一座规模足可与加拿大魁北克詹姆斯湾水电站媲美的大型水电站。塔拉斯对技术问题毫无兴趣，他在这方面的能耐的极限就是换电灯泡。不过，索别所基公司的律师面临的困难却引起了他的注意。巴西有一条法律：禁止任何外国公司在其边境地区占有能源。巴西国家安全委员会尽量利用着这件法宝。不仅如此，拟议中的这座超大功率水电站（发电数百万千瓦不在话下），是对国营巴西电力公司的垄断地位的挑战。虽说克立姆罗德在巴西利亚有层层关系网，这项工程还是在那里引起轩然大波。即使仍有达成某种协议的可能，塔拉斯却在这类令人头痛的事情上看出一些兆头，雷伯早晚要与迄今为止尚未插手的巴西政府正面冲突。
因此，对塔拉斯和他的班子来说，时间越来越紧迫了。促使伊莱亚斯·魏茨曼说话，也是塔拉斯准备材料工作的一个组成部分。魏茨曼夫妇正以惊天地泣鬼神的热忱在全世界奔波，按雷伯规定的限额，从惨不忍睹的绝境中挑选移民。伊莱亚斯不久前刚从亚洲归来。他在由于北越的兼并被迫背井离乡的高棉人和柬埔寨人中招收移民；在这以前，他还到过印度、阿富汗、巴基斯坦和菲律宾。与此同时，埃塞尔来到非洲，走遍了卢旺达、埃塞俄比亚、几内亚(比绍)、乌干达、安哥拉和其他一些国家，从成千上万流离失所、饱经忧患、历尽磨难的人中招收移民。不幸的是，可供他们挑选的人实在太多了。
幸亏雷伯有飞机和轮船，所以他们得以用最秘密的方式把难民运到亚马逊尼亚。结果，雷伯建立王国的亚马逊尼亚部分地区，开始有点儿象个庞大的国际难民营。
既然必须以法学家冷静的态度、清醒的头脑、不偏不倚的眼光来看待事物，那么，对于正在努力创建一个国家的那些人来说，这正是对他们有利的过硬论据：这个国家是真正独一无二的，只要一踏上这片土地，一切种族和文化的差异，一切仇恨都会被忘记。
这无疑是一个梦想，但有时候可以相信它会实现……
“你知道埃塞尔这个人。”魏茨曼说。“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甚至不知道该对谁说，埃塞尔和我有点烦恼，我们老是摆脱不掉一个念头……”。
“哦，”塔拉斯应道，他已经猜出对方要说什么，先就感到为难。
“我们不知道，”魏茨曼继续说，语气稍稍有点迟疑，“我们是否会被人利用，那些由我们招收并送到亚马逊尼亚去的人是否会被人利用，作为一个借口……”
他不好意思地微微一笑。
“原谅我，不过经验告诉我们，慷慨往往是和它的反面并存的。就亚马逊尼亚接收难民这件事而言，实在太慷慨了，不由得我们不起疑心。”
“你对大卫·塞梯尼亚兹说起过你们的疑心吗？”
“五个月前，我起程去亚洲之前对他说过。埃塞尔当时也在。”
“他怎么说？”
这一回魏茨曼的语调不象刚才那么抑郁寡欢了，他说：“我一向认为大卫·塞梯尼亚兹是我认识的人中最正直坦率的……说到这一点，你可曾注意到，人们总爱把与世无争的人看作低能？好，言归正传。塞梯尼亚兹当时先让我们把话说完，接着他勃然大怒。就是说他扬起一道眉毛，站起来绕着他的办公桌走了几圈。然后他坐下来，对我们说，我们的担心是毫无根据的，他可以人格担保。”
“你要我也给你吃这样一颗定心九，”塔拉斯说，然而他心里明白，无论他对他们说什么，都不会叫他们满意。
“塔拉斯，埃塞尔和我负责的这个组织是半秘密的，不过几年来，通过它我们已把十五万以上的男人、妇女、儿童从世界各地送到多拉达岛、韦丁尼奥和迪阿曼蒂纳。每年我们负责接收二万五千到三万新移民。现在是一九七七年，三年之后，那片土地上将会有三十多万人口。这些人都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依附于联合开发该地区的一百余家公司。（我不知道是不是应该用‘开发’这个词儿？）这些公司相处得那么和睦，配合得那样默契，实在太令人惊讶了，这表明，在这一切的后面有着非同寻常的协调力量。它们的目标十分明确……不，等一等，让我把话说完……起初，埃塞尔和我以为它们是在寻找廉价劳动力。可是这样做毫无意义。它们完全可以从取之不尽的巴西剩余劳动力中招工。那里有千百万人想找份好工作，有人甚至什么活都愿意干。后来，我们的观察又进了一步。由我们负责招来的人，一到这里便获得不寻常的优待：分配住房、安排工作，提供文明的生活环境。这简直可以说就是希望之乡。”
“实在好得不大象是真的。”
“正是这样。仿佛有那么一个人，也许还是说有那么几个人更恰当，因为一个人似乎不可能有这样的财力来构想如此宏伟的事业，甚至不可能有这样的智力；总之，仿佛有那么一些人正在试图创建一个国家。他们引进难民，让巴西和全世界而对一个既成事实，于是在某种意义上难民就成了人质……这不仅关系到巴西。雇佣我们的一些公司，在哥伦比亚、委内瑞拉、圭亚那都拥有土地。这还不算。我们发现，这些移民拿到的证件，正是那种有名的绿卡，有了这张卡，他们便可以享受城内提供的一切优惠。别的证件一概没有。既无护照，又无身份证。你知道，这意味着：在巴西、委内瑞拉、哥伦比亚和圭亚那当局看来，我们的人都是非法移民。”
“以色列也是用同样的方法建立起来的。”
“我姓魏茨曼（注：犹太人常见的姓氏），我知道以色列是如何建立的。可是以色列的非法移民都是犹太人。共同的宗教信仰把他们粘合在一起，何况他们还有共同的语言和几千年源远流长的传统习惯，还有一个共同的伟大梦想。而我们的移民彼此却毫无共同之处，只除了一点，他们都是从各自的祖国家国被赶出来的。”
“这还不是最坏的。”
“乔治，美国、巴西和法国的新闻记者，还有其他形形色色的人，已开始来找我们——埃塞尔和我。他们嗅出了一点味儿。他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我们总是尽量避而不答。因为我们和雷伯有约在先，要保守秘密。可是我不敢担保我们还能坚持多久。整个事件正在形成排山倒海的势头！请你想象一下，我有一位姓尼尔森的丹麦籍同行，目前正在贝鲁特负责从黎巴嫩和叙利亚招收五千个巴勒斯坦人，就象我以前招收南越人和柬埔寨人一样。万一报上出现《一美籍犹太人将五千巴勒斯坦人送往亚马逊尼亚》这样的大字标题，你能不能想象，那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你想象得出来吗？”
“他们先得确定你和尼尔森之间的某种联系才行。”
“我一直遵照那个令人生畏的玛尔尼·奥克斯的指示行事。从原则上说，秘密不会泄露。但事实上，乔治，我们不得不象间谍那样行动。有二三十个基金会为我们提供经费，四十家海运公司借给我们船只，航空公司为我们提供飞机，新加坡、香港、曼谷、利比旦亚、开曼群岛、巴哈马群岛、列文敦士登的公司总是给我们下及时雨，联号旅馆网到处让我们住宿，银行当场给我们贷款——这一切太不可思议了……比方说香港那个富翁得令人咋舌的中国人，那位罗杰·邓恩，那个名叫奈西姆·沙哈则的黎巴嫩人，那一对好象比尼亚霍斯更富的佩特里迪斯兄弟，在本国当上部长的苏必斯，苏黎世那两位瑞土银行家，阿根廷的亿万富翁罗查斯……我不再举下去了。这些人各不相同，但是，为什么他们都这样忘我地帮助我们？而且行动协调得如此天衣无缝？这是一个什么样的国际大阴谋？简直叫人难以置信。三个星期之前，我在河内，那里的苏联大使馆里的一个俄国人来和我接头。本来越南政府正在竭力刁难，想叫我去不成西贡——现在已改称胡志明市。可是，那位俄国高级官员只花了十秒钟，一秒不多，就替我把一切都安排妥了。埃塞尔告诉我，主持着七八个矿业公司的德尔·哈撒韦是加利福尼亚州州长的私人朋友，那位州长日后有可能当上弟国总统。埃塞尔还告诉我，常有满载着参议员的一架架专机去拜访哈撒韦。”
瘦弱的魏茨曼摇了摇头。
“你想，我们能不起疑吗？”
塔拉斯心想：这是迟早要发生的事。
他嗫嚅道：“换句话说，塞梯尼亚兹并没能使你们信服。”
“对他的诚实我们没有一星半点怀疑。然而，他也许象我们一样被人利用了。”
“说不定我也被人利用了，是不是？”
魏茨曼流露出十分懊恼的神色。
“实在抱歉，可是这一切走得太远了。单靠一两颗定心九，即使是塞梯尼亚兹和你给的，药效也已经不够。我想抢在埃塞尔之前先告诉你。她说起话来有时候不管三七二十一。”
塔拉斯默默地从一数到十，他这样做纯粹是聊以自慰：他的决定不是冒冒失失做出的。
“给我两天时间。”
“埃塞尔明天早上就到纽约。昨天她从内罗毕给我打了个电活。我敢向你担保，她准是拳头摄得紧紧地来到这里，准备大闹一场。她会在记者面前发难放炮，这种事她可做得出来。有一次，她去找联合国一位秘书长谈挣扎在死亡线上的儿童问题，那位秘书长一味搪塞她，左一个‘经费不足’，右一个‘国家主权’，埃塞尔挥手就给了他一记耳光。”
“给我两天时间，”塔拉斯说。“你能不能请她后天之前不要发作？”
他打电活给冷若冰霜然而办事干练的玛尔尼·奥克斯，对她说：“我要跟他谈话。事情紧急。”
“我一定把你的口信带到，”玛尔尼说。“最迟明天上午他会打电话给你。”
“事情必须在几小时内解决。”
一阵短暂的沉默。
“你现在哪里？”
“纽约阿尔贡金饭店。”
“到东五十八街去。电话里不要提姓名，你知道我指的是谁。”
她说的是大卫·塞梯尼亚兹。
“我知道了，”塔拉斯说。“谢谢。”
他挂上了电话。尽管意识到即将发生重大事件而有些激动，可他还是象一个老天真那么开心。他安步当车，来到东五十八街的事务所。那天不太凑巧，“黑狗”列尔纳正在塞梯尼亚兹的办公室里。塔拉斯便在外间等了一会儿。这个事务所是二十六年前设立的，后来有了很大的发展和变化，办公室现在占了好几层楼面。这里要害的要害是电脑部，对它的保护比白宫还严密（这里谢绝参观）。关于电脑，塔拉斯只知道里面用复杂得可怕的一整套密码储存着王的一千五六百家公司的全部名单。他想：“或许里面还有一份详细得叫人不敢相信的履历表，上面连我何时长出第一颗智齿都记得一情二楚。”列尔纳走的时候连瞅都没朝塔拉斯瞅一眼。
“我甚至不知道你在纽约，”大卫说。他似乎火气很大，这在他身上是罕见的现象。
塔拉斯曾经问过雷伯，是否应该让塞梯尼亚兹知道麦迪逊大街有一个国际法专家班子。雷伯毫不犹豫地作了否定的回答。
“还不到时候，乔治，请不要告诉他。我对你说道，我还没有拿定主意。因此，我自己也不知道，你的计划是否会有下一步。不必让一件也许永远不会发生的事使大卫分心。”
“呆在缅因州，我老得太快了些，”塔拉斯说，同时又一次为雷伯迫使他撒谎而感到窘迫。何况，此刻他是在大卫面前撒谎，这是他最不愿意的。
电话铃响了。塞梯尼亚兹拿起话筒。他听着，脸上露出惊讶的神色。他挂上了电话。
“看起来那个神秘的杰思罗好象又在监视我们了，”他辛酸地说。“乔治，刚才我得到通讯，四分钟以后那边和这里有一次无线电联系。他想跟你通话。只跟你谈。”
塔垃斯搜索枯肠想找一句得体的答话，但怎么也找不出来。
“跟我来，”塞梯尼亚兹说。在他办公室的一扇普普通通的门后，安装着一架小电梯。这扇门必需用一把持殊的钥匙才能打开。他们跨进电梯。电梯从塞梯尼亚兹的办公室启动后，只能停两个地方，一处是塞梯尼亚兹办公室上面相隔两层楼的电脑部室内，另一处是大楼顶层一套公寓。那里空无一人。
“就在这里，”塞梯尼亚兹说。
他指指一个显然装有隔音设备的房间，只是满屋子尽是仪器。塔拉斯走进去。
“待会儿红灯亮时，你只受把这个开关往下一扳，就和他接通了。你对着这个话筒说。谈话结束后把开关推上去复位。然后你只要跨进电梯就可以离开这里。一切都是数码自控的。末了你只能回到我的办公室。你走的时候要是不想和我打招呼，就从这个便门出去。出去之后不用关门，它会自动关上。门外的把手和锁都是伪装，门只能从里面开，或用电子讯号开。我确信你对这些根本不感兴趣。现在我该走了，让你一个人留在这里，因为他只想和你一个人谈话。”
“大卫，你怎么啦？”
“再过一分十秒，他就来接电话。”
塞梯尼亚兹紧绷着脸离开了。塔拉斯听见小电梯开动的噪声，接着便是一片沉寂。
红灯亮了。
“雷伯？”
“是的，乔治。我听着。”
塔拉斯琢磨着：这会儿，他准是在那架大型直升飞机上，不是停在丛林里某个地方，就是在它的上空盘旋。他简单扼要地报告了他和伊莱亚斯·魏茨曼的谈话，指出火爆性子的埃塞尔可能造成的危险。
一阵沉默。
“雷伯？”
“你的话我听见了，乔治，”雷伯的声音是那么镇定，那么遥远，从空间距离和精神距离来说都那么遥远。
“好吧。埃塞尔和伊莱亚斯就交给我吧。”
“时间不多了。”塔拉斯说。
“我知道。谢谢你打电话来。”
塔拉斯迟疑了一下，说道：“大卫有点不对头，你们俩吵架了吗？”
“也可以这么说。这和你不相干，乔治，毫不相干。无论是你还是你在进行的工作，都牵涉不到。你那一头怎么样了？”
“有进展。”
“你看什么时候能准备好？”
塔拉斯的心翻了一个七百二十度的空心跟头。自从去年六月以来，这是雷伯第一次以这样的口吻谈起麦迪逊大街那个班子的工作，就象在谈论一项确实要付诸实施的计划。
“几个月之后，”塔拉斯说。“六到八个月。”
“你可以有更多的时间。至少还有两年。在你准备的文件中，你当然会把‘国际难民营’这个观点考虑进去吧？就是说，一个不分种族、宗教信仰和政治倾向的国际难民营。”
“这正是我会见伊莱亚斯的目的。按你的要求，我一直密切注视着他和埃塞尔的工作以及他们各自负责的小组的工作。这是闻所未闻的，雷伯。”塔拉斯犹豫了一下。“不过，我知道……依我看，这不能构成某种理由。”
沉默片刻之后，雷伯说了一句：“在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
这话叫人听了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耳朵，因它使人产生怀疑王的无与伦比的头脑是不是出了什么不可思议的毛病？
随后传来的只有远在八千公里外的那架西考斯基式直升飞机螺旋桨旋转的声音。若不是红灯仍旧亮着，塔拉斯还以为无线电联系中断了呢。
然而，雷伯终于又说话了：“我希望文件中再加进一点内容：如何让亚马逊尼亚继续生存下去。这不是仅仅和巴西有关或仅仅和巴西哪个邻国有关的问题。亚马逊尼亚是地球的一叶肺，乔治，实际上是地球仅存的一叶肺了。请你从你的班子里抽一部分人出来向这个方面研究。请他们考虑一个类似已经为南北极采取的办法那样的方案；为了保持南北极的生态平衡，一个国际大合作的局面几乎已经形成。”
“但不要去触犯巴西人。”
“那当然。他们一直在尽力而为。其他任何国家处在它的地位，也只能做到这个程度。不过，请你们再深入探讨一下……争取国际独立的各种可能性，为了后代的利益。哪伯这意味着要对有关国家作出赔偿，那些国家是由于殖民史上的种种偶然因素才成了这些土地的正式主人，或者用你们的话说，成了这些土地的合法主人。”
“我懂了。”塔拉斯说。
“谢谢你，乔治。”
“你必须采取一种能引起最大反响的方式。”
“我想，我已经找到了这种方式，”雷伯问答说。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0
塞梯尼亚兹回忆说：
“那以后所发生的事情自然使我不愉快。事情是这样的：那种局面你可以称之为我与雷伯的对立，在一九七七年和一九七八年达到了顶峰。一九七七年一月，我到亚马逊尼亚去过，比塔拉斯早一个月。但是乔治此行我一无所知；事后过了很久他才告诉我。事实人那时候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他们在麦迪逊大街那栋楼里搞些什么名堂，我有一个印象，好象塔拉斯多少是退休的人了。在尼克和托尼·佩特里迪斯兄弟两人所指挥的一些行动中，他的名字不再出现，只在与某些基金会有关的事务中被提到，罗杰·邓恩等人（例如加利福尼亚人朱巴尔·温，他是突多尔·安盖尔的继任者），几乎把他们各自公司的全部利润都投入了这些基金会。
“至于埃塞尔和伊莱亚斯·魏茨曼，他们来找我谈那件事，我当然记得。这对夫妇提出的疑问使我火冒三丈。但原因同他们的推想是两码事。他们以为我作出这样的反应是出于愤慨，是因为他们居然怀疑雷伯的诚意……其实不然。
“顺便提一下，大约过了五个月，他们又来找过我，并告诉我他们见到了雷伯，说雷伯‘把一切都摆平了’。我没有向他们提任何问题，只是从他们注视我和我的办公室的那种神态了解到，雷伯可能已经把有关他自己以及我的机构的全部情况都告诉了他们。总而言之，他们两人一直到最后没有再引起任何麻烦，而且事实上到那时已成了王臣，与塔拉斯和我同样了解内情。
“但是他们误解了我恼火的原因。我的愤怒另有原因，比遇到一桩令人气愤的事要严重得多。
“一九七七年一月我的那次南美之行，并无其他目的，就是为了澄清雷伯与我之间的问题。”
“我这里有全部数字，雷伯。最近几年里你这样提款，使你的公司大部分处境岌岌可危，我和我的助手不得不象超级杂技演员那样铤而走险。”
“无论从哪一方面来看，你现在所做的工作都是了不起的，大卫。”
“我到这里来并不是要你恭维我。三天前尼克到我的事务所来。在利比里亚和巴拿马的公司里，他连一块钱的流动资金都没有了，这些公司负债累累。在那之前的一个星期，罗杰·邓恩告诉我，他那里的情形也一样。朱巴尔·温——他远不如突多尔·安盖尔——在加利福尼亚正遇到严重的问题。奈西姆是一个永无怨言的人，但是你只要注意一下他在各金融市场所做的一些交易，就可以知道他得不到必要的补给。要是没有与苏联和中东国家的生意往来，他几乎要失业了。保尔·苏必斯和桑塔纳的情形也一样，你迫使桑塔纳在达拉斯走钢丝，使他至今惊魂未定。甚至连韩也受到了影响：他最近和北京的中国人做的一笔买卖结果陪了本。由于他不是傻瓜，我猜想他这样做是遵照你的指示，目的只是给你提供一些现金。我没猜错吧？”
“没错。”
“要是没有那些赌场的收入，你那两百多家旅馆在两年前就破产了。你从那儿抽去了太多的资金，甚至不让它们缓一口气。埃塞尔·考特也不是一个喜欢抱怨的人但是她忧心仲仲，弄不清楚你到底想干什么。说到底，即使靠赌场的收入最终也维持不了。不出一年，或者更快些，就全捉襟见肘。除了你自己的银行之外，你向所有的银行都借了钱。尚未偿还的贷款多达九百十二项，而这些银行的钱是不会白给你的。”
一个小时之前，巨型直升飞机把塞梯尼亚兹送到一条大河边，那河水几乎是黑的。当这件庞然大物从天而降时，沙马塔里人（雷伯象个巨人矗立在他们中间）甚至没有抬起头来瞅上一眼。这些印第安人正在安营扎寨。塞梯尼亚兹面对无边无际的丛林感到一阵心慌，简直想要呕吐；他觉得怪异，乌巴尔多·罗沙居然能在这绿色的海洋里把克立姆罗想找到。
“我们正准备吃午饭。”雷伯说。
他那双眼睛审视着塞梯尼亚兹的脸。
“你和我们一起吃吗，大卫？不过，你不要勉强。要是你和飞行员们一起吃三明冶，我这里的朋友不会见怪的。”
“你吃什么，我就吃什么，”塞梯尼亚兹板着脸没好气地说。“我可以在你觉得合适的任何时候提出辞职。”
“这个问题我们回头再讨论，大卫。”
他的语气象往常一样安详、谦和，有时候实在瘟得叫人恼火，现在便是这样．
此刻，塞梯尼亚兹也没有心思去注意印第安人如何张罗这顿午饭。他们撼动几棵树，一些毛虫纷纷跌落，或者直接从树干上被剔出来。然后，他们拔去虫身上的毛，用指甲或牙齿将它们剥开，用树叶裹起来煮熟。
“大卫，我取之于你的已经太多了，希望你能原谅我。这几年真是难为你了。先解决当务之急：请做好一切准备，把雅瓦公司的股份在证券市场公开抛售。这样可以弄到近二十亿美元……这种吃法的虫子叫做‘玛那’，意思是‘神馔’。你尝尝。甜得很，而且富有营养。你吃了就知道。”
塞梯尼亚兹愕然无言以对。但是他很快定下神来，暗自思付： “荒唐！我就这样呆在这丛林深处，跟一个赤身露体的人讨论数十亿美元的交易？这个人还要我吃毛毛虫！”
“全部卖掉？”
“只要你愿意，大卫。或备只卖掉几个公司。为了保持收支平衡，你要怎么做都可以。”
“跟雅瓦有关的公司有三百多家。”
“要不要我把它们给你全都列出来？”雷伯平静地问。塞梯尼亚兹只觉得肝火越来越旺，而这样激烈的感情他是不习惯的。他认为这是环境太陌生造成的。
“雷伯，你已经花了六十多亿美元……在这上头……”
他打了个手势，指指这些印第安人、这片林中空地、这架西考斯基宜升飞机以及建立在亚马逊尼亚腹地的这个世外桃源。
“说下去，大卫。”
“你的目标是什么？有一天你告诉我，你要乌巴尔多·罗沙买下最早的几块地，是想让印策安人成为自己土地的主人。你记得吗？”
“我从不忘记任何事情，这你是知道的。”雷伯心平气和地说。
“我知道你是永远正确的。你说土地是买给你那些印第安人朋友的，可是你在这片土地上毁林伐木。你声称要保护这些人，却破坏了他们的自然居住地。”
灰色的眼睛凝视着他，那目光是深不可测的。但这次塞梯尼亚兹真的动了怒。他说：
“全国印第安人基金会的主席是一个叫班德拉·德梅洛的将军，或者他曾经担任这个职务我记不清了。不管是现任还是曾任，反正他的正式职责是‘尊重印第安人和他们的风俗习惯’，下面还是他的原话，“保证他们的土地和自然资源为他们所专有’。我没有引错吧？”
“没错。”
“他的一份声明的全文别人为我翻译成了英文，现在我一字不差地引用他的原话，‘给予印策安人的任何帮助都不能妨碍国家的发展’。你记得那句话吗，雷伯？”
“记得。”
“你或许也会那样说。但是从你的嘴里说出来恐怕稍微有点儿不同。比如，你会说：‘我对印第安人的任何友谊或热爱，都不能妨碍开发我正在创建或已经创建的国家。’”
没有反应。雷伯一动也不动，他蹲着身子，两只大手下垂，手掌摊开，眼睛视而不见地望着塞梯尼亚兹。在这两个人的周围，印第安人用他们自己的语言在谈笑。一些女人到河里去游泳，她们躺在浅水里尖声嬉笑。其中有几个年轻女子裸露着光滑的身体，两股之间粉红色的阴唇暴露无遗，即使在塞梯尼亚兹看来也很美。
“我不想收回我说过的任何一句话。”塞梯尼亚兹有气无力地说。
“只要你相信自己所说的话。”
“我相信。”
“这是你的权利，大卫。”
“同样，我还相信，你在亚马逊尼亚所做的事情都不合常情。上帝可以作证，我从二十六年前的一九五一年起就开始为你工作，可我从来不记得自己答应过干这差使。我是身不由己被水流带走的，在超过四分之一世纪的时间里，我所做的只是努力使自己免遭灭顶之灾。你很可能是个天才，或许你看问题的方法和我不同。可我只是个凡人。我厌倦了。我已经五十四岁。要在所有的事情上都跟你走，非得有简单、盲目的信仰不可。这一点乔治·塔拉斯能做到，我不能。我做不到。我必须理解。你积聚了一笔大得无法想象的财富，却一直没有露过面，而我尽力帮助了你。今天我成了一个有钱的人，比我曾梦想过的更有钱。但是我不理解目前正在发生的事情，也不理解你想达到什么目的。我曾经试图让自己喜欢你，有时候还觉得已经做到了这一点。可现在我心中无数，不知道是不是想要辞职。”
“我希望你不要这样做。”雷伯柔和地说。
“即使我辞职不干，一切仍将井然有序。我已经做好安排，工作不会中断。倘若我死了，或者离开了，你的事务不会受到任何影响。你建造起来的这台巨大的机器……”
“是我们一起建造的，大卫。”
“也许是的。也许我起过一点微不足道的作用。反正这机器在任何情况下都能继续运转。我甚至相信，哪怕你不过问，它也会继续运转。”
没有回答。恰恰是这阵沉默被塞梯尼亚兹误解为无动于衷，从而深深地刺伤了他。他暗自思量，“我指望什么呢？他已经不通人情，随着岁月的流逝，他逐渐变得精神失常了。”
确实，到一九七七年甚至更早一些，塞梯尼亚兹已把东五十八街的业务班子组织得无须他驾驭也能正常工作。他生就一副稳健的性情，办事一丝不苟，作风实事求是；不管他自己如何看待上述品质，反正这种出类拔萃的组织才干，使得他从一开始（五十年代）就未雨绸缪。他其至在自己的事务历建立了克立姆罗德非常成功地发展起来的那套隔离保密体制。他把王的业务分成八个互相独立的部门，只有在电子计算机的存储器中它们才互相联系在一起。一九五二年，是他向雷伯建议，把所有重要的文件，特别是那些数不胜数的委托协议书，都存放到一个十分安全的地方去。雷伯在科罗拉多州曾经买下一家小银行，好处是那里有个保管库简直和战略空军司令部的指挥所在同等程度上受到地形的天然保护。为了更加保险起见，塞梯尼亚兹建议雷伯另外再采取一项安全措施——“对此，连我也不应该知道，雷伯。”于是，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或许是在瑞士特普弗勒的地盘，或者是在伦敦奈西姆的护卫下，或者在香港韩某的领地，甚至也可能在所有这些地方，存放着那些文件的一份或几份副本；正本则在洛基山区四百米深的地下。
一九七七年会见克立姆罗德时，塞梯尼亚兹宣布辞职的话已经到了嘴边。
回到纽约，塞梯尼亚兹以惯有的效率开始执行雷伯的命令，着手对雅瓦总公司及其盘根错节的子公司网进行调整。（除了雷伯和他自己，任何人都弄不清这些公司错综复杂的关系。）
其时，雷伯已和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取得联系，在高兹契尼亚克完全同意的情况下，塞梯尼亚兹把这些公司合并成一个控股公司。然后，他请审计员估价。为此，他选择了一家信誉卓著的事务所。通过估价，这个庞大的有限公司的股份价格便确定下来。证券交易委员会予以批准之后，纽约一家有声望的银行把它们投放到市场上。这是那个财政年度的一件大事。尽管塞梯尼亚兹通过高兹契尼亚克为雷伯确保了百分之五十一的股份，售股净得仍不少于十九亿五千三百万美元。
这笔钱在一定程度上可以使王的大多数商业账目恢复收支平衡。
其实，更确切地说这只是暂时的缓解。克立姆罗德还在不断地提款，加上巨额的银行贷款必须偿还，这预示着缓解只能维持一个短时期，它没有使塞梯尼亚兹得到宽慰。而且，他的担心也不仅仅是财政上的；他认为，自己与雷伯之间的冲突根本没有解决。亚马逊尼亚的摊子在他看来仍然是个无底洞，或迟或早会把一切都吞下去，除非巴西和其他有关国家开红灯，不理会以保护人自居的雷伯借口帮助印第安人的一切遁词，禁止这些投资．塞梯尼亚兹认为，这是一种自大狂的表现，由于王对自己的行为不作任何解释，这种自大狂尤其令人不能容忍。
“这么多年来，他的全部业务一直由我经手，可是对我也不作解释。直到一九七八年，我才从报纸上获悉，那些生产纸浆的巨型成套设备，从日本发出，足足绕了地球一圈，耗费之大谁也不会相信，方始运到亚马逊河口。他干下的这些蠢事，后来都得有人向银行付帐，我自己就是不得不面对银行的那些人之一。
“实际上，我没有撂挑子的唯一原因，我想是这样的：局面一个月比一个月变得越来越复杂．越来越困难，不管我想得对不对，但我觉得，我准备好的接班人已无法接受这个摊子。这就有了个借口……”
大卫·塞梯尼亚兹始终拿不准自己该怎么办，也不知道该如何看待他对王的感情，这种悬而不决的状态一直持续到一九八〇年春天。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1
雷伯寻觅自己旧踪的长途旅行（迪耶戈·哈斯称之为“王的告别演出”，后来还把经过情形都告诉了乔治·塔拉斯），是一九七九年的事。
王本人向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透露的若干真情，得到这些事实的补充，将来有助于他们两人把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的毕生踪迹——从他在维也纳出生一直到一九八〇年四月——一段一段拼凑起来。当然，其中难免留下些可以理解的空白点。
雷伯没有按原来的时间顺序作这次觅踪之行，他不是把昔日走过的路重头再走一遍。乔治·塔拉斯认为，在他一生的这个时刻，雷伯已对自己漂泊生涯的结局作出了决定。现在，他就是需要回顾自已往事的某些片断，记忆和旅程把他带到哪里，他就去什么地方，根本没有一定的路线。
一九七九年，亨利·阿尔特还活着，在法属西印度群岛经营一个小公司，把配备船员的游艇租给想周游加勒比海的旅游者。
他微笑着对迪耶戈说：“这是我的一大憾事。当初，如果这个鬼家伙，”他指着雷伯，“愿意留下来和我合作，我们恐怕早就一起发了大财。”
“靠走私卷烟？”雷伯问，一边也在微笑。他们讲的是法语，那时候迪耶戈听法国话的水乎已有所提高，但还没有达到自己的理想。
“完全正确，当然靠卷烟。当时可以赚一大笔钱。我也真的赚了不少。一度我赚了十亿法郎。可是不久这些钱又让我给亏折了。”
“要是我在的话，局面就会改观吗？”
“我绝对相信能改观，”阿尔特接着说，同时转向迪耶戈。“他有一件我从来没有过的东西，灵敏的脑袋瓜子，虽然那时他还年轻。这颗脑袋太灵了！”
“que sorpresa。（注：西班牙语，真叫人吃惊）”迪耶戈说。“我感到mucho mucho（注：西班牙语，非常非常）吃惊。”
法国人打量着雷伯的旧布裤和圆领衫。
“真有趣，”他说。“告诉你，当初我敢发誓你将来一定有出息，一定能成为名人。”
“我了解他，”迪耶戈用英语插话。“我知道还有个人也了解他，一个在格林威治村卖汉堡包的。他是雷伯的崇拜者之一，从来不要我们付钱。”
阿尔特笑了起来。他说他并不是那个意思。他邀请这两个客人一同进屋。他成了家，第三代孩子也已经有了五个，他的买卖相当不错，尽管不能说是非常了不起。由于某些不太清楚的原因，反正与抵押和贷款有关，银行都讨厌他。但是他喜欢这样的生活方式，他一向就是这样过的。他喜欢在海边住。感谢上帝，如果撇开银行不谈，他觉得自己渐渐进入老境还不算太可怜。他举起盛着混合甜饮料的杯子。
“让我们为失意者干杯，我们就是失意者，我们也不在乎做失意者。”
不久以后，一个名叫保尔·苏必斯的法国阔佬成了阿尔特的主顾。因为他在巴黎当部长，人们都称他为“总统先生”。前面提到，有家银行对那个当年在丹吉尔活动的卷烟走私贩恨得要命，巧得很，苏必斯正好在这家银行拥有股权。
“你一定会觉得可笑，先生。”阿尔特后来对乔治·塔拉斯说。乔冶·塔拉斯的基金会则刚同这个法国人的公司签订了一项油水很大的合同，准备组织一些儿童周游加勒比海。“然而，我还是要说。你说你有点儿了解雷伯·克立姆罗德，而那位苏必斯对我又如此慷慨，我甚至觉得，这两个人之间可能有某种联系。”
“你说对了，我确实觉得可笑。”塔拉斯不动声色地回答。
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约尔·白尼适一套相当简朴的公寓里住了三四天。约尔·白尼适虽然不系领带，却是以色列议会的议员，而且即将成为国务秘书。
白尼适问雷伯：“前几天你在丹吉尔吗？”
“他把我拖去逛那些散发着薄荷气味的市场。”迪耶戈说。“我们甚至参观了他以前住过的宫殿，才三平方米见方，在卡斯巴的利雅得国王街。现在我知道他是从哪儿学的西班牙语，原来他在西亚金街跟一个从卡斯蒂里亚北部来的西班牙小贵族住在一起；这个人现在已经死了。我甚至把自己肉墩墩的屁股放到‘巴黎咖啡馆’的一把椅子上，因为他曾经坐在那里喝过茶。圣母啊，这太使我激动了！我们甚至一直走到马拉巴塔灯塔那儿。”
一九七九年去耶路撒冷之前，迪邪戈就很了解白尼适，至少他声称是这样。他说与白尼适见过面，但他总不愿意把见面的日期、地点或当时的情形告诉塔拉斯。塞梯尼亚兹对于白尼适了解得很少，而塔拉斯知道得更少。寒梯尼亚兹确信，白尼适一向了解克立姆罗德在干什么，也了解他干任何一件事的目的、地点和方式；塞梯尼亚兹相信这两个人之间保持着经常的联系，杰思罗那个情报网的建立即是一例。白尼适是这类事情的专家，他很可能在这方面帮了忙。一九五六年杰思罗亲自来送信，使雷伯获悉苏伊士运河即将遭到攻击。通过这次神秘的通风报信。塞梯尼亚兹看到了确凿无疑酌证据，证明他们两人之间存在者这种联系。
在以色列，雷伯访到了一九四五至四六年间若干往事的旧踪，更加想不到的是居然找到那个名叫帕内尔的北爱尔兰人。詹姆斯·帕内尔三十三年前曾在巴勒斯坦的英国军队中服设，现在当了记者。是他当着暗暗发笑的雷伯的面，把一九四六年三月一日雅古尔警察署遭袭击的经过告诉了迪耶戈。帕内尔和白尼适这些年来一直保持着接触，其中的原因却没有人对迪耶戈作过解释。
“即使约尔不告诉我，我也会把你认出来的，”帕内尔说。
他伸出食指和中指，指向他的脸。
“凭这双眼睛。我敢肯定，当时你这双眼睛比你声称带在身边的炸药更使我害怕。你是在吓唬人呢，还是那两只袋子里真的装着二十公斤tnt？”
“三十公斤，”雷伯说。“一点不假。”
“你真的会把我们统统送上天去？”
“你怎么想呢？”
铂内尔发现那双灰眼睛正以奇异的目光注视着自己。
“我想你会的。”他说。
他们一起到阿克的圣约翰去，在哈奈尔—阿姆丹广场吃了午饭。那天下午，雷伯和迪耶戈动身去罗马。
在意大利，他俩沿着昔日那条方济各会修道院路线走，当年，埃立希·施泰尔和其他一些急欲逃离欧洲的纳粹分子走的就是这一条路。他们在罗马过了一夜，然后由迪耶戈驾驶一辆租来的车，花了两天功夫到达雷申山口。路上，雷伯讲了所谓“四一二皇家运输连”的离奇故事，迪耶戈听得哈哈大笑。
但是，他们刚一进入奥地利国境，雷伯的情绪就起了变化。他几乎一句话也不说，只是在需要指点车朝什么方向走时才开口。
“三十四年了，你一直没有回奥地利来过？”
“没有。”
“妈的，这还是你的祖国哪！”
没有回答。迪耶戈心里想：祖国，杀死了他的母亲和姐姐，特别是杀死了他的父亲，差一点还杀死了他本人。这样的祖国还是忘了的好。再说，对于雷伯·克立姆罗德来说，什么是祖国？不过，毕竟三十四年了……
他们在萨尔茨堡走了一整天。雷伯又开始说话了，谈到他们眼前的这些地方从前发生过什么事件，不过声音比平时低沉，好象在自言自语。他叙述了那一段往事的始末，从他抵达这个城市开始，一直到埃泼克之死以及哈特海姆城堡的摄影师洛塔尔之死。
迪耶戈在哈特海姆没有停留，汽车经过林茨和毛特豪森，也没有停留。
从雷伯第一次离开利昂丁难民营到他与约尔·白尼适一起去巴勒斯坦，这一段时间内他所做的一切，有关他如何急切地寻找父亲的下落，后来如何了解到父亲的遭遇等等，是靠塞梯尼亚兹、塔拉斯和哈斯三人把各自了解的一鳞半爪拼凑起来才为人所知。萨尔茨堡的那一段主要来自哈斯，关于哈特海姆城堡的情况来自塞梯尼亚兹，他还提供了有关一九四五年六月十九日黎明时分雷伯到老家去的一些情节，塔拉斯则听雷伯讲过在奥地利搜索施泰尔的前后经过。
离开了萨尔茨堡，他们直接来到维也纳。迪耶戈奉命在内城区一座漂亮的私人住宅门前停车。
“咱们现在干什么？”
“不干什么。”
迪耶戈关上引擎。那座宅第带男像柱的门廊气派很大。雷伯望着门口，不做任何手势，坐在车上不动。
迪耶戈问：“你出生在这幢房子里？”
“是的。”
正在这个当儿，房子里出来几个小孩，其中一个把收音机贴着耳朵。
“你不想进去吗？”哈斯问。
“不。”
但是雷伯转过脸去，目送着两个孩子向波希米亚公署走去。这两个孩子一男一女，年龄在十二至十五岁之间。“雷伯本来也可能有这么大的孩子，”迪耶戈凭直觉突然产生这样的想法。这使他感到心里很不是滋味。
沉默。雷伯又把脸转向挡风玻璃。
“开车。咱们走吧。”他暗哑地说。
下一站是一个名叫莱歇瑙的地方，不过车先在维也纳的申肯巷从头至尾走了一趟——“以前这儿有一家书店。”莱歇瑙几乎算不上是一个村庄。雷伯来到孤零零一个农家门前打听一个名叫埃玛·多宁的女人。住在那里的一对夫妻对她只有一点模糊的记亿。他们说她早就死了，雷伯仍不死心地说，“曾经有三个孩子寄养在她家，三个金发碧眼的小男孩，现在应该有三十五岁或四十岁了。”
那对夫妇摇摇头；他们一点儿也不知道埃玛·多宁以及一九四五年那时候三个孩子的下落。雷伯在村子里到处向人提这几个问题，得到的是相同的回答：己故的埃玛·多宁生前也很少有人知道。战争期间以及战后，先后有不少孩子在她那儿寄养过。
雷伯回到汽车里坐下，张开瘦骨嶙峋的大手搁在膝盖上。他低下头说：“咱们走吧，迪耶戈。”
他们在稍南的派耶尔巴赫略事逗留。那儿有一户姓多普勒的人家。雷伯向他们打听一个赶车的老人，说这老人是他的朋友，许多年前还留邀他去家里吃饭。
不，多普勒一家没有人记得他。他们当然记得自己的老爷爷，但不记得雷伯·克立姆罗德。
“你该问京特和他的姐姐，那时候他们在这里。可现在他们不住在奥地利了。他们在巴西，在里约热内卢，经营好几家糕点铺发了财。要是你有机会去里约热内卢的话……”
然后，是奥地利的最后一站。
这个人四十多岁，名叫克勒尔，主持着一个在奥地利相当于公证处的法律事务所。他们事先通了电话约定，克勒尔在伊绪尔温泉等他们；迪耶戈开的车一到那里，他就上来。之后他们继续登程。
克勒尔好奇地注视着雷伯。
“家父告诉我，说他见过你一次，在一九四七年或一九四八年……”
“是一九四七年，”雷伯说。“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四日。”
克勒尔莞尔一笑。
“大概我的记忆力在衰退，要不就是家父记错了。那时侯我才四岁。但家父很清楚地记得你。六年前他去世的时候嘱咐我，要一丝不苟地满足你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说实话，我对你很感兴趣。三十二年来你—直铭记不忘，可不容易啊。”
雷伯笑了笑没说什么。
汽本抵达老家湖，停在派克旅馆门前。克勒尔一人下车。
“我们大概两个小时后回来，”雷伯说。“当然，请你和我们一起吃午饭。务必请你赏光。”
“不必太匆忙，我没关系，”克勒尔答道。
汽车开走了，这次的方向是名叫无底湖的一个小村庄。他们终于看见一个湖泊出现在沉郁的峰峦之间；这些峰峦有一个不十分可爱的名称：死山。
“咱们下车走几步，迪耶戈。”
“我正求之不得呢。”
他们那里只是“走几步”，而是在登山。矮胖的阿根廷人平生最讨厌体力活动，尤其痛恨爬山。不多一会儿，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筋疲力竭地垮了下来。他看着雷伯以印弟安人的方式往前爬，还常常停下．好象要凭借超人的记忆力确定从前走过的路线，然后续续向前。他走到一处悬崖那儿，跪下来察看岩石地面。最后，他站起来一动不动，几乎垂直地俯视他脚下的黑色湖面。十分钟之后，他回到迪耶戈身边，手中好象握着什么东西，并且料到他的伙计心中一定感到纳罕。他张开手掌，掌心里是几颗生锈的自动手枪子弹壳。
“这可爱的地方叫什么名字？”迪耶戈问。
“扎普利茨。”
他们及时回到老家湖与克勒尔共进午餐。克勒尔在业余时间收集钟表，吃饭时尽是谈这种爱好。饭后才去墓地。他们来到与其他墓家离得较远的一座坟前，那里竖着一块黑色大理石碑，上面没有十字架，也没有什么铭文，然而铺满了鲜花，碑上只镌刻着两个字母：d．l．。
“三十二年来，”克勒尔很不好意思地说，“你在远方始终惦念着这位无名氏；我想，现在向你请教他的姓名恐怕不是没有什么意义吧？”
克勒尔是中等身材。雷伯俯视着他的时候把一双灰色眼睛瞪得大大的，充满令人肠断的哀伤。
“何必呢？”克立姆罗德回答说。“世界上只有我还记得他。”
回南美之前，他们到法国的埃克斯昂普罗旺斯走了一道。在那儿，雷伯去扫了另一个墓——苏珊·塞梯尼亚兹的。然后他们去巴黎，会见一个名叫雅克·梅齐埃的法国人，迪耶戈从他们的谈话中了解到，这个法国人很久以前在里昂认识了雷伯。雷伯与梅齐埃谈到一个叫布尼姆·阿涅列维奇的人。迪耶戈记得他就是那个眼神忧郁的人，一九五一年，在王离开巴黎去和约瑟夫·斯大林小酌前夕，哈斯曾经在民族广场的一家咖啡馆里问过他拉普语说很是否流利。到过北半球所有这些地方之后，他们才乘上一架班机飞往南半球。
他们先到阿根廷的布宜诺斯艾利斯，一年前妈咪塔——她的全名叫玛丽亚—伊格纳西姬·哈斯·德卡瓦哈尔——已在那里饮恨谢世，因为她始终没有抱到一个名正言顺的孙儿。“可怜的妈咪塔怎么也不肯承认我有九个子女，认为这些都是‘皇子与民女’做夫妻结的果。我曾把他们当中的三四个带去见奶奶，想让她高兴高兴，她却当我们的面把门砰地一声关上。”
在布宜诺斯艾利斯，他们还去了佛罗里达街的阿尔梅拉斯画廊。老阿卡迪奥早已去世，当迪耶戈请他的孙女看一幅康定斯基的画时，她大为惊讶。
“你的意思是？……”
“把它送给你。”迪耶戈以最迷人的风度说。“我只是受人之托，所以不必谢我。是这么回事：三十年前，兴许不止三十年了，你的祖父做过一件很有君子风度的事情。而托我赠送这幅画的是个从来不忘记任何事情的人，这种人是屈指可数的。顺便问一下，今晚你能赏光和我们共进晚餐吗？”
她没有别的约会。
迪耶戈问雷伯：“现在去哪儿？”
“去佛罗里达看看兹比；再去纽约、芝加哥、蒙特利尔看一些人；还有加利福尼亚的安盖尔一家，就这些。”迪耶戈只觉得从头项一直凉到脚跟。
“以后呢，雷伯？”
“以后就完了，迪耶戈。”
这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的事。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2
“我叫阿诺德·巴姆。”这人对乔治·塔拉斯说。“今天上午从纽约给你打电话的是我，两个小时之前我又从班戈给你打了电话。”
他环顾四周，说：“你喜欢红颜色，是不是？”
“浴室是白色的，”塔拉斯回答时暗自思忖，我们如此对话，旁人听起来还以为是两个间谍在交换愚蠢的联络暗语。
他问来客：“喝杯茶好吗？我还有一些刚出炉的松饼，今天是星期五，每逢星期一、三、五，有人把松饼给我送来。”
“那我就不客气了，”巴姆答道。“说实在，我简直冻坏了。”
透过书房狭小的窗户，他朝蓝丘湾以外的大西洋望去，不禁打了个寒颤。
“在我的家乡，”他说。“如果海水变成那种颜色，我们就统统钻进被窝，在床上一直呆到春天。”
“你从哪里来？”
“开曼布拉克岛。不过实际上我是小开曼岛人。”
塔拉斯接到巴姆的电话后曾经匆匆查看了一下地图，可惜地图实在简单得令人失望。
“该轮到我讲实话了，”塔拉斯说，“对于开曼群岛，我几乎一无所知。”
“不必打招呼，那是正常现象。自一六七〇年以来，我们就是英国直属的殖民地；可是当我第一次出现在伦敦外交部时，负责官员竟用怀疑的目光望着我，问道：“你能绝对肯定它确实存在，而且属我们所有吗？’我应该顺便提一提，我们是在一五〇三年由克里斯托弗·哥伦布亲自发现的。”
“了不起，”塔拉斯说。
巴姆微微一笑。
“可不是吗？找到我们并不难。只要把古巴画在北面，把墨西哥的尤卡坦半岛画在西面，洪都拉斯画在南面，牙买加画在东面。中间一大片加勒比海看上去什么也没有。但不要相信这种错觉，我们就在那儿，在正当中。我们是由三个岛屿组成的：大开曼岛、开曼布拉克岛和小开曼岛。我国的首府是乔治城，在大开曼岛上。根据去年的人口普查，乔治城有居民七千六百七十七人，三个岛上总共有一万六千六百七十七人。问题是大开曼距小开曼一百四十三公里，而小开曼距开曼布拉克又相距八公里……啊，味道好极了！这些松饼确实非同一般……这样，我们当然不可能想买什么东西就搭上公共汽车到城里去。幸好和许多人一样，我自已有飞机。我是办银行的。那里几乎每个人都是银行家；在我们的土地上有五百四十二家银行。换句话说，大约每三十个居民就有一家银行，包括小孩在内。我们主要的经济来源就是银行和海龟；我们出口鲜海龟或干海龟供煮汤之用。还有什么你想要了解的吗？”
“我觉得这番介绍够全面了，”塔拉斯多少有点儿吃惊地说。
“唆，对了！旗子。你的名字和地址是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告诉我的，他对我说，我们该有一面国旗。这倒真是个问题。除了英国的米字旗，我们根本没有什么国旗——至少直到上星期还没有。正巧我妹妹想到一个主意（她还是我们的外交部长哪）：把我们挂在议会门前的那件东西取下来。我妹妹的厨娘用缝纫机依样画葫芦做了一个，这就是。”
他把一只长匣子放在塔拉斯的书桌上，从里面取出一小织布，把它摊开。
“天哪！”塔拉斯失声惊呼。“这玩意儿是什么？”
“这玩意儿”是打扮成海盗的一只海龟，一只眼睛上蒙着黑布条，有一条腿是木头的。
“我们的国徽，”巴姆说时现出讨人喜欢的笑容。“不错，我知道它看上去有点儿怪，但是我妹妹把它提交下院审议。他们一致认为这个国徽不比别的国微差，只有奇普·菲茨西蒙斯不以为然。不过奇普·菲茨西蒙斯对任何提案总是闭着眼睛投反对票。特别需要指出，他是我的妹夫，他和我妹妹很可能就要离婚。”
塔拉斯坐下来。此刻他腹背受敌：一方面马上有喷饭大笑的危险，而另一方面的威胁不知要严重多少倍——尽管这位来客既可爱又风越，塔拉斯却预感到一件非同小可而结局可能是悲剧性的大事即将由此人发端。然而，在提出下一个问题时，塔拉斯仍然保持一种英国式的寒喧语调。
“茶里加一些牛奶，好吗？”
“只要一点儿。”
不过，塔拉斯稍迟提出的另一个问题，性质可就大不相同了。
“你和弗朗西斯科·桑塔纳到底谈妥了什么事情？”
“桑塔纳先生作为老朋友说服了我们，使我们确信，在我们争取作为一个自由、独立的国家被接纳加入联合国的一切有关问题上，你塔拉斯先生都将给我们帮助。经费问题都已经落实，在这方面我们不用担忧，确实毫无问题。桑塔纳先生任法律顾问、总部设在我国的某公司，十分慷慨地把曼哈顿办事处的整整一层楼面交给我们使用。其实我们用不着那么大的面积：我将要率领的代表团只有一个成员，就是我自己。团长的职务对我的时间表并没有多大影响，因为我本来就经常到纽约去办事。你能把所有必要的步骤都安排好吗，塔拉斯先生？”
“当然可以。”
“今天是一九七九年十一月九日。一切都能准备停当吗？”
塔拉斯全身的血液都沸腾起来。
“行，”他说，“完全办得到。桑塔纳是否提出过一个具体日期？”
“他非常倾向于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这个日期，”巴姆说。
他一边喝茶，一边好奇地四下里打量着，目光被一大堆一大堆的书所吸引，神态悠闲自在。塔拉斯则不然，茶杯在他手上哆嗦不已，他不得不把杯子放下，心想：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和那一天正好相隔三十五年。
他问道：“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是什么日子？”
“下一届联合国大会将在那天开幕。可能有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出席，另外还有二十个国家派观察员到会，其中最主要的有端士、罗得西亚、两个朝鲜。作为一个新会员国的代表，我会得到在大会发言的时间，并且有权向全体代表提出一项动议，代表们将让我把活讲完。那时我就把这个动议提出来，然后把我的一部分发言时间让给另一个人，坦白说，我对那个人几乎一无所知。”
“但你毕竞知道他的姓名，”塔拉斯指出，这时他的心在狂跳。
“那倒是的。”
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3
大;学，生，小，说'网
一九七九至一九八〇年的那一个冬季行将结束时，对保尔·苏必斯发出了第一次警报。他已经有一段时间不再抽烟，并且在做一些锻炼。虽然还没有发展到穿上那种专门为在布洛涅森林练小跑步设计的奇装异服和怪里怪气的鞋，但他恢复了早已荒废的、还是一名法国童子军时代的那种步行锻炼；他参加法国童子军使用了自己选择的一个异想天开的化名“棍子女士”，为了这名字他还和童子军教练发生激烈的争论，最后终于说服对方，使他相信“棍子女士”在法文中其实就是白景天，又名蝎子草，是一种常见于乡村茅厕近旁的普通草本植物。
他决心练就一副运动员的体魄，正当他沿着坐落在巴黎第十六区弗兰歇·德斯佩雷大街的私邸扶梯向上跑的时候，警报发出了。疼痛是突发性的，说来就来而且来势凶猛。先是从胸骨下面开始，接着蔓延到左肩，并向左臂内部放射，一直向下传到左手的最后两个指头。一瞬间，这一阵疼痛非常剧烈，他甚至觉得自己即刻就会在扶梯上倒毙，而且死得愚蠢透顶，谁叫他放着花了一大笔钱安装的电梯不用？他的私人医生——自然是医学科学院的成员——一下子就确诊是心绞痛。他以严肃的口气说：
“它险些送了你的命，保尔。很明显，这是第一次发作，它的结束和开始一样突然，可是危险过后，你所体验的那种舒服感觉，下一次就不会再有了。今后你要随身常带硝酸甘油片，还必须绝对休息。”
“我可以外出旅行吗？”
“你可以报名参加纽约马拉松长跑，但是距离维拉扎诺桥的返回点还有三分之二就会一命呜呼。看你去哪儿，以及怎么个旅行法。”
苏必斯在床上躺了几天，就腻得直想哭。他经常掀开被单，指望发现也许什么人错放了个女人在那儿。发病以后不久他就打电话通知自己工作班子的成员，还通知了大卫·塞梯尼亚兹，他给纽约的尼克·佩特里迪斯和伦敦的奈西姆也打了电话。
因此，在一九八〇年四月，当他床头的秘密私人电话——只有大卫、尼克和奈西姆知道它的号码——响起来的时侯，他知道一定是他们三人当中的一个打来的。
“是保尔吗？”
他立即听出电话里是谁的声音，这安详、柔和的声音他已经三年没有听到了。
“保尔，”雷伯说，“你的事我刚听说了，请接受我衷心的慰问之意。我听说这只是一次警告，谢天谢地；还听说目前你得到很好的照料。他们告诉我，你可以外出旅行，不过要采取适当的预防措施。因此我不想请你去周游世界。既然你在法国，我们就在法国会面。十天以后，希望那时你不要离开。你能来见我吗？”
“无论何时何地，只要你吩咐。”
“本月二十一日上午八时三十分，将有一架飞机在图絮勒诺勃尔等你。请你一个人来，切勿招摇过市。”
苏必斯是个彻头彻尾、彻里彻外的法国人。尽管有点儿大大咧咧，他会毫不犹豫地说一句俏皮话而不惜得罪一个老朋友，然而，他毕竟思路敏捷，具有一种把蛛丝马迹迅速地联系起来进行综合分析的本领。
他确信自己已经得悉，一件震撼世界的事情即将发生。
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在苏黎世接到电话。值得一提的是，他正好坐在那间办公室里——二十年前，差不多也在那一天，他先是在自己歇斯底里的大笑声中告诉布罗克曼：“楼下有个脚蹬平底鞋而没有穿外衣的人，向我们递交一张十亿美元的支票。”然后硬着头皮到这间办公室里来见阿洛伊斯·克纳普。关于二十年前的那件事，他保留的记忆中央杂着些许缠绵悱恻的情思。但是，对于他来说，结果好得不能再好了，这一点绝对没有疑问。虽然他工作一直很勤恳，但他个人在银行里的地位扶摇直上却是从那时候开始的。及至需要指定—个人接克纳普的班时，命令好象从天而降，他中选了。
当他的绝密专用电话线一闪一闪地亮起信号小灯时，有三个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其中奥特马尔·布罗克曼是他的老对手，如今是他的下属。特普弗勒等到别人都出去以后才拿起听筒，简短地说：“我现在听着。刚才这里有人。”
他听着。
他决定坐汽车去，他越来越害怕乘飞机，而火车在保密这一点上又不够安全。
四月十一日，大卫·塞梯尼亚兹离开办公室去吃晚饭，打算饭后赶紧回来继续工作，可能要干到深更半夜。骇人听闻的黄金行动即将告终，但是那些暴利必须比较精确地估算出来，按比例分配给需要现款的大约六百家公司。
命令几乎在七个月前就下达了。它和上一次关于公开出售雅瓦食品总公司及其子公司股份的命令在各方面都很相似。雷伯通过无线电话对塞梯尼亚兹说：“大卫，我知道你又一次面临着严重的财政问题。我不是无故拖延。请你办妥一切手续，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初随时处于待命状态。和上次的办法一样，把全部金矿公司重新组成一个控股公司，并作好公开售股的准备。”
塞梯尼亚兹好几次盼望雷伯把他在洛矶山区的金矿股票兑现或公开销售，或干脆授权奈西姆抛售这个黎巴嫩人代王掌握的巨额黄金储备。例如在一九六九年九月，黄金价格从每盎司三十五美元跳到四十一美元的时侯，他向雷伯请示，雷伯说不卖。一九七四年十二月，伦敦市场上黄金价格上升到每盎司一百九十七美元五十美分这样惊人的数字时，雷伯还是说不。“不，大卫，我们要等待。”等得有道理，因为，四年以后的一九七八年十月，黄金价格上涨到二百五十四美无。“我们不卖，大卫。”“我们需要现金。”“我们不卖。”黄金价格继续飞涨，一九七九年八月是三百十七美元七十五美分；同年十月二日是四百三十七美元；十二月二十七日达到五百零八美元七十五美分！
那时，为合并起来的控股公司作好一切准备已经有两个月了。“雷伯，我们随时待命。”“我们不卖，大卫。”“难道你就不管我面临的一大堆问题，雷伯？”“对不起，大卫。你还得再等一个短时期。但不会太久了……”
一九八〇年一月十八日……无线电话传来命令：“大卫！时候到了。行动吧！”
塞梯尼亚兹需要证实一下自己没有听错，因为他所接到的命令使他大为惊异。这将是王第一次变卖他的部分财产。
“雷伯，是不是我得把所有的股票都抛出去？绝对没有搞错？你什么也不想保留？”“全部卖掉，大卫。你没有误解我的意思。我们要把所有的黄金都卖掉，不管是在什么地方的。通知奈西姆、老韩、保尔、塔多伊兹、旧金山的朱巴尔和布宜诺斯艾利斯的海梅。请务必在一小时之内通知到。”
塞梯尼亚兹事后回忆道：“在我为他工作的三十年里，这是他第一次完全放弃他所创建的一家公司，一点点股权都不保留。本来单是这一点就应该引起我的注意，但那时我正陷入严重的问题堆里……”
塞梯尼亚兹那里乱麻似的一大堆财政问题在一月二十一日奇迹般地得到了解决，那一天，每盎司黄金的价格达到了令人咋舌的创纪录水平：八百五十美元。
这次行动净赚四十三亿四千五百万美元。这样王的财富在一九八〇年一月底到达了项鲜．如果把投入亚马逊尼亚的资金也算在内（那时这些投资已开始赢利，而利润又到别处再投资），塞梯尼亚兹估计总数达到一百七十三亿五千万美元。
走出办公室，他在走廊里停了一会儿，与—个助手交谈几句。然后，他刚走了三步。
“塞梯尼亚兹。”
有人碰了碰他的手臂。他认出是迪耶戈·哈斯。
“他要跟你谈活，”迪耶戈说。“现在。”
两人四目对视。迪耶戈现出笑容。
“是命令，塞梯尼亚兹。”
外面一辆违章停靠的汽车等在那里。迪耶戈用西班牙语冲旁边一个警察不知喊了些什么话，那警察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哈斯坐到方向盘后面把车开走，脸上带笑，但是目光冷峻。
“他在哪儿？”
“我带你去。”
迪耶戈驱车前往曼哈顿岛南区，最后到华盛顿广场在望的地方停下。“你下车吧。”他对塞梯尼亚兹说，一双黄眼珠子照例含着嘲讽的意味。
“他在哪儿？”
这个阿根廷人只是点点头，伸出一个指头朝一座拱门那儿指了一下，然后把车开走，迅速消失在来往的车辆和行人之中。
塞梯尼亚兹沿着一条小路走去，很快就发现雷伯坐在一张长椅上吃三明治，一边还分一点儿给几只好奇的黑松鼠。他穿着紧士裤和一件粗棉布衬衫，上衣和一只布袋放在身旁；头发比他以往任何一次到纽约来都留得长，但还没有披到肩上。塞梯尼亚兹看到他的侧后影，突然产生一种异乎寻常的感情。
“他给人一种强烈的孤独感，”塞梯尼亚兹后来说。“他注视着前面几米处的地面，两眼充满迷茫的神情……我讲不清楚自己当时是怎样一种感觉……”
塞梯尼亚兹再走近一些，然后站住。过了好几秒钟，雷伯才意识到他站在那儿，便笑道：
“我不想到五十八街去，原谅我，那是有原因的，心血来潮。是不是有人在什么地方等你？”
“我现在到家里去吃晚饭。”
“吃完饭再回去加班？”
“是的。”
雷伯把布袋和上衣挪了挪，塞梯尼亚兹坐下来。那些松鼠在客人刚到来时曾四下逃散，现在又都回来了。雷伯把手里剩下的一些面包全扔给它们。他非常温和地说：“大卫，三年多以前你曾向我提出辞呈。”
“我没有撤回辞呈，”塞梯尼亚兹说，但话一出口，他立刻后悔了，认识到这显然是不得体的。
雷伯摇摇头。
“问题不在于比，至少我要说的不是那种辞职。大卫。情况将发生变化发生……惊人的变化。三十年来你所做的一切，都要受到它的影响。我还没有对别人谈过这件事，你是第一个。我必须这样做。”
塞梯尼亚兹的脉搏骤然加快。
“甚至对乔治·塔拉斯也没有谈过？”
他问了这句话以后，又感觉到自己失言了，没有说到点子上。
“乔治晓得要发生什么事情，我需要他参与其事。我不能采取任何别的做法。大卫，你我之间有些隔阂，我希望看见这些隔阂得到消除。最近一个时期，我有件事很难决断，但必须作出决定；所以我把许多许多事情都撂给你，实在太多了。原谅我。”
一阵难以言传的情感冲动向塞梯尼亚兹袭来。他看着这张瘦削的面孔，内心差不多已经向自己承认：尽管发生了各种各样的事情，想不到他对这个人依然一往情深。
“现在你已经作出了这个困难的决定？”
“是的，一切都已就绪。我要跟你谈的正是这件事，大卫。”
接着他告诉塞梯尼亚兹将要发生什么事情以及怎样发生，特别谈了他为什么觉得必须做这样一件事。他的语调和平时一样缓慢而沉着，从不提高嗓门强调任何一句话，说的是他惯用的那种英语，字斟句酌甚至近乎咬文嚼字。
在一阵象是要永远持续下去的静默之后，塞梯尼亚兹有气无力地说了一句：“这是自杀。”
“问题不在于此。问题在于你。”
“你这是要毁掉我们三十年来惨淡经营的一切。”塞梯尼亚兹沮丧的说。
“问题在于你。我要求于你的已经太多了，我不能再让你陷入尴尬的境地，不能让你由于我的过失而陷入极其尴尬的境地。你可以暂时告退，出去旅行，息影一个时期，等事态平静下来。我认为你应该这样做。五月五日以后，你势必身陷重围，遭到疲劳轰炸，成为众矢之的，还得照单全收由此会产生一切不愉快。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不愉快，大卫。你保护我的时间太长了，为此，你的同胞们饶不了你。”
塞梯尼亚兹闭上眼睛，说：“你要我离开这艘行将沉没的船。”
“也可以这么说。”
雷伯又开始向塞梯尼亚兹面授机宜，举出可以采取哪些办法尽量缩小目标，避开火力。
塞梯尼亚兹似听非听。他觉得好象被人打昏了似的。突然他拿定主意，甚至连自己都没有意识到已经作出抉择，接着，他平生就这么一回满怀自信地说：“我要去法国，雷伯。”
雷伯对他仔细端详了一会儿，说：“你不是一个轻率作出决定的人。”
“不错。”
沉默。然后，雷伯不紧不慢地摇摇头，说：
“难道疯狂也会传染？”
他的眼睛在笑。塞梯尼亚兹全然摒弃了矜持，也笑道，
“按照塔拉斯的说法，只有疯狂才合乎情、顺乎理。”
他们于二十日前往法国，飞机直接在马赛的马里尼安降落。原属苏珊·塞梯尼亚兹所有的那座乡间宅院占地六公顷，距离埃克斯昂普罗旺斯二十公里。那里还有一条小河，河里的鱼很多。
“我不知道是你在我祖母去世的时候把它买了下来。其实我还责备过自己不该把它卖掉。”
“不是以我的名义，而是以你小女儿苏珊的名义买的。”
塞梯尼亚兹惊呆了，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突然记起早在三十多午前祖母写给他的一封信：“我遇到了最令人困惑、最不可思议、而智慧又最出众的一个小伙子……如果你能……为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做点儿什么……”
“我祖母很有眼力，比我不知高明多少倍。她非常喜欢你，尽管她几乎不认识你。她经常向我问起你……”
他们沿着一条小路往前走，路旁的法国梧桐都是二百年上下的参天古木。往往有这样的事：你天天从再明显不过的现象前面走过却视而不见，后来突然意识到了。现在塞梯尼亚兹正是这样突然意识到，雷伯·克立姆罗德历来忍受着不堪想象的孤寂。就拿这个花园来说，它和塞梯尼亚兹幸福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许多回忆联系在一起，这可以说是他如此圆满、如此宁谧的整个一生的写照，对比之下，顿时觉得一种强烈的感情揪住了他，几乎要把他撕裂。
“雷伯，如果我能为你做点儿什么……”
“你已经做了这么许多。”
“我还想多做一些。如果你愿意，我将继续掌管你的事务，能管多久就管多久，即使有些困难，又算得了啥！”
他想再说些什么，说些别的，比如，建议雷伯分享他家的安乐气氛（克立姆罗德从未进入他们的家庭圈子）；或者建议雷伯接受他的友情（现在他认识到，自己在友情问题上过去即便不是一毛不拔，也跟挤牙膏差不多）。“在他心目中，我始终只不过是—个会计师，这是我的过错。”塞梯尼亚兹事后这样反省。“其实这仅仅是一举手之劳，只要在关键时刻说一句话……最使我痛悔的是：我从来不敢越礼仪的雷池一步。我对他始终存有愚蠢的戒心，都怪我少见短视，死要面子，出于井底之蛙的本能拒不承认天地之大，也可能还有一种可笑的恐惧心，生怕被他的个性压垮。我妒忌那个爱他而绝不瞻前顾后的乔治·塔拉斯，他见到雷伯的机会比我少得多，他对雷伯的了解却比我深刻得多。”
二十日晚上他们到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城里去吃饭，饭店在一个大广场附近，那儿有一座颇为壮观的喷泉。四月的夜晚已有几分初夏的味道。就在那天晚上，雷伯·克立姆罗德叙述了一九四五年潜回维也纳老家的经过情形。那时侯，家中已经被洗劫一空，只剩一辆轮椅给遗忘在小电梯里，掩盖那座电梯的嵌板还是从蒂罗尔或波希米亚某教堂的神龛里弄来的。
……第二天，全体王臣响应雷伯的召唤，一个个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不胜诧异地发现和自己一样的人为数如此众多，同时大为震惊地意识到，三十年来第一次风云际会的他们这些人，象征着何等赫赫炎炎的权威。
到会的有韩某和奈西姆·沙哈则、保尔·苏必斯、若热·索克拉特斯、埃塞尔·考特、内尔松·科埃略、塔多伊兹·特普弗勒、尼克和托尼·佩特里迪斯、朱巴尔·温、弗朗西斯科·桑塔纳、菲利普·范登伯格、厄尔尼·高兹契尼亚克、海梅·罗查斯、亨利·钱斯、罗杰·邓恩、金·福伊西；他们当中最不重要的人物为王掌管着的财产至少也有一亿美元。雷伯·克立姆罗德向他们全体宣布了他将要做的事情。他明确地指出，涉及他们本人利益的一切，不会发生任何变化；除非有谁决定终止与他的合作并立即退出，否则，他们可以继续掌管各自的领域。
只有一点和过去不同：从今以后，外界将知道他们是在为他办事。
王告诉他们，他将公开自己的面目，让世人知道他是谁，知道他的神话一般的财产数字。当然，他这样做并不是夸耀自己的成就，而是因为他不得不解释清楚，他是如何在亚马逊尼亚腹地建立这个王国的；现在他要宣布它为一个国家，并且要求通常被当作各国大联合、然而名实如此不符的那个组织承认它的存在。
王告诉他们，在他宣布这个新的国家正式诞生的时侯，他的呼声会不会有人倾听，会不会得到响应，对此他绝不存丝毫幻想。然而，他将抱着对所谓的法律和惯例最彻底的藐视态度宣布这一事实。他这个行动本身，恰恰是对法律和惯例的责难和否定。他知道得很清楚，干这样的傻事肯定会遭人讥笑，因为他擅敢抛弃法统、主权、神圣不可侵犯的权利等观念；其实，所有这些无稽之谈带来的后果，首先是为抹煞个人和个人自由的行径披上合理合法的外衣。
最后，他微笑着把与会者挨个儿看了一遍，并且指出，他们当个如果有谁还不完全明白他的道理，那就不妨把他将将采取的行动看作是对整个世界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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装一条木腿的海龟 —— 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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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凌晨两点钟左右，乔治·塔拉斯肯定自己绝对睡不着了。他开了灯——这已经是他上床之后第六次开灯——从乱七八糟地堆在广场饭店他这个房间里的大批书籍中翻出那本《蒙田散文集》。哦，亲爱的老蒙田！当初，塔拉斯就是把自己珍藏的这本旧书借给从奥地利毛特豪森集中营死里逃生的那个小青年。
“三十五年来，我们走完了整整一圈，”他想。
他从窗户向外望去，瞧见月下的中央公园只是黑糊糊的一片；此时此刻，那里的矮树丛和林荫道，很可能比亚马逊尼亚丛林危险很多。他把《蒙田散文集》信手翻到第三编第二章：
我提倡简朴无华的生活……全部伦理学既适用于普通的私生活，也适用于比较丰富的生活；每一个人自己身上都具备做人的一切条件……
他回过头去该前面的几行：
世界本身处于永恒的运动之中。世上的一切都在不停地运动，包括大地、高加索山脉的岩石、埃及的金字塔，既有共同的运动，也有本身各自的运动。稳定状态不过是比较缓慢的运动。我无法固定我的目标。它就象一般醉汉那样踉踉跄跄、东倒西歪……
塔拉斯思付：“那几年，他一直把这本书带在身边，在他拿来还给我之前，已经反复读了不知多少遍。”
塔拉斯踱回屋子中央，发现电话机上的红色小灯一闪一闪发出信号，这表示有人打电话给他而接线员以为他在睡觉。塔拉斯于是与接线员通话，接线员告诉他，几分钟之前一位大卫·塞梯尼亚兹先生给他来过电话，但是得知他可能睡着了，只要求转告说某人给他打过电话。
“请接到他那边去，”塔拉斯对接线员说。
塞梯尼亚兹在电话里说：
“我睡不着，乔治。我在屋里打转转。”
“由于某种奇怪的巧合，塞梯尼亚兹君，我也同你一样闷得慌。大概是春天的缘故吧。我这儿有杯子和冰块，要是你能带一瓶……”
“只要二十分钟我就来。”
其实他顶多只花了十五分钟。他们喝得不太多。在这夜阑人静的时刻能够互相作伴，两人心里都觉得踏实一些。时间—个钟点—个钟点地过去，一瓶酒还是喝完了，他们看见晨曦照亮了春天公园里的树叶。两人言语不多，不谈别的，单谈他们已经知道的事情，或关于对方的，或关于雷伯的，以前，在王的秘密的明影笼罩下，他们彼此保密，互相隐瞒，如今那个时代早已过去了。
他们甚至不想打听王可能在哪里，尽管他们并不知道。一星期之前，在麦迪逊大街那个班子的协助下，塔拉斯对他自己辑录的法律条文汇编作了一份详细的注释交给雷伯。从那以后一直没有消息。塞梯尼亚兹知道得更少，自从在埃克斯昂普罗旺斯分手之后，就再没有见过他。
他们两人对此并不感到意外，情绪没有受到影响。他们把以往跟雷伯呆在一起的时间统统加起来算了一下，结果发现，在三十五年里（还差十二小时就是整整三十五年），他们同王会面的时间不过一百到一百二十小时。关于克立姆罗德，如果说到今天还有什么使他们感到惊讶的，那就是：尽管接触的时间这么少，雷伯对于他们两人一生的影响却如此巨大。不光是影响他们两人的一生，还影响到被他改变了命运的成百成千男男女女的一生。在这一点上，他们两人看法不谋而合。
在另外一件事情上，他们的看法也是一致的：要是十小时或十二小时之后他消失得无影无踪，他所建造的这台巨大的机器仍然会运转，生产出毫无用处的财富，因为他根本不把这些财富放在心上。
实际上，完全可以想象，如果机器照这样运转下去，今年（1980年）的一百七十亿美元十年以后就会变成三百或四百亿，到本世纪末还会更多。这种状况委实荒谬，却是可能的，或许是非常可能的。只要允许这样兴旺发达的局面存在的制度到那时还没有崩溃。
“我们讨论起哲学来了。”塔拉斯说。“现在可不是时候。我们应该洗个淋浴，把衣服穿好，塞梯尼亚兹君。否则，到时候我们会心慌意乱的……”
“我们果然心慌意乱了，”塔拉斯说。“如果你的紧张程度只有我的一半，我已经要打心眼里可怜你。”
他至少还有勇气和力量自我解嘲。塞梯尼亚兹则不然，他已经面无人色。
将近九点钟，出租汽车把他们送到第一街。联合国大厦入口处恰如平时一样热闹；插着国旗的轿车依次停在环形车道上，让代表们下车。
塞梯尼亚兹首先看见的是迪耶戈·哈斯。
这位小个子的阿根廷人独自倚墙站在哈马舍尔德（注：达格·哈马舍尔德（1905—1981），瑞典政治家，联合国第二任秘书长）图书馆旁，一对亮闪闪的黄眼珠子望着陆续到来的人群，目光充满轻蔑和嘲弄。塞梯尼亚兹几乎想暂时丢开对哈斯的反感，向他走过去打听一下他知道些什么消息。“不过他什么也不会告诉我。”塞梯尼亚兹后来说。“如果他有话要转告我或乔治，早就把口信带到了。他肯定看见我们到达，却装做没看见。”
五月五日看来可能象晴热的夏天，尽管东河上罩着薄雾。塔拉斯和塞梯尼亚兹走向勒科尔比西埃（注：勒科尔比西埃（1887—1965），原名夏尔·让内雷，法国著名建筑师，1946年参与联合国大厦的设计工作）设计的三十九层玻璃和钢架结构的大厦入口处。
但是他们没有进去。他们在自由之钟前面等候。
“这个阿诺德·巴姆要什么时候来？”
“再过二十分钟他应该到了。我的天哪，大卫，瞧！”
塞梯尼亚兹朝塔拉斯所指的方向望去，目光在越来越密的人群中搜索。在几个服饰鲜艳夺目的非洲代表中间他发现了保尔·苏必斯清瘦、潇洒的身影。苏必斯在微笑，但看得出并不快活，倒是有几分尴尬，这种神态在他身上是罕见的。
他不是—个人来的。奈西姆·沙哈则和佩特里迪斯兄第一起出现。不一会，所有的王臣都到齐了。他们集成一群，就好象要摆什么阵势似的，尽管个个都彬彬有礼，实际上紧张得要命，偏偏装出没不经心酌样子。
塞梯尼亚兹喉咙里仿佛有什么东西卡住了，他说：“我不知道你会来……”
苏必斯点点头。
“我们自己也不知道，大卫。”
通常闪耀在他眼睛里那种智慧的光芒，这一次去蒙上一层胆怯的薄翳。
“真见鬼，这是打哈哈的时候吗？！”
随后，黑狗们也从人群中出现了，首先是列尔纳和贝尔科维奇。他们彼此并不相识，只认识塞梯尼亚兹，他们神情淡漠，目光阴沉跟他们办事的猛劲和行踪的诡秘有着奇怪的相似之处，仿佛此刻正在犹豫：要不要在光天化日之下露面？塞梯尼亚兹怀着越发难以控制的激动心倩暗暗想道：“他甚至通知了这些人，让他们知道一部创业史的结局。也许他把全体黑狗召集在一起开会，或者更可能是与他们逐个分别联系的。”这后一种解释看来比较合理，因为不但贝尔科维奇和列尔纳如此，其余的黑狗现在也分散在广场各此，鬼鬼祟祟地东张西望，没有集合成群，尽管他们总共将近有三十人之多，其中有些来自欧洲、亚洲或者非洲。多年来，塞梯尼亚兹曾见过所有这三十来个男男女女出入他在第五十八街的办公室，他们偶尔在那里相遇却不相识。
“巴姆来了，”塔拉斯说：“非常淮时．”
九点二十分正，大约一百六十个国家的代表，开始进入宏伟壮丽的圆顶大厦，联合国大会的全体会议就在那里举行。
“我要去陪巴拇，在那边等你，”塔拉斯说。
塞梯尼亚兹点点头，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好不容易才勉强不让两只手发抖。
塔拉斯与巴姆一起走去，这位来自加勒比海的岛国代表象个推销员似地带着一只黑色的长匣子，里边装的就是那一面海盗装束的海龟旗。
几乎就在同一时刻，哈马舍尔德图书馆附近一下子人头攒动，塞梯尼亚兹这才吃惊地发现自己早该想到他们会来：这个代表因由玛尔尼·奥克斯和特拉雅诺·达席尔瓦率领，后面跟着麦肯齐、科尔切斯科、埃斯卡兰特、黄森、索别斯基、哈撒书、魏茨曼夫妇、埃弗雷特还有许多人的名字塞梯尼亚兹有的记得，有的记不太清楚。他们无疑是直接从亚马逊尼亚来的。
广场上人越来越多，离大会开始的时间也越来越近了。塞梯尼亚兹的目光在寻找迪耶戈·哈斯，但是这个矮胖的呵根廷人不见了，至少已经不在原地。塞梯尼亚兹紧张、焦急的情绪顷刻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度。
“现在已到了说来就来的时候，”他思付道。他右边的苏必斯用法语不知在说些什么，反正也有点儿象热锅上的蚂蚁，想必纯粹是条件反射的结果。
一辆轿车出现了。
接着又是一辆。
每辆车上都有一面绿色的旗和天盔色的联合国特许通行标志。
四个亚诺马米人从第一辆车上下来，另外两个印第安人和雷伯走出第二辆车。塞梯尼亚兹认出了雅瓦。这一小群人开始走过来，雷伯在前面领头，只有他一个人穿着鞋，他的同伴仍然赤脚，虽然身上都穿着布料的裤子和衬衫。
这时，一件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雷伯和六个印第安人脸上毫无表情，在他们经过的地方，人们自发地、不声不响地让开一条路来，形成夹道之势。他们一行径直来到联大会议大厅门前，向警卫出示必要的证件之后走了进去。
“来吧，”苏必斯说。
他移步走去，其余的人都跟着。
只有塞梯尼亚兹一个人还呆在那里，纹丝不动。本着对什么事情都要做到心中有数的老脾气，他在拼命地向自己追问，此刻自己体会到的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最后，他发现此刻在他心中对其余的一切占压倒优势的是一种自豪感，一种非同寻常的自豪感。
广场上的人一下子都走空了。
塞梯尼亚兹又迟疑了几分钟。他拿不准自己要不要去亲眼看一看即将发生的事情，但他确信印象一定是辛酸而痛苦的，并且将伴随他终此一生。他没有勇气目睹这个场面。最后他打定了主意，雷伯曾经说过：“我不会说俄语或汉语，阿拉伯语也太差。但联合国还有另外三种正式工作语言，我要一会儿用英语、一会儿用法语、一会儿用西班牙语发言。这或许有点儿孩子气，大卫；但是，如果世上存在某种没有国籍的语言，那就是我要使用的语言。”
塞梯尼亚兹来到楼上那里的一些房间是供同声翻译专用的。其个一个小房间的门开了，开门的是塔拉斯。他说：
“我还以为你不来了呢。这正是时候。阿诺德开场白即将结束，接下来就轮到他。”
“我不打算呆在这儿，”塞梯尼亚兹说。
塔拉斯洞察秋毫的目光透过镜片和蔼地注视者他。
“我没想到你感情会这么脆弱，大卫。”
“我自己也没想到，”塞梯尼亚兹回答时嗓音沙哑。
他仍站在同声传译室的门口。这里共有两位译员，一男一女，他们隔着玻璃窗面向沐浴在淡黄色灯光中的会议大厅。塞梯尼亚兹正对着被好些聚光灯照亮的讲台，讲台周围的电子灯光牌可以显示投票或发言者所代表的国家名称。
接下来是本书的结尾，有两个结局，英译本和法文原本的结局有所不同，可能作者在其间做过修改，我将会把两个结局都贴出来，喜欢那个你自己挑吧（但我认为两个结局相差不大）
这个帖子贴了将近两个月，终于完成了，所有的扫描和校对都是我一个人做的，虽然很辛苦，不过能把自己喜欢的书推荐给大家，还是感觉不错。
英译本结局
“现在，”塔拉斯说时……
……阿诺德·巴姆在下面的大厅里结束了他简短的讲话。
塔拉斯向前伸长脖子探出上半身，整个姿势表明他又添了几分紧张，眼神简直象迪耶戈·哈斯那样凶恶。
他们在外面的穿堂里等候。塞梯尼亚兹靠在墙上，以至于一名警卫人员过来问道：“你的脸色苍白，有什么不舒服吗？”
“没什么。”
他又开始走动，然后到楼下的小卖部要了一杯水，因感到恶心几乎没有喝。过了几分钟，他走到户外。五月的阳光再也巴不受玻璃和钢架结构的高楼阻挡，向广场上倾泻下来。
五月五日。
三十五年前的今天，他到达毛特豪森。正是这一天！塞梯尼亚兹禁不住一阵哆嗦。事情巧到这种程度，很难说纯粹是一种偶然。
他在台阶上坐下来，不去理会打他身旁走过的人向他投来疑问的目光。
忽然，他感觉到有人站在他身旁。是迪耶戈·哈斯。
“事情怎样了？”塞梯尼亚兹问。
“他们说，他不能借用开曼群岛代表的发言时间。他们说，巴姆的要求被拒绝了。他们说，他不是官方代表，官方代表团成员才能发言。”
哈斯在微笑，可以说是一种冷笑。
“那他怎么样呢？”
“他对他们说，如果他们给他半个小时发言，他可以给他们五亿美元，”哈斯答道。
塞梯尼亚兹说：“他们决不相信他拿得出那么多饯。他们会让他发言吗？”
迪耶戈·哈斯耸耸肩，摊开双手。又住回走向会议大厅。
塞梯尼亚兹站起来跟上去。
他们发现雷伯站在大门外等候开门。当两人走到他跟前时，门开了。
一个面貌酷似大卫·尼文（注：（1909—1983），英国著名电影演员）的人飘然走出大厅，直接来到雷伯身边；此人身材矮小，衣冠楚楚，动作敏捷。
“是克立姆罗德先生吗？”
“是的。”
“安理会考虑了你的要求。”
“他们让我发言吗？”
“这是不可能的。”
“为什么？”
“就是不可能。”
“为什么？”
“你不是官方代表。你不代表联合国的任何国。”
“我代表亚马逊尼亚。我来就是要谈这个问题。如果能让大会听一听我的意见，或许能找到一项办法解决核威胁问题，防止发生世界范围的大屠杀……”
“很抱歉。”
克立姆罗德两眼直瞪着他。“你们让阿拉法特发言！为什么不让我发言？”这两句话说得很慢，似乎越来越力竭气短。
“这是不可能的。我们有章程。这是违反章程的。”衣冠楚楚的小个子官员身体略略前倾，做出说知心话的样子：“实话对你说吧，克立姆罗德先生，这样做对我们不利。国界、民族和部落——我们就是干这一行的，如果这些都消失了，我们也将消失。那时还要我们干什么，你说对不对？”他眨眨眼睛。
克立姆罗德直勾勾地看着他，但是那人避开他的目光，却把他上下打量，从头箍一直看到脚上的凉鞋。
“很抱歉，”小个子官员说。他第一次与雷伯目光对接，但只有短短的几秒钟。之后，他象芭蕾舞演员做转体动作那样转过身去，匆匆返回大厅。他进去后，警卫人员就把大门关上。
接着一切都静止下来。打破这局面的是一名新闻记者，他匆匆来到雷伯身边，说：“克赖恩罗德先生，听说你曾试图出饯购买在联大发言的时间，这是真的吗？据说你是个亿万官翁。据说——”
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不理睬他，开始慢慢地向出口处走去。记者跟了几步，但旋即又改变主意。“说实话，朋友，”他在雷伯背后大声说，“我看你连乘公共汽车到布朗克斯（注：纽约最北边的行政区）去的车钱都没有！”
乔治·塔拉斯在流泪。
迪耶戈·哈斯两眼发直，好象中了什么催眠的魔法。
接着，他追过雷伯，向地下停车场跑。
走出穿堂之前，雷伯停步转过身去。他凝视着高高的房顶和远处的墙壁，然后把视线移到他熟悉的那些人身上。
“雷伯，跟我走吧。我去把车开来——”
“不，”他说。“我跟迪耶戈走。”
塞梯尼亚兹从后面起上来，当他和雷伯的目光交接时，蓦地楞住了一动也不动。他听见王低声吐出一个单词：毛特豪森。
然后，那个瘦长的身影不知去向。
以下摘自大卫·塞梯尼亚兹日记中的一页：
此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也没有听到过他的声音，黑狗们也从我的生活中消失了。没有人给我带信来。我得不到指示。再也没有雷伯的专差到第五十八街我的办公室来过。
该做的事我都做了。我已经为我退休或死亡的那一天安排好接班的人选。所有的王臣也都这样做了。这台机器将继续润滑而有效地运转。它甚至可以继续运转若干世纪，如果人类在若干世纪内继续生存的话。
亚马逊尼亚依然存在，那是一个没有国王的王国。失去了指挥，发展规划开始显得后劲不继。
自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以后，三年多过去了。
我时常想念他。我用尽一切办法要找到他。乔治·塔拉斯和我一起到布鲁克林去拜访那位很象夏眠·佩吉的女画家。她也没有再见到雷伯或者接到他的电话。
我们在里约热内卢的人员去查访了迪耶戈在伊帕内玛海滩的寓所。现在居住在那儿的一户人家，从来没有听说过姓克立姆罗德或哈斯的人。
乌巴尔多·罗沙这人可不好找。我长途跋涉亲自前往卡拉卡拉伊温布同他面唔。他和雅瓦都说不知道雷伯在什么地方。这两个人哀伤溢于言表，决不可能撒谎。
我也许可能大胆猜测他会跟乔治·塔拉斯一起隐遁。然而，他选择了迪耶戈，疯疯癫癫的迪耶戈，那天以后，这个阿根廷人也没有谁再见到过。
塔拉斯认为雷伯一定活着，不过乔治总是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一切。
老实说，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是否还活着，但愿他活着。我怎么也无法面对这样一个事实：我也许永远见不着他了。我甚至不敢去想：我与他相处这么多年，却一次也没有正视过他那双寂寞、孤独、朦胧、忧伤的灰眼睛，一次也没有对他说道，我是多么钦佩他，多么爱他。
法文原本结局
“现在，”塔拉斯说时……
……大厅里的阿诺德·巴姆已经结束了他简短的讲话。乔治·塔拉斯向前探出上半身，整个姿势表明他又添了几分紧张，眼神简直象迪耶戈·哈斯那样穷凶极恶，巴姆离开讲台时，掌声零零落落。
接着突然出现一片仿佛连空气都在震颤的寂静，虽说是从扩音器里传来的，却给人一种几乎触摸得到的感觉，就在这一片寂静中，塞梯尼亚兹看到雷伯瘦长的身影登上讲台，全身被聚光灯照亮。他额上套着绿色头箍，在无限漫长的一段时间内，他那双颜色极淡而又迷离恍惚的眼睛把布置成圆弧形的代表席位一排排看遍。他的语调显得比任何时候更镇定、更徐缓：
“我叫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
塞拂尼亚兹倒退一步，关上那间小室的门。他在甬道里走了不多几步，就把肩膀靠到墙上站住不动。一名警卫人员见他脸色苍白，关切地问道，
“有什么不好服吗？”
“没什么。”
他又移动脚步，一直走到楼下小卖部要了一杯水，但因感到一阵恶心而几乎没有沾唇。过了一会儿，他走到户外。五月的阳光摆脱用玻璃和钢铁建成的巍峨大厦的阻挡，向广场上倾泻下来。这一天是五月五日。
整整三十五年以前（只差六个小时），他走进毛特豪森集中营。事情巧到这种程度，很难说纯粹是一种偶然。
他在台阶上坐下来，不去管别人看到他这个样子会怎么想。
他感到有人在注视着他。
他扭头一看，只见迪耶戈·哈斯在三十米外睁大两个黄眼珠子，嘴角浮泛着似笑非笑的揶揄表情．这时广场上几乎只有他们两个人。
然而，那个阿根廷人丝毫没有走过来的意思。塞梯尼亚兹也不移动，只是频频扭过头去看看老是在那里似笑非笑的哈斯。
在这里照录雷伯·米歇尔·克立姆罗德那天的发言，决计没有任何好处。有些辉煌的高潮事后咀嚼起来会有死灰的味道，有些话语是那样言简意骇，甚至不再属于说话的人到头来还对他不利，将来既不会有人重复，也不会有人记住，只会象说话的人一样消失在千百年滔滔不绝、其实跟无声差不多的发言中，这仅仅是一段简短的插话，王只能是永远没有国土的王。
同声传译室一时陷于惶惑之中，这个操三国语言而且不断更换语种的人可把译员们折腾得够呛。是的，王这篇发言也许首先在翻译部门造成一点淡淡的不愉悦，引起一片慌乱、一股说不出的别扭、一阵神经性的抽搐，凡此种种传染给了全体代表，使会场里出现一派蠢蠢欲动、不大耐烦的气氛，好在大家觉得堪虑的事情太遥远了，也就不大象是真的。
他发言已毕，用目光作了几秒钟的巡视，企图在大厅里寻找敢于和他对接的目光。不管是和他一样的灰眼睛，还是黑眼睛或蓝眼睛，只要敢于正视他提出的问题而不是顾左右而言他。然而一切都是徒劳。
表决速度之快在联大历史上是空前的。阿诺德·巴姆提出的成立一个新国家的议案遭到一百五十四票反对。赞成：零票。弃权：零票。
乔治·塔拉斯在流泪。
塞梯尼亚兹与迪耶戈·哈斯之间无声的对峙已经持续十分钟左右。
迪耶戈看了看表，先挪动身子。他从原先倚靠的墙边走开，朝地下停车场的方向而去，直到看不见为止。
又过了五六分钟。
塞梯尼亚兹右边开始有动静。雅瓦和他的印第安同胞们走出来，全部登上随即出现的一辆汽车。人刚坐好，车立刻朝东四十八街的方向驶去，塞梯尼亚兹可以肯定他们是前往肯尼迪机场.
……他还在那里目送去远的轿车，这时雷伯出现了，身边没有别人。塞梯尼亚兹站起来，可是此外没有别的举动，更没有打招呼。雷伯在广场上走得相当快，一下子上了另一辆由迪耶戈·哈斯驾驶的汽车，紧跟在他后面从会议大厅里冲出来的摄影记者中跑在最前面的也没追上。
只有最前面的几名记者来得及按动他们的相机快门，而且这仅有的几个镜头还是从背后或侧后面抢到的。迪耶戈已经把车发动起来往前猛冲，轮胎因骤然加速而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有一个人在塞梯尼亚兹旁边说话，他甚至没有转过去看是谁。悲痛正撕扯着他的心，那种剧烈的程度连他自己也大吃一谅。但他总算没让自己的眼睛湿润。
塞梯尼亚兹事后回忆道：
“从此我再也没有见到黑狗。一夜之间，他们便完全绝迹，始终没有在第五十八街我的事务所里重新露面。
“我已经为自己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引退的那一天作好交接班的准备。毫无疑问，所有的王臣也都这样做了，采取了必要的措施以防万一。整个机器将继续运转，也许会永远无谓地空转下去。
“亚马逊尼亚那一头一切照旧。尽管这个王国没有国王，目前却依然存在。
“我不知道雷伯在什么地方。从一九八〇年五月五日到现在，已经十九个月零二十五天过去了。他始终没有和我或乔治·塔拉斯恢复联系。我甚至去布鲁克林高等住宅区走访过那位面貌酷似夏眠·佩吉的女画家，可是她所知道的比我更少。反正她也没有再见到雷伯。
“我不相信他会返回内格罗河与布兰科河之间的亚马逊尼亚丛林中某个所在，也不相信他会去较北的瓜阿里沃人的家乡——他年轻时呆过的地方。迪耶戈不会陪他前往，而迪耶戈自己又哪儿也不见人影，里约热内市郊外伊帕内玛海滩上他的寓所如今被别人住着，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姓克立姆罗德或哈斯的人。
“乌巴尔多·罗沙这人可不好找．我便是长途跋涉直到卡拉卡拉伊瀑布。他和雅瓦什么都不知道。这两人的悲伤溢于言表，我不相信他们会对我撒谎。
“老实说，我甚至不敢肯定他是否还活着。塔拉斯认定他还活着，不过乔洽·塔拉斯总是相信他愿意相信的一切。我自己则因日而异。前天，即圣诞节后三天，我不得不接受采访发表公开讲话。我没有什么可谈，要么谈自己这种毫无把握的心情。我实在没有心思玩什么浪漫主义的把戏。我受到的指责够多了……
“……我就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当我面对着好几台摄像机讲话时，我总觉得，很少有人认得是什么模样的王，非常可能就在世界的某个地方听我说些什么，用他那双充满遐想的灰色眼睛注视着我，非常可能他就在我们大家中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