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书说

读书说　　（清）胡承诺 撰

　　●叙

　　昔人论唐宋八大家文，谓曾南丰独具醇实气，盖惟圣德积中，发而为平易近人之论，而非立异以鸣高，是以深切着明，耐人寻绎，虽圣贤无以易之也。然而著述之足以羽翼经传者，求之近代，不数觏矣。竟陵明季孝廉胡氏[长乐老按,氏当作石]。庄先生，值鼎革后，高尚不仕，闭户著书，卓然为理学名儒。余视学来楚，思购其遗集而未得。今春按视郢都，询诸学博陈君小杜赵君支山，属其搜采藏书，并以发潜阐幽，宜付梓以寿世为劝。学博踊跃乐从，与邑中绅士谋梓其读书说六卷，因邮寄其家藏稿本问序于余。余取而读之，见其说理之精，指事之确，征引史籍之富，考据经义之详，而又每立一说，能以明坦易出之。披诵数过，令人如饮醇醪，如聆古瑟，平淡中愈见隽永，乃益叹有道之言，不求立异，而自有其大异者在。闻之竟陵山水清佳，秀灵所毓，代产才人，如锺伯敬、谭友夏诸公，词章鸿博，名震寰区。今出是编以公斯世，上足备朝廷行政治人之用，下亦足为学士谨身寡过之资，则其有功于世道人心者，宜将与唐宋名贤相颃颉，尤为楚邦增色焉。学博职司秉铎，表章前哲，即以风厉诸生。是役也，楚人士得所观法。且知海内儒林，咸奉为圭臬无疑矣。钦命提督湖北全省学政翰林院编修王履谦谨序。

　　●叙

　　道生信，信生书，著书明道者也。道不生信，书于何有？信百千万世而不疑者，道也，非书也。徒以书而已矣，同室之人犹操戈焉。恶乎信？儒家者流，若荀杨，其书业疑信参半，董江都、王仲淹之书疑其疵者有之，疑其讹者有之。至若新序、说苑、中论、傅子，读者但取其大旨，无暇苛求。是皆道不足以生信，而其书遂亦分责焉。濂洛关闽之书，本无可疑者也，然而恃者藐焉，愎者盭焉。讳者党焉，浅者阿焉，阴与敌者强胜焉，貌求似者假窃焉。甚至索瘢者文焉，妄行者訾焉，斯又读书者之过而非著书者之过也。夫所谓信也者，非要誉匹夫一时之口耳，实期诸天下后世之人心。诚能以道生信也，书何患乎此？先祖孝廉公石庄先生读书说若干卷，与所著绎志相表里，并行于世。而此书尤为平近。虽云体裁荀韩，理原圣贤，文退贾董，事该精粗。上自君相，下逮士庶，读之若衣服饮食之切于身，烛照数计之昭于目，殆无不发信心焉者。无他，道生故也。则是书之行，吾知其不来訾也，无容文也。假窃者不能强，[长乐老按,“强”字当属下读]胜者弗克也，无所用其阿与党也，欲盭之不可得而盭也，思藐焉不可得而藐也。是说也，非予一家之私言，请以质之读书信道之君子。七世孙鼎臣谨序。

　　●卷一

　　务本

　　圣贤立教，欲使天下之人同为圣贤，故论语首篇皆言务本之意。天下之事莫不有本，本盛则所生亦盛，本良则所生亦良。盖天下之物，观于其末，见其一端，不能见他端。观于其本，条干虽多，可一览得之，此论知者贵乎识本也。其行之也，一事自为一事，彼此难以相通。操之有要，力省而功倍，此论行者贵乎举本也。凡事之本，莫非义理，放乎末流，则为情欲。君子务本，故不溺于欲；小人逐末，故不洽于理。圣贤教人学问，欲其以本务胜末流也。古人未生胎教，既生保教，故为学之法自童稺始者，最忌举动无常。宜先之以德器，又苦识趣卑陋，当次之以胸襟，不可不出为世用也。故书名点画之类，洒扫应对少仪内则之篇，亟就外傅学之。十五入大学，则必授以经史，此正始之道，人才之基，学问之原也。然矜心胜气，辩言小慧，皆学之累。虚浮华美，转徙流遁，又德所由丧。晏安偷惰，护前文过，则善端潜消，恶几易炽。故必大为之防焉。既道以善行，又阻塞恶窦，如此而人才不成者，未之有也。圣王治天下，少则习人于学，长则材人于位。少之所习者，本也；长之所材者，末也。末者所以验其本，本者所以资其末。由本及末，则轻重小大，更可相资成功。内外隐显，亦相辅而日进德矣。书曰，善无常主，协于克一。一者，善之所止也。圣贤之言，即善所止。盖欲有一线未泯，即理有一线未淳。圣贤之言，欲尽理全。全斯止矣。所言之道皆仁义也，所言之事皆礼乐也。记曰，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焉。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礼乐两端，如世上两大城郭，几许物类，莫不依托其中。仁义者，礼乐之本，孝弟又仁义之本，故程子曰，尽性至命，必本孝弟；穷神知化，必由礼乐。以此思之，说理虽精，而无当于天性。应务虽通，而不足于中和，皆无本之学也。为学为治，莫不皆然。一隅之察，一事之宜，不能有益世道人心也。

　　行习

　　学宜谨内外之际。凡博闻广记，声誉名达，矜心胜气，辩言小慧，皆务外者也；凡诚切警省，勤敏笃实，皆务内者也。务外者致饰丧真，非成德之器，一涉于彼，即不能返此。为之益熟，则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则箴之不痛。终其身不自如者，如未尝学者也。务内者诚则不欺，切则不浮，不分心于情欲，不阻丧于苦难，不怠弃于半涂。按其节次，时其生熟，无分外之求，意外之得，其益不可胜述也。圣贤欲天下知学之人多，非矜喜其少也，故其持论往往近于平夷，而乐于共至。人所同得而我先得之，非谓人所不得而我独得之也。故为学者务得实地践履、实地中行，蹈空者颠覆，倚空者倾颓。读书而泛滥无归，浮华不实，何以异此？河闲献王好书，务得其实，每求真是。盖无所见者于书求之，有所见者于书证之。有益于道者取之，无益者略之。有实用者存之，空谈者屏之。邃古载籍，近世文献，必服膺而景行，理之深者不以浅尝，序之渐者不以猝至，谕之笃者不以泛观。一话一言无不引伸而及于学术，无不引申而及世道人心，要使敷千年学术事功如期身亲历其闲而不为臆度悬想之说，庶不媿好学之称也。不可矜古人已定之名而迹其已然之功，当得其功之所由以成，名之所由以不诬，则其理庶为我有，变通亦在我，而无不受益于古人。又使无形之理具于吾心，如有一物可持，如有一城可守，持之无失，守之无迁，日积月累，所得无垠。又且诚意恳至，感悟深微，学周公则见于梦寐，学尧舜则见于羹墙，学文王则得其形状，皆诚之所感也。至诚所感，亦可增长聪明，正苦一闲未达，精于所读之书则达矣，即有未达，亦可寻古人成法以达之。要在攻去自己之私心，独力恐不能胜，则合古来圣贤之力以攻之，未有不胜者，此昔人所以多读书也。今人学问愈多，私心愈炽，不求我所取资，但欲评量他人。援引古人以弥缝身心不善之端，假借古语以指摘他人为善之事，以前圣格言助吾文辞典雅，以前代成败资吾文字辩博，终其身无一可纪之行、可法之言，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也。夫文字之业，未尝不有益于人，以为触目警心之具则有益矣，以为矜名逐利之具而淫心以求之，不惟无益，又且陷溺日深，非舟航所能拯援也。读书义理宜精，然用功次第亦不可不知。盖圣贤之功，绝有次第，积渐以往，层累而至。若金银铜铁搅作一器，非良工也。其始也专精一书，一书之指既为吾有，所得虽少，皆有实际，以此更历诸书，亦皆实际矣。大学一书，既有义理，又有次第，如人之居宅，朝夕出入其中。论孟如人之田畴衣食所从出，然而不在一处，有经年不一至者。所以大学最为门户，其余未尽之理散在诸书中者，缘此求之，即能深入其奥。目通而心未通者不可居之为理，意至而身不能至者不可任之为事，宁取其少而守之坚，不取其泛而施之杂，要使心气浃洽，义理贯通，荡涤胸中浅俗卤莽之气，日进高明细密，阙者俟补，断者俟续。善者宜护惜，恶者宜驱除。一触动即可参前倚衡，一省悟即可悦心研虑，不可一读再读而遂辍也。更可虑者，涉猎未深即捐去卷策，少闲遂认初时涉猎之见妄为至理、为定解，他时即心光偶露，又被前此疑障裹定，不得迸出。仁义礼智之说日在辅颊，问其所以然，鲜能指一事实之。平日未据实地，临事自不为用，虽意见偶合，亦复不能自信，交臂而失之矣，奈何以读书既多，遂谓能毕为学之事乎？

　　进止

　　凡从事于学者，非欲一朝之服善，欲终身之去恶也。非喜其不逆于心，欲其征验于躬也。人未尝无闲也，狎而玩之则逝而不留，求一言之研诸心不可得也；人未尝无知也，怠而弃之则积于无用，求一事之被诸躬不可得也。圣门知即为行，子贡较量知二知十而不敢自信者，恐行之不逮也。学者潜心古人，不出于影响疑似而遂己，则志量宽舒，局面悠长，容貌谨敕，问难笃实，见者知为成德之器。若但以取功名为文章，所求必不精，所得必不实，规模促狭，志气急遽，终为庸人而已矣。人一生之中岂能事事如意？不可因一事失意，遂以好学为无益。又一生之中岂能事事通解？不可因所解既多，遂纵心肆志，不屑配以实际。岁月易逝，倏忽已老，虽前此所学，未免失时之患。然悔悟之初，即敦勉之始，不忧其不逮。虽少壮失学，老年尚可相偿，若此心已怠，此志已盈，与夫多设疑难，自取退缩，亟求微效，不耐持久。心乎正道，则澹泊无味，语及快捷方式，则欣喜驰逐。若此者，老虽悔悟，亦恐日暮途远，未必能相偿也。且精爽在人，久而不用，必枯竭沈陷而至于冥昧。迨乎晚年，朋侪日少，后生穉齿，义不可面规其过，即勉强好学，自谓以圣贤为师，定是矜气益甚，蒙蔽日深，与畔道等耳。古有功名不可訾，而訾其学术者，昔人于王文成是也；学术不可訾，而訾其出处者，昔人于杨龟山是也。曾媢嫉之情，谣诼之口，未可为定论。善学者不可以此沮丧其志、二三其德也。

　　求益

　　士大夫终日学问欲何为哉？总为此身喜怒哀乐，动而有悔，人伦日用，习而不察；应事接物，乖而失宜；艰难险阻，守而鲜固。必求合乎天地之性，古今之理，乃确有持循，不至恍惚；确有依据，不至谬戾。故曾巩曰，多所见而慎取之也。盖目虽有明，待日光而后见万物；心虽有虑，待圣言而后经万事。故学圣道者，小大皆取足焉。如山川丘陵，鸟兽草木，各受生成于造化也。为学之道，知所当至者必求其至，知所当止者必求其止。其知既精，故能析疑于几微。其行既力，故能与人为准则，可必增其质性，亦可变其质性。增者如磨礲之于玉石，变者如虫豸之有蜕化。有事乎道德则日崇，有事乎闻见则日多。故韩康伯曰，可大之业由事而生也。夫习非可以胜是，好紫可以夺朱，况乎以天地之理约束情性，圣人之道增益聪明，焉有不得者乎？且情欲者，德慧之敌，此开则彼塞。圣人抑情复性，去欲从理，使情欲日退，德慧日弘，皆赖乎学也。夫虐政虐世之人，知有圣道则不至暴戾恣睢，处人情险阻之闲，服膺圣道，则可知消长盈虚之理，进退存亡之几，而不至于大过。圣人之言，其犹天乎：运四时，殖万物而不穷也；承天也，奠民生而不害也。亦精之而已矣。天下之理无穷，犹寒暑昼夜往来不息，一是其所是，句。非有是也。奈何一是而终身奉之，各是其所是，句。非无得也。奈何一得而秘密守之？圣人能通天下之是非，化天下之同异，于学问护前之士，独无取焉，诚无取于彼者也。

　　辨正

　　好书藏书莫不有正有邪。淮南王安好书，所招致率多浮辩之士。河闲献王所好，皆经传说记七十子之徒。所论邪正不同，故立身亦异。厥后淮南王以叛终，河闲称贤王。好书可不谨欤？古书甚多且杂，岂能辨其有无真伪？圣贤不校，说之非礼，而因文释义，亦足见古人处变之方，虽极变之事，当可返而归于正且常也。若曰，此不经之语，直以不信拒之。万一事变之来，有适舆相类者，则圣贤辨物居方，有所未括，人之叛道者无从收拾束缚于道中，亦读书观理之渗漏也。然则书可尽信乎？曰不可。困其事而求其理，无适而不可也。若迹其事而措诸躬，非粹然一出于正，不可从也。学必有所统壹，乃能上接圣绪而粹然皆正。尧舜逆知孔子，故制道义以授之。孔子能乐尧舜，故作春秋以效之。所谓道间者相称，德同者相友也。五经语孟，皆圣贤所定，纯粹无疵。讽读一言，即获一言之益。其幸而至于高且远者，岁月积久之功。故其始也，当从共知共行处寻求，不可向独知独行处寻求。子史之属，则宜鉴裁去取，所得既粹，亦与六经无异。若必推之使高，凿之使深，引之使近，抑之使独，以之观理，必多差错；以之处事，必多阻碍。不惟无益身心，且毫厘千里之谬，何异抱薪救火、放虎自卫乎？易曰，圣贤立象以尽意，系辞焉以尽言，盖谓义理所止，在于斯尔。而昔贤以为有象外之意、系表之言，是未得其统壹者也。范升有云，学而不约，必叛道也。统壹未真，故凡书皆未核实，不悉难易缓急，但务持论收胜。如行路然，泛论道路险阻，虽鸟道蚕丛，曾不经意。及身歴其地，则寻丈之沟、一仞之丘，必有难踰越者。所以至核实处方知难易也。如成厦然，泛论室庐，虽崇台九成，可语次而构。及身鸠其功，则采椽之居必有凿契，千门万户之宫必由栋榱。一物不备，不能成质。所以至核实处方知缓急也。常以核实为心，方且鄙薄持论之士，况欲持此胜人乎？凡求胜于人者，即非为己者也。商鞅求胜部民，孙吴求胜敌国，故其为祸，至于强弱相吞，愚智相陷，刑徒被路，流血成川，而不可止。若夫读书观理，知内省而已，知反求而已。内省日积，反求日深，与千古圣贤之徒、愚不肖之夫妇共游于大通之涂，焉有胜人之念哉？以胜人为心，不知反求内省，处则浮华，出则躁竞，悦从则煦煦相引，异己则怒目相向，贤否异位，黜陟纷纭，小则伪学是倾，大则浊流尽陷，人生莫必其命，伦彝罕克共恤，其祸岂不如鞅起者！且读书有关风俗，寻求义理，尊奉师儒，出入不悖所闻，谦让不肯教授。若此者，学必纯厚而风俗亦厚。其或捷取功名，征逐势利，赵宾巧慧非法，公孙曲学阿世。若此者，学必浮浅而风俗亦薄。风俗学问维持者，其治平为可久也。若从学问败坏者挽回，更难为也。安得风雨鸡鸣之君子而与之共辨学乎？

　　义利

　　为学先辨义利，义利未清，终身夹杂顾恋。宅心处事，必不在中道与正理也。今人立身行己，多是私欲。谋人家国，亦是功利。好责人而惮于自责，就所安而远所畏，凡可以害道义者皆利也。学者此身此心，无一刻非道所流见与所盘旋，出入起居，羹墙寤寐，皆是物也。一遇圣贤之语，或相印证，或相触发，自然入之深而守之固，用之精而赴之勇。盖人心原是义理结成，只一拨动，便如拨火，引之即然，延之即远，如之何不深且固、精且勇也？若不用以精气，殊为可惜。若复用以逐利，其拨动牵引亦犹此，则陷溺滋深矣。今人所云吾心灵变者，全是利欲之心，助其机巧，见为灵变，其实是大愦愦。至真正洁白高明绝无利欲处，便自懒慢，不肯用心，岂非大愦愦耶？辨义之学，先以穷理，穷理之功，非茫无畔岸也。大儒之学本于天之赋，故子思首言天，董子亦然。其次则心之所存，体之所见，身之所接，皆理所寓。此外则有人、有物、有鬼神、有古今，亦皆理之所寓，莫不用白坦易充足隽永者也。平日洗涤此中渣滓既净，然后观理之时，所发皆正念，所求皆正道，而与义相入。若渣滓未尽，正理不治，钩棘险僻盈其胸次，则所求乎义者，莫非利欲之捷取也，何以得夫事物所当然与其所以然乎？故精义之功在乎穷理，穷理之功先以洗心，此之为学亦不必坚白同异之察、六合九州岛之外矣。

　　诵记

　　读书之法，舒废详尽；读书之仪，端庄敛肃。书有途径，直者为是；书有门庭，通者为是。不求诸直捷通达而求诸偏曲窒塞，如适越而望闽也。凡书中之义，有即本书得之者，有旁观他书得之者，有文词，有指意，有义理，有体裁。寛博详缓者，所以优游学者之心志，使潜心味索，不以迫亟致浅尝也。富丽精华者，所以充足学者之嗜好，使悦豫奔趋，不以淡泊生厌弃也。开卷之时，止可得其梗概，其中曲折肯綮，更在掩卷后平心静气紬绎寻思。有开卷之功无掩卷之功者，所得亦恍惚也。所以勇往前进，不如退转玩味。信己见以直前，不如勒回己见以徐观。一段一篇既讫，宜将此心稍息，使神气不疲，然后与义理浃洽。此际甚微，亦不能言其所以然之。故若读前段毕，气尚未平便读后段，或前句未了意在后句、前段来了意在后段，则此心躁急，心随躁动，必无浃洽之妙。粗疏毕事，虚憍有余而实际不足矣。每见士大夫读书阅文，皆悤悤尔，未尝有徘徊顾恋之意，则所云紬绎寻思者更在何时用功？朱子每教人理会，教人体认。门人问其用功之法，只是从心上轮回数四，自然浃洽。浃洽则坚固，既洽且固，触物取诸逢原。若但眼底收搅，胸次庋藏，既不详悉，又鲜次第，便无毫发之用。且读之浅率，自有差错，不知其浅，即不知其错也。只择意之所好率尔赏爱，所不好者一览而遂置焉。重复温习，则断章节取，以便诵记。一篇之中，头绪全未接续，脉理全未分明，胸中襞积猥塞，不能融液成片，以此应事接物，至当不易之。理既从平日所谓浅近中鄙夷而忽之，而平日所云深且广者又无当于尔时之用，既不可强之使合胸中又无可依傍，不能不向情欲智巧一途以草草结局，而失之千里矣。今人读书，先有几种病痛，所以只见己是，只见人非。一则多私，私意盛于中，触处流出。凡先圣语言公正无私者，先有不相悦怿之意，但屈于众论，无可奈何，不得不随人诵读。然而非其所好，自然格格不入，旨趣茫然。一则觇势利荣枯以定先入之说，势权之人言者即是，寂寞之人言者即非，一经先入，牢不可破，不复折衷求进。一则自是意见，意见一定，不可转移。于他人有用之言必不留意，纵然属目，终是己见为主。夫经书之指，前人既已解定，乃不肯疏通旧义，必欲更求别解，独出新裁，自云可胜前人，自云有所触发，不知皆前人所吐弃与后人所必吐弃者，宁如旧解乃昔人揣摩较量而后成，可以处事决疑，所得未可量耶。所以学者多而成者少，庸才多而通才少也。

　　六经

　　圣人之学通乎天人，六经者天人之蕴也。天地之心以仁为本，若义礼智，皆所以善仁之用。六经所言，四德之精微与其实事也。大地之心，由此以达于人，而人得与相接焉。是以百家角立，众情爱憎，是非取舍，最易淆乱。以六经之义断之，则一成不易，虽有纷纭，莫能争胜，使人知善恶之有归者，以其得天心也。凡人道之正者，皆可相通。扞格壅阏，皆不正之情为之。六经之指，皆人之本情与其正务，故精其意者，天地万物之情与吾喜怒哀乐周流无间而无所底滞，在上则视民如伤，在下则吉凶同患，义理之相通故也。人世祸福之几最苦难明，治乱之效观不及远。世俗之士复以智巧穿凿，是以吉群善事当前而莫能趋，罟擭陷阱在侧而不知避，惟顺六经之指以行，则游于大通之路，克己就义，恕以及人，迎福于几先，制治于未乱，盖位天地育万物之门户规矩也。其常者所以明义，其变者所以示权，权义皆通则万事毕举矣。六经之有传注，如衣服有缝纫、饮食有烹饪、车马有辔勒，假物为用，以达于人事者也。昔贤解经，自有定指。圣贤微意，何尝不在。传注中年祀久远，一师之学衍为数家，原析而流益分，所以子夏之门后有庄周，曾子之门后有吴起，皆传说既广，驳杂生焉。汉人以三万余言说尧典二字，其中能无支离乎？一语驳杂则后学疑误，遂流为异端矣。桓荣受朱普章句四十万言，入授明帝，减为二十三万。其子郁，复授章和二帝，又删成十二万，所必然者，浮词繁长，多过其实，故约之使有统壹也。今人辄为六经立说，又穿凿六经以征己说，欲天下之人皆舍日月而就荧烛。曾不思天地之道人人可以同得，圣贤之经人人之所共读，苟求共知共行者以为准则，而自矢必知必行以为志趋，则亦何所不至？又何必别求异开异见，矜前人所未获，崇虚文而不适用也？非病其说之多端也，至于莫可致用，则朽木粪墙矣。张子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故系词必喻以君子之义、君子之道，有吉无凶者也。凡吉凶之在爻象，不必筮而得之，但所行之事舆爻象同，即吉凶亦同。故彘子不用帅命，有川壅为泽之象；曼满无德而贪，有丰屋蔀家之象。行合爻词则吉凶亦合，所以谓之通幽明之故，而教以尽人事也。黍离降为国风，非有人降之者，盖自降也。昔曰周京，今曰王城，名既降矣，太史之采不及，天下诸侯之贡不及。柱下所载者，封畿以内之事，无能及远，体裁亦降矣。雅声者，天地之正气；风者，天地之噫气也。王者失政，正气郁而噫气作，故雅变为风。兴观群怨忠孝名物，诗之用也。得其性情之正，诗之体也。或先得性情之正而印证于诗，或深得诗之旨趣而荡涤邪慝，皆为有益后贤之论。如所云四名五志，皆益于性情者也。如所云蔽于五际，失于齐鲁云者，皆恐有助于邪也。三百之篇，言其风俗则喜深婉而恶薄恶，言其政治则美熙豫而嗟忧惨，故无不与治道相关而深于诗者即长于治人也。且其旨趣，要在温厚和平，颂美而不阶骄溢，讽过而不触怨怒，又委曲调畅以自达意指，故深于诗者不独忠爱之情上达君父，仁厚之恩下感黎庶，兼能通两国之信，释兵戎之隙，而优于奉使也。凡人性情之内有邪秽，有渣滓。邪秽者，淫惑之根，藏于肺腑，宜用力治之如水之灌物、灰之浣垢，攻而去之也。渣滓者，粗确之迹，结于荣卫，宜潜消之，如风之解冻，火之销膏，默而化之也。二端之物，惟乐可除。钟鼓之猛厉，充满洋溢，使人震肃，则轰鍧之顷不容复有杂念。琴瑟之和柔，纡余涵泳，使人夷愉，则融泄之际不容尚有芥蒂。先王设典乐之官于学校中，使天下人材皆出于乐，惜今之失传也。夫圣贤之言可否皆有定论，圣人之可否存乎书，当时之可否存乎天下，无所容吾私也。大小夏侯皆以经学教授，彼此相非，胜之非建则曰章句小儒，破碎大道。建亦非胜为学疏略，难以应敌。二人之论几难折衷，然以穷理洽务为心，则志在应敌，所以破碎大道也。鲍宣经学甚明，史家称其谏章少文多质，此岂应敌之谓？圣王既没，诗书礼乐之指皆成绝响，悉缘应敌之说误之。文中子不欲斯道之絶，故取后代文词续前代典训，其意欲使前王之道不绝于后世，后世之义理皆可续前王统绪也。纷纷论其僭拟，擿其同异，何益世道人心乎？

　　史籍

　　作史必有定法。周之史法，周公所制以颁天下同文之国。使书于策者无不郑重雅驯。盖周公思三王以施四事，因圣王而定史法。周公之法，即尧舜之道也。幽平以后为史官者，褒贬劝戒不昭明，赴告策书违旧章。孔子乐尧舜之道而欲措诸实事，因当代史书着其是非，举周公之制而申儆之，使三百四十年之纪载一遵周公之法，文有害于教者改而正之，事有畔于义者贬而责之、诛而绝之，虽属辞有文有质，叙事有详有略，苟非有害大义，皆因旧编，不必更易。故其为法直而不显，讳而不盈。直而不显者，以义斥其事，不必显设于文。后人因文求义，则其事亦明。讳而不盈者，畔道之人工于匿迹，犹必不能掩志史之所书，讳其迹而着其志，后人因志以察迹，则向之所讳，原未尝掩其实，故曰不盈也。所以有阙文，有微词。阙文者，旧史阙误不复补缀改正，恐拟度意指而失当时本质，则为舛为讹，后人据其舛且讹者为正义，则所害多矣，故于所不知宁阙如也。微词者本为逆事，委曲其词，以从顺理，以为臣子之义，固当讳尊隆恩，掩君父不善之迹，但使顺理不灭，虽人以曲文见责，犹未失大顺之义，不以激烈之空言触权贵之怒、婴直言之戮，则人不以行义为杀身之具，亦可保全大义，使不没于人心。盖多方以存周公之法而不使中绝也，故其书可以制治未乱，又能拨乱反正，贯通百王，生成万物，舆日月并而不息也。后之史书既无定例，例亦不如周公言事不言道，是以入杂伯之路。言人不言天，是以违天地之心。论理不主于善，不协于一，故是非可否皆不纯粹，叙事大小错乱，真伪纠纷，先后舛午，宾主易位，雅俗杂沓。或言其始不言其终，察其一不通其类，以此窒彼，以彼戾此，靡所归宿。折衷史法，日下又何疑焉？夫古之君子，能详一身一家之事，而于一代之事缺略不备者犹抱恨以终其身，张衡之于汉仪是也。汉家六世而有史书，私作本纪，非奉命供职。班固因之，几受私修国史之祸。既受诏，许成其书，犹潜精积思二十余年而后就，故西汉之史遂能远绝后世。东观以来，以史馆丛文士，其法渐替。陈寿甚有史才，而迁、固以记繁志寡专美于前，故寿亦慕之，不尽其才。范宁能得春秋之意，而向、歆弃经任传既有成法，故宁亦仿之，未尽其意。史所以翼经，而作史者多不本于经，其害使人信史而疑经。记传所以证史，而记事者多取不经之说，其害使人信非经而疑正史。皆信道未笃，辩博是务也。故帝王世纪其说甚多，班氏作律暦独引郯子之言为征，以其见诸经传，为可信从。故知作史之法必本于经，郑氏说诗亦先谱列侯世家而后及篇什，盖变风多里巷之事、儿妇人之言，若不本诸国事，不可入经。是以说经之法必本于传，此皆古人敬慎立言之微旨也。夫圣人删诗，必使善恶并存。其作易也，亦必吉凶同列。盖使人去彼就此，由此避彼也。况史籍之书所以继往开来，世代不能无治乱，君举不能无得失，犹山川不能无险阻，昼夜不能无明晦。若为善之事则详，为恶之事则略，是古今不相续，而人世有断绝矣。人君恶史氏之不讳，故置总裁官以盖藏其恶，又时时观史以箝制其直词，既无古来列国皆有史书之例以相塞考，故柱下之史不过颂美称德，盖有不入学人之目者，以其嘉言懿行虽多，而诚实不足也。所以易世之后，遂以史籍为可有可无之书，而前代之史绝不属意，然则史事不几绝哉？且读史之法亦不可不讲也，夫载事之书容有过其实者，读者当识其意而已。凡大体之得失，所以昭劝戒于来世，他若制度原委，处事方略，财赋盈缩，用兵胜败，有守正可久者，有行权应变者。守其常而通其变，则经权皆能尽善；逐于变而弃其常，则成败皆必有损。是皆益人才智者也。更有智数险诈之事，亦一时风气所为，又有虽无名位而其人亦能间大事成败，造祸福端倪，有世道之责者或驾驭之，或防闲之，不使逸于检柙以害吾成，亦不可遗漏也。故读史者必深识三才去就之理以决治乱得失，当知治乱因乎得失而治乱之源流不尽在得失中。有小事无失而所坏乃在大事者，不可不知也。又当知是非决于邪正，而人品之邪正亦不尽在是非中，惟当以邪正定人品，不可以是非定邪正也。不当抽出书中一事一句正其是非，议其疏密，遂欲翻前人之案而自处匏瓜之系。又不当辄徇己见，偶值吾之所憎，因而憎及前人；偶值吾之所善，因而善及前人。不思吾所是非未能尽符五经之指，即不能契合圣贤之心，虽意在劝戒，而大指已乖，劝戒皆谬也。总之阅一史毕，然后更读一史，此许鲁斋之法。秦人罢侯置守而史亦废，此程子之论唐时。事事覆车，代代冰鉴，此朱子之说。管读史关键也。班氏汉书小序是非纯正，去取分明，每章不过数言，而治乱之形，贤否之迹，若布碁局而指白黑，常诵述及，此亦可知为政之大纲，立身之先务。左氏一书，隐桓之际传闻多略，而臧氏、展氏颇载其事。盖臧有文仲，展有柳季，其家必各有纪载，故左氏有所据以立传，此家乘之益也。野史之作，非夫人而作之也，必身在朝列，可以得政事之详，又藏书甚多，参考古今立言之准，又读书有法，不以偏霸小术闲厕正道，然后可以补金匮石室之遗，此野史法也。太史公不好儒卫，故传董仲舒甚略。班氏美其尊孔子黜百家，故录其著作甚详，此二家学术之别也。公孙弘、卜式皆见诋于司马，而班氏犹为之表章，盖事久论定舆。并时而生者，爱憎自不同，孔子作春秋，定哀之际其辞微，犹书其事也。王通作元经，褒贬不及仁寿，则不敢笔削本朝之事矣。此又先后事势之别也。

　　论著

　　天地之道非文不宣，犹玉不可不琢，皮不可去毛。故阴阳相错之谓反，物我相交之谓文。入则有夫妇，出耻有友朋。位有君臣，体有左右。程子所云一不独立二则为文也。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为本统，而附续万类。凡王政人事法度无不丽焉。故文章非一人之事，为文非私己之业。取其可继微旨，可通王道，彪炳于阴暗之时，经纬于明备之日。不本乎天谓之诞，不益于人谓之鄙，君子不好也。敬以直内，义以方外，所以立德也。充然于心，盎然于身，因而授诸简札，所以居业也。忠信为进德之质，德日积而不自知。修词有可见之迹，是以为所居之业。进德之实，可于修词验之，君子终日干干，犹不免以词见者，所以自考也。以为非敬不立，非义不宣，惟此可以观心而为德所托也。人之有益于世者，莫如功业。功业既成，则可转乱为治，转不肖为贤。然功业不可人人而为，为功业者，又未必称其所学之志，故不可无著述之业，辨析义理，使明白痛快如披云雾而覩白日，亦能以治易乱，以贤易不肖也。然著述之业有指趣、有条目。指趣体也，条目用也。明道有明道之体用，事功有事功之体用。有体而无用，可谈说而不可施行。有用而无体，施行虽赫奕而义理无根株。易之为书，至约之理存乎卦之画，至广之义发乎爻彖之辞。昼本乎天地，辞括乎人事。本天地为体，括人事为用。此易所以为文字之祖也。圣贵为学，合义理以为体，授诸简编，则又包括庶事而为用，其所授简又可自为一书以为天下后世义理之体，而随其日新递益者，又足为体中所具之用。此圣贤所以为文字之源也。盖著述所以立法，立法所以经世。故学不苟传，必求天地之心；文不苟作，必协动静之义。揆天道，质人情，按古法，正时事，所谓文也。盖由存诸心者，精明纯粹。精明则有光采，纯粹则无瑕疵。既己精明纯粹，则常矜乎人之未至于是者，未免处乎暗室，行乎危途，不得已而著书立说以开示之。其约也，所以举其大纲；其详也，所以示之节目。约非不足，详非有余，以为天道有示人之处，人事有应天之处，使吾之是非曲直无不与天地休咎祸福相应，然后从吾说者能免鬼神之谴责、人主之刑罚、阴阳之灾沴、人类之伤残也。扬子曰，春木之芚兮，援我手之鹑兮。言春木芚然而生，譬若孔氏启导人心，援手而进之，相与游处，淳乎其安之也。若不以拯援为心，则圣贤不著书矣。且天地灵异之气不常流露于世，其笃生也必有为，其成质也为大庆，与天下后世共登仁寿之域，岂一身之事乎？文之美者，君子乐取之。乐取之者，助其为善之心也。文之恶者，君子厌观之，厌观之者，恐助其为恶之智也。使君子乐观小人厌观者，君子之文也。乐观君子之文，厌观小人之文者，君子之人也。战国以后，圣学失传，士之为文者不必本道德，是以有文采者苦于道德不足，有道德者苦于文采不扬，而时之所须又不必尽合道德，但取措置事务，功成而无后患，是亦文之有用者也。所以体裁日下，去道日远，扬雄讥其杂而不纯，李轨斥其动而愈伪也。盖文之美者，如金银铜铁皆可煅炼成质以为器用，百炼之后即铜铁为质，亦能水截蛟龙、陆断犀象。惟无用之言，如奸人假造银币，非不烂然光华，若入火煅炼，即与烟焰飞去，化为乌有矣。儒者论文字短长，娓娓可听，井井有章。偶尔自作，辄以饾饤成质，采掇取妍，向之娓娓井井不知安往，此入火飞去者也。君子有言，要使当世知禁，后世知戒。主于表章善道，垂示法则，而佐以贬恶以防阙失。犹夫阴阳之理，阳主岁功，而阴佐以肃杀，皆以生成万物，非如酷吏断狱，一切致人死地而后快也。太史公曰，春秋采善贬恶，推三代之德，襃周室，非独雕讥而已。故为文者亦当以劝诱为上，规切次之。嬉笑怒骂，佞谀嘲哂，品之下者也。宁端庄勿痛快，令人改容而礼之，不令人解颐而悦之也。事之反正最甚者，秘而不录，所以存莴世主大防。若词之诡，辩之迂，不能使万物得其序，五常得其伦，适足扰乱时政，败坏人心。君子之言，岂肯类此？嗟乎！天下之大，古今之久，一人耳目心思所及几何？著书立说，总非格天之业，况以属文为事，原舆物欲相近，最易牵引而至陷溺，故昔人五世之业至能文而衰，若无大道为公之念存乎其闲，必不能成就所事。或阻于世网，或沈于水火，皆不免也。君子惜之。

　　诗歌

　　诗有刚柔，有清浊。语健为刚，旨远为柔。标逸则清，质实则浊。此皆刻画声韵之末，非诗之本旨也。诗之本旨所以善风化、育情性，征国祚存亡，明政治得失。凡天子所以化天下，诸侯所以移风俗，子孙所以告祖考，父兄所以陈教戒，人道所以达神明，皆假此以道之。故古者太史采焉，君子歌焉，圣人删定论次，有善则嘉之，无可嘉则勉之，勉之而不得则伤之，伤而不改则刺之以他事，寓意则诫之。美非道谀，刺非扬恶，盖其学识性情无不舆气运相关。是以政教衰于上，变风作于下，此自然之感也。故诗之道在乎从容讽谕，下情上达。乐而不淫，穷而不困，抑扬宛转，感动人心。若讽谕失道，感愤害义，旨不深婉，情不温厚，无益于偷常，无补于治乱，皆诗之近乎伎艺者也。故古有谲谏，有夜讽。时无采诗之官，故作诗者流荡性情，不关道义，虽有若无矣。若夫讥切朝廷，指擿当路，不惟有祸，亦且无益。何也？草野之技必不能上闻玉几，当路之威亦岂肯下绌巷议。多见其不知量耳。
　　诗有义理之学，有乐律之学。今之相传，皆义理之乐也。乐律之学，自杜夔时仅存，此后辽尽亡矣。郑夹漈序乐略谓孔子编诗为燕享祭祀之时用以歌，而非用以说义。因谓毛韩诸家皆腐儒，而汉又立之学宫，遂使声歌湮没。曾不思仲尼著书，莫非教人义理。观其门人说诗，切磋琢磨用之讲学，鸢飞鱼跃用以喻道，必非声歌为本，义理为末。则毛韩不为腐儒，而学宫之设不为音响泯灭之滥觞也。如郑说者，则两楹之奠，为其有功于乐府乎？误矣，误矣！
　　郑氏病乐府一道，经崔豹以义说名，吴兢以事解目，使声歌之纽几绝。故取而系之。凡短庸铙歌等二百五十一曲，系之正声以缀风雅；凡郊祀东郡等四十八曲，亦系正声以缀颂；凡汉三侯之诗、房中之乐等九十一曲，系之别声。正声系以琴曲，别声系以舞曲，以当古之有词无声、有声无词者。此外古调征戍等四百九十曲皆有词无声，则以义类相属，分为二十五门，谓之遗声，以当古逸诗也。乐府统系，得此而明。此其有功于后人者也。

　　●卷二

　　师说

　　师也者，以正道决人所行者也。人每乐于行道，然多在疑似之闲。师则从而决之，故记问之学不足为人师，必相示以道德。而道德之旨亦不尽在语言，当先养弟子固有之性，使仁义礼智常存于心，而后能服习道德也。若于固有之良弃置不顾，独以讲论诵习为业，技虽精而心则凿，丧德丧志，莫此为甚，人材之坏无日矣。圣贤教人不惟闵人不成才，更恐由我败坏其才，故不可告以不师圣之言，不可折以不同道之辨，委曲向导，开悔悟之机以相迎养，养愧耻之心以勖奋发，而受教者亦当自为地，诚恳以求之，省察而思之，勉力以赴之。意既诚恳，心始开悟；开悟在心，乃能省察；省察既熟，黾勉自至。三者备而后其人可教也。圣人之教，有品有节。品，品类也；节，节文也。分别其类，各有区域涂径可以寻求。又为之节文以裁其有余，勉其不足，使合于不易之则。轻重损益，一切尽其商榷，然后画为成法以示之，使愚而寡见者得所循持，弱而无力者易于固守，推而聪明才智之士，莫不皆有所依据以胜其人欲之私，复乎天命之初。匆论高下浅深，皆切于所教者之身心，或攻其病，或辅其不逮。若泛论事理之大要以齐众听，而于其人不切，既不切于其人，则其人领略必浅。一言领略既浅，则视天下之理皆肤浅矣。故理之微者不可示中人，道之大者不可告俗士，皆恐其浅尝也。古人虽曰教人，半是体验身心，所以教学相长而皆获其益。吕和叔因人之可及而喻诸义是也。若谩云精粗本末，初无二致，谓之主张后学则可，谓之成就后学则未。彼后起者何所赖焉？顿之一字，禅家之学。圣贤无顿悟之说，所重者积累之功。为山九仞，功亏一篑，盈科后进，放乎四海，莫非积累之谓。顿则先无次第，后无服习，其得不实，其藏不坚。譬牧人之子忽为王公，岂非梦乎？波涛之中，忽生城阙，岂非幻乎？圣贤不以此误人也。圣贤于人，指点性情之偏，欲其自励求进，非擿其短而毁之也。故有迎其机者，不见其机不可迎也；有达其萌者，未值其萌无能达也。有得其一端，更进以他端者，此端末甚了然，他端无从附益也。道德滦浅之际，有时不敢自任，知道体之无穷也。道体无穷而不自见其有余。亦所以体道也。不惟在己省克，即所教之人所当省克，无时不在吾意中。而相与提撕，非心佚行，不必斥言拒绝，但教之必礼，则非心自敛，佚行自谨。故有熏陶浸灌，有严惮敬畏，有兴起慕效，随其所值而皆有获。所以王政之时无穷人，教化之门无弃才也。

　　友道

　　伐木之诗以嘤鸣象其声，以迁乔勉其行，盖欲欺婉转清和之音相扶于高明广大之域也。故古人多一朋友即多一辅仁之人，即多一闻过之人，故少者不如多者之益。今人多一朋友即多一人升沈之态，与异同之见，与相为援引之私，故多者不如少者之善。此今昔不同而非吾力所能挽回。亦云自尽其道而已矣。予尝感朋友之事，若向戍尤孟献之室，季札讥孙文之钟，皆在邂逅之顷、倾盖之时。今之称久交者相规以过能如是乎？然有习熟而生渐染者，有慢易而生违拒者，有牵持而至阘靸者，彼此皆为有憾，勿徒责人也。夫昔贵谕友，以为简取不烦，广取不滥，繁礼缛节非交道也，杂沓兼收非交道也。君子以求益为心，故先择而后交，交其相资者也。小人相倚为名誉，故先交而后择，资其名誉，不计其品类，故有始隆终替、伪亲背憎者。君子之言曰，交道可绝而不可毁也。绝者所以远匪类，毁者所以快私心也，非圣贤之徒也。观国语所载，则当时所重者，圣人之余事耳；观《家语》所载，则子孙所传者，亦圣人之余事耳。圣人之心，惟门弟子得之，故亲炙之益、见知之统不可少也。

　　行藏

　　行藏之际，人所难言，惟得圣贤意指乃能无过。圣贤体道者也，道之兴衰自有其几，天下有天下之几，一人有一人之几。一人之几已动，天下之几未动，是身将通而道则塞也。圣贤不出，天下之几已动，一人之几未动，是道虽通而身当塞也，圣贤亦不出，出与不出之际，最忌此中有欲。纵无富贵利达之欲，而有矜己尚人之心，犹之欲也。一有此心，即勃然易动，虽持论以矫世之好进者，而人不若己之念常默驱其中，以出于必进之路而不见所谓几之犹塞者，意在求通而惟恐败其求矣。且自处太高，视人太卑，其心必不能乐天，久且移而愤世。至于愤世，则此念已动，向所鄙弃，更欲低徊就之，不自知其非矣。夫阳气有消息则圣人有隐见，虽有君子之德而前后左右莫非小人，则动而有碍，不克自奋，震之九四是也。故小人道长，君子宜速遯，勉强迁就，终无益也。且尧舜有天下而不与，孔孟处贫贱而乐天，易地皆安，奚必得位而欣喜，失位而忧戚？是以歴数在躬，不忘洚洞之警，麟出见获，不下沾袍之泣也。古之圣贵，实有所操以应世，如农家之有耒耜，冬则悬诸门户，至于春作，虽欲不服而之田不能。不因兔爰雉罹之多艰而后退处，不见赓歌扬言之可慕而乐从事，总之必道为资，如田叟之资穜稑，贾客之资镪币，一日无资则穷困矣。怀重宝者必藏匿保护，择所居而后托焉，择所如而后往焉。安车召之而不就，拱璧迎之而不入，盖其所受于天，莫非清明之气，故俗情所嗜，如脂如腻，若将浼焉，无可动其心身之所往，必以道随，道不离身也。道之既竭，必以身随，身不离道也。是以夷齐立节而百世闻风，四皓避秦而储位必定。子真不屈王凤，君平久隐卜肆，当时王公大人后生小子莫不奉以为法，或感慕而变旧质，或覩貌而祛惑志，或苦操足以矫世，或善言可用悟俗，贤者之有用如此。以其所持者道，道非无用之物，故抱道者自不为无用之人也。予尝乘马乱流，目眩于流，坐不安于马，而身几堕，已而坚持辔勒，瞑目据鞍，听马之自涉而克济矣。守道之力，当如是尔。

　　避名

　　凡出处之际，其情益真，则其气益平；其气益平，则其志益坚，不惟不受其禄，不荣其宠，即高士之名亦不敢居，而后可遂厥志也。盖不求闻达之人，居心亦非一致，有避权势者，有避患难者，有量才能者，有任天性者。一有隐遁之迹，则人得物色之，惟因任自然，日在耳目之前而蕴藉卒不可测，乃真隐也。齐二客，鲁两生，史失其名。失其名者，所以全其高也。礼失而求诸野，见负樵者几焉；易散于九师而植于道路，见负担者几焉。刘因承学士之命，志虽不赴，初亦拜受，以为恩命自天，非下人所能抗，是以拜之。非谓一拜之后，即不可复辞，必若龚胜推却印绶而后可也。谢枋得志在辞聘，而以持服为名，故略其不字之贞，极论起复非礼，意则坚贞，辞亦有托。是以二人皆成厥志，朝廷亦不强之。盖此中平夷，不为甚高之行，乃克遗世独立，故逃名之念甚于逃疾，避誉之心剧于避毁，世皆不觉，但与相忘而已。彼矫矫愤激而缘私以动者，未有不返徇于私者也。抗志虽鋭，曾不踰时而念移；念之既移，俛首而往就焉。向之感愤呜咤若别为一人矣。即念在不移，且有迫之而起者，其身已糜，其志安在？君子不为也。且易之为书，当明夷之时，惟处远最优。既入世局之内，则以小伤而亟去为幸。若夫伤时之乱而有太和之气，值世不用而有幽闲贞静之德，非有道者不能。盖天生圣贤，所以为天下也，与人并生，即有同忧共患之理。其可救也救之，其不可救也犹宛转以就之，皆不忘斯人而非自为谋也。一旦决然而逝，颓然而放，澹然而足，与草木同腐，舆夭疾同废，然后人皆共弃，而我得自全，何必洗耳投渊，皎然在人耳目之前、惊叹之列？或为羊裘钓泽，或为鸾凤啸山，使物色及之而后为有道也？马融始不应命，既而悔之。贤者不惟不悔，亦不必不应。孔子身既衰老，虽周公之梦亦且无有，非果于遗世也。少壮不为无益之学，是以志存周公，衰老不希无妄之福，是以梦境亦澹忘也。君子以礼自处而后可行其道，非荣人君之尊己也。其君果贤，君子行其所学而有益天下，故就之必取功名，虽委质为臣不谓屈己。昔人所云，应规矩之淑质，就班倕而裁之。若不行其道，虽奉以师傅之尊，岂可久居而不辞？心低徊而迹偃蹇，以己所须，问之当道；以己所欲，责诸知交；以己所长，邈其俦类；以己所薄，视其等夷，是妄自尊大也。君子尊者重之，则有不敢当者。其或贱之，则有不可受者。俗士之言曰，士固屈于不知己，而伸于知己。君子何屈伸之有哉？有不敢与不可而已矣。若但以爵禄役使天下之抱道者，以隆礼苛责当世之有权力者，彼此两失之矣。至于遇合之际，盖有天焉。臧仓之事期于足以沮一时之行，亦不必君之终见信也。三鼎五鼎，非不辨白其诬，仅足洗薄父之污而遇合之事，已乖夫邪正易位，事之不可久者也。于不可久之中而适逢其咎，岂非天哉！光武圣主也，班彪出入禁门三十年而不大用，第五伦沈滞商贩贱事啬夫微秩而不得召见，皆在辇毂之下，有才智之名，犹闲戹如此，孰谓非天者？公孙弘、儿宽虽以儒术显庸，然醇雅渊阔，不及贾董远甚，而名位过之。乃其始也，皆以鸿渐之翼，困于燕雀，又何为者邪？当其远迹羊豕之日，求为贾董之遇，且不可得，若以东阁之招、升中之觞自期于心，告语于人，益幻妄矣。夫此数公者，或始困而终亨，或暂合而永乖，岂可谓非天乎？知此之有天，则彼不求亦不得者，其为天所限，又何怪与？卫之君子，虽为禄仕，尚令人见其才艺，盖尔时犹知尊贤，故见其才艺而叹美也。若周之君子由敖由房，不见异于人，人亦无从物色。世既莫知，而弃捐莫惜。彼亦深藏而圭角尽泯。此周之事势，较卫加陵夷也。贡禹行年六十九始生子，年八十一尚在仕路，上书乞骸骨，元帝以温旨留之。八十老翁，远官京师，虽得温旨何用邪？古称贡公遗荣，未必乐于久宦。乃知进退之际，盖有不自由者，益见仕路之不可尝试也。更有学术不明，亦士大夫当隐之时。轻士嫚骂之日，不必更言出处之宜，惟深藏而已矣，此又不在避言避色、不入不居之例者也。

　　人道

　　人之所以为人者，威仪足以相接，恩爱足以相亲，品节足以相成，文词足以相谕，物力足以相养，所以贵于物而物莫之及也。径情而无仪则失所以接，很戾而不和则失所以亲，放荡而无检则失所以成，固陋而不华则失所以谕，放利而多怨则失所以养，五者俱失，则生人之理亦微。故君子重之勉之，所以成其为人也；小人薄之丧之，所以失其为人也。失其为人，则去物不远矣。道者所以治己也，法者所以治人也。自胜其私则能入道，以道治己则能行法。不胜其私而任法裁物，不可得也。圣人性情与万物相通，故喜怒哀乐，万物皆无闲焉。喜不自喜，怒不自怒，哀不自哀，乐不自乐，此无闲之见于公平者也。喜怒不易位而作，哀乐不并时而致，此无闲之见于诚一者也。长幼天之所序，尊卑人之所立。天之所序曰彝，人之所立曰礼，分数等差，皆非我所自作，圣人因物情之固然而使相从也。以物理本同，圣人因而合之，又谓物不可苟合也。故为等差以别异之，于以去其间隔，制其伤残，通其情志，笃其恩爱，裒益其有余不足，皆物情所共也。仁者，施之平也；义者，施之称也。平则万物皆合为一，称则万类各安其分，故古人之相接也，相辅以仁，相勉以义，不可直陈，则称诗以谕之。言者若无意，而听之足自警，所以多改过之美、进德之益也。否则相示以礼，宾主相见，飨食以观威仪，作乐以平心气，故豖酒狱讼之患不兴，嘻笑怒笃之习不作，不必从而禁之也。晋人久不图王室之难，子大叔为赋缾之罄矣，惟罍之耻，而范子惧，亟谋纳王。马超入蜀而骄，先主示以君臣之仪，超自慑伏，不必引而责之也。称诗执礼，亦道以同然之性而已矣。自称诗之风不行，执礼之指不喩，君臣朋友之间以径直相忤者多矣，不能于规谏之外更有相通之路，虽以肫恳为心，亦靡所施，而过误遂多，儆省莫作，皆衰世之弊也。又其甚者，全以机巧相御，胜气相加，人道之患，何时已乎？易卦二五皆以阴阳相应为吉，惟困舆小畜以同德相求为吉。阴阳相合者，夫妇之道也；同德相求者，君臣朋友之义也。阴阳相合，止于足以宜家；同德相求，则可补天地之憾、扶世运之衰。故君子大其事也。知罃对楚子之言，左氏盖举以立教也，盖楚虽不杀晋臣，为晋臣者岂可戴之以为恩？其为恩也，仍当归之晋主。如苏武归汉、郝经返北，岂可感不杀之恩于他人乎？此亦不取相合而取相求之义也。

　　人事
　　人事不可绝也，亦不可狎也。庄以持己，多致忤物，至于忤物，亦持己之累也。和以与众，多致依附。至于依附，亦处群之羞也。敬以待其来，信以践其往，来不可拒，去不必追。得正大之道，得长久之道，又得可以君人长人之道，而后不即于非僻也。无矜激苛忍之行，无鄙夷屑越之心，在吾宇下者视之如伤，众所同好者惟恐不逮。以卑下人，以逊克己，非恶人之伎俩有以困我而故下之也，非度我之道义不能上人而故逊之也。无所避而不可陵之，则不必有所避而后下之；有所挟而不可傲之，则不必然所挟而后让之。以人所具之性贵人为之，则无疚于人；以我所具之心向人竭之，则无憾于己。爱己廉隅，亦爱人廉隅。尊己道德，亦尊人道德。均平恳至，仁之至、义之尽也。凡人道之相接，德礼而已矣。近而携贰者惟礼可以招之，自处以礼，人莫不敬，敬则无二心，不待相示以德而后服也。远而闻风者，非德无以怀之。德者礼之积躬而有光华者也，积之而后盛，及之而愈远，非一事二事合礼而遂有其名也。凡行礼者，叙亲疏之情，通万事之理，必从其实，必从其厚。未有其事，不可居其名。恩所当厚，义不可薄也。礼以节情，情疏则礼略，不必强为浓也。主善以内，目恶以外，非有私也，轻重亲疏之别也。好不废过，恶不去善，不掩人之功，不蔽人之贒，不贵人以力所不胜与礼所不备。位有大小，势有强弱，地有远近，时有疾徐，皆所不责也。侪伍相构而尊长平之，既平之后有相犯者，即以犯义责之，不欲其相伤也，谓之败前事而长后祸。若力不能抗，约不能坚，则于其始辞之，不可中道而弃之。有与同忧患者，必义而录之；有仕同盟好者，必恩而录之。先世有厚施，子孙国人傅诵以为美谈，属有事会，则加报之，此教人重义乐恩也。庆吊之事不周于用者，施者宜自责其慢，受者宜深喜其来。当事而责其施，事已而忘之，有人心者决不至此也。不信之疑不可加于所尊，不可施于所敬。以卑见曾，不宜在道路旅次之间，不宜在亵晏之所、不衣冠之时，臣子之心，其有尊荣，必与君父共之。事所难处，宁以身受过，而尊者亲者之失不可显言也。国兵之败必讳，内难之作必避，亲之过小而不可怨，皆臣子义也。虽云制法不可隔绝细人天性之谊，在礼虽不得为，而人情可通者，则亦许之。故受役公家者不夺其丧，不夺其养，不夺其志，不夺其讳，衰绖而从金革之事，事已而致之，不为罪也。不可背施，不可幸灾，不可贪爱，不可怒邻。忧戚之情不可不念，义理之要不可不从。不念忧戚，是无人心也。不从义理，是无天心也。小怨可不必计，以尊贵非报怨之资也。小善可不必狃，以小善末尽大任之量也。虽有怨于其亲，不可与他人谋其亲；虽有怨于人之所亲，不可教人叛其所亲以自快也。此皆礼之所在，非计利害而为之也。吉凶之礼不可并行，虽在比邻戚党间，犹不可苟且也。况尊卑大小之别乎？诸侯大夫既吊晋丧，又欲求见新君，叔孙昭子以为非礼而不见听。晋人辞之，皆无辞以对，终于不能行而贻固陋之耻。郑子皮因此以发欲败度、纵败礼之戒，可谓读书无隔碍矣。

　　鉴别

　　物必有族，族与族为类，而后可分别其物也。族类相混，物之与物莫不可相乱、莫不可相陵。故君子之道，亟欲辨物；辨物之道，亟欲辨族。使尊卑贵贱，秩然有序，而后贤愚是非足以相稽，否则劝惩混淆，轻重倒置，天下之事几日而不大坏也。夫德至于圣则有隐显而无浅深，虽自信自乐，皆可为在田在天之事也。自此以下，族类不可不辨，鉴别不可不精。乐令冰镜之名，许生流品之目，岂可忽哉！士之可重者，尊于公辅，寿于彭咸。其为人也，利万物而不以自丰，位高天下不以自荣。行有辱也，虽生不乐，不慊于心，不衷于道，若芒刺之不可安也。好学者必喜闻过，好礼者不忽细微，知时者必慎出处。记善忘过者宏也，贫贱不慑者勇也。谋于国而鲜失，训于人而不倦。问其处家无不可法则，家人之事也；问其在公无不可告语，国人之事也；享于鬼神无不可达诸，幽明之事也。如此则可谓贤矣。人之有才，成器为难。既成器矣，贵重华美为难。盖成器则非无用之物，贵重华美则在清庙明堂之上，非斗筲之量而彝鼎之光也。孔门之贵，与春秋大夫不必较量长短而自据胜地，若一一较量而有所轻重，反失孔子大其功而小其器之旨。譬诸食物，驼峰羊尾、山珍海错，非不美也，以当菽粟则自然处下耳。若夫有贵哲之名而不免困穷者，非有所偏即有所蔽。穆子好贤，叔向好直，各有偏胜之蔽而不自知，故良友以为戒，不必皆有他日之祸也。苏威问当涂贵曰，知人是善，然后好之，何以言其不能择人？贵曰，好善仁也，择人鉴也，虽有仁心，鉴不周物，故好而不能择也。浅而易泄者不可与深谋，躁而易迁者不可与久处。度量不广不能审事实，故编窄之人，一切卤莽，学问未深，不能察情伪。故昏愚之人一切疑猜，达心而懦，其情多畏。略举大纲，不肯尽言，常误人于危疑之际，一日之间，所欲必具，用物宏多，不能自戢，常失身于取与之节，喜怒哀乐失其常度者，终必贻家国之忧，年长而有童心者，终必为此身之患。矫情拂性，悖戾必多；捷取幸致，怨尤必众；专权踞势，群情所嫉；高显亢厉，鬼神所忌。若此之人，如表的所在，妇人孺子，犹思弯弓，而况当道之士乎？圣人重戒此辈，所以保艾人生也。观人之法，李克数言尽之，不必京房之易，翼奉之诗矣。

　　毁誉

　　易曰，乖则有难。刘向曰，和气致祥，乖气致异。凡在人道中者，宜和不宜乖也。人物凋尽之时，贤士大夫无论在朝在野，皆宜彼此互相成就，如辅车之相依，不宜更相诋訾，如冰炭之不相容。圣人恐狂简之士与物多忤，故欲裁之，勿使为人所弃。在陈之叹，即文王作人之心也。夫严惮切磋，资于人者也；诱掖奖劝，人所资者也。诱掖奖劝而人拒，严惮切磋而人怨，由于快己私心，非相与有成。不能有成，则于人道无所益也。恶恶非毁也，损其真则为毁；扬善非誉也，过其情则为誉。毁誉一人之私，好恶天下之公也。毁誉在身，易至沮丧骄矜；毁誉在世，率多排挤依附。尽人称诵，不足道也，恐其饰情求媚，资适逢世而得之也；尽人指擿，未可弃也，恐其不能枉道从俗，矫思抗迹而得之也。观称道之言，为何方之依；谣诼之论，出谁氏之口。熏莸不同，皆受益之师也。且人之正者，虽不自正，人必正之。故曰隐十年无正，隐不自正也。元年有正，所以正隐也。故人之相与，宜共养其廉耻之心。不善之名不可轻以加人，况直己而非人者？虽亲戚故旧亦止得其半以为是，其余以为非者，尚有其半也。既无全是，亦无全非，何如相忘是非之外乎？凡君子责人，冀其改悔而格正厥事也，故罪自外至者，君子不以此弃人。不得已而任过者，君子亦不以此弃人。所事既正，则不善之迹泯然不存，更有何责焉？终已不改，则资禀之弱必不可克，又何能强焉？如是不已，徒有訾毁之怨，无改悔之益，君子不为也。且道之在人，与己无异。在己与人无异，不惟责人者不可过，即责己者亦不必过也。己与人皆在道中，所以有相长之益，无相乖之损也。若人不我誉，遂有怨责之心，遇人必求其相誉，而先有希望之色，皆为人所鄙者也。夫治世之君子，好善恶恶；乱世之君子，嘉善容恶。此之为道，其有衰世之忧乎？非性情之正也。人有不及，可以情恕；非意相干，可以理遣。此亦自好之行，非万物一体之心。圣人待人，必教之以礼，诱之以诚，要使天下之人皆敬学而亲师，勉强以进德。所以然者，欲救义理于将绝也。义理虽微，得人救之即不绝于人世，是以抑无道之强，以伸有道之弱，非有所忮懻也。众人同心，谓之不善。圣人因而恶之，是万物为心而不自用其私也。不以一眚弃人，故一谷之灾不书于经。善恶两举，方为至公。以善掩恶，以恶掩善，苟非于义有所重，皆私心也。以为诚者物之终始，终始两际，皆善端发见之时。惟小人初念不善，事穷亦不能返于善，然后以恶终。余则其人未尝自绝，圣人亦未尝绝之。或不远即复，或事成始悟。虽小善必表章，所以广为善之途也。又以为胜负之交，最苦争气难平。凡争其货财、争其礼节、争其名位、争其是非，皆争端也。先王制大射之礼以教乡人，揖让于未有胜负之前，劝酬于既有胜负之后，先事以平其气，后事以平其心，此先王微意也。盖商之末造，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是以廑贤哲之忧。太和之在成周，不宜有此也。

　　怨忿

　　怨忿之事，人情所不能无，如豖酒狱讼之类是也。又或义理所不容已，如君父之仇是也。人情不能无者，以直道折衷之；道义不容已者，亦以直道勉励之。所谓直者，非谓有怨于我，即搜索其过行，齮龁其灾眚，于以快吾意也。两心相撄之时，惟明恕可平之。明则彼此同德，恕则彼此同心。明恕在内，礼文在外，所当爱者亦爱之，所当敬者亦敬之。明恕不肯自尽，胜气不能自戢，骋欲失礼，趋祸效尤，内外大小之谪交至矣。昔王氏二侯有隙，谷永离间之，杜邺和解之。后世之论，靡不右邺而薄永，以此知同归于厚，共远于戾，人性皆然也。所谓衷之以直也，齐襄复九世之雠，适与鲁庄同时。庄公之义，不可见齐侯而不报；鲁人之义，亦不可与庄公共见齐侯也。而并驱逐兽，何以为心？是以春秋致美齐襄，深责鲁庄，非有虚誉之词、苛举之法也，所谓勉之以直也。有国而继好息民谓之有礼，有怨而平憾释争、量力反义，亦礼之所重也。虽有深怨，不及已死之骨，故齐侯葬纪伯姬，君子义之，以为虽遇先纪侯之殡，亦将葬之也。先代不正之事结怨于人，为子孙者不得以不忘袭仇彰祖考之愆，礼宜忘之。郑子展使游氏无仇夺妻者，君子亦义之也。受命而诛生，既死则怒无所加，若又报及子孙，初犹为怨，后且为仇，智士不为也。故士匄受命伐齐，闻齐侯之丧而还，君子亦义之也。令人习闻吴越事，一胜一败如在旦暮间，然而栖越会稽与殪吴甬东先后十有三年，细考岁月，然后知其不易。彼所争者大，是以难。久不解，必有一毙。若小投，则十三年后亦当忘之矣。且怨仇之事，变态甚多。挟巨室之势，因执政之权，而不虑细人伤心之痛，是以自及，郑子驷是也，子阈子耳则累也。乱之既作，必有受其累者，故君子不独不自结怨，又恳恳止人之相怨，诚恐一日乱作，而以无怨之家为有怨所累也。夫私仇不及公，古道也。子产既逐，丰卷不即收其田里，三年而复之。其始之逐，行国法也。其终之复，念旧勋也。以为远怨犹浅耳。栾氏之祸不于子而于孙，子食德之报，孙当侈之报也。若孙复修德，则可盖愆，不但免祸矣。师曹构君臣之难，以报笞辱之耻，小人怨恨刺骨，发端很毒，流祸淫夷，一至于此。华元不校役人之谤，可谓不吝其咎，宽而能容，良足法也。

　　庭闱

　　子于父母所云先意承志者，志乃平日所怀，意为一时所发。父母平日之志，子所素知，此时虽未发诸意，为子者先所发而承之，此以志揆意而知其当然也。父母已发之意，或有是非，为子者因以平日之志决之。其是者，志之所尚也，从而成之。其非者，与平日之志不合，恐一时偶误，则几谏止之。此以意逆志而知其必然也。杜邺曰，仲尼善闵子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疆者，故无可间也。叔孙昭子见高疆而发子孙弃德旷宗之戒，此教人为子之道也。臣子之心，莫不欲尊荣其君父，故嘉谟嘉猷归于其君，善言善行归于父母，春秋缘此而美为子者，必本其父；美为臣者，必本其君。所以养孝子之志，申忠臣之恩。故父有善，宜录其子；子有善，宜褒其父。一本之义，此待人父子之道也。古之有世爵者，虽嗣子得绍其先业。然初丧之日，不忍即居父位，先试一年，然后命于宗庙，若天子诸侯踰年即位之礼，盖哀死者之亡，赂生者之不幸，人心所同然也。人子之心一有不幸，一言一动无不触其悲愍。彼初丧之时，独无哀死愍生之意乎？若之何以得位为乐也？以此为教，尚有居忧起复而不知非者。古律，职官父母在三百里外者，三年一给定省假二十日。无父母者，五年一给拜墓假十日。元时无给假省亲之制，而有擅离官次之禁，故一官于朝有十年不觐省者，当时议臣谓父母在三百里以至万里外者宜计道里远近定之假期，应觐省而不觐省者坐诈冒假期，与诈奔丧同科。时未之能行也。顺帝诏，内外廉能官父母年七十无侍丁者，附近铨注以便侍养。其法甚善，勿以为亡国之令而忽之。有深恩于其人者，必谨视其奉养之节，有笃爱于其人者必详责以为善之事。老子有慈则能勇之言，苏黄门为之畅其说，以为爱之深则虑事精，为之避害速而就利果，是以能勇也。今人教子弟絶不得法：少小之时即期以富贵功名而习学其书，至于收敛放心之学置而不讲，嬉游苟且，机械变诈，父兄曾不诘责。不思古人洒扫应对进退之节、礼乐射御书数之艺，非直习其事，欲必专一身心，使纯熟笃实，自然不向纷华浮薄之路而端正严密，德性亦凝聚矣。此教子弟大关键也。人道以聚顺为正，不得已而有变，于变之中而审自处之道，不可不取法古人，不可不折衷圣论，纤微驳杂陵暴之气皆不可用，纯乎温厚细密而后得其宜。何也？一体之亲，呼吸相通而间隔生其间，非家之福也。是以其喜也乐其进于道，其怨也冀其能改过也。喜以弥缝其阙，怨以痛悼其生，故全乎赤子之心则伦理无不尽。圣人体仁，所以为人伦之至。若小小闲隙不能隐忍匿讳，而使至亲有难洒之耻，非圣人意也。六经之旨，皆圣人行事，其变其常，无不当之理。凯风之母子，膰肉之君臣，不可显斥其失，不可独洁其名，委曲筹度，几许苦心，而人以为固然，不复深求所以。虽有成法，无益于后。有好学也，一一深思其故，磨砻砥砺，较量哜啜，焉有不进厥德者哉！

　　友于

　　事兄之道不求伸己，视兄弟之子不可异己子也。同姓有相恤之义，其有患难，虽不能救，犹宜忧存乎心。郜子失国，郕伯来奔，同为失地之君而加厚焉，着同姓之谊也。秦景公有千乘之国而母弟出奔，佞夫无反谋而天王杀之，郑庄公处心积虑必杀其弟，弟亦凶逆，谋篡其兄。以后事观之，淮南民之歌文帝，比秦景焉，不相容也。宋文帝之于义真，比周景焉，无罪而杀也。廷美无叔段之恶而太宗忌之，比郑庄焉，毋爱而藏怒宿怨也。此处兄弟之变之定论也，礼所以别嫌明微。亲亲而失正道之谓嫌，掩恶而非正礼之谓疑。惟人君能申至亲之恩，人臣则不得也。故杀世子，毋弟斥言君恶。若在人臣，虽施兄弟之诛，不为恶也。周公直道行之，公子季友委曲通之，此处兄弟之变，而或仁或义不同之定法也。兄行不义，弟有非责之礼，而国君之弟无仇其君兄而去国之礼。不受禄养，可也；不去者，情也；不受者，义也。论情可以明物则，言义足以厉不轨。叔肹子鱄，同为不义其兄，子鱄去国，叔肹不去。其去国也，非止全身，使君无杀臣之名，兄无害弟之愆。其不去也，大逆之朝不食其余，孔怀之侧不忍分飞，使君臣之节两通，兄第之情俱畅，二弟所行，皆足法也。卫侯轻去其弟，故子鱄不可居。宣公不忍害弟，故叔肹尚可留。此宣公之贤于卫侯也。子鱄有同谋弒君之过，叔肹终始不义乎宣，此叔肹之贤于子鱄也。叔肹始终可法，子鱄仅能免祸，此处兄弟之不义而或去或留，各行其道之定义也。子文欲杀越椒，是伯父欲杀其犹子也。世族之家，不肖子孙为害，与庶姓不同，故子文不为忍，而他人不可引以为例。然子文止于大戚，终未推刃也，与他人谋兄弟。宜以崔成告庆封为戒，勿自取灭宗焉。汉世恩荫之典，得及同产及同产子，亦教人友于之义也。
　　仪礼曰，昆弟无分而有分者，则避子之私也。故异居而同财，有余则归之宗，不足则资之宗也。

　　伉俪

　　夫妇假合者也，然既有合卺之义，即正倡随之名。既正其名，即有敬恭之礼。故君人者无二适，贞女不再行。夫妇不狎，而钦翼之道存焉。夫妇不欺，而诚信之节着焉。所谓事近理存，造端攸始，非别有君子之道，不在日用间也。昏媾之事宜内断于心，动必由礼，不可即谋于人，恐滋其妄。男不亲求，女不亲许。其不亲求也，为有廉耻之心，不欲自言娶妇，故昏礼不称主人，其不亲许也。三月庙见父母，使大夫操币而致之，所谓致女也。鲁桓公不由媒介，与齐侯成昏于嬴，君子恶其失礼。季姬使鄫子来朝，左氏不取公谷使自择配之义，君子立法从正，顺者征之，所以教贞信也。男女有尊卑之序，夫妇有健顺之宜。由乎理之常者，即人道之正。若以悦而动，未有不失正者。男牵于欲而失其健，女狃于悦而忘其顺，极情流放，伤身败德，无所不至，道亦苦矣。君子观象知义，谓夫始之不正，终必有敝。莫如归妹之象，刚柔皆失正者。是以发永终知敝之戒也。朝廷侈于妬上，妇人侈于妬下，虽天子之女，必备妾媵而行，所以广嗣继祖。一人有子，三人缓带，闺闱之美谈也。妇人百善皆从逮下生，诸恶皆从妬下生。赵衰之妻以盾为贤，而使其子下之。以叔隗为内子而己下之。此厚福人所为。赵氏之后日昌，由此故也。伯姬之贤，诸侯皆来致媵。哀姜至鲁，不肯入国，约公远妾媵而后入，一则守礼正终，一则纵淫生乱，可先事知之矣。姑舅两姨之子若女，今既许为婚，其不为婚者，亦当崇内外之嫌，平居少长，不得同坐同食也。女子岁一归宁，载茌礼说。数往数来，仆仆道路，非礼也。又国君有政事，士大夫有正业，或夫妇同行，接轸联镳，若公羊所云双双而至，亦教戒之不明也。春秋书曰，齐高固及子叔姬来，盖深讥之也。易曰，无攸遂，在中馈。盖妇人之义，以不与外事为得阴阳之正，故说易者以无攸遂解正位之义，言所重在此也。若中馈之语，则以坎离互体，有烹饪之象，故以此事当之，以申前义之为重也。

　　庸行

　　古人庸行之事莫非至理，作圣作贤，由此为之。世人不能为圣贤，皆庸行不求如礼，不克顾名思义，斯咫尺千里，白首穷年，无分毫之益也。容貌词气，所谓物之则、事之义也。留心于此，谓之穷理。践履及此，谓之行义。言必闻表着之位，视不过袺襘之中，所以筦摄其心，使有所措，不外驰也。朝祭服之有旒纩，非真蒙耳目使不闻见，所以去人心杂念也。履之有絇，尊之有禁，非谓见此二物遂不行不饮，所以教人知节，不至淫放。上服有冠有笏，下辐必正如帷，义取整齐严肃。深思其制，以防非僻之心，非可以燕居之服假借用也。祭器亦然，不施于用器，敬其事者，必以日之朝气为之。以月计者则在朔，以岁计者则在春也。奉身之具，不必薄于人，不必厚于人，以随才称等为得。厚薄之宜，得其宜则义也。古之君子御家以四教，勤、俭、恭、恕。正家以四礼，冠、婚、丧、祭。饮食俎豆之数，衣服采章之别，器角精粗之等，尊者取赢焉，卑者取约焉。所行之事即有供事之物。既用其物，即有象物之容。垣屋什器，必坚朴勿苟费也。门巷果木，必方列勿苟乱也。飨食无加物，及礼可矣。太史公曰，布衣匹夫之人，不害于政，不妨百姓，取与以时而息财富，智者有取焉。用物太侈，必有穷时。至于既穷，如人之没水，不可振也。侈糜之生淫僻，犹饥寒之趋奸邪。故小人不胜情欲，必陷罪辜。虽居高上之位，行快心之事，未可为福也。古者执贽相见，有叙情配志二义。故曰视其所贽而知其所任焉，非因以求货也。凡致礼于人者，二事并施，各遣一使以致词，所以达诚一。一使兼二事非礼，一人兼二使亦非礼也。达尊之前，礼恭而言直。以道相向，不崇其齿而枉焉，益所以尊长者也。不恭戴则失长幼之节，不直则害义礼之正，皆浮薄之行也。主人待客，必敬而礼之。不问算卑长幼，皆当敬之也。客过主人，亦必以礼自处，不问造次颠沛，皆不可废礼也。朝聘必受于庙，词必称先君，以相接至境必假涂。昔贵今贱者，待之不损吾异日，皆行礼之事也。易曰，嘉会足以合礼，礼不可独行，当与在会之人同服行之。故君子有会聚之事，必以讲礼为先。会不以礼，必有豖酒狱讼之争，有攘臂诟谇之隙，有忌克谲诡之心，岂嘉会之谓乎？凡久而渐靡，与之俱化者，众人之心常放也。兢兢自检，不知其然而然者，圣人之心常存也。不洁之事，名犹远之，况其实乎？不正之迹，形犹恶之，况其真乎？常以行礼为心，自不犯非义矣。若夫富贵贫贱之交，最难把持，故圣贤每于此致力。吾徒行年既久，观事颇多，今之所遭，后之所忘，何不可以释然？此之所欣，彼之所厌，何者谓之确然？不惟苟且求得不可为，即无心任运亦非正要，当用力贞胜，然后见学问有权也。夫自胜为强，如龙之不见石；遇物而靡，如鱼之触饵。势牵于人，道穷于我，愈求脱则愈束缚，翳桑之饿人，耻行乞而羞自致，所以能成其刚也。世乱无家，不容不依故人之有位者，当以蔡茂依窦融为法，署官则固辞，每所饷给，计口取足而已。故并记之。

　　朕兆

　　神之在人，原为一身之主。故祸心之几先接于神而神为之动，惟贤者能察神之所动。如有凶征，先以敬慎自持，不授诸形气以成其事。故贤者所为，常与福遇，以其致祸之几能自消弭。人第见其惠迪皆吉，若命之常吉也。故曰神先心以定命也。其它德不足者，往往神之所动不能自知，是以气授于形而不可御，形授诸事而不可回。书簿所载，凡争竞之念，数动而不戢者，鬬讼之兆也。幸人之有难者，己将有难，而志气相引也。骄矜而不能自戢者，将一反而至于卑屈也。弗及而忧，魂先战也。可忧而乐，心已亡矣。语言苟且，哀乐失时，嘉事不体，凶事不类，当事而忘其所事，或授师而心荡，或受脤而不敬，皆精爽之驰，将死之征也。宫室足以居处，无故而广大之、更新之，不久居之兆也。不恃道义而邀福于冥冥之神，魂魄亏而左道入也。与人争辩，不日增其德，必有戮辱之患，旋及其身。所行既失道，就彼失道之事，亦浩荡而无归者，此不至凶祸不止也。君子处世为善而非以自为也，各为其善而不必其为我也。作之而不能成者，不必作也。可一行而不可复者，不宜尝试也。以浅衷待人，以俗情概人，在己则为矜伐，在人则有怒也，在四邻则有戒心，皆所以伏祸端也。君子量腹而食，度形而衣，量能而受官，与人言也。量而后入，无入而后量。悦心之处以行险之道处之，则不敢过于快意。嗜欲所在，节以中正之道，则不敢求多于人。行礼之事，以逊让之客将之，不直己以忤时。服人之善而不以倨傲为心、先自处于上而寘其人之善于俯视之列，皆所以免祸端也。如一岁之中分以四时，生长收藏各以其序，不至匮乏，亦不忧迫促。一日之途，限址次舍，足力不竭，远道可致。一日之务，以昼考夕省为期，则形神不疲，功效日积。圣人制节谨度，凡事如是。所须不多，物亦易给。所求不溢，人亦无厌。所期不賖，愿亦易惬。故无事不可为，无地不可安，似近而实远，似狭而实宏，所以养其神明，勿使昏乱，俾能察祸福于几微而先事弭之，勿使成形也。

　　姓名

　　姓氏宗族之别，天子初封诸侯，因所生之地赐以为姓，所就之国赐以为氏。必姓氏兼赐者，姓所以统一本，系之而弗别，明昏姻不可通。氏所以殊戚单别之各为家以待子孙之众多也。故姓则百世不改，氏则旁支别属，各得异立。或用王父字，或用先人谥，或所居官，或所处邑，不尽从国土也。春秋以来，大约天子所赐曰姓，诸侯所赐曰氏。诸侯以姓行，大夫以氏行。以姓行者称宗，以氏行者称族。始有定制，然而自此以往，人类繁多，编户齐民，皆有姓氏，不必尽出君赐。亦有身自名之者，士会之帑为刘，伍员之子为王孙，知果自为辅氏。王莽之世为黄，死而神于永州，因以氏其所居之溪。东汉折像之先张江封折侯，后徙广汉，因以侯国氏焉。不可胜诘矣。又且僭拟成习，慕古者赐姓之荣，冒昧称姓，不称氏矣。今人相问则曰贵姓，自述则曰寒族。问者从尊，自述从卑，犹存古也。命名之中，实有征兆。穆侯虽宠爱少子，未必命名之时即以夺宗，然国中之人必有因成师之名以殊异其弟者。楚有当璧之祥而干溪弒成，汉有尧母之号而宫廷蛊发，事皆类此。孔颖达曰，师服之谏，若无端绪，冯何致言，以申己意。谓晋侯当因命名之失，蚤为疆干之计，非谓人之命名必将有验也。卫侯朝于周，周行人间其名，对曰辟疆。行人曰，启疆辟疆，天子之号也，诸侯弗得用。更其名曰毁，此又不论征兆而论义理。征兆虽善而义理有格，亦不可辄用也。

　　取与

　　天地所生之物，非一家之有，故有无轻重皆可相通。春秋之义，货财车马刍粟以相馈遗者皆曰归。归者，取所有之义也。曰分、曰赠、曰共，犹私己之言也，天有消息，人有取与，安有藏于一处不相流通之理？故凡货财所聚，未为福也，所聚之家必有意外之患，所聚之地必有不测之忧。息夫候门，盗贼夜伺其寝。敖仓积粟，群雄举事必争。不惟家不可聚，即地亦不可聚也。况货财之数，入之端有限，出之路无穷，亲戚乡里馈遗赡给，朝着官署赏赍稍食，部民佃客供亿输将，贾客贩夫懋逻居积，此入之端也，其事可指而数也。通都大邑豖酒狱讼之争，风雨晦明探囊胠箧之盗，其人不可逆数，其事不可周知，皆出之端也。故达观之士，勿忿于出，勿快于入，不可谓在我者即为入，在人者即为出也。古者诸侯四夷朝于天子，献国之所有，亦发陈币帛于公卿之府寺，然相接以礼，彼此俱无贪淋之愆与求取之过，亦不以资约报施生责望于其间，则人道之常亦有不可废者。戎朝京师，发币于凡伯，凡伯弗宾，此必不厌其欲，故不礼其使。他日见执之耻，则贪利所致也。春秋亡国之君亦有差等，虞公之贪，晋人执之以为媵，求为匹夫而不可得。齐人受鲁之赂田而党弒君之事，鲁乘胜齐之功而取所赂之田。晋人取璧内府而藏诸外府，取马内厩而藏诸外厩，曾几何时，其人抱璧牵马而至其庭。事之反复，孰有着于此者？贪得好利，转徙之间而已。君子在隐约，不克他有施为，临财勿苟得，即守道之心，即行道之事。故为士大夫者，最不可受惠于人。施而不报不可也，报之而有厌苦之心亦不可也。其人虽不求报，而我常怀未报之惭与责报之疑，亦不可也。惟辞之于始，则两情俱惬。一受其施，脉脉相视，终身如有所负。晋之烈士，羞行乞而憎自致，是以宁饿于翳桑也。人道散而不有，让而不取，重请求而恶匈夺，鄙德色而善忘施，所拟别于戴角而傅翼、弱肉而强食。尤不可习用他人之器币，习用既熟，辞受之界渐不能清，如久处鲍鱼之肆，全不闻其臭矣。楚襄王问阳陵君曰，君子之富何如？对曰，假人不德不责，食人不使不役。亲戚爱之，众人善之，此言虽小，亦可施于政也。凡取非其有，以造意为首，蒙欲而动次之，不论得与不得也。不义之财不可陈于宗庙，神必吐之不受，蒙欲而动之名也。

　　远害

　　语曰，色斯举矣，翔而后集。言君子当见几而作，审择所处也。孟子曰，无罪而杀士，则大夫可以去。无罪而戮民，则士可以徙。言昧于知几，迨祸已及，则不能去也。要之赵杀鸣犊，孔子临河而返；楚杀管修，叶公斩关而入。无官职者闻声而遁，若孔子者是；有权势者观衅而动，若叶公者是。人未可遽杀，亦不可独杀，故远害者宜知几，操政柄者不可不慎刑也。传记所载，自有安国便事之道而求之不精、行之不力，皆危机也。圣贤于人，欲救其失而去其害，开其迷而杜其邪，故取古人之事，校量训敕，多方示必道心焉。敬者，德之舆也；恕者，德之则也。敬恕不离于心，故能审是非得失之几，得死生存亡之正，不与恶人为怨，受诟辱而不校，优游于衰世从终其天年，慎小敬微，择忠直之士为师友，是以常闻其过，即忧患之中亦必慎所托，不枉道苟免，不求救于憸人，否则清其质而浊其文，亦足称也。又以为人类之相杀，皆畏恶其人而杀之，未有鄙夷其人而杀之者。或生乎乱世，或立乎暴主之侧，自晦其美，不使暴露，所以徼其鄙夷之心。既见鄙其人，即不杀其人矣。知伯俯视韩魏之君，故二君得免于亡。魏惠王狎公孙鞅，故鞅晏然不去其国。枚皋、东方朔不根持论，上颇俳优畜之，故皆以善终。而严助、吾丘寿王才智辏辐有余，卒于不免，是以知巧之士不惜见鄙于人，以全所欲。有道君子，亦不妨见鄙于人以善藏其用，不然，人之才智有限，世之忧患无穷，以有限御无穷，吾未见嘐嘐自鸣者得以驰骋于天下也。又计古今以来，亦有文字得罪者，皆诡僻不正之言，欺世诳俗之事，否则胜气陵人，苛论绝物，深刻为心，阴惨为术，嗜进挤险，诬善藏慝，是以见者恶之，起而相询，国法因之，用以惩恶。岂有宣圣贤微旨，明先王正法，敦笃恺弟，平粹切实，至仁为里，太和为表，而触人主之怒，来权势之仇，必无之事也。又计近怨人者猝逢其祸，受乱人者必与其殃，昵刑人者常被其毒，能为我谋害他人者即能为他人谋害我者也，能诋訾人以悦我者即能诋訾我以悦人者也。咿嚘上堂之夜客，攘臂入座之爪牙，皆能借彼以倾此，挈此以授彼者也，勿近此辈，亦远害之道。若此者，皆道心也。道心一丧，人如鸟兽，罟获陷阱，处处有之而目未之见。何以征之？五行之理，逆阳者厥极弱，逆阴者厥极凶短折，故犯人者有刑辟之患，犯神者有疾夭之祸。权势属阳，然君子不畏权势。刑人属阴，而君子不近刑人。有刚明之气者犹可逆，无刚明之气者不可逆也。齐景公病痁而请诛祝史之言，至汉哀帝寝疾末瘳，而东平祝诅伍宏案脉之狱兴，人主善病，亦能生大狱之端。卫出公之嬖与小人比而逐大叔僖子，汉成帝信郎贲丽善星而以翟方进当天变，人主好术数亦不利于大臣。若此之类皆不可不知戒也。楚欲图周，周人示以重器之利而计遂寝；秦欲图楚，张仪诱以商于之利而祸立至。楚公子比贪一朝之位，庆封躭朱方之乐，皆杀其身而不及悔。生当乱世，死于饥寒者少，死于怀璧者多。陈平所以封还项金、解衣刺船也。甄寻手文有天子字，此乃杀身之朕兆，非吉祥也。凡无德而有奇表，无德而有令誉，无德而有厚福，皆可谓妖，不可谓庆。在国则灭，在身则亡，不爽之数也。凶德之人，并生一时，辏集一处，则杀身之谋迅不及备、结不可解。春秋辕涛涂、申侯，汉田窦，晋杨骏、贾谧，皆其徒也。阳处父刚愎自用华而不实，又揽人主之权以进退朝士，谢灵运有其刚而无其权，何晏有其华而不闻其刚，颜竣则兼有之，皆不祥之尤者也。臧武仲知美疢药石之不同，不能趋此避彼，作不顺而施不恕，遂不容于其国。宁喜乐于持权而借口从命，内史谷不言内君之不可弒，而忧外君不赏其功。子西过恃卵翼之恩而狎乱人狂逞之怨，皆凶德相聚，适足杀身者也。小人敢于为恶，必无恻隐羞恶之心，从而指斥其过，最危之事也。盖宽饶以深刻之性居刺举之任，抱愤懑之心过于激讦，多所不堪，是以怨怒并作。东平国草起覆道，石自转立，何与人事？而王后祷祠之。天下已定，皇子通侯交游宾客，虽云盛事，然属有奸人居其间，倾摇鼓动，一人事覆，同辈并受其祸。故建武末年之狱兴，废弃之家子弟虽有美材，亦当养晦藏。若又召致名誉，好气尚利，则速祸之道也。王盘是也。袁盎喜于人主之前持论短长，虽多正论，亦颇容私，是以终为有权力者所恶，致杀身之祸。大祗廉耻绝则不可仕，三纲绝则不可居，皆必有无妄之祸以及人也。君子非全生之为贵，而明哲以保之为贵。明哲之道有二，处患难之中宜于守常处顺，择事之平易者为之。择心之坦夷者居之，处中而不处极，一切深险之心、诡僻之行不可为也。圣人恐人迷于忧患而不能出也，故举九卦以告之是也。居无事之时，养晦处默，乐天安义，防闲敬畏，劝善隐恶，知命之当然而穷通隐显不改行义之心，必遂为善之志，无论吉祥之征、怪异之萌，皆默消之，则福既不狃，祸亦莫及。圣人恐人躭于宴安而不知儆也，故以小旻之卒章明亲戚相戒之义是也。然亦有观人则明、自处则暗者，何也？在人祸福之形已见诸事，吾主学问深而析理明，居心公而处物恕，鲜不中也。至于反而自观，虽一时所照颇为明察，亡何日久解怠，转徙多端，是以终当变易，与所见相违。若以观人之智内省诸躬，岁月虽久，造次不易，其于祸福之际依然观人之明，初念之察，岂有不通之物理乎？凡行有污秽者人虽偶不恶我，我行污秽，动作有危，亦当刻刻自恶。语曰，千人所指，无疾而死。今有千人愤怨而不死者，非幸免也，当有党恶之人相从俱死。苟幸免之日既多，则从死之人益众，知几者所宜亟去也。

　　形神

　　心易放逸。能凝聚则成神。气易壅阏，能流通则生精。精神盎然，形乃长生。人之神寤则栖心，寐则栖肾，将寐在脾，将寤在肝。神之所至，气亦至焉。人之气，下起于踵，上彻于顶，中经于督脉，雾散于肤发。忧则结聚，悦则畅达。气之所往，精亦往焉。易曰，雷以动之，风以散之，雨以润之，日以晅之，艮以止之，兑以悦之，干以君之，坤以藏之。此人物生生之道，养生之家所当深味也。动也者，体宜微劳，不可惰逸也。散者，气宜流行，不可湫厎也。润者，津液不枯涸也。晅者，居处不即幽暗，就阳明也。止者，嗜欲有节，思虑勿淫也。悦者，心常泰然，无入不自得也。君者，以神驭形，以欲从道，如人之有君长也。藏者，精神之用深藏不泄也。养生之家常从月令二至之戒，举动无躁，声色勿躭，滋味宜薄，嗜欲宜节，所以定神惜气也。秦医之言曰，晦淫惑疾，明淫心疾。此二疾皆心也，分属二气之感，何也？明者，昼也。昼以营务思虑过多，君火太炽，则神不定。晦者，夜也。夜当安身，近女过度，相火太炽，神亦不定。放二者异感而为病则同归于心。晋平公惑以丧志，以为有祟冯焉，盖心神不定为此病也。苟定神矣，焉能为蛊？又气戾动于外，则阴血遍身皆动。血既乱动，脉必张。脉张于外，内必燥。血既燥矣，气必不运。气既塞矣，血亦中绝。苟惜气矣，焉能为盭？且也动物以一呼一吸为性命，植物以一炕一聂为呼吸。呼吸者，节宣之妙理也。水之流也，日夜不息，然而亦有翕张。翕则稍渟，张则复逝。一翕一张，相寻无已而后归诸大壑。金之在椟，时有轻重，余时如故，子午加重，亦翕张之谓。人之气有呼吸，如户牖洞开，风气自入，突烟自祛，故病患由此可除。凡朝以听政，昼以访问，夕以修令，夜以安身，以后事更其前事，使节宣之，亦呼吸之义也。老子欲人以啬为寳，又欲啬之于未损之时。易之为卦，聚则受之以涣，涣则受之以节。元人两斧伐孤树之戒，皆定神惜气之义尔。若夫冲和之气流行天地间，会阴阳之和，极发育之美，凡物之形，皆受诸阴阳，而阴阳之精英则此气当之。得此气最多者，灵爽独异于人。故为君为相有以治人，而人受其治。养此气最厚者，其年龄亦过于人，为期为颐，有松乔之寿也。死生之际，人所难言，然亦有定理。慎疾所必养生也，考终所以正死也。药饵以去疾，滋味以行气，此人道之常。至于笃疾之时，气不绝则神不散，病不革则气不绝。未绝不得即死，犹既绝不能复生。为君子者，不可以慎疾之故，遂萌贪生之心，尤不可以必尽之生，求缓须臾之死。惟安时处顺，则不为病所乱矣。若夫资生之具如其分、如其量，则养也；过其量、过其分则伤害随之。女宠太盛，神气瞀乱，必行事多错谬。用物奢泰，必取予多不廉。好色有此二病，不但伤生也。山川之神主水旱疠疫之灾，日月星辰之神主霜雪风雨之不时。孔子曰，饮食不时，劳役过度者，病其杀之。子产曰，若君之身，则亦出入饮食哀乐之事也。山川星辰之神，又何与焉？由此观之，今人疾病何与二氏？而祷祀及之，可以正其惑矣。

　　士礼

　　先王制礼，皆顺性命之旨而为之节。恩之浅深，义之远近，礼与刑所由出。故汉人礼服之学自为一家。萧望之受于夏侯胜，望之又以授元帝为太子时，盖重其事也。然丧服一卷，曾不盈握，而争说纷纭。故挚虞谓世之要用，特易失指。今丧礼非无定制，而人不能行，何也？时无圣贤，鲜能以诚心临事。故曾子曰，人未有自致者必也亲丧乎。欲人事事尽心，若居丧之心也。居心以诚，则无不克由礼之事矣。古礼有国恤篇，唐显庆中许李用事，辄焚国恤，而山陵之礼遂无所据。国有大故，皆摭拾残缺，比附伦类，推士丧礼行之。事已而斥去，不存其籍。有不合礼者，群臣莫敢执正。缘臣子之义不豫凶事，而又无所据也。且尊君卑臣太甚，每举大礼多抑损典文，以便人主之私。主有误听者，有不慊于心，辄为有司所阻者。今略举之，以辨从远，居忧而遇令节，可慰不可贺也。除丧而从吉，可用乐不可设燕也。晋之群臣易服，而武帝宫中尚从三年之制。宋之诸帝皆同晋武，而孝宗三年衰服，朝衣朝冠，悉用大布。称子称名，以致哀痛之心。即位改元以系臣民之望。正始之义尽，上下之情通，所谓可从者，此类是也。冢宰之听，其废已久，伊尹而后，康王已无明文。王莽为之，是诬天也。嗣君即位，卿出并聘似继好告哀，又娶元妃以奉粢盛，未尝行卒哭，即吉之礼也。杜预引比以为谅闇从吉之征，是诬圣也。举天下而葬一人，其礼不可略。后之人君有未踰旬而葬者，是背死忘生也。新君即位，在殡宫之前成礼，反服载在经义。后世有即位，遗奠同日并举者，是日也。陪新君之班则违龙輴之从，赴山陵之礼则损朝仪之盛。吉凶二事，骤集一时，孰重孰轻，谁详谁略，此史官所不敢书也。以日易月，外庭公除，墨带公服，权以治事可也。后世以朝服造殡宫，是以大行之戚为人主私家之丧，群臣若无与焉，是有子而无臣也，所谓必不可从者此类是也。发丧告哀，礼之所重，春秋亦有再踰月而后发丧之文，周襄王是也。处危疑之时，须大国之助，机不可测，礼从其变。春秋虽不立义，亦无贬辞。后世或从与否，各因其宜，不可前定者此类是也。短通丧之过，世皆归咎汉文帝。考诸书卷，不自文帝始。棘人之诗已在前矣，先儒以谅闇为居丧之名，非终服之名，是以免丧、终丧为二事，宅忧、除服为二时矣。大抵春秋以来，天子诸侯既葬，除服率以为常。晏平仲斩衰居凶，其老以为非大夫礼。滕世子从孟子言，见者大悦。然则短丧之习，浸淫日久，从礼者虽如晨星，犹未尽泯灭。不若以日易月之制，一定二十七日之外，食稻衣锦以为当然也。然文帝短丧之事，先儒别有一说，谓古者臣为君服，三年衰绖，畿内之民亦服之，圻外无服，未尝天下皆服也。秦人尊君卑臣，使天下皆服，如丧父母。文帝反秦事而行古制尔。古者臣有大丧，则君三年不呼其门，已练而从金革，贤者犹谓不即人心，退而致事。汉时为官者，虽遭父母之丧，不得轻赴。翟方进自以身备汉相，不敢踰制，三十六日除服视事。荀爽对策，极言其非。光武绝告宁之典，陈忠亦谓新承大乱，礼趣简易，不可为法。和熹临朝称制，诏长吏必下不行亲服者不得典城选举，陈忠因请从军之士，及给事县官小吏大父母丧不满三月皆勿徭役，令得葬送，史家韪之。明典稽勋司纠夺丧，禁短丧，谪匿丧，惟钦天监奔丧三月复。诗曰，缾之罄矣，惟垒之耻。言己不得终竟子道者，亦上之耻也。然则超复之命，臣不可受，君亦不当强之。薄俗之人，宦情太重，先于通籍时伪设出为人后以为他日免丧地，此又可长叹息者也。为人子者，亲丧未葬，宜从孤子当室之义，免丧犹不纯采，孙除祖服而父服未除，亦不全用吉服，故吉有吉凶相半之服。玉藻曰，镐冠京武，子姓之冠也。为祖之亡，故缟冠示凶。为父之存，故京武示吉。今人小祥后诸孙衣锦，三年之丧未葬，诸子亦衣锦，皆非礼也。礼柩在堂上，孤无外事。春秋之君，背殡出会，背殡从戎，史皆讥其不哀。国之大事且曰不可，况他人乎？故曰周人有丧，鲁人有丧，周人吊，鲁人不吊。周人之吊，遗使也，故周使可至鲁，鲁人之吊，君当自往，属在丧中，故不可适周，所谓丧不贰事也。晋文公为伯不教人以孝，陈有大丧，强会其孤，春秋不责陈孤而以深耻文公。其后郑伯朝晋，晋侯享之，郑伯辞享，请免丧而后听命，晋侯许其辞享，而不免其来朝，亦未为知礼也。今乡里庆吊，亦列国例也。权势之家轻夺人丧，人子亦轻夺其丧。变服从事，主人受之不辞，皆不知礼故也。葬地必择吉壤，非为子孙祈福，乃欲祖考安厝。其地温暖则安，湿寒则不安，无所谓形家言也。但使棺周于身，土周于棺，不令冢中空旷，则可长久。今以卜兆之故，久悬其棺者多免。郑延祚母死，三十年不葬。颜真卿劾之，有诏，终身不齿。陆贽为中书舍人，母卒东京，德宗诏中人护父柩至自吴会，同葬洛阳，必非既已安厝又发而迁也，盖悬棺而俟子贵也。律以真卿之奏，则为罪人矣。礼卜葬先远日，避不怀也。不怀者，欲事速讫而无眷恋之情。故吕才曰，先期而葬谓之不怀，后期不葬谓之怠礼。盖葬有定期，不择年月也。相传己亥日不可葬，然春秋己亥葬者二十余族，不择日也。或用当代所尚，或以日中而塴，不择时也。总之吉凶不可信，五姓不可信，升降荣辱不由墓地。后人拘于其法，至于受吊不哭，吉服临冢，益悖谬矣。鲁定公之丧，雨不克葬。说谷梁者谓丧事有进无退，故潦车载笠，不为雨止。若停柩以待异日，则谓丧不以制。杜氏谓雨而成事，若汲汲欲葬，故以雨霁而葬为得诚信之道。二说虽异，皆以行礼为重，非阴阳支干之忌也。故形家之说不可施于论礼之事焉。葬者，藏也，不可复见。然有非常之变，若水啮前和，将亡失尸柩，不得已而他厝，故礼有改葬服缌之文以安孝子之心，非可常行。周人改葬桓王，春秋恶其荣奢发藏，俾死者复扰，故以示戒。鲁人改葬惠公，于经不书。传曰，以宋师之，故葬礼有阙。夫葬礼有阙，所憾甚微，棺椁复露，为痛甚大。以美观而发藏，非孝子之心、仁人之举也。其后樊宏遗令，以为棺椁复见，恐有腐败，光武甚善其言，以示百官，且曰，吾万岁之后，欲以为式。东平王苍曰，以吉凶俗数言之，不宜无故缮修坵墓，有所兴起，故改葬之事，不可轻议。为人子孙，勿为葬师所误也。送终之礼，称家之有无。贫者敛手足，富者具棺椁，封域之制，无广择不食之地，而无居良田奢俭之中。以礼为界，斯无可议矣。宋元公欲自贬损殡敛之具，其臣不从，不忍旷礼废法，辱其先君。世俗之子，不知礼仪品式，薄于礼制而裒其财物，以邀浮屠老子之福，更不足与校是非矣。郑氏祭法注云，惟天子诸侯有主，禘祫，大夫不禘祫，其祭无主也。孔悝出奔，使贰车返，取庙主于西圃。孔疏谓当时僭礼，初非典制。然则说公羊者所云丧主用虞，吉主用练，埋虞主而后作练主。注左氏者所云葬而作主以祀于寝，三年丧毕，别迁入庙，皆为天子诸侯言之，非士大夫之礼。今作主，以祀通于上下矣。朱子家礼，不重其事，惟择善书子弟书之而已，与今所行不同，学礼者宜审行之。人子于父母之丧，三年未满，凡祭奠哭泣皆用事生之仪，日夕上食，馈用常器，末可得陈俎豆牲牢也。终丧而庙，庙祭则吉，前此虽殡宫已葬，不忍同于追远之义。三年一禘，鲁之恒制。闵公二年五月，适当禘祭常期，而庄公之服未阕，若待服阕，则不及此年之禘，而当迟诸三年后矣。鲁人亟欲禘其先君，以为减其月数，未减年数，或可前却稍渝。然未毕生者之事而遽鬼神其亲，故国史讥其失礼。文公二年，未毕僖丧而吉禘如故，盖踵前人之失而遂举为例也。吉禘失亟，犹且不可，况制服不如期、释服不如期、举葬不如期、短丧久殡，岂人序所为乎？至于忌巳，则终身之忧，不可治他事。若朱子黪巾素服，夕寝于外可也。谢安朞功之戚，不废音乐。王坦之规之不从，史云，衣冠效之，遂以成俗，责安之作俑也。凡不及情之事，不可以训，虽有贤者为之，亦宜改正。郗鉴当永嘉乱，乞食乡人，以饭着两颊，归而吐之，哺一兄子一外甥。后甥为县令，闻鉴之丧，辞职而归，席苫而处，心丧三年以报之，论者义之。安之失礼昭然矣。为人后之礼，以言乎恩，则不能无二。以言乎义，则当统于一。恐义之不一，故绝其恩而强使之一。不如明使恩之不一，而义之所在，自无容不一也。南丰为人后议，不改父母之名，而越礼之尊称必不可假，越礼之大祀必不可行。虽从欧说，亦未尝从越礼之说也。古者重赴吊之礼，宾主皆不敢忽，故有服者奔丧，无服者会葬，葬期远近，以此为节，重其事也。吊丧仪品，主于致哀，非以充用，故多明器之类，途车刍灵，非委缯帛于无用也。又以及事为敬，吊死不及尸，赠生不及哀，书传所讥，皆以惩不敏，不敢生于不敬，是以惩之。陆贽居丧，不受赗遗，惟韦皋以布衣交，先闻天子，然后称诏致之，此之谓荣亲，非世俗赙布之类。若世俗赙布，何荣之有？谷梁传曰，会葬之礼于鄙上。此明吊丧有会之礼，会葬有登垄之礼也。客不登垄而请退主人却客以省烦，皆为简礼，此为有力者言之。若力不足，又不可虚地上以实地下也。谥必请于天子，以谥由尊者成也。谥必由诔，诔者，累也。累列生平行迹，读之以作谥。传云，惟天子称天以诔之，诸侯相诔，非礼也。死而私谥，司马公正之矣。以为礼不当谥，孔门亦不谥夫子也。今人始丧其亲，即请私谥于所知以旌其柩。所知亦草草应之，既未覩其行实，又以身当尊，且纳谥于圹，亦礼所无。至于妇人，尤不可私谥。盖妇人无外行，无由接于戚里，死从夫谥，以明所专。说在杜氏释例也。汉宣帝谥其母悼、祖母戾。戾非美谥也，以其从乎太子，故不当更也。鲁僖公没妇人手，春秋讥之，以为非正终之义。文公有母之丧而毁泉台，以禨祥为忌而弛其哀痛之心，是以圣人讥失道也。刘向谓继乱之后必有废兴，先代陵墓鲜不发掘。齐宜都王不取桓温冢中物，曰，今取往物，后取今物，如此循环，岂可熟念。陈叔陵发谢安墓以葬其母，先贤之泽不庇其身，甘棠之思安在哉？所云惯终追远，不独亲属，君臣朋友皆当如是，故能使民情观感归于厚道也。古之人君，莫不恩礼其臣，锡衰牡绖，亲致敛殡，闻丧废礼，当祭辍乐，载在经传，往往皆然。春秋隐公之时，大夫之卒皆书于策，隆于臣子也。桓庄之时无书焉者，其恩薄矣。不待杜蒉举觞而后知其替也。后代恤典，存其名焉，何哀痛之足云？

　　方技

　　汉书云，数术者，皆明堂羲和史卜之职也。易曰，苟非其人，道不虚行。盖天人之际或异而无感，或感而不可知，惟达者知之，非余人所能识。然而心志在内，形声在外，成败在后，气机在先，相为体用，合而不离，是以未尝不可知也。明道之士得其全体以揆一端，无不合符，故至诚之道可以前知，即术数之家，或假卜筮，或观象数，得其一端以印全体，亦无不合，故卜偃史墨诸人言多奇中。圣人亦为卜筮以通愚智，循其繇词以定犹豫决疑，似皆以教人为善，谨其人事，求合天心也。然圣贤举事，先尽人事而后决诸天命，故尚书洪范，卿士谋其得失，蓍龟决其吉凶。盖以蓍龟通卿士之数，非以卿士徇蓍龟之指也。即蓄龟并陈，亦必先筮后卜。盖筮犹参人事，龟则全用朕兆，即事有渐，故先筮后卜也。筮虽吉，犹必命龟，以人从天而不敢自专。若筮不吉，则不更卜。人事不可，不必问天矣。盖人事之理与天地同也，是以感之而应，问之而答，君子志其善者远者而因以教人，明其事则谓之善，明其义则谓之远。子产天道远人道迩之说，盖既审其事，又明其义，非一切倔强不信术士言也。人事失得，自有常理。上天之縡，无声无臭。方术之士，乃先事而宣言，是为乱常，为诬天。班氏论其彷佛一端，假经设义，依托象类，固有屡中之获，明乎其非圣贤设教之旨，为儒者所当戒，交游所当谨也。春秋沙麓崩，为天下记异，安有发祥之理？元城建公之言，王莽假造以欺人耳。以理论之，沙麓之崩，地之陷也，其占为阴胜阳、子乘母，不祥之繇也。天戒若曰，居此地者慎勿为不善，苟为不善，虽极隆盛，必当族灭，若自高而陷也。以后事观之，元后之祥，乃祖宗活万人之报，人事之得也。其为凶征，则地陷之变，当为族诛，天之告人已久矣。分卦直日之法，用以迹捕盗贼极善，焦延寿为令，小黄用之可也。延寿曰，得我道以亡身者必京生也，正谓此道不可治天下，有尝试者，必害其身。如京房者，朝廷但当术士待之，元帝倚以为治，房亦任之不辞，变更典制，引用党与，强人主以必从，小人造灭身之谋，己亦草不道之章，涌水已见，求进不休，安在其知祸福邪？眭孟既学春秋，岂绝不知忌讳？何以当幼主在位，大臣秉政之日而发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之语？即在莽操之朝，亦必阴用其言而显戮其身矣。且方术技能之士，其始必有至精者出，然后可动人主之听。既启其端，假借依附不旋踵而至者，不必皆有至精之术矣，又可尽信乎？要之杜钦、谷永非不精也，而二赵之恶移诸许后，西门君惠非不验也，而光武之名误以刘歆赤精之谶，当再受命而不能知受命之人，适以是年生于济阳，刘氏当兴，李氏为辅，而李焉诛及其身，李通之父亦不逮其子之富贵。彼术数何能为也？班氏曰，浅为尤悔，深作憝害。焉可忽哉？若刘向撰五行志，推迹行事，连传经术原委归趋，绝非方技之书，故可诵法耳。若终军之对，以为野兽并角，明同本也。众枝内附，示无外也。未几，果有南北率众来降之事，此盖以意忖度，幸而得中，非本占候书也。若东京之初，图谶之谬，当时亦可槩见矣。用孙咸为大司马而人不服，改用吴汉而人始服，是人事可见者也。以王梁为大司空，引洛水灌巩川，渠成而水不流，是天意可见者也。而光武终不悟，至其末年，犹颁图谶于天下，使一代学术功名不敢不用此为门径，桓谭终致流亡，郑兴逊词仅免，贾达附会文致最差贵显，岂非作始之悖哉！范史论方术，以知变而不诡俗者为正，犹为信道不笃，不如魏孝文焚之为是也。

　　●卷三

　　虚实

　　人之生世，处天覆地载之中，范围乎五典六行之内，此誉实际，不可逃之而虚游，无论圣贵庸愚。用一日气力，即得一日衣食；有一卷学问，即得一卷明达；进一分道德，即得一分高明；减一分嗜欲，即免一分羞辱。有实理者，必有实事；有实功者，必有实效。不如是者，嗜好太繁，失意必多。自适己情，怨家必众。权之所归，敌必树焉。利之所锺，寇必瞰焉。宅心不实，故所为皆虚而收功亦无实际也。诗书多言道德，孔孟始言仁义。仁义所以实道德也，仁义所在，必以礼乐行之，礼乐所以实仁义也。外以节其形体，内以节其心志。故昔人以为皇极之门，盖理犹虚名，礼皆实事。理可指非为是，礼不可假伪为恭。故三代以前，言礼而不言理，期人以必行也，不期人以能言也。行者，实也；言者，虚也。阮籍喜谈名理，而曰礼岂为我辈设，是谓崇虚遗实，君子不取焉。礼可养人之性，乐人之生，使视听言动习而安焉，而自喻于道也。邪辟不作，有以全其所受于天，是谓养性。僭侈不肆，物力不屈，养生送死无憾，身不撄罪戾，心不罣忧患，是谓乐生。器数文物，服习之久，渐能知其所以然。饮食起居，出入哀乐，莫不合乎天地之节文而为人所表仪，是谓喻于道也。道者，率其性之谓。不仁不义之事，性所本无，故不慊于身，非有所恶而不慊也。不安于心，非有所格而不安也。若仁义之事，则居之而乐，行之而安，故道之在人，不必其在我也。而好之也与自爱其美同，我之不德不必其及人也，而自恶也。与人恶我同性，足具众理。故万事之理，不待外求而自具于性中，理足应万事，故万事之宜不待智巧而自得于理中，性之所具，即道之中，尧舜之所传也。中不择事，小大皆有之。中不相袭，因物而傅焉。中无定体，无适而可忽也。要以心为至中，心存则道见，见其体之皆备，用之各足。心一放则当前失之矣。盖圣人所谓道，不止论理，全为应事者设，言其无穷，则千万人千万世之志皆可相通，言其不二，则事之嫌疑、心之犹豫，有一成之决断而不可移易，使由吾说者，皆能趋吉避凶，藏住知来而成其为君子之德、君子之行也。是以不为备至之论，不取难行之事，粲然各具，森然不诬，井然皆有条贯，秩然皆有先后，一呼戴百应，一触则百动，所以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若涉于偏至，即有缺陷。缺陷之处，即不贯通。攻之则易破，藏之则易朽，块然一物，无神明之用。一乱之后，湮灭埽除即永绝矣。岂能与天地长存乎？后世非无儒也，为儒之心则有二，有忧学术未明者，有笑古人未工者，忧学术不明，以传道为心者也。其所谓道，天下之公也。笑古人未工，以名世为也者也。其所云道，一人之私也。若果以传道为心，姑且表章前哲、发明圣意，使仁义礼智之根常在人心，耳目口鼻之欲常处不胜，是亦足矣。勿为高谈异论，凿壤人心，增长嗜欲也。古者有其实而辞其名，今者习其名而反厌薄其实，谓之何哉？

　　盛衰

　　盈天地之间皆气也，而理即存焉。体包乎其外而气行乎其中，此天之交于地也。形结于有物而气充于无际，此地之交乎天也。人居两间，其气上交于天，下交于地，故生长收藏与出作入息相应，疾痛疴痒与阴阳寒暑相应。所以凡事皆有三才之义，而三才之中各分上下，亦凡事皆有六位也。有其位，即有其理，君子就所居之位而以其理行之，虽欲之而不居，虽恶之而不避，如天以云雨下施于物，物以形象上应于天，所以熙豫丰大，极亨通之美也。然盛则必衰，亦自然之理。丰大之极，一变则为微末；高亢之极，一变则为卑下。进无可益，则反就退缩而已。盖一盛一衰，天地之常理；此盛彼衰，人事之定局。既无两盛，亦无两衰，盛衰者，万物之避，亦万物所由以相息也。若盛而不衰，必至于战，战必有所伤，或阴与阳战，或羣阴彼此相战，皆必伤之道，是以君子避之。何也？大衍者，数之成也，成则变化无由生，故损一以为用，而变化生焉。惟其能变，是以远近幽深无不应之如向。若不变不化，不能括天下古今之象数也。君子观此，凡事皆留有余之地以为变化之基，而乘天地之生气。若其数已盈，则不能变化，所见为形与器者，皆天地之死气也。既为死气，则虽富贵福泽，无可留恋矣。夫万物洁齐于巽位，巽非有齐意也；万物交战于干位，干非有战义也。所以齐之战之者，人事之为也。君子损一以为用而不处于极，所以济天地之穷，乘其生数，不居成数尔。列子之言曰，生者死，而生生者未尝终，则非体物不遗之理也。形者实，而形形者未尝有，则非鸢飞鱼跃上下皆察之理也，亦君子所不取也。

　　屈伸

　　天地之间莫非气也，屈伸往来，皆气为之，人日在此气中，故富贵不可常，年寿不可久，高门降蓬，修棘树庭，气之推迁也。生若朝露，死犹絶景，亦气之推迁也。强阳者久必得祸，此由伸而屈；恭顺者久必得福，此由屈而伸。屈伸之际，若有物焉主持其间。然以道观，不过往来常理，往必有来，来必有往，则屈必有伸，伸必有屈也。天地人物，日在屈伸中，云蒸雨降，谷夷渊实，所不能免，而况得失成败之数乎？秦汉之交，诗书燔而经师重；汉魏之末，节行苦而任诞兴。亦屈伸相感召也。圣贤则道积而为德，故能主张乎气，而屈者可常伸，骤迁者可久住，所以有莫大之福，享期颐之寿，此非人力所为，亦非天所独厚，乃德之常伸于物上，久住于人间也。盖天地之道，以阴阳生成万物，又能节宣正气，驱除戾气。太虚之中有以推荡四时日月，而推荡之妙又终古如是，尺度不差，是以物情虽纷，有强弱啖食之患，而生生不绝，仪象虽错，有晦明愆伏之变，而常道自在，盖有太和之气，流行乎生长收藏，故物物各安性命，不苦众多难御。有大中之道，范围乎错综变化，故元会运世，指掌可数，不忧参差难计也。万世而下，诸儒众多，惟张子互藏迭至之说，颇窥其妙。人之德行行事亦复如是：阳藏于阴，居宠思危也；阴藏于阳，上交不谄也。寤寐相继，精神始健；顺逆相参，德业始成。阴阳之迭至也。所以天地生万物，既生之后，其气无不相通，故有感而即应。感者，此之所以达彼；应者，即彼之所以感此也。人道相聚，必有感应。既有感应，既有怨尤。既有怨尤，亦无不解之理，解则又相亲矣。若有私意，则气不通，不能感亦不能应，遂有积怨而终身不解者，与天绝者也。故阴阳往来之理，人之所不能违，要之在天则为理之循环，在人则为情欲所使。母病而子心动，气之无间也。人呼而天不闻，气之有间也。气之所由闲，情欲为之也。必也观理深而御情严，则爱恶去取，皆非私意，故平格则上达于天，中孚则下达于物，凡有聚有散之物，皆不得认为己有。彭殇之异、猗顿黔娄之异，总在聚散中争修短苦乐，若能知道，则此倏聚倏散、此聚彼散之境遇，皆不当累其心也。凡有识有知之物，皆不得似灵秀自矜。蠢愚拟人，即盖世谋略、盖世文章，皆一时客形所值，如石火电光，不可久系。人特于不可系中争胜负好丑，非真形也。若能知道，则此或圣或凡、此圣彼凡之躯殻亦不甚相远也。要当有不可假借者，内之本体，不可不致其养，外之客象，不可不谨其防，则当坚守力行，不可游移屑越者也。

　　阴阳

　　造化之用，阴阳而已矣。阴主收敛，阳主发越。阳气愤盈于地中，为老农者，秋成之后，虽不种殖，必从而耕之以宣其气，然后阳气畅达而为土膏，生长禾稼。若荒埆之地，耒耜所不及者，阳气郁积，土膏结轖，且生虫豸螟螣以害嘉谷，此乃阳气未达，别有所生，为灾沴也。人身亦然，阳气畅达，则生津润而肤理光泽，阳气郁结，则津液干枯，疥癣频作，犹螟螣之附土也。天地之生人物亦然，阳气畅达之世，所生多贤，而贤者亦获其用，是以其气益盛而至百年之久。若阳气不达，有贤不用，用之不尽其才，则结轖之气不独发诸草木鸟兽、星辰日月，而必锺于人。穷奇梼杌之类，往往闲出，犹螟螣生于土而贻害于土也。郑氏解礼但以魂魄血气明鬼神之义，程张则广以造化阴阳之说，朱子兼此二说，然后鬼神之理始全，故于其中分二气一气，以二气明郑氏，以一气明程张，使人知二说之相须。盖专用郑氏恐流于神怪，象设独用程张亦无当于焄蒿，凄怆之在人心者，惟以天地阴阳之正理，范围乎精气游魂之变态，其道乃尊，其指始醇。故事之之法亦备阴阳，敬而远之。敬则事之以阳，远则事之以阴也。今人语及于神，则有恭敬祗肃之意，语及于鬼，则有厌胜祛除之意，此非鬼神之情状。然贵阳贱阴，扶阳抑阴，亦有合于圣贤之指也。人与神，本无相通之气，而有相通之理。理既通矣，气亦贯焉。鬼神之理在彼，人以此理向之，故有降格之事。有恍惚之交，气亦相感无间，所以神降于莘，不足惊诧。监德观恶，虞夏商周皆有之。然而民之与神，不相杂扰者也，虽理有大归，必不曲为小惠，岂有一人含冤即能诉天，天受人诉，即降祸罚，若物情报复、取快目前者乎？其祸其罚，要归不可逃之数而已。栾书之善，足庇其子之恶；栾黡之恶，移诸其子之无罪。天无赫赫之报，人有冥冥之疑，亦归于不相杂扰之理而已。若肸蠁剡然感着于人，幄中人语，城上蜕迹，鼻衄水滨，杯澹席右，此必无之事。巫觋假谲者也，一开其端，罢之甚难。明哲之士不可为彼说所动，折以经传之旨，时王之制，绝地天通，罔有降格，不歆非类，不祀非族，则幻妄息矣。若夫童龀之子，未有念虑之感而会成嬉戏之言，似若有冯者，其言或中或否，皆可为鉴戒，犹有益世教，与巫觋矫诬不同也。厉鬼之说，理之所有。盖天地之气，有和有沴，流行不息。人居其间，有生有死，相禅无穷。生则有形，形所由灵，名之曰魄。既生魄矣，内自有气，气之运者，名之曰魂。耳目心思能知觉，手足能运动，啼呼为声音，此魄为之，所谓精也。意识性情，关节脉理，皆有气行乎其间，此魂为之，所谓爽也。林氏曰，精者，神之未着。爽者，神之未融。是以积精而至于神，积爽而至于明。故魂魄人之所同，而精爽则贤否贵贱有不齐焉。既死之后，魂魄虽逝，精爽犹存。其尚德者，附天地和气而兴利。故先王祀为明神。月令雩祀，百辟卿士，有益于民者是也。其行恶者因害气而施灾，故谓之厉鬼。礼，天子立七祀，有大厉。诸侯立五祀，有国厉。五行传亦有御六厉之礼。厉气流行，时有形声，愚蒙闻之，必生讹言。民心不安，义须止遏。有民社者，恶可坐视不救？传曰，鬼有所归，乃不为厉。操政柄者，亟为之求所归焉。物怪则驱之，韩愈之事是也；人厉则抚之，子产之事是也。泉台之妖，虽不在厉鬼之数，但人心危动，以台为妖宅，妖偪处此，是以大惧，人君以国为体，一国之心缘此不安，欲安民心，不得不毁其台也。盖离宫别馆，清虚闲敞，人迹既稀，鬼物斯冯。欲除其害，不得复存其迹。祖宗亲尽之庙，壤而不葺，葺之则为讥，况游观之所乎？此载在经义，不为无据者也。夏父弗忌乱闵僖之次，柳下惠谓其必有天殃。后弗忌死，已葬而柩焚，烟达椁外。此礼官失礼，鬼神谴责之明验也。光武有事泰山，欲因武帝故封，梁松固争，要其必改。既封之后，光武未受其福而松被诛死，史家以为罪虽由身，亦诬神之咎。何也？朝廷之上，行礼之地，故以明礼为大事。古语曰，法吏侮法，犹礼官侮礼也。礼官逢迎人主，诬神侮礼，能无谴乎？左氏于跻僖一案既引论事君子之言，又引作诗君子之言，又引仲尼之论，再三举似不一而足，深明其不可也。此嘉靖诸臣所以宁受摈斥，不敢顺旨行失礼之事也。王莽之子非莽隔绝卫氏，吴章谓莽不可谏而好鬼神，可为变怪以惊惧之。夜持血洒第门，事觉而死。苦谏犹是说理，假鬼神则近邪魅，宜其陷于大逆而不可救也。昔人谓锺巫之祭足征淫祀无益，桑田巫期以明术自杀，晋小臣以言梦为殉，武帝炙胡灵上林，胡不闻欤？

　　有无

　　二氏之说以为天地万物皆虚空所生，山河大地亦妄见其所生。夫闭一空器、锁一空室而云人物实其中。空瓶之中自生酒醴，空釜之中自生饔飱，此愚所必不信也。且也山河大地在人目前者犹妄，又安得其身已往，其性则存者乎？世人但知二氏之谬而不举一确然可据之理以证其失，故终古莫胜。张子则举易以证之，以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吉凶，吉凶生大业。古今以来，莫非气之充满而推荡熏蒸以至于盛且久者，皆天下之实理也。乘生生之气以来，既非自无而之有，虽有聚散死生而此理不息，又安得举山河大地尽归刬除以为无乎？以此辟二氏之妄，最为得之。故学者不可不明易也。
　　异端之家无者必欲言其有，有者必欲言其无。吾儒之书，有无皆实理也。故周子曰，无极而太极，太极即理也。理之所在，不可以形器言，不可以方隅言，故曰无极。非若二氏之家，并此理亦言无也。先儒谓万善所以生、万事所以定，莫非此理流行为之根柢、为之枢纽，在天为阴阳，在地为刚柔，在人为仁义，人有此身，一日之间无一息不有仁义流行，所谓动而生阳，静而生阴也。而仁义而又相资为用，所云互为其根也。仁者，万物所资以为生。义者，万物所待以成用，此太极之理箸见于人身者。若只从气化言，犹于人无益也。惟步步着实，人然后能尽仁义之事，而立仁义之极。故周子又以诚明之。
　　吴澄之说言荐拔之非礼也。今推其说而广之：为善之人既与日月争光，何所事于蔫拔？为恶之人既已沦于沙虫，亦恐荐拔无及。若为子孙者，果知祖父所行既谬，而畏冥冥之中必有谴责，即当改行迈迹以赎其愆，冥中之谴未必不可挽回，祖父之过未必不可洗涤。若祖父未尝有过而为有过之疑，因以生荐拔之事，是诬逝者以不白之寃也。其父攘羊，其子证之，犹见责于乡党，况未之攘羊而辄诬之乎？以此观荐拔之说，果非释氏之言，其徒为此惑人，信矣。嗟夫！虚无空幻乃圣贤之寇贼，因果报应，又释老之奴隶，吾见世之好尚日下，而智术益陋也。
　　天道聚散存亡而已，非有前后身之说也。腐草为萤，雀入大水为蛤，物或有之，岂人生之谓乎？且草之善恶必不报之于萤，雀之善恶必不报之于蛤，形之化者，尚不能相及，况形气皆非其故者乎？且其说以不善为沙虫，则萤之与雀皆沙虫之属也，岂一一皆为恶之报乎？若以为有人性者杂乎其闲，则沙蛊之生死谁司其籍而不爽其报乎？西土之人好杀，故释氏以慈忍矫之，中国礼义之教，其体无方，其用无涯，奚取慈忍之一端乎？裴頠曰，形器之故有征，空无之义难检。取难检之义以愚人，人亦为所愚而不悟，不求益身心之故也。若以践履笃实为务，则异说无由进矣。
　　老子之意，惟以柔弱退伏待天下之事，绝不以人从我、以利权害、以巧胜拙。诚恐以人从我，倘人有不从，则我不得踞其胜矣；以利权害，倘我专其利，则人必受其害，受其害者，必与我为敌，而我失其利矣；以巧胜拙，人皆相竞以巧，彼此相加，终无已时，至其极也，必有一败，不如守拙，得以常不败也。此三者，皆处人所不竞之地，自伸其志而不受世途之阻桡者也，故其所言，皆近情理，绝不荒唐；皆可循求，绝不幻妄。所以古今用其说者亦可为君为相，而致治平之休，获贤哲之誉。若读庄子则使人放纵而犯义越礼之事多，读释氏则使人无所检括而妄言诞说之徒亦进，故二家之说以为号令则不雅，以为章奏则不法，绝与老子不同，而嵇康粱武又覆车之在前者也。

　　性命

　　在太虚之上谓之天，形体所具谓之人。天与人以气化相接而秉其阴阳刚柔之德，是之谓性。性之所居有物閛焉，如第宅然，是之谓心。凡九州岛之内，生物众 多，各得夫土壤之气。燥湿肥硗，必因其产，人为天地所生，岂有不得天地之气者？得其气即得其理，故凡为善人者莫不好仁而恶不仁，好义而恶不义，以此知仁义之为性也。战国之时与孟子论性者，其人未必皆象瞽叟、纣也，而引象与瞽叟、纣以概夫天下之为尧舜、为微比者，不引古之善人以明性，偏引古之不善人以诬性，可谓丧其所受于天而酷嗜夫凶人之德矣。夫与人相期末至而思之，是之谓思。有所亡失，建鼓而求之，是之谓求。两国相比，据图籍以正疆界，设兵卫以严封守，虽有强敌亦不能夺。今人尽性之功亦当有思、有求、有不可夺。诸家之说乐放纵而恶拘检，亡失而不求，久旷而不思，弃置不守，为物所夺，宜乎河汉其说，无所程于心也。
　　命虽在天，必与人事相称。人事有远近高深而命无不应，人事有洪纤曲直而命之所报无不当。然则命也者，随人事得之，不可谓在天也。然天道声臭莫测，常默与人周旋，人能惠迪则吉，能不骄不傲则万福来求，惠迪从逆在前，吉凶影响在后。不骄不傲在前，万福来求在后。所以动乎志、气见乎眹兆者，又若天实为之，而驱人以从事焉。以其由人事得之，故曰君相可以造命。以其动乎志气、见诸朕兆，则天实为之而君子不可不知命、不可不畏天命也。春秋列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以阴阳之中制其法，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减，故名其书曰春秋，所以举中道也。礼仪三百，威仪三千，以仁义之中制其法，人之喜怒哀乐、动作威仪未必尽合于礼，故必矫情从道，必合仁义之中，而人道始和，人性始尽。推而广之，五行之理则金火相革，人事之变则汤武革命，亦所以致中道也。夫人事之中即刘康公所谓命也。若夫亲者相残，仇者相好，变化诡故，不可前知。以怨蒙赏，以恩被戮，忧喜回穴，不知所伏。张单俱灾，颜冉速讫，死生寿夭，不可常测。此人所谓命而不可谓知命。阮逸曰，德合于天而心复于性，是谓知命。命非见牲无能知，知性者少，故知命者亦少也。刘峻辨命非不善也，王通犹以为凡事归诸命则人道废矣，盖人能知命而后可言畏命，能立命而后可顺命也。

　　言行

　　谨言慎行，非土木之偶、首鼠之恭也。凡道德文章、功名事业贵乎在内者有以容纳，志量恢宏则容纳多矣。又贵在外者有所承载，局面宽展则承载富矣。执守不坚，苦于易夺，纷华美丽，见之斯悦，悦斯夺矣。负荷不久，伤于易败，岁月推迁，志意潜移，移斯败矣。容纳不广，虽坚守无益；执持不坚，纵恢廓无成。见义不为，器识之偏也；中道而废，嗜欲之夺也。若此者，启口即谬，作事即乖，奚取谨言慎行哉？理欲两念，自天子至于庶人大略相同，然有以理之名快欲之私者，有以理之实近乎欲之名者，亦有欲所不当然而防理所当然者，又有推欲之私为理之公者，要之以己同人则欲之事皆可理行，以人从己则理之机莫不荡而为欲。何以明之？人之动也必有所奉，子受命于父，臣受命于君，君受命于天，日用之间、人事之节所受命者，道也。忧之与疑，皆易理也。有忧有疑，济物之心，何忧何疑，尽性之力。遇灾而惧，有凶降名，是谓有礼。有礼者，四邻之望也。怒以止乱，巽以行权，是谓有为。有为者，救世之略也。步不踰尺则纵横皆方，折旋中规矩则环佩鎗鸣，是谓有度。有度者，万民之表也。贱而有耻者，宠必不骄。柔不可犯者，强不可夺。远而不至孤立，近而不涉谄媚，有所矫拂，因其势而导之，有所闻示，援其类而讽之。有恩于人，不期其福，不徼其报，诚仁厚之德内结于心也，如是之谓理而君子所当法也。临下不刚直，则匡衡之居省门。事上不和悦，则萧望之之轻丞相。长傲遂非，天性疏旷者可救，学问颇僻者不可救。富贵功名，此中莹通即为福，此中蔽塞必为祸。诡辟之论，偏倚之行，古人所最忌。今偏以此立名，出于己者无所捡择，故责于人者无所程量。志淫则贱物贵我，心荡则好奇尚怪。以我之所同毁众之所同，皆不祥之人也，如是之谓欲而君子所当戒也。君子不以谨慎为恭，而以理欲为辨，故凡有位之言皆法也，无位之言皆业也。法则不可任意，业则不可苟居。陈治乱之机、辨义理之微、善恶以儆来事、藏否以示后学，大道为公而非以自为也。重厚简默，不为流俗所喜而有道者取之。闭门却埽，未必免谗。缄口内修，谗无由至。古人无绝物之教而有缄口之教也，此君子立言之则也。不炫鬻以求名，不弛放以寄愤，恬然若将终身使世不见其人、人不知其美，但安处其常。常者，分之所止也，虽有高位不可不辞，虽有盛名不可不避，虽有大辱不容不蹈，虽有小悔不容不居。惟以居心敬畏，物情自服；居心专一，事功必成。居心宽平，人必从化。是非之在人者勿存诸心，怨尤之在己者勿忘其省。勿存诸心之谓无我，勿忘其省之谓内讼，此君子制行之指也。盖君子一身所言所行皆思济物，是以不用于世良为可惜。若所具者无用之才，所习者无用之业，所处者无用之位，如井泥不可食，虽禽岛亦不至矣。进德居业而有此象，其人亦不足惜矣。

　　省克

　　养气和平者必无胜物之心，居心明净者必无累心之欲。无胜物之心，故内公平而外和易；无累心之物，故忘穷通而齐彼我。矫思以正其身，立义以正其思，刻意为善，不溺志于所安；谨身畏法，不贪冒于所获。以刚为体，故守道必固；以健为用，故迁善必速。知仁义，故重礼节；厉廉耻，故谨好恶。乐天之谓顺理，知命之为谓安分。俗艳甚短，故藐大人；道味甚长，故乐古制。道义广大，不以绝物为高；道心精微，常以谨严为益。虽其一生来必能尽天下之善，而不可不存尽善之心；虽其一身未必遂有无过之日，而不可不怀速改之志。敬小慎微，日积而圣，如木生地申，长而益高也。意所便安之处，使人气弛而形放；名所凑集之地，使人劳形而苦神。不好学则不惩前过，不内省则不求后益。势所可为，必不降伏其心，故富贵之人往往多骄；心难自抑，必不郑重其身，故责怨之人往往轻死。既丧羞恶之心，必为机变之巧，无所检束而日放其心者，不必有所利而后为恶也。私心未净，不能竭情无隐；欲心骤动，必多陵节失序。随人而动，自处已卑；一感即应，失身弥速。若此者，如火销膏，如溜穿石，日积损而不自知也。易所云见龙在田者，虽无风雨之势，识者已知非池中物矣。然非有殊尤绝高之行，人所不能，惟君子独能也。其自爱也如爱器然，既包藏矣，又什袭之；其措躬也，如行地然，既审视矣，又曳踵焉。不以德盛而傲其体，不以行高而惰其志，无愧于心，无欺于人，无不周于事之用，如是而已矣。若夫警戒震动之心，人之大益存焉。一事之难可以致终身之易，一身之否，可以致举世之泰。严厉非安和之道，而于自治则有功也。此省克之大端也。

　　知天

　　上天止此清淑之气，流行不息。人受之为德，仁义礼智，其条目也。天无杂气，人无恶德，故古先圣贤俯仰二仪，必合其德。天地之德见乎其体，天圆而动，地方而静。动者道之权也，静者道之经也。天道无私，故可行权；地道受成，故宜守经。健行坎止，即经权之显然告人者也。圣人之德，见乎仁智。智者万物不隔，天地之动体也；仁者私意不留，天地之静体也。处己以静，接物以动，刚柔以立本，变通以趋时，则与天地之阖辟相似；默而感之，神而明之，则与天地之往来相似；有位施诸政治，无位明乎教化，则与天地之功用相似。此圣人之合天者也。天之心，无不欲其顺也；人之心，无不欲其利也。圣人求义理之中以施事物之际，使上下各安其分，万物各止其所，所成顺致利，和合天人也。故言道德必本仁义礼智，言礼乐必本中和之德，言政治必审因革、必崇爱敬，言兵必尚仁，言刑必远申韩，是之谓明道也。人之体道，凡属嗜欲之类皆当以天道制其淫放，凡属礼义之流，皆当以人事策其怠惰。天道人事，可以相辅，亦可以相制。圣贤则得其相辅之力，中人以下则得其相制之力。圣贤嗜欲原薄，限以节制，则省克弥精，此相辅也。中人以下任性则流于淫放，服礼则易于怠惰，故必以天道节其嗜欲，以人事策其懈怠，此相制也。矫情以从理，安理以复性，行思坐诵常若不及，临事往来常若有戒，亦所谓相制也。

　　立诚

　　道德之功，在乎立诚。诚身之事，不过仁义礼智而已。四德无欺，即至诚矣。即事即物，坚守四德而扩充行之，即无欺矣。天道者，诚之最著者也。圣人之德，取足四端之中而天下之理充周有余，天之体也；圣人之行，取则四端之中而天下之事泛应无差，天之用也。人之所尊，至天而极者，以其为德不欺而皆出于至善，又终古如是，有不爽之诚也。今有人焉，其德皆善，而又终身如是，则人而天矣。神之清明者，理也；神之昏浊者，欲也。念之真实者，理也；念之虚假者，欲也。善恶者，理欲之谓也。世之学者徒知善之当为，而非出于至诚，则往往有物以潜拒于其中；徒知恶之当去，而非出于至诚，则往往有故以默缓于其外。又以为人所不见，遂变其初念，以从不肖之心。又畏其不可对人，而藏之愈深以掩不肖之迹，此学者所同病也。好学之士，屏人独处，清夜梦觉之间，莫非善恶两端较量不辍，事无大小，一旦当前，善则力行，不善则速改，不刻励于众耳亲目之前，不懈弛于隐微幽独之际，然后物欲退听，所性常存，是以无偏倚、无昏浊、无系恋而足藏神明之用，且能涵万物、包天地、统人伦而亦具万汇之体。体用兼备，则天人之际往往相符矣。其始学也，苦无进德之方，但日去疵类，自有进益。不能进德，皆由不能去疵，亟欲求美名而张之也。嵇康阮籍喜谈名理，而穷理之功实疏，故不屑为寻常之行，亦不能入圣贤之室，恃其才气过人而处乎末世，郁郁不得意，遂以遗世为高，并欲自遗其身。不知一身可遗，天下不可遗也。有道者不惟不遗天下，亦不遗其身。谨持性所固有而培养之功与日俱增，自不乐为放达之行矣。盖人之为学无限，败德之事皆从虚浮华美之念触类推荡而出，为之益熟则居之不疑，用之益工则箴之不痛。君子则不然，人之得失即己之成败也，人之显见即己之隐微也。恐无以自观，故因人以及之。因人以观己，则修己之功不在人后矣。见善必取之，知善必与之。取之者，所以自广也；与之者，所以深造也。盖天地有自然之德，君子体之，加以必然之功，所云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皆自勉以必至于是，而非任其本质也。其为心也，时时悚惕，刻刻提撕。屏除嗜欲，使神明不昏；勤学好问，使见闻日益；揆度事理，使精义入神；乐近贤士，使观摩有助。仁民爱物，以广其仁；敬小慎微，以进于道。常存古人，使心存而不驰；勇于行义，使气振而不惰。不摭华遗实，不有初鲜终。居以宽宏广大，行以敦厚笃实，故有所企而日高，有所望而日就。不若参辰两星，各居莫所，终古不相近也。

　　顺义

　　穷理之功，所以为处事之地。理之是非，即事之得失。每事当前，先举而质诸理，理定而参以时宜，则经权皆备而无余蕴，此外利害得丧不可胜诘，一涉揣摩，则执理之见常不胜从欲之见。舍经权而计利害，不跲踬于当时，即指擿于后世，盖由止见利害，所以不见是非。或见利思义，常掩其非；或见害思避，常昧厥是。以利害之微明，成是非之大暗，则不式于义之过也。天地盈虚消息之理，万事万物皆听命焉。人得其理以为进退存亡语默之节，一动一静无不与消长同体，则世路崄巇可平。易之为书，六十二卦阴阳相错，惟乾坤为纯体。以其纯也，故静专动直，平实易知。静翕动辟，简要易行。然而人才不齐，事变多端。专直尚涉尤悔，必参以委曲调剂，纔得无戾；翕辟犹有渗漏，必加以弥缝融洽，纔得无闲。分数稍差，时宜稍乖，皆足害事，故有道之士必以六十二卦之理斟酌补救，使阴阳相错，刚柔迭用。又审谛乎天地人之位以善措其专直翕辟之大而曲尽其弥缝调剂之细，然俊天下大务得此始成，生人大业行此始安。至于时措咸宜，依然合乎易简而足为制事之准也。故君子处事有序者不紊其序，有节者必案其节。如人之有形体，不可倒置也；如形体之有精华，不可壅滞也。心之所安而有碍于义，是意气舆情欲相翼而成，其情可嘉，君子不以为礼，义之所在，而心未安，是事势与羣望相迫而起，其事虽正，君子不以为诚。故君子处事，门内之治恩掩义，门外之治义断恩。父为子隐，子为父隐，门内之治也；大义灭亲，诛不避兄，辟内难而不辟外难，门外之治也。又当上下相应，精粗俱到。有帝王之君必有帝王之臣，又必有帝王之民。平日教化所渐，未能醇一粹美，一旦欲为三代以上之事，必也自相违戾，有善心而无成事也。不以己之非夺人之是，故义所不克厌然而服，不为辱也。尊行于上，卑行于下，是之谓顺。虽逆于事而理之所顺即心之所安，不可谓逆也。恩以情杀，义以礼成，情以势屈，道以力程。恩以情杀者，世近则恩深，世远则恩降，故持论有宽严，制治有疏密也。义以礼成者，不使无礼义之人主持有礼义之事，其事虽逆，其辞必顺，正辞所以绳事也；情以势屈者，小之事大、贱之事贵，情虽不怿，势所必断，又当屈情从势，不可以古法概今事也；道以力程者，道所当为必程其力，力所不堪不可责以道，不量力而施责，非王道之平也。善事以成为福，恶事以不成为福。善事将成而物败之，主其事者之不幸也；恶事将成而物败之，主其事者盖有天幸。非人力所为焉。然事有未成即败者，有必待既成然后败者。势未及重，其败甚易。以其未重，故祸福皆轻。势之既重，其事必成，成而必反，一败涂地，故其祸常重也。凡举事不义者，宁速败而祸轻乎？宁倚势速成，终于必败而祸重乎？盖任势而处强者，一不义足以灭之，无所谓强也，此可先事决之，不待事后者。凡为仁之事，与义相辅，有通其仁而义不与者，以相济为辅，非以相比为辅也。凝滞生于见理不明，忿恨生于私欲未净。纤者舍大而取小，吝者丰己而薄人，皆由大义未通也。圣贤举事应物，为之轨则以清其原，有以止天下纵欲之心。虽群情流放，终不可夺，所谓尽己心之经纬，以齐人心之乱绪也。故事虽未成而义已成，不必更问其事；事之所止即为义之所止，亦不必过用其心。以踰其义，是以移风易俗而人不惊也。且君子小人，其举事各有不同。有小人仅可不嫌而君子不提不嫌者，不可以成败论也。中古末世，其举事亦各有不同。有中古可以不防而末世不得不防者，亦不可以成败论也。不义之事，易世而后必反而归正。鲁人崇逆祀而阳虎正之，襄仲杀适立庶而季文子正之，当其主事之初，同恶相求，如市贾焉。所以难御，有君子者不与相抗，藏其形声，待恶之既稔，事之将败，然后起而图之。否则让其且成而畜力以图斡转，否则俟其既败而晏然以收成功，未必非圣贤所亟与也。然古今刚明之人，居心必诚敬，措置必安善。柔暗之人，非幸福于回，即免难于苟。故君子既审事理之宜，又当日新其德，养成天德之刚，勿近俗累之柔则善矣。
　　凡处天下事，因自然之势则理即在中。自然之势者，如有山川，自有高下流峙，有形体，自有视听持行也。若以意见穿凿其间，与穿凿其事以从己意，小凿小害，大凿大害。周孔既没，谁与正之？君子任天下之事，上有所承，下有所施。小智小信，不能承上而施下，是以谓之无用。无用者，偾事之局也。济物之功，或须众人之才智，或须岁月之渐摩，苟孤立则无与，欲速则不达，亦偾事之局也。且贪心所至，亦能结而成形；畏心所夺，亦能积而成势。刚果之才，喜于有为，所见为义者，常在迅疾。非躁于谋始，则疏于鲜终也。柔暗之质，赋性多私。所见为义者，常主近利，非幸福子回，则免难于苟也。性情虽正，而学问不足，自为善事犹庶几有成，欲为天下国家之事，必为憸人所用，为其学问未洽，不能无蔽，无以照破奸伪也。学问虽优而义理未深，以之谈论充然有余，以之应事如负重任而行险阻，号呼求助，不假简择，必有憸人乘机而窃其柄，为其学问未深，持论愈高，去事愈远也。若此者，亦偾事之局也。事有经有权，经权并重。量而后行，经重权轻，守经而已。古人变礼之事，则必谨之，故非大贤不可语变，变礼犹变古也。以变夺常，如一熏一莸，十年尚犹有臭，不安义理而欲以权略应变，变态纷多，亦安知权略之所极哉？故事之合义者，人以罪我不必求直，虽暂免一时之诟，恐贻终身之耻。事之悖义者，人虽归功，不可承受。恐徼片时之福，终为子孙之累。君子事无大小，理无浅深，以为即古人之事，即圣贤之理，一一求诸古人、求诸圣贤，使义理充周，常在户庭之间、形体之内、心目之前，毅然独往，坦然无疑，斯轨事之善也。求商贾之利者，不得恶喧嚣；乐稼穑之美者，不得辞藨蓘；安栋宇之覆者，不得去庭楹。是以虽异己者不可屏，虽恶己者不可怒，期于足以成事而已。公卿大夫，能以治世之道自任，虽其事有违太平之制，君子犹必嘉之以奖拨乱之功；以行义为人所欺，咎在人之相欺而非义之有过，君子录其义而归恶于相欺者；以秉礼而致怒，君子直其礼而恶其怒。以下犯上、以小加大、以诈取胜、以劫为功，君子以直厌不直，择其最甚者而恶之，从其稍差次者而姑贷之。以无礼为心，而以有礼为名，君子略其无礼而从其有礼，盖以礼厌非礼也。同心为善善必同，同心为恶恶必遂，故二人同心之事，君子必谨而志之以观其终。然轻细微渺之渐，必生乖忤之咎。所与既善，又当忘小过以成大事也。从义而失于后动者，虽有功而君子微其功，谓其不赴义也；从不义而失于后动者，虽有过而君子微其过，谓其能畏义也。以义始而以利终，并所谓义丧之。闻过而改，知难而退，慕道而返，正则利端泯而义独章，如日出而氛消也。见厄则矜，遇难则排，虽所为未成而善意可嘉，君子道达其意与成事者同。喜怒以止乱也，迁怒不已则反生乱。君子喜无辟惑，怒无忿疾，莫不有益于世。若此者，皆以宏奖大义，敦崇至教，欲天下之人尽守礼而息争，勿扶祸而胥戕也。举事之道，有舍小图大者，有积小致大者。积小以高大，就一人言也；可小事不可大事，就一世言也。一身之善行惟当积小致大，天下国家之业皆有吉有凶所生，未有乡里称善士，出门无险阻，遂成济世之功者。君子读易而识去恶之几焉。益之上九有招祸之道，蒙之上九收击蒙之功，盖求益不已则为众所共怒。故击之者自外而来，蒙蔽之极，非教诲所开悟，惟当击而去之，不使贻害斯人，是谓为寇不利而御寇者利也。蒙蔽之极，孰有过于求益不已者？彼有稔恶之实，则此有奋击之威，故害可去而功可成。击蒙之义即或击之义，其几不可失也。

　　鉴往

　　事有相去数百载而其迹大同者，其善事必古今所同利也，其不善事必古今所同患也。君子观于往事所以自镜，事至而有定见、有成法，学识充足取舍高明，所以应变无方而不局于器也。故凡昔人已成之功，惟大奸侥幸不足取法，其它中才以上皆当求其所以成功之故，使人效法以康济世务。遏绝乱略，不可刻求多端，以为虽公而不忘私，为霸而不为王，使前世无完人，往事无硕肤，必如吾所说而后云至善也。人之所云如是则善，如是则否者，要皆事后之论，恣其口说者耳。当时彼此相济，尽众人之才智而仅至如彼者，或是天意，或是时宜，不尽如后人哆然臆说，绝无底止也。如行路然，竭一日之力仅可百里，若坐谈几席间，为倍为蓰，惟所命之，其实必不可行，非不欲行也。子产随才器使，卫灵公亦随才器使，孔子皆取之，圣门何尝责人以必备乎？且已往之事，持论甚难。有作事极是，而持论必不可全是者；有作事不尽是，而持论必不可全非者。故曰持论与处事为二道，事后与当事为两时，未可以我见裁物也。凡论世变，即穷所以致变之理；伤世乱，即指所以救乱之方。五经皆然，故为有用。若语变而不穷其理，则无以防之于未然，后之于初，萌伤乱而不为之救，则徒为讥刺诟厉而不能出诸水火、登诸袵席，虽极陈痛切，终无益也。孔子称管仲之仁，而以功效实之。夫功效何以遂为仁也？天下大乱，非人不定，有能定者则与圣人同功。同功则同德，又何疑焉？汉高以下，未必有当圣门之学，而以孔子仁管仲律之，则功之所在，德亦归焉，何必劣于汤武？然五霸之事则实有可议者，故管仲所以为器小，五霸所以为三王罪人也。盖三王之政，巡狩述职，有声名文物之华；省耕省敛，有上下相亲之事。又且庆赏平施威福与众共之而非以自为也。五伯专以兵力迫胁弱小，裒集其威以自尊大，使先王彬彬有礼之天下，亲上死长、出作入息之人心，一旦强力把持，变其世局，后人踵其事为乱者不止一端。疆圉辽远，壅蔽易生，尊卑隔绝，吏为残贼。众情离叛，机巧相应，归咎其端，不罪五伯而谁罪哉？君子论世习治则伤始乱也，习乱则善始治也。先王大治之天下至五伯始乱，五伯已乱之天下得汉高始治，不正五伯之罪无以遏乱源，不奖近代之功无以尊反正，不可一槩刻核以成无用之学术也。故持论之法，表未成之事以达贤者之心，明有势之耻以贱不肖之行，隐末着之恶而从事之正，与文之顺以存礼义之大防，不使行善者有后患以全终始之义，诛意不诛事，以示探端知緖、绝恶于微也。恶恶即始，谓绝其始，则不得终其恶；善善乐终，美贤者之有终而不毁其成。恶则窒之于前，善则推之于后，皆爱人无已也。以不正遇祸者，虽趋死于义，犹必致其责，谓义重于生也。在内之恶有所必不可容，在外之恶有所不必尽责，故有诛卖之诛，有诛绝之诛。或绝去其身，或绝去其世，要皆性情之正、王道之平也。若不恤事理，不取圣证，谩云人所已言我不必言，人所能言我不屑言，别求过人之论取高于世，此务胜不休，弃常而取异者也。盖有益于世者为正论，破坏义理者为怪说。苟无益于世，即破坏义理。战国之士皆舍常而语变，所以为世道之忧也。不以一己私欲乱天下公理，不以一时偏重反古今常道，则学术章明，礼义森列，民有定志，法无二门，天下之乱无由而生，此圣贤明义理以正人心之本指也。楚庄王笃于义而薄于利，要其人而不要其土。晋景公高齐侯之义，率诸侯返汶阳之田。士匄恩足动孝子之思，义足服他国之君，自此以后，兵事寝伏，数年不起，皆君子所深嘉，以为合义也。范睢倾穰侯，事之变也，昭王因以收其权。王允诛董卓，事之正也，汉帝由此失其势。其故何也？昭王用范睢，非范睢用昭王也；王允用汉帝，非汉帝用王允也。故操柄在君，则顺而有功；操柄在臣，则逆而多患。同乎执有罪也，以宰臣穷讨大侠，则罪人谁敢不畏？以讨侠赎子罪，则罪人不复畏矣。同乎连姻帝室也，以右将军从孙女女皇曾孙，则盛满宜避；以暴室啬夫女女皇孙，则不必避也。此在义不义之间，相邻甚近而相背绝远，君子所当深辨也。君多内宠，其子必结妻家为援，庸人或赖此依附，贤者则义所不为。第谋国之计与谋身不同，虽其理可以相通而其事亦当有辨。谋国之计有当冒险难者，槩以万全处之反失策而生事。义有小大则事有是非，此君子所当辨也。人君用赏罚，有宜在事前者，有宜在事后者。在事前者所以作民庶之气，在事后者所以垂国家之法。人未作气而先以垂法格之，是吝赏而违立功之几也；事有定体而先以破例悦之，是滥恩而贾半涂之废也。势有轻重则义有先后，亦君子所当辨也。即赵盾之事可见俭约之卫胜重门击柝焉，可知素行慈惠足御大难焉，可知人君之前不当拔剑焉。即萧何之事可知人主取天下以根本为重焉，可知事定论功以安大计为先焉，可知功成事主亦必有道有术、未可全恃故旧之恩焉。高帝安心蜀汉以平一时之憾，而天下大势卒不能去汉而他属。初定咸阳，封宫室府库，置而不取。此二事者一则程子所云物来而顺应，姑置其怒以观理之是非者也。一则圣贤理欲之介所谓利与善之间也。此义之所在，散在众事，惟君子能集之者也。义之所在，惟圣人则无憾。弒君之人有当讨之义，告老之臣有谋国之义，圣人之道要使天下之人尽知大义，则必从大义行之而出问罪之师。若身在行间而用矛决战，必非圣人事也。今之人犹古之人，古之时势犹今之时势，孔子之义止于请讨，请缨夺符，非所当为，安得以我战则克一语推而广之，以为齐鲁兵交圣人自有妙用哉？取谗人而诛之，良快人情。然既诛之后，恩怨施易尚多不测，大家巨室积衅相构，祁胜却宛之难作，贤者岂能一朝居乎？不如安命之说，使直道犹存，小人自警，所益亦不细也。此二事者，大义之的，以省括而止，未可杂以己见、深求事外也。若夫纵横之说，古无此学，自苏张发其端，相传百余载，直至封建变为郡县而此风始息，盖从来主持世道者皆从社稷民生起见，即商鞅之恶犹未离此原本，独二子者但致金组尊荣，不顾有国祸福，又必不居一国而后可逃遁曲全，其势不倾危险诈不可得也。大抵人品心术至战国时丧尽，后世之乱盖不至此。其故起于境壤太分，人生其间，不揣摩捭阖、朝秦暮楚无以自全，乃知封建之废，虽曰坏先王之法，然纵横恶俗非尽去封建不能割绝也。刑名之学，若鼌错、韩非，皆赋性深峭而所学又非先王之正道，是以人不能堪，祸集其身。虽或幸免于当时，而子孙亦不昌，以其与天地之心不相似也。忌克险贼者亦然。

　　测来

　　处事之道，既欲无私，又欲有常，二者皆成事之本。而有常之故又在日新，日新厥德，则行必有常矣。君子行有坊表，言有准则，衣服不贰，从容有常，皆日新厥德之符也。物之自致其极者，必有反复之时。以人力累之，使至极者，不移时而见倾危。圣贤于将尽之气则持之以谦，所以阴为裒减，不使至于极。若其势本不极而欲以人事趣之，则圣贤所必不为，不待裁抑而后然也。今人为善，皆出有心。或有利而为之，或有待而后为之，或为之而不能忘诸心，或为之而不能广大其心，皆所云出于有心也。虽初念未然，转念未有不然，迨其已然而后措诸行事，故事事皆有心也。圣贤则不然，以为举事之先有意立名以正其义，有意即为谋利，非正义也。举事之后有故立说以明其道，有故即为计功，非明道也。且纔言道义，又言功利，必就功利念多，就道义念少，虽加截断，只留一路，则学问把持之力耳。圣人以神道设教，非乞灵于神也，得神道于身也。诚中形外，神之道也。五经烂熟，则义必精。人见为事者，在我皆见为理。见其理而往从之，故曰精义致用。众理既备则德必大，故静之所谓神者，即动之所谓化。立人达人皆是也。故曰大德敦化，不必趋吉避凶，但胜之以道。真能有道于身，则吉凶消长之故皆确然有可持循而不致妄发。其所发见，未有不能安天下、奠斯民者。若夫贤人君子，则从吉凶消长之闲磨砻砥砺而后成。盖英雄之士、道德之儒，总不离乎消长进退之理也。度时之宜而处以卑下，受其垢污，使群物毒害之气别有所锺而不能相及，真实无妄，不掩疵瑕，有过如日月之食而无累于志。若此者，所谓天道也。人虽贤智，岂能违天乎？以人从天则吉凶悔吝皆有道以胜之，不能害吾事之成矣。易曰，吉凶生大业，此之谓也。

　　明戒

　　有一代之法，有百代之法；有终岁之计，有百年之计。一代者，因时势陵夷而救弊也；百代者，纲常典礼不以时势为轻重也。得失在一时者，以一时之法决之；得失在百年者，以百年之计决之，则不爽于义矣。凡尊者行事而不遂，乃发端原不善也。百年之计以一朝之利昧之，万人之事以一人之臆胁之，重怒深怨，罅隙并生。与贱人同事，则受贱人之名；与恶人同事，则受恶人之名；与乱人同事，则受乱人之名。有其事，则不得辞其名也。夫兵作于外为寇，于内为乱。人之不义犹寇也，己之不义犹乱也。寇犹及人，乱必自及。己之不义而欲责义于人，终自及也。己则无礼，而恶人之行礼，亦自及也。己不深谋，而怒人之咎以无谋，亦必自及也。有其相及之理，则必有相及之势与相及之端，非智计所能弭也。夫气皆产于黄锺，数皆起于杪忽，故作事谋始，不可不戒也。因人之力以成势，势成而背之以趋利，是失其天性而不仁也。与人共事，见利而背之以自私，失其助而孤立，孤立则势失而事不成，是有成事之机而自弃之，为不智也。计虑熟定则举动暇整，中道而易虑常苦急遽无序、仓皇不宁，是以闲定之谋自纳于纷乱。三者举事之戒也。凡处大事，从道而不从众，所以崇理而不崇势也。崇理不崇势，故有势者不得以非礼使人，人亦不得弃礼而崇之。戏言戏动，出于有心。既已有心，即不得谓非己之过，又安能免人之怒？过言过动，出于无心，既己无心，即不必认为己失而专事覆匿，急改之可也。贫贱胥靡之生未必可好，而好生之心与人无不同也。险陂私谒之恶，未必人人皆罹其害，而险陂私谒之恶则人人所同也。常人喜于有身而不思保身之难，贤者可以无祸而常恐得祸之易。故凡事之不必为者即属可已，势所必屈，一忍而身心泰焉。或政乱而示人以郄，或词激而徼人以怒，或志贪而取非其有，皆有以动其不服之心而恣其抗衡之志，不论小之事大、贱之事贵也。汉文帝于南粤，全以肫恳谦让、开诚布公行之，宜其不敢违命而奄然臣服。善处事者，以此通之，则寡怨于世矣。

　　决几

　　昔人论治乱兴亡若土崩瓦解之喻可谓明于事势，而助人决几之智，故论世者取衷焉。秦之乱起于民不安，汉之乱生于臣不轨。故汉之臣，天所不佑，终于亡身丧家，为世大戮。秦民因虐政所迫，救死不暇，虽有不顺之迹，本无犯上之心，主于逃死而非亟于作贼，是以天心犹怜恤焉。故秦曰土崩，汉曰瓦解。土崩者溃于下，如山之颓，如地之陷，非人力所能扞；瓦解者坠于上，如栋之桡，如柱之折，犹可人力扶援也。秦隋之亡，乱自下起，故一夫勃发，社稷为墟。若夫汉之王莽，蹔得而复失；唐之河北，势穷数尽而后失。秦隋之乱生于民，汉唐之乱发于臣。观成败延促之期，亦土崩瓦解之别也。子张十世之问，欲得后世兴亡之迹，若汉人所言符命也。夫子告之以礼，礼亡则国家随之，此革代之期也。礼失则百度从之，此治乱之几也。秉礼者，形势虽弱，不失为宗国；弃礼者，虽帝王之裔，降而即于夷。此圣人所治，以告天下万世而息图度帝命之妄想者也。班彪之论发其微矣。孔子曰，齐一变至于鲁，鲁一变至于道。孟子曰，以齐王犹反手。孔孟二说何难易悬绝若此？盖孔子之时，封建未发，世臣大家，各执国柄，采地遍天下。兵甲之备，取足其中，既以奉公，亦用自卫，不甘心拱手而受命于人，虽齐桓晋文仅能率诸侯尊周，不能令五服四朝，六载时巡如文武时也。此时欲行先王之道，非以礼教信义渐摩人心，安能粹然一出于正，归命宗周，无二心乎？此其事决非岁月之功，故又曰必世后仁也。若孟子时，封建之籍已去，世臣大家不复主张国事，采地尽归兼并，将相别起白衣，周室之微不足系属天下，海内之势亦将渐合于一，一切跋扈强御皆不必虑，但能实行仁政即如风之偃草、席卷天下无难，是以易也。故先王封建，良为盘石之基。人事难移，即天命不易改。孔子之言，信而有征。彼郡县之法，名曰天下一家，实则一姓孤立，故有五载而成帝业，匹夫而为侯王者。孟子之言，岂虚语哉？六国之时，天下未定，人人各有自帝之心。拥兵之主，观敌稍弱则欲取而有之。值其强盛，又不能相下，侥幸求逞，是以战争滋多，生民涂炭。夫小大强弱之形，非人所为，亦天所设也。天既殊以小大之形，即予以兼覆之理。大之字小，小之事大，亦天理自然，不以人事倒置而后可自安，所以混一之主必与天合德，乃眷西显，此惟与宅，上帝临汝，勿二汝心。盖由平日以天自处，或率性自合，或勉强从善。率性者天之仁覆，勉强者天之健行也。克当天心，而后可膺天命，岂容图度哉？大国必欲兼并，小国不能下人，其终至于搏战无日，务胜不休，所值莫非危途。义理所在，时势所归，而强与争，其终必不可争而为众镝所射，虽孔孟如之何哉？国有可亡之道，天变见于上而不畏，百姓怨于下而不恤，贤人遁于野不知收罗，是必亡者也。民闲之俗，奸巧诈伪，偷薄苟且，仇雠怨疾，以下犯上，以淫破义，去顺效逆，习以为常，日甚一日，是必亡者也。佞谀之臣充满位宁，盗攘之风徧于郊甸，奸慝之行通于上下，货赂之资盈于道路，外实内虚上溢下匿，是必亡者也。朝端无忠謇之言，远近无仁爱之声，宗族无本根之庇，闾井无囷仓之粟，方州无循良之望，境日蹙而征调多，民已愁而帑藏富，田畴荒而宫室修，是必亡者也。仓卒扰攘之际，固有举事无成而可观人心者，陈涉更始是也。虽戎首无成事之望，而成事之局见端于此，故明于大计者资焉，为人所不能为，则人不得为其所为。光武单车临河北，非有可因之兵，结人之财也。将卒粮饟取诸邂逅间，故能驰骋如意。若步步次且，处处屯积，如富家翁行径，出门咫尺，资斧帷帐必从，万无成事之理。贾复有云，定六国之规，欲安守之而不能至者，亡六国是也。又曰，天下未定而安守所保，所保得无不可保乎？欲任天下之难事而欲以安坐致之，贾复所云六国之覆辙也。天下未定，有大志者必不躭片时之安。高祖遣郦生说齐，虽下七十余城，终非上策也。田氏兄弟尚存，岂能敛袵而事汉？暂时虽定，终必战争，不如乘兵威以破之，则后此遂无事，此韩信所以决从蒯通之言，而高祖亦不罪其丧郦生也。田广一闻好语，即饮酒罢兵，此其人可与谋大功乎？若田横兄弟仅能得士，而济世安民之理全不讲求，局面既定，故终以身殉之，此亦何足惜者？荆邯曰，前死而就功，犹愈却就灭亡。此群雄所不能晓也。至于人民处此，趋避尤重，虽曰观天命者观乎人情，然而人情多私，未必即天命之公。八百诸侯之会，岂皆迫于势而贪于利，盖有天命主张其间。然甲子以前，此事犹未定，宜审择所从，或取圣证，或本经义，不可随众人耳目妄自委投。苏竟曰，俗儒未学，醉醒不分而稽论尝世，疑误视听，猥以师旷杂事轻自眩惑，说士作书，乱夫大道焉，可信哉？张子所云，间不容发，宜深长思也。凡应运而兴者，必反胜国所为。胜国最弊之政，即后王急务之仁也。弊在上者不能自矫其惰，弊在下者不能痛绝其奸，因循苟且，略施仁爱，理欲并用，新故相杂，虽伪定一时，终非天心所属。有大力者挈之而趋，将若之何？盖一君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变一称元；一岁之始，天下之事一新，故变一称正，自公卿至于庶人，自山川至于草木昆虫，莫不奉为初基。在天成象，在地成形，无不翕然更始，共由此道。故王者不追治前事，有即位之赦，以示更新。天下之人亦当洗心易虑，为之一变以顺天而从王。若上为区区小仁，下仍闾左故俗，皆曰怙乱，非吉祥也。

　　●卷四之上

　　君德

　　人主所当学者四，帝王精一之传，一也；治天下大经大法，二也；古今治乱之迹，三也；天人感格精微之际，四也。精一之传，道所在也；大经大法，法所在也。治乱之迹，事也；天人之际，理也。道与理治内，事与法治外，内外交修，学问之道备矣。性之所具虽美，加存养之功则益莹。故匡衡曰，陛下虽圣性得之，犹复加圣心焉。今侍从日讲，古所云常伯之职也。昔四辅既备，成王鲜有过事。汉成帝时为经师者，朝夕入说尚书论语，金华殿中又诏亲侍之臣，皆受经于硕师，既无作辍之期，又非随牒而迁，故在君侧者莫非端士，入君耳者莫非善言。孟子一暴十塞、一傅众咻之喻，适可正明代经筵之失，但其语太直，廷臣不敢显陈，人君取而书诸讲幄闲，亦圣德之助也。朱穆曰，人君不可不学，当以天地顺道渐渍其心。天地之气以正而和，以邪而乖，君德亦如是。君德既正，和气盈于两闲，人则相亲相爱，物则并茂并育。君德不正，乖气盈于两闲，人则相戕相害，物则弱肉强食。故为君之道，必使正气充于人心，则太和洽于天地。置辅建亲，所以佐助居正之业；听言纳谏，所以匡扶不正之失。执大本，长庶物，与元同体，故称元年。秉直心，杖大义，常行正道，故称正月。不以人之情欲害其天德，使纯健之体无所亏损，故称体天行健而自强不息也。王者无外，其命既出即无不成之事，故王者之令不可轻出，当以义为质而又协诸舆情，所用器物皆无虚设，必象天地四方，或以色象，或以形象，要使色皆正色，形皆正体也。清庙尽饰，以茅屋存古。大路致美，以越席示俭。事天则钦翼祗栗，承亲则温恭敬顺。临朝则端正俨恪，享下则嘉惠和悦。物有其则，礼有其文，所谓威仪也。时当丰美则交于万物者亦当称其富厚，故天下已治，不可不兴礼乐，使苟且粗疏，鄙僿伧儜，举世觕然无温文之度。否则奢侈僭拟，恣情极欲，举世荡然，无法制之守也。修省变异，自有经义。不可斋醮祈禳，开淫祀之端；纵囚肆赦，决侥幸之窦。时巡省方，顺天而动，不可因嬖幸之请，轻法驾之尊。使若辈张威郡邑，揽权道路，纲目书巡行二十九皆讥也。虽曰人君不可以我累物，故以劳居逸则无为而治，以逸居逸则丛脞而乱。桓公有忧中国之心，江人黄人不召而至，迨其震而矜之。叛者九国，不可如齐之桓公、唐之玄宗，慎始渝终，因致祸乱也。勿受嬖幸默进，勿为嬖幸征发。凡节俭约省之事出自君心，考诸圣学，毅然为之，不可与臣下商略。谋及臣下，则从道不坚，不胜怂恿之言矣。慎己所独向，察众所共疑，为民害者忍而除之。贤之既得者，稽天以用之，百姓无知犯法者，罪己以训敕之，敬慎所未见，竦惧所未闻，或刻盘杅，或铭户牖，不可爱幸用于所惑，曲意留于非正，使贤智窃叹，百姓愁苦，朝有小明之悔，野有大东之怨也。广择贤才，使尽其谋虑；关白宰相，使审其当否。古人有云，谋从众则合天心。唐太宗曰，循正而行，自与吉会，不可综●众事，备畏臣下，使君臣相猜，奸邪并进。驯致政令烦多，前后相承，省览不给，羣下因以生弊，缓急重轻，皆能为害。章虽下而有司不复，以待贿赂之至也。人君非躬嗜杀也，以攻城得地快心，不恤民之死生离散，即嗜杀也。或畏人不服，而宿兵以威之，严刑峻法以防之，亦嗜杀也。土木之役，玩好之众，转死满山谷，流宂盈道路，亦嗜杀也。圣明之君不但无罪之人不以膏草野，天下大定而省刑薄效之心无日忘之，至于若朽索驭六马，战兢临渊谷。以心所感发之理，通于感所未形；以理所必然之心，矫乎情所欲肆。不惟不忍取敌国之民以益吾民之数，亦不必杀一方之民以救天下之民，而后为不嗜杀也。喜怒哀乐不失其节，是以调和万民，燮理天地。若于此或倒置，必天下害气有结为世运者。君身喜怒哀乐为害气所冯，是以当喜者怒，当哀者乐，不自知而发悲悯于小物，亦不自知而贻大害于万物也。不可居心不敬，役于耳目，使精爽或驰而百度失贞也。国语载厉二事，一监谤也，一专利也。以专利之心张监谤之网，即以监谤之威盈专利之欲。然非曰吾敢于为此也，专利则真见匮乏而后专之，监谤则真见不道而后监之，果匮乏邪？果不道邪？抑操是心而不可餍足、不可容忍邪？必也布利而惧难。布利者，不必推所有以与人，因天地所生之物，养天地所生之人，不曰此吾土地所生，惟吾所用，而以其余予人也。惧难者不必多疑民之不可驾驭，惟以天下耳目助在己聪明，不曰此固非所宜言，是为大不敬，是为大不道而为法所必取也。不可使邪臣窥其意，奸民探其绪，假卫巫以大权，擅荣夷以厚利也。

　　内庭

　　汉高祖即位踰年而太公名号未定，家令之言以讽谏也。高祖善其言而赐之金，赏其缘彼而礼备于所尊，且以示天下后世之法则也。文王之德所以至于极盛者，上有圣母，其成之者远；内有赞妻，其助之者深。故祀先宜家，各得其道。闺门之内极其和，宗庙之中极其敬。屋漏隐微之际莫非道义，一饭之顷未尝违仁。仓卒之际，非礼不动也。礼称一娶九女所以极阳，数参骨肉至亲所以息阴。讼女未可行则待年于母家，所以绝求望、塞非常，自此之后虽缺不补，所以省约燕私、长保期颐也。杜钦举此以进成帝，盖举前代之约以正后世之奢，防闲之意寓于不言，使人情安于所习而不觉其难也。王凤循故事而不能用，后世途无称引此说者矣。宫闱之内求贤审官于臣下，勤劳分别大小而赏劳之，此女主佐治之事。趋走承业，小勤小劳也；奉职守官，大勤大劳也。所谓求贵审官者，止此而已。后能辨此，则识度过人，必克赞成帝业。至于黜陟荐引，则非女主之事，不得以险诐私谒干预外廷之权也。总之西汉之时犹有窈窕、德象、女师诸篇为后宫所诵习。班捷妤赋云，陈女图以镜监，顾女史而问诗是也。后世女训无闻。椒房无所取则，成帝虽减其用度，而身为侈靡，宫中之宠，后来居上，是必匹妇之说不可胜听，汉庭之乱不可胜救也。礼以己恕人，故天子之后父母犹得而子之，不夺人亲之义也。不使后族与政，盖有深意。见于经者，宋三世内娶，故公族以弱，妃党益强，威权下流，亲者出奔。国家廓若无人，朝廷久空，疾其末者正其本，故春秋举以为戒，而天戒有螽死堕地之象见于史者。元后宠任诸弟，遂至家国俱丧，东京之事一梁氏壤之有余，故范史云，商恨善柔，冀遂贫乱。皆其事也。解光所奏赵昭仪害嗣之事，皆在哀帝即位赦书之前，故引齐桓诛哀姜、元帝不赦发长陵傅夫人冢二事以明事关大逆，虽有诏恩不得原也。耿育之疏其为邪说甚明，史家胡以不删？大抵朝廷每有一事，必有人焉倡无礼之言为奸人解网，上荧主听，下乱国法。所云言伪而辩，王法所必诛也。哀帝于此能如叔孙昭子不以竖牛为功，蔽罪赵氏，固云甚善。或姑贷赵氏以全私恩，但将耿育伏罔上之诛，则汉家之事犹可振起。惟沾沾欲报赵氏之德，而忘刘氏之仇，纵邪臣妄说诳乱后世，天下已窥其无能，祖宗亦不享其禋祀矣。班氏详载育疏以着其案，使万世共罪之也。

　　东朝

　　三王位三公于世子之上，春秋尊世子于三公之上。虽礼之威仪各有宜适，总不若秦汉而后有常尊者，与前星之天象符也。春秋书子同生喜有正也，虽未正位，必举以礼，明示竟内，以定民志，亦重本尊祖之义。天子之子，八岁受之少傅，教以小学，业小道焉，履小节焉。十五受太傅，教以大学，业大道焉，履大节焉。必就学于外者，尊人伦之师，重先王之道也。及其正位东宫，特置太傅一官，职辅道之事，礼敬如师而不领官属，官属则少傅领之，示不臣也。所以张敞才轻，谓非师傅之器；阴侯戚里，终同视陋之嫌。只选文学之士，必端其心术，程其器识，望其威仪，熏其德性。坐则诵诗书，行则习礼容。不习惨刻之学，不取浮华之誉，不参比周之党。所谓承华之闼，更似通德之门、博望之园，直类华阴之市。家丞庶子，并入四科。洗马后车，俱通大学。盖言前后左右莫非正人也。有所欲为之事，必先考诸师傅之训，训所素具而后导其为也；有所欲致之物，必先稽诸肄习之业，业所不悖而后为之致也。恩有相及之序，齿有长幼之节，以贵德尚贤，为他日用人之本；以上德尊爵，为他日慎名器裁恩幸之本。要使受正人君子训迪，而无疾怒之心；行孝弟仁义恭敬恺悌之事，而皆出乎天性之自然。故易曰黄离元吉，喻子有明德，能附丽于其父之道，顺成其业，是以大吉也。又朝臣不可私侍太子，恐有君老之嫌；宿卫之臣不可往来东宫，恐有宫甲之嫌；詹事之官不可罢，恐有储位不以时定之嫌。其或军国重事，命太子总领者，臣下奏章仍于御前启封，太子先阅大纲，从旁参决。予夺可否，仍以父命行之，非谓全不达御，太子自决也。至于尤不可者，将兵与受方面之任也。盖太子居外必嬖子，居内为国人所窥，皆有二心夺适之事。宫内造端、宫外响应者，不谋而至，此最危之举也。秦人嫡子初生，不令人以名，他日或有余子，则择其勇猛者为嗣。故春秋秦君之卒多不书名，外之也。惟罃稻得书名，录其资也。汉元帝之生在宣帝潜邸中，宣帝即位即当正东朝之礼，何以霍光秉政，不行此事，迟至光死之后，然后行之？光之不学无术不其然乎？晋襄公卒，国无定储，为大臣者遂欲舍子而他立，人持一议，各右所私，终于不可行而生邻国之难。虽诸臣谋事之过，亦襄公不蚤建之失也。卫襄世子有恶疾，迨公将薨，乃命其臣废之。自下废上，鲜不为乱。敬嬴私事襄仲而属其子，是以嫡子见杀，皆危道也。宋太宗贤君，而立储一事极其犹豫。大渐之时，几有齐桓之祸，赖吕端持正，仅得无事。脱遇史弥远，将如之何？此臣下所不敢言，人君当自观省者也。

　　藩邸

　　朝廷之上，亲有常恩，贤有常任。亲者自亲，不必侵贤之职；贤自为贤，不必赖亲之宠。武王母弟八人，周公、康叔、耼季同登三事，五叔无官，是其义也。春秋之时，天子诸侯不务求贤而专事展亲。在位子弟皆蚤任以权，是以童昏并进，骄奢累积，沈溺放恣之欲，晏安酖毒之病，往往极其所至，而家国俱害，适足为世戒也。春秋之文，公子贯于先君惟世子母弟以今君录之，亲亲之义也。亲亲则直致之，有涉于民，必立法必善后，不以小忿废懿亲。亲亲也，不以私恩贻民患；仁民也，不以爱亲残其民，不以爱民妨其亲。诚信之中自生经制，享崇高之奉，无治民之责。立法善后，无过于此。汉初藩国之制，天子独为置丞相，其王国之官自内史以下，皆得自除。诸王又于许除之外私置御史、廷尉、博士之属，所云内史以下守土之官也，征其租税者也。御史诸官，皆其自置，则法令刑辟选举之权悉不领于天子，是以谓之外重。吴楚之后，一切夺之，山海之利亦不使专，而后合于古，非过刻也。甸师之制，所不可废。惟景王杀佞夫，诚为不友，又在父服之内，恩慕之中，而害先君遗体，故君子深恶之，以为失子行也。郑伯失教，叔段畔逆，二人各有曲直，孔颖达持论甚平。汉诸王擅爵人、赦死罪而天子不禁，已乃堕骨肉之属而抗刭之，笞服其臣，使证其君。故中山有闻乐之泣，君子伤之。六朝则假以重权，权重而禽狝。秦隋则御以严威，威积而草薙。皆失先王之意，而行其私意者也。褚遂良一言而藩服之祸遂得末减，是以君子有取焉。明太祖取天下于元人，故其隐衷惟以防胡为亟。又即位未几，即有奸臣之诛，故其心又以防奸为亟。晚年所以重诸王之权者，盖以外扞元孽，内御奸邪也。此其为心，原与众建诸侯以固盘石之义不同，故一览叶伯臣疏，即以离间致罪，盖大拂其指而疑为宰辅游说，不但非所宜言也，易世而后，为宗社计长久亦当上体高皇之意，徐参贾生等谋国之说。要以权归朝廷，统一大宗，虽以渐图之，不为失时。夫贾生取譬髋髀斧斤，何尝不欲以汉法整齐诸王？但以贾生行之，必有次第，不失礼让之风。鼌错则卤莽急遽，无仁恩和义，所以藩臣倍叛而景帝亦寒心两宫间矣。当建文君即位，未及踰年改元，数月之间即杀一王、废二王，能勿亟乎？不知当时谋国诸臣操斧斤以割髋髀者，何若是峻烈？不惟不得贾生之意，视鼌错为更遽，谓之何哉？谓诸君子为失计固不可，谓得处事之宜，于以安社稷、定国家，免生民于汤火，弭忠贞之诛夷，亦未可许也。大抵后人学问彷佛古人，未审义理之实，不谙缓急之际居多，往往以此误国而身名殉之。故精义之学，尤处事榘矱也。贾生为文帝谋，所以弹压诸侯，了如指掌，以后事观之，无不符合。盖生之计，欲文帝王其两子于淮之南北，自淮以南至江为一国，自淮以北至河为一国，而以帝二子居之以辅翼太子。此二国者，横经中土，三吴、三齐皆在其外，长安之势益固，此胜算也。文帝但从淮北之计，而以地益梁，北至泰山，西至高阳，徙淮阳王武居之，谓之梁王。未尝从其淮以南为一国之计，亦未徒代王参于淮土，是从谊计者半，未从者半也。盖文帝处心积虑，不忍绝淮南厉王之封，欲以故地王其三子，故不从谊计。数年之后卒王之，谊复极陈其祸，当时亦不省也。观后日吴楚反时，止一梁王抗其锋，而江北之王未闻与梁为犄角，以淮南三子，非梁至亲，故不救助也。若文帝徙代王居此，梁代二国手足相救，其抗御吴楚更易为力，且形势既壮，未必不先折其谋，不敢合从西向矣。然后知贾生计果善也。至于藩王自处，亦良有法。河间献王以礼乐为学，史家称其大雅不群。束平孝王远隙以全忠，释累以成孝，遂为古今贤王之首称。北海王睦，因永平中法宪颇峻，乃谢绝宾客，放心音乐，常遣中大夫入朝召而谓之曰，朝廷设问寡人，大夫何词以对？使者曰，大王忠孝慈仁，敬贤乐士。臣虽蝼蚁，敢不以实？睦曰，吁，子危我哉！此乃孤幼时进趣之行也。大夫其对以志意衰惰，声色是娱，犬马是耽。其匿迹若此。此三王者，祸何由至乎？范氏引晏子幅利之说而美明帝节诸子岁租，亦救败保终之笃论也。若淮南王安，文章之士，与畔逆相距悬绝，而为宾客所误，引而即于畔逆，若跬步焉，乐浮华远笃实也。夫浮华则志奢，奢则不孙，宜其于畔逆之路一引即去耳。宗禄之法，苦无善制，明末最受其敝。必也五世之内受禄天子，五世以外亲尽则禄亦尽，听其自为生计，但存厥属，籍以免婚嫁之渎、族类之夷，加以复除身家稍别黎庶尔，此外亦无可如何也。若贾谊之书亦曰，地尽而止，未闻更益以地以待生齿之繁。且汉刘辅、唐李石，未闻养以宗禄也。可类推矣。

　　戚里

　　后父重于帝舅，妻党昵于母党，此末世敝俗，非先王典制。汉成帝初基，后父帝舅同执国柄，杜钦虑其轻细微渺之渐必生乖忤，说王凤推让许嘉，可免霍上官之隙，且弭懿爽之衅，岂非良策？然使举朝共美凤让，人主信之愈坚，而大委任焉，亦可巧奢许氏之权，又非必非其隐情也。成帝独反俗情，不用后家而用母家，自以为盛德之事。不思盛德之事非勤慎警敏不能行也，身溺晏安，委政外庭，后家母家同一辙耳。晏安既久，祸发有日，焉可救哉？王凤饰美名而大权归，成帝矫常情而大宝替，虽事机之变，亦运命之奇也。西汉之乱始于吕而终于王，中间武安博陆许史丁傅相续不绝，履危者数矣，故卒以此陨丧，可不鉴欤？明代垂典，勋戚不问政事，故无两汉之祸，则初服贻谋善矣。成就外戚令德，不可不谨其交游，盖以贵戚好客，诚为懿行，然游其门者必非安静守约之士，多属瑕衅禁锢之人，又且更相牵引，转相贩卖，其徒日多，其势日炽。至于如此，必有黩货倚势之行，见诸民间，达于朝廷，而灾祸立至，延蔓生焉。汉文帝选长者有行与二窦游处，二人皆为退让君子。阴兴好施接宾，而门无侠客。所不好者，知其有用，犹称所长而达之；所厚善者，知其华而少实，但私以财，终不为言，谨慎如此。然宾客犹有废徙者，故明帝曰，倾身待士，不如为国。戴盆望天，事不两施也。若冯奉世父子兹居朝廷，论者谓器能皆当其位，非用女宠所得。郭况之家虽有金穴之号，要皆出自赏赐，非求取请谒所致。阴兴对贵人曰，外戚家苦，不知谦退，嫁女欲配王侯，取妇盼睨公主，愚心实不安也。此古今美谈，后代准则也。其余帝室之亲，王信好酒。田氏兄弟以贪名。修成子仲横于京师。许史子弟比周中官以陷贤相、定陵罪，至大逆。窦宪立功荒外，而以末衅损其实。梁商愿谨自终而以凶嗣陨。其世风斯下矣，此刻辟待之无法，宠至而生骄也。

　　治化

　　君子治天下且无言致人感化，当先尽其区画之心。区画不善，使群下同具之心反为上人设施乖方，俾喜怒哀乐一切抑郁不遂，下情所以愤叹，上指所以格阻也。区画之方，当以我与人相较量，随吾身所值，上下四方各处乎当然之位，遂其当得之愿。又以人与人相较量，虽千万人之纷杂，而亲疏厚薄，隆杀先后，皆予以不爽，不使渗漉倒置，而在此有余、在彼不足也。后世治绩，所以不如古者，其所云利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致治之事；所云不以害民者，未必即古人所以防乱之事。此由学之不讲，不能知治乱之本也。且所云利民而欲施者，未必真出利民之心；所云害民而欲去者，未必真出不忍害民之心。此由私之未尽，不能得性情之正也。故其道必先积学以明理，不贻害于兴利中，又在修身以去私，不以利民为自利之门，俾所行之事有名无实、有始无终，而与于不仁之甚也。故措诸政事，惟当顺天之命，成人之性。好生恶杀，所以顺命也；正纪纲、重伦常、本教化，所以成性也。心存乎天，故无偏颇；政法乎古，故无谬戾。以此施行，然后风俗齐、学术端，上可以持一统，下可以守一法。纪之以文物，宣之以声教，发之以光明。不取小惠，教化久则无贪人；不取小恩，施泽久则无邪人。其为号令也，劝诱多而督责少，是以九经之事，曰劝者六。所谓事业，皆在制礼作乐之中。礼不以玉帛，治臻皇极则礼作矣；乐不以声器，仁及飞走则乐作矣。又在仁义礼智中，仁无为而治，智与礼防于未乱之前，义制于已然之后。易曰，利物足以和义。思其所行必合于义，则自然之利必及于物。为高必因邱陵，为下必因川泽，非计利而为之也，不反天地之性与自然之位也。治天下而行善政，亦自然之位与天地之性也。是以入人甚深而共为君子，此顺命成性之效也。其或措置无法，使纲纪文章荡然泯然，群臣百姓无所遵守，人自为政，各行其私，则无以救一世于汤火。或内极嗜欲，外假嬖幸，下恣掊克，缓急不得宜，始终不一致，群臣百姓皆以文法相应、智巧相欺、货赂相狥，则无以垂法制于永久。夫治君子者治其情，治小人者治其形。治其情者，引以礼义也；治其形者，威以鞭扑也。以君子治之，人皆自饬为君子；以小人治之，人皆自弃于小人。先德后刑，百姓悦其尚德，又谅其不得已而用刑之心；任刑弃德，百姓不惟恶其好杀，虽有仁义之言、仁义之事，亦疑其不诚而无感恩之意。夫郡守县令，牧民之官也；州牧刺史，执法之吏也。以州牧刺史统辖守令，执法者居上，抚字教化者居下，轻重倒持，孰过于是？所以后世人主治天下之心非不切也，然所悬者违法之令，所任者执法之臣，不数年间执法者因而弄法，守法者从而侮法，恒天下诛名而不诛实，名实既乱，彰瘅易位，君子小人不相筦摄，愿治之心尽为怙乱之心，此反道逆性之害也。至于天下已平而思患预防亦有道焉，周公坐以待旦，即阴雨绸缪之旨，非虑人之为患而我防之，正虑己之分量既盈，道德未充，纵情极欲，为人所患而不自知也。易曰，损益盛衰之始，盖谓损中有益，则盛之始；益中有损，则衰之始。盛衰互藏于损益也。为人君者，宜先自治，虽其时可以无所不为，而不克自遂之怀常若轮之见曳、尾之见濡，此自治之道也。天下以防患而致乱者多矣，不防己之致乱而防人之思乱，严其刑辟，众其兵卫，下苦于参夷，上困于资给，皆防人之为患而适以生患者也，非周公阴雨绸缪之旨也。

　　致和

　　为治之道，自草昧而之明备，自明备而趋华竞，不过数年之间。老成简拔多士，多士复为老成，亦不过数十年之简。惟人主之心，始终如一，则百年无弊之征也。盖主心不移则气运亦不移，主心不易则人才亦不易。风俗无陵替之患，人才无卑薄之忧，所以百年无弊耳。要之取法宜正，急务宜明，取三代以下之书为本，自然不能为三代以上之事业，故非五经之指不可取法也。司马光曰，大人用世，必以礼乐正天下，使纲文章粲然有万载之安，岂直一时之功名而已邪？此非三代以下之言也。五经之指，皆因近圣之事以立先王主教，欲其相通，不欲其相戾；欲其相济，不欲其相伤。太平之事，相通相济者也；衰乱之事，相戾相伤者也。欲其相通，故为典礼以养其和平，为伦常以笃其恩爱；不欲相害，故以刑辟治其狱讼，以兵戎除其叛逆，欲使太和之理常在人心，太和之气常在天下，充满洋溢，上达乎天德，下达乎物类，而礼乐可兴也。礼乐者，三纲之规矩绳墨，九畴之门户涂径也。三网不紊，九畴不刓，则人心皆正，嗜欲不炽，庄正齐肃，从容简静，而和气盈于中矣。又能宣人心和气而使不郁，养人心和气而使不戕，故其效也，馨香之德格于祖考，雨露之恩施及方外，莫非大和之所致。周之卜世卜年，岂不由此。故为治者，一代之初宜事事与民休息，不可以禁暴锄奸开苛察之门，惟以仁义为心，则风俗可厚，国脉可久。晋帅以位相让，而一国之民皆和，四邻诸侯遂睦。晋国以平，数世赖之。商之末年，小民相为敌仇，卿士师师非度而大臣出奔，宗庙弗守，乱亡随之。有国家者可使乖戾之风通于上下，以为无与治乱之数而若罔闻乎？盖上有好善之庆，则下蒙其福；上萌不和之心，则下与其祸。理之必然，无可逃者。至于急务之事，宜就世所偏重，随事察之，观其掣肘所在，定是何处。若事事至此掣肘，不可舍此而别求急务。如汉成帝时事事为王氏所碍，唐中叶以后事事为强藩宦竖所碍，鲁自宣公以后事事为三桓所碍。贵者执政，当观时之所碍，若所碍牢不可破，更不必徘徊顾恋，即当纳履去矣。何也？以其不能第三代以上事业也。故曰，为治之道在乎休息。若虑豪强梗化，惟当重礼让而尊贤哲，使教化大行，则豪强自敛。故董子对策亦云，教化以正人心，人心苟正，刑罚可省。后世上下之间所以相驭者，法律而已矣。法律刑名，正礼乐对垒之敌，此重则彼轻，此进则彼退。先王以礼养人，欲其免于用法也。然法以绳人，礼必自绳，故有位之人敢于持法，惮于循礼。贤者在上，不过风裁齐物，未尝谋及大体。贤者在下，不过惶恐趋命，未尝奋其学识。不幸遇不贤，则以法惧人而求其货，以货事人而免其法，不耻无礼，不愧权谲，废弃典型，姗笑正士。其稍能洁白者，亦皆不自为政，不免胥史窃权、幕客鬻货而成其否隔。是以戕贼人生，败坏人伦，愁苫相寻，怨怒并兴，小则告讦日纷，大则寇攘并作。其余窃位固宠、徇私忘公者，皆自足于旦夕之间，而无复指擿，后生小子恬不知怪，所谓邪吏、弊政、僭令、薄民，四者并见，可比尧时四凶也。若以礼义相尚，则邻德而助信，何戾气之有哉！

　　敦信

　　天下之事取必于同，则伪者出矣。一售其伪，则作者怠矣。伪之一字，通于上下，则天下之乱可立而待。君子知同之必伪，故不以君上之命责信从之虚名。发言盈廷，莫执其咎，末季之风也；询谋佥同，龟筮协从，盛世之典也。是以致治之道莫如敦信。所谓信者，非直不背盟誓、不爽期会之谓也。居心行政，有不可对匹夫者，非信也；承流宣化，有不可告君上者，非信也；赏善罚恶，有不可质鬼神者，非信也。洗涤利欲之私，一动一静皆为法度，使臣民有所依据，不赏私劳，不罚私怨。所劝人者，身先行之；所禁人者，身先虔之。上之于下有驺虞之仁，下之于上有死麕之贞，则可谓信矣。易曰，临观之义，或与或求。言上亦有求，下亦有与，故君民自有相关之义。不必供吾财赋，助吾御侮，然后爱之也；不必抚我则后，虐我则仇，操潢池之戈，铤而走险，然后畏之也。矫天下不善而归于善，齐天下不一而归于一，非曰既善既一之后吾可晏然享其成功，而免兢业之勤。人皆憬然从吾政令而无刑辟之惨也，总是相关之义，自然至此尔。虽以圣人立法，不能尽塞天下之奸，皆合众人之欲，但取便国利事，察失立防，斯善政矣。故圣贤论治，不轻变法，以为法行既久，上下相信，易以成功。虽偶有流弊，其自然之理，常在人心。故法有时弊而理未尝弊，理有时湮而心未尝湮。但仅守其法，弊自可除。虽以奸邪侮而玩之，而在廷有必争之臣，则犹可反正，盖深人人心者不能湮灭而遂熸也。若一朝从而革除，更赋新规，人心风俗又别是一局，得无数世之利，失则数世之害也。孔子未尝不欲变法也，所谓变者，反功利夸诈而之礼教信学，使天下之人各得其业则无争心，各申其理则无怨心。违义则罹法，行礼则蒙赏，罚顺乎义，赏顺乎义，焉有不服者哉？如高帝反秦人之风，霍光改武帝之行，不立变法之名，因民所欲，与以休息，使天下大势默移于不言不动中，夫岂强人从己，震动天下以行其意见、就其功名也哉？后之变法者，行法是也，而宽猛不出于公正，则远义矣；爱人是也，而厚薄不得其宜称，则远礼矣。且学术浅陋，心志颇僻，非真有良法以革敝政也，亦非如商鞅变秦、管仲变齐，舍繁重而从简捷，厌远图而趋近功也。不过奸吏欲坏已成之法以遂阴私，先为猖狂之说竦动人情、扰乱人心，使倥偬危惙、惊骇顾盼。重足一迹，道路以目，而不暇诘其短长、指其瑕罅，虽有大祸，不卬自恤，此非两观之诛不能禁也。大凡以变法进者，不待观其成败，但举事之初，如商鞅折盈廷之论，安石树举朝之帜，使寮采不和，上下不亲，固可卜其终必有害而亟弭其端，斯不伤元气矣。若会昌翻开成之案，元佑埽丰熙之迹，一时矫偏则有之，终不可经久，故君子无取焉。春秋之义，名从主人者，本其所自始也；物从中国者，以义礼裁制之也。虽有圣主，不能夺人所自始；虽云天性，不可不受裁于法。故发此二义以明治人治物之道，非直为一名一物也。法可轻变哉？

　　名器

　　尧舜禹汤垂拱而视天民之阜，桀纣幽厉安坐而视天之民死，此无他，礼之存亡而已矣。君子让下，小人事上，是谓有礼，有礼则治；上人陵下，下人伐上，是谓无礼，无礼则乱。夫名器者，礼之所托以长存也。公卿、大夫、士庶、舆台、阜隶、牧圉各有胜人之心，各致争胜之力，圣人使之安其职业，当其名实，名以命之，器以旌之，尊卑上下，贤愚清浊，各当其所。会见有朝廷之上不争升降，乡曲之间不争隆薄，而干戈骤动，狱讼繁兴，盗贼窃发者乎？故奸人利改制度，制度改则政令纷而易于藏奸；乱人利无等级，等级去则人类混而易于俯陷。一哄之市，必立之平，防其奸也；袵席之上，让而坐下，防其乱也。人事尊卑不乱则天道阴阳不逆，人主与万民皆蒙福佑。故名器者，天下所欲共尊也，苟不自贱，谁敢贱之？或以私佞幸则贱矣，以私宫闱则贱矣，以易货贿则贱矣。出于己者甚贱，人亦从而贱之，得之不以为荣。用其器者甚轻，则主其器考人亦从而轻之，谓可攘而取也，此夷王所以下堂而见，成周所以陵替而微也。不独此也，文德为君子而设，武备为小人而设也。爵赏旌诸朝，宅里旌其家，名器旌其身，皆所以待君子也。小人危则谋乱，安则思欲，故有弓矢甲兵以诛其叛，有邱甸井里以防其奸，有刑戮囹圄以绳其陵犯，此专为小人设也。治天下者必君子之道治之，则有无限公正仁义之事相因而出，积而为三代之直道。苟概以小人待之，必有无限暴恶奸宄之事相因而出，积而为秦隋之末俗。圣贤所以偃武修文，不欲倒用，以酿天下之乱也。至于廪禄所以养廉，尤不宜爱惜。盖有德之人非有奢望于世也，得其所当得之禀饩则亦足以养矣，膺其所当受之典章则亦足以劝矣。故禄以养廉，章服以劝善，人君待天下贤士止于如此，此外虽欲隆厚贤者，亦将辞让而不敢受。若贱名器而惜廪禄，简俊造而宽恩幸，于所当得刓而弗与，所不当授滥而不戢，俾贤者卷怀而去，而贪叨掊克厌其溪壑，帑藏山积，金穴万仞，顾视锱铢之饩，给半通之银黄，不啻鸿毛之轻、升斗之微，不能系属人心矣。汉之顺帝减官吏奉、借王侯租、贷户口钱以供军国之费，而内庭嬖幸耗其大半，徒使史官书之、后世诮之，谓忘艰难而效辟惑也。若夫制治之本，尤在君心。君心精白则和惠可亲，宫府一体。无论在上在下，胸中皆有所敬畏而不敢肆，体中皆有检束而不敢放，耳目之前皆有所持循而不可离，日用之间皆有所惩戒而不可犯。以此助流政教，则至治之道也。若道德不充其内，则志气昏惰，嗜欲流行矣；义理不明于世，则阴阳易位，天地倒置矣；法令不行于下，则奸邪得志，疆圉不静矣；礼义不重于朝，则谗说殄行，忠信蒙难矣；制度不谨于俗，则物力穷屈，盗贼公行矣。时已至此，居官以墨败而人不耻，上下为奸利而诛不行，天下之患孰大于是？所以人主兢业之心与明断之才最不可少。凡端扆之学、辅弼之谟、谏诤之力、左右史之书，皆以助其兢业与明断，其在春秋之义，讳大恶不讳小恶，亦此道也。有王者起，意欲治人，必先自治。己无大恶，然后可正人之大恶。故臣子之义当讳其不可告人者而劝以侧身修行，所为皆可以治人，使其君为治世之君，与尧舜比德。至于利心不戢，举动无常，喜怒失中，黜陟乖方，犹在过误之列，可以速改。故亟书之，欲其知所惩戒而不必讳，以为大节未亏犹可起而正人之大恶，其王道固在也。若在四邻之国，于义已疏，姑正其大体大纲，以存达道于天下，不苛责细微，伤吾忠厚，是以大恶书小恶不书也，此洽己治人详略宽严之别也。

　　去害

　　凡害治最甚者，莫如与民争利。放利之事亦多端矣，大略可数者：有司通问遗，一也；倚公求取，二也；吏为商贾，三也；地方物产赋于下以贩卖，四也；鬻爵，五也；通暮夜金，六也；多罚锾，七也；迫胁下僚，八也；破坏富家，九也；恃通显而请求无厌，十也。此十端者皆乘富贵资力与民争利者也。董子对法天稽古，其说甚大，而要指则曰，食禄之家不与民争利。大学一书论治平事极备，乃举孟献子不察鸡豚、不畜牛羊以终篇，诚见治道之壤，无如在位之人莫不好利，至治之兴，无若屏除好利之风以安民生也。故王者为治必先去人求利之心。汉之初年，天子不能具钧驷，将相或乘牛车，大侯不过万家，小者五六百户。高帝立法，贾人不得衣丝乘车，市井子孙不得仕宦为吏，盖贵廉恶贪如是其严。是以人皆力作治生，吏皆奉法爱民，萧何不治垣屋，曹参贵清静而民自定。自高祖至交景数十年间，民间逸乐，风俗淳厚，驯致刑措不用，称隆盛焉。当此之时，王侯将相之家，岂有僮仆被文绣，犬马余粟肉，一食万钱犹云无可下箸者？从宦归家，岂有资装徧路车轝驼马负重什袭，络绎数百里间，填塞旅舍，顿勤间左者？大府胥吏，岂有浆酒藿肉，蹈藉金珠，阿缟衣婢妾，锦绣裹倡优，资装华筛，赀算巨万，计彼此相尚，曾无检举者哉？元世祖既平天下即立规措，所置征理司行钩考钱谷法明示天下以好利之风，是以阿合马、卢世荣之流接踵于朝，昔贤以为至元一统之年皆小人聚敛之日，未及百年大运遂讫。其将讫也，女宠、宦官、权臣、强藩、剧盗无不兼备，昔人谓朝多苟且之政，士无謇谔之风，官有贪婪之实，吏多欺诳之文。盖由上下交征利故至此也。夫汉以俭朴致刑措，元以好利乱纪纲，治乱之分，岂不昭然？然求利之心，非刑法所能胜，当明教化以正其本。计然之策可以治越，而非先王生财之道；管仲之法可以治齐，而非三代教化之方。教化一坏，贫富相耀，竞心遂生，馈遗既奢，贪吏必众，用物无度，营谋必工而廉耻丧，奉养太安，神明必懈而奸猾进。始则强取于下，终必篡取于上。民间盗贼，不谋俱起，其势固然也。又患使奸人有所几幸，几幸成心，虽暂时绳束，终必发泄；几幸成俗，虽绳束无所用矣。以吏议绳束君子，而吏议先不清；以刑辟绳束细民，而刑辟先不中。皆藏奸之道也。又患不自为政，而假手胥吏，子弟宾客相与比周，贿赂公行，廉耻道丧，是疗饥而用乌喙也。更有君德末纯，不能旷然大变天下之俗，一时任事之臣莫不因时就势，进权宜之谋，济片时之急，求一切之安，遂使纲维潜倾，风俗暗坏。欲贤之速用，必开奔竞之门；欲奸之速去，必长攻讦之俗。数年之事，责效旦夕，急遽无序，渗漏多端，为世道忧尤剧也。是以论治者别等级以定众志，明法度以一群心，亲贤哲以励廉耻，尊大道以裕远图，庶能防患于微。然当事以为可缓可急，不听其言，即或听之，因以防之，此患遂抿于无形，赏事又以为固然不计其功。或不听而事偾，用天下之力维持倾覆，不患不能反正，当事因归功维持之人，丰其赏赍，其人亦受成功之赏而无愧向之防于未然者。又以身在事外，无复省录其人，亦无自为表章之理，所以忠直远虑，常苦不能显庸，伏藏隐微之患，必至章着决裂而后已。徼功乐祸之人侧目抚臆，幸国家危乱，猎取功名，人主不能禁也。此无他，无事之时莫适远虑，事后之赏不及先事之言也。故曲突徙薪之说，班氏详之，为万世戒，不独美徐生也。

　　任相

　　人君得一贤相则黜陟皆当，其实羣臣各修其职，招权幸进者不售，奉法循谨者自奋，礼让之风被于海内，刑辟之用日就减省，所谓萧曹为冠，丙魏有声，皆由此也。光武任相，先远业而后小数，伏湛急乡社之礼，侯霸奏宽大之令，故东京一代之业由此而隆。盖圣出必有耦，王出亦必有耦。王者之耦，伊吕也；圣人之耦，渊骞也。故大臣之道当佐人主镇抚国家，使人由臣子之道尽忠蹇之职。凡诸侯背叛，吏治奸邪，皆当引为己责，不可但责人也。然权不可不重，而又恶其擅权也；任不可不专，而又虞其罔上也。夫恶其擅权而先抑之，虞其罔上而故疑之，则任使之道不专，事君之道亦难尽，上下皆失，此之谓矣。人臣之才，宽者可以容物，慎者可以定谋，密者可与图几。刚者好断，可与守义；介者绝俗，可与励节。然而欲当大任，非德与仁不可。仁者以天地为心，视民犹子之谓也；德者行道有成，而能不愧屋漏、不昧宠利之谓也。阳处父曰，古者君之使臣也，使仁者佐贤者，不使贤者佐仁者。其论仁太浅，只如孟子能者在职之能。论贤亦杂，不及仲虺德懋懋官之德。以此论相，犹界纯疵，果德与仁，则纯乎纯矣，何有恃权罔上之事？不此之求而循牒推迁，猜防必用。寄耳目于小臣，泄意旨于●御，贤者折而不挠，毁言日至，则谢事恐迟；不贤者比周同欲，设变诈以取信，探微旨以先尝，兼官据势，无不如意。王凤所以辞之愈坚，蔡京所以不招自来也。更有可虞者，汉之三公分职任事，朱博为御史大夫，欲夺丞相之位，又恐失御史之权，先请以身为率，尽举御史之权归诸丞相，然后起而夺相位，而权亦兼有之，是杀权之时少，揽权之时多也，其诡谲加此。故人君之道，不可不修身，修身则居心以敬，嗜欲不留，贤否当前，自有气类相向。于此神志不惬于彼者，一切诡谲之谋不戒而消阻矣。若诚信未至相协，仁义不能相依，于是有忠恳见疑，权术取信。天下之事往往昭于日月，震于雷霆，后出愈可怪，晚发愈可惧，而朝云不见，公云不闻，犹为国有人乎？此亦人君之过也。夫天下有乱，宰相上疏任过，求去求贬，自是正理。其眷留与否，听人主自为之。若凡事隐匿，多方弥缝，上固主恩，下箝众议，至于无可奈何而后受其斥逐，则声名俱丧矣。悲夫，据大位执重权者，全未虑及此也。

　　才德

　　通籍之人，无论爵有崇卑，职有内外，皆与人主共承天地，同安海内者也。人君欲闻古训则亲博识之士，欲防过失则亲伉直之士，欲谨容貌则亲严毅之士，欲安百姓则亲廉能之士，欲诘戎兵则亲将略之士，欲正身以立本则亲道德之士。是能以人之长绩其短，以人之厚补其薄也。故宫人之事在乎宫中府中，而天下人情从此分焉。贵人聚于朝则患难弭于外，大臣非其人则奸宄生于内。圣王论才，欲其皆可为宰辅，岂但能效一官而已哉？才德之辨，一爽其宜，则不尽其才、不称其德两者习虚生于世、素餐于朝也。司马光曰，聪明强毅之谓才，正直中和之谓德。才者德之资也，人则昵之；德者才之帅也，人则远之。由此观之，今之良臣，古之民贼，皆取才之害也。取才之敝足以乱天下，人特习而不察耳。且才器不一，或以廉静寡用，或以敏捷乏品，故用人者闲曹以处天下之端士，剧曹以牧天下之轶才，随所长用之，皆称职之人也。今试吏者，一切出剧曹，故端方之士莫不困于始进，惟跅弛放轶、陵厉恣睢乃克称职，而显庸于世，居官既久，大位遂臻，汲引汇征，莫非厥族，胥天下而功利矣。夫廷尉之才不为三公，赵魏之老不可滕薛。操用人之柄者宜思所以位置廉靖一流储养天下品望之士而励其余，使知贵行谊、薄才略可居大位者多也。重品望而轻才能，先表率而后职业，有劳者报之以禄，有德者懋之以官，不以一眚掩善，不以二心生疑。师表之地，所以优贤，不复课以吏事。妻子夜食之费、车舆臣仆之劳，所以养廉，不可使有不足。明堂之上，所以策勋论道，不义之人不得而升。爵禄章服，上系于天，出纳不可不慎；土地人民，天之所殖，授受不可不择。不私人以官，不程人以名，不器人以艺，不习人以吏，皆古今通义也。凡下位之上与上位之下，皆易所谓危地。郡县之官为天子牧民，而政令得自专，是下位之上也；监司之官持纲纪于外，而天子临其上，是上位之下也。公廉材干、存心爱物者，使为郡县，专抚字之职；刚方正大、深识治体者，使为监司，持风宪之权。监司不识治体，苛刻绞绕，俾寮属不得尽其才；贪利好势，陵下罔上，俾寮属得容其奸。郡县不取爱民，专以簿书期会第其殿最，不问人品，惟以趋走媚悦，居强项吏之前，计货以取官，随牒以居上，滥及匪类，旁引罪戾，事上惟恐不得其欢，临下惟恐不尽其威，如此之人必不为义所动也，此世道之忧也。人主用名儒于朝，不但取其奉职勤事，欲论难衎衎共求政化也。若但以职事用之亦为弃才，即罢政之后，犹欲长奉朝请以备顾间。

　　举劾

　　人君欲天下之多才，必使士大夫相与共励，而后贤才日多也。一登仕籍，有相忮懻者，有相争夺者，有相鄙夷者。求其相师法者少矣，求其相砥砺者少矣。出于道义，则相师法矣、相砥砺矣；出于势利，则忮懻矣、争夺矣、鄙夷矣。故圣主造士必以道义，然后贤才不可胜用。中主课士以功利，是以庶官虽多，日见其不足用也。盖以功令造士，得士尤少；以风俗人心造士，得士必多。贤者在天下，异地而相符，未见而相亲。其立朝也，长短可以相资，道塞可以相共，去就可以相让，廉隅可以相饬，坊表可以相因，俾人主有得一士之劳，因有得多士之庆；有用一贤之实，因有用群贤之功。不肎败多士之名，即不肎败一贤之名；有弃多士之忧，即不肎有弃一贤之忧。此以风俗人心造士也。若夫功令所在以毁誉取舍，其患在私；以功绩殿最，其患在伪。去私去伪，非法度所能齐也，在乎国是之明与人心之正，所谓不以言举人者先以道自居，而后尽人之能，则不道之人不得进矣。不必人废言者，不啻爱人已成之善，尤必爱人未成之善，故人虽不合道而言之合道者，不可遗也。其不举也，非阴用其言而显弃其身；其不废也，非难于谢绝其人而姑慰藉其言也。总之道取其正，理取其同也。是以圣君在上，皆可使为君子；闇君在上，当自弃为小人。非有忠有不忠也，求进之心则一也，惟真君子真小人则不在此论。若朝廷之上，称誉则疑其有私，诋毁则以为至公，小人窥见此意，共为丑言以击去异己，异己者去，则立于朝者自然莫非其类，不烦称誉而群然并进矣。是以朋党之弊习废推让之盛典，惩羹吹虀，既见嗤于昔贤，且终于不胜而使小人愈张，则立法不善有以使之然也。更有小人在大位，不能以时决去，己乃偶尔违旨，然后以不合众望斥之。人主之意本谓其不肖而逐也，乃此人竟得违旨之名而去，论者以为小人之幸而人主之不幸也。况谗佞之人，子弟亲知，羽仪附托者，实繁有徒，以群言之多饰疑似之迹，无翼而飞，不胫而走，求其败露斥逐不亦难乎？汉元帝每案群下奸恶之迹辄略施责让，得其叩头而止。是以石显窥见此指，知其易欺而难悟，敢于极力以害正人，以人主为玩弄。郑朋、华礼、杨兴之流公然颠倒是非、爚乱天下，而身不与其祸，乃知孔子所谓远佞人，非但不用也，乃决去远屏，隔绝其源，不使得至人主之前也。公羊传曰，佞人来矣，佞人来矣。遥见其方来而即畏之，知其必有伤败也。教人知戒，当如是耳。

　　阶级

　　官以代工为义，故不义之事不可设官。周礼一书，所为以天地四时为之程限也。晋之新军无帅，悼公使什吏率其卒，乘官屋以从下军，先儒谓得惯举之礼。盖为官择人，无人则宁阙其官，犹得先王遗意。后世不稽古义，凡主意所欲为，时势所偏重，即设一署领之，如汉平准期门，宋青苗均输制置三司条例之类，稽诸代工皆不合也，而恬不知止者，不谨乎奉天之义也。书曰，惟时亮天功。又曰，明王奉若天道，建后王君公，承以大夫师长。思及于此，可滥设一署哉？人主不可私授，人臣不可虚受，不如此者，是偷天之官而得罪于天也。成周之制，爵止五等，凡命于天子，皆受五等之爵。有百里之土者，皆使自治其民，虽有方伯连帅不相承事，虽大国之卿大夫不与小国之君抗礼。后世设官太多，相辖甚严，亲民之官处于最卑之品，临其土者率伺察偏阿，取予自己，同则举为尤异，异则中必刑法。否即垂头塞耳，采取货赂，悉如马严所云。为之下者仰面而请，折腰而见，若牛圉马牧受制于主人，此何为者耶？杜林曰，人情挫辱，义节之风损；法令烦多，苟免之行兴。至于国无廉士，家无完行，使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弊弥深。今日之事适如此言。为守令者，凡事疑畏，故精爽消沈，壮气委顿，才智不用而自竭矣。夫近君者有顿至之辱，则为君者有潜损之威，是亦主威之替也。人君何赖焉？若使同为诸侯，共事天子，则无此敝习矣。

　　泽宫

　　士不可不用，尤不可不养也。天下既定，人主立法养之，养之数年而后可用。不能素养而遽用之，所得当皆奔竞浮华，而称职者少，大任者尤少也。且立法不善，日趋浅薄矫伪，人心风俗不出数年遂可大壤，国家虽有纪纲，莫能维持。故议贡举者不可苟且立法，行贡举者不可苟且得士，其要在士子所习之业，不可苟且求售也。义理精通者，天下贤士也；学问优裕者，天下名士也。造就人才，必从一乡一邑中择学识雅正、心术端方之士以教乡之子弟，其人立教亦以修饬人品、开广器识为务，使贤士居前，名士居后，而后人才可劝。盖为圣为贤，原非俗儒所能授受，又岂应试文字所能兼收？若不必人品器识为先，徒使俗师授以末学，师儒之官应副文书提举学校之职，数年一试，邈不相关人性几何，其能堪此更番迭出，凿削根本乎？董子所云，一郡一国之众对无应书，是王道往往而绝，其积渐固由此也。夫科举之业，亦不能妨为学之功，不善用之，适足害为学之志。夫经义者，端方之士所以自道其志，亦端方之人所操以观士之心术者也。因文字知心术，因心术观事业，经义益精，道德亦富，事业亦伟，故曰与为学之功不相妨也。所以相妨者，以试官为仪的，卷牍为弓矢，一发相值，志满意得，顾视旧学，不啻虚器，自此以后，一生所务，皆在利禄显荣而不及事业。此何故哉？向来急于射策之念，结乎胎骨，不可湔浣，所以大有害于为学之志也。人主之心，果知贤才之生，天所以安定国家，当吾世用之。宗社生民，有所托命，则求贤之志出于至诚，选举之法务求尽善，所得皆有用之士而浮竞不与。应举之人自重其身，以天所笃生自期，不侥幸名利；考试之官亦尽心择士，不以市恩殖货两念夺衡鉴之明也。若谓一代之初，不可无法以系属天下，姑以选举为縻，使天下踊跃奔走，求吾录用。勿使南走越而北走胡，则此求贤之心不出于至诚，故所行之法，一切卤莽，人之应之，亦不以安天下国家为志，各务利禄进取，营私背公，操其柄者亦不必得贤，妄谓所举之士即功名富贵属焉，冀厥身厥子孙皆责其报，如樊鯈所云，率取少年能报恩者，耆宿老儒有意不录。所以奔走贩卖，非法所能禁也。故得其法者，选举虽少，贤才遗佚亦少；不得法者，所举虽多，贤才遗佚更多。皆由君臣上下，未尝敬慎其事也。汉高帝曰，贤士大夫有能从我游者，吾能尊显之。万世而下，犹恨此语未纯，而况苟且牢笼之意乎？

　　征聘

　　尊礼高贤，是初定天下第一节目，虽朝指未逮，有司以意行之，亦可宣朝政之仁声也。任延任会稽，聘请严子陵等，待以师友之礼。至于龙坵苌则曰，都尉洒埽其门，犹惧辱焉。修书致药，吏使相望于道。盖立国之初，必得宿儒耆德长厚君子用之，规模乃能长久。贤者不必速仕，好贤者不必骤谐，物色求之，久乃相值，所谓聚精会神，契合弥章。若伯牙操●钟，逢门子弯乌号，有自然之感也。明太祖初基，不必尽用军前幕僚，每下郡邑，急征贤士为守令。故治民之官，莫非端士。天下既定，此辈计其功阀，亦皆布列上位，处表率之任，为后来典型，而功效绵延矣。最善者，停科举十余年，专以延访为务。故山砠水涯，翘车之招，先后累毂而至，虽进退不同，而其才足用，其志可则，要皆有益于世。若尔时骤以科举奔走天下，不惟鸿飞冥冥，莫可羁致，展转数年，其人已老，虽安车驷马，征四皓于商山，而精力既竭，无可驱策矣。若夫功名之士，无时无之，养育既久，然后立法收罗，何患无人？岂开国急务乎？且科举既设，即当立法防奸，故有糊名、易书、藩棘、露索诸事。司贡举者皆先待以末世不肖之心而为法督察，非圣明求贤盛事也。明太祖开一科而即停之，以为得贤之道不尽在科举。迨十余年后，在野耆耇求之已尽，人主经明行修、名实相称之指既已昭著四海、深入学者之心，父兄之教不令而习，子弟之职不谋而同，莫不出于笃宾深厚，光明俊伟，内融外洽，识定气充，竞心忒志，销释殆尽，然后取其养育之士而才诸庶位，若榛楛之济济也。夫岂悬一制科之名为的，不问何如人皆可祈中者乎？征聘贡举，要皆有公有私，然而征聘之法，私则有害，公则所收者莫非宿儒耆德、有识有守、知进知退之士，所益甚大。不若贡举者，私之为害不待言，即矢公矢慎，要皆较量文字之业，与三德六行相去总远，以此权之，征聘为优。明太祖迟迟贡举，最为得法，近三百年矣，人材往往闲出，士风不甚大坏，其所由来者善也。夫欲得贤士而委诸列侯郡守，此三代法也。欲有司所举皆贤，必非赏罚所能致。当先以教化正其心志，使所欲有甚于赏，则不同乎世俗之欲；所恶有甚于罚，则不同乎世俗之恶。鲍宣言龚胜为司直郡国，皆慎选举，此必有不赏而劝、不罚而毖者矣。若王鏊请设博学宏词科以救謏闻之陋，亦空言也。自有制科以来，清华之选何尝无人？核实求之足矣，何必更开一窦以长奔竞哉？

　　纳谏

　　人君必待臣民之言而后可知天下之事，言之至于君侧者少，则知之达于幽隐者稀。故人君之道，当推诚以示物，举善以为类。知其为谠人，虽词涉激讦，亦当容之；知其为佞人，虽其术以渐而至，当蚤杜之。色霁于谠直，罚先于佞谀，则推诚举类在其中矣。谏者举先王之制以陈戒后王，人君受所谏之言以省察愆谬，天下之人所赖以遂其生也，否则必有兵革之乱、权奸之祸。故取泰于否，易昏以明，必于听言得之。盖臣民之言未有无所见而妄发者，必其虑诸心而以为诚然者也。史鱼既没，余忠末讫，委柩后寝，以尸达诚；汲黯居外思内，发愤舒忧，遗言李息以儆君侧之慝；刘向依兴古事，悼己及类，着疾谗擿要救危及世之书，尝显讼宗室，讥刺王氏，其言痛切，发于至诚；谷永为北地太守，越郡吏之职，陈累年之忧，所谓忠臣事上，志在过厚，远不违君，死不忘国者也。故人君左右不可不常近忠直之士，听之熟则不怒，习之久则不拒，然后深者不隐，远者不塞，天下所由以治也。然人君之道，不惟当听有言之言，又当听无言之言。盖无言之言，天下之大利害，人主之大得失也。以疏远之臣斥旁侧之奸与君身之失，非无言之言孰敢直陈，非无言之听孰能详察乎？右尹子革诵祈招之诗以止灵王之猎，公仲进三贤士而歌者之田自罢，皆无言之言也。王章奏王凰之罪，举三事为征，以为皆帝所见，足以知其余。及他所不见者，欲其有无言之听、不闻之察也。故曰，臣之忠也，主所道也；言之直也，主所养也。人主有不言之听，则奸佞绝迹矣。不然者，一人得罪，举世杜口，匹夫传谤，率土离心。正直之气一馁，不肖之舌必张。向之用以击奸者，后乃因以翼奸，天下事可胜言哉？若夫亲狎之人，尤不可居谏职，恐臣言虽挚，主听常藐。宫之奇少长于君，君常慢易之，亦交臂失之矣。

　　进谏

　　人臣进说，当知轻重缓急。朝廷之上事类甚多，小大先后当有明辨。不可以小事掩大事，不可以后事闲前事。凡必小掩大、以后闲前者，皆欲避敌而徇私也。杜钦云，万事之是非何足尽言？谷永曰，背可惧之大异，问不急之常谈，废敬天之至意，角无用之虚文。二人之言，最中末世言路之病。草草结谏争之局，而天?下大害匿而不奏，人主无由周知。后世谏章往往可焚者，皆坐此也。夫古人谏疏讲说典制居多，后人谏疏筹度利害居多，盖后人重利害不重典制也。然而利害止及一事，彼此不能相通。若申明典制，使人君知先王之法，然后一身之私欲可潜，制其微渺，为利更大。而后世莫及，奈之何哉？至于进退之义，所以行道三谏不从，道之不行可知，从而去之，申贤者之志，免素餐之耻，亦辟内难不辟外难之义也。
　　凡一事自有一事之正理。叔孙通谏易太子，称引晋之乱、秦之亡，此正理也。高祖虽不听，然有此段正理入于耳而存于心，自尔删除不去，故留侯等奇策可入。若不闻正论，专用奇策，恐戚夫人之党从旁攻讦，谓其招来诡异、欺君要君，属有鬼神助之，以滋其凶慝，不惟坚高帝不从之心，且缘此而兴大狱者有矣。所以孔道辅邹志完皆不可谓无益于事而独诵留侯奇策为可尚也。凡好权略、废正论者，吾恐不足定大事也。
　　光武称郅恽恕己量主之语，先儒极论其失，大启人臣不肎责难陈善，以贼其君之罪。此论理之言也，愚谓人主盛怒之下，不稍有以杀其怒，恐激而为祸，株连蔓延，害及万家。则抗直之士，虽徇以微躯而无及。故曰赵高之乱，正先趣之，亦君子所当戒也。郅恽之言，良有合于讽谏之旨，厥后光武恩礼郭氏，不见隆薄衰替之迹，且保全东海，无庞凉冬杀金寒玦离之祸，不必不由此时一言之感悟也。若班伯画屏之对，有体有术，可为人臣应对之准。仓卒得之，尤为不易，平日学问真纯，故言词温文，又非郅恽比也。
　　泄冶之谏，固人臣之职，孔子以为不得同于比干，此何义乎？盖人臣所当谏者，事关宗社。国有存亡之分，君德偶乖，当有悔悟之萌。存亡则身不可去，悔悟则几不可失，于此塞默，非委贽之义，虽以谏而死，犹冀君之一悟、事之速改也。陈灵公情色所惑，锢蔽已深，非忠言可救。且秽乱之迹见于朝端，非一朝可居。为之臣者，因当辞宠于乱朝，洁身于秽廷，乃欲以区区直言尝试斧钺，进非致主之节，退失藏身之智，所以君子不贵，谓之死而无益也。

　　●卷四之中

　　行道

　　人臣以道事君，道同则泰交日固。以行道为职，道行则职业皆举。唐虞五臣，各举一事，皆参赞化育之人也。是以君臣之闲，当有自然相须、休戚一体之义，所以谓之大伦。若但和禄相市，祸福相御，有将顺而无匡救，有近虑而无远图，则伦常之义亦微矣。圣贤观时势而卜功业，审道德而定行事，相难易而决期会。道尊者不屑小就，势难者不敢夸张。至于自顾其学，外观其世，见为可图，即非大言以欺世矣。能尽忠补过，即可称职。能执法不挠，即民不寃。能弥缝省户之隙，即可靖远方之难。能造次不离仁义礼，即可自尊而不因人求尊。能使天下皆行圣人之道而一身之出处可以不计。不治无益之言，不为私己之行，惟以苍生为心、教化为务，即可再造彝伦、匡正皇极而当大任矣。虽不以才智自名而能寝大兵、息大役、定大难，免万人于死，导迎天地之善气，亦有当于天心而受累世福佑焉。总之事上之道在乎无私，使人之道在乎无偏，化人之道先正其心。三者皆要言也。席宠戴势者不虚己尽下而坚持意见，不乐闻过，故寮采之闲奠执其咎，虽比肩同列，然恐惧则气夺，疑惑则志乱，顾身家则多私。因而依违首鼠，徇颜避焰，选愞顾盼，是以朝端之上，事无大小，皆不得其极致；智无深浅，皆不得其实效。戒深刻之流，倾陷之党，耻于言之不从、计之未遂，致怨于人而必报之，抱惭于前事而欲以后事快其意。或势利之士，用大臣则顺大臣，用嬖幸则顺嬖幸。下至厮养伶优，苟可缘以求进，莫不鞠躬俯首，仰其鼻息。其它循牒推迁者，皆以簿书期会、断狱听讼为行湛济时之略，以搏击攻讦、讥讪指擿为言听计从之遇。若此者复不乏人，要皆明主之罪人也。且羁旅之士，一见即合意者，再三必生迟疑。故商鞅不以一见求合而设三术以迭进，乃其巧于求合也。疏远之人再三请见，则上人意指窥探渐熟，情款洽，然后言其所能为与其所欲为，是以无所抵牾，若凿契之相须。盖不切之言用诸未同之时，欲进之说迟诸款洽之际，此正说大人之捷术、苏张之秘诀，君子耻之而不屑也。然为人主者各有一时之喜怒，不可以常理取必。故守正之士往往见弃于曲朝，亦或受摒于盛世，又或彼此之闲诚信未协，虽有仁义之心，不能相孚，于是有智计见疑、朴拙取信者。此其遇合，又不可以常理论也。更有前此小人进身之术，后起小人承而用之，即得祸败，此亦不可以常理论也。若董仲舒者，纯正开廓之儒也，当汉兴八十载之时，贾生不可复得，申公、浮邱伯之流亦不足大畅其道，朝端之上，何可少此一人？犹以宰相所挤，左宦王国，遇合之难若此。在他人或自贬求售曰，吾以行道，而仲舒两事骄主，皆以持正自免。夫居危疑之邦而持正不挠，即道行矣，不必多所宠荣而后为行道也。若多所宠荣，亦当多所矫拂。夫道有兴废，当与时偕行，非曰直己忤人，即为道也。董生而外，以儒名者，经术颇熟，私心未克。谨慎柔软则有之，担当果决则未也。此之持正不挠，不亦优乎？盖君子为心，与人原不相远。顺礼而求之，则易得而日亲；逆礼而求之，则难合而弥疏。故圣王为政，使天下之人各得其性情之正，则君子之心不介而自亲。使君子不获其道德之乐，则天下之心，不怨而自离矣。故人君必行道而后能得士也，虽有千钧之兽炭，不得纤芥之葭苇以续火，则不尽其燔炽之用；虽有千载之事业，不得针芒之兔锋以为笔，则不尽其记载之用。夫顺礼而求之，敬慎而用之，亦士君子之葭苇舆毛颖也。上以道求之，下不以道自其，可乎？故贤士亦必行道而后能致主也。然要为人主者当知直道难容、佞人易入，矫情以自克，开诚以广受，则直士盈朝、佞人屏迹矣。

　　尽职

　　人臣之义，受命不受辞。出竟有可安社稷、定国家者，则专行之。此春秋法也。公子结理他事出竟，闻齐宋将伐鲁，矫君命与二国盟，除国家之难，全百姓之命，公羊取以为法，以为大夫君之贰也，政事同之，休戚同之。君而不信其臣者，君之惑也；臣而不敢取必于君者，臣之私也，皆末尽其道也。然出竟乃可自专，君侧则不可。华元子反，君在行闲，可以取旨而行。郄克闻邾人之言，亦当按师不动，请命后还。乃平国不待命，旋师不待报，皆为乱义也。叔孙豹之违命，非违命也，而春秋以违命责之，盖君弱臣强之时，君命一出，所宜崇奉，使国内知我君命之不可违，则强宗恐惧，义士生心，乃匡时矫俗之变体。若其下比邾滕，非关机危。乃曰降尊就卑，率意改命，辨小是而昧大顺。故罪以违命而不可辞，春秋之后，郭子仪盟回纥，公子结之义也。汲黯发粟，近在竟内，可以取旨，当与华元同责。富郑公往来辽庭，抗言不辱，斯不蹈叔孙之过。若陈汤之事，以责郄克者责之，必沮格不行。公子遂有如晋之愆，亦有盟戎之是，一人而二义备焉。此二事者，又当别论也。凡春秋之内，实与而文不与，皆事之行义而臣子自专者也。以其行义，故实与之；以其自专，故文不与。凡若此者，委曲以明大义之当从、几微之宜辨，苟一闲未达，未可临大事而不夺。故曰，为人臣者不可不知春秋也。魏公子救赵一事，初不能得之魏王，遂欲以死赴秦军。世岂有食客三千，独以身赴邻人之难若匹夫匹妇计划无措者哉？盖尔时已伏矫诏夺军之谋而兵符不可得、壮士不可得，是以商诸老侠客。非以侠客之言始兆此谋，亦可知已。事定之后，门下诸客更欲洗涤其迹，以全公子之美，故以夺军之谋归诸侯生，其实不然也。若侯生之死，亦不足托。溧阳女子、江上渔父，疑似之迹，尚捐躯示信，侯生身与逆谋，在人耳目之前，国法之讨行且见及，先事而死，可谓知几，未可谓徇义也。总之信陵此事，原非正理，特以恤邻好之急，却暴戾之秦，尚有得于齐桓之义，故节取之。而子长好奇，欲纳诺贤者之域，然戕大将以弱宗国，于理则悖矣。吕后欲王诸吕，平勃顺从，议者非之。然天下事当论全局，不当处处绳以礼义，使才智之士难于措手也。大臣之义，固当守正不挠，然大臣守正而与女主相忤，必有小人起而乘之，则权在小人不在大臣。平勃不使克乱之权，属诸他人，虽事会变迁，必有太阿反正之日。非若张华，庶几无事以图一切之安也。公羊以祭仲为行权，言春秋者或取焉。平勃不从吕后，吕后必绝灭汉宗而自取之。后之人有行之者，武氏是也。适使汉之诸王不能以生易死，汉之宗庙不能以存易亡，平勃暂听吕后，则诸王可以生易死，宗庙可以存易亡，少辽缓之，则吕氏可图，汉室可安，平勃之权与祭仲等。祭仲不克反正，春秋犹取之，况平勃实克反正者乎？厥后袁安、任隗、乐恢、何敞当窦宪之世而能制其凶恶，保护幼主，又奚取夫引领受诛、危及君国者乎？盖此事之局，当吕后之世决难翻覆，惟有善藏其用，俟吕后死，然后起而图之，乃定理也。议者安得卤莽言之？鼌错削擿诸侯，遂致吴楚之乱，尔时调兵遣将、策饷制械、搜间谍、执反侧，抢攘纷乱，劳苦怨叹者遍天下，皆咎始祸一人，错安得晏然已乎？在朝之臣，微闻群情于景帝者必非一喙，既故袁盎一言而入。若景帝不为群言所动，亦未必发之太遽也。师丹议钱币，初从民间所苦，后从有司所复。民间所苦者，钱代龟贝，轻赍易尽；有司所持者，行钱既久，变法多怨。此大臣虚心广谋、舍己从人之美也，当时以为忘其前语，由此见劾，宜乎后世大臣坚持己见，不肯改易前说，以致斥免之悔也。若奏事不宜漏泄，而所上封事吏得私写其草，几事不密，不可谓无过也。陈汤之事，刘向虽引古证今，要亦论理之言，不敌开边生事之说为切利害，但以明白显著之功，不加赏赐，过引未至之患以施督责，而没前美，懈边将之心，掣任事之肘，张设蔽贤之纲，郁结举世之气，虽仅不生事于边，而国家之事恐从此益坏，故有陈汤一事，即不可无刘向一疏，然后古今之士明于轻重是非而折衷用之，始为无弊，岂曰能道古而美之哉？汤虽薄赏于当时，而没身之后尚有援其事以加恩者，虽出于私，亦天道之不可诬也。一切沮贤蔽善之徒，徒为人所唾骂尔。

　　忠爱

　　臣子之心，不使君命壅塞于下，是以有直谏之节，又有讳恶之义。盖直言极谏者，事犹未遂，过尚可改，故犯颜逆耳，尽力匡救，以成就盛德，非为得志于所谏，以必行其言也。至于行事既成，追悔靡及，则顺其已然而不忍显言，所以有讳义，义在没其事不存其迹，使吾君所行皆义而足以使人足以制命。虽曰讳之，然先王之法益明，故此二义者，仁非一途，事有两通，所以广敷懿训，博观大道。讳过者，礼也；弼违者，直也。二者俱通以为世教也。讳过之外又有一道，王嘉谏董贤之封，乞下廷议，以为考合古今，必有言当封者。天下虽不悦，咎有所分。又引淳于长事，众人归咎谷永，先帝不独蒙其议。分咎之说，公羊亦有之，如归卫宝而称齐人，讳鲁取而言齐归，乃分咎于齐也。嘉知言之不听，而为曲说诱之，使天下归曲于己而幸君之一悟，事之终止，所谓过则归己，善则归君，即讳恶之义而并掩其迹者也。羁绁之臣，相从人主于艰难，主正其位，臣享其荣，此正理也。然人事之变，多出意外。事已成而求去，亦保身亢宗之良策，常情自不能舍，非义所不可也。可辞则辞之而去，不可辞则亦留，舅犯是也。以诚恳辞去而得之，李泌是也。不可留又不可辞，则变姓名以逃，范蠡是也。若尽心于艰难而责报于安泰，人主或有不堪，举朝不免忌疾，则去留两不安，惟宁武忠敬，固不得有意外之财，然而宛濮之盟，无显赏焉，若介子推则宁隐而死也。
　　君子欲行其道，若遇不道之人、不道之事，不能不劝人主以诛杀。此中见理不明，轻动人主斧钺固不可也，言之不从，与小人为仇，无益于国事亦不可也。惩此二端，塞默不言，亦未可也。此昔之君子所以置身事外、不受爵禄之縻，固亦免撄人世之祸，然岂致身正理哉？如刘基于张昶、齐翼言、李彬诸事，不得不争，若非太祖英明果断为基计者，未必于众耳目之前指斥赵高如尔时所云，即斥其恶为昶等者，即欲不谓基杀之不可得也。又因卜相之事而言杨宪、汪广洋、胡惟庸皆不可相，此三人者即欲不恨基不可得也。噫，如此情事不知几许，塞默之人观望其外，奸黠之人阴阳其中，贤者处此，亦洁其情志以自完尔。欲慷慨以天下为己任，则必树敌于天下而身在祸福死生间矣。元世祖谓卢世荣曰，汝勿防朕，飮食起居之间宜自防也。又曰，疾足之犬狐不爱焉，主人岂不爱之？汝之所行，朕自爱尔，彼奸伪者则不爱也。又曰，汝无以一二人从行，亦当谨卫门户。如此用心，乃保爱臣子至情，但用诸言利之官则失人尔。然端士立朝，又未必邀主眷如此也。

　　广益

　　大臣，主张众论者也。义理明透，心卫端方，小臣之挟私者自不敢乱国是，执偏见者亦必服于公理，而乐就折衷，然后小臣得尽所长，大臣亦兼收天下之长矣。盖一人所长有限，众人所善无穷。治天下者，必好人之所长而后取资于不竭之府也。然大臣好贤，亦当有别，若所好承颜顺旨，而方正通达之士如凿枘之不入，亦奚取开东阁以招贤哉？既不可其门如市，又不可一切杜门谢客，此非计略所能工也，在乎学问之力与自修之功耳。然贤不可蔽而荐引为私家之计，亦有乖大荐义。魏其武安，交纳宾客，天子常切齿。卫霍不荐士，世以此称之，盖秉公矢慎与植党树私，心迹之闲自然有别，众耳众目不可欺也。是以或亲贤而丛咎，或远贤而蒙庥也。
　　人之难知何也？寡识则好恶乱之，多私则利害夺之，惟大贤大不肖显然可见者，不待知者而后知也。亦有其从即贤，未必即为大贤；其人即不肖，未必即大不肖。特以乘世之治乱与主之明暗遂为大贤大不肖之事以贻祸福于天下，亦往往有之。如王衍、王安石未必即大不肖也，其所为事，遂贻天下数世之害，由主之不明也。梁冀之恶、韩侂胄之妄，天下大不肖也。若某主不为所惑，亦不过杀身而止，岂能害及社稷若二人者哉？非大不肖之人可以改过，非大乱之时可以防微杜渐，能听大儒之言则两得之矣，不听大儒之言则两失之矣。王衍口不论世事，雅咏元虚；安石头垢不沐，足垢不洗，及食钓饵不知饥饱诸事，未必即为奸恶，总是心无收拾故至此。学先王之道以物其身，视听言动应有规矩，有威可畏，有仪可象，而心无检束若此，其能免君子之诟责乎？不责其检身无法而予以重名，非独二人之过，乃持衡者过也。据其茫然无检之态，似乎清狂不慧，乃至名利相竞而机警急疾，偏能胜人，衍之弃言非所，安石赴召恐后，岂非欲盖弥彰者乎？宣乎论者深斥之也。

　　居宠

　　周亚夫不救梁王之急而坚壁昌邑，出奇兵、绝饟道，此操必胜之计，不轻用其师必避无益之谤者也。然在事前观之，不救梁急有似乎怯于中而怠于事者，东北壁昌邑又似乎左次而营便地者，虽亚夫用兵得法，守便宜亦坚，皆合乎大将之道与阃外之义，然朝议有服有不服，恐其制胜于此，未免伏患于彼也。夫甘茂息壤之盟，事几败而复正之，此人主之明，臣道之幸。景帝无秦王之哲，亚夫坚推毂之信，遂得三月成功。功已成矣而以失亲王之欢，生杀身之隙，所以后世将兵之臣常以周旋权贵为先务，奇谋秘策往往不敢独决，必俟中人之助。权贵亦以此掣任事之肘，窒其隙而蹈其瑕，不顾戎事之成败、兵机之疏密也。更有主听不聪，权奸在侧。若王守仁之事，宸濠已擒，诸奸佞欲以南巡为名因攘其功，又素与濠通金钱者多在黼扆左右，欲贷濠以绌守仁之赏。守仁深机曲算，日夜如对勍敌，迟留久之，然后濠得诛而身无事。嗟乎！人主日责帅以成功，大将日尽心以克敌，岂知既克之后，调停布置复隐若一敌国，祸福之几仅在毫发，幸则为守仁，不幸则为亚夫，此古今事内事外之臣所以抚心长叹息也。汉武帝末年，事事悔过，故卒令终而汉业亦长。霍光事武帝时极其敬慎，自废帝举帝后，行事错谬，志气昬怠，身虽获没，后嗣灭绝，称学识者无取焉。夫光以大臣受遗，政由己出，前后二十余年，若忧秉权日久不能无怨，惟有立君之后亟归政柄，若伊尹复辟岂忧不遂？乃以永远据势，为不可拔之基，储君既长，不行册立之礼，岂非欲待霍后之举子乎？英俊如云而取短小伛偻之蔡义以为汉相，岂非苟可颛制，不进贤德者乎？斯大谬矣。彼乘权借势之家，物力有余，志意奢泰，事权太重，卑贱侧目，奢泰日肆，子孙必不知礼法，侧目者多，怨家必疏其过行。彼之怨毒日积，此之防闲日疏，故过多而不可弭，衅大而不可泯，刻刻燕幕之下，事事积薪之上，一蹷之后，前徽尽丧，即尔朱荣高颎尚罹其灾，况童昬跋扈居之，必覆族矣。且多置亲党于朝，筦摄庶政于家，天下公器据为私物，把握甚坚，机械已熟，踞诸炉火之上，纳诸险阻之途，虽欲引身求退亦不可得，是以子孙他日之祸贸亲党此日之欢也。如此权势、如此祸胎，又何必皇后之父为蛇足？知盈虚消息者所不肯为，即好宠利者亦不必为也，而况君母之难发自床侧，弒后立后如易斧柯，其身已在大辟中而天夺之魄矣。班氏赞曰，怀禄躭宠，渐化不祥。阴妻之逆，至子而亡。以其不学无术，未闻君子之道，故败坏至此也。虽然，元功之臣有诛而无绝，春秋之义则然，司马公兼责孝宣，不能如楚庄王全子文之后，又不蚤杀霍氏之权，二义凛然，千古不磨也。若崔浩长于谋略，挥霍有余，诚恳不足骤得君之欢心，终亦不免扞格，祸及其身，不待子孙，臣道所不取也。

　　权幸

　　无德者，宠国之衅也。人君有嬖宠之衅，仇雠之国思启疆矣。忠直者，进国之基也。人君有忠直之臣，不轨之人皆丧胆矣。所以少师先毙，楚人谓之去疾；汲黯仕汉，淮南由此寝谋。观敌国之情，可知胜败之几；即乱人之智，可着正士之益。邪佞用则损国体，忠直进则壮国威。此必然之理也。王氏之权，不授指于张禹而张禹为之言，不授指于谷永而谷永为之言。且谷永于此，不惟出脱王氏，并出脱中尚书宦官，又进天子以广收女御，所以天子大臣左右●御，皆不相抵牾，正士疏远，群小并进，贤否倒置，不合人望，暴动乖张，不惬事宜，累世相承，奕叶迭出。不幸贼臣突起，奋其威诈，穷凶极恶，图度天命，而国祚中绝矣。流及后世，变态滋多。甫授永安之首，更有甘露之痛，皆泰阿倒持，神龙失势所致。即幸免此而以小人攻小人，如虫豸相啖，鸷猛互击，非国家之福也。且小人事主，就其怙宠之时即包藏祸心，阴贼成性，造次皆怨府，翻覆为行，转盼即乱阶。卢蒲癸赋诗断章，载在经传。哀帝命董贤之制，识者寒心。故王嘉疏云，父子至亲，失礼患生，何况异姓之臣，非过计也。王莽用孔光，胜用无限爪牙，不必终日斥去善人，而善人自去。不必终日引进不肖，而不肯方来。或予或夺，决诸孔光而莽若无预焉。窦宪用邓彪录尚书，用桓郁侍讲禁中，二人亦无大过，为宪用亦非私昵，但以仁厚委随和柔自守之士寘诸要地，则凡事显畏，不宪亦宪矣。总之有莽宪在位，则孔光邓彪之徒不期自至，人主所不能禁也。然而权臣再世必危，亦非身家之福。必危之故，其说有三：自知势之所在，不能无怨，遂多结与党，厚树藩援，使要津之地莫非私昵，子孙承业，因固有之势，既不备下，从而陵上，以此受诛于朝，是其一也。亦有前人已往，后人不知引退，位尊而非其功，势重而短于智，苍头族子，豪侈于外，谗妾艳妻，蛊惑于内，虽有敬慎之心，多于有司之纪，弹劾日闻，谤讟宏多，不能自保，必受其祸，是其一也。亦有居身无过，而地处必争，后来者谋夺其处，增词饰非，陷以大恶，为之主者，恐其致乱，宁过而防焉，遂以大义割恩，忍而除之，或事后与直，宠赠如礼，而当时为计，必不能免于决绝，是又其一也。且无论再世，即就权臣及身言之，势之所激，人情郁愤，必有一日焉，兴晋阳之甲以除君侧者，外有讨贼之师，内必有仗义之举，帷幄之前，燕乐之际，倏尔奋发，成戟刺北掖门内，或殛死玉津园侧，累载之患，一朝除矣。平勃诛诸吕，外有荣阳之师也。王舆反赵伦，外有阳翟之战也。盖势重在外，必思湔浣于内，自安之道，在人之死，谁不必死易生，而谓人能已乎？此又据权宠者所当自儆也。

　　忧患

　　圣贤论理，不至纯粹不止。至于已成之功业，亦随其时势节取之，所以诱天下之通才也。春秋之义，实与而文不与者，往往见于经。文之不与者，所以昭弥乱之义、先事之防也。曰实与焉者，所必序定乱之绩、后事之劝也。观孔子录管仲之功，即义例也。孟子鄙夷管晏，所谓论理之言，至于劝诱齐宣，则有合孔子取管仲之义。盖论道不观大指，拘泥章句，亦复无益于世。只管仲一人，孔孟各有低昂，似乎无定论矣。然而天下大乱，不可无长鎗大戟，斩艾芟除以成焕然一新之世，然后会儒者之说得行乎其间以为善后计。若天下未平，终于倾侧扰攘，土崩瓦裂，彼儒者当此，安能别求一世宙以自行其道与其言哉？既食其功，又从而责备焉，拘简册之说，阻立功之路，使天下不复有泰定，亦学问之耻也。一部周易，止有过涉灭顶一爻为杀身成仁之义，余皆冒险犯难，忍诟受责以济屯蹇、致治平，故死生之际，持论不可太刻。后世诸儒论管仲者，舍显然可据之论语而称引春秋。按春秋之说不止一端，有云小白入齐为篡者，有云以国系小白为当立者。诸儒独取为篡之说，有以纠书子为得正者，有以去子称纠为罪齐大夫者，诸儒独取罪齐之说，何其责人者偏取，恕人者偏不取？则儒者之春秋，未必即游夏不能赞之春秋也。然则不如论语可据也，鲁人讨公子遂而录归父之善，虽罪人之裔，小善亦不可不录，所必广为善之途，使人勿自弃也。忠臣义士一念不安，未尝一刻忘诸心，必改其过，使无憾而后已。先轸所以君虽不讨，必自讨也。仇牧叱宋万，先儒诮产乳之犬不惮猛虎，伏鸡爱子投命搏狸，精诚之至知其不敌，而有必讨之心。荀氏父子，一生一死，先儒谓之异事同仁，盖以贤者死生莫不有益，无益而死犹无益而生也，惟荀息之事君子无取焉。献公废长立少，决彼一言，虽死于其位，乃以不正遇祸，义例所不取。其殊于齐襄庄二君之嬖，仅一闲耳。所以书于经者，取不食其言之义，非谓合乎臣道也。萧望之之死，古今共愤。然以理论，为大臣者，君子小人之辨何可不明？郑朋论许史子弟，其事原属可疑，盖真有气节之人，凡事量而后入，必不肯轻用其身，犯当道之怒。以草野之士，无故而指斥权戚，是轻用其身以期一掷者也。轻用其身者，奸人也，其情易见也。且真有学识，亦不肯上书自呈。凡上书自呈者，皆侥幸之徒也。况郑朋之书，倾侧之性炯然可见，望之不察，为其所中，遽欲引以为助，倾邪既露，然后绝之，正易所云同人于宗，吝道也。庸得免咎乎？且为大臣者，进退知几之说亦不可不朋也。望之既为石显所忌，罢其政事，当知元帝不可有为，引身高蹈，岂非伊尹告归之义？观其罢前将军诏书云，傅朕八年，无他罪过。今事久远，识忘难明。识忘难明一语，想亦显等裁定，留此疑案以箝制将来，望之曾来深观耶？区区欲白宿昔之事，遣子上书，何为也者？当封关内侯时，止宜受其食邑，不宜更受给事中之命，与石显同给事，尚欲有为哉？此二事者，不能为望之解嘲也。虽然，天下之事，有众人之是非，有一人之是非。众人之是非，事之常也；一人之是非，事之不常者也。如上二说，我知望之优为之，所以不能为者，无柰受遗之故，知元帝不可有为而辞之宣帝，何以副麟间列名，与临终深托之意，既受遗矣，不得不与戚党中官相持，持正必相忤，相怍必有一斥。既摈斥矣，在他人尽可超然远去，而受遗之事尚未告成，则受遗之心必不可安，故复自白，以自白而得罪。为望之者，前无可图之功，退非藏身之地，势必一死以终受遗之局，是望之之死，不在石显矫旨围第之日，而在宣帝弥留托孤之日矣。欲全其身，必贻后世讥评，有愧于经术；欲遂其志，又苦人主不断，莫竟其施为。孑然一身，枉道不可，尸素又不可，此其绝命之辰也。所以趣和药，不欲久留，岂畏对簿之辱哉？彼众人之是非，何可概论也！故为人君者，必有不言之听而后臣民之情始达于上。明孝宗语刘大夏曰，李梦阳指斥戚畹，语言狂易，朕不得已，下诏狱，比奏上，朕试问左右云何。应曰，付锦衣挞而释之。朕知此辈得旨即重责致死以快中宫之怒，使朕受杀直臣名。朕以故释梦阳复职。如孝宗者，所谓不言之听也。石显颇屈牢狱之语，与锦衣挞释同出一辙。孝宗察之，元帝不察，士之生世，固有幸不幸也。宋万之祸，生于博戏。博近于狎，故慢易之心生，一语相撄而弒事成，积慢易所致也。景帝以博局提杀吴太子，虽上之行于下，然其酿祸，亦复不小。故知上下之间，不可相戏，是以君臣为谑，礼经戒之。冯衍与鲍永同为更始守境，不时降光武，后永屡立功而衍无所建，遂见屏黜，一废二十余年。为衍计者，但当清静自守，省过思愆，读圣贤之书以进乎道德，摈纵横之策以远乎抢攘，则有司高其行，公卿慕其器，可以不仕即求仕，亦不患无成也。乃上书自直，坐朝士以蔽贤之过，坐人主以听谗之失，岂得为有道之士？人不知道，虽才何为？此光武所以终弃之而不惜也。若桓谭班彪，同未大用。谭以上疏言事多违上意，因而摈弃，固无足怪，若班彪者，其为窦融画策归汉，不可谓无行陈之功，章奏即称帝意，不可谓无左右之荐，且言东宫官属匈奴报答西羌事宜，上皆纳用其言矣，而三府屡辟，终于县令，此何故也？乃知遇合之际，亦甚难言。然彪居之甚安，谭则颇觉其屈，此亦二人优劣之别也。

　　吏道

　　吏治者，近民之职也。诗之有颂，所以美盛德，以成功告神明也。天之盛德在于命圣贤为君，君之盛德在于得贤人为臣，贤之盛德能使民安而财丰。众和而事济，干戈永戢，四远来宾。群生遂其性，万物得其所，故以其功告诸神明，使社稷山川四岳河海莫不以民事为重，民安则神有恩力而美其祭，民不安则神无恩力，岂复美其祭乎？盖天所命者牧人，祖所本者成业。神无乏祀者，民事之功。人安业就功成，皆由治民得人故也。吏治之美者，上以巽施，下以悦承，如物之相生，皆得中孚之理。一受民社，即就性之所偏，从而矫之。性豪侈者难于恭俭，则力为恭俭以矫豪侈；性贪嗜者难于清平，则力为清平以矫贪嗜；性华饰者易于近名，则力去名誉以矫摹华饰。无欲则所积者精，居敬则所操者约，至精可以祛怠，至约可必涤烦，所以终始如一也。不回邪则赴义必决，无私己则官人必审。义决不怍其志，官审不愧所学，所以表裹如一也。见诸事者惟仁，存诸心者惟寛，本诸德者惟中和。有礼义科指，使世世通行，是以六合同风，九州岛共贯而成其美俗。若专设刑罚，佐以权谲，徒俾诈伪日生，人情险薄，上下相同，恩爱相仇，不过数年，变态百出，向之为奸民者不旋踵而为乱民，向之为恶俗者不旋踵而为乱世矣。汉初禁网疏阔而天下晏然，文景之时吏皆谨身廉平，民悉从化。武帝纵欲，法度凌迟，吏道驳杂，民俗维敝，故其时独无良吏。宣帝接见亲民之官而察其名实，故汉之良吏尔时最多。然当时有才之士任法为治者，皆不免罪戾，惟宽平长者乃成功名。故史家以为威已穷而奸不胜，仁爱施而人自栗，归于仁厚为美，所以杜惨刻之风也。马援守陇西，任吏以职，但总大体，颇哀老子，使得邀游，至今诵之以为美谈。每见居方面者不持大体，好揽细事，细事虽正，大体全失，适足蛊惑人心，败壤风俗，所谓揆之人事则悦耳，论之阴阳则伤化，正此辈也。数年之后，弊端大出，富奸行赂于下，贪吏枉法于上，论者皆咎后事之失，不思前事已伤其根，可胜叹哉！汉之鲍宣，可谓名臣，犹以举措繁苛，代二千石署吏听讼，为丞相司直所纠。今以方面之尊，听两造之讼，而私其钧金，束矢自润，又不廉于下吏，纳其岁时伏腊之赆，其能免于纠弹者，弥缝固结之力尔。若黄霸侯封，至王莽乃绝。良吏之泽，永久如此，奚取小润哉！朱邑大司农而歆啬夫之祀，为官行道，固不在位高也。

　　吏事

　　天下无俗吏所谓刑名钱谷之类，皆天下所由以治也。汉之儒者，莫不通于世务。明习文法，以经术饰吏事，故议论政事炳然可观。吴质云，奉遵科教，班扬明令，下无威福之吏，邑无豪侠之杰。赋事行刑，咨于故实。犹有汉人余风焉。古之为吏者，本乎先王严恭寅畏之学，故律身甚谨，居心甚清，作事甚勤，布令甚简，总是敬畏之心夙夜不忘，思之既精，图之亦远。凡所以率下者，无不人人可行，至于人皆奉行，而居上者翻若无事矣。后之贤者，或呜琴而治，或卧疾而治，皆自治不苟，故能悬蒲鞭而不用，视官署若无人。若此者，非无事也，虽日在刑名饯谷中而无事自若也。何也？与民休息，不生事也。诗曰，岂不夙夜，谓行多露。言非才不可妄任，犹非礼不可妄行。又曰，弗躬弗亲，庶民弗信。言不亲政事，势必假手他人，则恩泽不信于众民。盖众庶无知，从吏所施成俗，故善人居位，凡恶念动于中，恶事见于前，恶人立于侧，皆如农夫艺田，斩除恶草，芟夷蕰崇，绝其本根，非过刻也。无使法度废弛而侥幸民多，移害善类。逐雀之猛与行苇之恩并施而不悖，所以成美俗也。盖天地之间莫非义理流行，故有自然之往来即有自然之应感。义理相通故也。一出于私，则与物情不相往来矣。失其所以感，又安有应之者？感应之理，彼此相从，内外相资。夫彼此相从，则不可虚名得之；内外相资，则不可浮慕致之。今之为吏者，皆私心也，虚名也。与民情原不相通，倡之而不答、令之而愈远，又何怪焉？吏事所重，无过取善察奸。一乡一邑，岂无端士？持身者不以微忘正，不以悦忘守；取人者不以正为迂，不以狎为亲。则贤士踵至，吏治日登。汉有三老啬夫助长吏之聪明，虽君民相临而有朋友之道，故摄以威仪，规以过失。交翁选学官弟子明经饬行者，使在便坐受业，皆取善法也。至于奸诡之言在人者不可轻信，喜怒之迹在已者不可轻发，则谗害之言难入，矫伪之情易败，此察奸法也。子产为政，必使都鄙有章，上下有服。民间非法之服，一切敛藏，不敢暴露。故奸人惶恐畏惧，不复生心以乱纪纲，亦防奸之一法也。又以为治小国而用刚，亦非行道之策。故不拂人所欲，要以自成其功，焚载书以定众志，赂伯石以安巨室，谨防川以消群怨。宽冲平易，不启人犯令之端，亦防奸之一法也。凡子产之言与事，皆吏治师表。推而广之，亦不忧其无法乎！

　　禁贪

　　居官之恶莫甚于贪，则凡事之近乎贪者，皆官常所当谨；凡迹之以货财见者，亦官评所当禁。身既为官而使傔人逐商贾利，控引世资，积墆充牣，非事之近贪者乎？去官之日，轻重蔽路，泉刀流于郡国，非迹之以货财见者乎？然上下知而不问，何禁贪之有？汉之郎官，旧有出钱休沐之例以资官署之用，谓之山郎。行之既久，货赂流行，转相仿效。杨恽革除山郎，岁移财用文书之费，取给大司农。郎官化之，莫不自励，绝请谒货骆之端。王莽之世，吏终不得禄，各因官职为奸，受取赇赂以自供给，故天下多贪吏而不可禁。而天下之患亦因贪吏激成而不可遏。否则贪吏朘削于前，而继起者代受其患于后。有天下者以祖宗积德累仁、栉风沐雨之基业，谋臣猛将运筹帷幄、斩首陷胸所得之疆土，为贪官污吏财货之府，以一官之贪教一郡一邑之贪，以一官之悖入教一郡一邑之悖入，故贪吏所在，民间不独积聚壤，而风俗亦壤。积聚之壤其忧在下，风俗之壤忧必及上，有天下者何其爱守器不如尺璧也？赵衰从晋文公十九年，功亦大矣。壶飱从行，馁而弗食，小善焉尔。守原之命，不因大功而简小善，盖以守土之官廉而且仁，然后便民。不廉不仁，虽有大功，不可使治民也。古之爱民者，魑魅罔两之害犹为法以除之，而况掊克聚敛之臣乎？第五伦曰，以身教者从，以言教者讼。后世有司，一入仕籍，其为良士者未尝道百姓为善，但禁之使不为恶；其残贼者，身自为恶而纵胥吏为恶，又纵桀黠民为恶，又以桀黠訹良实，使不得已而必出于为恶。夫网罗之设，杜绝生路以入死地，非直欺其不见也。吏为残贼，何以异此？且居上者，求利之心不可训也，何也？君之于民，以正治邪，以贤治不肖，则有等威、有节制，无敢以物我并观者。至于求利之心，上下所同具也，以此为心，则略其上下，校以物我，各以智计相尚，毒螫相加。彼之所有我将夺之，彼之所夺我覆取之，其意以为犹夫人也，则无不可相加者矣。是以司会者窃藏，险健者讦上，冶铸者乱泉币，攻剽者犯铃阁，住往见告，脉脉滋多，谁生厉阶而倒授其柄耶？宋张锡为东明令，告其人曰，吾所治者三，强恃力，富恃赀，刑恃赎是已。子产曰，众怒难犯，专欲难成。使天下有司皆以此言为治，则贪残之风庶几息矣。董宣强项之名见知光武，至其为廉吏，死而后知。盖其为官之日，无货财可自达公卿，侍从莫肯延誉，身死而仅闻其廉者，幸在辇下故尔。其不在辇下者，虽曰圣主，亦无如之何矣。

　　训行

　　先王之世，教人以道德之正而督人以必行。有不信所教而由乎旁蹊曲径者，即有严禁大以为防，化之无端，防之又严，要使虽更千载而明道之言无异说，守道之言无异行。偶有邪说诡行，不由正道，不修行实者，人皆望而斥绝，甚有屏之远方、终身不齿，不得比于人数，况杂乱冠裳之间，参预治理之列乎？有王者起，当使天下之人各教其家，百姓家道正而王治隆矣。教家之法，无过敬老慈幼。礼，年至七十，虽庶人之贱，人主亦敬而礼之。孝经曰，明王以孝治天下，不敢遗小国之臣。谓敬老也。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谓育幼也。此外则出为世用，经所云十三舞勺者，其人尚幼，教以事君之道，未及治人也。成童舞象者，教以治人之功，自小及大，自近及远也。冠者舞武，教以治人之事，达诸天下也。盖教人之法，浮文不如经济，经济不如彝伦。经济者，一时之用；彝伦者，数世之用。总不若虚文之无用也。人主之心，不欲天下有无用之人，故立教之法，不使人学无益之事。至于教已成而施诸用，又必重乡曲之评，以为乡评可绳不肖之心使归于正，不同长吏之法仅足治外貌也。盖欲人自少至老无日不在教化之中，自贱之贵无人不渐教化之泽，自微之显无地不资教化之益，所以贤才众多，若榛楛之济济也。又以为人之生也，莫不函阴阳之气，阴则近于柔邪，而见利必好，见势必趋；阳则不离刚正，而非仁弗为、非义弗行。是二端者，人皆有之，圣人重教化以裁成，去柔邪而归刚正，故能成数世之利，无旦夕之悔，不以残贼万人之命纵一时之欲也。

　　爱养

　　人之所以贵于物者，穷则彼此相恤，丰则勇于行义。仁义之心，无贫富皆有之。上之人不必刑政扰民，下之人不以衣食溺心，焉有不行仁义者哉！民间衣食所出，由农事也。文武天保以上，治内采薇以下，治外始于忧勤，终于逸乐。是以财用丰多，君可以供祭祀、养贤才，民可以给日用、美风俗。君能供祭祀，则阴阳调燮，灾害不生，人民蕃庶矣；能养贤才，则可立太平之基，俾万物得由其道，泽及四海矣。人生百事给足，则亲戚不相怨，强弱不相侵，人民和陆矣；举世财用不匮，则奸欺不作，刑辟可省，风俗敦厚逸乐矣。是以劝农之诗列于雅颂，藉田之法载诸外传，乡遂之言详于周礼，农功之期重于尚书。古人能重农事，故民生安乐，洽道极盛也。然民之力农又在君有善政，汉之初年，萧何曹参依日月之末光，谨守筦钥，因民之疾秦法，顺其所欲，与之更始。二人同心，此规彼随，是以政简刑清，举世乂安。班壹居于楼烦，以财雄边，出入弋猎，旌旗鼓吹，年百余岁以寿终。北方多以壹为字者，即一班壹，而四海之内，人之熙豫，物之充牣，不知当何如矣。古者养民之法具于井田，井田之义，其利有五。一曰勿泄地气，谓冬前相助犁田也；二曰勿费一家，谓田器相通也；三曰同风俗，谓同耕相习也；四曰合巧拙，谓共治耒耜也；五曰通货财，谓比耦相交，遂生恩义，有无可相通也。盖其田属公家，赋以与民上中下三等，三年一易其主，肥饶不得独乐，硗埆不得独苦，是以最为均平。迨乎暴君之取，不止公田，浸淫及于私田。污吏之取，不止什一，而有倍称之赋。要皆暴君发端而污吏缘以朘削，又加酷焉。故经界乱而民不能讼诸公，皆不肯尽力公田。久之，公家不能自耕，不得不授诸民，公田所以尽变为民田也。自此以后，民之失作业者有七事，民之就死亡者有七事。鲍宣封事，言之最悉，皆由井田废也。古者仓廪府库皆为民设，丰则敛之，凶则散焉。臧孙辰告籴，左氏以为礼，公羊谷梁讥其无备。讥其无备者，缘所从来讥之，先事之防也。既饥之后，则以告籴为礼，后事之救也。二义皆不可废也。亦有非水非旱而民乏食者，服虔曰，阴阳不和，土气不养，虽有麦禾而实不成。此又在为君者身自减损，开仓廪，赈困乏，不造邑，不修旧，而不可尽望诸邻国也。樊准曰，赈给每多虚名，不如募饥民徙就熟郡。此说似善，但所徙之地，何食以赒给，何地以区处？必也不夺土著之地，不侵土著之利，使至者加归，居者不扰，则准未之及也。又献帝之时，临轩作粥米，豆五升，得粥三盂，此最善矣。而郡县行之，必不如法。饥民受赐，必不核实，徒得上下相蒙以为故事，存虚名于文移之间，而不别生事端以扰不饥之民则为幸耳。又柳宗元书以为长人者好烦其令，若甚怜焉，而卒以祸。趣耕督获之使哗于村落，鸣鼓而聚众，击柝以宣令。小民之家辍饔飱以飨劳，常苦不暇。嗟乎，此犹其小者也。汉明帝时禁民二业，而有田者至不得渔捕，课民区种而吏举度田，欲令多租，至于不种之处，亦通为租。朝廷每下一令，其意非不善也，有司行之辄为民害，盖有利于民者，有司辄自专之而民莫敢问，其不利于官者，有司辄配之民间而私其赢余以自润，甚至惩官之贪而有所谴责，货赂上达，因而获免。既免之后，辄以所费配之民间，而民亦莫敢诉，无往而不为民害也。故明主必慎出令，至于有司所陈兴利之法，遗利之诛，尤不可听，惧与奸民奸吏为嚆矢也。

　　财用

　　财用，国之大务，圣贤之书屡言之。夫财生于土而殖于民，亿兆所以养其口体，天地所以流其膏泽。夺亿兆之养，壅天地之泽，使人情怨愤，阴阳愆伏，非所以昭令德、示子孙也。王者富有四海，供天地百神之祀，备百官兆民之用，待不庭不虞之患，皆取诸土壤所生。然服物采章，贲朝仪而饰国恤者，必有等威以明轻重，身自贬损，与天下共守此节制而不敢私焉，乃为圣明之主。故常以敦廉崇俭，率先天下，不宜借助于人。礼诸侯不贡车服，不开进献之端也。天子不私求财，不开义助之端也。一有求利之心，境内之人莫不动心货利，所以诸侯贪、大夫鄙，士庶盗窃，不谋而响至。春秋深探其本，以为宇内贪污之气，莫非王者导之，必返正于上，然后可整齐于下，故国家赋税之事，贤者持论，惟仍旧贯，不敢轻议变法。惟不肖之人常欲变法以行私，更张开而错乱生，错乱生而侵盗便，小人之利，亿兆之忧也。所谓旧制者，度田定赋当循蔿掩之法，然后三壤不淆，科率不诬。山林薮泽，宜用里革之法，生育之时不取，成用之时取之，无弃物亦无病人，无禁利亦无贪民也。古者户口为赋，一夫百亩，取其什一，简易明白，不生弊端。汉时敛民钱以田为率，田不可稽，户不可凭，而匿田逃赋之弊兴，有赋无田之害作矣。填淤之地，取以入科，履亩坐税，不计沧桑之变。商税取足额，不问时之盈歉。地之盛衰，既税所产之地，又税所过之津，至有请桥道以佐军，鬻坊场以雇役者。山川园池之税，汉代所云，列侯封君，自为奉养，不领天子经费久矣。一切括而取之，国家时有所须，名曰发钱市买，实则取给抑配，借生财之名，掩加赋之迹，强匄多而上供少，如此之类，不可悉数。夫贾生所论积贮，民间之藏也。鼌错所论贵粟，公家之廪也。藏在民间则为王道，廪积公家则为恶政。如错之说，塞下之粟则实矣，而吏道之杂，风俗之偷，岂非所得者少，所丧者多乎？元人有言曰，牧羊者岁两翦其毛，令牧人日翦以献，得毛虽多，然羊离塞暑无以自覆，往往多死，此变旧制而病民之验也。故赋税之事，惟当与君子谋之，听用君子之言，勿使小人厕其间变乱是非以贻害无穷也。人主用财亦有定式，供养劳赐，取给少府之钱、大司农所会乃度支天子公用与军器武备诸物，非以资嗜欲为私藏也。史称汉元帝时，外戚赀千万者少，故少府水衡见饯甚多，冯昭仪当熊，所赐不过五万，掖庭之亲，虽有赐予，属勿众谢以示平，恶偏重失人心，所以侈汰不生，加赋之事亦少。若不得已而加赋，则国事益多，所加之赋常不足用。鲁庄公立国二十有八年，而无一年之畜。一岁不登，卿出告籴，春秋以为危道。此如编户之家，岁计不足，仰给称贷，至于称贷而日计亦不足矣。人臣为国省费，亦有失于不当者，如减省边境戍卒及祭典牺牲之类，皆顾小利而害大体，取暂悦而贻远忧，惟召信臣所请，宫观缮治供张，乐府倡优诸戏及大官冬生菜茹之类，大可减除，而计臣偏不言也。

　　礼乐

　　礼必将以乐。行礼而无乐以导之，则伤于径情直遂。闺门之内，温凊定省，不必用乐，然而和顺畅洽之意即乐也。乐必资乎礼，作乐于不行礼之时，必至流湎淫泆。深宫之中，房中之乐，蒙瞍之诵，未必行礼，而其庄敬祗肃、忧勤惕厉之心即礼也。此言礼乐每相须也，王者初起，制作尚未遑也，取先王之乐类乎己者，假以风化天下，迨治定功成，则必作乐以象德，制舞以象功。既制乐矣，犹必舞六乐于庙中。舞先王之乐，明有法也。舞己之乐，明有则也。舞四夷之乐，明大德广及之也。记云，讯疾以雅，谓以迟重之声。讯治舞者之急疾，此太公之志，不欲以武治天下，故以雅讯疾也。春秋之时，乐之僭乱者多，叔孙宁武皆有力为反正之意而有所未遑。夫子正乐，亦承先贤之志，欲以乐理感动人心，雅颂正而人心始和平尔。师旷听律之法，常苦不得其解。大抵八风之声，俱在乐府，轻重长短，即与天地之气相通，此古神圣学通天人之妙，非意想所能测也。后之人亦不悉知其所以然，但缘尺度习学，亦能与天地通。或天地之气时有盛衰，亦即见于乐工所用之器，而有可测蕤宾之音，偶与律乖而有死声，是以知南风之不竞，至于岁在豕韦，月又建亥，知天道在西北，此阴阳家所共知，不待吹律而后知也。雅颂所载，皆祖功宗德修身致治之事，汉儒削而不用，独举神灵肹蠁杳冥诡幻之言而用之郊庙，孔子所云雅颂失所，正此之谓。故乐理已亡，至武帝而尽亡之，以其文士制词，优人按节，非周公正考父之俦也。隋炀帝大制艳曲，词极淫绮，新声变响，掩抑摧藏，哀音断绝，万宝常知其将乱。盖天子所居，其气宜盛，而得衰飒之音，亦犹南风之不竞也。然师旷之语亦出术数之学，不可为典要，故叔向以君德折衷之。若季札观乐，或因其词义之邪正，或因其音节之盛衰，未必皆一法。总是以君德为主，而以音节合之，不止师旷之法也。

　　祀典

　　先儒之言曰，天下大经，亲亲长长，贵贵尊贤而已。人君之至恩，下下而已。一祭之间，大经以正，大恩以宣，天下之事尽矣。又曰，惟圣人为能享帝，为其尽人道而与帝同德。孝子为能享亲，为其尽子道而与亲心。疏数之节，靡所折中，君子合诸天道，感时而致思焉。祭之有祈，非先王本指。先王之事天也，上报生成之德，非求未来之福。其祀祖考也，缘生事死而已，非冀曾孙之庆。但神以多福佑善人，以宜申嘏令胄，理所自然，不因谄事而得。末世人情好利，事以利动，礼以利举，缘此以窥绅祗之心，亦出于利，而黩礼诬神由此而生，何福之有哉！宋仁宗南郊，配以三圣，当时谓之失礼。胡宿谓当用迭配，亦前此所未闻。总之太祖配郊，其来已久，不必更张也。凡有名氏而死者，皆人鬼也。天地之神，皆气也。纬书以五帝为五行之神，是以有形这人鬼当无朕之天神，诚为谬妄。明太祖制礼之初，削去五行之神，最为得礼意焉。万物之生，天地功也。云雨之润，山川泽也。功之所施，必报以礼。泽之所濡，必荐其物。故天地山川有殷祀之仪，汉武带祀天于甘泉，知其非天之正位，特以在长安西北。西北者，干位也。易曰，干为天。故以为天位焉。其祀后土于汾阴，亦知非地之正位，特以土形脽起，有泽中方丘之象，故以为地位焉。皆武帝文以己意，非天地之意也。故易世之后，卒据经义以改易之。五岳者，因山川以达天地者也。坛壝之来既久，大指皆因于天，不因于人。好事者辄为据都改岳之说，是以王居所托，易天地定位，脱殷人五迁，将岳号五易，非经义矣。金有范拱之说，明有倪岳之驳，此说即当永绝矣。倪岳祧庙之议所以行于当时者，以其为礼官也。杨守陈主有功德之说，其义较长而谐于当时者，以其与礼官相违戾也。未几，世宗议礼，卒祧德祖，是用杨说也。以此见礼宫之论，有时违正，久而后见其戾，未必皆可法也。元世祖崩，群臣请谥南郊，此称天以诔之义，虽前此所未闻，可以义起者，此类是也。其它创议者，有据即是，无据即非。章帝废后，英宗时得谥，此合礼者也。礼官请敛大臣金钱为太后生辰祈福，此黩礼辱尊，不敬之尤，贻讥史册者也。大抵壤俗伤教之事，皆不学无识，借口尊亲以进其猖狂，邀其宠利，遂大势不可遏，正合论莫能治，所壤非一事也。左氏国语，皆不载程婴、公孙杵臼之事。孔颖达曰，于时晋君明，诸卿强，无容岸贾专恣，得厕其间，马迁妄说，不可从也。然扬雄冯衍，皆称述其人，未可谓全无。想亦晋士之贤，当祀乡里者也。宋神宗时以帝命立庙绛州，立庙之故，乃以屡失皇子，郓王被疾，从吴处厚请，许焉。夫人主嗣息，天所笃生，一二下土之神能降疾夭，是何言之陋耶！人之不学，妄诞不经，贻讥国家，取笑来世。范史所云，典祀不修而爰居之类甚众，非孔孟复生不能正也。

　　历象

　　天有定舍，星有定次，要以鸟在午中，火在卯中，虚在子中，昴在酉中为正。次之与舍，古今相袭，不可移易。汉书律历志所载与尚书合，所以为正也。周礼亦然。以星土辨九州岛之地，在地封域，必当天星之分。秦汉以来，地分天次，往往因之。但日有岁差，不能尽如次舍之数，故尧时冬至日在虚，此时冬至日在箕。此日自为躔次，非可易地之子丑天之鸟火也。若必日之所次而移天之次以从之，与尚书周礼之法皆不相合，恐未可为定论耳。从来置闰之法谓十二朔已尽而周天之气未尽，是以置闰。畴人弟子所操以合天者，据日月交会之辰以定朔望，又以此验交食，亦不爽矣。第恐日之躔度既差，则黄道长短亦差；黄道既差，则所云气盈朔虚皆不尽存乎旧法，而节候前却亦差矣。夫置闰与交食不同，交食可以形测，置闰全在候气。今候气之法不传，未闻有截竹验灰诸事。可以交食之有验，遂保节候之无差乎？日躔既差，则斗建亦差。摄提孟陬，必不能盈缩进退，与日月相周旋，则今历所云某月建某辰者，皆舛错矣。一月交气之时，日之直建直除，又当与天道不合，则所举示以前民用者，皆不可据矣。汉章帝诏书云，先立春一日，则四分历之立春日也，以折狱断大刑，于气已迕，正此之谓，岂不大有妨于政化乎？张子之书谓必使交食法合乎闰法，而后历始无差。此今日所当亟讲求也。今时凝寒多在立春后，盛暑多在立秋后，或曰寒暑余气，固必甚乎正气，岂信然乎？窃恐置闰之误也。
　　所云敬授人时者，谓天时所至则以人事应之，如农祥正而东作兴，霜始降而百工休，一定之数是也。至于阴阳之变态，亦欲先见其端而节宣以政事，故又置灵台以观象，分至启闭，必书云物，所以揆星度之验，征六气之端，以应神明之变化。如将有水旱，则修预备之方，行罪己之令；将有兵戎，则谨嗜欲之端，饬边圉之防，简将帅之才，积刍粟之具之类。盖神明自有变化，凡若此者，以政事迎之，使灾未至而备先修，则万物实受其福焉尔。尝观纬书云，灵台之作，所以招太极之清泉，以兴稼穑之根。盖言天地之交，其理至微，六气之中，皆有灵液，所谓太极之清泉也。草木所以潜滋者，雨露之外，别有此泉以嘘煦其根，物皆赖之。人君行善，则此泉皆为百姓所用。正谷果蔬，无不繁茂。山泽之利，无不诞育，而稂莠螟螣不能与之相争。君行不善而使小人在位，则有生之物，其粗恶狼毒者得气有余，嘉禾仁鸟反受其至薄者，则政事为之也，是极不可不观象以知吉凶也。

　　灾异

　　春秋所谓灾者，有害于人物，随事而至者也。所谓异者，非常可怪，先事而至者也。灾者，往事之谴责；异者，来事之朕兆。因灾而改往事之失，因异而儆来事之悖，此弭异消灾之道也。灾者，已成之害也；异者，未至之灾也。非常可怪之物象，先事而至。以其先事，则害未成，若能修德改行，径可不害人物，有似父母教戒子姓之义。灾则随事而至，害及人物，虽欲改悔，靡所救药，有似刑罚既施，无容苟免之义。论害之及物，则灾轻于异；论天之爱人，则异重于灾。盖灾所伤者人物，异则有关宗社，有败纲常。灾止一方，异及天下。灾乃可见之害，异有不测之害。春秋多为天下记异，少为天下记灾。故公羊曰，异大于灾，是灾轻于异也。然而人至卑也，天至尊也，而人之怨恨必感于天，人之修德亦必动天。圣人能见天人之合，故天之所佑即圣所佑，天之所怒即圣所怒，天之所戒即圣所戒，天之所弃即圣所弃。圣人不敢自明其喜怒，惟恭行天地之喜怒，知天心欲人为善之切也，故为经以示人，谓夫六沴作见，若不共御，六罚既侵，六极其下。以此警动愚暗，几其能改，既已能改，则六罚六极，厉万世而不一降，故曰天之爱人，异重于灾也。高宗饬己正事，成王反风岁熟，宋景不移股肱，皆克当天心，转溺为福。汉文之时，同日山崩二十九，文帝恐惧修省，海内乂安。自此以后，人君方欲敬天，而臣下导谀之习牢不可破，遂使难言之害反以别有所言蔽之，而为害愈深。如日食地震，发于同日，杜钦谷永皆云应在后宫。由后事观，果在后宫也。但非当时之许后，乃异日之二赵。又二赵之害，止于帝身与嗣，而绝汉祀者乃王太后家。经术之士能知变异之来由乎？后宫至于属诸何人、验于何时则不得而知，此疑似之误人也。又成帝时黑龙见东莱，以五行言之，汉得土德，水为土妃。黑者，后家之色。龙为君象，黑龙者，后家之人欲为君之所为也。东莱者，为害之人，自东方来也。谷永远引夏正，移诸同姓以掩其迹。又以赵氏之恶盖王氏之愆，斥言人主而不敢微刺权戚，诬天罔上，莫此为甚。虽帝怒欲诛永而王氏为之左右敕过交道厩勿追，此藏奸之误人也。张放骄痴，孺子未尝以奸恶着闻，安能感动阴阳，招致灾异。春秋二百余年，大自日食星变，小若昆虫草木，书于策者甚多，未闻为便嬖宠宰作也。时丞相御史皆王氏私人寮属掾吏，以类相从，故舍五侯专擅而遣放塞责，移此俪彼，攻其所不好以庇其所好，始则以许后出脱王凤，后则以张放出脱音根等，此嫁祸之误人也。博士行礼之日有雉飞之异，所历者三公之府及典宗庙骨肉之官，然后入内庭之殿。雉者听察，先闻雷声，今此雉见怪，亦得气之先者。时左右进言，此雉毛羽摧颓，若拘执者，疑有人故放以恐喝朝廷。王音辅政，深责言者而极陈其祸，似乎忠直矣，然末尝引退以避贤，此托诸空言之误人也。且奇兽异鸟、怪草殊木，生于近侧，集于屋间，识者犹知恶之，而况习天官之书，明五行之说者乎？亡何，上天谴告，乃知说灾异者以假借之言，悉皆揜覆，左右阿谀取宠，妄言其吉。公卿畏咎保位，莫告其凶，独一二谏臣呶呶争执，宜人主翫之厌之而不属意也。夫以人心测天心，以古事类今事，灾异之说鲜不验者，必也为人君者不但临事求言，当于平日观古，即不及观于平日，但于求言之时，命群臣诵述古事，得其近似者而以己意度之，庶几乎无忌讳之言而有言外之听，犹胜泛泛求言，使邪佞之党误引经传而奠敢指擿也。夫阴阳五行之理，和则相生，乖则相克。相和者，虽克而实生；相乖者，虽生而犹克也。和则天下之事无不可为，奸宄可化为良善，仇敌可绥为臣子；乖则一家之内、一人之身有此重彼轻、此乐彼忧之殊，而况物类之繁多，人情之谲诡，鬼神之变幻，其为沴为厉岂能免乎？所以致和则有由矣。水火金木土谷，用之必以时；人之筋力货财，使之必以节。饮食男女，必顾其德之所称、义之所宜选举先后；职任大小，必视其才德而位置之。闾阎之下，无冤抑之讼，无茕猾之人，无强御之家，无●诟之习。大顺之气，周流沛溢于两闲，皆消弭灾异之至理也。又樊准曰，调和阴阳，实在俭节。此语能恪守之，通乎上下，未必无小补也。

　　调燮

　　水火雷风之变，天地所以告人。人有刑罚所不能加者，恶有隐痛而不得见者，天地鬼神常因水火雷风以警戒之，使达人悟其理，愚夫怵其祸，皆不敢有为恶之事，且告人补救之道也。故三代之时，经术之士确然欲辅相造化，调变阴阳。刘向五行传总以致和消沴，非夸其知天也。京房比之疏矣。盖阴阳之气，相和而成雨泽，一施一受，气之和者也。阴气过急，阳气舒缓，不能成雨。阳气郁勃，阴气散漫，亦不成雨。受者急而施者缓，施者急而受者缓，皆谓不交。不交则不和，密云不雨，自我西郊是也。又日在西，虹非东，阴阳之失位者也，故天地不合而雨止。日在东，虹在西，阴阳之得位者也，故天地合而雨降。日之暍者，得月而解；雨之淫者，得风而疏。故曰日月风雨，所以成天地之和也。阳气在雨则温热，阴气薄而胁之，在外不入，转而成雹，故藏冰以御雹。大水亦阴盛，故与救日同法，用鼓伐阳以胜之，以其非祷祠之类，故不用牲，不求助于神也。阴阳相济，确有此理，求助于神，则为矫诬。经义言之详矣。饥馑者，百姓叛乱之萌芽也。赋敛重，钳网密，为乱之心已决，加以饥馑不恤，则乱作矣。方萌之始，可身自减省以弭之，可轻徭薄赋以谢之。古者谷不登，亏膳，灾屡至，损服。凶年不塈涂，其事与调燮同也。董仲舒治江都，每于阴阳错行，以春秋法推之，求雨闭诸阳，纵诸阴，止雨反是，未尝不见其效。至于火灾之对，则诚有未当者。刑狱大事，察词蔽罪，犹恐失中，岂可疑似揣摩，兴大狱之端？天心仁爱，必不以忍而诛之一语视彼下土，且学以明道，遇灾修省，天之道也。舍道而言，勿论效与不效，总不离于技，非儒者本务，又安得以诛杀为意？仰承彼苍以示弟子，亦不能辨，以其不务修者而与道不合，非厥师夙昔持论之本指也。仲舒因此不复言灾异，则体道之功益进矣。

　　月令

　　月令行政失时，则有咎征之应，皆以四孟四仲四季之气相为感召，其理颇微，盍使共晓，独言人事乎？春行夏令，太阳陵少阳也，以下陵上曰陵。少阳在前，太阳在后，进而夺其权，是陵上也。故在天为旱，在地为蚤落、为不收、为虫，在人为多疫，在国为多恐。旱者，云雨之蒸无力也。蚤落不收者，地气猥泄，物生不遂也。虫灾者，未夏先暖，蛰虫之属出户太遽，孳生蔓延，其类众多，孕育草木之上，感化土璞之下，纷纷皆是也。多疫者，春多氛雾，在太虚为有质，若非正气即为瘴疠，瘴疠着人，故为疫也。多恐者，盛大之气不以渐至，人感此气，危惙善惊，如服行气药过度，心常震憺危动，易惊也，皆气泄太蚤之害也。春行秋令，少阴陵少阳也。旧阴已尽，新阴未生，何从得此杀气？越序而乘权，由生气微弱，故杀气盛行，以下陵上也。在天为暴风雨，在地为恶草，在人为寇戎、为疫，皆有害于善类者也，皆杀气夺生气之害也。春行冬令，太阴陵少阳也，以阴乘阳，是陵上也。少阳用事，太阴宜伏，不伏而夺其权，尝发生而闭藏也。故在天则霜雪失宜，在地则种植多伤，在人则好搏击，在国则有恐惧，皆闭藏失时之害也。其曰国有大恐，行夏冬二令皆同。人之神明不畅遂，则日就缩减。缩减太过，恐栗作矣。丧胆夺魄，皆恐栗过也，故彼以发泄而恐，此以收敛而恐也。夏行秋令，少阴陵太阳也，太阳方盛，少阴遇之，宜伏反进而干预其事，是下陵上也。故在天则为苦雨，在地则害稼穑、伤草木，在人则多灾疫，在国则有兵革，皆杀气陵养气之害也。夏行冬令，太阴陵太阳也。阴不避阳，越序而陵之，以死气害生气，灾之大者也。故在天为雹、为风，在地枯草木、败城郭，在人物兵革不静、鸟兽不仁，皆死气乘生气之害也。土不克水，异之大者。土有常尊，王室之象，春秋谷洛之鬬，将毁王宫，王灵不振，土不自固，当克而反败也。夏行春令，少阳侵太阳也。本当代谢，留连不去，由正气过弱，故废气执权也。在天为暴风，在地则草木不实、蝗虫为灾，在人多欬病与迁徙。迁徙者火气既弱，不能生土，故民居不安，与败城郭同也。多欬者，肺气属金，既为夏令所克，又与春木相搏，肺气不宁，是以欬也，皆阳当盛反弱之害也。秋行冬令，太阴陵少阴也，以阴乘阴，皆曰陵也。少阴之时，太阴未壮，乃进而有为，此为阴气太甚，故在天为霜灾、为风雷之灾，在地草木蚤死、土寒冻坼，在人为盗贼、为兵戎，在物为介蛊，皆阴气太胜之害也。凡风雷皆气之发散，何以收敛过急而反见之？盖秋气虽收而其卦为观，尚有二阳在地上，骤以严阴锢之，勃发为风，奋激为雷也。螟者，食心虫也，气在外，故贼在内，是以阳气不收则有螟害。介虫刚在外而为躯壳，柔在内而为生气，故阴气过肃则为害也。虫生于贪，介虫者，贪吏之外刚内柔者也。秋行春令，少阳侵少阴也。类之相侵曰侵，前之逼后亦曰侵。阳德虽尊而出非其时，亦为不道。金当克木，木不受克，反乘其权，亦云戾矣。故在天为旱，在地五谷无实、草木再荣，阳气复还，客易主位，丰于外而歉于内也。在人为讹言、为解惰，在国为戎兵。戎兵者，木不受克，下人叛上之征也。言者，气所动也。气不收，故讹言作也。夏月暑湿，人皆解惰，今余暑未尽，益以暖风，故解惰不自克也，皆当杀而更生之害也。秋行夏令，太阳侵少阴也。当退而不退，间少阴之弱而久据其柄，贪位不舍，非时不道，当收敛而盛大，当薄寒而炎暑，比春令加甚焉。故在天为旱，在地为火灾。火宜敛藏者也，人不谨则延灼，不当夏而夏，人事故纵之也，火灾宜矣。又为虫之不藏，谷之复生，水之败宝窖也。在人则为鼽嚏，为疟。疟者，寒热相搏之证也，秋暑不解，人伤于暍，饮水纳凉无节，故为疟也。夏土湿奥，至秋而燥，秋行夏令，土不燥也。故川之方至，不以其时，窦窖之属皆败也，皆当肃反嬴之害也。屈宜咎曰，时绌举嬴，能无灾乎？此之谓也。冬行春令，少阳侵太阴也。太阴谢事而后少阳乘权，今不待时而遽侵太阴之权，易曰，壮于趾，征凶有孚。少阳于此，可谓壮趾，亦不道矣。故在地为水竭、为虫生，在人为流亡、为疥、为伤胎、为病、为逆象，月令言虫灾者入，皆气之不肃，不能杀虫，或先时遽生，或后时不藏，皆由于温暖也。水泉当动而反竭，微阳蚤泄，不成滋液也。流亡者，气不聚，故民亦不聚也。疥生于郁，阳令而阴时，其施不畅，故为郁也。以冬为春，反终为始，是为逆象，皆宜闭而更泄之害也。冬行夏令，太阳越序侵太阴也。水宜克火，火不受克，反侵其事，当密固而太泄，异亦大矣。故在天为暴风、为冬雷、为无雪，在地为大水、为冻解、为虫复出。诗曰，大风有隧，有空大谷，闭藏之时，大地育物。方当固其根荄，柰何有害物之风来自空谷乎？皆气不寒、不敛藏之害也。冬行秋令，少阴陵太阴也。以阴乘阴皆曰陵也。少阴者，肃杀之气，不可常在天地之间，故亟以闭藏敛之，战于干，劳于坎是也。冬行秋令，是有战伐而无休息，杀气妄行，物不得反其宅也。故在天则雨雪杂下、陨霜不杀，在地则虫生，在人则兵起。月令言兵起者十，皆杀气之盛也，当闭藏而杀气不息之害也。二分二至，时之中也，爽其令者，其沴必大。秋之与春，冬之与夏，五行之相克者也。爽其令者，其沴亦大，四气之相近，有留连不去者，有缘闲而起者，要以各有界际，不可踰越。若其相争，是为不道，或轻或重，稍有差别，亦未可知也。

　　●卷四之下

　　甲兵

　　行师之道，虽以善变为奇，必以守经为正。要之鉴于古人，因其故智，亦可以当司马法之书矣。行师之道，宜以庙算正其得失，师出临境，敌人拒以大义而后知其不可，虽无遂过之咎，亦有轻举之失。却克纳邾子弗克，公羊大其事，谷梁讥其晚，各有意义，不可偏废也。两军相当，各据营垒，其中偏裨亦各有部曲，度其素失人心者与之挑战，在彼上下不亲，必不死战以卫其帅，可徼取胜也。吴楚战于柏举，夫概王知楚人素恶子常，先击其军，吴获全胜，用此法也。重兵聚于一隅，胶结牢固而不可离者，自守之志，非图进取者也，不以天下全力用之一方，乃得制胜之法。高帝身当强敌，别遣一军，辟地广境，而大军若无闻焉，故兵力屡挫，形势日张，天下卒定于汉。项羽欲以一夫之力与天下搏战，又不明形势，越梁宋而争成皋，虽有胜敌之时，常怀内顾之忧，牵制于河南而坐失河北，皆失策之大者也。吴王濞初起，其将田禄伯曰，兵屯聚而西，无它奇道，难以成功，欲别将支军，循江而上，收淮南长沙以入武关。吴太子曰，以反为名，不可以兵假人，恐所假者亦且反己，可谓长虑矣，然如此长虑不用诸未反之前而用诸既反之后，不思所为之事原非万全之策，又何必长虑及此？只见其愚，未见其慎也。李陵请于武帝，愿自当一队，到兰干山南以分单于兵，毋令专向贰师军，正与禄伯意同。武帝久用兵，知胜算，是以从之不疑。然禄伯之谋差胜坐待其困尔，未必能得志。何也？叛人非成功之局也。又桓将军之计，以为步兵利险阻。吴楚之师，宜弃去所过城邑，疾走据险以遏汉人车骑之势，此策亦非必胜之道，然在反寇用之，乃剧贼也。使当日果出此计，骤至雒阳成皋，则周亚夫坚壁昌邑之计不可用矣。疾据敖仓以食其粟，则亚夫计绝饟道不可用矣。吴王不听二人之策，是以必败。所以光武别遣邓禹入关而身当铜马青犊，别遣耿弇下齐而身当刘永邓奉，为合乎用兵之法也。群贼屯结气鋭，不宜速战，俟其食尽气馁，有将走之势而后乘之，光武击铜马用此法也。本营偶有叛将，此出一时愤激，非宿谋也，开招降之路诱之，其下必缚之以献以求自新，光武策黄防必执冯愔用此法也。大城未破，不宜贪小城之利；大敌未破，不宜贪小敌之利。小城小敌，成功颇易，而兵力之耗必不可免，且其残卒必逸入大队，助之守御，助之来攻，是以既耗之力当彼全盘，非完计也。先破大者，则小者必无固志，可不劳而服，光武得渔阳突骑，不攻邯郸而东围巨鹿，几于失策，闻耿纯之言而悟，为得法也。盗贼群居，不能久而无变，不宜轻与搦战，就彼不争之地而托处焉。以观其敝，有隙然后乘之。邓禹知赤眉必乱，休兵郇邑，就粮养士为得法也。敌有必败之势，自知不可久也，于此时也，战则恐其致死，降则闻命必从。赤眉之东，邓禹徼战而败，冯异欲以恩信降之为得法也。行军非有定谋，不宜分屯，分屯则彼此不能相救，一营既破，两营皆败，吴之三军所以为黥布禽，厥后朱浮邓隆败于彭宠，吴汉刘尚败于广都，皆由此也。然而分屯者，犄角之势，主人所以应敌，故曹操围吕布，其将陈宫欲别营于外而布不从，故败。论者以宫谋为得法也。敌据坚城，不可仰攻，用力虽倍而功难成。诱之使野战，彼失所恃，我得致力，尽锐一决，可以成功。耿弇诱费邑救巨里，要之中途，遂获全胜，为得法也。天下一家而羣贼屯结，纳降无以劝善，讨之足以惩恶，故广明之乱，失于受降，使为寇之人利则进战，败则屈伏，稍纵缓之，又复跳梁如故。朱隽不受宛贼之降，决策扑讨为得法也。入蜀有二道，从巴郡至广汉为一道，从都江至武阳为一道，所云内水外水者也。涪江近而都江远，近者备严远者备疏，故岑彭已至垫江，复还江州而从武阳以上，公孙述惊以为神。厥后刘裕伐蜀，亦从外水为得法也。两军相当，必用诈谋取胜，此儒者之书所不取，而先儒更有取焉。故子鱼论战，左氏载之，其意欲后世知之以参决兵事。郑箴膏肓，亦责襄公不用子鱼之计，军败身歼，不足服邻国、定远疆。孔安国诗疏亦载太公兵钤，有审其权谋，出无常道之语为得法也。

　　庙算

　　天下既已治安，生民离乎汤火，而听将帅之言，用兵不休以诛不服，人主不亲履行阵察功赏之实，将帅席强大之威，狃高显之爵，亦不能深思长计，奋力致死以快主心而除民害，此时用兵，适足费财费士而已，其伤痍破败者勿论，虽或克捷而元气大丧，亦非朝廷之福。故严安书云，用兵人臣之利，非天下长策也。盖兵连于外则将帅权重，高爵隆赏可以取必朝廷，故曰人臣之利。然而民困财竭，死生不卒，盗贼群起，宗社不安，故曰非天下长策也。此时之计，惟当用显比三驱之理以文告谕之，被必来降恐后，不劳余力。最不可用新进文儒之说，其趋险犯难，不顾民命，更有甚于将帅者。盖将帅受命，犹当亲冒矢石，彼文儒者则坐谈而已，折冲御难责之他人，是以尤不可用也。武帝从严助而兵连祸结三十余年，光武拒臧宫马武而海内晏安至于马驾鼓车。剑赐骑士，是其前辙也。自古穷寇受降，壮心已屈，必无非分之望，皆由人主大义不明，喜其来而隆其礼，既伏其骄蹇之心，事定之后又不能推诚相待，事事曲防，更生其怨望之隙，是以其人忘免死之恩，衔恐惧之怨，蹈前愆，就后患，而不自恤，李密、李全是也。赤眉拥大众以降，先使人探帝意曰，盆子将百万降陛下，何以待之？帝曰，待之以不死耳。先是王郎投降，求封万户侯，光武曰，顾得全身足矣。乃知尔时所以处降寇者，率用此法。盖逆折其气于未降之前，然后予之生路，是以雄心殆尽而不再萌，如盆子之事，又申明三善以示施恩有故，非独喜其来降，是以百万之众旦夕解散也。措饷之法，萧何最善。计户口转漕，不按旧籍求也。盖乱世之籍多不可据，若按此而求，逃亡既多，抑配生焉，覆校或疏，侵盗炽焉。虐民蠹财，误军失机，兼受其敝，故曰当以萧何为法也。行师之道，无取于必进，故易有左次之文，傅有知难之义，盖全师以送犹胜舆尸而归也。行师之际亦有当用小人者，事定之后但报以爵赏，不任以政。授之以政则乱邦矣。元末用兵之弊，宰相出师于外而夺其位者窃发于中，宜后世阃外重任专以弥缝谗间为务，运筹选将，皆余力营之，不暇深思，故范祖禹说诗据张仲孝友一语以为大将成功于外，必由人君之旁有贤人在焉，不独左右地道，实则讲论道义，以为任人之本。此有感后世阃外而特为此论也。总之进言人主之前，不宜道以用兵。汉武越中兵端发自庄助，胡中兵端发自王恢，是二人者皆不得其死，天道神明，人不可独杀，信矣！

　　礼信

　　兴兵誓众之事，亦有性情之正。理欲之别，于以见理之无所不在，而性情之正者，可以大有为也。故春秋征伐，有义之者，有大之者，有美之者，有进之者。应天顺人，吊民伐罪，则必义之。义者，经常之所重也。尊上攘恶，救灾恤乏，信着于天下则必大之。大者因事而重焉者也。刻日而战，不为掩袭之计，声罪致讨，得其服义而止，不土其地，不掠其人，师已胜矣，城己克矣。垂櫜而入，数军实而出，市廛不惊，不为人患，与人同事，让以自替，不攘其功，不利其实，知进知退，不忍戕杀其民，虽见侵犯，不穷追远讨，虽不能寝其役，但闵其岁月之久，述其室家之情以致其相关之意，如是者，皆美之，美其不得已而用也。因一事之善而亟与之，不计其前愆，不责以后效，是谓进之。进之者，谓其可与行义也。结言而退，不设盟誓者，谓之大信。邻国有难，丧其土地，人民迁徙闲关，资给器用，皆撰具而保护之，师无私焉，谓之有礼。边竟之上，亭障甚设，寓望必严，来则有备，进则有获，使人民不丧，疆圉不蹙，谓之善御寇。战胜之后，长于经画，侵已成之功不自堕壤，敌人畏之，复可当一师之捷，谓之善师者不陈。守险以道，胜于金汤，克敌以义，优于坚利，谓之善阵者不战。其或无礼于人而责其不服，报忿憾而过当，赴人之急而解缓其行，老师费财，迁延虚次，耿介自用，不纳忠直之谏，因人之力而自为功，怀利国之心而托定乱之名，皆君子所不予。不予者，谓其为失正也。轻小敌而不设备，使大败于小，尊败于卑，为谋不审，衅尤已构，锋刃既交，乃行区区之仁，崇小信，避小嫌，以自取伤败，身为贤辟，天下所观望，邻国有乱，不教戒易置而贪取并吞，朝有恺歌之奏，野有哭泣之声，虽画宫而吊，求死事之孤而重赏之，亦痛心之事也。如是者，君子讳之。讳之者，讳其伤痛也。无故而搜军实，兵气之动也。以娱耳目、悦爱宠为尤其焉。天子不亲征下土，诸侯不亲征叛邑，所以秉纲撮要，先儒谓启征甘扈，非至德之举也。内虚国本，以搏外寇，逞一朝之忿，结累世之怨，长驱邻境而不假道，视地主若无人，久戍不解，使吏士放纵，内地疲苦，盗贼不戒而日繁，举动轻躁，尊卑无礼，思虑不密，待敌不豫，如是者君子危之。危之者，所行不义，虽无害而有危道也。结怨深祸，报偿无已，务胜不休，利心数动，至于伏尸流血，上下不安，社稷几危，间人父子兄弟君臣使相贼杀，背德弃信，乘贤者之困而陵之，如人之有创而再创焉，越境背殡，邀于险道而尽殪之，如是者恶之。恶之者，谓其大为人害，若虎豹豺狼之不可近也。逆王命而助党与，翼篡弒以伐有道，贪货赂而成祸乱，与人相约，不崇礼让而相引为不仁，开道异族，使为害于骨肉，强梁之臣贪出师以作威，揽兵权以抗孱弱之主，家藏甲而公室分，民食其惠而归恶于上，如是者诛之。诛之者，奉天子之命往讨其罪也。以行义出师而受赂中止，陷阱设伏，纵火决水，以邀一切，取胜而无辜之民靡所逃，诈谖谲诡，彼此相报而不知止。有土之君而逃义弃正为匹夫之行，罪着于上，讨显于下，多行不义，见弃于时，会而被执，盟而齿下，内治不修，兵将不力，闻邻警而震动，虽曰能戒，亦可丑也。如是者贱之，谓其辱及宗祖，耻及臣民也。守社稷，不死而逃遁，佚获自免，隆刑峻法，使大臣背叛，民为寇盗，若鱼烂然。从内而发，虽不见伐而有必亡之道，贪赂卖邻，自取执缚，借力不义之人以弒其故君、戮其宗臣，如是者绝之。绝之者，虽有国如丧焉，虽幸生如死焉，虽王者起，敦兴灭继绝之义，亦不及焉。若此之类，非直警悟前人，所以开示后人也。夫行军之法，出则少壮在前，贵勇力也。入则卑幼在后，复尊卑也。军败则有力者居后，御患难也。是以晋侯观师，少长有礼，知其可用，非搏战之谓也。率子弟攻父母，荀子以为胜敌之术，孟子以为行仁之劝，言同而指异。阳处父伐楚救江，犹孙膑伐魏救赵，而公羊恶其不信，以此见后世用兵之将，所谓神妙不测者，皆圣人所谓行诈而已矣。故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

　　刑辟

　　物以秋成，秋则生意敛藏，秋而不敛藏者，灾异也。人以刑肃，刑则恶机杜绝。刑而不绝恶者，乱人也。然秋未有不肃杀者，秋而不肃，天时不正也。刑未有不惩戒者，刑而不惩，纲纪不正也。天之育物，包含徧覆。圣之治人，普爱无私。然天有灾异之降，圣有利辟之威。天之灾异，因失道而垂象；圣之刑辟，因失道而平施。天心仁爱，虽肃杀之时，长养之萌在中；君德仁爱，即施刑之顷，鞠育之念在中。天与人通，圣人又与天通，故断狱之法，原心定罪，探意识情，死者不抱恨入地，生者不衔怨受责。治外乱宜恕，治内乱宜严。不恕则远人无以自明，不严则近臣日窃其柄，皆以爱民，非以残民也。禽兽在野，岂不知避网罗，至于惊走，则误入甚多。君子处此，每为寒心，故曰，纷惊逢罗，澘然出涕。民以惊惶罹罪者不少，非尽有意犯也。且刑罚之不中，未必皆失入，亦有失出者。然在下之人，非惟失入不安，即失出亦不安。春秋之时，法律未定，尔时之君，极其喜怒所至，持人之足，以头筑防，叩人之鼻，以血衅社，其恶如此。子产铸刑书，荀寅赋鼓铁，盖恨末世有司鬻货舞文，故取上世所称善者着诸金石，使人奉行，不可谓非仁人之心。然律令不可有二门，民情不能无三等。善良者奉文而守法，顽梗者叛文而骩法，奸伪者舞文而弄法，是律令所治者其一，所不治者有二也。制法以范之，勒器以征之，桀黠之民知上之人不能越法以罪己，又不能屈法以施恩，是议事之制反为法令所夺而民不畏，又先事之禁必不尽括所犯，民又缘此以逃遁，上亦无以执之。故叔向仲尼皆以为不可也。汉魏以来，制为比例，夫法既不平，则比例即以藏奸，元人条格可鉴也。古称汉法最简，汉刑最清，岂非以高除三族，文禁肉刑，所谓一人有庆，兆民赖焉者乎？子产之为政也，有大略者不问其短，有厚德者不禁小疵，故其卒也，郑人叩心流涕，三月不闻琴瑟之音。鲁大夫臧孙为政，主于严猛，其病也人皆贺其死，其愈也人皆惧其生，是以著述之士皆尚宽仁，惟商韩之书导以严酷。由此观之，宏崇晏晏，上下皆受其福；阴惨刻深，彼此皆罹其祸，亦奚取于此乎？故司刑之官，佐君为治者也。古之天子，必择良士为之。若非其人，则鬻狱矣，畏势矣，又必耳目无壅蔽。一有壅蔽，则偏听生奸，喜怒用事矣。又必行法果决，不果决则碍于回惑，失于转徙，病于烦扰矣。其最要者，不独为国守法，亦当自范于法，凛然如行独梁，不为无人，不矜其容，而后可也。所行之事欲施于彼，不可求诸彼也。当得可施之理，即在吾身，然后行之，有所禁止，亦在此身无过，而后可禁人过也。以此为名，以此为言，当分所名所言皆可行于己，而后以此名此言责之于人，不可名言于此，即不可责人以名之言之也。可名可言之事，出于此身则善果在身，而人之从善亦可在此身督之。若物有权衡规矩，而众器皆受裁也。若以不正之身而果于用法，则暴戾恣睢，与罪人不殊，又可以相治乎？且货财上行则天下无公是，奸邪临下则举世无完行，虽有银山金穴之赃，不闻于上则无从罪之；虽果桃菜茹之馈，既挂弹章则无从白之。而奏与不奏，又不系事之轻重而系怒之深浅，怒与不怒又不视人之贤奸而视贿之赢缩，故盗跖肝人之肉，有以悦上即得志宦途，廉士兢兢自持，无以悦上率不免坎壈。大吏犯法滋多而苛察小吏，小吏犯法兹多而苛察部民。汉和帝诏书所云，货行于言，罪成乎手。左雄上疏所云，髡钳之戮，生于睚眦；覆尸之祸，成于喜怒。古今昔然也。况辇毂之下仕而归者，重车盈道路，货财溢里闾，市尘满都门，泉刀流郡园，吏议莫之及也。远方下邑，闻风而争起矣，尚为有法度乎？元世祖苦官吏受贿，及将盗仓库定为重辟，并坐言官不举之罪，可谓严矣。然未知此两案者皆非刑辟所能禁也，犯此两案者皆有货财以开解免之门，禁之弥严，鬻之弥奢，取之弥多，案之弥不可胜，徒以救火扬沸，取具一时，而无终朝之计，岂能有所感化乎？所以胁持细民，无敢诉冤，固结上官，互相压迮，其始原于两造，渐至盗贼公行，压迮弥甚，且先诛求被盗之家以杜其口，其忧岂不大乎？善为治者，当厉廉耻以维持法度。廉耻之心生则贪心自息，廉耻之风盛则贪风自戢。虽网漏吞舟而培植甚多，禁御亦多矣。先王所以禁民争心者，不但用刑辟也，五常皆用之。故叔向曰，闲之以义，纠之以政；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夫以仁义礼信革民非心，此后世所不讲也。元人不重廉耻而威以刑辟，法虽严于外，心弥炽于内，宜其悬诸象魏。犯者弥众，即稍自好，又恐一旦意外之患无可解免，先取足于无患之时，而举世无不贪之人，则刑辟为之殴矣。

　　征义

　　刑法非一代之事，参数代观之，或异或同，皆可以征义。学者能明其义，则可以善后世之事矣。戮国君之弟之仆，事不可行矣，然虽不能行，而不谓无其理，故穷理者宜知之，若但以为过人之行，聊一激赏而称道之，视古人反浅于己，亦无大益，踵而行之，且恐有误。张释之劾太子梁王不下司马门，盖得魏绛之理措诸行事者也。然非悼公明察、文帝仁厚，二臣亦不敢为此以取必于理，而大戾于势也。文帝已废肉刑，至武帝时何缘复有腐刑之律，若司马迁、张贺皆贤者而坐之，不亦可疑乎？按许广汉传，少时为郎，以扈从之势盗取他郎之鞍，吏劾从行为盗当死，有诏，募下蚕室。募之为言或因文帝所废，子孙不敢辄复，而情法之可矜者又不可不全其生，故以募为名，若应募而至也，此亦曲全人生之意，非乐于割肌肤也。然别立科条，曲为义例以断人肢体，何如直禁之焉愈乎？故自汉以后不复存此律也。田叔焚梁狱词事，班氏不载，褚先生载计诸史记别简，盖中道而焚狱词，事不可讯。班氏疑而削之，是也。褚先生喜其奇异，诧而书之，此正史与野史之别也。通鉴复存之者，谓田叔归狱胜诡，得公羊许季子之义，因悉其原委而并及之，以为议亲之则，亦非谓焚词之可训也，经术之士宜慎取之。权幸之臣，有所不快，欲人君因事诛之，至有假阴阳鬼神之说摇动主听者，梁邱据请诛祝史，卫裔款请除西南隅大臣是也。人主最不可近艺术之士，恐其挟无稽之谈，乱刑赏之大政。先事无从诘其谬，事后不及悔其失也。人君以大夫为股肱，士民为肌肤，故春秋之义，大夫有罪无罪皆不得专杀也，以为擿巢毁卵，则凤不翔，剖胎焚夭，则麟不至。故有流放之典以处罪戾，所以尊贤者之类也。臣之见放者，三年待于竟上，盖古者疑狱三年而后断，自嫌有罪当诛，故三年不敢去，以待君之诛，非待君之赦也。此亦在律令之外，当存其理者也。

　　中外

　　治天下者虽曰王者无外，必取宫极居中，故邦畿未宁，勿问九服，中国虽安，不搏四夷，唐虞三代正朔所及不过五千，岐邠江淮之间仍其故俗，朔野辽海之外戎服不改，君臣泰然，不忧区宇之狭也。后世之君，务在广地开境，然地愈广而威思不制者始多，境弥远而风教失宜者亦众，一庭之外君门远于蒿里，万里之远明聪阻于蔀丰，适足酿成祸乱，无益声灵也。且以中外大势言之，自秦以前，中国众建诸侯，戎狄亦各有君长，不相统摄，秦皇以天下为一姓，而冒顿亦统一诸胡，天地气运至此一变，此后遂为敌国而相吞势成，南之防北非全力不能当，北之于南亦然。若尚如三代时别散分离，焉能抗衡者？于此见天心仁爱，中外若一，不使相侵暴也。萧望之儒者，论及军旅之事，自然以安静为上策，故其议匈奴一对，引士匄不伐丧为义，欲遣使吊问，辅其微弱，救其灾患，厥后扬雄谏受朝，皆不欲用兵之意。孙樵所言边事，其论将帅即汉人州郡可任之说，其论士卒即汉人边县制敌之说，大率边事之论居多，其要领不外此二说也。田锡云，率义动之众，徇无益之求，输常赋之财，奉不急之务，是舍近谋远也。沙漠穷荒，得之无用，夷狄遗种，杀之更生，是劳而无功也。大率边事失策居多，其撮要莫不括此数言也。若夫致金缯之奉，是谓足反居上，首顾居下，非族显而成塞内，是谓无出入之防，萌猾夏之阶，结兄弟而许婚，而配偶非其类，借兵力以平乱，而华夏被其毒，信甘言而劫盟，而臣主蒙其耻，皆中国之羞也。御之之法，恒治安形于内，则侮乱销于外，是以来则御之，去则释之，非我故物则弃之，得推亡固存之义，无远戍劳人之役，中国之长计也。苟求冠带远夷，不务固本安民，黩武而穷征讨之威，衰乱而致启疆之渐，强弱虽殊，其为失策一也。然而缙绅之儒则守和亲，介胄之士则言征伐，斯固人情所然，亦理势所必然。宋事最可笑，介胄之士皆有不得已而用兵之意，其它指画多端，人人有犂庭之略者，皆缙绅之儒也。是以庙算虽纷，终归于不可行，即可行者，亦不能责人以必行，所以一代武备无一事可纪也。明代边防，无臣服之事，无和亲之事，亦无岁币之事，然而最可痛者，边隙一启，奸相奸珰辙欲居为奇功，鬻为奇货，赂以贿得，督以私授，报功行赏，智不以实，且也宋人空言之旧病锢而不开，唐室监军之覆辙因而不改，威宁之捷附骥尾而书勋，麓川之功施茑萝而受策，一代去此二事，更有何事可勒铭乎？虽中枢职在封疆，反为所掣，方略任遣，总非己意，若守正不挠则开边生事之罪旋踵及身，或死或贬，皆不可测，直待大奸事败之后，昔之受贬受诛者或复其官，或恤其胄，而边事之陵夷则不及救葬，非一二岁之忧矣。此又一代膏肓之疾也。

　　要荒一

　　要荒之道，直北不可力争也，当以和好为上策。其余三方为害，有时勿听边吏邀功生事，则久安无患，谁能间之？夫冒顿统一诸胡而强，呼韩邪分五单于而弱，此强弱之往事，古今所共覩已，然亦有可疑者：光武用耿国之策，立日逐为南部，而北部求和。帝初不受，盖受一不受二，所以示信也。如兼受之，则两单于之心皆不固矣。迨其再请，则亦受之，以为既不绝北，又可以安南部之心，受之而平两家之憾，愈于不受而敦一家之信也。光武处此，极为得法，故边境获数十年之安。其后子孙因之，不离此指。南之不能兼北，犹北之不能胜南，固两部之情皆倚中国以为重。明太祖既驱元人于境外，彼中一世之后即与瓦剌分为二种，互相仇杀，此亦南北并峙之势。然以成祖雄武，徒劳兵力，即宣宗之世，内治修明，亦不能得其要领，而使阿鲁台之众为脱欢所并，二庭合一以成也先极重之势，较之两汉，万不及一，是谁之^欤？盖光武心存仁爱，视异域之人皆吾赤子，观其抑臧宫马武之请，诸将不复言兵，辞西域质子之书，东西南北自在，是以仁声远播，徧满遐方，近者既获安居，远者亦兴向慕，匍伏款塞而无二心。明之二祖欲尽其种类而鲸鲵之，是以彼中君臣上下莫不畏惧，瞋目切齿以图南牧，虽颇示仁恩，闲出赏赐，皆知其不由至诚，而仇机毒矢无日不窃拟境外，宜乎不能得其要领也，诚因两家贡马之始，用招徕之法，示以大度，推以兼爱，不贪人畜之利，不快奋撃之威，未必不可德礼相怀，如光武事也。加以明代之弊，任将出师，牵制多而文网密，将无专阃之威，兵无死伍之义，此呼而彼不应，前击而后瓦解，虽有卫霍之才，不能尽用所长，虽有狼瞫之勇，不能一夫深入。惟当结纳中官，弥缝言路，始克免患而侥功，否则辇金椟帛以奉权贵，速图内迁而离危地，任劳任患又复委诸他人，弃险要而不守，委膏腴以资寇，外为异域所窥，内为奸邪所玩，句致向导，相辅为害，来则得志，去复诪张，借朝贡之名，恣侮慢之意，烦费无涯，中高诇不禁，赐予靡亏，寇盗依然，漏师多端，边关虚设而不可救矣。于此时而称和好之利，岂非不洽时务，非所宜言乎？

　　要荒二

　　西夷有二种，有西域诸国，有西羌诸族。羌近陇西，颇能为害，然其窃发皆由边将失于绥御，皇甫规所云乖常守安则加侵暴，苟竞小利则致大害者也。若严敕边将，可以无患，然则制驭之法，惟赵充国得之。段颎虽有大威，不足法也。盖羌人种自有豪，数相攻击，其势不一，有时入寇，必先解仇合约，是以中国得而制之，其胜算惟设计以散其党，招徕小种，使大种之势稍孤，锄芟大种，使小种之心益畏，舍此更无长策也。盖种族之小者，其心常怯，畏天子之威与畏大国之威同。至其私心，则以为远附天子，不过责其职贡，时或调发，且得闲邀赏赐，不若近附大族，有时利其土地、略其妻子也。天子赦其罪而抚循之，未有不从命者。若大种之豪，跋扈自矜，久已成习，视天子且不甚畏惧，何有于小族？但欲背叛天子，即不能不结小种以张其势，然不免威劫行之，犹恐临危相畔也。常思以恩结而不可得。若朝廷先攻小族，彼必匍訇救之，适中其施德之计。小族既受大德而又归怨天子，依附愈坚而不可招徕矣。辛武贤守土之官，与进剿之将议论不合，亦不足怪，但武贤之意，以为小种孱弱，易于取胜，一战而胜，既要爵赏于朝，又私卤获于外，计无便于此者。所以极言罕开当击，其实损威失刑而驱小种入大种，使羌势益盛、羌党益坚，则蔽而不言。幸充国力争，宣帝转环，魏相折衷，不然几为所误而羌事必壤，且贻陇右之忧矣。盖用兵之道，不可惮劳畏坚，蓄力以击其难克者，则兵力不耗，一战既胜，余皆瓦解，奏功反易。若耗散兵力用诸脆弱，而坚强之敌反不能克，一朝差跌，前功尽弃。所贵决策帷幄者，情态洞悉而又无私好恶，有所左襢，庶不误国事也。至于屯田之计，所难决者。初罢兵时，羌人窃发而不可禁，充国度羌人于汉非有积怨深怒，不过为奸人所詸，徼幸思逞，一战不胜，其气已夺，但以重兵在迩，不得不为应敌之计。此时而罢骑兵，使知朝廷原无穷讨之心，安待不悔悟乎？且先零之兵日见削弱，又闲谍之人受言而去者，皆能为说以攻其倔强之心，而生其恐惧之念，有以知先零不敢动也。先零既不动而骑兵不罢，兵杂聚处，闲隙易生，将士不协，卒伍相校，坐食无事，私出掠取，皆足以败成谋，必兵罢而彼此心安，事乃可久。非收诸羌无以致先零，非罢兵无以安诸羌，二事缺一不可也。推毂之臣多以避嫌畏咎，失事机之会，又以计划未悉，有疏略之愆，虽其迹未尝偾一身之事而事势实大贻国家之忧，然后知充国得计而羌祸遂弭也。东京之时，羌如故也，其患几与一代相终始，失于阃阖外无成谋，庙算无长策，而宰相亦营私自便，三者参会，故远境不静，小丑日炽也。

　　要荒三

　　吐番亦羌种也，其师无馈饷，以卤获为资。然自秦汉以来未为边害，唐室失驭，而有大非川之败，其势遂振，亦以高宗溺于晏安，臣下莫适任患，又玄宗约和之后，树碑赤领矣，边将乃矫诏袭取，大获其利，遂致陇右尽丧，平凉劫盟，青海西入，乘舆东奔，岂非极重之势必不可反，至于大坏而后息乎！自长庆以后，唐与吐蕃俱中衰，五代及宋，藩落自为君长，常倚中国为重，秦蜀二边往往族居，内属者为熟户，余为生户，朝廷之上大抵皆以属国法治之，取其相安，不拘文法，至今犹然尔。宋太宗时，吐蕃弱矣，犹下诏曰，念其种类繁息，安土重迁，倘因攘除，必致杀戮，所以置于度外，存而勿论。盖异域小族，抚以甘言，鲜不慕义向化。可叹汉之武帝、唐之太宗，必欲利其土疆，取为己有，故汉有二羌之忧，以驯至于唐，终有吐蕃之祸也。若西域诸国，形势分而兵力弱，非中国敌也。汉由浑邪降而得敦煌以内，故郡县直接玉关，日逐降而得敦煌以外，故都护可治乌垒，然而郭舜请辞康居，杜钦论绝罽宾，皆以为无益之事。班史亦云，天地界绝，自为一区，种类众多，不能统一，虽属匈奴，不能为中国害，虽属中国，亦不克制匈奴，所谓断其右臂，幕南无王庭之语，皆非实录也。建武中，西域十八国遣子入侍，愿得都护，天子以中国初定，北边未服，一切还其侍子，报书曰，大兵未能特出于诸国力不从心，东西南北自在也。后代傅诵此语，以为盛德。其后班超以此立功，虽云不费中国物力，而袁宏之论亦谓超非急务也。明时哈密之举，乃成祖好大喜功，留此衅端。弘治间大费经营，正德、嘉靖两朝边境之争犹小，朝廷之争更大。最可笑者，边境之事阑入议礼诸臣，攘臂其间，国是之乱至此极矣。折衷之论，尽于秦中老人之言。其说曰，我义未直，兵则何威？彼求方炽，予则何恩？况西域贾胡，倚玉石以射利，藉黄麞以厚生，苟驭之有备，又何患焉？盖云弃之无损于中国也。尔时诸公近舍朔残方，远争哈密，不亦诬上而罔下乎？

　　要荒四

　　箕子施八条之约以化东夷，故柔谨之风异于三方。自卫满以中土人杂扰其间，时有叛逆之事，然终不能为大害。汉之玄菟、唐之熊津，其已事也。日本去高丽已远，未沾箕子之化，而又为海外最大之国，其喜盗轻生好杀，天性固然。然亦无意中国，有时为害者，中国之人诱而致之也。洪武初，方张二伪既平，余党未诛者悉亡命入海，纠日本人入寇，以故尔时倭患最多，虽信国备海，筑沿海五十九城，莫能弭也。太祖招蜒户岛人渔丁贾竖尽籍为兵，海上恶少皆得衣食县官，而方张余党亦老且死，沿海诸郡稍得休息。然而华人习知海夷金宝之饶，番人亦习海口道里远近曲折，解构之奸，由此而生。宣宗许其贡市，限以贡期，约以人数，凡贡不如期，人船逾数，却而不受，或私挟兵器者，即以寇论。然而夷人得我邮符方物戎器满载而来，绐官兵以入贡，即不如期，守臣不敢诘，苟幸无事，为请俯顺夷情，主客之司亦画可条奏，但云后不为例，其实彼此再至，亦复如是，不敢却、不敢诘也。虽朝廷以为无事，而夷人所至，肆恣杀掠，已不可禁。加以世宗时，有市舶中官，颠倒夷使位次，坐其所私之人，于正使上，席间，授以兵器，纵其相杀，戕我备倭将臣，大掠旁海，言官上言，祸起市舶，礼部遂请罢市舶，不知所当罢者，乃市舶太监，非市舶也。市舶之利，在中国数世，亦如东之马市、西之茶市，所以通华夷之情，迁有无之货，收徽税之利，使归于上，减戍守之费以宽民力。又以禁海贾、抑奸商，使无向导之忧，自市舶罢，而诸弊悉出，诸法尽壤。外交内诇，几无宁日。海舶一至，奸商阑入其货，不肯与直，夷人无如之何，不得已而投贵官之家，久之，贵官亦不偿直，夷人乏食，不得已而为盗。贵官利其亟去，辄为危言以撼有司，趣兵讨盗，实殴之也。及兵将出，又漏言番人，且为好语啖之以没前货而市后恩，由是夷人又最恨贵官，而思掠其赀，相与盘踞海岸，徘徊观望，内之凶徒逸囚猾吏黠僧及失职不得志，群不逞者，皆为之羽翼，攻城掠邑，劫库纵囚，无不满志矣。加以朝廷之上出师命将用舍非人，赏罚不衷，戮力用命者往往得罪，奸贪败衂者率皆漏网，是以兵出无功，祸久不解，数郡萧条，瀛壖坵墟，夷人久亦饱肉扬帆而去，叫呼啸聚者，十有八九当中土奸人，虽时复剿抚，莫能殄绝。晚年海滨稍靖，而中州沸扰矣。

　　要荒五

　　南方之夷，连涉荆交之区，布濩巴庸之外，无教令等威之制，无宫室服用器业之资，生理既不足系其心，地险又可容其恶，是以乐纵恣而安悖乱。然而性多荒惰，暗于事机，虽则易合，亦复易离，此其凶勇校算，薄于羌狄，故陵暴之害不能深焉。秦时亦有郡县其地者，至汉兴而道闭。高祖太宗不以介意，武帝以后往往用兵，虽时有胜败，然卒取而有之，不惟隶乎象胥，亦且归于职方，以其势弱故也，得之不足彰威，灭之适以明忍。善哉昔人之言曰，蛮类虽人，宜鸟兽畜之。其小啁啾抵触，驱而远之耳。若必扰伏制驭，使戾其天性，噪呼咆哮，骇起而奔突，乃欲追捕穷讨，则散漫山林，我敝而彼逸，非胜算也。御之之道，曰德曰威，曰廉曰信，当其无事，宜佚荡简易，宽小过，持大纲，正其疆域，不使邻境相争；陈其宗庶，不使袭替相讼；别其区宇，不敢强弱相兼。而又免其饯谷之输，宽其方物之献，或有蟊讧，则乘其未滋，霆冲电激，指的而中之，勿使疽食浸淫，此攻心伐谋之大略也。汉武开拓三方，皆非吊伐之师，总欲利彼土地、私其奇玩，而南越之端尤为无罪，且因淫夫以蛊他国之母，更为中华羞。唐宋之君，必耻而弗为也。考其岁月，乃在卫霍绝幕、马死大半之后，势必不能得志于北，聊取小弱以代辛螫，律以怀远之道，岂不悖哉？又东越之王初保泉山，后徙居大泽中，去险阻而家平地，于汉何罪？而朱买臣袭取以为功，此又不与负固而抗衡上国者比也。故先儒之论，汉置安边都护而西域惊，元设征东行省而高丽惧，皆贻讥后世，非盛德之事。善抚四夷者，亦静之而已矣。魏征曰，中国既安，四夷自服，不易之论也。

　　通好

　　安边之计，无如修好，汉之和亲，有五世之利，此从来所共覩也。但讲和既久，不能无反复，要其归宿，终以此策为便。文帝为赵佗置守冢人，尊官厚禄，宠其兄弟，然后遣一介之使，慰以温言，遂得去其帝号，委质称臣，信乎怀远之道、驾驭之术皆无如此者。其后祖逖与石勒通好，不闻于朝，自以己意专行于外，于国体甚尊，边民亦安，朝廷之上拱手而受其成，但使方隅无事，王心载宁。以边事论，方叔之壮猷；以臣道论，则春秋公子结之义也。然范仲淹曾一行之，举朝以为大罪，不能如韩昌张猛，犹得见赏于其君而不毁其盟，不致其辟。所以境外之事，日见其难，为边臣不敢自专，必归其责于人主，人主亦不能独断，必取衷于公卿侍从，众论不同，聚讼多端，而成南宋之局。若得祖逖在边，使和议不发于南而发于北，则尽善之举也。然而边臣借款要功，往往受绐于外，劳费于内，必如明之宣宗，每闻请款之奏，即申敕边臣，防其诈伪，戒严倍于他日，故君臣上下皆无惰窳之心，象胥夷使，亦寝侥幸之谋，为得法也。呼韩邪入朝，此从古未有之事，礼以义起，岂可过于挹损，使在臣僚中乎？丞相御史引先京师而接诸夏，先诸夏而后夷狄之义自是事理之常。萧望之独谓非正朔所加，宣待以不臣，从羁糜之义，此必斟酌理势所宜，彼此所安，而后施行，未可于事后鹘突下驳议也。荀悦起而非之，亦是论理之词，故悦亦云，汉之所行为得权时之宜，未尝全以为非。宋人有感当时之事，故为尊大中国之说。今且平心以观，假令元昊入觐，谅祚诣阙，持庙算者果用荀悦之论，抑姑以望之为成法？尔时夏竦之流，固不足校，即韩范处此，亦恐高论无益，必归实际耳。愚谓春秋之义，贵者无后，待之以初。匈奴为敌国久，原不在三代五服之内，即以亡国之礼待之，亦当不臣寓公而臣其子孙，况慕义尚化而来，岂可无加隆之典？春秋邾仪父来盟，因其接我而裦之；荆人来聘，去州举之名以奖慰之。奈何违经义、戾事宜，以慕义之君寘班次之下而曰吾以伸中国之尊？学问不精，袭取嘉名，争小节而误大事者，或有之矣，惜乎其不讲于笃论也。所可议者，呼韩入朝汉之礼，赐黄龙已浮甘露，竟宁复倍黄龙，至于河平又加厚焉，元寿又加厚焉，几加厚若此而犹可常继者，是亦不可不虑耳。若夫降女之事，司马公极言其谬矣。愚考武帝时，江都王建、楚王戊皆汉之罪人。江都女细君、楚女解忧，大率皆贷死而养于掖庭者，故遣嫁异域，即以此属当之。虽有降女之名，未失中国之体，非若唐室径以人主爱女往遗之也。此亦不可不辨。

　　防御

　　边境有必争之地，不可失也。周之朔方，汉之新秦中，赫连之统万城，皆西河之南，关右之屏蔽也。朵颜三卫与渔阳仅隔一山，朝发穹庐，暮至城郭，亦渔阳之屏蔽也。此二屏者，中国必争之地，所以唐之边臣筑三城于河外，置烽堠千八百所，据三面之险，当千里之备，更回纥吐蕃之乱，朔方常为中国所有。明自英宗以来，舍受降而卫东胜，又辍东胜以就延绥，以一面之险遮千里之冲，遂以此失朔方。深山大泽，顾在彼中，而宁夏外险，反备南河，此一失也。大宁之地，明太祖以宁王镇之，其重可知。靖难之初，首劫宁王以成功，成祖以其地与兀良哈，遂使辽东宣府声援断绝，而迤北南牧常狙伏此地以伺中国之闲，此又一失也。汉武帝得朔方而弃造阳以北，论者犹谓失策。王安石倡欲取故与之说，以笔画地图，弃雁门外五百里，太原之陷无不归咎焉。明时两地并失，所以一代边事校往皆更难为也。防御之策，敌未至而广征士马则徒费刍粮，既至而调兵应援则援不及事。大兵既集，务远则彼或不来，持久则我师先老。或王旅纔至，彼已饱归，假令不归，则费役更广。又且众论不齐，任议舛错，平日先事之备，虽有智者善谋，而奉行之人必不甚力，或以虚文误实事，或以小备易大防，如赵充国请籴边粮，所需既有成数，司农仅许其半，至于有司奉行，仅供十二。以十二之备支全事之用，必误国矣。夷狄之人不可使居中土，汉武帝得浑邪王众，分处五郡，故塞外而皆在河南，因其故俗为属国，所夺匈奴地则徙关东贫民以赏之，盖处降胡于今河套而徙贫民于今甘肃，处降胡塞下，所以御外侮。徙贫民新郡，所以就膏腴，末尝以远人居内地，亦未尝以吾民寘遐荒也。赵营平、马新息反远人天性而居诸内地，欲以旦夕拘录，制其狼子野心，然而盘结既久，萌芽辄生，辛有伊川之叹，复见于后世，范史所以咎二贤之始事也。太宗初降突厥，欲徙居内地，既有五胡之覆辙，欲井牧其人，则天地无冠冕百蛮之理，即处之近塞，若汉之南庭，亦非无事之局。故魏征直请驱诸漠北，颜师古、李百药咸欲居之远方，分其部落。太宗不从而从温彦博进熟之说，卒似突厥宿卫，致结社率之变，知事之不可而后从魏征言，乃知处事自有定理，纷纭异说，皆不足用，徒乱人意耳。若夫沿边要害，令土人结砦自保，如有寇盗，诈以撃其后队，掠其归路，亦可当前代属国，犹愈弛刑减死、募戍远荒者也。边关之禁不可不严，然以我有余易彼有用，若以茶易马之类，可无禁也。其它物货，若纵之使来而无程数，则权与利俱在彼而不在此，法宜谨之于始，约束明而号令肃，便互市之中，折冲之计已寓，则制胜之道也。

　　杂事

　　以夷攻夷，虽曰中国之利，然兵事甚变，亦未知利害所归。为中国计，不可见利辄动，恐招寇生事，未知所终也。亦不宜有所左右而遣诘责之使，万一拒命，岂不损？即饰词应命而我无术以制之，亦为所侮。闭关谢绝，为好言慰之，是长策也。更有彼此相攻而以钞掠所得归功中国以邀赏赐，此夷人巧计，分怨仇于中国者也，于此尤宜慎重，稍有不当，两国皆怨，边境无宁日矣。离间君臣，非礼义之事，不可以示远人。宋人欲离间元昊三大将以分弱其势，仁宗不之行也。观王莽分北边为十五单于，遂速其畔，分弱之说焉足用乎？通好之后受其朝贡，即不宜纳其亡叛，谷永伊邪莫邪之议，谋略之善耳。若周世宗论江南修守备，在经则显比之义，在往事亦中行穆子克鼓法也。边境之上，虽云空地，不可轻以假人，其以人者亦不可见利取之。汉时河西一镇半入夷中，所以隔绝羌人之路。义渠安国为羌人请田湟水，朝廷虽未许，羌人竟缘此言抵冒渡湟，郡县不能禁，卒有先零之叛。此空地不谨而生衅也。王根向单于求温偶駼王之地，贪奇林竹箭鹫羽而示不义于邻国，至于见拒，乃罢使臣以谢过，朝廷之耻孰大焉？此不讲王者无求之义而取辱也。东晋之时，武昌北岸有邾城，或劝陶侃分兵镇之。侃曰，邾城隔在江北，内无所倚，外接群夷，夷中利深，晋人贪利，民不堪命，必引敌入寇，乃致祸之由也。后庾亮戍之，果败。此贪慕境外而卒不能有之己事也。故冒顿不弃瓯脱，武帝不有轮台，皆边事可鉴者。夷人入贡，道里远近，祖宗皆有微意，不可易迂回而从直捷，恐习熟之后或启戎心。至于已闭之道不可轻开，未辟之险不宜铲削。一开之后未知利害所锺也，夷人之性主于趋利，利之所在有弥耳而伏者，有张吻以噬者，方其弭耳，不可属望以道义，即其张吻，亦可劫胁以制其怒心。最不可受其欺谩以朝贡相縻，而道路不敢诘其剽掠，边圉不敢御其寇盗，皆谋国之大失也。


　　●附录 年谱

　　按公讳承诺，字君信，号东柯。村居时号固斋，又曰隐矶渔人。晚年辞官归，复号石庄，恒自称石庄老人，世为景陵人。
　　曾祖讳岫，字伯崖，乡饮大宾。祖讳贺，字廷庆，累诰赠通奉大夫、四川布政使司、左布政使。父讳早，字迟乡，万历己卯副车，除归州训，升广西太平府养利州学正，诰赠如廷庆公。嗣父讳永定，字安卿，补诸生，邑侯以大宾礼致之，不就。明万历三十五年丁末十月二十八日戌时，公生于石门。
　　太夫人张出也，迟卿公初娶万夫人，生二子，长讳承诏，字君麻，由万历甲辰会魁，累官至南冏伯。次讳承诰，字君鸾，崇祯庚午明经。继娶张太夫人，生君访公，讳承谘，为诸生。复生公，迟卿公命名曰承诺。答客诗曰，伊余初生日，兄方令峡川。先君谓此子，迟暮幸有焉。大儿远庭闱，寘此侍林泉。咳命承唯诺，不复顾轩軿。
　　四十二年甲寅，公八岁，作爆竹赋。是年迟卿公卒。
　　自述七十歌曰，一十时，甫及童龀罹偏孤，慈亲辛苦最怜渠。私赋弄物恶浮虚，长兄惊喜目家驹。素绘韬发色瞿瞿。晨出暮归授塾书，少遭闵凶憾哺乌。
　　泰昌元年庚申，公十有四岁，补诸生。
　　天启元年辛酉，公十有五岁，迟卿公崇祀归州名宦。
　　三年壬戌，公十有六岁。
　　三年癸亥，公十有七岁，孺人吴氏归。
　　四年甲子，公十有八岁，安卿公卒，出继。
　　君麻公在蜀，上大夫人张氏书曰，儿少钝，艰于强记而好为沈湛之思以自异，然识力尚逡巡不能决者。先大夫庭训之外，每得吾叔片言而决之，于是引伸触类，机缄渐启。其后捷南宫，叨列第五，吏治蒸蒸，屡称卓异，皆吾叔力也。今吾叔以无嗣而终，天必不使其高才盛德斩而无报，四弟歧嶷可使继吾叔之后云云。太夫人许之。
　　五年乙丑，公十有九岁。
　　六年丙寅，公二十岁。食饩，读史西塔寺。
　　自述七十歌曰，二十时，青青衿佩食廪饩，良师胜友称品类。明经之业强人意，廿一史书供游艺。隐囊棋褥无睨视，黄锺瓦甒知何器，来日苦多畏堕弃。
　　七年丁卯，公二十有一岁，感劳疾。
　　崇祯元年戊辰，公二十有二岁。
　　三年己巳，公二十有三岁。迟卿公崇祀乡贤。
　　三年庚午，公二十有四岁。
　　四年辛未，公二十有五岁。君麻公卒。在病中。
　　五年壬申，公二十有六岁，太夫人张氏卒。在病中。
　　六年癸酉，公二十有七岁，君访公卒。在病中。
　　七年甲戌，公二十有八岁，同吴公骥选古文春汲成，三宣录成，撰西塔僧新置塔院记。
　　八年乙亥，公二十有九岁。
　　九年丙子，公三十岁。乡荐。子褎生。君麻公崇祀乡贤。
　　自述七十歌曰，三十时，十年之内事纷多，一病五载驹隙过，慈母两兄逝如何。病山旋闻鸣鹿歌，上策不收返旧薖。却顾初服美婆娑，游梁虽好柰蹉跎。
　　十年丁丑，公三十有一岁。公交车不第，从白下归，撰余君志铭。
　　十一年戊寅，公三十有二岁。
　　十二年己卯，公三十有三岁。有瘗流棺事。
　　十三年庚辰，公三十有四岁。公交车不第，从襄阳归。嗣母刘氏卒。
　　楚俗，殁于他所者家不入柩，以为不祥。故宅稍隘，殡敛毕，迎柩新居，成服受吊，悉本士礼。
　　十四年辛巳，公三十有五岁。葬嗣母刘氏。
　　十五年壬午，公三十有六岁。服阕入都。
　　贼扰中州，公交车由白门北上，贼阻燕齐，乃留白门。
　　十六年癸未，公三十有七岁。自白门归，避地三台湖，始为诗。
　　公交车之期既误，间李寇蹂躏襄郢，从白门觅舟还楚，至安庆，抚军张公亮有旧，与书论贼势甚悉。张甚善之，值荆襄既陷，大帅溃走九江，江宁戒严，大江不可行，间道往新安，至江右，复从袁州踰岭至萍乡，又由湘潭至长沙，过湖至岳阳，渡江归。遇吴孺人携子女避地蒿台，乃迁，辟于三台湖。
　　国朝
　　顺治元年甲申，公三十有八岁。复避于澄湖西湾。
　　时贼尚盘踞县城，左帅良玉屯重兵武昌，以荆西观察章公旷为前驱，用东乡兵与土兵万余人，由竟陵进取以图郡城，败绩。
　　二年乙酉，公三十有九岁。在澄湖。
　　三年丙戌，公四十岁。贼溃，移家蒿台。
　　自述七十歌曰，四十时，贼骑填郛掠四圻，三载将家避湖矶，天步改玉尤堪欷，城郭如故室卢非。举目新亭风景远，身是还乡丁令威，妻孥无恙共朝饥。
　　四年丁亥，公四十有一岁。在蒿台，长女适于谢。
　　五年戊子，公四十有二岁，移居西山。
　　六年己丑，公四十有三岁。卜居七里沔。观察周公荃以荒城吟索和，欲置幕，弗往。
　　七年庚寅，公四十有四岁。游沔，遇黄公文旦，得青玉轩诗叙，作元辟传。
　　八年辛卯，公四十有五岁。子褎补诸生。
　　九年壬辰，公四十有六岁。青玉轩诗刻成，南牕日知录成，君鸾公卒。
　　十年癸巳，公四十有七岁。子褎娶。
　　十一年甲午，公四十有八岁。
　　十二年乙未，公四十有九岁。部铨县职，感微疾。
　　答客诗曰，蚤岁罹偏孤，先慈勖遗编。中年厕乡举，慈帏先弃捐。画荻遗荼蓼，负薪失仔肩。曲木谁檃括，粪壤莫陶甄。至今二十载，所如竟惘然。
　　十三年丙辰，公五十岁。撰张太夫人行述，书严先生嗣堂记后。
　　自述七十歌曰，五十时，齿纔及艾头先皓，蘧氏知非苦不蚤，黑裘再敝青门道，归向东皋借鱼鸟，野径尘坌风自扫，亟作画牛眠烟草，年过半百山中好。
　　十四年丁酉，公五十有一岁。季女适于刘。
　　初犹涉猎二氏之书，自是皆屏去，不复寓目。自题草堂歌云，比来读易无思虑，益信卧疴多暇豫，下帘不着老氏书，焚香那诵迦维语。
　　十五年戊戌，公五十有二岁。水圮村居，还家，治城南端。
　　除夜诗曰，四壁风霜气，百龄冰雪文。寒城同守岁，迭鼓正多闻。
　　十六年己亥，公五十有三岁。营城居，构菊佳轩，撰竟陵水患论，与陈广文书，记家乘后。
　　始营城居诗曰，南端抗列雉，阴街韫百室。虽非罗含宅，咏言自兹日。教子下里门，匪直崖栖吉。
　　十七年庚子，公五十有四岁。撰万子颐庄序。
　　十八年辛丑，五十有五岁。撰黉宫颂。
　　康熙元年壬寅，公五十有六岁。
　　二年癸卯，公五十有七岁。菊佳轩诗刻成，撰峡寇论，熊婺源逸事。
　　三年甲辰，公五十有八岁。与黄慈云书。
　　四年乙巳，公五十有九岁。撰赋役平图颂，与吴氏兄弟书。
　　五年丙午，公六十岁。檄征入都。
　　十一月俶装，稍留安陆。十二月由襄樊过南阳鸦路，自茅津渡河，历虞畈浍，岁暮抵平阳。
　　自述七十歌曰，六十时，选曹檄召诣台门，自陈蒙汜日将昏，目飞蠓蠛心胚浑。蒙恩纵遗归田园，冥飞磷集乐邱樊，老人高卧起暥●，玄牝聿求天地根。
　　六年丁未，公六十有一岁。告归，刻檄游草。
　　正月在平阳，二月由平阳至赵城，三月抵京师。自初告至得准，审亲往覆者凡五次。呈严侍郎正矩诗云，垂老只思还旧业，暮年所急匪轻肥。恐不得遂其志也。
　　七年戊串公六十有l一岁构石庄子西村；
　　初志已遂，宿疴稍闲，构是以为闲游处。
　　八年己酉，公六十有三岁。潜邑王明府又旦，遣使存问，与吴司成书。
　　九年庚戌，公六十有四岁。往潜邑，报王明府币交。
　　十年辛亥，公六十有五岁。
　　十一年壬子，公六十有六岁。子褎选贡入雍。
　　十二年癸丑，公六十有七岁。撰二史不为王通立传论。
　　十三年甲寅，公六十有八岁。撰王沱潜奏绩叙。
　　十四年乙卯，公六十有九岁。失足伤面。
　　十五年丙辰，公七十岁。菊佳轩诗二刻成。
　　自述七十歌曰，七十时，十年抱膝兼伏腕，著书言满三十万，覆瓿是甘祈无溷，罢卷犹然关两楗，观物则兮昧道论，此中无欲亦无闷，不慕青精餐白饭。
　　十六年丁巳，公七十有一岁。颐志堂诗刻成。
　　自甲寅至是，诗不分体，以年为次，按集可考。
　　十七年戊午，公七十有二岁。撰戴小宋诗序。
　　十八年己未，公七十有三岁。绎志成，读书说成。自丁未至是，凡十有二年，脱稿五次，乃为订本。述情诗曰，经始协洽岁，几度春王日。摄提一星周，墙壁着楮墨。交成三十万，离立分两集。
　　十九年庚申，公七十有四岁。
　　二十年辛酉，公七十有五岁。六月十三日卒。
　　三月，旧疴偶作，精神微觉有异，然起居饮食如常。客有至中堂者，时与对坐，未尝伏枕。五月疾势渐增，呼吸稍急，手书遗子褎曰，一缓葬，二葬勿侈用，三不合葬，四讣去俗称。自题铭旌云，清辞官归隐著书明道石庄胡承诺柩。所遗导孙者皆笔砚文事之用，无玩器，无长物。六月，屏弃医药，有劝之者，答曰，吾之五脏将与医者尝巧乎？十三日昧爽，令子褎书石庄别墅于木主，烛下手而观之曰，吾神魄将栖宿于此。旋指身曰，不附此肉矣。神气闲定，言词安雅，毫无愤容。临暮，令具汤浴，拭体皆周，自立正坐，以整衣冠。既令迁于地，敕家人衣白，哭，犹召人人而颔之。夜过半，俨然而逝，颜色如生。十二月十三日，葬石庄。
　　二十一年壬戌。孺人吴氏卒。
　　三十四年乙丑。子褎续刻颐志堂诗成。
　　三十年辛未。公崇祀乡贤。
　　二十八年闰三月十一日，通国状请。至是督臣丁恩孔、抚臣吴琠疏入，俞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