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信录_1

《考信录提要》
　　
　　●自序
　　（刚（顾颉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夏》、《商》、《丰镐》诸录之例，由《总目》内录出补入。）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俊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卷上
　　○释例
　　△时代与识见（以下三章，通论读书当考信之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二帝、三王之事，备载於《诗》、《书》（《书》谓《尧典》等三十三篇），孔子之言行，具於《论语》。文在是，即道在是，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六经》以外，别无所谓道也。顾自秦火以後，汉初诸儒传经者各有师承，传闻异词，不归於一，兼以战国之世，处士横议，说客言，杂然并传於後，而其时书皆竹简，得之不易，见之亦未必能记忆，以故难於检核考正，以别其是非真伪。东汉之末，始易竹书为纸，检阅较前为易；但魏、晋之际，俗尚词章，罕治经术，旋值刘、石之乱，中原陆沉，书多散轶，汉初诸儒所传《齐诗》、《鲁诗》、《齐论》、《鲁论》陆续皆亡，惟存《毛诗序传》及张禹更定之《论语》，而伏生之《书》，田何之《易》，邹、夹之《春秋》亦皆不传於世。於时复生妄人，伪造《古文尚书经传》、《孔子家语》，以惑当世。二帝、三王、孔门之事於是大失其实。学者专己守残，沿讹踵谬，习为固然，不之怪也。虽间有一二有识之士摘其疵谬者，然特太仓ㄗ米，而亦罕行於世。直至於宋，名儒迭起，後先相望，而又其时印本盛行，传布既多，稽核最易，始多有抉摘前人之忄吴者。或为文以辨之（如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泰誓论》，苏明允《喾妃论》，王介甫《伯夷论》之类），或为书以正之（如《郑樵诗辨妄》，赵汝谈《南塘书说》之类），或作传注以发明之（如朱子《论语》、《孟子集注》、《诗集传》、蔡氏《书传》之类）。盖至南宋而後《六经》之义大著。然经义之失真已千余年，伪书曲说久入於人耳目，习而未察，沿而未正者尚多，所赖後世之儒踵其余绪而推广之，於所未及正者补之，已正而世未深信者阐而明之，帝王圣贤之事岂不粲然大明於世！乃近世诸儒类多摭拾陈言，盛谈心性，以为道学，而於唐、虞、三代之事罕所究心。亦有参以禅学，自谓明心见性，反以经传为肤末者。而向来相沿之误逐无复有过而问焉者矣！余年三十，始知究心《六经》，觉传记所载与注疏所释往往与经互异。然犹未敢决其是非，乃取经传之文类而辑之，比而察之，久之而後晓然知传记注疏之失。顾前人罕有言及之者；屡欲茹之而不能茹，不得已乃为此录以辨明之。非敢自谓继武先儒，聊以效愚者千虑之一得云尔。
　　△人言不可尽信
　　人之言不可信乎？天下之大，吾非能事事而亲见也，况千古以上，吾安从而知之！人之言可尽信乎？马援之薏苡以为明珠矣；然犹有所因也。无兄者谓之盗嫂，三娶孤女者谓之挝妇翁，此又何说焉！舌生於人之口，莫之扪也；笔操於人之手，莫之制也；惟其意所欲言而已，亦何所不至者！余自幼时闻人之言多矣，日食止於十分，月食有至十馀分者。世人不通历法，咸曰月一夜再食也；甚有以为己尝亲见之者。余虽尚幼，未见历书，然心独疑之。会月食十四分有奇，夜不寝以观之，竟夜初未尝再食也。唯食既之後，良久未生光，计其时刻约当食四分有奇之数，疑即指此而言。然同人皆不以为然。又数年，见诸家历书果与余言相同。人之言其安从而信之！郡城刘氏家有星石二枚，里巷相传，咸谓先时尝落星於其第，化而为石。余自幼即闻而疑之。稍长，从刘氏兄弟游，亲见其石，及其所刻篆文楷字，细诘之，则曰：“实无是事。先人宦南方，得此石，奇其状非人世所有，聊刻此言以为戏耳。”此现有石可据，有文可征，然且非实，人之言其又安从而信之！周道既衰，异端并起，杨、墨、名、法、纵横、阴阳诸家莫不造言设事以诬圣贤。汉儒习闻其说而不加察，遂以为其事固然，而载之传记。若《尚书大传》、《韩诗外传》、《史记》、《戴记》、《说苑》、《新序》之属，率皆旁采卮言，真伪相淆。继是复有谶纬之术，其说益陋，而刘歆、郑康成咸用之以说经。流传既久，学者习熟见闻，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传，非妄撰者。虽以宋儒之精纯，而沿其说而不易者盖亦不少矣。至《外纪》、《皇王大纪》、《通鉴纲目前编》（六字共一书名，与温公《通鉴》、朱子《纲目》无涉）等书出，益广搜杂家小说之说以见其博，而圣贤之诬遂万古不白矣！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圣人之读经，犹且致慎如是，况於传注，又况於诸子百家乎！孟子曰：“博学而详说之，将以反说约也。”然则欲多闻者，非以逞博也，欲参互考订而归於一是耳。若徒逞其博而不知所择，则虽尽读五车，遍阅四库，反不如孤陋寡闻者之尚无大失也。
　　△少见者多误
　　凡人多所见则少所误，少所见则多所误。唐卫退之饵金石药而死，故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硫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谓韩退之作《李于墓志》戒人服金石药，而自饵硫黄。无他，彼但知有韩昌黎字退之，而不知唐人之字退之者尚多也！故曰，少所见则多所误也。余崔在魏，族颇繁，然外县人罕识之，多知有余兄弟。族人有病於试场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病也。族人有畜优者，则相传以为余兄弟畜优也。此耳目之前，身亲之事，犹若此，则天下之大，千古以上可知已。故好德不如好色，许允事也，而近世类书以为许浑。韩魏公在扬州与客赏金带围，王与陈旭、王安石也，而近世类书以为王曾。晋、宋之事且犹不免传讹，况乎三代以上，固当有十倍於此者。是以颜阖之事载为颜渊，阚我所为移之宰我，诸如此类盖不可数。但此幸而本书尚存，犹可考而知之；若不幸而《吕氏春秋》亡，人必以论东野毕者为颜渊，《左传》亡，人必以陈恒所杀者为宰予。虽聒而与之语，终不见听，必曰：“古者言如是，夫岂无所传而妄记者！”然则唐、虞、三代之事，战国、秦、汉所述，其移甲为乙，终古不白者，岂可胜道哉！故尧之臣多矣，乃见“重、黎”，遂以为必羲、和也；纣之臣亦多矣，乃见“父师少师”，遂以为必箕、比也；禹之佐岂止一人，乃见“大费”，遂以为必益；太甲之佐亦岂止一人，乃见阿衡，遂以为必伊尹：无他，彼心中止有此一二人，故遇有仿佛近似者遂以为必此人。犹之乎许允之事移之浑，王之事移之曾也。甚至南宫载宝，公然移之南容，使三复白圭之贤受诬於百世。犹之乎卫退之饵金石药，而以饵药而死为昌黎罪也。故今《录》中凡事之不见於经者，度其不类此人之事，则削之而辨之。嗟夫，嗟夫，此难为眇见寡闻而粗心浮气者道也！（孔毅夫《杂说》，昔人有辨其系伪撰者，故今但称“宋人杂说”，不欲古人之受诬也。）
　　△以己度人（以下七章，皆论战国邪说寓言不可征信。）
　　人之情好以己度人，以今度古，以不肖度圣贤。至於贫富贵贱，南北水陆，通都僻壤，亦莫不互相度。往往迳庭悬隔，而其人终不自知也。汉疏广为太子太傅，以老辞位而去，此乃士君子常事；而後世论者谓广见赵、盖、韩、杨之死故去。无论盖、韩、杨之死在此後，藉使遇宽大之主，遂终己不去乎！何其视古人太浅也！昭烈帝临终孤於诸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毋令他人得之。”此乃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谓昭烈故为此言以坚武侯之心。然则将使昭烈为袁本初、刘景升而後可乎！此无他，彼之心固如是，故料古人之亦必如是耳。然此犹论古人也。邯郸至武安六十里，山道居其大半，向不可车。有肥乡僧募修之；人布施者甚少，乃倾己囊以成之。议者咸曰：“僧之心本欲多募以自肥；以施者之少也，故不得已而倾其囊。”夫僧之心吾诚不知其何如，然其事则损己以利人也，损己利人而犹谓其欲损人以利己，其毋乃以己度人矣乎！然此犹他人事也。余之在闽也，无名之征悉蠲之民，有余之税悉解之上；淡泊清贫之况，非惟百姓知之，即上官亦深信之。然而故乡之人隔数千余里终不知也，归里之後，人咸以为携有重赀。既而僦居隘巷，移家山村，见其饭一盂，蔬一盘，犹曰：“是且深藏，不肯自炫耀也。”故以己度人，虽耳目之前而必失之；况欲以度古人，更欲以度古之圣贤，岂有当乎！是以唐、虞、三代之事，见於经者皆纯粹无可议，至於战国、秦、汉以後所述，则多杂以权术诈谋之习，与圣人不相类，无他，彼固以当日之风气度之也！故《考信录》但取信於《经》，而不敢以战国、魏、晋以来度圣人者遂据之为实也。
　　△虚言衍成实事
　　战国之时，说客辨士尤好借物以喻其意。如“楚人有两妻”，“豚蹄祝满家”，“妾覆药酒”，“东家食，西家宿”之类，不一而足。虽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非以为实有此事也。乃汉、晋著述者往往误以为实事而采之入书，学者不复考其所本，遂信以为真有而不悟者多矣。其中亦有原有是事而衍之者。公父文伯之卒也，见於《国语》者，不过其母恶其以好内闻，而戒其妾无瘠容，无洵涕，无扌舀膺而已。《戴记》述之，而遂谓其母据床大哭，而内人皆行哭失声。楼缓又衍之，遂谓妇人自杀於房中者二八矣！又有无是事，有是语，而递衍之为实事者。《春秋》传，子太叔云：“嫠不恤其纬而忧宗周之陨，为将及焉。”此不过设言耳。其後衍之，遂谓漆室之女不绩其麻而忧鲁国。其後又衍之，遂谓鲁监门之女婴尤卫世子之不肖，而有“终岁不食葵，终身无兄”之言，若真有其人其事者矣！由是韩婴竟采之以入《诗外传》，刘向采之以入《列女传》。传之益久，信者愈多，遂至虚言竟成实事。由是言之，虽古有是语，亦未必有是事；虽古果有是事，亦未必遂如後人之所云云也。况乎战国游说之士，毫无所因，凭心自造者哉！乃世之士但见汉人之书有之，遂信之而不疑，抑亦过矣。故今《考信录》中，凡其说出於战国以後者，必详为之考其所本，而不敢以见於汉人之书者遂真以为三代之事也。
　　△古语失解後之妄说
　　战国、秦、汉之书非但言多也，亦有古有是语而相沿失其解，遂妄为之说者。古者日官谓之日御，故曰“天子有日官，诸侯有日御”。羲仲、和仲为帝尧臣，主出纳日，以故谓之日御。後世失其说，遂误为御车之御，谓羲和为日御车，故《离骚》云“吾令羲和弭节兮，望崦嵫而勿迫”；已属支离可笑。又有误以御日为浴日者，故《山海经》云“有女子名羲和，浴日於甘渊”，则其谬益甚矣！古者羲、和占日，常仪占月。常仪古之贤臣，占者占验之占；常仪之占月，犹羲、和之占日也。仪之音古皆读如娥。故《诗》云：“菁菁者莪，在彼中阿。既见君子，乐且有仪。”又云：“亲结其缡，九十其仪。其新孔嘉，其旧如之何？”皆与“阿”“何”相协。後世传讹，遂以“仪”为“娥”，而误以为妇人。又误以占为“占居”之意，遂谓羿妻常娥窃不死之药而奔於月中。由是词赋家相沿用之；虽不皆信为实，要已诬古人而惑後世矣。诸如此类，盖不可以胜数。然此古语犹间见於经传，可以考而知者，若夫古书已亡，而流传之误但沿述於诸子百家之书中者，更不知凡几矣。大抵战国、秦、汉之书皆难征信，而其所记上古之事尤多荒谬。然世之士以其传流日久，往往信以为实。其中岂无一二之实？然要不可信者居多。乃遂信其千百之必非诬，其亦惑矣！
　　△儒者采谶纬语
　　先儒相传之说，往往有出於纬书者。盖汉自成、哀以後，谶纬之学方盛，说《经》之儒多采之以注《经》。其後相沿，不复考其所本，而但以为先儒之说如是，遂靡然而从之。如龙负河图，龟具洛书，出於《春秋纬》。黄帝作《咸池》，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帝尧作《大章》，出於《乐纬》。诸如此类，盖不可以悉数。即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亦缘纬书之文而递变其说者。盖纬书称三代之祖出於天之五帝，郑氏缘此，遂以为祭天，而谓《小记》“其祖之所自出”为其始祖之所自出。王氏虽驳郑氏祭天之失，而仍沿始祖所自出之文。由是始祖之前复别有一祖在，岂非因纬书而误乎！余幼时尝见先儒述孔子言云，“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稽之经传，并无此文。後始见何休《公羊传序》，唐明皇《孝经序》有此语；然不知此两序本之何书。最後检阅《正义》，始知其出於《孝经纬》之《钩命诀》也。大抵汉儒之说，本於《七纬》者不下三之一；宋儒颇有核正，然沿其说者尚不下十之三。乃世之学者动曰汉儒如是说，宋儒如是说，後生小子何所知而妄非议之！呜乎，汉儒之说果汉儒所自为说乎？宋儒之说果宋儒所自为说乎？盖亦未尝考而已矣！嗟夫，谶纬之学，学者所斥而不屑道者也，谶纬之书之言，则学者皆遵守而莫敢有异议，此何故哉？此何故哉？吾莫能为之解也已！
　　△刘知几用《左传》驳秦汉之书
　　近世浅学之士动谓秦、汉之书近古，其言皆有所据；见有驳其失者，必攘臂而争之。此无他，但徇其名而实未尝多观秦、汉之书，故妄为是言耳！刘知几《史通》云：“秦汉之世，《左氏》未行，遂使《五经》（此《五经》指《公羊》、《梁》、《礼记》之文，非古经也）、杂史、百家诸子，其言河、汉，无所遵凭。故其记事也：当晋景行霸，公室方强，而云韩氏攻赵（按《史记》攻赵者屠岸贾，非韩氏，此文盖误）有程婴、杵臼之事（原注：出《史记赵世家》）；子罕相国，宋睦於晋，而云晋将伐守，觇其哭於阳门介夫（原注：出《礼记》）。其记时也：秦穆居春秋之始，而云其女为荆昭夫人（原注：出《列女传》）；韩、魏处战国之时，而云其君陪楚壮王葬焉（原注：出《史记滑稽传》）；列子书论尼父，而云生在郑穆之年（原注：出刘向《七录》）；扁鹊医疗虢公，而云时当赵简子之日（原注：出《史记扁鹊传》）；乐书仕於周子，而云以晋文如猎，犯颜直言（原注：出刘向《新序》），荀息死於奚齐，而云觏晋灵作台，累棋申诫（原注：出刘向《说苑》）。或以先为後，或以後为先，日月颠倒，上下翻覆。古来君子会无所疑，及《左传》既行，而其失自显。”由是论之，秦、汉之书其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特此未有如知几者肯详考而精辨之耳。顾吾犹有异者，知几於秦、汉之书纪春秋之事，考之详而辨之精如是，至於虞、夏、商、周之事，乃又采摭百家杂史之文而疑经者，何哉？夫自春秋之世，下去西汉仅数百年，而其舛误乖刺已累累若此，况文、武之代去西汉千有馀年，唐、虞之际，去西汉二千有馀年，即去战国亦二千年，则其舛误乖刺必更加於春秋之世数倍可知也。但古史不存於世，无《左传》一书证其是非耳，岂得遂信以为实乎！故今为《考信录》，於殷、周以前事但以《诗》、《书》为据，而不敢以秦、汉之书遂为实录，亦推广《史通》之意也。
　　△洪迈驳近代浅妄书
　　非惟秦、汉之书述春秋之事之多误也，即近代之书述近之事，其误者亦复不少。洪景卢《容斋随笔》云：“俗间所传浅妄之书，所谓《€仙散录》、《开元天宝遗事》之属，皆绝可笑。其一云：‘姚崇，开元初作翰林学士，有步辇之召。’按崇自武後时已为宰相，及开元初，三入辅矣。其二云：‘郭元振少时，美风姿，宰相张嘉贞欲纳为婿，遂牵红丝线，得第三女。’按元振为睿宗宰相，明皇初年即贬死；後十年，嘉贞方作相。其三云：‘杨国忠盛时，朝之文武争附之，惟张九龄未尝及门。’按九龄去相位十年，国忠方得官耳。其四云：‘张九龄览苏文卷，谓为文阵之雄师。’按为相时，九龄元未达也。此皆显显可信者，固鄙浅不足攻，然颇能疑误後生也。”至於《孔氏野史》、《後山丛谈》所载张、杜、范、赵、欧阳、司马诸公之事，亦皆考其出处日月而纠驳之。然则虽近代之书述前数十年之事，亦有未可以尽信者，况於战国、秦、汉之人述唐、虞、商、周之事，其舛误固当有百倍於此者乎！惜乎三代编年之史不存於今，无从一一证其舛误耳。然亦尚有千百之一二，经传确有明文，显然可征者。如稷、契之任官，皆在喾崩之後百十余年，而世乃以为喾之子，尧之兄弟。成王乃武王元妃之长子，武王老而始崩，成王不容尚幼，而世乃以为成王年止十三，周公代之践阼。公山弗扰之畔，孔子方为司寇，听国政，佛之畔，孔子卒已数年，而世以为孔子往应二人之召。其年世之不符，何异於《开宝遗事》之所言！然而世莫有疑之者，何哉？安得知几，景卢复生於今日，移其考辨春秋、唐、宋之事之心，以究帝王孔门之事，而与之上下今古也！
　　△杂说流行之故
　　自宋以前，士之读书者多，故所贵不在博而在考辨之精，不但知几、景卢然也。至明，以三场取士，久之而二三场皆为具文，止重《四书》文三篇，因而学者多束书不读，自举业外茫无所知。於是一二才智之士务搜览新异，无论杂家小说，近世应书，凡昔人所鄙夷而不屑道者，咸居之为奇货，以傲当世不读书之人。曰，吾诵得《阴符》、《山海经》矣！曰，吾诵得《吕氏春秋》、《韩诗外传》矣！曰，吾诵得《六韬》、《三略》、《说苑》、《新序》矣！曰，吾诵得《管》、《晏》、《申》、《韩》、《庄》、《列》、《淮南》，《冠》矣！公然自诧於人，人亦公然诧之以为渊博，若《六经》为藜藿，而此书为熊掌雉膏者然，良可慨也！
　　△实事之传误（以下五章，论汉人解诂之有误。）
　　战国之时，邪说并作，寓言实多，汉儒误信而误载之，固也。亦有前人所言本系实事，而递传递久以致误者。此於三代以上固多，而近世亦往往有之。晋陶渊明《桃花源记》言武陵渔人入深山，其居人自言先世避秦时乱，率妻子邑人来此，遂与外人间隔。此特汉、晋以前，黔、楚之际，山僻人稀，以故未通人世；初无神仙诞妄之说也。而唐韩昌黎《桃源图诗》云：“神仙有无何渺茫，桃源之说诚荒唐！”又云：“自说经今六百年，当时万事皆眼见。”刘梦得《桃源行》亦云：“俗人毛骨惊仙子”；又云：“仙家一出寻无踪。”皆以渊明所言者为神仙；虽有信不信之殊，而其误则一也。至宋洪兴祖始据渊明原文以正韩、刘之误，然後今人皆知其非神仙，渊明之冤始白。向使渊明之记不幸而亡於唐末五代之时，後之人但读韩、刘之诗，必谓桃源真神仙所居；不则以为渊明之妄言；虽百洪兴祖言之，亦必不信矣，──而岂有是事哉！晋石崇《王明君》（即昭君，避晋讳，故作“明”）《辞序》云：“昔公主嫁乌孙，令琵琶马上作乐，以慰其道路之思。其送明君，亦必尔也。”其後唐杜子美咏昭君村，遂有“千载琵琶，曲中怨恨”之句。由是词人相沿用之，世之学者遂皆以琵琶为昭君嫁时之所弹矣。然此现有石崇之词可证，少知读书者犹能考而知之。若使此词遂亡，後之人但见前代诗人群焉称之如此，虽好学之士亦必皆以为实，谁复知其为乌孙公主之事者乎！嗟夫，昌黎，大儒也，自汉以来学未有过於昌黎者，而子美号为诗史，说者谓其无一字无来历，然其言皆不可指实如是，然则汉、晋诸儒之所传者其遂可以尽信乎哉！乃世之学者多据为定案，惟宋朱子间纠驳其一二，而人且曰：“汉世近古，汉儒之言必非无据而云然者”。然则韩、杜之诗岂皆无据而云然乎！嗟夫，古之国史既无存於世者，但据传记之文而遂以为固然，古人之受诬者尚可胜道哉！故余为《考信录》，於汉、晋诸儒之说，必为考其原本，辨其是非；非敢诋讠其先儒，正欲平心以求其一是也。
　　△记忆失真之弥缝
　　传记之文，有传闻异词而致误者，有记忆失真而致误者。一人之事，两人分言之，有不能悉符者矣。一人之言，数人递传之，有失其本意者矣。是以《三传》皆传《春秋》，而其事或互异。此传闻异词之故也。古者书皆竹简，人不能尽有也，而亦难於携带，纂书之时无从寻觅而翻阅也。是以《史记》录《左传》文，往往与本文异。此记忆失真之故也。此其误本事理之常，不足怪，亦不足为其书累。顾後之人阿其所好，不肯谓之误，必曲为弥缝，使之两全，遂致大误而不可挽。如九州之名，《禹贡》详之矣，而《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误也；必曲为之说曰：“周人改夏九州，故名互异。”《尔雅》有幽、营而无青、梁，亦误也；必曲为之说曰：“记商制也”（说详《唐虞考信录》中），此非大误乎！《春秋传》成公之母呼声伯母曰姒，伯华之妻呼叔向妻曰姒，是长妇稚妇皆相呼以姒也。卫庄公娶於陈曰厉妫，其娣戴妫，孟穆伯娶於莒曰戴己，其娣声己，是妹随姐嫁者称娣也。而《尔雅》云：“长妇谓稚妇为娣，稚妇谓长妇为姒。”误矣。必曲为之说曰：“长妇稚妇据妻之年论之，不以夫之长幼别也。”此非大误乎！郑氏之注《礼》也，凡《记》与《经》异及两记互异者，必以一为周礼，一为殷礼；不则以一为士礼一为大夫礼。此皆不知其本有一误，欲使两全，而反致自陷於大误者也！夏太康时，有穷之君曰羿，而《淮南子》有尧时羿射日之事，说者遂谓羿本尧臣，有穷之羿袭其名也。晋文公舅子犯，戴记谓之舅犯，或作咎犯，而《说苑》误以为平公时人，说者遂谓晋有两咎犯，一在文公时，一在平公时也。凡兹之误，皆显然易见者。推而求之，盖不可以悉数。而东周以前，世远书缺，其误尤多。故今为《考信录》，不敢以载於战国、秦、汉之书者悉信以为实事，不敢以东汉、魏、晋诸儒之所注释者悉信以为实言，务皆究其本末，辨其同异，分别其事之虚实而去取之。虽不为古人之书讳其误，亦不至为古人之书增其误也。
　　△传闻异词之重出
　　传记之文，往往有因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者。《春秋传》，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曰，‘不可以再辱国君’，乃止。至从郑伯，曰，‘伤国君有刑’，亦止。”按此时晋四军，楚三军，晋非用三军不足以敌楚；若郑则国小众寡，以一军敌之足矣；必无止以两军当楚，复以两军当郑之理。此二事必有一误，显然易见者。按後文云，“至三遇楚子之卒”，襄二十六年传云，“中行、二必克二穆”，然则是至以新军当楚右军，而後萃于王卒，无缘得从郑伯；从郑伯者，独韩厥一军耳。襄二十七年《传》，齐庆封聘于鲁，其车美，叔孙讥之；叔孙与庆封食，不敬，为赋《相鼠》。二十八年《传》，庆封奔鲁，献车于季武子，美泽可以鉴，展庄叔讥之；叔孙食庆封，庆封汜祭，使工为之赋《茅鸱》。此二事绝相似，亦必有一误。且叔孙既食庆封以不敬故而讥之矣，逾年而又食之，又讥之，胡为者！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除也，复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又中止。此二事亦必有一误。不然，前既不肯毁人之庙矣，後又何为而欲毁之乎！《春秋左传》于诸传记中为最古，然其失犹如是，则他书可知矣。是以《史记》记周公请代武王死，又记周公请代成王死，一本之《金》，一本之《战国策》，而不知其实一事也。《列子》称孔子观于吕梁而遇丈夫厉河水，又称息驾於河梁而遇丈夫厉河水，此本庄周寓言，盖有采其事而稍窜其易其文者，伪撰《列子》者误以为两事而遂两载之也。《战国策》中如此之类不可枚举，而《家语》为尤甚，亦不足缕辨也。由此观之，一事两载乃传记之常事，或因传者异词，亦有两事皆非实者。正如唐人小说，以饼拭手之事，或以为肃宗，或以为宇文士及；误称犹子之事，或以为赵需，或以为何儒亮耳。必尽以为两事，误之甚矣！以此例之，汉以来之书以误传误者甚多，不得尽指以为实也。
　　△曲全与误会
　　後人之书，往往有因前人小失而曲全之，或附会之，遂致大谬於事理者。《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信如所言，则武王元年，年八十有四，在位仅十年耳。而《序》称十有一年伐殷，《书》称十有三祀访范，其年不符。说者不得已，乃为说以曲全之云：文王受命九年而崩，武王冒文王之年，故称元年为十年。（说详《丰镐考信录》中）《春秋》书齐桓公之卒在十有二月乙亥，周正也。殡於十二月辛巳，距卒仅七日耳。而《传》采夏正之文，以为卒於十月乙亥；则卒与殡遂隔六十七日。说者以其日之久也，遂附会之以为尸虫出於户。此岂近於情理哉！前人之为此言，不过一时失於考耳，初不料後之人引而伸之，遂至於如是也。然此犹皆前人之误之有以启之也，若乃经传本无疑义，而注家误会其意，及与他文不合，不肯自反，而反委曲穿凿以蕲其说之通者，亦复不少。如《尧典》之“四岳”，注者误以为四人，因与二十二人之文不合，遂以稷、契、皋陶为申命，以治水明农为在尧世矣。《书序》之“以箕子归，说者误以为本年之事，因与伐殷之年不合，遂以伐殷为观兵，以《序》之度孟津为有月日而无年矣（说并详《唐虞丰镐》两《考信录》中）。凡兹之误，其类甚多。展转相因，误於何底。姑举数端，以见其概。乃学者但见其说如是，不知其所由误，遂谓其事固然而不敢少异，良可叹也！故今为《考信录》，悉本经文以证其失，并为抉其误之所由，庶学者可以考而知之，而经传之文不至於终晦也。
　　△强不知以为知
　　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又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夫圣人岂不乐於人之尽知，然其势必不能。强不知以为知，则必并其所知者而淆之。是故无所不知者，并真知也；有所不知者，知之大者也。今之去二帝、三王远矣，言语不同，名物各异，且易竹而纸，易篆而隶，递相传写，岂能一一之不失真！《韩文考异》，阁、杭、蜀本互相异同，石本亦有舛误。宋祁所藏《杜诗》，与行世本迥异。近者如此，远者可知。以为不知，夫亦何病。而学者必欲为之说以通之，此古书之所以晦也！偶阅《€谷杂记》，记苏子瞻集二事，其事虽小，然可喻大。其一，子瞻过虔州，有“行看凤尾诏，下虎头州”之句，虎头盖指虔也；虔与虎皆从[C065]，董德元言“虔州俗谓之虎头城”是也。注者乃云“虎头，顾恺之也；恺之常州人，盖是时先生乞居常州也。”夫不知虎头之为虔，固其学之不广，然天下之书岂能尽见，缺之未为大失也。强以意度之，而属之顾恺之，则其失何啻千里！彼汉人之说经，有确据者几何，亦但自以其意度之耳，然则其类此者盖亦不少矣，特古书散轶，无可证其误耳，乌在其可尽信也哉！其一，子瞻所记韩定辞事，见於《北梦琐言》。以《琐言》校《苏集》，则《苏集》误以“幕客”作“慕容”，“银笔之僻”作“银笔之譬”，“从容”作“从客”，“江表”作“士表”，“李密”作“孝密”，诸本皆然，遂至於不可读。夫以宋人读宋人之书，时代甚近，宜无误也，然其误尚如此，况二千年以前之书，又无他书可校者乎！故今为《考信录》，凡无从考证者，辄以不知置之，宁缺所疑，不敢妄言以惑世也。
　　△取名拾实（以下三章，论东晋以後伪书。）
　　磁州故产磁器。有孙某者，仿古哥、定、汝诸窑之式造之。既成，择其佳者埋地中。逾两年，取出，市於京师、保定诸贵人家，见者莫不以为真也。由此获利十倍。州中鬻烟草者，杨氏最著名，价视他肆昂甚，贸易者常盈肆外。肆中物不能给，则取他肆之物，印以杨氏之号而畀之。人咸以为美；虽出重价，不惜也。由是言之，人之所贵者名而已矣，非有能知其实者也。郑康成，东汉名儒也，所注虽不尽是，然亦未尝尽非，而王肃百计攻之以求胜。然而公道难夺，卒不可胜。於是其徒杂取传记诸子之文，伪撰《古文尚书》、《孔子家语》（《家语》虽有王肃序，然玩其文，亦系其徒伪撰，非肃自作）以欺世人而伸肃说。至於隋、唐之际，复遇刘焯、孔颖达者，不学无识，妄为表章，由是郑学遂微，郑书遂亡，後之学者遂信之而不疑。嗟夫，圣人之经犹日月也，其贵重犹金玉也，伪作者岂能袭取其万一；乃世之学者闻其为“经”辄不敢复议，名之为“圣人之言”遂不敢有所可否，即有一二疑之者，亦不过曲为之说而已，是贵人之买磁器而市贾之贩烟草也！司马迁，汉武帝时人也，而今《史记》往往述元、成时事。刘向，西汉人也，而今《列女传》有东汉人在焉。谓此二子者有前知之术乎？抑亦其书有後人之所作而妄入之其中者邪！《周秦行纪》，李德裕之客所为也，而嫁名牛僧孺。《碧€》，小人毁君子者之所为也，而嫁名梅尧臣。然则天下之以伪乱真者，比比然矣，若之何以其名而信之也！汉董仲舒疏论灾异，武帝下群臣议，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为其师书，以为大愚，由是下仲舒吏。然则是其师书则尊信之，非其师书则诋讠其之，而不复问其是与非矣！是故，辨异端於战国之时最易，为其别名为杨、墨也；辨异端於两汉之世较难，而人亦或不信，为其杂入於传记也：辨异端於唐、宋以後最难，而人断断乎不之信，为其伪之圣言也。故余谓读经不必以经之故浮尊之，而但当求圣人之意；果知圣人之文之高且美，则伪者自不能乱真。嗟夫，嗟夫，此固未易为人道也。
　　△伪书诬古人
　　自明以来，儒者多象山、阳明，以为阳儒阴释，而罕有辨《尚书》、《家语》之伪者。然吾谓象山、阳明不过其自为说之偏，而圣人之经故在，譬如守令不遵朝廷法度，而自以其臆见决事，然於朝廷无加损也。若伪撰经传，则圣人之言行悉为所诬而不能白，譬如权臣擅政，假天子之命以呼召四方，天下之人为所潜移默转而不之觉，其所关於宗社之安危者非小事也。昔隋牛宏奏请购求天下遗逸之书，刘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其後有人讼之，始知其伪。陈师道言王通《元经》，关子明《易传》，及李靖《问对》，皆阮逸所伪撰，盖逸尝以草示苏明允云。然则伪造古书乃昔人之常事，所赖达人君子平心考核，辨其真伪，然後圣人之真可得，岂得尽信以为实乎！然亦非但有心伪造者之能惑世也，盖有莫知谁何之书，而妄推奉之，以为古之圣贤所作者；亦有旁采他文，以入古人之书者。庄周，战国初年人也，而其书称陈成子有齐国十二代；《孔丛子》，世以为孔鲋所作也，而其中载孔臧以後数世之事：然则其言之不出於庄周、孔鲋明甚。古书之如是者岂可胜道，特世人轻信而不之察耳。故吾尝谓自汉以後诸儒，功之大者，朱子之外，无过赵岐；过之大者，无过汉张禹、隋二刘、唐孔颖达、宋王安石等。何者？岐删《孟子》之外四篇，使《孟子》一书精一纯粹，不为邪说所乱，实大有功於圣人之经。禹采《齐论》章句杂入於《鲁论》中，学者争诵张文，遂弃汉初所传旧本。焯、炫等得江左之《伪尚书》，喜其新奇，骤为崇奉。颖达复从而表章之，著之功令，用以取士。遂致帝王圣贤之行事为异说所淆诬而不能白者千数百年，虽有聪明俊伟之士，皆俯首帖耳莫敢异词者，皆此数人之惑之也。至王安石揣摩神宗之意，以行聚敛之法，恐人之议己也，乃尊《周官》为周公所作以附会之，卒致蔡京绍述（京亦以《周官》附会徽宗之无道者），靖康亡国之祸，而周公亦受诬於百世。象山、阳明之害未至於如是之甚也。孰轻孰重，必有能辨之者。
　　△买菜求益
　　昔人有言曰：“买菜乎？求益乎？”言固贵精不贵多也。《韩昌黎文集》，李汉所订也。其序自称“收拾遗文，无所失坠，”此外更无他文甚明。而好事者复别订有《外集》，此何为者邪！陈振孙《书录解题》云：“朱侍讲校定异同，定归於一，多所发明，有益後学。《外集》独用方本，益大颠三书，但欲明世间问答之伪，而不悟此书为伪之尤也。方氏未足责，晦翁识高一世，而其所定者尔，殆不可解。案《外钞》云，‘潮州灵山寺所刻’；未云，‘吏部侍郎，潮州刺史’。退之自刑部侍郎贬潮，晚乃由兵部为吏部，流俗但称‘韩吏部’尔，其谬如此。又潮本《韩集》不见有此书，使灵山旧有此，刻集时何不编入？可见此书妄也。”（原文太繁，今节录之如此。）由是言之，吾辈生古人之後，但因古人之旧，无负於古人可矣，不必求胜於古人也。论语所记孔子言行不为少矣，昔人有以半部治天下者，况於其全！学者果欲躬行以期至於圣人，诵此亦已足矣。乃学者犹以为未足，而参以晋人伪撰之《家语》。尚恨《家语》所采之不广也，复别采异端小说之言为《孔子集语》及《论语外篇》以益之，不问其真与赝，而但以多为贵。嗟乎，是岂非买菜而求益者哉！余在闽时，尝阅一人文集（忘其姓名），皆其所自订者，其序有云，“异日有人增一二篇，及称吾《外集》者，吾死而有知，必为厉鬼以击之！”呜呼，为人订《外集》，而使天下之能文者痛心切齿而为是言，夫亦可以废然返矣！故今为《考信录》，宁缺毋滥；即无所害，亦仅列之“备览”：宁使古人有遗美，而不肯使古人受诬於後世。其庶几不为厉鬼所击也已。
　　△《孟子》不可信处（以下三章，论经传记注亦有不可尽信之语。）
　　经传之文亦往往有过其实者。《武成》之“血流漂杵”，《€汉》之“周馀黎民，靡有孑遗”，孟子固尝言之。至《宫》之“荆、舒是惩，莫我敢承”，不情之誉，更无论矣。战国之时，此风尤盛，若淳于髡、庄周、张仪、苏秦之属，虚词饰说，尺水丈波，盖有不可以胜言者。即孟子书中亦往往有之。若舜之“完廪，浚井”，“不告而娶”，伊尹之“五就汤，五就桀”，其言未必无因，然其初事断不如此，特传之者递加称述，欲极力形容，遂不觉其过当耳。又如文王不遑暇食，不敢盘于游田，而以为其囿方七十里，管叔监殷，乃武王使之，而属之周公，此或孟子不暇致辨，或记者失其词，均不可知，不得尽以为实事也。盖《孟子》七篇，皆门人所记，但追述孟子之意，而不必皆孟子当日之言；既流俗传为如此，遂率笔记为如此。正如蔡氏《书传》言《史记》称朱虎、熊、罴为伯益之佐，其实《史记》但称为益，从未称为伯益，蔡氏习於世俗所称，不觉其失，遂误以伯益入於《史记》文中耳。然则学者於古人之书，虽固经传之文，贤哲之语，犹当平心静气求其意旨所在，不得泥其词而害其意，况於杂家小说之言，安得遽信以为实哉！
　　△传记不可合於经
　　传虽美，不可合於经，记虽美，不可齐於经，纯杂之辨然也。《曲台杂记》，战国、秦、汉诸儒之所著也，得圣人之意者固有之，而附会失实者正复不少。大小两戴迭加删削，然尚多未尽者。若《檀弓》、《文王世子》、《祭法》、《儒行》等篇，舛谬累累，固已不可为训。至《月令》乃阴阳家之说，《明堂位》乃诬圣人之言，而後人亦取而置诸其中，谓之《礼记》，此何以说焉！《周官》一书，尤为杂驳，盖当战国之时，周礼籍去之後，记所传闻而傅以己意者。乃郑康成亦信而注之，因而学者群焉奉之，与《古礼经》号为《三礼》。魏、晋以後，遂并列於学官。迨唐，复用之以分科取士，而後儒之浅说遂与《诗》、《书》并重。尤可异者，孔氏颖达作《正义》，竟以《戴记》备《五经》之数，而先儒所傅之《礼经》反不得与焉。由是，学者遂废《经》而崇《记》；以致周公之制，孔子之事，皆杂乱不可考。本末颠倒，於斯极矣！朱子之学最为精纯，乃亦以《大学》、《中庸》跻於《论》、《孟》，号为《四书》。其後学者亦遂以此二篇加於《诗》、《书》、《春秋》诸经之上。然则君子之於著述，其亦不可不慎也夫！
　　△朱子之误
　　朱子《易本义》、《诗集传》，及《论语》、《孟子集注》，大抵多沿前人旧说。其偶有特见者，乃改用己说耳。何以言之？《孟子》“古公父”句，《赵注》以为太王之名；《朱注》亦云：“父，太王名也。”《大雅》“古公父”句，《毛传》以字与名两释之；《朱传》亦云：“父，太王名也；或曰字也。”是其沿用旧说，显然可见。《豳风鸱篇》，《传》采《伪孔传》之说，以“居东”为“东征”，遂以此诗为作於东征之後。及後与蔡九峰书，则又言其非是；以故蔡氏《书传》改用新说。然则朱子虽采旧说，初未尝执一成之见矣。今世之士，矜奇者多尊汉儒而攻朱子，而不知朱子之误沿於汉人者正不少也。拘谨者则又尊朱大过，动曰“朱子安得有误！”而不知朱子未尝自以为必无误也。即朱子所自为说，亦间有一二误者。卫文公以鲁僖二十五年卒，至二十六年甯庄子犹见於经，则武子固未尝逮事文公矣。而《论语宁武子章》注云，“武子在位，当文公，成公之时；文公有道，而武子无事可见”，误矣。盖人之精神心思止有此数，朱子仕为朝官，又教授诸弟子，固已罕有暇日，而所著书又不下数百馀卷，则其沿前人之误而未及正者，势也；一时偶未详考而致误者，亦势也。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惟其不执一成之见，乃朱子所以过人之处。学者不得因一二说之未当而轻议朱子，亦不必为朱子讳其误也。
　　△世益晚则采择益杂（以下二章，泛论务博而不详考之失。）
　　大抵古人多贵精，後人多尚博；世益古则其取舍益慎，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故孔子序《书》，断自唐、虞，而司马迁作《史记》乃始於黄帝。然犹删其不雅驯者。近世以来，所作《纲目前编》、《纲鉴捷录》等书，乃始於庖羲氏，或天皇氏，甚至有始於开之初盘古氏者，且并其不雅驯者而亦载之。故曰，世益晚则其采择益杂也。管仲子卒也，预知竖刁、易牙之乱政，而历诋鲍叔牙、宾须无之为人，孔子不知也，而宋苏洵知之，故孔子称管仲曰“如其仁，民到于今受其赐”，而苏氏责管仲之不能荐贤也。之礼，为祭其始祖所自出之帝，而以始祖配之，左氏、公羊、梁三子者不知也，而唐赵匡知之，故《三传》皆以未三年而吉祭为讥，而赵氏独以为当於文王，不当於庄公也。汉李陵有《重答苏武书》，陵与武有相赠之诗，班婕妤有《团扇诗》，扬雄有《剧秦美新》之作，司马迁、班固不知也，而梁萧统知之，故《史记》、《汉书》不载其一字，而其诗文皆见於《昭明文选》中也。由是言之，後人之学远非古人之所可及：古人所见者经而已，其次乃有传记，且犹不敢深信，後人则自诸子百家，汉、唐小说，演义，传奇，无不览者。自《庄》、《列》、《管》、《韩》、《吕览》、《说苑》诸书出，而经之漏者多矣。自《三国》、《隋唐》、《东西汉》、《晋》演义，及传奇、小说出，而史之漏者亦多矣。无怪乎後人之著述之必欲求胜於古人也！近世小说有载孔子与采桑女联句诗者，云，“南枝窈窕北枝长，夫子行陈必绝粮。九曲明珠穿不过，回来问我采桑娘。”谓七言诗始此，非《柏梁》也。夫《柏梁》之诗，识者已驳其伪，而今且更前於《柏梁》数百年，而始於春秋，嗟夫，嗟夫，彼古人者诚不料後人之学之博之至於如是也！
　　△不考虚实而论得失
　　有二人皆患近视，而各矜其目力不相下。村中富人将以明日悬匾於门，乃约於次日同至其门，读匾上字以验之。然皆自恐弗见，甲先於暮夜使人刺得其字，乙并刺得其旁小字。暨至门，甲先以手指门上曰，“大字某某”。乙亦用手指门上曰，“小字某某”。甲不信乙之能见小字也，延主人出，指而问之曰：“所言字误否？”主人曰：“误则不误，但匾尚未悬，门上虚无物，不知两君所指者何也？”嗟乎，数尺之匾，有无不能知也，况於数分之字，安能知之！闻人言为云云而遂云云，乃其所以为大误也。《史记乐毅传》云：“毅留犭旬齐五岁，下齐七十余城，唯独莒、即墨未服。”是毅自燕王归国以後，日攻齐城，积渐克之，五载之中共下七十余城，唯此两城尚未下也。此本常事，无足异者。而夏侯太初乃谓毅下七十余城之後，辍兵五年不攻，欲以仁义服之：以此为毅之贤。苏子瞻则又谓毅不当以仁义服齐，辍兵五年不攻，以致前功尽弃：以此为毅之罪。至方正学则又以二子所论皆非是，毅初未尝欲以仁义服齐，乃下七十馀城之後，恃胜而骄，是以顿兵两城之下，五年而不拔耳。凡其所论，皆似有理，然而毅初无此事也！是何异门上并无一物，而指之曰“大字某某，小字某某”者哉！大抵文人学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事之虚实。余独谓虚实明而後得失或可不爽。故今为《考信录》，专以辨其虚实为先务，而论得失者次之，亦正本清源之意也。
　　△读书者与考古界（此章自述作《考信录》之故。）
　　嗟夫！古今之读书者不乏人矣。其事帖括以求富贵者无论已。聪明之士，意气高迈，然亦率随时俗为转移：重词赋则五字诗成，数茎须断；贵宏博则雪儿银笔，悦服缔交。盖时之所尚，能之则可以见重於人，是以敝精劳神而不辞也。重实学者惟有宋诸儒，然多研究性理以为道学，求其考核古今者不能十之二三。降及有明，其学益杂，甚至立言必出入於禅门，架上必杂置以佛书，乃为高雅绝俗；至於唐、虞、三代、孔门之事，虽沿讹踵谬，无有笑其孤陋者。人之读书，为人而已，亦谁肯敝精劳神，穷年，为无用之学者！况论高人骇，语奇世怪，反以此招笑谤者有之矣，非天下之至愚，其孰肯为之！虽然，近世以来亦未尝无究心於古者也。吾尝观洪景卢所跋赵明诚《金石录》及黄长睿《东观馀论》，未尝不叹古人之学之博而用力之勤之百倍於我也。一盘盂之微，一杯勺之细，曰，此周也，此秦也，此汉也。亭之序，羲之之书，亦何关於人事之得失，而曰孰为真本，孰为赝本。若是乎精察而明辨也！独於古帝王圣贤之行事之关於世道人心者，乃反相与听之而不别其真赝，此何故哉？拾前人之遗，补前人之缺，则《考信录》一书其亦有不容尽废者与！
　　●卷下
　　○总目
　　△考辨古书之方法
　　唐、虞有唐、虞之文，三代有三代之文，春秋有春秋之文，战国、秦、汉以迄魏、晋亦各有其文焉。非但其文然也，其行事亦多有不相类者。是故，战国之人称述三代之事，战国之风气也；秦、汉之人称述春秋之事、秦、汉之语言也。《史记》直录《尚书》、《春秋传》之文，而或不免杂秦、汉之语；《伪尚书》极力摹唐、虞、三代之文，而终不能脱晋之气：无他，其平日所闻所见皆如是，习以为常而不自觉，则必有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少留心以察之，甚易知也。宋时，有与其从兄子讼析赀者，几二十年不决。赵善坚以属张氵昊。讼者云：“绍兴十三年，从兄尝鬻祖产，得银帛楮券若干，悉辇而商；且书约，期他日复置如初。”氵昊曰：“绍兴三十年後方用楮币，不应十三年汝家已预有若干；汝约伪矣！”由是其讼遂决。此岂非自呈露於忽不经意之时者乎！夫氵昊以考古名於时，宜其不长於吏事矣，然乃精於听讼若此，何哉？考古之与听讼，固一理也。是故《易传》之述包羲，帝而称王（唐、虞以前无称“王天下”者，说见《补上古录》中），《蔡传》之引《史记》，益而加伯（《史记》以前称益，未有加以伯者，说见《唐虞录》中），此行文者所不自觉也。《传》之《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注》但云“皆古书名”，及《伪书序》既出，而《林注》遂历历数之：无他，文必因乎其时故也。所以汉人好谈谶纬，则所撰之《泰誓》，“乌流”、“火覆”，祥瑞先呈；晋人喜尚排偶，则所撰之《泰誓》，“胫”、“剖心”，对待独巧。誓诰不及二帝，而《伪古文书》虞世有伐苗之誓；盟诅不及三王，而《吕氏春秋》武王有四内之盟。甚至王通之《元经》，以隋人而避唐讳。是知伪於古人者未有不自呈露者也。考古者但准是以推之，莫有能遁者矣。然而世之学者往往惑焉，何也？一则心粗气浮，不知考其真伪；一则意在记览，以为诗赋时文之用，不肯考其真伪；一则尊信太过，先有成见在心，即有可疑，亦必曲为之解，而断不信其有伪也。正如绍兴三十年後方行楮币，此宜当日人人知之，即不知，亦不难考而得之，乃历二十年而讼不决也。最可笑者，《月令》中星明明战国时之躔度，少通历法者皆能辨之，而《伪周书》有之，人遂以此为周公之制。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一书之所以不能已於作也！
　　△上达与下学
　　自明季以来，学者大抵多为时文，购买讲章墨卷，晨夕揣摩，以为秘笈；此外不复寓目。其能读书不专为时文者，千百人中或仅得一二人耳；然又多以文士自居，以记览为宏博，以诗赋为风雅。其能不仅为记诵词章之学者，又千百人中之一二人耳。就此一二人，已为当世不可多得之人，然又多以道学自命，谨厚者惟知恪遵程、朱，放佚者则竟出入王、陆。然考其所言，大抵皆前人之陈言，其驳者固皆拾庄子、佛氏之唾馀，即其醇者亦不过述宋儒性理之剩说。其真殚精经义，留心治术，为有用之学者，殊罕所遇。然後知学问之难言也！述自读诸经《孟子》以来，见其言皆平实切於日用，用之修身治国，无一不效，如布帛菽粟，可饱可暖，皆人所不能须臾离者。至於世儒所谈心性之学，其言皆若甚高，而求之於用殊无所当。正如五色彩纸，为衣可以美观，如用之以御寒蔽体，则无益也。孟子曰：“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盖本於《书尧典》“克明俊德”七句之意。自《大学篇》始推之於正心，诚意，致知，格物，然要仍以修身为本。逮宋以後，诸儒始多求之心性，详於谈理而略於论事，虽系探本穷源之意，然亦开後世弃实征虚之门。及陆、王之学兴，并所谓知者亦归之渺茫空虚之际，而正心诚意遂转而为明心见性之学矣。余窃谓圣人之道大而难窥，圣贤之事则显而易见，与其求所难窥，不若考所易见。子贡曰：“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述赋性愚纯，不敢言上达之事，惟期尽下学之功，故於古帝王圣贤之事，尝殚精力以分别其是非真伪，而从无一言及於心性者。固自知其不贤，甘为识小之人，亦有鉴於魏、晋之谈名理而尚《老》、《庄》，卒至有陆沉之祸也。
　　△自述考辨古书之经历
　　余少年读书，见古帝王圣贤之事往往有可疑者，初未尝分别观之也。壮岁以後，抄录其事，记其所本，则向所疑者皆出於传记，而经文皆可信，然後知《六经》之精粹也。惟《尚书》中多有可疑者，而《论语》後五篇亦间有之。私怪其故，覆加检阅，则《尚书》中可疑者皆在二十五篇之内，而三十三篇皆无之，始知齐、梁《古文》之伪；而《论语》终莫解其由。最後考《论语》源流，始知今所传者乃汉张禹汇合更定之本，而非汉初诸儒所传之旧本也。至於《礼记》，原非圣人之经，乃唐孔颖达强以经目之，前人固多言之，余幼即饫闻之，更无足异者矣。由是言之，古人之书高下真伪本不难辨，但人先有成见者多耳。昔有显官之任，遇陆羽於江浒，邀共品茶，使仆以十馀盎渡江往取潭水。归舟遇风，盎水半倾，乃取江水代之。既至，羽扬而视之，但云“非是”。过半，乃云：“此潭水矣。”显官诘仆，仆以实告。苏子瞻使人买金华猪，中途而逸，以他猪代之。及宴客，莫不称美者。既知非金华猪，始相视而笑。此无他，子瞻座上之客皆有成见在心，而羽无成见故耳。余生平不好有成见，於书则就书论之，於事则就事论之，於文则就文论之，皆我人之见存。惜乎今之读书者皆子瞻座上客，果有识古书之真伪，如陆羽之辨水者，必不以余言为谬也。
　　○考古提要二卷
　　《考信录》何以有《提要》也？所以自明作《考信录》之故也。薛敬轩先生云：“自考亭以还，斯道已大明，无烦著作，直须躬行耳。”此不过因世之学者心无实得，而但剿袭先儒道学陈言以为明道，以炫世而取名，故为是言以警之耳。朱子以後，岂无一二可言者乎！朱子以《书传》属蔡沈，以《丧》、《祭》二礼属黄，至於《春秋经传》，绝无论著，是朱子亦尚有未及为者。《鸱》，《诗传》沿用《伪传》旧说，及与蔡沈书，始改以从郑，是朱子亦尚有未及正者。况自近世以来，才後之士喜尚新奇，多据前人注疏，强词夺理以驳朱子，是朱子亦尚有待後人之羽翼者。苟有所见，岂容默而不言。故先之以《提要》，以见茹之而不能茹者，良有所不得已，阅者当有以谅其苦心也。
　　○补上古考信录二卷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於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於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於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於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於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於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於《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右前录四卷
　　○《唐虞考信录》四卷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体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有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羽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沉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於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夏考信录》二卷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于舜。舜崩，天下归于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商考信录》二卷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丰镐考信录》八卷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於契也。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洙泗考信录》四卷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治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绩，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精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刺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丰镐别录》三卷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及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洙泗馀录》三卷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世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孟子事实录》二卷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考古续说》三卷
　　《考信录》成，其义有未尽者，有事在周室东迁以後者，亦有泛论古书，不可分系於一代者故为《续说》以补录之。
　　○《附录》二卷
　　《考信录》之後，何以复有《附录》也？此录之作，非余一人之力所能，必有为之前者而後有所受；有为之後者而後有所授。故历历溯其所由来以附於後也。
　　右《後录》十二卷
　　△答过细之讥
　　谚云：“打破沙锅纹到底。”盖沙锅体脆，敲破之，则其裂纹直达於底；“纹”与“问”同音，故假借以讥人之过细而问多也。然余所见所闻，大抵皆由含糊轻信而不深问以致偾事，未见有细为推求而偾事者，。唐何文哲、赵赞邻居，并为侍御史。赵需应举至京，投刺於赞，误造何第。何，武臣，以需进士称犹子谒之，喜召入宅。不数日，值元日，骨肉皆在坐，文哲因谓需曰，“侄名宜改，（何需）似涉戏也。需乃自言姓赵。文哲大愧，乃遣之去。当时传以为笑（《唐国史补》作何儒亮误谒赵需，今从《唐语林》）。然此犹小事，无足为大得失也。乾隆己酉，漳决北杜村、小王庄，会而东下，直趋大名府城，环城大水。未数日，上决於三台，水南注於洹，杜村等口流绝，大名水始渐退。大名道问水所自来，县丞某遂以三台对。大名道亦不复详察，遽移文河南（三台乃河南临漳县境）。以妨运道为词，俾塞三台之口。幸而水势难挽，塞之无功，若三台果塞，而杜村等两口如故，大名之城其能不为沼乎！然终以此故，明年大名、元城两县田禾悉没。若此者，岂非其问之不周，察之不审，以致是与！然而世皆以含糊为大方，以过详为琐碎，虽偾事而不悔，其亦异矣！余自中年以前，所见长於余者言多分明，於事亦罕卤莽。中年以後，所见少於余者则多贵卤莽而厌分明：其发言也，务不使之分晓，若惟恐人之解之者；其听言也，亦不肯问之使分晓，而但以意度之。以此为彼者常十之六七，然皆自以为已知也。至於听讼，尤为要事，然人皆漫视之；以曲为直，以直为曲者，比比皆然。余为吏，每听讼，未有言余误断者，然有谓余过细者。况於《考信》一录，取古人之事历历推求其是非真伪，以过细讥余者当更不知几许。嗟夫，嗟夫，此固难为世人道也！
　　△本书体例
　　△降一字，补
　　曰：传记所载，何为多降一字书之？何为或冠之以“补”也？曰：降而书者，不敢以齐於经，且惧其有万一之失实也。然或提纲挈领，为事所不可缺，而经无文，不得不以传记补之，亦有其文本出於经而今旁见於传记者，故以“补”别之也。曰：《洙泗录》及《馀录》何以不降一字而书也？曰：圣贤之事，记於经者少而见於传记者多，不可概用降书。且传记之作，率在百年以内，世近则其言多可信，非若帝、王之事久远而传闻者易失实也，故不复分之也。
　　△备览，存疑
　　曰：何以有“备览”“存疑”也？曰：其书所载之事可疑者多，而此事尚无可疑，不敢遂谓其非实也，则列之於“备览”。其书所载之事可信者多，而此事殊难取信，不敢概谓其皆实也，则列之於“存疑”。皆慎重之意也。曰：《国语》、《史记》诸书概列之於“备览”，何以有时但降一字书之，不复别於传也？曰：其文虽见於此书，而其事实本於经传，信而有征，不得因其书而疑之，故跻之於传也。
　　△附录，附论
　　曰：何以有“附录”、“附论”也？曰：《唐虞录序例》中言之矣。其时不可详考，而其事不容遗漏，则从其类而附载之，不敢淆其次也。其文虽非纪事而与事互相发明，则因其事而附见之，不敢概从略也。
　　△备考，存参
　　曰：何以有“备考”、“存参”也？曰：《唐虞录序例》中亦言之矣。事虽後日之事而有关於当时之得失，言或後世之言而足以证异说之纷纭，虽不能无醇疵之异，要皆当备之以俟考，存之以相参也。
　　△答词费之问
　　曰：子之说诚善矣，然其文繁而不杀，毋乃费於词乎！余曰：诚然，然余之所不得已也！《尧典》、《禹贡》之文简矣，而《商》、《周书》则繁。《论语》之文简矣，而《孟子》书则繁。《左传》之纪事简矣，而《史纪》则繁。古之人岂好为其繁哉！夫亦世变所趋，不得已而然耳。昔人云：“夏以寅为正，商以丑为正，周以子为正。”正者，正月也，一月也。子为正月，则丑寅为二三月可知。丑为正月，则寅卯为二三月可知。而宋儒之说，皆谓商、周虽以子丑为正，而仍以寅为正月，卯辰为二三月。於是说者纷纷，而後儒辨之者亦纷纷，其书至於不可车载而斗量。设当日云“以子为正月，丑为正月，寅为正月”，止须加三“月”字，而後人自不能为此说，亦无庸琐琐而辨之，车载斗量之言皆可省矣。由是言之，商、周之书非故欲繁於虞、夏也，《孟子》、《史记》之文非故欲繁於《论语》、《左传》也，世变所至，异说争鸣，歧之中又有歧焉，少省其词则因端附会者遂开後世无穷之疑，故不得已而宁为其繁耳。余之词费，固因於才短，亦虑省之而献疑者且百出而靡所底也。後有君子，当有以谅其苦心耳！
　　┌──────┐
　　│补上古考信录│
　　└──────┘
　　●序
　　（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考信录提要》下卷录出补此。）
　　《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伪孔安国《尚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後之儒者皆尊其说；余独以为不然。夫古帝王之书果传於後，孔子得之，当何如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孟子溯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周官》一书所载制度皆与经传不合，而文亦多排比，显为战国以後所作，先儒固多疑之，不足据也。《春秋》传云：“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杜氏注云：“皆古书名，悉不言为何人所作。使此序果出于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林氏尧叟乃取《伪序》之文以释《左传》，甚矣宋儒之不能阙疑也！《虞书》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又曰：“天叙有典，敕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之名；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所谓“敬敷五教”者也。不得舍《经》所有之五典而别求五典以实之也。
　　典籍之兴，必有其渐。仓颉始制文字；至于大挠，然後作甲子以纪日；至于羲、和，然後以闰月定四时成岁以纪年：必无甫有文字即有史官之理。以情度之，亦当至唐、虞以降然後有史书也。
　　自《易》、《春秋》传始颇言羲、农、黄帝时事，盖皆得之传闻，或後人所追记，然但因事及之，未尝盛有所铺张也。及《国语》、《大戴记》，遂以铺张上古为事；因缘附会，舛驳不可胜纪。加以杨、墨之徒欲绌唐、虞、三代之治，藉其荒远无征，乃妄造名号，伪撰事迹，以申其邪说；而阴阳、神仙之徒亦因以之。由是司马氏作《史记》遂始于黄帝；然犹颇删其不雅驯者，亦未敢上溯于羲、农也。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所采益杂，又推而上之，及于燧人、包羲。至《河图》、《三五历》、《外纪》、《皇王大纪》以降，且有始于天皇氏、盘古氏者矣。於是邪说讠皮词杂陈混列，世代族系紊乱庞杂，不可复问，而唐、虞、三代之事亦遂为其所淆。窃谓谈上古者惟《易》、《春秋》传为近古，而其事理亦为近正，以此证百家之谬或亦有不可废者，故余杂取《易》、《春秋》传文以补上古之事。司马氏曰：“学者载籍极博，犹考信于六艺。”是余之志也夫！
　　●卷上
　　○前论一则
　　△古无三皇五帝之说
　　三皇、五帝之文见於《周官》，而其说各不同。《吕氏春秋》以黄帝、炎帝、太、少、颛顼为五帝，盖本之《春秋》传；而月令因之。《大戴记》以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为五帝，盖本之《国语》；而《史记》因之。至《三统历》则又以包羲、神农、黄帝、尧、舜为五帝，其说以《易传》为据，而近代五峰、双湖两胡氏并用之。《秦本纪》有天皇、地皇、泰皇之名；而郑康成则以女娲配羲、农为三皇；谯周易以燧人；宋均又易以祝融；惟《三五历》本《秦本纪》为说，而易泰皇为人皇，其语尤荒唐不经（郑康成以下，并本《补三皇本纪》）。後之编古史者，各从所信，至今未有定说。余按《书》云“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皇帝清问下民”，是“帝”亦称“皇”也。《诗》云“皇王惟辟”，“皇王哉”，是“王”亦称“皇”也。《书》云“惟皇作极”，又云“皇後凭玉几”，《诗》云“皇尸载起”，又云“献之皇祖”，《传》云“皇祖文王”，又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然则“皇”乃尊大之称，王侯祖考皆可加之，非“帝”“王”之外别有所谓“皇”者也。且经传述上古皆无三皇之号，《春秋传》，仅溯至黄帝，《易传》亦仅至伏羲，则谓羲、农以前别有三皇者妄也。燧人不见於“《传》”，祝融乃颛顼氏臣，女娲虽见於《记》而文亦不类天子，则以此三人配羲、农以足三皇之数者亦妄也。《春秋》传云：“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自颛顼以来，不能纪远，乃纪於近。”此但历叙古帝纪官不同耳，初无五帝之名，亦无五德之说也。吕氏缘此，遂删共工氏而以五德分属之，失《传》之本意矣。《国语》云：“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但序此五人之功，为下郊张本耳，亦不称为五帝而谓帝必限以五也。《大戴记》遂独取此为五帝而他不与焉，亦非《国语》意也。至於《易传》五帝，亦偶举之，而刘歆遂附会其说，以为少、颛顼诸帝，周迁其乐，故《易》不载，诬矣！《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少、颛顼、帝喾、尧、舜之书谓之《五典》。”其意盖以“坟”为皇书，“典”为帝史。然黄帝以帝称而反为皇，名实迕矣！少与太、炎帝均列於《春秋》传、《吕纪》、《月令》，而去彼存此，可乎！作此《序》者亦为刘歆所误，而以炎帝、太为即羲、农，故独取少以代黄帝而为五，然则《序》之出於刘歆以後而非安国所撰明矣！盖三皇、五帝之名本起於战国以後；《周官》後人所撰，是以从而述之。学者不求其始，习於其名，遂若断不可增减者；虽或觉其不通，亦必别为之说以曲合其数，是以各据传注，互相诋讠其。不知古者本无皇称，而帝亦不以五限，又何必夺彼以与此也哉！故今但取古天子之见於传者次第列之，而绝不以三五约其数焉。“五德”之谬，三皇、女娲、炎帝、太之误，说并见後篇中。
　　○开辟之初
　　△驳邵雍元会运世之说
　　宋邵尧夫作《皇极经世书》，谓“天地之一终始为一元，元十二会，会各万八百年。天开於子；地辟於丑；人生於寅。尧、舜当巳、午会之间。自会而下，为运，为世，为年，为月，为日，为时，皆以十二与三十递乘之。”後之儒者奉为玉律，莫有异辞矣。余独以为不然。夫人之所以异於禽兽者，以其有礼义也。夫妇之道，自生民之初而已然矣。有夫妇於是乎有父子，有父子於是乎有君臣，有君臣於是乎有书契、政事、宫室、粒食、冠裳、葬埋之制。此数者，皆人道之不可废者，而皆始於羲、农以後，然则羲、农之上距开之初，固无几时也。若如《经世书》之言，则是生民仅有九会，而前四会之人养生送死初无以大异於禽兽，及其稍知礼义而天地之化已将半矣，岂不诬哉！日三十而为月，月十二而为岁，其偶然者耳，然且有朔虚，有闰馀，不能齐也。至於三十年为一世以父子相继之岁约略计之耳，日有十二时，历家随意分之以辨刻漏耳，非如日之有出入，月之有朔望，为一终始而不可增减者也。《春秋传》云“日有十时”，今又分时为二十四，时岂有定数乎！今因是二者之偶同，遂皆以此两数乘之，其亦凿矣！且历法十九年而闰馀一终始，二万数千馀年而岁差一终始，与元、会、运、世之说皆不合，则《经世书》之不足信也明矣。曰：尧、舜不为中天，然则何以独盛？曰：物之良者，皆於其朔，不於其中也。是故，日莫良於旦，岁莫良於春，人莫良於孺子。尧、舜之时其犹平旦乎！是天地清明之候也。自尧、舜以後，生聚之蕃，文物之盛未必不过於昔，而其气益昏而杂，其治益卑而淆，犹之自春徂夏，物生日众而毒螫亦日多，自少及庄，人知日开而变诈亦日甚也。是故，西汉之午在孝武，而孝文则其平旦也；李唐之午在天宝，而贞观则其平旦也。故孟子亦以平旦之气为性善之验。吾故曰：“羲、农之上距开辟之初固无几时”也。
　　【补】“有天地，然後有万物。有万物，然後有男女。朋男女，然後有夫妇。有夫妇，然後有父子。有父子，然後有君臣。”（《易序卦传》）
　　【存参】“盖上世尝有不葬其亲者，其亲死，则举而委之於壑。他日过之，狐狸食之，蝇蚋咕嘬之；其颡有Г，睨而不视。夫Г也，非为人Г，中心达於面目。盖归，反{艹累}里而掩之。”（《孟子》）
　　△驳三皇及十纪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古者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此言上古者之所始也。《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三百二十七万六千岁，分为十纪：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修飞纪。八曰回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流讫纪，──流讫当黄帝时。《河图》及《三五历》称：“天皇氏十六头，澹泊无所施为而俗自化，木德王，岁起摄提，兄弟十二人，立各一万八千岁。地皇十一头，火德王，亦各万八千岁。人皇九头，乘云车，驾六羽，兄弟九人，分掌九州，凡一百五十世，合四万五千六百年。”（《春秋纬》以下，并本唐司马贞《补三皇本纪》所采文。）後世序古史者往往采之。以余观之，谬莫甚焉。《传》曰：“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世又传仓颉始作书契，然则书契之起於羲、农以後，必也。羲、农以前未有书契，所谓三皇、十纪帝王之名号，後人何由知之？且其历年如此之久，圣人为天子者如此之多，其间名臣、贤相哲人、知士，且不知凡几，必无至於羲、农之世而书契犹未兴，生者犹无衣服，死者犹无棺椁之理也。夫《尚书》但始於唐、虞，及司马迁作《史记》乃起於黄帝，谯周、皇甫谧又推之以至於伏羲氏，而徐整以後诸家遂上溯於开辟之初，岂非以其识愈下则其称引愈远，其世愈後则其传闻愈繁乎！且《左氏春秋传》最好称引上古事，然黄、炎以前事皆不载，其时在焚书之前，不应後人所知乃反详於古人如是也。又按：《史记》邹衍始为闳大不经之言，称引天地剖判以来五德终始，治各有宜；中国名曰赤县神州；如赤县神州者九，有裨海环之，莫能相通；如此又九，乃有大瀛海环其外，天地之际焉。然则其说本出於衍而後世学者又各以其意增饰之耳。当衍之时，列国分争，疆理不远，故莫能穷其妄。自隋、唐以降，征伐所及，海贾所通，至於夜不能熟羊胛，目可以尽南极，何尝有所谓“裨海九区、天地之际”者！衍言之妄，居可睹矣。则其所谓“天地剖判、五德转移”者，亦如是而已矣。鸣呼，《史记》犹以其言为不经，奈何後人自命为儒学者反取之以补经之缺乎！故余於包羲氏之前，但取《易序卦传》文冠之篇首，附以《孟子》上世葬亲之语，以见太古之大凡。其馀三皇、十纪之说概不载也。
　　○包牺氏
　　包牺，一作伏羲，一作庖羲，一作宓羲。今《传》既作包牺，当从之。包牺非太，说见後《炎帝》、《太》篇中。
　　【补】“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易系辞下传》。按唐、虞以前未闻有称“王”者。“王天下”云者，据三代之称而加之上古者也。此《传》之所以不逮《经》，学者不可以辞害意也。）
　　△驳龙马负图之说
　　朱子《论语集注》云：“河图，河中龙马负图，伏羲时出。”余求其所本，经传皆无之。《书》云：“大玉，夷玉，天球，河图，在东序。”《易大传》云：“河出图，洛出书，圣人则之。”皆未言为龙马所负，亦不言圣人为谁何也。《春秋传》、《史记》皆不及伏羲时事，无可证其真伪者。惟《汉书五行志》引刘歆语，以为伏羲继天而王，受《河图》而画《八卦》，《论语集解》引孔安国语，亦以《河图》为《八卦》，而皆不言所本何书。（《书孔传》有“伏羲王天下，龙马出河，遂则以画八卦”之语，此系後人伪撰，故不引。）孔氏颖达《周易正义》云：《礼纬含文嘉》曰：“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故孔安国等并云伏羲得《河图》而作《易》。”又云：“《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孔安国以为河图则八卦是也，洛书则《九畴》是也。”然则龙马负图之事乃出纬书而孔、刘采之者。纬书者，异端方士之言耳，朱子何为而信之哉？且如纬书之言，则《河图》、《洛书》同出於伏羲之世；而孔、刘乃以《八卦》、《九畴》分属之，尤不可解。不知後儒何以皆用之也？《传》云：“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於天，俯则观法於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於是始作《八卦》。”不言则《河图》以为卦也。使画卦果本於《河图》，则此乃当时大事，千古异祥，《传》当特举之，何得概等诸鸟兽之文而已乎！孔氏颖达固已疑及於此，但以前人旧说不敢驳证，乃为扶同迁就之词，以为《易》理宽宏，何妨更法《河图》，亦可谓游移而失据矣！《外纪》又谓伏羲氏有龙马负图之瑞，故以龙纪官，盖见《补本纪》有龙瑞之文，因附会之以为巧合。不知以龙名官者乃太，非伏羲也，见其诬而已矣！故今於伏羲氏不载龙马负图之事。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余惟孔子之言是从焉耳。
　　【补】“作结绳而为纲罟，以佃以渔。”（同上。按《传》文所谓取诸某卦者，不过言其理相通耳，非谓必规摹此卦然後能制器立法也。而古未有书，後人亦无由知其所由作，故称盖焉──盖者，疑词也。今并删之，後不复注。）
　　△驳伏羲氏造书契制嫁娶之说
　　《补三皇本纪》称伏羲氏造书契以代结绳之政；始制嫁娶，以俪皮为礼。余按《易大传》文，易结绳以书契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必起於黄帝以来明矣；谓造於伏羲氏，乃《伪书孔安国序》文，此序晋以後人所撰，前人辨之详矣。至以俪皮为礼，经传亦无文；惟谯周《古史考》言之，不足信。故并不载。
　　△驳伏羲氏为六甲之说
　　《外纪》称伏羲氏支干相配为十二辰，六甲而天道周；又称黄帝命大挠作甲子，十干，十二枝，相配以名日。夫伏羲氏既造六甲矣，又何待於黄帝之作之？此盖所传异词而两采之，故致自相矛盾。要之，谓黄帝时为近。故今不载於此。
　　△燧人等十七氏有无不可知
　　世传上古之天子，有燧人氏、女娲氏、大庭氏、柏皇氏、中央氏、卷须氏、栗陆氏、骊连氏、赫胥氏、尊卢氏、浑沌氏、昊英氏、有巢氏、朱襄氏、葛天氏、阴康氏、无怀氏。谯周《古史考》以燧人备三皇，谓在庖羲之前。《补三皇本纪》则本《春秋纬》，以女娲备三皇而谓在庖羲之後。至於大庭以下十有五氏，皇甫谧《帝王世纪》以为并在庖羲之後，《补三皇本纪》则据《三五历》而以为并在庖羲之前，其说纷纷不一。余按《春秋传》、《国语》最好称引上古事，然亦但述黄、炎以後，未有称羲、农者也；独《易传》以《易》故，言及於羲、农耳。《孟子》书中，有许行为神农之言，而《庄子》、《楚辞》尤多称引黄帝以前者，然则此等语言皆当在战国以後。盖是时杨、墨盛行，杨氏疾儒者之礼法刑政而矜言无为之化，墨氏恶当时之厚敛奢用而欲敦俭朴之风，故好称述上古君臣以求加於三代之法，大抵皆寓言之类，不可以为实者也。惟“大庭氏之库”见於《春秋传》，“女娲氏之笙簧”见於《明堂位》；然府库之兴当在唐、ね以後，况库犹存於春秋时，世之相隔亦必不远，而《明堂位》亦战国後之书，且序女娲於垂叔之後，未见其必为上古也。推此而求，则彼十五氏者，纵使果有其人，亦必非黄帝以前之天子矣。《补本纪》乃据《管子》，谓古封泰山七十二家，夷吾所识十有二，首有无怀氏；不知《管子》乃後人所伪撰，而封禅亦汉儒之邪说，彼固采战国时异端小说之言而附会之者，又乌足为据也哉！且炎帝、太在黄帝之後，传记之文甚明也，犹误以为庖羲、神农，而列之於黄帝之前，况彼十五氏者，传记之所不言，又恶知其果有与无，果在庖羲之前与其後乎！故今十七氏者皆不载。
　　○神农氏
　　△烈山氏非神农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本起烈山，故《左氏》称‘烈山氏之子曰柱’；亦曰历山氏，《礼》曰‘历山氏之有天下’，是也。”余按《左传》称烈山氏，初不言有天下；若《礼记祭法》之文乃采之《国语》者，《国语》记上古事率荒唐，此盖亦想当然之词，不足以为据也。古者“烈”、“厉”同音，《祭法》之厉山乃传写之误，亦非有两号也。郑氏以神农制耒耜，遂以神农当之，而云“厉山，神农所起”，小司马氏从而采之，误矣！杜氏《左传注》云：“烈山氏，神农氏诸侯。”较郑氏为近理。然《左传》、《国语》皆未有称及黄帝以前者，亦未敢必其然，故今并不载。神农非炎帝，说见後《炎帝条》下。
　　【补】“庖牺氏没，神农氏作，斫木为耜，揉木为耒；耒耨之利，以教天下。”
　　【补】“日中为市，致天下之民，聚天下之货，交易而退，各得其所。”（同上）
　　△驳神农氏重八卦，作蜡祭、鞭草木之说
　　《补本纪》称：“神农氏重八卦为六十四，作蜡祭，以赭鞭鞭草木。”余按：《易大传》言包牺作《八卦》、纲罟，至神农氏则但言其为耒耨、市易，初无一言及於重卦者。果有此事，曷为连类及之而独遗之乎！康成之徒因《传》文内有取诸《益》与《噬嗑》之语，遂臆度而附会之，以为神农所重，谬矣！《传》特泛言其理，何尝以为伏羲时止有三画之离，神农时乃有六画之《噬嗑》哉！《郊特牲》云：“伊耆氏始为蜡。”今移之神农时，於经传亦未有确据，盖亦以为耒耜故臆之耳。至以赭鞭草木，乃方士荒唐之说，尤为不经。故并不取。
　　△驳神农氏作《本草》之说
　　世传神农始为《本草》（今所谓《本经者》），《汉书艺文志》有《神农黄帝食禁》七卷、《神农杂子技道》二十三卷，《外纪》因之，遂谓炎帝尝药，一日遇七十毒，遂作方书以疗民疾。所谓炎帝，乃沿《补本纪》之误，意即谓神农也。余按书契始於黄帝以後，然犹未有篇策，神农之世安得有策书乎！且《本草》文浅陋，多用後世地名，少有识者自能辨之。《补本纪》谓始尝百草，始有医药，此或然耳；然传记皆无文，而後世方技之士多之古圣人者，难以征信。故今阙之。
　　【备览】“神农伐补遂。”（《战国策》）
　　【存参】“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贤老师与民并耕而食，饔食而治。’……又曰：‘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市，莫之或欺。’”（《孟子》）
　　△驳神农氏八世五百馀年之说
　　《补三皇本纪》云：“神农立一百二十年，纳奔水氏之女曰听谖为妃，生帝哀；哀生帝克；克生帝榆罔：凡八代，五百三十年，而轩辕氏兴焉。”《纲目前编》云：“神农在位百四十年，子临魁八十年；临魁子承六十年，承子明四十九年；明子宜四十五年；宜子来四十八年；来子襄四十二年，襄曾孙榆罔五十五年”此说世皆信以为然。余按：《易传》曰：“包牺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夫人谓之没，国谓之亡，不曰包牺、神农氏亡，而曰包牺、神农氏没，则是二帝既没，其子孙即不复嗣为帝也，乌有所谓八世五百馀年者哉！且经之所不书，传之所不述，彼晋以後之人何从而知之？《补本纪》以榆罔为神农曾孙，则榆罔之後尚当有五世，而《纲目前编》即以榆罔为第八世，其年数亦不符，然则二家之说已自不合，学者又何由知其孰是而信之乎？夫事略者易知，详者难考，神农之与炎帝，经传之文甚明，此易知者也，而二家尚不知其为两人，况其子孙之名，之年，之谱牒，反能知之而历历不爽，有是理耶！
　　△古之天子无禅无继
　　且唐、虞以前初未尝有继世为天子之事也：有圣人者出，则天下尊之为帝，圣人者没则已耳，其子孙皆不嗣为帝也；又有圣人者出，然後天下之又尊之；无所为继，亦无所为禅也。自唐、虞而後有禅，自夏、殷而後有继，故孔子曰：“唐、虞禅；夏後、殷、周继。”如之何其可以後世之事例上古也！齐桓之霸也仅一世，而晋文之霸也乃十一世：不得以其後之继霸而遂谓其前之亦继霸也。晋文、襄之霸也，其卿未有世者；间有父子皆为卿者，而初不袭位於其父卒之日；景、厉以後，荀林父卒而子庚代之，士会老而子亦燮继之，而卿遂为世及；鲁、郑亦然：不得以其後之继卿而遂谓其初之亦继卿也。夫古之天子亦若是而已矣！故今於诸家所载神农以後诸帝概削之不录焉。呜呼，後世之儒所以论古之多谬者，无他，病在於以唐、宋之事例三代，以三代之事例上古，以为继世有天下自羲、农已然，故於虞、夏授受之际妄以己意揣度，以致异说纷然而失圣人之真。故余於神农之世先发其端。学者知唐、虞以前原无禅继，然後尧、舜、禹、启相承之事可得而论。说并详後《通考》及《尧》、《舜》、《禹》、《启》篇中。
　　△引柳宗元文驳包牺、女娲、神农蛇身牛首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女娲氏皆蛇身人首，神农氏人身牛首。余按：唐柳子厚《观八骏图说》辨此甚明，今载其文於左。惟其所引书，以牛首为伏羲，与此小异；要之其诬则一，亦不足分别也。
　　【柳子厚《观八骏图说》】“古之书有记周穆王驰八骏升昆仑之墟者，後之好事者为之图，观其状甚怪，咸若骞，若翔，若龙、凤、麒麟，若螳螂然。世闻其骏也，因以异形求之，则其言圣人者亦类是矣！故传伏羲曰牛首，女娲曰其形类蛇，孔子如亻其头，若是者甚众。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今夫马者，驾而乘之，或一里而汗，或十里而汗，或千百里而不汗者，视之，毛物尾鬣，四足而蹄，草饮水，一也。推是而至於骏，亦类也。今夫人有不足为负贩者，有不足为吏者，有不足为士大夫者，有足为者，视之，圆首横目，食谷而饱肉，而清，裘而燠，一也。推是而至於圣，亦类也。然则伏羲氏、女娲氏、孔子氏，是亦人而已矣，骅骝、白羲、山子之类若果有之，是亦马而已矣，又乌得为牛，为蛇，为亻其头，为龙、凤、麒麟、螳螂然也哉！
　　△驳包牺、神农作瑟之说
　　《补本纪》称包牺氏作二十五弦之瑟，神农氏作五弦之瑟。余按：风会之开必有其渐，故包牺氏教佃渔，神农氏教耕耨，黄帝氏垂衣裳，虽圣人不能一世而尽创也。然则礼乐之兴当在唐、虞之世，包牺、神农未暇此也；安有茹毛饮血而吹笙鼓瑟者哉！苟能制茧成丝，则何不先为衣冠而乃以为弦；苟能斫木盛器，则何不先为栋宇棺椁而乃以为瑟也！此皆後人猜度附会之言，故并不取。
　　△驳《连山》、《归藏》为羲、农时书说
　　《周官太卜》，有《三易》之名，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杜子春云：“《连山》，伏羲；《归藏》，黄帝。”孔颖达云：“神农曰连山氏，亦曰烈山氏；黄帝曰归藏氏。”余按：《易传》言《易》详矣，《春秋传》亦多说《易》者，然皆未有《连山》、《归藏》之名。《周官》乃後人所撰，其然否未可知也。即使果然，亦当出於後世，郑氏以为夏、殷者，或有之；若羲、农之世，则未有篇策，安得有文字传於後世哉！至因康成以厉山为神农之误，而并《连山》之名归之，则尤谬矣！故今不取。
　　○黄帝氏
　　△辨黄帝姓名之谬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姓公孙，名曰轩辕。”又云：“黄帝为有熊氏。”按《国语》云黄帝姓姬，且公孙者，公之孙也，公族未及三世则无氏，氏之以公孙，非姓也，况上古之时安有是哉！《大戴记》云：“黄帝曰轩辕。”又曰：“黄帝居轩辕之邱。”其意盖谓因所居以为号耳，非谓轩辕为黄帝名也。有熊之称亦不见於传记，《本纪》乃以轩辕为名而号有熊，殊失《大戴》之意。《汉书律历志》云：“黄帝始有轩冕之服，故号曰轩辕。”谓轩辕为号，似矣，而谓因始有轩冕之故，则亦出於臆度而已。又《大戴记》、《史记》皆以黄帝为少典子，盖本之《国语》；然《国语》本不足据，故今并阙之。说并见後《战於阪泉条》下。
　　【补】“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易系辞下传》）
　　【备览】“神农氏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而神农氏弗能征：於是轩辕乃心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史记五帝本纪》）
　　△《大戴记》称黄帝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幼而（或作“慧”，《史记》作“询”）齐，长而敦敏，成而聪明。”又云：“顺天地之纪，幽明之故（《史记》作“战”），死生之说，存亡之难，时播百草木，故教化淳鸟兽昆虫（此八字，《史记》作“淳化鸟兽虫蛾”），历离（《史记》作“旁罗”）日月星辰，极田（《史记》作“水波”）土石金玉，劳（《史记》“劳”下有“勤”字）心力耳目，节用水火材物。”余按：“神灵”五句乃後人想像推崇之词，圣人大抵如是，非独黄帝然也。而“齐”、“敦敏”、“聪明”，亦初无先後可分。“死生”、“存亡”数语颇类杨氏（即所谓黄老家）。“时播”以下文多难解，不如《史记》之文明顺：不知《戴记》之文久而讹邪？抑司马氏润色之邪？要之皆系肤阔之辞，初无可指事实，且文亦卑弱，与《尧典》、《皋陶谟》首节大不类，显为後人所撰，故并不录。
　　【补】“黄帝氏以€纪，故为€师而€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驳黄帝举四相之说
　　《本纪》云：“黄帝举风後、力牧、常先、大鸿以治民。”《汉书艺文志》叙兵书，有《风後》十三篇、《力牧》十五篇。《世纪》遂从而附会之，言“黄帝梦风吹，尘垢皆去；人执千钧之弩，驱羊万群。曰：“天下岂有姓风名後，姓力名牧者哉？”於是求而得之，以为将相。”余按黄、炎之世，卿相之名未有见於传者，则四人恐亦後人之言。纵使有之，而其时未有典册，则兵法非其所著明矣。後者，君也，风後盖谓风国之君。古未有姓名连称者，乌得以“风”、“力”为姓，而“後”、“牧”为名也哉！至垢去土为後，人驱羊为牧，此特後世之谜语耳，稍知文学者耻言之。而《纲目前编》、《广舆记》皆从而采之，嘻，亦异矣！今一概不录。
　　△驳黄帝制十二律之说
　　世之言律者云：“律有十二，六为律，六为吕。黄帝使伶伦采竹於解谷，雄声六，雌声六以应十二月数，曰黄钟，曰大吕，曰大蔟，曰夹钟，曰姑洗，曰仲吕，曰蕤宾，曰林钟，曰夷则，曰南吕，曰无射，曰应钟。”余按：律之见於经传者莫先於“典”、“谟”；然《皋陶谟》但云六律，不言为十二也。《春秋传》云：“一气，二体，三类，四物，五声，六律，七音，八风，九歌，以相成也。”孟子云：“师旷之聪，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皆云六律，无云十二律者。如果律有十二，不当咸称为六；果有六律六吕，亦不当皆举律而遗吕也。惟《国语》载伶州鸠言，六律之外复有六间，自大吕至应钟云云，然亦未尝与黄钟等平列为十二也。自《吕氏春秋》始以律与历强相附会，以十二律应十二月，而刘歆、班固等递述之，非古也。《国语》之文固已多所附会，至《吕氏春秋》所采乃邹衍阴阳家之言耳。学者不信经传之文，而闻异端之说则喜道之，甚哉其可异也！又按：大吕、姑洗、无射，皆古钟名；黄钟、夹钟、林钟、应钟，其名虽不见於经传，然皆名之为钟，则亦本钟名也。谓其以律名名钟乎，当钟未铸之时，何由预知後世之以名钟，而先以夹钟、应钟名之？盖古六律之名本不可考，後人因某钟之声近於某律，遂取钟名以名之耳，非黄帝所制也。且十二律果制於黄帝，伶州鸠何不述之，而但泛称为“古之神瞽”乎？由是言之，黄钟、大吕之名皆起於春秋、战国以後，尚未知其与舜之六律果相应否，况於其度之长短广狭有何确据，而乃苦争之於九分十分之异，亦惑矣！刘歆岂圣人与，何以後之学者奉歆之说如奉圣人言也！
　　【附录】“遇黄帝战於阪泉之兆。”（《左传》僖公二十五年）
　　【备览】“修德振兵，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史记五帝本纪》）
　　△黄帝、炎帝非兄弟
　　《晋语》云：“少典娶於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异德之故也。”余按：《春秋传》云：“黄帝以氏€纪，故为€师而€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观其文义，乃二帝各自为国，各自为代，非兄弟也。《易传》云：“神农氏殁，黄帝、尧、舜氏作。”又云：“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则是黄帝、圣人也，炎帝虽不可知，然在上古而为人所归，则亦贤人也：果圣贤与，必无同胞兄弟而用师以相攻伐之理，且所谓异德者果何哉？舜之与象，周公之与管叔，皆不异姓也。如之何其可以德异而并姓异之乎！盖《晋语》此文，特欲掩文公纳怀嬴之失，而假於古之圣人，正如齐东野人之语谓尧北面而朝舜者，後人奈何遽从而信之邪！故今并不从。说并见後条及《炎帝篇》中。
　　【附录】“蚩尤惟始作乱，延及于平民，罔不寇贼，鸱义奸宄，夺攘矫虔。”（《书吕刑》）
　　【备览】“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战国策》）
　　【备览】“蚩尤作乱，不用帝命，於是乃征师诸侯，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遂禽杀蚩尤，而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史记五帝本纪》）
　　△驳黄帝传兵法之说
　　《汉书艺文志》叙兵法，有《黄帝》十六篇，《图》二卷。马镐《中华古今注》引《河图》文云：“黄帝摄政前，有蚩尤兄弟八十一人，并兽身、人语、铜头、铁额、食砂石子，造立兵仗、刀、戟、大弩，威震天下。天遣元女授黄帝兵法符制，以服蚩尤。”余按：《易大传》文，书契之兴，弓矢之作，皆在黄帝以降，黄帝之时安得有兵书及图传於後世哉！此乃战国之时权谋之士所作，伪之黄帝耳。至於兽身、人语，元女授法，语尤不经。盖唐以前人多好怪，见此等语以为新奇，辄采之以入书，而不知其惑世为甚大也。故今并论之。
　　△驳黄帝作指南车及华盖之说
　　《古今注》云：“指南车起黄帝。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蚩尤作大雾，兵士皆迷，於是作指南车以示四方，遂擒蚩尤。”又云：“华盖，黄帝所作也。与蚩尤战於涿鹿之野，常有五色€气，金枝玉叶，止於帝上，有花葩之象，故因而作华盖也。”余按：《易大传》文，“服牛乘马”在“黄帝、尧、舜氏作”之後，则黄帝时尚未必有车也。纵使有之，制车之始亦岂遂能工巧如是！至於华盖之作，文饰益盛，尤非上古俭朴之风。盖皆後人之所称，故今不录。
　　【存参】“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鲁语》）
　　此语虽未必确实，然尚无大谬，姑列之存参。
　　△驳黄帝巡游封禅之说
　　《本纪》云：“黄帝披山通道，未尝宁居：东至於海，登丸山及岱宗；西至於空桐，登鸡头；南至於江，登熊湘；北逐荤粥，合符釜山，而邑於涿鹿之阿。迁徙往来无常处，以师兵为营卫。”又云：“置左右大监，监於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获宝鼎，迎日推策。”余按：此皆战国、秦、汉之间方士异端所述，所谓黄老家言、阴阳家言是也。盖既其术於黄帝，因伪撰黄帝之事以实之耳。尧自举舜以前，其事尚不可详考，况黄帝踪迹之所至乎！故今不录。
　　△驳黄帝作《素问》、《灵枢》之说
　　世所传《素问》一书，载黄帝与岐伯问答之言；而《灵枢》、《阴符经》或亦称为黄帝所作。至战国诸子书述黄帝者尤众（若《庄子》书称黄帝问道於广成子之类）。余按：黄帝之时尚无史册，安得有书传於後世；且其语多浅近，显为战国、秦、汉间人所撰。盖战国时杨、墨之徒欲绌尧、舜，故称尧、舜以前之黄帝以驾乎其上；而工於艺术者亦欲藉古圣人之名以取重於世，因假之以为言耳。此类甚多，不足缕辨，亦不胜缕辨也。姑举其略，以例其馀。
　　△驳黄帝诸子别十二姓之说
　　《晋语》云：“黄帝之子二十五人，其同姓者二人而已。唯青阳与夷鼓皆为己姓──青阳，方雷氏之甥也；夷鼓，彤渔氏之甥也。其同生而异姓者，四母之子，别为十二姓。凡黄帝之子二十五宗，其得姓者十四人，为十二姓，姬、酉、祁、己、滕、、任、荀、僖、佶、儇、依，是也。惟青阳与仓林氏同於黄帝，故皆为姬姓。”後之言姓者多宗之。余按：上古之时，人情朴略，容有未受姓者，故因锡土而遂赐之，所以《禹贡》有“锡土、姓”之文，非每人皆赐之以姓也，安有同父而异姓者哉！姓也者，生也；有姓者，所以辨其所由生也；苟同父而各姓其姓，则所由生者无可辨，有姓曷取焉？且十二姓之见於《传》者，姬、祁、己、任、吉，五姓而已，然皆相为昏姻。後稷取於吉，王季取於任，春秋时晋之栾与祁昏，鲁之孟与己昏，而姬、刘、祁、范乃世为昏姻，皆无讥者。果同祖也，可为昏乎？若同祖者易其姓而即可为昏，则吴之孟子何讥焉？《春秋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又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观其文，皆似古帝王之孙世守其姓而不改者。唯虞後本姚姓，而陈乃妫姓，故晋史赵以为周之所赐，盖偶然之事。时或有他故焉；要之，妫犹姚耳，非姚与妫之遂可以相为昏也。自《国语》始有一人子孙分为数姓之说，而《大戴记》从而衍之，《史记》又从而采之，遂谓唐、ね、三代共出一祖，而帝王之族姓遂乱杂而失其真矣！然则是诬古圣而惑後儒者，皆《国语》为之滥觞也。且前既云“青阳与夷鼓为己姓”，後又云“青阳与仓林为姬姓”，是青阳一人而有两姓矣！此文既云“黄帝之子青阳，夷鼓皆为己姓”，《郑语》又云“祝融之後己姓，昆吾、苏、顾、温、董”，是己一姓而又有两祖矣！其自相矛盾如是，乌可为信哉！《晋语》此文，本因文公之纳怀嬴而为之掩饰者，是以其情诬而不忌，其辞游而自穷。纵令果出胥臣，亦不足以为据，况後人之所伪乎！而世之学者乃皆相沿，以为受姓之原固然，亦可异矣！故今并不取。说并见前条下。
　　△引王充书驳黄帝骑龙上天之说
　　《史记封禅书》称：“齐人公孙卿有札书，言黄帝仙登於天，因所忠欲奏之。所忠视其书不经，疑其妄书。卿因嬖人奏之，上大说，乃召问。卿对曰：‘黄帝采首山铜，铸鼎於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後宫从上者七十馀人，龙乃上去。馀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坠，坠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胡髯号。後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汉王充《论衡》尝辨其谬，今录於左：
　　【《论衡道虚篇》】“世称尧若腊，舜若居，心愁忧苦，形体羸癯。使黄帝致太平乎，则其形体宜如尧、舜；尧、舜不得道，黄帝升天，非其实也。使黄帝废事修道，则心意调和，形体肥劲，是与尧、舜异也，异则功不同矣；功不同，天下未太平而升封，又非实也。五帝三王皆有圣德之优者，黄帝不在上焉。如圣人皆仙，仙者非独黄帝；如圣人不仙，黄帝何为独仙？世见黄帝好方术，方术，仙者之业，则谓帝仙矣；又见鼎湖之名，则言黄帝采首山铜铸鼎，而龙垂胡髯迎黄帝矣──是与说会稽之山无以异也。夫山名曰会稽，即云“夏禹巡狩，会稽於此山上，故曰会稽。”夫禹至会稽治水，不巡狩，犹黄帝好方伎，不升天也；无会稽之事，犹无铸鼎，龙垂胡髯之实也。里名胜母，可谓实有子胜其母乎？邑名朝歌，可谓民朝起者歌乎？”
　　余按：黄帝升天之说本不足辨，司马氏载之，正以见其荒谬耳。王氏以为非实，是矣。然言“黄帝好方术”，则尤惑於世之邪说而未之察也。上古原无方术，而黄帝垂衣裳而天下治，亦岂至为方士之所欺哉！世之言神仙者多之於黄帝、老子，类此者非一，而文学之士亦有采之入书者。恐其久而惑世，故录此篇以例其馀。
　　●卷下
　　○炎帝氏
　　△炎帝非神农氏
　　《汉书律历志》以炎帝为神农氏，太为包羲氏，後之学者编纂古史皆遵之无异词。以余考之不然。《易传》曰：“庖羲氏没，神农氏作；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是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也。《春秋传》曰：“黄帝氏以€纪，故为€师而€名；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是炎帝，太在黄帝之後也。庖羲，神农在黄帝之前，炎帝，太在黄帝之後，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史记五帝本纪》曰：“轩辕氏之时，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暴虐百姓，而神农氏弗能征。”又曰：“炎帝欲侵陵诸侯，轩辕乃修德振兵以与炎帝战於阪泉之野，三战然後得其志。”夫神农氏既不能“征诸侯”矣，又安能“侵陵诸侯”！既云“世衰”矣，又何待“三战然後得志”乎！且前文言衰弱，凡两称神农氏，皆不言炎帝，後文言征战，凡两称炎帝，皆不言神农氏，然则与黄帝战者自炎帝，与神农氏无涉也。其後又云：“诸侯咸尊轩辕为天子，代神农氏。”又不言炎帝，然则帝於黄帝之前者自神农氏，与炎帝无涉也。《封禅书》云：“古者封泰山，禅梁父者七十二家，而夷吾所记者十有二焉：神农封泰山，禅云云；炎帝封泰山，禅云云。”夫十有二家中既有神农，复有炎帝，其为二人明甚，乌得以炎帝为神农氏也哉！《战国策》曰：“神农伐补遂，黄帝伐涿鹿而擒蚩尤。”亦列神农於黄帝前而不云炎帝。《晋语》曰：“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亦列炎帝於黄帝後而不云神农。《春秋传》云：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与《国语》“炎帝姜姓”之说合，皆云炎帝，不云神农。《孟子》书有许行者，为神农之言，并耕同贾之说语虽不经，然亦因神农有作耒耜，为市廛之二事故之，亦云神农，不云炎帝。盖自《史记》以前，未有言庖羲风姓为龙师，神农姜姓为火师者；亦未有言太画《八卦》，作纲罟，炎帝制耒耜，为市廛者。然则庖羲氏之非太，神农氏之非炎帝也明矣！自战国以後，阴阳之术兴，始以五行分配五帝，而《吕氏春秋》采之，《月令》又述之，遂以太为木，为春，炎帝为火，为夏，少为金，为秋，颛顼为水，为冬，黄帝为土，为中央；然亦但言其德各有所主，不谓太先於炎帝，炎帝先於黄帝也。宣、元以後，谶纬之学日盛，刘歆不考其详，遂以五行相生之序为五帝先後之序，而太遂反前於炎帝，炎帝遂反前於黄帝矣！然考之《易传》，前乎黄帝者为庖羲、神农，其名不符，考之《春秋传》，炎帝，太皆在黄帝之後，其世次又不合。於是不得已，谓太即庖羲氏，炎帝即神农氏，而《春秋传》文为逆数：谓少受黄帝，黄帝受炎帝，炎帝受共工，共工受太，故先言黄帝，上及太也。呜呼，有是文理也哉！《传》云：“火出，於夏为三月，於商为四月，於周为五月。”又云：“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此皆由今溯昔，然且不用逆数，况於泛举古帝王之沿革，乃反无故而逆数耶！杜氏不察其谬，乃用歆说以释《左传》，固已误矣。而小司马《史记索隐》释《封禅书》非惟不斥其诬，反欲曲全歆说，谓：“神农後子孙亦称炎帝，黄帝与炎帝战於阪泉，岂黄帝与神农身战乎！”夫神农果即炎帝，其子孙对黄帝而言，称炎帝，犹可也，继神农之後而别之曰炎帝，可乎！且封禅十二家皆易姓受命者，《史记》，《诗传》之文甚明，若炎帝为神农子孙，则是十一家，非十二家矣。或云：谯周《古史考》即以神农，炎帝为两人，与《史记》同；惜余未得见其书也。由是言之，误刘歆，班固者，《吕纪月令》；而误杜预，司马贞者，歆与固也。自是以後，学者益以口耳相传，而黄、炎之世次历二千年遂无复有正之者矣！曰然则《史记》黄帝之後何以不列炎帝、太？曰：《史记》亦不列少，不但太，炎帝也，将亦谓少在黄帝之前乎！盖迁之叙五帝本之《大戴记》（记虽删於《大戴》，而书实在迁前），而《记》本之《鲁语》，然《鲁语》但举其有功者言之，实未尝有五帝之名，亦不谓其间不得复有帝也。若《月令》之五帝，则本之《春秋传》，然《传》实亦未有五帝之说。大抵後人之说皆沿之古人而附会之，以致浸失其意。要之，自司马迁以前，未有言炎帝，太之为庖羲、神农者，而自刘歆以後始有之。学者当取信於古传记，不必斤斤焉执异端谶纬之说，後儒附会之言以自益其惑也！
　　【补】“炎帝氏以火纪，故为火师而火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炎帝与黄帝同时
　　《晋语》云：“少典娶於有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成而异德，故黄帝为姬，炎帝为姜，二帝用师以相济也。”韦昭《国语》解云：“神农在黄帝前，黄帝灭炎帝，灭其子孙耳；言生者，言二帝本所生出也。”小司马《索隐》又云：“少典者，诸侯国号，非人名也。炎、黄二帝凡隔八帝五百馀年，若以少典是其父名，岂黄帝经五百馀年而始代炎帝後为天子乎！”後之纂古史者咸以其言为然。余按：《国语》所云“生”者，本谓一父一母所生，文甚明也。幼同生而长不同德，故曰“成而异德。”如韦氏之说，是与炎帝同生者乃黄帝之远祖？与黄帝用师者乃炎帝之耳孙，则所谓“成而异德”者，其祖乎？其孙乎？如小司马之说，是生炎帝者一少典氏，生黄帝者一少典氏，则所谓娶於有乔氏者，炎帝之父乎？黄帝之父乎？於文皆不通矣！况炎帝既在黄帝前数百年，则当先言炎帝，不当每文皆先言黄帝也。盖二家之失，在误信刘歆，班固之言以炎帝为神农，是以世代不符；虽委曲以为解，卒辗转而不通。若但据《左传》、《史记》文，则炎帝承黄帝自可同时，不必曲为之说也。然《国语》之文本亦出於附会，故今并不载。说已详前《黄帝篇》中。
　　【备考】“炎帝为火师，姜姓其後也。”（《左传》）
　　△姜姓所自出
　　按：《左传》原姜姓者二：一，此文，以为炎帝之後；一，庄二十三年，以为太岳之後。或太岳即出於炎帝与？其说犹可通也。《国语》原姜姓者三：一，《晋语》谓炎帝姓姜，与此文合。一，《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船⒄姜，盖即《传》之太岳。但炎帝即姓姜，则非至四岳而始赐姓；共工承炎帝後而改制度，则非出於炎帝明甚：二篇必有一误也。一，《郑语》谓姜为伯夷之後。伯夷与四岳比肩事舜，齐一国安得祖两人乎！大抵《国语》所述姓氏皆不足据。窃意《左传》犹近古，故列之以备考。
　　○共工氏
　　△共工世次
　　《汉书律历志》列共工於神农之前。余按：《春秋传》，共工在黄、炎後，其文甚明；刘歆泥於《吕纪》五德之说，误以《传》为逆数，遂以炎帝为神农，太为伏羲，因致失共工之世次耳。今既据《传》文正其失，则共工固当次之於此。说已详前《炎帝篇》中。
　　【补】“共工氏以水纪，故为水师而水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存参】“共工虞於湛乐，淫失其身，欲壅防百川，隋高湮庳，以害天下。皇天弗福，庶民弗助，祸乱并兴，共工用灭。”（《周语》）
　　△驳触山补天之说
　　《鲁语》云：“共工氏之伯九州也，其子曰後土，能平九土。”《补本纪》云：“女娲末年，诸侯有共工氏，任智刑以强，霸而不王，与祝融战，不胜而怒，乃头触不周山崩，天柱折，地维缺。女娲乃炼五色石以补天，断鳌足以立四极，聚芦灰以止滔水，於是地平天成，不改旧物。”余按：共工氏之为帝为霸，不可考矣；但以《春秋传》推之，则与黄、炎、二固未有差别也。不知《国语》有所传耶？抑以共工似官名，不似代名，遂臆度之而云然耶？大抵《国语》之文附会者多，“後土”本非人名，乃不云其子曰勾龙，而云其子曰後土，基舛如是，固不可为据也。所称“虞於湛乐”云者，或其子孙之事亦未可知。“少之衰，九黎乱德”，“神农氏世衰，诸侯相侵伐”、《楚语》、《史记》并有是言，则於共工亦何怪焉。故姑存之於此。至於“触山”、“补天”之说，本之《淮南子》，《淮南》又因《楚辞》之文而附会之者。《楚辞》、《淮南》本皆荒唐之数，不可为实。而《楚辞》但言地倾，初无触山补天之说，亦绝不言为共工也。头能触山而使之崩，山能倾天地而使之缺折，则鲁阳之挥日，愚公之移山，真可谓平平无奇矣！小司马乃信以为实而载之史，吾恐千百年後将有采稗官小说以补正史之缺者。况祝融乃颛顼之裔，安得越千百年之前而与共工战乎！大抵唐人好奇而轻信，不辨黑白而一概取之，率皆如是，亦不足尽辨也。
　　○太氏
　　太或作太昊。按《春秋传》作太，《传》文近古，或当不误，今从之。
　　【补】“太氏以龙纪，故为龙师而龙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太与有济之祀。”“陈，太之虚也。”（并《左传》）
　　△太非包羲氏
　　《汉书律历志》以《春秋传》之太氏为即《易传》之包羲氏；患其世次不合，遂以《春秋传》文为逆数。余按：《传》文如果逆数，则当由少以至极前之包羲：乃由黄帝逆数以至包羲，而忽以极後之少承之，文理尚可通乎！且太、少二帝不同姓，若其时又不相及，则何为皆以“”名？而太纪官为龙，少纪官为凤，亦似相比然者。然则少氏固当继太而帝，《左传》非逆数，太非包羲矣。又按：《春秋传》，太之後曰任、宿、须句、颛臾，其虚在陈；少之後曰郯，其虚在鲁；颛顼之後曰陈，其虚在卫；而黄、炎、共工三代惟炎帝之後见於《传》，至其虚则皆无闻焉，岂非以近者易考而远者难详乎！《国语》虽尝述黄帝、共工之後，然其文殊乖舛，不足据。然则郯子所言之世次，其非逆数亦明矣。故今列太氏於共工之後，从《左传》也。馀并见前《炎帝篇》中。
　　○少氏
　　△金天氏非少
　　《汉书律历志》云：“少号曰金天氏。”余按：金天氏之名见於《春秋传》，但云“裔子为玄冥师”而已，未言为少也。刘歆盖以《月令》秋帝少秋於行为金，故谓金天氏为少耳。不知五德之说本邹衍之妄谈；且颛顼不取号於水，宁少必取号於金乎！少氏之子虽尝为玄冥，然烈山氏之子柱为稷，周弃亦为稷，颛顼氏之子黎为火正，高辛氏之子阏伯亦为火正，则玄冥一官亦不必少氏之子孙而後可为也；故今宁阙之。说并详前黄帝以下诸帝篇中。，或作昊；今从《左传》作，已详前篇。
　　【补】“少挚之立也，凤鸟至，故纪於鸟，为鸟师而鸟名。”（《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秋，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并《左传》）
　　【补】“凤鸟氏，历正也。玄鸟氏，司分者也。伯赵氏，司至者也。青鸟氏，司启者也。丹鸟氏，司闭者也。祝鸠氏，司徒也。雎鸠氏，司马也。鸠氏，司空也。爽鸠氏，司寇也。鹘鸠氏，司事也。五鸠，鸠民者也。五雉为五工正，利器用，正度量，夷民者也。九扈为九农正，扈民无淫者也。”（《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昔爽鸠氏始居此地；季因之，有逢伯陵因之，蒲姑氏因之，而後太公因之。”（《左传》）
　　△《大戴记》之青阳、玄嚣俱非少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高辛。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又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谓之嫘祖氏，产青阳及昌意。青阳降居氵氐水；昌意降居若水。自《史记》始以青阳为玄嚣，而《汉书律历志》遂并以青阳为少，而其子孙名挚。由是皇甫谧以来诸编古史者皆以少为黄帝之子矣。余按：《大戴》、《史记》之文本难征信，然《大戴》云“青阳降居氵氐水”，是明谓青阳不为天子矣。《史记》云：“自玄嚣与乔极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是亦谓玄嚣不为天子矣。青阳、玄嚣皆不为天子，恶得以为少氏也哉！且以挚为少子孙之名，则当凤鸟未至之前，将以何者名其官乎？盖此皆缘刘歆误以《春秋传》郯子之言为逆数，而炎帝、共工、太皆在黄帝前，至少则不可复谓其在太前，而《大戴》、《史记》又皆无少之代，故妄意其即青阳耳。不知四代实皆在黄帝後，《史记》自沿《大戴》之文以颛顼直继黄帝而遗之，不必曲为说以附会之也。然《史记》以玄嚣为青阳，亦非《大戴》本文之意。盖其前文云“黄帝产玄嚣，产昌意”者，乃因叙高阳、高辛之世系而溯及其祖父，非谓黄帝止有此二子也。後文云“黄帝取於西陵氏之子，产青阳及昌意”者，乃因二人同母，故因昌意而并及之，非必此二人即前二人也。司马氏见其前有玄嚣而无青阳，後有青阳而无玄嚣，遂妄意为一人，误矣！又《国语》以青阳为方雷氏之甥，亦与《大戴》文异。大抵《国语》、《大戴》、《史记》本皆不足为据；而《汉志》以为少，说尤荒唐，皆由於不察前人之言而妄以意度之，是以愈转愈误。而更後之人又震於其名，以为必有所据而云然，是以帝王之事颠倒错乱，不可复正；而不知其所据皆此类也！故今并不取。
　　○颛顼氏
　　△颛顼为高阳或高辛不可考
　　《大戴记》云：“高阳，是为帝颛顼。”按《春秋传》有高阳氏，有颛顼氏，而为一为二无明文。唯《离骚》自谓高阳之苗裔，而《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左传》以祝融为颛顼氏之子，则似高阳果颛顼也。然《郑语》云“黎为高辛氏火正”，《楚语》云“颛顼命火正黎司地”，又似颛顼为高辛者。要之，唐、虞以前事多难考，《国语》、《离骚》皆难据以立说，与其误断而颠倒之，不若阙疑而姑置之之为愈也！
　　【补】“自颛顼以来，为民师而命以民事。”（《左传》昭公十七年）
　　【备考】“陈，颛顼之族也。”“卫，颛顼之虚也，故为帝邱。”（并《左传》）
　　△《大戴记》称颛顼德无事实可指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颛顼，洪渊以有谋，疏通而知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民，洁诚以祭祀。北至於幽陵，南至於交趾，西济於流沙，东至於蟠木。动静之物，小大之神，日月所照，莫不励。”余按：“洪渊”、“疏通”二语乃贤哲之常事；“养材”、“履时”二语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历离日月星辰，时播百草木”等事也。其馀云云，亦皆古贤帝王通用之言，非有事实可指不可移之他人者也。其为後人所撰甚明，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篇》中。
　　○帝喾氏
　　△《国语》始称喾
　　按：《春秋传》有高辛而无喾；至《国语》始称喾；《大戴记》始以喾为《高辛》。《国语》固多附会，然妄合姓氏，谬举神怪则有矣，若无故撰此一代，恐《国语》尚未至是。且言之不一而足，理固当有之，不容略也。《传》既无文，故即以国语文补之。唯以喾为高辛，则未敢决，宁阙之可也。说并见前《颛顼篇中》。
　　【补】“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鲁语》）
　　【存参】“星与日辰之位皆在北维，颛顼之所建也，帝喾受之。”（《周语》）
　　△《大戴记》称帝喾德与黄帝、颛顼不异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帝喾生而神灵，自言其名；博施利物，不於其身；聪以知远，明以察微；顺天之义，知民之德；仁而威，惠而信，取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其色郁郁，其德嶷嶷，其动也时，其服也士；执中而获天下。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余按：此所称“生而神灵，自言其名”者，即黄帝之“生而神灵，弱而能言”也。“聪以知远，明以察微”者，即黄帝之“成而聪明”也。“明鬼神而敬事之”者，即颛顼之“洁诚以祭祀”也。“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顺”者，即颛顼之“日月所照，莫不励也。”“顺天之义，取地之财”者，即黄帝之“顺天地之”纪，颛顼之“养材以任地，履时以象天”也。盖撰此文者亦苦於无可言，故少窜易其词，而实仍即前之所云云也。故今并不录。说并见前《黄帝》、《颛顼》篇中。
　　○黄帝以後诸帝通考
　　《传》文有不能详其世代者，统录於此。
　　【补】“黄帝、尧、舜垂衣裳而天下治。”（《易系辞下传》）
　　【补】“刳木为舟，剡木为楫；舟楫之利，以济不通。”
　　【补】“服牛，乘马，引重致远，以利天下。”
　　【补】“重门击柝，以待暴客。”
　　【补】“断木为杵，掘地为臼；臼杵之利，万民以济。”
　　【补】“弦木为弧，剡木为矢；弧矢之利，以威天下。”
　　【补】“上古穴居而野处；後世圣人易之以宫室，上栋下宇，以待风雨。”
　　【补】“古之葬者，厚衣之以薪，葬之中野，不封不树，丧期无数，後世圣人易之以棺椁。”
　　【补】“上古结绳而治；後世圣人易之以书契，百官以治，万民以察。”（并同上）
　　△引欧阳修文《大戴记帝系篇》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玄嚣；玄嚣产乔极；乔极产帝辛，是为帝喾。帝喾产稷；产契；产放勋，是为帝尧。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产敬康；敬康产勾芒；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其後司马迁之《五帝本纪》、皇甫谧之《帝王世纪》并因之。世之学者莫不信之。至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及《後序》始其谬。今载其文於左：
　　【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
　　“尧、舜、禹、汤、文、武，此六君子者，可谓显人矣，而後世犹失其传者，岂非以其远也哉！是故君子之学不穷远以为能，而阙其不知，慎所传以惑世也。方孔子时，周衰，学废，先王之道不明而异端之说并起。孔子患之，乃述《诗》、《书》、《史记》以止纷乱之说；而欲其传之信也，故略其远而详其近。於《书》断自唐、虞以来，著其大事，可以为世法者而已。至於三皇、五帝君臣世次皆未尝道者，以其世远而慎所不知也。孔子既没，异端之说复兴，周室亦益衰乱，接乎战国，秦遂焚书，先王之道中绝。汉兴，久之，《诗》、《书》稍出而不完。当王道中绝之际，奇书异说方充斥而盛行，其言往往反自於孔子之徒以取信於时。学者既不备见《诗》、《书》之详，而习传盛行之异说，世无圣人以为质，而不自知其取舍真伪，至有博学好奇之士务多闻以为胜者，於是尽集诸说而论次，初无所择，而唯恐遗之也。如司马迁之《史记》是已。以孔子之学上述前世，止於尧、舜，著其大略而不道其前；迁远出孔子之後，而乃上述黄帝以来，又详悉其世次，其不量力而务胜，宜其失之多也。迁所作《本纪》出於《大戴礼》、《世本》诸书。今依其说，图而考之：尧、舜、夏、商、周皆同出於黄帝。尧之崩也，下传其四世孙舜，舜之崩也，复上传其四世祖禹，而舜、禹皆寿百岁。稷、契於高辛为子，乃同父异母之兄弟；今以其世次而下之，汤与王季同世。汤下传十六世而为纣，王季下传一世而为文王，二世而为武王：是文王以十五世祖臣事十五世孙纣，而武王以十四世祖伐十四世孙而代之王，何其谬哉！呜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百王之取法也，其盛德大业见於行事而後世所欲知者，孔子皆已论著之矣；其久远难明之事，後世不必知，不知不害为君子者，孔子皆不道也。夫孔子所以为圣人者，其智知所取舍皆如此。”
　　【永叔《後序》】“予既略论帝王世次而见世纪之失，犹谓文、武与纣相去十五六世，其谬较然不疑，而尧、舜、禹之世相去不远，尚冀其理有可通，乃复以《尚书》、《孟子》、孔安国、皇甫谧诸书参考其寿数长短，而尤乖戾不能合也。据《书》及诸说云：‘尧寿一百一十六岁，舜寿一百一十二岁，禹寿百岁。尧年十六即位，在位七十年，年八十六，始得舜而试之；二年乃使摄政，时舜年三十；居试摄通三十年，而尧崩。舜服尧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五十年而崩。方舜在位三十三年，命禹摄政；凡十七年而舜崩。禹服舜丧三年毕，乃即位；在位十年而崩。’由是言之，当尧得舜之时，尧年八十六，舜年三十；以此推而上之，则是尧年五十七，已见四世之玄孙生一岁矣！舜居试摄及在位通八十二年，而禹寿百年，以禹百年之间推而上之，禹即位及居舜丧通十三年，又在舜朝八十二年，通九十五年，则当舜摄试之初年，禹才六岁：是舜为玄孙年三十时，已见四世之高祖方生六岁矣！至於舜娶尧二女，据图为曾祖姑；虽古远世异，与今容有不同，然人伦之理乃万世之常道，必不错乱颠倒之如此。然则诸家世次，寿数长短之说，圣经之所不著者，皆不足信也决矣！”
　　△颛顼、尧、舜皆不出於黄帝
　　余按：《春秋传》€：“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以鸟纪；自颛顼以来，乃纪於近。”夫自黄帝以至颛顼，中间四五代而各有制作，不相沿袭，则颛顼与喾之上距黄帝也远矣，乌得以颛顼为黄帝之孙而喾为黄帝之曾孙也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夫高辛，高阳之子孙至於尧时已各有分族而传数世，则高辛、高阳之下逮尧也又远矣，乌得以尧为高辛之子而高阳之从孙也哉！《书》云：“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孟子》云：“尧之於舜也，九男事之，二女女焉。”夫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同高祖以下，其亲属尤近，果如《大戴》所记，尧与舜之高祖为同高祖昆弟，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纵使上古之时礼制未详，然使尧、舜而非圣人也则可，尧、舜而皆圣人也，必不为是乱伦渎礼之事明矣！且不告而娶，万章犹疑之，孟子犹数辨释之，若以近属而为姻婚，其所关者更大，何得万章、孟子反皆不置一言？至其世数之参差，则欧阳子已言之，不待智者而知之矣。乌得谓尧、舜、禹之同出於黄帝也哉！惟舜出於颛顼，《春秋传》尝言之，而其名亦不符。然於陈言舜而但及於颛顼，不及於黄帝，则是以颛顼为不出於黄帝也。於陈言舜而必及於颛顼，於范氏言陶唐而不及於黄帝，则是亦不以尧为出於黄帝也。至《国语》始好牵连数姓以为同出一祖，固已诬矣，然其所称黄帝之後十二姓者，有祁而无姚，有姬而无子、姒、则是犹未以唐、虞、三代为皆出於黄帝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尤好为大言：以儒者之称尧、舜而述孔子也，乃称黄帝以求加於尧、舜，述老聃以求加於孔子，故其後遂称为黄、老。犹以为未足快其意，乃又诬孔子为老聃之弟子，尧、舜、禹、汤、文、武为黄帝之子孙，以见夫儒者之所推崇而尊重者实皆吾师之末流馀派也。《大戴》诸篇本战国以後所撰，是以惑於其说而载之。而司马氏故崇黄、老，其信而采之尤不足怪。独怪汉、晋以降千有馀年，文人学士自命为圣人之徒者不知凡几，而皆以为实然，此何说也？唯欧阳子独能取信於《经》而不从杨、墨之邪说，其识可不谓卓哉！乃此论既出，而自宋以来编纂古史者犹沿《大戴》、《史记》之谬，则尤可怪矣！岂以欧阳子之论犹有未尽耶？故余既全录欧阳子之文，而於《黄帝》、《尧》、《舜》篇中复为推其前後而详辨之，期於永绝世儒之疑，杜杨、墨之说，虽其词烦於古人而不敢避也。後世果有大儒出焉，庶知余心之独苦耳！说并见後《唐虞录》中。
　　△少至尧四代皆非相继而立
　　《史记五帝本纪》云：“黄帝崩，高阳立，是为帝颛顼；颛顼崩，高辛立，是为帝喾；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以为古帝皆相继而立者。《帝王世纪》衍之，复据《汉书》而小变其说，谓黄帝在位百年，年百一十一岁；其後少在位八十年，年百岁；其後乃为颛顼，在位七十八年，年九十八岁；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造唐而致禅。後之辑古史者大率本其年数以为上古甲子之实。余按：少、颛顼不继黄帝，前篇固已详言之矣，然即少至尧四代中，更无他天子，而亦前後不相及也。《国语》云：“少之衰，九黎乱德，颛顼受之。”少既衰，颛顼乃兴，是颛顼与少不相及也。《传》云：“高阳氏有才子八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高阳、高辛至尧时已数世而分数族，是尧与二代亦不相及也。然则上古帝王其交会之间皆当有数十百岁，此衰而後彼兴，正如春秋之霸者然，安得有相继为天子者哉！盖凡说上古者皆以後世例之，故误以为相承不绝；不知古之天子无禅无继，有一圣人出焉，则天下皆归之而谓之帝，圣人既没则其子降而夷於诸侯，又数十百年复有圣人出则天下又归之，如是而已。自唐、虞逮夏初，天子相继，而天下之局始一变；少康以後又一变；至周，又小变；而秦、汉以下则又大变。学者知上古自上古，虞、夏自虞、夏，商、周自商、周，则经传之文皆了然不待解；启之继统，汤、武之革命，皆显然无可疑矣。余尝读《春秋传》，襄、昭之世较之定、哀已不同，闵、僖又不同，隐、桓之世则迥乎判然矣。二百馀年之间犹如此，况自平王以上，至於羲、农、黄帝之时，上下三千年，安得以一例例之乎！至其年岁尤属无征。上世既无典籍，经传又乏明文，即广搜博采不辨真伪如司马迁者犹且不能言其年岁，彼皇甫谧生於晋代，又安从而知之？东方朔告武帝云：“陛下以臣为欺妄，愿使人上天问之。”世之述上古之年岁者何以异是！故今概不之采，但取《传》所载之帝因其先後次第之。说并见前《神农》及後《尧》、《舜》、《禹》诸篇中。
　　△驳大坟等八师之说
　　《韩诗外传》载子夏之言云：“黄帝学乎大坟；颛顼学乎禄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务成子附；舜学乎尹寿，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乎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余按：大坟以下八人无见於经传者，而有间见於《庄》、《列》异端之书者，则此语乃杨、墨之所言可知也。商、周之世，《诗》、《书》具在，何以无一言及之乎？《诗传》妄采异端之说，又伪为子夏之言，不亦诬古人而惑後世乎！《新序》亦载此语而文小异，盖即本之《诗传》而记有差池者。故今皆不录。
　　△驳尧以前乐名
　　世传上古乐名，《乐记》有《大章》、《咸池》，《周官》有《€门》、《大卷》、《大咸》，而皆不言何人所作。《乐纬》以《咸池》为黄帝乐，《大章》为尧乐，如是，则当先言《咸池》，何以《乐记》乃先《大章》而後及《咸池》也？郑《注》谓“《咸池》即《大咸》，乃黄帝乐，尧增修而用之。”以曲为解。然特出於猜度，非有确据；而一代之乐，功德所存，尧亦不应无故改黄帝之乐，使後人不得见其真也。孔、贾二《疏》又曲为郑《注》解，谓“《大章》即《大卷》，与《咸池》皆黄帝之乐：尧增修者，存其本名曰《咸池》；不增修者，别为立名曰《大章》，至周，又改名为《€门》。”其说尤为纡曲。何者？尧亦圣人，何为不自作乐而但增修前代之乐，改前代之乐名以为己乐？且增修者宜改名而反仍其旧名，不增修者不当改名而反别立新名，倒行逆施，莫此焉甚！而尧既改之矣，周又改之，义何取焉？按：尧以前之乐无见於经传者。《春秋传》，季札之观乐亦上至《韶》而止。盖上古天下未平，民害尚多未去，圣人为之制衣服、饮食、宫室、书契之属，日不暇给，以故未遑作乐；不则有之而世远年湮，不传於後世也。战国以来，学者多好揣度附会谈上古之事，记者各据所闻记之，是以互相差异。为《注》、《疏》者轻於取信而不加别择，务曲为之说，使之两全不悖，是以展转反覆而卒不可通也。《乐纬》又称“颛顼作《五茎》，帝喾作《六英》”，而《周官》，《乐记》皆无之；刘歆以为周迁其乐；贾氏以为遵黄帝之道，无所改作。夫古圣人之乐果存於周，周人当爱护之不暇，何故而反迁之？岂必改黄帝之道然後其乐可存乎！然则自尧以前，本无乐传於後，而乐纬妄名之也明矣。嗟乎，後之儒者皆知尊圣经而黜谶纬矣，然所述帝王之事大率皆本於纬书，虽袭纬书之说而殊不自知也，其亦可叹也已！故今一概不录。
　　△驳三帝乘龙之说
　　《大戴记五帝德篇》云：“黄帝黼黻衣，大带黼裳乘龙€；颛顼乘龙而至四海；帝喾春夏乘龙，秋科乘马，黄黼黻衣。”余按：乘龙之说最为荒唐，盖本方士之言，黼黻衣裳亦属约略之词：《本纪》删之，是也。所谓“其文不雅驯”者，盖谓此等。故今亦不录。嗟乎，司马迁犹恶其不雅驯而删之者，後之学者反或广搜不雅驯之文以增之，亦独何哉！
　　【补】“木正曰句芒；火正曰祝融；金正曰蓐牧；水正曰玄冥；土正曰後土。”（《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补】“少氏有四叔，曰重，曰该，曰修，曰熙，实能金木及水。使重为句芒，该为蓐收，修及熙为玄冥。世不失职，遂济穷桑。”（同上）
　　【补】“颛顼氏有子曰犁，为祝融。共工氏有子曰句龙，为後土。”（同上）
　　【补】“有烈山氏之子曰柱，为稷。”（同上）
　　【存参】“少之衰也，九黎乱德，民人杂揉，不可方物，夫人作享，家为巫史……颛顼受之，乃命南正重司天以属神，命火正黎司地以属民，使复旧常，无相侵渎。”（《楚语》）
　　【存参】“黎为高辛氏火正。”（《郑语》）
　　△重、黎五疑
　　按《传》文，重乃少氏之子，“世不失职，遂济穷桑”，似即官於少世者；而《楚语》谓“颛顼命重司天”，又似重於颛顼世乃为勾芒者：可疑一也。黎本颛顼氏之子，故《楚语》称“颛顼命黎司地”；而《郑语》又云“黎为高辛氏火正”，《大戴记》云“高辛是为帝喾”，则是黎於喾世乃为祝融：可疑二也。《周书》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其後乃云“乃命重、黎绝地天通”，三苗之窜在尧、舜世，又似重、黎非颛顼所命者；《楚语》虽云“尧育重、黎之後，使复典之”，要是曲全其说，究与《周书》文义不合：可疑三也。《郑语》以楚为祝融之後；而《楚语》云“其在周，程伯休父其後也，当宣王时失其官守，而为司马氏”，则又不似楚之先君也者：可疑四也。重、黎本二人：程伯与司马氏，重之後与，黎之後与，何得不别而言之？可疑五也。上古本无典籍可稽，而《国语》文多附会，又不出於一人之手，是以互相矛盾；即《吕刑》亦非《典》、《谟》可比，伯夷典刑之误，昔人已言之矣；皆未容据此而驳彼也。烈山氏亦不知为何代人，郑氏以为神农，杜氏以为神农时诸侯，要皆想当然，非有所据也。故今统列之於诸帝之後而不敢以某代系之，阙疑也，志慎也。
　　○後论一则
　　△驳五德终始之说
　　近代纂古史者咸云：“伏羲以木德王；神农以火德王；黄帝以土德王；少以金德王；颛顼以水德王；帝喾、尧、舜以降，皆以五行周而复始。”余按：帝王之兴果以五德终始，则此乃天下之大事也，二帝之典，三王之誓诰必有言之者。即不言，若《易》、《春秋传》穷阴阳之变，征黄、炎之事，述神怪之说，详矣，亦何得不置一言也？下至《国语》、《大戴记》，所称五帝事最为荒唐，然犹绝无一言及之。然则是战国以前原无此说也明矣。《洪范》曰：“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不言其为帝王受命之符也。夫天下之事孰有大於帝王受命者，“曲直”、“从革”之属抑末矣，何故舍其大者不言而但言其细者乎？《传》曰：“黄帝氏以€纪，炎帝氏以火纪，共工氏以水纪，太氏以龙纪，少氏鸟纪。”是帝王之兴各因物以取义，不必於五行也；各因义以立名，无所谓终始也。不然，以水，以火，可矣，以€、龙、鸟，何说焉？《传》曰：“陈，水族也。”又曰：“卫，颛顼之墟也，其星为大水。”此自谓颛顼之应乎水耳，非谓帝王皆以五行相终始也。若皆以五行相终始，则舜以土德王，何以论陈者不近系之舜之土，而反远系之颛顼之水乎？夫五行之说於《洪范》，上古帝王之事详於《春秋传》，《洪范》不言，《春秋传》之说不合，然则是为五德终始之说者乃异端之论而非圣贤之旨也明矣。五德终始之说起於邹衍；而其施诸朝廷政令则在秦并天下之初──《史记封禅书》及《始皇本纪》、《孟子荀卿列传》言之详矣。其说以为“黄帝得土德，黄龙地蚓见；夏得木德，青龙止於郊；殷得金德，银自山溢；周得火德，有赤乌之符：皆以所不胜者递推之。”是以秦之代周，自谓水德，而汉贾谊、公孙臣皆谓汉当土德，太初改制，服色尚黄，用衍说也。盖自周道既衰，异端并起，大略分为六术，《史记自叙》所谓儒、墨、道德、名、法、阴阳，是也。阴阳之术，其初疑亦本於杨氏，而衍以专门名家，遂别为一术，是以《汉志》九流，次阴阳於道家、法家之间；而其书目有《驺子》四十九篇，《驺子终始》五十六篇。《史记》亦云：“驺衍以阴阳主运显於诸侯，燕、齐海上之方士传其术，怪迂阿谀苟合之徒自此不可胜数也。”则是司马迁固已非之矣。且“龙止”、“银溢”皆荒唐无可证；“赤乌之符”虽见於河内女子之《泰誓》，然“白鱼入舟”不又为金德乎？此固大雅君子所不道也。以秦之愚，至於焚《诗》、《书》，求神仙，其为衍说所欺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亦为其所欺耶？然衍虽有五德终始之说，而初不以母传子，固未尝以木、火、土、金、水为五帝相承之次第也。以母传子之说，始於刘氏向、歆父子；而其施诸朝廷政令，革故说，从新制，则在王莽篡汉之时──《汉书律历》、《郊祀》两志及《王莽传》言之详矣。其学以为“庖羲继天而王，为百王先，德始於木；其後以母传子，终而复始。自神农、黄帝下历唐、虞、三代，而汉得火焉，故高祖始起，神母夜号，著赤帝之符。共工氏以水德间於木、火，与秦同运，非其次序，故皆不永。”是以王莽自言火德销尽，土德当代，而光武之起，亦据《赤伏符》之文改汉为火德，用歆说也。盖自《吕氏春秋》始以五帝分配五行，春帝太，夏帝炎帝，秋帝少，冬帝颛顼，季夏之帝黄帝，向见此文，遂以为其世之先後固然，而太、炎帝乃庖羲、神农之异名。不知炎帝、太自在黄帝之後，秦、汉以前从未有以为即庖羲、神农者；《吕纪》所云，但谓五帝之德各有所主，正如勾芒以下五官各擅其神者然，非以此为先後之序也。安得公然遂取帝王相继之序颠倒置之，废传记之明文，任揣度之私智乎！且衍之说虽诬，然殷尚白，周尚赤，犹有可附会之端；若歆所说周为木德，则何为不尚青而尚赤也？乃强为之解曰：“尚其德所生也。”不尚其德而尚其德所生，有是理乎！而殷又不尚其所生而尚其所由生，此又何说焉？至於蛇母之哭，野人相传之妄语耳，不然，则篝火狐鸣之小智耳，岂遂得以此定千古之疑，断帝王之前後哉！若夫水之继木，其世不永，谓秦可也，唐、虞以前皆不传子，不得独以不永贬共工也。莽以土继火，可谓次序矣，何为亦不永乎？以莽之诈，方且借《虞书》，《周官》以饰其篡，其用歆说以欺天下固宜，後之学者何为而皆祖述其欺人之言耶？嗟夫，自光武以之为国典，班固载之於国书，魏、晋以後遂皆以为其事固然；至於唐、宋，谶纬之学虽衰，而学者生而即闻五德之说，遂终身不复疑，亦不复知其说之出於衍与歆矣！且夫衍、歆之学，稍知道术者所不屑称也，然其所创之说，则後世之大儒硕学皆遵之不敢异，宁背经传而不敢背此二人之言，亦可谓慎矣！故今概不取。太、炎帝在黄帝後，说已详前篇中。
　　
　　
　　┌──────┐
　　│唐虞考信录│
　　└──────┘
　　●自序
　　（刚案：旧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总目》内录出补此。）
　　《考信录》何以始於唐、虞也？遵《尚书》之义也。《尚书》何以始於唐、虞也？天下始平於唐、虞故也。盖上古之世虽有包羲、神农、黄帝诸圣人相继而作，然草昧之初，洪荒之日，创始者难为力，故天下犹未平。至尧，在位百年，又得舜以继之，禹、皋陶、稷、契诸大臣共襄盛治，然後大害尽除，大利尽兴，制度礼乐可以垂诸万世。由是炙其德，沐其仁者，作为《典》、《谟》等篇以纪其实，而史於是乎始。其後禹、汤、文、武迭起，拨乱安民，制作益详，典籍益广，然亦莫不由是而推衍之。是以孔子祖述尧、舜，孟子叙道统亦始於尧、舜。然则尧、舜者，道统之祖，治法之祖，而亦即文章之祖也。
　　周衰，王者不作，百家之言并兴，尧、舜之道渐微，孔子惧夫愈久而愈失其实也，於是订正其书，阐发其道，以传於世。孔子既没，异端果盛行，杨、墨之言盈天下，叛尧、舜者有之，诬尧、舜者有之，称述太古以求加於尧、舜者有之：於时则孟子辞而之。迄乎孟子又没，而其说益诞妄。司马氏作《史记》遂上溯於黄帝；虽颇删其不雅驯者，而所采已杂。逮谯周《古史考》，皇甫谧《帝王世纪》等书，又以黄帝为不足称述，益广搜远讨，溯之羲、农以前，以求胜於孔子，而异说遂纷纷於世。何者？唐、虞以前，载籍未兴，《经》既无文，《传》亦仅见，易於伪，无可考验，是以杨、墨、庄、列之徒得藉之以畅其邪说。唯唐、虞以後，载在《尚书》者乃可依据；而《伪孔氏古文经传》复出，刘焯、孔颖达等习翼之，猜度附会，而帝、王之事遂茫然不可问矣。唐、宋以来，诸儒林立，其高明者攘斥佛、老以伸正学，其沈潜者居敬主静以自治其身心：休矣盛哉！然於帝、王之事皆若不甚经意，附和实多，纠驳绝少。而为史学者则咸踵讹袭谬，茫无别择，不问周、秦、汉、晋，概加采录，以多为胜。於是荒唐悠谬之词相沿日久，积重难返，遂为定论：良可叹也！
　　且夫孔子，布衣士耳，未尝一日见诸事业，而杨、墨、佛、老之徒各持其说以鸣于世，何所见孔子之道之独是？正以孔子之道非孔子之道，乃尧、舜之道；人非尧、舜则不能安居粒食以生，不能相维系无争夺以保其生，不能服习於礼乐教化以自别於禽兽之生。然则尧、舜其犹天乎！其犹人之祖乎！人不可悖尧、舜，故不可悖孔子也；人不可不宗孔子，即不可不宗尧、舜也。
　　余故作《考信录》自唐、虞始：《尚书》以经之，传记以纬之，其传而失实者则据《经传》正之。至於唐、虞以前纷纭之说，但别为书辨之而不敢以参於《正录》：既以明道统之原，兼以附阙疑之义，庶於孔子之意无悖焉尔。
　　●卷一
　　○序例三则
　　△尧、舜之典不可分
　　伏生所传《今文尚书》有《尧典》，无《尧典》。孔安国、杜林等所传《古文尚书》，於《尧典》外别有《舜典》一篇，而残缺不全，不行於世。东晋以後，《伪古文尚书》出，有《大禹谟》以下二十五篇，仍无《舜典》。至齐代，有姚方兴者，称於大航头得“曰若稽古帝舜”以下二十八字，乃割《尧典》“慎徽五典”以下置於其後，谓之《舜典》。其本渐传於北。至唐，孔颖达遂黜孔、杜相传古本而遵之作《正义》；至今相沿用之。余按：尧、舜之事果分二典，则《尧典》当尽於尧殂落後；岂有尧尚为天子，舜但摄政，而遽以其事属之《舜典》、崇臣而祧君，舜逼之邪？众弃之邪？虽後世阿世之史官不至此。悖礼伤教，其谬一也。《尧典》首云“曰若稽古帝尧”，故其後文承之，以“帝”称尧而不复名。《舜典》首云“曰若稽古帝舜”，则其後文亦当以帝称舜：乃上自帝舜，下自帝尧，帝者谁耶？称名不正，其谬二也。“帝曰钦哉”与“慎徽五典”，前後文义相承也。乃画《尧典》至“钦哉”止，则《尧典》文散漫无尾，而“慎徽五典”等语无所因。文理不通，其谬三也。《孟子》云：“《尧典》曰‘二十有八载，放勋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然则秦火以前原通为《尧典》，不分《舜典》矣。梁武帝云：“伏生误合五篇，皆文相承接；《舜典》首有‘曰若稽古’，伏生虽昏耄，何容合之，”然则孔门所授果分《舜典》，传《经》者必不通以为《尧典》矣。故“尧”之称止於篇首一见，而舜於尧崩之後尚称舜：格于文祖曰“舜”、咨于四岳曰“舜”；咨禹以下蒙上咨岳之文乃称为“帝”；而及其陟仍曰“舜”焉，不若尧之殂落称为“帝”也。何者？此篇《尧典》也，故於舜必别白言之；义例甚明，後之学者自不察耳。曰：然则二帝何以合为一典也？曰：天下之所以治，万古之所以开，由於禹、稷、契、皋陶诸圣人，而诸圣人之用由於舜，舜之举由於尧：故《虞书》记天下之治必归功於尧，而记尧之功必放於舜命官熙绩之後，然後尧得人之仁可见也。尧之逊位也，曰：“汝能庸命巽朕位？”舜之命官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然则一篇之中所命皆尧之命，所为皆尧之事，舜特终尧之事云尔，舜固不自有其功也。二帝之身虽异，二帝之治则相首尾，史臣不得而分之也。故并舜之事而统名曰《尧典》：称尧则足以兼舜，称舜则不足以兼尧也。《史记》於两人事相首尾者则为合传，夫《尧典》亦若足而已矣。曰：舜之事统於《尧典》，尧之典何以反属之《虞书》也？曰，《虞书》者，兼《九共》、《汨作》、《皋陶谟》等篇而统命之者也，诸篇皆纪虞事，无涉於唐，不可通名为《唐书》；而虞之成功实始於尧，《尧典》实兼虞事，故以《尧典》冠《虞书》也。余初为《考信录》，仿司马氏本纪，分唐、虞为二；既十余年，始自觉其谬，乃因《尚书》之旧合为一云。
　　△本录义例一──《尧典》为主而补以《禹贡》、《皋陶谟》
　　《尧典》之体，与《书》他篇不同。他篇但纪一事之始终，《尧典》则统二帝之始终而纪之：其文简，其义宏，其首尾完密，其脉络条贯，杂他文於其中不可也。故今於三代之事，皆杂辑《诗》、《书》之文，辨其先後而次之；独於唐、虞，但列《尧典》本文，而其事之散见於他篇及《逸书》者则皆从《传》例，低一字书之，如纲挈目，如经持纬，不敢淆也。然《尧典》所记特其梗概；其经画之制，诰诫之言，则《皋陶谟》、《九共》等篇实备之。盖《典》文至命官分苗，舜致治之大纲已具；其後皆诸臣所自为事，故各随其事之首尾载之，《典》不胜其载也。譬诸後世之史：《典》，本纪也；《汨作》、《九共》，志也；《禹贡》、《皋陶谟》，列传也。其文本互相发明，而自秦、汉以来缺亡者多，存於今者仅二三篇，说《经》者又莫肯平心考其先後次第，往往颠倒错乱，重复混淆，致二帝之治法不彰。故今於《分苗》之後，《典》所不载，取《禹贡》、《皋陶谟》之文补之；而分为篇者七。其前三篇皆尧事；其後三篇皆舜事。第一篇，尧之所以建始；第七篇，舜之所以成终。第二篇，尧之所以成天；第六篇，舜之所以平地。而第三第五两篇则尧、舜之为天下得人，所谓“尧以不得舜为己忧，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忧”者也。惟第四篇当唐、虞之交会，乃政事之纪纲，而天地人皆兼有之。三才之道备矣，二帝之治全矣！譬诸器然：尧之事犹盖也，舜之事犹底也，盖与底相覆而相承。则信乎尧、舜之事不可分，而尧、舜之治法为千古之祖也！
　　△本录义例二──传记之文之著录部次
　　唐、虞之事，较诸三代尤多难考。战国处士横议之言，《伪书》、《伪传》揣度附会之说（详见《提要总目篇》中），其事之失实固不待言矣，即传记之文亦有未可概论者。孔子作《春秋》也，隐、桓、庄、闵之世多缺文，襄、昭、定、哀之世多备载：无他，远近之势然也。况自唐、虞下逮春秋千数百年，传闻异词乃事之常。以春秋之世而谈唐、虞，犹以两汉之世而说丰、镐也，苟非圣人，安能保无一二言之误采者。是故，唐、虞之事惟《尧典》诸篇为得其实，《雅》、《颂》所述次之，至《春秋传》则得失参半矣；岂非以远故哉！虽以《论语》、《孟子》之纯粹，而其称唐、虞事亦间有一二未安者。何者？以其为後人所追记（如“尧命舜”之类），或门弟子所言（如“尧完廪”之类），而不皆孔、孟所自言而自书之者也（虽孟子所自言，亦有记者之误，观於“禹注淮、泗入江”可见）。故今於《唐》、《虞》之录尤致慎焉；必其详审无疑，乃敢次《经》一等书之；否则宁列之“备览”，甚或竟置之“存疑”。至若事在不疑而时无的据，文非纪载而义足发明，则列之於“附录”、“附论”。唯“备考”、“存参”，事或春秋，言或秦、汉，但取其可参伍相证，虽有不醇，不区别矣。其馀揣度附会之言，杂家小说之语，则概不敢列；而於前人所已驳者采之；所未驳者辨之。或其失尚小，及其言不甚为世所信者，时亦往往从简。非敢过为吹求，妄行去取；诚欲异说之纷纭，还本来之面目，使二帝经营之次第，设施之先後，然如指诸掌。盖凡二十馀年而稿始成，而尚未知其有合焉否也。好学深思之士当必有以正其不逮也。
　　○尧建极
　　“曰若稽古帝尧，曰放勋，钦明文思安安，允恭克让；光被四表，格于上下。”（《书尧典》）
　　△《大戴记》称尧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尧云：“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就之如日，望之如€；富而不骄，贵而不豫（《史记》作“舒”）；黄黼黻衣（《史记》作“黄收纯衣”），丹（《史记》作“彤”）车白马。”余按：《经》云“钦明文思安安；“钦”以法天，“明”以治民，“文思”其条理之精密，“安安”其中道之从容，仅六言而圣人之德备矣。至“戴记”则肤阔语耳！“如天”、“如神”，可也，抑有本焉。“如日”、“如€”，则形容之词，非德之实也。“不骄”、“不舒”，以言圣人，浅矣。车服之色，尤无当焉。学者试取《经》文熟读而对勘之，若黑白冰炭之不相似矣。故今不载。
　　“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同上）
　　△辨尧与稷、契为喾子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帝喾上妃姜原氏产後稷；次妃简狄氏产契；次妃陈隆（《史记》作“锋”；《世纪》作丰）氏产帝尧；次妃陬訾氏产帝挚。”《史记》云：“帝喾崩，挚代立；帝挚立不善，崩，弟放勋立，是为帝尧。”《帝王世纪》云：“帝喾在位七十年，年百五岁。挚在位九年，政微弱，而唐侯德盛，诸侯归之，乃受帝禅，封挚於高辛”。後之学者皆信之不疑；余独以为不然。《书》云：“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谷，’”“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是稷、契皆至舜世然後授官，暨禹播奏庶艰食也。若稷果喾元妃之子，则喾之崩，稷少亦不下五十岁，又历挚之九年，尧之百载，百有六十岁矣；契於此时亦当不下百数十岁；有是理乎！尧之兄弟有如此两圣人而终尧之身不知用，四岳亦不之荐，迨舜然後举之，可谓不自见其眉睫者矣，尚何“明”之“明”而“侧陋”之“扬”哉！《传》云：“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阳氏有才子八人；此十六族者，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是高辛氏之子孙当尧之时已传数世而分数族矣，尧安得为高辛之子哉！《传》云：“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迁实沈於大夏。”若尧亲高辛之子，则阏伯、实沈当为尧之兄弟，《传》文何得乃云尔乎！唐、虞以前，未有父子相继为天子者。黄帝之子不继，颛顼之子不继；挚非圣贤也，何以独继喾而帝？《传》云：“少挚之立也，凤鸟至。”则是挚本少氏之名；或者後世传讹而误以为在喾之後因疑为喾之子，未可知也。由是言之，不但尧与稷、契非喾之子，即挚之继喾亦未必然也。且即以《大戴记》之文论之，其《五帝德篇》云：“高辛聪以知远，明以察微，执中而获天下。”然则高辛亦贤圣之君也；乃其立後既不於稷之嫡，又不於尧之圣，独取一庶而不善之挚立之，以致为诸侯所废，尚得为“聪明执中”乎！
　　△尧有天下之故
　　曰：然则尧何以有天下？曰：经固尝言之，但後人不之察耳。《经》曰：“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言尧能明其德以施於同姓，而同姓皆归之，而尧始立家也。姓同，故以族别之。柳子所谓“智而明者，所伏必众，故近者聚而为群”是也。《经》曰：“平章百姓，百姓昭明。”言尧能推其德以渐於异姓，而异姓之长亦各率其九族归之，而尧始建国也。邦同，故以姓别之。柳子所谓“德又大者，众群之长又就而听命焉，於是有诸侯之列”是也。《经》曰：“协和万邦，黎民於变时雍。”言尧能推其德以大布於天下，而天下之君亦无不各率其百姓归之，而尧始为海内生民主也。柳子所谓“德又大者，诸侯之列，方伯连帅之类又就而听命焉，然後天下会於一”是也。盖古之天下原无父子相传之事，故孰为有德则人皆归之；虽有一二败俗拒命之人待兵刑而後服，要之上古人情淳厚，慕义向风者为多，故其得天下之次第大概如此，不必尽藉於先业也。若尧不藉父兄之业即不能有天下，则羲、农、黄帝又何所藉而能得天下也哉？且使尧之天下果传之於父兄，则尧当世守之；丹朱虽不肖，废而他立可也，舜虽大圣，相尧之子以治天下，如伊尹之於太甲可也：尧安得而授之舜，舜安得而受之於尧哉！孟子曰：“子哙不得与人燕；子之不得受燕於子哙。”非独以子之之非其人也，即令其贤而能治燕，而世传之业亦非子哙之所得专；父兄之天下，尧安得而专之哉！汉儒考古不详，误信战国无稽之说而列之於《记》，载之於《史》，遂致王莽假之以篡婴，曹操假之以篡献。不独婴与献之实未尝禅也，即令果禅，而其臣亦不可以受。何者？汉之天下非婴、献之所得专也。使莽、操之得自於禅让者，乃汉儒考古不详之有以启之也。故今於《大戴》、《史记》之文并不载而为之辨。
　　○尧授时
　　“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书尧典》）
　　△羲、和非重、黎
　　《汉书律历志》云：“历数之起上矣。”《传》述颛顼命南正重司天，火正黎司地。其後三苗乱德，二官咸废，而闰馀乖次，孟陬殄灭，摄提失方。尧复育重、黎之後，使纂其业，故《书》曰：‘乃命羲、和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敬授人时。’余按《经》文，四时之纪，闰之疏密，期之日数多寡，皆至尧而後定；非旧已有成法而中废，至尧又修复之也。重、黎之司天地，本於《楚语》。然《楚语》云“重司天以属神，黎司地以属民”，所司者乃天神之祭祀，非天象之赢缩也。故曰“九黎乱德，民神杂糅”，曰“夫人作享，家为巫史”，皆谓宗祝祭祀事耳，与羲、和之司历法者无涉也。历象之官自在帝畿，三苗之乱自在蛮夷，相距数千馀里，三苗安能废帝廷之二官而乖其闰馀乎！至《楚语》所称“尧复育重、黎之後”者，乃本《吕刑》之文，非袭《尧典》之语。尧自命羲、和，自育重、黎；今因其皆为尧所命，遂取而合之，然则尧在位百年所命之官止有此二族乎？嗟夫，自刘歆、班固误合《楚语》於《尧典》，後学祖而述之，遂谓黄帝以来历数已有成法，然则《尧典》之累累而验之，谆谆而命之，与夫史臣之琐琐而记之者，不皆赘乎！韦昭《国语解》及《尚书伪孔传》、《蔡传》并以重、黎为羲、和，皆沿《汉志》而误。今正之。
　　“分命羲仲，宅夷，曰谷：寅宾出日，平秩东作；日中，星鸟，以殷仲春；厥民析，鸟兽孳尾。”（同上）
　　“申命羲叔，宅南交平秩南讹，敬致；日永，星火，以正仲夏；厥民因，鸟兽希革。”（同上）
　　“分命和仲，宅西，曰昧谷：寅饯纳日，平秩西成；宵中，星虚，以殷仲秋；厥民夷，鸟兽毛<毛先>。”（同上）
　　“申命和叔，宅朔方，曰幽都：平在朔易；日短，星昴，以正仲冬；厥民奥，鸟兽毛。”（同上）
　　△求岁率先定四时之中
　　此其命二仲、二叔，何也？盖历有三率：一昼夜为“日率”，一盈亏为“月率”，皆易知者；独一寒暑为“岁率”，其间赢缩奇零最为难齐，故历法以成岁为要。然岁之终始非有定界，不可以徒求，故分以为四时而命二仲、二叔分居四方以考验之。时之终始尤无定界，益不可以徒求，故但求定夫四时之中。中得，则前推之即为始，後推之即为终。此圣人建中之治，虽历法亦不能外焉者也。“日永”、“日短”者，考之以晷漏；“星鸟”、“星虚”者，考之以躔度；犹惧其未也，复验之於人物出入变化之节，而後四时可定。四时定则日数可得，月闰不差而岁成矣。故其纲曰“敬授人时”。而孔子告颜渊亦曰“行夏之时”。所重在时，故不言日月岁也。
　　“帝曰：‘咨，汝羲暨和：期三百有六旬有六日，以闰月定四时，成岁。允百工，庶绩咸熙！’”（同上）
　　△历法始於尧
　　曰：此其记尧之命羲、和，何也？曰，记历法所自始，四时所由定，而岁所由成也。盖历数自黄帝以来有之，故《传》云：“少氏鸟名官：凤鸟氏，历正也。”然历之为法，必积久而後差数可见，创始者势不能以周详尽善也，故必行之数百年，至尧，而後期之日数多寡可校，闰之疏密可推。尧犹惧其未符，又命官分验於四方渐损渐益，而後四时不爽，乃始定为画一之法以垂後世。故史记其命书，以志历所自始。《汉志》六历虽有黄帝、颛顼之称，然但其源出於二帝，後人迭加损益而推广以成书，非黄帝、颛顼之所自为也。曰：历法政事之一端耳，何为详记之如是也？曰：帝王之治莫先於授时。四时不爽，然後农桑可兴，政令可布，人物之性可尽，天地阴阳之化可得而辅相变理，书契史册之文可得而次第考核，故《尧典》载尧之政特详於此，而孔子答颜渊“为邦”之问亦以“行夏时”为第一义也。所谓“夏时”，即尧所定之历。盖殷、周皆别起一方，故用其国旧历；而夏承虞，虞承唐，故历皆不改：《汉志》所以有三代历而无唐、虞历也。故此章之文与《禹贡》相表里。四时之授，所以成天；九州之别，所以平地。天时正，然後政典举，故尧、舜之治始於授时；土功度，然後政化成，故尧、舜之治终於敷土也。
　　△夏世撰典得之传闻
　　曰：然则尧在位七十载止有授时一事，别无功可纪乎？曰：亦非也。尧以圣人之德在天子之位，至於“光被四表”，“黎民於变”，其丰功仁政超前古而贻後世者盖不知凡几矣。但唐、虞时人情淳朴，虽有简策，尚未有史籍；二帝既崩，夔、龙之徒以为尧、舜功德隆盛，实开万世之天，生民以来未有伦比，不可不著之策以传於後，故撰《尧典》一篇，於是始有史耳。而时已当夏世，舜在位之政及见者或多，若舜摄政时则见者希矣。至尧七十载前，则多得之传闻，难可依据；而古人又慎重，不肯传疑，故但叙其功德之大概。惟此章乃命羲、和之策，盖二氏所世守弗替者，故得以采而录之耳。然尧开天救世之功实成於舜，故尧之事业尤以举舜敷治为最大。既已载尧求舜之切，用舜之奇，与舜摄政命官之事，则尧之功即此已见，政不必取七十载以前之政条举而缕叙也。不善读书者不能推求及此，遂若尧之生平碌碌无所表见，有贤而不能用，有奸而不能去，直待舜而後能用人行政，创制显庸者：其失《尚书》之旨亦大矣！故今因记尧之授时而备论之。
　　【附录】“放勋曰：‘劳之，来之，匡之，直之，辅之，翼之，使自得之，又从而振德之。’”（《孟子》）
　　△孟子引放勋语非命契词
　　《集注》疑此文为命契之词，盖以《孟子》载於“契教人伦”之後也。然按《尧典》，契为司徒在舜即位以後，恐此文别有所谓，孟子以其意足相发故引之耳。尧能使民“於变时雍”七十载以前岂无命官敷教之事，不必定属之契也。又按：《典》、《谟》之文质直，无用韵者，惟歌乃有韵；独《论语》、《孟子》所引尧之命皆有韵（躬、中、穷、终，一韵；来、直、翼、得，一韵），而其文亦较浅，与《典》、《谟》皆不类，恐後人所润色，非当日之原文。然於理可取，故附录於此。
　　【附录】“陶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左传》襄公九年）
　　此二事皆无从考其先後。以皆命官之事，故并附录於命羲和之後。
　　△《左传》述阏伯、实沈
　　【备览】“高辛氏有二子，伯曰阏伯，季曰实沈，居於旷林，不相能也；日寻干戈，以相征讨。後帝不臧，迁阏伯於商丘主辰；迁实沈於大夏，主参。”（《左传》昭公元年）
　　此以上条证之，其为尧事无疑。故杜氏云：“後，帝尧也。”然《传》此篇颇近铺张，不能保无失实。故与下条并列之於备览。
　　△《左传》述台骀
　　【备览】“台骀能业其官，宣汾、洮，障大泽，以处大原。帝用嘉之，封诸汾川。沈、姒、{艹辱}、黄，实守其祀。”（《左传》昭公元年）
　　此“帝”，杜氏以为颛顼。余按：《经》、《传》徒称帝者多谓尧、舜；况上文之帝方谓尧，此文之帝又谓颛顼，殊为不类：恐亦尧时事耳。故随上文而次於此。
　　○尧求舜
　　“帝曰：‘畴咨若时登庸？’放齐曰：‘胤子朱启明。’帝曰：‘吁，へ讼，可乎！’”（《书尧典》）
　　△“胤子”之义
　　《伪孔传》云：“胤，国；子，爵。”按：《史记》以“胤子”为嗣子，“朱”为丹朱；《蔡传》从之：於义为长。《伪传》非是。
　　“帝曰：‘畴咨若予采？’兜曰：‘都，共工方鸠亻孱功！’帝曰：‘吁，静言庸违，象恭滔天！’”（同上）
　　△“滔天”字误
　　“滔天”，《蔡传》云：“与下文相似，疑有舛误。”或云，衍文也。说近是。
　　【附录】“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黥，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于信，以覆诅盟。虐威庶戮，方告无辜于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书吕刑》）
　　△《吕刑》记苗民
　　按：舜摄政後，四罪而天下咸服。“静言”两章记共、、鲧之事；独三苗以在外而不与。故今取《吕刑》之文附录於此，以补其缺。
　　“帝曰：‘咨，四岳：汤汤洪水方割，荡荡怀山襄陵，浩浩滔天，下民其咨；有能俾？’佥曰：‘於，鲧哉！’帝曰：‘吁，弗哉！方命圮族。’岳曰：‘异哉！试可，乃已。’帝曰：‘往钦哉！’九载，绩用弗成。”（《书尧典》）
　　△流四凶本尧心
　　此其记放齐、兜及鲧之用，何也？曰，所以为举舜张本，亦所以为流四凶之张本也。朱既不足以付大事，而共工、兜相与比周，鲧功又不克成，是以尧之心迫欲得一人以代己而敷治也。共工、兜皆为尧所斥绝，即鲧之用亦非尧意是以舜摄政後流之放之於远方也。曰：然则尧何以不流放之而必待夫舜也？曰：当尧之时，或其才有可取，罪尚未著，犹欲冀其成功，望其悔过；及舜摄政後而情状日以显著，功既难冀其成，过亦无望其悔，然後流之放之。但典文简质，未及详载其由耳；非尧不能去，必待舜而後始去之也。盖尧之心但欲庶绩咸熙，黎民得所，原不私此数人，故舜流之放之而无所嫌。故《虞书》於舜未摄政之先记此数章，以见四凶之流放本皆尧之心，舜特体尧之心，终尧之事，以成尧之美，而初未尝反尧之政也。由是言之，知尧之心者莫如舜，而能知尧、舜之心者莫如作《尧典》之人，然则此篇亦非圣人不能为矣。
　　△四岳非羲、和四子
　　《伪孔传》以四岳为羲、和之四子。朱子云：“尧咨四岳以‘汝能庸命巽朕位’，不成尧欲以天下与四人。”《蔡传》因之，谓一人而总四岳诸侯之事者。余按《国语》以四岳为一人；《春秋传》有大岳，杜氏谓即四岳，亦一人也。且四岳，相职也，故位在九官十二牧之上，有大事则咨之；羲、和四子，历官之属耳，况又在外，安得常与朝廷之事乎！盖唐、虞之有“四岳”，犹汉之有“五官中郎将”，唐之有“四门博士”耳。当从朱子无疑。（或云，“说本孔平仲，”未见也。）
　　“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草木畅茂，禽兽繁殖，五谷不登，禽兽Τ人，兽蹄鸟迹之道交於中国。”（《孟子》）
　　“当尧之时，水逆行，滥於中国，蛇龙居之；民无所定，下者为巢，上者为营窟。”（同上）
　　△洪水不自尧时始
　　说者多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其语盖本《尧典》“九载”之文。然九载而鲧功不立，非水患止此九年也。孟子曰：“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则是水不自尧始也。舜曰：“咨禹，汝平水土，维时懋哉！”则是水亦不自尧除也。盖上古之时水原未有定道，圣人制衣食、宫室、器用、书契，日不暇给，而其初水患亦未大甚，不过ㄜ下之地注之，故犹得以苟安；积久而水日多，至尧时遂至“怀山襄陵”耳。自禹始开水道，使归於海，至今沿之；非唐、虞以前即然也。故曰：“禹之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若但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亦不足为难矣。世於此多汶汶，故今本《尧典》、《孟子》之文而正之。
　　“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岳曰，‘否德忝帝位。’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书尧典》）
　　△称舜为鳏之故
　　古者三十而娶：三十未娶，常事耳，何以“鳏”称也？以下“降二女”，故於此称鳏焉。明舜之未娶也。此古文之简而周也。
　　“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舜重之以明德。”（《左传》昭公八年）
　　【存参】“幕，能帅颛顼者也。”（《鲁语》）
　　△辨舜出於黄帝之说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穷蝉；穷蝉立敬康；敬唐产勾芒（《史记》作“望”）；勾芒产乔牛；乔牛产瞽瞍；瞽瞍产重华，是为帝舜。”《史记五帝本纪》因之。余按《春秋传》云：“陈，颛顼之族也；自幕至於瞽瞍无违命。”《国语》云：“幕，能帅颛顼者也；有虞氏报焉。”则舜之先，颛顼之後之有一幕必也，何以《记》之世次无之？而勾芒，据《春秋传》乃少氏之子，亦不得为颛顼裔也。且《大戴记》以尧为黄帝之玄孙，则是尧典舜之高祖敬康为同高祖兄弟：男女辨姓，人道之大防也，况於近属，尧安得以其女妻舜，舜安得遂取之！而上下相距至四五世，舜之年又安得与尧之女等乎！盖谓舜之出於颛顼，可也；谓颛顼、舜与古帝王之皆出於黄帝，则不可。谓幕有功德而传於世，可信也；谓舜先世之名无不历历皆传於世，则不可信。然则《大戴》之文不若《春秋传》之为近理矣。而《传》文又与《国语》同，或当不诬。故弃彼而采此。说并见前《黄帝》乃《尧建极》篇中。
　　△韦昭以幕为舜後之误
　　韦昭《国语解》云：“幕，舜之後虞思也，为夏诸侯。”按《传》此文，则幕乃舜祖，非舜後也。且《国语》称“上甲微帅契”，“高圉大王帅稷”，皆在汤、武前，惟杼在禹後则以为“帅禹”：若幕果在舜後，何不谓之“帅舜”，乃谓之“帅颛顼”乎！韦氏盖因《大戴》、《史记》叙舜先世无幕，故曲为之说；而以幕为思，所谓因误而益误也。今正之。
　　“舜发於畎亩之中。”（《孟子》）
　　【附论】“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其所以异於深山野人者几希。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同上）
　　△辨历山让畔之说
　　《史记五帝本纪》云：“舜耕历山，人皆让畔；渔雷泽，人皆让居；陶河滨，器皆不苦窳。一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余按：此皆後人追美舜德之词，不必实有此事。舜尚不能化象之傲，历山、雷泽之人岂皆贤而无不肖哉！“成邑”、“成都”，即孟子“士多就之”之意而极为形容者。都、邑、聚，皆後世之名，显为後人所撰，非古本有是语也。大抵称古人者多过其实：以舜之不顺乎亲也，则谓舜即升庸之後，瞽瞍犹欲杀之；以舜之德能型俗也，则谓舜当耕稼之时，人已化而归之。试比而观之，无乃感一家太难而感一方太易乎！且孔子恶乡原，孟子称“士憎兹多口”，故曰“不如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虽上古人情淳笃，与後世不同，要未敢信为必然也。故不载。
　　△历山、雷泽、河滨皆冀州地
　　历山、雷泽、河滨，说者各异：或以为皆冀州地，或以为皆青、兖州地。自晋、唐以来，相争驳不已。按虞乃冀州境，舜不应耕稼陶渔於二千里外，则以为冀州者近是。孟子虽有“东夷”之语，然但较文王而东耳。《传》称“桀走鸣条”，鸣条亦冀州境，岂得遂以为青、衮哉！要之，《史记》所称有无本不可知，亦不足深辨也。
　　“帝曰：‘俞，予闻；如何？’岳曰：‘瞽子。父顽，母へ，象傲；克谐以孝，，不格奸。’”（《书尧典》）
　　此後尧必召舜见之，观其气象，语言，行事，果有德者，乃妻以女；《经》文简耳。
　　△辨舜、象异母之说
　　《史记》云：“舜母死，瞽瞍更娶妻而生象；爱後妻子，常欲杀舜。”余按《史记》此文采之《书》及《孟子》，而《书》、《孟子》皆未言为後母，则《史记》但因其失爱故意之耳。郑武姜恶庄公而欲立共叔段，隋文帝以独孤後之言立广而废勇，岂必皆异母哉！汉刘表前妻生子琦、琮，後妻蔡氏之至，琮妻也。遂爱琮而谮琦；而世俗相传，谓琦与琮异母；亦以其爱故意之也。吾恶知舜之於象不亦如琦之於琮乎？《经》既无文，阙之不失为慎。
　　“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于父母。”（《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舜往於田，号泣于天：何为其号泣也？’孟子曰：‘怨慕也。’”（同上）
　　“载见瞽瞍，夔夔齐栗；瞽瞍亦允若。”（《逸书》）
　　【附论】“孟子曰：‘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豫。瞽瞍豫而天下化；瞽瞍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孟子》）
　　△瞽瞍允若在降之前
　　按：《经》但言舜之父母顽へ，未言不顺於父母也。《孟子》中引古语，始有“号泣天”之事。以圣子而遇顽へ之父母，不顺固理所有；然云“往于田”，则亦在四岳举舜之前，非妫嫔虞之後矣。且《逸书》云“载见瞽瞍，夔夔齐栗”，即《尧典》之“克谐以孝，”也；云“瞽瞍亦允若”，即《尧典》之“不格奸”也。然则“允若”亦在降以前，降以後不得复有不顺之事明矣。惟孟子称九男二女事舜，百官牛羊仓廪备，而舜尚如穷人之无所归，则是降以後犹未允若。盖《孟子》一书亦出於门人所记，特欲极言舜之慕亲非外物所能移，而词气抑扬不无过当，非果登庸摄政之时尚有号泣于天之事也。故今“号泣”、“允若”之文并置於《经》“顽へ”、“谐孝”之後：非敢与《孟子》有异，要期无悖於《经》而已。说并见後《慎徽条》下。
　　“帝曰：‘我其试哉！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降二女于妫，嫔于虞。帝曰，‘钦哉！’”（《书尧典》）
　　△降後之舜职
　　此後尧必授舜以职，乃有“慎徽五典”等事。《经》不详者，或舜所历不一官，不可详记，或舜陟後故老多没，上古史册未备，其详不可得知，故但记其所可知者而已。
　　“舜尚见帝；帝馆甥於贰室，亦飨舜：迭为宾主。”（《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诗》云：“娶妻如之何？必告父母。’”信斯言也，宜莫如舜。舜之不告而娶，何也？’孟子曰：‘告则不得娶。男女居室，人之大伦也。如告，则废人之大伦，以对父母。是以不告也。’”（同上）
　　△辨不告而娶之说
　　按《经》记嫔虞事绝未见有不告之意。孟子之言或有所本。然尧为天子，瞽瞍即不欲舜娶，势亦无如之何；而“，不格奸”之後，何至尚欲其鳏以终身乎？且瞽瞍果制舜使不得娶，亦必将制舜使不得仕：即不告而仕矣，瞽瞍知之，独不能迫之使去，禁之使不得行其志乎？安得事事皆避之而不使知也！大抵战国时多好谈上古事，而传闻往往过其实：孟子但以义裁之，苟不害於大义，亦不甚核其事实之有无也。故今仍存之，而附识其说如此。
　　“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宾于四门，四门穆穆。纳于大麓，烈风雷雨弗迷。”（《书尧典》）
　　△《左传》、《孟子》言举舜以後事之失实
　　此舜即举以後，未摄政以前事。据《春秋传》引此文以证举元、恺，去四凶，地平天成，内平外成之事，则舜此时已执大政，成大功矣。据《孟子》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则舜此时犹在田间，未受职也。余按：《经》云“纳于百揆”，“宾于四门”，舜之不在田间明甚。且尧求材如彼之急，既得舜，即当试之，不容厚奉养之而不畀以职事。则《孟子》所称为不然矣。《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三载为时无几，安能即建平成之绩！且果天地内外俱已平成，後此之命禹平水土，命契敷五教，又何为者？则《春秋传》所称亦不然矣。盖立言者欲畅其旨於此，往往不暇复顾於彼：孟子但欲明舜不以富贵而灭慕亲之心，而忘既举之後不容复在畎亩；《传》但欲明舜进贤退不肖之功大，而忘《经》所称者乃三年以内事，其化尚未至此。《传》言固多夸，即《孟子》亦其门人所记，或不无言过其实者也。读者当察其意，不可泥其词，以致失其事实。故举元、恺，去四凶事置於後篇，而《孟子》此文亦不录。
　　【存疑】“父母使舜完廪；捐阶，瞽瞍焚廪。使浚井；出，从而扌之。象曰：‘谟盖都君咸我绩！牛羊父母；仓廪父母。干戈朕；琴朕；氐朕；二嫂使治朕栖。’象往入舜宫，舜在床琴。象曰，‘郁陶思君尔！’忸怩。舜曰，‘惟兹臣庶，汝其于予治。’”（《孟子》）
　　△引司马光语辨完廪浚井之说
　　此事，宋司马君实《史剡》尝辨之。今载其文於左。
　　【《史剡》一则】“顽へ之人，不入德义则有矣；其好利而恶害则与众不殊也。或者舜未为尧知而瞽瞍欲杀之，则可矣；尧已知之，四岳举之，妻以二女，养以百官，方且试以百揆而禅天下焉，则瞽瞍之心岂得不利其子之为天子而尚欲杀之乎！虽欲杀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杀之，瞽瞍与象将随踵而诛：虽甚愚人，必不为也！”
　　余按：《经》曰：“克谐以孝，，不格奸。”舜之德能感其父母使不至於奸，安有不能感其父母使不杀己者乎！瞽瞍且欲杀舜，何以谓之不格奸；舜且不能使瞽瞍不欲杀己，何以能使之不格奸哉！舜既见举受官，则慎徽五典，纳百揆，宾四门，将惟日不足，何暇闲居家中而完廪，浚井，而鸣琴也！使瞽瞍之制舜肘至此，舜亦安能为尧尽职乎！象之恶舜，虽封之犹不使得有为於其国，况乃使之治己臣庶，使象得肆其虐，彼臣庶何罪焉！盖舜之家事见於《经者》，“父顽，母へ，象傲”而已；因其顽へ而傲也，遂相传有不使娶之说，相传有欲杀舜之事。谚曰：“尺水丈波”，公明贾曰：“以告者过也”，天下事之递述而递甚其词者往往如是。君实之辨是也。程子、苏氏亦皆以此事为乌有。故今列之存疑。但君实、子由皆讥孟子之言之失，程子亦有“以意逆志”之说，而按此文乃万章之语，孟子但云“象喜亦喜”，明圣人於弟子之无藏怒耳，非必谓万章所言历历皆实事。况《孟子》七篇乃门人所记，亦未必无遗漏润色，恐不当遂以是疑孟子也。
　　【附论】“舜明於庶物，察於人伦；由仁义行，非行仁义也。”（《孟子》）
　　△《史记》不采《大戴记》舜德
　　《大戴记》称舜云：“好学、孝友、宽裕、温良、敦敏而知时，畏天而爱民，恤远而亲亲；承受天命，依於倪皇（字疑误），明通知为天下王。”余按：此语至为肤浅，且百王群圣之所同，不得独以称舜。《五帝本纪》亦不之采，岂以其陋而削之耶？大抵此篇《史记》所采者尚成文理；所不采者尤浅谬；其文与《史记》异同者皆不如《史记》之完善。或《史记》有所删定邪？抑今之《大戴》非古本，其中有讹误增益邪？故今不载。
　　△《伪舜典》言舜德之谬
　　《伪舜典》首云：“哲、文明、温恭、允塞；玄德升闻，乃命以位。”“玄德”乃老、庄氏语，《六经》所不道。（《经传》称“玄”，皆色也。契称“玄王”，亦非以德名。）盖宋、齐间《老》、《庄》方盛行，故其言如是。此文之伪，说已见前《序例》。
　　【附论】“孟子曰：‘分人以财谓之惠；教人以善谓之忠；为天下得人者谓之仁。是故，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孟子》）
　　△尧之事业莫大於举舜
　　《尧典》何以纪尧求舜如此之详也？尧功之大大於舜，尧功之成成於舜也。盖朝觐、巡狩、制礼、作乐、地平，天成之绩皆自舜而熙，则舜者万古之一人也。以万古之一人而隐於田间，困於顽父傲弟，而有一人焉能知之而授之以天下，则此一人者亦万古之一人也。吾故读《尚书》而见舜之奇，而见尧之尤奇也。故尧在位七十载，其济世之功亦必不少，而史独於求舜之事致详焉者，尧之事业莫有大於举舜者也。然则举舜以前何以历记放齐、兜之事也？所以著尧忧民之切也。尧之心无一刻不以天为念，无一刻不以民为念，所以无一刻不以得一大圣人为念。即使天下并无舜，而尧求之之心终不能已。夫是以卒得一舜而为尧敷治理於天下，垂治法於万世也。大哉尧之为君也，孔子所以深叹美之而拟之於天也！读《尚书》者於此求之，庶可得圣人之万一。不然，徒津津於“危微执中”之云，以渐入於空虚无用之学，其视圣人何以异於近世讲学之儒也！
　　●卷二
　　○舜相尧
　　“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书尧典》）“尧老而舜摄也。”（《孟子》）
　　△舜摄政之不得已
　　按《经》文，尧之命舜曰“汝陟帝位”，是尧之心欲舜此时即居天子位，犹让岳之云“巽朕位”也。舜之承命“让于德，弗嗣”，是舜之心欲己终身不行天子政，犹岳之辞以“忝帝位”也。其下文乃云“受终于文祖”。“受终”者何？孟子所谓“尧老而舜摄”者是也。盖尧欲舜即居天子位而舜不肯，舜欲己终不行天子政而尧又不肯，於是乎尧不得已降心以从舜而使之摄政，舜亦不得已降心以从尧而为尧摄政。两圣人各欲行其心之所安，而时势所迫，遂创千古之奇，而得乎天理人情之正。故摄之云者，前此未有也，理与势相摩而圣人之权生焉。故曰尧、舜为万世之法也。然则何以谓之“受终？”尧之事未毕，授之舜使终之，故曰受终也。
　　【存疑】“尧曰：‘咨尔舜：天之历数在尔躬！允执其中。四海困穷，天禄永终。’”（《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命舜词之可疑
　　按：汉儒所传之《古文尚书》（谓《史》、《汉》所称，马、郑所传之《孔壁古文》；非隋刘焯所传之《伪古文孔氏传》），二帝、三王之言具在也。尧之让岳也，曰：“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其授舜也，曰：“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皆欲其代己熙庶绩以安天下耳，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其常保而无失也。舜之咨岳也，曰：“有能奋庸熙帝之载？”其赓载歌也，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惟欲熙庶绩以终尧之功耳，亦未尝以天下为重而欲常保而无失也。下至汤武之誓，亦但以救民拨乱为言，绝无一毫沾沾於天位之心。逮成王时，周公、召公迭进相诫，始多儆以保守先业之难：此为守成之主，贤人以降言耳，固不足为唐、虞大圣人道也。然周公之《立政》、《无逸》犹仅微露其意，惟《召诰》乃谆谆焉。吾故读《尚书》而有以知夫帝王之升降，圣贤之浅深也。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舜视弃天下犹弃敝徙也。”又曰：“遵海滨而处，终身然，乐而忘天下。”然则天禄之去留，初不在舜意念中也明矣。今《论语》所载尧命舜之词，乃云“四海困穷，天禄永终。”尧授舜以天下，岂但欲其不令四海困穷；舜之不令四海困穷，又岂徒为永终天禄计哉！且舜，固尝“让于德，弗嗣”者也。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命伯夷也，伯让之於夔、龙；垂则让之殳、┥、伯与；益则让之朱、虎、熊、罴：是知古之圣人其於进退得失之际无容心焉。故舜之命之，亦止告以“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夙夜惟寅，直哉惟清”而已，不惕之以失职之罚也。“三载考绩”虽有“黜陟”之文，然此特为庶官言之，非此数圣人亦待此而後勉也。舜方让而不居，而尧乃以“天禄永终”戒之，是何其待舜之太薄也邪！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又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此特事後推原其故云尔；若禅让时，则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于百揆，百揆时叙，不征之於天也。其後三王誓师，始称天以令众。然曰“威侮五行，怠弃三正”，乃曰“天用剿绝其命”；曰“有夏多罪，天命殛之，”必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未有不征之於人事而徒索之於杳冥者。何者？天道远，人道迩；天无迹而难凭，人有为而共见：岂有置人事不言而但以历数为据，使後世ウ干者得藉为口实乎！无怪乎曹丕之自谓知舜、禹而晋、宋以後篡杀之主之咸征符瑞也！且历数在躬，於何见之？於民之视听见之耶，则何不言人之所共见而但言人之所不见乎？孟子曰：“汤执中。”《记》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中也者，无定位者也，故必酌乎两端乃有中。然此皆论古人云尔：自事後观之，则为得中矣，若事前教之曰执中，则不知中果何在也。故失中之事，其人亦自以为中：中不难於执而难於知也。使舜而不知所谓中，虽告之何益；使舜而固知所谓中，又何待於告！安有绝口不及天下大事而但以空空一“中”诏之乎！且《尧典》纪尧禅舜之事详矣，此文果系尧命舜之要言，果系帝王传授之心法，较之玑玉衡，封山川，孰为轻重，何以反略之而不载乎！曰，然则《论语》之文亦可疑乎？曰：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尚书》深信之，然至《吕刑》称伯夷之播刑则吾不敢信矣。吾於《雅》、《颂》深信之，然至《宫》述太王之翦商则吾不敢信矣。固因其为衰世之文，非慎言之君子所撰，亦以所追叙者数百年或千年以前之事，传闻失实乃理势所常有。故此章纪汤、武事皆不谬於圣人，而记尧、舜事独可疑，远近之分然也。且此篇在《古论语》本两篇，篇仅一二章；《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论语》之末者，初不知其传自何人。学者当据《尚书》之文以考证其是非得失而取舍之，不得概信为实然也。故列之於存疑，以俟知言之君子决之。
　　“在玑玉衡，以齐七政。”（《书尧典》）
　　此舜成天之政，所以补尧授时之未备，故首及之。
　　“肆类于上帝，于六宗，望于山川，遍于群神。辑五瑞，既月，乃日觐四岳群牧，班瑞于群後。”（同上）
　　此记布政於内之事。先事神而後治人者，奉天以出治，明不敢自专也。
　　△“群牧”未有定数
　　按：“群牧”云者，数不定之词也。盖其初但因地之相近而董率之，未有分界，故亦未有定数。自舜肇十二州，始定为十二人，使各统一州耳。尧、舜之事皆夏时所追记，十二州既未肇，不可的知其为几人，故曰“群牧”，亦阙疑之意也。若果已有九州，岂得不云九牧邪！说并见後《肇十二州条》下。
　　“岁二月，东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肆觐东後，协时月，正日，同律度量衡，修五礼，──五玉，三帛，二生，一死，贽，──如五器；卒，乃复。五月，南巡守，至于南岳；如岱礼。八月，西巡守，至于西岳；如初。十有一月，朔巡守，至于北岳；如西礼。归，格于艺祖，用特。”（同上）
　　此记布政於外之事。亦先神而後人者，内外一也，无所不用其敬也。
　　△《史记》五岳名不足据
　　《史记封禅书》云：“岱宗，泰山也；南岳，衡山也；西岳，华山也；北岳，恒山也；中岳，嵩山也。”後世传《尚书》者皆因之。余按：四岳惟岱宗见於《经》，无可疑者。华山山高大而道里亦近，或当不诬。若衡乃在荆州南境，独为远“使汝、洛间诸侯涉数千里而往会焉，殊不近於人情。且《禹贡》以霍山为大岳，《春秋传》亦称四岳为大岳，则大岳似当为四岳之一，北岳亦未必果恒山也。大抵三代以上年远文缺、不可考者较多，不如阙之为善。至增嵩为五岳，尤为无据。《尧典》但称四岳，而《春秋传》亦云“四岳、三涂、阳城、大室、荆山、中南，九州之险也”──大室，即今嵩高。──然则岳止有四而嵩之非岳也明矣。此盖秦、汉之间方士之所指目。故今皆无所采。《尔雅》亦载五岳之名，与《史记》大同小异：皆不足据也。
　　【附论】“使之主祭而百神享之，是天受之；使之主事而事治，百姓安之，是民受之也。”（《孟子》）
　　“五载一巡守，群後四朝。”（《书尧典》）
　　此总上内外之政言之。
　　△舜立朝觐巡狩之制之故
　　《尧典》於舜摄政之日，何以详记其朝觐巡狩也？曰：朝觐巡狩之制始於舜也。自尧以前，圣帝迭兴，其时亦必有朝觐巡狩之事，但尚未有定制；至舜而後垂为常典，故记之也。曰：天下政事多矣：舜之摄也，必有大变革，大号令，以新天下之耳目；而所记他事殊少，独记朝觐巡狩乃过半焉，何也？曰：此圣人御天下之要道也。盖天子以一人而临四海，虽有如天之仁，而远方遐国，穷檐屋，势不能以周知，故所重惟在“明”：是以称尧之德先以“钦明”，述尧之事先以“克明峻德”，纪舜之命官先以“四门，明四目”也。然天下之大，何以明之？今夫人主数与其大臣接，则宦官宫妾左右之臣不能欺矣：然则人主数与天下牧民之吏接，则大臣不能欺可知也；人主数与天下之耆老庶民接，则牧民之吏亦不能欺可知也。是故朝觐巡狩者，天子之所以为明也。盖以天下之广，诸侯之众，其仁与暴，勤与惰，政事之修举废坠，天子皆无由知之。虽有百即墨大夫，而不胜毁言之日闻；虽有百阿大夫，而不胜誉言之日至。虽尧、舜之臣必无拥蔽者，然圣人之心常以不能周知天下为惧，故使之岁一朝以尽诸侯之情而考其职；又虑其暴而饰为仁，惰而饰为勤，废坠而饰为修举也，故又五岁一巡狩，以尽天下耆老庶民之情而证所述之职之虚实。由是言之，朝觐之典，非以媚天子，效嵩呼也，将以询其政事也──故孟子曰：“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巡狩之典，非以极观游，博景物也，将以验其政事也──故孟子曰：“天子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盖尧、舜虽躬圣人之德，而常恐天下之一民一物不得其所，故“子贡曰：‘博施於民而能济众，何如？’孔子曰：‘尧、舜其犹病诸！’”惟其病也，是以定为朝觐巡狩之永制也。後世相沿日久，以为典礼固然，能知圣人之深意者少矣。盖圣人之明有二，曰用人，曰察吏：二者交相为用，不可偏废。故《尧典》於舜摄政时纪察吏之事，必终之以“敷奏以言，明试以功，”所以明徒察之无益也；於舜即位後纪用人之事，必终之以“三载考绩，黜陟幽明，”所以明徒用之未周也。
　　“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同上）
　　此因上布政之文，遂及其进贤之大略。
　　△舜之进贤
　　此即记十二牧，禹、皋陶之伦登用之事也。十二牧之任职，在舜未即位前，固已，即九官虽命於舜即位後，而其初登用亦多在尧时：《史记》所谓“自尧时而皆举用，未有分职”是也。顾此文殊略者，古者俗淳事朴，史册未兴，而《尧典》之作在舜崩以後，事隔七八十年，官之名称，时之先後，无由详考；而古之史皆传信不传疑，故但浑举其概：犹舜即位後称“十有二牧”，而《肇十二州》前但云“群牧”，其人数不可得详也。且命官，大事也，其功由此人成，其人以此职终，故详之；若登用之始则小事耳，爵或屡进，官或屡迁，所登用者亦当不仅此数十人，固不胜其详也。然此三言者虽略，而用人之道已备：不先以“奏言”，则无由辨其贤否而试之；不继以“试功”，则无由决其贤否而庸之。孟子所谓“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者，正谓此也。後世恩泽之举，资格之授，诗赋时文之取，固非“敷奏”之政，不足道矣；即一言契主，朱绂旋加，若汉严助、朱买臣、主父偃，其後卒以罪殛，甚者如元载、王安石，为国大奸，贻害无穷：岂非“明试”之道疏乎！然则此三言者，何异班超平平之论，听之若老生之常谈，而行之实经验之良方，百用而百效者哉！前後两篇皆记尧、舜用人之事，此篇述舜布政之事；而此文之进贤与後《流共工章》之退不肖亦用人事也。此文之进贤开後篇命官咨牧之端，後文之退不肖结前篇举共用鲧之案，亦章法也。
　　【备览】“高阳氏有才子八人，苍舒、ㄨ岂攵、ρ、大临、ζ降、庭坚、仲容、叔达、齐圣广渊，明允笃诚；天下之民谓之八恺。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奋、仲堪、叔献、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忠肃共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谓之八元。此十六族也，世济其美，不陨其名，以至於尧。舜臣尧，举八恺，使主後土以揆百事；莫不时序，地平天成。举八元，使布五教於四方；父义，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内平外成。”（《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记八元、八恺之失实
　　《传》於此文後引《书》“五典克从，百揆时叙”之语以证之；《史记》因此，遂载其事於舜未摄政时。余按：《经》云：“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则舜未摄政时仅三年耳。《史记》谓舜举二十年而後摄政，故云然；若仅三载，则当在舜摄政时明矣。舜初自田间来，安能悉知元、恺之才，而“地平天成”之效亦非三年所可致；《传》但引《书》以证舜功，非谓其必在此时也。且《传》语颇夸，未必不失实，故列之备览而次之於此。此即“车服以庸”之一事也。又《传》称“尧不能用”，语亦非是。尧亦圣人，舜亦圣人，尧何遽不如舜！尧能举舜於田间，独不能举元、恺於世族乎！元、恺之未用，或其年尚未逮，才尚未著耳。史克但欲极称舜功，遂不暇为尧地，此乃文人通病。故今亦删之。说并见前《慎徽五典》及後《四罪》，《殂落条》下。
　　“肇十有二州；封十有二山，川。”（《书尧典》）
　　此舜平地之政，所以开“禹敷土”之先声。首成天，次治人，次平地，三才之道备矣。
　　【存参】“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汉书地理志》）
　　△“肇十二州”以前无九州
　　蔡氏《书传》云：“古但为九州，禹治水作《贡》，亦因其旧。及舜即位（当是“摄政”耳，文误）以冀、青地广，始分冀东（当是“北”，文误）恒山之地为并州，其东北医无闾之地为幽州，又分青之东北辽东等处为营州。”余按：“川”之文既在“肇十二州”之後，则治水之事必不在“肇十二州”之前，此其误固不待言矣（详见後篇）。然即古之九州亦初无是事也。何者？“肇”之为言“始”也：前此未有而始设之之谓肇；若前此固有九州而但增之，非肇也。且析九以为十二，细事耳，非舜代尧致治之大政也：特书之，何居焉？然则古固未尝有州，自舜巡狩以後始分为十二州以属之十二牧，故史臣特记之曰“肇十有二州”，以志州所自始。“州”之为文，本取两川相抱而象形者，故《说文》云：“水中可居曰州。”徐铉曰：“今别作洲，非是。”是时洪水滔天，其域在中若州渚然，是以名之为州。故舜摄政之初但曰“日觐四岳群牧”，不曰“九牧”，牧未有定数也；及舜即位则曰“咨十有二牧”，不曰“咨於群牧”，牧已有常额也。其後禹别九州，亦曰“九牧”，不曰“群牧”，州之肇於舜而非增於舜明矣。
　　△十二州名无可考
　　至十二州之名，《经》、《传》皆无之。幽、并、营之为州虽见於《周官》、《尔雅》，然彼自记九州之名，与舜之十二州初无涉也。冀、帝畿也，地虽少广，尚不逮雍、荆、扬、梁；若分裂之以为幽、并，则冀之所馀者几何？畿内不应若是小也。汉以後，河南徙，兖地大半入於河北，又东灭朝鲜，置乐浪，乃并建冀、幽、并三州，然并犹跨河而侵入雍州之界。当舜时，河犹在大亻丕、洚水：若又以辽东为营，其间安得容三州乎！《书》云：“海岱惟青州。”东际海，西界岱，则辽东之不在青州域内明矣。《尔雅》云：“齐曰营州。”齐，今之青州府，则《尔雅》之营州即青州而非辽东明矣。又安得以辽东为营、为青之故境也哉！《周官》一书本非先王之制：封国之不合，章章可见矣。《传》曰：“冀之北土，马之所生，无兴国焉。”正指今忻代以北而言，则是周人亦以为冀，未尝以为并也。至於《尔雅》，乃汉儒释《经》之书，其於九州亦初不言为商制。孙炎以其非夏非周，不得已故疑为商制。作《尔雅》者非商人也，何为不述周制而述商制？果商制邪，又何不明书为商而乃以周之国名冠之乎？盖自战国以来，古书散轶，即有之，而简策繁重，得见者少，见之亦或不能记忆，非若後世印本之书轻便而有之者多之便於检核也；故秦、汉间书多与《经传》异者，公羊子所谓“所传闻异词”者是也。是以《周官》有幽、并而无徐、梁，《尔雅》有幽、营而无青、徐，乃事理之常，不足为怪。而後儒必欲曲为之解，使之并行不悖，过矣！况欲以此补舜十二州之缺乎！大抵儒者之患皆好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十二州名无可考证，则亦已矣；见《周官》、《尔雅》有幽、并、营三州名为《禹贡》所无，遂附会之以补舜十二州之数。巧则巧矣，而不知其误且诬也！或者又谓陶唐都冀，声名文教自冀四达，冀之北土所及固广：则又从而为之辞者。使北之所及果广，则其山川亦当有一二见於《禹贡》，何以太原、碣石而北寂然一无所记载乎？故今概无所采，而以“肇十二州”之文列於九州未定之前。说并见後《舜命禹》及《禹别九州条》下。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书尧典》）
　　此舜恤刑之事。所以次於此者，圣人尚德缓刑，先赏後刑，故待庶政毕叙然後及之。
　　△刑有大小常变之分
　　“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刑之大者也。“五刑”，《吕刑》所述“墨、劓、非刂、宫、大辟”是也。刑重则流远，刑轻则流近，故刑有五，流亦有五，後章所称“五刑有服，五流有宅”是也。当刑而宥之者，《蔡传》所谓“情可矜，法可疑，与夫亲贵勋劳而不可加以刑者”是也。“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刑之小者也。官刑者，在官之人因官事而得罪；教刑者，居学校而不率师长之教训；赎刑则常人之犯小罪者（说见後条）。三者皆不丽於五刑，故不残其肢体，不流之远方。然纵之不问，势必至於无所忌惮以病人而妨政，故以此三者惩之也。“眚灾肆赦，怙终贼刑，”刑之变也。刑之事以施罪，刑之意以止恶，故论其事尤论其心。非其心之所欲，时势所迫，不得已而误陷於罪，从而刑之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故赦之──《康诰》所谓“尔，时乃不可杀”者也。怙恶不悛，恃法之止於是而故屡犯之，以常罪罪之则不足以止奸而善良罹其毒，故贼之──《康诰》所谓“自作不典，式尔，乃不可不杀”者也。“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统前事而言之，慎之至，仁之至也。或谓此章乃命官之词，其上疑有缺文。说近是。
　　△赎刑之义
　　“金作赎刑”，《伪孔传》通承上文而言，谓“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蔡传》但承上两句而言，谓“所赎者官府学校之刑”（《吕刑》篇题下）；“盖罪之极轻，虽入於鞭扑之刑而情法犹有可议者也”（《尧典》本文下）。余按：此章文云，“象以典刑，流宥五刑”，则是流与五刑相表里，五刑有当宥者则流之也。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则是五刑五流之外别有此三种刑，各用於所宜用，而与五刑不相涉也。若谓误入於五刑者以金赎罪，则文当云“流宥五刑，金赎五刑”；即所赎者官刑教刑，亦当变文以明之：皆不当言“作赎刑”，与上“作官刑”、“作教刑”之语文同义均，平列而为三也。且下文云“眚灾肆赦”，误入於刑非眚灾乎，何以或赦或赎而官刑教刑皆许之赎？倘有恃其多金而违误官事，不率教典者，又何以处之？然则此三刑者本各自为一法，不但在五刑之外，即三者亦渺不相涉也；盖官刑专以治官府，教刑专以治学校，赎刑不言所施，则为泛言可知；但所犯罪小，不丽於五刑，是以不忍残其肢体，亦或未宜加以鞭扑，故以赎为之刑，即後世所谓“罚”也。古未有罚名，故谓之赎刑耳。大抵其罪多由财物细事而起，如近世侵占田宅，攘取钱帛之属。彼惧於失金则不敢轻犯；亦有畏罚甚於畏鞭扑者，故罚之自足以止奸，不必其刑之也。不然，死者不可复生，断者不可复续，五刑非可以轻用也，而流止以宥五刑，鞭扑止用之於官府学校，则轻罪将何以治之？《传》曰：“刑罚清而民服”。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然则有刑则必有罚，各视其所犯以加之，非罪当刑而可以罚代也。自周穆王以刑聚财，始取五刑之疑者而罚之，汉世建入赎罪之法，遂并不问其疑与否而概许之赎，於是刑罚相乱，或当罚而遽罹於刑，或当刑而仅致其罚，以致贫者含冤而富者轻於犯法；宁唐、虞之治而有是哉！《两传》所言，盖皆习於後世之事，欲曲全之而未得其解者。故今正之。
　　“流共工于幽州；放兜于崇山；窜三苗于三危；殛鲧于羽山：四罪而天下咸服。”（同上）
　　此因上恤刑之文，遂及其退不肖之大略。
　　△《左传》言殛鲧之诞
　　《左传》：子产对韩起云：“尧殛鲧于羽山，其神化为黄熊以入于羽渊，实为夏郊，三代祀之。”余按：此说殊为荒诞；且与昭元年对叔向事绝相似，而彼於义为长。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异词，著书者遂两载之耳。故今不采。
　　“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书吕刑》）
　　“乃命重、黎绝地天通，罔有降格。群後之逮在下，明明常；鳏寡无盖。”（同上）
　　【备览】“三苗复九黎之德。尧复育重、黎之後不忘旧者，使复典之；以至于夏、周。故重、黎氏世叙天地而别其分主。”（《楚语》）
　　【存疑】“帝鸿氏有不才子，掩义隐贼，好行凶德，丑类恶物，顽へ不友，是与比周；天下之民谓之浑敦。少氏有不才子，毁信废忠，崇饰恶言，靖潜庸回，服谗慝，以诬盛德；天下之民谓之穷奇。颛顼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训，不知话言，告之则顽，舍之则へ，傲狠明德，以乱天常；天下之民谓之杌。此三族也，世济其凶，增其恶名，以至于尧。缙€氏有不才子，贪於饮食，冒於货贿，侵欲崇侈，不可盈厌，聚敛积实，不知纪极，不分孤寡，不恤穷匮；天下之民以比三凶，谓之饕餮。舜臣尧，宾於四门，流四凶族，──浑敦、穷奇、杌、饕餮，──投诸四裔，以御螭魅。”（《左传》文公十八年）
　　△《左传》四凶为传闻之误
　　此文，《史记》载於《舜本纪》历试时，而载“四罪咸服”於《尧本纪》舜摄政时，则是以为二事也。杜氏《左传集解》谓浑敦即兜，穷奇即共工，杌即鲧，张氏《史记正义》谓饕餮即三苗，则一事矣。余按：以为二事，则彼称“四罪”，此言“四凶”，事既不异，数亦符，不应如是之巧；况合而计之，当为八罪八凶（刚案：当作“四罪四凶”），又不应《经》独记彼，《传》独言此，各述其半而止也。以为一事，则同此四人，《传》何不明言之而但为隐词？况鲧有过人之才，如《传》所云，四岳及廷臣无因共荐之；而三苗之杀戮无辜亦不应仅斥其贪冒聚敛而已也。公羊氏云：“所见异词，所闻异词；所传闻异词。”盖本一事而传之者各异，犹皋陶典刑而或以为伯夷也。谓别为一事固不可，谓即此四人亦不可也。况史克之语夸甚，安能保其不失实；必委曲为之说，使之并行不悖，此学者之大病也。故列之於存疑，而即附之“四罪咸服”之後。又《传》“尧不能去”之语尤非是，故删之。说已详前《元恺条》下。
　　【附录】“舜之罪也殛鲧，其举也兴禹。”（《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殛鲧，兴禹非一时事
　　《纲目前编》以尧之七十一载为舜殛鲧之年，七十二载为舜用禹之岁。余按：鲧，大臣也，其德虽不可用，其才未必无可观：使其诛果不可暂缓，尧不待舜之摄政当即殛之；使犹可暂缓而责其後效，舜必不於摄政之初而即殛之也。舜之摄政，不过尧老而代之理事以终尧之功；非尧有所不能，必待舜而後能之也。学者亟於称舜，遂至往往无以处尧，亦已过矣！《书》曰：“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但言禹兴於鲧殛之後耳，非谓鲧甫殛而禹即兴也。若鲧甫得罪而禹即任事，揆诸人情亦殊不可；舜何独不少为禹地乎！况舜之即位，禹虽已为司空，然尚未平水土，则是舜之举禹虽在尧世而为时亦不甚久也。然则鲧之殛当在舜摄政数年以後，禹之举当在尧殂落数年以前，乃於事理为近。故附次此文於尧之末载。说并见後《命禹条》下。
　　【附录】“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禽兽逃匿。”（《孟子》）
　　△益掌火在作虞前
　　按：《书》益“奏鲜食”与禹“随山刊木”同时，而《孟子》此文在治水前者，盖禹导山在前，导水在後，──随山刊木，导山事也；决水距海，导水事也，──益之烈山泽在导山时，故在导水之前也。舜之即位，禹已前为司空，则导山当自尧之末年始；导水乃在舜世耳。然则益此事当在舜命禹平水土之前，尧之末年矣。其作虞也，乃水土既平後，生民已安，而蕃育草木鸟兽耳；与烈山泽事无涉也。但益之事於《经》无明文，故附次於此。说并详後《命禹》及《夏禹导山条》下。
　　“二十有八载，帝乃殂落。百姓如丧考妣；三载，四海遏密八音。”（《书尧典》）
　　△辨尧时歌谣祝语
　　世传尧在位时，有《康衢之谣》曰：“立我蒸民，莫匪尔极；不识不知，顺帝之则。”有《击壤之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何有於我哉！”有华封之祝曰：“顾圣人富、寿、多男子。”云云。余按：《康衢之谣》乃剽窃《雅》、《颂》之文，“帝力何有”乃杨氏为黄、老之言者所为，而“富、寿、多男”之说义亦浅近，皆後人所拟作，不足采。故不录。
　　【附论】“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孟子》）
　　△舜摄政年数
　　《史记》称舜得举二十年而尧使摄政，摄政八年而尧崩，盖以《经》之“二十八载”为自举舜时数之也。《蔡传》云“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则是自舜“受终”时计之矣。余按：《经》云：“乃言可绩，三载。”不容舜举已二十年而可绩者止三载。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不容初举历试之时即以相尧称之。蔡氏之说是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孟子》）
　　△尧让舜非传舜
　　《尚书大传》云：“尧为天子，丹朱为太子，舜为左右。尧知丹朱之不肖，必将坏其宗庙，灭其社稷，而天下同贼之，故尧推尊舜而尚之，属诸侯焉。”《史记五帝本纪》云：“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卒授舜以天下。”由是世之论者皆谓尧舍其子丹朱而以天下与舜。余按：不以天下与子，自古圣人皆然，不独尧也。盖上古之时，诸侯各君其国，各子其民，有大德之圣人出焉则相率而归之，圣人没则已耳；非若後世创业之主以兵受命，征伐攻取而後能得天下，而子孙世守其业者比也。是以上古有天下者，其前皆无所受，其後皆无所授。自羲、农、黄帝以降皆若是而已矣，非尧以丹朱不肖故独不传之子也。且尧亦未尝传天下於舜也，尧之初意但欲让舜以天下耳。故《尧典》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又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是尧本期得舜之後即以天下与之，但以舜不肯受而让於德弗嗣，不得已乃使舜受终摄政，至尧崩而後践位焉；初非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而始属之舜也。曰：尧不虑身後之天下无所属，何为汲汲焉以天下与舜也？曰：此尧之所以为大也。尧以天下未治，故授之舜使治之也。盖当洪荒之世，天下未平，生民多患，人犹蠢蠢焉去禽兽不甚远：此之为治，犹辟荒田而驭生马，不但非一圣人所能独理，亦并非数十年所能奏功。使非尧与舜两大圣人耘Θ驯扰，相继於百五十载之久，则治功不成。且夫禹、皋、稷、契数圣人者，亘古不再得之人也，而非尧七十载之培植涵濡则无以钟其秀，非舜八十载之试功考绩则无以尽其材。是以尧之治至於“於变时雍”而犹以为未足，自惟年老不能终其事，乃咨於众而得舜於畎亩之中，授之天下而使治之。虽舜不肯陟帝位，而受终摄政固已代尧敷其治；至尧崩而天下诸侯卒共戴舜以为天子，然後水土平，礼乐兴，庶绩咸熙而开万世无穷之业，使後世贤圣之君有所遵守以安其民。由是言之，生万世之人者天也，治万世之人者尧也，尧之心一天而已矣。故孔子曰：“唯天为大，唯尧则之。”此尧之所以创前古所未有而授舜以天下也。是故，尧之所以为圣，在乎能为天下得舜而不在乎能以天下与人。孟子曰：“以天下与人易；为天下得人难。”圣人之视天下，犹敝徙也：其去其留，无所关其意焉。当其生也且欲巽位，况其子与天下之利病尚何待於较量！《大传》所言固与圣人之心刺谬，即《史记》以为不私其子者其视尧亦甚浅：盖二子皆以己之心揣度圣人而为之说，而不知圣人天地日月之心之不如是也。後之人不肯细绎《经》文，──尧让舜以天下，非传舜以天下，──又不知尧所以与舜天下之故，但见舜继尧为天子，遂以《大传》、《史记》之言为实，误谓尧不传子而传之舜，不以为善为子谋，则以为不私其子；因而以之度舜，遂并以之疑禹：圣人之心之晦於後世也久矣！故今於尧首发明之，而概不载後人揣度之言。说并详前章及後《舜禹篇》中。
　　【附录】“无若丹朱傲：惟慢游是好，傲虐是作，罔昼夜，罔水行舟，朋淫于家，用殄厥世！”（《书益稷》）“尧有丹朱。”（《楚语》）
　　【备考】“穆叔如晋，范宣子逆之，问焉，曰：‘古人有言曰：“死而不朽”。何谓也？穆叔未对。宣子曰：‘昔モ之祖，自虞以上为陶唐氏，在夏为御龙氏；在商为豕韦氏，在周为唐杜氏，晋主夏盟为范氏。’”（《左传》襄公二十四年）
　　△舜命官考绩上
　　“月正元日，舜格于文祖。”（《书尧典》）
　　“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夫然後之中国践天子位焉。”（《孟子》）
　　“尧崩，而天下如一，同心戴舜以为天子。”（《左传》文公十八年）
　　△辨舜让石户、北人之说
　　《吕氏春秋》云：“舜让其友石户之农；石户之农去之，终身不反。又让其友北人无择；北人无择曰：‘异哉後之为人也！居於畎亩之中而游於尧之门；又欲以其辱行漫我！’遂自投於苍岭之渊。”余按：尧、舜之德至矣，天下岂有能加於尧、舜者哉！如以尧、舜为不屑，则是丧心病狂之人而已。此乃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假设此言以遂其“非尧、舜，薄汤、武”之私，吕氏无知而妄采之耳。
　　【附论】“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及其为天子也，被衤衣，鼓琴，二女果，若固有之。’”（《孟子》）
　　“询于四岳；四门；明四目；达四聪。”（《书尧典》）
　　【附论】“子曰：‘舜其大知也与！舜好问而好察迩言；隐恶而扬善；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其斯以为舜乎！’”（《中庸》）“孟子曰：‘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於人者。’”（《孟子》）
　　△辨朱熹《舜其大知章》之释
　　按《中庸》孟子之言相表里：孟子所言，其纲也；《中庸》所言，其目也。其义，则朱子《章句》尽之矣。惟所云“非在我之权度精切不差，何以与此”者，尚未尽善。何者？此章之意，本谓舜之大知不在乎己有过人之识而在於能集众人之知耳。如《章句》所言，则是舜所以过人者，乃在“好问好察”之前别有操持以成其为“大知”；非此章本意也。盖人之性非甚狂愚本皆能辨是非，故孟子曰：“是非之心，人皆有之。”所患者，自以为是则不“好问”，自以为高明则不“好察迩言”，有好名妒忌之心则不肯“隐恶扬善”，偏听阿好，喜谀恶直，而於事多卤莽灭裂则不能“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是以虽有谏臣拂士，远猷高识，皆阻而不得达，达而不之采，而但任一己之聪明，以致处事失当。惟舜不然，是以其知为独大也。圣人之教人也，皆就人人所可能者教之，故曰“人皆可以为尧、舜”。好问好察之属夫谁不能，但不肯耳。若归其功於在我权度之精切，则人必曰“圣人天之聪明，非人所可及”。即不然，而不求诸明白易为之事，乃求之於空虚难见之心，听之若愈精而学之乃愈远矣。
　　【备考】“许，大岳之胤也。”（《左传》隐公十一年）“姜，大岳之後也。”（《左传》庄公二十二年）
　　△辨四岳为共工从孙之说
　　杜氏云：“大岳，尧四岳也。”按：《周语》亦称齐、许、申、吕为四岳後，其说或不诬。但《周语》谓“共工之从孙四岳佐禹有功，命为侯伯，赐姓曰姜”，则语殊失实。何者？四岳乃尧、舜之相，荐鲧及禹者，不得复为禹佐；而四岳本长诸侯，亦不待佐禹而後“命为侯伯”也。且《传》及《晋语》皆称炎帝为姜姓祖：炎帝在四岳前，非至四岳始赐姓矣。至共工氏，乃继炎帝为水师者，与炎帝不同族：四岳果炎帝後，又安得为共工之从孙乎！大抵《国语》之文本多荒诞，自相矛盾乃其常事；而後人必曲为之说，──如贾侍中之以共工为诸侯，与高辛争王者；韦氏之以为炎帝世衰，其後变易，帝复赐之祖姓，使绍炎帝，──愈斡旋而愈不可通，亦可谓劳而罔功矣。故今但载《传》文而《国语》文不载。说并见《命伯夷条》下。
　　“咨十有二牧，曰：‘食哉惟时，柔远能迩，德允元而难任人：蛮夷率服！’”（《书尧典》）
　　△岳牧与稷、契等之区别
　　四岳十二牧皆旧官；以舜新即位，故申儆之，使敬厥职也。旧官，故书其官於前而曰“询”曰“咨”，见其非新命也。然则稷、契、皋陶之非旧官可知矣。四岳不载命词者，统率群僚无专责也。十二牧共一命词者，域异职同，无分别也。
　　“舜曰：‘咨四岳：有能奋庸熙帝之载，使宅百揆，亮采惠畴？’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禹拜稽首，让于稷、契暨皋陶。帝曰：‘俞，汝往哉！’”（《书尧典》）
　　△九官先命禹之故
　　唐、虞之时，洪水滔天，下民昏垫，五不登，禽兽逼人，水土之治不可以须臾缓也，而禹又前为司空，故命禹在九官之先。
　　禹非颛顼孙，说见《夏禹篇》中。
　　△禹已前为司空
　　命禹何以先咨於岳也？重其事也。何以但戒以职而不命以官也？禹已前为司空，无庸复也。且云“汝作司空”则嫌於始为司空，但云“汝平水土”又不可知禹为何官，故冠“伯禹作司空”於命词之上。语简意明，其斯为圣贤之文。自有追美前功之说，《经》义尽晦矣。
　　△舜命官必诹於众
　　“佥曰：‘伯禹作司空。’”《伪孔传》以为四岳同词而对，《蔡传》以为四岳及诸侯也。余按：《伪传》误以四岳为四人；《蔡传》更之，是已。然用大臣当谋之廷臣，不当专谋之诸侯：诸侯朝觐有时，在廷者亦未必多也。然则“佥”也者，廷臣佥耳。舜咨四岳，廷臣何以佥对也？盖古文简质，所记特其梗概：以四岳相臣，故特咨之，特记之；其实咨岳之後於众无所不诹，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当时廷臣亦未必人人荐禹，但荐禹者多；“佥”也者，举其大凡耳。舜察禹材果可用，是以从荐禹者之言，故曰“执其两端，用其中於民”。读者当善会其意，不得但泥其词也。此九官之首，故发例於此。
　　“禹掘地而注之海，驱蛇龙而放之菹；水由地中行，江、淮、河、汉是也。险阻既远，鸟兽之害人者消，然後人得平土而居之。”（《孟子》）
　　△禹治水在舜世
　　禹平水土，据《经》此文在舜即位以後；而《伪孔传》误以为尧时事，乃以此章为命禹作百揆而称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帝使禹仍作司空而兼行百揆之事，录其旧绩而勉其新功也。”由是南氏《纲目前编》遂以尧之七十三载为命禹治水之年，八十载为禹告成功之岁。余按：《经》云：“佥曰：‘伯禹作司空’，帝曰：‘俞，咨禹：汝平水土，惟时懋哉！’”则是禹於尧之季年已为司空，但莅事不久，水土犹未平，故舜仍其官而专责之以平水土，词意甚明。若别有百揆之官，使禹由司空而进居之，则文当曰“汝作百揆，惟时懋哉！”今舜绝口不以告禹而但称其以前之功，禹尚不知己为何官，将何所遵循邪？古今来有如是之命官者哉！且“汝平水土，惟时懋哉”文相承也；今以“乎水土”为录旧绩，以“惟时懋”为勉新功，则上句语气未毕，下句语意无根，於文义亦不通矣。帝曰“畴若予工”则命垂曰“汝共工”；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则命益曰“汝作朕虞”；曰“有能典朕三礼”，则命伯曰“汝作秩宗”：凡舜所命者即其所咨者也。然则禹之平水土即所谓熙帝载而宅百揆，不待言矣。盖洪水者帝之所忧，而六府之修，三壤之则，定贡赋，布声教，则百揆实兼之，故舜之咨岳云云。惟禹已为司空，故但云“汝平水土”而不云“汝作司空”，止此与八人小异耳。若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所命自为一事，所咨自为一官；然则秩宗之外亦将谓别有典三礼之一官乎！舜之命禹昌言也，禹曰：“予何言！予思日孜孜。”又曰：“予乘四载，隋山刊木。”又曰：“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然则是当舜初载，禹尚以洪水之故日孜孜而不暇有言也。若尧八十载前水患已平，历三四十年之後复何待禹之孜孜此事乎！禹曰：“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然则是舜、禹问答之时土功始毕，故禹举其略以告舜；若水土久平於尧世，舜之知之悉矣，禹於是时犹为此言不几赘乎！是则禹之治水，於《典》为舜世，於《谟》亦为舜世。而自舜摄政後，尧未崩前，初未尝有一言及於禹者。由是言之，禹之初为司空当及尧世，至其决九川，弼五服，断断为舜时事明矣。故《论语》云“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而《史记五帝本纪》及《夏本纪》亦皆以禹治水为舜即位後事，良有以也。盖《伪传》之失皆由误以四岳为四人，则并九官十二牧为二十五人，必减其三人而後符於“二十二人”之数，故不得已以稷、契、皋陶之命为称其前功而不与焉。然教稼明伦皆在平水土後，而并禹减之又仅二十一人，故又不得已而以平水土为前功，宅百揆为新职。是因一误而又三四误也！於是唐、虞之事靡不颠倒错乱：禹功之告成反在《尧典》“川”之前；三苗之分北反在《禹贡》“丕叙”之後；而禹所别九州，舜改之为十二；禹又改之为九。展转相因，误无所底，遂使圣人经世之略晦而不彰者几二千年；而皆自误以四岳为四人始。嗟夫，释《经》一字之误，其流弊乃至於此，如之何其可不慎也！
　　△“百揆”非官名
　　曰：然则“百揆”非官名乎？《周官》云：“内有百揆四岳”。朱子以百揆为朝廷之长，四岳为十二牧之长，何也？曰：《经》曰：“慎徽五典，五典克从；纳於百揆，百揆时叙；宾於四门，四门穆穆。”五典四门皆非官名，百揆安得独为官名！《传》曰：“百揆时叙，无废事也。”然则百揆者犹言“百事”耳，岂得以为官名也哉！尧之用鲧也咨於岳，举舜也咨於岳，舜之命禹命伯夷也皆咨於岳，而百揆无闻焉：尧、舜之用朝臣何以反谋之外之长而不谋之内之长乎？盖《伪书》与《伪传》本出一人，彼於《尧典》既以百揆为官名矣，故於《周官》遂撰是语：是亦因误而误耳，岂得以《伪书》证《伪传》乎！且朱子与蔡氏既以四岳为一人，则《伪传》之误解无庸复遵矣，乃亦以百揆为官名，治水为往事：是《伪传》因《尧典》而误《周官》，宋儒反因《周官》而误《尧典》也。故今取《经》文正其误，而以孟子所称禹治水事列於其後。说并见後《命皋陶》与《分北》《三苗条》下及《舜体国经野篇》中。
　　△《孟子》言禹绩有误
　　按：禹治水事又见於《有为神农章》；然误以汝、淮、泗为入江，与《禹贡》水道皆不合。朱子以为记者之误，是也，故舍彼而录此。
　　●卷三
　　○舜命官考绩下
　　“帝曰：‘弃：黎民阻饥，汝後稷，播时百！’”（《书尧典》）
　　“後稷教民稼穑，树艺五；五熟而民人育。”（《孟子》）
　　△命稷
　　水土平，然後耕耨可兴，故命稷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稼穑亦在禹治水之後。
　　稷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履迹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契：百姓不亲，五品不逊，汝作司徒，敬敷五教，在宽！’”（《书尧典》）
　　“人之有道也，饱食暖衣逸居而无教，则近於禽兽。圣人有忧之，使契为司徒，教以人伦：父子有亲，君臣有义，夫妇有别，长幼有序，朋友有信。”（《孟子》）
　　△命契
　　衣食足，然後礼义可教，故命契次之。是以孟子之叙教人伦亦在稷教稼之後。
　　契非喾子，说见前《尧建极篇》中。吞卵之诬，说见《商周稷契篇》中。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汝作士，五刑有服，五服三就；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惟明克允！’”（《书尧典》）
　　“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孟子》）
　　“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论语颜渊篇》）
　　△命皋陶
　　不教而杀谓之虐，教之不从然後齐之以刑，故命皋陶次之。此四官皆救民之急务，正民之要术，故舜先之。
　　皋陶似非庭坚，说见《夏皋陶篇》中。
　　△命禹与稷、契等不同之故
　　命稷、契、皋陶何以不咨也？因禹之让，帝已知其才也。命词何以详於禹也？因咨而命者，事略具於所咨，故从省也；因让而命者，事专见於所命，故从详也。
　　△稷、契、皋陶均非申命
　　《伪孔传》以禹、垂、益、伯夷、夔、龙六人为新命，以稷、契、皋陶为美其前功以勉之。《蔡传》因之云：“此因禹之让而申命之，使仍旧职以终其事也。”余按：《经》之命官凡九，於弃曰“汝後稷”，於契曰“汝作司徒”，於皋陶曰“汝作士”，於垂曰“汝共工”，於益曰“汝作朕虞”，於伯夷曰“汝作秩宗”，於夔曰“命汝典乐”，於龙曰“命汝作纳言”，八人之命词如一：稷、契、皋陶为申命，何所见垂、益等五人之独为新命？垂、益等五人既为新命，则稷、契、皋陶之亦非申命可知矣。稷、契、皋陶因禹之让而命之者也，夔、龙因伯夷之让而命之者也：苟因让而命之者即为申命，则夔、龙何得独不为申命乎？禹之为司空，自尧时者也，则其命必别白言之：先云“伯禹作司空”以见其官之非新命，後云“咨禹，汝平水土”以见其功之尚未毕，不云“汝作司空”也。若稷、契、皋陶亦旧为此官，则亦当著之於命词之上，必不云“汝为稷、司徒、士”也。四岳、十二牧，皆旧职也，然所谓“四门”、“食哉惟时”云者，皆新命，非美其前功；稷、契、皋陶即使果仍旧职，亦岂得独为美其前功乎？且三人之功果在尧时，尧未崩以前何以不书？舜即位後纪新政之不暇，乃於此时叙舜之追美其前功，有如是颠倒舛谬之史官邪？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论语》曰：“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子夏曰：“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然则兹数人者，任官效职皆在舜时明甚。或初仕於尧世，要之必未为後稷、司徒、士，──故《史纪》云：“自尧时皆举用，未有分职。”──不得以舜为申命也。盖《伪传》之失在误以四岳为四人，是以与下“二十二人”之文不符，乃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谓稷、契、皋陶之命皆美其前功而不得与二十二人之数；由是凡舜时事皆以为尧时事，颠倒错乱，而二帝治天下之大法不彰。至《蔡传》出，始以四岳为一人，然则稷、契、皋陶无庸谓为申命矣，乃亦沿《伪传》旧说而不改，岂非习闻其说遂不觉其非邪！故今补其未备而详辨之。说并见前《命禹条》下。
　　“帝曰：‘畴若予工？’佥曰：‘垂哉！’帝曰：‘俞，咨垂：汝共工！’垂拜稽首，让于殳、┥暨伯与。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附录】“垂之竹矢。”（《书顾命》）“垂之和钟。”（《明堂位》）“帝曰：‘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汝作朕虞！’益拜稽首，让于朱、虎、熊、罴。帝曰：‘俞，往哉，汝谐！’”（《书尧典》）
　　【存参】“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史记陈杞世家》）
　　△命垂、益
　　本务举而後末务可图，人性尽而後物性可遂，故命垂命益次之。
　　命垂、益何以不咨於岳而咨於众也？以其职少轻，故泛言之也。何以但命以官而不戒以职也？以其职少轻，故略言之也。
　　△“谐”为偕义
　　《蔡传》云：“《史记》曰：‘朱、虎、熊、罴为伯益（《史记》称益未有加以“伯”者，《传》误）之佐’，则殳、┥、伯与当亦为垂之佐也。”余按：禹之让稷、契、皋陶也，帝曰“汝往哉”，伯之让夔、龙也，帝曰“往钦哉”，独於垂、益之让则曰“往哉，汝谐。”“谐”，犹偕也，谓偕垂、益而同治一官也。“往哉”者，允不垂、益之让；“汝谐”者，允垂、益之荐而用之也。稷、契、皋陶、夔、龙皆别命之，殳、┥、伯与、朱、虎、熊、罴皆不别命：既俞其荐，安有置之不用之理，其为垂、益之佐明甚。古之人固多以所能名（本《蔡传》文），亦多以所职名：垂共工而所让者曰殳、┥，益作虞而所让者曰熊、罴，则所让之人後即为二人之佐可知也。细核前後文义，谐之当为偕义显然。《伪孔传》乃释为“谐和此官”；《蔡传》因之，而引《史记》之文以见其为二人之佐：不知《史记》即因“汝谐”之文知之，故云：“舜曰：‘往矣，汝谐。’遂以朱、虎、熊、罴为佐。”於垂不言之者，盖《史记》引《尚书》文至“垂为共工”而止，无让殳、┥、伯与之语：此或司马氏误脱《尚书》文，或後人传写误脱《史记》文，均不可知，非《史记》别有所据，《书》但有朱、虎、熊、罴佐益之事而无殳、┥、伯与佐垂之文也。因《传》说未明，故今详释之。
　　△垂、益之佐之人数
　　“殳┥伯与”，《伪孔传》以为二人，《蔡传》以为三人。今以上“让於稷、契暨皋陶”之文推之，《蔡传》说是。“朱虎熊罴”，《伪孔传》亦以为二人，《蔡传》以为四人。疑亦《蔡传》得之。
　　△伯翳非益
　　《郑语》云：“嬴，伯翳之後也。”《史记秦本纪》云：“大费与禹平水土，佐舜调驯鸟兽，是为柏翳；舜赐姓嬴氏。”是秦之祖乃伯翳也。《陈杞世家》云：“伯翳之後，至周平王时封於秦；项羽灭之。垂、益、夔、龙，其後不知所封。”是伯翳自伯翳，益自益也。乃《汉书地理志》云：“秦之先曰柏益，出自帝颛顼；尧时助禹治水，为舜朕虞，养育草木鸟兽；赐姓嬴氏。”颜氏注云：“柏益号伯翳，盖翳、益声相近故也。”是谓伯翳即益，而益为伯益矣。自是学者相沿，皆信之而不疑。虽朱子注《论语》亦称之为伯益。（《舜有臣章》注云：“禹、稷、契、皋陶、伯益”）叶大庆《考古质疑》云：“伯益、柏翳，一人也；《史记》於《陈杞世家》则以为二人”。本注云：“益、翳乃一人；声转，故字异耳。”余按：“益”“翳”声相近而致误，理诚有之；然非《史记》因声之转而误分为两人，乃《汉书》因声相近而误合为一人耳。《书尧典》云：“佥曰‘益哉！’帝曰：‘俞，咨益。’”《皋陶谟》云：“暨益奏庶鲜食。”孟子曰：“舜使益掌火，益烈山泽而焚之”，“禹荐益於天”，“益避禹之子於阳城（刚案：“阳城”当作“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皆称以益，未有冠以“伯”者；而《国语》称“伯翳”，《史记》作“柏翳”，亦未有徒称“翳”者。如果益、翳通用，何以遇益则概不称“伯”，遇翳则必加以“伯”与“柏”也？《春秋传》於列国最好溯其先世：於齐、许称炎帝、大岳；於陈称颛顼、幕、舜；於杞郐称夏，称後相；於宋称商，称相土；於薛称奚仲、仲虺；於六蓼称皋陶、庭坚；於郯称少；於任宿、须句、颛臾称大：凡古帝王名臣之裔未有不及其先世者。乃至周初封建之国，晋、楚、鲁、卫之伦，亦往往及之。独於益之肤功，秦之大国，绝无一语。班氏生於汉代，何所见而知伯翳之必为益也？将谓二人之功相类邪，则禹之佐固非一人，即虞之职亦不止於调驯鸟兽。且《秦本纪》之文采之秦史，秦人自称其祖亦未必不涉於附会：鸟身人言，信邪，否邪？如之何其可以据此文而遂以柏翳为益，以益为伯益也！黍稷之稷，汉以来谓之粟，今北方农人谓之（南方人或呼为小）；祭（稷去声）乃黍属之不粘者：经传之文甚明，《说文》之训尤显，迥然两物也（语详《稷祭辨中》）。而今北方往往读入为去，或遂有读稷与祭同音者。作《本草群芒谱》者不考之古，遂误以稷为祭。班氏之误，与此正同：不得据《班书》而疑迁《史》也。且“朕”者舜之自称，“虞”者官名，而《汉志》云“为舜朕虞”，其误会《经》文如是：若必谓班氏不应有误，将“朕虞”亦果焉官名乎！嗟乎，《汉书》合之，误也，而反信之；《史记》分之，是也，而反讥之：是者必以为非，非者必以为是，吾真不解其何故矣！师古、大庆皆精於考核者，然犹如此，甚矣考古之难言也！大抵古人文字异者，非有显然之证，宁可从古而分之，不可妄意而合之。幕之与思，合之而祖孙易位矣。羲、和之与重、黎，合之而族姓紊乱矣。伊尹之与阿衡，合之而名臣湮没矣。羲、农之与太、炎帝，合之而世代颠倒矣。南容之与南宫敬叔，合之而贤哲受诬矣。故不必分而从古而分之，其失小，不当合而妄意而合之，其失大。故今於益之命不载《国语》伯翳之文，《史记》大费之事。
　　△益非皋陶子
　　孔氏《尚书正义》称益为皋陶之子。张氏《史记正义》云：“《列女传》云：‘陶子生五岁而佐禹。’《注》云：‘陶子者，皋陶之子伯益也。’按此，即知大业是皋陶。”（大业乃伯翳父，张氏以益为柏翳，故云然。）近世有人据此立说，遂谓朱子《论语集注》，蔡氏《书传》之有缺略。且云，“舜五臣，禹让稷、契、皋陶而不及益者，实因益为皋陶子也。”（此说太陋，故不欲举其名，见其书者自知之耳。）余按：鲧用於尧世，禹用於舜世，前後不相及也；而益与皋陶同时登用，比肩授职，绝不类为父子者然。禹为鲧之子，《尚书》言之，《春秋传》言之，《大戴记》、《史记》皆言之；益果皋陶之子，何以传记绝无言及者乎？刘向之书，诬者多矣，而《列女传》尤为纰缪：药酒之覆，馀光之分，皆以策士喻言记为实事，唐刘知几讥之详矣；而五岁佐禹亦必无之事。藉令向果明言益为皋陶之子，犹不可信，况向但言“陶子”，何以见其当为皋陶之子？而禹之佐亦不一人，又何所见言佐禹者之必为益也？此特注家屈曲猜度之言，岂得遂以为实！朱子、蔡氏盖已深知其妄，故不之采；而今反用此为讥议，人之无识何至於此！至以《论语》“五臣”为证，其说亦谬。谓五臣有益者《集注》文耳。或以为四岳，或以为伯夷，义皆可通，安知其决为益？且舜贤臣多矣，禹安得人人而让之；《经》言五人则以为四人者皆当让，如《经》言十人则以为九人者皆当让乎！此论尤为无理；恐後人为其所惑，故亦附辨之。
　　“帝曰：‘咨，四岳：有能典朕三礼？’佥曰：‘伯夷。’帝曰：‘俞，咨伯：汝作秩宗，夙夜惟寅，直哉惟清！’伯拜稽首，让于夔、龙。帝曰：‘俞，往钦哉！’”（《书尧典》）
　　【存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书吕刑》）
　　△《吕刑》言伯夷“折民惟刑”之非
　　说此篇者皆以下文“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之士为皋陶。吴氏云：“《二典》不载有两刑官，盖传闻之谬也。”蔡氏云：“皋陶未为刑官之时，岂伯夷实兼之与？’余按此篇後章文云：“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于狱之丽。”明明分承上章“苗民弗用灵”及“士制百姓于刑之中”两项而言，则所谓士者非皋陶即伯夷明矣。稷、弃之世官也，故今（刚案：“今”当作“经”）传多称之；若皋陶则未闻有称士者。且既谓伯夷典刑矣，又谓皋陶为士，不但於政体有乖，即以文义论亦不可通。然则所谓“制百姓于刑之中”者即承上文“伯夷”而言，非皋陶明矣。盖盛世之文多谨严，衰世之文多轻易；况事在千馀年前，传闻不一，盖有误以皋陶之事为伯夷者，作诰者因本之以为言。吴氏以为传闻之谬，是矣。蔡氏疑在皋陶之前，犹未免於曲为说也。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书》之《吕刑》，《诗》之《宫》皆不能无疑：非但其作之晚，亦以所称述者久远之事，不能保其不失实耳。故列之於存疑。
　　△《郑语》言姜为伯夷後之非
　　《郑语》云：“姜，伯夷之後也。伯夷、能礼於神以佐尧者也。”余按：《春秋传》或以姜为大岳之後，或以姜为炎帝之後；《周语》、《晋语》亦然。四岳在炎帝後，容或出於炎帝：则谓四岳之後即炎帝之後，理尚可通也。若伯夷则与四岳比肩事主，又四岳之所荐，安得四岳之後即伯夷之後乎！且伯夷乃舜所命官，以为“佐尧”，亦误。故今不载。
　　“帝曰：‘夔：命汝典乐，教胄子，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八音克谐，无相夺伦，神人以和！’”（《书尧典》）
　　△夔一足非指人
　　《孔从子》称：“或问孔子：‘夔有一足，信乎？’孔子曰：‘皋陶为夔请佐，舜曰：“夔一（句），足矣，”非一足也。’“余按：夔本兽名，──故《鲁语》云：“木石之怪，夔罔两；水之对，龙罔象。”夔之名夔犹龙之名龙也，犹朱、虎、熊、罢之名朱虎熊罢也。所谓“夔一足”者，谓夔之兽一足，非谓夔之人一足也。儒者知其不经而不知所由误，乃撰为此事，又诸孔子之言以曲解之：嘻，亦劳矣！且九官皆官属之长，未有无佐者：垂之佐殳、┥、伯与；益之佐朱、虎、熊、罴；禹、稷、契、皋陶之伦亦必有佐，但不见於《经》耳。典乐教胄岂一人所能理，夔安得独无佐乎！以无佐解一足，则龙之两角又何说焉？今不载。
　　△乐以志为本
　　世儒论古乐者皆求之律。自班固以来，娶妻生子之喻，十分九分之疑，王朴、蔡元定之所定，范景仁、司马君实之所争纷然不一。余之意独以为不然。《经》之言乐，此章详矣。曰：“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四言而乐之事备矣。何者？凡乐必有其本，──本也者，志是也。有志而後有诗，──诗者，取志而宣诸喉舌者也。有诗而後有歌，──歌者，取诗而畅其音节者也。有歌而後有声，──声者，取歌而布之於丝竹者也。是故，诗曰“言志”，歌曰“永言”，声曰“依永”：“言”即其言志之诗也，“永”即其永言之歌也；即其诗而长之之谓“永”，随其歌而应之之谓“依”。然则声之抑扬疾徐视其歌，歌之抑扬疾徐视其诗，而诗之抑扬疾徐视其志矣。是故，志者本也，声者末也。其志必中正和平也，而後其诗其歌其声从容舒畅，而俯仰迟速无不其宜者。志不美，求之於诗，无益也；诗不美，求之於歌，无益也；歌不美，求之於声，无益也。故曰“作乐崇德”，“见其乐而知其德”也。然又制律以和声者何居？八音并作，彼此恐其不均，数章迭奏，先後恐其不符，故为律以考验之，使归於一耳；非以律为乐也。《书》曰：“同律度量衡”，律之於音也犹度之於布帛，量之於粟，衡之於金也。长短之形，目能察之，而一左一右不能必其无分杪之差，故受之以度而後齐。高下之音，耳能辨之，而一彼一此不能必其无几微之异，故受之以律而後调。是故，律者所以均高下，而非所以为高下也；度者所以均长短，而非所以为长短也；量与衡者所以均多寡轻重，而非所以为多寡轻重也。後世儒者之为古乐也则不然，不求其原於志与诗而惟斤斤於律；声从律起而不自歌生，诗缘歌作而非由志出，取命夔之语而颠倒施之；正使所制之律毫厘不爽於古，亦与古乐无与，况未必然乎！如但持古人之律即可为古乐，是得周尺而即可以制周礼也。曰：然则何以淑其志？曰：《经》言之矣，曰：“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刚直，《乾》之德也，宽简，《坤》之德也。有其德者必有其偏；温也，栗也，无虐且无傲也，德之不偏不倚，纯粹至善，所以为中正而和平也。由是而发之诗，著之歌，播之声，舜之乐所以为至也。故“诗言志”云云者，所以为乐也，古乐之与後世异者也；“直而温”云云者，所以为《韶》也，舜乐之与三代异者也。故古今知乐者莫如孔子、孟子。孔子曰：“乐则《韶》舞”，“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此论乐之品也，为夫不能“直而温，宽而栗，刚而无虐，简而无傲”者言之也。孟子曰：“今之乐由古之乐也：百姓之疾首蹙而相告者，不与民同乐也；欣欣然有喜色而相告者，与民同乐也”，──此论乐之本也，为夫不知“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者言之也。盖乐犹文也：文之本在明理达意，不如是则非文，孟子之论乐是也；文之品则有高下精粗纯杂之分，当求其上者而法之，孔子之论乐是也。孔子之论乐，与颜、曾之徒知乐者言之也；孟子之论乐，与战国之君臣不知乐者言之也。彼且不知乐之本，何暇与之论高下。譬诸近世之文，不求之理而但揣摩西汉、盛唐之体，格於语言音响之间，此姑使之返而求所以明理者，未可遂以文之高下语之；非谓文之遂无高下也。宋韩魏公琦《上仁宗疏》云：“不若穷作乐之原，为致治之本，使政令平简，民物熙洽：斯则古之乐也，可以器象求乎！”呜乎，三代以还，知乐者一人而已矣！若夫诸儒所论，累黍为尺，由尺生律，以黍尺之多寡长短为古乐者，吾不知乐，吾知其非乐也！
　　【备考】“有仍氏生女，<黑真>黑而甚美，光可以鉴；名曰玄妻。乐正後夔取之，生伯封：实有豕心，贪忄林无餍，忿无期；谓之封豕。有穷後羿灭之，夔是以不祀。”（《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帝曰：‘龙：朕┾谗说殄行，震惊朕师，命汝作纳言，夙夜出纳朕命，惟允！’”（《书尧典》）
　　△九官以龙终之故
　　民生厚而德正，用利而物成，万物之理得矣，天地之气和矣，夫然後礼乐可兴，故命伯夷命夔次之；而又虑谗殄之害正也，故以命龙终焉：此治化之成也。颜渊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言礼也；曰：“乐则《韶》舞，放郑声。”言乐也；而又继之曰“远佞人”，何？盖佞人不去，虽有贤臣不能为治，即治亦不能久；故欲久安长治者必以近佞人为永戒。舜之┾谗殄於制礼作乐之後，亦此意也。
　　△命伯夷、夔、龙
　　命伯夷何以亦咨於岳也？犹命禹之咨於岳也，亦重之也。命夔、龙何以亦详於伯夷也？犹命稷、契、皋陶之详於禹也，亦因让而命也。
　　“帝曰：‘咨，汝二十有二人：钦哉，惟时亮天功！’”（《书尧典》）
　　“三载考绩：三考，黜陟幽明；庶绩咸熙。”（同上）
　　△九官非一时所命
　　自“询咨四岳”以後，郑氏以为皆“格於文祖”时所敕命。《纲目前编》因之，悉载之於舜即位时，而以舜之三载为“考绩”之年，九载为“熙绩”之岁。余按：舜之摄政二十有八载矣，自弃以下八人，为知其材邪？为不知其材邪？知其材邪，何以二十八载而不用？不知其材邪，何以一日而尽用之？如云咨於众而知之，则何以二十八载之久而不一咨，独於此一日偏咨之也？向之为此官者，为称职邪？为不称职邪？称职邪，不应一日而尽易之。不称职邪，不应二十八载而不易。即云向无其官而今设之，亦不应二十八载之久而无一设，忽於此一日而偏设之也。由是言之，舜之咨，众之举，皆非朝夕之故；盖以渐而知之，遂以渐而用之，而记事者连类而记之耳，不得以为一日之所命也。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孔子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孔子曰：“教之”。圣人立政自有先後次第。况巢窟者切肤之急祸，教养者治民之大纲，皆非可以须臾缓者；工虞之事固已末矣。至於礼乐乃盛治之成功，非厚生正德之後未易言也，安得一日而同亮天工，三载而咸奏厥绩哉！帝之命禹昌言也，禹以“决川距海”、“民乃粒”告之帝，则是此时水土固已平，树艺固已成矣；而帝方谆谆焉以“山龙黼黻”、“六律五声”与“庶顽谗说”为尤，则是此时礼乐犹未兴，讠殄犹未绌也。然则禹、稷功成之日，伯夷、夔、龙始各任职耳。若与六官者同命而考，何至此时尚廑帝忧乎！曰：然则舜有“咨二十二人”之言，何也？曰：古人之文简质，贵得圣人之意耳：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而“典”之为体，综其始终本末言之，又与《春秋》之编年纪事者不同。即如“畴若予工”、“畴若予上下草木鸟兽”者，岂果临朝一问而已乎！佥曰“垂哉”、“益哉”者，岂果同朝一应而已乎！帝曰：“汝共工”、“汝作朕虞”者，岂果漫不加察，付以重任而已乎！如此，则不惟舜能之，人人皆能之矣。《书》曰：“敷奏以言，明试以功；车服以庸。”《记》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然则舜之访盖不知几何，而众多称垂、益平日之才略者，舜乃询以言，试以功，待其有效而後授以此官；而《书》之所云特其梗概耳。故曰：其事皆当日之事，其言不必皆当日之言也。不宁惟是，韩子《平淮西碑》云：“曰‘光颜，汝为陈许帅，’曰‘重胤，汝故有河阳怀，今益以汝’，曰‘度，维汝予同，汝遂相予’”者，岂果一日之事，当日之言乎哉！夫《尧典》之文亦若是而已矣！呜乎，圣主贤臣之心与其经纶设施之次第，其晦於拘牵文义之儒者岂可胜道哉！故识其说如此。
　　“苗顽弗即工”。（《书益稷》）
　　“皋陶方厥叙；方施象刑惟明。”（同上）
　　“分北三苗。”（《书尧典》）
　　“舜有臣五人而天下治。”（《论语泰伯篇》）
　　【附论】“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夫何为哉，恭己正南面而已矣！’”（《论语卫灵篇》）
　　△三苗丕叙在“顽弗即工”之後
　　按：三苗之见於《虞夏书》者凡四。其一，“窜三苗於三危”，乃尧时事：此在最前，不待言矣。其二，“分北三苗”，乃舜命官之後考绩时事。其三，“苗顽弗即工，皋陶方施象刑”，乃舜、禹问答语：考其时势，当即分北之事。盖“苗顽”者，原分北之由；“分北”者，记象刑之实，所谓“五流三居”者也。然则《典》正如《春秋》，直书其事；《谟》正如《左氏传》，详志其本末耳。其四，“三危既宅，三苗丕叙”，惟此当在最後：盖因顽而分北，因分北而後丕叙也。若先已丕叙，则禹不当谓之顽弗即工，舜亦不当分北之矣。盖水土虽平於分北之前，而《禹贡》实作於分北之後，故有“作十三载乃同”之文，“声教讫於四海”之语：是知此篇乃赋定功成後所记，故云丕叙也。三篇之文正相发明。自《伪孔氏古文》以《禹贡》为作於尧世，又撰禹摄政後征苗一事，於是丕叙之後复谓之顽而分北之；既分北之而惟命是听矣，无故而又动大众以征之。首尾衡决，事实淆乱，莫此为甚。故今载丕叙於後篇，删征苗之伪誓，而取《谟》中禹、舜之言列於《典》文“分北”之前，庶学者可以一见而然也。说并见後《治定功成篇》中。
　　○舜体国经野上
　　“禹敷土，随山刊木，奠高山大川。”（《书禹贡》）
　　【存参】“禹乃遂与益、後稷奉帝命，命诸侯百姓兴人徒以傅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史记夏本纪》）
　　△本录义例三──“敷土”置“咸熙”後
　　此篇与《尧典》羲、和之命相表里。四时之定，尧之所以成天；九州之制，舜之所以平地。授时者，损益前古而集其成；敷土者，范围後世而开其始。故授时命於“庶绩”之先，敷土记於“咸熙”之後。
　　“冀州：既载壶口，治梁及岐。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覃怀绩，至于衡漳。厥土惟白壤。厥赋惟上上错。厥田惟中中。恒、卫既从；大陆既作。岛夷皮服。夹右碣石；入于河。”（《书禹贡》）
　　△九州之章法次第
　　篇名以《贡》，纪贡制也。《贡》冠以禹，志禹功也。水土既平，经制既定，天下诸侯怀舜之德，感禹之勤，已各择其土宜之贵重者以荐於帝畿，以致其爱戴之诚，史臣因而纪之於册以表禹之功，以见舜德化之盛。是故，九州之文皆主言贡。篚亦贡也，包亦贡也，贡之盛於篚包者也。有赋而後有贡，──赋者，庶人所以奉国君；贡者，国君所以奉天子也，──故以赋先之。有田而後有赋，有土而後有田，故又以土与田先之。然使九山未刊，九川未涤，九泽未陂，何由辨土之色与性，而况於田赋贡乎，故又以平水土之事先之。水土之平，往日事也，──故其文曰“既载”“既修”、“既作”，於山则曰“既艺”、“既旅”，於水则曰“既道”、“既入”，於泽则曰“既泽”、“既潴”，皆以明其为前日之事，──而因原贡所由致，故追溯之也。每州为一章，章各分三节：第一节平水土之事，第二节土田赋之别，第三节贡篚包之制；而以辨州域始之以识贡道终之。此九州之章法次第也。
　　△冀州平治之序
　　既载壶口，治梁及岐，言治河也。水之患河为大，故先治河。冀之患在西河，兖之患在东河，故西河之治记於冀，东河之治记於兖。壶口、梁、岐皆山之当河冲者，壅隔阻塞，河不得顺流而南下，则东溢於太原、岳阳之间，故以三者为始事也。“既修太原，至于岳阳”，言治河东之平地也。河既轨道太原，岳阳乃可施功，故次及之。“覃怀绩，至于衡章”，言治河内之平地也。冀地太原最高，岳阳次之，覃怀又次之，衡漳之南又次之：高者易涸，下者徐安，故其平治之序如此。“恒卫既从，大陆既作”，言治山东之平地也。自衡漳以东，北至海，地益下，多积水，二泊贯于南，两淀横于北，故自太原至于衡漳田既垦，赋既成，然後山东乃平治也。漳言衡者，漳逾山出东流，然後北折贯泊以入于河，故谓其东流者为衡，北流者为从也，次恒、卫、大陆於田赋後者，衡漳以下，土疏而水涸迟，田瘠赋轻，连覃怀、衡漳言之则嫌於田赋与全州无异，故先言田赋，次乃及之也。治水之文独详於冀州者，帝畿也，大河之所环也，不言贡者，蔡氏所谓“天子封内之地无所事於贡”者是也。九州治水之文皆有先後难易轻重之异，而冀尤为明著；故详释之；八州可以类而推也。
　　“奕奕梁山，维禹甸之。”（《诗大雅》）
　　【备考】“梁山崩，晋侯以传召伯宗。”（《左传》成公五年）
　　“梁山，晋望也。”（《尔雅》）
　　△梁山在河东
　　《伪孔传》云：“壶口在冀州；梁、岐在雍州。”《蔡传》云：“梁山，吕梁山也，在今石州离石县东北。岐山在今汾州介休狐岐之山。先儒以为雍州梁岐者，非是。”余按：梁岐果雍州山，《经》必不载之於《冀州章》内；况雍之岐山距河数百里，与河何涉而连及之！《蔡传》驳之，是也。然不本《大雅》文，求梁山於古韩墟，乃取《水经注》之吕梁当之。《注》称吕梁在离石之东北二百馀里其距河远矣。况《注》自有梁山在雍州境，与《伪传》同，非吕梁也；而介休之狐岐亦非河所经：皆不得指为《禹贡》之梁、岐也。夫《诗》咏梁山而云“维禹甸之”，则此梁山即《禹贡》之梁山明甚。然则梁山当在韩地。其後韩灭於晋，故《春秋传》、《尔雅》皆以梁为晋山。《水经注》谓即龙门者近之（《水经注》云：“大禹疏决梁山，即《经》所谓龙门”），但不当又以为在河西耳（《水经注》又云：“梁山原在冯翊夏阳县之西北”）。盖缘说者误以陕西之韩城县为古韩国，因谓梁山当在河西；不知韩实河东国也。何以言之？《诗》云：“韩侯入觐。”又云：“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则韩乃畿外之诸侯：河西，周畿内地，不得谓之“入觐”。亦不得锡之为连帅也。《春秋传》云，“秦伯伐晋，涉河，三败，及韩，晋侯谓庆郑曰：‘寇深矣，若之何？’则韩乃晋之近郊地。若在河西，秦伯不容涉河，晋侯亦不容谓之“寇深”也。晋惠公之入也，“赂秦伯以河外列城五，东尽虢略”，其地在今河南，不在河西；河西近秦而不以赂，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魏寿馀之伪叛也，“既济，魏人讠而还”，秦、晋以河为界，则是河西无晋地也。韩晋既在河东，梁山安得在河西乎！唯岐无可考者。然山同名者多，雍荆之有荆山，梁徐之有蒙山，皆两书於《经》文：鸟得以雍州有岐遂谓冀州不得复有岐乎！盖此二山皆当跨河，在雍冀之界上，故能阻塞河流；而梁岐又当在壶口之下：因其利害在冀而不在雍，故记之於冀，犹九河之记於兖也。但古今山名更易者多，而梁又属崩颓之馀，难以辨识，是以不得其实。要之《经传》之文具在，不得以他地之山冒之也。故今取《诗》、《春秋传》、《尔雅》之文悉载之於《冀州章》下，以见其为一云。
　　【存参】“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使燕人卢生求羡门高誓，刻碣石门。”（《史记秦始皇本纪》）
　　△碣石在海岸
　　《伪孔传》云，“碣石，海畔山。禹夹行此山之右，而入河逆上。”《蔡传》云：“冀州北方贡赋自北海入河，南向西转，而碣石在其右转屈之间，故曰‘夹右’。历世既久，为水所渐，沦入于海，已去岸五百馀里矣。”余按：《伪孔传》不知“皮服”之为贡，故以“右”且“入”者为禹；蔡氏以为贡道，是也。然谓“沦入于海”，则不若《伪孔传》之以为“海畔山”者为可据也。《经》曰：“太行恒山，至于碣石，入於海。”古今之山名虽不同，而山势则不改。今太行恒山自易定东折，过古北、喜峰等口，转而南行，至临渝县东境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仡然而止，故燕、赵间说者皆以其山为古碣石。何所见海岸之山之必非碣石而必当求之於海中乎？《史记》云：“三十二年，始皇之碣石”，是秦时碣石未沦於海也。《汉志》云：右北平郡有碣石山”，是汉时碣石亦未沦於海也。乌得以为“去岸五百里”乎！且如《蔡传》所言，则与恒山太行之势中断者数百里，证之《经》文亦不合矣。盖《蔡传》之失皆由误信臣瓒之说，谓此山在河口，求之河口而无此山，故遂以为沦於海耳。不知此山原未尝在河口。何者？此文承上“岛夷”而言，岛夷在渤海东，必由海道乃入于河，而海道漫澜无可指，故以山志之曰“夹右碣石”：言由海道夹右碣石而西行然後入于河也，非谓夹右碣石之处即入河之处也。贡道言河凡七：兖、徐、豫之“达于河”，荆之“至于南河”，梁之“乱于河”，未有志其山者；入河自有常处，不必繁此文也。惟《雍州章》上言“积石”，下言“渭、”，皆河也，不志其山则不知为何地，故变文云“至于龙门、西河”。由海入河岂有两地，而烦志其山乎！且《禹贡》固有志其山者矣，“导河”之文是也：其东折也，志“华阴”焉；其北折也，志“大亻丕”焉。禹之於河防详且慎矣，况於入海之要地，岂容有大山而反不书：碣石之不在河口明矣。至谓入河者为“冀州北方贡赋”，亦非是。《经》所谓“入河”者，但承上“岛夷”文耳；冀固无贡，而冀北境之至帝都非惟不必浮海，亦无事於达河也。
　　“济河惟兖州：九河既道；雷复既泽；氵、沮会同。桑土既，是降丘宅土。厥土黑坟；厥草惟繇；厥木惟条。厥田惟中下。厥赋贞：作十有三载乃同。厥贡漆丝。厥篚织文。浮于济漯，达于河。”（《书禹贡》）
　　【备考】“徒骇、太史、马颊、覆、胡苏、简洁、钩盘、鬲津。”（《尔雅释地》）
　　△徒骇等水未必即为九河
　　朱子以“简洁”为二水，并其七而为九。《蔡传》以“简洁”为一水，并其七则为八；其一则河之经流也。余按：《经》既统称九河，其水势当相等，不容别有经流，馀皆支派，似以朱子之说为长。然九河之名不见於经传，而《尔雅》记九州之名与《禹贡》殊异，──故郭氏不得已，疑以为商制，──其他文亦往往有与经传异者，然则《尔雅》所载且未知果为禹之九河与否，况“简洁”之为一为二乎哉！故今但列之备考而不强为之说。
　　【存参】“古说九河之名，有徒骇、胡苏，鬲津；今见在成平、东光、鬲界。自鬲以北至徒骇间，相去二百馀里。”（《汉书沟洫志》）
　　△九河湮塞非沦于海
　　《通典》谓覆釜在德州安德。《寰宇记》谓钩盘在乐陵东南；马颊在棣州滴河北。《舆地记》谓简洁在临津；钩盘在乐陵；马颊即笃马河。（以上并本《蔡传》文）《蔡传》皆以为非是，独据汉王横言，“往者天常连雨，东北风，海水溢西南出，浸数百里；九河之地已为海所渐。”又据程大昌言，引碣石为九河沦海之证，谓“九河入海之处有碣石在其西北岸：今在平州（今永平府）正南海中，去岸五百馀里。则是古河自今以为海处向北斜行，始分为九，其道已沦入于海矣。”余按：汉世近古，九河之迹容或有一二未湮者，许商所言虽未敢必其果是，然惟鬲津差南，徒骇、胡苏皆傍禹河故址，或不尽诬。若《通典》、《寰宇记》等书所指，则多在今德州、济南之间，地直大陆以东，於《经》文当云“又东播为九河”，不当云“又北播为九河”矣。兼其地势东下，水不北流，必东行由海丰入海；无由与成平之徒骇，东光之胡苏同为逆河以达天津也。至笃马河，则《汉志》已明谓其在九河南矣，乌得以为马颊！且汉人仅知其三，更历千年理宜益加湮塞，而唐、宋人所知反倍於汉人而有馀，有是理乎！盖缘魏、晋以後，河日南徙，帝决分流往往而见，故川旧渠所在有之，学者僻於好古，遂附会之以为九河故道；犹今清河之有大河故道，乃宋时北流之迹，而浅学者遂以为禹河也。大抵谈古迹者多无依据，故晋人避乱之城而以为文王之里，孔子时卫在今开、濮二州间，而卫辉城南有孔子击磬亭。此皆不学之人强不知以为知者。《蔡传》非之，是矣。然谓九河之地已沦於海，则其说亦不经。何者？秦、汉以上载籍固多缺略，然海水溢出至数百里之广，其所漂没国邑民居不知几何，此非常之大变，岂得传记皆不之载。传记既不之载，横又何从得其说而传之乎？永平之南，海岸南北相距仅数百里；果去北岸五百馀里，则山当在南岸，何由复在海中！九河果自今渤海岸东北斜行以趋永平，则及其入海时已抵北岸，何由复至碣石之下！且以碣石为河入海之处，特出臣瓒之说，非《经》意也。《经》之“夹右碣石”，自记海道所经，非与“入于河”相连为文也。凡贡之入河，未有记其山者，有常地也；唯导河乃志其山，重河防也。今碣石不志之於导河，反记之於贡道，其非河口之山明矣。然则碣石即在海中尚不足为九河之证，况不在海中乎！由是言之，谓九河之尚存与九河之悉沦者皆非也。惟郑康成以为八流皆塞，说独近是；然谓齐桓塞以自广，则诬。朱子与蔡氏据《孟子》“曲防”之禁驳之，固也。然即使桓公无曲防之禁，而此八流亦非一时之所能塞，乃水势与人事积渐而为之耳。盖水之在山，势峻流急，故岸易崩，水常挟沙而下。若水盛而源远，挟沙必多，故河水一石，其泥至数斗。至平地则流缓而沙停，旁出之派停沙尤易。停久沙高，其流必梗，其势必并於一而旁皆塞，──水势然也。古者川有涯ㄛ，田有封洫，各有疆界，故民不能与水争地。自阡陌开，井田废，民尽其力之所至，以为田苟有沙涸，斯田之矣。田之既久，则突者渐夷，凹者渐满，不数百年遂成平土，──人事然也。以余耳目之所闻见，河北诸水故道之在百年前者，尚皆断续零落，十不二三；甚至有今岁畅流，明岁已为平田者。况自禹以来数千年，岁岁沙之，岁岁田之，九河之道杳不复存乃其常事。而说者俱未言及，是将天下之水势各别邪？抑说《经》者下帷之日多，未尝久处河干，躬履水ㄛ，而莫知其故邪？且水之分而为九，与其合而为一，孰大孰小，孰广孰狭，孰当先塞，孰能久存，不问而可知也。今大陆以上及逆河合流之道，其阔且大者尚皆荡然平原，无复遗迹（余乡即禹时大河所经处）。况九河之狭且小者乃欲历历求其道乎！开州城南，唐、宋时大河故道也，其地高於旁者数仞，州民谓之南罔（盖河两岸有缕水堤，日久沙与堤平，故尔），但中有微凹耳；人亦不知其为河也。此数百年前之全河已依稀如是，况数千年前之分流乃欲强求其所在，不得则曲为之说，亦可谓不达於事理矣！故今但载《汉志》许商之言以为参考之助，其馀诸家之说概无取焉。碣石见前《冀州条》下；大陆见後《夏禹篇》中。
　　●卷四
　　○舜体国经野下
　　“海、岱惟青州：夷既略；潍、淄其道。厥土白坟；海滨广斥。厥田惟上下。厥赋中上。厥贡盐，海物惟错，岱畎丝铅松怪石，莱夷作牧。厥篚丝。浮于汶，达于济。”（《书禹贡》）
　　“海、岱及淮惟徐州：淮、沂其；蒙、羽其艺。大野既猪；东原平。厥土赤埴坟；草木渐包。厥田惟上中。厥赋中中。厥贡惟土五色，羽畎夏翟，峄阳孤桐，泗滨浮磬，淮夷珠暨鱼。厥篚玄纤缟。浮于淮、泗，达于河。”（同上）
　　“淮、海惟扬州：彭蠡既猪，阳鸟攸居。三江既入；震泽定。筱既敷；厥草惟夭；厥木惟乔；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下。厥赋下上上错。厥贡惟金三品，瑶琨筱齿革羽毛惟木，岛夷卉服。厥篚织贝。厥包橘柚锡贡。沿于江、海，达于淮、泗。”（同上）
　　△三江非吴之三江
　　朱子云：“有欲以扬州之‘三江’即为荆州之‘中江’、‘北江’，（文在《导水章》，荆州字疑误）而犹病其阙一，乃顾彭蠡（谓鄱阳；鄱阳实非彭蠡，说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之馀波未有号，则姑使之僭冒‘南江’之名以足之。然自湖口而下，江本无二，安得有三！且於下文之‘震泽’又悬隔辽而不相属也。问诸吴人，震泽下流实有三江以入于海。彼既以目验之，恐其说之必可信也。”《蔡传》云：“庾仲初《吴都赋注》，‘松江下七十里分流，东北入海者为娄江，东南产流者为东江；并松江为三江。’”其地今亦名三江口，《吴越春秋》所谓‘范蠡乘舟出三江之口’者是也。苏氏谓岷山之江为中江，れ冢之江为北江，豫章之江为南江。然江、汉会於汉阳，合流数百里至湖口而後与豫章江会，又合流千馀里而後入海，不复可指为三。苏氏知其说不通，遂有味别之说。禹之治水本为民去害，岂如陆羽辈辨味烹茶为口腹计邪！余按：《导汉章》云，“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于海。”《导江章》云：“北会于汇，东为中江，入于海。”夫江有北有中，其有南可知也。有北有南，则为三江无疑矣。而朱子之言，乃若其强增一南江以求合於此文之“三江”者：不知有中江、北江可谓之无南江乎！有中江、北江、南江可谓之非三江乎！禹自言之，禹自注之，朱子与蔡氏乃不之信而反信庾氏《吴都赋注》，岂禹所自言者反自不知而庾氏反代禹知之耶！凡水之敌者，虽合流，《经》必并书之。故泗、沂合流入淮，而导淮曰“东会于泗、沂”；漆、沮合流入渭，而导渭曰“东过漆、沮”，敌故不可以偏举也。江、汉之水所受皆数十百川，势均力敌，相持而东，不容举汉而略江，亦不容据江而遗汉。故导江云“入于海”，导汉亦云“入于海”，明二水之不相下，二名之不可以偏废也。伊、涧皆小於洛，《导水章》文皆统之於洛，然《豫州章》犹云“伊洛、涧既入于河”；况江、汉同为大川，《导水章》固已不相统，安见入海这不可以并举也哉！济之入于河也，《经》曰“溢为荥”，何以知溢者之为济而非河？其伏于荥也，《经》曰“东出于陶丘北，”何以知出者之仍为济而非他水？然则禹固有以别之矣。圣人之於水也，固不蕲于其味，然亦未尝不辨其性。禹能别济於河，岂独不能别汉於江；禹能於荥与陶之相隔数百里者而知其为一，岂独不能於江、汉之合流者而知其为二！谓必辨味烹茶为口腹计而後江、汉可分，则禹之别济於河，系陶於荥，又何说焉？惟以豫章江（即鄱阳）为南江，则未有以见其必然。何者？此水既与江、汉并列，不应《经》无一语及之（彭蠡非鄱阳，说见《导江汉条》下；且既为北江，亦不得复为南江）。见於《经》者，惟九江为大。《荆州章》云：“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扬州章》云：“三江既入”。其文亦似相首尾者。恐所谓南江者当以九江为是。然《经》既无明文，揣度而言之不如不知而阙之也。且江之称为三，犹其称为九也。朱子、蔡氏之於九江既皆主胡氏洞庭之说矣，洞庭之水未尝不合流也：彼合流则可以云九，此合流则不可以云三，何其事同而论异乎！盖南方之水多呼为江，故“三江”之名楚、蜀、黔、粤之间往往有之，不但震泽下流然也。即水之入海者，大江以南亦无虑数十，岂得以其“实有三江”即当必为此文之三江邪！古者河东、河内、河南谓之三河；而今顺天府亦有三河县，潼关西又有三河口。周世宗取三关，在今高阳、雄霸之间；而山西之雁门、宁武、偏头，直隶之居庸、紫荆、倒马，亦称三关。由是言之，即《吴都赋》之三江果如庾氏所注，亦不得遂指为《禹贡》之三江也。至於“既入”之文，记已然之事耳，不连下为义也。《雍州》章云：“弱水既西；泾属渭。”弱水去泾数千里，其悬隔辽，岂但如大江、震泽而已哉！其他若“九江既道”，“荥、波既猪”，“漆、沮从”者甚众，皆自为文义。而冀州“恒卫既从；大陆既作”之下，乃次以“岛夷皮服”。由是言之，“三江既入”之文与震泽之“定”毫不相蒙，不得以下文有震泽遂牵帅三江而属之松江也。历观说三江者，大抵四方之士多主《禹贡》，惟东南吴、越之间率主庾注。（自朱子、蔡氏以後，若明归氏有光、夏氏允彝等皆然）无他，但据其所见闻而不求之於经传也。故舜之历山、河滨、雷泽，晋人以为在晋，齐人以为在齐，浙人则又以为在浙。余乡临古淇水（汉以後呼为白沟；隋以来称为御河），近世舆夫舟子往往以卫呼之，（泉水俗呼为卫河，驾舟者皆由泉水入淇，或遂并淇亦呼为卫；幕友书吏不能辨也，故文移书启中皆称为卫河：详见《大名县水道考》中）而修县志者遂误以为《禹贡》“恒、卫既从”之卫，修府志者遂谓淇水不知所在。此岂非由目验而得之者，而舛误乃如是！故论地理於今，当验之以目；论地理於古，仍当断之以《经》：若信目而疑《经》，非余所敢出也。朱子、蔡氏以中江、北江之文为误，详见《夏禹篇导江汉条》下。
　　“荆及衡阳惟荆州：江、汉朝宗于海；九江孔殷。沱、潜既道；云土梦作。厥土惟涂泥。厥田惟下中。厥赋上下。厥贡羽毛齿革，惟金三品，屯栝柏，砺砥丹，惟苦，三邦贡厥名，包匦菁茅。厥篚玄玑组。九江纳锡大龟。浮于江、沱、潜、汉，逾于洛，至于南河。”（《书禹贡》）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遂伐楚，曰：‘尔贡包茅不入，王祭不共，寡人是征！’”（《左传》僖公四年）
　　“荆河惟豫州：伊、洛、、涧既入于河；荥、波既猪。导菏泽，被孟猪。厥土惟壤，下土坟垆。厥田惟中上。厥赋错上中。厥贡漆。厥篚纤纩。锡贡磬错。浮于洛，达于河。”（《书禹贡》）
　　【存参】“荥，今塞为平地；荥阳民犹谓其处为荥泽。”（《书正义》引郑云）
　　“华阳、黑水惟梁州：岷、れ既艺；沱、潜既道。蔡、蒙旅平；和夷绩。厥土青黎。厥田惟下上。厥赋下中三错。厥贡ギ铁银镂磬，熊罴狐狸织皮。西倾因桓是来，浮于潜，逾于沔，入于渭，乱于河。”（《书禹贡》）
　　“黑水、西河惟雍州：弱水既西；氵属渭、。漆、沮既从，沣水攸同。荆、岐既旅，终南、物，至于鸟鼠。原隰绩，至于猪野。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厥土惟黄壤。厥田惟上上。厥赋中下。厥贡惟球琳琅织皮。昆仑、析支、渠搜；西戎即叙。浮于积石，至于龙门、西河，会于渭、。”（同上）
　　“丰水东注，维禹之绩。”（《诗大雅》）
　　“信彼南山，维禹甸之。”（《诗小雅》）
　　△《禹贡》作于舜治定功成之後
　　唐宋学者承《伪孔传》之说，皆谓禹别九州之後，舜复改为十有二州。而稽之《经传》，夏称“九牧”，商咏“九围”、“九有”，其数皆不符；则又曲为之解，以为禹即位後复改之为九州。《纲目前编》因之，遂以尧之八十载为禹治水告成，定九州贡赋之年；八十一载为舜“肇十有二州，封山，川”之岁；舜之三十三载，禹既摄政，乃复九州。余按：禹之治水，大事也，唐、虞之政未有大於此者，果在“肇十二州”之前，史臣不应不书；九州既平无事矣，明年肇十有二州乃忽书曰“川”，然则其所者何川邪？吕氏知其不合，乃以“水平复安不忘危”之言曲为之解。夫既平之与未平之孰为轻重：何为於其轻者反记之而於其重者反略之乎？圣人立一代之制未有苟然者：既定为九州矣，舜无故分之为十二，未数十年，禹又合之为九，是苟然而已。合为是，则舜不当分；分为是，则禹不当合。圣人立法不如是之轻易也。且田赋之制，九等之差，竭十数年之经营始成此画一之法，谓宜万世由之而不改也；行之甫逾年而即取而易置之以为十二，其纷更孰甚焉！盖凡论唐、虞之事者，皆误以禹之治水为在尧世，是以其说颠倒舛谬而不能合。今但以《经》为据，则禹之平水土自舜即位後事，舜摄政之初固无有所谓州者，自舜肇设之。而是时洪水方横流，疆宇分裂，道路不通，故舜因其地势之宜分之以为十二，──故《汉书》云：“尧遭洪水，怀山襄陵，天下分绝为十二州。”及水患既平，则向之泽薮或为平陆，向之险阻或为坦涂，故舜复并其三而为九，──故《汉书》云：“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唐、虞之事，先後之次，本自了然分明；但唐人拘於功令，咸遵《伪孔传》之说以为取科第计，而不求之经，不求之史，自宋以後遂相沿为固然，以致圣人经世之苦心大略尽为其所掩耳。至於《禹贡》之作，尤在最後：不但不在尧世，亦并非水土初平时书也。何以言之？《兖州章》云：“作十有三载乃同。”则是九州成赋之後又历十三年以外乃著此书矣。《雍州章》云：“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是三苗分北之後又数年或十数年乃著此书矣。况三壤之则，九等之赋，必历数年而後高下可较；珠玉金贝贡篚之属亦非巢窟甫离之急务也。然则此书乃舜治定功成之後所作。故其末章云：“东渐於海，西被於流沙，朔南暨，声教讫於四海。”盖舜之命禹虽重於平水土，实兼夫宅百揆，故禹於水土即平之日，遂相舜以定贡赋，布声教；待夫经制大定，治化大行，而後可以告成功也。故今於“九州”、“五服”之文悉载之“熙绩”、“分苗”以後。说并见前《肇十二州》及《舜命禹》条下。
　　“九州攸同，四奥既宅，九山刊旅，九川涤源，九泽既陂，四海会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平水土及导山导水之文。
　　“六府孔修，庶土交正，慎财赋，咸则三壤，成赋中邦。”（《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土田赋之文。
　　“锡土，姓。‘台德先，不距朕行。’”（《书禹贡》）
　　此结上九州贡篚包之文，以起下分五服之意。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诗商颂》）
　　“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锡土姓之一例
　　按：封商、封邰，所谓“锡土”也。立子，所谓“锡姓”也。盖姬姓始於黄帝，故於稷不言赐姓；子姓则始於契，故独言之也。唐、虞锡土姓之事盖亦多矣，顾经传缺略，不可详考；惟此二事因商、周而传。故录之。一隅可以反三，一斑可以窥全也。
　　“象至不仁，封之有庳。”（《孟子》）“象不得有为於其国，天子使吏治其国而纳其贡税焉。”（同上）“不及贡，以政接於有庳”（同上）
　　封象亦锡土之事，故附录於此。
　　△有庳非鼻亭
　　说者谓今道州、鼻亭为古之有庳国。按：孟子谓“欲常常而见之，故源源而来”，道州在九州之极南，北去帝都三四千里，安得源源而来！然则有庳当去帝畿不远；好事者因鼻与庳同音故附会之耳。今不取。
　　“五百里甸服：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钅至，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书禹贡》）
　　【备考】“邦畿千里。”（《诗商颂》）“天子之地一圻。”（《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附论】“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孟子》）
　　“五百里侯服：百里采，二百里男邦，三百里诸侯。五百里绥服：三百里揆文教，二百里奋武卫。”（《书禹贡》）
　　【备考】“越在外服，侯甸男卫邦伯。”（《书酒诰》）“小臣屏侯甸，矧咸奔走。”（《书君》）“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书召诰》）“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书大诰》後错简）“庶邦侯甸男卫。”（《书康王之诰》）“曹为伯甸。”（《左传》定公四年）“卑而贡重者，甸服也。”（《左传》昭公十三年）
　　“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书禹贡》）
　　【备考】“先王居杌于四夷，以御魑魅。”（《左传》昭公九年）
　　△五服里数以绝长补短计
　　《蔡传》云：“每服五百里，五服则二千五百里。然尧都冀州，冀之北境并€中、涿、易亦恐无二千五百里。藉使有之，亦皆沙漠不毛之地；而东南财赋所出则反弃於要荒。以地势考之，殊未可晓。但意古今土地盛衰不同，当舜之时，冀北之地未必荒落如後世耳。”余按：《禹贡》山川，以今地图考之，具在也。“淮海惟扬州”，“荆及衡阳惟荆州”，东南之地未尝弃也。恒山、碣石而北，别无山川见於《经》者，沙漠之地未尝不荒落也。孟子曰：“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说者亦谓周之王畿，丰、镐八百里，郏、辱阝六百里，共为百同以成千里。然则古之所谓千里百里皆绝长补短而计之，非必四面八方截然不可增损於其间也。盖九州之地约方三千馀里，故孟子云：“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云：“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内除甸服千里，故侯服、绥服共二千里。然则侯、绥二服乃九州以内地，所谓“州十有二师”者也。其外羁縻之国则附於九州而谓之要服。又外则来去不常，圣人听其自然，不勤於远，不受其贡，谓之荒服。其远近略与内地等，故亦以二千里计之。然则要、荒二服乃九州以外地，所谓“外薄四海，咸建五长”者也。由是言之，五服之地盖南有馀而北不足，综计之为五千里耳，非拘拘焉必四面皆二千五百里，无少欹斜，无少有馀不足而後可也。《蔡传》又称《周官》九畿，四方相距万里，《汉地理志》东西南北亦弥万里，禹服狭而周、汉地广：疑荒服之外别为区画，如所谓“咸建五长”者。余按：冀、扬有岛夷，青有夷、莱夷，徐有淮夷，梁有和夷。夷也者，要服也。要服仅附见於九州，若荒服则又在外矣。荒也者，远也，略也。荒服已属区画之馀，不在九州之内，安得荒服之外复别有区画，别有所谓“五长”者乎！《周官》一书，本非周公所撰，所载封国之制乃至方数百里。春秋以後吞并之馀，鲁、卫、陈、蔡尚仅二三百里，况建国之初安所得此地而封之乎！至《汉志》所言乃驿道之远近，非经界之广狭，先儒所谓“以人迹屈曲取之”者是也。大名之距京师，南北不逾八百里，而驿道则千有一百馀里。至隔大山洪川，所差尤不止此。若之何据驿道之里数疑经界之定制哉！余恐圣人体国经野之制不明白於後世，是用剖析其故如右。
　　“东渐于海，西被于流沙，朔南暨，声教讫于四海。禹锡玄圭，告厥成功。”（《书禹贡》）
　　【存参】“水土既平，更制九州，列五服，任土作贡。”（《汉书地里志》）
　　△本录义例四──《禹贡》分隶两录
　　此篇《史记》载之《禹本纪》中，汉儒因而谓之《夏书》。余按：别九州，弼五服，乃舜体国经野之要，四海会同之实，不容於舜之世略而弗载。且既各为一篇，不相联属，是以後人失其先後之次。故今详加考核，置於《尧典》命官之後，以见舜经制之大凡。惟《导山》、《导山》二章，事专治水，时在初年，而《九州》诸章亦足以互见，无庸复举，故仍列之於《禹篇》中，以见禹治水之梗概次第。非敢割裂圣经，惟欲时事相从，使後人易考耳。
　　○舜治定功成
　　“夔曰：‘戛击鸣球，搏拊琴瑟以咏，祖考来格，虞宾在位，群後德让。下管鼗鼓，合止，笙镛以间，鸟兽跄跄。《箫韶》九成，凤凰来仪。’夔曰：‘於！予击石拊石，百兽率舞，庶尹允谐。’”（《书益稷》）
　　△《韶》乐与夔言
　　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传》曰：“先王以作乐崇德。”则舜德化之成莫如《韶》矣。《皋陶谟》记皋陶之交赞於帝前，他官皆不与焉，而独载夔之言二章，盖非地平天成，上下同流，莫能有此乐也！故以此为治定功成之验。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Ω》者，曰：‘德至矣哉！大矣！如天之无不帱也，如地之无不载也。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拟作之舜歌一
　　《尚书大传》载舜时作《大唐之歌》，其词曰：“舟张辟雍，相从。八风回回，凤皇喈喈。”又载舜之歌云：“卿€烂兮，纟缦缦兮！日月光华，旦复旦兮！”八伯和曰：“明明尚天，烂然星陈。日月光华，宏予一人！”帝乃载歌曰：“日月有常；星辰有行。四时从经；万姓允诚。於予论乐，配天之灵。还于圣贤，莫不咸听。{鼓长}乎鼓之；轩乎亻无之。菁华已竭，褰裳去之。”余按：此数歌者，浅而无味，泛而不切；惟“{鼓长}乎”以下四句颇有意义，而语意又与上文不伦，盖录他人之作而不知其不合者：其为後人所拟显然。试取“元首股肱”之歌比而熟玩之，则知其伪矣。而唐、虞之时但有十二牧九牧之官，亦无有所谓“八伯”者也。乃近世言诗者竟有录此诗於唐、虞之世者，殊可笑也！
　　【备览】“舜作五弦之琴以歌《南风》”（《乐记》）
　　△辨拟作之舜歌二
　　俗传舜《南风之歌》云：“南风之薰兮，可以解吾民之愠兮！南风之时兮，可以阜吾民之财兮！”余按：赓载之歌词浑厚而意深远，此歌则词露而意浅，声曼而力弱，不类唐、虞时语，盖後世工於琴者所拟作，正如韩子《拘幽操》之拟文王，《履霜操》之拟伯奇耳。传之既久而浅识者遂以为舜自作，误矣。且所谓“歌《南风》”者，谓其声之协於南风耳，《传》所称“节八音而行八风”是也；非其词之为“南风”也。遂以南风为歌，亦属附会。故今不载。又按：《乐记》此文下云：“夔始制乐以赏诸侯”。石梁王氏曰：“夔制乐，岂专为赏诸侯！”其言良是。故今删之。
　　【备览】“昔有<风>叔安有裔子曰董父，实甚好龙，能求其耆欲以饮食之。龙多归之。乃扰畜龙以服事帝舜。帝赐之姓曰董，氏曰豢龙，封诸川，夷氏其後也。故帝舜氏世有畜龙。”（《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述董父
　　尝疑此事近於荒诞；後思《经》言“凤凰来仪”，“百兽率舞”，圣人之德之感鸟兽如此，则此亦容或有之也。德可以致凤，何独不可以致龙乎！且但言龙归之而不言帝赐之，但言畜之而不言醢之，与刘累事亦似有别。故列之备览而附於“凤凰来仪”之後。
　　“帝庸作歌曰：‘敕天之命惟时惟几。’乃歌曰：‘股肱喜哉，元首起哉，百工熙哉！’皋陶拜手稽首言曰：‘念哉！率作兴事，慎乃宪，钦哉！屡省乃成，钦哉！’乃赓载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哉，庶事康哉！’又歌曰：‘元首丛脞哉，股肱惰哉，万事堕哉！’帝拜曰：‘俞，往钦哉！’”（《书益稷》）
　　△赓载之歌
　　按：舜之致治旷古今而独绝矣，然治定功成之後犹君臣相敬戒如此，宜乎其久而弥盛也。故《皋陶谟》以此终焉。
　　△舜无禅禹之事
　　自秦、汉以来，世之论者皆谓尧以天下与舜，舜以天下与禹。故世所传东晋《古文尚书大禹谟》云：“帝曰：‘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载，耄期倦于勤；汝惟不怠，总朕师。’正月朔旦，受命于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余按：尧以天下与舜，诚有之矣；若舜以天下与禹，以《经》考之则殊不然。尧之禅舜也，《经》书详矣。曰：“帝曰：‘咨，四岳：朕在位七十载，汝能庸命巽朕位？’”是尧未得舜而久欲以天下与人矣。曰：“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帝曰‘我其试哉！’”是尧举舜之意即欲以天下与之矣。曰：“帝曰：‘格汝舜：询事考言，乃言可绩，三载；汝陟帝位’，舜让于德，弗嗣；正月上日，受终于文祖。”是尧既试舜，欲与以天下，舜让不肯受，而尧乃使之摄政也。自舜即位以後，但记其询岳，咨牧，命官，考绩，而禅禹之事未有一言及之者，则舜未尝以帝位授禹明矣。以天下授人，千古之大事也。尧之授舜也，言之详，词之累；舜果亦以天下授禹，何得终舜之身略之而不记乎！《典》者，所以记事也；《谟》者，所以载言也。《典》犹《春秋》也，事无大小必书；《谟》犹训诰之文也，取其言之足以为世法而已，其人之事不载之於篇中也。故《尧典》於二帝四岳九官之事无不书者；《皋陶谟》则但载皋陶之言而明刑作相之事皆不列焉。舜果尝授禹以天下，其事当载於《典》，不当载於《谟》明矣。今《典》反不言而《谟》反有之，然则是伪《尚书》者习於世俗所传舜禅於禹之言而采摘传记诸子之文以补之耳，乌足为据也哉！孟子曰：“帝使其子九男二女，百官牛羊仓廪备，以事舜於畎亩之中，将胥天下而迁之焉。”又曰：“舜受尧之天下，不以为泰。”而独於舜、禹未有一言及其授受者。孟子曰：“尧以不得舜为已，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已。”於舜之得人乃以禹、皋陶并称，则舜、禹之事与尧、舜之事固不得而同矣。盖自舜崩之後，天下诸侯皆归於禹，皋陶、稷、契皆让於禹。禹辞之不获而遂受其朝觐，治其讼狱耳。故禹终身不称“帝”而称“王”。何者？二帝之德难以为继，禹谦不敢，遂陟帝位与尧、舜齐；但以天下无主，姑称王以镇抚之，所谓“天下归往谓之王”也。不然，尧以帝位授舜而舜帝，舜亦以帝位授禹而禹何以独不帝而王也哉！曰：尧既以天下授舜矣，舜何为不以天下授禹？然则舜之圣将不逮尧乎？且舜既不授禹，将授之商均乎？曰：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天子之所得而予夺之者也。是以唐、虞以前天子未有以天下授人者，各自以其德服之而已，不强身後之天下使之从一人也。惟尧以洪水未平，生民未安而礼乐亦未兴，己不能终其事，故举舜而授之，使代己治天下。若舜之世，则洪水固已平矣，生民固已安矣，礼乐固已兴矣，初无所待於人之终其事也；身没之後，听天下之自归於有德可也，舜不必挟天之天下而自授之人以示其恩也。盖尧之禅舜乃创前古未有之奇，故二帝合为一书而统名曰《尧典》。明乎两帝之犹一代也，不可以此为例而谓有一天子必复传之一天子也。晋羊祜欲伐吴，未及而卒，荐杜预以自代；预既克吴，不闻荐人以代己也。何者？事未毕而自择代者，臣之忠也；事已毕而听君之择所以代者，臣之分也。必人人自择夫代者，是臣侵君权也。夫尧、舜之事天亦若是而已矣！且尧之使舜摄政也，在位七十二载，其年固已老矣，而舜年始三十有二，故尧以身後之事属之。若禹之年则与舜相近，舜没後甫十年而禹没矣，舜安知己之必先禹而没，而预以身後之事属之也哉！尧之世，大臣贤者莫如四岳，尧固已让之而辞之矣，共、之属则罪人也，其馀无可与舜肩随者，故舜之受禅无嫌焉。若禹、皋陶、稷、契、夔、益之伦则其年与名位略相埒，虽禹之功德尤茂而亦比肩伯仲也，即舜独拔禹而授之帝位，恐禹此时亦未必遂受也。由是言之，尧之禅舜，特也；舜之未尝禅人，常也，自古天子皆然者也。後人但见商、周之继，而遂以为自尧以前亦然；但见舜、禹之相继天子，而遂以为尧传之舜，舜传之禹。舜既然矣，禹何以独不然，由是传贤传子之疑纷纷於世。故必明於舜、禹之事，然後禹、启之事可以迎刃而解。故今不载《伪大禹谟》之文而为之辨。说并详前後《尧启》篇中。
　　△引李绂语辨《伪书》“人心道心”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舜命禹之言云：“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朱子云：“人莫不有是形，故虽上智不能无人心；亦莫不有是性，故虽下愚不能无道心。二者杂於方寸之间而不知所以治之，则危者愈危，微者愈微矣。”余按：人之心一而已矣，若道则安得有心！道也者，日用当行之路也：今以人心为道心已不可况谓人心之外别有一道心乎！孔子曰：“操则存，舍则亡。”孟子曰：“心之官则思：思则得之，不思则不得也。”谓心有操舍思不思则可，谓有两心则不可也。圣贤之教曰：“存心”，曰“尽心”，曰：“仁，人心也”，所存所尽皆此一心而已，未有以人心为不美而於此外别求一心者也。惟庄子、佛氏乃以心为己累，而谓去之忘之然後可至於道。然则蔑视人心而别立一道心之名者，乃异端之说而必非圣贤之教也明矣。余少读《尚书》及《中庸序》时，固已疑其语之不经；今二十馀年，得李巨来绂《古文尚书考》，而後知其语果本於道家也。因录其文於左：
　　【李巨来《古文尚书考》】“古《古文尚书》，凡《今文》所无者如出一手，盖汉、魏人赝作。朱子亦尝疑之，而卒尊之而不敢废者，以‘人心，道心’数语为帝王传授心法而宋以来理学诸儒所宗仰之者也。余友万编修云：‘即此数言，可证其赝。’“危、微”二语出於《荀子》；而《荀子》又得之於《道经》，非《尚书》语也。梅尝言之矣。余覆考之，盖《荀子解蔽篇》言‘舜之治天下也，不以事诏而万物成：处一之危，其荣满侧；养一之微，荣矣而未知。故《道经》曰：“人心之危；道心之微。”危微之几，惟明君子而後能知之。’荀子之论危微者如此，而引《道经》以为证，则《尚书》必无‘人心惟危，道心惟微’之语。何也？荀子为李斯之师，其所著书在《诗》、《书》未燔之前。荀子凡引《诗》、《书》并称‘《诗》云’、‘《书》云’，而此独称‘《道经》曰’，则秦火之前荀子所见之《尚书》无危微语也。杨亻京勉强迁就，注云：‘今《虞书》有此语；而云《道经》者，盖有道之经。’不知汉以前从未尝称《易》、《诗》、《书》、《春秋》为经；《论语》、《孟子》所引亦无经字。且孔、孟为儒家而黄、老为道家，自战国至汉无异辞。道家之书则曰经，如老子《道德经》、《庄子》、《南华经》、列子《冲虚经》、关尹子《文始经》，皆是。《道经》之非《尚书》也明矣。”
　　按晋王坦之作《废庄论》，亦引“道心惟微，人心惟危”二语，而不言其本於《虞书》；且与《庄子》“吹万不同，孰知正是”二语连举，则此语之出於诸子明甚。盖道家者流小仁义而外形骸，故分心以为二；荀子以性为恶，采之亦不足怪。若舜，则必无此言明矣。朱子宗孔、孟之道，辟异端之说，而乃以道家之言为圣人传心之要旨，无怪乎明季讲学者之尽入於禅也！故今不载。
　　△引崔迈语辨《伪书》伐苗之说
　　《伪尚书大禹谟》，禹既摄政之後，舜命禹伐有苗：三旬，苗民不服；禹乃班师，舞干羽於两阶，七旬而有苗格。余按：《尧典》曰：“窜三苗於三危。”是舜未即位前三苗固已服罪而迁之矣。即位以後，虽禹有“顽弗即工”之语，史有“分北”之文，然亦止於旧俗未改，是以分而迁之，使之渐渍王化，正如《多方》、《多士》之於殷遗民然；非尚据险自恣也。果据险自恣，舜安能分北之乎！至其後“三危既宅，三苗丕叙”，则固已革心而从化矣。及舜末年，尚安得有负固不服之三苗哉！圣人举事未有苟然者，况征伐尤天下之大事乎！使苗而可以德感也，舜必不轻命禹征之；使苗而当伐也，则当遂平之。周公东征至於三年之久；伐苗仅三旬耳，师未老，财未匮，何以遽班师也？且舜之敷文德六十馀年矣，即干羽之舞亦非始於此时，然卒不能感苗；七旬之间，有苗何以遽格？苗之去帝都远矣，七旬之内，何以遽知其有干羽之舞乎？孔子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子谓“《韶》，尽美矣，又尽善也。”盖舜自中年以後，治定功成，万邦宁谧，道德一而风俗同，是以恭己南面而乐极其盛；若待末年使禹摄政时而苗尚未服，岂得谓之“无为”、“尽善”也哉！《伪书》此文，乃采之《韩诗外传》而增饰之者。《外传》云：“当舜之时，有苗不服；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曰：‘吾喻教犹未竭也。’久喻教而有苗请服。天下闻之，皆薄禹之义而美舜之德。”此本亦揣度之词，非当时事实，然但云“舜时有苗不服”，未尝以为舜末年禹摄政之後也；但云：“禹请伐之而舜不许”，未尝以为轻举大众，无功而遽班师也；但云“久喻教而苗请服”，未尝以为干羽之舞所化，七旬之内所格也。是其事尚近於情理。自《伪书》增饰之而遂为天下必无之事，岂不谬哉！《传》曰：“誓诰不及二帝”又曰：“夏人作誓而民始叛”，是舜之时尚未有誓明矣。《汤誓》之文古於《牧誓》，《甘誓》又古於《汤誓》；此文又在《甘誓》前，乃反卑靡芜弱出秦、费二誓之下，然则其为秦、汉以後文人之所拟作无疑也。余弟迈《讷笔谈》中亦尝辨之，今载於左：
　　【《讷笔谈》一则】“《战国策》云：‘舜伐三苗。’又云：‘禹伐三苗。’而作《大禹谟》者遂撰一禹承舜命往伐三苗之事。其数三苗之罪，如‘君子在野，小人在位，民弃不保，天降之咎’等语，皆想像郛廓通套语，与‘苗顽弗即工’及《吕刑》所言皆不类。至於‘敷文德’、‘舞干羽’而‘有苗格’，盖仿文王伐崇因垒而降之事，而此独觉迂阔可笑。《尧典》云：‘窜三苗於三危。’《吕刑》云：‘遏绝苗民，无世在下。’则三苗非干羽可感格，而刑窜有不能已者也。”
　　余谓《左传》子鱼之言固过其实，而伐崇之事究与此不类。崇，敌国也，虽不能服之而不得不伐之，虽伐之而原不期於一举而即灭之，岂得以之例舜也哉！况云：“复伐”，则亦非不用师而自格也。故今不载征苗之事。说并见前《分北条》及《周文王篇伐崇条》下。
　　“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载陟，方乃死。”（《书尧典》）
　　△舜自举迄崩之年
　　《史记》称舜三十而举，五十而摄，五十八而尧崩，六十一而践位，践位三十九年而崩。《伪孔传》言舜三十徵庸，三十在位，服丧三年，为天子五十年，寿百一十二岁。《蔡传》言舜三十召用，历试三年，居摄二十八年，通三十年，乃即帝位，又五十年而崩。余按：《经》云：“五十载陟”。孟子云：“舜相尧二十有八载。”则《史记》之误不待言矣。《二传》之说皆为近理，但《伪传》增服丧之三年，与《经》文似微异；《蔡传》无服丧之三年，於事理亦颇乖。窃疑古文皆约言其梗概，故於舜事以十计之，未必无奇零也。且古所谓”三载，皆兼首尾两年数之；然则历试、摄政、服丧，实止三十一年。如此，则舜当於六十一岁践位，百一十岁而崩，於《经》文事理皆可通矣。但年世久远，载籍缺亡，不知其果然否。姑附识之於此。要非大义所关，亦不必深究也。
　　“舜生於诸冯；迁於负夏；卒於鸣条。（《孟子》）
　　△引韩愈文辨舜崩苍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舜葬於苍梧之野，盖三妃未之从也。”《史记》云：“舜南巡狩，崩於苍梧之野；葬於江南九疑，是为零陵。”《伪孔传》云：“‘方’，道也；升道南方巡狩，死於苍梧之野而葬焉。”唐韩子《黄陵庙碑》，宋司马君实《史剡》“皆尝驳之。《史剡》之说未安；今载韩子之说於左：
　　【韩子《黄陵庙碑》】（节录）“《竹书纪年》，帝王之没皆曰‘陟’。陟，升也，谓升天也。《书》曰：‘殷礼陟配天’。故《书》纪舜之没云‘陟’。其下言‘方乃死’者，所以释陟为死也。地之势东南下；如言舜巡狩而死，宜言‘下方’，不得言‘陟方’也。”
　　余按：《尧典》之记巡狩皆至四岳而止。苍梧，百越之地，在九州之外，乃古荒服，舜不当远涉於此。孟子之说近是。《戴记》之文本多驳杂，而《史记》则又采诸《戴记》，《伪传》则又因《戴记》、《史记》之文而曲为附会者，皆不足信。韩子之辨是也。故今但载《孟子》之文，馀悉不录。
　　【附录】“舜有商均。”（《楚语》）
　　【备考】“少康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左传》哀公元年）“郑子产献捷于晋，曰：‘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存参】“遂世守之，及胡公不淫，故周赐之姓，使祀虞帝。”（《左传》昭公八年）“箕伯、直柄、虞遂、伯戏，其相胡公、大姬已在齐矣。”（《左传》昭公三年）
　　【附论】“子曰‘大哉尧之为君也！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论语泰伯篇》）“孟子曰：‘尧、舜，性之也。’”“孟子曰：‘由尧、舜至於汤，五百有馀岁。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若汤则闻而知之。’”（并《孟子》）
　　△尧、舜、孔子不可轩轾
　　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程子曰：“语圣则不异，事功则有异；夫子贤於尧、舜，语事功也。”後世学者尚论古圣，往往以宰我之言为实然。余按：世道民生所赖莫不始於尧、舜：安居乐业，尧、舜之奠之也；礼乐教化，尧、舜之开之也；天地万物之宜，尧、舜之乎成经理之也；禹之继治，继尧、舜也；汤、武之拨乱反正，反之乎尧、舜也；孔子之述而不作，述尧、舜之道也。尧、舜何遽不如孔子哉！尧、舜为天子，权可以施之，则创制显庸以垂万世；孔子为布衣，权不足以施之，则修明《六经》以垂万世。其功之殊者，其遇之殊也。尧、舜，孔子，易地则皆然。非孔子则尧、舜无以传於後；非尧、舜则孔子亦无所述於前。故谓禹、汤、文、武、周公之不逮孔子，或然；谓尧、舜之不逮孔子，则吾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孔子曰：“巍巍乎唯天为大，唯尧则之；荡荡乎民无能名焉！”曰：“无为而治者，其舜也与！”闻《韶》，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其称尧、舜至矣；虽甚盛德，其蔑以加於此矣！此或圣人谦衷，过於推崇前圣。若颜渊、子贡辈，其称孔子可谓极矣，然“弥高，弥坚”之喻何殊“巍巍，荡荡”之称，“立、道、绥、动”之功何异“无为而治”之效，“犹天之不可阶”即所谓“惟天为大，惟尧则之”也。颜渊、子贡之尊孔子，亦不过如尧、舜而已。惟《孟子书》中载宰我语以为“贤於尧、舜”，而子贡、有若之言亦似有所轩轾者，皆与《论语》所言不类。窃疑其皆七十子之徒所追述而甚其词者，其意但欲致崇於此而遂不暇复顾於彼，犹论舜者及於称舜而遂无地以处尧耳，岂必皆的论哉！孟子论圣人，於夷、惠、伊尹皆言其不若孔子；而叙道统，於尧、舜、孔子无轩轾焉，固未可以宰我一言为定论也。程子之言虽未免於回护宰我，要其意尚近於持平，若之何後人置其不异者而但取其异者轩轾之也！盖战国之俗好为大言，杨、墨之徒莫不自尊其师，非尧、舜，薄汤、武，而远称黄、农以驾乎其上；儒者较为醇谨，不敢放言高论，然亦不免染於风气，故欲尊孔子而遂不免於卑尧、舜。汉、晋以降，异端横行，其说益诞，其言益无所忌，又以尧、舜为不足卑而卑天地；故奉佛教者谓未有天地以前已先有佛，奉天主教者谓天地皆天主之所造，而生於後世者特佛与天主之化身。嗟夫，嗟夫，吾不意世俗之诞妄乃至於如是也！夫宇宙之间莫大於天地；自有天地以来，其德之崇，功之广，莫过於尧、舜。孔子以尧、舜之道教天下後世，是以其圣与尧、舜齐。尧、舜犹太祖也，孔子犹太宗也；尊尧、舜者必尊孔子，《礼》所谓“尊祖故敬宗”者是也。若谓孔子别有一道加於尧、舜之上，则杨、墨、佛氏、天主之教皆自谓别有一道，不但藐尧、舜，抑且藐天地，亦何以见道统之正而服异端之心乎！故今於《唐虞录》通考圣贤先後所论而权衡之，而《洙泗录》中宰我、子贡、有若推崇之语仍载之《孟子》言中，不使与《论语》门人之言相混，庶学者可以察其故云。说并见《总目》、《唐虞》、《洙泗录序》中。
　　
　　=========================================================
　　┌─────┐
　　│夏考信录│
　　└─────┘
　　●序
　　《夏考信录》者何？继治也。尧崩，天下归於舜；舜崩，天下归於禹。唐、虞之政千古未有能及之者，况“宅百揆”而“熙帝载”皆禹所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同更定，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然则夏於唐、虞之政其必因之而不改者，理势之自然也。但太康以後不能无废坠耳。故考夏政者不必别求夏政，唐、虞之政即夏政也，禹之继治然也。
　　太康以後何为以中衰别之也？羿、浞迭兴，权力雄於於天下，诸侯从之者多；仲康微弱，後相失国，夏政不行於天下也。
　　皋陶何以附於禹之後也？其功德大也。孟子曰：“若禹、皋陶则见而知之。”又曰：“舜以不得禹、皋陶为己忧。”皆以禹、皋陶并举，故特表之也。
　　●卷一
　　○禹上
　　“鲧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书洪范》）
　　△鲧非颛顼之子
　　《大戴记帝系篇》云：“黄帝产昌意；昌意产高阳，是为帝颛顼；颛顼产鲧；鲧产文命，是为禹。”《史记夏本纪》因之。余按：上古天子本不相继，而帝颛顼至尧其世盖远；自《史记》及《帝王世纪》始皆谓其相继；然云帝喾在位七十五年，帝挚在位九年，则颛顼之崩下至尧之七十二载舜受终时亦当百有五十七岁：而鲧之用乃在尧世，鲧之殛乃在尧七十二截以後，鲧安得为颛顼之子也哉！唯《汉志》谓颛顼五世而生鲧，於事理较近；然传记无所见，而舜、禹不同姓，（舜，姚姓；禹，姒姓），恐亦出於臆度，未敢据以为实然也。由是言之，禹断非颛顼之孙，而亦未必果颛顼之裔。与其误信之而诬圣人之祖，何如姑阙之而不失君子之正乎！故今不录。说并详前《黄帝尧舜》篇中。
　　“鲧殛而禹兴。”（《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大戴记》称禹德之肤阔
　　《大戴记》称禹云：“敏给克济（《史记》作“勤”），其德不回（《史记》作“违”）；其仁可亲，其言可信；声为律，身为度，称以上士（《史记》作称以出）；穆穆，为纲为纪。”余按：此皆後人赞禹之词，然文皆浅近肤阔，不足以称禹之德；且自古圣贤之所同，亦不得独以称禹也。故不采。又考《大戴记》所称五帝及禹之德，其文皆略与《史记》同；然《史记》所无者皆其所不必增，所有者皆不如《史记》文义之明洁。疑古本《大戴》此篇已亡，而後人采《史记》之文以补之者。附识於此，俟好学深思者决之。说并详前《唐虞尧舜》篇中。
　　“禹、稷躬稼。”（《论语宪问篇》）
　　△“躬稼”非教稼
　　《论语集注》云：“禹平水土，暨稷播种，身亲稼穑主事。”近世说者遂以後稷之“教民稼穑”为“躬稼”，且云：“禹未躬稼而言躬稼者，水土既平，稼穑乃可教也。”余按：南宫之意，以为羿、才力绝人，若可以无患，而反不得其死；禹、稷身居畎亩，若不能自奋，而反受天明命；以见天之所眷者在德耳。故孔子曰：“尚德哉若人！”语意甚明，无可疑者。若以“躬稼”为治水明农之事，则此乃济世之大功，固宜有天下；不但本句文义龃龉，而与上句语意亦不伦。禹、稷因躬稼故当有天下，岂羿、因有材力即当不得其死乎！“躬”者，身也。身自耕稼，乃可谓之躬稼；教民为之，非躬稼也。许行为并耕之说，孟子辟之，引稷之教民稼穑而以为不暇耕，然则教稼不得谓之躬稼明甚；况禹未尝教稼者乎！盖禹自鲧殛後，亦即降同庶人，亲历畎亩，而《诗》称稷匍匐以艺荏菽，则亦生长於田间者，故南宫云然：不得以治水明农之事当之也。
　　“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书洪范》）
　　“导岍及岐，至於荆山，逾於河；壶口、雷首，至於太岳；柱、析城，至於王屋；大行、恒山，至於碣石，入於海。西倾、朱圉、鸟鼠，至於大华；熊耳、外方、桐怕，至於陪尾。”（《书禹贡》）
　　△逾河言山脉非言禹迹
　　《蔡传》云：“‘逾’者，禹自荆山而过於河也。孔氏以为荆山之脉逾河而为壶口、雷首者，非是。禹之治水，随山刊木，其所表识诸山之名，必其高大可以辨疆域，广博可以奠民居，故谨而书之，以见其施功之次第；初非有意推其脉络之所自来，若今之葬法所言也。”余按：《导水》诸章文云“至於合黎”，“至於三危”者，水至之也；云“过三ㄛ”、“过九江”者，水过之也；乃至云“迤”，云“会”，云“溢”，云“入”者，皆水也，非禹也；何独《导山》诸章则“至”为禹至之，“过”为禹过之，“逾”为禹逾之哉！文同说异，何以别焉？且禹八年於外，所至所过之地多矣，其来而复往，往而复来者，盖不可以悉数，何以独记此数章乎？禹之导山，固非若今术士为葬法计，然岂容不问其脉络首尾！况山之脉络正与治水相表里：欲使水之轨道，必先取地高下左右俯仰之形而详辩之，然後能知某水当左，某水当右，某水於某处可出，某水与某水可合；而凡地之高下，左右，俯仰，皆视山之起伏、分合、屈折，山脉安可以不问也！故同一不龟手之药也，宋人用之以纟光，吴王用之以与越战，此自用之者有大小耳：不可谓用之，行师者遂必弃之也；不可谓葬法用之，治水者遂必不资之也。今术士皆据五行以推人祸福，亦遂谓圣人不言五行乎！圣人但不以五行推人祸福耳，未尝不修五行以利民用也。且术士何足以知山脉；术士之谈山脉，正如其谈五行，非沿讹踵谬则穿凿附会耳，知山脉者，莫圣人若也，奈何反属之术士哉！《蔡传》又云：“河北诸山皆自代北乘高而来，──其脊以西之水，西流以入西河；以东之水，东流以入於海──一支为壶口、太岳；一支南出为析城、王屋，西折为雷首；一支为大行；一支为恒山：其间各隔沁、潞诸川，不相连属。岂自岍岐跨河而为是诸山哉！”余按：此说特因堪舆家言有所谓“两山间必有水，两水间必有山”者，故疑隔水则山遂不相连属耳。不知此二语特言其大概，非以为尽然也。凡水固有循山而流者，亦有穿山而出者。大行自天井关东行北转历邢、相，抵易、定，环燕京而东南，以至於海，二千馀里绝无断处；而漳、沁、滹沱、桑乾（即今永定）皆自山西逾山而东，安见隔水遂不相连属乎！余尝自洛入秦，循何而西，见河南之山皆如趋如赴，与河北诸山遥相连接；若河南地平，则河北亦平。然则冀南之山显然自雍、豫来，《伪传》之说是也。且太原东即大行，山势北向，不南行；其西山则在汾水（即《蔡传》所谓“西流入西河”者）西，与河西山相连属；其中坦然平地，竟无处可指为脊者。河北诸山何由自代北来，特堪舆家猜度而为之说耳。吾故曰：术士不足以知山脉，知山脉者圣人也。由是言之，《经》之“逾於河”当属山，不当属禹，明矣。
　　“导れ冢，至於荆山；内方，至於大别。岷山之阳，至於衡山；过九江，至於敷浅原。”（同上）
　　△山分四重
　　导山凡两章，其山分四重，由近而远，由北而南。河、渭以北为第一重：岍、歧至太岳为西干，柱至碣石为东干；“壶口”二句与冀之“壶口”、“太原”四句相表里，“柱”四句兴冀之“覃怀”、“恒、卫”四句相表里。河、渭以南为第二重：西倾以下为西干，熊耳以下为东干。淮、汉以南为第三重：れ冢为西干，内方为东干。江南为第四重：惟岷山一干耳。近者文详，远者文略，故岍、歧以下所记凡十二山，西倾以下八，れ冢以下四，岷山以下并敷浅原乃三耳。犹导水之独详於河，九州之独详於冀也。
　　此以上并记禹导山之事。
　　△《山海经》为汉人作
　　世传《山海经》为禹与益所撰。余按：书中所载，其事荒唐无稽，其文浅弱不振，盖辑诸子小说之言以成书者。其尤显然可见者，长沙、零陵、桂阳、诸暨等郡县名皆秦、汉以後始有之，其为汉人所撰明甚。甚矣，学者之好奇而不察真伪也！故悉不采。
　　“导弱水，至於合黎，馀波入於流沙。”
　　“导黑水，至於三危，入於南海。”
　　“导河积石，至於龙门；南至於华阴；东至於柱；又东至於孟津；东过洛，至於大亻丕；北过洚水，至於大陆；又北播为九河，同为逆河，入於海。”（同上）
　　【存参】“禹以为河所从来者高，水湍悍，难以行平地，数为败，乃酾二渠以引其河，北载之高地，过洚水，至於大陆，播为九河，同为迎河，入於勃海。”（《汉书沟洫志》）
　　△评《沟洫志》语
　　按：禹酾二渠之文不见於《经》；郑渔仲谓“自秦时河决，始有二流”者，说近是。然所谓“水湍悍难行平地，乃北载之高地”者，则殊得其事实。故列之於存参。
　　△大陆在北泊之北
　　颜师古云：“洚水在信都；大陆在钜鹿。”盖钜鹿有广阿泽，孙炎以为大陆，故师古云然。然广阿泽即今北泊，信都即今冀州：冀州在钜鹿北，正承泊水下流，则是河过洚水反在大陆之下，於《经》文为倒置，师古之说非也。《蔡传》於降水亦云：“今信都县枯洚渠也。”於大陆则云：“信洚之北，四无山阜，旷然平地”。是矣。然谓“隋改昭庆为大陆县，唐割鹿城置陆浑县，以邢、赵、深三州为大陆者得之”，不知昭庆（即今隆平）鹿城（即今束鹿）虽与钜鹿分隶三州，而实同临广阿一泽，故《地理今释》云：“广阿泽，跨今直隶保定府束鹿县，顺德府钜鹿县，正定府隆平县、宁晋县（二县今并分隶赵州）、深州（今直隶两司）”。则是其地仍即孙炎所指，未尝在信洚北，蔡氏之说亦非也。盖其误在洚水。河之所受数十百川，然所纪者独洛与洚，而济、沁、淇、漳、滹沱、桑乾不与焉，则洚必非小水明矣。今西山、、滏、沙、氵交诸水皆入於泊，漳之故道亦穿泊行，自泊以外更无馀水可指以为洚者。由此言之，则洚水非枯洚，乃泊水也。孟子曰：“洚水者，洪水也。”洚之得名，盖取茫无津涯之义。今泊水浩渺环数百里，正与洚之名义相符；而“高平曰陆”，亦未闻有以之名泽者。由此言之，则泊水乃洚水，非大陆也。洚水既在泊，则大陆必在泊北；以其相近也，故後人因以其名名之，犹今人之呼为宁晋泊，非谓泊之遂为宁晋也。盖河自大亻丕而北，距西山仅百里，渐北渐斜而东，距山渐远而又有南北二泊直其地，皆不可谓之“大陆”；过泊而北，然後平原迤逦亘数百里。然则大陆当在二泊以北，两淀以南，以其西山东河，南泊北淀，而中地广且平，故云大陆；不得如颜、蔡之说也。
　　△九河、逆河非西山诸水
　　钱氏（名字未审）云：“班固以滹沱为徒骇，盖禹时黄河北流，西山诸水皆东注入河，滹沱其一也。九河，即恒山以东诸水。逆河，即易水；与河合流而东，故曰‘同为逆河’。”余按：章首既云“导河”，则“至”也者河至之也，“过”也者河过之也，“为”也者亦河为之也。“播”也者，布也；布也者，分之义也。由合而分则曰“播为九河”；由分而合则曰“同为逆河”。若别有九河、逆河则当曰“过九河”、“过逆河”，不当曰“播为九河”、“同为逆河”矣。漳、汾、渭、洛诸水皆入於河，亦可曰河播为漳、汾、渭、洛，同为漳、汾、渭、洛乎！逆河云者，盖因海潮西来，河水东去，两水相迎而名，故《汉志》谓之“迎河”。今天津三岔口以下水正如是；不得以易水当之也。至於《汉志》以滹沱为徒骇，言之不详；然窃揆其意，似以滹沱所流即徒骇之故道，非以徒骇、滹沱为一水也。盖九河、徒骇最北，而滹沱在河西，必由徒骇入河明甚；其後九河上游虽沙，而滹沱之流不能改，必仍由徒骇入河以达海，故谓汉之滹沱即古徒骇之故道耳。犹曹操遏淇水以入白沟，而《水经》云：“淇水东过内黄县南，为白沟”。非谓内黄以上之淇皆古之白沟也。遂以滹沱为古徒骇，误矣！况并其南之八河而悉以为西山之水乎！且西山诸水皆不出冀州境，禹何得反记之於兖州邪！此说至为可笑，然学问之士亦有信之者，故略摘其谬如右云。
　　○禹下
　　“れ冢导漾，东流为汉；又东为沧浪之水；过三ㄛ，至於大别；南入於江；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岷山导江，东别为沱；又东至於澧；过九江，至於东陵；东迤北会於汇；东为中江，入於海。”（《书禹贡》）
　　【存参】“彭泽县：《禹贡》彭蠡泽在西。”（《汉书地理志》）
　　△彭蠡非鄱阳
　　此文“彭蠡”，说者以为鄱阳。朱子谓番阳在江南，非汉水所汇（文与《蔡传》略同，故不备载），乃从郑氏渔仲之说，以“东汇泽为彭蠡；东为北江，入於海”十三字为衍文。後又以衍文为未安，遂断以为《禹贡》之误。蔡氏作《传》，复申其说，略云：“番阳在江之南，去汉水入江之处已七百馀里，所蓄之水则合饶、信、徽、抚等州（今江西诸府及江南之徽州府）之流，非自汉入而为汇者。又其入江之处，石山峙立，水道狭甚，不应汉水入江之後七百馀里乃横截而南入於番阳，又横截而北流为北江。且既在大江南，於《经》宜曰南汇，不应曰‘东汇’；宜曰南会於汇，不应曰‘北会於汇’；宜曰北为北江，不应曰‘东为北江’。以今地望参校，绝为反戾。意当时龙门、九河等处，禹亲历而身督之；若江、淮则地偏水急，不待疏凿固已通行，或分遣官属往视亦可。况洞庭、彭蠡之间，乃三苗所居；彼方负其险阻，顽不即工，官属之往者亦未必遽敢深入。是以但知彭蠡之为泽而不知其非汉水所汇也。以此致误，谓之为‘汇’，谓之‘北江’，无足怪者。”余按：番阳非汉所汇明甚：前人委曲迁就，殊无别白；朱子乃亲察山川之形势以证其误，而蔡氏之辨复指画详明如是，可谓精核也已。顾吾独异朱子与蔡氏既知其误，乃不疑以番阳为彭蠡者之误，而反以《经》为误，为大不可解也！导汉文云“东汇泽为彭蠡”，故导江承之曰“北会於汇”；若无“东汇”之文，则所谓“北会於汇”者何汇也？导汉文云“东为北江”，故导江承之曰“东为中江”；若无“北江”之文，则谓之“中江”者何因也？汉、江、济、淮皆入於海，故文次於导河；渭、洛皆入於河，故又次於济、淮；若导汉之文至入江而止，则当次於渭、洛之後，不当反在导江之前也。且文之衍必与上下之文乖剌，而此十三言者，承上开下，文相属，意相贯，乌得谓之衍乎！《禹贡》所记，治河为多，其次即莫若江、汉，而淮、济皆略焉；於梁言岷、れ之艺，於荆言江、汉之朝宗，於扬言彭蠡之潴，三江之入，详矣，即沱、潜、云、梦亦江、汉之水耳；三州之文言江、汉者大半焉，则禹之致力於江、汉者不少矣，乌得谓之“不待疏凿固已通行”乎！孟子曰：“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禹之治水劳且久如是，必无以江、汉大川而不亲往，但遣官属之理；若禹八年之胼手胝足止为一河而馀皆不暇往，亦浅之乎视禹矣！禹治水时，三苗窜已久矣；“顽弗即工”者未革其旧俗耳，非负固不服也。（禹无征苗之事，说见《唐虞治定篇》中）果负固不服，舜安能“分北”之？窜之则从，分之则从，独治水之天使不敢一涉其境，岂理也哉！且以禹之圣，所辟官属必贤，果未亲历其地，必不强不知以为知；度禹亦必不至受人之欺而妄载之策也。由是言之，《经》固非衍而亦不容有误，其所以不合者乃以番阳为彭蠡者误也。盖汉之汇而为彭蠡，犹济之溢而为荥也。《春秋传》云：“潘党逐魏，及荥泽，见六麋，射一麋以顾献。”郑氏云：“荥，今塞为平地，其民犹以荥泽呼之。”是荥在春秋时已通车马，至两汉时遂为田畴矣。盖此二地本卑，又近汉、济入江、河之处，是以潴此二泽；日久沙高，遂成平陆。彭蠡与荥一耳，何独异焉！梁山泊在宋时回环号八百里，今仅数百年，已坦然平地，况数千年以前之薮泽乎！由是言之，《经》之彭蠡自别一地，自在江北，为汉水之所汇，而今亡耳，非番阳也。惟其在江北也，故导汉曰“东汇”，不曰南汇，导江曰“北会於汇”，不曰南会於汇。惟其在江北也，故不待横截而南而已汇为彭蠡，不待横截而北而已流为北江。《禹贡》所云，无一语之不符，无一字之可疑矣！岂惟《禹贡》为然，《汉书地理志》豫章郡（即今江西全省）彭泽县下注云：“《禹贡》彭蠡泽在西。”番阳在彭泽南而云“在西”，则彭蠡自别一地，非番阳明矣。又云：“水入湖汉者八，入大江者一。”不以彭蠡称番阳而称为湖汉，则番阳自名湖汉，非即彭蠡又明矣。且不云有彭蠡泽，而云“彭蠡泽在西”，似彭蠡原不在县境中者；不直云彭蠡泽在西，而云“《禹贡》彭蠡泽在西”，又似彭蠡已塞，但其地尚约略可指，如人之呼荥泽者然。盖江虽东流，然常斜迤而北，故江南亦称江东，江北亦称江西：彭泽临江而县，则视上游江之北岸为西，故以为“在西”耳。然则班氏但因县之得名由於彭蠡，故注其地所在，非谓彭蠡必在彭泽境也。因彭泽之无彭蠡，遂南移之番阳，失之远矣！朱子乃云“《汉志》不知湖汉之即为《彭蠡》而两言之”，岂知彭蠡自在江北，湖汉原非彭蠡；不但《禹贡》不误，即《汉志》亦不误，乃後人以为番阳者误耳。又按《春秋传》云：“楚师还自徐，吴人败诸豫章”，“吴伐楚，舍舟於淮，自豫章与楚夹汉。”徐、淮皆在郢之东北，而汉之豫章乃在郢东南千数百里，去汉水远甚，故杜氏注云：“此豫章皆当在江北淮水南，盖後徙在江南豫章。”然则不但彭蠡在江北，即豫章亦本江北地名也。晋之渡江也，於淮汉之南侨置雍、豫、徐、兖诸州以处其民。豫章彭泽之在江南盖亦类此，如《传》所称“迁郢於若阝”然者；不得以彭泽县在江南，遂谓彭蠡亦当在江南也。以数千年之後地名水道改易之馀，沿讹踵谬而据之以断古书之是非，诚未可轻言也。此与三江之说皆无关於大义，然据《注》驳《经》，其端不可不杜，故备论之如此。说并见《唐虞体国经野篇扬州条》下。
　　“导氵允水，东流为济；入於河，溢为荥；东出於陶丘北；又东至於菏；又东北会於汶；又北东入於海。导淮自桐柏；东会於泗、沂；东入於海。”（《书禹贡》）
　　“导渭自鸟鼠同穴；东会於澧；又东会於泾；又东过漆、沮，入於河。导洛自熊耳；东北会於涧、；又东会於伊；又东北入於河。”（同上）
　　△导水次第有五
　　导水凡九章，其次第有五。弱水、黑水在九州之上游，故先之。中原之水患，河为大，故次河，自河以南，水莫大於江、汉，故次江、汉。河以南，江、汉以北，惟济、淮皆独入於海，故次济、淮。雍水多归於渭，豫水半归於洛，然皆附河以入於海，故以渭、洛终之。先汉於江，先济於淮，先弱水於黑水，先北而後南也。先渭於洛，先上而後下也、
　　【附论】“孟子曰：‘禹之治水，水之道也。’”“孟子曰：‘禹之行水也，行其所无事也。’”（并《孟子》）
　　△“行所无事”之义
　　按：孟子以“行所无事”称禹，後世论治水者往往以为当任水所自趋，非也。水之决，情形各不同，或疏或塞，当审其全局之高下而权衡之，不得以一时一地之决为断也。若但任其决而不治，在决之地或可无事，在下流之受害者事乃不可胜言矣。所谓行其所无事者，正以能审地势高下之宜，当任则任，当改则改，当疏则疏，当塞则塞，顺其自然而己无所与焉，是之谓行所无事耳；非任水之所自趋也。果任水所自趋，何赖有禹；孟子何以有“疏、瀹、决、排”之文乎！世於此多未及，故附论之。
　　此以上，并记禹导水之事。
　　“禹曰：‘洪水滔天，浩浩怀山襄陵，下民昏垫。予乘四载，随山刊木；暨益奏庶鲜食。予决九川距四海，畎浍距川；暨稷播奏庶艰食鲜食，懋迁有无化居。民乃粒，万邦作。’”（《书益稷》）
　　△先导山而後导水
　　按：“随山刊木”，即《禹贡》之导山事也；“决川距海”，即《禹贡》之导水事也。而随山暨益同功，决川暨稷同功，则是导山既毕然後导水，显然两事无疑也。盖洪水之患，山居者多，故先随山而导之，使高田之害先除，然後循水而导之，使平田之害尽去；而不先导山亦无以察地势之高卑而蓄泄之。潜心玩之，犹可见禹致功之次第云。
　　【备览】“陆行乘车；水行乘船；泥行乘橇；山行乘辇。”（《史记夏本纪》）
　　【附论】“禹思天下有溺者，由己溺之也。稷思天下有饥者，由己饥之也。是以如是其急也。”（《孟子》）
　　“‘娶於涂山，辛壬癸甲，启呱呱而泣，予弗子。惟荒度土功，弼成五服，至於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各迪有功。’”（《书益稷》）
　　“禹八年於外，三过其门而不入。”（《孟子》）
　　【附论】“天王使刘定公劳赵孟於颖，馆於雒。刘子曰：‘美哉禹功，明德远矣！微禹，吾其鱼乎？吾与子弁冕端委以治民临诸侯，禹之力也。’”（《左传》昭公元年）
　　△禹以前无水道
　　禹治水事，世人多不详考；因见“尧有九年之水”之语，遂谓尧时偶然有水而禹治之，非也。上古之时本无水道，此乃开辟以来积渐之水，日积日多，遂至“怀山”而“襄陵”耳。至禹，然後相视地形高卑，疏为水道，使皆流入於海，由是地皆涸出，人有宁居。孟子尝言之矣，曰：“当尧之时，天下犹未平，洪水横流，滥於天下。”曰：“禹掘地而注诸海。”然则今之水道皆自禹始有之，禹以前固无所谓水道也。故定公曰：“微禹，吾其鱼乎？”春秋之时去古未远，故当时人人皆知之；今则知之者鲜矣。学者详加考核，庶知禹之为功大也！
　　【补】“舜荐禹於天。十有七年，舜崩。三年之丧毕，禹避舜之子於阳城。天下之民从之，若尧崩之後不从尧之子而从舜也。”（《孟子》）
　　【备览】“禹立，而举皋陶荐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或在许；而後举益，任之政。”（《史记夏本纪》）
　　△辨始乱之说
　　《吕览》云：“尧治天下，伯成子高立为诸侯。尧授舜，舜授禹，伯成子高辞诸侯而耕。禹往见之，问曰：‘何也？’伯成子高曰：‘当尧之时，未赏而民劝，未罚而民畏。今赏罚甚数而民争利，德自此衰，利自此作，後世之乱自此始。’”余按：禹之德或尚逊於尧、舜，若其道则未有异也。禹所行者即尧、舜之政，初未尝有所变革，而何为遂至於生乱乎？洪水之灾，非禹莫能治之；禹之功大矣，而反谓禹始乱，岂不谬哉！盖杨氏之徒为黄、老之说者皆好援古而非今，故造为此言，借唐、虞以毁三代；吕氏之客无知而妄采之耳，此事虽至无理，然亦有信之者，故不可以不辨。
　　△辨泣问罪人之说
　　《说苑》云：“禹出见罪人，下车泣而问之。左右曰：‘君王何为痛之至於此也？’禹曰：‘尧、舜之人皆以尧、舜之心为心；今寡人为君，百姓各自以其心为心，是以痛之也。’”余按：此亦後人推度圣人爱民之心以为言者，其意则善而不必实有是事也。至禹自谓不如尧、舜，禹之存心固应如是，若论者遂以是为优劣则固矣！且其言亦浅俗。故今不录。
　　【补】“禹恶旨酒而好善言。”（《孟子》）
　　“仪狄作酒，禹饮而甘之，遂疏仪狄而绝旨酒。”（《战国策》）
　　按：此虽见於《国策》，然与《孟子》之言合，当非误引。故从传记之例。
　　“禹闻善言则拜。”（《孟子》）
　　△辨县钟鼓磬铎之说
　　《淮南子》云：“禹县钟、鼓、磬、铎，置召，以待四方之士。为幡曰：‘教导寡人以道者击鼓；喻以义者击钟；告以事者振铎；语以忧者击磬；有狱讼者摇召。’”余按：此皆形容圣人好善之诚，非真有此事也。後世君门万里，下情不能上达，於是设鼓以防壅蔽；当禹之时，君与民如一身，谁能阻之，而尚赖於钟鼓之县乎！齐威王之求言也，令初下而群臣进谏，门庭若市，何况於禹！且其文殊浅弱，非虞、夏时语，而道义与事亦不得分为三，其为後人形容之语甚明。故今不录。
　　“禹合诸侯於涂山，执玉帛者万国。”（《左传》哀公七年）
　　△辨戮防风氏之说
　　《鲁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四凶之罪大矣，然尧、舜所以处之者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戳之，禹亦残忍矣哉！防风氏者，人邪？神邪？人也，则与“致群神”之言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且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矣，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在陈之时；然则不但禹必无戮防风之事，即孔子亦初不得有答吴使之言也，此乃好谈神怪而不考其实者之所为，故不载。
　　【备览】“十年，禹东巡狩，至於会稽而崩。”（《史记夏本纪》）
　　△禹崩年与崩地
　　按：孟子称禹荐益七年而崩，而此篇谓禹立而荐皋陶，皋陶卒，乃荐益，凡立十年而崩，则与孟子之文约略相符，其年或有所据。惟崩於会稽，未见其必然；恐系战国之时传流之误，如舜之崩於苍梧者然。但会稽，扬州地，尚非苍梧之比。姑存之。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夏》者，曰：‘美哉！勤而不德，非禹其谁能修之！’”（《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附论】“子曰：‘禹，吾无间然矣！菲饮食而致孝乎鬼神；恶衣服而致美乎黻冕；卑宫室而尽力乎沟洫。禹，吾无间然矣！’”（《论语泰伯篇》）
　　○附：皋陶
　　“曰若稽古，皋陶曰：‘允迪厥德，谟明弼谐。’禹曰：‘俞，如何？’皋陶曰，‘都，慎厥身修思永，叙九族，庶明励翼，迩可远在兹。’禹拜昌言曰：‘俞！’”（《书皋陶谟》）
　　“皋陶曰：‘都，在知人，在安民。’禹曰：‘吁，咸若时，惟帝其难之！知人则哲，能官人；安民则惠，黎民怀之。能哲而惠，何忧乎兜！何迁乎有苗，何畏乎巧言令色孔壬！’皋陶曰：‘都，亦行有九德，亦言其人有德。乃言曰，载采采。’”（同上）
　　“禹曰：‘何？’皋陶曰：‘宽而栗，柔而立，愿而恭，乱而敬，扰而毅，直而温，简而廉，刚而塞，强而义。彰厥有常，吉哉！日宣三德，夙夜浚明有家。日严祗敬六德，亮采有邦。翕受敷施，九德咸事，俊在官，百僚师师，百工惟时，抚於五辰，庶绩其凝。无教逸欲有邦；兢兢业业，一日二日万几；无旷庶官，天工人其代之。天叙有典，敕我五典五哉！天秩有礼，自我五礼有庸哉！同寅协恭和衷哉！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政事，懋哉！懋哉！天聪明，自我民聪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达於上下，敬哉有土！’”（同上）
　　“皋陶曰：‘朕言惠，可底行。”禹曰：‘俞，乃言可绩。”皋陶曰：‘予未有知，思日赞赞襄哉！’”（同上）
　　【附录】“臧文仲闻六与蓼灭，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左传》文公五年）
　　△庭坚非皋陶字
　　《春秋》文公十八年传，高阳氏才子八人，有曰“庭坚”者，杜氏注云：“庭坚，即皋陶字。”余按：文五年《传》，楚成大心灭六，公子燮灭蓼，臧文仲曰：“皋陶、庭坚，不祀忽诸！”乃似六、蓼两国之祖一为皋陶，一为庭坚者。不知杜氏别有所据邪？若即因此文而合之，则未有以见其必然也。《史记夏本纪》云：“皋陶之後封於英、六”，亦不言蓼，则似六乃皋陶之後而蓼乃庭坚之後者。《正义》因杜氏之说，遂谓英即蓼，亦恐未然也。且尧、舜、禹，天子也，而《尚书》皆称其名，是唐、虞之时未有字也；九官惟伯夷似字，然舜亦称之为“伯”，是唐、虞之时名字未分，伯夷即其名也，皋陶何以独有字乎？《典》、《谟》之称皋陶多矣，帝称之，同朝之臣称之，史臣称之，皆以皋陶，乃至後世之诗人称之，儒者称之，亦同词焉，从未有一人称为庭坚者，何所见而知庭坚之为皋陶乎？故今阙之。
　　●卷二
　　○启
　　【补】“禹荐益於天。七年，禹崩。三年之丧毕，益避禹之子於箕山之阴。朝觐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曰：‘吾君之子也！’讴歌者不讴歌益而讴歌启，曰：‘吾君之子也！’”（《孟子》）
　　【附论】“孔子曰：‘唐、虞禅，夏后、殷、周继，其义一也。’”（同上）
　　【附论】“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不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同上）
　　△禹无家天下之心
　　世之论者皆云：“二帝官天下，三王家天下。”唐韩子《对禹问》云：“尧、舜之传贤也，欲天下之得其所也；禹之传子也，忧後世争之之乱也。”又云：“舜如尧，尧传之；禹如舜，舜传之。得其人而传之者，尧、舜也；无其人，虑其患而不传者，禹也。”又云：“传之人则争，未前定也；传之子则不争，前定也。前定虽不当贤，犹可以守法；不前定而不遇贤，则争且乱、”余按：韩子之说，以後世之时势论之则当矣，遂以此为古圣人之心事则非也。《经》、《传》之文多以尧、舜并称，而禹常舆皋陶、稷、契同举；《书》合尧、舜事为一《典》，而禹舆皋陶皆有《谟》：禹之德未必遂与尧、舜齐也。益与禹同在九官之列，佐禹“烈山泽”，“奏鲜食”以成大功：益之德亦未必远下於禹也。然则益之视禹恐亦当如禹之视舜。（刚案：“亦当”疑“不当”之误）今因尧、舜、禹之相继为天子而益不得与，遂谓禹为其人而益非其人，其毋乃以成败立论也哉！舜之命禹也，禹让之於稷、契、皋陶：益亦稷、契伦也，度禹之心亦必不以己为其人而益非其人也。且禹果虑其争则尤不可传子。何者？唐、虞之天下非一姓之天下也，而禹独欲传之子，天下必有议其私者矣。不见吴光之弑僚乎？故传子之不争，论谒则可，若至夷末，兄终弟及已三世矣，传弟则不争而传子则必争，此理甚易见也，禹安得以传子为忧後世也哉！若虑益再传而致争，则启之再传亦何尝不争也！羿、浇之祸，民生涂炭，王嗣流离，使益再传而得贤者，或未必遂至是；即不然，亦不过如是止耳，安见传贤之不若传子乎！曰：然则禹何以传之启？抑禹传之益而启夺之耶！曰：孟子言之是已。“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禹固未尝传之启，亦未尝传之益也。盖自唐、虞以前，天下诸侯皆自择有德之人而归之，天子不能以天下传之一人也：不惟无传子者，亦并无传贤者。独尧以天下多难，故让位於舜而使治之；非尧虑身後之争天下而传之舜以绝觊觎也。（说已详前《唐虞考信录》中）尧之初意原非传舜，故舜亦未尝以传禹；禹之不传人何怪焉。故舜以禹为相，舜之事毕矣；禹以益为相，禹之事亦毕矣，禹崩之後，天下之归於益与归於启，禹不得过而问之也。天下不归於益，亦不归於启，而别归於有德之诸侯，禹亦不得过而问之也。何者？上古之天子原无以天下传之人之事也。自羲、农、黄帝以来，皆若是而已矣。（神农、黄帝皆无传子之事，说详《上古考信录》中）若谓禹必传之一人然後为忧後世，则包羲、黄帝、颛顼岂皆不忧後世者乎！後人但见商、周以来天子世世相继，遂以之例虞、夏，而以为天子之後必当更以天下授之一人，不传於贤则传於子。以启之继禹而王也，故遂以为禹传之启，於是乎有“德衰”之讥；不则以为禹传之益而启夺之，於是乎有“杀益”之谤；不则又以为禹阳传之益而阴传之启，於是乎有“以启人为吏”之诬。即能尊信圣人如韩子者，亦但以为忧後世之争故传之启而已。其说虽不同，而其失圣人之真则一也。且启继禹而王，亦仅一世止耳。太康失国，相居帝丘，夏已降同於诸侯矣；有过之难，厥祀遂殄。会羿、浞淫暴，民不归心，而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是以天下复归於夏。藉令少康仅属中材，或虽有茂德而先有圣人者出，灭羿、以安天下，则少康不得复中兴矣。是故，少康之兴，禹之所不料也。禹何尝有家天下之心哉！又幸而杼“能帅禹”，天下归於夏者先後四世，其间干天位者皆以恶终为天下笑，於是天下之人耳濡目染，安於夏政，若天下乃夏之故物者，虽庸主抚之而诸侯皆惩於羿、而不敢生心，然後夏遂家天下耳。由是言之，夏之家天下，天也，非禹也。故孟子曰：“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非但禹无家天下之心，纵使有之，而唐、虞禅让之天下，禹亦安能独取而畀之於子孙，至四百馀年也哉！及至有商继世而王，已有成迹，而又有伊尹之辅政，太甲之自艾，故复循夏故辙。其後甫衰而即有贤圣之君出而振之，由是遂家天下六百馀年。至周，遂为一定之例而不可变。然则三代之家天下，其端萌於启，其事遂於少康、杼，而其局定於商之贤圣六七君，与禹初无涉也。故凡论唐、虞、三代之事者，惟孟子得其梗概。盖孟子之智足以知圣人，而又幸生秦火以前，古书未尽散失，得以考而知之，固非後人所当轻议也。韩子乃不之信而信流俗之言，以为禹传之启；又以圣人不私其子，复为前定不争之说以曲全之，过矣！嗟乎，孟子，亚圣也，韩子，大儒也，孟子之言犹不能取信於韩子，况以余之愚陋，乃独排世儒之论而推阐孟子之说，其亦可谓不量力矣！说并详前《尧舜》及後《少康篇》中。
　　“大战於甘，乃召六卿。王曰：‘嗟，六事之人，予誓告汝！有扈氏威侮五行，怠弃三正，天用剿绝其命；今予惟恭行天之罚。左不攻於左，汝不恭命。右不攻於右，汝不恭命。御非其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赏於祖。不用命，戮於社；予则孥戮汝。’”（《书甘誓》）
　　【备览】“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於甘，将战，作《甘誓》。遂灭有扈氏；天下咸朝。”（《史记夏本纪》）
　　【补】“夏启有钧台之享。”（《左传》昭公四年）
　　【附录】“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勿使坏。”（《逸夏书》，见《左传》文公七年）
　　△辨《伪尚书》引缺语
　　《伪古文尚书大禹谟》以“戒之用休”四语为禹之言於舜世者。其文云：“禹曰：‘於，帝念哉！德惟善政；政在养民。水、火、金、木、土、谷，惟修；正德、利用、厚生，惟和。九功惟叙；九叙惟歌。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余按：《左传》却缺所引《书》文止此四语，而自以己意释之，曰：“九功之德，皆可歌也，谓之九歌。六府三事，谓之九功。水、火、金、木、土、谷，谓之六府。正德、利用、厚生，谓之三事。”然则《尚书》原文必无“水、火，”、“正德”等语明矣。余弟迈《笔谈》云：“今《大禹谟》明系掇拾却缺之语，後世尽为所欺。不知《书》果说明，却缺又何必费解；却缺何不全引《书》文，而乃隐其词而详解之乎？”又按：《左传》引此文，以为《夏书》。《离骚》云：“启《九辨》与《九歌》兮。太康娱以自纵。”则是《九辨》、《九歌》皆作於启之世，不但非禹之言，亦必不在舜之时矣。今《楚辞》中亦有《九辨》、《九歌》，然则《九辩》、《九歌》乃古乐章之名而楚人拟为之，如晋、唐人之拟汉乐府也。故今附录於此。
　　【附录】“古之人迪惟有夏，乃有室大竞，吁俊尊上帝。迪知忱恂於九德之行，乃敢告教厥後曰：‘拜手稽首後矣。’曰：‘宅乃事，宅乃牧，宅乃淮，兹惟後矣。谋面用丕训德，则乃宅人，兹乃三宅无义民。’”（《书立政》）
　　【附录】“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物铸鼎象物，百物而为之备，使民神奸。故民人川泽山林，不逢不若；螭魅罔两，莫能逢之。用能协於上下，以承天休。”（《左传》宣公三年）
　　△九鼎未必禹铸
　　按：《立政篇》“有室大竞”，不言何王之时，则非专指禹可知也。九鼎之铸，世皆以为禹事；然《传》既不称禹，而禹在位不久，恐亦未暇及此，或启或少康未可知也。故今附录於启之後，亦阙疑之义尔。又按：《传》文“远方”以下十有二字，《注》以四字为句，以“贡金九牧”为九州之牧贡金，於文理殊未协。且九州不必皆产金，安得九牧皆贡金乎！余谓当以六字为句：远方之国图物贡金，而九州之牧铸鼎象物，庶於文理为顺。
　　【备览】“夏后启崩，子太康立。”（《史记夏本纪》）
　　○夏中衰之世（夏裔太康仲康相）
　　【补】“启《九辨》与《九歌》兮，太康娱以自纵。”（《楚词》）
　　【备览】“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於洛，作《五子之歌》。”（《史记夏本纪》）
　　△辨《伪书五子之歌》
　　按：世所传《伪尚书五子之歌》，其语多采之《春秋传》。若《春秋传》所无者，则皆词意浅陋，不类三代时语。至“郁陶予心”两句，采之《孟子》，尤失万章之意。其为後世浅人之所伪，显然可见。故今不采。
　　【备览】“太康崩，弟中康立。”（同上）
　　【存疑】“义、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同上。《书序》文同）
　　△引崔语辨《伪书胤征》
　　《伪古文尚书胤征篇》首云：“惟仲康肇位四海，胤侯命掌六师。羲、和废厥职，酒荒於厥邑；胤侯承王命徂征。”後儒多疑荒酒罪小，不足加以六师，於是曲为之解：或谓羲、和忠於夏，羿假仲康之命征之；或谓羲、和党於羿，仲康藉荒酒之罪除之。金氏《通鉴前编》因之为说曰：“仲康继立於外，命胤侯掌六师，其规模举措固已有大过人者。羲、和不共王职而归於有穷者，是以有徂征之师。君子是以知仲康之能自振，而胤侯之为王室倚重矣。”余按：此篇系《伪古文尚书》，本不足信；就令可信，而其文言但言废职荒酒，则忠於夏与党於羿均无可征。止据我之猜度，定古人之功罪，可乎！且羲、和党於羿，仲康安能征之！仲康在内，则权不在己，征之，羿必沮之；在外，则国势微弱，征之，羿必救之。仲康无如羿何，又安能如党羿者何！盖此篇本因《书序》之言而附会之者，後人递加附会，遂至以无为有，凭空造一羲、和罪案，诬矣！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此篇之谬，今录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书序》云：‘羲、和湎淫，废时乱日；胤往征之，作《胤征》。’《古文》本此而作，其事深为可疑。盖《古文》不足信，而《书序》亦未敢以为然也。《尧典》有羲仲、和仲、羲叔、和叔之文，羲、和非一人也。今云‘羲和湎淫’，又云‘羲和废厥职’，一人乎？非一人乎？可疑一也。《尧典》‘乃命羲、和，钦若昊天’，盖羲伯、和伯也。羲伯、和伯在国都，而仲、叔宅於四方，此湎淫之羲、和必在国都者，在国都何用以六师征之乎？《胤征》巧为之辞曰：‘酒荒於厥邑’。即在其采邑而未尝据地拒命，则亦无事於张皇六师也。可疑二也。湎淫之罪，昏迷之愆，废之可矣，刑之可矣，何用兴师动众乎？可疑三也。不曰‘胤侯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似人名，非国名也。不曰‘王命胤往征之’，而曰‘胤往征之’，胤征未必出於王命也。可疑四也。《书序》无仲康字，不著其时，《史记》谓当帝中康时。《唐志》以为日食在仲康之五年。《经世书》以为征羲、和在仲康之元年。然夏代未必止仲康时日食，而篇中仲康不足以为据也。可疑五也。苏氏以为羲、和贰於羿，忠於夏，羿假仲康命，命胤侯征之者，固未必然，蔡氏谓以《经》考之，羲、和盖党羿恶，仲康畏羿之强，不敢正其罪而诛之，止责其废厥职，荒厥邑；今《经》中亦全不见此意，则亦工於猜疑者耳。说仲康者，有河北河南之异。此时仲康不知实在何地：在安邑，则号令未必能自己出；在太康，则羲、和党羿，自在安邑，恐非仲康之力所能及也。可疑六也。陈氏大猷曲说羲、和所以当征之故，至云：‘葛伯不祀，不过其身自得罪於祖宗，而汤以为始征。学者不疑汤之征葛，而疑胤侯之征羲、和者，过也。’此说亦殊愦愦。即果如所言，义、和之罪过於葛伯，而汤於葛为敌国，仲康於羲、和为天子，其理势同乎否乎？且谓‘葛伯不祀，汤始征之’者，《书序》之陋也。观孟子所言，汤非以不祀征葛也，为其杀童子而征之也。陈氏未读《孟子》，不足与辨也！”
　　按：《书序》之文往往失《经》本意，固不敢谓然，而《伪胤征》之文亦未必尽《书序》之意；《笔谈》所论备矣。且古者六师皆六卿分掌之，《甘誓》所记甚明；至春秋时犹然。自《周官》（今谓之《周礼》）始谓司马掌六师，而《伪书周官篇》因之；春秋以前无是言也。果夏时书，安得有是语哉！故今《伪书》及《前编》之语概不载，而列《史记》所采《书序》之文於存疑。
　　【备览】“中康崩，子相立。”（同上）
　　【补】“昔有过浇杀斟灌，以伐斟，灭夏后相。”（《左传》哀公元年）
　　【备考】“卫迁於帝丘，卜曰三百年。卫成公梦康叔曰：‘相夺予享！’公命祀相。宁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类，不歆其祀。杞、曾阝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卫之罪也。’”（《左传》僖公三十一年）
　　△辨羿立仲康与分河而治之说
　　太康失国之事，《史记》不载其详。《伪孔传》云：“羿废太康，而立其弟仲康为天子。”《正义》云：“以羿距太康於河，於时必废之也。《传》云：‘羿因夏民以代夏政。’则羿於其後篡天子之位。仲康不能杀羿，必是羿握其权。知仲康之立是羿立之矣。”由是叙古史者皆谓羿相仲康而握其柄，如莽之於婴，操、懿之於献帝、齐王然者。金仁山《通鉴前编》驳之云：“自唐、虞以来，都於冀州，而冀自有牧，非天子自治，则甸服之地跨河南北也。薛氏谓今拱州太康县即太康故城，而《传》亦称相居帝丘，然则太康为羿所拒，不能济河，而更都南夏，以传仲康；迄於後相，皆在兖、豫之境，古大河之东南。羿据冀方，因夏民以代夏政，称帝夷羿，寒浞代之，皆在冀州之境，大河之北。至浞灭相，而夏统始中断。”又云：“《传》称羿代夏政，号‘帝夷羿’，岂立仲康而为之臣者！仲康虽立国於外，然‘肇位四海’，诸侯之尊夏固自若也。”余按：古之所谓篡者，夺也；德不足服天下而以力强夺之之谓篡，非有若後世之阳奉其名而阴操其柄，待其势固而後移其社稷，若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也。况当唐、虞之後，夏有天下仅及二世，原不以继为常；羿既力能夺夏之国，正不必奉仲康以号令於民也。且仲康既在故国，相何以又在帝丘；羿既篡仲康於故国，浇何以又灭相於帝丘哉！此盖作《伪传》者习於魏、晋之事，而以今例古，以为亦然耳，《前编》之辨是也。然谓分河南北而治，诸侯尊夏自若，则仍惑於伪书之说而不免乖谬於事理。何者？王畿虽或跨河而南，然《禹贡》冀州不言贡，而豫州之文无异於他州，故《逸书》云：“维彼陶唐，有此冀方”，是王畿之在河南者固无多也。仲康、後相流离播迁之馀，微弱不振，安能朝诸侯，有天下哉！平王之东也，天下安於周者已十馀世，然朝觐者不过晋、郑近畿诸侯，亦仅羁縻之耳。齐、晋迭霸，天下始知尊王，犹但以空名相维系，号令不能行也。况夏有天下未久，太康失道即与朱均无异，而安能使诸侯戴之如故乎！且使诸侯果仍服属於夏而羿但有冀州之地，则以天下之力不难恢复一州，何以听其坐大而卒为其所灭？以羿之强，方且并夏而逐其君，乃於诸侯之百里五十里者听其朝觐於夏而不问，此亦事之必不然者也。盖夏之失国以德衰，羿之并夏以力强。以力争者必蚕食以岁月，其取冀方也盖非一日之故，渐渍吞噬，而夏乃避於河外，迁於帝丘，日浸微弱，卒至於相而灭於浞。然当时亦必有二三强大诸侯，若商、相土者，能坐镇一方而不事羿，以故羿之力不能及远，而夏得苟安於帝丘耳。乌有所谓分河而治，尊夏自若者哉！太康之时，去天子不相继之时仅二百年，去异姓相继为天子之时仅数十年，是以天下诸侯畏羿者自事羿，亲夏者自附夏，而稍远者则各自保其土；不得以汉、晋之事例夏初也。故《伪传》、《前编》之说概不采。说并见前条下。
　　○干位夷羿寒浞
　　【补】“昔有夏之方衰也，後羿自Θ迁於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恃其射也，不修民事而淫於原兽。弃武罗、伯因、熊髡、ζ圉而用寒浞。寒浞，伯明氏之谗子弟也。伯明後寒弃之，夷羿收之；信而使之以为己相。”（《左传》襄公四年）
　　“羿善射。”（《论语宪问篇》）
　　【存参】“羿焉跸日？乌焉解羽？（《楚词》）
　　【补】“浞行媚於内而施赂於外，愚弄其民而虞羿於田，树之诈慝以取其国家。外内咸服，羿犹不悛。将归自田，家众杀而亨之，以食其子。其子不忍食诸，死於穷门。靡奔有鬲氏。”（《左传》襄公四年）
　　“逢蒙学射於羿，尽羿之道；思天下惟羿为愈己，於是杀羿。”（《孟子》）
　　【附论】“孟子曰：‘是亦羿有罪焉。’公明仪曰：‘宜若无罪焉。’曰，‘薄乎云尔，恶得无罪！’”（同上）
　　△辨射日之说
　　说者云：“羿，尧时人，善射。尧时十日并出，金烁草木焦枯。尧命羿射之，中其九。其後有穷之君亦善射，故人以羿号之，实非羿也，”余按：羿射日事，杨氏慎尝辨之。语云：“羿射日落九乌。”言羿善射，一日之中获九乌耳。後人误读“羿射日”为句，遂谓“日中有乌：落九乌，落九日也”，谬矣！且“十日并出”者，状尧德之明，天下无所不见耳。舜“明四目”，岂舜面实生四目乎！说者因有此语，遂附会之，以羿为尧时人，谓羿射落其九而存其一，则益谬矣！至《楚词》中此语，观二“焉”字，亦似不以为然而驳之者。後人反取此文以为羿射九日之证，亦非是。此事之荒唐本不足辨，然观此可知秦、汉以後不经之谈皆由误会古人之意，或误读古人之句，转相传述，转相附会；以至大误；後人习闻其说，以为所从来久，遂不敢轻议耳。故举之，以为能以一隅反三隅者之助。
　　【补】“浞因羿室，生浇及。恃其谗慝诈伪而不德於民。使浇用师灭斟灌及斟寻氏。处浇於过；处於戈。靡自有鬲氏收二国之烬，以灭浞而立少康。少康灭浇於过；後杼灭於戈。”（《左传》襄公四年）
　　“（‘’‘浇’古通用）荡舟。”（《论语宪问篇》）
　　【存参】“覆舟斟寻，何道取之？”（《楚词》）
　　△荡舟之义
　　《论语集注》以“荡舟”为“陆地行舟”。或引此文为据，以“荡舟”为“覆舟”。余按：以舟行陆，於事无取；释荡为覆，於义未圆。《春秋传》云：“齐侯与蔡姬乘舟於囿，荡公；公惧，变色，禁之。”则荡乃摇动之意。盖古字“荡”“汤”通用，以一人之力，摇斟氏之舟而覆之也。蔡姬所荡者囿中游戏之小舟，所荡而覆之者两军交战之大舟，此所以为材力之绝人也。如此，於文义似平允。
　　○少康杼
　　【补】“後缗方娠，逃出自窦，归於有仍，生少康焉。为仍牧正；浇，能戒之。浇使椒求之；逃奔有虞，为之庖正，以除其害。虞思於是妻之以二姚而邑诸纶，有田一成，有众一旅；能布其德而兆其谋，以收夏众，抚其官职。使女艾谍浇，使季杼诱，遂灭过、戈，复禹之绩；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左传》哀公元年）
　　△家天下之始
　　《皇王大纪》於少康生之年即书“少康元载”，以绍夏统。《纲目前编》因之。余按：上古之世本无相承之统，由黄帝至帝喾皆隔百数十年而後代兴；自尧、舜、禹而後相继，然皆异姓也。至禹崩时，皋陶已亡，益亦避去，其馀稷契之伦大抵皆已前没，而启又贤，能承继禹之道，是以天下归之。此乃然事耳，非以夏为一代之统而必世世子孙相承不绝也。启崩之後，天下诸侯之朝觐讼狱者断不能归於太康也明矣；况仲康、相之微弱者乎！但此时别无圣人能得天下心者，是以天下未归於一。会少康复有令德，诸侯归之，而又得贤子杼继之，然後天下久归於夏；久则难变，而槐、芒、不降得以蒙业而安耳。由是言之，夏之世守天下至少康、杼之後始然，当其初固与上古之代兴者无以异也。然则羿、浞之在当时，与蚩尤之在上古，赢秦之在战国略相似，初非若新莽、周之窃统於汉、唐者可比，而何必继其统使相承不绝哉！况少康仕於诸侯，为其牧正，为其庖正，方且北面而臣事之，亦断不可於此时嗣天子之统也。学者不知夏所以家天下之故，故论禅让继统革命之事多谬於理而乖於势。故今申而明之，而以羿、附於启、太康之後。说并见前《启太康》篇中。
　　【备览】“少康崩，子予立。”（《史记夏本纪》）
　　【补】“杼，能帅禹者也。”（《鲁语》）
　　【备览】“予崩，子槐立。槐崩，子芒立。芒崩，子泄立。泄崩，子不降立。不降崩，弟扃立。扃崩，子廑立。廑崩，立不降之子孔甲。”（《史记夏本纪》）
　　△夏后名号
　　按：禹之後嗣见於传记者，曰启，曰相，曰杼，曰皋，皆其名也。上古质朴，故皆以名著，无可异者。惟太康、少康则不似名而似号。不知二后何故独以号显？且太康失国，少康中兴，贤否不同，世代亦隔，又不知何以同称为“康”也？仲康见於《史记》，当亦不诬；何故亦沿康号而以仲别之？至孔甲则又与商诸王之号相类，岂商之取号於甲乙已仿於此与？古书散失，不可考矣。姑识其说於此。
　　○孔甲皋
　　【备览】“孔甲立，好方鬼神，事淫乱。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史记夏本纪》）
　　【存疑】“有夏孔甲扰於有帝，帝赐之乘龙，河、汉各二，各有雌雄。孔甲不能食，而未获豢龙氏。有陶唐氏既衰，其後有刘累，学扰龙於豢龙氏，以事孔甲，能饮食之。夏后嘉之，赐氏曰御龙，以更豕韦之後。”（《左传》昭公二十九年）
　　△《左传》，《史记》言孔甲之异
　　按《春秋传》称“孔甲扰於帝”，而《史记》谓其“德衰，诸侯畔之”，语殊相左。考《传》所言“帝赐乘龙”及“醢以食夏后”事颇荒诞，未可取信，不如《史记》之为近理。故采《史记》之文载之，列《传》文於存疑而删“醢龙”之语。
　　【备览】“孔甲崩，子皋立。”（《史记夏本纪》）
　　【备考】“ゾ有二陵焉：其南陵，夏后皋之墓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备览】“皋崩，子发立。发崩，子履癸立，是为桀。”（《史记夏本纪》）
　　○桀
　　“惟帝降格於夏；有夏诞厥逸，不肯戚言於民，乃大淫昏，不克终日劝於帝之迪：乃尔攸闻。”（《书多方》）
　　“上帝引逸，有夏不逸，则惟帝降格，向於时夏；弗克庸帝，大淫有辞。”（《书多士》）
　　【备览】“夏桀伐有施，有施人以妹喜女焉。”（《晋语》）
　　△辨酒池糟丘之说
　　《韩诗外传》云：“桀为酒池可以运舟，糟丘足以望十里，而牛饮者三千人。”《新序》云：“桀作瑶台，罢民力，殚民财，为酒池，糟堤，纵靡靡之乐。”余按：古者人情质朴，虽有荒淫之主，非有若後世秦始、隋炀之所为者。且桀岂患无酒，而使之“可运舟”，“望十里”，欲何为者？此皆後世猜度附会之言，如子贡所云“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者。故不录。
　　【附录】“夏桀为仍之会，有缗叛之。”（《左传》昭公四年）
　　此事无年可考，不知在伐施之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录於此。
　　“桀德，惟乃弗作往任，是惟暴德。”（《书立政》）
　　【备览】“自孔甲以来，诸侯多畔。夏桀不务德而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史记夏本纪》）
　　△引崔迈语辨“敷虐万方”之文
　　《伪古文尚书汤诰》云：“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之，今载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桀、纣暴虐，止行於畿内耳；四方诸侯之国，彼不能暴虐也。故《汤誓》数桀之罪，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而汤之民亦曰‘夏罪其如台。’《牧誓》数纣之罪，曰：‘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於百姓，以奸宄於商邑。’而《伪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於尔万方百姓，尔万方百姓罹其凶害’，《伪泰誓》则曰‘毒四海’，此皆作者疏妄，而不顾其理之所安也。”
　　余按：《多方篇》称“有夏之民叨忄质日钦，劓割夏邑”，《微子篇》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天毒降灾荒殷邦”，皆言“夏邑”、“殷邦”而不及天下，与《汤》、《牧》二誓同。盖因其暴也，故诸侯叛之。是以《微子篇》云：“我其弗或乱正四方”，四方皆分崩离析，不受其约束，故惟畿内罹其虐政而已。《笔谈》之说是也。撰《伪书》者本晋以後人，故以秦、汉之事例之耳。谗并见後《商汤》及《周文武》篇中。
　　“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书汤誓》）
　　△辨伊尹闻歌劝桀之说
　　《尚书大传》云：“夏人饮酒，相和而歌，曰：‘盍归於薄，薄亦大矣！’伊尹退而闲居，深听乐声，更曰：‘觉兮较兮，吾大命假兮！去不善而就善，何乐兮！’伊尹入告於王，王亻间然叹，哑然笑曰：‘天之有日，犹吾之有民也。日亡则吾亦亡矣！’”《新序》云：“群臣相持歌曰：‘江水沛沛兮，舟楫败今。我王废兮！趣归薄兮，薄亦大兮！’又曰：‘乐兮，乐兮！四牡乔兮，六辔沃兮。去不善而从善，何不乐兮！’伊尹知天命之至，举觞而告桀；桀拍然而作，哑然而笑曰：‘子何妖言！吾有天下，如天之有日也。日有亡乎？日亡，吾亦亡矣！’”余按：二书所截歌词，言语小异，然皆浅近不类夏、商以前，明系後人拟作；或有其事而附会之，以致失其真者。且伊尹，圣人也，虽曰“治亦进，乱亦进”，要必可以格君之非，然後为之；安有桀之阽危至此，伊尹尚立其朝而不肯去，坐待与之同亡同死？此微、箕之所不为也，况伊尹异性之臣乎！又按：《汤誓》之文本以日比桀；《大传》乃以日比民，《新序》又以日比天下，而皆以天自比，殊非《尚书》之意，亦与下“日亡吾亡”之言不相应。故皆不录。
　　【备览】“桀杀关龙逢。”（《韩诗外传》）
　　此事不见於经传，即《史记夏本纪》亦无之。然相传皆以为如是，於理固当有之。姑列之於备览。
　　【附录】“桀克有缗而丧其国”。（《左传》）
　　【附录】“伊、洛竭而夏亡”。（《周语》）
　　按，克有缗与伊、洛竭皆无年可考，姑附录於此。
　　“桀有昏德，鼎迁於商。”（《左传》宣公三年）
　　“汤放桀。”（《孟子》）
　　【备览】“桀奔南巢。”（《鲁语》）
　　【备览】“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史记夏本纪》）
　　【存参】“汤放桀，居中野；士民皆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南徙十里，止於不齐；不齐士民往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徙於鲁；鲁士民复奔汤。桀曰，‘国，君之有也。吾闻海外有人。’与五百人俱去。”（《尚书大传》）
　　△汤放桀之事实
　　按，汤之伐桀，传记皆未详载其事。《孟子》书中有“汤放桀”之文，《国语》云：“桀奔南巢。”《史记》云：“桀走鸣条，遂放而死。”则是桀兵败出奔，未尝死也。《尚书大传》亦称：“士民奔汤，桀与属五百人南徙。”则是桀逃於外，汤未尝追袭之，以是谓之“放”也。虽其言未雅驯，或不能无附会，要其情形大概於理为近。姑附存之，以备参考。
　　【附论】“孟子曰：‘桀、纣之失天下也，失其民也。失其民者，失其心也。’”（《孟子》）
　　【备考】“禹为姒姓；其後分封，用国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男氏、斟寻氏、彤城氏、褒氏、费氏、杞氏、缯氏、辛氏、冥氏、斟氏、戈氏。孔子正夏时；学者多传《夏小正》云。（《史记夏本纪》）
　　△《史记》言禹裔有误
　　按：此所记禹之後裔，得失参半。有扈氏为启所伐，戈为所封，其非禹後明甚；疑司马氏误也。辛、冥、有男、彤城，亦莫知其所本。姑存之以备考。殷後仿此：不悉论也。
　　
　　┌─────┐
　　│商考信录│
　　└─────┘
　　●自序
　　《商考信录》者何？革乱也。夏自太康失道，已非禹之旧矣；况至於桀，善政尚有复存者乎！且汤之事与禹不同。汤承先世之业，崛起一方，自相土、上甲微以来，必有良法善政，宜於民而不当变者，此固不得改之而复遵夏政也。盖汤之心无以异於尧、舜、禹之心，然汤之事不能不异於尧、舜、禹之事，汤所处之势然也。
　　何以不言《殷考信录》也？殷其所居地名，非国号也。
　　商何为始於契也？莫为之前，则崛起者难为功，契敷教以启商，故叙汤之政必追述之也。
　　伊尹何以附於汤之後也？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历相数世，卒定商业，故特表之；犹皋陶之附於禹也。
　　●卷一
　　○契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诗商颂》）
　　“洪水芒芒，禹敷下土方。外大国是疆，幅陨既长，有方将，帝立子生商。”（同上）
　　【备览】“契母，有氏之女。契长而佐禹治水有功，封於商，赐姓子氏。”（《史记殷本纪》）
　　△引苏洵文辨契母吞卵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殷契母曰简狄，行浴，见玄鸟堕其卵，取吞之，因孕生契。”其说盖因《商颂玄鸟》之诗而附会者。郑氏康成遂采之以笺《诗》，由是世多信之。余按：《毛诗传》云：“春分玄鸟降，简狄祈於郊而生契，故本其为天所命，以玄鸟至而生焉。”欧阳永叔云：“秦、汉之间，学者喜为异说；郑学博而不知统，又特喜谶纬诸书，故於怪说尤笃信。由是言之，义当从毛。”而明允苏氏辨尤详，今载其文於左。说并详《周後稷篇》中。
　　【苏明允《喾妃论》】“商、周有天下七八百年，是其享天之禄，以能久其社稷；而其祖宗何如此之不祥也？使圣人而有异於众庶也，吾以为天地必将储阴阳之和，积元气之英以生之，又焉用此二不祥之物哉？燕堕卵於前，取而吞之，简狄其丧心乎？巨人之迹，隐然在地，走而避之且不暇，忻然践之，何姜原之不自爱也？又谓行浴出野而遇之，是以简狄、姜原为淫无法度之甚者，帝喾之妃，稷、契之母，不如是也！虽然，史迁之意必以《诗》有‘天命鸟，降而生商’，‘厥初生民，时惟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惟後稷’而言之。吁，此又迁求《诗》之过也！毛公之传《诗》也，以‘鸟降’为祀郊之候，‘履帝武’为从高辛之行。及郑之《笺》而後有吞践之事。当毛之时，未始有迁史也。迁之说出於疑《诗》，而郑之说又出於信迁矣。故天下皆曰圣人非人，人不可及也。甚矣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或曰：然则稷何以弃？曰：稷之生也‘无无害’，或者姜原疑而弃之乎？郑庄公寤生，惊姜氏，姜氏恶之，事固有然者也。吾非恶夫异也，恶夫迁之以不祥诬圣人也！弃之而牛羊避，迁之而飞鸟覆，吾岂恶之哉！”
　　按：说《诗》者当求其意，不得泥其文。若以“玄鸟降”为吞卵，则“维岳降神”亦将谓之吞石；以“履帝武”为践迹，则“绳其祖武”亦将为束缚其迹乎！苏氏之论得之矣。故今不载吞卵之事。惟以稷、契之母为喾妃，则亦沿《史记》之误。说已详前《唐尧篇》中。
　　“玄王桓拨，受小国是达，受大国是达。率履不越，遂视既发。”（《诗商颂》）
　　【备览】“契卒，子昭明立。昭明卒，子相土立。”（《史记殷本纪》）
　　○相土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诗商颂》）
　　“隐唐氏之火正阏伯居商丘，祀大火，而火纪时焉。相土因之，故商主大火。”（《左传》襄公九年）
　　【备览】“相土卒，子昌若立。昌若卒，子曹圉（韦昭《国语注》作“根圉”）立。曹圉卒，子冥立。”（《史记殷本纪》）
　　【存参】“冥勤其官而水死。”（《鲁语》）
　　【备览】“冥卒，子振立。振卒，子微立。”（《史记殷本纪》）
　　【存参】“上甲微，能帅契者也。”（《鲁语》）
　　【备览】“微卒，子报丁立。报丁卒，子报乙立。报乙卒，子报丙立。报丙卒，子主壬立。主壬卒，子主癸立。主癸卒，子天乙立，是为成汤。”（《史记殷本纪》）
　　△商先世之推测
　　按：商先世《诗》、《书》多缺，不可详考。窃以时世推之，相土为契之孙，当在夏太康世。盖因太康失国，羿、浞淫暴，诸侯无所归，而相土能修其德政，故东方诸侯咸归之。商邱在东，而西北阻于羿、，是以号令东讫於海，而云“海外有截”也。又相土居商邱，而汤居亳，相距绝远。疑上甲微以後亦尝中微，如不之窜戎，太王之迁岐者然；但不可知其为何世耳。
　　○成汤上
　　△成汤为本号
　　按：《尚书酒诰》、《多方》、《立政》等篇皆称为“成汤”，无但称汤者。盖禹，名也；成汤，号也。古多以一字名，未闻有以一字号者。然则成汤乃其本号，汤则後世之省文也。《商颂殷武》亦称“成汤”；《玄鸟》称“武汤”；唯《长发》或但称“汤”，或称为“武王”。盖史册主於纪实，诗人主於颂美，故其称参差不一。武王者，子孙追崇之称，即後世谥法所自仿；既或省文为汤，因以“武”加之为武汤耳。春秋，战国以後，率但称汤，称成汤者鲜矣。今从本号称为成汤，不敢从省，亦致慎之义也。
　　“帝命不违，至于汤齐。汤降不迟，圣敬日跻，昭假迟迟；上帝是祗。”（《诗商颂》）
　　“汤之盘铭曰：‘苟日新，日日新，又日新！’”（《大学》）
　　【附论】“孟子曰：‘汤，武，反之也。’”（《孟子》）
　　“汤以七十里。”（《孟子》）
　　【备览】“自契至汤八迁。汤始居亳，从先王居，作《帝诰》。”（《史记殷本纪》）
　　以上乃汤修身立国之略，故录之於篇首。
　　【补】“葛伯仇饷”（《逸书》）
　　“汤事葛。”（《孟子》）
　　【备览】“汤居亳，与葛为邻。葛伯放而不祀。汤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牺牲也。’汤使遗之牛羊。葛伯食之，又不以祀。汤又使人问之曰：‘何为不祀？’曰，‘无以供粢盛也。’汤使亳众往为之耕，老弱馈食。葛伯率其民，要其有酒食黍稻者夺之；不授者杀之。有童子以黍肉饷，杀而夺之。”（《孟子》）
　　△《孟子》葛伯仇饷事不尽实
　　按此事殊琐细，不类夏、商间事，亦不类国君之所为。牛羊既可遗，何难复与之以黍稻；而葛民非少，亦何至用亳众往耕？且其文颇繁碎，与《诗》、《书》皆不类。盖亳尝有童子以黍肉饷父兄而为葛伯所杀，是以《书》有“葛伯仇饷”之文；而当时说《尚书》者传其事如此，孟子因而述之：其大概则不诬，而其事之曲折则未必悉如此文云云也。或孟子但言其略而门人累累记之，亦未可知，不敢尽据为实录也。故但列之备览。
　　【补】“汤一征，自葛始。”（《逸书》）
　　△征葛在最前
　　按《逸书》以葛为始征，则是征葛在最前也。葛小国而愍不畏汤，则是此时诸侯尚未归於商也。是以《商颂》於“受共球”之後记汤之伐韦、顾、昆吾、夏而无葛，葛之征盖前此矣。故次之於此。
　　“为其杀是童子而征之；四海之内皆曰：‘非富天下也，为匹夫匹妇复仇也！’”（《孟子》）
　　【存参】“葛伯不祀，汤使伐之。汤曰：‘予有言，人视水见形，视民知治不。’伊尹曰：‘明哉！言能听，道乃进；君国子民，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曰：‘汝不能敬命，予大罚殛之，无有攸赦。’作《汤征》。”（《史记殷本纪》）
　　△《史记》征葛事失孟子意
　　按《孟子》文，汤以仇饷征葛，非以不祀征葛也。《史记》此言殊失孟子之意。至汤、伊尹之言，不知采於何书；《孔壁古文》所多十六篇中无《汤征》，岂别有所本与？要之，《史记》所采经传之文往往有所窜易而失其真，观此篇後文所采《汤诰》之文可见矣。故但列之存参。
　　“帝命式于九围。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何天之休，不竞不纟求，不刚不柔，敷政优优，百禄是遒。受小共大共，为下国骏。何天之龙，敷奏其勇，不震不动，不恳不悚，百禄是总。”（《诗商颂》）
　　△诸侯归商
　　按此文在“有虔秉钺”之前，则是汤自征葛以後，诸侯已陆续归商也。汤德已为四方所归，然後乃有韦、顾、昆吾之伐以除暴安民，故孟子云：“为天吏则可以伐之。”非地丑德齐而专以兵力胜也。然则未伐夏以前，汤已非复人臣之度矣。说详见後《伐夏条》下。
　　【备览】“汤出，见野张网四面，祝曰：‘自天下四方：皆入吾网。’汤曰：‘嘻，尽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网。’诸侯闻之，曰：‘汤德至矣！及禽兽。’”（《史记殷本纪》）
　　“武王载旆，有虔秉钺。如火烈烈，则莫我敢曷。苞有三，莫遂莫达；九有有截。韦、顾既伐，昆吾夏桀。”（《诗商颂》）
　　△征伐次序
　　按：此文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则是汤先伐韦、顾，次乃伐昆吾，最後乃伐夏也。盖汤之初国小，其力不能伐昆吾；而桀之虐未甚，其心亦不忍伐夏。逮至韦、顾既灭，地广兵强，已无敌於天下，然後乃伐昆吾。昆吾既灭，而桀犹怙恶不悛，视诸大国之亡藐不以介意，然後不得已乃伐夏耳。然则未伐夏以前，汤非复七十里之侯服明矣。说详见後《伐夏条》下。
　　△武王非自号
　　《史记》云：“汤曰，‘吾甚武，号为武王。’”余按：《论语》载汤言云：“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圣人之谦且慎如是，乌有自高其功，为号以自标美者哉！盖谥法虽相传为周制，而其实亦由渐而起。成汤既没，其子孙群臣以为拨乱反正，创业垂统，功莫之及，故追崇之而号之为武王。周人因之，以文、武谥二王，而其後子孙群臣遂相沿以为例耳。不得泥《大戴记》之文，遂谓周以前必无谥，而武王为汤之自号也。说详见《丰镐别录》中。
　　“十一征而无敌於天下。东面而征，西夷怨，南面而征，北狄怨，曰：‘奚为後我？’民之望之，若大旱之望雨也。归市者弗止；芸者不变。诛其君，吊其民，如时雨降，民大悦。”（《孟子》）
　　“我後，後来其无罚！”（《逸书》）
　　【备览】“夏桀为虐政淫荒，而诸侯昆吾氏为乱；汤乃兴师，率诸侯，伊尹从汤，汤自把钺以伐昆吾，遂伐桀。”（《史记殷本纪》）
　　△辨阻贡观动之说
　　《说苑》云：“汤欲伐桀，伊尹曰：‘请阻乏贡职以观其动。’桀怒，起九夷之师以伐之。伊尹曰：‘未可，彼尚能起九夷之师。’乃谢罪请服，复入贡职。明年，又不供贡职。桀起九夷之师，九夷之师不起。伊尹曰：‘可矣！’汤乃兴师伐而残之。”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民困已极，不得已往而救之耳，非有心於取天下也。乌有姑试伐之以观其可取与否者哉！且九夷之去夏远矣，汤与桀近在千里之内，而夏民方引领以待“偕亡”，九夷之师於缓急何济焉！此乃战国之时智取力争者之所为；彼固习见当世之如此，而遂自以其不肖之心度圣人而为是说耳。故今不录而为之辨。说并见《丰镐录武王篇》中。
　　“王曰：‘格尔众庶，悉听朕言！非台小子敢行称乱；有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尔有众，汝曰：我後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予惟闻汝众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今汝其曰：“夏罪其如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有众率怠弗协，曰：“时日曷丧？予及汝皆亡！”夏德若兹，今朕必往！尔尚辅予一人：致天之罚！予其大赉汝。尔无不信，朕不食言。尔不从誓言，予则孥戮汝，罔有攸赦！’”（《书汤誓》）
　　【备览】“桀败於有之虚，奔於鸣条；夏师败绩。汤遂伐三，俘厥宝玉，义伯、仲伯作《典宝》。汤既胜夏，欲迁其社，不可，作《夏社》。（《史记殷本纪》）
　　【附论】“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易彖下传》）
　　【附论】“齐宣王问曰：‘汤放桀，武王伐纣，有诸？’孟子对曰：‘於传有之。’曰：‘臣弑其君，可乎？’曰：‘贼仁者谓之“贼”；贼义者谓之“残”：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孟子》）
　　△辨囚汤夏台及汤为桀臣之说
　　《史记夏本纪》云：“桀召汤而囚之夏台，已而释之。汤修德，诸侯皆归汤；汤遂伐桀。桀走鸣条，遂放而死，曰：‘吾侮不杀汤於夏台，使至此！’”《儒林传》载黄生与辕固生争论汤、武事，云：“桀、纣虽失道，君也；汤、武虽圣，臣也。夫主有失行，臣不能正言匡过，反因而诛之，代立践南面，非弑而何！”由是後之儒者皆以征诛为汤、武病。余按：为是说者皆误以汤为桀之臣故尔；而其实不然。《汤誓》曰：“今尔其曰“夏罪其如台。’”是桀固无如汤何也。使桀果尝囚汤，商民安得曰“夏罪其如台”乎！《汤誓》曰：“夏王率遏众力，率割夏邑。”是桀之政不行於诸侯也。使桀犹为天下共主，则当云“割万方”，岂得但云“割夏邑”而已乎！《汤誓》曰：‘今尔有众，女曰‘我後不恤我众，舍我穑事而割正夏。’”是汤之伐桀，民亦有窃议之者也。使桀与汤有君臣之分，商民何故不以大义责之而反但言舍穑之细事乎？《商颂》曰：“受小球大球，为下国缀旒。”是汤未伐桀时已受诸侯之朝觐矣。若汤果臣於桀，安得晏然受之？以桀之暴，虽无罪犹囚之，况受诸侯之朝而安能容之哉！《商颂》曰：“韦、顾既伐，昆吾、夏桀。”是汤未伐桀时已灭数大国矣。若桀果为天下共主，汤安得擅灭之？桀既力能囚汤，岂有听其坐大而不问，乃束手以待其伐己者乎！由《诗》、《书》之言观之，则汤与桀之事固不如世所传云云也。盖三代封建之制，与後世郡县之法异；而夏当家天下之始，其事又与商、周不同。昔者禹有圣德，天下归之，启能继禹之遗，则又归之，禹初未尝传之子也。大康既失德、则民之视之犹虞、夏之视朱、均耳。羿、浞迭起，後相远逃，天下之无主已数世矣。少康能布其德以收夏众，然後祀夏配天，不失旧物，当是时，人以继为然，非以继为必然也。孔甲既衰，诸侯复叛，韦、顾、昆吾迭起，夏之在天下若一大国然，但一二小弱诸侯畏其威力耳。是以汤之受球，受共，伐韦，伐顾，安然而无所疑，桀亦听之而不复怪。何者？诸侯本不臣属於桀也。桀安能召汤而囚之夏台哉！天下者，天之天下也，非一姓之天下也。故舜继尧，禹继舜，人以为固然也。会禹有贤子，间两世而又得少康、後杼之孙，天下附於夏者数世，由是遂以传子为常；犹齐之伯仅一世，而晋之伯遂至於数世也。然一姓之子孙必不能历千百世而皆贤，不贤则民受其殃，必更归於有德而後民安；而既已传子，又必不能复传之贤，则其势必出於征诛而後可。故揖让之不能不变而为征诛者，天也！圣人之所不能违也；虽尧、舜当之，亦若是而已矣！圣人之道，犹水也。清而不污，柔而能受，润物而使遂其生者，水之德也。纡徐萦洄，一泻千里者，水所遭之势也。水非有心於纡徐萦洄与一泻千里也，水不能违地故也。以一泻千里之水为有异於纡徐萦洄之水而优劣之者，诬水者也。以征诛之圣人为有异於揖让之圣人而优劣之者，诬圣人者也。自战国以後，杨、墨并起，而杨氏之言尤横，常非尧、舜，薄汤、武，毁孔子，以自张大其说；一变而於黄、老，再变而流为名法。是以《史记自叙》，六术之中有墨而无杨。何者？黄、老、名、法，即杨氏也。习黄、老者务以清净无事为贵，故以尧，舜为扰民，以汤、武为弑君。习名法者务以苛刻惨忍，先发制人为强，故谓启尝杀益，大甲尝杀伊尹以保其国；桀尝释汤於夏台，纣尝释文王於里而卒亡其身。其意惟欲人主之果於杀戮耳，岂顾其事之虚实哉！司马谈受道论於黄公，兼通名法之学，迁踵之而成书，故其中多载异端之说。然观辕固生之与黄生争论，则汉初儒者犹不惑於杨、墨，但以景帝讳言放伐之事，是以後此学者莫敢昌言明汤、武之受命耳。（语详《史记儒林传》）逮至魏、晋以後，狐媚相仍，遂公然借禅让之伪訾征诛之真，而曲学阿世之徒从而和之。相沿既久，习为固然，虽儒者亦不敢驳其谬，反若为不刊之论者然，良可叹也！曰：然则齐宣何以谓之“臣弑其君”也？曰：齐宣之问亦为杨氏邪说所误；《春秋传》中贤士大夫曾有一人之为是言者乎？然其所谓君臣云者，亦但就天子诸侯之名分言之，非以为食其禄而治其事之君臣也。故孟子曰：“残贼之人谓之一夫；闻诛一夫，未闻弑君也。”正谓夏、商失道，政不行於天下，故不得谓之共主，非谓汤、武亲立桀、纣之朝而其君不仁，遂可不谓之君也。但孟子之意在於警人主，故以仁暴大义断之，而未暇详申其说耳。後儒惑於异端先入之言，不察其实，遂疑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误矣！嗟夫，世之陋儒斥杨、墨为异端而薄汤、武以为亏君臣之义，不知汤、武之弑君、其说乃出於杨、朱，而孔、孟无是言也！此无他，不学而已矣！故今不载夏台之事，而并纠黄生之谬。说并详後《文王》、《武王》篇中。
　　【备览】“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平定海内。汤归，至於泰卷（陶）、中[B216]作诰。”（《史记殷本纪》）
　　△《伪书仲虺之诰》之谬
　　《伪古文尚书》有《仲虺之诰》，乃掇拾经传之文而参以己意联属成篇者；浅弱排比，绝不类夏、商间语，不但与诰体不相似也。尤可笑者：随季所引止“取乱侮亡”四字，子皮所引止“乱者取之，亡者侮之”八字，即前文而有详略耳；其“兼弱攻昧”乃随季自述武经之语，“推亡固存”乃子皮自告大夫之言；今乃悉取以入篇中，而云“兼弱攻昧，取乱侮亡，推亡固存”，重复堆砌，不成文理，亦足以见其窘於词而穷於凑矣！故今不采其文。其篇首所称“惟有惭德”者，亦非是。说见後篇《吴公子札条》下。
　　【存参】“汤放桀而归于亳三千诸侯大会。汤从诸侯之位，三让。三千诸侯莫敢即位，然後汤即天子之位。”（《尚书大传》）
　　△辨卞随、务光自沈之说
　　《吕氏春秋》云：“汤将伐桀，因卞随而谋，卞随曰：‘非吾事也。’又因务光而谋，务光曰：‘非吾事也。’汤遂与伊尹谋夏，伐桀，克之。以让卞随，卞随乃自投於颍水而死。又让於务光，务光乃负石而沉於募水。”余按：汤之伐夏，谋於国之卿大夫则有之，必不谋之隐士。天下者，天之天下，非汤所得私也，岂容私让之一二人！故《史记》云：“诸侯心服，汤乃践天子位。”正与朝觐讼狱之归舜、禹者同。《大传》亦称“汤会三千诸侯，三让，莫敢即位”，其言虽浅近，要其大概当如是。若《吕氏春秋》所云，乃杨氏为黄、老说者之所伪撰以非汤武者，其二人姓名亦假设言之。而後世之人称隐士者遂以随、光为首，谬矣！故今载《史记》语，并取《大传》之文删而存之，而《吕氏春秋》之言削之不录。
　　○成汤下（外丙、仲壬附）
　　【补】“曰：‘予小子履，敢用玄牡，敢昭告於皇皇后帝：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朕躬有罪，无以万方；万方有罪，罪在朕躬！’”（《论语尧曰篇》）
　　△《尧曰篇》引汤言可信
　　按此文与《汤誓》、《立政》相表里，非圣人不能为此言也。盖圣人之伐国，非以辟土地，创大业也；圣人之用贤，非以示己恩，希厚报也。凡皆奉天以行事耳，圣人无所容心於其间也。且其人曰“帝臣”，明不敢私以为己臣也；举而用之，谓之“不蔽”，明此爵禄乃贤人所固有，己但不沮抑之，非分己所有以予之也。其於所举之人犹如是，况天下之民，天下之土地乎！然则圣人之心，一天也；圣人之心之光明，一日月也。汉高帝云：“贤士从吾游者，吾能尊显之。”其市恩之念固不足以相方。《伪尚书伊训》云：“敷求哲人，俾辅於尔後嗣。”其气量之大小，心体之广狭，亦岂可以同日语哉！呜呼，此汤之所以继尧、舜而得列於“闻知”者也！此章前载尧之命词颇失圣人之意，後载周之新政虽无可疑，然亦不若此文纯粹，盖由所采之书不一，斯其文亦不均。此必当日史臣实录，故今独取此文以补《诗》、《书》之缺。学者即是求之，庶圣人之心犹可见其万一云。
　　此文据孔注，以为伐桀告天之词。而《伪古文尚书》在《汤诰》中。玩其词意，似克夏後而告天者。故置之於此。
　　【补】“商汤有景亳之命。”（《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既绌夏命，还亳，作《汤诰》。──‘维三月，王自至於东郊，告诸侯群後：“毋不有功於民，勤力乃事。予乃大罚殛女，毋予怨。”曰：“古禹、皋陶久劳於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东为江，北为济，西为河，南为淮，四渎已修，万民乃有居。後稷降播，农殖百谷。三公咸有功於民，故后有立。昔蚩尤与其大夫作乱百姓，帝乃弗予，有状。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在国；女毋我怨。”──以令诸侯。’”（《史记殷本纪》）
　　△《史记》引《汤诰》
　　按：《史记》所载《尚书》诸篇，凡《今文》所有者，若《尧典》、《禹贡》、《皋陶谟》之属，皆全录其文；其余或仅载其略，或但记其由，虽小有异同而大意不失。若《今文》所无，独《孔壁古文》有者，惟此篇颇载其略，而语亦似欠醇古；其馀未有录者。窃疑科斗书废已久，时不能识，其二十八篇（《今文》所有），幸有《今文》书存，可以参证而得之；至二十四篇（《今文》所无），则安国但以己意揣度读之，不能无阙误；故《史记》、《汉书》并言“得多十馀篇”，而不言其文之可读。然则此十六卷（即二十四篇），不待王莽之乱，固已非全书矣，是以儒者多不传也。然与刘焯所传《古文尚书汤诰》之文无一语相同者，则彼为後人所伪撰而不出於安国，不待言矣。
　　“亦越成汤，陟丕上帝之耿命，乃用三有宅，克即宅；曰三有俊，克即俊。严惟丕式，克用三宅三俊。其在商邑，用协於厥邑。其在四方，用丕式见德。”（《书立政》）
　　按：此文言“陟耿命”，又言“四方丕式见德”，盖统汤之始终言之。故次之於此。
　　“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孟子》）
　　“仲虺（即中[B216]，古字通用）居薛，以为汤左相。”（《左传》定公元年）
　　按，伊尹之为相与汤相始终，仲虺之封薛亦当在汤有天下之後。故因“三宅三俊”之文，并次之於此。
　　【备览】“伊尹作《咸有一德》。咎单作《明居》。”（《史记殷本纪》）
　　【附论】“孟子曰，‘汤执中，立贤无方。’”（《孟子》）
　　△“立贤无方”之故
　　按，三王皆以进贤为务，而孟子独以“无方”称汤者，其时势不同也。禹承二帝之治，百僚皆得其人，十年而崩，无大变革。周则世有哲王，贤多出於亲旧，且其得天下缓，则其举直错枉亦当以渐；即有一二遗佚骤起，如伯夷太公者，要之为数无多。若汤则崛起於七十里，承夏失政之後，贤人失职者多，骤灭诸大国而一天下，“後”之民非悉择人以安辑之不可，是以广搜岩穴惟日不足，而用人多不次：其时势然也。故汤告天之词曰：“有罪不敢赦，帝臣不蔽，简在帝心”，盖不伐暴则虽有贤而无所用，不举贤则伐暴亦徒然而已。然则宅俊之用与夏、昆吾之伐正相表里，不分轻重。故汤生平所汲汲者惟此二事为要，而孟子亦专以是归於汤也。故今於伐夏事毕之後，悉次以汤得人之事。
　　“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曰商是常。”（《诗商颂》）
　　△引张┉、李廷机言辨以身为牺之说
　　世传“汤时大旱，太史占之曰：‘当以人祷。’汤遂斋戒，剪，断爪，素车，白马，身婴白茅以为牺牲，祷于桑林之野，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女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昌与？’言未已，大雨乃数千里。”宋南轩张氏、明九我李氏皆辨其谬，今载於左。
　　【张南轩曰】：“史载成汤祷雨，乃有剪、断爪、身为牺牲之说。夫以汤之圣，当极旱之时，反躬自责，祷於林野，此其为民吁天之诚自能格天致雨，何必如史所云！且人祷之占，理所不通，圣人岂信其说而毁伤父母遗体哉！此野史谬谈，不可信者也。”
　　【李九我曰】：“大旱而以人祷，必无之理也；闻有杀不辜而致常之咎者矣，未有旱而可以人祷也！古者六畜不相为用。用人以祀，惟见於宋襄、楚灵二君。汤何如人哉？祝史设有是词，独不知以理裁；而乃以身为牺，开後世用人祭祀之原乎！天不信汤平日之诚，而信汤一日之祝；汤不能感天以自修之实，而徒感天以自责之文；使後世人主一遇水旱，徒纷纷於史巫，则斯言作俑矣！”
　　余按：《公羊》桓五年《传》云：“大雩者，旱祭也。”注云：“君亲之南郊，以六事谢过自责，曰：‘政不一与？民失职与？宫室崇与？妇谒盛与？苞苴行与？谗夫倡与？’（疏云：“皆《韩诗传》文”）使童男女各八人舞而呼雩，故谓之雩。”然则是以六事自责乃古雩祭常礼，非以为汤事也。僖三十一年《传》云：“三望者何？望祭也。然则曷祭？祭泰山、河、海。”注云：“《韩诗传》曰，‘汤时大旱，使人祷于山川’是也。”然则是汤但使人祷于山川，初未尝身祷而以六事自责也；况有以身为牺者哉！且雩，祭天祷雨也，三望，祭山川也，本判然为两事，──虽今《诗》、《传》已亡，然观注文所引亦似绝不相涉者，──不识传者何以误合为一，而复增以身为牺之事以附会之也？张、李二子之辨当矣。又按：诸子书或云：“尧有九年之水，汤有七年之旱。”或云：“尧时十年九水，汤时八年七旱。”尧之水见於经传者多矣，汤之旱何以经传绝无言者？尧之水不始於尧，乃自古以来积渐泛滥之水，至尧而後平耳。汤之德至矣，何以大早至於七年？董子云：“汤之旱乃桀之馀虐也。”纣之馀虐当亦不减於桀：周克殷而年丰，何以汤克夏而反大旱哉？然则汤之大旱且未必其有无，况以身为牺乃不在情理之尤者乎！故今并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韶》者，曰：‘圣人之弘也，而犹有惭德，圣人之难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季札言“惭德”不关伐夏
　　“惭德”，杜氏《注》云：“惭於始伐”。撰《伪尚书》者因之，遂云：“成汤放桀於南巢，惟有惭德，曰：‘予恐来世以台为口实！’”余按：《象Ω南龠》，文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犹有憾！”《大武》，武王乐也，而季札云：“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文王不伐商而反憾之，武王伐商而反不憾，然则惭德未必以伐夏故矣。所惭所憾，盖皆自乐论之，後世古乐亡而不可考耳，不得以揣度之词断之也。圣人举事，皆奉天而行者也，故必审度再四，无毫之疑，然後敢为之。伐夏果有未安，圣人必不轻举；果无未安，何容既伐之後复有惭德！故《论语》记汤之言曰：“有罪不敢赦。”赦之既不敢矣，伐之又何惭焉！若赦之不可，伐之又不可，是无一途可兔於罪戾也，天下有是理乎！盖凡为是说者，皆为杨氏邪说所误，以为汤尝立桀之朝故尔；而不知其未尝有是事也。然自异端言之，人有多疑之者；注经者采之，而人遂往往信之。至采其文以入《尚书》，而人遂无复敢议之。而乌知夫《伪经》之反本於《注》，《注》反本於异端之说哉！且即使季札果有此意，汤亦必不容有此言也。说已详前《伐夏条》下。
　　【存参】“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土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舞师题以旌夏，晋侯惧而退入於房。去旌，卒享而还。”（《左传》襄公十年）
　　△汤乐名之异
　　按：《杜注》云：“《桑林》，殷天子之乐名。”则是汤之乐也。汤乐名《韶》，又名《大》，此何以称《桑林》？岂一乐而两其名与？抑有两乐与？姑存之以参考。
　　【附论】“孟子曰：‘由汤至於文王，五百有馀岁，若伊尹、莱朱则见而知之，若文王则闻而知之。’”（《孟子》）
　　【补】“汤崩，太丁未立，外丙二年，仲壬四年。（《孟子》）
　　“汤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乃立太丁之弟外丙。外丙即位三（当作二）年，崩；立外丙之弟仲壬。仲壬即位四年，崩：伊尹乃立太丁之子太甲。太甲，成汤长孙也。”（《史记殷本纪》）
　　△辨太甲继汤之说
　　外丙、仲壬二王，自《孟子》、《史记》逮《帝王世纪》皆同，无异词者。至《伪孔传》及唐孔氏《正义》因《书序》有“成汤既没，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之文，遂谓汤没之岁即太甲之元年，并无外丙、仲壬两代。由是唐、宋诸儒皆叛孟子而信其说。《蔡传》驳之云：“儒者以序为孔子所作，不敢非之，反疑孟子所言与《本纪》所载，是可叹也。”其论是矣。然《伪孔传》所言亦初非《书序》意。何者？《序》言“成汤既没”，但为太甲失教，伊尹作书张本，非谓必没於作书之年也。《传》云：“神农氏没，黄帝、尧、舜氏作。”《孟子》云：“尧、舜既没，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神农没之年，黄帝固犹未作，何况尧、舜！尧、舜之尚有禹、启，何得遂云“暴君代作”也！古人於文，不过大概言之，乌得以词害其志乎！遂以此为太甲继汤之据，误矣。乃元、明以来编古史者因程、邵皆从《伪传》之故，遂以《蔡传》为谬，而削外丙、仲壬两代，因复论之如左。
　　程子云：“古人谓岁为年。汤崩时，外丙方二岁，仲壬方四岁；惟太甲稍长，故立之也。”东斋陈氏深以此说为然。余按：人君在位称几年，常事也；若其生之年，则必言“生”以别之。《春秋传》云：“逆周子於京师而立之，生十四年矣。”又云：“盈生五年而武子卒。”而楚共王亦云：“不谷不德，生十年而丧先君。”未有徒言“年”而不言“生”者。且外丙生二年，仲壬生四年，则仲壬长於外丙矣，於文当先言仲壬，何以先弟而後兄乎？
　　邵尧夫《皇极经世书》谱帝王世次，汤起乙未，太甲起戊申，无外丙、仲壬。於是东斋陈氏，双湖（当考）胡氏并据此以立说，以为尧夫精於数学，必能推知帝王世数，无可疑者。余按：天下之事有可以思而得者，有必待学而後知者──理，可以思而得者也；事物名数，必待学而後知者也，──尧夫安能以数而知三千年以前帝王之名与世哉！孔子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故其作《春秋》也，有不知则缺之。孔子不能以数知之，而尧夫能以数知之，将尧夫更圣於孔子乎！孟子生於战国之初，典籍犹存，其言必本之於古史。尧夫之书不过据前人传记以为说，既相传以为然，因亦以为然而未暇考耳，岂果以数知之；而乃据宋人之书疑孟子之言乎！且凡术数之学，可以得其仿佛而已，从未有能真知确见者也。汉眭孟知当有匹夫为天子者矣，而不知其应乃在宣帝。宋孔熙先知文帝以骨肉相残，非道晏驾，又知江州当出天子矣，而以为义康当之，不知其应乃在元凶劭与孝武。此其术皆不可谓不工，然卒不能得其实而反以杀身。是以术数之学，儒者之所不道；奈何欲以此折衷经传之是非乎！嗟夫，不求之经传而求之数，此东方朔“上天”之说也，恶乎其穷之！瞽者以生辰推人祸福，有不合，则曰：“必尔时误也，移以为某时则合矣。”二子之信《经世书》而疑《孟子》也，毋乃类是？
　　△辨胡宏立嫡孙之说
　　胡氏《大纪》云：“二帝官天下，定於与贤。三王家天下，定於立嫡。立嫡者，敬宗也，尊祖也。成汤、伊尹以元圣之德，戮力创业，乃舍嫡孙而立诸子，乱伦坏制，开後世争夺之端乎！公仪仲子舍孙而立子，言偃问曰：‘礼与？’孔子曰，‘否，立孙。’孔子，殷人也，而不以立弟为是，此以义理知其非也。”南氏《纲目前编》遂遵其说以纪商年，而世亦多信之。余按：三王惟禹在汤之前，而禹荐益於天，初不传启，岂惟未尝定於立嫡，抑且未尝定於立子。立嫡之所由来，非定也，乃渐也。盖上古之时，天子本不相继；至唐、虞而後相继，然惟其德，不惟其一姓也。启之继禹，偶然者耳；以德而继，虽传子犹之乎传贤也。大康失道，羿、浞迭起，天下之乱由於异姓之争。是以少康中兴，遂以一姓相继为常，然後异姓之觊觎息。然虽薪於一姓，仍惟其德，不惟其嫡与庶，弟与子也。及商中叶，兄弟争立，乱至数世，昔日异姓之患移於同姓。於是远虑之主复以嫡长相继为常，然後同姓之觊觎息。是故，一姓之传，非禹为之，羿、浞为之也；嫡长之立，亦非禹、汤为之，南之中叶为之也。由是言之，由传贤而为传子，由传子而为传嫡，皆渐耳。夫谁定於立嫡，而乃以责汤之遵守！是犹责史籀，李斯之不能为楷，而笑陶潜、鲍昭之不能为律也，岂不可笑也哉！然所谓立嫡者，特立子耳，尚未闻有立孙者也。《记》云：“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衍。”然则嫡孙之立当在成、康以後。孔子所谓“立孙”者，自谓仲子当然耳；古今不同，时势各异，非谓古圣贤皆当立孙也。胡氏据此，遂谓汤必无立外丙之事，然则文王亦无立武王之事，微子亦无立微仲之事乎！当汤之没，天下之定未久，此非少主所能临也明矣。武王之疾，周公请以身代，虑成王之不能安天下也；幸而武王又数年而始崩，然成王之立，天下犹几至於乱。况太甲本非令主，立之必至颠覆汤之典刑：宁坐视天下之乱，宗社之墟乎？抑将立庶子以安宗社，以靖天下也？是故，太甲之放，伊尹所不得已也；藉令二王得永其世，伊尹可以无桐宫之事矣。为伊尹者，必立嫡而放之乎？抑立庶而事之之为愈也？况放君与立庶孰为轻重：胡氏不怪放君之为乱伦坏制，而独怪立庶之为乱伦坏制乎！且嫡长之立，未见其必胜於立弟与立庶也。秦成公之立穆公，周明帝之立武帝，皆弟也；韩献子之立起，赵简子之立毋恤，皆庶也；然卒兴其国家。而晋武帝之不肯易嫡，周武帝之不肯废其子ど，唐太宗之不立庶子吴王恪，齐武帝之不废太孙而立庶子子良，皆可谓不乱伦坏制；然其後竟以致乱，或遂亡国。是故，立贤，上也；立嫡，非尽善也。顾蕲於立嫡者，非以是为义也，贤否无形而嫡庶易见，蕲於立贤则必至於立爱，故无宁立嫡之为可常耳，非谓遭人伦之变者少易之而即得罪於名教也，况商、周以前淳朴之世哉！嗟夫，圣人者，义之的也，经传者，圣人之案也，故求义必於圣人，求圣人必於经传；今胡氏乃自以其臆见断汤之事而绌孟子之说，二王之有无不足计，吾恐此说行而世之无忌惮者皆将挟其私见以悬断帝王之事而致失圣人之真也！故不可以不辨。
　　○附：伊尹
　　“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书君》）
　　“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系马千驷，弗视也。非其义也，非其道也，一介不以与人，一介不以取诸人。汤使人以币聘之，嚣嚣然曰：‘我何以汤之聘币为哉！我岂若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哉！’”（《孟子》）
　　【附论】“万章问曰：‘人有言“伊尹以割烹要汤，”有诸？’孟子曰：‘否，不然。吾未闻枉己而正人者也，况辱己以正天下者乎！圣人之行不同也，或远或近，或去或不去，归洁其身而已矣！’”（同上）
　　△辨七十不遇之说
　　《帝王世纪》云：“伊挚丰下锐上，色黑而短，偻身而下声，年七十而不遇。汤闻其贤，设朝礼而见之。”（见《後汉书冯衍传》注）余按：伊尹相汤以王天下，其在汤朝必历有年所，其後又相外丙、仲壬、太甲、沃丁，不下数十馀年，则伊尹之遇汤当在中年；以为七十，谬矣！至於短黑偻身云者，亦皆战国策士抑扬之词，非实事。故不录。
　　“汤三使往聘之。既而幡然改曰；‘与我处畎亩之中，由是以乐尧、舜之道，吾岂若使是君为尧、舜之君哉！吾岂若使是民为尧、舜之民哉！吾岂若於吾身亲见之哉！天之生此民也，使先知觉後知，使先觉觉後觉也。予，天民之先觉者也。予将以斯道觉斯民也！非予觉之而谁也！’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妇，有不被尧、舜之泽者，若己推而内之沟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同上）
　　“伊尹曰：‘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同上）
　　【附论】“孟子曰：‘伊尹，圣之任者也。’”（同上）
　　【备览】“伊尹去汤夏。既丑有夏，复归於亳。入自北门，遇女鸠、女房，作《女鸠》、《女房》。”（《史记殷本纪》）
　　△辨五就汤、桀之说
　　《孟子》书中有“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语，论者因之，或以为伊尹罪。余按：孟子辫伊尹要汤事，称其非义非道，禄以天下弗顾；汤以币聘犹不肯往，必无一旦无故去商而欲辅桀之事。即就桀矣，桀之暴戾不可化诲，伊尹岂不见之；即由亳而夏，复由夏而归亳，一已足矣，五何为焉！孟子称伊尹言“何事非君”，而《史记》载《书序》复有“丑夏归亳”之事，然则伊尹固尝夏，或仕於桀，或未尝仕於桀，或如孟子在梁为齐客卿者然，皆未可知。惜乎《女鸠》、《女房》之篇已亡，其事不可详考。要之，五就汤，五就桀，则必无之事也。战国游说之士多喜妄谈古人，既流俗相传有至夏之事，遂从而甚其词，以为五就桀耳。且伊尹初就者，汤也，若果五就汤，五就桀，则当终於夏，何由复至商！其非实事，亦已明矣。大抵相传之言，往往过甚其词。《论语》中记子张言云：“令尹子文三仕为令尹，无喜色；三已之，无愠色。”然以《传》文考之，初未尝有此事。子文初代子元为令尹，见於《传》；後让令尹於子玉，见於《传》。其间何时已之，何时再仕，何时再已，何时三仕，何以《传》无一言及之？楚自成王以後，令尹无不见於《传》者：代子文者何人，何以独不见於《传》？且子文之不为令尹，乃自欲授政於子玉，初未有人已之。然则其事为无征矣。春秋之世，列国执政之人从未有忽废忽用者，非若後世之以罢相复相为常事也，子文何以独有此事？子文之为令尹，始终皆在楚成之世。子文忠於楚者，楚子何故已之？後又何故用之？揆之事理，亦殊乖剌。然则此亦莫须有之事矣。盖子文之初为令尹也，自毁其家以纾国难，故相传以为“无喜色”也。其後授政子玉，绝无恋位之心，故相传以为“无愠色”也。相传日久而甚其词，故遂以为三仕三已而无喜愠焉耳。窃意伊尹之事亦当类此。记《孟子》者习於流俗所传，因误采之入於《孟子》言中耳，──正如汝、淮、泗皆入海而以为入江也。盖圣贤言之，圣贤初未尝自书之；後人记其言者但取其大意如是，原不保无一二语之失实。《论语》前十篇中犹不免有之，况《孟子》书中乎！此章乃辨淳于髡言道之不同，偶及尹尹，非其意所专注；若《要汤章》乃专辨伊尹事，必得其实。学者当取信於彼，不必以此为疑也。故今不载《孟子》此文。
　　【补】“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逸书》）
　　【补】“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放太甲于桐，民大悦。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孟子》）
　　【附论】“公孙丑曰：‘贤者之为人臣也，其君不贤则固可放与？’孟子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同上）
　　△伊尹伪书五篇
　　《伪古文尚书》伊尹之书凡五篇：曰《伊训》，曰《太甲》三篇，曰《咸有一德》。然其文义率多浅易，文势颇杂排偶，非惟不类夏、商间语，亦并不类秦、汉时文。其中虽有名言佳论，而皆掇拾经传之文及经传所引《逸书》之语（如“昧爽丕显”及“作孽，犹可违”之类）而联缀以成篇者，正如集腋为裘者然；其为魏、晋後人之所拟作无疑。且《伊训》与《汉书》所引之文不同；《太甲》三篇，据《史记》乃褒太甲之书，而今乃戒太甲之语；《咸有一德》据《史记》乃作於汤世，而今乃以为太甲时伊尹归政之後。故今皆不录。
　　【备览】“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史记殷本纪》）
　　△阿衡、保衡非伊尹
　　《史记殷本纪》云：“伊尹名阿衡。”郑康成云：“阿：倚；衡，平也。伊尹，汤倚而取平，故以为官名。”是以伊尹、阿衡为一人也。《伪古文尚书》因之，遂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伊尹作书”云云。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一夫不获，则曰‘时予之辜。’”皆以伊尹之事为阿衡、保衡之事。余按：《书》云：“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则是伊尹、保衡为二人明甚，安有同是一人而两举之，一则属之成汤，一则属之太甲，变其称谓以为奇乎！谓保衡即伊尹，亦可谓巫贤即巫咸乎！《诗》曰：“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夫曰“中叶”，即太甲世也；曰“有震且业”，即太甲居桐宫事也，但言阿衡之辅太甲耳，初未尝见有辅成汤之事也。《传》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孟子》书记伊尹事尤多，皆无有称之为保衡、阿衡者。何由而知保衡、阿衡之必为伊尹也哉？考古称谓之例，多以官名冠人名者。《诗》曰：“维师尚父”。师，官名也；尚父，太公字也，《书》曰：“保，其汝克敬”。保，官名也；，召公名也。《春秋传》中所载史佚、卜偃、祝它、师旷之属尤多，不可悉数。然则“阿”“保”当为官名，而“衡”当为人名矣。古者有师，有傅，有阿，有保；传记所载，未闻有以“衡”名官者。盖衡尝为阿，又尝为保，故或称阿衡，或称保衡耳。若以二字皆为官名，则一官既不应两称，两官又不必俱以衡名而又皆使伊尹兼之，其不然审矣。嗟夫，伏羲之与太皋，神农之与炎帝，南容之与南宫敬叔，明明为两人也，而後世皆以为一人；则皋陶之与庭坚，伊尹之与保衡，其两举於经传者，吾又安敢附和之而概以为一人乎！然王良伯乐，《国语》明明一人者，後世又分为两人；复何怪夫宋人之以尧、舜为一人，而唐人之以班固与班孟坚为两人也！是皆可为之一噱也。故今保衡、阿衡之文惧不载於《伊尹篇》中。
　　●卷二
　　○太甲（沃丁以後诸王附）
　　【补】“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於先王，诞资有牧方明。”（《逸书伊训》，见《汉书律历志》）
　　【备览】“太甲元年，伊尹作《伊训》，作《肆命》，作《徂後》。”（《史记殷本纪》）
　　【补】“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三年，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於亳。”（《孟子》）
　　【补】“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左传》襄公二十一年）
　　【备览】“太甲修德，诸侯咸归殷，百姓以宁。伊尹嘉之，乃作《太甲训》三篇，褒太甲，称太宗。”（《史记殷本纪》）
　　△辨太甲杀伊尹之说
　　《竹书纪年》云：“仲壬崩，伊尹放太甲于桐，乃自立也。伊尹即位於太甲七年，太甲潜出自桐，杀伊尹；乃立其子伊陟、伊奋，命复其父之田宅而中分之。”杜氏云：“《左氏传》‘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卒无怨色’，然则太甲虽见放还杀伊尹，而犹以其子为相也。此为大与《尚书》叙说太甲事乖异。不知老叟之伏生或致昏忘？将此古书亦当时杂记，未足以取审也？”余按：《孟子》云：“太甲悔过，自怨自艾，於桐处仁迁义三年，以听伊尹之训己也；复归於亳。”又云：“太甲贤，又反之，民大悦。”《传》云：“伊尹放太甲而相之。”《史记》云：“沃丁之时，伊尹卒；既葬伊尹于亳，咎单遂训伊尹事，作《沃丁》。”则是伊尹自复太甲，太甲并无潜出之事；太甲复位之後，伊尹仍为之相，至沃丁时始卒，未尝死於太甲之世明矣。且祁奚之所谓“无怨”者，正以太甲复位之後仍以为相，仍听其言为无怨耳，非谓其立陟也。若既杀其身矣，安得复谓之无怨乎！盖自战国以後，风俗日颓，见利忘义，世俗之人习见而以为固然，遂妄意古圣人之亦如是，是以有舜囚尧，启杀益，太甲杀伊尹之说。其意以为不如是，尧、益、伊尹必将据天下於己而不肯与人。而岂知古圣人之心广大若天地，光明若日月，其视富贵犹敝徙然，故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孟子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乐尧、舜之道焉；非其义也，非其道也，禄之以天下，弗顾也。”盖惟圣贤然後能知圣贤之心，彼世俗之“乾糇以愆”者乌足以知之哉！汉昭烈帝将终，谓谐葛武侯曰：“嗣子可辅，辅之；若不可辅，君可自取。”此乃至诚肺腑之言，有何诈伪，而後世论者乃谓其以不肖之心待武侯，故为是言以坚其意。甚矣，世人之好以小人之心度圣贤也！嗟夫，嗟夫，此《考信录》之所以不得不作也！说并见前《夏启篇》中。
　　“昔在中叶，有震且业；允也天子，降于卿士。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诗商颂》）
　　“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书君》）
　　△续论保衡、阿衡与伊尹
　　按：经传中称相汤以治天下者，曰“成汤既受命，时则有若伊尹，格于皇天”（《书君》），曰“天诛造攻自牧宫，朕载自亳”（《逸书伊训》），曰“伊尹耕於有莘之野（云云），故就汤而说之以伐夏救民”，曰“伊尹相汤以王於天下”（并《孟子》），曰“伊尹去汤夏，既丑有夏，复归於亳”（《书序》），皆称为伊尹，未有一语称为保衡、阿衡者。称放太甲而复之者，曰“惟太甲元年十有二月乙丑朔，伊尹祀于先王”（《逸书伊训》），曰“伊尹放太甲而相之”（《春秋传》），曰“太甲颠覆汤之典刑，伊尹放之於桐”，曰“伊尹曰：‘予不狎于不顺’”，曰“有伊尹之志则可，无伊尹之志则篡也”（并《孟子》），皆称为伊尹，亦未有一语称为保衡、阿衡者。然则保衡、阿衡之非伊尹明矣。其称佐太甲者，则曰“在太甲，时则有若保衡”，曰“昔在中叶（云云），实维阿衡，实左右商王。”然则相成汤，放太甲者，自伊尹事；太甲复位之後，佐太甲者，自阿衡、保衡事，迥非一人明矣。惟刘焯所传《伪古文尚书》，於《伊训》曰“惟嗣王不惠于阿衡”，於《说命》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皆以伊尹之事加於阿衡、保衡。无他，彼见《史记》有“伊尹名阿衡”之文，不知其误，遂从而称之耳。故凡《尚书》出於西汉时者，与司马迁、刘歆、王肃之说多有异同；出於东晋後者，则皆本司马迁、刘歆、王肃之误而不之改。然则书之真伪如黑白之分明，苟非蒙瞍，无不辨者。而近世文人乃谓其书非二帝、三王不能作，呜乎，其亦不思而已矣！说并见前《伊尹篇》中。
　　【备览】“太宗崩，子沃丁立。沃丁崩，弟太庚立。”（《史记殷本纪》）
　　【备览】“太庚崩，子小甲立。小甲崩，弟雍己立；殷道衰，诸侯或不至。雍己崩，弟太戊立。”（同上）
　　○太戊（中丁以後诸王附）
　　“昔在殷王中宗，严恭寅畏，天命自度，治民祗惧，不敢荒宁。肆中宗之享国七十有五年。”（《书无逸》）
　　【备览】“太戊立，伊陟为相。亳有祥桑谷共生於朝，一暮大拱。太戊惧，问伊陟，尹步曰：‘臣闻妖不胜德，帝之政其有阙与？帝其修德！’太戊从之，祥桑枯死。”（《史记殷本纪》）
　　△祥桑谷生当在太戊时
　　此事，《尚书大传》以为武丁、祖己之事；《韩诗外传》以为成汤、伊尹之事，但云谷生而不言桑；《说苑》则於太戊、武丁两载之。余按：此必一事而传之者异词，或以为成汤，或以为太戊，或以为武丁耳；遂两载之，误矣。成汤圣敬日跻，遂有天下，岂待为天子後然後惧而修德！《尚书》称“武丁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则亦非因灾而後自警者。惟太戊，《尚书》称其“严恭寅畏，治民祗惧”，则《史记》以此事为太戊时者近是。且太戊之书无存於世者，固当有遗美在；若汤、武丁则经传述之者多，似不应遗此事也。而其文亦多浅易，惟《史记》较为简古，似司马氏所采之书独得其实。故惟载《史记》之文於太戊之世，而《汤武丁》之篇不录。
　　“在太戊，时则有若伊陟臣扈格于上帝，巫咸王家。”（《书君》）
　　△巫咸非巫
　　《楚词》云：“巫咸将夕降兮，怀椒糈而要之！”注云：“巫咸，殷中宗时神巫。”後世文人往往相沿用之。余按：巫者，氏也。其先世或尝为巫祝之官，或其采邑在巫，子孙因以为氏，皆未可知。要之，咸乃商之大臣，安社稷者，非巫也。屈、宋生长蛮方，沿讹踵谬固宜；後世文人何为而皆效之乎！
　　△巫咸不始作筮
　　《吕览》云：“巫咸作筮”。余按《易传》，卦画於伏羲氏，不容历二千年至巫咸而後有筮。恐系後人之所附会，故不敢载。
　　【备览】“伊陟赞言于巫咸，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作《太戊》。太戊赞伊陟於庙，言弗臣，伊陟让，作《原命》。殷复兴，诸侯归之，故称中宗。”（《史记殷本纪》）
　　△太戊之政无考
　　按：周公《无逸篇》称太戊德至矣，而《君篇》所纪贤臣亦较多，其书有《咸》、《原命》等篇皆君臣相得之事，则太戊之於商乃成汤以後最盛之世也。惜乎其书皆亡，其善政之详无可考矣！
　　△《伪尚书》缺《太戊》
　　又按：《伪古文尚书》，太甲时有《伊训》、《太甲》及《咸有一德》，太戊时则《咸》、《太戊》、《原命》皆无之。盖太甲之事经传多言之，而其文亦间有引於传记者，故有所倚傍以成篇；若太戊事，则罕见於经传，故无从而拟之耳。惜乎後人之不之察也！
　　【备览】“中宗崩，子中丁立。中丁崩，弟外壬立。外壬崩，弟河甲立；殷复衰。”（同上）
　　【备览】“仲丁迁於嚣。”（《史记》作“敖”）河甲居相。”（《书序》）
　　【备览】“河甲崩，子祖乙立。”（《史记殷本纪》）
　　○祖乙（祖辛以後诸王附）
　　“在祖乙，时则有若巫贤。”（《书君》）
　　【备览】“祖乙圮于耿。”（《书序》。《史记》作“迁于邢”）
　　【备览】“祖乙崩，子祖辛立。祖辛崩，弟沃甲（《世本》作“开甲”）立。（《史记殷本纪》）
　　【备览】“沃甲崩，立祖辛之子祖丁。祖丁崩，立沃甲之子南庚。”（同上）
　　【备览】“南庚崩，立祖丁之子阳甲，自中丁以来，废而更立诸弟子；弟子或争立，此九世乱，於是诸侯莫朝。阳甲崩，弟盘庚立。”（同上）
　　△《史记》言中丁以来九世乱
　　《大纪》云：“仲丁当作沃丁。自沃丁至阳甲，立弟者九世，则仲丁之名误也。”余按：自仲丁以後，有外壬、河甲、祖乙、祖辛、沃甲、祖丁、南庚，至阳甲正得九世，仲丁字不误也。今胡氏乃专取兄终弟及之九世当之，则自沃丁至阳甲凡十四世，岂得间隔数之，统谓之“比九世乱”乎！且《史记》所谓“乱”者，诸弟子争立耳，非立弟则当遂谓之乱也。若本不相争，而但因无子或子幼及不肖而立弟，岂得概谓之乱！而太戊“格於上帝”，享国七十五年，尤不可以谓之乱也。故今仍用《史记》原文。
　　○盘庚（小辛、小乙附）
　　“盘庚迁于殷，民不有居，率吁众戚，出矢言。……王若曰：‘格汝众，予告汝训！汝猷黜乃心，无傲从康。古我先王，亦惟图任旧人共政。王播告之修，不匿厥指，王用丕钦。罔有逸言，民用丕变。今汝聒聒，起信险肤，予弗知乃所讼！……汝不和吉言于百姓，惟汝自生毒；乃败祸奸宄，以自灾于厥身。乃既先恶于民乃奉其恫，汝悔身何及！相时忄佥民，犹胥顾于箴言，其发有逸口，矧予制乃短长之命！汝曷弗告朕，而胥动以浮言？恐沈于众。若火之燎于原，不可向迩，共犹可扑灭。则惟汝众自作弗靖，非予有咎。’”（《书盘庚》）
　　△《盘庚》上篇
　　按：《盘庚》上篇乃诰群臣者。盖卿士大夫者，万民之望，观篇中所云“先恶于民”，云“胥动以浮言”。则是民之梗化皆卿士大夫之倡之也，故先诰之。盘庚其可谓知本矣。卿士大夫不与君一体，於此见殷道之衰。幸而盘庚能正其本，以义责之，以刑惕之，使之有所畏惮而不敢恣其所欲为，所以卒能保守先业而有以开武丁之中兴也。
　　“迟任有言曰：‘人惟求旧；器非求旧，惟新。’古我先王暨乃祖乃父胥及逸勤，予敢动用非罚！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兹予大享于先王，尔祖其从与享之。作福作灾，予亦不敢动用非德！……无有远迩：用罪伐厥死，用德彰厥善。邦之臧，惟汝众；邦之不臧，惟予一人有佚罚。”（同上）
　　△“世选尔劳”
　　按：此文乃申明上文迟任“求旧”之义；然云“世选尔劳，予不掩尔善”，则虽世家子弟亦必择其贤者而用之，非概以嫡长世及为常也。盖商世俗犹近古，虽天子亦有立弟立庶者，况於卿大夫；犹晋成、景以前，卿虽世及，犹择其人，至平、顷以後而遂以父死子继为固然也。观此，可知世变。
　　“盘庚作，惟涉河。民迁，乃话民之弗率，诞告用。其有众咸造，勿亵在王庭。盘庚乃登进厥民，曰：‘明听朕言，无荒失朕命！……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视民利用迁。汝曷弗念我古後之闻？承汝俾汝，惟喜康共。非汝有咎，比于罚。予若吁怀兹新邑，亦惟汝故，以丕从厥志。今予将试以汝迁，安定厥邦。汝不忧朕心之攸困，乃咸大不宣乃心，钦念以忱，动予一人。尔惟自鞠自苦。若乘舟，汝弗济，臭厥载。尔忱不属，惟胥以沈。不其或稽，自怒曷瘳！……往哉！生生！今予将试以汝迁，永建乃家！’”
　　△《盘庚》中篇
　　此《盘庚》中篇乃诰万民者。观其谆谆训诫，犹有上下一体之意。若在後世，惟以政率之，以刑驱之耳。於此知殷道虽衰而古风犹未泯也。
　　“盘庚既迁，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绥爰有众，曰：‘无戏怠，懋建大命！今予其敷心腹肾肠，历告尔百姓于朕志。罔罪尔众；尔无共怒，协此谗言予一人。……今我既羞告尔于朕志若否，罔有弗钦。无总于货宝，生生自庸。式敷民德，永肩一心。’”（（同上）
　　△《盘庚》下篇
　　此《盘庚》下篇乃既迁之後通告臣民者。“无总于货宝”，与孟子“先义後利”之意同。於此知盘庚之使民以义，是以卒能成其志也。
　　【备览】“盘庚之时，殷都河北。盘庚渡河南，复居成汤之故居；殷道复兴，诸侯来朝。”（《史记殷本纪》）
　　△辨改商为殷之说
　　世儒多谓盘庚改商为殷。《纲目前编》因之，於阳甲以前皆书曰“商王’，於盘庚以後皆书曰“殷王”，於盘庚之元祀书曰“迁都於殷，改国号曰殷”。余按：《商书盘庚篇》云：“殷降大虐，先王不怀，厥攸作。”是盘庚未迁以前已称殷也。《商颂殷武篇》云：“商邑翼翼，四方之极。”是盘庚既迁以後犹称商也。《诗》云：“殷商之旅”，又云：“咨汝殷商”，而《书微子》一篇或称殷，或称商，参差不一，是殷与商可以连称，亦可以互称也。安在其为改号也哉！盖商者汤之国号，而殷者则商之邑名，後世所谓建都之地是也。其称为殷商，犹其称为京周也。商邑於殷而遂号为殷，犹韩邑於郑而遂号为郑，魏邑於梁而遂号为梁也。南迁於他邑而皆名之为殷，犹晋迁於新田而仍名之为绛，楚迁於若阝而仍名之为郢也。不得以为盘庚所改。故今不从其说。
　　【备览】“盘庚崩，弟小辛立；殷复衰。小辛崩，弟小乙立。”（同上）
　　【备览】“小乙崩，子武丁立。”（同上）
　　○武丁
　　“其在高宗，时旧劳于外，爰暨小人。作其即位，乃或亮阴，三年不言；其惟不言，言乃雍。不敢荒宁，嘉靖殷邦；至于小大，无时或怨。肆高宗之享国五十有九年。”（《书无逸》）
　　【备览】“昔殷武丁能耸其德，至於神明，以入於河，自河徂亳，於是乎三年默以思道。卿士患之，曰：‘王言以出令也；若不言，是无所禀令也。’武丁於是作书曰：‘以余正四方，余恐德之不类，兹故不言。’”（《楚语》）
　　【附论】“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论语宪问篇》）
　　“在武丁，时则有若甘盘。”（《书君》）
　　【补】“传说举於版筑之间。”（《孟子》）
　　【存参】“使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得传说以来。升以为公而使朝夕规谏曰：‘若金，用女作砺；若津水，用女作舟；若天旱，用女作霖雨。启乃心，沃朕心。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视地，厥足用伤。’”（《楚语》）
　　△辨梦赉良弼之说
　　《伪尚书说命》云：“王宅忧，亮阴三祀。既免丧，其惟弗言。群臣咸谏于王曰：‘呜乎，知之曰明哲，明哲实作则。天子惟君万邦，百官承式。王言惟作命；不言，臣下罔攸禀令。’王庸作书以诰曰：‘以台正于四方，台恐德弗类，兹故弗言。恭默思道，梦帝赉予良弼，其代予言。’乃审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说筑傅岩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诸其左右”云云。余按：梦，恍惚之境也。《传》曰：“国将兴，听於人；将亡，听於神。”“子不语：怪，力，乱，神。”自古帝王贤圣未有以梦为据者。况命相尤天下之大事乎！孟子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是以古之圣人必稽於众，奏以言，试以功，历试皆效，然後用以为相。其难也如此，乌有决之於一梦者乎！且使天果可以梦赉良弼，则诚能格天者莫尧、舜若矣，尧之举舜，舜之举禹、皋陶，皆稽於众，奏以言，试以功，而後得之，天皆不以梦示之也。惟《春秋传》叔孙氏之竖牛以梦进，《史记》田单之神师以梦进；然是妖耳，诈耳，岂所以语於圣贤之事也哉！《泰誓》曰：“天视自我民视，天听自我民听。”古之圣人言天者皆以人，未尝求之於冥漠也。秦、汉以後，妖言迭兴，汉光武始以谶命三公，明肃帝至以乩行赏罚；而或不惬於众，或藉以济其私，史册炯然，为世永戒。呜乎，宁武丁之贤圣而有是哉，或谓武丁尝历民间，知说之贤，既立，欲用为相，恐卿士不服，故之於梦。其说巧矣。不知今《说命》之文实采诸《史记》，而《史记》又本诸《国语》而衍之者。然《国语》载武丁之书只自明不言之故，绝无“帝赉良弼’之文；所谓“求四方之贤圣”，亦初不谓专求说也。“四方之贤圣”者，众词也，说其最贤圣者耳。云“以象梦”者，据象之所示，梦之所感，以为求之之端，非不考其言行而求其形之肖也。若如今《说命》所云，则当云“以象梦求良弼於四方”，不当云“以象梦求四方之贤圣”矣。盖《国语》象梦之文本近附会，自《史记》衍之，遂真以为梦中见之；《伪尚书》再衍之，遂若天召武丁而面赐之；古今之书愈转而愈失其真者大抵如此，亦不必强为之说也。然使此事见於《庄》、《列》、《吕览》，则唐、宋诸儒必有斥其妄者；以其名为《尚书》之故，遂相视不敢议；即或疑其不经，不过曲为之解而已。卓识之难，亦可慨矣！故今不采《伪书》、《史记》之文，而但载《国语》之言以存参，学者从容考其真伪可也。
　　“挞彼殷武，奋伐荆楚，┱入其阻，裒荆之旅，有截其所：汤孙之绪。”（《诗商颂》）
　　“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易既济卦》）
　　“由汤至於武丁，贤圣之君六七作，天下归殷久矣；久则难变也。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孟子》）
　　△归殷之义
　　按：孟子既云“天下归殷久矣”，而下复云“武丁朝诸侯，有天下”，则所谓“归殷”者，乃当“贤圣之君”之时；非谓天下无一日不归於殷也。以贤圣之君之多也，故统言之曰“久”耳。
　　【附录】“高宗肜日，越有ず雉。祖己曰：‘惟先格王正厥事。’”（《书高宗肜日》）
　　△重译来朝之附会
　　《尚书大传》载祖己言，谓远方将有来朝者；三年，编重译来朝者六国。其说与《尚书》文不合，盖後人妄为附会者。今不录。
　　【附录】“武丁孙子，武王靡不胜。龙十乘，大喜是承。”（诗商颂）
　　△《诗》、《书》记武丁後王二事
　　按：《高宗肜日篇》，或以为高宗祭成汤，或以为後王祭高宗。然篇首既云“高宗肜日”，高宗，庙号也，则以为祭高宗者近是。而《诗》称“武丁孙子”，则亦作於武丁之後者。但皆不知为何王事，故并附於武丁之後。
　　【备览】“武丁崩，子祖庚立。祖庚崩，弟祖甲立。”（《史记殷本纪》）
　　○祖甲（廪辛以後诸王附）
　　“其在祖甲，不义惟王，旧为小人。作其即位，爰知小人之依，能保惠于庶民，不敢侮鳏寡。肆祖甲之享国三十有三年。（《书无逸》）
　　△引蔡沈《传》辨祖甲即太甲之说
　　《伪孔传》释《无逸篇》祖甲云：“汤孙太甲，为王不义，久为小人之行；伊尹放之桐三年，起就王位。此以德优劣，立年多少为先後，故祖甲在下。殷家亦祖其功，故称祖。”《蔡传》驳之，今载其说於後。
　　【蔡九峰《无逸篇传》】“孔氏以祖甲为太甲，盖以《国语》称‘帝甲乱之，七世而殒’，意以为帝甲必非周公所称者；又以‘不义惟王’与太甲‘此乃不义’文似，遂以此称祖甲者为太甲。然详此章‘旧为小人，作其即位’，与上章‘爰暨小人，作其即位’文势正类。所谓“小人’者，皆指微贱而言，非谓忄佥小之人也。‘作其即位’，亦不见太甲复政思庸之意。况殷世二十有九，以‘甲’名者五王，以‘太’，以‘小’，以‘沃’，以‘阳’，以‘祖’别之，不应二人俱称祖甲。《国语》传讹承谬，旁记曲说，不足尽信；要以周公之言为正。又下文周公言‘自殷王中宗，及高宗，及祖甲，及我周文王’，及云者，因其先後次第而枚举之词也。则祖甲之为祖甲而非太甲，明矣。”
　　余按：马、郑旧说皆以祖甲为武丁子；自王肃恃其门阀，好攻郑氏，始以祖甲为太甲。《伪传》所云，实本於此。细核《伪书》、《伪传》之说，大抵皆出於肃，故《正义》云：“《传》说绝无传者；至晋世，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不知此乃王肃之徒采肃之说，伪撰此书，以为攻郑氏之助，正与伪撰《家语》之旨相同。齐、梁之代，经学断绝，因以为实；隋世焯、炫苟喜新异，遂废郑注；颖达不能为乃祖辨其诬，反从而袒护之，以致郑学失传，千有馀年皆遵王肃之谬说。甚矣，人之重名而不重实也！蔡氏之辫当矣，然吾犹惜其不能直抉《孔传》之伪而使安国抱不白之冤也！
　　【备览】“帝甲崩，子廪辛（《汉书》及《帝王世纪》皆作“凭辛”）立。廪辛崩，弟庚（字疑误）丁立。”（《史记殷本纪》）
　　“自时厥後立王，生则逸。生则逸，不知稼穑之艰难，不闻小人之劳，惟耽乐之从。自时厥後，亦罔或克寿，或十年，或七八年，或五六年，或四三年。”（《书无逸》）
　　【备览】“庚丁崩，子武乙立；殷复去亳，徙河北。武乙无道，为偶人，谓之天神，与之博，令人为行；天神不胜，乃﹃辱之。为革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史记殷本纪》）
　　【备览】“武乙猎於河、渭之间，暴雷，武乙震死；子太丁（按《竹书纪年》，当作“文丁”）立。（同上）
　　【备览】“太丁崩，子帝乙立。”（同上）
　　○帝乙
　　“自成汤咸至於帝乙，成王畏相，惟御事厥有恭，不敢自暇自逸；矧曰其敢崇饮！（《书酒诰》）
　　“至於帝乙，罔不明德慎罚，亦克用劝。”（《书多方》）
　　“自成汤至于帝乙，罔不明德恤祀。”（《书多士》）
　　【备览】“帝乙立，殷益衰。”（《史记殷本纪》）
　　△帝乙前不皆贤君
　　按：《书无逸篇》称祖甲以後诸王“生则逸，惟耽乐之从”，而此三篇乃云“不自暇逸”，“罔不明德”何哉？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以其不若纣之酣身，即谓之“不自暇逸”；不若纣之暴虐，即谓之“明德、慎罚、恤祀”耳。且此乃为殷众而言，故不暇细辫其优劣也。言各有所当；学者当善求其意，不可以词害志而谓帝乙以前皆贤君也。
　　“帝乙归妹：其君之袂不如其娣之袂良。”（《易归妹卦》）
　　△“归妹”文必有本
　　按：此文必有所本；若但用卦爻起义，则何所见必归之帝乙乎？故今全载其文。
　　“微子启，帝乙之元子也。”（《左传》哀公九年】
　　“宋祖帝乙。”（《左传》文公二年）
　　△微子长少嫡庶不可知
　　《史记殷本纪》云：“帝乙长子曰微子启，启母贱，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後，立为嗣。”是以微子与纣为异母也。《吕氏春秋》乃云：“纣母之生微子启与仲衍也，尚为妾；已而为妻，生纣。纣之父母欲置微子启以为太子，太史据法而争之曰：‘有妻之子，不可立妾之子。’纣故为後。”由是叙次古史者多因之。余按：《书微子篇》但以“王子”称之；至於同母，异母，为兄，为弟，经传皆无明文，惟《牧誓篇》有云：“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王父”似指箕、比而言，“母弟”似指微子而言：恐微子乃纣之同母弟，未必果纣之异母兄也。至於《吕览》之说，尤为乖谬。古者本无以妾为妻之事；春秋时虽有之，然亦以妾冒妻之称耳，未有正各而立妾以为妻者也。即令帝乙果有此事，彼既已妻妾不辨矣，复何辨於嫡庶而坚持立嫡之议如此哉！夫妾既为后矣，则妾之父母即后之父母也，妾之子女即后之子女也；不子其故子，则亦将不父其故父乎？汤、武皆以诸侯为天子，若如太史之说，亦当立其为天子後所生之少子，而不得立其为诸侯时所生之长子乎？此虽至愚者不至是也。且太史诚能据法而争，何不争之於立妾为妻之日，而争嫡庶於一人之子也？妾反可以为后，而妾之子反不可以为太子乎？盖《史记》、《吕览》之言皆因《春秋传》“元子”之文而附会之者。《史记》以为元子者长子之称，而长子不当不立，故意其必庶长也。《吕览》以为元子者嫡长之称，而嫡长尤不当不立，故意其生时而母犹为妾也。不知元子之文本不必泥，纣死无後而微子承殷祀，即谓之元子也可。武王非长也，而《金》称为“元孙”。鲁仲孙氏亦称为孟氏。汉文帝乃高帝第四子，而淮南王称为“大兄”。“孟“与“大”皆长之义也，安得执其一字而疑之乎！然《史记》之言虽未必果然而固有此理，若《吕览》乃必无之事，而世之论者咸信之，或以太史泥立嫡之说为非，或以太史持立嫡之议为是，皆可谓梦中而说梦者矣！
　　△微仲非微子弟
　　至以微仲为微子弟，其说亦谬。《记》曰：“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微子舍其孙盾而立衍。”则衍乃微子之子明矣。果帝乙之子，当别有禄邑，何得乃冒其兄之封爵乎！《史记》亦谓衍为微子之弟，盖沿此说之误！故今皆不载。
　　【附录】“圣人之道衰，暴君代作：坏宫室以为污池，民无所安息，弃田以为园囿，使民不得衣食；邪说暴行又作，园囿污池沛泽多而禽兽至。及纣之身，天下又大乱。”（《孟子》）
　　△孟子言“暴君代作”
　　按：此文所称不见於他传记，不知为何王之事。孟子生秦火以前，古书存者尚多，盖必有所考而知之。然云“暴君代作”，则固统夏、商两代言之，非一人之事矣。姑附录於此。
　　【备览】“帝乙崩，子辛立。”（《史记殷本纪》）
　　○纣
　　【补】“纣之去武丁未久也，其故家遗俗，流风善政，犹有存者；又有微子、微仲、王子比干、箕子、胶鬲，皆贤人也，相与辅相之。”（《孟子》）
　　【备览】“纣资辨捷疾，闻见甚敏；材力过人，手格猛兽；知足以距谏，言足以饰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声，以为皆出己之下。”（《史记殷本纪》）
　　△爵生乌事刘向书两说
　　《说苑》云：“帝辛时，爵生乌於城隅，占之，曰：‘小以生巨，国家必祉。’帝辛喜，亢暴无极，遂亡殷国。”余按：“小而生巨”，《新序》以为宋康王事，向所推为“黑眚”者也。盖传闻者异词，向遂两载之耳。今不录。
　　“箕子者，纣亲戚也。”（《史记宋微子世家》）
　　“王子比干者，亦纣之亲戚也。”（同上）
　　△箕子非纣诸父
　　世儒谓箕子，比干皆纣之叔父。余按：《史记》但称为“纣亲戚”，《孟子》称比干为“王子”，以为诸父，似矣；若箕子，则未有以见其为纣诸父也。世儒盖因误读《孟子》“王子比干、箕子、胶鬲”之文而谓“王子”兼下二人言之。不知比干爵邑不著，故连“王子”为文，箕子自有爵邑，岂得复以“王子”冠之。若云“王子箕子”，尚复成文义乎！《告子篇》称微子、比干，皆以为纣叔父，乃文义之小误，然无箕子，则箕子或商宗室世卿亦未可知，不得悬断为纣之诸父也。
　　【备览】“纣始为象箸，箕子叹曰：‘彼为象箸，必为玉否；为玉否，则必思远方珍怪之物而御之矣。舆马宫室之渐自此始，不可振也！’”（《史记宋微子世家》）
　　“胶鬲举於鱼盐之中。”（《孟子》）
　　△《晋语》、《吕览》言胶鬲事之诬
　　《晋语》云：“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於是乎与胶鬲比而亡殷。”《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次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余按：孟子以胶鬲与傅说并称，又与微子、箕、比皆称为贤，乌有与妲己比，与周人盟，以倾其国者哉！盖《国语》亦战国人所作，战国之士固多毁圣贤以快其意者；至《吕氏春秋》尤不足为怪。说并见後《丰镐别录》、《伯夷叔斋篇》中。
　　“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书牧誓》）
　　“在今後嗣王酣身：厥命罔显于民，祗保越怨不易，诞惟厥纵淫于非彝，用燕丧威仪，—民罔不尽伤心，—惟荒腆于酒。”（《书酒诰》）
　　【备览】“殷辛伐有苏，有苏氏以妲己女焉。”（《晋语》）
　　【备览】“爱妲己，妲己之言是从。於是使师涓作新淫声，北里之舞，靡靡之乐。厚赋税，以实鹿台之钱而盈钜桥之粟。益收狗马奇物，充仞宫室；益广沙邱苑台，多取野兽蜚鸟置其中。”（《史记殷本纪》）
　　此言纣荒於酒色事，做先列之。
　　△荒酒色
　　“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书牧誓》）
　　“其在受德愍，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乃惟庶习逸德之人同于厥政。”（《书立政》）
　　【备览】“用费中为政；费中善谀好利，殷人弗亲。又用恶来；恶来善毁谗，诸侯以此益疏。”（《史记殷本纪》）
　　【备览】“商容贤者，百姓爱之，纣废之。”（同上）
　　△辨商容欲伐纣之说
　　《韩诗外传》云：“商容尝执羽龠，冯於马徒，欲以伐纣，而不能遂，去伏於太行。”余按：商容，纣之臣也，岂容有伐纣之心，又岂能有伐纣之力！微、箕、比干，皆商贵戚大臣，尚不敢萌此念，况容之微贱乎！此後人所妄，故不录。
　　△用舍失宜
　　此言纣用舍失宜事，故次列之。
　　“厥终，智藏在；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以哀吁天；徂厥亡，出执。”（《书召诰》）
　　△失民心
　　此言纣失民心事，故又次列之。
　　【附录】“商纣为黎之东夷畔之。”（《左传》昭公四年）
　　此事不知当在何年，姑附录于此。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於王曰：‘天子！天既讫我殷命，格人元龟，罔敢知吉。非先王不相我後人，惟王淫戏用自绝，故天弃我，不有康食，不虞天性，不迪率典。今我民罔弗欲丧，曰：“天曷不降威，大命不挚？”今王其如台？’王曰：‘呜呼，我生不有命在天！’祖伊反，曰：‘呜呼，乃罪多参在上，乃能责命于天！殷之即丧！指乃功，不无戮于尔邦！’”（《书西伯戡黎》）
　　“微子若曰：‘父师，少师！殷其弗或乱正四方？我祖遂陈于上，我用沈酗于酒，用乱败厥德于下。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卿士师师非度。凡有辜罪，乃罔恒获。小民方兴，相为敌雠。今殷其沦丧！若涉大水，其无津涯！殷遂丧，越至于今！’曰：‘父师，少师！我其发出狂，吾家耄逊于荒。今尔无指告予颠齐，若之何其？’”（《书微子》）
　　“父师若曰：‘王子，天毒降灾荒殷邦，方兴沈酗于酒；乃罔畏畏，弗其长，旧有位人。今殷民乃攘窃神之牺牲，用以容，将食无灾。降监殷民，用雠敛召敌雠不怠，罪合于一，多瘠罔诏。商今其有灾，我兴受其败。商其沦丧，我罔为臣仆。诏王子出迪。我旧云刻子。王子弗出，我乃颠齐。自靖，人自献于先王；我不顾行遁。’”（同上）
　　△“父师、少师”非箕子、比干
　　“父师、少师”，《史记》以为“太帅疵、少师强”，《伪孔传》及《蔡传》皆以为箕子、比干。余按：《史记》称疵、强抱其乐器而奔周，则是皆乐师耳；玩《书》父师所言，殊不类乐官语，《传》不之从，是也。然以为箕、比，亦初无所据，且比干称王子，似爵卑而无禄邑者；若为少师，尊矣，不应微、箕皆以封爵著而此干独以名称。尤可异者，世既以父师为箕子矣，而又以箕子为纣叔父；夫纣叔父则王子也，箕子身为王子，乃以“王子”称微子乎！大抵後儒之失皆在於强不知以为知，古书既缺，不知其名则亦已矣，必欲强指其人，无怪乎其舛也！孔子曰：“吾犹及史之阙文也。”是余所深慕尔。
　　△风俗之敝之由来
　　按：微子与父师所言纣失道事，不过沈酗于酒而已；而所言殷民之失乃居大半焉。曰“殷罔不小大，好草窃奸宄”，曰“小民方兴，相为敌雠”，曰“攘窃神之牺牲”，曰“敛召敌雠”，曰“罪合于一”，此皆殷民风俗之敝，非谓纣也。然风俗之敝，由於所用之非人，故言“草窃奸宄”即继之以“卿士师师非度”，言“攘窃”“敌雠”必先之以“弗其长”也。而老成所以不用，群臣所以失职，则皆由於纣之荒於酒色而不慎於用舍，不勤於政事，是以微子父师皆先言其“沈酗于酒”，而《戡黎》亦以“民罔弗欲丧”归咎於“淫戏”也。是知立国之道当正其本，而用人尤在所当慎。孔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季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以卫灵之失道，犹能保其国，况於中主，又况於贤主乎！然则人君之要务可知已矣。
　　【附论】“子贡曰：‘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也，是以君子恶居下流，天下之恶皆归焉。’”（《论语子张篇》）
　　△纣之不善五端
　　《战国策》称纣醢九侯，脯鄂侯。《史记》称纣有酒池肉林，倮逐之戏，炮烙之刑。《新序》称纣为鹿台，七年而成，其大三里，高千尺，临望云€。《帝王世纪》称纣剖比干妻以视其胎，烹伯邑考为羹以赐文王。《水经注》称老人晨将渡水而沈吟难济，左右曰：“老者髓不实故也。”纣乃胫而视髓。由是《伪古文尚书》逐以“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朝涉之胫”等语入《泰誓篇》中。余按：纣之不善，《尚书微子》、《牧誓》等篇言之详矣。约其大概有五。一曰听妇言，《牧誓》所谓“牝鸡之晨”者也。二曰荒酒，《酒诰》所谓“酣身”，《微子》所谓“酗酒”者也。三曰怠祀，《牧誓》所谓“昏弃肆祀”，《微子》所谓“攘窃牺牲”者也。四曰斥逐贵戚老成，《牧誓》所谓“昏弃王父母弟”，《微子》所谓“耄逊于荒，弗其长”者也。五曰收用忄佥邪小人，《牧誓》所谓“多罪逋逃是信，是使”，《立政》所谓“羞刑暴德同于厥邦”，《微子》所谓“草窃奸宄，罪合于一”者也。《论语》之称“三仁”，《晋语》之述妲己，皆与此合。即《大雅荡》之篇为後人之言，而其讥切纣失亦不外此五端，盖惟迷於酒色，是以不复畏天念祖，以致忠直逆耳，谗人幸进，故《牧誓》必推本於“妇言”，《酒诰》悉归咎於“荒腆”，惟仁贤不用而掊克在位，是以民罹其殃，故《召诰》於“徂亡出执”必推本於“智藏在”也。经传之文互相印证，纣之不善了然可见，初无世俗所传云云也。然则世所传纣之事，犹今人语谶必归之诸葛孔明、刘伯温，语奸诈必归之曹操也；犹以周新折狱之事尽加之海瑞也。其意不过欲甚纣之恶耳，不知君子之论贵於持平，不但当为圣王辨其诬，亦不必为暴主增其罪。且使人知纣之恶未至如世所传而已足以亡国，其为後世炯戒不更大乎！故今但载《尚书》之文及《晋语》之与《尚书》合者，於《史记》则采其近似者列之备览，其馀不近情理之事概弗载焉，亦子贡之意也。纣之虐不及於天下，说已见前《夏桀篇》中。
　　【补】“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论语微子篇》）
　　【附论】“孔子曰：‘殷有三仁焉。’”（《论语微子篇》）
　　△三仁行事之次第
　　《史记殷本纪》微子之去在箕奴比死之前，而《宋世家》则载之於箕、此受祸之後。且记微子言云：“父子有骨肉而臣主以义属，故父有过，子三谏而不听则随而号之；人臣三谏不听，则其义可以去矣。”於是太师少师乃劝微子去遂行。其意似惩於箕、比之事而云然者。余按：谏不听而去，乃异姓疏远之臣然耳；微子，商之懿亲，岂得以此为比！且《本纪》、《世家》之文既相矛盾，而《世家》又载《尚书微子篇》文於箕、比未谏之前，则是司马氏原无定见也。细玩《微子》一篇，似微子虽纣兄弟而实不与於政事者，所处之地与《春秋传》卫文公颇相类，与箕、比之有官守者不同，是以父师少师皆不以谏劝之，而但云“王子弗出，我乃颠齐”，不必待箕、比之受祸而後去也。《史记》以为数谏不听，大抵亦出於揣度耳。故今但以《论语》原文次之，而《世家》之文不录焉。
　　△箕、比受祸非出自期
　　《韩诗外传》云：“纣作炮烙之刑，王子比干曰：‘主暴不谏，非忠也；畏死不言，非勇也。见过即谏，不用即死，忠之至也！’遂谏，三日不去朝；纣囚杀之。”又云：“比干谏而死，箕子曰：‘知不用而言，愚也；杀身以彰君之恶，不忠也。二者不可，然且为之，不祥莫大焉！’遂解佯狂而去。”是比干死而後箕子奴，箕子以比干之死为非也。《史记宋世家》云：“纣为淫，箕子谏不听，人或曰：‘可以去矣！’箕子曰，‘为人臣，谏不听而去，是彰君之恶而自说於民，吾不忍为也。’乃被佯狂而为奴。”又云：“王子比干见箕子谏不听而为奴，则曰：‘君有过而不以死争，则百姓何辜！’乃直言谏纣。纣怒曰：‘吾闻圣人之心有七窍，信有诸乎？’乃遂杀王子比干，刳视其心。”是箕子奴而後比干死，比干以箕子之奴为非也。余按：箕、比之奴与死皆由所遇之殊非必自期於奴死也。且箕子不谏纣则已，被佯狂欲何为者？此必箕、比皆骤谏纣，幸而纣怒未甚则取而奴之，不幸而纣怒甚则取而杀之耳。谓箕子不辞奴则然，谓箕子自欲奴则不然；谓比干不畏死则可，谓比干必欲死则不可也。二书之文皆後人因二人之奴与死而代为之言者，是以其言浅近轻率而亦不得圣贤之心也。《殷本纪》载此事，其先後与《诗传》同而与《宋世家》互异，然则子长亦自无定见矣。所称“箕子惧，乃佯狂为奴”者，亦非是。箕子固非惧死之人，而死不死亦不在於为奴与否也。要之，三仁者贤同心同，事之先後原可不必区别，但《论语》文简直，疑得其实；《宋世家》之先後与《论语》合，而所称剖心者《诗传》无之，恐亦出於附会。故今但载《论语》之文，而《本纪》、《世家》、《诗传》之言悉不录。
　　“箕子之明夷。”（《易明夷卦》）
　　【附论】“内难而能正其志，箕子以之。”（《易彖下传》）
　　【附录】“纣克东夷而陨其身。”（《左传》）
　　【附录】“河竭而商亡。”（《周语》）
　　克东夷与河竭俱不知何年事，姑附录於此。
　　“载祀六百，商纣暴虐，鼎迁于周。”（《左传》宣公三年）
　　【备览】“周武王於是遂率诸侯伐纣，纣亦发兵距之牧野。甲子日，纣兵败。纣走入，登鹿台，衣其宝玉衣，赴火而死。”（《史记殷本纪》）
　　△辨微子衔璧之说
　　《春秋传》云：“蔡穆侯将许僖公以见楚子於武城：许男面缚衔璧，大夫衰，士舆榇。楚子问诸逢伯，对曰：‘昔武王克商，微子启如是。王亲释其缚，受其璧，焚其榇，礼而归之。’楚子从之。”《史记》云：“武王克殷，微子持其祭器造於军门，肉袒面缚，左牵羊，右把茅，膝行而前。武王乃释微子，复其位如故。”金仁山《通鉴前编》驳之曰：“武王伐纣，非讨微子也。使微子未遁，面缚衔璧，亦非其事也。且武王岂不闻微子之贤，宾王家，备三恪，何不以处微子而顾首以处武庚也？故面缚衔璧必武庚也，後世失其传耳。若微子则遁於荒野，武王释箕子之囚，封比于之墓，百尔恩礼举行悉遍而来及徽子，以微子遁野未获也。”（此文据《纲目前编》删节之，当考本书）何孟春曰：“按《书》，殷纣无道，微子去之，在武王克殷之前，何应当日而有是事。已去之後无复还之理，而牧野之战亦必不从人而伐其宗国也。意此殆非微子事，而逢伯之言特之古人以规楚子乎？”徐孚远曰：“武王既立武庚而又复微子之位，则是微子与武庚同在故都也。厥後武庚之叛，微子何以初无异同之迹？然则武王克商，微子未尝来归也。”由三子之言观之，则微子之不在殷明矣。盖武庚既诛之後，乃求得微子而立之，若鲁召叔孙豹於齐，齐召鲍国於鲁者；然初无所谓衔璧面缚之事也。然仁山谓面缚衔璧为武庚，孟春谓逢伯古人以规楚子，则犹过於信《传》而曲为之解者。盖不但微子无衔璧事，即许男亦无衔璧事也。何者？楚之围许，非争许也，特以齐帅诸侯伐郑，楚欲救郑而畏其强，故不得已围许，冀齐之移师以救许耳。是以齐师一来，楚师即退，楚之不争许明矣。藉使许欲叛齐即楚，亦当在楚围许之时，岂有待楚归国，始帅其臣弃国远涉而因蔡以求降者！且许果降於楚，则以後当遂从楚，何以此後许仍事齐而楚亦听之乎？比其前後观之，此乃必无之事；盖楚人自张大之言，左氏罗太广而误采之耳，不必别为之说也。
　　△辨商容观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备考】“契为子姓；其後分封以国为姓，有殷氏、来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孔子曰：‘殷路车为善’，而色尚白。”（同上）
　　
　　┌─────┐
　　│丰镐考信录│
　　└─────┘
　　●自序
　　夏、商皆以代称，周何为独系以丰、镐也？周至幽王之世而止也。周何为止於幽王也？东迁以後，载籍较多，称引亦繁，辨之不胜其辨，且非圣王贤相得失所关，故从简也。
　　何为於成王独系之以周公之相也？曰：周公者，上继文、武，下开孔子者也，故孟子曰：“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又曰：“悦周公、仲尼之道。”韩子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此非特表之不可也。而周公之事即成王之政，又非可分系者，故系之以“周公相成王”也。
　　周何为始於稷也？稷播种以开周，故叙文、武之政必追述之，犹商之始终契也。
　　周之贤臣哲辅何以统附之於後也？曰：周之人才盛矣，太公、召公创业守成之功固已，他如泰伯之让，伯夷之清，召穆公之辟四方，卫武公之称“睿圣”，亦卓卓者，皆不可以从略，故别为一卷，统附於後也。
　　●卷一
　　○後稷（不附）
　　“厥初生民，时维姜原。生民如何？克克祀，以弗无子。履帝武敏歆，攸介攸止，载震载夙，载生载育，时维後稷。诞弥厥月，先生如达，不坼不副，无无害，以赫厥灵。上帝不宁，不康祀，居然生子。诞之隘巷，牛羊腓字之。诞之平林，会伐平林。诞之寒冰，鸟覆翼之。鸟乃去矣，後稷呱矣，实覃实︳，厥声载路。诞实匍匐，克歧克嶷，以就口食。之荏菽，荏菽旆旆，禾役オオ，麻麦，瓜瓞唪唪。诞後稷之穑，有相之道。厥丰草，种之黄茂：实方实苞，实种实α，实发实秀，实坚实好，实颖实栗。即有邰家室。”（《诗大雅》）
　　“赫赫姜原，其德不回。上帝是依；无灾无害，弥月不迟，是生後稷。降之百福：黍稷重，直稚菽麦，──奄有下国，俾民稼穑。有稷有黍，有稻有，──奄有下土，缵禹之绪。”（《诗鲁颂》）
　　“思文後稷，克配彼天。立我民，莫匪尔极。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陈常于时夏。”（《诗周颂》）
　　【附录】“吉吉人也，後稷之元妃也。”（《左传》宣公三年）
　　△辨践迹孕弃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母曰姜原，出野，见巨人迹，心忻然欲践之，践之而身动如孕者；居期而生子弃。”其说盖因《大雅》“履帝武”之文而附会之者。郑氏笺《诗》，遂用其说。至宋，欧阳永叔、苏明允出，皆从毛氏，以为从帝喾之行，而驳《史记》、《郑笺》之非；然後经义始明，圣人之诬始白。而朱子作《诗传》独从郑氏，且云：“古今诸儒多是毛而非郑，然按《史记》亦云然，则非郑之臆说矣。”又云：“稷、契皆天生之：非有人道之感，不可以常理论也。汉高祖之生亦类此。”又引张子厚之言云：“天地之始，固未尝先有人也，则人固有化而生者矣：盖天地之气生之也。”余按：生民之初固由气化，然气化则纯以气化，必无以半形半气相杂而化者。气既可以为父，宁独不可以为母，而必待人然後能孕乎！气化如蚤虱，生於土，生於襦之缝，不生於雌之腹中也。形化如鸡鹜，无雄则卵而<卵段>矣。故凡不本於雄，则必不孕於雌；若孕於雌，必本於雄；无古今，无灵蠢，皆若是而已矣。且鸟卵者，气耶？形耶？人之精血为人道，鸟之卵何以独为天地之气乎！巨人者何耶？鬼神耶，则不得有足迹；有迹，是有形也；有形，是亦一物而已，安得为天地之气乎！凡物皆以同类相交为正，异类相交为妖；况不待交而但以卵与迹，是戾气之所锺耳。丹朱冯身，龙孕女，其说虽不经，然其意犹以为妖也。吞卵践迹，何以独得为瑞乎！至於汉高之生，母与龙交，亦出《史记》说耳，不得即以迁言证迁言也。假令果有此事，则其母为不贞而太公不得为高帝父矣。若之何欲以此诬圣人哉！天主之教，邪教也，其说荒诞难凭，故自诬其始为教之人，曰不父而孕。儒者不当为是言也。况其所称者，女也，非妇也，则是犹以有夫者为不可也。儒者何反不逮焉！由是言之，毛、郑之说是非判然。朱子乃以《史记》之故，独非毛而从郑。迁与康成皆汉人也，出之郑氏为臆说，出之司马氏独非臆说耶！司马氏之诬多矣，其显与经传异及前後自相矛盾者无虑数百，奈何欲尽以为实乎！甚矣说之贵於怪也：怪则人信之，不怪则人不信之矣！嗟乎，苏明允之议论，纰缪者盖不乏矣，朱子之解经，最为纯粹者，然至稷、契之事，则苏之论反纯粹而朱子之说反荒唐，斯诚理之不可解者矣！故今不载践迹之事。说并见前《商契篇》中。
　　【补】“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弃稷弗务；我先王不用失其官而自窜於戎、翟之间。”（《周语》）
　　【附录】“文、武不先万。”（《左传》文公三年）
　　【备览】“不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刘立。”（《史记周本纪》）
　　△不非弃子
　　《史记周本纪》云：“後稷卒，子不立。”《帝王世纪》云：“后稷纳吉氏，生不。”後世说者遂以不失官为在太康之世。余按：《国语》云：“昔我先世後稷以服事虞、夏。”谯周云：“言世稷官，是失其代数也。若不亲弃之子，至文王千馀岁，惟十四代，亦不合事情。”《史记正义》又引《毛诗疏》云：“虞及夏、殷共有千二百岁；每世在位皆八十年，乃可充其数耳。命之短长，古今一也。而使十五世君在位皆八十许载，子必将老始生，不近人情之甚。以理而推，实难据信也。”以此二说观之，则不之父乃弃之裔孙袭为後稷者，不非弃子也。《国语》所称“夏衰”，盖谓孔甲以後；谓在太康之时，误矣。故今不从《本纪》、《世纪》之说。
　　○公刘（高圉、亚圉附）
　　“笃公刘，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乃裹饣侯粮，于橐于囊，思戢用光。弓矢斯张，干戈戚扬，爰方启行。笃公刘，于胥斯原。既庶既繁，既顺乃宣，而无永叹。陟则在，复降在原。何以舟之？维玉及瑶，な奉容刀。笃公刘，逝彼百泉，瞻彼溥原；乃陟南冈，乃觏于京。京师之野，于时处处，于时庐旅，于时言言，于时语语。笃公刘，于京斯依。跄跄济济，俾筵俾几，既登乃依。乃造其曹，执豕于牢，酌之用匏。食之饮之，君之宗之。笃公刘，既溥既长，既景乃冈，相其阴阳，观其流泉。其军三单。度其隰原，彻田为粮。度其夕阳，豳居允荒。笃公刘，于豳斯馆。涉渭为乱，取厉取锻。止基乃理，爰众爰有，夹其皇涧，溯其过涧。止旅乃密，芮鞫之即。”（《诗大雅》）
　　△“匪居匪康”
　　按：此篇首章云：“匪居匪康，乃埸乃疆，乃积乃仓。”此三句义相生。盖惟其不自安逸，所以尽力於疆埸之间而农事无不治；惟其勤於农事，所以岁丰禾茂，积贮日盛也。然亦非但此也，通篇之文皆自“匪居匪康”来。陟冈觏京，度原彻田，以至涉渭取厉，何一非“匪居匪康”之事乎！诗人诚善於立言哉！
　　△彻法之始
　　按此诗，则周之彻法始於公刘，不始於武王也。盖自不窜戎以後，地非安乐，事多草创；历三世至公刘，有令德，而生聚亦渐蕃，物力亦渐充，於是始择善地而迁，立法定制以垂永久；其後遂守之而不改耳。《纲鉴》乃於武王克商之初书“立彻法”，误矣！说并见《三代经制通考》中。
　　△《公刘篇》章义
　　首二章叙公刘经营迁国之事；次二章言迁居於京；末二章叙其疆宇之阔，生聚之繁，并记彻法所由始也。前二章言京，後二章言豳者，京其建国之地，豳则统一国而言之，故至“既溥既长”之後始言豳也。
　　【备览】“公刘卒，子庆节立。”（《史记周本纪》）
　　《本纪》称“庆节立，国於豳”，与《大雅》文不合，非是。
　　【备览】“庆节卒，子皇仆立。皇仆卒，子差弗立。差弗卒，子毁俞立。毁俞卒，子公非立。”（同上）
　　【备考】“公非，辟方，高圉，侯牟，亚圉，云都，太公，组绀，诸。”（《索隐》引《世本》文）
　　【存参】“卫齐恶告丧于周，且请命。王使成简公如卫吊，且追命襄公曰：‘叔父陟恪，在我先王之左右，以佐事上帝；余敢忘高圉、亚圉！’”（《左传》昭公七年）
　　【存参】“高圉大王，能帅稷者也。”（《鲁语》）
　　△《世本》世数较《史记》可信
　　按《索隐》所引《世本》之文，自公非至大王凡九世。《史记周本纪》则云“公非卒，子高圉立；高圉卒，子亚圉立；亚圉卒，子公叔祖类立；公叔祖类卒，子古公父立”，仅五世耳。《帝王世纪》以“辟方”为公非字，“云都”为亚圉字，“组绀诸”为一人名，即公叔祖类也。余按：不下至文王，据《本纪》仅十有四世；其数之不符，前已辨之矣。然即使不当夏末造，其世数亦仍不止於是也。不之窜在夏桀前，至文王时不下六七百岁，安得每君皆享国至五十年之久乎！《汉书古今人表》以云都为亚圉弟，然则辟方、侯牟、诸皆当别为一人，非其字矣。况毁俞以前皆但举其名，何以公非以後四世皆兼举其字？盖《史记》因《国语》之文而遗此四世，《世纪》又因《史记》之文而强为说以曲全之者也。《世本》之文虽亦不能保无漏误，然多此四世则较之《史记》於事理为近。故今列之备考。
　　○大王（即公父）王季（即季历）
　　△“古公”非号
　　《史记周本纪》称大王曰“古公”；朱子《诗传》因之，曰：“古公，号也。”余按：周自公季以前未有号为某公者；微独周，即夏、商他诸侯亦无之，何以大王乃独有号？《书》曰：“古我先王。”古，犹昔也；故《商颂》曰：“自古在昔。”“古我先王”者，犹言“昔我先王”也。“古公父”者，犹言“昔公父”也。“公父”相连成文，而冠之以“古”，犹所谓公刘、公非、公叔类者也。故今以公季例之，称为公父云。
　　“厥亦惟我周，大王王季克自抑畏。”（《书无逸》）
　　“古公父复修後稷、公刘之业，积德行义；国人皆戴之。”（《史记周本纪》）
　　【补】“大王事獯鬻。”（《孟子》）
　　“大王居，狄人侵之。事之以皮币，不得免焉。事之以犬马，不得免焉。事之以珠玉，不得免焉。乃属其耆老而告之曰：‘狄人之所欲者，吾土地也。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其所以养人者害人。二三子何患乎无君！我将去之。”（同上）
　　“民之初生，自土沮漆。古公父，陶复陶穴，未有家室。”（《诗大雅》）
　　△沮漆之穴居
　　按：自公刘居，至大王已十馀世矣，必无未有家室而尚穴居之理。况《公刘》一诗所称“几筵，な奉，厉锻”之属，服用咸备，亦绝不似穴居者。然而此诗乃云尔者，疑大王去之後，先暂居於沮、漆之上，陶复穴以栖身，迨定居岐山，始筑宫室耳。《公刘篇》中亦无一言及沮漆者，则似沮、漆非地也。故今录此章於去之後。
　　“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爰及姜女，聿来胥宇。周原无无，堇荼如饴。爰始爰谋，爰契我龟；曰止曰时，筑室於兹。”（同上）
　　“去，逾梁山，邑於岐山之下居焉。人曰，‘仁人也，不可失也！’从之者如归市。”（《孟子》）
　　“乃慰乃止，乃左乃右，乃疆乃理，乃宣乃亩；自西徂东，周爰执事。乃召司空，乃召司徒，俾立室家。其绳则直，缩版以载，作庙翼翼。扌求之ЙЙ，度之薨薨，筑之登登，削屡冯冯，百堵皆兴，鼓弗胜。乃立皋门，皋门有伉。乃立应门，应门将将。乃立冢土，戎丑攸行。”（《诗大雅》）
　　△辨太伯不从翦商之说
　　朱子《论语注》云：“大王之时，商道浸衰而周日强大；季历又生子昌，有圣德：大王因有翦商之志。而大伯不从；大王遂欲传位季历以及昌。大伯知之，即与仲雍逃之荆蛮。夫以大伯之德，当商、周之际，固足以朝诸侯，有天下矣；乃弃不取而又泯其迹焉，则其德之至极，为何如哉！”其後元金仁山驳之，以为非是。而近世稼书陆先生复申朱子之意，以仁山之说为谬。余按：大王欲传季历以及昌，其说本之《史记》；《史记》但载大王言云：“我世当有兴者，其在昌乎！”初未尝有大王欲翦商之说也。朱子从而增之，以为大王当己之身即欲夺商天下，误矣！仁山驳之，是也，且其辨亦甚明；而後儒犹云云者，无他，震於孔子“至德”之称，以为避弟之节小，存商之义大，故不肯舍彼而就此耳。夫论古之道当先平其心而後论其世，然後古人之情可得；若执先入之见，不复问其时势而但揣度之，以为必当然，是“莫须有”之狱也，乌足为定论乎！大王之事，《诗》、《孟子》言之详矣。《诗》云：“古公父，来朝走马，率西水浒，至於岐下。”《孟子》曰：“大王居，狄人侵之，去之岐山之下居焉。”大王流离播迁之不暇，而暇谋商乎！《诗》云：“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又云：“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孟子》曰：“文王以百里。”是大王虽迁岐而生聚犹未众，田野犹未辟；至於王季，始启山林，文王然後蕃盛，而疆宇犹仅於百里也。大王之世，周安得日强大哉！且使大王如果强大，则何不恢复故土，逐獯鬻於塞外，以雪社稷之耻，乃反晏然不以为事而欲伐天下之共主，是司马错之所不为也，大王岂为之乎！《记》曰：“君子素其位而行，不愿乎其外。”古之帝王皆非有心於得天下者也，天与之，人归之，不得已而受之耳。南河、阳城之避，不待言矣；即鸣条、牧野，亦如是而己。“受球受共”以後，“三分有二”之馀，但使桀、纣之恶未甚，犹不肯伐之也；况大王新造之邦，蕞尔之土乎！且夫大王，天下之仁主也。当其在也，獯鬻无故侵之而犹不与之角，事之不免而遂去之，大王之心亦可见矣，乌有喘息甫定而欲翦商者哉！今论者但欲表大伯之忠贞，遂不惜诬大王以ダ觎，但取其论之正大，遂不复顾其事之渺茫，过矣！凡己所有而以与人曰让；人以所有与己而己不受则不曰让，而犹或谓之让；未有以不肯无故夺人所有而亦谓之让者。天下，商素有之天下也，於周何与焉，而大伯得以让之！若大伯可谓之让商，则伊尹亦可谓之让大甲，周公亦可谓之让成王，诸葛武侯、郭汾阳亦可谓之让汉、唐乎！然则非但时势之不符也，即文理亦难通矣。由是言之，大伯自让王季耳，与商初无涉也。曰：然则《诗》何以称“大王翦商”，《传》何以言“大伯不从”，《论语》何以与文王皆谓之“至德”也？曰：孟子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况《宫》一诗，语尤夸诞：僖公乞师於楚以伐齐，为楚戍卫，又会楚於薄於宋，而此篇反谓之“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其叙现在之事犹诬如此，况追叙数百年以前之事，乌在可信以为实邪！《左传》之文，《史记》尝采之矣：《晋世家》云：“大伯亡去，是以不嗣。”以不从为亡去，是所谓不从者谓不从大王在岐耳，非有他也。杜氏始有“不从父命”之言；然云“不从父命，俱让吴”，则似亦谓立己之命耳，未见其为翦商之命也。微子去之，箕子为之奴，比干谏而死，三人之行不同也，而孔子曰：“殷有三仁焉。”大伯之与文王，何必同为一事，然後可以同谓之“至德”乎！然《史记》大王欲立季历之言，本不足信；後儒纷纷之说，实皆此言有以启之。惜乎仁山之辨之未及於是也！说见後《大伯虞仲篇》中。
　　“古公有长子曰大伯，次曰虞仲。大姜生少子季历，季历娶大任，皆贤妇人。”（《史记周本纪》）
　　“古公卒，季历立，是为公季。公季修古公遗道，笃於行义。”（同上）
　　△迁岐不在小乙世
　　《纲目前编》，殷王小乙二十六祀，古公迁岐。又四十四年，当武丁之四十一祀，而季历生。又五十四年，当祖甲之二十八祀，而文王生；是年古公卒。自迁岐至是，凡九十七年。又四十七年而後季历卒。说者遂据此年以曲全朱子翦商之说，谓小乙之世，殷道已衰，故大王有翦商之志；赖大伯不从而逃之，是以武丁得以中兴。余按：《尚书无逸》一篇历纪古贤君享国之久，自中宗、高宗、祖甲以及文王；而於大王、王季但云“克自抑畏”，不言其年，则是享国不甚久也。若大王享国百馀年，寿百有数十岁，季历亦年百岁，何得周公皆略而不言乎！殷自小乙至纣凡十世，去兄终弟及者二君，实凡八世。文王与纣同时，而大王乃在小乙之世，以三世当八世，此必无之事也！况迁岐之日，姜女同来，则季历之生，大姜当不下六七十岁、舛误如此，其可据之以定经义之是非乎！且姑无论其年之不足信也，纵使果然，而迁岐之後三年，武丁已立，柽椐犹未及攘，柞或犹未及拔，翦商安得如是之易！季历於後四十四年始生，文王於後九十七年始生，大王何以预知其有圣孙，而大伯又将让之於谁乎！盖大王原无翦商之志，而迁岐亦断不在小乙之时，当在祖甲既没，商政浸衰之後，是以獯鬻凭陵而无复有问之者耳。自庚丁至纣凡五世，则与周之三世前後相距尚不甚远，而於理为可信矣。学者知大王立国之时商政已衰，自是遂不复振，然後商、周之事可得而论。
　　“帝省其山，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维此王季，因心则友，则友其兄，则笃其庆。”（《诗大雅》）
　　“维此王季，帝度其心，貊其德音，其德克明，克明克类，克长克君；王此大邦，克顺克比。（同上）
　　△辨王季为殷牧师之说
　　《竹书纪年》有文丁（《史记》作太丁）杀季历事。《後汉书注》引《纪年》文，称“王季伐西落鬼戎，俘二十翟王”；又“伐燕京之戎，周师大败”；又“伐余无之戎，克之，命为殷牧师”；其後又“伐始呼之戎，克之”，又‘伐翳徒之戎，获其三大夫。”而《孔丛子》亦言“帝乙之时，王季以功九命伯，受圭瓒鬯之锡”。由是《皇王大纪》及《纲目前编》皆采其文，而世亦往往信之。余按：《大雅》称周先世功德详矣，而於王季独略；惟《皇矣》之三章四章称之，然亦不过曰“柞或斯拔，松柏斯兑”而已，曰“因心则友，克明克类，克长克君”而已；然则王季乃谨慎爱民之主，能修先业者，原无多事功可纪也。藉令果有为牧之事，克戎之功，锡圭瓒鬯之典，诗人何得不一述之，而但称其家庭之雍穆，田野之垦辟乎！王季之事虽不可详考，然以大王、文王推之，大王侵於獯鬻而事之，而去之，如无商也者，文王伐密伐崇而取之，而居之，亦如无商也者，则王季之世，商政固不行於河关以西，而是时周亦尚微，不能自通於商也；安得受商命而为侯伯，而见杀於商也哉！且《纪年》以杀季历者为文丁，《孔丛子》以命季历者为帝乙，帝乙，文丁子也；季历既死於文丁之世，帝乙安得而命之！盖自《诗》、《书》以外，凡战国、秦、汉之间言商、周事者皆出於揣度，是以互相矛盾；而後儒犹欲据以为实，复为说以曲全之，疏矣！嗟夫，世之论周者，於大王则以为有翦商之志，於王季则以为为商牧师侯伯而见杀於商，於文王则以为为商三公而囚於里，於武王则以为父死不葬而伐商，为伯夷、叔齐所斥绝；似後世羁縻之属国，桀骜之君长，若晋之慕容、苻姚，宋之西夏，今日修贡而明日扰边，弱则受封而强为寇者。呜乎，曾谓圣人而有是哉！盖其所以如是说者有二：一则误以汉、唐之情形例商、周之时势，一则惑於诸子百家之言而不求之经传；故致彼此抵牾，前後不符。今但取《诗》、《书》、《孟子》言商、周之事者熟读而细玩之，则其事了然可见：周固未尝叛商，亦未尝仕於商；商自商，周自周；总因商道已衰，政令不行於远，故周弱则为獯鬻所迫而去之，周强则伐崇、密之地而有之；圣人之事本自磊磊落落，但後儒轻信而失其真耳。故今於诸家所言王季之事概不载。说并见前《大王》及後《文王》、《武王》篇中。
　　“公季卒，子昌立，是为西伯。”（《史记周本纪》）
　　○文王上
　　“挚仲氏任，自彼殷商，来嫁于周，曰嫔于京。乃及王季，维德之行。大任有身，生此文王。”（《诗大雅》）
　　“思齐大任，文王之母。”（同上）
　　【备览】“文王在母不忧，在傅弗勤，处师弗烦。”（《晋语》）
　　【备览】“文王之为世子，朝於王季日三。鸡初鸣而衣服，至於寝门外，问内竖之御者曰：‘今日安否，何如？’内竖曰‘安’，文王乃喜。及日中又至，亦如之。及莫又至，亦如之。其有不安节，则内竖以告文王；文王色忧，行不能正履。王季复膳，然後亦复初。食上，必在视寒暖之节；食下，问所膳。命膳宰曰‘末有原’；应曰‘诺’，然後退。（《礼记文王世子》）
　　此原文王之始。
　　△文王之形不可知
　　《帝王世纪》称文王龙颜虎眉，身长十尺，有四乳。余按：文王之圣以德不以形；且古未有影堂，何由得知其详，皆後人之所附会耳。惟“文王十尺”见於《孟子》；然特曹交传闻之语，不足据，孟子固曰“奚有於是”矣。故今不录。
　　“穆穆文王，於缉熙敬止。”（《诗大雅》）
　　“雍雍在宫；肃肃在庙。不显亦临；无射亦保。”（同上）
　　此文王修身事。
　　△文王之德不胜举
　　按《诗》、《书》中称文王之德者不可枚举，且亦人所共知，无庸悉载。载此二章之文以见大凡。
　　“文王初载，天作之合。在洽之阳，在渭之。……亲迎于渭，造舟为粱。”（同上）
　　“刑子寡妻，至于兄弟，以御子家邦。”（同上）
　　此文王宜家事。
　　△《周南》前五篇非咏太姒
　　《诗周南》自《关雎》以下五篇，《序》皆属之後妃。朱子本之作《传》，遂以文王、太姒当之。余按：齐、鲁、韩三家皆以《关雎》为康王时作，而《鲁诗》出於申公，《史》称“申公教无传疑，疑者则缺不传”，当非无据而云然者。惟所云“陈古刺今”，则篇中初无此意，疑汉时其徒附会为之。成、康正当周道之隆，必世後仁，岂无“君子”，岂无“淑女”，而必以为文王之世乃有之乎！且《关雎》取兴於“河洲荇菜”，而岐阳距河绝远，少水多山，风土殊不相类；葛覃之刈，卷耳之采，亦不似诸侯夫人事，恐未可直以为太姒也。况《序》但言后妃，原未指为何王之後，安得据此一言黜三家之说乎！朱子辩《柏舟篇序》云：“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时世名氏，不可以强而推。”至哉斯言，可谓善於读《诗》者矣！独於此五篇而必属之文王、太姒者，何哉？余从朱子之意，不敢尽从朱子之言，故於文王、太姒之事惟采《大雅》明白可据之文，而《周南》前五篇不录焉。
　　“天作高山，大王荒之。彼作矣，文王康之。彼矣岐，有夷之行。”（《诗周颂》）
　　“文王以百里。”（《孟子》）
　　此文王立国事。
　　△《绵》、《皇矣》、《天作》之文互相首尾
　　按《绵》之述大王，《皇矣》之述王季，及此《天作》之述文王，其文互相首尾。盖岐自大王疆理之，至王季之世而柞或始拔，至文王之世而道路始平夷也。《绵》之八章，即兼王季、文王言之，故承“拔兑”之文，遂叙文王之事。然则谓大王、王季之世周已强大者，其诬明矣。
　　“‘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闳天，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颠，有若南宫括。’又曰，‘无能往来兹迪彝教，文王蔑德降于国人。’”（《书君》）
　　△用贤不及太公之故
　　按此文，则文王所以泽被生民者，皆由能用贤臣之故。不及太公者，盖太公老始归周，其後又相武王、成王，则在文王之朝当不甚久，故不列也。
　　△文王时无周、召分岐事
　　先儒说《二南》者，皆谓文王徙都于丰，分歧故地为周公、召公之采邑，使周公为政於国中而召公宣布於诸侯；於是德化大成於内，而江、沱、汝、汉之间莫不从化。余按经传，二公皆至武王之世始显；迨成王朝，始分陕而治。当文王时，二公年皆尚少，况有虢叔、闳夭之属亲旧大臣在朝，必无独任二公分治内外而反不任旧臣之理；况分故国之地，不以与诸弟诸大臣而独赐二公乎！盖由说者误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故曲为之解耳。今不采。
　　“虢仲、虢叔，王季之穆也，为文王卿士；勋在王室，藏于盟府。”（《左传》僖公五年）
　　此文王用人事。
　　△辨鬻子为文、武师之说
　　《史记》记文王臣有鬻子。刘向《别录》云：“鬻子名熊，封於楚；今所传《鬻子》书，有与文王、武王问答之语，《列子》及贾谊《新书》颇述之，由是世称鬻熊为文、武师云。”余按：书中所载问答之言，皆浅陋无深意义，亦多近黄、老、明系後人之所伪。且熊绎之事康王，楚灵王尝述之矣；灵王好为夸张大言者，若其祖果为文、武师，何容默而不述乎！故今不载。
　　“文王卑服，即康功田功，徽柔懿恭，怀保小民，惠鲜鳏寡，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咸和万民。”（《书无逸》）
　　△辨文王之囿方七十里之说
　　《孟子》书中载有齐宣王问“文王之囿方七十里，有诸？”孟子对以“於传有之”。余按：文王怀保小民，惠鲜鳏寡，不遑暇食，其必无七十里之囿明矣，盖春秋、战国间好事者有为此说而笔之书者；孟子以为囿之大小不足深辨，而仁暴所由分在同民不同民，是以云然。且果刍荛雉兔者皆得往，则是即传记所云“山泽林麓，与民共之”者，岂得概谓之囿乎哉！故今不录。
　　“文王之治岐也：耕者九一，仕者世禄，关市讥而不征，泽梁无禁，罪人不孥。老而无妻曰鳏，老而无夫曰寡，老而无子曰独，幼而无父曰孤，此四者天下之穷民而无告者。文王发政施仁，必先斯四者。”（《孟子》）
　　此文王勤民事。
　　△辨遇疾改行之说
　　《韩诗外传》云：“文王莅国八年，寝疾五日而地动。有司请兴事动众以增国城，文王不可。请改行重善，遂谨其礼节皮革，以交诸侯（云云）。无几何而疾止。”余按：文王、孔子皆圣人也，孔子疾病，子路请祷，孔子曰：“丘之祷久矣！”文王岂待遇疾遇灾而後能改行为善乎！且其所称“谨其礼节”云云者，皆寻常之事，後世贤君之所优为，不足为文王贵，何待八年之後始能遇灾而自勉乎！《国语》、《列女传》皆谓文王生而即有圣德，其言虽过，要必不至遇灾变而始能为善也。又其词意浅弱，乃後人所妄撰。故不录。
　　“混夷兑矣，维其喙矣。”（《诗大雅》）
　　【附录】“文王事昆夷。”（《孟子》）
　　△伐大戎与虞、芮成之先後
　　《尚书大传》，文王伐犬夷（或作“昆夷”）在虞、芮咸後之四年。《史记周本纪》，文王伐犬戎（《正义》，“犬戎，昆夷是也”）在虞、芮成之明年。余按：《绵》之诗八章称“昆夷兑矣”，九章称“虞、芮质厥成”，则其先後恐不当如《大传》、《史记》所列。或昆夷、犬戎各一国，後人误合之邪？故今依《经》次之。
　　“虞、芮质厥成，文王蹶厥生。”（《诗大雅》）
　　△虞、芮成与伐崇，密之先後
　　此与崇、密之伐未知孰为先後；而《尚书大传》及《史记》皆以为在伐崇、密前。按，虞、芮在雍、冀间，去周不甚远，於理尚可通。今姑从之。
　　【备览】“虞、芮之君相与争田，久而不平，乃相与朝周。入其境，则耕者让畔，行者让路。入其邑，男女异路，斑白不提挈。入其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二国之君感而相谓曰：‘我等小人，不可以履君子之庭！’乃相让，以其所争田为闲田而退。天下闻而归者四十余国。”（《毛诗传》）
　　△《史记》记质成不及《毛传》
　　《史记》载此事与此传小异。《史记》云：“虞、芮之人有狱不能决，乃如周入界”云云。又云：“未见西伯，皆惭，遂还。”余按：国各有君，虞、芮之民不得越其君而质於文王；入界而还，亦不得遂谓之“质厥成”也。似以《传》说为长。故弃彼而录此。
　　“密人不恭，敢距大邦，侵阮徂共。王赫斯怒，爰整其旅，以按徂旅，以笃周祜，以对于天下。依其在京，侵自阮疆，陟我高冈。无矢我陵，我陵我阿。无饮我泉，我泉我池。度其鲜原，居岐之阳，在渭之将。万邦之方，下民之王。”（《诗大雅》）
　　△迁程之说可疑
　　《伪周书》言“周王宅程三年，遭天之大荒”。《外纪》亦称“伐密须後都於程”。余按：文王之居程不见於《诗》、《书》；史记詹桓伯之辞晋也，但称“魏、骀、芮、岐、毕”，亦无有所谓程者。或谓程即《孟子》所称“毕、郢”之郢；然既由郢迁丰，何得复卒於郢。或又以《皇矣》之“度其鲜原，居岐之阳”为迁程之证；然云“岐阳”，则是仍在岐山之下，未必别一地也。大抵春秋以前事多难考，或传闻异词，或传写异文，均不可知，不如缺之为善。故不录。
　　【附录】“密须之鼓与其大路，文所以大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伐于阝之事未必实
　　《尚书大传》及《史记》复有文王伐于阝事。按：崇、密、昆夷之伐皆见於经传，而于阝未有及者，不敢信其必实。且《大传》在伐密前一年，《史记》在伐密後二年，其时亦不同。故今宁缺之。
　　“帝谓文王：询尔仇方，同尔兄弟，以尔钩援，与尔临冲，以伐崇墉。”（《诗大雅》）
　　△辨伐崇报仇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乃求美女，文马，他奇怪物，献之纣。纣乃赦西伯，曰：‘谮西伯者，崇侯虎也。’其後西伯乃伐崇侯虎而作丰邑。”余按：圣人以救天下为心，是以东征西怨，南征北怨；必不因一身之私恨而兴师劳民，绝人之宗祀，若齐之於谭，晋之於曹、卫者然。况崇侯果恐其不利於商而告之纣，其事则恶，而其心不可谓非忠於纣也，岂容遽以为罪而灭之乎！《史记》此说盖因《皇矣》诗有“询尔仇方”之语，故附会之。不知“仇方”云者，乃国之仇，非身之仇也。《传》云：“令尹不尊诸仇雠。”又云：“以鲁国之密迩仇雠。”此必崇侯暴虐，侵噬小国，而周亦被其害，故云“仇方”，奚必谮文王而後可谓之仇哉！《传》云：“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是伐崇明以无道故，非以谮己故也。果因谮文王而伐之，《传》岂得但谓之“德乱”乎！且《周本纪》谓崇侯以积善累德谮之纣，《殷本纪》又谓崇侯以窃叹九侯告之纣，司马氏已自无定说矣。乌在其可信哉！故今不载。说并见後《帅殷叛国条》下。
　　“临冲闲闲，崇墉言言，执讯连连，攸馘安安，是类是，是致是附，四方以无侮。临冲，崇墉仡仡，是伐是肆，是绝是忽，四方以无拂。”（《诗大雅》）
　　△伐密、崇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史记周本纪》以虞、芮质成为文王受命之年，而云“明年，伐犬戎。明年，伐密须。明年，败耆国（即《书戡黎》）。祖伊惧，以告纣。明年伐于阝。明年，伐崇；自岐下徒都丰。明年，西伯崩。”《通监纲目前编》悉用其年以纪周事，遂以伐密伐崇为在三分有二之後。余按：文王伐国多矣，而《皇矣》诗独称崇、密，则是崇、密为大国也。然於密但言“侵自阮疆”而已，於崇则记其战胜攻取之略，而云“崇墉仡仡”，“崇墉言言”，则是崇尤强也。丰者，崇之境也，故《诗》云：“既伐於崇，作邑於丰。”《传》云：“崇在县；丰在县、杜陵西南。”则是汉、唐建都之地，崇实据之。当文王在岐时，地偏国狭，介居戎、狄，而崇以大国塞其冲，文王安能越崇而化行於东南之诸侯乎！诸侯即慕文王之德，安能不畏崇之侵陵遮击而远从於周乎！且崇去周仅三百里，文王尚不能以克之服之，又安能悬师二千里外以伐密迩王室之黎，致商人忧旦夕之不保乎！由是言之，伐密伐崇当在文王中年三分有二之前，其时不过西方诸侯归之而已；自灭崇後，周始盛强，通於河、洛、淮、汉之间，然後关东诸侯得被其化而归之耳。故《诗》於灭崇之後曰“四方勿拂”，於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也。《史记》之言，疑亦有所本；然观魏惠王之後元而以为襄元年，则固不能无误。惟《易纬》以伐崇为文王二十九年事，其书虽不经，而此事於理为近。故今虞、芮、密、崇之事虽仍《史记》次之，而皆载之文王受方国造区夏之前。
　　【存参】“文王闻崇德乱而伐之，军三旬而不降。退修教而复伐之，因垒而降。”（《左传》僖公十九年）
　　△崇之再伐始克之故
　　按《皇矣篇》前云“是致是附”，後云“是绝是忽”，则是文王於崇固尝再伐而後克之，《传》言不无据也。但子鱼之意欲襄公之自修无阙而後动，措词不审，遂若文王之轻举於初者，非也。《经》曰“临冲闲闲”，曰“是致是附’，是文王之初伐原无意於灭崇也。《经》曰“临冲”，曰“是伐是肆”，是文王之再伐原志在於必克也。故朱子《诗传》曰：“始攻之缓，战之徐也，非力不足也，非示之弱也，将以致附而全之也；及其终不下而肆之也，则天诛不可以留，而罪人不可以不得故也。”可谓得当日之情矣。盖文王之自修，原不待於临时，而亦无灭国以辟土地之心；苟其畏威而修德，则圣人亦乐与之更始；必其怙恶而阻兵，然後不得已而灭之耳。细玩《经》文，事理自明。然所云“闻崇德乱而伐之”者，则得圣人之实，足证《史记》崇侯虎谮文王之诬。故存之。读者不以词害意可也。说并见前《舜治定功成篇征苗条》下。
　　●卷二
　　○文王下
　　“文王受命，有此武功。既伐于祟，作邑于丰。”（《诗大雅》）
　　“王公伊濯，维丰之垣。四方攸同，王后维翰。”（同上）
　　△作丰当在“三分有二”之前
　　按虞、芮质成，诸侯固有归周者矣，是以《伐崇章》云“同尔兄弟”。然崇以大国当周东出之冲，其势固不能多也。伐崇之後曰“四方以无拂”，作丰之後曰“四方攸同”，则化之所被者广矣。三分有二，固当在此後也。
　　“文王不敢盘于游田，以庶邦惟正之供。”（《书无逸》）
　　【备览】“西伯行於野，见枯骨，命吏瘗之。吏曰：‘此无主矣。’西伯曰：‘有天下者，天下之主。有一国者，一国之主。吾即其主！’以棺衾而葬之。天下闻之，曰：‘西伯之泽及枯骨，况於人乎！’”（《吕氏春秋》）
　　△《二南》非文王时诗
　　自毛、郑以来，说诗者皆以《二南》为文王时诗；於是《汉广》、《汝坟》、《В梅》、《小星》、《江有汜》、《野有死》诸篇皆训以为文王德化所被，风俗之美。余反覆玩之，殊不其然。何者？盛世之音有贞无慝；“女”而“游”，“士”而“诱”，求偶而不能以少待，其不可以为训明甚。即“宵征”之叹“命”，“不与”之知“悔”，与至治之时让德施惠，敬事怀恩，上下交孚景象，何啻千里之隔！虽说者曲为称美，终不免於瑕瑜互见。谓其犹有先王之遗风，可也；遂以此为文王之化，亦浅之乎论文王矣！至於《汝坟》一篇，明明东迁时诗：“王室如毁”即指宗周之陨，“父母孔迩”即谓其邑大夫之来，词意显然。若以文王与纣之事当之，则纣之暴原不行於畿外，而诗人亦不必代为之忧；汝之距丰千数百里，亦无缘谓之“孔迩”也。且二十五篇中，文王与凡商、周间人未尝一见；所见者二人，“召伯”“平王”，皆在武王以後。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然则其馀特不见其名，无可考耳；其必皆在成、康以後无疑矣。乃後之说者於《甘棠》、《何彼矣》二篇必委曲迁就以求合於《传》说；即有一二有识之士断然以此二篇为武王以後诗，而其余仍以为文王时诗。甚矣，先入之言之中於人心者深也！今概不敢采。说并见上篇《宜家条》下。
　　【存疑】“文王以民力为台为沼，而民欢乐之，谓其台曰灵台，谓其沼曰灵沼。”（《孟子》）
　　△灵台非文王所立
　　《诗郑笺》云：“文王受命而作邑于丰，立灵台。”余按：《灵台》一诗前咏“灵台”，後咏“辟雍”，首尾相联，似咏一王之事者。然而後篇称“镐京辟雍”：武王始迁於镐，故先儒皆以辟雍为始於武王。苟辟雍自武王始，则灵台亦非文王事矣。《大明》、《有声》二篇兼咏文、武之功，皆有明文以分别之，此乃文体应尔；必无咏武王之事而杂入於文王事中者。且《大雅》中凡称前王者皆举其谥，其称今王者乃无谥：此云“王在灵囿”，文王未尝称王，则非文王明矣。盖孟子引诗，断章取义者多。“忧心悄悄”，《卫风》也，而以为孔子。“肆不殄厥愠”，大王也，而以为文王。“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僖公也，而以为周公。然则此诗亦未必果文王之事，孟子但欲劝梁王之与民同乐，故不暇辨其时世耳。况《孟子》一书乃其门人所记，苟非大义所关，亦不保无语言之小误。故列之於存疑。说并见後《成康篇》中《下武条》下。
　　△灵台非观象之所
　　《诗郑笺》云：“天子有灵台者，所以观象，察气之妖详也。”《春秋传》云：“公既视朔，遂登观台以望，而书云物，为备故也。”余按：灵台果为占天而建，则诗人亦当有一语及之，何为但称鱼鸟观游之乐？且二章云“王在灵囿”，三章云“王在灵沼”（《毛诗》旧本五章，章四句，朱子始改前两章各六句。今玩文义及韵，当从古本为正），岂囿与沼亦为察妖详之具乎？若囿与沼止为观游而设，则亦不必因察妖祥而後建灵台矣。考灵台之占天不见於他经传；《春秋传》虽有“登观台以望”之文，然特因南至在朔，故因视朔而遂登之，非以此为常礼，亦非因书云物而後建此台也。盖缘孟子之对梁王以灵台为文王之事，文王非盘于游田者，故注《诗》者以“观象”为言。後世相沿，因建灵台为占天之所。其实灵台未必果文王所建，不必曲为之说也。
　　【附论】“孟子曰：‘文王视民如伤，望道而未之见。’”（《孟子》）
　　“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殷。”（《论语泰伯篇》）
　　△“三分有二”不当以九州配合
　　朱子《论语集注》云：“天下归文王者六州，雍、梁、荆、豫、徐、扬也；惟青、兖、冀尚属纣耳。”余按：三分有二，但大略言之，以见周盛商微，无庸服事殷耳，下必取九州而缕分之也。《诗》曰：“虞、芮质厥成。”虞、芮在冀州境；成王世始践奄，奄在徐州境：是西北固不止於雍、豫，而东南犹未逮夫徐、扬也，即所馀一分亦不尽属纣。商政既衰，诸侯多叛，叛商者自叛商，归周者自归周；不得以宋、金之画疆而守例商、周也。
　　“文王帅殷之叛国以事纣。”（《左传》襄公四年）
　　△“帅殷叛国”
　　按：此文与《论语舜有臣章》意同。所谓“叛国”，即三分有二之国也。然则此在三分有二之後明矣。故次之於此。
　　△辩囚里及赐弓矢之说
　　《史记殷本纪》云：“纣以西伯昌、九侯、鄂侯为三公。九侯有女，入之纣；不淫，纣怒杀之，而醢九侯。鄂侯争之强，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闻之窃叹；崇侯虎知之以告纣，纣囚西伯里。西伯臣闳夭之徒求美女，奇物，善马以献纣，纣乃赦西伯。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赐弓矢斧钺，使得征伐，为西伯。”《周本纪》云：“崇侯虎谮西伯於殷纣曰：‘西伯积善累德，诸侯皆向之，将不利於帝！’纣乃囚西伯於里。闳夭之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骊戎之文马，有熊九驷，他奇怪物，因殷嬖臣费仲而献之纣。纣大悦，乃赦西伯，赐之弓矢斧钺，使得征伐。西伯乃献洛西之地以请纣去炮烙之刑，纣许之。”由是後之儒者皆谓文王亲立於纣之朝，北面为臣。余独以为不然。君臣之义，千古之大防也，文王既立纣之朝矣，诸侯叛纣而归文王，文王当拒其归而讨其叛，安得俨然而受之！文王生死悬於纣手，纣亲见其三分有二，其势将移商祚，而漠然不复问，此在庸弱之主犹或不能，况纣之猜忌暴虐者哉！古者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文王果受纣命而为西伯，伐密伐崇，灭之可也，人臣之义不得自私其地，皆当归诸天子，安得据之而迁都焉！晋四卿灭范中行氏而分其地，当是时，晋之公室已卑，出公犹欲讨之；纣果能制文王之死命，安有听其坐大而不问者乎！《书》曰：“予违汝弼，汝无面从，退有後言。”纣脯醢其大臣，文王身为殷相，则当谏；若知纣不可谏，则当去；不言不去而窃叹之，可乎！楚欲戮叔孙豹，乐王鲋求货於叔孙而为之请，弗与。晋之执叔孙也，申丰以货如晋，叔孙曰“见我”，见而不使出。叔孙父子，贤大夫耳，犹不欲以货免，岂文王而反以货免，且以货得高位乎！文王之事，《诗》、《书》言之详矣，与国若虞、芮，仇国若崇、密，下至昆夷亦得附见焉；纣果文王之君，不应《诗》、《书》反无一言及之。况里之囚乃文王之大厄，斧钺之赐乃周王业之所自始，较之虞、芮之质，崇、密之伐，其事尤钜，尤当郑重言之，何以反不之及，若文王与纣初不相涉者，而文王之至德又无所容於讳，岂非文王原未尝立於纣之朝哉！纣囚文王之事，始见於《春秋传》。《传》云：“纣囚文王七年，诸侯皆从之囚；纣於是乎惧而归之。”（在襄三十一年）固已失於诞矣；然初未言文王立於纣之朝也。其後《战国策》衍之，始以文王为纣三公而有窃叹九鄂脯醢之事；然尚未有美女善马之献也。《尚书大传》再衍之，始谓散宜生、闳夭等取美马怪兽美女大贝以赂纣而後得归；然亦尚未有弓矢斧钺之赐也。逮至《史记》，遂合《国策》、《大传》之文而兼载之，复益之以“为西伯，专征伐”之语。岂非去圣益远则其诬亦益多，其说愈传则其真亦愈失乎！学者奈何不取信於《诗》、《书》、《孟子》而独世俗传闻之是信哉！且《春秋传》以为囚之七年，《战国策》以为拘之百日，其久暂固已悬殊矣。《尚书大传》以为在西伯<令戈>耆之後，《史记》以为在虞、芮质成之前，其先後亦复抵捂矣。《春秋传》以为诸侯从之而纣归之，《尚书大传》以为散宜生赂之而纣释之，其所以得出之故又不一说矣。学者将何所取信乎？尤可异者，《殷本纪》以为窃叹九侯而被囚，《周本纪》则以为积善累德而见谮；《殷本纪》以为献洛西而後赐斧钺，《周本纪》则以为赐斧钺而後献洛西；此一人之书也，而先後矛盾亦如是，其尚可信以为实耶！曰：纣，天子也，文王，其诸侯也，安得不立其朝而生死悬於其手乎？曰：此後世郡县之法然耳。古者天子有德则诸侯皆归之，无则诸侯去之。故孟子曰：“武丁朝诸侯，有天下，犹运之掌也。”然则武丁以前，诸侯固多不朝，天下固不皆商有也。故《商颂》曰：“昔有成汤，自彼氐、羌，莫敢不来享，莫敢不来王。”然则成汤以後中衰之世固多有不来享来王者也。周介戎、狄之间，去商尤远，是以大王侵於獯鬻，商之方伯州牧不闻有救之者也；事以皮币珠玉，不闻有责之者也；去而迁於歧山，亦不闻有安集之者也。盖当是时，商之号令已不行於河、关以西；周自立国於岐，与商固无涉也。自凭辛至纣六世，商日以衰而纣又暴，故诸侯叛者益多！特近畿诸侯或服属之耳。是以文王灭密则取之，灭崇则取之，商不问，文王亦不让也；三分有二之国相率归周，商不以为罪，文王亦不以为嫌也。何者？诸侯久已非商之诸侯也。文王自以其德服之，其力取之，於商何与焉！由是言之，文王盖未尝立商之朝，纣焉得囚之里而锡之斧钺也哉！曰：然则《论语》之“以服事殷”，《传》之“帅叛国以事纣”，其皆不足信与？曰：孟子曰：“汤事葛，大王事獯鬻。”汤与大王岂尝臣於葛、獯鬻者哉！所谓“服事殷”者，不过玉帛皮马卑词厚币以奉之耳，非必委质而立於其朝也。《春秋传》韩厥之言，以喻晋、楚也；晋、楚，敌国也，而以为喻，则亦非谓文王为纣臣也。其後晋司马侯之谏平公，亦以文王喻晋而纣喻楚。假令文王果尝委质於纣，则二子之取义为不伦矣。盖自灭崇以後，周日以大，而亦渐近於商，不能不为纣之所忌；而文王委曲退让，不肯与抗；其实纣无如文王何也。故今不载里之事，及赐斧钺征伐等语。说并见前《成汤》、《王季》及《後武王篇》中。
　　△辨里演《易》之说
　　曰：文王未尝囚於里，则《易》何为演也？曰：此亦《史记》言耳。《易传》但言其作於文王时，不言文王所自作也；但言其有忧患，不言忧患为何事也。《史记》因《传》此文，遂以文王里之事当之，非果有所据也。且其《自序》文云：“西伯拘里，演《周易》。孔子厄陈、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离骚》。左邱失明，厥有《国语》。孙子膑脚，而论《兵法》。不韦迁蜀，世传《吕览》。韩非囚秦，《说难》、《孤愤》。”所引者凡七事。然以今考之，孔子作《春秋》在归鲁以後，非厄陈、蔡之时。《吕览》之成，悬诸国门，是时不韦方为秦相，亦未迁蜀。《屈原传》，作《离骚》在怀王之世，至顷襄王乃迁之江南，非放逐而赋《离骚》也。《韩非传》，作《弧愤》、《说难》皆在居韩时，秦王见其书而好之，韩乃遣非使秦，亦非囚秦而作《说难》、《孤愤》也。此三传及《孔子世家》皆迁之所自著，而皆自反之，乌在其可信乎！至《国语》与《左传》事多抵捂，文亦不类，必非一人所作，失明之说恐亦以其名明而致误耳。《孙武传》既以十三篇为武书矣，而於膑又云“世传其兵法”，然《赞》但称“孙武、吴起兵法”，又似膑无书者。七事之中，其谬之显然易见者四焉，渺茫恍惚不可究者二焉。孔子曰：“举一隅不以三隅反，则不复也”，况已举三隅而犹不能以一隅反乎！由是言之，《易》即文王所作，亦断不在里时矣。说并详後《文武周公通考易之兴也条》下。
　　△辨《拘幽操》
　　曰：《琴录》何以载有文王《拘幽操》也？曰：《琴录》之文，词意浅近，不惟非圣人之言，亦不类三代时语，乃後人闻相传有此事而拟作者耳。唐韩子亦尝有《拟拘幽操》，近世琴谱亦有称为文王所自作者。但此幸而有韩诗存，少知读书者犹得辨其非实；若传之日久，不幸而韩诗亡，则虽大儒亦必以为实矣。彼《琴录》所载，亦如是而已矣！窃谓周、秦以前，事难详考，不宜轻为拟作；倘失其实，贻误後人不浅。然宋人且有以韩子此诗为能得文王之心者。茫茫天下，吾将与谁言之！悠悠後世，当必有人知之！
　　【存疑】“内文明而外柔顺，以蒙大难，文王以之。”（《易彖下传》）
　　【存参】“纣不说诸侯之听於周，昌则嫌於死，乃退伐崇、许、魏，以客事天子。”（《大戴记》）
　　△《易传》“大难”语可疑
　　按：孔子之在厄，《论语》言之，《孟子》言之。文王之在厄，《诗》不言，《书》不言，《论语》、《孟子》亦无有言之者；至《易》、《春秋传》始言之；《战国策》、《尚书大传》、《史记》以降，言之者更多。何邪？谓实无是事邪，何以传记言之者累累。谓果有是事邪，《六经》、《孟子》不当皆讳之而不言。且只此一事耳，何以传记言之者纷纷而各异乎？盖尝思之，孔子之在厄也，於《论语》不过云“绝粮”，於孟子不过云“无交”；而传记增而衍之，遂有陈、蔡大夫合谋以兵围之之说，与夫颜渊埃墨之堕，子贡乞师之行。由是言之，传记之好因端附会，乃其常事。窃疑文王固尝见忌於纣，纣欲伐之而甘心焉，而文王不肯举兵相抗，委曲退让以承顺之，如太王之事獯鬻，勾践之事吴然者；而後之人递加附会，各以其意而为之说，是以纷纷不一。孔子之去战国仅二百馀年，犹如彼，况文王之下迄战国至八百年乎！余宁从《经》而缺之，不敢从《传》而妄言也。《易传》本非孔子所作，乃战国时所撰，是以汲冢《周易》有《阴阳篇》而无《十翼》，其明验也。而所云“大难”者，亦未言为何难。《大戴》“嫌於死”句亦殊难解；然上云“不说诸侯之听於周”，下云“伐崇、许、魏”，则文王之征伐非纣之所赐矣；不云“臣事天子”而云“客事天子”，则文王亦未尝立纣之朝而为之三公矣。《大戴记》乃秦、汉间人所撰，此语不知何本，疑战国以前道商、周之事，其说有如此者，是以晋韩厥、司马侯皆以之喻晋、楚也。不知《易传》所谓“大难”，亦如《大戴记》之所云云邪？抑作《传》者即因见他传记有里之事而为是言邪？既无明文，未便悬揣而臆断之，姑列之於存疑；而《大戴记》虽不足征信，然亦可以资考证，故并列之存参。《易传》非孔子作，说见《洙泗录归鲁篇》中。
　　“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书无逸》）
　　【附录】“ゾ有二陵焉：其北陵，文王之所避风雨也。”（《左传》僖公三十二年）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象》Ω，《南》者，曰：‘美战！犹有憾。’”（《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文王生於岐周，卒於毕、郢。”（《孟子》）
　　【附论】“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孟子》）
　　“西伯崩，太子发立，是为武王。”（《史记周本纪》）
　　△文王未尝称王
　　《史记周本纪》於西伯崩武王立之後又云：“西伯盖即位五十年。其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诗人道西伯，盖受命之年称王而断虞、芮之讼。後十年而崩，谥为文王。”後世说者遂有谓文王尝称王者。欧阳永叔云：“《书》称南始咎周以乘黎。其伐黎而胜也，商人已疑其难制而恶之。使西伯赫然见其不臣之状，与商并立而称王，如此十年，商人反宴然不以为怪，其父师老臣如祖伊、微子之徒亦默然相与熟视而无一言，此岂近於人情邪！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又云：“孔子曰：‘三分天下有其二，以服事商。’使西伯不称臣而称王，安能服事於商乎！且谓西伯称王者，起於何说；而孔子之言，万世之信也。由是言之，谓西伯受命称王十年者，妄说也。”余按：《史记》此文系於“西伯崩”後，且连用数“盖”字，则是本非《本纪》正文，盖司马氏别纪异闻而传写者误合之也。果演《易》於里，何不叙於被囚之时；果称王於断讼之年，何不记於断讼之文之下而乃别见於崩後乎？盖当时相传有如此说者，子长不敢必其果然，故於崩後补载其说而云“盖”焉。盖也者，疑之也，非遂决以为如是也。《郦生陆贾列传》，先载沛公召郦生，及生说沛公事，至国除而止；及陆贾、朱建二传既毕，忽又云：“初沛公引兵过陈留（云云），郦生上谒，沛公谢不见。”其事与前文大相反，故说者谓此乃别记异闻，原下一字，而後人误合之。然则《周本纪》之文亦当类是。且《史记》诸世家往往叙至元、成间，则《史记》一书固不尽司马氏本文矣，学者不得以是为疑也。欧阳子之论著矣。文王未尝系《易》，说见後《通考》中《易之兴也条》下。
　　○武王上
　　“有命自天，命此文王，于周于京；缵女维莘，长子维行，笃生武王。”（《诗大雅》）
　　“大姒嗣徽音，则百斯男。”（同上）
　　“文王舍伯邑考而立武王。”（《戴记檀弓》）
　　△伯邑考非妄撰
　　按：《檀弓》语多失实，而伯邑考不见於经传；然诸家书多言伯邑考者，当非妄撰。且管叔乃周公之兄，不称“仲”而称“叔”，亦似武王有伯兄者。惟谓伯邑考为纣所烹，则恐未然。说已见前《商纣篇》中。
　　△《檀弓》脱文
　　又按：《檀弓》此章乃辨立孙立子之异，以下文“舍其孙盾”例之，则文当云“舍伯邑考之子而立武王。”或记偶脱“之子”二字，亦未可知。姑识其说於此。
　　“武王之母弟八人：周公为太宰，康叔为司寇，聃季为司空，五叔无官。”（《左传》定公四年）
　　【备览】“文王有疾，武王不说冠带而养。文王一饭，亦一饭；文王再饭，亦再饭。旬有二日乃闲。”（《文王世子》）
　　△武王不冒文王元年
　　《大戴记》云：“文王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语本《尚书正义》及《仪礼疏》。今所传《大戴记》无此语。据孔检讨《补注》，考各家注疏所引《大戴记》文，今本往往无之，知今本较唐时旧本不无遗漏）《小戴记》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据是，则文王崩时，武王当年八十三；至九十三而崩，则在位仅十年。（《汉书律历志》作“十一年”）而《泰誓序》云：“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洪范篇》云：“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其数不符。说者不得已，乃曲为之解，谓武王之年继文王受命九年而数之。（说详《汉书律历志》及《泰誓篇序正义》）宋欧阳永叔曰：“古者人君即位，则称元年以计其在位之久近，常事也。自秦惠文始改十四年为‘後元年’，汉文帝亦改十七年为‘後元年’，自後说《春秋》者因以改元为重事。果重事与？西伯即位已改元年，中间不宜改元而又改元；至武王即位，宜改元而反不改元，乃上冒先君之元年，并其居丧，称十一年；及其灭商而得天下，其事大於听讼远矣，而又不改元。由是言之，谓文王受命改元，武王冒文王之元年者，妄也！”余按：永叔之论当矣，然其误之所由则犹未之及也，古者男子三十而娶，虽未尽然，然要必近二十乃可成婚。况圣人人伦之至，其行事必可为後世法，若文王十二而生子，则当以十一成婚，安得如是之早；太姒之年当更幼於文王，或仅相若，又安得有生子事乎！《书》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厥享国五十年。”《孟子》书公孙丑亦称“文王百年而崩”，是文王百年有征也，即九十七亦可云百年。若武王之年，则不见於经传。况人之修短，命也，父不可以与子，兄不可以与弟，而《记》乃述文王言云：“我百；尔九十，吾与尔三焉。”其不经甚矣！就令可与；何不多与之，而斤斤於区区之三年也？由是言之，《戴记》之文本不足信明矣。虽然，二篇固属附会，要但各记所闻，原不期於相合；後人务欲合之，使之并行不悖，是以理穷势屈，不得不割文王之年益武王之数耳。嗟乎，既为古人所愚，至於两妨，又欲巧为之说以曲全之，安得而不误哉！故今一概不取。说并见《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
　　【补】“武王曰，‘予有乱臣十人。’”（《论语泰伯篇》）
　　△辨商容观周军之说
　　《帝王世纪》云：“商容及殷民观周军之入，见毕公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非也。’太公及周公至皆然。武王至，民曰：‘是吾新君也。’容曰：‘然。’（云云。）余按：商容，殷之贤臣，当此时非去则隐耳，必不率百姓而观其国之亡也。且周之君臣舆卫各别，岂容屡误！此乃後人形容之词，非其事实。故不录。
　　【附论】“孔子曰，‘才难，不其然乎！唐、虞之际，於斯为盛。有妇人焉，九人而已。’”（同上）
　　△“乱臣十人”不可指实
　　按：马氏称“十人”，谓周、召、太公、毕公、荣公及散宜生等四人与文母也。朱子谓子无臣母之义，而以邑姜当之，是已。然武王之臣见於经传者，尚有苏忿生、史佚，而毕、荣皆不甚显；毕公虽见於《逸周书》，而与卫叔、毛叔同举，何所见十人之必为毕、荣而无他人者？既无明文，不如缺之为是。
　　【附录】“周公若曰：‘太史，司寇苏公，式敬尔由狱，以长长王国。兹式有慎，以列用中罚。’”（《书立政》）
　　【补】“有攸不为臣，东征。绥厥士女，匪厥玄黄，绍我周王见休，惟臣附于大邑周。”（《孟子》）
　　△“东征”非伐纣
　　按：此文云“有攸不为臣”，则非伐纣之事明矣；纣安能为周之臣哉！《伪武成篇》采此文於武王伐纣之时而又患其不合，乃删其首句及末句“臣”字以求合於其事。若然，则《孟子》何故增此数字，使其文理不通乎？至引《泰誓》之文，特以证“取残”之意，原不必即为此事；况《泰誓》既亡，安知当日之非追述往事邪？自武王即位至伐纣凡十一年，其间岂能绝无征伐，故《史记》有观兵之文，而金仁山以戡黎为武王之事。此或即《书》之“戡黎”，或即《史》之“观兵”，均未可知；要之当在伐纣之前。故次之於此。
　　【备览】“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盟津。”（《史记周本纪》）
　　【备览】“诸侯不期而会盟津者八百，皆曰‘纣可伐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还师归。”（同上）
　　此与“东征”未知为一事，为两事；姑附次於此。
　　△观兵与伐纣之年
　　《伪孔传》以伐纣为十三年，而《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於孟津。《蔡传》驳之云：“十一年者，十三年之误也，《序》本依仿《经》文，无所发明；偶‘三’误而为‘一’，汉孔氏遂以为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武王观兵，是以臣胁君也。张子曰：‘此事间不容发：一日而命未绝，则是君臣；当日而命绝，则为独夫。’岂有观兵二年而後始伐之哉！司马迁作《周本纪》，因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讹谬相承，展转左验，遂使武王蒙数千百年胁君之恶。一字之误，其流害乃至於此哉！”余按：《伪孔传》以一事而误分两年，故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蔡传》驳之，当矣；然谓武王未尝观兵，谓《史记》承孔氏之讹谬亦谓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则犹未免於考之未详而论之未审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于毕，东观兵，至於盟津。”是观兵自在九年，不在十一年，非以伐殷而观兵也。《史记》云：“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乃东伐纣。”是伐殷元在十一年，不在十三年，非以《序》之十一年伐殷为观兵也。以伐纣为在十三年者，乃《汉志》所载刘歆《三统历》之说；撰《伪泰誓经传》者因之，故以《序》之“十有一年，武王伐殷”为观兵，其说与《史记》正相悖。蔡氏不详阅《史记》本文，乃谓《史记》亦言十一年观兵，十三年伐纣，疏矣！不知《伪泰誓》之十三年乃袭《三统》之误，而反谓《史记》之观兵为袭《伪孔传》之误，抑又慎矣！孟子曰：“有攸不为臣，东征。”而说者亦或谓戡黎为武王事。然则武王未伐纣前十年之中不无用兵之事，或河、洛间有诸侯无道者，武王伐之，因而会於孟津，此固理之所有；不得遂以观兵为伐纣也，不得因武王之先二年未尝伐纣遂谓武王先二年亦不应观兵也。犹是商与周也，犹是纣与武王也，苟先二年观兵即为胁君，则後二年伐纣安在遂得为无过乎！况《史记》言“诸侯皆曰‘纣可伐’，武王曰‘未可’”，则是此举乃武王不伐纣之明证，正得圣人之心，而何谬之有哉！故今删节其文而仍存之，以见武王不忍伐商之至德。十一年之非误，《三统》谓在十三年之谬，说并见後《伐殷访范条》下。当日命绝之非是，详见後《甲子条》下。
　　△辨白鱼赤乌之说
　　《尚书大传》云：“太子发升于舟；中流，白鱼入于舟中；跪取，出以燎。群公咸曰：‘休哉！休哉！’有火流於王屋，化为赤乌三足。武王喜，诸大夫皆喜。周公曰：‘茂哉！茂哉！’”《史记周本纪》云：“为文王木主，载以车，中军；武王自称‘太子发’，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专。渡河；中流，白鱼跃入王舟中；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土复于下，至於王屋，流为乌，其色赤，其声魄云。”余按：孟津，河津，河南河北皆可谓之孟津（今孟津县在河南岸）；武王既自孟津还师，必不渡河而北，复渡河而南也。白鱼赤乌，其事荒诞不经，君子之所不道。盖汉人尚谶纬，是以其言如是；《大传》、《本纪》不知其谬而误采之耳。且伐商之役，武王即位久矣，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武王安得变而称“太子发”也哉！果称“太子”，《牧誓篇》中何以又称为“王曰”也？故今并不录。
　　【附论】“孔子曰：‘周之德其可谓至德也已矣！’”（《论语泰伯篇》）
　　△“至德”不专属文王
　　《注》采范氏言云：“孔子因武王之言而及文王之德，且与泰伯皆以‘至德’称之，其旨微矣。”余按：孔子但言“周之德”，未尝言文王之德也。“周”也者，文、武之统称，何由而知其专属文王？况上文所记者武王之言，则以为论武而兼文也可；若以为论文而删武，则上下之文不相属矣。范氏之意，但以武王尝伐商，故改而属之文王，以曲入武王之罪耳。不知武王牧野以前，其不忍伐商而服事之心初与文王不异；而孔子之言亦非谓纣之终不可伐也，但谓其势足以代商而不革命，必待纣恶既盈，万不得已，然後伐之为“至德”耳。奈何反以伐商罪周也哉！嗟夫，孔子斥臧文仲不仁不知，而宋儒曰“数其事而责之，其所善者多也”；孔子称子产有君子之道，而宋儒曰“数其事而称之，犹有所未至也”；孔子称周德至，而宋儒曰“以至德称周者，以伐商罪周也”；凡孔于之所褒务贬之，所贬务褒之，以此为尊信圣人，吾不信也！故今以“服事”之文系之文王伐崇作丰以後，“至德”之论系之武王观兵还师之时，以见自作丰至此，无时非不忍伐商之心，庶不至歧文、武而两视之也。说并详後《甲子条》下。
　　△“三分”以下不可断为一章
　　朱子《集注》此章末云：“或曰，宜断‘三分’以下，别以‘孔子曰’起之，而自为一章。”余按：此章本通论周事：上节论周之才，此节论周之德，皆兼文、武言之。《书》云：“武王维兹四人，尚迪有禄。”则武王之臣大半皆文王所遗，十人至武王时始备耳。其章首记武王言者，但为後文“九人而已”张本；因有“唐、虞之际”一语，故并记舜五臣；正如《左传》记宋攻荡氏事，先称“二华，戴族；司城，庄族；六官，桓族”，不过为後鱼府“是无桓氏”一语张本耳。其实孔子自专论周事，非泛论古今人才，故曰“於斯为盛”，不曰“於周为盛”；不得因章首记舜武王之臣，遂割上节属之，而此又别为一章也，亦不得谓上节自论武王而此自论文王也。
　　【补】“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武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逸书武成》）
　　△辨使人候殷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人候殷；反报岐周曰：‘殷其乱矣！’武王曰：‘焉至？’对曰：‘谗慝胜良。’武王曰：‘尚未也。’又复往；反报曰：‘贤者出走矣！’武王曰：‘尚未也。’又往；反报曰：‘百姓不敢诽怨矣！’武王曰：‘嘻！’遽告太公，选车三百，虎贲三千，朝要甲子之期，而纣为禽。”余按：圣人之心无私如天地，光明如日月，当行当止惟义所在，初无利天下之心也。藉令纣恶未甚，可以不伐，武王之所乐也；乌有志在取商而按兵观衅，冀纣之不道以蕲得志者哉！此与汤阻贡职一事，皆战国之人习於权谋术数之俗而妄意圣人之亦如是，遂从而造为此言耳。後世文学之士好博览而不知所择，乃以杂家小说之言与经传齐观，遂以为圣人果如是，於是非汤、武者接踵而起；其所关於世道人心非小也。故今并不录而仍为之辨。说并见《商录成汤篇》中。
　　【备览】“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周语》）
　　△伐殷岁在鹑火
　　按：春秋之末上距周初未远，此言当有所据。武王以十一年伐殷，岁在鹑火，则武王之元年岁当在寿星也。其谓十三年伐殷者，亦谓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先二年耳（元年，岁亦在鹑火）；其谓冒文王之九年者，亦谓伐殷岁在鹑火，但武王之即位迟数年耳（元年，岁在大梁），其伐殷之年无异也。故采此文以表其年。至《汉志》所推，虽未必尽符，要得其大略，故列之存参，说并见後《革车三百》及前《观兵条》下。
　　“惟十有一年，武王伐纣。”（《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存参】“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七度；是夕也，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明日壬辰，晨星始见。癸巳，武王始发。”（《汉书律历志》）
　　△辨迎太岁及折天雨之说
　　《荀子》云：武王之诛纣也，行之日，以兵忌，东面而迎太岁。”《韩诗外传》云：“武王伐纣，折为三，天雨三日不休。太公曰：‘折为三者，军当分为三也。天雨三日不休，欲洒吾兵也。’”余按：圣人举事，惟义所在；异端术数之学，世俗忌讳之说，不但君子之所不道，而周以前亦无此等言也。况武王奉天罚罪，会朝清明，当致休祥，安得反致灾异！《国语》记武王伐纣事，亦无此等一语。则此皆战国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说苑》亦述此事而文稍异，要之皆不足信。故并不采；但载《汉志》之文以为参考之助云尔。
　　【补】“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孟子》）
　　【备览】“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杀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师疵、少师强抱其乐器而奔周，於是武王遍告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毕伐！’遂率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以东伐纣。”（《史记周本纪》）
　　△伐纣在十一年
　　《书序》云：“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汉书》“殷”作“纣”）；一月戊午，师渡孟津，作《泰誓》三篇。”是以武王伐商为在十一年也。《史记》云：“九年，武王上祭於毕，东观兵，至於孟津；居二年，闻纣昏乱暴虐滋甚，於是武王遍告诸侯以东伐纣。”是亦以伐商为在十一年也。东晋以後，《伪泰誓经传》出，乃以为十三年，而分《序》之四语为两年事，云：“周自虞、芮质厥成，诸侯并附，以为受命之年；至九年而文王卒；武王三年服毕（谓《序》之“十一年”），观兵孟津，以卜诸侯伐纣之心，诸侯佥同，乃退以示弱。十三年正月二十八日（谓《序》之“一月戊午”），更与诸侯期而共伐纣。”《正义》云：“《序》不别言十三年，而以一月接十一年下者；《序》以观兵至而即还，略而不言月日；《誓》则经有年有春，故略而不言年春，止言一月，使其互相足也。”余按：史之记事，以日系月，以月系年，容有有年无月，有月无日，及有月日而无年者，未有以他年之月日系於此年之下者。若渡河果在十三年，《序》必不系之於十一年下明矣。盖伐殷非一朝之事，而渡河则一日可毕，故系伐殷以年，系渡河以月日，乃史之常；正如《春秋》柯陵之盟，先书“夏，公会某某伐郑”，而後书“六月乙酉，同盟於柯陵”；戏之盟，先书“冬，公会某某代郑”，而後书“十有二月己亥，同盟於戏”也。若因年下有事，遂以月日属之後年，则《顾命》之首云“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ぽ水”，亦可谓甲子为六月之甲子乎！《蔡传》云（在《泰誓序》文下）：“《序》言‘惟十有一年，武王伐殷’，继以‘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即记其年其月其日之事也。孔氏乃离而二之，於‘十有一年，武王伐殷’，则释为观兵之时；於‘一月戊午，师渡孟津’，则释为伐纣之时。上文则年无所系之月；下文则月无所系之年。”其论当矣。顾吾独异蔡氏既知《伪孔传》为说之不通，乃不取所谓十三年之事（谓“渡孟津”）而还之十一年，反取前後之文（兼“伐殷”句在内）尽属之十三年，而谓《序》文之“十一年”为十三年之误，欲正前人之误而反更甚其误，为可惜也！蔡氏以为今《泰誓》文果周太史之所书耶？姑勿论其誓中所言浅陋剿袭，即以篇首纪事一语言之：《尚书》之事有系於年者，有系於月与日者，从未有系於四时之名者。何者？古固不以时纪事也。《金》之“大熟”言“秋”也，犹之乎言“禾”也；犹《盘庚篇》之云“乃亦有秋”，不可谓“乃亦有春”，“乃亦有夏”也。惟《春秋》一书专以时纪事，──或有时而不月者，未有月而不时者，──故名之曰《春秋》，言此书与他书不同者在此也。若他书皆有春秋，则此书不得独名《春秋》明矣。今《伪泰誓》上篇之首乃云“惟十有三年春，大会於孟津”，不书月而反书时，《尚书》有是文体乎！中篇之首又云“惟戊午，王次于河朔”，蒙日於时而反无月，不但《尚书》无此文体，即《春秋》亦无此文体也。《序》也者，本《经》而作者也，其文虽不能无误，然误亦依傍《经》文，故《康诰篇》首有错简，而《序》遂误以为成王之书，其明验也。若此《泰誓》果在《序》前，则《序》何得取《经》文中明明十三年之事而系之十一年；而司马迁亲见《古文》，又亲从安国问故，若此《泰誓经传》果出安国，则迁又何得以明明十三年者而载之十一年，明明十一年者而载之九年乎！且《序》与《经》异者，当从《经》，谓义理也，事实也，恐作《序》者之未必精审耳。若文字之误，则非作《经》作《序》者之事也，传《经》与《序》者误之也。苟误在於传者，则《序》文可误，《经》文亦可误。然则即使此《泰誓》果孔氏《古文》，亦未见夫“一”之必误而“三”之必非误也。盖《伪泰誓》文之称十三年，实本於《汉书律历志》所采《三统历》之文；而《三统》之为是说，乃刘歆因《洪范序》文而揣度言之者，其初本无的据，而相沿既久，撰《伪泰誓》者因亦靡然从之。蔡氏以其名为《经》也，遂不敢议，而反变易西汉以前之说而从之，嘻，亦已过矣！《书序》、《史记》之文虽不必悉合於《经》，然较刘歆以後之书则为近古，而所谓十一年者於事无所剌谬，亦无以见其必不然，故今备列其文以正《汉志二传》之失。说并见前《观兵》後《孟津条》下。《三统》之误，详见後《访箕条》下。
　　●卷三
　　○武王中
　　【补】“周武有孟津之誓。”（《左传》昭公四年）
　　“一月戊午，师渡於孟津。”（《书序》，见《汉书律历志》）
　　△辨逆流疾风之说
　　《淮南子》云：“武王渡于孟津阳侯之波逆流而击，疾风晦冥，人马不相见；武王操钺秉旄而之（云云）。”余按：此亦“风折，雨洒兵”之事而传闻异词者，不可信。故不采。
　　【存参】“戊午，度於孟津。孟津去周九百里；师行三十里，故三十一日而度。明日己未冬至，晨星与婺女伏，历建星及牵牛，至於婺女、天鼋之首。”（《汉书律历志》）
　　【备览】“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师毕渡盟津，诸侯咸会。武王乃作《泰誓》，告於众庶：‘今殷王纣乃用其妇人之言，自绝於天，毁坏其三正，离其王父母弟；乃断弃其先祖之乐，乃为淫声，用变乱正声，怡说妇人。故今予发，维共行天罚。勉哉夫子！不可再，不可三。’”（《史记周本纪》）
　　△吴或、蔡沈、顾炎武疑《泰誓》
　　齐、梁以来所传《泰誓》三篇，语多浅陋，先儒往往有疑之者。吴氏云：“汤、武皆以兵受命，然汤之辞裕，武王之辞迫；汤之数桀也恭，武王之数纣也傲；学者不能无憾。疑其书之晚出，或非尽当时之本文也。”蔡氏跋《牧誓篇》後云：“此篇严肃而温厚，与《汤誓》相表里，真圣人之言也。《泰誓》、《武成》，一篇之中似非尽出於一人之口。岂独此为全书乎？”顾氏云：“商之德泽深矣，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武王伐纣，乃曰‘独夫受洪惟作威，乃汝世雠’；曰‘肆予小子，诞以尔众士殄歼乃雠。’何至於此！纣之不善亦止其身，乃至并其先世而雠之，岂非《泰誓》之文出於魏、晋间人之伪撰者邪！吴氏、蔡氏盖已见及乎此；特以注家之体，未敢直言其伪耳。”
　　△伪《泰誓》掇拾之谬
　　余按：纣之无道，《尚书》言之详矣。《牧誓》严而不怒，直而不绞，圣人之言也。《微子》意存规戒，指陈无隐，语曲而忧深，情切而意悲，忠臣义士之言也。《酒诰》、《无逸》、《立政》等篇，亦皆和平庄雅，无可议者。独此《泰誓》三篇，数纣之罪，切齿腐心，矜张夸大，全无圣人气象。圣人伐暴救民，何至於此！岂惟武王必无此言，三代以上从未有如是之言也！至其语虽皆有所本，而重复杂乱，绝无章法，即移上篇语於中篇，移中篇语於下篇，亦未见其不可。然则何所见而必分为三度言之乎！先儒之论当矣。惟是篇中所采经传之文舛谬累累，先儒尚多有未及者，略缀数则於左：
　　△古籍称《泰誓》者五条
　　“天视自我民视”二句，本之《孟子》。“我武维扬”五句，本之《孟子》而少改之。“民之所欲”二句，本之《春秋传》。“纣有亿兆夷人”四句，本之《春秋传》而少改之。“予克受”六句，本之《坊记》。原文皆称《泰誓》云云。虽於上下文义未甚融洽，然於理无大谬，不必深论。
　　△“虽有周亲”条之分割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四语，今见於《论语尧曰篇》，而不言其所引何书；玩之殊与誓词不类。且其文本相连，兼与上下之意相属；今割而分之，以“虽有周亲”系“同心同德”下，“百姓有过”系“自我民听”下，则於文义不属。况六句中删其中二句而但引首尾，亦非引书之体。
　　△“天佑下民”条之删改
　　《孟子》引《书》云：“天佑下民，作之君，作之师，惟曰其助上帝，宠之四方；有罪无罪，惟我在，天下曷敢有越厥志！”今改其文，云“惟其克相上帝”，可也；云“宠绥四方”，则不可。宠也者，尊之也，贵之也；天可以宠君师，君师安能宠四方乎！《蔡传》以宠为爱，亦强为之说耳。又删“惟我在天下”五字，而云“予曷敢有越厥志”，全失《孟子》之意，而语气亦不完。且《孟子》引《泰誓》“我武维扬”，“天视自我民视”，皆称其篇名；而此但称“《书》曰”，亦恐非《泰誓》中语也。
　　△“同德度义”语失苌弘意
　　《春秋传》苌弘对刘子云：“同德度义，《泰誓》曰：‘纣有亿兆夷人，亦有离德；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则是《泰誓》之文止後四句，而“同德度义”乃苌弘之言。“同德”云者，即下“同心同德”之谓也。今采此四语而改之以入中篇，又采“同德度义”句入上篇而增“同力度德”於上，如此，则“同德”乃《孟子》“德齐”之意，而德犹不足恃，又视其义何如，不但与下“同心同德”之语不伦，失苌弘之本意，而德之与义岂容有浅深轻重之别乎？况此五句果皆出於《泰誓》，苌弘何得独掠此一句以为己言也！
　　△“除恶务本”为伍员语
　　“树德务滋，除恶务本”，本《春秋传》伍员谏吴王语而少改之。不但不如原文之善，而此言乃霸主之臣施之於敌国者，若王者则必无是言，况可施之於共主乎！且伍员不称“《书》云”，则非《尚书》文明矣。
　　△“时哉弗可失”为阖闾语
　　“时哉弗可失”，本《春秋传》吴公子光语而少改之。夫武王之伐纣，以救民耳，岂富天下哉！使纣改过，或纣死而嗣君贤，武王之所深幸也。今如此言，则是武王幸纣无道，惟恐过此以往，後人改纪其政而不得灭之耳，──正与楚斗伯比策随之意略同，──岂圣人之心乎！
　　△《史记》采《泰誓》无三篇中语
　　历观三篇，无非掇拾前人之语；而引用失当者十之八九，小者乖於文义，大者伤於名教。使武王光明磊落之心，忠厚和平之意不白於後世者，皆此三篇之惑之也！嗟夫，王肃之徒伪撰此书，不过欲绌郑学而伸肃说耳，而岂知其诬圣人而惑後世至於如是乎！昔司马迁亲从安国问《古文》，而《史记》所采《泰誓》文无三篇中一语，则三篇非孔壁中原书明矣。乃後儒反以《史记》所载者为伪。岂亲承其人者反得其伪，而数百馀年後绝灭失传之馀反得其真乎！余不解其为何理也！故今三篇之文概不采。至其年月之谬数，纣罪之附会，说已见前《商纣篇》中及前篇《初伐纣条》下。
　　【备览】“王以二月癸亥夜陈，未毕而雨。”（《周语》）
　　【存参】“庚申，二月朔日也。四日癸亥，至牧野，夜陈。甲子昧爽而合矣。”（《汉书律历志》）
　　△辨胶鬲候周师之说
　　《吕氏春秋》云：“殷使胶鬲候周师。武王曰：‘将之殷。’胶鬲曰：‘何至？’武王曰：‘将以甲子至殷郊。’胶鬲行。天雨，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辍，果以甲子至殷郊。”余按：武王伐殷，诸侯会者八百，烽燧所及，纣岂容不知之，而待胶鬲之候！胶鬲，商之贤臣而不见用，至伐殷时非已死则去或废耳，安得尚为纣所倚任！若鬲怀禄不去，坐视殷亡，则亦不成为胶鬲矣！此皆後人妄撰，以见武王之有信耳，非实事也。故不录。
　　“时甲子昧爽，王朝至于商郊牧野，乃誓。王左杖黄钺，右秉白旄以麾，曰：‘逖矣西土之人！’王曰：‘嗟！我友邦冢君、御事、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师氏、千夫长、百夫长，及庸、蜀、羌、{髟矛}、微、卢、彭、濮人：称尔戈，比尔干，立尔矛，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曰：“牝鸡无晨；牝鸡之晨，惟家之索。”今商王受惟妇言是用，昏弃厥肆祀弗答，昏弃厥遗王父母弟不迪；乃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今予发惟恭行天之罚！今日之事，不愆于六步七步乃止齐焉，夫子勖哉！不愆于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齐焉，勖哉夫子！尚桓桓，如虎，如貔，如熊，如罴，于商郊；弗迓克奔，以役西土，勖哉夫子！尔所弗勖，其於尔躬有戮！’”（《书牧誓》）
　　△《牧誓》与《伪泰誓》之相反
　　吾读《泰誓》，而知武王之必斩纣头悬诸太白，必不封武庚於商也。吾读《牧誓》，而知武王之必封武庚於商，必不忍斩纣头而悬诸太白也。何者？《牧誓》数纣之罪，不过曰“惟妇言是用”而已，“惟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而已；其暴虐百姓，奸宄商邑，虽纣主之而实大夫卿士之成之也。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将此暴虐奸宄者尽诛之以快人心；至於纣，即使不死，亦不过废而迁之，使不得一有所为，不得复用此暴虐奸宄之人，如越句践之居吴王於甬东者而已，非惟不肯灭其社稷，亦必不肯残其身，况於已死而尚毁其尸乎！而《泰誓》数纣之罪，则曰“淫酗肆虐”，曰“罪浮於桀”，曰“残害万姓”，曰“毒四海”，曰“焚炙忠良，刳剔孕妇”，曰“朝涉之胫，剖贤人之心”；甚至斥为“独夫”名为“世雠”，念除恶之务本，必殄歼之乃止。玩其词，揆其意，克商之後必生执纣而甘心焉，然後始泄其忿；至於武庚，不杀亦已幸矣，亦必窜之流之，其尚肯封之乎！由是言之，《牧誓》与封武庚之武王一武王，《泰誓》与悬纣头之武王又一武王也；言《牧誓》之言者必不忍言《泰誓》之言，言《泰誓》之言者必不能言《牧誓》之言也；忍悬纣头於太白者必不肯封武庚於商，肯封武庚於商者必不忍悬纣头於太白也。然则此二篇必有一真一伪，此二事亦必有一是一非，显然而可见也。犹之乎匡章不忍欺死父之必不欺生君，胡广不肯舍一猪之必不舍身命也。《牧誓》一篇，出於伏生、孔安国壁中，而先行於两汉；《泰誓》三篇，出於齐、梁之际，而晚行於隋、唐。武庚之封，与《诗鸱》、《东山》合，与《书》、《金》、《大诰》合；纣头之悬，则经传从未有一言及之者。此果孰是孰非，孰真孰伪，学者苟平心而察之，不难辨也。如《牧誓》果武王之言，封武庚果武王之事，则《伪孔氏古文》与《逸周书》所记不可信也明矣。吾与作《伪书》者无怨，顾伤古圣人之事见诬於後世，故不忍於不言。说并见前《孟津之誓》及後条下。
　　△高定论《牧誓》之谬
　　《唐国史补》云，“高定读《牧誓》，问其父曰：‘奈何以臣伐君？’父曰：‘应天顺人。’曰：‘用命赏于祖，不用命戮于社”，岂是顺人？’父不能答。”余按：武王与纣原非君臣；但商纣世为天子，周乃一侯国耳。故晋韩厥及司马侯皆以周喻晋，以纣喻楚，《孟子齐人伐燕章》中亦尝以周喻齐，以纣喻燕，皆若敌国然者，至以“赏于祖，戮于社”为非顺人，语尤乖谬。行军必有赏罚，岂无赏罚始为顺人乎！《费誓》云“汝则有大刑”，“汝则有常刑”，鲁公之征徐戎亦不得谓之顺人乎！且此乃《甘誓》语，何得用之以讥武王！不知其父何以不能答，作书者又何以载之为美谈也？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及後条下。
　　“殷商之旅其会如林；矢于牧野，维予侯兴。”‘上帝临汝，无贰尔心！’”（《诗大雅》）
　　【补】“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孟子》）
　　【备览】“诸侯兵会者车四千乘，陈师牧野。帝纣闻武王来，亦发兵七十万人距武王。纣师皆倒兵以战，以开武王。武王驰之，纣兵皆崩畔纣。纣走，反入登於鹿台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於火而死。”（《史记周本纪》）
　　【存疑】“粤若来三月既死霸，粤五日甲子，咸刘商王纣。”（《逸书武成》）
　　△《武成》“咸刘”之可疑
　　按：武王之伐纣，据《孟子》以民为“崩角稽首”，据《史记》以纣为“自燔於火”；而此文乃云“咸刘商王纣”，若大行诛杀者，语殊可疑。盖《武成》一篇本多言过其实，故孟子止取二三策，而谓“血流漂杵’之事无之。况此篇乃安国得多十六篇者，非若二十八篇以《今文》读之者可此；蝌蚪之文本不易识，亦岂能保无文字之偶误，故汉儒称为残缺不全，绝无师说，固未可尽执为实也。惟其出师月日可与他书互证，有不容尽废者。故列之於存疑。
　　【附录】“阙巩之甲，武所以克商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附论】“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吾於《武成》，取二三策而已矣！仁人无敌於天下；以至仁伐至不仁，而何其血之流杵也！’”（《孟子》）
　　△辨苏轼、孔子罪汤、武之说
　　苏氏云，“孔子盖罪汤武，曰‘大哉，巍巍乎尧、舜也！’‘禹，吾无间然’，其不足於汤、武也明矣。使文王在，必不伐纣。纣不见伐而以考终，或死於乱，殷人立君以事周，君臣之道岂不两全！而以兵取之，而杀之，可乎！”由是世之论者皆以文王不伐商，而武王伐之为非是。余独以为不然。圣人者，奉天而行者也，故孟子曰：“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文王之不伐纣与武王之不得不伐纣，皆天也，故孟子曰：“取之而民不悦，则勿取，文王是也；取之而民悦，则取之，武王是也。”盖文王之时，诸侯新服，周化犹未大行，而纣贤臣尚多，其虐未甚，故文王可以不伐商；至武王之世，商之贤臣已尽，而纣暴虐滋甚，民困而无所告，为武王者安能晏然听其骈首而就死乎！当商之末，诸侯相吞并，西方则崇为大，东方则奄为大，中州之地，大河南北，则殷之王畿也。文王起於西陲，故先伐崇与密；至武王而克商，至成王、周公而後践奄；自西而东，化以渐及，先後之势然也。故曰“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言其三世相承以共安天下也，但武王当其中耳，不得遂以此为圣人之优劣也。“高子曰：‘禹之声尚文王之声。’孟子曰：‘何以言之？’曰，‘以追蠡。’曰，‘是奚足哉！城门之轨，两马之力与？’”夫禹与文王之乐未必即无高下，然必不在於追蠡，则武与文之优劣亦不在於伐商与不伐商，王与帝之升降亦不在於征诛与不征诛也。如以其迹断之，是以追蠡而论乐耳。《记》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夫子焉不学。”皆以文、武并称，从未有歧而二之者。是孔子於文、武，其尊信无以异也。且《论语》者，後人之所记，非孔子之所自著也，其论尧、舜、禹亦仅一见，则圣言之遗者尚多。今也据孔子之赞舜、禹而遂诬孔子之罪汤、武，则孔子尝称稷，即可谓之罪契，尝称周公，即可谓之罪召公矣：欲诬圣人，亦何患於无辞乎！夫可以取信者孔、孟而已，孔子未尝斥汤、武也，则曲为之说曰，孔子为尊者讳，为亲者讳也；然则孟子不必讳矣，而孟子不惟不斥，且表章之，苏氏不复能曲为说，则直曰“孟子之言不可为训”而已。孔子既未尝言，孟子之言又不可为训，则虽欲不入於杨、墨，不可得矣！至所称两全之术，尤为纰缪。何者？武王之伐纣，不过欲救民耳；以民困於水火而不能待纣之死，是以伐之，非贪其地而灭之也。若殷别立贤君，武王又何必强之事己。且夫力能靖殷，使之不至於乱，而不肯一援手，乃冀幸其自相屠戮而享其利，而脱己之恶名，此岂圣人正大光明之心也哉！详苏氏之计画，皆曹操、司马懿狐媚窃国者之所为，盖以利天下之心揣武王，故欲进之以此，而不自知其肝胆之楚、越也！至谓纣见杀於武王，则亦承《史记》之谬耳，武王岂有是事也哉！张子厚云：“一日之间，天命未绝，则为君臣；当日命绝，则为独夫。诸侯不期而会者八百，武王安得而止之哉！”以此为武王解，似矣。然天下事未有不以渐者，天命之绝岂在一日；况君臣之分犹天泽之不可更；昨日竭忠贞而奉之矣，今日称干戈而加之，可乎！且夫孟津之会，诸侯不期而至，《史记》文耳，武王未必不告之也。纵果诸侯自来，要亦闻武王之伐商而会之耳；武王早至孟津，则诸侯早会，迟至则迟会，如之何其可以一日之间为天命去留之界也！盖殷天命之去当在文王之世，故《书》曰“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诗文王》之篇曰“周虽旧邦，其命维新。”天命已去而久不肯伐商，是以谓之“至德”。若至孟津之会而後决，则文王之伐密伐崇，三分有二，庸得不谓之跋扈乎！盖凡论周事者皆为《史记》所误，而以文王之为西伯，专征伐，为纣之所赐，故以後世君臣之分断武王之是非。不知殷衰以来，圣贤之君不作，诸侯固以渐而叛矣；周介戎、狄之间，乃商政所不及，及其浸昌浸大，诸侯归之，又商所不能臣，自文王之世固已未尝一日臣於商矣，况武王乎！《牧誓》曰：“惟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长，是信，是使，是以为大夫卿士，俾暴虐于百姓，以奸宄于商邑。”夫曰“于百姓”而不曰“于万方”曰“于商邑”而不曰“于下国”，则是纣之号令止行于其畿内之明证也。故凡真古书之文，未有谓桀、纣之令行於天下者；惟伪书乃往往有之。如《汤誓》及此篇，皆马、郑相传之真《古文尚书》也，则其文但曰“率割夏邑”，“奸宄于商邑”而已；而《伪古文尚书》之《汤诰》则曰“夏王灭德作威，以敷虐于尔万方百姓”矣，《泰誓》则曰“残害于尔万姓”，曰“毒四海”矣。何者？《伪书》撰於东晋以後，彼固以汉、晋之事例之也。学者苟能分别观之，则不但古圣人之真可识，而古书之真伪亦可辨矣。由是言之纣与文、武原无君臣之分而但为名号正朔所存，苟非大无道则圣人亦不忍轻黜之，苟其大无道则圣人亦不敢擅庇之，文、武岂有二道也哉！是故论文、武者但当问其实为纣臣与否，而不必问其伐商与不伐商。果君臣也，则虽以曹操之不篡汉而罪与丕无殊；果非君臣也，则虽以武王之伐商而至德与文不异。惜乎世之论者皆不折衷於此，信杨、墨者则以汤、武为罪人，尊圣人者亦但以天命为解释；《六经》之晦，圣人之受诬也久矣！余既有见於此，不忍不言，然言之亦未必其有信之者也。嗟夫，自战国至秦，世道之一大升降也，杀人动数十万，民之死者十而七八，卒灭先王之法，焚《诗》、《书》，废礼乐而後已，何以至於是也？以自文、武以後八九百年，无圣人为天子者以救之也。然则使汤不放桀，武王不伐纣，将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可知也。夫果不待後世而即为战国，则当孔、孟来生而尧、舜之道久已泯没，孔、孟且无所承以传於後，人类几何而不尽，即不尽而几何不为禽兽也！呜乎，後世之人所以尚能生全而异於禽兽者，汤、武之功也；赖汤、武之功以生，而遂奋其笔以訾汤、武，以为千古之罪人，世之背本忘恩未有如是之甚者也！且夫以汤、武之放伐为罪者，黄老氏之言也；黄老氏之言，杨氏之言也。後之儒者耻言杨、墨而自以为能辟异端，然论圣人之事则皆祖述杨、墨之剩言而不自知，呜乎，吾不知其所辟者何异端也！故今於汤、武王之事特详辨之。说并见《成汤》、《王季》、《文王》、《伯夷》篇中。
　　△辨黄钺斩纣之说
　　《史记周本纪》云：“武王至纣死所，自射之；三发，而後下车，以轻剑击之；以黄钺斩纣头，县太白之旗。已而至纣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经自杀；武王又射，三发，击以剑，斩以元钺，县其头小白之旗。”余按：圣人之伐暴，以救民也，非雠之而欲甘心焉者也。桀虽虐，汤放之而已；使纣不死，武王必不杀纣；况於已死而残其尸，何为也者！春秋时灭国多矣，於其君也迁之而已，尚未有杀之者；况商周之间风俗尤厚，而武王，圣人也，安有已死而残其尸者哉！观於武王之封武庚，圣人之心可以见矣，必无悬纣头於旗以示﹃者。若武王之雠纣如是，则必尽杀其子若孙；即不然，亦必囚之放之，乌有反封之者哉！《史记》之言盖本之《逸周书》，刘向所谓“孔子所论百篇之馀”者也。此本战国时人所撰，其中舛谬良多，不可为实；《史记》误采之耳。惟贾谊《新书》谓“纣死之後，民之观者皆进蹴之；武王使人帷而守之”，为仿佛於圣人之心。然古者风俗淳厚，厉王之暴，周人流之於彘而遂已，不甘心焉也；乌有纣死而商民残其尸者哉！故并不录。
　　△辨革殷祝之事
　　《本纪》又云：“叔振铎奉陈常车，周公旦把大钺，毕公把小钺，以夹武王，散宜生、太颠、闳夭皆执剑以卫武王，立於社南；毛叔郑奉明水，卫康叔封布兹，召公赞采，师尚父牵牲，尹佚荚祝”云云。余按：此亦采《逸周书》之文，非其事实。执剑牵牲，自有有司职之，非师傅大臣之事，观《顾命》之篇可见矣。其祝文亦依傍《牧誓》之语以成文者。故皆不录。又按：《周书》之文多与《史记》异同而皆不若《史记》之语完善：疑《史记》所采者本书而今《周书》则传写而致误者也。
　　○武王下
　　【补】“周有大赉，善人是富。”（《论语尧曰篇》）
　　△“大赉”事实
　　按：《史记》称武王克商：散财发粟，所谓“大赉”盖即指此。故次之於此。
　　虽有周亲，不如仁人。百姓有过，在予一人。”（同上）
　　△真孔与伪孔解‘周亲”之不同
　　朱子《论语集注》云：“孔氏曰：周，至也。言纣至亲虽多，不如周家之多仁人。”是以“周亲”为商之亲戚也。余按《论语集解》，孔安国云：“亲而不贤不忠则诛之，管、蔡是也。仁人谓箕子、微子，来则用之。”安国初未尝以“周亲”属商，以“仁人”属周也。盖此本承上文“大赉”二句，言周虽有亲戚，不敌善人，故赉之耳。上文之周既指武王，何为此文之周反属之纣，上下作两解乎！至以为武王所自言，而谓商亲之不如周，抑又夸矣。朱子此文本之《伪书伪传》，《伪书伪传》乃晋以後攻康成者之所伪撰，朱子乃不从真安国之《论语注》而反引伪安国之《尚书传》，且云孔氏云云，安国之诬将望何人为白之乎！然安国之所释亦尚未尽：此本记武王事，管、蔡尚未间王室，何由诛之；“仁人”兼天下之遗贤言之，亦岂得专指微、箕！细玩此文，乃圣人不私其亲而惟求天下之贤才，与共天禄，正与上章成汤之言相表里。“周亲”二句，即所谓“帝臣不蔽，简在帝心。”也。“百姓”二句，即所谓“万方有罪，罪在朕躬”也。故孟子曰：“先圣，後圣，其揆一也。”故读此章可以见圣人贵德尊贤，大公无我之心；而约非刘氏不王，特秦、汉以後之事，未足语於唐、虞、三代圣帝哲王之度量也。以“周亲”为商亲，失其旨矣。“百姓有过”，蔡氏《书传》以为“民皆有责於我，谓我不正商罪”，亦非是。故今考而正之。此文非《泰誓》语，说已见前篇中。
　　【备览】“命召公释箕子之囚。命毕公释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闾。命南宫括散鹿台之财，发钜桥之粟，以振贫弱萌（疑与氓同）隶。命南宫括、史佚展九鼎保（一作宝）玉。命闳夭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军。”（《史记周本纪》）
　　△辨咨询周公而散财发粟之说
　　《尚书大传》云：“纣死，武王召太公而问焉。太公曰：‘爱人者兼其屋上之乌；不爱人者及其余。’召公曰：‘有罪者杀，无罪者活；咸刘厥敌，毋使有馀。’周公曰：‘各安其宅，各田其田；毋故毋新，惟仁之亲。’武王於是乃封墓，表闾，发粟，散财（云云）。”《吕氏春秋》云：“武王命周公进殷之遗老而问众之所说，民之所欲，乃发钜桥之粟（云云）。”余按散财、发粟、表闾、封墓诸大政，皆武王未克商时心所欲为而不能者，一旦克商，自当即时举行，不待访之於人；而太公、召公皆圣贤之臣，何容见不及此，而但以杀戮导武王乎！此皆後人附会之言。故并不录。
　　【备览】“牧之野，武王之大事也。既事而退，柴于上帝，祈于社，设奠于牧室，遂率天下诸侯执豆笾，逡奔走，追王太王父、王季历、文王昌。”（《大传》）
　　△三王追尊当在牧野时
　　追王之说凡三。《史记》以为文王受命称王，而追尊古公、公季皆为王。文王称王，先儒固多驳之；苟文王未尝称王，则二王亦非文王之所追尊明矣。《中庸》以为周公追王大王、王季，而无文王。然《书金篇》文大王、王季於武王之世已皆称王，则《中庸》所称亦不然矣。唯《大传》以为武王在牧野时，三王同时追尊，於理为近，与《尚书》文亦合。故今从之。说详见前《文王》及後《周公》篇中。
　　按：《本纪》之散财发粟，即《论语》大赉之典；《大传》之设奠追王，即《史记》享祠之事。故连类而次之。
　　【备览】“封商纣子禄父殷之馀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史记周本纪》）
　　△封殷当在散财後
　　《史记》此文在散财发粟之前。按：散财发粟与释囚表闾皆如救焚拯溺，不可旦夕缓者；若封殷立监，似当从容议之。故移置於此。监殷止管、蔡二叔，无霍叔说见《周公相成王篇管蔡商条》下。
　　【备览】“乃罢兵西归，行狩记政事，作《武成》。”（同上）
　　△《伪武成》不必改定
　　《伪尚书》中有《武成篇》，乃缀辑经传《孟子》、《戴记》之语而采《汉书律历志》所引《武成》原文以冠之者。虽无大谬於理，而亦毫无所发明。且既为诰体，而通篇皆叙事，殊不相称；其文亦杂乱无章。《蔡传》疑之，是也；顾不肯纠其伪而为改定其文，岂知改定更不免於杂乱乎！况既叙伐商之文於诰前，则所谓诰者仅寥寥数语，而亦仍是叙事，初无所白於诸侯者：《尚书》宁有此诰体邪！故今不采其文而但载《汉志》所引之原文。
　　【备览】“济河而西，马散之华山之阳而弗复乘，牛散之桃林之野而弗复服；车甲衅而藏之府库而弗用；倒载干戈，包之以虎皮，名之曰建。”（《乐记》）
　　【备览】“散军而郊射，左射《首》，右射《驺虞》，而贯革之射息也。裨冕笏，而虎贲之士说剑也。”（《乐记》）
　　【附论】“楚子曰：‘夫《武》，禁暴、戢兵、保大、定功、安民、和众、丰财者也，故使子孙无忘其章。今我使二国暴骨，暴矣！观兵以威诸侯，兵不戢矣！暴而不戢，安能保大！犹有晋在，焉得定功！所违民欲犹多，民何安焉！无德而强争诸侯，何以和众！利人之几而安人之乱，以为己荣，何以丰财！武有七德，我无一焉，何以示子孙！’”（《左传》宣公十二年）
　　△楚庄论武王之可信
　　余按：春秋之时，周室微弱，楚地方千馀里，僭王问鼎，其目中固已无周矣，且距武王仅四百年，文献具存，藉使武王有一二端未满人意，《诗》、《书》所言之有虚美，楚子必无不知，必不代为之讳，乃其颂武王如是，则是武王原无可议，《诗》、《书》所言皆实事也。春秋时诸侯，自桓、文以降，莫如楚庄贤者：县陈而复封之，克郑而复舍之，虽汉高、光及宋祖、唐宗能之乎！是其才识盖有大过人者；是以士会称其“德立、刑行、政成、事时、典从、礼顺”，盖深贤之也。乃其称武王，若於己有天渊之限，€泥之隔者，虽自谦之词，然何至於是！然则武王实大圣人，非後世贤君所能及；虽贤君莫不心折於武王，未有敢致不满於武王者也。盖当其时，汤、武之世未远，杨、墨之说未起，故知之真而服之笃。自战国以後，异端横行，非尧、舜，薄汤、武，学者习闻其说而不能辨其是非真伪，以故从风而靡；不但刘知几、苏子瞻之属以为可议，以为非圣，即笃信好古之儒亦往往於武王有憾词焉；岂非邪说之易惑，特识之难遇哉！吾愿世之学者以三代以上论武王者论武王，而毋以战国以後之论武王者论武王也。
　　【补】“惟四月既旁生霸，粤六日庚戌，武王燎於周庙。翌日辛亥，祀於天位。粤五日乙卯，乃以庶国祀馘於周庙。”（《逸书武成》）
　　【存参】“大寒，在周二月（即夏正十二月）己丑晦。明日，闰月庚寅朔。三月二日庚申，惊蛰（古本正月中气，近世误为雨水）。四月己丑朔；甲辰望；乙巳旁之。”（《汉书律历志》）
　　“谨权量，审法度，修废官，四方之政行焉。”（《论语尧曰篇》）
　　“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天下之民归心焉。”（同上）
　　△《尧曰篇》纪武王新政
　　《论语》之记此两节，何也？所以纪武王之新政也。圣人之征不道也，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权量法度，古圣人之所以定民志而正风俗者也。权量不谨，则巧伪日滋，奸民得其利而良民受其害；法度不审，则奸吏得以上下其手，而民无所措手足，虞、舜所以“同律度量衡”也。古之圣帝名臣皆有大功於世，其子孙皆当世守其祀而不改。当商之季，贤圣之君不作，诸侯惟以力争，强吞弱，众暴寡，圣帝名臣之裔殄灭者盖亦不少矣。至於任官用人，尤经世之大政：官废则民事无由理；不得其人则虽有官而事不治，反以病民者有之矣。观於伯夷之居北海，太公之居东海，天下之大老且犹如是，则贤才之伏处於草茅者固不可以枚举，但无由尽归於周耳。贤才不用，百姓何由得安，是以武王起而伐商以正之也。使武王不伐商，则圣帝名臣之祀遂听其灭绝乎？奸民乱俗，奸吏害民，遂听其纵恣乎？职废而不举，贤才隐居而不任职，遂听其自然任斯民之重困乎？吾知上帝之心必有所不忍，而圣人敬事上帝之心亦必有所不安也。故曰圣人非利天下也，以正天下也。兴灭继绝即《史记》所称封蓟、祝、陈、杞之事。举逸民即上文“周亲不如仁人”，《周颂》“求懿德，肆时夏”之意，即成汤所云“帝臣不蔽”也。後世学者习见汉、晋以後之事，遂以为三代亦复如是，而以利天下之心度古圣人，甚至有以汤、武之征诛为得罪於名教者；而岂知圣人光明正大之心不若是哉！故今表而出之。
　　【备览】“武王既胜殷，邦诸侯，班宗彝，作《分器》。”（《书序》）
　　△“邦诸侯”
　　按：诸侯之封当在归自商以後。故次之於此。
　　【附论】“孟子曰：‘武王不泄迩，不忘远。’”（《孟子》）
　　△“不泄迩”
　　按：此文似指克商後诸大政而言。故次之於此。
　　“镐京辟雍，自西自东，自南自北，无思不服。”（《诗大雅》）
　　“考卜维王，宅是镐京。维龟正之，武王成之。”（同上）
　　△宅镐
　　武王宅镐，未知的在何时，《史记周本纪》亦无之。然此似不可缺。故因“无思不服”之文次之於此。
　　△辨武王营洛之说
　　《本纪》云：“武王征九牧之君，登豳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於周，自夜不寐。周公旦曰：‘曷为不寐？’王曰（云云）又云：‘我南望三涂，北望岳鄙，顾詹有河，粤瞻洛、伊，毋远天室。’营周居於洛邑而後去。”余按：此本《逸周书》之文，其意浅而晦，其词烦而涩，与《尚书》大不类。且周公之宅洛，以殷民之迁也；是时不惟未迁，兼亦未畔，宅洛何所取焉？将以为朝会道里均也，则又无一言及之。盖後世之人闻周公之宅洛而不得其故，揣度之而以为武王之所命耳。而商邑、豳阜相距千里馀，亦非能望见者。故不录。
　　“绥万邦，屡丰年。”（《诗周颂》）
　　【存疑】“周饥，克殷而年丰。”（《左传》僖公十九年）
　　△克殷年丰之可疑
　　按：《诗》但谓克殷之後年丰耳，非必谓克殷之前而饥也。饥以兴师，圣人恐不如是。甯子但欲赞文公以伐邢，遂不觉其言之过当，将使後世好战而不恤民者以是藉口。故列之於存疑。
　　“既克商二年，王有疾，弗豫。二公曰：‘我其为王穆卜！’周公曰：‘未可以戚我先王。’公乃自以为功，为三坛，同单；为坛於南方北面，周公立焉，植壁秉，乃告太王、王季、文王。史乃册祝曰：‘惟尔元孙某，遘厉虐疾。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以旦代某之身。予仁若考，能多材多艺，能事鬼神。乃元孙不若旦多材多艺，不能事鬼神。乃命于帝庭，敷佑四方，用能定尔子孙于下地，四方之民罔不畏。呜呼，无坠天之降宝命，我先王亦永有依归！今我即命于元龟：尔之许我，我其以壁与，归俟尔命；尔不许我，我乃屏壁与。’乃卜三龟，一习吉。启龠见书，乃并是吉。公曰：‘体，王其罔害！予小子新命于三王，惟永终是图，兹攸俟，能念予一人。’公归，乃纳册金之匮中。王翼日乃瘳。”（《书金》）
　　△《金》祝代当在访范前
　　按：此事在《书金篇》，乃因成王之迎周公而追记此，非谓其必在《洪范》、《旅獒》後也。《史记》以为十三年事，故记之於“访范”之後。然余观三代以上皆以逾年为二年，恐当在访范之前一年。故次之於此。
　　“惟十有三祀，王访于箕子。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书洪范》）
　　△《洪范》称“祀”
　　此篇据《春秋传》以为《商书》，故称“十有三祀”，用商制也。今篇在《周书》中。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陆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同上）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同上）
　　【备览】“武王释箕子之囚。箕子不忍为周之释，走之朝鲜。武王闻之，因以朝鲜封之。箕子既受周之封，不得无臣礼，故于十三祀来朝。武王因其朝而问鸿范。”（《尚书大传》）
　　△访箕之年
　　箕子之访，据《尚书大传》及《史记》皆当在克商後二年；而刘歆《三统历》独据《书洪范序》，以为即在克商之岁，因移克商事於武王之十三年。余按：《洪范》云：“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序》云：“武王克殷，以箕子归，作《洪范》。”（见《汉书》，今《序》与此小异）此但追叙箕子至周之由，为作《洪范》张本，非谓作《范》必在克商年也。奄之践在成王之初，《武》之章称武王之谥，然詹伯、楚子皆蒙“武王克商”之文言之，盖特原其事之所始，与《传》文之先《经》以首事，後《经》以终义者同，不必其事定在此一时也。刘歆不达其意，遂误以为武王克殷在十三年，是犹《史记阙里志》见《春秋传》孟懿子学礼之文载於昭公七年而遂以为孔子十七岁时事也，亦凿之至矣！惟《大传》以为封朝鲜而後陈《洪范》，《史记》以为陈《洪范》而後封朝鲜，其说较为小异；然亦无大关於得失。要之，皆在克商之後二年；陈范在十三祀，则克商固当在十一年也。嗟夫，自《汉书》载刘歆之说，以克商为在十三年，《伪古文经传》因之，遂分《书序》四言为两年事，《蔡传》驳之，又并归之於十三年，而武王之事遂杂乱不可考；一语之误解，其所关岂小事哉！故今载《大传》之文以正《三统》之误，使其源清而後其流可得而渐也。说并详前卷中《观兵》、《伐殷》两条下；汇而考之，事理自晓然矣。
　　△《伪书》经传多本刘歆、王肃
　　大抵《伪古文经传》多本之刘歆、王肃，岂孔安国所传，司马迁、赵岐、郑康成、杜预诸家皆不之见而独歆与肃二人见之乎！借令歆与肃独见之，又何故不明言其出於《书》之某篇而窃之为己说以欺人乎！然则其书出於歆、肃之後明甚。奈何世儒皆不之察也！
　　【存参】“武王封箕子於朝鲜。箕子教以礼义田蚕，又置八条之教。其人终不相盗，无门户之闭；妇人贞信；饮食以笾豆。”（《後汉书》）
　　△辨《麦秀》诗
　　《史记宋世家》云：“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生禾黍，乃作《麦秀》之诗曰：（《尚书大传》作微子事）‘麦秀渐渐（《大传》作“蕲蕲”）兮，禾黍油油。（《大传》作“蝇蝇”）彼狡童兮，不与我好兮！’”（《大传》作“不我好仇”）余按：此歌有怨君之心，无伤旧之意，其词亦大不敬，必後人所拟作，非微、箕所为。故不载。
　　【存疑】“武王克商，作颂曰：‘载戢干戈，载弓矢；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又作《武》，其卒章曰‘耆定尔功’；其三曰‘铺时绎思，我徂惟求定’；其六曰‘绥万邦，屡丰年’。”（《左传》宣公十二年）
　　【备览】“《武》，始而北出；再成而灭商；三成而南；四成而南国是疆；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六成复缀以崇天子。夹振之而驷伐，盛威於中国也。分夹而进，事蚤济也。久立於缀，以待诸侯之至也。”（《乐记》）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见舞《大武》者，曰：‘美哉，周之盛也，其若此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子谓《武》：‘尽美矣，未尽善也。’”（《论语八佾篇》）
　　△辨武王作《大武》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伐殷，荐俘馘於太室，乃命周公作为《大武》。”《纲监大全》因之，於武王十四年书“作乐曰《大武》。”余按：楚子所引《武》乐三章中，有“於皇武王”。“桓桓武王”之语，则断非武王所自作矣。故郑、孔及《朱传》皆以为武王崩後，周公作此以象武王之功。然则“载戢干戈”之颂亦未必即武王所作，《传》但本武王之克商而言之耳。不但此也，禹之《夏》，汤之《》，文王之《南龠》，亦未必皆其人所自作。但乐以象德，季札所赞者其乐也，即其人也，故并附於其人之篇後。遂皆以为其人所自作，则误矣。
　　“太子诵代立，是为成王。”（《史记周本纪》）
　　●卷四
　　○周公相成王上
　　“武王既丧，管叔及其群弟乃流言於国曰：‘公将不利於孺子！’”（《书金》）
　　△辨周公摄政之说
　　《金》一篇并无周公摄政之文，唯《戴记文王世子篇》云：“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周公相，践阼而治。”《明堂位》云：“武王崩，成王幼弱，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於明堂，制礼作乐，颁度量而天下大服。七年，致政於成王。”由是《史记》、《汉书》及诸说《尚书》、《礼记》者并谓周公居天子位，南面以朝诸侯，而以《洛诰》之“复子明辟”为复政成王之据。蔡氏《书传》驳之云：“有失然後有复。武王崩，成王立，未尝一日不居君位，何复之有！王莽居摄，几倾汉鼎，皆儒者有以启之，是不可以不辨。”石梁王氏亦云：“周公为冢宰时，成王年已十四，非摄位，但摄政，岂可以天子为周公！”二子之言诚足以纠先儒之失，绝後世之惑矣。然以余考之，周公不但无南面之事，并所称成王幼而摄政者亦妄也。古者男子不逾三十而娶，况君之世子乎。邑姜者，武王之元妃；成王者，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娶邑姜，邑姜之生成王，皆当在少壮时明甚。而今《文王世子篇》乃云“文王九十七而终，武王九十三而终；成王幼，不能氵位阼”，则是武王年八十余而始生成王，六十余而始娶邑姜也，此岂近於情理哉！均之父子也，且均之圣贤也，王季之爱文王与文王之爱武王当无以异。乃作《记》者言文王则云“十二而生伯邑考，十五而生武王”（说见《武王上篇》）；言武王则八十余而始生成王之嫡长子。王季之为文王婚何其太早，文王之为武王婚何其太迟乎？由是言之，凡《记》所载武王、成王之年皆不足信。况周公之东也，唐叔实往归禾，则成王之不幼明矣。盖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子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然则武王崩时，周公盖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辟，遂不得终其摄。及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遽奉子钊以朝诸侯，由是此礼遂废。後之人但闻有周公摄政之事而不知有冢宰总己之礼，遂误以成王为幼；又见《洛诰》之末有“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之文，遂误以为摄政之年数耳。不思周公居东二年，东征三年，七年之中，周公之在外者四五年，此时何人践阼，何人听政？成王之自临朝视政明矣。何故能践阼听政於四五年，而独此二三年中必待周公之摄之也？郑氏谓“成王居丧不言，周公以冢宰听政，而二叔流言”，是已；然又谓“成王亲迎以归，然後摄政”，则亦未免惑於《史记》、《汉志》之言也。且“复”之为言，下告上也。《春秋传》曰：“燮将复之。”又曰：“将复於寡君。”《孟子》曰：“有复於王者。”王命周公作洛，故周公使人复王耳；岂谓其复政哉！曰，然则成王何以称为“孺子”也？曰，孺子之称不必其皆婴儿也；晋文公出亡数年而献公卒，其齿长矣，而秦使及狐偃皆称之为“孺子”。有大夫之嫡子而称为孺子者，孟庄子武伯於其父时皆称为“孟孺子”是也。有未成乎大夫而称为孺子者，季孙之称秩，高氏之臣之称子良是也。而子旗於子良亦曰“彼孺子也。”则是亲之，少之，皆可以孺子称之也。是故，《金》之“孺子”，流言也，未成乎君之称也；《立政》、《洛诰》之“孺子”，则周公自以亲之少之之故而称之耳；岂得遂以为童子哉！晋慕容盛谓“周公专权代主，管、蔡忠於王室，故有‘不利孺子’之言”；又谓“周公知文王与武王三龄，而求代其死者，诈也。”虽盛本诈谖之人，故以小人之腹度君子，然要亦传记之邪说之有以启之也，故今但载《金》本文，而《文王世子》、《明堂位》及《史记》、《汉志》诸说概不妄附。说并见前《武王伐纣条》下。
　　△辨周公追王太王、王季之说
　　《戴记中庸篇》云：“武王末受命，周公成文、武之德，追王大王、王季上祀先公以天子之礼。斯礼也，达乎诸侯大夫及士庶人。”余按：《尚书金篇》云：“乃告大王、王季、文王”，又云：“若尔三王是有丕子之责于天。”又云：“予小子新命于三王。”则是武王未崩以前，大王、王季已追王也；周公乌得有追王之事哉！且二王果周公所追王，则文王以何时称王邪？谓生而称王邪，则文王为西伯，传记之文甚明，宋欧阳永叔固已辨之矣。谓武王克商之後追王邪，则既追王文王，何难复追王二王。若武王但追王文王而不追王二王，则是以为不当追王也。武王以为不当追王而周公追王之可乎！考其首尾，乃必无之事；而儒者咸信之，其亦异矣！原其所以如是信者，无他，以《中庸》为子思所作而此章为孔子之言；至朱子列《中庸》於《四书》，遂愈莫敢有议者。不知此章断非孔子之言，而《中庸》亦不出子思之手，乃战国之儒者采辑前人之言以成；此书“获上”一节采诸《孟子》，实显然可见者。其冠以“子曰”者，虽相传为孔子之言，而为後人之所附益及假者盖亦有之。是以《中庸》之言，高者不减《尚书》、《论语》，而间亦有剌谬於经传者。为是说者盖亦习於世俗所传文王受命称王之说，故但以为追王二王而不言追王文王耳，岂足为据也哉！且武王克商之後，祀於周庙者屡矣，用诸侯礼邪？用天子礼邪？武王既为天子而仍用诸侯之礼，必有所未安；若用天子之礼，则武王固已上祀先公矣，何劳於周公之成其德哉！嗟夫，圣人之言，万世所取信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然後可以取信，非可徒以名焉已也。鲁襄仲之将立宣公也，以君命召惠伯。其宰公冉务人止之曰：“入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也。”公冉务人曰：“若君命，可死；非君命，何听！”弗听，遂入；卒弑其君而杀其身。然则言亦不可以妄信也！是以余於传记，必其与经合者然後载之；不敢信一人率尔之谈，遂以为真圣人之言也。
　　△《七月》非周公作
　　卫宏《毛诗序》云：“《七月》，陈王业也。周公遭变故，陈後稷先公风化之所由？致王业之艰难也。”郑氏谓此诗在周公居东之日；朱子谓此诗在成王初立之时。余按《鸱》以下六篇皆周公时所作，此篇若又出於周公，则是七篇皆与豳无涉，何以名之为《豳》？曰：述豳俗也。然“流火，授衣，烹葵；剥枣”，在在皆然，以民间通行之事而独谓之豳俗，豳何在焉？且玩此诗醇古朴茂，与成、康时诗皆不类。窃尝譬之，读《大雅》如登廊庙之上，貂蝉满座，进退秩然，煌煌乎大观也；读《七月》，如入桃源之中，衣冠朴古，天真烂漫，熙熙乎太古也。然则此诗当为大王以前豳之旧诗；盖周公述之以戒成王而後世因误为周公所作耳。窃疑豳之旧诗当不止此，此篇因周公识之传之而独存，犹《商颂》当时亦必多，而正考父独得其十二篇也。至於《鸱》以下，则以其诗皆为周公而作而音节亦近豳故附之於《豳风》之後；而此一篇则豳之正风也。故今不载之於《周公》之篇。
　　“周公乃告二公曰：‘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周公居东二年，则罪人斯得。于後，公乃为诗以贻王，命之曰《鸱》。王亦末敢诮公。”（同上）
　　“鸱！鸱！既取我子，无毁我室；恩斯，勤斯，鬻子之闵斯！迨天之未阴雨，彻彼桑土，绸缪牖户；今女下民，或敢侮予！予手拮据，予所捋荼，予所蓄租，予口卒，曰予未有室家！予羽谯谯；予尾；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予维音哓哓！”（《诗豳风》）
　　△引朱熹、蔡沈语辨《伪传》东征之说
　　《金》“弗辟”之“辟”，郑氏以为“退辟”（同避）；“居东”，以为“辟位而居於东”。自《伪孔传》出始训“辟”为“法”，而以诛杀之意解之，於是以“居东”为“东征”，以《鸱诗》为在黜殷之後。隋、唐之际，郑学浸微，孔颖达作疏，遂弃郑而用《伪传》。唐、宋学者靡然从之。虽朱子《诗传》，初亦采其说；及後答蔡沈书，始觉其谬。而蔡氏作《书传》，乃本朱子之意以正其失，今载其说於左。
　　【朱子覆蔡沈书说】“弗辟之说，只从郑氏为是。向董叔重得书亦辨此，一时信笔答之，谓当从古注说（即谓《伪传》，盖以孔在郑前也）。後来思之，不然。三叔方流言，周公处骨肉之间，岂应以片言半语遽然兴师以征之，圣人气象大不如此。又成王方疑周公，周公固不应不请而自诛之；若请之於王，亦未必见从。虽曰圣人心事公平正大，区区嫌疑似不必避，然舜避尧之子，禹避舜之子，自是合如此。”
　　【蔡氏《尚书金篇传》】“辟读为避（古字避皆作辟），郑氏《诗传》言‘周公以管、蔡流言，辟居东都’，是也。汉孔氏（即《伪传》，蔡氏误以为真安国作）以为诛杀之。夫三叔流言，以公将不利於成王，周公岂容遽兴兵以诛之邪！（以下数句，已见朱子书中，今节之）‘我之弗辟，我无以告我先王’，言我不辟则於义有所不尽，无以告先王於地下也。公岂自为身计哉！‘居东’，居国之东也。孔氏以为东征，非也。方流言之起，成王未知罪人为谁；二年之後，王始知流言之为管、蔡。‘斯得’者，迟之之词也。”
　　△《鸱篇》作于东征前
　　余按：朱子之论正矣，《蔡传》之释此文义尤详尽，复何疑焉！然後儒尚多从《伪传》而非蔡者，岂以《诗传》出於朱子故邪？抑未取《诗》、《书》之言而深思之邪？《书》云“流言於国”，不云“殷畔”，则是殷犹未畔；但闻流言而遂辟也。“流言”者，道路之言。事後知其所起，乃追书之；当时尚未知为谁何，周公可以疑似而遽杀其兄乎！周公之东征，讨武庚也；武庚未畔，讨之何名？未畔而已伏诛，则是初无殷畔之事而周公诬之也。若谓武庚之畔即在流言之时，则史当特书之以为讨之张本，不得但记流言，遽云当诛。诛流言者邪？诛畔者邪？虽初搦笔之童子不至如是，况史臣而有此文理邪！《诗》云：“曰予未有室家。”又云：“予室翘翘，风雨所漂摇。”则是王室不安，诸侯携贰，而尚未知其所定也。细玩通篇，虑患之心溢於语言之表，然则此诗作於东征之前明矣。若以为在东征之後，则王室已安，天下已靖，而为岌岌忧危不保终日之言，於事为不切，於人为不情矣！而说者乃以“既取我子”为东征後之证，曰：“‘子’喻管、蔡，‘室’喻王室；言‘既取我子’则管、蔡既已受诛矣。”（朱氏公迁说）信如所云，管、蔡诛则武庚亦诛矣，泉下游魂其尚能毁我王室乎！嗟夫：朱子之於《传》岂能无千虑之一失，况其晚年已不吝於自改其说，而後儒反代为朱子吝之，何邪？故今遵《蔡传》之说，而以东征之事次於成王亲迎周公之後。
　　“秋大熟，未，天大雷电以风禾尽偃，大木斯拔。邦人大恐。王与人大尽弁，以启金之书，乃得周公所自以为功代武王之说。二公及王乃问诸史与百执事，对曰：‘信。噫，公命，我勿敢言！’王执书以泣曰：‘其勿穆卜！昔公勤劳王家；惟予冲人弗及知。今天动威以彰周公之德，惟朕小子其新迎；我国家礼亦宜之。’王出郊，天乃雨，反风，禾则尽起。二公命邦人，凡大木所偃，尽起而筑之。岁则大熟。”（《书金》）
　　△引吕游语辨“居东”非东征
　　按《书》此文，居东之非东征益明。临漳吕乐天先生游《己酉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己酉记疑》一则】（节录）“周公居东，去京师必不甚远，周公此时亦无大责任，故感风雷之变，启金之书，执书以泣，随即出郊迎公，天乃雨，反风也。若以居东即为东征，则武庚所都去国千馀里，岂有不下班师之诏又不待风止，即出郊迎公之理！由此看来，论此事者当以蔡注《金》为正，《鸱诗传》虽不观可也。”
　　余按：此说深中事理。盖武庚未平，周公必不能中道班师；武庚既平，周公又不可拥兵居外。其为无事显然。不得谓之为东征也。
　　△辨扌前蚤祝神之说
　　《史记》云：“成王少时病，周公自扌前其蚤沈之河以祝於神。及成王用事，人或谮周公，周公奔楚。成王发府见周公祷书，乃泣反周公。”谯周云：“秦既燔书，时人欲言金之事，失其本末，乃云然耳。”余按：一事而所传闻异词，遂误而两载之，传记如是多矣。庆封之聘鲁也，叔孙食之不敬，赋诗讥之；其奔鲁也，叔孙又食之，祭，亦赋诗讥之。郑之葬简公也，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郑之为搜除也，亦将毁游氏之庙，而子产中止。此皆显然一事，而《传》悉两载之；无他，采之太博而择之未精耳。《左传》犹然，况其下焉者乎！後人过於信古，遂不敢议，惑矣！谯周之言是也。然即此可见《史记》之文传而失其真者甚多，学者不可以其近古，谓其必有所本，遂概信之以为实也。
　　【补】“管、蔡启商，间王室。”（《左传》定公四年）
　　“管叔以殷畔。”（《孟子》）
　　【存参】“奄君蒲姑谓禄父曰：‘武王既死矣，今王尚幼矣，周公见疑矣，此百世之时也，请举事！’”（《尚书大传》）
　　△管，蔡之诛不因流言
　　《伪古文尚书》云：“惟周公位冢宰，正百工，群叔流言，乃致辟管叔于商，囚蔡叔于郭邻（云云）。”余按：《传》称“管、蔡启商，间王室”，《孟子》书中亦有“管叔以殷畔”语，则是管蔡之诛以畔故，不以流言故也。乌有但闻流言而遂诛其亲戚者哉！《伪书》之文，其诬圣人不小，故今载《春秋传》、《孟子》之文以正之。至《大传》所言，乃伐奄张本；虽不敢必其实，而理容或有之。故附存之。
　　“王若曰：‘猷，大诰尔多邦越尔御事。弗吊，天降割于我家，不少延。洪惟我幼冲人，嗣无疆大历服，弗造哲，迪民康，矧曰其有能格知天命！……殷小腆，诞敢纪其叙。天降威，知我国有疵，民不康，曰“予复”，反鄙我周邦。……予永念曰，天惟丧殷，若穑夫，予曷敢不终朕亩！天亦惟休于前宁人。予曷其极卜，敢弗于从：率宁人有指疆土，矧今卜并吉！肆朕诞以尔东征。天命不僭，卜陈惟若兹。’”（《书大诰》）
　　【备览】“武王崩，三监（《传》云，“三监：管，蔡，商”）及淮夷叛。周公相成王，将黜殷，作《大诰》。（《书序》）
　　△《大诰》有阙文
　　按《大诰篇》首当有数语序《诰》之所由作，若《盘庚》、《多士》、《多方》者；而今无之，盖缺文也。故今取《书序》之文补之。
　　【补】“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蔡叔，以车七乘，徒七十人。”（《左传》定公四年）
　　△诛管、蔡系奉王命
　　战国人多称周公诛管、蔡；晋慕容盛遂以擅诛管、蔡为周公罪。余按：周公东征乃奉成王之命，《尚书》、《春秋传》之文甚明，不得以其事专属之周公也，盖周公辅相两朝，勋崇望重，故说成周事者多归之於周公，正如陈贾所云“周公使管叔监殷”。是时武王在上，太公望、散宜生等共佐之，周公安得自使管叔乎！
　　△《伪书》增出霍叔之非
　　《伪古文尚书》云：“致辟管叔於商；囚蔡叔於郭邻，以车七乘；降霍叔为庶人，三年不齿。”宋尧叟林氏《春秋传》“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注云：“周公伤夏、殷之二叔世，疏其亲戚，不能同心，以至灭亡。或以二叔为管、蔡者非；管权、蔡叔、霍叔三叔，不得称二叔。”（《杜注》“二叔”说同，无管、蔡、霍三叔之说）余按：《春秋传》云：“管、蔡启商，间王室，王於是乎杀管叔而蔡叔。”又云：“管、蔡为戮，周公右王”，无有一言及霍叔者。《史记殷本纪》云：“武庚与管叔、蔡叔作乱。”《周本纪》云：“武王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鲜、蔡叔度相禄父治殷。”又云：“周公奉成王命，伐诛武庚、管叔，放蔡叔。”皆与《左传》文合，而无霍叔。其尤显然无疑者，《管蔡世家》称“封叔鲜於管，封叔度於蔡”，下云“二人相纣子武庚”；称“封叔处於霍”则不言是；然则霍叔未尝监殷明矣。而《鲁周公》、《卫康叔》、《宋微子》各世家亦俱但称“管叔、蔡叔傅相武庚”，“管叔、蔡叔作乱”，“周公诛管叔，放蔡叔”；若霍叔果同监殷而同作乱，不应数篇之文如合符然，皆有管、蔡而无霍也。《尚书大传》云：“武王使管叔、蔡叔监禄父。”《汉书地理志》云：“周既灭殷，封其畿内为三国──邶，以封纣子武庚；庸、管叔尹之；卫、蔡叔尹之──以监殷民。”皆与《左传》、《史记》说同，不言霍叔。由是言之，以殷畔者止管、蔡二叔而无霍，故《传》云“吊二叔之不咸”，不称三叔也，至晋皇甫谧作《帝王世纪》，始称“自殷都以东为卫，管叔监之；殷都以西为，蔡叔监之；殷都以北为邶，霍叔监之。”《伪尚书》缘此，遂采《左传》语而增以“降霍叔”之文。然则此书之撰於晋以後而非安国之所传也彰彰明矣！如果安国所传，不应两汉诸儒皆不知有霍叔，独至皇甫谧始知之；而左氏生於周世，在焚书之前，尤不应不知有霍叔而每文皆但言管、蔡也。杜氏以下文称“管、蔡”之故，因释“二叔”为“二代之叔世”，固已强词；至林氏乃据世俗相传之语以驳二叔之称，而不复考《左传》他文及《史》、《汉》旧说，尤疏之甚矣！且“降为庶人”者，汉以後法耳；三代以上，大臣有罪，可杀可放，而未尝有降其爵者，先王所以辨上下，别嫌疑，定民志也。春秋之时，卿奔他国，乃有降从大夫之位者；彼原非此国之卿故然耳，本国固无是也。乌有朝齿公卿而暮同编户者哉！且蔡叔罪重於霍叔，尚有车七乘，徒七十人，以大夫之奉奉之，而霍叔之罪递轻，乃反降为庶人，一何其赏罚之颠倒乎！或疑《金》有“群弟流言”之文，当不止蔡叔一人。然即蔡、霍二叔，亦不得遂称“群”。盖流言者自多人，监殷者自管、蔡，不得谓流言之人尽监殷之人也。故今但据《春秋传》文载之；无稽之说不敢以妄增也。
　　“周公既承成王命，诛武庚，杀管叔，放蔡叔，乃命微子开（本“启”字，避景帝讳改）代殷後，奉其先祀，作《微子之命》以申之，国于宋。”（《史记宋微子世家》）
　　△引崔迈语辨《伪书微子之命》
　　《伪古文尚书》有《微子之命篇》，余弟迈《讷庵笔谈》尝辨之。今录於左。
　　【《讷庵笔谈》一则】“封微子，非封他人比也。改革之际，难为言矣。当时命之者之言，其於理於势必有其恳挚而婉笃者；今皆不可得见。作《书》者以其难於措辞，故但为肤廓通套之语，於当日情势无一语及之，譬若扶墙而行，不敢少动，惟恐其有破绽以贻後世口实。此正可见作者伎俩；而後世乃犹以为真圣人之言也！试使後世能文之士代为此篇，其揣情度势亦必有可以感动人心而慰安殷之遗民者。寥寥数语，苟且了事必不然矣。”
　　○周公相成王中
　　【补】“伐奄三年讨其君。”（《孟子》）
　　△伐奄不在武王世
　　近世读《孟子》者，以“周公相武王”为句，“诛纣伐奄”为句，遂以伐奄为武王事。朱子亦云：“奄助纣为恶者。”余按：《经》、《传》无武王伐奄事。《书多方》云：“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多士》云：“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是伐奄乃成王事也。《诗东山》云：“我徂东山，忄舀忄舀不归。”又云：“自我不见，于今三年。”是“三年讨其君”即周公东征事也。《尚书大传》亦称奄君谓武庚请举事，《书序》又称成王伐淮夷，遂践奄，然则伐奄决在成王之世无疑。《孟子》此文，当以“周公相武王诛纣”为句；“伐奄三年讨其君”自为一句，非武王时事也。盖缘初学读书多不能诵长句，率於四五字处读断，如“知和而和”，“何必读书”，“饱食暖衣”，“夫子循循然”之类；相沿既久，遂以为固然耳。嗟夫，章句之学，通儒所鄙，然章句之士亦何可多得！韩子云：“凡为文宜略识字。”为文而能识字，说经而能知句读，此固非易易事也！故今伐奄一事载之周公相成王时。《伪孔传》又谓“成王之世，奄凡再叛”，乃因《多方》、《多士》篇第失次而误。说见後《多方》、《多士》条下。
　　【附录】“驱飞廉於海隅而戮之。”（《孟子》）
　　△驱飞廉当在伐奄後
　　此事时世无可考者。然玩《孟子》此文，曰“驱飞廉於海隅”，似前尝讨飞廉而飞廉逃於海隅也者，疑即武王伐纣之时，《史记》所谓“不与殷乱”者也。奄负东海，海隅乃奄东境；盖因奄未臣服，故得苟延残喘；至克奄後始得而戮之耳。然则此事当在伐奄之後，是以孟子连而及之。但於经传皆无明文，故附录於此。
　　△辨帝赐石棺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周武王之伐纣，时蜚廉为纣石北方；还，无所报，为坛霍太山，而报得石棺。铭曰：‘帝令处父，不与殷乱；赐尔石棺以华氏。’死，遂葬於霍太山。”余按：武王既已克殷，蜚廉何由至霍？果还，至霍安能逃於武王之诛而得从容以终天年？且蜚廉助纣为虐者，何以帝反嘉之而赐之石棺乎？此事至为荒谬，盖秦、赵之人讳其戮而妄造此说以欺人者，是以谯周《古史考》深所不信，而司马氏《索隐》亦以为非实也。当从《孟子》为正。
　　【备览】“唐叔得禾，异亩同颖，献诸天子；王命唐叔归周公於东，作《归禾》。”（《书序》）
　　【备览】“周公既得命禾，旅天子之命，作《嘉禾》。”（同上）
　　△辨禾苗盈车之说
　　按：《史记》载此事与《书序》同。《尚书大传》及《说苑》皆以为“三苗贯桑而生，大几盈车”，恐系传闻而甚其词者。故不采。
　　“我徂东山，忄舀々不归。我来自东，零雨其蒙。鹳鸣于垤；妇叹于室。洒埽穹窒，我征聿至。有敦瓜苦，在栗薪；自我不见，于今三年！”（《诗豳风》）
　　△《东山篇》即伐奄事
　　按：此诗称“我徂东山”，又称“于今三年”，是即周公“伐奄三年讨其君”事也。故次之於此。卫宏《诗序》以为周公东征而归，劳归士，大夫美之而，《朱传》以为周公自劳归士之词。余按：此篇毫无称美周公一语，其非大夫所作显然；然亦非周公劳士之诗也，细玩其词，乃归士自叙其离合之情耳。三年东征，不为不久，破斧缺┥，下为下劳；而其词绝无一毫怨意，若《邶》之《击鼓》，《雅》之《渐石》者，即此可见盛世景象。以为劳归士，美周公，此意索然矣。至《序》所称“说以使民，民忘其死”云者，虽得诗人之旨，然谓“序其情而悯其劳，所以民说”，亦非也。圣人之於民，必有抚爱於平日，矜恤於临时者，是以民忘其死；非徒用一诗劳之之虚文，即能有此效也。然则谓序其情而民说，何若谓归士自述其情，虽极劳苦思念而毫无怨上之心，由於上之爱民有素，是以上下一体者，为得其真乎！
　　“既破我斧，又缺我┥。周公东征，四国是皇。哀我人斯，亦孔之将！”（《诗豳风》）
　　△《毛诗》释《破斧篇》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破斧》，美周公也：周大夫以恶四国焉。”《传》云：“四国，管、蔡、商、奄也。”“既破我斧，又缺我┥。”《笺》云：“四国流言，既破毁我周公，又损伤我成王。”余按：“破斧缺┥”即叙东征之事；东征三年，为日久矣，斧破┥缺，则其人之辛勤可知，犹宋人词所云，“征衫着破，着衫人可知矣”之意；不得以“我”属之大夫，而谓“斧”为周公，“┥”为成王也。《朱传》以为从军之士所作，“破斧缺┥”，自言其劳，是已。又援“斩伐四国”之文，斥《序》以为“管、蔡、商、奄”之谬，其说尤正。然谓“答前篇周公之劳己，故作此诗以美周公”，则尚似有未尽合者。详味此诗之意，乃东征之士自述其劳苦，绝无称美周公一语；惟其劳而不怨，由於周公勤劳王室，不自暇逸，是以其民皆悉周公之心，敌忾御侮，不辞况瘁，至於斧破┥缺而无异言，即此见周公之美耳。以为“美周公”，浅矣！以为“大夫所作以美周公而恶四国”，尤失之远矣！
　　【备览】“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书序》）
　　【备览】“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同上）
　　△成王践奄当在克奄後
　　按：唐叔之归禾，周公在东土，成王在周京也。此文则成王亦至东土矣，疑克奄之後，淮夷尚负固不服，成王因自往视师也。抑不知周公班师之後，淮夷复畔，而成王始东征与？要之，当在伐奄之後，《多方》之前。故次之於此。
　　“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至于宗周。……王曰：‘呜呼！猷，告尔有多方士暨殷多士。今尔奔走，臣我监五祀，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正，尔罔不克臬！自作不和，尔惟和哉！尔室不睦，尔惟和哉！尔邑克明，尔惟克勤乃事！尔尚不忌于凶德，亦则以穆穆在乃位，克阅于乃邑谋介。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天惟畀矜尔；我有周惟其大介赉尔，迪简在王庭。尚尔事，有服在大僚！’”《书多方》
　　△迁民之诰
　　此《多方篇》文，乃初迁殷民後诰之者。
　　【附录】“王曰：‘猷，告尔多士。予惟时其迁居西尔，非我一人，奉德不康宁，时惟夫命，无违！朕不敢有后，无我怨！’”（《书多士》）
　　【附录】“王曰：‘多士，昔朕来自奄，予大降尔四国民命；我乃明致天罚，移尔遐逖，比事臣我宗多逊。’”（同上）
　　△引顾炎武语辨《伪传》淮、奄再叛之说
　　《书序》云：“成王东伐淮夷，遂践奄。”郑康成云：“此伐管、蔡时事。”《伪孔传》云：“成王即政（谓武王崩七年之後），淮夷奄国又叛；王亲征之，遂灭奄而徙之。”二说不同。其後王、顾诸儒皆以《伪传》为误。王论余未之见。顾云：“《多方》之诰曰：‘惟五月丁亥，王来自奄。’而《多士》“王曰：“昔朕来自奄。”’是《多方》当在《多士》之前，後人倒其篇第耳。奄之叛周，是武庚既诛而惧，遂与淮夷、徐戎并兴；而周公东征乃至於三年之久，孟子曰‘伐奄三年讨其君’是也。既克而成王践奄，盖行巡狩之事，《书序》‘成王既践奄，将迁其君於蒲姑’是也。《孔传》以为奄再叛者，拘於篇之先後而强为之说。”
　　△《多士》在《多方》後之证
　　余按：《多方》、《多士》二篇，首二章皆叙殷、周革命之由，次二章皆叙伐奄後迁殷民之事，其文大同小异，则《多方》之“来自奄”即《多士》之“来自奄”，《多方》之“自时洛邑”即《多士》之“迁居西尔”无疑也。《多士》後一章叙作洛之事，《多方》绝无一言及之，则《多方》在作洛之前，《多士》在作洛之後无疑也。且《多方》文繁，《多士》文简，岂非前日既言其详，故後日但举其略与？然则《多方》固当在《多士》前，而奄初无再叛之事明矣。王肃说《书》，专攻康成；《伪传》本王肃之徒所撰，故好与康成为异。顾说是也；惟谓奄因武庚既诛而惧，则尚未尽。盖奄乃东方大国，武王克商之後未必深服於周，但圣人不穷兵於远耳。《尚书大传》谓武庚之举事，奄实趋之，然则武庚之叛必与奄连兵，是以周公因黜殷而并伐之也。故今以《多方》之文次於东征之後，而取《多士》篇中追叙自奄归後迁殷遗民之事附於其左以见其为一时之事。说并见後《立政》、《多士》条下。
　　【备览】“成王既伐东夷，肃慎来贺。”（《书序》）
　　“周公若曰：‘拜手稽首，告嗣天子王矣。’用咸戒于王曰：‘王左右，常伯，常任，准人，缀衣，虎贲。’周公曰，‘呜呼，休兹，知恤鲜哉！……呜呼，孺子王矣！继自今，我其立政，立事，准人，牧夫，我其克灼知厥若，丕乃俾乱，相我受民，和我庶狱庶慎；时则勿有间之。自一话一言，我则末惟成德之彦，以我受民。呜呼，予旦已受人之徽言，咸告孺子王矣！继自今，文子文孙其勿误于庶狱庶慎；惟正是之。自古商人，亦越我周文王，立政，立事，牧夫，准人，则克宅之，克由绎之，兹乃俾。国则罔有立政用忄佥人；不训于德，是罔显在厥世。继自今，立政其勿以忄佥人；其惟吉士，用劢相我国家。’”（《书立政》）
　　△《多方》、《立政》当在《召诰》前
　　世传《尚书》篇次，《多方》、《立政》二篇并在《多士》、《无逸》之後。余按：《多方》既当在《多士》前，则《立政》、《无逸》之先後亦未必果如今之次第也。《立政》言“孺子王矣”，似是成王即位未久时语。《无逸》戒其逸豫，勉以享国之久，当是天下无事，恐其狃於安乐，有初无终之意。然则《多方》、《立政》二篇皆当在《召诰》前，如《康诰》、《酒诰》之当在《金》前也；传经者失其篇次耳。故今仍以《立政》次《多方》後。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作《立政》宗旨
　　周公何以作《立政》也？盖治国以用人为要，而用人以知人为先，一有不当则民受其殃；大都小伯之众，庶狱庶慎之繁，人主安能一一而察之；待其不才已著而後舍之，亦已晚矣：故必克灼知厥若，乃使之治我受民也。然欲庶官皆得其人，非广搜博采不可；岩穴之内具有良材，羁旅之中不乏奇士，惟其贤则用之，不拘於亲旧也。吾故读此篇而知东周之世卿非先王之制也。观孟子称“文王治岐，仕者世禄”，则是卿大夫之子孙但世守其宗邑，初不世为卿大夫也。周衰，卿大夫始多世为之，贤才不复进用，以故王室日卑，政不行於天下。匪惟王朝，即侯国亦如是。春秋时，齐、晋最强，然皆至战国之初而遂亡。鲁、卫享国虽久，然皆微弱，役於大国。惟楚与齐、晋迭霸，至秦并天下而後灭，强且久莫如楚者。楚有何功德而能如是？余少读《春秋传》，心常异之；久之，始悟其故。盖春秋自成、襄以後，齐、晋、鲁、卫卿皆世传，大夫亦多世者，世则不必其贤；而楚独能用贤故也。孙叔敖举於海，观丁父、彭仲爽皆举於俘，固已。伯州犁、然丹皆邻国之逃臣，初无蚍蜉蚁子之援，而仕至右尹太宰。然此犹自来奔而用之者。至申鲜虞仆赁於鲁，以丧庄公，而楚闻其贤，遂召为右尹。其汲汲於求贤如是。厥後王孙圉聘於晋，犹以观射父、左史倚相夸于邻国，而曰“楚惟善以为宝”。是知楚人专以用贤为事，是以强且久而莫与比也。甚矣，周公之训之为至言也！至秦，以法令驭天下，惟取吏能守法，不复问其贤否，故吏冗者多。汉兴，始下求贤之诏，以故守令多以循良著者；然由恩泽佞幸，钻营权贵而得进者亦复不少。元魏既衰，始循资格；隋、唐以降，竞尚科目，由是授官惟凭科目，迁官但用资格，不复以度德量才为事矣。宋太宗论科目：“岂敢谓拔十得五，拔十得一二足矣！”夫果拔十仅得一二，彼八九人之相我受民者固已不胜其弊也。信乎文、武、成、康之治之非後世所能及也！说并见《别录》、《周政通考》中。
　　【备览】“越裳氏重译而朝，曰：‘道路悠远，山川阻深，恐一使之不通，故重三译而来朝也。’周公曰：‘德泽不加，则君子不飨其质；政令不施，则君子不臣其人。’译曰：‘吾受命於吾国之黄，久矣天之无烈风淫雨，意中国有圣人邪？’”（《说苑》）
　　【存参】“越裳氏重译来贡白雉一，黑雉二，象牙一。使者迷其归路。周公锡以文锦二疋，车五乘，皆为司南之制，使越裳氏载之以南。缘扶南、林邑海际，期年而至其国。”（《古今注》）
　　△越裳氏重译来朝事可存
　　按：此事不见於《经》，惟《尚书大传》及《说苑》有之；然於理无所害。但《大传》文有脱误及不经之语，故采《说苑》之文载之。《大传》以此事为在归禾之时，《说苑》以为在三年之後；要之当在成王归宗周後。故附列於此。至《古今注》所言颇近附会，恐系後人增饰；然亦未有以见其必不然。姑附存之於後。
　　“惟二月既望，越六日乙未，王朝步自周，则至于丰。惟太保先周公相宅。越若来三月惟丙午フ，越三日戊申，太保朝至于洛卜宅。厥既得卜，则经营。越三日庚戌，太保乃以庶殷攻位于洛。越五日甲寅，位成。”（《书召诰》）
　　“若翼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则达观于新邑营。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越七日甲子，周公乃朝用书，命庶殷侯甸男邦伯。厥既命殷庶，庶殷丕作。（同上）
　　“周公拜手稽首曰：‘朕复子明辟。王如弗敢及天基命定命；予乃胤保大相东土，其基作民明辟。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师，我卜河朔黎水。我乃卜涧水东，水西，惟洛食。我又卜水东，亦惟洛食。来，以图及献卜。’”（《书洛诰》）
　　“成王合诸侯城成周，以为东都，崇文德焉。”（《左传》昭公三十二年）
　　“成王定鼎于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左传》宣公三年）
　　△迁鼎非武王事
　　按此文，则迁鼎於洛者成王也。而桓二年《传》云：“武王克商，迁九鼎于洛邑”，与此异者。盖古人之文多大略言之，迁鼎由於克商，克商，武王之事，不可云“成王克商，迁九鼎於洛邑”，故统之於武王耳。犹之鲁、晋诸国皆封於成王世，而成专谓“武王克商，封兄弟之国十五，姬姓之国四十”也。犹之《武乐》篇中称“桓桓武王”，“於皇武王”，必非武王所自作，而楚子谓“武王克商作颂”云云，“又作《武》”云云也。犹之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奄始灭，而詹桓伯谓“武王克商、蒲姑、商、奄，吾东土也。”且王孙满以周人专叙周鼎沿革，不应误引；而臧哀伯，鲁大夫，因谏纳郜鼎而语及之，非其意之所重，其详固不暇深求也。故今弃彼而录此。
　　“戊辰，王在新邑，祭岁：文王も牛一，武王も牛一。王命作册，逸祝册，惟告周公其后。王宾杀咸格。王入太室。王命周公後，作册逸诰，在十有二月。”（《书洛诰》）
　　△营洛
　　此上皆记成王、周公营洛之事。
　　△“周公其後”与“作册逸诰”
　　“惟告周公其後”，《伪孔传》以为立周公之後於鲁，《蔡传》以为使周公留治洛邑，蔡说是也。“作册逸诰”，《伪孔传》以为使史逸诰伯禽，《蔡传》以为诰册史逸所作，二说皆非也。何者？凡诸祝诰皆当成於史臣之手，然他篇悉不载其名，不应此独记之；且无关於事理，於文可省。盖“逸”者，失也，乃《逸书》、《逸诗》之逸。此篇後日之所追记，故其中多缺文，其祝与诰盖失之矣。然祝诰虽失，其大意则可知，故缀其下云“惟告周公其后”，冠其上云“王命周公後”。文义甚明，不烦曲解。且《传》作“史佚”，不作“逸”，恐不得以此为彼也。
　　【附录】“惟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东国洛；四方民大和会，侯甸男邦采卫，百工播民和，见士于周。周公咸勤，乃洪大诰治。”（《周书》）
　　△《康诰篇》首文不知为何篇之序
　　此文在《书大诰》之後，《康诰》之前；旧误以为《康诰篇》序。苏氏以为当在《洛诰篇》首；然以文义揆之，亦不甚合。盖不知为何篇之序，而其诰已逸耳。“三月”，《伪传》以为作洛之三月；然庶殷犹未丕作，何以四方即大和会，安知其非次年周公尹洛之三月也。皆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此。
　　“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王曰：‘告尔殷多士：今予惟不尔杀，予惟时命有申。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尔乃尚有尔土；尔乃尚宁干止。尔克敬，天惟畀矜尔；尔不克敬，尔不啻不有尔土，予亦致天之罚于尔躬。今尔惟时宅尔邑，继尔居，尔厥有干有年于兹洛；尔小子乃兴，从尔迁。’”（《书多士》）
　　△作洛之诰
　　此《多士篇》文，乃作洛後诰殷民者。
　　△“时命有申”
　　按：此篇云：“予惟时命有申。”“时”，是也。“时命”者，蒙上“大降尔四国民命”之文，即《多方》之命也，“申”，重也。《多方》已命，《多士》又命，故云申也。盖《多方》以迁民故作诰，《多士》以营洛故作诰，故《多方》云“尔乃自时洛邑尚永力畋尔田”；《多士》云“今朕作大邑于兹洛，予惟四方罔攸宾，亦惟尔多士攸服奔走臣我多逊。”营洛以後更无他事，何诰之有。然则此篇在《多方》後益无疑矣。《蔡传》亦谓迁民在作洛前，然不知《多方》即以迁故诰；迁民既在前，《多方》安得独在後邪！故今次《多方》於东征，次《多士》於作洛，庶其事之次第一望了然。说并见前《多方》条下。
　　“周公曰：‘呜呼，君子所其无逸！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相小人，厥父母勤劳稼穑，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既诞；否则侮厥父母曰：“昔之人无闻知！……’”周公曰：‘呜呼，继自今，嗣王，则其无淫于观，于逸，于游，于田，以万民惟正之供！无皇曰“今日耽乐”，乃非民攸训，非天攸若；时人丕则有愆！无若殷王受之迷乱酗于酒德哉！’”（《书无逸》）
　　此篇仍当次於《多士》之後，说已见前《立政条》下。
　　△周公作《无逸》宗旨
　　周公何以作《无逸》也？大凡人主值四方多难之日，则忧勤惕厉之心易生；当太平无事之时，则骄奢安佚之念渐启。方成王之初政，商、奄迭畔，王室不靖，成王之不自暇逸，固也。商、奄既定，天下宗周，飞廉戮，淮夷服，肃慎来，越裳贡，此正人主逸乐将萌之时也。然人主一有逸乐之念，则於庶政必有略不经意之时；一有逸乐之念，则左右臣僚之窥伺我者必有逢迎意旨以惑君心而自固其宠者。昔梁武帝以开国之君，及其晚节，百度废弛，竟致侯景之乱。唐明皇帝躬戡大难，致开元之盛治，其後亦以荒淫无度，驯致安、史之乱，播迁於蜀。周公知其如是，是以作此戒王以预遏其萌也。故《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惟成王能服习周公之言，是以不敢荒宁，克基天命於无穷也。唐魏征谓“创业易，守成难”；宋李沆数以四方水旱入奏，以为太平无事恐启人主泰侈之心，其意盖皆本之此篇。此治忽兴亡之大要，故古人皆兢兢於是也。
　　△《周书》与政事
　　吾读《洪范》，而知武王之所以继唐、虞、夏、商而成一代之盛治也。吾读《立政》、《无逸》，而知成王、周公之所以绍文、武而开八百年之大业也。《六经》中，道政事者莫过於《尚书》；《尚书》中，自《尧典》、《禹贡》、《皋陶谟》以外，言治法者无如此三篇。然《虞夏书》文简意深，而此则明切晓畅。学者於此三篇熟玩而有得焉，於以辅圣天子致太平之治，绰有馀裕矣！惜乎世之学者惟务举业而於此多不究心也！唐李德裕幼而敏捷；武元衡问其所嗜何书，德裕不应。其父吉甫责之，对曰：“武公身为宰相，不问理国调阴阳而问所嗜书，所以不应。”然则分《诗》、《书》与政事为二，自唐已然。朝廷以《六经》取士，果何为邪？其亦可叹矣夫！
　　●卷五
　　○周公相成王下
　　△周公制礼之说
　　周公相业，前两篇详之矣。惟《记》多称周公制礼，而《春秋传》亦尝及之，必非无故而妄言者。但《经》未有明文，而《传》亦不多见。两汉传经之儒遇有古书莫知其出自何人者，辄目之为周公所作，往往互相乖剌，遂致圣人之制淆乱而不可稽，而释经亦多失其旨，学者惑焉而莫从也。故今复系之以此篇，考而辨之。
　　【补】周公思兼三王以施四事。其有不合者，仰而思之，夜以继日。幸而得之，坐以待旦。”（《孟子》）
　　△“兼三王以施四事”
　　按：孟子言“兼三王以施四事”，详其语意，盖即周公制礼事也。周公制礼，皆监前代而损益之，是以有所不合，待思而後能得之也。
　　【附录】先君周公制周礼（《左传》文公十八年）
　　【附论】“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论语八佾篇》）
　　△《礼经》作於春秋以降
　　《古礼经》十七篇（今谓之《仪礼》），世皆以为周公所作。余按：此书周详细密，读之犹足以见三代之遗，识其名物之制，以考经传之文，大有益於学者，不可废之书也。然遂以为周初之礼，周公所作之书，则非也。周公曰：“享多仪，仪不及物，曰不享，惟不役志於享。”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然则圣人所贵在诚意，不在备物；周初之制犹存忠质之遗，不尚繁缛之节，明矣。今《礼经》所记者，其文繁，其物奢，与周公、孔子之意判然相背而驰，盖即所谓後进之礼乐者，非周公所制也。且古者公侯仅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而今聘食之礼，牲牢笾豆之属多而无用，费而无当，度其礼每岁不下十馀举，竭一国之民力犹恐不胜。至於上士之禄仅倍中士，中士仅倍下士，下士仅足以代其耕；而今《士礼》，执事之人实繁有徒，陈设之物灿然毕具，又岂分卑禄薄者所能给乎！此必春秋以降，诸侯吞并之馀，地广国富，而大夫士邑亦多，禄亦厚，是以如此其备；非先王之制也。襄王赐齐侯胙曰：“以伯舅耋老，加劳赐一级，无下拜！”齐侯曰：“小白，余敢贪天子之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是古礼，臣拜君於堂下；虽君有命，仍俟拜毕乃升，未有升而成拜者也。齐桓为诸侯盟主，权过於天子，然犹如是，则寻常之卿大夫可知矣。秦穆公享晋公子重耳，公子赋《河水》，公赋《六月》。公子降拜稽首；公降一级而辞焉。是古礼；君自行君之谦，臣自循臣之节；辞者自辞，拜者自拜；不因其辞而遂不成拜於下也。晋文乃邻国之公子，旦夕为晋君，与秦穆同列，然犹如是，则本国之卿大夫可知矣。故孔子曰：“拜下，礼也；今拜乎上，泰也。”今《礼经》，臣初拜於堂下，君辞之，遂升而成拜，是孔子所谓“拜上”矣。齐桓、晋文所不敢出而此书乃如是，然则其为春秋以降沿袭之礼而非周公之制明矣。朱子笃信《礼经》为周公所作，乃曲解孔子之言，谓“礼，必待君辞而後升成拜；今不待辞而拜於上，故谓之‘泰’”不知升成拜者，果拜下邪？抑拜上邪？不辞而拜於上，与辞而後成拜於上，均之为拜上也，岂得谓之拜下！孔子曰：“拜下，礼也。”朱子则曰：“拜上，礼也。”吾宁从孔子而悖朱子，不敢从朱子而悖孔子也。孔子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又曰：“惟名与器不可以假人。”名也者，圣人之所尤重者也。吴楚之僭王也，《春秋》书之曰“子”，慎其名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曰“一国三公，吾谁从。”王之下不得复有王，即公之下不得复有公明矣。今《礼经》，诸侯之臣有所谓“诸公”者，此何以称焉？说《经》者无可置词，乃以“大国之孤”当之。大国之孤仅见於《周官》，《经传》未尝有也。宋，公爵也，春秋之世谁为之孤者？即使大国果有孤，既名为孤矣，亦不当复称为公；而孤止一人，亦不当称之为“诸公”也。或又以为“寄公”。然寄公偶有一人然耳，何缘得有诸公；而寄公於国君为宾，亦不应从臣礼也。盖自春秋之末；大夫浸以上僭：齐有棠公，郑伯有之臣称伯有曰“公焉在”，此卿大夫僭称公之始也。其後晋、韩、赵、魏氏灭知伯，亦僭称诸侯，而仍朝事晋君：《竹书纪年》所谓“桓公邑哀侯于郑”，“郑哀侯来朝”者是也。而鲁三桓亦僭称公：《孟子》所谓“费惠公”，《史记年表》所谓“三桓胜鲁如小侯”者是也。窃疑宋、卫诸邦亦当类是，但春秋、战国间百数十年载籍不存，无可考耳。然则此书乃春秋、战国间学者所记，所谓“诸公”即晋三家、鲁三桓之属，周公时固无此制也。觐礼，诸侯朝於天子，天下之大礼也。聘礼，诸侯使大夫聘於诸侯，礼之小焉者耳。觐礼之详，虽百聘礼不为过；而今《聘礼》之详反十倍於《觐礼》，此何故哉？此无他，春秋以降，王室微弱，诸侯莫朝，觐礼久失其传矣，但学士大夫闻於前哲者大概如此，因而记之；若聘礼乃当世所通行，是以极其详备。然则此书之作当在春秋以後明甚。若果周公所为，岂容於其大者反略而其小者反详，轻重之颠倒如是乎！盖凡传记所称“周公制礼”云者，亦止制其大纲而已。古者风尚简质，周初虽视夏、商为文，然较之春秋时已有“野人”之目；而圣人创制显庸以范围天下，欲其欣然乐就，亦必不过为繁赜难知之事。故《传》曰：“简则易从。”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况此十七篇中多系士礼，推而上之，为大夫，为诸侯，为天子，位益尊则其礼名益众而其礼文亦益繁，度不下数百篇而後可；而古者以竹为简策，重坠难举，数百篇者非十馀车不能胜，天下之人何由尽得之，尽知之，而尽遵守之乎！唐之《开元》，宋之《开宝》，非不详矣，然止存诸秘府以美观听耳；学士大夫犹多目不经见者，况於蚩蚩之民！周公之制必不如是，明矣！盖《春秋》之书法即周礼之大纲，正名定分，尊尊亲亲，其大较也。故晋韩起聘于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周公之礼固不在於繁文缛节而在於大纲大纪也。由是言之，周公所制特其大略，至於润泽则亦各随其国之俗；而自东迁以後，世变风移，亦颇有所更改。故郑世子忽取於陈，陈针子送女，先配而後祖，针子曰：“是谓不夫妇，诬其祖矣！”今《昏礼篇》正先配而後祖。然则郑人昏礼，先配后祖；陈人昏礼，先祖后配也。果周公所制之礼颁行天下，不应陈人独不知；即不知，亦不当反以此为讥也。王穆后崩，太子寿卒，晋叔向曰：“王一岁而有三年之丧二焉。”今《丧服篇》为妻期年。叔向博通古今，楚欲傲以所不知而不能；果周公所制之礼，叔向何容不知！叔向不知，天下之人又谁知之！盖古者父、母、妻、长子，其体略同，又皆主人自主丧：妻之子为母三年，长子之子为父三年，故主丧者亦三年、其後盖以妇人之故，不欲以大丧行之，故减而为期；其子亦降为期。故《丧服篇》“父在为母期”，为是故也。说者拘於此篇为周公所制，乃曲为之说，谓“天子绝期，故改而为三年”。夫位尊则服降，尊尊也，重正统也；今以绝期之故，反改期为三年，以尊故而加服，岂不倒行逆施矣乎！《记》曰：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学士丧礼於孔子，《士丧礼》於是乎书。”是《士丧礼》之文於孔子也。以一反三，则他篇亦必非周公之笔。盖自周衰，礼乐散佚，圣贤采列国之文献，参互考订。故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乐既有之，礼亦宜然。故曰：“多闻，择其善者而从之，多见而识之，知之次也。”然今《士丧礼篇》亦未必即孔子之所书。司马氏之《史记》，褚先生补之，後汉人续之矣。刘向之《列女传》，後汉人续之矣。许慎之《说文》，徐铉更定之矣。况於秦火以前，安能必其为当日之原本！犹不敢必为孔子之书，况欲笃信其为周公之书乎！惟是此书周密详备，学者藉是可以考经传之遗文，可以识三代之声名文物，而圣人之大经大法亦於是焉可以得之，如是而已。儒者必欲执为周公之制，遂使世之人疑古礼之断不可复行於後世，而是今非古者接踵而起；儒者亦不得不分其咎也。故今十七篇之作不载於《周公》之篇，而附论之如此。
　　△《周官》作於战国之世
　　西汉末，《周官》一书出，向、歆之徒皆崇尚之；然犹以为记，未以为经也。迄东汉末，郑康成注之，名曰《周礼》，与《礼经》、《戴记》并行，於是世之学者咸以《周官》为经，且以为周公所作；虽有宋诸大儒，莫不信之不疑。余按：此书条理详备，诚有可观，然遂以为周公所作，周一代之制，则非也。九州之内，约方三千余里；外尽四海，不过五千里。故孟子曰：“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记》曰：“四海之内，九州；州方千里。”《书》曰：“弼成五服，至于五千；州十有二师；外薄四海，咸建五长。”今《周官》封国之制，诸公方五百里，侯方四百里，伯三百里，子二百里，男百里；天子邦畿之外，分九畿，畿每面五百里：通计为方万里。四海之内，安所得如许地而封之，而畿之！今自洛阳东际海，西逾积石而西，亦不过五千馀里，经传之文较然可征，《周官》之诬亦已明矣。国家之建，必本大而末小。天子於诸侯，君臣也；公、侯、伯、子、男，伯仲也。故天子之地百诸侯，公侯倍伯，伯倍子男，本末之别也。今《周官》天子之地仅四诸公，而诸公之地乃二十五倍於男邦，正贾谊所谓“胫大如腰，指大如股”者，岂先王“辨上下，定民志”之大法乎！且春秋时列国吞并之馀，宋、鲁犹不过二三百里，郑、许犹不过一二百里，其故墟具在而可按也。故孟子曰：“今鲁，方百里者五。”当封国之初必小於是，不大於是，明矣。鲁即今曲阜，若果方四百里，则曹、邾、滕、薛皆在境内，何容复有此四国乎！《春秋》宣十五年，“初税亩”。《公羊传》曰：“古者什一而藉。”又曰：“什一者，天下之中正也：多乎什一，大桀小桀。”孟子曰：“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是三代取民之制未有过於十一者也。今《周官》乃云“远郊二十而三；甸稍县都皆无过十二”，其非周公之法明矣。孟子曰：“廛无夫里之布，则天下之旅皆悦而愿为之氓矣。”是三代正赋之外未有丝毫课於民也。今《周官》乃云“宅不毛者有里布；民无职事者出夫家之征”，其非周公之法又明矣。後儒乃曲为之解，谓“战国时宅虽毛，亦有里布；民虽有职事，亦有夫家之征。孟子所谓‘无夫里之布’者，谓宅毛及民有职事者耳，非谓一概无之也。”夫不毛无职事而使出夫里之布，是有夫里之布乎？是无夫里之布乎？孟子谓“无夫里之布”而儒者谓“有夫里之布”，吾未见其可信也！盖此书撰於战国之时，彼固见当时有此法而遂以为其初固然耳，不必强取孟子之言以曲就之也。《书》云：“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牛一，羊一，豕一。”《记》云：“郊特牲而社稷太牢。”又云：“帝牛不吉，以为稷牛。”又云：“郊社之礼所以事上帝也。”是古者止有一郊，祭天乃於郊，而祭地则於社也。今《周官》乃云“冬至祭天於南郊，夏至祭地於北郊。”果尔，则周公於洛何以止一郊？即兼祭天地，亦不当同日而郊。况如此巨典，记礼者尤不应竟无一人知之也。《春秋》中书“郊”者凡九，皆但书郊，未有书南北郊者。果有两郊，不应混而同之。则其说之出於後人所臆度明矣。统言之，则曰“朝”；切指之，则曰“觐”。故《书》曰“群后四朝”；诗曰“君子来朝”；《春秋》曰“公朝於王所”。觐，犹“见”也。故书曰“乃日觐四岳群牧”；《诗》曰“以其介圭，入觐于王”；《春秋传》曰“王觐为可”；又曰“受策以出，出入三觐”。朝之外别无所谓觐也。“遇”者，不期而值之谓，故《春秋》曰“公及宋公遇于清”。诸侯修岁事於天子，不可谓之遇也。《书》曰“江汉朝宗于海”，朝即朝廷之朝，宗即宗子之宗；《记》所谓宗人莫之宗”、《史记》所谓“学者宗之”是也。朝者，君臣之事；宗者，族姓之事。以人喻水，故谓之“朝宗”；非诸侯于天子又有所谓“宗”者也。今《周官》之文乃以为“春朝，夏宗，秋觐，冬遇”：经传有此事乎！有此文乎！盖撰此书者亦当夫籍去之後，故不得其实而妄以意度之也。若夫土圭之法，景朝景夕之言，尤为乖谬，盖景但有长短之殊，并无朝夕之异。今东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先一刻，西去数百里则日出入後一刻；无论何地，置表待昼漏之半，日莫不在正南：安得有所谓景朝景夕者！此必不通历法，不游四方者之所为；宁周公之才之美而有是言乎！此宜少知人事者即不能欺，而沈酣经传之儒或反信之，其亦异矣！至於《史记》所称“周公作《周官》，作《立政》”者，乃指《周书》中《周官篇》而言，《书序》所谓“成王还归在丰，作《周官》”者，与此书无涉也。嗟夫，自《周官》一书出，汉人据之以释《经》，其有不合，则穿凿附会，以致离经而畔道者不少矣！至宋，王安石遂据“泉府”之注以行青苗，蔡京复据“王及後世子不会”之文以启徽宗之奢侈，而宋卒以此亡。虽二子之意但假此以济其私，然不可谓非《周官》之有以启之也！可不为世之大监戒与！乃儒者犹奉此以为周公之书而反疑诸经《孟子》之误，亦可谓倒行而逆施矣！间有不信此书者，无识之徒必力排而痛诋之，以故视视而莫敢议，遂使三代之经制为歆人所杂乱，良可叹也！或以为刘歆所伪作，固不其然，然必非周公之书则明甚也。余故详为之辨，而《周公》之篇不载作《周官》之事。
　　△《周颂》及《小雅》首数篇皆作於成王以後
　　《周颂》三十一篇，说《诗》者以为皆周公所作。《小雅鹿鸣》以下诸篇，说者亦以为周公作。余按：《周颂》云：“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又云：“噫嘻成王，既昭假尔。”又云：“自彼成、康，奄有四方。”诗中明举二王之谥，则非成王时诗明甚。由是言之，《周颂》或有周公所作，必不尽周公所作也。季札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周德之衰乎？”当周公时，固不可谓之“衰”。说者曲为之解，训衰为小，谓周德尚小也。夫衰者，衰（音）也，由盛而渐降焉之谓也，故曰“自是以衰”。即未大盛，亦不得谓之衰；况周公之世，周德方隆，谓之衰，可乎！且《常棣》乃《小雅》第四篇，据《左传》已为召穆公作；《出车》乃《小雅》第八篇，据《汉书》已为宣王时诗，然则《小雅》之为周衰时诗，显然无可疑者，不得以为周公之所作也。盖圣人所以为圣人者，非必事事皆躬为之，亦非必事事皆胜於人也，正以不自有其善而能有天下之善，为人所不可及耳。不必《雅》、《颂》皆自己作而後足见周公之才之美，惟其能致太平之盛而使天下後世有此《雅》、《颂》，是乃周公之大功也。大抵世俗之情，有恶则恶皆归之，有善则善亦皆归之。顾作诗之时世不符，读者必致失其本意，穿凿附会，而《诗》之教遂荒。故今正之，而於《周公》之篇不载作《雅颂》事。《周颂》不皆周公所作，说详见後《成康之际篇》中。《鹿鸣》以下诸篇非周公作说详见後《宣王》及《召穆公》篇中。
　　△《月令》作於战国之世
　　《月令》一篇，世多以为周公所作。郑康成云：“此本《吕氏春秋》十二月纪之首，礼家好事者抄合之；其中官名时事多不合周法。”是汉儒固已非之矣。而唐《语林》云：“《月令》出於《周书》第七卷《周月》、《时训》两篇，蔡邕云‘周公作’，是《吕纪》采於《周书》，非《戴记》取於《吕纪》明矣。”则又以康成为非是。余按：《逸周书》本後人所伪撰，所言武王之事皆与经传剌谬，其非周初史官所记显然。然则《周月》、《时训》两篇或即采之《吕氏春秋》或与《吕纪》同采之於一书，均未可知；与得以《逸周书》有之遂断以为周公之书也哉！况《月令》所言多阴阳家说，所载政事虽有一二可取，然所系之月亦未见有不可移易者；盖撰书者杂采传记所载政事而分属之於十二月，是以纯杂不均，邪正互见，岂惟非周公之书，亦断非周人之制。康成之言是也。至於所推中星日躔，尤彰彰较著者。周公上距尧世止千二百馀年，而《月令》“季春昏七星中”，“季秋昏虚中”，上距《尧典》之“仲春星鸟”，“仲秋星虚”，己差一月。周公下至西汉之末千馀年，至刘宋又数百年，而《月令》“孟春之月，日在营室”，下至《三统历》，正月中日犹在室十四度，至《元嘉历》，正月中日犹在室一度，才差十馀度耳。虽测验或有疏密，然不至大相迳庭。上溯唐、虞之世何太远？下逮汉、宋之世何太近？其为战国时人所撰，毫无疑义。不知前人论者何以不考之此而遽信以为周公之书也！故今於《周公》之篇不载作《月令》之事。
　　△《尔雅》作於秦、汉间
　　世或以《尔雅》为周公所作。或云：“周公止作《释诂》一篇，馀皆非也。”余按：《释诂》等篇乃解释《经》、《传》之文义，《经》、《传》之作大半在於周公之後，周公何由预知之而预释之乎！至於他篇所记制度名物之属，往往有与《经》、《传》异者，其非周公所作尤为明著。大抵秦、汉间书多好援古圣人以为重，或明假其名，若《素问》、《灵枢》之属，或传之者谬相推奉，若《本草周官》之类，皆不可信。故今不载。
　　【附录】“公薨，成王葬于毕。”（《书序》）
　　△辨葬周示臣之说
　　《书序》云：“周公在丰，将没，欲葬成周。公薨，成王葬于毕；告周公，作《亳姑》。”《尚书大传》云：“周公老于丰。公疾，曰：‘吾死，必葬于成周，示天下臣於成王。’周公死，成王不葬于周而葬之于毕，示天下不敢臣也。”余按：《大传》之说盖即本之《书序》，而语殊浅陋无伦理。周公为成王臣，天下谁不知者，何待葬以示之；而成王尚存，亦不得称其谥也。《史记鲁世家》与《大传》略同，盖即采《大传》之文而少更定之。惟《书序》之言较无大谬，然《序》之失《经》意者亦多，而《毫姑》之篇已亡，无由决其是非。故今删而存之；而《大传》、《世家》之文概不录。
　　△《史记》载成王亲迎於周公卒後之非
　　成王威风雷之变而亲迎周公一事，《史记》载於周公卒後。今按《尚书金篇》，在作《鸱》後，伐武庚前。惟颜师古引《尚书大传》文，以此为成王将葬周公於成周时事。然则《史记》盖因《传》而误也。夫以为在周公卒後，则所谓亲迎者迎何人乎？所谓出郊者欲何为乎？《史记》不能解说，遂以郊为郊祀之郊，而谓鲁之得郊因此，是因一误而再误矣！此事幸《金》之篇犹存，故人不之信；不幸而此篇或逸，人未有不以为实然者。然则《史记》中因所采之书已亡，无所考证，而人莫由知其误者，可胜道哉！吾愿世之读《史记》者闻一知二，举一反三，勿执先入之言以致失古人之实也！
　　○文武周公通考
　　经传之文有兼言文、武者，有莫知其为文王事武王事者，亦有文、武之事与周公相属者。不可强断而分系之。今通列之於此。
　　允文文王，克开厥後。嗣武受之，胜殷遏刘，耆定尔功。”（《诗周颂》）
　　“西伯既戡黎，祖伊恐，奔告于王。”（书西伯戗黎）
　　△戡黎之西伯未可指定
　　《尚书大传》言“西伯<今戈>（戡同）耆，纣囚之牖里。”《史记周本纪》称“文王伐密须，明年败耆国；殷之祖伊惧，以告纣。”则是所谓耆者即《商书》之黎，前以戡黎为文王事也。蔡氏《书传》云：“或曰：‘西伯，武王也。’《史记》尝载纣使胶鬲观兵，胶鬲问之曰：‘西伯何为而来？’则武王亦继文王为西伯矣。”金氏《通监前编》云：“观祖伊之言曰，‘天既讫我殷命’，‘殷之即丧’，则是时殷已阽危，亡无日矣，其非文王也明矣。”《纲目前编》因之，遂系之於武王观兵之日。余按：黎近殷土，则以为武王者近是；而文王既未称王，则武王自当仍称西伯。但传记皆无明文，亦未敢决为武王之事。至《纲目前编》以此事为即《史记》之观兵於孟津，则亦未合。何者？黎在东山，孟津在南河，戡黎不必由盂津渡河也。黎近朝歌，在孟津之东北数百余里，亦不得谓至孟津而还师也。戡黎观兵，当是两事恐不容合以为一也。故今统载之於《文武篇》中，宁阙其所不知，不敢误也。
　　【附录】“周有八士：伯达、伯适、伯突、仲忽、叔夜、叔夏、季随、季。”
　　（《论语微子篇》）
　　△八士氏族未详
　　或以八士为南宫氏，伯适为南宫括，其说近是。然经传未有明文。故附录於此。
　　【附论】“于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论语子张篇》）
　　△文、武不可歧视
　　自汉以来，学者多称文王而毁武王，其意以为文与武若黑白之判然也。余观圣门论列，则多以文、武并称，未有歧而视之者，然则是文、武无二道也。惟《孟子》书多称文王，盖武王之道即文王之道，言文则足以兼武，犹言伯夷而不及叔齐也。故文王之与武王，其德有高下，其道无异同。故今於《通考》录此章，以见学者於古圣人不可妄有所低昂也。
　　“文王之德百年而後崩，犹未洽於天下；武王、周公继之，然後大行。”（《孟子》）
　　“灭国者五十，驱虎豹犀象而远之，天下大悦。”（《孟子》）
　　△灭国五十非一时事
　　按：伐纣为武王时事，伐奄为成王时事，经传皆有明文；而此数语未有确据，无由决其时世。窃意灭国至五十之多，必非一时之事；疑此数语皆兼武、成两世言之。故并录於此。
　　【附录】“《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易系辞下传》）
　　【附论】“晋侯使韩宣子来聘，观书於太史氏，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吾乃今知周公之德与周之所以王也！’”（《左传》昭公二年）
　　△《易彖》、《爻》词不可定为文王、周公作
　　近世说《周易》者皆以《彖词》为文王作，《爻词》为周公作。朱子《本义》亦然。余按：《传》前章云：“《易》之兴也，其於中古乎？作《易》者其有忧患乎？”初未言“中古”为何时而“忧患”为何事也。至此章始言其作於文王时，然未尝言为文王所自作也。且曰“其当”，曰“其有”，曰“邪”，曰“乎”，皆为疑词而不敢决。则是作《传》者就其文推度之，尚不敢决言其时世，况能决知其为何人之书乎！至司马氏作《史记》，因《传》此文，遂附会之，以为文王里所演；是以《周本纪》云：“西伯之囚里，盖益《易》之八卦为六十四卦。”《自序》亦云：“西伯拘里，演《周易》。”（演者，增也，即《本纪》所云“益八为六十四”者也）自是遂以《易卦》为文王所重。及斑氏作《汉书》，复因《史记》之言，遂断以词为文王之所系。是以《艺文志》云：“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又云：“人更三圣，世历三古。”（谓伏羲，文王，孔子）自是遂以《易彖爻》之词为文王所作矣。然其中有甚可疑者。《明夷》之五称“箕子之明夷”，《升》之四称“王用亨於岐山”，皆文王以後事，文王不应预知而预言之。《史》、《汉》之说不复可通，於是马融、陆绩之徒不得已，乃割《爻词》谓为周公所作以曲全之。而郑康成、王弼复以卦为包羲、神农所重，非文王之所演。然後後儒始独以《彖词》属之文王，而分《爻词》属之周公矣，由是言之，谓文王作《彖词》，周公作《爻词》者，乃汉以後儒者因《史记》、《汉志》之文而展转猜度之，非有信而可征者也。夫以卦为羲、农所重，虽无确据，而理固或有之；若周公之系《易》，则传记从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有见《易象》而知周公之德之语，然此自谓《易象》，非谓《易词》也。晋文公之谋迎襄王也，筮之，遇《大有》之《暌》，曰“吉，遇‘公用亨于天子’之卦。”则是《易词》晋固有之，不待至鲁而後见。且即使起所见者果《易》之词，而《卦爻》之词果文王与周公所分系，则於文当兼言文王、周公之德，亦不得但美周公而不及文王也。秦、汉以後，司马、班氏最为近古，然皆但言文王，不称周公。乃至《易纬乾凿度》、《通卦验》等书最善附会者，亦但称羲、文、孔三圣人而无一言及於周公。乌得分《卦爻》之词而属之两人也！且《系词传》文云：“其初难知；其上易知。”又云：“二与四同功而异位；三与五同功而异位。”又云：“爻有等，故曰物；物相杂，故曰文；文不当，故吉凶生焉。”然後承之曰：“《易》之兴也，其当殷之末世，周之盛德邪？当文王与纣之事邪？是故其辞危，危者使平，易者使倾。”（此文朱子分为两章，古本合为一章）前呼後应，词意甚明。所谓“其辞危”者，正指诸爻之词而言；若果词内有文王以後事，或《易》非文王作而《史》、《汉》误称之，不得独摘《彖词》属之文王，而别以《爻词》属之周公也。乃朱子《本义》既不正其猜度之失，又不详其展转之因，而直曰此文王所系，此周公所系，若传记确有明文可据，传经以来即如是说者。无乃非阙疑之义，而使後之学者靡所考证乎！故今但录《易》、《春秋》传原文以存疑义；而不敢据汉儒展转猜度之说，遂直断何者为何人所作。仍略记其为说之因，庶使学者有所考焉。
　　○周公事迹附考
　　经传所记周公之事，不当入於《成王篇》中及无从辨其先後者，统载於此。
　　“惟周公诞保文、武受命，惟七年。”（《书洛诰》）
　　△“保命七年”事未可确知
　　按：《明堂位》、《韩诗外传》皆以七年为周公践阼之年；《伪传》从之，前篇已辨之矣。《蔡传》以为周公在洛之年，其说较正。然窃疑此文似当自成王亲迎周公之日数之，乃於事理为近；特不当有摄政践阼之事耳。但经传皆无明文，未敢臆断。今统载於篇後，以存缺疑之义。
　　“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公羊传》隐公五年）
　　△周、召分陕不在武王时
　　《王制》云：“八伯各以其属属於天子之老二人，分天下以为左右，曰二伯。”按：《书康王之诰》：“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春秋传》：“却将新军，且为公族大夫，以主东诸侯。”则是所主者朝觐会同事耳。至於政令之布，仍当二相共理之。若取天下而平分之二人，亦非体制也。《乐记》云：“五成而分周公左，召公右。”世儒缘此，遂有谓二公分陕在武王世者。按《史记燕世家》，此文载於成王之世。盖武王时太公为师，位在召公之右，似不应以周、召分陕；而《武》乐亦成王时所作，则分陕固不必定指武王时也。《书君篇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观此文，似《史记》为得之。今从之。
　　△“陕”或郏字之误
　　《说文》“陕”字注云：“宏农，陕也。”以故说者皆以此陕为今陕州。按陕州之名陕，古无所考；既非都会之地，又无长山大川直亘南北，若大行、鸿沟可辨疆域者，於此分界，将何取焉？且自陕州以东，青、兖、徐、扬四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八九；陕州以西，雍、梁二州，及冀、豫、荆三州地十之一二：广狭亦大不偷。《传》云：“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周语》云：“晋文公既定襄王於郏。”是洛亦称郏也。洛邑，天下之中，当於此分东西为均。“陕”“郏”字形相似，或传写者之误。而古今地名同者亦多，或别有地名陕，非宏农之陕，亦未可知也。
　　【附录】“周公谓鲁公曰：‘君子不施其亲；不使大臣怨乎不以；故旧无大故则不弃也；无求备於一人。’”（《论语微子篇》）
　　△辨握吐哺之说
　　《韩诗外传》云：“周公践天子之位七年，布衣之士所贽而师者十人，所友见者十二人，穷巷白屋先见者四十九人，时进善百人，教士千人，宫朝者万人。成王封伯禽於鲁，周公戒之曰：‘往矣！子无以鲁国骄士！吾，文王之子，武王之弟，成王之叔父也，又相天下，吾於天下亦不轻矣；然一沐三握，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余按：周公无践天子位之事，前固已辨之矣；即所称师事，友见，握，吐哺，亦无此事也。古者天下有道，进贤使能，乡有举，里有选，有一贤人未尝不知，知之未尝不用也；凡卿大夫士皆贤才也，凡贤才皆卿大夫士也，周公安所得布衣之士而见之而礼之乎！古者士敦节义，咸自重而轻功名，不为臣则不见：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纳，春秋以後犹然，况成周之世乎！天下之贤士谁肯自枉以见周公者，而烦周公之吐哺握乎！战国之世，卿大夫多世禄，不则其姻族嬖幸之人，贤才伏处而无由进，由是为士者不耻干谒以求荣显；是以有孟尝、信陵之属以好士闻。彼盖见当时之风气如是，而因亿料周公大圣之必有更甚於是者，遂撰为是说耳；而岂知其不然也哉！此说本之《荀子》，其词与此少异；而《尚书大传》、《史记》、《说苑》皆有之，殊失圣人之真。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观桥观梓之说
　　《尚书大传》云：“伯禽与康叔见周公，三见而三笞；乃见商子而问焉。商子曰：‘南山之阳，有木曰桥。’二三子往观之，高高然而上。商子曰：‘桥者，父道也。南山之阴，有木曰梓。’二三子复往观焉，晋晋然而循。商子曰：‘梓者，子道也。’明日见周公，入门而趋，登堂而跪。拂其首，劳而食之曰：‘尔安见君子乎！’”余按：孟子曰：“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也；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父子之道，天性也。或椎野之人，颓敝之俗，容有不知敬其亲者；若文王、周公世济其圣，其家庭之间礼法之美，伯禽必有习而安焉者，何待见桥梓而後知哉！且圣人之於子，有不及，教之而已；不教而笞之，何取焉！使伯禽终不悟，不徒伤其恩乎！即使伯禽能悟，亦何如明告之之为省且易也！此说至为浅陋，而学者多贪用此典，遂致传布而信为真，故今辨之。
　　△辨成、康赐鲁重祭之说
　　《戴记祭统篇》云：“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八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程子曰：“周公之功固大矣，皆臣子之分所当为，鲁安得独用天子礼乐哉！成王之赐，伯禽之受，皆非也。”余按：天子诸侯名器之异，所以辨等威，别上下，定民志耳，非以得之则为优，不得则为绌也。孔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孔子曰：“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孟懿子问孝，孔子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孔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故无识者以僭为荣，稍有识者方且以僭为耻。成、康皆周令主，其不肯以非礼尊周公也明矣。且春秋以降，僭礼者多矣，管仲之塞门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此又谁实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以曲护其失耳。楚公子围设服离卫，诸侯之大夫讥之，伯州犁曰：“此行也，辞而假之寡君。”其事与此正同。安得据《戴记》无稽之言，遂定为古人罪案也！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故今不录。
　　●卷六
　　○成、康之际
　　“自彼成、康，奄有四方，斤斤其明。”（《诗周颂》）
　　△《毛诗》释《执竞篇》“成康”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执竞》，祀武王也。”“不显成康”，《传》云：“不显乎其成大功而安之。”由是郑、孔以来皆以此“成康”为称武王语。余按：“自彼成、康”，犹所云“自彼氐、羌”也。惟氐、羌之为二国名也，故自氐、羌以东则云“自彼氐、羌”；惟成、康之为二王谥也，故自成、康以降则云“自彼成、康。”若训以为“成大功而安之”，岂得谓之“自彼”乎哉！宋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朱子《诗序辨说》，皆以此篇为昭王以後诗，以《昊天有成命篇》为康王以後诗，其说良是。今从之。说详见后条下。
　　“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单厥心。肆其靖之。”（《诗周颂》）
　　“《昊天有成命》，颂之盛德也。其诗曰：‘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夙夜基命宥密，於缉熙，厥心。肆其靖之。’是道成王之德也。成王，能明文昭，能定武烈者也。”（《周语》）
　　△引欧阳修、朱熹语辨《毛诗》释《昊天有成命篇》“成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昊天有成命》，郊祀天地也。”郑氏《诗笺》云：“文王、武王受其业，成此王功，不敢自安逸。”韦氏《国语解》云：“文、武修己自勤以成其王功，非谓周成王身也。”后之说《诗》者皆从之。至宋，欧阳永叔始驳其谬；朱子《诗序辩说》论之尤详。今载其说於左。
　　欧阳永叔作《诗时世论》：“《昊天有成命》曰：二后受之，成王不敢康。’所谓‘二后’者，文、武也；则‘成王’者，成王也。当为康王以後之诗。而毛、郑以《颂》皆是成王之作，遂以‘成王’为成此王功，《执竞》曰：‘不显成康’，‘自彼成康。’所谓‘成康’者，成王、康王也，犹文王、武王谓之‘文武’耳。然则《执竞》当是昭王以後之诗。而毛以为‘成大功而安之’，郑以为‘成安祖考之道’，皆以为武王也。《噫嘻》曰‘噫嘻成王’者，亦成王也。而毛、郑皆以为武王。由其以《颂》皆为成王时作耳。以为成王、康王，岂不简且直，而於诗文理易通。如毛、郑之说，岂不迂而曲，文理亦不完而难通。学者何苦从其迂曲而难通者哉！”
　　【朱子《诗序辨说》一则】“此诗详考《经》文而以《国语》证之，其为康王以後祀成王之诗无疑。而毛、郑旧说定以《颂》为成王之时周公所作，故凡《颂》中有‘成王’及‘成康’字者，例皆曲为之说以附己意。其迂滞僻涩，不成文理，甚不难见；而古今诸儒无有觉其谬者。独欧阳公著《时世论》以斥之，其辩明矣。然读者狃於旧闻，亦未遽肯深信也。《小序》又以此诗篇首有‘昊天’二字，遂定以为郊祀天地之诗。诸儒往往亦袭其误。殊不知其首言‘天命’者止於一句，次言‘文、武受之’者亦止一句，至於‘成王’以下然後详说不敢康宁、缉熙、安静之意，乃至五句而後已，则其不为祀天地而为祀成王，无可疑者。故今特上据《国语》，旁采欧阳以定其说，庶几有以不失此诗之本指耳。或曰，《国语》所谓‘始於德让，中於信宽，终於固和，故曰“成”’者，其语成字不为王诵之谥，而韦昭之注大略亦如毛、郑之说矣，此又何耶？曰：叔向盖言成王之所以为成，以是三者；正犹子思所谓‘文王之所以为文’，班固所谓‘尊号曰昭，不亦宜乎’者耳。韦昭何以知其必谓文、武以是成其王道，而不为王诵之谥乎？盖其为说本出毛、郑，而不悟其非者。今欲一涤千古之谬，而不免於以误而证误，则亦将何时而已耶！”
　　△周初四王之谥法与诗义
　　余按：《诗》与《国语》之文明矣；欧阳子、朱子之辨详且尽矣。盖周之受命始於文王，克商始於武王，然奄、淮夷未平而商遗民亦未心服；迨成王之世，周公东征，而後四方始靖；至康王而後安享之。故《传》云：“武王克商，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不云“成王息民”者，成王之初四方犹未靖也。故文王谥“文”，言始以文德受天命也；武王谥“武”，言始以武功戡大难也；成王谥“成”，言商、奄始靖，王业成也；康王谥“康”，言天下无事，但抚安之也。故此诗言“昊天有成命，二后受之”，言文王、武王始受天命有天下也。至於成王蒙故业为天子，可以康矣，而不敢也，犹夙夜敬畏天命，益懋其德，是以能克商、奄、淮夷以靖四方：“肆其靖之”之靖，即“成王靖四方”之靖。然则此诗即无成王明文，亦断断必为成王之诗；而况已明言成王也！即《国语》不言为成王之德，亦断断不得移置之於文、武；而况《国语》又明言为成王也！故今从欧阳子、朱子之说，置之《成王篇》中。
　　△《周颂》作於成、康以後
　　又按：自宋以来，释此诗及《执竞篇》者多从《序》说。或云：“成王非‘基命’之君；而周之‘奄有四方’非自成、康始。”然则《洛诰》之“王如弗敢基命定命”，亦将以为非告成王；《鲁颂》之“奄有龟、蒙”，亦将谓鲁至僖公时始有龟、蒙之地哉！况《传》称“成王靖四方”，靖也者，乱而安之之谓也。方且可谓之“靖四方”，乃反不可谓之“奄有四方”乎！或云：“《酒诰》称‘成王畏相’，‘惟助成王德显’，皆非周之成王。”夫“成王”“畏相”相对为文，“助成”二字相连为义，皆与此文不类。此文“成王”上无他文，下有“不敢康”之语，“成王”之为一人甚明；况《执竞》之“成、康”连言之者哉！若以《酒诰》故，凡言“成王”者皆不得为成王，则《传》所称“夹辅成王”，“成王定鼎”，“成王周公之命祀”，亦皆将以为武王乎！原其所以穿凿附会，务以成、康为武王者，无他，狃於前人之说，以为《颂》皆周公所作，周公制礼作乐，不应无祀天地及祀武王之诗；自周公後，不当复有作《颂》者耳。不知以此诗为祀天地武王者，《序》之言耳，非《经》自言之也。《周颂》三十一篇，其中称天及武王者甚多，何所见必此二诗然後可以祀天地武王？《诗》之逸者多矣，又安知祀天地武王者之非已逸乎？周公以後不当有《颂》，则何以宣、幽之世尚有《大雅》？又何以春秋之时鲁尚有《颂》？岂侯国可以作颂，天子反不可乎？若谓成王非世室，不当有祀成王之诗，则祀成王时将遂无乐乎？而武王当周公时亦不得遂立世室也。嗟夫，《国语》以《常棣》为周公之诗，与《传》相抵捂者，则人皆信之；此诗之言为成王，与《经》相合者，则人不之信。朱子沿《序》之误而未正者，虽委曲难通，皆相安为固然；至此诗正《序》之误，辨语详晰，而反极力以攻之。宋玉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韩子曰：“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小称意，人必小怪之；大称意，人必大怪之。”吾始未以为然，及读《周颂》而後深信其不谬也！岂是所非而非所是，人情固当然乎？《周颂》非周公所作，说已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补】“成有岐阳之搜。”（《左传》昭公四年）
　　△岐之年无考
　　此未知为周公存时事，抑周公没後事。既无可考，未便置前篇中。故录於此。
　　△辩《伪书君陈》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君陈篇》；其《序》云：“周公既没，命君陈分正东郊。”余按：此篇“嘉谟嘉猷”数语见於《坊记》；玩其语意，乃人臣相诰诫之词，非君命其臣之言也。何者？君人之道以能受言为贤，但取其谋之益於民而不必其谋之出於己，故曰“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舍己从人，乐取於人以为善。”臣人者则不然，但求其国之受其益而不必己之擅其名，是以善则归君，过则归己。故此言出於人臣之口则为忠，出於人主之口则不可以为训。成王，周之令主，其必不出此言明矣。又按：《书君篇》乃周公诰召公之词，周、召位皆三公，同朝事主，是以相称为“君”。《春秋传》，邻国诸侯皆相称以“君”，若“君处北海”，“君命敝邑”之类是也。未闻君而称其臣为“君”者。然则“君陈”当为同僚相称之语，是以篇中有此文；非成王语也。且君陈分正东郊，非居帷闼而拾遗补阙者可比，成王告以此言欲何为乎？此《序》不见於《史记周本纪》，疑与《伪书》同出一手。然则君陈之尹洛亦未必有此事矣。又按：《论语》孔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于兄弟，施於有政。’”所谓政者，一家之政也，故曰：“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今《伪书》以为国政，亦与孔子之意相背。包氏之注《论语》以“孝乎惟孝”为句，然则包氏未尝见此篇矣。包氏不见，则是书不出於安国也。大抵此篇之语多采之古传记。故今不录。
　　【附录】“凤凰鸣矣，于彼高罔。梧桐生矣，于彼朝阳。{艹奉}々萋萋；喈喈。”（《诗大雅》）
　　【附录】“周之兴也，鸣于岐山。”（《周语》）
　　【存参】“《卷阿》，召康公戒成王也，言求贤用吉士也。”（《诗序》）
　　△凤鸣岐山之时无考
　　按：凤鸣岐山不知的在何时；《大雅》、《周语》皆无明文。惟《诗序》以《卷阿》为成王时所作，或凤鸣即在此时与？然未有以见其必然。姑附录於成王之世，而存《序》文以待参考。
　　“惟四月哉生魄，王不怿。甲子，王乃洮水，相被冕服，凭玉几。乃同召太保、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王曰：‘呜呼，疾大渐，惟几，病日臻；既弥留，恐不获誓言嗣，兹予审训命汝！昔君文王、武王宣重光，奠丽陈教’则肄肄不违，用克达殷，集大命。在後之侗，敬迓天威，嗣守文、武大训，无敢昏逾。今天降疾，殆弗兴弗悟。尔尚明时朕言，用敬保元子钊弘济于艰难！柔远能迩，安劝小大庶邦。思夫人自乱于威仪。尔无以钊冒贡于非几！’兹既受命还，出缀衣于庭。越翼日乙丑，王崩。太保命仲桓、南宫毛俾爰齐侯、吕，以二干戈，虎贲百人，逆子钊于南门之外，延入翼室，恤宅宗。丁卯，命作册度。越七日，癸酉，伯相命士须材。”（《书顾命》）
　　“王麻冕黼裳，由宾阶齐。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太保、太史、太宗皆麻冕彤裳。太保承介圭，上宗奉同瑁，由阼阶脐太史秉书，由宾阶齐，御王册命，曰：‘皇后凭玉几，道扬末命，命汝嗣训，临君周邦，率循大卜，燮和天下，用答扬文武之光训！’王再拜，兴，答曰：‘渺渺予末小子，其能而乱四方，以敬忌天威！’乃受同瑁。王三宿，三祭，三咤；上宗曰‘飨。’太保受同，降盥，以异同秉璋以酢，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受同，祭，哜，宅，授宗人同，拜；王答拜。太保降，收；诸侯出庙门俟。”（同上）
　　“王出在应门之内。太保率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率东方诸侯入应门右，皆布乘黄朱，宾称奉圭兼币，曰：‘一二臣卫，敢执壤奠！’皆再拜稽首。王义嗣德，答拜。太保暨芮伯咸进相揖；皆再拜稽首，曰：‘敢敬告天子！皇天改大邦殷之命，惟周文、武诞受若，克恤西土。惟新陟王毕协赏罚，戡定厥功，用敷遗後人休。今王敬之哉！张皇六师，无坏我高祖寡命！’”（《书康王之诰》）
　　“王若曰：‘庶邦侯甸男卫，惟予一人钊报诰。昔君文、武丕平富，不务咎，至齐信，用昭明于天下；则亦有熊罴之士，不二心之臣，保王家，用端命于上帝。皇天用训厥道，付畀四方。乃命建侯树屏，在我後之人。今予一二伯父，尚胥暨顾绥尔先公之臣服于先王，虽尔身在外，乃心罔不在王室，用奉恤厥若；无遗鞠子羞！’群公既皆听命，相揖趋出。王释冕，反丧服。”（同上）
　　△《顾命》有葬成王之脱简
　　苏氏云：“成王崩，未葬，君臣皆冕服，礼欤？曰：非礼也。使周公在，必不为此。”余按《康王之诰》，诸侯咸在，九日之间安能遽至此，必成王葬后之事，“狄设黼”之上盖有阙文；非皆癸酉一日内事也。故顾君云：“《传》言‘天子七月而葬，同轨毕至’，而今‘太保率西方诸侯，毕公率东方诸侯’，是七月之馀也。因其中有脱简，而後之说《书》者并以系之‘越七日癸酉’之下，所以生後儒之论。而不思初崩七日之间，诸侯何由而毕至乎！”又云：“‘狄设黼缀衣’以下，即当属之《康王之诰》：自此以上，记成王顾命登遐之事；自此以下，记明年正月上日康王即位朝诸侯之事也。”又云：“《洛诰》：‘戊辰，王在新邑。’则王之至洛可知；乃二公至洛并详其日月而王不书，金氏以为其间必有阙文。然则《顾命》之脱简又何疑哉！”由是言之，则康王与卿士之冕服在成王葬后，非未葬而冕服明矣。盖《顾命》、《康王之诰》，伏生本合为一；因其间有脱简，前後首尾不具，故後人分两篇之时不知当於何处画断，误以“王出在应门之内”为《康王之诰》之首，是以“狄设黼”之文遂割属於上篇之末耳。苏氏不知其有脱简，故於诸侯之至不能为解，乃以问疾之诸侯当之。然观《康王之诰》尤重诸侯，故曰“建侯树屏”曰“尔身在外”；此篇之作尤重於朝诸侯；故曰“卿士邦君麻冕蚁裳，入即位”，曰“诸侯出庙门俟”，曰“东方诸侯入应门左，西方诸侯入应门右”，则是诸侯毕至明矣。若止问疾之诸侯，其人数必不多何得舍在内之百官卿士不言而反斤斤焉於其少者详记之乎！至顾君以此为周公所制之礼，谓“释三年之丧以尽斯须之敬”，又谓“康王当太平之时为继体之主，而史录其遗文训诰以为一代之法”，则於事理亦尚未合。古者君薨，百官总己以听於冢宰三年：其见於书传者，舜、禹、启、太甲、武丁之事皆然。及武王崩，周公以冢宰摄政，不幸群叔流言，周公东避，遂不得终其摄。至成王崩，召公鉴前之祸，故於葬后遽奉康王以朝诸侯。其后春秋之世，嗣君皆於葬後逾年即位，盖始於此。故史录之为书，志此礼所由变。故曰“王麻冕黼裳”，曰“王释冕，反丧服”。丧未毕而朝诸侯者，前未有此礼，是以详记其服，谨其始耳；非以此为当然而著之篇以垂法也。子张曰：“《书》云：‘高宗谅阴，三年不言。’何谓也？”孔乎曰：“何必高宗，古之人皆然。”伤周公、召公处事之变而不得复然也。故今申其说而正之。说并见前《周公篇》中。
　　【补】“康有酆宫之朝。”（《左传》昭公四年）
　　△《关雎》非刺诗
　　齐、鲁、韩三家诗皆以《周南》之《关雎篇》为康王时陈古刺今之作，故《汉书》云：“佩玉晏鸣，《关雎》叹之。”《列女传》云：“康王晏出朝，《关雎》预见。”余按《论语》，孔子称《关雎》“乐而不淫，哀而不伤”，则《关雎》乃和平中正之音，咏歌当时之盛事者，非刺诗也；而细玩通篇之词，亦绝无刺时之意。且康王之世乃周久道化成之时，君子淑女莫如此时为多，然则谓为康王之世或未必诬，谓为刺诗则断非也。故今不采《汉书列女传》文。说并见前《文王篇》中《刑于寡妻条》下。
　　【附录】“惟十有三年六月庚午フ，王命作策《丰刑》。”（《逸书》）
　　△《丰刑》与《毕命》
　　按《史记》、《书序》并云：“康王命作策；毕公分居里成周郊，作《毕命》。”与此文意似异。但此乃《汉书》所录孔壁古文，似不应误；又未见其下文如何；难以悬断。姑列之於附录。至伪书《毕命篇》语多剿袭，文亦雕琢，乃因《史记》、《书序》之言而衍之者。故不载。
　　“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措四十馀年不用。”（《史记周本纪》）
　　△刑措
　　此语似有所本，於理亦当如是。故存之。
　　【附录】“永言配命，成王之孚。成王之孚，下土之式。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永言孝思，昭哉嗣服。昭兹来许，绳其祖武。於万斯年，受天之祜。”（《诗大雅》）
　　△颂美诗不应尽属文、武
　　卫宏《毛诗序》云：“《下武》，继文也。武王有圣德，复受天命，能昭先人之功焉。”《郑笺》释“成王之孚”云：“孚，信也，成我周家王道之信也。”余按：《文王之什》称文、武之功德者凡六篇，皆明称为“文王”云云，“武王”云云，未有含混其词者。盖诗作於成、康之世，不举其谥则无以别於今王故也。其馀四篇则不然。《或朴》言“勉勉我王”，似称现在之君者然。《旱麓》言“岂弟君子”，正与《酌》、《卷阿》文同，皆不似追述文王语；而文王时亦初无“六师”也。《灵台》一诗，前於《文王篇》中已辨之矣。至此篇所云“昭哉嗣服”，“绳其祖武”者，玩其语意，皆似指继体之君，尤不类创业之主；恐所谓“成王之孚”者即谓成王，非武王也。盖文、武，受天命者也，成王缵而述之，是以永保无失，故曰“永言配命，成王之孚”。继成王者必法成王，乃谓之孝，故三章曰“永言孝思，孝思维则。”欲嗣成王之功，必履文、武之迹，故四章曰“昭哉嗣服”，五章曰“绳其祖武”也。如此训释，似於事理为近；较之以“成王”为“成我周家之王道”者，於文理亦殊自然矣。大抵三代以上贤臣哲辅於守成之世尤致慎焉，不但《召诰》、《无逸》圣贤之儆戒然也，即诗人亦多於颂祷之中默寓劝勉之意。《酌》、《卷阿》，其显然较著者。下至穆王之世，《祈招》之诗犹以“如玉如金，而无醉饱”乙为词。则知古人立言之体往往如是，固不得尽以为称功颂德诗也。况成、康之际正当王化之成，当时群臣岂得绝无赞扬箴规之语见於《经》、《传》，亦不得尽以为咏歌文、武诗也。但传注皆未有言及此者，故今不敢直断为然。姑附录此文於成，康之世以见其大凡，而识其说如此。後世有卓识之儒出，当有以决之也。
　　【附录】“昔我先王熊释，与吕、王孙牟、燮父、禽父并事康王。”（《左传》昭公十二年）
　　【附录】“四国有王，郇伯劳之。”（《读曹风》）
　　△郇伯未必为文王子
　　按：丁公之仕王朝，见於《尚书》；其余诸人则未知其果仕王朝否也。郇伯，旧说以为文王之子；然郇世为诸侯，则亦未有以见其必为文王子也。故并附录於後。
　　【备览】“康王卒，子昭王瑕立。”（《史记周本纪》）
　　○昭王
　　【补】“昭王南征而不复。”（《左传》僖公四年）
　　【备览】“昭王之时，王道微缺。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讳之也。”（《史记周本纪》）
　　△“南征不复”事未可确知
　　《帝王世纪》云：“昭王德衰；南征，济于汉。船人恶之，以胶船进王。王御船，至中流，胶液船解，王及祭公俱没于水中而崩。”余按：昭王不复之故，经传文缺，不可详考。若果别无他故，但见恶於船人，何至遽行弑逆！船人自以私怨弑王，其国之君何以不讨，嗣王何以亦不问乎？“船人”或作“楚人”，然是时楚境尚未至於汉也。恐皆後人之所附会。故今但录《左传》、《史记》之文，庶不失阙疑之义。
　　【备览】“立昭王子满，是为穆王。”（同上）
　　△辨丹朱冯房后之说
　　《周语》云：“昭王娶於房，曰房后，实有爽德。协於丹朱；丹朱冯身以仪之，生穆王焉。”余按：此与《史记》所载刘媪梦与龙交事正相类，皆里巷不经之谈耳。丹朱，鬼矣，安能冯生人而生子！穆王果丹朱所生，则非昭王子矣，又安得继周之统而为天子乎！
　　○穆王
　　【补】“穆有涂山之会。”（《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穆王闵文、武之道缺，乃命伯[B17H]申诫太仆之玫，作《[B17H]命》。”（《史记周本纪》）
　　“穆王将征犬戎，祭公谋父谏曰：‘不可！先王耀德不观兵。夫兵，戢而时动，动则威；观则玩，玩则无震。’王不听，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以归。自是荒服者不至。”（《周语》）
　　△《国语》纪事较记言为可信
　　按：《国语》之作主於敷言，与《左传》主於纪事者不同，故以“语”名其书，犹孔门之有《论语》、《家语》也。然其语亦非当日之语，乃後世之人取前史所载良臣哲士谏君料事之词而增衍之以成篇者，是以言中所述古事率多荒诞不经，与经博相悖者十而八九，而其文亦弱而不振，繁而不节也。且以《左传》较之，有同一事而所言亦同一意者，在《左传》不过以数语了之而意已足，至《国语》则铺张支蔓，旁引叠山，累牍而未肯已，其为後人所衍明甚。惟其篇首所记之事以为言张本者，及篇末所记以验其言者，虽不悉实，要之合於经传者多，而其文亦简直，疑此本之旧史原文，是以独为可据耳。故今於篇中所称引往事，即无显然之谬，亦仅列之备览；而篇首尾所记本国本时之事，审无可疑，则仍从《传》例，次《经》一格书之；至篇中所敷之言，则但摘取其一二语以见大意，而所衍繁文弗尽录焉，均此一书，夫岂有所低昂於其间，亦信其可信者而已矣！
　　“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祭公谋父作《祈招》之诗以止王心；王是以获没於祗宫。”（《左传》昭公十二年）
　　△辨造父御穆王灭徐偃王之说
　　《史记秦本纪》云：“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骅骝，耳之驷，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周，一日千里，以救乱，”《後汉书》云：“偃王处潢池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陆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穆王后得骥之乘，乃使造父御以告楚，令伐徐；一日而至。於是楚文王大举兵而灭之。偃王仁而无权，不忍斗其人，故致於败。乃北走彭城武原县东山下，百姓随之者以万数，因名其山为徐山。”韩文公《衢州徐偃王庙碑》亦本此以为说。余按：前乎穆王者有鲁公之《费誓》，曰：“徂兹淮夷、徐戎并兴。”後乎穆王者有宣王之《常武》，曰：“震惊徐方，徐方来庭。”则是徐本戎也，与淮夷相倚为边患，叛服不常，其来久矣，非能行仁义以服诸侯，亦非因穆王远游而始为乱也。且楚文王立於周庄王之八年，上距共和之初已一百五十馀年，自穆王至是不下三百年，而安能与之共伐徐乎！故张氏《史记正义》引《古史考》文云：“徐偃王与楚文王同时，去周穆王远矣。且王者行有周卫，岂得救乱而独长驱日行千里乎！并言此事非实。”是前人固已非之矣。盖穆王本巡游无度者，故《传》称“周行天下，将皆必有车辙马迹焉。”後世称造父者，欲神其技，因取偃王之事附会之，以见其有救乱之功；称偃王者欲表其美，因又取穆王之事附会之，以为能行仁义而诸侯归之耳。初未暇计其乖舛於事理，剌谬於经传也。韩子之文虽出於酬应不得已而作，然采邪说以惑後世，亦非大贤所宜为也。故今悉不录。
　　“惟吕命：王享国百年，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于五刑。五刑不简，正于五罚。五罚不服，正于五过。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其罪惟均，其审克之。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简孚有众，惟貌有稽；无简不听，具严天威。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非刂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非刂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惟察惟法，其审克之。上刑轻下服，下刑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罚惩非死，人极于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察辞于差，非从惟从。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其刑其罚，其审克之。狱成而孚，输而孚。其刑上备；有并两刑。’”（《书吕刑》）
　　△吕刑赎刑为周道始衰
　　按：《舜典》之“赎刑”自别一法，以处夫罪不至於刑而不可竟赦者，非罪本当刑而许以金赎也。若五刑果有疑，自当酌量减免，岂得反因之以为利！蔡氏《书传》云：“穆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夫子录之，盖亦示戒。”其论当矣。盖周之衰自穆王始，故录此篇以志文、武、成、康之法之所由变，为後世变祖宗之法以聚敛者之戒，与後录《文侯之命篇》意同：此见周道之始衰，彼见周势之所以不再振也。《蔡传》又言书传多称“《甫刑》”，疑吕之後为甫。按“吕”与“甫”古多通用，故《诗崧高扬水》皆作“申甫”，而《春秋传》皆作“申吕”。此盖传写异文，非改之也。舜之赎刑，说已见《唐虞舜相尧篇》中。
　　【备览】“穆王崩，子共王ム（《世本》作“伊”）扈立。”（《史记周本纪》）
　　○共王、懿王、孝王
　　【备览】“共王游於泾上，密康公从；有三女奔之。一年，王灭密。”（《周语》）
　　△三女奔
　　按：征戎、监谤，皆彰彰耳目者；此细事耳，有无未可知也。故列之备览。
　　【备览】“共王崩，子懿王艰（《世本》作“坚”）立。”（《史记周本纪》）
　　【备览】“懿王之时，王室遂衰；诗人作刺。”（同上）
　　【备览】“懿王时，戎狄交侵，中国被其苦；诗人始作，疾而歌之曰：‘靡室靡家，猃允（犭严狁通用）之故！’”（《汉书匈奴传》）
　　△引吕游语辨《诗序》以《采薇篇》为遣戍役诗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遣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余按：《汉书》以为懿王之世“诗人疾而歌之”，《史记》称懿王时“诗人作刺”，似亦指此而言，则是汉时齐、鲁诸家说《诗》皆如此也。今玩其词，但有伤感之情，绝无慰藉之语，非惟不似盛世之音，亦无一言及天子之命者：正与《史》、《汉》之言相符。然则齐、鲁说此篇者必有所传而然，非妄撰也。且文王之世初无有所谓犭严狁者，而文王亦未尝奉纣命以征伐，前於《文王篇》中固已详辨之矣。故朱子云：“此未必为文王之诗；‘以天子之命’者，衍说也。”其论当矣。然亦以为遣戍役之诗，则犹依违於《序》说而未得其实。临漳吕乐天游《戊申记疑》尝辨之；今录於左。
　　【《戊申记疑》一则】“《采薇》明是役毕还归之诗，《序》以为‘遗戍役’。未出门而曰‘昔我往矣’，是‘今日越而昔至’也。又言将来‘雨雪霏霏’，何由而知之？方出门不鼓其锐气，乃言‘载渴载饥，我心伤悲’，岂欲其军心之懈怠耶？《小序》之谬类如此。朱子於此条独无论辨，不知何故。”
　　按：此辨明甚；以《史记》、《汉书》证之？尤无可疑者。《诗序》之谬，不待言矣。故今采《史》、《汉》之文载之。但谓为懿王之世，则经传皆无明文。故仅列之备览。说并见後《宣王篇》中《南仲条》下。
　　【备览】“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为孝王。”（《史记周本纪》）
　　【备览】“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於、渭之间，马大蕃息。邑之秦。”（《史记秦本纪》）
　　△《史记》以秦非子为附庸之非
　　《史记》称孝王欲以非子为大骆嗣，以申侯言，乃分土为附庸。按：秦本周畿内国邑，故秦仲为宣王大夫，伐西戎，庄公为西垂大夫，居犬丘，非附庸也。《诗》曰：“锡之山川、土田、附庸。”《孟子》曰：“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今秦不惟直达於天子；且为王官矣，安得复属诸侯而为之附庸乎！盖秦与郑、虢其初皆王朝之卿士大夫，食采於畿内；周室东迁，各君其国，乃列於诸侯会盟。子长以其初未成为诸侯，未暇详核，遂疑以为附庸，至襄公乃受王命而为诸侯，失之矣！且所载申侯语亦浅陋不足信；而是时申亦未封为诸侯。故今删而存之。
　　【备览】“孝王崩，复立懿王太子燮，是为夷王。”（《史记周本纪》）
　　△懿王、孝王不传子之故不可考
　　按：懿王之崩，子若弟不得立而立孝王，孝王之崩子又不立而仍立懿王子，此必皆有其故；史失之耳。否则孝王乃懿王弟，兄终弟及而仍传之兄子，於事理为近；然不可考矣。《史记》又称“诸侯立懿王太子燮”。按：立君大事，自有朝廷大臣主之，非若春秋之世，王室微弱，乃藉外兵以复国也，诸侯安得操其权乎！恐子长亦以春秋时事例之耳。今删“诸侯”之文。
　　○夷王
　　【补】“至于夷王，王愆于厥身。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王室强弱与下堂无关
　　《戴记郊特牲篇》云：“下堂而见诸侯，天子之失礼也，由夷王以下。”唐柳子厚遂据此文谓夷王害礼伤尊，为王室微弱之证。余按：《书康王之诰》云：“王出在应门之内，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左，召公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右，”但云“在应门内”而无“跻阶”之文，则王非在堂上明甚。然则夷王以前未必绝不下堂也。《春秋传》，齐桓公受胙，天子命无下拜，下拜，登受；晋文公受策，再拜稽首，出入三觐；其事天子皆未尝敢失礼。王室微弱，号令不行，则有之；朝觐之文未之改也。然则夷王以後亦未必皆下堂也。且《记》此篇於“庭燎之百”云“由齐桓公始”，於“《肆夏》之奏”云“由赵文子始”，於“大夫之强”云“由三桓始”，独此文不云“由夷王始”而云“由夷王以下”。玩其上文语意，乃作《记》者生於周室积衰之後，传闻其初之不然，而无从考其所仿，但约略之以为当在夷王以降，非断以为夷王时也。观《小雅》中《大东》、《菀柳》诸篇，幽、厉之世，诸侯犹苦於王室之诛求，则夷王时不应遽至微弱；而此传亦称“诸侯并走其望，以祈王身”：乌得遽谓下堂而见决为夷王事乎！故今不录。又按：古有师其臣者，有宾其臣者。成王之於周公，拜手稽首。故凡经传称君弱臣强者，多自臣之僭礼言之；若天子过於降抑，此自其君之谦，不必皆微弱而後然。故汉光武与子陵同寝，唐神尧引群臣升座，而宋度宗亦尝拜贾似道；虽其是非得失不同，要不因於君弱臣强之故。然则王室之强弱亦未必尽在下堂与否也。
　　【备览】“夷王崩，子厉王胡立。”（《史记周本纪》）
　　●卷七
　　○厉王
　　【补】“至于厉王，王心戾虐。”（《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厉王说荣夷公。芮良夫曰：“王室其将卑乎！夫荣公好专利而不知大难，若用，周必败！’”（《周语》）
　　△说荣公
　　采《国语》事而於其言但节录之，说已见前《穆王篇》中。後并仿此。
　　【备览】“秦仲立三年，周厉王无道，诸侯或叛之；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史记秦本纪》）】
　　△诸侯多叛
　　按《桑柔》诗称“乱生不夷，靡国不泯”，则厉王之世诸侯叛者盖多。但古书缺轶，事无可考。惟秦史尚存，故《史记》得以采而录之耳。馀可以例推也。
　　【补】“万民弗忍，居王于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居彘
　　按：厉王之在彘，《左传》称“居”，《国语》称“流”。王，天子也，岂可言流！云居，是也。《国语》不及《左传》，此其一端。
　　“荣公为卿士，诸侯不享，王流於彘。”（《周语》）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王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三年，乃流王於彘。”（同上）
　　△辨召公以子代宣王之说
　　《国语》云：“彘之乱，宣王在召公之宫，国人围之。召公曰：‘昔吾骤谏王，王不从，以及此难。今杀王子，王其以我为怼而怒乎！（云云）’乃以其子代宣王。宣王长而立之。”余按：周民之居厉王於彘，苦其暴虐，不得已而出之，使不得肆虐於己耳，非必殄灭之无遗育而後甘心也。使民果欲甘心於王，王何以能安然而居於彘？果欲甘心於王，王出之後何不更立他人而虚王位者十四年，王崩之後又何以共戴宣王而无异言乎？盖古者人情淳朴，上下之间不甚猜疑，故卫出成公以说於晋，及晋许其复国，盟于宛濮，而国人无贰者。况文、武之德未忘於民心但以身在水火之中，遂冒然不暇顾虑而为此举，王出则已，不仇王也，况大子乎！是以宣王之立，民不畜怨，亦不自危，而宣王亦不复追理前事；是其君臣相待，犹然先代忠厚之遗，安得有如後世所谓斩草除根之颓俗乎！且召公，贤臣也，於王子固当全之，岂必避怼王之嫌而後如是！谏王，为社稷也，免王子，亦为社稷也；藉令召公未有谏王不从之事，将遂执太子以与国人而听其杀之乎！然则谓宣王避乱而奔召公之宫，或有之；若谓国人围而欲杀之，召公避嫌而後以子代之，则必无之事也。盖缘春秋、战国以降，风俗日偷，君与民相疾视如仇仇然，故疑此时宣王必不能自免於难，因揣度附会之而为此说耳。今不录。
　　【备览】“召公、周公二相行政，号曰共和。（《史记年表》，元年，庚申）共和十四年，厉王死于彘。太子静长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为王，是为宣王。”（《史记周本纪》）
　　△《竹书纪年》以“共和”为共伯和干位之非
　　《竹书纪年》称“共伯和干王位”。苏氏《古史》采之，云：“厉王屈彘，诸侯无所从；共伯和者，时之贤诸侯也，诸侯皆往宗焉，因以名其年，谓之共和。”余按人君在外，大臣代之出政，常也。襄公之执，子鱼摄宋。昭公之奔，季孙摄鲁。厉王既出，周、召共摄周政，事固当然，不足异也。若以诸侯而行天子之事，则天下之大变也。《传》曰：“干王之位，祸孰大焉！”又曰：“周德虽衰，天命未改。”共伯果贤诸侯，讵应如是，春秋至闵、僖以後，天下之不知有王久矣，然齐桓、晋文犹藉天子之命以服诸侯，不敢公然摄天子事也；况西周之世，乌得有此事！且夫召穆公，周之贤相也，能谏厉王之虐，能佐宣王以兴，夫岂不能代理天下事，而诸侯必别宗一共伯和乎！齐桓、晋文之霸，传记之纪述称论者指不胜屈；况摄天子之事尤为震动天下，而经传反泯然无一语称之，亦无是理也。《竹书纪年》，唐人多有称述之者，其文往往与《史记》异。以经传考之，自周东迁以後，《史记》不如《纪年》得实（如梁惠王有後元年，齐伐燕在宣王世之类）；自周东迁以前，《纪年》不如《史记》近正（如大甲杀伊尹，文丁杀季历之类）。盖此书乃战国时所撰：东迁以後本之晋、魏旧史，而东迁以前则简策多逸，或旁采异端之说以补之，是以不能无谬。犹之《史记》纪汉事多得实，纪三代事多失真也，共和之名年，意本因二相和衷共摄而称之；传之既久而失其详，遂误以为有共伯和摄之，撰《纪年》者因从而载之耳。至於今世所传《纪年》一书，则又不知何人所撰，唐人所引大半无之，而其文往往反采之《汉书律历志》及《伪古文尚书经传》，此尤不足论矣。《古史》又据《春秋传》“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及《庄子》“共伯得之於共首”之语为共伯和之证。然《庄子》所称述本不皆实有其人，而亦未见此文共伯之即为干王位人也。故今但据《史记》载之，而《纪年》之文不录焉。其释“间王政”之误，说见後《宣王篇》中。
　　○宣王（《史记年表》，元年，甲戌）
　　【补】“诸侯释位以间王政。宣王有志，而後（“而後”诺本多同；或作“二公”，非是）效官。”（《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诸侯释位以间王政”
　　杜氏《左传注》云：“‘间’，犹‘与’也；去其位与治王之政事。”林氏以此为周、召事，云：“二公与治王之政事，号曰共和。”苏氏《古史》以此为共伯和事，云：“厉、宣之间，诸侯有去其位而代王为政者。”余按：周、召皆王室之相，厉王虽出，二公之在相位自若也，不得谓之“释位”。当厉王在国时，政固已共理之，亦非待流於彘而後得与於王政也。若以共伯和当之，谓“释位”为去诸侯之位，“间王政”为干天子之权，则“而後效官”将何解焉？且子朝之为此言，因晋之纳敬王，故述诸侯之忠於王室以责晋之不辅己耳，故曰“并建母弟以蕃屏周”，曰“诸侯莫不并走其望以祈王身”，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而建王嗣”。周、召皆王卿士，不得谓之“诸侯”以比晋，而共伯和干天子之权，亦非忠於王室者比，皆与前後文义不类，子朝之述此何居焉？盖“释位”“效官”本相对为文。“释”犹解也；“释位”者，解官也。“间王政””者，待王政之间也。诸侯为王卿大夫者，因万玉在外，故解官而归其国，以待王室之定；宣王有志振作，而後来效王官之职。上下呼应，本极了然分明；但说者先有共和及共伯和之成见在心，务强合之为一，是以乖刺不通，而不知彼自一事，此自一事也。今正之。共伯和之误，说已见前《厉王篇》中。
　　【存参】“《€汉》，仍叔美宣王也、宣王承厉王之烈，内有拨乱之志，遇灾而惧，侧身修行，欲销去之。天下喜於王化复行，百姓见忧，故作是诗也。”（《诗序》）
　　△《€汉》为宣王初年诗
　　《纲鉴大全》载此事於宣王六年“征伐四方，封申，城齐”之後；《绎史》亦载之於《常武》、《崧高》谐诗之末。余按：《序》文云“承厉王之烈”，则是以为初即位时事也。且《大雅》自《民劳》以後，篇次未有错乱，此诗既在《崧高》、《民》之前，则为宣王初年之诗无疑。故列之於此。
　　【存参】“周宣姜后贤而有德。宣王尝早卧晏起；姜后脱簪珥，待罪於永巷。王遂勤於政事，早朝晏退；卒成中兴之名。”（《列女传》）
　　△姜后待罪事可存
　　此事未知有无，然於理无所害。惟其文太冗弱，必後人所敷衍。故今删而存之。《纲鉴大全》从《外纪》，载此於二十二年则此後乃宣王德衰之时，与“勤於致事”语不符。当以在初年为是。
　　“宣王即位，二相辅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宗周。”（《史记周本纪》）
　　△二相辅政但称召公
　　按：此文即本《诗春秋传》所述而言。“二相”，谓周公、召公也。盖宣王初政，皆由大臣匡赞而成。然《二雅》多称召公者，而周公无闻焉；或者亦如唐苏之於宋乎？藉使周公不贤，召公亦未必能独行其志也。
　　“犭严狁匪茹，整居焦、获；侵镐及方，至于泾阳。”（《诗小雅》）
　　“薄伐犭严狁，至于大原。文武吉甫，万邦为宪。吉甫燕喜，既多受祉；来归自镐，我行永久。”（同上）
　　“王命南仲，往城于方。出车彭彭；央央。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犭严狁于襄！……赫赫南仲，薄伐西戎！”（同上）
　　【存参】“宣王兴师命将，诗人美大其功，曰：‘薄伐犭严犭允，至于大原。’‘出车彭彭，城彼朔方。’”（汉书）
　　△《诗序》以《采薇》、《出车》、《大杜》属文王之非
　　卫宏《毛诗序》云：“文王之时，西有昆夷之患，北有犭严狁之难；以天子之命命将帅，遗戍役，以守卫中国，故歌《采薇》以遗之，《出车》以劳还，《大杜》以勤归也。”由是郑、孔以来诸儒之说《诗》者咸以《出车》为文王诗，南仲为文王臣，而诗所谓“王”者纣也。余按：《春秋》之义莫严於辨名分，文王果受天子命伐犭严狁，则文王当自行，不得但遣陪臣帅师；诗当称“王命西伯”，不得称“王命南仲”。今直称天子之命以命陪臣，若其间初无文王者，僭邪？乱邪？非惟不知有君，抑亦非所以尊天子也。苏氏知其不通，於是又曲为说，以“天子”为纣，以“王”为文王，後人之追称云然耳。然王即天子也，一篇之中，自“天子”纣，自“王”文王，名实杂糅，君臣同称，尚可以为训乎！天子之命陪臣则述之，文王之命其大夫则又述之，独天子之命文王则无一语及之，有是理乎！且经传记文王之臣多矣，未有称南仲者；而《常武》，宣王时诗，有南仲（旧说以南仲为皇父之祖，误；说见後《常武》诗下）。太王时有獯鬻，文王时有昆夷，未有称犭严狁者；而《六月》、《采芑》，宣王时诗，称犭严狁。然则此当为宣王时诗，非文王时诗矣。不特此也，《六月》称“侵镐及方”，此诗称“往城于方”，其地同；《六月》称“六月栖栖，戎车既饬”，此诗称“昔我往矣，黍稷方华”，其时又同。然则此二诗乃一时之事，其文正相表里；盖因镐、方皆为犭严狁所侵，故分道以伐之，吉甫经略镐而南仲经略方耳。故《汉书》以《出车》、《六月》同为宣王时诗；《古今人表》，宣工时有南仲而文王时无之；而马融上书亦称“犭严狁侵镐及方，宣王立中兴之功，是以‘南仲赫赫’列在周诗”；然则是齐、鲁、韩三家皆以此为宣王诗矣。朱子云：“诗所谓‘天子’，所谓‘王命’，皆周王耳。”是矣；然云“南仲，此时大将”，不质言为何时，则犹未免以先儒“《正雅》”“《变雅》”之说为疑也。夫《雅》本无正变之分，而诗篇亦不无错简。《春秋传》，吴季札聘於鲁，请观於周乐；为之歌《小雅》，曰：“美哉！恩而不贰，怨而不言，其同德之衰乎？”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於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杜讠主误说，见《召穆公篇》中）则《小雅》固不在文、武世，而《鹿鸣什》中固有宣王诗矣。《南陔》以下九篇皆笙歌之诗，当次之《鹿鸣》之三，而今反在《大杜》之後。《常棣》、《伐木》、《天保》与《蓼萧》以下四篇皆燕享之诗，《采薇》、《出车》、《大杜》与《六月》、《采芑》二篇皆征戍之诗，本当以类相从，而今皆迭相间。则今《小雅》篇次非当日之旧第明矣。先儒既误以诗为周公所作，又不知篇次之有错简，但见《六月》篇中有称“吉甫”明文，势不可并以为文、武之诗，遂断《菁莪》以上谓之《正雅》，《六月》以下谓之《变雅》。《出车》既在《正雅》，又在《南陔》、《白华》之前，因不得不以南仲为文王时人，伐犭严狁为文王时事。是以委曲迁就，百方解说，而理卒不可通。然不可通，其失犹小，而使商、周革命之际事迹失实，圣人之心不白于後世，其失大。故次之於《六月》之後，以正其失。说并见前《文王篇》中。
　　△郑玄分别西戎与犭严狁之非
　　郑氏以西戎为昆夷，犭严狁为北狄、孔氏《诗疏》云：“犭严狁大於西戎，出师主伐犭严狁，故戒敕戍役以犭严狁为主而略于西戎也。”余按：大原（即今陕西固原）及方皆在周之西北，犭严狁之国当在凉、巩之间；所谓西戎，盖即犭严狁，而变其文以叶韵耳。犭严狁之为周患，见于《出车》、《六月》、《采薇》、《采芑》四箫，详矣，而传记初未有言者。《国语》有犬戎，有姜氏之戎，而史伯则称西戎，足为周患者皆戎：然则犭严狁亦戎也。《史记秦本纪》，厉王时，西戎反王室，灭犬丘、大骆之族。宣王时，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在宣王之六年）。宣王召其子庄公，与兵七千，使伐西戎，破之。幽王时，戎围犬丘，庄公子世父为戎所虏（在幽王之六年）。厉宣间能为周患者惟西戎，然则《诗》之犭严狁即西戎也。是以一篇之中，或称“犭严狁”，或称“西戎”，非两事也。盖西戎之国不一，而犭严狁为最强：专言之则曰“犭严狁”，概言之则曰“西戎”；犹赤狄有潞氏、甲氏、留吁、铎辰，而潞氏为最强，《传》或专言“潞氏”，亦或概言为“赤狄”也。犭严狁文皆从“犬”，疑即《周语》之“犬戎”，犹叟阝瞒之或称为“长狄”也。以犭严狁、西戎为二国而曲为之解，误矣！程予疑西戎兵不加而服，来子疑既却犭严狁而还师以伐昆夷，亦沿郑、孔之误。
　　△咏宣王诗多铺张
　　按：《雅》之咏文、武事者，事实多而铺张少；咏宣王事者，事实少而铺张多；此亦世变之一端也。故今於《小雅六月》、《出车》等篇，《大雅崧高》、《民》等篇，每篇止摘切要数言载之，以备当日之事实，见中兴之梗概；其馀铺张之词，不暇录，亦不胜录也。
　　【备览】“周宣王即位，乃以秦仲为大夫，诛西戎。西戎杀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有子五人，长者曰庄公。周宣王乃召庄公昆弟五人，与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复予秦仲后及其先大骆地犬丘并有之，为西垂大夫。庄公居其故西犬丘。”（《史记秦本纪》）
　　此以上宣王征西北之事。
　　“申伯，王缵之事；于邑于谢，南国是式。王命召伯，定申伯之宅。……王命申伯：‘式是南邦；因是谢人，以作尔庸。’王命召伯，彻申伯土田。”（《诗大雅》）
　　“王命仲山甫：‘式是百辟。……出纳王命，王之喉舌。’……衮职有阙，维仲山甫补之。……王命仲山甫，城彼东方。……仲山甫徂齐，式遄其归。”（同上）
　　“王锡韩侯，其追其貊；奄受北国，因以其伯。”（同上）
　　此以上宣王经略中原之事。
　　“蠢尔蛮荆，大邦为仇！方叔元老，克壮其犹。方叔率止，执讯获丑。……显允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诗小雅》）
　　“江汉浮浮，武夫滔滔；匪安匪游，淮夷来求。……江汉汤汤，武夫；经营四方，告成于王。……江汉之浒，王命召虎，‘式辟四方，彻我疆土。’”（《诗大雅》）
　　“赫赫明明，王命卿士，南仲大祖，大师皇父，‘整我六师，以修我戎。’……王谓尹氏，‘命程伯休父，左右陈行，戒我师旅，率彼淮浦，省此徐土。’……徐方既同，天子之功。四方既平，徐方来庭。”（同上）
　　此以上宣王经略东南之事。
　　△咏宣王诗次序可信
　　按《诗》所咏宣王之事，其先後虽未敢尽以篇次为据，然以其言考之，《采芑》称方叔“征伐犭严狁，蛮荆来威”，是犭严狁之伐在东南用师之前也。《江汉》称“经营四方，告成于王”，《常武》称“四方既平，徐方来庭”，是徐、淮之役在四方略定之後也。以其理推之，西戎逼近畿甸，患在切肤，所当先务；封申城齐皆关东事，似可稍缓；若淮、汉、荆、徐则距畿较远，服之为难；近者未安，不能远图，理之常也；而《史记》秦仲之死戎，庄公之破戎，亦在宣王初年。故今略依时之先後次之，要不至大相迳庭也。
　　△朱熹以南仲为皇父之祖之非
　　来子《诗传》释“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二句云：“谓南仲为大祖，兼大师而字皇父者。”余按：《春秋传》云：“昔我皇祖伯父昆吾。”《离骚》云：“朕皇考曰伯庸。”皆系祖考之名号於祖考之文之下，未有反系子孙之名於祖考之文之下者。其或由祖考而及其子孙，则云某人子某，某人孙某。若南仲果皇父之祖，则文当云“南仲曾孙大师皇父”，不当反云“南仲大祖大师皇父”也。南与皇，氏也；仲与父，字也；犹《春秋传》之称智伯赵孟也。其子孙当世以南与皇冠之，故宣王时有皇父，幽王时亦有皇父；诗有家父，《春秋》亦有家父，《春秋》庄公时有单伯，文公时亦有单伯，成公以後又有单子。然则南仲、皇父当各自为一族，不得以此二人为祖孙也。古有以“祖”为名者，有以“祖”为氏者；古之彭祖，《书》之祖己、祖伊是也。“大祖”或南仲之称号，未可知也。《诗》之“假以溢我”，据《春秋传》乃“何以恤我”；“假乐君子”，据《戴记》乃“嘉乐君子”。“大祖”或音之转，字之误，亦未可知也。缺所疑焉可矣，不得遂以为祖考之祖也。盖朱子之误由信毛、郑正雅变雅之说，而以《出车》为懿王以前诗，南仲为懿王以前人，故不得已而曲为之解耳。说己见前《命南仲条》下。
　　“鲁武公以括与戏见王，王立戏。樊仲山父谏曰：‘不可立也！不顺，必犯；犯王命，必诛。故出令不可不顺也。’文卒立之。鲁侯归而卒。及鲁人杀懿公而立伯御，三十二年，宣王伐鲁，立孝公，诸侯从是而不睦。”（《周语》）
　　“宣王欲得国子之能导训诸侯者。樊穆仲曰：‘鲁侯孝。’乃命鲁孝公於夷宫。”（同上）
　　三十九年，战於千亩。王师败绩於姜氏之戎。”（同上）
　　“宣王既丧南国之师，乃料民於大原。”（同上）
　　△《国语》记宣王与《诗》不同之故
　　余考宣王之事，据《诗》则英主也，据《国语》则失德实多，判然若两人者；心窃疑之。久之，乃觉其故有三。诗人之体主於颂扬。然《大雅》之述文武者多实录，而《鲁颂宫篇》则专尚虚词：“荆舒是惩，莫我敢承”，僖公岂足以当之！此亦世变之为之也。宣王之时虽尚未至是，然亦不免小事而张皇之；城方，封申，亦仅仅耳，而其词皆若威震万里者。是《诗》言原多溢美，未可尽信。其故一也。《国语》主於敷言，非纪事之书，故以“语”名其书，而政事多不载焉。然其言亦非当日之言，乃後人取当日谏君料事之词而衍之者。谏由於君之有失道，故衍谏词者必本其失道之事言之；非宣王之为君尽若是，亦非此外别无他善政可书也。其故二也。古之人君，勤於始者多，勉於终者少。梁武帝创业之主，勤於庶政，而及其晚年，百度废弛，卒致侯景之祸。唐明皇帝躬勘大难，致开元之治，而晚年淫侈，亦致禄山之患。其始终皆判若两人。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始勤终怠，固宜有之。故《国语》所称伐鲁在三十二年，千亩之战在三十九年，皆宣王晚年事；而《诗》称封申伐淮夷皆召穆公经理之，穆公，厉王大臣，又历共和之十四年，其相宣王必不甚久，则此皆宣王初年事无疑也。且使宣王果能忧勤振作四十馀年，何至幽王之世无道十一年而遽亡其国！由是言之，《诗》固多溢美，《国语》固专纪其失，要亦宣王之始终本异也。其故三也。盖召穆公，周之贤相，宣王初政实穆公主之，故能致中兴之盛；犹晋悼公任韩厥、荀而复霸，及荀偃为政而释卫不讨，伐秦遽还，霸业遂衰也。若以宣王比之大戊、武丁，诚为不伦。而东莱吕氏因王子晋“厉、宣、幽、平而贪天祸”之语，遂疑宣王无大异於幽、厉，则亦未免於太过矣。故今载《二雅》之文於前，《国语》之文於後，庶宣王始终盛衰之故可考而知焉。
　　“四十六年，宣王崩，子幽王宫涅立。”（《史记周本纪》）
　　△辨杜伯死而射王之说
　　《国语》云：“杜伯射王于高阝。”《墨子》云，“宣王杀其臣杜伯而不辜，杜伯曰：‘死而有知，不出三年，必使吾君知之！’三年，宣王合诸侯而田於圃田；杜伯乘白马素车追宣王，射入车上，中心，折脊，殪车中，伏而死。”余按：君臣之义犹父子也：子不可以仇父，臣岂可以仇君乎！使杜伯果贤臣，必无射王之事；杜伯可以死而射王，则亦可以生而弑王矣。此事不见於经传，惟《国语》有之；然语之亦不详，不知杜伯究为何人，射王究为何故，而亦未言王之死於射也。果如《墨子》之言，则是人臣见杀而非其罪者皆可为厉鬼以弑其君，而岂不悖也哉！《春秋传》云：“齐侯游于姑棼，遂田于贝丘，见大豕。从者曰：‘公子彭生也！’公怒曰：‘彭生敢见！’射之，豕人立而啼。公惧，队于车，伤足，丧屦。”窃疑宣王之事，当时言者或亦类是。盖人之将死，则鬼神乘其衰气而见形焉；久之，而好事者递相附会，遂以为宣王之死於杜伯之射也。故今并不录。
　　○幽王（《史记年表》，元年，庚申）
　　【补】“至于幽王，天不吊周，王昏不若，用愆厥位。”（《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是岁也，三川竭，岐山崩。”（《周语》）
　　【附录】“赫赫师尹，不平谓何！……尹氏大师，维周之氏，秉国之均。……家父作诵，以究王讠凶。”（《诗小雅》）
　　△《节南山》与《十月篇》非一时事
　　按此诗专咎尹氏，谓尹氏“秉国之均”，而《十月篇》历叙助虐之臣，自皇父以下凡七人，独无尹氏，则似此二诗非一时作也。且此诗家父所作，而《十月篇》有家伯，虽未知其为父子，为兄弟，然要之必非一时之事矣。岂此在幽王之初与？抑非幽王时之诗与？诗无明文，未敢臆断。姑附录之於此。
　　“赫赫宗周，褒姒威之！”（《诗小雅》）
　　△宠褒姒之年
　　按：《史记》称幽王三年，见褒姒而爱之。虽其年未必有确据，然观《正月》、《十月》二诗所称，则褒姒之宠固当在六年日食前也。故次於“三川震”之後。
　　【存参】“周幽王伐有褒，有褒人以褒姒女焉。”（《晋语》）
　　△辨龙生姒之说
　　《郑语》云：“宣王之时，有童谣曰：‘弧箕服，实亡周国。’於是宣王闻之：有夫妇鬻是器者，王使执而戮之。夏之衰也，褒人之神化为二龙，以同于王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也。’夏后卜杀之，与去之，与止之，莫吉；卜请其暖而藏之吉。及厉王之末，发而观之；流於庭，不可除也。王使妇人不帏而噪之，化为玄龟，以入于王府。府之童妾未既乱而遭之；既笄而孕，当宣王而生。不夫而育，故惧而弃之。为弧服者方戮在路，夫妇哀其夜号也，而取之以逸，逃於褒。褒人褒句有狱，而以女入于王，王遂置之；而嬖是女也，使至於为后，而生伯服。”其後司马氏《史记》、苏氏《古史》咸采此文录之。余按：神有气而无形，龙则有形物也，神安能化为龙？在椟中千年而不化，何以一噪而遽为鼋也？且童妾未既乱而遭鼋，既笄而後孕，何以知其孕之因於鼋？厉王以後，历共和十四年，宣王四十六年，凡六十年，幽王乃立；若褒姒生於宣王之初年，则至幽王之时已老；若生於宣王之末年，则是童妾受孕四十馀年而始生也。其荒唐也如是，而司马氏、苏氏咸信之，其亦异矣！唯《晋语》所称，理或有之；然亦不敢必其果然。故列之於存参；而《郑语》不录焉。说并见後《伯服条》下，及前《穆王篇》中。
　　【补】“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左传》昭公四年）
　　【备览】“戎围犬丘世父，世父（二字疑衍）击之，为戎人所虏。岁馀，复归世父。”（《史记秦本纪》）
　　△戎围犬丘之年
　　按：犬丘之围，即《传》所称“戎狄畔之”者。《史记》以为秦襄公二年，则幽王六年也。故次之於此。
　　“十月之交，朔日辛卯，日有食之。”（《诗小雅》）
　　△《十月篇》日食之年
　　按：历家推此诗日食在幽王六年。故次之於围犬丘之後。
　　“皇父卿士，番维司徒，家伯冢宰，仲允膳夫，{取木}子内史，蹶维趣马，禹维师氏；艳妻煽方处。”（同上）
　　“皇父孔圣，作都于向；择三有事，侯多藏；不遗一老，俾守我王；择有车马，以居徂向。”（同上）
　　△郑玄以《十月篇》为刺厉王之非
　　此诗，《卫序》以为刺幽王，《郑笺》以为刺厉王。郑云：“《节彼》刺师尹不平；此篇讥皇父擅恣。《正月》恶褒姒灭周；此篇疾艳妻煽处，又幽王时司徒乃郑桓公友，非此篇之所云番也。”余按：“艳妻煽处”与《大雅瞻篇》“哲妇倾城”意同，即指褒姒而言，不得分为二人。且十月日食与历合，川沸山崩与《周语》合，则在幽王之世明矣。郑桓公之为司徒，据《郑语》在幽王八年，八年以前固不妨於他人之为之也。故今从《序》，次之幽王之时。唯不及师尹，未详其故。岂师尹在幽王之初与？说已见前《师尹条》下。
　　【备览】“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万方；故不笑。幽王为烽燧大鼓，──有寇至则举烽火，──诸侯悉至；至而无寇：褒姒乃大笑。幽王悦之，为数举遂火。其後不信，诸侯益亦不至。”（《史记周本纪》）
　　【存参】“虢石父，谗谄巧从之人也，而立以为卿士。”（《郑语》）
　　△《十月篇》无虢石父
　　按：《十月》诗所刺助虐之臣七人，无虢石父。岂石父与七人不同时与？抑《国语》称其字而《诗》称其名与？要之，《国语》本难尽信。姑列之於存参。
　　“懿厥哲妇，为枭为鸱。妇有长舌，维厉之阶。乱匪降自天，生自妇人！”（《诗大雅》）
　　【存参】“褒姒有宠，生伯服；於是乎与虢石甫比，逐太子宜咎而立伯服。”（《晋语》）
　　△立伯服事可疑
　　按：伯服，字也；太子名之，伯服何以字之？况王之幼子亦不应字以伯也。此事不见於他传记，即《周语》亦无之，独《晋》、《郑》二语史苏、史伯之言有是。然观所载二子之言，荒诞殊甚；伊尹、胶鬲之事既诬，安见此文之独为可信也！大抵西周之亡，载籍缺略，其流传失实，以致沿讹踵谬者，盖亦有之；撰《国语》者闻有此说，遂从而采之耳。又按：《左传》称“携王奸命，诸侯替之”，杜氏《集解》以“携王”为伯服。考《竹书纪年》云：“虢公翰立王子余臣于携。”则携王乃余臣，非伯服也。事固有在疑似之间，而揣度言之致失其真者，安知《晋语》之不亦类是也！故与伐褒之文均列之於存参。说并见後条下。
　　△《小弁》未必为平王诗
　　卫宏《毛诗序》云：“《小弁》，刺幽王也；太子之傅作焉。”朱子《诗序辨说》云：“此诗明白为放子之作无疑，但未有以见其必为宜臼耳。《序》又以为宜臼之傅，尤不知其所据也。”余按：赵岐《孟子注》云：“伯奇仁人，而父虐之，故作《小弁》之诗，曰何辜于天’！亲亲而悲怨之词也。”王充《论衡》亦云：“伯奇放流，首早白：《诗》云：‘维忧用老。’”是此篇在汉以前，齐、鲁诸家说《诗》者皆以为伯奇，不以为平王也。且玩通篇语意，亦未见其果为王世子者，固未敢决以为伯奇，即何容遂断以为平王也，朱子之言，深得古人慎重缺疑之意。故今不录此诗。
　　△朱熹以《白华》为申后诗之非
　　《诗序》又云：“《白华》，周人刺幽后也。幽王取申女以为后，又得褒姒而黜申后，故下国化之，以妾为妻，以孽代宗，而王弗能治，周人为之作是诗也。”朱子《诗序辨说》云：“‘幽后’，字误，当为申后刺幽王也。‘下国化之’以下，皆衍说耳。”余玩此序词意，似以此诗之所称者乃下国之人以妾为妻耳；但下国之所以如是，由於褒姒干後而人效之，故推其本而以为刺幽后；非谓诗所言即申后事也。且诗中“樵彼桑薪，烘于甚”等语，皆似里巷人之言，不类王后语气，故《序》以下国之人当之。但《诗序》之僻，好以诗为“刺王”：不论何人何事务委曲而归其故於王，此其所蔽耳。朱子反据首三句为说，而以“下国化之”云云为衍说，失《序》之本意矣。朱子於《小弁篇序》之明指为宜臼者犹不敢必其果然，况此序初未明指为申后，又安得遽以为申后作乎！大抵《诗序》之说揣度附会者多，朱子所驳深中其病；然亦间有误会《序》意而反失其实者。故今不录此诗。
　　“降丧饯馑，斩伐四国。”（《诗小雅》）
　　“癫我饥馑，民卒流亡。”（《诗大雅》）
　　△周亡由於饥馑
　　按：饥馑之患，衰世为多，而盛世亦往往有之。但盛世政事清明，上下一体，而民亦有储积以备不虞，故不足为大患。衰世政事废弛，上下之情不通，而民亦多於逸乐，不知虑远，故遇荒岁即不免於流亡。百姓既无固志？是以戎得乘其弊而攻之。善乎秦针之言曰：“国无道而年谷和熟，天赞之也。”是知骊山之祸固因於幽王失政，亦因於饥馑流亡。故录此诗以著幽王失国之由。
　　“邦君诸侯，莫肯朝夕。”（《诗小雅》）
　　“今也日蹙国百里。”（《诗大雅》）
　　△周之衰微由来者渐
　　世皆谓申侯启戎，戎遂克周，杀幽王骊山下。夫周之王畿号为千里，有百二山河之险，关东诸侯皆堪徵调；戎虽强大，岂能一旦而遂破之！盖其来有渐矣。观《雨无正》之二章，则诸侯固已多不至者矣。观《召》之卒章，则戎之蚕食亦非一日矣。周已衰微不振，是以戎得一举而灭之。但《尚书》无宣、幽之篇，而传记复多缺轶，无从考其详耳。故今采此二篇之文以补其缺。
　　“幽王八年而桓公为司徒，九年而王室始骚。”（《郑语》）
　　“十一年，幽王乃灭，周乃东迁。”（《周语》）
　　【备览】“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於是诸侯乃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东迁於ず邑。”（《史记周本纪》）
　　△辨申侯召戎灭周之说
　　《晋语》，史苏云：“王逐太子宜臼而立伯服；太子出奔申。申人缯人召西戎以伐周，周於是乎亡。”《郑语》：史伯云：“王欲杀太子以成伯服，必求之申；申人弗畀，必伐之。若伐申而缯与西戎会以伐周，周不守矣！”《史记周本纪》云：“王废申后，去太子。申侯怒，与缯、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举烽火，征兵；兵莫至。遂杀幽王骊山下，虏褒姒，尽取周赂而去。於是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为平王。”余按：此事揆诸人情，征诸时势，皆不宜有。申在周之东南千数百里，而戎在周西北，相距辽越，申侯何缘越周而附於戎！黄与弦之附齐也，其国在楚东北，然楚灭之，齐桓犹不能救，远近之势然也。王师伐申，岂戎所能救乎！陉庭之启曲沃以伐翼也，蔡之召吴与伐楚也，其地皆相邻接，故曲沃吴得以因之。申与戎相距数千里，而中隔之以周，申安能启戎；戎之力果能灭周，亦何藉于申之召乎！申之南，荆也。当宣王时，荆已强盛为患，故封申伯于申以塞其冲。周衰，申益微赐；观《扬水》之篇，申且仰王师以戍之。当幽王时申畏荆自保之不暇，何暇反谋王室！且申何不近附于荆以抗周，而乃远附于戎也？晋献公欲立奚齐，使人杀重耳、夷吾，重耳奔狄，夷吾奔粱，献公未尝必求而杀之也。楚平王信谗，欲杀太子建，建奔郑；楚之强可以求建於郑，然平王亦竟听之。宜臼既逐，伯服得立，则亦已矣，幽王何故必欲杀其子而後甘心也？鲁子赤，齐甥也；襄仲反请於齐侯而杀之。邾捷、郑驷丝，晋甥也；文公卒，邾人立ㄑ且，子游卒，郑人立驷乞，晋虽伐之问之，卒亦不强其必从也。此其相与争者皆兄弟之属，其舅，大国盟主也，然犹如是；况宜臼之於王，父子也，申侯之於王，君臣也，王逐宜臼，听之而已，申侯亦不应必欲助其甥以倾覆王室也。君臣，父子，天下之大纲也；文、武未远，大义犹当有知之者。况晋文侯、卫武公，当日之贤侯也，而郑武公、秦襄公亦皆卓卓者，宜臼以子仇父，申侯以臣伐君，卒弑王而灭周，其罪通于天矣，此数贤侯者当声大义以讨之；即不然，亦当更立幽王他子或宣王他子，何故必就无君之申而共立无父之宜臼哉？西周之亡，《诗》、《书》无言及者，於经无可征矣。然《春秋传》往往及东迁时事而不言此，至《周语》述西周事众矣而亦未有此，此君臣父子之大变，动心骇目，不应皆无一言纪之，而反旁见於《晋》、《郑》之语，史苏、史伯追述逆料之言。且所截二人之言，荒缪亦多矣。伊尹，圣人也，而以为与妹喜比而亡夏，胶鬲，贤人也，而以为与妲己比而亡殷，诬矣！褒君也而化龙，龙也而化鼋，童妾也而生女，而孕至数十年，又妄矣：吾闻以一隅反三隅者，未闻三隅不足以反一隅者，此言之非实亦明矣。若之何《史记》遂据追述逆料之语而纪之为实事也！盖吾尝读《大雅瞻》、《召》二篇，及《小雅》之《节南山》、《正月》、《十月》、《雨无正》等篇，所刺幽王失德群奸擅政之事正亦多端，不但褒姒一事已也；而周之患戎，其来亦久，穆王时尝征犬戎，宣王时犭严狁内侵至于泾阳，《出车》、《六月》等篇屡言之，至幽王时而周益衰，故戎益肆耳。《传》云：“周幽为大室之盟，戎、狄畔之。”诗云：“今也日蹙国百里。”然则戎之灭周非一朝一夕之故。盖缘幽王昏纵淫暴，掊克在位，久矣失民之心，是以戎来侵伐而不能御；日渐蚕食，至十一年而遂灭；戎之力自足灭周，初不待於申侯之怒也。乃世之论者遂据此以为平王与於弑父；其戍申也，以为平王德其立己而忘不共戴天之仇，其亦过矣：且《晋语》、《郑语》但称西戎，《史记》分为西夷、犬戎二国而叠言之，亦非是。故今取《大雅》、《周语》之文及《郑语》篇终纪事之语次之，以著周亡之由；而於史苏、史伯所称者不采，於《史记》所述者删而存之，惧诬也。
　　●卷八
　　○太伯、虞仲
　　【补】“太伯，虞仲，太王之昭也。太伯不从，是以不祀。”（《左传》僖公五年）
　　“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左传》哀公七年）
　　【附论】“子曰：‘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论语泰伯篇》）“谓虞仲，夷逸：‘隐居放言：身中清，废中权。’”（《论语微子篇》）
　　△辨太伯豫让文王之说
　　《史记吴太伯世家》云：“吴太伯，弟仲雍，皆周太王之子而王季历之兄也。季历贤，而有圣子昌，太王欲立季历以及昌，於是太伯、仲雍乃奔荆蛮，文身断，示不可用，以避季历。”余按：太王，周之贤主也。废长立少，庸主犹或不为况太王乎！圣人之生固有异於常儿，然其德亦必待壮而後成；生而有圣德，特《国语》、《列女传》事後之推崇云尔，岂得以此为据也哉！且大王安知王季之必传之文王也哉？己既欲废长而立少矣，安知王季之不亦然？吴诸樊欲传季札矣，卒传之於州于。晋武帝欲传愍怀矣，卒为贾氏所杀。宋杜後欲传廷美、德昭矣，卒皆死於太宗之手。故凡人主之欲相传而至某人者，皆愚主之所为也。以太王之贤智，必不如此左计明矣。况太伯之德固自足以兴周，而何为舍之而待夫不可必立之文王乎？由是言之，太伯之让王季，乃太伯自欲让之耳，太王初无欲立季历之事也、曰：然则泰伯何以让国？曰：古人让国，常事耳，不足异也。宋襄公尝让子鱼矣，韩无忌尝让起矣，即吴诸樊亦尝让季札矣；春秋时犹有以兄弟为贤而让之者，况商、周之际淳朴之世哉！且古人非但让国也，即授官亦多有让者。禹、垂、益、伯夷之让，不待言矣；春秋之世，齐鲍叔让相於管仲，卫免余让卿於大叔仪，鲁匡句须让宰於鲍国，晋大夫之让军帅者尤不可一二数。是知让本古人常事，不必有所为不得已而後让也。但自战国以後，人惟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争国者多，让国者少，遂以古人之让为异，往往揣度附会，曲为之说。故见益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禹传启也；不则以为启杀益也。见伊尹之不有天下，则意度之以为大甲潜出自桐而杀之也。见泰伯之长而不为周君，则意度之以为太王欲传圣孙，泰伯知而逃也。後人之说古人，大抵皆如是矣。《韩诗外传》亦载此事而语尤详，且云：“太王薨，季之吴告伯仲，伯仲从季而归；群臣欲伯立季，季遂立。”其语尤不近於情理。古者列国各有疆界，岐之去吴数千馀里，使命所不能通，王季安能捐社稷而远去！果群臣皆欲立王季，则是太伯不得已而让也，又岂足为贤哉！
　　△太伯与虞仲事不同
　　又按《诗》云：“柞或斯拔，松柏斯兑，帝作邦作对，自大伯、王季。”似太伯已尝君周而後让之王季也者。《论语》记逸民，有虞仲而无太伯，亦似独虞仲未尝为君也者。或者太伯既立之後让之虞仲，虞仲逃之而後让之王季乎？《春秋传》又云：“太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裸以为饰。”然则断发文身亦非太伯事矣。学者奈何不《诗》、《论语》、《春秋传》之信，而独《史记》、《外传》之信也哉！故今《世家》、《外传》之文皆不载，说并见前《大王篇》中。
　　△仲雍与虞仲
　　《世家》又云：“太伯自号勾吴。荆蛮归之千馀家。太伯卒，无子，弟仲雍立。仲雍子季简；季简子叔达；叔达子周章。周武王克殷，求太伯、仲雍之後，得周章。周章已君吴，乃封周章弟於故夏墟，是为虞仲。”余按：《传》所称虞仲，乃太王之子，非周章之弟也。若至仲之曾孙始迁於虞，则《传》不得称为虞仲；太伯君吴而称吴太伯，仲君吴而称虞仲，有是理邪：且《论语》以虞仲为逸民；若嗣太伯而有国，岂容复谓之逸！然则哀七年《传》之仲雍，非太王之子；太王之子自号虞仲，非《传》之仲雍矣。疑《史记》因见哀七年《传》仲雍嗣太伯之文，遂误以仲雍为太伯之弟，因以《传》之虞仲别属之周章之弟也。大抵《史记》之言皆难取信。故今但取《经》、《传》之文次第列之，以俟学者熟玩而自得焉；而凡《世家》之言概不敢载。
　　○伯夷、叔齐
　　【补】“逸民：伯夷，叔齐。”（《论语微子篇》）
　　【备览】“伯夷、叔齐，孤竹君之二子也。父欲立叔齐。及父卒，叔齐让伯夷。伯夷曰：‘父命也。’遂逃去。叔齐亦不肯立而逃之。国人立其中子。”（《史记伯夷列传》）
　　【附论】“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补】“伯夷、叔齐饿於首阳之下。”（《论语季氏篇》）
　　【补】“伯夷辟纣，居北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附论】“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伯夷、叔齐与？’”（《论语微子篇》）
　　△辨笑盟微、胶之说
　　《吕氏春秋》云：“武王使叔旦就胶鬲於四内而与之盟曰：‘加富三等就官一列。’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四内，皆以一归。又使保召公就微子开於共头之下而与之盟曰：‘世为长侯，守殷常祀，相奉《桑林》，宜私孟诸。’为三书同词，血之以牲，埋一於共头之下，皆以一归。伯夷、叔齐闻之，相视而笑，北行至首阳之下而饿焉。”余按：《书微子篇》深切恳挚，无非爱君忧国之言，正与箕、比之心无丝毫异，但补救无方，不得已而去耳；是以孔子称仁，孟子称贤，乌有佐周以覆宗国者乎！胶鬲事虽不详，然孟子与传说、箕、比并称，则亦必无私与周盟以邀利之事矣。文王三分有二：武王、盂津之会，诸侯八百，是周之力本足以灭商，故孔子曰：“以服事殷，可谓至德。”谓其能代商而不代商也；何待於周、召私与微子、胶鬲盟而後能灭商哉！微子、胶鬲之与武王皆不应有此事，然则伯夷、叔齐亦必无此事也明矣。盖战国之世邪说并作，皆喜毁古圣人以便其私；但闻微子封於宋而不知其故，则以不肖之心揣之，而以为私与周盟也；闻伯夷尝饿於首阳而不知其故，则又以不肯之心附会之，而以为恶武王之伐商也。武王果许封微子於宋，何以克殷之後不封微子，乃封武庚？夷、齐果避周而饿於首阳，何以经传皆无一言及之而但见於战国诸子之书乎？此宜少读书者皆知其妄，而儒者往往信之，其亦异矣！故今首阳之饿载之让国之後，归周之前，以证其谬。《史记》扣马之谏，盖即本之於此等书。说详见後条下。
　　“伯夷、叔齐不念旧恶，怨是用希。”（《论语公冶篇》）
　　“伯夷，目不视恶色，耳不听恶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横政之所出，横民之所止，不忍居也。思与乡人处，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也。当纣之时，居北海之滨，以待天下之清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孟子》）
　　【附论】“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同上）
　　“伯夷，非其君不事，非其友不友；不立於恶人之朝，不与恶人言。立於恶人之朝，与恶人言，如以朝衣朝冠坐於涂炭。推恶恶之心，思与乡人立，其冠不正，望望然去之，若将浼焉。是故，诸侯虽有善其辞命而至者，不受也。”（同上）
　　【附论】“孟子曰：‘伯夷隘。’”（同上）
　　△引王安石文辨扣马而谏之说
　　《史记伯夷列传》云：“西伯卒，武王载木主，号为文王，东伐纣。伯夷、叔齐扣马而谏曰：‘父死不葬，爰及干戈，可谓孝乎！以臣弑君，可谓仁乎！’左右欲兵之。太公曰‘此义人也’，扶而去之。武王已平殷乱，天下宗周，而伯夷、叔齐耻之，义不食周粟，隐於首阳山，采薇而食之。及饿且死，作歌（云云）。遂饿死於首阳山。”此说自汉以来皆信之不疑；独宋王安石尝辟之。今节录其文於左。
　　【王安石《伯夷论》】（节录）“伯夷，古之论有孔子、孟子焉。孔子曰：‘求仁而得仁’，‘饿於首阳之下’，逸民也。孟子曰：‘非其君不事’，‘不立恶人之朝’，‘避纣居北海之滨’，百世之师也。孔、孟皆以伯夷遭纣之恶，不忍事之，以求其仁，饿而避，不自降辱，以待天下之清，而号为圣人耳。然则司马迁以为武王伐纣，扣马而谏，义不食周粟，是大不然也。夫商衰而纣以不仁残天下，天下孰不病纣，而尤者伯夷也。尝与太公闻西伯善养老则往归焉。当是时，欲夷纣者，二人之心岂有异耶！及武王一奋，太公相之，伯夷乃不与，何哉？盖二老所谓‘天下之大老’，春秋固已高矣；文王之兴以至武王之世，岁亦不下十数；如是而言，伯夷其亦理有不存者也。”
　　△辟纣与扣马理无两是
　　余按：天下之是非一而已矣，此是则彼非，此非则彼是，无两是之理也。是故，启之继统为是，则有扈之阻兵为非；桀、纣之暴虐为非，则汤、武之吊伐为是；汤武是则佐汤、武以伐桀纣者皆是，桀、纣非则助桀、纣以抗汤、武者皆非。战国以降，地丑德齐，各以力争，为君者各树私恩以结其士，为士者各怀私恩以报其君，而不复顾天下之大义，於是各为其主之说始兴，而豫让以死报智伯矣，聂政以死报严仲矣。自世俗论之，则以为贤矣；而自圣贤观之，特徒死而已。故纣之臣未必无殉国者，而孔子概未之论；及其於殷臣而仁之者凡三，其一则去纣，其二则皆谏纣者也。何者？理固无两是也。齐桓能尊周室，存亡国，则以管仲之佐之为仁。楚僭王，灭诸姬，则其臣虽忠如子文而不得为仁，而子西且有“彼哉”之叹矣。宗鲁之殉公孟，子路之殉孔悝，未尝非忠臣之节，而孔子深罪宗鲁，亦不取於子路。然则圣人之心可以见矣。故伯夷之扣马果是，则殷、纣之虐民无讥；苟武王之救民不非，则以伯夷之圣，安得有扣马之事哉！且伯夷固尝辟纣而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者也，欲天下之清，必无纣而後可；欲无纣，必有人伐之而後可。纣死既不可待，纣让又必不能，不伐之，无策也。既不欲有纣，而又不欲人伐之，然则伯夷之心将令如何而後可也？纣之暴甚矣，民之困於纣极矣，“夫知保抱携持厥妇子，徂厥亡，出执”，是人人皆欲辟纣而不能也。伯夷既自辟纣矣，则人之欲辟纣而不能者，必伯夷之所哀怜而欲救之者也。若但自免其身而已，人之不能免者己不能救而又禁人救之，是伯夷但知有己，不知有人也，恶足以为圣哉：然则叩马信则辟纣必诬，辟纣信则叩马必诬，《孟子》与《史记》亦无两皆是之理也。《史记》记东迁以後事，采之《春秋经》、《传》，犹多乖谬，况克商以前乎！《世家》之与《年表》，此传之与彼传，抵捂至不可数，自所作者自犹反之，况经传乎，伊尹之割烹，孟子辨之矣，然《史记》犹信而采之，乌在其可以诬伊尹而独不可以诬伯夷也！孟子之述伯夷，详矣，言之重焉，词之复焉，辟纣之文至於三见，而无一言及於叩马，则首阳之饿因辟纣，不因叩马，明矣。辟纣故饿，饿故思养而归於周，是以《论语》但云“饿於首阳”而不云“饿死於首阳”；不然，何为无故而思“善养老者”，间关数千里而归於周也哉！学者但屏《史记》而不读，则《论语》、《孟子》之文正相发明，经旨自了然而无疑矣。盖当战国之时，杨、墨并起，处士横识，常非尧、舜薄汤、武以快其私，故或自为论以毁之，或诸人以毁之，是以毁尧则诸许由，毁禹则诸子高，毁孔子则诸老聃，其大较也。伯夷既素有清名，又有饿首阳一事，故附会为之说以毁武王；若《庄子》及《吕氏春秋》（说详前条）其明验也。太史公习闻其说，不察其妄而误采之耳。王氏之辨是也。然太史公尊黄、老而齐六术，其采之固无足怪；独怪唐之韩子，自命为抵排异端，宋之程朱，人以为接孟子之传，而亦信杨、墨之邪说；而辟其谬者，乃出於逢君之安石，是犹鲁之逆祀，更数贤大夫莫能正而正之於阳虎也，岂不惜哉：异端之害莫甚於杨、墨，杨、墨之罪莫大於非尧、舜薄汤、武；此之不辟而但摭拾其他，其毋乃豺狼当道而问狐狸乎！至於“父死不葬”之言，荒唐殊甚，“西山命衰”之歌，浅陋已极；而举世皆信之。吁，其真可怪也夫！
　　○齐太公
　　△太公名号
　　《史记》称太公曰“吕尚”，而云“文王遇於渭阳，与语大说，曰：‘吾先君太公望子久矣！’故号之曰‘太公望’。”其後谯周遂谓太公名牙；《索隐》又谓尚名，牙字，而官名为尚父。余按：《孟子》、《春秋传》皆称为“太公”，果如《史记》之说，则太公乃王季，岂可去“望”而以太公称之！盖望，其名也；尚父其字也；吕，其氏也；姜，其姓也；师，其官也；公，其爵也；太公，齐人之追号之也。是时诸侯尚未有谥（周之大臣有谥自周公始），而太公为齐始封君，故号之曰“太公”，犹父之号为太王也。“师尚父”者，连官与字而称之者也，犹所谓保佚、史佚也。“太公望”者，连号与名而称之者也，犹所谓周公旦、召公也。“吕尚”者，连氏与字称之而省文者也，犹子游之称为言游，子华之称为公西华也。“牙”之名，“尚父”之官，皆不见於经传，盖由不知望之即名，尚父之即尚，而妄为之说者也。余性素狭，每见古人世系名姓为世所淆乱，常不平焉。故正之。
　　【补】“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闻文王作，兴曰：‘盍归乎来！吾闻西伯善养老者。’”（《孟子》）
　　△辨渔钓屠牛之说
　　《史记齐世家》云：“吕尚穷困年老，以渔钓干西伯。西伯将出猎，卜之，曰：‘所获非龙，非丽彡，非虎，非罴；所获霸王之辅。’果遇太公於渭之阳。与语，大悦；载与俱归，立为师。”余按：战国时人以割烹要汤诬伊尹，以食牛干秦诬百里奚；孟子皆尝辨之。太公，伊尹俦也，其不以渔钓干文王也明甚。然即所谓“文王田渭滨与语而载与俱归”者，亦恐未必然也。《书》曰：“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传》曰：“文王之朝士让为大夫，大夫让为卿。”太公既归於周，见太公者必争荐之，文王必早知之，不必待田猎而後遇之也。後世大臣多固宠而不肯下贤，是以英主往往求士於邂逅之中，好事者遂以之度太公而以为亦然耳。《世家》又云，“或曰：‘太公尝事纣，纣无道，去之；游说诸侯，无所遇，而卒归周。’或曰：‘西伯拘里，散宜生、闳夭招吕尚为西伯求美女奇物献纣，以赎西伯。’”而《索隐》引谯周言亦谓太公屠牛於朝歌，卖饭於孟津。余按：《孟子》云：“太公辟纣，居东海之滨。”则是太公不仕纣也。太公方辟纣之不暇，而宁肯自投于朝歌、孟津，纣之国中哉！观孟子之言，太公之事盖与伊尹相类，躬耕自给，安贫乐道，而无求於外者；必无游说诸侯屠牛卖饭，求美女奇物以自污辱之事也。故今但载《孟子》之语，而《史记》及诸家之言皆不录焉。
　　“牧野洋洋，檀车煌煌，驷原彭彭。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诗大雅》）
　　△《六韬》非太公作
　　世传《六韬》为太公所作。《战国策》称苏秦得太公阴符之谋。《史记》亦云：“西伯之脱里，归与吕尚阴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兵权与奇计，故後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太公。’唐以後因尊太公为武成王，专司武事，如孔子之为文宣王者然。余按：孟子云：“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则太公者乃述、舜、禹、汤之道以佐文、武而开孔子者，非徒以兵事见长也。古者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是以三代以上，文武之途不分，无事则用之治国，有事则用之行师。故《诗》云：“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要不过以仁义之道教民於平时，儆民於临事，率有勇知方之众，为伐暴救民之举耳。後世儒者泥於章句之俗学，沉於性命之陈言，不通达於世务故不知兵者多，而所谓知兵者咸属之於权谋术数之流，由是文武遂分，岂知三代以上不如是乎！晋文公作三军，谋元帅，赵衰曰：“却谷可，说礼乐而敦《诗》、《书》。”霸者之佐犹能以《诗》。《书》礼乐行兵，况太公王者之佐，而反为此权谋术数之言乎：且《六韬》所言，术浅而文陋，较之孙武、吴起之书犹且远出其下，必秦、汉间人之所伪撰，盖以太公曾相武王伐商，故之耳。後人信之为实过矣！故今不载。
　　△《丹书》之箴未可信
　　《大戴记》云：“武王践阼三日，召师尚父而问焉，曰：‘黄帝、颛顼之道存乎？’师尚父曰：‘在《丹书》，王欲闻之则齐。’王齐三日，端冕，师尚父亦端冕奉书而入，道书之言曰：‘敬胜怠者吉；怠胜敬者灭。义胜欲者从；欲胜义者凶。凡事，不强则枉；弗敬则不正。枉者灭废；散者万世。’”此事或以为在武王即位之初，或以为在武王克商之後。余按：“敬胜”数言，文简而意周，事约而功广，诚为圣贤儆戒之言，帝王修持之要术也。然武王有文王之圣父太姒之圣母，其庭帏之教训岂不以“小心翼翼”、“缉熙敬止”之义朝夕而提撕之而必待为君之日，致齐三日，而後得闻此创论乎！且以此为在即位之初，则与後文“所监不远，视尔所代”，及“予一人”之语不合；若以此为在克商之後，则尚父乃武王之师，十馀年中所启沃者何事，而此语乃秘之而不以告乎！要其先後实为矛盾。或太公尝以敬义之旨告武王，而後人遂附会之而为此说与？故今不录。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齐》，曰：‘美哉，泱泱乎大风也哉！表东海者，其太公乎！国未可量也。’”（《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周公、太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左传》僖公二十六年）
　　△辨伯禽、太公报政迟速之说
　　《史记鲁世家》云：“伯禽受封之鲁，三年而後报政。周公曰：‘何迟也？’伯禽曰，‘变其俗革其礼丧三年然後除之，故迟。’太公亦封於齐，五月而报政。周公曰：‘何疾也？’曰：‘吾简其君臣礼从其俗为也。’及後闻伯禽报政迟，乃叹曰：‘呜呼，鲁后世其北面事齐矣！’”《说苑》云：“伯禽与太公俱受封而各之国；三年，太公来朝。周公曰：‘何治之疾也？’对曰：‘尊贤者先疏後亲，先义後仁也。’周公曰：‘太公之泽及五世。’五年，伯禽来朝。周公曰：‘何治之难也？’对曰：‘亲亲者先内後外，先仁後义也。’周公曰：‘鲁之泽及十世。’”余按：太公、伯禽皆圣贤也，其为治不必尽同，然大要不甚相远；至其久近强弱之异？则其後世子孙之故；乌有立法之初而即相背而驰者哉！齐封於武王世，鲁封於成王世，其相隔远矣，安得同时而报政！且报政之日，《史记》以齐为五月，《说苑》以为三年，《史记》以鲁为三年，《说苑》以为五年，传闻之异显然。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路、冉有之言志也，皆云“三年可使有勇，足民”。子产之治郑，亦三年而後舆人诵之。三年政成，常也；伯禽之三年何得为迟，太公之三年亦何得为疾，而周公乃异之乎！此乃後人据其後日国势而撰为此说者，不足据。《吕氏春秋》亦载此事，而其文尤支离。故今皆不录。
　　【备考】齐侯以诸侯之师侵蔡。蔡溃，遂伐楚。楚子使与师言曰：‘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唯是风马牛不相及也。不虞君之涉吾地也，何故？’管仲对曰：“昔召康公命我先君太公曰：‘五侯九伯，女实征之，以夹辅周室。赐我先君履：东至于海，西至于河，南至于穆陵，北至于无棣。’”（《左传》僖公四年）
　　△辨杀狂、华士之说
　　《韩非》云：“齐有居士曰狂，华士，昆弟二人者，立议曰：‘吾不臣天子，不友诸侯，耕作而食之，掘井而饮之，吾无求於人也。’太公使吏杀之。周公发急传而问之。太公曰：‘不臣天子，是望不得而臣也。不友诸侯，是望不得而使也。耕作而食，掘井而饮，是望不得以赏罚劝禁也。是以诛之。’”余按：太公佐文、武以开周，孟子列太公於“见知”之敷，则太公必以仁义治国者也，乌有怒人之不仕而杀之者哉！齐国之民众矣，耕田掘井而不仕者不可胜数也，太公又安能尽杀之！曰：为其贤而不仕也。然则是以其贤而後杀之，齐国岂复敢有为贤者哉：人臣之患患在於贪爵禄，贪爵禄则必不能直道而行，故孔子曰：“苟患失之，无所不至。”今以其不贪爵禄而杀之，是驱一国而使之皆惟利是图也。尧、舜在上，不废巢由；箕子不臣於周，则封之於朝鲜，圣贤之心亦可见矣。汉光武欲仕严子陵，子陵曰：“士各有志，岂相强哉！”光武犹能容子陵，太公之贤乃反不能容二子之不仕乎！此乃法家之徒疾士之高尚，欲强天下贤人使入己彀，而伪之於太公者。故今不录而为之辨。
　　△辨杀营荡之说
　　《春秋繁露》称：“营荡为齐司寇，太公问以治国之要，对曰：‘仁者爱人，义者尊老；爱人者有子不食其力，尊老者妻长而夫拜之。’太公立而诛之，以定齐国。’余按：此说至为无理。三代以上从无此等语言；藉令果有此人，太公必不仕之以官而访之以政也。此乃名、法之徒毁仁义者之所为说，《繁露》误采之耳。今不录。
　　○召康公
　　“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辟国百里。”（《诗大雅》）
　　“文、武受命，召公维翰。”（同上）
　　【备览】“召公与周同姓，姓姬氏。”（《史记燕召公世家》）
　　△辨《伪书旅獒》及《书序》
　　《伪古文尚书》有《旅獒篇》，云：“惟克商，遂通道于九夷八蛮；西旅贡厥獒，太保乃作《旅獒》，用训于王。”余按：此篇之文浅弱细碎，乃杂缀传记之嘉言以成篇者。“狎侮君子”数言，与篇意全不类；“为山九仞”二语，则隐括《论语》之文为之者，其伪固不待言。而於召公称为“太保”，亦与事理不合。何者？古之师保皆所以辅导人主，体隆礼重，故常以耆宿大臣为之，非若後世止为官阶以宠贵臣，虽子弟武夫皆可循次而迁转也。故《传》云：无有师保，如临父母。”又云：“其为太子也师保奉之，以朝于婴齐而夕于侧也。”召公在文王时无所知名，而至康王时犹存，则其年当与周公相若。少於武王者，不得为武王之太保也。是以《史记周本纪》於文王时无一言及於召公者；武王即位，乃云“召公、毕公之徒左右王”；其後召公凡屡见，皆称为“召公”，不称为太保；至成王世，迁殷遗民之後，乃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而《书君篇序》亦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处王为左右”。然则是召公於成王时始为太保，不得於武王时豫书为太保也，周公不得为武王师，召公安得遂为武王保也！作《伪书》者盖见《召诰》、《顾命》之於召公皆称之为“太保”，不求其故，而遂於武王之世亦以是称之；正如《吕觉》之称“武王使保召公与微子盟”者然，皆由於臆度而伪撰，是以考其时势而不符耳。且《史记》多采《书序》之文，而此篇之《序》独不见於《本纪》，疑《书》与《序》出於一人之手。故今并不录。
　　“太保乃以庶邦冢君出取币，乃复入锡周公曰：‘拜手稽首，旅王若公，诰告庶殷，越自乃御事。呜呼，皇天上帝改厥元子，兹大国殷之命；惟王受命，无疆惟休，亦无疆惟恤！呜呼，曷其奈何弗敬：……呜呼，若生子，罔不在厥初生，自贻哲命！今天其命哲，命吉凶，命历年；知今我初服。宅新邑，肆惟王其疾敬德；王其德之用，祈天永命。其惟王勿以小民淫用非彝，亦敢殄戮用，民若有功。其惟王位在德元，小民乃惟刑用于天下，越王显。上下勤恤，其曰我受天命，丕若有夏历年，式勿替有殷历年。欲王以小民受天永命。’”（《书召诰》）
　　“周公若曰：‘君，弗吊，天降丧于殷。殷既坠厥命，我有周既受，我不敢知曰厥基永孚于休，若天忱，我亦不敢知曰其终出于不祥！’……公曰：‘君，告汝朕允。保，其汝克敬以予，监于殷丧大否，肆念我天威。予不允惟若兹诰，予惟曰襄我二人。汝有合哉，言曰在时二人。天休滋至，惟时二人弗戡。其汝克敬德，明我俊民，在让後人于丕时。呜呼，笃时二人，我式克至于今日休！我咸成文王功于不怠，丕冒，海隅出日，罔不率俾！’”（《书君》）
　　△辨召公不说周公摄政之说
　　《书序》云：“召公为保，周公为师，相成王为左右；召公不说，作《君》。”《史记燕世家》云：“成王既幼，周公摄政，当国践阼；召公疑之，作《君》。”马氏融云：“召公以周公既摄政致太平，功配文、武，不宜复列在臣位，故不说。”孔氏颖达云：“成王即政之初，召公以周公尝摄王之政，今复在臣位，其意不说。”《蔡传》以为“诸家之说皆为《序》文所误，乃召公自以盛满难层，欲避权位，退老厥邑，周公反覆告谕以留之尔。”余按：《史记》之意以为此篇作於周公践阼之初，马、孔之说则在周公还政之後，然《书序》皆不见此意，但云“召公不说”，未言不说者何事；云“相成王为左右”则亦与周公践阼无涉也。盖诸家皆因《戴记》中有周公践阼之说先入而为之主，故司马氏亿料之而为是言，马氏、孔氏又以《史记》之说与《序》“相成王”之文不合，故曲为之解，以为周公还政之後而召公不说，其实皆非《书序》意也。惟《蔡传》谓“召公欲避权位，周公留之”，於义为近。然细玩篇中之语，无非勉厉召公同心协力，共辅大业，不但不见召公有不说周公之意，亦殊不见召公有盛满难居之心。然则此篇乃周公自与召公相劝勉之言，初无别故如後人所云云也。禹、皋陶之相舜也，既各以谠言告舜矣，而二人者亦互相劝勉；不必相疑而後然也。今周公既作《立政》、《无逸》以勉成王，召公亦作《召诰》以勉成王矣，则二公之相处亦必有互相勉厉之语，乃人情之常，大臣忧国之心之所必至；初不必於《经》文之外别寻事端而曲为之说也。召公当亦有告周公之篇，但史逸之耳。故今於《书序》、《史记》诸家之言概不载。周公无践阼之事说已详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蔽芾甘棠，勿翦勿伐！召伯所茇。蔽芾甘棠，勿翦勿败！召伯所憩。蔽芾甘棠，勿翦勿拜！召伯所说。”（《诗召南》）
　　【附录】“武子之德在民，如周人之思以焉；爱其甘棠，况其子乎！”（《左传》襄公十四年）
　　○召穆公
　　宣王之中兴，召穆公之功为大，故特录之。
　　“召穆公思周德之不类，故纠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诗曰：‘常棣之华，鄂不кк；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周语》以《常棣篇》为周文公作之非
　　《周语》云：“周文公之诗曰：‘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卫宏《毛诗序》云：“《常棣》燕兄弟也。闵管、蔡之失道，故作《常棣》焉。”其说皆与《春秋传》异。韦氏昭孔氏颖达咸谓“召穆公重述此诗而歌之”。杜氏、林氏注《左传》，遂亦沿其说云：“周公作诗，召公歌之；富辰以为召穆公所作者，盖乐章久废，召穆公始作周公乐歌也。”余按：“作”也者，前此未有而创之之谓也，故曰“述而不作”。若此诗果周公所作而召公但歌之，则文当云“纠合宗族於成周而歌《常棣》焉”，不当云“作诗”也。周公之事，此传前文言之矣，曰：“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若此诗果周公所作，则文当云“封建亲戚以蕃屏周，而作《常棣》焉，其词云云。”不当於周公绝口不言，而於召公反历历述之也。且其诗云：“死丧之威，兄弟孔怀。”又云：“丧乱既平，既安且宁。”皆似中衰之後，不类初定鼎时语。况作乱者，管、蔡兄弟也，以殷畔者，管、蔡兄弟之亲其所疏而疏其所亲也，而此诗反云“兄弟急难，良朋永叹”，“兄弟外御其侮，良朋也无戎”，语语与其事相反，何邪？若周公果因闵管、蔡而作此诗，则当自愧无德以化兄弟，使陷於大戾；不然，则述管、蔡之间王室以为兄弟戒，不当反护兄弟之罪而斥异姓之疏，使天下勤王之贤侯，从征之义士，闻之而投戈太息也。盖此传後文云：“周之有懿德也，犹曰‘莫如兄弟’，故封建之；其怀柔天下也，犹惧有外侮，御侮者莫如亲亲，故以亲屏周。召穆公亦云。”撰《周语》者误会其意，遂疑“莫如兄弟”“外御其侮”之句为周公之所作；撰《诗序》者又为《国语》所误，因臆度之而遂以管、蔡之事当之耳。不知所谓曰“莫如兄弟”者，但谓其意如此，其言如此，非谓其诗如此也；所谓“惧有外侮”者，但言其心惧有外侮，非必作诗言“外御其侮”然後得为惧也；周公之意，召公之诗，如合符节，故云“召穆公亦云”，非以歌周公之诗为“亦云”也。所以郑、唐旧说皆以此诗为召穆公所作。白韦氏、杜氏曲护《周语》、《诗序》之失，於是《传》之明明称为召公所作者，巧辞强说，百计以属之周公；虽以朱子之最不信《序》，亦从而附和之，遂致诗人之意大半晦於说《诗》之人，亦可为之长太息矣，且夫说经者惟期定於一是耳：《周语》、《诗序》既与《左传》不同，《左传》果是则《周语》、《诗序》必非，《周语》、《诗序》果是则《左传》必非。周则周，召则召，虽三尺童子皆知其不能两是也。乃必欲使之皆是而无非，委曲展转以求两全，而卒不可通，其亦拙矣！故今从《左传》载之。此说并见《正录》中《六月》、《出车》条下。
　　“肃肃谢功，召伯营之。烈烈征师，召伯成之。原隰既平，泉流既清，召伯有成，王心则宁！”（《诗小雅》）
　　△《黍苗篇》之称美
　　宣王封申之功，具在《崧高》一诗，已摘录之於《宣王篇》中矣。此篇专美召公，故录於此。
　　“‘尔圭瓒，鬯一卣。告于文人？锡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万年！’”（《诗大雅》）
　　△《江汉篇》之受赐
　　此诗前三章叙召公经略江、汉之事，乃国家大政，故摘录之於《宣王篇》中。後三章言召公受赐事故摘录之於此。
　　○卫武公
　　西周之世，诸侯贤者莫如武公，且武公亦似为王卿士者，故特录之。
　　“昔卫武公年数九十有五矣，犹箴警於国曰：‘自卿以下至於师长土，苟在朝者，无谓我老耄而舍我；必恭恪於朝，朝夕以交戒我！’……在舆有旅贲之规，位宁有官师之典，倚几有诵训之谏，居寝有亵御之箴，临事有瞽史之导，宴居有师工之诵。……於是乎作《懿戒》以自警也（原注，“懿”读曰“抑”。）及其没也，谓之睿圣武公。”（《楚语》）
　　【存参】“《柏舟》，共姜自誓也。卫世子共伯蚤死，其妻守义；父母欲夺而嫁之，誓而弗许，故作是诗以绝之。”（《诗序》）
　　【附论】“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为之歌《邶》、《》、《卫》，曰：‘美哉！渊乎！忧而不困者也。吾闻卫康叔、武公之德如是，是其《卫风》乎？’”（《左传》襄公二十九年）
　　△《史记》载袭杀共伯事之非
　　《史记卫康叔世家》云：“侯卒，太子共伯馀立。共伯弟和袭共伯於墓上；共伯入侯羡自杀。卫人立和为侯，是为武公。”司马贞《索隐》云：“季札美康叔武公之德；《国语》称武公年九十五，犹箴诫於国，恭恪於朝，作《抑》自警，至於没身，谓之睿圣。《诗》著卫世子共伯早卒，不云被杀。若武公杀兄而代立，岂可为训，而形之於国史乎！盖太史公采杂说而为此记耳。”其论当矣。近世说者乃谓武公前後善恶自不相掩，不必以其弑君为讳，反若真有其事，《索隐》之言为非是者。余按：乐以象德，故曰“见其乐而知其德”；若武公弑兄自立，大本失矣，其乐复何足观，而季札让国之贤，亦必不服膺於弑兄之贼也。逆取顺守，以结民心，世有之矣，然必无称以“睿圣”者；苟非丧心病狂，何至加此不情之名！倚相引此以讥史老，史老其无词乎！武公之未尝弑兄亦明矣。《毛诗》诸序固不能无附会，然以其说与《史记》互较之，《柏舟》在《风》之首，《墙茨》之前，其世近是也；“我仪我特”之称，“之死靡他”之语，其事亦近是也。回环讽诵，但有以死自守之心，而绝无伤其夫死於非命之意；以为早卒而非被弑，此固无从见其为误者也。《康诰》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是武王诰康叔而封为卫侯也；而《卫世家》乃采世俗之说，谓周公以《康诰》命康叔，谓顷侯赂周夷王，命为卫侯；其前文既与《经》剌谬如是，此又不可据以为实者也。由是言之，共伯之死当从《诗序》，不当从《史记》，断断然矣。《索隐》之说是也。又按“髦”者，子事父母之饰，父亡则脱左髦，母亡则脱右髦；今云“{髟}彼两髦”，则是共伯死时父母固犹存也。父母犹存，则非立后为弟所弑明矣。乃孔氏《诗正义》谓共姜追述其父母在时之饰，呜乎，但欲曲全前人之说，遂不难於委曲宛转以诬圣贤而入其罪，吾诚不知其何心也！故今复申《索隐》之意而详辫之。
　　【存参】“《淇奥》，美武公之德也。有文章，又能听其规谏，以礼自防，故能入相于周，美而作是诗也。”（《诗序》）
　　△入相事或可信
　　按：卫之贤君无如武公者，《序》说近是。至称“入相于周”，虽无左证，然《宾筵》与《抑》二诗皆列于《雅》，则理亦或有之。故列之于存参。
　　【存参】“《宾之初筵》，卫武公饮酒悔过也。”（《後汉书注》）
　　△《宾筵》非刺王
　　按《宾筵》诗意、与《抑》略相类，重在饮酒耳。此说近是。至《诗序》以为“刺王”，则篇中未见此意。故舍彼而采此。
　　△平戎事来可信
　　《史记》，武公立於周宣王十五年；武公四十二年，犬戎杀周幽王，武公将兵佐周，平戎有功。余按：《大雅》篇次无颠倒者；而《抑》在《桑柔€汉》之前，故《序》以为厉王时诗。若武公於厉王时已为诸侯，则非立於宣王之世，而犬戎之乱不当武公世矣。恐《史记》有误也。观《史记》於齐威、宣二王皆移前数十年（说见《孟子事实录》中），则此年世宁可深信。故今不敢辄载。
　　
　　┌─────┐
　　│洙泗考信录│
　　└─────┘
　　●序
　　孔子为万世师；其道载於《六经》，而其行事则《史记世家》外，《家语》、《孔丛》诸书皆有所记述。然世家之言已不能无谬妄，何有於馀子！孟子曰：“诵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也，是‘尚友’也。”夫尚友者且当如是，而况乎万世之师！当孔子时，列国之君虽不能显其身，而贤人君子莫不知其为圣。及乎战国，异端竞起，阳尊之而阴诋之，依附会，思欲凌驾其上以自伸己说。二千年来，展转相传，真伪杂出，有识之士虽或随事纠正，而沿袭既久，未能粲然旷然也。尧、舜、禹、汤、文、武、周公之道备於孔子之身，一言一动莫非道之见端，事苟滋疑，道因而晦，考信之功曷可少乎！
　　大名崔东壁熟读三代圣贤之书，尽祛後世纰谬之说因疑而征信，於上古、唐、虞、夏、商、周之事皆录而辨之，题曰“考信”。而孔子之事别为《洙泗考信录》四卷，正讹辟妄之功与诸录等。其门人陈介存刻於南昌。越十馀年，东壁覆加审定，欲重刻之，未就而卒。介存之官太谷，就东壁家求得之；甫刻其三代考信录，而以忧去官，《洙泗》一录未及付梓。孔生广沅，介存之门人也，行谊最笃，受书於介存而出资刻之；请序於予，为予尝序其《三代考信录》也。
　　自孔子设教洙、泗之间，七十子之徒传其所学，遭秦历汉，师承不绝。晋氏永嘉丧乱，古学遂湮。唐、宋以来，词章义理帖括之学此盛则彼衰，其弊也记诵繁芜而寡要，议论驰骋而无根，洙、泗一源不啻流为潢污行潦矣。崔东壁曰：“学者日读孔子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一憾也。”此其著录之大指也。
　　孔生师介存，介存师东壁，皆能不负所传，庶几古人师承不绝之义乎？介存归里，孔生复从予游，为予与介存少同学，长同游也。然则是书之传，岂不由於师友之相得哉！
　　嘉庆戊寅岁，九月，望日，浪穹王崧（旧名藩）乐山撰。
　　●自序
　　（刚案：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诸录之後，何为继之以《洙泗》也？曰：二帝、三王、孔子之事，一也；但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则圣人所以治天下亦异。是故，二帝以德洽天下，三王以礼治天下，孔子以学治天下。
　　尧、舜以圣人履帝位，故得布其德於当世，命官熙续，以安百姓而奠万邦，天下莫不遂其生而正其命。故曰二帝以德治天下也。
　　禹、汤、文、武虽亦皆有圣德，然有天下至数百年，其後王不必皆有德，其所恃以维持天下者有三王所制之礼在。故启贤，能承继禹之道，则天下之朝觐讼狱者归之；太甲颠覆汤之典刑，则伊尹放之於桐。《传》曰：“周礼未改，今之王，古之帝也。”故三王之家天下也，非以天下私其子孙也；其子孙能守先王之礼，则德衰而天下有所赖以不乱。故曰三王以礼治天下也。
　　夏之礼将敝也，汤起而维之。商之礼将敝也，文王起而维之。至周之衰，礼亦敝矣，非圣人为天子不能维也。而孔子以布衣当其会，以德则无所施，以礼则无所著，不得已而订正《六经》，教授诸弟子以传於後。是以孔子既没，杨、墨并起，非尧、舜，薄汤、武，天下尽迷於邪说，及至於秦，焚《诗》、《书》，坑儒士，尽灭先王之法，然而齐、鲁之间独重学，尚能述二帝、三王之事。汉兴，访求遗经，表章圣学，天下咸知诵法孔子，以故帝、王之道得以不坠，至於今二千馀年而贤人君子不绝迹於世，人心风俗尚不至於大坏。假使无孔子以承帝、王之後，则当杨、墨肆行之後，秦火之馀，帝、王之道能有复存者乎！故曰孔子以学治天下也。
　　是以《孟子》、《几希》诸章述舜、禹、汤、文、武、周公之事而继之以孔子，《好辩章》叙禹、周公救世之功而亦继之以孔子。韩子曰：“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二帝、三王之与孔子，无二道也。是以三代以上经史不分，经即其史，史即今所谓经者也。後世学者不知圣人之道体用同原，穷达一致，由是经史始分。其叙唐、虞、三代事者，务广为纪载，博采旁搜，而不折衷於圣人之经。其穷经者则竭才於章句之末务，殚心於心性之空谈，而不复考古帝王之行事。其尤剌谬者，叙道统以孔子为始，若孔子自为一道者。岂知孔子固别无道，孔子之道即二帝、三王之道也！故曰：“仲尼祖述尧、舜，宪章文、武”；又曰：“文、武未坠於地，夫子焉不学。”假使孔子别有一道，则亦何异於杨、墨、佛氏，而独当尊信之乎！
　　故今采摭经传孔子之事，考而辨之，以继二帝、三王之後云。
　　●卷一
　　△定本自识
　　初，余为《洙泗考信录》既成，尚未敢以自信。壬子秋，偶携至京师，遇石屏陈履和，见而钞之。既而履和随任江西，余亦选得闽之罗源，履和遂於南昌授梓，寄至罗源。然是时馀已多所增易，与初本不同。既归河北，山居无事，乃复益加删改，录为定本。以贫，未及梓也。恐阅者以两本互异致疑，故特志其首尾，弁於简端。庚午二月，述自识。
　　○原始
　　“弗父何以有宋而授厉公。”（事在春秋前，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正考父佐戴、武、宣，三命兹益共，故其鼎铭云：‘一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亦莫余敢侮。饣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同上）
　　【备览】“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鲁语》）
　　按：《国语》皆後人所撰，往往失实；此虽无害於理，然难竟信，故别之以备览。後凡称“备览”者并仿此。
　　“宋穆公疾，召大司马孔父而属殇公焉。”（《左传》隐公三年）
　　“春王正月戊申，宋督弑其君与夷及其大夫孔父。”（《春秋》桓公二年）
　　【存疑】“宋殇公立，十年十一战，民不堪命。孔父嘉为司马，督为大宰，故因民之不堪命，先宣言曰：‘司马则然。’已杀孔父而弑殇公，召庄公於郑而立之。”（《左传》桓公二年）
　　【存疑】“督将弑殇公，孔父生而存，则殇公不可得而弑也，故於是先攻孔父之家。殇公知孔父死，己必死，趋而救之；皆死焉。”（《公羊传》桓公二年）
　　△孔父先死之臆度
　　按：孔父之死，《经》但书气“及”，与仇牧、荀息同，而《三传》皆以为在弑殇公之前。梁氏曰：“何以知其先杀孔父也？臣既死君，不忍称其名。”夫《春秋》之策，宋大夫之不称名者多矣，曰“华孙”，曰“司马”“司城”者比比也，仅一不称名遂足以信其为先死乎哉！而《公羊》、《左氏》因为原夫孔父所以先死之故，正色立朝，其论甚美；即督之宣言，亦近人情。然窃意其皆出於臆度，恐不足为据也。故附次於《经》以俟考焉。至於左氏“目逆”之说，荒谬已甚，故今不录，仍别为辨於左：
　　△辨目逆之说
　　《左氏》“目逆”之说，《二传》无之。余按：古者妇人车必有帷；士庶人之家出犹必拥蔽其面，况卿之内子乎！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齐庆克诈为妇人，蒙衣乘辇而入於闳，晋士モ、乐王鲋二妇人辇以如公，卫世子蒯与浑良夫蒙衣而乘以如孔氏，称姻妾以告，皆恐人之见之也。是古者妇人之出，人不能见，明甚；督安得见之而目逆之也哉！此诬古人之大者，且不近情理之尤者，余不敢信。
　　【备览】“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史记孔子世家》）
　　按此文或有所本，未敢决其必不然。然《史记》之诬者十七八，而此文又不见他经传，亦未敢决其必然。故附次於备览。
　　△《家语》世次不可信
　　《家语本姓解》云：“弗父何生宋父周；周生世子胜；胜生正考父；考父生孔父嘉；孔父生木金父；金父生夷；夷生防叔；避华氏之祸而奔鲁；防叔生伯夏；伯夏生叔梁纥。”余按：鄹叔以前，见於《春秋传》者仅弗父何、正考父、孔父嘉三世，见於《史记世家》者仅防叔、伯夏二世；此外皆不见於传记。《史记》之言余犹不敢尽信，况《史记》之所不言者乎！且孔父为华督所杀，其子避祸奔鲁，可也；防叔，其曾孙也，其世当在宋襄、成间，於时华氏稍衰，初无构乱之事，防叔安得避华氏之祸而奔鲁乎！《家语》一书本後人所伪撰，其文皆采之於他书而增损改易以饰之：如《相鲁篇》采之於《春秋传》、《史记》，《辨物篇》采之於《春秋传》、《国语》，《哀公问政》、《儒行》两篇采之於《戴记曲礼》，《子贡》、《子夏》、《公西赤问》等篇采之於《戴记》、《春秋传》；以至《庄》、《列》、《说苑》、谶纬之书无不采，未有一篇无所本者。然取所采之书与《家语》比而观之，则其所增损改易者文必冗弱，辞必浅陋，远不如其本书，甚或失其本来之旨，其为剿袭显而可按。而世不察，以为孔氏遗书，亦已惑矣！《汉书艺文志》云：“《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则是孔氏先世之书已亡，而此书出於後人所撰，显然可见。且《家语》在汉已显於世，列於《七略》，以康成之博学，岂容不见，而待肃之据之以驳己耶！此必毁郑氏之学者伪撰此书以为己证。其序文浅语夸，亦未必果出於肃，就令果出於肃，肃之学识亦不足为定论也。故今不见於经传而但见於《家语》者概不敢录，宁过而阙，不敢过而诬也。後并仿此。
　　“Τ阳人启门，诸侯之士门焉，县门发，鄹人纥抉之以出门者。”（《左传》襄公十年）
　　“高厚围臧纥於防。师自阳关逆臧孙，至於旅松。鄹叔纥、臧畴、臧贾帅甲三百，宵犯齐师，运之而复。”（《左传》襄公十七年）
　　按：鄹叔纥，《史记》作叔梁纥。《左传》近古而文义亦顺。鄹，鲁邑；叔，其字；纥，其名：犹云卫叔封、申叔时也。《史记》之文未知所本，当从《左传》称鄹叔纥为正。
　　△辨颜父商婿之说
　　《家语本姓解》云：“叔梁纥娶於鲁之施氏，生女九人，无男。其妾生孟皮，病足。乃求婚於颜氏。颜父问三女（云云），二女莫对；征在进曰：‘从父所制，将何问焉！’遂以妻之。”余按：孔子之母名见於《戴记檀弓篇》，其称为颜氏女则本之於《史记孔子世家》；然他经传初未有言者也。《檀弓》、《世家》之谬不可累举，此文其可信乎！至於所载颜父之言，浅陋鄙俗，不复成语。遍览《春秋传》中，亦从未有因长疑婚，与女商婿者。其事其言皆非当日之所宜有，其为臆撰无疑。故今不录，虽名氏亦缺之，以昭慎重。《檀弓》、《世家》之谬详见後各条下。
　　“冬十月，庚子，孔子生。”（《梁传》襄公二十有一年）
　　△孔子生年月日之考定
　　《公羊》、梁两传记孔子生皆在襄公二十有一年；而《公羊传》云：“冬十有一月，庚子，孔子生。”与《梁》年同而月异。《史记孔子世家》则云鲁襄公二十二年而孔子生，後於《春秋传》者一年。余按：《春秋》后阝、费之堕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三年，是《史记》之年证之孔子所书而不合也。《鲁世家》及《年表》，孔子去鲁皆在定公十二年，而《孔子世家》在十四年，是《史记》之年即证之其所自为之书而亦不合也。故今从《春秋传》。鲁襄公之二十有一年，则周灵王之二十年己酉也。又按，《春秋》是年“冬十月，庚辰朔，日有食之”，则庚子乃十月之二十一日。既无闰月则十一日中不得复有庚子，故今从《梁》。周正之冬十月，则今夏正之秋八月也。
　　△《孔庭纂要》记孔子生日之非
　　《孔庭纂要》云：“鲁襄公二十二年，冬十月，庚子日，先圣生；即今之八月二十七日。”余按：“十月庚子”之文本之《梁传》，在襄二十一年，非二十二年也。二十一年十月庚子，则今八月之二十一日也。以为二十二年生者，《史记世家》文耳；《世家》未尝言为十月庚子生也。以粱氏为不可信乎，则“十月庚子”之文不必采矣。以粱氏为可信乎，则固二十一年生也，何得又从《世家》改为二十二年！以《世家》之年冠《梁》之月日，方底圆盖，进退皆无所据。然而世咸信之，余未知其为何说也！
　　△辨麟吐玉书之说
　　伏侯《古今注》云：“孔子生之夜，有二苍龙自天而下；有五老列於庭；有麟吐玉书於阙里，云：‘水精之子，继商、周而素王出，故苍龙绕室，五星降庭’（云云）。”余按：麟所以为瑞者，以其至仁，非能通神而作怪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麟虽瑞物亦胎生也；书者，人之所为，非天地所能生，麟亦不能自为书也，麟口中安得有书也哉！西狩获麟，《春秋》志之矣；孔子生时果有麟至，乃真祥也？《春秋》何以反不志乎！至於苍龙五星之降，事尤荒唐；“水精之子”云者，语亦谬戾。此说至为无稽，而世亦或信之，嘻，其真可异也已！
　　△辩孔子形相之异
　　《史记》载郑人之言云：“孔子颡似尧，项似皋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韩诗外传》载姑布子卿之言云：“孔子得尧之颡，舜之目，禹之颈，皋陶之喙。”《孔丛子》载苌宏之言云：“孔子河目而隆颡，黄帝之形貌也；修肱而龟背，长九尺有六寸，成汤之容体也。”而《孝经钩命诀》又云：“孔乎牛唇，虎掌，龟脊，海口。”後世言孔子者多深信而乐道之。余按：唐、虞之时未有土木之像，亦无有所谓影堂者，下至春秋之世千有七八百年，其头目项喙之详，後人何由历历知之？且同一颡与目也，彼以为似黄帝，此以为似尧、舜；同一似禹也？彼以为身，此以为颈；同一似皋陶也，彼以为项，而此又以为喙；藉令果是，亦必有一非矣。《世家》之文本多浅陋，至姑布子卿与苌宏之语尤不雅驯，明系秦、汉人之所为，有一言之类《论语》、《春秋传》者乎！其言尚非当日之言，而欲信其形之为当日之形，嘻，亦愚矣！夫拟圣人之形於尧、舜、禹、汤，妄加之，犹不免於诬；况拟之於牛虎，其侮圣人也孰甚焉！其为说尤不经，荐绅之所难言，而後之人乃本之以为影，据之以作像，甚矣其乐受人欺也！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曹交问曰：“交闻文王十尺，汤九尺。”孟子曰：“奚有於是，亦为之而已矣、”圣人之所以为圣人者，固不在於形也。执形以求圣人，浅矣，况其伪焉者乎！故并削之，以存圣人之真。
　　【备览】“孔子生鲁昌平乡陬邑。”（《孔子世家》）
　　△辨《史记》孔子名字说
　　《孔子世家》云：“祷於尼丘，得孔子，生而首上圩顶，故因名曰丘，字仲尼。”余按：此说似因孔子之名字而附会之者，不足信。且既谓之因於祷；又谓之因於首；司马氏已自无定见矣。今不录。
　　△孔子父卒之年不可考
　　《家语》云：“孔子三岁而叔粱纥卒。”按《孔子世家》但云“丘生而叔梁纥死、，不言何年。孔子之生所传闻犹异词，况父卒之年乎！且不见於经传，无可考。今阙之。
　　【备览】“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孔子世家》）
　　△辨鲁君赐鲤之说
　　《家语》云：“孔子年十九娶於宋官氏，一岁而生伯鱼。伯鱼之生也，鲁昭公以鲤赐孔子；荣君之贶，故名曰鲤而字伯鱼。”余按：《家语》称伯鱼卒年五十，颜渊卒年三十有二，又称颜渊少孔子三十岁。若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则伯鱼之卒当在颜渊卒後；而据《论语颜渊死章》，伯鱼之卒乃在颜渊卒前，是《家语》之年不足信矣。其年既不足信，则官之氏，赐鲤之说，亦安知其不出於附会乎！且孔子曰“吾少也贱”，则年二十之时盖尚未仕，安能遂动国君而赐之鲤！故今并缺之。伯鱼卒年之误，详见後《考终篇颜渊条》下。
　　△《年谱》记“委吏、乘田”之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岁为委吏；二十一岁为乘田吏。”观其文若确有所传而云然者。然自二十二岁以後凡二十五年，皆不言孔子为何官。谓孔子为乘田至二十六年之久，既无此理；谓孔子二十五年皆隐不仕，直待阳虎作乱之时方仕，尤无此事也。然而《年谐》竟不言者，《论语》、《孟子》、《春秋传》、《孔子世家》之所不载，《年谐》亦不得而知之也！然则年谐之初无所传，而此文但本之《孟子》也明矣。《孟子》既不言为何年，《年谱》何由知之而载之乎？盖撰《年谐》者因见《家语》赐鲤之事，故臆度其已仕，而不知《家语》之亦出於臆度也。孔子曰：“吾少也贱。”若年二十而仕，不得谓之少贱。且天下之生而大夫者有几人哉；官虽卑，禄足以自奉，岂容遽谓之贱乎！今移置之於後。
　　△《年谱》记孔母卒年不可信
　　《阙里志年谱》云：“二十四岁，圣母颜氏夫人卒。”余按：孔子母卒之年不见於经传；《世家》载之十七岁前而无年月；《年谱》以为二十四岁，亦臆断也。观孟懿子之事可知矣。古者男子以氏别，妇人以姓系。《世家》、《家语》皆称为颜氏女，虽不足据，然谓为颜氏之女，非谓女为颜氏也。颜非姓也，何以称焉？《年谱》乃谓之“颜氏夫人”：“夫人”之称或仍当代封号，谓之“颜氏”则不合。今并阙之。
　　△辨殡衢封墓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殡於五父之衢，问於鄹曼父之母，然後得合葬於防。曰：‘古者墓而不坟；今丘也东西南北之人也，不可以弗识也！’於是封之，崇四尺。孔子先反。门人後，雨甚，至，曰：‘防墓崩。’孔子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陈氏浩驳之曰：“颜氏之死，孔子成立久矣。圣人，人伦之至，岂有终母之世不寻求父葬之地，至母殡而犹不知父墓乎！且母死而殡於衢路，必无室庐而死於道路者不得已之为耳；圣人，礼法之宗主，而忍为之乎！此经杂出诸子所记，其间不可据以为实者多矣。”余按《世家》载此事无年月，而在十七岁前，是以孔子为尚幼也。果幼耶、孔子何以预自命为“东西南北之人”乎？而又何以有“门人”乎？《年谱》盖亦疑之：故以合葬之事载之二十四岁之时。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至二十四岁而尚不知其父之墓，然则十年之所学者何事乎？孔子为鲁司寇，不用，去而卫、宋、陈、蔡诸国，不得已焉耳，当二十四岁时何以预知其至是？孔子仅二十四，则门人长者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为孔子修墓。陈氏之辨是也。然封墓之故与墓崩之说亦谬。《易》云：“上古不封不树。”是三代以来皆封矣。文、武、周、召如皆不封，後人何由知其葬处？封之不自孔子始也明矣。孔子之孝，封墓必坚；一日之间遇雨而遽崩，尚可谓之墓乎！故今皆不录。
　　△辨衰与享之说
　　《世家》云：“孔子母死要。季氏享士，孔子与往，阳虎绌之曰：‘季氏享士，非敢享子也！’孔子由是退。”余按：礼，居丧者三年不饮酒食肉；小功纟思麻。饮酒食肉，不与人乐之。酒肉尚不可饮食，况敢受大夫之享乎！轻丧尚不与人乐之，况重丧乎！孔子如是，不几贻笑於阳虎耶！《家语》亦觉其谬，又改其文以曲解之，谓阳虎吊孔子，告以享士之事，而孔子曰：“某虽衰，亦欲与往，”以示不非阳虎之意，则其谬更甚焉。何则？虎吊而言享士，即失礼，其小焉者耳；衰而往，失礼大矣，以此答之，不亦亻真乎！且虎果失礼，不非之足矣，曷为而更甚之，是谄也；不往而伪告以欲往，是欺也。圣人必不如是。故今皆不录。
　　○初仕
　　“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孟子》）
　　△《史记》言初仕之误
　　《世家》云：“尝为季氏史，料量平。尝为司职吏，而畜蕃息。”余按：“委”“季”，“吏”“史”四字相似，故误；後人又妄加氏字耳。孔子岂为季氏家臣者哉！畜牧不可以云“司职”，二字亦误。
　　“郯子来朝，公与之宴。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既而告人曰：‘吾闻之，“天子失官，学在四夷”，犹信！’”（《左传》昭公十七年）
　　△初仕之年
　　按孔子初仕之年虽无明据，然郯子之朝，孔子年二十八，为贫而仕，亦其时也。且能自通於国君，则非庶人可知。孔子之受职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委吏乘田”之後。
　　“子入太庙，每事问。或曰：‘孰谓鄹人之子知礼乎！入太庙，每事问。’子闻之，曰：‘是礼也！’”（《论语八佾篇》）
　　△助祭之年
　　《世家》不载此事。今按，入庙助祭，其位尊於委吏乘田矣；以“鄹人之子”呼圣人，则非年之高，位之崇，可知也。故次之於此。
　　△辨鲁庙欹器之说
　　《荀子》云：“孔子观於鲁桓公之庙（《韩诗外传》作“周庙”），有欹器焉，顾谓弟子，挹水而注之。中而正；满而覆；虚而欹。於路曰：‘敢问持满有道乎？’子曰：‘聪明睿知，守之以愚（云云）。’”余按：此喻取意良新，警世亦切；然玩其词意，正与周庙金人之铭相类，皆似黄、老家言，以语於圣人之道则浅矣。且其事不类春秋时事，其语亦不类《论语》中语，必後人所。故今不录。
　　【附录】“齐景公田，招虞人以旌；不至，将杀之。孔子曰：‘志士不忘在沟壑；勇士不忘丧其元。’”（《孟子》）“子产卒，仲尼闻之，出涕曰：‘古之遗爱也！’”（《左传》昭公二十年）
　　按：此二事皆在昭公二十年；但入庙助祭之年未有明据，则此未知在其前与，抑在其後与。姑附次於此。
　　△辨齐景公鲁之说
　　《孔子世家》记昭公二十年，齐景公舆晏婴鲁，景公问秦穆公於孔子，孔子盛称之，以为可以王云云。（《齐世家》云：“猎鲁郊，因入鲁，与晏婴俱问鲁礼。”《年表略同》）余按：齐君如鲁，史未有不书者，而《春秋经传》皆无之。且使果有此事，孔子当述周公明王道以告之，岂得盛推秦穆乎！又按《左传》，是年齐侯疥，遂┲，期年而不瘳，至十二月始小愈，而田於沛，未几，返於遄台，此何暇远涉於鲁境耶！且其辞甚浅陋，必战国策士之所伪。今不录。
　　“公至自楚，孟僖子病不能相礼，乃讲学之；苟能礼者从之。及其将死也，召其大夫曰：‘礼，人之干也。无礼，无以立。吾闻将有达者曰孔丘，圣人之後也，而灭於宋。（自此以下六十馀言，已见前《原始篇》，今不复举）臧孙纥有言曰：“圣人有明德者若不当世，其後必有达人。”今其将在孔丘乎？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以定其位。’故孟懿子与南宫敬叔师事仲尼。”（学礼事在昭公二十四年以後，文在《左传》昭公七年）
　　△孟僖於卒在孔子助祭後
　　按：《春秋》昭公二十有四年，“仲孙ㄑ卒”。其明年，昭公孙齐，《世家》所谓“鲁乱而孔子齐”者也。孔子之助祭，盖前此矣。故次之於“入庙”之後。
　　△《史记》言懿子、敬叔学礼於孔子年十七时之谬
　　《孔子世家》云：“孔子年十七，孟（即“僖”字，古通用）子卒；懿子及南宫敬叔往学礼焉。”余按：《春秋传》此文在昭公七年；由襄公二十二年递推之，则孔子至是当年十七，是以《史记》云然。然孟僖子之卒实在昭公二十四年，《传》但因七年孟僖子至自楚，病不能相礼而终言其事耳。《世家》不察，以为本年之事，误矣。懿子敬叔生於昭公之十二年（《杜注》云，“似双生”）；当七年时，非惟孔子之年未可为师，而二子固犹未生，安得有学礼之事乎！近世学者动谓汉儒近古，其言必有所本，後人驳之非是；今《史记》此言岂无所本者，而何以误也？特学者道听途说，不肯详考，故遂以汉儒为皆可信耳。尤可笑者，《阙里志》云（刚案：“云”字疑衍）《孔子年谱》亦载此事於十七岁；然则作《年谱》者但采《史记》诸子之文缀辑成书，而初非有所传也，明矣。学者乃以《年谱》为据，抑何其不思之甚也！
　　△辨问礼老子之说
　　《史记孔子世家》云：“南宫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鲁君与之一车，两马，一竖子。周问礼，见老子。老子送之曰：‘聪明深察而近於死者，好议人者也。博辨广大，危其身者，发人之恶者也。’”《老庄申韩列传》又云：“孔子周，将问礼於老子，老子曰：‘子所言者，其人与骨皆已朽矣，独其言在耳。吾闻之：“良贾深藏若虚；君子盛德，容貌若愚。”去子之骄气与多欲，态色与淫志，若是而已！’孔子谓弟子曰：‘鸟，吾知其能飞；鱼，吾知其能游；兽，吾知其能走；至於龙，吾不能知其乘风€而上天！老子其犹龙耶？’”余按：老聃之学，经传未有言者，独《戴记曾子问篇》孔子论礼频及之；然亦非有诡言异论，如世俗所传云云也。战国之时，杨、墨并起，皆古人以自尊其说。儒者方崇孔子，为杨氏说者因诸老聃以诎孔子；儒者方崇尧、舜，为杨氏说者因诎诸黄帝以诎尧、舜；以黄帝之时礼乐未兴，而老聃隐於下位，其迹有近似乎杨氏者也。今《史记》之所载老聃之言，皆杨朱之说耳；其文亦似战国诸子，与《论语》、《春秋传》之文绝不类也。且孔子骄乎？多欲乎？有态色与淫志乎？深察以近死而博辩以危身乎？老聃告孔子以此言，欲何为者？由是言之，谓老聃告孔子以如是云云者，妄也，孔子称述古之贤人及当时卿大夫，《论语》所载详矣；藉令孔子果尝称美老聃至於如是，度其与门弟子必当再四言之，何以《论语》反不载其一言？“以德报怨”，《论语》辨之矣；此世俗所传老聃之说也。其说虽过，然犹未至如“骨朽言在”之语之尤为不经也。孔子闻之，当如何而辟之，当如何而与门弟子共正之，其肯反称美之以为“犹龙”，以惑世之人乎！由是言之，谓孔子称老聃以如是云云者，妄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卒，敬叔在衰中，不应周。敬叔以昭公十二年生，至是年仅十三，亦不能从孔子周。至明年而孔子已不在鲁，鲁亦无君之可请矣。诸侯之相朝会，容有在丧及幼稚者，彼为国之大事，不获已也；抑恃有相者在。敬叔不能则已，不必使人相之而往。周，以学礼也，而独不念周之非礼乎！且敬叔岂无车马竖子者，而必待鲁君之与之！由是言之，谓敬叔从孔子周而鲁君与之车马者，亦妄也。此盖庄、列之徒因相传有孔子与聃论礼之事，遂从而增益附会之，以诎孔子而自张大其说。《世家》不察而误采之，惑矣。《道德》五千言者，不知何人所作，要必杨朱之徒之所伪，犹之乎言兵者之以《阴符》之黄帝，《六韬》之太公也；犹之乎言医者之以《素问》、《灵枢》之於黄帝、岐伯也。是以孟子但距杨、墨，不距黄、老，为黄、老之说者非黄、老，皆杨氏也，犹之乎不辟神农而辟许行也。如使其说果出老聃，老聃在杨、墨前，孟子何以反无一言辟之，而独归罪於杨朱乎？秦、汉以降，其说益盛，人但知为黄、老而不复知其出於杨氏，遂有以杨、墨为已衰者，亦有尊黄、老之说而仍辟杨、墨者。扬子€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盖皆不知世所传为黄、老之言者即“为我”之说也。自是儒者遂舍杨、朱而以老聃为异端之魁，呜乎，冤矣！故凡言老聃者，惟《戴记》为近是；然其有无亦不可知。故今概不录其事与言，以绝後人之疑。
　　△《家语》载问礼事尤谬
　　《家语观周篇》亦载问礼事，大略本之《世家》而颇增益，其语尤为纰缪。所载孔子言云：“吾闻老聃博古知今，通礼乐之原，明道德之归，则吾师也；今将往矣。”余按：言老聃者惟《戴记曾子问篇》为近古，然所称述亦皆礼之繁文末节，──子贡所谓“识其小”者是也，──乌睹所谓“通礼乐之原”者哉，至於世俗所传以为老聃言者，《道德经》耳，其言云：“失道而後德，失德而後仁：”又云：“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其论道德谬矣，──韩子云：“道其所道，非吾之所谓道也；德其所德，非吾之所谓德也。”──乌睹所谓“明道德之归”者哉！孔子学官於郯子；入太庙，每事问；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孔子之学亦颇得诸四方考订之功。《诗》曰：“先民有言，询於刍荛。”太庙骏奔之人岂必皆尝闻道者乎！然则孔子即果周，因问礼於老聃以证鲁礼有无流传之误，此亦寻常事耳，谓足供圣人之采择则可矣，岛有以为己师而往从之者哉！韩子云：“老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佛者曰：‘孔子，吾师之弟子也。’为孔子者习闻其说，乐其诞而自小也，亦曰‘吾师亦尝师之’云尔！不惟举之於其口，而又笔之於其书。”此言正为《家语》而发。呜呼，以异端攻吾道，胜不胜犹未可知也；以吾儒自攻吾道，而其势遂必无不胜，无怪乎异端之日炽而圣学之日微也！且《世家》但云“敬叔言於鲁君，请与孔子周”而已，《家语》则载敬叔之言，全录《左传》孟僖子将死之语。夫此语僖子属其大夫则可，敬叔以周请於君，何必详叙孔子之祖德乎！《世家》但云“自周反鲁，弟子益进”而巳，《家语》则云“自周返鲁，道弥尊矣，弟子之进盖三千焉。”夫孔子之道大矣，岂一见老聃之所能尊；而是时孔子年仅三十有五，弟子安得遂至於三千乎！《家语》一书本魏、晋间人杂取子史中孔子之事缀辑增益以成书者，其时方崇老、庄，故其为言如此，若借老聃以为孔子重者，其识又远出司马迁下，而文亦浅陋鄙弱，本不足较。然自宋以来，儒者多信之不疑，以致没圣人之实，良非小失。故余不敢不为之辨。
　　△辨周庙金人之说
　　《观周篇》又云：“孔子入後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勿多言（云云）。’”余按：君子之道时然後言圣人之德恂恂便便；圣贤之戒言也，曰“讷”，曰“无易”，曰“玷不可为”，如是焉而已。三缄其口，则过於慎矣。孔子曰：“慎而无礼则葸。”推斯说也，必有缄默以取容，浮沉以处世者，不可以为训也。且周之太庙谁得而漫置之而漫铭之耶？其由来也必远，最近亦当在周初时；今其文乃似周末战国时人之语，何耶？而其所言“执雌守下”云云者，又皆与《道德经》之旨若合符焉，其为习黄、老之术者所甚明。故不录。
　　△《家语》载庄子言之非
　　《观周篇》又云：“孔子见老聃而问焉，曰：‘甚矣，道之於今难行也！吾比执道而今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也（云云）。’”余按：此文本之《庄子》之《天运篇》，采其意而改其文者。不知《庄子》一书特欲张大其荒诞之说，以言清净者之宗老聃也，故多为老聃之言；以儒者之尊孔子也，故又借孔子以尊老聃之言：皆非以为实然也。《家语》乃列之於孔子事中，谬矣！孔子年三十馀而周，尚未及强仕之年，何得云“道之难行”耶！尚未历经列国，何得云“委质以求当世之君而弗受”耶！家语乃载之於《观周篇》中，疏矣！《庄子》一书乃异端之最无忌惮者；撰《家语》者自谓孔氏遗书，乃信庄周以卑孔子而尊老聃，岂非孔子之罪人乎！呜呼，《庄》、《列》之书，世亦有信之者，要其不信者固多也；《家语》采之，斯无不信之矣，是误後人者《家语》也，非《庄》、《列》也。故余於《庄》、《列》异端之书不辨，亦不胜其辨；采於《家语》，然後辨之：以人之所重者在《家语》也。
　　△《年谱》记访乐问礼之年不可信
　　《年谱》云：“三十四岁，访乐於苌弘；三十五岁，与南宫敬叔周；见老聃而问礼焉。”余按：《戴记曾子问篇》四言“闻诸老聃”，《乐记篇》言“闻诸苌弘”，孔子少时或尝周亦未可定。要之，自为司寇以後，其年乃略可考；自是以前，位尚卑，望尚轻，弟子时亦尚寡，其事多出於後日所追记，其有无尚无可取证，况其年耶！鲁之去周千有馀里，是时孔子尚贫，治行亦大不易，既访乐於苌弘，何不即问礼於老聃，而必待於明年之再往乎！且《年谱》於访乐则载《孔丛子》“河目隆颡”之语，於问礼则采《史记》“骨朽言在”之文，乃杨朱氏所撰以诋孔子者，尤君子所必辟也。然《年谱》皆载之，则《年谱》非孔氏遗书而为後人之所妄撰也明矣；况於年月，安可信耶！故今皆不采。
　　【附录】“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论语八佾篇》）
　　△“八佾”之言即为襄公事而发
　　朱子《论语集注》云：“季氏以大夫而僭用天子之礼乐，孔子言其此事尚忍为之，则何事不可忍为。”余按：春秋之时，三桓之僭多矣，圣人何独於此一事疾之如此？然则此事即《传》所称“於襄公”之事无可疑者；但《论语》文简质，而此事乃当时之所共知，故不必更详也。此事《传》不详其年月，特因季氏之逐昭公而追记之。然《传》所追记者四事，而此事独在後，则此事疑即在於此年；所谓“孰不可忍”云者，正谓逐君之事亦所忍为。然则孔子已逆知季氏之将逐君，非徒恶其僭而已也。孔子之至齐，据《世家》正在此年，但谓鲁乱而後齐；而玩此章语意，已有“乱邦不居”之心，则孔子之去鲁当即在此时，不待於昭公之已出也。此乃圣人见几之哲。传记虽无明文，然幸此章犹存，而其详又备载於《左传》，可以深思详考而自得之。余故表而出之，列之“在齐”之前，使人知孟子之所称“可仕则仕，可止则止”者，谓此类也。
　　○在齐
　　△辨为高张家臣之说
　　《世家》云：“孔子齐，为高昭子家臣，欲以通乎景公。”余按：《春秋传》，高昭子名张，唁鲁昭公，称为主君；阿景公意，辅孺子荼，卒为陈氏所逐；其不肖如是。孟子曰：“观远臣，以其所主。”况於为之臣乎！百里奚，贤人耳，或谓其食牛以要秦穆公，孟子犹辞而辟之，况圣人而为小人之家臣以干时君乎！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若孔子果为家臣以通乎时君，则是非但求之，且卑身以求之矣，子贡之言一何谬与！且此篇前云“景公舆晏婴来鲁，问孔子（云云），景公说。”果如所言，孔子已早通乎景公、晏子矣，亦何待於为高氏之家臣乎！其自相刺谬也如此。此必无之事，故今不录。
　　“子在齐闻《韶》，三月不知肉味，曰：‘不图为乐之至於斯也！’”（《论语述而篇》）
　　△“语乐”，“闻《韶》”非一事
　　《世家》云：“与齐太师语乐，闻《韶》音。”盖因《论语》“子语鲁太师乐”之文而误。不可从。
　　△闻《韶》不必在初至齐之日
　　《说苑》云：“孔子至齐郭门外，遇婴儿，其视精，其心正，其行端。孔子曰：‘趣驱之，趣驱之，《韶》乐将作！’”余按：乐之感人诚有如《说苑》所云者，然孔子在齐数年矣，何时不可闻《韶》，不必初来之日会《韶》乐之作而後得闻之也。《韶》之作也，不在於庙朝，则在於乐官之所，孔子初至人国之日，亦无由即入其庙朝官府而观其乐之理，而何趣驱之之有哉！此特想像臆度之词，虽无害於理，实未必然。故不录。
　　“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公曰：‘善哉！信如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虽有粟，吾得而食诸！’”（《论语颜渊篇》）
　　△辨齐景公问庙灾之说
　　《说苑》云：“周庙焚，齐景公问孔子曰：‘何庙也？’孔子对曰：‘必王（《左传》作僖王；僖，古迩作）庙也。王变文王之制，舆马奢侈，故天殃其庙。’左右入报曰：‘是王之庙也。’景公惊曰：‘圣人之智不亦大乎！’”余按：《春秋》所书并无王庙灾之文，《左传》所记王亦无变法奢侈之事，盖即《左传》哀公三年料鲁桓、僖庙灾一事而传之者误耳。《家语》以为两事而兼载之，则益误矣。世俗所重於圣人者皆此类事，而不知圣人之初无借於此也。况由鲁而之周，由陈而之齐，又以舆马之侈附会之，传闻之词尚足较乎！且此幸而犹有左传之文在耳，若其所由以误之书既亡，待谁得而辨其真伪也者；乌知其不皆类此也！故凡不见於经传者概不录。
　　△辨晏婴谮沮孔子之说
　　《世家》云：“景公将以尼溪之田封孔子，晏婴进曰：‘夫儒者滑稽而不可轨法；倨傲自顺，不可以为下；崇丧遂哀，破产厚葬，不可以为俗；游说乞贷，不可以为国。自大贤之息，周室既衰，礼乐缺有间。今孔子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累世不能殚其学，当年不能究其礼，君欲用之以移齐俗，非所以先细民也！’”张子厚云：“晏婴智矣，而不知仲尼，是非命耶！”余按：晏婴，齐之贤大夫也，孔子之为圣人，晏子未必能知，若其有益於人国，则晏子必无有不知者；藉使景公不用孔子，晏子犹当荐之，况景公自欲用孔子而晏子乃反沮之乎！且晏子以为孔子不足贤耶，则齐大夫如黎Θ、粱邱据辈贪谀谲诈而窃禄者何限，婴何以悉不言而反靳之於孔子耶？以为孔子将夺己之权耶，则婴之在齐固无权，婴即不肖亦断不至是，婴何为而沮孔子哉？孔子曰：“先进於礼乐，野人也；後进於礼乐，君子也；如用之，则吾从先进。”曰：“礼云，礼云，玉帛云乎哉！”林放问礼之本，曰：“礼，与其奢也宁俭；丧，与其易也宁戚。”孔子岂“盛容饰，繁登降之礼，趋详之节”者哉！伯鱼、颜渊之葬虽皆後日之事，要必生平类然，“破产厚葬”之讥为不伦矣！至於“滑稽、倨傲、游说、乞贷”云云，尤与儒者不类，况孔子耶！凡谮人者，虽非其实，要必取其近似之迹而附会之，以取信於世主。今晏子之所言，事事皆与孔子相反，天下有如是之谮人者乎！《春秋传》中记晏子言多矣，曰“礼之可以为国也久矣，与天地并”，曰“先王之济五昧，和五声也，以平其心，成其政也”，大抵皆述礼乐称先王以规当世之失，──《孟子》所记亦然，──非儒者而能为是言乎！今此《世家》之文独以儒为诟病，是今而非古，蔑礼而弃乐，不但所言皆与孔子平生之事相反，即与晏子平生之言见於《左传》、《孟子》者亦无一不相反，而岂不怪也哉！且春秋之世固无有所谓“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者也，亦无有以是讥人者。自战国时淳於髡、慎到、庄周、颜触、张仪、苏秦之徒并起，然後有以滑稽、倨傲、游说、乞贷著者；其人虽非儒，然以其处士也，或有“儒”之者。而“破产厚葬”之讥亦自墨氏教行之後始有之。然则此言出於战国时人之口明甚。而其文之浅陋，亦似战国、秦汉，绝不类《左传》、《孟子》所述者。《索隐》曰：“此说出《晏子》及《墨子》，其文微异。”然则此文乃战国以後墨氏之徒之所伪撰以攻吾儒者，以晏子之俭，故之，而撰《晏子》者又从而妄采之耳。彼司马迁固不足怪，子厚号为道学而亦信之何耶？又按：晏子之立，至昭公二十五年孙齐之时，四十年矣，次年以论彗星见於《传》，自是以後无闻焉；而彗星不书於《经》，其文又附於十二月之後，尚不敢必为本年之事，然则孔子至齐之时，晏子或犹存；若去齐之日，则晏子必已卒，不待言也。“接淅而行”，不知所因者何事，要之必不因於平仲也。
　　“孔子之去齐，接淅而行。”（《孟子》）
　　△辨齐致廪丘之说
　　《说苑》云：“齐景公致廪丘於孔子，子不受，曰：‘君子以功受禄。今说景公，未行而赐廪丘，其不知丘甚矣！’遂辞而行。”余按：敬事後食固君子之心，制禄养廉亦人君之正。景公与孔子邑，孔子辞之可也，然在景公固未有失也，孔子何讥而何行焉？孔子於季桓子曰“见行可之仕”，言仅有行之机也，於卫灵公曰“际可之仕”，则全未尝行矣，然孔子皆受其禄，於景公何辞焉？且其语殊浅陋，孔子既非说客，景公未卒，亦不得称其谥。其为後人所，明甚。故不录。
　　【存疑】“齐景公待孔子，曰：‘若季氏则吾不能；以季、孟之间待之。’曰：‘吾老矣，不能用也！’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景公待孔子”语可疑
　　按：《孟子》但言“去齐，接淅而行”，未尝言其何故；独《论语微子篇》载齐景公之言云云，然考其时势，若有不符者。孔子在昭公世未为大夫，班尚卑，望尚轻，景公非能深知圣人者，何故即思以上卿待之，而云“若季氏则吾不能”也？景公是时年仅四五十岁，其後复在位二十馀年，岁会诸侯，赏战士，与晋争伯，亦不当云“老不能用”也。《微子》一篇本非孔氏遗书，其中篇残简断，语多不偷，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接渐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附论】“孟子曰：‘去齐，接淅而行，去他国之道也。’”（《孟子》）
　　△去齐之年
　　孔子之至齐，《世家》载之昭公之世，在为鲁司寇之前，而《春秋传》无之，其年无可考者。然按孟子云“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是时孔子当厄，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是孔子自为司寇以後，去鲁，卫，过宋，以至乎陈，无由北行以至齐也。《春秋》，齐景公卒在鲁哀公五年，孔子方在陈、蔡之间，是孔子自以司寇去鲁之後不复能有见齐景公之时，则孔子至齐之必在於为鲁司寇之前可知也。且自昭公孙齐，国中无君，权臣擅命，正伯玉出近关，须无弃十乘之时，度孔子此时亦必不肯在鲁与季氏周旋。《世家》之说是也。其至齐之岁，前《将条》下己详言之。惟其去齐之岁未有明据；以理度之，孔子归鲁当在定公既立之後，或至彼时去齐，或先去齐而复暂栖他国，迨定公立然後归鲁，均未可知。大抵自为司寇以前，传记多阙，事难臆断。姑存其可知者如此；其不可知者，则在乎好学深思者之善悟也。
　　△《年谐》记三至齐之谬
　　《世家》，孔子止一至齐，在鲁昭公二十五年。《年谱》则三至齐：三十一岁景公遣使来聘，孔子齐，居齐者凡三岁；及三十六岁，又在齐闻《韶》而反乎鲁；明年复自齐归於鲁。说与《世家》大异。余按：《年谐》从《世家》，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则其所云三十一岁者，谓昭公之二十一年也。昭公二十四年，孟僖子始知孔子，其言曰：“将有达者”，“将在孔丘”，将之为言有待也；是孔子此时名犹未甚著，望犹未甚隆也。僖子本国之大夫，景公则异国之君也，僖子“苟能礼者从之”，景公则未尝有好礼名也，景公安能先僖子而知孔子而聘之哉！二十五年昭公孙齐，二十一年鲁无事也，孔子不应无故而去，又不应将乱而忽归。以时考之，固不符矣。孔子既在齐三年矣而不闻《韶》，又三年之後乃以闻《韶》之故特往，以理度之，亦不似也。且去齐已三年矣，而又往，而又遽来，逾年而又遽往，又遽来，孔子何求於齐而仆仆若是乎？然则孔子至齐，《世家》之说近是。今从之。
　　○自齐反鲁
　　“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子曰：‘书云：孝乎惟孝，友於兄弟，施於有政，是亦为政，奚其为为政！’”（《论语为政篇》）
　　△“为政”语之年
　　此语年月无可考。《集注》以为在定公初年，是时季氏专政。《集注》近是，今从之。
　　△谏用玉敛为仲粱怀事
　　《家语》云：“季平子卒，将以君之敛，赠以珠玉。孔子初为中都宰，闻之，历级而救焉，曰：‘送死而以宝玉，是犹曝尸於中原也，安用之！’乃止。”余按《左传》，此乃季氏家臣仲粱怀事，而《家语》移之於孔子。呜呼，人即欲为日增其明，亦何至以如萤之火附之！人即欲为岱增其高，亦何至以一撮之土累之！人即欲媚圣人而掠他人之美以增其德，亦何至取季氏家臣小小可喜之事以加於我生民未有之孔子乎！叔孙武叔毁孔子，子贡曰：“人虽欲自绝，其何伤於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余谓圣人非但不可毁，亦并不可誉；人虽欲自媚，其何加於日月乎！亦徒为不知量而已矣。且平子之敛自有其家臣在，孔子非其家臣，汲汲何为焉？又按：昭、定之间，季氏擅政，孔子不仕，故或谓孔子曰：“子奚不为政。”孔子又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撰《家语》者徒知止季氏之敛之为美，而不知无道则隐，不与鄙夫共事君者之尤为不可及也。盖凡《孔丛子》、《家语》之见类如此，其称圣人也小，而诬圣人也大。故皆不录。
　　△辨穿井获羊之说
　　《国语》云：“季桓子穿井，获如土缶，其中有羊焉。使问之仲尼曰：‘吾穿井而获狗，何也？’对曰：‘以丘之所闻，羊也。丘闻之，木石之怪曰夔罔两，水之怪曰龙罔象，土之怪曰贲羊。’”《世家》采之，以为在定公五年。余按：《论语》曰：“子不语：怪、力、乱、神。”果有此事，答以不知可也，乃获一土怪而并木石水之怪而详告之，是孔子好语怪也，不与《论语》之言相剌谬乎！桓子，鲁之上卿，获羊而诡语狗以试圣人，何异小儿之戏，此亦非桓子之所宜为也。且土果有羊怪，则当不止一见，如水之有龙然。苟以前未有此事，则古人何由识之？既数有之，又何以此後二千馀年更不复有穿井而得羊者？岂怪至春秋之时而遂绝乎？是可笑也！故今不取。《国语》又有与吴使论骨事，《世家》亦载之於此年；而吴堕会稽，据左传乃在哀元年，谓其在此年，亦非是。说见後《主司城条》下。
　　【备览】“孔子不仕，返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孔子世家》）
　　△退教弟子之年
　　《世家》此文在定公五年阳虎作乱之後。其作乱年月与《左传》合；惟所云“桓子嬖臣仲梁怀”者，按《左传》怀乃平子旧臣，秉正以拒阳虎者，《世家》所云非是。独此数语为得圣人之实。盖乱人在朝，乃君子独善之时。故附次於此。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篇》）
　　【存疑】“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於士，不得受於其家，则住拜其门。阳货瞰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瞰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
　　△阳货、阳虎似非一人
　　朱子《论语集注》云：“阳货，季氏家臣，名虎，尝囚季桓子而专国政。”是阳货即阳虎也。夫虎乃季氏家臣，虽专政，未尝为大夫，正如季氏虽专鲁，亦未尝僭称鲁侯也，孟子岂得称虎曰大夫哉！《春秋》於虎之叛，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其奔齐也，书曰“得宝玉大弓”；而皆不书其名，其叛与奔亦略而不记，虎之身反不若弓玉之重者，所以深黜之也。纵使虎妄自居於大夫，孔子岂得遂以大夫之礼尊虎也哉！《孟子》一书盖亦成於其门人之手，淮、泗入江之误，先儒言之矣，安知此文之不亦类是乎！又按：《论语》有阳货而无阳虎；《左氏传》有阳虎而无阳货。《传》记阳虎凡数十事，独无馈豚一事；《传》称阳虎凡百数十见，皆称为阳虎，未尝一称为阳货。则似乎货自一人，虎自一人也。《左传》称人好错举其名字谥号，如随会又称士会、范会，又称随季、士季，又称随武子，范武子；巫臣又称屈巫，又称子灵；胥臣又称臼季，又称司空季子之类；独阳虎未尝一称阳货，则似乎“货”自货，非虎，“虎”自虎，非货也。《孟子书》称阳货者一，阳虎者一；其於“归豚”则称为阳货，与《论语》合，不称为阳虎也；其於“为富不仁”，则称为阳虎，与《春秋传》鲍文子之言合，亦不称为阳货也。後之人何以知虎之即货而货之即虎也哉？今若以货与虎为二人，则孟子之言了然分明，无可疑者。但经传皆无明证，未敢骤变旧说；而《论语》但云馈豚，亦不言其为大夫与否。故今列《孟子》之言於《论语》後，以俟考焉。
　　△《年谱》记为宰及司空之年之谬
　　《世家》有为中都宰及司空事，皆在定公九年後。《家语》有事无年。《年谱》则云：“四十七岁，定公以为中都宰；四十八岁，迁司空。”余按：《年谱》所云四十七岁者，为定公之五年也。是年自六月以前，权在平子；六月以後，权在阳虎；定公安能自用孔子，孔子安能自行其意乎哉！鲁之乱莫甚於阳虎时，是“天地闭，贤人隐”之日也，孔子於此时犹为宰与司空，亦何时不可以仕，而《论语》乃有或人“不为政”之问，何耶？阳虎威制鲁君，三卿多行不义，孔子身为卿贰，不能少改其德，可谓“立乎人之本朝而道不行”矣，然终不肯去鲁；及桓子受女乐，小於阳虎之恶多矣，乃不税冕而行，不几轻重颠倒矣乎？盖撰《家语》者为《世家》所误而附会之以事，撰《年谱》者又为《家语》所误而并附会之以其年，而不知其益增而益谬也。故今皆不取。
　　●卷二
　　○为鲁司寇上
　　△为宰为司空事有无不可知
　　《檀弓》云：“夫子制於中都，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世家》云：“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家语》云：“孔子初仕为中都宰，制为养生送死之节，为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定公谓孔子曰：‘学子此法以治鲁，何如？’孔子对曰：‘虽天下可也，何但鲁国而已哉！’於是二年，定公以为司空。乃别五土之性，而物各得其所生之宜。先时季氏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由司空为司寇（云云）。”余按：孟子称孔子尝为委吏乘田，考其时皆在昭公世，若至此又为宰，则是再仕，非“初仕”也。阳虎作乱，孔子不仕。定八年冬，阳虎始败；九年，始奔。十年，孔子已相君於会。中间为时无几，安得为宰二年始为司空，由司空乃为司寇乎！《春秋传》云：“周礼尽在鲁矣”，鲁之制非不善，患其不能行耳。孔子为宰，奉周公之法足矣，自制何居焉？且《檀弓》所谓“四寸”、“五寸”云者，谓民本薄而教之以厚，故曰“以斯知不欲速朽也。”今增以“因邱陵为坟，不封不树”之语，又似本厚而教之以薄，亦与《檀弓》之文不类；而治天下之语尤夸大，非圣人之言，皆不足信也。至於合墓之事，据《左传》在为司寇时，非为司空时事；而“别五土之性”云者，语亦肤廓，无实事可指。然则《家语》所载皆出於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又按《左传》，鲁之孟孙世为司空，未尝失职；而都邑之宰其职甚卑，乃委吏乘田之流。孔子在定公世名益崇，望益重，是以或人有“奚不为政”之问，阳货有“怀宝迷邦”之讥。鲁人固欲得孔子为大夫，但孔子以鲁乱故不仕耳。阳虎既去，召而用之，乃事之常，不当仅以为宰也。然则孔子固不能为司空，即有为中都宰之事亦当在昭公之世，不得如《世家》之说也，又按《春秋经传》，鲁有“中城”，而皆不言有所谓“中都”者；既谓之都，不宜泯泯无闻如此。且《檀弓篇》所记舛谬殊多，而此章所载曾子“速贫”“速朽”之语尤不近於理，必後人所妄撰。然则事之有无盖不可知，而为宰为司空又俱不见於他传记，故今皆不录。
　　“葬昭公於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事在定公八年後。文在《左传》定公元年）
　　△为司寇之年
　　孔子为鲁司寇不知何年。按《春秋》，阳虎以八年战败，孔子以十年相定公会於夹谷。为司寇，当在虎败之後，夹谷之前。故次之於此。
　　△辨《新序》为司寇时事
　　刘向《新序》云：“鲁沈犹氏旦饮其羊，饱之，以欺市人。公慎氏有妻而恶。慎溃氏奢侈骄佚。鲁市鬻牛马者善豫价。孔子为鲁司寇，沈犹氏不敢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走，鬻牛马者不豫价（云云）。”《家语》亦采此事而词小异。余按：此数事皆理之所有；然圣人盛德感人，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化当不止此。此皆狐偃、子产辈之所能为；纵有之，亦不足以为圣人重。且其事不见於经传，其有无不可知。故今不录。
　　【辨父子同狴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大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同狴执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赦之。季孙不悦。孔子曰：‘上失其道而杀其下，非理也（云云）。’”余按：五刑之属三千而罪莫大於不孝，不孝胡可赦也！曾子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如得其情，则哀矜而勿喜。”故失其道，哀矜之斯可矣，若欲因是而遂废刑，则大乱之道也。况於元恶大憝，乃欲待教而後刑乎！《家语》此文本之《旬子》，而《韩诗外传》亦有之，所载又与此异，云季孙欲杀而孔子止之云云。且以季孙为康子，而不言孔子为司寇，则是其事固在自卫反鲁後也。详玩其语，盖即《论语》“如杀无道’之问，而传之者过当；若《荀子》则又所闻异词者也。原其意皆不过欲明圣人之以德化民耳，然言之不审，遂流入於异端而不自知。呜乎，说经引古又乌可以不惧乎哉！
　　△辨进众议之说
　　《家语》云：“孔子为鲁司寇，断狱讼，皆进众议者而问之，曰：‘子以为奚若？’”余按：此乃常人少有识者之所能；即有之，不足为圣人重。且其语殊鄙陋，显为後人所撰。故今不取。
　　【附录】“孔子之仕於鲁也，鲁人猎较，孔子亦猎较。”（《孟子》）“孔子先簿正祭器，不以四方之食供簿正。”（同上）
　　【附录】“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篇）
　　此事无年可考。包氏云：“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宰。”说近是。故附次於此。
　　“春，及齐平。夏，公会齐侯於祝其，实夹谷，孔丘相。”（《左传》定公十年）
　　△夹谷之会不因孔子得政
　　《世家》云：“齐大夫犁Θ言於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於夹谷。”若孔子己得政於鲁者。余按：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是孔子见用未尝至於期月之久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定公至十二年始用孔子，未久而遂去也。当会夹谷之时，孔子不过为司寇耳，非有事权，安能危齐！若孔子於此年已听国政，至十二年，逾“三年”矣，何不闻其“有成”者何在乎？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後世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他人不能也。若人尽知孔子之能兴其国，何至终其身而不见用？况犁Θ狙诈之人，尤不足知圣人，安有遽以“危齐”为忧者乎！且《传》所谓“相”者，谓相礼也，非相国也。相国者，治一国之政；相礼者，但襄一时之礼，与国政无涉也。故鲁季孙世秉国政，而襄公如晋，孟献子相，昭公如楚，孟僖子相。晋韩宣子为政，而晋侯之享齐侯，中行穆子相。郑子皮当国，子产为政，而郑伯之朝晋侯，公孙段相。此盖《史记》误以相为相国之相，又因《传》有犁弥欲以兵劫鲁侯之事，而遂误以会时之策为在国之谋，而不知其谬也。曰：然则齐何故而与鲁为会也？曰，经传之文甚明，学者自不察耳。盖自昭公以前，诸侯莫不事晋，自召陵会後而晋渐以失诸侯，故定公之七年，“齐侯郑伯盟於咸”，“齐侯卫侯盟於沙”。独鲁事晋如故，不与诸侯之会，而又为晋讨郑讨卫，故齐使国夏再伐鲁，而鲁亦两侵齐。直至阳虎奔後，而鲁始与齐平，会於夹谷。明年，又与郑平。故《左传》云，“始叛晋也”。然则鲁自因叛晋而与齐会，岂齐惧鲁之用孔子而与鲁会哉！故今不载《史记》之文。
　　△辨具左右司马之说
　　《世家》又云：“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云云）。’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余按：春秋诸侯之会皆以兵车，唯齐桓公有衣裳之会：故孔子曰：“桓公九合诸侯，不以兵车。”盖难之也。况此时齐、鲁新和，猜嫌未释，定公必无以乘车往之理。以《传》考之，鲁亦未尝有左右司马之官。盖《史记》因见《梁传》中“虽有文事，必有武备”之语，而误以传者论孔子之言为孔子之所自言；又因其有“命司马止之”之文，遂附会而增具左右司马之事，而不知其非也。故今亦不取。
　　“犁弥言於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於神为不祥，於德为愆义，於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同上）
　　△辨奏四方乐之说
　　《梁传》云：“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氏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世家》云：“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请奏四方之乐，ユ旄羽祓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於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余按：《梁传》文与《左传》词小异，颇不雅驯，疑左氏采之鲁史梁氏则得之传闻而撰为文者，要其意不相远；《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而附会之，以致失其本来之意者也。何者？《传》所谓“鼓噪而起”者，乃战鼓之鼓，非乐鼓之鼓：诸侯相会原无奏乐之事，矛戟剑拨亦不可以云乐，况鲁君将为所执，孔子尚得命之为乐乎！所谓“视归乎齐侯”者，乃孔子言时目视齐侯耳，非谓莱人视也；莱人受命劫鲁，此何暇左右视耶！且晏子自昭末年至此，已十八年不见经传，安得复存；如其果存，又奚容不谏乎！故今从《左传》而不从《世家》。
　　“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飨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於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同上）
　　△辨奏宫中乐之说
　　《梁传》云：“罢会，齐人使优施舞於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世家》云：“有顷，齐有司请奏宫中之乐，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余按：此即《左传》齐侯将享公，因孔子之言而不果享之事。盖传闻者异词，梁氏误采之；而《世家》则又采《梁传》之文，不达其意而滋误焉者也。何者？莱人之劫，意将以惧鲁也，会毕之享，言欲以合欢也；若使优施舞於鲁之幕下，欲何为者？幕下之舞，罪之小者耳，何至使之手足异处鼓噪以劫鲁君，乃反麾而去之而遂已，何其刑罚轻重之颠倒耶？《诗》曰：“柔亦不茹，刚亦不吐。”茹柔而吐刚，圣人必不如是！且粱氏之意以为会毕而舞於鲁之馆，故鲁司马得以行法；若如《世家》所云奏乐於会所，则齐君在前鲁有司安得加法於齐人乎！至《家语》则又采《世家》之文於盟前，而复载《左传》之语於盟後，遂致一事而两述之。齐之乐人既斩於鲁有司，而复欲以乐事鲁君，不亦远於人情矣乎！故今皆不取。
　　【附录】“齐人来归郓、ん、龟阴田。”（《春秋》定公十年）
　　△齐归汶阳之田不因谢过
　　《左传》云：“将盟，齐人加於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梁传》云：“齐侯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云云）。’罢会”，此下复有优施舞事，乃云“齐人来归郓、ん、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世家》云：“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云云）。’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余按：《世家》之文本之《粱》，而颇增益其词，殊不近理。一劫不成，何遂至於大恐，遽归田以谢过！即云为义所屈，景公之贤亦不能至是。且《梁传》所载景公责其群臣之言，乃在夹谷退会之时，非谓其归国而悔过也。然《梁》之文本不分明，所谓“盖为此”者，为会故乎，为鼓噪故乎，为司马行法故乎，於文意皆可通，何由决知其所指耶？惟《左传》之文甚为分明，亦近於理。然盟不书於《经》，恐亦出於附，未敢必其然也。又按哀十五年，成叛齐；其冬，及齐平，齐人归成：盖此皆非齐人之所自取，乃叛人以之齐者，齐、鲁既和则复归之，本不足异，亦不必为之说也。郓、ん、龟阴乃九年阳虎以之奔齐者，皆在汶水之阳，故《传》前云“反我汶阳之田”，後云“来归郓、ん、龟阴之田。”《世家》云：“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亦误。《家语》云：“归所侵鲁之四邑及汶阳之田。”分以为二，又分“龟”与“阴”为二邑，则尤谬矣。至《正义》所云“鲁筑城於此以旌孔子之功，因名谢城”者，说尤浅陋，不足辨。
　　△《年谱》分司寇、大司寇为二官之谬
　　《年谱》云：“五十岁，迁司寇。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三岁，为大司寇。”余按：《年谱》此文盖见《家语始诛篇》首有“为司寇摄行相事”之语，其後又有“为大司寇”之文，遂误分为二官，且并属之於两时耳。不知司寇即大司寇，若少司寇必加少以别之。《家语》但袭古人成语用之，非殊之也。以为二官，误矣。且少司寇，下大夫耳，安能摄朝政哉！今不取。
　　○为鲁司寇下
　　（通世案：旧本脱此标题，今据嘉庆二年刻本补之）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公羊传》定公十二年）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堕后阝，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诺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左传》定公十二年）
　　△《世家》堕都年误
　　《世家》，此事在定公十三年。今按《春秋经传》皆定十二年事，《世家》文误。
　　△司寇为政之故
　　按：司寇，下卿耳；然至襄、昭之世，非上卿亦有为政者，宋乐喜以司城，郑子产以次卿，是也。桓子知孔子，故使以司寇为政。故曰：“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明皆桓子之任之也。
　　△辨公山弗扰召孔子之说
　　《论语》云：“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余按《春秋传》云：“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然则是弗扰叛而孔子伐而败之耳，初无所为召孔子及孔子欲往之事也。孟子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弗扰既以费叛，是乱臣贼子也，孔子肯辅之乎！《春秋》於晋赵鞅书曰“入於晋阳以叛”，於荀寅士吉射书曰“入於朝歌以叛”；於鲁阳虎书曰“盗窃宝玉大弓”，孔子之恶叛臣如此，肯辅之乎！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孔子居卫，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孔子不肯见阳货，主弥子，况肯辅弗扰乎！孟子曰：“枉己者未有能直人者也。”孔子欲为东周，必将讨天下之乱臣贼子也；弗扰既身为乱贼矣，安肯讨人！纵使肯讨，人亦不服，不见楚灵王之戮庆封乎！且夫弗扰，庸鄙狡诈之小人也；劳仲梁怀而不见敬也，则劝阳虎为乱；不得志於季氏也，则与阳虎谋杀季孙；不欲堕费也，则帅费人以攻公。其心甚狡而其谋甚拙，安能为东周邪！夫费，弹丸地耳，其民素服属於季氏，必不久从弗扰叛也。观后阝与成之叛皆请降於齐，费之不能自立也明甚。鲁以大师攻之，不数月破矣；欲为东周，胡可得耶！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曰“可”，曰“成”，圣人之谦也如是。且方是时，周礼未改，非战国时可同，而谓孔子公然欲自为东周乎！又按《左传》，费之叛在定公十二年夏，是时孔子方为鲁司寇，听国政；弗扰，季氏之家臣耳，何敢来召孔子！孔子方辅定公以行周公之道，乃弃国君而佐叛夫，舍方兴之业而图未成之事，岂近於人情耶！费可以为东周，鲁之大反不可以为东周乎！《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然则是主堕费之议者孔子也。弗扰不肯堕费，至帅费人以袭鲁，其仇孔子也深矣，必不反召之。弗扰方沮孔子之新政，而孔子乃欲辅弗扰以为东周，一何舛耶！《史记》亦知其不合，故移费之叛於定公九年。然使费果以九年叛，鲁何得不以兵讨之。后阝之叛也数月而两围之，成之叛也伐不腧时焉，费之叛何以独历四年而无事耶？定十二年《传》云：“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使费果以九年叛，则费已非季氏之邑，季氏安能堕之；子路当先谋讨费，不当先谋堕都也。《史记》既移费叛於九年，又采此文於十三年，不亦先後矛盾矣乎！且夫“末之”云者，历聘诸侯而不遇之词也，今孔子但尝至齐耳，尚未卫，宋，陈、蔡也，子路何得遽云“末之”也耶！由是言之，谓弗扰之召孔子在十二年亦不合，谓在九年亦不合；总之，此乃必无之事也。
　　△《论语》之误
　　曰：然则《论语》亦有误乎？曰：有。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亦非汉初《鲁论》之旧本也。《汉书艺文志》云：“《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鲁》二十篇。”何晏《集解》序云：“《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是《齐论》与《鲁论》互异也。《汉书张禹传》云：“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元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惟王阳传《齐论》，馀四人皆传《鲁论》者）是《鲁论》中亦自互异也。果孔门之原本，何以彼此互异然则其有後人之所增入明甚。盖诸本所同者，必当日之本；其此有彼无者，乃传经者续得之於他书而增入之者也。是以《季氏》以下诸篇，文体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称孔子，或称仲尼，名称亦别；而每篇之末亦间有一二章与篇中语不伦者，正如《春秋》之有《续经》，《孟子》之有《外篇》，司马迁之《史记》之有元、成时事，刘向之《列女传》之有东汉时人者然，又如近世《杜诗》、《韩文》之有《外集》者然，非後人有所续入而何以如是。然使诸本并存，後人犹可考其是非得失。不幸遇一张禹，汇合《齐》、《鲁》诸本而去取之，定为一书，当时学者以其官尊宦达，逐靡然而从之，以致诸本陆续皆亡。故《汉书张禹传》云：“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二人皆传《齐论》者）采获所安。”又云：“‘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浸微。”《隋书经籍志》云：“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然则今之《论语》乃张禹所更定，非龚奋、韦贤之旧本，篇目虽用《鲁论》，而其实兼采《齐论》之章句者也。嗟夫，张禹何知，知媚王氏以保富贵耳，汉宗社之存亡不问也，况於圣人之言乌能测其万一；乃竟公然辑而合之，其不当删而删，不当采而采者，盖亦不少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传经者不知其伪而误增之而禹又误采之者也。由是言之，《孟子》之《外篇》，幸而有赵岐删之；《春秋》之《续经》，幸而《公羊》、《梁》两家俱在，故人得知其非圣人之笔；惟《论语》一书不遇如赵岐者而反遇一张禹，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乃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断不敢议采辑者千虑之一失，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曰：圣人道大德宏，无可无不可，非可以寻常去就之义律之也。卫辄之不道，孔子尝立於其朝矣，於费奚择焉？曰：圣人者，义之归也。圣人所为？天下将以为法。己则比於叛人，而作《春秋》以治人之叛，叛人其心服乎！夫所谓“无可，无不可”者，犹之乎“无，无莫”也。惠三黜而不去，而孔子去鲁；夷居北海以待天下之清，而孔子为之兆不行而後去。可不可必比於义而无成见，是之谓无可无不可耳。孔子曰：“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孟子曰：“孔子进以礼，退以义，得之不得曰有命。”乌有悖礼义而自以为无害者哉！至於卫辄之事尤与弗扰不类。辄虽无道，然卫之君也，春秋固已“卫侯”之矣，不得以叛臣比。孔子居卫，乃公养之仕；不为卫君，子贡言之矣。若欲以费为东周，为耶，不为耶？孟子曰：“规矩，方圆之至也；圣人，人伦之至也。”大经大法，圣人之所尤重者也，是以虽甚盛德亦必有所不为。故舜必不臣尧，周公必不代成王践阼，孔子必不从弗扰、佛以叛。战国之初，异端并起，始好为圣人不凝滞之说以自便，而子之臣故主，苏代以灭燕矣。再盛於西汉之季，说经者牵合附会以诬圣人，而王莽践帝位，刘歆以亡汉矣。三盛於东汉、魏、晋之交、名士风流，皆云“礼岂为我辈设”，而华歆、殷仲文之属争附叛臣，七贤、八达之流遂从而乱天下矣。若之何後人犹藉口於无可无不可之言而不悟也！曰：孔子虽欲往，卒不往也，夫何害於义？曰：苟可以为东周，则何为卒不往？苟往有害於义，则又何为欲往？盖卒不往者，经传无其事也；欲往者，纵横之徒相传有是说也。即此亦足以见其为伪矣。此乃圣人行事大节之所关，非小小者比，故余不揣固陋，不顾非笑，而为之辨。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後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篇》）
　　“公伯寮诉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篇》）
　　△子路为季氏宰时事
　　此二事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子路为季氏宰之时。按：鲁定公五年，公山不狙以费宰见於《传》，至十二年奔齐而费始无宰，然则子羔之举当在季氏初堕费之後也。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似不仅为子路发者，盖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实相表里，子路见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则伯寮之诉当在孔子将去鲁之前也。故并次之於此。
　　△辨行摄相事之号
　　《世家》云：“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有喜色。门人曰：‘闻君子祸至不惧，福至不喜。’孔子曰：‘有是言也！不曰“乐以其贵下人”乎？’”余按《孟子》及《春秋传》，孔子但为司寇，未尝为相。《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孟子》云：“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然则是季孙为鲁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为鲁相也。春秋之时无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谓之相某君，非官之名，不可云摄。盖夹谷之会当使上卿相礼，以孔子之知礼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让赵衰者然，故或谓之摄相；传闻者不知，遂误以为相国之相耳。至於摄相而有喜色，亦非圣人之度。孔子曰：“巍巍乎舜、禹之有天下也而不与焉！”正考父之鼎铭曰：“命而偻，再命而伛，三命而俯，循墙而走。”岂舜、禹、正考父不乐以其贵下人者乎！又按：定十二年，孔子已去鲁，所云“十四年行摄相事”者亦非是。故今皆不录。说并见後《季桓条》下。
　　△辨诛少正卯之说
　　《世家》云：“孔子行摄相事，诛鲁大夫乱政者少正卯。”《家语》云：“朝政七日而诛乱政大夫少正卯，戮之於两观之下，尸於朝三日。子贡进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今夫子为政而始诛之，或者为失乎？’孔子曰：‘天下有大恶者五，而窃盗不与焉：一曰心逆而险；二曰行僻而坚；三曰言伪而辨；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饬（或作“泽”，又作“饰”）。此五者有一於人，则不免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其居处足以扌取徒成党，其谈说足以饰褒荧众，其强御足以反是独立。此乃人之奸雄者也，不可以不除！’”余按《论语》，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曰：“子为政，焉用杀！”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孔子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圣人之不贵杀也如是，乌有秉政七日而遂杀一大夫者哉！三桓之横，臧文仲之不仁不知，《论语》、《春秋传》言之详矣；贱至於阳虎、不狃，细至於微生高，犹不遗焉；而未尝一言及於卯。使卯果尝乱政，圣人何得无一言及之？史官何得不载其一事？非但不载其事而已，亦并未有其名。然则其人之有无盖不可知。纵使果有其人，亦必碌碌无闻者耳，岂足以当圣人之斧钺乎！春秋之时，诛一大夫非易事也，况以大夫而诛大夫乎！孔子得君不及子产远甚，子产犹不能诛公孙黑，况孔子耶！家语又载孔子言云：“殷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正，周公诛管蔡，太公诛华士，管仲诛傅乙，子产诛史何。”按：尹谐等五人之诛不见经传，皆不足信；管蔡欲危王室，亦非卯之比也。此盖申、韩之徒言刑名者诬圣人以自饰，必非孔子之事。且其所谓“言辨行坚，荧众成党”云者，正与庄、韩书中訾儒者之语酷相类，其为异端所无疑。而世人皆信之，是助异端以自攻也。故余不得不辨。
　　【附录】“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论语八佾篇）定公问：“一言而可以兴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为君难，为臣不易。’如知为君之难也，不几乎一言而兴邦乎！’曰：‘一言而丧邦，有诸？’孔子对曰：‘言不可以若是其几也！’人之言曰：‘予无乐乎为君，唯其言而莫予违也。’如其善而莫之违也，不亦善乎！如不善而莫之违也，不几乎一言而丧邦乎！”（《论语子路篇》）
　　△定公问
　　此二条无年可考，然皆当在为鲁司寇之时。故附次於此。
　　【附录】“孟懿子问孝，子曰：‘无违。’樊迟御，子告之曰：‘孟孙问孝於我，我对曰无违。’樊迟曰：‘何谓也？’子曰：‘生事之以礼，死葬之以礼，祭之以礼。’”（《论语为政篇》）
　　△孟懿子问
　　此亦无年可考。然昭公之世，僖子卒未几而孔子去，哀公之世，孔子归未久而懿子卒；惟为司寇之时同朝相见，为日最多，故附次於此。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孟子》）
　　【存疑】“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篇》）
　　△齐归女乐事可疑
　　按孟子但言“不用，从而祭，不税冕而行”，未尝言“归女乐”一事。而《论语》所云“三日不朝”而“孔子行”者，亦与孟子所称“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及“迟迟吾行”之语若相悖者。且《春秋》於归俘、归、归礻遂之事无一不书，而女乐之归独不书於《经》，亦并不见於《传》；惟《论语缴子篇》有之，而是篇篇残简断，语多不伦，吾未敢决其必然。姑存之於“不税冕而行”之後，以俟夫好古之士考焉。
　　△辨犁Θ谋遗女乐之说
　　《世家》云：“与闻国政三月，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Θ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於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於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於政事。”此盖因《论语》之言而附会为之者。其谋与秦穆公间由余之智略同，皆似秦、汉以後诈伪人之所为，不类春秋时事。《三传》所纪，春秋时绝无此等事；独《史记》数数言之，不足信也。且考世家所载，定公十年，犁Θ已有“鲁用孔子，其势危齐”之语，既有沮之之方，彼时何不用之，乃为会於夹谷？是年齐归汶阳之田，已致地矣，仅三四年，何以又谋致地？是年会毕之时，景公方责犁Θ，谓不以君子之道教己，以获罪於鲁君，今日何以又听犁Θ之谋乎？详《世家》之文，先後矛盾，首尾背驰，乃必无之事，盖皆战国策士之所伪撰。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前《夹谷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孟子曰：‘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并《孟子》）
　　△去鲁之年
　　《史记鲁世家》，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堕后阝”、“堕费”，《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於是帅师堕后阝，帅师堕费。”是孟子所谓“见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堕后阝堕费之时。既云“三月不违”，则三月以后鲁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馀日事耳。然则孔子之去鲁当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孔子世家》误也。又《十二诸侯年表》，去鲁亦在定十二年，与鲁世家合，当从之。
　　【附录】“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於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左传》定公十二年）
　　△围成在孔子去後
　　《史记孔子世家》，围成之事在去鲁前，缘其以去鲁为十四年故也。今去鲁既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而《春秋》书围成乃在是年之十二月，则其在去鲁之後无疑也。且不知其弗克而辄围之，围之弗克而遂置之，轻举妄动，有始无终，皆非圣人所为，不待辨而明者。故附录於去鲁之後。
　　△《年谱》记摄政五年之谬
　　《史记孔子世家》，摄相去鲁皆在定公之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其年虽未合，要其时不甚久也。《年谱》则云“五十一岁，以司寇摄朝政；五十五岁，鲁国大治，齐人致女乐（云云），遂卫。”是谓孔子摄政已历五年矣。余按《论语》，孔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己可也。”《公羊传》曰：“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明孔子见用未尝至於一年也。若果摄政五年，不可谓不久矣，孔子何以言无用己者乎？其说更疏於《世家》，且与孟子所称“见行可”者相悖。故不取。
　　○卫
　　按孟子谓“孔子不悦於鲁、卫”，是去鲁後郎即也。《史记世家》、《年表》皆言自鲁卫与《孟子》合。故次“卫”於“去鲁”之後。
　　“於卫，主颜仇由。”（孟子）
　　《世家》云：“主於子路妻兄颜浊邹家。”按《孟子》作“颜仇由”，《世家》疑误。其谓“子路妻兄”云者，盖因弥子为子路僚胥而误也。今不从。
　　【附录】“子卫，冉有仆。子曰：‘庶矣哉！’冉有曰：‘既庶矣，又何加焉？’曰：‘富之。’曰：‘既富矣，又何加焉？’曰：‘教之。’（《论语子路篇》）
　　此似初至卫时之言，故附次於此。
　　“弥子之妻与子路之妻，兄弟也。弥子谓子路曰：‘孔子主我，卫卿可得也。’子路以告。孔子曰：‘有命！’”（《孟子》）
　　△辨致粟六万之说
　　《世家》云：“卫灵公问孔子：‘居鲁得禄几何？’对曰：‘奉粟六万。’卫人亦致粟六万。”按《春秋传》，秦钅咸、楚比之属皆以班爵各受应得之禄；《世家》所云颇似战国养士之风，殊欠雅驯。今不取。
　　【附录】“王贾问曰：‘与其媚於奥，宁媚於灶’，何谓也？’子曰：‘不然！获罪於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篇》）
　　按王孙贾见於《论语》、《春秋传》者皆在灵公之世，故附次於此。
　　△辨主蘧伯玉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灵公使公孙余假一出一入。孔子恐获罪焉，居十月去卫；将陈、过匡，过蒲。月馀，反乎卫，主蘧伯玉家。”此後乃有见南子之事。余按《论语》，孔子曰：“齐者辟世，其次辟地，其次辟色，其次辟言。”孟子曰：“虽未行其言也，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又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所谓际可，盖即礼貌盛衰之义。孔子去卫，必不待於灵公之疑，乌有恐获罪而後去者哉！且孔子欲陈则喳陈耳，匡在卫南，过匡可也，蒲在卫西，过蒲何为？卒不陈，月馀而反乎卫，又何为乎？孙林父将作乱，先谒之蘧伯玉，伯玉从近关出，时鲁襄公十四年也。伯玉居下位而名已为其卿所重如此，当不下四十岁。下至鲁定公之末，六十有五年，伯玉至是当百馀岁矣。庄子曰：“蘧伯玉行年五十而知四十九年之非，行年六十而六十化。”庄子之言固不足取信，然使伯玉果有期颐之寿，庄子必不仅以五十六十言之。而自鲁襄公二十九年以後，伯玉即不复见於传，又不容晚节竟无一事可述而可述者俱少年事。然则孔子卫之时，伯玉之亡固已久矣，孔子安得有主伯玉事乎！且卫之大夫莫有贤於伯玉者，果存耶，孔子何以不主伯玉而主仇由？既主仇由矣，在外月馀而返，忽易所主，何也？将谓与仇由有隙邪，孔子必不如是，孔子所主之人亦必不至是。盖《论语》有“伯玉使人於孔子”之语，故《史记》妄意孔子尝主伯玉；又因其与《孟子》不合，故为去卫复返之说以两全之，而不知其误也。余谓伯玉使人必在昭公之初，孔子年少之时；其平日或尝一见，或两相慕。俱未可知，不必强为之说。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畏匡条》下。
　　【存疑】“子见南子，子路不说。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厌之！天厌之！’”（《论语雍也篇》）
　　△子见南子事可疑
　　此章，汉孔安国固已疑之。孔氏曰：“旧以‘南子者，卫灵公夫人，淫乱而灵公惑之。孔子见之者，欲因以说灵公，使行治道。矢，誓也。子路不说，故夫子誓之。’行道既非妇人之事，而弟子不说，与之咒誓，义可疑焉。”盖男女之别，本不应见，加以淫乱，益非所宜；而指天为誓，亦与《论语》所记圣人平日之言不伦。孔氏疑之，是也。何晏《集解》全采此说，不复别陈所见，则晏亦疑之矣。自晋以来，乃或曲为之说，栾肇训“否”为“屈”，蔡谟训“矢”为“陈”，谓“孔子为子路陈天命，否屈乃天命所厌；见南子者，时不获已也。”其说巧矣；然文义则牵强难通，事理则无所发明，且孔子在卫乃际可之仕，礼貌衰则去之，亦不至於时不获已而自屈也。朱子谓“仕於其国，有见其小君之礼”；且据世家之文，以为“南子请见，孔子辞谢，不得已而见之。”其说似矣；然古礼不可考，《春秋传》中亦殊不见，则朱子亦仅出於臆度，恐不足据也。或又以南子为南蒯；南蒯固不优於南子，而其时亦不合，所谓知其不可而强为之辞者，其说益陋，不足辨矣。按此章在《雍也篇》末，其後仅两章，篇中所记虽多醇粹，然诸篇之末往往有一二章不相类者，──《乡党篇》末有《色举章》，《先进篇》末有《侍坐章》，《季氏篇》末有《景公邦君章》，《微子篇》末有《周公八士章》，意旨文体皆与篇中不伦，而语亦或残缺，皆似断简，後人之所续入，──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之者各附其所续得於篇末。且《论语》记孔子事皆称“子”，惟此章及《侍坐》、《羿》、《武城》三章称“夫子”，亦其可疑者。然则此下三章盖後人采他书之文附之篇末而未暇别其醇疵者；其事固未必有，不必曲为之解也。说并见前《堕费》及後《佛》，《论语》条下。
　　△辨为夫人次乘之说
　　《世家》见南子後，“居卫月馀，灵公与夫人同车，宦者雍渠参乘出，使孔子为次乘，招摇市过之。孔子曰：‘吾未见好德如好色者也！’於是丑之，去卫，过曹，宋；桓魃欲杀孔子，孔子郑。遂至陈，主於司城贞子家。居陈三岁；去陈，过蒲，遂卫街。”余按：孔子之圣，必不为夫人次乘；灵公虽无道，尚知致敬孔子，必不以夫人之次乘辱之。君子见几而作，礼貌衰则去之，为夫人次乘不仅衰而已，孔子岂待如此然後去乎！此事之必无者。且孔子既去卫而陈矣，居陈三岁，无故而复卫，何耶？岂困於陈而遂忘前此之辱邪？与其复来，则何如前日之不去之为愈邪！使灵公又辱孔子，孔子当何以处之？推其前後，尤不近於情理。故今皆不录；而桓之难，贞子之主，悉载之“问陈”之後。详见後《际可条》下。
　　△辩与蒲人盟之说
　　《世家》云：“孔子过蒲，会公叔氏以蒲畔，蒲人止孔子。弟子公良儒斗甚疾；蒲人惧，谓孔子曰：‘苟毋卫，吾出子。’与之盟，出孔子东门。孔子遂卫。灵公闻孔子来，郊迎，问曰：‘蒲可伐乎？’对曰：‘可！其男子（云云）。’灵公曰：‘善！’然不伐蒲。”余按《春秋经传》无公叔氏以蒲畔之事。定十四年《经》云：“卫公叔戍来奔。”《传》云：“卫侯逐公叔戍与其党，故赵阳奔宋，戍来奔。”而《世家》以去卫为定公卒之岁，又居陈三岁而後过蒲，则公叔氏之亡也久矣。蒲既畔卫，孔子何难纡道避之，乃轻入险地以自取祸。况蒲在卫西，陈在卫南，自陈来不由蒲也，孔子过蒲何为焉？要盟，神固不听，然既许之，甫出而即背之，亦岂圣人之所为邪！蒲，卫之属邑耳，灵公好战，屡伐晋，而独不敢伐一蒲；孔子不对灵公之问陈，而於灵公之不伐蒲独力劝其伐，不亦先後矛盾矣乎！此乃战国人之所伪撰，必非孔子之事。今不取。
　　△辨佛召孔子之说
　　《论语阳货篇》云：“佛召，子欲往。子路曰：昔者由也闻诸夫子曰：‘亲於其身为不善者，君子不入也。’佛以中牟畔，子之往也，如之何？”子曰：“‘然，有是言也。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吾岂匏瓜也哉，焉能系而不食！’”此事《世家》载之自蒲卫之後。余按：佛以中牟畔，是乱臣贼子也；孔子方将作《春秋》以治之，肯往而助之乎！与公山不狃，皆家臣也，孔子，鲁大夫也；孔子往，将臣二人手？抑臣於二人乎？臣二人则其势不能，臣於二人则其义不可，孔子将何居焉？夫坚者诚不患於磨，然未有恃其坚而故磨之者也；白者诚不患於涅，然未有恃其白而故涅之者也；圣人诚非小人之所能污，然未有恃其不能污而故入於小人之中者也。若孔子之坚白非佛之所能磨涅，则弥子、瘠环、痈疽亦岂独能磨涅孔子者，而孔子乃不肯主其家，孟子乃以为“无义无命”乎！故不磷不缁之说为见阳货解则可，为往赴不狃、佛之召解则断不可。昔有人蓄玉环古剑各一，有昆仑奴能没水取物，皆爱之谓之三宝。每涉江湖，必投环剑水中，使奴取之，以为笑乐。尝过洞庭，投之；奴没而出，泣曰：“环剑巳堕骊龙项下，不可取矣。”固强之，遂并奴溺焉。故凡恃其所能而欲尝试之者，未有不为骊龙之所攫者也。且孔子往将何为耶：不助之耶，固无所用於往，往亦将不相容；助之耶，则已磷且缁矣，尚得自谓坚白乎哉！又按：佛之畔乃趟襄子时事。《韩诗外传》云：“赵简子薨，未葬而中牟畔之；葬五日，襄子兴师而次之。”《新序》云：“赵之中牟畔，赵襄子率师伐之；遂灭知氏，并代，为天下强。”《列女传》亦以为襄子。（注二）襄子立於鲁哀公之二十年，孔子卒已五年，佛安得有召孔子事乎！《左传》定十三年，晋荀寅、士吉射奔朝歌。哀三年，赵鞅围朝歌，荀寅奔邯郸。四年，围邯郸，邯郸降，齐国夏纳苟寅於柏人。五年春，围柏人，荀寅、士吉射奔齐。夏，赵鞅围中牟。然则此四邑者，皆荀寅、赵稷等之邑，故赵鞅以渐围而取之。当鲁定公十四五年孔子在卫之时，中牟方为范中行氏之地，佛又安得据之以畔赵氏乎！此盖战国横议之士欲诬圣人以便其私，但闻不狃尝畔鲁，则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年之不符也；闻佛尝畔晋，则又附会之以为孔子欲往，而不知其世之尤不符也。彼横议者固不足怪，独怪後世之儒肩相望，踵相接，而但高谈性命，细摘章句，竟无一人降心究考，肯为我先师孔子辨其诬者，良可叹也！惟汉王充《论衡》独以往应佛、公山之召为非是；然知其非而不辨其诬，反议圣人之有遗行，则其谬更甚焉。且使二人之召，子果欲往，何以皆卒不往？既不往矣，犹委曲而诬之曰欲往，圣贤处世将何以自免於人言耶？既明知其不往矣；犹不敢公然代白其无欲往之心，儒者之於圣人抑何薄耶！又凡“夫子”云者，称甲於乙之词也，《春秋传》皆然；未有称甲於甲而曰夫子者。至孟子时，始称甲於甲而亦曰夫子；孔子时无是称也。故子禽、子贡相与称孔子曰夫子，颜渊、子贡自称孔子亦曰夫子，盖亦与他人言之也。称於孔子之前，则曰“子如不言”，曰“愿闻子之志”，曰“子将奚先”，不曰夫子也。称於孔子之前而亦曰夫子者，惟《侍坐》、《武城》两章及此章而已。盖皆战国时人之所伪撰，非门弟子所记。吾不知後世读《论语》者何以皆不之察也？故今与不狃之召皆削之不书，且为之辨。馀见前《堕费条》下。
　　【附录】子击磬於卫。有荷蒉而过孔氏之门者，曰：“有心哉，击磬乎！”既而曰：“鄙哉，乎！莫己知也，斯已而已矣！‘深则厉，浅则揭。’”子曰：“果哉，末之难矣！”（《论语宪问篇）
　　△击声於卫似在灵公时
　　《世家》载此事於灵公之世，佛既召之後。今按经无明文可考，则未知其为灵公之世与，孝公之世与。但孝公非用孔子之人，孔子亦未必有佐孝公之心，似於灵公之世为宜。姑从《世家》，附之於此。
　　△辨学琴师襄之说
　　《世家》於击磬之後载学琴於师襄一事。今按：《论语大师挚章》有“击磬襄”，先儒皆以为鲁人。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又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子语鲁大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则以挚等八人为鲁人者近是。孔子不当学之於卫也。圣人固无常师，然学琴当在少年时，在齐闻《韶》，圣人之於乐已深矣；及是又二十年，而襄乃挚之属，孔子反鲁之後挚方在官，则襄於孔子似为後起，襄之琴恐不足为孔子师也。此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且其所云“眼如望羊，心如王四国”、之语皆不雅驯，与《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大不类。盖皆後人所。今不敢载。
　　△辨欲见赵鞅之说
　　《世家》於学琴之後又云：“孔子既不得用於卫，将西见赵简子。至於河，而闻窦呜犊、舜华之死也，临河而叹曰：‘美哉水洋洋乎！某之不济此，命也夫！’子贡趋而进曰：‘敢问何谓也？’孔子曰：‘窦鸣犊、舜华，晋国之贤大夫也（云云）。’乃还而反乎卫。”此後乃有问陈之事。余按《春秋经传》，定八年，赵鞅使涉佗盟卫侯，扌其手及腕；十三年，入於晋阳以叛；哀三年，杀周苌弘。弱王室，侮诸侯，而叛其君，春秋之大夫罪未有大於鞅者也。其他党奸酿乱之事史不绝书，不知孔子何取於鞅而欲见之？至窦鸣犊、舜华之死，抑末矣，鞅之善恶亦不在於此二人之死生也，何为临河而遽返邪？晋大夫之见於《传》者多矣，微但大夫也，即赵氏之家臣董安于、尹铎、邮无恤之伦皆得以其才见於《传》。两人果贤大夫，传记何为悉遗之乎？且鞅，卫之仇仇也；孔子虽未受职於卫，然曰际可之仕，则亦有宾主之义焉，无故去之而往见其仇，於义似亦有未安者。往而不遂，复返乎卫，不知何以对灵公？灵公亦安能待之如旧邪？佛，赵氏之叛臣也，赵氏，卫之仇国也；或召而欲往，或不召而自往，忽而卫，忽而中牟，忽而晋，忽而复反乎卫，其仇与叛皆不计焉？亦何异於朝秦暮楚者乎！此必战国时人之所伪，非孔子之事。故今亦不录。
　　“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俎豆之事则尝闻之矣，军旅之事末之学也。’明日遂行。”（《论语卫灵篇》）
　　△答灵公语与答孔文子相类
　　此事与《春秋传》答孔文子语大相类，而彼尤详备，盖本一事而传闻异辞，或以为灵公，或以为文子耳。但此乃《论语》之文，而彼仅见於《左传》，又无他书可以证其孰误，未敢据彼而废此，故两存之。说并见後《孔文子条》下。
　　【备览】“明日与孔子语，见蜚雁，仰视之，色不在孔子。孔子遂行。”（《孔子世家》）
　　△去卫之故
　　此文与《孟子》“际可”之义合。疑卫灵礼貌渐衰，故孔子见几而作，亦不专因於问陈也。孟子曰：“孔子欲以微罪行，不欲为苟去。”圣人去卫之故固有人不能尽知者。故附次於此。
　　【附论】“孟子曰：‘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孟子》）
　　△《世家》四去卫之谬
　　《世家》，孔子於灵公时凡四去卫而再陈，其二皆未出境而反。其初陈也，以定公卒之岁，乃定公十五年；宋，遭桓司马之难，至陈，主於司城贞子，盖本之於《孟子》。其再陈也，以灵公卒之春，乃鲁哀公二年，而误以为三年；因灵公问陈而遂行，盖本之於《论语》。余按：《论语》、《孟子》所记乃一时事，《论语》记其去卫之故，而《孟子》叙其道路所经与在陈所主，非再去也。《世家》误分为二，遂谓孔子至陈三岁而反乎卫，由卫而再陈以实之。不思定公卒之岁距灵公之卒仅二年，而孔子居陈三岁，并曹、宋、郑、蒲之滞及在卫临河之日计之，当不下四五年，如此，则灵公之卒固已久矣，尚安得有问陈事乎！其谬一也。《论语》云：“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於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孟子》云：“孔子在陈，曰：‘盍归乎来，吾党之士狂简，进取不忘其初。’”此两章亦一时之语而所传异词。《世家》亦分以为二，遂谓孔子凡两发叹，一属之初至陈，一属之再至陈。夫既思狂简而反卫矣，而又至陈，奚为者？至陈而又思归以裁狂简，何其行止之无常乎？其谬二也。过匡之役，以恐获罪而去，未出境也，无故而反；临河之役，无故而去，亦未出境也，闻窦鸣犊、舜华之死，不得已而复反，孔子之去就若是之苟然而已乎？孟子曰：“古之君子，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言弗行也则去之；其次，迎之致敬以有礼则就之，礼貌衰则去之。”去果是也，则不当不召而自反；如可反也，则毋宁始之不去之为愈乎，而何为乎仆仆於道途而不惮其烦也？其谬三也。且《世家》以定十四年卫，而《年表》已於是年至陈；《世家》以定十五年遭宋桓之难，而《年表》乃在哀之三年；《世家》以哀六年再反卫，而《年表》乃在十年；《世家》自陈反卫，自卫复至陈之事，《年表》皆无之：即其所自为说已自改之，而学者反皆遵之，谓孔子三至卫而三至陈，甚不可解也！今取《孟子》过宋之文，《论语》问陈之事，合而为一，在陈之叹，《论语》、《孟子》所记亦取而合之，则事理晓然明白，孔子并无由卫而再陈，由陈而再返卫之事矣。至其去卫之年虽无可考，然卫灵以哀二年夏卒，则孔子之去非定之末即哀之初，《世家》所谓鲁定公卒之岁去卫者近是。由此过来至陈而主贞子，正与《孟子》合；但无自陈反卫而再陈之事耳。馀已详前数条。
　　△《年谱》窜易《世家》
　　《年谱》误以孔子自卫陈之後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与《世家》同；而其文尤烦碎，曹、宋皆再至焉。其至卫去卫之年亦与《世家》迥异：有先於《世家》一年者，有後於《世家》二三年者。观其所以改易之故，殊不可晓。既无所本，考之时势亦俱不合。盖《年谱》之作实本於《世家》，而故稍窜易之以泯其迹，使若别有所据者然。较之《世家》尤不足信。
　　【注一】（颉刚案：本条自“今之《论语》非孔门《论语》之原本”以下，至“以致纯杂不均无从考其同异”止，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今附录原文於下。那珂通世案语谱云：“嘉庆二年刻本，此段专论《论语》采辑不免驳杂，而未归罪於张禹。今转载於此，聊以见东壁考证之进化。”）
　　《论语》者，非孔子门人所作，亦非一人之所作也。曾子於门人中年最少，而《论语》记其疾革之言，且称孟敬子之谥，则是敬子已没之後乃记此篇，虽回、赐之门人亦恐无复有在者矣。《论语》之文往往重出，亦间有异同者。《季氏》一篇俱称“孔子”，与他篇不同。盖其初各记所闻，篇皆别行，其後齐、鲁诸儒始辑而合之，其识不无高下之殊，则其所采亦不能无纯之异者，势也。今按：《季氏》以下五篇，其文多与前十五篇不类，其中或似《曲礼》，或似《庄子》，或记古今杂事；而《武城》、《佛》两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时语，前十篇及《春秋传》皆无之；然则其采之也杂矣，其作之也晚矣。是以其义或戾於圣人，其事或悖於经传。而此章与佛章尤害道诬圣人之大者。盖战国之士欲自便其私而恐人之讥己，故诬圣人尝有其事以自解；采书者不知其伪而误载之也。夫《春秋》、《史记》、《庄子》、《列女传》诸书，皆有後人续之补之以乱其真，吾恶知非周、秦间之儒者得此数篇而因续之於《论语》之後邪！孟子曰：“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书》者，当世史臣之所记，犹不能以无失，况於传闻追记者乎！後之人宁使圣人受诬於百世而不敢议记者一言之误，亦可谓轻重之失伦矣！
　　【注二】（颉刚案：本条自“又按佛之叛乃赵襄子时事”以下，至“《列女传》亦以为襄子”止，与嘉庆二年初刻本不同，今附录原文於下。）
　　《左传》《晋语》及《史记》《赵世家》皆无佛畔事，惟《韩诗外传》及《列女传》有之；然皆以为赵襄子时，非简子也。之二书者固不足以取信，然其所记判然两事，非互相剿袭者，而皆以为襄子，然则此事固疑在襄子时也。《左传》於定、哀之际记简子事详矣，自获麟以後乃梢略焉，襄子之及见於《传》者仅两事耳，而《晋语》记简子亦不减十馀事，皆不应独遗此一事，然则此事固应在襄子时也。
　　●卷三
　　○过宋
　　按《孟子於卫章》，是孔子去鲁去卫之後，过宋而後至陈也。《世家》亦记过宋於去卫之後，如陈之前，盖本之此。今从之。
　　“孔子不悦於鲁、卫；遭宋桓司马，将要而杀之？微服而过宋。”（《孟子》）
　　△过宋未必入宋都
　　按孟子云“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其上文云“不悦於鲁、卫”，其下文云“主司城贞子”？则是孔子由卫至陈，经宋之境，亦未必至於宋之国也。曰“将要而杀之”，曰“微服而过宋”，则是知孔子将过宋境，使人要之於路，徽服而行则人不知其为孔子，故获免也。“其如予何”之言当在此时，事理甚明，无可疑者。《世家》乃云：“与弟子习礼大树下；欲杀孔子，拔其树。孔子去，弟子曰：‘可以速矣！’孔子曰：‘天生德（云云）。’”若果孔子尚在树下，拔其树，孔子何以能免？至此乃去，不亦晚乎？兵刃交集，犹曰“其如予何”，不亦迂乎？故今不载。
　　【存疑】“子曰，‘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论语述而篇》）
　　△“天生德”谱之词气失真
　　按：《子罕篇畏匡章》其词婉，此章之词夸。盖圣人言之，圣人原未尝自书之，弟子以口相传，其意不失而词气之间不能不小有增减移易以失其真者，学者不可以词害志也。故列之於存疑。
　　△辨见宋君之说
　　《家语贤君篇》有孔子见宋君相问答之事，称宋公为“主君”。余按：此文本出《说苑》，以为梁君；春秋时未有梁也，汝《家语》改之为宋。而不知其所言皆战国策士之馀，申、商名法之论，孔子固无此等言也。不能辨其诬而反改其文以惑世，撰《家语》者其罪大矣！孟子云：“孔子微服而过宋。”则是孔子未尝立於宋之朝也，乌得与其君相问答也哉！“主君”之称，自韩、魏、赵分晋之後始有之，以其故大夫也，故主之；孔子时尚无是称，亦不得以之称宋公也。且其文本韵语，《家语》少窜易之，中遂有不叶者；所增数语又独浅陋，与前後文不类。然则是《家语》录《说苑》，而非《说苑》之录《家语》也彰彰明矣。然而世儒犹信《家语》，何耶？
　　【附录】“子畏於匡，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天之将丧斯文也，後死者不得与於斯文也！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论语子罕篇》）
　　“子畏於匡，颜渊後，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论语先进篇》）
　　△辨状类阳虎及弹琴解甲之说
　　《世家》云：“或谮孔子於卫灵公，孔子去卫，将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焉。五日，使从者为甯武子臣於卫，然後得去。遂过蒲，月馀而反乎卫。又月馀，然後去卫过宋而至於陈。”余按：孔子在鲁为司寇，居卫见礼於其君，其去也道路之人当悉知之，不得因刻一言而遂误以为虎；况拘之五日，亦当出一言以相诘，乃至竟不知其非阳虎，岂人情耶！匡人欲杀孔子，斯杀之矣，如不欲杀，斯释之矣，拘之五日欲奚为者？而甯武子之卒至是已百馀年，甯氏之亡亦数十年，从者将欲为谁臣乎？此其为说至陋，皆必无之事，而世咸信之，虽朱子亦采之，其亦异矣！《家语》云：“孔子之宋，匡人简子以甲士围之。子路奋戟将与战？孔子止之曰：‘歌！予和汝。’子路弹琴而歌，孔子和之。曲三终，匡人解甲而罢。”余按：此言本之《庄子外篇》；《庄子》本不足信，而《家语》之采之也又并失《庄子》之意。《庄子》云：“孔子游於匡，宋人围之数匝而弦歌不辍。”是歌自歌，围自围也，歌不因於围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孔子欲以歌退敌矣。《庄子》云：“无几何，将甲者进词曰：‘以为阳虎也，故围之；今非也，请辞而退。’”是歌自歌；解自解也，解又不因於歌也。如《家语》之言，则是匡人真以歌退师矣。而岂有是理哉！後世之臣有欲临河读孝经以退敌者，未必非此言之误之也。《外篇》不知何人所撰，要其中皆寓言，不过欲明安命无为之意，姑借孔子畏匡一事而附会之，以自伸其说耳。《家语》以为实然，误矣。且匡人果拘孔子五日而免之，则颜渊当同拘而同免矣；匡人果围孔子，曲三终而解去，则颜渊当同围而同解矣，何以《论语》云“颜渊後”乎？此必孔子闻匡人之将杀己而有戒心，或改道而行，或易服而去，仓卒避难，故与颜渊相失，故不曰“拘於匡”，“围於匡”，而曰“畏於匡”。不然，已为所拘所围矣，生死系於其手，而犹曰“其如予何”，圣人之言不近迂乎！然则此事当与微服过宋之事相类，不得如《世家》、《家语》之说也。孔子既欲陈则陈耳，必不中道而返，又居卫月馀而後始陈也。灵公既不召孔子，孔子无故去而复返，不但为其所轻，吾恐其疑将加甚焉。然则孔子果以陈之故过匡，当在後日去卫过宋之时，不得云自匡返卫而後去也。故附次於过宋之後，而凡《世家》、《家语》之文概不载焉。
　　【畏匡过宋似一事】
　　又按：定公六年《传》云：“侵郑取匡，往不假道於卫。”是匡在郑东也。“及还，阳虎使季孟自南门入”，是匡在卫南也。鲁虽取匡，势不能有，杜氏疑为归之於晋；《庄子》、《荀子》皆以匡为宋邑。郑东卫南，则去宋为近，去晋为远。晋之灭Τ阳也，以予宋公。取匡之时，宋方事晋，匡归於宋，理或然也。此事既与过宋之事相类，又与其时相同，若匡又宋地，则似畏匡过宋实
　　本一事者。吾恶知非闻孔子陈，将出於匡，故使匡人要之，而後人误分之为二事也？《子罕篇》云：“天之未丧斯文也，匡人其如予何！”《述而篇》亦云：“天生德於予，桓其如予何！”二章语意正同，亦似一时一事之言，而记者各记所闻，是以其词小异；未必孔子生平每遇患难即为是言也。然则畏匡之与过宋绝似一事，恐不得分以为二也。然於经传皆无明文，故今不敢遽合为一。姑两存之，以俟夫博古之士正之。说并见前《不悦条》下。
　　△《世家》记陈由郑之谬
　　《世家》於孔子过宋之後，云：“郑，与弟子相失，独立郭东门。郑人或谓子贡：‘东门有人，其颡似尧，其项似皋陶，其肩类子产，自要以下不及禹三寸，累累若丧家之狗’（云云）。”余按：郑在宋西，陈在宋南，自宋陈，必不由郑。且子产，郑相，其卒不久，郑人或犹有及见者；尧、禹、皋陶千七百馀年矣，郑人何由知其形体之详，而分寸乃历历不爽矣乎？至比圣人於狗，造此言者，信此说者，皆圣门之罪人也！此乃齐东野人之语，故今皆削之，而并为之辨。
　　○厄於陈蔡之间
　　“主司城贞子，为陈侯周臣。”（《孟子》）
　　△陈侯之名
　　《世家》，孔子至陈之时，陈侯为公越；而《孟子》作“陈侯周”。《史记》多误，当从《孟子》名周为是。
　　△辨吴子问大骨之说
　　《国语》云：“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宾发币於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出骨而问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於会稽之山，防风氏後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云云）。”余按：定公十二年，孔子已去鲁卫，而吴栖越於会稽乃在哀之元年，孔子时方在陈，吴使安能发币於孔子，孔子又安能爵吴使於鲁廷哉！孔子不语神怪，《论语》言之矣，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况吴使原未明问此事，但泛言及骨，而孔子遽远征神怪以夸之，岂圣人之所为乎！《尧典》曰：“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窜三苗於三危，殛鲧於羽山。”四凶之罪大矣，然不过流放；今防风氏但後至耳，遽杀而戮之，禹亦残忍矣哉！且防风氏人耶，神耶：人也，则与“致群神”之书不相蒙；神也，又安得有骨乎！《世家》此事载之定公五年，而哀元年孔子在陈，又云“吴败越王勾践会稽。”夫会稽之役既在哀元年，则定五年又何得预载之？然此本无之事，其年月亦不足深辨。说并见前《或谓条》下。
　　△辨陈侯问苦矢之说
　　《国语》又云：“仲尼在陈，有隼集於陈侯之庭而死，苦矢贯之，石，其长尺有咫。陈惠公使人以隼如仲尼之馆问之，仲尼曰：‘隼之来也远矣，此肃慎氏之矢也（云云）。’”余按：肃慎氏之去陈也远矣，隼为石所贯，安能飞数千里至於陈廷而後死哉！且怪者孔子之所不语，而《国语》所载孔子之事凡四而三语怪焉，一似孔子生平专以语怪为事而他特其馀者。则何以《论语》二十篇中从未载其一事；《左传》之艳而诬，亦从未有一事之似此者？此盖称圣人者欲见其博，而不知其以诬圣人，小圣人也。故今皆不取。又按：《春秋》定公四年“葬陈惠公”，孔子至陈之时，据《史记》当为陈公；而云惠公，亦谬。
　　△辨观凌阳台之说
　　《孔丛子》云：“陈惠公大城，因起凌阳之台；未终，而坐法死者数十人，又执三监吏。夫子见陈侯，与俱登台而观焉，曰：‘美哉斯台！自古圣王之为城台，未有不戮一人而能致功若此者也！’陈侯默而退，掳赦所执吏。”余按：谈言微中固足解纷，然特滑稽之雄阵於髡、东方朔辈之所为，不但孔子屑层为此，春秋时尚未有此等语也。盖滑稽者所。故不录。陈惠公之误，说已见前条下。
　　【存疑】“夏五月，辛卯，司铎火；火逾公宫，桓、僖灾。孔子在陈，闻火，曰：‘其桓、僖乎？’”（《左传》哀公三年）
　　△闻火亿中事可疑
　　按：《论语》孔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而无亿中之事。《左传》所载列国大夫多亿中，能预决人之成败生死，窃疑其皆出於事後附会之言而不足为据。夫圣人固有先见之明，然观入庙而每事问，谦慎小心，盖知而常自处於不知者，未必如是之轻而易也。故余不敢尽信。姑存之於此。
　　△辨冉求自陈归鲁之说
　　《世家》云：“季桓子病，谓康子曰：‘必召仲尼！康子立，将召之，公之鱼沮之（云云），曰：‘必召冉求！’冉求将行，孔子曰：‘鲁人召求，非小用之，将大用之也。’是日，孔子曰：‘归乎（云云）。’子贡知孔子思归，送冉求，因诫曰：‘即用，以孔子为招’云。”此後乃有蔡之事。余按：《论语》《为卫君章》，冉有、子贡问答之词，皆似在卫之时有所讳而不敢深言者。若冉有果从孔子反卫，则必无自陈归鲁之事矣。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记者因记弟子姓名凡十人，而冉有与焉。《记》云：“将之荆，盖先之以子夏，又申之以冉有。”历观所云，皆似冉有始终相从於陈、蔡间者。然则冉有归鲁当在反卫之後，不当在桓子甫卒之时也；冉有为季氏臣，不可谓之“大用”。冉有、子贡，均弟子也。冉有果用，必请归孔子，不必待子贡之诫；子贡之颖悟，亦不必待孔子示之以意而後知也。此皆後人猜度之辞，不足信。而孔子思归之叹，亦当在将反卫之际，不当在未蔡之前。故今皆不取。说并见後《归与条》下。
　　“叶公问政，子曰：‘近者说；远者来。’”（《论语子路篇》）
　　“叶公问孔子於子路，子路不对。子曰：‘女奚不曰其为人也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云尔！’”（《论语述而篇》）
　　△孔子无至州来及叶之事
　　《世家》云：“冉求既去，明年，孔子自陈迁於蔡。明年，孔子自蔡如叶，叶公问政（云云）。”余按：《左传》哀公二年，蔡迁於州来。四年，叶公诸梁致蔡於负函。十六年，楚白公作乱，叶公自蔡入楚，攻白公；白公死，叶公兼摄令尹司马；国宁，乃老於叶。则是孔子在陈之时，叶公在蔡不在叶也。蔡既迂於州来，去陈益远，来往当由楚境，孔子未必远涉其地；而《论语》、《孟子》、《春秋传》中亦俱无孔子与蔡之君大夫相与周旋问答之事、则是孔子所谓“从我於陈、蔡”者，乃负函之蔡，非州来之镁也。叶公本楚卿贰，与闻国政，不当居外；以新得蔡地，故使镇之，而孔子在陈、蔡之间，因得相与周旋；及其请老，乃归於叶。《史记》但见《论语》、《孟子》中有孔子在蔡之文，遂误以为州来之蔡；又因叶公有“问政”，“问孔子於子路”之事，欲别出“自蔡如叶”之文以合之，而不知其误分一事为两事也。故今考而正之，列叶公之问於在蔡之时，而无孔子如州来及颡之事。
　　【存疑】“楚狂接舆歌而过孔子曰：‘凤兮！凤兮！何德之衰？往者不可谏；来者犹可追。已而已而，今之从政者殆而！’孔子下，欲与之言。趋而辟之，不得与之言。”（《论语微子篇》）
　　【存疑】“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长沮曰：‘夫执舆者为谁？’子路曰：‘为孔丘。’曰：‘是鲁孔丘与？’曰：‘是也。’曰：‘是知津矣！’问於桀溺，桀溺曰：‘子为谁？’曰：‘为仲由。’曰：‘是鲁孔丘之徒与？’对曰；‘然。’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辟人之士也，岂若从辟世之士哉！’而不辍。子路行，以告。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天下有道，丘不与易也！’”（同上）
　　【存疑】“子路从而後，遇丈人以杖荷筱。子路问曰：‘子见夫子乎？’丈人曰：‘四体不勤，五谷不分，孰为夫子？’植其杖而芸。子路拱而立。止子路宿，杀鸡为黍而食之；见其二子焉。明日，子路行，以告。子曰：‘隐者也！’使子路反见之。至，则行矣。子路曰：‘不仕，无义。长幼之节不可废也，君臣之义如之何其废之！欲洁其身而乱大伦。君子之仕也，行其义也。道之不行，已知之矣！’”（同上）
　　△《接舆》、《沮溺》、《荷筱》三章叮疑
　　《世家》载沮、溺丈人之事於自叶反蔡之时，而载接舆事於在楚。余按：此三章其文皆似《庄子》，与《论语》他篇之首不伦，以《晨门》、《荷篑》两章较之可见；而此篇杂记古人言行，亦不似出於孔氏门人之手者。後两章末虽载孔子、子路之言，然於圣人忧世之深心无所发明；而分“行义”与“行道”为二，於理亦似未安。莘野、南阳岂得概谓之乱伦乎！恐系後人之所伪，姑存之，以俟有识者决之。又按：《微子》以下四章皆以时代先後为序，则此三章之次亦恐不如《世家》所列。故今仍以《论语》之文次之。然其事之有无盖不可知，亦无庸深考也。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篇》）
　　△厄於陈、蔡非一日事
　　此事无年可考。《世家》置之迁蔡之言。朱子据《论语》文，以为当在去卫如陈之时。按：孔子言“从我於陈、蔡”，孟子亦言“君子厄於陈、蔡之间”，则是孔子往来於陈、蔡间原无定居，而其厄亦非一日之事也。蔡在陈南，自蔡反卫亦必由陈始达，则是孔子至蔡之後盖尝复归於陈而後反卫也。且孟子以孔子之厄为“无上下之交”，而过宋之役主司城贞子，不得谓之无交。然则《论语》或统言之，未必其事陈在於问陈之後也。故次之於叶公问答之後。
　　△辨陈、蔡大夫围孔子之说
　　《世家》云：“孔子迁於蔡三岁，吴伐陈。楚救陈，军於城父，闻孔子在陈、蔡之间，使人聘孔子。孔子将往拜礼，陈、蔡大夫谋曰；‘孔子贤者，所刺讥皆中诸侯之疾。孔子用於楚，则陈、蔡用事大夫危矣！’乃相与发徒役，围孔子於野。不得行，绝粮。孔子讲诵弦歌不衰。於是使子贡至楚。楚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此说世多信之，余窃疑焉。《论语》曰：“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但言其君大夫不见礼以至於贫乏耳，初未尝云有兵以围之也。匡人之难两见於《论语》，宋桓司马之难一见於《论语》而详载於《孟子》，而皆不言陈、蔡之围。若如《世家》所记，两国合兵围之，其事大於恒、匡人之难多矣，而《论语》、《孟子》反皆不言，但谓之“绝粮”，谓之“无交”，岂理也哉！楚，大国也，陈、蔡之畏楚久矣。况是时吴师在陈城下，陈旦夕不自保，何暇出师以围布衣之士？陈方引领以待楚救，而乃围其所聘之人以撄楚怒，欲何为者？哀之元年，楚子围蔡，蔡人男女以辨，蔡於是乎请迁於吴；二年，迁於州来。其畏楚也如此，幸其不伐足矣，安敢自生兵端？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围孔子者，妄也。蔡方事吴，陈方事楚，楚围蔡而陈从之，陈围蔡而吴伐之，陈之与蔡，仇仇也。且蔡迁於州来，去陈远矣；孔子时既在蔡，蔡人欲围孔子斯围之耳，不必远谋之陈；比陈知孔子之往，则孔子已至楚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者，妄也。陈、蔡合兵而来，当不下万馀人，孔子之从者不过数十人，围而杀之，如反掌耳。围之七日，至於绝粮而不肯杀，又不肯絷之以归国，老师费财，意欲何为？设使楚竟不救，将坐俟其饿死而後去乎？其为谋亦拙矣！由是言之，谓陈、蔡之大夫相与谋围孔子，使之绝粮，待楚救至而後免者，妄也。此皆时势之所必无，人情之所断不然者，而世儒多信之，其亦异矣！孟子曰：“孔子於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於卫灵公，际可之仕也；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独其於陈、蔡也，则曰“无上下之交”。盖古之他国者，其君大夫必馈之饣气，而陈、蔡皆无之，以此致厄，如晋重耳之不礼於郑、卫，乞食於五鹿者然；乌有所谓“发徒役以围孔子於野”者哉！《春秋传》云：“陈不救火，君子是以知其先亡。”《国语》亦言陈之道路不修，宾旅无所依，故单子知其必亡。盖陈之国事日非，其君大夫皆不恤宾旅，孔子亦不乐立於其朝，而蔡乃楚境，楚人亦务富国强兵，非能尊贤养士之国，虽有贞子、叶公之辈，度亦暂与相依而未必遂久与相处，是以往来两地未有定居，其窘饿穷乏盖亦非一日之事矣，故曰“厄於陈、蔡之间”，言其非一时，非一地也。其反卫也，曰“公养之仕”，言其仅能免於昔日之绝粮也。後之人但闻有绝粮之事而不知其故，遂疑二国大夫之相厄者，因附会而为之说，而不知其舛也。故今昔不载。蔡乃楚境之说，详见前《叶公条》下。
　　△陈、蔡之围为庄子寓言
　　又按：陈、蔡之围，经传未有言者，独《庄子》书数数言之。後人相传之言盖本於此。不知庄子特讥孔子之好言礼义以自困其身，因有厄於陈、蔡一事，遂附会之以自畅其毁礼灭义之宗旨耳。其言既皆寓言，则其事亦安得遂以为实事也！《世家》、《家谱》之文采之《庄》、《列》者半，当其在《庄》、《列》也，犹见有一二人以为异端而不信者；及其在《世家》、《家谱》也，则虽名儒亦信之矣。呜乎，阳辟其名而阴袭其说而不之觉者盖不乏人矣，岂独姚江之徒乃为阳儒而阴释哉！故凡不见於经传者，余概不敢妄录。
　　△《史记》绝粮说不信者多
　　又按：孔氏注《论语绝粮章》云：“吴伐陈，陈乱，故乏食。”说与《世家》不同。赵氏注《孟子厄於陈蔡章》亦不用《世家》说。是司马迁虽载之《史记》，而汉人固不以为然也。朱子《论语序说》云：“是时陈、蔡臣服於楚，若昭王来聘孔子，陈、蔡大夫安敢围之！”是朱子固亦尝辟之矣。自明季讲家矜言博览，且为科场逢世之计，乃不辨黑白而采之，遂相沿至今，以为固然。余故表而出之，以见其非先儒之说。
　　△《论语》“愠见”一事之敷衍失真
　　《世家》：“孔子以固穷告子路，子贡色作。孔子曰：‘赐，尔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孔子知弟子有愠心，乃召子路而问曰：‘《诗》云：匪兕匪虎，率彼旷野。吾道非耶，吾何为於此？’子路曰：‘意者吾未仁耶，未知耶？’告子贡，子贡曰：‘夫子之道至大，故天下莫能容；盍少贬焉？’告颜回，颜回曰：‘不容，何病！不容，然後见君子！’孔子欣然而笑曰：‘使尔多财，吾为尔宰！’”余按：子路愠见而曰“君子亦有穷乎。”虽不能无怨天尤人之意，而未尝有信道不笃之心。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又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其自信果决如是，乌有以未仁未知疑孔子者哉！子贡曰：“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又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孟子曰：“子贡智足以知圣人。”若欲孔子自贬其道，识趣之卑陋甚矣，何以为子贡！南宫问於孔子曰：“羿善射，荡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颜渊之言固当，然遽欣然而笑，欲为之宰，毋乃近於好谀矣乎！余观《论语》所载诸弟子未有不尊信圣人者，而孔子常有谦逊不敢自是之心。如《世家》之言，则是诸弟子自颜渊外皆不足以知孔子，而孔子不得不琐琐然自明其过之不在己也，何其与《论语》相反乃尔耶？此必无之事，不待详辨者。至於《论语》“多识”、“一贯”之文，与“绝粮”、“固穷”之义毫不相蒙，自当别为一章。今朱子《集注》分之，是也；《世家》连而及之，亦非是。此事又见於《韩诗外传》及《说苑》，而文复与《世家》互异；但有与子路问答语，而不及於颜渊、子贡。然其文尤繁碎，决系秦、汉文字，不足缕辨。其谬最显而易见者，孔子以鲁哀公六年自陈反卫，至十三年，吴夫差始赐伍员属镂以死，而《外传说苑》述孔子之言并有“子胥抉目於吴东门”之语；孔子以鲁哀公十六年卒，至二十二年越始灭吴，已後越始通於诸夏，而《说苑》述孔子之言复有“句践霸心生於会稽”之语。未来之事，孔子何由预知之而预告之乎？盖此三书之文皆本《论语》“愠见”一事，而好事者敷衍其词，遂致失真，正如今世闾巷所传之《三国》、《残唐》、《东西汉晋》演义，取史事而易之以俗语，加之以枝叶，以悦世人之耳目，彼固不问其义理时势之合与否也；三子者不察而误采之耳。至《家语在厄篇》则又兼采三书而合之者，是以其文乱杂无章；且於“勾践”、“子胥”二语亦存之而不删，正与阮逸所作《伪文中子元经》以隋人而避唐庙讳者同。其为伪撰，不待辨而明者。不知後之儒者何以不之觉而信为实也？故今一概不载。
　　△辨子西沮封之说
　　《世家》云：“楚昭王兴师迎孔子，将以书社地七百里封孔子。楚令尹子西曰：‘王之使使诸侯，有如子贡者乎？’曰：‘无有。’‘王之辅相有如颜回者乎？’曰：‘无有。’‘王之将率有如子路者乎？’曰：‘无有。’‘王之官尹有如宰予者乎？’曰：‘无有。’‘且楚之祖封於周，号为子男五十里；今孔丘述三王之法，明周、召之业，王若用之，则楚安得世世堂堂方数千里乎！夫文王在丰，武王在镐，百里之君卒王天下；今孔丘得据土壤，贤弟子为佐，非楚之福也！’昭王乃止。其秋，昭王卒於城父。孔子自楚反乎卫。”余按：孔子得百里之地而君之，可以有天下，孟子推之则然，其门人或有知之者，外人不能也，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季康子问“由、求、赐可使从政也与”，当是时，三子已有所建白矣，犹不敢信如此；况於陈、蔡之时，予贡尚未出使於诸侯，颜渊、宰予皆无所表见，子路亦未尝为将帅，彼子西者乌足以知之！子西之人本不足称，然未尝有嫉贤妒能之事，白公之复言，子西用之矣；若知之而忌之，虽子西亦不至如是之不肖也。而是时昭王方在城父，以拒吴师，竟卒於军，亦非议封孔子时也。且书传皆无见楚昭王之事，《楚世家》及《年表》亦皆无之，则此必後人之所附会无疑也。至所称“书社地七百里”者，语亦误。楚即欲封孔子，安能如是之大！盖古之禄邑多以社计，故《春秋传》云：“自莒疆以西，请致千社。”《荀子》云：“与之书社三百。”旧说盖言楚欲以书社七百为孔子禄邑，《史记》误以书社为地名，因加里於七百之文下耳。曰：然则《戴记》有“之荆、”之文，何也？曰：蔡、楚境也；之蔡，即之楚也。吾恶知其谓之荆者非之蔡乎？既相传有至楚之事，故疑以为昭王之聘之也；既聘矣而卒於不用，故又疑以为子西之沮之也。吾恶知其非因臆度之故，遂附会而为之说乎？故今皆不载。
　　“子在陈，曰：‘归与！归与，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成章，不知所以裁之。’”（《论语公冶长篇》）
　　△思归之年
　　《世家》载此语於哀公三年；明年孔子如蔡；又明年如叶，反乎蔡；居蔡三岁，如楚；楚昭王卒，然後孔子反乎卫。夫孔子既思归矣，乃反南辕而蔡楚，又四五年而始反卫，何为耶？然则此叹当在反卫之前一二年中。故次之於绝粮之後。
　　【附论】“子曰：‘从我於陈、蔡者，皆不及门也。’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附论】“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无上下之交也。’”（《孟子》）
　　△【反卫之年】
　　《史记孔子世家》以定十五年过宋至陈，哀四年迁於蔡，六年反卫，而迁蔡之前复有反卫而再至陈之事。《年表》则以定十四年至陈，哀三年过宋，十年自陈反卫，其年皆与《孔子世家》不合，而亦无再往来之文。《陈》、《卫》、《宋》世家略与《年表》同，而多阙漏。惟《蔡世家》以昭二十六年至蔡，当鲁哀之二年，则《年表》所无也。余按：孔子以定十二年去鲁，卫灵公以哀二年卒，则以为定十五年去卫至陈者近是。既於是年或十四年至陈，则不应复於哀之三年过宋。《论语述而篇》云：“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是二手皆尝从孔子反卫也。哀七年《传》云：“吴人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是子贡於反卫後先归鲁也。若孔子於十年始反卫，则子贡不得於七年已在鲁，故以为哀六年反卫者近是。此皆当从《孔子世家》，《年表》不足据也。孔子曰“从我於陈、蔡者”，孟子曰“君子之厄於陈、蔡之间”，皆连举之而无所分。孟子谓孔子有“见行可之仕”，有“际可之仕”，有“公养之仕”，亦不言陈、蔡。大抵陈、蔡不能尊贤礼士，不可依以久处，是以孔子往来其间，初无定居，其年月固有不能缕分者也。唯《孔子世家》所谓反卫而再至陈者似无其事，当从《年表》。说已见前《卫篇》中。
　　△《年谱》置《世家》五年事於一年中之谬
　　《年谱》误以孔子自陈反卫之後复有如陈而再反卫之事，与《世家》同。其至陈去陈之年，亦与《世家》颇异。最可异者，六十三岁“自卫如陈，自陈如蔡，自蔡如叶，既而反蔡；楚昭王使人来聘，陈、蔡围之；昭王兴师迎孔子，然後得免；孔子自楚反乎卫”，取《世家》五年之事悉置之一年之中；是年凡七至人国？行万有馀里，往来如传舍然。较之《世家》，尤为疏脱。
　　○反卫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人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论语述而篇》）
　　△卫君为出公辄
　　此章所称“卫君”，先儒皆以为出公辄。玩其词意，良然。按《春秋传》哀公七年，公会吴於曾阝，太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十一年，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於郊，则是孔子至卫之後，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故次之於此。
　　【附录】“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於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於其言，无所苟而已矣。’”（《论语子路篇》）
　　△正名之论似为辄发
　　《世家》以此章及《鲁卫之政章》皆为卫君辄之时。余按：卫自灵公失道，政衰已久，“兄弟’之叹不可必其为辄；而鲁、卫连及，又似初从鲁来焉者，其说未可据。唯此章正名之论似为辄发，《世家》之说近是，先儒亦多从之。然无明文可考。故附次於此。
　　△辨脱骖赙丧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之卫，遇旧馆人之丧，入而哭之哀。出，使子贡脱骖而赙之，曰：‘予乡者入而哭之，遇於一哀而出涕；予恶夫涕之无从也习！’”余按：孔子之用财，如子华之使齐，原思之为宰，颜路之请车，或与或不与，皆因乎人与己之本量所当然，天理人情之不可移易者，未有但犭旬一时之意偶然行之者也。若本不应如是，但因“遇於一哀，恶涕之无从”之故而脱骖赙之，则是可以偶然与之，亦可以偶然不与，圣人之用财恐不如是之苟也。《戴记》之文本多附会；此或别有其故而传者失其真，或本无此事，均未可知。故今不录。
　　“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於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敢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左传》哀公十一年）
　　△拒孔文子问较答卫灵为得实
　　按此文“胡簋”四句与《论语问陈章》“俎豆”数语相类，其事亦相类，未必两事相符如此而又皆在卫，盖本一事而传闻者异也。以理度之，问陈之失小，问攻太叔之失大；彼可勿行，而此则当去；彼可因所问而导之以礼，如以“临事，好谋”戒子路者然，此则但当以不对拒之。窃疑此文为得其实。故两存之，以俟夫有识者删其一焉。说并见《前卫灵公》条下。
　　【附论】“孟子曰：‘於卫孝公，公养之仕也。’”（《孟子》）
　　△卫孝公即出公
　　《史记》卫无荐公，而孔子反卫在出公辄之时，故朱予以孝公为辄。余按《春秋经传》，哀二年卫灵公卒，卫人立辄；十六年正月，卫侯辄来奔（《传》在十九年冬）；至四月，孔子卒。公养之为辄无可疑者。辄亡在外，故称出公。出，非谥也，辄之谥盖史逸之矣。卫人既以蒯聩得罪於灵公而辄之拒之为是，则谥之为孝亦无足怪者。故从朱子之说。
　　△在卫为孔文子所留
　　孔子之於卫孝公，其详不可考。余按：《春秋》昭七年传：“孔成子梦康叔谓己：‘立元，余使羁之孙圉与史苟相之。’”哀十五年《传》：“大子与五人介，迫孔悝於厕，强盟之，孔悝立庄公。”则是灵、孝之世孔氏实执国政。孔子之在卫，文子实留之，故有“择木”之喻；若文子非执卫柄，不过卫诸大夫，孔子不答所问足矣，不必因此而遂去也。文子敏而好学，不耻下问，则其为人必好贤礼士者，是以孔子为之留连而不遽去，非苟然而已也。又按：传记所载从无孔子与卫孝公问答之语，则是孝公年少，尚未知与孔子相周旋，但文子言於君而致饔饣气於孔子耳；是以孟子谓之“公养之仕”，明非立其朝而贪其禄也。余恐世之儒者疑孔子之欲辅孝公以行道，不然则疑孔子之苟利其养而不肯去，故推其前後而为之解。
　　○归鲁上
　　△辨冉有荐孔子之说
　　《世家》云：“冉有为季氏将师，与齐战於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於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於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云云）。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余按：所载冉有之言浅陋不足以称圣人，必後人所伪无疑，故今不取。而《春秋传》言“师及齐师战於郊”，《世家》云“郎”，亦误。
　　△辨息驾河粱之说
　　《家语》云：“孔子自卫反鲁，息驾於河粱而观焉。有悬水三十仞，圆流九十里，鱼鳖不能道，鼋鼍不能居，有一丈夫方将厉之。孔子使人并涯止之；丈夫不以措意，遂度而出。孔子问焉（云云）。”余按：此书本之《庄子外篇》，其原文云：“孔子观於吕粱，县水三十仞，流沫四十里，鼋鼍鱼鳖之所不能游也，见一丈夫游之，数百步而出，被行歌而游於塘下。孔子从而问焉；曰：‘吾始乎故，长乎性，成乎命，从水之道而不为私焉，此吾之所以蹈之也。’”然则《外篇》之意但欲明夫自然之道，无为之旨，故设为丈夫孔子问答之言以畅其说耳，非实事也。《家语》以为实然，愚矣。庄周书中，玄蛇、河海、光景、无有，皆有问答之语，亦将谓光景、无有皆能为人言乎！且其所改《外篇》之文尤无伦理。吕梁之水，县三十仞，可也；自卫以下，河流平地，安得三十仞而县之！孔子观於吕梁，可也；自卫反鲁，去河绝远？安得河梁而息驾焉！丈夫游之而复出，孔子问焉，可也；若丈夫既度河，则与孔子各在河之一涯，又安能隔大河而与之语乎！呜乎，《庄子》之言之必无者，《家语》皆以为诚有也；《庄子》之言之容或有之者，《家语》则又改之使之必无；此何为耶？又按，《列子黄帝》、《说符》两篇亦载此事，一与《庄子》文同，一与《家语》文同。盖《列子》亦後人之所伪撰，──故柳子厚谓其书多增窜，高氏亦谓後人会粹而成之者，──是以一事而两采之；较之《家语》尤不可信。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於仲尼。仲尼曰：‘丘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二年）
　　△《国语》记田赋
　　《国语》亦载此事，而文颇与此异：盖《国语》皆後人所推衍，非当日之言，是以其文常繁於《内传》而多与诸经不合，不如《内传》为近其实。故弃彼而存此。
　　“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冉求为季氏宰，无能改於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孟子》）
　　△聚敛即用田赋
　　按《论语》、《孟子》所称乃一事而其文小异者。既云“赋粟倍他日”，则所谓“聚敛”者即《左传》“用田赋”之事可知也。以其互有详略，故并次之於此。
　　“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论语子罕篇》）
　　△归鲁之年
　　正乐与用田斌未知孰为先後。然孔子之归在孔文子访攻太叔之後，太叔之出在十一月葬滕隐公之後，则是孔子岁暮始归鲁也。田赋之用在明年正月，其间当无几时。故次此文於用田赋之後。
　　“子语鲁太师乐，曰：‘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也；从之，纯如也，如也：绎如也，以成。’”（《论语八佾篇》）
　　“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
　　△正乐
　　按：“语乐”即“正乐”之事，“盈耳”即“得所”之验，故并次之於此。
　　【附录】“子所雅言：《诗》、《书》执礼，皆雅言也。”（《论语述而篇》）
　　△雅言
　　此孔子平日事，不仅归鲁以後为然。以其与正乐之事同类，故附次於此。
　　△辨删《诗》之说
　　《世家》云：“古者诗三千馀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礼义，上采契、後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三百五篇。”康成之徒多非其说。孔氏颖达云：“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迁言未可也。”而宋欧阳氏修云：“以《诗谱》推之，有更十君而取一篇者，有二十馀君而取一篇着。由是言之，何啻三千！”邵氏雍亦云：“诸侯千有馀国，《风》取十五；西周十有二王，《雅》取其六。”则又皆以迁言为然。余按：《国风》自《二南》、《豳》以外多衰世之音，《小雅》大半作於宣、幽之世，夷王以前寥寥无几，如果每君皆有诗，孔子不应尽删其盛而独存其衰。且武丁以前之颂岂遽不如周，而六百年之风雅岂无一二可取，孔子何为而尽删之乎？子曰：“诵《诗》三百，授之以政，不达？使於四方，不能专对，虽多，亦奚以为！”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玩其诃意，乃当孔子之时已止此数，非自孔子删之而後为三百也。《春秋传》云：“吴公子札来聘，请观於周乐。”所歌之风无在今十五国外者。是十五国之外本无风可采；不则有之而鲁逸之，非孔子删之也。且孔子所删者何诗也哉？郑、卫之风，淫靡之作，孔子未常删也。“丝麻菅蒯”之句不逊於“缟衣茹芦”之章，即华室远”之言亦何异於“东门不即”之意；此何为而存之，彼何为而删之哉？况以《论》、《孟》、《左传》、《戴记》诸书考之，所引之诗逸者不及十一，则是颖达之言左券甚明；而宋儒顾非之，甚可怪也，由此论之，孔子原无删《诗》之事。古者风尚简质，作者本不多，而又以竹写之，其传不广，是以存者少而逸者多。《国语》云：“正考父校商之名颂十二篇於周大师，以《那》为首。”郑司农云：“自考父至孔子又亡其七篇。”是正考父以前颂之逸者已多，至孔子又二百馀年而又逸其七。古义世愈近则诗愈多；世愈远则诗愈少。孔子所得止有此数，或此外虽有而缺略不全，则遂取是而正次第之以教门人，非删之也。《尚书》百篇，伏生仅传二十八篇，逸者七十余篇；孔安国得多十馀篇，逸者尚数十篇。礼之逸者尤多。自汉以来易竹以纸，传布最易，其势可以不逸，然其所为书亦代有逸者。逸者事势之常，不必孔子删之而後逸也。故今於删《诗》之说悉不敢载。
　　△辨删《书》之说
　　《伪孔传书序》云：“伏羲、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常常道也。孔子睹史籍之烦文，惧览者之不一，讨论《坟》、《典》，断自唐、虞而下。”《书纬》云：“孔子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为《尚书》。断远取近，定其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为《简书》。”後世多以其说为然。余按：《传》云：“郯子来朝，昭子问焉，曰：‘少氏鸟名官，何故也？’郯子曰，‘吾祖也，我知之。’仲尼闻之，见於郯子而学之。”圣人之好古也如是，果有羲、农、黄帝之书传於後世，孔子得之当如何而爱护之，当如何而表章之，其肯无故而删之乎！《论语》屡称尧、舜，孟子言必称尧、舜，其道唐、虞之事尤详，而皆无一言及於黄、炎者，则高辛氏以前之无书也明矣。唯《春秋传》颇言上古时事，然其文多平而弱，其事多奇而诡，与《尧典》、《禹贡》大不类，盖皆出於传闻，必非当时之书之所载也。《三坟》、《五典》之名虽见於《传》，然不言为何人所作，故杜氏《注》但云“皆古书名。”若《书序》果出於安国，杜氏岂容不见而不注耶！《虞书》曰：“慎徽五典。”又曰：“天叙有典。”“自我五典。”是知尧、舜之世已有五典，盖即五伦之义书之策以教民者。安知《传》之所云非此五典欤？古者以竹木为书，其作之也难，其传之也亦不易；孔子所得者止於是，则遂取是而考订整齐之以传於门人耳，非删之也。《世家》但云“序《书》”，亦无删《书》之文。《汉志》虽有《周书》七十馀篇；然皆後人之所伪撰。刘向但云“孔子所论百篇之馀”，亦未尝言孔子之所删也。故今於删《书》之说悉不敢载。
　　【附录】“子曰：‘加（古本作“假”）我数年，五十（二字古本作“卒”）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篇》）
　　△学《易》之年
　　此语无年可考。观其词意，盖在归鲁以後。故附次於“正乐”之後。
　　△辨作易《传》之说
　　《世家》云：“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由是班固以来诸儒之说《易》者皆谓《传》为孔子所作。至於唐、宋，咸承其说。余按：《春秋》，孔子之所自作，其文谨严简质，与《尧典》、《禹贡》相上下；《论语》，後人所记，则其文稍降矣；若《易传》果孔子所作，则当在《春秋》、《论语》之间，而今反繁而文，大类《左传》、《戴记》，出《论语》下远甚，何耶？《系词》、《文言》之文，或冠以“子曰”，或不冠以“子曰”；若《易传》果皆孔子所作，不应自冠以“子曰”字；即云後人所加，亦不应或加或不加也。孟子之於《春秋》也，尝屡言之，而无一言及於孔子传《易》之事；孔、孟相去甚近，孟子之表章孔子也不遗馀力，不应不知，亦不应知之而不言也。由此观之，《易传》必非孔子所作，而亦未必一人所为；盖皆孔子之後通於《易》者为之，故其言繁而文；其冠以“子曰”字者，盖相传以为孔子之说而不必皆当日之言；其不冠以“子曰”字者，则其所自为说也。杜氏《春秋传後序》云：“汲县冢中，《周易》《上下篇》与今正同；别有《阴阳说》，而无《彖》、《象》、《文言》、《系辞》。疑於时仲尼造之於鲁尚未播之於远国也。”余按：汲冢《纪年篇》乃魏国之史；冢中书，魏人所藏也。魏文侯师子夏，子夏教授於魏久矣，孔子弟子能传其书者莫如子夏；子夏不传，魏人不知，则《易传》不出於孔子而出於七十子以後之儒者无疑也。又按《春秋》襄九年《传》，穆姜答史之言与今《文言》篇首略同而词小异。以文势论，则於彼处为宜。以文义论则“元”即“首”也，故谓为“体之长”；不得遂以为“善之长”“会”者“合”也，故前云“嘉之会也”，後云“嘉德足以合礼”；若云“嘉会足以合礼”，则於文为复，而“嘉会”二字亦不可解。“足以长人，合礼，和义，而干事，是以虽随无咎”；今删其下二句而冠“君子”字於四语之上，则与上下文义了不相蒙。然则是作《传》者采之鲁史而失其义耳，非孔子所为也。《论语》云：“曾子曰：‘君子思不出其位。’”今《象传》亦载此文。果《传》文在前与，记者固当见之，曾子虽尝述之，不得遂以为曾子所自言；而《传》之名言甚多，曾子亦未必独节此语而述之。然则是作《传》者往往旁采古人之言以足成之，但取有合卦义，不必皆自己出。既采曾子之语，必曾子以後之人之所为，非孔子所作也。且《世家》之文本不分明，或以“序”为《序卦》，而以前“序《书》传”之文例之，又似序述之义，初无孔子作《传》之文。盖其说之晦有以启後人之误。故今皆不载。
　　【附录】“夏五月，昭夫人孟子卒。孔子与吊。”（《左传》哀公十二年）
　　【附录】“冬十二月，螽。季孙问诸仲尼，仲尼曰：‘丘闻之，火伏而後蛰者毕。今火犹西流，司历过也。’”（同上）
　　●卷四
　　○归鲁下
　　“春，西狩於大野，叔孙氏之车子Θ商获麟；以为不祥，以赐虞人。仲尼观之曰：‘麟也！’然後取之。”（《左传》哀公十四年）
　　“有以告者曰：‘有の而角者。’孔子曰：‘孰为来哉！孰为来哉！’反袂拭面，涕沾袍，曰：‘吾道穷矣！’”（《公羊传》哀公十四年）
　　“世衰道微，邪说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孟子》）
　　△作《春秋》与获麟之先後不可知
　　按：《春秋》终於获麟，则成於获麟之後可知，故次之於此。先儒或谓文成致麟；然麟至见获，非瑞乃灾，其说非是。杜氏以为感麟而作，作起获麟，则文止於所起，似矣；然《二传》皆未尝言，故今亦阙之。
　　△辨作《春秋》以自见之说
　　《世家》载孔子之言云：“弗乎！弗乎！君子疾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於後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云云。其言似急於求名者，殊失圣人之意。今不取。
　　【备考】“《春秋古经》十二篇。”（《汉书艺文志》）
　　【附论】“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孟子曰：‘《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并《孟子》）
　　△作《春秋》非专黜陟之权
　　胡氏安国云：“仲尼作《春秋》以寓王法，典庸礼，命德讨罪，其大要皆天子之事也。知孔子者，谓此书之作，遏人欲於横流，存天理於既灭，为後世虑至深远也。罪孔子者，以为无其位而二百四十二年南面之权，使乱臣贼子禁其欲而不得肆，则戚矣。”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专黜陟之大权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天子之事”云者，犹所谓“王者之迹”也。《书》，天子主事也；《诗》，天子之事也；《乘》、《杌》、《春秋》。则诸侯之史而非天子之事也。孔子据周礼以书列国之事，所关者天下之治乱，所正者天下之名分，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天子之事耳：言其与《诗》、《书》同而非《乘》、《杌》之比也，岂谓其专黜陟之大权哉！若僭其黜陟即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谓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故余不得不辨。
　　△修《春秋》循旧书法
　　又按《春秋传》，晋韩起聘於鲁，见《易象》与《鲁春秋》，曰：“周礼尽在鲁矣！”然则鲁之《春秋》本据周礼以书时事。但自东迁以後，时异势殊，盟会擅於诸侯，政事专於大夫，一切战争弑夺之事皆成周盛时所未尝有者，秉笔者苦於无例可循，而其识亦未必足以及之，则其书法不合於周礼者当亦不少。是以孔子取而修之，正君臣之分，严内外之防，尊卑有经，公私而别，然後二百四十年中善不待褒而自见，恶不待贬而自明，大义凛然，功罪莫能逃者，故曰“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耳，非以其专黜陟为足惧也。惜乎後之儒者过於求深，而往往反失其本来之意也！
　　“陈成子弑简公，孔子沐浴而朝，告於哀公曰：‘陈恒弑其君，请讨之！’公曰：‘告夫三子。’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君曰‘告夫三子’者！之三子告，不可。’孔子曰：‘以吾从大夫之後，不敢不告也！’”（《论语宪问篇》）
　　“齐陈恒弑其君壬於舒州、孔丘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公曰：‘鲁为齐弱久矣，子之伐之，将若之何？’对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公曰：‘子告季孙。’孔子辞，退而告人曰：‘吾以从大夫之後也，故不敢不言！’”（《左传》哀公十四年）
　　△辨程子论请讨陈恒之谬
　　程子云：“左氏记孔子之言曰：‘陈恒弑其君，民之不与者半；以鲁之众，加齐之半，可克也。’此非孔子之言。诚若此言，是以力，不以义也。若孔子之志，必将正名其罪，上告天子，下告方伯，而率与国以讨之。至其所以胜齐者，孔子之馀事也，岂计鲁人之众寡哉！”余按：《传》文前云“三日齐而请伐齐，三”，则已告哀公以义之当讨矣；而公以“鲁为齐弱”致疑，故复言此以释其疑，非以力不以义也。哀公之所惧者不克，若不告以可克之故，尚何望哀公之肯讨耶！程子未尝详绎《传》文，但节其後数语，遽谓之以力不以义，不亦冤乎！孔子曰：“暴虎冯河，死而无悔者，吾不与也！必也临事而惧，好谋而成者也。”“子之所慎：齐，战，疾。”圣人举事固主於义，然亦必有知己知彼之明，谋定而後战，乌有举数万人之命冒然一掷而不虑其事之所终乎哉！诸葛武侯之表怀帝也，曰：“今南方己定，甲兵已足，当奖帅三军，北定中原。”若以程子论之，是武侯亦以力不以义矣。孟子曰：“率其子弟，攻其父母，未有能胜者也。”又曰：“彼陷溺其民，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盖义以民心为主，故孔子以“民之不与”言之，非论力，正沦义也。况当是时：天子已微，自晋失伯以来，天下亦无方伯，与国如宋如卫皆不足与有为，乃欲舍不共戴天之齐民而求助於不可倚仗之邻国，谓因齐民为以力而率与国则为以义，非独迂於论事，抑亦疏於论义矣。此乃宋儒之失，非《左传》之谬。但《传》文不若《论语》醇古，疑记言者才有高下之故；然与《论语》互有详略，足相发明。而孔子之辞亦与《论语》不同，未知孰是。故并存之。
　　【附录】“哀公问曰：‘何为则民服？’孔子对曰：‘举直错诸枉，则民服；举枉错诸直，则民不服。’”（《论语为政篇》）“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
　　【附录】“季康子问：‘使民敬忠以劝，如之何？’子曰：‘临之以庄则敬；孝慈则忠；举善而教不能则劝。’”（《论语为政篇》）“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季康子问政於孔子，孔子对曰：‘政者，正也。子帅以正，孰敢不正！’”（《论语颜渊篇》）“季康子患盗，问於孔子，孔子对曰：‘苟子之不欲，虽赏之不窃！’”（同上）“季康子问政於孔子，曰：‘如杀无道以就有道，何如？’孔子对曰：‘子为政，焉用杀！子欲善而民善矣。君子之德风，小人之德草：草上之风必偃。’”（同上）“子言卫灵公之无道也，康子曰：‘夫如是，奚而不丧？’孔子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论语宪问篇》）“康子馈药，拜而受之，曰：丘未达，不敢尝！’”（《论语乡党篇》）
　　【附录】“孟武伯问孝，子曰：‘父母惟其疾之忧。’”（论语为政篇）“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哀公、季康子、孟武伯诸问皆在归鲁後
　　以上十一条虽无年可考，然必皆在归鲁之後无疑。故并附次於请讨陈恒之後。
　　《世家》云：“季康子问政，曰：‘举直错诸枉，则枉者直。’”盖采《为政篇》文而误以哀公为康子也。又因此文与答樊迟之语相类而误易之，则益舛矣。今不从。
　　△两答“颜渊好学”疑本一事
　　《论语先进篇》亦载答颜渊好学语，而以哀公为季康子，且遗“不迁怒”等三句。孙觉曰：“夫子之对季康子与哀公同，而有略有详：於臣略，於君详者也。”余按：此二章其文极相类，疑亦本一事而所记有详略异同，正如《史记》误以“举直错枉”为答康子语耳，不必曲为之解也。《传》曰：“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论语》诸篇非一人之所记，故其中往往有重出异同之语；必尽以为二事，则泥古之过也。故今止载《雍也篇》文。
　　△辨以黍雪桃之说
　　《家语》载有“哀公赐桃，以黍雪之”之事，孔子并食之而辨之云云。余按：春秋之时风尚近古，以黍雪桃必无此事。且此亦小事耳，圣人之词简质而气浑厚，况侍食於君前，何至喋喋辨此不休邪？此文本之韩非，非所引事初无实录，姑妄言以为说资者；此说尤陋，不足深辨。然《家语》亦采之。呜呼，盖亦无有不采者矣！
　　【备览】“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於是乎书。”（《杂记》）
　　【存疑】“孺悲欲见孔子，孔子辞以疾。将命者出户，取瑟而歌，使之闻之。”（《论语阳货篇》）
　　△辞见孺悲事可疑
　　按：孺悲果有过，孔子责之可也；若有大过而不可教，绝之可也；胡为乎阳绝之而阴告之，有如儿戏然者？恐圣人不如是之轻易也。使悲果能闻歌而悔，则责之而亦必悔可知也；使责之而竟不知悔，即闻歌奚益焉？孔子於冉有之聚敛，弟子也，责之而已；於原壤之夷俟，故人也，亦责之而已；未有故绝之而故告之如此一事者。独《阳货篇》有之。《阳货篇》之文固未可以尽信也。或当日曾有辞孺悲见之事，而传之者增益之以失其真。故列之於存疑。
　　○考终
　　△辨梦奠两楹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孔子蚤作，负手曳杖，消摇於门，歌曰：‘泰山其颓乎？梁木其坏乎？哲人其萎乎？’子贡闻之，趋而入。子曰：‘予畴昔之夜，梦坐奠於两楹之间，予殆将死也！’盖寝疾七日而殁。”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多矣，大抵皆谦逊之辞而无自圣之意，皆明民义所当为而不言祸福之将至。独此歌以“泰山”，“梁木”，“哲人”自谓，而预决其死於梦兆，殊与孔子平日之言不类；恐出於後人传闻附会之言。故不敢载。
　　“夏四月，己丑，孔丘卒。”（《左氏春秋》哀公十有六年）
　　△孔子卒年月日之考定
　　社氏《注》云：“四月十八日乙丑，无己丑。己丑，五月十二日。日月必有误。”余按：杜氏所以如是注者，盖因哀十五年《传》文中有闰月，递推而下，则四月不当有己丑耳；不知《传》虽有此闰月，鲁实无此闰月，己丑正当在四月也。何以明之？春秋之时，列国置闰互异。昭二十二年王室之乱，《经传》之文皆差一月，盖《经》本之鲁史，《传》采之周史；鲁於六月置闰，周於十二月始置闰故也。何以明之？景王之葬，《经》、《传》皆在六月，是六月以前周与鲁皆不置闰也；《传》於十二月後始书闰月，是周於十二月置闰也。王猛之居皇也，《经》书於夏而《传》在秋七月戊寅；其入於王城也，《经》书於秋而《传》在冬十月丁巳；其卒也，《经》书於冬十月而《传》在十一月乙酉；自六月以後，闰月以前，经之纪事无不先《传》一月，是鲁於六月已置闰也。且以《传》文考之，十二月有庚戌，闰月有辛丑，明年正月壬寅朔，则十二月当为癸卯朔，而《经》何以书“十有二月癸酉朔，日有食之”？然则是《传》之闰月即《经》之十有二月，而周、鲁诸闰之不同，众证明白，晓然而无疑矣。哀十二年《传》云：“冬十二月，螽。”孔子曰：“火犹西流，司历过也。”是哀公之世，鲁历後天而失一闰之明证也。哀十六年，《续经》书云：“正月己卯，卫世子蒯聩自戚入於卫，卫侯辄来奔。”而《传》乃在十五年之闰月；盖缘鲁失一闰，故卫闰月之事在鲁明年正月，《传》采之卫史，而《续经》所书则鲁史也；是哀十五年十二月以後，鲁不置闰之明证也。由是言之，《续经》所书之四月即杜氏所推之三月，此月正当有己丑，月日皆不误矣。《春秋》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杜氏偶未深考，但以《传》之日月为据；《经》有与《传》异者，於他国事则以为从告，於鲁事则以为误；所谓“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学者不可据《注》而疑《经》也。故今仍从《续经》；周正之夏四月已丑；盖夏正之春二月十一日也。
　　△《年谱》僭改经文之谬
　　《年谱》云：“鲁哀公十六年四月乙丑，即今之二月十八日，孔子卒。”余按：此说实本之社氏《左传注》。然杜氏之意但以所推长历未符，故疑乙己二字相似而日或误，不则月或误耳，故曰“日月必有误”，犹有阙疑之意焉，未尝决以为乙丑也。《年谱》公然僭改《经》文，以己为乙，断以为二月十八日者？其意以为言之不确，则人疑己之无所传而不深信，是以居之不疑以欺後世；而不知四月之固无乙丑也，而不知己丑之反在四月也。然则作《年谱》者本无所据，而但掇拾注疏诸子之唾馀以成书也，昭昭然矣。《年谱》不知何人所撰，今见於《阙里志》，云出《素王》事纪。然观其中亦似尝有所删节者；其所去取又出《家语》之下。然而近世之士莫不信而采之，其亦可叹矣夫！
　　△年七十四
　　《史记孔子此家》及杜氏《春秋注》皆谓孔子年七十三，盖皆以孔子为襄公二十二年生也。今既从《二传》以为襄公二十一年生，则孔子至是当年七十有四。而《索隐》乃云：“若孔子以二十一年生，至哀十六年为七十三；若二十二年生，则七十二。”殊不可解。
　　“孔丘卒，公讠耒之曰：‘天不吊，不遗一老，俾屏余一人以在位！茕茕余在疚。呜呼，哀哉尼父，无自律！’”（《左传》哀公十六年）
　　【附录】“子温而厉，威而不猛，恭而安。”（《论语述而篇》）“子之燕居，申申如也，夭夭如也。”（同上）
　　△辨哀公问儒服之说
　　《戴记儒行篇》云：“鲁哀公问於孔子曰：‘夫子之服其儒服与？’孔子对曰：‘丘少居鲁，衣逢掖之衣；长居宋，冠章甫之冠。丘闻之也，君子之学也晔，其服也乡。丘不知儒服！’”余按：此篇语夸而复，文浅而放，乃战国之风气，非春秋之语言，李氏固已辨之矣。孔子见君，自有大夫朝服，乃一定之制，哀公亦不得疑而问之也。且玩其语意，乃谓宋人冠章甫，鲁人衣逢掖，孔子随所在国俗而服之，不斤斤於礼耳；非谓一时兼用之也。後人合以为一，反以为孔子之礼服，误矣。《庄子外篇》亦有与哀公论儒服之事，与此如出一口，盖皆放荡之士疾世儒之拘谨，服儒衣冠，自命儒者；故为是言以诋之耳；岂得以其托诸孔子，载诸《戴记》，而遂以为实然也哉！今不录。
　　【附录】“子罕言：利与命与仁。”（《论语子罕篇》）“子不语：怪、力、乱、神。”（《论语述而篇》）
　　△辨齐侯问商羊之说
　　《家语》云：“齐有一足之鸟飞集於公朝，下止於殿前，舒翅而跳。齐侯大怪之，使使聘鲁，问孔子。孔子曰：‘此鸟名商羊，水祥也。童谣曰：“天将大雨，商羊鼓舞。”今齐有之，将有大水为灾。’顷之，大霖雨，水泛溢，景公曰“‘圣人之言信而有征矣！’”余按：五石之陨，六之退，《春秋》为宋志之；《左氏传》中神怪之事尤多；商羊之舞，《春秋》何以不书？《左传》何以不载？自春秋来，大雨水者无虑千计，何以未有一人见商羊乎？孔子之所以圣，以其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传道於万世，不以小才小艺故也。即以才艺言之，达巷党人曰：“大哉孔子，博学而无所成名！”子曰：“吾何执：执御乎？执射乎？”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闻之曰：“吾少也贱，故多能鄙事。”然则所谓“博学”“多能”云者，亦谓兵农礼乐射御书计之属，非若《山海经》、《淮南子》之所为也。後之人但闻孔子博学多能，遂误以为搜神志怪之流。然《国语》犹颇征引往昔以附会之，而此则直以诵童谣之故圣之，嘻，亦陋矣！童子言之，孔子诵之，童子之智胜孔子矣，何不圣童子而圣孔子也？卜偃、师己皆能诵童谣以推未来之事，将皆得为圣人乎？此乃无识之士妄撰以见圣人之博，而不知其以小圣人也。故今不录。说并见後条下。
　　△辨楚王问萍实之说
　　《家语》云：“楚王渡江，江中有物大如斗，圆而赤，直触王舟。舟人取之。王大怪之；遍问群臣，莫之能识。王使使聘於鲁，问於孔子，子曰：‘此所谓萍实者也，唯霸者为能获焉。吾昔之郑，过陈，闻童谣曰：“楚王渡江，得萍实，大如斗，赤如日，剖而食之甜如蜜”’（云云）。”余按：萍实之事荒诞不经，童谣之言鄙陋可笑，春秋之世不但无此等事，亦并无此等语；而世信之，何耶？童谣之占，自《春秋传》、《国语》始有之，皆附会耳，非实事也。然瞿鹆谣於文、武之时，弧服应以褒句之狱，人固莫之测也。汉、唐以降，此类尤多。然“千里草”、“桃李子”、“东君”、“雨帝”之属，其文似皆别有所指，而好事者假借离合以推之於时事。即间有一二斥言者，亦终不甚了了（如“天下皆烟”之类），谣者亦莫知其为何应也。从未有明白切直，委曲详尽，如“商羊”“萍实”之谣者。以童子为无知而妄言乎，何以历历分明如是？以童子为知之而故言乎，已见之物群臣莫之识也，未来之事童子何由知之？且孔子陈，偶耳，陈而闻此谣，亦偶耳；假使孔子偶不过陈，或过陈而偶不闻此谣，不几无以答楚王乎？他人不闻耳，闻之复谁不能解者，亦不必为孔子贵也。此与商羊之事皆本《说苑》；《家语》复增益之，是以其言益陋。今并不录。说并见前条下。
　　【附录】“子绝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论语子罕篇》）“子之所慎：齐，战，疾。”（《论语述而篇》）
　　【附录】“子以四教：文、行、忠、信。”（《论语述而篇》）
　　△辨延射扬觯之说
　　《戴记射义篇》云：“孔子射於矍相之圃，盖观者如堵墙。射至於司马，使子路执弓矢出延射（云云），盖去者半，入者半。又使公罔之裘序点扬觯而语（云云），盖仅有存者。”余按：《论语》云：“互乡难与言：童子见，门人惑；子曰：‘与其进也，不与其退也，唯何甚！’”又曰：“有鄙夫问於我，空空如也，我叩其两端而竭焉。”圣人之教人之不轻绝之也如是，──故孟子曰：“仲尼不为已甚者。”──乌有一射而拒人至於如是者哉！且如序点之言，“好学不倦，好礼不变，耄期称道不乱”，此七十子之所难，而乃以责之众人；信如是也，其可以受教於圣人者有几人乎？此必传而失其真者，非孔子之事也。《家语》亦采此文，而又增以数语云：“射既阕，子路进，曰：‘由与二三子者之为司马何如？’孔子曰：‘能用命矣。’”观其语乃如今世演剧者之打诨然，鄙哉！有如是之轻躁而自矜之子路乎哉！《家语》但坟一语即未有不陋者，大率如此。故今并不录。
　　△辨束帛赠程本子之说
　　《韩诗外传》云：“孔子遭齐程本子於郯，倾盖而语，终日。顾子路曰：‘由，束帛十匹以赠先生’（云云）。”余按：程本子不见於经传，孔子重之如此，而《论语》、《戴记》中顾无一言称之，何耶？子夏问孝：子曰：“有酒食，先生馔，曾是以为孝乎！”“先生”，谓父兄也；春秋时亦未闻有以先生称人者。且其所载子路孔子问答之言皆浅陋不足道，亦必後人所撰。故今不录。
　　△《孝经》非孔子作
　　世多以《孝经》为孔子所作。何休《公羊春秋序》云：“孔子曰：‘吾志在《春秋》，行在《孝经》。’”余按：《孝经》十八篇中多孔子与曾子问答之语，然则是曾子之门人笔之於书耳，非孔子所自为书也。果孔子所自为，岂得称其门人曰“曾子”乎？其陋一也。“经”也者，後世尊古圣人之书之称，孔子、孟子之时无此语也。自汉以後，始有经名；孔子之不题以经，明矣。藉令孔子之时即有此语，亦止以经名《诗》，以经名《书》与《易》，可矣，不应自名其言以为经也。孔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圣人之谦也如是，而谓以经自名其言乎哉！其陋二也。《中庸》曰：“君子之道四，丘未能一焉：所求乎子，以事父，未能也。”孝虽莫大於圣人，然圣人之心必不自以为孝；而乃曰“吾行在《孝经》！”其陋三也。然则其非孔子之言明甚。故今不取。
　　【补】“孔子生鲤，字伯鱼；先孔子死。”（《孔子世家》）
　　按：伯鱼先孔子卒，见於《论语先进篇》，与《史记世家》文合。惟《世家》所称“年五十”者，与颜渊之卒年互相抵捂。故今采《世家》文列之，而删伯鱼之年，传信也。说见後《颜渊条》下。
　　△辨孔氏再世出妻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子上之母死而不丧。门人问诸子思，曰：‘昔者子之先君子丧出母乎？’曰：‘然。’‘子之不使白也丧之，何也？’子思曰：‘昔者吾先君子无所失道。道隆则从而隆，道污则从而污。则安能！为也妻者，是为白也母；不为也妻者，是不为白也母。’故孔氏之不丧出母，自子思始也。”又云：“伯鱼之母死，期而犹哭。夫子闻之曰：‘谁与哭者？’门人曰：‘鲤也。’夫子曰：‘嘻，其甚也！’伯鱼闻之，遂除之。”解《檀弓》者皆以先君子为伯鱼，由是遂谓孔子尝有出妻之事；伯鱼乃出妻之子，为母当期而除，故孔子甚之。余按《书》云：“观厥刑於二女。”《诗》云：“刑於寡妻，至於兄弟，以御於家邦。”古之圣人未有不能先化其妻而能治国与天下者也。孔子之圣不异於舜、文王，何独不能刑其妻，使有大过以至於出乎？孔子能教七十子皆为贤人，而不能教一妻，使陷於大过；七十子之服孔子也皆中心悦而诚服，独其妻不能率孔子之致以自陷於大过，天下有是理乎！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夫妇之道亦然。若无大过而辄出之，孔子之於夫妇必不若是薄也！《檀弓》之文本不足信，而期而除丧亦不必其母之出始然。父在为母期。孔子既在，伯鱼为母期而除之，亦有何异；而解者必委曲迁就之以蕲合乎丧出母之说，然则伯鱼必何如服而後可谓其母之非出耶？《史记孔子世家》亦无出妻之事，《史记》之诬且犹无之，後儒何得妄以加圣人乎！至於“道污则从而污”之语，尤大悖於圣贤之旨；“出母”之称，古亦无之。其非子思之言明甚。且其所称“先君子”者，亦未明言其为何人；後儒过於泥古，又从而附会之，遂致孔氏顿有再世出妻，三世无母之事。伯鱼之母出，子思之母嫁，子上之母又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不贤，而为圣贤者必皆不能教其妇；抑为圣贤妻者本不至於出且嫁，而为圣贤者必使之出且嫁而後美也？又按：《左传》士大夫之妻出者寥寥无几，而贤人之妻无闻焉，然则不但孔子必无出妻之事，即子思之出妻亦恐未必然也。余宁过而不信，不敢过而信之以诬圣贤。故今一概不录。说并见後《子思篇》中。
　　【附录】“颜渊死，颜路请子之车以为之椁。子曰：‘才，不才，亦各言其子也。鲤也死，有棺而无椁。吾不徒行以为之椁，以吾从大夫之後不可徒行也。’”（《论语先进篇》）
　　△《世家》估鱼之年不足信
　　按此文，则伯鱼之卒在颜子前甚明。《家语》乃称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伯鱼年五十而卒，则是伯鱼卒时孔子已年六十有九矣。又称颜回少孔子三十岁，三十二而死，则是颜子卒时孔子始年六十有二也。然则颜子反先伯鱼而卒，而岂不谬也哉！朱子《或问》云：“有以‘鲤死’之言为夫子之设言；以人情考之，不应如此。”其说是矣。盖“伯鱼年五十，先孔子卒”之文本出《世家》；《家语》见其然，故撰为“孔子年二十而生伯鱼’之语以合之。不知《史记》之年本不足信，强取以附会之，是以劳而卒至於抵捂也。
　　【备览】“伯鱼生，字子思。子思生白，字子上。子上生求，字子家。子家生箕，字子京。子京生穿，字子高。子高生子慎。（《世纪》作“谦，字子顺”）尝为魏相。子慎生鲋，（《世纪》“字於鱼，一字甲”）为陈王涉博士，死於陈下。”（《孔子世家》）
　　△《世家》孔氏世次尚可信
　　按自子上以後，下去汉世益近，《世家》所载世次名字或无大误，故今附次於後。至於所记年几何云者，必不能详密如是。孔子、伯鱼之年已悉不合，如前所辨矣，则自子思以下其可信乎！今并删之。
　　○遗型
　　“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孟子》）
　　【备览】“孔子葬鲁城北泗上，弟子及鲁人往从冢而家者百有馀室，因命曰孔里。鲁世世相传以岁时奉祠孔子冢，而诸儒亦讲礼乡饮大射於孔子冢。孔子冢大一顷。故所居堂内，後世因庙藏孔子衣、冠、琴、车、书。至於汉，二百馀年不绝。”（《孔子世家》）
　　△辨将死遗秘书之说
　　《论衡》云：“孔子将死，遗秘书曰：‘不知何男子，自称秦始皇，上我堂，踞我床，颠倒我衣裳；行至沙邱而亡。’後始皇至鲁，观孔子宅，至沙邱而亡。”余按：前知之术圣人能之，而非所以为圣人也。然所谓前知者，不过剥复倚伏之理，治乱循环之运，非若後世射覆乌占之术然也。况为秘书以遗後世，欲何为乎？汉人好信谶纬，故其为言如此；其亵圣人殊甚，良可笑也。
　　【存参】“孔子之丧，门人疑所服。子贡曰：‘昔者夫子之丧颜渊，若丧子而无服；丧子路亦然。请丧夫子，若丧父而无服。’”（《檀弓》）
　　△《檀弓》记弟子丧服疑有误
　　此篇後文又云：“孔子之丧，二三子皆而出。群居则；出则否。”按既云“而出”，又云“出则否”语殊难解。注以为“朋友相为服”，然与上文意不相贯，疑有缺误。故不录。大抵《檀弓》之文纰缪者多，间有当采录者，亦仅列之存参，志慎也。
　　【附论】“孟子曰：‘以德服人者，中心悦而诚服也，若七十子之服孔子也。’”（《孟子》）
　　△孔子弟子无三千
　　《世家》云：“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身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余按：孟子但云“七十子”，则是孔子之门人止七十子也。孔子弟子安能三千之多！必後人之奢言之也。且汉人所称“六艺”即今《六经》，非《周官》“礼、乐、射、御、书、数”之六艺也。孔子晚年始作《春秋》，而《易》道深远，圣人亦不轻以示人，其言未足信。今不取。
　　【备考】“《论语》：《古》二十一篇；《齐》二十二篇；《鲁》二十篇。”（《汉书艺文志》）
　　△《论语》成於後儒纂辑
　　《汉志》云：“《论语》者，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於夫子之语也。当时弟子各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余按：《鲁论语》中所记之君大夫如哀公、康子、敬子、景伯之属皆以谥举，曾子、有子皆以子称，且记曾子疾革之言，则是孔子既没数十年後，七十子之门人追记其师所述以成篇，而後儒辑之以成书者，非孔子之门人弟子之所记而辑焉者也。然其义理精纯，文体简质，较之《戴记》独赐为得真，盖皆笃实之儒谨识师言，而不敢大有所增益於其间也。
　　△《论语》後五篇之可疑
　　唯其後之五篇多可疑者。《季氏篇》文多俳偶，全与他篇不伦，而《颛臾》一章至与经传抵捂，《微子篇》杂记古今轶事，有与圣门绝无涉者。而《楚狂》三章语意乃类庄周，皆不似孔氏遗书。且“孔子”者，对君大夫之称，自言与门人言则但称“子”，此《论语》体例也；而《季氏篇》章首皆称“孔子”，《微子篇》亦往往称“孔子”，尤其显然而可见者。《阳货篇》纯驳互见，文亦错出不均；《问仁》、《六言》、《三疾》等章文体略与《季氏篇》同；而《武城》、《佛》二章於孔子前称“夫子”，乃战国之言，非春秋时语。盖杂辑成之者、非一人之笔也。《子张篇》记门弟子之言，较前後篇文体独为少粹；惟称孔子为“仲尼”，亦与他篇小异。至《尧曰篇》，《古论语》本两篇，篇或一章，或二章，其文尤不类。盖皆断简无所属，附之於书末者，《鲁论语》以其少故合之；而不学者遂附会之，以为终篇历叙尧、舜、禹、汤、武王之事而以孔子继之，谬矣！窃意此五篇者皆後人之所续入，如《春秋》之有《续经》者然，如《孟子》之有《外篇》者然，如以《考工记》补《周官》者然，其中义理事实之可疑者盖亦有之，今不能以遍举，学者所当精择而详考也。其前十五篇中，唯《雍也篇南子章》事理可疑，《先进篇侍坐章》文体少异，语意亦类庄周，而皆称“夫子”，不称子，亦与《阳货篇》同；至《乡党篇》之《色举章》，则残缺无首尾而语意亦不伦，皆与《季氏篇》之末三章，《微子篇》之末二章相似，似後人所续入者。盖当其初篇皆别行，传其书者续有所得辄附之於篇末，以故醇疵不等，文体互异。惜乎後世未有好学深思之士为之分别而正之也！呜呼，《孟子》之十一篇，刘歆已合之矣，幸而赵氏去古未远，知其本异，而其识又足以辨其真伪，遂断然以後四篇为後世之所依仿而之者，决然删而去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赵氏力也。彼张禹、马融、何晏之辈固不足以及此！以康成之名儒，乃亦混混无所分别，何也？及至於宋，传益久，尊益至，则虽以朱子之贤，亦且委曲为之解说而不敢议。然则如赵氏者，可不谓孟子之功臣也与！尤可异者，宋复有《孔子集语》，明复有《论语外篇》，若犹以《论语》为未足而益之者。取《庄》、《列》异端小说之言而欲跻诸经传之列，呜呼，人之识见相越可胜叹哉！说并见前《堕费》、《南子》、《楚狂》诸条下。
　　△《论语》之文之重复
　　《论语》之始，篇皆别行，各记所闻，初不相谋，而後儒汇合之。故其文有自相复者：《巧言章》，《学而》、《阳货》两篇皆有之；《博学章》，《雍也》、《颜渊》两篇皆有之；《在位章》，《泰伯》、《宪问》两篇皆有之，是也。有复而有详略者：《学而篇不重章》，《子罕篇》止有“主忠信”以下十四字；《父在章》，《里仁篇》止有“三年”以下十二字，是也。有复而有异同者：《宪问篇不患章》，《卫灵篇》作“君子病无能焉（云云）”是也。此或孔子尝两与弟子言之而各述其所闻以诏门人，或但一言之而所传闻不同，皆未可知；後儒纂辑之时未及删耳。至《八佾篇太庙章》，《乡党篇》止有“入太庙，每事问”六字；《子罕篇齐衰章》，《乡党篇》作“虽狎必变，虽亵必以貌”；此则後人记孔子之事，其文之有详略异同，不足异也。又有语相似而人地异者：《雍也篇哀公章》，《先进篇》作季康子问；《子罕篇畏匡章》，《述而篇》作为桓发，是也。此未必果为两事，或所传闻小异。後儒尊之不敢复议；相沿既久，乃复强为之说，以其词之小异为圣人之区别，恐未必然也。
　　△《论语》之文与他书复
　　《论语》之文有与他书复者：“克己复礼，为仁”，告颜渊也；《春秋传》作“克己复礼，仁也”，乃引古志之言以论楚灵王者。“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答仲弓问仁也；《春秋传》作“出门如宾，承事如祭，仁之则也”，乃晋胥臣告文公者。“譬如为山，未成一篑，止，吾止也”，孔子自言也；《伪古文尚书》作“为山九忉，功亏一篑”，乃召康公训武王者。“人而不为《周南》、《召南》，其犹正墙面而立也与？”谓伯鱼也；《伪古文尚书》作“不学墙面”，乃成王训迪百官者。余按：《春秋传》之文於义皆通，但不如《论语》之条畅自然；盖传闻者异词，疑《论语》为得实。《书》之二语则雕琢裁整，酷类晋、宋间人手笔矣。夫此语本之《论语》则可，若在《论语》前则深属难解：“九仞”岂足言山，所亏宁仅“一篑”；而“墙面”之上下无“犹正”“而立”之文岂复成文义耶！且《克已》、《出门》二章皆答门人之问，述古语以告之，可也；若《周南章》，伯鱼初未尝问，而孔子衍《周官》之言以告之，已为无谓；至《为山章》乃孔子所自言，《书》既有之，又何必雷同而剿说乎！由是言之，刘焯之书其为伪作无疑。余甚怪夫宋之儒者不觉刘书之伪，而反谓孔子之言之出於《旅獒》，本於《周官》，是所谓信《冠子》而反訾贾谊之《鸟赋》为录人之旧也。
　　【附通论】“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曰：‘十室之邑必有忠信如丘者焉，不如丘之好学也。’”“子曰：‘吾十有五而志於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七十而从心所欲，不逾矩。’”“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子贡曰：‘有美玉於斯，韫椟而藏诸？求善贾而沽诸？’子曰：‘沽之哉！沽之哉！我待贾者也。’”“子曰：‘苟有用我者，期月而已，可也；三年有成。’”“子曰：‘饭疏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亦在其中矣。不义而富且贵，於我如浮€。’”“子曰：‘述而不作，信而好古，窃比於我老彭。’”（以上并《论语》）
　　△孔子自言
　　按：人之知圣人，不如圣人之自知。其词虽谦，而其实自有不容掩者。学者即是而求之，则圣人之真可见。故列孔子之自言於後人论赞之前。
　　【附通论】“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子贡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闻也；夫子之言性与天道不可得而闻也。’”“太宰问於子贡曰：‘夫子圣者与？何其多能也？’子贡曰；‘固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卫公孙朝问於子贡曰：‘仲尼焉学？’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叔孙武叔语大夫於朝曰：‘子贡贤於仲尼。’子服景伯以告子贡，子贡曰：‘譬之宫墙：赐之墙也及肩，窥见室家之好；夫子之墙数仞，不得其门而入，不见宗庙之美，百官之富。’”“陈子禽谓子贡曰：‘子为恭也，仲尼岂贤於子乎？’子贡曰：‘君子一言以为知，一言以为不知；言不可不慎也。夫子之不可及也，犹天之不可阶而升也。夫子之得邦家者，所谓立之斯立，道之斯行，绥之斯来，动之斯和，其生也荣，其死也哀，如之何其可及也！’”“仪封人请见，曰：‘君子之至於斯也，吾未尝不得见也。’从者见之。出，曰：‘二三何患於丧乎！天下之无道也久矣，天将以夫子为木铎。’”（以上并论语）
　　△颜渊、子贡论孔子
　　按圣门中知圣人者莫如颜渊、子贡；圣道之尊於世，子贡之功为多。至仪封人未列门墙，能知圣人於一见之间，亦奇矣。故附其言於二子之後。
　　△孔子非生知
　　孔子曰：“我非生而知之者，好古，敏以求之者也。”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夫子焉不学！”是孔子非生知，乃学知也。而程子云：“孔子，生而知者也；言亦由学而至，所以勉进後人也。”自此以後，遂皆以孔子为生知矣。余按；《论语》他章或可指为谦己诲人之语，至《志学章》，其年自十五至七十，其进德之序自“志”、“立”、“不惑”以至於“不逾矩”，历历可指；若孔子果不由学而至，安能凭空撰此次第功程以欺後人耶！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门弟子之推尊孔子也不遗馀力矣，而未有一语及其生知者。孔子或存谦逊之意，门弟子必不代孔子谦逊也。孔子自言非生知，门弟子皆不言孔子为生知，後人去孔子二千年，何由而知孔子之为生知乎？《记》曰：“或生而知之，或学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一也。”是故，生知与学知劳逸殊，高下不殊也。譬之於位，圣人，天子也。生知者，生而为天子者也；学知者，由布衣，由大夫，诸侯，升而为天子者也，舜、禹、汤、武王是也；不得谓生而为天子者尊於升而为天子者也。然则孔子虽学知，於至圣无所损；虽生知，於至圣无所加。况孔子惟恐人之以己为生知，而汲汲焉自明其为学知，後儒即姑从孔子而信其为学知，亦似无所害，何故必以孔子为生知乎？孟子曰：“尧、舜，性者也；汤、武，反之也。”性之，生知安行也；反之，学知利行也。而无一言及於孔子者。其末章乃以孔子与汤、文王并处於“闻知”之数而尧、舜不与焉，然则孟子之意盖亦以孔子为学知矣。余笃信圣人之言而不敢小有异者，且恐人之皆以圣人为生知而不知学知之为功大也，故附辨於门人论赞之後。
　　【附通论】“孟子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洽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公孙丑曰：‘伯夷、伊尹於孔子，若是班乎？’曰：‘否，自有生民以来未有孔子也！’曰：‘敢问其所以异？’曰：‘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不至阿其所好。’”宰我曰：“以予观於夫子，贤於尧、舜远矣！”子贡曰：“见其礼而知其政，闻其乐而知其德，由百世之後，等百世之王，莫之能违也。自生民以来未有夫子也！”有若曰：岂惟民哉！麒麟之於走兽，凤凰之於飞鸟，泰山之於邱垤，河海之於行潦，类也；圣人之於民，亦类也。出於其类，拔乎其萃，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孟子曰：‘伯夷，圣之清者也。伊尹，圣之任者也。柳下惠，圣之和者也。孔子，圣之时者也。孔子之谓集大成！集大成也者，金声而玉振之也。金声也者，始条理也；玉振之也者，终条理也。始条理者，智之事也；终条理者，圣之事也。智，譬则巧也；圣，譬则力也。’”由射於百步之外也：其至，尔力也；其中，非尔力也。’”“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由孔子而来至於今，百有馀岁。去圣人之世若此其未远也，近圣人之居若此其甚也，然而无有乎尔，则亦无有乎尔！’”（以上并《孟子》）
　　△孟子论孔子
　　按：七十子以後，知圣人者莫如孟子，故以孟子之言终焉。
　　△孔子无见知闻知之人
　　孟子历叙道统之传，自尧、舜至汤、文王皆有“见知”、“闻知”之人；独至孔子，则曰“无有乎尔”，然则孔子之道将无传耶？曰：有之，然非孟子之所谓知也。夫禹、阜陶之知尧、舜也，伊尹、莱朱之知汤也，太公望、散宜生之知文王也，其德之相去也不远，非若七十子之去孔子远也。颜渊死，孔子曰：“噫，天丧予，”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颜子能见且知而不能传，孟子能知而不能见，是孔子无见知者也。两汉以来，诸儒递相授受，圣人之道藉以不坠；至於唐而有韩子见圣学之大，至於宋而有朱子究圣言之详。然赖其言而世之学者得以知所向往，不迷入於异端而已；求其能知孔子亦如孔子之知文王，则二千馀年间固未有也。且夫道非可以徒传也，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文也者，道之所寄以传焉者也。圣人在上，则文播之礼乐；圣人在下，则文诸简编。孔子之文，《六经》备之矣。自秦火以来，残缺失次，儒者穿凿附会，其义之晦而不明者，盖亦不可胜道矣。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孟子历述帝王救世之事？至於孔子，独举《春秋》一书，故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是《春秋》者，尤孔子之文之大焉者也。然自绝笔以後，游、夏皆未有所发明；虽有公羊、梁、左氏三子者为之作传，而亦不尽合於圣人之旨，至於今竟未有明之者。由是言之，孟子谓为“无有”，诚然，非虚语也。
　　△本书宗旨
　　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闻知虽不易得，然识大识小之人皆不可废。余每怪先儒高谈性命，竟未有考辨孔子之事迹者，以致沿讹踵谬，而人不复知有圣人之真。孟子曰：“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学者日读孔手之书而不知其为人，不能考其先後，辨其真伪，伪学乱经而不知，邪说诬圣而不觉，是亦圣道之憾一也！孟子曰：“孔子，圣之时者也。”又曰：“可以仕则仕，可以止则止，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夫仕，止，久，速，皆於其行事见之，然则孔子之事迹未尝非孔子之道之所在，胡可以不考也！余故本孟子之意，历考孔子终身之事而次第正之，附之以辨，以自附於“不贤识小”之义。後世有知孔子者出，庶几有所采择云尔。
　　
　　┌──────┐
　　│丰镐考信别录│
　　└──────┘
　　●序
　　（颉刚按：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周一代之政事经制，有相为首尾，不可以年世分系之者；有《经传》本无正文，後人猜度而为之说，以致失其实者；亦有前人所未详，而今补释之者；皆未便以参於《正录》，故为《别录》以考辨之。
　　●卷一
　　○周政盛衰通考
　　文、武所以创业，成、康所以守成，幽、厉所以失政，其治乱兴衰之故有非纪事之文所能尽者。故统其前後而考之，庶学者可以一目了然。
　　“亦越文王、武王，克知三有宅心，灼见三有俊心，以敬事上帝，立民长伯。立政：任人、准夫、牧、作三事；虎贲、缀衣、趣马、小尹、左右携仆、百司、庶府、大都、小伯、艺人、表臣百司、太史、尹伯、庶常吉士、司徒、司马、司空、亚、旅、夷、微、卢、、三亳、阪、尹。”（《书立政》）
　　△用人与知人
　　篇名《立政》，何以所言皆用人之事也？政，待人而後立者也。虽有善政，非贤莫行。不得其人则政徒为具文；而甚者反足以扰民。是以尧惟务举舜，舜惟务举禹、稷、契、皋陶，自能庶绩咸熙，地平天成；纣以多罪逋逃为大夫卿士，则暴虐於百姓而奸宄於商邑。唐之府兵，明之卫所，皆古寓兵於农之意，法非不善也；未百年而已不可用。是以其後变为广骑，增之召募。其尤甚者，隋苏威作《五教》以教民，亦何尝非唐、虞“敬敷五教”之意；然其後民相率杀其令长，曰“犹能令我诵《五教》不？”欲行善政而反失民心，故政非人不能行也。然人非用之难，知之为难。非有克知灼见而惟资诸荐引推毂之人，则钻营大臣以求显擢者有之？贿赂近习以为内援者有之，广交游，通声气以猎虚名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左右皆曰贤，未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信乎克知灼见为最要也！如此，然後“帝臣不蔽”而上契於天心，使之为民牧长而百姓被其泽。故曰：“敬事上帝，立民长伯。”此文、武之所以德化流行而开八百年之业也。曰：何以言善政非人莫行也？曰：天下无必善之法，惟在乎其人耳。自汉以来，岂无良法；惟不得其人则民受其害。大抵三代以上之治皆恃人而不恃法；三代以下之治则恃法而不恃人。由是不务择人，惟期变法，是以其弊终不能革。何以言之？宋时，州县皆以民供役，大户往往有破家者。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为免役之法，民出钱而官自召役。历代因之，以为善矣。然吏胥遂横行於州县，鱼肉小民，而官又信任之，遂致事权旁出，狱讼颠倒，民有资产者咸与交欢以图自保，无赖者结以为援，而风俗遂大坏。明初，州县之赋皆使大户输之京师，其後大户亦多破家。执政者不知其由於任人之失也，而以为法之过，遂改而令官自督赋，以为善矣。然追呼烦扰，官吏藉以侵渔，闾阎因之凋敝。此无他：得其人则法皆可行；不得其人则用此亦弊，用彼亦弊，虽岁改而月易之，无益也。故曰：善政非其人莫行也。昔宋王安石行新法，守令贤者多弃官去；邵尧夫以为不然，曰：“宽一分则百姓受一分之赐。”是则政虽不善，得其人，民犹不至大受其害；况行利民之政而得贤守令以布之，百姓有不共享其福者乎！是以文、武惟以得人为最要也。
　　“文王惟克厥宅心，乃克立兹常事司牧人，以克俊有德。”（《书立政》）“文王罔攸兼於庶言庶狱庶慎，惟有司之牧夫是训用违。庶狱庶慎，文王罔敢知於兹。”（同上）
　　△庶狱与大狱
　　按：文王之不兼於庶狱，非轻於视狱也，乃重於用人也；谓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何则？治狱犹用兵也。情伪百出，非可悬揣而遥制也，必亲察之而後知之。庶狱之繁，人君所不能遍察也，则择其人而使治之。然既委之人矣，又何由知其违而训之？盖古者上下之情常捅，民有冤情，皆得自诉於君，君召其人而亲鞫之，是以莫得施其朦蔽。而文王之耳目尤广，故违与不违皆知之。不然，文王“自朝至於日中昃不遑暇食”，果何为乎！一事违而训之，则百事皆不敢偏徇；一人违而训之，则百人皆有所畏儆，此文王所以不必兼也。若士大夫之狱则不然。孟子曰：“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益而之启”。是古者诸侯之狱皆天子自治之也。王叔陈生舆伯与争政，王叔之宰与伯舆之大夫瑕禽坐狱於王庭；叔孙昭子朝而命吏，曰：“将与季氏讼，书词无颇。”是古者卿大夫之狱皆其君自治之也。邢侯与雍子争畜阝田，叔鱼蔽罪邢侯，邢侯杀叔鱼与雍子於朝；梗阳人有狱，魏戊不能断，以狱上。是古者位相埒则不能治其狱，必尊者而後能治卑者之狱也，明矣。自秦始重狱吏之权，无论丞相大臣皆使治之，而李斯以谋反诬服矣。唐高宗时，人告长孙无忌谋反，许敬宗文致而上之；高宗犹以元舅之故不忍杀，而敬宗不可。夫元舅诚不可以谋反贷死，顾无忌实未尝谋反，高宗何不亲鞫之乎？至明置锦衣狱，其祸尤烈。杨涟、左光斗诸人皆忠直大臣，一入狱中，覆盆莫告，榜掠至无完肤，卒以狱毙。若此者，岂非人主不自理之过与！故曰庶狱者，庶人之轻狱也，非士大夫之大狱也。此文王之所以不必兼也。
　　“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国克生，维周之桢。济济多士，文王以宁。”（《诗大雅》）
　　△周多贤才之故
　　贤才之出，非偶然也。天地之气清明醇粹，然後所生之人达於事理，闲於道义，而不惑於利欲之私。此非涵育数十年不能也。上重德行则俗皆尚德行，上重才略则俗皆尚才略，而父师以此为教，子弟以此为学。此非培植数十年不能也。周自大王迁岐以後，修德行仁不下数十馀年，是以贤才辈出，卿大夫士莫非宅俊。虽由文王之克知灼见而立民长伯，要亦其先世涵濡而培植之者有素也。故《诗》推本言之。
　　“文王蹶厥生。予曰有疏附；子曰有先後；子曰有奔奏；子曰有御侮。”（《诗大雅》）
　　△文王用贤才之法
　　周之贤才固多，要亦文王用之各当其才，故诗人以“疏附”、“先後”、“奔奏”、“御侮”分别言之。盖才全德备者其人良少，惟能各当其才，斯能悉举其职。故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曰：“及其使人也器之。”唐、宋以後，多循资格而不问其才具，往往一人之身氵存更十有馀职。此果能悉举其职乎？抑未必然也？读此诗，可以悟此理。
　　“亦越武王，率惟敉功，不敢替厥义德；率惟谋，从容德，以并受此丕丕基。’”（《书立政》）
　　“武王克商，作颂曰：‘载辑干戈；载弓失。我求懿德，肆於时夏，允王保之。’”（《左传》宣公十二年）
　　△武王求懿德
　　武王克商之後，“干戈辑”而“弓矢”固已；何以言“求懿德”而“肆时夏”也？生民所以困而不安，由於贤人弃而不用。官不得其人，则强陵弱，众暴寡者听之，子不孝，弟不共者听之，淫荒无度，侈靡自恣者听之。岂惟听之而已，重赋敛而民膏为之竭，鬻讼狱而民冤不得伸。非懿德之人不能抚安而整饬之也。然使其人而果有懿德也，必不肯希荣而干进，隐於畎亩者有之，遁於山林者有之。非咨於众，访於人，夙夜求之，不能得也。“思皇多士，生此王国”，周非无懿德也；然而天下之地广矣，天下之贤多矣，是以广求之而遍用之也。“肆”，陈也，布也。用贤者，非以博好士之名也；布之天下，然後民得被其泽也。以此观之，武王之伐商，非富天下也，正以贤才不用而生民不得安，故不得已而伐商也。贤才用而百姓安，风俗厚而人心固，则亲贤乐利，垂裕後昆；是以永言保之，至八百年之久也。
　　【附论】“哀公问政。子曰：‘文、武之政布在方策。其人存则其政举；其人亡则其政息。人道敏政；地道敏树。夫政也者，蒲芦也。’”（《中庸》）
　　△孔子答哀公问政之旨
　　哀公问政，孔子何为以“人存”“人亡”告之也？政必待人而後行，前固已备言之矣，况鲁，周公之旧，周公所行者即文、武之政，无事於别立章程也。但相沿日久，视为具文，实惠不逮於民，亦有苦其不便而改之者。举而行之，本非难事，但患无其人耳。无其人，则非惟具文之无益也，而复古亦足以滋弊。故曰“其人存则其政举”也。“人道敏政，地道敏树”，极言非政之难而人之难，犹树必待地而生，但有地未有不生树者也。“蒲芦”者，树之尤易生者也，所以申明政之易举而惟患不得其人也；孔子所言，证以周公《立政》所言文、武之事，若合符节。故孔子曰：“文王既没，文不在兹乎？”孟子曰：“由文王至於孔子，五百有馀岁：若太公望、散宜生，则见而知之；若孔子，则闻而知之。”信乎，先圣後圣，其揆一也！
　　△《家语》误录“为政在人”以下
　　按：孔子答哀公之问当至此而止；下文乃作《中庸》者因为政在人之意推而言之。是以“好学”三句，复冠以“子曰”之文。则此数十言者，非孔子之言明甚。伪撰《家语》者不能辨文义之首尾，乃误以为至“择善固执”句止。“朝聘以时，厚往薄来”，既非诸侯之事，孔子以告哀公何为？而“在下位”以下明明采录《孟子》之言，尤其显然而可见者。况《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洁，从未有繁而曲如此章者；而“达道”、“达德”、“九经”之属亦与“人存政举”之意了不相涉。《家语》之误，显然可见。朱子《章句》亦未及正其失。故今补而论之。
　　△蒲芦为草名
　　“蒲芦”，或以为蜾，或以为蒲苇。朱子《章句》从沈括，以为蒲苇，正与上文“地道敏树”文义相贯。近世学者偶见蜾裸之说，以为新奇，遂极力驳朱子之误。非惟上下文义不相呼应，即令果是，而於义理亦何足为得失乎！圣人此数言者，实为经世要务，得文、武之真传；乃皆碌碌无所发明，但斤斤於蒲苇、蜾裸之同异，徒劳笔舌，良可叹也！
　　又按：“蒲芦”文皆从草，本草名也。故《诗》云：“彼泽之陂，有蒲与荷。”又云：“鱼在在藻，依於其蒲。”而今人呼苇亦多云芦苇；又有芦草生於田中。以蒲芦为草，其说为得之。《尔雅》一书本不足据，九州之名与《书》不合；谓夏改载为岁，亦与《经》、《传》乖剌，其说岂尽可信！就令蒲芦果为虫名，亦安见其必非草名也？且非但蒲芦也，即果裸为虫名，亦未尝非草名也。《豳风》云：“果裸之实亦施於宇。”《毛传》云：“果裸，栝楼也。”盖虫不能施宇，施宇必草木也。故《孔疏》云：“栝楼叶如瓜叶形，蔓延，青黑色。”是果裸不但名虫，亦兼以名草矣。况於蒲芦文皆从草，而反专以名虫，断不可以之名草乎！奈何据《尔雅》之一语，遽欲驳朱子之误也！
　　“酌彼行潦，挹彼注兹，可以饣奔饣喜；岂弟君子，民之父母！”（《诗大雅》）
　　△行潦之喻
　　细玩诗意，似以“行潦”喻人材，以“挹注”喻擢用。言水在泥中若不足用，然挹彼注兹以澄之，即可饣奔饣喜；犹贤人困於泥涂，擢而用之，即可以为君宣猷布化而百姓享其福；此君子所以为民之父母也。以行潦为喻者，谓随地有才，不必其大也；虽片长亦足录，止须一挹注之劳耳。传以“行潦”为喻“岂弟君子”，似尚未尽诗意。
　　“有冯有翼，有孝有德，以引以翼。岂弟君子，四方为则。蔼蔼王多吉士，维君子使，媚於天子。蔼蔼王多吉人，维君子命，媚於庶人。”（同上）
　　△吉人之媚
　　此诗三四两章皆颂祷之词，曰“土宇厚”，曰“受命长”，曰“百神尔主”，曰“禄尔康”，何以忽继之以“冯翼孝德”，“吉士”“古人”也？盖国祚之修短在政事，而政事之得失在人材。人主虽甚贤圣，然以一人而御四方，其耳目必有所不周，其心思必有所不及，故常藉於人材。苟左右非其人，则下情不上闻；都邑之宰非其人，则君恩不下达：虽日下恤民之诏，日行利民之政，而民不受益也。故必有冯翼孝德，吉士吉人，相与辅君之德，宣君之治，而後厚者常厚，长者益长。“媚”者，爱而能遂其心之谓。人臣之所大患，在迎合大臣以求援引，剥削百姓以肥身家，而国计民生遂置之於不问。“媚於天子”，其不附於权门可知。“媚於庶人”，其不黩於货贿可知。国固民安，所以百神主而禄康也。
　　△《酌》与《卷阿》之作意
　　此二篇，《序》皆以为召康公戒成王之诗。然玩其语意，似皆咏当日之实事，或成或康，均未可知，盖守成之世，太平无事，上下恬熙，人主最易安於逸乐，不以人材为事，而成、康乃能法文、武之所以立政者而继述之，故诗人咏歌而叹美之也。
　　周芮良夫之诗曰：“‘大风有隧，贪人败类。听言则对，诵言如醉。匪用其良，覆俾我悖！’”（《左传》文公元年）
　　△“贪人败类”
　　此何以言“贪人败类”也？大凡国家用人，才不能皆全，德不能悉备，所贵取其所长，恕其所短；惟贪人则断不可用。何者？人一动於贪心，则不复顾名义，论是非，较曲直，止知利吾身耳。昔有磁州知州，以其子掌簿籍；解官之日，会计仓库，书吏有亏缺至千金者，以二百金纳其子，则以此千金入於其父之亏缺中。贪之所致，虽父子亦不顾，复何有於君臣！更何有於士民！故使贪人主选举，则贿赂至者即为贤才，不至者即为庸劣，而庶僚皆不得其人；使贪人主讼狱，则关说至者讼即胜，不至者冤即不得伸，而百姓皆不得其平。以至万事，莫不皆然。由是，为都邑之宰者咸务剥取其民，以求为政者之拔擢，而士大夫咸趋於贪；为民者亦咸务侵陵懦弱之人而吞其财，而不畏上之加以罪，而民咸趋於贪。故曰“贪人败类”，言化国之庶官百姓使尽为贫人也。人心一动於贪，则法语不改，巽言亦不复绎，故曰“听言则对，诵言如醉”也。人心一动於贪。则贤奸易位，曲直莫不倒置，故曰“匪用其良，覆俾我悖”也。甚至拒敌讨贼，胜败呼吸之际而亦贪其贿者，关守将之受沛公贿而不设备，陈良瑜之左右之受李自成贿而纵使出险，是也。何者？人惟不贪，贪即无所不至也。故唐刘晏理财，悉用士人，而不假手吏胥，知其贪也；宋太祖立法尚宽，垂训不得杀士大夫，而犯赃者法无少贷，深知贪之为患大也。历观前古，未有不以廉吏致治，以贪吏偾事者。无怪乎良夫预知王室之将卑也！按《国语》称“荣公专利”，而此诗言“贪人败类”，故朱子《诗传》疑贪人为即指荣公。然则厉王之世，皆由委任荣公，以致用人行政皆失其宜；周之所以由盛之衰，此诗正与《周语》所载互相发明也。
　　【附录】“鹤鸣於九皋，声闻於野。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他山之石，可以为错。鹤鸣於九皋，声闻於天。鱼在於渚，或潜在渊。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谷。他山之石，可以攻玉。”（《诗小雅》）
　　△《鹤鸣篇》之喻
　　《鹤鸣》一篇纯用比喻，在《风雅》中别为一格。《毛传》以为教宣王求贤人之未仕者。《朱传》则以首二句为“言诚不可掩”，次二句为“言理无定在”，树檀三句“言爱当知其恶”，他山二句“言憎当知其善”：语殊隽妙。然以揆之诗词，考之时事，殊未见确切不易处。馀初未阅毛、郑旧说，但於吟诵之馀玩其词意，似为用人而发。因取毛、郑之说观之，乃知前人之见已有如是者。虽其说尚有未尽合者，要之谓为“求贤”，於文义为得之。盖此诗首二句言贤人不难知：“鹤鸣九皋”，以喻贤人处於草莽；“声闻於野”，以喻才德出众，人皆知之。《毛传》所谓“身隐而名著”者，是也。次二句言贤人不难得：“鱼潜在渊，或在於渚”，以喻贤人随地有之，固有遁於空谷者，亦有隐於下位者。“树檀”，以喻旧臣有功德者；“”“谷”，以喻旧臣之子若孙。檀虽佳树，而其下不保无与谷，以喻夫世族之家不必皆贤，能继其祖父之遗德也。“他山之石，可以为错”，以喻庶族或草莽之中皆有贤材，不当轻弃之也。《笺》以“他山”为“喻异国”，亦通。盖周自中叶以後，卿大夫多世为之；其见於《经传》者，若尹氏、皇父、家伯、荣夷公、虢石父之属，皆世族也。王畿之人多矣，世族不过百之一二耳；必世族然後登高位，则人材之遗弃者多矣。且世族岂能皆贤。大抵人情涉历艰难则其识日开，坐享富贵则其心易荡。是以周公曰：“先知稼穑之艰难，乃逸，则知小人之依。”又曰：“厥子乃不知稼穑之艰难，乃逸，乃谚。”世族中之贤者能几人哉！故曰：“乐彼之园，爰有树檀；其下维。”深知夫世禄子孙之多不达於民情也。居高位者既多持禄养交，甚至有以贪著名者，由是庶僚化之，相习成风，以承顺为时，以逢迎为得计。虽有方正之士，然以其戆直也，莫肯举之，而亦莫能容之。岂知圣君贤相亦未尝不赖有戆直之人以拾其遗而补其缺。石虽粗也，而玉之温润者转得藉之以成其美，故曰：“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深明夫世族之外，朴直之材，其可用者尚多也。如此，似与诗之词意相合，而於时事亦切。言婉意深，最耐学人咀嚼。且与此後数篇正相表里。《祈父》，檀下也。《白驹》之“伊人”，石在山，鱼在渊者也。“絷之维之”，声己闻於野矣。即“转於恤”之“爪牙”，亦未必非鱼之在渚者。但能举而用之，则“晨门”“荷篑”皆得效王官之职，庶政毕举，闾阎富而风俗醇，之异邦者自不复咏“黄鸟”，依昏姻者亦不复叹“采{艹遂}”矣。
　　“祈父！予，王之爪牙。胡转予於恤，靡所止居？祈父，不聪？胡转予於恤，有母之尸饔？”（《诗小雅》）
　　△《祈父篇》与将士之困
　　“爪牙”，《传》以为军士。“转於恤”，《传》以为久役。吕氏引勾践、信陵事，以为独子当免征役，故以之责司马。余按：诗人既自以为王之爪牙，又以独子为词以求免役，於理殊属难通。郑氏以为宿卫之士，不当从军者，较为近理。然王事多难，义不当自顾其私；而敌王所忾，亦不得谓“转於恤”也。细玩其词，似所谓“爪牙”者即曲长屯将之属，所谓“转於恤”者乃削贫困之意。盖周道既衰，大臣养尊处优，多失之於贪惰。贪则惟事削，惰则不知顾恤，以致将士贫困，不能自给，故以此责司马之不聪耳。嗟夫，自贪人败类以来，大臣之贤者渐少而持禄养交者多；非但良人弗求弗迪也，即爪牙之士可以御侮者亦使之转於恤，无怪乎王室之不复振也！旧说以此为宣王时诗。当宣王之初，召公辅政，周室中兴，不当有此。意者其宣王末年之事乎？说已详前《宣王篇》中。
　　“皎皎白驹，食我场苗。絷之维之，以永今朝。所谓伊人，於焉逍遥。皎皎白驹，在彼空谷。生刍一束，其人如玉。毋金玉尔音，而有遐心！”（同上）
　　△《白驹篇》与贤人之去
　　此篇，惜贤人之去而欲留之之诗也。贤人何以去也？盖自周道渐衰，卿大夫皆世及，草野之贤才罕有登显位者，然即下僚亦稀进用。何者？人之贪爵禄者多工於钻营，人之有学守者多拙於进取；而大臣皆世禄子弟，席丰履厚，自二三贤臣外，罕有以报国安民为事者，不过贪贿赂，喜容悦而已。贪贿赂则馈遗者升，喜容悦则柔媚者进；虽王之爪牙犹使之转於恤，何有於草泽之逸贤，而尚肯访而求之，举而用之乎！即幸而用矣，而时方尚逢迎，贤人亦不能为；是以翩然而去，虽欲絷维以永朝夕，而白驹已入於空谷也。此篇次於《祈父》之後，疑亦宣王晚年诗也。
　　【附录】“黄鸟，黄鸟，无集於，无啄我粟！此邦之人，不我肯。言旋言归，复我邦族！”（同上）
　　【附录】“我行其野，蔽芾其樗。昏姻之故，言就尔居。尔不我畜，复我邦家！”（同上）
　　△幽王亡国与当时风俗
　　吾少读《书传》，至周、宣、幽之际而不能无疑也。宣王中兴之主，西攘诸戎，南却淮夷、荆楚，诸侯复宗周；宣王崩，幽王立，仅十一年而遂亡，何哉？近年以来，熟玩《小雅》诸篇而後知其故也。盖国家之所以久，不在声灵之赫耀，而在人心风俗之美；而其所以美者，惟赖大都小伯之得其人，抚字而整饬之。周衰以来，贤才罕得进用，白驹入於空谷，故庶官多不得其人；不得其人，则闾阎失所，风俗日敝。是以《白驹》之後，继之以此二篇：“啄粟”“啄粱”，以喻为土人所陵藉，与《硕鼠》之“食黍”意同；“采{艹遂}”、“采{艹}”，言贫无所得食，但采野菜以自给也。毛、郑以为夫弃其妻者，非是。《朱傅》之说得之。盖惟闾阎失所则民不安其居，是以或转徙於他邦，或依托於昏姻；风俗日敝则民不相顾恤，是以虽他邦亦莫我谷，虽昏姻亦不我畜也。故虽《车攻》之会诸侯，《庭燎》之勤政事，尚未改盛世之规摸，而里巷之间，民贫俗漓，已无蒂固根深之势。所幸朝无失政，故人得以苟安；一有蹉跌，即不复振。无怪乎十有馀年而遂有骊山之变也！
　　“蟊贼内讧，昏靡共，溃溃回，实靖夷我邦。”（《诗大雅》）
　　“彼疏斯卑，胡不自替？职兄斯引。”（同上）
　　△幽王亡国与其用人
　　幽王何以有骊山之变也？曰：宠褒姒也。固也；卫灵之无道不亚於周幽，南子之淫乱亦未必减於褒姒，何以能保其国而无患也？孔子尝言之矣，曰：“仲叔圉治宾客，祝它治宗庙，王孙贾治军旅。夫如是，奚其丧！”然则幽王之失，皆由於用人之不当耳。幽王所用之人，若皇父、家伯、仲允之属，《十月》一诗言之详矣，《正录》中亦已载之矣。要其蠹国害民之实，则莫如《召篇》中“蟊贼”等语为最得其情，何者？“”，暗昧也。“”，谗谮也。“溃溃”，之状也。“回”，之由也。“溃溃”，则万事不理，惟其左右亲近之所欲为而莫之禁。“回”，则嫉贤恶异，有直道而行，不与为党者，必文致其罪而去之。如是，是蟊贼而已矣。蟊贼者，害苗之虫也。“靖”，安也。“夷”，平也。国之有民也，犹田之有禾也。田之蟊贼去而後禾得遂其长；民之蟊贼去而後人得安其生。而今乃以安民平政之任付之蟊贼，民亦何辜而罹此惨酷乎！“疏卑”，旧说以疏为粝，以卑为精；粟米之法，粝十卑九，故疏以喻小人，卑以喻君子。夫粝固粗矣，十而减一，岂得遂谓之精；且上文兼称疏卑，下文“胡不自替”专承疏而言，於文义亦不合。“职兄斯引”，旧说以为“使我心为此故怆引长”，亦似与上文意未甚融洽。盖疏卑皆粗米，皆所以喻小人。小人既无才德，不能治民，何以不自引退？皆由大臣，喜逢迎，贪贿赂，引之使布於庶位耳。大抵民之安危忧乐惟在亲民之官，《立政》所谓“大都，小伯”者也。然大都小伯何以能得其人？由大臣廉明之察而用之也。大臣，则所用之人皆庸碌贪鄙者，所以大都小伯非疏则卑，而民困日甚也。周自厉王始用贪人。宣王委任召伯、南仲、仲山甫等，然後王室复安；及末年而《祈父》、《白驹》之诗作，周道固已衰矣。迨幽王之世而遂惟之人是任，以致都邑之宰莫非忄佥邪，无怪乎其“饥馑流亡”而“日蹙国百里”也！
　　“东人之子，职劳不来。西人之子，粲粲衣服。舟人之子，熊罴是裘。私人之子，百僚是试。或以其酒，不以其浆。々佩遂，不以其长。”（《诗小雅》）
　　“东有启明，西有长庚，有扌求天毕，载施之行。维南有箕，不可以簸扬。维北有斗，不可以挹酒浆。维南有箕，载翕其舌。维北有斗，西柄之揭。”（同上）
　　△《大东篇》之“私人之子”
　　此篇前言东人之困，後言百僚之非其人。二章“杼柚其空”，贫也。三章“哀我惮人”，劳也。东人之子贫且劳如此，而西人之子乃美好其衣服，至舟人之子亦以熊罴为袭，其情固难堪矣。乃至私人之子亦得百僚是试，此何故哉？盖私人者，工於媚惑，巧於夤缘，是以执政大臣爱之，拔擢其子，皆得滥膺名器。然私人之子何知？知纳取财贿耳；知夸即乡里耳。何以忠君报国？彼不知也；何以安民和众，彼不知也。酒不以为浆，遂不以为长，言其侈也。“载施之行”，“不可以簸扬，挹酒浆”，喻其不事事也。抑非但不事事而已，且贪莫甚焉。“载翕其舌”，“西柄之揭”，喻其吞噬之无厌也。盖惟其得财也易，故其用财也侈，竭东人终岁之入，不足以奉私人一夕之欢；惟其贪侈而不事事，是以东人至於贫且劳而莫之恤也。大抵盛世之俗多俭，衰世之俗多奢。《风》，周之所以王也，则首之以《七月》。《唐风》，晋之所以霸也，则冠之以《蟋蟀》。今《大东》一诗贪且侈如是，周道安得而不衰乎！奸人富则良民必贫，丰年耽於逸乐则荒岁必无以自赡，是以《召》之诗，癫以饥馑而民遂流亡也。嗟夫，民犹是文、武之民也，法犹是文、武之法也；何以昔日之“崇如墉，比如栉”者，至此日而“杼柚其空”也？昔日之“经始勿亟，庶民子来”者，至此日而“哀我惮人”也？昔日之狐狸为公子裘者，至此日而熊罴止足为舟人裘也？无他，得人与不得人之异耳。昔日之“立民长伯”者无非“三宅三俊，克知灼见”之人，此日之“百僚是试”者则多“私人之子”，是以如此。读《诗》者比而观之，周室盛衰之故昭然可见矣。
　　△本考作意
　　《三代考信录》共十有二卷，惟辨其虚实真伪，使圣王之事不至为传记所诬，未及详其政事之得失也。夏、商之政，不可详考，固已；若周，则典籍存於世者尚多，可以考而知之，故复作《周政通考》以究其盛衰之由。但《尚书》多武成之世所作，昭、穆以後缺然；惟《二雅》中衰周之诗较多！故今采之以补《尚书》之缺。传记之文有互相发明者，亦取而载之。综而观之，庶足以见其初终得失之梗概也。
　　○周政盛衰续考
　　△《续考》序意
　　政之得失在於用人，前篇言之详矣。然未尽也。治国之务，莫要於开言路。人主以一人而抚有四方，虽天之聪明，其势不能尽知，故以明目达聪为先务也。然非但人主然也；虽大臣，虽群臣，虽一县一邑之长，其才岂能靡不长，其事岂能靡不知，惟能受善言则政皆无失。所以孟子不以“有智虑，多闻识”为贵，而惟欲“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也。所患者，自以为智而不能受人言，则奸人得以迎合其心而转其意，甚至听谗而妄害贤人者有之；况於其政尚可问乎！故今於《周政通考》之後复附列之。
　　气古之人犹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民无或胥张为幻。”（《书无逸》）
　　△《无逸篇》末章义
　　“胥”，相也。上可以之教下，下可以之谏上，即官同爵同者，彼此皆可施之；夫是之谓“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也。此篇前章述商中宗、高宗、祖甲及周文王之事，而此独言“古之人”者，古人风俗淳厚，以此为常事，不必贤君而後能之，亦不必人君而後如是也。善言日进，耳目日广，下情无不上达，不但政事之无缺也，虽奸人巧於陷人者亦苦於无隙可乘，不复敢张为幻；非谓为之而必破也，而其人自不生心矣。
　　按：《无逸》一篇乃戒人主逸乐之意，篇末何故继之以此？盖君道以用人为要，其次即听言，故曰“舜好问而好察迩言”也。然人主一耽於逸乐，则群臣相竞於逢君，而忠言多苦於逆耳，故复继之以此，亦无逸之馀意也。
　　【补】“周辛甲之为太史也，命百官，官箴王阙。於虞人之箴曰：‘芒芒禹迹，画为九州，经启九道。民有寝庙，兽有茂草；各有攸处，德用不扰。在帝夷羿，冒於原兽，忘其国恤而思其牡。武不可重，用不恢於夏家。兽臣司原，敢告仆夫！’”（《左传》襄公四年）
　　△“宫箴王阙”
　　按：《传》称“命百官，官箴王阙”，则非但虞人有箴也。虞人之箴，因晋侯好田而魏绛述之，故遂传於後耳。举一隅以三隅反，则群臣之箴皆当类是。周公所谓“胥训告，胥教诲”者，此其一事也。然王安得多阙？所谓“箴王阙”者，乃不待王有阙而预箴之，所谓防患於未萌也，如是，王安得复有阙！王犹如此，则群臣之皆能受谏纳诲可知。周之所以治化隆而受命长也。
　　△辛甲时代
　　《杜注》以辛甲为武王臣。即武王臣，亦未必不逮事成、康。此箴或作於成、康之世，未可知也。
　　“我有嘉宾，鼓瑟吹笙，吹笙鼓簧，承筐是将。人之好我，示我周行！”（《诗小雅》）
　　“先先征夫，每怀靡及。我马维驹，六辔如濡，载驰载驱，周爰咨诹。”（同上）
　　△《鹿鸣》、《皇华》舆“胥训告”
　　此所谓“胥训告”云云也。嘉宾在坐，鼓吹以娱之，承筐以进之，惟欲其“示我周行”耳；好闻善言之心可谓切矣。《皇华》之征夫，驰驱道上，困顿之不暇，而犹事“周爰咨诹”，抑何其虚衷若谷也！即此二诗观之，可知当时风气犹以听纳忠言为事；盖距成、康之世尚不甚远也。
　　此公卿大夫也，然皆勤於询访若此，然则周公所谓“古之人胥训告，胥保惠，胥教诲”者，非专指天子而言可知矣。公卿大夫皆不敢自谓贤，而孜孜焉惟欲访之人以助其不逮，其政事安得有缺者！盛世景象，於此可见一斑。
　　“我虽异事，及尔同僚。我即尔谋，听我嚣嚣。我言维服，勿以为笑！先民有言：‘询於刍荛。’”（《诗大雅》）
　　△《板篇》之“笑”
　　周道渐衰，风气日变，卿士大夫莫不自以为智，自以为贤，虽有一二人尚知训告者，而其人且付之一笑。“同僚”之言犹不肯听，况於“刍荛”！政事安得不失正乎！
　　“营营青蝇，止於樊。岂弟君子，无信谗言！营营青蝇，止於棘。谗人罔极，交乱四国！”（《诗小雅》）
　　△《青蝇篇》之“谗言”
　　此所谓“张为幻”也。闻训告而厌之，则闻怨詈而必怒之，故小人有以投其隙而谗言日盛也。“四国交乱”，周室之所以不振也。
　　“谓山盖卑，为冈为陵。民之讹言，宁莫之惩？召彼故老，讯之占梦，具曰予圣；谁知乌之雌雄！”（《诗小雅》）
　　△《正月篇》之“讹言”
　　旧说，以“讹言”为谗言。然谗言不当属之民，上文“谓山”两句亦无着落，当指民间谤ゥ而言。“惩”，戒也。盖政事失则百姓困，百姓困则谤ゥ兴，虽不必其悉实（是以谓之“讹言”），然不可以不戒。譬若谓之为山，容有卑而过称之者，然必高於平地；为冈为陵，然後人始以山目之。若之何其不之惩也？无他，卿士大夫皆自以为贤智故尔。自谓贤智，则虽“召故老，讯占梦”，而人知我之自矜也，必不肯直言以贾祸，不过“具曰予圣”而已；求其若古之人胥训告云云者，不可得矣。“乌之雌雄”，何由辨之！周道之所以日衰也。
　　“乱之初生，僭始既涵。乱之又生，君子信谗。君子如怒，乱庶遄沮。君子如祉，乱庶遄已。”（同上）
　　△《巧言篇》之“信谗”
　　谗言何以能使人信也？盖有巧术存焉，其始为无心，微示其意，使听之者涵之於心；渐而增之累之，听之者遂信以为实。故孔子曰：“浸润之谮不行焉，可谓明也已矣。”向使其谮之初而即平心核其真伪，其实邪，则致之罪，──孟子所谓“见不可焉，然後去之；见可杀焉，然後杀之，”者也──其诬邪，则治言者之罪，此後谁复敢张为幻者！故曰“君子如怒，乱庶遄沮”也。如非大过，则宁置之不问。虽有贤人，不保无一二事之小失，况於形迹疑似之间者乎！孔子所以言“赦小过”也。如是，则守正之士皆尽心於国而不佥壬之忌。故曰“君子如祉，乱庶遄已”也。
　　《正月》之五章与《板》之三章义同。《巧言》此章与《青蝇》诗义同。但一在厉王时，一在幽王时耳。《诗》中此类言语甚多，不可悉载。姑载四章，以见大凡。
　　【附录】“郑人游於乡校以论执政。然明谓子产曰：‘毁乡校，如何？’子产曰：‘何为！夫人朝夕退而游焉，以议执政之善否。其所善者，吾则行之；其所恶者，吾则改之；是吾师也。若之何毁之！’”（《佐传》襄公三十一年）
　　△子产与周公
　　欲人之议执政，即“胥训告”之意。子产此事，诚为政之要图。是以韩子为之作颂曰：“乡校不毁，郑国以理”也。此虽春秋时事，然足以发明周公之意，故附录之於此。
　　△两考与《正录》
　　《立政》、《无逸》两篇，乃周致治之要。《正录》由虽已论之，然其蕴未尽，故复有《周政通考》以畅《立政》之旨。而《无逸》篇末三章犹未之论及，故今复为《续考》以补之。但祭公《祈招》之诗，卫巫监谤之事，己详於《正录》中，故今但取诗词著之。
　　●卷二
　　○周室封建汇考
　　周之制度，《仪礼》、《周宫》所载，《正录》已辩之矣。封建职官之制，前篇亦详之矣。然尚有无所附丽而未及之者，故复缀以此篇。
　　【补】“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也。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皆方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凡四等。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孟子》）
　　△《周官》大司徒说之非
　　《周官大司徒》云：“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方四百里；诸伯方三百里；诸子方二百里；诸男方百里。”说者遂谓孟子当籍去之後，不得其实，未足为据。余按：《论语》云：“可以寄百里之命。”《春秋传》云：“天子之地一圻，列国一同，自是以衰。”《易》曰：“霞惊百里，不丧匕鬯。”《传》曰：“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是《经》、《传》皆以百里为侯服之常，非孟子一人之私言也。《周官》乃战国以後人所撰，故不知而妄为之说耳。说并见前《周公相成王篇》中。
　　武王克商，光有天下，其兄弟之国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国者四十人。”（《左传》昭公二十八年）
　　“周公吊二叔之不咸，故封建亲戚以藩屏周。管、蔡、成阝、霍、鲁、卫、毛、聃、郜、雍、曹、滕、毕、原、酆、郇，文之昭也。于阝、晋、应、韩，武之穆也。凡、蒋、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左传》僖公二十四年）
　　△姬姓之封非一时事
　　按：周之封同姓，成专以为武王，富辰以为周公。以《经》、《传》考之，卫封於武王世，鲁与晋封於成王世，二子之言皆不尽合。而姬姓之国至於四十，晋、韩、邢、茅必在其内，武王必不自封其子，周公尤不得自封其子也。盖古人之文多举其大略：以克商自武王，故多推本武王言之；富辰以与召公对举，则称周公焉；其实乃陆续所封，不可概谓之武王，尤不得专属之周公也。故今考其封之先後，次第列之，以见其非一时之事云。
　　“武王克商，成王定之，选建明德以藩屏周。”（《左传》定公四年）
　　“武王克殷，成王靖四方，康王息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亦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且为後人之迷败倾覆而溺入於难则振救之。’”（《左传》昭公二十六年）
　　△周封同姓非蕃卫子孙计
　　自富辰称周公“封建亲戚以蕃屏周”，其後秦废封建，二世而亡，及汉兴，大封同姓，刑白马而盟，约非刘氏不王，由是後之论者咸谓周之封建皆为蕃卫子孙之计；其久享天下，皆封建之功，贻谋之善也。以余考之，不然。禹之王，皆因唐、虞旧臣。汤虽崛起一方，而其贤臣多在异姓，故孟子曰：“汤立贤无方。”周则贤多出於懿亲。其於传记可考者，同姓则召公，近属则二虢，诸弟则周公、康叔、毕公、毛公。贤在亲则封在亲，故曰“选建明德”。其“亲亲”也，即“贤贤”也。禹自躬稼而有天下。汤虽起自诸侯，然其先世亦微弱。周自大王开基，而大伯、虞仲以长让幼矣。文王始受命，而未得及身为天子。武王始克商，而未得及身见四方之靖。至成王，然後安享之，以为祖父之德而吾独享之，於心不自安，故分其禄而与诸父昆弟共之，故曰“吾无专享文、武之功。”盖不以祖父之禄私一身，非以天禄而独私其兄弟也。周之封建亲戚，岂但为蕃卫子孙计哉！且周亦非独封其亲戚也。《记》曰：“武王克商，未及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封帝尧之後於祝，封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然则同姓之封初不先於异姓，盖亦未必遂多於异姓也，特其後嗣有盛衰耳。周之封建但不遗於亲戚，非专择於亲戚而封之也，明矣。论者但见富辰此言，遂以後人自私之念度古圣人之心；不知富辰特欲襄王之睦郑以安王室，故不言其他而但言蕃屏，不言其封他国而但言其封亲戚；言固各有所重，非先王封建之本意即如是也。正如王子朝云“并建母弟以蕃屏周”，不过以晋为王母弟，故专言之；岂武王、成王但封母弟而不封曹、滕、应、韩之庶弟乎！嗟夫，圣人之心，其湮没於不善读书之人者岂可胜道哉！故今录周之封建，先先代之裔，次功臣，次武王之封文昭，次周公之别封，次成王之封武穆，次蔡仲之绍封，而取成专、富辰、祝它、王子朝之言汇列於首，庶学者参伍求之而有以识圣人封建之盛心也。
　　右通论周之封建。
　　【补】“昔虞阏父为周陶正，以服事我先王。我先王赖其利器用也，与其神明之後也，庸以元女大姬配胡公而封诸陈，以备三恪。”（《左传》襄公二十五年）
　　【备览】“武王追思先圣王，乃褒封神农之後於焦，黄帝之後於祝，帝尧之後於蓟，帝舜之後於陈，大禹之後於杞。”（《史记周本纪》）
　　△辨未下车而封国之说
　　《乐记》云：“武王克商，未下车而封黄帝之後於蓟，帝尧之後於祝，帝舜之後於陈；下车而封夏後氏之後於杞；投殷之後於宋。”《吕氏春秋》云：“武王胜殷，未下车，命封黄帝之後於铸，帝尧之後於黎，帝舜之後於陈；下车命封夏后氏之後於杞，立成汤之後於宋以奉桑林。”余按：此二书所载，与《史记》国名互异，古书散轶，不可考矣。惟所云“未下车而封”者，於事理殊未允。古者王畿之外莫非侯国，灭一国始封一国；今武王始克殷王城，安所取地而封之！封国，大典也，当先寻求其後，然後备礼而命之於庙中，又岂车中所能为者！而宋之封在成王世，尤不得属之克殷日也。盖此文特作者形容之词，正如《春秋传》所云“楚子伐宋，屦及於窒皇，剑及於寝门之外，车及於蒲胥之市”者：但极言其速耳，非真有此事也。故今但列《史记》之文於备览。
　　右先代後裔之封。
　　【补】“周克商，使诸侯抚封。苏忿生以温为司寇，与檀伯达封於河。”（《左传》成公十一年）
　　【补】“太公之封於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孟子》）
　　【备览】“武王已平商而王天下，封师尚父於齐营丘。”（《史记齐太公世家》）
　　△辨太公争营丘之说
　　《史记》此文下云：“太公东就国，道宿行迟。逆旅之人曰：‘吾闻时难得而易失，客寝甚安，殆非就国者也。’太公闻之，夜衣而行，黎明至国。莱侯来伐，与之争营丘。”余按：武王之封太公於齐，必先克其地也；克其地，必有人守之，莱人安能与争！太公至成王时犹在王室，是太公未尝亲就国也；安有夜衣而行之事乎！此文绝类战国策士之言，盖其所假。故不录。
　　右功臣之封。
　　“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惟乃丕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庸庸，祗祗，威威，显民用肇造我区夏，越我一二邦以修。我西土惟时怙冒。闻於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殪戎殷，诞受厥命。越厥邦厥民惟时叙。乃寡兄勖。肆汝小子封在兹东土。’”（《书康诰》）
　　“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纟青{艹伐}、旃旌、大吕，殷民七族，──陶氏、施氏、繁氏、氏、樊氏、饥氏、终葵氏；──封畛土略，自武父以南及圃田之北境，取於有阎之土以共王职，取於相土之东都以会王之东；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诰》而封於殷墟。”（《左传》定公四年）
　　△引《蔡沈传》辨周公称成王命封卫之说
　　《书序》云：“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馀民封康叔，作《康诰》、《酒诰》、《梓材》。”《伪孔传》因之，释“孟侯”三句云：“周公称成王命，言王使我命其弟封。”蔡氏《书传》驳之。今录於左。
　　【蔡九峰《康诰篇序传》】“《书序》以《康诰》为成王之书。今详本篇，康叔於成王为叔父，成王不应以‘弟’称之。说者谓‘周公以成王命诰，故曰弟’。然既谓之‘王若曰’，则为成王之言，周以公何遽自以弟称之也？且《康诰》、《酒诰》、《梓材》三篇言‘文王’者非一，而略无一语以及武王，何邪？说者又谓‘寡兄勖’为称武王，尤为非义。‘寡兄’云者，自谦之词，寡德之称。苟语他人，犹之可也；武王，康叔之兄，家人相语，周公安得以武王为寡兄而告其弟乎！特序《书》者不知《康诰》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遂因误为成王之书。是知《书序》果非孔子所作也。《康诰》、《酒诰》、《梓材》篇次当在《金》之前。”
　　余按：《经》文明称“王若曰，朕其弟”其为武王诰之无疑。《蔡传》之说是也。分器锡邑容或有在成王世者，若受封则断断在武王之世矣。故今从《蔡传》，列之武王之世，封鲁之前。惟所云“篇首四十八字为《洛诰》脱简”，尚恐未然。盖不知何篇之简，而其篇已逸耳。说并见前《武王克商》、《周公吊二叔》两条下。
　　【附录】“曹叔振铎，文之昭也。”“滕侯曰：‘我周之怔也。’”（并《左传》）
　　按：“文昭”惟封卫见於《经》、《传》；曹、滕、成阝、霍诸国皆无可考。以此推之，可矣。右“文昭”之封。以上并武王世。
　　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大启尔宇，为周室辅。’乃命鲁公，俾侯於东；锡之山川、土田、附庸。”（《诗鲁颂》）
　　【补】“周公之封於鲁，为方百里也。”（《孟子》）
　　“分鲁公以大路，大，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殷民六族，──条氏、徐氏、萧氏、索氏、长勺氏、尾勺氏，──使帅其宗氏，辑其分族，将其类丑，以法则周公，用即命於周，是使之职事於鲁，以昭周公之明德；分之土田陪敦，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而封於少之虚。”（《左传》定公四年）
　　△鲁、燕之封在成王世
　　《史记周本纪》云：“封功臣谋士而师尚父为首封。封尚父於营丘，曰齐。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鲁。封召公於燕。封弟叔鲜於管，弟叔度於蔡。馀各以次受封。”是谓燕、鲁之封皆在武王世也。余按：周公於武王为弟，於成王为叔父，而《诗》称“王曰叔父，建尔元子，俾侯於鲁”，则是封鲁者成王也。周公东征三年而奄始灭，而《传》称“因商、奄之民，命以《伯禽》”，则是封鲁者成王时事也。盖周初之制，亲戚功臣之受禄，内外皆有之。周、召、毕、郇在畿内者也；齐、卫、曹、滕，在畿外者也；不以内外分重轻也。周公既受禄於周矣，何事又封於鲁！至成王之世，周公内辅政事，外定商、奄，制礼乐，靖四方，成王以为周公功大，无以为报，故别封伯禽於鲁而使其次子袭畿内之封。其後於召公，遂亦援以为例，而别封於燕耳。周衰，王室东迁，内诸侯渐微而外诸侯之势盛，由是後人不复知周公之先已受采於周，而但疑周、召之受封不当在蔡、卫、曹、滕之後，遂以为武王之世，齐、鲁同时而封，误矣。故今载伯禽之封於成王之世，而燕之封缺之。
　　右别封。
　　【补】“成王灭唐而封太叔焉。”（《左传》昭公元年）
　　“唐叔，成王之母弟也。”（《左传》昭公十五年）
　　“分唐叔以大路密须之鼓，阙巩，沽洗，怀姓九宗，职官五正，命以《唐诰》而封於夏虚。”（《左传》定公四年）
　　△引柳宗元文辨桐叶封唐之说
　　《吕氏春秋》、《说苑》并云：“成王与唐叔虞燕居，翦桐叶以为，曰：‘以此封汝！’虞喜，以告周公。周公以请。成王曰：‘与虞戏也。’周公曰：‘天子无戏言！言则史书之，工诵之，士称之。’於是遂封叔虞於晋。”《史记》所载略同，惟以为史佚事。唐柳子厚尝辨之。今录其文於左。
　　【柳子厚《桐叶封弟辨》】“古之传者有言：‘成王以桐叶与小弱弟戏曰：“以封汝！”周公入贺。王曰：“戏也。”周公曰：“天子不可戏！”乃封小弱弟於唐。’吾意不然。王之弟当封耶，周公宜以时言於王，不待其戏而贺以成之也。不当封耶，周公乃成其不中之戏，以地以人与小弱者为之主，其得为圣乎！且周公以王之言不可苟焉而已，必从而成之耶，设有不幸，王以桐叶戏妇寺，亦将举而从之乎？凡王者之德，在行之何若。设未得其当，虽十易之不为病；要於其当，不可使易也；而况以其戏乎！若戏而必行之，是周公教王遂过也。”
　　余按：邑姜，武王之元妃；成王，邑姜之长子，而唐叔其母弟也。武王之崩，成王、唐叔之年固已长矣，（说兄《周公相成王篇武王既丧》条下，）不得以唐叔为小弱，成王亦必不至以封国大典为儿戏也。柳子之辨详矣。独其篇末云：“或曰，封唐叔，史佚成之”，则是犹以此事为或有，但非周公之所为耳。史佚亦贤臣，讵宜有此事！即有此事，周公岂容不谏而听之乎！此必无之事，故今不载；而取柳子末数语删之。
　　右“武穆”之封。
　　【补】“蔡仲改行帅德。周公举之，以为己卿士，见诸王而命之以蔡。其命书云：王曰：胡，无若尔考之违王命也！”（《左传》定公四年）
　　△《伪书蔡仲之命》
　　《伪尚书》有《蔡仲之命篇》，乃本《左传》文而衍之者。其《序》之谬，前於《周公篇》中已辨之矣。其命词亦缀辑前人语言以成篇者。
　　故今但载《左传》原文。
　　右绍封。以上并成王世。
　　【补】“天於适诸侯，曰巡狩。巡狩者，巡所守也。诸侯朝於天子，曰述职。述职者，述所职也。无非事者。”（《孟子》）
　　△周代巡狩年数
　　《周官》称“十有二年，王巡狩殷国。”《伪尚书》采其说，遂云：“六年，五服一朝，又六年，王乃时巡，考制度於四岳。”余按：周时巡狩年数，《经传》未有言及之者。惟《春秋传》云：“先王卜征，五年而岁习其祥；群习则行，不习则增修德而改卜”，杜氏注云：“征谓巡守征行”，则是周亦以五年一巡狩也。且唐、虞五载一巡狩，周乃改为十有二年，亦未免失之於疏阔。大抵三代以上文多缺略，事难详考；传记各记所闻，互有同异，皆不足以为据。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记巡狩朝觐之大略；至於年数多寡，缺之不失为慎。
　　“入其疆，土地辟，田野治，养老尊贤，俊杰在位，则有庆。庆以地。入其疆，土地荒芜，遗老失贤，掊克在位，则有让。一不朝，则贬其爵。再不朝，则削其地。三不朝，则六师移之。”（同上）
　　△周之弱不因封建
　　自汉以来，说者多谓周人弱於封建，徒建空名於公侯之上耳。余按：《孟子》此文，王於诸侯，庆之让之，贬之削之，莫敢违王命者，是其予夺之权操之天子，何有於弱，亦岂但空名而已哉！但自平王东迁，王室微弱，号令始不行於天下耳。故孔子曰：“天下有道，则礼乐征伐自天子出；天下无道，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西周以前，自天子出者也；东迁以後，自诸侯出者也。岂得见其後之微，遂以概其前之盛乎！晋文、襄之世，进退臣僚皆惟君命是听；顷、定以後六卿专政，公室始卑。鲁僖、文之世，权亦在上；襄、昭以後，政始出於三桓。岂得谓文、襄、僖、文之世已失政哉！且自幽、厉淫暴，犬戎内侵，骊山之变，畿甸尽没於戎，使其时无诸侯，则天下皆骚动，非胜、广起於闾左，则刘、石兴自塞外，虽欲建空名於公侯之上且不可得，奈之何以封建故咎周也！且周之封国见於《经》、《传》者不过蓟、祝、陈、杞、苏、檀、齐、宋诸国，及兄弟之国十有五，同姓之国四十而已；其馀皆夏、商之旧国也。武王即不封建，此千数百馀国岂不能据地自雄者！若尽取而灭之，使先世帝王卿相之有功德於世者尽殄绝其祀而後已，是岂圣人之心也哉！大抵汉、唐文士多好议论古人得失而不考其时势，其所关者非小。故今考而辨之。
　　右朝觐巡狩之制。
　　周之封建先後不一时，其经制亦不能专系於一代，故不以载於《正录》而别述此篇，统纪其制而分类以记其事，庶易於考核也。
　　○周职官附考
　　周之官制，《诗》、《书》皆未详言。《周官》一书亦多附会。唯《孟子》文尚可得其梗概。今附载之。
　　“君一位，卿一位，大夫一位，上士一位，中士一位，下士一位。凡六等。”（《孟子》）
　　△卿与大夫
　　按：《春秋》於列国之卿皆书为“大夫”，则是卿乃上大夫，大夫则下大夫也。故曰：“王臣公；公臣大夫；大夫臣士。”东迁以後，卿日以尊，故但称为卿以别於他大夫，而此文与《王制》遂沿而称之耳。又按《春秋传》，卿之下有上大夫，嬖大夫；《周官》亦有中大夫，下大夫之别；疑皆後世所增，如鲁三卿之外复有臧、叔、子服、叔仲等氏，晋六卿之外复有缺、赵穿等未有军行之卿者然。恐当以《孟子》此文为近是。
　　△乡官之不可废
　　三代之所以异於两汉者何在乎？两汉之所以异於唐、宋者何在乎？其事盖非一端，而设官其尤著者也。《周官》、《王制》虽皆出於後人之手，不无揣度附会之失，当日官制不可详考，然以《孟子》此文推之，诸侯之国大者仅及百里，而有卿，有大夫，有上士、中士、下士，佐治者要不下百数十人，故其耳目易周，精力亦无不逮；一人有善，得以赏之，一人有恶，得以罚之；是以豪猾无所用其武断，吏胥无所施其蒙蔽也。孟子曰：“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野人少而君子多则不足於养，野人多而君子少则不足於治。是以先王量民数以设官，而不肯惜小费以致废大事也。两汉则不然。自令、丞、尉以外，止有乡三老、啬夫、游徼、亭长之属耳；较之三代，邈乎不相及矣。然犹有秩有禄，选其贤者充之，是以其人尚知自重，其耳目精力尚可勉强从事。以故其治尚为近古，风俗尚多浑厚。至隋，尽废乡官，一县之中止有一令，一丞，一簿，一尉。然其时承南北朝之汉，久乱之馀，户口稀少，犹之可也。至唐开元、天宝之际，生聚蕃矣，民事多矣，逮宋熙宁、元丰以後，户口之盛尤远过於前代，岂此数人者之所能遍理！无怪乎百姓之争日多而吏胥之权日重也！
　　【附论】“官盛任使，所以劝大臣也。”（《中庸》）
　　△“官盛任使”
　　官何以当盛也？所以优大臣也，亦即所以熙庶绩也。何者？一国之政多矣，非数十人所能遍理；设官少则势不能兼顾，非惟政事之多废也，而吏胥皆得操其厚薄之权，仆从皆得肆其上下之手，其倒行逆施者亦不少矣。故宫必盛而後可任使也。有一事即设一官，则人有馀力而事有专责。有一官即择一人，则人知自爱而事无不举。为大臣者但能课其勤惰而总其成，而庶绩自咸熙矣。
　　“大国地方百里；君十卿禄，卿禄四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三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士倍中士，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小国地方五十里；君十卿禄，卿禄二大夫，大夫倍上士，上土倍中土，中士倍下士，下士与庶人在官者同禄；禄足以代其耕也。”（《孟子》）
　　△《孟子班爵禄章》不必拘
　　按：大国地方百里，倍次国也。次国地方七十里，倍小国也。而小国之君十卿禄，以田计之，当食一万六千亩（以下食田亩数并见《集注》中所引徐氏说）。次国食二万四千亩，多於小国者仅三之一。大国食三万二千亩，多於次国者仅四之一。大国之田将何所置之乎？卿亦大夫也，故《春秋》於诸侯之卿皆书曰大夫，犹士之有上中下耳。大夫与士，则名分判然隔绝。而卿禄有四大夫三大夫者，大夫禄乃止倍於上士，何邪？窃谓读此章者但当求其大意，不必拘其细数；孟子固曰“其详不可得闻也”。然则孟子之所言特其略耳。尝考春秋以前诸侯之国，大约分为九区：内一区为乡遂，以为君禄；外八区为都鄙，以为大夫士之禄。犹海内之地，方千里者九，而王畿方千里也；犹井田之制，八家皆私百亩，而中为公田也。然则大国之君禄当倍次国，次国当倍小国；孟子特大略言之耳。大国小臣数多，则其禄之降杀亦多；小国小臣数少，则其禄之降杀亦少。然则大国次国自大夫以下，其禄亦必不止於倍；而卿禄亦不得有三大夫四大夫之多。但籍已去，故其详不可考耳。天子之卿受地仅倍大夫，况诸侯之卿何至遂三之四之乎！盖春秋之世卿权益重，卿禄益厚，故有三大夫，四大夫之说。其实皆当以渐而杀，非独卿与大夫然也。大抵君臣之降杀以十一为率，大小臣之降杀以倍为率；虽有增减，要不甚多。於此见先王之不以天禄自私，而亦有以辨上下，定民志也。周衰，典籍散轶，後人虽有纂述而揣度附会者居多。幸《孟子》此章犹存，尚可得其大概。馀已详《经界考》中，兹不悉赘。
　　【附论】“忠信重禄，所以劝士也。”（《中庸》）
　　△重禄之效
　　禄何以当重也？所以恤群臣也，亦即所以责群臣也。何者？士既受官於朝，必将资以养其父母妻子也。位益尊则所费益广。禄不足以赡之，惟贤而有守者乃能洁己而安贫耳。若其守少不坚，则必有聚敛於百姓以自奉，侵蚀於国帑以自肥者；无怪乎民日困而国日贫也！故善治国者必与士以重禄，使无内顾之忧，交谪之患，则少知自爱者皆耻为聚敛之臣，耻为盗臣矣。而又择其贤者用之，有不百室盈而妇子宁者乎！有不仓廪实而府库充者乎！故骤观之若费而细察之实省。如之何其可以不重也！
　　【附录】“管子於是制国以为二十一乡：工商之乡六，士乡十五。……五家为轨，轨为之长。十轨为里，里有司。四里为连，连为之长。十连为乡，乡有良人焉。……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齐语》）
　　【附录】“制鄙：三十家为邑，邑有司。十邑为卒，卒有卒帅。十卒为乡，乡有乡帅。三乡为县，县有县帅。十县为属，属有大夫。……是故：匹夫有善，可得而举也；匹夫有不善，可得而诛也。”（同上）
　　△《管子》乡官之制
　　此所谓乡官也；与前所载《孟子》“六等”之文互相发明。何者？治民必藉於人。敷十家而即为之“长”，数百家而即为之“帅”，则在下者不能欺，在上者不难治，吏胥无所投其隙，奸豪无所肆其暴，诚良法善政也。桓公去古未远，先王之制犹多存者，是以管仲本之，立法以洽齐国，所以能霸诸侯而匡天下也。後世惟务省费，省费则必省官；日减日少，遂至於数万户而止付之一人。即有贤令长，亦不能以遍理；况贤者不可多得，非假手於吏胥则置民事於不问耳。假手吏胥，故吏胥横行；赋敛狱讼何一非吏胥操其权，倡赌盗贼何一非吏胥为之主！吏胥富，而闾阎日以瘁矣！置民事於不问，则强陵弱，众暴寡，良民日困，非凶悍无以自全，於是里巷之间相率习为豪强，争斗以自保其身家。无怪乎民日贫而俗日敝也！後世儒者往往轻视桓、文，羞言管仲；吾独以为不然。姑无论其他，唐、宋以来，名臣贤相史不绝书，有复古乡官之制者乎？有一言之及於此者乎？然则管仲未可轻也。惟汉诸葛武侯尝自比於管、乐，其後相业果为秦、汉以来第一人。亦何必为大言哉！大抵霸之所以异於王者，惟在假仁义以服人。其实桓、文之世上去文、武不远，王政尚多存於世者；汉、唐以後，王政存者宁有几乎！若之何轻视桓、文也！《国语》之文虽难尽信，然此文於理与时势皆得之，必非妄者。观此，犹足见三代之遗制。故并录之。
　　【存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论语公冶长篇》）
　　△千室为最大邑
　　“千室”，大邑也。“百乘”，大家也。晋文公在齐有马二十乘，齐陈文子有马十乘；则百乘，家之最大者矣。圣人以千室百乘相对为言，然则千室亦邑之最大者。寻常之邑不过三百室，二百室，百室已耳，是以其宰尚多能尽其职。惟冉求足民之材，政事之彦，圣人始以千室许之；非他人所及也。後世乃以庸碌之人畀以数万户而使之治之；欲令民之不困，俗之不偷，乌可得乎！
　　【存参】“施氏之宰有百室之邑。”（《左传》成公十七年）
　　△“百室之邑”
　　按：此文不以“百室之邑”为小，则邑之大者当亦不多也。此虽家宰兼治之邑，然百室而即有人治之，则下情之不通者亦少矣。观此言，犹可想见当时之美政也。
　　△儒者罕言乡官
　　乡官之制，乃三代圣人之大经大法，必不可废者。亦非但乡官也，百里之内亦必有分治之庶僚，始可以无废事。而後世皆举而付之於一二人，民安得而治！然名儒文士皆罕有言及此者，但有言及於井田封建者耳。井田封建虽属王政，然後世行之大不易。若庶僚乡官，直举而措之耳？不知何以无人计及此也？此治乱兴亡之大要，故因述周封建之制而附及之。
　　○周遗迹补考
　　石鼓：
　　△引汪师韩文辨石鼓
　　岐阳石鼓十枚，上皆刻四言诗。唐韩退之以为周宣王时所作。宋欧阳永叔云：“自汉以来，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隋氏藏书最多，其志所录，《秦始皇刻石》、《婆罗门》、《外国书》皆有，而独无《石鼓文》。遗近录远，不宜如此。况传记不载，不知二君何据而知为文、宣之鼓也？”（“二君”谓韦与韩；韦诗详後汪上溯《石鼓说》中）其论当矣。而张氵昊《€谷杂纪》则云：“石鼓经秦涉汉，其亦久矣。其间岂无好事者称道之；历时之久，书传不存，後人不知耳。苏勖《载记》云：‘石鼓，谓周宣王猎碣，共十鼓；其文则史籀大篆。’唐章怀太子注《後汉书》云：‘今岐州石鼓铭，凡重言者皆为二字。’以二书言之，则安知秦、汉间无称道之者”。则又以韩公之说为是，欧公之疑为非。汪上湖先生《石鼓说》辨之颇详。今载其文於左。
　　【汪上湖先生《石鼓说》】“石鼓在陈仓野中，隋以前无所见闻。唐贞观中，苏勖始纪其事。郑馀庆徙置凤翔之夫子庙，而亡其一。宋仁宗皇佑四年，向传师得之民间，十数乃全。至徽宗大观二年，徙於汴京之辟雍。宣和元年，又移之保和新殿，以金填其字。钦宗靖康末，金人辇致於燕，剔其金而留石於王宣抚家。其家後改大兴府学。至元成宗大德十一年，虞伯生为大都教授，求得於草土中，洗刷而扶植之。仁宗皇庆二年，伯生助教成均，言於时宰，以大车十乘载於国子学大成门内，左右各五鼓。按：韦苏州诗谓是文王时鼓（今本亦作宣王，无文王字），宣王时刻；韩文公直称宣王时作。逮宋程泰之，以《左传》昭公四年，椒举云‘成有岐阳之’，指是成王。欧阳公《集古录》乃有三疑。而郑夹氵祭以秦权秦斤证之，指为秦刻。沿及金源，元遗山《中州集》云：‘荏平马子卿以字画考之，云是宇文周时所造；作辨万馀言，出入传记，引据甚明。’《金史》采其事入本传。郑、马二说，後人讥之者多，信之者少。以余考之，窃叹马氏有卓识矣。所惜其文未见，曾不知其定为後周何时耳（此下节删一段）西魏之末，官法《周礼》，诰法《周书》，则诗袭《雅》、《颂》之文诚无足异。但史称‘周武帝崇尚俭朴，校兵阅武，步行山谷，履涉勤苦，人所不堪’，其於田猎岂肯夸耀其车徒。惟武帝建德二年二月，诏皇太子ど抚巡西土，皇太子於岐州获二白鹿以献；诏曰：‘在德不在瑞。’今考九鼓中（其一无字），其称及鹿者有四，且有即一章而两言鹿者，合之则鹿字凡六见焉。有曰‘我鹿允异’，岂非瑞应意乎！文内‘与鲤’、‘杨柳’、‘灵雨’、‘舫舟’，皆春巡之景，非冬狩也。若其称‘天子’又称‘嗣王’者，宣帝穷奢极丽，车旗章服俱倍数前王，此词当是大象元二年间，天台侍从之臣追纪其瑞而刻之，似以‘天子’称武帝，以‘嗣王’称宣帝──而宣帝每自称为‘天’，则当时又未必称以‘嗣王’也。文盖以‘天子’称宣帝，以‘嗣王’称静帝。虽宣帝於即位之始即传位皇太子衍，顾不称太上皇而自称天元皇帝，是以文内‘天子’‘嗣王’连言之，犹之《周书宣帝纪》内‘帝’与‘皇帝’连及也。静帝即位仅七岁，其三年为周大定元年，二月即禅位於隋。其时石鼓甫成，应即委弃。而篆文人识者少。唐贤徒见‘车攻’‘马同’之文同於《小雅》，藉以润色文章耳。其词其文，後人自有明於鉴察者；正不必依傍韩、苏，笃侩而不敢议也。马氏之辨，安得世尚有传，与余言一证其同异哉！”
　　余按：石鼓所刻诗词不载宣王一事，亦无宣王时一人名，不知唐人何由决知其为宣王？自东周以後，下迄於隋，书之存於世者多矣；石鼓果周宣王时物，必为世所宝贵，称道者当不知几许，何以称者皆不存，存者皆不称乎？汉都长安，距岐为近。班固，扶风人，郡中有此古物，尤不应不知及知之而不言也。且苏勖与章怀太子皆唐人耳；以唐证唐，何足为据！自苏勖至韩退之，相距不二百年，而书传所载，称之者凡四人。自周宣王逮隋千有馀年，而反无一言之见於书传。然则此鼓之在汉、魏以後而不在周、秦以前明甚；欧阳子之疑是而氵昊之言非矣。是故韩、韦谓为宣王，苏子瞻“想当然”之说也；张氵昊言安知秦、汉无称道之者，秦桧“莫须有”之狱也。以“想当然”、“莫须有”折天下之狱，则狱靡不冤。以“想当然”“莫须有”断古书古物之真伪，则书与物靡不失实。然则即谓此鼓为尧、舜时所作，谓夏、商之时书传不存，安知无称道者，亦谁能穷其诬哉！汪公之辨详矣。此鼓果为宇文氏之物，余虽未尝详考，然断非周物则较然也。
　　又按：《€谷杂纪》以为成王时物者乃韩元吉，而上湖以为程泰之；以为秦时刻者乃任汝弼，而上湖以为郑夹氵祭；所引互异。盖韩、程皆尝谓为成王，任、郑皆尝指为秦刻，论者各据所见之书言之，是以不符；不足以为异也。
　　里城：
　　△引《封演记》辨里城
　　汤阴城北有文王演易台，其地高於旁者丈馀，即唐人所称里城也。城中地故高，日久城颓，惟高原存焉，故人以台呼之。唐《封氏闻见记》尝辨其妄。今录於左。
　　【《封氏闻见记》一则】“相州汤阴县北有里城，周回可三百馀步；其中平实，高於城外丈馀。相传文王演《易》之所。按：此东顿邱、临黄诸县多有古小城，或周一里，或三百步；其中皆实。然则小城而实，皆古人因依立家，以为保固耳。”
　　余按：汤阴之西为林县，其北为安阳，又北为磁州。距馀乡近者百里，远者二百馀里。其在山中者，山上多垒石为城寨。在平地者，其村外往往有高广如封氏所言者。其城或尚存，或已颓，或半颓。余数往来於诸县间，问之土人，皆云前代避乱之所。然则汤阴此台亦如是而已矣。封氏之言是也。盖筑城自保，势须据险，以高临下，有山则据山，无山则筑平地使高，筑城其上，方足以制仰攻，本理之常，无足异者。但临大道者少，人或不之见，见亦不为意。而汤阴之台东逼驿道，人皆知之。既莫考其所始，而其地近殷墟，故好事者遂以里之事附会之耳。余又尝居开州，即唐顿邱之南境也。城以南如汤阴此台者不下数十，盖即封氏所谓“古小城”者。其城率已颓，土人呼为“骨堆”。最大者，有霸王骨堆（盖以大得此名），韩信骨堆（盖“韩姓”之讹。）其村农相传云：“项羽与韩信相拒於此地，以筑骨堆大者为胜。”夫羽与信固未尝战於此，即至此亦岂有馀暇，筑台较其胜负乎！里之城，当亦类是。里巷流传之语固不可据以为实也。呜呼，汤阴有演《易》之台，则陈州亦当有修《春秋》之阁矣；涿州有张飞井，赵州有鲁班桥；甚矣邪说之入人深而不学无术者多喜事也！
　　△古迹相因而生
　　按：里之事本战国人所述。既相传为有此事矣，秦、汉以後因以演《易》附会之。既复相传有演《易》之事矣，魏、晋以後因又以古小城附会之。证据既多，遂成牢不可破之说。市有虎而曾参杀人，三人言之，未有不信者矣；而孰知其说皆相因而生者乎！州山上，有水自洞口下，名水帘洞；山下果树甚繁。好事者遂以为《西游记》孙悟空发祥之所，而建猴王庙焉。呜呼，世所言古迹者：大率皆如此矣！故今并附辨之。
　　文、武、周公陵墓：
　　【备考】“毕在镐东南杜中。”（《史记周本纪》）
　　【备考】“文王、武王、周公冢皆在京兆长安镐聚东杜中。”（《皇览》）
　　【备考】“文王、武王墓在雍州万年县西南二十八里毕原上。”（《史记正义》引《括地志》）
　　△周陵之误指
　　按此诸说，则周文、武王陵在渭水南，长安之西南也。自唐以前，无异说者。至宋乾德四年，诏给守陵五户，春秋奉祀，始以咸阳县之西北秦惠文、悼武二王冢为周文、武王陵而祭之；沿误八百馀年。前人辨之详矣。今不复赘；但取《史记》诸家之言载之，以备後人考证云尔。
　　古物，古迹，其於事理，末矣。然或以伪乱真，或附会舛误，而人遂信以为实，其所关亦不细。故亦补而辨之。
　　●卷三
　　○周制度杂考
　　△“子”为未成诸侯之称
　　《春秋》所书列国之君，多有称某子者。滕侯杞伯，亦多称为“滕子”“杞子”（《春秋中，无“侯”“伯”兼称者；惟杞、薛尝一称为“侯”。然桓三年“公会杞侯於成阝”，据《公羊》乃“会纪侯”，二家文误。则隐十一年“薛侯来朝”，恐亦是文误耳）。说者谓周之列爵凡五，子爵在伯之下，男之上；其本侯伯而称子者，或以为时王所黜，或以为圣人所贬也。余按：列国之爵受之先王，传之先君；周道既衰，而孔子乃布衣之士，安能黜之贬之！若可以贬其爵，则亦可以进其爵；何以不闻有子而进称为公，进称为侯伯者？侯伯可贬，公亦可贬；既可贬为子，亦可贬为男；又何以不闻有公而贬为侯伯，侯伯而贬为男者乎？由是言之，谓为时王所黜，圣人所贬，恐皆未必然也。余尝细考《经》、《传》之文，“子”之为称乃未成乎诸侯之名，与伯及男不同义也。故有天子之卿而称子者，《尚书》之微子、箕子，《春秋》之单子、刘子，是也。有诸侯在丧，未即位而称子者，葵丘之称宋子，温之称陈子，是也。有抚有一国，未成为君而称子者，叔武之称卫子，子仪之称郑子，是也。皆不成之为诸侯也。若其国而夷也，则亦称之为子，吴、楚、邾、莒、徐、沈、郯、潞之属是也。此盖古制如此。即本侯伯之爵而既杂於夷，则亦概以子称之。故《国语》云：“命圭有命，固曰吴伯，不曰吴王。”然则吴本伯爵也。滕、杞之称为子，当亦如是。故《传》曰：“杞桓公来朝，用夷礼，故曰子。”又曰：“杞，夏馀也，而即东夷。”非贬之黜之，盖略之而等之诸夷也。犹後世之於僭国，皆称之为“魏主”“吴主”也。孟子曰：“天子一位，公一位，侯一位，伯一位，子男同一位。凡五等。”夫爵既有五矣，何以其等止分为四？公侯伯既各为一等矣，何以子男独同为一等乎？盖子也者，未成乎诸侯之称也；既未成为诸侯，则其班当随乎其最卑者，是以与男同一位也。说者不加细考，误以子与公侯伯为一例，遂谓贬黜其爵为子，则宋、卫、陈、郑之称子又何说焉？且非但国君有子之称也，其後大夫士亦称之。盖春秋之初，卿尚罕有称子者。间一有之（如卫石子、齐高子之类），亦但以为称，不以为谥也（若鲁共仲、成季、齐管敬仲、卫石骀仲之属，谥皆称以字；惟晋栾共叔，《国语》作栾共子，盖後人所追称）。卫自甯庄子、石祁子，始连谥称为子；晋自赵成子、栾贞子以後，鲁自季文子、孟献子以後，而卿莫不以子系於谥矣。大夫虽尚未谥以子（如子服景伯、子家懿伯之类），然相称亦以子，若叔仲子、子服子、子家子之类是也。至春秋、战国间而子遂为通称。凡有名於时者，虽布衣之士率称为子，若庄子、惠子、鬼谷子之类是也。故《论语》颜渊之贤，子路之长，皆不称子（至孟子时，颜渊始称为子）；闵子骞、冉有间一称子；而曾子、有子则皆称以子。虽其门人所记，亦其时之先後然也。至孟子时，则高、夷、徐、陈、公都之属莫不称子矣。然则子也者，本未成乎诸侯者之称，渐而卿称之，渐而大夫称之，又渐而布衣之士亦称之者也。犹之乎“君”本国君之称，渐而卿大夫亦称君（《仪礼》，公士大夫皆称为君），至後世而朋友亦相称为君也。说者不考称子之由，故其释“君子”也，以为有位者谓之君，有德者谓之子。岂知君子云者，本皆有位者之称（《诗》之“君子至止”“君子来朝”皆称诣侯之词），而後世以称有德者耳。犹称大德者为“大人”，不肖者为“小人”也（孟子云，“说大人则藐之”，罢云，“吾侪小人”，──冉有云，“小人何知”，皆以位言）。不详究其始末而但揣度附会以为说，以君与子分属之位与德，失之远矣！
　　△谥法由渐而起
　　《逸周书》中有《谥法篇》，传《史记》者取而冠之简端。其文云：“惟周公旦、太公望开嗣王业，建功於牧野，终将葬，乃制谥，遂叙谥法（云云）。”後世儒者咸信之而不疑。余按：谥法之所为制，意必将以劝善而惩恶也。善者谥以善，恶者谥以恶，大行受大名，细行受细名，然後人知所以劝惩。今此篇中，经纬天地曰“文”，锡民爵位亦曰“文”，圣闻周达曰“昭”，容仪恭美亦曰“昭”；使睿圣之君与小才小善者同科，固已不足为劝。至於克定祸乱曰“武”，夸志多穷亦谓之“武”；乱而不损曰“灵”，死而志成亦谓之“灵”；美恶同词，圣狂一例，褒贬之义无存，劝惩之道安在！周之制此谥法，欲何为乎？“帝”也，“王”也，“公”“侯”之与“君”也，长民者之称，非谥也，且亦不始於周，何故先之以此？“钦”“明”者，史臣赞尧之词；“克明克类，克长克君，克顺克比”，成专引而释之，以见文王（《诗》本言王季，专以为文王）之德然耳；岂得皆谓之谥！齐太公子丁公，丁公子乙公，乙公子癸公，盖沿商以干名为号者；今乃以“丁”为谥。然则“乙”“癸”亦当为谥，何以又不之言？他如“正”、“直”“忠”、“爱”、“夸”、“惑”之类，春秋时从未有以之为谥者。则此篇为後人之所妄撰，明矣。且周既制此谥法，必先分别夫应谥之人，或通行於诸侯，或兼行於卿大夫。乃今以史考之，卫康叔之後五世无谥；齐太公、宋微子、蔡叔度、曹叔振铎皆四世无谥。太公以佐命之臣，始封之君，而竟无谥。周公子伯禽亦无谥。晋唐叔子燮，父子皆无谥。周果制为谥法，何以诸国之君皆无谥乎？盖谥法非周之所制，乃由渐而起者。上古人情质朴，有名而已；其後渐尚文而有号焉。至汤拨乱反治，子孙追称之为“武王”，而谥於是乎始。然而子孙卿士未有敢拟之者。周之二王谥为文、武，盖亦仿诸商制。以成王之靖四方也，放亦谥之曰成。而康王以後遂仿而行之。犹之乎商有三宗，西汉亦有三宗，至後汉而宗始多，及唐、宋而遂无帝不宗也。周公有大功於天下，故其没也，成王特赐之谥。召公历相三朝，康王遂仿周公之例而亦谥之。然皆以为特典，非以为常制也。是以成、康、昭，穆之代，诸侯谥者寥寥。数世之後，俗弥尚文，遂无有不谧者。然卿大夫尚未敢拟也。至周东迁以後，而卿大夫始渐有谥。尝以《春秋传》考之，晋自文公以前，惟栾共叔有谥（《国语》有韩定伯）；狐偃、先轸有佐霸之功，而谥皆无闻。至襄公世，赵衰、栾枝始有谥，而先且居、胥臣之属仍以字称，则是亦以为特典也。成、景以後，卿始以谥为常；先、三以罪诛，乃无谥。降於平顷，则虽栾盈之以作乱死，荀寅、士吉射之失位出奔，而靡不谥矣。鲁大夫有谥者，较他国为独多。然桓、庄以前，卿尚多无谥者。昭、定之间，则荣驾鹅、南宫说、子服、公父之伦，下大夫靡不谥者。郑大夫初皆无谥；至春秋之末，子思、子亦有谥。惟宋大夫始终无谥。果周所定一代之制，何以先後不齐，彼此互异若是？然则谥之由渐而起，彰彰明矣。即“灵”“厉”之属，其初亦非恶谥而子孙臣庶公然加之也。盖贤者既奉以嘉名，而不贤者无可推崇，则亦依傍其性情行事而谥之。《书》云：“灵承於旅。”《诗》云：“濯濯厥灵。”《论语》云：“子温而厉。”又云：“君子，听其言也厉。”灵与厉何尝即为不美之名；但相率以之谥暴主，而其後遂以为辱耳。犹之乎周有恭王，鲁有恭公，汉有顺帝，未尝不为美名；而自南北朝来，宋有顺帝，周与隋有恭帝，後世遂以恭顺为忌讳也。《周书》之作盖在战国、秦、汉之间，彼固取前世王侯卿大夫之行事而揣度言之，复杂取传记之文以附益之者。若之何後儒之不之察也！
　　△戎狄与蛮夷之不同
　　《戴记曲礼篇》称“东夷，北狄，西戎，南蛮”。《王制篇》云：“东方曰夷；南方曰蛮；西方曰戎；北方曰狄。”《明堂位》篇亦云：“九夷之国，东门之外，西面北上；八蛮之国，南门之外，北面东上；六戎之国，西门之外，东面南上；五狄之国，北门之外，南面东上。”皆以蛮夷戎狄分属四方。後世说者沿而不察，皆以为然。余按：《禹贡梁州章》云：“和夷续。”《绵》之诗云：“昆夷兑矣。”《孟子》云：“文王事昆夷。”是西亦有夷也。《诗韩奕》云：“以先祖受命，因时百蛮。”是北亦有蛮也。《春秋经传》：“公及戎盟於唐”，“公追戎於济西”，“齐侯伐山戎”，“无终子使孟乐如晋，请和诸戎”，“楚大饥，戎伐其西南，又伐其东南”，是东与南北亦皆有戎也。安在可以四方分哉！盖蛮夷乃四方之总称，而戎狄则蛮夷种类部落之号；非以四者分四方也。故《禹贡》云：“五百里要服：三百里夷，二百里蔡。五百里荒服：三百里蛮，二百里流。”《尧典》亦云：“蛮夷猾夏。”则是九州之外皆为蛮夷，初未尝分戎与狄也。盖夷犹裔也，裔犹边也；以在九州边上，故附见於九州，在冀、扬为岛夷，青为夷，莱夷、徐为淮夷，梁为和夷。谓之要服，则是犹有礼教存焉。故《春秋传》称“用夷礼”，是夷未尝无礼，但不及中原文物之盛耳。蛮则蠢然无知，故但谓之荒服。然则蛮夷以内外分，不以东南分；四方皆有夷，亦皆有蛮，不得专属之东南也。盖唐、虞都冀，北近南远，每服虽约以五百里，然北常狭，南常广，故蛮在南方为多。而记礼之家多齐、鲁之士，地近东夷，遂误以夷专属之东，而以蛮专属之南耳。戎者，西方蛮夷之一，犹其有氐与羌也。狄者，北方蛮夷之一，犹其有追与貊也。其见於经传者，数者之外复有庸、蜀、{髟矛}、彭、微、卢、百濮、百越之属。然惟戎与狄为最盛，往往分居四方。故狄或居冀，或居雍，而戎或邻於秦，或邻於楚，或邻於晋，於齐，於鲁，於燕，犹氐、羌之盛於汉、晋间也。及战国之世而戎、狄渐微，是以其後无闻。不得以戎属之西，狄属之北，而与蛮夷分列而为四也。故《春秋》书“公会戎於潜”，“齐人狄人盟於邢”，“公伐戎”，“卫人侵狄”，“戎侵曹”，“狄伐郑”，“狄侵我西鄙”，“晋人败狄於箕”，如此者不啻数十事；而从未有直书“夷伐某国，蛮伐某国”，及“会夷，盟蛮，伐夷侵蛮”者（《传》称“晋武公伐夷”，此夷乃王畿采邑，非蛮夷之夷）。而《春秋传》，吴、楚、邾、莒往往称为“蛮夷”，亦从未有称为戎狄者。然则是“戎狄”为国名而“蛮夷”乃其通称，彰彰明矣。大抵《戴记》诸篇，汉儒所撰，其说多本之《传》；然沿而误者常十之六七。故考三代之事，虽一名一物之微皆当取信於经，其次则参考於传；不得但据《戴记》之言，遂信以为实也。
　　△古人尚右
　　隋、唐以来，世皆以左为上。或谓古人亦上左者。或又因《檀弓》文“孔子有姊之丧，拱而尚右，二三子皆尚左”，遂谓古人吉事以左为上，凶事以右为上者。余考之《春秋传》，皆上右者，惟楚人上左耳。桓王之伐郑也，虢公林父将右军，周公黑肩将左军；郑曼伯为右拒，祭仲足为左拒；皆先书右而後书左。其叙宋之六官，亦皆先右师，後左师。则是皆以右为上也。即晋之三军，亦上军在右而下军在左。何以知之？城濮之战，胥臣以下军之佐犯陈、蔡而楚右师溃；狐毛狐偃以上军夹攻子西而楚左师溃。必阝之战，工尹齐将右拒卒以逐下军；潘党率游阙四十乘从唐侯，以为左拒，以从上军。夫晋、楚之师相向而战，则楚之右，晋之左；楚之左，晋之右；而晋常以上军当楚左，下军当楚右，是上军在右而下军在左也。惟叙楚之军帅皆先左而後右。故季粱曰：“楚人上左，君必左。”必言“楚人上左”者，明诸侯之国皆上右也。然“右广，左广”，“右盂，左盂”，“右司马，左司马”，皆先右而後左，则是楚人且不尽上左矣。由是言之，三代以上固以上右为常。故《礼》：“宾由西阶，主人由阼阶。”西在右，东在左也。“王叔陈生与伯舆争政，王右伯舆，王叔陈生怒而出奔。”是上之则曰右之，下之则曰左之也。岂但《顾命》之陈宝，先“西序”，後“东序”，先“西房”，後“东房”必凶事乃上右乎哉！《戴记》之文本难取信，而《檀弓》中尤多乖谬。况所谓“尚右，尚左”者，乃手之所向，非身之所处，初非以此别上下者；乌得据此而以上下分吉凶乎！下至汉世，王陵为右丞相，陈平为左丞相；王陵既免，乃徙陈平为右丞相。诸吕诛後，平以周勃功大，复以右丞相让勃而自为左。则是此时犹以右为上也。况三代以上乎！曰：然则《乐记》之“分周公左，召公右”，《史记信陵君传》之“从车骑，虚左往迎侯生”，何也？曰：《传》曰：“自陕而东者，周公主之；自陕而西者，召公主之。”东在左，西在右，故谓“分周公左，召公右”耳，非以左右分上下也。《书》曰：“太保帅西方诸侯入应门左；毕公帅东方诸侯入应门右。”是亦毕公分右，召公分左；然乃先言“太保”，後言“毕公”者，则是但以东西分左右，初未尝以左右分上下也。至於车中之位，尤与堂上不同。御者执辔，必居车中；持矛者必在右，乃便於事；惟左为散之地，故尊者常居之。今公子自御车，故虚其左以待侯生。此自车中事，宜与朝廷之班位，宾主之揖让无涉也。
　　△经无天子之尸
　　《大雅既醉篇》云：“公尸嘉告。”《凫篇》云：“公尸来燕来宁。”旧说皆以尸为天子之尸。《毛传》云：“‘公尸’，天子以卿，言诸侯也。”《郑笺》云；“诺侯有功德者，入为天子卿大夫，故云‘公尸’。”然则大夫之为诸侯尸者即称曰“大夫尸”，士为大夫尸者即称曰“士尸”乎？《朱传》盖已觉其不合，故改其说云：“周称‘王’而尸但曰‘公尸’，盖因其旧；如秦已称‘皇帝’而其男女犹称‘公子’‘公主’也。”然秦事不师古，故名多不正而言多不顺，岂得以之例周！且周固称“王子”“王孙”，何独於尸必称为“公尸”乎？此无他，以《大雅》中皆为天子祭祀之诗，故不得不委曲以为解耳。然馀细玩两诗，惟多颂祷之词，初无一语及天子，若《嘉乐》之诗者，何所见其必为天子之尸而非公卿之尸？《经》言“公尸”，吾知为公之尸而已。以《楚茨》、《信南山》例之，可矣；不必别为说以通之也。又按：《虞》、《夏》、《商》、《周》之书皆未有言祭之用尸者；《商颂》亦无之。《周颂》所称祭品、乐器、牛羊、钟鼓之属详且备矣，然独无一言及於尸。其见於《二雅》者，《凫》、《既醉》二篇皆云“公尸”，不云“王尸”；《楚茨》、《信南山》二篇则卿大夫祭祀之诗也。且玩其词意，皆不似成、康以前作。或以天子至尊，臣下不敢为之尸邪？抑尸本非圣人所制之礼，周末文胜，相习而成风邪？《仪礼》本非周公之书，亦无天子祭礼。《戴记》，後人所撰，尤不足据。学者缺所疑焉，可矣。
　　△“国、家、室”之称谓
　　天子，有天下者也。诸侯则以“国”称；卿大夫则以“家”称；士庶人则以“室”称。故曰“十室之邑”，“百室之邑”，“千室之邑”，皆称士庶人者也。曰“三家者以《雍》彻”，“三家未睦”，“因其十家九县”，皆称卿大夫者也。曰“七国同役而不同心”，曰“三国入函谷”，曰“六国连衡”，皆称诸侯者也。然下不得兼上，上得以兼下。故天子亦称“国”《诗》所谓“思皇多士，生此王国”，“王子出征，以匡王国”是也；亦称“家”，《书》所谓“惟公勤劳王家”，“永不忘在王家”是也；亦称“室”，《诗》所谓“王室如毁”，《书》所谓“乃心罔不在王室”，《春秋传》所谓“王室实蠢蠢焉”是也。诸侯亦称“家”，《传》所谓“公家之利，知无不为”是也；亦称“室”，《传》所谓“三分公室”，“四分公室”是也。卿大夫亦称“室”，《传》所谓“三室如一”，“杀高厚於氵丽蓝而兼其室”是也。卿之庶子亦称“侧室”故《传》云“卿置侧室”，又曰“赵有侧室曰穿，晋君之胥也”。其後相沿，凡庶子皆称为“侧室”，汉文帝《赐南越书曰》“朕高皇帝侧室之子”是也。文帝，高帝之庶子也。後人不求其故，但见此文遂以侧室为指薄後而称妾为侧室，失之远矣！
　　○《洪范》补说
　　“天锡禹九畴”之文见於《禹上篇》，又见於《武王下篇》，皆末及详疏其义。故今补之。
　　“惟十有三祀，王访於箕子。”
　　△访箕之故
　　按武王“乱臣十人”莫非贤圣，乃复访於胜国遗贤者，何？盖圣人之心常自以为不足；好问好察舜、武王无以异也。此所以唐、虞而成成周之盛治也。
　　“王乃言曰：‘呜呼，箕子！惟天阴骘下民，相协厥居，我不知其彝伦攸叙。’”
　　△不知攸叙之故
　　圣人者，本天以出治者也，故武王一启口即曰“惟天阴骘下民。”周自太王以及文王，治极盛矣，武王缵三王之绪，岂容有所不知，而此乃云“不知彝伦攸叙”，何哉？圣人之心常自处於不知，圣人之志必欲追踪唐、虞而後已，盖闻箕子得九畴之传，故殷勤而访之也。
　　“箕子乃言曰：‘我闻在昔，鲧堙洪水，汨陈其五行；帝乃震怒，不畀洪范九畴，彝伦攸ル。鲧则殛死，禹乃嗣兴；天乃锡禹洪范九畴，彝伦攸叙。’”
　　此原洪范之由。
　　△九畴不见《唐虞书》
　　九畴锡於唐、虞之世，《唐》、《虞》之书岂容无一言及之；而竟缺焉者，《禹谟》、《九共》等篇，书之缺者多也。此可知唐、虞之善政，後人不得见者盖亦不少。幸而武王有此一访，否则九畴之学将至箕子而绝，後人不复得见之矣。
　　“初一，曰五行。次二，曰敬用五事。次三，曰农用八政。次四，曰协用五纪。次五，曰建用皇极。次六，曰又用三德。次七，曰明用稽疑。次八，曰念用庶征。次九，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
　　此举九畴之目。
　　△释九畴之目
　　“五行”者，九畴之一耳。水者，“五行”之一耳。然治水失宜，即五行皆失其正；五行失正，即九畴皆失其传。故九畴必先以五行；五行必先以水也。“五事”以下皆言“用”者：五行者，天地自然之气所生，故不言用；五事以下则皆人事之所当尽，故言用也。“五福”“六极”统於一畴者，祸福赏罚相济而行之，不可分为二也。
　　“一，五行：一曰水；二曰火；三曰木；四曰金；五曰土。”
　　此列五行之名。
　　△九畴先五行
　　何以首五行也？天地之大用也。孟子曰：“民非水火不生活。”宋子罕曰：“天生五材，民并用之。”故九畴先以五行也。
　　“水曰润下；火曰炎上；木曰曲直；金曰从革；土爰稼穑。润下作咸；炎上作苦：曲直作酸；从革作辛，稼穑作甘。”
　　此推五行之义。
　　△“土爰稼穑”
　　“润下”，“炎上”，“曲直”“从革”，皆所以表五行之性；而土独系以“稼穑”者，何？稼穑者，养生之要务也，人非是不能生。故以此表土之用而云“稼穑作甘”也。
　　世所传五行之术，非《尚书》意。说详见《五行辨》中。
　　“二，五事：一曰貌；二曰言；三曰视；四曰听；五曰思。”
　　此列五事之名。
　　△五事与八政
　　何以次五事也？所以自淑其身者也。施於民者谓之“政”，故著於身者谓之“事”。身之未正，何以治民！故以五事先八政也。
　　“貌曰恭；言曰从；视曰明；听曰聪；思曰睿。恭作肃；从作又；明作哲；聪作谋；睿作圣。”
　　此推五事之义。
　　△言从与思睿
　　“言”何以曰“从”也？顺理而成章之谓也。後世恣尚新奇，多求工於词藻，而或不必尽合於理；三代以上不如是也。“思”何以曰“睿”也？人心之灵无所不通，苟能用之於正，则天地万物之理皆可以思而得之，故曰睿也。
　　“三，八政：一曰食；二曰货；三曰祀；四曰司空；五日司徒；六曰司寇；七曰宾；八曰师。”
　　△《八政章》有缺
　　此列八政之名，当为《八政章》之上。此下当有缺文，推八政之义。
　　△八政先食
　　次之以八政，何也？圣人之生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民各得其所者也。故以“政”继“事”也。民莫众於农；治国莫重於农事。农者，所以为食也。无贪则不能生。故称“农用八政”而先之以“食”也。此先王治民之要务。下文必有良法精意，可为万世法者，惜乎其皆缺也！
　　“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四曰星辰；五曰历数。此列五纪之名，当为《五纪章》之上。”
　　△五纪协天道
　　次之以五纪，何也？圣人所以辅相天地之宜，而以人事协於天道，《尧典》所谓“钦若昊天，历象日月星辰”者也。故以五纪继八政也。
　　△错简之疑一
　　《庶徽章》後，自“王省惟岁”至“则以风雨”，乃推“岁、月、日、星”之得失，与此文正相表里。疑即《五纪章》之下而错简於彼者。
　　“五，皇极。皇建其有极，敛时五福，用敷锡厥庶民。惟时厥庶民於汝极，锡汝保极。”
　　此立皇极之纲。
　　“凡厥庶民无有淫朋，人无有比德，惟皇作极。凡厥庶民，有猷，有为，有守，汝则念之。不协於极，不罹於咎，皇则受之。而康而色，曰予攸好德，汝则锡之福。时人斯其，惟皇之极。无虐茕独而畏高明。人之有能有为，使羞其行，而邦其昌。凡厥正人，既富方谷。汝弗能使有好於而家，时人斯其辜。於其无好德，汝虽锡之福，其作汝用咎。”
　　此推皇极之义。
　　“无偏无陂，遵王之义。无有作好，遵王之道。无有作恶，遵王之路。无偏无党，王道荡荡。无党无偏，王道平平。无反无侧，王道正直。会其有极；归其有极。”
　　此咏皇极之盛。
　　△错简之疑二
　　《三德章》後，自“惟辟作福”至“民用僭忒”，所言乃“会极”“归极”之义，与三德不相涉。且以韵读之，亦与“会极”“归极”相叶。疑在“归其有极”之下，亦咏皇极之盛，而错简於彼者。
　　“曰：皇极之敷言，是彝是训，於帝其训。凡厥庶民，极之敷言，是训是行，以近天子之光。曰：‘天子作民父母，以为天下王。’”
　　此结皇极之旨。
　　△九畴尤重皇极
　　畴虽有九，然尤重者《皇极》一章。何者？圣人之治天下，非徒使之安享太平之福而已，诚欲正其心，使无邪慝也。故孔子曰：“如有王者，必世而後仁。”《皇极》一章，所以一道德，同风俗，而使民皆归於仁也。盖圣人履中蹈和，固已立四方之标准；然天下之民智愚不齐，贤不肖互异，或任其情性之偏，或染於习俗之恶，“淫朋”、“比德”，所在有之，势不能归於一。是以圣人“敛时五福”以“敷锡厥庶民”；一人有善，我得而赏之，一人有恶，我得而罚之；於其“有猷、有为、有守”者则之锡福，而“无好德”者不得与焉。然後天下咸望圣人之“极”而会归之，淫朋比德无所施其巧。即有一二败类者，而为众所不容，亦渐化而之善，久之而遂习为固然，“荡荡”、“平平”，莫不“遵王之道”。所谓道德一而风俗同者，此也。是以成周之治几於唐、虞，成、康之世刑措不用，岂不因於此哉！自周之衰，圣王不作，国异政，家殊俗，由是杨、墨之言得以大行於世，秦、汉以後，益不复以化民成俗为事，郡县乡亭莫不自为风气，乡曲之豪皆得而簧鼓煽惑之，而唐、虞、三代之盛遂不复可睹矣。然则此篇者，诚圣人经世之要务，学者所当尽心者也。故今表而出之。
　　△“敷福锡民”之义
　　按：此篇所谓王道也，敛五福以敷锡庶民，而使天下“会其有极”，“不罹於咎”，即孟子所谓“民日迁善而不知为之”者也。必如是，始足为王道。儒者多谈王道而罕有论及此者，何欤？其後晋文定王以示民义，伐原以示民信，大以示民礼，其意亦本於此。然气量之大小，心术之纯杂，迥不相侔。学者比而观之，则王霸之分皎然可见矣。世儒多薄桓、文，至有谓汉在桓、武之间者。无论“无偏无党，遵道遵路”非汉所敢望，即“示信，示礼”汉事宁有类此者乎！非惟藐桓、文，亦浅之乎视武王矣！学者熟玩此篇，则知三代之治远非後世之所及矣。
　　“六，三德：一曰正直；二曰刚克；三曰柔克。”
　　此列三德之名。
　　△三德助建极
　　次之以三德，何也？所以助“建极”之事也。敛五福以锡民，可以会极而归极矣。然人之性情各有所偏，与其使畏威而寡罪，不若使就学而益明。故以此三者正之。
　　“平康正直。强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沈潜刚克；高明柔克。”
　　此推三德之义。
　　△三德归中正
　　“正直”，顺而导之也。“刚克”、“柔克”矫其偏而变化之也。胜其偏之谓“克”，孔子所谓“克已复礼”者也。“平康”则无所用於克，导其先路可矣。“疆弗友刚克，燮友柔克”，所以制其太过。“沈潜刚克，高明柔克”，所以补其不足。此先王之所以育人材，正风俗，而使咸归於中正也。
　　“惟辟作福；惟辟作威；惟辟玉食。臣无有作福，作威，玉食。臣之有作福，作威，玉食，其害於而家，凶於而国，人用侧颇僻，民用僭忒。”
　　△权不可下移
　　圣人之治天下，必合众人之智以为明；非但谋及卿士也，抑且谋及庶人。然其权则不可以下移，所以辨上下而定民志也。顾明作威福者犹易制，而暗作威福者最难防。鲁季氏、齐陈氏，明作威福者也。晋荀寅求货不得，则不使晋救蔡；范鞅以杨之不献於己，则言於晋君，使执乐祁；荀跞纳祁胜之货，则使晋君灭祁氏、羊舌氏，而晋遂以不振：此皆暗作威福者也。是以圣贤之君必勤政择人以杜其源，明目达聪以遏其流，皆恐其权之下移也。权一下移，则非但害於家而凶於国也，而居高位者惟财贿之是贪，在下位者惟钻营之是尚，风俗自是大坏；人安得不“侧颇僻”，民安得不“僭忒”也！是则此数言者乃圣人御世之大纲。然与三德之义无涉。盖《皇极章》中文而错简於此者。说已见前《皇极章》中。
　　“七，稽疑。择建立卜筮人，乃命卜筮。曰雨，曰霁，曰蒙，曰驿，曰克，曰贞，曰悔。凡七。卜五，占用二，衍忒。”
　　此列稽疑之名。
　　△圣人重决疑
　　次之以稽疑，何也？所谓“与鬼神同其吉凶”者也。庸人皆自以为能知，故常无疑。贤人间有疑者。惟圣人常自以为不知，故决疑为要务，非但访於人也，又复质诸鬼神。此圣人之所以为明也。
　　“立时人作卜筮，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汝则有大疑，谋及乃心，谋及卿士，谋及庶人，谋及卜筮。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从，庶民从，是之谓大同。身其康强，子孙其逢吉。汝则从，龟从，筮从，卿士逆，庶民，逆吉。卿士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庶民逆，吉。庶民从，龟从，筮从，汝则逆，卿士逆，吉。汝则从，龟从，筮逆，卿士逆，庶民逆，作内，吉；作外，凶。龟筮共违於人，用静，吉；用作，凶。”
　　此推稽疑之义。
　　△圣人广搜博采
　　君从而龟筮从，吉；卿士从而龟筮从，亦吉；庶民从而龟筮从，亦吉。在上者之谋不必定胜於在下者也。是以圣人广搜博采，不以己所见遂以为然，人所见遂以为非。不然，谋及卿士，固已罕矣；乃复谋及庶人，谁屑为之！无怪乎圣人之能通於鬼神也！“三人占则从二人之言”，旧说以为占用三人，非也。此但言於占者之言当从其多者，不当从其少者耳；非限以三人也。
　　“八，庶征。曰雨，曰；曰燠，曰寒，曰风：曰时。五者来备，各以其叙，庶草蕃庑。”
　　此列庶征之名。
　　△修身之效
　　次之以庶征，何也？此圣人变理阴阳之事，所谓“与四时同其序”者也。肃、又、哲、谋、圣，修身事耳；貌、言、视、听，思之得其正耳：而其效乃至此。甚矣，五事之所关者大也！
　　“一极备，凶；一极无，凶。曰休征：曰肃，时雨若；曰又，时若；曰哲，时燠若；曰谋，时寒若；曰圣，时风若。曰咎征：曰狂，恒雨若；曰僭，恒若；曰豫，恒燠若；曰急，恒寒若；曰蒙，恒风若。”
　　此推庶征之义。
　　△休征与咎征
　　吾阅休征而不知其故也，观咎征始知之。豫则恒燠，急则恒寒，理固当然。然则肃之时雨，又之时，哲谋圣之时燠时寒时风，亦皆理势之自然矣。
　　“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岁月日时无易，百用成，又用明，俊民用章，家用平康。日月岁时既易，百用不成，又用昏不明，俊民用微，家用不宁。庶民惟星。星有好风；星有好雨。日月之行则有冬有夏；月之从星则以风雨。”
　　此文疑系错简。说已见前《五纪章》中。
　　“九，五福：一曰寿；二曰富；三曰康宁；四曰攸好德；五日考终命。六极：一曰凶短折；二曰疾；三曰忧；四曰贫；五日恶；六曰弱。”
　　△《五福章》有缺
　　此列五福六极之名，当为《五福章》之上。此下当有缺文，推五福六极之义。
　　△建极之终
　　次之以五福六极，何也？所以终“建极”之事也。赏罚之权操之自上，然後能使人协於极，故曰“向用五福，威用六极”。此文之下，盖叙所以敛之敷之之事，惜乎其文皆缺，不得而见之也！
　　△洛书非九畴
　　《伪孔传》云：“天与禹，洛出书。神龟负文而出，列於背，有数至於九。禹遂因而第之，以成九类。”自後说《尚书》者皆沿之。余按：洛之出书惟见於《易大传》，而亦不言其时，不详其事。其他《经》、《传》绝无言及此者。至西汉时，谶纬之学日炽，始以《河图》、《洛书》为说。《春秋纬》云：“河以通《乾》出天苞，洛以流《坤》吐地符；河龙《图》发，洛龟《书》感。”《礼纬含文嘉》云：“伏羲德合上下，天应以鸟兽文章，地应以《河图》、《洛书》；则而象之，乃作八卦。”自是学者始传《河图》、《洛书》之数，以推祸福。然如所言，则《洛书》与《河图》皆伏羲画卦时事，与禹之九畴无涉也。其以《洛书》为即九畴者，刘歆耳。谶纬本异端之学，而歆尤穿凿附会，往往悖《经》戾《传》而不自知。观其作符命以媚莽，其说宁有依据！然大儒皆遵之，不敢有异词。噫，其亦异矣！且世所传《洛书》之数，戴九履一，左三右七，二四为肩，六八为足，而五居其中央；今九畴之数，为五者四，为三为七为八为十一者各一，无数者一，与所传《洛书》之数皆不合。何所见九畴之为《洛书》者？潜室陈氏以为“《洪范》‘一二三四五’之文即《洛书》‘一二三四五’之数；‘五行’即所履之‘一’；五福六极即所戴之‘九’。”然则何所见“一”之当为“五行”，“三”之当为“八政”，“八”之当为“庶征”？又何所见“三”之必非“三德”，“八”之必非“八政”，“一”之必非“皇极”，而“五”之必非“五行”乎？以全不相涉之数而强取而合之，毫无义理，而後儒皆信之。间有一二疑之者，则斥之曰：“《彼不精洪范》之学耳！”然则孟子之辟杨、墨，韩子之辟佛、老，亦可谓之不精杨、墨、佛、老之学乎？且吾未见精此学者之果能言其所以然也。大抵唐、虞之世，年岁久远，文献无征，不可以强通之。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书》言“九畴”，吾知九畴而已。《书》言“天锡禹九畴”，吾知天锡禹九畴而己。九畴之为《洛书》，天锡之为神龟所负，吾不得而知也。世之学者不务求“五行”、“五事”之实以阐禹、箕子之蕴，而苦思劳虑以九畴牵合於世所传《洛书》之数，吾不知其为何心也！惟林氏以为“《洛书》之说不可深信，《洪范》发明彝伦之叙本非由数而起”，其识独为卓然；惜未得见其全文也。故今不载《洛书》之事。大抵宋儒之说沿於汉、晋诸儒者十之九；然沿於他人者犹少而沿於刘歆、王肃者颇多，是诚不可解也。今世之士，醇谨者多恪遵宋儒，高明者多推汉儒以与宋儒角；此不过因幼时读宋儒注日久，故厌常喜新耳。其实宋儒之说多不始於宋儒；宋儒果非，汉儒安得尽是。理但论是非耳，不必胸中存汉、宋之见也。盖凡学人，性情多好博览强记，不肯专取一事，平心殚力以求其首尾，故及其久也，遂忘其说之出於何人，衍於何书，而但习熟耳目，以为固然。是以每沿前人之误而不之觉；至有斥其人，鄙其学，而恒袭其说而不自知者。宋儒亦然，今人亦然，未可以此而笑彼也。
　　△本说作意
　　《周书》中义最精深而文复明畅易解者，无如《洪范》、《立政》、《无逸》三篇。前《正录》中已言之矣。《盛衰通考》，阐《立政》之蕴也。《续考》，发《无逸》末章之旨也。独《洪范》一篇未及详疏其义，故复为此以阐发之。篇中缺文错简颇多，前人罕有言者。姑据鄙见，摘出数则，以待精於《尚书》者决之。
　　
　　┌──────┐
　　│洙泗考信馀录│
　　└──────┘
　　●序
　　（颉刚按：原本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下卷录出置此。）
　　唐、虞、三代皆以圣人为天子，故能布其德泽於四方万国，而後王有所遵守以安其民。孔子则不然，位不过大夫，然亦仅数年耳，权不过听一国之政，然亦仅数月耳，其德泽初未布於天下；虽圣与尧、舜齐，後世何由知之而遵守之！然乃能继尧、舜、禹、汤、文、武之统而垂教万世者，皆门弟子与子思相与羽翼而流传之也。是以战国之时，人皆骛於功利，纵横之徒方盛，杨、墨之说肆行，而孔子之道卒以不坠。及秦焚《诗》、《书》，而齐、鲁之间犹皆诵法《六经》、《论语》。至汉，访求遗经，其道遂大布於天下。藉非有羽翼而流传之者，则当横议之时，焚书之後，孔子之所传述能有复存者乎！非惟孔子也，即尧、舜、禹、汤、文、武之事业亦且泯然俱尽。然则诸弟子与子思之为功於後世也大矣！
　　又按：《论语》前十五篇言简义宏，深得圣人之旨；大小两戴所记则多肤浅，不类圣人之言；他书所述尤多舛谬。意此十五篇者，虽後人所汇辑，然皆及门诸贤取圣言而书之於策以传於後者，故能久而不失其意。向无《论语》一书，後之学者但据《两记》百家之言，何由得识圣人之真！至於《春秋》一书，尤圣人之大经大法。《左传》虽不尽合经意，而纪事详备，学者赖之，得以考其事之首尾而究《春秋》之义。此其功皆不可没也。
　　顾战国、秦、汉之间，称其事者往往失实，而後世说经者亦不能无揣度附会之失。故余於《洙泗考信录》成之後，类辑颜、闵以降诸贤之事别为《馀录》以订正之。但自周、秦以上，典册罕存，今惟取见於经传者少加编次，而於其失实者考而辨之，一以表卫道之功，一以正流传之误，或亦稽古者所不容缺者乎？
　　●卷一
　　○颜子
　　【补】“颜无繇，字路。路者，颜回父。父子尝各异时事孔子。”（《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颜路受业无明文
　　史记以颜路、曾皙皆孔子弟子；考之《论语》，曾皙有《侍坐章》可据，颜路则无明文。然即使果孔子弟子，亦不可列於其子之後，又未便列於七十子之前。故今仿《正录》之体，冠於《颜子篇》首，以志毓德之由。曾皙仿此。
　　【补】“颜回者，鲁人也，字子渊。”（同上）
　　△《史记》之年不足据
　　按：颜氏著於鲁者多，《史记》以为鲁人，近是。至言少孔子三十岁，则与《世家》所载伯鱼之年不合，必有一误。大概《史记》之年皆不足据，故今诸弟子皆不载其年。说详後《弟子通考》中。
　　“颜子当乱世，居於陋巷：一箪食，一瓢饮，人不堪其忧，颜子不改其乐。”（《孟子》）
　　【附论】“子曰：‘贤哉回也！一箪盒，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论语雍也篇》）
　　【附论】“子曰：‘回也其庶乎！屡空。’”（《论语先进篇》）
　　△御马之对为颜阖事
　　《韩诗外传》云：“颜渊侍鲁定公於台，东野毕御马於台下。定公曰：‘善哉，东野毕之御也！’颜渊曰：‘善则善矣，其马将佚。’俄而厩人以东野毕马佚闻”云云。余按：此事本出《吕览》，乃颜阖对庄公语，非颜渊与定公也。定公之时，颜子尚少，安能自达於君。马之佚不佚，小事耳；颜子亦非以此见长者。因其氏之同也，遂移之於颜渊，误矣。《新序》亦载此事，盖又缘《外传》而误者。然观《吕览》之文，亦非实事，乃为黄、老言者假设此事，借治马以喻其意，欲为政者之安静无为耳，故曰“礼烦则不庄，令苛则不听”也。《传》乃以为实事，且欲借此以增颜子之美，而不知其视贤圣太小也。故不载。
　　“子畏於匡，颜渊後。子曰：‘吾以女为死矣！’曰：‘子在，回何敢死！（同上）”
　　△辨食埃墨之说
　　《家语》云：“孔子厄於陈、蔡，七日不食。子贡窃告籴於野人，颜回炊之。有埃墨堕饭中，取而食之。子贡望见之，以为窃食也，入告孔子。子曰：‘吾将问之。召颜回，曰：‘畴昔予梦见先人：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对曰：有埃墨堕饭中，回食之，不可祭也’”云云。余按：圣人以诚待人，况於颜渊，用舍行藏之所同也，乃诈称梦以钩距之，贤者犹不出此，况圣人乎！颜渊具体而微，而不能不以窃食见疑於子贡，子贡智足以知圣人，曰“赐也何敢望回”，而不能不以窃食疑颜渊，有是理与！此其师友之间相猜相试，初无异於今日屠沽驵侩之徒之所为；屠沽驵侩之徒或犹有耻为之者，而以加於圣贤，呜呼，此岂复有人心者哉！此事本之《吕览》，而词与此小异。然《吕览》之意不过明知人之难，目见者犹不足为信（详见《吕览任数篇》），於孔子、颜子以为言耳。《家语》遂以为真，谬矣。吾故曰：《家语》非孔氏遗书也，伪也。《家语》较之《世家》，其文尤陋，然世儒之信《家语》尤甚於《世家》。韩昌黎云：“小惭，亦蒙谓之小好；大惭，亦蒙谓之大好。”呜呼，果有是理乎！
　　“颜渊问仁，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颜渊曰：‘请问其目。’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颜渊曰：‘回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篇》）
　　△後儒求心性於虚空之非
　　按：圣门之学莫要於求仁，圣门之人莫贤於颜子，乃孔子告颜子之同仁以此，则是天下之理更无有高於此远於此者也。後儒不求之此，乃好言心性，尤好求心性於虚空微渺之间，是以其论益精而其於行事益无所当，驯致良知顿悟之说因缘以起，而吾道之不流为禅学者几希矣。岂知理无精粗而功有深浅，浅之可以寡过而深之即足以极深研几颜子之“如有所立卓尔”固皆自“约我以礼”来也。吾愿世之学者笃信孔子之言而勿务为高远难征之说以自误也。
　　【附论】“子曰：‘吾与回言终日，不违，如愚。退而省其私，亦足以发。回也不愚！’”（《论语为政篇》）
　　【附论】“子曰：‘回也非助我者也，於吾言无所不说。’”（《论语先进篇》）
　　【附论】“子曰：‘语之而不惰者其回也与？’”（《论语子罕篇》）
　　“颜渊问为邦，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诏》舞。放郑声，远佞人──郑声淫，佞人殆。’”（《论语卫灵篇》）
　　△三正不以天、地、人分
　　朱子《论语集注》云：“夏以寅为人正，商以丑为地正，周以子为天正。然时以作事，则岁月自当以人为纪，故孔子尝曰‘吾得夏时焉。’”余按：上古之历本始於子，故历法必以冬至为历元，犹月之必始於朔，日之必始於半夜也。其後圣人修明历法，区画四时，考验中星晷影，而冬至乃在三冬之中，不可中分为二，且当闭藏之候，亦非发号施舍所宜，故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但三代之世三正并行，殷、周之历其先皆有所授，相沿已久，故汤、武革命皆因之不改，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耳，初非以天地人分三正也。且孔子取夏时，固因其建寅，亦以其历之密。观《春秋经传》所载，失闰者不一而足，日食不於朔者亦多，可知周历之疏，不及夏也。第以为取其建寅，犹於圣人之意未尽也。
　　气颜渊喟然叹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瞻之在前，忽焉在後。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欲罢不能；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论语於罕篇》）
　　△颜子非後儒可拟
　　汉人称黄叔度为颜子，宋人亦以程伯淳拟颜子。余按：颜子所以几於圣人者，其德之崇不待言，其於尧、舜、禹、汤、文、武之道亦必深有所见，故孔子以夏时、殷辂、周冕、《韶》舞语之，非徒以蕴藉和平，气象雍容为胜人也。但其不幸早逝，未及有所建白。使见用於世，必能移风易俗，创制显庸，措天下於唐、虞、三代之隆。即不见用於世，而著书立说，发明孔子之道，亦必不在孟子之下，非他人所可望也。彼叔度者，吾不知其胜人者何在。即程子资颖学纯，启迪後学，非不有功於圣道，然所建白皆寻常贤臣循吏之所能；此或因其位卑不得尽其所长，而其持论教人亦未见其可仿孟子之二三也。然则二子者，不过以其蕴藉和平，气象雍容，故有此品题耳。宁颜子而仅如是已乎！盖汉末之流风渐尚气度，至於魏、晋遂专以风采度量权衡人物，以至万事不理而有刘、石之祸；宋亦颇有此风，是以亦有靖康之乱也。而宋以後儒者遂以周、程、张、朱媲之颜、曾、思、孟，其视颜、孟亦太浅矣。夫颜、孟，下孔子一等耳；三代以下吾未见有如孟子者也，则亦必无能有如颜子者也。而乃纷纷拟之，致圣贤之真不白於天下，故附论之如此。
　　“颜渊死，子曰：‘噫，天丧予！天丧予！’”（《谕语先进篇》）
　　“颜渊死，子哭之恸。从者曰：‘子恸矣。’曰：‘有恸乎？非夫人之为恸而谁为！’”（同上）
　　“颜渊死，门人欲厚葬之，子曰：‘不可！’门人厚葬之。子曰：‘回也视予犹父也，予不得视犹子也！非我也，夫二三子也！’”（同上）
　　【附论】“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论语雍也篇》）
　　【附论】“子谓颜渊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论语於罕篇》）
　　△王充辟孔、颜望阊门白马之说
　　王充《论语书虚篇》：“传书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泰山，孔子东南望吴阊门外有系白马，引颜渊指以示之，曰：‘若见吴阊门乎？’颜渊曰：‘见之。’孔子曰：‘门外何有？’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止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盖以精神不能若孔子，强力自极，精华竭尽，故早夭死。世俗闻之，皆以为然。如实论之，殆虚言也。人目之视也，物大者易察，小者难审。使颜渊处阊门之外望泰山之形，终不能见；况从泰山之上察白马之色，不能见明矣。非惟颜渊不能见，孔子亦不能见也。陆贾曰：‘离娄之明不能察帷薄之内，师旷之聪不能闻百里之外。’阊门之与泰山非直帷薄之内，百里之外也。秦武王与孟说举鼎不任，绝脉而死。举鼎用力，力由筋脉，筋脉不堪，绝伤而死，道理宜也。今颜渊用目望远，目睛不任，宜盲眇；发白齿落，非其致也。”
　　【附通论】“子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其馀则日月至焉而已矣。’”（《论语雍也篇》）“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论语述而篇》）“子曰：‘颜氏之子其殆庶几乎！有不善未尝不知，知之未尝复行也。’”（《易系辞下传》）“子曰：‘回之为人也择乎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中庸》）
　　【附通论】“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公冶长篇》）“曾子曰：‘以能问於不能，以多问於寡，有若无，实若虚，犯而不校，昔者吾友尝从事於斯矣。’”（《论语泰伯篇》）
　　△颜子非诸弟子可及
　　《孟子书》中，公孙丑称“冉牛、闵子、颜渊具体而微。”自宋以来，多以颜、曾并称，皆若是班焉者。余按《论语》：“哀公问弟子孰为好学，孔子对曰：‘有颜回者好学，不迁怒，不贰过；不幸短命死矣！今也则亡，未闻好学者也。’”哀公之问在孔子归鲁之後，後此四五年而孔子即卒，果有可与颜子抗行者，孔子必举以告哀公明矣；孔子之言如是，则是孔子早有论定，颜子非他人所可及矣。颜子问仁，孔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问为邦，孔子曰：“行夏之时，乘殷之辂，服周之冕：乐则《韶》舞。”论语中有孔子以此等语言告他人者乎？然则非颜子不能及此矣。孔子称闵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称冉牛，曰“斯人也而有斯疾也”，如是而已。至於颜子，则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我与尔有是夫”曰“回也其心三月不违仁”，曰“回也其庶乎！”曰“於吾言无所不说”，曰“惜乎，吾见其进也，未见其止也”，其称颜子至於如是，其与闵、冉必有间矣。曾子称孔子，曰“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诚哉知圣人矣。然颜子称圣人，曰“仰之弥高，钻之弥坚”，曰“循循然善诱人”，曰“既竭吾才，如有所立卓尔，虽欲从之，末由也已”，较之曾子，其於圣道之浅深亦必有辨矣。颜子卒，孔子曰：“天丧予！天丧予！”孟子曰：“然而无有乎尔。”盖颜子之造诣已深，假之以年，圣道不患其不昌明於世；不幸早没，故孔子以为“丧予”，孟子以为“无有”也。由是言之，颜子所至固非诸弟子所可班。故今於颜子独表而出之，非敢於古圣贤妄有所低昂於其间，诚笃信孔子之言而不敢以己见参之耳。
　　颜子之事与其问答之言，先後皆不可考；姑以事类约略次之如右。
　　○曾子《史记》：“曾参，字子舆。”
　　【补】“曾╀（《论语》作‘点’），字皙。”（《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说已详前《详子篇》中。
　　△辨曾皙风咏之答
　　《论语先进篇》有曾皙与子路、冉有、公西华侍坐言志之事。余按此章，孔子问以何事答知己，故子路等三人所言皆从政之事；“风、浴、咏归”，於知我不知我何涉焉？且先生问更端则起而对，礼也；，孔子方与诸弟子言而皙鼓瑟自如，不亦远於礼乎？至在孔子之前而称夫子，乃春秋时所无；《论语》中惟《阳货篇》有之，乃战国时人所撰，不足据。然则此章乃学老、庄者之所伪而後儒误采之者。朱子谓“曾点所言有万物得所之意，故孔子与之”，论虽巧而恐其未必实也。故今不载此文。
　　△辨曾皙倚门之歌
　　《檀弓》云：“季武子死，曾皙倚其门而歌。”余按：孟子曰：“若琴张、曾暂、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又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孔子亦曰：“狂者进取。”又曰：“吾党之小子狂简，斐然处章。”若大夫丧而倚其门而歌，无礼甚矣，孔子何取焉？且季武於卒於昭公七年，孔子仅十八岁，度曾皙是时当不过数岁，而安能倚其门而歌乎！此乃放诞之士，庄周之徒之所伪，故今不录。
　　“子曰：‘参乎！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唯！’子出：门人问曰：‘何谓也？’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论语里仁篇》）
　　△一贯之诏非传道
　　先儒释此章者皆以“一贯”之诏为孔子传道於曾子。所谓一者，万理浑然，非忠恕也；曾子但借学者进修之目，欲人之易晓耳。余按：颜渊问仁，孔子曰：“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仲弓问仁，孔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子贡问博施济众可谓仁乎，孔子曰：“仁者，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所言皆日用寻常平易切实之事，凡学者皆可以致力，虽大贤由之而未能尽，从未有高远深微，难以名状，使人无从致其力者。颜渊曰：“夫子循循然善诱人！博我以文，约我以礼。”果有秘密之传，一言以悟道，孔子何不以告颜子，而使之劳劳於博文约礼之中乎？盖曾子、子贡其资皆不逮颜子，而用力之勤则诸弟子莫有及者；但勤而未得其要，故以一贯诏之。此乃因所不及而教之。非以一贯为传道，亦非人人皆当闻一贯之旨而後为闻道也。孔子言一，不言一为何物，既曾子以为忠恕，则是一即忠恕也。谓一非忠恕，则是曾子欺门人也。且一既非忠恕，果何物乎？名之而不能名也，则曰“万理浑然”而已。万理浑然又何物乎？既终莫能名之，则又曲为之解，谓“圣人之一，不待尽，不待推者也；学者则尽而为忠，推而为恕者也。”夫不待尽而自忠，谓之非忠，可乎？不待推而自恕，谓之非恕，可乎？由是言之，孔子之所谓一，即忠恕也，曾子不予欺也。大抵儒者之论皆患在於过高，欲求加於忠恕之上而不知其反陷入於空虚无用之地。吾宁遵曾子之言使学者皆有所持循，不敢从宋儒之说使圣道渐入於杳冥。且一之为何物，门人不知，一之非忠恕，曾子不言；门人不知，曾子不言，而朱子生二千馀年之後，独能默默与圣人之心相契而有以知之，吾恐朱子之贤或尚未至於此。嗟夫，自以孔子之一贯为传道，而世之学者莫不喜捷得而惮勤求矣；自以一贯为非忠恕，而世之学者莫不谈虚理而遗实事矣！象山开其源，阳明扬其波，举天下聪明豪杰之才咸以禅理为宗门，顿悟为心法，至於明季而遂不可收拾。乃世之混同朱、陆与轩陆轾朱者辄谓象山高明而朱子平实。彼象山者，吾不知其高明何在，第恐朱子平实之中尚未免有一二之过於高深者存也。
　　【附论】“曾子曰：‘吾日三省吾身：为人谋而不忠乎？与朋友交而不信乎？传不习乎？’”（《论语学而篇》）
　　△辨辞鲁致邑之说
　　《说苑》云：“曾子衣敝衣以耕，鲁君使人往致邑焉。曾子不受，曰：‘臣闻之，受人者畏人，予人者骄人。纵子有赐，不我骄也，我能勿畏乎！’孔子闻之，曰：‘参之言足以全其节也！’”余按：君子之辞受准乎义而已，若以畏人骄人为词，浅矣。况国君所赐尤不可以苟辞苟受，而乃以俗情之施於平人者施之於君乎！且曾子於及门年最少，若能为君所重如此，必其中年後事，孔子安得复存。此乃战国以後杨氏之徒之所伪，故不录。
　　△辨辞齐聘之说
　　《说苑》称曾子从孔子於齐，齐景公以下卿礼聘曾子，曾子固辞。余按：《史记》称曾子少孔子四十六岁，虽未必悉实，要观《论语》之文则曾乎於门人中年最少也。齐景公以哀之初年卒，曾子甫十馀岁，孔子以昭之末年至齐，曾子时犹未生，而何得以下卿礼聘之乎！大抵《韩诗外传》、《说苑》等书多本於战国时人之言而不知考其年世者，故今多不采。
　　“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孟子》）
　　【附论】“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同上）
　　△辨受父大杖之说
　　《说苑》云：“曾子耘瓜，误斩其根。曾皙怒，援大杖击之；曾子仆地。有顷，苏；进曰：‘大人用力教参，得无疾乎？’退屏，鼓琴而歌。孔子闻之，告门人曰：‘参来勿内也’”云云。此说世多信之。余按：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故人乐有贤父兄也；如中也弃不中，才也弃不才，则贤不肖之相去其间不能以寸。”《记》曰：“为人子，止於孝；为人父，止於慈。”传曰：“父慈，子孝。”然则其子即不中不才，为之父者且不忍遽弃以伤其天性之亲；况曾子中且才者也，耘瓜而断其根，其细已甚，而曾皙圣门高弟，其旷达之怀必不至以小物介意，宁有因区区之事逞一朝之怒，遂不复顾其子之生死乎！孟子曰：“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馀，必曰有。”其善体亲心如是，况於身，父母之遗体，乃毫不自贵重，甘奉此身以殉亲一时之怒，万一遂死；事过而亲怒平，而悔之无及，为子者何以能自安？《传》曰：“小人老而无子，知挤於沟壑矣。”曾子果死，异日酒肉之养谁奉之，况请所与而进所馀乎！然则即养口体者亦不敢轻於一死，况曾子之养志者哉！余谓曾皙之旷达，曾子之孝谨，其家庭之间必雍睦异常；但曾子既以孝名，後人言孝者因以事附曾之，故有“里名胜母，曾子不入”之语，而《孝经》一篇亦为孔子、曾子问答之言，犹之乎孔子称闵子之孝而後人遂以芦花之事附会之也，犹之乎今世言耿介者必附会以为包拯、海瑞，言推测者必附会以为诺葛孔明、刘伯温也。为此说者不过欲明“大杖则逃”之义，因借曾子以垂训於後世，而不知其诬古人也。故今但采《孟子》之文载之，而他附会之说概不列焉。
　　△辨心动归省之说
　　传记有云：“曾子薪於野，有客至，母以手扌益其臂；曾子心动，弃薪驰归，问‘母无恙乎？’”或又云：“曾子在楚，心动，归问其母；母曰：‘思之指。’”余按：此二说亦一事而传闻异其词者。在楚道远，指事小，似不如前说之近理。然皆似因曾子之孝而附会之者，故今不录。
　　△辨曾母投杼之号
　　《新序》云：“曾参处郑，有与同姓名者杀人。人告其母曰：‘曾参杀人。’其母织自若也。顷一人又告之，其母曰：‘吾子不杀人。’一人又来告，其母投杼下机，逾墙而走。”按此乃战国策士假设之言，以见谗言之易入，以曾子之贤，故之耳。宁有贤如曾子，其母知之有素，而尚惑於人言者乎！《说苑》又有“邑名胜母，曾子不入”之语，亦系假设之言，因曾子之孝而之者。故今俱不录。
　　“曾皙嗜羊枣而曾子不忍食羊枣。”（《孟子》）
　　【附论】“公孙丑问曰：‘脍炙舆羊枣孰美？’孟子曰：‘脍炙哉！’公孙丑曰：‘然则曾子何为食脍炙而不食羊枣？’曰：‘脍炙，所同也；羊枣，所独也。讳名，不讳姓：姓，所同也；名，所独也。’”（同上）
　　△辨执丧过礼之说
　　《戴记檀弓篇》记“曾子谓子思曰：‘，吾执亲之丧也，水浆不入於口者七日。’子思曰：‘先王之制礼’”云云。余按，此亦因曾子之孝而附会之者。曾子能体亲心而彻必请，问必曰有，其独不能体亲心而自重其身乎！且即曾子果有此事，亦不必呼子思而告之也。故不录。
　　△辨重禄轻禄之说
　　《韩诗外传》云：“曾子仕於莒，得粟三秉，方是之时，曾子重其禄而轻其身。亲没之後，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方是之时，曾子重其身而轻其禄。”又引曾子言云：“吾尝仕齐为吏，禄不过锺釜，尚犹欣欣而喜者，非以为多也，乐其逮亲也。既没之後，吾尝南游於楚，得尊官焉，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犹北乡而泣涕者，非为贱也，悲不逮吾亲也。”余按：此特因曾子以孝著，故言孝者必归之耳。亲存则不择官而仕，亲没则富贵如浮云，此君子之常，况於曾子，其理固应如是；然其事则必无之事也。曾子，孔门高弟，如欲辞尊居卑，固自易易，不必於齐於莒；而齐迎以相，楚迎以令尹，晋迎以上卿，乃战国之风气，春秋时固未有如是者。且楚僭王猾夏，曾子必不仕楚；而堂高九仞，榱题三围，转毂百乘，亦非曾子之所为也。故今俱不录。
　　“曾子居武城，有越寇，或曰：‘寇至，盍去诸？’曰：‘无寓人於我室，毁伤其薪木。’寇退，则曰：‘修我墙屋，我将反。’寇退，曾子反。左右曰：‘待先生如此其忠且敬也，寇至则先去以为民望，寇退则反，殆於不可？’沈犹行曰：‘是非汝所知也！昔沈犹有负刍之祸，从先生者七十人未有与焉。’”（《孟子》）
　　【附论】“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同上）
　　△辨速贫速朽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有子问於曾子曰：‘问丧於夫子乎？’曰：‘闻之矣。丧欲速贫，死欲速朽。’有子曰：‘是非君子之言也！’曾子曰：‘参也与子游闻之。’有子曰：‘然则夫子有为言之也。’曾子以告子游，子游曰：‘桓司马自为石椁，三年而不成，夫子曰：“若是其靡也，死不如速朽之愈也。”死之欲速朽，为桓司马言之也。南宫敬叔反，必载宝而朝，夫子曰：“若是其货也，丧不如速贫之愈也！”丧之欲速贫，为敬叔言之也。’”余按：“丧欲速贫，死欲速朽”之语曾子果与子游同闻之，则桓司马、南宫敬叔之事曾子必与子游同见之，何容曾子不知而子游独知之？公明仪曰：“三月无君则吊。”孟子曰：“惟士无田则亦不祭。”又曰：“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忄交乎。”丧之不欲速贫，死之不欲速朽，此自天理人情之自然，以曾子之大贤必不为是不情之语明矣。盖自孔子没後，诸弟子之门人各私其师，故多自尊其师之说而讥他人，因而撰为此等语耳。今不录。
　　△辨蒸梨出妻之说
　　世传曾子以妻蒸梨不熟而出之，终身不娶，曰：“高宗以後妻杀孝己，吉甫以後妻放伯奇；吾上不及高宗，中不比吉甫，容知其得冤於非乎！”或疑蒸梨过小，不至於出，为之解曰：“出妻，令其可嫁；盖有大过而出，以蒸梨为名尔。”余按：妻也者，上奉父母，下理内政，所关甚重。若少年时出妻而不复娶，中馈之何人？“有母尸饔”，胡不恤焉，而家政亦必至於废。若既老而出之，岂数十年皆无大过，独一日而忽有大过乎？且既奉吾亲以终天年矣，老而弃之？亦非君子之所以居心也。道之传也，孔子授曾子，曾子授子思，子思传之孟子，而三人皆以出妻闻，孟子之妻亦几於出，岂为圣贤妻者必皆有大过，抑为圣贤者必求全责备，一不当意即出之乎？周公曰“无求备於一人”，孔子谓“君子之使人也器之”，孟子曰“中也养不中，才也养不才”，然则於妻亦当如是。若为圣贤妻而必至於出，天下谁复敢为圣贤妻者！此皆必无之事，故今不载。说并见《正录考终篇》中。
　　“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後，吾知免夫！小子。’”（《论语泰伯篇》）
　　△辨疾革易箦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曾子寝疾病，童子曰：‘华而皖，大夫之箦与？’曾子曰：‘斯季孙之赐也，我未之能易也。元，起易箦。’曾元曰：‘夫子之病革矣，不可以变。幸而至於旦，请敬易之。’曾子曰：‘吾何求哉！吾得正而毙焉斯已矣！’举扶而易之，反席未安而没。”余按《论语》：“曾子有疾，召门弟子曰：‘启予足，启予手！《诗》云：“战战兢兢，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而今而说，吾知免夫！’”曾子守身慎行，动必以正，自其平日之事，不应临没而尚有不得其正者。藉令童子不言，曾子不将不得正而毙乎？大夫之箦如非曾子之所当御，则当赐之时固必辞之；即辞之不获，平日亦必屏之而不用；如可御於生时，乌在病革之时遂必当易之乎！为是说者，不过欲明曾子之心安於正，虽病革而不肯苟焉，而岂知称其临没之贤而反无说以解於平日邪！故今不载。
　　△後学多宗曾子
　　按：《论语》於曾子不字之而子之，所记曾子言行亦多，疑皆曾子门人所记。盖曾子於孔门，年最少而学最纯，故孔子既没，後学多宗曾子者。圣道之显多由子贡，圣道之传多由曾子；子贡之功在当时，曾子之功在後世。故次曾子於颜子，次子贡於闵冉、仲弓，或以德贵，或以功著也。
　　△《大学》非曾子作
　　世多以《大学》为曾子所作。朱子分“大学之道”至“未之有也”为《经》，为孔子之言，其馀为《传》，为曾子之意而门人所记。余按：《诚意章》云“曾子曰”云云，果曾子所自作，不应自称曾子，又不应独冠此文以“曾子曰”，朱子之说近是。然即“大学之道”以下亦殊不类孔子之言。且玩通篇之文，首尾联属，先後呼应，文体亦无参差，其出一人之手明甚，恐不得分而二之也。凡文之体，因乎其时，故《论语》之文谨严，《孟子》之文舒畅，《左传》采之群书则文错出不均。《大学》之文繁而尽，又多排语，计其时当在战国，非孔子、曾子之言也。然其传则必出於曾子。何以知之？《论语》：孔子曰“吾道一以贯之”，曾子曰“夫子之道忠恕而已矣”。今《大学》所言皆忠恕之事。“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忠也。“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恕也。“如恶恶臭，如好好色”，忠也。“心不在焉，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以其不忠也。“有诸己而後求诸人，无诸己而後非诸人”，恕也。“所恶於上毋以使下，所恶於下毋以事上”，戒其不恕也。忠恕二言，大学之道尽矣。盖曾子得之於孔子，而後人又衍之为《大学》者也。故今於《曾子篇》不载作《大学》之事而仍推其意如此。
　　《曾子》之事，先後亦难详考；姑取《论语》、《孟子》之文，约略次之如右。闵子以下并同，不复再举。
　　○闵子骞《史记》：“闵损，字子骞。”
　　△本书称名依《论语》
　　按《论语》於诸贤皆以字称，或冠以氏（如“闵子骞”，“冉伯牛”，“宰我”，“冉有”之类），或不冠以氏（如“子贡”，“子夏”之类）。惟曾子、有子皆称子而不以字。亦有称以名者（如“有若”，“宰予”，“宪问耻”，“求聚敛”之类），要系偶然，非通例也。今列诸贤，自颜子外皆用《论语》原称，不敢擅更，亦从古之义也。
　　“鲁人为长府。闵子骞曰：‘仍旧贯，如之何？何必改作！’子曰：‘夫人不言，言必有中。’”（《论语先进篇》）
　　“季子使闵子骞为费宰。闵子骞曰：‘善为我辞焉。如有复我者，则吾必在汶上矣。’”（《论语雍也篇》）
　　△辨菜色之说
　　《韩诗外传》云：“闵子骞始见於夫子，有菜色；後有刍豢之色。子贡问之，闵子”云云。余按：此亦形容之词，非真有是事。闵子天性恬静，虽事孔子不久，亦必不至於见羽盖龙而歆慕也。故不录。
　　【附论】“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论语先进篇》）
　　△辨芦花袍之说
　　世传闵子之母早亡，父娶後妻，更生二子。後妻爱其子而虐闵子，以芦花著其袍。闵子为父推车，寒不能前。父怒鞭之，衣破而芦花见。父怒，将出後妻。闵子泣止之曰：“母在一子寒；母去三子单。”由是其母感而改之，均爱三子如一。余按：孔子曰：“人不间於其父母昆弟之言。”玩其语意，乃以父母昆弟之称其孝为易而人之称其孝为难，父母昆弟之言或不免因溺爱而溢美，故必人言佥同乃可为据，绝不类身处逆境者。若如世俗所传，则闵子之得称为孝，易反在人而难反在於母与弟，圣人不应作是颠倒语也。大抵三代以上，书缺实多，事难详考，後之好事者各自以其意附会之。然使其母果有是事，称之，可也；倘原无是事，则是欲称闵子之孝反至大伤闵子之心，其失不亦大乎！孔子称闵子之孝，吾知闵子之孝而已；闵子之所以为孝，吾不得而知也。吾不知闵子之所以为孝，无害於闵子之为孝也。故今不录是事。
　　○冉伯牛《史记》：“冉耕，字伯牛。”
　　“伯牛有疾，子问之，自牖执其手，曰：‘亡之，命矣夫！斯人也而有斯疾也！斯人也而有斯疾也！’”（《论语雍也篇》）
　　按：闵子与伯牛皆居德行之科。孔子之称闵子不一而足，而出处之节尤人所难能。惟伯牛无所表见，此或因其早亡，未及有所树立故耳。《孟子书》中亦称二子以为“具体而微”，故首列之。
　　○仲弓《史记》：“冉雍，字仲弓。”
　　“仲弓问仁，子曰：‘出门如见大宾，使民如承大祭；己所不欲，勿施於人；在邦无怨，在家无怨。’仲弓曰：‘雍虽不敏，请事斯语矣！’”（《论语颜渊篇》）
　　【附论】“或曰：‘雍也仁而不佞。’子曰：‘焉用佞！御人以口给，屡憎於人。不知其仁，焉用佞！’”（《论语公冶长篇》）“仲弓为季氏宰，问政，子曰：‘先有司，赦小过，举贤才。’曰：‘焉知贤才而举之？’曰：‘举尔所知；尔所不知，人其舍诸！’”（《论语子路篇》）
　　【附论】“子曰：‘雍也可使南面。’仲弓问子桑伯子，子曰：‘可也，简。’仲弓曰：‘居敬而行简以临其民，不亦可乎？居简而行简，无乃太简乎？’子曰：‘雍之言然。’”（《论语雍也篇》）
　　△辨父贱行恶之说
　　《论语》云：“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も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注云：“仲弓父贱而行恶，故夫子以此譬之。”余按：称其子之贤而彰其父之恶，揆诸人情似属非宜。且本文云“子谓仲弓曰”云云，安知非孔子与仲弓泛论用人之道，而遽因此一譬悬坐其父以行恶之名乎？窃谓读书凡遇此等语未有确据者，宁可缺其所疑，不可断以为是。万一不然，使古人受诬，其失岂不大乎！故今阙之。
　　按：孔子以南面许仲弓，固非治赋为宰者所可比，而问仁问政，孔子所答亦似非诸弟子所能及，故居德行之科而列颜、闵之次。惟尝仕於季氏，似未逮颜、闵者。然此或为禄而仕，不得已而为之，未可遽以是为疑也。故今仍从《论语》，列之伯牛之後。
　　○子贡《史记》：“端木赐，卫人，字子贡。”
　　“子曰：‘赐也，女以予为多学而识之者与？对曰：‘然；非与？’曰：‘非也，予一以贯之。’”（《论语卫灵篇》）
　　△“唯”“然”之应不能定参、赐之优劣
　　先儒谓曾子之闻一贯直应曰“唯”，而子贡曰“然，非与”，不能直应无疑，是其不逮曾子者也。余按：孔子之诏，门人皆当应之，必不默然无言；而独记曾子之“唯”者，为下文门人不解而问曾子张本耳。若子贡乃因孔子先以云云问之，故有“然，非与”之答；曾子则未曾有此一问而直告之，故不容多此一答也。今试取《参乎章》删“曾子曰唯”四字，则下文门人之问无根；取《多学章》增“子贡曰唯”四字，则赘而无味矣。读古人书当细玩其前後文义，不得强取一二字句为其人优劣也。
　　“子贡问政，子曰：‘足食，足兵，民信之矣。’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三者何先？’曰：‘去兵。’子贡曰：‘必不得已而去，於斯二者何先？’曰：‘去食。自古皆有死，民无信不立！’”（《论语颜渊篇》）
　　“子贡方人：子曰：‘赐也贤乎哉！夫我则不暇。’”（《论语宪问篇》）
　　“子贡欲去告朔之饩羊，子曰：‘赐也，尔爱其羊，我爱其礼！’”（《论语八佾篇》）
　　按：子贡与孔子问答之言甚多，不胜其载。“多学”、“问政”及此二条皆有关於学识之高下，故择而载之。
　　【附论】“子贡问曰：‘赐也何如？’子曰：‘女，器也。’曰：‘何器也？’曰：‘瑚琏也。’”（《论语公冶长篇》）
　　【附论】“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论语先进篇》）
　　△辨鬻财之说
　　汉司马迁作《货殖传》，称子贡“鬻财於曹、鲁之间”，且曰：“使孔子名布扬於天下者，子贡先後之也，所谓‘得势而益彰’者乎！”余按：古者金粟皆谓之“货”；“殖”，犹生也；所谓“货殖”云者，不过留心於家人生产，酌盈剂虚，使不至困乏耳，非籴贱贩贵若商贾所为也。樊迟请学稼圃，孔子以“小人”斥之，若子贡学道而躬行商贾之事，孔子不知当如何斥之，何以其辞仅如是而已乎？且谓孔子之道之显为子贡先後之，可也；谓子贡以富故能显之，岂圣人之道亦必藉有财而後能行於世乎！此乃司马氏愤激之言；後人不察，遂以子贡为若商贾者然，谬矣。故不可以不辨。
　　“大宰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大宰曰：‘国君道长而大夫不出门，此何礼也？’对曰：‘岂以为礼，畏大国也。大国不以礼命於诸侯，苟不以礼，岂可量也！寡君既共命焉，其老岂敢弃其国！大伯端委以治周礼，仲雍嗣之，断文身，之为饰，岂礼也哉！有由然也。’”（《左传》哀公七年）
　　“吴子呼叔孙曰：而事何也？对曰：‘从司马。’王赐之甲剑铍曰：‘奉尔君事，敬无废命！’叔孙未能对。卫赐进曰：‘州仇奉从甲君而拜！’”（《左传》哀公十一年）
　　“公会吴於橐皋，吴子使大宰请寻盟。公不欲，使子贡对曰：‘盟所以周信也，故心以制之，玉帛以奉之，言以结之，明神以要之。寡君以为苟有盟焉，弗可改也已；若犹可改，日盟何益！今吾子曰必寻盟，若可寻也，亦可寒也！’乃不寻盟。”（《左传》哀公十二年）
　　“吴人藩卫侯之舍。子服景伯谓子贡曰：‘夫诸侯之会，事既毕矣，侯伯致礼，地主归饩，以相辞也。今吴不行礼於卫而藩其君舍以难之，子盍见大宰？乃请束锦以行。’语及卫故，大宰曰：‘寡君愿事卫君；卫君之来也缓，寡君惧，故将止之。’子贡曰：‘卫君之来必谋於其众，其众或欲或否，是以缓来。其欲来者，子之党也。其不欲来者，子之雠也。若执卫君，是堕党而崇雠也，夫堕子者得其志矣！且合诸侯而执卫君，谁敢不惧！堕党崇雠而惧诸侯，或者难以霸乎？’大宰说，乃舍卫侯。”（同上）
　　“冬，及齐平。子服景伯如齐，子赣为介，见公孙成曰：‘人皆臣人而有背人之心，况齐人虽为子役，其有不贰乎！子，周公之孙也。多飨大利，犹思不义，利不可得而丧宗国，将焉用之！’成曰：‘善战，吾不早闻命！’陈成子馆客，曰：寡君使恒告曰：‘寡人愿事君如事卫君。’”景伯揖子赣而进之，对曰：‘寡君之愿也！昔晋人伐卫，齐为卫故伐晋冠氏，丧车五百；因与卫地，自济以西，禚、媚、杏以南，书社五百。吴人加敝邑以乱，齐因其病，取ん与阐，寡君是以寒心。若得视君之事君也，则固所愿也！成子病之，乃归成。公孙宿以其兵甲人於嬴。（《左传》哀公十五年）
　　△辨存鲁，乱齐，亡吴，强晋，霸越之说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载有於贡存鲁，乱齐，亡吴，强晋而霸越之事。余按：《论语》列子贡於言语之科，《孟子》书中亦称子贡善为说辞，不过其才长於专对，若春秋传中辞盟於吴之类耳，非若战国纵横之流巧言乱德以倾覆人国家者此也，乌有佐陈恒以篡齐，欺夫差使亡国者哉！此盖游说之士因子贡之善於辞舍而之，非圣贤所为，故今不载。
　　【存参】“鲁国之法，鲁人有赎臣妾於诸侯者取金於府。於贡赎人於诸侯而还其金。”（《说苑》）
　　按：此事未必有，然於义无所害，且其事亦类子贡所为，姑列之存参。
　　“昔者孔子没，三年之外，门人治任将归，入揖於子贡，相向而哭，皆失声，然後归。子贡反，筑室於场，独居三年，然後归。”（《孟子》）
　　子贡推尊孔子之言已载《正录》；惟此二条未载，
　　【附录】“子禽问於子贡曰：‘夫子至於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夫子之求之也，其诸异乎人之求之与！’”（《论语学而篇》）
　　【附录】“叔孙武叔毁仲尼，子贡曰：‘无以为也，仲尼不可毁也！他人之贤者，邱陵也，犹可逾也；仲尼，日月也，无得而逾焉。人虽欲自绝，其何伤於日月乎！多见其不知量也。’”（《论语子张篇》）
　　子贡推尊孔子之言已载《正录》；惟此二条未载，今补於此。
　　【附论】“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左传》定公十五年）
　　【附论】“春，越子使後庸来聘，且言邾田封於骀上。二月，盟於平阳，三子皆从。康子病之，言及子赣，曰：‘若在此，吾不及此夫！’武伯曰：‘然何不召？’曰：‘固将召之。’文子曰，‘他日请念。’”（《左传》哀公二十七年）
　　按：《春秋传》所述子贡料事之明不一而足，然不关大得失，无庸尽载。惟受玉一事因孔子之戒子贡故载之；而并季孙之思子贡亦列於後。
　　按：《论语子张篇》，子贡之推尊孔子至矣，则孔子之道所以昌明於世者大率由於子贡，其功不可没也，而“与回孰愈”之问亦似伯仲可见者，故次之於闵、冉、仲弓之後。
　　△子贡时势功业与曾子不同
　　朱子云：“曾子本是鲁拙，後既有所得，故守得夫子规矩定，其教人有法，所以有传。若子贡则甚敏，见得易，往往教人，亦不似曾子守定规矩，故其後无传。”余按：《史记》所载弟子年岁虽不足尽信，然大要不甚远。今以《论语》、《春秋传》、《戴记》之文考之，康子之问先由而赐而求，武伯之间先由而求而赤；《春秋传》多载子路、冉有、子贡之事，而子贡尤多，曾子、游、夏皆无闻焉；《戴记》则多记孔子没後曾子、游、夏、子张之言而冉有、子贡罕所论著。盖圣门中子路最长，闵子、仲弓、冉有、子贡则其年若相班者，孔子在时既为日月之明所掩，孔子没後为时亦未必甚久；而子贡当孔子世已显名於诸侯，仕宦之日既多，讲学之日必少，是以不为後学所宗耳。若游、夏、子张、曾子则视诸子为後起，事孔子之日短，教学者之日长，是以孔子在时无所表见，而名言绪论多见於孔子没後也。不然，闵子“具体而微”，仲弓“可使南面”，何以门人皆无闻焉，反不如“得一体”者独能传经於後世乎？由是言之，羽翼圣道於当时者颜、闵、子贡、由、求之力，而子贡为尤著；流传圣道於後世者游、夏、曾子、子张之功，而曾子为尤纯。时势不同，功业亦异，未可谓子贡之不如曾子也。故今因叙子贡之事而备论之。
　　●卷二
　　○於路《史记》：“仲由，字子路。”
　　“子路有闻未之能行，唯恐有闻。”（《论语公冶长篇》）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孟子》）
　　“子路无宿诺。”（《论语颜渊篇》）
　　【附论】“子曰：‘片言可以折狱者其由也与？’”（同上）
　　△辨盛服持剑之说
　　《说苑》称子路持剑，孔子非之；子路请摄齐以事孔子。又称子路盛服而见，孔子非之；子路改服而入。余按：《说苑》（刚按，此二字补入）所载孔子之言皆类杨氏之旨，盖战国人所为；以子路之行行而勇於改过也，故之耳。其实古人盛服佩剑皆寻常之事，不足为病。故不录。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於是叔孙氏堕后阝，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於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左传》定公十二年）
　　【备览】“子路为季氏宰。季氏祭，逮ウ而祭，日不足，继之以烛，虽有强力之容，肃敬之心，皆倦怠矣。有司跛倚以临祭，其为不敬大矣。他日祭，於路与。室事交乎户，堂事交乎阶；质明而始行事，晏朝而退。”（《戴记礼器》）
　　△《颛臾章》可疑五事
　　《论语季氏篇》云：“季氏将伐颛臾，冉有、季路见於孔子曰：‘季氏将有事於颛臾。’孔子曰：‘求无乃尔是过与？夫颛臾，昔者先王以为东蒙主，且在邦域之中矣，是社稷之臣也，何以伐为！’”云云。余按：此章可疑者五。《论语》所记孔子之言皆简而直，此章独繁而曲，其文不类，一也。子路为季氏宰在定公世，冉有为季氏宰在哀公世，其时不合，二也。子路主堕都之谋，其刚直有素，归鲁之後不肯承季氏意以盟叛人，必不一旦隳其晚节以阿季氏，其理不似，三也。颛臾之伐不见於经传，洪氏意其因孔子之言而中止，然则田赋之用何以不因孔子之言而止？其事无征，四也。僖二十一年《传》云：“任、宿、须句、颛臾，风姓也，实司大与有济之祀。”不言为东蒙主，亦不言为鲁臣，其说不同，五也。且此篇文皆称孔子，与前十五篇异，其非孔氏之徒所记甚明。虽於义无大害，然其事未必有，且不欲子路受诬於百世，故不载。
　　“公伯寮子路於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於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与，命也。道之将废也与，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篇》）
　　按：伯寮之，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则是孔子之去鲁，子路之去季氏，皆因此一也。故次之於此。说已见《正录为鲁司寇篇》中。
　　【附录】“子疾病，子路请祷。子曰：‘有诸？’子路对曰：‘有之。诔曰：祷尔於上下神。’子曰：‘丘之祷久矣！’”（《论语述而篇》）
　　【附录】“子疾病，子路使门人为臣。病间，曰：‘久矣哉由之行诈也！无臣而为有臣，吾谁欺，欺天乎！且予与其死於臣之手也，无宁死於二三子之手乎！且予纵不得大葬，予死於道路乎！’”（《论语子罕篇》）
　　此二章皆不知的在何时；然观孔子之言“无臣而为有臣”，当在为大夫而去位之後。姑附录於此。
　　“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子路愠见曰：‘君子亦有穷乎？’子曰：‘君子固穷；小人穷，斯滥矣！’”（《论语卫灵篇》）
　　【附录】“子路宿於石门。晨门曰：‘奚自？’子路曰：‘自孔氏。’曰：‘是知其不可而为之真与？’”（《论语宪问篇》）
　　【附论】“子曰：‘道不行，乘桴浮於海，从我者其由与？’子路闻之喜。子曰：‘由也好勇过我，无所取材。’”（《论语公冶长篇》）
　　按：石门之宿，浮海之叹，不知何时；以理度之，当在去鲁之後，仕卫之前。故次之於在陈之後。
　　“小邾射以句绎来奔，曰：‘使季路要我，吾无盟矣。使子路，子路辞。季康子使冉有谓之曰：‘千乘之国不信其盟而信子之言，子何辱焉！’对曰：鲁有事於小邾，不敢问故，死其城下，可也。彼不臣而济其言，是义之也，由弗能！’”（《左传》哀公十四年）
　　“秋，齐陈如楚，过卫，仲由见之曰：‘天或者以陈氏为斧斤，既斫丧公室而他人有之，不可知也。其使终飨之，亦不可知也。若善鲁以待时，不亦可乎，何必恶焉！’子玉曰：‘然，吾受命矣。子使告我弟。’冬，及齐平。”（《左传》哀公十五年）
　　“卫孔圉取大子蒯聩之姊，生悝。孔氏之竖浑良夫长而美，孔文子卒，通於内。大子在戚，孔姬使之焉。大子与之言曰：‘苟使我入获国，服冕乘轩，三死无与。’与之盟。为请於伯姬。闰月，良夫与大子入，舍於孔氏之外圃。昏，二人蒙衣而乘，寺人罗御，如孔氏。孔氏之老栾宁问之，称姻妾以告。遂入，伯姬氏。既食，孔伯姬杖戈而先，大子与五人介，与从之。迫孔悝於厕，强盟之，遂劫以登台。栾宁将饮酒，炙末熟，闻乱，使告季子。召获驾乘车，行爵食炙，奉卫侯辄来奔。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及门，公孙敢门焉，曰：‘无入为也！’季子曰：‘是公孙也。求利焉而逃其难，由不然！利其禄必救其患。’有使者出，乃入，曰：‘大子焉用孔悝！虽杀之，必或继之！且曰：‘大子无勇，若燔台半，必舍孔叔。’大子闻之惧，下石乞、盂敌子路。以戈击之，断缨。子路曰：‘君子死，冠不免！结缨而死。’孔子闻卫乱，曰：‘柴也其来，由也死矣！’孔悝立庄公。”（《左传》哀公十五年）
　　【存参】“子路有姊之丧，可以除矣而勿除也。孔子曰：‘何弗除也？’子路曰：‘吾寡兄弟而弗忍也。’孔子曰：‘先王制礼，行道之人皆弗忍也。’子路闻之，遂除之。”（《檀弓》）
　　此事无害於理而与子路素行相似，姑存之。
　　【存参】“子路治蒲三年，孔子过之。入境而善之，曰：‘由恭敬以信矣！’入邑，曰：善哉，由忠信以宽矣！’至庭，曰：‘善哉，由明察以断矣！子贡执辔而问曰：‘夫子未见由而三称善，可得闻乎？孔子曰：‘入其境，田畴草莱甚辟，此恭敬以信？故民尽力。入其邑，墉屋甚尊，树木甚茂，此忠信以宽，其民不偷。其庭甚，此明察以断，故民不扰也。’”（《韩诗外传》）
　　此文文词冗弱，必非孔子之言。然其事则容或有之；未便删削，姑列之於存参，又此与上除姊丧事皆不知在何时，故统列之於後。
　　【附论】“子曰：‘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者，其由也与？“不忮不求，何用不臧！’”子路终身诵之。子曰：‘是道也何足以臧！’”（《论语子罕篇》）
　　△辨亲没游楚之说
　　世传子路事亲，尝食藜藿，负米百里之外；亲没之後，南游於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累茵而坐，列鼎而食。余按：《论语》称子路衣敝袍与衣狐貉者立而不耻，则子路少年之贫固当有之；若南游於楚，从车百乘，积粟万钟，则无是事也。子路从孔子去鲁，厄於陈、蔡，由卫反鲁，复仕於卫而死於难，传记历历可考，何尝有游楚之时！而百乘万钟以自奉亦非子路之所为也。此皆後人附会之词，故不载。
　　【附论】“子曰：‘由之瑟奚为於丘之门！’门人不敬子路。子曰：‘由也升堂矣，未入於室也。’”（《论语先进篇》）
　　△辨瑟有北鄙声之说
　　《说苑》称子路鼓瑟，有北鄙杀伐之声，孔子闻之云云，盖本於此。然乐以宣八风，原不可以偏废，故《传》云“骤歌北风，又歌南风”，而何得崇南而弃北乎！其词意亦浅蔓，必非孔子之言明甚。且乐以象德，瑟之不和由於气质之未化，当从容而涵养之，亦非七日不食之所能变也。此附会之言，故不载。
　　【附论】“或问乎曾西曰：‘吾子与子路孰贤？’曾西蹙然曰：吾先子之所畏也！’”（《孟子》）
　　按：子路於及门中年最长而孔子亦屡称之；虽时有所督责而贬之，固不如褒之者之多也。“升堂入室”，孔子有定论矣。故先之。
　　○有子
　　“微虎欲宵攻王舍，私属徒七百人，三踊於幕庭。卒三百人，有若与焉。及稷门之内，或谓季孙曰：不足以害吴而多杀国士，不如已也。’乃止之。吴子闻之，一夕三迁。”（《左传》哀公八年）
　　“哀公问於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对曰：‘百姓足，君孰与不足！百姓不足，君孰与足！’”（《论语颜渊篇》）
　　“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强曾子。曾子曰：‘不可，江、汉以濯之，秋阳以暴之，皓皓乎不可尚已！’”（《孟子》）
　　△辨为师被黜之说
　　《史记》云：“孔子既没，弟子思慕；有若状似孔子，弟子相与共立为师。他日问曰：‘昔夫子当行，使弟子持雨具；已而果雨。’弟子问曰：‘夫子何以知之？’”夫子曰：“《诗》不云乎：‘月离於毕，俾滂沱矣。昨暮月不宿毕乎？他日月宿毕，竞不雨。敢问夫子何以知此。’有若默然无以应。弟子起曰：有子避之！此非子之座也。”余按：诸弟子所以尊孔子者，以其道大德崇，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也；所以事有若者，以其言行学问几於圣人，非以其能知雨不雨为似圣人也；乌有因其不知雨不雨遂黜有若者哉！《论语》记孔子言行多矣，皆平实切於日用，无多言亿中之事。果以能知晴雨之故圣孔子，则《论语》中亦当载其一言一事，何以竟杳然也？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苟以有所不知而薄之，则孔子当先薄於诸弟子矣。师之道非苟然而已，其尊与君父等，故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从师者不可不慎之於始也。必审知其可师而後师之，既已师之则当终身勿替，安有因一事之未知，一言之未合而遂黜之者！此在世俗之士少知义理者犹不肯为，而谓孔子弟子反为之乎！孟子曰：“他日，子夏、子张、子游以有若似圣人，欲以所事孔子事之。”但言其似圣人，未尝言其似孔子也；但言游、夏之徒欲师有若，未尝言有若公然自居於师也。孟子曰：“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又述有子言云：“自生民以来未有盛於孔子也。”有子既知孔子为生民所未有，则其断断不敢使游、夏以事孔子者事已，明矣。游、夏此举固不得为无过，然其心尚可原；若有子公然不自量竟自拟於孔子，岂尚足以为有若哉！然则当日之事，盖三子欲师有若而有若不肯居，是以中辍；好事者因之，遂附会为此言耳。大抵七十子之门人各好自尊其师而诋讠其他人，故此等语多不可信。故不载。
　　按：游、夏以有子似圣人，则其言行必有过人者。而《论语》称为有子，朱子以为多曾子、有子门人所记，理或然也。然践履笃实，成就後学，或尚非曾子之比。故次之於子路之後。
　　△有子、子路非诸弟子所及
　　经传之文多以冉有、季路并称，世遂视之若班焉者。然子路用於季氏而为之堕费，冉有用於季氏而为之聚敛，其行事之相去甚远也。所以多并称者，但以其政事之才相埒耳；犹言语之称宰我、子贡，非谓二子等量而齐观也。况“浮海”之许，“不忮不求”之赞，皆他人所不易得者。至有子“务本”之旨，“贵和”之说，咸能发圣人未发之蕴；意其所得有深焉者，是以游、夏有“似圣人”之品目也。而“盍彻”之请欲复先王之制，其识亦殊卓。则二子虽未逮夫颜、闵而固非诸弟子所敢望也。故冠之於诸贤之先。
　　○原思《史记》：“原宪，字子思。”
　　“原思为之宰。与之栗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篇》）
　　【附论】“‘克伐怨欲不行焉，可以为仁矣？’子曰：‘可以为难矣；仁则吾不知也。’”（《论语宪问篇》）
　　△辨敝衣冠见於贡之说
　　《史记》云：“子贡相卫，结驷连骑，排藜藿，入穷阎，过谢原宪。宪摄敝衣冠见子贡、子贡耻之，曰：‘夫子岂病乎？’原宪曰：‘吾闻之，无财者谓之贫，学道而不能行者谓之病，若宪，贫也，非病也。’子贡惭，不怿而去。”余按：子贡曰：“贫而无谄，富而无骄，何如？”子曰：“可也，未若贫而乐，富而好礼者也。”子贡长於理财，先贫後富则有之，若以贫为耻，以富为荣，则子贡断不至是。此乃战国贫贱骄人之士设为此说以自高者；以原思之贫子贡之富也，故之耳。《新序》亦载此事而文更繁，盖後人所衍，皆非实事。故今并不录。
　　○公西华《史记》：“公西赤，字子华。”
　　“子华使於齐。冉子为其母请粟，子曰：‘与之釜。’请益，曰：‘与之庾。’冉子与之粟五秉。子曰：‘赤之齐也，乘肥马，衣轻裘。吾闻之也，君子周急不继富。’”（《论语雍也篇》）
　　【存参】“孔子之丧，公西赤为志焉：饰棺墙，置た，设披，周也；设崇，殷也；绸练，设，夏也。”（《檀弓》）
　　按：孔子为司寇以原思为宰，必有可取者在；而狷介之操亦人所难能。至子华以应对长才承命出使，亦卓卓者。且孔子於二子皆无贬词。故并次於有子之後。
　　○子贱《史记》：“密（当作虑）不齐，字子贱。”
　　【备览】“子贱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巫马期以星出，以星入，日夜不处，以身亲之，而单父亦治。巫马期问於子贱，子贱曰：‘我任人，子任力。任人者佚，任力者劳。’”（《吕览》《韩诗外传》同）
　　【备览】“子贱为单父宰，反命於孔子曰：‘此国有贤不齐者五人，教不齐所以治者。’”（《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附论】“子谓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论语公冶长篇》）
　　△《说苑》记宰单父事四则
　　《说苑》记子贱宰单父事凡四则。一“任人任力”之对，与《吕览》、《诗传》同；一则辞於孔子，而孔子告之以“毋迎而距，毋望而许”也。一则阳昼告以“阳桥鲂鱼”之说而子贱请其耆老尊贤者而与之共治也，一则孔子问以治单父之政，所对与《史记》意略同，而其中有“父事三人，兄事五人，所友者十一人”之语，则《史记》所未及也。余按：子贱之宰单父，见於《吕览》、《诗传》、《史记》、《新序》，而《说苑》又屡见之，然则此事固当有之。惟其言之繁冗浅弱，多不类春秋时语。且单父，小邑耳，武城大邑，子游仅得一人，单父何遽多贤如此？盖孔子尝称子贱为君子，而云“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则子贱盖能亲贤友仁，集思广益，以自治而治人者，故说者因以其言而附会之；其意则是，而其言则非当日之言也。惟《吕览》、《韩诗》、《史记》所载，事尚近理，文亦较为简洁。故今但采三书之文列之备览，以为《论语》“焉取”之证，其馀概不载也。
　　△辨掣肘之说
　　《新序》云：“子贱为单父宰，请善书者二人，使书宪书教品。至单父使书，子贱从旁掣其肘；书丑则怒之。书者归以告鲁君；鲁君乃命有司，‘无得擅征发单父。’单父之化大治。”（原文甚繁，今删而采之如此）余按：请人於君而掣其肘，无礼甚矣；大夫且不可施之於君，况宰乎！此乃战国策士因世主之任人不专而寓言者，以子贱之治单父有能名也故之，非实事也。故今不录。
　　按：孔子以“君子”称子贱而传记亦多载其贤者，盖圣门高弟也。故次之於原思、公西华之後。
　　○子游《史记》：“言偃，字子游。”
　　“子游为武城宰。子曰：‘女得人焉尔乎？曰：‘有澹台灭明者，行不由径，非公事未尝至於偃之室也。’”（《论语雍也篇》）
　　△辨为惠子重服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司寇惠子之丧，子游为之麻衰牡麻。文子辞；子游曰：‘礼也’文子退反哭；子游趋而就诸臣之位。文子又辞；子游曰：‘固以请。’文子退，扶子南面而立；子游趋而就客位。”释之者曰：“惠子废立庶，故子游为之重服以讥之。”余按：废立庶，其过在人，谏之可也；自处於非礼，不反失己乎！使文子终不悟，是徒失己而无救於人也；非子游之事。故不录。
　　【存疑】“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子游对曰：‘昔者偃也闻诸夫子曰：君子学道则爱人，小人学道则易使也。’子曰：‘二三子，偃之言是也；前言戏之耳。’”（《论语阳货篇》）
　　△《弦歌章》可疑处
　　按：鲁为礼乐之邦，故孔子曰“鲁一变至於道”，弦歌之声不必武城而後有之。孔子既喜之，何以不奖之而乃戏之，独不虑闻者之疑之乎？以子游之聪敏，亦不当闻戏言而误以为实也。且於孔子之前而称夫子，亦非春秋时语。此盖传而失其真者，撰此篇者误采之耳。故今列之存疑。
　　○子夏《史记》：“卜商，字子夏。”
　　“子夏为莒父宰，问政。子曰：‘无欲速；无见小利。欲速则不达；见小利则大事不成。’”（《论语子路篇》）
　　△辨短於财之说
　　《说苑》云：“孔子将行，无盖。弟子曰：‘子夏有之。’孔子曰：‘商之为人短於财。吾闻与人交者，推其长，违其短；故能久长矣。’”余按：子夏之在圣门亦卓卓者，必不至吝一盖於师。子夏不以富称，未必孔子与诸弟子皆无盖而子夏独有之。且其语甚浅陋，必後人所附会。故今不录。
　　【备览】“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
　　【备览】“子夏居西河教授。”（《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诗序》非子夏作
　　先儒多谓《毛诗》传自子夏，今《诗序》乃子夏所作。余按：西汉以前书未有言及《毛诗》之《序》者；惟《後汉书卫宏传》言为《毛诗》作序，则是《诗序》乃宏所作。且《序》之不合於经义者甚多，参之传记亦多舛误，而文词亦不逮《论语》远甚，其非子夏所作显然；不过汉末魏、晋之人传《毛诗》者借子夏名以为重耳。後人震於其名，遂相视莫敢议，虽以朱子详陈缕辨而人犹不信也。甚矣识古书之真伪非易事也！故今不载作《序》之事。其序之误已散见诸录中，兹不复举也。
　　△《丧服大传》非子夏作
　　《礼丧服篇大传》，先儒相传亦以为子夏作。余按：《传》之名言精义甚多，然亦往往有与经抵捂者，子夏不应如是；或子夏之徒之所为，後世传而失其真耳。故今不录。
　　【附论】“子游曰：‘子夏之门人小子当洒扫、应对、进退，则可矣；抑末也。本之则无，如之何？’子夏闻之，曰：‘噫，言游过矣！君子之道，孰先传焉，孰後倦焉，譬诸草木，区以别矣。君子之道焉可诬也！有始有卒者，其惟圣人乎！’”（《论语子张篇》）
　　【附论】“子夏之门人问交於子张，子张曰：‘子夏云何？’对曰：‘子夏曰：可者与之；其不可者拒之。’子张曰：‘异乎吾所闻。君子尊贤而容众，嘉善而矜不能。我之大贤与，於人何所不容！我之不贤与，人将拒我，如之何其拒人也！’”（同上）
　　△辨曾子数罪之说
　　《戴记檀弓篇》云：“子夏丧其子而丧其明，曾子吊之。子夏哭曰：‘天乎，予之无罪也！’曾子怒曰：‘商，女何无罪也！使西河之民疑女於夫子，尔罪一也。丧而亲，使民未有闻焉，尔罪二也。丧尔子，丧尔明，尔罪三也。’余按：闻丧而吊，朋友之情也，方当慰藉而忽数其罪而责之，岂人情乎！且以丧亲丧子相较而以丧明为罪，语亦非是。人苟少有知识，未有爱其子反胜於亲者，况子夏尤圣门之高弟乎！但人少年血气盛，力能胜哀，及老血气衰，力不能胜哀，故礼，居亲丧，五十以上饮酒食肉，七十惟衰麻在身。纵使子夏果因丧子丧明，亦以老不胜哀之故，过则有之，然必不至丧子之哀反过於丧亲，不得取丧亲时相较而遽以为罪也。此与‘丧欲速贫’一事皆门人各尊其师而讥他人者之所为说，不足信。故不录。”
　　○子张《史记》：“颛孙师，字子张。”
　　“子张学干禄。”（《论语为政篇》）
　　【附论】“子游曰：‘吾友张也为难能也，然而未仁。’”（《论语子张篇》）
　　【附论】“曾子曰：‘堂堂乎张也！难与并为仁矣。’”（同上）
　　△辨千里见鲁哀公之说
　　《新序》称子张见鲁哀公，七日而哀公不礼，仆夫而去，曰：“臣闻君好士，故不远千里之外，犯霜露，冒尘垢，百合重趼，不见休息，以见君”云云。余按：子张，圣门高弟，虽有干禄之心，必不至屈身以求见；而哀公亦初无好士之事。且子张从孔子在鲁久矣，孔子没後，子张犹与游、夏时问难焉，则是居於鲁也，有何尘垢霜露而不远千里乎！观其语乃战国策士之习，盖纵横家之所。故不录。
　　【存参】“子张病，召申祥而语之曰：‘君子曰终，小人曰死；吾今日其庶几乎？’”（《檀弓》）
　　按：子游、子夏说礼敦诗以诏後学，可谓有功於圣门矣。子张好高务外，而与游、夏均称得圣人之一体，盖亦贤也。但欲以事孔子者事有若，则生平之大疵。故并次之子贱之後。
　　○宰我《史记》：“宰予，字子我。”
　　“宰予昼寝。子曰：‘朽木不可雕也，粪土之墙不可圬也；於予与何诛！’”（《论语公冶长篇》）
　　“哀公问社於宰我，宰我对曰：‘夏后氏以松；殷人以柏；周人以栗，曰“使民战栗。”’子闻之，曰：‘成事不说，遂事不谏，既往不咎。’”（《论语八佾篇》）
　　【附录】“宰我问曰：‘仁者虽告之曰井有仁焉，其从之也？’子曰：‘何为其然也！君子可逝也，不可陷也；可欺也，不可罔也。’”（《论语雍也篇》）
　　【附录】“宰我问：‘三年之丧，期已久矣。君子三年不为礼，礼必坏；三年不为乐，乐必崩。旧谷既没，新谷既升，钅赞燧改火，期可已矣。’子曰：‘食夫稻，衣夫锦，於女安乎？’曰：‘安。’‘女安则为之！夫君子之居丧，食旨不甘，闻乐不乐，居处不安，故不为也。今女安，则为之！’宰我出。子曰：‘予之不仁也！子生三年然後免於父母之怀。夫三年之丧，天下之通丧也。予也有三年之爱於其父母乎！’”（《论语阳货篇》）
　　△辨楚车饰之说
　　《孔丛子》云：“孔子使宰予使於楚，楚昭王以安车象饰遗孔子，宰予曰：‘夫子无以此为也。夫子言不离道，动不违仁，贵义尚德，清素好俭，仕而有禄，不以为积，不合则去；退无吝心，妻不服彩，妾不衣帛，车器不雕，马不食粟，故臣知夫子之无用此车也’”云云。余按：孟子尝称宰我智足以知圣人，而其言止於如是，是天下之不知圣人者莫宰予若也；宰予以言语著，而此言乃浅陋鄙俗如是，是天下之不能言者亦莫宰予若也，而岂不谬哉！《孔丛子》一书大抵皆欲归美圣人，或附会以所有，或撰造以所无。惜乎其人无识，其所亟称而大书者皆里巷之士少知自好者之所能为，欲尊圣人而以浅视夫圣人而不知也！故凡《孔丛子》之所载一概不采。不能尽辨，姑举其一二事言之。
　　【附论】“子曰：‘始吾於人也听其言而信其行，今吾於人也听其言而观其行；於予与改是’”（《论语公治长篇》）
　　按：此文以“子曰”冠之，自当别为一章，乃论宰我平日之事，非专为昼寝而发也；记者以其皆论宰我事，因连类而及之耳。故今别录於後。
　　△辨与田常作乱之说
　　《史记》云：“宰我为临大夫，与田常作乱，以夷其族；孔子耻之。”《说苑》云：“田成子常与宰我争：宰我夜伏卒，将以攻田成子；田成子因为旌节以起宰我之卒以攻之，遂残之也。”《索隐》云：“按《左氏》无宰我与田常作乱之文，然有阚止，字子我、而因争宠，遂为陈恒所杀，恐字与宰我相涉，因误云然。”余按：《左传》所纪，简公之世止有陈、阚二人共政，以致相争，不容复有宰予参於其间。宰予果有此事，亦不容《左传》终无一语及之。是《史记》、《说苑》所称宰予即《传》之阚止甚明，《索隐》之说是也。阚我自名止，宰我自名予；阚我自在齐，宰我自在鲁；阚我自事简公，宰我自事孔子：乌得遂以为一人哉！鲁哀公之五年。齐景公卒，公子阳生来奔。六年，陈僖子召阳生，阚止先待诸外；公子曰：“事未可知，反与壬也处。”是时宰我方从孔子於陈、蔡之间，由陈反卫，安得分身在鲁而与简公共处也哉！乃後之人犹欲曲全其说，谓予实阚氏；以尝为宰故称宰我，亦劳而拙矣！故今不载此事。
　　△《史记》之误本於李斯
　　宋苏氏《志林》云：“李斯上书谏二世，其略曰：‘田常为简公臣，布惠施德，下得百姓，上得群臣，阴取齐国，杀宰子於庭。’是宰予不从田常，为常所杀也。《弟子传》乃云‘宰予与田常作乱’，使吾先师之门乃有叛臣焉，岂千载不蠲之惑也！近令儿子迈考阅旧书，究其所因，则宰我之不叛其验甚明。”且注云：“李斯事荀卿，去孔子不远，宜知其实。”余按：《史记》之说即本之李斯之言，误以阚止之事为宰予耳；所谓“与田常作乱”者，即谓与田常相争，而措词不审，遂若党於陈恒然者，非与李断为二说也、果党陈恒，则陈氏实专齐政，君之生死悬於其手，又谁能夷宰我之族者？且如李斯之言；则君过不能匡，君危不能救，贪荣希进，卒杀其君而丧其身，亦岂贤者之所为乎！乃苏氏误会《史记》之意，斤斤焉据李斯之言以驳之，不斥李斯之诬而反谓李斯之得其实，呜呼不信经传而信李斯，与其博也毋宁寡学问之为愈乎！盖宰予为圣门高弟，人莫不知有子我者，陈恒所杀者子我，则遂以为宰予耳，犹之乎白居易诗云“退之服琉黄，一病讫不痊”，而宋人杂说遂以卫退之事而讥韩昌黎也。张误《€谷杂记》亦据《左传》以驳苏子之误，是矣；但谓《史记》此传实以《家语弟子解篇》为之，则犹考之未详。《史记》之误正沿李斯之说，《志林》误分以为二耳。
　　按：宰我言语之才不亚子贡；而朽木之喻，从井之问，战栗之对，短丧之请，愆尤未免太多。故次之於於张之後。
　　○冉有《史记》：“冉求，字子有。”
　　“齐为息阝故，国书、高无ぶ帅师伐我，及清，季孙谓其宰冉求曰：‘齐师在清，必鲁故也，若之何？’求曰：‘一子守，二子从公御诸竟。’季孙曰：‘不能。’求曰：‘居封疆之间。’季孙告二子，二子不可。求曰：‘若不可，则君无出，一子帅师背城而战，不属者非鲁人也！鲁之群室众於齐之兵车，一室敌车，优矣，子何患焉！二子之不欲战也宜，政在季氏。当子之身，齐人伐鲁而不能战，子之耻也，大不列於诸侯矣！’季孙使从於朝，俟於党氏之沟。武叔呼而问战焉，对曰：‘君子有远虑，小人何知！’懿子强问之，对曰：‘小人虑材而言，量力而共者也。’武叔曰：‘是谓我不成丈夫也！’退而乘。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季氏之甲七千，冉有以武城人三百为己徒卒，老幼守宫，次於雩门之外。五日，右师从之。”（《左传》哀公十一年）
　　“师及齐师战於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同上）
　　“师获甲首八十。齐人不能师。宵谍曰：‘齐人遁。’冉有请从之，三，季孙弗许。”（同上）
　　【附论】“冉有用矛於齐师，故能入其军。孔子曰：‘义也。’”（同上）
　　“季孙欲以田赋，使冉有访於仲尼。仲尼曰：‘某不识也。’三发，卒曰：‘子为国老，待子而行，若之何子之不言也？’仲尼不对，而私於冉有曰：‘君子之行也度於礼：施取其厚，事举其中，敛从其薄，如是则以丘亦足矣。若不度於礼而贪冒无厌，则虽以田赋，将又不足。且子季孙若欲行而法，则周公之典在；若欲苟而行，又何访焉！’弗听。十二年春王正月，用田赋。”（《左传》哀公十一、十二年）
　　【附论】“季氏富於周公而求也为之聚敛而附益之。子曰：‘非吾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论语先进篇》）
　　【附录】“冉子退朝，子曰：‘何晏也？’对曰：‘有政。’子曰：‘其事也！如有政，虽不吾以，吾其与闻之。’”（《论语子路篇》）
　　【附录】“季氏旅於泰山。子谓冉有曰：‘女弗能救与？’对曰：‘不能。’子曰：‘呜呼，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论语八佾篇》）
　　【存参】“伯高之丧，孔子之使者未至，冉子摄束帛乘马而将之。孔子曰：‘异哉，徒使我不诚於伯高！’”（《檀弓》）
　　此事颇类冉有所为，故存之；然终未有以见其必然也。
　　【附录】“春，宋景曹卒。季康子使冉有吊，且送葬，曰：‘敝邑有社稷之事，使肥与有职竞焉，是以不得助执绋；使求从舆人。’曰：‘以肥之得备弥甥也，有不腆先人之产马使求诸夫人之宰，其可以称旌繁乎？’”（《左传哀公二十三年》）
　　【附论】“冉求曰：‘非不说子之道，力不足也。’子曰：‘力不足者中道而废，今女画。’”（《论语雍也篇》）
　　按：冉有政事之略亦圣门卓卓者；然画退屡见责於师，鸣鼓之攻尤非寻常小过可比。故次之於宰我之後。
　　○子羔《史记》：“高柴，字子羔。（或作“皋”）”
　　【补】“高子皋执亲之丧也，泣血三年，未尝见齿。”（《戴记檀弓》）
　　【附录】“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论语先进篇》）
　　“季子将入，遇子羔将出，曰：‘门已闭矣！’季子曰：‘吾姑至焉。’子羔曰：‘弗及，不践其难。’季子曰：‘食焉不辟其难！’子羔遂出。子路入。”（《左传》哀公十五年）
　　△辨刖者脱诸郭门之说
　　《说苑》云：“子羔为卫政，刖人之足。卫之君臣乱，子羔走郭门。郭门闭，刖者守门，曰：‘於彼有缺。’子羔曰：‘君子不逾。’曰：‘於彼有窦。’子羔曰：君子不遂。’曰：‘於此有室。’子羔入；追者罢。子羔将去，谓刖者曰：‘吾亲刖子之足，此子报怨时也，何故逃我？’刖者曰：‘断足，固我罪也，无可奈何。狱决罪定，临当论刑，君愀然不乐，见於颜色，此臣之所以脱君也。’”余按：此说殊足风世，然其事则未必有之。子羔在卫位卑，非与闻政事者，良夫之乱，栾宁犹行爵而後出，何暇独追子羔。且卫之郭门而有缺有窦，亦岂可为国乎！此或後人设为此言以为从政者劝，或有所本而传之失其真，均未可知。故今不录。
　　“公会齐侯盟於蒙，孟武伯相。武伯问於高柴曰：‘诸侯盟，谁执牛耳？’季羔曰：‘郐衍之役，吴公子姑曹。发阳之役，卫石。’武伯曰：‘然则彘也。’”（《左传》哀公十七年）
　　按：此文则是子羔去卫之後鲁而遂仕於鲁也。故以在鲁之事次於此後。
　　【存参】“成人有其兄死而不为衰者，闻子皋将为成宰，遂为衰。成人曰：‘蚕则绩而蟹有匡；范则冠而蝉有；兄则死而子皋为之衰！’”（《檀弓》）
　　【存参】“子羔葬其妻，犯人之禾。申祥以告，曰：‘请庚之。’子皋曰：‘孟氏不以是罪予，朋友不以是弃予，以吾为邑长於斯也。买道而葬，後难继也。’”（同上）
　　○樊迟《史记》：“樊须，字子迟。”
　　“孟孺子泄帅右师，颜羽御，邴泄为右。冉求帅左师，管周父御，樊迟为右。季孙曰：‘须也弱。’有子曰：‘就用命焉。’”（《左传》哀公十一年）
　　“师及齐师战於郊，齐师自稷曲。师不逾沟。樊迟曰：‘非不能也，不信子也；请三刻而逾之。’如之，众从之，师入齐军。”（同上）
　　【附录】“樊迟从游於舞雩之下，曰：‘敢问崇德，修慝，辨惑。’子曰：‘善哉问！’”（《论语颜渊篇》）
　　【附录】“樊迟请学稼，子曰：‘小人哉樊须也！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敬，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论语子路篇》）
　　【附录】“樊迟问仁，子曰：‘爱人。’问知，子曰：‘知人。’樊迟未达，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樊迟退，见子夏曰：‘乡也吾见於夫子而问知，子曰：举直错诸枉，能使枉者直，何谓也？’子夏曰：‘富哉言乎！舜有天下，选於众，举皋陶，不仁者远矣。汤有天下，选於众，举伊尹，不仁者远矣。’”（《论语颜渊篇》）
　　按：《论语》，子羔仅两见而皆非美辞；然其事旁见於传记者不一，其言亦有足多者。盖子羔年少，其仕鲁在孔子卒後，是以下著於《论语》耳。樊迟问答之多略类子张，而稼圃之请，举错之疑，亦似於道甚浅者，粗鄙近利之讥不为无因。故又次二人於宰我、冉有之後。
　　○司马牛《史记》：“司马耕，字子牛。”
　　“向奔卫，向巢来奔。……司马牛致其邑与焉，而齐。向出於卫地，公文氏攻之，求夏後氏之璜焉；与之他玉而奔齐。陈成子使为次卿。司马牛又致其邑焉而吴。吴人恶之而反。赵简子召之，陈成子亦召之。卒於鲁郭门之外；亢氏葬诸丘舆。”（《左传》哀公十四年）
　　【附论】“司马牛忧曰：‘人皆有兄弟，我独亡！’”（《论语颜渊篇》）
　　○漆雕开《史记》：“字子开。”
　　“子使漆雕开仕，对曰：‘吾斯之未能信。’子说。”（《论语公冶长篇》）
　　按：二子在圣门皆无所表见，故并次之於诸贤之後。
　　○公冶长《史记》：“字子辰。”
　　“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以其子妻之。”（《论语公冶长篇》）
　　△辨通鸟言之说
　　世传公冶长通於鸟言，有虎负羊於山，鸟告长使取之；丧羊者迹得之，以为窃也，讼之於吏，以此陷於缧绁云云。其说荒诞鄙陋，本不足辨，而好奇之士亦有援以释《论语》者，贻误後学非小也。且使长果如此，是长以口腹故取非其有，以陷於刑，虽非盗窃，亦不得为无罪，孔子何得谓之“非其罪”乎！学者等诸“齐东之语”可矣。
　　○南容《史记》：“南宫括，字子容。”
　　《论语集解》：“南容，弟子南宫绦，鲁人也。”
　　“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於刑戮’，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公冶长篇》）
　　南容三复《白圭》，孔子以其兄之子妻之。（《论语先进篇》）
　　△南容即南宫适，非南宫敬叔
　　《论语集注》云：“南容，名绦，又名适，谥敬叔，孟懿子之兄也”。是谓《论语》之南容即《春秋传》之南宫敬叔矣。余按：此说本之郑氏康成《礼记注》中，而《史记索隐》亦相承用之；然以经传诸家考之，皆两人也。《春秋传》云：“孟僖子将死，召其大夫曰：‘我若获没，必属说与何忌於夫子，使事之而学礼焉。’”然则南宫敬叔自名说，不名绦与适也。其误一也。《论语》称君大夫必举其谥，若定公、哀公、桓子、康子、武叔、景伯皆然；孟懿子与武伯皆游圣门，亦举其谧。南容果鲁大夫，何以独不举其谥乎？其误二也。敬叔为鲁大夫，自救火一事外无所表见，度亦懿子一流人耳。懿子、敬叔虽尝学礼圣门，然皆世禄子弟，实不知尊圣人。公伯寮之，景伯欲杀之，武叔之毁，景伯告之子贡，而敬叔皆若弗闻也者。羿、之问必非敬叔所能；且玩其意似皆隐刺三家，尤不似敬叔语也。其误三也。孔子称南容曰“邦有道不废”，似谓布衣之士者然；敬叔，孟氏余子，固当不废，无待孔子言之。南容三复《白圭》，故孔子曰“邦无道免於刑戳”；而《戴记檀弓篇》，敬叔乃有载宝而朝之事，其言虽不必尽实，要其人不似三复《白圭》者。其误四也。《论语》中，南容凡三见，或谓之南容，或谓之南宫适，未尝一称为敬叔与说也，亦未尝有《春秋传》中南宫敬叔之一事也；然则孔子以兄子妻之者自南容，与敬叔无涉也。《春秋传》中，南宫敬叔亦凡三见，或谓之说，或谓之敬叔，未尝一称为南容与适也，亦未尝有《论语》中南容之一事也；然则为鲁大夫者自南宫敬叔，与南容亦无涉也。其为判然两人甚明，奈何合之！其误五也。《史记孔子世家》记学礼事，是即《春秋传》中南宫敬叔事也，亦称为敬叔，不称为《论语》之南容；於周事亦然；至於《弟子列传》，则云“南宫括，字子容”，不复言为敬叔，并不言为孟氏之余子矣。所记三事皆采之《论语》中，亦无《春秋传》敬叔之一事。然则《史记》亦以为容自容，敬叔自敬叔矣。康成何由而知南容之即为南宫敬叔也哉？其误六也。王肃《论语注》云：“南容，弟子南宫绦，鲁人也。”不言为鲁大夫，是魏人未尝以为一人矣。韦昭《国语注》云：“敬叔，鲁大夫南宫说。”不言为南宫适，是吴人亦未尝以为一人矣。微独肃之与昭而已，《家语》乃晋、宋间人之所撰，而於《弟子解篇》亦不言为敬叔，不载敬叔一事，至《观周篇》记学礼事则云敬叔，《正论篇》记除僖子丧事则云南宫说，皆不言为南容，是《家语》亦以为两人矣。盖当是时康成之说尚未盛行，故学者犹承古经传及汉初训诂而用之。惟晋杜预注《春秋传》颇似用康成说而未明言。自司马氏采之以注《史记》，而朱子复据之以注《论语》，世遂无复有知其为两人者，致使後人疑尚德之人有载宝之事，其失似小而正非小也。今不欲使贤者代人受过，故为之辨，而凡敬叔之事概不附焉。
　　【附录】“南宫问於孔子曰：‘羿善射，汤舟，俱不得其死然；禹稷躬稼，而有天下。’夫子不答。南宫出，子曰：‘君子哉若人！尚德哉若人！’”（《论语宪问篇》）
　　【存参】“南宫绦之妻之姑之丧，夫子诲之宽ヮ，曰：‘尔毋从从尔！尔毋扈扈尔！盖榛以为笄，长尺而总八寸。’”（《檀弓》）
　　△括与绦
　　按：《论语》，孔子妻之者南容也，而《史记》谓即南宫括（《论语》作适），《集解》谓即南宫绦。玩《檀弓》文，绦妻似是孔子兄子，而括亦与容义相近。岂本有两名，如围与虔，鞅与志父耶，抑传写异文，如与，姒与弋邪？故并存之，以备参考。
　　△妻长、妻容非一时事
　　说者或谓公冶长之贤不及南容，故孔子以子妻长而以兄子妻容。程子曰：“此以私心窥圣人也，二子之妻或因其年之相当耳。”余按：此二事不过记者类而记之，其相隔未知数年或十数年，原非一时之事，而乌得有所较量区别於其间哉！盖公冶长在缧绁中而南容免於刑戮，其事若相反而孔子皆妻之。若世俗之情，知取其免刑戮者，则在缧绁者为所弃；若不以缧绁为病，则亦未必求其免刑戮者而妻之。於此见圣人之观人择胥得其中正，但取其实之不至於取祸，而遇之幸不幸不计焉。不求之此而妄意区别於其间，可谓不善读书者矣。程子之论是矣，然於事理尚未尽，故今附论之。
　　△长与容未必为孔子弟子
　　按：南容之谨言，贤矣；即公冶长之可妻亦必有所以取之。然《史记》虽载之於《弟子传》中，而以《论语》之文考之，长绝无问答之语，适仅有羿、一问而亦非质疑问难之比，末见其必为弟子也者。故附次之於诸弟子之後。
　　●卷三
　　○左子
　　【补】“《左氏传》三十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鲁君子左邱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
　　△左氏非左丘明
　　刘歆云：“左邱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是谓作《春秋传》者即《论语》之左邱明也。由是班固《汉书》谓孔子与左邱明观史记，杜氏《集解》谓左邱明受经於孔子，盖皆本之於此。自唐啖、赵，宋程、朱以来，始谓此作《传》者与孔子不同时，非《论语》之左邱明；而甚者至谓为秦时人。余按：《左传》终於智伯之亡，系以悼公之谥，上讵孔子之卒已数十年，而所称书法不合经意者亦往往有之，必非亲炙於孔子者明甚，不得以《论语》之左邱明当之也。战国之文态横，而《左传》文平易简直，颇近《论语》及戴记之《曲礼》、《檀弓》诸篇，绝不类战国时文，何况於秦。襄、昭之际，文词繁芜；远过文、宣以前；而定、哀间反略，率多有事无词；哀公之末，事亦不备，此必定、哀之时纪载之书行於世者尚少故尔。然则作书之时上距定、哀未远，亦不得以为战国後人也。且《史记》但以《传》为左邱明所作，不言为何时人，而亦未有亲见孔子之文，不知二人姓名之偶同邪？抑相传为《左氏春秋》，而司马氏遂亿料之以为《论语》之左邱明邪？说《论语》者以左邱为复姓，与公羊、梁正同。乃传经者云公羊氏《春秋》，梁氏《春秋》，而此独云左氏《春秋》，不云左邱氏，又似作《传》者左氏而非左邱氏也者。然则传《春秋》者其姓名果为左邱明与否固未可定。然无此传则三代之遗制，东周之时事，与圣贤之事迹年月先後，皆无可考，则此书实孔子以後一大功臣也，不可不标其人。既相传为《左氏春秋》，故即题以左子而缺其名与字，但载《史记》之语以存参，并识後人轩轾之言以折衷焉。
　　△《国语》非左氏作
　　《史记自序》云：“左邱失明，厥有《国语》。”由是世儒皆谓《国语》与《春秋传》为一人所撰，东汉之儒遂题之曰《春秋外传》。余按：《左传》之文，年月井井，事多实录，而《国语》荒唐诬妄，自相矛盾者甚多；《左传》纪事简洁，措词亦多体要，而《国语》文词支蔓，冗弱无骨，断不出於一人之手明甚。且《国语》，周鲁多平衍，晋、楚多尖颖，吴、越多恣放，即《国语》亦非一人之所为也。盖《左传》一书采之各国之史，《师春》一篇其明验也。《国语》则後人取古人之事而拟之为文者，是以事少而词多，《左传》一言可毕者，《国语》累章而未足也。故名之曰《国语》：语也者，别於纪事而为言者也。黑白迥殊，€泥远隔，而世以为一人所作，亦己异矣。又按《史记自叙》，自文王孔子以下凡七事，文王里之诬馀固已辨之矣，孔子之作《春秋》亦不在於陈、蔡，《离骚》、《兵法》、《吕览》、《说难》之作皆与本传之说互异，然则此言亦未可尽信也。且列左邱於屈原後，言失明而不言名明，尚未知其意果以为即作《传》者之左邱明否，不得强指为一人也。故不采此文。
　　△《左传》远胜《公》、《》二家
　　朱子以左氏为史学，公、谷为经学，“左氏纪事详赡而是非多谬，公、谷纪事虽疏而多得圣人之意”。余按：左氏之不尽合於《经》意，诚有然矣，谓公、谷之能得《经》意则未见也。公、谷之说，大抵多取月日名字穿凿附会，以为圣人书法所在。且事实者义理之根柢，苟事实多疏，安望义理之反当乎！《左传》虽多不合《於》经，然二百馀年之事备载简册，细心求之，圣人之意自可窥测；《左传》之远胜於二家者正不在义理而在事实也。夫经史者，自汉以後分别而言之耳，三代以上所谓经者，即当日之史也。《尚书》，史也，《春秋》，史也，经与史恐未可分也。故今独以左子继诸贤之後，诚见此一书有断不可废者耳。
　　○子思《史记》：“伯鱼生，字子思。”
　　“子思居於卫，有齐寇。或曰：‘寇至，盍去诸？’子思曰：‘如去，君谁与守！’”（《孟子》）
　　【附论】“孟子曰：‘子思，臣也：微也。’”（同上）
　　△辨辞狐白裘之说
　　《说苑》云：“子思居於卫，袍无表，二旬而九食。田子方闻之，使人遗狐白之裘；子思辞而不受。”余按：子思，鲁人，其居卫者，仕於卫也，不至如是之贫；而田子方，高士，亦非有狐白之裘者。此与曾子辞邑之事相属，皆杨氏之徒所伪，故不录。说并见前《曾子篇》中。
　　△辨荐苟变之说
　　《孔丛子》云：“子思居卫，言苟变於卫君，曰：‘其材可将五百乘，君任军旅帅得此人，则无敌於天下矣。’卫君曰：‘吾知其材可将；然变也尝为吏，赋於民而食人二鸡子，以故弗用也。’子思曰：‘夫圣人之官人犹大匠之用木也，取其所长，弃其所短。今君处战国之世，选爪牙之士，而以二卵弃干城之将，此不可使闻於邻国者也。’”余按：卫灵公问陈於孔子，孔子对曰：“军旅之事，未之学也。”孟子之於齐、梁亦劝以施仁政而以兴兵构怨为有灾；今於思用於卫，不闻进治国安民之臣，而惟劝卫君罗爪牙之士以期无敌於天下，其意何居焉？晋文公将救宋，谋元帅，赵衰曰：“可，说礼乐而敦诗书。”子思之此为毋乃为霸者之所笑乎？且子思之世上去春秋之末未远，何得即自名为“战国”邪？盖战国之时，斥弛之士多蒙物议而患无弃瑕录用之主，故假之子思以风世耳。魏无知之对汉王曰：“臣所言者能也，陛下所问者行也。楚、汉相距，臣进奇谋之士，顾其计诚足以利国家不耳，盗嫂受金又何足疑乎！”其意与此正相类。然则其为战国以後之人所撰，非子思之事明甚，撰书者误采之耳。《孔丛子》一书记子思言行甚多，皆不足见子思之贤，而文词亦浅陋，盖皆後人之所附会，不能悉辨。此事颇熟於人口，姑取而辨之；举一隅，以三隅反，可也。
　　【存参】“子思之母死於卫。柳若谓子思曰：‘子，圣人之後也，四方於子乎观礼，子盍慎诸！’子思曰：‘吾何慎哉！吾闻之，有其礼，无其财，君子弗行也；有其礼，有其财，无其时，君子弗行也。吾何慎哉！’”（《戴记檀弓篇》）
　　△辨子思母嫁於卫之说
　　《戴记檀弓篇》又云：“子思之母死於卫，赴於子思；子思哭於庙。门人曰：‘庶氏之母死，何为哭於孔氏之庙乎？’”康成郑氏遂本此以解前章，谓“柳若见子思欲为嫁母服，恐其失礼，戒之。”余按：女子所重者节，中人之家少自爱者犹知勉焉？况圣人之妇，贤者之妻乎。且子思之母如果嫁於他氏，则凡棺椁衣衾之备自有其夫若子主之，子思所谓“有其财”，“无其财”者欲何为乎？郑氏无以自解，乃以赠衤遂之属当之。赠衤遂之事微矣，四方何至遂於此观礼哉？孟子葬母於鲁，充虞曰“木若以美然”，孟子曰“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正与子思之言相类。然则子思所指亦谓棺椁衣衾之属明矣。若子思治其棺椁衣衾，则伯鱼之妻固未尝嫁也。子思尝仕於卫，或者其母从宦而遂卒焉，是未可知。恶知非後之人闻母之卒於卫，而遂误以为嫁於卫，因附会而为此说乎？大抵《檀弓》一书采摭颇杂，是以两章自相矛盾如是，本不足信；而注之者不知而强为之说以合之，是以费辞伤理而卒於抵捂也。故今不载後章之文。说并见前《考终篇》中。
　　“鲁缪公无人乎子思之侧，则不能安子思。”（《孟子》）
　　△子思老始归鲁
　　按《论语》，伯鱼卒於颜渊之前；《史记年表》，孔子卒後七十有二年，缪公始立；然则子思壮仕於卫，老始归於鲁也。故今载之於居卫之後。
　　【备览】“缪公之於子思也，亟问，亟馈鼎肉。子思不悦。於卒也，标使者出诸大门之外，北面稽首再拜而不受，曰：‘今而後知君之犬马畜！’盖自是台无馈也。”（同上）
　　【备览】“缪公亟见於子思曰：‘古千乘之国以友士，何如？’子思不悦曰：‘古之人有言曰事之云乎，岂曰友之云乎！’”（同上）
　　△孟子言未可尽信
　　按：缪公、子思上去春秋未远，而此二事颇类战国风气。其事固当有之，然不能保无传闻之过当，或门人记言者措词之少过其实。故列之备览。
　　△淳於髡子言不足信
　　《孟子书》中载淳於髡言云：“鲁缪公之时，子柳、子思为臣。”余按：子思老始归鲁，未尝仕鲁；髡，战国之辩士，不过借古人以自畅其说，不必皆实事也。莒之役，杞梁死而华周生，而髡乃曰“华周，杞梁之妻善哭其夫”，可类推矣，故今不载。
　　【附录】“费惠公曰：‘吾於子思则师之矣；吾於颜般则友之矣；王顺、长息则事我者也。’”（《孟子》）
　　按：孔子没後，诸弟子之贤者多矣；诸弟子之後，邹、鲁、齐、魏之间群贤闻风辈起，然世多推子思，惜乎所著之书不传，而世所传《中庸》者特出於後人所撰，无由而征其造诣之浅深耳。然孟子屡称子思，荀卿虽毁之，然以子思、孟子同称，则其贤固非他人所可及也。故今录於诸贤之後。
　　△《中庸》非子思作
　　世传《戴记中庸篇》子思所作。余按：孔子、孟子之言皆平实切於日用，无高深广远之言。《中庸》独探赜索隐，欲极微妙之致，与孔、孟之言皆不类。其可疑一也。《论语》之文简而明；《孟子》之文曲而尽。《论语》者，有子、曾子门人所记，正与子思同时；何以《中庸》之文独繁而晦，上去《论语》绝远，下犹不逮《孟子》？其可疑二也。“在下位”以下十六句见於《孟子》，其文小异，说者谓子思传之孟子者。然孔子、子思之名言多矣，孟子何以独述此语？孟子述孔子之言皆称“孔子曰”，又不当掠之为己语也。其可疑三也。由是言之，《中庸》必非子思所作。盖子思以後，宗子思者之所为书，故之於子思，或传之久而误以为子思也。其中名言伟论盖皆孔子、子思相传之言；其或过於高深及语有可议（若“追王大王、王季”之类）者，则其所旁采而私益之者也。又“哀公问政”以下，《家语》亦有之，至“择善而固执之者也”止，其中每隔数语即有“公曰”云云以发之。朱子以“博学”以下为子思所补，而“公曰”云云乃子思所删。余按：《论语》所记孔子之言未有繁至数百言者，而继绝举废，朝聘以时，皆天子之事，孔子之告哀公何取焉？盖孔子之答哀公本不过十馀言，其後则撰书者推衍其说，是以“好学”之句又以“子曰”发之。近世所传《家语》，本後人所伪撰，彼盖不知孔子之言之於何止，故采其文逮於“择善固执”耳。其“公曰”云云者，词理浅陋？且增此数问，前後文义亦间隔不通，乃其所妄增无疑也。嗟夫，《中庸》之文采之《孟子》，《家语》之文采之《中庸》，少究心於文义，显然而易见也，乃世之学者反以为《孟子》袭《中庸》，《中庸》袭《家语》，颠之倒之，岂不以其名哉！韩子云：“然後识古书之正伪。”嗟夫，嗟夫，此固未可以轻言也！
　　△《中庸》非一篇
　　世传《中庸》四十九篇，而今《戴记》止有《中庸》一篇；说者谓其四十八篇已亡。以余观之，今世所传《中庸》非一篇也。何以明之？自“天命之谓性”至“惟圣者能之”仅数百言，而“中庸”之文凡九见，“中”之文凡六见，其馀他文亦皆与中庸之义相关。自“君子之道”以後数千言皆与中庸之义不相涉；“中庸”之文仅一见，而又与“广大”、“精微”、“高明”之文平列，非意之所注。其可疑者一也。“君子之道”以下皆言日用庸行之常，“鬼神之为德也”以下皆言礼乐祭祀之事，迥不相类；“哀公问政”以後词意更殊。朱子曲为牵合，以“道不远人”三章为“费之小者”，“舜其大孝”三章为“费之大者”，“哀公”以後为“兼小大”，其说固已矫强；而《鬼神章》明言祭祀之事，乃以鬼神为道为一气之屈伸，而以“齐明盛服”数语为借祭祀之鬼神以明之，一章之中，鬼神凡为两说，委曲宛转以蕲合於“费隐”之义。其可疑者二也。自“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以下皆分“天道”、“人道”；而“愚而好自用”二章其文不类，“聪明睿知”二章其序不符，则又以“小德”、“大德”、“不倍”、“不骄”分释之。《愚而好自用章》以为不倍，固已；《王天下有三重章》其为不骄者何在？其可疑者三也。按：《汉书艺文志》称《乐记》二十三篇，今《戴记》亦止一篇；然以《史记》及前人之说考之，则今《乐记》实十三篇，《戴氏》删其十篇而合此十三篇为一耳。然则《中庸》亦当类此：盖戴氏删其三十馀篇而取其未删者合为一篇也。以其首篇言“中庸”故通称为《中庸》，犹首章言“檀弓”遂通称为《檀弓》，首章言“文王世子”遂通称为《文王世子》也。古者以竹为简，其势不能多；後世易之以纸，故合而录之，因不复存其旧目耳。以今《中庸》通为一篇而谓四十八篇尽亡，误矣。
　　△《中庸》非出一手
　　《中庸》不非一篇也，亦不似出於一手者：其义有极精粹者，有平平无奇者，间亦有可疑者，即所引孔子之言亦不伦。何以参差若是？其非一人所作明甚，细玩则知之矣。
　　【附录十有二人】
　　孔门诸贤，不甚著名而颇有依据，与私淑诸儒之有事实若传经者，并附载之於此。
　　○琴张牧皮
　　“万章问曰：‘敢问何如斯可谓狂矣？’曰：‘如琴张、曾皙、牧皮者，孔子之所谓狂矣。’‘何以谓之狂也？’曰：‘其志然，曰“古之人，古之人”，夷考其行而不掩焉者也。’”（《孟子》）
　　△辨桑户死而琴张歌之说
　　《庄子书》称琴张与子桑户、孟子反三人相与友，子桑户死，未葬，或编曲，或鼓琴，相和而歌曰：‘嗟来桑户乎，而已反其真，而我犹为人猗！’”余按：琴张、曾皙之狂，不过志期古人而行不掩其言，如孟子所言者是已，非有悖礼伤教事也。如悖礼伤教，孔子奚取焉？此乃放荡之士撰此言以自恣，以琴张之有狂名也，故之。而後人或遂以为实然，误矣。
　　“琴张闻宗鲁死，将往吊之，仲尼曰：‘齐豹之盗而孟絷之贼，女何吊焉！’”（《左传》昭公十二年）
　　按：《史记弟子传》及《文翁图》惟有曾皙，而琴张、牧皮皆无之，《家语》有琴牢字子张，亦无牧皮：今补而附於後。至以琴张为牢，本之《左传集解》，未知所采何书，当考。
　　○商瞿季次
　　【存参】“商瞿，字子木。孔子传易於瞿，瞿传楚人干臂子弘。”（《史记仲尼弟子列传》）
　　【存参】“公皙哀，字季次。孔子曰：‘天下无行，多为家臣，仕於都；惟季次未尝仕。’”（同上）
　　按：二子皆不见於《论语》，独《史记》有之。然《弟子传》中凡不见於《论语》者皆无事迹可纪，独二子尚有之，而其名字亦间见於他篇当有所本，或非误载。今并附列於後。
　　○秦丕兹
　　“孟献子以秦堇父为右；生秦丕兹，事仲尼。”（《左传》襄公十年）
　　按：《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作“秦商，字子丕”，与此文小异，《史记》多误，不若《春秋传》之近古，今从《传》文。
　　○申枨
　　“子曰：‘吾未见刚者。’或对曰：‘申枨。’子曰：‘枨也欲，焉得刚！’”（《论语公冶长篇》）
　　按：《史记弟子列传》无申枨，而《文翁图》有之，未知其果然否。但玩此文，孔子名之无异於诸弟子，而前後章亦皆诸弟子事，则谓为弟子者近是。故今附列於後。
　　○段干木田子方
　　“段干木逾垣而避之。”（《孟子》）
　　【存参】“田子方、段干木、吴起、禽滑厘之属皆受业於子夏之伦，为王者师。”（《史记儒林列传》）
　　△田、段等不皆子夏门人
　　按：此云“受业於子夏之伦”，则诸子非皆子夏之门人也。盖传记本无明文，司马氏特以意度之耳。故列之於存参。
　　【存参】“魏文侯过段干木之间而轼。”（《新序》）
　　△辨魏礼段干木而不受秦攻之说
　　《新序》载此事云：“秦兴兵欲攻魏，司马唐且谏曰：‘段干木，贤者也，而魏礼之，天下莫不闻，无乃不可加兵乎？’秦君以为然，乃案兵而辍不攻魏，文侯可谓善用兵矣！’余按：秦，尚力弃德之国，岂能知段干木之贤而当敬，而遂辍不攻。文侯之好贤，不过贵其行谊，资其启沃，可以风群臣，可以通明於政事，以安民而治国，则有之矣，若藉此为名高，以震耀邻国，则无此事也。此特战国处士设为此论以见士之有益於人国耳。惟过闾而式则理之所有，故删其繁文而列之於存参。”
　　【备览】“魏成子以食禄千钟，什九在外，什一在内，是以东得卜子夏、田子方、段干木。此三人者，君皆师之。”（《史记魏世家》）
　　△辨魏文侯倦不敢息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见段干木，立倦而不敢息。及见翟璜，踞堂而与之言。翟璜不说，文侯（云云）。”余按：此事或以为晋亥唐叔向事，盖皆後人揣度附会之语，皆未必其实然。故不载。
　　△辨贫贱骄人之说
　　《说苑》云：“魏文侯从中山奔命安邑，田子方从。太子击过之，下车而趋；子方坐乘如故。”太子不说，因谓子方曰：“‘不识贫贱者骄人，富贵者骄人乎？’子方曰：‘贫穷者骄人，富贵者安敢骄人’”云云。余按：人无富贵贫贱皆不可以骄人；圣贤处世惟准乎礼而已，田子方既贤人，为魏文侯所敬，必无骄人之事。此盖战国之士设为此语之子方以自高者。故今不录。
　　○泄柳申详
　　“泄柳闭门而不内。”（《孟子》）
　　按：淖於髡称“鲁缪公之时，子柳为臣”，然以“闭门不内”推之，仕鲁与否未可县定。说已见前《子思篇》中。
　　“泄柳、申详无人乎缪公之删，则不能安其身。”（同上）
　　按：七十子卒後，《诗》、《书》、《礼》、《乐》、《春秋》皆传於後，而《论语》一书亦七十子以後之人之所记，以是知邹、鲁、齐、魏之问贤者盖不乏人也。但其姓名皆无可考。姑就传记所载名著於当世者附录数人，以见其凡。
　　○公羊氏
　　【补】“《公羊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公羊子，齐人。’师古曰：‘名高。’”（本注）
　　△辨公羊之学出於子夏之说
　　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余按：子夏生於春秋之末，下去汉景帝时四百有馀岁矣，安得五传而至胡母子都！此乃传《公羊》者自侈其说，以为其师亲受业於子夏，以炫耀当世而不足信，故但载《汉志》之注以存参，余不敢妄录也。
　　○梁氏
　　【补】“‘梁传’十一卷。”（《汉书艺文志》）
　　【存参】“‘梁子，鲁人。’师古曰：‘名喜。’”（本注）
　　△梁之学不详其初
　　晁氏云：“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余按：说粱者名既不同，世亦互异，学者将何以为据乎？盖自战国以後简残文绝，传《梁》者莫详其初，各以意附会之为说，是以参差而不一耳。不但《风俗通》诸书不可信，即汉志之注亦未有以见其必然也。故本注但列之於存参，而馀一概不录。
　　△《三传》与《春秋》
　　《汉书艺文志》云：“《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宣，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是其意以为孔子之意皆在《左传》，而《公羊》、《梁》皆妄说也。余按：孔子意果在传，果宣《经》而隐传，倘《传》失其传，《经》不为无用之书乎？且孔子何不并《经》亦隐之也？盖孔子之《经》，其意本已分明，传之渐久而失其旨，传经者各自以其意训释之；惟《左传》去圣人之世近，记载最广，考核较详，为大有功於《春秋》，非他家所可及耳。故谓《左传》远胜於二家则可，谓孔子之意尽在《左传》则不可。如据《公羊》、《梁》以为得圣人之意则大谬，若取此二书以与《左传》参互考订则亦有未可废者。且《左氏经》终於孔子之卒，若无二家，何由知其止於获麟。故今《公羊》、《梁》并附录於《馀录》之後。
　　○孔门弟子通考
　　【凡称圣门诸贤有不可分系者，通录於此。】
　　“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论语先进篇》）
　　“冉牛、闵子、颜渊善言德行。”（《孟子》）
　　“冉牛、闵子、颜渊则具体而微。”（同上）
　　“言语：宰我、子贡。”（《论语先进篇》）
　　“宰我、子贡善为说辞。”（《孟子》）
　　“宰我、子贡、有若智足以知圣人。”（同上）
　　△辨荀子“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之说
　　“荀子子道篇”云：“子路问曰：鲁大夫练而床，礼邪？孔子曰：‘吾不知也。’子路出，子贡问曰：‘练而床，礼邪？’孔子曰：‘非礼也。’子贡出，谓子路曰：‘夫子无所不知，子问非也。礼，居是邦，不非其大夫。’”余按：《论语》孔子谓季氏“八佾舞於庭，是可忍也，孰不可忍也！”三家者以《雍》彻，子曰：“‘相维辟公，天子穆穆，’奚取於三家之堂！”子曰：“臧文仲其窃位者与？知柳下惠之贤而不与立也！”子曰：“臧武仲以防求为後於鲁，虽曰不要君，吾不信也！”季氏旅於泰山，子曰：“曾谓泰山不如林放乎！”孔子於季孙、臧孙之失皆直指之而无所讳，所谓不非其大夫者安在乎？居是邦；不非其君，可也，即非父母之邦亦有臣之义焉；若不非其大夫则谄耳。孔子曰：“邦无道，危行言孙。”或不公言之於大廷广众以避祸则有之矣，非以是为礼也；况与门人私论於几席间，是是非非而遽为失礼乎！且练、祥、衤覃，丧之大节也，床不床，丧之常礼也，子路、子贡於此其讲之熟矣；是之未知而待临事之间，所谓“身通六艺”者安在乎？此必後人所妄，非孔子、子贡之事，故今不录。
　　“政事：冉有、季路。”（《论语先进篇》）
　　“子路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如之何其闻斯行之！’冉有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公西华曰：‘由也问闻斯行诸，子曰有父兄在。求也问闻斯行诸，子曰闻斯行之。赤也惑，敢问。’子曰：‘求也退，故进之。由也兼人，故退之。’”（同上）
　　“季子然问：‘仲由、冉求可谓大臣与？’子曰：‘吾以子为异之问，曾由与求之问！所谓大臣者，以道事君，不可则止。今由与求也，可谓具臣矣。’曰：‘然则从之者与？’子曰：‘弑父与君，亦不从也！’”（同上）
　　“孟武伯问：‘子路仁乎？’子曰：‘不知也。’又问，子曰：‘由也，千乘之国可使治其赋也，不知其仁也。’‘求也何如？’子曰：‘求也，千室之邑，百乘之家可使为之宰也，不知其仁也。，赤也何如？’子曰：‘赤也，束带立於朝可使与宾客言也，不知其仁也。’”（《论语公冶长篇》）
　　“文学：子游、子夏。”（《论语先进篇》）
　　“子夏、子游、子张皆有圣人之一体。”（《孟子》）
　　“子贡问：‘师与商也孰贤？’子曰：‘师也过，商也不及。’曰：然则师愈与？子曰：‘过犹不及。’”（《论语先进篇》）
　　△《檀弓》与《说苑》记除丧弹琴之异
　　《戴记檀弓篇》云：“子夏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不和，弹之而不成声，作而曰：‘哀未忘也！先王制礼而弗敢过也！’子张既除丧而见，予之琴，和之而和，弹之而成声，作而曰：‘先王制礼，不敢不至焉！’《说苑》亦载此事，而以不敢过者为闵子骞，不敢不及者为子夏，与《檀弓》正相反。盖皆得之传闻，是以彼此异辞。似《檀弓》为近古；然《檀弓》之诬者亦多，皆难取信。故今缺之。
　　“子谓子贡曰：‘女与回也孰愈？’对曰：‘赐也何敢望回！回也闻一以知十，赐也闻一以知二。’子曰：‘弗如也，吾与女弗如也！’”（《论语佾公冶长篇》）
　　“闵子侍侧，ウウ如也。子路，行行如也。冉有、子贡，侃侃如也。子乐，‘若由也不得其死然！’”（《论语先进篇》）
　　“季康子问：‘仲由可使从政也与？’子曰：‘由也果，於从政乎何有！’曰：‘赐也可使从政也与？’曰：‘赐也达，於从政乎何有！’曰：‘求也可使从政也与？’曰：‘求也艺，於从政乎何有！’”（《论语雍也篇》）
　　“柴也愚；参也鲁；师也辟；由也彦。”（《论语先进篇》）
　　△《柴也章》未可断为孔子之言
　　此章或以为孔子之言，盖以诸贤皆称名之故。然观《论语》中称弟子亦有以名者，年饥之称有若，昼寝之称宰予，问耻之称宪，聚敛之称求是也，末可据是遂断以为圣人之言。章首既无“子曰”字，姑从《陈蔡章》之例可也。
　　△《史记》著弟子名籍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凡七十有七人，据司马氏谓弟子籍出於孔氏古文，其有事迹或年岁者三十有五人，而见於《论语》者二十有七人，然确有明征，决知其非误者，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子路、曾皙、子贡、原思、有子、曾子、宰我、冉有、公西华、子游、子夏、子张、樊迟、子羔、漆雕开、司马牛，仅二十人而已。其七人者，颜路以请车一见，公冶长以孔子妻之一见，子贱、澹台灭明以孔子与子游称之而各一见，巫马期则以陈司败之故而附见，皆无他事，亦无问答之语；惟南容凡三见，然仅“羿、”一问，而亦非质疑问难之比。考之他传记，惟子贱多言为孔子弟子者，其馀皆无由而决知其为弟子与否。且巫马期在昭公世已与孔子同朝，司败揖之以讥孔子，颇不似尝受业也者。而子游为武城宰，孔子始知灭明，是时孔子年已老矣，灭明又将何时受业於孔子乎？《列传》乃称其既已受业，退而修行，始有“不由径，非公事不见”之事，既与论语剌谬；又称其南游至江，从弟子三百人，孔子曰：“吾以貌取人，失之子羽。”则其说益舛而其年亦益不符矣。故谓子贱为弟子，近是；谓颜路等三人为弟子，或然；谓期与灭明为弟子，则恐不然也。至於公伯寮者，更无馀事，但以子路见？是时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方相倚以行道，子路即所以撼孔子，乌有七十子而肯为是者哉！其无事迹年岁者四十有二人，皆不见於《论语》，而有见於《左传》者二人；然确有明征者，秦丕兹一人而已（《史记》作“秦商字子丕”）；颜高虽见於《左传》，然观其事殊不类孔子之弟子也。其馀共四十有八人，皆不见於经传；然南瞿、季次其事迹犹粗具於本传，其名字复间见於他篇，或当不误；而自梁以下六人（有年岁者），自冉季以下，秦商、颜高以外四十人（无年岁者），并无事迹可考，则固无从而知其诚然与否也。由是观之，孔氏古文或非当时之书；不则孔氏古文不误而司马氏误焉，亦未可知。观於《史记》所引《尚书》、《左传》中事亦往往有舛者，则是篇岂可以尽信乎哉！《家语弟子解篇》其数与《史记》同，而名字或与《史记》异，且删《史记》三人，别有琴张、陈亢、县以合其数。余按：琴张见於《孟子左传》，补之良是；但谓琴张即牢，未知所本。县亦无所考。若陈亢，乃尊子贡而轻视孔子者，孟子所谓“中心悦而诚服”者必不如是。且《论语》中，亢凡两问子贡：一问伯鱼，而绝未曾一问孔子；《论语》中，门人未有相称以子者，而亢称伯鱼、子贡皆以子，则亢乃子贡、伯鱼之後辈，非孔子弟子也明矣。又有《文翁图》者，所载弟子止七十有二人，而中有申枨、林放、申堂、遽伯玉，则又《史记》、《家语》之所无者。按：申枨见於《论语》，其前後章皆论弟子为人，而孔子名之亦如诸弟子，补之近是。申堂不见於经传，林放虽见於《论语》而无明文，皆难悬定。至蘧伯玉，其出近关在鲁襄公之十四年，是时已为大夫，齿长矣，後八年而孔子始生，比孔子之冠也则伯玉已老矣，夫安得列之於弟子内乎！又有见於《孟子》而三家皆不之载者一人，曰牧皮。大抵诸家皆各据其所传，而《史记》为近古；《家语》、《文翁图》又似参以己意而去取之者，尤不足以为据。概删之则不可，尽信之亦未安。故今据《史记》文，定其所可知者颜渊至司马牛及子贱、秦丕兹二十有二人，而参以《孟子》、《家语》、《文翁图》增牧皮、琴张、申枨三人，并颜路等三人，商瞿等二人，共三十人。其馀甚可疑者删之，无可考者存而不论可也。
　　△《史记》著弟子国邑之误
　　《史记仲尼弟子列传》著其国邑者凡七人：颜子，鲁人；子贡，卫人；子游，吴人；子张，陈人；公冶长，齐人，皆以国著；曾子，南武城人；子路，卞人，皆以邑著。以余考之，惟颜子、子贡为不误耳。何者？颜氏之著名於鲁者多矣，《春秋传》有颜高、颜羽、颜息，《吕览》亦有颜阖，则颜子为鲁人可信也。《春秋传》，艾陵之役，吴子赐叔孙甲，卫赐进曰：“州仇奉甲从君而拜。”则子贡为卫人亦无疑也。若子张，乃颛孙之後也，颛孙於庄二十二年自齐奔鲁，历闵、僖、文、宣、成、襄、昭、定，至哀公凡十世，子张之非陈人明矣。盖因其先世出自陈，而传之者遂误以为陈人耳。若子张为陈人，则孔子亦将为宋人乎？孔子弟子，鲁人为多；其次则卫、齐、宋，皆邻国也；吴之去鲁远矣，若涉数千里而北学於中国，此不可多得之事。传记所记子游言行多矣，何以皆无一言及之？且孔子没後，有子、曾子、子夏、子张与子游相问答之言甚多，悼公之吊有若也子游摈，武叔之母之死也子游在鲁，而鲁之县子、公叔戌亦皆与子游游，子游之非吴人明矣。而子张之子申详，子游之子言思亦仍居鲁，是二子固世为鲁人矣，安得以为陈人吴人也哉！公父蜀，公父之後也，则公冶长亦当为公冶之後。襄公之自楚归也，季孙使公冶问，则公冶，鲁大夫也，然则长亦非齐人矣。南武城者，鲁南境之邑，吴越至鲁之冲，即子游为宰之地也。《孟子》书载曾子居武城，有越寇而曾子去，孟子曰：“曾子，师也，父兄也。”则曾子非武城人明甚；司马氏盖见《孟子》书中有居武城之文而遂误以为武城人耳。惟子路之为卞人未有以见其不然；然六人之中，得者二而失者四焉，则亦未有以见其必然。故今惟於颜子、子贡采《史记》文注之，馀皆缺焉。
　　△《史记》著弟子年岁之误
　　《弟子列传》有年岁者凡二十有三人，其文盖有所本，然亦不能无误。何者？孔子称子贱：“君子哉若人！鲁无君子者，斯焉取斯！”则是子贱已成德矣，其亲师取友已历有年矣；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四十九岁，则当孔子卒时年仅二十有五，成德安能如是速乎？吴之伐鲁也，微虎欲宵攻王舍，有若踊於幕庭，当是少壮时事；而《列传》谓其少孔子十三岁，则当伐鲁之时年已五十有四，力已衰矣；又不应孔子存时无所表见，至孔子没後而与诸弟子问答甚多也。《论语》多以子路、冉有并称；季康子之问从政也以由、赐、求，孟武伯之问仁也以由、求、赤；其年皆似不甚远者，而列传谓子路少孔子九岁，冉有少孔子二十九岁，子贡少孔子三十一岁，公西华少孔子四十二岁，年之相隔太远，恐未必尽然也。由是言之，《史记》弟子之年不过得其彷佛而已，不可尽指为实。故今悉不录。
　　○《论语》源流附考
　　《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两《子张》。（如淳曰：“分《尧曰篇》後‘子张问何如可以从政’已下为篇，名曰《从政》。”）〕《齐》二十二篇。〔多《问王》、《知道》。（如淳曰：“《问王》、《知道》，皆篇名也。”）〕《鲁》二十篇，《传》十九篇。（师古曰：“解释《论语》意者。”）《孔子家语》二十七卷。（师古曰：“非今所有《家语》。”）
　　“传《齐论》者，昌邑中尉王吉、少府宋畸、御史大夫贡禹、尚书令五鹿充宗、胶东庸生，唯王阳名家。”（师古曰：王吉，字子阳，故谓之王阳。）传《鲁论语》者，常山都尉龚奋、长信少府夏侯胜、丞相韦贤、鲁扶卿、前将军萧望之、安昌侯张禹，皆名家，张氏最後而行於世。（以上并《汉书艺文志》）
　　“汉中垒校尉刘向言：《鲁论语》二十篇皆孔子弟子记诸善言也；太子太傅夏侯胜、前将军萧望之、丞相韦贤及子玄成等传之。《齐论语》二十二篇，其二十篇中章句颇多於《鲁论》；琅邪王卿及胶东庸生、昌邑中尉王吉皆以教授。故有《鲁论》，有《齐论》。鲁共王时，尝欲以孔子宅为宫，坏，得《古文论语》。《齐论》有《问王》、《知道》，多於《鲁论》二篇；《古论》亦无此二篇，分《尧曰》下章‘子张问’以为一篇，有两《子张》，凡二十一篇，篇次不与《齐》、《鲁》论同。”〔（《新论》云：“文异者四百馀字。”）《论语集解序》〕
　　△《齐论》多後人附会
　　按：同一《论语》也而有《齐》、《鲁》之异，有多寡之殊，则《论语》一书固有後人之所续入，非尽圣门之原本也。《齐论》既多《问王》、《知道》二篇，而二十篇中章句复多於《鲁论》，则《齐论》之中後人所附会者尤多，又非《鲁论》之可此矣。
　　“初，禹为师，以上难数对己问经，为《论语章句》献之。始，鲁扶卿及夏侯胜、王阳、萧望之、韦玄成皆说《论语》，篇第或异。禹先事王阳，後从庸生，采获所安，最後出而尊贵。诸儒为之语曰：‘欲为《论》，念张文。’由是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汉书张禹传》）
　　“安昌侯张禹本受《鲁论》，兼讲《齐说》，善者从之，号曰《张侯论》为世所贵；包氏、周氏《章句》出焉。《古论》，唯博士孔安国为之训解，而世不传。”（《论语集解序》）
　　“张禹本授《鲁论》，晚讲《齐论》；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烦惑，除去《齐论问王》、《知道》二篇，从《鲁论》二十篇为定，号《张侯论》。当世重之，周氏、包氏为之章句。”（《隋书经籍志》）
　　△东汉所行为张禹更定之《论语》
　　按：《汉书》称“篇第或异”、又称张禹“采获所安”，则禹固尝更定《论语》篇章：其篇目虽定从《鲁论》，其文实兼采於《齐论》，非汉初龚奋所传《鲁论》之旧本也。言“学者多从张氏，馀家寝微”，《集解》、《隋书》亦谓“《张侯论》，包、周为之章句”，则是东汉之所行者乃禹所更定之《论语》，非古之《论语》矣。
　　△张禹更定《论语》之谬
　　按：禹学识浅陋，岂足以知圣人，但当谨守师传，不敢增减，或不至大谬耳。乃擅更定《论语》，必有不当存而存，不当采而采者。况禹附会王氏以保富贵，卒成王莽篡弑之祸，《公山》、《佛》两章安知非其有意采之以入《鲁论》为己解嘲地乎？
　　“汉末，大司农郑玄就《鲁论》篇章考之《齐》、《古》，为之注。近故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前世传授师说虽有异同，不为训解；中间为之训解，至於今多矣，所见不同，互有得失。今集诸家之善，记其姓名，有不安者颇为改易，名曰《论语集解》。”（《论语集解序》）
　　“汉末，郑玄以《张侯论》为本，参考《齐论》、《古论》而为之注。魏司空陈群、太常王肃、博士周生烈皆为义说。吏部尚书何晏又为《集解》。是後诸儒多为之注，《齐论》遂亡，《古论》先无师说。梁、陈之时，唯郑玄、何晏立於国学，而郑氏甚微。周、齐，郑学独立。至隋，何、郑并行，郑氏盛於人间。”（《隋书经籍志》）
　　△郑玄所注《论语》即张禹更定本
　　按此文，则康成所注之《鲁论》即张禹所定之《鲁论》，其中固杂有《齐论》，非汉初之《鲁论》矣。故今《论语》称为《鲁论》，而或以《季氏》一篇为《齐论》。然则《论语》一书中未必无一二篇之可疑，一篇中未必无一二章之可疑者也。学者当统全书而熟玩之，以求圣人之意，其有一二章之不类者，不得以此疑圣人，或曲为圣人解也。
　　△王充、郑玄之谬
　　按：当东汉之世，去古未远，《齐》、《古》尚存，犹可考证。王充既知公山、佛之往之为非义，即当别其同异，考其年世，辨其真伪而去取之，若赵岐之删《孟子外篇》者然，岂非圣门功臣；乃反据此以让圣人之失，何其谬也！至於康成，负一代之重望，乃於《论语》参考《齐》、《古》为之注，而於篇章无所区别，致使後人无可考证，亦何其疏阔也！
　　△圣言不可谬遵
　　按：圣人之言，天下後世所当共遵也。然必真为圣人之言则可，非为圣人之言而亦当遵也。述少年时，尝在府应岁试，忽有人持先君书至，寄物二事，且命述与其人换卷。述念先君平日一言一动无不合乎义者，不应忽有此举，意甚疑之，遂不从命。试毕，归而请之，果他人所伪为也。故能言於平日，则不至见欺於一时。窃谓学者之於圣人亦当如是。故今备考《论语》源流载之，使人知世所传之《鲁论》在汉时不无异同更改，是以圣谟洋洋之中间有一二章之可疑者，学者不可不别而观之也。
　　△自述研究《论语》经历
　　余五六岁时，始授《论语》，知诵之耳，不求其义也。近二十，始究心书理，於《公山》、《佛》两章颇疑其事不经，然未敢自信也。逾四十後，考孔子事迹先後，始知其年世不符，必後人所伪撰，然犹未识其所以入《论语》之由也。六十馀岁，因酌定《洙泗馀录》，始取《论语》源流而细考之，乃知在秦、汉时传《齐》、《鲁》论者不无有所增入，而为张禹采而合之，始决然有以自信而无疑。故录其详，附载於此。然世之学者惟知玩讲章，作举业，未尝有人究其义理，考其首尾，辨其源流者，无怪乎其见而大骇，终不以余言为然也！
　　○附孔检讨《大戴记补注序录》
　　《家语》者，先儒马昭之徒以为王肃增加。肃横诋郑君，自为《圣证论》，其说不见经据，皆借证於《家语》。大抵抄撮《二记》，采集诸子，而古文奥解悉润色之，使易通俗读；唯《问郊》、《五帝》之等传记所无者，斯与肃说若合符券。其为依，不言已明。《公冠篇》述孝昭冠辞，云“陛下”者，谓昭帝也；“文、武”者，谓汉文帝、武帝也。而肃窃其文，遂并列为成王冠颂。是尚不能寻章摘句。举此一隅，谬陋弥显。况以礼是郑学，无取妄滋异端，故於《家语》殊文别读独置而弗论也。
　　余昔会试时，曾与检讨相识，年甚少也。数十年不相见，不意其学刻苦如是。《考信录》既成後，始见此书，因其论《家语》与余所见同，附录其文於此。
　　（颉刚案：此篇原载书首，今为改置於此。）
　　
　　┌─────┐
　　│孟子事实录│
　　└─────┘
　　●自序
　　（颉刚按：原木无此序，今依《三代考信录》例，由《提要》卷下录出置此。）
　　孟子何以别为录也？传道之功大也。
　　孔子之时，王道犹存，异说未起，故子贡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识其大者，不贤者识其小者，莫不有文、武之道焉。”战国时则不然，处士横议：杨、墨之言盈天下，即儒者所著述亦多传而失真。赖孟子缕陈而详辨之，井田封建之制，仁义性善之旨，帝王圣贤之事，然後大明而得传於後世。向无孟子，不但异端之说之惑世也，即《周官》、《戴记》、《国语》、《逸周书》等书所述，亦无从辨其是非真伪而识圣道之真。故唐韩子称：“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又云：“学圣人当自孟子始。”然则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文、武非周公则制作不详，孔子非孟子则传流多失；甚矣孟子之有功於道者大也！
　　孔子门人之事虽旁见於他书而首尾多难考；惟《孟子》七篇中，适梁、游齐，居滕，至鲁，皆备载之，不难考其先後，故别为录以明之也。又此七篇皆弟子所纂述以传於後世者，其功亦不可没，故并附於孟子之後。
　　●卷上
　　○在邹
　　【补】“孟轲，驺人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
　　△辨孟母三迁之说
　　《列女传》云：“孟轲之母，其舍近墓。孟子之少也，嬉戏为墓间之事，踊跃筑埋。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去舍市。其嬉戏为贾。孟母曰：‘此非所以居子也！’乃徒舍学宫之旁。其嬉戏乃设俎豆揖让进退。孟母曰：‘此真可以居子矣！’遂居之。”余按：孟母教子之善当非无故而云然者，即三迁之事亦容或有之，然谓孟子云云者则必无之事也。孔子曰：“唯上智与下愚不移。”孟子曰：“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人之相远固由於习，然大圣贤之生必与众异：必不尽随流俗为转移。孟子虽幼，安得遂与市井墟墓之群儿无以异乎！孟子曰：“舜之居深山之中，与木石居，与鹿豕游；及其闻一善言，见一善行，若决江河，沛然莫之能御也。”然则孟子亦当如是。使孟子幼时绝不知自异於群儿，则孟子壮时亦安能自异於战国纵横之徒哉！且孟母既知墓侧之不可居，则何不即择学宫之旁而迁之，乃又卜居於市侧乎？《国语》称文王曰：“在母弗忧，在傅弗勤。”《列女传》云：“文王生而明圣，太任教之以一而识百。”後世儒者遂谓文王生有圣德，大王知其必能兴周，故舍泰伯而传国焉。夫同一圣人也，文王则生而即为圣人，孟子则幼时无少异於市井小儿，一何其相去之悬绝乎？盖凡称古人者，欲极形容其人之美，遂不复顾其事之乖，其通病然也。故欲明太任之胎教，遂谓文王之圣生而已然；欲明孟母之善教，遂若孟子之初毫无异於庸愚。其实圣人之为圣人亦必由渐而成，圣人幼时虽未即为圣人而亦必不与流俗同也。善读书者当察其意所在、不必尽以为实然也。故今不载此事。
　　△辨孟母裂织买豚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少时诵，其母方织。孟子辍然中止，乃复进。其母引刀裂其织，以此诫之。”孟子问其母曰：“东家杀豚何为？”母曰：“欲啖汝。”其母自悔，乃买东家豚肉以食之。余按：自裂其织以喻学之不可中辍，理固当然；然且诵且思，岂无中止之时，乃责其声之必无断续乎！至於“啖汝”云者，不过一时之戏言耳，其失甚小，因悔此一戏而遂买豚肉以弥缝之，是教之以文过遂非也，孟母何反出於此乎？此皆说者欲极形容孟母之善教而附会之，反失其正者，皆不可为信。故今并不录。
　　△辨孟母不许去妇之说
　　《韩诗外传》云：“孟子妻独居踞。孟子入户视之，白其母曰：‘妇无礼，请去之。’母曰：‘乃汝无礼也！’”礼不云乎：“将上堂，声必扬；将入户，视必下。”不掩人不备也。“於是孟子自责，不敢去妇。”余按：独居而踞，偶然事耳，教之可也，非有大过，岂得辄去！声扬，视下，亦谓朋友宾客闻耳，房帏之内安得事事责之！此盖後人之所附会，必非孟子之事。故亦不载。
　　【备览】“受业子思之门人。”（同上）
　　【附论】“孟子曰：‘予未得为孔子徒也，子私淑诸人也。’”（《孟子》）
　　△孟子无受业子思事
　　赵岐谓孟子亲师子思。王劭谓《史记》“人”字为衍。余按：孔子之卒下至孟子游齐，燕人畔时，一百六十有六年矣。伯鱼之卒在颜渊前，则孔手卒时子思当不下十岁。而孟子去齐後，居邹，之宋，之薛，之滕，为文公定井田复游於鲁而後归老，则孟子在齐时亦不过六十岁耳，即令子思享年八十，距孟子之生，尚三十馀年，孟子何由受业於子思乎！孟子云：“予未得为孔子徒也，予私淑诸人也。”若孟子亲受业於子思，则当明言其人，以见其传之有所自，何得但云“人”而已乎！由是言之，孟子必无受业於子思主事，《史记》之言是也。然孟子之学深远，恐不仅得之於一人，殆如孔子之无常师者然，故但云“私淑诸人”耳。
　　○适梁
　　“孟子见梁惠王，王曰：‘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对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义而已矣！’”
　　△宋人疑孟子见诸侯之误
　　叶大庆《考古质疑》云：“墨客王圣美少谒一达官，问圣美曰：‘尝读《孟子》否？’曰：‘都不晓其义。’问：‘不晓何义？’曰：‘从头不晓。孟子不见诸侯，何以见粱惠王？’其人愕然无对。此虽若戏笑之谈，匆遽中亦自难对。近见陈氏《新话》云：‘孟子之书有一言可万世行者，有言之今日而明日不可用者。孟子不见诸侯而见梁惠王，学者至今疑之。’大庆尝思而得之。孟子论去就之义，曰：‘迎之致敬以有礼，言将行其言也，则就之。’按：《史记魏世家》：‘惠王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某皆至。’然则孟子之见惠王非以其迎之致敬而有礼乎？”（原文甚繁，今删而果之如此）余按：孟子之见梁王无难解者，不知圣美何以不晓，达官何以无对？陈氏何以致疑，叶氏何以待思而後得也？孟子所谓不见诸侯者，谓草莽之士不屈身先容以求见诸侯耳，非谓终古不可与一见也。故曰：“庶人不传质为臣，不敢见於诸侯。”曰：“如不待其招而往，何哉？”曰：“段干木逾垣而辟之，泄柳闭门而不内，是皆已甚；迫，斯可以见矣。”语意甚明。岂容有不晓其义者！而乃纷纷疑之，议之，真吾所不晓也！若谓终古不可一见诸侯，则禹、皋陶何以儿尧、舜、伊尹何以见汤，太公何以见文王乎？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然则孟子之见时君皆当如是，不但於梁然也。即无史记之文，而孟子之为应聘而往亦无可疑者；但记书者止欲明先义後利之旨，不暇於未见之前一一铺叙，如今演义之文法耳。齐景公问政於孔子，卫灵公问陈於孔子，未问之前亦必有其相见之因，无关於义理，故不必一一而书之策也。今论者乃以是为疑，岂宋人沿唐旧习，喜奔竞，怪孟子不见诸侯之言而欲以其矛刺其盾乎？不然，如是读书，书无不可议者，无性乎陶渊明之“不求甚解”也！
　　△孟子救旧之旨
　　按：孟子先义後利之旨深切战国时人之病，要亦古今之通患也。三代以上，人皆尚义。逮春秋时，人渐重利；然尚有好义者，亦颇有假义者。至於战国，非惟人不好义，即假义者亦不可得。何者？人皆惟利是图，无所用於假义者也。人心一专於利，则但知有利而不知有义，且但知有己而不知有人，甚至但知有目前之利而不知有日後之害。以故列国之君惟务战争以辟土地，聚敛以充府库，其臣亦惟务逢君以取富贵，其闾巷之间亦惟事强凌弱，众暴寡以自利。此无他，皆好利之心驱之使至是也。是以战国之时生民涂炭，风俗颓敝，死於兵者动至一二十万，然则孟子此言诚救时之上策，亦千古之炯鉴也。故以此章冠七篇之首，而太史公读之亦深叹美之也。
　　△“利”非不可言
　　圣人何尝下言利！《易》曰“《乾》，元亨利贞”，曰“坤”，元亨，利牝马之贞曰“利建侯”，曰“利见大人”，曰“利涉大川”者不一而足，圣人何尝不教人以趋利而避害乎！但圣人所言，义中之利非义外之利，共有之利非独得之利，永远之利非一时之利，此其所以异也。故曰“见利思义”，曰“因民之所利而利之”，曰“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此以没世不忘也。”无如世俗之人惟利是图而不复顾义之是非，不但损人以利己也，为臣者且耗国以肥家，甚至贪一时之利而致酿终身之害者亦往往有之，可不谓大愚哉！孟子此言可谓深切著明，惜乎世人不之察也！
　　按：孟子与齐、梁、滕君问答之言，文繁不可悉载，而《孟子》乃人所共读，亦无庸悉载也，故但掇其要旨及有关於时事者次其先後，不备录也。
　　“梁惠王曰：‘晋国，天下莫强焉，叟之所知也。及寡人之身，东败於齐，长子死焉，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寡人耻之，愿此死者一洒之！如之何则可？’孟子对曰：‘地方百里而可以王。王如施仁政於民，省刑罚，薄税敛，深耕易耨，壮者以暇日修其孝悌忠信，入以事其父兄，出以事其长上，可使制梃以挞秦、楚之坚甲利兵矣！’”（同上）
　　【备览】“惠王数败於军旅，卑礼厚币以招贤者，邹衍、淳子髡、孟轲皆至梁。”（《史记魏世家》）
　　△孟子至粱在惠王後元之末
　　《史记》此文载於《魏世家》惠王三十五年；以《年表》考之，乃周显王之三十三年乙酉也。余按《史记》，惠王在位三十六年而卒；子襄王立，在位十六年卒。襄王元年，乃周显王三十五年丁亥，“与诸侯会徐州，相王也，追尊父惠王为王。”是丁亥以前梁未称王也。而孟子之见梁王，乃云“王何必曰利”，“王好战，请以战喻”，“王往而征之，夫谁与王敌，惠王果未称王，孟子何由预称之曰王乎？又按《史记》，粱予秦河两地在襄王五年，尽入上郡於秦在襄王七年，楚败魏襄陵在襄王十二年，皆惠王身後事。”而惠王之告孟子乃云“西丧地於秦七百里，南辱於楚”，未来之事，惠王何由预知之而预言之乎？按：杜预《左传後序》云：“古书《纪年篇》，惠王三十六年改元；从一年始，至十六年而称‘惠成王卒。’即惠王也。疑《史记》误分惠成之世以为後王年也，”然则《史记》所称“会徐州相王”者即惠王，非襄王矣；所称襄王之元年即惠王之後元年，而予河西，入上郡，败於襄陵皆惠王时事，非襄王时事矣。盖惠王本称魏侯，既僭称王，则是年乃称王之始年，故不称三十七年而称元年。《史记》不知惠王改元之故，但见其於三十六年之後又书元年，遂误以为襄王之元年耳。然则孟子之至梁不在惠王三十五年而在後元十二年襄陵既败之後，则孟子与惠王之所云者无一语不符矣。孟子与齐宣问答甚多而与梁惠殊少，在梁亦无他事，则孟子居梁盖不久也。然犹及见襄王而後去，则孟子之至梁当在惠王之卒前一二年，辛丑壬寅两岁之中，於《年表》，则周慎靓王之元年二年也。《史记》所云，非是。说并见後《襄王条》下。
　　“孟子见梁襄王，出语人曰：‘望之不似人君，就之而不见所畏焉。’”卒然问曰：“天下恶平定？”吾对曰：“定於一。”“孰能一之？”对曰：“不嗜杀人者能一之。”（《孟子》）
　　△《纪年》“今王”即襄王
　　《史记》，梁惠王三十六年卒，子襄王立；十六年卒，子哀王立。《竹书纪年》，梁惠王立三十六年改元，又十六年而卒；其後称为“今王”，至二十年而其书止。杜氏《左传後序》谓：“《史记》误分惠成（即惠王）之世以为後王之年。哀王二十三年乃卒，故特不称谥，谓之‘今王’。”余按：杜氏以《史记》襄王之年为惠王後元之年，是已；至谓《竹书》之“今王”为哀王而无襄王，则非也。《孟子》书称“见梁襄王”，孟子门人记此书者皆当时目睹之人，不容误哀为襄，则是梁固有襄王也。《世本》称“惠王生襄王，襄王生昭王”则是梁有襄王，无哀王也。襄、哀二字，其形相似，盖有误书襄王为哀王者，《史记》因疑梁有襄、哀两王；又不知惠王之改元，故误以惠王後元之十六年为襄王之年，以襄王之二十三年为哀王之年耳。然则《纪年》之所谓今王即《孟子》所记之襄王，不得以为哀王也。说并见前《惠王条》下。
　　【附录】“周霄问曰：‘古之君子仕乎？’孟子曰：仕。传曰：‘孔子三月无君则皇皇如也。出疆必载质。’公明仪曰：‘古之人三月无君则吊’……‘晋国，亦仕国也，未尝闻仕如此其急。仕如此其急也，君子之难仕，何也？’曰：‘丈夫生而愿为之有室；女子生而愿为之有家。父母之心，人皆有之。不待父母之命媒妁之言，钅赞穴隙相窥，逾墙相从，则父母国人皆贱之。古之人未尝不欲仕也，又恶又由其道。不由其道而往者，与钅赞穴隙之类也。’”
　　△孟子在梁未仕
　　按：孟子尝见梁惠王，惠王自谓“晋国天下莫强”，则当战国之初犹皆以韩、赵、魏为晋国也。孟子未尝至韩与赵，则霄此言在孟子居梁之时无疑；所谓“晋国”，即指梁而言也。观霄以“难仕”疑孟子，则孟子在梁但如宾客然，未尝受其爵禄，观孟子“钻穴，逾墙”之喻，则当时求仕者率有所因缘而得之，孟子则必待人君之自知之而自任之，不肯效当时游士之所为也。故《史记》於齐称“游事齐宣王”，而於梁则但称“梁”，盖并客卿亦未尝受之矣。学者不可不分别观之也。
　　○游齐上
　　“齐宣王问曰：‘齐桓、晋文之事可得闻乎？’孟子对曰：‘仲尼之徒无道桓、文之事者，是以後世无传焉；臣未之闻也。无以，则王乎！’曰：‘德何如则可以王矣？曰：‘保民而王，莫之能御也。……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於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盒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八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弟之义，颁白者不负戴於道路矣。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
　　△孟子至齐在至梁之後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道既通，游事齐宣王，宣王不能用；梁，梁惠王不果所言，则见以为迂远而阔於事情。”是谓至齐在至梁之前也。余按：《孟子梁惠王篇》皆以时之先後为序，而至梁在篇首，见襄王後乃次之以齐宣，则是见梁惠在先，见齐宣在後也。即以《史记》之文论之，周显王三十三年乙酉，孟子至梁，後二十三年齐始取燕，当是时梁惠王卒已久矣，然则孟子去齐以後必无复有粱之事。故今次至齐於至梁之後。
　　△孟子不拿周室之故
　　说者谓孔子修《春秋》，尊周室，而孟子劝齐、梁行王政，为有悖於孔子之旨。以余考之，不然。《史记赵世家》：“成侯七年，与韩攻周；八年，分周以为两。”以《周本纪》计之，则显王二年也。盖周之东迁，晋、郑焉依，故令虽不行於天下而犹足以立国。烈王元年，韩灭郑，六年，赵成侯、韩共侯迁晋桓公於屯留，（语本《竹书纪年》，与《史记》文小异）晋、郑既亡，周孤立无所依，故韩、赵得分之。（自晋亡至此，凡四年）然则显王之世已失其国，无复尺土一民之为己有矣。是以《战国策》中所记周事但有西周君、东周君，而无一语及王；且云“东周与西周争”，“东周与西周战”，然则东、西二周亦判然为两国，而周王特寄食於其间，乃欲於此时责天下以尊周，亦不情之至矣！《史记周本纪》：“显王五年，贺秦献公；二十六年，致伯於秦孝公；三十三年，贺秦惠王。”如小国之事大国者然。盖诸侯惟秦史尚存，故司马氏得以据而记之。其於三晋、齐、楚，当亦类是。然则周於是时固已降同诸侯，但其名差异耳。至三十五年，诸侯会徐州以相王，则并其名亦无异於列国。故《传》曰：“成王定鼎於郏辱阝，卜世三十，卜年七百。”孟子曰：“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然则自此以後，已不在卜年之数之内，周礼亦无复有存者，是以孟子欲得王者以安天下，不得以孔子之所为责孟子也。孟子曰：“春秋无义战，彼善於此则有之矣。征者，上伐下也；敌国不相征也。”又曰：“天子讨而不伐；诸侯伐而不讨。五霸者，搂诸侯以伐诸侯者也。”由斯以观，使孟子生春秋之世亦必尊周室无疑矣。孟子曰：“禹、稷、颜回同道。”又曰：“禹、稷、颜子易地则皆然．”其於曾子、子思之去与留亦云。是故，孔子之德非孟子之所及，若尊周与不尊周则圣人所处之时势不同，非其道之异也。学者考古不详而妄议圣人，余甚不敢。故今考其前後而备论之。
　　△孟子之王政
　　孟子何为以“王”说齐宣也？古之圣王皆非有心於王天下也，德盛化行，人自归之；非齐王所及也。顾战国之时，民困已极，孟子急欲救之，故以王歆动齐王之心，使勉为保民之事耳。何以有“恒产，恒心”之论也？圣人之治天下，非但养之也，亦将以教之。故舜命弃播百谷，即命契敷五教，所以“无饥”之後必继之以“庠序之教”也。申以孝弟之义，何以言颁白者之不负戴也？古之所谓“弟”者，非惟事兄也，亦将以事老也。故契致以人伦而曰：“长幼有序。”孔子曰：“入则孝，出则弟。”若惟事兄而已，当云入则弟，不当云出则弟矣。
　　△孟子救世苦衷
　　按：人君抚有一国，当先自正其身心，不溺於私欲；至於淫声，荡人心志，尤所当痛绝者。乃齐王好货，好色，孟子不匡其失，而但以为“与民同之”即可以王；齐王好世俗之乐，而孟子以为“今之乐由古之乐”，此何说乎？无他，战国之时生民涂炭，孟子目击其艰，急欲拯於水火之中，而是时大国之君惟齐宣犹足用为善，齐宣所好又非旦夕所能改者，故不得已而为此言，冀其或能行仁政耳。此孟子救世之苦衷，非正论也。读《孟子》者当以意逆志，不可执词以害其意，亦不得以是轻议孟子也。故今皆不载，并识其说於此。
　　“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王无亲臣矣！昔者所进，今日不知其亡也。’王曰：‘吾何以识其不才而舍之？’曰：‘国君进贤如不得已，将使卑逾尊，疏逾戚，可不慎与！左右皆曰贤，末可也。诸大夫皆曰贤，未可也。国人皆曰贤，然後察之；见贤焉，然後用之。左右皆曰不可，勿听。诸大夫皆曰不可，勿听。国人皆曰不可，然後察之；见不可焉，然後去之。’”
　　△孟子用人之说与齐大夫
　　按，治国莫要於用人，不得其人则虽善政亦不能行，故周公有《立政》之篇，孔子有“人存政举”之对。《孟子》此章实治国之要术，故今载於《保民章》之後；至是而王道全矣。虽然，孟子此言特为齐王言之耳。左右之言不可信，固也；诸大夫多矣，何以其言犹皆不可信而必访诸国人，而又以身察之？人主之劳，何至於是？尧、舜，大圣人也，然其命官也，不过咨於四岳，访於廷臣而已，皆得其人，建大功於天下。亦非惟圣帝哲王然也，齐桓公听鲍叔之荐而相管仲，晋文公听赵衰之荐而用却谷、栾枝、先轸，皆能治其国而霸诸侯。而孟子乃为是言者何哉？盖齐之廷臣不肖者多而贤者少，惟诸大夫之言是听则必有夤缘权幸以求进身者。观於王、陈贾，齐之大夫可知矣。观於《牵牛章》中，肥甘、轻暖、采色、声音、便嬖，王之诸臣皆足以供之大夫之逢迎其君者不乏人矣。观於王至公行氏有进而与言者，有就其位而与言者，庶僚之奔走於大夫之前者亦不乏人矣。如是而欲资大夫之荐引，安能得贤士而用之！其必至於蠹国害民者势也。虽有即墨大夫而无如毁之者之多，虽有阿大夫而无如誉之者之众，齐之往事概可见矣！故凡人主处休明之世，俊杰盈廷，政事修举，则不必过为其烦；若不幸值废弛之後，朝多幸位，阿谀成风，非大振乾纲，广开耳目，不足以起其衰而革其弊。孟子此言诚拨乱反治之良策也夫！
　　△以必阝恤之战证孟子用人之说
　　吾读《春秋传》至晋、楚必阝之战而知晋政之衰也。必阝之役晋师何以败也？曰：晋之军帅不和，既不量力而辄济河，又不设备，故败。曰：固也，然犹非其本也。《传》曰：“晋魏求公族，未得。”又曰：“赵旃求卿，未得。”卿大夫岂可求者乎！盖有求而得者，与夫不求而遂不能得者，是以人竞於求；若得者皆不因於求，则无复有求之者矣。文公之世，赵衰荐为元帅，岂尝求之乎！胥臣荐缺之贤而文公以为下军大夫，缺亦未尝求也。亦非但不求也，文公以赵衰为卿而衰让於栾枝、先轸，且以己所得者让之於人矣。无怪乎所用皆贤，一战而遂霸也。且凡求进用者非逢迎则贿赂。逢迎贿赂而得为卿大夫，其人必不肯以报国安民为事；逢迎贿赂而後得为卿大夫，则贤才必无由而进。虽文、襄之泽未衰，晋卿大夫之中非无贤者，顾贤者少而不肖者多，则贤者亦不得展其用，是以事权不一，在国则无以抚其民，在军则无以胜厥敌也。若果能如孟子之言，见贤然後用之，岂复有求之者！吾故观於城濮与必阝之事而益信孟子言之可为世鉴也。
　　【附录】“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孟子曰：‘何以异於人哉！尧、舜与人同耳。’”
　　△齐王悦服孟子
　　观此文，则齐王於孟子可谓心慌诚服矣。《梁惠王》、《公孙丑》两篇叙孟子事，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其见於他篇者，无可考其先後，故皆因事而附录之。
　　孟子将朝王，王使人来曰：‘寡人如就见者也；有寒疾，不可以风。朝将视朝，不识可使寡人得见乎？’对曰：‘不幸而有疾，不能造朝。’明日，出吊於东郭氏。公孙丑曰：‘昔者辞以病，今日吊，或者不可乎？’曰：‘昔者疾，今日愈，如之何不吊！’王使人问疾，医来，孟仲子对曰：‘昔者有王命，有采薪之忧，不能造朝。今病小愈，趋造於朝。我不识能至否乎？’使数人要於路，曰：‘请必无归而造於朝！’不得已而之景丑氏宿焉。景子曰：‘内则父子，外则君臣，人之大伦也。父子主恩；君臣主敬。丑见王之敬子也，未见所以敬王也。’曰：‘恶，是何言也！齐人无以仁义与王言者，岂以仁义为不美也，其心曰“是何足与言仁义也”云尔；则不敬莫大乎是。我非尧、舜之道不敢以陈於王前，故齐人莫如我敬王也。’景子曰：否，非此之谓也。礼曰：“父召，无诺；君命召，不俟驾。”固将朝也，闻王命而遂不果，宜与夫礼若不相似然。岂谓是与！曾子曰：“晋、楚之富，不可及也。彼以其富，我以吾仁；彼以其爵，我以吾义；吾何慊乎哉！”大岂不义而曾子言之，是或一道也。天下有达尊三：爵一，齿一，德一。朝廷莫如爵，乡党莫如齿，辅世长民莫如德。恶得有其一以慢其二哉！故将大有为之君必有所不召之臣，欲有谋焉则就之；其尊德乐道不如是，不足与有为也。
　　△客卿舆居官（一）
　　天子诸侯之视朝也皆有定期，此何以称孟子将朝，又何以齐王不知孟子之将朝而使人召之？盖孟子之在齐乃客卿也，与居官任职者不同。战国之世，凡客游於诸侯之国者，朝皆未有定日，欲朝则往朝耳。故《史记》云“游事齐宣王”，言游事，以别於居官任职者也。是以孟子将朝而齐王犹不知而使人召之也，此盖当时风气如是，非但孟子然也。但在他人闻王之召则疾趋而赴之，惟孟子不欲因召而往耳。若果居官任职，岂容如是！观此章之文，及後《氐{圭黾}》、《不受禄》两章，孟子在齐所处之时势可知矣。
　　“孟子之平陆，谓其大夫曰：‘子之持戟之士日而三失伍，则去之否乎？’曰：‘不待三。’‘然则子之失伍也亦多矣！凶年饥岁，子之民老羸转於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曰：‘此非距心之所得为也。’曰：‘今有受人之牛羊而为之牧之者，则必为之求牧与刍矣。求牧与刍而不得，则反诸其人乎？抑亦立而视其死与？’曰：‘此则距心之罪也！’他日见於王，曰：‘王之为都者臣知五人焉，知其罪者惟孔距心。’为王诵之。王曰：‘此则寡人之罪也！’”
　　△《平陆章》见齐君臣之美
　　此章，孟子责孔距心之罪，宣王亦自引咎，人莫不谓齐大夫之旷职而齐王之大致矣；然吾读之而犹觉齐君臣之殊不易得也。距心诚为旷职，然其心犹知恤民，其言犹知引咎，初未尝剥民之膏脂以自奉，盗君之仓库以自肥，亦未尝自矜其能而归咎於岁也。齐王诚为失政，然犹自知其过，未尝怙终而拂谏也。是其国事尚未大坏。是以宣王虽不能辟土地，朝秦、楚，而犹能保其国；至於闵王，为燕所灭，止守莒、即墨二邑，而其臣民犹知发愤距敌，卒尽复其旧土；直至王建之世，秦灭三晋、燕、楚之後，力不能敌而後国亡。孔子言“观过知仁”，吾故读《平陆》一章而知齐之犹能自固也。唐、宋之季，世远书缺，吾不知其详矣；若明季之事，则吾乡前辈之所记载尚可考而知之。崇祯十二三年，大名大荒，不惟转且散也，甚至於人相食。然上之所免赋税，道府皆匿不下行，仍使州县催征而与之均分之，民之饥寒朴责而死者累累。此其视孔距心何如也？民之困至是极矣，然庄烈帝皆不之知，惟知任用奸邪，俾得互相蒙蔽，有直言时事者必致之罪，直至城破之时犹自谓非亡国之君。其视齐宣又何如也？所以自成、献忠乌合之众本不难於剿灭，乃至一府则一府归之，至一县则一县归之，求其如齐而不可得。无他，其人心风俗已坏故也。由是言之，齐之君臣尚有可取，是以孟子谓王“犹足为善”而不忍去齐也。
　　“孟子谓氐{圭黾}曰：‘子之辞灵丘而请士师，似也，为其可以言也。今既数月矣未可以言与？’氐{圭黾}谏於王而不用，致为臣而去。齐人曰：‘所以为氐{圭黾}则善矣，所以自为则吾不知也。’公都子以告。曰：‘吾闻之也，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言责者不得其言则去。我无官守，我无言责也，则吾进退岂不绰绰然有馀裕哉！’”
　　△客卿与居官（二）
　　观此章，孟子自言无官守，无言责，则孟子在齐乃客卿，非居官受职者明矣。盖战国之士游於邻国者多，虽不受职，苟为时君所礼，亦畀以爵，《战国策》所谓“魏王使客将军辛垣衍行入邯郸”者是也。说并详前《将朝王章》及後《不受禄》章。
　　【附录】“孟子为卿於齐，出吊於滕。王使盖大夫王为辅行。王朝暮见，反齐、滕之路未尝与之言行事也。”
　　【附录】“公行子有子之丧，右师往吊。入门，有进而与有师言者，有就右师之位而与右师言者。孟子不与右师言。”
　　△王敬孟子
　　按：王，齐王之宠臣，恃宠而骄，常也；然乃朝暮见焉，虽不与言行事而不改，是何其敬孟子乃尔？以宣王之敬孟子故也。然则宣王亦战国之英主，未尝不知孟子之贤，但不能用孟子之言耳。故孟子曰“王犹足用为善”也。公行氏之事不知在何时；因与吊滕之事略同，故因类而次之。
　　“孟子自齐葬於鲁。反於齐，止於嬴，充虞请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严，虞不敢请。今愿窃有请也，木若以美然。’曰：‘古者棺椁无度。中古棺七寸，椁称之，自天子达於庶人。非直为观美也，然後尽於人心。不得不可以为悦，无财不可以为悦；得之为有财，古之人皆用之，吾何为独不然！且比化者无使土亲肤，於人心独无忄交乎！吾闻之也，君子不以天下俭其亲。’”（以上并《孟子》）
　　【存参】“或曰：孟子，鲁公族孟系之後，故孟子仕於齐，丧母而归葬於鲁也。”（赵岐《孟子题词》）
　　○游齐下
　　“齐人伐燕。或问曰：‘劝齐伐燕，有诸？’曰：‘末也。沈同问燕可伐与，吾应之曰可，彼然而伐之也。彼如曰孰可以伐之，则将应之曰为天吏则可以伐之。今有杀人者，或问之曰人可杀与，则将应之曰可。彼如曰孰可以杀之，则将应之曰为士师则可以杀之。今以燕伐燕，何为劝之哉！’”
　　“齐人伐燕，胜之。宣王问曰：‘或谓寡人勿取，或谓寡人取之。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五旬而举之，人力不至於此。不取，必有天殃。取之何如？’孟子对曰：‘取之而燕民悦，则取之──古之人有行之者，武王是也。取之而燕民不悦，则勿取──古之人有行之者，文王是也。以万乘之国伐万乘之国，箪食壶浆以迎王师，岂有他哉，避水火也。如水益深，如火益热，亦运而已矣。’”
　　△《国策》记齐伐燕事失孟子意
　　《战国策》云：“燕人恫怨，百姓离意，孟某谓齐宣王曰：‘今伐燕，此文、武之时，不可失也！’王因令章子将五都之兵以因北地之众以伐燕。《史记燕世家》采之。余按：此即《孟子》书中所载沈同之问，而或以为劝齐伐燕之事，孟子固已辨其非矣。至所称‘文、武’云者，即《胜燕章》孟子引文王、武王以告宣王之语而失其意者。孟子方以燕民之悦不悦决之，何尝以为时不可失乎！嗟乎，《孟子》一书幸而犹存，故今得以号而知之，外此若信陵、平原、廉颇、乐毅、虞卿、鲁仲连之属，其人未尝著书？或其书已亡，无可据以证《史记》之是非者，学者必谓《史记》之得其实，然则古人之受诬於後世者岂可胜道战！吾愿世之文人学士毋据断简残篇传闻之词而轻责古人也。”
　　“齐人伐燕，取之。诸侯将谋救燕。宣王曰：‘诸侯多谋伐寡人者，何以待之？’孟子对曰：‘臣闻七十里为政於天下者，汤是也；未闻以千里畏人者也！……今燕虐其民，王往而征之，民以为将拯己於水火之中也，箪食壶浆以迎王师。若杀其父兄，系累其子弟，毁其宗庙，迁其重器，如之何其可也！天下固畏齐之强也；又倍地而不行仁政，是动天下之兵也。王速出令，反其旄倪，止其重器，谋於燕众，置君而後去之，则犹叮及止也！’”
　　“燕人畔。王曰：‘吾甚惭於孟子！’”（以上并《孟子》）
　　△伐燕为齐宣王事
　　齐之取燕，《史记六国年表》在周赧王元年，於齐为王之十年。《燕世家》亦以为王，而《齐世家》无之。苏子由《古史》据《史记年表》文，断以为齐王。陈氏《新话》从之，而谓《孟子》书为其徒所记，以故致误。惟叶氏大庆《考古质疑》据《战国策》之文，谓齐宣用苏代使於燕，代激燕王厚任子之，燕国大乱；储子谓齐宣王“因而赴之，破燕必矣。”皆称宣王，与《孟子》合，是矣。然吾犹惜其论未尽，而疑《史记》之不应有误之犹未免於过也。按：《孟子》书中与宣王问答有明文者凡一十四章，而绝无与王问答之事。记此书者不过万章、公孙丑之属，皆尝从孟子在齐目睹此事者，必无以王之事无故移之宣王之理。由是言之，《孟子》之不误无可疑者。《史记魏世家》称惠王三十五年而孟子至梁，《孟子列传》又谓孟子先至齐而後梁。自粱惠王三十五年下至齐取燕之岁凡二十有三年。如是，则孟子去齐已久矣，何由得见取燕之事！由是言之，《史记》之有误亦无可疑者，盖自陈恒得政以来，凡十二代而灭，故《庄子》云：“田成子杀齐君，十二代而有齐国。”《鬼谷子》亦云然。而《史记》止有成子恒、襄子盘、庄子白、太公和、桓公午、威王婴齐、宣王辟疆、王地、襄王法章，及王建十代；其悼子、田侯剡二代皆遗之；又误以桓公为在位六年，是以威、宣两代移前二十二年，而取燕遂当王世耳。《索隐》云：“《纪年》，齐康公二十二年，田侯剡立，”又云：“《纪年》，梁惠王十三年，当齐桓公十八年，後威王始见，则桓公十九年而卒。”据此，则齐威立於周显王之十二三年。以《史记》之年递推而下之，取燕正在齐宣之六七年，非王时事矣。故以《纪年》为据，则《孟子》、《庄子》、《战国策》、《鬼谷子》之言皆合；若以《史记》为据，则此四书无一合者。而宋人乃欲据《史记》以驳《孟子》，其亦异矣！司马温公《通鉴》从《孟子》，以伐燕为宣王时，是矣；然以“取燕”、“燕畔”为一年事，在宣王十九年，数月而王立，亦於事理未合。讲章家解《孟子》者又以取燕为宣王事，燕畔为王事，而云“《燕人畔章》但称‘王曰’者，王生而未有谥也”，其说尤谬。夫不听孟子言而取燕者既为宣王矣，燕人之畔，王何惭於孟子乎？此无他，皆由未尝深考战国时事，不知《史记》之移威、宣两代於前二十馀年，是以委曲求全其说而卒不能合也。故今《取燕》、《燕畔》数章，并依《孟子》、《国策》、《纪年》之文载之宣王之世。
　　【附录】“齐饥。陈臻曰：‘国人皆以夫子将复为发棠；殆不可复。’孟子曰：‘是为冯妇也！晋人有冯妇者，善搏虎；卒为善士。则之野，有众逐虎，虎负，莫之敢撄，望见冯妇，趋而迎之。冯妇攘臂下车。众皆悦之。其为士者笑之。’”
　　此事未知何时，然揆其理势当在将去齐之前，故附录於此。
　　“孟子致为臣而归。王就见孟子，曰：‘前日愿见而不可得，得侍同朝甚喜；今又弃寡人而归，不识可以继此而得见乎？’对曰：‘不敢请耳，固所愿也！’他日，王谓时子曰：‘我欲中国而授孟子室，养弟子以万钟，使诸大夫国人皆有所矜式，子盍为我言之？’时子因陈子而以告孟子。陈子以时子之言告孟子。孟子曰：‘然，夫时子恶知其不可也！如使予欲富，辞十万而受万，是为欲富乎！’”
　　“孟子去齐，宿於昼。有欲为王留行者，坐而言；不应，隐几而卧。”
　　“孟子去齐。尹士语人曰：‘不识王之不可以为汤、武，则是不明也。识其不可，然且至，则是干泽也。千里而见王，不遇故去，三宿而後出昼，是何濡滞也？士则兹不悦。’高子以告。曰：‘夫尹士恶知予哉！千里而见王，是予所欲也。不遇故去，岂予所欲哉，予不得已也！予三宿而出昼，於予心犹以为速，王庶几改之。王如改诸，则必反予。夫出昼而王不子追也，予然後浩然有归志。予虽然，岂舍王哉！王由足用为善。王如用予，则岂徒齐民安，天下之民举安。王庶几改之，予日望之！’”
　　△孟子去齐之故
　　按：孟子去齐之故，《致为臣章》不言所以；《宿昼章》虽有“不及子思”一语，而亦未明其所以然；至此章始详言其故。盖孟子之至齐，无他，不过欲救民於水火之中耳。而战国之君多不足与有为，幸而齐宣犹足用为善，是以孟子恋恋而不忍遽去也。“庶几改之”，必有一事孟子言之而宣王不从者。不从，则不能行仁政。不行仁政，则不能救民於水火之中，孟子虽在齐，何益！且孟子之去齐，齐王何尝不留孟子。授室中国，养以万钟，齐王之意渥矣；然非孟子之所望於王者也。王不能改，虽万钟何加焉！王自留之，不可；代王留行，岂有益乎！欲及子思，惟有劝王改过而已。观此章，然後知孟子之所以去齐与其所以不遽去齐皆非苟然者，学者不可以不察也。然尹士亦当时贤人，其所讥刺皆近於理，非若淳子髡辈漫然而妄议者，但未识孟子救世之苦心耳。观其闻孟子之言而即自谓为“小人”，则其人亦非易及者矣。
　　【附论】“孟子去齐，充虞路问曰：‘夫子若有不豫色然。前日虞闻诸夫子，曰：‘君子不怨天，不尤人。’曰：‘彼一时，此一时也。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其间必有名世者。由周而来七百有馀岁矣，以其数则过矣，以其时考之则可矣。夫天未欲平治天下也，如欲平治天下，当今之世舍我其谁也！吾何为不豫哉！’”
　　△孟子心事
　　此章乃孟子自明其心事。前章虽言去齐之故，然特为齐王言之；此乃圣贤平治天下之素志也。盖圣贤之生於世，非徒自淑其身而已，必将使天下皆登於衽席也。自周之衰，王者不作，百姓之涂炭极矣，必使唐、虞、三代复见於今日而後足遂圣贤之心。然秦、楚、韩、赵之君未有可以行王政者，惟齐宣犹足用为善而国势亦足以有为，然竟不能有所遇而卒去之，此孟子之所以不乐也。乃後世说者犹以孟子之劝齐、梁行王政为讥。嗟夫，使孟子不劝齐、梁以行王政；终老於邹可矣，胡为乎日出入於风尘马足之间而不惮其烦也！
　　【附论】“孟子去齐。居休，公孙丑问曰：‘仕而不受禄，古之道乎？’曰：‘非也。於崇吾得见王，退而有去志，不欲变，故不受也。继而有师命，不可以请。久於齐，非我志也。’”
　　△孟子不受齐采邑
　　按：前章云“孟子为卿於齐”，而公孙丑云“仕而不受禄”。孟子既为卿，何以不受禄？既不受禄，又何以自瞻乎？盖古者卿大夫之禄皆以邑，若他国之大夫居是邦者则致馈遗饩牵，《春秋传》所谓“秦钅咸与楚比齿”者是也；士之游是邦者则馈以粟帛，《孟子》所谓“君馈之则受之”者是也。孟子既见齐王，知其不能行道，故不受其采邑以为久居之计；齐王虽授以卿之位而初无卿之职，是以朝王无定期，而孟子亦自谓“无官守，无言责”也。合此三章观之，则孟子所处之时势了然可见。然则孟子在齐正与孔子“际可之仕”相类，故曰“所就三，所去三”也。
　　【附论】“孟子曰：‘无惑乎王之不智也！虽有天下易生之物也，一日暴之，十日寒之，未有能生者也。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吾如有萌焉何哉！’”
　　△齐宣王胜人三事
　　按：孟子称齐王犹足用为善，宣王之胜人者何在乎？盖有三焉。孟子言“无已则王”。宣王即问“德何如则可以王”。孟子言“保民而王”宣王即问“寡人可以保民乎哉”。是其有志向善，不囿於世俗之说，胜於人者一也。孟子论交邻国，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勇”孟子论行王政，王曰“寡人有疾，寡人好货，寡人好色”。燕人畔，则王惭於孟子。告以孔距心之事，则王以为己罪。是其有过而能自知，又不自讳，胜於人者二也。储子曰“王使人瞰夫子，果有以异於人乎”，是其心中深服孟子之贤，以为伊、吕之俦。王，王之宠臣也，吊滕之役，朝暮见焉，非惟不敢恃宠而骄孟子，且欲承奉孟子以冀得其欢心，无他，知王之敬孟子故也。使宣王如鲁平公者，何难为臧仓之所为。胜於人者三也。战国之君，如宣王者盖不可多得矣，是以孟子以为足用为善，已宿於昼而犹不忍去也。然而卒无成者，何也？在廷之臣罕有贤者，故闻孟子之言则好之，与他人燕处而不见孟子则忘之而不复有远志，惟徇己之嗜欲而已。故孟子曰“吾见亦罕矣，吾退而寒之者至矣”，孟子盖深惜之也。
　　●卷下
　　○由宋归邹，之滕，至鲁
　　“滕文公为世子，将之楚，过宋而见孟子。孟子道性善，言必称尧、舜。世子自楚反，复见孟子。孟子曰：世子疑吾言乎？夫道，一而已矣！……今滕绝长补短，将五十里也，犹可以为善国。《书》曰：‘若药不瞑眩，厥疾不瘳。’”（《孟子》）
　　此孟子去齐以後居宋时事，故次之於此。
　　【附录】“孟子谓戴不胜曰：‘子欲子之王之善与？我明告子！……子谓薛居州善士也，使之居於王所。在於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在王所者，长幼卑尊皆薛居州也，王谁与为不善！一薛居州，独如宋王何！’”
　　孟子在宋不载有他事。不胜，宋大夫也，故附录此章於此。万章、盈之之间亦当在此时，可类推也。
　　“邹与鲁。穆公问曰：‘吾有司死者三十三人，而民莫之死也。诛之，则不可胜诛。不诛，则疾视其长上之死而不救。如之何则可也？’孟子对曰：‘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而君之仓廪实，府库充，有司莫以告，是上慢而残下也。’曾子曰：‘戒之！戒之！出乎尔者，反乎尔者也。夫民，今而後得反之也，君无尤焉。君行仁政，斯民亲其上，死其长矣。’”
　　此孟子居邹事，当在去宋之後，至膝之前。但未知与然友之间孰为先後，姑次之於此。
　　△邹有司犹为贤
　　此章发明上下之间出尔反尔之义最为深切，民之死与散也，有司不之恤也，曰非我也，岁也。有司之死於鲁也，民亦不之恤也，曰非我也，鲁也。曾子之言真千古之炯鉴，甚矣仁政之不可不行也！虽然，吾读此章而叹邹有司之犹为贤也。何者？君之仓廪实，有司不之盗也；君之府库充，有司不之窃也，贤何如之！有司之过，惟不告民隐耳；然较世之以民隐告於君，请君赈以钱粟，不以与民而但以饱己之贪橐者，其贤奚啻数倍！故曰邹有司之犹为贤也。是以孟子劝穆公以行仁政即可以致亲上死长之美。若有司如後世之贫吏，虽君行仁政，惠断不能及民，甚至仁政反为弊政者有之；势必尽罢诸有司，别易以贤人，然後能施仁政於民。以是知邹有司之犹为贤也。是以有司虽死於战而国不危，及齐失国而邹犹能自保也。
　　【附录】“滕定公薨，世子谓然友曰：‘昔者孟子尝与我言於宋，於心终不忘。今也不幸，至於大故；吾欲使子问於孟子，然後行事。’然友之邹，问於孟子。孟子曰：‘不亦善乎！亲丧，固所自尽也。’曾子曰：‘生，事之以礼，祭之以礼，可谓孝矣。’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饣千粥之食，自天子达於庶人，三代共之。’然友反命，定为三年之丧。父兄百官皆不欲，曰：‘吾宗国鲁先君莫之行，吾先君亦莫之行也；至於子之身而反之，不可！’且志曰：‘丧祭从先祖。’曰：‘吾有所爱之也。’谓然友曰：‘吾他日未尝学问好驰马试剑，今也父兄百官不我足也，恐其不能尽於大事。子为我问孟子。’然友复之邹问孟子。孟子曰：‘然，不可以他求者也。’孔子曰：‘君薨，听於冢宰，ヱ粥，面深墨，即位而哭，百官有司莫敢不哀，先之也。上有好者，下必有甚焉者矣。君子之德，风也；小人之德，草也。草上之风必偃。是在世子！’然友反命，世子曰：‘然，是诚在我！五月居庐，未有命戒，百官族人，可谓曰知。及至葬，四方来观之。颜色之戚，哭泣之哀，吊者大悦。’”
　　此与邹、鲁之未知孰为先後，姑附录於此。
　　“滕文公问为国。”
　　△滕文公间在即位後
　　朱子谓“文公以礼聘孟子，故孟子至滕而文公问之”，然则此事当在文公即位以後。孟子由邹至滕，故《梁惠王下篇》文公三问皆《邹与鲁章》之後也。
　　孟子曰：“民事不可缓也。《诗》曰：‘昼尔於茅；宵尔索。亟其乘屋，其始播百！’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僻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後从而刑之，是罔民也。焉有仁人在位，罔民而可为也！”
　　△先养後教
　　治国之事多端，要莫重於教养；然必先养然後能教，是以《虞书》命稷之文先於命契，故以农事为最急也。“民事”，即农事也。民莫众於农，故以农事为民事。引《七月》诗者，所以证其不可缓。“无恒产”云云者，所以明其不可缓之故。衣食不足，且将肆意妄行，陷於刑辟，况望其人伦明而小民亲乎！故孟子之告齐、梁，亦於树桑授田之後始继之以庠序之教也。故“民事不可缓”一句神气已直注於“人伦明於上”二句，养之即所以为教之地，非分教养为二事也。
　　是故贤君必恭，俭──礼下，取於民有制。阳货曰：“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
　　△取民有制
　　“礼下”者，所以待臣；“取民有制”者，所以恤民；兼言之者，贤君於此二端不可偏废者也。下文但言有制不复言礼下者，“恭”者文公已能之，故孟子不必更告之也。有制必先之以“俭”者，取民之多由於用度之奢，奢则不足於用，虽欲寡取之而不能也。“取民有制”，一句乃一章之纲领。自“夏后氏”以下至“虽周亦助”，详言取民之制。取民有制，然後能以庠序学校教民而使之明且亲也。引阳货之言者，所以明取民之不可过也。取民无制则富而不仁，取民有制则仁而不富；二者不可兼，故宁舍富而不可失仁也。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藉也。
　　△乡遂取民之制
　　此承上“取民有制”句遂言乡遂取民之制也。乡遂者，君所自取於民者也，上下之情易通，故不患其法之弊也，惟患其取之多。什一，则取之得其正矣；无论贡、助、彻，皆可行也。
　　龙子曰：“治地莫善於助，莫不善於贡。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戾，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ツツ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夫世禄，滕固行之矣。《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惟助为有公田；由此观之，虽周亦助也。
　　△都鄙取民之制
　　此因上言乡遂取民之制遂言都鄙取民之制也。都鄙者，卿大夫之有世禄采邑者所取於民者也，非惟患所取之多也，尤患其法之弊，故必用助然後得其平也。使滕不行世禄，则助不助无大损益也。世禄，滕固行之，安可以不用助；岂谓周人百亩而彻不用助乎？试观《大田》之诗，周人世禄诗也，而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彻则通力合作，计亩均分，安得有所谓公田者，惟助为有公田耳，然则虽周之世禄亦未尝不用助也。大抵龙子之言即为世禄而发，故引之以见都鄙之当用助也。
　　△乡遂用彻，都鄙用助
　　朱子《集注》云：“周时，一夫授田百亩。乡遂用贯法，十夫有沟；都鄙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余按：谓乡遂十夫有沟，是也，谓用贡法则不合；谓都鄙用助法，是也，谓通力而作，计亩而分，则混助於彻。余欲易其文云：“乡遂用彻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都鄙用助法，中百亩为公田，外八区为私田。”庶为分明易晓。说已详见《经界通考》中，兹不悉赘也。
　　设为庠序学校以教之。庠者，养也。校者，教也。序者，射也。夏曰校，殷曰序，周曰庠，学则三代共之，皆所以明人伦也。人伦明於上，小民亲於下。
　　△教在人伦
　　取民有制则民有恒心矣，夫然後可以教，故继之以庠序学校之制也。然则何以教之？人伦而已。父父、子子、兄兄、弟弟、夫夫、妇妇而家道正，岂惟不至放辟邪侈以陷於罪，将见孝友睦姻任恤皆相习而成俗，虽唐、虞之教亦如是而已矣。此与上恒产恒心之文正相呼应。至於此，然後知民事果不可以缓也。唐、宋以後，世俗惟尚词章，虽立学舍，不以人伦教之，故小民不相亲；三代以上不如是也。
　　△全章要领
　　“民事”以下数十言以“取民有制”句为要领。“夏后”以下数言以“其实皆什一”句为要领。“龙子”以下数十言以“虽周亦助”句为要领。“设为庠序”以下十馀言以“人伦”二句为要领。学者不可以不细玩其文义也。
　　有王者起，必来取法，是为王者师也。《诗》云：“周虽旧邦，其命维新。”文王之谓也。子力行之，亦以新子之国！
　　此勉滕文公语，通结上文数段之意。
　　使毕战问井地。孟子曰：‘子之君将行仁政，选择而使子，子必勉之。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
　　△井地即助法
　　井地，即助法也。孟子之告文公凡三事，曰什一，曰助法，曰教民。此独问井地者，什一教民皆易行者，举而措之耳，惟助法须经画得宜，故使毕战专主其事而问其详於孟子也。井地，采邑之法？所以养卿大夫士者，故言井地必及谷禄。“分田”即井地事也，“制禄”即谷禄事也，二事相为表里，井地均即谷禄平矣，故合而言之。
　　夫滕，壤地褊小，将为君子焉，将为野人焉。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
　　△君子与野人
　　“君子”，承上制禄而言之也；“野人”，承上分田而言之也。君子野人不可偏废，故助法不可以不行也。“九一而助”，治野之政也；“国中什一使自赋”，因治野而连及之也。不言行何法者，取之以什一，民即得其所矣，不拘拘於贡、助、彻也。“圭田五十亩”，制禄之馀政也；“余夫二十五亩”分田之馀政也；至是而君子与野人皆无憾矣。
　　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则百姓亲睦。
　　△乡遂之政
　　此因上“国中什一”之文遂言乡遂之政也。乡即《齐语》所称“士乡十五”之乡。“乡田同井”者，每夫授田百亩，与井地之田同也。“相友”、“相助”“相扶持”者，即所谓“小民亲於下”也。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别野人也。
　　△都鄙之政
　　此承上“九一而助”之文详言都鄙之法也。古者百步为一亩，三百步为一里，方里则每面皆三百步，以开方法分为九区则每区皆百亩，形如井字，故谓之“方里而井”也。“同养公田”，所谓助也。“公事毕，然後敢治私事”，所以教野人使知有上下之分也。
　　此答井地之问乃治都鄙之政。然国中什一，乡田同井者乡遂之制，百姓亲睦，先公後私者教民之方，其事相因，其理相通，故其言亦连而及之也。
　　此其大略也。若夫润泽之，则在君与子矣！
　　△结论
　　此结上文之意。“略”者，其大纲；“润泽”者，其细目也。操其大纲，随时随地而变通之，三代之政无不可行於後世者矣。
　　《孟子》七篇，其文多矣，故今《录》中止择要者载之。独此章乃治国安民之大节，而向来说者多未分明，不能尽孟子之意；故今全录其文而於先儒之所未及言者补而解之，使与《经界通考》之言互相发明，或於读《孟子》书者不无小补云。
　　按：《梁惠王下篇》孟子答滕文公之问凡三章，皆寻常问答之言，非若《为国章》言分田制禄者可比，故於此章文备载而详释之，而其馀皆不载。
　　“鲁平公将出，嬖人臧仓者请曰：‘他日君出，则必命有司所之；今乘舆已驾矣，有司未知所之，敢请。’公曰：‘将见孟子。’曰：‘何哉！君所为轻身以先於匹夫者，以为贤乎？礼义由贤者出，而孟子之後丧逾前丧，君无见焉？’公曰：‘诺。’乐正子入见，曰：“君奚为不见孟轲也？”曰：‘或告寡人曰“孟子之後丧逾前丧”，是以不往见也。’曰：‘何哉？君所谓逾者，前以士，後以大夫，前以三鼎而後以五鼎与？’曰：‘否，谓棺椁衣衾之美也。’曰：‘非所谓逾也，贫富不同也。’乐正子见孟子曰：‘克告於君，君为来见也。嬖入行臧仓者沮君，君是以不果来也。’曰：‘行或使之，止或尼之；行止，非人所能也。吾之不过鲁侯，天也；臧氏之子焉能使予不遇哉！’”（并同上）
　　△《梁惠篇》及时之先後序
　　按：《梁惠王》一篇；凡与时君问答之言皆以时之先後次之，则是至滕至鲁皆孟子晚年事也。《兼金章》以在齐为“前日”，在宋、薛为“今日”，则是至宋至薛亦在孟子去齐後也。《滕文章》孟子在宋，《滕定章》孟子在邹，皆滕文未即位时事，则是孟子去齐之後先至宋而後归邹，而後至滕也。故今以宋、邹、滕、鲁为次而并次之於去齐之後。
　　△《鲁平章》总结通篇之文
　　孟子曰：“吾之不遇鲁侯，天也。”此一语虽结此章之事而实总结通篇之文，言历说时君而无所遇者皆天而已矣，正与《公孙丑篇》答充虞语，谓《天未欲平治天下》之意略同，故以此章殿此篇也。
　　○杂纪
　　“孟子居邹，季任为任处守，以币交；受之而不报。处於ぶ陆，储子为相，以币交；受之而不报。他日由邹之任，见季子。由平陆之齐，不见储子。”
　　“陈臻问曰：‘前日於齐，王馈兼金一百而不受。於宋，馈七十镒而受。於薛，馈五十镒而受。前日之不受是，则今日之受非也。今日之受是，则前日之不受非也。夫子必居一於此矣！’孟子曰：‘皆是也。当在宋也，予将有远行，行者必以赆，辞曰“馈赆”，予何为不受！当在薛也，予有戒心，辞曰“闻戒，故为兵馈之”，予何为不受！若於齐，则未有处也。无处而馈之，是货之也。焉有君子而可以货取乎！’”（《孟子》）
　　△孟子游历之先後
　　按：此二章取两国或三国之事比而述之，固并可专系之於一时也，故并附纪於後。又按：季任之文在储子前，则是至任在至齐前也；齐称前日而宋、薛称今日，则是至宋、薛在至齐後也。然则孟子去齐之後，先至宋、薛，然後至滕矣，故《膝文章》称“过宋而见孟子”也。去宋、薛後，盖尝归邹，邹、鲁之当在此时，故《滕定章》称“然友之邹问於孟子”也。故今哄《兼金章》於《季任章》之後。孟子虽无与任、宋、薛之君问答之文，然即此二章求之，孟子游历之先後亦可概见矣。
　　【附通论】“公系丑问曰：‘夫子加齐之卿相，得行道焉，虽由此霸王不异矣，如此则动心否乎？’孟子曰：‘否，我四十不动心。’……‘敢问夫子恶乎长？’曰：‘我知言；我善养吾浩然之气。’‘敢问何谓浩然之气？’曰：‘难言也！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於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慊於心，则馁矣。’我故曰‘告子未尝知义’，以其外之也。必有事焉而勿正心，勿忘，勿助长也。无若宋人然。宋人有闵其苗之不长而揠之者，芒芒然归，谓其人曰：‘今日病矣！予助苗长矣。’其子趋而往视之，苗则槁矣。天下之不助苗长者寡矣──以为无益而舍之者，不耘苗者也；助之是者，揠苗者也，──非徒无益，而又害之。‘何谓知言？’曰：‘讠皮辞知其所蔽，淫辞知其所陷，邪辞知其所离，遁辞知其所穷──生於其心，害於其政；发於其政，害於其事。圣人复起，必从吾言矣！’”
　　【附通论】“公都子曰：‘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敢问何也？’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莩，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於其心，害於其事；作於其事，害於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论，距讠皮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以上并《孟子》）
　　△孟子所辩多杨、墨之说
　　孟子自言距杨、墨，公都子云“外人皆称夫子好辩”，扬子云云“古者杨、墨塞路，孟子辞而辟之，廓如也”，孟子之辟杨、墨何在乎？《为我章》尝斥杨、墨矣，然是泛论其失耳，《夷之章》尝抉墨氏之蔽矣，然是开导其来归者耳，不得遂以此为好辩。即以此为好辩，亦仅两章耳。至《逃墨章》为辨杨、墨者言，尤与距杨、墨无涉也。孟子之辟杨、墨，因以得好辩之名者，果何在乎？曰：知杨、墨则知孟子之辟杨、墨矣。盖世之所谓杨、墨者名焉而已，不知夫不明称为杨、墨者其为杨、墨正多也。汉人之所谓道德、名、法，既杨氏也；所谓农家，亦墨氏也。何者？杨氏之学主於自为而无所事，故言清净，言自然，而以尧、舜、禹、汤、文、武之安民拨乱者为多事，为扰民；以儒者之崇尧、舜也，则言黄帝以绌尧、舜；以儒者之尊孔子也，则言老子以绌孔子；然则道家之所谓黄、老者既杨氏也，故杨子书称‘杨子学於老子，老子谓杨子“而睢睢，而盱盱，而谁与居”’也。其後宽柔之弊流为惨刻，於是乎有名家之学而申不害主之，有法家之学而韩非主之；然则所谓名、法者亦杨氏也，故《韩非》书有《喻老》、《释老》，而《史记》以老、庄与申、韩同传也。然则道德、名、法既杨氏之分支也。农家，既墨氏之别派也。墨氏之学重农节用，故其後或别而为农家耳。是以《史记》六术，道德、儒、墨、名、法、阴阳，而无杨氏；《汉书》九流，儒、道、名、法、阴阳、墨、农、杂家、小说，而亦无杨氏。不然，杨氏之学盛行於战国，甚於墨氏，何以其书不传於後，而斑、马皆不知有此一家学乎？由是言之，《孟子》书中凡所辩者多杨、墨之说，不必其明言杨、墨也。是故，性之犹杞柳，犹湍水，生之谓性，食色之为性，皆杨氏之说也；舜之臣尧，禹之德衰，汤、武之放伐为弑君，皆杨氏之说也；许行所谓并耕，白圭所谓二十取一，皆墨氏之说也。不宁惟是，既传食之为泰，不耕而食之为素餐，亦皆为墨氏之说之所误者也。然则孟子之所辩者大半皆为杨、墨，故人谓孟子好辩而孟子自言为距杨、墨也。自汉以来，儒者皆知杨、墨之异端而不细考杨、墨之说，往往反采其言以释《六经》，以故其论多杂入於杨、墨，而释氏亦往往采杨、墨之意以为言，由是杨、墨之言盛行於世而人莫知其为杨、墨也。故因论孟子之辟杨、墨而备论之。
　　△孟子之功
　　唐韩子《原道篇》叙道统之传，云“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子”，而无一语及他人者。自宋以来儒者则以颜、曾、思、孟并称，且於孟子时若有所不满焉者。余按：孔子以後能发明二帝、三王之道者，孟子一人而已；唯颜子或可与相埒，其馀未见有可抗行者也。何以言之？　杨、墨横行，圣人之道微矣，幸有孟子辞而辟之，而後之学者咸知尊孔子而黜异端。然当两汉、魏、晋之间，老、庄刑名谶纬之术犹分驰於天下，几夺圣人之道而据其上。其後虽渐衰微，而学者尚多浸淫出入於杨、墨之说而不自知；其甚者，至以佛氏之教与尧、舜、孔子之道等量而齐观。然则向无孟子，圣人之道必不能自伸於杨、墨、佛氏盛行之日，而尧之北面朝舜，禹之德衰传启，汤、武之放伐之为篡弑，人必智信以为实然；其敝也，将以仁义为强人之物，刑名为治国之方，王政日湮而封建井田之制悉泯。由是言之，《孟子》一书岂非三代以下之所断不可无者哉！盖尝论之，孟子之於孔子，犹周公之於文、武也。文、武虽圣人，无周公以继之则太平之治不兴；孔子虽圣人，无孟子以承之则圣道之详不著。故有文、武，不可无周公；有孔子，不可无孟子。是以韩子谓‘孟子之功不在禹下’，又谓‘求孔子之道当自孟子始’，诚然，非虚语也。乃後人疑孟非孟者颇多，虽有二三大儒尊崇孟子，然好求圣道於精微杳冥之地，故见《戴记》‘费隐’、‘诚明’、‘无声无臭’之言以为道之极致，而於孟子推阐王政圣学之切於实用者反视以为寻常。是以余於《洙泗馀录》之後，条记孟子事实以承孔子之後，夫亦韩子之志也夫！
　　【附录】
　　△乐正子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於天下，而况鲁国乎！’”
　　△好善与为政
　　按：孟子好善之论可谓尽为政之要。何者？　一国之事多端，一国之民不可计数，为政者虽强，虽有智虑，睢多闻识，必不能一一而察之，而知之，而兴革之，故惟好善为要。好善，则一国之人莫非助予之致治者。所患者，自以为强，自以为有智虑，自以为多闻识，善言无自而入於耳，一人之才必不能胜国事之繁赜，而政遂不得其宜耳。故《易》曰：“井收勿幕，有孚元吉。”夫惟好善，是以人得各尽其言，各效其能，无他道也。余初莅罗源任三日，下学讲书，命诸生黄文治讲《孟子》此章，由是一县之人皆知馀意所在，多有以善言告余者，以故政事幸无大失。归里之时，文治以诗送余行，内有云“春风坐诸生，命讲乐正克；‘好善天下优’，微言括治术。”信乎孟子之言之可以终身行之而不尽也！
　　【附录】“乐正子从於子敖之齐。乐正子见孟子，孟子曰：‘子亦来见我乎！’曰：‘先生何为出此言也？’曰：‘子来几日矣？’曰：‘昔者。’曰：‘昔者，则我出此言也不亦宜乎！’曰：‘舍馆未定。’曰：‘子闻之也，舍馆定，然後求见长者乎！’曰：‘克有罪。’孟子谓乐正子曰：‘子之从於子敖来，徒啜也。我不意子学古之道而以啜也！’”
　　△乐正子从王
　　按：乐正子之从王，非求其系援也。本有慨慕清流之意，是以吊滕之役朝暮见焉；与乐正子偕行意亦如是。在乐正子亦不过为省道路之费，遂失於不自重耳；故孟子以‘徒啜’责之。何者？之所以重乐正子者，以其学古之道也；乐正子遂从之齐，是以古之道铺啜也。然此事当在乐正子少年贫困之时；若已仕於鲁，必无由私行至齐，亦断不肯为此区区者而从行也。此贤人之小过；不足以掩大德，故附录於此。
　　【附论】“浩生不害问曰，‘乐正子何人也？’　孟子曰：‘善人也，信人也。’‘何谓善？何谓信？’曰：‘可欲之谓善；有诸己之谓信；充实之谓美；充实而有光辉之谓大；大而化之之谓圣；圣而不可知之之谓神。乐正子，二之中，四之下也’”。
　　○万章
　　“万章曰：‘尧以天下舆舜，有诸？’孟子曰：‘否，天子不能以天下与人。’‘然则舜有天下也孰与之？’曰：‘天与之。……舜相尧二十有八载，非人之所能为也，天也。尧崩，三年之丧毕，舜避尧之子於南河之南，天下诸侯朝觐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讼狱者不之尧之子而之舜，讴歌者不讴歌尧之子而讴歌舜，故曰‘天也’。”
　　万章问曰：“人有言，至於禹而德衰，不传於贤而传於子，有诸？”孟子曰：“否，不然也。天与贤则与贤；天与子则与子。……丹朱之不肖，舜之子亦不肖。舜之相尧，禹之相舜也，历年多，施泽於民久。启贤，能敬承继禹之道。益之相禹也，历年少，施泽於民未久。舜、禹、益相去久远，其子之贤下肖，皆天也，非人之所能为也。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
　　△尧、舜、禹之授受
　　按：尧、舜、禹之授受乃圣人之为天下得人，天下之大事也，亦天下之大义也，战国之时，邪说并作，遂致圣人之心不白於後世。幸有孟子辨之，後人犹得以知其真。然非章有以启之，孟子之论亦无由而发也。章之有功於世道人心者大矣！至章所问伊尹、孔子之事亦皆足正世俗之诬，然不可悉载，择其最大者载之。
　　○公孙丑
　　公孙丑问曰：“高子曰：‘《小弁》，小人之诗也。’”孟子曰：“何以言之？”　曰：“怨”曰：“固哉高叟之为诗也！有人於此，越人关弓而射之，则己谈笑而道之；无他，疏之也。其兄关弓而射之，则己垂涕泣而道之；无他，戚之也。《小弁》之怨，亲亲也。亲亲，仁也。固矣夫高叟之为诗也！”曰：“《凯风》何以不怨？”曰：“《凯风》，亲之过小者也。《小弁》，亲之过大者也。亲之过大而不怨，是愈疏也。亲之过小而怨，是不可矶也。愈疏，不孝也。不可矶，亦不孝也。”齐宣王欲短丧，公孙丑曰：“为期之丧犹愈於已乎！”孟子曰：“是犹或纟其兄之臂，子谓之‘姑徐徐’云尔。亦教之孝弟而已矣！”王子有其母死者，其傅为之请数月之丧，公孙丑曰：“若此者何如也？”曰：“是欲终之而不可得也，虽加一日，愈於已。谓夫莫之禁而弗为者也。”
　　△怨亲与短丧
　　按：《小弁》以怨为仁，《凯风》又以不怨为孝，欲短丧则虽期不愈於已，欲终之而不得则虽加一日愈於已，何以如是也？此皆人子之至情而已。亲之过小则人子不忍怨，亲之过大则人子不忍不怨，能终央则减一日既为忍，不得终丧则加一日亦足见其不忍，礼固本於人情者也。故有子曰‘礼之用，和为贵’，於此可见圣贤持论之无所偏，非析义至精者乌能如是！《论语》文多浑厚，得《孟子》七篇为之畅其义而孔子之道益著；然非丑为之启其端，孟子之论亦无从而发也。然则丑之功亦不亚於万章矣。
　　按：公孙丑舆万章，七篇之中问答甚多，不可枚举；姑录其最要者各二则以见大凡。前二事乃帝王之大法，後二事则人子之至情；举一二，可以例推也。
　　△《孟子》书出於门人追述
　　《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云：“孟子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与万章之徒序《诗》、《书》，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赵歧《孟子题词》云：“退而论集所与高第弟子公孙丑、万章之徒难疑问答，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书七篇。”余按：谓《孟子》一书为公孙丑、万章所纂述者，近是；谓孟子与之同撰，或孟子所自撰，则非也。《孟子》七篇之文往往有可议者。如“禹决汝、汉，排淮、泗，而注之江”，“伊尹五就汤，五就桀”之属，皆於事理未合。果孟子所自著，不应疏略如是，一也。七篇中，称时君皆举其谥，如梁惠王、襄王、齐宣王、鲁平公、邹穆公皆然；乃至滕文公之年少亦如是。其人未必皆先孟子而卒，何以皆称其谥，二也。七篇中，於孟子门人多以子称之，如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徐子、陈子皆然；不称子者无几。果孟子所自著，恐未必自称其门人皆日子，三也。细玩此书，盖孟子之门人万章、公孙丑等所追述，故二子问答之言在七篇中为最多，而二子在书中亦皆不以‘子’称也。今正之。
　　△孟子门人之功
　　按：孟子门人尚多，然多无事迹可纪。独乐正子，孟子屡称之，又尝荐孟子於鲁平公。至於问答之言则万章、公孙丑为多，故说者以此书为二子所撰述；《史记》虽但称万章，然既云“之徒”则固已括之矣。盖孟子之见尊信於当时，乐正子或不为无功，而其言之传於後世则二子实有微劳焉。是皆不可没也，故附次於孟子之後。
　　○附记孟子弟子
　　称子者三人：乐正子、公都子、屋庐子。
　　按：乐正子之贤见於答公孙丑、浩生不害之问，不待言矣。公都子“好辩”、“性善”之间其所关者亦钜，“饮汤饮水”之答其所得者亦深。既屋庐子之‘得间’，亦留心学问者。皆高第弟子也。
　　称名者三人：万章、公孙丑、充虞。
　　万章、公孙丑问答之多，著述之功，前已备述之矣。亢虞问答虽少，然“去齐”之问见孟子救世之苦心，“止赢”之问见人子爱亲之至情，亦卓卓不群者，意其人亦高第弟子也。
　　或称子或称名者二人：陈臻亦称陈子，徐辟亦称徐子。
　　此二人在七篇中表见殊少。然“何如则仕”之问乃圣贤去就之大节，“兼金”之问亦因以见辞受之不苟。盖皆乐正、万章诸人之次也。
　　不知果为弟子与否者四人：陈代、彭更、咸丘蒙、桃应。
　　此四人，《集注》皆以为孟子弟子。然皆止有一问，他无所见，未敢决其必为弟子也。故附次於诸弟子之後。
　　○附《孟子》七篇源流考
　　“七篇，二百六十一章，三万四千六百八十五字，包罗天地，揆叙万类：仁义，道德，性命，祸辐，粲然靡所不载。”（赵岐《孟子题词》）
　　“又有《外书》四篇：《性善辨》、《文说》、《孝经》、《为正》（此似《外》四篇之名，文字似有讹误）。其文不能宏深，不与《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仿而之者也。”（同上）
　　汉兴，除秦虐禁，开延道德。孝文皇帝欲广游学之路，《论语》、《孝经》、《孟子》、《尔雅》皆置博士：“後罢传记博士，独立《五经》而已。”（同上）
　　按：《汉书》刘歆九种（颉刚按：“九种”既《六艺略》）《孟子》有十一卷，则四篇固已合於七篇矣。赵氏乃独能分别其真伪而去取之，以故《孟子》一书纯洁如一，其功大矣。故今特表之。惟谓孟子“耻没世而无闻”，自撰此书，尚未尽合。阅者不以噎废食可也。
　　○附韩文公称述孟子三则
　　“尧以是传之舜；舜以是传之禹；禹以是传之汤；汤以是传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传之孔子；孔子传之孟某；某之死不得其传焉。荀与扬也，择焉而不精，语焉而不详。由周公而上，上而为君，故其事行；由周公而下，下而为臣，故其说长。”（《原道》）
　　“孟子虽贤圣，不得位，空言无施，虽切何补；然赖其言而今学者尚知宗孔氏，崇仁义，贵王贱霸而已。其大经大法皆亡灭而不救，坏烂而不收，所谓存十一於千百，安在其能廓如也！然向无孟氏，则皆服左衽而言侏离矣。故愈尝推尊孟氏以为功不在禹下者，为此也”（《与孟尚书书》）
　　自孔子没，群弟子莫不有书，独孟某氏之传得其宗，故吾少而乐观焉。太原王埙示予所为文，好举孟子之所道者。与之言，信悦孟子而屡赞其文辞。夫沿河而下，苟不止，虽有迟疾，必至於海。如不得其道也，虽疾不止，终莫幸而至焉。故学者必慎其所道。道於杨、墨、老、庄、佛之学而欲之圣人之道，犹航断港绝潢，以望至於海也。故求观圣人之道必自孟子始。’（《送王埙秀才序》）
　　按：孟子在战国时，人视之与诸子等耳。汉兴，始立於学官，然亦不久遂废，人亦不过以传记视之耳。自韩子出，极力推崇孟子，其书始大著於世。至宋诺儒，遂以此七篇与诸经《论语》并重，皆自韩子之发之也。非孟子则孔子之道不详，非韩子则孟子之书不著，故今附录此三则於《孟子事实录》之後以特表其所由。
　　○附论孟子性善之旨
　　△论性六说
　　孔子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又曰：“惟上知与下愚不移。”孟子曰：“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又曰：“乃若其情则可以为善矣”。孔、孟之论性者如此。至荀子始有性恶之说，扬子始有善恶混之说。逮唐韩子，乃合而折其衷，谓人性有三品，善与恶皆有之；孟子之与荀、扬皆得其一而失其二。及宋程、朱，又分而异其名，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孔子所谓“相近”，兼气质而言之；孟子则专以理义言性，故谓之“善”也。
　　△人性兼理义及气质而成
　　余谓人之性一而已矣，皆本理义，兼气质而成，不容分以为二。孟子之所谓性，既孔子之所谓性；但孟子之时异端并出，皆以性为不善，故孟子以性善之说辞而辟之非舆孔子为两义也。孟子曰：“口之於味也，目之於色也，耳之於声也，鼻之於臭也，四肢之於安佚也，性也。”又曰：“动心忍性，增益其所不能。”性果纯乎理义，又何“忍”焉？　孟子之於性，何尝不兼气质而言之乎！盖孟子所谓性善，特统言之；若析言之，则善之中亦有深浅醇漓之分焉，非兼气质而言遂不得为善也。故《传》曰“纯粹至善者也”，《记》曰“在止於至善”。夫善则善耳，何以又云“至善”，是知但言善者犹未底乎纯也。故性虽同一善而不能无异焉，岂惟三品，盖十品有不能尽者。然谓之为恶则不可。譬之人参性补，肉桂之性能暖下焦，然此二物佳者殊不多得，谓其力有厚薄则有之矣。若谓人参性泻，肉桂性寒，则无是理也。由是言之，孟子谓性为善，诚然无可疑者，韩子不必驳而程子亦不必曲为解也。
　　△越椒、食我之性恶出於附会
　　至於越椒、食我之生预知其当灭宗，此自好事者附会之词耳。《春秋传》中此类甚多：陈敬仲之生也预知其必有齐，叔孙豹之生也预知其为竖牛所乱，亦将尽以为实事乎！况食我初未尝为恶，但以国乱无政，大臣黩货，而祁盈秉正嫉邪，不容於时，遂至食我为所累耳。据此遂谓食我性恶，误矣。据此以驳孟子性善之论，则尤误之甚也。
　　△评韩、程之论
　　大抵韩子、程子之论，其於性皆实有所见而措语皆不能无疵。谓有理义之性，有气质之性，何若谓有性之理义，有性之气质，不分性而二之之为善也！谓上焉者善，下焉者恶，亦何若孔子以知愚分上下之为得宜也！学者当取信於孔、孟之言，不必以先儒之说为疑也。至如荀、扬之论，则不过务新尚怪，苟求自异，君子所不屑道，亦无庸深辨也。
　　△附辨羊舌食我事
　　又按：《传》所载羊舌食我之事甚属可疑。夏徵舒以宣十年弑陈灵，夏姬之齿长矣。又十年（成公二年）而後嫁巫臣，又三十馀年（襄公十六年）而所生之女始嫁，亦异事也已。羊舌职以襄三年卒，其子伯华已为祁奚所知，嗣父为中军尉，而叔向复有弟叔虎、叔罴、叔鱼，则叔向之齿亦长矣，故《晋语》有叔向为平公傅之文。又十三年（襄公十六年）而平公始立，叔向不应至是始娶；而平公尚幼（以悼公年计之，平公既长，亦不过十馀岁），恐亦不能强之使娶夏姬女也。考其前後，年之相隔颇远，疑即叔虎之事而传之者异词，或以为叔鱼，或以为食我，作书者遂取而兼载之耳。如正鄢陵之战，韩厥从郑伯，却至亦从郑伯；子产欲毁游氏之庙而中止，一在葬简公时，一在为搜除时也。传记中如此者甚多，不可枚举，恐未可尽以为实也。而‘母多庶鲜，惩舅氏’之语亦大不敬，恐叔向之贤亦未必肯以此施之於其母也。且祁盈有何罪，祁胜通室宁当不问！不过晋侯信谗，荀跞纳贿，遂至於贾祸耳。观叔游所言“恶直丑正，实繁有徒，无道立矣，子惧不免，”是其意亦不以祁盈为非也。况食我自祖父以来与祁氏三世同官，相亲相近乃事之常，岂得谓之“助乱”！季札之戒叔向曰：“吾子好直，必思自免於难。”何者？君侈而政在家，不必豺狼然後能贾祸也。以叔向之贤犹几死於栾盈之难，况盈与食我之庸庸者乎！若以此罪食我，将使人皆疏远方正之士，夤缘权势主人，始得免於豺狼之目乎？　吾每读书至此，未尝不叹後人莫有肯为食我辨其诬者，故今因论韩子《原性》而附辨之。《左传》中如此者甚多，惜余老病，不暇一一而辨之也。
　　○附读《孟子》馀说一则
　　孟子曰：“居（《中庸》作‘在’）下位而（《中庸》无此字）不获於（《中庸》作‘乎’）上，民不可得而治也（《中庸》作‘矣’）。获於（《中庸》作‘乎’）上有道；不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友’上有‘朋’字）。弗（《中庸》作‘不’）获於（《中庸》作‘乎’）上矣。信於（《中庸》作‘乎’）友（《中庸》作‘朋友’）有道；事亲弗悦（《中庸》作，‘不顺乎亲’）弗信於友矣（《中庸》作‘不信乎朋友夫’）。悦亲（《中庸》作‘顺手亲’）有道；反（《中庸》‘反’下有‘诸’字）身不诚，不悦於（《中庸》作‘顺乎’）亲矣。诚身有道；不明乎善，不诚其（《中庸》作‘乎’）身矣。是故（《中庸》无些二字）诚者，天之道也；思诚（《中庸》作‘诚之’）者，人之道也（《中庸》交至此止）。至诚而不动者，未之有也；不诚，未有能动者也。”
　　△《中庸》袭《孟子》之证
　　此章文又见於《中庸》，与此大同小异。“居”之作“在”，盖因一时语言之异，如《论语》之“斯”，《大学》之“此”者然；《孟子先名实章》亦作“居下位”，《中庸素其位章》亦作“在下位”，是也。“友”之加“朋”，文亦可省。然皆无足为大得失也。惟“不顺乎亲”语未免大重；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岂但不信於友而已！“事亲勿悦”，但不为亲所喜悦耳，措语较有分寸。“诚”者，理也，德也，故云“思诚者”“诚之者”则以诚为用字，似欠醇古。《孟子》此章原言诚能动人，故由“获上”，“信友”，“悦亲”递近而归本於“诚身”，然後以至诚未有不动总结之，又以不诚之不动反结之，首尾呼应，章法甚明。《中庸》采此章文，但欲归本於诚身以开下文“不思不勉，择善固执”之意，意不在於动人，故删其後两句。然则是《中庸》袭《孟子》，非《孟子》袭《中庸》，明矣。至於虚字互异，本不足为轻重，然“获上”、“信友”、“悦亲”皆指人而言，故皆用“於”字，“明善”、“诚身”则不可用“於”字，故变文而曰“乎”、曰“其”；《中庸》概用“乎”字，亦不若《孟子》之妥。“获上”、“信友”、“悦亲”、“诚身”，皆已见於上文，故助语用“矣”字，“治民”，上文无之，用“也”字为得之。“不获於上”系转语，故用一“而”字；“反身”则不必多一“诸”字也。“是故”二字紧承上文，醒出主意，似亦不当删去。细玩此章文义，《中庸》之不及《孟子》显然可见。若之何先儒犹以为孟子述《中庸》之言也！
　　
　　┌────┐
　　│考信附录│
　　└────┘
　　●卷一
　　○家学渊源
　　人之登显位，享厚奉也，有崛起於寒微者，有蒙先世之业而得之者。其於学问也亦然。汉王充、郑康成，崛起者也。汉司马迁、班固、晋王隐、唐姚思廉、李延寿，则皆蒙业者也。崛起者，必特出之英才。蒙业者，英才固有之，不必英才而但因有所凭藉而底於成者亦有之。故孟子曰：“待文王而後兴者，凡民也。若夫豪杰之士，虽无文王犹兴。”余幼而愚鲁，长而钝拙，於人事一无所长。所幸先君邃於学而勤於教，虽寝食出入时，耳提面命，曾不少懈，以此得少有所窥。不然，为农为圃且不若人，况知经史为何物哉！先君既未及有所著述，而述安敢不溯其所由来乎！然先君之学，又皆自段垣公来也。故於《考信录》成之日，备载家学渊源於後。
　　△曾祖段垣公
　　○《魏县旧志》先段垣公传
　　崔缉鳞，字子敬，号振侯。天资聪敏。十五六岁，即於经书无所不读。至二十一岁，补弟子员；文宗蒋公甚器之。随伯父方伯公游宦两河、江、浙、湖、粤间，大小事务悉与参酌，每叹其识量之过人。戊午，中副魁。庚午，举於乡。方伯公每欲为援例，可速显达，而不屑焉。及方伯既捐馆，而以嫡侄任事，二十馀年，毫无染指，真可谓孝廉者与！
　　癸巳，任大城县学教谕。与诸生讲学论文，仅二年馀，多所成就。时子牙河分司黄公甚敬重之，不时就谈，称为先生，而且多所赠遗。乙未，解组归。大城之攀辕泣留者络绎不绝。非公之盛德感人，何以至是！
　　归来十馀年，杜门不出预外事，手不释卷；魏之名士多出於其门。其书法得锺、王之秘，远近求书者甚多。今八旬有二矣，作诗作文，书行书楷，毫无倦容。平生德行文艺，咸推第一。阖郡人士为之匾额曰“善人君子”云。
　　先段垣公行状（通世按：《无闻集》卷四作《上本县先曾祖段垣公行状》。）
　　曾孙述敬撰
　　先曾祖段垣公，讳缉麟，字振侯，初字子敬；先布政公之从子也。生於保定府之新安；从先布政迁於魏，为魏人。
　　幼为先布政所器，携之宦游四方。及长，河防民瘼，罔不与公谋议，所在奏绩；事详《先布政行略》中。先布政举子晚，家务无巨细悉委之公。公任事二十年，无尺布斗粟之私，以廉名於乡。
　　康熙戊午，中式顺天副榜。先布政素才公，以公长，屡欲为公援例进用，公固辞不愿也。庚午，中式举人。数试礼部，皆不第，作《银鬣马赋》以见志。筑室一间，读书其中，名之曰备庐，作《备庐说》。文俱载集中。
　　漳水之泛滥於广平也，安溪李相国光地方抚畿内，往视漳，知公练习河事，致书访焉。公覆书数千言，大指言宜开渠疏水以泄其势，且藉以兴水利，不当专恃堤防。相国深韪之，以群议不同而止。常於荒岁买田数顷，明年熟，悉召卖田者使自赎；赎者且过半。乡人德之。
　　将注选，例当治县，辞请教职，遂选为大城儒学教谕。当是时，督河副都御史黄公某分司子牙河，驻节大城，闻公名，折节与订交，晨夕相过从。时人两贤之。未二年，乞休归（通世按：《文集》“乞休”作“引疾”），诸生攀辕泣留者趾相属。
　　既归，为园於城南，构亭水上，题之曰逸老；杜门不预外事，以文史书弈自娱。求书者踵至。年虽高，作楷无倦容。为文必本於道，虽应酬杂文，率尔弄翰，皆足以羽翼圣学。与里中老人旬月一聚，仿古耆英真率故事，自肉馒头外，约无得置他品。常乘驴驾小车，从一童出，杖履蹁跹，见者以为神仙中人也。里居十馀载卒，年八十二。
　　里巷相传，以公园为段干木故居，故自号曰段垣。著有《段垣诗集》、《段垣文集》、《书法辑说》十馀卷，藏於家。
　　吾宗为魏望族，自先布政迁魏以来，甲第相接，仆马喧闾里间。而公独以文学行谊风流儒雅照映一时。前後令长皆敬礼公；後学多出公门。县人士共遗公门额，曰“善人君子”。旧志称公德行文艺咸推第一，盖当时已有定论云。
　　○附段垣公文一篇──《备庐说》
　　（先段垣公文集未果刻而没於水。此篇乃述兄弟幼时所抄读者，故得仅存。附录於此，以志一斑。）
　　戊寅冬，筑室一间，土为壁，芦为盖，仅容一几，坐可三人。客有访者，俯首屈腰而入，见其床无席，寒无火，一茶盏，主客递饮，笑曰：“过萧条矣！曷稍为备乎？”
　　予曰：“子谓我弗备耶？而我之弗备者，岂止於庐中之用耶！蔬不充，衣不完，出不能车，役不能仆，此非不备者乎？然而其小者也！何以无愧於心？何以无亏於身？何以答廊庙？何以慰苍生？何以名闻当时而声施後世？由此言之，我之不备可胜道哉！”
　　“然吾有此室，为之置经，而帝王圣贤备在焉。为之置史，而治乱兴废备在焉。为之置笔墨，而天地之大，日月星辰之远，风雨之变，山川之奇，鬼神之异，物类之繁，兵农水火礼乐之事，忠佞贤奸之人，歌舞啸咏之况，无不可由我记载考核抒写论断焉。不可谓之不备！”
　　“若夫彩梁画栋，碧瓦丹檐，锦屏翠帐，朱箔檀床，金猊吐焰，兽炉熨火，一切陈设之器，应用之物，精致希罕，光怪陆离，莫不压陶朱而欺金谷，则世俗之所谓备仍不自以为备，而日求备於无已者也！吾辈贫士，何能备此，亦何必备此！”
　　孟子曰：“‘万物皆备於我。’此室也，亦有皆备之我在，乌可谓之不备！子启我乎，吾得名吾之室曰备庐。”
　　又为之铭曰：“不备者吾之庐；皆备者庐之吾。吾有庐，庐有吾，乃可谓之备庐。”
　　○附《段垣诗订後序》
　　右诗二卷，先曾祖段垣公之所著而述之所订也。初，公所著《段垣诗稿》，《段垣文稿》各若干册，先君箧而藏之，将求文学士选而刻焉，已买梨板数十方矣。遭家难，达人复不时遇，事未及就而县没於漳水。是时先君方他出，而述兄弟亦在外，其稿遂失。归而寻之，竟不可得。
　　後十有五年，先君捐馆。又逾年，述於县人李氏案上见书一册，面角破烂，涂抹盈焉。取视之，则《诗稿》第一册也。乃出於水中，幸未甚坏者。喜极，携归。又数年，弟迈於仕望集舅氏家复得四册，而首册与前所得同，则县未经水时他人所抄本也。其文阙漏舛误颇多。乃假以归，较而录之；不可知者，则仍其故、未毕而迈寻卒，述复踵而讫之。其诗自庚午以前起，至乙未岁归自大城而止，凡三册。复自戊戌起至庚子止，凡一册，中缺丙丁两年及辛丑以後七年之诗。然则其间当复有一册，其後尚当有一两册，而皆亡之矣。乃并为三卷，题曰《段垣诗存》，言乎所存者之止於是也。
　　呜呼，公之学术识议多见於文，述幼时犹及见其一二，而不能记忆。诗，特一时兴之所寄而已，公固不以诗重也。乃文尽没於水而所存者惟诗，诗又仅存其半，且多缺误，噫，其可伤也已！然魏自经水以来，先达之遗书手迹与夫故家所藏书册画卷鼎彝之属荡然略尽矣，而此数册之诗，失而再得，亡而犹存，流离患难之际，一似有鬼神怜之而不忍尽没之，独留此不食之硕果以贻我後人者，其亦不可谓非幸也！
　　顾其前後次第犹多错乱，疑诗或系补录，未及更定。复於暇日详加考证，次其先後，并删其不经意之作，而重录之，共诗一百九十二首，分为二卷，题曰《段垣诗粹》，以遗後人而世守之。又择其尤者，别录为一卷，题曰《段垣诗粹》，以待问世。
　　呜呼，述不克亲侍段垣公，而订此诗也如见段垣公焉。吾先君不及订之刻之，而述之订之也如吾先君之自订之焉。吾先君之心慰，而弟迈之事亦终矣。惜乎吾先君之不及亲见之也！後之人倘亦犹是心也，则此诗也者，犹阙里之桧，已枯而复生者；其何忍不宝之惜之而爱护之也！其然与否，是在後之人矣。
　　乾隆戊申五月望後，曾孙述谨识。
　　△父ウ斋先生
　　○ウ斋先生墓志铭
　　保定莲池书院院长旧史氏钱塘汪师韩撰
　　河朔之地有真儒焉，曰ウ斋崔君，讳元森，字灿若。余自病废，衣食奔走，因以求友四方，所见士以理学名者，类依倚达官贵人，盗袭前人之说以欺世，而行不见信於宗族乡党，或际困厄，遇小利害，辄变易所守，义不胜利，往往而然。己卯庚辰间，假馆滏上，耳君之名。而在广平未久，癸未复北之保州。历十年，有孝廉素衣冠而过莲西，则君之子述也，手《行略》乞铭；而君之没且逾期矣。序而铭之，表余膺之夙服也。
　　君先世，大宁卫小兴州军籍。明永乐元年，迁大宁都司於保定，遂分置新安。其再迁魏县，则顺治间君之高祖赠通议大夫江苏按察使讳向化也。曾祖讳惟彦，早卒。祖讳缉麟，康熙庚午举人，大城县学教谕；生三子，长讳瀚，次讳濂，次讳沂，俱县学生。君乃濂之长子，出为瀚後。
　　少好学，於书博览强记。入夜，犹拥衾坐诵；或无灯，则映月然香而诵之。年十七，补邑弟子员；旋食廪饣气。自丙午迄丙辰，凡五试顺天，皆报罢。嗣是绝意进取。後贡成均，亦不赴。
　　君为学严儒、释之辨。北方自苏门孙徵君宗姚江王氏之学，远近信从；君独恪遵紫阳，而尤爱玩当湖陆清献公之书，躬行以求心得。薄世之无知妄作者，未尝著书。
　　先是叔沂无子，讳言立嗣。庚午沂病笃，乃议以从弟之子秉纯为後。族人觊家资，故挠其事。君讼於官，始得直。率秉纯拜於柩前，而悉以田产契券归焉。性甘淡泊，绝嬉戏；与人交必忠告，然务隐人过，独乐道人善以为常。丁丑後，漳水数入魏城，城中民居尽毁，君亦罔有定极而家益困。然君能安贫，甚至田宅见侵，不较也。时并魏县入大名，君先後为大名邑令所器重，不干以私。故君虽不得位，而朴学传於生徒，卓行称於里党，庶几乎孔子言“行己有耻，孝弟信果之谓士”与！其他懿美，有不必书者，亦有君之意所不欲言者，故所载止此。
　　君以乾隆三十六年二月十五日卒，享年六十有三。葬魏城南礼贤台之西。配同邑李氏，国子生九经女。子二人，述其长也，次迈。述以庚辰副贡，壬午与迈同举於乡，拣选知县。女四人，婿则成安诸生陈居阝，磁州张光，成安国学生逯纟臣，同邑刘孟集（後改名文朴）也。孙男女各一人。
　　铭曰：“漳号衡漳，其发滂湃。决旧溢新，为赵、魏害。丁年淫霖，魏废其县。河伯不仁，及积善。半岁七徒，崩榱断垣。露冷采扁；霜重衣禅。天以艰阻，显其令名。先生道大，後彦学成。莳花种蔬，高吟《衡泌》。羲皇上人；濠濮间意；体受全归，卜吉朔垂。何以示後？钻石埋辞。”
　　○先君教述读书法（先孺人教法附）
　　一，自述解语後，即教之识字。遇门联匾额之属，必指示之。或携至药肆，即令识药题。务使分别四声。字义浅显者，即略为诠释。识字稍多，则令读《三字训》若《神童诗》，随读随为讲说。以故述授书时，已识之字多，未识之字少；亦颇略解其义，不以诵读为苦。即先君有事，或不暇授书，述亦能择取其浅显者自读之。
　　一，述五岁始授《论语》，每一字旁，必朱书平上去入字，不使误於方音。每授若干，必限令读百篇，以百钱置书左而递传之右。无论若干篇能成诵，非足百篇不得止也。既足，则令少憩，然後再授如前。《论语》既毕，继以《孟子》、《小学》。每日不过一生书，一温书，不令多读，恐心不专故也。惟《大学》、《中庸》乃先孺人於黄昏时口授述而成诵者，大约亦在五六岁时也。
　　一，《论》、《孟》既毕，即令述读朱子《小学》，以《小学》乃日用躬行之要，而文义亦易解，宜於初学。以故述自居家以至作吏，皆不敢有蹉跌，以有先入之言为主故也。
　　一，南方人初读《论》、《盂》，即合朱子《集注》读之；《大学》、《中庸章句》亦然。北方人则俟《四书》本文皆成诵後，再读经一二种，然後读《四书注》；而读注时亦连本文合而读之。先君教述读注皆不然。经文虽已久熟，仍令先读五十遍，然後经注合读亦五十遍。於温注时亦然。谓读注当连经文，固也，读经则不可以连注。读经文而连注读之，则经文之义为注所间隔而章法不明，脉络次第多忽而不之觉，故必令别读也。
　　一，世俗读《朱注》者多所删削，有两说者必删其一，甚至“某氏曰”、“愚谓”等字亦删之，文气往往不贯。先君教述读注，惟圈外注有与经旨未洽者不读，其馀皆读，不肯失其本来之面目也。
　　一，《易》自朱子始复古本之旧。至明复用今木刻朱子《本义》，坊间遂无复鬻古本者。先君乃遵古本，手自抄录，俾述读之。
　　一，先君课述兄弟读书，务令极熟，每举前人“读书千遍，其义自见”之语以语以勖之。十馀岁时，每夕侍寝，必令背诵旧所读书若文。且醒後亦如是。从行道中亦然。非止欲玩其理，亦兼以闲其心、述兄弟举於乡，暇中犹时命之背诵；有不记忆，则呵叱之令补读焉。
　　一，今人读书惟重举业，自《四书》讲章时文外，他书悉所不问，先君教述，自解语後即教以日数官名之属，授书後即教以历代传国之次，郡县山川之名，凡事之有益於学问者无不耳提而面命之。开讲後，则教以儒、禅之所以分，朱、陆之所以异，凡诸卫道之书必详为之讲说，神异巫觋不经之事皆为指析其谬。以故述自成童以来，阅诸经史百家之书不至“河汉而无极”者，先有以导其源故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从不令阅时下讲章，惟即本文《朱注》细为剖析。有疑义，则取诸名家论辨之书，别其是非得失而折衷之。若陆稼书先生之《大全困勉录》、《松阳讲义》，尤所爱玩，不时为述讲授者。
　　一，先君教述为举业，必令先自化、治名家入手，以泰安赵相国所著《制义纲目》及所选《文统类编》为金针，使之文从字顺，章法井然，合於圣人语气，然後使读嘉、隆以後之文。每曰：“作文只是发挥圣贤道理，此外别无巧法。”於天、崇诸家内，有议论精卓，切於世事者，尤所深赏，使述熟读而效法之；不令其揣摩风气，敷衍墨调也。
　　一，先君教述兄弟虽严，然不禁其游览。幼时不过旬月，即携之登城（城在宅後故尔）。观城外水渺茫无际不觉心为之旷。外城上礼贤、迓旭两台，亦往往携之登眺。盖恐其心滞而不灵故也。其後述每遇佳山水，辄觉神识开朗，诗文加进，知幼时得力於景物者多也。
　　一，述自能行後，先君多以自随，不使与群儿戏。先孺人亦然。姻族兄弟有好戏弄斗訾者，必严禁述等不使与之接；虽至，必疏远之。先君尝馆於乡，以事他出，先孺人召述等读书於内室，不使与馆中诸童狎。由是述等不在父侧，则在母侧，市井之言罕接於耳，游荡之行不经於目。故今年虽已老，而自读书外，声色戏玩之事犹茫然无所解也。
　　述上有一兄，年十一而殇，先君痛之甚。故述之生也，钟爱莫与比，行坐多自提抱之，饮食居处无刻不萦於心，有疾则顾复抚摩，殊不自惜也。然虽爱之而未尝纵之；惟爱之，愈不肯纵之。幼时两餐皆为之限，非食时，虽饥不敢擅食；市中所鬻饼饵从不为买食之。衣取足以御寒，不令华美。有过，辄督责之不少贷。每语述：“异日若居官，当以稼书陆先生为法。”而述学行既无所成，仅治一县，亦未克有所展布，所为承先志者止有《考信录》一书。所以命名为述者如斯而已乎？故备录先君之所以教述之方，以见述之不才，有负於先君之善教。嘉庆己巳，男述谨识，时年七十，七月初七日也。
　　戊寅除夕，先君作诗示述。诗云：“壮强都浪掷；衰病此侵寻。奋励难追昔，修持不懈今。闲家情高々；启後意深深。率教违严训，贤愚尔自斟！”时述年十九，魏城第一次水後事也。此稿偶存，故附录云。
　　先孺人最慈爱子女。述幼时在家中读书，常舍之服手足之劳；或读於外塾，归家後亦必令之少事奔走：恐其坐多而血气滞，身弱易病也。北方昼长，盛夏未有不假寐者。述每自塾午归，母即按之床上令睡，饭熟乃唤之起，恐其饭後盹睡致停饮食也。父母之爱子至矣哉！述幼而羸弱，见者皆以余为不寿。使非吾父吾母调护周备，断不能至三十以後。犹记十四五岁时尝得腹疾，先孺人百方为之营救，竟以渐愈。而述自念生平毫无报答之处：竭力服劳以养口体，遂足尽人子之责乎！嗟乎，今生已矣！清夜自思，徒增悲感。偶因今岁病中饮食起居多不自，不觉忆念及此，遂附记於家学之後。时余七十四岁也。
　　○《先府君行述》摘录
　　（读书训士大略已见《自序》及《墓志》中，今不再录。惟《行述》中轶事尚有一二当存者，附录於此。）
　　丁丑五月，城没於漳，屋尽颓，资用悉沈於水。先君徙家城外，数月未有宁居，日惟以扁豆充饥。霜降於犹单衣；冬不能具炉火。明年春，水退。二月，复移入城，稍稍葺茅屋以庇风雨。三月，知府事朱公英命知县事王公沛生延入书院训士，饣粥始给。辛巳七月，水复没城，居村中月馀。复入时，水尚深数尺，出入皆自操舟。十一月，蹙凌水复至，复居村中。俟水尽退，然後入，时壬午秋七月也。先君既屡被水患，数迁徙，家益落，至无隔宿粮。而述方以文受知於知大名县事秦公学溥（时魏县废，并入大名），破格优待之。是秋，述与弟迈复同举於乡。然人间以讼事浼先君居间，许以金，必正色斥之。人见先君厄而介如故，後遂无复言者。秦公以是尤重先君，数恤其急。而乙酉、丙戌间水三入城，卒徙於礼贤台之上者，亦秦公力也。
　　先君平居含忍退让、人数负先君或侵取田宅，皆不与较。乡人以盛德目之。然临大事必力争是非，未尝稍退缩徇人意。屡以此致危困，终不为少改。自奉甚俭，虽疏粝无不饱；力即有馀，亵衣未尝用帛。平生不食烟，不佩荷包，囊止用布素。子妇有献，少逾常式即不免谴责。然义所当费，虽贫未尝吝。遇人有急，辄倾囊助之。少年时，尝谋刻段垣公遗集，节衣食，买梨板数百方。未果刻而没於水，每以为惜云。
　　先君以名字皆取显暴义，恶其文之著，故以“ウ”名其斋。
　　△母李孺人
　　○《先孺人行述》摘录
　　先府君少多疾；孺人侍汤药按摩，常竟夜不寐。
　　家常苦贫，先君以授馆为生，子女渐成行，所入不能敷。而孺人支持计算於米盐琐碎间，得以不冻馁。
　　母性勤慎，好整洁，作苦常无暇时。虽高年有子妇服劳，犹躬理家务，拄杖行视，日十馀次，恐他人不如己之尽心也。饮食务俭约；常有旨蓄以豫不虞。客至，则竭力营办无所惜。人讶其备，不敢谓其贫也。述兄弟举於乡，亲族多期其仕者，母独不愿，曰：“官不易为，吾望汝等读书作正人，而勤俭以治生，不望汝等以禄养也。”
　　△弟迈
　　○附记弟迈事
　　迈幼而颖慧，十岁能文。十二岁与述同补诸生，名噪一郡中。性喜博览，一书未见如负芒刺於背。闻有异书，必求之；常历十馀人转相嘱。得观之，然後已。读书目力甚捷，顷刻数页过，日览十馀册以为常。尝与述同读《海赋》，述成诵未及半，弟已熟之矣。少年颇好词赋，拟《上林》、《七发》等体，缤纷陆离，读者几不能句。尤爱为小词，仿宋柳耆卿，名其稿曰《步柳集》。三十以後，文格渐老，多直抒所见，潮涌澜翻，浩浩汨汨，不自知其所终极。常好究考名人事迹，次其终始，辨其同异。暇则玩弄书翰，流连花树，以自娱乐。庭中种花无隙地，不复容步武。素耽山水，常以不得远游为恨。
　　○附记弟所著书
　　弟所撰，有《魏墟杂志》四卷，《魏郡琐谈》三卷，已成二卷，《讷笔谈》二卷，已成一卷，其末卷皆未成。自订其诗曰《寸心知集》，凡二卷；词曰《梦窗呓语》，凡一卷。其所订集乡先辈之文，曰《大名文存》，凡三册。卒後，余检其遗稿，复选订其自所著文为集一卷，又为续订《大名文存》一册，《大名诗存》三册，──一册每人皆有序，二册无序，盖皆未成书者也。此外复有《尚友堂说诗》一卷；《魏郡丛谭》、《金石遗文记略》、《杂记》三种，俱未成卷。以上各书，皆藏於家未刻。其但有草稿而未抄录者尚多；皆散乱无门类，字亦难辨。而余病目不能多览，尚未暇订正也。
　　○少年遇合记略
　　余何以能著《考信录》也？祖宗父母之所教养，亦师长先达之所扶持而长育之者也。余幼而家贫，少长即被水患，田庐悉没，性又拙於逢世；然往往有先达诸公重其才而怜其遇，导其前而恤其艰者，以故衣食粗给，闻见渐广，以至於今。三十以後，所遇渐多龃龉。四十以来，抑又甚焉。乡曲之豪排之厄之者常不乏人，而有权势者惟重财，不复问及士，几於不能自存矣。藉使少年时即如中年所遇，当不免於穷饿以死，何有於书！即幸而不死，而奔走困厄之馀，能糊其口足矣，何暇读书，又何暇於著此书也！余不才，不能有所建白於世，使天下後世指而目之曰，某人知人，某人知人，而仅於有此书，其何忍不溯其所由来乎！书既成，乃追记其少年遇合之略，以附於《考信录》之後云。
　　△朱英
　　朱龙坡先生，讳英，字临川，云南石屏人也。以雍正甲辰进士选授直隶赤城县知县。丁外艰；服阕，补怀安，调任邱，擢赵州直隶州知州。所至皆有惠政。旋改广平府同知；复擢大名府知府。公廉介宽厚，薪米皆用价自市之，从不以声色加属吏。然属吏皆畏公，不敢有大蹉跌，以公无所染也。顾独不能逢迎上官，以是久不迁。
　　乾隆甲戌，余年十五，与弟迈同应童子试至府，公见而奇之，命坐於大堂暖阁之侧，文既成，召入内署晚香堂後池上侍坐。良久，复命入内室见吕恭人，各赐以荷包银锭一；且命设食，使子士琬具宾主之礼。食毕已夜，以府堂烛笼送归寓。一时同试者皆以为荣焉。榜发，以余为冠。逮秋，遂与弟同入学。明年春，公召余读书於晚香堂，与诸子同笔砚。初延安庆张先生前赞训之，继复延归德李先生桓。李先生去，朱公遂自教之。由是余文日进，得捷庚辰顺天副榜。明年，复延松江丁先生夏陛。又明年，朱公移永州，士民攀辕祖道者亘十馀里不绝。余与弟送公至临清，遂入京师乡试，皆得举於顺天。而公至永岁馀，以与巡抚议事不合，竟以原官罢归。
　　公所至以成就人材为己任。才俊者招之入署，自教之；贫者恤其家，使不至徙业。在任邱时得人为最多：前提督山东学政侍讲学士李公中简，前两淮盐运使边公廷抡，皆公门下士也。公善政已详於余所作公墓志中，兹不悉赘。
　　公三子。长士琅，次士琪──乾隆庚寅举人，官儒学教谕，──皆能守家风，无纟丸繁华之习。次士琬，与余尤相得云。
　　余家故贫，薄产无几。自漳水入城後，资用悉沈於水，益贫困不可度。公嘱魏县知县王公沛生延先君入义学训士，饣粥始给。而余自入署後，非但从公学举业，且得纵观海内之书，交游天下之士，以扩其耳目而开其知识。向使余不遇公，即不穷饿以死，亦不过为乡人以终其身，何由能著此书！然则《考信录》之作由於公之玉成者不少也。
　　附《祭朱公文》（通世按：《文集》作《祭石屏朱公文》）
　　维乾隆四十年岁次乙未，四月初一日，受业门人崔述衔泣远致文於滇南，以昭告於老师大人之灵前曰：（通世按：篇首四十一字，原本省之；今据《文集》补）
　　呜呼，公德在民，公名在世，存顺没宁，公复何计！而述所以泣涕沾巾，悲公硕德，怀公旧恩。
　　公於家庭，事兄如父；从子相依，分甘共苦。公於居官，曰方以直；廿载不迁，一言辞职。自公之仕，四十馀年，身无厚奉，家无馀钱。尤务作人，启迪後学；郁郁门墙，高科显擢。
　　方述成童，公为太守，一试奇之，弁名於首。不阶尺书，罗之署内，扶持吹嘘，饮食教诲。八年终始，雨夕风晨，经传马帐，雪立程门。
　　衡漳为灾，汨我田里、庐舍荡然，半年七徙。嗷嗷中泽，孰恤余贫！赖公之德，八口以存。
　　公之南行，送公汶水；从此梦魂，湘江滇海。犹冀微官，驱驰王事，或能见公，於滇之ㄛ。十有三载，屡踬文场，私心未遂，公已云亡！没不知日，葬不知处，万里南天，攀号无路。缄辞六诏，以写哀思，公灵在天，尚其鉴之！
　　△朱士蜿
　　士琬，字松田。朱公之召余读书於晚香堂也，与松田共笔砚，松田天资聪慧，与余甚相知爱。余归省，或旬月未返，松田辄忆余不置；而余亦以不见松田常悒悒也。松田之随侍至永也，以道中题咏写寄余；余亦以入关道中所作报之。乙酉，余客京师，复作《忆旧游》诗寄之。其後余久不会试，遂与松田音信间阔。
　　朱公居官素廉，解组後，宦囊殊薄，而诸公子生长官署中，乍归田里，不能御贫，以此业日凋。松田尝於元旦题一联云：“为清白吏子孙最难，守分安贫，还要鼓光前志气。思童稚时繁华已歇，由奢入俭，全凭用克己工夫。”
　　余之在罗源也，松田远来视余，留署中者数月。因余宦况清苦，急思归里。留之，不可。临别以诗二首赠余。其一云“紫芝眉宇隔€天，梦里相寻数十年。萍聚海滨添我老；榻悬官阁倚君怜。鸿词重叩边韶笥；骥足聊舒祖逖鞭。回首壮怀同一笑，羁情宦况冷於泉！”其二云：“别经三十七年馀，忽漫相逢叹老夫。竹径快谈当日事；荷亭恰绘晚香图，桑榆景暮身同健；风雨情深梦亦娱。最恨离丝终未断，翻嗟此会不如无！”手迹如新，履声已远，不知今生复能相见与否，每一临咏，益增怆感。
　　△秦学溥
　　秦公，讳学溥，号耐圃，山西凤台人。以举人为大名知县。自乾隆二十三年并魏县入大名，疆宇辽阔，鞭长莫及，吏胥恣於乡，豪强斗於野，而内黄盗薮与县接境，西南诸村尤苦之，县官莫之能制也。公至，始极力整顿，重惩悍民；四境肃然。其驭吏胥尤严，咸循循守法，莫敢妄为；亦未有敢美衣鲜食者。间有衣帛者，上堂时必易布衣着之，恐公嗔怒也。遇有劫掠之案，必为详办移提，多方掩捕，不自顾其处分（凡盗案，州县多抑勒事主以窃报上官，恐不得贼，致罹处分，疑升迁也）。余所知者，有陈二、来二两案，前後凡获十有四人；而公亦以处分故久不迁。然盗风亦自此熄矣。
　　时余年甫弱冠，公封翁一讳峤──闻人称余才，延余往见，且嘱公优恤之。公待余厚甚，时延之署内。公长子朴与余缔布衣交（俗谓之换帖）。余屡被水患，数年无宁居；公买室於礼贤台畔，俾余居之。公之迁保定同知也，余以诗送公行。内有云：“我时弱冠喜文翰，闭户耻作阳桥鱼。伯乐一顾倾冀北，罗之门下真吾徒。”又云：“文侯昔馆段干木，遗趾今在东南隅（礼贤台在魏城东南隅，俗传魏文侯馆段干木遗趾）。诛茅作室俾我宅，伯夷所筑聊可娱；”皆纪实也。後公擢易州知州，真定府知府，补顺德府知府，余皆尝至署内。旋擢苏、松粮道，以事罢官。
　　自公去大名，大名风气日变。暨公南行以後，益不可问，吏胥豪强之横，尤过於公未至之前；内黄盗风愈炽；大名境内竟夜不断火光。驯至张标劫至近京之县，两省会剿始能擒之。民事且悉置之度外，欲求有怜才好士如公者，真有天上人间之隔矣。
　　△秦朴
　　朴字苞文。与余交，数恤余急，且规余过，古人忠告通财之义盖兼有之，余深感焉。
　　苞文慷慨自许，期为良吏。初以举人分发直隶，署满城县事，严驭吏胥，有风厉名。苞文犹以未展其志为歉，尝寄余书，内有云：“竭力办理，苦无实效。”古人云：“坐而言者，起而行。不能不深自愧也。”既而以父在直隶为知府，改补山东平原知县。内外严肃，亦有政声。未几，以事忤巡抚意，被劾罢官。旋捐复，为湖北汉川知县。复以事革职，发遣伊犁。
　　壬子冬，余候铨京师，得遇苞文之从弟某，知苞文谪限将满，可望赦还，因寄书问讯苞文。後二年，始得苞文覆书。余方拟得缺後迟苞文至署，剪烛话旧，而苞文遽卒於伊犁，余亦远宦闽中。每忆良朋，不胜伤感也！
　　△史贻谟
　　史公，讳贻谟，江南溧阳人，大学士贻直之弟也。以进士入翰林，历迁至司经局洗马；都中人称为史十太爷云。
　　壬午顺天乡试，公分校闱中，得易一房；而余卷入公房。公见余文清真，甚爱好之。新涤砚易笔，因工为之圈点。阅至论（时第一场试《四书》文及论）。亦大赏识之。欲拟以元，阅卷面知为北皿，始大失望。盖故事，十八房官以一人科目最久者为领房，领房中无可为元者，始於他房选取。而余以庚辰副榜入闱，故与河南、山东、山西、陕西四省贡监同居北皿号中；恐其非直隶人，故不以拟元，──拟元必在贝号中也。榜发之次日，余至午门谢恩，知卷出公房，即於其地见公。公问知为余，连曰：“可惜！可惜！此本拟元卷也！”
　　公性耿直，不喜附和流俗，故宦不达。癸未会试之前，中翰长垣李君谓余弟曰：“此科房考绝无一关节者，惟史公及李公宗文耳。其馀诸公，但能分半以荐佳文，即为贤矣。”公之见信於人如是。
　　其後余五入会闱，未尝得邀一荐，无他，房考中无公在也。向使壬午一科公不得与房考之数，或余卷分入他房，中式与否固未可知也。余年四十以後始为《考信录》，而家计艰难，碌碌苦无暇日。幸有脱稿者，亦无人为抄录之。自挨选得作吏闽中，归里後尚可谋数年之食，始得陆续成稿，佣人抄录，今且谋梓行矣。然则余书之所由成，公之功固不可没也！
　　附录
　　△汪师韩
　　○上汪韩门先生书
　　去冬辱赐手书，言於初岁南旋，神沮志失者累日。即欲远达鄙忱，馆居乡塾无为邮者。今夏复闻改期秋末，幸际乡试之辰，敢泐寸函以闻左右。
　　述幼痴钝，长益迂拙，人事悉所不解，独好参伍古今事迹，辨其是非真伪。日积月聚，似少有所见。尝欲著之於文，顾自以为年少识浅，又方劳心於科举衣食，未暇为也。自战国以来，邪说并作，皆圣人之言以取信於世，亦有圣人之徒传而失其真者。汉、晋诸儒罔能辨识。至唐、宋时，尊信日久，益莫敢以为非。《六经》之文有与传记异者，必穿凿迁就其说以附会之；又好征引他书以释经义，支离纡曲，强使相通。虽有一二有识之士论其舛谬，顾其考证抉摘犹多未尽，而世亦不尽然其说。二帝、三王之事，周公、孔子之意，其晦於後世者岂可胜道哉！述之所见虽未知其是否，然存之以待有识者之去取，或亦君子之所不罪也。
　　自先君见背後，功名之念顿灰，家贫多病，益疏懒，自度难以进取，欲遂一抒所见。愧不能文，乃於去岁取昌黎、柳州、庐陵三家文熟玩其理。然执笔之时故态辄见，百不一似。岂天之降才果殊耶？将必久於其中然後可少得耶？抑自有所由入而述未之知耶？述为文，非欲貌为古人色泽，诚欲自抒所见，如孔子所谓“辞达”者可矣，然言固有能达，有不能达，有虽少而达，有必多而後达，有虽多而愈不达者。苏子瞻云：“能使是物了然於心者，盖千万人而不一遇也，而况能使了然於口手者乎！”若之何其能使文不烦而意毕达也？
　　述所居壤僻，虽尝出游，亦罕所交接，未尝见有言及古文词者，伥伥然靡所就正，故敢略陈愚昧。惟先生鉴其诚而教之，幸甚！
　　△陈履和
　　○赠陈履和序
　　圣人之道，在《六经》而已矣。自周之衰，杨、墨并起，继以秦火，《六经》几亡。汉初始求遗书，然以其求之切也，传而失实，驳而不纯者，皆得为圣贤所作以与世市，而莫能辨。武、宣以後，经学益重，学者藉此以取富贵，又多增其师说，旁采杨、墨之言，以乱圣人之旨。犹幸其时诸家并立，异同得失之故有可考证。及至後汉，马、郑起而诸家之传渐微。永嘉之乱，其书遂尽失，存於世者不一二家。而学者方崇王肃，复伪造古书以攻康成，以惑当世。後生末学习熟耳目，以为圣人之旨固然，《六经》於是大坏。唐、宋迭兴，诸儒林立，始颇发明圣人之道。然其言大抵以辟佛、老为事；至於前人讹误紊杂，相承而未及正者尚多。此固未尝不有待於後人之补苴者也。
　　余自束受书，奉先人之教，即专求信於经。及长，觉百家言益多可疑。以是每观先儒笺注，必求其语所本而细核之，欲以探圣经之原，不惑於众说，顾家贫质钝，碌碌无读书之暇，即读，亦都不复记忆。且多病，遇劳则亟，不能自竟其业，尝冀有一二同志相与讲明而切究之，而居僻寡交游，所见学者多专攻举业，间有好古之士，只肆力於诗赋博览，竟不能有所遇，而余亦渐老矣！
　　乾隆壬子，余游京师，始得遇滇中陈介存履和於逆旅。介存嗜学好古，所为文往往能抉前人舛误。余方幸其得友，而介存顾不自是，乃介朱笏山奕簪而请师余者至於再四。夫师所以求益，余之与介存，伯仲间耳，何能益！况师道不易行，自唐韩、柳且难言之。乃辞之者屡。而介存意坚不可移。岂以世无行古人之道者而欲以身励俗耶？抑好学之心笃而遂不暇深择其人邪？（通世按：《无闻集》卷三“好学”作“好古”）
　　虽然，余尝闻之，学以专而精，知以少而当。不使百家之言杂於经，而後经之旨可得。不强求其所不能知者而必欲知之，而後所知者无所淆；故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於古人之言无所必於从，无所必於违（通世按：两“必於”、字《文集》皆作“於必”），唯其如乎经而己。苟如是，异日必将大有得焉。於以正群言之淆乱而明《六经》之旨，余将於介存乎是望，而如余者复何足为芥蒂哉！倘异日天假之缘，使余得与介存聚处数载，以余之所窥及其所未窥，相与讲明而切究之，以偿其平生之愿，以求万一之有几於道，则余虽贫且病以老，其亦可以无憾也夫！
　　壬子冬，先生还大名。履和援昌黎《师说》之例，以文为请。
　　明年，乃贻此序，皆先生自得之言，履和对病之药也。年加长而学不进，深负父兄师友之明教。三复斯篇，能勿愧惧！丁巳夏四月辛未朔，履和谨识。（通世按：嘉庆二年陈氏刻《上古》、《洙泗》二录，《正朔》、《祀》二考时，附刻本序，末加此跋语。今因补刊於此。）
　　余自三十以後，颇有所窥测，先达中赏鉴余者惟汪上湖先生。五十以後，颇有所论著，後进中推毂余者惟陈介存履和。不意今世乃有此二人也！其亦异事也已！故附录二篇於此。崔述识。
　　●卷二
　　题词（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曹衡姬
　　○《洙泗考信录》题词
　　考据详明，推勘周至，真必传之书也。
　　曹衡姬评。（字阿周，大名人。）
　　△刘€
　　圣人，人知尊之。经传，人知读之。读之而不知考之，尊之而不敢议之，遂致圣人之真，圣人之正，混於附会伪之辞者，几二千年矣。夫圣如日月，岂阴霾浮€之所可得而损之者哉！但世人之目为阴霾浮€之所蔽而不得瞻其高高之象，究於日月何亏焉！今吾崔子，具卓识，出雄辨，博览群书，互参考证，发为议论，其意谆谆，其言侃侃，拨尽附会伪之辞，能使数千百年之蔽於阴霾浮€之日月若忽浴咸池而初出也，其洗濯圣德为何如哉！其维持圣道为何如哉！如余之鄙陋，安能识此书，又安敢评此书。但既读此书，胸中自有此一段愚意，不禁而为之言耳，非敢为誉也。
　　刘€评。（字从龙，魏人。）
　　△成询
　　○读《补上古考信录》
　　辩论古史真伪是非，即格物穷理之大端也。昔孔子论观人之法曰：“众恶之，必察焉。众好之，必察焉。”盖人之善恶，自有实际；苟随众附会而不察，何异投之以食而以耳受之，知其味者鲜矣、虽众好恶之不差，亦必察之，实见其可好，实见其可恶，方为自己真实学问。观史之法何独不然。
　　孟子将尧、舜、禹、汤、文、武所行之事，及门人所称齐东野人之语，无不一一剖析真伪；辨别是非，所以求义理之所安，以解後世妄信之惑。程子称“其心通乎道，然後能辨是非，如人在堂上，方能辨堂下人”，此又得孟子所以为辩论之原矣。如孔子以後编古史者，人既非圣贤，其真伪是非岂能无待於辨者。然学不博，心不细，识不超，理不明，不能辨也。此书之辩论剖析，无坚不破，无疑不搜，固可征其学博心细识超理明矣。至於笔力之清醒，则又天才之过人者也。吾舅学问有馀而功名不足，或者天将命以辨论古史乎？
　　陆稼书先生论孔子作《春秋》，虽与《变风》诗人同是庶人之议，而力量大不同。此书之前，宋欧阳永叔《帝王世次图序》不信传闻而信理，既以卓识标立於前矣，然人皆作古文读过，不甚留心其识见，故未能已後世编古史者之惑。此书专重辨论，逐一细剖，是尚不足以绝後儒之惑乎！甥以为此书力量直大於欧阳永叔数等。
　　甥成询谨质。
　　○读《夏考信录》
　　《夏考信录》今已读毕，甥获益良多；但愧无所发明耳。今将原书送还。至录中《启篇》、《太康篇》、《少康篇》、《桀篇》四大议论，悉为确当。其馀十六七条皆妥实，而《洚水》、《彭蠡》两条尤为快心。此皆有目所共赏，无庸甥之赘赞也。
　　甥成询。
　　赠诗（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黄文治
　　○送东壁先生归大名
　　皇帝元年秋，七月十三日，先生初下车，韬晦无人识。好问察迩言，能贫凛冰檗。民曰是矫情，胥谓不知律。岂知磊落怀，稷、契、伊、周匹。教学本父师，心行判南北。弱冠登贤书，二崔名藉藉（先生与弟迈同举於乡，并为大名守朱龙坡先生器重）。萧条三十年，屡回公车辙。垂老宰方隅，小鲜聊一割。从容摘发奸，神明杳莫测。桃紫陌春，皓月清秋节，岂不佳日多，所安在无逸。劳形案牍馀，不改耽书癖。斋厨淡泊供，甘之若椰蜜。日坐广益堂，如闻民瞅唧。阍人茧足行，不轻假辞色。（先生勤於政事，折狱日数次，无倦容。燕闲亦时在公堂，谘诹小民疾苦。与民相见，如家人父子然；阍人未有敢阻抑者。谁谓“侯门深似海”哉！）谠言忤上官，同列为挢舌。崎岖犯世嫌，徇人意终不（先生不避权贵，遇事侃侃直谈）。小民父母之，猾吏始股栗。罗治十六里，从此声洋溢。夫何借寇来，攀留间道出。棠阴花再繁，睹物心如结（先生於四年春奉檄署杭篆。供张祖道，自县治达郊外，梗塞不可行，先生乃从小西门出）。去冬心方夷，忽奉新纶，主政入内廷，为霖非补阙（先生以候选主事内升去任）。
　　鬼余椎鲁资，曾立程门雪。春风坐诸生，命讲乐正克。“好善天下优”，微言括治术（故事，初下车既谒圣行香讲害。先生命治讲《鲁欲使乐正於为政章》以见志）。经史踵讹谬，真赝久莫别。正学杂异端，圣贤事荒忽。卓哉《考信录》，千古鸿蒙辟！《五行》、《三大典》，创论超前哲（先生著有《补上古考信录》，及《唐虞》、《夏》、《商》、《丰镐》、《洙泗》诸考信录，《五行论》、《王政三大典》等篇，皆闳深肃括，数十年来惬心满志之书）生平所著书，足配《孟篇》七。歌诗本绪馀，优入杜韩室。裒集署《知非》，久不劳心血（先生行年五十即辍吟，颜其集曰《知非集》）。
　　方今玉烛调，樽俎不可越，六载竭焦劳，寒泉遍苍赤，犹云：“下负民，上何补於国！功名付英豪；山野臧迂拙。”（先生卸篆後，自题联句云：“向山野藏其迂拙；把功名付与英豪。”）窃意庙堂上，未许归衡泌；历览古循良，相继登台弼。兹当飘然去，士庶同悲咽。别泪空盈盈；归心已勃勃。临歧敢请言，莛叩难为力。先生自不朽，徒劳绘日月。
　　受业门人黄文治具稿。
　　陈跋三则（刚案：原无此题、今依目录补入。）
　　△嘉庆二年刻本跋
　　○初刻《上古》、《洙泗》二录《正朔》、《祀》二考跋
　　吾师东壁先生，直隶大名县人，壬午举於乡，今为福建罗源令。乾隆五十七年，履和拜先生於京邸，固请，得为弟子。先生授所著书数种。既归，复赐之序，所以开示化诲甚至。於今六年矣，南北奔走未尝不与是书偕也。履和窃惟先生之书考古必确，析理必精，或独电己见，或更畅前说，要天下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论。因以所钞《补上古考信录》三卷、《洙泗考信录》六卷、《经传祀通考》一卷、《三正通考》一卷，付诸剞劂。他著作未及钞者，俟异日重刻焉。先生教履和曰：“说经欲其自然，观理欲其无成见，於古人之言无所於必从，无所於必违，唯其如乎经而己。”呜呼，至矣！读先生书者，亦即是以求之而已矣！故此刻以序文殿。
　　履和少时闻乡先辈大名守朱公试童子，奇先生兄弟才，馆诸署，一时二崔名藉甚，又尝见先生所为太守公墓志，憾不从先生游。越二十年而事先生，事先生数月而别，别六年而未能合并。回首在京师时，敝车蹇驴宛转风雪中，从问经义，何其乐也！“及瓜载酒”，竟末由复斯言邪！（履和送先生还大名诗，有“及瓜应载酒，亲造子云居”之句。）先生方宰闽，而履和侍家君於豫章，相距不二千里，求先生之书，并以观先生之政，或者会有期乎？手是编，益心向往之矣。
　　嘉庆二年丁巳，夏四月甲申，石屏门人陈履和谨跋於南昌寓馆。
　　○又跋
　　是书刻既成，使人呈於先生，先生不许也。答以“《三正》、《祀》两考差可自信。馀二种尚多应更定者。近日胸中别有一部《上古考信录》矣。”
　　先生在罗源三年，引疾乞归。大吏方重先生，调署上杭；而先生归兴益浓，惟欲以著书老。戊午秋，示履和以《唐虞考信录》六卷、《三代经界通考》一卷，皆二十馀年不轻示人者。且言“《三代考信录》当复贻吾介存。唯舆介存约，毋复以吾未定书轻付梓人，乃敢相寄耳。”先生之心视世之易足而求炫者为何如？甚矣履和之浅也！
　　嘉庆五年春正月丙辰，履和谨识於广丰署中。
　　△嘉庆十三年刻本跋
　　○刻《唐虞考信录》跋
　　嘉庆十三年夏五月，履和侍家大人由赣州至南昌，将还滇，念从此去先生日远，而旧藏《唐虞考信录》未刻，乃以七月付梓；并使人诣大名以行告，且求书。八月哉生明，得读《夏考信录》二卷、《商考信录》二卷、《洙泗考信馀录》四卷，《考信录释例》二卷《易卦图说》一卷，重订前刻《正朔》、《经界》、《祀》三考各一本。其已成而未录寄者，《丰镐录》、《别录》、《杂著》、《伏枥寤言》，尚三十馀卷。
　　先生自闽归後，三迁而居彰德府，老年善病，又未有子，亟欲全刻所著书，印赠文学交游之士，盖寓书京师与履和商此者屡矣。而履和久不与礼部试，未得见。年来侍家大人於丰、章贡之间，簿书束缚，重以肺病足伤，闭户不出，乃如妇人女子。每病中夜坐，北风起，慨然远念，则取所刻诸录读之以当侍侧。计与先生别且十有六年矣，先生日以北，履和日以南。设使今不求书，则此十馀卷者又不知何日登堂而与其所未见之三十馀卷亲受之也。书至，家大人行有日，不及刻；乃取《考信录自序》一首系之《唐虞录》後，俾读者知先生生平著书原委如此。
　　於戏，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凡书之成而未见，见而未刻者，其敢不尽心焉！署中碌碌少暇，故三锓先生书皆在南昌闲居之日。自今以往，则又不患无暇而患无力矣。“有志者事竟成”，况诸书显晦颇关经史大纲，天下之公言也，天下之公事也，非师弟子一二人之私也，终勉之而已！谨识诸《唐虞录》後以自策焉。
　　中秋节，受业门人陈履和书於南昌豫章楼西馆中。
　　○附陈履和刻书始末
　　余为《考信录》，罕有人过而问焉者。独滇南陈履和见之即执弟子礼，既为刻《上古》、《唐虞》、《洙泗》录於江西矣，复谋尽取而刻之，亦贤矣哉！故附载其始末於此。
　　△乾隆五十七年书札
　　○客京师时致书
　　滇後学陈履和顿首顿首东壁先生函丈。旬月以来，捧读大著，辨古书之真伪，折群言之是非，期於尊经明道，无所淆乱而後已，比於武事，可谓敌忾御侮之师。虽以和之下愚，亦使之昭然发蒙，略辨黑白，生平谒见所及，一人而已。
　　和少承庭训，稍知向学。然至今行年三十有二矣，於经传文义曾无牖隙之明，无论不知道也。私心抱憾，约有数端：质下，不能强记；家贫奔走，伏案无时；而滇居僻远，求书颇不容易；见闻寡少，知识谫陋；──诚二十年来所抱恨於心者也。然犹有甚於此者。独学无友，古人所戒。而师者於朋友一伦为最尊，故不能自得师则不可以为学。口耳占毕之教，习其读不足以明理，施诸行事不足以修身，非所谓师与学也。家居无所交接，间取古人文读之，於本朝诸家最推服李榕村、方望溪两先生，盖观其文知其为笃行君子；而不得与之同时。同时者，闻山左窦东皋先生、乡前辈钱南园先生文章行谊，心向往之；而又不得与之一面。嗟乎，有疑而莫与析也，有惑而莫与解也，若冥行而无烛焉耳矣！天鉴其衷，俾识先生於今日，是望溪、榕村同时而东皋、南园面对也，岂不幸哉！
　　昨浼朱君笏山为和先容，以致甘心北面之意，而先生见辞过坚，益深惶惧。岂先生弃下愚而以为不可教耶？抑和之诚有未至，而姑欲使之少安勿躁而深自省也？和闻君子之教人也，以是心至，斯受之而已矣。先生弃和不教，是此生终已不得与於学问之事也。此则生平所抱憾，而兹复继之以悲者也！三日齐宿，谨以书献，唯先生察其意而受之。和将卜日进谒，以释二十年不自得师之恨。履和顿首。
　　○送别诗四首
　　送别客中贯，先生去始悲。那能终北学；竟得挽前绥。离合关吾道；风霜满大逵。自怜相见晚，廿载失攀追。
　　滇€归未得，留此竟天心。要使风尘客，得闻金玉音。黄钟开大梦；白日散穷阴。不奉先生教，安知迷误深！
　　一旦为师弟，平生积恨消。任人惊雪日；从此乐箪瓢。往事怀三古；斯文扫六朝。侯芭方问字，愁听马萧萧。
　　太息金台路，频回长者车。何人能顾马，使我庆连茹？贫贱信知己；穷愁合著书。及瓜应载酒，亲造子云居。
　　滇屏受业陈履和未定稿。
　　△嘉庆初年书札
　　○自南昌寄罗源书摘略
　　兹先生书四种俱已刻竣，谨先印数十部寄呈。先生之书不待序而传，而非其人亦不可序，故不敢妄求人序。履和谨附数语於後，以识得师之幸及刻书年月而已。所呈本有已改正而後印者，有未及改正而先印者，书中恐尚有误，并祈示知。
　　履和质劣心乱，不能读先生之书，窃欲使天下能读之士皆得受而读之。伏祈将全集寄赐，俾得次第付梓，不胜大幸！
　　○又
　　去岁差旋，得读老夫子大人先後来书，谆谆以刻书为过举，仰见虚怀谦德非末学後生所能窥见，惘然自失者久之。既又念先生之书即果有一二条未定处，而使海内承学之士相与考订而商论之，未始非先生之所愿也。版成，印四百部，计寄闽及为人乞去者几二百部矣。《洙泗考信录》，今所更定者义例更为精严。他日复将定本重刻，自无不可。《唐虞》、《三代》考信之篇，《经界考》，及各种文集，恨不能负笈入闽，手录以归。尚望先生怜而示之！
　　○自广丰寄上杭书摘略
　　先生所著诸书不欲遽出问世，是以《唐虞考信录》、《经界通考》未敢续刻。第思先生之书，先生亦不宜终以自私；而校字之责实受业者所不得辞。今先生既有归志，履和亦拟於一二年中奉亲南还，不於此时尽求先生之书，从此南北阔绝，受业愈不易矣。伏祈吾师出全书，令人别录副本，俟到丰时尽以见赐，将使同志之士共得受而读之，非独履和一人之幸也！
　　○自广丰寄罗源书摘略
　　伏念吾师穷年著作，非徒一人一时之私论，而庭前尚未有读其书者。古人师弟视犹父子，卒业校字责有攸归。敢求全集而藏之，为吾师存此书，为天下後世人存此书，此履和区区之私，而不敢不再请於吾师者也！
　　△嘉庆十三年书札
　　○自南昌寄彰德书
　　受业门人陈履和顿首谨禀先生大人阁下。履和得侍先生十七年矣。履和不得侍先生亦十七年矣。十七年中，无日不思踵谒师门以偿夙愿，而今恐不可遽得矣！伏想先生北归以後，所著诸录及古今体诗文当已次第定有全书，即师母大人诗文，似亦宜附先生卷帙以传，自憾不得朝夕左右服校对之役为可惜也！
　　履和自七年三月随家大人采铜赴滇，十年二月，家大人复任广丰，私计一年後喘息稍定，即当禀之大人，负笈北行，受经魏台以归，然後侍奉严君，退休家园。成算在胸，谓操左券。乃是年五月，履和下堂伤足，不下床者逾月，不出户者数月，扶杖行者又数月，一年之久，蹒跚学步。今虽愈十之六七，而右股终不得力。已矣，负亲负师，长为无用之身矣！去年二月，大人奉调赣县。事繁费大，乃於五月告病，而大吏不许。十二月，再具文求退，始於今年二月朔卸事。五月交代毕，晋省。大人之复来江也，家眷俱未从，故今日治装尚易。履和归後，即将家务付弟辈经理，田租百石，仅足食米，须就邑中假馆以助薪蔬，从此侍奉老亲，甘为乡人，以不材终矣！回首见先生时年壮气锐，岂料今日病废至此！
　　夫不可知者数耳，功名事业诚有非人所能自为者；至於读书行己，岂得复归之时命！齿长而学不加进，且日损焉，履和所以焉自疚，而又伤心於离索廓落，不得长侍先生者也！虽然，履和不得长侍先生，以亲故也，每读先生书，又未尝不如在左右。先生《经界考》，十年二月，照罗源板重刻於南昌；《洙泗录》亦照改订处修好。今以六月刻《唐虞考信录》，七月可以蒇事。诚能得先生生平著作之全刻而传之天下後世，俾承学之士有所取信，而先生四十五年穷经论古之苦心亦永垂诸无穷，是则先生之志，而履和虽病亦不敢不以自任者。谨遣人诣先生求书，祈将《唐虞》以後《三代考信》诸录及古今体诗文全集寄赐。或有副本，则赐副本。或无副本，则请赐原本，俟抄录後仍将原本寄呈。师母大人诗文亦乞付与。可否附刻，不敢自定。履和受书之日，即当束装侍亲行矣。
　　窃念，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自今以往，倘二亲精神日强一日，履和足伤肺病日愈一日，二三年中，积累修脯之馀，刻先生书竣，亲赍一帙以见先生，先生须髯如昔，矍铄有加，且闻弟子至而欣然也。此愿偿否，唯有日焚一瓣香祈天而已！临禀怅结，不尽欲陈。
　　六月十一日，南昌豫章楼内路南寓斋，受业门人陈履和顿首拜书。
　　○附带去书目
　　《段垣诗粹》二本。新刊《正朔考》二本（系彰德所改刻）
　　《经界考》二本。《祀考》一本（内抽换两页）
　　《考信录释例》一本。《夏考信录》稿二本。
　　《商考信录》稿二本。《洙泗考信馀录》稿四本。
　　《易卦图说》一本。《二馀集》一本。
　　（此书不记何时寄去。以前後往来书札核计之，似当在此时。故附之於此。）
　　△嘉庆十四年书札
　　○自南昌寄彰德书略
　　退休以来，所著书从容订定，不朽之业又别有在。受书时，履和方将为赣州之行，未暇付梓。幸《唐虞录》已刻成，谨取《自序》一首附其後，复谨识数语於卷末，印请先生阅之。至於履和未见诸书，尤望早写副本全寄。传薪无尽，履和有志；望吾师鉴而许之，及早为之！明年春闱後，石屏南还之友必过彰德，已致书都中，将来行者谒吾师而求书。乞封固授之，内用油纸，外加油布密缝，庶可无虞也。
　　家大人因会审邻邑之案，忽须逗遛；此时案已定局，开印後可以请咨。经年闲住，资斧日空，到家何以自食！履和现京友改就教职，非甘自闲散，良以州县之局知难而退，亲老家贫，兼多疾病，计不得不出於此。
　　功名富贵，百念灰冷；唯有登先生之堂，刻先生之书，此志毕生以之！一旦获遂，则履和此生可以无憾。迟速要自有时耳。
　　△嘉庆十五年书札
　　○自贵州道寄彰德两书略
　　戊辰秋，获读吾师寄示各书。己巳春，曾具禀请安，并呈《唐虞录》刻本，不审得达左右否？
　　两年以来，家大人因会详邻案，及买铜核减，稽留江省。去冬始得请咨。今以三月三日行抵黔省；计四月初可抵石屏。家大人精神加健，途次平安，足慰师怀。履和肺病足伤亦似渐减。从此舌耕养亲，功名之念都已淡然；惟有省师一事，义不可缓，势不宜迟。然早迟殊难预定，踌躇四顾，未尝不终夜起坐，彷徨太息也！
　　（此覆和由江西归滇过贵州时所寄书也。贵筑途中寄一信；坡贡又寄一信。）
　　两书略同，故不复载。
　　自云南寄彰德书略（庚午十一月）
　　履和三月中於贵州途次曾具两函请安。四月抵家，得卢孝廉寄来书并《洙泗馀录》刻本，又於松田朱三叔处得《五行辨》、《救荒策》各一本，杂文稿二本，捧读如侍几席。
　　履和二十年来，簿书累之，疾病苦之，於吾师之学丝毫不能尽心；计惟收藏诸书，传之其人，或可稍尽弟子之职。然《夏商》二录虽得稿本，不识後来有无改定？至於《丰镐》二录，尚未见也。诗古文集在先生固属馀事，而生平踪迹往来，师友渊源，即此可以考见，似亦未可令其散失。此事和不敢不任，而又恐不能胜任，则私心抱恨无穷。
　　自惟肺病久成，足伤亦甚，自四月抵家，至今未尝独步出城，遇尊长勉强跪拜，扶而後起，昔年壮志如死灰矣！尚思远赴礼闱者，欲借此为省师受书计耳。今亦不克如愿。念此後远游之事愈难而受书之期愈远，不觉当食而起，废寝而坐也！
　　和选期已近，前曾京中友人代为改教，未果；今复欲人为之。缘家父归装，衣物图书外别无长物、不得不更谋禄养。
　　今岁石屏孝廉北上者，丁君运泰、许君应藻、胡君霖苍，均可之寄书。乞将师门一切近况详悉示知。凡邺中已刻各书，及《周考信录》诗古文稿，均乞交诸君寄赐。
　　呜呼，履和书《唐虞录》後云：“先生视履和犹子也，履和事先生不敢不犹父也”，和抱此心，和何日尽此职哉？，临事惘惘，不罄欲言。
　　△嘉庆十八年书札
　　○癸酉十二月自云南寄彰德书
　　辛未冬，石屏公车诸君回，蒙老夫子赐书，并寄示《三代考信录》各书，均得捧读。壬申春、履和因告教未果，奉文截取；家贫亲老，不能不出。至今年五月，遂请咨赴选，一则为升斗计，一则欲借此省师。乃行至蜀中，风闻故乡疫作，心动奔归。到家两日，家大人卒中风痰，顷刻长逝。呜呼，鲜民之生，无父何怙，而今而後，履和长为无父之人矣，
　　履和肺病廿年，足伤九载，忧虞疾，未老先衰，今复惨遭大故，殆无复生理、然亦不敢不偷生苟活者，事亲之事未终，事师之事亦未终也。虽然，吾师老矣，履和亦复衰病，吾师未竟之业，付与何人？履和未了之志，酬於何日？言念及此，能不倍增伤痛乎！
　　今乘同乡孝廉公车之便，谨将先考平生大略录呈老夫子大人。倘蒙赐之文字，或志铭，或墓表，俾不孝子得刻一片石於墓门，则先考不啻复生，履和亦庶几可以不死。吾师著作，履和未得见者十五种，乞全赐之。或抄写一时难终，则请将《考信附录》、《五服考》、《国风蠡测》、《古文尚书辨伪》、《读经馀论》先发。凡吾夫子之书，履和能刻则刻之，不能则守之，有贤子弟良友朋则共传之。言不尽意，临风呜咽！
　　○附带去书目
　　《考信录总目》一本。《考信附录》二本（未全）
　　《丰镐别录周政盛衰通考》一篇。《五服异同汇考》三本。
　　《尚书辨伪》上卷。《读风偶识》摘带二本（即《国风蠡测》）。
　　《读经馀论》一本。
　　○附边印金书
　　受业边印金谨再拜上书老师大人函席。敬禀者，印将叩别北归，特此荒具寸函，略陈微悃。窃谓自世趋科目一途，遂致古学日湮，古道日泯，古风日息，而古诗古文日就废。士生斯世，必欲求一讲古学，行古道，存古风，独为古诗古文而岸然自成为古君子者而师之，行见寻之天下而终不一遇也。虽然，人特患好古之心不至耳，安得谓相需殷而相遇终疏也哉！
　　印生二十有五年矣，虽好窥览古籍，每病善忘，绝无所得，二十馀年尽成虚度。常欲得一如古大儒者北面事之，久之无所遇。到彰後，见小市有鬻故书者，或理学格言，或才人著作，辄谋买以归，如得拱璧，熟阅之不忍释手。天下赏心快事孰有加於此者乎！顾当时之所习闻者，不曰玩讲章，则曰读墨卷。彼盖功名富贵之念热於中，谓不如是不能取之易而得之捷也。人生世上，不过藉此为科第之阶梯已耳，何自苦为哉！於是将一切经世致用之书束之高阁，相戒勿窥。其有偶犯者，徒且见责於师，子弟复见责於父兄矣。其一生之事业尚可问哉！
　　印自谒吾师於邺城，拜於门下，见其同乎古，不宜乎今，合乎道而违乎俗，不禁始而讶，继而疑，终而恍然於天之爱道，不令大儒绝迹宇内，致圣道之失传，殆生是人焉而阴寄之乎！是以吾师本所学而达於政，未尽所长，退欲就删述之业，於帝王大经大法，圣贤轶事名言，考证详明，辨别精当，令伪者不得以乱真，而非者不误以为是，其功在後世者又近世诸儒之所未逮也！平湖陆子安得不幸继起有人为虚左以待之哉！
　　印之不肖，亦竟得附於门下，然则昔日之把卷沈吟者，今竟得觌面相质於几席间也！昔日之望古遥集，恨不同时者，今竟得瞻其丰采而亲其謦也！惜乎印痴钝无知，不能领略；以举业之牵，不获晨夕侍侧，常承雅训，得以稍窥万一。今又不久叩别，天各一方。嗟乎，岂吾师弟之缘遽止於此乎？抑人生之离合亦有定数而不可强耶？兴言及此，惟有仰天长叹，令人辄唤奈何耳！
　　谨将所受数卷藏於箧笥，俟他年邀天之幸，叨列科名，得以进步，定赴大名取先生所未刻出者付之剞劂，并附印名於下，藉以俱传，其荣多矣。岂让陈子介存专美於前耶！印於吾师所著书，既不能有所发明而能令後世知苦心孤诣之所在，即稍释前此之恨，亦聊尽弟子之心，亦可无憾。
　　要之，印爱慕之诚结於中已非一日，只因俗学牵绊，致从学之夙志未伸。前岁曾抑郁成疾，不食而饱。今将别矣，夫复何言！惟自勉为读书正人，不至有负师训，印之微志也。此时尚未定行期，乞吾师将生平得力要言训示数行，俾印明持身涉世之道与读书用功之法，佩之终身不敢有违。此尤印所切祷者也。
　　临别之际，百感茫茫。畅所欲言，尚多未尽。语无伦次，大略特陈。惟吾师曲谅其心，鉴其诚，终惠教之，则幸甚！
　　受业门人边印金谨禀。（未定稿）
　　○书考信录後
　　初，余幼，学为时文，应童子试，时县人争誉之。其後与弟同入学，岁试常在前列，同郡人亦争誉之。既而与弟同举於乡，数百里之内，人莫不交口艳称之。近三十岁，渐学为古诗文，三十以後，益留心於经史，而会试数不第，自是称之者渐少，惟学问之士始推重焉。四十以後，为《考信录》及《王政考》，自二三君子外，非惟不复称之，抑且莫肯观之。惟滇南陈履和於京师见余书，即执弟子礼，旋於江西刻《上古》、《洙泗》两录，《正朔》、《祀》两考。是时余宦闽中，闽之士大夫见此书，颇亦有贵重之者。而自余归後，全录陆续皆成，相、魏数百里之间，少年才俊之士，惟笃志时文，当务之为急，其肯寓之目而挂之齿颊者不过一二人，其馀罕有肯过而问焉者。是何学愈浅则称之者愈多，学益进则愿观之者益少哉！
　　昔宋玉称“其曲弥高，其和弥寡”。余之所言，不过耳目之前，《六经》、《三传》、《三史》之文，人人所可与知者，非有高远深微之论，如引商刻羽之调者可此，何以亦至於是，殊不可解也！此当余生前已如是，况於身後，又安望其美斯爱而爱斯传！
　　然则余之为此，不亦徒劳矣乎？虽然，君子当尽其在己，天地生我，父母教我，使天地间有我，而我又幸有此牖隙之明，如之何其可以自安於怠惰而不一言，以负天地而负父母乎！传与不传，听之时命，非我所能预计者矣！
　　崔述自识
　　（刚按：此篇当时以刊书之便，置於《丰镐考信录》之後；今改置於此。）
　　
　　┌──────┐
　　│王政三大典考│
　　└──────┘
　　●卷一三代正朔通考
　　△本考作意
　　三正之文见于《夏书甘誓》，而其制详具於《春秋》；孔子言之，左氏释之，两汉诸儒阐而明之，魏明唐肃仿而行之，千有六百馀年未有疑而非之者也。至宋程子始谓‘《春秋》假天时以立义；以夏时冠周月’；然亦但谓周不改时耳，非谓月亦不改也。胡氏安国作《春秋传》，乃并周之月亦以为不改，而但改岁首於子；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孔子之所改矣。家氏铉翁作《原夏正》，又并《春秋》之月亦以为未尝改，而但改旧史之岁首於寅；於是《春秋》之正月遂以为建寅之正月矣。自此二说出，世之学者往往疑焉而不能决。虽有一二好古之士驳其谬戾，顾其为说犹多未尽，征引或失之繁而抉摘未扼其要。余之究此久矣，乃考经传之文，综异同之故，溯流穷源，分条别贯，而详辨之如左。
　　△辨胡安国孔子改正朔之说
　　胡氏曰：“‘非天子，不议礼。’仲尼无其位而改正朔，可乎？曰：有是言也，不曰‘《春秋》，天子之事’乎！余按：孔子以东周之世礼乐征伐自诸侯出，故修《春秋》以尊王室，故曰：‘自诸侯出，十世希不失矣；自大夫出，五世希不失矣；陪臣执国命，三世希不失矣。’盖位愈卑则愈不可僭，况以布衣而改本朝之正朔乎！唐哥舒翰讨安禄山，或劝之还兵以诛杨国忠，曰：‘如此，乃翰反，非禄山也。’若孔子先已僭天子之权，彼乱臣贼子复何惧焉！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後《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杌》，鲁之《春秋》，一也。’盖《诗》、《书》皆王者之迹，《乘》、《杌》、《春秋》皆诸侯之史；孔子修《春秋》以尊周室，明王法以继《诗》、《书》，则不可更以诸侯之史目之，故曰：‘《春秋》，天子之事也。’岂谓其改正朔，专黜陟哉！若改正朔，专黜陟而可以为天子之事，则吴、楚之僭王皆可以为天子之事乎？为是说者非止诬圣人，亦教天下以悖上作乱也。由是言之，周果名为十有一月，孔子必不书曰正月；孔子既书曰正月，周必不名之为十有一月也。”
　　△辨胡安国孔子实行夏时之说
　　胡氏曰：‘圣人语颜回以为邦则曰“行夏之时”，作《春秋》以经世则曰“春王正月”，此见诸行事之验也。’余按：为邦之答，持论也；《春秋》之作，纪事也。持论者欲其当；纪事者欲其实。周曰某月，孔子书曰某月，使後人皆得见其是非之实，可矣；不必问其当与不当也。且使周果不改月而但以子为岁首，则是正月固与夏同，但岁首异耳；周之正月固是，但岁首非耳。孔子果欲行夏之时，将改其同且是者乎？将改其异且非者乎？必将改其异且非者也。今也，岁首之异且非者不改而反改正月之同且是者，以此为‘行夏时’，圣人不应颠倒错乱如此也！
　　△家铉翁以《春秋》为夏正之非
　　隐九年：‘三月癸酉，大雨震电；庚辰，大雨雪。’夏正之三月震电，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云：‘震电非异，震电而雪所以为异’。夫雪距震电八日，其与震电无涉也明矣。震电苟当其时，岂得以後日有雪之故而追异之乎！僖十年：‘冬，大雨雪。’夏正之冬大雨雪，非灾也。家氏欲以夏正通之，乃以为‘连三月之雨雪’。然则‘秋，大雨雹’亦连三月雨雹、而‘六月，雨’亦连三十日雨乎！僖三十三年：‘十二月，陨霜不杀草；李梅实。’霜之杀草，果之再实，皆在亥月，非夏正也。家氏乃云：‘若以此为亥月，草不尽杀，犹或有之，何以遽书为灾？’此或江南如是；中原之草，亥月未有不杀者。且《经》但云‘不杀草’而家氏以为‘不尽杀草’，亦锻炼之甚矣。桓十四年：‘春正月，无冰。’成元年：‘春二月，无冰。’襄二十八年：‘春，无冰。’夏正之春，非冰时也。家氏乃云：‘正月藏冰，二月开冰；为冰政不举，故书以讥之。’夫先王之政，鲁之不举者多矣，何独於冰！且‘无冰’为无藏冰，则‘无麦’亦为无积麦乎？哀十二年：‘冬十二月，螽。’十三年：‘冬十二月，螽。’夏正之十二月，非螽时也。家氏乃云：‘螽在夏秋，为其贼苗而书；在冬，则以阳气不敛，穷冬蛰出而记异也。’此亦或江南有之；若中土则固无是事也。且二百馀年中书螽凡十，何以皆在秋冬而不在夏乎？庄七年：‘秋，大水；无麦苗。’麦之与苗，夏正五月事也。家氏乃谓‘麦苗’为麦之苗，以求合于夏正之秋。夫中原无麦之岁十而二三，故无麦不书，无禾亦不书，两无然後书之。若但无麦之苗即书，《春秋》何以止於两见？且北方秋遇大水，则播麦必多且美，何以反无麦之苗乎？庄二十八年：‘冬，大无麦禾；臧孙辰告籴于齐。’禾之有无，夏正八月事也。家氏乃谓岁终计所储蓄而言，以求合于夏正之冬。夫饥馑之年，民之望救，朝不及夕，若待丑月岁终而後计之，而後告籴，待其籴至而民之死者不已过半乎！其馀寒暑灾变尚不下数十事。若三‘饥’两‘有年’之书於冬，‘雨雪’‘陨霜杀菽’之书於十月，其断断不可谓之夏正者盖不可以枚数。家氏乃云：‘外此亦有一二之疑，皆可以义例而通。’呜呼，吾不知家氏又将以何义例通之也？
　　△家铉翁斥杜预《长历》之非
　　自汉以来，修明历法之人无代不有，所推春秋时交食闰馀皆与周正合。此非杜氏一人之私言也。家氏乃谓元凯撰为《长历》以从《左传》之讹，又谓其借历法之不可知者以为遁词。呜乎，凡人之言，课虚则可欺，征实则难伪；今以历法推未来之交食历历可征，家氏谓为伪，何也？且《春秋》书‘公即位’者八，惟定公以在外故至六月乃即位，其馀皆在正月也。正月为周之岁首，明矣。家氏乃以正月为寅月，而岁首别在子月；孔子革周岁首，故曰‘元年春王正月’。信斯言也，是岁首旧在前年之十一月而孔子改之于此年正月矣。岁首既在十一月，则何以不於十一月即位而反於正月即位乎？
　　△胡、家二说之病因
　　虽然，二子之为此说亦有因焉。太初以来千数百年，夏之月名相沿已久，久而习，习而安，遂误以为月之本名，──故疑月数之不可改也。前乎周者以丑为岁首，而《书伊训篇》云‘惟元祀十有二月’；後乎周者以亥为岁首，而《史记高帝本纪》云‘汉元年十月’──故疑古人之但改岁首而不改正月也。晋以十二月朔灭虢而卜偃以为在‘九月十月之交’，绛老人以三月朔生而云‘臣生之岁正月甲子朔’，郑祭足之‘取麦’《传》书于四月，‘取禾’《传》书于秋，谓《传》之不用夏正不可也。《豳风》云：‘七月流火，九月授衣。’《小雅》云：‘四月维夏，六月徂暑。’谓《诗》之不用夏正不可也。──故疑周人之未尝改月也。然而《春秋》之始，孔子书曰‘元年春王正月’，故不得已而为孔子改周正月之说，又为《春秋》正月即夏正月之说以曲全之。然则此二说者乃其病之证，而非其病之因也。孟子曰：讠皮辞知其所蔽。其讠皮也，其蔽也。今但攻其讠皮而未通其蔽，则学者之疑终不释而圣人之制犹未能明也。
　　△岁首必名正月
　　凡天地之化皆始於子，故历必起於子。夜半者，日之子也。合朔者，月之子也。日南至者，岁之子也。古之圣人因日之行地一周也，故制以为日；因月之与日一会也，故制以为月；因日之行天一周也，故制以为岁。月最近日曰朔，最远日曰望。日最近地曰南至，最远地曰北至。故朔望者，月之两端也；二至者，岁之两端也。故岁之必始於南至，犹月之必始於朔也。是则子月之为正月，自初有岁月日之名而已然；而後世圣人易而建丑，又易而建寅，乃名之为十有一月耳。习後其後之所改而反不信其前之有是名，其亦亻真矣！且夫岁之必首以正月，犹之乎每君之必首以元年，每月之必首以初一日也。今有人焉，即位之年谓之十有一年，间一年乃谓之元年，可乎？今有人焉，每月之首命曰二十九日，间一日乃谓之初一日，可乎？不待智者而知其不可也。唐人省试第一人谓之省元；殿试第一人谓之状元。‘元’者，首也。所谓省元，状元，犹所谓岁首也；所谓第一人，第二人，犹所谓一月，二月也。然则谓周不以子为岁首则已耳，既以子为岁首，安得不以子为正月一月哉！
　　△辨胡、蔡二氏不改月之说
　　《伊训》一篇，出於孔壁。孔壁之书，则汉郑康成之所注者是也。当郑氏时，此篇已残缺不全，马融所谓‘逸十六篇绝无师说’者也（说详见《古文尚书真伪考》中），其所云‘惟元祀十有二月乙丑’者，乃《汉书律历志》所引《旧书伊训篇》之原文，而晋人采之以冠於篇首耳。《汉志》所谓乙丑，则子月冬至朔旦，非丑月也。以子月为十有二月，是前乎周者改月也。《史记》纪历代之事，以其时月参差，民听易惑，故每改用太初月数以归画一。颜师古《汉书注》云：‘凡月皆太初正历後追改；当时以十月为岁首，即谓十月为正月。’是也。然亦不能尽改，往往自相抵捂。如‘汉元年十月：五星聚於东井’，以历推之，金、水附日当於前年七月在东井；而误载於此年之十月者，前年之七月，旧史名之曰十月也。是迁之追改，其迹甚明，正如《左传》以周正纪晋事，而犹参用一二夏正而未及尽改也。以申月为十月，是後乎周者亦改月也。‘正’者，正月也。‘正月’者，一月也。正月而但谓之‘正’，犹朔日而但谓之‘朔’也。改正月而但谓之‘改正’犹改元年而但谓之‘改元’也。数之始者必异其名，是故以‘元’异年，以‘正’异月，以‘朔’异日；犹卦爻之以一为‘初’也，犹长幼之次之以一为‘大’也。今胡氏既云‘前乎周者以丑为正，後乎周者以亥为正’矣，而又云‘月不易’，丑亥为正而寅之为正月如故，是分‘正’与‘正月’为二也。蔡氏《书传》沿此，遂谓‘三代改正朔而不改月数，商以丑月为正，故於建寅之月不曰正月而曰一月’，丑为正月而寅为一月，是又分‘正月’与‘一月’为二也。然则元年可谓之非一年，改元可谓之非改元年乎？是何异於唐人之谓《文选》但有班孟坚文而无班固文也！
　　△三正并行於侯国之证
　　至於《经》、《传》之用夏正，亦有故焉。古之时，三正虽迭建於帝廷，亦并行於侯国；犹诸侯上奉天子之元年而又自以其即位之年纪元於其国也。盖诸侯之历，其先皆有所授，行之既久，其民安焉；有王者作，惟暴其民者乃举兵而灭之耳，苟其能守旧典而无大过，圣人亦不强改其历使从己也。故启讨有扈氏，不责其不奉夏正之罪而曰‘怠弃三正’；犹商用助而公刘自用彻也。故商之建丑，周之建子，非改历也，汤以前本建丑而文、武以前本建子也；犹彻之不始於武王而始於公刘也（说详见《三代经界通考》中）。晋封於夏故墟，民习於夏正者久，故其历仍用夏正。以《竹书纪年考》之，曲沃庄伯之元年正月，乃周平王之三十八年三月也。是以周十二月，卜偃谓之十月；周三月，绛老人谓之正月；晋赵武以襄二十五年秋为政，至昭元年正月当为八年，而祁午谓之七年。此乃晋用夏正，非周亦用夏正也。而左氏作《传》，亦多采旧史夏正之文而未及改：如卓子之弑，申生、平郑之杀，《经》在明年春，《传》皆在前年冬；韩之战，《经》在十一月壬戌，《传》在九月壬戌，是也。其纪他国之事亦间有用夏正者：如齐桓之卒，《经》在十二月乙亥，《传》在十月乙亥，是也。此或其国亦用夏正，或此国之事旁见於彼国之史，均未可知。以其采摘太杂，逐致参差不一。是以‘取麦’书於四月，‘取禾’书於秋也。左氏既未及尽考而正之，而杜氏《经传集解》既成，始见《竹书》，又未及追改原注，因致後人茫然莫得其解。逮顾宁人始揭此义。而余以推之《传》文；不但正月不同，即置闰亦互异。如王子朝之乱，卫侯辄之奔，《经》、《傅》之文皆差一月。乃知列国皆自用其历，固不得以唐、宋郡县之法而概商、周封建之时也。且自唐末以及五代皆用崇元历，南唐用齐政历，蜀用永昌、正象二历，国各异政，犹不足以为怪，而民间亦别有小历，唐末用符天，五代用万分；近代未尝有是事也。此虽皆以建寅为正，然分至晦朔之日，闰馀之法，皆不能无异。相距未及千年，其制之不同已如是，况三代以上乎！
　　△三正通用於篇章之证
　　古之时，三正既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文人学士之篇章──犹封建废为郡县而刺史太守节度观察使犹谓之诸侯，犹知府知县犹谓之守令也。盖诗之为体与纪事不同；歌谣之兴，始於虞、夏，其时方用寅正，其後欲以相沿──犹唐诗之多沿汉、魏、六朝语也，亦可据唐诗以证《唐书》之误乎！且纯用夏正者惟‘四月维夏，六月徂暑’一诗耳，其馀则周、夏之正义皆可通者较多。若《豳风》，则自巳月至亥月用夏正，子月至卯月兼采周正；而辰月谓之蚕月，此盖当时里巷之语云然，後世去古远而不可考耳──犹天津、泰安之为府已数十年而民犹呼之为天律卫泰安州，犹汴之为开封已数百年而民犹呼之为汴城也。张氏以宁虽极为《诗》辨，然不知诗人之於古名本自通用；陈氏廷敬虽颇为《传》解，然未知侯国之於夏正原自兼行，则其说犹未备而其疑犹未释也。
　　△《周书》皆用周正
　　若夫王朝纪事之书则无不用周正者。《武成》云：‘惟一月壬辰旁死霸，若翌日癸巳，王乃朝步自周，于征伐纣。’（本《汉书》，与今《书》文小异）《国语》云：‘武王伐殷，岁在鹑火，月在天驷，日在析木之津，辰在斗柄，星在天鼋。’《汉书律历志》云：‘师初发，以殷十一月戊子，日在析木、箕五度，月在房五度；後三日，得周正月辛卯朔，合辰在斗前一度；癸巳，武王始发。’由是言之，其为周正明矣。若以夏正释之，则日当在元枵、И訾之间，辰且近营室矣，《国语》何得乃云然乎！《毕命》云：‘惟十有二年六月庚午フ。’《汉志》以历推之，亦为周正。至《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虽无明文可考，然以二篇例之，皆为周正无疑。其尤显然较著者，则《洛诰》之‘十有二月戊辰，祭岁’。若果岁首在十一月，则十有二月何得祭岁乎！曰：然则《周官》、《月令》何以不用周正也？曰：此二书皆战国时所撰。《月令》出於不韦，乃阴阳家之说，所推中星皆在春秋以後，其非周制明甚。《周官》封建之制，山赋之法，皆与《诗》、《书》、《春秋》、《孟子》不合，安在正朔之独能得其实。（说并详见《丰镐考信录周公篇》中）惟《尚书》、《春秋》乃圣人之经，当时纪事之史。学者不此之信而反取《周官》、《月令》滋其疑，亦可谓亻真矣！且此二书多以‘孟春，仲夏’为文而罕举月数者，则亦以三代之正并行通用之故，故变文而称夏时，欲其对考而易辨耳；岂足为异也哉！
　　△《孟子》、《戴记》、《易彖辞》用周正
　　亦非惟纪事之书然也。孟子曰：‘七八月之间旱’，‘七八月之间雨集’，‘十一月，徒杠成；十二月，舆梁成。’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十一月涧水涸，十二月河水涸，至是乃可施工。’夫今之水涸皆在秋分以後，今之成梁亦皆在小雪以前，此虽田夫牧竖妇人孺子皆知之，且民之病涉莫如亥子丑之三月，若至丑月施工，则梁成且无所用，而何为劳民而伤财也哉！《记》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此非夏正明矣。家氏乃云：‘未闻有春日至，秋日至者，此汉儒记礼传闻者之误。’夫《戴记》诚不能以无误，然古人但言日至，原无春夏秋冬之名。孟子曰‘千岁之日至’，又曰‘至於日至之时’；《易传》谓之‘至日’；《春秋传》谓之‘南至，北至’；《月令》谓之‘长至，短至’。自汉以後概用寅正，乃呼之为‘冬至，夏至’。家氏乃欲以此律商、周乎！惟《易临卦彖词》所谓‘八月有凶’云者，或主周正而以为《遁》，或主夏正而以为《观》，或主商正而以为《否》，说皆可通，理难相胜；要之皆不甚合。盖由先儒误分十二月之卦，以子月为《复》，午月为《后》，故人不得其解耳。何以明之？二至者，气消长之极也；二分者，气消长之中也。《乾坤》者，卦消长之极也；《泰否》者，卦消长之中也。然则《乾坤》当配二至，《泰否》当配二分，丑月乃为《复》，未月乃为《后》耳。（说详见《易十二卦应十二月图说》中）未月者，周正之八月也。然则此文‘八月’乃《后卦》也。不然，由《遁》而《否》而《观》，以至于《剥》，无一非阳消阴长之卦，何所见而当专属之某卦？惟《后》，一阴初生，乃凶之始，前此未尝有凶也，故曰‘至于八月有凶’，──岂不理明而词顺邪！家氏乃云：‘文王之《彖》惟从夏正，此月次不易之明证。’夫此《彖》，家氏自解以为《观》耳，《经》何尝谓为《观》也哉！嗟夫，周正之文见於《经》、《传》者多矣，家氏概不之信，而偶得一二夏正之文则沾沾焉据之以攻左氏，其亦异矣！
　　△书‘王正月’见《春秋》用周正
　　且夫《春秋》正月之为周正，孔子固自言之矣，‘王正月’是也。孔子何以冠‘王’於‘正月’也？古之时，三正并行於侯国，亦通用於篇章，孔子惧民听之惑乱，後之学者无所考证，故属正月於王，以别嫌而传信。‘王’也者，周也。‘王正月’也者，周正月也。不曰‘周’而曰‘王’者，以别於夏、商之丑正寅正则曰‘周正月’，以别於诸侯之丑正寅正则曰‘王正月’也。犹之乎诗之别於《商颂》则曰《周颂》，别於十五国风则曰《王风》也。《春秋》於诸侯之大夫书曰‘齐人，晋人’，其师书曰‘齐师，晋师’；独其齐周也，人曰‘王人’，师曰‘王师’，女曰‘王姬’，正曰‘王正’，皆不云‘周’。何者？普天之下皆周也。犹之乎四量不曰‘齐量’而曰‘公量’，二耦不曰‘鲁臣’而曰‘公臣’也。──季氏亦鲁而陈氏亦齐也。後儒不知三代正朔之制，因而不知孔子书王之意，但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王，求其解而不得，遂疑圣人别有深意而以欲行王道之义训之，谬矣。夫文相属之谓词，词相属之谓章，若以‘王’间于‘春’与‘正月’之间而别为一义，不与上下相属，圣人之言安得如是之乱杂而无章乎！盖《召诰》、《多士》皆《周书》也，《周书》则周正矣，故不必自冠以‘王’；《春秋》诸侯之史也，诸侯固有用二代之正者，不冠以王则不可必其为子正，故书曰‘王正月’。由是言之，王正即周正也。孔子谓之周正，故左氏亦谓之周正。非左氏之言，孔子之言也。如胡氏之说，周不改月而孔子改之，则孔子不当诬之为王正月。如家氏之说，周之正月即夏之正月，则孔子不得殊之为王正月。然则非叛左氏也，叛孔子而已矣。
　　△辨程颐‘夏时冠周月’之说
　　曰：月之可改，固也，冬不可以为春，夏不可以为秋；然则程子‘夏时冠周月’之说或可信乎？曰：程子盖见《召诰》之二月，《多士》之三月皆不书春，《顾命》之四月，《多方》之五月皆不书夏，故疑‘正月’乃鲁史之旧文，周之本名，而‘春’为孔子之所加耳。然《春秋》者，鲁史记之本名，若果有月无时，何得加此不情之名？且周果改月而不改时，是周之改夏时犹有未尽。孔子不敢改周之月则亦已矣，乃反取周所未改之冬而名之春，是助周以改夏时也，其与‘爱礼存羊’之意亦大相悖矣。《洪范》曰：‘四，五纪：一曰岁，二曰月，三曰日。’又曰：‘王省惟岁，卿士惟月，师尹惟日。’皆不言时。何者？日也者，一昼夜之终始也；月也者，一朔望之终始也；岁也者，一寒暑之终始也。史之所书，三者而已。时也者，分一岁而四之也；旬也者，分一月而三之也；月之不必系以时也，犹日之不必系以旬也。尧未尝建子也，而‘正月’亦不书春，‘五月’亦不书夏。以是知有月无时乃史体之大凡。独鲁史有‘春、秋’，故以《春秋》名之，不得以《春秋》之例例《周书》也。盖正月者王之所建也，故系之於王；年也者随月而移者也，时也者自年而分者也，──孔氏所谓‘月改则春移’者是也，──故年与春不系之於王。乌有所谓‘以夏时冠周月’者哉！然程子之言虽未合於事理，要未尝有不改月之说。二子虽皆引此语以为据，然如胡氏之言则此正月非周之正月，如家氏之言则此正月即夏之正月，皆不可谓之夏时冠周月。是非但失孔子之旨也，亦并未达程子之意矣。
　　△周四时之名未正
　　曰：然则四时十二月次皆可以移易乎？曰：一二三四者，自岁首递数之，非寅卯辰巳之名也；子之年可以为元年，子之月独不可以为正月乎！惟其春子丑而秋午未，诚若未善。然古之惊蛰、谷雨，後世谓之雨水、清明矣；古之雨水、清明，後世谓之惊蛰、谷雨矣。古者河以南谓之‘河南’，明则河以北三府亦概称为‘河南’；元并广南两路于湖南，谓之‘湖广’，明无广南，以湖北益之，而仍称为‘湖广’。此何以说焉？乃曰‘子丑之为冬，午未之为夏，千载而上必无有名之为春与秋者也’，抑何其少见而多怪乎！且使四时之名果正，则孔子‘宪章文武’足矣，於‘夏时’又何取焉！
　　△乾隆己酉跋
　　此文创於癸巳元旦，凡五篇，题曰《春王正月论》。及秋，复增损为三篇，曰《三正辨》。今十有六年矣。去秋偶自披览，犹惜其说未备，乃复增而次之，间有前人之所已言而未畅其旨者，悉仍其意而更著之，不分篇帙，但以文义相次，命曰《三代正朔通考》，以待好学之士而贻之。乾隆己酉仲春，崔述自识。
　　△嘉庆乙丑跋
　　此书於嘉庆丁巳已刻于江西南昌。今秋，《考信录》既成，复取而阅之，仍有未惬心处，因复有所删改，其先後亦颇有所更定，乃复录而存之。计距己酉十六年矣。嘉庆乙丑季秋，述又识。
　　●卷二经传祀通考
　　△本考作意
　　之为礼，先儒说者纷然，愈变而其说愈巧，愈巧而其真愈失。大抵近世以来，人所通行而共守者有三。其一，以为不王不，鲁之为僭礼；说本《丧服小记》。其一，以为乃殷祭之名，三年一，五年一；说本《春秋说》文，自何、郑以来皆用之（唯杜氏以为三年一，其说小异）。其一，以为专祭始祖所自出之帝，周喾而配以稷，鲁文王而配以周公；此则本於王肃之《圣证论》，赵匡衍之，而朱子采之以入《集注》者也。然考之於经，参之於传记，说皆不合；而学者咸从之，良可异也。述自幼读《春秋》，即尝疑之；及今三十馀年，益晓然知其误。每叹三代之礼不明，《六经》之义日晦。但余人微言轻，徒取狂妄之讥，安能夺人之所共是！然既少有所窥，不忍缄默以误学者，乃辑经传记注之言者别其同异，次其先後，而附之以辨，欲使学者溯流穷源，是非得失之故可以了然於一望之间。惟是寡陋善忘，不能该备，姑取所记忆者列之，足以略见梗概而已。谨条其文如左。
　　一，祭见於《春秋》经文者二，一太庙，一群庙，皆非以祭始祖之父，如《集注》所云者。
　　‘夏五月，乙酉，吉於庄公。’（《春秋》闵公二年）
　　△‘吉於庄公’非祭文王
　　按：既於庄公，则非以祭文王可知也。或曰：‘，本以祭文王；祭於庄公，非也；故书之以示讥。’曰：果以祭文王，则祭於庄公不得谓之矣。鲁自时祭庄公，《春秋》何得强名为而讥之！祭天之谓郊，祭山之谓望；今谓其望於天而郊於山，而从而讥之，可乎！赵氏亦自知其说之不合，故又曲为之解曰：‘於庄公，盖用祭礼物耳。’诚如是也，僭则有之矣，遂谓之则非也。设使用郊之牲，奏郊之乐，亦遂可谓之‘郊於庄公’乎！然则果专以祭文王，《春秋》必不书曰‘於庄公’；《春秋》书曰‘於庄公’，则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盖《春秋》之所讥乃以未三年而吉祭，故不但曰‘於庄公’而必曰‘吉於庄公’，书法甚明，非以於庄公为讥也。正如僖之‘於太庙’，乃讥其‘致夫人’，非讥其‘於太庙’也。谓书‘於庄公’为讥，则书‘於太庙’何说焉？
　　‘秋七月於太庙，用致夫人。’（《春秋》僖公八年）
　　△‘於太庙’非祭文王
　　按：《春秋》之辞别嫌明微。但系以‘太庙’而不异其文，则亦但於周公而非於文王可知也。《春秋》书‘’者二，书‘’者二，书‘尝’者一。尝皆不书其庙而独书者，盖尝同日而祭，不仅一庙，而或直或，不系以庙则不可知其为谁何。由是言之，太庙群庙皆有祭，而非特制此以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明矣。若专以祭始祖所自出，则但书足矣，何必云‘於太庙’乎！
　　一，祭未书於《经》而但见於《左传》者三，皆群庙之祭，亦无祭始祖之父之事。
　　‘春，将於武公，戒百官。……二月癸酉，。叔弓氵位事，入而卒；去乐卒事。’（《左传》昭公十五年。按：此经文云‘有事於武宫’，则凡《经》言‘有事’者皆也。但於《经》无明文，故俱不载）
　　‘将於襄公，万者二人；其众万於季氏。’（《左传》昭公二十五年）
　　‘辛卯，於僖公。’（《左传》定公八年）
　　△於武、襄、僖三公皆群庙
　　按此三事，皆群庙，非始祖所自出也。然则乃太庙群庙之通祭无疑矣。或曰：‘《左传》文多附会，而《礼记》者经也；始祖所自出，其说出於《礼记》，其可舍《经》而从《传》乎！’曰：《左传》容有可疑，与经异者，疑之可也；事荒唐而文牾者，疑之可也。今此三事既无荒唐抵牾之失，而证之於《经》‘於庄公’、‘於太庙’之文如合符，然其不当疑明矣。且《记》者，经也邪！孔子以前圣人所定，谓之经。春秋、战国之间贤人所传，谓之传。秦、汉之际儒者所记，谓之记。自汉以後解经与传记者，谓之注。自唐以後并经传记注而释之者，谓之疏。故传或采於经，记或采於传，其作之先後然也。传或彼此互异则衷之经，记或彼此互异则衷之传，此一定之理也。《曲台记》成於西汉之世，自刘向《七略》、班固《六艺》，皆未尝以为经；至郑康成注之，始跻之於经传。唐人分经取士，遂与《礼经》并行；然其时《三传》亦杂之经中，未尝崇《礼记》而黜《左传》也。宋人好言经学而不能辨真伪，反弃《礼经》而以《戴记》取士，然後世之习举业者遂以为真经耳。岂得以汉人之所述而反疑周人之所载者哉！且即汉人亦未尝有是说，《王制》、《郊特牲》、《祭义》、《祭统》诸篇之文具在而可按也。可疑者，独《小记》、《大传》、《祭法》三篇耳。然此三篇之意亦初不如赵氏之所云，特王肃一人如是解耳。就令《戴记》果有是说，尚不当以之疑《左传》；况王肃耶！左氏生於战国之初，礼时犹未废。王肃，魏人耳，去春秋时八九百年，姑无论二子之学相去天渊，而传闻猜度者亦当不如目见者之足征也。
　　一，“於庄公”一事，《三传》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为当祭始祖之父者。
　　“吉於庄公，速也。”（《左传》闵公二年）
　　“其言‘吉’何？言吉者，未可以吉也。曷为未可以吉？未三年也。其言‘於庄公’何？未可以称宫庙也。吉於庄公，何以书？讥。何讥尔？讥始不三年也。”（《公羊传》闵公二年）
　　“丧事未华而举吉祭，故非之也。”（《梁传》闵公二年）
　　△三传皆讥吉
　　按：《三传》之文如合符然，皆以吉祭为讥，未有以‘于庄公’为讥者。假使果以祭始祖之所自出而今以祭庄公，可谓大失礼矣，则三人者皆生秦火以前，何得绝无一人知之而绝无一言及之乎？李氏廉乃曰：‘《三传》皆知丧之失礼而不知鲁本不当。’呜呼，三子皆生于周之世，所见者周之书，所闻者周之礼，皆未尝读《小记》与《圣证论》也；‘不王不’之法，‘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三子固无由而知之也，唯赵匡乃知之耳！吾乡有学诗者，据《诗法入门》（近世书名）而笑杜甫之不知平侧。世之据赵匡而驳《三传》者，亦若是而已矣！
　　一，之文见於《论语》者二，皆未明言其为何礼，不得以为祭始祖之父与五年一，不王不之证。
　　“子曰：‘，自既灌而往者，吾不欲观之矣。’”（《论语八佾篇》）
　　△辨朱熹“失礼之中又失礼”之说
　　按：圣人不欲观之，故无明文，不可以悬度而定案。果以鲁非礼之故，亦当如《祭统》、《明堂位》所言，其僭天子礼乐皆在既灌以往，然後此言可通。若如赵氏之说，以祭始祖之所自出为僭则当之初，孔子即已不欲观，何待既灌以往乎！朱子乃云：‘失礼之中又失礼焉，故发此叹。’亦可谓委曲而费词矣。
　　“或问之说。子曰：‘不知也。知其说者之於天下也，其如示诸斯乎？’指其掌。”（同上）
　　△辨朱熹“报本之中又报本”之说
　　按：圣人不答或人之故，亦无明文，不可臆断。然以经传之文推之，宗庙之祀见於《春秋》者凡三，曰，曰尝，曰，故《左传》云‘尝於庙’。礻龠虽见於《易》而以为薄祭，则庙中唯此三祀为正也。此三祀者，尝以荐新，以祭改岁，其取义皆易知：独行於春夏之间，又有直袷之分，先王立制之意有难以窥测者。然则或人之所以问，孔子之所以不答，或皆因於此，未可知也。朱子乃以为祭始祖所自出而谓‘报本之中又报本，追远之中又追远，非仁孝诚敬之至不足以语此；非或人之所及，故以不知答之’。若然，则是祭及其二十世之祖者其理易知，而祭及其二十一世之祖者其理即难知。此谚所谓‘二十四拜皆已拜，何争此一抖’者也。余不敢信为然。
　　一，之文见於《左传》者三，其词甚明，亦皆与《戴记》合，初无祭始祖之父及五年一，不王不之说。
　　‘凡君薨，而作主，特祀於主，尝於庙。’（《左传》僖公三十三年）
　　△云‘凡’见群庙皆然
　　按：‘凡’之云者，群庙皆然，非以祭始祖之所自出明矣。且与尝同举，正与《王制》、《祭义》诸篇说同，亦不当为王者五年之大祭也。
　　‘宋公享晋侯於楚丘，请以《桑林》。荀辞。荀偃、士モ曰：“诸侯，宋、鲁於是观礼。鲁有乐，宾祭用之。宋以《桑林》享君，不亦可乎！”’（《左传》襄公十年）
　　△鲁之失礼在乐
　　按：襄公十六年传，晋亦有，则乃诸侯通用之礼也，此文以鲁之乐比宋之《桑林》，则鲁所用之乐非诸侯通用之乐矣。然则鲁之失礼固不在而在乐也。盖鲁之但以用天子之祭器乐章为僭；其实乃诸侯祭群庙之通礼，不必为天子独有之祭，为始祖所自出之祭，而後鲁为僭也。且云‘宾祭用之’，则此乐亦以之娱宾矣，不但僭而巳。
　　‘冬，穆叔如晋聘，且言齐故。晋人曰：“以寡君之未祀与民之未息；不然，不敢忘。”’（《左传》襄公十六年）
　　△免丧然後
　　按：是年春葬晋悼公，平公既位，已於曲沃矣，而此文复云‘未祀’，则是既葬既可行，必免丧然後举也。何以必待于免丧？礼吉也。‘吉於庄公’，《经》书之矣，《传》言之矣。彼此互证，其理显然。盖祖宗之血食不可因丧而废，故尝仍其常；三年之重服不可纯用吉礼，故免丧然後。此先王制礼，所以使丧祭不相妨，吉凶无所碍，其义为至精也。然则是以丧故，所以逾三年而後，非无丧而概以数年为常也。至之所以为吉，《传》无明文。而《祭义》、《郊特牲》皆谓有乐而尝无乐。考《春秋》中之用乐用万，皆也，而尝皆无文；其说似为得之。然《鲁颂》“秋而载尝”章有“《万》舞洋洋”，《祭统》亦云“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则又不知其何故也？岂尝本无乐而亦可以用乐耶？抑後世相沿之失耶？古书既缺不能详考。要之，所以异於尝者，但以其吉耳，非以其为五年殷祭与祭始祖所自出之帝也。
　　一，之文见於《诗序》者二，说与《春秋经传》、《戴记》合，亦与祭始祖之父无涉。
　　“《》，太祖也。”（《毛诗序》）
　　△《》太祖指文王
　　按：此即《王制》所谓“直”，《春秋》所谓“於庄公”、“於太庙”者也。《王制》以为天子无直，而此云尔者，盖传闻之小异；疑此为得之。此诗词意似指文王而言，故《序》以为“太祖”，盖以文王为太祖，犹《祭法》之云“祖文王”也。此於说《诗》虽出揣度，然言则固与《春秋经传》合，不以为始祖所自出也。朱子乃云：“喾於後稷之庙而词无及喾、稷者，恐《序》之误。”不知原不於喾，亦不皆於稷，故词不及喾、稷而《序》以为，非《序》误，乃以为始祖所自出者误也。
　　“《长发》，大也。”（同上）
　　△《长发》“大”即
　　按：此即《王制》所谓“”也。此诗遍述契、相土、汤，故《序》以为“大”。於此可见汉初儒者师弟相传，其说皆如是，初无有其始祖所自出之说，不但《王制》、《祭义》等篇为然也。朱子《诗传》乃云：“大不及群庙之主；此宜为祭之诗。”盖由误信赵氏之说，不知大即，是以反疑《序》说为误。今但屏去赵说，则古传记之言者皆不误矣。然则是王、赵误而非古传记之误也。
　　一，《礼记》中泛记祭之时者六，皆列於时祭之内，兼有诸侯宗庙通用之文，绝无五年一及不王不，祭始祖之父之说。
　　“飨有乐而食尝无乐，阴阳之义也。凡饮，养阳气也；凡食，养阴气也；故春而秋尝。”（《郊特牲》）
　　“祭不欲数，数则烦，烦则不敬；祭不欲疏，疏则怠，怠则忘；是故君子合诸天道，春秋尝。……乐以迎来，哀以送往，故有乐而尝无乐。”（《祭义》）
　　“春秋修其祖庙，陈其宗器，设其裳衣，荐其时食。……明乎郊社之礼，尝之义，治国其如示诸掌乎！”（《中庸》）
　　△《郊特牲》等篇以为春祭
　　按：此三篇皆谓春秋尝，则乃每年之祭而非五年之祭也明矣。且《祭义》、《郊特牲》皆通论祭礼而其言如是，则乃诸侯群庙之常祭，而非天子所独有之祭，始祖自出之帝所独擅之祭，又明矣。
　　△朱熹释《中庸》尝之非
　　朱子《中庸章句》云：“，天子宗庙之大祭，追祭太祖之所自出於太庙而以太祖配之也。尝，秋祭也。四时皆祭，举其一耳。”余按此章自“修其祖庙”以下皆论祭祀之礼，而首以“春秋”冠之，末以“尝”明之，其为春秋尝，文义甚明。况《祭义》、《郊特牲》皆有“春秋尝”之文可互证乎！今殊於春秋祭之外，而前则以春秋包四时，後则以一尝该四祭，亦可谓迂曲深晦而费词矣。盖朱子亦以先入之言为主而强取而合之，故不复顾本章之文义耳。
　　天子诸侯宗庙之祭：春曰衤勺，夏曰，秋曰尝，冬曰。”（《王制》）
　　“春祭曰衤勺，夏祭曰，秋祭曰尝，冬祭曰。衤勺、，阳义也；尝、，阴义也。者，阳之盛也；尝者，阴之盛也；故曰莫重於尝。”（《祭统》）
　　△《王制》等篇以为夏祭
　　按：此二篇之文与前三篇小异。彼以为春祭，此则以为夏祭；彼以为每年两祭，此则以为每年四祭，此其不同者也。盖古人之祭原不分四时，其後说经之儒各据其师所传为说而分系之，是以或举其重，或兼其轻，或以为春，或以为夏耳。要之，皆以为每年之祭而非以为五年之祭也。夫《记》之言虽不足尽信，然秦、汉间去古未远，其时学者各有授受，源流不归於一，非若後世为举业者同宗一注疏而无异说也。藉令果有五年一之事，四十馀篇之中岂得竟无一人言者，而不约而同皆以为每年之祭乎！且其文云“天子诸侯宗庙之祭”云云而无异词，则亦未尝以为不王不与祭始祖之所自出矣。
　　△郑玄分别夏、殷、周祭名之非
　　郑氏《王制》、《祭统》注云：“此盖夏、殷之祭名。周则改之，春曰祠，夏日衤勺，以为殷祭。”余按：《祭统》言成王、康王赐鲁以尝重祭，则为周制无疑矣；《中庸》以春秋尝为武王、周公之达孝，则亦以春秋尝为周制也；乌得概谓之夏、殷哉！夏、殷之制，《记》尝言之矣，《王制》之“飨、食”，“收、”，《祭义》之“祭ウ、祭阳”，《郊特牲》之“尚气、尚声”，皆以夏、殷之文别之，未有不举其代号者。不举代号，皆周制也。如概以为夏、殷，则《王制》之“辟雍”，《郊特牲》之“稷牛”，其又何解焉？且郑氏以夏、商为有殷祭乎？无殷祭乎？如有殷祭，周袭其名，可也；即别命一名，亦可也；何为易之而又冒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为易之而又胃其时祭之名？若无殷祭而周创之，则亦何难并创一殷祭之名，而必冒夏、商时祭之旧名，复别制一时祭之名以代之？亦可谓委曲而繁扰矣！《记》之言凡十一篇，《祭法》记四代之，无论已；其馀十篇，无明文者五而以为时祭者五，未有一篇言为殷祭者。《记》之所采多周末之言，即汉亦去周为近，何故竟无一人肯述周制而皆远征之夏、商乎？
　　“天子直衤勺、、尝、。诸侯衤勺则不，则不尝，尝则不，则不衤勺。诸侯衤勺直，一直一，尝，。”（《王制》）
　　△“直、”非祭名
　　按此文，则是衤勺尝乃祭之名，而直与袷乃分合之谓，非祭之名也。分祭则谓之直；合祭则谓之袷。直，即直也，专之义也。，即合也，後人加示於合旁耳，犹右之加示而为佑也。尝皆有袷，则尝之外不得复有袷祭矣。犹《诗》之言“黍稷童，直稚菽麦”，不得谓黍稷菽麦之外别有童直稚之四也。至其直制，实本《春秋经传》而来。所谓之直者，即《春秋》之“於庄公，於太庙”也。所谓者，即《春秋》之“大事於太庙”也。所谓尝袷者，即《春秋》之但书“己卯”，“乙亥尝”，而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即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不书所祭之庙也。所言虽不必尽合古制，要其大概不悖於经。由是言之，之与袷不得平列为二祭而以三年五年分属之也明矣。且既有直有袷，则非以祭始祖之父矣。云“诸侯一直一袷”，则亦以为诸侯通用之祭而不用“不王不”之说矣。
　　一，《礼记》中专记鲁之制者三，但以为用天子器乐，亦但有祭周公之文，绝无不王不及祭始祖之父之说。
　　“昔者周公旦有勋劳于天下。周公既没，成王、康王追念周公之所以勋劳者而欲尊鲁，故赐之以重祭。外祭则郊社是也；内祭则大尝是也。夫大尝，升歌《清庙》，下而管《象》，朱干玉戚以舞《大武》，入佾以舞《大夏》，此天子之乐也。康周公，故以赐鲁也。”（《祭统》）
　　“季夏六月，以礼祀周公於太庙。牲用白牡；尊用牺象山；郁尊用黄目；灌用玉瓒大圭；荐用玉豆雕；爵用玉盏仍雕，加以璧散璧角；俎用完。升歌《清庙》；下管《象》；朱干玉戚，冕而舞《大武》；皮弁素积，裼而舞《大夏》。”（《明堂位》）
　　△《祭统》、《明堂位》见鲁之僭
　　按此二篇之文，则是鲁之所以为僭者专於祭器乐章见之，非以为僭也，非以其太祖之所自出为僭也。黄目玉瓒皆灌时所用，与《论语》“既灌”之言合；《大夏》、《大武》皆天子之乐，与《春秋传》“鲁有乐”之言合；鲁之僭可以互证而无疑矣。且《祭统》所称重祭凡四，而郊社尝皆与焉。郊固天子之礼，若社尝乃诸侯所通用，又何独疑於而遂以为非天子不得行乎？唯所云“成王、康王赐鲁重祭”者，恐未必然。成、康皆周令主，不应有是过举。管仲之“三归、反坫”，季氏之“八佾、雍彻”，亦岂有人赐之！盖鲁之君自僭天子礼乐，相沿既久，莫知所始，其国人遂为是想当然之说，正如楚伯州犁所云“辞而假之寡君”者。不然，赐祭，一事耳，成则成，康则康，何以概云“成王、康王”乎？又按：《明堂位》一篇皆以侈鲁国之盛，若果祭太祖之所自出而祀文王，此之巨典尤为煌煌者，何得通篇竟无一言及之而但云“祀周公於太庙”乎？然则之非以祭文王可知矣。“孟献子曰：“正月日至，可以有事於上帝；七月日至，可以有事於祖。”七月而，献子为之也。”（《杂记下》）
　　△《杂记》概举五庙
　　按：此文云“有事於祖”，则亦概举五庙言之，而未见其为专祭太祖之所自出也。唯谓七月始於献子，恐未必然。范氏《梁传注》已辨之矣。
　　一，自《丧服小记》始有“不王不”之说，乃因《礼运》之文而误；其实，《礼运》未尝以为天子之礼。
　　“鲁之郊非礼也。周公其衰矣！”（《礼运》）
　　“礼，不王不。”（《丧服小记》。《大传》同）
　　△《礼运》“非礼”之误解
　　按：《小记》之文乃本《礼运》之意以为言者。然《王制》等三篇泛言礼，未尝有一篇以为天子之礼者；而《礼运》、《祭统》、《明堂位》三篇专言鲁，则皆以为天子之礼。然则是鲁为天子之礼，非即为天子之礼，明矣。盖《礼运》所谓“非礼”即《祭统》、《明堂位》所云“黄目、玉瓒、《大夏》、《大武》”之属，其“郊”并举亦即《祭统》“郊社尝”并举之意；非以为天子始得行也。《礼运》以此文为孔子之言，虽未必果然，大都此语相传已久。《小记》，汉儒所纂，但闻鲁非礼而未详其所以非礼，但闻鲁之郊皆非礼而郊非王者不得行，故臆度之而遂以郊例之，而以为不王不耳。《小记》本杂缀古人之语以成篇者，而此文亦与上“其祖”之文不相属。盖上文本谓王者始得“其祖之所自出”，後人遂误以为王者始得而加此文，纂辑者未之考而概列之於篇中也。
　　△《大传》误采《小记》
　　至於《大传》之文，又皆采之他篇，“服述”以下见於《服问》，“别子”以下见於《小记》；则此文亦即采之《小记》可知。盖因其与上文皆论，故取而合之。然则《大传》之作又後於《小记》矣。後儒但见《大传》此文，遂不复考其所由来而概以为不王不，其亦疏矣。由是言之，不王不之说乃一人误解之，一人又误采之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一也。
　　一，自《春秋说文》始有五年一之说，乃因《公羊传》及《尔雅》之文而误；其实，《公羊传》未尝以为五年之殷祭。
　　“春曰祠；夏曰衤勺；秋曰尝；冬曰。”（《公羊传》桓公八年）“大者何？合祭也。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于太祖；末毁庙之主，皆升合食于太祖。五年而再殷祭。”（《公羊传》文公二年）
　　“春祭曰祠；夏祭曰衤勺；秋祭曰尝；冬祭曰。……，大祭也。”（《尔雅释天》）
　　“三年一；五年一。”（《春秋说》文。《礼纬》同）
　　△《公羊》“殷祭”与《尔雅》“大祭”之误解
　　按：《春秋说文》之言本之《公羊》文二年传“五年再殷祭”之文；而其所以以为殷祭者，则因於桓八年传时祭不言之故。然观《传》之本文，但五年再耳，非谓一而一也。《传》曰“大袷者何？合祭也。”是合祭即大袷也。曰：“其合祭奈何？毁庙之主陈於太祖，未毁庙之主皆升合食於太祖；五年而再殷祭。”是殷祭即合祭也。然则“五年而再殷祭”云者，即五年而再大袷也；何尝谓别有一，与袷相间以祭於五年之中，而为再殷祭哉！假使殷祭果兼袷，则上文亦当有一言及，何得独言袷乎！假使袷果皆殷祭，则闵二年“於庄公”之传亦当有一言及之，何得独言之於袷乎！盖此传之文正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大袷”，即《王制》之“袷”也；所谓“五年而再殷祭”，即《王制》之“一直一袷”也。但一直一袷则四年而再袷，与此五年之文少别。盖亦约略言之，要其大旨未尝不同，不得平分为二祭以当五年再举之数也。至於四时之祭独不言，此亦不足为异。何者？古人之祭原不平分四时，故殷以一岁为“一祀”，《礼》以祀事为“岁事”；但每岁有此数祭，非每时必有此一祭也。若果每时一祭，则当以一时为一祀，何得反以一岁为一祀乎！古礼既缺，说经之儒各自以意取古祭名而分系之四时，是以互有同异，或有此而无彼，或有彼而无此耳；非谓此外不得复有祭也。《祭义》、《郊特牲》皆但言尝而不言，亦可以为五年之殷祭乎！《左传》云：“尝於庙。”至纪祭时则云：“始杀而尝，闭蛰而。”独不言，是无定时也。故，於《经》有“五月”“七月”之异，於《传》有“二月”“十月”之殊，於《记》则又“春祭”“夏祭”，“六月”“七月”，不一其说。或者公羊氏以无定时，故不分系於四时耶？安得因此文之未言而遂强入之於五年殷祭之数也！《尔雅》四时祭名全录《公羊传》文；以《传》之未言也，故别出“，大祭”之文以补之。然揆其意，亦但谓祭较祠衤勺尝为大耳，非以此当《传》文“五年再殷祭”之数也。若果以相间为五年之殷祭，则文当云“、，皆大祭也”，何得独言而偏遗袷乎！《春秋说文》见不列时祭之内，遂误以《尔雅》之“大祭”为即《公羊》之“殷祭”，因分为二而以“三年”“五年”别之，以求合於《传》文、呜呼，谬矣！“袷”也者，即“合”也。“示”，特传写者所加耳。三年之袷，即合祭之也。是以经传无袷祭之名而但有“尝”“袷”之文。若五年之不合祭，则非殷祭矣。若亦合祭，则仍是大耳。岂得分彼为而此为也哉！何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皆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氏求其说而不得，乃谓“所以异於者，功臣昔祭也。”此特想当然耳，经传未尝有也。纵使果然，而之合食反多於袷、岂得反不谓之袷也哉！至於所推春秋袷之年，尤为穿凿。之见於《经》者二，而相距八年，乌在其能合也！且如其说，自继数之，自继袷数之，则三十年中凡十袷六，有四年而三殷祭者矣，《传》岂得谓之“五年再殷祭”乎！
　　△“、祠”疑一祭
　　又按：《春秋》有无祠，《诗》有祠无，经未有祠并举者；《祭义》、《郊特牲》，为春祭，此传亦祠为春祭；《王制》、《祭统》以与衤勺尝为四，此传亦以祠与衤勺尝为四：安知与祠非一祭而异其名者乎！杞之姓，《公羊》、《左氏》作“姒”，诗与《梁》作“弋”。楚之氏，《左氏》一传之中或作“”，或作“”。“衤勺”之文不见於经，而《诗》、《易》皆有“礻龠祭”，郑氏以为“衤勺，即礻龠也”。今“”与“祠”音亦相近；而从“У”，У与祠音尤近。又安知《公羊》此年之祠非即他经传之而异其文者乎！姑阙所疑，可矣。如之何其可以一字之异而遽曲为之说也！盖西汉之世，公羊之学最盛，自董仲舒屈瑕邱江公，《梁》、《左氏》皆不得立於学官，而《戴记》亦未出，学者说经大都皆本《公羊》，而又多借此以取富贵，故每增其师说，傅以己意而授弟子，以自为功，其风气然也。是以《春秋说文》演为此说，而《礼纬》则又见《春秋说文》之语而袭之者，犹《大传》之采诸《小记》也。此虽通上下而言之，不用不王不之说，然混於，其失更大於《小记》矣。由是言之，五年一之说亦汉儒之误解而误采焉耳。此其悖於经传者二也。
　　一，为始祖所自出之说者皆引《丧服小记》、《大传》为据，然观二篇之文实大不然。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丧服小记）
　　△《小记》主旨在明庶所祀祖祢远近之分
　　按：此文义甚明，且与《王制》相表里。所谓“其祖”，即高曾祖考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即始祖也。所谓“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即《王制》之袷也。高曾祖考，天子之所独祖，故曰“其祖”。始祖，同姓诸侯之所同祖，而高曾祖考亦由此人而後有，故不谓之“其祖”而谓之“其祖所自出。”天子之，高曾祖考之主皆与始祖之主同陈於太庙，故曰“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何尝有“其始祖之所自出”而“以其始祖配之”之说哉！且其下文云“立四庙，庶子王亦如之”，则其意尤显然。何者？九庙之说始於刘歆。自歆以前，儒者多谓“天子诸侯皆止立高曾祖考四庙，诸侯则与太庙而为五，周则加文、武世室而为七”。此篇盖汉儒所记，故不言立六庙而言“立四庙”。曰“以其祖配之，而立四庙”，则“其祖”之为高曾祖考而非始祖也不待言矣。若“其祖”即谓始祖，则当云“以其祖配之，而立太庙”，不得云立四庙矣。此篇本记丧服，所以言此者，欲以明庶之分，言王者世相传，然後得祭及其始祖而以其祖配之，其他支庶小宗则不得祭其祖，或但祭其祖而不得及始祖。如周昭王之时，以後稷为其祖之所自出而之，以文、武、成、康为其祖而立四庙配之。至鲁与卫，则皆周之支庶，但祭其祖周公、鲁公，康叔、康伯，而皆不得上推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也。若无子，或子有他故而庶子立为王，则当奉大宗之统而祭与子同，其子孙皆得溯其祖之所自出而後稷，而不仅祭及於其祖之为庶子者而止，故曰“庶子王亦如之。”庶子云者，兼庶子之子孙而命之也；犹下文之云“庶子不祭祖”也，犹《春秋传》之於王孙牟、燮父、禽父而皆谓为“王母弟”也。郑氏所谓“正体在上，下正犹为庶”者是也。然则此章之意止以“但祭其祖”与“兼祭其祖之所自出”为庶之别。若其祖即为後稷而所自出者为喾，财祭稷者即祭喾，庶原无分别，何故复其文曰“庶子王亦如之”乎？此章文义本极易解，特後之说者互相沿袭而遂失其真。学者不取信於《春秋经传》而泥汉儒之记，已为舛谬；况并不求其前後文义所在？而割裂其句，增易其文，以自为说乎！无怪乎《六经》之日晦也！
　　“王者其祖之所自出，以其祖配之。诸侯及其太祖。大夫士有大事，省於其君，干袷及其高祖。”（《大传》）
　　△《大传》文义与《小记》无异
　　按：《大传》文即采之於《小记》，前於“不王不”之文已言之矣。“诸侯”以下虽《小记》所无，然其意亦与《小记》无异。何者？“高祖”者，四世之祖，故大夫士皆得祭之。“太祖”者，始封之君，比於高祖为远，故诸侯乃得祭之。“祖之所自出”则始祖也，最远，故唯天子乃得祭之。文义显然，无可疑者。然则《大传》之意亦谓“其祖之所自出”为始祖耳，非谓“其祖”为始祖而别有“所自出”之人而之也。若以其祖为即始祖，则诸侯始封之君──若鲁卫之周公、康叔──尚尊而别之曰“太祖”，而天子之始祖──若商、周之稷、契──反概称之为“祖”而不以太祖尊之别之，何其不伦之至也哉！
　　一，以为祭喾，以喾为稷所自出之帝者，皆本《鲁语》、《祭法》为言，然此二篇之文本不足据，且与《小记》、《大传》“其祖所自出”之语无涉。
　　“黄帝能成命百物以明民共财。颛顼能修之。帝喾能序三辰以固民。尧能单均刑法以仪民。舜勤民事而野死。鲧障洪水而殛死。禹能以德修鲧之功。契为司徒而民辑。冥勤其官而水死。汤以宽治民而除其邪。稷勤百而山死。文王以文昭。武王去民之秽。故有虞氏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禹。夏后氏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鲁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