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衡校释_5

　　又曰：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编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自论衡不甚称后世，究竟举主，多归咎中郎者，余特为一洒之。
　　又曰：汉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允矣！其词之费也。至精见越识足以破战国以来浮诡不根之习，则东、西京前，邈焉罕睹。当时以新特而过称之，近世以冗庸而剧诋之，匪充书异习也，骤出于秦、汉之间，习闻于伊、洛之后，遇则殊也。而宋人穷理之功，昭代上儒之效，亦着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二０子部三０杂家类四：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纪谓在县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称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卢江，后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充书大旨，详于自纪一篇，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著书。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又露才扬己，好为物先，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其它论辨，如日月不圆诸说，虽为葛洪所驳，载在晋志，然大抵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储泳袪疑说、谢应芳辩惑篇不是过也。至其文反复诘难，颇伤词费，则充所谓：「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失实之事多，虚华之语众，指实定宜，辨争之言，安得约径」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别有讥俗书、政务书，晚年又作养性书，今皆不传，惟此书存。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高似孙子略曰：「袁山松后汉书载：『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其论可云允惬。此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欤。
　　四库全书，乾隆读王充论衡：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一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夫欲以言传者，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己有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乾隆戊戌孟秋。
　　学海堂四集谭宗浚论衡跋：论衡三十卷，后汉王充仲任撰。是书四库全书已著录。其纯驳不一处，经刘知几、晁公武、高似孙、吕南公、黄东发、郎瑛诸人指摘外，固已无庸赘述。揆其阙谬，约有数端：一曰论人之失。如谓尧溷舜浊，见逢遇篇。谓老子、文子德似天地之类是也。见自然篇。一曰论事之失。如谓周公不当下白屋礼士，见语增篇。按：充谓此事非实，非谓周公不当。谓李斯、商鞅为奉天行诛之类是也。见祸虚篇。一曰论理之失。如谓鬼神为无凭，谓祸福不关于天命之类是也。见论死、订鬼、祸虚、福虚等篇。一曰论物之失。如谓日月为不圆，见说日篇。土龙不能致雨之类是也。见死伪篇、案书篇。其踳驳讹谬，自相矛盾者，犹不可枚举。盖文士发愤著书，立词过激，大抵然矣。然充此书虽近于冗漫，而人品则颇高。当其时谶纬方盛，异说日兴，而充独能指驳偏谬，剖析源流，卓然不为浮论所惑，其识见有过人者。又阴、窦擅权之际，明、章邪政之初，不闻藉学问以求知，托权门以进取，其淡然荣利，不逐时流，范史特为取之，有以也。且其中议论甚详，颇资证据。其足考古事者；如谓尧为美谥，见须颂篇。则三代以前之谥法。引孔子云：「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见对作篇。则足见孔门之轶事。引公孙尼子、漆雕子、宓子诸家之言，见本性篇。按汉志，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则足见古时之旧说。谓论语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取怀持之便，见正说篇。则足见古人书册之制。谓始皇未尝至鲁，见实知篇。谓孔子至不能十国，见儒增篇。则足订太史公之误。此皆足考古事者也。其足考当时之事者：如谓古人井田，民为公家耕食，今量租刍何意？一岁使民居更一月，何据？年二十三傅，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何缘？则足证当时之食货。谓有尉史、令史，无承长史，何制？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两县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状？赐民爵八级，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谓？吏上功曰「伐阅」，名籍墨将，何指？皆足证当时之文案。吏衣黑衣，宫阙赤单，何慎？疑。服革于腰，佩刀于左，何人备？着絇于履，冠在于首，何象？并见谢短篇。则足证当时之儒服。以及所称邹伯奇、袁太伯、袁文术、周长生等见案书篇。后汉文苑传皆未载。所称郁林太守张孟尝，见别通篇。近人广东通志表皆未载。验符篇言甘露降泉陵、零陵、洮阳、始安、冷道五县，今后汉书仅称零陵、洮阳二县。吉验篇言陈留东莞人虞延位至司徒，今后汉书实作「东昏人」。此皆足考当时之事者也。更有进者。史称充不为章句之学，疑其于训诂必无所解。今观是书所引，则经学宏深，迥非后人所及。如引康诰云：「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见初禀篇。以「冒」字属下为句，则与赵岐孟子注合。「我旧云孩子。」见本性篇。「刻子」作「孩子」，则与今文尚书合。谓康王德缺于朝，故诗作，见谢短篇。则与鲁诗说合。引尚书大传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杀主，蘗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见顺鼓篇。则与韩诗外传之说合。「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见祀义篇。则与荀氏说合。按：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揖荀爽易注无说。谓成王欲以礼葬周公，天为感动。见感类篇。则与汉书梅福传、后汉书寇荣传合。他如引毛诗「彼姝者子」，传云：「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见率性篇、本性篇。按今毛传不见此文。引诗云：「乃眷西顾，此为予度。」见初禀篇。按此三家无此说。引礼记：「水潦降，不献鱼鳖。」谓水潦暴下，龙蛇化为鱼鳖，臣子敬其君父，故不敢献。见无形篇。引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为雩祭之事。见明雩篇。皆与古义稍殊。知其说必有所本。夫以不为章句之人，而经义深通尚如此，则当时专经之士，其淹博该洽可知矣。至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云：「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也哉？」按今书并无此篇名，此则或出于充他所著述之书，或即论衡中之一篇，而近时佚去，亦未可定。亦犹管、晏、吕览诸书，经后人窜乱，往往与古本相殊也。若其意浅语冗，过于凡近，则充自纪篇所称「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言则无不可晓，旨则无不可赌」者，早已自知之，而自言之，兹不赘云。
　　黄式三儆居集四读子集一读王仲任论衡：后汉王仲任充、王节信符、仲长公理统同传，范氏论此三子，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然则节信潜夫论、公理昌言，传录其要略，而独不录论衡，岂非以仲任之书矫枉过正之尤甚邪！读其书，问孔、刺孟，谬矣。汉世以灾异免三公，欲矫其说，而谓灾变非政事所召，复谬矣。讥时之厚葬，遂申墨子薄葬之说，而谓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抑又谬矣。物之灵者蓍龟，皆死而有知，人独无知乎？而仲任所详言者天命，其说之遗误后人，而不可不辩者，尤在此也。人之命有三：有定命，有遭命，有随命。随命者，随行为命，遏恶扬善之道也。人生初之所禀，寿有长短，遇有富贵贫贱，是为定命，孟子所谓「正命」也。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宋、卫、陈、郑同日灾，四国之民，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是谓遭命，遭天之变，天绝人民也。洪范言考终命，凶短折，非独为自触祸者戒，抑亦虑皇极之不建也乎！以是知三命之说，杂见诸书，而白虎通言之已详，盖可信矣。仲任详言命之一定不可易，遂申老子天道自然之说，而谓遏恶扬善，非天之道；且谓国祚之长短，不在政事之得失。其将以易、春秋所纪，诗、书所载，天人交格之义，皆为虚语乎？仲任师事班叔皮，书中盛称班孟坚，而孟坚所撰白虎通，辩驳固多，于命义篇既引传之言三命，宜信而不信乎？书偁论衡，非衡之平也。君子之言，将以俟百世而不惑，不尚矫情以立论。
　　十七史商榷三六：后汉书应劭传曰：「应劭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又曰：「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按劭，汉俗儒也；风俗通，小说家也。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可谓知言。王充传云：「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与风俗通品题略同，尤为妙解。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謏闻，郢书燕说也。
　　刘熙载艺概：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又曰：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意林周广业注：论衡之成，人固有嫌其太繁者，抱朴子辩之详矣。汉末王景兴、虞仲翔辈俱盛称之。而蔡中郎直秘为谈助，或取数卷去，亟戒勿广，其珍重如此。宋儒乃以为无奇，且訾其义乏精核，词少肃括。此又稚川所谓守灯烛之辉，游潢污之浅者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故仲任自言论衡以一言蔽之曰：「疾虚妄。」虽间有过当，然如九虚、三增之类，皆经传宿疑，当世盘结，其文不可得略，况门户栌椽，各置笔砚，成之甚非易事。时会稽又有吴君高作越纽录，周长生作洞历，仲任极为推服，赵长君作诗细，蔡中郎以为长于论衡。见后汉书赵晔传。今越绝书，说者谓即越纽，而二书皆佚不传，可惜也。
　　陈鳣策对四：王符之潜夫论，王充之论衡，仲长统之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贤之目。
　　臧琳经义杂记十六：范书王充传：「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师事班彪，好博学而不守章句。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着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隋志杂家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本同。读其书，好辨论，喜逞机锋，蔡伯喈秘以为谈助，不虚矣。其友谢夷吾拟之扬、刘、司马，非其伦也。九虚、三增以祸福感应皆不实，经传之文多增饰，然则德不必修，恶不必戒，圣贤之言不足凭，此岂所谓信而好古者耶？非韩是矣。问孔、刺孟语多有得罪名教者。盖充资性虽敏，学力未深，故据其臆见，肆其私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其破往古之妖妄，订时俗之忌讳，颇足取焉。可见世之陋习，自东汉已深矣。若明雩、顺鼓、正说、书解，略得经子端绪，兼存汉儒旧义，又为不可不读之书。余或揣摩秦、仪，文似小说，又每以词华之士，为优于章句之儒，见书解篇。皆其所蔽也。学者以此为汉人著述中有古文故事，可节取为考索之助，则颇有益。若论其本书大体，似逊于诸子。此书素名重，殆因蔡、王一时之珍秘耳。见本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范书载其着论衡，造性书外，无他表见，止当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为大传，岂亦因论衡欤？
　　赵坦宝甓斋札记：王充论衡立说乖戾，不足道。其所引尚书，时有古解。
　　梁章巨退庵随笔卷十七：王充论衡，四库亦列之杂家。纪文达师谓充生当汉季，愤世嫉俗，作此书以劝善黜邪，订讹砭惑，大旨不为不正，然激而过当，至于问孔刺孟，无所畏忌，转至于不可以训，瑕瑜不掩，当分别观之。按昔人以论衡为枕中秘，名流颇重其书，惟其议论支离，文笔冗漫，实不类汉人所为，故余每窃疑其膺作。近阅杭大宗世骏集中，有论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誉而毁祖父为不孝，又引陈际泰诫子书，至以村学究刻画所生，其端实自王充发之云云。则所论尤为严正，又不在区区文字之间矣。
　　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上：断神事而公孟言无鬼，尚裁制而公孙论坚白，贵期验而王充作论衡，明齐物而儒名、法不道天志。晖按：此明王充本道家。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文心雕龙情采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
　　又论式篇：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耳。
　　又检论卷三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五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扬雄变之以法言。法言持论至岂易，在诸生间峻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己亦无高论，正部论原书已亡，诸家援引，犹见大略。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拟违其伦类，盖忿悁之亢辞也。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见自纪篇。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尟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蜂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颎，故言辩而无继。
　　孙人和论衡举正序：自嬴秦焚坑而后，古籍荡然。汉代所收，十仅一二。加之谶纬纷作，殽乱群经，尚论恢奇，标举门户。或废视而任听，或改古以从今，卒致真伪杂糅，是非倒植。仲任生当两汉之交，匡正谬传，畅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砭俗；自然所论，颇识道原。虽间逞胸臆，语有回穴，要皆推阐原始，不离于宗。至若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
　　张九如与章士钊书：「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琐碎处。公正校读论衡，期蔚成本邦逻辑之宗，则公于此书，已下过明辨工夫，请即指示其中最精到者，俾便启示学子。」章士钊答书：吾家太炎，曾盛称论此书，谓其「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检论学变篇。允哉斯言！或谓充之所为，有破无立，「其释物类也，好举形似以相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韩性论衡序。不知书以「衡」名，其职即于权物而止。至天人之际，政学之微，直摅己见而成一系统者。充别有一书曰政务，惜不传矣。韩生所云，非能概充之全书也。此编看似碎细，然持论欲其密合，复语有时不可得避，一观欧文名著，自悟此理。邦文求简，往往并其不能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充文布势遣词，胡乃颇中横文灾矱？殊不可解。钊既就此书而钩稽者，乃是最要一点。清初湖北熊伯龙以读八股文之法读论衡，妄事割截，别为编列，号无何集，即是未明此窍之故。君以琐碎为嫌，钊窃忧之。充书通体一律，难言孰最精到。若初学未能尽读，则天、日、龙、虎等义，暂为略去，而注重于九虚、三增也可。实知、知实二首，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以上总评。
　　文心雕龙论说篇：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
　　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纶，莫知其辩，仲任蔽其源，子长阐其惑。
　　旧唐书吕才传，才叙禄命曰：谨案史记宋忠、贾谊讥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案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录，睹命禄而知骨体。」此即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寻，本非实录。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灾？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福祸之应，其犹影响。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学？文王勤忧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历阳成湖，非独河魁之上；蜀郡炎疗，岂由灾厄之下？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以上评命禄、命义等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下辨性上：儒者言性有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杨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也。五家皆有是，而身不自明其故，又不明人之故，务相斩伐；调之者又两可。独有控名责实，临观其上，以析其辞之所谓，然后两解。人有八识，其宗曰「如来臧」。以「如来臧」无所对奄，忽不自知，视若胡、越，则眩有万物。物各有其分职，是之谓「阿罗耶」。「阿罗耶」者，「臧万有」既分，即以起「末那」。「末那」者，此言「意根」。「意根」常执「阿罗耶」以为我，二者若束芦相依以立，「我爱」、「我慢」由之起。「意根」之动，谓之「意识」。物至而知接，谓之眼、耳、鼻、舌、身识。彼六识者，或施或受，复归于「阿罗耶」。「臧万有」者，谓之「初种」；六识之所归者，谓之「受熏之种」。诸言性者，或以「阿罗耶」当之，或以「受熏之种」当之，或以「意根」当之。漆雕诸家，亦以「受熏之种」为性。我爱、我慢其在意根，分齐均也，而意识用之有偏胜，故受熏之种有强弱，复得后有即仁者鄙者殊矣。虽然人之生未有一用爱者，亦未有一用慢者。慢者不过欲尽制万物，物皆尽，则慢无所施，故虽慢，犹不欲荡灭万物也。爱者不过能近取，譬人搤我咽，犹奋以解之，故虽爱，犹不欲人之加我也。有偏胜，则从所胜以为言，故曰有上中下也。去尘埃抪覆，则昏不见泰山；建绛帛万端，以围尺素，则白者若赤。物固有相夺者，然其质不可夺。漆雕之徒不悟，而偏执其一，至以为无余，亦过也。以上评本性篇性有三品。
　　临安志：事文类聚十一。王充论衡以为水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此未之尽。大抵天包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太虚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与元气升降。方其气升而地沉，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浮，则海水缩而为汐。以上评书虚篇「水者地之血脉」。
　　朱子曰：调燮类编。雷虽只是气，必有形。据此则雷斧雷字之说，理或有之。必泥王充论衡，则非敬天之道也。
　　黄式三儆居集杂着三对王仲任雷虚问：雷果为天怒乎？天之有雷，所以宣阳出滞，不得尽谓之天怒也。在易于豫言作乐，而其象为雷出地奋。天有雷，人有钟鼓，一而已矣。然礼言君子之道，遇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论语记圣人之事曰：「迅雷风烈，必变。」雷之迅，其战陈之钟鼓也耶？儒者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游，雷震恐惧修省，心懔懔于此，而汉王仲任专辄发论，以明雷之非天怒。此说也，固非儒者所敢道，顾其言善诘辩，多端发难，不有以破之，疑于其义，而求敬天之诚，弗可得也。仲任之意曰：雷所击人，问其罪，或甚小也，世有大辜，天胡不击之？天不击之，是天不怒也。式三曰：天之诛恶，不尽以雷，凡降灾于不善者，皆天之怒矣，而雷尤显者耳。传曰：「有钟鼓曰代，无曰侵。」人之怒不尽用钟鼓，天之怒，何独用雷也？仲任之辩又曰：人君不空喜怒，雷之怒有时不杀人，不折败物，是天有空怒也。空则妄，妄则失威，天胡若是耶？式三曰：天以好生为心，而示之以变，所以冀人之反身省察，终于免谴而已，岂必主于杀伤哉？且天之怒，有人事之感焉，抑有阴阳之薄焉。阴薄阳而激为雷，阴之锢者厚，阳之激者益力。激之益力，其发之也声大以远而急疾，因之有调燮之意者所当思也。仲任之辩又曰：雷为天怒，雨之澍濡者，必为天喜。喜怒不同时，雷起常与雨俱，曷知其为怒也？式三曰：雷迅者雨必暴，雷既震怒，雨亦非甘霖。雨，阴也。雷，阳也。疾风、迅雷、甚雨，其阴阳相激之极也乎！今夫天烜之以日，照之以月，凡所以生物者，天之喜也。阴之气盛，将害于生生之道，天因是而有怒，怒已而雷息，即天之喜也。当其震击则怒耳。然而天之杀物以秋冬，而雷常怒于夏，仲任因是益疑焉。曰：以天统言之，一阳始于子，盛于巳，至午未之月阴生，而雷之鸣益迅，阳怒而敌阴也；仲秋而雷收声者，力不能敌阴，则阳退而伏，以保其性也。若以人统言之，阳始寅终未，雷卯震而卯遯，其盛于六阳之未月，抑亦宜矣。孔子所谓「行夏之时」，非以人统之得天乎？仲任胡不思之也？仲任以雷为虚，而福虚、祸虚大说误亦类此，而其罪至于慢天。以上评雷虚篇。
　　广弘明集二七樊孝谦答沙汰释李诏表：刘向之信洪宝，殁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此为不朽。以上评道虚篇。
　　俞樾湖楼笔谈七：古人文字喜为已甚之辞，称其早慧，则曰颜渊十八天下归仁；语其晚成，则曰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王充有语增之篇，非无见也。以上评语增篇。
　　史通惑经篇：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论语群经，多所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
　　笔丛九流绪论：论衡之问孔，序意甚明，以仲尼大圣，其语言应迹有绝出常情者，当时门弟子不能极问，故设疑发难，以待后人之答。藉在孔门固好学之一事，第词间伤直，旨或过求，此充罪也。刘子玄辈不能详察，遽从而效之，以讥诋圣人，至尧、舜、禹、汤咸弗能免，犹李斯之学荀况也。
　　梁玉绳瞥记五：论衡问孔篇最无忌惮，王充之为人，必傲愎不可近。他若说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见物势篇。亦犹庄生称孔子谒盗跖，尚得以寓言戏谈置之。充又言夷、齐以庶兄夺国饿死，今本佚，见意林引。不知何据。以上评问孔篇。
　　邵博曰：经义考二百三十二。大贤若孟子，其可议乎？后汉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以上评刺孟篇。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王充不信盖天。不知天以辰极为中，地以昆仑为中，二中相值，俱当在人西北。人居昆仑东南，视辰极则在正北者，辰极在天，随人所视，方位皆同，无远近之殊，处高故也；昆仑在地，去人有远近，则方位各异，处卑故也。不妨今天下在极南，自在地东南隅也。以上评谈天篇「方今天下，以极言之，不在东南」。
　　晋书天文志：亦见隋志。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耳。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日月不员也，望视之所以员者，去人远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员，在天何故员？」故丹阳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少」字据隋志补。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以」字据隋志补。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的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阳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以比龙也。圣人仰观府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需卦干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极为天中。今视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极之南。若如磨右转，则北方道远，而南方道近，昼夜漏刻之数，不应等也。』后奏事待报，坐西廊庑下，以寒故，暴背。有顷，日光出去，不复暴背。君山乃告信盖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转而日西行者，其光景当照此廊下稍而东耳，不当拔出去。拔出去，是应浑天法也。浑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矣。』然则天出入水中，无复疑矣。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西转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右转者，日之出入亦然，隋志无此句，是。疑涉上文衍。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隋志「北」作「比」，是。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征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隋志「之」下有「人」字。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有半者，隋志无「有半」二字，是。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隋志作「北方」，是也。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月」字据隋志增。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下「亦」字，隋志无。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也，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阳精生火者可耳。隋志无「阳」字。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员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员。』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员乎？初学记天部月条引抱朴子曰：「王生云：『月不圆』者，月初生及既亏之后，视之宜如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如破环渐渐满也。」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员，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矣。」
　　贺道养浑天记：御览二、事类赋一。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夜，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
　　卢肇海湖赋前序：唐文粹五。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古人或以日如平地执烛，远则不见。何甚谬乎？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自朔之后，月入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后，月出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晦。见于昼者，未尝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应之。
　　卢肇海潮赋后序唐文粹五。自古说天有六：一曰浑天，张衡所述。二曰盖天，周髀以为法。三曰宣夜，无所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天。虞耸作。自盖天以下，盖好奇徇异之说。其增立浑天之术，自张平子始，言天包于地，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言不及浑天而乖诞者，凡五家：庄子、逍遥篇。玄中记、王仲任论衡、言日不入地。山经、释氏言四天。并无证验，不可究寻。王仲任徒肆谈天，失之极远，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复云。
　　杨炯浑天赋：唐文粹卷四。有为宣夜之学者曰：天常安而不动，地极深而不测。有称周髀之术者曰：阳动而阴静，天迥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太史公盱衡而告曰：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阔狭有常；言盖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径一，远近乖于辰极；东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汉。明入于地，仲任言日不入地。葛稚川所以有辞；候应于天，桓君山由其发难。以上评说日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彦依用之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以上评佚文篇「文德之操」。书解篇云：「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着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亦发挥「文德」之义。
　　又检论六，原教：诸奉天神地祇物□者，皆上世之左道，愚陋下材之所拥树。独奉人鬼为不诬耳。人之死，由浮屠之言，中阴不独存，必生诸趣。庄生乐焉而说其传薪。唯儒家公孟亦言无鬼，见墨子公孟篇。王充、阮瞻传其说以为典刑，独未知变化相嬗之道也。言有鬼则为常见。徒言无鬼不知中阴流转则为断见。以上评论死、死伪等篇。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二十二论王充：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繇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繇，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繇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孝？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言立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又曰：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此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以上评自纪篇。



论衡校释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见现代学生第一卷，四、六、八、九期。
　　　　　胡适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生于建武三年。公历二七。他的家世很微贱，他的祖父是做「贾贩」的，故人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他后来到京师做太学的学生，跟班彪受业。他也曾做过本县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公历八六。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做治中。章和二年，公历八八。罢州家居，他从此不做官了。后汉书本传说他「永元中病卒于家」。大概他死时在公历一百年左右。他著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不传。是用俗话做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政治的书，不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今存，但阙招致篇。他老年时做了养性书十六篇。不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公历二七至一００——是很可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道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西汉末年最特别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别于经书。王莽当国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公历六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公历八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闻奏，王莽遂亲到高庙拜受金匮。明年，莽遂做皇帝。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爵，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九百零二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民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明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图谶符命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又强华奏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遂即帝位。故光武很相信这些说谶的人，甚至用图谶来决定嫌疑。后汉书桓谭传，又郑兴传。光武末年，公历五七。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公历五八至七五。章帝七六至八八。继续提倡这一类的书，遂使谶纬之书布满天下。汉人造的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都是说「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说是自初起到孔子九位圣人增演出来的。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七经纬是：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二种，春秋纬十三种。详见后汉书樊英传注。这种书的作伪的痕迹，很容易看出。据尹敏光武时人。说：「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尹敏传。其实单看那些纬书的书名——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也就可以晓得那些书的鄙陋可笑了。又据张衡说：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也。
　　　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
　　　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
　　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朝的君主和学者都是神迷了心窍，把这些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看律历志中屡引图谶之处可证。这种荒谬可笑的迷忌，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滑稽，他攻击图谶，光武不听，他就也在谶书的阙文上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问他，他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也无可如何。桓谭攻击图谶，光武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拿下去斩首。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是信灾异之学的，桓谭略好。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忌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说的谶纬符瑞等等的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是公历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公历三二。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修改历法。从永平五年六二。到元和二年，八五。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遂得颁行。八五。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实地测候的工夫。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故杨岑候月食成绩比官历优，政府就派杨岑署理弦望月食官。六二。后来张盛、景防等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课，一年之中，他们候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六事，政府就派他们代杨岑署理月食官。六九。四分历所以能颁行，全靠他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岁略相同，死于公历一０一，年七十二。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结果如下：
　　　以太初历考汉元，前二０六。尽太初元年，前一０四。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四。日朔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二五。尽永元元年，八九。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二得二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新历成绩很坏。
　　实测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
　　这种实验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比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是邈茫无稽的。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著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又恢国篇记章帝六年事，称今上；宣汉篇也称章帝为今上；齐世篇称章帝为方今圣明。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大概这书初起在永平初年，当公历六十余年，正在四分法初通行的时候。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故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公历九十年左右，四分历已颁行了。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此后还有后人加入的地方，如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加入的痕迹。但论衡大体是公历六十年至九十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他又是很佩服贾逵的人，又很留心当时天文学上的问题，如说日篇可为证。故不能不受当时天文学方法的影响。依我看来，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故不懂得当时的科学情形，也不能了解王充的哲学。
　　王充的哲学的动机，只是对于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迷信的反抗。王充的哲学的方法，只是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
　　先说王充著书的动机。他自己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他又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他又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悦虚妄之文。何则？事实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杂糅。以情言之，吾心岂能忍哉？……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论于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对作篇。
他又说：
　　　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俗传蔽惑，伪书放流。……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同上。
　　这几段都可写出王充著书的动机。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纔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二百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我们读的古代史，自开辟至周朝，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部分是汉代一班骗子假造出来的。王莽、刘歆都是骗子中的国手。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上眼。我们看他「心濆涌，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他的书名是「论衡」。他自己解释道：「论衡，论之平也。」自纪。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衡即是度量权衡的衡。即是估量，即是评判。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最重要的如：
　　　书虚、第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对作八四。等篇，都是批评当时的假书的。
　　　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是批评古书的。
　　　变虚、十六。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是批评假书中纪载的天人感应的事的。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第四四篇，今阙。四篇，是从根本上批评当时儒教的天人感应论的。
　　　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的。
　　　死伪、六三。纪妖、六四。订鬼、六五。四讳、六八。□时、六九。讥日、七十。卜筮、七一。难岁、七三。诘术七四。等篇，是批评当时的许多迷信的。
　　论衡的精神只在「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八个字。所以我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
　　现在且说王充的批评方法。上文我说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科学的方法适用到天文学以外的问题上去。当时的天文学者最注重效验，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最注重效验。他批评当时的灾异学派说：
　　　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明雩。
　　他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的，说见下。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自然。
他又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
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他自己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条例：
　　　（例一）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
　　　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
　　　夫观冬日之入出，朝出东南，暮入西南。东南西南非阴，古以北方为阴。何故谓出入阴中？
　　　且夫星小犹见，日大反灭，世儒之论虚妄也。说日。
　　　（例二）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承之。阴阳分争，则相较轸，较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
　　　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
　　　雷者，火也。何以验之？这两句，今本倒置，今以意改正。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燋，中身则皮肤灼，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雷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分为两种：（一）是从实地考察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发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过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纔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据。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纔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
　　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脚得住。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他不腐败，故名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踰贤圣也。同上。
　　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纔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胡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然后可以信仰。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信仰方纔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在散沙上，当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托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篇说。……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着殊略之名。书虚。
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
　　我们虽不必都赞同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批孟子「王何必曰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在幼稚时代，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东西，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遂妄自尊大，以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语。善政可招致祥瑞，恶政必招致灾异。汉书天文志说的「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家测候天象，渐渐的知道宇宙有无穷的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微细，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说的：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纵，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筳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筳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可使人知道天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的影响的。王充说：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五六月，湖北局本作「五十六月」。按说日篇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故改正。西汉天文家测定五个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为一个月食之限，故知「五十六月」必误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治期。又寒温篇：「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与此同。
　　这种议论，自然是天文学发达时代的产物。古代荀子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话，竟可算是荀子的天论新得了科学的根据。
　　王充说：「日月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王充对于一切灾异，都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举一条最痛快的驳论，不能遍举了。他说：
　　　世之圣君莫若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则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明雩。
　　以上所述，大半都是侧重批评破坏一方面的。王充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的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我们且看王充哲学的建设方面。
　　自从淮南王失败后，自然派的哲学被儒教的乌烟瘴气遮住了，竟不能发展。祗有道家的一小支派——炼金炼丹的神仙家——居然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拉得拢来，合成汉代儒教的一部分。汉武帝与刘向便是绝好的例。但道家理论一方面的天道自然观念，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根本上不能兼容，故无人提倡。直到王充起来，他要推翻那天人感应的迷信，要打破那天人同类的天道观念，（Anthropomorphism）不能不用一种自然的天道观念来代他。试看他的谴告篇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变复之家，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
　　看这寥寥的几句，可见王充的天道论与他的反对迷信是有密切关系的。又可见他的天道论是从道家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物势篇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耶？……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角齿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则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物势。
　　看这一大段的主意，只是要推翻当时天人同类的「目的论」。（Teleology）老子、庄子、慎到、淮南子一系的哲学，无论怎样不同，却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不承认天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王充也只是攻击一个「故」字。淮南子说的「智故」、「故曲」，现在俗话说的「故意」，即是故字的意义。天地是无意志的，是无目的的，故不会『故』生人，也不会『故』生万物。一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自然的。这是道家哲学的公同观念。王充的自然哲学和古代的自然哲学不同之处，就在王充受了汉代思想的影响，加上了一个『气』的观念。故说：「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故说：
　　　试依道家论之。天者，普施气。……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同犹。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自然。
　　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解释万物的生长变化，比那目的论的天道观满意得多了。王充说：
　　　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象类文章。谓天为文章，复为华叶乎？宋人或刻木为楮叶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如孔子之言，万物之叶自为生也。自为生也，故生并成。如天为之，其迟当若宋人刻楮叶矣。观鸟兽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为乎？……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必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诸物之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母怀子气，十月而生，鼻、口、耳、目、发、肤、毛理、血脉、脂腴、骨节、爪齿，自然成腹中乎？母为之也？偶人千万，不名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自然。
　　这一段论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优劣，说得明白。我们试想一个有意志的上帝，在这个明媚的春光里，忙着造作万物，「已拼腻粉涂双蝶，更着雌黄滴一蜂」，杨诚斋诗。请问这种宇宙观能使我们满意吗？即使有人能承认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即使有人能承认这个「无事忙」为造化者，那么，天地之间万物互相残杀，互相吞吃——大鱼吃小鱼，人又吃大鱼，蚊虫臭虱又咬人——难道这都是这个造化者的意志吗？
　　王充的自然论一方面要打破一个「故」字，一方面要提出一个「偶」字，故是目的论，偶是因缘论。故他再三说「人偶自生」，「物偶自生」，偶即是无意志的因缘凑合的。他说：
　　　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之加「之加」二字，湖北本作「加」字，今依下文改。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铦。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幸偶。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幸偶。
　　王充把天地间一切现象和一切变化都看作无意识的因缘偶合，这种幸偶论，一方面是他的自然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他的命定论的根据。道家本是信命定说的。儒家虽然注重人事，但孔子的天道观念也是自然主义，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信天道自然无为，故儒家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也是信命天论的。儒家只有一个荀子不信命。看他的天论与非相篇。老、庄一系没有不信命的。庄子更说得详细。墨家信仰一个有意志又能赏善罚恶的天，故不能不反对有命说。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固罚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
　　汉代的儒生要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来限制当时的君权，故不能不放弃「原始的儒教」的天命论，换上墨教的「天志」论。古代儒教的天命论，是如孟子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篇。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篇。这种命定主义与道家「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正没有一点分别。汉代的新儒教表面上也信天命，但他的天命已不是孟子「莫之致而至，殀寿不贰」的命，乃是孟子最反对的那个「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这种「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论，并不是儒家的遗产，乃是墨家的信条。汉代一切春秋派、洪范派、诗派、易派的天人感应论，都含有这个有意志，能赏罚，能用祥瑞灾异来表示喜怒的天帝观念。
　　王充因为要推翻这「谆谆然命之」的天命，故极力主张那「莫之致而至」的命。他说命有两种：（一）是禀气厚薄之命，（二）是所当触值的命。气寿篇。分说如下：
　　　第一，禀气的命。「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气寿。「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加减」。无形。这一种命，王充以为就是「性」。故他说：「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他又解释子夏「死生有命」一句道：「死生者，无象于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夭死。故言有命，命即性也。」命义。这一种命，简单说来，只是人受生的时候，禀气偶然各有不同。人所受的气，即是性，性即是命，这种命是不可加减的。
　　　第二，触值的命。这一种是从外面来的。人禀气也许很强，本可长寿，但有时「遭逢外祸累害」，使他半途夭折。这种外来的累害，属于触值的命。王充说：「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福祸之至，幸不幸也。」累害。王充这样说法，把祸福看作偶然的遭逢，本是很有理的。参看上文引的幸偶篇。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他解说「富贵在天」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命义。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故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幸偶、累害等篇是不相容的。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福祸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人天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治期篇中的话。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仪，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为有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招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治期。
　　这是一种很明了的「唯物的历史观」。最有趣的就是，近世马克思（Marx）的唯物史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必然趋向说」是相关的；王充的唯物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命定论」是在一处的。
　　这种国命论和班彪一流人的王命论大不相同。班彪生公历三年，死四五年。生当王莽之后，眼见隗嚣、公孙述一班人大家起兵想做皇帝，故他的王命论只是要人知道天命有归，皇帝是妄想不到的。故他说：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此在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阨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韩信、黥布。强如梁、籍，项梁、项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么尚不及数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王命论。
　　这种王命论是哄骗那些野心的豪杰的。王充的国命论是规劝那些迷信灾异祥瑞的君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时势，便可懂得他们的学说的用意。懂得他们的用意，便能原谅他们的错谬了。



论衡校释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　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今所通行明万历程荣刻三十八种汉魏丛书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为蓝本；通津本根原于宋椠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则又基于是书。自宋椠明成化修本极多伪误，后来诸本皆沿其谬。又加之以明人妄改增删，故有脱一张而强接上下者；有不可句者。诸子颇多粗本，论衡则其一也。是书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界高七寸一分五厘，横五寸。卷端题「论衡卷第几」。「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记刻工氏名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王玺、徐颜、徐亮、徐彦、陈俊、陈明、李宪、李文、赵通、高俊、许中、方佑、杨昌、朱章、宋端、张谨、周彦、刘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悦、毛奇、梁济等。卷中凡遇宋讳「完、慎、贞、桓、征、惩、匡、筐、胤、朗、竟、境、恒、让、墙、玄、鲧、弦、泫、殷、弘、煦、构、敬、惊、树、竖」等字，皆阙末笔，盖光宗时刻本也。后人遇宋讳阙画，乃加朱围，盖王山僧徒之所为也。论衡一书，以是书为最善。乃如累害篇「污为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讹，……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此一张，今跳在命禄篇中，宜改装也。宋椠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荣、何允中诸本俱阙，盖明修本偶脱此一叶，通津本之所据，即佚兹一张，首尾文句不属，浅人乃不得其意，妄改「毛」字为「毫」字，以曲成其义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并有，今据秘府宋本补录。是书纸刻鲜朗，字字员秀，脱胎于鲁公，更觉有逸致，宋本之存于今日者，当奉是本为泰、华矣。狩谷掖斋求古楼所收，后归于况斋冈本缝殿之助。闻诸本村正辞氏，况斋之病将殁，属之于门人本村正辞氏，且捺一小印以为左券，卷首所捺小圆印即是也。后十洲细川润次郎先生介书肆琳琅阁而获之，是书遂升为秘府之藏。惜阙第二十六以下。案宋椠明成化修本者，首有目录，体样一与前记宋椠本同。半版十行，行二十字。界长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厘，长短不齐。其出于明时修版者，缝心上方有「成化九年补刊」字。比宋椠高短三分，横减四分五厘。通津草堂本之称，以其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起是嘉靖中袁褧所刻。首有嘉靖十年春三月吴郡袁褧引。体式行款，与明修本相同。但界长六寸四分，幅四寸七分，是为异耳。卷末题曰：「周慈写。」案嘉靖袁褧刻十一行本六家文选，世所称以为精绝，秘府收三通。亦有「周慈写」三字。宜乎是书笔画遒劲，可以接武于文选。程荣本者，万历中程荣所校，首有万历庚寅虞淳熙及戊子沈云揖序。世多有之，故不详说。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　论衡三十卷，宋刻本。余聚书四十余年，所见论衡，无逾此本。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页行款字形各异。至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其最著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两纸，第一卷多七下一叶。余之佳处不可枚举，近始于校程荣本知之。程本实本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胜于程荣本。其最佳者，断推此为第一本矣。通体评阅圈点出东涧翁手迹，「言里世家」，其即此老印记乎？俟与月霄二兄质之。宋廛一翁。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二〕　明版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末有庆历五年杨文昌序，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然后互质疑讹。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此本即从杨本翻雕。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收藏有「嘉靖己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
　　〔叶德辉郋园读书记〕　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明嘉靖乙未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后有「周慈写，陆奎刻」。明本中之至佳者。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缺一叶，约四百字。其它明刻如程荣汉魏丛书本、何镗汉魏丛书本缺叶同。因南监补刊元至元本早缺此叶，无从校补也。元本为绍兴路儒学刊。余从归安陆存斋心源皕宋楼所藏本钞补之。行字数目与此本恰合。孙星衍祠堂书目著录，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亦详载此本版式行字，而不及缺叶，但未细阅耳。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仿宋本。正德辛巳南监补刊本。嘉靖乙未吴郡苏献可刊本。钱震泷本。汉魏本。坊刊本。抱经有校宋本。张金吾云：论衡明刊元修本目录后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本」记。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通津草堂以下诸本俱缺。又元至元刊本残帙一卷，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缺六至十五。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
　　〔悼厂过录杨校宋本题记〕　宜都杨惺吾氏所校论衡凡五册，册各六卷，系汉魏丛书程荣本，卷首有虞熙序，卷末为杨文昌后序，用宋本与通津本互校，校文俱用朱墨书于眉端，间亦提及坊本及广汉魏丛书本作某字者。通卷点读，时有是正。卷首有杨氏印像，右角上端有长方阳文朱印，文曰：「星吾七十岁肖像。」左角下端有正方阴文朱印，文曰：「杨守敬印。」每册第一叶俱钤有阴文「宜都杨氏藏书记」七字章，于眉端右角。
　　通卷无题跋，唯卷首目录之末，题「宋椠本每半叶十行，行或十九字，或二十或二十一字。版心有刻手姓名。缺笔□□□□□□□□□□□□□□戍□。明刊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凡改正，皆系宋本，不悉出也。」云云。今悉迻录于此本。
　　杨氏观海堂书，收归国务院。民七、十二月新会梁启超致书大总统徐世昌，请将杨书捐赠松坡图书馆。徐赠二百七十六箱与之，余者尚有书目四册，不下数千卷，仍存国务院图书室。今岁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索回，暂储景山西街大高殿。因助教胡文玉先生之介绍，往迻录一过，凡四日始告竣事。
　　杨氏所校宋本，与予三年前在历史博物馆所校论衡残本，行款缺笔，一一相符，更足证该馆所藏者确系宋椠也。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全书录竟，因题记焉。四月十六日，始书于此。　悼厂自记
　　〔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　七年夏，从硖石蒋氏借得元至元本校勘一过。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每卷首标曰：「新刊王充论衡卷之几。」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然其中讹字甚多，疑是当时坊本。蒋氏藏本又多缺叶烂字。
　　蒋氏所藏元本论衡，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与独山莫氏所称元至元本行款合。后有某氏跋，首尾烂损。又有干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番阳洪适景伯跋，亦破缺不完。意是元本而覆干道本者与？篇中空缺讹脱之字，于行二十四字者，为参差不齐，然合诸行二十四字乃多在同列，岂其所据宋本为行二十字者与？（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蒋氏藏本为覆至元本无疑。莫氏所言至元本行款殆误也。十月十二日。）瑞安孙氏尝据元本校程荣本，今观其所谓元本作某者，虽十六七与此合，而讹脱之字，此尤为多，岂元本本不止一本，而此又元本中之最下者与？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录竟，附识于此，以俟考定。
　　〔隋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唐书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唐马总意林三〕　论衡二十七卷。注：「王充。」周广业注曰：「隋志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惟阙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七卷』，未详。」按：宋杨文昌曰：「俗本二十七卷。」与马氏所见本合。
　　〔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　王充论衡。
　　〔宋王应麟玉海六十二〕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
　　〔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一部七册阙。一部十册残阙。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七册。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刊本。汉王充着，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后序，嘉靖乙未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刊。
　　〔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明版子部〕　论衡，二函，十二册。汉王充着。三十卷。后有宋杨文昌后序。文昌爵里无考，其序作于庆历五年。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又得史馆本，各三十卷。于是互质疑谬，沿造本源，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募工刊印。」云云。今考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诸家著录卷目悉符，则文昌校刊之本为可据矣。此本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纸质墨光，系为明制。盖取文昌定本而重加校刻者。
　　〔瞿镛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子部〕　论衡三十卷，宋刊元、明补本。此为庆历中杨文昌刊本。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为补刊，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通津草堂本即从此出。卷末有「汲古阁毛氏收藏子孙永保」朱记。
　　〔皕宋楼丛书子部杂家类三〕　论衡，明通津草堂刊本。汉王充撰。载有杨文昌序。
　　〔孙氏宗祠书目诸子第三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汉王充撰。一明通津草堂刊本。一明程荣本。
　　〔稽瑞楼书目〕　论衡三十卷。校本十册。
　　〔世善堂书目子部各家传世名书〕　论衡三十卷。
　　〔述古堂藏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三十卷六本。
　　〔钱谦益揖绛云楼书目子杂〕　论衡。三十卷。王充。
　　〔黄丕烈辑季沧苇书目〕　王充论衡三十卷八本。
　　〔天一阁见存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缺。汉王充撰。存卷一至二十一。卷二十五至末。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　论衡三十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见古史辩第四册六九一页。）
　　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卷，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日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今分三项，说明之如次：
一、以仲任自己之言为证。
　甲、自纪篇云：「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纔出百，而云泰多。」
　乙、佚文篇云：「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百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按：百数各本皆误作十数，今正。百数者，百许也，百所也，今山东言千之左右曰千数，百之左右曰百数，其遗语也。此本由后人误仞八十四篇为足本，故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欠通也。）据以上二事，足证今之八十五篇，非完书矣。
二、以论衡本书之篇名为证。
　甲、觉佞篇　卷十一答佞篇云：「故觉佞之篇曰，人生好辩，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心合意同，偶当人主云云。」盼遂按「觉佞」当是论衡篇名，与答佞篇为姊妹篇，旧相比次，而今亡佚矣。犹之实知之后有知实，能圣之后有实圣也。
　乙、能圣篇
　丙、实圣篇　卷二十须颂篇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盼遂按：三增者，语增、儒增、艺增。九虚者，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皆论衡篇名也。然则能圣与实圣，亦必为论衡篇名，不知于何时失传矣。
　丁、盛褒篇　卷二十九对作篇云：「且凡造作之过，恶其言妄而诽谤也。「恶」字各本讹作「意」，今改正。论补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盼遂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五者，皆论衡篇名，所以张其实事疾妄之说也，则盛褒亦必为论衡篇名，与须颂为并蒂连理之文无疑，而后世亡失者也。据以上四事，由论衡本文中所载佚篇为吾人所考明者，已有四篇之多；其本文所载篇名未为吾人所甄明者，亦或佚去之篇；而本文中从未提及者，为数当更不少，则论衡篇数过百之说，非无稽矣。
三、以各书所引佚文为证。
　　马总意林卷三引论衡云：「天门在西北，地门在东南，地最下者扬、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州最被水害。」
　　同上又引论衡云：「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于首阳山，非让国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
　　同上又引论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段成式酉阳杂俎加十石驼溺条云：「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尽落，得仙去。出论衡。」
　　据以上四事，举不见于今本论衡，知论衡至今日残缺者多矣。
由上列三项证明，则论衡百篇之说，盖确有此见象，而未容夺易矣。
　　〔容肇祖论衡中无伪篇考〕
　（见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九十一期。）
　　王充论衡一书的篇数，据范晔后汉书卷七九王充传说：「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著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著录：「论衡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著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亦著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初著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今存本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内招致篇有目无篇。）疑唐、宋以来所传如此。至隋志二十九卷，而唐志以下称三十，或者后人求合整数之故，多分一卷，非必伪为一卷以求增益的。
　　论衡中各篇，从内容看，最可疑的为乱龙篇。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说道：
　　　王充的论衡，是汉代一部奇书，但其中如乱龙篇极力为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一事辩护，与全书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明是后人假造的。此外重复的话极多。伪造的书定不止这一篇。（北京大学丛书本页十二。）
如果乱龙为伪篇，则乱龙前明雩、顺鼓两篇，后半亦为董仲舒求雨的见解辩护的，两篇的后半篇便为后人附增。然而通观论衡全书，说及土龙求雨的事颇不少，而都没有和乱龙篇的见解相反的。我觉得王充的思想，是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于类感类应的想象，尚未澈底的清晰，故此他不免为董仲舒土龙求雨的见解辩护了。兹立三证，证明乱龙、明雩、顺鼓等篇绝非后人假造，略举所见如下：
　　（一）乱龙所用辨证法纯为王充的辨证法，和全书各篇相一致的。王充对于「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篇）。这是他的好处。又以为：「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篇。）方比物类，即是类推，这是不能没有毛病的。这是乱龙篇所谓「以象类说」。他承认类感类应的道理，以为土龙可以致雨，他的乱龙篇说道：
　　　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
这些话以下，他列举十五效验及四义，又即说道：
　　　夫以象类有十五验，以礼示意有四义，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
　　这样的详细举十五效验及四义，的确是王充的辩证的方法。
　　（二）论衡中说土龙求雨的有好些篇，而都是承认土龙求雨，没有明显反对董仲舒的。明雩篇举出当雩（即是祭祀求雨。）的五种理由；顺鼓篇说久雨击鼓求晴的缘故，都为董仲舒的见解辩护的。明雩、顺鼓、乱龙三篇相连接，都为董仲舒辩护，伪则全伪，真则全真，这三篇见解有姊妹相连属的关系，姑且不引为证。此外尚有一些篇说及土龙致雨的。龙虚篇说道：
　　　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故易曰：「雷从龙，风从虎。」又言：「虎啸谷风至，龙与景云起。」龙与云相招，虎与风相致，故董仲舒之法，设土龙以为感也。
又感类篇说道：
　　　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夏秋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
他反对雷为天怒，而承认以类招气是可能的。定贤篇说道：
　　　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于日。恒非贤圣，亦能动气于天。若董仲舒信土龙之能致云雨，盖亦有以也。
他以为董仲舒的信土龙是有缘故的。当然土龙是不能致雨，他亦知道，但是他为董仲舒辩护，在死伪篇说道：
　　　董仲舒请雨，设土龙以感气。夫土龙非实，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
又感类篇说道：
　　　春秋大雩，董仲舒设土龙，皆为一时间也。一时不雨，恐惧雩祭，求阴请福，忧念百姓也。
这可以见出王充为董仲舒以土龙求雨辩护的理由，原来设土龙求雨是为忧念百姓，只要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的。乱龙篇所说「以礼示意有四义」，便是这种的见解。乱龙篇的四义，说的如下：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义，一也。（「义一」原作「一义」，依刘盼遂校笺校改。）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二也。涂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夫设土龙知其不能动雨也，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看这四义，即是死伪篇说的「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和感类篇说的「忧念百姓」的表示，明知「土龙非实，不能致雨」，而却不肯抹去这精诚之念，忧念百姓之心。看论衡龙虚、感类、死伪、定贤诸篇所说，皆和乱龙所说四义相合，可知乱龙篇是不伪了。
　　（三）顺鼓、明雩为汉制度，故王充论衡顺鼓、明雩篇，为汉国家辩护。由此看去，自然乱龙一篇不是假造的。要明白这话，可先看论衡须颂篇，这篇说道：
　　　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
顺鼓、明雩的名称，俱见这须颂篇。看「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的话，可知王充论衡是会有明雩、顺鼓的两篇的。王充是很歌颂当代国家的人，论衡中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所谓瑞符如黄龙、凤皇、麒麟、甘露、嘉穗、瑞芝等东西，王充并不反对其为祥瑞之物，并承认为汉世比隆古圣帝明王之效。又王充论衡案书篇说道：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但是这篇又说道：
　　　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他的思想在案书一篇之中已互相冲突，何况论衡一书为多年中集合的作品呢？
　　至于胡先生以为乱龙篇未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这话的解释亦见于案书篇。案书篇说道：
　　　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论衡乱龙篇立十五效、四义，以尽仲舒土龙求雨的意义，这名乱龙，真是「乱者终也」了。
　　人们的思想真是奇怪的，王充极力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见解，而却为汉家政制要用土龙求雨的原故，或者自己一点类感类应的迷信，便承认谶书，并且以为仲舒能尽孔子之言，而自己能尽仲舒之意，这是很有趣而且是不能索解的。
　　此外胡适先生在民国十年以前北京大学排印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第七章王充与评判的精神，（后来大东书局印的现代学生里改题为「王充的论衡」。大东书局印的论衡，放这篇在卷首。）在附注里说道：
　　　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后人加入的痕迹。
案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论衡别通篇说道：
　　　将相长吏，不得若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览达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见大宾。
然则明本作「蔡伯偕」，不作「蔡伯喈」，不得以为蔡邕之字。「邕」通「雝」字，诗大雅：「雝雝喈喈」，为凤皇鸣声，故蔡邕字伯喈。若蔡伯偕当另为一人，不得名「邕」。又案：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说：「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这右扶风蔡伯偕，自当与陈留蔡伯喈不同。又以下文「郁林太守，东莱太守」例之，则蔡伯偕或为右扶风太守；然蔡邕亦未尝有任右扶风之事。别通篇所说张孟尝、李季公二人，后汉书皆未着其名，然则蔡伯偕，王充所称为当代通人，绝非后来之蔡伯喈，而亦不能于后汉书中寻得他的名字出的。如此，则说别通篇为后人加入，不免太无根据了。
　　论衡一书，内中不免有冲突的矛盾的见解，然而本于王充的个人的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我觉得论衡中无伪篇，意即本此，全书各篇有交互说及的地方可证。胡先生早年所见，以乱龙、别通为后人加入论衡中的，据胡先生最近的谈话，知道他已改变了这种意见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论衡校释附编六
　　　　论衡旧序
宋庆历杨刻本序通津本、天启本、程本、郑本并载。
　　王氏族姓行状，于自纪篇述之详矣。范晔东汉列传云：「充字仲任，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礼绝庆吊，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衷，此书为多。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常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嫌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郎天启本作「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繇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载。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守书椟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蹐驳，鲁鱼甚众，亥豕益讹，或有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纪，是以览者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鲁所对正者也。「乘」，天启本作「家」。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互有阙疑遗意。据天启本补「疑」字。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傥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谬，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丽天，顺经躔而轨道；河海之纪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传不泯，有益学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后得而共，天启本无「待」字。问之然后言其益也。时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天启本无此十字。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宋刊元明补修本序
　　王充氏论衡，崇文总目三十卷。世所传本，或为二十七卷。史馆本与崇文总目同。诸本缮写互有同异。宋庆历中进士杨文昌所定者，号称完善。番阳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岁月既久，文字漫灭，不可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而其本复完。充生会稽，而受业太学，阅书市肆，遂通众流，其为学博矣。闭门绝庆吊，着论衡六十一篇，当作「八十五」篇。凡二十余万言。其用功勤矣。书成，蔡邕得之，秘之帐中，以为谈助。王朗得之，及来许下，人称其才进。故时人以为异书，遂大行于世，传之至今。盖其为学博，其用功勤，其著述诚有出于众人之表者也。尝试论之：天地之大，万物之众，无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名也。古昔圣人穷神知化，着之简编，使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经，为万世之准则者此也。先王之泽熄，家自为学，人自为书，紫朱杂厕，瓦玉集揉。群经专门，犹失其实；诸子尺书，人人或诞，论说纷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于是作论衡之书，以为衡者论之平也。其为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见者晓然知然否之分。论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谓出于众人之表者乎！然观其为书，其释物类也，好举形似以相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辩讹谬也，或疑或决，或信其所闻，而任其所见，尚有不得其事实者。况乎天人之际，性命之理，微妙而难知者乎？故其为书，可以谓之异书，而不可以为经常之典。观其书者，见谓才进，而实无以自成其才，终则以为谈助而已。充之为书，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论也。虽然，自汉以来，操觚之士，焦心劳思，求一言之传而不可得，论衡之书独传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为世之所宝也。且充之时，去三代未远，文贤所传，见于是书者多矣，其可使之无传乎？今世刻本，会稽者最善，克庄公为之校正而补刻之，传之人人，其与帐中之书，戒人勿广者，可谓辽绝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
程本序一钱、黄、王、崇文本误合沈序上截为虞序。
　　余览东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节信、仲长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并振藻垂声，范史类而品之。而迨数世后，独仲任论衡八十余篇，有秘玩为谈助，还许下见称才进者，而节信、公理泬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贵考镜于古昔，而尤不欲其虚窾靡当，要如持衡入宝肆，酌昂抑，免哗众尔已。潜夫一论，指讦时短，抵牾卤略，罔所考镜。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辄龃龉于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视之，奚其传？仲任少宗扶风叔皮，而又腹笥洛阳之籍，其于众流百氏，一一启其扃而洞其窍。愤俗儒矜吊诡侈，曲学转相讹膺而失真，乃创题铸意，所著逢遇迄自纪，十余万言，大较旁引博证，释同异，正嫌疑。事即丝棼复沓，而前后条委深密，矩矱精笃。汉世好虚辞异说，中为辨虚凡九，其事，其法严，其旨务袪谬悠夸毗以近理实，而不惮与昔贤聚讼。上裨朝家彝宪，下淑词坛听睹，令人诵之泠然。斥吊诡而公平，开曲学而宏巨。譬一闹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货直锱铢，率画一无殊喙。以故中郎秘之帐中，丁宁示人勿广；「郎」字以下，钱、黄、王、崇文本脱。而会稽守还许时，有异人异书之疑。邕与朗其综览博识，宁出仲任下？顾简编充栋，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广之，它书不迎刃者鲜矣。然仲任当其时闭门潜思，绝庆吊，墙牖各置刀笔，数十星霜而就，何甚也！倘尽如中郎必俟求者搜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几？兹武林张君购得善本，锓竣，丐序不佞。是书且揭两曜而天行，僻壤流播，自今为谈助与才进者，奚帐中可隐？异人异书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咤为千载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张君剞劂以公□苑，敢一言弁之，告当世博雅诸士，能论衡之精，而始不为伪书伪儒之所溷；且窥仲任之所超节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万历戊子孟冬西吴沈云楫序。盼遂案：文中「邕与期」之「期」盖「朗」之误，谓王朗也。
序二
　　仲任以其志，慕蘧，师彪，以雄之学，浚谀闻之窦，而牖薄社，耳目□人，敻矣。故其纪曰：「口务明言，笔务露文。」晓然若盲之开目，冷然若聋之通耳，言不可旒纩也。洛阳之市，岂无县黎莫难，而仲任以其神营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纪曰：「玉剖珠出。」玉剖则凤璞莫隐，珠出则鱼膋莫□。言不可袭与韫而日中为沽也。微欤，中郎匿之帷间，白傅匿之帖外，马总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椟中，珠沉玉瘗，耳目几废。政也燔竹，戎也钻李，兹其埒耳。已读衡八十五篇，竟十余万言，乃喟然称曰：是何能匿哉？庭无胤子之迹，诗、礼并名异书；席无禽凡之咨，进趋皆登秘府，仲尼、伯鱼犹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时茁，神物时茁，宛委、酉阳灵族，司马安所袆天真之服，阓其名山而化妒妇吝夫耶？故汉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椟，衡之权也，量而出之，无多人，彼且以为鎞利于翳，泰至则篇首至此，钱、黄、王、崇文本脱，误将沈序自篇首至「以故中」合子虞序。塞。明月夜光，无因而至前，则匹士按剑；乃相与匿衡，而衡诚悬也。吾恶夫诸子之不平，平之于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谨乎！累诛而不失，迨镒而昏乎？有传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听矣。视衡星若垣次，而五权乱，丧一市之明矣。槭易圭，玑易珰，尺为轻，寸为重，而一市人皆眩窭无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谓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为洛阳，将新衡多于旧衡，业不胜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谓离、旷者，以无足售，而罔象得之。斯养性之经，天君之职，平欤？「新安」以下六十六字，钱、黄、王、崇文本脱。史称仲任年渐七十，志力衰耗，造养性书十六篇，不知谁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问之灵族，遗程氏矣。各本无「程氏」二字。时皇明万历庚寅七月七日，前进士虞淳熙题序。
明天启本序一
　　一代著述之士，才具各异。才大者无小言，非但不屑，纵为之，亦不工也。王仲任新书二十万言，盖尝论之：汉代，刘肆其恢诞，董扬其质茂，扬钩其沉，才宜子。迁、固长于论世，其才史，故去而为记事之书。马、张词赋，包举六合，诗人之遗乎！仲任理醇辞辨，成一家言，当在荀、吕、公孙龙之际，而恶子风之驳。自纪篇笔老事析，使继修东汉，较蔚宗弘瞻，而薄史法之拘。其述养性，以四言协读，亦自风致，足以齐于蔡、郦，开源魏邺，而厌辞习之浮。古今天地人物百家迂怪之说，洞晓靡漏，汇而为一，莫如论。论曰：「衡，平也。」不倚时尚，不任意气，览之悠然，归于偶然。孔子曰：「四十不惑。」仲任庶几焉。仲任家本会稽，徙钱唐，仍以上虞老。自古文人西北盛，东西寥寥，言游振藻，乃有仲任。履其生长流寓之土者，能不诵其遗书而慨然？故越司李晋陵讱韦刘公志之，而钱唐阎子仪成之。浙上傅岩野倩甫书。
序二
　　余好王仲任论衡，其亦文之昌歜，屈之芰，皙之羊枣与！凡人读书，如游名山，总此胜地，而或爱其峻，则取奇峰峭崿；或爱其幽深，则取邃谷荒；或爱其纡折，则取回溪仄径。况春之艳冶，夏之森蔚，秋之疏秀，冬之峭劲，亦各有会心焉。故余自从事笔研来，虽攻者制举义，而于古文词独深耆，虽所喜者古文词，而于论衡独深耆。论，论说而穷其旨之谓也。曷言乎衡？衡以持平，平则无偏低昂，重不能增锱铢，轻不可减毫毛。天下事理，于是乎取衷，故题之曰「论衡」。论衡成而理不必天地有者，若不可不有；语不必古人道者，若不容不道。宜乎闭门研思，至忘庆吊，即在篱溷，亦着椠铅，而宇宙有形之外，风云变态之中，俱蔑弗搜讨也。伯喈逸才，子明尊宿，乃一则秘不分人，一则缘之才进。后世六帖采之，意林收之，有以哉！余喜其旷荡似漆园，辨析似仪、秦，综核似史迁，练达似孟坚，博奥似子云，而泽于理要，于是又似仲淹。是以居恒把玩，曾不去手。一编敝，辄易一编，几于韦之三绝。然独得固不敢骄，分人尤不敢吝。政苦世代久沿，爽鸠多误，至有一句之谬，而义殊天壤；一言之错，而理判径庭。讹以传讹，祗增乖舛。遂使作者苦心，漫患灭没；读者亦尔，口噤心惢，展卷复掩，良可悲夫！何幸武林阎子子仪者，散黄金以收书，穷白日而问字。唐、虞已下，元、明已上，牙签万轴，邺架同观。检之果得论衡善本，盖宋进士杨文昌所刻也。余所评阅，不无纰漏，因并付子仪氏，托以精加印勘，大肆研综，并觅良工镌之，以广其传。子仪氏乃闭门屏迹，与一二友人翻覆雠校，一如仲任著书时。洎成，而枣梨楮墨之费，且不赀矣。顾鱼鲁之谬，既悉阐明；鸡林之求，亦将饱慰。子仪之效忠仲任，嘉惠来学，岂小哉？夫以余之癖好而珍之，不翅帐中之藏，更有子仪之同好，而共珍之，不殚目围之竭。岂芰、昌歜、羊枣之外，又有耆痂者与？余因同门友傅野倩得子仪。余与子仪俱称仲任知己可也，而野倩其媒也。则仲任尤当就九京之下，手加额而酬野倩。晋陵刘光斗晖吉父譔。
序三
　　友人阎子仪氏博雅自期，凡古文词，及法书名画，鼎彝宝玩，蔑不谮思考核。客有持示者，真膺立剖。若予，则问道于盲矣。晋陵刘晖吉先生司李于于越，携所爱王仲任论衡来，且欲广求善本，校雠刊印，以公天下后世，使人人才进，不容王、蔡私美于前。而傅野倩与先生同举主，又与子仪称密友，谓兹役无踰子仪。子仪搜笥中，果得宋进士杨文昌刻本；遍访藏书家，皆出其下。因取先生所评定，校而付之剞劂，五阅月书成。盖自是卷无讹篇，篇无讹句，句无讹字矣。噫！仲任着此书，殚精研思，至忘寝食，绝庆吊，而子仪订此书亦然。自昔刘舍人书，得沈休文而重；韩昌黎文，得欧阳子而传。仲任论衡，得王子明、蔡伯喈而重，得六帖、意林而传，乃又得刘先生而传且着，得阎子仪而着且广。遂使东汉文心，迨斯际而犹昭昭虖揭若日月。仲任慧业文人，谅应未死，得无开卷时，辄有一上虞伟男子褒衣博带，吐气伸眉，与相晤对乎？则凡着是书，与读是书者，拜刘先生赐多矣，拜阎子仪赐多矣。虽然，先生富有不必言；此自子仪一斑，政不足尽子仪也。皇明天启六年岁在丙寅七月几望，钱塘拥书人施庄康夫氏书于南郭草堂。
序四
　　夫□昦之大也，而求之苍莽之间，虽殚智竭力，同夸父之槁耳。有八尺之衡以齐之，不特日月五行絫黍不失，而地之轮轴，亦放此而可准焉。人亦有衡，不执其衡而评骘往古之人物，如矮人观场，于中无主，为千古成案所汩没。匣藓侵入肤理，乌能作丰城吐气哉？无论其猥杂者，即如庄之吊诡，韩之深刻，安之驳杂，非不奇宕鸿丽，成一家言，各因其资之所得者近是，求之于衡，鲜有当者。仲任生于汉之孟世，抽思力学，积有岁时，著书十余万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数，旁至动植，幽至鬼神，莫不穷纤极微，抉奥剔隐。笔泷漉而言溶□，如千叶宝莲，层层开敷，而各有玅趣；如万迭鲸浪，滚滚翻涌，而递擅奇形。有短长之说纵横，而去其谲；有晋人之娟倩，而绌其虚；有唐人之华整，而芟其排；有宋人之名理，而削其腐。举业家得之，尤可以掀翻疑窟，直蹑天根，不但为麈尾之秃而已也。晋陵刘先生渔猎百氏，深嗜此书，如庐陵之于昌黎者，故词组一出，而鸡林争媾，纸价为高。友人野倩氏，其同门友也，请付剞劂，随珠赵璧，公诸艺林，千古一快事也。中郎而在，当自哂其为钻核之浚冲矣。时天启丙寅孟秋朔，题于凝香阁，钱塘阎光表书。
王本跋
　　王充论衡三十卷，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自周、秦、汉、魏以来，诸子文字之多，未有过于此书者也。其纯驳互见，瑕瑜不揜，前人已备言之矣，故不具论。而谟于校刊是书，则不能无概焉。汉、魏以来，作者多矣，其书或传或不传，无足深怪，独怪仲任推重刘子政、扬子云、桓君山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又以君山所著新论为甲于子长、子云论说之徒。而新论十六篇，竟无一传者。此书八十五篇，止缺招致一篇。不知论衡之书，果愈于新论欤？抑传之者，独得其人欤？昔蔡伯喈、王景兴得是书，尝欲秘而不传矣；乃至今千余年，卒与子长、子政、子云诸书并传于世。如君山书，仲任非不欲传之，顾不能得。以是而知君山当时于子云书决其必传，亦幸而言中也。今何氏丛书，于两汉诸子书，收采略备，谟亦已次第授梓。独以论衡文繁，资斧不继，虑难卒业。会移署南昌县学篆，因以此事商之顾东田明府。东田故博雅，亦病此书不纯。重惜丛书缺而不完，即出百金佐剞劂费，并以其本，属次公校刊。则此书之得以复为流布者，东田明府之力，而谟乃能相与有成。此虽事会适然，然以视蔡伯喈、王景兴二人之用心，则有间已。汝上王谟识。



论衡集解附录
　息县刘盼遂集（编者案：刘氏附录与黄氏附编重复二十七条，现已删去。）
　　谢承后汉书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少孤，乡里称孝。到京师受业太学，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至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于宅内门户垆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着论衡八十五篇。艺文类聚五十八又三十五引。初学记二十四又二十一引。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二又四百八十四又六百十二引。
　　又　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注引。
　　袁山松后汉书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充幼聪明，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注引。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着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交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后汉书儒林传赵晔传　晔着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
　　会稽典录　王充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闭门塞聪，爱精自辅，服药导引，庶几获道。太平御览七百二十引。
　　又　孙亮时，有山阴朱育仕郡门下书仕，太守濮阳兴问曰：「昔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书佐宁识之乎？」育对曰：「虞翻对王府君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著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
　　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八任昉述异记引王充果赋　冬实之杏，春熟之甘。
　　吴淑事类赋天赋注引贺道养浑天记　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天，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盼遂案：姚、虞皆三国时吴人。创方天之王充，殆即仲任，然无他证，姑从阙疑。
　　马总意林卷四引抱朴子　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第十八　至若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刘知几史通序传第三十二　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韩文公集后汉三贤赞　（樊汝霖注曰：「后汉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者同传，公为之赞，各不满百言，而叙事略无遗者。」）王充者何？会稽上虞。本自元城，爰来徙居。师事班彪，家贫无书。阅书于肆，市肆是游。一见诵忆，遂通众流。闭门潜思，论衡（韩醇注曰：「王充所为论衡，初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常秘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亦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以修。为州治中，自免归欤。同郡友人，谢姓夷吾，上书荐之，待诏公交车。以病不行，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肃宗之时，终于永元。
　　晏殊列子有力命王充论衡有命禄极言必定之致览之有感　大钧播群物，零茂归自然。默定既有初，不为智力迁。御寇导其流，仲任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当由天。宰世曰皋、伊，迷邦有颜、原。吾道诚一概，彼涂锺百端。卷之入纤豪，舒之盈八埏。进退得其宜，夸荣非所先。朝闻可夕陨，吾奉圣师言。宋文鉴卷十五。
　　难王充论衡三篇（今不传。）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云：「近世释子，多务吟咏。惟国初赞宁独以著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故所著书，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中略。）为王禹偁所激赏，与之书曰：『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未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劘论衡之玷。……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下略。）
　　刘章刺刺孟（明时已佚。）　明郎瑛七修续稿卷四辨证类书名沿作条云：「王充有刺孟，宋刘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国语，刘章作非非国语。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实难也。况王乃辞胜理者，因孟而矫之，时则可耳。柳以正理，而矫淫诬之辞，刘何能胜之耶？惜未见其书。」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三论衡跋　右王充论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帐中异书，汉儒之所争睹。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俾寮属参校，犹未能尽善也。刻之木，藏诸蓬莱阁，庸见避堂舍盖之意。干道丁亥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跋。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十一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晁氏曰：「后汉王充仲任撰。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盼遂案：自此以下，宋袁州本读书志无。）世为汉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高氏子略曰：「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其为言皆叙天证，敷人事，析物类，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核而精，辞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矣。汉承灭学之后，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厉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学者向风承意，日趋于大雅多闻之习，凡所撰录，日益而岁有加，至后汉盛矣。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是足以隽美于一时，而不足以准的于来世。何则？事之鲜纯，言之少择也。刘向新序、说苑奇矣，亦复少探索之功，阙诠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背者不一。二书尚尔，况他书乎？袁崧后汉书云：『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客有难充书烦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予所谓乏精核而少肃括者，正此谓欤？」陈氏曰：「充，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作此书，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尝诣蔡伯喈，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惟我与尔共，勿广也。』然自今观之，亦未为奇。」
　　玉海六十二艺文门论类汉论衡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自注：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崇文目有续论衡二十卷。（自注：「当考。」）　盼遂案：续论衡不知谁作，崇文总目后亦不见著录。
　　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六　宋刘章尝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刺刺孟、非非国语。
　　明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条　论衡一书，掊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虽词芜而俚，亦称卓然自信矣。至验符一篇，历言瑞应奇异，黄金先为酒尊，后为盟盘，动行入渊；黄龙大于马，举头顾望；凤皇芝草，皆以为实。前后之言，自相悖舛。此岂足为帐中秘哉？盼遂案：充着验符等篇，以颂东汉，佛家所谓顺世论也。岂着三增、九虚之人，而信任此等事乎？
　　又汉时四讳条　汉时有四大讳：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头，是其遗意也。二曰，被刑为徒，不上丘墓。此讳今人无之。但欲使子孙全归，而非所论于无辜受刑也。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踰月乃入。今但赛祀及道流上帝渔人下海，则忌之，余不尔也。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杀父与母。今不讳也。　盼遂案：论衡有四讳篇。
　　熊伯龙无何集叙录自述一　庚子初夏，灯窗读荀子，有曰：「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世人不解斯言，遂疑天地如何报佑，善恶如何吉凶，鬼神如何灵，祈禳如何验。精如仙佛，粗若果报诸般，以及山川草木之神，飞走昆虫之怪，历历可指。一有欧阳之徒，不信祥瑞，即从而举已往灵验之事以诘之。士大夫沿习成风，牢不可破，正坐不知无何二字耳。余博览古书，取释疑解惑之说，以论衡为最。特摘其尤者，参以他论，附以管见，名曰无何集。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且神怪祸福之说而外，亦间录他说，如天地、古今、儒术、杂家、人事宜忌、百物器用之说，有关名教风化，亦备录焉。然俗儒守文失真，时俗嫌疑莫定，凡史书、文集、百家、诸子所传记之文，其虚妄而不可信者，世已信之久矣，谁肯取斯编以正之哉！
　　又自述二　余友黄生敬渝谓余曰：「吾读书数十年，欲觅异书不得。金陵肆中购得论衡一部，反复读之，如获奇珍，但以篇过冗长，辞多重复，醇疵参半，未尝深惬我心。及见先生抄本，精萃简要，分选编类，增广美备，喜出望外，因口沫手胝，昼夜不倦。始信『玩杨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非虚语也。仲任有知，必以先生为千载知音矣。惜所选多辟神怪祸福之说，未综全编而精选之也。」因嘱余更注全集，刊以问世。余应之曰：「余以神怪祸福之说，时俗嫌疑，故抄数帙，以明其妄。然才疏识浅，岂能注全集者？昔蔡中郎得论衡，丁宁示人勿广。今吾亦将秘诸帐中，与吾子共读之。」黄生喜而谢余曰：「是吾之幸也夫！是吾之幸也夫！」
　　又自述三　锺陵自幼不信神仙鬼神、祸福报应之说，有言之者，辄举圣经贤传破之。人以中庸言前知，易言鬼神，书言祸福之说为问，锺陵不能对，然终疑而不决也。及读史，见欧阳公不信祥瑞之说，反复讽诵，深惬于心，思欲推类以广其说，然以习举业，为时文，无暇及此。尝作适逢说，言古今天下之事皆适逢耳。又尝作鬼辨，言人死之后，如未生之前。作神论，言山神之形宜似山，水神之形宜似水。是时尚未读论衡也。后越数年，京师购得论衡，读之，喜曰：「予言有征矣。」读至幸偶篇，云「有幸有不幸，有偶有不偶，」与适逢说同意。又读至论死篇，云「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与鬼辨同意。读至纪妖篇，云「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与神论同意。因欣然自喜，又爽然自失。自喜者，喜其言之竟合于古也。古人先得我心，其信然矣。自失者，恨其论之不逮于古也。古之为文浑灏，今之为文浅露，不可同日语也。因废适逢、鬼辨诸篇，取论衡之辟虚妄者选为一编，简当精要，且广集他说，以补其不足。嗟乎！昔杨子云作太元，犹有覆瓿之恐，余以白屋寒俊，妄欲修汉儒之书，补前贤之缺，不胜为笑耳。然而藏诸名山，传之百世，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
　　又读论衡说一段　仲尼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仲任曰：「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夫曰思无邪，则邪不入矣；曰疾虚妄，则虚妄之说不载矣。仲任盖宗仲尼者也。问孔、刺孟二篇，小儒伪作，断非仲任之笔。何言之？论衡之宗孔子，显而易见。其齐世篇，则称孔子以断尧、舜；其实知篇，则称孔子以辨偶人；其知实篇，则称孔子以论先知；其卜筮篇，则称孔子以论蓍龟，其本性篇，则称孔子以定性道。他篇之引孔子者，不可胜数。其宗孔子若是，焉有问孔者乎？孟子，学孔子者也。焉有宗孔而刺孟者乎？由此言之，二篇之为伪作，无疑矣。
　　又二段　余友疑伪作之篇，不但问孔、刺孟，吉验、骨相、宣汉、恢国、验符诸篇，以及订鬼后四段之言，恐皆属伪作。余问何故，友曰：「以其言多虚妄，且自相矛盾，故知之也。仲任之言，前后一律，试略举之。如偶会篇言象耕鸟佃之妄，书虚篇又深辨其非；龙虚篇言骑龙之谬，道虚篇又痛斥其虚，非前后一律乎？独吉验、骨相之言瑞应，谓命当如此，又谓相者之言果符，真世俗之见也。若验符篇之言，又与吉验篇相似；恢国篇之言，全与奇怪篇不合。至订鬼篇后四段之言，与前相反，且语涉虚妄。故疑非仲任作也。」余曰：「非然也。仲任不言奇异，而诸篇皆云瑞应，子知其意之所在耶！仲任忠君爱国，尊重本朝，以高祖、光武比文王、武王，且谓文帝、武帝、宣帝、孝明帝远迈周之成、康、宣王，俾后人知汉德隆盛，千古未有，其实非信瑞应也。」
　　又三段　友曰：「仲任之意，子何以知之？」曰：「以读对作篇而知之。对作篇曰：『董仲舒作道术之书，言灾异政治所失。主父偃嫉之，诬奏其书。仲舒当死，天子赦之。』苟非主上圣明，仲舒死矣。仲任特着须颂篇，又着诸篇以明己志。然则仲任极称汉德，征以祥瑞，多溢美之辞，褒增君德者，明哲保身，君子之道也。」
　　又四段　友曰：「仲任颂君德，其自言曰：『非以身生汉世，褒增颂叹以求媚称。』观仲任此言，则颂君德非褒增矣。子谓之褒增，何耶？」曰：「子未读李陵书乎？李陵答苏武书云：『足下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仲任与苏武同一意也。不知仲任著书之意，而谓仲任信瑞应，误矣。」
　　又五段　友问曰：「著书以教后世。既不信瑞应，而又言之凿凿，智者或能察，愚者不将昧乎？」曰：「诸篇之语，非难知也。宣汉篇曰：『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亦非信瑞应之言也。且仲任之言瑞应，有深意也。谴告、变动二篇，言灾异非天戒，亦非政所致。夫灾异非天戒，则祥瑞非天佑；灾异非政所致，则祥瑞亦非政所致矣。不信黄精益寿，但观钩吻杀人。读灾异可以悟祥瑞，仲任之意殆如此也。且死伪篇辨赵王如意为祟之说，不信如意之为祟，肯信盛德之致瑞乎？况讲瑞篇。亦谓鸲鹆非恶，凤凰麒麟非善；指瑞篇又言麟凤有道则来、无道则隐之妄；是应篇言萐脯、蓂荚之非，又考景星、甘露之解。又况高祖之母梦与神遇，奇怪篇已辨其谬；高祖斩蛇，蛇为白帝子，纪妖篇明其非实。仲任尊崇本朝，屡言祥瑞而不信祥瑞之实，已露其意于他篇，惟善读者能会其意也。至齐世篇之言符瑞并至，卜筮篇之言天人并佑，不过与吉验诸篇之言祥瑞者同意，不必辨也。」
　　又六段　如订鬼后四段之言，此小疵耳。书虚篇言杜伯为鬼之非，死伪篇又言杜伯不能为鬼，而言毒篇又言杜伯为鬼，凡此之类，皆小疵也。篇有小疵，则削而不录可也，何用疑乎？
　　又七段　友曰：「然则仲任之言无过乎？」曰：亦有之。言命近于星家，如言忠臣见杀，子胥、屈原、箕子、比干辈命当自讫。果如此，则昏主无过矣。又言韩信、张良辅助汉王，高祖命当自立，韩信、张良之辈适相遭遇。信斯言也，则忠臣无补天之功矣。且言命当自立，是又信禄命之说也。又言世之所以乱者，不以盗贼兵革，由谷食乏绝。此言是矣。然又曰：『贤君偶在当治之时，无道之君偶生当乱之日，非恶所致也。』试问仲任，何为当治之时？何为当乱之日？是又信气运之说矣。至言古人今人德无优劣，言虽合理，然其论尧、舜，则曰『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知尧、舜之德，不若是其盛』，则又太过矣。又如信公牛哀化虎，以为生物转为生类，亦未察也。夫牛哀病七日而化虎，语本淮南。淮南云：『方其为虎，不知其常为人。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夫淮南之言虎，犹庄周之言蝶也。不知为虎为人，犹言不知为周为蝶也。此不过寓言耳。仲任无形篇不信其说，而论死篇中又信以为真，何哉？」
　　又八段　言少君之类，亦有语病。既不信却老延年之说矣，又曰「少君年二百岁而死」，言亦太过。夫谓少君长寿可也，必曰二百岁，恐未必然也。又如言龙与鱼无二，不能升天，是矣。然又曰：『存亡其形，变体自匿。』龙有形，能自亡乎？此亦太过之言也。至于言用术数能知一端，既曰「圣不能先知」，夫思虑之精，聪明之至，莫过于圣人，圣人尚不能知，术数能知之乎？夫谓术数能先知，犹言吉凶有先兆也。言事有吉凶则是矣；必谓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则过矣。
　　又九段　又若言凶妖之气，言亦太过。友曰：「论衡之言凶妖，实者空之。凡世间言凶有象，言妖有形，论衡悉谓之气，所以破世俗之疑，何为过？」曰：「所谓气者，害人之气也。气能害人，安能成象？如谓毒气中人辄病，则是矣，必谓太阳毒气，有象如人，其言未免已甚。他如论宋、卫、陈、郑之灾，曰：『使子产听梓慎言，四国亦有灾。』此不信梓慎之说矣。然又曰：『气变见天，梓慎知之。』是信天变之说矣。仲任之言，不能无弊，姑举一二，以概其余。」
　　又十段　至于每篇之中，有引俗论以驳俗论者。如荧惑徙舍，变虚篇已辨其妄，感虚篇取以证襄公麾日之事，此借俗论以驳俗论也。读者须究心焉，勿以仲任为信虚妄者。诸如此类，宜善读之。
　　又十一段　友曰：「问孔一篇，断非仲任所作，无疑矣。刺孟一篇，与非韩篇同意，子何以知非仲任之笔？」曰：「本性一篇，开口便称孟子言性善。一篇之中，称孟子者八，焉有称之而刺之者乎？且仲任，博学之儒也，禹至汤四百四十余年，汤至周六百四十余年，而刺孟篇则曰『禹至汤且千岁，汤至周亦然。』夫汉代去古未远，岂博如仲任，尚不知三代年数乎？此后世小儒伪作，不暇修饰，故有此弊也。」友乃叹服。
　　又读论衡法　读论衡有直读、横读二法。何谓直读法？每言一事，如剥蕉抽茧，其理层出不穷，试略举之。如雷罚阴过，先辨雷非天之怒，次辨雷不杀人。且从天体察天，知非天怒，更以地哭天笑，辨其不然。又以喜证怒，且以空怒证实怒。于是以春例夏，以物例人，以王者用刑例天发雷。然后言图雷之非，指太阳之气，俾人知杀人之由。又辨雷死之人，身有字迹之妄。篇终又归到圣人敬天，闻雷必变。由浅而深，由粗而精。此直读法也。（案：此段专就雷虚篇立说，以例其余。）何谓横读法？世间虚妄之说，不能尽辟，凡读论衡者，触类旁通可也。试就十事推之。如知白鱼入舟之非，则知黄龙负舟不可信也。知负舟之妄，即知叶公好龙，真龙不降，不可信也。知龙降之虚，即知漦化褒氏不可信也。知漦化之谬，龙漦不能化人，人身未必化龙，李氏化龙不可信也。知化龙之诞，即知吊客化鹤不可信也。知化鹤之诞，即知橘皮画鹤不可信也。知橘皮之谬，即知橘中围棋不可信也。知围棋之虚，即知壶公悬壶不可信也。知悬壶之妄，即知螺壳美女不可信也。知螺壳之非，即知树生小儿不可信也。知小儿之非，即知人犬化石不可信也。知化石之妄，即知叱石成羊不可信也。知成羊之虚，即知牛溲成金不可信也。知成金之谬，即知蓝田种玉不可信也。知种玉之诞，即知石中有玺不可信也。以类而推，莫可终穷。此横读法也。直推则就其文而读之，横推则在乎人之自思。直推、横推，格物致知之学也。知此，可与读论衡矣。
　　又说一　论衡无一不宗孔子，即幸偶一篇，称舜者一，称孔子者九；至他篇之称孔子者，不可胜纪。其宗孔子也明矣。问孔一篇，断非仲任所作。或指论衡为杂家者流，其视仲任也浅矣。夫仲任。孔子之徒也。
　　又说二　或曰：「子取幸偶篇以冠全部，吾既闻其说矣。子又谓论衡无一不宗孔子，而指问孔、刺孟二篇，以为断属伪作，愿闻其详。」曰：「开卷作逢遇篇，便称孔、孟。其言曰：『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读此则仲任之宗孔、孟可知矣。累害篇内言乡愿曰：『孔子之所罪，孟轲之所愆。』又曰：『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盖孔子所以忧心，孟轲所以惆怅也。』读此，而仲任之宗孔、孟，更可知矣。他如命禄篇称孔子者三，称孟子者二；命义篇称孟子者一；率性篇称孔门者二，称孔子者二；偶会篇引孔子称命者二，引孟子言天者二；骨相篇称孔子者九，历叙骨相之验，而篇终以『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一语破之。仲任之宗孔子，益显而易见。又若本性篇称孔子者五，称孟子者八；书虚篇称孔子者十九；感虚篇称孔子者三；福虚篇称孔子者五；祸虚篇称孔子者四；龙虚篇称孔子者四；语增篇称孔子者十一，称孟子者二；儒增篇称孔子者四；艺增篇称孔子者七。又『黎民孑遗』之解，『血流浮杵』之辨，俱主孟子之说。仲任之宗孔、孟，益无疑矣。又如非韩篇称孔子者二，说日篇称孔子者七，答佞篇称孔子者一，程材篇称孔子者二，量知篇称孔子者一，谢短篇称孔子者六，效力篇称孔子者三，别通篇称孔子者六，超奇篇称孔子者九，明雩篇称孔子者十二，顺鼓篇称孔子者一，乱龙篇称孔子者五，遭虎篇称孔子者三，读瑞篇称孔子者十九，指瑞篇称孔子者十一，治期篇称孔子者二，自然篇称孔子者四，感类篇称孔子者七，齐世篇称孔子者六，宣汉篇称孔子者六，恢国篇称孔子者一，验符篇称孔子者一，须颂篇称孔子者六，佚文篇称孔子者七，称孟子者一，论死篇称孔子者二，纪妖篇称孔子者四，言毒篇称孔子者一，薄葬篇称孔子者七，四讳篇称孔子者一，讥日篇称孔子者一，卜筮篇称孔子者三，辨祟篇称孔子者四，诘术篇称孔子者一，祭意篇称孔子者二，实知篇称孔子者二十一，知实篇称孔子者五十一，称孟子者五，定贤篇称孔子者二十七，称孟子者一，正说篇称孔子者十三，称孟子者二，书解篇称孔子者五，案书篇称孔子者二十一，对作篇称孔子者三，称孟子者三，自纪篇称孔子者十一，称孟子者二。其言曰：『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夫以为莫过，是称孔子为至圣矣。意欲效放，是以孔子为师表矣。合论衡之全书而观之，不但九虚、三增诸篇本语本圣教，八十三篇何一非宗圣言者？夫孔子，万世之师也。仲任每篇必宗孔子。孟子，学孔子者也，仲任亦间称孟子。既以孔、孟为宗，焉有宗之而问之刺之者乎？吾故谓问孔、刺孟二篇系小儒之伪作，断非仲任之笔也。
　　又或问二段　或问：「中郎得论衡，秘诸帐中。考中郎集八卷，曾无一语称论衡。且答诏问灾异与论衡相反，作王子乔碑与仲任之不信道教又大相县绝。然则中郎果何所取欤？抑徒悦其议论之新奇迭出欤？」曰：「不然。自古圣王敬天之怒，迅雷风烈必变。苟中郎以论衡之说对，是有欺君之罪，不敬莫甚，王半山之徒也。其王子乔碑云：『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以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只此一语，可以知中郎之意矣。天眷兹神，而臣子可指为妄诞乎？昔者九章算术，六燕、五雀飞集衡，衡适平。论如衡之平，故曰论衡。中郎之疏议问答以及碑铭，语多平允，意极精详，未必非得力于论衡也。夫何疑？」或问：「中郎以直言受祸。当诏问灾变，公卿士庶括囊，莫肯尽心，中郎独以皁囊封上。帝览而叹息。曹节窃视，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程璜飞章，诬邕害大臣，大不敬，诏下狱。夫使中郎言灾异之不足信，则祸可免矣。何以中郎既信论衡，卒不能免于祸耶？」曰：「中郎之苦心，宁使人诬以害大臣之不敬，断不肯言灾异之不足信，使其君不敬上帝，不思己过，而谓天变之不足畏。此中郎之忠也，岂可议哉？观答问灾异八事，首言衽席，诗教也。次言皇极，次言貌恭，次言风雨，书教也。言荧惑则主乎礼，论蝗虫则征以易，论库屋损壤之变。则引易传、洪范之言。答闻灾恐惧之诏，则述春秋鲁定之事。此与仲任之开口不离孔子者何异？
　　王清作熊锺陵无何集序　论衡一书，发明孔子之道者也。何以发明孔子之道？曰：不信妖异，不信鬼怪也。或闻而笑之曰：孔子之道，高矣大矣，仅仅不信妖异鬼怪而已，乌足以发明其道乎？曰：是非予之私言也，予盖闻诸孔子也。昔楚有云如赤鸟，夹日以飞，太史请禜，昭王弗许。又，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弗祭。夫弗禜，是不信妖异也；弗祭，是不信鬼怪也。不信妖异鬼怪，自世俗言之，方恐不免祸；自儒者言之，不过一智人而已。然而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大道者何？即不信妖异鬼怪之道也。昭王知之，故能常保其国。然则今人之不信妖异鬼怪者，其亦庶几知道者哉！吾博览群书，见守孔子之道而凿凿言之者，莫若论衡一书。其奇怪篇深得孔子不语怪之道也，其卜筮篇深得孔子不语神之道也，其齐世篇深得孔子罕言命之道也，其变虚篇深得孔子请祷弗许之道也，其感类篇深得孔子远鬼神之道也，其感虚篇深得孔子焉能事鬼之道也，其订鬼篇深得孔子焉知死之道也。是发明孔子之道者，论衡也。然而纯疵参半，未能一一悉合乎道。至问孔、刺孟诸篇，语尤显悖于道，必不可以不删。昔韩子读荀篇曰：「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着之，离于道者黜之。」夫韩子欲削荀子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则曰：「亦孔子之志也。」今学士熊锺陵削论衡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其亦韩子之志欤！夫而后论衡一书，盖醇乎醇者矣，即谓为大有功于圣门焉可。是不可以不序。盼遂案：无何集凡十四卷，专摘论衡释虚抵妄之言，分胪类列，而附说以阐明之。卷首为总论，不入数。余分天地一、古今二、鬼神三、祸福四、灾祥五、感格六、宜忌七、人事八、儒术九、道教十、杂家十一、百物十二。余十三卷则伯龙辟佛随笔之作，不尽限于仲任书者。十四卷系伯龙之子正笏作，杂取经史子集名人百家之言有合于仲任之道者而成，附于无何集之后，名之曰勿广余言集。（此用蔡伯喈语。）此书推为论衡拂弼，诚不虚也。清乾隆五十九年，熊氏六世孙熊心畬付梓。今据湖北先正遗书本。
　　卢见曾赠马秋玉诗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笈，多君慷慨借荆州。渔洋感旧集小传附注。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论衡　论衡八十五篇，作于汉永平间，自蔡伯喈、王景兴、葛稚川之徒皆重其书。以予观之，殆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乎。观其问孔之篇，掎摭至圣；自纪之作，訾毁先人，既已身蹈不韪，而宣汉、恢国诸作，谀而无实，亦为公正所嗤。其尤纰缪者，谓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无道之君偶生于当乱之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呜呼！何其悖也？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
　　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　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论衡自叙篇云：「六岁，教书，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不云少孤也。其答或人之啁，称鲧恶禹圣，叟顽舜神，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称孝，谁则非孝？
　　恽敬大云山房集读论衡　吾友张皋文尝薄论衡，诋为鄙冗。其问孔诸篇，益无理致。然亦有不可没者，其气平，其思通，其义时归于反身。盖子任禀质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烦而意近。其为文以荀卿子为途轨，而无其才与学，所得遂止此。然视为商、韩之说者，有径庭焉。卑薄则易近于道，高强则易入于术，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匡谬　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故非义理有至要，君子不欲着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杨、墨，必取杨、墨之说而辟之，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故引杨、墨之言，但明杨、墨之家学，而不必专指杨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尽其支裔也。盖以彼我不两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异学之视吾儒，何独不然哉！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较也。然而其文华而辨，其意刻而深，后世文章之士，多好观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学也，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且其所诘，传记错杂，亦不尽出儒者也。强坐儒说而为志射之的焉，王充与儒何仇乎？且其问孔、刺孟诸篇之辨难，以为儒说之非也，其文有似韩非矣。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观其深斥韩非鹿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叙辨别流俗传讹，欲正人心风俗，此则儒者之宗旨也。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韩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为不斥儒则文不隽乎？凡人相诟，多反其言以诟之，情也。斥名而诟，则反诟者必易其名，势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诟，而仍用己之名也。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论王充　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鲧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鲧，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鲧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考？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立言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其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黄东发先生读论衡云：「王充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欲以尽废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此与路粹数致孔融之说何异？」
　　汪璐藏书题识卷二子部王充论衡三十卷明程荣校　卷末墨笔序略曰：（其文已残阙。）充字仲任，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言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岁。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手书牍，珍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踳驳，鲁鱼甚众，豕亥益讹，或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纪，是以览者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秉曾所对正者也；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户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勘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有阙遗。意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倘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缪，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者，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盼遂案：汪氏殆全钞杨文昌刻书序文，而中有不同数处，故录供参考。
　　赵坦保甓斋文录卷上书论衡后　王充，汉儒之愎戾者也，故所著论衡八十五篇，多与圣贤之旨悖。自古圣贤莫不畏天，畏天故朝夕兢惕以自闲其身心，祯祥见则不敢自矜，灾异见则引以自责。自责则政修，政修则民心固，祈天保命之术，不外是也。充则以戋戋之智，而反其说。充之变虚篇云：「人不觉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呜呼！古之正心者，即隐微之地，尚不使稍留余憾，曾谓明明上天，而可怠泄接之乎？使充之说行，则生人之理灭，而人将与禽兽无别。是驱昭昭之民而胥入于冥冥也，其害可胜言哉！妖孽之兴，由人心生也，心动乎下，征见乎天。修省而不弭，则必所失者多而所改者小也，所积者久而所改者暂也。充之异虚篇云：「见妖改政，安能除祸？」信如是言，则将任妖孽之见而不为警省，吾恐害且迭起而莫可止矣。雨旸失其时，则必祈请于天，天高而精诚可通，且以安百姓也。古之人知之明察之审，故水则伐鼓责群阴，旱则雩祭祈苍龙。祈之而不得，务为御灾之政，理与势宜然也。充之明雩篇则曰：「恬居安处，不求己过，天犹自雨，雨犹自旸。」呜呼！一任天之雨旸，必且任人之自治自乱，可乎哉？夫人之所以为万物灵者，以其能自治也。极其至，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如充之言，何其自处于无知而不自振拔乎？其它商虫、治期等篇，皆悖政术，不足道。至死伪篇尽扫鬼神之说，壹似圣王之制为祭祀，皆虚而无凭者。夫鬼神若有若无，圣王之不敢亵。鬼神所以厚人心而辅治道也，充乌能知之？周、秦而下，诸子百家杂出，以淆圣人之道。背仁义者莫如申、韩，至充之论衡则又甚焉。呜呼！敢于问孔、刺孟，则无所不用其悍戾矣。
　　平步青安越堂外集卷四书论衡后　明虞德园淳熙序论衡（在万历十一年。）末云：「史称仲任年渐七十，志力衰耗，造养性书十六篇，不知谁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问之灵族氏矣。」案本书卷三十自叙篇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车，（案：充生建武三年丁亥，至章和二年戊子止，六十二。）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即范史列传所本。章怀注引袁山松书曰：「充幼聪明。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自序篇又云：「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又云：「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若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据自叙所言，仲任撰着篇籍，不仅论衡、养性。大儒论或以少作弃去。讥俗节义及政务之书，今亦不传。不得偕论衡并垂天壤。与王汝麋之怪桓君山新论同恨。德园廑廑不平。不知谁何氏匿养性书。岂知仲任究当世失得，论衡百余篇外，不知尚有若干万言。论衡得中郎、景兴先后传播，盛行于世。蔚宗习见其言，故但云「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略举大恉，不着其篇。使讥俗、政务尚存，亦当如着潜夫之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五篇，录昌言之治乱、损益、法诫三篇，足观当时风政。简撮其略，载之本传，而独无之，盖其亡佚久矣，不独养性十六篇，初非有人秘玩以为谈助，匿之帐中隐处也。德园欲问之灵族氏，固哉！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七论衡三十卷（明通津草堂刊本。）　王氏族姓行状，于自纪篇述之详矣。范晔东汉列传云：「充字仲任，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礼绝庆吊，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理折衷，此书为多。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常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嫌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繇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载。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守书椟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踳驳，鲁鱼甚众，亥豕益讹，或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对正者也；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互有阙遗。意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傥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谬，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丽天，顺经躔而轨道；河海之纪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传不泯，有益学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后得而共，问之然后言其益也。时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论衡三十卷（明刊本卢抱经校藏。）　前有虞淳熙序，卷六后卢召弓学士校正，间以墨笔录孙志祖、梁玉绳校语于卷眉。末记云：「乾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七翁卢文弨细校竟。次年甲寅重细校，五月十九日讫功。」有抱经堂印、文弨校正两印。案：是书以宋庆历中杨文昌定本为善。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刊杨本，明通津草堂所刻即出是本。此程氏丛书又出自通津者也。
　　谭献复堂日记　阅论衡，王仲任文士之见，穷达桡其志趣，所言辨而不中。自名其书曰戒虚妄，而师心妄作，戾经训者甚多。阴阳灾异一归于虚，而笃信命遇，以为贤愚同囿于气。蹇困之士，有激之言，不可为典要。充诃墨诘儒，历诋世论。若以圣贤流俗一概相量，持之虽有故，言之不甚成理。究不逮周末九流偏至振奇，可以自持其说。充于杂家为第二流，吕览、淮南未易企也。文体僿而不驳，西京之风未邈。独其出入起落，斗乱不乱，又挥之不断，为独到耳。招致篇阙，大都亦言灾祥，无关人事。闽陈氏有足本未录副，忘其大意矣。
　　蒋光煦东湖丛记卷六论衡　王氏论衡通行本，以通津草堂刊者为胜，程荣本不及也。独累害篇「污为江河」下脱四百字。张氏藏书志亦云「而所阙之文，莫能考见」以为憾。偶从西吴书舫购得元刻十五卷本有之，亟录以饷读是书者，不欲为帐后之秘也。盼遂案：四部丛刊本已据宋本补入此四百字，今不再录。
　　朱学勤结一庐遗文卷下明钞本论衡跋　王仲任论衡三十卷，自宋已无善本。庆历五年，杨文昌合校诸本，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始为完书。干道乙亥，洪文惠重锓诸会稽。至元间，刘氏又刊之。正德之初，板存南雍，今俱不可得见矣。世所通行者，通津草堂本为最古，而脱误无从是正。余得此本于京都书肆，尚是明人从宋椠本传录，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其余异同亦以钞本为长。然招致之缺，仓光之讹，则两本俱同也。仲任自谓庶几之才，正俗决疑，每多争辨，虽失之繁冗，而解颐者亦多。至谓孔壁中得尚书百篇，礼三百，左氏传三十篇，又谓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得九篇本三十篇，此与晋杨方所谓周官出自孔壁中者，皆疏舛之甚。恐学者以仲任汉人，言其可信，故附辨之，庶考古者不为所惑焉。同治四年六月甲辰仁和朱学勤跋。
　　曹元忠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元修宋刊牍背纸印论衡残本跋　宣统二年冬十月，偶游厂市，见论衡残本，自第二十六至三十，都五卷，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刻工毛奇、梁济、卓佑、许中、陈俊、赵通、潘享、周彦、徐颜、李文等姓名，皆宋刊也。宋体方正浑厚，间有元时修补者，刀口极锐，笔画瘦挺，版心亦有杨字昌字良字记之，印以延佑五六年牍背纸，虽阙版亦以此纸画版匡式样钉入，成书两册，首尾有凤阳朱文陈氏家藏白文印。余乃知为宋洪适会稽蓬莱本，元宋文瓒所补刻者也，遂以重值购归。检爱日精庐藏书志于论衡有元至元刊本，（小字十五卷本。）载干道丁亥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跋云：「右王充论衡三十卷。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俾寮属参校，犹未能尽善也。刻之木，藏诸蓬莱阁，庸见避（疑有误，盖从此本传写所致。）堂舍盖之意。又有元刊明修本，（当即此本，而有弘治、正德修版。）载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序云：「番阳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岁月既久，文字漫漶，不可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而其本复完。」案性字可善，鄞人。见贝琼清江集韩处士碣铭。据韩序，知元时洪本论衡，仍在会稽蓬莱阁，故由绍兴路补刊。而性序其事，所署至元为顺帝后至元。其实六年之后已改至正，性犹云七年仲春，讵绍兴僻处海隅，未及知耶？从至正元年辛巳，上推延佑五年戊午，六年己未，相去二十余年。以当时牍背纸印书，由其纸亦绍兴路总管物，背有县尹何玉给由，县尹赵好礼给由，并题延佑六年上半年可证。然则此残宋刊本，尚是元修元印。乡来藏书家，于此书每谓元时重刻庆历五年杨文昌本，岂知元时补刻，而非重刻。且元时补刻干道丁亥洪适本，而非重刻庆历乙酉杨文昌本，皆可据此正之。又近时日本岛田翰着古文旧书考称其国秘府有宋本论衡二十五卷，其行款格式，并刻工姓名，与此悉合，而阙卷二十六已下。是彼之所阙，即此五卷，倘能牉合，岂非快事！因乞陈侍郎弢庵署检，而自书其后，以譣将来。三年辛亥夏四，元忠，京邸凌波榭写记。
　　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四论衡三十卷（宋椠本求古楼藏。）　卷端题论衡卷第一，王充，次列书篇目。每半板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界长七寸一分，幅五寸，左右双边，板心记刻手名氏。文字遒劲，笔画端正，绝有颜公笔法，加之镌刻鲜朗，纸质净致，墨光焕发，若法帖然，实宋椠之绝佳者。卷中如完、慎、贞、桓、征、匡、朗、竟、恒、让、玄、殷、弘、照、构、敬、树等字，皆阙末笔。累害篇「夫如是市虎之讹」云云一张，诸本并脱，唯此本岿然独存，当补其阙，尤为可珍。第二十六卷至终阙逸。
　　傅增湘藏园东游别录论衡二十五卷　宋刊本，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中记论衡几，下记刊工姓名。刊工可辨者，有李文、李宪、王政、王永、陈长、陈振、杨昌、赵通、童志、卓佑、潘亨、章宥诸人名。书名标论衡卷第几，下空五格题王充。目录低二格，横列两排，下接连正文。有细川润次郎跋，言「此书本狩谷掖斋与本村正辞各藏其半，幸得全璧。」盖久析而复完，然尚缺卷二十六至末五卷耳。
　　中大季刊一卷四号黄侃汉唐学论　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讫乎此时，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诚欢忭已。然窥其渊源所自，大抵推衍杨雄、桓谭，则亦非独创之解也。又善破敌而无自立之能，陈列众言，加之评骘而已。其于玄理，究不可谓之无功矣。
　　孙人和论衡举正自序　自嬴秦焚坑而后，古籍荡然。汉代所收，十仅一二，加之谶纬纷作，殽乱群经，尚论恢奇，标举门户，或废视而任听，或改古以从今，卒致真伪杂糅，是非倒植。仲任生当两汉之交，匡正谬传，畅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砭俗；自然所论，颇识道原。虽间逞胸臆，语有回穴，要皆推阐原始，不离于宗。至若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惟世儒鲜通，以其所论，谲常心，逆俗耳，习焉而不察。更以钞写不慎，铅椠屡讹，纰谬差池，几难卒读。挽近俞氏荫甫、孙氏仲容始加考证，而阙陷尚多。余雅好是书，不能释手，每获一义，辄识简端，艾历弥年，粗有是正。友人吴君检斋、陈君匪石复有同好，颇获新知。因以暇日，写成四卷。此外疑难之处，正复不鲜。传不云乎，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甲子元月元日，盐城孙人和。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二册（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小序　馆藏宋版论衡残本，民国十年，清理清内阁档案所得。原书仅存第十四卷至第十七卷一册，版匡高六寸五分，每半叶宽五寸，为十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间有双行夹写，则三四字不等。书中树缺作□，殷缺作□，征缺作□，恒缺作□，而旭、煦等字皆不避，审为熙宁以前刻本。爰取明通津草堂本校勘同异，其间脱误补填，逊于通津本者所在多有。以其为古本，聊复刊布，以俟好古君子详之。
　　董康书舶庸谈卷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日记记日本图书寮藏书　论衡二十五卷，宋椠本。书名题论衡卷第几。（卷尾同。）下题王充。（低十字。）目录二排，与正文连。上排低二字，下排低十一字。亦有作一排者。篇名低四字。板高七寸，宽五寸二分。每半叶十行，每行廿字。鱼尾标论衡几，下有陈振、陈长、王政、□六、赵通、杨昌、李宪、童志、卓佑、王永、潘亨、李文、章宥等刻工姓名。存卷一至卷廿五。前有细川润次郎和文跋，谓前十二卷为狩谷掖斋求古楼藏书，余为木村正辞藏书。然长短纸色实为一书，盖失而复合也。盼遂案：宋本论衡行款，读此可见。当时北京图书馆派人照像，拟付印，惜竟未成。
　　唐兰读论衡　十二月初五夕，校读竟。仲任当习文胜实之世，奋其特见，以核实考证为先，虽过信短说，语杂騃稚，在当时固已难能矣。然高祖非龙子与驳谶书之说，皆触世讳，幸放言岩壑，秘书箧中，故未如祢衡、嵇康之被祸耳。汉之末年，横议蜂起，论政者仲长子、崔实之流是也，论经者许君、郑君是也，论法者诸葛武侯是也，论理者此书及应劭是也。夫当世之隆，学者日力宽暇，性行醇笃，疑事不质，纲举目疏。及其衰也，往往救死不暇，而邪说横起，则又不得不为刻核以矫之。始犹炫其新奇，终则流于偏宕矣。观史言蔡邕秘此为谈助，王朗因而称才进，知学者之喜诞异，实风气使之也。应劭、孔融踵之，而孔犹跌荡。至与荀侍中论食伴无嫌，谓伴非会友，犹鸟兽而能言耳。（见傅子。）又孔融传路粹枉奏融有云：「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虽忌者之言，揆孔生平，度当发此。且情欲之说，本于此书物势篇。融与蔡邕友善，粹乃邕弟子，固当知其原出，乃反藉以为罪，险人之长技，固不足论，而谈理之蔽，遂至于此，殆亦充辈所不及料乎！然自是此风浸广，嵇、阮而下，流为清谈。儒、释、老、庄，辩议日滋，议经议礼议律，纷然莫可究诘。至唐而稍息。中叶以后，昌黎辟佛，啖助解经，又复继起。至宋而析理愈精，然异说亦愈多。元以朱子为宗，始略定。至明之中叶，则阳明出为异议，杨慎、焦竑伪炫古籍。至清复崇朱子，乃少定。而康、干以后，宋翔凤、庄存与、龚自珍、魏源之类，又腾异说，以迄于今。然则，学者立言，每缘当世之风尚，言之平诐，亦系世之盛衰。君子于此，必有以消息之，而择其所处矣。
　　张宗祥论衡校订三卷附记（摘录。）　宗祥校此书，首得通津草堂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后得蒋氏五砚斋藏元刻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即莫郘亭所著录者。此书大黑口，脱讹至多，虽每行二十四字，然以缺字案之，则与每行二十字者同列，疑为明初坊间覆元本，非真元本也。（书中所称元本，即指此本。孙仲容先生所据校之元本，亦即此本，故误字皆同。仍元刻之名者，莫氏已名之，故未改。）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知蒋氏之书与至元本行款不同矣。云覆元者。以其亦并两卷为一卷。易三十卷为十五卷也。嗣复得三朝本。行款与通津同。恐即据洪刻之旧元明递修者，惜无序跋可据。最后得孙校本及过校宋本。过校宋本者，即日本涩江氏之本，止于二十五卷以下缺五卷之本也。宋刻本每半页十行，行十九至二十一字不等。此书讹夺，各本不免。累害篇缺文，宋、元均有。明刻惟通津本不缺。至十五卷招致一篇，则宋、元本亦缺，不知庆历本如何，恨未得见也。岁甲寅，与朱君蓬仙、单君不同在故都同校此书，析疑问难，颇极友朋之乐。未几，蓬仙先亡，今不死亦数年矣。当时皆未卒业，不知二君校本尚在人间否？念之黯然。（盼遂案：朱校元本，曾藏马幼渔裕藻处。马书散后，不知所在。）居沪上时，曾取古书中注语以订此书，累然满牍。然悉引诸书，未敢以己意擅注也。既而依洛阳伽蓝记之例，写定一部，付之商务印书馆。值东省沦亡之后，海上亦遭兵燹，书毁于火。第二部写定于癸酉，受书之人，遭罪下狱，竟不复返，此志遂隐。今节录校语，得此三卷，非敢居仲任之功臣，盖欲留十余年来校订之迹也。充之著作，凡分四部，一讥俗之书，二政务之书，三论衡之书，四养性之书，皆见自纪。讥俗之书十二篇，养性之书十六篇。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二篇耳。然诸书皆不传，所传者独论衡之书八十五篇耳，则知古人著述湮没不彰者多矣。充之书，自史通后，非之者多矣。然当谶纬盛行之日，独能发其幽思，证彼虚妄，才智过人远矣，安可执儒家之言以绳之？此非为乡先哲辨诬，有识者自能知之。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子部一论衡三十卷（通津草堂本。）　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人时称其才进。遂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见范晔、袁山松所著书中。（郭氏登峰编历代自叙传文钞一百四十篇，论衡自纪亦在其中，如司马迁、班固等作，固是可诵。但金王若虚文辨第四云：「古人或作自传，大抵姑以托兴云尔。如五柳、醉吟、六一之类可也。子由着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智以自见，始终万数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说，而以为不必存，盖亦自觉其失也欤？」案此可知自传文有时固不甚可信也。）此书东瀛藏有宋刻残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板心记刻手名氏。谓其文字遒劲，笔画端正，绝有颜鲁公笔法。卷中如完、慎、贞、桓、征、匡、朗、竟、恒、让、玄、殷、弘、照、构、敬、树等字皆阙末笔。累害篇「夫如是市虎之讹」云云一张，诸本并脱，唯此本独存，当补其阙，尤为可贵。虞山瞿氏则藏宋刊元、明补本，谓为庆历中杨文昌刊，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补之，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则明补之证也。至平江黄氏所藏钱东涧评校本为宋刻元、明修补者，荛圃云：「以校程荣本，知其佳处不少。程本实据通津草堂本，通津本乃从此本出。」盖此本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也。朱氏结一庐得明钞本于京都书肆，谓「为明人从宋椠本传录，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其余异同亦以钞本为长。然招致之缺，仓光之讹，则两本俱同也。朱氏谓此书自宋已无善本，庆历五年，杨氏合校诸本，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始为完书。干道乙亥，洪文惠始锓诸会稽。至元间又刊之。正德之初，板存南雍，今俱不可得见矣。世所通行者，通津草堂本为最古，而脱误则无从是正」云。此本首有目录，卷端体式与宋本同，半板十行，行二十字，板心有通津草堂四字，卷末题曰周慈写。考嘉靖中，袁褧刻宋本六家文选，亦题周慈写，可证此本亦嘉靖刊。累害篇内一张脱去，盖其所据本，亦偶佚也。文句不属，增一毫字，以接前后。程荣以下诸本，沿而不改，贻误后来，不可以读。今特将此叶补录书中。朱氏称仲任自谓庶几之才，正俗决疑，每多争辨，虽失之烦冗，而解颐者亦多。至谓孔壁中得尚书百篇，礼三百，左氏传三十篇。又谓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得九篇，本三十篇。此与晋杨所言周官出自孔壁中者，皆疏舛之甚。恐学者以仲任为汉人，其言可信，故附辨之。李氏慈铭谓论衡为蔡中郎帐中物，理浅辞复，汉人之文，有拙冗至此者。中郎之事，显出附会。惟言多警俗，不嫌俚直，以晓愚蒙，间亦有理解，故世争传之。其雷虚、论死、纪妖三篇，最有名理，乃一书之警策。纪妖篇论鬼神会易之情状，可作中庸义疏。朱氏士端谓论衡正说篇云：「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又曰『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职修而不废，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据此则王氏所见安国真古文，尧典本为一篇，并无「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横亘于中。此条可补冯氏解舂集。江氏尚书集注音疏所未引。汪氏之昌述示儿编引经误条，立政曰「以乂我受民」，论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我爱民」。案今论衡与尚书同，则非宋人所见之本矣。见青学斋集二十七。宋陈骙文则谓「王氏问孔篇中于论语多所指摘，未免桀犬吠尧之罪」。又有人谓论衡中如问孔、刺孟二篇，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论辨新颖，务求繁辞尽意。佥谓王氏不当如是。伯骥案：后来如金李纯甫、明李卓吾著书，每与孔、孟为难，当导源于此。言论解放，不为古今人束缚，表现怀疑派哲学精神，王氏实开其端。吾国人奉前言为偶象，界域心思，封蔀灵府，遂成为一尊之学术。倘能如印度之龙树提婆多所辨论，当日益昌明，其时彼中学派近百种，诘难既多，劣者败退，优者长存，而哲理因之演进，固实例也。（王弇州曰：「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大函之文，而口又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盖一时风气已成偏宕，既寅畏于时贤，复蒙惑于古说，而自由沦胥以亡矣。」弇州之言殊痛。）欧洲中古，教会专制人群。文艺复兴后，大哲如卜鲁诺、笛卡儿，皆以著述科学哲学之言，致蒙杀身焚书之酷。洎达尔文种源论、（达氏创进化说，生存竞争之理互相传导，人人能言之。其后俄人克鲁泡特金因着互助论以资救济，谓竞争能使人类趋于灭亡。生物界之进步，与人类发达之真因，非互助不可。论者又以此说即为无政府主义之来源。）雷能耶苏基督传两书出，先后行世，全欧心灵始为荡动。雄鸡一声天下白，大海回风生紫澜，思想界因之大摇，基督教尤受其影响。吾国幸无此种教例钳抑，然帝王之力尤有加焉。吾尝怪元太祖集诸方瑰异人材，以谋军略之进行，政权之发展，而曾不以之教国人。吾尤怪清圣祖延诸方绝特学人，以求自身学艺之日新，知识之日益，而不以此设科开校，以智我汉、蒙诸族。马哥孛罗反国，欧人遂连袂东渐，而我汉族之蒙陋如故。（法国史学家之主张，谓马哥孛罗着游记一书，其关系不让哥仑布之西航美洲。欧人读游记，见所绘罗盘针图，有谓此物作于中国，而欧洲述之，式样已比马图为精。意作始者历数百年，进步当逾百倍。及游中国，过市买之，则与书之图无差焉，乃索然兴叹而反。）数理精蕴，几暇格物诸书流布而后，汉、蒙诸族之狉獉依然。当葛利略、李文厚望远镜显微镜以次研究有成之日，而我国顾氏音学五书、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方在草创讨论之年。颜习斋大声呼：「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而戴东原方读十三经，举其辞无遗，且语其弟子段玉裁曰：「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惠士奇则方闇念九经、四史，对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而吴、皖二大学派，遂占断我国百年。凡若此，皆君天下者愚民之果也。大凡真好读古书者，鲜有不嗜新学新理者也。而御世宰物者，不导之研精新学新理，而别以一物焉衡其虑困其心，如此则其心不杂，心不杂则皆为我用矣。开敏者式古训以销其意志，谨愿者用举业以耗其神明，于是天下遂莫予毒，合政教而统一之策，宁有善于斯乎？此予往读清帝卧碑，而悁悁然悲，后则读王氏书而跃然以起也。宋黄东发读论衡云：「王氏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生虮虱，欲以尽废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生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清杭氏世骏谓范史之传王氏也，曰王氏少孤贫，乡里以孝称。但吾所闻于王氏者有异焉。王氏世族孤门，父诵任气滋甚，在钱塘以势凌人，论衡不讳其事。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戒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而以斯语冠首简，承学胥喜谈而乐道之，而其端实发自王氏。（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有陈际泰撰已吾集、太乙山房文集。吾家所藏，则有已吾，而无太乙。）此皆后来掊击仲任之意见也，因与朱、汪诸说并述于此，以待考论。梁任公先生谓论衡为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盖就全体而言，诸君子则论其支节耳。任公称俞荫甫、孙仲容校此书只数十条。蒋生沐从元刊本校补今本脱文三百余字。全书应加董治处尚不少，望学者任之。今孙氏人和、杨氏树达均有校读之本，或足慰厥所蕲矣。（论衡中有云：「广汉杨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田间有放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御往视之，目竟眇焉。」伯骥案：春秋左氏传僖二十九年：「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洪氏诂引周礼疏：「贾逵云：『言八律之音，听鸟兽之鸣，则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术，故尧、舜使掌朕虞。周失其道，官在四夷矣。』」贾、王均为汉人，岂鸟语兽鸣，古人果有解此者欤？公冶长辨鸟雀语，见论语疏。秦仲知百鸟之音，与之言，皆应，见史记。南美洲有新人种，所操土语有五百余种区别。人类愈卑陋，语言愈复杂，固世界公例。此人种则美总统游南美时发见者也。鸟兽之声，不审比新人种如何？谓能辨之，当非易易矣。又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视见垣一方人。」索隐：「言能隔墙见彼边之人，则眼通神也。」亦古轶闻。）
　　朱骏声着论衡简端记如干卷　见石隐山人年谱朱师辙附识。案：书未见传本。
　　刘师培着论衡校补四卷　甲寅杂志一卷三十七期刘申叔着书目所列。案：宁武南氏印刘申叔遗书未收，疑原稿仍为某氏所扣，故未能取印。
　　美国加利佛尼亚大学东方学教授阜克泽论衡为英文本　见贺昌群悼洛佛尔氏文中。
　　学生国学丛书论衡　选三十篇截要录出，加以简注。高苏垣主撰，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标点本论衡上下二册　陶乐勤编，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首有曹聚仁小引。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标题：苏联出版关于我国古代哲学家王充的书籍。　据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九日讯，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了阿泊洛尼彼得罗夫的新作王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者。彼得罗夫在这本书中指出，王充的学说是古代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这种学说是在同宗教神秘论和迷信的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起来了的。彼得罗夫是苏联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家，他曾经写过中国哲学史概要、关于中国唯物主义者世界和介绍中国古代大哲学家之一王弼的论文。



　　　　后　记
　　佩文韵府二冬韵，龙字下三龙条，注引王充论衡云：「蔡邕、崔寔号并凤，又与许受号三龙。」按：王充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乌能预知蔡邕及崔寔，而作诗咏之？决此条非论衡之文。
艺文类聚卷九十三马类引论衡云：「杨璇为零陵太守，时桂阳贼起。璇乃制马车数十乘，以囊盛石灰于车上。及会战，从车扬灰向贼阵，因鸣鼓击贼，大破之。」按：后汉书卷六十八杨璇传载此事，在汉灵帝时，王充乌能预知灵帝时事？其为误引，当与佩文韵府相同。










论衡校释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六
　　　　实知篇
　　盼遂案：论语为政篇：「子曰：『由，诲女知之乎？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此篇实即发挥其义。末引见说用不能解不可解之结，尤为善譬。
　　儒者论圣人，以为前知千岁，后知万世，有独见之明，独听之聪，事来则名，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圣〕则神矣。疑脱一「圣」字，涉重文脱。若蓍、龟之知吉凶，蓍草称神，龟称灵矣。贤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故谓之贤。夫名异则实殊，质同则称钧，以圣名论之，知圣人卓绝，与贤殊也。
　　孔子将死，遗谶书，众经音义九引三苍曰：「谶，秘密书也。出河图。」薛居正孔子集语、御览七０六引并作「秘书」。按：书虚篇云：「谶书言，始皇到沙丘而亡。」案书篇云：「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则此作「谶书」不误。曰：「不知何一男子，自谓秦始皇，上我之堂，踞我之床，颠倒我衣裳，至沙丘而亡。」其后，秦王兼吞天下，朱校元本「吞」作「并」。号始皇，巡狩至鲁，观孔子宅，乃至沙丘，道病而崩。又曰：「董仲舒乱我书。」乱，理也，或曰烦乱。仲任以为终也。见案书篇。后汉书钟离意传注引意别传曰：「意为鲁相，到官，出私钱万三千文，付户曹孔欣修夫子车。身入庙，拭几席剑履。男子张伯除堂下草，土中得玉璧七枚，伯怀其一，以六枚白意。意令立主簿安置几前。孔子教授堂下床首有悬瓮，意召孔欣，问其何瓮也。对曰：『夫子瓮也。背有丹书，人莫敢发也。』意曰：『夫子圣人，所以遗瓮，欲以悬示后贤。』因发之，中得素书，（郡国志注引汉晋春秋作「古文策书」。）文曰：『后世修吾书，董仲舒。护吾车，拭吾履，发吾笥，会稽钟离意。（汉晋春秋云：「乱吾书，董仲舒，治吾堂，钟离意。」）璧有七，张伯藏其一。』意即召问，伯果服焉。」水经注二十五泗水注，言意永平中为鲁相。未审仲任此文，本于意所得素书，抑别有据？其后，江都相董仲舒，论思春秋，造着传记。又书曰：「亡秦者，胡也。」易纬通卦验曰：「孔子表洛书摘亡辟曰：『亡秦者，胡也。丘以推秦白精也。其先皇感河出图，挺白以胡。』」淮南人间训曰：「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公羊哀十三年传疏引春秋说云：「趋作法，孔圣没，周姬亡，彗东出，秦正起，胡破术。」其后二世胡亥，竟亡天下。用三者论之，圣人后知万世之效也。孔子生不知其父，若母匿之，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疑其父墓处，母讳之也。」礼记檀弓云：「孔子少孤，不知其墓。」郑注：「孔子之父与征在野合而生孔子，征在耻焉不告。」吹律自知殷宋大夫子氏之世也。注奇怪篇、诘术篇。不案图、书，不闻人言，吹律精思，自知其世，圣人前知千岁之验也。
　　曰：此皆虚也。
　　案神怪之言，皆在谶记，所表皆效图、书。「亡秦者胡」，河图之文也。孔子条畅增益，以表神怪；或后人诈记，以明效验。高皇帝封吴王，送之，拊其背曰：「汉后五十年，东南有反者，岂汝邪？」到景帝时，濞与七国通谋反汉。事见史记吴王濞传。建此言者，或时观气见象，处其有反，不知主名；高祖见濞之勇，则谓之是。史记集解应劭曰：「克期五十，占者所知。若秦始皇东巡以厌气，后刘、项起东南，疑当如此耳。」索隐曰：「案应氏之意，以后五十年东南有乱，本是占气者所说，高祖素闻此说，自前难未弭，恐后灾更生，故说此言，更以戒濞。」按：应说与仲任义同。原此以论，孔子见始皇、仲舒，「见」犹「知」也。下「空见」同。下文明「孔子知始皇、仲舒」之说所从生。盼遂案：「见始皇、仲舒」五字衍。此本文为「孔子或时但言『将有观我之宅』、『乱我之书』者」尔，论不谓孔子与始皇、仲舒见也。钞胥见下文「后人见始皇入其宅，仲舒读其书」，及「如孔子神而空见始皇、仲舒」诸语，因笔误书此五字于此尔。或时但言「将有观我之宅」、「乱我之书」者，后人见始皇入其宅，仲舒读其书，则增益其辞，着其主名。如孔子神而空见始皇、仲舒，则其自为殷后子氏之世，亦当默而知之，无为吹律以自定也。孔子不吹律，不能立其姓；及其见始皇，睹仲舒，亦复以吹律之类矣。「睹」字衍。「见始皇、仲舒」，上文两见。纤书并未言孔子与始皇、仲舒相见，则此不当言「见始皇，睹仲舒」，明矣。盖浅人不知「见」训为「知」，而误增「睹」字。案始皇本事，始皇不至鲁，安得上孔子之堂，踞孔子之床，颠倒孔子之衣裳乎？始皇三十七年十月癸丑出游，至云梦，望祀虞舜于九嶷。浮江下，观藉柯，度梅渚，史记始皇纪作「海渚」。正义：「括地志云：『舒州同安县东。』按：舒州在江中，疑『海』字误，即此州也。」盼遂案：史记唐写本已作「海渚」，应据此改作「梅」。过丹阳，至钱唐，临浙江，涛恶，乃西百二十里，从陕（狭）中度，「陕中」当从史记作「狭中」。集解徐广曰：「盖在余杭也。」刘昭郡国志吴郡余杭县注引史亦作「狭中」，并云：「始皇所过，乃在钱塘、富春，岂近余杭之界乎？」水经注四十：「钱塘县东有定、包诸山，皆西临浙水，水流于两山之间，江流急浚。秦始皇三十七年将游会稽，至钱唐，临浙江，所不能渡，故道余杭之西津也。」上会稽，祭大禹，立石刊颂，望于南海。还过，从江乘，史作「还过吴，从江乘渡。」疑此脱「吴」字、「渡」字。地理志丹阳有江乘县，渡谓济渡也。盼遂案：始皇本纪「过」下有「吴」字，「乘」下有「渡」字，并宜据补。江乘渡在今江苏句容县。旁海上，北至琅邪。自琅邪北至劳、成山，因至之罘，遂并海，西至平原津而病，崩于沙丘平台。既不至鲁，盼遂案：史记秦始皇本纪：「二十八年，始皇东至邹县，上邹峄山。立石，与鲁诸儒生议，刻石颂秦德。乃遂上泰山。」是始皇未尝不至鲁也。仲任仅从史记三十七年之事为说，疏矣。谶记何见，而云始皇至鲁？至鲁未可知，其言孔子曰「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亦未可用。「不知何一男子」之言不可用，则言「董仲舒乱我书」，亦复不可信也。行事，文记谲常人言耳，「人」疑「之」误。谓文记卓跞于恒庸之言耳。盼遂案：章士钊云：「谲当读为述。盖谲与遹同声，遹又与述古通用也。」非天地之书，则皆缘前因古，有所据状；如无闻见，则无所状。凡圣人见祸福也，亦揆端推类，原始见终，从闾巷论朝堂，由昭昭察冥冥。谶书秘文，「秘文」犹言「秘书」，谓纬书也。说文目部、易部引有秘书说。远见未然，空虚闇昧，豫睹未有，达闻暂见，「达」，朱校元本作「远」，是也。谓谶纬之书，初闻见之，若非庸口所可言者。若作「达闻」，则与「暂见」意不类矣。祸虚篇曰：「始闻暂见，皆以为然。」四讳篇曰：「暂闻卒见，若为小吉。」其立文并同。卓谲怪神，若非庸口所能言。
　　放象事类以见祸，推原往验以处来事，〔贤〕者亦能，非独圣也。朱校元本、程、何本无「贤」字，钱、黄、王、崇文本无「事」字。按：此文脱「贤」字，改「事」作「贤」，非也。前文云：「贤者才下不能及，智劣不能料。」此文即破其说。周公治鲁，太公知其后世当有削弱之患；太公治齐，周公睹其后世当有劫弒之祸。吕氏春秋长见篇曰：「吕太公望封于齐，周公旦封于鲁，二君相谓曰：『何以治国？』太公曰：『尊贤上功。』周公曰：『亲亲上恩。』太公曰：『鲁自此削矣。』周公曰：『鲁虽弱，有齐者必非吕氏也。』」亦见韩诗外传十、淮南齐俗训。见法术之极，睹祸乱之前矣。纣作象箸而箕子讥（叽），「讥」当作「叽」。淮南缪称训正作「叽」。高注：「叽，唬也。」淮南说山训作「唏」。史记十二诸侯年表序同。索隐曰：「唏，叹声也。」楚词天问王注：「纣作象箸而箕子叹，预知象箸必有玉杯，玉杯必盛熊蹯豹胎。」本书龙虚篇作「□」。叽、唏、叹、□义相近。若作「讥」，则非其义矣。（盐铁论散不足篇云：「夫一文杯，得铜杯十，贾贱而用不殊。箕子之讥，始在天子，今在匹夫。」「讥」亦「叽」之误。韩非子喻老篇、说林上作「怖」。王先慎曰：「作『怖』，是。史记、淮南作『唏』，误。」其说非也。未检淮南缪称训、天问注及论衡耳。当各依本书。）鲁以偶人葬而孔子叹，见淮南缪称、说山篇。抱朴子嘉遯篇云：「尼父闻偶葬而永叹。」孟子梁惠王篇：「仲尼曰：『始作俑者，其无复乎？』为其象人而用也。」余注薄葬篇。缘象箸见龙干之患，「干」读「肝」。注龙虚篇。盼遂案：「干」当为「肝」字偏傍之脱也。龙虚篇云：「象箸所挟，则必龙肝豹胎。」正与此同一事也。偶人睹殉葬之祸也。太公、周公，俱见未然；箕子、孔子，并睹未有，所由见方来者，贤圣同也。鲁侯老，太子弱，次室之女，倚柱而啸，孙曰：潜夫论释难篇亦作「次室」。列女传作「漆室」。续汉书郡国志东海郡兰陵有次室亭。刘昭注，地道记曰：「故鲁次室邑。」当即此地。然御览四百八十八引列女传作「七室」，注云：「一邑七宫也。」此盖旧注。漆、七通用，是古本列女传作「七室」也。晖按：郡国志刘昭注云：「列女传有漆室之女，或作次室。」初学记十六引琴操曰：「贞女引，鲁次室女所作。」御览五七八引琴操「次」作「漆」。并「次」、「漆」古通之证。由老弱之征，见败乱之兆也。列女传贞女篇：「鲁漆室邑之女，过时未适人。当穆公之时，君老太子幼，女倚柱而啸。旁人闻之，莫不为之惨者。邻妇从之游，谓曰：『何哭之悲？子欲嫁乎？吾为子求偶。』漆室女曰：『嗟乎！始吾以子为知，今反无识也。岂为嫁之故不乐而悲哉？吾忧鲁君老而太子少也。』」又御览四六九引说苑曰：「鲁有贤女，次室之子，适二十，常待立而吟，涕泣如雨。有识谓之曰：『汝欲嫁邪？何悲之甚？』对曰：「鲁君年老，太子尚小，忧其奸臣起也。』」说苑今逸。妇人之知，尚能推类以见方来，况圣人君子，才高智明者乎？秦始皇十（七）年，「十」误，当从史记吕不韦传作「七年」。严襄王母夏太后梦（薨）。「梦」，当从史记吕不韦传改作「薨」。始皇纪亦云：「七年夏太后死。」夏太后，庄襄王子楚生母也。孝文王后曰华阳后，庄襄王养母。与文王葬寿陵，夏太后〔子〕严襄王葬于范陵，「子」字据史记吕不韦传补。「范陵」，吕不韦传作「芷阳」。秦本纪索隐云：「葬阳陵。」盼遂案：依史记吕不韦传，「梦」为「薨」之误，「与文王」是为「孝文王」之误，「夏太后严襄王」是「夏太后子严襄王」之误，「范陵」是「芷阳」之误，皆宜据之订正。故夏太后别葬杜陵，吕不韦传作「杜东」。索隐曰：「杜原之东也。」曰：「东望君子，子，庄襄王。西望吾夫，夫，孝文王。后百年，旁当有万家邑。」其后皆如其言。索隐曰：「宣帝元康元年起杜陵。汉旧仪：『武、昭、宣三陵皆三万户。』计去此一百六十余年。」必以推类见方来为圣，次室、夏太后圣也。秦昭王十（七）年，樗里子卒，「十年」，当从史记樗里子传作「七年」。秦本纪同。葬于渭南章台之东，曰：「后百年，当有天子宫挟我墓。」至汉兴，长乐宫在其东，未央宫在其西，武库正值其墓，史记本传文。竟如其言。先知之效，见方来之验也。如以此效圣，樗里子圣人也；如非圣人，先知、见方来，不足以明圣。「见」，钱、黄、王、崇文本改作「其」，非。然则樗里子见天子宫挟其墓也，亦犹辛有知伊川之当戎。昔辛有过伊川，见被发而祭者，曰：「不及百年，此其戎乎！」其后百年，晋迁陆浑之戎于伊川焉，见左僖二十二年传。竟如〔其言〕。「其言」二字旧脱，据上文例增。盼遂案：此下当有「辛有之言」四字，钞者因下句「辛有之知当戎」一语而误遗落也。辛有之知当戎，见被发之兆也；樗里子之见天子〔宫〕挟其墓，据上文，「天子」下当增「宫」字。亦见博平之墓也。吴曰：「墓」疑当作「基」。韩信葬其母，亦行营高敞地，令其旁可置万家。见史记淮阴侯传赞。水经淮水注：「淮阴城东有两冢，西者漂母冢，东一陵即信母冢。」其后竟有万家处其墓旁。故樗里子之见博平王有宫台之兆，据史记本传，长乐宫、未央宫、武库挟其墓，与博平王无涉，「王」疑是「土」字。盼遂案：「王」当为「土」之误。犹韩信之睹高敞万家之台也。先知、（之）见方来之事，上「之」字涉「知」字声近而衍。上文云：「先知之效，见方来之验。」又云：「先知、见方来，不足以明圣。」可证。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皆案兆察迹，推原事类。春秋之时，卿大夫相与会遇，见动作之变，听言谈之诡，善则明吉祥之福，恶则处凶妖之祸。齐庆封来聘，其车美，叔孙知其必恶终。郑伯有赋鹑之贲贲，文子知其将为戮。并见左襄二十七年传。明福处祸，远图未然，无神怪之知，皆由兆类。以今论之，故夫可知之事者，思虑所能见也；不可知之事，不学不问不能知也。不学自知，不问自晓，古今行事，未之有也。夫可知之事，推精思之，「推」旧作「惟」，从朱校元本正。虽大无难；不可知之事，厉心学问，虽小无易。故智能之士，不学不成，不问不知。
　　难曰：「夫项托年七岁教孔子。见国策七、淮南修务训、说林训注、新序杂事五。御览四０四引春秋后语作「十岁」，误。隶释童子逢盛碑云：「才亚后橐，当为师表。」「后、项」，「橐、托」，音近假借。新序杂事五云：「秦项橐。」是项橐秦人。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策曰：「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孟康注云：「人，项橐也。」淮南修务训云：「项托七岁为孔子师，孔子有以听其言也。以年之少，为闾丈夫说，救敲不给，何道之能明也？」似亦以项橐为里党人。史记孔子世家又云：「达巷党人童子。」则孟康盖本旧说也。以为秦人者，潘维城曰：「当由甘罗尝言之。」文选颜延之皇太子释奠诗注引嵇康高士传：「孔子问项橐曰：『居何在？』曰：『万流屋。』注：『言与万物同流匹也。』」此更神其说也。盼遂案：战国策秦策五：「甘罗曰：『夫项橐七岁而为孔子师。』」淮南子修务、说林皆作项橐。论衡此文作项托，与汉书董仲舒传孟康注同。盖古托、橐音同。又案：项托性自知说，亦本董仲舒传。传云：「良玉不琢，资质润美。不待刻琢，此亡异于达巷党人，不学而自知也。」注：「党人项橐也。」此仲任所本。（此则梁玉绳古今人表考三及俞正燮癸巳类卷十一项橐考。）案七岁未入小学，王制疏引尚书大传周传曰：「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适子，十三入小学。」又略说曰：「余子十五入小学。」而教孔子，性自知也。孔子曰：『生而知之，上也；学而知之，其次也。』见论语季氏篇。夫言生而知之，不言学问，谓若项托之类也。王莽之时，勃海尹方年二十一，无所师友，性智开敏，明达六艺。魏都牧淳于仓奏：『方不学，得文能读诵，论义引五经文，文说议事，厌合人之心。』帝征方，使射蜚虫，筴射无非（弗）知者，先孙曰：「非」当为「弗」。天下谓之圣人。夫无所师友，明达六艺，本不学书，得文能读，此圣人也。不学自能，无师自达，非神如何？」曰：虽无师友，亦已有所问受矣；不学书，已弄笔墨矣。儿始生产，耳目始开，虽有圣性，安能有知？项托七岁，其三四岁时，而受纳人言矣。「而」读「能」。尹方年二十一，其十四五时，多闻见矣。性敏才茂，独思无所据，御览九七０引作「使圣人空坐独思」。不睹兆象，不见类验，却念百世之后，有马生牛，牛生驴，桃生李，李生梅，圣人能知之乎？臣弒君，子弒父，仁如颜渊，孝如曾参，勇如贲、育，辩如赐、予，论语云：「言语，宰我、子贡。」圣人能见之乎？孔子曰：「其或继周者，虽百世可知也。」论语为政篇，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其或继周者，虽百世亦可知也。」又曰：「后生可畏，焉知来者之不如今也？」论语子罕篇文。论损益，言「可知」；称后生，言「焉知」。后生难处，损益易明也。此尚为远，非所听察也。使一人立于墙东，令之出声，使圣人听之墙西，能知其黑白、短长、乡里、姓字、所自从出乎？沟有流堑（澌），先孙曰：「堑」当作「澌」。四讳篇云：「出见负豕于涂，腐澌于沟。」（淮南泰族训：「虽有腐髊流渐，弗能污也。」许注云：「渐，水也。」庄逵吉据御览校改「渐」为「澌」，与此误同。）曲礼下郑注：「死之言澌也，精神斯尽也。」泽有枯骨，发首陋亡，肌肉腐绝，使〔圣〕人询之，先孙曰：「使人」当作「使圣人」，此挩一「圣」字。能知其农商、老少、若所犯而坐死乎？「若」犹「与」也。非圣人无知，其知无以知也。知无以知，非问不能知也。不能知，则贤圣所共病也。
　　难曰：「詹何坐，弟子侍，有牛鸣于门外。弟子曰：『是黑牛也，而白蹄。』詹何曰：『然，是黑牛也，而白其蹄。』韩非解老篇「蹄」作「角」，下同。「白蹄」，蹄色白；「白其蹄」，蹄非白，而人白之也。使人视之，果黑牛而以布裹其蹄。詹何，贤者也，尚能听声而知其色，以圣人之智，反不能知乎？」曰：能知黑牛白其蹄，能知此牛谁之牛乎？白其蹄者以何事乎？夫术数直见一端，不能尽其实。虽审一事，曲辩问之，辄不能尽知。何则？不目见口问，不能尽知也。鲁僖公二十九年，介葛卢来朝，舍于昌衍之上，闻牛鸣，曰：「是牛生三牺，皆已用矣。」或问：「何以知之？」曰：「其音云。」人问牛主，竟如其言。见左氏传。此复用术数，非知所能见也。广汉杨翁仲（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而〕田间有放（眇）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翁仲（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孙曰：「听鸟兽之音」，「听」上脱「能」字。「田间有放眇马，相去鸣声相闻」，语意不明，当作「田间有放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眇」字即涉下文诸「眇」字而衍。「马」下脱「者」字。「相去」下脱「数里」二字。又「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语亦复赘，当作「彼放马目眇」。「知此马」三字，并涉下文而衍。「而」字疑在上文「田间有放马者」之上，错入于此也。类聚九十三引此文云：「广汉阳翁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而田间有放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翁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目眇。』」当据正。刘先生曰：孙说是。御览八百九十七引亦正同。晖按：高似孙纬略一能六畜条引亦正同。又按：类聚、御览、纬略、广记四三五引「翁仲」并作「翁伟」。日抄引与今本同。「彼放马知此马而目眇」，广记引作「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蹇，此马亦骂之眇。」类聚、御览、纬略引作「骂此辕中马曰蹇马，（御览无「曰」字。）蹇马亦骂之曰眇马」。广记引亦并有「曰」字。其御不信，往视之，目竟眇焉。类聚、御览、纬略引无「其」字。「御」下有「者」字。「往」上有「使」字。（太平广记四百三十五引同。纬略作「往视」。）「目竟眇焉」，作「马目果眇」。（纬略作「马目竟眇」。）疑「焉」为「马」字形误，当在「目」字上。翁仲（伟）之知马声，犹詹何、介葛卢之听牛鸣也，据术任数，相合其意，不达视、〔洞〕听、遥见、流目以察之也。「听」上，疑脱「洞」字。上文云：「先知、见方来之事，无达视、洞听之聪明。」知实篇云：「又不能达视遥见以审其实。」盼遂案：「听」字涉下文「听声有术」而衍，盖达视、遥见同为骈词。知实篇云：「又不能达视遥见。」可据以正。夫听声有术，则察色有数矣。推用术数，若先闻见，众人不知，则谓神圣。若孔子之见兽，名之曰狌狌；未闻。广韵十三末，「鸹」字注：「鸧鸹，韩诗云：『孔子渡江见之异，众莫能名。孔子尝闻河上人歌曰：鸹兮鹘兮，逆毛衰分，一身九尾长兮，鸧鸹也。』」绎史孔子类记四引冲波传云：「有鸟九尾，孔子与子夏见之。人以问，孔子曰：『鸧也。』子夏曰：『何以知之？』孔子曰：『河上之歌云云。』」下文云：「孔子名狌狌，闻昭人之歌。」与此相类。太史公之见张良，似妇人之形矣。史记留侯世家赞：「余以为其人计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好女。」案孔子未尝见狌狌，至辄能名之；太史公与张良异世，而目见其形。使众人闻此言，则谓神而先知。然而孔子名狌狌，闻昭人之歌；太史公之见张良，观宣室之画也。朱校元本「画也」作「图像」。史记贾谊传集解苏林曰：「宣室，未央前正室。」索隐，三辅故事云：「宣室，在未央殿北。」阴见默识，用思深秘。众人阔略，寡所意识，见贤圣之名物，则谓之神。推此以论，詹何见黑牛白蹄，犹此类也。彼不以术数，则先时闻见于外矣。方今占射事之工，据正术数，术数不中，集以人事。人事于术数而用之者，与神无异。詹何之徒，方今占射事者之类也。如以詹何之徒，性能知之，不用术数，是则巢居者先知风，穴处者先知雨。注变动篇。智明早成，项托、尹方其是也。
　　难曰：「黄帝生而神灵，弱而能言。注吉验篇。帝喾生而自言其名。见大戴礼五帝德篇。史记五帝纪正义引帝王世纪曰：「自言其名曰岌。」未有闻见于外，生辄能言，称其名，非神灵之效，生知之验乎？」曰：黄帝生而言，然而母怀之二十月生，注吉验篇。盼遂案：「二十」下疑本有「五」字，今脱。宋书符瑞志作「孕二十五月而生」，宜据补。论文亦言「计其月数，亦已二岁在母身中矣，」亦于二十五月为合。计其月数，亦已二岁在母身中矣。帝喾能自言其名，然不能言他人之名，虽有一能，未能遍通。所谓神而生知者，岂谓生而能言其名乎？乃谓不受而能知之，未得能见之也。「不受能知之，未得能见之」对文，「而」字疑衍。「而」、「能」古通。黄帝、帝喾虽有神灵之验，亦皆早成之才也。人才早成，亦有晚就。虽未就师，家问室学。人见其幼成早就，称之过度。云项托七岁，是必十岁；盼遂案：天中记引图经云：「项橐，鲁人。十岁而亡，时人尸而祝之，号小儿神。」是仲任定项托十岁，竟有据也。俞理初必以论衡为私议，失之拘墟矣。云教孔子，是必孔子问之；云黄帝、帝喾生而能言，是亦数月；云尹方年二十一，是亦且三十；云无所师友，有不学书，「有」读「又」。是亦游学家习。世俗褒称过实，毁败踰恶。世俗传颜渊年十八岁升太山，望见吴昌门外盼遂案：「十八」疑当为「三十」之误。下文云：「定考实颜渊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吴昌门。」则此不为十八明矣。书虚篇：「或言颜渊与孔子俱上鲁太山。孔子东南望，吴闾门外有系白马。颜渊曰：『有如系练之状。』孔子抚其目而正之，因与俱下。下而颜渊发白齿落，遂以病死。」据颜子死年三十余，则此应作三十，不作十八。又其一证矣。有系白马。注书虚篇。定考实颜渊年三十不升太山，不望吴昌门。淮南精神训高注云：「颜渊十八而卒。」此云年十八登太山，据书虚篇谓颜渊登太山即发白齿落而死，是亦谓年十八而卒也。俗说与高同。后汉郎顗传，顗上书荐黄琼、李固曰：「颜子十八，天下归仁。」是汉时多有此说。仲任谓年三十，未知何据。列子力命篇云：「颜渊之才，不出众人之下，而寿四八。」是谓颜子三十二而卒也。家语弟子解同。（今本误作「三十一」。史记弟子传索隐、公羊哀十四年疏引，并作「三十二」。论语雍也篇、先进篇邢疏并云「三十二而卒」，即本家语也。）三国志吴志孙登传，登年三十三卒，临终上疏曰：「颜回夭折，臣过其寿。」然则颜子之寿，汉、魏人俱谓其在三十上下，非王肃私说也。四书考异云：「颜子之死，在哀公十四年，实后伯鱼死二年，时当四十一岁。」江永孔子年谱谓「哀公十三年，孔子七十一岁，颜子卒。」是颜渊四十岁。拜经日记云：「颜子之死，必与获麟、子路死、夫子卒相先后。」并力驳王肃之非。张惟骧疑年录汇编：「颜子三十二岁，生周景王二十四年庚辰，卒敬王三十年辛亥。」项托之称，尹方之誉，颜渊之类也。
　　人才有高下，知物由学。学之乃知，不问不识。子贡曰：「夫子焉不学？而亦何常师之有？」见论语子张篇。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乎学。」见论语为政篇。「志乎学」，汉石经、高丽本同。今邢疏本作「于」，皇疏本作「于」，后知实篇引作「于」，盖后人依邢疏本改。翟氏考异曰：「『于』疑属『乎』字传写之误。」五帝、三王，皆有所师。韩诗外传五：「哀公曰：『五帝有师乎？』子夏曰：『臣闻黄帝学乎大填，（今误「坟」。）颛顼学乎录图，帝喾学乎赤松子，尧学乎尹寿，舜学乎务成子附，（尹寿、务成子附，次误倒，引正。）禹学乎西王国，汤学乎贷子相，文王学乎锡畴子斯，武王学乎太公。』」白虎通辟雍篇引论语谶曰：「五帝立师，三王制之。」又引传，与外传略同。曰：或曰也。「是欲为人法也。」曰：精思亦可为人法，何必以学者？事难空知，盼遂案：衍一「何」字，遂与下文义相违。圣贤之才能立也。句有脱文。所谓「神」者，不学而知；所谓「圣」者，须学以圣。以圣人学，知其非圣。「圣」当作「神」。既言「须学以圣」，则不得言「以圣人学，知其非圣」也。前文云：「圣人不学自知，不问自晓，故称圣，圣则神矣。」此文即破其说。以圣人学，知圣人非为神也。下文云：「僮谣不学而知，可谓神而先知矣。如以圣人为若僮谣乎？则夫僮谣者妖也。」又云：「巫与圣异，则圣不能神矣。」并证圣人须学以圣，非不学而知之神也。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狌狌知，鳱鹊知来，并注龙虚篇。禀天之性，自然者也。如以圣人为若狌狌乎？则夫狌狌之类，鸟兽也。僮谣不学而知，可谓神而先知矣。如以圣人为若僮谣乎？则夫僮谣者，妖也。订鬼篇谓童谣为妖言，荧惑之气使然也。世间圣神，以为巫与？句有误。鬼神用巫之口告人。论死篇云：「死人魂，因巫口言。」左传谓太子申生，因巫而见。旧读「鬼神」属上，非。如以圣人为若巫乎？则夫为巫者，亦妖也。与妖同气，则与圣异类矣。巫与圣异，则圣不能神矣。不能神，则贤之党也。同党，则所知者无以异也。及其有异，以入道也，圣人疾，贤者；贤者才多，圣人智多。所知同业，多少异量；所道一途，步驺相过。
　　事有难知易晓，贤圣所共关思也。若夫文质之复，礼记表记疏曰：「三正记云：『质再而复始。』则虞质，夏文，殷质，周文。」三教之重，元命包曰：「三王有失，故立三教以相变。」余注齐世篇。盼遂案：齐世篇引传：「夏后之王教以忠，其失也小人野。救野莫如敬，故殷之王教以敬，其失也小人鬼。救鬼莫如文，故周之王教以文，其失也小人薄。救薄莫若忠。」此即文质三教之说也。白虎通德论有三教篇，引乐纬稽耀嘉：「颜回问三教变虞、夏何如？曰：『教者所以追补败政，靡敝溷浊，谓之治也。舜之承尧，无为易也。』」正朔相缘，注宣汉篇。损益相因，论语为政篇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贤圣所共知也。古之水火，今之水火也；今之声色，后世之声色也。鸟兽草木，人民好恶，以今而见古，以此而知来，千岁之前，万世之后，无以异也。追观上古，探察来世，文质之类，水火之辈，贤圣共之；见兆闻象，图画祸福，贤圣共之；见怪名物，无所疑惑，贤圣共之。事可知者，贤圣所共知也；不可知者，圣人亦不能知也。何以明之？使圣空坐先知雨也，有脱文。性能一事知远道，句有挩误。孔窍不普，未足以论也。所论（谓）先知性达者，「论」当作「谓」。上文云「虽有一能，未能遍通。所谓神而生知者」云云，文意正同。尽知万物之性，毕睹千道之要也。如知一不通二，达左不见右，偏驳不纯，踦校不具，非所谓圣也。如必谓之圣，是明圣人无以奇也。詹何之徒圣，孔子之党亦称圣，是圣无以异于贤，贤无以乏于圣也。贤圣皆能，何以称圣奇于贤乎？如俱任用术数，贤何以不及圣？
　　实者，圣贤不能（知）性〔知〕，「知性」无义，当作「性知」。「性知」即「生知」，「性」、「生」字通。（乱龙篇「性能执虎」，御览引作「生而执虎」。）全篇俱明圣人亦学而能，无神而知之义。上文云：「天地之间，含血之类，无性知者。」须任耳目以定情实。其任耳目也，可知之事，思之辄决；不可知之事，待问乃解。天下之事，世间之物，可思而〔知〕，愚夫能开精；不可思而知，上圣不能省。「可思而知」与「不可思而知」对文。上「知」字各本并脱。孔子曰：「吾尝终日不食，终夜不寝以思，无益，不如学也。」见论语卫灵公篇。经读考异曰：「此凡两读。一读『以思无益』句。一读『以思』属上二句，自『吾尝』以下十二字作一气读，『无益』另作一读。义并通。」今按大戴礼劝学篇云：「孔子曰：吾尝终日思矣，不如须臾之所学。」荀子劝学篇同。是以「以思」二字属上读。天下事有不可知，朱校元本「事」上有「之」字。犹结有不可解也。见说善解结，盼遂案：「见说」疑为人名，乃古之善解结者，故与下文圣人为对语。又案：「结无有不可解」，衍一有字。下文「圣人知事，事无不可知」，其例也。又案：淮南子说山训第十六：「儿说之为宋王解闭结也。」许慎注：「结不可解者而能解之，解之以不解。」此文是仲任所本。则「见说」是「儿说」之误，「见」与「儿」形极相近故耳。「儿」读若「倪」。结无有不可解。结有不可解，见说不能解也。非见说不能解也，结有不可解；及其解之，用不能也。圣人知事，事无不可知。事有不可知，圣人不能知。非圣人不能知，事有不可知；及其知之，用不知也。故夫难知之事，学问所能及也；不可知之事，问之学之，不能晓也。
　　　　知实篇
　　盼遂案：此篇列十六证，以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须待事以效实。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文选阮嗣宗咏怀诗注引「义」作「议」，「说」作「辞」，「众」作「终」。议、义，终、众，并通。「繁说」作「繁辞」，义长。「辞」或作「词」，故误为「说」。论圣人不能神而先知，先知之间，不能独见，非徒空说虚言，直以才智准况之工也，事有证验，以效实然。何以明之？
　　孔子问公叔文子于公明贾曰：「信乎，夫子不言、不笑、不取？有诸？」「有诸」，论语宪问篇作「乎」。前儒增篇同。对曰：「以告者过也。夫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乐然后笑，人不厌其笑；义然后取，人不厌其取。」「其言」、「其笑」、「其取」下当并有「也」字。此依邢疏本妄删。说见儒增篇。孔子曰：「岂其然乎？岂其然乎？」论语上句作「其然」。注见儒增篇。天下之人，有如伯夷之廉，不取一芥于人，未有不言、不笑者也。孔子既不能如心揣度，以决然否，心怪不信，又不能达视遥见，以审其实，问公明贾乃知其情。孔子不能先知，一也。「孔子」，朱校元本、程、何、崇文本并同。王本作「圣人」，是也。此文乃证验「圣人不能神而先知」。下文并作「圣人不能先知」。
　　陈子禽问子贡曰：论语学而篇集解郑曰：「子禽，弟子陈亢也，字子禽也。」「夫子至于是邦也，必闻其政。求之与？抑与之与？」子贡曰：「夫子温良恭俭让以得之。」见论语学而篇。温良恭俭让，尊行也。有尊行于人，人亲附之。人亲附之，则人告语之矣。此释旧有数通：集解郑曰：「言夫子行此五德而得，与人求之异，明人君自愿求与为治也。」此其一。皇疏引顾欢曰：「此明非求非与，直以自得之耳。其故何也？夫五德内充，则是非自镜也。夫子求知乎己，而诸人访之于闻。」据顾义，则谓孔子身有此五德之美，推己以测人，故凡所至之邦，必逆闻之。此其二。引梁冀云：「夫子所至之国，入其境，观察风俗，以知其政教。其民温良，则其君政教之温良也；其民恭俭让，则政教恭俭让也。孔子但见其民，则知其君政教之得失也。凡人求闻，见乃知耳，夫子观化以知之。」此其三。论语述何：「礼经解引夫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温，诗教也。良，乐教也。恭俭让，礼教也。兴于诗，立于礼，成于乐，易、书、春秋之旨已赅之矣。反是，则其政乱可知。孝经：『移风易俗，莫善于乐。安上治民，莫善于礼。』礼云：『王者陈诗以观民风，不下堂而见天下。』」此与梁冀说义近。仲任云「人告语之」，与以上三说并异。张敬夫曰：「夫子至是邦，必闻其政，而未有能委国而授之以政者。盖见圣人之仪刑而乐告之者，秉彝好德之良心也。」盖袭仲任此义，而不然郑氏「人君自愿求与为治」之说也。然则孔子闻政以人言，不神而自知之也。齐景公问子贡曰：「夫子贤乎？」子贡对曰：「夫子乃圣，岂徒贤哉！」韩诗外传八：齐景公谓子贡曰：「先生何师？」对曰：「鲁仲尼。」曰：「仲尼贤乎？」曰：「圣人也，岂直贤哉！」景公不知孔子圣，子贡正其名；子禽亦不知孔子所以闻政，子贡定其实。对景公云：「夫子圣，岂徒贤哉！」则其对子禽，亦当云：「神而自知之，不闻人言。」以子贡对子禽言之，圣人不能先知，二也。
　　颜渊炊饭，尘落甑中，欲置之则不清，投地则弃饭，掇而食之。孔子望见，以为窃食。吕氏春秋任数篇曰：「孔子穷乎陈、蔡之间，藜羹不斟，七日不尝粒。昼寝，颜回索米，得而爨之。几熟，孔子望见颜回攫其甑中而食之。选间，食熟，谒孔子而进食，孔子佯为不见之。孔子起曰：「今者梦见先君，食洁而欲馈。（「欲」，今本作「后」，无义，从御览八三八引正。家语困誓篇亦见此事。彼文云：「昔予梦见先人，岂或启佑我哉！子炊而进饭，吾将进焉。」是其义。）颜回对曰：「不可。向者煤炱（御览引作「□煤」，家语作「埃墨」。）入甑中，弃食不祥，回攫而食之。』」圣人不能先知，三也。
　　涂有狂夫，投刃而候；泽有猛虎，厉牙而望。知见之者，不敢前进。如不知见，则遭狂夫之刃，犯猛虎之牙矣。匡人之围孔子，孔子如审先知，当早易道，以违其害。不知而触之，故遇其患。以孔子围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四也。
　　子畏于匡，颜渊后。孔子曰：「吾以汝为死矣。」见论语先进篇。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去卫，将适陈，过匡，颜刻为仆，以其策指之曰：「昔吾入此，由彼缺也。」匡人闻之，以为鲁之阳虎。阳虎尝暴匡人，匡人于是遂止孔子。孔子状类阳虎，拘之五日。颜渊后。」云云。如孔子先知，当知颜渊必不触害，匡人必不加悖。见颜渊之来，乃知不死；未来之时，谓以为死。圣人不能先知，五也。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馈孔子豚。孟子滕文公篇云：「蒸豚。」赵注：「豚非大牲，故用熟馈也。」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见论语阳货篇。释文云：「涂」当作「途」。翟氏考异曰：「此引作『途』。」按：各本并作「涂」，未审翟氏所据何本。孔子不欲见，既往，候时其亡，是势必不欲见也。反，遇于路。以孔子遇阳虎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六也。
　　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见论语微子篇。郑注：「长沮、桀溺，隐者也。耜广五寸，二耜为耦。津，济渡处也。」水经潕水注云：「方城西有黄城山，是长沮、桀溺耦耕之所。有东流水，则子路问津处。」如孔子知津，不当更问。论者曰：「欲观隐者之操。」集解郑曰：「长沮、桀溺，隐者也。」皇疏引范升曰：「欲显之，故使问也。」与此论者义近。则孔子先知，当自知之，无为观也。如不知而问之，是不能先知，七也。
　　孔子母死，不知其父墓，母匿之也。殡于五甫之衢。谓殡其母。江永礼记训义择言以「不知其父墓殡于五父之衢」十字连读，谓不知孔子父墓葬于五父之衢。与汉儒旧说皆异，今不取。左襄十一年传杜注：「五父衢，道名，在鲁国东南。」郡国志：「鲁国有五父衢。」注引地道记云：「在城东。」白褎晋记：「在鲁国东南门外二里。」人见之者，以为葬也。盖以无所合葬，殡之谨，盼遂案：吴承仕曰：「记檀弓：『其慎也，盖殡也。』郑注：『慎读为引。』此云『殡之谨』，疑即约记文，与郑义异。」宋人刻书，恒因避孝宗讳，而改「慎」字作「谨」字。故人以为葬也。檀弓云：「人之见之者，皆以为葬也。」郑注：「见柩行于路。」又云：「其慎也，盖殡也。」郑注：「慎当为引。殡引饰棺以輤，葬引饰棺以柳翣。孔子是时以殡引，不以葬引，时人见之，谓不知礼。」按：此文「人见之者」，谓见棺殡于五甫衢也。孔丛子陈士义篇：「孔子母死，殡于五父之衢，人见之，皆以为孤葬。」与仲任说同。江永曰：「古人埋棺于坎为殡，殡浅而葬深。今人有权厝，而覆土掩之为浮葬，正此类。」其说是也。训「慎」为「谨」。史记孔子世家云：「孔子母死，乃殡于五父之衢；盖其慎也。」是亦读「慎」为「谨慎」，并与郑异。此谓殡之谨如葬然。索隐云：「谓孔子不知父墓，乃且殡于五父之衢，是其谨慎也。」则又异义。邻人邹曼甫之母告之，然后得合葬于防。有茔自在防，谓孔子父自有茔地在防山。御览五六０引皇览冢墓记云：「鲁大夫叔梁纥冢在鲁国东阳聚安泉东北八十五步，曰防冢。」春秋大事表列国地名考异曰：「在今曲阜县东二十里。」殡于衢路，圣人不能先知，八也。
　　既得合葬，孔子反。先反虞。门人后，雨甚至。孔子问曰：「何迟也？」曰：「防墓崩。」注论死篇。孔子不应。檀弓郑注：「以其非礼。」三，郑曰：「三言之，以孔子不闻。」孔子泫然流涕曰：「吾闻之，古不修墓。」如孔子先知，当先知防墓崩，比门人至，宜流涕以俟之。人至乃知之，盼遂案：「人至」当是「门人至。」上文累言门人，此承其文。圣人不能先知，九也。
　　子入太庙，每事问。见论语八佾篇。不知故问，为人法也。盼遂案：「为人法也」四字，疑涉下文累言「为人法」而衍。仲任引论语子入太庙事，所以证孔子不能先知，有时须问乃知，并非故加问难以身作则。下文或人驳难之辞，乃言孔子太庙之事，实已知而复问，所以为人法也。此实与论义大相抵忤，浅人不察，竟因本文沾此四字，致与文理有违，亟宜刊除。孔子未尝入庙，庙中礼器，众多非一，孔子虽圣，何能知之？吕氏春秋用众篇：「无丑不能，无恶不知。」高注云：「孔子入太庙，每事问。是不丑不能，不恶不知。」与仲任说同。论语后录曰：「此当是入庙助祭，有所职守，当行之事，不敢自专，必咨之主祭者而后行。若问器物，则庙中为严肃之地，夫子必不娆娆如是。充说非也。」论语述何曰：「鲁自僖公僭禘于太庙，用四代之服器官。其后大夫遂僭大礼。每事问者，不斥言其僭，若为勿知而问之。若曰『此事昉于何时？其义何居』耳。以天子之事，鲁不当有也。」论语别记说同。并讳言孔子不知而问，乃曲为之说。□□□：「以尝见，实已知，盼遂案：。自此语至下文「实已知，当复问，为人法」凡三十二字，乃或人辨难仲任所举子入太庙之事，颇疑文端本有一「或」字，而今脱也。又案：。自「孔子知五经，门人从之学」以下，则仲任解答或人之辞也。揆之文法物理，必如此而后此文可通。特褫讹已久，别无证佐，姑作此大胆之假设耳。而复问，为人法？」「以尝见」上，疑脱「论者曰」三字。仲任意孔子不知故问。论者意，实已知而复问。下文「疑思问」云云，即驳「知而复问」为妄说也。今脱「论者曰」三字，遂使此文上下无属矣。上文云：「论者曰：欲观隐者之操。」下文云：「论者曰：孔子自知不用。」其立文并同。孔子曰：「疑思问。」见论语季氏篇。疑乃当问邪？盼遂案：「邪」当为「也」之误。论中「邪」、「也」二字虽互用，然疑问之「邪」可作「也」，而肯定之「也」不可作「邪」，则此文出浅人所改，明矣。实已知，当复问，为人法？疑脱「也」字。本书多有此句例。孔子知五经，旧校曰：一有「问」字。门人从之学，当复行问，以为人法，何故专口授弟子乎？不以已知五经复问为人法，独以已知太庙复问为人法，圣人用心，何其不一也？以孔子入太庙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也。
　　主人请宾饮食，「主人」，钱、黄、王、崇文本作「生人」。下文云：「不知其家，不晓其实。」疑作「生人」是宾顿若舍。上「若」犹「或」也。下「若」犹「其」也。文选陆士衡于承明作与士龙诗注云：「顿，止舍也。」宾如闻其家有轻子洎（泊）孙，「洎」当作「泊」。本书屡借「泊」为「薄」。「洎」非其义也。盼遂案：「洎」当为「泊」，形近而误。「泊」，今之「薄」字。说文解字作「□」，在心部。注云：「憺也。」此浇薄、轻薄之本字。必教亲彻馔退膳，不得饮食；闭馆关舍，不得顿。宾之执计，盼遂案：「宾」上疑当重「宾」字，属上句读。则必不往。何则？知请呼无喜，空行劳辱也。如往无喜，劳辱复还，不知其家，不晓其实。人实难知，吉凶难图。如孔子先知，宜知诸侯惑于谗臣，必不能用，空劳辱己，聘召之到，宜寝不往。君子不为无益之事，不履辱身之行。无为周流应聘，以取削迹之辱；「削迹于卫」，注儒增篇。空说非主，以犯绝粮之厄。注儒增篇。由此言之，近不能知。论者曰：「孔子自知不用，圣思闵道不行，民在涂炭之中，庶几欲佐诸侯，行道济民，故应聘周流，不避患耻。为道不为己，故逢患而不恶；为民不为名，故蒙谤而不避。」曰：此非实也。孔子曰：「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见论语子罕篇。是谓孔子自知时也。谓自知之时。何以自知？鲁、卫，天下最贤之国也，鲁、卫不能用己，则天下莫能用己也，故退作春秋，删定诗、书。以自卫反鲁言之，知行应聘时，未自知也。「行」下当有「道」字。此承上文「行道济民，故应聘周流」为文。何则？无兆象效验，圣人无以定也。鲁、卫不能用，自知极也；鲁人获麟，自知绝也。说见指瑞篇。道极命绝，兆象着明，心怀望沮，退而幽思。夫周流不休，犹病未死，祷卜使痊也，死兆未见，冀得活也。然则应聘未见绝证，冀得用也。死兆见舍，「舍」字无义，疑当作「令」。寒温篇：「卜之得兆，人谓天地应令问。」卜还医绝，揽笔定书。盼遂案：「绝」字疑衍，涉上下文多「绝」字而然。以应聘周流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一也。
　　孔子曰：「游者可为纶，走者可为矰。吾友项伯弘曰：「走」字误。史记老子韩非列传正作「飞」。晖按：项说是也。龙虚篇亦正作「飞」。至于龙，吾不知。其乘云风上升！今日见老子，其犹龙邪！」圣人知物知事。老子与龙，人、物也；所从上下，事也，「人」字疑衍。「物也」，「事也」并承上「知物知事」为文。寒温篇云：「人禽皆物也。」论死篇云：「人，物也。物亦物也。」四讳篇云：「人，物也。子亦物也。」并仲任谓人为物之证。故此老子与龙，通谓之物。盖校者嫌老子不当称「物」，而妄增「人」字。何故不知？如老子神，龙亦神，圣人亦神，神者同道，精气交连，何故不知？以孔子不知龙与老子言之，圣人不能先知，十二也。
　　孔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见论语先进篇。旧有二释！一谓人不非间闵子骞。一谓人不非间其父母昆弟。后汉书刘赵淳于等传序云：「孔子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言其孝皆合于道，莫可复间也。」（今本脱，依惠栋补注引。）集解引陈群说同。并谓不非间闵子也。汉书杜邺传，邺对曰：「善闵子骞守礼不苟，从亲所行，无非理者，故无可间也。」后汉书范升传，升奏记曰：「升闻子以人不间于其父母为孝。」注引论语，并云：「子骞子孝，化其父母兄弟，言人无非之者。」据此，则谓不非间其父母昆弟。闵子以孝烝烝，谕父母于道，纳昆弟于义，故人言无非其父母昆弟也。此盖汉儒相承古义，观此下文云云，则知仲任义同。自集解着陈群说，而此义泯灭，后儒莫闻。姚范援鹑堂笔记、惠栋九经古义、经义述闻、论语后录、论语补疏、论语稽求篇具表明斯义。虞舜大圣，隐藏骨肉之过，宜愈子骞。瞽叟与象，使舜治廪、浚井，意欲杀舜。注吉验篇。当见杀己之情，早谏豫止；既无如何，宜避不行，若病不为。若，或也。何故使父与弟得成杀己之恶，使人闻非父弟，「闻」当作「间」。盼遂案：「闻」疑当为「闲」，字之误也。「间」亦「非」也。论语先进篇：「子曰：『孝哉，闵子骞！人不间于其父母昆弟之言。』」集解：「陈群曰：『人不得有非间之言。』」万世不灭？以虞舜不豫见，据上文例，「见」下疑脱「言之」二字。圣人不能先知，十三也。
　　武王不豫，周公请命。坛墠既设，筴祝已毕，不知天之许己与不，乃卜三龟。三龟皆吉。见金縢。注福虚、感类、死伪等篇。如圣人先知，周公当知天已许之，无为顿复卜三龟知。疑「顿」字衍。或「须」字之误。原无「为」字。「知」上又脱「乃」字。死伪篇述此事云：「不能知三王许己与否，须占三龟，乃知其实。」故此文谓若圣人先知，则无须复卜三龟乃知也。圣人不以独见立法，则更请命，秘藏不见。独见，谓周公知武王九龄之年未尽，宜不死也。郑玄亦有此义。感类篇云：「人命不可请，独武王可。非世常法，故藏于金縢；不可复为，故掩而不见。」天意难知，盼遂案：「不」字疑涉上下文而衍。此文正申论圣人不能先知，故云周公见意难知，故卜而合兆。今衍一「不」字，则文义乖违矣。故卜而合兆，兆决心定，乃以从事。圣人不能先知，十四也。
　　晏子聘于鲁，堂上不趋，晏子趋；授玉不跪，晏子跪。门人怪而问于孔子。孔子不知，问于晏子。晏子解之，孔子乃晓。韩诗外传四：「晏子聘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子贡怪之，问孔子曰：『晏子知礼乎？今者晏子来聘鲁，上堂则趋，授玉则跪，何也？』孔子曰：『其有方矣。待其见我，我将问焉。』俄而晏子至，孔子问之。晏子对曰：『夫上堂之礼，君行一，臣行二。今君行疾，臣敢不趋乎？今君之授币也，卑臣敢不跪乎？』孔子曰：『善，礼中又有礼。赐寡使也，何足以识礼也？』」圣人不能先知，十五也。
　　陈贾问于孟子曰：「周公何人也？」曰：「圣人。」「使管叔监殷，管叔畔也。二者有诸？」曰：「然。」「周公知其畔而使？不知而使之与？」曰：「不知也。」「然则圣人且有过与？」曰：「周公，弟也；管叔，兄也。周公之过也，不亦宜乎？」见孟子公孙丑下篇。孟子，实事之人也，言周公之圣，处其下，处，度审也。不能知管叔之畔。圣人不能先知，十六也。
　　孔子曰：「赐不受命，而货殖焉，亿则屡中。」见论语先进篇。「亿」，邢疏本同。皇疏本、高丽本作「忆」。按：并当作「意」。意谓前识，无缘而妄意度也。下文「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即释此文，字正作「意」，则知此作「亿」者，后人依邢疏本妄改也。下文「子贡亿数中」及问孔篇误同。汉书货殖传、隶续录汉陈度碑并作「意」。李觏集陈公燮字序：「夫子谓赐也，意则屡中。」本史记作「意」。盖汉时论语俱为「意」字。今弟子传「意」已作「亿」。余注率性、问孔篇。罪子贡善居积，意贵贱之期，数得其时，故货殖多，富比陶朱。然则圣人先知也，「也」犹「者」。子贡亿数中之类也。圣人据象兆，原物类，意而得之；其见变名物，博学而识之。巧商而善意，广见而多记，由微见较，若揆之今睹千载，盼遂案：吴承仕曰：「此文疑有脱误。」所谓智如渊海。孔子见窍睹微，思虑洞达，材智兼倍，强力不倦，超踰伦等耳！目非有达视之明，知人所不知之状也。「目」当作「自」。使圣人达视远见，洞听潜闻，与天地谈，与鬼神言，知天上地下之事，乃可谓神而先知，与人卓异。今耳目闻见，与人无别；遭事睹物，与人无异，差贤一等尔，何以谓神而卓绝？
　　夫圣犹贤也，人之殊者谓之圣，则圣贤差小大之称，非绝殊之名也。何以明之？
　　齐桓公与管仲谋伐莒，谋未发而闻于国。吕氏春秋重言篇注「发，行。闻，知。」桓公怪之，问管仲曰：「与仲甫谋伐莒，未发，闻于国，其故何也？」吕氏春秋重言篇「未发」上有「谋」字。即此文所本。管仲曰：「国必有圣人也。」少顷，当东郭牙至，管子小匡篇、吕氏春秋重言篇、韩诗外传四，并作「东郭牙」。管子小问篇作「东郭邮」。说苑权谋篇作「东郭垂」。金楼子志怪篇作「东郭□」。按：说文我字解云：「从戈，从□。□，或说古垂字。」盖本名「垂」，「牙」为古垂字之误。「□」通作「垂」。「邮」为讹字。王引之春秋名字解诂云：「齐东郭牙，字垂。『牙』读为『圉』。尔雅：『圉，垂也。』孙炎云：『圉，国之四垂也。』」疑非确论。管仲曰：「此必是已。」乃令宾延而上之，分级而立。高诱曰：延，引。级，阶陛。管〔仲〕曰：「仲」字据钱、黄、王、崇文本补。盼遂案：「管」下应有一「仲」字，今脱。本篇例称管仲。「子邪，言伐莒？」管子、说苑作「子言伐莒者乎」。（说苑作「也」。）吕览同此。毕云：「文似倒而实顺。」朱校元本作「子言伐莒邪」。对曰：「然。」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故言伐莒？」「我不伐莒」，与上文「谋伐莒」义相背。当作「我不言伐莒」。管子小问篇、吕氏春秋重言篇、说苑权谋篇并有「言」字，是其证。对曰：「臣闻君子善谋，小人善意，臣窃意之。」管仲曰：「我不言伐莒，子何以意之？」对曰：「臣闻君子有三色：驩然喜乐者，钟鼓之色；愁然清净者，衰绖之色；怫然充满，手足〔矜〕者，兵革之色。「怫然」与「手足」义不相属，「怫然充满」四字为句。孟子公孙丑篇注：「艴然，愠怒色也。」「怫」、「艴」字通。「怫然充满」与上文「驩然喜乐」、「愁然清净」句例同。「充满」据气色言。礼记乐记注：「愤，怒气充实也。」韩诗外传四：「猛厉充实，兵革之色也。」说苑权谋篇：「勃然充满者，此兵革之色也。」是当以「满」字句绝。「手足者」三字句，义不可通，当作「手足矜者」。仲任此文乃本吕览，彼文云：「艴然充盈，手足矜者，兵革之色也。」正有「矜」字，是其证。王念孙曰：「矜，犹奋也。言手足奋动也。」按：「手足矜」，犹乐记言「奋末」。郑注：「奋末，动使四支也。」管子小问篇作：「漻然充满，而手足拇动者，兵甲之色也。」动、矜义同，亦其证也。君口垂不噞，所言莒也；管子房玄龄注：「莒字两口，故二君开口相对，即知其言莒。」宋翔凤管子识误：「注说大非。管子小问篇云：『口开而不阖，是言莒也。』吕氏春秋重言篇作『君呿而不，所言者莒也。』高诱注云：『呿开，闭。』按：莒字唇音，故言莒则开而不阖。说苑权谋篇作「吁而不吟」。吁亦用唇。论衡知实篇：「君口垂不噞，所言莒也。」凡出莒字，必口垂不噞。若齐、晋字用齿，鲁邪字用舌，惟言莒独异。」梁玉绳瞥记五曰：「字音有齿腭唇舌开合抵踧等别。周、秦以前，少所论及，兹乃见其一端。颜氏家训音辞篇曾举之。而房玄龄注：『莒字两口，故二君开口相对，即知其言莒。』房注本尹知章伪托，而此注甚谬。口开以音说，不以字形说，而『莒』象脊骨之形，亦非从两『口』。且但云『两口相对』，乃是『吕』字，何以知其更从『艹』耶？」晖按：「莒」字古音盖为开口呼，故口开不合，则知其言「莒」。颜氏家训音辞篇云：「北人之音，多以『举』、『莒』为『矩』，李季节曰：东郭邪望见桓公口开而不闭，知所言『莒』。则『矩』、『莒』必不同呼。」其说是也。盼遂案：「噞」字不见于说文，唯徐铉定新附字有之，云：「喁噞，鱼口上见也。」然与此处文义不符。疑「噞」当为「」之声借。管子小问篇载此事作「开而不阖」，吕氏春秋重言篇作「呿而不」，说苑权谋篇作「吁而不吟」，颜氏家训音辞篇作「开而不闭」，诸书皆谓管仲张口言莒，此独称口垂不噞，故决斯为误也。又案：此四字或原作「口噞不垂」，与别家相同。后人或疑其与今读不合，（古读莒或侈口音，今读极闭口音，说本汪荣宝歌戈鱼虞模古读考及钱玄同附记。见北大国学季刊一卷二期。）而误颠乱之也。君举臂而指，所当又莒也。臣窃虞国小诸侯不服者，其唯莒乎！臣故言之。」夫管仲，上智之人也，其别物审事矣。「审事」二字当乙。云「国必有圣人」者，至诚谓国必有也。东郭牙至，云「此必是已」，谓东郭牙圣也。如贤与圣绝辈，管仲知时无十二圣之党，十二圣见骨相篇。当云「国必有贤者」，无为言「圣」也。谋未发而闻于国，管仲谓「国必有圣人」，是谓圣人先知也。及见东郭牙，云「此必是已」，谓贤者圣也。东郭牙知之审，是与圣人同也。
　　客有见淳子髡于梁惠王者，再见之，终无言也。惠王怪之，以让客曰：「子之称淳于生，史记孟子荀卿列传作「淳于先生」。下同。言管、晏不及。及见寡人，寡人未有得也。寡人未足为言邪？」「为」犹「与」也。客谓髡。〔髡〕曰：「髡」字涉重文脱，当据史记增。「固也！吾前见王志在远，后见王志在音，史记两「王」字并重，疑此脱。「在远」，史作「在驱逐」。吾是以默然。」客具报。王大骇曰：「嗟呼！淳于生诚圣人也？前淳于生之来，人有献龙马者，寡人未及视，会生至。后来，人有献讴者，未及试，亦会生至。寡人虽屏左右，私心在彼。」夫髡之见惠王在远与音也，「见」犹「知」也。虽汤、禹之察，不能过也。志在胸臆之中，藏匿不见，髡能知之。以髡等为圣，则髡圣人也；如以髡等非圣，则圣人之知，何以过髡之知惠王也？观色以窥心，皆有因缘以准的之。
　　楚灵王会诸侯。郑子产曰：「鲁、邾、宋、卫不来。」及诸侯会，四国果不至。左昭四年传：「楚子问于子产曰：『诸侯其来乎？』对曰：『必来。不来者，其鲁、卫、曹、邾乎。曹畏宋，邾畏鲁，鲁、卫偪于齐而亲于晋，唯是不来。』夏，诸侯如楚，鲁、卫、曹、邾不会。」洪亮吉曰：「论衡引作『鲁、邾、宋、卫不来』，非。」史记楚世家云：「晋、宋、鲁、卫不往。」杭世骏考证：「春秋经；『鲁昭四年夏，楚子、蔡侯、陈侯、郑伯、许男、徐子、滕子、顿子、胡子、沉子、小邾子、宋世子佐淮夷会于申。』此云『宋不往』，误。」赵尧为符玺御史，赵人方与公谓御史大夫周昌曰：「君之史赵尧且代君位。」其后尧果为御史大夫。见史记周昌传。集解孟康曰：「方与，县名。公，其号。」瓒曰：「方与县令也。」然则四国不至，子产原其理也；赵尧之为御史大夫，方与公睹其状也。原理睹状，处着方来，有以审之也。鲁人公孙臣，孝文皇帝时，上书言汉土德，其符黄龙当见。后黄龙见成纪。注验符篇。然则公孙臣知黄龙将出，案律历以处之也。
　　贤圣之知事宜验矣。贤圣之才，皆能先知。其先知也，任术用数，或善商而巧意，盼遂案：「善商而巧意」或当是「善意而巧商」之误倒也。上文「巧商而善意，广见而多记」，又云「君子善谋，小人善意」，下文「东郭牙善意，以知国情；子贡善意，以得货利」，皆以善意、巧商各为骈词，知此文为误也。非圣人空知。神怪与圣贤，殊道异路也。圣贤知不踰，故用思相出入；遭事无神怪，故名号相贸易。故夫贤圣者，道德智能之号；神者，眇茫恍惚无形之实。实异，质不得同；实钧，效不得殊。圣神号不等，故谓圣者不神，神者不圣。东郭牙善意，以知国情；子贡善意，以得货利。圣人之先知，子贡、东郭牙之徒也。与子贡、东郭同，则子贡、东郭之徒亦圣也。夫如是，圣贤之实同而名号殊，未必才相悬绝，智相兼倍也。
　　太宰问于子贡曰：论语子罕篇释文引郑曰：「大宰是吴大宰嚭也。」集解孔曰：「或吴或宋未可分。」皇疏、论语稽求篇并从郑说。经学卮言谓当为宋大宰。四书释地谓是陈大宰嚭。「夫子圣者欤？何其多能也？」子贡曰：「故天纵之将圣，又多能也。」程本依论语改「故」作「固」。宋本同此。将者，且也。不言已圣，言「且圣」者，以为孔子圣未就也。集解孔注训「将」为「大」。皇疏、邢疏、潜研堂答问、四书考异并因其说。李赓芸炳烛编：「北宋以前皆训『将』为『大』，本尔雅释诂文。惟论衡知实篇训『将』为『且』，集注本之。」孙经世经传释词补曰：「将，语中助词。『固天纵之将圣』，言天纵之圣也。论衡说，谬甚。」盼遂案：论语子罕篇孔安国注：「言天固纵大圣之德，又使多能也。」荀子尧问篇：「然则荀卿怀将圣之心，蒙佯狂之色。」亦谓「将圣」为「大圣。」皆与论衡说异。疑仲任引齐论语也。夫圣若为贤矣，「圣」上疑脱「为」字。治行厉操，操行未立，则谓「且贤」。今言「且圣」，圣可为之故也。孔子曰：「吾十有五而志于学，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五十而知天命，六十而耳顺。」论语为政篇文。从知天命至耳顺，学就知明，成圣之验也。未五十、六十之时，未能知天命、至耳顺也，则谓之「且」矣。当子贡答太宰时，殆三十、四十之时也。
　　魏昭王问于田诎曰：「寡人在东宫之时，吕氏春秋审应篇注：「东宫，世子也。」闻先生之议曰：『为圣易。』有之乎？」田诎对曰：「臣之所学也。」吕览「学」作「举」，高注：「言有是言。」按：此文作「学」，不误。盖所据本不同。昭王曰：「然则先生圣乎？」田诎曰：「未有功而知其圣者，尧之知舜也。待其有功而后知其圣者，市人之知舜也。今诎未有功，而王问诎曰：『若圣乎？』敢问王亦其尧乎？」夫圣可学为，故田诎谓之易。如卓与人殊，禀天性而自然，焉可学？而为之安能成？田诎之言「为易圣」，当作「为圣易」。盼遂案：「为易圣」三字，当倒作「为圣易」。此斥上文田诎为「圣易」之议也。论衡凡较正他人之语，皆远叠前文，此亦宜然。未必能成；田诎之言为易，朱校元本无「未必能成」以下十字，疑是。未必能是。盼遂案：「能成田诎之言为易未必能」凡十一字，疑当系衍文。此文本为田诎之言「为圣易」未必是，言「臣之所学」盖其实也，文义畅适，与上下相贯。若今书，便成两橛矣。言「臣之所学」，盖其实也。贤可学盼遂案：「贤」当为「圣」之误字。论正诘驳田诎「学圣易」之非，故此处全就圣人为说。兹独作「贤」，明为字误。为，「贤」下当有「圣」字。劳佚殊，故贤圣之号，仁智共之。子贡问于孔子：「夫子圣矣乎？」孔子曰：「圣则吾不能，我学不餍，而教不倦。」子贡曰：「学不餍者，智也；教不倦者，仁也。仁且智，孔子既圣矣。」见孟子公孙丑上篇。由此言之，仁智之人，可谓圣矣。孟子曰：「子夏、子游、子张得圣人之一体，冉牛、闵子骞、颜渊具体而微。」见同上。六子在其世，皆有圣人之才，或颇有而不具，颇，偏颇也。或备有而不明，然皆称圣人，圣人可勉成也。孟子又曰：「非其君不事，非其民不使，治则进，乱则退，伯夷也。何事非君，何使非民，治亦进，乱亦进，伊尹也。可以仕则仕，可以已则已，可以久则久，可以速则速，孔子也。皆古之圣人也。」见同上。又曰：「圣人，百世之师也，伯夷、柳下惠是也。故闻伯夷之风者，顽夫廉，懦夫有立志；闻柳下惠之风者，薄夫敦，鄙夫宽。奋乎百世之上，百世之下闻之者，莫不兴起，非圣而若是乎？「而」读作「能」。而况亲炙之乎？」见孟子尽心下篇。「顽夫廉」，钱大昕谓当作「贪夫廉」。说见率性篇。夫伊尹、伯夷、柳下惠不及孔子，而孟子皆曰「圣人」者，贤圣同类，可以共一称也。宰予曰：「以予观夫子，贤于尧、舜远矣。」见孟子公孙丑上篇。孔子圣，宜言「圣于尧、舜」，而言「贤」者，圣贤相出入，故其名称相贸易也。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七
　　　　定贤篇
　　圣人难知，贤者比于圣人为易知。世人且不能知贤，安能知圣乎？世人虽言知贤，此言妄也。知贤何用？知之如何？
　　以仕宦得高官身富贵为贤乎？则富贵者天命也。命富贵不为贤，命贫贱不为不肖。必以富贵效贤不肖，是则仕宦以才不以命也。
　　以事君调合寡过为贤乎？夫顺阿之臣，佞幸之徒是也。准主而说，适时而行，无廷逆之]，则无斥退之患。或骨体娴丽，「娴」，元本作「兰」，朱校同。按：逢遇篇「形佳骨娴」，宋、元本及字汇引，「娴」并作「□」。疑元本「兰」为「□」之误。面色称媚，上不憎而善生，恩泽洋溢过度，未可谓贤。
　　以朝庭选举皆归善为贤乎？则夫着见而人所知者举多，幽隐人所不识者荐少，「而人所知」，疑当作「人所而知」，与「人所不识」对文。「而」、「能」古通，校者不达古语而妄乙也。虞舜是也。尧典曰：「明明扬侧陋。师锡帝曰：『有鳏在下曰虞舜。』」尧求，则咨于鲧、共工，则岳已不得。尧典：「帝曰：『畴咨，若时登庸。』驩兜曰：『都！共工方鸠僝功。』」又云：「帝曰：『咨，四岳！下民其咨，有能俾又。』佥曰：『于！鲧哉！』」即仲任所据为说。「岳」今文作「岳」。此文当有脱误。盼遂案：句有脱误。由此言之，选举多少，未可以知实。「实」疑为「贤」误。「选举多少未可以知贤」，与上文「以朝庭选举皆归善为贤乎」相承为文。或德高而举之少，或才下而荐之多。明君求善察恶于多少之间，时得善恶之实矣。且广交多徒，求索众心者，人爱而称之；清直不容乡党，志洁不交非徒，失众心者，人憎而毁之。故名多生于知谢（和），毁多失于众意。孙曰：「知谢」义不可通。「知」当作「和」。「和谢」即书梓材之「和怿」。「谢」、「怿」声同，古多通用。盼遂案：章士钊云：「『意』当为『爱』之误。古爱作□，与意形近也。而『知谢』又与『众爱』互倒。本作『名多生于众爱，毁多失于知谢。』于文方合。齐威王以毁封即墨大夫，以誉烹阿大夫。见史记田敬仲世家、刘向列女传。即墨有功而无誉，阿无效而有名也。子贡问曰：「乡人皆好之，何如？」孔子曰：「未可也。」朱校元本无「孔」字，下「曰」字上有「子」字，并与论语子路篇同。「乡人皆恶之，何如？」曰：「未可也。不若乡人之善者好之，其不善者恶之。」「若」，朱校元本作「如」，与今本论语同。公羊庄十七年传注引论语亦作「若」。夫如是，称誉多而小大皆言善者，非贤也。善人称之，恶人毁之，毁誉者半，乃可有贤。「有」当作「」，又脱「知」字。下文即据此而反诘之。以善人所称，恶人所毁，可以知贤乎？夫如是，孔子之言可以知贤，此十一字，当为上文误夺于此，「孔子」八字，当在上「夫如是」下。不知誉此人者，贤盼遂案：「也」字疑应在「贤」字下。本作「不知誉此人者，贤也？」方与下句「毁此人者，恶也？或时称者恶而毁者善也」三句一律。三「也」字皆为问词，与「邪」字通。也？毁此人者，恶也？旧作「不知誉此人也者贤」。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并同。今据王本、崇文本正。或时称者恶而毁者善也？人眩惑无别也。
　　以人众所归附、宾客云合者为贤乎？则夫人众所附归者，或亦广交多徒之人也，众爱而称之，则蚁附而归之矣。或尊贵而为利，或好士下客，盼遂案：次「或」字衍文。此处本以「或尊贵而为利，好士下客，折节俟贤」凡十四字为一事，阑入一「或」字，则断为两橛，不可通矣。折节俟贤。下「或」字疑衍。不然，则「或尊贵而为利」句，于义无取矣。信陵、孟尝、平原、春申，食客数千，称为贤君。大将军卫青及霍去病，门无一客，称为名将。故宾客之会，在好下之君，利害之贤。或不好士，不能为轻重，则众不归而士不附也。
　　以居位治人，得民心歌咏之为贤乎？则夫得民心者，与彼得士意者，无以异也。为虚恩拊循其民，民之欲得，即喜乐矣。「乐」，元本作「心」。何以效之？齐田成子、越王句践是也。成子欲专齐政，以大斗贷、小斗收而民悦；见韩非子外储说右上、史记田敬仲世家。句践欲雪会稽之耻，拊循其民，吊死问病而民喜。二者皆自有所欲为于他，而伪诱属其民，朱校元本「自」作「志」，「属」作「厉」。诚心不加，而民亦说。孟尝君夜出秦关，鸡未鸣而关不闿，下坐贱客，鼓臂为鸡鸣，朱校元本作「鼓掌伪鸣」。而鸡皆和之，关即闿，而孟尝得出。又（夫）鸡可以奸声感，盼遂案：吴承仕曰：「『又』字疑当为『夫』。」今人高魁光依艺文类聚校改「又」为「夫」，是也。则人亦可以伪恩动也；孙曰：乱龙篇「又」作「夫」，是也。此「又」字即「夫」字形近之讹，当改正。人可以伪恩动，则天亦可巧诈应也。动致天气，宜以精神，而人用阳燧取火于天，消炼五石，五月盛夏，铸以为器，乃能得火。今又但取刀、剑、恒铜钩之属，御览二二引无「恒」字，疑是衍文。「铜」字疑涉「钩」字伪衍，下文正作「刀剑钩」。三者各自为物，亦见率性、乱龙篇。切磨以向日，盼遂案：「又」当为「人」之误字，以言「又」则无所承也。「恒」字疑涉下文「恒非圣贤」而衍。率性篇：「今妄以刀剑之钩刃，（依孙诒让校。）摩拭朗白，仰以向日，亦得火焉」。乱龙篇：「今妄取刀剑偃月之钩，摩以向日，亦能感天。」二文皆无「恒」字，足证此文之衍。亦得火焉。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于日，恒非贤圣亦能动气于天。「恒」疑作「则」。上言「夫」，下言「则」，义正相承。上文「夫鸡可以奸声感，则人亦可以伪恩动也」，句例同。若董仲舒信土龙之能致云雨，盖亦有以也。夫如是，应天之治，尚未可谓贤，况徒得人心，即谓之贤，如何？
　　以居职有成功见效为贤乎？夫居职何以为功效？以人民附之，则人民可以伪恩说也。阴阳和、百姓安者，时也。时和，不肖遭其安；不和，虽圣逢其危。如以阴阳和而效贤不肖，则尧以洪水得黜，汤以大旱为殿下矣。后汉书百官志注引胡广曰：「课第长吏不称职者为殿。」如功效谓事也，身为之者，功着可见；以道为计者，效没不章。鼓无当于五音，五音非鼓不和；师无当于五服，五服非师不亲；水无当于五采，五采非水不章。此文出礼记学记。郑注：「当犹主也。五服，斩衰至缌麻之亲。」御览五八一引五经要义曰：「鼓所以检乐，为群音之长也。」道为功本，功为道效，据功谓之贤，是则道人之不肖也。「人」下疑有「谓」字。高祖得天下，赏群臣之功，萧何为赏首。何则？高祖论功，比猎者之纵狗也，见史记萧相国世家。狗身获禽，功归于人。群臣手战，「手」，元本作「力」，朱校同。其犹狗也；萧何持重，其犹人也。必据成功谓之贤，是则萧何无功。功赏不可以效贤，一也。盼遂案：「赏」字疑为衍文，「功」字上脱一「是」字。本作「是功不可以效贤，一也」，与下文「此功不可以效贤，二也」，「是功不可以效贤，三也」，文法一致。
　　夫圣贤之治世也有术，得其术则功成，失其术则事废。譬犹医之治病也，有方，笃剧犹治；无方，毚微不愈。盼遂案：「毚」为「纔」之声母。得假借为「纔」。三苍云：「纔，劣也，仅也。」汉书注：「纔，浅也」。故论衡以「毚微」连文。夫方犹术，病犹乱，医犹吏，药犹教也。方施而药行，术设而教从，教从而乱止，药行而病愈。治病之医，未必惠于不为医者。上「医」字，程、王、崇文本作「药」，非也。「为」亦「治」也。「惠」读作「慧」。然而治国之吏，未必贤于不能治国者，偶得其方，遭晓其术也。治国须术以立功，亦有时当自乱，虽用术，功终不立者；亦有时当自安，虽无术，功犹成者。故夫治国之人，或得时而功成，或失时而无效。术人能因时以立功，不能逆时以致安。良医能治未当死之人命，如命穷寿尽，方用无验矣。故时当乱也，尧、舜用术，不能立功；命当死矣，扁鹊行方，不能愈病。射御巧技，百工之人，皆以法术，然后功成事立，效验可见。观治国，百工之类也；功立，犹事成也。谓有功者贤，是谓百工皆贤人也。赵人吾丘寿王，武帝时待诏，汉书本传云：「以善格五，召待诏。」上使从董仲舒受春秋，高才，通明于事。后为东郡都尉。上以寿王之贤，不置太守。时军发，军旅数发也。民骚动，岁恶，盗贼不息。上赐寿王书曰：「子在朕前时，辐凑并至，孙曰：「辐凑并至」，义无所属。汉书吾丘寿王传作「子在朕前之时，知略辐辏」。疑论衡「辐辏」上有脱文。以为天下少双，海内寡二，至连十余城之势，任四千石之重，师古曰：「郡守、都尉皆二千石，以寿王为都尉，不置太守，兼总二任，故云四千石也。」而盗贼浮船行攻取于库兵，甚不称在前时，何也？」寿王谢言难禁。盼遂案：难禁犹言不胜任。复召为光禄大夫，常居左右，论事说议，无不是者。才高智深，通明多见，然其为东郡都尉，岁恶，盗贼不息，人民骚动，不能禁止。不知寿王不得治东郡之术邪？亡将东郡适当复乱，而寿王之治偶逢其时也？盼遂案：「亡将」为叠韵连绵字，与晋朝诸人所习之将亡义同。「亡将」与「无虑」亦为阴阳对转字。广雅释训：「嫴榷、提封、无虑，都凡也。」是「无虑」为「大概」之意。「亡将」义亦同也。乱龙篇：「亡也将匈奴敬鬼，精神在木也。」吴氏校云：「衍上『也』字。」「亡将」之义与此文同。夫以寿王之贤，治东郡不能立功，必以功观贤，则寿王弃而不选也。恐必世多如寿王之类，而论者以无功不察其贤。燕有谷，气寒，不生五谷。邹衍吹律致气，既寒更为温，燕以种黍，黍生丰熟，到今名之曰黍谷。注寒温篇。夫和阴阳，当以道德至诚。然而邹衍吹律，寒谷更温，黍谷育生。推此以况诸有成功之类，有若邹衍吹律之法。故得其术也，不肖无不能；失其数也，贤圣有不治。此功不可以效贤，二也。
　　人之举事，或意至而功不成，事不立而势贯山，荆轲、医夏无且是矣。荆轲入秦之计，本欲劫秦王生致于燕，邂逅不偶，「邂逅不偶」，犹言遭遇不偶也。为秦所擒。当荆轲之逐秦王，秦王环柱而走，医夏无且以药囊提荆轲。既而天下名轲为烈士，秦王赐无且金二百镒。事见史记荆轲传。夫为秦所擒，生致之功不立。药囊提客，〔无〕益于救主，以上下文义求之，「益」上疑脱「无」字。然犹称赏者，意至势盛也。天下之士不以荆轲功不成不称其义，秦王不以无且无见效不赏其志。志善不效成功，义至不谋就事。义有余，效不足；志巨大，而功细小，智者赏之，愚者罚之。必谋功不察志，论阳效不存阴计，存亦察也。是则豫让拔剑斩襄子之衣，见史记豫让传。不足识也；伍子胥鞭笞平王尸，不足载也；张良椎始皇，误中副车，不足记也。三者地道不便，计画不得，有其势而无其功，怀其计而不得为其事。是功不可以效贤，三也。
　　以孝于父、弟于兄为贤乎？则夫孝弟之人，有父兄者也，父兄不慈，孝弟乃章。老子曰：「六亲不和，有孝慈。」舜有瞽瞍，参有曾皙，孝立名成，众人称之。如无父兄，父兄慈良，无章显之效，孝弟之名，无所见矣。忠于君者，亦与此同。龙逢、比干忠着夏、殷，桀、纣恶也；稷、契、皋陶忠闇唐、虞，尧、舜贤也。故萤火之明，掩于日月之光；忠臣之声，蔽于贤君之名。死君之难，出命损身，与此同。臣遭其时，死其难，故立其义而获其名。大贤之涉世也，翔而有（后）集，盼遂案：「有」当为「后」之误。隶书「有」与「后」形极近似。「后」古通「后」。吴承仕曰：「有读为又。」色斯而举，先孙曰：「有」当作「后」。晖按：孙说是也。此文本论语乡党篇，「后」一作「后」，故讹为「有」。翟氏四书考异以「有」为异文，失之。集解周生烈曰：「回翔审观而后下止也。」经义述闻曰：「斯犹然也。色斯者，状鸟举之疾也。吕氏春秋审应篇：『盖闻君子犹鸟也，骇则举。』哀六年公羊传：『诸大夫皆色然而骇。』何注：『色然，惊骇貌。』与此相近。汉人多以『色斯』二字连读，与集解马说异。」盼遂案：二语见论语乡党篇。东汉文辞率以「色斯」二字连用，碑版中尤习见。如议郎元宾碑「翻翥色斯」，堂邑令费凤碑「色斯轻扬，翻然高絜」，费凤别碑「功成事就，色斯高举」，皆其证也。乱君之患不累其身，危国之祸不及其家，安得逢其祸而死其患乎？齐詹（侯）问于晏子曰：「齐詹」当作「齐侯」。「侯」一作「」，与「詹」形近而误。此事见晏子春秋问上。晏子作「景公问于晏子」，说苑臣术篇作「齐侯问于晏子」，是其证。下文「詹曰」，亦当作「齐侯曰」。「侯」讹为「詹」，又脱「齐」字。晏子作「公不说曰」，说苑作「君曰」。盼遂案：刘向新序杂事记此事作「齐侯问」，疑此「詹」为「侯」之形误。「侯」正体作「」，与「詹」形近。「忠臣之事其君也，若何？」对曰：「有难不死，出亡不送。」詹曰：「列地而予之，疏爵而贵之，君有难不死，出亡不送，可谓忠乎？」对曰：「言而见用，臣奚死焉？谏而见从，「谏」，晏子作「谋」，下同。说苑此亦作「谋」，下作谏」。当从晏子两「谏」字并作「谋」。终身不亡，臣奚送焉？若言不见用，有难而死，是妄死也；谏而不见从，出亡而送，是诈伪也。故忠臣者能尽善于君，不能与陷于难。」案晏子之对，以求贤于世，死君之难、立忠节者不应科矣。是故大贤寡可名之节，小贤多可称之行。可得棰（垂）者小，盼遂案：章士钊云：「棰字当为筭之形误。」吴承仕曰：「棰当为垂，即锤字。今人称称之权为锤，故与量对文。」而可得量者少也。「棰」字无义，说文棰部曰：「棰，所以击马也。」「棰」当作「垂」，俗作「锤」，权轻重也。下「棰」误同。恶至大，棰弗能；「恶」疑是「量」字之误。盼遂案：「恶至大」不可解，疑「恶」为「物」之声误，北音读「物」如「恶」而致讹耳。「恶」与「数」为对文。「棰」字宜依章说改为「筭」。数至多，升斛弗能。有小少易名之行，又发于衰乱易见之世，故节行显而名声闻也。浮于海者，迷于东西，大也；行于沟，咸识舟楫之迹，小也。小而易见，衰乱亦易察。故世不危乱，奇行不见；主不悖惑，忠节不立。鸿卓之义，发于颠沛之朝；清高之行，显于衰乱之世。
　　以全身免害，不被刑戮，若南容惧白圭者为贤乎？论语先进篇：「南容三复白圭。」则夫免于害者幸，而命禄吉也，非才智所能禁，推行所能却也。「推行」疑当作「操行」。神蛇能断而复属，不能使人弗断；淮南说山篇语。圣贤能困而复通，不能使人弗害。南容能自免于刑戮，论语公冶长篇：「子谓南容邦有道不废，邦无道免于刑戮。」公冶以非罪在缧绁，论语公冶长篇云：「子谓公冶长可妻也，虽在缧绁之中，非其罪也。」伯玉可怀于无道之国，论语卫灵公篇：「子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文王拘羑里，孔子厄陈、蔡，非行所致之难，掩己而至，则有不得自免之患，累己而滞矣。夫不能自免于患者，犹不能延命于世也。命穷，贤不能自续；时厄，圣不能自免。
　　以委国去位，弃富贵就贫贱为贤乎？则夫委国者，有所迫也。若伯夷之徒，昆弟相让以国，耻有分争之名，见史记伯夷传。及大王亶甫重战重战，谓矜惜不忍战。其故民，皆委国及去位者，孙曰：下「及」字疑涉上「及」字而衍。下文云：「故委国去位，皆有以也。」与此文正相应。晖按：事见孟子梁惠王篇、庄子让王篇、诗绵篇毛传、尚书大传、吕氏春秋审为篇、淮南道应训。盼遂案：「重战其民」断句。重，难也。「故」字属下句读。次「及」字疑涉句端「及」字而衍。道不行而志不得也。如道行志得，亦不去位。故委国去位，皆有以也，谓之为贤，无以者，可谓不肖乎？且有国位者，故得委而去之，无国位者何委？夫割财用及让下受分，与此同实。无财何割？口饥何让？仓廪实，民知礼节，衣食足，〔民〕知荣辱。「知」上脱「民」字。此文出管子。治期篇不误。让生于有余，争生于不足。人或割财助用，袁将军再与兄子分家财，多有以为恩义。刘盼遂曰：「多」字当为「己」字之误。汉隶「多」字作「□」，与「己」形恒似。谈天篇云：「女娲多前。」「多」亦「已」之误，即其例矣。此文「家财已有」者，谓已与兄子分后之家财也。晖按：「多」字不误，谓人多以为恩义之行也。盼遂案：「多」字疑当为「已」之误字。汉隶「多」字与「己」字恒相似。谈天篇「女娲多前」，「多」又为「已」之误。皆因形近而致。作「已」作「己」均可。「家财己有」者，家之财，己之有也。「家财已有」者，已与兄子分后之家财也。昆山之下，以玉为石；彭蠡之滨，以鱼食犬豕。御览三八引作「钟山之上，以玉抵鹊」，又无「豕」字。九三五引同。与今本稍异。盐铁论崇礼篇亦云：「昆山之旁，以玉璞抵乌鹊。」使推让之人，财若昆山之玉，彭蠡之鱼，家财再分，不足为也。韩信寄食于南昌亭长，见史记淮阴侯传。何财之割？颜渊箪食瓢饮，论语雍也篇：「子曰：『贤哉，回也！一箪食，一瓢食，一瓢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何财之让？管仲分财取多，见史记管晏列传。无廉让之节，贫乏不足，志义废也。
　　以避世离俗，清身洁行为贤乎？是则委国去位之类也。富贵人情所贪，高官大位人之所欲乐，去之而隐，生不遭遇，志气不得也。长沮、桀溺避世隐居，伯夷、于陵去贵取贱，非其志也。此下疑有脱文。意林引论衡云：「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首阳山，非让国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疑即出此。
　　〔以〕恬憺无欲，志不在于仕，苟欲全身养性为贤乎？盼遂案：「恬」字上应有「以」字，今脱。是则老聃之徒也。齐曰：「恬」上脱「以」字，本篇文例可证。道人与贤殊科者，盼遂案：「者」字应在「贤」字下。忧世济民于难，是以孔子栖栖，墨子遑遑。论语宪问篇，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班固答宾戏曰：「栖栖遑遑；孔席不暖。」后汉书苏竟传：「仲尼栖栖，墨子遑遑。」不进与孔、墨合务，而还与黄、老同操，非贤也。
　　以举义千里，师将朋友无废礼为贤乎？则夫家富财饶，力劲强者能堪之。匮乏无以举礼，羸弱不能奔远，不能任也。是故百金之家，境外无绝交；千乘之国，同盟无废赠，财多故也。使谷食如水火，虽贪之人，越境而布施矣。淮南主术训：「为恶者，尚布施也。」故财少则正礼不能举一，有余则妄施能于千。家贫无斗筲之储者，难责以交施矣。举担千里之人，材筴越疆之士，盼遂案：吴承仕曰：「『担』当作『儋』，『材』字疑当作『挟』。『举儋』与『挟策』对文。」「材」当为「杖」之误字。杖者，持也，与上句「举檐千里之人」对文。「鲁连子曰：『连却秦军，平原君欲封之』。遂杖策而去」。（文选左思招隐诗注引。）后汉书邓禹传：「闻光武安集河北，即杖策北渡，追及于邺。」此杖策之事也。方言曰：「木细枝曰策。」古之策，殆犹今之手杖矣。手足胼胝，面目骊黑，无伤感不任之疾，筋力皮革必有与人异者矣。推此以况为君要证之吏，身被疾痛而口无一辞者，亦肌肉骨节坚强之故也。坚强则能隐事而立义，软弱则诬时而毁节。豫让自贼，妻不能识；见赵策一。贯高被棰，身无完肉，见史记张耳陈余传。实体有不与人同者，则其节行有不与人钧者矣。
　　以经明带徒聚众为贤乎？则夫经明，儒者是也。儒者，学之所为也。儒者学；学，儒矣。传先师之业，习口说以教，无胸中之造，思定然否之论。邮人之过书，韦昭释名曰：「督邮主诸县罚负殿纠摄之也。」辨位曰：「言督邮书掾者，邮，过也，此官不自造书，主督上官所下所过之书也。」（见文选长笛赋注。）门者之传教也，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遗误者，盼遂案：次「遗」字涉上句而误。此「封完书不遗」句，承「邮人之过书」而言，「教审令不误」，承「门者之传教」而言也。则为善矣。下「遗」字衍。「封完书不遗，教审令不误」相对为文。传（儒）者传学，盼遂案：上「传」字是「儒」字之误。下文「是则传者之次也」，「传」亦「儒」之误。不妄一言，「传者」当作「儒者」。仲任意，儒者经明带徒，传先师之业，无胸中之造，与邮人门者同耳。下文「是则儒者之次也」，「儒」今讹「传」，可互证。先师古语，到今具存，虽带徒百人以上，位博士、文学，邮人、门者之类也。
　　以通览古今，秘隐传记无所不记为贤乎？是则传（儒）者之次也。「传」当作「儒」。上文云：「则夫经明，儒者是也。」此蒙彼为文，故以通览古今，为「儒者之次」。「传」、「儒」形近而误，义遂不通。才高好事，勤学不舍，若专成之苗裔，「专成」当作「专城」，犹典城也。自纪篇云：「则夫专城食土者，材贤孔、墨。」辨祟篇云：「专城长邑。」有世祖遗文，得成其篇业，观览讽诵。若典官文书，若太史公及刘子政之徒，有主领书记之职，则有博览通达之名矣。意林引新论曰：「太史公不典掌书记，则不能条悉古今。」
　　以权诈卓谲，能将兵御众为贤乎？「卓谲」读作「趠□」，注佚文篇。「诈」，朱校元本作「谋」。是〔则〕韩信之徒也。「是」下脱「则」字。上文：「是则委国去位之类也。」又云：「是则老聃之徒也。」又云：「是则儒者之次也。」下文：「是则长沮、桀溺之类也。」句例正同。战国获其功，称为名将；世平能无所施，还入祸门矣。高鸟死，良弓藏，狡兔得，良犬烹。权诈之臣，高鸟之弓，狡兔之犬也。安平身无宜，则弓藏而犬烹。安平之主，非弃臣而贱士，世所用助上者，非其宜也。向令韩信用权变之才，为若叔孙通之事，安得谋反诛死之祸哉？有功强之权，无守平之智，「功」当作「攻」，声之误也。「攻强」、「守平」对文。晓将兵之计，不见已定之义，居平安之时，为反逆之谋，此其所以功灭国绝，不得名为贤也。「名」，朱校元本作「称」。
　　〔以〕辩于口，言甘辞巧为贤乎？孙曰：「辩」上脱「以」字。上下文例可证。则夫子贡之徒是也。子贡之辩胜颜渊，孔子序置于下。论语先进篇：「德行，颜渊、闵子骞、冉伯牛、仲弓。言语，宰我、子贡。政事，冉有、季路。文学，子游、子夏。」史记弟子传，四科之次，一德行，二政事，三言语，四文学。盐铁论殊路篇同。后汉书文苑传注，四科谓德行、政事、文学、言语。又以言语居文学下。实才不能高，口辩机利，人决能称之。夫自文帝「自」当作「以」。「以」一作「」，故形讹为「自」。尚多虎圈啬夫，少上林尉，张释之称周勃、张相如，文帝乃悟。见史记张释之传。夫辩于口，虎圈啬夫之徒也，难以观贤。
　　以敏于笔，文墨两（雨）集为贤乎？先孙曰：「两」当作「雨」，形近而误。后自纪篇云：「笔泷漉而雨集，言潏淈而泉出。」文选王褒四子讲德论云：「莫不风驰雨集。」夫笔之与口，一实也。口出以为言，笔书以为文。口辩，才未必高，然则笔敏，知未必多也。且笔用何为敏？以敏于官曹事？事之难者，莫过于狱，狱疑则有请谳。惠栋九经古义曰：「请谳之法，当在汉兴律篇中。胡广汉官篇解诂曰：『廷尉当疑狱。』（北堂书抄引。）汉书景帝后元年诏：『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后不当，谳者不为失。』杜周传：『周为廷尉，二千石系者新故相因，不减百余人。郡吏大府，举之廷尉，一岁至千余章，大者连逮证案数百，小者数十，远者数千里，近者数百里，会狱。』注云：『举，皆也，言郡吏大府狱事，皆归廷尉也。』陈汤传：『廷尉增寿议，以为臣下承用失其中，故移狱廷尉。』如淳曰：『移狱廷尉，如今谳罪轻重。』于定国传：『定国为廷尉，冬月治请谳，饮酒益精明。』是汉时疑狱，皆谳于廷尉。后汉襄楷上疏曰：『顷数十岁以来，州郡玩习，又欲避请谳之烦，辄托疾病，多死牢狱。』盖自安、顺而后，请谳之法稍弛矣。」盖世优者，莫过张汤，张汤文深，文法深刻。在汉之朝，不称为贤。太史公序累，以汤为酷，见史记酷吏传。盼遂案：「太史公序累」五字，疑为「太史公史记」之别名。今史记一百二十二酷吏传有张汤，即仲任所指。程材篇「太史公序累置于酷部」同此。道虚篇云：「太史公记诔五帝，亦云黄帝封禅已仙去。」是又名史记为「太史公记诔」矣。（累与诔古字通假。）惟超奇、案书、对作等篇，则又作「太史公书」，亦不一致。酷非贤者之行。鲁林中哭妇，虎食其夫，又食其子，不能去者，善政不苛，吏不暴也。「鲁林中」，遭虎篇同。檀弓云：「过泰山侧。」新序云：「北之山戎。」癸巳存稿：「此路盖经泰山西。今泰山西，桃峪上源，有老虎窝、猛虎沟，云是当日遗迹。此称『林中』者，殆齐『配林』之类，鲁得祭泰山，亦有配林。续汉志注引卢植礼器『齐配林』注：『小山林麓配泰山者。』」夫酷，苛暴之党也，难以为贤。
　　以敏于赋颂，为弘丽之文为贤乎？则夫司马长卿、杨子云是也。文丽而务巨，言眇而趋深，然而不能处定是非，辩然否之实。虽文如锦绣，深如河、汉，民不觉知是非之分，无益于弥为崇实之化。弥，弭也。「为」读作「伪」。
　　以清节自守，不降志辱身为贤乎？是则避世离俗，长沮、桀溺之类也。虽不离俗，节与离世者钧，清其身而不辅其主，守其节而不劳其民。大贤之在世也，时行则行，时止则止，铨可否之宜，以制清浊之行。子贡让而止善，子路受而观（劝）德。「观」当作「劝」，形讹。淮南齐俗训：「子路撜溺而受牛谢，孔子曰：『鲁国必好救人于患。』子贡赎人而不受金于府，孔子曰：『鲁国不复赎人矣』。子路受而劝德，子贡让而止善。」即此文所本，是其证。又见吕氏春秋察微篇、淮南道应训、说苑政理篇。夫让，廉也；受则贪也。贪有益，廉有损，推行之节，不得常清眇也。「推行」当作「操行」。答佞篇：「推行有谬误。」与此误同。伯夷无可，孔子谓之非。论语微子篇：「子曰：『不降其志，不辱其身者，伯夷、叔齐与！』谓『柳下惠、少连降志辱身矣。』我则异于是，无可无不可。」后汉书黄琼传注引郑玄曰：「不为夷、齐之清，不为惠、连之屈，故曰异于是也。」按郑注「不为夷、齐之清」释「无可」，「不为惠、连之屈」释「无不可」。法言渊骞篇：「不屈其意，不累其身，曰：『是夷、惠之徒与？』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黄琼传，李固以书逆遗琼曰：「君子谓伯夷隘，柳下惠不恭，故传曰不夷不惠，可否之间。盖圣贤居身之所珍也。」亦以伯夷为「无可」者，并与仲任说同。集解马曰：「亦不必进，亦不必退，惟义所在。」皇疏：「我则退不拘于世，故与物无异，所以是无可无不可也。」则以「无可无不可」据孔子言。盖三家异说。操违于圣，难以为贤矣。或问于孔子曰：子夏问也。「颜渊何人也？」曰：「仁人也，丘不如也。」「子贡何人也？」曰：「辩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客曰：「三子者皆贤于夫子，而为夫子服役，何也？」孔子曰：「丘能仁且忍，辩且诎，孙氏孔子集语引作「讷」，盖依淮南改。史记万石君传赞，徐广曰：「讷字多作诎，古字假借。」勇且怯。以三子之能，易丘之道，弗为也。」孔子知所设施之矣。此文本淮南人间训。列子仲尼篇、说苑杂言篇、家语六本篇多「子张」一节，并四人。有高才洁行，无知明以设施之，则与愚而无操者同一实也。
　　夫如是，皆有非也。无一非者，可以为贤乎？是则乡原之人也。孟子曰：「非之，无举也；刺之，无刺也。同于流俗，合于污世，居之似忠信，行之似廉洁，众皆说之，自以为是，而不可与入尧、舜之道。故孔子曰：『乡原，德之贼也。』」见孟子尽心下。似之而非者，孔子恶之。
　　夫如是，何以知实贤？知贤竟何用？
　　世人之检，苟见才高能茂，有成功见效，则谓之贤。若此甚易，知贤何难？书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注答佞篇。据才高卓异者，则谓之贤耳，何难之有？然而难之，独有难者之故也。夫虞舜不易知人，而世人自谓能知贤，误也。然则贤者竟不可知乎？曰：易知也。而称难者，不见所以知之，则难（虽）圣人不易知也；「难」当作「虽」。「不见所以知之，则虽圣人不易知也」，与下文「及见所以知之，中才能察之」正反相承。今「虽」伪作「难」，属上读，遂使「圣人不易知也」句于义无属矣。及见所以知之，中才而察之。而能古通。譬犹工匠之作器也，晓之则无难，不晓则无易。贤者易知于作器。「于作器」三字疑衍。世无别，故真贤集于俗士之间。「集」疑为「」之坏字。俗士以辩惠之能，据官爵之尊，望显盛之宠，遂专为贤之名。贤者还在闾巷之间，贫贱终老，被无验之谤。若此，何时可知乎？然而必欲知之，观善心也。
　　夫贤者，才能未必高也而心明，智力未必多而举是。盼遂案：「多」字下依上句例应有「也」字，今脱。何以观心？必以言。有善心，则有善言。以言而察行，有善言则有善行矣。言行无非，治家亲戚有伦，盼遂案：依下句例，则「治家」下应有「则」字。治国则尊卑有序。无善心者，白黑不分，善恶同伦，政治错乱，法度失平。故心善，无不善也；心不善，无能善。心善则能辩然否。然否之义定，心善之效明，虽贫贱困穷，功不成而效不立，犹为贤矣。
　　故治不谋功，要所用者是；行不责效，期所为者正。正、是审明，则言不须繁，事不须多。故曰：「言不务多，务审所谓；行不务远，务审所由。」见荀子哀公问篇、家语五仪解。言得道理之心，口虽讷不辩，辩在胸臆之内矣。故人欲心辩，不欲口辩。心辩则言丑而不违，口辩则辞好而无成。孔子称少正卯之恶曰：「言非而博，顺非而泽。」见荀子坐宥篇、淮南泛论训、说苑指武篇、白虎通诛伐篇。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众不能见，则以为贤。夫内非外饬是，盼遂案：「饬」字涉上文「内非而外以才能饬之」致衍。下文「夫内是外无以自表者，众亦以为不肖矣」，此「外是」与彼「内是」为对文。世以为贤，则夫内是外无以自表者，众亦以为不肖矣。
　　是非乱而不治，圣人独知之。人言行多若少正卯之类，贤者独识之。「者」，朱校元本作「圣」。世有是非错缪之言，亦有审误纷乱之事，决错缪之言，定纷乱之事，唯贤圣之人为能任之。圣心明而不闇，贤心理而不乱。用明察非，非无不见；用理铨疑，疑无不定。与世殊指，虽言正是，众不晓见。何则？沉溺俗言之日久，不能自还以从实也。是故正是之言，为众所非；离俗之礼，为世所讥。管子曰：「君子言堂满堂，言室满室。」见管子牧民篇。房注：「言堂室事而令满，取其露见不隐也。」按：韩非子难三云：「管仲之所谓『言室满室，言堂满堂』，必谓大物。人主大物，非法则术。法莫如显，而术不欲见，是以明主言法，则境内卑贱莫不闻知也，不独满于堂；用术，则亲爱近习，莫之得闻也，不得满室。管子非法术之言。」据此，与房注义同。此文则谓满恰于心，后自纪篇义同。盼遂案：语见管子牧民篇。房注：「言堂室事而令满，取其露见不隐也。」言堂室之人皆满意也。怪此之言，何以得满？如正是之言出，堂之人皆有正是之知，盼遂案：「堂」下疑脱一「室」字。此承上文管子满堂满室而言。下文又言「君子言之，堂室安能满。」皆堂室连文。然后乃满。如非正是，人之乖异，字疑衍。安得为满？盼遂案：「」乃「刺」之俗体。「乖剌」字从「束」不从「朿」。此处「乖剌」字又因与「刺」形近而误作「」。「异」字疑出衍文，或即「乖剌」之傍注而误入也。「如非正是」者，指言说。易系辞：「子曰：『君子居其室，出其言不善，则千里之外违之，况其迩者乎？』」与论义正同。夫歌曲妙者，和者则寡；言得实者，然者则鲜。和歌与听言，同一实也。曲妙人不能尽和，言是人不能皆信。鲁文公逆祀，去者三人；定公顺祀，畔者五人。见公羊定七年传。贯于俗者，贯、惯通。则谓礼为非。晓礼者寡，则知是者希。君子言之，当作「之言」。堂室安能满？
　　夫人不谓之满，世则不得见口谈之实语，笔墨之余迹，陈在简筴之上，乃可得知。故孔子不王，作春秋以明意。明王意也。注超奇篇。案春秋虚文业，以知孔子能王之德。孔子，圣人也。有若孔子之业者，虽非孔子之才，斯亦贤者之实验也。夫贤与圣同轨而殊名，「轨」，朱校元本作「实」。贤可得定，则圣可得论也。
　　问：「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问」下当有「曰」字。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孟子滕文公下：「世衰道微，邪说暴行有作，臣弒其君者有之，子弒其父者有之。孔子惧，作春秋。」如周道不弊，孔子不作者，未必无孔子之才，无所起也。夫如是，孔子之作春秋，未可以观圣；有若孔子之业者，未可知贤也。」曰：周道弊，孔子起而作之，文义褒贬是非，得道理之实，无非僻之误，以故见孔子之贤，实也。夫无言，则察之以文；无文，则察之以言。设孔子不作，犹有遗言，言必有起，犹文之必有为也。观文之是非，不顾作之所起，世间为文者众矣，「世间」，朱校元本作「执简」。是非不分，然否不定，桓君山论之，可谓得实矣。论文以察实，则君山汉之贤人也。陈平未仕，割肉闾里，分均若一，能为丞相之验也。「未仕」，朱校元本作「宰社」。事见史记陈丞相世家。亦见超奇篇。夫割肉与割文，同一实也。如君山得执汉文有脱误。盼遂案：「执汉」语不辞，此中有脱误，不可校。平，用心与为论不殊指矣。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于春秋。注超奇篇。然则桓君山〔不相〕，二字据元本补。朱校同。素丞相之迹，先孙曰：元本无「丞」字。按：「素相」亦见超奇篇。晖按：朱校元本无「素」字，盖所见本不同。存于新论者也。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八
　　　　正说篇盼遂案：此篇可作两汉经学源流读。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虚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蚤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尚书、春秋事较易，略正题目麤粗之说，「麤粗」，朱校元本、程本同。钱、黄、王、崇文本作「麤麤」，非。卢文弨钟山札记二曰：「说文：『麤，行超远也，仓胡切；粗，疏也，徂故切。』两音两义。昔人多以『麤粗』连用成文。繁露俞序篇：『始于麤粗，终于精微。』论衡正说篇：『略正题目麤粗之说。』庄子则阳篇释文司马云：『卤莽犹麤粗也。』改作『麤麤』，便不成文理。」以照篇中微妙之文。旧本段。
　　说尚书者，或以为本百两篇，尚书序正义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史记伯夷传索隐引作「三千三百三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后遭秦燔诗、书，遗在者二十九篇。
　　夫言秦燔诗、书，是也；言本百两篇者，妄也。盖尚书本百篇，孔子以授也。艺文志曰：「书之所起远矣。至孔子纂焉，上断于尧，下讫于秦，凡百篇。而为之序，言其作意。」遭秦用李斯之议，燔烧五经，济南伏生抱百篇藏于山中。孝景皇帝时，始存尚书。存，立也。「景帝」当为「文帝」之误，说见下。伏生已出山中，景帝遣晁错往从受尚书二十余篇。汉书儒林传：「伏生，济南人，故为秦博士。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亡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余，老不能行，于是韶太常掌故晁错往受之。」史、汉错传亦云文帝遣之。此云「景帝」，误也。后汉书翟酺传，酺言：文帝始置一经博士。盖即谓始存尚书。艺文志序曰：「孝文时颇登用，孝景不任儒。」充谓景帝始存尚书，亦非也。汉书儒林传注，张晏曰：「名胜。伏生碑云。」后书伏湛传云：「九世祖胜，字子贱。」伏生老死，书残不竟。晁错传于倪宽。至孝宣皇帝之时，河内女子发老屋，得逸易、礼、尚书各一篇，盼遂案：隋书经籍志云：「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知论所云逸易者，即今说卦三篇也。唯论衡云「一篇」，隋志作「三篇」。不同者，盖说卦本合序卦、杂卦而为一篇，故韩康伯注本及唐石经仍以说卦、序卦、杂卦为一卷。后人猥称为三篇，实不足究。逸书一篇，则自来认为太誓。隋书经籍志及经典释文叙录皆明言之，可云无疑。惟逸礼一篇，究不能知为某本某章，姑存疑而已。秦之。宣帝下示博士，然后易、礼、尚书各益一篇，而尚书二十九篇始定矣。尚书序疏曰：「王充论衡及后汉史献帝建安十四年黄门侍郎房宏等说云：宣帝本始元年，河内女子有坏老子屋，得古文泰誓三篇。论衡又云：『以掘地所得者。』」案：「掘地所得」，今书无此文。经义丛抄徐养原曰：「充言益一篇，不知所益何篇。以他书考之，易则说卦，书即太誓。唯礼无闻。而史、汉皆言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初未尝有所缺。」又按：书序疏云：「史记及儒林传皆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案马融云：『泰誓后得。』郑玄书论亦云：『民间得泰誓。』别录曰：『武帝末，民有得泰誓书于壁内者，献之，与博士使读说之，数月皆起传以教人。』则泰誓非伏生所传，而言二十九篇者，以司马迁在武帝之世，见泰誓出，而得行入于伏生所传内，故为史摠之，并云伏生所得，不复曲别分析。」又云：「司马迁时，已得泰誓，以并归于伏生，不得云宣帝时始出也。则云宣帝时女子所得，亦不可信。或者尔时重得之，故于后亦据而言。」今按：关于泰誓，诸说莫一：有谓伏生前已见太誓。有谓泰誓后得，而「后得」又有二说：一谓得于武帝时，一谓于宣帝时。有谓伏书本有泰誓，所谓后得者，重得耳。有谓得于宣帝时，乃传闻之误。详戴东原集尚书今古文考、陈寿祺左海经辩今文尚书大誓后得说、孙志祖读书脞录、王鸣盛尚书后案、朱彝尊经义考、王引之经义述闻、经义丛抄、徐养原今古文尚书增太誓说、钱大昕潜揅堂集、俞正燮癸巳类稿、皮锡瑞尚书通论、刘师培答方勇书、顾实汉书艺文志讲疏、吴丞仕经典释文序录讲疏。至孝景帝时，盼遂案：孝景皇帝为孝武皇帝之误。案书篇亦云：「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决此「景」字为误。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殿，得百篇尚书于墙壁中。阎若璩曰：「云『孝景时鲁共王坏孔子宅』，较汉志『武帝末』三字则确甚。何也？鲁恭王以孝景前三年丁亥徙王鲁，徙二十七年薨，则薨于武帝元朔元年癸丑，武帝方即位十三年，安得云『武帝末』乎？且恭王初好治室，季年好音，则其坏孔子宅，以广其宫，正初王鲁之事，当作『孝景时』三字为是。」晖按：佚文篇、案书篇并谓武帝时，则此作「孝景」，盖传写之误。汉志亦本作「武帝初」，「末」字讹也。武帝使使者取视，注佚文篇。莫能读者，遂秘于中，外不得见。至孝成皇帝时，征为古文尚书学。东海张霸当作「东莱」，注见佚文篇。盼遂案：汉书儒林传及经典释文叙录并作东莱张霸，考东莱郡与东海郡非一地，疑论衡误也。案百篇之序，空造百两之篇，献之成帝。帝出秘百篇以校之，皆不相应，于是下霸于吏。吏白霸罪当至死。成帝高其才而不诛，亦惜其文而不灭。故百两之篇传在世间者，传见之人则谓尚书本有百两篇矣。旧本段。
　　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圣人作经，贤者作书。言「燔诗书」，谓燔诗经之传。
　　夫诗经独燔「独」疑为「犹」形误。犹，均也。言诗经亦燔，不独传。其诗。「书」，五经之总名也。传曰：「男子不读经，则有博戏之心。」未知何出。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孔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论语先进篇文。五经总名为书。传（儒）者不知秦燔书所起，故不审燔书之实。「传者」当作「儒者」。秦始皇三十四年，「三」旧作「二」，依史记始皇纪正。语增篇不误。置酒咸阳宫，博士七十人前为寿。仆射周青臣进颂秦始皇。齐人淳于越进谏，以为始皇不封子弟，卒有田常、六卿之难，无以救也；讥青臣之颂，谓之为谀。秦始皇下其议丞相府，丞相斯以为越言不可用，因此谓诸生之言惑乱黔首，乃令史官尽烧五经，有敢藏诸（诗）书百家语者刑，「诸书」当作「诗书」。史记始皇纪、前语增篇可证。唯博士官乃得有之。五经皆燔，非独诸（诗）家之书也。「诸」当作「诗」。上文「或言秦燔诗、书者，燔诗经之书也，其经不燔焉。」此文即破其说。传（儒）者信之，「传者」当作「儒者」。见言「诗书」，则独谓〔诗〕经（谓）之书矣。下「谓」字，即「诗」字之讹，文又误倒。旧本段。
　　传（儒）者或知尚书为秦所燔，「传者」当作「儒者」。而谓二十九篇，其遗脱不烧者也。
　　审若此言，尚书二十九篇，火之余也。七十一篇为炭灰，二十九篇独遗邪？夫伏生年老，晁错从之学时，适得二十余篇，伏生死矣，故二十九篇独见，七十一篇遗脱。遗脱者七十一篇，反谓二十九篇遗脱矣。旧本段。
　　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法曰斗七宿也。「曰」，朱校元本、程、何、钱、黄本同。王本作「四」，崇文本作「北」。江声尚书集注音疏引「曰」在「法」字上，盖以意乙，属上为句，与上下文例不合，非也。王鸣盛引作「法北斗七宿」。王引之经义述闻引作「法斗，四七宿也」。盖亦意正。疑是。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盼遂案：上「曰」字当为「四」字之误，而又与「斗」字互倒。孔丛子连丛上：「孔藏与侍中从弟安国书云：『且曩所谓今学，亦多所不信。唯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谓为自然也。河图、洛书乃自百篇也。』」是太誓未出以前，尚书学通以二十八篇法四七宿矣。法斗者，太誓出后，尚书家以比二十八有斗星也。故二十九。江声曰：「伏生尚书，实二十八篇，无序。故论衡云『或说尚书二十八篇者曰，法斗七宿也』云云。假使伏生尚书有叙，则百篇之名目具见，虽妄人亦不造此『法斗七宿』之说也。」经义述闻：「某孝廉曰：『此以四七宿当二十八篇，以序当斗，言序之括二十八篇，犹之临制四乡。若大誓，不足当斗矣。』王引之曰：论衡引或说『尚书二十九篇者』云云，而驳之曰：『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犹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夫曰『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则『法斗，四七宿』者，经文二十九篇，而序不与矣。」孔丛子连丛篇：「孔臧与弟书：『臧闻尚书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何图乃有百篇邪？』」汉书刘歆传臣瓒注：「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王引之曰：「盖晋人始有是说。魏、晋间伪古文尚书已出，以伪作之大誓为增多伏生之篇，而摈伏生之大誓而不数，故但云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也。王充所谓其一曰斗者，非指太誓；所谓四七二十八篇，亦非除太誓计之也，特分言法宿法斗，以合成二九篇之数耳。孔丛子阳袭其说，而阴违其意，辄除太誓计之，而称二十八篇取象二十八宿，则妄矣。」皮锡瑞曰：「伏生传书二十九篇，有康王之诰而无太誓。史公云：『伏生独得二十九篇。』亦当不数太誓。其后欧阳、夏侯三家，并入太誓，遂与二十九篇之数不符，乃以康王之诰合于顾命。两汉人言今文尚书者，皆以为二十九篇，无二十八篇之说。然史公所谓二十九篇者，当分顾命、康诰为二篇数之；班孟坚、王仲任所谓二十九篇者，在三家增入太誓之后，当合顾命、康王之诰为一篇数之。其后伪孔书出，别撰泰誓三篇，不数汉人太誓，又当顾命、康王之诰二篇合并之后，于是尚书止有二十八篇，而伪孔丛子及臣瓒汉书刘歆传注遂有今文尚书二十八篇之说矣。」
　　夫尚书灭绝于秦，其见在者二十九篇，安得法乎？宣帝之时，得佚尚书及易、礼各一篇，礼、易篇数亦始足，焉得有法？案百篇之序，阙遗者七十一篇，独为二十九篇立法，如何？陈寿祺曰：「所引或说，乃今文家言。其驳诘，亦据今文为说。若古文，则按百篇之序，二十九篇外，尚有逸书二十四篇，不得云『阙遗者七十一篇』。」或说曰：「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独有法也。」经义述闻载某孝廉书云：「论衡又引或说云云。按王仲任在东汉世，久见太誓在尚书中，故并数为二十九，与前斗四七宿，又别为一说，自不同也。」王引之曰：「所云『孔子更选二十九篇，二十九篇有法』，此今文家说也。曰『选二十九篇』，则为经文甚明。若谓其一是序，则史记、汉书皆以序为孔子所作，岂得自作之而自选之乎？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出于或说，非仲任数之为二十九也。或说二十九篇，数大誓，而不数序，与史记儒林传合。此二十九篇不计序之明证。又曰『二十九篇独有法』，即承『法斗四七宿』而言，不得分以为二。」盖俗儒之说也，未必传记之明也。二十九篇残而不足，有传之者，因不足之数，立取法之说，失圣人之意，违古今之实。夫经之有篇也，犹有章句也；有章句，「也」字旧在下「句」字下，今从崇文本正。盼遂案：「也」字崇文本在上「章句」下，宜依之。「犹有章句也」，「犹有文字也」，两「犹」字皆为「由」之借字。言篇之成立由于章句，章句之成立由于文字也。古书由、犹多通用。礼记杂记：「犹是附于王父也。」郑注：「犹当作由。」杂记又云：「则犹是与祭也。」郑注：「犹亦当为由。」与论衡此处用法正同。犹有文字也。文字有意以立句，句有数以连章，章有体以成篇，篇则章句之大者也。谓篇有所法，是谓章句复有所法也。诗经旧时亦数千篇，孔子删去复重，正而存三百篇，毛诗正义曰：「孔子删古诗三千余篇，上取诸商，下取诸鲁，皆弦歌以合韶、武之音，凡三百一十一篇。至秦灭学，亡六篇，今在者，有三百五篇。」犹二十九篇也。谓二十九篇有法，是谓三百五篇复有法也。诗谱序疏：「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有三百一十一篇。云三百五篇者，或阙其亡者，以见在为数。或不见诗序，不知六篇亡失，谓其唯有三百五篇。」
　　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或说春秋十二月也」，语意不具。当作「或说春秋十二公，法十二月也」。下文云：「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有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即驳或说十二公法十二月之妄。今脱「十二公法」四字，则使下文所论无据矣。公羊隐元年何注：「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哀十四年疏曰：「何氏以为公取十二，则天之数。」此云「法十二月」，即法天数之义。
　　春秋十二公，犹尚书之百篇，百篇无所法，十二公安得法？说春秋者曰：「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善善恶恶，拨乱世，反诸正，莫近于春秋。」公羊哀十四年传：「春秋何以始乎隐？祖之所逮闻也，何以终乎哀十四年？曰：备矣。君子曷为为春秋？拨乱世，反诸正，莫近诸春秋。」何注曰：「人道浃，王道备，拨治也。孔子仰推天命，俯察时变，却观未来，豫解无穷，知汉当继大乱之后，故作拨乱之法以授之。」疏：「正以三代异辞，因父以亲祖，以亲曾祖，以曾祖亲高祖，骨肉相亲，极于此，故云人道浃也。云『王道备』者，正以拨乱于隐公，功成于获麟，懔懔治之，至于太平，故曰『王道备』也。」春秋繁露玉杯篇、史记太史公自序、说苑至公篇亦有此说。若此者，人道、王道适具足也。三军六师万二千人，足以陵敌伐寇，横行天下，令行禁止，未必有所法也。白虎通三军篇：「三军者何法？法天地人也。以为五人为伍，五伍为两，四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五师为军，二千五百人为师，万二千五百人为一军，三军三万七千五百人也。虽有万人，犹谦让自以为不足，故复加二千人，（「二」本作「五」，依抱经堂本校改。）因法月数。月者，群阴之长也。十二月足以穷尽阴阳，备物成功。万二千人，亦足以征伐不义，致天下太平也。」此云「未必有所法」，与孟坚说异。周礼夏官序曰：「凡制军，万有二千五百人为军，王六军，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二千有五百人为师。」六师，即六军也。谷梁襄十一年传曰：「古者天子六师。」诗大雅常武曰：「整我六师。」又棫朴曰：「周王于迈，六师及之。」小雅瞻彼洛矣曰：「以作六师。」皆谓六军为六师。孔子作春秋，纪鲁十二公，犹三军之有六师也；士众万二千，犹年有二百四十二也。六师万二千人，足以成军；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足以立义。说事者好神道恢义，不肖以遭祸，文有脱误。是故经传篇数，皆有所法。考实根本，论其文义，与彼贤者作书，（诗）无以异也。「诗」字衍。故圣人作经，贤者作书，义穷礼竟，文辞备足，则为篇矣。其立篇也，种类相从，科条相附。殊种异类，论说不同，更别为篇。意异则文殊，事改则篇更，据事意作，安得法象之义乎？旧本段。
　　或说春秋二百四十二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文选养生论注，养生经：「人生上寿百二十，中寿百年，下寿八十。」左僖三十二年正义同。吕氏春秋安死篇：「人之寿，久之不过百，下寿不过六十。」庄子盗跖篇、意林引王孙子并云：「上寿百岁，中寿八十，下寿六十。」淮南原道训：「凡人中寿七十岁。」晋书周访传，陈训谓陶侃上寿，周得下寿。后陶年止七十六，周止六十一。盖寿有三品，古说如是。而各品实数则不齐也。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春秋繁露楚庄王篇：「春秋分十二世以为三等：有见，有闻，有传闻。有见三世，有闻四世，有传闻五世。故哀、定、昭，君子之所见也。襄、成、宣、文，君子之所闻也。僖、闵、庄、桓、隐，君子之所传闻也。所见六十一年，所闻八十五年，所传闻九十六年。」公羊隐元年注：「所见者，谓昭、定、哀，己与父时事也。所闻者，谓文、宣、成、襄，王父时事也。所传闻者，谓隐、桓、庄、闵、僖，高祖曾祖时事也。所以三世者，礼为父母三年，为祖父母期，为曾祖父母齐衰三月。立爱自亲始，故春秋据哀录隐，上治祖祢。所以二百四十二年者，取法十二公，天数备足。」徐疏：「论象天数，则取十二；缘情制服，则为三世。」据此，何休分三世，乃缘情制服，非据「中寿八十」也。徐疏又曰：「郑氏云，九者阳数之极，九九八十一，是人命终矣，故孝经援神契云：『春秋三世，以九九八十一为限。』然则隐元年尽僖十八年为一世，自僖十九年尽襄十二年又为一世，自襄十三年尽哀十四年又为一世。所以不悉八十一年者，见人命参差不可一齐之义。又颜安乐以襄二十一年孔子生后即为所见之世。」是郑、颜又与何氏异义，而并与此据中寿之说不同。又说为赤制之中数也。公羊传。隐公第一」下疏曰：「春秋说云：『伏羲作八卦，丘合而演其文。渎而出其神，作春秋以改乱制。』又云：『丘揽史记，援引古图，推集天变，为汉帝制法。』陈叙图录又云：『丘水精，治法为赤制功。』」汉史晨碑云：「伏念孔子乾坤所挺，西狩获麟，为汉制作。」又云：「昔在仲尼，主为汉制，道审可行，乃作春秋。」又引尚书考灵耀曰：「丘生仓际，触期稽度为赤制，故作春秋。」韩敕碑云：「孔子近圣，为制定道。」孔庙置守庙百石卒史碑云：「孔子大圣，则象乾坤，为汉制作。」类聚九十引孔演图曰：「孔提命，作应法，为赤制。」须颂篇云：「春秋为汉制法。」佚文篇云：「孔子为汉制文。」以上诸文，皆以春秋为赤制也。盖出纬书及今文家说。「中数」未闻。盼遂案：扬子法言孝至篇：「汉兴二百一十载而中天，其庶矣乎？」说者谓子云豫知汉祚应享四百五十二岁，故云二百一十载而中天。仲任引春秋说二百四十二年，为赤制之中数。意其时纬候之学，必盛此种传说。又后汉书公孙述传：「述梦人语之曰：『八ㄙ子系，十二为期。』」述好为符命鬼神瑞应之事，妄引谶记，以为孔子作春秋为赤制，而断十二公。明汉至平帝十二代，历数尽也，一姓不得受命。是论衡所引春秋赤制中数之说，必本于符命谶记之事矣。又说二百四十二年，人道浃，王道备。注见前。
　　夫据三世，则浃备之说非；言浃备之说为是，则据三世之论误。二者相伐，而立其义，圣人之意何定哉？凡纪事言年月日者，详悉重之也。洪范五纪，岁、月、日、星。纪事之文，非法象之言也。纪十二公享国之年，凡有二百四十二，凡此以立三世之说矣。实孔子纪十二公者，以为十二公事，适足以见王义邪？据三世，三世之数，适得十二公而足也？孙曰：「三世」二字不当重，或即下「三世」二字当作「三八」。下文云：「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如据十二公，则二百四十二年不为三世见也；如据三世，取三八之数，二百四十年而已，何必取「二」？说者又曰：「欲合隐公之元也。不取二年，隐公元年不载于经。」夫春秋自据三世之数而作，何用隐公元年之事为始？须隐公元年之事为始，是竟以备足为义，据三世之说不复用矣。说（设）隐公享国五十年，先孙曰，「说」当作「设」，形声相近而误。将尽纪元年以来邪？中断以备三八之数也？如尽纪元年以来，三八之数则中断；如中断以备三世之数，则隐公之元不合，何如？且年与月日，小大异耳；其所纪载，同一实也。二百四十二年谓之据三世，二百四十二年中之日月必有数矣。年据三世，月日多少何据哉？夫春秋之有年也，犹尚书之有章，章以首义，年以纪事。谓春秋之年有据，是谓尚书之章亦有据也。旧本段。
　　说易者皆谓伏羲作八卦，文王演为六十四。注谢短篇。
　　夫圣王起，河出图，洛出书。伏羲王，河图从河水中出，易卦是也。禹之时，得洛书，书从洛水中出，洪范九章是也。刘歆说同，见汉书五行志。注详感虚篇。故伏羲以卦治天下，禹案洪范以治洪水。古者烈山氏之王得河图，夏后因之曰连山；烈山（归藏）氏之王得河图，殷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之王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先孙曰：此文多讹挩。夏、殷二易，不宜同出烈山。下「烈山氏」当作「归藏氏」。「周人曰周易」，当作「周人因之曰周易」。朱震汉上易传引姚信云：「连山氏得河图，（烈、连一声之转。）夏人因之曰连山：归藏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伏羲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玉海三五同。）并与此说同。当据以校正。晖按：王应麟汉书艺文志考证、路史发挥一并引山海经云：「伏羲氏得河图，夏后氏因之曰连山；黄帝氏得河图，商人因之曰归藏；列山氏得河图，周人因之曰周易。」帝王世纪亦言：「殷人因黄帝曰归藏。」与姚信说异。此文既谓夏人因烈山为连山，周人因伏羲曰周易，则殷人因归藏曰归藏，当同姚信说也。余注谢短篇。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四。周礼春官：「大卜掌三易之法，一曰连山，二曰归藏，三曰周易。其经卦皆八，其别皆六十有四。」郑注：「三易卦别之数亦同，其名、占异也。每卦八，别者重之数。」疏云：「经卦皆八者，连山、归藏、周易皆以八卦干、坤、震、巽、坎、离、艮、兑为本。据周易以八卦为本，是八卦重之，则得六十四。」据此，则「卦」下脱「皆八其别」四字。若作「经卦皆六十四」，则差之远矣。文王、周公因彖十八章究六爻。汉书艺文志曰：「文王重易六爻，作上下篇。」易正义曰：「周公作爻辞。」按诸儒以易为三圣重业，即伏羲、文王、孔子。（汉书艺文志、前谢短篇同。）言周公，自此始。世之传说易者，言伏羲作八卦；不实其本，则谓伏羲真作八卦也。伏羲得八卦，非「作」之；文王得成六十四，非「演」之也。演作之言，生于俗传。苟信一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
　　既不知易之为河图，又不知存于俗何家易也，或时连山、归藏，或时周易。案礼夏、殷、周三家相损益之制，较着不同。如以周家在后，论今为周易，则礼亦宜为周礼。汉人称士礼曰礼，即今仪礼。注谢短篇。六典不与今礼相应，六典，注谢短篇。今礼未必为周，则亦疑今易未必为周也。案左丘明之传，引周家以卦，与今易相应，殆周易也。
　　说礼者，皆知礼也。（为）礼〔为〕何家礼也？孙曰：「为礼何家礼也」，当作「礼为何家礼也」。「礼为」二字误倒。下文云：「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故此云：「礼为何家礼也？」若作「为礼何家礼也」，不可通矣。孔子曰：「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见论语为政篇。由此言之，夏、殷、周各自有礼。方今周礼邪？夏、殷也？谓之周礼，周礼六典，案今礼经不见六典。或时殷礼未绝，而六典之礼不传，世因谓此为周礼也？案周官之法，不与今礼相应，然则周礼六典是也。其不传，犹古文尚书、春秋左氏不兴矣。后汉书儒林传云：「建初中，大会诸儒于白虎观，肃宗亲临称制，又诏高才生受古今尚书，虽不立学官，皆擢第为讲郎，给事近署。」章帝纪建初八年诏曰：「其令群儒选高才生受学左氏、谷梁春秋、古文尚书、毛诗，以扶微学，广异义焉。」是于仲任时，古文学已盛。此云「不兴」者，盖据不立学官言也。荀悦汉纪论中兴后经学曰：「古文尚书、毛诗、左氏春秋、周官，通人学者，多好尚之，然希得立于学官。」旧本段。
　　说论者，岛田翰曰：「论」即「论语」省略，古书往往有此例。或云「论」下当有「语」字，此误脱。未知孰是。皆知说文解语而已，不知论语本几何篇；但〔知〕周以八寸为尺，岛田翰曰：「但」下当有「知」字。此盖误。礼记王制郑注曰：「周尺之数，未详闻也。按礼制，周犹以十寸为尺。盖六国时，多变乱法度，或言周尺八寸。」说文夫部：「周制八寸为尺。」尺部：「中妇人手长八寸，谓之咫，周尺也。」白虎通曰：（通典礼十五引。今佚。）「夏法日，日数十也。日无不照，尺所度无所不极，故以十寸为尺。殷法十二月，言一岁之中无所不成，故以十二寸为尺。周据地而生，地者阴也，以妇人为法，妇人大率奄八寸，故以八寸为尺。」不知论语所独一尺之意。
　　夫论语者，弟子共纪孔子之言行，郑玄曰：「论语，仲弓、子夏等所定。」困学纪闻七曰：「或问论语首篇之次章，即述有子之言，而有子、曾子犹以子称，何也？曰：程子谓此书成于有子、曾子之门人也。罗豫章二程语录曰：『伊川曰：论语，曾子、有子弟子论撰。所以知者，唯曾子、有子不名。』」按：论语载有孔子弟子言行，此云「共纪孔子」者，论语子夏曰「虽小道必有可观者焉」云云，艺文志引作「孔子曰」。又有子曰「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说苑建本篇作「孔子曰」，是诸弟子亦述师闻也。敕记之时甚多，数十百篇，四书考异总考九论语原始曰：「王氏云，论语本数十百篇，殊觉骇听。然溯未辑论时言之，亦未可谓其夸诞。王此言，当时必更有本，今不可稽。」以八寸为尺，纪之约省，怀持之便也。以其遗非经，传文纪识恐忘，故但以八寸尺，不二尺四寸也。岛田翰曰：「以但」当作「但以」，此盖误倒。晖按：王本、崇文本作「但以」，今据乙。精简二尺四寸，传记一尺。详谢短篇。量知篇云：「大者为经，小者为传记。」尚书序疏：「汉武帝谓东方朔云：『传曰：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又汉东平王刘云与其大师策书云：『传曰：陈力就列，不能者止。』是汉世通谓论语为传。以非先王之书，是孔子所传说，故谓之传。」四书考异论语称传考曰：「论语、孝经等博士，当时亦称传记博士。其所以谓传，邢氏论语疏与书正义说同，孔、邢二氏之说，必无以易。」汉兴失亡。至武帝发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隋书经籍志：「古论语与古文尚书同出。分子张为二篇，故有二十一篇。」「同出」谓出孔壁而安国献之也。此云武帝发取，其说独异。注佚文篇。齐、鲁二，河间九篇，三十篇。孙世扬论语考曰：「鲁」字疑衍，下「齐、鲁」同。「九」当作「七」，合齐、古乃为三十篇。章太炎曰：汉书艺文志论语家有孔子家语及孔子徒人图法二书，太史公述仲尼弟子又提及弟子籍一书，三十篇中，或者有以上三书在内。孙曰：「齐、鲁二，河间九篇」，当作「齐、鲁、河间九篇」。「二」字涉上下诸「二」字而衍。合齐论语、鲁论语、河间论语为九篇，加古论语二十一篇，正得三十篇。至于仲任此说，与汉儒所言并异。翟灏四书考异论之曰：「河间论语，不惟汉志不载，诸儒皆绝口不言。据云古文二十一篇，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当时齐论已多于古二篇，则河间论语当有七篇。汉志论语十二家，有燕传说三卷。燕传犹言燕论语，疑即河间论语。河间故赵地，偪近于燕，或河间献王得自燕境，因一称燕传欤？」刘宝楠论语正义曰：「鲁论、齐论已见前志，不得别有齐、鲁合河间为九篇，出于汉志之外，又合古论为三十篇。古论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读？既帝女能读，而宣帝博士转难晓，此皆无稽之说，不足与深辨也。」黄以周儆季文钞曰：「汉初称论语，本不专指今所传之二十篇。凡孔门师弟子讨论之语，皆谓之论语。汉志论语十二家，如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诸书皆属焉。其在汉初所称论语，尚不止孔子家语、孔子三朝诸书。时河间献王好古学，所得论语有数十百篇，本不止三十篇。自昭帝女专读孔壁诸篇，于是二十一篇勒成一书。仲任斯说，最为核实。考古文论语与鲁论语目本同，所异者，古文分尧曰篇「子张」以下别为一篇，故鲁论二十篇，古文有二十一篇，齐论又别有问王、知道，为二十三篇。河间又附以孔子三朝七篇，为三十篇。论衡于古文二十一篇之下，当云『齐、河间九篇』。『鲁』字衍文也。」窃谓诸家所考，似难凭信。「鲁」字亦非衍文。疑汉代所传论语，各本互异，班志本于七略，与王充所论异，不可强同。汉志称鲁扶卿传鲁论，王充谓孔安国授鲁扶卿，此又不同。且王充又云：「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可知齐、鲁、河间论语中所无者，或古文有之；古文中所无者，或齐、鲁、河间有之。以四种论语较之，折累而言，即以齐、鲁、河间论语所有而为古论所无者，得九篇而已。若谓齐论比古论多二篇，河间论语多七篇，以符九篇之数，必不合矣。盖班氏所注，与王氏所见之书，自不同也。至昭帝女读二十一篇。孙世扬曰：「女」字疑误。昭帝读之，而曰「未云有明」。见本纪。宣帝下太常博士，时尚称书难晓，名之曰传；后更隶写以传诵。初，孔子孙孔安国以教鲁人扶卿，官至荆州刺史，始曰论语。艺文志曰：「孔子应答弟子时人，及弟子相与言而接闻于夫子之语也。当时各弟子有所记，夫子既卒，门人相与辑而论纂，故谓之论语。」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注引傅子曰：「仲尼既殁，仲弓之徒追论夫子之言，谓之论语。」论语皇疏序曰：「语是孔子在时所说，而论是孔子没后方论。」并谓弟子论纂孔子之语。故曰「论语」。章太炎曰：「论语命名，非孔子及七十子所定，乃扶卿所名。」即本此文为说。四书考异论语称传考曰：「论语名，见礼坊记及今家语弟子解。今家语不可信，坊记可信也。盖自孔氏门人相论纂毕，随题之为论语矣。汉文帝朝已置论语博士，王充云：『孔安国以授扶卿，始曰论语。』非也。」孙世扬曰：「据论衡此文，则扶卿之学，传自孔安国。而艺文志以为扶卿传鲁论，是鲁论本出于古文也。艺文志传齐论者有王吉以下六人，皆后于孔安国。其胶东庸生，则孔之再传弟子也。（见儒林传。）似壁中古文未出以前，不得有论语之书；古文出，而孔安国以教扶卿，始曰论语，似前此亦不得有论语之名。考坊记引论语曰：『三年无改于父之道，可谓孝矣。』则论语之名，不自安国始名。陆贾新语、贾谊新书、董仲舒春秋繁露诸多称引，是论语之书，不自古文始传。盖『论语』之名，初甚广泛，凡记孔门言行者，如三朝记及仲尼闲居、孔子燕居之类，以及家语二十七篇、孔子徒人图法二篇，悉以为称，故王充言论语有数十百篇也。秦火以后，传诵不绝，而未有专师授受，故贾、董辈虽肄业及之，而史不明言其传授。王充言汉兴亡失者，亦谓其散乱不治而已。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壁中古文论语，（见艺文志及说文序。）还之孔氏安国，以授扶卿，自是论语之名始有限制，论语之学始有专师。此王充所谓始曰论语，别于前此之泛称论语者矣。」今时称论语二十篇，又失齐、鲁、河间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篇〕目或多或少，文赞或是或误。元本重「篇」字，今据补。「赞」字疑误。说论语者，但知以剥解之问，以织微之难，不知存问本根篇数章目。温故知新，可以为师；今不知古，称师如何？谢短篇亦有此文。作「古今不知」。旧本段。
　　孟子曰：「王者之迹熄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见孟子离娄上。若孟子之言，春秋者，鲁史记之名，乘、梼杌同。孔子因旧故之名，以号春秋之经，未必有奇说异意，深美之据也。今俗儒说之：「春者岁之始，秋者其终也。春秋之经，可以奉始养终，故号为春秋。」此盖出春秋纬也。公羊传卷一徐疏，春秋说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者，道春为生物之始，而秋为成物之终，故云始于春，终于秋，故曰春秋也。」春秋之经，何以异尚书？〔说〕尚书者，以为上古帝王之书，「说」字今以意增。或以为上所为下所书，春秋说题辞曰：「尚者，上也，上世帝王之遗书也。」又曰：「尚书者，二帝之迹，三王之义，所以推期运，明受命之际。」（类聚五五、御览六０九。）伪孔书序曰：「伏生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疏引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书，故曰尚书。」以上诸文，并与仲任所引前说同。后一说，亦见须颂篇，彼文云：「或说尚书曰：尚者上也，上所为，下所书也。下者谁也？曰：臣子也。」王肃曰：「上所言，下为史所书，故曰尚书也。」（释文序录。）义与后说同。汉人解「尚书」之义，有出此二说之外者。书序疏引郑玄书赞曰：「孔子尊而命之曰尚书。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书然，故曰尚书。璇玑钤云：『因而谓之书，加上以尊之。』又曰：『书务以天言之。』」史通六家篇引尚书璇玑钤云：「尚者上也，上天垂文以布节度，如天行也。」郑氏本璇玑钤，为今文，而与仲任不同者，皮锡瑞曰：「仲任所引皆今文说，而与郑不同者，仲任习欧阳尚书，所引盖欧阳说；郑君殆用夏侯说，故不同欤？」又按：「释名释典艺曰：「尚书，尚，上也。以尧为上，始而书其时事也。」与上列三说并异。授事相实而为名，不依违作意以见奇。说尚书者得经之实，说春秋者失圣之意矣。春秋左氏传：「桓公十有七年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不书日，官失之也。」谓官失之言，盖其实也。元本「谓」作「言」，「言」作「者」，朱校同。按：元本义长。史官记事，若今时县官之书矣，县官谓天子。其年月尚大难失，日者微小易忘也。盖纪以善恶为实，不以日月为意。若夫公羊、谷梁之传，日月不具，辄为意使。公羊、谷梁皆以日月为例。公羊隐元传：「公子益师卒，何以不日？远也。」何注：「大夫卒，无罪者日录；有罪者不日，略之。」又三年传：「日食，则曷为或日，或不日？或言朔，或不言朔？曰：『某月某日朔，日有食之』者，食正朔也。其或日，或不日，或失之前，或失之后。失之前者，朔在前也；失之后者，朔在后也。」又云：「葬者，曷为或日，或不日？不及时而日，谒葬也；不及时而不日，慢葬也；过时而日，隐之也；过时而不日，谓之不能葬也；当时而不日，正也。」桓十七年传：「冬十月朔，日有食之。」何注：「去日者，着桓行恶，故深为内惧，其将见杀无日。」谷梁隐元年传：「不日，其盟渝也。」杨疏：「左氏惟大夫卒，及日食以日月为例，自余皆否。此传凡是书经皆有日月之例者，以日月相承，其事可悉，史官记事，必当具文，岂有大圣修撰，而或详或略？故知无日者，仲尼略之，见褒贬耳。」传又云：「卑者之盟不日。」又云：「大夫日，卒正也；不日，卒恶也。」又八年传：「外盟不日。」凡此之例，皆谓故使日月不具也。唐陆春秋纂例，谓公、谷以日月为例，皆穿凿妄说。失（夫）平常之事，有怪异之说；径直之文，有曲折之义，先孙曰：「失」当为「夫」。非孔子之心。夫春秋实及言〔冬〕夏，盼遂案：「及」疑当为「冬」之误字，古「冬」与「及」字形极近。「冬」与「言」又互倒。文本为「夫春秋实言冬夏」。不言者，亦与不书日月，同一实也。「夏」上脱「冬」字。释名释典艺曰：「春秋，言春秋冬夏终而成岁，举春秋则冬夏可知也。」孟子离娄篇赵注：「春秋以二始举四时。」杜预左传序：「史之所记，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时，故错举以为所记之名也。」谷梁传杨疏曰「名曰春秋者，以史官编年记事，年有四时之序，春先于夏，秋先于冬，故举春秋二字以包之。」并其义也。按：所以名「春秋」者，除此所引俗儒及仲任己意二说外，尚有二通：贾逵曰：「取法阴阳之中，春为阳中，万物以生，秋为阴中，万物以成，欲使人君动作不失中也。」（左传杜序疏。）服虔、何休义同。（据公羊疏。）释名释典艺云：「春秋书人事，卒岁而究备，春秋温凉中，象政和也，故举以为名也。」亦与贾、服不异。又一说曰：「春秋说云：哀十四年春，西狩获麟作春秋，九月书成，以其书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也。」（公羊传疏。）此二说，皆妄为华叶之言。春秋之名，当以错举四时之说为正。贺道养、孔颖达、杨士勋、徐彦言之详矣。旧本段。
　　唐、虞、夏、殷、周者，土地之名。尧以唐侯嗣位，诗唐风郑谱：「唐者，帝尧旧都之地，今曰太原晋阳，是尧始居此，后乃迁河东平阳。」是郑以尧为诸侯于唐，即汉晋阳；为天子居平阳。皇甫谧曰：「尧始封于唐，今中山唐县是也。后徙晋阳。及为天子都平阳，于诗为唐国。」（诗谱疏。）则谧说又异，以尧为唐侯时，居中山唐县。汉志中山国唐县注，应劭曰：「故唐国也，唐水在西。」张晏曰：「尧为唐侯，国于此。」余注吉验篇。舜从虞地得达，左哀元年传：「逃奔有虞。」杜注：「虞，舜后诸侯也。梁国有虞县。」春秋大事表七之四：「尧典：『嫔于虞。』虞在河东大阳县西，山上有虞城，（皇甫谧语。）今为山西解州平陆县，舜因以为有天下之号。周兴，封仲雍之后为虞国，正是其地。而禹受舜禅，封商均于虞，却在梁国虞县，今为河南归德府虞城县。」余注本性篇。禹由夏而起，史记夏本纪正义：「夏者，帝禹国号也。」帝王纪云：「禹受封为夏伯，在豫州外方之南。」今河南阳翟是也。汉书地理志：「颍川郡阳翟县，夏禹国，周末韩景侯自新郑徙此。」注应劭曰：「夏禹都也。」臣瓒曰：「世本：禹都阳城，汲郡古文亦云居之，不居阳翟也。」师古曰：「阳翟本禹所受封耳。应、瓒之说皆非。」按：师古说是也。水经注云：「河南阳翟县有夏亭城，夏禹始封于此，为夏国。」诗唐风谱疏引皇甫谧曰：「禹受舜禅，都平阳，或于安邑，或于晋阳。」则是禹初封阳翟，后即天子位于平阳，或安邑，或晋阳。阳翟有夏亭，禹由夏而起，故重本不忘始，因以为号。通鉴外纪云：「禹都安邑，或云平阳，亦云晋阳，及韩。」据汉志，韩即阳翟，乃始封地，与即位后所都混言不别，盖袭皇甫谧说而不一考汉志与水经注也。又通鉴前编曰：「禹践天子位于韩，」注引通志曰：「禹受帝舜之禅，践天子之位于安邑，即韩国也。」谓韩即安邑，其说殊谬。汤因殷而兴、商颂玄鸟郑笺：「汤始居亳之殷地而受命。」疏曰：「书序云：『自契至于成汤八迁，汤始居亳。」又云：「盘庚五迁，将治亳殷。」于汤言居亳，于盘庚言亳殷，是殷是亳地之小别名。」书序郑注、地理志并以殷都亳在河南偃师。皇甫谧谓汤都在谷熟，臣瓒谓在济阴薄县，与郑玄、班固说不同。颜师古汉志注、孔颖达玄鸟疏、王鸣盛尚书后案并辩其误。史记项羽纪云：「洹水南殷虚。」集解应劭曰：「洹水在汤阴界，殷虚故殷都也。」瓒曰：「洹水在今安阳县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则此殷虚非朝歌也。汲冢古文曰『盘庚迁于此』，汲冢曰『殷虚南去邺三十里。』是旧殷虚，然则朝歌非盘庚所迁者。」索隐：「释例云『洹水出汲郡林虑县，东北至长乐入清水』是也。」今按：偃师汉志属河南郡；朝歌、汤阴、林虑属河内郡。图经曰：「安阳在淇、洹二水之间，本殷虚也。」是偃师殷都，与安阳殷都，二说不同。二十年前，河南安阳县出土龟甲文字，足证后说非妄。盖殷都数迁，偃师亦其一，不可执此以规班、郑之非。俞正燮癸已类稿、魏源书古微据史记六国表序「汤起于亳」，以为汤因起之亳后以为得天下之大名者，在陕西商州，非河南偃师，偃师为其得天下后所迁之地。又按：诗谱疏曰：「成汤之初，以商为号，及盘庚迁于殷以后，或呼为殷，故书序曰：『盘庚五迁将治亳殷。』注云：『商家改号曰殷。』」此云「汤因殷而兴」，则非盘庚后始改称殷也。孔疏沿郑玄之误。毛奇龄经问曰：「盘庚无易国号之理，殷即商，同在亳都，皆在河南。盘庚云：「绍先王之大业。」正谓此殷地，即契所封，而汤所都，皆先王大业耳。况盘庚以前，早有殷名；盘庚以后，仍称商号，皆前后互称。」冯氏解舂集亦谓「殷侯」，自夏帝泄以来皆然也。路史后记十二注引作「汤因商而兴」。改「殷」为「商」者，盖以汤因契所封商地而兴，因为代号，不得言「殷」，亦失之未考也。武王阶周而伐，地理志：「右扶风美阳县中水乡，周太王所邑。」郡国志：「美阳有岐山，有周城。」注杜预曰：「城在县西北。」帝王世纪曰：「周太王所徙，南有周原。」史记周本纪集解引皇甫谧曰：「邑于周地，故始改国曰周。」商颂郑谱疏曰：「周即处邰，处豳，国号变易，太王来居周地，其国始名曰周。文王以周受命，当以周为号，不得远取邰也。」盼遂案：吴承仕曰：「伐疑当为代。」皆本所兴昌之地，重本不忘始，故以为号，若人之有姓矣。说尚书谓之有天下之代号唐、虞、夏、殷、周者，功德之名，盛隆之意也。故唐之为言「荡荡」也，虞者「乐」也，夏者「大」也，殷者「中」也，周者「至」也。尧则荡荡民无能名；舜则天下虞乐；禹承二帝之业，使道尚荡荡，民无能名；殷则道得中；以上下文例之，「殷」下当有「汤」字。周武则功德无不至。白虎通号篇曰：夏、殷、周者，有天下之大号也。百王同天下，无以相别，改制天下之大号，（「号」上旧衍「礼」字。）以自别于前，所以表着己之功业也。故受命王者，必择天下美号表着己之功业。夏者，大也，明当守持大道。殷者，中也，明当为中和之道也；闻也，见也，谓当道着见中和之为也。（句有误。）周者，至也，密也，道德周密，无所不至也。或曰：唐、虞者，号也。唐，荡荡也；荡荡者，道德至大之貌也。虞者，乐也，言天下有道，人皆乐也。其立义美也，其褒五家大矣，然而违其正实，失其初意。唐、虞、夏、殷、周，犹秦之为秦，汉之为汉。秦起于秦，史记秦记：「非子居犬丘，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于汧、渭之间，马大蕃息。孝王曰：『昔柏翳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后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祀，号曰秦嬴。」集解徐广曰：「今天水陇西县秦亭也。」水经渭水注：「秦川有故秦亭，秦仲所封也，秦之为号始自是。」汉兴于汉中，蜀志先主传：「夫汉者，高祖本所起定天下之国号也。」史记六国表序云：「汉自蜀汉。」公羊传序疏云：「汉者，巴、汉之间地名也。项羽自立为西楚霸王，分天下为十八国，更立沛公为汉王，王巴、汉之间，四十一县，都于南郑。至汉王五年冬十月乃破项羽军，斩之。六年（阮校当作「其年」。）正月，乃称皇帝，遂取汉为天下号，若夏、殷、周既克天下，乃取本受命之地为天下号。」故曰犹秦、汉。「犹」字衍。犹王莽从新都侯起，故曰亡新。汉书本传：「成帝永始元年封莽为新都侯，国南阳新野之都乡，千五百户。」王鸣盛十七史商确：「新野是南阳郡属县，而都乡则新野之乡也，故名新都侯。」盼遂案：亡新非莽初起之称，特后汉人沿称已久，仲任语焉不察尔。使秦、汉在经传之上，说者将复为秦、汉作道德之说矣。皮锡瑞曰：「此引当时博士今文家言，仲任非之，而自为之说。其说虽不同，而以唐、虞、夏、殷、周为五家则同。郑君书赞曰：（尧典疏。）『三科之条，五家之教。』三科者，古文家说，谓虞、夏一科，商一科，周一科也。五家者，今文家说，谓唐一家，虞一家，夏一家，商一家，周一家也。」旧本段。
　　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说尚书曰：「试者，用也；我其用之为天子也。」「说尚书」下，疑脱「者」字。上文「说论语者」、「说春秋者」句例同。「我其试哉」，尧典文。有「尧曰」二字，史记五帝纪同。今文经有「帝曰」二字也。伪孔本因之。正义曰：「马、郑、王本说此经皆无『帝曰』，当时庸生之徒漏之也。」段玉裁曰：「郑、马、王本，为壁中真本，本无『帝曰』二字。枚颐伪本用今文尚书增之。故三家说皆不云有『帝曰』，直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皮锡瑞曰：「古文以『我其试哉』为四岳语，其义殊不可通。」按：此引书说，今文说也。「用为天子」，与郑注「试以为臣之事」义异。文为天子也。文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史记曰：「于是尧妻之二女，观其德于二女。」用今文说。古文说以为四岳说，谓四岳请尧以女妻舜。观者，观尔（示）虞舜于天下，不谓尧自观之也。此引当时今文书说。段玉裁曰：「观尔」乃「观示」之误。「」形近「示」，又误为「尔」也。若此者，高大尧、舜，以为圣人相见已审，不须观试，精耀相照，旷然相信。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尧典「入」作「纳」。段曰：「今文作『入』，古文作『纳』。」皮锡瑞曰：「夏侯本作『纳』，欧阳本作『入』。」烈风雷雨不迷。」尧典「不」作「弗」。段、皮并云：此今文也。言大麓，三公之位也。宋翊凤过庭录书说上曰：「『麓』当作『录』。此书古文说也。」并非。燕然山铭：『纳于大麓。』案铭上云：「寅亮圣皇，登翼王室。」是以「大麓」为大录三公之位。训「麓」为「录」，与此文同。不必改作「录」。余详下。居一公之位，大总录二公之事，众多并吉，若疾风大雨。臧氏经义杂记十一曰：「以上今文家说。以下王仲任义。」皮锡瑞曰：「据伏生、史公之义，则今文说以『大簏』为『山麓』，伏生不以『麓』为『录』。训『麓』为『录』，由汉博士傅会，改其师说。此文『言大麓三公之位』云云，即夏侯博士以『麓』训『录』之说。而以『烈风雷雨』为『众多并吉』之喻，又傅士异说也。段玉裁以『山麓』之说为古文，『大录』之说为今文，盖徒见今文说之误者，解为『大录』，（指夏侯说。）不知今文说之不误者，正解为『山麓』。伏生、史公皆非古文说也。陈乔枞说，以『山麓』为欧阳说，『大录』为大、小夏侯说，证以史公与王仲任皆用欧阳尚书，周堪、孔霸俱事夏侯胜，授元帝经，则元帝报于定国，乃用夏侯尚书。分别甚确。」夫圣人才高，未必相知也。圣成事，「圣」字衍。「成事」二字为句，总冒下文，本书常语。注书虚篇。舜难知佞，使皋陶陈知人之法。注答佞篇。佞难知，圣亦难别。尧之才，犹舜之知也，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哉」，旧误作「我」，今据钱、黄、王、崇文本正。试之于职，经义杂记曰：「郑注云：『试以为臣之事。』王肃云：『试之以官。』皆与仲任『试之于职』说合。」妻以二女，观其夫妇之法，淮南泰族训：「妻以二女，以观其内；任以百官，以观其外。」职治修而不废，夫道正而不僻。复令人（入）〔大〕庶（鹿）之野盼遂案：文选齐竟陵文宣王形状云：「置之虚室，人野何辨。」即本此文。善注引孟子「深山野人」之言，失之。而观其圣，先孙曰：此用书舜典「纳于大麓」义。「人庶之野，」，当作「入大鹿之野」。「入」讹为「人」，「鹿」讹为「庶」，又挩「大」字。（麓、鹿字通。魏公卿上尊号奏、受禅表，并作「大鹿」。前吉验篇云：「尧使舜入大麓之野。」）宋翔凤说同。逢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吉验篇曰：「尧闻征用，试之于职，官治职修，事无废乱，使入大麓之野，虎狼不搏，蝮蛇不噬，逢烈风疾雨，行不迷惑。」乱龙篇曰：「舜以圣德，入大麓之野，虎狼不犯，虫蛇不害。」感类篇曰：「舜入大麓，烈风雷雨。」并与此同。仲任用今文欧阳说。前所引书说「大麓」为「三公位」，乃夏侯说，仲任不从也。臧琳经义杂记曰：「书大传云：『尧纳舜大麓之野。』五帝本纪云：「尧使舜入山林川泽，暴风雷雨，舜行不迷。」此仲任之说所本。马、郑注尚书亦从其义。」皮锡瑞曰：「王仲任引其时博士书说，以为试者，用之为天子；观者，观之于天下。圣人相信，不待试之观之。而仲任非之，以为试者，试之于职，观者，观其夫妇之法也。二说皆今文义，而仲任之说为长。后汉书章帝纪引建武诏书曰：『尧试臣以职，不直以言语笔札。』后汉纪杨赐上疏曰：『昔尧用舜，犹尚先试考绩，以成厥功。』皆以为尧试舜以职。杨赐习欧阳尚书者，故与仲任说同，无四岳试舜之说。」夫文言观、试，观试其才也。说家以为譬喻增饰，使事失正是，诚（灭）而不存；「诚」疑为「灭」字形误。上文「使夫真是，几灭不存」，句意与同。曲折失意，使伪说传而不绝。
　　造说之传，失之久矣。后生精者，苟欲明经，不原实，而原之者，亦校古随旧，重是之文，「之」犹「其」也。以为说证。经之传不可从，五经皆多失实之说。尚书、春秋行事成文，较着可见，故颇独论。
　　　　书解篇
　　或曰：士之论高，何必以文？
　　答曰：夫人有文质乃成。物有华而不实，有实而不华者。易曰：「圣人之情见乎辞。」易系词。出口为言，集札为文，「札」，旧作「扎」，今据朱校元本、程本正。文辞施设，实情敷烈。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着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人（文）弥明。「人」当作「文」。上下文俱论「文」、「德」，不得转入「人」也。「人」、「文」形近之误。说苑修文篇：「德弥盛者文弥缛，中弥理者文弥章。」句意正同。是其证。仪礼士冠礼注：「弥犹益也。」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华而睆者，大夫之箦，曾子寝疾，命元起易。事见檀弓。注感类篇。由此言之，衣服以品贤，贤以文为差，愚杰不别，须文以立折。「折」疑为「析」形误。盼遂案：「折」读为「折狱制刑」之「折」，及「折衷于夫子」之折，意言断也。非唯于人，物亦咸然。龙鳞有文，于蛇为神；盼遂案：「蛇」字当是「」字之误。说文十三云：「，虫之总名也。」十四云：「龙，鳞虫之长。」龙亦虫也，故仲任云龙于为神。人少见「」字，遂讹为「蛇」，不通矣。凤羽五色，于鸟为君；注讲瑞篇。虎猛，毛蚡蜦；「蚡蜦」当作「纷纶」。汉书司马相如传：「纷轮威蕤。」张揖曰：「乱貌。」史记作「纷纶」。龟知，背负文。四者体不质，于物为圣贤。孙曰：「不」当作「文」。晖按：今本不误。且夫山无林，则为土山；地无毛，则为泻土；公羊宣十二年传注：「硗埆不生五谷曰不毛。」博物志曰：「地以草木为之毛，土为之肉。」「泻」当作「舄」，声之误也。注超奇篇。人无文，则为仆人。「仆」，元本同。钱、黄、王、崇文本改作「朴」，是。土山无麋鹿，泻土无五谷，人无文德，不为圣贤。上天多文而后土多理，意林引论衡佚文曰：「天有日月辰星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易通卦验郑注：「天文者，谓三光也。地理者，谓五土也。」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瑞应符命，莫非文者。晋唐叔虞、鲁成季友、惠公夫人号曰仲子，生而怪奇，文在其手。注雷虚、自然篇。张良当贵，出与神会，老父授书，卒封留侯。事详纪妖篇。河神，故出图；洛灵，故出书。注感虚篇。竹帛所记怪奇之物，不出潢洿。物以文为表，人以文为基。棘（革）子成（城）欲弥文，子贡讥之。「棘子成」，朱校元本作「革子城」，下「子成」同。按：作「革子城」是也。论语颜渊篇：「棘子城曰：『君子质而以已矣，何以文为？』子贡曰：『惜乎！夫子之说君子也，驷不及舌。文犹质也，质犹文也，虎豹之鞹，犹犬羊之鞹也。』」郑注，旧说云：「棘子城，卫大夫也。」即仲任所据。邢疏本作「棘子成」，皇疏本、高丽本并作「棘子城」，注同。汉书古今人表、三国志蜀志秦宓传作「革子成」。论语后录、群经义证、拜经日记并据诗「匪棘其欲」，礼记引作「匪革其犹」，谓「棘」、「革」古通。拜经日记又谓古论语作「棘」，今论语作「革」。即毛诗为古文，礼记为今文，可证。然则仲任多引鲁论，元本作「革子城」，是也。今本乃后人据刑疏本妄改。说文心部：「□，止也。」经典作「弭」，作「弥」，并借字。谓文不足奇者，子成之徒也。旧本段。
　　著作者为文儒，说经者为世儒，章太炎国故论衡下原儒曰：「文儒者，九流六艺大史之属。世儒者，即今文家。以此为别，似可就部。然世儒之称，又非可加诸刘歆、许慎也。」二儒在世，未知何者为优。或曰：文儒不若世儒。世儒说圣人之经，解贤者之传，义理广博，无不实见，故在官常位；位最尊者为博士，门徒聚众，招会千里，身虽死亡，学传于后。文儒为华淫之说，于世无补，故无常官，弟子门徒不见一人，身死之后，莫有绍传。此其所以不如世儒者也。
　　答曰：不然。夫世儒说圣情，□□□□□，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情」下脱「文儒」云云五字。文儒、世儒并言，故谓其「共起并验，俱追圣人，事殊而务同，言异而义钧」也。今本脱此五字，则「世儒」失所较矣。何以谓之文儒之说无补于世？世儒业易为，故世人学之多，非事可析第，盼遂案：吴承仕曰：「非事二字疑误。」故官廷设其位。文儒之业，卓绝不循，人寡其书，业虽不讲，门虽无人，书文奇伟，世人亦传。彼虚说，此实篇，折累二者，孰者为贤？「折累」疑当作「析累」，析累犹「序累」也。注程材篇。佚文篇分文为五品，造论着说之文为上，即此所云「文儒」也。案古俊乂著作辞说，自用其业，自明于世。世儒当时虽尊，不遭文儒之书，其迹不传。周公制礼乐，名垂而不灭；礼记明堂位：「周公践天子之位以治天下，六年，朝诸侯于明堂，制礼作乐。」孔子作春秋，闻传而不绝。周公、孔子，难以论言。汉世文章之徒，陆贾、司马迁、刘子政、杨子云，其材能若奇，其称不由人。「若」字误，未知所当作。世传诗家鲁申公、书家千乘欧阳、公孙，孙曰：公孙疑指公孙弘。弘传春秋，非尚书。且本书多诗、书、春秋连用，「公孙」上当有脱文。不遭太史公，世人不闻。史记儒林传：「申公者，独以诗经为训以教，无传，疑者则阙不传。」（「疑」字重出，今删。）又曰：「伏生能治尚书，教济南张生及欧阳生。」汉书儒林传：「欧阳生字和伯，千乘人。」夫以业自显，孰与须人乃显？夫能纪百人，孰与廑能显其名？旧本段。
　　或曰：著作者，思虑间也，「间」当作「闲」。下「思虑间」同。未必材知出异人也。居不幽，思不至。韩非子诡使篇：「闲静安居，谓之有思。」说苑杂言篇：「孔子曰：居不幽，则思不远。」（荀子宥坐篇「幽」作「隐」。）吴越春秋勾践入臣外传：「范蠡曰：『闻古人曰：居不幽，志不度；形不愁，思不远。』」使著作之人，总众事之凡，典国境之职，汲汲忙忙，或暇著作？孙曰：「或」当作「何」。下文云「何暇优游为美丽之文于笔札」，与此文正相应。此作「或」者，盖涉上文「或曰」而误。晖按：「或」疑「曷」声误。案书篇：「或蹈骥哉。」「或」亦当作「曷」，是其比。试使庸人积闲暇之思，亦能成篇八十数。文王日昃不暇食，周公一沐三握发，并注见下。何暇优游为丽美之文于笔札？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司马长卿不预公卿之事，故能作子虚之赋；杨子云存中郎之官，钱、黄、王、崇文本作「宫」，误。盼遂案。吴承仕曰：「『存』疑当为『在』误。」故能成太玄经，就法言。意林引新论曰：「扬雄不贫，则不能作玄、言。」使孔子得王，春秋不作；长卿、子云为相，赋、玄不工籍。「籍」字疑涉下文「答」字伪衍。朱校元本「工」作「二」。盼遂案：「籍」字疑当在句首「长卿、子云」之前。籍亦使也。钞胥误置于此，亟宜更正。
　　答曰：文王日昃不暇食，此谓演易而益卦。尚书无逸曰：「文王自朝至于日中昃，不遑暇食，用威和万民。」汉书董仲舒传，册曰：「周文王至于日昃不暇食。」对曰：「当此之时，纣尚在上，尊卑昏乱，百姓散亡，故文王悼痛而欲安之，是以日昃而不暇食也。」楚语左史倚相引周书曰：「文王至于日中昊不皇暇食，惠于小民，惟政之恭。」说之云：「文王不敢骄。」此文谓因演易而不暇食，未知所据。楚语注：「日昳曰昊。」公羊定十五年传注：「昊，日西也。」周公一沐三握发，为周改法而制。韩诗外传三：「周公诫伯禽曰：子无以鲁国骄士，吾一沐三握发，一饭三吐哺，犹恐失天下之士。」又见史记鲁世家、说苑敬慎篇。并谓敬贤下士而然。此谓因为周改法，又异说也。又「握发」，他书并同。朱校元本，上文及此并作「捉发」，群书治要引说苑同，与今本亦异。书钞十一引帝王世纪云：「一沐三捉，一食三起。」盖传书有作「捉发」者。又按：「为周改法而制」，「而」字未妥，疑「立」字之误。王本、崇文本并乙「而制」二字，属下文读作「为周改法制而周道不弊」，非也。说见下。盼遂案：「而」读若「如」，与也。坊本作「改法制」，以「而」字属下句，始由昧于古训而然。周道不弊，孔子不作，休思虑间也，周法阔疏，不可因也。「休」字疑误。按：文当作「非思虑间也」。上文或曰：「孔子作春秋，不用于周也。」明孔子因「思虑间」而作。仲任意：孔子因周道弊，周法阔疏，不可因循，故作春秋，非思虑间也。定贤篇云：「周道不弊，孔子不作春秋，春秋之作，起周道弊也。」案书篇云：「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说苑君道篇：「孔子曰：夏道不亡，商道不作；商德不亡，周德不作；周德不亡，春秋不作。春秋作，而后君子知周道亡也。」亦即此义。或以「周道不弊」属上读者，非也。夫禀天地之文，发于胸臆，岂为间作不暇日哉？「不」疑当作「于」。感伪起妄，源流气烝。起，因也。管仲相桓公，致于九合；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然而二子之书，篇章数十。汉志道家：筦子八十六篇。法家：商君二十九篇。两书皆见管子、商鞅后事，或疑非其手着，以为先秦诸子，皆门弟子或宾客或子孙撰定，而无私人著述。按：超奇篇云：「商鞅相秦，功致于霸，作耕战之书。」案书篇云：「商鞅作耕战之术，管仲造轻重之篇。」本篇下文云：「管仲、晏婴，功书并作；商鞅、虞卿，篇治俱为。」是仲任不疑管仲、商鞅手着其书也。然管子小称篇：「毛嫱、西施，天下之美人。」小问篇：「百里徯，秦国之饭牛者，秦穆公举而相之。」轻重甲篇称「梁、赵」，戊篇称「代、赵」，商君书称「秦孝公」之谥，皆为非其手着之证。则充说不足据。傅玄、俞正燮并以为后人附益之耳。长卿、子云，二子之伦也。俱感，故才并；才同，故业钧。皆士而各着，不以思虑间也。问事弥多而见弥博，官弥剧而识弥泥。「而」犹「则」也。「泥」疑为「深」字形误。此文义无取于「泥」也。居不幽则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居不幽」，「不」字衍。或即「而」字形误。此即破上文「居不幽，思不至」之说。下文：「嚚顽之人，有幽室之思，虽无忧，不能着一字。」即申明「居幽则思不至，思不至则笔不利」之义。嚚顽之人有幽室之思，虽无忧，不能着一字。盖人材有能，无有不暇。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着；有鸿材欲作而无起，无起，谓无所感动因起。〔无〕细知以问（闲）而能记。句上脱「无」字，「问」为「闲」字形讹。「有鸿材欲作而无起，无细知以闲而能记」对文。与上「有无材而不能思，无有知而不能着」句法相同。上文云：「嚚顽之人有幽室之思，虽无忧不能着一字。」即此「无细知以闲而能记」之义。盖奇有无所因，无有不能言；两有无所睹，「两」字误。无不暇造作。旧本段。
　　或曰：凡作者精思已极，居位不能领职。盖人思有所倚着，则精有所尽索。著作之人，书言通奇，其材已极，其知已罢。「罢」读「疲」。案古作书者，多位布散盘解；句有误。辅倾宁危，非著作之人所能为也。夫有所偪，有所泥，则有所自，篇章数百。当有脱文。吕不韦作春秋，举家徙蜀；事见史记本传。淮南王作道书，祸至灭族；事见史本传。余注道虚篇。韩非着治术，身下秦狱。见史本传。身且不全，安能辅国？夫有长于彼，安能不短于此？深于作文，安能不浅于政治？「作文」，朱校元本作「作着」。疑此文原作「深于著作」。
　　答曰：人有所优，固有所劣；人有所工，固有所拙。非劣也，志意不为也；非拙也，精诚不加也。志有所存，顾不见泰山；思有所至，有身不暇徇也。「有」字疑涉「身」字讹衍。盼遂案：下「有」字错简，本作「身有不暇徇也」。称干将之利，「称」上当有「世」字。刺则不能击，击则不能刺，非刃不利，不能一旦（且）二也。「旦」当作「且」。公羊文五年传何注：「且，兼辞也。」蛢弹雀则失鷜（鷃），射鹊则失鴈；先孙曰：「蛢」疑「羿」，下同。「鷜」，黄氏日抄引作「鷃」，当据校正。方员画不俱成，左右视不并见，人材有两为，不能成一。使干将寡刺而更击，蛢舍鹊而射鴈，则下射无失矣。人委其篇章，专为政治，盼遂案：「攻」当为「政」之误。案书篇「刘子政」作「刘子攻」，误与此同。政治本连文，此正承上文「安能不浅于政治」之语而为言也。则子产、子贱之迹不足侔也。「政」旧作「攻」，今从崇文本校正。广雅释诂：「侔，齐也。」子贱，宓不齐字，治单父，弹琴，身不下堂而治。古作书者，多立功不用也。管仲、晏婴，功书并作；管仲，注见前。汉志儒家：晏子八篇。柳宗元疑为墨子之徒有齐人者为之。崇文总目以为后人揖婴行事为之。梁章鉅意同。孙星衍以为其宾客为之。并不谓其手着。充说未塙。商鞅、虞卿，篇治俱为。商鞅注见前。虞卿注超奇篇。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高祖粗纳采。史记陆贾传：「陆生时时前说称诗、书，高帝骂之曰：『乃公居马上而得之，安事诗、书？』陆生曰：『居马上得之，宁可以马上治之乎？』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着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征，着十二篇，号其书曰新语。」余注超奇篇。吕氏横逆，刘氏将倾，非陆贾之策，帝室不宁。注超奇篇。盖材知无不能，在所遭遇，遇乱则知立功，有起则以其材着书者也。「有起」，谓有所感动因起也。上文云：「感伪起妄。」又云：「有鸿材欲作而无起。」出口为言，着文为篇。古以言为功者多，以文为败者希。吕不韦、淮南王以他为过，不以书有非；吕不韦与太后私通，始皇壮，不韦恐，乃进嫪毐。太后私与通。事觉，连不韦，始皇以书责之。不韦恐诛，乃饮酖而死。淮南王安以父厉王死，时欲畔逆。事发，治其罪，遂自刭杀。并见史记本传。使客作书，不身自为，艺文志杂家：「吕氏春秋二十六篇，秦相吕不韦揖智略士作。」史记本传：「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高诱淮南子序曰：「安为辨达，善属文，天下方术之士多往归焉。于是遂与苏飞、李尚、左吴、田由、雷被、毛被、伍被、晋昌等八人及诸儒大、小山之徒，共讲论道德，总统仁义，而着此书。」意林引新论曰：「淮南不贵盛富饶，则不能广聘俊士，使着文作书。」如不作书，犹蒙此章章之祸。人古今违属，「人」，王本、崇文本改作「夫」，非。「违属」疑「连属」之误。盼遂案：二「章」字，疑皆当为「辜」之字误。「违属」疑当为「连属」，亦形似之误。此文本作「如不作书，犹蒙此辜。辜之祸人，古今连属。」未必皆著作材知极也。邹阳举疏，免罪于梁；徐乐上书，身拜郎中。并注超奇篇。材能以其文为功于人，何嫌不能营卫其身？韩蚤信公子非，国不倾危。及非之死，李斯如（妒）奇，非以著作材极，盼遂案：「如」当为「始」之讹脱。斯奇非于死后，叹为材极，盖藉以掩媢嫉之咎欤？不能复有为也。「如」为「妒」字形误。祸虚篇云：「李斯妒同才，幽杀韩非于秦。」是其义。上文惑意：「韩非着治术，身下秦狱。」此即破其说，以为乃李斯嫉妒，非关著作也。春物之伤，或死之也；残物不伤，秋亦大长。假令非不死，秦未可知。朱校元本「假」作「向」，下缺一字，无「令」字。疑此文有误。故才人能令其行可尊，不能使人必法己；能令其言可行，不能使人必采取之矣。旧本段。
　　或曰：古今作书者非一，各穿凿失经之实，「失」，旧作「夫」，程、钱本同。今依黄、王、郑、崇文本正。（传）违〔传〕（圣）人（之）质，「传违圣人质」，当作「违传之质」。「圣」字涉下文诸「圣」字衍。「人」为「之」字形讹。「违传」二字误倒。此文以「经」、「传」并言，传谓传经，若章句者；书谓诸子。谓诸子之书，皆失经之实，违传之质。下文仲任难之曰：「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又云：「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传相违，故谓之非。」则知或意以经传为是，他书记为非。然则此文不当言「传违圣人质」，明矣。谓「古今作书者，失经之实，违传之质」，故仲任难以「何以独谓经传是」。若作「传违圣人质」，则仲任诘难，失所据矣，是其证。盼遂案：「夫」当为「失」之脱坏，「传」疑当在「经」之下。此文本为「各穿凿失经传之实，违圣人质。」故谓之蕞残，比之玉屑。故曰：「蕞残满车，盼遂案：吴承仕曰：「蕞残，蕞当为菆，因讹为□，故转为蕞。」不成为道；玉屑满箧，不成为宝。」盐铁论相刺篇：「玉屑满箧，不成其（「成其」今作「为有」，依意林引。）宝。诵诗、书，负笈，不为有道。要在安国家，利人民，不苟文繁众辞而已。」前人近圣，犹为蕞残，况远圣从后复重为者乎？其作必为妄，其言必不明，安可采用而施行？
　　答曰：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述作者之意，采圣人之志，故经须传也。释名释典艺云：「传，传也，以传示后人也。」张华博物志文籍考：「圣人制作曰经，贤人著述曰传。」仪礼士冠礼贾疏：「孔子之徒言传者，取传述之意。」俱贤所为，何以独谓经传是，他书记非？正说篇云：「圣人作经，贤者作书。」释名释典艺云：「记，纪也，纪识之也。」仪礼士冠礼贾疏：「凡言记者，皆是记经不备，兼记经外远古之言。郑注燕礼云：后世衰微，幽、厉尤甚，礼乐之书，稍稍废弃，盖自尔之后有记乎！」彼见经传，传经之文，经须而解，故谓之是。孙曰：此文当作「彼见经传之文，经须传而解，故谓之是。」他书与书（传）相违，更造端绪，故谓之非。孙曰：依上文校之，「他书」下疑脱「记」字。晖按：本文以书、传、经三者相较为论。上文「书记」，下文「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之「文书」二字，并为变文，此似不必据增。此句误在「书」字。「他书与书相违」句出两「书」字，文不成义。下「书」字当作「传」。上文或意「古今作书者违传之质」，故仲任以书所以与传违者，因其更造端绪，不愿沿袭传说也。若此者，韪是于五经。使言非五经，虽是不见听。使五经从孔门出，到今常（尚）（令人）不缺灭，「常」为「尚」字形误。「令人」二字为「今」字讹衍。「到今尚不缺灭」，谓未遭秦火也。谓之纯壹，信之可也。今五经遭亡秦之奢侈，触李斯之横议，燔烧禁防，伏生之休（徒），先孙曰：「休」当作「徒」。盼遂案：「休」当为「徒」之坏字。伏生之徒，谓张苍、申公、田何诸人是矣。抱经深藏。汉兴，收五经，经书缺灭而不明，篇章弃散而不具。晁错之辈，各以私意分拆文字，师徒相因相授，不知何者为是。亡秦无道，败乱之也。秦虽无道，不燔诸子，赵岐孟子章句题辞亦谓秦不焚诸子。文心雕龙诸子篇：「烟燎之毒，不及诸子。」诸子尺书，尺书，注谢短篇。文篇具在，可观读以正说，可采掇以示后人。后人复作，犹前人之造也。夫俱鸿而知，盼遂案：吴承仕曰：「鸿知二字，疑系连文。案书篇云『鸿智所言，参贰经传』，即与此同。」皆传记所称，文义与经相薄，何以独谓文书失经之实？由此言之，经缺而不完，书无佚本，经有遗篇，折累二者，孰与蕞残？「折累」当作「柝累」下同。易据事象，诗采民以为篇，乐须不（民）驩，吴曰：「不」当作「民」。乐记云：「乐者乐也，君子乐得其道，小人乐得其欲。」是其义。此文云：「诗采民以为篇，乐须民驩，礼待民平。」并以民事为说。误「民」作「不」，义不可通。晖按：下文云：「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则谓乐待民驩而后成。春秋元命苞曰：「王者不空生乐。乐者和盈于内，动发于外，应其发时，制礼作乐以成之。」宋均注：「和盈于内，乡人邦国咸歌之；发于外形，四方之风也。」（初学记十五。）是其义。吴校「不」作「民」，是也。引乐记，未得其义。礼待民平。四经有据，篇章乃成。尚书、春秋，采掇史记。公羊传隐公第一，疏引六艺论云：「春秋者，国史所记人君动作之事，左史所记为春秋，右史所记为尚书。」又引解疑论云：「乃遗子夏等求周史记百二十国宝书修为春秋。」尚书伪孔序，疏引尚书纬云：「孔子求书，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取近，定可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史记兴（与）〔书〕无异，（书）「兴无异书」，文不成义，当作「与书无异」。「兴」、「与」形近而误，「书」字又误夺在下，遂使此文不通矣。史记非「经」，故云「与『书』无异」。尚书、春秋本于史记，故下文云：「由此言之，书亦为本。」以民、事一意。六经之作皆有据。由此言之，书亦为本，经亦为末，末失事实，本得道质，折累二者，孰为玉屑？知屋漏者在宇下，知政失者在草野，知经误者在诸子。诸子尺书，文明实是。说章句者，终不求解扣明，「求」，朱校元本作「味」。「扣」，元本作「何」，朱校同。此文有误。师师相传，初为章句者，非通览之人也。盼遂案：「初」疑当为「仍」之形误。既言「师师相传」，不得云「初为章句」。上文「说章句者，不知求解扣明」，此云「师师」，师即章句师也。



论衡校释卷第二十九
　　　　案书篇
　　盼遂案：本篇尾云：「六略之录万三千篇，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儒家之宗，孔子也；墨家之祖，墨翟也。且案儒道传而墨法废者，「且」，元本作「儒」，朱校同。按：此文不当有「且」字，盖「儒」字涉上下文衍，校者则妄改作「且」。儒之道义可为，而墨之法议难从也。何以验之？墨家薄葬、右鬼，道乖相反违其实，此文有误。日抄引作「自相乖反」。薄葬篇云：「墨家之议，自违其术。」宜以难从也。乖违如何？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今墨家谓鬼审〔死〕人之精也，孙曰：「审」下疑脱「死」字。上云：「使鬼非死人之精也，右之未可知。」与此文正反相应。厚其精而薄其尸，此于其神厚而于其体薄也。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则怒而降祸，虽有其鬼，终以死恨。「有」疑当作「右」，形声相近而误。薄葬篇云：「虽右鬼，其何益哉？」语意正同。此文乃明墨家右鬼薄葬，自违其术，义无取于鬼之有无也。若作「有鬼」，则与「薄厚不相胜，华实不相副」之义不相属矣。人情欲厚恶薄，神心犹然。用墨子之法，事鬼求福，福罕至而祸常来也。以一况百，而墨家为法，皆若此类也。废而不传，盖有以也。旧本段。
　　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时，鲁共王坏孔子教授堂以为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传也。春秋左氏传出于孔壁，佚文篇说同，恐非事实。许慎说文序曰：「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隋志：「左氏，汉初出于张苍之家。」是左氏传张苍所献也。刘歆移太常博士书曰：「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于坏壁中，逸礼三十有九，书十六篇。」汉书艺文志曰：「鲁共王坏孔子宅，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凡数十篇。」许慎说文叙：「鲁共王坏孔子宅，得礼记、尚书、春秋（段玉裁谓春秋经。或曰：「春秋」二字衍文，非也。三国志魏志刘劭传注引卫恒四体书势序曰：「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宅，得尚书、春秋、论语、孝经。」）论语、孝经。」是并未言左氏传出于孔壁也。刘贵阳说经残稿曰：壁中古文之数，详于汉艺文志曰：「鲁共王坏孔子宅，欲以广其宫，得古文尚书及礼记、论语、孝经。」是也。其分列诸经，尚书家首列尚书古文经四十六卷，为五十九篇。礼家首列礼古经五十六卷。论语家首列论语古二十一篇，出孔子壁中。孝经家首列孝经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惟记不一种。礼家有记百三十一篇，明堂阴阳三十三篇，王史氏二十一篇。乐家有乐记二十三篇。论语家有孔子三朝七篇。此五种皆古文。隋书经籍志称刘向考校经籍，得此五种记，共二百十四篇，而经典释文叙录引刘向别录云：「古文记二百十（今脱此字。）四篇。」可证。然春秋家首列春秋古经十二篇，此亦当出自孔壁。说文叙云：「鲁共王得礼记、尚书、春秋、论语、孝经。」是壁中原有春秋。班氏总叙处少此种，或文脱耳。说文叙又云：「左丘明春秋传以古文，北平侯张苍献春秋左氏传。」盖春秋古文经出壁中，古文传出张苍所献。段氏注说文，谓「班志春秋古经十二篇，左氏传三十卷，皆谓苍所献。说文以春秋系孔壁，恐非事实。」此徒见志上列春秋古经十二篇，下列春秋经十一卷，云公羊、谷梁二家后，列左氏、公羊、谷梁三家之传，意十一卷之经属公、谷，十二篇之古经则属左氏。不知孔壁之经，志皆首列，加以「古文」，此孟坚之特重古文也。张苍有传无经，即有经，亦以孔壁古文该之可耳。论衡说左氏传出共王壁中，正见经出孔壁，即传亦误归之矣。若记五种，不加「古」字，文省也。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汉艺文志：公羊传十一卷。公羊传何序，疏引春秋说题辞云：「传我书者，公羊高也。」戴宏序云：「子夏传与公羊高。」四库总目以为「不尽出于公羊高，定为公羊寿撰，而胡母子都助成之。旧本首题高名，盖未审也。」汉志：谷梁传十一卷，谷梁子，鲁人。先孙曰：汉书艺文志颜注云：「谷梁子名喜。」经典释文序录引桓谭新论云：「谷梁赤。」又引七录及杨士勋疏并云：「谷梁子名淑，字符始。」（孝经正义「淑」作「俶」。）陆春秋纂例引风俗通亦云：「名赤。」并与此异。晖按：「名俶」，亦见元和姓篡一屋引尸子。作「淑」，形误。「名赤」，亦见前汉记二十五。汉书儒林传：「胡母生，字子都，齐人也。治公羊春秋，为景帝博士，与董仲舒同业，仲舒着书称其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汉志：左氏传三十卷。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经之与传，犹衣之表里，相待而成。经而无传，使圣人闭门思之，十年不能知也。」何以验之？礼记造于孔子之堂，汉志：礼记百三十一篇。注：「七十子后学者所记也。」隋志说同，故云：「造于孔子之堂。」「礼记」之目，后儒相承指戴圣所传四十九篇。志云「百三十一篇」者，合大戴所传大戴礼，及小戴之礼记而言。（钱大昕二十二史考异说。王先谦汉书补注、顾实汉志讲疏从之。）仲任意指小戴，抑包大戴，今不可知。太史公汉之通人也，左氏之言与二书合，与范升相难者，亦以太史公多引左氏。见后汉书范传。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不相合。又诸家去孔子远，远不如近，闻不如见。左传杜序疏，引严氏春秋引观周篇云：「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归而修春秋之经，丘明为之传，共为表里。」御览六一０引新论曰：「左氏传遭战国寖藏，（四字，经典释文序录引有。）后百余年，鲁谷梁赤为春秋，残略多所遗失。又有齐人公羊高缘经文作传，弥离其本事矣。」公羊隐二年传何注：「孔子畏时远害，又知秦将燔诗、书，其说口授，相传至汉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记于竹帛。」公羊大题疏：「公羊者，子夏口授公羊高，高五世相授，至汉景帝时，公羊寿共弟子胡母生，乃着竹帛。胡母生题亲师，故曰公羊。谷梁者，亦是题其亲师，故曰谷梁。」是公、谷虽受经于子夏，（从杨士勋、徐彦说。）而其书则晚出也。刘子政玩弄左氏，童仆妻子皆呻吟之。新论曰：「刘子政、子骏、伯玉三人，尤珍重左氏，教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诵读。」（书抄九八、御览六一六。）盼遂案：此二语本于桓谭新论。马总意林引新论云：「刘子政、子骏，子骏兄弟子伯玉，俱是通人，尤重左氏，教授子孙，下至妇女，无不读诵，此亦蔽也。」仲任正本斯文。又案：子政习左氏传，汉书刘向传所不载，唯言向治谷梁学而已。恐汉书向传出自其子子骏之意，故削去左氏之学。君山之言，或反属实录也。光武皇帝之时，陈元、范叔（升）上书连属，条事是非，左氏遂立。先孙曰：「范叔」当作「范升」。下并同。陈元与范升议立左氏博士事，并见后汉书本传。「升」与「叔」艹书相似，古书多互误。（后汉书周章传：「字次叔。」李注云：「叔或作升。」）范叔（升）寻因罪罢。元、叔（升）天下极才，讲论是非，有余力矣。陈元言讷，盼遂案：「讷」疑当为「纳」，涉上「言」字而误。后汉书陈元传：「建武初，时议欲立左氏传博士。范升奏，以为左氏浅末不宜立。元诣阙上疏争之。书奏，下其议。范升复与元相辨难，凡十余上。帝卒立左氏学，太常选博士四人，元为第一。帝以元新忿争，乃用其次司隶从事李封。」此论所谓陈元言纳，范叔章诎之事也。言纳者，言见采纳也。范叔（升）章诎，左氏得实，明矣。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返也。论语述而篇：「子不语怪力乱神。」盼遂案：「返」本为「反」，涉「违」字而误沾「」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刘逢禄左氏春秋考证曰：「左氏春秋与铎氏、虞氏、吕氏并列，则非传春秋也。故曰：『左氏春秋，旧名也；曰春秋左氏传，则刘歆所改也。』」章太炎曰：「以左氏春秋同吕氏春秋者，亦本论衡。案书篇云：「左氏言多怪，颇与孔子不语怪力相违反也。吕氏春秋亦如此焉。』然仲任固云：『春秋左氏传者，盖出孔子壁中。』又云：『公羊高、谷梁寘、胡母氏皆传春秋，各门异户，独左氏传为近得实。』又云：『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据此诸语，仲任固以左氏为传，且谓胜彼二家。则其与吕氏春秋并论者，特吐言之庇谬耳。」（春秋左传读叙录。）国语，左氏之外传也，左氏传经，辞语尚略，故复选录国语之辞以实。汉志：「国语二十一篇，左丘明着。」司马迁传赞：「孔子因鲁史记而作春秋，而左丘明论辑其本事，以为之传；又纂异同为国语。」国语韦昭解序：「孔子发愤于旧史，垂法于素王。左丘明因圣言以摅意，托王义以流藻。雅思未尽，故复采录前世穆王以来，下讫鲁悼、智伯之诛，以为国语。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释名释典艺：「国语，记诸国君臣相与言语谋议之得失也。又曰外传。」说文、风俗通引国语「称春秋国语」，以国语为春秋外传故也。汉书律历志引国语「少昊之衰，九黎乱德」等语，称春秋外传。隋志：「春秋外传国语二十卷，贾逵注。」以上诸文，并以国语为外传者。至所以名「外传」者，韦昭谓：「其文不主于经，故号曰外传。」释名曰：「春秋以鲁为内，以诸国为外，外国所传之事也。」毕沅曰：「外传亦有鲁语，则此语为不可通。韦说得之。」案：仲任以国语为补左传之略，则义近韦说。又按：左襄二十六年传正义曰：「刘炫谓国语非丘明作。」叶少蕴曰：「古有左氏、左丘氏，太史公称『左丘失明，厥有国语』。今春秋传作左氏，而国语为左丘氏，则不得为一家，文体亦自不同，其非一家书，明甚。左氏盖左史之后以官氏者。」朱文公谓左氏乃左史倚相之后，故其书说楚事为详。（并见困学纪闻六。）王安石左氏解疑左氏为六国时人，郑樵六经奥论举八证以明左氏非丘明，叶梦得春秋考以左丘明为战国周、秦之间人。以上诸说，不以国语为左氏外传也。窃以后说为是。然则左氏、国语，世儒之实书也。「实」，元本作「宝」。旧本段。盼遂案：「实书」疑当作「宝书」。古称良史为宝书。元刊本作「宝」。
　　公孙龙着坚白之论，析言剖辞，务折曲之言，无道理之较，无益于治。汉志名家：「公孙龙子十四篇，赵人。」列子释文：「字子秉。」有坚白论篇。庄子秋水篇：「公孙龙合同异，离坚白，然不然，可不可，困百家之知，穷众口之辩。」淮南齐俗训云：「公孙龙析辩抗辞，别同异，离坚白。」又诠言训注：「公孙龙以白马非马，冰不寒，炭不热为论。」新论云：「公孙龙，六国时辩士也。为坚白之论，假物取譬，谓白马为非马，非马者，言白所以为色，马所以为形也。色非形，形非色。」（御览四六四。）别录曰：「公孙龙持白马之论以过关。」（初学记七。）吕氏春秋高注亦云：「乘白马，禁不得度关，因言马白非白马。」罗振玉刻古籍丛残，有唐写本古类书第一种，白马注：「公孙龙度关，关司禁曰：马不得过。公孙龙曰：我马白，非马，遂过。」齐有三邹衍之书，瀇洋无涯，其文少验，多惊耳之言。先孙曰：「三邹衍」当作「三邹子」。史记孟子荀卿传说齐有三驺子，（驺、邹字通。）衍其一也。晖按：「衍」当作「子」，是也。「三」疑当作「二」。汉志不见邹忌书，史记孟荀传亦只言其以琴干威王耳。汉志阴阳家有邹子四十九篇，邹子终始五十六篇，并邹衍所说。又邹奭子十二篇。史记孟荀传曰：「邹衍观阴阳消息，作怪迂之变，其语闳大不经。」别录曰：「邹奭者，颇采邹衍之术，迂大而闳辩，文具难胜。」（御览四六四。）案大才之人，率多侈纵，无实是之验；华虚夸诞，无审察之实。商鞅相秦，作耕战之术。注超奇篇。管仲相齐，造轻重之篇。管子有轻重甲、乙等篇。梁章鉅曰：「轻重甲篇称梁、赵，戊篇称代、赵，皆非其真。」按此文，则以为管仲手着。史记管晏传赞曰：「吾读管氏牧民、山高、乘马、轻重、九府，详哉其言之矣。既见其着书，欲观其行事。」是与王义同。富民丰国，强主弱敌，「弱」下旧校曰：一作「威」。公赏罚，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公两纪，世人疑惑，不知所从。疑此文当作「与公孙龙、邹衍之书不可并言，而太史两纪」。「公赏罚」为「公孙龙」之误，又误夺在「与」字上，又脱「不可」二字。若此文有「公赏罚」句，则当在「富民」句上。知者，「公赏罚」乃其治术；「富民丰国，强主弱敌」乃其政治所致之效。先言其效，后言其术，无此文理。其证一。此节乃评司马迁史记之失，以公孙龙、邹衍之虚诞无益于治，不当与商鞅、管仲并言。今本作「与邹衍之书不可并言」，则上文公孙龙云云于义无取矣。其证二。知脱「不可」二字者，下文「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立文相同，可证。日抄引作：「公孙龙、邹衍书虚夸，与管、商书相反，而太史公兼纪。」虽约举此文，但可推证此文原谓管、商书与公孙龙、邹衍书不可并言也。则今本脱「公孙龙」三字，「不可」二字，甚明。太史公纪公孙龙，亦见孟荀传。案张仪与苏秦同时，苏秦之死，仪固知之。盼遂案：史记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与燕王谋破齐。入齐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仪所说与史记苏秦传齐大夫争宠而刺秦者殊远矣。自以仪说为实也。仪知各审，「各」疑「秦」误。盼遂案：章士钊云：「各当为秦之误字。」宜从仪言，以定其实，而说不明，两传其文。史记苏秦传曰：「苏秦详为得罪于燕，亡走齐，为客卿，欲破敝齐而为燕。其后齐大夫多与之争宠者，而使人刺之，不死，殊而走。齐王使人求贼，不得。苏秦且死，乃谓齐王曰：『臣若死，车裂臣以于市，曰：苏秦为燕作乱于齐，如此则臣之贼必得矣。』于是如其言，而杀苏秦者果自出，齐王因而诛之。苏秦既死，其事大泄。齐后闻之，乃恨怒燕。」张仪传：「仪说楚王曰：『苏秦相燕，即阴与燕王谋伐破齐而分其地；乃详有罪出走入齐，齐王因受而相之。居二年而觉，齐王大怒，车裂苏秦于市。』」是于秦之死，两传抵牾也。东海张（冯）商亦作列传，孙曰：汉无张商补史记者。「张商」当作「冯商」，此涉上文「张仪」而误。汉书艺文志春秋家，冯商续太史公书七篇。又张汤传赞：「冯商称张汤之先与留侯同祖，而司马迁不言，故阙焉。」注引如淳曰：「班固目录：「冯商，长安人，成帝时，以能续书待诏金马门，受诏续太史公书十余篇。」师古曰：刘歆七略云：「商，阳陵人，治易，事五鹿充宗，能属文，博通强记，与孟柳俱待诏，颇序列传，未卒，会病死。」史通正史篇：「史记所书，止汉武太初，已后阙而不录。其后刘向，向子歆，及诸好事者，若冯商、卫衡、扬雄、史岑、梁审、肆仁、晋冯、段肃、金丹、冯衍、韦融、萧奋、刘恂等，相次撰续。迄于哀、平间，犹名史记。」据此，则当作「冯商」无疑。惟刘歆言商阳陵人，班固言长安人，仲任言东海人，三说不同。汉代长安属京兆，阳陵属左冯翊。后汉以阳陵改属京兆。长安、阳陵相去甚近，东海太远，岂传闻之异欤？岂苏秦商之所为邪？何文相违甚也？三代世表言五帝三王皆黄帝子孙，自黄帝转相生，不更禀气于天。作殷本纪，言契母简狄浴于川，遇玄鸟坠卵，吞之，遂生契焉。及周本纪，言后稷之母姜嫄野出，见大人迹，履之，则妊身，生后稷焉。夫观世表，则契与后稷，黄帝之子孙也；读殷、周本纪，则玄鸟、大人之精气也。二者不可两传，而太史公兼纪不别。案帝王之妃，不宜野出，浴于川水。今言浴于川，吞玄鸟之卵；出于野，履大人之迹，违尊贵之节，误是非之言也。奇怪篇亦辩其妄。旧本段。
　　新语，陆贾所造，注超奇篇。盖董仲舒相被服焉，余嘉锡曰：汉书河间献王传云：「被服儒术，造次必于儒者。」注师古曰：「被服，言常居处其中也。」通鉴卷十八胡注云：「被服者，言以儒术衣被其身也。」与颜注虽异，而意亦不甚相远。王先谦汉书补注定从胡注，未为不可。乃又云：「史记作被服造次必于儒者，则谓不服奇邪，不苟行止也。」此则纯出臆说，未免画蛇添足。如此文之「董仲舒相被服」，可以不服奇褥解之乎？皆言君臣政治得失，言可采行，事美足观。鸿知所言，参贰经传，虽古圣之言，不能过增。陆贾之言，未见遗阙；而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注明雩、乱龙篇。颇难晓也。夫致旱者以雩祭，不夏郊之祀，元本作「夏郊不之祀」。案：当作「夏郊不祀」。元本衍「之」字，今本后人妄改。岂晋侯之过邪？以政失道，阴阳不和也。晋废夏郊之祀，晋侯寝疾，用郑子产之言，祀夏郊而疾愈。详死伪篇。如审雩不修，龙不治，与晋同祸，为之再也。「再」疑为「可」误。以政致旱，宜复以政。复，消复也。政亏，而复修雩治龙，其何益哉？春秋公羊氏之说，亢阳之节，足以复政。顺鼓篇引春秋说曰：「人君亢阳致旱，沉溺致雨。」阴阳相浑，旱湛相报，天道然也，何乃修雩设龙乎？雩祀神喜哉？或雨至，亢阳不改，亢阳致旱，今雨至而亢阳不改，明变复说妄。旱祸不除，变复之义，安所施哉？且夫寒温与旱湛同，俱政所致，其咎在人。与寒温、谴告、治期之旨相违。独为亢旱求福，不为寒温求佑，未晓其故。如当复报寒温，宜为雩、龙之事。鸿材巨识，第两疑焉。旧本段。
　　董仲舒着书，不称子者，意殆自谓过诸子也。法言君子篇：「诸子者，以其知异于孔子者也。」汉志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本传云：「仲舒所着，皆明经术之意及上疏条教，凡百二十三篇。而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十篇。」王先谦曰：「此百二十三篇早亡，不在繁露诸书内也。」今按：百二十三篇者，乃上疏条教，非仲任所指。实知篇云：「孔子云：董仲舒乱我书。其后仲舒论思春秋，造着传记。」则知仲任殆指其「说春秋事得失」者。而今传春秋繁露八十二篇，玉杯第二，竹林第三，总名蕃露，与本传不相应，或疑其后人采缀而成。仲任谓其不称子，已见其题曰「繁露」欤？汉作书者多，司马子长、杨子云，河、汉也；其余，泾、渭也。文选广绝交注引「多」作「以」。然而子长少臆中之说，「臆」，旧误从「耳」，今据各本正。感虚篇云：「太史公书汉世实事之人。」子云无世俗之论。仲舒说道术奇矣，北方三家尚矣。「北」，元本作「比」。按：作「比」是。「三」当作「二」，以仲舒比方子长、子云也，不当言「北方三家尚矣」。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实知篇力辟此语之妄，而于兹反信为孔子之言，何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以下文例之，「或」下疑有「以」字。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共一「乱」字，理之与乱，相去甚远。然而读者用心不同，不省本实，故说误也。夫言烦乱孔子之书，才高之语也；其言理孔子之书，亦知奇之言也。出入圣人之门，乱理孔子之书，子长、子云无此言焉。世俗用心不实，省事失情，二语不定，转侧不安。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反）孔子。先孙曰：「及」当为「反」，形近而误。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论语泰伯篇文。引之者，明「乱」当训「终」。集解郑曰：「师挚，鲁太师之名也。始犹首也。周道既衰微，郑、卫之音作，正乐废而失节，鲁太师挚识关雎之声，而首理其乱者。洋洋乎盈耳哉，听而美也。」晋书司马彪传：「春秋不修，则孔子理之；关雎之乱，则师挚修之。」并读「乱」为「治乱」之「乱」，非谓乐之卒章也。论语骈枝曰：「始者乐之始，乱者乐之终。乐记曰：『始奏以文，复乱以武。』又曰：『再始以着往，复乱以饬归。』皆以始乱对举，其义可见。凡乐之大节，有歌有笙，有间有合，是为一成。始于升歌，终于合乐。是故升歌谓之始，合乐谓之乱。周礼大师职：『大祭祀，帅瞽祭歌。』仪礼燕及大射，皆大师升歌。挚为大师，是以云『师挚之始』也。合乐，周南关雎、葛覃、卷耳，召南鹊巢、采蘩、采苹，凡六篇，而谓之『关雎之乱』者，举上以该下，犹言『文王之三』，『鹿鸣之三』云耳。」礼经释例说同。足证仲任训「乱」为「终」之说。乱者，于（终）孔子言也。孙曰：「于」字无义，「于」当作「终」，草书形近而误。下云：「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又云：「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并解释此文。乱龙篇云：「劣则董仲舒之龙说不终也，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并其切证。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班叔皮续太史公书，盖其义也。「班叔」旧作「尽也」。先孙曰：「尽也」当作「班叔」。晖按：孙说是也。朱校元本「尽」正作「班」，可证。超奇篇亦见此文。今据正。赋颂篇下其有「乱曰」章，盖其类也。离骚「乱曰」，王注：「乱，理也，所以发理词指，总撮其要也。」鲁语亦以商颂那篇之卒章为「乱」。韦注：「篇章既成，撮其大要以为乱辞也。」按：仲任训「乱」为「终」，与王逸异。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治龙」亦见上文，各本误作「始龙」，今依崇文本改。必将有义，未可怪也。旧本段。
　　颜渊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见孟子滕文公上。五帝三王，颜渊独慕舜者，知己步驺有同也。知德所慕，默识所追，同一实也。仲舒之言道德政治，可嘉美也；质定世事，论说世疑，桓君山莫上也。故仲舒之文可及，而君山之论难追也。论，新论也。超奇篇云：「君山作新论，论世间事，辩照然否，虚妄之言，伪饰之辞，莫不证定。」骥与众马绝迹，或蹈骥哉？或疑「曷」声误。谓何能蹈骥迹也。超奇篇曰：「卓尔蹈孔子之迹。」书解篇：「汲汲忙忙，或暇著作？」或亦「曷」之误。是其比。有马于此，足行千里，终不名骥者，与骥毛色异也。有人于此，文偶仲舒，论次君山，终不同于二子者，姓名殊也。故马效千里，不必骥騄；人期贤知，不必孔、墨。何以验之？君山之论难追也。两刃相割，利钝乃知；二论相订，是非乃见。是故韩非之四难，韩非子有难一、二、三、四，凡四篇。古人行事或有不合理者，韩非立义以难之。桓宽之盐铁，汉志儒家：「桓宽盐铁论六十篇。」师古曰：「宽字次公，汝南人也。孝昭帝时，丞相御史与诸贤良论盐铁事，宽撰次之。」君山新论类也。世人或疑，言非是伪，论者实之，论，谓着论者。故难为也。卿决疑讼，狱定嫌罪，是非不决，曲直不立，世人必谓卿狱之吏才不任职。至于论，不务全疑，「全」当作「诠」。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宜」当作「肯」。处谓辩证也。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孰与剖破浑沌，解决乱丝，言无不可知，文无不可晓哉？案孔子作春秋，采毫毛之善，贬纤介之恶。可褒，则义以明其行善；以下句例之，知此文误。可贬，则明其恶以讥其操。新论之义，与春秋会一也。新论曰：（据孙冯翼揖。）「余为新论，述古今，亦欲兴治也，何异春秋褒贬耶！」
　　夫俗好珍古不贵今，谓今之文不如古书。夫古今一也，才有高下，言有是非，不论善恶而徒贵古，是谓古人贤今人也。案东番邹伯奇、注感类篇。临淮袁太伯、袁文术、江南通志云：「越绝书外传记卷末有隐语云：『以去为姓，得衣乃成，厥名为米，覆之以庚。」为「袁康」二字。书为袁康作也。康临淮人，字文术，或曰字文伯。其书有经，子贡作；有内传，吴平作；其外传与记，乃袁康为之。」袁文术名康，未知何据。会稽吴君高、周长生之辈，注超奇篇。位虽不至公卿，诚能知之囊橐，文雅之英雄也。观伯奇之元思，太伯之易章句，「章」旧作「童」。元本作「易章句」，崇文本已校改作「章」，今据正。文术之咸铭，孙曰：「咸」疑「箴」之坏字。盼遂案：「咸铭」者，「函铭」也。枕函、杖函、剑函皆可谓之咸矣。周礼秋官伊耆氏：「掌国之大祭祀，共其杖咸。」郑玄注：「咸读为函。老臣杖于朝，有司以此函藏之。」此「咸铭」即「函铭」之说也。昔武王有带铭、杖铭，（大戴礼记践祚篇。）后汉李尤有经襓铭、（艺文类聚五十五引。）匮匝铭，（太平御览七百十四引。）与咸铭之意尤近。或谓「咸」为「箴」之坏体，不如此不破字之为愈也。君高之越纽录，孙曰：吴君高事见书虚、超奇诸篇。此云越纽录，即越绝书也。越绝篇叙外传记云：「以『去』为生，（按「生」当作「姓」。）得『衣』乃成。厥名有『米』，覆之以『庚』。禹来东征，死葬其疆。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写精露愚，略与事类，俟告后人。文属辞定，自于邦贤。邦贤以『口』为姓，丞（与承同。）之以『天』，楚相屈原，与之同名。」杨慎云：「此以语隐语见其姓名也。『去』得『衣』乃『袁』字，『米』覆『庚』乃『康』字。禹葬之乡，则会稽也。是乃会稽人袁康。其曰『不直自斥，托类自明』，厥旨昭然，欲后人知也。以『口』承『天』，『吴』字。屈原同名，『平』字。与康共着此书者，乃吴平也。」按：杨说最塙，然则君高殆吴平之字矣。长生之洞历，注超奇篇。刘子政、扬子云不能过也。「政」，各本误「攻」，今从朱校元本、崇文本正。盼遂案：史记留侯世家正义引周树洞历云：「角里先生姓周，名术，字道原。太伯之后。」是周树殆是长生之名矣。又考北堂书钞卷七十三引谢承后汉书云：「周树达于法，善能解烦释疑，八辟从事。」太平御览卷七十三引谢承后汉书云：「周树为从事，刺史孟观有罪，俾树作章，陈事叙要。得无罪。」谢书云「周树为从事」，与仲任所云「位不至公卿」合，决长生即周树也。善（盖）才有浅深，无有古今；孙曰：「善」疑「盖」字之误。文有伪真，无有故新。广陵陈子回、颜方，朱曰：杨州府志：「陈子回、颜方，皆广陵人，与王充同时。」今尚书郎班固，兰台令杨终、傅毅之徒，注别通篇。盼遂案：「令」下疑当有「史」字。兰台令为长吏，史则其属员，未可混而一之也。后汉书杨终传：「征诣兰台，拜校书郎。」傅毅传：「建初中，以毅为兰台令史，拜郎中，与班固、贾逵共典校书。」二人皆未尝为兰台令也。虽无篇章，赋颂记奏，文辞斐炳，赋象屈原、贾生，奏象唐林、谷永，注效力篇。并比以观好，其美一也。「好」当在「其」字下。当今未显，使在百世之后，则子政、子云之党也。韩非着书，李斯采以言事；李斯阿二世，以书对，引韩子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又引韩子曰：「布帛寻常，庸人不释，铄金百镒，盗跖不搏。」见史记本传。杨子云作太玄，侯铺子随而宣之。方以智曰：「侯芭字铺子。」惠栋汉书补注说同。并据此文也。俞曰：侯铺即侯芭，「芭」与「铺」一声之转也。世知侯芭，不知侯铺，故表而出之。晖按：汉书扬雄传赞云：「鉅鹿侯芭常从雄居，受其太玄、法言焉。」隋志有杨子法言六卷，侯芭注，亡。又案：侯芭字铺子，疑方、惠说是。非、斯同门，云、铺共朝，「斯」旧作「私」。先孙曰：「私」当作「斯」，音近而误。晖按：先孙说是也，朱校元本正作「斯」，今据正。非、斯俱受业荀卿。睹奇见益，不为古今变心易意；实事贪善，不远为术并肩以迹相轻，句有衍误。齐世篇：「杨子云作太玄，造法言，张伯松不肯一观。与之并肩，故贱其言。」此文「并肩」，意当与同。齐曰：「益」为「异」字之误，「远」、「术」二字衍。好奇无已，故奇名无穷。杨子云反离骚之经。汉书扬雄传：「雄作书，往往摭离骚文而反之，名曰反离骚。」辞载本传。王逸楚辞章句离骚下着「经」字，并云：「离骚经者，屈原之所作也。离，别也。骚，愁也。经，径也。言已放逐离别，中心愁思，犹依道径，以风谏君也。」洪兴祖曰：「太史公曰：『离骚者，犹离忧也。』班孟坚曰：『离犹遭也，明己遭忧作辞也。』颜师古云：『忧动曰骚。』余按：古人引离骚，未有言『经』者。盖后世之士，祖述其词，尊之为经耳，非屈原意也。逸说非是。」晖按：洪说是也。据此文，则充亦谓「离骚经」，非逸一人也。盖当时词人有此语。非能尽反，一篇文往往见非，反而夺之。文误脱，不可读。
　　六略之录，万三千篇，艺文志：「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阮孝绪七录序曰：「刘向别集众录，谓之别录。子歆撮其指要，着为七略。一篇即六篇之总最，故以辑略为名。次六艺略次诸子略，次诗赋略，次兵书略，次数术略，次方技略。」七略而称「六略」者，沉钦韩曰：「其辑略即汇别群书，标列指趣，若志之小序，实止有六略耳。」抱朴子自叙、广弘明集引阮孝绪七录序、续博志并云，别录、汉志「万三千二百（七录误作「三百」。）六十（抱扑子误作「九十」。）九卷。」则此云「万三千」者，举成数。篇即卷也。亦见对作篇。隋志、旧唐书志、文献通考，「一万」并作「三万」，误不足据。盼遂案：汉书艺文志云：「大凡书，六略三十八种，五百九十六家，万三千二百六十九卷。余尝实考算之，得一万二千九百九十四篇，则仲任所说万三千篇之数，较相近也。虽不尽见，指趣可知，略借不合义者，案而论之。
　　　　对作篇
　　翟灏曰：「论衡以对作篇为序，其后更有自纪一篇，则附传也。」盼遂案：篇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尽思极心，以讥世俗」。又云：「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此数语本篇主旨。
　　或问曰：「贤圣不空生，必有以用其心。上自孔、墨之党，下至荀、孟之徒，教训必作垂文，何也？」对曰：圣人作经，艺（贤）者传记，「艺」，各本同，王本、崇文本作「贤」，是也。正说篇云：「圣人作经，贤者作书。」案书篇云：「圣人作其经，贤者造其传。」盼遂案：「者」当为「着」之形残。「着传记」与「作经艺」对文。「匡济薄俗」以下，所以言其效也。匡济薄俗，驱民使之归实诚也。案六略之书，万三千篇，注案书篇。增善消恶，割截横拓，驱役游慢，期便道善，盼遂案：「道」读作「导」，动词。归正道焉。孔子作春秋，周民弊也。故采求毫毛之善，盼遂案：「求」字涉「采」字形近而衍。贬纤介之恶，拨乱世，反诸正，人道浃，王道备，注正说篇。所以检柙靡薄之俗者，「柙」旧误作「押」，今正。齐世篇云：「检柙守持，备具悉极。」悉具密致。夫防决不备，有水溢之害；网解不结，有兽失之患。是故周道不弊，则民不文薄；民不文薄，春秋不作。齐世篇、定贤篇、书解篇并见此义。杨、墨之学不乱传义，盼遂案：「传」当「儒」之误。则孟子之传不造；孟子滕文公下：「孟子曰：『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着，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韩国不小弱，法度不坏废，则韩非之书不为；史记本传：「非见韩之削弱，数以书谏韩王，韩王不能用。于是韩非疾治国不务修明其法制，执势以御其臣下，富国强兵，而以求人任贤，反举浮淫之蠹，而加之于功实之上。观往者得失之变，故作孤愤、五蠹、内外储、说林、说难十余万言。」汉志法家：「韩子五十五篇。」高祖不辨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转，则陆贾之语不奏；书解篇云：「高祖既得天下，马上之计未败，陆贾造新语。」注见彼篇。众事不失实，凡论不坏乱，则桓谭之论不起。注超奇、案书篇。故夫贤圣之兴文也，起事不空为，因因不妄作。下「因」字，朱校元本作「可」。作有益于化，化有补于正，故汉立兰台之官，校审其书，以考其言。「兰台」注别通篇。董仲舒作道术之书，颇言灾异政治所失，「所」当作「得」。案书篇云：「新语皆言君臣政治得失。」书成文具，表在汉室。主父偃嫉之，诬奏其书。天子下仲舒于吏，当谓之下愚。盼遂案：当，判决书也。仲舒当死，天子赦之。史记本传：「仲舒废为中大夫，居舍，着灾异之记。是时辽东高庙灾，主父偃疾之，取其书奏之天子。天子召诸生，示其书，有刺讥。董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下愚。于是下董仲舒吏，当死，诏赦之。」史谓书未奏，主父偃窃奏之。此文则谓书成已奏，主父偃嫉而诬之，义稍不同。夫仲舒言灾异之事，孝武犹不罪而尊其身，况所论无触忌之言，核道实之事，收故实之语乎？故夫贤人之在世也，进则尽忠宣化，以明朝廷；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俗也盼遂案：「也」字疑当在第一「俗」字下。其第二「俗」字属下句读。文本为「退则称论贬说，以觉失俗也。俗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不知还，则立道轻为非；论者不追救，则迷乱不觉悟。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故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盼遂案：「华文」下当有「不」字，今脱。上句「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与此句为骈偶也。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非苟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也。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机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说虚妄之文。「说」读「侻」。何则？实事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盛」下旧校曰：一作「盛溢」。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说」读「悦」。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不绝，则文载竹帛之上；不舍，则误入贤者之耳。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并注命禄篇。读虚妄之书。明辨然否，疾心伤之，安能不论？孟子伤杨、墨之议大夺儒家之论，引平直之说，褒是抑非，世人以为好辩。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见滕文公篇。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集糅，以情言之，岂吾心所能忍哉！卫骖乘者越职而呼车，侧怛发心，恐上之危也。「上」旧误「土」，朱校元本同。今从钱、黄、郑、王本正。事亦见幸偶篇。夫论说者闵世忧俗，与卫骖乘者同一心矣。愁精神而幽魂魄，动胸中之静气，贼年损寿，无益于性，祸重于颜回，效力篇谓颜渊力不任，劣倦罢极，发白齿落，有仆顿之祸。违负黄、老之教，非人所贪，不得已，故为论衡。文露而旨直，辞奸而情实。「辞奸」非其义，「奸」疑为「讦」之讹。「奸」或作「奸」，与「讦」形误。说文：「讦，面相斥罪也。」后汉书袁安传：「言辞骄讦。」注：「讦，谓发扬人之恶。」盼遂案：奸与露、直、实同列，则奸非恶词。下文「被棺敛者不省」，「奉送藏者不约」，「为明器者不奸」，又以奸与约、省同用。自纪篇「言奸辞简，指趣妙远」，又以奸与简同用。然则奸殆即简约质实，言无华泽之意矣。又按：「奸」疑「□」之简写。「□」相传与「妍」同字，则此「辞奸而情实」，谓遣辞虽妍妙，而抒情却真实也。黄晖说「奸」为「讦」之讹，失之。其政务言治民之道。政务，本传、隋志并未载，盖久佚矣。论衡诸篇，实俗间之凡人所能见，与彼作者无以异也。若夫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世俗所久惑，人所不能觉也。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遇）惑，作论于下。「愚惑」无义，当作「遇惑」，与「遭弊」对文。本书屡以「遭」、「遇」、「适」、「偶」相对成义。〔下〕实得，则上教从矣。「下」字据朱校元本补。今本涉重文脱。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华伪之文灭；「而」下旧校曰：一有「后」字。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旧校曰：「纯诚」一作「纯厚」。旧本段。
　　或曰：圣人作，贤者述，以贤而作者，非也。论衡、政务，可谓作者。
　　曰：非作也，旧本「非」在「曰」字上。孙曰：「『非曰作也』，当从元本作『曰非作也』。『曰』乃答词。」今据正。亦非述也，论也。论者，述之次也。五经之兴，可谓作矣。太史公书、即今史记。汉时则曰「太史公」，（汉书艺文志。）曰「太史公记」，（汉书杨恽传、前汉纪十四、风俗通卷一、卷六。）曰「太史公书」，（汉书宣元六王传、班彪论略、论衡。）曰「太史记」。（风俗通二。）王先谦曰：「隋志题史记，盖晋后着录，改从今名。」详史记考异、愈愚录。刘子政序、汉志：「刘向所序六十七篇。」注：「新序、说苑、世说、列女传颂图也。」按：「所序」谓其所序累者也。（「序累」二字，屡见本书。）顾实曰：「犹今之丛书。」似非其义。班叔皮传，彪续太史公书，作后传数十篇。见本传。可谓述矣。桓山君新论，盼遂案：当是「桓君山」。邹伯奇检论，可谓论矣。今观论衡、政务，桓、邹之二论也，非所谓作也。造端更为，前始未有，若仓颉作书，奚仲作车是也。易言伏羲作八卦，前是未有八卦，伏羲造之，故曰作也。文王图八，自演为六十四，故曰衍。正说篇以伏羲非作，文王非演，演作之言，生于俗传。此又因俗传为说。谓论衡之成，犹六十四卦，而又非也。六十四卦以状衍增益，其卦溢，其数多。孙曰：「溢其数多」，疑当作「溢多其数」。今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辩其实虚，非造始更为，无本于前也。儒生就先师之说，诰而难之；文吏就狱卿之事，盼遂案：「狱卿」当乙为「卿狱」。案书篇：「卿决疑讼，狱定嫌罪。」又云：「卿狱之吏，才不任职。」皆以「卿狱」联文。覆而考之，案书篇：「卿决疑讼，狱定嫌罪。」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
　　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今作书者，犹〔上〕书奏记，「上」字依朱校元本补。盼遂案：「犹」下疑脱一「上」字。上句「上书奏记，陈列便宜，皆欲辅政」，以「上书奏记」四字为词，此承叠其文也。说发胸臆，文成手中，其实一也。夫上书谓之奏，奏记转易其名谓之书。盼遂案：二「奏」字盖衍其一。「奏记」句绝。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颖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章帝时，兖、豫、徐三州比年大旱，诏免租刍。详后汉书本纪。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由此言之，夫作书者，上书奏记之文也。记谓之造作，（上书）上书奏记是作也？「记谓之造作上书」，文不成义。疑当作「论衡谓之造作」。上文「谓论衡为作，儒生、文吏谓作乎」文例正同。「记」为「论衡」之误，又衍「上书」二字。盼遂案：「上书」二字误重，当删去其一。
　　晋之乘，而楚之梼杌，鲁之春秋，见孟子离娄上。人事各不同也。易之乾坤，春秋之元，公羊传隐元年何注：「变一为元，元者气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疏：「春秋说云：『元者端也。』气泉注：『元为气之始，如水之有泉，泉流之原，无形以起，有形以分。窥之不见，听之不闻。』宋氏云：『无形以起，在天成象；有形以分，在地成形也。』然则有形与无形，皆生乎元气而来，故言造起天地，天地之始也。」汉书董仲舒传仲舒对策曰：「谨案春秋谓一元之意，一者万物之所从始也，元者辞之所谓大也。谓一为元者，视大始而欲正本也。」繁露二端、王道、玉英等篇，并释称「元」之义。杨氏之玄，后汉书张衡传注引新论曰：「扬雄作玄书，以为玄者天也，道也。言圣贤制法作事，皆引天道以为本统，而因附续万类，王政人事法度。故宓羲氏谓之易，老子谓之道，孔子谓之元，而扬雄谓之玄。」卜气号不均也。由此言之，唐林之奏，谷永之章，唐林、谷永，汉之善章奏者。见效力篇。论衡、政务，同一趋也。汉家极笔墨之林，书论之造，汉家尤多。阳成子张作乐，先孙曰：「张」当作「长」。超奇篇云：「阳城子长作乐经。」即此。晖按：新论亦作「张」。「张」、「长」字通。杨子云造玄，二经发于台下，读于阙掖，卓绝惊耳，「卓绝」，朱校元本作「逴诡」，疑原作「逴谲」。佚文篇：「才高卓遹。」（元本作「谲」。）定贤篇：「权诈卓谲。」不述而作，材疑圣人，朱校元本「疑」作「拟」。而汉朝不讥。况论衡细说微论，解释世俗之疑，辩照是非之理，使后进晓见然否之分，恐其废失，着之简牍，祖经章句之说，先师奇说之类也。文有脱误。朱校元本无「祖」字，空一格。「先」下，「其」下，并空一字。其言伸绳，弹割俗传。朱校元本「俗传」二字作「憎」，属下读。疑非。俗传蔽惑，伪书放流，贤通之人，疾之无已。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论也。盐铁论相刺篇：「孔子曰：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是以东西南北七十说而不用，然后退而修王道，作春秋，垂之万载之后，天下折中焉。」玉乱于石，人不能别；或若楚之王尹以玉为石，「王」，王本、崇文本作「工」。卒使卞和受刖足之诛。注变动篇。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邹衍谓今天下为一州，四海之外有若天下者九州岛。注谈天篇。盼遂案：「州」字疑涉上句之尾「州」字而衍。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注谈天篇。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注感虚篇、说日篇。鲁阳战而日暮，援戈麾日，日为却还。注感虚篇。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若太史公之书，据许由不隐，见史记伯夷传。「据」，疑当作「处」。「处」犹「辩」也。校者未审其义，则改作「据」。燕太子丹不使日再中，注感虚篇。读见之者，莫不称善。
　　政务为郡国守相、县邑令长陈通政事所当尚务，欲令全民立化，奉称国恩。论衡九虚、三增，所以使俗务实诚也；论死、订鬼，所以使俗薄丧葬也。孔子径庭丽级，被棺敛者不省；刘子政上薄葬，奉送藏者不约；并注薄葬篇。光武皇帝草车茅马，为明器者不奸。何「奸」字误。光武营陵地于临平亭南，务从省约，曰：「古者帝王之葬，皆木车茅马，使后世之人不知其处。」见东观记、后书本纪。世书俗言不载？信死之语汶浊之也。今着论死及死伪之篇，明〔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明」下疑脱「人」字。论死篇云：「人死不为鬼，无知，不能害人。」冀观览者将一晓解约葬，更为节俭。斯盖论衡有益之验也。言苟有益，虽作何害？仓颉之书，世以纪事；注奇怪篇。奚仲之车，世以自载；注谢短篇。伯余之衣，以辟寒暑；淮南泛论训：「伯余作衣。」高注：「『伯余，黄帝臣。』世本曰：『伯余制衣裳。』一曰：『伯余，黄帝。』」路史后纪五：「黄帝名荼。注：字或作『余』，故世本云：『伯余作衣裳。』淮南子『伯余之初作衣』，许注云：『黄帝。』」桀之瓦屋，以辟风雨。史记褚先生补龟策传曰：「桀为瓦室。」博物志曰：「桀作瓦。」世本曰：「昆吾作陶。」古史考曰：「昆吾作瓦。」（御览一八八。）龟策传集解曰：「盖是昆吾为桀作也。」夫不论其利害，而徒讥其造作，是则仓颉之徒有非，世本十五家皆受责也。礼记明堂位疏曰：「世本有作篇，其篇记诸作事。」汉志：「世本十五篇。」史记集解序，索隐引刘向曰：「古史官明于古事者所记。」皇甫谧谓左丘明作，非也。其书久佚，清人有揖本。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也。虽无害，何补？文不成义。疑当作「故夫有益也，虽作无害；若其无益，虽述何补」？自纪篇云：「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文例同。盼遂案：二语间有脱文，文义不相承。
　　古有命使采爵，欲观风俗，知下情也。「爵」疑「诗」误。艺文志曰：「古有采诗之官，王者所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刘歆与扬雄书曰：「三代、周、秦轩车使者，遒人使者，以岁八月巡路，□代语僮谣歌戏。」即此文所指。谢短篇云：「古者采诗。」诗作民间，圣王可云「汝民也，何发作」，囚罪其身，殁灭其诗乎？今已不然，故诗传亚今。「亚」字误。盼遂案：「亚」字因与「至」形近而致误。论衡、政务，其犹诗也，冀望见采，而云有过。斯盖论衡之书所以兴也。且凡造作之过，意其言妄而谤诽也。意，发语词也。刘盼遂改作「恶」，非。盼遂案：「意」字疑当为「恶」之讹，形相似也。又或为「忌」之讹，声韵皆近。黄晖说「意」为发语词，似非。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刘盼遂曰：「盛褒，佚篇名。盼遂案：盛褒今无可考。惟盛褒名义与须颂为偶，盖亦姊妹篇之亡佚者。能圣、实圣，姊妹篇之全佚者。（须颂篇说。）答佞、觉佞，同见答佞篇，今觉佞无考，此姊妹篇之偏佚者。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



论衡校释卷第三十
　　　　自纪篇
　　抱朴子自叙篇云：「昔王充年在耳顺，道穷望绝，惧身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元本「姓」上空一字，朱校元本「城」下空二字，无「一」字，则此有脱文。韩愈后汉三贤赞孙注云：「其先魏郡元城人。」当即本此。按王莽传，莽封曾祖翁孺为孺王，于魏郡元城，为元城王氏。然则，仲任与莽同族也？孙盼遂案：汉书百官公卿表：「元帝初元三年，丞相司直南郡李延寿。」萧望之传有丞相司直延寿，是李延寿一姓。汉书功臣侯表陈武，文纪作柴武，臣瓒注以为二姓。一人二姓。殆两京时有此风尚欤？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孙一」二字误。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国」，元本作「道」，朱校同。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怨雠所擒，朱校元本作「害」。祖父泛举家檐载，「檐」，朱校元本从「」。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元本作「业」，朱校同。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元本「末」作「本」，「伯」作「某」，朱校同。先孙曰：「本」疑「卒」之误。盼遂案：孙诒让曰：「案元本『末』作『本』，『伯』作『某』。『本』疑『卒』之误。」孙校非也。末字不误，末者对上在会稽横道杀伤，在钱唐任气滋甚为言，故云末，以言后日之事也。举家徙处上虞。十七史商榷曰：「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充自纪篇历诋其祖父之恶，恐难称孝。」史通序传篇、惠栋于后汉书本传补注、钱大昕养新录并诋诃之。晖按：王褒集僮约，注云：「汉时官不禁报怨。」（引见御览。）桓谭疏曰：「今人相杀伤，虽已伏法，而私结怨雠，子孙相报，后忿深前，至于灭户殄业，而俗称豪健，故虽怯弱，犹勉而行之。」是世风所尚，非可谓其意在诋毁也。
　　建武三年，充生。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先孙曰：「林熙」，「林」疑当作「休」，「熙」与「媐」通。（说文女部云：「媐，说乐也。」）「戏钱」盖即「意钱」，后汉书梁冀传李注引何承天纂文云：「诡亿一曰射意，一曰射数，即摊钱也。」孙曰：孙诒让谓「林」疑当作「休」，非也。「掩雀、捕蝉，戏钱、林熙」，乃四种游戏之名。林熙者，即攀援树木之戏也。淮南子修务篇云：「木熙者，举梧槚，据句枉。」高注：「熙，戏也。举，援也。梧桐、槚梓皆大木也。句枉，曲枝也。」又云：「木熙者非眇劲。」高注：「眇，绝也，言其非能自有绝眇之强力也。」淮南子「木熙」，论衡「林熙」，其义一也。若改为「休」，失其旨矣。诵奇之。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巨」旧作「臣」，郑本同，今依钱、黄、王、崇文本正。父未尝笞，母未尝非，十驾斋养新录七曰：充传云：「充少孤。」按此文，不云「少孤」也。闾里未尝让。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元本作「相摭」，朱校同。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经明德就，谢师而专门，援笔而众奇。所读文书，亦日博德。才高而不尚苟作，口辩而不好谈对，非其人，终日不言。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以笔着文，亦如此焉；操行事上，亦如此焉。在县位至掾功曹，后汉书百官志：「郡国及县，诸曹皆置掾史。」又曰：「功曹主选署功劳。」注引汉书音义曰：「正曰掾，副曰属。」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百官志：「每属国置都尉一人，比二千石。」汉官解故曰：「都尉，郡各一人，副佐太守，言与太守俱受银印部符之任，为一郡副将。然俱主其武职，不预民事。旧时常以八月都试讲习其射力，以备不虞，皆绛衣戎服，示扬威武，折冲厌难者也。」（书抄六三。）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百官志：「每郡置太守一，二千石。」「行事」，程本作「从事」，误。续汉书百官志五：「郡守都尉皆置诸掾史。」本注曰：「有功曹，主选署功劳；有五官掾，署功曹及诸曹事。」「列掾五官」，犹言列为五官掾也。「功曹行事」，盖即署功曹事。入州为从事。百官志：「每州皆有从事史。」续汉志：郡国有从事，主督文书，察主非法，皆州自辟除，故通为百石。不好徼名于世，不为利害见将。「将」犹「从」也。言不为利害动。常言人长，希言人短。专荐未达，解已进者过。及所不善，亦弗誉；有过不解，亦弗复陷。能释人之大过，亦悲夫人之细非。「夫」，元本作「忘」，朱校同。疑当作「亦忘人之细非」，与「能释人之大过」句法一律。校者改「忘」作「夫」，不知「悲」即「忘」之伪衍也。好自周，不肯自彰，勉以行操为基，耻以材能为名。众会乎坐，不问不言；赐见君将，不及不对。在乡里，慕蘧伯玉之节；在朝廷，贪史子鱼之行。论语卫灵公篇：「子曰：直哉，史鱼！邦有道如矢，邦无道如矢。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集解孔曰：「史鱼，卫大夫史也。」左襄二十九年传「史」，杜注：「史鱼。」杜氏世族谱：「卫杂人史。」盖名，鱼其字。见污伤，不肯自明；位不进，亦不怀恨。贫无一亩庇身，志佚于王公；贱无斗石之秩，意若食万钟。类要二六乡闾高士类、贫类引「庇身」并作「之赀」，疑是。又「志佚于王公」与「意若食万钟」两句先后次倒。得官不欣，失位不恨。处逸乐而欲不放，居贫苦而志不倦。淫读古文，甘闻异言。世书俗说，多所不安，幽处独居，考论实虚。旧本段。
　　充为人清重，游必择友，不好苟交。所友位虽微卑，年虽幼稚，行苟离俗，必与之友。好杰友雅徒，不泛结俗材。俗材因其微过，蜚条陷之，盼遂案：后汉书宦者传：「竞欲咀嚼，造作飞条。」章怀太子注：「飞条，飞书也。」案：殆如今世之匿名信，明季之没名揭帖矣。然终不自明，亦不非怨其人。或曰：「有良材奇文，无罪见陷，胡不自陈？羊胜之徒，摩口膏舌；邹阳自明，入狱复出。羊胜谗邹阳，注超奇篇。苟有全完之行，不宜为人所缺；既耐勉自伸，不宜为人所屈。」答曰：不清不见尘，不高不见危，不广不见削，不盈不见亏。士兹多口，孟子尽心下：「士憎兹多口。」为人所陷，盖亦其宜。好进故自明，憎退故自陈。吾无好憎，故默无言。羊胜为谗，或使之也；邹阳得免，或拔之也。孔子称命，孟子言天，偶会篇曰：「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孔子称命；鲁人臧仓谗孟子于平公，孟子言天。」吉凶安危，不在于人。昔人见之，故归之于命，委之于时，浩然恬忽，无所怨尤。福至不谓己所得，祸到不谓己所为。故时进意不为丰，时退志不为亏。不嫌亏以求盈，不违险以趋平；不鬻智以干禄，不辞爵以吊名；盼遂案：「吊名」当是「钓名」之误。汉书公孙弘传：「饰诈欲以钓名。」师古曰：「钓，取也。言若钓鱼。」则「钓名」正与「干禄」相对。不贪进以自明，不恶退以怨人。同安危而齐死生，钧吉凶而一败成，遭十羊胜，谓之无伤。动归于天，故不自明。旧本段。
　　充性恬澹，不贪富贵。为上所知，拔擢越次，不慕高官。不为上所知，贬黜抑屈，不恚下位。比为县吏，无所择避。或曰：「心难而行易，好友同志，仕不择地，浊操伤行，世何效放？」答曰：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孔子之仕，无所避矣。为乘田委吏，无于邑之心；孟子万章下：「孔子尝为委吏矣，曰：会计当而已矣。尝为乘田矣，曰：牛羊茁壮长而已矣。」注：「委吏，主委积仓庾之吏也。乘田，苑囿之吏也，主六畜之刍牧者也。」为司空相国，无说豫之色。史记孔子世家曰：「孔子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舜耕历山，若终不免；史记五帝纪：「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盼遂案：孟子尽心下篇：「舜之饭糗茹草也，若将终身焉。」仲任此处，正同孟意。若世说新语排调篇：「刘夫人戏谓谢安曰：『大丈夫不当如此乎？』安乃捉鼻曰：『但恐不免耳。』」则自谓不免于富贵，与论衡谓舜不免，自指贫贱而言，固自不同。及受尧禅，若卒自得。忧德之不丰，不患爵之不尊；耻名之不白，不恶位之不迁。垂棘与瓦同椟，公羊僖二年传：「垂棘之白璧。」注：「垂棘，出美玉之地。」吕氏春秋权勋篇高注：「垂棘，美玉所出之地，因以为名。」明月与砾同囊，淮南览冥篇高注：「隋俟之珠，盖明月珠也。」许慎淮南子注：「夜光之珠，有似明月，故曰明月也。」高以隋侯为明月，许以夜光为明月，两说不同。始皇逐客，李斯上书曰：「有隋和之宝，垂明月之珠。」则斯不以隋侯为明月。班固四都赋：「随侯、明月，错落其间；悬黎、垂棘，夜光在焉。」则固不以夜光为明月，亦不以隋侯为明月，而别为三。苟有二宝之质，不害为世所同。世能知善，虽贱犹显；不能别白，虽尊犹辱。处卑与尊齐操，位贱与贵比德，斯可矣。旧本段。
　　俗性贪进忽退，收成弃败。充升擢在位之时，众人蚁附；废退穷居，旧故叛去。志俗人之寡恩，齐曰：「志」疑是「恚」之坏字。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故直露其文，集以俗言。或谴谓之浅。答曰：以圣典而示小雅，「雅」疑当作「稚」。盼遂案：「小雅」之「雅」，古祇作「牙」，小儿之称也。后汉书崔骃传云：「甘罗以童牙而报赵。」章怀太子注：「童牙，谓幼小也。」后加子旁作「□」。集韵九麻：「吴人呼赤子曰□子。」「牙」与「吾」古同音，故古籍亦作「吾子」。管子海王篇：「吾子食盐二升少半。」房玄龄注：「吾子，谓小男小女也。」今中国江、淮之域，尚多呼小儿为小牙者。论衡之「小雅」，自系当时之习语矣。又案：「稚」字形与「雅」近，此「小雅」或亦「小稚」之误尔。以雅言而说丘野，不得所晓，无不逆者。故苏秦精说于赵，而李兑不说；赵策一：苏秦说李兑曰：「愿见于前，口道天下之事。」李兑曰：「先生以鬼之言见我则可，若以人之事，兑尽知之。」苏秦曰：「臣固以鬼之言见君，非以人之言也。」李兑见之。苏秦曰：「今日臣之来也暮，后郭门，藉席无所得，寄宿人田中，傍有大丛。夜半，土梗与木梗斗曰：『汝不如我，我者乃土也。使我逢疾风淋雨，坏沮，乃复归土。今汝非木之根，则木之枝耳。汝逢疾风淋雨，漂入漳、河，东流至海，泛滥无所止。』臣窃以为木梗胜也。今君杀主父而族之，君之立于天下，危于累卵。君听臣计则生，不听臣计则死。」李兑曰：「先生就舍，明日复来见兑也。」苏秦出。李兑舍人谓李兑曰：「君能听苏公之计乎？」李兑曰：「不能。」舍人曰：「君即不能，愿君坚塞两耳，无听其谈也。」明日复见，终日谈而去。舍人出送苏君，苏秦谓舍人曰：「昨日我谈粗而君动，今日精而君不动，何也？」舍人曰：「先生之计大而高，吾君不能用也。乃我请塞两耳，无听谈者。」商鞅以王说秦，而孝公不用。注逢遇篇。夫不得心意所欲，虽尽尧、舜之言，犹饮牛以酒，啖马以脯也。故鸿丽深懿之言，关于大而不通于小。「关」读作「贯」，贯亦通也。不得已而强听，入胸者少。孔子失马于野，野人闭不与；子贡妙称而怒，马圄谐说而懿（）。俗晓〔形〕露之言，勉以深鸿之文，先孙曰：「懿」，黄氏日钞引作「喜」，疑当为「」之误。（马圄事，见淮南子人闲训，亦见前逢遇篇。）孙曰：孙氏据黄氏日抄疑「懿」为「」之误，是也。惟以「马圄谐说而俗」为句，则非。「子贡妙称而怒，马圄谐说而。」（马圄事见吕氏春秋必己篇、淮南子人间篇，亦见前逢遇篇。抱朴子塞难篇云：「子贡不能悦禄马之野人。」）皆六字句，相对成文。「俗晓露之言」，本当作「晓俗之言」。「露」字涉上「直露其文」而衍，又误将「俗」字倒置于上，故文句不安。详日抄引作「晓俗而以鸿文」，虽有删节，而「晓俗」二字未倒，当是论衡原本如此。晖按：孙据日抄以「俗晓露之言」当作「晓俗之言」，非也。「露」字不衍，「俗晓」二字亦不倒置。「露」上脱「形」字，「形露」二字连文。下文云：「充书形露易视。」又曰：「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形露之言」与「深鸿之文」相对成义。日抄引作「晓俗而以鸿文」，义自可通。若作「晓俗之言，免以深鸿之文」，则于义不贯。孙氏不得据彼改此。又按：朱校元本「懿」作「意」，足为先孙说「懿」当作「」之证。犹和神仙之药以治齀欬，盼遂案：「齀」当是「鼽」之误体。说文鼻部：「鼽，病寒鼻窒也」。故与「欬」字并举。制貂狐之裘以取薪菜也。且礼有所不，事有所不须。断决知辜，不必皋陶；调和葵y，方以智曰：古人竟以葵为呼菘菜野菜之通称耳。晋以后曰菘，今谓菜，古谓葵。昔楚相拔园葵，韩诗外传：「马践园葵。」古歌井上生族：「采葵待作羹。」王维诗：「松下清齐折露葵。」直谓菜也。晖按：量知篇：「地种葵韭，山树枣栗，名曰美园茂林。」此文云：「调和葵y。」下文云：「舒戟采葵。」并谓葵为菜也。不俟狄牙；狄牙即易牙，注谴告篇。类要三二譬喻语类、官未达类引「不俟」并作「不事」。闾巷之乐，不用韶、武；论语八佾篇孔注：韶，舜乐名也。武，武王乐也。里母之祀，日抄引作「祝」。不待太牢。既有不须，而又不宜。牛刀割鸡，舒戟采葵，鈇钺裁箸，盆盎酌卮，大小失宜，善之者希。何以为辩？喻深以浅。何以为智？喻难以易。贤圣铨材之所宜，盼遂案：「铨」当为「辁」，形近之误。犹下文「订诠」之讹为「钉铨」也。辁者，说文车部云：「辁，蕃车下庳轮也。」由「庳轮」引申为凡庳小之义。庄子外物篇：「而后世辁人讽说之徒。」「辁人」谓「小人」也。论以「辁材」与「贤圣」相对，故下云文有深浅之差。故文能为深浅之差。「铨」当作「诠」，谓诠订材能之宜，以为深浅之文。材谓读者之材。旧本段。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夫贤圣殁而大义分，蹉跎殊趋，各自开门。通人观览，不能钉（订）铨（诠）。先孙曰：「钉铨」当为「订诠」。薄葬篇云：「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遥闻传授，笔写耳取，在百岁之前。历日弥久，以为昔古之事，所言近是，信之入骨，不可自解，故作实论。其文盛，其辩争，浮华虚伪之语，莫不澄（证）定。孙曰：「澄」当作「证」。问孔篇云：「证定是非。」超奇篇云：「莫不证定。」并其证。没华虚之文，存敦厖之朴；拨流失之风，反宓戏之俗。旧本段。
　　充书形露易观。或曰：「口辩者其言深，笔敏者其文沉。案经艺之文，贤圣之言，鸿重优雅，难卒晓睹。世读之者，训古乃下。盖贤圣之材鸿，故其文语与俗不通。玉隐石间，珠匿鱼腹，非玉工珠师，莫能采得。宝物以隐闭不见，实语亦宜深沉难测。讥俗之书，欲悟俗人，故形露其指，为分别之文；论衡之书，何为复然？岂材有浅极，不能为〔深〕覆？孙曰：「覆」上疑脱「深」字。下文云：「故为深覆。」正申此文。又云：「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并其证。晖按：朱校元本「覆」作「复」。下两「深覆」并作「深复」。盼遂案：「覆」上疑脱一「深」字。下文「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此深覆连文之证，且又上承此文，明此文为脱误矣。何文之察，与彼经艺殊轨辙也？」答曰：玉隐石间，珠匿鱼腹，故为深覆。及玉色剖于石心，珠光出于鱼腹，其犹隐乎？旧本「犹」字在「乎」字下，属下读，今以意正。吾文未集于简札之上，盼遂案：「其隐乎犹」，当是「其犹隐乎」之误倒。藏于胸臆之中，犹玉隐珠匿也。及出荴露，疑当作「形露」。下文「笔辩以荴露为通」，误同。盼遂案：「荴」字不见于字书，疑为「核」字之误。「核露」者，显着之义。下文「笔辩以荴露为通」，亦与此同。犹玉剖珠出乎！烂若天文之照，顺若地理之晓，嫌疑隐微，尽可名处。「名」当作「明」，声之误也。薄葬篇：「故其立语，不肯明处。」案书篇：「两传并纪，不宜明处。」并其证。处谓辩定之也。且名白，事自定也。「名」，疑当作「明」。论衡者，论之平也。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高士之文雅，言无不可晓，指无不可睹。观读之者，晓然若盲之开目，聆然若聋之通耳。三年盲子，卒见父母，不察察相识，安肯说喜？「卒」读「猝」。「说」读「悦」。道畔巨树，堑边长沟，所居昭察，人莫不知。使树不巨而隐，沟不长而匿，以斯示人，尧、舜犹惑。人面色部七十有余，颊肌明洁，五色分别，隐微忧喜，皆可得察，占射之者，十不失一。潜夫论相列篇曰：「骨法为主，气色为候，五色之见，王废有时。」史记淮阴侯传蒯通曰：「仆尝受相人之术，贵贱在于骨法，忧喜在于容色。」长短经察相篇注引相经曰：「五色并以四时判之，春三月青色王，赤色相，白色囚，黄、黑二色皆死。夏三月赤色王，白色、黄色皆相，青色死，黄色囚。秋三月白色王，黑色相，赤色死，青、黄二色皆囚。冬三月黑色王，青色相，白色死，黄与赤二色囚。若得其时，色王相者吉；不得其时，色王相若囚死者凶。」使面黝而黑丑，垢重袭而覆部，盼遂案：章士钊云：「覆部骈词。『部』古通作『蔀』。易丰卦：『丰其蔀。』王弼注：『蔀覆，障碍光明之物也。』此覆部与易注同意。」占射之者，十而失九。夫文由语也，或浅露分别，或深迂优雅，孰为辩者？故口言以明志，言恐灭遗，故着之文字。文字与言同趋，何为犹当隐闭指意？狱当嫌辜，决罪曰当。卿决疑事，浑沌难晓，与彼分明可知，孰为良吏？夫口论以分明为公，笔辩以荴露为通，吏文以昭察为良。深覆典雅，指意难睹，唯赋颂耳。经传之文，贤圣之语，古今言殊，四方谈异也。当言事时，非务难知，使指〔意〕闭隐也。孙曰：「指」下疑脱「意」字。上文云：「何为犹当隐闭指意。」又云：「指意难睹。」并有「意」字。后人不晓，世相离远，此名曰语异，不名曰材鸿。浅文读之难晓，名曰不巧，不名曰知明。秦始皇读韩非之书，叹曰：「犹独不得此人同时。」「犹」疑涉「独」字讹衍。佚文篇作「始皇叹曰：独不得与此人同时」，无「犹」字。王、崇文本「犹」作「朕」，非。其文可晓，故其事可思。如深鸿优雅，须师乃学，投之于地，何叹之有？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孟子相贤，以眸子明了者；注本性篇。察文，以义可晓。旧本段。
　　充书违诡于俗。或难曰：「文贵夫顺合众心，不违人意，百人读之莫谴，千人闻之莫怪。故管子曰：『言室满室，言堂满堂。』注定贤篇。今殆说不与世同，故文剌于俗，不合于众。」答曰：论贵是而不务华，事尚然而不高合。论说辩然否，安得不谲常心、逆俗耳？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如当从众顺人心者，循旧守雅，讽习而已，何辩之有？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公赐桃与黍，孔子先食黍而〔后〕啖桃，可谓得食序矣，孙曰：「啖桃」上脱「后」字。韩非子外储说左作「先饭黍而后啖桃。」家语子路初见篇作「先食黍而后食桃。」并有「后」字。可证。然左右皆掩口而笑，韩非子外储说左下：「孔子侍坐于鲁哀公，哀公赐之桃与黍。哀公曰：『请用』。仲尼先饭黍，而后啖桃。左右皆揜口而笑。哀公曰：『黍者非饭之也，以雪桃也。』仲尼对曰：『丘知之矣。夫黍者，五谷之长也，祭先王为上盛。果蓏有六，而桃为下，祭先王不得入庙。丘闻之也，君子以贱雪贵，不闻以贵雪贱。今以五谷之长雪果蓏之下，是从上雪下也。丘以为妨义，故不敢以先于宗庙之盛也。』」贯俗之日久也。今吾实犹孔子之序食也，俗人违之，犹左右之掩口也。善雅歌，于郑为人（不）悲；礼舞，于赵为不好。「为人悲」无义，当作「为不悲」。「人」为「不」之坏字。古人以音悲为善。雅歌于郑为不悲，郑声淫，故不以雅歌为善也。书虚篇云：「夔性知音律，故调声悲善。」感虚篇云：「鸟献好悲声，耳与人耳同也。」超奇篇：「闻音者皆欲悲。」本篇下文云：「师旷调音，曲无不悲。」又云：「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王仲宣公燕诗：「管弦发徽音，曲度清且悲。」潘安仁金谷集诗：「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陆机文赋云：「犹弦幺而徽急，故虽和而不悲。」皆古人以悲音为善之证。尧、舜之典，伍伯不肯观；「伍」，元本作「五」。孔、墨之籍，季、孟不肯读。季、孟，鲁季孙、孟孙也。盼遂案：「季、孟」犹俗言「张三、李四」，不知谁何之人也，故与伍伯闾巷俗人并列。黄晖释为「鲁季孙、孟孙」，失之固矣。孟子告子篇下：「赵孟能贵之，赵孟能贱之。」昔人固尝以赵大、赵某释之，不以为晋卿也。宁危之计，黜于闾巷；拨世之言，訾于品俗。有美味于斯，俗人不嗜，狄牙甘食。有宝玉于是，俗人投之，卞和佩服。孰是孰非？可信者谁？礼俗相背，何事不然？鲁文逆祀，畔者三人。「三人」旧作「五人」。孙曰：定贤篇云：「鲁文逆祀，去者三人。」公羊定七年传亦作「三人」。今据正。盖独是之语，「独」旧作「犹」。孙曰：「犹」字当从元本作「独」，形近之讹。今据正。高士不舍，俗夫不好；惑众之书，贤者欣颂，愚者逃顿。旧本段。盼遂案：章士钊云：「逃顿即逃遯。本书遯字钝字均以顿为之。」「惑众」之「惑」疑误。惑众，则愚者不逃顿，贤者不欣颂矣。不审是何字之误。又案：当系「贤」、「愚」二字互倒致误。
　　充书不能纯美。或曰：「口无择言，笔无择文。孝经曰：「口无择言，身无择行。」吕刑曰：「敬忌罔或有择言在身。」王引之曰：「择」读为「斁」。洪范：「彝伦攸斁。」郑注训「斁」为「败」。（史记宋世家集解。）说文：「□，败也。」引商书曰：「彝伦攸□。」斁、□、择，古音并同。文必丽以好，言必辩以巧。言瞭于耳，则事味于心；文察于目，则篇留于手。故辩言无不听，丽文无不写。今新书既在论譬，说俗为戾，「为」是「伪」之坏字。上文「众心非而不从，故丧黜其伪，而存定其真。」即此文据以为说也。下文「为文欲显白其为」，「为」亦当作「伪」。盼遂案：「为」疑当是「讹」或「伪」之形残。又不美好，于观不快。盖师旷调音，曲无不悲；狄牙和膳，肴无澹味。然则通人造书，文无瑕秽。吕氏、淮南，悬于市门，观读之者，无訾一言。史记吕不韦传：「不韦乃使其客人人着所闻，集论以为八览六论十二纪二十余万言，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事，号曰吕氏春秋，布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延诸侯游士宾客，有能增一字者，予千金。」高诱吕氏春秋序云：「不韦乃集儒士，（据书抄九九及意林引。今误「儒书」。）使着其所闻，名为吕氏春秋。暴之咸阳市门，悬千金其上，有能增损一字者，与千金。时人无能增损者。诱以为时人非不能也，盖惮相国，畏其势耳。」文选扬德祖答临淄侯笺注引桓谭新论曰：「秦吕不韦请迎高妙，作吕氏春秋；汉之淮南王，聘天下辩通以着篇章。书成皆布之都市，悬置千金，以延示众士，而莫有能变易者，乃其事约艳，体具而言微也。」今无二书之美，文虽众盛，犹多谴毁。」答曰：夫养实者不育华，调行者不饰辞。丰草多华英，茂林多枯枝。「华英」当作「落英」。丰草落英，正反成义，与「茂林多枯枝」句法一律，以喻华实不能相兼也。若作「华英」，则失其旨矣。为文欲显白其为，安能令文而无谴毁？救火拯溺，义不得好；辩论是非，言不得巧。入泽随龟，不暇调足；「随」字疑误。深渊捕蛟，不暇定手。言奸辞简，指趋妙远；语甘文峭，务意浅小。以上文例之，当作「意务浅小」。稻（舀）谷千钟，糠皮太半；孙曰，程荣本亦作「稻」，崇文局本作「滔」，皆非也。字当作「舀」，说文：「舀，抒臼也。」「舀谷千钟」与「阅钱满亿」对文。阅钱满亿，穿决出万。广雅释诂：「阅，数也。」大羹必有澹味，朱校元本作「淡味」。扬雄解难曰：「大味必淡。」师古曰：「淡谓无至味也。」至宝必有瑕秽，大简必有大好，「大好」当作「不好」。良工必有不巧。然则辩言必有所屈，通文犹有所黜。言金由贵家起，文粪自贱室出。淮南、吕氏之（文）〔不〕无累害，刘先生曰：仲任此文正谓淮南、吕览亦不能无累害也。今作「淮南、吕氏之无累害」，非其指矣。御览六百二引此文作「淮南、吕览文不无累害」，当从之。今本「文」讹为「之」，（草书「文」、「之」二字形近易讹。）浅人不达，又删「不」字耳。盼遂案：此言「淮南、吕氏无累害」，正承「言金由贵家起」而云，倘加不字，则义意乖忤。所由出者，御览引「由」作「以」。家富官贵也。夫贵，故得悬于市；富，故有千金副。观读之者，惶恐畏忌，虽见乖不合，焉敢谴一字？吕氏春秋制乐篇高注：「曝咸阳市门，无敢增益一字者，明畏不韦之埶耳。故扬子云恨不及其时，车载其金而归也。」旧本段。
　　充书既成，或稽合于古，不类前人。孙曰：此文不当有「或」字，疑即「成」字之讹衍。盼遂案：「或」字系沿下文诸「或」字而增。或曰：「谓之饰文偶辞，或径或迂，或屈或舒。「谓之饰文偶辞」，疑当作「饰文调辞」。「谓」为「调」字讹衍。「之」为「文」字讹衍。，又误置「饰」字上。「偶」为「调」之形讹。超奇篇云：「雕文饰辞，为华叶之言。」案书篇云：「调文饰辞为奇伟之观。」下文云：「调辞以务似者失情。」又云：「或调辞以巧文。」并其证。「或径或迂，或屈或舒」，即状「饰文调辞」也。谓之论道，实事委璅，文给甘酸，字有误。谐于经不验，孙曰：说文：「谐，也。」广雅释诂四：「谐，耦也。」是其义。集于传不合，稽之子长不当，内之子云不入。文不与前相似，安得名佳好，称工巧？」答曰：饰貌以强类者失形，调辞以务似者失情。百夫之子，不同父母，殊类而生，不必相似，各以所禀，自为佳好。文必有与合然后称善，是则代匠斲不伤手，然后称工巧也。老子曰：「夫代大匠斲者，稀有不自伤其手。」文士之务，各有所从，或调辞以巧文，或辩伪以实事。必谋虑有合，文辞相袭，是则五帝不异事，三王不殊业也。美色不同面，皆佳于目；悲音不共声，皆快于耳。酒醴异气，饮之皆醉；百谷殊味，食之皆饱。谓文当与前合，是谓舜眉当复八采，禹目当复重瞳。尧眉八采，舜目重瞳。注骨相篇。旧本段。
　　充书文重。或曰：「文贵约而指通，言尚省而趍明。「趍」，元本作「趋」，朱校作「趣」。「趣」一作「趋」，「趍」俗字。作「趣」是也。文选东京赋注：「趣，意也。」「指通」、「趣明」对文。辩士之言要而达，文人之辞寡而章。今所作新书，出万言，繁不省，朱校元本「不」上有「而」字。则读者不能尽；篇非一，则传者不能领。被躁人之名，以多为不善。语约易言，文重难得。玉少石多，多者不为珍；意林、高似孙子略并引作「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固为神。」意林、御览六０二、又九二九、子略引并无「固」字。答曰：有是言也。盖寡言无多；盼遂案：「寡」当是「要」之形误。「要言无多」者，与「华文无寡」为对文。犹何晏赞管辂曰：「可谓要言不烦。」同意矣。而华文无寡。「寡言」当作「实言」。「实言无多，而华文无寡」，正反成义。佚文篇：「张霸推精思至于百篇，汉世寡类。」今讹作「实类」。此「实」讹「寡」，彼「寡」讹「实」，正其比。为世用者，百篇无害；不为用者，一章无补。如皆为用，则多者为上，少者为下。累积千金，比于一百，孰为富者？盖文多胜寡，财富愈贫。「财富」旧作「财寡」，今据意林、御览六０二引正。世无一卷，意林、子略引「卷」并作「引」。类要二一自叙文类引同今本。吾有百篇；人无一字，吾有万言，孰者为贤？今不曰所言非，而云泰多；不曰世不好善，而云不能领，斯盖吾书所以不得省也。夫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今失实之事多，华虚之语众，指实定宜，辩争之言，安得约径？韩非之书，一条无异，篇以十第，文以万数。夫形大，衣不得褊；事众，文不得褊。事众文饶，水大鱼多。帝都谷多，王市肩磨。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汉志道家：「太公二百三十七篇：谋八十一篇，言七十一篇，兵八十五篇。」又儒家：「董仲舒百二十三篇。」又春秋：「公羊董仲舒治狱十六篇。」后汉应劭传曰：「董仲舒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又前书本传云：「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蕃露，清明，竹林之属，复数九篇。」即见存繁露。吾书亦纔出百，本传载论衡八十五篇。今缺招致一篇。此云「出百」者，佚失实多，其本当在一百篇以外也。说详刘盼遂论衡篇数残佚考。而云泰多，盼遂案：论衡今存八十五篇，招致一篇有录无书。今云「吾书出百」，而佚文篇亦云「论衡篇以百数」。「百」，今本讹为「十」，绝不合于情实。纵不计佚篇，论衡亦将九十矣。此其佚篇最少亦应在十五以上矣。今考论衡佚篇见于本书中者，有觉佞篇，（答佞篇「故觉佞之篇曰」云云。）有能圣篇，有实圣篇，（须颂篇云：「能圣、实圣所以兴也。」）有时旱篇，有祸湛篇（须颂篇云：「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案：顺鼓、明雩在论衡第十五卷，而时旱、祸湛俄空焉，亦当是论衡篇名而今佚者。）有盛褒篇。（对作篇云：「论衡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齐世等五篇见存论中，则盛褒为篇名无疑。）马总意林卷三引论衡云：「天门在西北，地户在东南。地最下者，杨、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土最被水害。」又引：「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首阳山，非让国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又引：「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凡上三条，皆不见于本书。又酉阳杂俎卷十石驼溺条云：「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落尽，得仙。出论衡。」北齐书樊逊传云：「刘向之信洪宝，没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比为不相。」又陆佃埤雅卷四引论衡：「鹿制于犬，伏于鼠。」考此数处文义，似仍出于上举五篇之外，则论衡佚篇，其多可见。仲任所云「吾书数纔出百」，及云「篇以百数」，盖皆信史，非妄语也。盖谓所以出者微，观读之者不能不谴呵也。河水沛沛，比夫众川，孰者为大？虫重厚，称其出丝，孰为多者？王本、崇文本改作「孰者为多」，是。旧本段。
　　充任数不耦，御览六０二引作「遇」。而徒着书自纪。或亏（戏）曰：「先孙曰：「亏」当为「戏」，「戏」隶书或作「□」，（见韩造礼器碑。）「亏」俗通作「□」，（见干禄字书。）左皆从「虚」，故古书多互讹。所贵鸿材者，仕宦耦合，身容说纳，事得功立，故为高也。今吾子涉世落魄，仕数黜斥，材未练于事，力未尽于职，故徒幽思属文，着记美言，何补于身？众多欲以何趍乎？」答曰：材鸿莫过孔子。孔子才不容，斥逐，盐铁论国病篇：「孔子斥逐于鲁君。」又诏圣篇：「孔子治鲁不遂，见逐于齐。」庄子山本篇、让王篇、盗跖篇并云：「孔子再逐于鲁。」伐树，接浙，伐树于宋，注儒增篇。先孙曰：「接淅」，元本作「浣淅」，字当为「淅」。说文水部云：「，凌干渍米也。孟子曰：『孔子去齐，淅而行。』元本「浣」即「」之误。明刻作「接」，乃浅学依今本孟子万章篇文改。见围，削迹，见围于匡，注知实篇。削迹于卫，注儒增篇。困饿陈、蔡，门徒菜色。论语卫灵公篇：「在陈绝粮，从者病，莫能兴。」今吾材不逮孔子，不偶之厄，「偶」，元本作「遇」，朱校同。未与之等，偏可轻乎？「偏」，元本作「遍」，朱校同。且达者未必知，穷者未必愚。遇者则得，不遇失之。故夫命厚禄善，庸人尊显；命薄禄恶，奇俊落魄。必以偶合称材量德，则夫专城食土者，材贤孔、墨。身贵而名贱，则居洁而行墨，「则」，疑涉「贱」字伪衍。食千钟之禄，无一长之德，乃可戏也。若夫德高而名白，官卑而禄泊，非才能之过，未足以为累也。士愿与宪共庐，不慕与赐同衡；庄子让王篇：「原宪居鲁，环堵之室，茨以生草，蓬户不完，桑以为枢，而瓮牖二室，褐以为塞，上漏下湿，匡坐而弦。子贡乘大马，中绀而表素，轩车不容巷，往见原宪。原宪华冠縰履，杖藜而应门。子贡曰：『嘻！先生何病？』原宪应之曰：『宪闻之，财谓之贫，学而不能行谓之病。今宪贫也，非病也。』子贡逡巡而有愧色。原宪笑曰：『夫希世而行，比周而友，学以为人，教以为己，仁义之慝，舆马之饰，宪不忍为也。』」乐与夷俱旅，不贪与跖比迹。高士所贵，不与俗均，故其名称不与世同。身与草木俱朽，声与日月并彰，行与孔子比穷，文与杨雄为双，吾荣之。身通而知困，官大而德细，于彼为荣，于我为累。偶合容说，盼遂案：孟子尽心：「有事君人者事是君，则为容悦者也。」赵注：「为苟容以悦君者也。」说、悦古同字。古亦作「容阅」。身尊体佚，百载之后，与物俱殁，名不流于一嗣，文不遗于一札，官虽倾仓，文德不丰，非吾所臧。臧，善也。德汪濊而渊懿，知滂沛而盈溢，笔泷漉而雨集，说文：「泷，雨泷泷也。涿，流下滴也。」方言：「泷涿谓之沾渍。」泷涿、泷漉语之转。言溶（潏）□而泉出，「溶」下旧校曰：一有「窟」字。孙曰：「溶」当作「潏」，形近之误。「潏□」叠韵连语，涌出之貌。正用上林赋「潏潏淈淈」之文。文选陆士衡文赋注引正作「潏」。富材羡知，贵行尊志，体列于一世，名传于千载，乃吾所谓异也。旧本段。
　　充细族孤门。或啁之曰：「宗祖无淑懿之基，文墨无篇籍之遗，虽着鸿丽之论，无所禀阶，终不为高。夫气无渐而卒至曰变，物无类而妄生曰异，不常有而忽见曰妖，诡于众而突出曰怪。吾子何祖？其先不载。况未尝履墨涂，出儒门，吐论数千万言，宜为妖变，安得宝斯文而多贤？」答曰：鸟无世凤皇，兽无种麒麟，人无祖圣贤，物无常嘉珍。才高见屈，遭时而然。士贵故孤兴，物贵故独产。文孰常在盼遂案：章士钊云：「『孰』疑当为『族』。声之误也。『孰』与『族』叠韵。」章说「孰」为「族」误，是也。至谓本于叠韵，则非也。广韵族、孰虽同在入声一屋，然叠韵相借，古籍罕见。毋宁谓本于双声，「族」为昨木切，「孰」为殊六切，同为齿音，故得相假。有以放贤，字有讹误。是则澧（醴）泉有故源，而嘉禾有旧根也。钱、黄、王、崇文本「泉」作「水」，非。孙曰：「澧泉」当作「醴泉」。醴泉与嘉禾同为吉祥之物。本书屡言醴泉，皆不作「澧」。盼遂案「返」本为「反」，涉「违」字而误沾「」也。屈奇之士见，倜傥之辞生，度不与俗协，庸角（甬）不能程。「角」，元本作「用」，朱校同。先孙曰：「用」当作「甬」。「庸甬」见方言。盼遂案：吴承仕曰：「月令曰：『正钧石，角斗甬。』疑『庸』为『甬』，声之误。或王仲任读月令与今本异。要之，「庸角」为量之具，无可疑者。是故罕发之迹，记于牒籍；希出之物，勒于鼎铭。五帝不一世而起，伊、望不同家而出。千里殊迹，百载异发。士贵雅材而慎兴，不因高据以显达。母骊犊骍，盼遂案：「母骊犊骍」一语，盖本论语「犁牛之子骍且角」，惟「犁」作「骊」，与何晏所据本异。皇侃疏：「犁或音梨，谓耕牛。」陆氏释文：「犁，又力兮反。耕犁之牛也。」不破字之说也。若何注「犁，杂文」，则与仲任之意符矣。无害牺牲；论语雍也篇：「子谓仲弓曰：『犁牛之子，骍且角，虽欲勿用，山川其舍诸？』」集解：「犁，杂文也。骍，赤色也。角者，角周正，中牺牲也。虽欲以其所生犁而不用，山川宁肯舍之乎？言父虽不善，不害于其子之美也。」王引之述闻三一曰：「犁者，黄黑相杂之名也。骊与犁通。」祖浊裔清，不牓奇人。旧校曰：「牓」读为「妨」。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钱大昕曰：「伯牛与仲弓并在德行之科，俱出冉氏而族之亲疏未闻。独此文云：『鲧恶禹圣，叟顽舜神。伯牛寝疾，仲弓洁全。颜路庸固，回杰超伦。』是以伯牛为仲弓之父矣。充言多诞妄，不可信。」沉涛铜熨斗斋随笔七曰：「据此，是以仲弓为伯牛子，当必古论语家相传旧说。窃意仲弓为伯牛之子，故孔子有『犁牛骍角』喻，以其字为戏耳。否则，欲誉其子，而斥其父为牛，恐圣人不如是也。史记仲尼弟子列传亦有仲弓父贱之说，疑后人据王肃伪撰家语窜改。」严可均铁桥漫稿曰：「史迁为弟子传，于父子宗族不着明，如曾蒧不云曾参父，其例也。如仲任说，则伯牛、仲弓父子，论衡非短书，向未举出。」「寝疾」，谓病厉也。注命义篇。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家语弟子解：「叔梁纥以力闻。」又本性解：「叔梁纥身长十尺，武绝伦，性严。」博物志曰：「叔梁纥，淫夫也。征在，失行也。」杨家不通，卓有子云；桓氏稽可，盼遂案：「稽可」未详。遹出君山。朱校元本「可」作「古」，「遹」作「谲」。更禀于元，故能着文。元，谓更禀元气于天也。书解篇云：「二气协和，圣贤禀受，法象本类，故多文彩。」旧本段。
　　充以元和三年书抄七三、意林、御览六０二引并作「章和二年」，非也。徙家辟〔难〕，书抄、意林、御览引并作「徒家避难」，则「辟」下今脱「难」字。「辟」、「避」字通。诣杨州部丹阳、九江、庐江。百官志：「杨州部郡国六。」吴郡、豫章、会稽，合此三，凡六。所监为部。后入为治中，百官志：「每州皆有从事史。其功曹从事，为治中从事。」通志职官略第六曰：「治中从事史一人，居中治事，主众曹文事，汉制也。」盼遂案：马总意林引作「充章和二年徙家避难。」太平御览六百二引作「充以章和二年徙家避难杨州丹阳，入为治中。」据二书，则「避」下应有「难」字，宜补入。唯「元和三年」作「章和二年」则非是。下文云：「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元和三年至章和二年凡历三载，故云「历年」。若既经章和二年，安得历年复至章和二年耶？此亦文理所不许，故决意林、御览为误也。材小任大，职在刺割，「割」，御览引作「劾」。百官志：「郡国从事，每郡国各一人，主督促文书，察举非法，皆州自辟除，秩百石。」光武传：「从事司察。一如旧章。」前书朱博传：「其民为吏所冤，及言盗贼辞讼事，各使属其部从事。」则从事之职权可知。笔札之思，历年寝废。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御览引作「三年」，文选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引作「二年」。章和止二年，作「三」误也。文选潘安仁怀旧赋注、又悼亡诗注、谢灵运邻里相送方山诗注、卢子谅赠刘琨诗注，引此文「罢州」下并有「役」字。年渐七十，盼遂案：御览引作章和三年，非是。考汉章帝章和止二年，无三年。此缘御览既讹元和三年为章和二年，则不得改此为三年耳。时可悬舆。公羊桓五年传何注：「礼七十县车致仕。」疏云：春秋说文。谓之县舆者，淮南子曰：「日至于悲谷，是谓晡时：至于渊隅，是谓高春；至于连石，是谓下春；至于悲泉，爰止其女，爰息其马，是谓县舆。」旧说云：「日在县舆，一日之暮；人年七十，亦一世之暮，而致其政事于君，故曰县舆致仕也。亦有作县车者。」仕路隔绝，志穷无如。事有否然，身有利害。发白齿落，日月踰迈，御览六０二、类要二六引「踰」并作「逾」。吕氏春秋高注：「逾，益也。」尔雅释言：「迈，行也。」俦伦弥索，鲜所恃赖。类要引作「怙赖」。贫无供养，志不娱快。历数冉冉，离骚王注：「冉冉，行貌。」五臣云：「渐渐也。」庚辛域际，「域」读作「或」。说文戈部「或」字重文「域」。注云：「『或』又从『土』。」是「域」即「或」。惠士奇曰：「古文『域』作『或』，犹『记』作『己』。」说文：「际，壁会也。」孟子赵注：「际，接也。」订鬼篇云：「病人且死，杀鬼之至者，庚辛之神也。」「庚辛或际」，谓将殒殁也。盼遂案：「庚辛」者，和帝永元十二年庚子，十三年辛丑，时王君年七十四五。盖章和二年，王君年渐七十。明此「庚辛」，当和帝晚年矣。虽惧终徂，愚犹沛沛，方以智曰：「沛沛」即「」。「」与「迈」近。迈迈，隽永貌，去去而不相顾也。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意林、类要引作「六十篇」，非。孙曰：御览六百二引「性」作「生」，与会稽典录合。（见下条。）下有「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耳」十四字，颇似仲任自注之语。养气自守，适食则酒，盼遂案：「则」当为「节」，声之误也。古「则」与「即」同声通用，「节」从「即」声。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臧琳经义杂记四曰：「以上疑用十六篇之目。」晖按：此文云「养气自守」，文心雕龙养气篇云：「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似足为臧说旁证。庶冀性命可延，斯须不老。孙曰：此节韵语。「适辅服药引导」句有窜脱。御览七百二十引会稽典录曰：「王充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闭明塞聪，爱精自辅，服药道引，庶几获道。」此盖节录论衡之语，亦难以据校也。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先孙曰：「记」当为「讫」，形近而误。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朱校元本「叹」作「嗟」。盼遂案：「上自黄、唐」迄「罔不详该」八句，盖论衡自赞，与此处上下文语气不贯，疑系错简阑入者，应删去，而系以「命以不延」二语，与上「消为土灰」之语相接。自「惟人性命」起，至此十句，乃仲任自撰绝命之辞，其病榻绵惙垂死命笔之状，盖可想见。贤者自矜惜其作品，真性命以之哉。仲任绝笔之后二十年，汝南许冲表上其父许慎所着说文解字。表云：「慎以文字未定，未奏上。今慎已病，遗臣赍诣阙。」段玉裁注云：「古人着书，不自谓是。未死以前，不自谓成。许书虽纲举目张，而文字实繁，闻疑称疑，不无待于更正。逮病且死，则自谓不能复致力，而命子奏上矣。」盼遂冲年，肄业太原，读说文至此，未尝不反袂沾袍。迄今，老泪又为仲任陨矣。



论衡校释附编一
　　　　论衡佚文
　　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首阳山，非让国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意林。周广业曰：「此似出刺孟篇。而文异，义亦未安，疑有误。」按：此出定贤篇。
　　天门在西北，又见御览二、事类赋一。道虚篇亦见此句。地户在东南。地最下者，杨、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土最被水害。意林、御览三六。按：此文似出谈天篇。
　　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又见御览三六、天中记、事类赋六。地理上向，天文下向，天地合气，而万物生焉，天地，夫妇也。意林。「天地，夫妇也」句，见说日篇，而按其文义，不能据补，姑定为彼篇佚文。
　　亡猎犬于山林，大呼犬名，则号呼而应。御览九０五引作「其犬则鸣号而应其主」。人犬异类而相应者，御览作「闻呼而应者」。识其主也。意林。周广业曰：「似出招致篇。」
　　赦令将至，系室钥动，狱中人当出，故其感应令钥动也。初学记二十。意林引作「将有赦，狱龠动，感应也。」周广业曰：「出招致篇。」
　　蚕合丝而商弦易，御览八一四作「绝」。新谷登而旧谷缺，按子生而父母气衰。意林。御览引作「按子生而父气衰，新丝既登，故体者自坏耳」。按：此似出乱龙篇「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数语之间。淮南子览冥训亦以酒湛、商弦、彗星并言。周广业以为招致篇佚文，疑非。
　　雷震百里，制以万国，故雷声为诸侯之政教。白帖二。
　　孟尝君叛出秦关，鸡未鸣，关不开。下座贱客鼓臂为鸡鸣，而群鸡和之，乃得出关。夫牛马以同类相应，而鸡人亦以殊音相和，应和之验，未足以效同类也。艺文类聚九一。乱龙篇、定贤篇文略同。
　　杨璇为零陵太守时，桂阳贼起。璇乃制马车数十乘，以囊盛石灰于车上。及会战，从风扬灰向贼陈，因鸣鼓击贼，大破之。艺文类聚九三。按：此事见后汉书本传及谢承书，（书抄一三九、御览四四八引。）并为灵帝时事，则王充不及见。类聚误。
　　日月五星随天而西移，行迟天耳。譬若硙石之上行蚁，蚁行迟，硙转疾，内虽异行，外犹俱转。御览二、事类赋一。此疑出说日篇。
　　桀无道，两日并照，在东者将起，在西者将灭。费昌问冯夷曰：「何者为殷？何者为夏？」冯夷曰：「西，夏也；东，殷也。」于是费昌徙族归殷。御览四、事类赋日部。博物志七文略同，当即引此。路史后纪十三注引作「时日并出，东者焰，西者沉。费昌问，冯夷答云：『东者为商，西为夏。』乃徙族之商。」
　　周公时，雨不破块，风不鸣条，旬而一雨，雨必以夜，丘陵高下皆熟。御览十一。治期篇文略同。盐铁论水旱篇亦有此文。
　　子路感雷精而生，尚刚好勇，亲涉卫难，结缨而死，孔子闻而覆醢。每闻雷鸣，乃中心恻怛，亦复如之。故后人忌焉，以为常也。御览十三、事类赋三。按：四讳篇有作酱恶闻雷语。
　　阳气动于下，而阴气应之也。御览二七引风俗通注。
　　燧之取火于日，方诸取露于月。天地之间，巧历所不能与其数乎？然以掌握之中，引类于太极之上，而水火可立致者，阴阳固相动也。御览五九。淮南览冥训亦见此文。
　　世人固有身瘠而志立，体小而名高者。于圣则否。是以尧眉八采，舜目重瞳，禹耳参漏，文王四乳。然则世亦有四乳者，此则驽马一毛似骥耳。御览七三一。长短经卷一察相第六亦见此文。类聚七五引作陈王曹植相论。
　　宋臣有公孙吕者，长七尺，面长三尺，广三尺，明天启本、明抄本、张刻本作「寸」。此从赵刻本。名震天下。若此之状，盖远代而求，非一世之异也。使形殊于外，道合于中，名震天下，不亦宜乎？语云：「无忧而戚，忧必及之；无庆而欢，乐还之。」此心有先动，而神有先知，则色有先见也。故扁鹊见桓公，知其将亡；申叔见巫臣，知其窃妻而逃也。荀子以为，天不知人事邪？则周公有风雷之灾，宋景有三次之福；知人事乎？则楚昭有弗禜之应，邾文无延期之报。由是言之，则天道之与相占，可知而疑，不可无也。御览七三一。
　　舂者以杵捣臼，杵臼鼓动地，动地二字疑衍。临池水河水震荡。御览七六二。
　　杵，木也。水与木、土，三者殊类而相应，首相叩动，其势然也，御览七六二。天启本、张刻本「杵」上有「又曰」二字，与上条另为一行。今从之。赵刻本「又曰」作「夫臼」二字，属上合为一条。
　　芝草一茎三叶，食之令人眉寿庆世，盖仙人之所食。御览八七三、合璧事类十。验符篇：「芝草延年，仙者所食。」文略同。
　　儒者说麟为圣王来，此言妄也。章帝之时，麒麟五十一至，章帝岂圣人哉？御览八八九。「儒者」两句，见指瑞篇。「章帝」云云，似其佚文。东观汉记亦云章帝时麟五十一见。
　　雷二月出地，百八十日，雷出则万物出；八月入地，百八十日，雷入则万物入。入则除害，出则兴利，人君之象也。古今事文类聚四、合璧事类三。
　　桓子新论曰：「关东语曰：『人闻长安乐，则出门西向而笑。』」古今事文类聚后集二一。
　　羿请不死药于西王母，羿妻嫦娥窃以奔月。淮南览冥训亦有此文。托身于月，是为蟾蜍。事类赋一。张衡灵宪（御览四。）亦有此文。
　　拘夷国北山有石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掌承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毛落尽，得仙。酉阳杂俎卷十异物。
　　人五岁，以心为主。心发智能，而四藏从之。肝为之喜，肺为之怒，肾为之哀，脾为之乐。故圣人节之，恐伤性也。萧吉曰：「论衡以四时论藏。」见五行大义卷四论情性。
　　三苗之亡，五谷变种，鬼哭于郊。路史后纪十二注。
　　幽居而静处，恬澹自守。文选谢灵运酬从弟惠连诗注，又石门新营所住诗注。
　　呼于坑谷之中，响立应。文选头陀寺碑文注。
　　武王伐纣，升舟，阳侯波起，疾风逆流。武王操黄钺而麾之，风波毕除。中流白鱼入于舟，燔以告天，与八百诸侯咸同此盟。尚书所谓「不谋同辞」也。故曰孟津，亦曰盟津。尚书所谓「东至于孟津」者也。水经注河水注卷五。后汉书明帝纪注引作「武王伐纣，八百诸侯同于此盟，故曰盟津」。按：感虚篇文略同。
　　　　芝英，紫色之芝也，其栽如豆。刘赓稽瑞。按：初禀篇有「紫芝之栽如豆」句。



论衡校释附编二
　　　　王充年谱
光武建武三年　公元二七　充生于上虞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后汉书本传。
　　　　王充者，会稽上虞人也，字仲任。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孙一（？）几世尝从军有功，封会稽阳亭。一岁仓卒国绝，因家焉；以农桑为业。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会世扰乱，恐为怒雠所擒，祖父汛举家担载，就安会稽，留钱唐县，以贾贩为事。生子二人，长曰蒙，少曰诵。诵即充父。祖世任气，至蒙、诵滋甚，故蒙、诵在钱唐，勇势凌人。末复与豪家丁伯等结怨，举家徙于上虞。建武三年，充生。自纪篇。
　　　　　按：汉书元后传：「陈完奔齐，齐桓公以为卿，姓田氏。十一世田和有齐国，三世称王。至王建为秦所灭。项羽起，封建孙安为济北王。至汉与，安失国，齐人谓之王家，因以为氏。文、景间，安孙遂，字伯纪，处东平陵，生贺，字翁孺。为武帝绣衣御史，以奉使不称免。既免，而与东平陵终氏为怨，乃徒魏郡元城。」王莽传：「姚、妫、陈、田、王氏，其令天下上此五姓名藉于秩宗，皆以为宗室，世世复，无有所与。其元城王氏勿令相嫁娶，以别族理亲焉。」仲任特着「其先本魏郡元城」，其明为王翁孺之支庶欤？「其先本魏郡元城一姓」，「一姓」疑为「王姓」之讹。「元城王姓」，以别于其它族望也。
　　　　　又按：诸子类幽称仲任为「宛委子」，未见所据。盖因会稽宛委山而名，然亦太肊造矣。书林清话称明人刊书，喜改旧目，信然。
光武建武四年　公元二八　充二岁
光武建武五年　公元二九　充三岁
光武建武六年　公元三０　充四岁
光武建武七年　公元三一　充五岁
光武建武八年　公元三二　充六岁
　　　　是岁大水。后汉书光武纪。
光武建武九年　公元三三　充七岁
　　　　六岁教书，恭愿仁顺，礼敬具备，矜庄寂寥，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闾里未尝让。自纪篇。
　　　　　按：御览三八五引会稽典录云：「七岁教书数。」与自纪篇差一年。
光武建武十年　公元三四　充八岁
　　　　八岁出于书馆，书馆小僮百人以上，皆以过失袒谪，或以书丑得鞭。充书日进，又无过失。自纪篇。
光武建武十一年　公元三五　充九岁
　　　　手书既成，辞师，受论语、尚书，日讽千字。自纪篇。
　　　　　按：八岁出于学馆，手书之成，尚须时日。受论语、尚书，当为来年事，故志于此。
光武建武十二年　公元三六　充十岁
光武建武十三年　公元三七　充十一岁
　　　　为小儿，与侪伦遨戏，不好狎侮。侪伦好掩雀捕蝉，戏钱林熙，充独不肯，诵奇之。自纪篇。
　　　　充少孤，乡里称孝。本传。谢承书同。
　　　　　按：充六岁时，父母尚存，则其父殁，当在此数年间，故志于此。
光武建武十四年　公元三八　充十二岁
　　　　会稽大疫，死者万数。后书光武纪、钟离意传。
光武建武十五年　公元三九　充十三岁
光武建武十六年　公元四０　充十四岁
　　　　始行五铢钱。光武纪。
光武建武十七年　公元四一　充十五岁
　　　　道士刘春，荧惑楚王英。雷虚篇。
　　　　　按：后书楚王英传，建武十七年，英为楚王。
光武建武十八年　公元四二　充十六岁
　　　　罢州牧，置刺史。光武纪。
光武建武十九年　公元四三　充十七岁
光武建武二十年　公元四四　充十八岁
　　　　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谢承书（后汉书班固传注。）司马彪书。（书抄六二引。）
　　　　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抱扑子。（意林引，今本挩。）
　　　　　按：班固生于建武八年，（公元二十三。）固年十三，则为建武二十年，时仲任十八岁，长孟坚五岁，据理，不得以「儿」称固。且是时仲任仍在乡里，未与彪晤，此不足信。
光武建武二十一年　公元四五　充十九岁
光武建武二十二年　公元四六　充二十岁
　　　　光禄大夫刘琨，前为弘农太守。初禀篇。
　　　　　按：后书儒林刘昆传，建武二十二年，昆为光禄勋。
光武建武二十三年　公元四七　充二十一岁
光武建武二十四年　公元四八　充二十二岁
　　　　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自纪篇。
　　　　　按：许慎说文序：「尉律：学僮十七已上，始试。讽籀书九千字，乃得为史。」后汉书百官志：「郡太守、郡丞、县令若长、县丞、县尉，各置诸曹掾史。」是仲任为掾功曹，当在十七岁以后，二十一二以前。因二十三四以后，已诣洛阳，则其得为功曹，当在此数年中，故志于此。
　　　　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本传。
　　　　　按：此二句，叙在「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后，盖并前事言之，非归乡里后，才为郡功曹也。论衡起草于明帝初年，据自纪篇，讥俗、政务之书作于论衡之前，而讥俗书又为废退穷居而作。其废退穷居，当即指罢功曹也，故知为功曹，必在此时。
　　　　废退穷居，旧故叛去，故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故作政务之书。自纪篇。
光武建武二十五年　公元四九　充二十三岁
光武建武二十六年　公元五０　充二十四岁
光武建武二十七年　公元五一　充二十五岁
光武建武二十八年　公元五二　充二十六岁
光武建武二十九年　公元五三　充二十七岁
光武建武三十年　公元五四　充二十八岁
　　　　后到京师，受业大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本传。谢承书略同。
　　　　充幼聪明，诣太学。袁山松后汉书。
　　　　　按：后汉书班彪传：「光武雅闻彪才，因召入见，举司隶茂才，拜徐令，以病免。后数应三公之命，辄去。彪复辟司徒玉况府。」光武纪：「建武二十三年，玉况为司徒。」则叔皮于建武二十三年已在洛。但其时，仲任方二十一二，穷居乡里。彪传又云：「后察司徒廉，为望都长，吏民爱之，建武三十年卒官。」是叔皮晚年，已离洛之官。则仲任师事叔皮，必在其二十三四以后，二十七八以前。
　　　　　又按：水经谷水注：汉顺帝阳嘉元年立碑，文云：「建武二十七年造太学。」则仲任入太学师事叔皮，必在此数年。但光武纪：「建武五年，初起太学，车驾还宫，幸太学，赐博士弟子各有差。」与阳嘉元年碑说异。存之俟考。
光武建武三十一年　公元五五　充二十九岁
　　　　蝗起太山郡，西南过陈留、河南。商虫篇。
　　　　　按：后书光武纪：「三十一年夏蝗。」古今注：「建武三十一年，郡国大蝗。」（后书五行志注。）陈留雨谷，谷下蔽地。感虚篇。
光武中元元年　公元五六　充三十岁
　　　　光武皇帝升封，天晏然无云。宣汉篇。
　　　　　按：光武纪：「中元元年二月辛卯，柴望岱宗，登封太山。」袁山松书：「光武封泰山，云气成宫阙。」（初学记五、御览三十九。）汉光武封禅仪曰：「建武三十二年，封泰山，时天清和无云。」
光武中元二年　公元五七　充三十一岁
明帝永平元年　公元五八　充三十二岁
　　　　观天子临辟雍，作六儒论。袁山松后汉书。
　　　　　按光武纪，中元元年冬，起明堂辟雍。明帝纪，永平元年，冬十月，幸辟雍。翟酺传，酺上言：「光武初兴，起太学，博士舍内外讲堂，诸生横卷，为海内所集。明帝时，辟雍始成，欲毁大学。太尉赵熹以为，太学辟雍，皆宜兼存，故并传至今。」据此，则辟雍起于光武，成于明帝，则此「观天子临辟雍」，当为明帝时事。故志于此。
　　　　东海相宗叔庠广召幽隐。程材篇。
　　　　　按后书宗均（今误「宋均」。）传，永平元年，迁东海相。
明帝永平二年　公元五九　充三十三岁
　　　　后归乡里，屏居教授。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实理。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本传。
　　　　王充于宅内门户墙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着论衡八十五篇。谢承书。（据汪文台揖本。）
　　　　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按：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盖永平初，已属草，时辍时作，至永平末，方专精一志也。又须颂篇云：「论衡之人，在古荒流之地。」与本传谓仲任归乡里作论衡相合。
明帝永平三年　公元六０　充三十四岁
　　　　京师及郡国七，大水。明帝纪。
　　　　夏旱。后汉书钟离意传。
明帝永平四年　公元六一　充三十五岁
　　　　比来水旱饥馑，加有军旅。司马彪书（御览九二。）载永平四年诏。
明帝永平五年　公元六二　充三十六岁
　　　　班固为尚书郎。别通篇、超奇篇、案书篇。
　　　　　按谢承书，（御览四八四。）永平五年，班固被召诣校书。范书班超传同。
明帝永平六年　公元六三　充三十七岁
　　　　鼎见。宣汉篇。
　　　　　按明帝纪，永平六年二月，王雒山出宝鼎，庐江太守献之。
明帝永平七年　公元六四　充三十八岁
明帝永平八年　公元六五　充三十九岁
　　　　虞延为司徒公。吉验篇。
　　　　　按虞延传，事在永平八年。
明帝永平九年　公元六六　充四十岁
明帝永平十年　公元六七　充四十一岁
　　　　广陵王荆迷于巫，孝明三宥，王吞药。恢国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年春二月，广陵王荆有罪自杀，国除。
明帝永平十一年　公元六八　充四十二岁
　　　　庐江皖侯国际有湖出金。太守遣吏收取，遣门下掾奉献。验符篇。
　　　　明帝致麟、醴泉、白雉、嘉禾。金出。宣汉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一年，漅湖出黄金。时麒麟、白雉、醴泉、嘉禾所在出焉。
明帝永平十二年　公元六九　充四十三岁
　　　　永昌郡有金。验符篇。
　　　　　按明帝纪，永昌郡，永平十二年置。郡国志注云：「二年。」误。
　　　　杨子山为上计吏，见三府作哀牢传，不能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征在兰台。佚文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二年，益州徼外夷哀牢王，相率内属，于是置永昌郡。」西南夷传曰：「罢益州西部所领六县，合为永昌郡，置哀牢、博南二县。」郡国志：「永昌郡哀牢县，永平中置，故牢王国。」
明帝永平十三年　公元七０　充四十四岁
明帝永平十四年　公元七一　充四十五岁
　　　　帝立广陵王荆子。恢国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封故广陵王荆子元寿为广陵侯。
　　　　楚王英惑于侠客，王吞药。恢国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四年四月，楚王英卒。
明帝永平十五年　公元七二　充四十六岁
　　　　蝗虫起泰山郡，流徙郡国，荐食五谷，弥衍兖、豫，过陈留、寿张界，飞逝不集。谢承书。（后书虞延传注、书抄三十五。）
明帝永平十六年　公元七三　充四十七岁
明帝永平十七年　公元七四　充四十八岁
　　　　永平中，神雀群集，百官颂上。佚文篇。
　　　　　按：东观汉记十八贾逵传曰：「永平十七年，公卿以神雀五采，翔集京师，奉觞上寿。上召逵。敕兰台给笔札，使作神雀颂。」范书逵传亦云：「永平中。」
　　　　明帝时，致甘露、神雀、紫芝，离木复合。宣汉篇。
　　　　　按：明帝纪：「永平十七年正月，甘露降于甘陵。是岁，甘露仍降。树枝内附，芝草生前殿。神雀五色，翔集京师。」东观汉记：「明帝永平十七年正月，夜梦见先帝太后，觉悲不能寐。明日上陵，树叶有甘露，上令百官采之。」（类聚九十八。）
明帝永平十八年　公元七五　充四十九岁
章帝建初元年　公元七六　充五十岁
　　　　建初孟年，北州连旱。明雩篇。
　　　　建初孟年，无妄气至。恢国篇、须颂篇。
　　　　岁遭气运，谷颇不登。宣汉篇。
　　　　　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是岁牛疫，京师及三州大旱。诏勿收兖、豫、徐州田租刍稿。其以见谷赈给贫民。」又建初元年丙寅诏曰：「比年牛疫，垦田减少，谷价颇贵，人以流亡。」
　　　　地动。恢国篇。
　　　　　按章帝纪，事在建初元年三月。
　　　　第五司空，股肱国维。恢国篇。
　　　　　按章帝纪，永平十八年八月即帝位，十一月第五伦为司空。
　　　　隐强侯傅，县书市里，诽谤圣政，今上海恩，犯夺爵土。恢国篇。
　　　　　按后汉纪十一云：「建初元年三月丙午，傅坐骄溢，免为庶人。」
章帝建初二年　公元七七　充五十一岁
　　　　元二之间，嘉德布流。恢国篇。
　　　　建初孟年，中州颇歉，颍川、汝南民流四散。圣主忧怀，诏书数至。论衡之人，奏记郡守，宜禁奢侈，以备困乏。言不纳用，退题记草，名曰备乏。酒縻五谷，生起盗贼，沉湎饮酒，盗贼不绝，奏记郡守，禁民酒。退题记草，名曰禁酒。对作篇。
　　　　　按章帝纪，建初二年三月辛丑诏曰：「比年阴阳不调，饥馑屡臻。」后汉纪十一，建初二年夏四月太后诏曰：「今水旱连年，民流满道，至有饿馁者。」
　　　　帝立楚王英子。恢国篇。
　　　　　按楚王英传，建初二年，封英子为楚侯。
章帝建初三年　公元七八　充五十二岁
　　　　零陵生芝草五本。恢国篇、验符篇。
　　　　　按章帝纪，建初三年，零陵献芝草。
章帝建初四年　公元七九　充五十三岁
　　　　夏六月，雷击杀羊五头，皆死。雷虚篇。
　　　　甘露降五县。恢国篇、验符篇。
　　　　　按章帝纪，建初四年，甘露降泉陵、洮阳二县。
章帝建初五年　公元八０　充五十四岁
　　　　芝草复生泉陵六本。黄龙见，大小凡八。验符篇、恢国篇。
　　　　　按章帝纪，建初五年，零陵献芝草。有八黄龙见于泉陵。
章帝建初六年　公元八一　充五十五岁
章帝建初七年　公元八二　充五十六岁
章帝建初八年　公元八三　充五十七岁
章帝元和元年　公元八四　充五十八岁
章帝元和二年　公元八五　充五十九岁
　　　　元和二年，始用四分历，时待诏张盛、京房、志作「景房」。鲍业等以四分历请，与待诏杨岑等共课岁余。盛等所中多，四分之历，始颇施行。见后汉书章帝纪及注引续汉书。后书律历志云在永平五年。
　　　　章帝时，麒麟五十一至。御览八八九引论衡佚文。
　　　　　按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麒麟五十一至。
　　　　元和、章和之际，此篇谓讲瑞篇。已成。讲瑞篇。
　　　　　按：会稽典录云：「论衡造于永平末，定于建初之年。」故至元和、章和之际，讲瑞篇稿已成。论衡各篇，据其征引史实，而可推定其造作先后者：恢国篇、验符篇言章帝建初六年事。（芝草生六本，黄龙见。）齐世篇云：「方今圣朝，承光武，袭孝明。」佚文篇云：「孝明文雄会聚，今上即命，诏求亡失。」又云：「杨子山见三府作哀牢传不成，归郡作上，孝明奇之。」哀牢内属，在永平十二年。既云「孝明，」又称「今上」、「圣朝」，则齐世篇、佚文篇亦于章帝时作。须颂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讲瑞篇、指瑞篇、是应篇、治期篇、齐世篇、宣汉篇、恢国篇、验符篇、须颂篇、佚文篇并为宣汉恢国而作，故并定为章帝时所撰。谴告篇避明帝讳，称楚庄王为严王；明雩篇言章帝建初元二年灾；遭虎篇言楚王英死，按英死于永平十四年，则遭虎篇当作于明帝永平十四年以后；商虫篇言蝗起太山郡，事在建武三十一年。自然、感类、寒温、谴告、变动、明雩、顺鼓、乱龙、遭虎、商虫等篇皆属于为汉应变论灾之作，则可据谴告、明雩等篇定为章帝时作品也。程材篇言宗均为东海相，事在永平元年，则程材篇必作于永平以后；别通篇称孝明；超奇篇言孟坚为尚书郎，事在永平五年，则超奇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五年以后；别通篇作于明帝后，章帝时也。答佞、程材、量知、谢短、效力、别通、超奇、状留等篇，俱为校量贤佞知操之作，当属于一时，则并定为章帝时作。实知篇避明帝讳称庄襄王为严襄王，则亦为章帝时作。实知、知实、定贤三篇同一旨趣，当属于一时之作。九虚、三增、谈天、说日、问孔、刺孟盖属一时。雷虚篇，雷击杀羊五头，事在建初四年，则诸篇同为建初前后之作。正说、书解、案书、对作又属一类。案书篇言班固为尚书郎，事在明帝永平五年；对作篇载建初二年奏记郡守事，则此诸篇作于章帝建初前后。逢遇、初禀等篇盖当为一时之作。吉验篇言虞延为司徒，事在永平八年，则吉验篇必作于明帝永平以后。初禀篇目见恢国篇，恢国篇作于章帝元和中，则知逢遇诸篇当作于永平以后，元和以前。唯论死、祭意等篇为祛迷讥术之作，无以推定。通览全书，可知其先后顺序之例。如初禀、寒温、谴告等篇属稿在先，则居于自然、恢国等篇之前。初禀篇目见恢国篇，初禀第十二，恢国第五十八。寒温篇目见自然篇，寒温第四十一，自然第五十四。可证。）据此，则论死以下等篇，必成于宣汉、验符诸篇之后。总上所考，则知论衡大半作于章帝时。讲瑞篇云：「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和帝永元中，还改定旧稿。则仲任于此书致力前后凡三十年，亦云勤矣。
章帝元和三年　公元八六　充六十岁
　　　　徒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自纪篇。
　　　　入州为从事。自纪篇。
　　　　刺史董勤辟为从事。本传。
　　　　　按自纪篇「入州为从事」句，次于「在县，位至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句下，乃通前后事言之，非为从事、为功曹并一时事也。「入州为从事」，即本传所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自纪篇云「后入为治中」，即本传「转治中」。王充明言「徙家辟难，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庐江，后入为治中」，则「入州为从事」当在此时也。
章帝章和元年　公元八七　充六十一岁
　　　　后入为治中，材小任大，职在刺割，笔札之思，历年寝废。自纪篇。
　　　　转治中。本传。
　　　　　按：云「历年寝废」，则「转治中」与「为州从事」当隔一年，故志于此。
　　　　元和章和之际，嘉瑞奇物，同时俱应。凤皇麒麟，连出并见。讲瑞篇。
　　　　永平以来，讫于章和，甘露常降。讲瑞篇。
　　　　　按：后汉纪十二：「元和二年二月凤皇集于肥。五月丙戌诏曰：『凤皇、黄龙、鸾鸟比集七郡。神雀、甘露降自京都。』」东观汉记：「元和二年以来，至章和元年，凡三年，凤皇三十九见郡国，麒麟五十一，白虎二十九，黄龙三十四，青龙、黄鹄、鸾鸟、神马、神雀、九尾狐、三足乌、赤乌、白兔、白鹿、白燕、白鹊、甘露、嘉瓜、秬秠、明珠、芝英、华苹、朱草、连理，实日月不绝，载于史官，不可胜纪。」古今注：「元和二年，甘露降河南，三足乌集沛国，麒麟见陈，一角，端如葱叶，色赤黄，芝生沛，如人冠。」
章帝章和二年　公元八八　充六十二岁
　　　　罢州家居。自纪篇。
　　　　自免还家。本传。
　　　　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章帝。）特诏公车征，病不行。本传。
　　　　谢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荀，近世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谢承书。（范书本传注。）
和帝永元元年　公元八九　充六十三岁
　　　　续讲瑞篇稿。
　　　　　按：讲瑞篇云：「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则其续稿，已在章帝殁后，故志于此。
和帝永元二年　公元九０　充六十四岁
　　　　年渐七十，时可悬舆，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自纪篇。
　　　　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作养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本传。
　　　　　按：臧琳经义杂记四曰：后汉书王充传「充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案充所着论衡八十五篇，今本无缺，而性书失传，隋、唐志亦无着录。论衡末有自纪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之书十六篇。养气自守，适食则酒，闭明塞聪，爱精自保，适辅服药引导，（以上疑用十六篇之目。）庶冀性命可延，期须不老。既晚无还，垂书示后。惟人性命，长短有期，人亦虫物，生死一时。年历但记，孰使留之？犹入黄泉，消为土灰。上自黄、唐，下臻秦、汉而来，折衷以圣道，理于通材，如衡之平，如鉴之开，幼老生死古今，罔不详该。命以不延，吁叹悲哉！」读此，可想见其书之彷佛。
　　　　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会稽典录。
　　　　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语哉？文心雕龙养气篇。
　　　　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韩愈后汉三贤赞。
　　　　　按：会稽典录作「养生」，「性」、「生」字通。文心雕龙养气篇作「养气」，盖养气篇为养性书之目。「年渐七十」与「七十余」义异，韩氏失之。
　　　　王充年在顺耳，道穷望绝，惧声名之偕灭，故自纪终篇。抱朴子自序。
　　　　　按：六十耳顺，云「六十」者，举成数也。仲任六十二罢州家居，年渐七十，作养性书，而养性书目，已见自纪篇，则其自纪篇非六十岁时作也。
和帝永元三年　公元九一　充六十五岁
和帝永元四年　公元九二　充六十六岁
和帝永元五年　公元九三　充六十七岁
和帝永元六年　公元九四　充六十八岁
和帝永元七年　公元九五　充六十九岁
和帝永元八年　公元九六　充七十岁
　　　　永元中，病卒于家。本传。
　　　　　按：永元共十六年，其云「永元中」，故志于此。吴荣光历代名人年谱推定仲任为八十岁，梁廷灿历代名人生卒表因之，并未考也。
　　　　　又按：清唐煦春上虞县志二十五下：「汉郡功曹王充墓，在县西南十四都乌石山，（据万历志。）嘉庆十二年，邑人林鉴修治，（据嘉庆志。）咸丰五年，林鼎臣、谢简廷重修立石。」



论衡校释附编三
　　　　论衡旧评
　　抱朴子：书抄一百、御览五九九。谢尧卿东南书士，说王充以为一代英伟，御览作「世说王充一代英伟」。汉兴以来未有充比。若所着文，时有小疵，犹邓林之枯枝，若沧海之流芥，未易贬也已。
　　谢承书：范书本传注。夷吾荐充曰：充之天才，非学所加，虽前世孟轲、孙卿，近汉扬雄、刘向、司马迁，不能过也。
　　会稽典录：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山阴朱育曰：「王景兴以渊妙之才，超迁临郡，思贤嘉善，乐采名俊，问功曹虞翻曰：『曾闻士人叹美贵邦旧多英俊，功曹好古，宁识其人邪？』翻对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着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或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
　　抱朴子：事文类聚别集二。王充好论说，始诡异，终有理。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笔类，着论衡八十五篇。蔡邕入吴，始得之，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得其书，时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
　　袁山松书：范书本传注。充所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
　　抱朴子：书抄九八、御览六０二。王充所着论衡，北方都未有得之者。蔡伯喈常到江东得之，叹其文高，度越诸子。及还中国，诸儒觉其谈论更远，嫌得异书。或搜求至隐处，范书本传注引作「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持去，伯喈曰：「惟吾与汝共之，弗广也。」
　　抱朴子喻蔽篇：抱朴子曰：「余雅谓王仲任作论衡八十余篇，为冠伦大才。」有同门鲁生难余曰：「夫琼瑶以寡为奇，碛砾以多为贱，故庖牺卦不盈十，而弥纶二仪；老氏言不满万，而道德备举。王充着书，兼箱累)，而乍出乍入，或儒或墨，属辞比义，又不尽美。所谓陂原之蒿莠，未若步武之黍稷也。」抱朴子答曰：「且夫作者之谓圣，述者之谓贤，徒见述作之品，未闻多少之限也。吾子所谓窜巢穴之沉昧，不知八弦之无外；守灯烛之霄曜，不识三光之熀朗；游潢洿之浅狭，未觉南溟之浩污；滞丘垤之位卑，不悟嵩、岱之峻极也。两仪所以称大者，以其涵括八荒，缅邈无表也；山海所以为富者，以其包龙旷阔，含受杂错也。若如雅论，贵少贱多，则穹隆无取乎宏焘，而旁泊不贵于厚载也。夫尺水之中，无吞舟之鳞；寸枝之上，无垂天之翼；蚁垤之巅，无扶桑之林；潢潦之源，无襄陵之流。巨鳌首冠瀛洲，飞波凌乎方丈，洪桃盘于度陵，建木竦于都广，沉鲲横于天池，云鹏戾乎玄象。且夫雷霆之骇，不能细其响；黄河之激，不能局其流；骐騄追风，不能近其迹；鸿鹄奋翅，不能卑其飞。云厚者雨必猛，弓劲者箭必远。王生学博才大，又安河乎？吾子云：『玉以少贵，石以多贱。』夫玄圃之下，荆、华之巅，九员之泽，折方之渊，琳琅积而成山，夜光焕而灼天，顾不善也？又引庖牺氏著作不多。若夫周公既繇大易，而加之礼乐；仲尼作春秋，而重之以十篇，过于庖牺，多于老氏，皆当贬也？言少则至理不备，辞寡则庶事不畅，是以必须篇累卷积，而纲领举也。羲和升光以启旦，望舒曜景以灼夜，五材并生而异用，百药杂秀而殊功。四时会而岁功成，五色聚而锦绣丽，八音谐而萧、韶美，群言合而道艺辨。积猗顿之财，而用之甚少，是何异于原宪也？怀无铨之量，而著述约陋，亦何别于琐碌也？音为知者珍，书为识者传，瞽旷之调钟，未必求解于同世，格言高文，岂患莫赏而减之哉？且夫江海之秽物不可胜计，而不损其深也；五岳之曲木不可訾量，而无亏其峻也。夏后之璜，虽有分毫之瑕，晖曜符彩，足相补也；数千万言，虽有不艳之辞，事义高远，足相掩也。故曰四渎之浊，不方瓮水之清；巨象之瘦，不同羔羊之肥矣。子又讥之：『乍入乍出，或儒或墨。』夫发口为言，着纸为书，书者所以代言，言者所以书事，若用笔不宜杂载，是论议当常守一物。昔诸侯访政，弟子问仁，仲尼答之，人人异辞。盖因事托规，随时所急。譬犹治疾之方千百，而针灸之处无常，却寒以温，除热以冷，期于救死存身而已，岂可诣者逐一道，如齐、楚而不改路乎？陶朱、白圭之财不一物者，丰也；云梦、孟诸所生万殊者，旷也。故淮南鸿烈，始于原道、俶真，而亦有兵略、主术；庄周之书，以死生为一，亦有畏牺慕龟，请粟救饥。若以所言不纯而弃其文，是治珠翳而剜眼，疗湿痹而刖足，患荑莠而刈谷，憎枯枝而伐树也。」
　　后汉书本传：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
　　刘知几史通自叙曰：儒者之书，博而寡要，得其糟粕，失其菁华。而流俗鄙夫贵远贱近，传兹通释曰：恐作「转滋」。抵牾，自相欺惑，故王充论衡生焉。
　　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子类杂家曰：论衡三十卷。王先谦曰：袁本四无「十」字。后汉王充仲任撰。王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汉世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
　　高似孙子略卷四曰：论衡者，汉治中王充所论着也。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其为言皆叙天证，敷人事，析物类，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核，而精辞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矣。汉承灭学之后，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励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学者向风承意，日趋于大雅多闻之习，凡所撰录，日益而岁有加，至后汉盛矣，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是足以隽美于一时，而不足以准的于来世。何则？事之鲜纯，言之少择也。刘向新序、说苑奇矣，亦复少探索之功，阙论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背者不一。二书尚尔，况他书乎！袁崧后汉书云：「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客有难充书烦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予所谓乏精核而少肃括者，正此谓欤？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论衡三十卷。汉上虞王充仲任撰。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着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见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王应麟困学纪闻十诸子曰：论衡盖蔡中郎所秘玩，而刘氏史通序传篇。讥之曰：「充自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名教之罪人也。」葛文康公名胜仲，字鲁卿。亦曰：「充刺孟子，犹之可也。至诋訾孔子，以系而不食之言为鄙，以从佛肸、公山之召为浊；又非其脱骖旧馆，而惜车于鲤；又谓道不行于中国，岂能行于九夷？具见问孔篇。若充者，岂足以语圣人之趣哉？」即二说观之，此书非小疵也。吕南公谓：「充饰小辩以惊俗，蔡邕欲独传之，何其谬哉？」
　　吕南公题王充论衡后：事文类聚别集二。传言蔡伯喈初得此书，常秘玩以助谈。或搜其帐中，见之，辄抱以去。邕且叮咛戒以勿广也。嗟乎！邕不得为贤儒，岂不宜哉！夫饰小辩以惊俗，充之二十万言既自不足多道，邕则以欲独传为过人之功，何谬如之？良金美玉，天下之公宝，为其贵于可用耳。小夫下人，偶获寸片，则卧握行怀，如恐人之弗知，又兢兢于或吾寇也。而金玉果非天下所无，信以充书为果可用乎？孰御天下之同贵？有如不然也，邕之志虑，曾小夫下人之及耶！
　　黄氏日抄五七诸子三：王充尝师班彪，博学有独见。既仕不偶，退而作论衡二十余万言。蔡邕、王朗尝得其书，皆秘之以为己助。盖充亦杰然以文学称者。惜其初心发于怒愤，持论至于过激，失理之平，正与自名「论衡」之意相背耳。如谓穷达皆出于命，达者未必贤，穷者未必不肖，可矣。乃推而衍之，至以治和非尧、舜之功，败亡非桀、纣之罪，亦归之时命，焉可乎？义见治期篇。甚至讥孔、孟义见问孔篇、刺孟篇。而尊老子；义见自然篇。抑殷周而夸大汉；义见宣汉、恢国等篇。谓龙无灵；谓雷无威；义见龙虚、雷虚篇。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义见物势、自然等篇。欲以尽废天地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义见论死、订鬼、祀义、祭意等篇。凡皆发于一念之怨愤，故不自知其轻重失平如此。至其随事各主一说，彼此自相背驰，如以十五说主土龙必能致雨，见乱龙篇。他日又曰「仲舒言土龙难晓」。见案书篇。如以千余言力辩虎狼食人非部吏之过矣，见遭虎篇。他日又曰「虎狼之来，应政失也」。见解除篇。凡皆以不平之念，尽欲更时俗之说，而时俗之说之通行者，终不可废。矫枉过正，亦不自觉其衡决至此也。惟其辩讹正谬，有裨后学见闻。
　　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卷二十八九流绪论中：王充氏论衡八十四篇，其文猥冗尔沓，世所共轻，而东汉、晋、唐之间特为贵重。蔡邕秘弗视人；葛洪赞弗容口；刘子玄槌提班、马不遗余力，而独尊信是书。三子皆鸿生硕彦，目无古今，乃昌歜羊枣，异代同心，何哉？秦汉以还，圣道陆沉，淫词日炽，庄周、列御，邹衍、刘安之属，捏怪兴妖，不可胜纪。充生茅靡澜倒之辰，而独岌然自信，攘背其间，虚点增，订讹斮伪，诐淫之旨，遏截弗行，俾后世人人咸得藉为口实，不可谓非特立之士也。故伯喈尚其新奇，稚川大其宏洽，子玄高其辩才。特其偏愎自是，放言不伦，稍不留心，上圣大贤，咸在诃斥。至于问孔、刺孟等篇，而辟邪之功，不足以赎其横议之罪矣。近世诮充太甚，若何氏、沉氏诸说，或未足以大服其衷，故余稍为次其功罪，以折衷后之君子。
　　又曰：中郎以论衡为谈助，盖目为稗官野史之流；且此编骤出未行，而新奇可喜，故秘之帐中，如今人收录异书，文固非所论也。自论衡不甚称后世，究竟举主，多归咎中郎者，余特为一洒之。
　　又曰：汉王氏论衡烦猥琐屑之状，溢乎楮素之间，辩乎其所弗必辩，疑乎其所弗当疑。允矣！其词之费也。至精见越识足以破战国以来浮诡不根之习，则东、西京前，邈焉罕睹。当时以新特而过称之，近世以冗庸而剧诋之，匪充书异习也，骤出于秦、汉之间，习闻于伊、洛之后，遇则殊也。而宋人穷理之功，昭代上儒之效，亦着矣。
　　钦定四库全书总目一二０子部三０杂家类四：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自纪谓在县为掾功曹，在都尉府位亦掾功曹，在太守为列掾五官功曹行事。又称元和三年，徙家辟诣扬州部丹阳、九江、卢江，后为治中。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充书大旨，详于自纪一篇，盖内伤时命之坎坷，外疾世俗之虚伪，故发愤着书。其言多激，刺孟、问孔二篇，至于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可谓誖矣！又露才扬己，好为物先，至于述其祖父顽很，以自表所长，傎亦甚焉！其它论辨，如日月不圆诸说，虽为葛洪所驳，载在晋志，然大抵订讹砭俗，中理者多，亦殊有裨于风教，储泳袪疑说、谢应芳辩惑篇不是过也。至其文反复诘难，颇伤词费，则充所谓：「宅舍多，土地不得小；户口众，簿籍不得少；失实之事多，虚华之语众，指实定宜，辨争之言，安得约径」者，固已自言之矣。充所作别有讥俗书、政务书，晚年又作养性书，今皆不传，惟此书存。儒者颇病其芜杂，然终不能废也。高似孙子略曰：「袁山松后汉书载：『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其论可云允惬。此所以攻之者众，而好之者终不绝欤。
　　四库全书，干隆读王充论衡：向偶翻阅诸书，见有王充论衡，喜其识博而言辩，颇具出俗之识，其全书则未之览也。兹因校四库一书，始得其全卷而读之，乃知其背经离道，好奇立异之人，而欲以言传者也。夫欲以言传者，不衷于圣贤，未有能传者也。孔、孟为千古圣贤，孟或可问，而不可刺，充则刺孟而且问孔矣。此与明末李贽之邪说何异？夫时命坎坷，当悔其所以自致坎坷耳，不宜怨天尤人，诬及圣贤。为激语以自表，则己有犯非圣无法之诛。即有韪其言者，亦不过同其乱世惑民之流耳，君子必不为也。且其死伪篇以杜伯之鬼为无，而言毒篇又以杜伯之鬼为有，似此矛盾处，不可屈指数，予故辟而诃之。读论衡者，效其博辩，取其轶才，则可；效其非圣灭道，以为正人笃论，则不可。干隆戊戌孟秋。
　　学海堂四集谭宗浚论衡跋：论衡三十卷，后汉王充仲任撰。是书四库全书已着录。其纯驳不一处，经刘知几、晁公武、高似孙、吕南公、黄东发、郎瑛诸人指摘外，固已无庸赘述。揆其阙谬，约有数端：一曰论人之失。如谓尧溷舜浊，见逢遇篇。谓老子、文子德似天地之类是也。见自然篇。一曰论事之失。如谓周公不当下白屋礼士，见语增篇。按：充谓此事非实，非谓周公不当。谓李斯、商鞅为奉天行诛之类是也。见祸虚篇。一曰论理之失。如谓鬼神为无凭，谓祸福不关于天命之类是也。见论死、订鬼、祸虚、福虚等篇。一曰论物之失。如谓日月为不圆，见说日篇。土龙不能致雨之类是也。见死伪篇、案书篇。其踳驳讹谬，自相矛盾者，犹不可枚举。盖文士发愤着书，立词过激，大抵然矣。然充此书虽近于冗漫，而人品则颇高。当其时谶纬方盛，异说日兴，而充独能指驳偏谬，剖析源流，卓然不为浮论所惑，其识见有过人者。又阴、窦擅权之际，明、章邪政之初，不闻藉学问以求知，托权门以进取，其淡然荣利，不逐时流，范史特为取之，有以也。且其中议论甚详，颇资证据。其足考古事者；如谓尧为美谥，见须颂篇。则三代以前之谥法。引孔子云：「诗人疾之不能默，丘疾之不能伏。」见对作篇。则足见孔门之轶事。引公孙尼子、漆雕子、宓子诸家之言，见本性篇。按汉志，公孙尼子二十八篇，漆雕子十二篇，宓子十六篇，则足见古时之旧说。谓论语之篇但八寸尺，不二尺四寸者，取怀持之便，见正说篇。则足见古人书册之制。谓始皇未尝至鲁，见实知篇。谓孔子至不能十国，见儒增篇。则足订太史公之误。此皆足考古事者也。其足考当时之事者：如谓古人井田，民为公家耕食，今量租刍何意？一岁使民居更一月，何据？年二十三傅，十五赋，七岁头钱二十三，何缘？则足证当时之食货。谓有尉史、令史，无承长史，何制？两郡移书曰「敢告卒人」，两县不言，何解？郡言事二府曰「敢言之」，司空曰「上」，何状？赐民爵八级，何法？名曰簪褭、上造，何谓？吏上功曰「伐阅」，名籍墨将，何指？皆足证当时之文案。吏衣黑衣，宫阙赤单，何慎？疑。服革于腰，佩刀于左，何人备？着絇于履，冠在于首，何象？并见谢短篇。则足证当时之儒服。以及所称邹伯奇、袁太伯、袁文术、周长生等见案书篇。后汉文苑传皆未载。所称郁林太守张孟尝，见别通篇。近人广东通志表皆未载。验符篇言甘露降泉陵、零陵、洮阳、始安、冷道五县，今后汉书仅称零陵、洮阳二县。吉验篇言陈留东莞人虞延位至司徒，今后汉书实作「东昏人」。此皆足考当时之事者也。更有进者。史称充不为章句之学，疑其于训诂必无所解。今观是书所引，则经学宏深，迥非后人所及。如引康诰云：「冒闻于上帝，帝休，天乃大命文王。」见初禀篇。以「冒」字属下为句，则与赵岐孟子注合。「我旧云孩子。」见本性篇。「刻子」作「孩子」，则与今文尚书合。谓康王德缺于朝，故诗作，见谢短篇。则与鲁诗说合。引尚书大传曰：「烟氛郊社不修，山川不祀，风雨不时，霜雪不降，责于天公。臣杀主，蘗多杀宗，五品不训，责于人公。城郭不缮，沟渠不修，水泉不隆，水为民害，责于地公。」见顺鼓篇。则与韩诗外传之说合。「东邻杀牛，不如西邻之礿祭。」见祀义篇。则与荀氏说合。按：孙堂汉魏二十一家易注揖荀爽易注无说。谓成王欲以礼葬周公，天为感动。见感类篇。则与汉书梅福传、后汉书寇荣传合。他如引毛诗「彼姝者子」，传云：「染之蓝则青，染之丹则赤。」见率性篇、本性篇。按今毛传不见此文。引诗云：「乃眷西顾，此为予度。」见初禀篇。按此三家无此说。引礼记：「水潦降，不献鱼鳖。」谓水潦暴下，龙蛇化为鱼鳖，臣子敬其君父，故不敢献。见无形篇。引论语：「浴乎沂，风乎舞雩。」为雩祭之事。见明雩篇。皆与古义稍殊。知其说必有所本。夫以不为章句之人，而经义深通尚如此，则当时专经之士，其淹博该洽可知矣。至刘勰文心雕龙养气篇云：「昔王充著述，制养气之篇，验已而作，岂虚也哉？」按今书并无此篇名，此则或出于充他所著述之书，或即论衡中之一篇，而近时佚去，亦未可定。亦犹管、晏、吕览诸书，经后人窜乱，往往与古本相殊也。若其意浅语冗，过于凡近，则充自纪篇所称「口则务在明言，笔则务在露文。言则无不可晓，旨则无不可赌」者，早已自知之，而自言之，兹不赘云。
　　黄式三儆居集四读子集一读王仲任论衡：后汉王仲任充、王节信符、仲长公理统同传，范氏论此三子，多谬通方之训，好申一隅之说，赞曰：「管视好偏，群言难一，救朴虽文，矫迟必疾。」然则节信潜夫论、公理昌言，传录其要略，而独不录论衡，岂非以仲任之书矫枉过正之尤甚邪！读其书，问孔、刺孟，谬矣。汉世以灾异免三公，欲矫其说，而谓灾变非政事所召，复谬矣。讥时之厚葬，遂申墨子薄葬之说，而谓人死无知，不能为鬼，抑又谬矣。物之灵者蓍龟，皆死而有知，人独无知乎？而仲任所详言者天命，其说之遗误后人，而不可不辩者，尤在此也。人之命有三：有定命，有遭命，有随命。随命者，随行为命，遏恶扬善之道也。人生初之所禀，寿有长短，遇有富贵贫贱，是为定命，孟子所谓「正命」也。长平之坑，老少并陷，万数之中，必有长命未当死之人；宋、卫、陈、郑同日灾，四国之民，必有禄盛未当衰之人，是谓遭命，遭天之变，天绝人民也。洪范言考终命，凶短折，非独为自触祸者戒，抑亦虑皇极之不建也乎！以是知三命之说，杂见诸书，而白虎通言之已详，盖可信矣。仲任详言命之一定不可易，遂申老子天道自然之说，而谓遏恶扬善，非天之道；且谓国祚之长短，不在政事之得失。其将以易、春秋所纪，诗、书所载，天人交格之义，皆为虚语乎？仲任师事班叔皮，书中盛称班孟坚，而孟坚所撰白虎通，辩驳固多，于命义篇既引传之言三命，宜信而不信乎？书偁论衡，非衡之平也。君子之言，将以俟百世而不惑，不尚矫情以立论。
　　十七史商榷三六：后汉书应劭传曰：「应劭撰风俗通，以辩物类名号，识时俗嫌疑。文虽不典，后世服其洽闻。」又曰：「甄纪异知，虽云小道，亦有可观。」按劭，汉俗儒也；风俗通，小说家也。蔚宗讥其不典，又云异知小道，可谓知言。王充传云：「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此与风俗通品题略同，尤为妙解。盖两书正是一类，皆摭拾謏闻，郢书燕说也。
　　刘熙载艺概：王充、王符、仲长统三家文，皆东京之矫矫者。分按之，大抵论衡奇创，略近淮南子；潜夫论醇厚，略近董广川；昌言俊发，略近贾长沙。范史讥三子好申一隅之说，然无害为各自成家。
　　又曰：王充论衡独抒己见，思力绝人。虽时有激而近僻者，然不掩其卓诣。故不独蔡中郎、刘子玄深重其书，即韩退之之性有三品之说，亦承藉于其本性篇也。
　　意林周广业注：论衡之成，人固有嫌其太繁者，抱朴子辩之详矣。汉末王景兴、虞仲翔辈俱盛称之。而蔡中郎直秘为谈助，或取数卷去，亟戒勿广，其珍重如此。宋儒乃以为无奇，且訾其义乏精核，词少肃括。此又稚川所谓守灯烛之辉，游潢污之浅者也。夫论之为体，所以辨正然否，故仲任自言论衡以一言蔽之曰：「疾虚妄。」虽间有过当，然如九虚、三增之类，皆经传宿疑，当世盘结，其文不可得略，况门户栌椽，各置笔砚，成之甚非易事。时会稽又有吴君高作越纽录，周长生作洞历，仲任极为推服，赵长君作诗细，蔡中郎以为长于论衡。见后汉书赵晔传。今越绝书，说者谓即越纽，而二书皆佚不传，可惜也。
　　陈鳣策对四：王符之潜夫论，王充之论衡，仲长统之昌言，自成一家之言，不愧三贤之目。
　　臧琳经义杂记十六：范书王充传：「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师事班彪，好博学而不守章句。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着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隋志杂家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本同。读其书，好辨论，喜逞机锋，蔡伯喈秘以为谈助，不虚矣。其友谢夷吾拟之扬、刘、司马，非其伦也。九虚、三增以祸福感应皆不实，经传之文多增饰，然则德不必修，恶不必戒，圣贤之言不足凭，此岂所谓信而好古者耶？非韩是矣。问孔、刺孟语多有得罪名教者。盖充资性虽敏，学力未深，故据其臆见，肆其私言，而不自知其非也。其破往古之妖妄，订时俗之忌讳，颇足取焉。可见世之陋习，自东汉已深矣。若明雩、顺鼓、正说、书解，略得经子端绪，兼存汉儒旧义，又为不可不读之书。余或揣摩秦、仪，文似小说，又每以词华之士，为优于章句之儒，见书解篇。皆其所蔽也。学者以此为汉人著述中有古文故事，可节取为考索之助，则颇有益。若论其本书大体，似逊于诸子。此书素名重，殆因蔡、王一时之珍秘耳。见本传注引袁山松后汉书。范书载其着论衡，造性书外，无他表见，止当入文苑、儒林，而范氏特为大传，岂亦因论衡欤？
　　赵坦宝甓斋札记：王充论衡立说乖戾，不足道。其所引尚书，时有古解。
　　梁章鉅退庵随笔卷十七：王充论衡，四库亦列之杂家。纪文达师谓充生当汉季，愤世嫉俗，作此书以劝善黜邪，订讹砭惑，大旨不为不正，然激而过当，至于问孔刺孟，无所畏忌，转至于不可以训，瑕瑜不掩，当分别观之。按昔人以论衡为枕中秘，名流颇重其书，惟其议论支离，文笔冗漫，实不类汉人所为，故余每窃疑其膺作。近阅杭大宗世骏集中，有论王充一篇，直指其自誉而毁祖父为不孝，又引陈际泰诫子书，至以村学究刻画所生，其端实自王充发之云云。则所论尤为严正，又不在区区文字之间矣。
　　章炳麟国故论衡原道上：断神事而公孟言无鬼，尚裁制而公孙论坚白，贵期验而王充作论衡，明齐物而儒名、法不道天志。晖按：此明王充本道家。老子曰：「信言不美，美言不信。」文心雕龙情采篇：「老子疾伪，故称美言不信。」
　　又论式篇：后汉诸子渐兴，讫魏初几百种。然深达理要者，辨事不过论衡，议政不过昌言，方人不过人物志，三家差可以攀晚周。其余虽娴雅，悉腐谈耳。
　　又检论卷三学变：汉、晋间学术则五变：董仲舒以阴阳定法令，垂则博士，神人大巫也。使学者人人碎义逃难，苟得利禄，而不识远略，故扬雄变之以法言。法言持论至岂易，在诸生间峻矣。王逸因之为正部论，以法言杂错无主，然己亦无高论，正部论原书已亡，诸家援引，犹见大略。顾猥曰：「颜渊之箪瓢，则胜庆封之玉杯。」艺文类聚七十三、御览七百五十九引。欲以何明？而比拟违其伦类，盖忿悁之亢辞也。华言积而不足以昭事理，故王充始变其术曰：「夫笔著者，欲其易晓而难为，不贵难知而易造；口论务解分而可听，不务深迂而难睹也。」见自纪篇。作为论衡，趣以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尟有能逮者也。然善为蜂芒摧陷，而无枢要足以持守，惟内心之不光颎，故言辩而无继。
　　孙人和论衡举正序：自嬴秦焚坑而后，古籍荡然。汉代所收，十仅一二。加之谶纬纷作，殽乱群经，尚论恢奇，标举门户。或废视而任听，或改古以从今，卒致真伪杂糅，是非倒植。仲任生当两汉之交，匡正谬传，畅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砭俗；自然所论，颇识道原。虽间逞胸臆，语有回穴，要皆推阐原始，不离于宗。至若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
　　张九如与章士钊书：「论衡用客观的眼光，批评史事，鞭辟入里，实为中国有数之作品，惟嫌其中多琐碎处。公正校读论衡，期蔚成本邦逻辑之宗，则公于此书，已下过明辨工夫，请即指示其中最精到者，俾便启示学子。」章士钊答书：吾家太炎，曾盛称论此书，谓其「正虚妄，审乡背，怀疑之论，分析百端，有所发擿，不避上圣，汉得一人焉，足以振耻，至于今亦鲜有能逮之者也」。检论学变篇。允哉斯言！或谓充之所为，有破无立，「其释物类也，好举形似以相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韩性论衡序。不知书以「衡」名，其职即于权物而止。至天人之际，政学之微，直摅己见而成一系统者。充别有一书曰政务，惜不传矣。韩生所云，非能概充之全书也。此编看似碎细，然持论欲其密合，复语有时不可得避，一观欧文名著，自悟此理。邦文求简，往往并其不能简者而亦去之，自矜义法。曾涤生谓古文不适于辨理，即此等处。充文布势遣词，胡乃颇中横文灾矱？殊不可解。钊既就此书而钩稽者，乃是最要一点。清初湖北熊伯龙以读八股文之法读论衡，妄事割截，别为编列，号无何集，即是未明此窍之故。君以琐碎为嫌，钊窃忧之。充书通体一律，难言孰最精到。若初学未能尽读，则天、日、龙、虎等义，暂为略去，而注重于九虚、三增也可。实知、知实二首，开东方逻辑之宗，尤未宜忽！甲寅周刊第一卷，第四十一号。以上总评。
　　文心雕龙论说篇：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
　　文选刘孝标辩命论：性命之道，穷通之数，夭阏纷纶，莫知其辩，仲任蔽其源，子长阐其惑。
　　旧唐书吕才传，才叙禄命曰：谨案史记宋忠、贾谊讥司马季主云：「夫卜筮者，高人禄命，以悦人心；矫言祸福，以尽人财。」又案王充论衡云：「见骨体而知命录，睹命禄而知骨体。」此即禄命之书行之久矣。多言或中，人乃信之；今更研寻，本非实录。但以积善余庆，不假建禄之吉；积恶余殃，岂由劫杀之灾？皇天无亲，常与善人，福祸之应，其犹影响。故有夏多罪，天命剿绝；宋景修德，妖孛夜移。学也禄在，岂待生当建学？文王勤忧损寿，不关月值空亡；长平坑卒，未闻共犯三刑；南阳贵士，何必俱当六合？历阳成湖，非独河魁之上；蜀郡炎疗，岂由灾厄之下？今时亦有同年同禄，而贵贱悬殊；共命共胎，而夭寿更异。以上评命禄、命义等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下辨性上：儒者言性有五家：无善无不善，是告子也；善，是孟子也；恶，是孙卿也；善恶混，是杨子也；善恶以人异殊上中下，是漆雕开、世硕、公孙尼、王充也。五家皆有是，而身不自明其故，又不明人之故，务相斩伐；调之者又两可。独有控名责实，临观其上，以析其辞之所谓，然后两解。人有八识，其宗曰「如来臧」。以「如来臧」无所对奄，忽不自知，视若胡、越，则眩有万物。物各有其分职，是之谓「阿罗耶」。「阿罗耶」者，「臧万有」既分，即以起「末那」。「末那」者，此言「意根」。「意根」常执「阿罗耶」以为我，二者若束芦相依以立，「我爱」、「我慢」由之起。「意根」之动，谓之「意识」。物至而知接，谓之眼、耳、鼻、舌、身识。彼六识者，或施或受，复归于「阿罗耶」。「臧万有」者，谓之「初种」；六识之所归者，谓之「受熏之种」。诸言性者，或以「阿罗耶」当之，或以「受熏之种」当之，或以「意根」当之。漆雕诸家，亦以「受熏之种」为性。我爱、我慢其在意根，分齐均也，而意识用之有偏胜，故受熏之种有强弱，复得后有即仁者鄙者殊矣。虽然人之生未有一用爱者，亦未有一用慢者。慢者不过欲尽制万物，物皆尽，则慢无所施，故虽慢，犹不欲荡灭万物也。爱者不过能近取，譬人搤我咽，犹奋以解之，故虽爱，犹不欲人之加我也。有偏胜，则从所胜以为言，故曰有上中下也。去尘埃抪覆，则昏不见泰山；建绛帛万端，以围尺素，则白者若赤。物固有相夺者，然其质不可夺。漆雕之徒不悟，而偏执其一，至以为无余，亦过也。以上评本性篇性有三品。
　　临安志：事文类聚十一。王充论衡以为水者地之血脉，随气进退。此未之尽。大抵天包水，水承天，而一元之气，升降于太虚之中，地乘水力以自持，且与元气升降。方其气升而地沉，则海水溢上而为潮；及其气降而地浮，则海水缩而为汐。以上评书虚篇「水者地之血脉」。
　　朱子曰：调燮类编。雷虽只是气，必有形。据此则雷斧雷字之说，理或有之。必泥王充论衡，则非敬天之道也。
　　黄式三儆居集杂着三对王仲任雷虚问：雷果为天怒乎？天之有雷，所以宣阳出滞，不得尽谓之天怒也。在易于豫言作乐，而其象为雷出地奋。天有雷，人有钟鼓，一而已矣。然礼言君子之道，遇有疾风、迅雷、甚雨则必变，虽夜必兴。论语记圣人之事曰：「迅雷风烈，必变。」雷之迅，其战陈之钟鼓也耶？儒者敬天之怒，无敢戏豫游，雷震恐惧修省，心懔懔于此，而汉王仲任专辄发论，以明雷之非天怒。此说也，固非儒者所敢道，顾其言善诘辩，多端发难，不有以破之，疑于其义，而求敬天之诚，弗可得也。仲任之意曰：雷所击人，问其罪，或甚小也，世有大辜，天胡不击之？天不击之，是天不怒也。式三曰：天之诛恶，不尽以雷，凡降灾于不善者，皆天之怒矣，而雷尤显者耳。传曰：「有钟鼓曰代，无曰侵。」人之怒不尽用钟鼓，天之怒，何独用雷也？仲任之辩又曰：人君不空喜怒，雷之怒有时不杀人，不折败物，是天有空怒也。空则妄，妄则失威，天胡若是耶？式三曰：天以好生为心，而示之以变，所以冀人之反身省察，终于免谴而已，岂必主于杀伤哉？且天之怒，有人事之感焉，抑有阴阳之薄焉。阴薄阳而激为雷，阴之锢者厚，阳之激者益力。激之益力，其发之也声大以远而急疾，因之有调燮之意者所当思也。仲任之辩又曰：雷为天怒，雨之澍濡者，必为天喜。喜怒不同时，雷起常与雨俱，曷知其为怒也？式三曰：雷迅者雨必暴，雷既震怒，雨亦非甘霖。雨，阴也。雷，阳也。疾风、迅雷、甚雨，其阴阳相激之极也乎！今夫天烜之以日，照之以月，凡所以生物者，天之喜也。阴之气盛，将害于生生之道，天因是而有怒，怒已而雷息，即天之喜也。当其震击则怒耳。然而天之杀物以秋冬，而雷常怒于夏，仲任因是益疑焉。曰：以天统言之，一阳始于子，盛于巳，至午未之月阴生，而雷之鸣益迅，阳怒而敌阴也；仲秋而雷收声者，力不能敌阴，则阳退而伏，以保其性也。若以人统言之，阳始寅终未，雷卯震而卯遯，其盛于六阳之未月，抑亦宜矣。孔子所谓「行夏之时」，非以人统之得天乎？仲任胡不思之也？仲任以雷为虚，而福虚、祸虚大说误亦类此，而其罪至于慢天。以上评雷虚篇。
　　广弘明集二七樊孝谦答沙汰释李诏表：刘向之信洪宝，殁有余责。王充之非黄帝，此为不朽。以上评道虚篇。
　　俞樾湖楼笔谈七：古人文字喜为已甚之辞，称其早慧，则曰颜渊十八天下归仁；语其晚成，则曰曾子七十乃学，名闻天下。王充有语增之篇，非无见也。以上评语增篇。
　　史通惑经篇：王充设论，有问孔之篇，论语群经，多所指摘，而春秋杂义，曾未发明。
　　笔丛九流绪论：论衡之问孔，序意甚明，以仲尼大圣，其语言应迹有绝出常情者，当时门弟子不能极问，故设疑发难，以待后人之答。藉在孔门固好学之一事，第词间伤直，旨或过求，此充罪也。刘子玄辈不能详察，遽从而效之，以讥诋圣人，至尧、舜、禹、汤咸弗能免，犹李斯之学荀况也。
　　梁玉绳瞥记五：论衡问孔篇最无忌惮，王充之为人，必傲愎不可近。他若说孔子畏阳虎，却行流汗，见物势篇。亦犹庄生称孔子谒盗跖，尚得以寓言戏谈置之。充又言夷、齐以庶兄夺国饿死，今本佚，见意林引。不知何据。以上评问孔篇。
　　邵博曰：经义考二百三十二。大贤若孟子，其可议乎？后汉王充乃有刺孟，近代何涉有删孟。刺孟出论衡，韩退之赞其闭门潜思，论衡以修矣，则退之于孟子醇乎醇之论，亦或不然也！以上评刺孟篇。
　　钱塘淮南天文训补注：王充不信盖天。不知天以辰极为中，地以昆仑为中，二中相值，俱当在人西北。人居昆仑东南，视辰极则在正北者，辰极在天，随人所视，方位皆同，无远近之殊，处高故也；昆仑在地，去人有远近，则方位各异，处卑故也。不妨今天下在极南，自在地东南隅也。以上评谈天篇「方今天下，以极言之，不在东南」。
　　晋书天文志：亦见隋志。浑天理妙，学者多疑。汉王仲任据盖天之说，以驳浑仪云：「旧说『天转从地下过』。今掘地一丈，辄有水，天何得从水中行乎？甚不然也。日随天而转，非入地。夫人目所望，不过十里，天地合矣。实非合也，远使然耳。今视日入，非入也，亦远耳。当日入西方之时，其下之人，亦将谓之为中也。四方之人，各以其近者为出，远者为入矣。何以明之？今试使一人把大炬火，夜半行于平地，去人十里，火光灭矣。非灭也，远使然耳。今日西转，不复见，是火灭之类也。日月不员也，望视之所以员者，去人远也。夫日，火之精也；月，水之精也。水火在地不员，在天何故员？」故丹阳葛洪释之曰：「浑天仪注云：『天如鸡子，地如鸡中黄，孤居于天内，天大而地小。天表里有水，天地各乘气而立，载水而行。周天三百六十五度四分度之一，又中分之，则半覆地上，半绕地下，故二十八宿半见半隐，天转如车毂之运也。』诸论天者虽多，然精于阴阳者少。「少」字据隋志补。张平子、陆公纪之徒，咸以为推步七曜之道，以度历象昏明之证候，「以」字据隋志补。校以四八之气，考以漏刻之分，占晷景之往来，求形验于事情，莫密于浑象者也。张平子既作铜浑天仪，于密室中以漏水转之，令伺之者闭户而唱之。其伺之者以告灵台观天者曰：『璇玑所加，某星始见，某星已中，某星今没。』皆如合符也。崔子玉为其碑铭曰：『数术穷天地，制作侔造化，高才伟艺，与神合契。』盖由于平子浑仪及地动仪之有验故也。若天果如浑者，则天之出入，行于水中，为的然矣。故黄帝书曰：『天在地外，水在天外，水浮天而载地者也。』又易曰：『时乘六龙。』夫阳爻称龙，龙者居水之物，以喻天。天，阳物也，又出入水中，与龙相似，故以比龙也。圣人仰观府察，审其如此，故晋卦坤下离上，以证日出于地也。又明夷之卦，离下坤上，以证日入于地也。需卦干下坎上，此亦天入水中之象也。天为金，金水相生之物也。天出入水中，当有何损，而谓为不可乎？故桓君山曰：『春分日出卯入酉，此乃人之卯酉。天之卯酉，常值斗极为天中。今视之乃在北，不正在人上。而春秋分时，日出入乃在斗极之南。若如磨右转，则北方道远，而南方道近，昼夜漏刻之数，不应等也。』后奏事待报，坐西廊庑下，以寒故，暴背。有顷，日光出去，不复暴背。君山乃告信盖天者曰：『天若如推磨右转而日西行者，其光景当照此廊下稍而东耳，不当拔出去。拔出去，是应浑天法也。浑为天之真形，于是可知矣。』然则天出入水中，无复疑矣。又今视诸星出于东者，初但去地小许耳。渐而西行，先经人上，后遂西转而下焉，不旁旋也。其先在西之星，亦稍下而没，无北转者。日之出入亦然。若谓天磨右转者，日之出入亦然，隋志无此句，是。疑涉上文衍。众星日月，宜随天而回，初在于东，次经于南，次到于西，次及于北，而复还于东，不应横过去也。今日出于东，冉冉转上，及其入西，亦复渐渐稍下，都不绕边北去。了了如此，王生必固谓为不然者，疏矣。今日径千里，围周三千里，中足以当小星之数十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但当光曜，不能复来照及人耳，宜犹望见其体，不应都失其所在也。日光既盛，其体又大于星多矣。今见极北之小星，而不见日之在北者，明其不北行也。若日以转远之故，不复可见，其北入之间，隋志「北」作「比」，是。应当稍小，而日方入之时乃更大，此非转远之征也。王生以火炬喻日，吾亦将借子之矛，以刺子之楯焉。把火之隋志「之」下有「人」字。去人转远，其光转微，而日月自出至入，不渐小也。王生以火喻之，谬矣。又日之入西方，视之稍稍去，初尚有半，如横破镜之状，须臾沦没矣。若如王生之言，日转北去有半者，隋志无「有半」二字，是。其北都没之顷，宜先如竖破镜之状，不应如横破镜也。如此言之，日入西方，隋志作「北方」，是也。不亦孤孑乎？又月之光微，不及日远矣。月盛之时，虽有重云蔽之，不见月体，而夕犹朗然，是月光犹从云中而照外也。「月」字据隋志增。日若绕西及北者，其光故应如月在云中之状，不得夜便大暗也。又日入则星月出焉。明知天以日月分主昼夜，相代而照也。若日常出者，不应日亦入而星月亦出也。下「亦」字，隋志无。又按河、洛之文皆云：『水火者，阴阳之余气也。』夫言『余气』也，则不能生日月可知也，顾当言日阳精生火者可耳。隋志无「阳」字。若水火是日月所生，则亦何得尽如日月之员乎？今火出于阳燧，阳燧员而火不员也；水出于方诸，方诸方而水不方也。又阳燧可以取火于日，而无取日于火之理，此则日精之生火，明矣。方诸可以取水于月，而无取月于水之道，此则月精之生水，了矣。王生又云：『远，故视之员。』若审然者，月初生之时，及既亏之后，何以视之不员乎？初学记天部月条引抱朴子曰：「王生云：『月不圆』者，月初生及既亏之后，视之宜如三寸镜，稍稍转大，不当如破环渐渐满也。」而日食或上或下，从侧而起，或如钩至尽。若远视见员，不宜见其残缺左右所起也。此则浑天之理，信而有征矣。」
　　贺道养浑天记：御览二、事类赋一。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夜，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
　　卢肇海湖赋前序：唐文粹五。日傅于天，天右旋，入海而日随之。古人或以日如平地执烛，远则不见。何甚谬乎？日之入海，其必然之理，自朔之后，月入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望；自望之后，月出不尽，昼常见焉，以至于晦。见于昼者，未尝有光，必待日入于海，隔以应之。
　　卢肇海潮赋后序唐文粹五。自古说天有六：一曰浑天，张衡所述。二曰盖天，周髀以为法。三曰宣夜，无所法。四曰安天，虞喜作。五曰昕天，姚信作。六曰穹天。虞耸作。自盖天以下，盖好奇徇异之说。其增立浑天之术，自张平子始，言天包于地，周旋无端，其形浑浑，故曰浑天。言不及浑天而乖诞者，凡五家：庄子、逍遥篇。玄中记、王仲任论衡、言日不入地。山经、释氏言四天。并无证验，不可究寻。王仲任徒肆谈天，失之极远，桓君山攻之已破，此不复云。
　　杨炯浑天赋：唐文粹卷四。有为宣夜之学者曰：天常安而不动，地极深而不测。有称周髀之术者曰：阳动而阴静，天迥而地游，天如倚盖，地若浮舟。太史公盱衡而告曰：言宣夜者，星辰不可以阔狭有常；言盖天者，漏刻不可以春秋各半。周三径一，远近乖于辰极；东井南箕，曲直殊于河汉。明入于地，仲任言日不入地。葛稚川所以有辞；候应于天，桓君山由其发难。以上评说日篇。
　　章炳麟国故论衡文学总略：文德之论，发诸王充论衡，论衡佚文篇：「文德之操为文。」又云：「上书陈便宜，奏记荐吏士，一则为身，二则为人。繁文丽辞，无文德之操，治身完行，徇利为私，无为主者。」杨遵彦依用之魏书文苑传：「杨遵彦作文德论，以为古今辞人皆负才遗行，浇薄险忌。唯邢子才、王元景、温子升彬彬有德素。」而章学诚窃焉。以上评佚文篇「文德之操」。书解篇云：「夫文德，世服也。空书为文，实行为德，着之于衣为服。故曰：德弥盛者文弥缛，德弥彰者文弥明。大人德扩其文炳，小人德炽其文斑。官尊而文繁，德高而文积。」亦发挥「文德」之义。
　　又检论六，原教：诸奉天神地祇物□者，皆上世之左道，愚陋下材之所拥树。独奉人鬼为不诬耳。人之死，由浮屠之言，中阴不独存，必生诸趣。庄生乐焉而说其传薪。唯儒家公孟亦言无鬼，见墨子公孟篇。王充、阮瞻传其说以为典刑，独未知变化相嬗之道也。言有鬼则为常见。徒言无鬼不知中阴流转则为断见。以上评论死、死伪等篇。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二十二论王充：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繇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繇，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繇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孝？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言立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又曰：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此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以上评自纪篇。



论衡校释附编四
　　　　王充的论衡见现代学生第一卷，四、六、八、九期。
　　　　　胡适
　　王充字仲任，是会稽上虞人。他生于建武三年。公历二七。他的家世很微贱，他的祖父是做「贾贩」的，故人笑他「宗祖无淑懿之基」。他后来到京师做太学的学生，跟班彪受业。他也曾做过本县本郡的小官。元和三年，公历八六。他已五十九岁了，到扬州做治中。章和二年，公历八八。罢州家居，他从此不做官了。后汉书本传说他「永元中病卒于家」。大概他死时在公历一百年左右。他着书很多，有讥俗节义十二篇，不传。是用俗话做的，又有政务一书，是谈政治的书，不传。又有论衡八十五篇。今存，但阙招致篇。他老年时做了养性书十六篇。不传。论衡末卷有他的自叙一篇，可以参看。
　　王充的时代——公历二七至一００——是很可注意的，这个时代有两种特别色彩。第一，那时代是迷信的儒教最盛行的时代。我们看汉代的历史，从汉武帝提倡种种道士迷信以后，直到哀帝、平帝、王莽的时候，简直是一个灾异符瑞的迷信时代。西汉末年最特别是谶纬的书。谶字训验，是一种预言，验在后来，故叫做谶。纬是对于经而言，织锦的纵丝为经，横丝为纬，图谶之言都叫做纬书，以别于经书。王莽当国的时候，利用当时天人感应的迷信，造作了「麟凤龟龙众祥之瑞七百有余」，还不够用。于是他叫人造作许多预言的「符命」。孺子婴元年，（公历六年）孟通浚井，得白石，上有丹书，文曰：「告安汉公莽为皇帝。」自此以后，符命繁多，王莽一一拜受。初始元年，（公历八年）有一个无赖少年，名叫哀章，造作铜匮，内藏图书，言王莽为真天子。到黄昏时候，哀章穿着黄衣，捧着铜匮，到高庙里，交给守官。官闻奏，王莽遂亲到高庙拜受金匮。明年，莽遂做皇帝。图谶的起源很有政治和宗教的意味。汉初的儒生用天人感应的儒教来做那「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的事业。后来儒教总算成功了，居然养成了皇帝的尊严，居然做到了「辩上下，定民志」的大功。王莽生在儒教已成功之后，想要做皇帝，很不是容易的事。他不能不利用这天人感应的宗教来打破人民迷信汉室的忠心。解铃还须系铃人，儒教造成的忠君观念，只有儒教可以打破。王莽、刘歆一班人拼命造假的经书和假的纬书，正是这个道理。王莽提倡经术，起明堂，灵台，辟雍，求古逸书，即是叫人造假书。添设博士员，——骗得四十八万七千五百七十二人上书称颂他的功德。这是儒教的第一步成功。他那七百多种的祥瑞——白雉，凤皇，神爵，嘉禾，甘露，醴泉，禾长丈余，一粟三米，——骗得他的九锡。九锡是当时九百零二个大儒根据「六艺通义经文所见周官、礼记宜于今者」所定的古礼。这是儒教的第二步成功。平帝病了，王莽又模仿周公「作策请命于泰畤，载璧秉圭，愿以身代，策金縢，置于前殿，敕诸公勿敢言」。不幸平帝没有成王的洪福，一病遂死了。王莽却因此做了周公，「居摄践阼，如周公故事」。这是儒教第三步成功。但是儒教的周公究竟不曾敢做真皇帝。王莽没有法子，只好造作符命图谶，表示天命已归周公，成王用不着了。于是这个新周公乃下书曰：「予以不德，托于皇初祖考黄帝之后，皇始祖考虞帝之苗裔，而太皇太后之末属。皇天上帝隆显大佑，成命统序，符契图文，金匮策书，神民诏告，属予以天下兆民。赤帝汉氏高皇帝之灵，承天命，传国金策之书。予甚祇畏，敢不钦受。」明年，遂「顺符命，去汉号」。读策的时候，王莽亲执小皇帝的手，流涕歔欷，说道：「昔周公摄位，终得复于明辟，今予独迫皇天威命，不得如意。」哀叹良久。这出戏遂唱完了。这是儒教的第四步大成功。
　　这是图谶符命的起源。光武帝中兴，也有许多图谶。李通造谶曰：「刘氏复兴，李氏为辅。」又强华奏赤伏符曰：『刘秀发兵捕不道，四七之际火为主。」光武遂即帝位。故光武很相信这些说谶的人，甚至用图谶来决定嫌疑。后汉书桓谭传，又郑兴传。光武末年，公历五七。初起灵台，明堂，辟雍，又宣布图谶于天下。明帝、公历五八至七五。章帝七六至八八。继续提倡这一类的书，遂使谶纬之书布满天下。汉人造的纬书，有河图九篇，洛书六篇，都是说「自黄帝至周文王所受本文」。又别有三十篇，说是自初起到孔子九位圣人增演出来的。又有七经纬三十六篇，都说是孔子所作。七经纬是：易纬六种，书纬五种，诗纬三种，礼纬三种，乐纬三种，孝经纬二种，春秋纬十三种。详见后汉书樊英传注。这种书的作伪的痕迹，很容易看出。据尹敏光武时人。说：「其中多近鄙别字，颇类世俗之辞。」后汉书尹敏传。其实单看那些纬书的书名——钩命决，是类谋，元命苞，文耀钩，考异邮等等，——也就可以晓得那些书的鄙陋可笑了。又据张衡说：
　　　春秋元命苞中有公输班与墨翟事，见战国，非春秋也。
　　　又言「别有益州」。益州之置，在于汉世。
　　　其名三辅诸陵，世数可知。……至于王莽篡位，汉世大祸，八十篇何为不戒？则知图谶成于哀、平之际也。后汉书张衡传。
　　这四条证据都是作伪的铁证。但是汉朝的君主和学者都是神迷了心窍，把这些书奉作神圣的经典，用来改元定历，决定嫌疑。看律历志中屡引图谶之处可证。这种荒谬可笑的迷忌，自然要引起一般学者的反抗。桓谭、郑兴、尹敏在光武时已极力攻击图谶的迷信。尹敏最滑稽，他攻击图谶，光武不听，他就也在谶书的阙文上补了一段，说：「君无口，为汉辅。」光武问他，他说：「臣见前人增损图书，敢不自量，窃幸万一。」光武也无可如何。桓谭攻击图谶，光武大怒，说他「非圣无法」，要把他拿下去斩首。但是迷信已深，这几个人又不能从根本上推翻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郑兴、尹敏都是信灾异之学的，桓谭略好。故不能发生效果。王充也是这种反抗运动的一个代表。不懂得这个时代荒谬迷忌的情形，便不能懂得王充的哲学。
　　上文说的谶纬符瑞等等的道士迷信，即是儒教迷信。是公历一世纪的第一种特别色彩。但是那时代，又是一个天文学发展时代。刘歆的三统历是儒教的天文学，是王莽时代的天文学。建武八年，公历三二。已有朱浮、许淑等人请修改历法。从永平五年六二。到元和二年，八五。是四分历和三统历竞争最烈的时代。四分历最后战胜，遂得颁行。八五。当两派争胜的时候，人人都尽力实地测候的工夫。谁的效验最优，谁便占胜利。故杨岑候月食成绩比官历优，政府就派杨岑署理弦望月食官。六二。后来张盛、景防等用四分法与杨岑比课，一年之中，他们候月食的成绩比杨岑多六事，政府就派他们代杨岑署理月食官。六九。四分历所以能颁行，全靠他的效验远胜太初历。后来贾逵与王充年岁略相同，死于公历一０一，年七十二。用这种实验的方法，比较新旧两历，得结果如下：
　　　以太初历考汉元，前二０六。尽太初元年，前一０四。日朔二十三事，其十七得朔，四得晦，二得二日。新历七得朔，十四得晦，二得三日。旧历成绩比新历好。
　　　以太初历考太初元年，尽更始二年，二四。日朔二十四事，十得晦。以新历，十六得朔，七得二日，一得晦。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以太初历考建武元年，二五。尽永元元年，八九。二十三事，五得朔，十八得晦。以新历，十七得朔，三得晦，二得二日。新历成绩比旧历好。
　　　又以新历上考春秋中有日朔者，二十四事，失不中者二十三事。新历成绩很坏。
　　实测的结果指出一个大教训：「求度数，取合日月星辰。有异世之术，太初历不能下通于今，新历不能上得汉元。」
　　这种实验态度，是汉代天文学的基本精神。太初历的成立，在于效验；（见上章。）四分历的成立，也在于效验。这种效验是真确可靠的，不比那些图谶纬书的效验是邈茫无稽的。这种科学的态度，在当时自然不能不发生一点影响。王充生在这个时代；他着书的时候，正当四分历与太初历争论最烈的时期。论衡著作的时期很可研究。讲瑞篇说：「此论草于永平之初，……至元和、章和之际，孝章耀德天下。」又恢国篇记章帝六年事，称今上；宣汉篇也称章帝为今上；齐世篇称章帝为方今圣明。据此可见论衡不是一个时代做的。大概这书初起在永平初年，当公历六十余年，正在四分法初通行的时候。后来随时增添修改，大部分当是章帝时著作。直至和帝初年还在修改，故有称孝章的地方。此书最后的修正，当在公历九十年左右，四分历已颁行了。此书的著作与修正，前后共需三十年。但此后还有后人加入的地方，如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加入的痕迹。但论衡大体是公历六十年至九十年之间做的。这是大概可以无疑的。他又是很佩服贾逵的人，又很留心当时天文学上的问题，如说日篇可为证。故不能不受当时天文学方法的影响。依我看来，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的科学精神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故不懂得当时的科学情形，也不能了解王充的哲学。
　　王充的哲学的动机，只是对于当时种种虚妄和种种迷信的反抗。王充的哲学的方法，只是当时科学精神的表现。
　　先说王充着书的动机。他自己说：
　　　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佚文篇。
他又说：
　　　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精苦思，不睹所趋，故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自纪篇。
他又说：
　　　是故论衡之造也，起众书并失实，虚妄之言胜真美也。虚妄之语不黜，则华文不见息；华文放流，则实事不见用。故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其本皆起人间有非，故尽思极心以讥世俗。世俗之性，好奇怪之语，悦虚妄之文。何则？事实不能快意，而华虚惊耳动心也。是故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美盛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至或南面称师，赋奸伪之说；典城佩紫，读虚妄之书。……孟子曰：「予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今吾不得已也。」虚妄显于真，实诚乱于伪。世人不悟，是非不定，紫朱杂厕，瓦玉杂糅。以情言之，吾心岂能忍哉？……人君遭弊，改教于上；人臣愚惑，作论于下。实得，则上教从矣。冀悟迷惑之心，使知虚实之分；实虚之分定，而后华伪之文灭；华伪之文灭，则纯诚之化日以孳矣。对作篇。
他又说：
　　　论衡就世俗之书订其真伪，辨其实虚。……俗传蔽惑，伪书放流。……是反为非，虚转为实，安能不言？俗传既过，俗书又伪。若夫……淮南书言共工与颛顼争为天子，不胜，怒而触不周之山，使天柱折，地维绝。尧时，十日并出，尧上射九日。鲁阳战而日暮，援戈挥日，日为却还。世间书传多若等类，浮妄虚伪，没夺正是。心濆涌，笔手扰，安能不论？同上。
　　这几段都可写出王充着书的动机。他的哲学的宗旨，只是要对于当时一切虚妄的迷信和伪造的假书，下一种严格的批评。凡是真有价值的思想，都是因为社会有了病纔发生的。王充所谓「皆起人间有非」。汉代的大病就是「虚妄」。汉代是一个骗子时代。那二百多年之中，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唐的神话，也不知造出了多少荒谬的假书。我们读的古代史，自开辟至周朝，其中也不知道有多少部分是汉代一班骗子假造出来的。王莽、刘歆都是骗子中的国手。谶纬之学便是西汉骗子的自然产儿。王充对于这种虚妄的行为，实在看不上眼。我们看他「心濆涌，笔手扰」，「吾不得已也」，「吾岂能忍哉」的语，便可想见他的精神。他的书名是「论衡」。他自己解释道：「论衡，论之平也。」自纪。又说：「论衡者，所以铨轻重之言，立真伪之平。」衡即是度量权衡的衡。即是估量，即是评判。论衡现存八十四篇，几乎没有一篇不是批评的文章。最重要的如：
　　　书虚、第十六。道虚、二四。语增、二五。儒增、二六艺增、二七。对作八四。等篇，都是批评当时的假书的。
　　　问孔、二八。非韩、二九。刺孟三十。是批评古书的。
　　　变虚、十六。异虚、十八。感虚、十九。福虚、二十。祸虚、二一。龙虚、二二。雷虚二三。是批评假书中纪载的天人感应的事的。
　　　寒温、四一。谴告、四二。变动、四三。招致第四四篇，今阙。四篇，是从根本上批评当时儒教的天人感应论的。
　　　讲瑞、五十。指瑞、五一。是应五二。是批评当时的祥瑞论的。
　　　死伪、六三。纪妖、六四。订鬼、六五。四讳、六八。□时、六九。讥日、七十。卜筮、七一。难岁、七三。诘术七四。等篇，是批评当时的许多迷信的。
　　论衡的精神只在「订其真伪，辨其实虚」八个字。所以我说王充的哲学是批评的哲学，他的精神只是一种评判的精神。
　　现在且说王充的批评方法。上文我说王充的哲学只是当时科学的方法适用到天文学以外的问题上去。当时的天文学者最注重效验，王充的批评方法也最注重效验。他批评当时的灾异学派说：
　　　变复之家不推类验之，空张法术惑人君。明雩。
　　他是属于自然主义一派的道家的，说见下。但他嫌当时的自然学派也不注重效验的方法。他说：
　　道家论自然，不知引物事以验其言行，故自然之说未见信。自然。
他又说：
　　　凡论事者，违实不引效验，则虽甘义繁说，众不见信。知实。
他的方法的根本观念，只是这「效验」两字。他自己说：
　　　事莫明于有效，论莫定于有证。空言虚语，虽得道心，人犹不信。……唯圣心贤意，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
　　我们若要懂得王充说的「效验」究竟是什么，最好是先举几条例：
　　　（例一）儒者曰：「日朝见，出阴中。暮不见，入阴中。阴气晦冥，故没不见。」如实论之，不出入阴中。何以效之？
　　　夫夜，阴也，气亦晦冥。或夜举火者，光不灭焉。……火夜举，光不灭，日暮入，独不见，非气验也。
　　　夫观冬日之入出，朝出东南，暮入西南。东南西南非阴，古以北方为阴。何故谓出入阴中？
　　　且夫星小犹见，日大反灭，世儒之论虚妄也。说日。
　　　（例二）雷者，太阳之激气也。……盛夏之时，太阳用事，阴气承之。阴阳分争，则相较轸，较轸则激射。激射为毒，中人，辄死；中木，木折；中屋，屋坏。人在木下屋间，偶中而死矣。何以验之。
　　　试以一斗水灌冶铸之火，气激裂，若雷之音矣。或近之，必灼人体。天地为炉大矣，阳气为火猛矣，云雨为水多矣，分争激射，安得不迅？中伤人身，安得不死？……
　　　雷者，火也。何以验之？这两句，今本倒置，今以意改正。以人中雷而死，即询其身，中头则须发烧燋，中身则皮肤灼，临其尸，上闻火气，一验也。道术之家以为雷烧石色赤，投于井中，石焦井寒，激声大鸣，若雷之状，二验也。人伤于寒，寒气入腹，腹中素温，温寒分争，激气雷鸣，三验也。当雷之时，雷光时见，大若火之耀，四验也。当雷击时，或燔人室屋及地草木，五验也。
　　　夫论雷之为火有五验，言雷为天怒无一效，然则雷为天怒，虚妄之言。雷虚。
　　古文「效」与「验」可以互训。广雅释言：「效，验也。」吕览察传篇注、及淮南主术注，验，效也。王充的效与验也只是一件事。效验只是实验的左证。这种左证，大略可分为两种：（一）是从实地考察本物得来的。如雷打死人，有烧焦的痕迹，又有火气，又如雷能燔烧房屋草木，都属于这一种。（二）是本物无从考验观察，不能不用譬喻和类推的方法，如阴中气可举火，又可见星，可以推知日入不是入阴气中；又如用水灌火能发大声，激射中人能烧灼人，可以推知雷为阴气与阳气的激射，这都属于第二类。第一种效验，因当时的科学情形，不容易做到。只有天文学在当时确能做到了。医学上的验方也是如此。王充的书里，用这种实地试验的地方，比较的很少。他用的效验，大都是第二种类推的效验。他说的「推类验之」与「方比物类」都是这一类的效验。这种方法，从个体推知个体，从这物推知那物，从名学上看来，是很容易错过的。但是有时这种类推法也很有功效。王充的长处在此，他的短处也正在此。
　　这种重效验的方法，依我看来，大概是当时的科学家的影响。但是科学家的方法固然注重证验，不过我们要知道证验是科学方法的最后一步。科学方法的第一步是要能疑问。第二步是要能提出假设的解决。第三步方纔是搜求证据来证明这种假设。王充的批评哲学的最大贡献就是提倡这三种态度：疑问，假设，证据。他知道单有证验是不够用的，证验自身还须经过一番评判，方纔站得住。例如墨家说鬼是有的，又举古代相传杜伯一类的事为证验。墨子明鬼篇。王充驳道：
　　　夫论不留精澄意，苟以外效立事是非，信闻见于外，不诠订于内，是用耳目论，不以心意议也。夫以耳目论，则以虚象为言；虚象效，则以实事为非是。故是非者不徒耳目，必开心意。墨议不以心而原物，苟信闻见，则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失实之议难以教，虽得愚民之欲，不合智者之心。薄葬。
　　这一段说立论的方法，最痛快，最精彩。王充的批评哲学的精神，只是注重怀疑，注重心意的「诠订于内」。诠订就是疑问，就是评判。他自己说论衡的方法是：
　　　论则考之以心，效之以事。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
　　看他先说「考之以心」，后说「效之以事」，可见他的方法最重心意的诠订，效验不过是用来帮助心意提出的假设，使他立脚得住。不曾诠订过的证验，王充说：「虽效验章明，犹为失实。」有时诠订已分明，便可不须再求证验，也能成立。例如汉儒说上古圣王太平之世，厨房里自生肉脯，像一种蒲扇摇动生风，寒凉食物，使他不腐败，故名萐脯。王充驳道：
　　　太平之气……能使厨自生肉萐，何不使饭自蒸于甑，火自燃于灶乎？……何不使食物自不？何必生萐以风之乎？是应。
　　儒者又说尧时有蓂荚夹阶而生，月朔生一荚，至十五日而十五荚；十六落一荚，至月晦落完。王充驳他道：
　　　夫起视堂下之荚，孰与悬历日于扆坐旁，顾辄见之也？天之生瑞，欲以娱王者，须起察乃知日数，是生烦物以累之也。且荚，草也。王者之堂，旦夕所坐。古者虽质，宫室之中，草生辄耘，安得生荚而人得经月数之乎？同上。
　　儒者又说尧时有草名屈轶，生于庭，见了佞人便能指出。王充驳道：
　　　夫天能故生此物以指佞人，不使圣王性自知之，或佞人本不生出，必复更生一物以指明之，何天之不惮烦也？……经曰：「知人则哲，惟帝难之。」人含五常，音气交通，且犹不能相知；屈轶，草也，安能知佞？如儒者之言是，则太平之时草木踰贤圣也。同上。
　　王充书里这一类的怀疑的批评最多，往往不用证验，已能使人心服。有时他的怀疑或假设，同普通的信仰相去太远了，不容易使人领会信从，那时他方纔提出证验来。如上文所引「日不入阴中」及「雷者火也」两个假设。
　　总之，王充在哲学史上的绝大贡献，只是这种评判的精神。这种精神的表现，便是他的怀疑的态度。怀疑的态度，便是不肯糊里胡涂的信仰，凡事须要经我自己的心意「诠订」一遍，「订其真伪，辨其虚实」，然后可以信仰。若主观的评判还不够，必须寻出证据，提出效验，然后可以信仰。这种怀疑的态度，并不全是破坏的，其实是建设的。因为经过了一番诠订批评，信仰方纔是真正可靠的信仰。凡是禁不起疑问的信仰，都是不可靠的。譬如房屋建在散沙上，当不住一阵风雨，就要倒了。
　　汉代的许多迷信都挂着「儒教」的招牌。许多极荒谬的书，都假托儒家所谓圣人做的。这种虚妄诈伪的行为，和当时人迷信假书的奴性，引起了王充的怀疑态度。王充明明的说当时有许多书是假造的。他说：
　　　世信虚妄之书，以为载于竹帛上者，皆圣贤所传，无不然之事，故信而是之，讽而读之。睹真是之传与虚妄之书相违，则谓短书不可信用。汉代的古书，长二尺四寸，后出新书篇幅减短，仅长一尺，故名短书。看论衡正篇说。……夫世间传书诸子之语，多欲立奇造异，作惊目之论，以骇世俗之人；为谲诡之书，以着殊略之名。书虚。
他又说：
　　　才能之士好谈论者，增益实事，为盛溢之语；用笔墨者，造生空文，为虚妄之传。听者以为真然，说而不舍；览者以为实事，传而不绝。对作。
　　他不但怀疑那些假造的书，并且攻击当时儒生说经的种种荒谬。他说：
　　　儒者说五经，多失其实。前儒不见本末，空生妄说。后儒信前师之言，随旧述故，滑习辞语。苟名一师之学，趋为师教授，及时早仕，汲汲竞进。不暇留精用心，考实根核。故虚说传而不绝，实事没而不见，五经并失其实。正说。
　　我们知道当时经师的荒谬，便知道王充说的「五经并失其实」，并非过当的责备。正说篇引当时说经家的话：「春秋二百四十年者，上寿九十，中寿八十，下寿七十，孔子据中寿三世而作，三八二十四，故二百四十年也。」又：「尚书二十九篇者，法北斗七宿也，四七二十八篇，其一曰斗矣，故二十九。」怪不得王充要痛骂。
　　王充不但攻击当时的经师，就是古代的圣贤，也逃不了他的批评。他有问孔、非韩、刺孟三篇，我们可引他对于孔子的态度作例：
　　　世儒学者好信师而是古，以为贤圣所言皆无非，专精讲习，不知难问。夫贤圣下笔造文，用意详审，尚未可谓尽得实；况仓卒吐言，安能皆是？……案贤圣之言，上下多相违；其文，前后多相伐者，世之学者不能知也。……凡学问之法，不为无才，难于距师，核道实义，证定是非也。……世之解说说人者，非必须圣人教告乃敢言也。苟有不晓解之问，造难孔子，何伤于义？诚有传圣业之知，伐孔子之说，何逆于理？问孔。
　　我们虽不必都赞同他的批评，有许多批评是很精到的，例如他批孟子「王何必曰利」一节。但这种「距师」、「伐圣」的精神，是我们不能不佩服的。
　　王充生平最痛恨的就是当时的天人感应的儒教。从前天文学还在幼稚时代，把人类看作与天地并立的东西，把人看得太重要了，人类遂妄自尊大，以为「人之所为，其美恶之极，皆与天地流通而往来相应」，董仲舒语。善政可招致祥瑞，恶政必招致灾异。汉书天文志说的「政失于此，则变见于彼，犹景之象形，响之应声」，可以代表这种迷信。王充所以能打破这种迷信，大概是受了当时天文学进步的影响。天文家测候天象，渐渐的知道宇宙有无穷的大，人类在这个大宇宙之中，真算不得什么东西。知道了人类的微细，便不会妄自尊大，妄想感动天地了。正如王充说的：
　　　人在天地之间，犹蚤虱之在衣裳之内，蝼蚁之在穴隙之中。蚤虱蝼蚁为逆顺横纵，能令衣裳穴隙之间气变动乎？……天至高大，人至卑小。筳不能鸣钟，而萤火不爨鼎者，何也？钟长而筳短，鼎大而萤小也。以七尺之细形，感皇天之大气，其无分铢之验，必也。变动。
　　天文学的进步，不但打破人类妄自尊大的迷误，又可使人知道天行是有常度的，是自然的，是不会受人事的影响的。王充说：
　　　在天之变，日月薄蚀。四十二月，日一食。五六月，月亦一食。五六月，湖北局本作「五十六月」。按说日篇云：「大率四十一二月日一食，百八十日月一蚀，蚀之皆有时。」故改正。西汉天文家测定五个月又二十三分之二十为一个月食之限，故知「五十六月」必误也。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未必人君政教所致。治期。又寒温篇：「水旱之至，自有期节，百灾万变，殆同一曲。」与此同。
　　这种议论，自然是天文学发达时代的产物。古代荀子也说：「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王充的话，竟可算是荀子的天论新得了科学的根据。
　　王充说：「日月食有常数，不在政治。百变千灾，皆同一状。」王充对于一切灾异，都持这个态度。我们只能举一条最痛快的驳论，不能遍举了。他说：
　　　世之圣君莫若尧、汤。尧遭洪水，汤遭大旱。如谓政治所致，则尧、汤恶君也。如非政治，是运气也。运气有时，安可请求？世之论者，犹谓「尧、汤水旱，水旱者时也。其小旱湛，皆政也。」假令审然，何用致湛？……世审称尧、汤水旱，天之运气，非政所致。夫天之运气，时当自然，虽雩祭请求，终无补益。而世又称汤以五过祷于桑林时，立得雨。夫言运气，则桑林之说绌；称桑林，则运气之论消。世之说称者，竟当何由？救水旱之术，审当何用？明雩。
　　以上所述，大半都是侧重批评破坏一方面的。王充的绝大贡献就在这一方面。中国的思想若不经过这一番破坏的批评，决不能有汉末与魏、晋的大解放。王充的哲学是中古思想的一大转机。他不但在破坏的方面打倒迷信的儒教，扫除西汉的乌烟瘴气，替东汉以后的思想打开一条大路；并且在建设的方面，提倡自然主义，恢复西汉初期的道家哲学，替后来魏、晋的自然派哲学打下一个伟大的新基础。
　　我们且看王充哲学的建设方面。
　　自从淮南王失败后，自然派的哲学被儒教的乌烟瘴气遮住了，竟不能发展。祗有道家的一小支派——炼金炼丹的神仙家——居然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拉得拢来，合成汉代儒教的一部分。汉武帝与刘向便是绝好的例。但道家理论一方面的天道自然观念，与天人感应的儒教根本上不能兼容，故无人提倡。直到王充起来，他要推翻那天人感应的迷信，要打破那天人同类的天道观念，（Anthropomorphism）不能不用一种自然的天道观念来代他。试看他的谴告篇说：
　　　夫天道，自然也，无为。如谴告人，是有为，非自然也。黄、老之家论说天道，得其实矣。变复之家，损皇天之德，使自然无为转为人事，故难听之也。
　　看这寥寥的几句，可见王充的天道论与他的反对迷信是有密切关系的。又可见他的天道论是从道家哲学里面产生出来的。物势篇说：
　　　儒者论曰：「天地故生人。」此言妄也。夫天地合气，人偶自生也，犹夫妇合气，子则自生也。夫妇合气，非当时欲得生子，情欲动而合，合而生子矣。夫妇不故生子，以知天地不故生人也。然则人生于天地也，犹鱼之于渊，虮虱之于人也，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天地合气，物偶自生矣。……何以验之？如天故生万物，当令其相亲爱，不当令之相贼害也。或曰：「五行之气，天生万物。以万物含五行之气，五行之气更相贼害。」曰：「天自当以一行之气生万物，令之相亲爱，不当令五行之气反使相贼害也。」或曰：「欲为之用，故令相贼害。贼害，相成也。……金不贼木，木不成用；火不烁金，金不成器，故诸物相贼相利，含血之虫相胜服、相啮噬、相啖食者，皆五行气使之然也。」曰：「天生万物欲令相为用，不得不相贼害也，则生虎狼蝮蛇及蜂虿之虫皆贼害人，天又欲使人为之用耶？……凡万物相刻贼，含血之虫则相服，至于相啖食者，自以齿牙顿利，筋力优劣，动作巧便，气势勇桀。若人之在世，势不与适，力不均等，自相胜服。以力相服，则以刃相贼矣。夫人以刃相贼，犹物以角齿爪牙相触刺也。力强，角利，势烈，牙长，则能胜；气微，爪短，则诛；胆小，距顿，则服畏也。人有勇怯，故战有胜负。胜者未必受金气，负者未必得木精也。物势。
　　看这一大段的主意，只是要推翻当时天人同类的「目的论」。（Teleology）老子、庄子、慎到、淮南子一系的哲学，无论怎样不同，却有一点相同之处，就是不承认天是有意志的，有目的的。王充也只是攻击一个「故」字。淮南子说的「智故」、「故曲」，现在俗话说的「故意」，即是故字的意义。天地是无意志的，是无目的的，故不会『故』生人，也不会『故』生万物。一切物的生死变化，都是自然的。这是道家哲学的公同观念。王充的自然哲学和古代的自然哲学不同之处，就在王充受了汉代思想的影响，加上了一个『气』的观念。故说：「因气而生，种类相产，万物生天地之间，皆一实也。」故说：
　　　试依道家论之。天者，普施气。……夫天之不故生五谷丝麻以衣食人，由同犹。其有灾变不欲以谴告人也。物自生而人衣食之，气自变而人畏惧之。……如天瑞为故，自然焉在？无为何居？自然。
　　自然主义的天道观解释万物的生长变化，比那目的论的天道观满意得多了。王充说：
　　　草木之生，华叶青葱，皆有曲折，象类文章。谓天为文章，复为华叶乎？宋人或刻木为楮叶者，三年乃成。孔子曰：「使地三年乃成一叶，则万物之有叶者寡矣。」如孔子之言，万物之叶自为生也。自为生也，故生并成。如天为之，其迟当若宋人刻楮叶矣。观鸟兽之毛羽，毛羽之采色，通可为乎？……春观万物之生，秋观其成，天地为之乎？物自然也？如谓天地为之，为之必用手，天地安得万万千千手，并为万万千千物乎？诸物之在天地之间也，犹子在母腹中也。母怀子气，十月而生，鼻、口、耳、目、发、肤、毛理、血脉、脂腴、骨节、爪齿，自然成腹中乎？母为之也？偶人千万，不名为人者，何也？鼻口耳目，非性自然也。自然。
　　这一段论自然主义和目的论的优劣，说得明白。我们试想一个有意志的上帝，在这个明媚的春光里，忙着造作万物，「已拼腻粉涂双蝶，更着雌黄滴一蜂」，杨诚斋诗。请问这种宇宙观能使我们满意吗？即使有人能承认这种目的论的天道观，即使有人能承认这个「无事忙」为造化者，那么，天地之间万物互相残杀，互相吞吃——大鱼吃小鱼，人又吃大鱼，蚊虫臭虱又咬人——难道这都是这个造化者的意志吗？
　　王充的自然论一方面要打破一个「故」字，一方面要提出一个「偶」字，故是目的论，偶是因缘论。故他再三说「人偶自生」，「物偶自生」，偶即是无意志的因缘凑合的。他说：
　　　长数仞之竹，大连抱之木，工技之人裁而用之，或成器而见举持，或遗材而遭废弃。非工技之人有爱憎也，刀斧之加「之加」二字，湖北本作「加」字，今依下文改。有偶然也。蒸谷为饭，酿饭为酒。酒之成也，甘苦异味；饭之熟也，刚柔殊和。非庖厨酒人有意异也，手指之调有偶适也。调饭也，殊筐而居；甘酒也，异器而处。虫堕一器，酒弃不饮；鼠涉一筐，饭捐不食。夫百草之类，皆有补益。遭医人采掇，成为良药；或遗枯泽，为火所烁。等之金也，或为剑戟，或为锋铦。同之木也，或梁于宫，或柱于桥。……幸偶。
　　　凡人操行有贤有愚，及遭祸福，有幸有不幸。举事有是有非，及触赏罚，有偶有不偶。并时遭兵，隐者不中。同日被霜，蔽者不伤。中伤未必恶，隐蔽未必善，隐蔽幸，中伤不幸。幸偶。
　　王充把天地间一切现象和一切变化都看作无意识的因缘偶合，这种幸偶论，一方面是他的自然主义的结果，一方面又是他的命定论的根据。道家本是信命定说的。儒家虽然注重人事，但孔子的天道观念也是自然主义，如「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也信天道自然无为，故儒家信「死生有命，富贵在天」。孟子也是信命天论的。儒家只有一个荀子不信命。看他的天论与非相篇。老、庄一系没有不信命的。庄子更说得详细。墨家信仰一个有意志又能赏善罚恶的天，故不能不反对有命说。墨子说：
　　　执有命者之言曰：「上之所赏，命固且赏，非贤故赏也。上之所罚，命固且罚，非暴固罚也。」……今用执有命者之言，则上不听治，下不从事。上不听治则政乱，下不从事，则财用不足。墨子非命上。
　　汉代的儒生要造出一种天人感应的宗教来限制当时的君权，故不能不放弃「原始的儒教」的天命论，换上墨教的「天志」论。古代儒教的天命论，是如孟子说的「莫之为而为者，天也；莫之致而至者，命也」。孟子万章篇。孟子又说：「莫非命也，顺受其正。」「殀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尽心篇。这种命定主义与道家「化其万化而不知其禅之者，焉知其所终，焉知其所始，正而待之而已耳」，正没有一点分别。汉代的新儒教表面上也信天命，但他的天命已不是孟子「莫之致而至，殀寿不贰」的命，乃是孟子最反对的那个「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这种「谆谆然命之」的天命论，并不是儒家的遗产，乃是墨家的信条。汉代一切春秋派、洪范派、诗派、易派的天人感应论，都含有这个有意志，能赏罚，能用祥瑞灾异来表示喜怒的天帝观念。
　　王充因为要推翻这「谆谆然命之」的天命，故极力主张那「莫之致而至」的命。他说命有两种：（一）是禀气厚薄之命，（二）是所当触值的命。气寿篇。分说如下：
　　　第一，禀气的命。「夫禀气渥则其体强，体强则其命长，气薄则其体弱，体弱则命短」。气寿。「人禀元气于天，各受寿夭之命，以立长短之形。……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体气与形骸相抱，生死与期节相须。形不可变化，命不可加减」。无形。这一种命，王充以为就是「性」。故他说：「用气为性，性成命定。」他又解释子夏「死生有命」一句道：「死生者，无象于天，以性为主。禀得坚强之性，则气渥厚而体坚强，坚强则寿命长，寿命长则不夭死。禀性软弱者，气少泊而性羸窳，羸窳则寿命短，短则夭死。故言有命，命即性也。」命义。这一种命，简单说来，只是人受生的时候，禀气偶然各有不同。人所受的气，即是性，性即是命，这种命是不可加减的。
　　　第二，触值的命。这一种是从外面来的。人禀气也许很强，本可长寿，但有时「遭逢外祸累害」，使他半途夭折。这种外来的累害，属于触值的命。王充说：「非唯人行，凡物皆然。生动之类，咸被累害。累害自外，不由其内。……物以春生，人保之；以秋成，人必不能保之。卒然牛马践根，刀镰割茎，生者不育，至秋不成。不成之类，遇害不遂，不得生也。夫鼠涉饭中，捐而不食。捐饭之味与彼不污者钧，以鼠为害，弃而不御。君子之累害，与彼不育之物，不御之饭，同一实也。俱由外来，故为累害。修身正行，不能来福；战栗戒慎，不能避祸。福祸之至，幸不幸也。」累害。王充这样说法，把祸福看作偶然的遭逢，本是很有理的。参看上文引的幸偶篇。可惜他终究不能完全脱离当时的迷信。他解说「富贵在天」一句话道：「至于富贵所禀，犹性所禀之气，得众星之精。众星在天，天有其象，得富贵象则富贵，得贫贱象则贫贱，故曰在天。……贵或秩有高下，富或赀有多少，皆星位尊卑小大之所授也。」命义。这种说法，便远不如触值遭逢说的圆满。富贵贫贱与兵烧压溺，其实都应该归到外物的遭逢偶合。王充受了当时星命骨相迷信的影响，他有骨相篇，很赞成骨相的迷信。故把富贵贫贱归到星位的尊卑大小，却不知道这种说法和他的逢遇、幸偶、累害等篇是不兼容的。既说富贵定于天象，何以又说福祸由于外物的累害呢？
　　王充的命定论，虽然有不能使人满意的地方，但是我们都可以原谅他，因为他的动机只是要打破「人事可以感动天道」的观念。故他极力提倡这种「莫之致而至」的命定论，要人知道死生富贵贫贱兵烧压溺都是有命的，是不能改变的。他要推翻天人感应的宗教，故不知不觉的走到极端，主张一种极端的有命论。
　　不但人有命，国也有命。王充这种主张，也是对于人天感应的灾异祥瑞论而发的。他说：
　　　世谓古人君贤则道德施行，施行则功成治安；人君不肖，则道德顿废，顿废则功败治乱。……如实论之，命期自然，非德化也。……夫贤君能治当安之民，不能化当乱之世。良医能行其针药，使方术验者，遇未死之人得未死之病也。如命穷病困，则虽扁鹊末如之何。……故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国当衰乱，贤圣不能盛；时当治，恶人不能乱。世之治乱在时不在政，国之安危在数不在教。贤不贤之君，明不明之政，无能损益。治期。
　　这种极端的国命论，初看了似乎很可怪，其实只是王充的有命论的自然趋势。王充痛恨当时的天人感应的政治学说，故提倡这种极端的议论。他的目的只是要人知道「祸变不足以明恶，福瑞不足以表善」。治期篇中的话。他这种学说，也有很精采的部分，例如他说：
　　　夫世之所以为乱者，不以贼盗众多，兵革并起，民弃礼仪，负畔其上乎？若此者，由谷食乏绝，不能忍饥寒。夫饥寒并至而能无为非者寡，然则温饱并至而能不为善者希。……让生于有余，争起于不足。谷足食多，礼义之心生。礼丰义重，平安之基立矣。故饥岁之春，不食亲戚；穰岁之秋，召及四邻。不食亲戚，恶行也；召及四邻，善义也。为善恶之行，不在人质性，在于岁之饥穰。由此言之，礼义之行，在谷足也。案谷成败自有年岁，年岁水旱，五谷不成，非政所致，时数然也。必谓水旱政治所致，不能为政者莫过桀、纣，桀、纣之时宜常水旱。案桀、纣之时无饥耗之灾。灾至自有数，或时返在圣君之世。实事者说尧之洪水，汤之大旱，皆有遭遇，非政恶之所致；说百王之害，独为有恶之应，此见尧、汤德优，百王劣也。审一足以见百，明恶足以招善。尧、汤证百王，至百王遭变，非政所致。……五帝致太平非德所就，明矣。治期。
　　这是一种很明了的「唯物的历史观」。最有趣的就是，近世马克思（Marx）的唯物史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必然趋向说」是相关的；王充的唯物观也是和他的「历史的命定论」是在一处的。
　　这种国命论和班彪一流人的王命论大不相同。班彪生公历三年，死四五年。生当王莽之后，眼见隗嚣、公孙述一班人大家起兵想做皇帝，故他的王命论只是要人知道天命有归，皇帝是妄想不到的。故他说：
　　　帝王之祚，必有明圣显懿之德，丰功厚利积累之业，然后精诚通于神明，流泽加于生民，故能为神所福飨，天下所归往。未见运世无本，功德不纪，而得崛起此在位者也。世俗见高祖兴于布衣，不达其故，以为适遭暴乱，得奋其剑，游说之士至比天下于逐鹿，幸捷而得之，不知神器有命，不可以智力求也。悲夫，此世之所以多乱臣贼子者也。……夫饿馑流隶，……亦有命也。况乎天子之贵，四海之富，神明之祚，可得而妄处哉？故虽遭罹阨会，窃其权柄，勇如信、布，韩信、黥布。强如梁、籍，项梁、项籍。成如王莽，然卒润镬伏锧，烹醢分裂，又况幺尚不及数子，而欲闇于天位者乎？……英雄诚知觉悟，畏若祸戒，……距逐鹿之瞽说，审神器之有授，毋贪不可几，……则福祚流于子孙，天禄其永终矣。班彪王命论。
　　这种王命论是哄骗那些野心的豪杰的。王充的国命论是规劝那些迷信灾异祥瑞的君主的。我们知道他们当时的时势，便可懂得他们的学说的用意。懂得他们的用意，便能原谅他们的错谬了。



论衡校释附编五
　　　　论衡版本卷帙考
　　〔日本岛田翰古文旧书考卷二〕　论衡二十五卷。残。宋光宗时刻本。附明修本、通津草堂本、程荣本。今所通行明万历程荣刻三十八种汉魏丛书本，以嘉靖通津草堂本为蓝本；通津本根原于宋椠明成化修本；明修本则又基于是书。自宋椠明成化修本极多伪误，后来诸本皆沿其谬。又加之以明人妄改增删，故有脱一张而强接上下者；有不可句者。诸子颇多粗本，论衡则其一也。是书左右双边，半页十行，行十九、二十、二十一字。界高七寸一分五厘，横五寸。卷端题「论衡卷第几」。「王充」。次行以下列篇目。版心记刻工氏名王永、王林、王政、王存中、王玺、徐颜、徐亮、徐彦、陈俊、陈明、李宪、李文、赵通、高俊、许中、方佑、杨昌、朱章、宋端、张谨、周彦、刘文、卓宥、卓宄、卓佑、潘亨、毛昌、洪新、洪悦、毛奇、梁济等。卷中凡遇宋讳「完、慎、贞、桓、征、惩、匡、筐、胤、朗、竟、境、恒、让、墙、玄、鲧、弦、泫、殷、弘、煦、构、敬、惊、树、竖」等字，皆阙末笔，盖光宗时刻本也。后人遇宋讳阙画，乃加朱围，盖王山僧徒之所为也。论衡一书，以是书为最善。乃如累害篇「污为江河」下，宋本有「矣，夫如是，市虎之讹，……然而太山之恶，君子不得名，毛」四百字，此一张，今跳在命禄篇中，宜改装也。宋椠明成化修本、嘉靖通津草堂本及程荣、何允中诸本俱阙，盖明修本偶脱此一叶，通津本之所据，即佚兹一张，首尾文句不属，浅人乃不得其意，妄改「毛」字为「毫」字，以曲成其义耳。爱日精庐藏书志所载元刊明修本、元至元刊本并有，今据秘府宋本补录。是书纸刻鲜朗，字字员秀，脱胎于鲁公，更觉有逸致，宋本之存于今日者，当奉是本为泰、华矣。狩谷掖斋求古楼所收，后归于况斋冈本缝殿之助。闻诸本村正辞氏，况斋之病将殁，属之于门人本村正辞氏，且捺一小印以为左券，卷首所捺小圆印即是也。后十洲细川润次郎先生介书肆琳琅阁而获之，是书遂升为秘府之藏。惜阙第二十六以下。案宋椠明成化修本者，首有目录，体样一与前记宋椠本同。半版十行，行二十字。界长六寸九分，幅四寸七分五厘，长短不齐。其出于明时修版者，缝心上方有「成化九年补刊」字。比宋椠高短三分，横减四分五厘。通津草堂本之称，以其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起是嘉靖中袁褧所刻。首有嘉靖十年春三月吴郡袁褧引。体式行款，与明修本相同。但界长六寸四分，幅四寸七分，是为异耳。卷末题曰：「周慈写。」案嘉靖袁褧刻十一行本六家文选，世所称以为精绝，秘府收三通。亦有「周慈写」三字。宜乎是书笔画遒劲，可以接武于文选。程荣本者，万历中程荣所校，首有万历庚寅虞淳熙及戊子沉云揖序。世多有之，故不详说。
　　〔黄丕烈士礼居藏书题跋记卷四子类〕　论衡三十卷，宋刻本。余聚书四十余年，所见论衡，无逾此本。盖此真宋刻元修明又增补残损版片者，故中间每页行款字形各异。至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其最著者，卷首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两纸，第一卷多七下一叶。余之佳处不可枚举，近始于校程荣本知之。程本实本通津草堂本，通津草堂本乃出此本，故差胜于程荣本。其最佳者，断推此为第一本矣。通体评阅圈点出东涧翁手迹，「言里世家」，其即此老印记乎？俟与月霄二兄质之。宋廛一翁。
　　〔孙星衍平津馆鉴藏记二〕　明版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末有庆历五年杨文昌序，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然后互质疑讹。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此本即从杨本翻雕。每叶二十行，行二十字。板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末卷后有「周慈写，陆奎刻」六字。收藏有「嘉靖己未进士夷斋沈瀚私印」朱文方印。
　　〔叶德辉郋园读书记〕　论衡三十卷，题「王充」二字，明嘉靖乙未苏献可通津草堂刻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版心下有「通津草堂」四字。后有「周慈写，陆奎刻」。明本中之至佳者。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缺一叶，约四百字。其它明刻如程荣汉魏丛书本、何镗汉魏丛书本缺叶同。因南监补刊元至元本早缺此叶，无从校补也。元本为绍兴路儒学刊。余从归安陆存斋心源皕宋楼所藏本钞补之。行字数目与此本恰合。孙星衍祠堂书目着录，平津馆鉴藏书籍记亦详载此本版式行字，而不及缺叶，但未细阅耳。
　　〔莫友芝郘亭知见传本书目卷十〕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明通津草堂仿宋本。正德辛巳南监补刊本。嘉靖乙未吴郡苏献可刊本。钱震泷本。汉魏本。坊刊本。抱经有校宋本。张金吾云：论衡明刊元修本目录后有「正德辛巳四月吉日南京国子监补刊完本」记。卷一累害篇「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通津草堂以下诸本俱缺。又元至元刊本残帙一卷，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缺六至十五。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
　　〔悼厂过录杨校宋本题记〕　宜都杨惺吾氏所校论衡凡五册，册各六卷，系汉魏丛书程荣本，卷首有虞熙序，卷末为杨文昌后序，用宋本与通津本互校，校文俱用朱墨书于眉端，间亦提及坊本及广汉魏丛书本作某字者。通卷点读，时有是正。卷首有杨氏印像，右角上端有长方阳文朱印，文曰：「星吾七十岁肖像。」左角下端有正方阴文朱印，文曰：「杨守敬印。」每册第一叶俱钤有阴文「宜都杨氏藏书记」七字章，于眉端右角。
　　通卷无题跋，唯卷首目录之末，题「宋椠本每半叶十行，行或十九字，或二十或二十一字。版心有刻手姓名。缺笔□□□□□□□□□□□□□□戍□。明刊本版心有『通津草堂』四字，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凡改正，皆系宋本，不悉出也。」云云。今悉迻录于此本。
　　杨氏观海堂书，收归国务院。民七、十二月新会梁启超致书大总统徐世昌，请将杨书捐赠松坡图书馆。徐赠二百七十六箱与之，余者尚有书目四册，不下数千卷，仍存国务院图书室。今岁经清室善后委员会索回，暂储景山西街大高殿。因助教胡文玉先生之介绍，往迻录一过，凡四日始告竣事。
　　杨氏所校宋本，与予三年前在历史博物馆所校论衡残本，行款缺笔，一一相符，更足证该馆所藏者确系宋椠也。
　　十五年三月十二日，全书录竟，因题记焉。四月十六日，始书于此。　悼厂自记
　　〔朱宗莱校元至元本题记〕　七年夏，从硖石蒋氏借得元至元本校勘一过。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每卷首标曰：「新刊王充论衡卷之几。」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垤成丘山，污为江河」下一页不缺。然其中讹字甚多，疑是当时坊本。蒋氏藏本又多缺叶烂字。
　　蒋氏所藏元本论衡，其书合两卷为一卷，凡十五卷，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与独山莫氏所称元至元本行款合。后有某氏跋，首尾烂损。又有干道丁亥五月二十八日番阳洪适景伯跋，亦破缺不完。意是元本而覆干道本者与？篇中空缺讹脱之字，于行二十四字者，为参差不齐，然合诸行二十四字乃多在同列，岂其所据宋本为行二十字者与？（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蒋氏藏本为覆至元本无疑。莫氏所言至元本行款殆误也。十月十二日。）瑞安孙氏尝据元本校程荣本，今观其所谓元本作某者，虽十六七与此合，而讹脱之字，此尤为多，岂元本本不止一本，而此又元本中之最下者与？七年七月二十三日校录竟，附识于此，以俟考定。
　　〔隋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旧唐书经籍志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唐书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宋史艺文志杂家〕　王充论衡三十卷。
　　〔唐马总意林三〕　论衡二十七卷。注：「王充。」周广业注曰：「隋志二十九卷，唐志三十卷。今存卷如唐，惟阙招致一篇。此云『二十七卷』，未详。」按：宋杨文昌曰：「俗本二十七卷。」与马氏所见本合。
　　〔宋王尧臣崇文总目杂家〕　论衡三十卷。王充撰。
　　〔宋尤袤遂初堂书目杂家〕　王充论衡。
　　〔宋王应麟玉海六十二〕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
　　〔元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
　　〔明杨士奇文渊阁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一部七册阙。一部十册残阙。
　　〔明叶盛菉竹堂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七册。
　　〔宁波范氏天一阁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刊本。汉王充着，宋庆历五年杨文昌后序，嘉靖乙未后学吴郡苏献可校刊。
　　〔天禄琳琅书目卷九明版子部〕　论衡，二函，十二册。汉王充着。三十卷。后有宋杨文昌后序。文昌爵里无考，其序作于庆历五年。称：「先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又得史馆本，各三十卷。于是互质疑谬，沿造本源，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募工刊印。」云云。今考晁公武、陈振孙、马端临诸家着录卷目悉符，则文昌校刊之本为可据矣。此本版心下方有「通津草堂」四字，纸质墨光，系为明制。盖取文昌定本而重加校刻者。
　　〔瞿镛铁琴铜剑楼宋金元本书影宋子部〕　论衡三十卷，宋刊元、明补本。此为庆历中杨文昌刊本。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为补刊，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通津草堂本即从此出。卷末有「汲古阁毛氏收藏子孙永保」朱记。
　　〔皕宋楼丛书子部杂家类三〕　论衡，明通津草堂刊本。汉王充撰。载有杨文昌序。
　　〔孙氏宗祠书目诸子第三杂家〕　论衡二十九卷。汉王充撰。一明通津草堂刊本。一明程荣本。
　　〔稽瑞楼书目〕　论衡三十卷。校本十册。
　　〔世善堂书目子部各家传世名书〕　论衡三十卷。
　　〔述古堂藏书目子杂〕　王充论衡三十卷六本。
　　〔钱谦益揖绛云楼书目子杂〕　论衡。三十卷。王充。
　　〔黄丕烈辑季沧苇书目〕　王充论衡三十卷八本。
　　〔天一阁见存书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缺。汉王充撰。存卷一至二十一。卷二十五至末。
　　〔四库全书总目子部杂家类〕　论衡三十卷，汉王充撰。其书凡八十五篇，而第四十四招致篇有录无书，实八十四篇。考其自纪曰：「书虽文重，所论百种。案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纔出百，而云太多。」然则原书实百余篇，此本目录八十五篇，已非其旧矣。
　　〔藤原佐世日本国见在书目录杂家〕　论衡三十卷。后汉征士王充撰。
　　〔刘盼遂王充论衡篇数残佚考〕（见古史辩第四册六九一页。）
　　论衡一书，今存八十五篇，内惟招致一卷，有录无书。盖实存八十四篇，从未有加以异议者。惟予尝按考其实，则论衡篇数，应在一百以外，至今日佚失实多，最少亦应有十五六篇。今分三项，说明之如次：
一、以仲任自己之言为证。
　甲、自纪篇云：「按古太公望、近董仲舒传作书篇百有余。吾书亦纔出百，而云泰多。」
　乙、佚文篇云：「故夫占迹以睹足，观文以知情，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论衡篇以百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按：百数各本皆误作十数，今正。百数者，百许也，百所也，今山东言千之左右曰千数，百之左右曰百数，其遗语也。此本由后人误仞八十四篇为足本，故妄改百数为十数，而不顾其欠通也。）据以上二事，足证今之八十五篇，非完书矣。
二、以论衡本书之篇名为证。
　甲、觉佞篇　卷十一答佞篇云：「故觉佞之篇曰，人生好辩，佞人言利，人主好文，佞人辞丽，心合意同，偶当人主云云。」盼遂按「觉佞」当是论衡篇名，与答佞篇为姊妹篇，旧相比次，而今亡佚矣。犹之实知之后有知实，能圣之后有实圣也。
　乙、能圣篇
　丙、实圣篇　卷二十须颂篇云：「汉有实事，儒者不称，古有虚美，诚心然之，信久远之伪，忽近今之实，斯盖三增、九虚所以成也，能圣、实圣所以兴也。」盼遂按：三增者，语增、儒增、艺增。九虚者，书虚、变虚、异虚、感虚、福虚、祸虚、龙虚、雷虚、道虚。皆论衡篇名也。然则能圣与实圣，亦必为论衡篇名，不知于何时失传矣。
　丁、盛褒篇　卷二十九对作篇云：「且凡造作之过，恶其言妄而诽谤也。「恶」字各本讹作「意」，今改正。论补实事疾妄，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盛褒、须颂之言，无诽谤之辞，造作如此，可以免于罪矣。」盼遂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须颂五者，皆论衡篇名，所以张其实事疾妄之说也，则盛褒亦必为论衡篇名，与须颂为并蒂连理之文无疑，而后世亡失者也。据以上四事，由论衡本文中所载佚篇为吾人所考明者，已有四篇之多；其本文所载篇名未为吾人所甄明者，亦或佚去之篇；而本文中从未提及者，为数当更不少，则论衡篇数过百之说，非无稽矣。
三、以各书所引佚文为证。
　　马总意林卷三引论衡云：「天门在西北，地门在东南，地最下者扬、兖二州，洪水之时，二州最被水害。」
　　同上又引论衡云：「伯夷、叔齐为庶兄夺国，饿死于首阳山，非让国于庶兄也，岂得称贤人乎？」
　　同上又引论衡云：「天有日月星辰谓之文，地有山川陵谷谓之理。」
　　段成式酉阳杂俎加十石驼溺条云：「拘夷国北山有石驼溺水，溺下以金银铜铁瓦木等器盛之皆漏，以掌盛之亦透，唯瓢不漏。服之令人身上臭毛尽落，得仙去。出论衡。」
　　据以上四事，举不见于今本论衡，知论衡至今日残缺者多矣。
由上列三项证明，则论衡百篇之说，盖确有此见象，而未容夺易矣。
　　〔容肇祖论衡中无伪篇考〕
　（见民国二十五年六月二十六日天津大公报史地周刊第九十一期。）
　　王充论衡一书的篇数，据范晔后汉书卷七九王充传说：「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隋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二十九卷。」旧唐书经籍志子部杂家着录：「论衡三十卷。」新唐书艺文志同。宋晁公武郡斋读书志卷十二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
陈振孙直斋书录解题卷十亦着录「论衡三十卷」，说道：
　　　初着书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蔡邕、王朗初传之时，以为不见异人，当得异书。自今观之，亦未见其奇也。
今存本论衡三十卷，八十五篇，（内招致篇有目无篇。）疑唐、宋以来所传如此。至隋志二十九卷，而唐志以下称三十，或者后人求合整数之故，多分一卷，非必伪为一卷以求增益的。
　　论衡中各篇，从内容看，最可疑的为乱龙篇。胡适先生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导言说道：
　　　王充的论衡，是汉代一部奇书，但其中如乱龙篇极力为董仲舒作土龙求雨一事辩护，与全书的宗旨恰相反。篇末又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明是后人假造的。此外重复的话极多。伪造的书定不止这一篇。（北京大学丛书本页十二。）
如果乱龙为伪篇，则乱龙前明雩、顺鼓两篇，后半亦为董仲舒求雨的见解辩护的，两篇的后半篇便为后人附增。然而通观论衡全书，说及土龙求雨的事颇不少，而都没有和乱龙篇的见解相反的。我觉得王充的思想，是反对天人感应的迷信，但于类感类应的想象，尚未澈底的清晰，故此他不免为董仲舒土龙求雨的见解辩护了。兹立三证，证明乱龙、明雩、顺鼓等篇绝非后人假造，略举所见如下：
　　（一）乱龙所用辨证法纯为王充的辨证法，和全书各篇相一致的。王充对于「浮虚之事，辄立证验，」（对作篇）。这是他的好处。又以为：「方比物类，为能实之。」（薄葬篇。）方比物类，即是类推，这是不能没有毛病的。这是乱龙篇所谓「以象类说」。他承认类感类应的道理，以为土龙可以致雨，他的乱龙篇说道：
　　　夫以非真难，是也。不以象类说，非也。夫东风至，酒湛溢。鲸鱼死，彗星出。天道自然，非人事也。事与彼云龙相从，同一实也。
这些话以下，他列举十五效验及四义，又即说道：
　　　夫以象类有十五验，以礼示意有四义，仲舒览见深鸿，立事不妄。设土龙之象，果有状也。
　　这样的详细举十五效验及四义，的确是王充的辩证的方法。
　　（二）论衡中说土龙求雨的有好些篇，而都是承认土龙求雨，没有明显反对董仲舒的。明雩篇举出当雩（即是祭祀求雨。）的五种理由；顺鼓篇说久雨击鼓求晴的缘故，都为董仲舒的见解辩护的。明雩、顺鼓、乱龙三篇相连接，都为董仲舒辩护，伪则全伪，真则全真，这三篇见解有姊妹相连属的关系，姑且不引为证。此外尚有一些篇说及土龙致雨的。龙虚篇说道：
　　　实者，雷龙同类，感气相致。故易曰：「雷从龙，风从虎。」又言：「虎啸谷风至，龙与景云起。」龙与云相招，虎与风相致，故董仲舒之法，设土龙以为感也。
又感类篇说道：
　　　大旱，春秋雩祭。又董仲舒设土龙以类招气。如天应雩龙，必为雷雨。何则？夏秋之雨，与雷俱也。必从春秋仲舒之术，则大雩龙求怒天乎？
他反对雷为天怒，而承认以类招气是可能的。定贤篇说道：
　　　夫阳燧刀剑钩能取火于日。恒非贤圣，亦能动气于天。若董仲舒信土龙之能致云雨，盖亦有以也。
他以为董仲舒的信土龙是有缘故的。当然土龙是不能致雨，他亦知道，但是他为董仲舒辩护，在死伪篇说道：
　　　董仲舒请雨，设土龙以感气。夫土龙非实，不能致雨。仲舒用之，致精诚，不顾物之伪真也。
又感类篇说道：
　　　春秋大雩，董仲舒设土龙，皆为一时间也。一时不雨，恐惧雩祭，求阴请福，忧念百姓也。
这可以见出王充为董仲舒以土龙求雨辩护的理由，原来设土龙求雨是为忧念百姓，只要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的。乱龙篇所说「以礼示意有四义」，便是这种的见解。乱龙篇的四义，说的如下：
　　　立春东耕，为土象人，男女各二人，秉耒把锄，或立土牛，未必能耕也，顺气应时，示率下也。今设土龙，虽知不能致雨，亦当夏时以类应变，与立土人土牛同义，一也。（「义一」原作「一义」，依刘盼遂校笺校改。）礼宗庙之主，以木为之，长尺二寸，以象先祖。孝子入庙，主心事之，虽知木主非亲，亦当尽敬，有所主事。土龙与木主同，虽知非真，示当感动，立意于象，二也。涂车刍灵，圣人知其无用，示象生存，不敢无也。夫设土龙知其不能动雨也，示若涂车刍灵而有致，三也。天子射熊，诸侯射麋，卿大夫射虎豹，士射鹿豕，示服猛也。名布为侯，示射无道诸侯也。夫画布为熊麋之象，礼贵意象，示义取名也。土龙亦夫熊麋布侯之类，四也。
看这四义，即是死伪篇说的「致精诚，不顾物之真伪」，和感类篇说的「忧念百姓」的表示，明知「土龙非实，不能致雨」，而却不肯抹去这精诚之念，忧念百姓之心。看论衡龙虚、感类、死伪、定贤诸篇所说，皆和乱龙所说四义相合，可知乱龙篇是不伪了。
　　（三）顺鼓、明雩为汉制度，故王充论衡顺鼓、明雩篇，为汉国家辩护。由此看去，自然乱龙一篇不是假造的。要明白这话，可先看论衡须颂篇，这篇说道：
　　　皇帝执德，救备其灾，故顺鼓、明雩，为汉应变。是故灾变之至，或在圣世。时旱祸湛，为汉论灾。是故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
顺鼓、明雩的名称，俱见这须颂篇。看「春秋为汉制法，论衡为汉平说」的话，可知王充论衡是会有明雩、顺鼓的两篇的。王充是很歌颂当代国家的人，论衡中有齐世、宣汉、恢国、验符等篇。所谓瑞符如黄龙、凤皇、麒麟、甘露、嘉穗、瑞芝等东西，王充并不反对其为祥瑞之物，并承认为汉世比隆古圣帝明王之效。又王充论衡案书篇说道：
　　　仲舒之言，雩祭可以应天，土龙可以致雨，颇难晓也。
但是这篇又说道：
　　　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他的思想在案书一篇之中已互相冲突，何况论衡一书为多年中集合的作品呢？
　　至于胡先生以为乱龙篇未有「论衡终之，故曰乱龙，乱者终也」的话，全无道理。这话的解释亦见于案书篇。案书篇说道：
　　　谶书云：「董仲舒乱我书。」盖孔子言也。读之者或为乱我书者，烦乱孔子之书也；或以为乱者，理也，理孔子之书也。……案仲舒之书，不违儒家，不及孔子。其言烦乱孔子之书者非也。孔子之书不乱，其言理孔子之书者亦非也。……孔子生周，始其本。仲舒在汉，终其末，尽也。……孔子终论，定于仲舒之言。其修雩治龙，必将有义，未可怪也。
论衡乱龙篇立十五效、四义，以尽仲舒土龙求雨的意义，这名乱龙，真是「乱者终也」了。
　　人们的思想真是奇怪的，王充极力反对董仲舒天人感应的见解，而却为汉家政制要用土龙求雨的原故，或者自己一点类感类应的迷信，便承认谶书，并且以为仲舒能尽孔子之言，而自己能尽仲舒之意，这是很有趣而且是不能索解的。
　　此外胡适先生在民国十年以前北京大学排印的中国哲学史讲义第七章王充与评判的精神，（后来大东书局印的现代学生里改题为「王充的论衡」。大东书局印的论衡，放这篇在卷首。）在附注里说道：
　　　别通篇提及蔡伯喈。蔡邕生于公历一三三年，王充已死了三十多年了。此外尚有许多后人加入的痕迹。
案四部丛刊影印明通津草堂本论衡别通篇说道：
　　　将相长吏，不得若右扶风蔡伯偕，郁林太守张孟尝，东莱太守李季公之徒。心自通明，览达古今，故其敬通人也，如见大宾。
然则明本作「蔡伯偕」，不作「蔡伯喈」，不得以为蔡邕之字。「邕」通「雝」字，诗大雅：「雝雝喈喈」，为凤皇鸣声，故蔡邕字伯喈。若蔡伯偕当另为一人，不得名「邕」。又案：后汉书卷九十下蔡邕传说：「蔡邕字伯喈，陈留圉人也。」这右扶风蔡伯偕，自当与陈留蔡伯喈不同。又以下文「郁林太守，东莱太守」例之，则蔡伯偕或为右扶风太守；然蔡邕亦未尝有任右扶风之事。别通篇所说张孟尝、李季公二人，后汉书皆未着其名，然则蔡伯偕，王充所称为当代通人，绝非后来之蔡伯喈，而亦不能于后汉书中寻得他的名字出的。如此，则说别通篇为后人加入，不免太无根据了。
　　论衡一书，内中不免有冲突的矛盾的见解，然而本于王充的个人的思想有矛盾、冲突之处。我觉得论衡中无伪篇，意即本此，全书各篇有交互说及的地方可证。胡先生早年所见，以乱龙、别通为后人加入论衡中的，据胡先生最近的谈话，知道他已改变了这种意见了。二十五年五月十八日。


论衡校释附编六
　　　　论衡旧序
宋庆历杨刻本序通津本、天启本、程本、郑本并载。
　　王氏族姓行状，于自纪篇述之详矣。范晔东汉列传云：「充字仲任，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礼绝庆吊，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析理折衷，此书为多。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常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嫌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郎天启本作「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繇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载。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守书椟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蹐驳，鲁鱼甚众，亥豕益讹，或有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纪，是以览者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鲁所对正者也。「乘」，天启本作「家」。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互有阙疑遗意。据天启本补「疑」字。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傥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谬，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丽天，顺经躔而轨道；河海之纪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传不泯，有益学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后得而共，天启本无「待」字。问之然后言其益也。时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天启本无此十字。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宋刊元明补修本序
　　王充氏论衡，崇文总目三十卷。世所传本，或为二十七卷。史馆本与崇文总目同。诸本缮写互有同异。宋庆历中进士杨文昌所定者，号称完善。番阳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岁月既久，文字漫灭，不可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而其本复完。充生会稽，而受业太学，阅书市肆，遂通众流，其为学博矣。闭门绝庆吊，着论衡六十一篇，当作「八十五」篇。凡二十余万言。其用功勤矣。书成，蔡邕得之，秘之帐中，以为谈助。王朗得之，及来许下，人称其才进。故时人以为异书，遂大行于世，传之至今。盖其为学博，其用功勤，其著述诚有出于众人之表者也。尝试论之：天地之大，万物之众，无一定之形，而有一定之理。人由之而不能知，知之而不能名也。古昔圣人穷神知化，着之简编，使天下之人皆知其所以然之故，而有以全其才，五三六经，为万世之准则者此也。先王之泽熄，家自为学，人自为书，紫朱杂厕，瓦玉集揉。群经专门，犹失其实；诸子尺书，人人或诞，论说纷然，莫知所宗。充心不能忍，于是作论衡之书，以为衡者论之平也。其为九虚、三增，论死、订鬼，以祛世俗之惑，使见者晓然知然否之分。论者之大旨如此，非所谓出于众人之表者乎！然观其为书，其释物类也，好举形似以相质正，而其理之一者，有所未明；其辩讹谬也，或疑或决，或信其所闻，而任其所见，尚有不得其事实者。况乎天人之际，性命之理，微妙而难知者乎？故其为书，可以谓之异书，而不可以为经常之典。观其书者，见谓才进，而实无以自成其才，终则以为谈助而已。充之为书，或得或失，不得而不论也。虽然，自汉以来，操觚之士，焦心劳思，求一言之传而不可得，论衡之书独传至今。譬之三代鼎彝之器，宜乎为世之所宝也。且充之时，去三代未远，文贤所传，见于是书者多矣，其可使之无传乎？今世刻本，会稽者最善，克庄公为之校正而补刻之，传之人人，其与帐中之书，戒人勿广者，可谓辽绝矣。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书。
程本序一钱、黄、王、崇文本误合沉序上截为虞序。
　　余览东京永元之季，名能立言者，王节信、仲长公理及王仲任三君子，并振藻垂声，范史类而品之。而迨数世后，独仲任论衡八十余篇，有秘玩为谈助，还许下见称才进者，而节信、公理泬寥莫及若是何也？言贵考镜于古昔，而尤不欲其虚窾靡当，要如持衡入宝肆，酌昂抑，免哗众尔已。潜夫一论，指讦时短，抵牾卤略，罔所考镜。而公理之昌言，好澶漫而澹宕，辄龃龉于世而不相入。彼二氏世且敝视之，奚其传？仲任少宗扶风叔皮，而又腹笥洛阳之籍，其于众流百氏，一一启其扃而洞其窍。愤俗儒矜吊诡侈，曲学转相讹膺而失真，乃创题铸意，所着逢遇迄自纪，十余万言，大较旁引博证，释同异，正嫌疑。事即丝棼复沓，而前后条委深密，矩矱精笃。汉世好虚辞异说，中为辨虚凡九，其事，其法严，其旨务袪谬悠夸毗以近理实，而不惮与昔贤聚讼。上裨朝家彝宪，下淑词坛听睹，令人诵之泠然。斥吊诡而公平，开曲学而宏鉅。譬一闹之市，一提衡者至，而货直锱铢，率画一无殊喙。以故中郎秘之帐中，丁宁示人勿广；「郎」字以下，钱、黄、王、崇文本脱。而会稽守还许时，有异人异书之疑。邕与朗其综览博识，宁出仲任下？顾简编充栋，匪衡曷平？得仲任之旨而广之，它书不迎刃者鲜矣。然仲任当其时闭门潜思，绝庆吊，墙牖各置刀笔，数十星霜而就，何甚也！倘尽如中郎必俟求者搜得之，白屋寒俊得寓目者能几？兹武林张君购得善本，锓竣，丐序不佞。是书且揭两曜而天行，僻壤流播，自今为谈助与才进者，奚帐中可隐？异人异书可疑？而仲任有神，必咤为千载知音也已。余雅嗜仲任，又嘉张君剞劂以公□苑，敢一言弁之，告当世博雅诸士，能论衡之精，而始不为伪书伪儒之所溷；且窥仲任之所超节信、公理而不朽者，要在是乎哉！万历戊子孟冬西吴沉云楫序。盼遂案：文中「邕与期」之「期」盖「朗」之误，谓王朗也。
序二
　　仲任以其志，慕蘧，师彪，以雄之学，浚谀闻之窦，而牖薄社，耳目□人，敻矣。故其纪曰：「口务明言，笔务露文。」晓然若盲之开目，冷然若聋之通耳，言不可旒纩也。洛阳之市，岂无县黎莫难，而仲任以其神营魄藏心宅腹笥也者，望天下之乏而予之，天下仰掇焉。故其纪曰：「玉剖珠出。」玉剖则凤璞莫隐，珠出则鱼膋莫□。言不可袭与韫而日中为沽也。微欤，中郎匿之帷间，白傅匿之帖外，马总匿之林表，而宋士匿之椟中，珠沉玉瘗，耳目几废。政也燔竹，戎也钻李，兹其埒耳。已读衡八十五篇，竟十余万言，乃喟然称曰：是何能匿哉？庭无胤子之迹，诗、礼并名异书；席无禽凡之咨，进趋皆登秘府，仲尼、伯鱼犹匿，况其凡乎？且上物时茁，神物时茁，宛委、酉阳灵族，司马安所袆天真之服，阓其名山而化妒妇吝夫耶？故汉之帷，梁之林，唐之帖，宋之椟，衡之权也，量而出之，无多人，彼且以为鎞利于翳，泰至则篇首至此，钱、黄、王、崇文本脱，误将沉序自篇首至「以故中」合子虞序。塞。明月夜光，无因而至前，则匹士按剑；乃相与匿衡，而衡诚悬也。吾恶夫诸子之不平，平之于吾衡焉。若乃夫仲任之衡，其果帝之制乎！王之谨乎！累诛而不失，迨镒而昏乎？有传于肆曰：「一提而一流也。」一市人重听矣。视衡星若垣次，而五权乱，丧一市之明矣。槭易圭，玑易珰，尺为轻，寸为重，而一市人皆眩窭无日矣。故衡仲任之衡，以平其平，是帝王之衡也，天君之谓也。新安程氏出仲任之衡，列之武林，天下以武林为洛阳，将新衡多于旧衡，业不胜匿，而余有期于新衡焉。斥所谓离、旷者，以无足售，而罔象得之。斯养性之经，天君之职，平欤？「新安」以下六十六字，钱、黄、王、崇文本脱。史称仲任年渐七十，志力衰耗，造养性书十六篇，不知谁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问之灵族，遗程氏矣。各本无「程氏」二字。时皇明万历庚寅七月七日，前进士虞淳熙题序。
明天启本序一
　　一代著述之士，才具各异。才大者无小言，非但不屑，纵为之，亦不工也。王仲任新书二十万言，盖尝论之：汉代，刘肆其恢诞，董扬其质茂，扬钩其沉，才宜子。迁、固长于论世，其才史，故去而为记事之书。马、张词赋，包举六合，诗人之遗乎！仲任理醇辞辨，成一家言，当在荀、吕、公孙龙之际，而恶子风之驳。自纪篇笔老事析，使继修东汉，较蔚宗弘瞻，而薄史法之拘。其述养性，以四言协读，亦自风致，足以齐于蔡、郦，开源魏邺，而厌辞习之浮。古今天地人物百家迂怪之说，洞晓靡漏，汇而为一，莫如论。论曰：「衡，平也。」不倚时尚，不任意气，览之悠然，归于偶然。孔子曰：「四十不惑。」仲任庶几焉。仲任家本会稽，徙钱唐，仍以上虞老。自古文人西北盛，东西寥寥，言游振藻，乃有仲任。履其生长流寓之土者，能不诵其遗书而慨然？故越司李晋陵讱韦刘公志之，而钱唐阎子仪成之。浙上傅岩野倩甫书。
序二
　　余好王仲任论衡，其亦文之昌歜，屈之芰，皙之羊枣与！凡人读书，如游名山，总此胜地，而或爱其峻，则取奇峰峭崿；或爱其幽深，则取邃谷荒；或爱其纡折，则取回溪仄径。况春之艳冶，夏之森蔚，秋之疏秀，冬之峭劲，亦各有会心焉。故余自从事笔研来，虽攻者制举义，而于古文词独深耆，虽所喜者古文词，而于论衡独深耆。论，论说而穷其旨之谓也。曷言乎衡？衡以持平，平则无偏低昂，重不能增锱铢，轻不可减毫毛。天下事理，于是乎取衷，故题之曰「论衡」。论衡成而理不必天地有者，若不可不有；语不必古人道者，若不容不道。宜乎闭门研思，至忘庆吊，即在篱溷，亦着椠铅，而宇宙有形之外，风云变态之中，俱蔑弗搜讨也。伯喈逸才，子明尊宿，乃一则秘不分人，一则缘之才进。后世六帖采之，意林收之，有以哉！余喜其旷荡似漆园，辨析似仪、秦，综核似史迁，练达似孟坚，博奥似子云，而泽于理要，于是又似仲淹。是以居恒把玩，曾不去手。一编敝，辄易一编，几于韦之三绝。然独得固不敢骄，分人尤不敢吝。政苦世代久沿，爽鸠多误，至有一句之谬，而义殊天壤；一言之错，而理判径庭。讹以传讹，祗增乖舛。遂使作者苦心，漫患灭没；读者亦尔，口噤心惢，展卷复掩，良可悲夫！何幸武林阎子子仪者，散黄金以收书，穷白日而问字。唐、虞已下，元、明已上，牙签万轴，邺架同观。检之果得论衡善本，盖宋进士杨文昌所刻也。余所评阅，不无纰漏，因并付子仪氏，托以精加印勘，大肆研综，并觅良工镌之，以广其传。子仪氏乃闭门屏迹，与一二友人翻覆雠校，一如仲任着书时。洎成，而枣梨楮墨之费，且不赀矣。顾鱼鲁之谬，既悉阐明；鸡林之求，亦将饱慰。子仪之效忠仲任，嘉惠来学，岂小哉？夫以余之癖好而珍之，不翅帐中之藏，更有子仪之同好，而共珍之，不殚目围之竭。岂芰、昌歜、羊枣之外，又有耆痂者与？余因同门友傅野倩得子仪。余与子仪俱称仲任知己可也，而野倩其媒也。则仲任尤当就九京之下，手加额而酬野倩。晋陵刘光斗晖吉父譔。
序三
　　友人阎子仪氏博雅自期，凡古文词，及法书名画，鼎彝宝玩，蔑不谮思考核。客有持示者，真膺立剖。若予，则问道于盲矣。晋陵刘晖吉先生司李于于越，携所爱王仲任论衡来，且欲广求善本，校雠刊印，以公天下后世，使人人才进，不容王、蔡私美于前。而傅野倩与先生同举主，又与子仪称密友，谓兹役无踰子仪。子仪搜笥中，果得宋进士杨文昌刻本；遍访藏书家，皆出其下。因取先生所评定，校而付之剞劂，五阅月书成。盖自是卷无讹篇，篇无讹句，句无讹字矣。噫！仲任着此书，殚精研思，至忘寝食，绝庆吊，而子仪订此书亦然。自昔刘舍人书，得沈休文而重；韩昌黎文，得欧阳子而传。仲任论衡，得王子明、蔡伯喈而重，得六帖、意林而传，乃又得刘先生而传且着，得阎子仪而着且广。遂使东汉文心，迨斯际而犹昭昭虖揭若日月。仲任慧业文人，谅应未死，得无开卷时，辄有一上虞伟男子褒衣博带，吐气伸眉，与相晤对乎？则凡着是书，与读是书者，拜刘先生赐多矣，拜阎子仪赐多矣。虽然，先生富有不必言；此自子仪一斑，政不足尽子仪也。皇明天启六年岁在丙寅七月几望，钱塘拥书人施庄康夫氏书于南郭草堂。
序四
　　夫□昦之大也，而求之苍莽之间，虽殚智竭力，同夸父之槁耳。有八尺之衡以齐之，不特日月五行絫黍不失，而地之轮轴，亦放此而可准焉。人亦有衡，不执其衡而评骘往古之人物，如矮人观场，于中无主，为千古成案所汩没。匣藓侵入肤理，乌能作丰城吐气哉？无论其猥杂者，即如庄之吊诡，韩之深刻，安之驳杂，非不奇宕鸿丽，成一家言，各因其资之所得者近是，求之于衡，鲜有当者。仲任生于汉之孟世，抽思力学，积有岁时，着书十余万言，上而天文，下而地理，中而人数，旁至动植，幽至鬼神，莫不穷纤极微，抉奥剔隐。笔泷漉而言溶□，如千叶宝莲，层层开敷，而各有玅趣；如万叠鲸浪，滚滚翻涌，而递擅奇形。有短长之说纵横，而去其谲；有晋人之娟倩，而绌其虚；有唐人之华整，而芟其排；有宋人之名理，而削其腐。举业家得之，尤可以掀翻疑窟，直蹑天根，不但为麈尾之秃而已也。晋陵刘先生渔猎百氏，深嗜此书，如庐陵之于昌黎者，故词组一出，而鸡林争媾，纸价为高。友人野倩氏，其同门友也，请付剞劂，随珠赵璧，公诸艺林，千古一快事也。中郎而在，当自哂其为钻核之浚冲矣。时天启丙寅孟秋朔，题于凝香阁，钱塘阎光表书。
王本跋
　　王充论衡三十卷，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自周、秦、汉、魏以来，诸子文字之多，未有过于此书者也。其纯驳互见，瑕瑜不揜，前人已备言之矣，故不具论。而谟于校刊是书，则不能无概焉。汉、魏以来，作者多矣，其书或传或不传，无足深怪，独怪仲任推重刘子政、扬子云、桓君山犹文、武、周公并出一时，又以君山所着新论为甲于子长、子云论说之徒。而新论十六篇，竟无一传者。此书八十五篇，止缺招致一篇。不知论衡之书，果愈于新论欤？抑传之者，独得其人欤？昔蔡伯喈、王景兴得是书，尝欲秘而不传矣；乃至今千余年，卒与子长、子政、子云诸书并传于世。如君山书，仲任非不欲传之，顾不能得。以是而知君山当时于子云书决其必传，亦幸而言中也。今何氏丛书，于两汉诸子书，收采略备，谟亦已次第授梓。独以论衡文繁，资斧不继，虑难卒业。会移署南昌县学篆，因以此事商之顾东田明府。东田故博雅，亦病此书不纯。重惜丛书缺而不完，即出百金佐剞劂费，并以其本，属次公校刊。则此书之得以复为流布者，东田明府之力，而谟乃能相与有成。此虽事会适然，然以视蔡伯喈、王景兴二人之用心，则有间已。汝上王谟识。



论衡集解附录
　息县刘盼遂集（编者案：刘氏附录与黄氏附编重复二十七条，现已删去。）
　　谢承后汉书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少孤，乡里称孝。到京师受业太学，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至博通众流百家之言。于宅内门户垆柱各置笔砚简牍，见事而作，着论衡八十五篇。艺文类聚五十八又三十五引。初学记二十四又二十一引。太平御览四百三十二又四百八十四又六百十二引。
　　又　班固年十三，王充见之，拊其背，谓彪曰：「此儿必记汉事。」范晔后汉书班固传注引。
　　袁山松后汉书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充幼聪明，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范晔后汉书王充传。注引。
　　范晔后汉书王充传　王充，字仲任，会稽上虞人也。其先自魏郡元城徙焉。充少孤，乡里称孝。后到京师受业太学，师事扶风班彪，好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常游洛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后归乡里，屏居教授。仕郡为功曹，以数谏争不合，去。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绝庆吊之礼，户牖墙壁各着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刺史董勤辟为从事，转治中，自免还家。友人同郡谢夷吾上书荐充才学，肃宗特诏公车征，病不行。年渐七十，志力衰耗，乃造性书十六篇，裁节嗜欲，颐神自守。永元中，病卒于家。
　　后汉书儒林传赵晔传　晔着吴越春秋、诗细历神渊。蔡邕至会稽，读诗细而叹息，以为长于论衡。
　　会稽典录　王充年渐七十，乃作养生之书，凡十六篇。养气自守，闭门塞聪，爱精自辅，服药导引，庶几获道。太平御览七百二十引。
　　又　孙亮时，有山阴朱育仕郡门下书仕，太守濮阳兴问曰：「昔王景兴问士于虞仲翔，书佐宁识之乎？」育对曰：「虞翻对王府君曰：『有道山阴赵晔，征士上虞王充，各洪才渊懿，学究道源，着书垂藻，络绎百篇，释经传之宿疑，解当世之盘结，上穷阴阳之奥秘，下据人情之归极。』」三国志吴志虞翻传注引。
　　太平御览卷九百六十八任昉述异记引王充果赋　冬实之杏，春熟之甘。
　　吴淑事类赋天赋注引贺道养浑天记　近世有四术：一曰方天，兴于王充。二曰轩天，起于姚信。三曰穹天，闻于虞昺。皆臆断浮说。不足观也。盼遂案：姚、虞皆三国时吴人。创方天之王充，殆即仲任，然无他证，姑从阙疑。
　　马总意林卷四引抱朴子　王仲任抚班固背曰：「此儿必为天下知名。」
　　刘勰文心雕龙论说篇第十八　至若李康运命，同论衡而过之；陆机辨亡，效过秦而不及，然亦其美矣。
　　刘知几史通序传第三十二　又王充论衡之自纪也，述其父祖不肖，为州闾所鄙，而己答以瞽顽舜神，鲧恶禹圣。夫自叙而言家世，固当以扬名显亲为主。苟无其人，阙之可也。至若盛矜于己，而厚辱其先，此何异证父攘羊，学子名母？必责以名教，实三千之罪人也。
　　韩文公集后汉三贤赞　（樊汝霖注曰：「后汉王充、王符、仲长统三人者同传，公为之赞，各不满百言，而叙事略无遗者。」）王充者何？会稽上虞。本自元城，爰来徙居。师事班彪，家贫无书。阅书于肆，市肆是游。一见诵忆，遂通众流。闭门潜思，论衡（韩醇注曰：「王充所为论衡，初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得之，常秘以为谈助。其后王朗为会稽太守，亦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以修。为州治中，自免归欤。同郡友人，谢姓夷吾，上书荐之，待诏公车。以病不行，年七十余，乃作养性，一十六篇。肃宗之时，终于永元。
　　晏殊列子有力命王充论衡有命禄极言必定之致览之有感　大钧播群物，零茂归自然。默定既有初，不为智力迁。御寇导其流，仲任派其源。智愚信自我，通塞当由天。宰世曰皋、伊，迷邦有颜、原。吾道诚一概，彼涂钟百端。卷之入纤豪，舒之盈八埏。进退得其宜，夸荣非所先。朝闻可夕陨，吾奉圣师言。宋文鉴卷十五。
　　难王充论衡三篇（今不传。）　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云：「近世释子，多务吟咏。惟国初赞宁独以着书立言，尊崇儒术为佛事。故所著书，驳董仲舒繁露二篇，难王充论衡三篇，（中略。）为王禹偁所激赏，与之书曰：『辱借通论，日殆三复，未详指归。徒观其涤繁露之瑕，劘论衡之玷。……使圣人之道，无伤于明夷，儒家者流，不至于迷复。』」（下略。）
　　刘章刺刺孟（明时已佚。）　明郎瑛七修续稿卷四辨证类书名沿作条云：「王充有刺孟，宋刘章作刺刺孟。柳子厚有非国语，刘章作非非国语。此皆反而正之之意实难也。况王乃辞胜理者，因孟而矫之，时则可耳。柳以正理，而矫淫诬之辞，刘何能胜之耶？惜未见其书。」
　　洪适盘洲文集卷六十三论衡跋　右王充论衡三十卷。王君，是邦人也。帐中异书，汉儒之所争睹。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俾寮属参校，犹未能尽善也。刻之木，藏诸蓬莱阁，庸见避堂舍盖之意。干道丁亥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跋。
　　马端临文献通考经籍考四十一子杂家　论衡三十卷。晁氏曰：「后汉王充仲任撰。充好论说，始如诡异，终有实理。以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后蔡邕得之，秘玩以为谈助云。（盼遂案：自此以下，宋袁州本读书志无。）世为汉文章温厚尔雅，及其东也已衰。观此书与潜夫论、风俗通义之类，比西京诸书，骤不及远甚。乃知世人之言不诬。」高氏子略曰：「书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其为言皆叙天证，敷人事，析物类，道古今，大略如仲舒玉杯繁露。而其文详，详则礼义莫能核而精，辞莫能肃而括，几于芜且杂矣。汉承灭学之后，文、景、武、宣以来，所以崇厉表章者，非一日之力矣。故学者向风承意，日趋于大雅多闻之习，凡所撰录，日益而岁有加，至后汉盛矣。往往规度如一律，体裁如一家，是足以隽美于一时，而不足以准的于来世。何则？事之鲜纯，言之少择也。刘向新序、说苑奇矣，亦复少探索之功，阙诠定之密，其叙事有与史背者不一。二书尚尔，况他书乎？袁崧后汉书云：『充作论衡，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始见之，以为谈助。谈助之言，可以了此书矣。客有难充书烦重者，曰：『石多玉寡，寡者为珍。龙少鱼众，少者为神乎？』充曰：『文众可以胜寡矣。人无一引，吾百篇，人无一字，吾万言，为可贵矣。』予所谓乏精核而少肃括者，正此谓欤？」陈氏曰：「充，肃宗时人。仕为州从事治中。初作此书，北方初未有得之者。王朗尝诣蔡伯喈，搜求至隐处，果得论衡，捉取数卷将去。伯喈曰：『惟我与尔共，勿广也。』然自今观之，亦未为奇。」
　　玉海六十二艺文门论类汉论衡　唐志杂家王充论衡三十卷。（自注：隋志二十九卷，今本亦三十卷，八十五篇。逢遇第一至自纪八十五。）崇文目有续论衡二十卷。（自注：「当考。」）　盼遂案：续论衡不知谁作，崇文总目后亦不见着录。
　　明黄瑜双槐岁钞卷六　宋刘章尝魁天下，有文名，病王充作刺孟，柳子厚作非国语，乃作刺刺孟、非非国语。
　　明谢肇淛文海披沙卷一论衡相背条　论衡一书，掊击世儒怪诞之说，不遗余力。虽词芜而俚，亦称卓然自信矣。至验符一篇，历言瑞应奇异，黄金先为酒尊，后为盟盘，动行入渊；黄龙大于马，举头顾望；凤皇芝草，皆以为实。前后之言，自相悖舛。此岂足为帐中秘哉？盼遂案：充着验符等篇，以颂东汉，佛家所谓顺世论也。岂着三增、九虚之人，而信任此等事乎？
　　又汉时四讳条　汉时有四大讳：一曰，讳西益宅。西益宅，谓之不祥。今之住宅忌虎臂昂头，是其遗意也。二曰，被刑为徒，不上丘墓。此讳今人无之。但欲使子孙全归，而非所论于无辜受刑也。三曰，讳妇人乳子，以为不吉。将举吉事，入山林，远行度川泽者，皆不与之交通。乳子家亦忌恶之，丘墓庐道，踰月乃入。今但赛祀及道流上帝渔人下海，则忌之，余不尔也。四曰，讳举正月五月子，以为杀父与母。今不讳也。　盼遂案：论衡有四讳篇。
　　熊伯龙无何集叙录自述一　庚子初夏，灯窗读荀子，有曰：「雩而雨，何也？曰：无何也，犹不雩而雨也。」世人不解斯言，遂疑天地如何报佑，善恶如何吉凶，鬼神如何灵，祈禳如何验。精如仙佛，粗若果报诸般，以及山川草木之神，飞走昆虫之怪，历历可指。一有欧阳之徒，不信祥瑞，即从而举已往灵验之事以诘之。士大夫沿习成风，牢不可破，正坐不知无何二字耳。余博览古书，取释疑解惑之说，以论衡为最。特摘其尤者，参以他论，附以管见，名曰无何集。欲以醒世之惑于神怪祸福者。且神怪祸福之说而外，亦间录他说，如天地、古今、儒术、杂家、人事宜忌、百物器用之说，有关名教风化，亦备录焉。然俗儒守文失真，时俗嫌疑莫定，凡史书、文集、百家、诸子所传记之文，其虚妄而不可信者，世已信之久矣，谁肯取斯编以正之哉！
　　又自述二　余友黄生敬渝谓余曰：「吾读书数十年，欲觅异书不得。金陵肆中购得论衡一部，反复读之，如获奇珍，但以篇过冗长，辞多重复，醇疵参半，未尝深惬我心。及见先生抄本，精萃简要，分选编类，增广美备，喜出望外，因口沫手胝，昼夜不倦。始信『玩杨子云之篇，乐于居千石之官；挟桓君山之书，富于积猗顿之财』，非虚语也。仲任有知，必以先生为千载知音矣。惜所选多辟神怪祸福之说，未综全编而精选之也。」因嘱余更注全集，刊以问世。余应之曰：「余以神怪祸福之说，时俗嫌疑，故抄数帙，以明其妄。然才疏识浅，岂能注全集者？昔蔡中郎得论衡，丁宁示人勿广。今吾亦将秘诸帐中，与吾子共读之。」黄生喜而谢余曰：「是吾之幸也夫！是吾之幸也夫！」
　　又自述三　钟陵自幼不信神仙鬼神、祸福报应之说，有言之者，辄举圣经贤传破之。人以中庸言前知，易言鬼神，书言祸福之说为问，钟陵不能对，然终疑而不决也。及读史，见欧阳公不信祥瑞之说，反复讽诵，深惬于心，思欲推类以广其说，然以习举业，为时文，无暇及此。尝作适逢说，言古今天下之事皆适逢耳。又尝作鬼辨，言人死之后，如未生之前。作神论，言山神之形宜似山，水神之形宜似水。是时尚未读论衡也。后越数年，京师购得论衡，读之，喜曰：「予言有征矣。」读至幸偶篇，云「有幸有不幸，有偶有不偶，」与适逢说同意。又读至论死篇，云「人未生无所知，其死归无知之本」，与鬼辨同意。读至纪妖篇，云「大山有神，宜象大山之形」，与神论同意。因欣然自喜，又爽然自失。自喜者，喜其言之竟合于古也。古人先得我心，其信然矣。自失者，恨其论之不逮于古也。古之为文浑灏，今之为文浅露，不可同日语也。因废适逢、鬼辨诸篇，取论衡之辟虚妄者选为一编，简当精要，且广集他说，以补其不足。嗟乎！昔杨子云作太元，犹有覆瓿之恐，余以白屋寒俊，妄欲修汉儒之书，补前贤之缺，不胜为笑耳。然而藏诸名山，传之百世，后之君子，其必有以处之矣。
　　又读论衡说一段　仲尼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仲任曰：「论衡篇以十数，亦一言也，曰，疾虚妄。」夫曰思无邪，则邪不入矣；曰疾虚妄，则虚妄之说不载矣。仲任盖宗仲尼者也。问孔、刺孟二篇，小儒伪作，断非仲任之笔。何言之？论衡之宗孔子，显而易见。其齐世篇，则称孔子以断尧、舜；其实知篇，则称孔子以辨偶人；其知实篇，则称孔子以论先知；其卜筮篇，则称孔子以论蓍龟，其本性篇，则称孔子以定性道。他篇之引孔子者，不可胜数。其宗孔子若是，焉有问孔者乎？孟子，学孔子者也。焉有宗孔而刺孟者乎？由此言之，二篇之为伪作，无疑矣。
　　又二段　余友疑伪作之篇，不但问孔、刺孟，吉验、骨相、宣汉、恢国、验符诸篇，以及订鬼后四段之言，恐皆属伪作。余问何故，友曰：「以其言多虚妄，且自相矛盾，故知之也。仲任之言，前后一律，试略举之。如偶会篇言象耕鸟佃之妄，书虚篇又深辨其非；龙虚篇言骑龙之谬，道虚篇又痛斥其虚，非前后一律乎？独吉验、骨相之言瑞应，谓命当如此，又谓相者之言果符，真世俗之见也。若验符篇之言，又与吉验篇相似；恢国篇之言，全与奇怪篇不合。至订鬼篇后四段之言，与前相反，且语涉虚妄。故疑非仲任作也。」余曰：「非然也。仲任不言奇异，而诸篇皆云瑞应，子知其意之所在耶！仲任忠君爱国，尊重本朝，以高祖、光武比文王、武王，且谓文帝、武帝、宣帝、孝明帝远迈周之成、康、宣王，俾后人知汉德隆盛，千古未有，其实非信瑞应也。」
　　又三段　友曰：「仲任之意，子何以知之？」曰：「以读对作篇而知之。对作篇曰：『董仲舒作道术之书，言灾异政治所失。主父偃嫉之，诬奏其书。仲舒当死，天子赦之。』苟非主上圣明，仲舒死矣。仲任特着须颂篇，又着诸篇以明己志。然则仲任极称汉德，征以祥瑞，多溢美之辞，褒增君德者，明哲保身，君子之道也。」
　　又四段　友曰：「仲任颂君德，其自言曰：『非以身生汉世，褒增颂叹以求媚称。』观仲任此言，则颂君德非褒增矣。子谓之褒增，何耶？」曰：「子未读李陵书乎？李陵答苏武书云：『足下云：汉与功臣不薄。子为汉臣，安得不云尔乎？』仲任与苏武同一意也。不知仲任着书之意，而谓仲任信瑞应，误矣。」
　　又五段　友问曰：「着书以教后世。既不信瑞应，而又言之凿凿，智者或能察，愚者不将昧乎？」曰：「诸篇之语，非难知也。宣汉篇曰：『太平以治定为效，百姓以安乐为符。』亦非信瑞应之言也。且仲任之言瑞应，有深意也。谴告、变动二篇，言灾异非天戒，亦非政所致。夫灾异非天戒，则祥瑞非天佑；灾异非政所致，则祥瑞亦非政所致矣。不信黄精益寿，但观钩吻杀人。读灾异可以悟祥瑞，仲任之意殆如此也。且死伪篇辨赵王如意为祟之说，不信如意之为祟，肯信盛德之致瑞乎？况讲瑞篇。亦谓鸲鹆非恶，凤凰麒麟非善；指瑞篇又言麟凤有道则来、无道则隐之妄；是应篇言萐脯、蓂荚之非，又考景星、甘露之解。又况高祖之母梦与神遇，奇怪篇已辨其谬；高祖斩蛇，蛇为白帝子，纪妖篇明其非实。仲任尊崇本朝，屡言祥瑞而不信祥瑞之实，已露其意于他篇，惟善读者能会其意也。至齐世篇之言符瑞并至，卜筮篇之言天人并佑，不过与吉验诸篇之言祥瑞者同意，不必辨也。」
　　又六段　如订鬼后四段之言，此小疵耳。书虚篇言杜伯为鬼之非，死伪篇又言杜伯不能为鬼，而言毒篇又言杜伯为鬼，凡此之类，皆小疵也。篇有小疵，则削而不录可也，何用疑乎？
　　又七段　友曰：「然则仲任之言无过乎？」曰：亦有之。言命近于星家，如言忠臣见杀，子胥、屈原、箕子、比干辈命当自讫。果如此，则昏主无过矣。又言韩信、张良辅助汉王，高祖命当自立，韩信、张良之辈适相遭遇。信斯言也，则忠臣无补天之功矣。且言命当自立，是又信禄命之说也。又言世之所以乱者，不以盗贼兵革，由谷食乏绝。此言是矣。然又曰：『贤君偶在当治之时，无道之君偶生当乱之日，非恶所致也。』试问仲任，何为当治之时？何为当乱之日？是又信气运之说矣。至言古人今人德无优劣，言虽合理，然其论尧、舜，则曰『以纣之不善，不如是之甚，知尧、舜之德，不若是其盛』，则又太过矣。又如信公牛哀化虎，以为生物转为生类，亦未察也。夫牛哀病七日而化虎，语本淮南。淮南云：『方其为虎，不知其常为人。方其为人，不知其且为虎。』夫淮南之言虎，犹庄周之言蝶也。不知为虎为人，犹言不知为周为蝶也。此不过寓言耳。仲任无形篇不信其说，而论死篇中又信以为真，何哉？」
　　又八段　言少君之类，亦有语病。既不信却老延年之说矣，又曰「少君年二百岁而死」，言亦太过。夫谓少君长寿可也，必曰二百岁，恐未必然也。又如言龙与鱼无二，不能升天，是矣。然又曰：『存亡其形，变体自匿。』龙有形，能自亡乎？此亦太过之言也。至于言用术数能知一端，既曰「圣不能先知」，夫思虑之精，聪明之至，莫过于圣人，圣人尚不能知，术数能知之乎？夫谓术数能先知，犹言吉凶有先兆也。言事有吉凶则是矣；必谓吉有吉兆，凶有凶兆，则过矣。
　　又九段　又若言凶妖之气，言亦太过。友曰：「论衡之言凶妖，实者空之。凡世间言凶有象，言妖有形，论衡悉谓之气，所以破世俗之疑，何为过？」曰：「所谓气者，害人之气也。气能害人，安能成象？如谓毒气中人辄病，则是矣，必谓太阳毒气，有象如人，其言未免已甚。他如论宋、卫、陈、郑之灾，曰：『使子产听梓慎言，四国亦有灾。』此不信梓慎之说矣。然又曰：『气变见天，梓慎知之。』是信天变之说矣。仲任之言，不能无弊，姑举一二，以概其余。」
　　又十段　至于每篇之中，有引俗论以驳俗论者。如荧惑徙舍，变虚篇已辨其妄，感虚篇取以证襄公麾日之事，此借俗论以驳俗论也。读者须究心焉，勿以仲任为信虚妄者。诸如此类，宜善读之。
　　又十一段　友曰：「问孔一篇，断非仲任所作，无疑矣。刺孟一篇，与非韩篇同意，子何以知非仲任之笔？」曰：「本性一篇，开口便称孟子言性善。一篇之中，称孟子者八，焉有称之而刺之者乎？且仲任，博学之儒也，禹至汤四百四十余年，汤至周六百四十余年，而刺孟篇则曰『禹至汤且千岁，汤至周亦然。』夫汉代去古未远，岂博如仲任，尚不知三代年数乎？此后世小儒伪作，不暇修饰，故有此弊也。」友乃叹服。
　　又读论衡法　读论衡有直读、横读二法。何谓直读法？每言一事，如剥蕉抽茧，其理层出不穷，试略举之。如雷罚阴过，先辨雷非天之怒，次辨雷不杀人。且从天体察天，知非天怒，更以地哭天笑，辨其不然。又以喜证怒，且以空怒证实怒。于是以春例夏，以物例人，以王者用刑例天发雷。然后言图雷之非，指太阳之气，俾人知杀人之由。又辨雷死之人，身有字迹之妄。篇终又归到圣人敬天，闻雷必变。由浅而深，由粗而精。此直读法也。（案：此段专就雷虚篇立说，以例其余。）何谓横读法？世间虚妄之说，不能尽辟，凡读论衡者，触类旁通可也。试就十事推之。如知白鱼入舟之非，则知黄龙负舟不可信也。知负舟之妄，即知叶公好龙，真龙不降，不可信也。知龙降之虚，即知漦化褒氏不可信也。知漦化之谬，龙漦不能化人，人身未必化龙，李氏化龙不可信也。知化龙之诞，即知吊客化鹤不可信也。知化鹤之诞，即知橘皮画鹤不可信也。知橘皮之谬，即知橘中围棋不可信也。知围棋之虚，即知壶公悬壶不可信也。知悬壶之妄，即知螺壳美女不可信也。知螺壳之非，即知树生小儿不可信也。知小儿之非，即知人犬化石不可信也。知化石之妄，即知叱石成羊不可信也。知成羊之虚，即知牛溲成金不可信也。知成金之谬，即知蓝田种玉不可信也。知种玉之诞，即知石中有玺不可信也。以类而推，莫可终穷。此横读法也。直推则就其文而读之，横推则在乎人之自思。直推、横推，格物致知之学也。知此，可与读论衡矣。
　　又说一　论衡无一不宗孔子，即幸偶一篇，称舜者一，称孔子者九；至他篇之称孔子者，不可胜纪。其宗孔子也明矣。问孔一篇，断非仲任所作。或指论衡为杂家者流，其视仲任也浅矣。夫仲任。孔子之徒也。
　　又说二　或曰：「子取幸偶篇以冠全部，吾既闻其说矣。子又谓论衡无一不宗孔子，而指问孔、刺孟二篇，以为断属伪作，愿闻其详。」曰：「开卷作逢遇篇，便称孔、孟。其言曰：『或以贤圣之臣，遭欲为治之君，而终有不遇，孔子、孟轲是也。』读此则仲任之宗孔、孟可知矣。累害篇内言乡愿曰：『孔子之所罪，孟轲之所愆。』又曰：『以方心偶俗之累，求益反损。盖孔子所以忧心，孟轲所以惆怅也。』读此，而仲任之宗孔、孟，更可知矣。他如命禄篇称孔子者三，称孟子者二；命义篇称孟子者一；率性篇称孔门者二，称孔子者二；偶会篇引孔子称命者二，引孟子言天者二；骨相篇称孔子者九，历叙骨相之验，而篇终以『以貌取人，失于子羽』一语破之。仲任之宗孔子，益显而易见。又若本性篇称孔子者五，称孟子者八；书虚篇称孔子者十九；感虚篇称孔子者三；福虚篇称孔子者五；祸虚篇称孔子者四；龙虚篇称孔子者四；语增篇称孔子者十一，称孟子者二；儒增篇称孔子者四；艺增篇称孔子者七。又『黎民孑遗』之解，『血流浮杵』之辨，俱主孟子之说。仲任之宗孔、孟，益无疑矣。又如非韩篇称孔子者二，说日篇称孔子者七，答佞篇称孔子者一，程材篇称孔子者二，量知篇称孔子者一，谢短篇称孔子者六，效力篇称孔子者三，别通篇称孔子者六，超奇篇称孔子者九，明雩篇称孔子者十二，顺鼓篇称孔子者一，乱龙篇称孔子者五，遭虎篇称孔子者三，读瑞篇称孔子者十九，指瑞篇称孔子者十一，治期篇称孔子者二，自然篇称孔子者四，感类篇称孔子者七，齐世篇称孔子者六，宣汉篇称孔子者六，恢国篇称孔子者一，验符篇称孔子者一，须颂篇称孔子者六，佚文篇称孔子者七，称孟子者一，论死篇称孔子者二，纪妖篇称孔子者四，言毒篇称孔子者一，薄葬篇称孔子者七，四讳篇称孔子者一，讥日篇称孔子者一，卜筮篇称孔子者三，辨祟篇称孔子者四，诘术篇称孔子者一，祭意篇称孔子者二，实知篇称孔子者二十一，知实篇称孔子者五十一，称孟子者五，定贤篇称孔子者二十七，称孟子者一，正说篇称孔子者十三，称孟子者二，书解篇称孔子者五，案书篇称孔子者二十一，对作篇称孔子者三，称孟子者三，自纪篇称孔子者十一，称孟子者二。其言曰：『可效放者，莫过孔子。』夫以为莫过，是称孔子为至圣矣。意欲效放，是以孔子为师表矣。合论衡之全书而观之，不但九虚、三增诸篇本语本圣教，八十三篇何一非宗圣言者？夫孔子，万世之师也。仲任每篇必宗孔子。孟子，学孔子者也，仲任亦间称孟子。既以孔、孟为宗，焉有宗之而问之刺之者乎？吾故谓问孔、刺孟二篇系小儒之伪作，断非仲任之笔也。
　　又或问二段　或问：「中郎得论衡，秘诸帐中。考中郎集八卷，曾无一语称论衡。且答诏问灾异与论衡相反，作王子乔碑与仲任之不信道教又大相县绝。然则中郎果何所取欤？抑徒悦其议论之新奇叠出欤？」曰：「不然。自古圣王敬天之怒，迅雷风烈必变。苟中郎以论衡之说对，是有欺君之罪，不敬莫甚，王半山之徒也。其王子乔碑云：『秋八月，皇帝遣使者奉牺牲以致祀，祗惧之敬，肃如也。』只此一语，可以知中郎之意矣。天眷兹神，而臣子可指为妄诞乎？昔者九章算术，六燕、五雀飞集衡，衡适平。论如衡之平，故曰论衡。中郎之疏议问答以及碑铭，语多平允，意极精详，未必非得力于论衡也。夫何疑？」或问：「中郎以直言受祸。当诏问灾变，公卿士庶括囊，莫肯尽心，中郎独以皁囊封上。帝览而叹息。曹节窃视，为邕所裁黜者，皆侧目思报。程璜飞章，诬邕害大臣，大不敬，诏下狱。夫使中郎言灾异之不足信，则祸可免矣。何以中郎既信论衡，卒不能免于祸耶？」曰：「中郎之苦心，宁使人诬以害大臣之不敬，断不肯言灾异之不足信，使其君不敬上帝，不思己过，而谓天变之不足畏。此中郎之忠也，岂可议哉？观答问灾异八事，首言衽席，诗教也。次言皇极，次言貌恭，次言风雨，书教也。言荧惑则主乎礼，论蝗虫则征以易，论库屋损壤之变。则引易传、洪范之言。答闻灾恐惧之诏，则述春秋鲁定之事。此与仲任之开口不离孔子者何异？
　　王清作熊钟陵无何集序　论衡一书，发明孔子之道者也。何以发明孔子之道？曰：不信妖异，不信鬼怪也。或闻而笑之曰：孔子之道，高矣大矣，仅仅不信妖异鬼怪而已，乌足以发明其道乎？曰：是非予之私言也，予盖闻诸孔子也。昔楚有云如赤鸟，夹日以飞，太史请禜，昭王弗许。又，王有疾，卜曰：「河为祟。」昭王弗祭。夫弗禜，是不信妖异也；弗祭，是不信鬼怪也。不信妖异鬼怪，自世俗言之，方恐不免祸；自儒者言之，不过一智人而已。然而孔子曰：「楚昭王知大道矣，其不失国也宜哉！」大道者何？即不信妖异鬼怪之道也。昭王知之，故能常保其国。然则今人之不信妖异鬼怪者，其亦庶几知道者哉！吾博览群书，见守孔子之道而凿凿言之者，莫若论衡一书。其奇怪篇深得孔子不语怪之道也，其卜筮篇深得孔子不语神之道也，其齐世篇深得孔子罕言命之道也，其变虚篇深得孔子请祷弗许之道也，其感类篇深得孔子远鬼神之道也，其感虚篇深得孔子焉能事鬼之道也，其订鬼篇深得孔子焉知死之道也。是发明孔子之道者，论衡也。然而纯疵参半，未能一一悉合乎道。至问孔、刺孟诸篇，语尤显悖于道，必不可以不删。昔韩子读荀篇曰：「孔子删诗、书，笔削春秋，合于道者着之，离于道者黜之。」夫韩子欲削荀子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则曰：「亦孔子之志也。」今学士熊钟陵削论衡之不合者附于圣人之籍，其亦韩子之志欤！夫而后论衡一书，盖醇乎醇者矣，即谓为大有功于圣门焉可。是不可以不序。盼遂案：无何集凡十四卷，专摘论衡释虚抵妄之言，分胪类列，而附说以阐明之。卷首为总论，不入数。余分天地一、古今二、鬼神三、祸福四、灾祥五、感格六、宜忌七、人事八、儒术九、道教十、杂家十一、百物十二。余十三卷则伯龙辟佛随笔之作，不尽限于仲任书者。十四卷系伯龙之子正笏作，杂取经史子集名人百家之言有合于仲任之道者而成，附于无何集之后，名之曰勿广余言集。（此用蔡伯喈语。）此书推为论衡拂弼，诚不虚也。清干隆五十九年，熊氏六世孙熊心畬付梓。今据湖北先正遗书本。
　　卢见曾赠马秋玉诗玲珑山馆辟疆俦，邱索搜罗苦未休。数卷论衡藏秘籍，多君慷慨借荆州。渔洋感旧集小传附注。
　　钱大昕潜研堂文集卷二十七跋论衡　论衡八十五篇，作于汉永平间，自蔡伯喈、王景兴、葛稚川之徒皆重其书。以予观之，殆所谓小人而无忌惮者乎。观其问孔之篇，掎摭至圣；自纪之作，訾毁先人，既已身蹈不韪，而宣汉、恢国诸作，谀而无实，亦为公正所嗤。其尤纰缪者，谓国之存亡，在期之长短，不在政之得失，世治非贤圣之功，衰乱非无道之致，贤君之立偶在当治之世，无道之君偶生于当乱之时，善恶之证不在祸福。呜呼！何其悖也？后世误国之臣，是今而非古，动谓天变不足畏，诗、书不足信，先王之政不足法，其端盖自充启之。小人哉！
　　十驾斋养新录卷六王充　王充传：「充少孤，乡里称孝。」案论衡自叙篇云：「六岁，教书，有巨人之志。父未尝笞，母未尝非。」不云少孤也。其答或人之啁，称鲧恶禹圣，叟顽舜神，颜路庸固，回杰超伦，孔、墨祖愚，丘、翟圣贤。盖自居于圣贤，而訾毁其亲，可谓有文无行，名教之罪人也。充而称孝，谁则非孝？
　　恽敬大云山房集读论衡　吾友张皋文尝薄论衡，诋为鄙冗。其问孔诸篇，益无理致。然亦有不可没者，其气平，其思通，其义时归于反身。盖子任禀质卑薄，卑薄故迂退，迂退故言烦而意近。其为文以荀卿子为途轨，而无其才与学，所得遂止此。然视为商、韩之说者，有径庭焉。卑薄则易近于道，高强则易入于术，斯亦兼人者所宜知也。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匡谬　问难之体，必屈问而申答，故非义理有至要，君子不欲着屈者之姓氏也。孟子拒杨、墨，必取杨、墨之说而辟之，则不惟其人，而惟其学。故引杨、墨之言，但明杨、墨之家学，而不必专指杨朱、墨翟之人也。是其拒之之深，欲痛尽其支裔也。盖以彼我不两立，不如是不足以明先王之大道也。彼异学之视吾儒，何独不然哉！韩非治刑名之说，则儒、墨皆在所摈矣。墨者之言少，而儒则诗、书、六艺皆为儒者所称述，故其历诋尧、舜、文、周之行事，必藉儒者之言以辨之，故诸难之篇，多标儒者以为习射之的焉。此则在彼不得不然也，君子之所不屑较也。然而其文华而辨，其意刻而深，后世文章之士，多好观之。惟其文而不惟其人，则亦未始不可参取也。王充论衡则效诸难之文而为之。效其文者，非由其学也，乃亦标儒者而诘难之。且其所诘，传记错杂，亦不尽出儒者也。强坐儒说而为志射之的焉，王充与儒何仇乎？且其问孔、刺孟诸篇之辨难，以为儒说之非也，其文有似韩非矣。韩非绌儒，将以申刑名也。王充之意，将亦何申乎？观其深斥韩非鹿马之喻以尊儒，且其自叙辨别流俗传讹，欲正人心风俗，此则儒者之宗旨也。然则王充以儒者而拒儒者乎？韩非宗旨固有在矣，其文之隽不在能斥儒也。王充泥于其文，以为不斥儒则文不隽乎？凡人相诟，多反其言以诟之，情也。斥名而诟，则反诟者必易其名，势也。今王充之斥儒，是彼斥反诟，而仍用己之名也。
　　杭世骏道古堂文集卷二十二论王充　范史之传充曰：「充少孤，乡里以孝称。」杭子曰：「夫孝者，己有善不敢以为善，己有能不敢以为能，曰：『是吾先人之所留遗也，是吾祖若父之所培植而教诲也。』乡人曰：『幸哉！有子如此，可谓孝已。』而吾所闻于充者有异焉。充细族孤门，世祖勇任气，卒咸不揆于人。岁凶，横道伤杀，怨雠众多。祖父泛，贾贩为事。生子蒙及诵，任气滋甚。在钱塘，勇势凌人。诵即充父也。充作论衡，悉书不讳。而乃特创或人问答，扬己以丑其祖先。其尤甚之辞则曰：『母骊犊骍，无害牺牲。祖浊裔清，不牓奇人。』夫禹圣也而鲧恶，舜神也而叟顽。使禹谓圣于鲧，舜谓神于叟，则禹与舜将不得为神圣。矧复以鲧为恶，以叟为顽，而挂诸齿颊，着之心胸，笔之简牍，即禹亦且不免于恶，舜亦且不免于顽，虽甚神圣，焉得称考？充知尚口以自誉而已。唐刘子玄氏谓：『责以名教，斯三千之罪人。』旨哉言乎！吾取以实吾言矣。且夫立言将以垂教也，论衡之书虽奇，而不孝莫大。蔡邕、王朗、袁山松、葛洪之徒，皆一代作者，寻其书而不悟其失，殆不免于阿私所好。而范晔又不孝之尤者，随而附和之，而特书之以孝。呜呼！孝子固讦亲以成名乎？」
　　　　充之立论，固不可以训，而吾特申申辨之不已者，岂以招其过也？盖有所绳尔。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诫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世，而以斯语冠诸首简。承学之士，胥喜谈而乐道之。嗟乎！人之无良，壹至于此乎？而其端实自王充发之。充自矜其论说，始若诡于众，极听其终，众乃是之。审若斯谈，匹如中风病易之夫，谵諵不已，不待听其终，而已莫不非而笑之者。不谓后世且有转相仿效之徒，流传觚翰，则其坏人心而害世道，莫此为甚也。且充不特敢于疮疵先人，而亦欲诬蔑前哲。颜路讥其庸固，孔、墨谓其祖愚，始以解免其贱微，而既乃挤贤圣而扳之。此其弊，庸讵止诡于众而已哉！黄东发先生读论衡云：「王充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之生虮虱，欲以尽废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死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此与路粹数致孔融之说何异？」
　　汪璐藏书题识卷二子部王充论衡三十卷明程荣校　卷末墨笔序略曰：（其文已残阙。）充字仲任，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言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岁。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手书牍，珍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踳驳，鲁鱼甚众，豕亥益讹，或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纪，是以览者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秉曾所对正者也；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户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勘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有阙遗。意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倘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缪，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者，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盼遂案：汪氏殆全钞杨文昌刻书序文，而中有不同数处，故录供参考。
　　赵坦保甓斋文录卷上书论衡后　王充，汉儒之愎戾者也，故所着论衡八十五篇，多与圣贤之旨悖。自古圣贤莫不畏天，畏天故朝夕兢惕以自闲其身心，祯祥见则不敢自矜，灾异见则引以自责。自责则政修，政修则民心固，祈天保命之术，不外是也。充则以戋戋之智，而反其说。充之变虚篇云：「人不觉天所为，天安能知人所行？」呜呼！古之正心者，即隐微之地，尚不使稍留余憾，曾谓明明上天，而可怠泄接之乎？使充之说行，则生人之理灭，而人将与禽兽无别。是驱昭昭之民而胥入于冥冥也，其害可胜言哉！妖孽之兴，由人心生也，心动乎下，征见乎天。修省而不弭，则必所失者多而所改者小也，所积者久而所改者暂也。充之异虚篇云：「见妖改政，安能除祸？」信如是言，则将任妖孽之见而不为警省，吾恐害且迭起而莫可止矣。雨旸失其时，则必祈请于天，天高而精诚可通，且以安百姓也。古之人知之明察之审，故水则伐鼓责群阴，旱则雩祭祈苍龙。祈之而不得，务为御灾之政，理与势宜然也。充之明雩篇则曰：「恬居安处，不求己过，天犹自雨，雨犹自旸。」呜呼！一任天之雨旸，必且任人之自治自乱，可乎哉？夫人之所以为万物灵者，以其能自治也。极其至，则可以参天地之化育。如充之言，何其自处于无知而不自振拔乎？其它商虫、治期等篇，皆悖政术，不足道。至死伪篇尽扫鬼神之说，壹似圣王之制为祭祀，皆虚而无凭者。夫鬼神若有若无，圣王之不敢亵。鬼神所以厚人心而辅治道也，充乌能知之？周、秦而下，诸子百家杂出，以淆圣人之道。背仁义者莫如申、韩，至充之论衡则又甚焉。呜呼！敢于问孔、刺孟，则无所不用其悍戾矣。
　　平步青安越堂外集卷四书论衡后　明虞德园淳熙序论衡（在万历十一年。）末云：「史称仲任年渐七十，志力衰耗，造养性书十六篇，不知谁何氏匿之，吾甚不平，行问之灵族氏矣。」案本书卷三十自叙篇云：「章和二年，罢州家居。年渐七十，时可悬车，（案：充生建武三年丁亥，至章和二年戊子止，六十二。）乃作养性之书，凡十六篇。」即范史列传所本。章怀注引袁山松书曰：「充幼聪明。诣太学，观天子临辟雍，作大儒论。」自序篇又云：「闲居作讥俗节义十二篇，冀俗人观书而自觉。」又云：「充既疾俗情作讥俗之书，又闵人君之政，徒欲治人，不得其宜，不晓其务，愁情苦思，不睹所趋，若作政务之书。又伤伪书俗文，多不实诚，故为论衡之书。」据自叙所言，仲任撰着篇籍，不仅论衡、养性。大儒论或以少作弃去。讥俗节义及政务之书，今亦不传。不得偕论衡并垂天壤。与王汝麋之怪桓君山新论同恨。德园廑廑不平。不知谁何氏匿养性书。岂知仲任究当世失得，论衡百余篇外，不知尚有若干万言。论衡得中郎、景兴先后传播，盛行于世。蔚宗习见其言，故但云「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略举大恉，不着其篇。使讥俗、政务尚存，亦当如着潜夫之贵忠、浮侈、实贡、爱日、述赦五篇，录昌言之治乱、损益、法诫三篇，足观当时风政。简撮其略，载之本传，而独无之，盖其亡佚久矣，不独养性十六篇，初非有人秘玩以为谈助，匿之帐中隐处也。德园欲问之灵族氏，固哉！
　　陆心源皕宋楼藏书志卷五十七论衡三十卷（明通津草堂刊本。）　王氏族姓行状，于自纪篇述之详矣。范晔东汉列传云：「充字仲任，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充好论说，始若诡异，终有理实。以为俗儒守文多失其真，乃闭门潜思，礼绝庆吊，户牖墙壁各置刀笔，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释物类同异，正时俗嫌疑。」订百氏之增虚，诘九流之拘诞，天人之际悉所会通，性命之理靡不穷尽，理折衷，此书为多。既作之后，中土未有传者。蔡邕入吴会始得之，常秘玩以为谈助，故时人嫌伯喈得异书。或搜求其帐中隐处，果得论衡，抱数卷持去。邕丁宁之曰：「惟我与尔共之，勿广也。」其后王朗来守会稽，又得其书。及还许下，时人称其才进。或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繇是遂见传焉。流行四方，今殆千载。撰六帖者但摘而为备用，作意林者止钞而同诸子。吾乡好事者，往往自守书椟为家宝。然其篇卷脱漏，文字踳驳，鲁鱼甚众，亥豕益讹，或首尾颠踬而不联，或句读转易而不能通其读焉。余幼好聚书，于论衡尤多购获，自一纪中得俗本七，率二十七卷，其一程氏西斋所贮，盖今起居舍人彭公乘曾所对正者也；又得史馆本二，各三十卷，乃库部郎中李公秉前所校者也。余尝废寝食，讨寻众本，虽略经修改，尚互有阙遗。意其誊录者误有推移，校勘者妄加删削，致条纲紊乱，旨趣乖违，傥遂传行，必差理实。今研核数本之内，率以少错者为主，然后互质疑谬，沿造本源，讹者译之，散者聚之，亡者追之，俾断者仍续，阙者复补。惟古今字有通用，稍存之。又为改正涂注，凡一万一千二百五十九字。有如日星之丽天，顺经躔而轨道；河海之纪地，自源委以安流。其文取譬连类，雄辩宏博，岂止为谈助、才进而已哉！信乃士君子之先觉者也。秉笔之士，能无秘玩乎？即募工刊印，庶传不泯，有益学者。非矜己功，不敢同王、蔡之徒，待搜之然后得而共，问之然后言其益也。时圣宋庆历五年二月二十六日。前进士杨文昌题序。
　　丁丙善本书室藏书志论衡三十卷（明刊本卢抱经校藏。）　前有虞淳熙序，卷六后卢召弓学士校正，间以墨笔录孙志祖、梁玉绳校语于卷眉。末记云：「干隆五十八年八月二十八日七十七翁卢文弨细校竟。次年甲寅重细校，五月十九日讫功。」有抱经堂印、文弨校正两印。案：是书以宋庆历中杨文昌定本为善。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重刊杨本，明通津草堂所刻即出是本。此程氏丛书又出自通津者也。
　　谭献复堂日记　阅论衡，王仲任文士之见，穷达桡其志趣，所言辨而不中。自名其书曰戒虚妄，而师心妄作，戾经训者甚多。阴阳灾异一归于虚，而笃信命遇，以为贤愚同囿于气。蹇困之士，有激之言，不可为典要。充诃墨诘儒，历诋世论。若以圣贤流俗一概相量，持之虽有故，言之不甚成理。究不逮周末九流偏至振奇，可以自持其说。充于杂家为第二流，吕览、淮南未易企也。文体僿而不驳，西京之风未邈。独其出入起落，斗乱不乱，又挥之不断，为独到耳。招致篇阙，大都亦言灾祥，无关人事。闽陈氏有足本未录副，忘其大意矣。
　　蒋光煦东湖丛记卷六论衡　王氏论衡通行本，以通津草堂刊者为胜，程荣本不及也。独累害篇「污为江河」下脱四百字。张氏藏书志亦云「而所阙之文，莫能考见」以为憾。偶从西吴书舫购得元刻十五卷本有之，亟录以饷读是书者，不欲为帐后之秘也。盼遂案：四部丛刊本已据宋本补入此四百字，今不再录。
　　朱学勤结一庐遗文卷下明钞本论衡跋　王仲任论衡三十卷，自宋已无善本。庆历五年，杨文昌合校诸本，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始为完书。干道乙亥，洪文惠重锓诸会稽。至元间，刘氏又刊之。正德之初，板存南雍，今俱不可得见矣。世所通行者，通津草堂本为最古，而脱误无从是正。余得此本于京都书肆，尚是明人从宋椠本传录，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其余异同亦以钞本为长。然招致之缺，仓光之讹，则两本俱同也。仲任自谓庶几之才，正俗决疑，每多争辨，虽失之繁冗，而解颐者亦多。至谓孔壁中得尚书百篇，礼三百，左氏传三十篇，又谓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得九篇本三十篇，此与晋杨方所谓周官出自孔壁中者，皆疏舛之甚。恐学者以仲任汉人，言其可信，故附辨之，庶考古者不为所惑焉。同治四年六月甲辰仁和朱学勤跋。
　　曹元忠笺经室所见宋元书题跋元修宋刊牍背纸印论衡残本跋　宣统二年冬十月，偶游厂市，见论衡残本，自第二十六至三十，都五卷，每半叶十行，行二十字，版心有刻工毛奇、梁济、卓佑、许中、陈俊、赵通、潘享、周彦、徐颜、李文等姓名，皆宋刊也。宋体方正浑厚，间有元时修补者，刀口极锐，笔画瘦挺，版心亦有杨字昌字良字记之，印以延佑五六年牍背纸，虽阙版亦以此纸画版匡式样钉入，成书两册，首尾有凤阳朱文陈氏家藏白文印。余乃知为宋洪适会稽蓬莱本，元宋文瓒所补刻者也，遂以重值购归。检爱日精庐藏书志于论衡有元至元刊本，（小字十五卷本。）载干道丁亥五月十八日，会稽太守洪适景伯跋云：「右王充论衡三十卷。转写既久，舛错滋甚，殆有不可读者。以数本俾寮属参校，犹未能尽善也。刻之木，藏诸蓬莱阁，庸见避（疑有误，盖从此本传写所致。）堂舍盖之意。又有元刊明修本，（当即此本，而有弘治、正德修版。）载至元七年仲春，安阳韩性序云：「番阳洪公重刻于会稽蓬莱阁下，岁月既久，文字漫漶，不可复读。江南诸道行御史台经历克庄公以所藏善本重加校正，绍兴路总管宋公文瓒为之补刻，而其本复完。」案性字可善，鄞人。见贝琼清江集韩处士碣铭。据韩序，知元时洪本论衡，仍在会稽蓬莱阁，故由绍兴路补刊。而性序其事，所署至元为顺帝后至元。其实六年之后已改至正，性犹云七年仲春，讵绍兴僻处海隅，未及知耶？从至正元年辛巳，上推延佑五年戊午，六年己未，相去二十余年。以当时牍背纸印书，由其纸亦绍兴路总管物，背有县尹何玉给由，县尹赵好礼给由，并题延佑六年上半年可证。然则此残宋刊本，尚是元修元印。乡来藏书家，于此书每谓元时重刻庆历五年杨文昌本，岂知元时补刻，而非重刻。且元时补刻干道丁亥洪适本，而非重刻庆历乙酉杨文昌本，皆可据此正之。又近时日本岛田翰着古文旧书考称其国秘府有宋本论衡二十五卷，其行款格式，并刻工姓名，与此悉合，而阙卷二十六已下。是彼之所阙，即此五卷，倘能牉合，岂非快事！因乞陈侍郎弢庵署检，而自书其后，以譣将来。三年辛亥夏四，元忠，京邸凌波榭写记。
　　日本涩江全善森立之经籍访古志卷四论衡三十卷（宋椠本求古楼藏。）　卷端题论衡卷第一，王充，次列书篇目。每半板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界长七寸一分，幅五寸，左右双边，板心记刻手名氏。文字遒劲，笔画端正，绝有颜公笔法，加之镌刻鲜朗，纸质净致，墨光焕发，若法帖然，实宋椠之绝佳者。卷中如完、慎、贞、桓、征、匡、朗、竟、恒、让、玄、殷、弘、照、构、敬、树等字，皆阙末笔。累害篇「夫如是市虎之讹」云云一张，诸本并脱，唯此本岿然独存，当补其阙，尤为可珍。第二十六卷至终阙逸。
　　傅增湘藏园东游别录论衡二十五卷　宋刊本，半叶十行，每行二十一字，白口，左右双阑，版心上记字数，中记论衡几，下记刊工姓名。刊工可辨者，有李文、李宪、王政、王永、陈长、陈振、杨昌、赵通、童志、卓佑、潘亨、章宥诸人名。书名标论衡卷第几，下空五格题王充。目录低二格，横列两排，下接连正文。有细川润次郎跋，言「此书本狩谷掖斋与本村正辞各藏其半，幸得全璧。」盖久析而复完，然尚缺卷二十六至末五卷耳。
　　中大季刊一卷四号黄侃汉唐学论　东汉作者，断推王充。论衡之作，取鬼神阴阳及一切虚言谰言，摧毁无余。自西京而降，讫乎此时，乃有此作。正如久行荆棘，忽得康衢，诚欢忭已。然窥其渊源所自，大抵推衍杨雄、桓谭，则亦非独创之解也。又善破敌而无自立之能，陈列众言，加之评骘而已。其于玄理，究不可谓之无功矣。
　　孙人和论衡举正自序　自嬴秦焚坑而后，古籍荡然。汉代所收，十仅一二，加之谶纬纷作，殽乱群经，尚论恢奇，标举门户，或废视而任听，或改古以从今，卒致真伪杂糅，是非倒植。仲任生当两汉之交，匡正谬传，畅通郁结。九虚、三增，启蒙砭俗；自然所论，颇识道原。虽间逞胸臆，语有回穴，要皆推阐原始，不离于宗。至若征引故实，转述陈言，可以证经，可以考史，可以推寻百家。其远知卓识，精深博雅，自汉以来，未之有也。惟世儒鲜通，以其所论，谲常心，逆俗耳，习焉而不察。更以钞写不慎，铅椠屡讹，纰谬差池，几难卒读。挽近俞氏荫甫、孙氏仲容始加考证，而阙陷尚多。余雅好是书，不能释手，每获一义，辄识简端，艾历弥年，粗有是正。友人吴君检斋、陈君匪石复有同好，颇获新知。因以暇日，写成四卷。此外疑难之处，正复不鲜。传不云乎，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甲子元月元日，盐城孙人和。
　　国立历史博物馆丛刊第二册（民国十五年十二月出版。）　馆藏宋本论衡残卷校勘记小序　馆藏宋版论衡残本，民国十年，清理清内阁档案所得。原书仅存第十四卷至第十七卷一册，版匡高六寸五分，每半叶宽五寸，为十行，行二十字至二十五字，间有双行夹写，则三四字不等。书中树缺作□，殷缺作□，征缺作□，恒缺作□，而旭、煦等字皆不避，审为熙宁以前刻本。爰取明通津草堂本校勘同异，其间脱误补填，逊于通津本者所在多有。以其为古本，聊复刊布，以俟好古君子详之。
　　董康书舶庸谈卷三，一九二六年三月十四日日记记日本图书寮藏书　论衡二十五卷，宋椠本。书名题论衡卷第几。（卷尾同。）下题王充。（低十字。）目录二排，与正文连。上排低二字，下排低十一字。亦有作一排者。篇名低四字。板高七寸，宽五寸二分。每半叶十行，每行廿字。鱼尾标论衡几，下有陈振、陈长、王政、□六、赵通、杨昌、李宪、童志、卓佑、王永、潘亨、李文、章宥等刻工姓名。存卷一至卷廿五。前有细川润次郎和文跋，谓前十二卷为狩谷掖斋求古楼藏书，余为木村正辞藏书。然长短纸色实为一书，盖失而复合也。盼遂案：宋本论衡行款，读此可见。当时北京图书馆派人照像，拟付印，惜竟未成。
　　唐兰读论衡　十二月初五夕，校读竟。仲任当习文胜实之世，奋其特见，以核实考证为先，虽过信短说，语杂騃稚，在当时固已难能矣。然高祖非龙子与驳谶书之说，皆触世讳，幸放言岩壑，秘书箧中，故未如祢衡、嵇康之被祸耳。汉之末年，横议蜂起，论政者仲长子、崔实之流是也，论经者许君、郑君是也，论法者诸葛武侯是也，论理者此书及应劭是也。夫当世之隆，学者日力宽暇，性行醇笃，疑事不质，纲举目疏。及其衰也，往往救死不暇，而邪说横起，则又不得不为刻核以矫之。始犹炫其新奇，终则流于偏宕矣。观史言蔡邕秘此为谈助，王朗因而称才进，知学者之喜诞异，实风气使之也。应劭、孔融踵之，而孔犹跌荡。至与荀侍中论食伴无嫌，谓伴非会友，犹鸟兽而能言耳。（见傅子。）又孔融传路粹枉奏融有云：「父之与子，当有何亲？论其本意，实为情欲发耳。子之于母，亦复奚为？譬如寄物瓶中，出则离矣。」虽忌者之言，揆孔生平，度当发此。且情欲之说，本于此书物势篇。融与蔡邕友善，粹乃邕弟子，固当知其原出，乃反藉以为罪，险人之长技，固不足论，而谈理之蔽，遂至于此，殆亦充辈所不及料乎！然自是此风浸广，嵇、阮而下，流为清谈。儒、释、老、庄，辩议日滋，议经议礼议律，纷然莫可究诘。至唐而稍息。中叶以后，昌黎辟佛，啖助解经，又复继起。至宋而析理愈精，然异说亦愈多。元以朱子为宗，始略定。至明之中叶，则阳明出为异议，杨慎、焦竑伪炫古籍。至清复崇朱子，乃少定。而康、干以后，宋翔凤、庄存与、龚自珍、魏源之类，又腾异说，以迄于今。然则，学者立言，每缘当世之风尚，言之平诐，亦系世之盛衰。君子于此，必有以消息之，而择其所处矣。
　　张宗祥论衡校订三卷附记（摘录。）　宗祥校此书，首得通津草堂本，半页十行，行二十字。后得蒋氏五砚斋藏元刻本，半页十二行，行二十四字，即莫郘亭所着录者。此书大黑口，脱讹至多，虽每行二十四字，然以缺字案之，则与每行二十字者同列，疑为明初坊间覆元本，非真元本也。（书中所称元本，即指此本。孙仲容先生所据校之元本，亦即此本，故误字皆同。仍元刻之名者，莫氏已名之，故未改。）陆心源群书校补云：「元至元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覆宋十五卷本，每页二十行，行二十字」。则知蒋氏之书与至元本行款不同矣。云覆元者。以其亦并两卷为一卷。易三十卷为十五卷也。嗣复得三朝本。行款与通津同。恐即据洪刻之旧元明递修者，惜无序跋可据。最后得孙校本及过校宋本。过校宋本者，即日本涩江氏之本，止于二十五卷以下缺五卷之本也。宋刻本每半页十行，行十九至二十一字不等。此书讹夺，各本不免。累害篇缺文，宋、元均有。明刻惟通津本不缺。至十五卷招致一篇，则宋、元本亦缺，不知庆历本如何，恨未得见也。岁甲寅，与朱君蓬仙、单君不同在故都同校此书，析疑问难，颇极友朋之乐。未几，蓬仙先亡，今不死亦数年矣。当时皆未卒业，不知二君校本尚在人间否？念之黯然。（盼遂案：朱校元本，曾藏马幼渔裕藻处。马书散后，不知所在。）居沪上时，曾取古书中注语以订此书，累然满牍。然悉引诸书，未敢以己意擅注也。既而依洛阳伽蓝记之例，写定一部，付之商务印书馆。值东省沦亡之后，海上亦遭兵燹，书毁于火。第二部写定于癸酉，受书之人，遭罪下狱，竟不复返，此志遂隐。今节录校语，得此三卷，非敢居仲任之功臣，盖欲留十余年来校订之迹也。充之著作，凡分四部，一讥俗之书，二政务之书，三论衡之书，四养性之书，皆见自纪。讥俗之书十二篇，养性之书十六篇。政务之书不悉篇数，所可考者，备乏、禁酒二篇耳。然诸书皆不传，所传者独论衡之书八十五篇耳，则知古人著述湮没不彰者多矣。充之书，自史通后，非之者多矣。然当谶纬盛行之日，独能发其幽思，证彼虚妄，才智过人远矣，安可执儒家之言以绳之？此非为乡先哲辨诬，有识者自能知之。
　　莫伯骥五十万卷楼群书跋文子部一论衡三十卷（通津草堂本。）　汉王充撰。充字仲任，上虞人。尝受业太学，师事班彪，博览而不守章句。家贫无书，尝游雒阳市肆，阅所卖书，一见辄能诵忆，遂博通众流百家之言。着论衡八十五篇，二十余万言。蔡邕入吴，始得之，恒秘玩以为谈助。后王朗为会稽太守，又得其书，及还许，人时称其才进。遂曰：「不见异人，当得异书。」问之，果以论衡之益，由是遂见传。见范晔、袁山松所著书中。（郭氏登峰编历代自叙传文钞一百四十篇，论衡自纪亦在其中，如司马迁、班固等作，固是可诵。但金王若虚文辨第四云：「古人或作自传，大抵姑以托兴云尔。如五柳、醉吟、六一之类可也。子由着颍滨遗老传，历述平生出处言行之详，且诋訾众人之智以自见，始终万数千言，可谓好名而不知体矣。既乃破之以空相之说，而以为不必存，盖亦自觉其失也欤？」案此可知自传文有时固不甚可信也。）此书东瀛藏有宋刻残本，半叶十行，行十九字至二十一字不等，板心记刻手名氏。谓其文字遒劲，笔画端正，绝有颜鲁公笔法。卷中如完、慎、贞、桓、征、匡、朗、竟、恒、让、玄、殷、弘、照、构、敬、树等字皆阙末笔。累害篇「夫如是市虎之讹」云云一张，诸本并脱，唯此本独存，当补其阙，尤为可贵。虞山瞿氏则藏宋刊元、明补本，谓为庆历中杨文昌刊，迨元至元间，绍兴路总管宋文瓒补之，故有至元七年安阳韩性后序。目录后有墨图记二行云：「正德辛巳四月吉旦南京国子监补刊完。」则明补之证也。至平江黄氏所藏钱东涧评校本为宋刻元、明修补者，荛圃云：「以校程荣本，知其佳处不少。程本实据通津草堂本，通津本乃从此本出。」盖此本文字之胜于他本者特多也。朱氏结一庐得明钞本于京都书肆，谓「为明人从宋椠本传录，卷一累害篇增多四百余字，其余异同亦以钞本为长。然招致之缺，仓光之讹，则两本俱同也。朱氏谓此书自宋已无善本，庆历五年，杨氏合校诸本，改补一万一千二百余字，始为完书。干道乙亥，洪文惠始锓诸会稽。至元间又刊之。正德之初，板存南雍，今俱不可得见矣。世所通行者，通津草堂本为最古，而脱误则无从是正」云。此本首有目录，卷端体式与宋本同，半板十行，行二十字，板心有通津草堂四字，卷末题曰周慈写。考嘉靖中，袁褧刻宋本六家文选，亦题周慈写，可证此本亦嘉靖刊。累害篇内一张脱去，盖其所据本，亦偶佚也。文句不属，增一毫字，以接前后。程荣以下诸本，沿而不改，贻误后来，不可以读。今特将此叶补录书中。朱氏称仲任自谓庶几之才，正俗决疑，每多争辨，虽失之烦冗，而解颐者亦多。至谓孔壁中得尚书百篇，礼三百，左氏传三十篇。又谓壁中论语得二十一篇，齐、鲁、河间得九篇，本三十篇。此与晋杨所言周官出自孔壁中者，皆疏舛之甚。恐学者以仲任为汉人，其言可信，故附辨之。李氏慈铭谓论衡为蔡中郎帐中物，理浅辞复，汉人之文，有拙冗至此者。中郎之事，显出附会。惟言多警俗，不嫌俚直，以晓愚蒙，间亦有理解，故世争传之。其雷虚、论死、纪妖三篇，最有名理，乃一书之警策。纪妖篇论鬼神会易之情状，可作中庸义疏。朱氏士端谓论衡正说篇云：「尧老求禅，四岳举舜。尧曰『我其试哉』，又曰『女于时观厥刑于二女』，又曰『四门穆穆，入于大麓，烈风雷雨不迷』，又曰『舜知佞，尧知圣。尧闻舜贤，四岳举之，心知其奇而未必知其能，故言我其试哉。试之于职，妻以二女，观其夫妇职修而不废，烈风疾雨终不迷惑，尧乃知其圣，授以天下。』」据此则王氏所见安国真古文，尧典本为一篇，并无「曰若稽古帝舜」二十八字横亘于中。此条可补冯氏解舂集。江氏尚书集注音疏所未引。汪氏之昌述示儿编引经误条，立政曰「以乂我受民」，论衡明雩篇引之曰「以友我爱民」。案今论衡与尚书同，则非宋人所见之本矣。见青学斋集二十七。宋陈骙文则谓「王氏问孔篇中于论语多所指摘，未免桀犬吠尧之罪」。又有人谓论衡中如问孔、刺孟二篇，奋其笔端，以与圣贤相轧，论辨新颖，务求繁辞尽意。佥谓王氏不当如是。伯骥案：后来如金李纯甫、明李卓吾着书，每与孔、孟为难，当导源于此。言论解放，不为古今人束缚，表现怀疑派哲学精神，王氏实开其端。吾国人奉前言为偶象，界域心思，封蔀灵府，遂成为一尊之学术。倘能如印度之龙树提婆多所辨论，当日益昌明，其时彼中学派近百种，诘难既多，劣者败退，优者长存，而哲理因之演进，固实例也。（王弇州曰：「余心服江陵之功，而口不敢言，以世所曹恶也；予心诽大函之文，而口又不敢言，以世所曹好也，无奈此二屈事何！盖一时风气已成偏宕，既寅畏于时贤，复蒙惑于古说，而自由沦胥以亡矣。」弇州之言殊痛。）欧洲中古，教会专制人群。文艺复兴后，大哲如卜鲁诺、笛卡儿，皆以著述科学哲学之言，致蒙杀身焚书之酷。洎达尔文种源论、（达氏创进化说，生存竞争之理互相传导，人人能言之。其后俄人克鲁泡特金因着互助论以资救济，谓竞争能使人类趋于灭亡。生物界之进步，与人类发达之真因，非互助不可。论者又以此说即为无政府主义之来源。）雷能耶苏基督传两书出，先后行世，全欧心灵始为荡动。雄鸡一声天下白，大海回风生紫澜，思想界因之大摇，基督教尤受其影响。吾国幸无此种教例钳抑，然帝王之力尤有加焉。吾尝怪元太祖集诸方瑰异人材，以谋军略之进行，政权之发展，而曾不以之教国人。吾尤怪清圣祖延诸方绝特学人，以求自身学艺之日新，知识之日益，而不以此设科开校，以智我汉、蒙诸族。马哥孛罗反国，欧人遂连袂东渐，而我汉族之蒙陋如故。（法国史学家之主张，谓马哥孛罗着游记一书，其关系不让哥仑布之西航美洲。欧人读游记，见所绘罗盘针图，有谓此物作于中国，而欧洲述之，式样已比马图为精。意作始者历数百年，进步当逾百倍。及游中国，过市买之，则与书之图无差焉，乃索然兴叹而反。）数理精蕴，几暇格物诸书流布而后，汉、蒙诸族之狉獉依然。当葛利略、李文厚望远镜显微镜以次研究有成之日，而我国顾氏音学五书、阎氏古文尚书疏证方在草创讨论之年。颜习斋大声呼：「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而戴东原方读十三经，举其辞无遗，且语其弟子段玉裁曰：「余于疏不能尽记，经注则无不能背诵也。」惠士奇则方闇念九经、四史，对客诵史记封禅书，终篇不失一字。而吴、皖二大学派，遂占断我国百年。凡若此，皆君天下者愚民之果也。大凡真好读古书者，鲜有不嗜新学新理者也。而御世宰物者，不导之研精新学新理，而别以一物焉衡其虑困其心，如此则其心不杂，心不杂则皆为我用矣。开敏者式古训以销其意志，谨愿者用举业以耗其神明，于是天下遂莫予毒，合政教而统一之策，宁有善于斯乎？此予往读清帝卧碑，而悁悁然悲，后则读王氏书而跃然以起也。宋黄东发读论衡云：「王氏谓天地无生育之恩，而譬之人身生虮虱，欲以尽废百神之祀。虽人生之父母骨肉，亦以人生无知不能为鬼而忽蔑之。清杭氏世骏谓范史之传王氏也，曰王氏少孤贫，乡里以孝称。但吾所闻于王氏者有异焉。王氏世族孤门，父诵任气滋甚，在钱塘以势凌人，论衡不讳其事。临川陈际泰，小慧人也，而闇于大道。作书戒子，而以村学究刻画其所生，禾中无识之徒刊其文。以诏，而以斯语冠首简，承学胥喜谈而乐道之，而其端实发自王氏。（军机处奏准全毁书目，有陈际泰撰已吾集、太乙山房文集。吾家所藏，则有已吾，而无太乙。）此皆后来掊击仲任之意见也，因与朱、汪诸说并述于此，以待考论。梁任公先生谓论衡为汉代批评哲学第一奇书，盖就全体而言，诸君子则论其支节耳。任公称俞荫甫、孙仲容校此书只数十条。蒋生沐从元刊本校补今本脱文三百余字。全书应加董治处尚不少，望学者任之。今孙氏人和、杨氏树达均有校读之本，或足慰厥所蕲矣。（论衡中有云：「广汉杨伟能听鸟兽之音，乘蹇马之野，田间有放马者，相去数里，鸣声相闻。伟谓其御曰：『彼放马目眇』。其御曰：『何以知之？』曰：『骂此辕中马曰蹇，此马亦骂之曰眇。』御往视之，目竟眇焉。」伯骥案：春秋左氏传僖二十九年：「介葛卢闻牛鸣，曰：『是生三牺，皆用之矣。其音云。』问之而信。」洪氏诂引周礼疏：「贾逵云：『言八律之音，听鸟兽之鸣，则知其嗜欲生死。可知伯益明是术，故尧、舜使掌朕虞。周失其道，官在四夷矣。』」贾、王均为汉人，岂鸟语兽鸣，古人果有解此者欤？公冶长辨鸟雀语，见论语疏。秦仲知百鸟之音，与之言，皆应，见史记。南美洲有新人种，所操土语有五百余种区别。人类愈卑陋，语言愈复杂，固世界公例。此人种则美总统游南美时发见者也。鸟兽之声，不审比新人种如何？谓能辨之，当非易易矣。又史记卷一百五，扁鹊仓公列传：「视见垣一方人。」索隐：「言能隔墙见彼边之人，则眼通神也。」亦古轶闻。）
　　朱骏声着论衡简端记如干卷　见石隐山人年谱朱师辙附识。案：书未见传本。
　　刘师培着论衡校补四卷　甲寅杂志一卷三十七期刘申叔着书目所列。案：宁武南氏印刘申叔遗书未收，疑原稿仍为某氏所扣，故未能取印。
　　美国加利佛尼亚大学东方学教授阜克泽论衡为英文本　见贺昌群悼洛佛尔氏文中。
　　学生国学丛书论衡　选三十篇截要录出，加以简注。高苏垣主撰，中华民国二十四年上海商务印书馆出版。
　　标点本论衡上下二册　陶乐勤编，中华民国十四年三月上海梁溪图书馆出版，首有曹聚仁小引。
　　一九五五年一月三十一日。光明日报标题：苏联出版关于我国古代哲学家王充的书籍。　据塔斯社莫斯科二十九日讯，苏联科学院出版局出版了阿泊洛尼彼得罗夫的新作王充——中国古代唯物主义者和启蒙者。彼得罗夫在这本书中指出，王充的学说是古代中国唯物主义发展的高峰，这种学说是在同宗教神秘论和迷信的斗争中形成和巩固起来了的。彼得罗夫是苏联著名的中国哲学研究家，他曾经写过中国哲学史概要、关于中国唯物主义者世界和介绍中国古代大哲学家之一王弼的论文。



　　　　后　记
　　佩文韵府二冬韵，龙字下三龙条，注引王充论衡云：「蔡邕、崔寔号并凤，又与许受号三龙。」按：王充卒于东汉和帝永元年间，乌能预知蔡邕及崔寔，而作诗咏之？决此条非论衡之文。
　　艺文类聚卷九十三马类引论衡云：「杨璇为零陵太守，时桂阳贼起。璇乃制马车数十乘，以囊盛石灰于车上。及会战，从车扬灰向贼阵，因鸣鼓击贼，大破之。」按：后汉书卷六十八杨璇传载此事，在汉灵帝时，王充乌能预知灵帝时事？其为误引，当与佩文韵府相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