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献通考_6

 │置中候） │　　　│
│　　长水、宣曲胡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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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射声校尉（领士七百人，掌待诏射士）
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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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屯骑校尉（领士七百人，掌骑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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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胡骑校尉（光武并长水，掌胡骑之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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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池阳者，不常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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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虎贲校尉（光武并射声，号五营，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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轻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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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氏曰：“班孟坚志刑法而不志兵，取古者大刑用兵之义。而以兵附刑，然述之不详，使一代之制无考焉。汉初，兵民不甚分，如冯唐谓吏卒皆家人子弟，起田中从军。而後汉《礼仪志》谓罢遣卫士，必劝以农桑。由是观之，兵农尚未分。”
山斋易氏《汉南北军始末序》曰：“汉之兵制，莫详於京师南北军之屯，虽东西两京沿革不常，然皆居重驭轻，而内外自足以相制，兵制之善者也。盖是时兵农未分，南北两军，实调诸民，犹古者井田之遗意。窃疑南军以卫宫城，而乃调之於郡国；北军以护京城，而乃调之於三辅。抑何远近轻重之不伦邪？尝考之司马子长作《三王世家》，载公户满意之言曰：‘古者天子必内有异姓大夫，所以正骨肉也；外有同姓大夫，所以正异族也。’盖同姓，亲也，於内为逼，故处於外，而使之正异族；异姓，疏也，於亲为有，故处於内，而使之正族属。南北军调兵之意，殆犹是欤！郡国去京师为甚远，民情无所莫，而缓急为可恃，故以之卫宫城，而谓之南军；三辅距京师为甚迩，民情有闾里、墓坟、族属之爱，而利害必不相弃，故以之护京城，而谓之北军。其防微杜渐之意深矣。惜夫班孟坚号一代良史，而论载独略。范蔚宗後史於此尤阙焉，往往杂见一二於《纪》、《传》、《表》、《志》之。乡者以管见而商扌之，考其始末，述以俪语，其後先沿革，悉疏於下，而犹恨未能条列汉制之详，近犹子开得胄监学者所考南北军，且合此二书略加参订，遂使汉家一代军制，与夫内外相制之意，如辨白黑，了然在目，诚考古之一端，於是乎书。”
又曰：“北军番上与南军等。南军卫士调之郡国，而北军兵卒调之左、右、京辅。按《百官志》，左右京辅都尉、尉丞、兵卒皆属中尉。夫中尉为天子北军之统帅，而其属乃左右京辅都尉等，其所调亦左右京辅之兵卒，何也？左即冯翊，右即扶风，京即京兆，谓之三辅。三辅之委寄，固重於郡国矣。而所领兵事，则非郡国之比。盖汉太守谓之郡将，兼领武事；都尉掌佐守，典武职。在王国，则相比郡守，中尉比都尉，皆掌兵之任。若三辅，则异是矣。夹辅京邑，错列畿甸，其势甚逼，则兵权为甚重，故都尉、尉丞、兵卒不属郡卒，而特属中尉之北军，其番上亦然。何以明之？黄霸尹京兆，发骑士诣北军，以‘马不士，劾乏军兴，连贬秩’，则知左右京辅兵卒皆番上北军，而属中尉无疑也。”
又曰：“南军无常在之兵，以郡国民始傅者为之。《高纪》如淳注云：‘律，民年二十三，傅之畴官。’傅，著也。立傅名籍，以给公家之繇役也。又，《汉仪注》‘民年二十为正，一岁为卫士’，即此宫门卫士而谓之南军者。武帝建元元年，诏：‘卫士转置送迎常二万人，其省万人。’郑氏云：‘去故置新，常二万人。’是即位之初政令如此。其後期门、羽林、七校之类，增置不一，而南军卫士实有定数，是以国无重费，而民亦不以为病。《王尊传》，常以季秋或正月行幸曲台，临飨罢卫士；盖宽饶为卫司马，及岁尽交代，上临飨罢卫卒，数千人皆叩头自请，愿复留其更一年，则当时之人情可知矣。考《韦元成传》，则寝园所用，已四万五千一百二十九人。至《元纪》初元三年，随即罢甘泉、建章宫卫士，未见其为病民也。至光武讲省兵之制，而宫掖门卫士才二千五百馀人而已。其後又罢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士，而《後 礼仪志》有‘飨遣故卫士仪。’是知光武虽罢郡国之兵，而南军卫士仍番上平民也，此南宫属卫尉而调兵郡国之证欤。”
又曰：“杜佑《通典》谓‘汉氏重兵，悉在京师’，是殆不然。两汉之初，正以京师无重兵。尝以《後 百官志》考之。卫尉卫士六千人，南宫、北宫卫士共一千八人；左右都候卫士共七百九十九人。宫掖凡七门，每门各有司马以领卫士。南屯七百二人；苍龙四十人；元武三十人。北屯三十八人；朱雀二十四人，东明百八十人，朔平百二十七人。总而计之，南北为九千四十六人。北军五校所领骑士如屯骑、越骑、步兵、射声各七百人，又中尉缇骑五百三十人。总而计之，为四千五十人。惟城门屯兵数无所考，以宫掖门司马所领者推之，多者七百二人，少者止三十人，况十二门止於一校，必非重兵所在，多不过三千人耳。总是三者，而京师之兵不满二万人。或曰，此光武中兴之兵制也。武帝之增置，则殆不止是，然亦不过倍之云尔。若高、文之世，未有增置，则其数当益少於此也，岂得云重兵悉在京师哉？故此以万旅言之。”
又曰：“大抵南北军之制，在《汉志》为甚略，无所考证。然杂见於纪、传、表、志者，亦可参考其一二，其大要则无出於高后八年之纪也。考之《高后纪》，则见二军之权势，内外足以相制，表里足以相应，高帝之法，可谓规摹宏远矣。汉初定天下，京师之屯，惟此二军。诸夏本根，所系甚重，故高祖於卫尉、中尉之任，皆不轻授，而必付之郦商、周昌。高帝十一年，《百官表》书卫尉王氏，中尉戚思。王氏史失其名，而《萧何传》载王卫尉之谏高帝械系何也，其面折廷争，有似王陵，或者其陵欤？思者，毋乃戚夫人之族属欤？高帝锺爱赵王，屈周昌使相之，及莫年，则以戚氏本兵，得非阴为保护赵王之计？而王陵固高帝付以孤之任者，故以之主兵邪？惠帝初年，吕氏固已颛国政，刘泽，吕氏之戚属也，实为卫尉，而《表》於中尉缺焉。高后七年，泽既为王之国。终吕后之世，二官及郎中令，皆不以除人，特以兵权分属於吕禄、吕产，而长乐卫尉亦属之吕更始辈，兵权尽归吕氏矣。史称太后病困，以赵王禄为上将军，居北军，梁王产为相国，居南军，且戒之云，我即崩，必据兵卫宫，谨无送丧为人所制，故史称上将军禄、相国产颛兵秉政。《齐王传》云‘居长安中，聚兵以威大臣’，良有以也。陈平、周勃谋诛吕氏，太尉勃欲入北军，仍令纪通持节矫内之。又令郦寄、刘揭说禄解将印，而以兵授太尉勃。勃既将北军，而尚有南军卫尉居宫中，实颛南军之权，故令平阳侯告之，使毋内吕产殿门。按《表》，高后七年，刘泽为王，卫尉不以除人，不知平阳侯所告者何人哉！产既颛军，其权不在卫尉，审矣。恐未易以一言之故，而能使之抗平日所尊事之相国也。又按《表》，文二年始书卫尉足，而文帝诏封功臣，则云卫尉足等十人矣。愚谓平、勃区处南军，宜无异於北军，而平阳侯所告之人得非卫尉足也邪？岂平、勃欲诛吕氏，始除足为卫尉以夺南军，故平阳侯得以告之，而史策省文，不详载尔。又不然，则勃既将北军，其势已足以制南军，故令平阳侯告卫尉。然南军未附，势未可知，卫尉守殿门，相国虽不得入，而犹得裴回往来於殿庭之次，是南军犹纵其入，未有出力奋发而诛之者。若卫尉於是时不能久抗相国，则南军将何如也？又按知其不有起而应之者？盖彼皆素所服属者也，异时陈蕃之举是矣。平阳侯既驰告太尉，而尚恐不胜，未敢诵言诛之，乃谓朱虚侯刘章急人宫卫帝，章从勃调卒千人，入未央宫掖门，见产廷中，会天大风，从官乱，莫有斗者，遂得杀之於郎中府吏舍。又驰斩长乐卫尉吕更始。还入北军，报太尉勃至，於起而相贺曰：“所患独产，今已诛，天下定矣。”盖南军尚存，不能为太尉勃之忧，而吕产在宫中，勃深虑其不胜，必卫尉应於内，而後足以克敌，於此足以见南军之可以制北军。南军虽存而太尉得以告卫尉而夺之权。诛产之功，竟以北军而清宫掖，是又足以见北军之可制南军也。夫北军讨之於外，南军应之於内，表里相济，於此可验。然是时诛吕氏，北军之功居多，而南军无大功，故文帝褒赏功臣，如纪通、刘揭等皆封列侯，已侯者益封至二三千户，而卫尉足等仅四百户，或者以其功为劣欤！当是之时，勃虽以南北军成诛吕安刘之功，及文帝自代邸入未央，宫夜拜宋昌为卫将军领北军，则勃已不与两军之政。其後除右丞相，亦旋归政柄，盖前日之以北军制南军者，特一时之权宜而已。南北军本以相制，而文帝以宋昌兼领，失本意矣。然出於仓卒周防之谋，故随即罢卫将军，仍以其兵分属焉，是虽出於一时权宜，而於南北军之制，初未尝有所更易，此汉初兵制之善者也。其後武帝内增七校，以壮翼卫之势，又恐北军偏重，则置期门、羽林与夫城门之兵，兵籍纷纷，而南北军之制隳矣。”
汉调兵之制，民年二十三为正，一岁为卫士，二岁为材官骑士，习射御、骑驰、战陈，年六十五衰老，乃得免为庶民，就田里（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畴官，高不满六尺二寸以下为癃罢。”）。
汉民凡在官三十二年，自二十三以上为正卒。每一岁当给郡县官一月之役，其不役者为钱二千入於官以雇庸者，已上，戍中都官者一年为卫士；京师者一年为材官、骑士、楼船；郡国者一年。三者随其所长，於郡县中发之，然後退为正卒，就田里，以待番上调发。
更有三品：有卒更，有践更，有过更。古者正卒无常人，皆迭为之，一月一更，是为更卒也；贫者欲得雇更钱，次直者出钱雇之，月二千，是为践更也；天下人皆直戍边三日，亦名为更，律所谓繇戍也。虽丞相子亦在戍边之调。不可人人自行三日戍，又行者当自戍三日，不可往便还，因便往一岁一更。诸不行者，出钱三百入官，以给戍者，是谓过更也（《昭帝纪》如淳注）。
秦用商鞅之法，月更卒，已复为正，一岁屯戍，一岁力役，三十倍於古（更卒，谓给郡县一而月更者，正卒，给中都官者也）。汉兴，循而未改，後改易，有谪乃戍边一岁耳。
按《汉书》如淳《注》言，更有三品。窃详其说：卒更者，正身供正役也；践更者，以钱雇直，所直者内地，其役一月，其钱，则不行者自以雇代行者；过更者，亦以钱雇直，所直者边疆，其役三日，其钱，则不行者输之县官，县官以给代行者。但所谓一岁而更者，恐是并往回行程言之。远戍且以两月为行程，则每岁当役者十月。如是践更，则是一人替九人之役；如是过更，则是一人替九十九人之役。夫戍边重事，而百人之中行者才一人，则兵之在戍者无几矣。然《晁错传》明言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则似明立此法，非是并行程及雇募而言（一岁是并行程与雇募通言之，乃如淳注说），殊与三日之说背驰。窃意一岁而更，是秦以此待谪戍者，本非正法。及其穷兵黩武，则虽无罪者及元系复除者，皆调发之而侪之谪戍矣（七谪科所谓吏有罪者，罪人也；所谓贾人、赘婿及有市籍者，皆无罪之人也；闾左者，已复除之人也。详见下晁错疏中）。汉初亦遵其法，後来乃著令有罪者乃边戍一岁，而凡民之当戍者不过三日，若不愿行者，则听其出钱县官以给戍者，为过更之法耳。
如发谪徒，则有七科谪、恶少年、亡命、弛刑。选募则有勇敢、命、伉健之属（此皆出於正兵之外）。
高帝十一年征英布，赦天下死罪，令从军。武帝元鼎五年，吕嘉反，遣路博德将罪人驰，义越侯遗则将巴蜀罪人咸会番禺。元封二年，募天下死罪击朝鲜。六年，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太初元年，以李广利为贰师将军，发郡国恶少年数万人，期至贰师取善马。四年，发天下七科谪出朔方（张晏曰：吏有罪，一；亡命，二；赘婿，三；贾人，四；故有市籍，五；父母有市籍，六；大父母有市籍，七：凡七科也）。
昭帝元凤元年，武都氐人反，发三辅、太常徒皆免刑击之。宣帝神爵元年，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诣金城。武帝天汉四年，发勇敢士出朔方。昭帝始元元年，募吏民及发犍为、蜀郡命击益州（注云：‘常兵不足，故推选取精勇。闻命奔走，谓之命。’）。宣帝本始二年，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射者皆从军。
文帝用晁错言，募民徙塞下。
错上言：“臣闻秦时北攻胡貉，筑塞河上（师古曰：‘貉音莫客反。’），南攻扬粤（张晏曰：‘扬州之南越也。’），置戍卒焉。其起兵而攻胡、粤者，非以卫边地而救民死也，贪戾而欲广大也，故功未立而天下乱。且夫起兵而不知其势，战则为人禽，屯则卒积死。夫胡貉之地，积阴之处也，木皮三寸，冰厚六尺（文颖曰：‘土地寒故也。’）。食肉而饮酪，其人密理，鸟兽毳毛（师古曰：‘密理，谓其肌肉也。毳，细毛也。’），其性能寒（师古曰：‘能读曰耐，此下能暑亦同。”），扬粤之地，少阴多阳，其人疏理，鸟兽希毛，其性能暑。秦之戍卒不能其水土，戍者死於边，输者偾於道（服虔曰：“偾，仆也。”如淳曰：“偾音奋。”），秦民见行，如往弃市，因以谪发之，名曰‘谪戍’。先发吏有谪及赘婿、贾人，後以尝有市籍者，又後以大父母、父母尝有市籍者，後入闾取其左（孟康曰：“秦时复除者居闾之左，後发役不供，复役之也。或云：直先发取其左也。”师古曰：‘闾，里门也，居闾之左者，一切皆发之，非谓复除也。解在《食货志》。’）。发之不顺，行者深怨，有背畔之心。凡民守战至死而不降北者，以计为之也（师古曰：“北，谓败退。”）。故战胜守固，则有拜爵之赏，攻城屠邑，则得其财卤以富家室，故能使其众蒙矢石，赴汤火（师古曰：“蒙，冒犯也。”），视死如生。今秦之发卒也，有万死之害，而亡铢两之报，死事之後，不得一算之复（师古曰：“复，复除也，音左自反。”），天下明知祸然烈及己也（师古曰：“猛火曰烈，取以喻耳。”）。陈胜行戍，至於大泽，为天下先倡，天下从之如流水者，秦以威劫而行之之敝也。胡人衣食之业，不著於地（师古曰：“著音直略反。”），其势易以扰乱边境。何以明之？胡人食肉饮酪，衣皮毛，非有城郭田宅之归居也，如飞鸟走兽放於广野，美草甘水则止，草尽竭水则移。以是观之，往来转徙，时至时去，胡人之生业，而中国之所以离南调也。今使胡人数处转牧行猎於塞下，或当燕、代，或当上郡、北地、陇西，以候备塞之卒，卒少则入。陛下不救，则边民绝望而有降敌之心。救之，少发则不足；多发，远县才至，则胡又已去。聚而不罢，为费甚大；罢之，则胡复入。如此连年，则中国贫苦而民不安矣。陛下幸忧边境，遣将吏发卒以治塞，甚大惠也。然令远方之卒守塞，一岁而更，不知胡人之能，不如选常居者，家室田作，且以备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具蔺石，布渠答（服虔曰：“蔺石，可投人石也。”苏林曰：“渠答，铁疾藜也。”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墨子曰，城上二步一渠，立程长三尺，冠长十尺，臂长六尺；二步一答，广九尺，长十二尺。”师古曰：“蔺石，如说是也。渠答，苏说是也。雷音来内反。”），复为一城其内，城百五十步。要害之处，通川之道，调立城邑，毋下千家（师古曰：“调，谓算度之也。总计城邑之中令有千家以上也。调音徒钓反。”），为中周虎落（郑氏曰：“虎落者，外蕃也。若今时竹虎落也。”苏林曰：“作虎落於塞要下，以沙布其表，旦视其迹，以知匈奴来入，一名天田。”师古曰：“苏说非也。虎落者，以竹蔑相连遮落之也。”）。先为室屋，具田器，募罪人及免徒复作令居之（张晏曰：“募民有罪自首，除罪定输作者也。复作如徒也。”臣瓒曰：“募有罪者及罪人遇赦复作竟其日月者，今皆除其罚令居之也。”师古曰：“瓒说是也。复音扶目反。”）。不足，募以下奴婢赎罪及输奴婢欲以拜爵者。不足，募民之欲往者。皆赐高爵，复其家。予冬夏衣，廪食，能自给而止（师古曰：“初徙之时，县官且廪给其衣食，於後能自供赡乃止也。”）。郡县之民，得买其爵，以自增至卿（孟康曰：“《食货志》所谓乐卿者也，其位从卿而无职也。”师古曰：“孟说非也。乐卿，武帝所置耳，错之上书，未得豫言之也。然三等爵内无有卿名，盖谓其等总同列卿者也。”）。其亡夫若妻者，县官买予之。人情非有匹敌，不能久安其处。塞下之民，禄利不厚，不可使久居危难之地。胡人入驱而能止其所驱者，以其半予之（言胡人入为寇，驱略汉人及畜产，而他人能止得其所驱者，令其本主以半赏之）。县官为赎（张晏曰：“得汉人，官为赎也。”师古曰：“此二句之言，谓官为备价赎之耳。张说则非也。”）其民。如是，则邑里相救助，扶胡不避死，非以德上也（师古曰：“言非以此事欲立德义於主上也。”），欲全亲戚而利其财也。此与东方之戍卒不习地势而心畏胡者，功相万也。以陛下之时，徙民实边，使远方亡屯戍之事，塞下之民父子相保，亡系虏之患，利施後世，名称圣明，其与秦之行怨民，相去远矣。”上从其言，募民徙塞下。错复言：“陛下幸募民相徙，以实塞下，使屯戍之事益省，输将之费益寡（如淳曰：“将，送也。或曰，将，资也。”），甚大惠也。下吏诚能称厚惠，奉明法（师古曰：“称，副也。”）存恤所徙之老弱，善遇其壮士，和辑其心而勿侵刻，使先至者安乐而不思故乡，则贫民相募而劝往矣。臣闻古之徙远方以实广虚也（师古曰：“所以充实宽广虚空之地。”），相其阴阳之和，尝其水泉之味，审其土地之宜，观其草木之饶，然後营邑立城，制里割宅，通田作之道，正阡陌之界，先为筑室，家有一堂二内，门户之闭（张晏曰：“二内，二房也。”），置器物焉。民至有所居，作有所用，此民所以轻去故乡而劝之新邑也（师古曰：“之，往也。”）。为置医巫，以救疾病，以修祭祀，男女有昏，死生相恤，坟墓相从，种树畜长，室屋完安，此所以使民乐其处而有长居之心也。臣又闻古之制边县以备敌也，使五家为伍，伍有长；十长一里，里有假士；四里一连，连有假五百（服虔曰：“假音假借之假。五百，帅名也。”师古曰：“假，大也，音工雅反。”）；十连一邑，邑有假候。皆择其邑之贤材有护（师古曰：“有保护之能者也，今流俗书本护字作护，妄改之耳。”），习地形知民心者。居则习民於射法，出则教民於应敌，故卒伍成於内，则军正定於外。服习收成，勿令迁徙（师古曰：“各守其业也。”）。幼则同游，长则共事。夜战声相知，则足以相救；昼战目相见，则足以相识。爱之心，足以相死。如此而劝以厚赏，威以重罚，则前死不还踵矣（师古曰：“还读曰旋，旋踵，回旋其足也。”）。所徙之民，非壮有材力，但费衣粮，不可用也，虽有材力，不得良吏，犹亡功也。陛下绝匈奴不与和亲，臣窃意其冬来南也（师古曰：“意，疑之也。”），壹大治之，则终身创矣（师古曰：“创，惩艾也，音初亮反。”）。欲立威者，始於折胶（苏林曰：“秋气至，胶可折，弓弩可用，匈奴常以为候而出军。”），来而不能困，使得气去（师古曰：“使其得胜逞志气而去。”），後未易服也。”
光武以幽、冀、并州兵定天下，始於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其後又以扶风都尉部在雍县，以凉州近羌，数犯三辅，将兵卫护园陵，故俗称雍营。而京师南北军如故，於北军则并胡骑、虎贲二校为五营，以北军中候易中垒以监之；於南军则光禄勋省、车、户骑三将及羽林令，都尉省旅贲及卫士一丞。
建武之初，禁网尚阔，但以玺书发兵，未有虎符之信。杜诗上疏曰：“臣闻兵者国之凶器，圣人所谨，旧制发兵，皆以虎符，其馀调发，竹使而已。符第合会，取为大信，所以明著国命，敛持威重也。者发兵，但用玺书，或以诏令，如有奸人诈伪，无由知觉。愚以为军旅尚兴，贱虏未殄，召兵郡国，宜有重谨，可立虎符，以绝奸端。昔魏之公子，威倾邻国，犹假兵符以解赵围，若无如姬之仇，则其功不显。事有烦而不可省，费而不得已，盖谓此也。”书奏，从之。
建武六年，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惟京师款兵如故。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悉还民伍，惟更赋如故。九年，省关都尉。十三年，罢左右将军。二十二年，罢诸边郡亭候吏卒。
光武罢都尉，然终建武之世，已不能守前法。罢尉省校，辄复临时补置。七年，罢长水、射声二十校尉。十五年，复更增屯骑长水、射声三校尉。九年，省关都尉。十九年复置函谷关都尉，而天下亦往往复置都尉。
明帝以後，又岁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出戍，听从妻子，自占边县以为常。凡徙者，皆给弓弩衣粮，於是北胡有变则置度辽营（明帝时）；南蛮或叛，则置象林兵（和帝时）；羌犯王辅，则置长安、雍二尉（安帝时）；鲜卑寇居庸，则置渔阳营（安帝时）。其後盗作缘海，稍稍增兵（顺帝时），而魏郡、赵国、常山、中山六百一十六坞，河内通谷冲要三十三坞，扶风、汉阳、陇道三百坞（《西羌传》），置屯多矣。
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言：“京师当有大兵。”何进於是劝帝大发四方兵，讲武於平乐观，躬擐甲胄，称无上将军以厌。始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袁绍为中军校尉（《传》云佐军），鲍鸿为下军校尉，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左军校尉，冯芳为助军右校尉，夏牟为左校尉，淳于夔为右校尉，凡八人，谓之西园军，皆统於硕。
章氏曰：“高祖之世，南北二军不出，而民兵散在郡国，有事以羽檄召材官、骑士以备军旅。文帝始以铜虎符代檄，当时各因其地，以中都官号将军将之（如魏为北地将军，周灶为陇西将军），事已则罢。京师止南北军为中尉缇骑、郎中令诸郎、城门校尉屯兵。北军属太尉，南军属卫尉。武帝更太尉为大司马、大将军，以中尉材官出征，恐京师无重兵而生变，於是分北军为八校，以中垒领之。又恐北军之权太重，故於光禄勋增羽林、期门之兵，此武帝以南北军相制之意。唐人盖知之矣，时异南北军，皆郡国番上无定在之兵也（详见前）。自武帝置八校，大抵以习知胡越人充之，则募兵始此。期门、羽林，皆家世为之，则长从如此（期门，父死子代；羽林孤儿乃子孙，见《表》、《志》）。盖自是有养兵之病，而京师之兵制坏矣。元狩以後，兵革数动，民多买复，调发之士益鲜，於是发及调吏，次及谪民，次及谪戍，次及七科谪，异时以隶於都尉者充兵，故其伍符甚整也。及常兵不足，调及他众，甲伍必紊，而郡国之兵制又坏矣。是以昭、宣以来，其弊日甚。始元元年，募民及发命者击益州。元凤元年，遣太常、三辅徙免刑击氐。五年，发三辅及郡国恶少、吏有告劾亡者屯辽东。本始二年，又选郡国吏三百石伉健习骑射者从军。神爵元年，又发三辅、中都官徒弛刑，及应募飞射士、孤儿，胡、越骑诣金城以益边。夫募及奔命，调及恶少，发及刑徒，选及三百石吏，而又以羽林、飞、胡骑、越骑从事，是南北军出矣。纷纷无复旧制，皆自武帝启之（按武帝时，事越则会稽、豫章，击朝鲜则举辽东，开西南夷则巴蜀，南北军犹未出，至宣帝击羌，而始出矣）。及光武之一起而变之，兵制荡然矣（光武置黎阳兵，罢郡国都试，省都尉。明帝而後，募囚戍边，置诸营事，并见前）。自光武罢都试，而外兵不练。虽疆场之，广屯增戍，列营置坞，而国有征伐，终藉京师之兵以出。盖自建武迄於汉衰，匈奴之寇，鲜卑之寇，岁岁有之，或遣将出击，或移兵留屯（如永平中伐匈奴，留兵伊吾庐城，至肃宗二年罢之之类是也），连年暴露，奔命四方，而禁旅无复镇卫之职矣。至安帝永初，募入钱，得为虎贲、羽林、缇骑营士，而营卫之选亦衰矣。桓帝延熹，诏减羽林、虎贲不任事者半俸，则京师之兵亦单弱矣。外之士兵不练，而内之卫兵不精，设若盗起一方，则羽檄被於三边，兴发甲卒，取办临时；战非素具，每出辄北，於是羌寇转盛，移兵赴远，民不堪命。永和二年，交趾、九真二郡之兵至於反叛，无亦罢於奔命之过欤？此其兴兖、豫之卒，击象林万里之寇，李固所以力争也。永建，方且令郡举五人教习战射，又方募为陷陈（《羌传》：‘任尚募以击羌。’），召为积射（《鲜卑传》：‘邓远以击鲜卑。’），召为义从（东汉有羌胡义从，盖取西边羌胡之愿从者为兵也。董卓正以羌胡义从兵入乱京师），大抵创立名号，荡无良法。桓、灵之世，虽能委任段，尽灭诸寇，而中平元年，黄巾遂作，所在盗贼，不可胜数，於是置八都尉。黄巾既殄，而萧墙之祸作。盖自中世以後，令出房帷，政归台阁，宦戚更领兵权，迭相倾夺，然五营畏服中人，陈蕃、窦武欲诛宦官，北军不助武等而助宦官，遂又夷灭何、武。袁绍惩其事，故欲藉外兵以除之，於是内置园校，阳尊阉宦，外重州牧，实召边将（董卓以并州牧将兵）。阉宦虽除，而董卓之祸已成。义兵四起，郡牧争政，汉遂三分。原汉盛衰，皆兵之由，而光武实为之（光武徒见自西都之季都试或以为患，韩延寿以试士僭拟不道诛，而翟义之讨王莽，李通之劝光武，皆因秋试之日，因勒军旅、诛守长、号令起军，遂罢都试之法）。”
昭烈初置五军，其将校略如汉，而兵有突将无前、ク、叟青羌散骑、武骑之别。诸葛亮卒，蜀兵耗矣。
《诸葛亮传》：“街亭之败，戮马谡以谢众，上疏曰：‘自臣到汉中，中期年耳，然丧赵€、阳群、马玉、阎芝、丁立、白寿、刘、邓铜等及曲长、屯将七十馀人，突将无前、ク、叟、青羌散骑、武骑一千馀人，此皆数十年之内所纟斗合四方之精锐，非一州之所有，若复数年，则损三分之二，将何以图敌？’”
●卷一百五十一 兵考三
○兵制
魏制略如东汉，南北军如故。
魏武为相国，置武卫营，相府以领军主之。
文帝增置中营，於是武卫、中垒二营，以领军将军并五校统之。是时有中、左、右、前军各一帅，又有中护、中领军、领护军将军各一人。
黄初中，复令州郡典兵，州置都督，寻加四征、四镇将军之号，又置大将军，都督中外兵之柄世在司马氏，而魏祚移矣。
吴多舟师，而兵有解烦、敢死两部，又有车下虎士（《甘宁传》：“从攻合肥，疫疾，军旅皆已引出，唯车下虎士千馀人。”），丹阳青巾（《孙皓传》：“丹阳太守沈莹领丹阳锐卒刀五千，号曰青巾兵，屡捷。”），交州义士（《步骘传》：“权遣吕岱代骘，骘将交州义士万人出长沙。”），及健儿、武射之名。调度亦无法（健儿见《凌统》、《甘宁传》，武射吏见《骆统传》），大率强者为兵，羸者补户（见《陆逊传》），至有二百馀家辄皆料取，以他郡羸民迁补其处（《陈武传》：“武子表领新安都尉。初，表所受赐复人得二百家，在会稽新安县。表简视其人皆堪好兵，乃上疏陈让，乞以还官，充足精锐。诏曰：‘先将军有功於国，国家以此报之，卿何得辞。’表乃称曰：‘今除国贼，报父之仇，以人为本。空枉此劲锐以为童仆，非表志也。’皆辄料取以充部伍。所在以闻，权甚嘉之。下郡县，料正户羸民，以补其处。”）。其後又以五子分将，而吴遂亡。
晋文帝置二卫（中卫、後卫），三部司马（前驱、由基、强弩），以中领之军领之。
武帝以伐吴，遂分左、右各一将军，又置羽林、虎贲、上骑、异力四部，皆领於骁骑。又有左、右、前、後四军，四护军领之。凡二卫、左、右、前、後骁骑七军，皆以中军将军羊祜领之（祜罢，改北中军候）。
帝惩魏氏孤立，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吴，诏悉去州郡兵。
诏曰：“昔自汉末，四海分崩，刺史内亲民事，外领兵马。今天下为一，当韬戢干戈，刺史分职，皆如汉氏故事，悉去州郡兵，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交州牧陶璜上言：“交、广东西数千里，不宾属者六万馀户，至於服从官役才五千馀家，二州唇齿，唯兵是镇。又宁州诸夷，接据上流，水陆俱通，州兵未宜约损，以示单虚。”仆射山涛亦言不宜去州郡武备，帝不听。及永宁以後，盗贼群起，州郡无备，不能禽制，天下遂大乱，乃涛所言然。其後刺史复兵民之政，州镇愈重矣。
元帝南渡，有大将军、都督、四镇、四征、四平之号，然调兵不出三吴，大发毋过三万，每议出讨，多取奴兵。
自用刁协议，後皆以奴为兵。王道子发诸郡奴，号曰乐属，庾翼发六州奴北伐是也。
汉主刘聪置辅汉等十六大将军，各配兵二千，以诸子为之。又置左右司隶，各领户二千馀万，万户置一内史。单于左右辅，各主六夷十万落。万落置一都尉。赵王石虎命司冀、青、徐、幽、并、雍七州之民，五丁取三，四丁取二，合邺城旧兵满五十万，兴舡万艘，自河通海，运千一百万斛於乐安城，徙辽西、北平、渔阳万馀户於兖、豫、雍、洛四州之地，兴屯田，括民马得万馀。大阅於宛阳，欲以击燕。又制征士五人出军一乘，牛二头，米十五斛，绢十疋，调不办者斩，民至鬻子以共军须，犹不能给，死者相望。
秦王苻坚下诏大举入寇，民每十丁遣一兵，其良家子二十以下有材勇者皆拜羽林郎。良家子至者三万馀骑。
宋文帝元嘉二十七年，大举伐魏，以兵力不足，悉发青、冀、徐、豫、二兖三州三五民丁，倩使暂行，符到十日装束。缘江五郡集广陵，缘淮三郡集盱眙。又募中外有马步众艺武力之士应科者，皆加厚赏。江南白丁轻进易退，卒以败师。
晋氏南迁，以扬州为京畿，所资皆出焉。以荆、江为重镇，甲兵所聚尽在焉。常使大将居之，三州户口居江南之半。宋孝武恶其大，故分扬州、浙东五郡，置东扬州，治会稽，分荆、湘、江、豫州之郡，置郢州，治江夏。罢南蛮校尉，迁其营於建康。
齐高祖受禅。自泰始以来，内外多虞，将帅各募部曲，屯聚建康。李安上表请自非淮北常备，外馀军悉皆输遣，若亲近宜以随身者听限人数。上从之。武帝末年，魏孝文欲迁都洛阳，声言南伐，诏发扬、徐州民丁，广设诏募以备之。
後魏明元帝置四厢大将，又放十二时，置十二小将。诏诸州六十户出戎马一疋，大阅於东郊，署将帅，以山阳侯奚斤为前军，众三万；阳平王熙等十二将各一万骑。帝临白登，躬自校览。其後又诏天下户二十输戎马一疋，大牛一头，六部人羊满百口者，调戎马一疋。
太武真君十一年，遣师南伐，围盱眙，遗臧质书曰：“吾今所遣斗兵，尽非我国人，城东北是丁零与胡，南是氐、羌。设使丁零死，正可减常山、赵郡贼；胡死，减并州贼；氐、羌死，减关中贼。卿杀之无所不利。”
孝文帝定都洛阳、选武勇之士十五万人为羽林、虎贲，以充宿卫。其後诏军士自代来者，皆以为羽林、虎贲。司州民十二夫调一吏，以供公私力役。
宣武时，源怀奏：“边镇事少，而置官猥多。沃野一镇，自将以下八百馀人，请一切五分损二。”从之。
孝明时，任城王澄以北边镇将选举弥轻，恐贼虏边，山陵危迫，奏求重镇将之选，修警备之严。诏公卿议之。廷尉少卿袁翻议，以为：“比缘边州郡，官不择人，唯论资级。或值贪之人，广开戍逻，多置帅领，或用其左右姻亲，或受人货财请属，皆无防寇之心，唯有聚敛之意。其勇力之兵，驱令抄掠，若值︹敌，即为奴虏；如有执获，夺为已富。其羸弱老小之辈，微解金铁之工，少娴草木之作，无不搜营穷垒，苦役百端。自馀或伐木深山，或芸草平陆，贩贸往还，相望道路。此等禄既不多，赀亦有限，皆收其实绢，给其虚粟，穷其力，薄其衣，用其功，节其食，缘冬历夏，加之疾苦，死於沟渎者什常七八。是以邻敌伺，扰我疆场，皆由边任不得其人故也。愚谓自今已後，南北边诸番及所统郡县、府佐、统军至於戍主，皆令朝臣王公已下，各举所知，必选其才，不拘阶级。若称职及败官，并所举之人，随事赏罚。”太后不能用。及正光之末，北边盗贼群起，遂逼旧都，犯山陵，如澄所虑。
李崇长史钜鹿魏兰根说崇曰：“昔缘边初置诸镇，地广人稀，或徵发中原强宗子弟，或国之肺腑，寄以爪牙。中年以来，有司号为府户，役同厮养，宦婚班齿，致失清流，而本来族类，各居荣显，顾瞻彼此，理当愤怨。宜改镇立州，分置郡县，凡是府户，悉免为民。人仕次叙，一集其旧，文武兼用，威恩并施。此计若行，国家无北顾之忧矣。”崇为之闻奏，事寝不报。
广阳王深上言：“先朝都平城，以北边为重，盛简亲贤，拥麾作镇，配以高门子弟，以死防遏，非唯不废仕宦，乃更独得复除，当时人物，欣慕为之，太和中，仆射李冲用事，凉州土人，悉免厮役，帝乡旧门，仍防边戍。自非得罪当世，莫肯与之为伍。本镇驱使，但为虞候、白直，一生推迁，不过军主。然其同族留京师者得上品通官，在镇者即为清途所隔。或多逃逸，乃峻边兵之格，镇人不听，浮游在外。於是少年不得从师，长者不得游宦，独为匪人，言之流涕。自定鼎伊、洛，边任益轻，唯底滞凡才，乃出为镇。将相模习，专事聚敛。或诸方奸吏，犯罪配边，为之损踪，政以贿立，边人无不切齿。及阿那背恩，纵掠发奔，命追之，十五万众度沙漠，不日而还。边人见此援师，遂自意轻中国。尚书令臣崇求改镇为州，抑亦先觉，朝廷未许。而高阙戍主御下失和，拔陵杀之，遂相帅为乱，攻城掠地，所过夷灭。王师屡北，贼党日盛。此段之举，指望销平，而崔暹只轮不返。臣崇与臣，逡巡复路，相与还次€中，将士之情，莫不解体。今日所虑，非止西北，将恐诸镇寻亦如此，天下之事，何易可量。”书奏，不省。
孝明神龟二年，征西将军张彝子仲上封事，求铨削选格，排抑武人，不使豫清品，於是讠宣谤盈路，立榜克期集会，屠其家。二月，羽林、虎贲近千人，直造其第，焚杀彝父子，远近震骇。胡太后收羽林、虎贲凶强者八人斩之，其馀不复穷治，大赦以安之。高欢时给使至洛，归而散家财以结客，曰：“宿卫相帅焚大臣之第，朝廷惧其乱而不问，为政如此，事可知矣。”
按先儒因高欢之言，以为当时不能伸张彝之冤酷，歼羽林之骄横，可以见魏政之不纲。然愚尝考之，拓跋氏起自€、朔，据有中原，兵戎乃其所以为国也，羽林、虎贲则宿卫之兵，六镇将卒则御侮之兵，往往皆代北部落之苗裔，其初藉之以横行中国者（孝文诏军士自代来者，皆以为羽林、虎贲）。自孝文定鼎伊、洛，务欲以夏变夷，遂至矫枉过正，宗文鄙武，六镇兵卒，多摈弃之，有同奴隶，边任浸轻，裔夷内侮，魏之衰弱实肇於此。任城、广阳二王之言，可见当时为国远虑者。正当少遵创造之规，优假介胄之士，以救其偏。而彝复欲排抑武人，不豫清品，且当时幼主尸位，政出房闼，选举无章，贤否混杂，所谓清品，岂皆佳士？而独欲摈羽林、虎贲，使不得预乎？军士贼杀大臣而不能讨，纪纲隳矣！然彝父子谋之不臧。固有以取死也。
北齐军制，别为内外，领之二胄，外步兵曹，内骑兵曹。十八受田，二十充兵，六十免役，颇追古意。
神武王将出兵拒魏，行台郎中杜弼请先除内贼，欢问内贼为谁，弼曰：“诸勋贵掠夺百姓者是也。”欢不应使军士皆张弓注矢，举刀按槊，夹道罗列，命弼冒出其，弼战栗流汗，欢乃徐谕之曰：“矢虽注，不射；刀虽举，不击，槊虽按，不刺。尔犹亡魂失胆。诸勋人身犯锋镝，百死一生，虽或贪鄙，所取者大，岂可同之常人也？”弼乃顿首谢不及。欢每号令军人，常令丞相属代郡张华原宣旨，其语鲜卑，则曰：“汉民是汝奴，夫为汝耕，妇为汝织，输汝粟帛，令汝温饱，汝何为陵之？”其语华人，则曰：“鲜卑是汝作客，得汝一斛粟，一疋绢，为汝击贼，令汝安宁，汝何为疾之？”
周太祖辅西魏时，用苏绰言，始仿周典置六军，籍六等之民，择魁健材力之士，以为之首，尽蠲租调，而刺史以农隙教之，合为百府。每府一郎将主之，分属二十四军，开府各领一军。大将军凡十二人，每一将军统二开府。一柱国主二大将，将复加持节都督以统焉。凡柱国六员，众不满五万人。
闵帝时，改八丁兵为十二丁兵，率岁一月一役。
武帝既诛晋公护，始亲政。初，周太祖为魏相，立左右十二军，总属相府。太祖殂，皆受晋公护处分。凡所徵发，非护书不行，护第屯兵侍卫盛於宫阙。帝既亲政，始收兵权，既克齐之後，并相，各置六府，而东北别为七总管。隋兵制大抵仍周、齐府兵之旧而加润色，其十二卫：曰翊卫，曰骁骑卫，曰武卫，曰屯卫，曰御卫，曰侯卫，各分左右，皆置将军，以分统诸府之兵。有郎将、副将、坊主、团主，以相统治。其外又有骠骑、车骑二府，皆有将军。後更骠骑曰鹰扬郎将，车骑曰副郎将，别置折冲、果毅，此府兵之大略也。
文帝开皇八年，以伐陈，置淮南省於寿春，以晋王广为尚书令。冬十月出师，凡总管卒兵五十一万八千，皆受晋王节度。
九年，平陈诏曰：“今率土大同，含生遂性，太平之法，方可流行。凡我臣民，澡身浴德，家家自修，人人克念。兵可立威，不可不戢；刑可助化，不可专行。禁卫九重之馀，镇守四方之外，戎旅军器，皆宜停罢。世路既夷，群方无事。武力之子，俱可学经；民甲仗，悉皆除毁。颁告天下，咸悉此意。”
十年，诏曰：“魏末丧乱，军人权置坊府，南征北伐，居处无定。家无完堵，地罕苞桑，朕甚愍之。凡是军人，可悉属州县，垦田籍帐，一与民同。军府统领，宜依旧式。罢山东河南及北方缘边之地，新置军府。”
炀帝大业八年，敕四方兵皆集涿郡，伐高丽。左右各十二军，凡一百一十三万二千八百人，号二百万，其饣鬼运者倍之，帝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军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十队为团，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各有偏将一人。其铠胄、缨拂、旗幡，每团异色。受降使者一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节制。其辎重散兵等亦为四团，使步卒挟之而行，进止立营，皆有次叙仪法。
唐高祖初起兵，开大将军府，以建成为左领大都督，领左三军；太宗为右领大都督，领右三军；元吉统中军。发自太原，有兵三万人。及诸起义以相属，与降郡盗，得兵二十万。武德初，始置军府，以骠骑、车骑两将军府之。析关中为十二道，曰万年道，长安道，富平道，醴泉道，同州道，华州道，宁州道，岐州道，幽州道，西麟州道，泾州道，宜州道，皆置府。时以天下未定，将举关中之众，以临四方。三年，更以万年道为参旗军，长安道为鼓旗军，富平道为元戈军，醴泉道为井钺军，同州道为羽林军，华州道为骑官军，宁州道为折威军，岐州道为平道军，幽州道为招摇军，西麟州道为苑游军，泾州道为天纪军，宜州道为天节军。军置将、副各一人，以督耕战，以车骑府统之。六年，以天下既定，遂废十二军，改骠骑曰统军，车骑曰别将。居岁馀，十二军复，而军置将军一人。军有坊，置主一人，以检察户口，劝课农桑。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名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火备六驮马，凡火具乌布幕，铁马盂、布槽、锸、、凿、碓、{巨}斧、钳、锯皆一，甲床二，镰二；队具火钻一，胸马绳一，首羁、足绊皆三。人具弓一，矢三十，胡禄、横刀、砺石、大Δ、毡帽、毡装、行皆一，麦饭九斗，米二斗，皆自备。并其介胄戎具，藏於库，有所征行，则视其入而出给之。番上其宿卫者，惟给弓矢、横刀而已。凡民年二十为兵，六十而免。其能骑而射者为越骑，其馀为步兵、武骑、排手、步射。每岁季冬，折冲都尉率五校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二校尉位相距百步。每校为步队十，骑队一，皆卷槊幡，展刃旗，散立以俟。角手吹大角一通，诸校皆敛人骑为队；二通，偃旗槊解幡；三通，旗举，左右击鼓，二人校之人合讠而进。右校击征，队少，左校进逐至右校立所；左校击征，队少，右校进逐至左校立所。右校复击征，队还，左校复薄战。皆击征，队各还。大角复鸣一通，皆卷幡、摄矢、弛弓、匣刃；二通，旗槊举，队皆进；三通，左右校皆引还。是日也，因纵猎，获各入其人。其隶於卫也，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馀以隶东宫六率。凡发府兵，皆下符契，州刺史与折冲勘契乃发。若全府发，则折冲都尉以下皆行；不尽，则果毅行；少则别将行。当给马者，予其直市之，每匹予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阅不任战事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一府共足之。凡当宿卫者番上，兵部以远近给番，五百里为五番，千里七番，一千五百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皆以月上。若简留直卫者，五百里为七番，千里八番，二千里十番，外为十二番，亦月上。
上尝引诸卫将卒习射於显德殿，谕曰：“戎狄侵盗，自古有之，患在边境小安，则人主逸游忘战。今朕不使汝曹穿池筑苑，专习弓矢。居闲无事，则为汝师，突厥入寇，则为汝将，庶中国之民可以少安。”於是日引数百入教射於殿庭，上亲临试，中多者赏以弓、刀、帛，其将帅亦加上考。由是人思自励，数年之，悉为精锐。
△府兵图
上府（千二百人）折冲都尉（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同。长吏一人）中府（千人）折冲都尉（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兵曹一人，别将一人）下府（八百人）折冲都尉（左果毅都尉、右果毅都尉同。校尉一人）坊（高祖置）坊主（一人）羽林军（高宗）龙武军（元宗）团（三百人）校尉　神武军（肃宗）禁军　英武军（代宗）队（五十人）队正　神策军（代宗）火（十人）　火长　天威军（顺宗）　神威军（德宗）
章氏曰：“《唐志》言：‘凡天下十道，置府六百三十四，皆有民号，而关内二百六十有一，皆以隶诸卫。’《会要》云：‘折冲府二百八十，通计旧府六百三十三。’陆贽奏议，则以为太宗置府八百，在关中者五百。杜牧《原十六卫》：‘上畜养戎臣，外开折冲、果毅府五百七十有四。’其数不同，府多在关中，说者以为固本。汉置都尉亦此意。左右卫皆领六十府，诸卫领五十至四十，其馀以隶东宫十率府，而折冲亦隶焉。太子管军，非古制也。唐只是折冲自教。汉都试之日，郡县之官尽会。唐之府兵，虽散在诸道，然折冲都尉并遥隶於诸卫，乃是内任官，故《官志》系之於诸卫之後，不与外官同。汉都尉不隶於都尉，乃是外任官，故《表》系之郡守之後，与唐异。然而领兵则太守与都尉、刺史与折冲同矣。唐以远近分番，皆以一月，恐太纷扰。汉以二岁更代为善。又唐在二千里外者亦不免，此法所以坏也。”
元宗先天元年，诏曰：“往者分建府卫，计户充兵，裁足周事，二十一入募，六十一出军，多惮劳以规避匿。今宜取年二十五以上，五十而免。屡征镇者，十年免之。”虽有其言，事不克行。开元六年，始诏折冲府兵每六岁一简。
自高宗、武后时，天下久不用兵，府兵之法浸坏，番役更代多不以时，卫士稍稍亡匿，至是益耗散，宿卫不能给。宰相张说乃请一切募士宿卫。十一年，取京兆、蒲、同、岐、华府兵及白丁，而益以潞州长从兵，其十二万，号长从宿卫，岁一番，命尚书左丞萧嵩与州吏其选之。明年，更号曰广骑。又诏：“诸州府马阙，官私其补之。今兵资难致，乃给以监牧马。”然自是诸府事益多不补，折冲将又积岁不得迁，士人皆耻为之。十三年，始以广骑分隶十二卫，总十二万，为六番，每卫万人。京兆广骑六万六千，华州六千，同州九千，蒲州万二千三百，绛州三千六百，晋州千五百，岐州六千，河南府三千，陕、虢、汝、郑、怀、汴六州各六百，内弩手六千。其制：皆择下户白丁、宗丁、品子︹壮五尺七寸以上，不足则兼以户八等五尺以上，皆免征镇役。为四籍，兵部及州、县、卫分掌之。十人为火，五火为团，皆有首长。又择材勇者为番头，颇习弩射。又有羽林军飞骑，亦习弩。凡伏远弩自能施张，纵矢三百步，四发而二中；擘张弩二百三十步，四发而二中；角弓弩二百步，四发而三中；单弓弩百六十步，四发而二中，皆为及第。诸军皆近营为堋，士有便习者，教试之，及第者有赏。自天宝以後，广骑之法又稍变废，士皆失附循。八载，折冲诸府至无兵可交，李林甫遂请停上下鱼书。其後徒有兵额、官吏，而戎器、驮马、镝幕、糗粮并废矣。故时府人目番上宿卫者曰侍官，言侍卫天子。至是，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卫皆市人，富者贩绘采，食梁肉，壮者为角、拔河、翘木、扛铁之戏，及禄山反，皆不能受甲矣。
禄山既反，安西节度使封常清入朝，上问以讨贼方略，常清大言曰：“今太平积久，故人望风惮战，然事有逆顺，势有奇变，臣请走马诣东京，开府库，募骁勇，挑马渡河，计日斩逆胡之首。”上悦，以常清为范阳、平卢节度使，乘驿诣东京募兵，旬日得六万人。又出内府钱帛，於京师募兵十一万，号曰天武军。旬日而集，皆市井子弟也。常清屯武牢以拒贼，所募兵皆白徒，未更训练，贼以铁骑蹂之，官军大败。
德宗贞元二年，上与常侍李泌议复府兵，泌因为上历叙府兵自西魏以来兴废之由，且言：“府兵平日皆安居田亩，每府有折冲领之，折冲以农隙教习战陈，国家有事徵发，则以符契下其州及府，参验发之，至所期处。将帅按阅，有教习不精者罪其折冲，甚者罪及刺史。军还，赐勋加赏，便道罢之。行者近不逾时，远不经岁。高宗以刘仁轨为洮河镇守使，以图吐蕃，於是始有久戍之役。武后以来，承平日久，府兵浸堕，为人所贱。百姓耻之，至蒸熨手足以避其役。又，牛仙客以积财得宰相，边将效之。山东戍卒，多赍缯帛自随，边将诱之，寄於府库，昼则苦役，夜絷地牢，利其死而没入其财。故自天宝以後，山东戍卒，还者十无二三，其残虐如此。然未尝有外叛内侮，杀帅自擅者，诚以顾恋田园，恐累宗族故也。自开元之末，张说始募长征兵，谓之广骑，其後益为六军。及李林甫为相，奏诸军皆募人为之。兵不土著，又无宗族，不自重惜，忘身徇利，祸乱自生，至今为梗。使府兵之法常存不废，安有如此下陵上替之患哉？陛下思复府兵，此乃社稷之福，太平有日矣。”上曰：“俟平河中，当与卿议之。”　
三年，上复问泌以复府兵之策。对曰：“今岁徵关东卒戍京西者十七万人，计岁食粟二百四万斛。今粟斗直钱百五十，为钱三百六万缗。国家比遭饥乱，经费不充，就使有钱，亦无粟可籴，未暇议复府兵也。”上曰：“然将柰何？亟减戍卒归之，何如？”对曰：“陛下诚能用臣之言，可以不减戍卒，不扰百姓，粮食皆足，粟麦日贱，府兵亦成。”上曰：“果能如是，何为不用！”对曰：“此须急为之，过旬日则不及矣。今吐蕃久居原、兰之，以牛运粮，粮尽，牛无所用，请发左藏恶缯染为采缬，因党项以市之，每头不过二三疋，计十八万疋，可致六万馀头。又命诣冶铸器，籴麦种，分赐缘边军镇，募戍卒，耕荒田而种之。约明年麦熟，倍偿其种，其馀据时价五分增一，官为籴之。来春种禾亦如之，关中土沃而久荒，所收必厚，戍卒获利，耕者浸多。边地居人至少，军士月食官粮，粟麦无所售，其价必贱，名为增价，实比今岁所减多矣。”上曰：“善。”即时命行之。泌又言：“边地官多阙，请募人入粟以补之，可足今岁之粮。”上亦从之，因问曰：“卿言府兵亦集，如何？”对曰：“戍卒因屯田致富，则安於其土，不复思归。旧制，戍卒三年而代，及其将满，下令有愿留者，即以所开田为永业。家人愿来者，本贯给长牒续食而遣之。据应募之数，移报本道，虽河、朔诸帅得免更代之烦，亦喜闻矣。不过数番，则戍卒皆土著，乃悉以府兵之法理之，是变关中之疲弊为富︹也。”上喜曰：“如此，天下无复事矣。”泌曰：“未也，臣能不用中国之兵使吐蕃自困。”上曰：“计将安出？”对曰：“臣未敢言之，俟麦禾有效，然後可议也。”上固问，不对。泌意欲结回纥、大食、€南与共图吐蕃，令吐蕃所备者多。知上素恨回纥，恐闻之不悦，并屯田之议不行，故不肯言。既而戍卒应募，愿屯田者什五六。
宪宗元和中，供岁赋者浙西、浙东、宣歙、淮南、江西、鄂岳、福建、湖南八道，户百四十四万，比天宝、开元四之一；兵食於官者八十三万，加天宝三之一，通以二户养一兵。京西、北、河北以屯兵广无上供，至长庆户三百三十五万，而兵卒九万，率三户以奉一兵。
穆宗初即位，两河略定，宰相萧亻免、段文昌以为天下已太平，渐宜消兵，请密诏天下军镇有兵处，每岁百人之中限八人逃、死。上方荒宴，不以国事为意，遂可其奏。军士落籍者众，皆聚山泽为盗。及朱克融、王庭凑作乱，一呼而亡卒皆集，诏徵诸道兵讨之，诸道既少兵，临时召募乌合之众，又诸节度既有监军，其领偏师者，亦置中使监陈，主将不得专号令。战小胜则飞驿奏捷，自以为功，不胜则迫胁主将，以罪归之。悉择军中骁勇以自卫，遗羸懦者就战，故每战多败。又，凡用兵举动，皆自禁中授以方略，朝令夕改，不知所从，不度可否，惟督令速战。中使道路如织，驿马不足，掠行人马以继之，人不敢由驿路行。故虽以诸道十五万人之众，裴度元臣宿老，鸟重允、李光颜皆当时名将，讨幽、镇万馀之众，屯守逾年，竟无成功，财竭力尽。崔植、杜元颖、王播为相，皆庸才无远略；史宪诚既逼杀田布，朝廷不能讨，遂并朱克融、王庭凑以节钺授之。由是再失河、朔，讫於唐亡，不能复取。
致堂胡氏曰：“兵不可好，好兵者必有不戢自焚之灾；亦不可恶，恶兵者必有授人以柄之祸。三代藏兵於农，三时耕种，一时讲武。若有征讨，则命卿将之。天子六卿，大国三卿，次国二卿，小国一卿。大事则六军尽行。又召会诸侯，诸侯之军无王命不敢私用，内外重轻之势如此。其不用也，举天下皆力农桑知孝弟之民；其用也，举万乘皆赢股肱、决射御之士夫。岂有兵少兵多之患哉？唐自张说变革府卫，日以陵夷，李邺侯言欲修复而不果也。宪宗中兴，所宜讨论旧制，而急於近效，不为远图。至萧亻免、段文昌慕销偃之美名，而不知弛张之道。既许以逃死，则百人之中岂但八人而已？奸将贪帅利其衣粮，则军镇之兵，实亡而名在耳。夫兵，有国之大事也。宰相既妄奏请，穆宗听之懵然，则以宪宗豢养其子，不知教之之过也。”
唐方镇节度使之兵，其原皆起於边将之屯防者。唐初，兵之戍边者大曰军，小曰守捉，曰城，曰镇，而总之曰道。自武德至天宝以前，边防之制，其军、城、镇、守捉皆有使，而道有大将一人曰大总管，已而更曰大都督。至太宗时，行军征讨曰大总管，在其本道曰大都督。自高宗永徽後，都督带使持节者始谓之节度使，然犹未以名官。景€二年，以贺拔延嗣为凉州都督、河西节度。自此而後，接乎开元，朔方、陇右、河东、河西诸镇皆置节度使。及范阳节度使安禄山反，犯京师，天子之兵弱不能抗，遂陷两京。肃宗起灵武，而诸镇之兵共起诛贼。其後禄山子庆绪及史思明父子继起，中国大乱。肃宗命李光弼讨之，号九节度之师。久之，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列为侯王者皆除节度使。由是方镇相望於内地，大者连州十馀，小者犹兼三四。故兵强则逐帅，帅强则叛上，或父死子握其兵而不肯代，或取舍由於士卒，往往自择将吏，号为留後，以邀命於朝。天子顾力不能制，则忍耻含垢，因而抚之，号为姑息之政。盖姑息起於兵骄，兵骄由於方镇，姑息愈甚，则兵将愈俱骄。由是号令自出，以相侵夺，虏其将帅，并其土地，天子熟视不知所为，反为和解之，莫肯听命。始时为朝廷患者号河朔三镇。及其末，朱全忠以梁兵、李克用以晋兵更犯京师，而李茂贞、韩建近据岐、华，妄意喜怒，兵已至国门，天子为杀大臣、罪已悔过而後去。及昭宗用崔允召梁兵以诛宦官，劫天子奔岐、梁兵围之逾年。当此之时，天下之兵，无复勤王者，向所谓三镇，徙能始祸而已。其他大镇，南则吴、浙、荆、湖、闽、广，西则岐、蜀，北则燕、晋，而梁盗据其中。自国门以外，皆分裂於方镇矣。
唐所谓天子禁军者，南、北衙兵也。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者，禁军也。初，高祖以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遣归，其愿留宿卫者三万人。高祖以渭北白渠旁民弃腴田分给之，号元从禁军。後老不任事，以其子弟代，谓之“父子军”。及贞观初，太宗择善射者百人，为二番於北门长上，曰“百骑”，以从田猎。又置北衙七营，选材力骁壮，月以一营番上。十二年，始置左、右屯营於元武门，领以诸卫将军，号“飞骑”。其法：取户二等以上，长六尺阔壮者，试弓马四次上、翘开举五、圆米五斛行三十步者。复择马射者为百骑，衣五色袍，乘六闲驳马，虎皮鞯，为游幸翊卫。高宗龙朔二年，始取府兵越骑、步射置左右羽林军，大朝会则执仗以卫阶陛，行幸则夹驰道为内仗。武后改“百骑”曰“千骑”，睿宗又改“千骑”曰“万骑”，分左右营。及元宗以万骑平韦氏，改为左右龙武军，皆用唐元功臣子弟，制若宿右兵。是时，良家子避征戍者，亦皆纳资隶军，分日更上如羽林。开元十二年，诏左右羽林军、飞骑阙，取京旁州府士，以户部印印其臂，为二籍，羽林、兵部分掌之。末年，禁兵浸耗，及禄山反，天子西驾，禁军从者裁千人。肃宗赴灵武，士不满百，及即位，稍复调补北军。至德二载，置左右神武军、补元从、扈从官子弟，不足则取他色，带品者同四军，亦曰“神武天骑”，制如羽林。总曰北衙六军。又择便骑射者置衙前射生手千人，亦曰“供奉射生官”，又曰“殿前射生”，分左、右厢，总号曰：“左右英武军。”乾元元年，李辅国用事，请选羽林骑士五百人徼巡。李揆曰：“汉以南、北军相制，故周勃以北军安刘氏。朝廷置南、北衙，文武区列，以相察伺。今用羽林代金吾警，忽有非常，何以制之？”遂罢。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初，哥舒翰破吐蕃临洮西之磨环川，即其地置神策军，以成如ギ为军使。及安禄山反，如ギ以伯玉将兵千人赴难，伯玉与朝恩皆屯於陕。时边土陷蹙，神策故地沦没，即诏伯玉所部兵号“神策军”，以伯玉为节度使，与陕州节度使郭英又皆镇陕。其後伯玉罢，以英兼神策军节度。英又入为仆射，军遂统於观军容使。代宗即位，以射生军入禁中清难，皆赐名“宝应功臣”，故射生军又号“宝应军”。广德元年，代宗避吐蕃幸陕，朝恩举在陕兵与神策军迎扈，悉号神策军。天子幸其营。及京师平，朝恩遂以军归禁中，自将之，然尚未与北军齿也。永泰元年，吐蕃复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中，自是浸盛，分为左、右厢，势居北军右，遂为天子禁军，非他军比。朝恩乃以观军容宣慰处置使知神策军兵马使。大历四年，请以京兆之好，凤翔之麟游、普润，皆隶神策军。明年，复以兴平，武功、扶风、天兴隶之，朝廷不能遏。又用爱将刘希暹为神策虞候，主不法，遂置北军狱，募坊市不逞，诬捕大姓，没产为赏，至有选举旅寓而挟厚资多横死者。朝恩得罪，以希暹代为神策军使。是岁，希暹复得罪，以朝恩旧校王驾鹤代将。十数岁，德宗即位，以白志贞代之。是时，神策兵虽处内，而多以裨将将兵征伐，往往有功。及李希烈反，河北盗且起，数出禁军征伐，神策之士多斗死者。建中四年下诏募兵，以志贞为使，补峻切。郭子仪之婿端王傅吴仲孺殖资累巨万，以国家有急不自安，请以子率奴马从军。德宗喜甚，为官其子五品。志贞乃请节度、都团练、观察使与世尝任者，家皆出子弟马奴装铠助征，授官如仲孺子。於是豪富者缘为幸，而贫者苦之。神策兵既发殆尽，志贞阴以市人补之，各隶籍而身居市肆。及泾卒溃变，皆戢伏不出，帝遂出奔。初，段秀实见禁兵寡弱，不足备非常，上疏曰：“天子万乘，诸侯千，大夫百，盖以大制小，十制一也，尊君卑臣、︹干弱枝之道。今外有不廷之虏，内有梗命之臣，而禁兵不精，其数削少，後有猝故，何以待之？猛虎所以百兽畏者，爪牙也，爪牙废，则狐豚特犬悉能为敌。愿少留意。”至是方以秀实言为然。及志贞等流贬，神策都虞候李晟与其军之他将，皆自飞狐道西兵赴难，遂为神策行营节度，屯渭北，军遂振。贞元二年，改神策左右厢为左右神策军，特置监句当左右神策军，以宠中官，而益置大将军以下。又改殿前射生左右厢曰殿前左右射生军，亦置大将军以下。三年，诏射生、神策、六军将士，府县以事辨治，先奏乃移军，勿辄逮捕。京兆尹郑叔则建言：“京畿轻猾所聚，慝作不常，俟奏报，将失罪人，请非婚田，皆以时捕。”乃可之。俄改殿前左右射生军曰左右神威军，置监左右神威军使。左右神策军皆加将军二员，左右龙武军加将军一员，以待诸道大将军有功者。自肃宗以後，北军增置威武、长兴等军，名类颇多，而废置不一。惟羽林、龙武、神武、神策、神威最盛，总曰左右十军。其後京畿之西，多以神策军镇之，皆有屯营。军司之人，散处甸内，皆恃势凌暴，民苦之。德宗幸梁还，以神策兵有劳，皆号“兴元元从奉天定难功臣”，恕死罪。中书、御史府、兵部乃不能岁比其籍，京兆又不敢总举名实。三辅人假庇於军，一牒至十数。长安奸人多寓占两军，身不宿卫，以钱代行，谓之纳课户。益肆为暴，吏稍禁之，辄先得罪，故当时京尹、赤令皆为之敛屈。十年，京兆尹杨於陵请置挟名敕，五丁许二丁居军，馀差以条限，繇是富︹少畏。十二年，以监句当左神策军、左监门卫大将军、知内侍省事窦文场为左神策军护军中尉，以监句当右神策军、右监门卫将军、知内侍省事霍仙鸣为右神策军护军中尉，监右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张尚进为右神威军中护军，监左神威军使、内侍兼内谒者监焦希望为左神威军中护军。护军中尉、中护军皆古官。帝既以禁卫假宦官，又以此宠之。十四年，又诏左右神策置统军，以崇亲卫，如六军。时边兵衣饣襄多不赡，而戍卒屯防，药茗蔬酱之给最厚。诸将务为诡辞，请遥隶神策军，禀赐遂赢旧三倍，繇是塞上往往称神策行营，皆内统於中人矣，其军乃至十五万。故事，京城诸司、诸使、府、县，皆季以御史巡囚，後以北军地密，未尝至。十九年，监察御史崔不知近事，遂入右神策，中尉奏之，帝怒，杖四十，流崖州。顺宗即位，王叔文用事，欲取神策兵柄，乃用故将范希朝为左右神策、京西诸城镇行营兵马节度使，以夺宦者权而不克。元和二年，省神武军。明年，又废左、右神威军，合为一曰天威军。八年，废天威军，以其兵骑分隶左右神策军。及僖宗幸蜀，田令孜募神策新军为五十四都，离为十军。令孜自为左右神策十军兼十二卫观军容使，以左右神策大将军为左右神策诸都指挥使，诸都又领以都将，亦曰“都头”。景福二年，昭宗以藩臣跋扈、天子孤弱，议以宗室典禁兵。及伐李茂贞，乃用嗣覃王允为京西招讨使，神策诸都指挥使李钅岁副之，悉发五十四军屯兴平，已而兵自溃。茂贞逼京师，昭宗为斩神策中尉西门重遂、李周讠童，乃引去。乾宁元年，王行瑜、韩建及茂贞连兵犯阙，天子又杀宰相韦昭度、李奚，乃去。太原李克用以其兵伐行瑜等，同州节度使王行实入迫神策中尉骆全、刘景宣，请天子幸州，全、景宣及继晟与行实纵火东市，帝御承天门，敕诸王率禁军之。捧日都头李筠以其军卫楼下，茂贞将阎圭攻筠，矢及楼扉，帝乃与亲王、公主幸筠军，扈跸都头李君实亦以兵至，侍帝出幸莎城、石门。诏嗣薛王知柔入长安收禁军、清宫室，月馀乃还。又诏诸王阅亲军，收拾神策亡散，得数万。益置安圣、捧宸、保宁、安化军，曰“殿後四军”，嗣覃王允与嗣延王戒丕将之。三年，茂贞再犯阙，嗣覃王战败，昭宗幸华州。明年，韩建畏诸王有兵，请皆归十六宅，留殿後兵三十人，为控鹤排马官，隶飞龙坊，馀悉散之，且列甲围行宫，於是四军二万馀人皆罢。又请诛都头李筠，帝恐，为斩於大€桥。俄遂杀十一王。及还长安，左右神策军复稍置之，以六千人为定。是岁，左右神策中尉刘季述、王仲先以其兵千人废帝，幽之。季述等诛。已而昭宗召朱全忠兵入诛宦官，宦官觉，劫天子幸凤翔，全忠围之岁馀，天子乃诛中尉韩全诲、张宏彦等二十馀人，以解梁兵，乃还长安。於是悉诛宦官，而神策左右军由此废矣。诸司悉归尚书省郎官，两军兵皆隶六军，而以崔允判六军十二卫事。六军者，左右龙武、神武、羽林，其名存而已。自是军司以宰相领。及全忠归，留步骑万人屯故两军，以子友伦为左右军宿卫都指挥使，禁卫皆汴卒。崔允乃奏：“六军名存而兵亡，非所以壮京师。军皆置步军四将，骑军一将。步将皆兵二百五十人，骑将皆百人，总六千六百人。番上如故事。”乃令六军诸卫副使京兆尹郑元规立格募兵於市，而全忠阴以汴人应之。允死，以宰相裴枢判左三军，独孤损判右三军，向所募士悉散去。全忠亦兼判左右六军十二卫。及东迁，唯小黄门打球供奉十数人、内园小儿五百人从。至水，又尽屠之，易以汴人，於是天子无一人之卫。昭宗遇弑，唐乃亡。
《唐书 兵志》：“唐有天下二百馀年，而兵之大势三变。其始盛时有府兵，府兵後废而为广骑，广骑又废，而方镇之兵盛矣。及其末也，强臣悍将兵布天下，而天子亦自置兵於京师，曰禁军。其後天子弱，方镇强，而唐遂以灭亡者，措置之势使然也。”盖府兵之制，居无事时耕於野，其番上者宿卫京师而已。若四方有事，则命将以出，事解辄罢，兵散於府，将归於朝。故士不失业，而将帅无握兵之重，所以防微杜渐，绝祸乱之原也。及府兵法坏而方镇盛，武夫悍将虽无事时，据安险，专方面，既有其土地，又有其民人，兵甲财赋，以布列天下。然则方镇不得不强，京师不得不弱。夫置兵所以止乱；及其弊也，足以为乱；又其甚也，至困天下以养乱。故兵之始重於外也，土地民赋非天子有；既其盛也，号令征伐非其有；其末也，至无尺土而不能庇其妻子宗族，遂以灭亡，可不哀哉。
●卷一百五十二 兵考四
○兵制
梁太祖开平元年：初，帝在藩镇，用法严，将校有战没者，所部兵悉斩之，谓之拔队斩。士卒失主将者，多亡逸不敢归，帝乃命凡军士皆文其面，以记军号。军士或思乡里逃去，关津辄执之送所属，无不死者，其乡里亦不敢容。由是亡者皆聚山谷为盗，大为州县之患。至是诏赦其罪，自今文面亦听还乡里，盗减什七八。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五代史 刘守光传》，天三年，梁攻沧州，仁恭调其境内凡男子年十五以上，七十以下，皆黥其面，文曰‘定霸都’，士人则文其腕或臂，曰‘一心事主’，得二十万人。”故苏明允《兵制篇》曰：‘屯田府兵，其利既不足以及天下，而後世之君，又不能循而守之，至於五代燕帅刘守光又从而为之黥面涅手，自後遂以为常法，使之不得与齐民齿。’然余按陶岳《五代史补》乃云：‘健儿文面，自梁太祖始。’梁、燕皆同时，则文面不特始於仁恭也。”
致堂胡氏曰：“伊尹曰：‘臣下不匡，其刑墨。’孔氏曰：‘凿其额，以墨涅之。’《吕刑》曰：‘苗民淫为劓耳刂黥。’孔氏曰：‘黥面也。’然则涅其颡者，乃五刑之正，而黥其面者，乃五虐之法也。颡受墨涅，若肤疾然，虽刑而不害；以字文面，则弃人矣。是法也，始於有苗，至刘仁恭、朱全忠加甚。籍民为兵，无罪而黥之，使终身不能去，以自别於平人，非至不仁者，莫忍为也。”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敕：“随驾收复汴州，并扈从到洛京，南郊立仗都将官员，自检校司空已下，宜并赐‘协谋定乱匡国功臣’，自检校仆射、尚书、常侍至大夫、中丞，宜并赐‘忠勇拱卫功臣’，其初带宪衔，并赐‘忠烈功臣’，已有功臣名者，不在此限，其节级长行军将，并赐‘扈跸功臣。’”（唐元宗平内难，赐卫士葛福顺等为“唐元功臣，”不过十数人。德宗驻跸奉天，赐从军驾立功将校为“奉天定难功臣”。及僖宗、昭宗频年播迁，功臣差多，至是遍及戎卒，非赏典也）。
潞王之初发凤翔也，许军士以入洛人赏钱百缗。至阅实金帛，不过三万两疋，而赏军之费，计用五十万缗。帝怒，三司使王玫请率京城民财以足之。又据屋为率，无问白居及僦者，预借五月僦直。有司百方敛民财，仅得六万。帝怒，下军巡狱，昼夜督责，囚系满狱，贫者至自经、赴井，而军士游市肆皆有骄色，市人聚诟之。是时竭左藏旧物及诸道贡献，乃至太后、太妃器服簪珥皆出之，才及二十万缗。帝患之，李专美曰：“臣窃思自长兴之季，赏赉亟行，卒以自骄。继以山陵及出师，帑藏遂涸，虽有无穷之财，终不能满骄卒之心，故陛下拱手於危困之中而得天下。夫国之存亡，不专系於厚赏，亦在修法度，立纪纲。陛下苟不改覆车之辙，臣恐徒困百姓，存亡未可知也。今财力尽於此矣，宜据所有均给之，何必践初言乎！”帝以为然。壬辰，诏禁军在凤翔归命者，自杨思权、尹晖等各赐二马、一驼、钱七十缗，下至军人钱二十缗，其在京者各十缗。军士无厌，犹怨望，为谣言曰：‘除去菩萨，扶立生铁。’以闵帝仁弱，帝刚严，有悔心故也。
晋初置乡兵，号“天威军”，教习岁馀，村民不娴军旅，竟不可用，悉罢之，但令七户输钱十千，其铠仗悉输官，而无赖子弟不复肯复农桑，多聚山林为盗。及契丹入汴，纵胡骑打草，民不堪命，所在盗起，攻陷州县，长吏不能制。
周太祖显德元年，军士有流言，郊赏薄於唐明宗时。帝召诸将至寝殿，让之曰：“朕自即位以来，恶衣菲食，专以赡军为念，府库蓄积，四方贡献，赡军之外，鲜有赢馀，汝辈岂不知之？今乃纵凶徒腾口，不顾人主之勤俭，察国之贫乏，又不思已有何功而受赏，惟知怨望，於汝辈安乎！”皆惶恐谢罪，退，索不逞之徒戮之，流言息。
世宗即位，既败北汉兵於高平，谋肃军政。初，宿卫之士累朝相承，务求姑息，不欲简阅，恐伤人情，由是羸老者居多，但骄蹇不用命，实不可用，每遇大敌，不走则降，其所以失国多由此。帝因高平之战，始知其弊，谓侍臣曰：“凡兵务精不务多。今以农夫百未能当甲士一，奈何浚民之膏泽，养此无用之物乎！且健懦不分，众何所劝？”乃命大简诸军，精锐者升之上军，羸者斥去之。又以骁勇之士，多为诸藩镇所蓄，诏募天下壮士，咸遣诣阙，命太祖皇帝选其尤者为殿前诸班；其骑、步诸军，各命将帅选士。由是士卒精强，近代无比，征伐四方，所向皆捷，选练之力也。
宋太祖皇帝建隆元年，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练其骁勇，升为上军，老弱怯懦，置剩圆以处之（剩圆给官符宫观、园苑、寺庙、卢廪之役。咸平五年七月，戎卒有苦寒废支体者，真宗念其劳，不欲遽弃，令隶剩圆，廪给如故，自是率以为例）。
止斋陈氏曰：“剩圆之置，不但以仁羸卒，亦以省冗食也。熙宁十年十月，诏诸路州军，以逐州就粮。禁军、厢军，通计十分立一分为额。剩圆立额自此始。自宣和之难，养兵益众，战功之赏，例加官资，於是退兵重为天下费，盖拣汰起於绍兴七年，率置添差官以处之。自诸司及州军各有圆，参定为节镇一百三十圆，次州军六十五圆，极边节镇二十六圆，次州军十八圆，待阙圆数亦准此（乾道二年二月二十五日敕）。而州县之力，困於养退兵矣。”
八月，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又选强壮卒定为兵样，分送诸道。其後又以木梃为高下之等，散给诸州军，委长吏、都监等召募教习，俟其精练，即送阙下（京诸司库务皆有役兵，其执杖者即不设等样）。自是师旅皆精锐，禁衡之籍无阙矣。
止斋陈氏曰：“世多言国家养兵之费，自艺祖时增置禁军始，考之则不然。按祥符、天圣编敕诸部郡，自骑射至牢城，凡名额二百二十三，总为本城而已，则天下无禁兵也。所谓禁兵者，皆三司之卒，分屯而更戍，今之屯驻、驻泊之名，而钤辖、都监、监押之官所部领者也。三边之兵，因事宜升为禁军者，则所谓四十四处禁军是已（咸平四年，始升陕西诸州选中‘保捷’。庆历元年秋，河北教阅本城为禁军），是为就粮。自元昊叛而西北有“保毅”；王伦判而东南有‘宣毅’之类，於是列郡稍置禁军。嘉中，诏东南帅司各置‘威果’凡二十五指挥，既云多矣，然亦无过九大郡。熙宁按天下厢军之籍五十万人而亦不足战，於是教阅之法起。其後以厢军团并为额，则今之两浙‘崇节’、福建‘保节’之类是也。教阅之兵，因别为额而隶之将下，则今两浙‘雄节’、福建‘广节’之类是也。五年，始排立在就粮禁军之下。元丰兵令悉以‘雄节’之类升同禁军，由是禁军始遍天下。此不可不辨。”
自唐中叶後，营兵在诸镇，每防秋征行，大则节将自往，小则列校董之。禁卫虽设而皆非精练。藩镇强者得以专主判换。河北兵最强，故声教不能及，然屯营之处，颇杂耕战。僖、昭，征讨不息，师人疲苦，多亡命者。梁祖患之，乃令诸军悉<黑詹>面为字以识军号，讫今遵其制。五代以来，境蹙兵少，然习用为常，亦有近藩之地更迭戍守者，然方镇列校，势位差损。周显德後，克淮甸，有东南之漕，京师仓廪稍实，得以聚兵为强之术。太祖、太宗以雄略英武，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兵於京师。於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於官，帑庾充刃，得以赡给。而备时使。其边防外，藩镇须兵屯守者，自京而遣，故有驻泊、屯驻之名。其京畿诸州便运路者，则有就粮兵焉，许挈家属以往，及本州兵皆更迭屯驻，代还始复旧所。旧制，除军卫外，诸州兵上从节镇及本军之号，自唐末稍增其美名。国朝初平伪国，合并所得兵，别为军额，其愿归农者解其籍，或给以土田。其後或新经料简，或团并有馀，则或特创名，或因旧额增指挥之数而无常焉。凡召募兵者，所在设旗给赏，长吏、都监专视之，遣吏部送阙下，至则军头司覆验等第引对，使坐隶诸军（淳化二年，诏以子弟附兵籍者除去之，愿隶名者阅试而後听。景德三年，又诏有材勇者许隶本军）。其自下军而升入上军者，自上军而入诸班直者，皆临轩亲阅（诸班直新召募者，非材勇超绝，即不预焉，馀皆自下选补。大中祥符五年，诏拣阅诸军有方壮而被斥者，委所在告谕，听其自陈）。每上军遣戍，皆本司整比，军头司引对便殿，给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拣拔精锐升补之，或退其疲老者。凡大祀有赏给，每岁寒食、端午、冬至，各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时给者）。戍边每季又加给银鞋，环、庆缘边，艰於爨给者，又有薪水钱；其役兵劳苦者，或季给钱；或川、广而代还者，别给装钱。川、广递补卒，或给时服钱屦。凡出外率有口粮（有折月粮者，有别给者）。
开宝四年，祀南郊，礼毕行赏，上以御马直扈从郊祀，特命增给钱人五千，而川班内殿直不得如例，乃相率击登闻鼓上诉陈乞。上怒曰：“朕所与即为恩泽，安有例哉！”命斩妄诉者四十人，馀悉配隶许州“骁捷军”，都校皆决杖降职，遂废其班。
时内臣有李承进者逮事後唐，上问曰：“庄宗以英武定中原，享国不久，何也？”对曰：“庄宗好田猎，惟务姑息，将士每乘舆出，次近郊，禁兵卫卒，必控马首告曰：‘儿郎辈寒冷，望与振救。’庄宗即随所欲以给之。如此非一，失於禁戢，因而兆乱，盖威令不行，赏罚无节矣。”上抚髀叹曰：“二十年夹河战争而得天下，不能用法约束，此辈纵其无厌之求，以兹临御，诚为儿戏。今我抚养士卒，固不吝惜爵赏，但犯吾法无所贷耳。”
太宗选军中勇士，教以剑舞，皆能掷剑凌空，绕身承接，妙捷如神。每契丹使至赐宴，乃出以示之，凡数百辈袒裼鼓噪，挺刃而入，各献其技，霜锋雪锷，飞跃满空，及亲征太原，巡城耀武，必令剑舞前导，观者神耸。
至道初，帝因问侍臣河渠转漕以给军食之事，语及屯兵利害。参知政事张洎退而讲求故实，上封奏曰：“国家应图受命，经营鸿业，惩前王之失，审形胜之地，以大梁者八方所凑，为天下之枢，可以阜安兆人，临制四海，故卜京邑而定都焉。昔炎汉开基，高帝云：‘吾以羽檄召天下兵未有至者。’又孝武云：‘吾初即位，不欲出虎符发兵郡国。’即知兵甲在外郊也。唯有南、北军、期门郎、羽林孤儿以备天子扈从藩卫之用。唐承隋制，置十二卫府兵，皆农夫也。及罢府兵，始置神武、神策为禁军，不过三数万人，亦以备天子扈从藩卫而已。及禄山犯阙，朝廷驱市人接战。德宗蒙尘，扈驾者四百馀骑，兵甲散在郡国，军额存而可举者，除河朔三镇外，太原、青杜各十万人，宁、宣武各六万人，潞、徐、荆、扬各五万人，襄、宣、寿、镇、海各二万馀人，观察、团练据要害之地者，亦不下万人。今天下甲卒数十万众，战马数十万匹，萃在京师、本固兵︹，邦国之利也。”上览而嘉之。
真宗咸平四年，开封府言：“龙武军卒亡命捕获，法当决徒。”帝以是军无俸，而同禁军例科罪太重，令改从轻法。其後又诏禁军非征行而因役亡者，止决杖流配（时宁朔军充役太庙而亡，法官议当斩，诏从流配）。
景德元年班临军赏罚之令，遣中使赍御剑赴北面，以肃军令。
北面诸路驻泊兵马使臣等：临阵能率先用命杀贼者，与贼斗战生擒获贼者，临阵擒获贼首领者，使斫营寨能惊贼令扰乱及擒获人畜者，诸偏裨下军士与戎人斗能用命策应杀退贼者，戎人为诱兵翼张受命掩击能破走之者，贼游骑往来或近大军受命掩袭而能擒杀者，用命深入被伤者，临阵用命入贼斩刺其首领分散其旗鼓者，并赏之，其擒贼首领有酋渠并得旗鼓者加等焉。如贼已败走，所夺车帐、人畜、财物并给与之。若克日会战不齐者，夜喧众者，不俟贼稍前而乱射者，阵成列而监军诸校使臣擅简一卒一骑者，後马有犯者，下行阵大寨不齐者，旗枪交错队伍者，贼至可出军而不出者，战斗而观望不救者，兵器不修至临阵不堪施用者，巧诈以避征役者，临阵先退者，贪争赀畜而不赴杀贼，遣入贼境而规避，既复命，言不以实者，为斥候而不觉贼来者，临阵不射贼及弃其馀箭者，遗失铠甲兵器者，贼弃仗降而辄杀者，分布军号及传令不慎密而漏泄者，受命逐贼至某处辄过者，部署下牙队军校、左右指使使臣、忠佐及从人使臣，军校下押前队圆寮、军头、十将并从人，临阵辄离左右不受节度者，并斩。凡军中皆计斩级行赏，其後颇有枭路人首以希赏者，真宗闻而诏戒之。又令缘边凡获蕃寇，皆须辨问得实，当行杀戮者许给赏。如其非理，即以军法论。
二年春，以契丹通好，边鄙无事，释河北诸州强壮悉归，会合镇、定两路部署为一，省河北防城镇兵十之五，缘边三之一。
《两朝国史志》：太祖、太宗平一海内，惩累朝藩镇跋扈，尽收天下劲兵，列营京畿，以备藩卫，其分营於外者日“就粮”。就粮者，本京师兵而便廪食於外，故听其家往；其边防要郡须兵屯守，即遣自京师诸镇之兵，亦皆戍更。真宗、仁宗、英宗嗣守其法，益以完密。於时天下山泽之利，悉入县官，以资廪赐；将帅之臣，入奉朝请，以备指踪。犷悍之民，收隶尺籍，以给守卫。兵无常帅，师无常师，内外相维，上下相制，等级相轧，虽有暴戾姿睢，无所厝於其，是以天下晏然，逾百年而无犬吠之惊，此制兵得其道也。制兵之额有四：曰禁兵，曰厢兵，曰乡兵，曰藩兵。分隶殿前、侍卫总管司，而籍藏枢密院，凡召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补之政，皆枢密院掌之。禁兵者，天子卫兵也，总於殿前、侍卫二司，其尤亲近扈从者号班直。馀自“龙卫”而下，皆番戍诸路，有事即以征讨。自景德後，兵不复试。厢兵者，诸州之镇兵也。太祖鉴唐末方镇跋扈，诏选州兵壮勇者悉部送京师，以备禁卫，馀留本城。本城虽或戍更，然罕教阅，类多给役而已。乡兵者，选自户籍，或土民应募，所在团结训练，以为防守之兵也。国朝已来，河北、河东有“神锐”、“忠勇”、“强壮”，河北有“忠顺”、“强人”，陕西有“保毅”、“寨户”、“强人”、“强人弓手”，河东、陕西有“弓箭手”，河北、河东、陕西有“义勇”，麟州有“义军”，川峡有“土丁”、“壮丁”，荆湖南、北有“弩手”、“土丁”，广南东、西有“枪手”、“土丁”，邕州有“溪峒壮丁（其本末各见《郡国兵门》）”蕃兵者，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寨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延，河东则石、隰、、府，其大首领为都军主，百帐已上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又有以功次补者，其官职俸给有差（其兵数本末，见《郡国兵门》）。召募之制，起於府卫之废，盖籍天下良民以讨有罪，三代之兵与府卫是也。收天下犷悍之兵，以卫良民，今召募之兵是也。唐末士卒疲於征役，多亡命者，梁祖令诸军悉<黑詹>面为字，以识军号，是为长征之兵。初募时，先度人材，次阅走跃，试瞻视，然後为<黑詹>面，赐以缗钱衣屦而隶诸军。自国初以来，其取非一途，或土人就在所团立，或取营伍子弟听从本军，或乘岁凶募饥民补本城，或以有罪配隶给役，是以天下失职、犷悍之徒，悉收籍之。伉健者迁禁卫，短弱者为厢军，制以队伍，束以法令，帖帖不敢出绳墨，平居食俸廪，养妻子，备征防之用，一有警急，勇者力战斗，弱者给漕挽，则向之天下失职犷悍之徒，今为良民之卫矣。廪给之制，总内外厢、禁诸军且百万，言国费最钜者宜无出此。虽然，古者寓兵於民，民既出常赋，有事复裹粮而为兵，後世兵农分，常赋之外，山泽关市之利，悉以养兵。然有警则以素所养者捍之，民晏然无预征役也。唐之时兵分，藩镇得专租税，天子禁卫之兵，中外不过十馀万人。国朝收天下甲卒数十万，悉萃京师。京师八方所凑，水陆四达，岁漕江、淮粟六百万石，而缣帛、货泉、齿革、百物之委，不可胜纪，是以军储饶羡。初，太仓才支三二岁，承平既久，常馀数年之食，以此临制四方，犹臂指之运也。世之议者不达，乃谓竭民赋租以养不战之卒，糜国币廪以优坐食之校，是岂知祖宗所以扰役强悍、销弥争乱之深意哉！屯戍之制，凡遣上军，军头司引对，赐以装钱；代还亦入见，犒以饮食，简拔精锐，退其癃老。至於诸州禁、厢兵，亦皆戍更。隶州者曰“屯驻”，隶总管曰“驻泊”。拣选之制，有自厢军升禁军，禁军升上军，上军升班直。升上军及班直者，皆临轩亲阅，自非材勇绝群，不以应召募，馀皆自下选补云。
仁宗时，元昊反，西边用师，多募禁军。吏以所募多寡为赏罚格，诸军子弟悉听隶籍，禁军额员多选本城补填，故庆历中内外禁、厢军总一百二十五万，视祖宗时为最多。及西师罢，天下患兵冗，帑庾不能给，枢密使庞籍奏：“世养兵务多而不精，请与中书议拣汰之法。”从之，省兵数万人。
石林叶氏《燕语》：“元昊初，臣庞颖公自延州入为枢密副使，首言关中苦饣鬼饷，请徙沿边兵就食内地。议者争言不可，以为虏初伏，情伪难测，未可遽弛备。独公知元昊已困，必不能遽败盟，卒徒二十万人。後为枢密使，复言天下兵太冗，多不可用，请汰其罢老者。时论纷然，尤以为必生变，仁宗以为疑。公曰：“倘有一夫之呼，臣请以百口当之。”帝从其言，遂汰八万人。
嘉二年，复定招军等杖。自上四军至“武肃”、“忠靖”皆五尺已上。差以寸坊而视其奉钱之数。奉钱一千者以五尺八寸、七寸三分、七寸为三等，奉钱七百者降杀有差。唯“武严”、御营喝探以艺精者充，诸军执杖者不设等杖。其支军食，粮料院先进样，三司定仓敖界分，而以年月次之。国初，诸庾分给诸营，营在国城西，多给粮於城东，若南北亦然。相距有四十里者，盖恐士卒习堕，使知负担之勤。久之，有司乃取受输年月界分，以军次高下给之。凡三岁大祀，有赐赉，有优赐。每岁寒食、端午、冬至有特支，特支有大小之差。亦有非时给者。戍边，季加给银、鞋。、宁、环、庆缘边艰於爨汲者，两月则给薪水钱，苦寒或赐絮襦。役兵劳苦，季给钱。戍岭南者，增月奉。自川、广戍还者，别予装钱。川、广递补卒或给时服、钱、屦。屯兵州军，官赐钱宴犒将校，谓之旬设，旧止待屯泊禁军，其後及於本城。天圣七年，法自裁定诸军衣装，骑兵春、冬衣各七事，步兵春衣七事，冬衣六事，质卖者重之法。
三司使程琳上疏，论：“兵在精不在众。河北、陕西军储数匮，而招募不已，且住营一兵之费，可给屯驻三兵，昔养万兵者今三万兵。矣河北岁费刍粮千二十万，其赋入支十之三；陕西岁费千五百万，其赋入支十之五。自馀悉仰给京师。自咸平逮今，二边所增马步军指挥百六十。计骑兵一指挥所给，岁约费缗钱四万三千，步兵所给，岁约费缗钱三万二千，他给赐不预。合新旧兵所费，不啻千万缗。天地生财有限，而用无纪极，此国用所以日屈也。今同、华沿河州军，积粟至於红腐而不用；沿边入中粟，价常踊贵而未尝足。诚愿罢河北、陕西募往营兵，勿复增置，遇阙即选厢军精锐者补之，仍渐徙营内郡，以便粮饷。无事时番戍于边，缓急即调发使近。严戒封疆之臣，毋得侵轶生事，以觊恩赏，违令者重之法。如此，则疆场无事，而国用有馀矣。”帝嘉纳之。
嘉七年，宰相韩琦上言：“祖宗时以兵定天下，凡有征伐则募置，事已则省并，故兵日精而用不广。今二虏虽号通好，而西北屯边之兵，常若待敌之至，故竭天下之力而不能给。不於此时先虑而速救之，一旦边陲用兵，水旱相继，骇而图之，不可及也。又三路就粮之兵，虽勇劲服习，然边储贵踊，常苦难赡。若其数过多，复有尾大不掉之患。京师之兵虽杂且少精，然漕於东南，广而易供设，其数多，乃得强弱枝之势也。祖宗时，就粮之兵不甚多，边陲有事，则以京师兵益之，其虑也深，而其费也鲜。愿诏枢密院同三司量河北、陕西、河东及三司榷货务岁入金帛之数，约可赡京师及三路兵马几何，然後以可赡之数立为定额。额足罢募，阙即增补。额外数已尽而营数畸零，则省并之。既见定额，则可以定某路马步一营以若干人为额。仍请开宝、至道、天禧、庆历中外兵马之数。盖开宝、至道之兵，太祖、太宗以之定天下服四夷也。天禧之兵，真宗所以守成备豫也。庆历之兵，乃西师後增置之数也。以祖宗所养之兵，视今数之多少，则精冗易判，裁制无疑矣。”於是诏中书、枢密院同议。枢密院掇祖宗已来兵数以闻。盖开宝之籍，总三十七万八千，而禁军马步十九万三千；至道之籍，总六十六万六千，而禁军马步三十五万八千；天禧之籍，总九十一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四十三万二千；庆历之籍，总一百二十五万九千，而禁军马步八十二万六千。视前募兵浸多，自是稍加裁制，以为定额。
琦尝从容议及养兵事，慨然曰：“养兵虽非古，然积习之久，势不可废，又自有利处。昔者发百姓戍边者无虚岁，父子、兄弟、尝有生离死别之苦。议者但云不如汉、唐调兵於民，独不见杜甫《石壕吏》一诗乎？调兵於民，其弊如此，後世既取强健无赖者养以为兵，兵行，虽民税敛良厚，而终身保骨肉相聚之乐，此岂小事？又其习练战阵，而豪勇可使，安得与农夫同日道也？”
知谏院范镇言：“河北连岁招兵未已，皆是坊市无赖子弟及陇亩力田之人，谓为军营子弟，求刺为军。况今田甚旷，民甚稀，赋敛甚重，国用甚不足者，正由兵多故也。议者必曰，以为契丹备也。且契丹五十年不敢南入为寇者，金缯之利厚也。就使弃利为害，则大河以北，妇人女子皆是乘城之人，其城市无赖、陇亩力田者，又将焉用而预蓄养之以困民？况契丹贪利而不敢动？夫收兵於民则民稀，民稀则田旷，田旷赋役重，赋役重则民心离。寓兵於民则民稠，民稠则田辟，田辟则赋役轻，赋役轻则民心固。与其离民之心以备契丹，契丹未至而民力先已匮，孰若固民之心以备契丹，虽至而民力有馀，国用有备，其利害若视白黑，若数一二。而今以为难者，臣所以深惑也。昔汉武以兵困天下者，用兵以征匈奴，空漠北，得所欲也。陛下以兵困天下者，不用兵养兵以至是也，非以快所欲也。何苦而为是乎？五口之家尚知量入以为出，况天下大计，其可以不校出入乎？其可以无经乎？请下臣章中书、枢密院大臣看详。若陛下诚能罢今招兵，敕大臣使具太祖、太宗、真宗每朝赋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陛下天圣中赋入若干，兵若干，官若干，约今赋入之数与兵数、官数，约取中道，立为经制，以赋入之数十分为率，以七分养兵、官，给郊庙宫省诸费，三分以备水旱缓急非常，为之十年，仅可以言治。古者国无九年之蓄曰不足，无六年之蓄曰急，无三年之蓄曰国非其国。今自京师至天下州郡，大率无储蓄、边城甚者或无三数月之备，不幸有连年水旱，将何以养此兵乎？此兵不足以养，则其忧不在契丹也。”
欧阳修时论《原弊》曰：‘国家自景德罢兵，三十三岁矣。兵尝经用者，老死几尽，而後来者未尝闻金鼓识战阵也。生於无事而饱於衣食也，其势不得不骄惰。今卫士入宿，不自持被而使人持之；禁兵给粮，不自荷而雇人荷之。其骄如此，况肯冒辛苦以战斗乎？前日西边之吏，如高化军、齐宗举两用兵而辄败，此其郊也。夫就使兵耐辛苦而能战斗虽耗农民为之可也。柰何有为兵之虚名，而其实骄惰无用之人也？古之凡民长大壮健者皆在南亩，农隙则教之以战，今乃大异，一遇凶岁，则州郡吏以尺度量民之长大，而试其壮健者招之去为禁兵，其次不及尺度而稍怯弱者，籍之以为厢兵（一作军）。吏招人多者有赏，而民方穷时争投之，故一经凶荒，则所留在南亩者，惟老弱也。而吏方曰不收为兵，则恐为盗。噫！苟知一时之不为盗，而不知终身骄惰而窃食也。古之长大壮健者任耕，而老弱者游惰。今之长大壮健者游惰，而老弱者留耕也。何相反之甚邪？然民尽力乎南亩者，或不免乎狗彘之食，而一去为增兵，则终身安佚而享丰腴，则南亩之民不得不日减也。故曰有诱民之弊者谓此也。”
又《本论》曰：“古之善用兵者，可使之赴水火。今厢、禁之军，有司不敢役，必不得已而暂用之，则谓之借倩。彼兵相谓，亦曰官倩我，而官之文符亦曰倩。夫赏者所以守劳也，今以大礼之故，不劳之赏，三年而一遍，所费八九十万。有司不敢缓月日之期，兵之得赏不以无功知愧，乃称多量少，比好嫌恶，小不如意，则持挺而呼，持梃欲击天子之命吏。无事之时犹若此，以此知兵骄也。兵之敢骄者，以用之不得其术，而法制不立也。前日五代之乱，可谓极矣。五十三年之，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国被杀者八，长者不过十馀岁，甚者三四岁而亡，其主岂皆愚邪？其心岂乐祸乱而不欲为久安之计乎？顾其力不能者，时也。当时东有汾、晋，西有岐、蜀，北有强胡，南有江、淮、闽、广、吴、越、荆、潭，天下分为十三四，四面环之，以至加之中国，又有叛将强臣割而据之，其君天下者，类皆为国日浅，威德未洽，强君武主，力而为之，仅以自守，不幸孱子弱孙，不过一再传而复乱败，是以养兵如儿子之啖虎狼，犹恐不为用，尚何敢制？天下之势，方若敝庐，补其奥则隅坏，整其桷则栋倾，支撑扶持，苟存而已，尚何暇法象规矩而为制度乎？今宋之为宋，八十年矣，外平僭乱，无抗敌之国；内削方镇，无强叛之臣。天下为一，海内晏然，为国不为不久，天下不为不广也。然而兵不足以威於外而敢骄於内，制度不可为万世法而日益丛杂，一切苟且，不异五代之时，此甚可叹也。”
苏轼应诏《策别》，其一曰定军制。自三代之衰，井田废，兵农异处，兵不得休而为民，民不得息肩而无事於兵者十有馀年，而未有如今日之极者也。三代之制，不可复追矣。至於汉、唐，犹有可得而言者。夫兵无事而食，则不可使聚，聚则不可使无事而食，此二者相胜而不可并行，其势然也。今夫有百顷之田，则足以牧马千驷，而不知费聚千驷之马，而输百顷之刍，则其费百倍，此易晓也。昔汉之制，有践更之卒，而无营田之兵，虽皆出於农夫，而方其为兵也，不知农夫之事。是故郡县无常屯之兵，而京师亦不过有南北军、期门、羽林而已。边境有事，诸侯有变，皆以虎符调发军国之兵。至於事已而兵休，则涣然各复其故，是以其兵虽不离农，而天下不至於弊者，未尝聚也。唐有天下，置十六卫府兵，天下之府八百馀所，而屯於关中者至有五百，然皆无事则力耕而积，不惟以自赡养，而又足以广县官之储，是以兵虽聚於京师，而天下亦不至於弊者，未尝无事而食也。今天下之兵，不耕而聚於畿辅者以数十万计，皆仰给於县官，有汉、唐之患而无汉、唐之利，择其偏而兼用之，是以兼受其弊而莫之分也。天下之财，近自淮甸，而远至於吴、楚，凡舟车所至，人力所及，莫不尽取以归於京师。晏然无事，而赋敛之厚，至於不可复加，而三司之用，犹苦其不给，其弊皆起於不耕之兵聚於内，而食四方之贡赋。非特如此而已，又有循环往来屯戍於郡县者。昔建国之初，所在分裂，拥兵而不服。太祖、太宗，躬擐甲胄，力战而取之，既降其君而籍其疆土矣，然其故基馀孽犹有存者，上之人见天下之难合而恐其复发也，於是出禁兵以戍之。大自藩府，而小至於县镇，往往皆有京师之兵。由此观之，则是天下之地，一尺一寸，皆天子自为守也。而可以长久而不变乎？费莫大於养兵，养兵之费莫大於征行。今出禁兵而戍郡县，远者或数千里，其月廪岁给之外，又日供其刍粮，三岁而一迁，往者纷纷，来者累累，虽不过数百为辈，而要其归，无以异於数十万之兵，三岁而一出征也。农夫之力安得不竭？饣鬼运之卒安得不疲？且今天下未尝有战斗之事，武夫悍卒非有劳代可以邀其上之人，然皆不得为休息闲居无用之兵者，其意以为为天子出戍也。是故美衣丰食，开府库，辇金帛，若有所负，一逆其意，则欲群起而噪呼。此何为者也？天下一家且数千百年矣，民之戴君，至於海隅，无以异於畿甸，亦不必举疑四方之兵而专信禁兵也。曩者蜀之有均贼，近岁贝州之乱，未必非禁兵致之。臣愚以为郡县之士兵，可以渐训而阴夺其权，则禁兵可以渐省而无用，天下武健岂有常所哉？山川之所习，风气之所咻，四方之民一也。昔者战国常用之矣，蜀人之怯懦，吴人之短小，皆尝以抗衡於上国，夫安得禁兵而用之？今之土兵所以钝弊劣弱而不振者，彼见郡县皆有禁兵而待之异等，是以自弃於贱隶役夫之，而将吏亦莫训也。苟禁兵渐省，而以其资粮益优郡县之土兵，则彼固以欢欣踊跃出於意外，戴上之恩而愿效其力，又何遽不如禁兵邪！夫土兵日以多，禁兵日以少，天子扈从、捍城之外，无所复用。如此，则内无屯聚仰给之费，而外无迁徙供亿之劳，费之省者，又已过半矣。”
其二曰练军实。三代之兵，不待择而精，其故何也？出兵於农，有常数而无常人。国有事要，以一家而备一正卒，如斯而已矣。是故老者得以养，疾病者得以为闲，民而役於官者莫不皆其壮子弟，故其无事而田猎，则未尝发老弱之民；师行而饣鬼粮，则未尝食无用之卒。使之足轻险阻而手易器械，聪明足以赴旗鼓之节，强锐足以犯死伤之地，干城之众，而人人足以自捍，故杀人少而成功多，费用省而兵卒强。盖春秋之时，诸侯相并，天下百战，其经传所见谓之败绩者，如城濮、鄢陵之役，皆不过犯其偏师，而猎其游卒，敛兵而退，未有僵尸百万，流血江河，如後世之战者。何也？民各推其家之壮者以为兵，则其势不可得而多杀也。及至後世，兵民既分，兵不得复而为民，於是始有老弱之卒。夫既已募民而为兵，其妻子屋庐既已於营伍之中，其姓名既已书於官府之籍，行不得为商，居不得为农而仰食於官，至於衰老而无归，则其道诚不可以弃去。是故无用之卒，虽薄其资粮而皆廪之终身。凡民之生，自二十以上至於衰老，不过四十馀年之，勇锐强力之气，足以犯坚冒刃者，不过二十馀年。今廪之终身，则是一卒凡二十年无用而食於官也。自此而推之，养兵十万，则是五万人可去也；屯兵十年，则是五年为无益之费也。民者天下之本，而财者民之所以生也。有兵而不可使战，是谓弃财；不可使战而驱之战，是谓弃民。臣观秦汉之後，天下何其残败之多邪！其弊皆起於分民而为兵，兵不得休，使老弱不堪之卒，拱手而就戮。故有以百万之众，而见屠於数千之兵者；有良将善用，不过为饵，委之啖贼。嗟夫！三代之衰，民之无罪而死者，其不可胜数矣。今天下募兵至多，往者陕西之役，举籍平民以为兵，加以明道、宝元之，天下旱蝗，次及近岁青、齐之饥，与河、朔之水灾，民急而为兵者日益众。举籍而按之，近世以来，募兵之多无如今日者，然皆老弱不教，不能当古之十五，而衣食之费，百倍於古，此甚非所以长久而不变者也。凡民之为兵者，其类多非良民。方其少壮之时，博奕饮酒，不安於家，而後能捐其身，至其少衰而气沮，盖亦有悔而不复者矣。臣以谓五十以上愿复而为民者，宜听。自今以往，民之愿为兵者，皆三十以下则收，限以十年而除其籍。民三十而为兵，十年而复归，其精力思虑，犹可以养生送死，为终身之计。其应募之日，心知其不出十年而为十年之计，则除其籍而不怨。以无用之兵终身坐食之费而为重募，则应者必众。如此，县官常无老弱之兵，而民之不任战者，不至於无罪而死。彼皆知其不过十年而复为平民，则自爱其身而重犯法，不至於叫呼无赖，以自弃於凶人。今夫天下之患，在於民不知兵。故兵常骄悍而民常怯，盗贼攻之而不能御，戎狄掠之而不能抗。今使民得更代而为兵，兵得复还而为民，则天下之知兵者众，而盗贼戎狄将有所忌。然独有言者，将以为十年而代，故者已去而新者未教，则缓急有所不济。夫所谓十年而代者，岂举军而并去之？有始至者，有既久者，有将去者，有当代者，新故杂居而教之，则缓急可以无忧矣。”
英宗治平初，兵一百一十六万二千，而禁军马步六十六万三千。
治平元年，宰相韩琦上言：“古者籍民为兵，故其数虽多而赡至薄。唐置府兵最近古。天宝以後，废不能复。今之‘义勇’，河北几十五万，河东几八万。勇悍纯实，生於天性。而有物力资产、父母妻子之所系，若稍加简练，与唐府兵何异？陕西尝剌弓手为‘保捷’，其後拣放，所存无几。且河北、河东、陕西三路，皆控西北，事当一体。请於陕西亦点‘义勇’，止涅手背，一时不能无小扰，而终成长利。”乃遣官陕西路籍‘义勇’，得十三万八千四百六十五人。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昔康定、庆历之，朝廷以元昊犯边，官军不利，已曾籍陕西之民以为乡弓手。始者明出敕榜云：‘但欲使之守护乡里，必不刺充正军，屯戍边境。’榜犹未收，而朝廷尽刺充‘保捷’指挥，令於边州屯戍。当是之时，臣丁忧在陕，备见其事。民皆生长太平，不识金革，一旦调发为兵，自陕以西，闾阎之，如人人有丧，户户被掠，号器之声，弥天互野，天地为之惨凄，日月为之无色，往往逃避於外，官中絷其父母妻子，急加追捕，鬻卖田园，以充购赏。暨刺面之後，兵员教头，利其家富，百端诛剥，衣粮不足以自赡，须至取於私家。或屯戍在边，则更须千里供送，祖、父财产，日销月铄，以至於尽。况其平生所习者，则惟桑麻耒耜。至於甲胄弩槊，虽日加教阅，不免生疏。而又资性戆愚，加之畏懦，临敌之际，得便即思退走，不惟自丧其身，兼更拽动大阵。自後官中知其无用，遂大加沙汰，给与公凭，放令逐便。而惰游已久，不复肯服稼穑之劳，兼田产已空，无所复归，皆流落冻馁，不知所在。长老至今言之，犹长叹出涕。其为失策，较然可知。足以为後来之戒，而不足以为法也。”
又言：“祖宗平诸镇，一天下，岂尝有义勇哉？自赵元昊反，诸将覆师者相继，终不能出一旅之众，涉区脱之地，以讨其罪，不免为姑息之计。当是时，三路乡兵数十万，何尝得一人之力乎！议者必曰：“河北、河东，不用衣廪，得胜兵数十万，阅教精熟，皆可以战。”又：“兵出民间，合於古制。”臣谓不然。彼数十万者，虚数也；阅教精熟者，外貌也；兵出民者，多与古同，而实异也。盖州县承朝廷之意，止求数多。阅教之日，观者但见其旗号鲜明，钲鼓备具，行列有序，进退应节，即叹美以为真可以战。殊不知彼犹聚戏，若闻寇敌则瓦解星散，不知所之矣。古者兵出民，民耕桑之所得，皆以衣食其家，故处则富足，出则精锐。今既赋敛农民之粟帛以赡正军，又籍农民之身以为兵，是一家独任二家之事也。如此，则民之财力安得不屈？臣愚，以为河北、河东已刺之民，犹当放遣，况陕西未刺之民乎？”
又言：“臣比日以来，熟思其事，诚於民有世世之害，於国无分毫之利。何谓於民有世世之害？臣窃见河北、陕西、河东，自景以前，本无义勇，凡州县诸般色役，并是上等，有物力人户支当。其乡村下等人户，除二税之外，更无大段差徭。自非大饥之岁，则温衣饱食，父子兄弟，熙熙相乐。自宝元、庆历之，将陕西一路弓手，尽刺充“保捷”正军，自此骚然愁苦矣。其河北、河东之民，比於陕西路，虽免离家去乡戍边死敌之患，然一刺手背之後，或遇水旱凶荒，欲分房逐熟，或典卖尽田产，欲浮游作客，皆虑官中非时点集，不敢东西。又差点之际，州县之吏，宁无乞觅？教阅之时，军员教头，宁无敛掠？是以常时色役之外，添此一种科徭（云云）。且今日既籍之後，州县义勇，皆有常数，每有逃亡病死，州县必随而补之。然义勇之身，既羁縻以至老死，而子孙若有壮丁，又不免刺为‘义勇’，是使陕西之民，子子孙孙，常有三分之一为兵，故臣曰於民有世世之害也。何谓於国无分毫之利者？曰，古之兵皆出民，岂民兵可用於古而不用於今乎？臣对曰：三代之时，用井田之法，以出士卒车马，居则为比、闾、族、党、州、乡，行则为伍、两、卒、旅、师、军。为之长者，皆乡士大夫也。唐初府兵各有营府，有将军、郎将、折冲、果毅，以相统摄。是以令下之日，数万之众，可以立具，无敢逃亡避匿者，以其纪纲素备故也。今乡兵则不然。虽有军员节级之名，皆其乡党、族姻，平居相与拍肩、把袂、饮博、斗殴之人。非如正军有阶级上下之严也。若安宁无事之时，州县聚集教阅，则亦有行阵旗鼓，开弓广弩，坐作叫噪，真如可以战敌者，设若闻胡寇大入，边兵已败，边城不守，则莫不望风声奔波迸散，其军员节级，将鸟伏鼠窜，自救之不暇，岂有一人能为县官率士卒以待寇乎！臣故曰於国无分毫之利也。”
韩魏公建议於陕西刺“义勇”，凡三丁刺一，每人支买弓箭钱三贯，深山穷谷无得脱者，人情惊挠，而兵纪律疏略，终不可用，徒费官钱不赀，无一人敢言其非者。司马光时为谏官，极言不便，持子至中书。魏公曰：“兵贵先声後实，今谅祚方桀骜，使闻陕西骤益二十万兵，岂不震忄？”光曰：“兵之贵先声，为无其实也，独可以欺人於一日之耳，少缓则敌知其情，不可复用矣。今吾虽益二十万兵，然实不可用过十日，西人知其详，不复惧矣。”魏公不能答，复曰：“君但见庆历陕西乡兵初刺手背，後皆刺面充正兵，忧今复尔耳。今已降敕榜与民约，永不充军戍边矣。”光曰：“朝廷屡失信，民皆忧此事未敢以敕榜为信，虽光亦未免疑也。”魏公曰：“吾在此，君无忧此语之不信。”光曰：“光不敢奉信。非独不敢，恐相公亦不能自信耳。”魏公怒曰：“君何相轻甚邪！”光曰：“相公长在此坐，可也。万一均逸偃藩，他人在此，因相公见成之兵，遣以运粮戍边，反掌耳。”魏公竟不为止。其後不十年，义勇运粮沿边，率以为常，如光言。
●卷一百五十三 兵考五
○兵制
神宗即位之初，总治平之兵一百十六万二千，而禁军步骑六十六万三千。帝患兵冗不继，始议销并，乃亲制选练之法，靡不周悉。其立军之制，非新经科简，即团并有馀，或特创名，或因旧额增损，指挥之数无常焉。熙宁元年，诏诸路监司察州兵拣不如法者按之，不任禁军者降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
先是陈升之建议，卫兵四十以上稍不中程者量减请衣粮，徙之淮南。吕公弼上言，以为既使之去本土又减其常廪，於人情未安。且事体甚大，难遽行也。司马光亦言其不便，曰：‘在京禁军及其家属，率皆生长京师，亲姻联布，安居乐业，衣食县官日久。年四十五未为衰老，尚任征役，一旦别无罪负，削廪远徙，是横遭降配也。沙汰既多，人情惶惑，大致愁怨。虽国家既承平，纪纲素张，此属忄匈忄匈，亦无能为患。然诏书一下，万一有道路流言，惊动百姓，朝廷欲务省事，复为收还，则顿失威重，向後不复可号令骄兵。若遂推行，则众怨难犯，梁室分魏博之兵，致张彦之乱，此事之可鉴者也。且国家竭天下之财，养长征兵士，本欲备御边陲。今淮南非用武之地，而多屯禁军，坐费衣食，是养无用之兵，诸无用之也。也又使边陲常无事则已，异日或小有警急，主兵之臣，必争求益兵。京师之兵既少，必须使者四出，大加召募，广为拣选，将数倍多於今日所退之兵。旧兵尚请衣粮，而新兵更添衣粮。是弃已教阅经战之兵，而收市井川亩之人，本欲减冗而冗兵更多，本欲省大费而大费更广，窃恐非计之得也。臣愚伏愿朝廷且依旧法，每岁拣禁军有不任征战者减充小分，小分复不任执役者，放令听其自便在京居止，但勿使老病者尚占名籍，虚费衣粮。人情既安於所习，皆无怨嗟；国家又得其力用，不为虚设。冗兵既去，大费自省。兹事系国家安危，不敢不言。’右正言李常亦言其不便。从之。
七月，手诏：“拣诸路半分年四十五以下胜甲者，升为大分；五十以上愿为民者，听之。”旧制：兵至六十一始免，犹不即许也。至是免为民者甚众，冗兵由是大省。
二年，诏并废诸军营。陕西马步军营三百二十七，并为二百七十，马军额以三百人，步军以四百人。其後，总兵之拨并者，马步军五百四十五营，并为三百五十五。而京师之兵，类皆拨并畿甸诸路，及厢军皆会总畸零，各定以常额。凡并营，先为缮新其居室，给迁徙费。军校溢员者，以补他军之阙，或随所并兵入逐指挥，依职高下同领。
先时，军营皆有额。皇格：马军满四百、步军满五百人为一营。承平日久，兵制浸弛，额存而兵阙，马一营或止数十骑，兵一营或不满一、二百。既不成部分，而将校猥多，赐予廪给十倍士卒，递迁如额，不敢少损。帝患之，乃诏并废诸营，尝谓辅臣曰：“天下财用，朝廷稍加意，则所省不可胜计。乃者销并军营，计减军校十将以下三千馀人，除二节赐予及亻兼从廪给外，计一岁所省，为钱四十五万缗，米四十万石，纟由绢二十万疋，布三万端，马藁二百万。庶事若此，邦财可胜用哉！”初，帝议并营，大臣皆以为兵骄已久，遽并之，必召乱。帝不听，独王安石赞帝力行之。自熙宁至元丰，岁有废并甚众。
三年，枢密院文彦博等上在京开封府界及京东等路禁军数，帝亦自内出治平中兵数参照，顾问久之，遂诏殿前司：“虎翼除水军一指挥外，六十指挥，各以五百人为额，总三万四百人。在京增广勇五指挥，共二千人。开封府府界定六万二千人，京东五万一千二百人，两浙四千人，江东五千二百人，江西六千八百人，湖南八千三百人，湖北万二千人，福建四千五百人，广南东、西千二百人，川陕三路四千四百人为额。在京其馀指挥，并河东、陕西、京西、淮南路前已拨并，其河北以人数尚多，须後命。”是月，诏河北禁军，以七万为额。初，河北兵籍，比诸路为多。其沿边者，悉仰给三司，言事者屡请损其数，因拨并畸零，立额为七万。以京东土地饶沃，租赋有馀，於是增置武卫军，严其训练之法，不数年皆为精兵。至是分隶河北四路。後又以三千人戍扬、杭州、江军府，以议言东南兵募寡，而盗贼多故也。其後又团结诸军，置将分领，谓之将云。八月，帝手诏：“仓吏给军粮，例有亏减，出军之家，侵牟益甚，岂朕所以爱养兵卒之意？自今给粮，毋损其数。三司具为令。”於是严河仓乞取减刻罪赏，而兵粮每石及十斗，士卒欢呼。　十二月，诏行保甲法。畿内之民，十家为一保，选主户有力者一人为保长；五十家为一大保，选一人为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选为众所服者为都保正，又以人为之副。应主客户两丁以上，选一人为保丁。附保，两丁以上有馀力，丁壮勇者亦附之，内家赀最厚、材力过人者亦充保丁。兵器弊禁者听习。每一大保夜轮五人警盗。凡告捕所获，以赏格从事。同保犯强盗、杀人、放火、强奸、掠人、传习妖教、造畜蛊毒，知而不告，依律伍保法。馀事千已，又非敕律所听纠，皆毋得告，虽知情亦勿坐。若於法类保合坐罪者乃坐之。其居停强盗三人，经三日，保邻虽不知情，科失觉罪。逃移、死绝，同保不及五家，并地保。有自外入保者，收为同保，户数足则附之，俟及十家，则别为保，置牌以书其户数姓名。遣官先行畿甸，既就绪，遂推之五路，以遍於天下。
王安石欲变募兵而行保甲，帝从其议。帝尝言节财用，安石对以减兵最急。帝曰：“比庆历时，数已甚减矣。”因举河北、陕西兵数，虑募兵太少，又训练不精。安石曰：“精训练募兵，而鼓舞三路之民习兵，则兵可省。臣屡言，河北旧为武人割据，内抗朝廷，外敌四邻，亦有御奚、契丹者，兵储不外求而足。今河北户口蕃息，又举天下财物奉之，常苦不足，以当一面之夷狄，其施设乃不如武人割据时。此无他，惟能专用其民故也。臣以为倘不能理兵，稍复古制，则中国无富强之理。陛下若欲去数百年募兵之弊，则宜果断，立法制令，本末备具，不然，无补也。”帝曰：“制而用之，在法当预立条制，以渐推行可也。”安石又曰：“陛下以为柴世宗能辟土疆、服天下者何也？”帝曰：“世宗非能果断乎？”安石曰：“是也。世宗能使兵威复振，非但高平之战能斩樊爱能等而已，天下盗贼、杀人亡命者，皆募以为禁军。史臣以为当时孤子寡妇，见仇雠而不敢校，後悔之莫有贷者。臣以为史官不足以知世宗，世宗非悔也。方中国兵弱，以为非募此辈不足以胜诸僭伪之国。及所募已足，则法不可久弛，故不复贷其死，此乃定计数於前，必事功於後，岂以为悔也？世宗募盗贼、杀人亡命者以为禁卫，不以为虞，诚有帝王威略故也。今当平世，发义勇入卫，有爵赏禄为劝利，而乃更忧其为变，岂笃论哉？大抵世人习见募兵，而不见民兵之事，故一闻此议，则不能无骇。然募之法不变，乃实可忧也。”彦博等又以为士兵难使千里出戍。安石曰：“前代征琉球，讨党项，岂非府兵乎？”帝曰：“募兵专於战守，故或可恃；至民兵，则兵农其业相半，可恃以战守乎？”安石曰：“唐以前未有黥兵，然亦可以战守。臣以为募兵与民兵无异，顾所用将帅何如尔。”
一日，帝批：“陈留县见行保甲，每十人一小保，中三人或五人须要弓箭，县吏督责，无者有刑。又每保令置鼓，人置一鼓，费钱不少。至有质衣而买弓箭者，可见贫乏艰於出备，可速指挥禁戢。”安石曰：“民贫宜有之。抑民使置弓箭，则法所弗许也。往者冬阅及巡检番上，唯就用官弓矢而已，不知百姓何故至於质衣也。然自生民以来，兵农为一，男子生则以桑弧蓬矢射四方，明弓矢者男子之所有事。盖耒耜以养生，弓矢以免死，皆凡民所宜自具，自古未有造耒耜、弓矢以给百姓者也。然则，虽使百姓置弓矢未为过。第陛下忧恤百姓甚至，故今立法一听民便尔。且府界素多群盗，攻劫杀掠，一岁之间，至二百夥，逐夥皆有赏钱，备赏之人，即今保丁也。方其备赏之时，岂无卖易衣服以纳官赏者？然人皆以为赏钱宜出於百姓。夫出钱之多不足以止盗，而保甲之能止盗，其效已见於今日，则虽令民出少钱以置器械，未有损也。”帝曰：“赏钱，人所习惯，则安之如自然；不习惯，则不能无怨。如河决坏民产，民不怨；决河以坏民产，则怨矣。”
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岁农隙，所隶官期日於要便村都试骑步射，并以射中亲疏远近为等。骑射校其用马，有馀艺而愿试者，听之。第一等保明以闻，引见於庭，天子亲阅试之，命以官使。第二等免当年春夫一月、马藁四十、役钱二千。本户无可免，或所免不及，听移他户而受其直。第三等、四等，视此有差。即艺未精愿来阅试者，听。
五年，知制诰、判司农寺曾布言：“近日保户数以状诣县，愿分番隶巡检司习武伎，提点司以闻朝廷及司农寺，而未敢辄议。”於是诏：“主户保丁愿上番於巡检司者，十日一更，疾故者次番代之，月给口粮、薪菜钱，分番巡警。”又诏尉司上番保丁如巡检司之法。
始行保甲。初，以捕盗贼相保任而未肄以武事也，至四年，始诏畿内保丁肄习武事，定其赏罚，然犹番上也。至五年因曾布之说，始令分番隶巡检司、尉司云。
枢密院言：“在京系役兵士，旧额一万八千二百五十九人，见阙六千三百九十二人，若招拣得足，即不须外路勾抽，以免不习水土、冻馁道涂之患。欲於在京及府界、京东、西、河北招少壮兵，止供在京工役，不许臣僚差占，不过期年，可使充足。对减在外招募之数，桩管所减粮赐上京，应省司之用。”从之。
诏：“禁军俸钱至五百而亡满七日者斩。”旧制满三日者死。初执政议更法请满十日，帝令以七日。
六年，诏开封府畿以都保置木契，左留司农寺，右付其县，凡追胥、阅试、肄习则出契。是月，又诏行於永兴、秦凤、河北东、西、河东五路，唯每上番。馀路止相保任，毋习武艺。内荆湖、川、广沿边者，可肄武事，令监司度之。後惟全部土丁、邕钦洞丁、广东枪手改为保甲者则肄焉。十二月，乃罢河北西路强壮、沿边弓箭社常系籍番上巡守者。初，开封府畿、五路保甲及五万人，二年一解发，诣京师阅试命官，开封府、畿十人，五路七人。八年，诏开封府畿及一万人，五路有一万，五千人，各许解发一人。
初，保甲隶司农，八年，改隶兵部，增同判一、主簿二、当公事十，分按诸州，其政令则听於枢密院。
七年，始诏总开封府畿、京东西、河北路兵分置将、副。自河北始，自第一将以下共十七将，在河北四路；自第十八将以下共七将，在府畿；自第二十五将以下共九将，在京东；自第三十四将以下共四将，在京西。合为三十七。而延、环庆、泾原、秦凤、熙河又自列将。其在延者九，在泾原者十一，在环庆者八，在秦凤者五，在熙河者九。合为四十二。
八年，又诏增置马军十三指挥，分京东、西两路。又募教阅忠果十指挥，在京西，额各五百人，其六在唐、邓，其四在蔡、汝。
元丰二年，又增置士兵勇捷两指挥於京西，额各四百人，唐州方城为右第十一，汝州襄城为左第十二。凡马军十三指挥，忠果及土军共十二指挥。
四年，诏团结东南路诸军亦如畿京法，共十三将。自淮南始，东路为第一，西路为第二，两浙西路为第三，东路为第四，江南东路为第五，西路为第六，荆湖北路为第七、南路潭州为第八，全、邵、永州应援广西为第九，福建路为第十，广南东路为第十一，西路桂州为第十二，邕州为第十三。总天下为九十二将，而延五路又有汉蕃弓箭手，亦各附诸将而统隶焉。凡诸路将各置副一人，东南兵三十人以下唯置单将；凡将副皆选内殿崇班以上、尝历战阵、亲民者充之，亦诏监司奏举；又各以所将兵多寡，置部将、队将、押队、使臣各有差；又置训练官次诸将佐；春秋都试，择武力士，凡千人选十人，皆以名闻，而待旨解发，其愿留乡里者勿强遣，此将兵之法也。
五代承唐藩镇之弊，兵骄而将专，务自封殖，横猾难制。祖宗初定天下，惩创其弊，分遣禁旅，戍守边地，率一二年而更，欲使往来道路，足以习劳苦，南北番戍，足以均劳佚，故将不得专其兵，而兵亦不至骄惰。及承平既久，方外郡国，合为一家，无复如曩时之难制，而禁旅更戍，尚循其旧，新故相仍，交错旁午，相属於道。议者以为更番迭戍，无益於事，徒使兵不知将，将不知兵，缓急恐不可恃。神宗即位，慨然更制，部分诸路将兵，总隶禁旅，使兵知其将，将练其士卒，平居训厉择，无复出戍，外有事而後遣焉，谓之将兵。
元丰二年，以兖、郓、齐、济、滨、棣、德、博民饥，募为兵，以补开封府界、京东、西将兵之阙。又诏：“在京俸钱七百以下，选募马步军万五千人；开封府界及本路共选募义兵保甲四万人；如泾原五千人不足，於秦凤路选募。”
四年，诏：五路义勇，悉改为保甲。
上曰：“河东修义勇强壮法。又令团集保甲，如何？”安石对曰：“义勇须隐括丁数。若因团集保甲，即一动而两业就。今既遣官隐括义勇，又别遣官团结保甲，即一事分为两事，恐民不能无扰。”上曰：“保甲不可代正军上番不？”安石曰：“俟其习熟，然後上番。然东兵技艺亦弗能优於义勇、保甲，臣观广勇、虎翼兵固然。今为募兵者，大抵皆偷惰顽猾、不能自振之人。为农者，皆朴力一心听令之人。以此校之，则缓急莫如民兵可用。”冯京曰：“太祖征伐天下，岂必用农兵？”安石曰：“太祖时接五代，百姓困极，公侯多自军中起，故豪杰以从军为利。今百姓安业乐生，而军中不复有如乡时拔起为公侯者，即豪杰不复在军，而应募者大抵皆偷惰不能自振之人而已。”帝曰：“兵之强弱在人。五代兵弱，至世宗而强。”安石曰：“世宗所收，亦皆天下强梁之人，此其所以强也。”帝卒从安石议。帝曰：“保甲、义勇有刍粮之费，当预为之计。”安石曰：“当减募兵，取其费供之。所供保甲之费，才养兵十之一二。”帝曰：“畿内募兵之数已减於旧。强本之势，未可悉减。”安石曰：“既有保甲代其役，即不须募兵。今京师募兵，逃死停放，一季乃数千，但勿招填，即为可减。然今厢军既少，禁兵亦不多。臣愿早训练民兵。民兵成，则募兵当减矣。”
是年，府界、河北、河东、陕西路会校保甲，都保凡三千三百六十六，正长、壮丁凡六十九万一千九百四十五。岁省旧费缗钱一百六十六万一千四百八十三，岁费缗钱三十一万三千一百六十六，而团教之赏，为钱一百万缗有奇不与焉。凡集教、团教成，岁遣则谓之提举按阅，率以近臣挟内侍往赏钱，给按格令从事。诸路皆以番次艺成者先按阅，率五六岁一遍。独河东以金帛不足以赏，乃至十一岁。上。诏晋人勇悍，俗尚武事，又介居二虏之间，讲劝宜不可後，其加赐缗钱十五万焉。其系籍义勇、保甲及民兵（熙宁九年之数），合七百一十八万二千二十八人。
八年四月，哲宗嗣位，宣仁太后临朝，知陈州司马光上疏，乞罢保甲。
光疏曰：“兵出民间，虽云古法，然古者八百家才出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民甚多，三时务农，一时讲武，不妨稼穑。百两司马以上，皆选贤士大夫为之，无侵渔之患，故卒乘辑睦，动则有功。今籍乡村人民，二丁取一以为保甲，授以弓弩，教之战陈，是农民半为兵也。三四年来，又令河北、河东、陕西置都教场，无问四时，每五日一教。特置此使者比监司，专切提举，州县不得干预。每一丁教阅，一丁供送，虽云五日，而保正长以泥堋除草为名，日聚教场，得赂则纵，不则留之，是三路耕耘收获稼穑之业几尽废也。自唐开元以来，民兵法坏，戍守战功，尽募长征兵士，民间何尝习兵夫兵？夫兵者凶器，圣人不得已而用之。国家承平百有馀年，四夷顺服，戴白之老不识兵革，一旦畎亩之人忽皆戎服执兵，奔驱满野，耆旧叹息以为不祥。事既草创，调发无法，比户骚然，不遗一家。又巡检、指使，按行乡村，往来如织。保正、保长，依倚弄权，坐索供给，多责赂遗，小不副意，妄加鞭挞，蚕食行伍，不知纪极。中下之民，罄家所有，侵肌削骨，无以供亿，愁苦困弊，靡所投诉，流移四方，襁负盈路。又朝廷时遣使者，遍行按阅，所至犒设赏赉，縻费金帛，以巨万计。此皆鞭挞平民铢两丈尺而敛之，一旦用之如粪土。而乡村之民，但劳苦役，不感恩泽。於农民之劳既如彼，国家之费又如此，终何所用哉？若使之捕盗贼，卫乡里，则何必如此之多？若使之戍边境，征戎狄，戎狄之民，以骑射为业，以攻战为俗，自幼及长，更无他务；中国之民，生长太平，服田力穑，虽复授以兵械，教之击刺，在教场之中坐作进退，有似严整，必若使之与戎狄相遇，填然鼓之，鸣镝始交，其奔北溃败可以前料，决无疑也，是犹驱群羊而战豺狼也。当是时，岂不误国事乎？又悉罢三路巡检下兵士及诸县弓手，皆易以保甲。令主簿兼县尉，但主城市以里；其乡村盗贼，悉委巡检，兼掌巡按保甲教阅，朝夕奔走，犹恐不办，何暇逐捕盗贼哉？及保甲中往往有自为盗者，亦有乘保马行劫者。然则设保甲、保马本欲除盗，又更资盗也。自教阅保甲以来，河东、陕西、京西盗贼已多，至敢白昼公行，入县镇，杀官吏。官军追讨，经历岁月，终不能制。况三路未至大饥，而盗贼已昌炽如此，万一遇数千里之蝗旱，而失业饥寒、武艺成就之人，所在蜂起以应之，其为国家之患，可胜言哉！此非小事，不可以忽。夫夺其衣食，使无以为生，是驱民为盗也；使比屋习战，劝以官赏，是教民为盗也。又撤去捕盗之人，是纵民为盗也。谋国如此，果为利乎，害乎？且乡者干进之士，说先帝以征伐四夷、开边拓土之策，故立保甲、户马、保马等法。近者登极赦书节文云：“应沿边州军，仰逐处长吏并巡检、使臣、钤辖、兵士及边上人户不得侵扰外界，务要静守疆场，勿令骚扰。”此盖圣意欲惠绥殊方，休息中国。华夷之人，孰不归戴，然则保甲、户马复何所用哉？今虽罢户马，宽保马，而保甲犹存者，盖未有以其利害之详奏闻者也。臣愚以为宜悉罢保甲使归农，召提举官还朝，量逐县户口，每五十户置弓手一人，略依沿边弓箭手法，许荫本户田二顷，悉免其税役。除出贼地分严加科罚，及令出赏钱外，共贼发地分，更不立三限科校，但令捕贼给赏。若获贼数多及能获强恶贼人者，各随功大小迁补职级，或补班行，务在优假弓手，使人劝募。本县乡村户有勇力武艺者投充，计即保甲中有勇力武艺者必多愿应募。者一人阙额，有二人以上争投者，即委本县令尉选武艺高强者充。武艺衰退者，许他人指名与之比较，若武艺胜於旧者，即令充替。其被替者，更不得荫田。如此，则不必教阅，武艺自然精熟。一县之中，其壮勇者既为弓手，其羸弱者虽使为盗，亦不能为患。仍委本州及提点刑狱常按察，令佐有取舍不公者，严行典宪。若召募不足，即且於乡村户上依旧条权差，候有投名者即令充替。其馀巡检兵士、县尉弓手、耆长壮丁逐捕盗贼，并乞依祖宗旧法。
五月，以司马光为门下侍郎。光欲申前说，枢密院先进呈，乞罢团教。光再奏，寻蔡确执不行。监察御史，王岩叟等极言之。十月，诏提举府界、三路保甲官并罢，令逐路提刑及府界提点司兼领所有保甲，止冬教三月。又诏逐县监教官并罢，委令佐监教。
岩叟言：“臣初以保甲之法，行之累年，朝廷固已知人情之所共苦，而前日下诏蠲疾病，汰小弱，释第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省一月之六教而为三日之并教，甚大惠也。然其司常存，其患终在。朝廷知教民以为兵，而不知其教之太苛而民不能堪；知刖为一司以总之，而不知扰之太烦而民以生怨。教之以为用也，而使之至於怨，则恐一日用之有不如吾意者矣，不可不思也。民之言曰，教法之难不足以为苦也，而羁縻之虐有甚焉；羁縻不足以为苦也，而鞭笞之酷有甚焉；鞭笞不足以为苦也，而诛求之无已有甚焉；方耕方耘而罢，方而去，此羁縻之所以为苦也。其教也，保长得笞之，保正又笞之，巡检之指使与巡检者又交挞之，提举司之指挥与提司之当公事者又互鞭之，提举之官长又鞭之，一有逃避，县令又鞭之。人无聊生，每相与言曰，恨不死尔，此鞭笞之所以为甚苦也。创袍、市巾、买弓、修箭、添弦、换包指、治鞍辔、盖凉棚、画象法、造队牌、缉架、僦倚卓、团典纸墨、看听人雇直、均菜缗、纳楷粒之类，其名百出，不可胜数。故其父老之谚曰：“儿曹空手，不可以入教场”，非虚语也。都副两保正、大小两保长，平居於家，婚姻丧葬之问遗，秋成夏熟，丝麻麦之邀求，遇於城市，一饮一食之责望，此迫於势而不敢不致者也。一不如意，则以艺不应法为名，而捶辱之无所不至。又所谓巡检者、指使者，多由此徒以出，贪而冒法，不顾後祸，有逾於保正、保长者，此诛求之所以为甚苦也。又有逐养子、出赘婿、再嫁其母、而兄弟析居以求免者，有毒其目、断其指、灸烙其肌肤以自致於残废而求免者，有尽室以逃而不归者，有委老弱於家而保丁自逃者。保丁者逃，则法当督其家出赏钱十千以募之。使其有所出，当未至於逃；至於逃，则困穷可知。而督取十千，何可以得？故县县常有数十百家老弱嗟咨於道路，哀诉於公庭。如臣之愚，且知不忍，使陛下仁圣知之，当如何也？又保丁之外，平户之家，凡有一马，皆令借供。逐场教骑，终日驰骤，往往至於肌羸残坏而就毙，谁复敢言？或其主家偶因出处，一误借供，遂有追呼笞责之苦。又或其家官捕督迫，不得已而易之，则有抑令还取之苦，故人人以有马为祸。此皆提举司官吏倚法以生事，重为百姓之扰也。臣窃惟古者未尝不教民以战也，而不闻其有此。何则？因人之情而为之法耳。夫缘情以推法，则愈久而愈行；倚威以行令，则愈严而愈悖。此自然之理也。兽穷则搏，人穷则诈。自古及今，未有穷其下而能无危者也。臣观保甲一司，上下官吏，无毫爱百姓之意，故百姓视其官司不啻虎狼，积愤衔怨，人人所同。比者保丁执指使，逐巡检，攻提举司当官，大狱相继，今犹未已。虽民之愚，顾岂忘父母妻子之爱，而喜为犯上之恶以取祸哉？盖激之至於此极尔。臣以为激而益深，安知其发有不甚於此者？情状如此，不可不先事而虑，以保大体为安静计。夫三时务农，一时讲武，先王之通制也。臣愚以为一月之间并教三日，不若一岁之终并教一月。农事既毕，无他用心，人自安於讲武而无憾。遂可罢提举司，废巡教官，一以隶州县，而俾逐路安抚司总之。每俟冬教，则安抚司旋择教官，分诣诸邑，与令佐同教於地下。一邑分两番当一月。起教则与正长论阶级，罢教则与正长不相谁何。而百姓获优游以治生，无终年遁逃之苦，无侵渔苛虐之患，无争陵犯上之恶矣。且武事不废，威声亦全，岂不易而有功哉？”又乞罢三路提举保甲钱粮司，又乞罢提举教阅司。又乞罢每岁分保甲为两番，於十一、十二两月上教，不必分作四番，且不必自京师遣官视教，只乞令安抚司差那使臣为便。并从之。
元元年，殿中侍御史吕陶言：“伏见保甲之法，虽已改更，犹有二弊未便於民。其一，为罢去二十亩已下免教指挥，令五等户有三丁者皆赴冬教一月。缘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则有幸与不幸。今田有百亩，家有二丁，则免教是谓之幸。田有十亩，家有三丁，则赴教是谓之不幸，此贫富力役大为不均。”於是诏府界、三路保甲人户五等已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
按籍民为兵，古法也，虽唐府兵犹然。今熙宁之保甲，则无益而有害。言其无益者，则曰田亩之民，不习战斗，不可以代募兵；言有害者，则曰贪污之吏，并缘渔猎，足以困百姓。然民之未谙者，可以教练而能，而吏之为奸者，则虽加之禁戢，而不能止。故元诸贤，议更化理而首欲罢此者，以其厉民也。今观吕陶之言，以为民之贫富，不系丁之多少，而教与不教，有幸与不幸，遂令人户五等以下、地土不及二十亩者，虽三丁以上并免教。然则岂贫者不堪为兵，独富者堪为兵乎？盖所取必五等以上，与田及二十亩者，非取其堪为兵也，特以其稍有资力，堪充污吏之诛求耳。盖介甫所行，刻核亟疾之意多，惨怛忠利之意少。故助役虽良法，保甲虽古法，而皆足以病民。元之初，苛刻小人用事，中外未能尽去，知保甲之当罢，而第释五等之田不及二十亩者，是犹纟兄臂而谕以徐，日攘鸡而易以月。法既不能尽革，而又不能摈弃斥绝，其奉法之人，则姑少加末减，裁量以杀其毒，以纾久困之百姓可也。以是为经武强兵之图不，亦悖乎！
尚书右仆射司马光乞罢诸路将官，乃诏陕西、河东、广南将兵不出戍他路，其馀河北差近里一将更赴河东，而诸路逐将与不隶将之兵，并更互出戍，稍省诸路钤辖及都监员，仍以将官兼都监职事，卒不能尽罢将副。
光疏曰：“窃见国朝以来置总管、钤辖、都监、监押为将帅官，凡州县有兵马者，其长吏未尝不兼同管辖，盖知州即一州之将，知县即一县之将故也。先帝欲征伐四夷，患诸州兵官不精勤训练，士卒懈弛，於是有建议者，请分河北、陕西、河东、京东、京西等路诸军若千人为一将，别置将官，使之专功训练。其逐州总管以下及知州、知县，皆不得关预。及其有差使，量留羸弱下军及剩员以充本州官白直及诸般差使。其馀禁军，皆制在将官，专事教阅。臣愚以为职事修举，在於择人，不在设官。苟得其人，虽总管等皆能训练士卒；不得其人，虽将官亦何所为。况今之将官，即向之为总管者也。岂为总管等则不能举职，为将官乃能举职乎？此徒变易其名，无益事实；非惟无益，兼复有害。凡设官分职，当上下相维，如身之使臂，臂之使指，纪纲乃立。今为州县长吏及总管，等官而於所部士卒，有不相统摄、不得差使，殆如路人者。至於仓库守宿、街市巡逻，亦俱乏人。虽於条许差将下兵士，而州县不能直差，须牒将官，将官往往占护不肯差拨，万一有非常之变，州县长吏何以号令其众，制御奸宄哉？
又言：“窃见近年灾伤，盗贼颇多，州郡全无武备，长吏侍卫军单寡，禁旅尽属将官，多与州郡争衡，长吏势力远出其下，万一如李顺、王伦、王均、则之寇，乘间窃发，攻陷郡县，岂不为朝廷忧？又：祖宗以来，诸军少曾在营，常分番出戍，盖欲使之劳筋骨、知艰难、轻去其家，且习山川险阻也。自置将以来，苟非全将起发，然後与将官偕行，其馀常在本营，饮食游嬉，养成骄惰，岁月滋久，不可复用。又：每将下各有部队将、训练官等一二十人，而州又自有总管、钤辖、都监、监押，设官重衤复，虚费禄廪，此天下知兵者皆知其非。臣愚欲乞尽罢诸路将官，其禁军各委本州长吏与总管、钤辖、都监等，如未置将已前，使州郡平居武备有馀，然後缓急可责以守死。”
八年，知定州苏轼上疏，乞存恤河北弓箭社增修条约。不报。
轼疏言：“臣窃见北虏久和，河朔无事。沿边诸郡，军政少弛。将骄卒惰，缓急恐不可用。武艺军装，皆不逮陕西、河东远甚。虽据即目边防事势，三五年间必无警急。然居安虑危，有国之常备，事不素讲，难以应猝。今者河朔沿边诸军，未尝出征，终年坐食，理合富强。臣近遣所辟幕官李之仪、孙敏行亲入诸营，按视曲折，审知禁军大率贫窘，妻子赤露饥寒，十有六七，屋舍大坏，不庇风雨。体问其故，盖是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将校既先违法不公，则军政无缘修举，所以军人例皆饮博逾滥。三事不止，虽是禁军，不免寒饿，既轻犯法，动辄逃亡，此岂久安之道？臣自到任，渐次申严军法，逃军盗贼，已觉衰少，年岁之间，庶革此风。然臣窃谓沿边禁军缓急终不可用，何也？骄惰既久，胆力耗惫，虽近戍短使，辄与妻孥泣别，被甲持兵，行数十里，即便喘汗。臣若加严训练，昼夜勤习，驰骤坐作，使耐辛苦，则此声先驰，北虏疑畏，或致生事。臣观祖宗以来，沿边要地，屯聚重兵，止以壮国威而消敌谋，盖所谓先声後实，形格势禁之道耳。若进取深入，交锋两阵，犹当杂用禁旅。至於平日保境，备御小寇，即须专用极边土人。此古今不易之论也。晁错与汉文帝画备边策，不过二事：其一曰徙远方以实空虚；其二曰制边县以备敌。宝元、庆历中，赵元昊反。屯兵四十馀万，招刺宣毅、保捷二十五万人，皆不得其用，卒无成功。范仲淹、刘沪、种世衡等，专务整辑番汉熟户弓箭手，所以封殖其家，砥砺其人者非一道。藩篱既成，贼来无所得，故元昊服臣。今河朔西路被边州军，自澶渊讲和以来，百姓自相团结为弓箭社，不论家业高下，户出一人。又自相推择家赀武艺众所服者为社头、社副、录事，谓之头目。带弓而锄，佩剑而樵，出入山坂，饮食长技与北虏同。私立赏罚，严於官府，分番巡逻，铺屋相望，若透漏北贼，及本土强盗不获，其当番人皆有重罚。遇其警急，击鼓集众，顷刻可致千人。器甲鞍马，常若寇至。盖亲戚坟墓所在，人自为战，虏甚畏之。先朝名臣帅定州者如韩琦、庞籍，皆加意拊循其人，以为爪牙耳目之用。而籍又增损其约У赏罚，奏得仁宗皇帝圣旨，见今具存。昨於熙宁六年行保甲法，准当年十二月四日圣旨，强壮、弓箭社并行废罢。又至熙宁七年再准正月十九日中书子，圣旨：应两地供输人户，除元有弓箭社、强壮并义勇之类并依旧存留外，更不编排保甲。看详上件两次圣旨，除两地供输村分方许依旧置弓箭社，其馀并合废罢。虽有上件指挥，公私相承，元不废罢，只是令弓箭社两丁以上人户，兼充保甲，以至遂捕本界及化外盗贼，并皆驱使弓箭社人户，向前用命捉杀。见今州县，全藉此等寅夜防托，灼见弓箭社实为边防要用，其势决不可废。但以兼充保甲之故，召集追呼，劳费失业，今虽名目具存，责其实用，不逮往日。臣窃谓陕西、河东弓箭手，官给良田，以备甲马。今河朔沿边弓箭社，皆是人户祖业田产，官无丝毫之给，而捐躯捍边，器甲鞍马，与陕西、河东无异。苦乐相辽，未尽其用。近日霸州文安县及真定府北寨，皆有北贼惊劫人户，捕盗官吏，拱手相视，无如之何，可以验禁军弓手，皆不得力。向使州县逐处皆有弓箭社人户致命尽力，则北贼岂敢轻犯边寨，如入无人之境？臣已戒饬本路将吏，申严赏罚，加意拊循其人，辄复拾用庞籍旧奏约束，稍加增损，别立条目。欲乞朝廷立法，少赐优异，明设赏罚，以示惩劝。今已密切会到本路极边定保两州、安肃广信顺安三军，边面七县一寨，内管自来团结弓箭社五百八十八村，六百五十一伙，共计三万一千四百一十一人。若朝廷以为可行，立法之後，更敕将吏，常加拊循，使三万馀人分番昼夜巡逻，盗边小寇来即抢获，不至狃忄犬，以生戎心。而事皆循旧，无所改作，虏不疑畏，无由生事。有利无害，较然可见。”奏上，不报。是月再奏，又不报。
右东坡所奏，元不曾施行。然疏中所言，可以知当时北边军政之弛。中天之祸，有由来矣。所言禁军，大率贫窘；将校不肃，敛掠乞取，坐放债负，习以成风，则知当时虽所募长征之兵，衣食仰给於县官者，犹不能不为将校所渔猎，况籍民之有田亩者以为保甲，贪官污吏，宁无诛求乎？
绍圣初，枢密院建言：“往时军士犯法，诏许将官一面决遣，以故事无留滞。自州县官预军事以来，动多牵制，不得自在。今後欲仍旧法，及诸军除转排补并隶将司，州县毋得辄有所预。其非屯驻所在，当俟将副巡历决之，馀委训练官行焉。”诏从之。至是州县拱手听其所为，兵将愈骄，无复可用矣。
元符二年，御史中丞章奏乞教习保甲月分，差官按试。曾布言：“保甲固当教习，然陕西、河东连年进筑城寨，调发未已，河北连被水灾，流民未复，以此未可督责训练。熙宁中教保甲，臣在司农，正当此职事。是时司农官亲任其事，督责检察极精密，县令有抑令保甲置衣装之类非理骚扰者，亦皆冲替，故人莫敢不奉法。其後乃令上番。”至十一月，蔡卞劝上复行畿内保甲教阅法，帝屡以督曾布。是日，布进呈畿内保丁总二十六万，熙宁中教事艺者凡七万，因言：“此事固当讲求，然废罢巳十五年，一旦复行，与事初无异，当以渐推行，则人不至惊扰。若便以元丰成法一切举行，当时保甲存者无几，以未教习之人，便令上番及集教，则人情汹汹，未易安也。熙宁中，施行，亦有渐。容臣讲求施行次第。”退以语卞，卞殊以为不快。
按王介甫尝言，终始言新法便者曾布也。若保甲之事，则其时布判司农寺，条画多出其建请，然绍圣之时，布独不欲复行，何也？盖其事繁扰，奉行不得其人，则徒足以困百姓，而实无益於军实。彼章、蔡卞之徒，但欲假绍述之说以遂其私，略不顾生民之休戚，布在当时，视群小犹为彼善於此者欤。徽宗崇宁四年，枢密院言：“比者京畿保甲投八百七十一牒乞免教阅，又二百三十馀牒遮枢密张康国马首诉焉。”乃诏京畿、三路保甲并於农隙时教阅，其月教指挥勿行。
政和时，诸路团成保甲六十一万馀人。
十月，尚书省言：“今所在逃军聚集至以千数，小则惊动乡邑，大则公为劫盗。累降指挥，许其首身，或令投换，终未革绝。神宗皇帝以将不知兵，兵不知将，故分兵隶将。统兵官司，凡兵之事，无所不总，则逃亡走死，岂得不任其责？今见行敕令，未有将官与人员任责之法，致兵将不加存恤，劳役其身，至於逃避，而任职之人，略不加罪。近日熙河一路逃者几四万，将副人员坐视故纵而不问，且军中有长行节级人员、将校，什长相统，同营相依，上下相制，岂得至其逋亡，漫不省察？况招军既立赏格，则逃走安可无禁？今参详修立赏罚十数条。”并从之。
七月，洪中孚为熙河兰湟路转运使。先是枢密院创招崇威、宁锐两军（三年十月二日），中孚自河东入觐，帝问新兵教阅就绪否。中孚曰：“教阅，易事也。臣不知艺祖取天下之兵与神考所分将兵曾无减损，若未尝减损，似不须增，盖兵贵简练不贵多。今遽增二军，所费至广。臣不知献议者於经费之外别有措置，或只仰给朝廷也。”帝愕然曰：“初议增兵，未尝议费，可即罢去。”中孚曰：“惰游之卒，不复安於南亩。今一旦罢遣，强者聚而为盗，弱者转徙，则重为朝廷忧。不若使填诸营阙；无阙，听於额外收管，不一二年尽矣。”帝称善。
政和二年，广西都钤司奏：“广西两将额一万三百馀人，事故逃亡，於湖南北、江东西寄招，缘诸路以非本职，多不用心。今兵阙六分，乞本路、邻路有犯徒并杖以下情重之人，取问犯人，除配沙门岛、广南远恶并犯强盗凶恶、杀人放火、事干化外并依法外，馀并免决刺填。”从之。宣和三年，知婺州扬应试言：“诸郡屯戍，当隶守臣。兵民之任一，然後号令不二。不然，将骄卒横，侵夺细民，气压州郡，有不胜其忧者。”於是诏自今令隶守臣。居无何，复诏曰：“将兵自当遵将官条教，其除前隶守臣指挥。”其後江、浙盗起，攻陷州邑，东南将兵，望风逃溃，无复能战。又事平之後，童贯奏言：“东南三将，类皆孱弱，全不知战，虚费粮廪，骄惰自恣。平时主领占差营私，大半皆习工艺。遂致寇恣横行，毒流一方，重费经画。今事平之後，当添将增兵，镇遏绥驭。然大抵南人怯弱，素失训练，终不堪战。今欲於内郡别置三将，并随京畿将分接续排置，使陕西军更互戍守，庶几东南可得实战之士，於计为便。”诏从之。
四年三月，臣僚上言：“伏见近者招刺阙额禁军，枢密院立限十遽，以数万人而期一月，道路汹汹相怖，云诸军捉人刺人以补阙额，率教人驱一壮夫，且曳且殴，百姓叫呼，或指求免。日者，金明池人大和会，忽遮门大索，但长身少年，牵之而去，云‘充军’。致卖蔬茹者不敢入城，行旅市人下逮奴隶，皆藏避恐惧，事骇见闻。今国家暇，必欲招填禁军，当明示法令，赉以金帛，捐财百万，则十万人应募矣。捉人於途，实伤国体，乞亟行禁止。有已强刺涅之人释遣之，以释忧疑。”诏：“如有非愿之人，速行改正。”
臣僚言：“逃卒所在有之。当祖宗时，军律甚严，若在戌还家，当役避事，必有辕门之戮。今既宥其罪，且许投换，不制於什伍之长。既立赦限，又特展日以宽自首之期。臣恐逃亡得计，其弊滋甚。乞除恩赦外，不轻与限，使知限之不可为常，稍有畏惧。”从之。
五年，手诏：“访闻保甲法行既久，州县玩习弛废，保丁开收既不以实，保长役使又不得时。如修鼓铺、饰粉壁、守败船、沿道路、给夫役、催税赋之类，科率骚扰不一，遂使寇盗奇邪，无复纠禁讥察，良法美意，浸成虚文。可令尚书省於诸路提刑或提举平官内，各路委选一员，令专一督责逐县令佐，将系籍人丁开收取实，选择保正长，各更替如法，使钤束保丁，递相觉察，毋得舍无赖作过之人，遇有盗贼，昼时追捕，若有过致藏匿者，许人告首，仍具条揭示。”钦宗靖康元年，诏：“诸路州军二税课利，先行桩办军兵合支每月粮料、春冬衣赐，数方许别行支散官吏请给等。禁军月粮，并免坐仓。”
自艺祖兵制，内则三司，外则漕台，岁赋禁军钱粮之赐取足，经常廪给，皆有定数。或因屯戍之劳，调发之费，则谓之特支；或战士有功，将吏有劳，随事犒劳，则谓之军赏，皆无定数。若夫诸军阙额，未即招填，则拘其俸廪，别作桩备上供，入内府，隶枢密院。自祖宗以来如此，而特盛於熙宁间。其後诏内外马步军，自今更不封桩，而次年复依旧法封桩，大率诸军司告乏，则暂从其请，或稍优足，则封桩如旧，久之事益讹。宰路专权，则阙额归朝廷；枢势重，则阙额复还密院，其来久矣。崇甯、大观时，皆为朝廷取用。政和间，郑居中为枢密，复争去。然密院又自用，未始入内帑也。内帑则更无考察，兵政财用，日益淆敝，患在不能守祖宗规模而已。
诏守令募州县乡村土豪为队长，各自募其亲识邻里以行。及五十人以上，先与进义副尉，三百人以上与承信郎，募文武官习武勇者为统领。行日，所发州军授以器甲，人给粮半月，地里远者，所至州县接续批支。京畿辅郡兵马制置使司言：“诸路召募敢勇、效用，每名先给钱三千，赴本司试验给据讫，支散银绢激赏。若监司、知通、令佐并应有官人，能召到敢勇、效用事艺高强及二百人以上者，乞与转一官，每加二百人依此。或监司、郡守、州县官以下应缘军期事件，稍有稽缓，并依军法。”从之。
又诏：“闻希赏之人，抑勒强募。自今并取情愿，敢有违戾，当议重罚。毋得将不堪出战及已系军籍者一例充募。”又诏：“募武举及第有材武方略，或有战功、曾经战阵，及经边任大小使臣不以罪犯己发未叙，及武学有方略智谋，及曾充弓马所子弟，及诸色有胆勇敢战之人，并许赴亲征行营司。”方兵盛时，年五十以上皆汰为民。及销并之久，军额废阙，则六十以上，复收为兵矣。
自元丰而後，民兵日盛，募兵日衰，其募兵阙额，则收其廪给，以为民兵教阅之费。元以降，民兵亦衰。崇宁、大观以来，蔡京用事，兵弊日滋，至於受逃亡、收配隶犹恐不足。政和之後，久废补，军士死亡之馀，老病者徒费金，少健者又多冗占，阶级既坏。纪律遂亡。童贯握兵，势倾内外，凡遇阵败，耻於人言，第言逃窜。河北将兵，十无二三，往往多是住招，故为阙额，以其封桩，为上供之用。陕右诸路，兵亦无几。种师道将兵入援，止得万五千而已。靖康之初，召募益急，多市井亡赖及操瓢行乞之人，固尝申抑招之令。明减克之罚，重末作之禁，严窜亡之罪，至於画一之诏，哀矜痛切，亦已无及。为童蔡者乌得不任其咎哉？
六月，河北制置使刘奏：“近制置种师中领军到榆次，失利，兵马溃散，师中不知存在。奉圣旨，师中下应统制、将佐、使臣等，并与放罪。臣契勘用兵失主将，统制、将佐并合行军法。军法行，则人以主将为重，缓急必须护救。若不行军法，缓急之际，争先逃遁，主将如路人，略不顾恤。近年以来，高永年陷殁，一行将佐及中军将、提辖等并不曾行军法，继而刘法陷殁，今又种师中死军。夫两军相遇，势力不加，血战而败，士卒痛有伤折，或失主将，亦无可言者。榆次之战，顷刻而溃，统制、将佐、使臣走出者十已八九，中伤者十无一二，独师中不出。或谓师中抚御少恩，纪律不严，然师中忠义许国，受命即行，遇敌奋不顾身，古之忠臣，未见其比。师中初闻右军接战已，即自遣发军马传呼应援，时召诸将，已无在者。至贼兵犯营，师中犹未肯上马。使师中有偷生之心，闻初败即行，亦必得出。使诸将忧失主帅受军法，亦必戮力相救，或能破敌。今一军才，诸将便不顾主帅，相继而遁，意谓全军溃散，必难以尽行军法。诸将初出，犹有惧色，既闻放罪，遂皆释然。朝廷以太原之围未解，末欲穷治。今师旅方兴，深恐无所惩艾，遇敌必不用命。欲乞特降指挥，应种师中下一行统制、将佐并先次施行，依已得指挥，令依旧军前自效。如能用命立功，即与免罪。今後非立战功，虽该恩赦，不得叙复。仍乞降诏优异褒赠师中，以为忠义死事之劝。”诏：“种师中下统制、将佐并各付降五官，仍令刘开具职位、姓名申尚书省，馀依奏。”十月枢密院奏：“召募有材武勇锐及胆勇人并射猎生户。”从之。
时京城四壁共十万人，黄旗满市。应募者悉庸丐寒乞之人，全无斗志。何用王健募奇兵，操瓢行乞羸劣之人，皆跃然应募，仓卒未就纪律。奇兵乱，殴王健，杀使臣数十人，内前大扰。王宗氵楚斩渠魁数人，乃定。及出战，为铁骑所冲，望风奔溃，歼焉。是时守御司寄姓名得官者甚多，如术人柳彦辅，姓谢姓丁人皆冒故旧。小人布衣补官，不问能否，与官告数十道，使之妄用。
●卷一百五十四 兵考六
○兵制
高宗开元帅府於南京，初募兵近万人。王旅寡弱，至招溃卒、收群盗以补之。既即位，始置御营司，以大臣主之。四年，以御营司并归枢密院。（详见《禁旅门》。）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御前诸军者，本高宗所收诸将部曲也。祖宗以来，内外诸军惟厢、禁二色而已。禁军皆隶三衙，而更戍於外；厢军者所在有之，以守臣节制。若禁军在边上，则文臣为经略使者统之，武臣但为总管。熙宁间，内外禁旅合五十九万人。神宗将有事於四夷，乃置百三十将，其法甚备。崇、观後，朝廷取其阙额之数以上供，故阙而不补者几半。军兴以来，所存无几。上在元帅府，始招溃卒群盗以为五军，後又得王渊、杨惟忠等河北之兵。建炎元年五月，以为御营五军，然犹未大盛也。三年四月，又更置御前五军。刘光世所领西兵，则谓之巡卫军，在五军之外。是岁，又改为神武五军。绍兴元年十二月，又改为行营四护军，张俊称前军，韩世忠称後军，岳飞称左军，刘光世称右军，并杨沂中中军入殿前司，而吴军如故。七年八月，光世军叛降伪齐，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十一年四月，三宣抚司罢，乃改其部曲称某州驻御前诸军。十八年，川陕军亦如之，其军皆不隶三卫，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御前军者，帅臣不可得而节制，得自达於朝廷。令禁兵但供厮役，大抵如昔之厢军，将官虽存，亦无职事，但为武臣差遣而已。愚谓不若并军於厢籍，而改御前军为禁军，所在以帅臣节制之，而都统制之官为之副贰，庶几兵民权出於一，而缓急可以责成，则合祖宗制兵之意矣。”
建炎之後，诸大将之兵浸增，遂各以精锐雄视海内，而因时制变，随处立营，迁易靡定，驻未有常所。有如刘光世军或在镇江、池州、太平，韩世忠军或屯江阴，岳飞一军或戍宜兴、蒋山，惟王彦八字军随张俊入蜀，而吴之兵，多屯凤州、大散关、和尚原，大略可考矣。当是时，合内外大军十九万四千馀，而川、陕不与。及杨沂中将中军，专总宿卫，於是江东刘光世、淮东韩世忠、湖北岳飞、湖南王含四军通十二万一千六百，时亦未有常屯。绍兴五年，王含罢，以兵五千隶韩世忠，王彦以八字军赴行在。七年之秋，刘光世将郦琼叛，以七万人北降刘豫，别将王德以八千人归张俊，由是三衙之外，惟张、韩、岳三军为盛。自三大将之外，八年五月，吕师古留兵三千屯太平州，而刘留兵屯镇江焉。至若四川之兵，曲端死，吴并将其兵，王庶、刘子羽有兴元，又招集流散，立成都伍。子羽罢，又并将其兵，故之兵十万。死，胡世将为宣抚，命吴以二万守兴州，杨政以二万守兴元，郭浩以八千人守金州。而之中部三万人，分屯仙人关内外，并将之，是以四川之兵，独偏重於兴州。
给事中兼直学士院汪藻言：“金人为患，今已五年。陛下以万乘之尊，而伥然未知税驾之所者，由将帅无人，而御之未得其术也。如刘光世、韩世忠、张俊、王含之徒，身为大将，论其官则兼两镇之重，视执政之班，有韩琦、文彦博所不敢当者。论其家，则金帛充盈，锦衣肉食，舆台厮养，皆以功赏补官，至一军之中，使臣反多，卒伍反少。平时飞扬跋扈，不循朝廷法度，所至驱虏，甚於夷狄，陛下不得而问，正以防秋之时，责其死力耳。张俊明州仅能少抗，柰何敌未退数里间，而引兵先遁，是杀明州一城生灵，而陛下再有馆头之行者，张俊使之也。臣痛念自去秋以来，陛下为宗社大计，以建康、京口、九江皆要害之地，故杜充守建康，韩世忠守京口，刘光世守九江，而以王含隶杜充，其措置非不善也。而世忠八、九月间已扫镇江所储之资，尽装海舶，焚其城郭，为逃遁之计，洎杜充力战於前，世忠、王含卒不为用，光世亦晏然坐视，不出一兵，方与韩朝夕饮宴，贼至数十里间而不知，则朝廷失建康，虏犯两浙，乘舆震惊者，韩世忠、王含使之也。失豫章而太母播越、六宫流离者，刘光世使之也。鸣呼！诸将以负国家罪恶如此，而俊自明引兵至温，道路一空，民皆逃奔山谷。世忠逗遛秀州，放军四掠，至执缚县宰，以取钱粮，虽陛下亲御宸翰，召之三四而不来，元夕取民间子女，张镫高会，君父在难而不恤也。含自信入闽，所过邀索千计，公然移文曰：‘无使枉害生灵。’其意果安在哉？臣观今日诸将，用古法皆当诛，然不可尽诛也。惟王含本隶杜充，充败於前，而含不救，此不可赦，当先斩含以令天下。其他以次重行贬降，使以功赎过。臣愚以为虏退之後，正大明赏罚、再立纪纲之时，莫若择有威望大臣一人，尽护诸军，虽陛下亲军，亦听其节制，稍稍以法裁之。凡军辄敢擅移屯以护驾为名者，自主将以下，悉论如法，仍使於偏礻卑中，择人才之可用者，间付以方面之权，待其有功，加以爵秩，阴为诸将之代，此今日所最急者。惟陛下与大臣熟议，断而行之。”
起居郎胡寅上疏言：“赵充国西汉名将，曹操三国英雄，其用兵无不屯田积粟，而今日之兵，开口时哺，此何理也？自古临敌有用命者，有不用命者，故艺祖皇帝，尝出入行间，以剑斫士卒皮笠，记其退缩者事定而诛之，若其摧坚陷阵，则赏不旋踵，是谓有赏有刑，旌别勇怯。而今之赏功，全阵转授，未闻有以不用命被戮者，此何理也？自古行赏：其将帅勋阀尤异者则迁其官秩，或封以国邑：若其士卒则犒赐而已，或以金帛子之而已。今自长行以上，皆以真官赏之，人挟券历请厚俸，至於以官名队，此何理也？自古利权尽归公上，予夺操纵，惟君所命，如李牧之军市租、如艺祖命边将回易之类，则衣粮器械赏设之费，皆出其中。今煮海榷酤之入，遇军之所至，则奄而有之，什一之利，半为军人所取。至於衣粮，则曰仰於大农，器械则必取之武库，赏设则尽出於县官，此何理也？自古制兵，有事则付之将帅，无事则归之天子。光武中兴，可谓马上取之之时矣，犹且不假将帅以久权。邓禹取三辅，总数十万众，一旦无功，夺之如探囊中物。今总兵者以兵为家，若不复肯舍者。曹操曰：‘欲孤释兵，则不可也’，无乃类此乎！自建炎以来，易置宰执凡四十馀人矣。谋虑不臧，政事不善，虽台衡之重，股肱之亲，一言而去之，何独将帅而不可进退，以均劳佚之任，拔沈滞之材乎？此又臣所未晓也。自古制兵，必有实数。战斗则有败北，平居则有死亡，缓急则有散逸，此不能免也。今诸军近者四、五年，远者八、九年，未尝落死损逃亡之数，岂皆不死乎，抑随死随补乎？逃而不以告，败而不以告，死而不以告，补而不以告，不可也。以补者之姓名充死者之姓名，以死者之妻子为补者之妻子，不可也。不然，军籍何自而无缺乎？此又臣之所未晓也。自古制兵，必去冗食，存精锐，分为等级，如所谓百金之士，千金之士，则战之所恃以必胜者，其馀充声势、备辎重而已，则所以食之役之者，不敢与锐卒班焉。虽其等如是，然无非军旅之用也。今诸军则无所不有矣，避赋役免门户者往焉，纳贿赂求官爵者往焉，有过咎不得仕者往焉，犯刑宪畏逮逋者往焉，违科举失士业者往焉，则又有乡党故旧之人，百工手艺之人，方技术数之人，音乐俳戏之人，彼所以辐辏€萃者，非有势以庇之乎？非有利以聚之乎？不然，人生各有业，何必军之从？此又臣之所未晓也。”
按建炎中兴之後，兵弱敌强，动辄败北，以致王业偏安者，将骄卒惰，军政不肃所致，汪彦章、胡致堂二疏，切中时弊，故备录之。
建炎四年，诏神武右军统制张俊言：“牙军军兵多系招集乌合之众，欲将上等改刺胜捷，次等刺振华、振武，庶几军政归一，易於训练。”诏依。其後以河北人充河北振武，其馀人刺陕西振华。
绍兴元年，金人留承、楚，浙西大帅刘光世守镇江，欲携贰之，乃以金银铜为三色钱，其文曰：“招纳信宝”，获虏人则燕饯而遗之，未几踵至，得数千，众皆给良马利器，用之如华人，因创赤心、奇兵两军，颇得其用。二年，左仆射吕颐浩请举兵北向以复中原，且谓：“天时人事，今皆可为，何者？昨自淮扬之变，兵械十亡八九，未几，虏分三道入寇，江浙兵皆散而为盗。自陛下专意军政，稍汰其冗，修饬器械，今张俊军三万，有全装甲万副，刀枪弓箭皆备。韩世忠军四万，岳飞军二万三千，王含军一万三千，虽不如俊之军，亦皆精锐。刘光世军四万，老弱颇众，然选之可得其半。又，神武中军杨沂中、後军吕师古皆不下万人，而御前忠锐如崔增、姚端、张守忠军亦二万。臣上考太祖之取天下，正兵不过十万，况今有兵十六七万，何惮不为？且向者群盗四扰，朝廷枝梧不暇，今悉已定。又自虏之南牧，莫敢扌婴其锋者，近岁张俊获捷於四明，韩世忠振於镇江，陈思恭击於长桥，而张荣又大捷於淮甸。良由虏贪残太甚，天意殆将悔祸。又虏以中原付之刘豫，而豫烦碎不知国体，三尺童子，知其不可立国，事固可料。观宇文虚中密奏，虽未可尽信，然虏骑连年不至淮甸，必有牵制，天意盖可见矣。今韩世忠已到行在，臣愿睿断早定，命世忠、张俊，与臣等共议，决策北向。令世忠由宿、泗，刘光世由徐、曹以入，又於明州留海船三百只，令范温、阎皋乘四月南风北去，径取东莱。此数路皆有粮可因，不必调民馈运。大兵既集，豫必北走。所得诸郡，就择土豪为守，虏举兵来争其地，则彼出我入，彼入我出，扰之数年，中原可复。况今之战兵，其精锐者皆中原之人，恐久而销磨，异时势必难举，此可为深惜者也。”及闻桑仲进兵，乃议大出师，身自将军北向，且言：“近闻虏伪合兵，以窥川、陕，若於未来举兵，必可牵制陕西之急，万一王师逐豫，则彼必震恐。”令韩世忠自京入关，此亦一奇也。
按颐浩之言美矣，然帝信其说，而颁督师之命，才至常州，而部将叛之，竟称疾不进，略不能北向发一矢，复还相位，功业无闻焉。以所言当时军旅事情稍备，故录之。
四年，枢密院上言：“提举御前军器所申：‘本所万全杂役以五百人为额，自户部裁减月给，尽皆逃遁。若依户部所申月米五斗五升，每日不及二升；麦四斗八升，每斗折钱二百，日支食钱一百，委是赡养不足。’”诏：“户部裁定，於月粮一石七斗，添作一石九斗。”五月，诏：“神武义军统制王含下拣阅到第三等军兵一千六百六十人，拨填诸州厢禁军。”
《军防令》：诸军招拣等杖，天武第一军五尺有八寸，捧日、天武第二军、神卫五尺七寸三分，龙卫五尺七寸，拱圣、神勇、胜捷、骁捷、龙猛、清朔五尺六寸五分，骁骑、€骑、骁胜、宣武、殿前司虎翼水军五尺六寸，武骑、宁朔、步司军虎翼等五尺五寸，广捷、威胜、广德、克胜等五尺四寸五分，克戎、万捷、€捷、横塞等五尺四寸，亳州雄胜、飞骑、威远等五尺三寸五分、济州雄胜、骑射、桥道等五尺三寸，拣中广效、武和、武肃、忠靖、三路厢军五尺二寸。
七年，枢密院言：“勘会累降指挥，诸军不得互相招收及拖拽别军官兵。访闻昨来诸军内，有因事走投别军之人。窃虑互相识认，别致纷争，理宜措置。”诏：“诸军应今日以前，收到别军官兵，特免根究，自後更不许招诱拘截。”十一年四月，给事中范同以诸将握兵难制，献策於秦桧，且以柘皋之捷言於上。召张俊、韩世忠、岳飞入觐，论功行赏，皆除枢密副使。张俊首纳所部兵，乃分命三大帅副校各统所部，自为一军，更其衔曰统制御前军马。罢宣抚司，遇有出师取旨，兵皆隶枢密院，依旧驻札，而四川大将兵亦分屯就粮，曰兴成阶凤文龙利阆金洋绵房西和州、太安军、兴元、隆庆、潼川府凡十四郡焉。故今镇江大军，则韩世忠之旧部；建康大军，则张俊之旧部；鄂州大军，则岳飞之旧部。绍兴末年，荆南、江州、池州又皆新创兵籍，荆南所屯，则刘所招效用，益以鄂州之兵，江、池之军，则三衙疲弱之卒屯戍者。江州一军，大抵皆茶寇也。而兴元府、兴州、金州三都统兵，则本曲端、吴、关师古之徒，关西之旧部。考乾道之末，建康都统司兵约五万人，池州都统司兵一万二千人，镇江府都统司兵四万九千人，荆南都统司兵二万人，兴元都统司兵一万七千人，金州都统司兵一万一千人。其後分屯列戍，增损不常，拣练团并，分合不一。其下有统制统、领正、将副、将准、备将之目。
十三年，诏：“殿前司等处统领将官本请受外，别无供给职田之类，赡养不足，差官管运，侵攘军政。可与逐月支破供给：统制、副统制月一百五十贯，统领官以至准备将各支给有差，庶可赡足其家，责以後效。若诸军仍前擅差军兵回易兴贩，依私役禁军法，所贩物货，计赃坐罪。州县知而不举，与犯人同罪。”
二十九年，枢密院言：“勘会内外诸军招人，多收技艺工匠贩卖之徒，致人材短小，形质怯懦，败坏军政。可自今并依等杖招刺壮健、堪披带人。如违，重典宪。”从之。孝宗隆兴二年，殿前司言：“诸军法，兵级年及六十，将校年六十五，减充剩圆支破请受，内有战功，亦止半给。近年以来，侥求全支，又有年及不行减落，支费浩瀚，不免横取於民，乞今所属遵依旧法，逐营置籍，乡贯、年甲、招剌年月，悉书於籍，一留本营，一留户部，一留总领，以备开落使用。”诏：“依。”
乾道元年诏：“三衙及江上诸军，今後升差，须候年限及日，方许申请。”
迁补之制：凡诸军校，岁月有久近，功效有优劣，或联比其名，而加迁擢，名曰排连；其有战功，或大礼郊恩，以次迁补，则曰转员。惟老病过失者，不在迁补之限。《军防令》：诸军转补将校者；指挥使阙，以副指挥使充；副指挥使阙，以都头充；都头阙，以副都头充；副都头阙，以军分十将诸禁军将转补：满三年者，十人阙三人，七人至五人阙二人，三人阙一人；虽未满三年者，八人阙五人，七人阙四人，五人阙三人，三人阙二人者，并行转补。诸禁军将校、军头、十将应转补者：当职官体量依拣禁军法，无病乃试弓弩，内枪刀、标牌手各粗习为应法，入得转补。即有病悴，或年六十九，或转补後犯赃枉法，逾滥情重以上，虽该恩，并隔下。其差出者，勿拘体量，在别州者，随所在州体量讫，报住营处。诸就粮军阙，将校应转补者，逐处各於见管一等军分通理所阙人数递迁。如不足，申总管或安抚钤辖，县镇先於本州，州於本路比州及以次州一等军分内，选经转补及二年者填阙。又不足，逐司报本处，随转补文字且奏诸禁军转补、排连。将校节级正管者，各依职次指挥相压，差管及差同管与下名将校节级一等职名者，各以补授先後为次。诸禁军已经转补、排连，而有以前功赏武艺应转资者，先於旧职上转补，後於已转资上转补、排连。如无阙，即於应排转名次下额外补。诸军以过犯应隔，转补、排连未经隔而有战功及伤中者，免隔。诸厢军应补员僚，备录所降朝旨，给牒。补节级者，给帖。诸禁军转补、排连，限一季内奏，厢军十日。诸马军龙猛、步军龙骑、归远、壮勇将校兵级，虽犯徒到营不曾犯盗，听补转、排连。诸都作院将校，所管工匠三百人以上阙及三人，馀遇有阙日转补。及三年，依名次递迁。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宿卫禁旅迁补之制，以岁月功次而递进者，谓之排连。大礼後次年，殿庭较艺，乘舆临轩，曰推垛子。其岁满当去者，随其本资高者，以正任团练使刺史、补外州总管、钤辖，小者得州郡监。当留者於军职内升补，谓之转员。唯推垛之日，以疾不趁赴者，为害甚重。绍兴三十二年四月，予以右史午对，时将有使事，与上介张才甫同饭於皇城司，有一老兵幞头执黑杖子，拜辞皇城办官刘知ト，泣涕哽噎，刘亦为恻然。予问其故。兵以杖相示，满其上皆揭记士卒姓名、营屯事件，云：‘身是天武第一军都指挥使，曾立战功，积官至遥郡团练使。今年满当出职，若御前呈试了，便得正任使名，而为近郡总管。不幸小疾，遂遭拣汰，只可降移外藩将校。在身官位，一切除落，方伏事州都监，听管营部辖。三十七年勤劳，一旦如扫，薄命不偶，至於如是。’坐者同叹息怜之。案崇宁四年，有诏诸班直尝备宿卫，病告满尚可疗者，殿前指挥使补外牢城指挥使，盖旧法也。”
开禧元年兴元都统秦世辅言：“本司诸军阙额颇多，绍兴之末，管二万九千馀人，乾道三年，以二万七千人为额，今管二万五千四百馀人，所差发出戍官占实一万一百四十三人，点阅所部堪披带者，仅六百二十七人，欲乞许本司酌绍兴末年元额招刺补填。”从之。
叶应诏《兵总论》二曰：“自唐至德以後，节度专地而抗上令，喜怒叛服，任於晷刻，而藩镇之祸，当时以为大讳矣。然国擅於将，犹可言也。未久，而将擅於兵，将之所为，惟兵之听，而遂以劫制朝廷。故国擅於将，人皆知之；将擅於兵，则不知也。大历、正元之间，节度使固已为士卒所立，唐末尤甚。而五代接於本朝之初，人主之兴废，皆群卒为之，推戴一出，天下俯首听命而不敢较。而论者特以为其忧在於藩镇，岂不疏哉！太祖既收节度权柄，故汰兵使极少，治兵使极严，所以平一僭乱，威服海内者，太祖统纪制御之力，非恃兵以为固者也。群臣不考本末，不察事势，忘昔日士卒奋呼专上无礼之患，而反以为太祖之所以立国者，其要在兵；都於大梁，无形势之险，而其险以兵。夫都於大梁，因周、汉之旧，而非太祖择而都之也。使果恃兵以为固，则连营百万，身自增之，不待後世也其数乃不满二十万，何哉？不以兵强，前世帝王之常道也。况太祖之兵不满二十万，其非恃兵以为固也决矣。召募之日广，供馈之日增，盖端拱、雍熙以後，契丹横不可制而然耳。康定、庆历谋国日误，恃兵为国之说大炽不禁，而後天下始有百万之兵，弱天下以奉兵，而其治无可为者矣。而上下方扬扬然自以为得计，为之治文书、聚财赋，尽用衰世裒刻之术，取於民以扌致之而犹不足，及其不可用也，则又为之亻免首以事骄虏，而使之自安於营伍之中也。故王安石为神宗讲所以销兵之术，知兵之不胜养，而犹不悟籍兵之不必多，教诸路保甲至四五十万，阴欲以代正兵，正兵不可代，而保甲化天下之民皆为兵，於是虚耗之形见，而天下之势愈弱。元废罢保甲，史臣以为太祖设阶级之法，什伍壮士以销奸雄之心，兵制最明，而百馀年无祸乱。王安石不足以知此，《实录》所载，盖当时议论之本原也。虽然，王安石则信不足以知此，而不为王安石，者岂能知之哉！至於绍圣以後，则又甚矣。保甲复治，正兵自若，内外俱耗，本末并弱。大观、政和中，保甲之数至六七十万，二法皆弊，名具实亡，故军制大坏，而士卒不能被甲荷戈，平民相挺，化为盗贼。离不始挟兵十万馀，长驱而至莫有敌者，仓卒遣人召白徒以勤王，京师不守，则勤王之人寇掠遍天下矣。呜呼，痛哉！养兵以自困，多兵以自祸，不用兵以自败，未有甚於本朝者也。而议者犹曰恃兵之固，制兵之善，可因而不可改，可增而不可损，是厚诬太祖而重误国家也。加以四屯驻之兵，又昔日所未有，以数倍祖宗之财用，投於四总领之巨壑，而州郡又以厢、禁兵自困，侵削民力，至於空尽。问其外御，则曰请和不暇；问其内备，则曰仓卒可虑。统制、统领、总管、路钤、路分钤辖将兵之官，充满天下，坐縻厚禄，而兵未尝有一日之用。方今国未见有难治之弊，敌未见有难破之验，徒以自困於兵，浸淫重滞，不能轻利，其一曰，四屯驻大兵之患；其二曰州郡厢、禁、土兵、弓手之患。去一患则得一利，一州之兵患去，则一州利；一方之兵患去，则一方利。兵患去则兵强，惟所用之无不可者。陛下果决於此，岂有久而不革者哉？”
又《论四屯驻大兵》曰：“敢问四大兵者，知其为今日之深患乎？使知其为深患，岂有积五十年之久，而不求所以处此者？然则亦不知而已矣。自靖康破坏，维扬仓卒，海道艰难，杭越草创，天下远者命令不通，近者横溃莫制。国家无威信以驱使强悍，而诸将自夸雄豪，刘光世、张俊、吴兄弟、韩世忠、岳飞各以成军雄视海内，其玩寇养尊，无若刘光世；其任数避事，无若张俊。当是时也，廪稍惟其所赋，功勋惟其所奏。将版之禄，多於兵卒之数。朝廷以转运使主饣鬼饷，随意诛剥，无复顾惜，志意盛满，仇疾互生，而上下同以为患矣。及张俊收光世兵柄，制取无策，吕祉以疏俊趣之，一旦杀帅，卷甲而遁。其後秦桧虑不及远，急於求和，以屈辱为安者，盖忧诸将之兵未易收，浸成疽赘，则非特北方不可取，而南方亦未易定也。故约诸军支遣之数，分天下之财，特命朝臣以总领之，以为喉舌出纳之要。诸将之兵尽隶御前，将帅虽出於军中，而易置皆由於人主，以示臂指相使之势。向之大将，或杀或废，惕息俟命，而後江左得以少安。故知其为深患若此而已。虽然，以秦桧之虑不及远也，不止於屈辱为安，而直以今之所措置者为大功。疲尽南方之财力，以养此四大兵，惴惴然常有不足之患，桧徒坐视而不恤也。桧久於其位，老疾而死。後来者习见而不复知，但以为当然。故朝廷以四大兵为命而困民财，四都、副统制因之而侵刻兵食，内臣贵亻幸因之而握制将权，蠹弊相承，无甚於此。而况不战既久，老成消耗，新补惰偷，堪战之兵，十无四五，气势忄Й弱，加以役使回易，交跋债负，家小日增，生养不足，怨嗟嗷嗷，闻於中外。昔祖宗竭天下之财，以养天下之兵，固前世之所无有；而今日竭南方之财，以养四屯驻之兵，又祖宗之所无有也。夫以地言之则北为重，以财言之则南为多。运吾之多财，兵强士饱，事力雄富，以此取地於北，不必智者而後知其可为也。今奈何尽耗於三十万之疲卒，袭五六十年之积弊，以为庸将腐阉，卖鬻富贵之地？则陛下之远业，将安所乎？陛下诚奋然欲大有为於天下，摅不可掩抑之素志，以谋夫不同覆载者之深雠，必自是始。使兵制定而减州县之供饣鬼，以苏息穷民，种植基本，於是厉其兵使必斗，厉其将使不惧，一再当虏，而胜负决矣。兵以少而後强，财以少而後富，其说甚简，其策甚要，其行之甚易也。”
又《论厢禁军弓手土兵》曰：“厢军供杂役，禁军教战守，弓手为县之巡徼，上兵为乡之控扼。夫供役有兵，备战有兵，巡徼有兵，控扼有兵，大州四五千人，中州三千人，小州二千人。计一兵之费：其正廪给之者居其一焉，因兵而置营伍将校，其上则路分钤辖、总管者居其一焉，恩赐、阅视、借请、券食者居其一焉，缘兵之蠹弊亏公病私者又居其一焉。民之所谓第一等户，尽其赋入，不足以衣食一兵。今州郡二税之正籍尽以上供者，及其所趁办酒税窠名尽以上供者，朝廷既自以养大兵矣，而州郡以其自当用度者，又尽以养厢、禁、土兵，又有配隶罪人，牢犴充塞，亦州郡所养。然则财安得不匮，而民安得不困乎？夫所以养兵者，为其有事而战，不为其无事而备也。无事而备，则必有不养之兵而後可。今养之於无事，竭州郡之力以衣食之，固非所以战也。则虽有百万之兵，而不免自贬为至弱之国，乃其势之宜然耳。故不减宿卫屯驻之大兵，则国力不宽；不减厢、禁、弓手、土兵，则州郡之力不宽。夫立法定制於重滞繁扰之中，以困民为安强，以耗国为仁惠，以疲士大夫之精力为用材，以人心益陋、所守益卑者为远识，以不可举动为体国，以养兵不战为消奸雄之心，遂至於忘雠耻。弃诸华、废天命，礼坏乐失，积众弊而莫革者，宿卫屯驻之兵困之於上，厢、禁、弓手、土兵困之於下而已。陛下思之於外，而不图其内，患行其所难，而不实为其所易者，何哉？”
古之兵皆出於民者也，故民附则兵多，而勃然以兴；民叛则兵寡，而忽焉以亡，自三代以来皆然矣。秦汉始有募兵，然犹与民兵参用也。唐之中世，始尽废民兵而为募兵。夫兵既尽出於召募，於是兵与民始为二矣。兵与民为二，於是兵之多寡，不关於国之盛衰；国之存亡，不关於民之叛服。募兵之数日多，养兵之费日浩，而败亡之形反基於此。唐自天宝以来，内外皆募兵也。外兵则藩镇擅之，内兵则中人擅之，其势不相下，而其力足以相制，故安史反叛，而郭子仪、李光弼以节度之兵诛之。朱Г僭乱，而李晟、浑以神策之兵诛之。及其衰也，宦官则以内兵而劫制人主，方镇则以外兵而擅广土地。及朱温举兵内向，尽夷中人，废神策，而唐之鼎祚移於内。杨行密、钱Α、马殷、王建、刘仁恭、李茂贞之徒，以卒伍窃据一方，而唐之土宇裂於外，而唐遂亡矣。中更五代，则国擅於将，将擅於兵。卒伍所推，则为人主，而国兴焉，非以得其民也；其所废则为独夫，而国亡焉，非以失其民也。宋有天下，艺祖、太宗，以兵革削平海内，暨一再传，则兵愈多，而国势愈弱。元昊小鬼，称兵构逆，王旅所加，动辄败北，卒不免因循苟且，置之度外。洎女真南牧，徵召勤王之师，动数十万。然援河北，则溃於河北；援京城，则溃於京城。於是中原拱手以授金人，而王业偏安於江左。建炎、绍兴之间，骄兵溃卒，布满东南，聚为大盗，攻陷城邑，荼毒生灵，行都数百里外，率为寇贼之渊薮。而所谓寇贼者，非民怨而叛也，皆不能北向御敌之兵也。张、韩、刘、岳之徒，以辅佐中兴，论功行赏，视前代卫、霍、裴、郭曾无少异，然究其勋庸，亦多是削平内寇，抚定东南耳。一遇女真，非败则遁，纵有小胜，不能补过，而卒不免用屈已讲和之下策，以成宴安江左之计。及其末也，夏贵之於汉口，贾似道之於鲁港，皆以数十万之众，不战自溃，於是卖降效用者非民也，皆宋之将也；先驱倒戈者，亦非民也，皆宋之兵也。夫兵既不出於民，故兵愈多而国愈危，民未叛而国已亡，唐、宋是也。噫！兵，犹手足也；国、犹身也。手足强壮则身存，手足枯槁则身废；兵多则国存，兵少则国亡，未有以兵多而亡者。今唐兵虽多强悍而不为用，犹病狂易之人，奋拳举爪，自陷其肤，自屠其肠，以至於殒身也。宋兵虽多劣弱而不可用，犹病痱癖之人，恣其刍豢以养拥肿之四肢，胫如腰，指如股，而病与之俱增，以至於殒身也。然则所以覆其国者乃兵也，所以毙其身者乃手足也。又古者籍民为兵，其法不过因其户田之可赋者赋之，年齿之可任者任之，民固不容於亻幸免，而亦不可以滥入。《司马法》曰：“使智使勇，使贪使愚”，盖言户尽为兵，则君子小人、贤与不肖俱出其间也。自募兵之法行，於是择其愿应募者，而所谓愿应募者，非游手无藉之徒，则负罪亡命之辈耳，良民不为兵也。故世之詈人者，曰黥卒，曰老兵，盖言其贱而可羞。然则募兵所得者，皆不肖之小人也。夫兵所以捍国，而皆得不肖之小人，则国之所存者，幸也。纪纲尚立，威令尚行，则犹能驱之以亲其上、死其长，否则溃败四出，反为生民之祸，而国祚随之矣。可胜慨哉！
●卷一百五十五 兵考七
○禁卫兵
《周官》：宫正掌王宫之戒令纠禁，以时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时，四时。比，校次其人之在否，官府之在宫中者，若膳夫、王府内宰之属。次，诸吏直宿，若今部署诸庐者。舍，其所居寺也）。为之版以待（官府次舍之版图及其人之名籍以待比），夕击柝而比之（莫行夜以比直宿者，为其有懈怠离部署）。国有故则令宿、其比亦如之（故，谓灾祸。令宿，谓卫王宫也）。辨内外而时禁（分别内外人，禁其非时出入），稽其功绪，纠共德行（功，吏职也，绪其志业），讥其出入，均其稍食，云其淫怠，与其奇袤之民（民，宫中吏之家人也。淫，放滥。怠，懈慢。奇袤，谲觚非常），会其什伍，而教之道艺（五人为伍，二伍为什，寄宿卫之令）月终则会其稍食，岁终则会其行事（行事，吏职也）。
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凡在版者（郑司农云：“庶子，宿卫之官。版，名籍也，以版为之，若今乡户籍谓之户版。”谓王宫之士，谓王宫中诸吏之子也。庶子，其支庶也），掌其政令，行其秩叙，作其徒役之事（秩，禄秩也。叙，才等也。作徒役之事，天子所用），授八次八舍之职事（卫王宫者，必居四角四中，於徼候便也。郑司农云：“庶子卫王宫，在内为次，在外为舍。”元谓次其宿卫所在，舍其休沐之处）。若邦有大事，作宫众则令之（谓王官之士庶子，於邦之大事，或当选行），月终则均秩，岁终则均叙，以时颁其衣裘，掌其诛赏。
虎贲氏虎士八百人（士徒选有勇力者），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王出，将虎贲士居前後，虽群行，亦有局分）；军旅会同亦如之。舍则守王闲（舍，王出所止宿处。闲，┕互也）；王在国则守王宫（为周卫）；国有大故，则守王门；大丧，亦如之。及葬，从遣车而哭。连四方使，则从士大夫（虎士从使者）。若道路不通，有徵事，则奉书以使於四方（不通，逢兵寇若泥水。奉书，徵师役也）。
旅贲氏掌执戈盾，夹王车而趋，左八人，右八人，车止则持轮（夹王车者，其下士也。下士十有六人，士为之帅焉）。凡祭祀、会同宾客，则服而趋（服而趋，夹王车趋也。会同宾客，王亦斋服，服衮冕；则此士之斋服，服元端）。丧记，则衰葛，执戈盾（葛，葛。武士尚轻），军旅，则介而趋（介，被甲）。
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隶，谓罪隶，四翟之隶也。物，衣服兵器之属），掌帅四翟之役，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厉，遮卫也。《疏》：服其邦之服，若东方、南方衣皮帛，执刀剑；西方、北方衣裘、裘执弓矢）。
蛮隶，在王宫者，执其国之兵以守王宫，在野外则守厉禁。
罪隶、夷隶、貉隶其守王宫，与其守厉禁者，如蛮隶之事。
林氏曰：“周庐千列，设戟百重，入守虎关，出陪豹尾，此古人设卫所以强弱枝、防未然而灭不轨也。昔成周宿卫之制，居则宫正、宫伯之卫，行则虎贲氏之卫。仆从之卫，掌於太仆；守隶之卫，掌於司隶。其制盖不一矣。宫正有宫之徒役，宫伯有公卿大夫之士、庶子，以为环列腹心之任，居卫之制然也。虎贲氏有虎士八百人，掌先後王而趋以卒伍，视朝则在路门之右、行卫之制然也。太仆掌奉舆马，督扈从，视朝则在路门之左（太仆，王视朝则荷正位而退，入亦如之。王出入则左驭而前驱。太仆而下，有小臣、祭仆、隶仆、御仆皆属焉。又司士云：“太仆、大右、太仆从者在路门之左。”）。司隶掌率夷隶执兵器，服兵服，以卫王之门。外朝在野，外则守，内列仆从，守隶之卫制然也。由是言之，环列腹心之卫，非兵卫，在内而不出；虎士之卫为重兵之卫，非王出亦不行；四翟之卫则环卫诸门，仆从之徒则整饰驺从，此宿卫之别详矣。然虎贲缀衣，无非吉士，侍御仆从，罔非正人。执刘钺而上戈刃者，皆用冠冕之士大夫（顾命四人，綦弁，执戈，上刃，夹两阶，一人冕，执刘，立於东堂），居虎门而诏王[A134]者，乃率四夷之贱隶（师氏掌以[A134]诏王，使其属率四夷之隶），纠其德行，稽其功绪，劝以善也。掌其纠禁，严其诛赏，防以过也。由是言之，腹心之卫，固择有道有德之贤而宿卫之，兵亦皆使贤士大夫为之，其任严矣。而圣人防微杜渐之意，又不止是，盖人君处内庭之时多，处外庭之时少，亲侍臣之意玩，亲大臣之意严。今宫正、宫伯之兵卫、郎卫，固为太宰之属，而虎贲之虎士，掌於司马，司隶之伍隶，掌於司寇，皆听命於太宰。内外相维，而贤否无混淆之患；事权不分，而政令无下移之渐。此周制之所以尽善也。
汉制：南军在京城门内，卫尉主之。北军在宫城门外，中尉主之（详见《兵制门》）。郎中令，秦官，掌宫殿掖门户，有丞。武帝太初元年，更名光禄勋，属官有大夫、郎、谒者，皆秦官。又期门、羽林皆属焉。
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有丞。景帝初，更名中大夫令，後元年复为卫尉。属官有公车司马、卫士、旅贲三令丞，卫士三丞。又诸屯卫候、司马十二官皆附焉。
郎掌守门户，出充车骑，有议郎、中郎、侍郎、郎中，皆无员，多至千人。
徐氏《官考》曰：“谨按周之兵制，无事则散之田亩，有役则召以县师，而宿卫常养之兵，则有虎贲之士八百人。至六军之徒，一军百人，大司马之属，徒三百有二十人，又在虎贲之外，然不常有，而虎贲之禄比下士，足以代耕，盖庶人在官者也。汉期门于人而秩比郎，亦古虎贲之遗意欤。”
後汉光禄勋，掌宿卫宫殿门户，典谒书郎吏直执戟，宿卫门户，考其德行而进退之。五官中郎将，五官中郎，五官侍郎，五官郎中。凡郎官皆主吏直执戟，宿卫诸殿门户，出充车骑。左右仆射，主虎贲郎习射。左右陛长，主直虎贲，朝会在殿中。虎贲郎、虎贲中郎将、羽林中郎将、羽林郎，无员，掌宿卫侍从。掌选汉阳、陇西、安定、北地、上郡、西河凡六郡良家子弟补。
林氏曰：“汉制，南军卫宫，卫尉主之。北军护京，中尉主之。南军则有郎卫、兵卫之别。如三署诸郎，羽林、期门，则皆郎卫也；如卫士令、丞，诸屯卫候，则皆兵卫也。是卫也，非南军守卫之卫乎？北军则有调兵、募兵之分，如三辅兵卒，则是调兵而卫（《表》：中尉属官，左右京辅都尉、尉丞，有兵卒。按：黄霸为京兆尹，坐发骑士诣北军，马不士，贬秩，则京辅兵卒番上北军明矣）；如八校、胡骑、越骑、则是募兵而卫（八校尉皆武帝初置，中垒、屯骑、步兵、越骑、长水、胡骑、射声、虎贲）。是卫也，非北军护京之卫乎？此汉人南、北军之制也。朱虚入卫，卒平诸吕；方朔执戟，坐折董偃；袁盎以中郎慎夫人之坐；日入侍，缚莽何罗之逆（事并见本传）。王国、侯国，拘不得入（汉制：王国、候国，不得入宿卫。龚胜为楚王常侍，後三举孝廉，不得宿卫）；同族犯法，限不得与（汉制：同族犯法，不得宿卫。萧望之以甲科为郎，後坐弟犯法，不得宿卫）。难以龚胜、萧望之之贤，宁从退免，则宿卫所任之人，固无愧於周耳。然始以南北军皆隶三公，而太尉周勃得入北军以成安刘之功可也。自武帝疏远外庭之後，卫尉之职，领於将军（王莽以大将军兼卫尉），城门之兵，领於司马（成帝世，阳阿侯王谭、成都侯王商、红阳侯王音皆以大司马特进领城门军），往往以中朝任之，而大臣皆无预焉。大司马之任，又非向时太尉之比。岂知禁严之地，大臣皆不预闻？则凡可以转移人主之心志，惑乱人主之视听，无所不至，异日之变可见耳。至东汉以来，又举五官郎将、羽林、虎贲以职属。大夫、议郎、谒者仆射以文属（《後汉 官志》，五官中郎将、左右中郎将、羽林、虎贲中郎将、羽林监以职属；光禄大夫、大中大夫、中散大夫、谏议大夫、议郎、谒者仆射、常侍谒者以文属），分属之後，政令不行於其，而又光禄大夫不在宿直，议郎不与执戟（《後志》自五官至羽林凡七署，唯议郎与光禄大夫同，不在直中。馀同《後志》），惟不在宿直、执戟之列，则凡为禁卫者，皆非士人之流。而郎官三省，尽为诸黄门之庐耳。故宦官内典门户，外与政事（窦武说太后曰：“故事：黄门常侍但当给事省内典门户耳。今乃使与政事，而任权重，子弟布列，专为贪暴。”）。及何进诛宦者，太后不听，曰：“中官领统禁省，自古及今，汉家故事，我柰何与士人共对事乎！则知士人不为郎中久矣。後尽除宦者，选三署郎入守宦官之庐，即此可见（《何进传》）。推原其故，皆光武不任三公，多置黄门（光武不任三公，事归台阁。《後官》：少府属多置黄门），其流祸至是也。
唐有南、北衙兵。南衙，诸卫兵是也；北衙，禁军是也。高祖初起兵，有元从禁军。太宗时，置百骑。武后时，改为千骑。中宗时，增至万骑。肃宗时，有供奉射生官。代宗以後，有左、右神策军（并详见《兵制门》）。
左、右监门卫掌诸禁卫门籍之法，左、右千牛卫掌卫及供御兵仗。亲卫一府，勋卫二府，翊卫二府，凡有五府。每府中郎将一人，左、右中郎将各一人。凡府中郎将掌领校尉、旅帅、亲卫之属宿卫者，而总其府事，左、右郎将二焉。番上者，以名簿上於大将军而配以职。
武德、贞观世重资荫，二品、三品子，补亲卫；二品曾孙、三品孙、四品子、职事官五品子若孙、勋官三品以上有封及国公子，补勋卫及率府亲卫；四品孙、五品及上柱国子，补翊卫及率府勋卫；勋官二品及县男以上子若孙，补诸卫及率府翊卫。王府执仗亲事，执乘亲事，每月番上者数千人，宿卫内庑及城门，给廪食。执扇三卫三百人，择少壮肩膊齐、仪容整美者，本卫印臂，送殿中省肄习，仗下，每番三卫一人，为太仆寺引辂。其後入官路艰，三卫非权势子弟辄退番，柱国子有白首不得进者；流外虽鄙，不数年给禄廪。故三卫益贱，人罕趋之。
左右卫，上将军各一人，大将军各一人，将军各二人，掌宫禁宿卫，凡五府及外府皆总制焉。凡五府三卫及折冲府骁骑番上者，受其名簿而配以职。
左右卫、左右骁卫、左右武卫、左右威卫、左右领军、左右金吾、左右监门、左右千牛卫，凡十六。左右千牛卫，掌侍从及仆御器仗。以千牛备身左右执弓箭宿卫，以主仗守戎器。折冲都尉，掌领属备宿卫，师役则总戎具、资粮、点习。以三百人为团，一校尉领之。
十六卫，每卫有上将军，有大将军，有将军。自左右卫至领军，并掌宫禁宿卫。金吾掌宫中、京城巡警，监门掌诸门禁卫，千牛掌侍卫。凡五府、外府之番上者，十二卫受其名簿，而配以职。除监门、千牛凡左右四卫不领，故但十二卫。五府谓亲、勋、翊三卫；外府，折冲府也。五府惟左右卫兼领之，馀但翊卫二府而已。
林氏曰：“唐制有八卫，各分左右。自左右以至千牛，皆典扈从。是故宫禁宿卫是统是司，内厢仪仗是临是职者，左右卫也。皇城四面、宫城内外诸门，置兵分助其役者，骁骑也。正衙朝会铠，旅卒两厢列仗、唱警应跸者，武卫也。正殿之前，队立於阶，长乐、永安，队列於庑者，威卫也。皇城之四面，宫苑之城门，则职於领军。京城烽堠之宜，南衙番上之数，则职於金吾。禁卫名籍，器仗出入，则职於监门。仆御兵仗，宿卫弓箭，则职於千牛。此唐人十六卫之制也。张延师之谨畏，至三十年未尝有过（唐《职林》：张延师为左卫大将军，性谨畏，典羽林三十年，未尝有过）。阿史那忠之清谨，至四十八年无有纤隙（忠性清谨，为右骁骑大将军、宿卫四十八年，无纤隙，时人比之金日）。庞玉久典宿卫，习知制度（玉久宿卫，习知朝廷制度，高祖顾诸将多不闲仪检，故授玉领军、武卫二大将军，使众观以为法），段志元卫章武门，夜不示诏（段志元为左骁骑大将军，文德皇后之葬，勒兵卫章武门。太宗夜遣使至，志元拒曰：“军门不夜开。”使者示以手诏。志元曰：“夜不能辨。”比旦，帝叹曰：“真将军也。”）。则宿卫所任之人，亦无愧於周，然始以大臣兼领宿卫使，文皇有甘寝之安可也（元微之行子季友《右羽林将军制》曰：“分八舍之众寡，均一庚之劳逸，皆将军之力也。是以李大亮上直禁中，而文皇甘寝，则心腹爪牙之任不细矣。”时李大亮以冬官兼）。自六军禁卫皆用市人，其选始轻（天宝之後，卫佐悉以假人为童奴，京师人耻之，至相骂辱，必曰侍官，而六军宿卫皆市人）。禄山、吐蕃之变，神策禁军，外入赴难，国家遂以倚重，悉命中人主之，其势益横（《兵至》：“上元中，以北衙军使卫伯玉为神策军节度使，镇陕州，中使鱼朝恩为观军容使，监其军。禄山反时，伯玉以磨环门军赴难，即神策军也。其後吐蕃入寇，朝恩又以神策军屯苑，自是复益分为左、右厢。大历四年，请以京兆之好，凤翔之麟游、普闰，皆隶神策。”）。自是南衙日轻北衙日重矣。夫所谓禁军者，盖太宗举义兵。起太原，已定天下，悉罢还归，而愿留宿卫者三万人，给以渭北腴田，号曰“元从禁军”。本为兵立制，非为制置兵（见《唐兵志》，详巳具《兵制门》）。其後左右羽林、龙武、神武及神策、神威而总名北衙者，岂太宗初制哉（《唐兵志》载，详巳具《兵制门》）？且唐之十六卫，己备汉人南、北军之制，以卫尉护南军，以金吾巡北军。今十六卫已有金吾将军掌京城巡警，是北军己寓其。观《白集》羽林卫将军之制，所谓国家设十六卫，犹汉之有南北军，其知之矣（《白集》：王元辅《授左羽林卫将军制》：“国家设十六卫，犹汉之有南北军，而左右羽林尤称亲重。”）。而其元从禁军，亦犹官制员外之置，初非禁卫正兵也。今以禁军为北衙，卫兵为南衙，以备汉制，岂不过欤！北衙既横之後，外庭诸臣，莫之谁何，萧复言之，而不见听（萧复言：“艰难以来，始用宦者监军，权望太重，是曹政可委宫掖事，兵要政机，勿使参预。”不听），高元裕言之而不及用（《本传》：“敬宗视朝不时，决事禁中，宦寺恣放，大臣不得进见。元裕谏曰‘西头势乃重南衙，枢密之权过宰相’。帝虽悟而不能用。”），惜夫推原其故，皆外臣不预禁军，专归宦者，其为患至是也。噫！汉不以中朝属外朝，而使阉宦宿直，卒成何进之乱（见进《本传》）。
唐不以北衙隶南衙，亦使宦官典兵，反致王叔文之乱（见《唐兵志》）。其视周人以禁卫属冢宰之意，又何止天渊哉。”
梁太祖始置侍卫马步军。
开平元年，改左右长直为左右龙虎军，左右内卫为左右羽林军，左右监锐夹马突将为左右神武军，左右亲随军将马军为左右龙骧军。其年九月，置左右天兴、左右广胜军，仍以亲王为军使。
二年十月，置左右神捷军。十二月，改左右天武为左右龙虎军，左右龙虎为左右天武军，左右天威为左右羽林军，左右羽林为左右天威军，左右英武为左右神武军，左右神武为左右英武军（前朝置龙虎等六军，谓之卫士，至是以天威、天武、英武等六军易其军号，而无勋旧焉）。
後唐长兴三年三月敕：“卫军神威、雄威及魏府广捷以下指挥，宜改为左右羽林，置四十指挥。每十指挥立为一军，每一军置都指挥使一人兼，分为左右厢。”应顺元年三月，改左右羽林四十指挥为严卫左右军，龙武、神武四十指挥为捧圣左右军。清泰元年六月，改捧圣马军为彰圣左右军，严卫步军为宁卫左右军。
晋天福六年，改拱宸、威和内直军并为兴顺，至八月改奉德两军为护圣左右军。周广德元年四月，改侍卫马军曰龙捷左右军，步军曰虎捷左右军。
显德元年诏汰简诸军，取武艺超绝者为殿前诸班（见《军制门》）。
宋太祖皇帝建隆初，诏殿前、侍卫二司，各阅所掌兵，练其骁勇者为上军，老弱者为剩员。又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详见《兵制门》。）禁军，殿前、侍卫司分领之。殿前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七，步兵之额二十六；侍卫司领骑兵之额三十五，步兵之额八十三；御前忠佐军头司，领步骑之额四；皇城司领步兵之额二；左右骐骥院领骑兵之额二；厢军亦内属侍卫司（见《郡国门》）。
仁宗天圣至宝元，增募禁军，陕西蕃落、广锐，河北€翼，京畿广捷、虎翼、效忠，陕西、河东清边弩手，京西、江淮、荆湖归远，总百馀营。
康定初，赵元昊反，西边用师，诏募神捷兵，既而易名万胜，为二十营。所募多杂市井之人，选亻Й不足以备战守。是时禁兵多戍陕西，陕西并边土兵虽不及等，然骁勇善战，而以京师所遣戍为东兵。东兵虽魁硕，大卒不能辛苦，而摧锋陷阵非其所长。又北兵戌川陕、岭峤、荆湖，多不便习水土，故建议者欲益募土兵为就粮。於是增置陕西蕃落、保捷、定功，河北€翼、有马劲勇，陕西、河北振武，河北、京东武卫，陕西、京西壮勇，延州青涧，登州澄海弩手，京畿近郡亦增募龙骑、广勇、广捷、虎翼、步斗、步武，复升河北招收、无敌、听子马，陕西制胜，并州充戎、骑射，麟州飞骑，府州威远，秦州建威，庆州有马安塞，保州威边，安肃军忠锐，岚、府州建安，登州平海，皆为禁兵，盖用外马步凡增数百营。
拣选之制，有自厢军升禁军，禁军升上军，上军升班直。升上军及班直者，皆临轩亲阅，自非才勇绝群，不以应召募，馀皆自下选补。仁宗尝诏枢密院次禁军选补之法，凡入上四军者，捧日、天武弓以九斗，龙卫、神卫弓以七斗，天武弩以二石七斗，神卫弩以二石三斗为中格。恩冀员僚直、骁捷军士选中四军，则不复阅试。自馀招拣中选者，并引对。凡员僚直阙，人则以选中上军及龙卫等样、弓射七斗合格者充，仍许如龙卫例选补班直。凡选禁军，自奉钱三百以上、弓射一石五斗、弩三石五斗、等样及龙卫者，并亲阅，以隶龙卫、神卫。凡骑御马直阙小底，则阅拱圣、骁骑少壮善射者充。凡弓手，内殿直以下选补殿前指挥使，射一石五斗；御龙弓箭直选补御龙直、御龙骨朵子直，东西班带甲殿侍选补长入祗候，御龙诸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射皆一石四斗；东西班、散直选补内殿直，捧日、员僚直、天武、神卫、龙卫、亲从选补诸班直，御龙骨朵子直、弓箭直将虞候选补十将，御龙诸直长行选补将、虞候，射皆一石三斗；员僚、龙御、骑御马直小底选补散直，射皆一石二斗。
神宗初，拣罢禁军之不如法者入并废诸军营（详见兵制门）。熙甯之籍，天下禁军凡五十六万八千六百八十八人，元丰之籍，六十一万二千二百四十二人。
徽宗宣和五年，尚书省言：“昨臣僚言，古制六军所以备王之爪牙，而羽林又禁卫之总名也。今臣僚使令兵卒所居营分曰六军，而复有左右羽林之名，称谓失当，诏令措置。今欲将拣中六军并六军指挥并改为广效，内拣中六军作第一指挥，左龙武第二，左羽林第三，左神武第四，右龙武第五，右羽林第六，右神武第七。”从之。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始置御营司。
以黄潜善、汪伯彦兼使副。国初以来，殿前、侍御马步司三衙禁旅合十馀万人。自高禄得用，军政遂弛。靖康末，卫士仅三万人，及城破，所存无几。至是殿前司以左言权领，而侍卫二司犹在东京，禁卫寡弱。诸将杨惟忠、王渊、韩世忠以河北兵，刘光世以陕西兵，张俊、苗传等以帅府及降盗兵，皆在行朝，不相统一。於是始置御营司，以总齐军中之政令，因其所部为五军，以渊为使司都总制，世忠、俊、傅等并为统制，又命光世提举使同一行事务。潜善、伯彦别置亲兵各千人，优其廪赐，议者非之。
四年，三省言：“本府分两府，而兵权尽付枢密院，今又置御营司，使政出於三也。”乃诏御营司并归枢密院。绍兴四年，诏改御前五军为神武，御营五军为神武副军，并隶枢密院。既而左仆射赵鼎言，神武乃北齐旧号，且督府军马，今拨隶三衙，乃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以杨沂中主管殿司公事，又以都督府兵分隶之，於是殿司之兵柄始一。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国朝旧制，殿前侍卫马步三衙禁旅，合十馀万人，宣和，仅存三万而已，京城之破，多死於敌。建炎元年秋，骑帅郭仲荀自东京部禁旅至南京，已而还为副留守。三年秋，仲荀以虏过京城，粮储告竭，遂率馀兵赴行在。其冬，上将航海避狄，而卫士张宝等不欲行，因吕元直入朝，率众围之，出语不逊，上怒，诛十七人於明州市，除行门外，尽废其班。明年春，上至台州，兵卫寡弱，惟中军统制官辛永宗有众数千，而吕元直之亲军将姚端众独盛，上皆优遇之。四月，上还会稽，乃选中军五百人，入直殿岩，悉乌合之众。时赵元镇初乘政，因为上言：‘祖宗於兵政，最为留意。今诸将各总众兵，不隶三衙，则兵政已坏，独卫兵仿佛旧制，亦扫荡不存，是因咽而废食也。’上悟，寻复旧制。然卫兵不满三千，识者病其单弱，数以为言。绍兴二年秋，诏三衙措置。已而上谓辅臣曰：‘一卫士所给可赡三四兵，朕命杨沂中治神武中军，此皆宿卫兵也。’遂命沂中兼提举宿卫亲兵。五年冬，废神武中军隶殿前司，以沂中主管殿前司公事（十二月庚子）。又以都督府兵分隶三衙（是月庚戍）。七年夏，复合马司馀军及八字军为六军十二将，命刘信叔主之（四月丙申）；解承宣潜典步军如故。自是三衙始复矣。”
神武中军旧止三部，自杨存中职殿岩，始增为五军。又置护圣、踏白、选锋、神奕、神勇马步凡十二军。时江海盗作，因分制诸军控制之，如泉之左翼，赣之右翼，循之推锋，明之水军，皆隶殿司，总七万人，由是殿司兵籍，为天下冠。
初，御营五军之外，又置御前五军，寻又改为神武五军。绍兴元年，又改为行营四护军。张俊称前军，韩世忠称後军，岳飞称左军，刘光世称右军。杨沂中中军，以隶殿前司，而吴军如故。七年，光世军叛降伪齐，於是川陕军更以右护军为号。十一年，三宣抚罢，乃改称某州驻御前诸军。十八年，川陕诸军亦如之。其军皆不隶三衙，由是御前军又在禁军之外矣。
二十四年，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子：“乞遵依祖宗法，在京所管捧日、天武、拱圣、骁骑、骁胜、宁朔、神骑、神勇、宣武、虎翼、广勇诸指挥禁军内，捧日、天武依条升拣扈卫诸班直，拱圣、神勇以下升拣捧日、天武，除逃亡事故外，有一千九百人。差使日增，人数日亏。欲乞於今年分定月分内招一千人，请给例物，并依先招人体例。”诏依。二十七年十二月，枢密院言：“殿前都指挥使杨存中札子，准旨：三衙所招军兵效用，权行住招。自绍兴二十六年，见阙四千四十六人。及三十七年拣汰三千四十四人，见阙二千一百四十人，并已拣汰五百四十人，共阙六千七百二十六人。若不招填，兵数日有亏损。缘近来游手人陈乞情愿投军稍多，望令本司自来年正月一日为始，依旧招募情愿投军少壮百姓，刺充效用、胜捷、吐浑、雄威填额使换，依例支破请给，所招系填名阙，即不曾添请给，照依今三衙依分定月分招填。”
孝宗隆兴三年，主管步军司公事郭振言：“本司在京日所管军额计三万九千五百人，今来行在，见管止一千二百一十九人。缘诸处非乏差使应副不行，乞招一千七百八十人，通作三千人为额，刺充神卫，虎翼，飞山、床子弩雄武等指挥，其请给例物等，依则例行。”诏：“特依。”
乾道四年，枢密院言：“殿前司、步军司内有官人子弟，多愿投充效用，其不及等杖二三寸，有膂力强壮之人。”诏：“今後令逐司遇有阙额，除及等杖外，若低一二寸，令射八斗力弓；低三寸，令射九斗力弓。委承旨司审验强壮，即行指试。”
六年，主管侍卫马军司公事李显忠言：“本司诸军兵将官有阙，自来遴选众所推服之人，不以次序申乞升差。近年以来，须自训练官差充淮备将，及二年升副将副将，及二年升正将，正将及三年升统领，再及三年升统制官。切恐无以激劝士气。乞今後兵将官有阙，不以年限，许令本司铨量人材，胆勇过人能服众者，保明申朝廷取旨差填。”从之（时处禁旅廷补，本末见军制门）。
七年，虞允文乞移马司於建康，以为出师之渐，乃以李显忠为都指挥使，统马军屯焉，元额三万人。
乾道初，殿、步、马司兵马，权以七万三千人为额。二年，降旨马司以三万人，步司以二万七千人。
庆元二年，殿前都指挥使郭杲言：“南渡以来，捧日、天武已下，权以三千人为额。今诸班直见管一千七百五十九人，并新拣中人共二千二百五十二人，请立为定额。”诏依。
大抵此一军乃高宗所收诸将之部曲。其殿前司则辛永宗诸军部曲，而益以他军也。马军司则合王彦部曲而益以解潜、刘、田盛之兵。步军司则本王彦所部之兵。其军校之制，有殿前司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各一人；诸班有都虞侯、都虞侯指挥使、都知、副都知、押班；御龙诸班有四直都虞侯，本直各有都虞侯、指挥使、都头、十将、将、虞侯。马步军有捧日四厢都指挥使（管旧城里左厢烟火及殿前司马军），天武四厢都指挥使（管旧城里右厢烟火及殿前司马军），捧日、天武左右厢各有都指挥使。每军有都指使挥使、都虞侯，每指挥有指挥使、副指挥使，每都有军使（步军四都头）、副兵马使（副军四副都头）、十将、虞侯、承局、押官（其下有统制官、领官、同统领、正将、副将、同副将、淮备将、同淮备将之分。推之侍卫司厢、禁军皆如之）。中兴制：自殿前左右班、御龙直、骨朵直、内殿直、弓箭直、弩直、散员、散指挥、散都头、散祗候、金枪银枪班、茶酒新班、西一班、殿侍东五班、散直班、二十四班为上军。
●卷一百五十六 兵考八
○郡国兵（乡兵）
周制：大国三军，次国二军，小国一军（详见《兵制门》）。
秦始皇并天下，列为三十六郡，郡置材官。
汉列郡、王国、侯国，三者其兵不殊。郡有都尉，佐太守典武职甲卒。其在王国者，则以内史比郡守，中尉比都尉。侯国亦有相，秩比天子令、长。其郡国之兵，必有虎符而後可发。
齐王欲发兵诛诸吕，魏勃曰：“王欲发兵，非有汉虎符验也。”
武帝建元三年，东瓯告急，上曰：“吾新即位，不欲出虎符召兵郡国。”乃遣严助以节发会稽兵。会稽守欲距法，不为发。助乃斩一司马，谕意指，遂发兵浮海救东瓯。
七国败，弓高侯诘胶西王曰：“未有诏虎符，擅发兵，王其自图之！遂自杀。至公孙戎奴为上党太守，发兵不以闻，免。”
高祖命天下选能引阅蹶张、材力武猛者以为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常以秋後讲肄课试，各有员数。平地用车骑，山阻用材官，水泉用楼船。
光武以幽冀兵克定天下，始於黎阳立营，领兵骑常千人，以谒者监之，号黎阳兵。
建武六年，诏罢郡国都尉，并职太守，无都试之法。
七年，罢天下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及军假吏，悉还民伍。（详见《兵制门》。）
晋武帝大封同姓。大国三军，兵五千人；次国二军，兵三千人；小国一军，兵千五百人。
太康元年，既平吴，诏悉去州郡兵。大郡置武吏百人，小郡五十人。
唐制：高祖武德初，始置军府。析关中为十二道，以骠骑、车骑两将军领之。
太宗贞观十年，更号统军为折冲都尉，别将为果毅都尉，诸府总曰折冲府。凡天下十道，关中置府一百七十三，河南置府六十二，河东道置府百三十九，河北道置府十四，山南道置府凡十，陇右道置府二十九，淮南道置府凡六，江南道置府凡二，剑南道置府凡十，岭南道置府凡三。共十道置府五百六十四，皆有名号。而关中府皆以隶诸卫。凡府三等，兵千二百人为上，千人为中，八百人为下。府置折冲都尉一人，左、右果毅都尉各一人，长史、兵曹、别将各一人，校尉六人。士以三百人为团，团有校尉；五十人为队，队有正；十人为火，火有长。
高宗、武后以来，府兵之法浸坏，变而为广骑，广骑变，而方镇之兵炽矣（详见《兵制门》）。
林氏曰：“唐之府兵，折冲都尉虽遥隶於诸卫，军、城、守捉，实散在於诸道。每岁季冬，折冲将率兵马之在府者，置左右校，习战阵之仪。步队、骑队之有其制，击钲伐鼓之有其节，国无不习之兵。然府兵六百三十四所，以三百六十有一在关中，固为重本计。而诸道二百有馀，分布错置，亦为防外设。唐初相制之意非不善也，夫何更代法废，诸府之籍不补，折冲之将不迁（见《兵制》）？及范阳之变，所过州县，望风瓦解，如入无人之境，外兵盖失於不补耳。迨至诸镇之兵共起讨贼，其後安史继乱，中国€扰，肃宗命李光弼等讨之，号‘九节度之师’。大盗既灭，而武夫战卒以功起行阵者，皆除节度。由是方镇相望於内地，朝廷不能制，而甘为姑息之政。是以京师有变，藩镇亦驱兵而至。朱、李之徒，相继犯阙，唐祚遂以瓜裂，此亦矫重外兵之失也。嗟夫！轻则盗贼以乘隙，重则牧镇以据兵，为国者安可不权其势欤！”
田承嗣镇魏博，选募六州骁勇之士五千人为牙军，厚其给赐以自卫为腹心。自是父子相继，亲党胶固，岁久益骄横；小不如意，辄族旧帅而易之，自史宪诚以来，皆立於其手。天雄节度使罗绍威心恶之，力不能制。朱全忠之围凤翔也，绍威遣军将杨利言密以情告全忠，欲借其兵以诛之。全忠以事方急，未暇如其请，阴许之。及李公作乱，绍威益惧，复遣牙将臧延范趣全忠。全忠乃发河南诸镇兵七万，遣其将李思安将之，会魏、镇兵屯深州乐城；声言击沧州，讨其纳李公也。会全忠女绍威子廷规者卒，全忠遣客将马嗣勋实甲兵於橐中，选长直兵千人为担夫，帅之入魏，诈云会葬。全忠自以大军继其後，云赴行营，牙军皆不之疑。庚午，绍威潜遣人入库断弓弦、甲襻。是夕，绍威帅其奴客数百，与嗣勋合击牙军，牙军欲战而弓甲皆不可用，遂阖营殪之，凡八千家，婴孺无遗。
宋太祖皇帝诏：“诸州长吏选所部兵送都下，以补禁旅之阙。”（详见《兵制门》）
宋制，军有禁军、厢军二等。国初，尽选骁勇部送阙下，以补禁卫，馀留本城。其後开拓土宇，申严纪律；关防要害，皆设屯戍；漕挽、营缮力役之任，悉用士伍。自乾德至於乾兴，召募增置，名额渐广。凡所规画，尽为节制。畿甸之内，蕃服虽大，不以加也；边防之地，堡障虽小，必有备也。厢军者，诸州之镇兵也，各隶其州之本城，专以给役；内总於侍卫司，而尚书兵部掌其政令。一军之额，有分隶数州者；或一州之管兼屯数军。其教阅者始号厢禁军，後皆以为丁。禁军其给使於诸司者，亦各以其事役属焉。禁军月俸五百以上者，皆日阅习武技；其三百以下，有阅习或充役者；戍川、广者不习。其後诏：“诸道骑兵，颇为长吏之所役使，失於教习，自今止之。”禁军，殿前、侍卫司分领（见《禁卫门》）。厢军总诸州骑兵之额四十八，步兵之额百八十三。又在京诸司之军额有五，分给畜牧、缮修之役，隶宣徽院。州有屯兵者，官给钱宴犒将校，谓之旬设。凡诸州置马、步军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候。马军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都虞侯，步军亦如之。马、步军诸指挥各有指挥使、副指挥使（开宝中，尝置军教练使，在指挥使上。後废）；每都有军使、副兵马使、都头、副都头、厢军头、十将、将虞侯、承局、押官。置都监、监押以领之，岁时简练焉。下州及军监，但有牢城兵，则军校之职随宜裁置。其诸州都监、监押，止得典司军旅，及捕逐寇贼，不许关预州县政事。屯驻禁军将校，凡遥带郡令，以客礼见长吏，馀如统摄之仪（其驻泊、就粮禁军将校见长吏，如屯驻将校之礼）。
止斋陈氏曰：“自建隆二年，以诸郡本城共百役（淳化四年十一月宣：‘应马递铺兵士并於本城诸指挥内轮差，候及二年替。’咸平三年九月宣：‘诸路本城兵士差直马递铺祗应，内有搬家者，今後并五年一替，不搬家者三年一替。’嘉元年九月二十七日，定州都著礼奏：‘在城厢军逐年抽上黄河执役，并修葺仓营、城池，迎送官员，担擎往来。又自官中不招添以来，人数转少。今来一名当著数人色。欲权宜勾抽马递铺闲剧人赴州驱使。’见得自淳化，至嘉犹如此），或更戍他郡（又按咸平三年二月二十七曰宣：“诸州本城兵士差在川陕驻泊，遇郊赏，如系屯驻、驻泊及巡检下，即与同带甲例，逐人三贯；归营同不带例。”天禧四年十月二十三日，永州团练使钱惟奏：‘诸州兵士差往边上守把，及於都同巡检下捉贼，及诸色役，多是别指挥节级军员部辖，或有违犯，未有明文。’元丰四年七月，福建路闾邱奏：‘巡检下兵士并是诸杂攒诸指挥厢禁军或屯驻客军，不谙本路山川道路，差到年岁，稍能辨认道路、人物，又替移。’元丰八年八月宣：‘福建路东南第十将下部军六指挥年满，令差使臣往抽衡州威果四百五十九人、道州威果四百五十一人、辰州雄略三百十八人、鄂州怀恩三百五十一人、鼎州归远二百六人、广德军教阅忠节二百六十二人替阅归营。’见得咸平、元丰，犹更戍如此），不但以逸民户也，所以劳苦其身，违离其妻子，使习於南北风土之异，而不得坐食於本营。盖劳之则易使，散之则易养，此艺祖神谋也。三司禁旅就粮州郡，亦不得常坐食於京师（按《祚符编敕》：淳化四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宣：‘应差发就粮禁军，欲往军前屯驻、驻泊、巡检守把处及归学指挥收管加及二三十人，便须闻奏，乞差使臣管押。’景德四年，知福州陈象舆奏：‘驻泊许州骑射指挥节级兵士多缺，命抵一家二百二十疋，今拣选冒知高大依与饣委养，候替换日赴京师送纳。’皇三年宣：‘差在京步军虎翼第四指挥使唐兴下五百二十二人、宋兴下三百二十人至福州提辖司。如辖下州军缺人防守缓急捉捕盗贼去处，便仰量酌差拨应付。’以上指挥甚多，不可悉载）。自列郡各置禁军，於是严差出占破之令（庆历三年十月十四日宣：‘置定毅指挥，即不得差出及诸般占役。’五年七月二十七日宣：‘定毅兵士不得差上纲及出外诸般功役，其知州以下，不得影占一名。’嘉四年八月宣：‘置就粮禁军，以威果为额。’七年十月九日吕诲奏：‘诸路提、转宣谕州军，存留兵士，不得差出防护借请诸般虚占人数。’治平四年五月七日敕：‘主兵之官，冗占杂使，法外重断，仍令提、转觉察申奏。’）。而壮城（元丰三年四月十二日密院子：‘於厢军内差壮城兵士，大城五十人。’崇宁五年五月置壮城指挥）、作院（熙甯元年置作院指挥），各置指挥，由是在军禁旅无就粮者（熙甯五年宣：‘诸路教阅厢军，备员使唤，不得奏差。’）。禁军在城防托，而厢军亦升为禁军，不复戍役矣。养兵之费遍天下，虏人犯阙，无或能发一矢者，以不守艺祖旧章也。”
开宝八年，发渭州平凉、藩源二县民治城壕，因立为保毅军弓箭手，分镇戍寨，能自置马者免役，逃死以亲属代，盖因周广顺之制（周广顺中，点秦州税户充保毅军）。
止斋陈氏曰：“此所谓义军也，艺祖有志於民兵矣。咸平五年，始置营，升为禁军，其後浸有点差之令，而前朝名臣多言不便（咸平五年五月，命使臣分往、甯、环、庆、径、原、渭、陇、、延等州，於保安保毅义军内，与逐处官吏选取有力者二万人，各本州置营，升为禁军，号曰振武指挥。既而帝曰：‘边防缺兵，朝廷须为制置，盖不得已也。候边鄙大宁，即可铸弭。’咸平五年，尝於曹、单、宋、亳、汝、颍，点集强壮五、七万人，始降宣命，只今在本城防守；及至奏闻都数，即便押赴京师。见侍御史知杂事田奏。康定元年，差吴遵路等於河东点差强壮，共一十四万三千馀人，多而不精，颇防夺农事。见河东转运使文彦博奏。庆历元年宣差朝臣往陕西、河东、京东、西路点集强壮、弓手愿充军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挥。谨列不便事件如左。见知谏院张方平奏。治平元年十一月，差提点刑狱陈安石於本路人户三丁之内刺一万为充勇，如果若此，大为非便。自宝元、庆历之，因赵元昊叛，遂於三路人户，不问贫富等，第但有三丁充乡弓手及强壮。寻将陕西一路乡弓手尽刺面充保捷指挥云云。凡六奏）。韩琦为相，尝身历西事，留意兵政，刺陕西义勇，知谏院司马光至六疏争之，不听。已而新法行，熙宁六年十月，遂罢强壮、弓箭手，而行保甲，海内骚然。要之，皆以刺配为军，失祖宗本意，而非民兵不可复。以臣愚见，条约弓箭社，如庞籍、苏轼，则人情不扰，而边备修矣。此今日所当讲也。”
仁宗皇中，京东安抚使富弼上言：“臣顷因河北水灾，农民流入京东者三十馀万。臣既悯其滨死，又防其为盗，遂募伉健者以为厢兵，既而选尤壮者得九指挥，教以武技，已类禁军。今止用厢兵俸廪而得禁军之用，可使效死战斗，而无骄横难制之患，此当世大利也。”诏以骑兵为教阅骑射、威边，步兵为教阅壮武、威勇，分置青、莱、淄、徐、沂、密、淮扬七州军，征役同禁军。初弼请刺教阅字，帝不许，止加於军额。嘉四年，复诏西路於郓、濮、齐、兖、单州置步兵指挥六，如东路法。於是东南州军多置教阅厢军，皆以威勇、忠果、壮武为号，训肄如禁军，免其他役。
英宗治平初，遣使分募河北、河东、陕西京东民为本城兵，遇就粮禁军阙，即选补。又陕西州军悉置壮城如河北，以备缮完城垒之役。盖景中，本城四十三万八千，逮治平三年，乃五十万矣。总诸州本城教阅骑军之额四、步军之额六，不教阅骑军之额三十有五、步军之额一百九十有五。
河北、河东神锐、忠勇、强壮。仁宗时，神锐、忠勇废已久，而忠顺、保毅仅有存者。康定初，诏河北、河东添籍强壮，河北凡二十九万三千，河东十四万四千，皆以时训练。自夏人逆命，王师屡衄，正兵不足，乃籍陕西之民，三丁选一，以为乡弓手。未几，刺充保捷军，为指挥一百八十五，分戍边州。及西师罢，多拣放为民。庆历二年，籍河北强壮，得二十九万五千，拣十之七为义勇，尽抄民丁，增广其数。河东亦拣刺如河北法。其後议者论：“义勇为河北伏兵，以时讲习，无待储廪，得古者寓兵於农之意。惜其束於列郡，遗其大用，只以为城守之备。诚能令河北邢、冀二州分东西两路，命二郡守臣分领，以时阅习，寇至，即两路义勇翔集赴援，使其腹背受敌，则是河北三十馀所当伏锐兵，群胡何恃不恐？”朝廷下其议，河北帅臣李昭亮等议曰：“昔唐泽潞留後李抱真籍户丁男，三选其一，农隙则分曹角射，岁终都试，以示赏罚，三年皆善射，举部内得劲卒二万。既无廪费，府库益实，乃缮甲兵为战具，遂雄视山东。是时天下称昭义步兵冠於诸军，此则近代之显效，而或者谓民兵可城守，难备战阵，诚非通论也。但当无事时，便分义勇为两路，置官统领，以张用兵之势，外使敌人疑而生谋，内亦摇动众心，恐非寓兵之术也。姑令所在点集训练，三二年，武艺稍精，渐习行阵；遇有警，得将臣如抱真者统驭，制其阵队，示以赏罚，何战敌不可哉？至於部分布列，量敌应机，遣用之地，系於临时便宜，亦难预图。况河北、河东皆边胡之地，自置义勇，州县以时按阅，耳目已熟，行固无疑。”诏如所议，岁教阅，以新旧籍并阙数闻。熙宁七年转运判官黄好谦言：“河东强壮，前已寝废。其募於河北者，旧给唐泊河游之田，力不足以耕，重苦番教，应募者寡。请罢强壮，以田募民耕，毋过两顷，蠲其赋，以为保甲。”从之。
陕西保毅。周广顺置。开宝八年因之（详见前）。咸平初，秦州极边上置千人，分番戍守，月给米，冬赐衣。五年，点陕西近边丁壮充保毅，凡得万六千人，给资粮，与正兵分戍边郡。庆历初，悉刺为保捷军，唯秦州增置及三千人。环、庆、保安亦各置籍。时诸州总六千五百十八人，为指挥三十一。皇五年，泾原都总管程勘上言：“陕西保毅，近岁止给役州县，无复责以武技。自点刺为保捷军，而家犹不免保毅之籍。或折卖田产，而所售之家以分数助役。今秦州仅三千人，久废农业，请罢遣。”诏自今敢私役者，计佣坐之。其後诏买保毅田承名额者，悉拣刺以为义勇。熙宁四年，诏废其军。
河北忠顺。自太宗朝以瀛、莫阝、雄、霸州，乾宁、顺安、保定军家户置，凡三千人。自陶河至泥姑海口九百里为二十六寨，一百二十六铺。沿界河分番巡徼，隶缘边战棹巡寨司。自十月悉上，人给粮二升，至二月输半营农。庆历七年，夏竦建议与正兵参戍。其後，以多补亡者，权放业农，俟岁丰如故。自後不复补。
河北、陕西强人。咸平四年，募河北民谙契丹道路、勇锐可为伺者充强人，置都头、指挥使。无事散处田野，遇虏入寇追集，给器甲、口粮、食钱，遣出塞偷斫贼垒，能斩首级夺马者如赏格，掳获财畜皆畀之。庆历二年，环州亦募，涅手背，自备戎械并马，置押官、甲头、队长，户四等以下免役，上番防守，月给俸廪。三年，泾原路被边城寨悉置。环、庆二州复有寨户。天禧、庆历募置，番戍为巡徼斥堠，日给粮；人赋田八十亩，能自备马者益赋田四十亩；遇防秋，官给器甲，下番随军训练。为指挥六。
河北、河东强壮。自五代时，瀛、霸诸州已有之。咸平三年，诏河北家二丁、三丁籍一，四丁、五丁籍二，六丁、七丁籍三，八丁以上籍四，为强壮。五百人为指挥，置指挥使；百人为都，置正副都头二人、节级四人。所在置籍，择善骑射者第补校长，听自置马，胜甲者蠲其户役。五年，募其勇敢，团结附大军为栅，官给铠甲。景德元年，遣使分诣河北、河东集强壮，借库兵给粮训练，非缘边即分番迭教，遇虏入寇，悉集守城，寇退放营农。至康定初，州县不复阅习，多亡其籍。乃诏二路选补增广为伍保，迭纠游手不业农及作奸者。二十五人为团，置押官；四团为都，置正副都头各一人。五都为指挥，置指挥使。各以阶级伏事。年二十系籍，六十免，取家人或他户代之。岁正月，县以籍上州，州以籍奏兵部，按举不如法者。庆历二年，悉拣以为义勇，不预者，释之而存其籍，以备守葺城池。而强壮自此寝废矣。
河东、陕西弓箭手。周广顺初，镇州诸县，十户取材勇者一人为之，馀九户资以器甲刍粮。建隆二年，诏释之，凡一千四百馀人。景德二年，镇戎军曹玮言：“有边民应募为弓弩手者，请给以田，蠲其徭赋，有警，可参正兵为前锋，而官无资粮戎械之费。”诏：“人给田二顷，出甲士一人，及三顷者出战马一疋。设堡戍，列部伍，补军，置巡检以统之。”後其，延、环庆、泾原并河东州军亦各募置。庆历中，诸路总三万二千四百七十四人，为指挥一百九十二。至和二年，韩琦奏：“昔潘美患契丹数入寇，遂驱旁边耕民内徙，苟免一时失备之咎。其後契丹讲和，因循不复许人复业，遂名禁地，岁久为戎人侵耕，渐失疆界。今代州、宁化军有禁地万顷，请如草城川募弓箭手，可得四千馀人。”诏如其请条，视山坡川原地均给，人二顷；其租秋输，田地亩五升，均原地亩三升，毋折变科徭。仍指挥即择山险为社，以便居止，备征防，毋得擅役。先是，麟、府、丰州亦以闲田募置，人给屋，贷口粮二石，而德顺军静边寨壕外弓箭手尤为劲勇。夏人利其地，数来争，朝廷为筑堡戍守。至治平末，河东七州军弓箭手总七千五百人，陕西十州军并寨户总四万六千三百人。熙宁二年，兵部上河东七郡旧籍七千五百、今籍七千，陕西十郡并寨户旧籍四万六千三百，唯秦凤有寨户。三年，秦凤路经略使李师中言：“前年筑熟羊等堡，募蕃部献地，置弓箭手，迄今三年，所募非良民，初未尝团结训练，竭力田事。今当置屯列堡，为战守计。置屯之法，百人为屯，授田於旁寨，置将校领农事，休即教武技。其牛具、农器、旗鼓之属并官予。置堡之法，诸屯并力，自近及远筑为堡，以备寇至，寇退则悉出掩击。”从之。五年，赵为延，括地万五千九百顷，募汉番弓箭手四千九百人。帝嘉能省募兵之费，有诏褒赏。六年，诏熙河路以公田募弓箭手，其旁塞民强勇愿自占田、出租赋、联保伍，或义勇愿应募，或民户愿受番部地者听。中书条例司乞五路弓箭手、寨户，除防托、巡警及缓急边事许差发外，若修城诸役，即申经略司；如敢擅差及科配、和雇，并论违制罪。从之。八年，环庆路经略使范纯仁言：“旧陕西敕弓箭手、百姓不许典买租赁蕃部田土。臣今体访环庆诸州城寨熟户，昨因灾伤，多以田土典卖与蕃部。窃恐既卖尽田土，则无顾恋之心。”诏依旧敕。元丰四年，泾原路经略司言：“本路弓箭手阙地九千七百顷，渭州陇山一带川原陂地四千馀顷，可募弓箭手二千馀人，或不愿应募，乞收其地入官。”从之。六年，延经略司言：“弓箭手於近里县置田，两处立户，及四丁以上，乞取一丁为保甲，一丁为弓箭手；有二丁至三丁，即且令充弓箭手。”诏保甲愿充弓箭手者听，其见役弓箭手与当丁役，毋得退就保甲，陕西、河东亦如之。八年，殿前副都指挥使刘昌祚奏，根括陇山地凡一万九百九十顷，招置弓箭手人马凡五千二百六十二人骑。赐敕书奖谕。绍圣元年，枢密院言：“熙河等路经略司奏，本路弓箭手，以战功补官者，遣归所属差使，仍以其地令亲属承刺，如无，召人承之。”崇宁元年，枢密院勘会：“陕西五路并河东，自绍圣开拓以来，疆土至广，远者数百里，近者不减百里。罢兵以来，未曾措置。田多膏腴，虽累降诏置弓箭手，类多贫乏，或至逃亡。州县镇寨污吏豪民冒占沃壤，利不及於平民，且并缘旧疆侵占新土。今遣官分往逐路提举措置，应缘新疆土田，分定腴瘠，招置弓箭手，推行新降条法。旧弓箭手如愿出佃新疆，亦仰相度施行。”诏汤景仁河东路，董采秦凤路，陶节夫环庆路，安师文延路，并提举弓箭手。大观二年，诏罢提举弓箭手。四年，诏复置提举弓箭手司，以武臣为之，以前所置文臣皆养安不能亲诣极边、冲冒寒暑、经理番地故也。三年，提举河东路弓箭手司奏：“本司体访得沿边州军，逐处招置弓箭手，多将人户旧用工开耕之地，皆射夺，其旧佃人遂致失业。且所出租，仅比佃户五分之一，於公私俱不便。今欲乞应系官庄屯田已有人租佃及五年者，并不在招置弓箭手请射之限。其河东路察访司，初不以边防民兵为重，姑息佃户，致有此弊，欲乞应熙宁八年以前人户租佃官田，并先取问佃人，如愿投刺弓箭手，每出一丁，许依条给见佃田二顷五十亩充人马地，若不愿充弓箭手及出外，尚有请占不尽地土，即拘收入官。”从之。提举熙河兰湟路弓箭手何灌申：“汉人买田尚多，比缘打量，其人亦不自安，首陈已及一千馀顷。若招弓箭手，即可得五百人；若纳税租，依条每亩三斗五升、草二束，一岁之亦可以得米三万五千石、草二十万束。今相度欲乞将汉人买置到蕃部土田愿为弓箭手者，两顷已上刺一名，四顷已上刺两名；如不愿者，依条立定租税输纳。其巧为影占者，重为禁止。”从之。七年三月，诏：“熙、河、鄯、湟自开拓已来，疆土虽广，而地利悉归属羌，官兵吏禄仰给县官，不可为後计。仰本路帅臣相度，以钱粮茶采或以羌人所嗜之物，与之贸易田土。田土既多，即招置弓箭手，入耕出战，以固边圉。”靖康元年，臣僚上言：“陕西恃弓箭手为国藩篱，旧隶帅府，比年始置提举司，其提举官务多取数目以为功，将旧人已给田分擘，招刺新人，贪赏欺蔽，遂至选练不精，法制浸坏。乞罢提举司复隶帅司，其已分擘弓箭手田土，依旧改正拨还；招到新人，依条别给地，庶得均济。”从之。
河北、河东、陕西义勇。庆历二年，选河北、河东强壮并抄民丁涅手背为之。户三等以上置弩一，当税钱二十；三等以下官给。各营於其州，岁教练，给俸廪，犯罪断比厢军，下番比强壮。治平元年，诏陕西民除商、虢二州，馀悉义勇。凡主户家三丁选一，年二十至五十材勇者充。以五百人为指挥，置将领（详见《兵制门》）。又诏、秦、陇、仪、渭、泾、原、宁、环、庆、、延十二州义勇，遇召集防守，日给米二升，给酱菜钱三百。盖庆历初，河北路总十八万九千二百三十一人，河东路总七万七千七十九人，陕西路治平初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七十三人。熙宁元年，枢密使吕公弼请以河北义勇每指挥拣人材少壮事艺精强者百人为上等，手背添刺“上等”二字。从之。帝言：“义勇可使分为四番出戍。”吕公弼曰：“须先省得募兵，乃可议此。”王安石曰：“计每岁募兵所死亡之数，乃以义勇补之可也。”陈升之欲令义勇以渐戍近州，两府共议，或以为令一月一番，或以为一季一番，且令近戍。文彦博等又言难使远戍，安石辩之甚力。兵部上陕西、河南、河东义勇数：陕西路二十六郡旧籍十五万三千四百，益以环、庆、延州保毅、弓箭手三千八百，总十五万六千八百，为指挥三百二十一；河北三十三郡旧籍十八万九千二百，今籍十八万六千四百，为指挥四百三十；而河东二十郡，自庆历後总七万七千，为指挥一百五十九。凡三路义勇之兵，总四十二万三千五百人。三年，泾原经略使蔡挺言：“欲以泾、渭、仪、原四州义勇分五番，番三千人，防秋以八月十五日上，十月罢；防春以正月十五上，三月罢，周而复始。”诏从之，行於诸路，判延州郭达言：“陕西起发义勇赴缘边战守，今後并令自赍一月糗梁，折本户税赋。若不能自备，则就所发州军预请一月口食。”从之。知永兴军司马光极言分义勇四番於沿边屯守，以为挑敌、劳人，虚费粮饷，於是永兴一路独得免。六年，诏永兴军、河中府、陕、解、同、华、、延、丹、坊、、宁、环、耀十五州军各依元刺义勇外，商虢、保安军并止团成保甲。八年，诸路义勇总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人。元丰四年，蒲宗孟言：“乞开封府五路义勇并改为保甲。”自此以次行於诸路，义勇浸销，皆联为保甲云。
陕西护塞。庆历元年，募土人熟山川道路、晓蕃情、善骑射者涅臂充。二百人为指挥，自备戎械，就乡闾习武技，季一集州阅教。无事放营农，月给盐茗。有警召集防守，即廪给之，毋出本路。
麟州义军。与弓箭手略同，而不给田。康定元年，诏：“麟州府募归业人增补，俾耕本户故地，免其租税。”
荆湖义军土丁、弩手。不见创置之始，北路辰、澧二州，南路全、邵、道、永四州皆置。盖溪峒诸蛮，种类滋炽，保据岩，或叛或服，控制陬落，须其土人，故置是军。皆选自户籍，蠲免徭赋，番戍寨栅。大率安其土风，则罕扌婴瘴毒；知其区落，则可制狡犭会。其校长则有都指挥使、副都指挥使、指挥使、副指挥使、都头、副都头、军头、头首、采斫招安头首、十将、节级，皆叙功迁补，使相综领。施之西南，实代王师，有御侮之备，而无馈饷之劳。其後，荆南、归、峡、鼎、郴、衡、桂阳亦置。庆历二年，北路总万九千四百人，南路总五千一百五十八人。番戍诸寨，或以岁，或以季，或以月。上番人给口粮，有功迁补；自都、副使指挥使岁给锦袍，月给食钱，指挥使、副指挥使给紫大绫绵袍，都头以上率有廪给。熙甯初，籍其数凡一万五千人。六年，诸路行保甲，司农寺请令全、邵二州土丁、弩手，共为保甲，立保正、保长以统之。元七年，湖南路钤辖谢麟请以邵阳、武冈、新化等县中等以下户选充土丁、弩手，与免科役，七年一替；排补将级，不拘替放年，分作两番；边寨防拓，不得募人。如有私役，依《私役禁军敕》谕。从之。政和七年，募湖北辰、沅、澧州土丁为刀弩手，授以闲山，散居边境，教以武艺。其隶於籍者，至九千馀人。靖康初，全军调发前往河东援太原，陷於虏，存者仅千五百人。建炎二年，罢之。绍兴六年，命招募，以三千五百人为额。淳熙三年，敕募人教阅，犒赐如禁军例。然刀弩手旧田，诸郡已收为省计，有司虽募人为之，往往无田可给，但虚立姓名以应命。又土人多惮点集，甚患苦之。李焘、张┉力言其不便，┉请用见数委提刑躬行点检，候有田设官，始令招足元额。焘复言：“如此，则提举刀弩一司，又当复置。而欲冒赏者，必至横没民田，为害滋大，不若以见点数为准，专委守臣，宽以岁月，令招及。”从之。湖南乡社，旧制领以乡豪，有弹压、缉捕等名，大者统数百家，小者亦二三百家，由潭、连、道、英、韶、郴、桂皆置。淳熙七年，言者奏乡社之扰，请罢之。帅臣辛弃疾言：“乡社皆处深山穷谷中，忠实、狡诈，色色有之，不可尽罢。欲择其首领使大者不过五十家，小者减半，属之县尉。”从之。
夔州路义军土丁、壮丁。州县籍税户充，或自溪峒归投。分隶边寨，习山川道路，遇蛮入寇，遣使袭讨，官军但据策应之。其校长之名，随州县补置。月给衣粮，犒赐有差，有功者以次迁。熙宁初，诏：“除防托巡警外，敢擅差役及科配和雇，并科违制之罪。”
施、黔、思三州义军土丁。总六千三百六十五人，隶都巡检司。施州诸寨有义军指挥使、把截将、寨将，并土丁总一千二百八十一人，壮丁六百六十九人。又有两路巡防殿侍兼义军都指挥使、指挥使、都头、十将、押番、寨将。黔州诸寨有义军正副指挥使、兵马使、都头、寨将、把截将，并壮丁总千六百二十五人。思州，洪杜、彭水县，有义军指挥使、巡检将、寨将、粮理、旁头、把截、部辖将，壮丁总千四百二十二人。
渝州怀化军、溱州江津巴县巡遏将。皆州县调补。其户下率有子弟客丁，遇有寇警，一切责办主户。治平元年，诏：“怀化军溱州巡遏、把截将岁支料盐，袄子须三年其地内无寇警乃支。三年一比。如有失纵，或致獠寇五次，即罢给。有劳者增之。仍使分地戍守。”
涪州义军。旧无之。嘉中，始补宾化县夷人为义军正都头、副都头、把截将、小节级，其请给、节制，大率如渝、溱。
广南西路土丁。嘉七年，籍税户应常役外五丁点一为之，凡得三万九千八百人。分队伍行阵，习枪、镖牌，州县以时按阅。绍兴八年，广西经略胡舜陟言：“数十年来，武备弛废，土丁老弱混杂，尝乞只就乡村教习，更不分番入州县。已得朝旨，於诸县逐乡置教场，自十一月起教，至次年正月罢教，轮差县官检点。今以一路人数计之，土丁五万一千八百九十六人，保丁七万六千一百五十九人。若帅臣不变易，更一、二年，必为精兵。”诏依。乾道二年，诏：“土丁邕、宜、雅等州籍定姓名年甲，年五十则汰，别选户丁替（保丁则每户一名，土丁皆父兄弟皆在其数。後以州县因教阅之时，拘留重役，下令禁止）。”
广南东路枪手。嘉六年，广、惠、梅、潮、循五州以户籍置，三等以上免身役，四等以下免户役，岁以十月集县教阅。治平元年，诏有阙即招补；招补不足，选本乡有武技者充。熙宁元年，诏广州枪手十之三教弓弩手。是岁，会六郡枪手，为指挥四十一，总一万四千七百有奇。六年，诏户四等以上，有丁三者以一为保甲，每百人为一都，五都为一指挥，轮番教阅。九年，兵部言：“广东五郡枪手，请籍主户弟以上丁壮，无过旧额一万四千之数，馀以为保甲。”奏可。
邕州峒壮丁。治平二年，广西安抚司集左、右两江四十五溪峒知州、峒将，各占邻迭为救应，仍籍壮丁，补校长，给以旗号。峒以三十人为一甲，置节级，五甲置都头，十甲置指挥使，五十甲置都指挥使，总四万四千五百人，以为定额。各置戎械，遇有寇警召集之。二年一阅，察视戎械。有老疾并物故名阙，选少壮者填，三岁一上其籍。熙宁中，王安石言：“募兵未可全罢，而民兵可渐复，至於二广尤不可缓。今中国募禁军往戍南方，多死。陛下诚移军职所得官十二三，鼓舞百姓豪杰，使趋为兵，则事甚易成。”於是，苏轼请训练二广峒丁，以利禄劝奖，使勤於阅习。从之。十年，枢密院请：“邕、钦峒丁委经略司行下训练，第为三等：军功武艺出众为上，蠲其徭役；人材し捷为中，蠲其可配；馀为下。边盗发则酋长相报，率族众以捍寇。”元丰元年，经略司请集两江峒丁为指挥，权补将校。奏可。其後又增置都巡检使两员。五年，诏：“广南保甲如戎、泸故事，自置裹头无刃枪、竹镖排、木弓刀、蒿矢习武技，遇捕盗则官给器械。”六年，广西提点刑狱彭次€言：“邕苦瘴疠，请量留兵更戍，余用峒丁，以季月番上，给禁军钱粮。”诏从之。议者谓若以代正兵，恐妨农，请计戍兵三之一代以峒丁，季轮二千起邕州肄习武事。制可。大观二年八月，诏：“熙宁团集左、右江峒丁十馀万众，自广以西赖以防守。今又二十万众来归，已令依左、右江例相度闻奏，及所条法入熙河兰湟、秦凤路敕施行。”绍兴四年，广东宣谕明橐言：“邕州有左、右江峒丁，本防交趾，比年点差赴桂州防托。其峒官及亲属及本户丁夫，未尝被差，科率钱粮，扰之无所不至。乞行下经略司，应峒丁、土丁，各仰本处防守，无得诏发。”诏依。
河北弓箭社。河北旧有之。熙宁三年，知定州滕甫言：“中国夷狄之兵，常患多寡不敌。盖中国兵有定数，至於平民，则素不使知战；夷狄之俗，人人能战，举国皆兵，此其所以多胜也。今河北州县近山谷处，民各有弓箭社及猎射人，习惯便利，与夷人无异。欲乞下本道逐州县，并令募诸色公人及城郭乡村百姓有武勇愿习弓箭者，自为之社。每岁之春，长吏就阅试之。北人劲悍，缓急可用。”从之。元八年，知定州苏轼上言，欲将河北弓箭社，照河东、陕西弓箭手例，官给田以供车马事（详见《兵制》门）。宣和七年，臣僚言：“京东、西两路，昨因提刑梁扬祖奏请劝诱民户充弓箭社。原立法之意，不过使乡民自愿入社者阅习武备，为御贼之具尔。柰何邀功生事之人，唯以入社之民众多为功，厚诬朝廷而敛怨於民，督责州县急於星火，取五等之籍甲乙而次之，家至户到，追胥迫胁，悉驱之入社，更无免者。法始行於西路，西路既已冒受厚赏，於是东路宪司前後论列，诞谩滋甚。近者东路之奏，以数计至二十四万一千七百人，又奏武艺优长一十一万六千馀人，且云比之西路，仅多一部。陛下灼知其不然，虽命帅臣与廉访使者实，彼安肯以实闻乎？今东路宪司官属与登、淄两州当职官，坐增秩者几二十人，而县令佐不及焉。不知出入阡陌劝诱者谁欤？此其诞谩可知矣。审如所奏，有被甲执兵之民数十万，按阅有方，则山东之寇，何至累月淹时未见殄灭哉？则其所奏二十四万与十一万，殆虚有名，不足以捍贼明矣！大抵因缘追，扰民不堪其劳，则老弱转徙道路，强壮起为盗贼，此亦致寇之一端也。近者，仰赖陛下遣将出师，授以方略；又命近臣持诏抚谕，至於发内库之藏，转淮甸之粟，以赈给之，宽免其税租，荡宥其罪戾，丁宁纤悉，罔不曲尽。方将归伏田亩，以为迁善远罪之民，讵可以其所甚病扰之邪？且私家有兵器，在律之禁甚严。三路保伍之法，虽於农隙以讲武事，然犹事毕则兵器藏於官府。今弓箭社一切兵器，民皆自藏於家，不几於借寇也哉？望陛下断自圣心，罢京东弓箭社之名，所藏兵器悉送之官，使民得免非时追呼迫胁之扰，以安其生。应两路缘弓箭社推恩者并追夺改正，首议之人重赐黜责，後来奏请诞谩，亦乞特赐施行，庶几群下悚惧，不敢妄进曲说，以肆其奸，实今日之先务也。”诏并依奏，梁扬祖落职，其禁兵器，令安抚司并拘入官，弓箭社人依已降指挥放散。建炎元年六月，河北、京东巡社乡民结集以御金贼。诏以忠义巡社为名，隶安抚司。後枢密院立法募乡民为之，以忠义强壮为名。每十人为一甲，设甲长、队长、部长、社长、都正。於乡井便处寨，以时按试，不得非时追扰。
川陕土丁。熙宁七年，经制泸州夷事熊本募土丁五千人，入夷界捕戮水路大小四十六村，荡平其地二百四十里，募民垦耕，联其属夷以为保甲。政和六年，泸南安抚使孙羲叟奏：“边民冒法买夷人田，依法尽拘入官，招置土丁子弟。见招到二千四百馀人，欲令番上。”从之。
福建路枪仗手。元丰元年，福建转运使蹇周辅言：“廖恩为盗，以枪仗手捕杀，之有冒为枪仗手之人，乘贼势惊扰村落，患甚於恩。”诏犯者刺配。仍额定枪仗手人数，以岁阅集，依保甲法，隶提刑司。有保长、保正，具教阅、捕盗、食直等令。总一万二百人有奇。听自置兵械寄於官，遇捕盗乃给。元元年，御史上官均言：“枪仗手老弱不闲武技者十七八。监司按试，多克期呼集。既至，往往代名充数冒赏，徒有呼集之劳，而无校试之实。如未欲罢，乞重行考核。”靖康元年，臣僚言：“天下步兵之精，无如福建枪仗手，出入轻捷，驭得其术，一可当十。乞选官前去召募。”从之。建炎三年六月，诏令福建初募枪仗手五十人，专一备东西捕盗，每百人差部辖一名，有功先次借补进武校尉。绍兴五年，福建帅司乞将福建系籍枪仗手并行蠲放。从之。
江西枪仗手。熙宁七年，诏籍虔、汀、漳三州乡丁、枪手，以制置盗贼司言三州壤界岭外，民喜贩盐且为盗，非土人不能制故也。元丰二年，诏处州枪仗手五百三十六人，抚州建昌军乡丁、开军、枪仗手，各千七百七十八人为定额。每岁农隙，按阅武艺，以备奸盗。七年，兵部言：“江西枪仗手以八千三十五人为额。”
河东、陕西勇敢效用。亦募兵也。泾原路经略使蔡挺言：“泾原勇敢三百四十四人，季一点阅，校其骑射能否升除补，有功者以为队长，募极边塞博军子尝历战阵者补其阙。益募熟户蕃部以为蕃勇敢，凡一千三百八十八人，骑一千一百九十四匹。”诏诸路如挺请施行之。六年，枢密院言：“勇敢效用，皆以材武应募从军，廪赐既优，战马戎械之具皆出公上，平时又得以家居。以劳效赏者，凡四补而至借职，校弓箭手减十资，淹速相远甚，非朝廷第功均赏之意。请自今河东、延、秦凤、环庆、熙河路各以三百、泾原路五百为额。第一等，步射弓一石一斗，马射弓九斗，俸千钱；第二等以下递减一斗，俸七百至五百。季首阅试於经略司，射亲及野战中者有赏，全不中者削其俸，次季又不中者罢之。战有功者以八等定赏：一给公据，二以为队长，三守阙军将，四军将，五殿侍，六三班借差，七差使，八借职。其弓箭手有功，亦以八等定赏：一押官、丞局，二将、虞将、十将，三副兵马使、军使；四副指挥使，五都虞侯，六都指挥使，七三班差使，八借职。即以阙排连者次迁如今。”诏可，仍颁之诸路。
蕃兵者，塞下内属诸部落团结以为藩篱之兵也。西北边羌戎，种落不相统一，保寨者谓之熟户，馀谓之生户。陕西则秦凤、泾原、环庆、延，河东则石、隰、、府。其大首领为都军主，司帐已上者为军主，其次为副军主，又有以功次补者，其官职俸给有差。康定二年，陕西体量安抚使王尧臣言：“泾原路熟户万四百七十馀帐，帐之首领，各有职名。曹玮帅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边备稍懈，守将惟务姑息，寝成骄黠。自元昊反，戎军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扰，近界熟户亦遭杀虏。蕃族之情，最重酬赛，因此衅隙激怒之，可复得其用。请遣人募首领愿效用者，籍姓名并士马之数。及千人，听自推有谋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检之名，使将领出境。破荡生户所获财畜，官勿检。得首级及伤者，给以赏物，仍依本族职名补迁及增俸钱。”诏如所请。庆历二年，知青涧城种世衡奏募蕃兵五千，涅右虎口为‘忠勇’字，隶折马山族。上封者因请募属户，给禁廪赐使戍边，悉罢正兵。下其章四路安抚使议。环庆路范仲淹上言：“熟户恋土田，护老弱、牛羊，遇贼力斗，可以藩蔽汉户，而不可倚为正兵。大率蕃情黠诈，畏强凌弱，常有以制之则服从可用，如去正兵，必至骄蹇。又今蕃部都虞侯至副兵马使俸钱止七百至三百，悉无衣廪。若长行遽得禁军奉给，则蕃官必生徼望。况岁罕见敌，何用长与廪给？且钱入熟户，部族资市羊马，青盐转入河西，亦非策也。以臣所见，不若遇有警旋以金帛募勇猛御贼为便。”议遂格。治平二年，诏陕西四路驻泊兵马钤辖梁实等各管勾本路蕃部，团结强人、壮马，预为经画，寇至则令老弱各有保存之所。仍谕实等往来族帐，受其牒诉，伸其屈抑，察其反侧者羁縻之，勿令猜阻以萌边衅。实等至蕃部召酋领，称诏犒劳，赏以银帛。城寨兵马，计族望大小，分队伍，给旗帜，使合缮堡垒，人置器甲，以备调发。仍约：不如令下不集，押队首领以军法从事。　秦凤路：寨十三，强人四万一千一百九十四，壮马七千九百九十一。延路：军、城、堡、寨十，蕃兵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五，官马二千三百八十二，强人六千五百四十八，壮马八百十。泾原路镇、寨、城、堡二十一，强人一万二千四百六十六，壮马四千五百八十六，为百十甲，总五百五队。环庆路：镇、寨二十八，强人三万一千七百二十三，壮马三千四百九十五，总一千一百八十二队。治平四年，郭达言：“秦州青鸡川蕃部愿献地，请於川南牟谷口置城堡寨，募弓箭手，以通秦州、德顺二州之援，断贼入寇之路。”闰三月，收原州九寨番官三百八十一人，总二百二十九族七千七百三十六帐蕃兵万人，马千匹。是岁，罢四路内臣主蕃部者，选逐路升朝使臣谙练蕃情者为之。熙宁元年，议者谓：“熟羌乃唐设三使所统之党项也。自迁贼不臣，种落叛散，分寓南北。为首领者父死子继，兄死弟袭，家无正亲，则又推其旁属之强者以为族首，多或数百，虽族首年幼，第其本门中妇女之令亦皆信服，故国家因其族以为法。其大首领，上自刺史，下至殿侍，并补本族巡检；次首领补军主、指挥使，下至十将，第受廪给。岁久，客族帐混淆莫纪。康定中，尝遣将偕籍之。今逾三十年，主家或以累降失其先职族首名品，而客户或以功使臣，军班超处主家之上。军兴调发，有司惟视职名，使号令其部曲，而众心以非主家，莫肯为用。请自今蕃官身殁，秩高者子孙如例降等以为本族巡检，其旁边能捍贼者给俸，远边者如旧制限以岁月；其已降等或三班差使、殿侍身殁无等可降者，其子孙不降，充军主、指挥使者即以为殿侍。如此，则本族蕃官名品常在。或其部曲立功当任官者，非正亲毋得为本族巡检，止增其俸；其军主至十将，祖、父有族帐兵骑者，子孙即承其旧，限年受廪给；极边及立功者不用此令。如此，则熟羌之心皆知异日子孙不失旧职，世为我用矣。”从之。五年，王韶初纳沿边蕃部，自洮、河、武胜军以西，至兰州、马御山，洮、岷、岩叠等州，凡补蕃官、首领九百三十二人，首领给飧钱、蕃官给俸者四百七十三人，月计费钱四百八十馀缗，得正兵三万，族帐数千。时诏拓熙河地千二百里，招附三十馀万之众。渐推之法，变其夷俗。然韶所募勇敢士九百馀人，耕田百顷，坊三十馀所，部蕃既得为汉，而其俗又贱土贵货，汉人得以货与蕃部易田，蕃人得货，两得所欲，而田畴垦，货殖通，番汉为一，其势易以调御。请如诸路以钱借助收息，又捐百馀万缗养马於番部，且什伍其人，奖劝以武艺，使其人民富足，士马强盛，奋而使之，则所向可有功。番部初附，如洪荒之人，唯我所御而已。七年，韶言：“讨平河州叛蕃，辟士甚广，已置弓箭手，又以其馀地蕃募兵弓箭手，每寨三指挥或至五指挥，每指挥二百五十人，人给田百亩，以次蕃官二百亩，大蕃官三百亩。仍募汉弓箭手为队长，稍众则补将校，暨蕃官同主部族之事。其蕃弓箭手并刺‘蕃兵’字於左耳，以防汉兵之盗杀而效首者。”诏如其请。八年五月，诏季承之参定蕃兵法。十一月，诏：“选陕西蕃兵丁壮户，九丁以上取五，六取四，五取三，三取二，二取一，并年二十以上，涅手背，毋过五丁。每十人置十将一，五十人置副兵马使一，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二百人置军使一、副兵马使三，三百人置副指挥使一、军使二、副兵马使三，四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五百人又加指挥使一、副兵马使一，过五百人每百人加军使一、副兵马使一。即一族三十人以上亦置副兵马使一，不及二十人止置十将。月受俸，仍增给钱，指挥使二千五百，至十将有差。熙河等路制置使李宪言：“汉蕃兵骑杂为一军，语言不通，居处、饮食悉不便利。昔李靖以蕃落自为一法，请蕃汉为两军，相参号令军事。”从之。元元年，臣僚言：“旧制，诸路蕃官，不问官职高卑，例在汉官之下，所以尊中国、制夷狄也。行之既久，今忽更制，蕃汉官非相统辖者，并依官序相压，即边上使臣及京职官当蕃官之下者十有八九，非人情所堪。且夷狄凶骄，岂可辄启？宜悉依旧制，并列汉臣之下。”从之。
神宗熙宁二年，诏诸拣不任禁军者降充厢军，不任厢军者免为民（详见《兵制门》）。
七年，分天下兵为九十二将，各总其兵（详见《兵制门》）。
枢密院言：“京城役兵不足，岁取於诸路，而江、淮兵每饥冻，道毙相属。略计岁所用外军七千人，调发增给不赀。请募东西工作司壮役指挥，诸司杂犯罪人情轻者并配隶，以次补杂役、效役，代诸路役兵。”从之。又言：“诸路厢军名额猥多，自骑射至牢城，其名凡二百二十三。其因事募人，团立新额，或因工作、榷酤、水陆运送、通道、山险、桥梁、邓传、马牧、堤防、堰埭，若此者事在而名未可废；及剩员直、牢城皆得有犯配隶之人；壮城专治城隍，不给他役，别为一军；而教阅厢军亦自为额。请以诸路不教阅厢军并为一额，馀从省废，其移并如禁军法。”奏可。遂下诸路转运司，以州大小高下为序，始自某州为第一指挥，差次至某州，几为若干指挥，每指挥毋过五百人。”
自五代无政，凡国之役，皆调於民，民以劳敝。宋有天下，悉役厢军，凡役作、工徒、营缮，民无与焉。故天下民力全固，至今遵之。
元丰四年，诏升南京、青邓郓曹齐濮州有马教阅厢军，及真定北寨劲勇、环州下番落未排定指挥，并为禁军。河北路。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十有一；步军之额，自奉化而下，二十有六，并改号曰崇胜。凡为一百一十二指挥，总二万九千二百七十人。
河东路。骑军之额，自威边而下二；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十有八，并改号曰雄猛。凡为五十二指挥，总一万二千四百一十人。
陕西路。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有六；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二十有九，并改号曰保宁。凡为一百一十一指挥，总二万五百六十二人。
京东路。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有三；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十有七，并改号曰奉化。凡为五十四指挥，总一万四千七百五十人。
京西路。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六；步军之额，自奉化而下二十有五，并改号曰劲武。凡为四十五指挥，总一万五千一百五十人。
淮南路。骑军之额，自威边而下六；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二十有七，并改号曰宁淮。凡为一百二指挥，总四万一千二百八十五人。
两浙路。步军之额，自捍江而下三，并改号曰崇节。凡为五十一指挥，总一万九千人。
江南路。骑军之额，拣中骑射一；步军之额，自效勇而下五，并改号曰效勇。凡为五十三指挥、总一万六千六百五十人。
荆湖路。骑军之额，自骑射而下三；步军之额，自左衙而下二十，并改号曰宣节。凡为四十四指挥，总一万一千三百人。
福建路。步军之额，自水军而下三，并号曰保节。凡为三十三指挥，总一万一千一百五十人。
广南路。骑军之额，自静山而下二；步军之额，自水军而下十，并改号曰清化。凡为八十二指挥，总一万二千七百人。
四川路。步军之额，自开远而下十，并改号曰克宁。凡为一百一十一指挥，总二万三千四百人。
元符元年九月，诏：“罪人应配五百里以上，皆配陕西、河东充厢军。”
曾布白帝曰：“此汉徙罪人以实边之遗法也。”
政和四年，中卫大夫童师敏奏：“窃见东南州郡，例阙厢军，凡有役使，并是逐急和雇，於理未便。欲望指挥诸郡守臣并提刑司措置，招填数足，庶免逐急雇人之费。”从之。
高宗绍兴二年，诏戍兵於本州知、通，依阶级法。
言者请令後统兵官经由州县，如屯驻法。从之。
中兴後，熙宁所置将兵，在东南者才十三将，淮南东路第一，淮西路第二，两浙西路第三，浙东路第四，江南东路第五，江西路第六，荆湖北路第七，湖南路第八，而全、邵、永三州准备广西应援第九，福建路第十，广南东路第十一，广西路桂州第十二，邕州第十三。庆元令诸厢军隶尚书兵部，因事立名者随事所属（如清务隶户部，壮城、作院、钱监隶工部，河清、桥道、广济隶水部，青石场、采造务、司竹监隶虞部之类）。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四川厢军二万九百七十二人，禁军二万七千九百九十二人，土兵一千八百三十六人（已上系官军）；义士二万六百五十二人（兴元府，兴、洋州，大安军），保胜（金）、忠胜（文）、忠勇军（阶、成、西、和、凤）、弓箭手（西、和、阶），良家子共六千三百九十九人（已上系民兵）。保甲五万五千一百七十人（关外四州）。凡民兵优恤之制：义志忠军军免家业钱，百五十千至二百千止（一家双名，则更免五十千）。忠勇军则阶州免家业钱（马军二百三十千，步军一百七十千），成州免税赋（马军二顷半，步军二顷），西、和、凤州皆免租（马军六石九斗八升，步军五石三斗六升）。其更戍，则月给粮，人七斗有半（惟忠勇军更戍）。保胜军亦免家业（自五千至二十千止）。弓箭手则给官田（马军二顷半，步军二顷），此其大较也。大率西蜀大军，厢禁军、民兵、保甲总二十三万三百六十四人，仰给县官者十四万馀人，而民兵、保甲不仰给者八万馀人。此乾道之籍也。淳熙以後，土丁亦有仰给者别出於後（成都禁军谓之飞山军，骄懦最甚。绍兴末，王时亨为制帅，取会四川禁军之籍二万九千馀人，除利、夔两路禁军分戍沿边城寨外，东西路一万九千人内拣到五千五百七十三人，谓之盛强将兵。时吴兵少，遂调四千人往仙人关守御，三十二年秋也。事平复罢）。
土豪。建炎四年，臣僚言：“朝廷近起乡兵防江，召募土豪，乞责守臣止使各保乡井。”诏依。仍诏各听本州县守令节制，将来防托无虞，当议推恩。绍兴四年十一月，密院言浙西沿江见在土豪民兵，无补事功。诏存留强壮，馀并放散。
八字军，河北土人也。建炎初，王彦为河北制置使，聚兵大行山，皆涅其面曰“誓杀金贼，不负赵王，故号八字军。二年，上命范琼往山东击虏，琼请彦与俱。已而，彦以疾留真州，琼并将其兵。琼诛，复以兵还彦。时彦为御营都统制。既而彦以八字军随张浚宣抚川、陕。六年，彦召为行营前护副军都统制，以所部八字军万人赴行在。与马帅解潜不叶，两军交斗，中外汹汹。诏两罢之，以刘领司马军事，并王、解两军属之。十年，为东京副留守，将八字军以行，至顺昌，会金人兀术人寇，大败其师。十一年，复还姑孰。七月，罢为荆南帅，其众复还临安府，今侍卫马军，皆其子孙也。
义兵。绍兴十年，密院言：“沿准制使刘申陈、蔡两州团结乡兵保聚，委是忠义。今以朱昌、臧成充义兵将领团集。”诏依。三十一年，淮南官庄秉义郎陈顺、忠训郎车定方纠集义兵九百人，自备器械，不支官俸，可以守御。”诏：“各转官资。”乾道四年，参政陈俊卿言：“两淮民兵，乞令诸州以户口多寡，三丁取强壮一名，籍为义兵，於农隙授之弓弩，教之战阵，给以钱粮。”诏依。
夔路义兵。绍兴末，帅臣李师颜於夔州三县保甲中选置，立七资职次，分上下邑，军名团结。初议摘禁军时，梁山守臣言夔环万山，民勇过於正军，乃募乡兵元额三千四百馀人。师颜既去，军无纪律，大抵夔路恭、涪、忠、万四州皆有义军，额或数千，而施、黔有勇敢，及思、珍田、杨等家丁，悉骁勇，皆乡兵云。
义士。绍兴元年，兴元府帅王庶以富平兵败後，籍兴元诸县良家子弟，两丁取一，与免下户物力钱二百千，每二十人为一队，号曰义士。以县令为军正，尉副之，守臣提举。不半年，有兵数万。教阅有方，则令、尉改秩。张浚言於朝。其後合梁、洋、大安三郡，至万三千人，军势遂张。三十一年，战於大散关，驱在军前，为虏人所败，仅存六千人。乾道元年，悉罢之，除籍，放散其众。三年，四川宣抚虞允文言：“兴、洋、大安军见管义士二万六千一百四十人，训练有功成效，乞移皇甫倜於兴元军专一教阅。”从之。
民兵。建炎三年，御营参议官柳约奉圣旨，沿江地分，须是民兵，每五十人为一队，有长、副，以田括丁，一户抽一丁，五丁抽二丁，官户不免，轻重不等，科扰太重，乞量立刑赏，委官检视，如有老弱，则令举劾。诏依。六年，诏立两淮民兵赏格。淳熙十四年九月，令湖北、京西措置民兵，三丁取一。
弓箭手。建炎元年赦，应诸路蕃汉弓箭手合该承袭人，因差使出入事故，陈乞违限，限百日自陈承袭。绍兴九年，京城副留守郭仲荀乞将京城外闲地，依陕西沿边例，招弓箭手种莳。诏依。十年，诏：“据见田招刺，不拘旧额。”
黎、雅州土丁。集沿边农人火甲户为之，盖唐雄边子弟之遗法。旧无行阵军伍，但以甲头总之。祖宗以来，弛酒禁，免征役，凡优恤之者无所不用。其至黎州，自乾道七年，边衅之後，始置寨将、押队、旗头之类，略寓军制。每岁农隙时，官给口食，教之武事。旧制凡千人，淳熙三年，禄粹父直阁为守，请倍其数，又以等级籍其少壮者，月给以钱。九年春，言者乞下黎州别立优恤土丁之目。守臣龚总始奏以五十二人为一队，每边二十队，计千四十人。三边共三千一百二十人，置教场四十九所。是时三边土丁之籍，实为五千一百二十六人，而东南边（防托邛部川），一千七百八十七；西南边（防托吐蕃、青羌等族），一千二百九十一，正西边（防托五部落），一千九百四十八。凡上等一千五百九十九人，岁费钱二万八千三百七十有六缗（每人月给二千，遇闰年岁总计四万一千五百七十四缗）。而戍兵不与。议者谓土丁粗有军律统纪，且熟知夷人情伪、地形险阻，其实可用为乡导，守边镇。言者乃乞将黎、雅二州依利路义士法措置。留丞相为制置使，遣属官冯传之往二州共议，各州选二千人，上等六百，为点集之丁，月给钱三千五百；次等千四百。为居守之丁，月给钱千。两郡岁费钱共八万七千六百缗，而教阅之费不与焉，时淳熙十年矣。嘉定土丁者，惟峨眉、犍为二县有焉。自熙、丰以来，峨眉八寨，千四百八十人；犍为五寨之籍，二百七十五。官既无以给之，而又多为寨官所克剥。绍兴十三年，有言於都钤辖司者，谓宜教试而优恤之。时方讳兵，迄不能用也。威、茂州亦有土丁，各州二百。威州之丁，月给米三斗，骁捷可用，夷人亦畏之。茂州之丁，半市人，无月给，半有为夷人佣耕者，盖二郡皆斗入夷腹中无省地。茂州每合教，则土丁悉从夷人假衣甲器械以为用，事已复归，殊为文具。
把截将。绍兴二十七年，夔路安抚使奏：“南平军夷透漏入恭州，旧以土丁为把截。诏帅臣相度。请以清溪寨主户逐名家业钱多少均定，合置土丁二百名，内选材勇为把截将，依例支破请受。”从之。
保胜。绍兴六年，密院言：“金、均、房三州保甲，後称保胜。三州安抚柴武措置，结为队伍，分成五军。”诏依。二十九年，开、蓬州安抚王彦申：“保胜三千，屡立战功，钱粮不足，乞依正军破支口券。”从之。
勇敢。绍兴二年，知池州叶焕申：“招土人充守御勇敢，乞依禁军请给，以二千人为额。”从之。
山水寨。绍兴四年，承、楚、泰三州各有水寨民兵，合力击贼，诏免十年租税。三十一年，中丞汪澈乞存恤淮南山水寨乡豪，各收其用。隆兴元年，臣僚言：“乞行下都督府专委两淮守臣，各括责山水寨首领姓名保明来上，量补官资，专一裒集乡兵，俾之团结，明立赏格，一有缓急，入城守御。荆、襄边郡，亦乞行下制置司，依此施行。”诏：“江淮都督府、湖北、京西制置司措置。”二年十二月十日德音，赦楚、滁、濠、庐、光州、盱眙、光化军管内并扬、成、西和、襄阳、德安府、信阳、高邮军应州县山水寨首领，自备钱粮，纠集把隘，或战斗立功，仰逐州军守臣保明申省，取旨推恩。乾道五年九月辛酉，两淮徐子寅言：“得旨将本路诸州山水寨民兵，应三丁以上选壮丁赴州教一月。”从之。淳熙初，子寅上其数，弓一万六千九百八十人，弩手凡一千四百二十五。明年秋，提举张宗允与子寅分路提督。宗允奏每郡以土豪见任官一员统辖，月增给人三十千；自十月下旬始，州帅司教二月。淮东五郡用钱十六万，米三万石。淮西仿此。惟光、黄、濠、楚、安丰、盱眙六郡，但就本州教阅，犒设钱减半。
万弩手。绍兴元年，沅州奏：“熙宁末，始创营田，鼎、澧、辰、沅、靖置弓弩四千人，靖康调发不存。乞以闲田募民承佃，招弓弩手二千人。”从之。八年，诏：“淮东西、湖北、京西沿江民兵万弩手农隙教阅，有武艺超越、人材智勇可以服众者，木司拍试，其名申省，以凭覆试推恩。”淳熙二年，淮南运判张士元言：“庐、舒和蕲州、无为军五州民兵万弩手教阅两月，合用钱十六万一千馀贯，乞行科降。”从之。
壮丁民社。乾道四年，知楚州刘舜谟言：“两淮旧有壮丁民社，乞依陕西弓箭手法，并免户下苗田两顷。”从之。
良家子。　绍兴四年，宣抚吴始创兴元府良家子，招两淮、关陕流寓及阵亡主兵将子弟骁武不能存立者充，月给比强弓手。五十人为一队，休兵之後数月消减。乾道六年，本路帅臣复招募人材及五尺二寸、弓力及九斗；通者，将传习将条法、练习弓马者，充有官人，省司月给米麦各一石，帅司缗钱十五千。无官人，缗钱减三之一。依义士法隶帅司，御前统兵官不得与。及王刚中为宣抚，抽帐前良家子还宣抚司。淳熙之初，宣抚司废，後属帅司，籍二百人，岁管钱二万四千，米管四千八百石；实无所用，但充杂役。绍兴五年二月庚子，杨嗣勋申严盐计，奏本府自有义士、厢禁军、良家子，无所损益，请罢盐店六所，而以良家子隶都统司。
义勇。绍兴中，鄂州七县主家户六万六千三十二，口三十一万四千八百九十四，而民兵之籍总为万五千二百有一人。岳州义勇之籍四千四百九十九人，四邑保伍九百三十五甲，计二万八千五百九十三人。大抵荆、鄂、岳三郡，率五家供一兵焉。三十一年，虏亮寇江，诏淮、汉等郡，籍民为兵。时荆南守续乃请籍民为义勇。其法取於主户之双丁，每十户为甲，五甲为团。甲皆有长，择邑豪为总首。岁於农隙教以武艺，粮从官给。初，乾道间，举荆南七州之籍，主客佃户凡四万二千馀户，计十万馀丁，除当差役人外，得义勇八千四百十九人。四年，荆湖安抚王炎言：“荆湖义勇团结教集，使之自备食用，必不能办，乞截留本所苗米万四千石，并漕司应副钱二万缗，仍从都统司假甲三千，弓矢旗帜官为造给。”旨从之。六年二月辛亥，帅司刘珙言：“荆南、湖北两路民兵，访问诸郡起籍民兵，有上三等户取义勇一人，亦有四等、五等户取一。家产多者可以枝梧，少者往往弃产逃走。乞充义勇者并免科役及身丁钱。四等户仍差充保正长，五等户又免三分税役。每七十五人为一队。遇教阅日，以营屯田之供其费。”奏可。仍以甲万副与之。是年九月，权知荆门冯忠嘉奏：“本军所教义勇三千五百四十八人，教阅各一月，乞添展教之三月。”诏令刘珙相度申省。七年正月，冯忠嘉又教阅本军义勇，因旧籍增补三百人，又籍户马得四百匹，分为六队。孝宗大喜，诏总领所岁以马科千石给之，仍擢忠嘉直秘阁。淳熙初，张┉为帅，遵修刘珙之法，义勇增多至万五百人，分为五军，军分五部。既去，教法浸弛。十一年冬，赵雄为帅，举行其政，增三百人，通旧为万三千八百人。大抵湖北诸郡皆有义勇，信阳有义勇，又有义士。惟澧州石门，慈利不置籍，绍兴末，守臣亦籍之。章颖帅湖北时，又乞义勇之应差保正者，以家业钱多寡为限；限外之数，与官户编户轮差。从之。
忠勇。淳熙五年，四川制使胡元质言：“关外西和、阶、成、凤四州所聚民兵，谓之忠勇，皆以土兵为之。向来虞允文团结四川忠勇军，计二千九十四人，其後不能增募。乞令四川守臣添募，仍立赏格。”诏每州各先募五百人。镇淮。初，淮南运司招募边民，号镇淮军，多至十万，钱米月给视效用，惟不黥涅。久之，廪给不足，公肆劫掠。嘉定初，江淮制置邱恐其生变，乃以分隶诸州，听守臣节制。续又奏淮东人数少，令帅、漕选汰归农外，仅存八十馀人，其半以充效用，又补镇江大军与武锋军阙额。淮西六万馀人委官拣到二万六千馀人，充御前定武军额，分为六军，各置统制。自是月省钱二十八万缗，米三万四千石，而定武亦成军伍，淮西赖其力居多。
忠义民兵。绍兴二十八年，福州帅臣沈调言：“诸县旧有忠义社，随乡多寡屯结，推豪右众畏服者为长，别量置枪仗器甲，盗由是息，民赖之。後官司科率骚扰，遂失本意，令守臣觉察、宪司举职。”旨从其请。开禧用兵，淮、襄忠义民兵有籍於官者甚众，岁约用百六十缗以养一兵。及和议再成，始汰遣。时帅臣邱先已汰镇淮军五六万。何澹继为制帅，始尽放遣。澹言：“本司近放散庐、濠州忠义二万五百八十六人，各令归业，虽费钱三十二万七千馀缗、米六千馀石，而每岁，省钱二百十三万，米十一万三千石。有田之人，预於江南经营牛种；无田之人，多入城市开张店业。此乃本司官徐剪体国在事之力。”诏剪特迁一官。时二年四月戊子也。其年六月辛卯，京湖制置李大性言：“昨者大臣创招军额，团结忠义。休兵之後，依旧支请，糜费廪给，已放散计二万九千二百一十三人。”诏奖谕。继而江淮盗起，言者谓皆前日放散之卒，请罢剪摄郡，追所迁官。旨从之。时拣汰民兵无归，多散为盗，大性乃命每郡择豪首一人，授以官兵，使之弹压，其後馀党始皆帖然。
●卷一百五十七 兵考九
○教阅
《周礼 大司马》：“中春，教振旅。司马以旗致民，平列陈，如战之陈，辨鼓、铎、镯、铙之用。王执路鼓，诸侯执贲鼓，军将执晋鼓，师帅执提，旅帅执鼙，卒长执铙，两司马执铎，公司马执镯，以教坐作进退疾徐疏数之节。遂以田，有司表貉，誓民，鼓，遂围禁。火弊，献禽以祭社。中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陈。群吏撰车徒，读书契，辨号名之用。师以门名，县鄙各以其名，家以号名，乡以州名，野以邑名，百官各象其事，以辨军之夜事。其他皆如振旅。遂以苗田，如之法。车弊，献禽以享礻勺。中秋，教治兵，如振旅之阵。王载太常，诸侯载，军吏载旗，师都载旃，乡遂载物，郊野载，百官载，各书其事与其号焉。其他皆如振旅。遂以田，如田之法。罗弊，致禽以祀礻方。中冬，教大阅。前期，群吏戒众庶，修战法。虞人莱所田之野为，为表，百步则一，为三表；又五十步为一表。田之日，司马建旗於後表之中，群吏以旗、物、鼓、铎、镯、铙，各帅其民而致。质明弊旗，诛後至者。乃陈车徒，如战之陈，皆坐。群吏听誓於陈前。斩牲，以左右徇陈，曰：‘不用命者斩之。’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司马振铎，群吏作旗，车徒皆作鼓行。鸣镯，车徒皆行，及表乃止。三鼓扌鹿铎，群吏弊旗，车徒皆坐。又三鼓，振铎作旗，车徒皆作鼓进。鸣镯，车骤徒趋，及表乃止，坐作如初。遂以狩田，以旌为左右和之门。群吏各帅其车徒，以叙和出。左右陈车徒，有司平之。旗居卒，以分地前後，有屯百步，有司巡其前後。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既陈，乃设驱逆之车，有司表貉於陈前。中军以鼙令鼓，鼓人皆三鼓，群司马振铎，车徒皆作。遂鼓行，徒御枚而进。大兽公之，小禽私之，获者取左耳。及所弊，鼓皆骇，车徒皆噪。徒乃弊。致禽饣盍兽於郊，入献禽以享（以上注并见《田猎》门，此不再录）。”
臧僖伯曰：“春、夏苗、秋、冬狩（，索；择取不孕者。苗，为苗除害也。，杀也；以杀为名，顺秋气也。狩，围守也；冬物毕成，获则取之，无所择也），皆於农隙以讲事也（各随时事之）。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虽四时讲武，犹复三年而大习。出曰治兵，始治其事。入曰振旅，治兵礼毕，整众而还。振，整也。旅，众也），归而饮至，以数军实（饮於庙，以数车徒器械及所获也）。昭文章（车、服、旌、旗），明贵贱，辨等列（等列，行伍），顺少长（出则少者在前，还则在後，所谓顺也），习威仪也。”
鲁桓公六年大阅。《公羊》曰：“大阅者何？简车徒也（大简阅兵车，使可任用而习之）。何以书？盖以书也（比年简徒谓之，三年简车谓之大阅，五年大简车徒谓之大）。”　《梁》曰：“大阅者何？阅兵车也。教明谕，国道也。平而戎事，非正也（礼，因四时田猎，以习用戎事。平，谓不因田猎无事而之）。”
庄公八年正月，师次于郎，甲午治兵。《梁》：“出曰治兵，习战也。入曰振旅，习战也。治兵而陈、蔡不至矣（师次於郎，以俟陈人、蔡人），兵事以严终。故曰善陈者不战，此之谓也。善为国者不师（道政齐礼，邻国望之，欢如亲戚，何师之为），善师者不陈（师众素严，不须耀兵列陈），善陈者不战（军陈严整，敌望而畏之，莫敢与战），善战者不死（投兵胜地，故无死者），善死者不亡（民尽其命，无奔敌背亡）。”《公羊》：“祠兵者何？出曰祠兵，入曰振旅，其礼一也，皆习战也。”楚子将围宋，使子文治兵於暌（子文时不为令尹，故使之治兵习号令也。暌，樊邑也），终朝而毕，不戮一人（子文欲委重於子玉，故略其事）。子玉复治兵於（，楚邑）。终日而毕，鞭七人，贯三人耳。国老皆贺子文，子文饮之酒（贺子玉堪其事）。贾尚幼，後至，不贺。子文问之，对曰：“不知所贺。子之传政於子玉，曰以靖国也。靖诸内而败诸外，所获几何？子玉之败，子之举也。举以败国，将何贺焉？子玉刚而无礼，不可以治民；过三百乘，其不能以入矣。苟入而贺，何後之有（三百乘，二万二千五百人）？”
晋文公於被庐，作三军（闵元年，晋献公作二军，今复大国之礼），谋元帅。赵衰曰：“可。臣亟闻其言矣，说礼乐而敦诗书。诗书，义之府也；礼乐，德之则也。德义，利之本也。君其试之！”乃使将中军，溱佐之；使狐偃将上军，让於狐毛而佐之（毛，偃之兄）；命赵衰为卿，让於栾枝、先轸。使栾枝将下军，先轸佐之。荀林父御戎，魏为右。
汉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车驾幸长安水南门，会五营士，为八阵进退，名曰乘之。
武帝太初二年，令天下娄五日。（如淳曰：“立秋ァ娄。”伏俨曰：“娄音刘。刘，杀也。”师古曰：“《续汉书》作ァ刘。娄、刘义各通耳。”《汉仪注》云：“立秋之日，斩牲於郊东门外，以荐陵庙，武官肄兵不战阵之仪。”）
汉制：常以九月都试。太守、都尉、令长、丞，相会都试，课殿最。韩延寿为东郡太守，都试骑士，治饰兵车，画龙虎朱爵。延寿黄袍方领，驾四马，传总，建幢，植羽葆，鼓车歌车。功曹引车，皆驾四马，载戟。五骑为伍，分左右部，军假司马、千人持幢旁毂。歌者先居射室，望见延寿车，敫兆楚歌。延寿坐射室，骑吏持戟夹陛列立，骑士从者带弓罗後。令骑士兵车四面营陈，被甲居马上，抱弩负兰。又使骑士戏车弄马盗骖。及治饰车甲三百万以上，於是萧望之劾延寿上僭不道，坐弃市。
东汉制，以立秋之日，自郊礼毕，始扬威武，斩牲於郊东门，以荐陵庙。其仪：乘御戎路，白马朱鬣，躬执弩射牲。牲以鹿は。太宰令、谒者各一人，载获车，驰驷送陵庙。还宫，遣使者赍У帛以赐武官。武官肄兵，习战阵之仪、斩牲之礼，名曰ァ刘。兵、官皆肄孙、吴兵法六十四阵，名曰乘之。立春，遣使者赍У帛以赐文官。ァ刘之礼：祠先虞，执事告先虞己，烹鲜时，有司告，乃逡巡躬牲，获车毕，有司告事毕。
明帝永平元年六月，初令百官ァ娄。
安帝延光二年十一月，校猎上林苑。
安帝初，邓太后临朝，俗儒世士以为文德可兴，武功宜废，遂寝狩之礼，息战阵之法，故猾贼纵横，乘此无备。马融以为文武之道，圣贤不坠，五材之用，无或可废。元初二年，上《广成颂》以讽谏。依旧文重述狩之义，作颂一篇，并封上。
灵帝中平五年，望气者言，以为京师当有大兵，两宫流血。大将军司马凉、假司马伍岩说大将军何进曰：“《太公六韬》，有天子将兵事，可以威厌四方。”进以为然，入言之於帝。於是乃诏进大发四方兵，讲武於平乐观下。起大坛，上建十二重五采华盖，高十丈。坛东北为小坛，复建九重华盖，高九丈。列步兵、骑士数万人，结营为陈。天子亲出临军，驻大华盖下，进驻小华盖下。礼毕，帝躬擐甲介马，称“无上将军”，行陈三匝而还。诏使进领兵屯於观下。是时置西园八校尉，以小黄门蹇硕为上军校尉，虎贲中郎将袁绍为中军校尉，屯骑都尉鲍鸿为下军校尉；议郎曹操为典军校尉，赵融为助军校尉，淳于琼为佐军校尉，又有左、右校尉。帝以蹇硕壮健而有武略，特亲任之，以为元帅，督司隶校尉以下，虽大将亦领属焉。
帝自黄巾之起，留心戎事，问讨虏校尉盖勋曰：“吾讲武如是，何如？”对曰：“臣闻‘先王耀德不观兵’。令寇在远而设近陈，不足以昭果毅，祗黩武耳。”
献帝建安二十一年，有司奏：“古四时讲武。按汉西京承秦制，三时不讲，唯十月都试金革。今兵戈未偃，士众素习，可无四时讲武，但以立秋择吉日，大朝车骑，号曰阅兵，上合礼名，下承汉制。”是冬阅兵，魏王曹操亲执金鼓，以令进退。
魏文帝嗣魏王位。其年秋，阅兵於郊，公卿相仪，王御华盖，亲金鼓之节。
明帝太和元年十月，阅兵於东郊。
晋武帝太始四年、九月，咸宁元年、太康四年、六年冬，皆曰临宣武观，大阅习众军，然不自令进退。自惠帝以後，其礼遂废。
东晋元帝太兴四年，诏左右卫及诸营教习，依大习仪。成帝咸和中，诏内外诸军戏兵於南郊之场，其地因名斗场。自後藩镇相仿，诸方伯往往阅习，然朝廷无事焉。
宋文帝依故事肄习众军，兼用汉、魏之礼。其後以时讲武於讲武堂（馀见《田猎》门）。
後魏明帝永兴五年，以九月、十月，帝亲行ァ刘之礼。孝成帝和平三年，因岁除大傩，遂耀兵示武。更为制，令步兵陈於南，骑士陈於北，各击钟鼓，以为节度。其步兵所衣，青、赤、黑、黄，别为部队。槊矛戟相次周回转易，以相赴就。有飞龙腾蛇之变，为函箱鱼鳞四门之阵，凡十馀法。跪起前却，莫不应节。阵毕，南北二军皆鸣鼓角，众尽大噪。各令骑将六千人去来挑战，步兵更进退以相拒击，南败北捷，以为威观。自後以为常。
後齐常以季秋，皇帝讲武於都外。有司先莱野为场，为三军进止之节。又别单於北场，阳舆驾停观。遂命将简士教众，为战阵之法。凡为阵，少者在前，长者在後；其还，则长者在前，少者在後。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旌旗。勇者持钲鼓、刀为前行，战士次之，槊者次之，弓箭为後行。将帅先教士目，使习见旌旗指麾之踪，发起之意，旗卧则跪。教士耳，使习金鼓动止之节，声鼓则进，鸣金则止。教士心，使知刑罚之苦，赏赐之利。教士手，使习持五兵之便，战斗之备。教士足，使习跪及行列泥之涂。前五日皆请兵严於场所，依方色建旗为和门。都单之中及四角，皆建五采牙旗。应讲武者，各集於其军。戒鼓一通，军士皆严备。二通，将士贯甲。三通，步军各为直阵，以相俟。大将各处军中，立旗鼓下。有司陈小驾卤簿，皇帝武弁，乘革辂；大司马介胄乘，奉引入行殿。百司陪列。位定，二军迭为客主。先举为客，後举为主。从五行相胜法，为阵以应之。
後周：仲春，教振旅，大司马建大麾於莱田之所。乡稍之官，以旗物鼓铎钲铙，各帅其人而致。诛其後至者。建麾於後表之中，以集众庶。质明，偃麾，诛其不及者。乃陈徒骑，如战之阵。大司马北面誓之。军中皆听鼓角以为进止之节。田之日，於所莱之北，建旗为和门。诸将帅徒骑序入其门。有司居门，以平其人。既入而分其地。险野则徒前而骑後，易野则骑前而徒後。既阵，皆坐，乃设驱逆骑，有司表貉於阵前。以太牢祭黄帝轩辕氏，於狩地为单，建二旗，列五兵於坐侧，行三献礼。遂田致禽以祭社。仲夏，教茇舍，如振旅之阵，遂以苗田如法，致禽以享礻勺。仲秋，教练兵，如振旅之阵，遂以田如法，致禽以祀方。仲冬，教大阅，如振旅之阵，遂以狩田如法，致禽以享。
隋大业七年，征辽东。众军将发，御临朔宫，亲授节度。每军，大将、亚将各一人。骑兵四十队，队百人（百人置一纛。十队为一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皆青丝连光甲、铁具装、青缨拂，建狻猊旗。第二团，绛丝连珠犀甲、兽文具装、赤缨拂，建貔貅旗。第三团，白丝连明光甲、铁具装、素缨拂，建辟邪旗。第四团，乌丝连元犀甲、兽文具装、黑缨拂，建六骇旗。前部鼓吹一部，大鼓、小鼓及鼙、长鸣中鸣、等各十八具，冈鼓、金钲各二具。後部铙吹一部，、铙二面，歌箫及笳各四具，节鼓一面，筚篥、横笛各四具，大角十八具）。又步卒八十队，分为四团。团有偏将一人（第一团，每队给青隼荡幡一。第二团，每队黄隼荡幡一。第三团，每队苍隼荡幡一。第四团每队乌隼荡幡一。长槊弩及甲鍪等，各称兵数）。受降使者一人（给二马轺车一乘，白兽幡及节每一，骑吏三人，车辐白从十二人），承诏慰抚，不受大将制。战阵则为监军。军将发，候大角一通，步卒第一团出营东门，东向阵。第二团出营南门，南向阵。第三团出营西门，西向阵。第四团出营北门，北向阵。阵四面团，然後诸团严驾立。大角三通，则铙鼓俱振，第一团引行。队间相去各十五步。次第二团，次前部鼓吹、弓矢一队，合二百骑。建蹲兽旗、<瓜包>槊二张，大将在其下。次马二十匹，次大角，次後部铙吹，次第四团，次受降使者。次及辎重戎车散兵等，亦有四团。第一辎重出，收东面阵，分为两道，夹以行。第二辎重出，收南面阵，夹以行。第三辎重出，收西面阵，夹以行。第四辎重出，收北面阵，夹以行。亚将领五百骑，建腾豹旗，殿军後。至营，则第一团骑阵於东面，第二团骑阵於南面，鼓翊大将军居中，驻马南面。第三团骑阵於西面，第四团骑阵於北面，合为方阵。四面外向，步卒翊辎重入於阵内，以次安营。营定，四面阵者，引骑入营。亚将率骁骑游奕督察。其安营之制，以车外布，设马枪，次施兵幕，内安杂畜。事毕，大将、亚将等就牙帐。马步阵与军中散兵，交为两番，五日而代。於是每日遣一军发，相去四十里，连营渐进。二十四日续发而尽。首尾相继，鼓角相闻，旌旗亘九百六十里。天子六军次发，两部前後先置，又亘八十里。通诸路合三十军，亘千四十里。诸军各以帛为带，长尺五寸，阔二寸，题其军号为记。御营内者，合十二卫、三台、五省、九寺，并分隶内外前後左右六军，亦各题其号，不得自言台省。王公以下，至於兵马私隶，悉以帛为带缀於衣领，各“军记带”。诸军并给幡数百，有事，使人交相去来，执以行。执幡而离本军者，他军验军记带，知非部兵，则所在斩之。
唐太宗尝引诸卫将卒习射於显德殿（详见《兵制》）。
高宗显庆二年十一月，讲武於氵蚩水之南，行三驱之礼，设次於尚书台以观之（汉南郡太守马融讲《尚书》於其地，因以得名，後改讲武台）。
五年三月八日，又讲武於并州城北，上御《飞阁》，引群臣临观之。左卫大将军张延师为左右军，骁武等六卫、左羽林骑士属焉；右武侯大将军梁建方为右军，左右威领武侯等六卫、右羽林骑士属焉。一鼓而誓众，再鼓而整列，三鼓而交前。左为曲直圆锐之阵，右为方锐直圆之阵。三挑而五变，步退而骑进，五合而各复位。
武太后圣历二年，欲以季冬讲武，有司请延至孟春。王方庆上疏曰：“谨按《礼记 月令》‘孟冬之月，天子命将帅讲武，习射御角力。’此乃三时务农，一时讲武，盖王者常事，安不忘危之道也。‘孟春之月，不可以称兵’。兵者，金也。金性克木，春盛德在木，金气以害盛德，逆生气。‘孟春行冬令，则水潦为败，雪霜大挚，首种不入。’按蔡邕《月令章句》：‘太阴休，少阳尚微，而行冬令以导水气，故水潦至而败生物也。雪霜大挚，摧伤物也。太阴干时，雨雪而霜，故伤首种（种谓宿麦也。麦以秋种，故谓之首种。入，收也。为互寒所伤，故至春不长。今《月令》首种稷，非麦）。’今孟春讲武，是行冬令，以阴故犯阳气，害发生之德。臣恐水潦败物，雪霜损稼，宿麦不登，无所收入也。请至明年孟冬教习，以顺天道。”从之。
元宗先天二年十月，讲武於骊山之下，徵兵二十万，戈金甲，照耀天地。列大阵於长川，坐作进退，以金鼓之声节之。帝亲擐戎服，持大枪，立於阵前。以亏失军容坐兵部尚书郭元振於纛下，将斩之。宰臣刘幽求、张说跪於马前谏曰：“元振推戴上皇，有大功，虽违军令，不可加刑。”乃舍之，流新州。给事中、知礼仪唐绍，以草军仪有失，斩之。薛讷为左军节度。众以元帅及礼官得罪，诸节部颇亦失序，唯讷及解琬军不动。上令轻骑召讷等，至军门，不得入。礼毕，特加慰劳。
◎唐开元礼
△皇帝讲武仪注
仲冬之月，讲武於都外，前期十有一日，所司奏请讲武，兵部承诏，遂命将帅简军士。有司先芟莱除地为场，方一千二百步，四出为和门；又於其内单地为步骑六军营域处所，左右厢名为三军，皆上军在北，中军次之，下军在南。东西相向，中间相去三百步。五十步立表一行，凡立五行。表前後各相去五十步，为三军进止之节。又别单地於北厢南向，为车驾停观之处。前三日，尚舍奉御设大次及御座於其中，如常仪。前一日，讲武将帅及士卒集於单所，禁止喧哗。依方色建旗为和门。於都单之中及四角，皆建以五采牙旗。旗鼓甲仗，威仪悉备於单所。大将以下，各有统帅，如常式。步军入将被甲胄乘马，教骑大将亦乘马，教习士众为战阵之法。凡教为阵，少者在前，长者在後。其还，则长者在前，少者在後。长者持弓矢，短者持戈矛，力者持旌旗，勇者持钲鼓。刀为前行，持槊者次之，弓箭为後行。将帅先教士众，习见旌旗指麾之踪，旗卧即跪，旗举即起。金鼓进止之节，声鼓即进，鸣金即止。知刑罚之害、赏赐之利、持五兵之便、战斗之备，习串跪起，及行列险隘之路。讲武日，未明十刻，军士皆严备。五刻，将士皆贯甲。步军各为直阵，以相俟。将军依仪，各依格备物。大将军各依格处分军中，立於旗鼓之下（凡六军，鼓各一十二、钲一、角四，并於其军後表之下）。
车驾出宫如常式。讲武日，未明七刻，扌追一鼓为一严（三严时节，前一日侍中奏裁出宫以刚日）。侍中奏，开宫殿门及城门。未明五刻，扌追二鼓为再严，侍中版奏，请中严，文武官应从者俱先至。文武官皆公服，所司为小驾，依图陈设。未明二刻，扌追三鼓为三严，诸卫各督其队与戟，以次入陈於殿庭；诸侍卫之官，各服其器服；诸侍臣俱诣西阶下奉迎（侍中负玺如式）。乘黄令进革辂於太极殿前。皇帝服武弁之服，馀并如圜丘仪。驾至单所，兵部尚书介胄乘马奉引，至讲武所，入自都单北和门，两步军之北，当空南向。黄门侍郎奏称请降辂；还，侍位。皇帝降辂，入大次而观。兵部尚书停於东厢，西向立，三仗小退，以通观路。领军减小驾，骑士立於都单之四周。侍臣依左右厢，立於大次之前东、西面，北上。文武九品以上皆公服，文东武西，在侍臣之外十步，重行北上。诸州使人及蕃客先集於都单北和门外，东方、南方立於道东；西方、北方立於道西，皆向辂而立，於北为上。驾至和门，奉礼曰“可拜”。在位者皆再拜。皇帝入次，谒者引诸州使入，鸿胪卿引蕃客，东方、南方立於大次东、北，南向，以西为上；西方、北方立於大次西、北，南向，以东为上。若有观者，立於都单骑士仗外四周，任意，然後讲武。诸州使人及蕃客立定，吹大角三通。中军将各以な令鼓，二军俱击鼓。三鼓，有司偃旗，步士皆跪。二军诸帅果毅以上，各集於中军大将旗鼓之下。左厢中军大将立於旗鼓之东、西面，诸军将立旗鼓之南、北面，东上；右厢中军大将立於旗鼓之西、东面，诸军将立於旗鼓之南、北面，西上，以听誓。大将誓曰：“今行讲武，以教人战，进退左右，一如军法。用命有常赏，不用命有常刑，可不勉之。”誓讫，左右三军，各长史二八振铎分循以警众。诸果毅各以誓词遍告其所部，遂声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从皆行。及表，击钲，骑从乃止。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跪。又击鼓，有司举旗，士众皆起，骑骤徒趋，及表乃止，整列位定。东军一鼓，举青旗，为直阵；西军亦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以应之。次南军亦鼓，举赤旗为锐阵；北军亦鼓，而举黑旗为曲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黄旗为圆阵；西军亦鼓而举青旗为直阵以应之。次西军鼓而举白旗为方阵，东军亦鼓而举赤旗为锐阵以应之。次东军鼓而举黑旗为曲阵；西军亦鼓而举黄旗为圆阵以应之。凡阵迭为主客，先举者为客，後举者为主，从五行相胜之法为阵以应之。每变阵，二军各选刀之士五十人，挑战於两军之前。第一、第二挑战迭为勇怯之状，第三挑战为敌均之势，第四、第五挑战为胜败之形。每将变阵，先鼓而为直阵，然後变从馀阵之法。五阵毕，两军俱为直阵。又击三鼓，有司偃旗，士众皆起。又声鼓举旗，士众皆起，骑从徒走。左右军俱至中表，相拟击而还。每退至一行表，跪起如前，遂复其初。侍中跪奏请观骑军。又侍中称制曰“可”。侍中亻免伏兴，二军吹角击鼓，士众俱进，及表乃止，皆如步军，唯无起跪耳。骑军东西迭为主客，为相胜之阵，皆如步军之法。每阵各八骑，挑战於两阵之，如步军法。五阵毕，俱大击鼓而前，盘马相拟击而罢，遂振旅而还。凡步军二军之士，备则满数，省则减之；损益随时，唯不得减将帅。凡相拟击，皆不得以刃相及。凡步士逐退，过中表二十步而止，不得过也。骑士不在此例（若因田狩，则令讲武军士之外，先期为围。观讫，乘马鼓行亲禽，如别礼。狩讫，乘辂振旅而还，如常仪）。讲武罢，侍中跪奏称侍中臣某言“讲武礼毕，请还”。亻免伏兴。皇帝降御舆，侍卫如常仪。皇帝升辂，太仆卿立，授绥。升讫，敕车右升，千牛将军升辂陪乘。黄门侍郎奏“请銮驾发引”。以下如圜丘还宫仪，唯不作鼓吹，不撞蕤宾。解严讫，将士各还。明日，群官奉参起居，如别仪。
开元八年八月敕：“四方虽安，不可忘战。故《周礼》以军禁纠邦国，以狩习戎旅。不教人战，是谓弃之。宜差使於两京及诸州简取十万人，务求灼然骁勇，不须限以蕃汉，皆放番役差科，唯令团伍教练，辨其旗物，简其骑徒，攻取进退之方，陈威仪贵贱之等，俾少长有礼，疾徐有节，将以伐叛怀服，保大定功，协於师贞，以弘武备。”
肃宗至德二年八月，御凤翔府门大阅。
五年正月，御翔鸾阁习武（自後遂废）。
宣宗大中六年五月敕：天下军府有兵马处，宜选会兵法能弓马人充教练使，每年依礼教习，仍於其时申兵部。
梁开平元年十月，驾幸繁台讲武，至二年七月改为讲武台（按《地理志》：本西汉梁孝王所筑，谓之吹台。其後有繁氏居其侧，故里人呼之为繁台）。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十一月，讲武於近郊，六军之容甚盛。
帝每御讲武殿，亲临教阅，其法刻木为箭镞，裹以毡，命强者两两相射，避即捶之，取其不避者。又以木挺为马挝，施韦鞘，俾驰骑相击，取其尤胜者，各分等级以迁隶之。自是师旅皆精锐。
太宗太平兴国二年，将伐太原，诏筑讲武堂於西郊。九月，大阅，上与从官登而观焉。是冬，又观飞山兵射连弩发机石於台下。
帝循太祖旧制，亲阅武艺，御便坐，时召上军，观步射击刺，列为行伍，或召宰相亲王临观，亦幸殿前班阅马射。行幸池苑，亦令诸军卫士骑射雕盘，截柳枝，或於庭中令射毛球。淳化五年八月，召天武士卒教射於殿庭，弓力有至石三斗，以引强平射者为上等，艰於引满者别为一等，其诸浅软者又为一等，各量其材力而迁隶之。至道元年九月，又阅禁旅。有挽强至一石五斗，连三十发而有馀力。又令骑兵、步兵各数百东西列阵，挽强彀弩，视其进退，发矢如一，容止中节。上曰：“此殿庭数百人耳，犹兵威可观，况堂堂之阵数万成列者乎？”
真宗咸平二年八月。大阅诸军於东郊。其仪最备。诏有司择地於含晖门外之东武村为广场。乙丑，夜三鼓，殿前侍卫马步军二十万分出诸门。丙寅，上乘马以出，宗室、近臣、尚书、侍郎、御史中丞、给谏、上将军、节度、观察、防御、团练、刺史并别驾从，赐以窄袍。上至行宫，诸军阵於台前，左右相向，步骑交属，诸班卫士，翼侍於台後。有司奏成列，上升台，东向，召从臣坐而观之。殿前郎指挥使王超执方旗，以节进退，又於两阵中起候台相望，使人执旗以应之。初举黄旗，则诸军旅拜。举赤旗则骑进，举青旗则步进。每旗动则鼓作，鼓作则士进，皆三挑而後退。次举白旗，则诸军复再拜，呼万岁。有司奏阵坚而整，士勇而厉，欲再举。上曰：“可止矣”。遂举黑旗以振旅。军於左者略右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北隅；军於右者略左阵以还，由台前出西南隅以归。御东华门阅诸军还营。翊日，近臣、诸军将校以内职皆赐饮。其後，又幸飞山教场，观发机石连弩。及便坐日阅召募新军，时令习战阵之状，率如两朝旧规，其事悉见《兵志》。
仁宗时，案阅训练之制，禁军月奉五百以上，皆日习武技；三百以下，或习或给役。其後别募厢军，亦阅武技，号教阅厢军。戍川、广者，旧不训练，嘉以後稍习焉。凡诸营日习之法，以鼓声为节，骑兵五习，步兵四习，以教坐作进退，非施於两军相当者然。自祖宗已来，中外诸军皆用之。
明道二年，枢密使王晓上言：“天下厢军，止给役而未尝习以武技，宜取材勇者训肄，升补禁军。”天子可其奏。康定元年，帝御便殿，阅诸军阵法。上封者言诸军止教坐作进退，虽整肃可观，然临敌难用，请自今遣官阅阵毕，令解镫以弓弩射。营置弓三等，自一石至八斗；弩四等，自二石八斗至二石五斗，以次阅习。诏行之陕西、河东、河北路。是岁，诏：“教士不衽带金甲，缓急不足以应敌。自今诸军各予铠甲十、马甲五，令迭披带。”又命诸军班听习杂武技，勿辄禁止。
神宗熙宁三年，初置保甲。
四年，始诏以时肄习武事（详见《兵志门》）。
五年，诏以泾原路蔡挺衙教阵队於崇政殿引见，仍颁行於诸路。
其法：五伍为队，五队为阵，阵横列。骑兵二队亦五伍列之。其出皆以鼓为节，У草象人而射焉，中则有赏。马步皆前三行枪刀，後二行弓弩，附队以虎蹲弩、床子弩各一，射与击刺迭出，皆闻金即退。预籍人马之强者隐於队中，遇可用，则别出为奇。帝以其点阅周悉，常有出野之备，故令颁行。
六年，帝初置内教法，旬一御便殿阅武技，程其能否而劝沮之。
元丰元年，诏立在京秋校试诸军技艺格，第为上、中、下三等。步射，六发而三中为一等，二中为二等，一中为第三等。马射，五发骤马直射三矢、背射二矢，中数、第如步射法。弩射，自六中至二中，床子弩及炮自三中至一中，为及等。并赏银有差。枪刀并标排手角胜负，计所胜第赏。其弓弩坠落，或纵矢不及堋，或挽弓破体，或局而不张，或矢不满，或弩不上牙，或扌不发，或身倒足落，并为不合格。即射己中赏，馀箭不合格者，降一等。无可降者，罢之。十一月，京西将刘元上言：“马军教习不成，请降补步军；又不成，降厢军。”诏下令诸军，约一季不能学者，如所请降之。
二年，立《府界集教大保长法》，以昭宣使入内侍省副都知王中正、东上ト门使狄谘兼提举府界教保甲大保长。总二十二县，为教场十一所，大保长凡二千八百二十五人，每十人一色事艺，置教头一。凡禁军教头二百七十，都教头三十，使臣十。弓以八斗、九斗、一石为三等，弩以二石四斗、二石七斗、三石为三等，马射九斗、八斗为二等，其材力超拔者为出等。当教时，月给钱三千，日给食，官予戎械、战袍，又具银、酒醪以为赏犒。三年，大保长艺成，乃立团教法，以大保长为教头，教保丁焉。凡一都保以相近者分为五团，即本团都、副保正所居聚教之。以大保长艺成者十人衮教，五日一周之。五分其丁，以其一为骑，二为弓，三为弩。府界法成，乃推之三路，各置文武官一人提举。
三年，内教法格并图其象颁行之，步射执弓、发矢、运手、举足、移步，及马射马、使蕃枪马上野战格斗，步用镖排皆有法象，凡千馀言，使军士习诵焉。
赵言：“今欲大阅汉蕃阵队，且以万二千五百人为法，旌旗麾帜各随方色。战国时，大将之旗以龟为饰，盖取前列先知之义。今中亦宜以龟为号。其八队旗，别绘天、地、风、€、龙、虎、鸟、蛇。天、地则状其方圆，风、€则状其飞扬，龙、虎则状其猛厉，鸟、蛇则状其翔盘之势，以备大阅。”而枢密院以为阵队旗号若绘八物，虑士众难辨，且其亦有无形可绘者。遂诏大阅旗帜上依方色，仍毕其刑制，令勿杂而已。
诏枢密院曰：“唐李靖兵法，世无全书，杂见《通典》，离析讹舛。又官号物名与今称谓不同，武人将佐多不能通其意。令枢密院检详官与王震、曾皎、王白、郭逢原等校正、分类、解释、令今可行。”
帝谕近臣曰：“黄帝始置八阵法，败蚩尤於涿鹿。诸葛亮造八阵图，於鱼复平沙之上累石为八行。晋桓温见之曰‘常山蛇势也’文武皆莫能识之。此即九军阵法也。後至隋，韩擒虎深明其法，以授其甥李靖靖。以时遇久乱，将臣通晓其法者颇多，故造六花阵，以变九军之法，使世人不能晓之。大抵八阵即九军，九军者方阵也。六花阵即七军，七军者圆阵也。盖阵以圆为体，方阵者内圆而外方，圆阵即内外俱圆矣。故以圆物验之，则方以八包一，圆以六包一，此九军、六花阵之大体也。六军者，左右虞候军各一，为二虞候军，左右厢各二，为四厢军；与中军共为七军。八阵者，加前後二军，共为九军。本朝祖宗以来，置殿前、马步军三帅，即中军、前、後军帅之别名；四马步军都虞候是为二虞候军，天武、捧日，龙、神卫四厢是为四厢军也。中军帅总制九军，即殿前都虞候专总中军一军之事务，是其名实与右九军及六花阵相符而不少差也。今论兵者俱以唐李筌《太白阴经》中所载阵图为法，失之远矣。朕尝览近日臣僚所献阵图，皆妄相眩惑，无一可取。果如此辈之说，则两敌相遇，必须遣使豫约战日，择一宽平之地，仍夷阜塞壑，诛草伐木，如射圃教场，方可尽其法耳。以理推之，知其不可用也决矣。今可约李靖法为九军营阵之制。然李筌之图乃营法，非阵法也。朕采古之法，酌今之宜，曰营曰阵，本出於一法而已。止曰营，行曰阵。在奇正言之，则营为正，阵为奇也。於是以八月大阅九军阵於城南荆家陂。已事，坼营回军。赐遂等下指挥、马步诸军银绢有差。”
哲宗元元年，高翔上言乞依旧教阅御阵与新阵法相兼，从之。
元丰七年，诏：“已降五阵法，令诸将教习，其旧教阵法并罢。”盖九军营阵为方、圆、曲、直、锐，凡五变，是为五阵。至是复令与旧教御阵互教。
四月，右司谏苏辙上言：“诸道禁军自置将以来，日夜按习武艺，将兵皆早晚两教，新募之士或终日不得休息。今平居无事，朝夕虐之以教阅，使无遗力以治生事，衣食殚尽，憔悴无聊，缓急安得其死力！请使禁军，除新募未习之人，其馀日止一教。”朝请郎任公裕言：“军中诵习新法，愚懵者颇以为苦。夫射志於中，而击刺格斗期於胜，岂必尽能如法？”枢密院亦以为元降教阅新法自合教者指授，不当令兵众例诵。诏从之。
徽宗宣和八年，诏州军禁军出戍外，常留五分在州教阅。
高宗建炎元年，始颁密院教阅格法，专习制御铁骑摧锋破敌之艺，习全副执带出入、短椿神臂弓、长柄膊刀、马射穿甲、施用棍棒；并每年比拟春秋教阅法，别立新格行下。一日短椿神臂弓给箭十只，射亲去垛一百二十步。长柄膊刀谓长一丈二尺以上，用毡皮裹为头者，馀教阅振华军称膊刀准此，引斗五十次，不令刀头低坠至地。并每营拣选二十人阅习，放炮、打亲，旨长柄膊刀手本色相斗，并短椿神臂弓手、长柄膊刀手施用棍棒，各击虚三十次。炮手阅习，施放七稍大炮，排日就营教阅。凡经两阅者每五十人为一队，全副执带，教习分合一次。教习分合，随队多少，分隶五军；谓如五百人，每队五人，人即每军两队之类，人多依此。每军各置旗号，以颜色样制物号为别，谓前军用绯旗，以飞鸟为号；後军用皂旗，以龟为号；左军用青旗，以蛟为号；右军用白旗，以虎为号；中军用黄旗，以神人为号；又别以颜色样制物号错招旗、分旗，差教头掌之。举招旗，则五军以旗相应，合而成阵；举分旗，则五军以旗相应，分而成队。左右前，或分藏为伏，或分出为奇，并举旗为号，并便鸣小金应鼓为号，以备瞻望旗号不及。预约伏藏之处，慢打小金即伏，急打应鼓即奇兵出阵趋战，急打小金即伏兵出。所有春秋大教推赏，自依海行格法。诏依。
孝宗乾道二年十一月，诏以二十四日幸白石教场大阅。其日，上幸候潮门外大教场，进早膳，次幸白石教场，登台。上御甲胄，三衙统制、统领官等起居毕，举黄旗，诸军皆三呼万岁拜讫，三衙合教为三阵，马军上马打团教场。举白旗，三司马军首尾相接；举红旗，向台合围，听一金止。军马各就围地作圆形排立。射生官兵随鼓声出马射獐兔，再一金止。叠金，射生官兵各归阵队。举黄旗，射生官兵就御台下献所获。是日，有将校能只手运大刀者数人，刀皆重数十斤，赏赉诸将及士卒有差。四年十月四日，殿前司言：“准已降旨，令三司祗备教阅。今射亲相视龙王堂北、江岸以东茅滩一带平地，可作教场，已修筑将坛。将来三司马步军并各全装，披带衣甲，执色器械。至日，先赴教场下方营排办，候圣驾升台，听金鼓起居毕，依资次变阵教阅。所有圣驾出郊，除禁卫所窠差仪卫外，欲於本司入阵马军内摘差护圣马军八百人骑，执枪旗、带弓箭军器，作十六队，於仪卫前後各分八队，队各五十人。往回沿路，各动随军鼓笛大乐。及摘差本司入教阵队内诸军步亲随一千人、统领将官三员，执弓枪、带刀斧军器，至日先赴将台下，各分左右，於後壁周围留空地三十步，以容禁卫。外作三重环立，依已降旨窠差入教及从驾往回，并围台摆龊二千人骑外，有用不足千一百十三人。又两忠毅军寨马军共二百十人骑，欲於内拨三百人骑，前一日於赭山以来打围射獐兔，俟教阵毕，以射到獐兔至御台下进献。”从之。十六日，上幸茅滩，抽摘诸军人马全装执仗，前一日於教场东列幕宿营。是日，三衙管军与各军统制统领将佐，全装披带，导驾乘马，至护圣步军大教场亭，更御甲胄到滩。上登台，三衙起居毕，权玉管殿前司王达奏三司人马齐，举黄旗，诸军呼拜者三。王达奏请以次变阵教阅。中军鸣角，倒门角旗出营，马步军簇队成，收鼓讫。连三鼓，马军上马，步人撮起旗枪。四鼓，举白旗，中军鼓声旗应，变方阵为备敌之形。别高一鼓，步军四向作御敌之势，且战且前，马军出阵作战斗之势。别高一鼓，各分归地分。五鼓，举黄旗，变圆阵为自环内固之形。如前节次讫。三鼓，举赤旗，变锐阵，诸军相属，鱼贯斜列，前利後张，为冲敌之形。亦依前节次讫。王达奏人马教绝，取旨摆当头。举青旗，变放教直阵，收鼓讫，一金止。重鼓三，马军上马、步人龊落旌坐、击刺，无不中节。上大悦。犒赏倍之，士卒欢呼谢恩如仪。鸣角簇队讫，放教拽队。步人分东西引拽，马军交头於御台下，随队呈试骁锐大刀武艺，继而进呈车炮、烟枪。及赭山打围射生，马步军统制萧鹧巴以所获獐鹿等就御台下进献，人马拽绝。
《大阅仪注》。其日，皇帝至祥曦殿，行门、禁卫等并戎服迎驾常起居。皇帝至，知ト门官以下修注、御带、环卫官等并戎服常起居，宰执以下并戎服常起居，讫。皇帝乘马出从，驾官从驾至候潮门大教场御幄殿下马，入幄更衣讫（依己降旨，惟宰执、管军、知ト、御带、环卫官从驾，侍从已下免从驾）。皇帝被金甲出幄，行门、禁卫等迎驾奏万福（从驾官、应奉臣僚并免奏万福）。皇帝乘马（皇太子、亲王并自大教场带全装甲乘马从驾，宰执、使相、正任、管军、知ト、御带、环卫官并戎服从驾）至教场台下马，升台入幄。从驾官、宰执、亲王、使相、正任、知ト、御带、环卫官升台，於幄殿分东西相向立。管军并令全装衣甲，带御器械执骨朵升台，於幄殿稍南面西立，俟入内官喝排立。皇帝出幄，行门、禁卫等迎驾奏万福。皇帝出，ト门分引殿前马步三司统制、统领官常起居讫。次三司将佐以下，听鼓声常起居。次殿帅执骨朵赴御座前奏教直阵。俟教阅毕，再赴御座前奏教圆阵。俟教阅毕，再赴御座前奏教锐阵。俟教阅毕，再赴御座前奏教阅毕，归侍立。内侍传旨，与殿前太尉某，诸军谢恩承旨讫，转与拨发官引三司统制、统领、将佐再拜谢恩讫，各归本军。皇帝起，入幄更衣讫，皇帝出幄。皇帝坐，舍人引宰执後立，俟进御茶床。舍人赞“就坐”，宰执躬身应喏讫，直身立，就座。进第一盏酒，起立後，俟皇帝饮酒讫，舍人赞“就座”，躬身应喏讫，直身立。俟宰执酒至，接盏饮酒讫，盏付殿侍。次舍人赞“吃食”，并如仪。至第四盏，传旨宣劝讫，御药传旨不拜，舍人承旨赞“不要拜”。赞“就座”。第五盏宣劝如第四盏仪。酒食毕，举御茶床。舍人分引宰执於幄殿重行立。御药传旨不拜，舍人承旨讫，揖宰执躬身赞“不要拜”，各候直身立，降踏道归幕次。皇帝起乘马，至车子院下马。皇帝出幄，至车子院门楼上（亲王、使相、正任，并戎服俟驾，至车子院门楼上相向立。得旨宣管军、知ト、御带、环卫官饮酒，并戎服於御座前相向立），出赐亲王酒，再拜谢讫。次赐使相、正任并管军、知ト、御带、环卫官酒讫。逐班再拜谢，讫，依旧相向立。次亲王执盏进皇帝酒，皇帝饮酒讫，一班再拜谢讫。俟皇帝观看毕，起，降车子院门楼归幄，亲王已下退（从驾臣僚免奏万福，乘马从驾）。皇帝乘马出车子院门，行门、禁卫等迎驾奏万福。皇帝乘马至候潮门外大教场（应从驾臣僚免奏万福），应从驾官并戎服乘马从驾回。皇帝乘马入和宁门，至祥曦殿上下马还宫（馀仿此）。
淳熙四年十二月大阅殿、步两司诸军於茅滩。
十年十一月，上幸龙山教场大阅。
淳熙，立定枪手及射射铁帘赏格。枪手以窜刺多寡为十二等支银两，高下有差。殿、步行司江上诸军亦如之。射射铁帘以步数远近犒赏缗钱亦有差。　江南西路安抚司将领陈植言：“军中升加添进事艺，的在硬弓劲弩，有如弓弩手百步取胜，使敌人不敢轻进，而谓之长兵者是也。万一弓弩射不及远，致敌人冲突我阵之前，则与无矢同矣。今所在按拍，唯务持满为合格，殊不知不过垛者为不应法。既不应法，虽合格复何所用？乞自今以往，弓手以六十步为额，弩手止以一百步为额，庶几弯拾有力，施放和易，按拍之时，必期於满镞合格、过垛应法。如是则朝廷可以得实效而无滥赏矣。望以弓弩手降付有司重别参校，择而行之。”诏令承旨司同殿前步军司看详申枢密院。
十六年光宗即位，诏以十月内择日幸城甫大教场大阅。
绍兴二年，枢密院言：“殿、步司诸军弓箭手，带甲六十步射，一石二斗力，箭十二只，六箭中垛为本等。弩手，带甲一百步射，射四石力，箭十二只，五箭中垛为本等。枪手，驻足举手撺刺，以四十窜并为本等。令各处主帅委统制、统领官精加比较。本等外取升加最多人，每军五千五百人以上，弓手取一十五名，弩手取一十五名，枪手取一十五名，保明解赴主帅审实，解密院取旨再试。各选取出等高强二名，特与补转两官资。其馀元解到比试不中人，令各司每名犒设钱五贯，候将来衮同再试。如事艺一同，弓弩手令射远躬亲比较；枪手令格斗胜负比较。殿步军司就来春拍试一次，校、副尉以下，至白转至承信郎住拍，军兵自长行转至副都头住拍。”诏从之。
宁宗庆元二年，诏以今冬幸茅滩教阅。
嘉泰二年十月，上幸候潮门外教场大阅。
●卷一百五十八 兵考十
○车战
周武王戎车三百两（兵车，百夫长所载。车称两。一车步卒七十二人，凡二万一千人，举全数），虎贲三百人（勇士称也，若虎贲兽，言其猛也。皆百夫长），与受战於牧野。
《诗》：“与尔临、冲，以伐崇墉（临，临车也；冲，冲车也。孔氏曰：“临者，在上临下名；冲者，在傍突之称。二车不同。”）。“牧野洋洋，檀车煌煌（檀，木之坚者，以为兵车。煌煌，明也）。驷原彭彭（骝马白腹曰原。彭彭，强盛也）。维师尚父，时维鹰扬，凉彼武王，肆伐大商，会朝清明。”
《六韬》：武王问於太公曰：“以车与骑步所当几何？”公曰：“车者，军之羽翼也，所以陷坚阵，要强敌，遮北走也。易战之法：一车当步卒八十人，八十人当一车；一车当六骑，六骑当一车；十乘败千人，百乘败万人。此其大数也。置车之吏数，五车而一长，十车而一吏，五十车而一率，百乘而一将。易战之法：五车为列，前後相去四十步，左右十步。险战之法：车必循道。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队三十六步。五车一长，纵横相去一里，各返故道。选车士之法：取年四十以下，长七尺五寸已上，走能逐马及驰而乘之，前後左右，上下周旋，能超乘旌旗，力彀八石、弩射前後皆便习者，名曰武车之士，不可不厚也。车战之地：凡车之死地有十，其胜地有八。往而无还者，车之死地也；越绝险阻乘敌远行者，车之竭地也；前易後险者，车之困地也；陷之险阻而难出者，车之绝地也；圯下渐泽、黑土黏埴者，车之劳地也；左险右易、上陵抑阪者，车之逆地也；殷草横亩、犯历深泽者，车之拂地也；车少地易、与步不敌者，车之败地也；後有沟渎，左有深水，右有险阪者，车之坏地也；日夜霖雨，旬日不止，道路溃陷，前不能进，後不能解者，车之陷地也。此十者，车之死地也。敌之前後，行阵未定即陷之；旌旗扰乱，人马数动即陷之；士卒前後相顾，前往而疑，後恐而怯即陷之；三军卒惊皆薄而起即陷之；战於易地暮不能解即陷之；远行而暮舍、三军恐惧即陷之。此八者，车之胜地也。”
西麓周氏曰：“古者战陈，士卒必与车乘相丽。《左传》云：‘卒乘辑睦。’‘公乘无人，卒列无长’，‘车驰卒奔，乘晋师’。‘先偏後伍’，亦为卒乘列，故毁车崇卒，必有自来，而古书未有记战骑者，要之升而入隧，山涧稠阻，非车所能用，其必藉卒以济，而未尝不属於车乘耳。武王革车三千两，虎贲三百人。自百夫长以上皆乘，车非车外又有虎贲之士也。《六韬 均兵》分车、步、骑，各有属。险战之法：十车为聚，二十车为屯，前後相去二十步，左右六步。夫险形岂有相似者？乃与平地一概区截，已是虚谈。易战：一车当步卒八十人，一骑当步卒八人，一车当十骑。险战：一车当步卒四十人，一骑当步卒四人，一车当六骑。夫车，步骑相当，得势者胜。安有定形？不然，车之所蹂，骑之所驰，何止当几人而已？徒以易险两字对相裁减，不待知兵者知其谬也。战骑出匈奴，所谓控弦引弓。《管子》载骑寇始服，专指北狄。唐太宗谓蕃兵唯劲马奔冲者。六国时，燕、赵、边胡，始用之。秦遂有骑卒将。曹操始为战骑、陷骑、游骑之法，且云车徒常教以正，骑队常教以奇。此书论战骑翼其两傍，掩其前後，全是後代裹阵拐子马事，非古法也。”
《周礼 巾车》：“革路，龙勒，条缨五就，建大白以即戎，以封四卫（革路，鞔之以革而漆之。无他饰。龙，龙也，以白黑饰。韦杂色为勒。条，读为绦。其樊及缨，以条丝饰之而五戎，不言樊字盖脱耳。大白，殷之旗，犹周大赤，盖象正色也。即戎，谓兵事。四卫，四方诸侯守卫者，蛮服以内是也）。”
车仆掌戎路之萃，广车之萃，阙车之萃，苹车之萃，轻车之萃。（萃，犹副也。此五者皆兵车，所谓五戎也。戎路，王在军所乘也。广车，横陈之车也。阙车，所谓补阙之车也。苹，犹屏也，所用对敌自蔽隐之车也。轻车，所用驰敌致师之车也。《春秋传》曰：“公丧戎路，”又曰：“其君之戎，分为二广。”则诸侯戎路广车也。又曰：“师ヵ阙四十乘。”《孙子》：八陈，有苹车之陈。又曰：“驰车千乘，五者之制及萃数，未尽闻也。”《书》曰：“武王戎车三百两。”故《书》革作平。杜子春云：“苹车当为车，其字当为萃。《书》亦或为萃。”）凡师，共革车，各以其萃（五戎者共其一，以为王优尊者所乘也，而卒各从其元焉。疏：王虽乘一路，田路皆从，以优尊也。此戎路即巾车所谓革也。巾车所掌五戎之正，此所掌五戎之ヘ）。会同亦如之（巡守及兵车之会。则王乘戎路；乘车之会，王虽乘金路，犹共以从，不失备也）。
《考工记》：“车有六等之数：车轸四尺，谓之一等；戈秘六尺有六寸，既建而迤，崇於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於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谓之四等；车戟常，崇於殳四尺，谓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谓之六等（此所谓兵车也。轸，舆後横木。崇，高也。八尺曰寻，倍寻曰常。殳长丈二。戈、殳、戟、矛、皆插车骑，骑，车傍也。郑司农云：迤读为倚，移从风之移，谓著戈於车邪傍也。酋发声。直，谓矛。疏：有刃曰戈、矛、戟，无刃曰殳，殳主击，戈矛戟主刺。《兵车图》曰：车有六等，戈崇於轸，人崇於戈，殳崇於人，戟崇於殳，矛崇於戟，此六数也。车之六建：夷矛建於酋矛之前，酋矛建於戟之前，戟建於殳之前，殳建於戈与人之前。此六建也，而轸则不与焉。八尺曰寻，倍寻曰常，凡兵无过三其身，过而无已，则不能用，又害人也。戈建而迤，取止戈为武之意，入必後其刃，不以刃向国焉。不及弓矢者，以人佩故也）。”
《诗》：“元戎十乘，以先启行。戎车既安，如轾如轩（元，大也。夏后氏曰钩车，先正也。殷曰寅车，先疾也。周曰元戎，先良也。军前曰启，後曰殿，元戎十乘以先，军行之前者，所谓选锋也。轾车之覆而前也，轩车之而後也。戎车既安正矣，从後视之如轾，从前视之如轩，是调也。元戎甲土三人同载，左持弓，右持矛，中御。戈殳戟殳插於骑，上建鸟章白旆。鸟章，画急疾之鸟，张逸云：隼是也。白旆继者，谓继帛犹通帛为旆。亦是绛也。此而言者，散则通名）。”“小戎亻戋收，五梁，游环胁驱，阴引鋈续，文茵畅毂，驾我骐（小戎，兵车也。天子戎车谓之元戎，诸侯谓之小戎。亻戋，浅也。收，轸也。轸车前後两端横木，所以收敛所载，故名收焉。凡车之制，广皆六尺六寸，其平地任载者为大车，则轸深八尺；兵车，则轸深四尺四寸。比之为浅，故曰亻戋收。五，五束也。，历录也。梁，上句衡也。一五束，束有历录。，辕也。梁，上曲钩。衡，衡者，轭也。从轸以前稍曲而上，至衡则居衡之上而向下钩之，衡则横於下，而形穹窿，上曲如屋梁然。又以皮革五处束之，其文章历录然也。游环，引环也。游在背上，所以御出也。胁驱，谨驾其所以出入也。引环，以皮为之。引两骖马之外辔，贯其中而执之，所以制骖，使不得外出也。此环当两服马之背上游移，前无定处，故谓之游环，亦谓之靳。《左传》曰：“如骖之有靳”，胁驱，亦以皮为之，前系於衡之两端，後系轸之两端，当服马两胁外，以驱骖马，使不得内入也。阴掩轨也。引，所以引也。鋈，白金也。续，续引也。掩轨，谓舆下三面材，以板木横侧车前，所以阴映此轨也。在轨前，横木映轨，故郑氏云，掩轨在轼前，垂上，谓阴板垂上也。此车衡之长，唯六尺六寸，止容二服。骖马颈不当衡，别以皮为二引，系於阴板之上，令骖马引。引，亦谓之引；《左传》曰：“两引将绝”，是横轨之前，别有骖马二引也。文茵，车中所坐之褥，用虎皮，有文采也。畅，长也。毂，所以贯车轮者，大车之毂一尺有半，兵车之毂三尺三寸，比大车为长，故曰畅毂。骐，骐文也。马左足曰曰）。”“四牡孔阜，六辔在手，骐骝是中，骊是骖，龙盾之合，鋈以<角>内（孔阜，甚肥大也。骐，马青黑色。骝，赤身黑鬣。中，中服也。，黄马黑喙。骊，黑色。骖，两也。车驾四马，内两马谓之服，外两马谓之。盾，干也。画龙於盾，合而载之，以为车上之卫，必载二者，备破毁也。，环之有舌者。内，骖内辔也。置於轼前以系内，故谓之内，亦销沃白金以为饰也。骖之外辔，则御者执之）。”“亻戋驷孔群{九厶}矛鋈钅享，蒙伐有苑。虎镂膺，交二弓，竹闭绲（亻戋驷，四马皆以浅薄之金为甲，欲其轻而易於马之旋习也。孔群，言甚调和也。{九厶}矛，三隅刃也，刃有三角。鋈钅享，矛之下端平底者，亦以白金沃之。蒙，杂色。伐，中干也。盾之别名。苑，文貌，画杂羽之文於盾上也。虎，虎皮。，弓室也。镂，刻金饰也。膺，马带也。镂金以饰马当带也。交二弓於，备折毁也。闭，弓檠也，《仪礼》作<韦必>。绲，绳。，约也。以竹为闭而以绳约之，於弛弓之里，檠弓体使正也）。”
陈氏《礼书》曰：“古者之用兵也：险野，人为主；易野，车为主。则险野非不用车而主於人，易野非不用人而主於车。车之於战，动则足以冲突，止则足以营卫。将卒有所芘，兵械衣裘有所赍。《诗》曰：‘君子所依，小人所腓。’则车之为利大矣。昔周伐郑，为鱼丽之陈。先偏後伍，伍承弥缝（桓五年）。必阝之战，楚君之戎，分为二广。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宣十二年）。楚巫臣使於吴，以两之一卒吴，舍偏两之一焉（成十年）。考之《周礼》，五伍为两，四两为卒。《司马法》：二十五人为两，百人为卒。卒、两，则人也。偏，则车也。杜预十五乘为大偏，九乘为小偏。其尤大者，又有二十五乘之偏。则周鱼丽之偏，二十五乘之偏也；楚二广之偏，十五乘之偏也；巫臣所舍之偏，九乘之偏也。先偏後伍，伍从其偏也；卒偏之两，两从其偏也。先其车，足以当敌；後其人，足以待变。则古者车战之法，略可知也。或者谓晋人以什共车必克，房以车战取败，遂以为用车不若用人与骑之愈，是不知晋人之克，非什之利，用什之幸也；房之败，非车之不利，用车之罪也。古者教民以射御为艺，君子以射御为能，故孔子曰，‘吾执射乎？执御乎？’《诗》称叔段之多才，则曰：‘叔善射忌，又良御忌。’古人相率以射如此。则登车而不能御，参乘而不能射，鲜矣。房之用车，有是人乎？不然，巫臣教吴以乘车而能取胜於楚何也？戎车之制，不可以考，姑仿《小戎》以见之。”
又曰：“祥车旷左，所以虚神位也；乘君之乘，车不旷左，不敢虚君位也；左必式，不敢安君位也。盖乘车之礼：君处左，车右处右，仆处中，故造车者必慎於左。《考工记》所谓‘终日驰骋，左不扌建’是也；乘车者不敢旷左，《戎右》所谓‘会同充革车’是也；器物不敢措之於左，《月令》所谓‘载耒耜於参保介之御’是也。後世魏公子虚左以迎侯生，秦皇虚左以迎太后，皆古之遗制耳。此特乘车为然。若兵车则驭者在左，戎右在右，将帅居中。昔晋伐齐，克将中军，解张御，郑缓为右。克伤矢，流血及屦，鼓音未绝，曰：‘余病矣！’解张曰：‘自始合而贯余手及肘，余折以御，左轮朱殷，岂敢言病？’夫克伤矢而未绝鼓音，则将在鼓下矣；解张伤手而血殷左轮，则御在车左矣。然此将帅所乘也。若士卒所乘，则左人持弓，右人持矛，中人御。故《书》戒左不攻於左，右不攻於右，御非马之正，言左右而又言御，则御在中可知也。《左传》称秦师过周北门，左右免胄而下，言左右下，则御在中，不下可知也（僖三十三年）。楚乐伯曰：‘致师者左射以’，是左人持弓也（宣十二年）。栾针为晋侯右，曰：‘寡君使针持矛焉（成十六年）。’卫太子为简子祷，曰：‘蒯聩不敢自佚，备持矛焉。’是右人持矛也（襄二年）。盖御无定位，右有常处，故将帅车则御在左，士卒车则御居中，右人之持矛，虽将帅士卒之车不同，而所居常在右，所职常持矛也。凡此，皆三人乘车之法也。《太仆》：‘凡车旅田役，赞王鼓。’王之乘车，有御与戎右，又有太仆，则四驷乘矣。春秋之时，侯叔夏御庄叔，绵房甥为右，富父终生驷乘。杜预曰：‘驷乘，四人乘车。’”
北戎侵郑。郑伯御之，患戎师，曰：“彼徒我车，惧其侵轶我也（徒，步兵也。轶，突也）。”公子突曰：“使勇而无刚者，尝寇而速去之（尝，试也。勇则能往，无刚则不耻退），君为三覆以待之（覆，伏兵也）。戎轻而不整，贪而不亲，胜不相让，败不相救。先者见获，必务进；进而遇覆，必速奔。後者不救，则无继矣。乃可以逞。”从之。戎人之前遇覆者奔，祝冉逐之，衷戎师，前後击之，尽殪（为三部伏兵。祝冉率勇而无刚者，先犯戎而速奔，以遇二伏兵，至後伏兵起戎还走，冉反逐之。戎前、後及中三处受敌，故曰衷戎师。殪，死也）。戎师大奔（後驻军不复继也）。十一月甲寅，郑人大败戎师。晋城濮之战，车七百乘，显、引、鞅、半（五万二千五百人。在背曰显，在胸曰引，在腹曰鞅，在後曰半言驾乘修备也）。必阝之战，栾武子曰：“楚君之戎，分为二广（君之亲兵）。广有一卒，卒偏之两（十五乘为一广。《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十五乘为大偏。今广十五乘亦用旧偏法，复以二十五人为承副）。右广初驾，数及日中；左则受之，以至於昏；内官序当其夜（内官，近官。序，次也），以待不虞，不可谓无备。”楚子为乘广三十乘，分为左右广。鸡鸣而驾，日中而说（说，舍也）；左则受之，日入而说。许偃御右广，养白基为右；彭石御左广，屈荡为右（楚王更迭载之，故各有御右）。
章氏曰：“车战之法，每车用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行则以车为卫，居则以车为营。一车之，又有ヘ车（见《周礼 车仆》）。《春秋》：如韩原之战，辂秦伯，将止之。鞍之战，韩厥中御而从齐侯。鄢陵之战，至遇楚子韩厥从郑伯。必阝之战，楚子乘广以逐赵旃。用车以战，而使敌人使得与吾元帅相接，则是环卫之车不设也。盖古者车战之法，前後整齐，必有护卫，前後行列，元帅未易动摇也。至春秋列国用之，往往军伍不整，而元帅每以车逐利，混然左右，率无定法，故敌人得以及之。终春秋之世，致败者未有不由车战之无法而轻动摇也。惟葛之战，二拒用事，若原繁、高渠弥以中军奉公，未尝轻动摇，深得古法。”
晋申公巫臣使於吴，以两之一卒吴，舍偏两之一焉（《司马法》：百人为卒，二十五人为两，车九乘为小偏，十五乘为大偏，盖留九乘车及一两二十五人，令吴习之也）。与其射御，教吴乘车，教之战阵，教之叛楚，其子孤庸焉，使为行人於吴。晋中行穆子败无终及群狄於太原（即大卤也。无终，山戎），崇卒也（崇，聚也），将战，魏舒曰：“彼徒我车，所遇又厄（地险不便车）。以什共车，必克（更增十人，以当一车之用）。困诸厄，又克（车每困於厄道，今去车，故为必克）。请皆卒（去车为步卒），自我始。”乃毁车以为行（魏舒先自毁其属车为步阵），五乘为三伍（乘车者车三人，五乘，十五人，今改去更车，以五人为五，分为三伍。五），荀吴之嬖人不肯即卒，斩以徇魏舒辄斩之，荀吴不恨，所以能立功。为五陈以相离，两於前，伍於後，专为右角，参为左角，偏为前拒（皆临时处置之名），以诱之。翟人笑之。未陈而薄之，大败之（《传》言荀吴能用善谋）。
按：兵虽曰凶器，然古之以车战，其坐作进退，整暇有法，未尝掩人之不备而以奇取胜也，故韩厥遇齐侯则奉觞加璧，至遇楚子则免胄趋风。可以死，则为于之请矢；可以无死，则为庾公之叩轮；所谓杀人之中又有礼焉。虽春秋伯国之君臣，其志在於争城争地，然於敌之人，初不迫於险固如此。至戎狄之侵中国，则€合鸟散，轻进易退，於是车之雍容，不足以当其徒之疾，遂至舍车而用徒。然彼长於徒，我长於车。今舍吾之长技而与之搏，是以兵予敌也。故必设覆以诱之，未陈而薄之，然後可以取胜，而车战之法废矣。秦汉以後之用兵，其战胜攻取者，大概皆如郑之御戎，晋之败狄耳，何尝有堂堂正正之举乎？
汉夏侯婴破李由军於雍邱，以兵车趣战疾，破之。灌婴以御史大夫将军车骑别追项籍，至城东，破之。武帝时，卫青军出塞击匈奴，以武刚车自环为营（张晏曰：兵车也），而纵五千骑往当匈奴。霍去病少侍中贵不省士，其从军，上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馀弃梁肉而士有饥者。李陵击匈奴，与单于相值，围陵军。陵居两山，以大车为营。引士出营外为陈，连战，士卒中矢伤，三创者载辇，两创者将车，一创为持兵战。陵曰：“吾士气少衰而鼓不起，何也？军中岂有女子乎？”乃搜车中，得随军妻妇，皆斩之，复战。
按：先儒因考《西汉书》，此数条以为车战之制，汉尚用之，然详考其辞，则是以车载糗粮器械，止则环以为营耳。所谓“甲士三人，左持弓，右持矛，中执绥”之法，已不复存矣。
後汉光武造战车，可驾数牛，上作楼橹，置於塞上以拒匈奴。
灵帝时，阳璇为零陵守，制车数十乘以御贼。
《魏武帝新书》：攻车七十五人，守车一队，共二十五人。田豫与虏战，亦用车而战。
晋马隆击鲜卑，树机能以众数万据险拒之，隆以山狭隘，乃作扁箱车，地广则为鹿角车营，路狭则为木屋施於车上，转战而前，行千馀里，杀伤甚众，遂平凉州。刘裕伐南燕，以车四千乘为左右翼，方轨徐进，与燕兵战於临朐，败之。裕伐秦，假道於魏，魏遣军徼之。裕遣白直队主丁午帅仗士七百人、车百乘，渡北岸，去水百馀步，为月阵，两端抱河，车置七仗士，事毕，使竖一白旄。魏人不解其意，皆未动。裕先命宁朔将军朱超石戒严。白旄既举，超石率二千人驰往赴之，赍大弩百张，一车益二十人，设彭排於辕上。魏人围之，超石以大钅追及槊千馀张御之。魏师奔溃。
魏太武真君四年，北征柔然，骑十万、车十五万两，旌旗千里，遂度大漠。柔然怖畏，不复敢南向。
隋遣诸将与突厥战，皆戎车，步骑相参，与鹿角为方陈。
唐高宗调露元年，突厥阿史德温传反，以裴行俭为定襄大总管，统兵讨之。先时，馈粮数为虏钞，军馁死。行俭乃诈为粮车三百乘，伏壮士五辈，赍陌刀、劲弩，以羸兵挽进，又伏精兵冲其後。虏果掠车，羸兵走险，贼驱就水草，解鞍牧马。方取粮车中，而壮士突出，伏兵至，杀获几尽。自是粮车无敢近者。
元宗时，哥舒翰节度陇右，造战车，蒙以狻猊。
肃宗至德初，李光弼守太原，史思明来攻，光弼彻民屋为石车。车二百人挽之，石所及辄数十人，贼死，伤十二。房将兵复两京，至便桥、陈涛斜，效春秋时战法，以牛车二千乘、马步夹之。既战，贼乘风讠，牛悉髀栗，贼纵火焚之，人畜大乱，官军死伤者四万人。马燧为河东节度使，为战车，冒以狻猊象，列戟於後，行以载兵，止则为阵，遇险则制冲冒。讨田悦，推火车焚其将杨朝光栅，进击，大破之。
宋真宗咸平四年，吴淑请复古车战之法，曰：“卫青、李陵、刘裕、马隆皆以车而胜。近符彦卿破虏阳城，亦拒马为行寨。夫匈奴所长者骑兵也，苟非连车以制之，则何以御其奔突哉？故用车战为便。其制，取常用车，接其冲轭，驾以牛，车上置枪，以刃外向。列士卒於车外，贼至射之，乃出骑兵击之，此制虏要术也。战之用车，一阵之铠甲也，故可以行止为营阵，贼至则敛兵附车以拒之，贼退则乘胜出兵以击之，出则藉此为所居之地，入则以此为所居之宅，故人心有依据，不惧胡骑之陵突也。”景德初，契丹入寇，大将李德隆以澶渊不足守，命士卒掘濠堑，以大车数十乘重垒环之，步骑处中，戎马数万来攻其营，御之，遁去。
仁宗至和二年，韩琦言：“郭固就民车约古制为兵车，临阵御敌，缓急易集。其车前锐後方，上置七枪，为前後二拒，此马燧战车，行载兵甲，止为营阵也。又以民车之箱，增为重箱，高四尺四寸，用革免之，吴起所谓‘革兵掩户，免轮笼毂’是也。臣以为可用於平川之地，临阵以折奔冲，下营以为寨脚。今令固自赍车式进呈”。试之，以固为卫尉寺丞。
范仲淹上《议攻》云：延安之西，庆州之东，有贼界百馀里侵入汉地。唐马燧造战车，行载兵甲，止为营阵。此路山坡大车难进，当用小车二千两。银绢钱二十万，赏有功将吏。
神宗时，以北虏将入寇，遣中贵人取两河民车为备，民大惊扰。上问沈括曰：“卿知籍车之事乎？”括曰：“车战之利，见於历世。但古人所谓轻车者兵车也。今之民车重大，以牛挽之，日不能行三十里，少蒙雨雪，跬步不进，故俗谓之太平车，恐兵不可用耳。”上喜曰：“无人如此语朕。”遂罢籍车之令。
徽宗时，泾原邢恕建兵车之议，下令创造，买牛以驾，凡数十乘。已而蔡硕又请河北置五十将兵器，仍为兵车万乘。蔡京主其说行之，奸吏旁缘即日散行郡县，掠民缗钱矣。崇宁三年，河北、陕西都转运司皆奏：“兵车用许彦圭所定式，则车大而费财，实多依往年二十将兵车式，轻小易用，复可省费。”诏卒用许彦圭式行下。时熙河转运副使李复先奏曰：“古者师行，固尝用车，然井田法废己久。且今之用兵，与古不同。古者兵不妄加，征战有礼，不为诡遇，动皆有法，又多在平原易野，故车可以行而敌人不敢轻犯。今之用兵，尽在极边，下寨驻车，各以保险为利，车不能上。又战阵之交，一进一退，车不能及，或为虏所袭，逐车又不及收。臣於戎马观之屡矣，乃至粮糗、衣服、器械有不能为用者，而况於车乎？臣闻此议，出於许彦圭。彦圭因姚麟上其说为身谋，朝廷但以麟边人，熟边事，遂然之。而不知彦圭轻妄、麟立私恩以误国计。昔唐房用车战，大败於陈涛斜，当时在畿邑，平地尚如此，况今欲用於峻坂沟谷之乎？且战车比常车阔六七寸，运不合辙，昨东来者牵挽不行，致兵夫典卖衣物，自赁牛具，终日而进六七里，率多逃亡，战车弃於道路。未造则有配买物材、雇差夫匠之扰；既成，又艰於运致。然则其为诸路之患，其费不知其几千万矣。彦圭苟望一官之进，上欺朝廷，下害百姓，此而不诛，何以惩後！臣今乞便罢造，已造者不复运来，以宽民力。”其後彦圭卒得罪。
钦宗靖康末，枢密将官刘浩在河北募兵创造战车，其法有左右角、前後拒，各用卒二十五人，每车计百人。
高宗建炎初，宗泽造战车法：运车者十有一，执器械辅车者四十有四，每车计五十五人。李纲造战车法：两竿双轮，上设皮篱以捍矢石，下施铁裙以卫人足，旁施铁索，联可为营，四人推竿以运车，一人登车以发矢，二十人执军器发车之两旁，每车用二十五人。其法竟不及施，盖自渡江後，东南沮洳之区，险隘之地，不以车为主也。
高宗绍兴二年，布衣王大智献车式，上命为枢密计议官。明年车，成而不可用，罢之。
上谓辅臣曰：“车制虽古，然用各有宜，况其物料多南方所无。且古人用车，亦或不利，如骖纟圭而止之类，盖用车於战阵，亦非利器也。”席益曰：“古人之战，彼此皆用车。至於彼徒我车，已有侵轶之虑，而後人每以车敌骑，其败固宜，房陈涛斜是也。”
孝宗隆兴初，宰臣进呈　敏军中措置教习车阵。陈康伯曰：“数年前，陈敏增制造，行下三衙相度，有车样阵图见在。”上曰：“车战古法，平原旷野，可以备驰突尔。”亦卒不用。
宁宗开禧初，中郎将厉仲方者为历阳守，尝造战车九牛弩，未及用而罢去。周虎继之，或谓虎用其战车败虏於清水镇，不知其详何如也。
○舟师水战
鲁襄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伐吴（舟师，水军），不为军政（不设赏罚之差），无功而还。
昭公十七年，吴伐楚。阳モ为令尹，战於长岸，大败吴师，获其乘舟ゴサ（舟名），使随人後至者守之，环而堑及泉（环，周也），盈其隧炭，陈以待命（隧，出入道）。吴公子光请於众曰：“丧先王之乘舟，岂唯光之罪，众亦有焉。请藉取之以救死。”众许之，使长鬣者三人（长髭多鬣，与吴人异形，诈为楚人），潜伏於舟侧，曰：“我呼ゴサ则对”。师夜从之。三呼皆迭对。楚人杀之。楚师乱，吴人大败之，取ゴサ以归。昭公二十四年，楚子为舟师，以略吴疆。沈尹戍曰：“此行也，楚必亡邑，不抚民而劳之，吴不动而速之（速，召也）。吴踵楚（蹑楚踵迹），而疆场无备，邑能无亡乎？”越大夫胥犴劳王於豫章之（，水曲），越公子仓归王乘舟（归，遣也），仓及寿梦帅师从王（寿梦，越大夫），王及圉阳而还（圉阳，楚地）。吴人踵楚，而边人不备，遂灭巢及锺离而还。
定公四年，蔡侯、吴子、唐侯伐楚，舍舟於淮（吴乘舟从淮水过蔡而舍之。舍，置也），自豫章与楚夹汉（豫章，汉东江北地名）。左司马戍谓子常曰：“子沿汉而与之上下（沿汉上下，遮勿令渡），我悉方城外以毁其舟（以方城外人毁吴所舍舟），还塞大隧，直辕、冥厄（三者，汉东之隘道）。子济汉而伐之，我自後击之，必大败之。”既谋而行。武城黑谓子常（黑，武城大夫）曰：“吴用木也，我用革也（用重器），不可久也，不如速战。”史皇谓子常：“楚人恶子而好司马，若司马毁吴舟於淮，塞城口而入（城口，三隘道之总名），是独克吴也，子必速战。不然不免。”乃济汉而陈。自小别至於大别（二别，在江夏界），三战皆败。
哀公九年，吴城邗沟通江淮（於邗江筑城穿沟，东北通射阳湖，西北至宋口入淮，通粮道也。今广陵韩江是）。
汉武帝时，东越数反覆，朱买臣因言：“东越王居保泉山，一人守险，千人不得上。今闻越王更徙南行，去泉山五百里，居大泽中。今发兵浮海，直指泉山，陈舟列兵，席卷南行，可破灭也。”上乃拜买臣为会稽太守。诏买臣到郡，治楼船，备粮食、水战具。岁馀，买臣受诏与韩说俱击破东越。上元鼎五年，南粤相国吕嘉反，诏粤人及江淮以南楼船十万师往讨之。卫尉路博德为伏波将军，出桂阳，下湟水；主爵都尉杨仆为楼船将军，出豫章，下横浦；故归义粤侯二人为戈船，下濑将军出零陵，或下离水，或抵苍梧。使驰义侯因巴蜀罪人，发夜郎兵，下江，咸会番禺。
武帝时，有楼船，有戈船（张晏曰：“越人於水中负大舟，又有蛟龙之害，故置戈於船下，因以为名。”臣瓒曰：“《伍子胥书》有戈船，以载於戈，因谓之戈船也。”），有下濑（濑，湍也。吴越谓之濑，中国谓之碛，《伍子胥书》有下濑船），有横海。江淮青齐皆有楼船军，击南粤，救东瓯，则用江、淮、会稽楼船，灭朝鲜则用齐楼船。又开昆明池以习水战（元狩三年，发谪吏穿昆明池。臣瓒曰：“《西南夷传》有越隽、昆明国，有滇池，方三百里。汉使求身毒国，而为昆明所闭。今欲伐之，故作昆明池象之，以习水战。在长安西南，周回四十里。”）。
後汉光武建武九年，公孙述遣其将王田戎等据荆门、虎牙，横江水起浮桥、开楼，立攒柱以绝水道，结营跨山以塞陆路，距汉兵。岑彭屯津乡，数攻田戎，不克。十一年，帝遣吴汉率诛虏将军刘隆等三将，发荆州兵凡六万馀人、骑五千匹，与彭会荆门。彭装战船数千艘，吴汉以诸郡棹卒多费粮，欲罢之。彭以蜀兵盛，不可遣，上书言状。帝报彭曰：“大司马习用步骑，不晓水战。荆门之事，一由征南公为重而已。”彭令军中募攻浮桥，偏将军鲁奇应募而前。时东风狂急，奇船逆流而上，直衡浮桥，而攒柱有反把钩，奇船不得去。奇等乘势殊死战，因飞炬焚之，风怒火盛，桥楼崩烧。彭悉军顺风并进，所向无前，蜀兵大乱，溺死者数千人。
献帝建安十三年，曹操南击刘表，取荆州，追刘备於当阳。备遣诸葛亮求救於孙权。操遗权书曰：“今治水军八十万众，方与将军会猎於吴。”长史张昭曰：“将军大势可以拒操者，长江也；今操得荆州，奄有其地，刘表治水军，蒙冲斗舰乃以千数，操悉浮以沿江，此为长江之险已与我共之矣，不如迎之。”周瑜曰：“今北土未平，而操舍鞍马，仗舟楫，与吴、越争衡。又今盛寒，马无草，驱中国士众远涉江湖之，不习水土，必生疾病。此数者用兵之患，而操皆犯之。瑜请得精兵数万人，保为将军破之！”权从之，遣兵三万人，令瑜拒操。与操遇於赤壁。时操军已有疾疫，初一交战不利，引次江北。瑜部将黄盖曰：“今寇众我寡，难与持久。操军方进船舰，首尾相接，可烧而走也。”乃取蒙冲斗舰十艘，载燥荻、枯柴，灌油其中，裹以帷幕，上建旌旗，豫备走舸，系於其尾。先以书遗操，诈云欲降。时东南风急，盖以十舰最著前，中江举帆，馀船以次俱进。操军吏士皆出立营观，指言盖降。去北军二里馀，同时发火，火烈风猛，船往如箭，烧尽北船，延及岸上营落。顷之，烟焰障天，人马烧溺死者甚众。瑜等率轻锐继其後，雷鼓大震，北军大坏。操引军从华容道步走，引军北还。二十四年，孙权使吕蒙袭关羽於江陵。蒙至浔阳，尽伏其精兵句鹿中，使白衣摇橹，作商贾人服，昼夜兼行，羽所置江边屯候，尽收纟专之，故羽不闻知。至江陵，羽将士悉以城降。
晋武帝谋伐吴，诏王修舟舰，乃作大船连舫，方百二十步，受二千馀人。以木为城，起楼橹，开四出门，其上皆得驰马往来。又画首怪兽於船首，以惧江神。舟楫之盛，自古未有。时造船木姊，蔽江而下，吴建平太守吴彦取以白吴主，曰：“晋必有攻吴之计，宜增建平兵。”皓不从。太康元年，王伐吴，攻丹阳，克之。吴人於江碛要害之处，并以铁锁横截之；又作铁锥长丈馀，暗置江中，以逆距船。乃作大筏数十，方百馀步，纟专草为人，被甲持仗，令善水者以筏先行，遇铁锥，辄著筏而去。又作大炬，长十丈，大数十围，灌以麻油，在船前，遇锁，然炬烧之，须臾，融液断绝，於是船无所碍，顺流径造三山。孙皓遣游击将军张象率舟师万人御，象众望旗而降。兵甲满江，旌旗烛天，吴人大惧。
安帝义熙六年，卢循因刘裕北伐，乘虚袭建康，率众数万，方舰而下。裕引兵南还拒之，出轻利斗舰，射提幡鼓，众军腾踊争先。军中多万钧神弩，所至摧陷。裕自中流蹙之，因风水之势，贼舰悉泊西岸。岸上军先备火具，悉焚之，贼众大败。　太尉刘裕率师伐秦，王镇恶请率水军自河入渭，直至渭桥。镇恶所乘皆蒙冲小舰，行船者悉在舰内，溯渭而进，舰外不见有行船人，北土素无舟楫，莫不惊异以为神。
宋文帝时，垣护之从王元谟攻魏滑台，护之以百舸为前锋，元谟既败，魏军悉牵元谟水军大艚，连以铁锁三重断河，以绝护之还路。河水迅急，护之中流而下，每至铁锁，以长柯斧断之，魏人不能禁。惟失一舸，馀并全。
梁韦拒魏军，魏入先於邵阳洲两岸为两桥，立栅数百步，跨淮通道。装大舰，使梁郡太守冯道根等为水军。会淮水暴涨，即遣之，斗舰竞发，皆临魏垒。以小船载草，灌之以膏，焚其桥。风怒火盛，敢死之士拔栅斫桥，水又漂疾，倏忽之，桥栅尽坏。道根等身自搏战，军人奋呼，无不一当百，魏人大溃。
孝元帝承圣元年，湘东王绎遣王僧辨等讨侯景。景使侯子鉴拒之，使人戒子鉴曰：“西人善水战，勿与争锋；若步骑一交，必当可破，汝但结营岸上，引船入浦以待之。”子鉴乃舍舟登岸，闭营不出。僧辨等停军芜湖十馀日，景大喜，以为西师畏之，乃复命子鉴为水战之备。僧辨至姑熟，子鉴帅步骑万馀人度洲，於岸挑战，又以舟了千艘载战士。僧辨麾细船皆令退缩，留大舰夹泊两岸。子鉴之众谓水军欲退，争出趋之。大舰断其归路，鼓讠大呼，合战江中，景兵大败。
陈武帝时，徐嗣徽引齐人渡江据芜湖，帝诏文育还都。嗣徽等乃列舰於青墩，至於七矶，以断文育归路。及夕，文育鼓讠而发，嗣徽等不能制。而文育反攻之，嗣徽骁将鲍砰独以小舰殿军，文育乘军舴艋与战，跳入砰舰，斩砰，仍牵其舰而还，贼众大骇。
梁王琳引合肥、巢湖之众，舳舻相次而下。陈侯率军进屯槛洲，明日合战，琳军少。及夕，东北风吹其舟舰，并壤，夜中有流星坠於贼营。及旦风静，琳入浦治船，以鹿角绕岸，不敢复出。时西魏将史宁蹑其上流，闻之，知琳不能持久，收军据湖浦，以待其毙。及史宁至，围郢州，琳恐众溃，乃率船东下，去芜湖十里而泊。明日，齐人遣兵助琳。令军士晨炊蓐食，顿芜湖尾以待之。将战，有微风至自东南，众军施拍纵火。定州刺史章昭远采平虏大舰中江而进，琳军大败，脱走以免者十二三。
欧阳纥据岭南反，陈将章昭达督众军讨之，纥乃出顿涯口，多聚沙石，盛以竹笼，置於水栅之外，用遏船舰。昭达居其上流，装舰造拍，以临贼栅。又令其军人衔刀，潜行水中，斫竹笼，笼篾皆解。因纵火舰随流突之，贼众大败。
隋文帝将伐陈，命杨素造战舰。大舰名“五牙”，上起楼五层，高百馀尺，左右前後置六拍竿，并高五十尺，容战士八百人；次曰“黄龙”，置兵百人。自馀平乘、舴艋，各有等差。开皇八年，伐陈。素亲帅“黄龙”，数千艘，衔枚而下，舟舰被江，旌甲曜日。素坐平乘大船，容貌雄伟，陈人望之皆惧曰：“清河公即江神也。”
唐赵郡王孝恭及李靖击萧铣，帅战舰二千馀艘东下，大破铣军，乘胜直抵江陵，入其外郭。又攻水城，拔之。大获舟舰，靖命尽散之江中。诸将皆曰：“破敌所获，当籍其用，奈何弃之以资敌？”靖曰：“萧铣之地，南出岭表，东距洞庭。吾悬军深入，若攻城而示拔，援兵见之，必谓江陵已破，未敢轻进，往来窥伺，动逾旬月，吾取之必矣。”铣援兵见舟舰，果疑不进。靖进围之，铣内外阻绝，乃降。
梁王彦章攻晋，晋人以铁锁断德胜口。彦章阴遣人具舟命于杨村，命甲士六百人皆持巨斧，又令舟载鞴炭烧断之，因以巨斧斩浮桥，遂破南城。
吴越王钱Α大举伐吴，以钱傅为诸军都指挥使，帅战舰五百艘，自东洲以进。吴遣彭彦章、陈汾拒之。傅命每船皆载灰、豆及沙，战於狼山江。吴般乘风而进，傅引舟避之，既过，自後随之。吴回船与战，傅使顺风扬灰，吴人不能开目。及船舷相接，傅使散沙於己船而散豆於吴船，豆为战血所渍，吴人践之皆僵仆。傅因纵火焚吴船，吴兵大败。
梁贺坏攻德胜南城，以竹笮联艨艟十馀艘，蒙以牛革，设睥睨、战格如城状，横於河流，以断晋之救兵，使不得度。晋王引兵救之，陈於北岸，不得进；遣善游者入南城，守将言矢石将尽，陷在顷刻。晋王募能破艨艟者，亲将李建及应募，选效节敢死士得三百人，被铠操斧，帅之乘舟而进。将至艨艟，流矢雨集，建及使操斧者入艨艟，斧其竹笮，又以木罂载新，沃油然火，於上流纵之，随以巨舰实甲士，鼓讠攻之。艨艟既断，随流而下，梁兵焚溺殆半。
周显德三年，攻唐之寿州。唐人大发楼船，蔽川而下，泊於濠泗。周师频不利，唐将林仁肇水陆并进，又以船载薪蒸，乘风纵火，将焚浮梁。周将张永德使习水者候其船下，縻以铁锁，急引轻船击之。唐人既不得近，溺者甚众，夺舰数十。　四年，帝还自寿春，以南方水军敏锐，乃於京城汴水侧开地造船舰数百艘，招诱南卒教习北人水战。数月之後，纵横出没，殆胜唐兵。命右骁卫大将军王环将水军数千自闵河沿颍入淮，唐人见之大惊。帝乃将骑循北岸，诸将循南岸追唐兵，水军自中流而下，唐兵战溺死及降者殆四万人，获战船粮仗十万数，遂克寿州。
帝自攻濠州，王审琦拔其水寨。唐人屯战船数百於城北，植巨木於淮水以限周兵。帝命水军攻之，拔其木，焚战舰七十馀艘，斩首二千馀级。又闻唐有战船数百艘，在涣水东，欲救濠州，将兵夜发水陆击之，大破唐兵於涡口，克泗州。又闻唐战船数百艘泊涡口，上自将亲军自灌北进，命太祖皇帝自淮南进，诸军以水军自中流进，兵迫唐兵，乘胜争进，且战且行，金鼓声闻数十里，追至楚州西北，大破之，所获战船烧沈之馀，得三百馀艘；士卒杀溺之馀得七千馀人。唐之战船在淮上者，於是尽矣。
五年，上欲引战舰自淮入江，阻北神堰，不得渡；欲凿楚州西北濠水以通其道，遣使行视，还言地形不便，计功甚多。上自往视之，授以规画，发楚州民夫浚之，旬日而成，用功甚省，巨舰数百艘皆达於江，唐人大惊，以为神。
宋太祖皇帝乾德初，凿大池於京城之南，引蔡水以注之。造楼船百艘，选精兵，号水虎捷，习战池中。开宝六年，诏以新池为讲武池。七年，将有事於江南。是岁凡五临幸，观习水战。九年四月，幸金明池习水战。上御水心殿，命从臣列坐以观战舰角胜，鼓讠以进，往来驰突为回旋击刺之状，顾谓侍臣曰：“兵棹之技，南方之事也。今已平定，固不复用，但时习之不忘武功耳。”讫真宗朝，岁习不辍。
高宗建炎元年，右仆射李纲言，当於沿河沿淮沿江帅府置水兵二军，要郡别置水兵一军，须要郡别置中军，招集善波操舟便利之人，拟立军号曰“凌波楼船军”。从之。四年夏四月，兀术入寇，自明州回归。韩世忠先屯焦山，以邀其归路。兀术遣人约日会战，世忠伏兵击之，俘获甚众，及其舟千馀艘，虏终不得济，复使致词，愿还所掠，益以名马，求假道。世忠不从，与相持於黄天荡。世忠以海舰进泊金山下，将战，世忠预命工钅铁相连为长绠，贯一大钩，以授士之骁捷者。平旦，虏以舟噪而前。世忠分海舟为两道，出其背，每纟追绠则曳一舟而入，虏竟不得济。乃求与世忠语，世忠酬答如响，时於所佩金凤瓶传酒纵饮示之。兀术见世忠整暇，色益沮，乃求假道甚恭。世忠曰：“是不难，但迎还两宫，复旧疆土，归报明主，足相全也。”兀术既为世忠所厄，欲自建康谋北归，不得去。或教以芦场地凿大渠二十馀里，上接江口，在世忠之上流。遂傍治城西南隅凿渠，一夜渠成。次早出舟，世忠大惊，金人悉趋建康，世忠尾击败之，虏终不得济。乃揭榜募人献所以破海舟之策，有教其於舟中载土，以平版铺之，穴船板以擢桨，侯风息则出江，有风则勿出，海舟无风，不可动也，以火箭射其{弱}蓬，则不攻自破矣。一夜造火箭成，是日引舟出江，其疾如飞，天霁无风，海舟皆不能动，以火箭射海舟{弱}蓬，世忠军乱，焚溺而死者不可胜数。世忠与馀军至瓜步弃舟而陆，奔还镇江。绍兴三十一年，虏亮渝盟入寇，李宝以舟师御之，至东海县。时，虏兵已围海州。宝麾兵登岸，虏惊出意外，亟引去。於是魏胜出城迎宝，宝遣辩士四人，招纳降附。时山东豪杰王世隆辈，皆各以义旗聚众，争应为援。宝与子公佐引舟师至密之胶西石臼岛，而虏舟已出海口，泊唐岛，相距止一山，候风即南，不知王师之猝至也。宝伺虏未觉，遣其将曹洋、黄端祷於石臼神，祈风助顺，忽风自南来，众喜，争奋，引帆握刃，俄顷，过山薄虏，鼓声震荡，虏惊失措。虏帆皆以锦缬为之，弥亘数里，忽为波涛卷聚一隅，窘促摇兀，无复行次。宝命以火箭射之，烟焰随发，延烧数百。火不及者犹欲前拒，宝命健士跃登其舟，以短兵击刺，殪之舟中，其馀签军皆中原旧民，脱甲而降者三千馀人，获酋首完颜郑家奴等六人，斩之。惟统军韩保衡未发舟，不可获。旋闻自经死，得献议造人倪询等，皆淮浙奸民，且为虏乡导者。又获其统军印与伪诏、文书、器甲、粮斛以万计。宝欲乘胜以进，而闻逆亮已济淮，遂旋师，驻东海，视缓急为援，遣小舟奏捷。既至，上命降诏奖之，除宝靖海节度、沿海制置使。十一月，亮亲统细军驻和州之鸡笼山。临江筑坛，刑马祭天，必欲由采石而渡。朝廷诏王权赴行在以李显忠代之，命虞允文趣显忠交权兵。时显忠未至，权听留水军舟船咸在。允文督军士决战，於是统制张振、王琪等列江岸以待之，而以海鳅船载精兵驻中流迎敌。布阵甫毕，亮以小红旗麾舟绝江而来，诸将尽伏山崦，虏未之觉，一见大惊，欲退不可。虏舟皆旋为之，底极不平，舟中之人皆不能施，尽为官军所杀。明日，允文又命戚新引舟师直杨林河口，驻舟江心，齐力射虏。虏见舟无归路，於下流纵火自焚，官军亦於上流焚其舟，凡百八十，虏引去。
诚齐杨氏《海酋赋後序》曰：“采石战舰：曰“蒙冲”，大而雄；曰“海酋”，小而驶。其上为城堞屋壁，皆垩之。绍兴辛巳，逆亮至江北，掠民船，指麾其众欲济。我舟伏於七宝山後，令曰，旗举则出江。先使一骑偃旗於山之顶，伺其半济，忽山上卓立一旗，舟师自山下河中两旁突出大江。人在舟中，踏车以行船，但见船行如飞，而不见有人，虏以为纸船也。舟中忽发一霹雳炮，盖以纸为之，而实之以石灰硫黄，炮自空而下落水中。硫黄得水而火作，自水跳出，其声如雷。纸裂而石灰散为烟雾，眯其人马之目，人物不相见。吾舟驰之，压贼舟，人马皆溺，大败之云。
孝宗隆兴元年九月，诏诸州召募水手，於手上刺某州水军字，以革冒代之敝。　四年，枢密院言，潮州守臣傅自修欲於本军禁军阙额人数内拨三指挥二百人，专防海道，以谙识水势人充。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平江许浦水军，本明州定海水军也。旧隶沿海制置司，防扦海道。乾道中，改隶殿前司，以三千人为额。五年冬，又改为御前水军。八年春，并归许浦镇，置副都统制统之。淳熙四年冬，诏以七千人为额。五年秋，又增额五百人，江阴水军，旧自泉州调发。乾道三年，陈正献在枢管，以其劳费，奏留屯二千人於江阴军，而沿海制置司又别屯千人。逮淳熙末，累增至四千人，分三将。此外左翼军亦有水军三千人，摧锋军二千人，福州延祥寨千人。而镇江建康府、池江鄂州御前诸帅，亦各有水军，多者数千人，少者千馀人。其後殿司又有许浦水军，而淮阴、靖安、唐湾、采石诸水军则皆冠以御前之号。
●卷一百五十九 兵考十一
○马政（祭马祖）
《周官》：“校人掌王马之政（政，谓差择养乘之数也。《月令》曰：“颁马政。”），辨六马之属。种马一物，戎马一物，齐马一物，道马一物，田马一物，驽马一物（种，为上善似母者，以次差之。玉路驾种马，戎路驾戎马，金路驾齐马，象路驾道马，田路驾田马，驽马给宫中之役）。凡颁良马而养乘之乘马一师四圉，三乘为皂，皂一趣马；三皂为系，系一驭夫；六系为厩，厩一仆夫；六厩成校，校有左右。驽马三良马之数，丽马一圉，八丽一师，八师一趣马，八趣马一驭夫。（良，善也。善马，五路之马。郑司农云：“四匹为乘，养马为圉，故《春秋传》日：‘马有圉，牛有牧’，元谓二耦为乘。师趣马，驭夫、仆夫，师之名也。趣马下士。驭夫中士，则仆夫上士也。自乘至厩，其数二百一十六匹。《易》乾为马，此应乾之也。至校变为言成者，明六马各一厩，而王马小备也。校有左右，则良马一种者，四百三十二匹。五种，合二千一百六十匹。驽马三之，则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驽，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然後王马大备。《诗》云：‘来牝三千’，此王马之大数，与丽耦也。驽马自圉至驭夫，凡马千二十四匹，与三良马之数不相应，八皆宜为六字之误也。师十二匹，趣马七十二匹，则驭夫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无仆夫者，不驾於五路，卑之也。”）天子十有二闲，马六种；邦国六闲，马四种；家四闲，马二种（降杀之差，每厩为一闲，诸侯有齐马、道马、田马，大夫有田马，各一闲，其驽马则皆分为三焉）。凡马，特居四之一（欲其乘之性相似也，物同气则心一。郑司农云：“四之一者，三牝一牡。”《疏》：“使三牝各产其一，通牡为四，共驾一车，取同气一心之义。”）。春祭马祖，执驹（马祖，天驷也。《孝经》说曰：“房为龙马。”郑司农云：“执驹毋令近母，犹攻驹也。二岁曰驹，三岁曰兆。元谓执犹拘也。春通淫之时，驹弱血气未定，为其乘匹伤之。”）；夏祭先牧，颁马攻特（先牧，始养马者。其人未闻夏通淫之後，攻其特，为其蹄，不可乘用。郑司农云：“攻特，谓乘之。”）；秋祭马社，臧仆；（马社，始乘马者。《世本》作曰相士作乘马。郑司农云：“臧仆，谓简练驭者，令皆善也。元谓仆驭，五路之仆。”）冬祭马步，献马，讲驭夫（马步，神，为灾害马者。献马，见成马於王也。驭夫，驭贰车、从车、使车者。讲，犹简习。疏云：“春时通淫，求马蕃息，故祭马祖。夏草茂求肥充，故祭先牧。是放牧之先。秋时马肥盛可乘，故祭始乘马者。冬时万物成，故教仆使善也。”）。凡军事，物马而颁之（物马齐其力）。
趣马掌赞正良马，而齐其饮食，简其六节（赞，佐也。佐正者，谓校人臧仆讲驭夫之时。简，差也，节，犹量也，差择王马以为六等），掌驾说之颁（用马之次第），辨四时之居治，以听驭夫（居，谓牧<广牙>所处。治，谓执驹攻特之属）。
巫马掌养疾马而乘治之，相医而药攻马疾，受财於校人（乘，谓驱步以发其疾，知所疾处，乃治之相助也。《疏》：“财谓共祈具及药直。”）。
牧师掌牧地，皆有厉禁而颁之（颁马授圉者所牧处）。孟春焚牧（焚牧地，以除陈生新草），中春通淫（中春阴阳交，万物生之时，可以会马之牝牡也。《月令》：“季春乃合累牛腾马，游牝於牧”，秦时书也。秦地寒凉，万物後动也），掌其政令，凡田事赞焚莱（焚莱者，山泽之虞）。
庾人掌十有二闲之政，教以阜马佚特，教兆，攻驹，及祭马祖。祭闲之先牧，及执驹散马耳，圉马（九者皆有政教焉。阜，盛壮也。杜子春云：“佚，当为逸。”郑司农云：马三岁曰兆，二岁曰驹，散，读如中散之散，谓聒马耳毋令善惊也。元谓逸者用之，不使甚劳，安其血气也。教兆，始乘习之也。攻驹，乘其者。闲之先牧，制闲者。散马耳，以竹括押其耳。头动摇，则括中物，後遂串习不复惊）。正校人员选（校人，谓师圉也。正员选者，选择可备员者平之），驹八尺以上为龙，七尺以上为来，六尺以上为马（大小异名。《尔雅》曰：“来牝骊牡，元驹裹骖。”郑司农云：“以《月令》曰驾苍龙”）。
圉师掌教圉人养马。春除蓐，衅厩，如牧；夏<广牙>马；冬献马。射则充椹质，茨墙则翦阖（蓐、马兹也，马既出而除之，新衅焉，神之也。《春秋传》曰：“凡马日中而出，日中而入”，故字。<广牙>，为讶。郑司农云：“当为<广牙>。元谓<广牙>，庑也，庑所以芘马凉者也。充，犹居也。茨，盖也。阖，苫也。椹质翦阖，圉人所习也。”杜子春读椹为齐人言铁椹之椹。椹质，所射者习射处）。
圉人掌养马刍牧之事，以役圉师（役者，圉师使令焉）。
马质掌质马，马量三物：一曰戎马，二曰田马，三曰驽马，皆有物贾（此三马买以给官府之使无种也。郑司农曰：“皆有物色及贾直。”《疏》：马有六种，此三马无种，买以入官府者。种，谓马上善似母者）。纲恶马（郑司农云：纲读为“以亢其仇”之亢。《书》亦或为亢。亢，御也，禁也，禁去恶马不畜也。纲谓纲以縻索维纲狎习之也），凡受马於有司者，书其齿毛与其贾，马死则旬之内更；旬之外，入马耳，以其物更其外否（郑司农云：“更，谓偿也。元谓旬之内死者，偿以齿毛与贾，受之日浅、养之恶也。旬之外死，入马耳，偿以毛色，不以齿贾任之，过其任也。其外否者，旬之外。逾二十日而死，不任用，非用者罪。《疏》：旬之内，日少，若养之善，未能致死也，故更。旬之外，日多，任之过，马力既竭，虽养之善，容得致死，故不偿）。马及行，则以任齐其行（职其所载轻重及道里，齐其劳逸，乃复用之），若有马讼，则听之（讼，谓买卖之言相负）。禁原蚕者（原，再也。天文辰为马，《蚕书》：“蚕，为龙精，月直大火，则浴其种”是蚕与马同气，物莫能两大，禁原蚕为其伤马欤）。
陈氏《礼书》曰：“先王之时，国马足以行军，公马足以称赋，则《周礼》乡师以时辨其马牛之物，均人均牛马之力政，县师辨其六畜车辇之稽，遂人、遂师以时登其六畜车辇，遂大夫以时稽其六畜，而牛马与焉，及其用之，则《司马法》甸出长毂一乘、牛三头、马四匹，此国马也。校人掌王马之政，辨种、戎、齐、道、田、驽之六马此公马也，盖天子十二闲，马六种。每马一圉，每乘一师。三乘，马十二匹。三皂为系，三十六匹。六系为厩，二百一十六匹。六厩成校，校有左右，则十二厩合三千四百五十六匹。种各一厩，厩有左右，则一种四百三十二匹。良马五种，则合二千一百六十匹。又驽马一种，三良马一种之数，则为千二百九十六匹。五良一驽，凡三千四百五十六匹。邦国六闲四种，家四闲二种，盖诸侯及大夫厩无左右，则良马三，居三厩，合六百四十八匹。驽马三，良马一种之数，居三厩，亦六百四十八匹，凡千二百九十六匹。家四闲二种，一良居一厩，二百一十六匹。驽三之居三厩，为六百四十八。凡八百六十四匹。春秋之时，晋悼公使程郑为乘马，御六驺属焉。诸侯六闲之制（成十八年），彼卫文公之来牝三千，齐景公之马千、驷三千，则近於天子十二闲之数，而千驷又过之，是皆僭侈而违礼者也。《校人》：驽马、丽马一圉。八丽一师，八师一趣马，八趣马一驭夫。郑氏谓八宜为六者，盖自圉至驭夫，以八计之，则为千二十四匹，与三良马之数不合。以六计之，则四百三十二匹矣。然後而三之，既三之，无仆夫，以驽不驾五路，卑之也。然後周天子之马，不过三千四百五十六匹而已。汉之养马有五监、六厩，而武帝之时，马至四十万匹。唐置八使、五十六监。麟德，马至七十万，开元间，至四十五万匹，而与周之马数相远者，盖周制八军之马出於民，而校人所养者，特给公家之用而已。汉唐则不然，行军之马一出於公，此多寡所以异也。”
秦之先，有造父以善御得幸於周缪王，得骥、温骊（温一作“盗”，邹诞生本作“兆”，音陶。《音义》云：盗骊，窃也。窃，浅青色。る马，细颈。骊，黑色）、骅骝（色如华而赤。今名马骠赤为枣。，赤也）、耳之驷（《索隐》曰：“按：《穆天子传》：入骏曰赤骥、盗骊、白羲、渠黄、骅、逾轮、耳、山子。”），西巡狩，乐而忘归。徐偃王作乱，造父为缪王御，长驱归用以救乱。缪王以赵城封造父。其後又有非子，居犬邱，好马及畜，善养息之。犬邱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马於渭之，马大蕃息。於是孝王曰：“昔百翳为舜主蓄，畜之多息，故有土，赐姓嬴。今其後世亦为朕息马，朕其分土为附庸。”邑之秦，使复续嬴氏之祀。
鲁僖公务农重，牧於野（，远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林，林外曰《笺》云：“必牧於野者，辟民居与良田也。”《周礼》曰：“以官田牛田赏田牧田任远郊之地。”）。牡马，在之野（，良马腹肥张也）。薄言者，有有皇，有骊有黄，以车彭彭（骊马白跨曰，黄白曰皇，纯黑曰骊，黄も曰黄。诸侯六闲马四种，有良马、有戎马，有田马，有驽马。彭彭，有力有容也。《笺》云：“，牧地水草既美，牧人又良，饮食得其时，则自肥健耳。”）。思无疆，思马斯臧（臧，善也。僖公之思，遵伯禽之法，反复思之，无有竟已，乃至於思马斯善，其所及广博），牡马，在之野。薄言者，有骓有丕，有も有骐，以车亻丕亻丕（苍白杂毛曰骓，黄白杂毛曰丕，赤黄曰も，青黑曰骐。亻丕亻丕，有力也）。思无期，思马斯才（才，多材也）。牡马，在之野，薄言者，有单有骆，有有雒，以车绎绎（青骊ら曰单，白马黑鬣曰骆，赤身黑鬣曰，黑身白鬣曰雒。绎绎，善走也）。思无ル，思马斯作（作，始也。《笺》云：ル，厌也。作，谓牧之使可乘驾也）。牡马，在之野，薄言者，有る有，有ほ有鱼，以车（阴白杂毛曰る，彤白杂毛曰，足豪曰ほ，二目白曰鱼。，强健）。思无邪，思马斯徂（徂，犹行也）。
晋惠公与秦师战於韩，乘小驷，郑入也（郑所献马名小驷）。庆郑曰：“古者大事，必乘其产。生其水土，而知其人心；安其教训，而服习其道。唯所纳之，无不如志。今乘异产以从戎事，及惧而变，将与人易（变化人意）。乱气狡偾，阴血周作，张脉偾兴，外强中乾（狡，戾也。偾，动也。气狡偾於外，则血脉必周身而作，随气张动。外虽有强形，而中实乾竭也），进退不可，周旋不能。君必悔之。”弗听。及战，晋戎马还泞而止（泞，泥也。还，便旋也。小驷不调，故堕泥中）。秦获晋侯以归。
林氏曰：“成周以民牧者，如邱甸岁取马四匹之类（《前刑法》：“志四邱为甸，四甸为县，有戎马一匹。”），平时则官给刍秣，有警则民供召发。然而在天子之都，诸侯之国，士大夫之家，未尝不自畜焉，此盖在官养之尔。何以知之？如《周礼》以天子有十二闲，先儒论数不过三千馀匹。卫文公承夷狄所灭之後，新造之国，末年亦至来牝三千。若以制度论之，卫以诸侯之国，又当残乱之馀，其他固未及论，安得遽如成周全盛乘马之数？盖所谓天子十有二闲，是养之於官者，卫文公诗：“来牝三千”，举官民通数而言之，此成周官民通牧之制也。阡陌开，井田废，兵车不取之田赋，戎马各从官给，於是马政日废，而外患生矣。
汉制：大仆掌舆马。属官有大厩、未央、家马三令；又车府、路令、骑马、骏马四令丞；又龙马、闲驹、橐泉、余、华五监长丞。
徐氏曰：按《汉旧仪》云：“天子六厩：未央、承华、余、骑马、路令、大厩，马皆万匹。”《三辅黄图》：“都厩，天子车马所在；中厩，皇后车马所在。”汉初，铸荚钱，马至匹百金。自天子不能具钧驷（无纯色之驷，谓驷马杂色）。而将相或乘牛车。至孝武时，众庶街巷行马，阡陌之成群（谓田中之阡陌也）。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言时富饶，耻乘牝）。
文帝二年，诏太仆见马遗财足，馀皆以给传置。又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
景帝时，造苑马以广用（苑马，谓为苑以牧马）。四年，御史大夫绾奏禁马高九尺五寸以上，齿未平，不得出关（绾，卫绾。马十岁，齿下平）。
六年，匈奴入雁门，至武泉，入上郡，取苑马。
《汉仪注》：太仆牧师诸苑三十六所，分布北边、西边。以郎为苑监，官奴婢三万人，养马三十万匹。师古曰：“武泉，€中之县也。养鸟兽者通名为苑，故谓牧马处为苑。”
武帝建元元年，罢苑马，以赐贫民（师古曰：“养马之苑，旧禁百姓不得刍物采樵，今罢之。”）。是时，大将军卫青比岁十馀万众击胡，汉军士马死者十馀万。天子为伐胡故，盛养马，马之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卒掌者关中不足，乃调旁近郡。而胡降者数万人皆得厚赏，衣食仰给县官，县官不给，天子乃损膳，角乘舆驷，出御府禁藏以赡之。两军之出塞，塞阅官马及私马凡十四万匹，而后入塞者不满三忆匹，自卫青围单于以后，以汉马少，故久不伐胡。
元鼎元年，令民得蓄边县（得畜牧于边县也），官假马母，三岁而归，及息什一，以除告缗，用充八新秦中（李奇曰：“边有官马，今令民能蓄官母马者，满三岁归之，十母马还官一驹，此为息什一也。”师古曰：“官得母马之息，以给用度，得充实秦中人，故除告缗之令也。”）。明年，车骑乏马，县官钱少，买马难得，乃著令，令封君以下至三百石吏以上，差出牝马天下亭，亭有蓄字马，岁课息。
金日输黄马养马，牵马过殿下，马又肥好，拜为马监。
上官桀迁未央厩令，武帝尝体不安，及愈，见马，马多瘦，上大怒曰：“以我不复见马邪！”欲下吏。桀曰：“臣闻圣体不安，日夜忧惧，诚不在马。”因泣数行，上以为忠。
匈奴浑邪王帅众来降，汉发车二万乘。县官无钱，从民贳马（<贝余>买也）。民或匿马，马不具。上怒，欲斩长安令。汲黯曰：“令亡罪，独斩臣黯，民乃肯出马。且匈奴畔其主而降汉，徐以县次传之，何至令天下骚动，罢中国，甘心夷狄之人乎！”上以为忠。
四年，马生渥洼水中（李斐曰：南阳新野有暴利长，遭刑，屯田敦煌界，数于此水旁见群野马有奇者，与凡马异。利长先作土人，持勒半于水旁。后马玩习，久之，代土人持勒半收得，献之。欲神异此马，云从水中出也）。作《天马之歌》。
太初元年，遣贰师将军兵前后十余万人伐大宛。时宛别邑七十余城，多善马。马汗血，言其先天马子也（孟康曰：“大宛国有高山，其上有马不可得，因取五色母马置其下与集，生驹，毕汗血，因号曰天马子云。”）。张骞始为帝言之，上遣使者持千金久金马以请宛善马。宛王以汉绝远，大兵不能至，爱戎宝马不肯与。汉使妄言（谓辱詈宛王），宛遂攻杀汉使，取其财物。天子乃遣兵伐之，连四年。宛人斩其王母寡首，献马三千匹，汉军乃还。其後与汉约，岁献大马二匹。
二年，籍吏民马，补车骑马（籍者，总入籍录之）。
征和中，上下诏，深陈既往之悔，禁苛暴，止擅赋，力本农，修马复令（孟康曰：“先是令长吏以秩养马，亭有牝马，民养马皆复不事。後马多乏绝，至此复修之也。”师古曰：“此说非也。马复，因养马以免徭赋也。复音房目反。”），以补缺，毋乏武备而已。郡国二千石各上进畜马方略补边状，与计对（师古曰：“与上计者同来起对也。”）。
徐氏曰：按晁错疏言，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即马复令也。
昭帝始元四年，诏：“往时令民共出马，其止勿出。诸给中都官者，且减之。”
五年，罢天下亭马母及马弩关（应劭曰：“武帝令天下诸亭养母马，今罢之。”孟康曰：“旧马高五尺九寸以上，齿未平，弩十石以上者，皆不得出关，今不禁也。”）。
宣帝五凤二年，诏：“朕闵百姓未赡，前年，减漕三百万石，颇省乘舆马及苑马，以补边郡三辅传马。其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
元帝初元元年，省苑马以振困乏。九月，诏太仆减食马。
二年，罢黄马乘舆驹马。
五年，诏乘舆秣马，毋乏正事而已。
贡禹奏言：“高祖、孝文、孝景皇帝，循古节俭，厩马百馀匹。方今厩马食粟将万匹，今民大饥，而厩马食粟，苦其太肥，气盛怒至，乃日步作之。愿减损乘舆服御，厩马亡过数十匹。”天子纳，善其忠，乃下诏太仆，减食马。
成帝建始二年，减乘舆厩马。
林氏曰：“汉初，民出善赋，以备车马（武帝於口赋钱人增三钱，以补车骑马。昭帝元凤二年，令郡国毋敛今年马口钱）。又稍复古制，劝民养马有一匹者复卒三人，盖居闲则免三人之算，有事则当三人之卒，此内郡之制也。至於边塞，则纵民畜牧，而官不禁。乌氏居塞，则马数千群。桥桃居塞，则致马千匹（《货殖传》）。於时内郡之盛，则众庶有马，阡陌成群（《食货志》）。边郡之盛，则三十六苑，分置西北（《汉仪注》）。武帝初年，单于入塞，见马布野而无人牧者。征伐四夷，而马往来，食长安者数万匹。既数出师，马大耗乏，乃行一切之令，自封君而下至三百石吏，以次出马。则内郡庶民之有马者，欲望复卒难矣。又令民得畜边者从官假马母而归，其息十一，则边郡之欲广畜牧者难矣。又匿马者有罪，有以列侯匿马而腰斩者（《功臣表》黎顷侯召奴。）有以民或匿马，马不具，而长安令几坐死者（《汲黯传》）。故内郡不足，则籍民马以补车骑，边郡不足，则发酒泉骡驼，负石至玉门关（武帝太初三年）。轮台之恨，始修马令。吁，亦晚矣。”
後汉制：太仆掌车马，属官未央厩令一人，主乘舆及厩中诸马。旧有六厩，中兴省约，但置一厩。後置左骏令，厩别主乘舆御马，後或并省。又有牧师苑，皆令官，主养马，分在河西六郡界中，中兴皆省，唯汉阳有流马苑，但以羽林郎监领。
马援好骑射，善别名马，於交趾得骆越铜鼓，乃铸为马式，还上之。因表云：“夫行天莫如龙，行地莫如马。马者，甲兵之本，国之大用。安宁则以别尊卑之序，有变则以济远近之难。昔有骐骥，一日千里，伯乐见之，昭然不惑。近世有西河子舆，亦明相法。子舆传西河仪长孺，长孺传茂陵丁君都，君都传成纪杨子阿，臣援尝师事子阿，受相马骨法。考之於行事，辄有验效。臣愚以为传闻不如亲见，视景不如察形。今欲行之於生马，则骨法难备具，又不可传之於後。孝武皇帝时，善相马者东门京铸作铜马法献之，有诏立马於鲁班门外，则更名鲁班门曰金马门。臣谨依仪氏奇，中帛氏口齿、谢氏唇、丁氏身中，备此数家骨相以为法。”马高三尺五寸，围四尺五寸。有诏置於宣德殿下，以为名马式焉（《马援传》：“援《铜马相法》曰：“水火欲分明。水火在鼻孔两也。上唇欲急而方，口中欲红而有光，此马千里。颔下欲深，下唇欲缓。牙欲前向。牙欲去齿一寸，则四百里；牙剑锋，则千里。目欲满而泽，腹欲充，兼欲小，季肋欲长，垂薄欲厚而缓。垂薄，股也。腹下欲平满，汗沟欲深长，而膝本欲起，肘腋欲开，膝欲方，蹄欲厚三寸，坚如石。”奇音居奇反。刘分攵曰：“牙欲去齿一寸。按文多一‘欲’字。又汗沟欲深长，而按文‘而’当在‘长’字上。”）。
和帝永元五年，诏有司省减外厩及凉州诸苑马。
安帝永初元年，诏厩马非乘舆所御者，减半食。
六年，诏越置长利、高望、始昌三苑，又令益州置万岁苑，犍为置汉平苑。
顺帝汉安元年，始置承华厩（《东观记》曰：“时以远近献马众多，园厩充满，故置。”）。
按：当时隐士魏桓被徵不出，谓人曰：“厩马万匹，其可减乎！”盖当时畜马未尝以资军国之用，徒侈服御，縻廪粟而已。
灵帝光和四年，初置骥厩丞，领受郡国调马。豪右辜榷，马一匹至二百万（辜，障也。榷，专也。谓障馀人买卖而自取其利）。
中平元年，诏公卿出马、弩；厩马非郊祭之用，悉出给军。
任尚代班雄屯三辅，临行，虞翊说尚曰：“今讨逐寇贼，三州屯兵二十万，弃农桑，疲征役，而未有功。兵法：弱不攻强，走不逐飞，自然势也。今虏皆骑马，日行数百里，来如风雨，去如离弦，以步追之，势不相及，今莫如市马。”尚即上言，用其计，以轻骑钞击，斩首四百级，获牛马甚众。
晋制：太仆，统典牧、乘黄厩、骅骝厩、龙马厩等令。太仆，自元帝渡江之後或省或置。太仆省，故骅骝为门下之职。
後魏明元帝时，诏天下户二十输戎马一匹、大牛一头。又制：六部人满百口者调戎马一匹。
太武幸固阳，驱野马於€中，置野马苑。
孝文敕後军将军宇文福行牧地，福表石济以西、河内以东，距河凡十里。帝自代徙杂畜置其地，使福掌之，畜无耗失，以为司卫监。初，世祖平统万及秦凉，以河西水草丰美，用为牧地，畜甚蕃息，马至二百馀万匹，橐半之，牛羊无数。及高祖置牧於河阳，常畜戎马十万匹，每岁自河西徙牧并州，稍复南徙，欲其渐习水土，不至死伤，而河西之牧愈更蕃滋。及正光以後，皆为寇盗所掠，无孑遗矣。
尔朱劳有马十二谷，色别为群。
北齐太仆寺统骅骝（掌御马及诸鞍乘）、左右龙、左右牝（掌马）。骅骝署，又有奉乘直长二人。左龙署，有左龙局。右龙署，有右龙局。左牝署，有左牝局。右牝署，有右牝局。
隋太仆寺有兽医博士员（一百二十人）。统骅骝、乘黄、龙厩等署，各置令。其後减骅骝署，入殿内尚乘局，改龙厩曰典厩署，有左右驭皂二厩，加置主乘、司库、司廪官。
隋制，常以仲春，用少牢祭马祖於大泽，诸合祭官，於祭所致斋一日，积柴於坛，礼毕，就燎。仲夏祭先牧，仲秋祭马祖，仲冬祭马步，并於大泽，皆以刚日，牲用少牢，如祭马祖，埋而不燎。
唐之初起，得突厥马二千匹，又得隋马三千於赤岸泽，徙之陇右，监牧之制始於此。其官领以太仆；其属有牧监副监；监有丞、有主簿、直司、团官、牧尉、排马、牧长、群头，有正，有副；凡群置长一人，十五长置尉一人，岁课功，进排马。又有掌闲，调习马上。又以尚乘掌天子之御。左右六闲：一曰飞黄，二曰吉良，三曰龙媒，四曰余，五曰是，六曰天苑。总十有二闲为二厩，一曰祥麟，二曰凤苑，以系饲之。其後禁中又增置飞龙厩。初，用太仆少卿张万岁领群牧。自贞观至麟德四十年，马七十万六千，置八坊：岐、豳、泾、宁，地广千里，一曰保乐，二曰甘露，三曰南普闰，四曰北普闰，五曰岐阳，六曰太平，七曰宜禄，八曰安定。八坊之田，千二百三十顷，募民耕之，以给刍秣。八坊之马为四十八监，而马多地狭不能容，又析八监列布河西丰旷之野。凡马五千为上监，三千为中监，馀为下监。监皆有左右，因地为之名。方其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万岁掌马久，恩信行於陇右。後以太仆少卿鲜于匡俗检校陇右监牧。仪凤中，以太仆少卿李思文检校陇右诸牧监使，监牧有使自是始。後又有群牧都使，有闲厩使。使皆置副，有判官。又立四使：南使十五，西使十六，北使七，东使九。诸坊若泾川、亭川、阙水、洛、赤城，南使统之；清泉、温泉，西使统之；乌氏，北使统之；木硖、万福，东使统之。他皆失传。其後置八监於盐州，三监於岚州。盐州使八，统白马等坊。岚州使三，统楼烦、元池、天池之监。凡征伐而发牧马，先尽强壮，不足则取其次。录色、岁、虏地印记、主名送军，以帐驮之，数上於省。自万岁失职，马政颇废，永隆中，夏州牧马之死失者十八万四千九百九十。景€二年，诏群牧岁出高品，御史按察之。开元初，国马益耗。太常少卿善晦乃请以空名告身市马於六胡州，率三十匹仇游击将军。命王毛仲领内外闲厩。九年又诏：“天下之有马者，州县皆先以邮递军旅之役，定户复缘以升之。百姓畏苦，乃多不畜马，故骑射之士减曩时。自今诸州民勿限有无荫，能家畜十马以上，不免站驿邮递征行，定户无以马为赀。”毛仲既领闲厩，马稍稍复，始二十四万，至十三年乃四十三万。其後突厥款塞，元宗厚抚之，岁许朔方军西受降城为互市，以金帛车马，於河东、朔方左右牧之，既杂胡种，马乃益壮。天宝後，诸军战马动以万计。五侯、将相、外戚牛驼羊马之牧布诸道，百倍於县官，皆以封邑号名为印自别；将校亦备私马。议者谓秦、汉以来，唐马最盛，天子又锐志武事，遂弱西北蕃。十一载，诏二京旁五百里，勿置私牧。十三载，陇右群牧都使奏：牛马驼羊总六十万五千六百，而马三十二万五千七百。安禄山以内外闲厩都使兼知楼烦监，阴选胜甲马归范阳，故其兵力倾天下而卒反。肃宗收兵至彭原，率官吏马抵平凉，监牧及私群，得马数万，军遂振。至凤翔，又诏公卿百僚以後乘助军。其後边无重兵，吐蕃乘隙陷陇右，苑牧畜马皆没矣。乾元後，回纥恃功，岁入马取缯，马皆病弱不可用。永泰元年，代宗欲亲击虏，鱼朝恩乃请大搜城中百官、士庶马输官，曰“团练马”。下制禁马出城者，已而复罢。德宗建中元年，市关辅马三万实内厩。贞元三年，吐蕃、羌浑犯塞，诏禁大马出潼、蒲、武关者。元和十年伐蔡，命中使以绢一万市马河曲。其始置四十八监也，据陇西、金城、平凉、天水、员广千里，繇京度陇，置八坊为会计都领，其善水草腴田厩，旋以给贫民及军吏，及赐佛寺、道馆几千顷。十二年，闲厩使张茂宗举故事，尽收岐阳坊地，失业者甚众。十三年，以蔡州牧地为龙陂监。十四年，置临汉监於襄州，牧马三千二百，费田四百顷。穆宗即位，岐人叩关讼茂宗所夺田，事下御史按治，悉予民。太和七年，度支盐铁使言：“银州水甘草丰，请诏刺史刘源市马三千，河西置银川监，以源为使。”襄阳节度使裴度奏停临汉监。开成二年，刘源奏：“银川马已七千，若水草乏，则徙牧绥州境。今绥南二百里，四隅险绝，寇路不能通，以数十人守要，畜牧无他患。”乃隶银川监。其後阙，不复可纪。
林氏曰：“唐府兵之制，当给马者，官与其直市之，每匹钱二万五千。刺史、折冲、果毅岁周不任战者鬻之，以其钱更市，不足则府供之，此给钱以市也。至府兵渐坏，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之马，此给马以用也。大抵唐之马政，皆给於官，民无与焉（《唐兵志》：自高宗、武后府兵之法更号曰“广骑”，诏诸州府马阙乏，官私共补之。今兵贫难致，乃给以监牧马。馀见《兵志》）。始唐接周、隋乱离之後，承天下征伐之馀，鸠括残骑，仅得壮牝三千匹於赤岸泽，徙之陇右，始命太仆张万岁葺其政焉。
“肇贞观讫麟德，四十年，马至七十万馀匹。於时天下以一缣易一马，秦、汉之盛，未之有也。垂拱以後，马耗大半。开元始命王毛仲为内外闲厩，使牧养有法，€锦成群，复与麟德马数相等尔。此唐牧於官而给於民之制也。”
◎唐开元礼
△仲春祀马祖仪
将祀，有司筮日如别仪（以下先牧、马社、马步皆筮日）。前祀三日，应享之官散斋二日、致斋一日如别仪。前祀二日，守宫设祀官次於东外道南，北向西上。陈馔幔於内外。郊社令积柴於燎坛，方高五尺。太官令具特牲之馔。其日未明二刻，太史令、郊社令升设神座於坛上，席以莞，南向。奉礼、设献官位於坛东南，西向；执事位又於东南，俱西向北上。设奉礼位於献官西南，赞者二人在南差退。又设奉礼赞者位於燎坛东北，俱西向北上。望燎位当柴坛北，南向。设祀官等门外位於东外道南，西上。郊社令设酒樽於坛上东南隅，北向。洗於坛东南，北向，执樽篚者如常，币篚於樽所。未明一刻，太祝、献官等各服其服，郊社令与良酝令入实樽及币。质明，谒者引献官以下俱就门外位。奉礼郎帅赞者先入就位。赞引引太祀与执樽篚幂者入，当坛南重行，北面西上。立定，奉礼曰：“再拜。”赞者承传，太祀以下俱再拜。太祀与执樽者，升东阶，至樽所，执、洗、篚、幂者各就位。谒者引献官以下入就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谒者进献官之左，白：“有司谨具，请行事。”退复位。太官令出诣馔所，太祝跪取币於篚，兴，立樽所。谒者引献官诣神座前，北面立。太祝奉币东向授献官，献官受币，进，北面跪奠於神座，免伏，兴，少退，北面再拜，谒者引献官还本位。太官令引馔入，升南陛，太祝迎，引於坛上，设於神座前讫，太官以下降复位，太祝还樽所。谒者引献官诣洗，盥手洗爵讫，谒者引献官升自南陛，诣酒樽所，执樽者举幂，献官酌酒，谒者引献官进神座前，北向跪奠爵，亻免伏，兴，少退北向立。大祝持版进於神座之右，东面跪读祝文曰：“维某年岁次月朔日，天子谨遣具官臣姓名，昭告於马祖天驷之神：爰以春季，游牝於牧，祗荐制币牺齐，粢盛庶品，明荐於马祖天驷之神，尚飨。”讫，兴。献官再拜。太祝进，跪奠版於神座，亻免伏，兴，还樽所。太祝以爵酌福酒，进献官之右，西向立。献官再拜，受爵，跪祭酒，遂饮卒爵。太祝进受爵，复於坫。献官亻免伏，兴。太祝帅斋郎进俎，减神前胙肉，以授献官。献官受以授斋郎。谒者引献官降自南陛，还本位。太祝进，跪彻豆，亻免伏，兴，还樽所。奉礼曰：“再拜。”在位者皆再拜（己饮福受胙者不拜）。奉礼又曰：“再拜。”在位者俱再拜。谒者引献官就望燎位，南向立。奉礼又帅赞者退立於燎坛东北位。太祝进神座前，跪取制币、祝版、爵酒，又以俎载牲体、稷黍饭、兴，降自南陛南行，当柴坛东南行，自南陛登柴坛，以币、酒、祝版、馔置柴上讫。奉礼曰：“可燎。”东西面各二人以炬燎，火起，以炬投坛上。火半柴，谒者进献官之左，曰：“礼毕。”遂引献官以下出。奉礼赞者还本位。赞引引太祝以下俱复执事位。立定，奉礼曰：“再拜。”太祝以下皆再拜，赞引引出。
仲夏享先牧仪（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附）。
前享三日，应享之官散斋二日於正寝，致斋一日於享所。右校扫除坛之内外，为瘗坎於坛之壬地，方深取足容物。卫尉设享官次於东外道南，北向西上。太官令具特牲之馔。其日未明二刻，以下至设赞者位於瘗西南，同马祖仪。设瘗位於坛之西南，北向。设享官以下门外位，以下至读祝文，如马祖仪。祝文曰：“昭告於先牧之神，肇开牧养，厥利无穷，式因颁马，爰以制币”云云，尚飨。讫，兴，献官再拜。太祝进跪彻以下，至燔版，如马祖仪。其土东西各二人（祭马社祝文曰：“惟神肇教人乘，用赖於今，式因肆仆，爰以制币云云，尚飨。马步祝文曰：惟神为国所重，在於闲牧，神其屏兹隐慝，使无有害，载因献校，爰以制币云云，尚飨。”）
後梁开平四年，颁夺马令，冒禁者罪之（先是，梁师攻战，得敌人之马必纳官，故出令命获者有之）。
後唐同光三年，下河南、河北诸州和市战马，官吏除一匹外，匿者有罪（时将伐蜀）。
长兴四年，敕：“沿边藩镇，或有藩部卖马，可择其良壮者给券，具数以闻。”
先是，上问见管马数，枢密使范延光奏：“天下常支草粟者近五万匹。见今西北诸蕃卖马者往来如市，其邮传之费，中估之直，日四十五贯。以臣计之国力十耗其七，马无所使，财赋渐销，朝廷甚非所利。”上善之，故有是敕。
清泰三年，敕：“诸道州府县镇，宾佐至录事参军、都押衙、教练使己上，各留马一匹乘骑。及乡村士庶有马者，无问形势，马不以牝牡，尽皆钞借。但胜衣甲，并仰印记，差人管押送纳。其小弱病患者，印退字，本道以管。节度防御团练等使、刺史，除自己马外，不得因便影占。管军都将，除出军及随驾外，见逐处屯驻者，都指挥使旧有马许留五匹，小指挥使两匹，都头一匹，其馀凡五匹取两匹，十匹取五匹，更多有者，并依此例抽取。在京文武百官、主军将校、内诸司使已下、随驾职员，旧有马者任令随意进纳，不得影占人私马。各下诸道，准此。”
按：清泰之距长兴才数年耳。长兴时，枢密使范延光奏陈方患官马太多，刍秣耗用，曾几何年，而括马之令复如此。岂长兴之马，已俱不复存邪？
晋天福九年，发使於诸道州府，括取公私马（以备御契丹）。
●卷一百六十 兵考十二
○马政
宋初，有左、右飞龙二院，以左、右飞龙使各二人分掌之。时诸州监牧多废，国马无复孳息。
太祖始置养马二务，又兴葺旧马务四，以为放牧之地。分遣中使诣边州，岁市马，自是闲厩之马始备矣。
先是两河入虏界盗马，边吏籍数以闻，官给其直。上方镇抚，不容私掠，乃诏禁之，悉还所盗马，戎人悦服。
太宗太平兴国四年，诏市吏民马十七万匹，以备征讨。是岁，平太原，观兵於幽州，得汾、晋、燕、蓟之马四万二千馀匹，国马增多，内皂充刃，始分置诸州牧养之。
国子博士李觉上言，曰：“夫冀北燕代，马之所生，胡戎之所恃也。故制敌之用，实兵骑为急。议者以为欲国之多马，在乎扌致戎以利，使重译而至焉。然市马之费，岁益而厩牧之数不加者，盖失其生息之理也。且戎人畜牧转徙，旅逐水草，腾驹游牝，顺其物性，由是浸以蕃滋也。暨乎市易之马至於中国，则絷之维之，饲以枯槁，离析牝牡，制其生性，元黄虺ㄨ，因而减耗宜然矣。又有不同中国之马，服习成性，食枯刍，处华厩，率以为常，故多生息而无耗失。古者田赋之法，六十四井出戎马四匹，兵车一乘，牛十二头。天子畿方千里，提封百万井。除山川、城池、邑居、苑囿，凡三十六万井不输赋外，六十四万井出戎马四万匹，兵车万乘，此赋马之数也。诸侯大者马四千匹，兵车千乘，故称千乘之国。卿大夫者马四百匹，兵车百乘，故称百乘之家。则天下之广，诸侯之众，戎马之赋多矣。是以唐尧暨晋，皆处河北，而北虏不能为患，由马之多也。此并取於田赋，不闻市马於戎也。洎秦坏井田，汉兴阡陌，兵车不取田赋，戎马悉从官给，是以匈奴历年为患，由马之少也。故晁错说文帝劝农功，令民有车骑、马一匹者复卒三人，谓免三人甲卒之赋也。至武帝七十年，众庶街巷有马，阡陌之成群，乘牝者摈而不得会聚，此则马皆生於中国，不闻市之於戎也。今军伍中牝马甚多，而孳息之数尤鲜者，何也？皆云官给秣饲之费不充，又马多产则羸弱，驹能食则侵其刍粟，马母愈瘠，养马之卒有罪无利，是以驹子生，乃驱令嗅灰而死。其後官司知有此蠹，於是议及养驹之卒，量给赏缗，其如所赐无几，而尚习前弊。今窃揣量国家所市戎马，直之少者匹不下二十千，往来资给赐与，复在数外，是贵市於外夷，而贱弃於中国，非理之得也。国家纵未暇别择之牝马，以分畜牧，宜且减市马之半直，赐畜驹之将卒，增为月给，俟其纳马则止焉。则是货不出国，而马有滋也。大率牝马二万，而驹收其半，亦可岁获万匹。况复牝以生牝，驹以生驹，十数年，马必倍矣。昔猗顿，穷士也，陶朱公教以畜五。乃西河，大畜牛羊於猗顿之南，十年之，其息无算。况以天下之马而生息乎？”上览奏，嘉之。
淳化二年，通利军上《十牧草地图》。上虑畜牧之地，多侵民田，乃遣中使检视，画其疆界。又从内侍赵守伦之请，於诸州牧龙坊畜牝马万五千匹，逐水草放牧，不费刍秣，所生驹子，可资用，自是诸牧马颇蕃息。
真宗咸平元年，别置佑马司，掌戎人驱马至京师，辨其良驽，平直以市，分给诸监牧养。
三年，置制置群牧使。以内臣勾当制置群牧司，京朝官为判官。
景德二年，改诸州牧龙坊悉为监，赐名，铸印以给之。四年，以知枢密院陈尧叟为群牧制置使，又置群牧使、副、都监，增判官为二员。凡厩牧之政，皆出於群牧司，自骐骥院而下，皆听命焉。其二院所管坊监仍旧。诸州有牧监，知通判兼领之，诸监各置勾当官二人。又有左、右厢提点，并以三班为之。其修创规制，纤悉备具。其後又诏左、右骐骥院诸坊、监监官，自今并以三年为满，如习知马事欲留者，群牧司保荐以闻，当徙莅他监。
议者言罢兵之後，颇以国马烦耗，岁费缣缯，虽市得尤众，而损失亦多。尧叟谓群牧之设，国家巨防。今愚浅之说，以马为不急之务，则士卒亦当进而还农也。作监牧议以献，勒石大名监。自是率以枢臣专领，以重其事。
凡市马之处，河东则府州岢岚军、陕西则秦渭泾原仪环庆阶文州镇戎军、川峡则益黎戎茂雅夔州水康军，皆置务遣官以主之。岁得五千馀匹，以布帛茶物物准其直（旧运铜钱给之。太平兴国八年，有司言戎人得钱，悉销铸为器，乃定此制。其後诸州市畜马，给直渐高，务增数以为课绩。景德中戎事已怠，因诏条约之）。招马之处，秦渭阶文之吐蕃、回纥，麟府之党项，丰州之藏才族，环州之白马鼻家保家名市族，洎泾仪延火山保安军唐龙镇制胜关之诸蕃。每岁皆给以空名敕书，委沿边长吏择牙吏入蕃招募，给券诣京师，至则估马司定其直，自三十五十至千，凡二十三等。旧选三岁至十七岁者，景德二年诏止市四岁至十三岁者，馀听私市。其蕃部又有直进者，自七十五千至十七千，凡三等。有献尚乘者，自百一十千至六十千，亦三等。
凡畜马处有两院，曰左、右骐骥；四监，曰天、驷左右第一、第二；二坊，曰、左右天厩。皆在京师。在外有十四监：大名（大名）、广平（州）、淇水（卫州），并分第一第二，洛阳（河南）、原武（郑州）、沙苑（同州）、安阳（相州）、镇宁（澶州）、安国（邢州）、淳泽（中牟）、单镇（许州）。又有牧养上下监，以养疗京城诸坊、监病马。
其孳生之所，即大名、、卫、相州凡七监，多择善马为种，牝牡为群，岁遣判官一人巡行点印，二岁巳上者岁约八千馀匹，凡京城诸州饲马兵校一万六千三十八人，坊监及诸军马二十馀万匹，每岁京城草六十六万六千围，麸料六万二千二百四石，盐、药、油、糖九万五千馀斤、石、枚，诸州诸军不预焉。左右骐骥院、六坊上留马二千馀匹，皆季春出就放牧，至秋冬而入。其尚乘之马，唯备用者在焉（诸班不自出马，寄两院）。其牧地始自畿田及於近郡，皆遣使分行水草善地而标占之。诸坊监总四万九千四百馀顷，诸班诸军又三万九百九十顷，皆有凉棚井泉，所属县令检校之外，坊监亦有四时逐水草以肆游牝者。
凡御马有三等，其次给用，又有十六等，曰简中马，曰不得支使马，曰添价马，曰国信马，曰臣僚马（景德四年，诏群臣常赐厩马者，命中使简定六十匹赐之。赐毕复增，常足其额。又内职受命出使者多求赐马，大中祥符三年，以其例或不均，诏枢密院定群臣出使赐马条例），曰诸班马，曰御龙直马，曰捧日、龙卫马，曰拱圣马，曰骁骑马，曰€武马，天武龙猛马，曰杂配军马，曰杂使马，曰马铺马（国初诸州厩置，阙马取民马补之。开宝五年，诏罢）。自恩赐外，皇族及内臣伎术官要司职掌皆给借之。凡马以府州为最，盖生於子河汊有善种，次环、庆，次秦、渭，虽骨格稍大，而蹄薄多病，文、雅诸州为下，止给本处兵。契丹马骨格颇多河北孳生谓之本群马，盖因其水土服习而少疾焉。又泉福州、兴化军亦有洲屿马，皆低弱不胜具装，以给本道厢军及江浙驿置之用（福州四牧：曰水峭、龙胡、沥畸、海澶。泉州二牧：曰浯州、列屿。兴化军二牧：曰东越侯屿。旧十一牧。大中祥符二年废湄州透屿南匿三牧，每牧置群头、牧户以主之，每岁孳育，本县籍其数，以使臣一人提点）。
大中祥符元年，立牧监赏罚之令，外监息马，一岁终以十分为率，死一分以上勾当官罚一月俸，馀等第决杖牧。倍多而死少者，给赏缗有差。凡生驹一匹，兵校而下赏绢一疋。
是岁於京师置卖马务，掌受退马而出市之。
天禧初，宰相向敏中言：“国马之数，方先朝倍多，广费刍粟，若令群牧司度数出卖，散於民，缓急取之，犹外厩耳。”是秋，乃诏十三岁以上配军马估直出卖。
仁宗景二年，诏民无以马数升户等。
康定初，陕西用兵，马骑不足。诏京畿、京东西、淮南、陕西路括市战马，自四尺六寸至四尺二寸，其直自五十千至二十千，凡五等，敢辄隐者重之法。
皇五年，丁度上言：“天圣中，牧马至十馀万，其後言者以为天下无事，而事虚费，遂废八监，然而秦渭环阶麟府州、大山、保德、岢岚军岁市马二万二百，才能补京畿塞下之阙。自用兵四年，而所市马才三万，况河北、河东、京东、京西、淮南籍丁壮为兵？请下令有能畜一战马者免二丁，仍不升户等，以备缓急，如此国马蕃矣。”言不果行。
至和二年，群牧使欧阳修言：“今之马政，皆因唐制，而今马多少与唐不同者其利病甚多，不可概举。至於唐世牧地，皆与马性相宜，西起陇右金城、平凉、天水，外洎河曲之野，内则岐、豳、泾、宁，东接银、夏，又东至於楼烦，此唐养马之地也。以今考之，或陷没夷狄，或已为民田，皆不可复得。惟闻今河东路岚石之，山荒甚多；及汾河之侧，草地亦广，其草软水甘，最宜牧养，此乃唐楼烦监地也，可以兴置一监臣。以为推迹而求之，则楼烦、元池、天池三监之地，尚冀可得。又臣往年奉使河东，尝行威胜以东及辽州、平定军，见其不耕之地甚多。而河东一路山川深峻，水草甚佳，其地高寒，必宜马性。及京西路唐汝之，久荒之地其数甚广，请下河东、京西转运司，遣官访草地有可以兴置监牧，则河北诸监有地不宜马处，可行废罢。至於估马一司，利害易见，若国家广捐金帛，则券马利厚，来者必多。若有司惜费，则蕃部利薄，马来浸少。然而招诱之方，事非一体，请遣群牧司或礼宾院官一人至边，访蕃部券马利害。以此三者参酌商议，庶不仓卒轻为改更。”天子下其奏相度，牧马所奎等请如修奏。
神宗即位，留意马政，於是枢密副使邵亢请以牧马馀田修稼政，以资牧养之利。而群牧司言：“马监草地四万八千馀顷，今以五万为率，一马占地五十亩。大名、广平四监馀田无几，宜且仍旧。而原武、单镇、洛阳、沙苑、淇水、安阳、东平等监，馀良田万七千顷，可赋民以收刍粟。”从之。又诏河南、北分置监牧使，以刘航、崔台符为之。又置都监各一员，其在河南者为孳生监。凡外诸监并分属两使，各条上所当施行者。诸监官吏若牧田县令、佐，并委监牧使举劾，专隶枢密院，不隶於群牧制置。
二年，诏括河南监牧司总牧地。旧籍六万八千顷，而今籍五万五千，馀数皆隐於民。自是，请以牧田赋民者纷然，而诸监寻废。是岁，天下应在马凡十五万三千六百有奇。
五年，废太原监。
七年，废东平、原武监，而合淇水两监为一。
八年，废河南、北八监，惟存河苑一监，而两监牧司亦罢。
沙河苑监先以隶陕西提举监牧，至是复属之群牧司云。
时诸监牧田，大抵皆宽衍，为人所冒占，故议者争请收其馀资，以佐刍粟。言利者乘之，始以增广赋入为务。始议监时，群牧制置使文彦博言：“议者欲赋牧地与民而敛租课，散国马於编户而责孳息，非便。”诏元绛、蔡确较其利害上之。於是中书枢密院言：“河南、北十二监，起熙宁二年至五年，岁出马一千六百四十匹，可给骑兵者二百六十四，馀仅足配邮传。而两监牧吏卒杂费及所占地租，岁为缗钱五十三万九千有奇，计所出马为钱三万六千四百馀缗而已。今九监见马三万，若不更制，则日就损耗。”於是卒废之，以其善马分隶诸监，馀马皆斥卖，收其地租，给市易本钱之外，寄籍常平出子钱，以为市马之直。监兵五千，以为广固指挥，修治京城焉。後遂废高阳、真定、太原、大名、定州五监。凡废监钱归市之外，又以给熙河岁计。诸监既废，游田司请广行淤溉，增课以募耕者。而河北制置牧田所继言：牧田没於民者五千七百馀顷。乃严侵冒之法，而加告获之赏，是利入增多。元丰三年，收废监租钱，遂至百十六万，自群牧使而下，赐赉有差。
河北察访使者曾孝宽言：“庆历中，尝诏河北民户以物力养马，备非时官买，乞参考申行之。”而户马法始此。
自诸监既废，仰给市马，而义勇保甲马复从官给，议者常患国马未备。元丰三年春，以王拱辰之请，乃召开封府界京东西、河北、陕西、河东路州县户，各计资产市马，坊郭家产及三千缗，乡村五千缗。若坊郭乡村通及三千缗以上者，各养一马，增倍者马亦如之，至三匹止。马以四尺三寸以上，齿以八岁以下为断。齿及十五岁，则更市如初，提举司籍记之。於是诸道各以其数来上。开封府界四千六百九十四，河北东路六百一十五，西路八百五十四，秦凤等路六百四十二，永兴路一千五百四十六，河东路三百六十六，京东东路七百一十七，西路九百二十二，京西南路五百九十九，北路七百一十六。时初立法，帝虑商贾乘民期会高马直以专利，命出群牧司骁骑以上千匹与养马户交市，以平其价。先是熙宁中，尝令德顺军蕃部养马，帝问其利害。王安石对：“今坊、监以五百缗乃得一马，若委之熙河蕃部，决当不至重费。蕃部以畜牧为生，且其地宜马，诚为便利。”既而得驹庳劣，亡失者责偿。蕃部苦之，其法寻废。至是环庆路经略司复言已诱劝诸蕃部令养马。诏阅实及格者，一匹支五缣，延秦凤泾原路准此。养马之令，复行於蕃部矣。已而西方用兵，颇调户马以给战骑，借者给还，死者偿直。七年六月，遂诏河东延环庆路，各发户马二千以给正兵，河东就给本路，延益以永兴军等路及京西坊郭马，环庆益以秦凤等路及开封府界马。户马既配兵，後遂不复补。京东、西既更为保马，而诸路养马指挥至八年四月乃罢。然其後行给地牧马，则犹本於户马之意云。
五年五月，诏开封府界诸县保甲愿养马者听，仍以陕西所市马选给之。六年，又诏司农寺立养马法。於是曾布等上其条约，凡五路义勇保甲愿养马者，户一匹，物力高者愿养二匹者听，皆以监牧见马给之，或官予其直令自市，毋或强予。府界毋过三千匹，五路无过五千匹，袭逐盗贼之外，乘越三百里者皆有禁。在府界者，免输粮草二百五十束，加给以钱布；在五路者，岁免折变缘纳钱。三等以上，十户为一保；四等以下，十户为一社；以待病毙补偿者。保户马毙，马户独偿之；社户马毙，者社人半偿之。岁一阅其肥瘠，禁苛留者。凡十有四条，先从府界颁焉。五路委监司、经略司、州县更度之。於是保甲养马行於诸路矣。
先是中书、枢密院保甲养马事，文彦博、吴充言：“三代有邱乘出马，有国马，国马宜不可阙。且今法欲令马死备偿，恐非民愿。”而王安石以为令下之初，京畿百姓，多自以为便，愿投牒者已千五百户，决非有所驱迫，力请行之。时河东骑军有马万一千馀匹，岁蕃戌边，率十年而一周，议者以为费廪食而多亡失，乃行《五路义勇保甲养马法》。继而兵部言：“河东正军马九千五百匹，请权罢官给，以义勇保甲马五千补其阙，合万匹为额，俟正军不及五千始行给配。”事下中书，枢密院。枢密院以为：“车骑，国之大计，不当专以一时省费，轻议废置。且官养一马，岁为钱二十七千。民养一马，才免折变缘纳钱六千五百。计折米而输其直，为钱十四千四百，馀皆出於民，决非所愿。若刍秣失节，或不善调习，缓急无以应用，况减马军五千匹，即异时当减军正数九千九百人，又减分数马三千九百四十匹，边防事宜，何所取备？若存官军马如故，渐令民从便牧养，不必以五千匹为限，於理为可。”而中书谓：“官养一马，以中价率之，为钱二十三千；募民养牧，可省杂费八万馀缗。且使入中。刍粟之家无以邀厚利。计前二年官马死，倍於保甲马。而保甲有马，可以习战御盗，公私两利。”上竟从枢密院议。河东骑军得不减耗，而民马不至甚病者，由帝独断之审也。
八年，置熙河路买马坊六，而原、渭、德顺诸场皆废。又以麟府所市马羸直多，罢之。岢岚、火山军所产马，亦以敌境言边人多盗马越界趋利，寻皆罢之。自是，国马专仰市於熙河、秦凤矣。
九年，提举开封府界蔡确言：“比赋保甲以国马，免所输草，赐之钱布，民以畜马省於输稿，虽不给钱布，而愿为官养马者甚众。请增马数，岁止免输稿一百五十У。”诏：“毋过五千匹。”於是京畿罢给钱布而增马数矣。元丰六年，提举河东路保甲王崇拯言：“请令本路保甲十分取二，以教骑战。每官给二十五千，令市一马，限以五千，当得马六千九百十有八匹，为缗钱十七万二千九百有五十。”诏以京东盐息钱给之，令崇拯月上所买数。於是保甲皆兼市马矣。
七年，京东提刑霍翔请募民养马，蠲其赋役。乃诏京东、西路保甲免教阅，每一都保养马五十匹，匹给十千，限以京东十年、京西十五年而数足。置提举保马官，京西吕公雅，京东霍翔并领其事，而罢乡村先以物力养马之令，尚养户马者免保马，凡养马免大小保长、税租、支移，每岁春夫、催税、甲头、盗贼、备赏、保丁、巡宿，凡七事。於是京东、西户马更为保马矣。
公雅、翔又请以常平息钱赏马之充肥及孳生者，且请愿以私马印为保马者听。养至三匹，蠲除之外，每匹各次下一人许赎杖罪。公雅又令每都岁市二十匹，初限十五年者乃促为二年半。京西地不产马，民又贫乏，甚苦之。翔又奏本路马已及万匹，请令诸县弓手各养马一匹，听赎非捕盗之罪。
按熙宁五年所行者户马也，元丰七年所行者保马也，皆是以官马责之於民，令其字养。户马则是蠲其科赋，保马则是蠲其征役。史志言户马之将行也，王介甫以为京畿百姓投牒，愿应募者巳千五百户；保马之将行也，霍翔以为禹城一县，愿应募者为马已四百四十八。盖法行之初，民皆乐从，初非官府抑逼。夫乐从之说，出於建议者之口，未必有是事实。然所谓投牒应募之数，未必全虚，盖民本非乐为官养马也。当时科赋征役必是繁重，故苟有一役於官而得以自免，则亦不暇详虑顾而靡然从之。正柳子厚所谓“吾蛇尚存，则弛然而卧，时而献之，退而甘食其土之所有，以尽吾齿。”是也。及其久也，马之毙者赔偿不訾，且奉行之吏，务为苛峻，於是数之少者增之，期之宽者促之，始重为民病矣。
八年，提举茶场李杞言：“卖茶易马，固为一事，乞同提举买马。”诏如其请。其後群牧判官郭茂恂言：“承诏议专以茶市马，以金帛市，而并茶马为一司。臣闻顷时以茶市马，兼用金帛者，亦听其便。近岁事局既分，始专用银绢钱钞。非蕃部所欲，且茶马二事，事实相须。”乃诏专以雅州之名山茶为易马之用。自是蕃马之至者稍众。久之，买马司复罢兼茶事。自李纪建议，始於提举茶事兼买马，其後二职分合不一。
哲宗嗣位，议者争言新法保马之不便，乃下诏以两路保马分配诸军，馀数发赴太仆寺，不堪支配者斥还民户而责官给元价。翔、公雅皆得罪，保马遂罢。
元初，朝廷方议兴废监，复祖宗之旧。於是诏陕西、河东相视所当置监。又下河北、陕西按行河、渭、并、晋之牧田以闻。时已罢保甲，教骑兵，而还户马於民。左司谏王岩叟上疏，极言其事。自是洛阳、单镇、原武、淇水、东平、阳等监皆复。
岩叟疏言：“兵所恃在马，而能蕃息马者，牧监也。昔废监之初，识者皆知十年之後天下当乏马。已而不待十年，其弊已见，此甚非国之利也。乞收还户马三万，复置监如故，监牧事委之转运官，而不专置使。今郓州之东平，北京之大名、元城，卫州之淇水，相州之安阳，州之广平监，以及於瀛、定之棚基草地疆画具存，使臣牧卒大半犹在，稍加招集，则指顾之措置可定，而人免纳钱之害，国收牧马之利，岂非计之得哉？又废监以来，牧地之在民者，处处为害，愚民利於一时请地之易，不虞後日输送之难，投牒之初，争立高课，有司复重估其价，计租为钱，力皆不胜，岁益增欠，转运司迫於群牧督责之严，虽水旱不在蠲放，禁锢鞭挞，无日无之，设欲还官，岂复听许？今若因复置监牧，收地入官，则百姓戴恩如释重负矣。”
绍圣三年，始行给地牧马之政。
先是知任城县韩筠等建议，於邢州请以牧田募民受田一顷者，为官牧一马而蠲其租。县籍其所养之高下、老壮、毛色，岁一阅，亡失者备偿，已佃人愿养马者除其租。於是知州张赴上其说，且以为陕西沿边弓箭授田不过一顷，既养一马，又役一丁，备边之日，岁居其半。今但牧一马而无身丁之役，若试之一监或一县，当有利而无害。枢密院是其请，乃言：“赴等所陈受田养马，既蠲其租，不责以孳息，而不愿之家无所抑勒。又限以尺寸，则缓急皆可用之马矣。”乃具为条画，下太仆寺，应有监牧州县悉施行之。
殿中侍御史陈次升言：“近者募人给牧田养马，若牧田邻於居民，地复膏腴，宜有愿者。相去稍远，难就耕牧，则必非所愿。且一顷之地，所直不多，马或亡失，乃偿钱四五十千，恐人之非愿。”言竟不行。
徽宗崇宁元年，有司较诸路田养之数，凡一千八百匹有奇，而河北西路占一千四百，他路自二百四以下，至河东仅九匹，而开封府界、京西南路、京东东路皆无应募者。盖法虽已具，而犹未力行也。
大观元年，尚书省言：“元置监，马不蕃息，而费用不赀。今沙苑最号多马，然占牧马者九千馀顷，刍粟、官曹之费岁为缗钱四十馀万，而牧马止及六千。自元符元年至二年，亡失者三千九百。且素不调习，无以任骑乘。以九千顷之田，四十万缗之费，养马六千而不於用，又亡失如此，利害灼然可见。今以九千顷之田，计其瘠硗者三分去一，犹得良田六千顷。以见直计之，顷为钱五百馀缗。若以一顷募养一马，则人得地利，马得所养，可以绍述先帝隐兵於农之意。请下永兴军路提点刑狱司及同州详度以闻。俟见实利，六路新边闲田，当以次施行。”时熙河兰湟路牧马司又请兼募愿养牝马者，每收三驹，以其二归官，而一充赏，诏行之。是岁，臣僚言岷州应募养马者至万馀匹，於是自守贰而下，递赏有差。宣和二年，手诏曰：“给地牧马，议者本以蕃息国马为言，今损失动以千计，而自法行至今，皆无出驹之数，岁縻赏赉，蠲除租税科调，而赋敛日以不均，为害非一，其罢政和二年以来给地牧马条令，收见马以给军，应牧马及置监处并如旧制於。”是又复东平监。凡诸监兴罢不一，而沙苑监独不废。自给地牧马之法既罢，三年而复行。时牧田已多所给占，乃诏见管及已拘收牧田，如官司辄复请占者，以违御笔论。虽奉御笔者，皆许执奏。六年，又诏立赏格，应养马通一路及三千匹，州通县及一千，县及三百，其提点刑狱、守令各迁一官，倍之者更减磨勘年。於是诸路应募牧马者为户八万七千六百有奇，为马二万三千五百。既推赏如上诏，而兵部长贰亦以兼总八路马政迁官。然北方用兵，而马政益急矣。
蔡绦《国史补》：“政和二年，诏於京东西、河北以旧牧地募人牧马，以次推行於诸路，其制以在官逃田若天荒凡二顷至三四顷度高下肥硗而授之，蠲其一顷之赋，而牧一马，牝则三年而出一驹，牧五年者诣官再易马，尽括泽潞、京西、山东、河北等田，即陕右军蕃羌马一分给之。鲁公既罢，於是诏以所牧马尽给赐童贯及补陕右诸军之阙马者，凡九万馀匹，既不加恤，道毙者十八九，遂尽收出以赐诸苑囿及道宫，若复苑八作、书艺局、艮岳、撷芳园、上清宝宫、龙德太一宫、神观、各一千或八百顷，他以差给赐。其後北事兴，郭药师在燕山，乃尽发河北诸军及系官马，听其所择，而国马尽矣。宣和末，金人且寒盟，始悟阙马，乃复给地牧马，既无马以给民，又不得元田。州县强民出马以牧取文具而已。属金人犯阙，诏尽括内外马，及取於在京骑军不及二万，且授内臣梁方平扼大河於州，至则大败，马复歼焉。”
政和《五礼新仪》：仲春祀马祖，仲夏享先牧，仲秋祭马社，仲冬祭马步，并择日。马祖、先牧、马社、马步坛各广九步，高三尺四，出陛一二十五步。中兴後，以绍兴三十一年於行在昭庆寺设位行祭。
高宗渡江以来，无复国马。绍兴二年，始命措置马监。後置於饶州，以守ヘ领之。择官田为牧地，复置提举，俄废。四年，又置监於临安之馀杭、南荡。
上曰：“转臣进呈广马，几似代北所生。春秋列国不相通，所用之马皆取於其国中而已。申公巫臣使於吴，与其射御，教吴乘车，则是虽吴亦自有马。今必产马处求之，则是马政不修也。”
十九年夏，诏：“马五百匹为一监，牡一而牝四。监分四群。岁生产驹三分及毙二分以上，有赏罚。”先是川路所买马，岁付镇江军中养牧。至是上以未见孳生之数，遂分江上诸军。後又置监於郢、鄂之，牡牝千馀。十有馀年才生三十驹，而又不可用，及已。故凡战马悉仰川、秦、广三边焉。
川、秦马　秦马旧二万匹。乾道，川、秦买马之额，岁为万有一千九百匹有奇。川司六千，秦司五千九百。益、梓、利三路漕司，岁应副博马纟由绢十万四千疋。成都、利州路十一州，产茶二千一百二万斤，茶马司所收，大较若此。其後文州复隶秦司，而川司增珍州之额，共为四千八百九十六；秦司六千一百二十。合两司为万有一千十有六匹，此庆元初之额也。喜泰末，川司五场又增为五千一百九十六匹，秦司三场增为七千七百九十八匹，合两司为万有二千九百九十四。然累岁所市，多不及额，盖祖宗时所市马分而为二：其一日战马，生於西边，强壮阔大，可备战阵，今黎、昌峰贴峡文州所产是也。其二曰羁縻，马产於西南诸蛮，格尺短小，不堪行阵，今黎、叙等五州军所产是也。羁縻马每纲五十匹，其良驯不过三五匹，中等十许匹，馀皆下等，不可服乘。守贰贪於赏格，以多为贵。起纲远来，或死道路，其仅至者但存皮骨。茶马司以其将毙者责付诸路鬻之，至则随死。而计纲赴江上者，又为押纲卒校窃其刍粟，道毙相望焉。成都府马务，每年排发江上诸军马五十八纲，一月券食钱米二百贯，五十八纲，一年总计一万一千六百贯。押马官五十三员，每员六百贯，共计三万一千八百贯。兴元府马务，每年排养三衙马一百十二纲，所费称此。率未尝如数，盖茶马司靳吝钱帛，蕃蛮马至，多不即偿故也。或为守ヘ兵官有市马赏，茶司属官亦有，而都大主管官独无之，故至此。旧蕃蛮中马，高下良驽各有定价。绍兴中，张松为黎ヘ，欲马溢额以幸赏，高其直以市之。自是夷人所欲无厌，愈肆邀索。癸已变故之後，邛部川蛮邀功，赵彦博始以细茶、锦与之。至今夷人常以博马，茶锦不堪籍口。淳熙中，龚总为黎守，又与部蛮设席於ヘ厅之副价，犒以酒食，夷人益肆，稍不如欲，则诋诃官吏，牵马出场。宕昌马旧止三千，淳熙中始增其数。庆元中，金人既为蒙国所侵，冀之北土遂失，由是马至秦司者差罕矣。旧川、秦市马赴密院多道毙者。绍兴二十四年，始拨秦马付三衙，命小校往取之。三司取马，一岁再往，反用精甲四百四十人，州县颇惮其费。二十七年秋，又诏川马不赴行在，分隶江上诸军，镇江、建康、荆、鄂军各七百五十，江、池军各五百，殿前司二千五百，马步司各千，而以川马良者二百进御。凡以川、秦纲马皆遵陆。乾道初，吴为宣抚使，始议马纲劳费。又均、房一带多峻岭乱石，马多伤蹄道毙，请以舟载马而东。上命夔路造舟。明年夔路转运司主管文字任续上言：“造舟已毕，工役遂事，山程滩险，利害相当，在所不论，惟欲拨陆路之刍秣，以免沿流之烦费，辍四路之军兵，以免篙梢之追扰，四路厢禁军数目不少，若各辍五千人於沿流十郡充水军，其衣粮令元来处科拨，马纲行则迎送舟舡，马纲住则训习水战，莫此为便。”上大喜，令制置司拨厢禁军三千五百人如其请。王十朋、虞允文力论其扰人。其後言者又谓马纲所至，骚扰江村，而商贩米斛之舟，尤被其毒，况水路马数较之陆行存亡相若，而於籴场大有妨碍，乃诏川路马舡日下废罢，盖自建请之後，利夔两路沿江十馀郡之被其害者，三载而後得免焉。淳熙八年，新兴国军朱颜朝辞，奏：“四川茶马司岁於宕、昌、黎、文、阶、叙、南州、珍州等处买马一万子千馀匹，并四尺二寸以上，十岁以下，方许起纲。不合格者，虽骨相骁骏，驰骤超逸者，亦不收买，又不许民私买。臣愚以为弃之於化外，不若养之民，缓急收之，实朝廷之外厩，况沿边之地，去西北不远，风土水草相类，养之易以蕃息。而有愿中卖於官者，依所直之数与之，孰不乐归於官者？是则民之马，皆吾厩中物。乞於茶马司所买马外不堪排发起纲之马，令官用退印，不拘军民，并听从便收买，则不惟得夷人忄心，且俾沿边牧马，日以蕃息，可为缓急之备，是一举而数利也。”从之。信阳军守臣言：“秦司排拨纲马，兵士已至，而马数未足，官司每以多支日券为忧。马数已登，而兵士未至，官司复以多费草料为念。幸而人马俱集，则督促发遣，一不暇顾。且马产於深蕃，涉远而至，力犹未充，不问羸病，遽责之以经涉险阻，沿路倒毙，皆此之由。乞下秦司，今後纲马有羸瘠病患者，且须医疗饲养十分克壮。然後拨发。”从之。
广马　建炎末，广西提举峒丁李或始请市战马赴行在。绍兴初，隶经略司。三年春，即邕州置司提举，市於罗殿、自杞、大理诸蛮。其後，又置买马司，以帅臣领其事。七年，胡舜陟为帅，岁中市马二千四百匹，诏赏之。其後马益精，岁费黄金五镒，中金二百五十镒，锦四百端，纟四千疋，廉州盐三百万斤，而得马千五百。马必四尺二寸以上乃市之，其直为银四十两，每高一寸，增银十两，有至六七十两者。土人云，其尤驵骏者，在其出产处，或博黄金二十两，日行四百里，但官价有定数，不能致此耳。然自杞诸蕃本自无马，盖又市之南诏。南诏，今大理国也。去自杞国可二十程，而自杞至邕州横山寨二十二程，横山寨至静江府又二十馀程，罗殿国又远如自杞十程。宜州溪峒巡检常恭赴阙，持南丹州莫延甚表来，乞就宜州市马，比之横山，可省三十程。产马地至南丹十程，南丹至静江府十三程。张说在枢，欲从其说，或谓：邕远宜近，人孰不知，前迂其涂，岂无意？况莫氏方横乃欲为之除道，而擅以互市之饶，误矣。小吏妄作，将启边衅。乃止。广马例以五十匹为一纲，每年纲许推赏，然吏为奸博马银多杂以铜，每银一两为握臂钏扑。盐百斤为一番，减至六十，所赢皆官吏共盗之。蛮觉知，不肯以良马来。所市率多老病驽下，且不能登数。帅范成大善为约束，增足盐畚，逮其去官之岁，市马乃六十纲，前此未有也。岭南自产小驷，匹直十馀千，与淮、湖所出无异。大理地连西戎，故多马，虽互市於广南，其实犹西马也。每选其良者赴三衙，而其他则付建康、镇江府池、鄂、太平州军中，皆有常数。旧广西十州民运盐至横山寨，民甚苦之。绍兴十九年，陈为经略使，以官钱募小校运送家属，遇阙失则部良马至行在以酬之，至今为例。
淮马　隆兴初，张浚为江、淮都督，即淮上市之。浚言：“川广市战马，每匹不下三四百千，又道远多毙，今淮马每匹通不满二百千，且军中即日可得。”上从之。逮督府废乃止。然淮南马矮小，实不可用，其可用者，乃取之淮北耳。乾道以後，又诏於淮郡市马，於是多有越淮盗马来市者。时曾昭守濠州，至以其马起纲至行在，北人以为言。淮西帅臣赵善俊奏其事，大臣欲下令还之。孝宗以为失体，乃谕善俊执死罪囚付昭，令斩之，曰，此盗马者也。於是一纲己至，御马院命濠州以死损报，而次纲未至者，皆遣还之。昭坐追官放罢。自是不复买淮马矣。
淳熙十五年，侍卫步军都虞候梁师雄言：“三衙每年取押纲马，全藉马驿办其草料，以时养饲。窃闻沿路驿舍，例皆损弊，及将合支草料，离驿安顿，每遇纲马到程，旋令官兵般担，以此失时，多致羸瘦，盖因提点驿程官吏，失於检察，乞行下所隶州县，相视驿舍，量加修葺，及时合用草料常切，应办各就马驿附近桩顿，纲马到日，随即支给，更乞令沿路都统司分定驿程，各差素有心力将官一员，从各司量给盘费，责令与诸州军所委官同共提点。自宕昌至兴州十五驿属兴州都统司；自大桃至汉阴十五驿属兴元府都统司；自衡口至千平十三驿属金州都统司；自梅溪至石墙十四驿属鄂州都统司；自边城至梅溪十一驿属江州都统司；自紫宕至广德军十二驿属池州都统司；自段村至临安府馀杭门六驿属殿前步军司。各令所差将官，往来用心巡视，务要馆舍草料应办齐整，违从提点将官申所差将官岁一更替，如见实有劳效，即支犒赏。”从之。
嘉定六年，臣僚言：“将佐之马，往往取之马军，则马军虽合请三百，止得一百食钱，而主军者密收其三分之二。又统制官占马至四十五匹，名为料马，岂特占请马料，每二匹必有一卒以顶其名，而盗取其钱以入己者。今措置立为定额。诏统制官止许差破战马六匹，统领官差破四匹，马步军正副准备将各止差破两匹，其减下马拘收从公，拨付入队，官兵如法养饣畏约束，自後不得辄於官兵名下差拨换易。”从之。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家买马南边於邕管，西边於岷、黎，皆置使提督，岁所纲发者监逾万匹，使臣将校得迁秩转资，沿道数十州，驿程、券食、厩圉、薪刍之费，其数不赀。而江淮之，本非骑兵所能展奋，又三衙遇暑月，放牧於苏、秀，以水草亦为逐处之患，因读《五代旧史》云：唐明宗问枢密使范延光内外马数，对曰：“三万五千匹。”帝叹曰：“太祖在太原，骑军不过七千；先皇自始至终，马才及万。今有铁马如是，而不能使九州混一，是吾养士练将之不至也。”延光奏曰：“国家养马太多，计一骑士之费，可赡步军五人。三万五千骑，抵十五万步军。既无所施，虚耗国力。”帝曰：“诚如卿言，肥骑士而瘠吾民，民何负哉！”明宗出於蕃戎，犹能以爱民为念。李克用父子以马上立国制胜，然所蓄只如此，今盖数倍之矣。尺寸之功不建，可不惜哉！且明宗都洛阳，正临中州，尚以为骑士无所施，然则今虽纯用步卒，亦未为失计也。”
●卷一百六十一 兵考十三
○军器
《周官》：鼓人掌教六鼓四金之音声，以节声乐，以和军旅，以正田役，以{卉鼓}鼓鼓军事（大鼓谓之{卉鼓}，长八尺）。凡军旅，夜鼓{鼓蚤}。（{鼓蚤}，夜戒守鼓也。《司马法》：“曰昏鼓四通为大{鼓蚤}，夜半一通为晨戒，旦鸣五通为发句”。句，伏其反）。军动则鼓其众（动旦行）。
司常掌九旗之物名，各有属，以待国事。日月为常，交龙为，通帛为旃，杂帛为物，熊皮为旗，鸟隼为，龟蛇为，全羽为┸，析羽为旌（物名者，所画异物则异名也。属，谓徽识也，《大传》谓之徽号，今城门仆射所被及亭长著绛衣，皆其旧象。通帛为大赤，後周正色，无饰。杂帛者，以帛素饰，其侧白，殷之正色，全羽、析羽，皆五采，系之於┸旌之上，所谓注旄於干首也。凡九旌之帛，皆用绛）。及国之大阅，赞司马颁旗物，王建太常，诸侯建孤卿建旃，大夫士建物，师都建旗，州里建，县鄙建，道车载┸，ヵ车载旌（仲冬教大阅，司马主其礼。自王以下治民者，旗画成物之象。王画日月，象天明也。诸侯画交龙，一象其升朝，一象其下复也。孤卿不画，言奉王之政教而已。大夫士杂帛，言以先王正道佐职也。师都，六卿六遂大夫也。谓之师都，都，民所聚也。画熊虎者，乡遂出军赋，象其守猛莫敢犯也。州里、县鄙、乡遂之官，互约言之。鸟集象其勇捷也，龟蛇象其扑难辟害也。道车，象路也，王以朝夕燕出入。ヵ车，木路也，王以田以鄙。全羽、析羽，五色象其文德也。大阅，王乘戎路，建太常焉。玉路、金路不出）。皆画其象焉。官府各象其事，州里各象其名，家各象其号（事、名、号者，徽识所以题别众臣、树之於位，朝各就焉。《觐礼》曰：“公、侯、伯、子、男，皆就其而立，此其类也。或谓之事，或谓之名，或谓之号，异外、内也。三者，旌旗之细也。”《士丧礼》曰：“为铭各以其物。亡则以缁长半幅赭末，长终幅，广三寸，书名於末，此盖其制也。徽识之书，则云某某之事，某某之名，某某之号，今大阅礼，象而为之。兵凶事，若有死事者，亦当以相识也。”杜子春云：“画当为书，”元谓画，画€气也。异於在国军事之饰。疏云：上云旌旗之大者，此言旌旗之细者，官府在朝，是内，州里家在外，故云异外、内也。某某之事，如《天官》大宰之下，某甲之事；某某名，如某乡之下，某甲之名某某号，如某家之下某甲之号也，在朝及在军缀之於身，亦如此。今大阅礼象而为之，此在军之旌缀其身，大小象铭旌及在朝者为之也）。
司兵掌五兵、五盾，各辨其物与其等，以待军事（五盾，干橹之属。其名未尽闻也。等，谓功治上下。郑司农云：“五兵者，戈、殳、戟、酋矛、夷矛。”疏曰：“《祭统》：朱干、玉戚，以舞《大武》。”《秦诗》：“蒙伐有苑”注云：“伐，中干。”《左氏传》：“建大车之轮以为橹。”而当一队，则有朱干、中干及橹，闻其三者，二者未闻。善为上等，治谓粗恶者为下等）。及授兵，从司马之法以颁之。及其受兵输，亦如之。及其用兵，亦如之（从司马之法令，师、旅、卒、两，人数所用多少也。兵输，谓师还，有司还兵也。用兵，谓出给卫守）。军事，建车之五兵，会同亦如之（车之五兵，郑司农所云是也。步卒之五兵，则无夷矛，而有弓矢）。
司戈盾掌戈盾之物而颁之（分与授用）。祭祀，授旅贲殳，故士戈盾，授舞者兵亦如之（亦颁之也。故士，王族故士也，与旅贲当事则卫王也。殳如杖，长寻有四尺）。军旅会同，授贰车戈盾，建乘车之戈盾，授旅贲及虎士戈盾（乘车，王所乘车也。军旅则革路，会同则金路），及舍，设藩盾，行则敛之（舍，止也。藩盾，盾可以藩卫者，如今扶苏欤）。
司弓矢掌六弓四弩八矢之法，辨其名物，而掌其守藏与其出入（法曲直长短之数）。中春献弓弩，中秋献矢ゅ（弓弩成於和，矢ゅ成於坚。ゅ，盛矢器也，以兽皮为之）。及其颁之，王弓、弧弓，以授射甲革椹质者；夹弓、庾弓以授射犴侯鸟兽者；唐弓、大弓以授学射者、使者、劳者（王、弧、夹、庾、唐、大六者，弓异体之名。往体寡、来体多曰王、弧；往体多、来体寡曰夹、庾；往来体若一曰唐、大。甲革，革甲也。《春秋传》曰：“蹲甲而射之。”质，正也，树椹以为射正。射甲与椹，试弓习武也。犴侯五十步，及射鸟兽，皆近射也。近射用弱弓，则射大侯用王、弧，射参侯用唐、大矣。学射者弓用中，後习强弱则易也。使者、劳者弓，亦用中，远近可也。劳者勤劳王事，若晋文侯、文公受弓矢之赐者。椹，张林反。庾，或作庚），其矢ゅ皆从其弓（从弓数也。每弓一ゅ百矢）。凡弩，夹、庾利攻守，唐、大利车战、野战（攻城垒者与其自守者相迫近，弱弩发疾也，车战野战进退非强则不及。弩无王、弧，恒服弦，往体少者使矢不疾。疏曰：“服弦：若弓用则服弦，不用则弛弦，惟弩则用与不用，一张之後竟不弛，故云常服弦也。若然常服弦，用弱者以其强，弓久不弛则就弦，弱则随体不就弦也，又王、弧往体少、使之常服弦，则使矢不疾，故不用也。”）。凡矢：枉矢、矢利火射，用诸守城车战，杀矢、钅侯矢用诸近射田猎，矢、矢用诸弋射，恒矢、庳矢用诸散射（此八矢者，弓弩各有四焉。枉矢、杀矢、矢、恒矢、弓所用；矢、钅侯矢、矢、庳矢，弩所用也。枉矢者，取名变星，飞行有光，今之飞矛是也，或谓之兵矢。矢象焉，二者皆可结火以射敌。守城、车战，前微重，後微轻，行疾也。杀矢，言中则死，钅侯矢象焉，钅侯之言侯也。二者皆可以司侯。射敌之近者及禽兽，前尤重，中深而不可远也。结缴谓矢之。，高也。矢象焉。之言，弗刂也。二者皆可以弋飞鸟。弗刂，罗之也。前微重，後微轻，行不低也。《诗》云：“弋凫与雁。”恒矢，安居之矢也，庳矢象焉。二者皆可以散射也，谓礼射及习射也，前後订其行平也。凡矢之制：枉矢之属，五分二在前，三在後。杀矢之属，参分一在前，二在後。矢之属，七分三在前，四在後。桓矢之属，轩周中所谓志也。郑司农云：“庳矢读为人罢短之罢。”元谓庳读如Φ病之Φ，庳之言伦比。疏曰：“枉矢之属，以变星取名飞行有光也。矢同五分者，以物称镞在前重而後轻，故二在前，三在後。其发远，利火射，亦曰兵矢。田矢同杀矢之属，中而必毙。钅侯矢同。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前尤重而发迟，利射近，矢之属，以弋高七分，三分在前，而四分在後，前虽重，後微轻、故发必高，利弋射。恒矢之属，以常服，矢庳矢同，四分均，其发必平，散射用之矣”）。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合五而成规，士合三而成规。句者谓之弊弓（体往来之衰也。往体寡，来体多则合多；往体多，来体寡则合少而圜。弊，犹恶也。句者恶，其直者善矣。疏曰：“此皆据角弓及张不被弦而合之。从合九、合七、合五、合三，降杀以雨，故言衰也。多合者，往体寡、来体多。据王、弧：合少而圜者、往体多，来体寡。据夹、庾、唐、大，在此二者中，故不言。句之至极无过合三。合三之外，虽别言句者，还指合三者言耳）。凡师役、会同，颁弓弩，各以其物从授兵甲之仪（物，弓弩、矢ゅ之属）。田弋，克笼ゅ矢。共矢（笼，竹ゅ也。矢不在ゅ者，为其相绕乱，将用乃共之），凡亡矢者，敕用则更（更，偿也。用而弃之则不责偿）。
缮人掌王之用弓、弩、矢、ゅ、、弋、抉、拾（郑司农云：“抉者，所以纵弦也，拾者，所以引弦也。《诗》云：‘抉拾既次。’”元谓抉挟矢时所以持弦饰也，著右手巨指。《士丧礼》曰：抉用正王棘，若释棘，则天子用象骨与<韦鬲>著在臂里，以韦为之。疏曰：“弓矢选大善者入，缮人以共王用。《大射礼》：大射正授弓，小臣授矢，天子礼缮人授受之。”），掌诏王射（告王当射之节），赞王弓矢之事（授之，受之）。凡乘车，克其笼ゅ，载其弓弩（充笼ゅ以盛矢），既射则敛之（敛，藏之也），无会计（士败多少，不计，以王所用也）。
槁人掌受财於职金，以赍其工（赍工者，给市财用之直。赍音咨，後同）。弓六物，为三等；弩四物，亦如之（三等者，上、中、下。人各有所宜，《弓人职》曰：“弓长六尺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弩及矢ゅ长短之制未问）。矢八物，皆三等；ゅ亦如之。春献素，秋献成（矢ゅ，春作秋成），书其等以飨工（郑司农云：“书工功拙高下之等以制其飨食也。”元谓飨酒肴劳之也。上工作上等，其飨厚；下工作下等，其飨薄。劳，力报反）。乘其事，试其弓弩，以下上其食而诛赏（郑司农云：“乘，计也，计其事之成功也，故书试为考。”元谓考之而善，则上其食尤善，又赏之。否者反此。试音考，出注下。上，时掌反，注同也）。乃入功於司弓矢及缮人（功，成）。凡赍财与其出入皆在槁人，以待会而考之，亡者阙之（皆在槁人者，所赍工之财及弓弩、矢ゅ出入，其簿书人藏之。阙，犹除也。弓弩、矢ゅ弃亡者除之，计今见在者）。
《考工记》：车有六等之数。车轸四尺，谓之一等；弋必六尺有六寸，既建而，崇於轸四尺，谓之二等；人长八尺，崇於戈四尺，谓之三等；殳长寻有四尺，崇於人四尺，谓之四等；车戟常崇於殳四尺，谓之五等；酋矛常有四尺，崇於戟四尺，谓之六等（此兵车之制。注，见《车战门》）。
冶氏为杀矢，刃长寸，围寸；铤十之，重三垸（杀矢与戈戟异齐而同其工，似补脱误在此也。杀矢，用诸田猎之矢也。铤，读如“麦秀铤”之铤。郑司农云：“铤，箭足入中者也。”垸，量名，读为丸。铤，徒顶反。垸音丸。齐，才细反。，古老反）。戈广二寸，内倍之，胡三之，援四之（戈，今句孑戟也。或谓之鸡鸣，或谓之拥颈。内，谓胡以内接必者也，长四寸。胡六寸，援八寸。郑司农云：“援，直仞物也。”胡，其子：句，古侯反。下，句兵同。必音秘）。已倨则不入，已句则不决，长内则折前，短内则不疾（戈，句兵也，主於胡也。已倨，为胡微直而邪多也，以啄人则不入；已句，为胡曲多也，以啄人则创不决。胡之曲直，锋木必横，而取圜於磬折。前，谓援也。内长则援短，援短则曲於磬折。曲於磬折，则引之与胡并钩。内短则援长，援长则倨於磬折。倨於磬折，则引之不疾。邪，自嗟反。啄，丁角反。横，刘华孟反，又如字。折之设反）。是故倨句外博（博，广也。倨之外，胡之里也。句之外，胡之表也。广其本以除四病而便用也，俗谓之曼胡、似此。便，婢面反。曼，莫干反），重三锊（郑司农云：“锊，量名也，读为刷。”元谓许叔重《说文解字》云，锊，锾也，今东莱称或以大半两为钧。十钧为环，环重六两大半两，锾、锊似同矣，则三锊为一斤四两。，色劣反，又音劣，或音环。锾，户关反，又於眷反。称，尺证反），戟广寸有半寸，内三之，胡四之，援五之，倨句中矩，与刺重三锊（戟，今三锋戟也。内长四寸半，胡长六寸，援长七寸半。三锊者，胡直中短，言正方也。郑司农云：刺，谓援也。元谓刺者，著必直前，如蹲者也。戟胡，横贯之胡。中矩，则援之外句磬折。与，音余。疏云：“戈，二刃刺兵也。”郑云：“句兵者，言其句曲广二寸者，据胡宽狭；内倍之者，据胡下柄入处之长；胡三之据胡之长；援四之，据最上刺刃之长。”林云：‘广者，戈之通身必径二寸也。内者，胡以下接柄者也，其长四寸。胡者，旁出之一锋也，其长六寸。援者，刃之向上者也，其长八寸。’凡戟而无刃。秦晋谓之矛。汉时戈戟为一，故郑以戟解戈，以其胡之势曲似鸡鸣，故谓之鸡鸣，以其曲故谓之拥颈，此经论戈之所用主於胡，故言胡之四疾之事。已句，太直也，已倨，太曲也。皆论胡之势。已，皆为太。胡之下曰内。戈蹲处太长，则胡以上之援与胡句相病，如磬之折，则不可以刺也。前，即上也。胡之上亦曰前，故谓之折前言其前，磬折不可用也。内若太短，则胡以上之援必过长，过长则胡缩而援出多，下重上轻，则用之不快便。倨言胡之上，句言胡之下。倨与句皆有外广，上下近本处皆增之，使宽广自然合於磬折，而无上四疾矣。戟，铁身，广一寸半，内长四寸半，胡四之，则六十，援五之，则七寸半。”）。
桃氏为剑，腊广二寸有半寸（腊，谓两刃。腊，力阖反。《疏》：“两面各有刃也。”），两从半之（郑司农云：谓两脊两面杀趋锷。疏云：“剑面通广二寸半，其两从中分各一半也。从自脊中而分两边也。”）。以其腊广为之茎围，长倍之（郑司农云：“茎，谓剑夹，人所握钅覃以上也。”元谓茎在夹中者，茎长五寸）。中其茎，设其後（郑司农云：“谓穿之也。元谓从中以，稍大之也，後大则於把易制），参分其腊广，去一以为首，广而围之（首围，其径一寸，三分寸之二。疏云：“茎，剑夹中人所把处，其围五寸，长一尺，以一尺茎之中分之，下一半稍大也。後者下一半也。首，剑把接刃处。其围得一寸，三分寸之二，首不圆，故曰广而围之。”）。身长五其茎长，重九锊，谓之上制，上士服之；身长四其茎长，重七锊，谓之中制，中士服之；身长三其茎长，五锊，谓之下制，下士服之（上制：长三尺，重三斤十二两；中制：长二尺五寸，重二斤十四两，三分两之二；下制：长二尺，重二斤一两，三分两之一，今匕首也。人各以其形貌大小带之。此士，谓国勇士之士，能用五兵者也。疏：“身者去剑柄而言之也。茎长一尺，上制之剑长五尺，中制长四尺，下制长三尺，上、中、下士，以人材之短长言之，非命士也。随人之短长服，欲人与器相得也。”）。
函人为甲，犀甲七属，兕甲六属，合甲五属（属，读如灌注之注，谓上旅下旅札续之数也。革坚者札长。郑司农云：“合甲，削革里肉，但取其表合以为甲。”属，之树反，及注同，合，如字，旧音ト，注同）。犀甲寿百年，兕甲寿二百年，合甲寿三百年（革坚者又支久）。凡为甲，必先为容（服者之形容也。郑司农云：“容，谓象式”），然後制革（裁制札之广袤），权其上旅与其下旅，而重若一（郑司农云：“上旅，谓要以上；下旅，谓要以。”下，要於遥反，下亦同）。以其长为之围（围，谓札要广厚）。凡甲，钅不{手}则不坚，已敝则桡（郑司农云：“钅，钅革也。挚，谓质也。钅革大熟，则革敝无强，曲桡也。”元谓{手}之言，致也。锻，丁乱反。挚音至，大音太，刘：菟饿反。致，直置反，下同）。凡察革之道，视其钻空，欲其{宛心}也（郑司农云：“{宛心}，小孔貌，{宛心}，读为‘宛彼北林’之宛。”钻，作官反。空音孔，又如字，下同。{宛心}，於阮反，或云：司农云“郁”）；视其里欲其易也（无败也。易，以豉反，下同。音秽，本或作秽）视其朕，欲其直也（郑司农云：“朕谓革制。”朕，直忍反）；之欲其约也（郑司农云：“谓卷置中也。《春秋传》曰：‘甲而见见子南’音羔。刘，古道反，卷，眷勉反，下文同）；举而视之，欲其丰也（丰，大）；衣之欲其无<齿介>也（郑司农云：“<齿介>，谓如齿<齿介>。”衣，於既反。<齿介>，户界反）。视其钻空而{宛心}，则革坚也；视其里而易，则材更也；视其朕而直，则制善也；之而约，则周也；举之而丰，则明也；衣之无<齿介>则变也（周，密致也。明，有光耀。郑司农云：更，善也。变，随人身便利。”更，音庚。便，婢面反。疏曰：属，如注，取注著之意。上旅之中及下旅之中，皆有札续。一叶为一札。七节、六节、五节其数也。革坚者札长，即下文五属之合。甲寿三百年者也。老学曰：“革脆则札短而节多，七属是也。革坚则札长而节少，五属是也。寿之长短亦如之。疏：凡造衣甲，须称形大小长短而为之，故为人形容以制革也。上旅，腰以上为甲衣；下旅，腰以下为甲裳。据一札之上，先量上下之长。乃以长中围之一匝。如此，则长短广狭相称。挚，谓熟之至极。革恶则孔大，革善则孔小。人之齿<齿介>，前不齐，札叶参差，与之相似，故以为喻。锻，炼皮不至於熟，则不坚韧也。太熟，则桡曲软弱也。钻孔者，钻穿而为孔，孔小，则坚而难坏也。易者，皮里治去得净洁也。朕，缝也。缝路皆直，则制作之善也。，藏也。卷而藏之，约束易紧，则是制作密致而周也。举，举起也。丰，大也。卷时小，举起时大，札叶相续处皆分明可观也。衣之无<齿禺>不齐处，则於人便利也。变，便也。）
矢人为矢，钅侯矢参分，矢三分：一在前，二在後（参订而平者，前有铁，重也。司弓矢职：“当为杀。”郑司农云：“一在前，谓箭中铁茎居三分杀一以前。”）。兵矢、田矢五分：二在前，三在後（铁差短小也。兵矢，谓枉矢、矢也，此二矢亦可以田。田矢，谓矢）。杀矢七分：三在前，四在後（铁又差短小也。司弓矢职：“杀当为。”）。参分其长而杀其一（矢长三尺，杀其前一尺，令趣镞也。疏曰：“三分其矢之前，以衡平之。一分在前，二分在後，则得其半。所以如此者，以镞在首，差重也。此欲镞头轻重得宜。或太重太轻，则於射时有节病也。以此推之，则镞箭之重，正得之重三分之一也。钅侯矢、矢皆然。兵矢、田矢以五分均之，其镞铁比钅侯矢、杀矢又少轻，杀矢比钅侯铁又差短小，之入镞处必减削少许，所谓杀其一也。”），五分其长而羽其一（羽者六寸），以其厚，为之羽深（读为，谓矢，古文假借字，厚之数未闻）。水之，以辨其阴阳（辨，犹正也。阴沈而阳浮），夹其阴阳，以设其比，夹其比以设其羽（夹其阴阳者，弓矢比在两旁，弩矢比在上下，设羽於四角。郑司农云：“此谓括也。”），参分其羽以设其刃（刃二寸），则虽有疾风，亦弗之能惮矣（郑司农云：“谓风不能惊惮箭也。”疏曰：“五分其长羽其一”，以下，论箭也。长三尺，设羽处六寸。为矢，其厚能几？况羽又设之四旁？若谓其深必如其厚，则无可容之处，亦言大略而已。竹有上下，上阳下阴。以水试之，浮者为上，沈者为下。比者，之两旁。阳左阴右，比在其左右。比必左上有一线稍高。羽有四夹，其比而置之四角也。比，括也。在之末，羽则设於四角，弓弩矢同。注：中分比之两旁上下者，以用时有横竖之别也。弓用时竖，则比见共两旁；弩用时横，则比见其上下，此就弦言之也。”）。刃长寸，围寸；铤十之，重三垸（刃长寸，脱二字。铤一尺。铤，直顶反）。前弱则亻免，後弱则翔，中弱则纾。中强则扬，羽丰则迟，羽杀则<走>（言羽之病，使矢行不正。亻免，低也。翔，回顾也。纾，曲也。扬，飞也。丰，大也。<走>，旁掉也）。是故夹而摇之，以视其丰杀之节也（今人以指夹矢卫是也）；桡之，以视其鸿杀之称也（桡，搦其。桡，乃孝反。称，尺证反。搦，女角反）。凡相，欲生而搏。同搏，欲重；同重，节欲疏；同疏，欲（相，犹择也。生，谓无瑕蠹也。搏，谓圜也。郑司农云：“欲，欲其色如也。”疏：“注：刃长脱二字。知脱二字者，据上三分其羽以设其刃。若刃一寸，则羽三寸，矢一尺五寸，便太短，明知脱二字也。”老学曰：“刃长寸之脱二字，即上文设其刃注云刃上二寸也。铤十之，注为一尺，即上文经云三分其长而杀其一，故为一尺也。”自亻免至<走>，既言羽与之病，故欲以两手指夹其羽而摇之，以知羽之病状：以手搦其，以知之病状。相，生则不用枯竹，搏则欲其圆。圆同，则择其重者用之；重同，则择其节之疏者用之；疏同，则择其坚栗者用之：此择之法也”）。
庐人为庐器，戈必六尺有六寸，殳长寻有四尺，车戟常、酋矛常有四尺，夷矛三寻（必，犹柄也。八尺曰寻，倍寻曰常。酋、夷，长短名。酋之言。遒也。酋近夷长也。庐，力吴反，下同。必音秘。殳音殊。酋，在由反，或子由反。沈，悬有反）。凡兵无过三其身，过三其弗能用也，而无已，又以害人（人长八尺与寻齐。进退之度三寻，用兵力之极也。而无已，不徒止耳）。故攻国之兵欲短，守国之兵欲长。攻国之人众，行地远，食饮饥，且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短；守国之人寡，食饮饱，行地不远，且不涉山林之阻，是故兵欲长（言罢羸宜短兵，壮健宜长兵。罢音皮，羸，劣皮反）。凡兵，句兵欲无弹，刺兵欲无，是故句兵卑，刺兵搏（句兵，戈戟属。刺兵，矛属。故书弹，或作但，或作绢。郑司农云：“但读为弹丸之弹。弹，谓棹也。绢，读为ぉ邑之ぉ。ぉ，谓桡也。卑读为鼓鼙之鼙。”元谓亦棹也，谓若井中虫之。齐人为柯斧柄为卑，则卑，隋圜也。搏，圜也）。兵同强，举围欲细，细则校；刺兵同强，举围欲重，重欲傅人，傅人则密，是故侵之（改句言，容殳无刃。同强，上下同也。举，谓手所操。郑司农云：“校读为绞而婉之绞。重欲傅人，谓矛柄之大者在人手中者，侵之，能敌也。”元谓校，疾也。傅，近也。密，审也，正也。人手操细以击则疾，操重以刺则正。然则为矜，句兵坚者在後，刺兵坚者在前）。凡为殳，五分其长，以其一为之被而围之。参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五分其晋围，去一以为首围。凡为酋矛，参分其长，二在前、一在後而围之。五分其围，去一以为晋围。参分其晋围，去一以为刺围（被，把中也。围之，圜之也，大小未闻。凡矜、八觚。郑司农云：“晋，谓矛戟下铜也。刺，谓矛刃也。”元谓晋读如王大圭之。矜所捷也。首，殳上蹲也，为戈戟之矜。所围如殳。夷矛如酋矛）。凡试庐事，置而摇之，以视其也；灸诸墙，以视其桡之均也，横而摇之，以视其劲也（置，犹树也。灸，犹柱也。以柱两墙之，免而内之，本末胜负可知也。正於墙，墙た。柱，如主反，下同。た，所立反，本又作た，又作た同）。六建既备，车不反覆，谓之国工（六建，五兵与人也。反覆，犹轩周。覆，芳复反，注同。周音周。疏曰：此经所云，柄之长短，皆通刃为尺数。八尺曰寻。殳长寻有四尺，一丈二尺也。倍寻曰常。车戟常，一丈六尺也，酋矛常有四尺，倍寻为一丈六尺，加四尺为二丈也。夷矛三寻，三八二丈四尺也。夷为长，开口引声：酋为短，合口促声，害人自累也。句兵，戈戟之属，太长则执之而战掉也。刺兵，矛之属。欲无，者，桡弱而易折也。搏，训圜。捭训隋圜，谓侧方而去楞也。击，以殳长丈二而无刃可以击打人。同强者，本末俱坚也。举者，手执处，其围欲细，细即小，而滑用之快疾也。刺兵，手执处欲稍重，重，则大於上下矣，必上下稍轻，用之附人，附人则可侵刺也。殳长丈二尺五分，取一得二尺四寸，为把处而圜之也。殳於手把处，其柄之下有铜，是为晋。三分被之，围去一取二，为铜之围以插地而立也。首围，谓上头。上头宜稍细也。刺围，刺刃之围，二前一後，言其长也。柄之大小则不可知。三分其下，之四寸而去其一，则刺围有二寸六分以上也。矜，即柄，凡矜皆八觚，即柄也。植而摇之，则知其桡与否也，柱之墙，则知其强弱均与不均也。平执而摇之，知其劲与否也。六建，五兵与人建在车上）。
弓人为弓，取六材必以其时（取以冬，取角以秋，丝漆以夏，筋胶未闻。疏曰：“仲冬斩阳木《月令》：‘仲冬，伐木取竹箭。’注云：‘坚成之极’，冬善於夏也。角，秋杀者厚，故用秋。夏时丝熟，夏漆犹良”）。六材既聚，巧者和之。（聚，犹具也。疏曰：“聚。巧者，弓人之工也。和，则液角治筋之类。”）也者，以为远也；角也者，以为疾也；筋也者，以为深也；胶也者，以为和也；丝也者，以为固也；漆也者，以为受霜露也（六材之力，相得而足。疏曰：“善则射可远；角善则去速。筋传束之则深固，非浅深之深；和者欲得其宜；固欲其不坏；受霜露则易坏，故漆必欲尽其善也。”）。凡取之道七：柘为上，意次之，桑次之，橘次之，木瓜次之，荆次之，竹为下（郑司农云：“意读如亿。《尔雅》曰：‘丑意，又曰桑，山桑。’《国语》曰：‘弧其服。’”疏曰：“意音益，今人不识此木）。凡相，欲赤黑而阳声，赤黑则乡心，阳声则远根（阳，犹清也。木之类近根者奴。疏曰：赤黑之色则不嫩，向心，不近皮也。阳声则清，近根则老，其声必不清；叩之而清，必不老也）。凡析，射远者用，射深者用直（郑司农云：“，谓形势。假令木性自曲，则当反其曲以为弓，故曰审曲面势。”元谓曲势则宜薄，薄则力少；直则可厚，厚则力多。疏曰：“析以下，说弓力多少之事。弓弱则宜射远，若夹庾之类，用势者弓弱也；弓直则宜射深，若王弧之类，用直者弓直也。”）。居之道，栗不，则弓不发（郑司农云：“栗，谓以锯剖析。读为移。谓邪行绝理者，弓发之所从起。”元谓栗读为裂。疏云：“居，谓居处解析弓之法，栗，皆谓以锯剖析弓之时不邪失理，则弓後不发伤也。，郑司农谓如之，，即耕也，取破之义。栗，郑谓如榛栗之栗，亦取破之义）。凡相角，秋<杀闪>者厚，春<杀闪>者薄，稚牛之角直而泽，老牛之角纟而昔（郑司农云：“纟读为扌，徒展反。昔读为错，谓牛角角理交错也。”<杀闪>，色黠反）。疾险中（牛有久病，则角里伤），瘠牛之角无泽（少润气），角欲青白而丰末（丰，大也）。夫角之本，蹙於[A103]而休於气，是故柔。柔故欲其也，白者，之徵也（蹙，近也。休，读为煦。郑司农云：“欲其形之自曲，反以为弓。”元谓色白则。[A103]，万老反，本又作脑。疏云：“凡相角：以秋对春，以老对稚。秋杀者角厚肉少，春杀者角薄肉多。稚牛角直而润泽，老牛角理粗错，然不润泽也。角欲青白而丰末者，此说角之势也，角之木近於[A103]，则得和煦之义於[A103]，是故柔，柔故欲其形之自曲，反是为也，然後以为弓）。夫角之中，恒当弓之畏。畏也者必桡，桡，故欲其坚也。青也者，坚之徵也（故书畏，或作威。杜子春云：“威，谓弓渊。角之中央，与渊相当。”元谓畏读如隈，乌回反。疏曰：“此说角之坚也。畏，为曲隈之义。角之中央其用於弓也，常在曲隈处隈处。张时必桡动也。若不坚则易折，故欲其色青。”）。夫角之末，远於[A103]而不休於气，是故脆。脆，故欲其柔也。丰末者，柔之徵也（末之大者，[A103]气及煦之。脆，七岁反）。角长二尺有五寸，三色不失理，谓之牛戴牛。（三色：本白、中青、末丰。郑司农云：“牛戴牛，角直一牛。”疏云：“末不丰则柔，柔则不脆。性生气所不及，则其角未尖小而脆矣。二尺五寸，大牛之角也。其三色不失常理，则此角之直又有一牛之用也，故曰牛戴牛。”）凡相胶：欲朱色而昔。昔也者，深瑕而泽，纟而搏廉。（搏，圜也。廉，瑕严利也。）鹿胶青白，马胶赤白，牛胶火赤，鼠胶黑，鱼胶饵，犀胶黄（皆谓煮用其皮，或用角。饵，色如饵），凡之类不能方（郑司农云：“谓胶善戾。”昵，为<黍日>。<黍日>，黏也。疏曰：“朱色，则惟牛胶火赤，自馀非纯赤，则牛胶为善。纟者，有纟理也。搏廉者，胶之性，皆搏圜也。廉、瑕二者俱是严利之状。诸胶惟鹿用皮，亦用角，自馀皆用皮，凡黏之物，皆不能比，此六胶，言他胶皆不可用也。比，方也”）。凡相筋：欲小简而长，大结而泽。小简而长，大结而泽，则其为兽必剽，以为弓，则岂异於其兽（剽，疾也。郑司农云：“简读为扌然登捭之扌。”元谓读如简札之简，谓筋条也）？筋欲敝之敝（嚼之当熟），漆欲测（测，犹清也），丝欲沉（如在水中时色），得此六材之全，然後可以为良（全，无瑕病。良，善也。　疏云：“小简者，竹简一片为一札，此筋条亦有简别也。此筋之兽剽疾，为弓亦剽疾，故云岂异於其兽。筋之椎竹嚼，欲得劳敝，故熟。测，从水，义取漆为良也。丝之乾燥时，还如在水氵东之色为善。”）。凡为弓，冬析，而春液角，夏治筋，秋合三材（三材：胶、丝、漆。液，读为驿）。寒奠体（奠，读为定。至冬胶坚，内之檠中。定，往来体。檠，音景），冰析氵爵（大寒中，下於檠中复纳之。氵爵，子召反）。冬析则易（理滑致。易，以豉反），春液角则合（合，读为洽），夏治筋则不烦（烦，乱），秋合三材则合（合，坚密也）。寒奠体则张不流（流，犹移也），冰析氵爵则审环（审，犹定也），春被弦，则一年之事（期岁乃可用），析必伦（顺其理也），析角无邪（亦正之），斫目必荼（荼，读为舒。舒，徐也。目，节目），斫目不荼，则及其大也，筋代之受病（，犹久也）。夫目也者必强，强者在内而摩其筋。夫筋之所由と，恒由此作（摩，犹隐也。と，读为车と之と。元谓と，绝起也，昌廉反。疏曰：上言弓之材，此言为弓之道。冬时坚凝，可取而分析之，破削以为用。春气融和，则渍液其角。夏气热则筋易柔，故以治之。、角、筋，须胶、漆、丝之三材乃合，则秋是作弓之时，故以合胶、漆、丝之三材也。冬寒胶坚而牢，故纳之檠中，定往来体。又以大寒冰盛之时析氵爵，而纳於檠中。氵爵，漆也。水寒凝之时，辨析其漆，虽其乾稍迟，而漆愈坚，则坚固也。体势既定，则张而用之，必不流动，犹谚云作走作审。环者，漆其四边，可以回环而审定也。自冬析，至寒定体、冰析氵爵之後，次年之春，方可被弦。则一弓之成，整整一年事也。如攻坚木，先其易者，後其节目，必徐之义也。筋在弓皆为角为力，必须筋相得。今弓有节目，角力不得其所，则不用力，故筋代角受病。凡有节目必坚强，削治不得其道，而以筋束之。在坚者在筋之内必摩动之，筋被摩动，则必绝起矣。と音苫，犹车之と帷，筋之绝起似之）。故角三液，而再液（重治之使相称）。厚其{如巾}则木坚，薄其{如巾}则需（需谓不充满。{如巾}，读为需，谓弓中裨）。是故厚其液而节其{如巾}（厚，犹多也。节，犹也），约之不皆约，疏数必侔（不皆约，缠之缴不相次也，皆约则弓{如巾}。侔，犹均也），斫挚必中，胶之必均（挚之言致也。中，犹均也）；斫挚不中，胶之不均，则及其大也，角代之受病。夫怀胶於内而摩其角，夫角之所由挫，恒由此作（不均，则角蹴折也。疏曰：“{如巾}为弓中裨者，造弓之法。弓虽用整木，仍於上裨之，乃得调也。其裨助者厚，则其木愈坚；其裨助者薄，则木易弱，视之亦不肥满也。约之，谓以丝胶横缠之，不次比为之。疏数必侔，约之多少，须稀疏必均也。斫Ａ２１厚薄必调均为之。施胶亦均，不得偏厚也。自此以下，说弓之隈里施胶之事。云摩其角，谓不均而有高下则摩其角。大甚久。若斫挚不得中，用胶不均节，则角常代一弓之材，而先受病也。胶在角内，若有厚薄，则角必为之摩动。角被摩动，则必挫折其角，蹴折常常因此而起也。”）。凡居角，长者以次需（当弓之隈也，长短各称其，短者居箫）。恒角而短，是谓逆桡，引之则纵，释之则不校（恒，读为ㄌ，或作恒，古邓反，桓，竟也。竟其角而短於渊，引之，角纵不用力者，若欲反挠然。校，疾也，既不用力，放之又不疾。校，古卯反）。恒角而达，譬如终绁，非弓之利也（达，谓长於渊，若达於箫头。绁，弓<韦必>。角过渊接，则送矢太疾，若见绁於<韦必>矣。弓有<韦必>者，为发弦时备顿伤。《诗》云：“竹<韦必>绲。”绁，息列反。疏曰：“角长二尺二寸为善，则造弓之工，必以次需而用之。需，求也。长短各称其。若短者居箫。箫，谓两头，则长者自然在隈内。恒，竟也。竟角而短者，谓充满弓之两傍，而不及两端，则桡其弓，而势必逆。挽弓之人欲引此弓，则其角纵而不受力，弛放而去，则不能校疾也。竟其角而充满渊之两旁，又达过於箫头，是角太长也。角既过长，则引发之时，譬於此弓长在绁中放不去也。绁，弓<韦必>，藏弓之物也。”疏云：“以竹为<韦必>，发弦时，裨於弓之背上，又绳横系之，使相著<韦必>，与弓为力，备顿伤也。”送矢太疾之说，《疏》无此义）。今夫茭解中有变焉，故校（郑司农云：“茭，读为敫，谓弓檠也。校，读为绞。”元谓茭读为，户卯反。茭解，谓接中也。变，谓箫臂用力异。校，疾也）；於挺臂中有付焉，故剽（挺，直也。付，侧骨。剽，亦疾也。郑司农云：“剽，读为漂。”拊，方辅反）。恒角而达，引如终绁，非弓之利（重明达角之不利，变譬为引，字之误。疏曰：“今夫，记人别起义端也。茭解中，谓弓隈与弓箫角接之处。变者，异也，谓弓箫与臂用力之异也。引之则臂中用力，放矢则箫用力，其用力各异，则矢去疾为绞，挺为直，直臂中，谓弓把处。有付，付谓侧骨在弓把处两傍，与弓为力，以骨坚强，故剽疾也。下文重明达角之不利。绁，藏弓者，别作一片竹向上，札以助弓，只短在弓隈间，不满两头。林云：上言角短者只四句，下言角长，则纟由绎发明，且重言之，谓茭解中之用力异。延中之有附，皆人用力处。若角长过於箫，则人用力，而弓为之引放之，如终年在弓绁之上为所牵制，而不可用，非弓之利也。故终绁非弓之利，凡再言之）。挢欲孰於火而无赢，挢角欲孰於火而无覃，引筋欲尽而无伤其力，鬻胶欲孰而水火相得。然则居旱亦不动，居湿亦不动（赢，过孰也。覃，炙烂也。不动者，谓弓也。桥，居兆反。覃，音潜。鬻，音章吕反）。苟有贱工，必因角之湿以为之柔。善者在外，动者在内。虽善於外，必动於内，虽善亦弗可以为良矣。（苟，愉也。湿，犹生也。愉，吐侯反。疏曰：“挢以下，明料理、角、筋、胶四者得与不得所之事，不言漆丝者，用力少故不言也。挢，矫揉也。筋以束缚之，牵引必尽者，谓其紧也。又不可至於伤损，损则无力也。煮胶於水，不可过多；火不可过猛。、角、筋、胶用火尽善如此，则弓在燥湿，皆不可伤动也。因角之湿者，谓其用火未熟也。未熟则角外虽乾，而内犹湿，即矫揉而用之，以此为柔而易揉也。善在外者，谓皮乾也。动在内者，里未熟也。外虽乾而易损，动者在内，虽弓成亦若尽善，而用之必易败，故曰弗可以为良也。”）凡为弓，方其峻而高其付，长其畏而薄其敝，宛之无已，应（宛，谓引之也。引之不休止，常应弦，言不罢需也。峻，谓肃也。敝，读为蔽，谓弓人所握持者。畏，乌回反。宛，於阮反。应读如应对之应）。下付之弓，末应将兴（末，犹萧也。兴，犹动也，发也。弓付卑，箫应弦，则付将动。卑音婢）。为付而发，必动於<杀闪>（<杀闪>，接，下色界反），弓而羽<杀闪>，末应将发（羽，读为扈。扈，缓也。接中动则缓，箫箫应弦则角将发。疏曰：“峻者，弓之箫头也。付者，手之中手把处也。箫头必方，手把处必高。畏者，弓之曲隈处也，必须稍长。敝与蔽同。手把处有物蔽之，不可太厚，故欲其薄。宛者，引而放之也。峻方付高，隈长敝薄，则随引而应，其应无已，谓其愈射愈好也。其不便利者，弓之付处若下而不高，则箫头每引而起。兴者，起也。弓隈未应，而箫头先应，则用之不便利也。弓之箫为付不高而先发，则於弓之接处必有伤动。<杀闪>者，弓之接中也。弓之接中若有伤动，则必有缓弱之病。接中既缓弱，所以引之则萧头常先应而发也。末，箫头也。上言将兴，此言将发。发，亦兴也）。弓有六材焉，维强之，张如流水（无难易也）。维体防之，引之中参（体，谓内之於檠中。定其体，防，深浅所止。谓体者定。张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维角常之，欲宛而无负弦，引之如环。释之无失体，如环（负弦，辟戾也。负弦则不如环，如环，亦谓无难易。郑司农云：”常读如Ａ２２。”音，直庚反）。材美，工巧，为之时，谓之参均；角不胜，不胜筋，谓之参均。量其力有三均，均者三，谓之九和（有三，读为又参，量其力。又，参均者，谓若胜一石，加角而胜二石，被筋而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假令弓力胜三石，引之中三尺。弛其弦，以绳缓擐之，每加物一石，则张一尺，故书胜或作称。郑司农云：“当言称，谓之不参均。”元谓不胜无负也。胜音升）。九和之弓，角与权，筋三侔，胶三锊，丝三邸，漆三<臾斗>，上工以有馀，下工以不足（权，平也。侔，犹等也。角既平，筋而又与等也。锊，锾也。邸、<臾斗>，轻重未闻。锊音劣。<臾斗>，羊主反。锾音环。疏曰：“六材惟以为强。外五材，当依而有，以为本，故指为强。得所，则以制五材，故强弱得所，而张如流水也。体，谓纳之檠中，而往来体定也。防，浅深所止者，王、弧，往体寡，来体多。弛之五寸，张之一尺五寸。夹庾，往体多，来体寡。弛之一尺五寸，张之五寸。唐、大往来体若一。弛之一尺，张之亦一尺也。此是防之深浅所止。云体定张之，弦居一尺，引之又二尺，此据唐大、中者而言。馀四者弛之张之虽多少不同，及其引之皆三尺，以其矢长三尺，须满故也。撑，正也。置角於隈中，既正，则引之，而弓体不辟戾，无负弦，而如环也。放矢後，无失体，得如环然。林云：“前言引之如环者，张开时也。此言体如环者，既弛之後，弓之全体复如环也。”参均注：“弓未成时，未有角，称之胜一石後，又按，角胜二石，後更被筋称之，即胜三石。引之中三尺者，初空後加角，後被筋。一石、二石、三石，引之皆三尺，也若不张之，别以一条绳系两箫，乃加物一石，张一尺，二石张二尺，三石张三尺，则与前三、角、筋，力各一石也。九和之弓，轻重相参，不可妄加减。与锊为一物，皆是六两太半两也。”林云：“角、、筋三者，并材美工巧为之，得三时，各有三均，为九和。角与和，即角不胜之意，角、、筋、胶、丝、漆等物，工之巧者用之而有馀，拙者物具而不足也。”）。为天子之弓，合九而成规；为诸侯之弓，合七而成规；大夫之弓，合五而成规；士之弓，合三而成规（材长则句少也）。弓长六尺有六寸，谓之上制，上士服之；弓长六尺有三寸，谓之中制，中士服之；弓长六尺，谓之下制，下士服之（人各以其形貌大小服此弓。疏曰：“此据角弓形不张而言。六弓为三等：王、弧往寡来多，当天子弓；唐、大往来若一，当诸侯弓；夹、庾往多来寡，当大夫弓。若士合三成规，则六弓之外，敝恶之弓也。通有四等：然大射与乡射，大夫、士同射，五十步侯又同用夹、庾，无事用合。三成规者，材良则句少，据王、弧及唐、大以上而言之也。以弓有长短三等，人亦有长短三等而，言取其弓与人称之事，长者为上士，次者为中士，短者为下士，非命士也。”）。凡为弓，各因其君之躬，志虑血气（又随其人之情性）。丰肉而短，宽缓以荼，若是者为之危弓，危弓为之安矢；骨直以立，忿以奔，若是者为之安弓。安弓为之危矢（言损赢济不足。危、奔，犹疾也。骨直，谓强毅。荼、读为舒，假借字。肉，如字。，音势）。其人安，其弓安，其矢安，则莫能以速中，且不深（速，疾也。三舒不能疾而中，言矢行短也，中又不能深。中，音丁仲反）。其人危，其弓危，其矢危，则莫能以愿中（愿，悫也。三疾不能悫而中，言矢行长也。长，谓过去。疏曰：“此经以下说君之躬与志虑，弓之所宜者也。危弓则夹、庾，为弱者而言；安弓王、弧之类，为强者而言。危矢据恒矢，安矢据杀矢者也。丰肉、宽缓是不足，则危弓济之；危弓为赢，则以安矢损之。骨直、忿执是赢，则安弓损之。安弓是不足，则以危矢济之。以安危损益，即於射事为可。此三安而无损益固不可，三危无损益亦不可。矢行长谓去者，危弓、危矢谓夹、庾恒矢之属，皆射远，兼人且危躁，故矢行长过去也。上文据人形为弓，此据人性志虑，据在心血气，据言与举动。”林云：“制弓而随人之身可也。今欲随其性之缓急而分之，此古人之事，其意未可晓，今无此法也。”）。往体多，而来体寡，谓之夹、庾之属，利射侯与弋（射远者用。夹庾之弓，合五而成规，侯非必远。顾执弓者材必薄，薄则弱，弱则矢不深中，侯不落。大夫士射侯，矢落不获。弋，缴射也。缴，诸若反）。往体寡，来体多，谓之王弓之属，利射革与质（射深者用直。此又直焉，於射坚宜也。王弓合九而成规，弧弓亦然。革，谓干盾。质，木椹。天子射侯，亦用此弓，《大射》曰：中离维纲，扬触困复，君则释获，其馀则否。“椹，张林反）。往体来体若一，谓之唐弓之属，利射深（射深用直。唐弓合七而成规，大弓亦然。疏曰：“射远者用，谓审曲面。夹、庚反张。多随曲势向外，弱则射远不能深，射近亦不能深，故射近侯用之但射侯不落而己弓材弱故也。按《大射》云：‘中离维纲，扬触困复，君则释获，众则否’，是以大夫士矢落不获，故不得用唐、大之等也。《司弓矢》云：‘夹、庾以授射犴侯鸟兽者’，犴侯鸟兽，则射侯与弋也。彼注近射用弱弓。如此，则射大侯者用王、弧。射大侯，天子诸侯用之；射参侯者，用唐、大，大夫用之。射犴侯者，用夹、庾，士用之。射深者，用直，此即《司弓矢》王、弧之弓，以授射甲革椹质者。注云：天子射侯，亦用此弓，不言者举射革与质，有上文弱弓射近可参考，故不言可知也。中，谓中侯也。离维纲，离，犹过也，丽也。维，谓射侯与左右舌一幅。两相及角，亦以纲维持之，而系於柱。纲谓左右舌上畔下畔，以一大纲绳各系於其柱上以射侯。其纲皆出布一幅一寻，谓之为纲。扬触，谓中他物扬而触侯。困复，谓矢至不著而还复之反也。如此五者，君则释获，馀则否。臣不得获，惟中乃可释获。射深用直，此即《司弓矢》唐、大之属以授学射者、使者、劳者。”林曰：“往者，弛放时也；来者，开张时也。夹、庾，往体多者弛时直，来体寡者张时甚曲也。此弓必劲，故可射栖鹄之侯，而射鸟雀。往寡，弛时曲也；来多，张时弦长也。此弓性不劲，只可射革质而已。往来若一，则张弛之时，勾曲之体相似，不劲不缓。”老学曰：“今按：注疏家以夹、庾为弱弓，林乃以为劲弓，不可晓。盖注疏解往来体不明，今详上疏语，注体多处为夹、庾反张，多随曲势向外，弱则射远不能深，如此，则反张谓往体也，多谓曲多也。今林氏乃谓往体多者，弛时直正与疏说相反，并与经文夹、庾之本说而反之。上注云，材良则句少，亦谓劲弓也。今林於王弓之属章内，以为此弓不劲，如此，则天子射王弓，而反得不材之弱弓也，可乎？当考。愚意：往谓向外，来谓向内。多寡恐是曲之多寡，凡弓向外曲多，则向内曲少，必不能满引及矢之长三尺为弱弓矣。是谓往体多、来体寡。其强者反是。未知然否。”）。大和无氵爵，其次，筋力皆有氵爵而深；其次，有氵爵而疏；其次，角无氵爵（大和，尤良者也。深，谓氵爵在中决，两边无也。角无氵爵，谓隈里）。合氵爵，若背手文（弓表里氵爵合处，若人合手，背文相应。郑司农云：“如人手背文理也。”背，补内反）。角环氵爵，牛筋ナ氵爵糜筋斥蠖氵爵（ナ，实也。斥蠖，屈虫也　疏曰：“九和之弓，六材俱善，其体，故无氵爵，不用漆也。其次，筋角有氵爵而深者，筋在背，角在隈，皆有氵爵，但深在中央，两边无也。其次，有氵爵而疏者，以上参之，此谓两边亦有，但疏之不皆有也。其次，角无氵爵，谓隈里无氵爵，箫头及背有之。合氵爵，谓弓表里氵爵漆相合之处，若人合手，背上文理相应。角环氵爵，谓隈里氵爵文如环然。牛筋ナ氵爵者，谓弓背用牛筋之漆如麻子文，若用糜筋，其氵爵文一如斥蠖也）。和弓击摩（和，犹调也。击，拂也。将用弓，必先调之，拂之，摩之。《大射礼》曰：“小射正授弓，大射正以袂顺左右隈，上再下一。”上，时掌反）覆之而角至，谓之句弓（句，於三体材敝恶，不用之弓也。覆，犹察也，谓用射而察之。至，犹善也。但角善则矢虽疾而不能远。覆，孚服反。句，九具反，或音钩）；覆之而至，谓之侯弓（射侯之弓也。又善，则矢疾而远）。覆之而筋至，谓之深弓（射深之弓也。筋又善，则矢既疾而远又深。疏曰：“和弓，《大射》云：‘大射正以袂顺左右隈’，谓以左手横之时，上隈向右，下隈向左，而上再下一，拂去尘乃授与君也。覆弓，谓弓有六材，角、、筋，用力多，特言之。若二者全善，则为尤良。若一善者为敝、二善者为次，今此先察一善者。至谓若筋不善，直角可以为句弓，此敝恶不用之弓，弓尤弱，虽疾不能射远也。察次弓者，非直角至兼善谓之射侯之弓，则上。夹、庾利近，射与弋言矢疾而远，对上句弓疾而不远以及侯者也筋至则三善者也。上文：唐、大射深，王、弧三善亦射深，举中以是上也。”）。
秦始皇二十六年，初并天下，收天下兵聚咸阳，销以为钟钅、金人十二。
汉高帝时，萧何治未央宫，立武库，以藏兵器。
中尉属官有武库令丞，少府属官有若卢、考工室令丞（《百官表》注云：“若卢，主藏兵器；考工主作器械。”）。武库精兵所聚，故以丞相子为令。
《地理志》：河南、南阳、济南、泰山、颍川、河内、蜀、广汉等郡，皆有工官。
徐氏曰：“按汉时工官虽在外郡，而所作器械，实输京师，故武帝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以赡之也。”
八年，令贾人毋得操兵乘骑马。
文帝时，从晁错之说，募民徙塞下，以便为之高城深堑，且蔺石，布渠答（如淳曰：“蔺石，城上雷石也。”苏林曰：“渠答，铁蒺藜也。”）。
错言兵事曰：“今匈奴地形技艺与中国异，上下山阪，出入溪涧，中国之马弗与也；险道倾仄，且驰且射，中国之骑弗与也；风雨罢劳，饥渴不困，中国之人弗与也：此匈奴之长技也。若夫平原易地，轻重突骑，则匈奴之众易挠乱也；劲弩长戟，射疏及远，则匈奴之弓弗能格也；坚甲利刃，长短相杂，游弩往来，什伍俱前，则匈奴之兵弗能当也；材官驺发，矢道同的，则匈奴之革笥木荐弗能支也；下马地斗，剑戟相接，去就相薄，则匈奴之足弗能给也；此中国之长技也。匈如之长技三，中国之长技五。陛下又兴数十万之众，以诛数万之匈奴，众寡之计，以一击十之术也。虽然，兵，凶器；战，危事也。以大为小，以强为弱，在亻免仰之耳。夫以人之死争胜，跌而不振，则悔之亡及也。帝王之道，出於万全。今降胡、义渠、蛮夷之属来归谊者，其众数千，饮食长技与匈奴同，可赐之坚甲絮衣，劲弓利矢，益以边郡之良骑。令明将能知其习俗和辑其心者，以陛下之明约将之。即有险阻，以此当之；平地通道，则以轻车材官制之。两军相为表里，各用其长技，衡加之以众，此万全之术也。”
武帝征伐，边兵不足，乃发武库工官兵以赡之。
丞相公孙弘奏言，禁民不得挟弓弩。侍中吾邱寿王言其不便，上从之。
弘奏言：“民不得挟弓弩。十贼广弩，百吏不敢前（张晏曰：“广音郭。”师古曰：“引满曰广。”），盗贼不辄伏辜，免脱者众，害寡而利多，此盗贼所以蕃也。禁民不得挟弓弩，则盗贼短兵，短兵接则众者胜。以众吏捕寡贼，其势必得。盗贼有害无利，则莫犯法，刑错之道也。臣愚以为禁民毋得挟弓弩便。“上下其议：寿王对曰：“臣闻古者作五兵，非以相害，以禁暴讨邪也（师古曰：“五兵，谓矛、戟、弓、剑、戈。”）。安居则以制猛兽而备非常，有事则以设守卫而施行陈。秦兼天下，废王道，立私议，灭《诗》、《书》而首法令（师古曰：“以法令为首。”），去仁恩而任刑戮（师古曰：“去，除也。”），堕名城，杀豪桀（师古曰：“堕，毁也。音火规反。”），销甲兵，折锋刃。其後，民以Θ梃相挞击（师古曰：“扰摩田之器也马过梃大杖也。”音忧，之累反，梃音大鼎反），犯法滋众，盗贼不胜（师古曰：“滋，益也。不胜，言不可胜也。”），至於赭衣塞路，群盗满山，卒以乱亡。故圣王务教化而省禁防，知其不足恃也。《礼》曰：‘男子生，桑弧蓬矢以举之，明示有事也（师古曰：“有四方御之事也。”），’孔子曰：‘吾何？射乎？’大射之礼，自天子降及庶人，三代之道也。《诗》云：‘大侯既抗，弓矢斯张，射夫既同，献尔发功（抗，举也。射夫，众射者也。同，同耦也。言既举大侯，又张弓矢，分耦而射，则献其发矢中的之功也）’，言贵中也。愚闻圣王合射以明教矣，未闻弓矢之为禁也。且所为禁者，为盗贼之以攻夺也。攻夺之罪死，然而不止者，大奸之於重诛固不避也。臣恐邪人挟之而吏不能止，良民以自备而抵法禁，是擅贼威而夺民救也。窃以为无益於禁奸，而废先王之典，使学者不得习行其礼，大不便。”书奏，上以难丞相弘。弘诎服焉。
昭帝始元五年，罢天下马弩关（注：汉法：弩十石以上不得出关）。
成帝阳朔三年，颍川铁官徒申屠圣等杀长吏，盗库兵。阳嘉三年，广汉男子郑躬等攻官寺，篡囚徒，盗库兵。
永始三年，山阳铁官徒苏令等反，盗库兵。
哀帝发武库兵，前後十辈，送董贤及乳母王阿舍。母将隆奏言：“武库兵器，天下公用。国家武备，缮治造作，皆度大司农钱。汉家边吏职在拒寇，亦赐武库兵，皆任其事，然後蒙之。臣请收还武库。”
汉制：诸侯王不得私作兵器。江都王建闻淮南、衡山王阴谋，恐一日发，为所并，逐作兵器、铸将军、都尉印，遣人通越。胶东康王闻淮南王谋反，私作兵车、镞矢战守之备。燕王旦反，诈言受武帝诏，得领库兵，饬武备。
後汉：武库令主兵器，属金吾；考工令主作兵器弓弩刀铠之属，成则传金吾入武库。魏、晋一遵汉制。
武帝泰始五年，鲜卑树机能攻陷凉州，令司马督马隆往讨之。隆请自至武库选仗，武库令与忿争。御史中丞劾奏隆，隆曰：“臣将毕命战场，武库令乃给以魏时朽仗，非陛下所以使臣之意也。”帝乃命惟隆所取。
夏主赫连勃勃以叱于阿利领将作大匠。阿利性巧而残忍，凡造兵器成呈之工人，必有死者。射甲不入则斩弓人，入则斩甲匠，凡杀工匠数千，由是器物皆精利。
唐府兵之法，人具弓一、矢三十、刀一，其介胄戎具，皆藏於库，所有征行则给之。番上宿卫者，给弓矢横刀而已。
太宗尝谓太子少师萧曰：“朕少好弓矢，得良弓十数，自谓无以加，近以示弓工，乃曰，‘皆非良材’。朕问其故，工曰：‘木心不正，则脉理皆斜，弓虽劲而发矢不直’，朕始悟向者辨之未精也。朕以弓矢定四方，识之犹未能尽，况天下之务，其能遍知乎！”
唐初，置军器监。贞观六年废，并入少府监。开元初，以军器使为监，领弩、甲二坊。其後又罢，隶少府监，加少监一员以统之。以後废并不常。
开元十一年，置北京军器库，二十六年废，依旧为甲坊。元宗天宝末，天子以中原太平，修文教，废武备，销锋镝，以弱天下豪杰。於是挟军器者有辟，畜图谶者有诛，习弓矢者有罪。不肖子弟为武官者，父兄摈之不齿。唯边州置重兵，中原乃苞其戈甲，示不复用，人至老不闻战声。六军诸卫之士皆市人白徒，富者贩缯采、食粱肉，壮者角抵、拔河、翘木、杠铁，日以心斗。及北方盗起，股栗不能授甲。
德宗贞元元年，诏枪甲之属，不畜私家。
宪宗元和元年，敕京城内无故於街衢中带戎仗及聚射者治罪。
六年，京兆尹王播奏：“诸县、军、镇放牧人等不得带弓、箭、刀、剑器仗。”从之。
晋天福二年，敕禁诸道不得擅造器甲。
开运元年，命诸道州、府，点集乡兵，率以税户七家共出一卒，兵仗器械，共力营之。
宋太祖皇帝开宝三年，诏：“京都士庶之家，不得私畜军器。军士素能自备技击之器者，寄掌於本军之司，俟出征，陈牒以请。品官准法听置御盗之用。”
八年，将平江南，颇以简稽军实为务，京师所造兵器，十日一进，谓之旬课。上亲阅之，制作精绝，尤为犀利。其国工之署有南北二作坊、弓弩院，诸州有作院，皆役工徒，限其常课。南、北作坊，岁造涂金脊铁甲、素甲、浑铜甲、墨漆皮甲、铁身皮副甲、锁礻詹兜鍪、金钱朱漆皮马具装、铁钢朱漆皮马具装、钱剑、大剑、手剑、金枪、根枪、本枪、掉刀钅屈、银花皮器械箭叉、弩箭{胡}簏、弓箭袋、皮立弩、桩床子弩，凡三万二千。弓弩院岁造角色弓、白桦弓、虎翼弩、马黄弩、床子弩、白皮器械、水獭皮器械、旗帜弩、桩铠弓、弩箭、弦镞等凡千六百五十馀万。诸州岁造黄桦黑漆弓弩、麻背弓、素皮器械、环子背枪、素木枪、黑漆木枪、朱红木枪、金漆竹枪，银装、铜装等剑、竹箭、木箭、皮甲、兜鍪、铁甲叶、箭镞等凡六百十馀万。又南、北作坊及诸州别造兵幕、甲袋、坊衫、钲鼓、炮砂、锅铡、行槽、锹、、钅兼、斧等，谓之什物，以备军行之用。凡诸兵器置五库以贮之。尝令试床子弩於近郊外，矢及七百步。又令别造千步弩试之，矢及三里，戎具精劲，近古未有。
王氏《挥麈录》：“承平时，扬州郡治之东庑，扃锁屋数，上有建隆元年朱漆金书牌云：‘非有缓急，不得辄开。’宣和元年，盗起浙西，诏以童贯提师讨之。道出淮南，见之，焚香再拜，启视之，乃弓弩各千，爱护甚至，俨然如新。贯命弦以试之，其力比之後来过倍，而制作精妙，不可及。士卒皆叹服。施之於用，以致成功，此盖太祖皇帝亲征李重进时所留者。仰知经武之略，明见於二百年之前，圣哉帝也。”
仁宗天圣四年，诏减诸路岁造兵器之半。又诏作坊造锥枪一万五千，给秦、渭、环、庆、延州、镇戎军。
康定元年，诏江南、淮南州、军，造纸甲三万，给陕西坊域弓手。又诏河东强壮习弩者听自置，户四等以下官给之。
庆历二年，赐河北义勇兵弓弩箭材各一百万。
四年，赐延路总管风羽子弩箭三十万。
五年，诏诸路所储兵械悉报三司，三司岁具须知以闻，仍约为程式预颁之。
嘉八年，诏：“士庶之家，所藏兵器，非法所许者，限一月送官。敢匿，听人告捕。”
神宗熙宁元年，命入内副都知张若水等料简弓弩而增修之，若水进所造神臂弓。
神臂弓，弩类也。始民李宏献之，以为身，檀为肖，以铁为橙子枪头，铜为马面牙发，麻绳札丝为弦。弓之身三尺有二寸，弦长二尺五寸，箭木羽长数寸。帝阅试之，射二百四十馀步，入榆木半。帝甚善之。於是神臂弓始用，而他弓矢弗能及。
二年，命河北州、军凡戎器分三等奏闻。其後诏诸路各遣官分州库藏甲兵器亦为三等如沿边三路，而川、陕不与。
六年，置军器监，总内外军器之政。置判一人、同判一人。属有丞、主簿，有管当公事。先时，军器领於三司，至是罢之，一总於监。凡产材州，置都作院。凡天下知军器监利害者听诣监陈述，於是吏民献器械法式者甚众。是岁，又置内弓箭南库，而军器监奏，遣使以利器颁诸路作院为式焉。
时帝颇欲利戎器，而患有司苟简。王探知帝意，奏疏曰：“汉宣帝号中兴贤主，而史官所叙，独以为技巧工匠精於元、成之时。然则此虽有司之事，而上系朝廷之政。方今外御两边之患，内虞盗贼之变，而天下岁课弓弩、甲胄之类，入充武库之积以千万数，乃无一坚好精利实可以为武备者。臣尝观於诸州作院，至有兵匠之少而拘市人以备役，所作之器，但形质具而已矣。武库吏亦唯计其多寡之数藏之，未有责其实用者，故所积虽多，大抵敝恶耳。夫为政如此，而犹欲抗威决胜，外慑夷狄之强犷，内沮奸凶之窃发，臣愚未见其可也。臣私计其便，莫若更制法度，敛数州之作，而聚以为一处，若今钱监之比，每监择知工事之臣，使专於其职。且募天下之良工散为匠师，而朝廷内置工官以总制其事，察其精窳而赏罚之，则人人务胜，不加责而皆精矣。闻今武库太祖时所为弓尚有可弦如新者，而近世所造，往往不可用，有以见法禁之张弛异也。昔者垂为共工，而历代资其竹矢，然则所以为至治，此其一事也。”帝纳说。
时军器监制器下一，材用滋耗，於是诏下以常制选官驰往州县，根牛皮角筋，能令数羡，次第加奖。是岁，始造箭曰狼牙箭、鸭嘴箭、出尖四楞箭、一插刃凿子箭，凡四色推行之。
哲宗元元年，诏：“三路既罢保甲团教，其器甲各送官官即收之，勿得以破损拘民整治。”又诏太仆少卿高遵惠，会工部及军器监内外作坊及诸州都作院工器之数，以要切军器立为岁课，务得中道，非要切，并权任勿造。於是数年之，督责少弛，不复以戎器为事矣。
徽宗崇宁初，臣僚言，元以来，因循废弛，兵不犀利。诏复令诸路都作院创造修治，官吏考察，一如熙宁之时。又有都大提举内外制造军器所之名。
宣和时，岁岁督责军器，率用御笔处分，工造不巳，而较数常阙，缮修无虚岁，每称敝坏。大扌氏中外相应，一以虚文，上下相蒙，驯致靖康之祸。靖康汹汹、兵仗皆缺，诏书屡下，严立刑赏，而卒亦无补。勤王之兵，经过郡县，随身军器若马甲、神臂弓、箭枪牌之属，於市肆饭邸博易熟食，或名寄顿，其实弃遗逃役。
高宗建炎初，内库造作，累年兵械山积，而诸军各除戎器。
祖宗时，御前军器所役兵有万，全军匠三千七百人，东西作坊工匠五千人。绍兴初，役兵才千人。久之，增至千六百馀人，又於诸道增差二千九百馀人。二十六年，诏见役工匠宜减免，江、浙、福建诸州所发物料皆蠲之。有司奏，物料以三分为率，减一分；工匠以二千人、杂役以五百人为额。
建炎中，以大阉董悫提举军器，未逾年，罢之。绍兴五年，始隶工部，後复以中人典领。其调度程品，工部军器监有不得预闻者。三十年，工部侍郎言，非祖宗建官正名之意，请得隶属稽考之。诏依条检察。孝宗初，复以内省都知李绰为之。张震为御史，力论其不然，乃命复隶工部。
绍兴四年，提举军器所言：“得旨，依御宝封样造甲。每季进呈讫，送纳枢密院。甲样系四等，甲叶计用一千八百二十五片，表里磨锃一般光细。内一等披膊叶五百四片，每片重二钱六分；一等甲身叶子三百三十二片，每片重四钱七分；一等腿裙鹘尾叶子六百七十九片，每片重四钱五分；一等头鍪帘叶子三百一十片，每片重二钱五分。并头鍪一，杯子、眉子共重二斤一两，及皮线结头事件重五斤一十二两五钱一分。每副共重四十九斤一十二两。今若须叶子每个依元定分两，如或重或轻，若皆不用，恐枉费铁炭工力，乞将上件新降样甲叶子分两轻重品扌答穿举，每副成全共重四十五斤至五十斤，通融造作，庶几功料易为趁办。”诏：“依，不得过五十斤。”
十九年，宰执言：“春秋教使臣效用踏射克敌弓，乞依格推恩。”上曰：“克敌效最为强劲，虽被重甲，亦须洞彻。若得万人习熟，何可当也。”
淳熙，淮东总领朱言：“镇江一军，系韩世忠部曲。世忠造克敌弓，以当虏骑之冲突，其发则可以洞重甲，最为利器。前後屡以此取胜，虏至今畏之。今久不经用，损失废弛，取会见管弩手八千八百四十二人，每人合用两张，内一张日逐上教，一张准备出战，共用一万七千六百八十四张，乞行下做造，凑及元额。”从之。
淳熙六年，建康府留守陈俊卿言：“闻殿前司及诸路都统司自隆兴二年以後，诸军所管军匠逐时造甲，至今十五六年，想亦稍备。兼闻御前军器所有工匠三千五百人，若以百工造一甲，日可得三十五甲，岁可得万副。以十五年计之，今不啻十四五万甲矣。及建康行宫见桩管精甲数万副，又诸州新造甲至年终计之，亦可得二三万副。除三司及诸路都统司外，乞令有司实加检括，总计所造之数，若稍足用，宜候将来诸州造甲数足日，於常年合纳甲叶铁炭之类，岁量与裁减，此亦宽民力之一事也。”
●卷一百六十二 刑考一
○刑制
虞舜“象以典刑（象，法也。法用当刑用不越法），流宥五刑（宥，宽也。以流放之法宽五刑），鞭作官刑（以鞭为治官事之刑），扑作教刑（扑，夏楚也。不勤道业则夏楚之），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注见《赎》及《详谳门》）。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流共工於幽州，放兜於崇山，窜三苗於三危，殛鲧於羽山（注见《徒流门》），四罪而天下咸服。
帝曰：“皋陶，蛮夷猾夏，寇贼奸宄（猾，乱也。群行攻劫曰寇，杀人曰贼，在外曰奸，在内曰宄），汝作士，五刑有服（士，理官也。五刑：墨、劓、非刂、宫、大辟。服，从也。言得轻重之中正），五服三就（既从五刑，谓服罪也。行刑当就三处：大罪於原野，大夫於朝，士於市）；五流有宅，五宅三居（注见《徒流门》）：惟明克允。”
帝曰：“皋陶，惟兹臣庶罔或干予正（或，有也。无有干我正言顺命），汝作士，明於五刑，以弼五教，期於予治，刑期於无刑，民协於中（合於大中之道），时乃功，懋哉！”皋陶曰：“帝德罔愆，临下以简，御众以宽；罚弗及嗣，赏延於世（嗣亦世，俱谓子。延，及也。父子罪不相及，而及其赏，道德之政）；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见《详谳门》）；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好生之德洽於民心，兹用不犯於有司。”
《吕刑》：“苗民弗用灵，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三苗之君习蚩尤之恶，不用善化民而制以重刑，惟为五虐之刑，自谓得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黥（三苗之主顽凶苦民，敢行虐刑以杀戮无辜，於是始大为截人耳鼻、阴、黥面以加无辜，故曰五虐）。越兹丽刑并制，罔差有辞（苗民於此施刑，并制无罪，无差有直辞者。言淫滥也）。民兴胥渐，泯泯棼棼，罔中於信，以覆诅盟（三苗之民渎於乱政，起相渐化，泯泯为乱，棼棼同恶，皆无中於信义，以反背诅盟之约）。虐威庶戮方告无辜於上，上帝监民，罔有馨香，德刑发闻惟腥（三苗虐政作威，众被戮者万方各告无罪於天；天视苗民无有馨香之行，其所以为德刑，发闻乃惟腥臭）。皇帝哀矜庶戮之不辜，报虐以威，遏绝苗民，无世在下（皇帝，帝尧也。哀矜众被戮者之不辜，乃报为虐者以威诛，遏绝苗民，使无世位在下国也）。”
丁谧论曰：“《尧典》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怙终贼刑。’咎繇曰：‘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吕刑》曰：‘蚩尤惟始作乱，延及於平民，罔不寇贼苗民弗用灵寇攘矫虔。鸱义，奸宄。惟作五虐之刑曰法，杀戮无辜，爰始淫为劓、耳刂、、黥。’按此则肉刑在於蚩尤之世，而尧、舜以流放代之，故黥劓之文不载唐、虞之籍，而立刑之数亦不具於圣人之旨也。禹承舜禅，与尧同治，必不释二圣而远，则凶顽固可知矣；汤、武之王，独将奚取！《吕刑》之云，即叔向所谓‘三辟之兴，皆叔世也’，此则近君子有徵之言矣。”
夏作《禹刑》。
殷汤制官刑儆於有位，曰：“敢有恒舞於宫，酣歌於室，时谓巫风；敢有殉於货色，恒於游畋，时谓淫风；敢有侮圣言，逆忠直，远耆德，比顽童，时谓乱风。惟兹三风十愆，卿士有一於身，家必丧；邦君有一於身，国必亡。臣下不匡，其刑墨。具训於蒙士（邦君卿士，则以争臣自匡正。臣不正君，服墨刑：凿其额，涅以墨。蒙士，例谓下士。士以争友，仆隶自匡正）。”
纣无道，罪人以族，焚炙忠良，刳剔孕妇，又为炮烙之刑（膏铜柱，加之以炭，令有罪者行焉，命曰炮烙之刑），醢九族，脯鄂侯。周西伯献洛西之地，以请除炮烙之刑，纣许之。
《周官》：大司寇之职，掌建邦之三典，以佐王刑邦国、诘四方。一曰刑新国用轻典（新国者，新辟地立君之国。民未习於教，故用轻法），二曰刑平国用中典（平国，承平守成之国也。用中典者，常行之法），三曰刑乱国用重典（乱国，篡弑叛逆之国。用重典者，以其化恶，伐灭之）。以五刑纠万民（刑亦法也。纠犹察异也）。一曰野刑，上功纠力（功，农功。力，勤力）；二曰军刑，上命纠守（命，将命也。守，不失部伍。守，刘音狩，注同。将，于匠反）；三曰乡刑，上德纠孝（德，六德也。善父母为孝）；四曰官刑，上能纠职（能，能其事也。职，职事修理）；五曰国刑，上愿纠暴（愿，悫慎也。“暴”，当为“恭”字之误也。愿，音愿，刘又音原。依注，“暴”作“恭”，悫苦角反）。以圜土聚教罢民（圜土，狱城也，聚罢民其中，困苦以教之为善也。民不愍作劳，有似於罢）。凡害人者，之圜土而施职事焉，以明刑耻之（害人，谓为邪恶、已有过失丽於法者。以其不故犯法，之圜土系教之，庶其困悔而能改也。，置也。施职事，以所能役使之。明刑，书其罪恶於大方版，著其背）。其能改者，反於中国，不齿三年（反於中国，谓舍之还於故乡里也。司圜职曰：“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不齿者，不得以年次列於平民）；其不能改而出圜土者，杀（出，谓逃亡）。以两造禁民讼，入束矢於朝，然後听之（讼，谓以其财货相告者。造，至也。使讼者两至；既两至，使入束矢，乃治之也。不至不入束矢，则是自服不直者也。必入矢者，取其直也。《诗》曰：“其直如矢。”古者一弓百矢，束矢，其百个与？造，七报反，注同。个，古贺反。与音馀）；以两剂禁民狱，入钧金，三日，乃致於朝，然後听之（狱，谓相告以罪名者。剂，今券书也。使狱者各赍券书；既两券书，使入钧金；又三日乃治之。重刑也。不券书，不入金，则是亦自服不直者也。必入金者，取其坚也。三十斤曰钧。两剂，子随反）。以嘉石平罢民（嘉石，文石也，刂之外朝门左。平，成也，成之使善。文石，如字，刘音问。刂，音树），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有罪过，谓邪恶之人所罪过者也。丽，附也；未附於法，未著於法也。木在足曰桎，在手曰梏。役诸司空：坐日讫，使给百工之役也。役月讫，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宥，宽也。桎，音质。梏，古毒反。著，直略反，下附犹著皆同）。以肺石达穷民（肺石，赤石也。穷民，天民之穷而无告者。肺，芳废反），凡远近独老幼之欲有复於上而其长弗达者，立於肺石三日，士听其辞，以告於上而罪其长（无兄弟曰，无子孙曰独。复，犹报也。上，谓王与六卿也。报之者，若上书诣公府言事矣。长，谓诸侯若卿遂大夫）。正月之吉，始和，布刑於邦国都鄙。乃县刑象之法於象魏，使万民观刑象，挟日而敛之（正月朔日，布王刑於天下。正岁又县其书重之。县，音元，注及下同。挟，子协反）。凡邦之大盟约，莅其盟书而登之於天府（莅，临也。天府，祖庙之藏。约，於妙反。藏，才浪反）。太史、内史、司会及六官，皆受其贰而藏之（六官，六卿之官也。贰，副也。会，古外反，下同会皆同）。凡诸侯之狱讼，以邦典定之（邦典，六典也，以六典待邦国之治。治，直吏反，下同）。凡卿大夫之狱讼，以邦法断之（邦法，八法也，以八法待官府之治。断，丁乱反，下注皆同）。凡庶民之狱讼，以邦成弊之（邦成，八成也，以官成待万民之治。故书“弊”为“憋”，郑司农云：“‘憋’当为‘弊’。邦成，谓若今时决事比也。弊之，断其狱讼也。故《春秋传》曰：‘弊狱邢侯。’）。
小司寇以五刑听万民之狱讼。附於刑，用情讯之。至於旬，乃弊之。读书则用法（附，犹著也。讯，言也，用情理言之，冀有可以出之者。十日乃断之。读书则用法，如今时读鞫已，乃论之）。凡命夫命妇，不躬坐狱讼（为治狱吏亵尊者也。不身坐者，必使其属若子弟也）。凡王之同族有罪，不即市（郑司农云：“刑诸甸师氏。《礼记》曰：‘刑於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以五声听狱讼，求民情：一曰辞听（观其出言，不直则烦），二曰色听（观其颜色，不直则赧然），三曰气听（观其气息，不直则喘），四曰耳听（观其听聆，不直则惑），五曰目听（观其眸子视，不直则毛然）。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详见注；并见《详谳门》）。岁终则令群士计狱弊讼，登中於天府（上其所断狱讼之数）。正岁帅其属而观刑象，令以木铎曰：“不用法者，国有常刑。”令群士（遂士以下）。乃宣布於四方，宪刑禁（宣，遍也。宪，表也，谓县之也。刑禁，士师之五禁）。
士师之职，掌国之五禁之法，以左右刑罚：一曰宫禁，二曰官禁，三曰国禁，四曰野禁，五曰军禁。皆以木铎徇之於朝，书而县於门闾（左右，助也；助刑罚者，助其禁民为非也。宫，王宫也。官，官府也。国，城中也。古之禁书亡矣，今宫门有符籍，官府有无故擅入，城门者有离载下帷，野有田律，军有嚣ん夜行之禁，其角可言者。疏曰：“古者之禁书在仪礼三千条内而在亡中，故举汉法以况之。离载下帷者，谓在车离耦，耦载而下惟，恐是奸非，故禁之。古之设刑者，以刑止刑，以杀止杀，是欲不使犯罪，故於刑外豫设禁，禁民使不犯刑，是左右助刑罚，使民无丽於罪也。书而县於闾门者，《尔雅》云‘巷门谓之闾’。则悬於处处巷闾使知之。”）。以五戒先後刑罚，毋使罪丽於民：一曰誓，用之於军旅；二曰诰，用之於会同；三曰禁，用诸四役；四曰纠，用诸国中；五曰宪，用诸都鄙（先後，犹左右也。誓、诰於《书》，则《甘誓》、《大诰》之属，禁则《军礼》曰“无干车，无自後射此”，其类也。纠、宪未闻）。掌官中之政令（大司寇之官府中也），家狱讼之辞，以诏司寇断狱弊讼，致邦令（诏司寇，若今白听正法解也。致邦令者，以法报之），掌士之八成（八成者，行事有八篇，若今时决事比矣）：一曰邦氵勺（氵勺，读如酌。邦氵勺者，斟酌盗取国家密事，若今时刺探尚书事），二曰邦贼（为逆乱者），三曰邦谍（为异国反间），四曰犯邦令（干冒王教令者），五曰桥邦令（称诈以有为者。桥，音矫），六曰为邦盗（窃取国之宝藏者），七曰为邦朋（朋党相阿，使政不平者），八曰为邦诬（诬罔君臣，使事失实）。若邦凶荒，则以荒辩之法治之（元谓：“‘辩’当为‘贬’，声之误也。遭饥荒则刑罚、国事有所贬损，作权时法也。朝士职曰：‘若邦凶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家、县鄙虑刑贬。’”），令移民、通财、纠守、缓刑（移民，就贱救困也。通财，补不足也。纠守，卫盗贼也。缓刑，舒民心也）。凡以财狱讼者，正之以传别、约剂（传别，中别手书也。约剂，各所持券也。若今时市买为券书以别之，各得其一，讼则按券以正之也）。
乡士掌国中（谓六乡之狱在国中）。各掌其乡之民数而纠戒之（乡士八人，言各者，四人而分主三乡），听其狱讼，察其辞；辩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旬而职听於朝（辩、异，谓殊其文书也。要之，为其罪法之要辞，如今劾矣。十日乃以职事治之於外朝，容其自反覆）。司寇听之，断其狱、弊其讼於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丽，附也；各附致其法以成议也）。狱讼成，士师受中。协日刑杀，肆之三日（受中，谓受狱讼之成也。郑司农云：“若今二千石受其狱也。中者，刑罚之中也。协，合也，和也；和合支善日，若今时望後利日也。肆之三日，《春秋传》曰：‘三日弃疾请尸’。《论语》曰：‘肆诸市朝。’言谓：‘士师既受狱讼之成，乡士则择其可刑杀之日，至时往莅之，尸之三日乃反也）。”若欲免之，则王会其期（免，犹赦也。期，谓乡士职听王朝、司寇听之日，王欲赦之，则用此时亲往议之）。
遂士掌四郊（六遂之狱在四郊）。各掌其遂之民数，纠其戒令（遂士十二人，言各者，二人分一遂），听其狱讼（以下同乡士），二旬而听於朝（以下同乡士）。协日就郊而刑杀，各於其遂，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命三公会其期。
县士掌野（郑司农云：“掌二百里至四百里，大夫所食。”元谓：“地距王城二百里以外至三百里曰野，三百里以外至四百里曰县，四百里以外至五百里曰都。都、县、野之地，其邑非王子弟公卿大夫之采地，则皆公邑也。谓之县，县士掌其狱焉。言掌野者，郊外曰野，大总言之也。狱居近：野之县狱，在二百里上；县之县狱，在三百里上；都之县狱，在四百里上”）。各掌其县之民数，纠其戒令而听其狱讼（以下同乡士）。三旬而听於朝（以下同乡士）。刑杀各就其县，肆之三日。若欲免之，则王命六卿会其期。
方士掌都家（郑司农云：“掌四百里至五百里，公所食。”元谓：“都，王子弟及公卿之采地；家，大夫之采地。大都在量地，小都在县地，家邑在稍地。不言掌其民数，民之不纯属王也。”）。听其狱讼之辞，辩其死刑之罪而要之，三月而上狱讼於国（三月乃上要者，又变朝言国，以其自有君，异之）。司寇听其成於朝，群士、司刑皆在，各丽其法以议狱讼（成，平也）。狱讼成，士师受中，书其刑杀之成与其听狱讼者（都家之吏自协日刑杀，但书其成与治狱之吏姓名，备反覆有失实者）。
讶士掌四方之狱讼（谓诸侯之狱讼）。谕罪刑於邦国（告晓以丽罪及制刑之本意）。凡四方之有治於士者造焉（谓谳疑辨事，先来诣，乃通之於士师也，如今郡国亦时遣主者吏诣廷尉议者）。四方有乱狱，则往而成之（乱狱，谓君臣宣淫、上下相虐者也。往而成之，犹吕步舒往治淮南狱）。
朝士，凡士之治，有期日：国中一旬，郊二旬，野三旬，都三月，邦国期。期内之治听，期外不听（在期内者听，其外者不听，若今时徒论决，满三月不得乞鞫）。凡有责者，有判书以治则听（判，半分而合者，谓若今时辞讼，有券书者为治之）。凡民同财者，令以国法行之；犯令者，刑罚之。（郑司农云：“同货财，谓钱共贾者也。”元谓：“富人畜积者，多时收敛之，乏时以国服之法出之，虽有腾踊，其赢不得过此，以利出者与取者，过则罚之，若今时加贵取息坐赃也。”）凡属责者，以其地传而听其辞（郑司农云：“谓讼地畔界者，田地町畔相比属，故谓之属责。以地传而听其辞，以其比畔为证也。”元谓：“属责，转责使人归之而本主死亡，受之归受之数相抵冒也。以其地之人相比近能为证者来，乃受其辞为治之也。”）。凡盗贼军乡邑及家人，杀之无罪（谓盗贼群辈若军共攻盗乡邑及家人者，杀之无罪，若今时无故入人室宅庐舍、上人车船，牵引人欲犯法者，其时格杀之无罪）。凡报仇雠者，书於士，杀之无罪（谓同国不相辟者，将报之，必先言之於士）。若邦凶荒、札丧、寇戎之故，则令邦国、都家、县鄙虑刑贬（虑，谋也。贬，犹减也。谓当图谋缓刑且减国用，为民困也）。
司刑掌五刑之法丽万民之罪：墨罪五百，劓罪五百，宫罪五百，刖罪五百，杀罪五百（墨，黥也，先刻其面，以墨窒之。劓，截其鼻也。今东、西夷或以墨、劓为俗，古刑人亡逃者之世类与？宫者，丈夫则割其势，女子闭於宫中，若今官男女也。刖，断足也，周改膑作刖。杀，死刑也。《书传》曰：“决关梁、逾城郭而略盗者，其刑膑；男女不以义交者，其刑宫；触易君命、革舆服制度、奸轨盗攘伤人者、其刑劓；非事而事之、出入不以道义而诵不祥之辞者，其刑墨；降畔、寇贼、劫略、夺攘、矫虔者，其刑死。”此二千五百罪之目略也，其刑书则亡。夏刑：大辟二百，膑辟三百，宫辟五百，劓、墨各千。周则变焉，所谓“刑罚世轻世重”者也。郑司农云：“汉孝文帝十三年，除肉刑。”）。若司寇断狱弊讼，则以五刑之法诏刑罚，而以辨罪之轻重（诏刑罚者，处其所应不，如今律家所署法）。
司刺掌三刺、三宥、三赦之法。
司盟：凡民之有约剂者，其贰在司盟（贰之者，检其自相违约）。有狱讼者，则使之盟诅（不信则不敢听，此盟诅所以省狱讼）。
司厉　司圜（并见《徒流门》）
掌囚掌守盗贼。凡囚者，上罪梏而桎，中罪桎梏，下罪梏；王之同族，有爵者桎，以待弊罪（凡囚者，谓非盗贼，自以他罪拘者也。郑司农云：“者，两手共一木也；桎梏者，两手各一木也。”元谓：“在手曰梏，在足曰桎。中罪曰，手足各一木耳。下罪又去桎。王同族及命士以上，虽有上罪，或或桎而己。弊犹断也。”梏，古毒反。张揖云：“参著曰梏，偏著曰桎。”《说文》云：“梏，手械也，所以告天；桎，足械也，所以质地。”，刘云：“三家姜奉反，一家居辱反。”《汉书音义》韦昭音拱，云两手共一木曰，两手各一木曰梏。”李奇音恐。桎，之实反。上，时掌反）。及刑杀，告刑於王，奉而朝。士加明梏，以市而刑杀之（告刑於王，以今日当行刑及所刑姓名也，其死罪则曰“某之罪在大辟”，其刑罪则曰“某之罪在小辟”。奉而朝者，重刑，为王欲有所赦，且当以付士。士，乡士也。乡士加明梏者，谓书其姓名及其罪於梏而箸之也，囚时虽有无梏者，至於刑杀，皆设之。以市，就众也，庶姓、无爵者，皆刑杀於市。为，於伪反。著，丁略反；徐张虑反）。凡有爵者与王之同族，奉而甸师氏，以待刑杀（甸师氏，亦由朝乃往也。待刑杀者，掌戮将自市来也。《文王世子》曰：“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礼异姓也。刑於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
掌戮掌斩杀贼谍而搏之（斩以铁钺，若今要斩也，杀以刀刃，若今弃市也。谍谓奸寇反者。贼与谍罪大者斩之，小者杀之。搏，当为“膊诸城上”之“膊”，字之误也。膊，谓去衣磔之。谍，音牒。搏，注作膊，同普博反，磔也。，音斧。要，一遥反。，厕之。去，起吕反）。凡杀其亲者焚之，杀王之亲者辜之（亲，缌服以内也。焚，烧也。《易》曰：“焚如死如弃如。”辜之言枯也，谓磔之）。凡杀人者，踣诸市，肆之三日。刑盗於市（踣，僵尸也。肆，犹申也，陈也。凡言刑盗，罪恶莫大焉。踣，皮北反。僵，音居良反）。凡罪之丽於法者亦如之，唯王之同族与有爵者，杀之於甸师氏（罪二千五百条，上附下附，刑五而已。於刑同科者，其刑杀之一也）。凡军旅田役，斩杀刑戮亦如之（戮，谓膊，焚、辜、肆）。墨者使守门（黥者无妨於禁御。御，音御），劓者使守关（截鼻亦无妨，以貌鬼远之。远，千万反），宫者使守内（以其人道绝也。今世或然）。刖者使守囿（断足驱卫禽兽，无急行。囿，音又。断，丁管反），髡者使守积（郑司农云：“髡当为‘完’，请但居作三年，不亏体者也。”元谓“此出五刑之中而髡者，必王之同族不宫者。宫之，为翦其类，髡头而已。守积，积在隐者，宜也。髡，苦门反。积，子赐反，注同）。
布宪掌宪邦之刑禁。正月之吉，执旌节以宣布於四方，而宪邦之刑禁，以诘四方邦国及其都鄙，达於四海（宪，表也，谓县之也。刑禁者，国之五禁，所以左右刑罚者。司寇正月布刑於天下，正岁又县其书於象魏。布宪於司寇布刑，则以旌节出宣令之；於司寇县书，则亦县之於门闾及都鄙邦国。刑者，王政所重，故屡丁宁焉。诘，谨也，使四方谨行之）。凡邦之大事合众庶，则以刑禁号令。
禁杀戮掌司斩杀戮者、凡伤人见血而不以告者、攘狱者、遏讼者，以告而诛之司（犹察也；察此四者，告於司寇罪之也。斩杀戮，谓吏民相斩相杀相戮者。伤人见血，见血乃为伤人耳。郑司农云：“攘狱者，距当狱者也。遏讼者，遏止欲讼者也。”元谓“攘，犹也。狱者，言不受也。”）。
禁暴氏掌庶民之乱暴力正者、挢诬犯禁者、作言语而不信者，以告而诛之（民之好为侵陵、称诈、谩诞，此三者，亦刑所禁也。力正，以力强得正也。挢，居表反。好为，呼报反，下文则为下注皆为同。谩诞，武谏反，一音亡半反，又免仙反，徐、望山反，本或作“慢”。诞，音但）。凡国聚众庶，则戮其犯禁者以徇。凡奚隶聚而出入者，则司牧之，戮其犯禁者（奚隶，女奴男奴也。其聚出入，有所使）。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司寇，秋官卿，掌刑者。辟，罪也。辟，婢亦反，注同），必三刺（以求民情，断其狱讼之中。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刺，七智反，杀也），有旨无简不听（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附，施刑也。求出之，使从轻），赦从重（虽有罪可重，犹赦之）。凡制五刑，必即天论（制，断也。即，就也。必即天论，言与天意合。闵子曰：“古之道，不即人心。”即，或为则。论，或为伦。论，音伦，理也。注同），邮罚丽於事（邮，过也。丽，附也。过人罚人，当各附於其事，不可假他以喜怒也）。凡听五刑之讼，必原父子之亲，立君臣之义以权之（权，平也）；意论轻重之序，慎测浅深之量以别之（意，思念也。浅深，谓俱有罪，本心有善恶）；悉其聪明，致其忠爱以尽之（尽其情）。疑狱，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成狱辞，史以狱成告於正，正听之（史，司寇吏也。正，於周乡、师之属，今汉有正、平、丞，秦所置。平，彼命反）。正以狱成告於大司寇，大司寇听之棘木之下（《周礼》，乡、师之属，辨其狱讼，异其死刑之罪而要之，职听於朝，司寇听之。朝，王之外朝也。左九棘，孤、卿、大夫位焉；右九棘，公、侯、伯、子、男位焉；面三槐，三公位焉）大司寇以狱之成告於王，王命三公参听之（王使三公复与司寇及正共平之，重刑也。《周礼》，王欲免之，乃命公会其期）。三公以狱之成告於王，王三又，然後制刑（又，当作宥，宥，宽也。一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忘）。凡作刑罚，轻无赦（法，虽轻不赦之，为人易犯）。刑者亻刑也，亻刑者成也，一成而不可变，故君子尽心焉（变，更也。亻刑，音刑）。析言破律、乱名改作，执左道以乱政，杀（析言破律，巧卖法令者也。乱名改作，谓变易官与物之名，更造法度。左道，若巫蛊及俗禁）；作淫声、异服、奇技、奇器以疑众，杀（淫声，郑、卫之属也。异服，若聚鹬冠琼弁也。奇技、奇器，若公输般请以机窆。鹬，伊必反，徐音述。弁，皮恋反。般，百反）；行伪而坚、言伪而辩、学非而博、顺非而泽以疑众，杀（皆谓虚华捷给无诚者也）；假於鬼神、时日、卜筮以疑众，杀（今时持丧葬、筑盖、嫁娶卜数文书，使民倍礼违制）。此四诛者，不以听（为其为害大而辞不可明）。
《文王世子》：公族其有死罪，则磬於甸人。公族之罪，虽亲不以犯有司，正术也，所以体百姓也（犯，犹干也。术，法也。“百姓”，或作“异姓”，非）。刑於隐者，不与国人虑兄弟也。弗吊，弗为服，哭於异姓之庙，为忝祖远之也。素服居外，不听乐，私丧之也，骨肉之亲无绝也。公族无宫刑，不翦其类也（详见《帝系考 皇族门》）。
《康诰》：王曰：“呜呼，封，敬明乃罚（凡行刑罚，必敬明之，欲其谨重）！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终，自作不典，式尔（小罪，非过误，而故为乱常之事，用意如此，罪虽小而不可赦），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杀。乃有大罪，非终，乃惟眚灾，尔，既道，极厥辜，时乃不可杀（有大罪而非故犯，乃其过误，偶尔如此，既自称道，尽输其情，不敢隐匿，罪虽大乃不可杀）。非汝封刑人杀人，无或刑人杀人；非汝封又曰劓耳刂人，无或劓耳刂人（刑杀劓耳刂，天所以讨有罪者，非汝封得私用之，无或以为可以己施之而妄刑人也）。”王曰：“外事，汝陈时臬，司师兹殷罚有伦（外事，有司之事也。臬，法也。言汝於外事，但陈列是法，使有司师此殷罚之有叙者用之尔）。”又曰，要囚，服念五六日，至於旬时，丕蔽要囚（要囚，狱辞之要者也。服念，服膺而念之。旬，十日。时，三月。为囚求生道也。蔽，断也）。”王曰：“汝陈时臬事，罚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勿庸以次汝封，乃汝尽逊，曰时叙，惟曰未有逊事（义，宜也。次，次舍之次。逊，顺也。申言敷陈是法与事，罚断以殷之常法矣，又虑其泥古而不通，又谓其刑其杀必察其宜於时者而後用之；既又虑其趋时而循己，又谓刑杀不可以就汝封之意；既又虑其刑杀虽已当罪，而矜喜之心乘之，又谓使汝刑杀尽顺於义，虽曰是有次叙，汝当惟谓未有顺义之事。盖矜喜之心生，乃怠惰之心起，刑杀之所由不中也，可不戒哉）。已，汝惟小子，未其有若汝封之心。朕心朕德，惟乃知（已者，语辞之不能已也。小子，幼小之称。言年虽少而心独善也。尔心之善，固朕知之；朕心朕德，亦惟尔知之。将言用罚之事，故先发其良心焉）。凡民自得罪，寇攘奸宄，杀越人於货，愍不畏死：罔弗憝（越，颠越也。《盘庚》云：“颠越不恭。”愍，强。憝恶也。自得罪，非为人诱陷以得罪也。凡民自犯罪，为盗贼奸宄、杀人、颠越人以取财货强很亡命者，人无不憎恶之也。用罚而加是人，则人无不服，以其出乎人之同恶，而非即乎吾之私心也。特举此以明用罚之当罪）。”王曰：“封，元恶大憝。矧惟不孝不友。子弗祗服厥父事，大伤厥考心；於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於弟弗念天显，乃弗克恭厥兄；兄亦不念鞠子哀，大不友於弟。惟吊兹，不於我政人得罪，天惟与我民彝大泯乱。曰，乃其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大憝，即上文之“罔弗憝”。言寇攘奸宄固为大恶而大可恶矣，况不孝之人而尤为可恶者。当商之季，礼义不明，人纪废坏，子不敬事其父，大伤父心；父不能爱子乃疾恶其子，是父子相夷也。天显，犹《孝经》所谓“天明尊卑，显然之序”也。弟不念尊卑之序而不能敬其兄，兄亦不念父母鞠养之劳而大不友其弟，是兄弟相贼也。父子兄弟至於如此，苟不於我为政之人而得罪焉，则天之与我民彝必大泯灭而紊乱矣。曰者，言如此，则汝其速由文王作罚，刑此无赦而惩戒之不可缓也）。不率大戛，矧惟外庶子训人，惟厥正人、越小臣诸节，乃别播敷，造民大誉，弗念弗庸，厥君。时乃引恶，惟朕憝。已，汝乃其速由兹义率杀（戛，法也。言民之不率教者，固可大之法矣，况外庶子以训人为职，与庶官之长及小臣之有符节者，乃别布条教，违道干誉，弗念其君，弗用其法，以病君上。是乃长恶於下，我之所深恶。人臣之不忠如此，刑其可巳乎！汝其速由此义而率以诛戮之可也。按：上言民不孝不友，则速由文王作罚，刑兹无赦。此言外庶子、正人、小臣背上立私，则率由兹率杀。其曰“刑”曰“杀”，若用法峻急者。盖殷之臣民，化纣之恶，父子兄弟之无其亲，君臣上下之无其义，非绳之以法，示之以威，殷人孰知不孝不义之不可干哉！《周礼》所谓“刑乱国用重典”者是也。然曰“速由文王”，曰“速由兹义”，则其刑其罚亦仁厚而已矣）。
《君陈》：王曰：“君陈，尔惟弘周公丕训，无依势作威，无倚法以削（无乘势位作威於上，无倚法制行刻削之政）。宽而有制，从容以和。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有弗若於汝政，弗化於汝训，辟以止辟，乃辟。狃於奸宄，败常乱俗，三细不宥（罪虽小，三犯不赦，所以绝恶源也）。”
穆王作《吕刑》，王曰：“嗟！四方司政典狱，非尔惟作天牧（司政典狱，谓诸侯也。非汝惟为天牧民乎？言任重是汝也。为，於伪反）？今尔何监？非时伯夷播刑之迪（言当视是伯夷布刑之道而法之）！其今尔何惩？惟时苗民匪察於狱之丽（其今汝何惩戒乎？所惩戒惟是苗民非察於狱之施刑以取灭亡。丽，力驰反）。罔择吉人观於五刑之中，惟时庶威夺货（言苗民无肯选择善人使观视五刑之中正，惟是众为威虐者，任之以夺取人货，所以为乱），断制五刑，以乱无辜。上帝不蠲，降咎於苗（苗民任夺货奸人断制五刑，以乱加无罪。天不洁其所为，故下咎罪，谓诛之。蠲，吉缘反。咎，其久反）。苗民无辞於罚，乃绝厥世（言苗无以辞於天罚，故尧绝其世。中言为至戒）。”王曰：“呜呼，念之哉（念以伯夷为法、苗民为戒）！伯父、伯兄、仲叔季弟、幼子、童孙，皆听朕言，庶有格命（皆王同姓，有父、兄、弟、子、孙列者，伯仲叔季，顺少长也。举同姓包异姓，言不殊也。听从我言，庶几有至命）。今尔罔不由慰日勤，尔罔或戒不勤（今汝无不用安自居日当勤之，汝无有徒念戒而不勤。日勤，上人实反，一音曰）。天齐於民，俾我。一日非终，惟终在人（天整齐於下民，使我为之。一日所行非为天所终，惟为天所终，在人所行。天齐於民，绝句。马云：“齐，中也。”俾我，绝句，上必尔反，马本作“矜於哀”也）。尔尚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虽畏勿畏，虽休勿休（汝当庶几敬逆天命，以奉我一人之戒行事。虽见畏，勿自谓可敬畏；虽见美，勿自谓有德美）。惟敬五刑，以成三德。一人有庆，兆民赖之，其宁惟永。”（先戒以劳谦之德，次教以惟敬五刑，所以成刚、柔、正直之三德也。天子有善，则兆民赖之，其乃安宁长久之道。）王曰：“吁，来！有邦有土，告尔祥刑（吁，叹也。有国土诸侯，告汝以善用刑之道。吁，况于反，马作“于”，于，於反）。在今尔安百姓，何择？非人！何敬？非刑！何度？非及（在今尔安百姓兆民之道，当何所择？非惟吉人乎！当何所敬？非惟五刑乎！当何所度？非惟及世轻重所宜乎！度，待洛反，注同；马云“造谋也。”）！两造具备，师德五辞（两，谓囚证。造，至也。两至具备，则众狱官共听其入五刑之辞。造，七报反，注同）。五辞简孚，正於五刑（五辞简核，信有罪验，则正之於五刑）。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不简核，谓不应五刑，当正五罚，出金赎罪。核，幸格反）。五罚不服，正於五过（不服，不应罚也。正於五过，从赦免。应，应对之应，下同）。五过之疵，惟官、惟反、惟内、惟货、惟来（五过之所病，或尝同官位，或许反囚辞，或内亲用事，或行货枉法，或旧相与往来，皆病所在。来，马本作“求”，云“有求，请赇也。”）。其罪惟钧，其审克之（以病所在，出入人罪。使在五过，罪与犯法者同，其当清察能使之不行）。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刑疑，赦从罚；罚疑，赦从免，其当清察能得其理）。简孚有众，惟貌有稽（简核诚信，有合众心；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刑之至）。无简不听，具严天威（无简核诚信，不听理其狱，皆当严敬天威，无轻用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刻其颡而涅之曰墨刑。疑则赦从罚。六两曰锾。锾，黄铁也。阅实其罪，使与罚各相当。辟，婢亦反。锾，徐户关反，六两也，郑及《尔雅》同；《说文》云：“锊也。锊，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也。马同。又云：“贾逵说：俗儒以锊重六两。《用官》，剑，重九锊。俗儒近是。”阅，音悦。颡，素党反。涅，乃结反）。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截鼻曰劓刑。倍百为二百锾）。非刂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刖足曰非刂。倍差，谓倍之又半，为五百锾。非刂，扶谓反。倍差，测加反，传云“五百锾”也，马云：“倍二百为四百，差者，又加四百之三分之一，凡五百三十三锾三分锾之一也。”）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宫，淫刑也，男子割势，妇人幽闭，次死之刑。序五刑先轻转至重者，事之宜）。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死刑也。五刑疑，各入罚，不降相因，古之制也）。墨罚之属千，劓罚之属千，非刂罚之属五百，宫罚之属三百，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五刑之属三千（别言罚属，合言刑属，明刑罚同属，互见其义以相备。见，贤遍反）。上下比罪，无僭乱辞，勿用不行（上下比方其罪，无听僭乱之辞以自疑，勿用折狱，不可行。僭，子念反）。惟察惟法，其审克之（惟当清察罪人之辞，刑以法理，其当详审能之）。上刑轻下服（重刑有可以亏减，则之轻，服下罪），下刑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一人有二罪，则之重，而轻并数。轻重诸刑罚各有权宜。并，必政反。数，色住反）。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言刑罚随世轻重也。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凡刑，所以齐非齐，各有伦理，有要义）。罚惩非死，人极於病（刑罚所以惩过，非杀人；欲使恶人极於病苦，莫敢犯者）。非佞折狱，惟良折狱，罔非在中（非口才可以断狱，惟平良可以断狱，无不在中正）。察辞於差，非从惟从（察囚辞，其难在於差错，非从其伪辞，惟从其本情）。哀敬折狱，明启刑书胥占，咸庶中正（当怜下人之犯法，敬断狱之害人，明开刑书相与占之，使刑当其罪，皆庶几必得中正之道。当，丁浪反）。其刑其罚，其审克之（其所刑，其所罚，其当详审能行之，无失中正）。狱成而孚，输而孚（断狱成，辞而信，当输汝信於王。谓上其鞫劾文辟。上，时掌反，下注同。鞫，九六反。劾，亥代反，《玉篇》胡得反）。其刑上备，有并两刑（其断刑文书上王府皆当具，有并两刑，亦具上之）。”王曰：“呜呼，敬之哉！官伯族姓，朕言多惧（敬之哉，告使敬刑。官长，诸侯。族，同族。姓，异姓也。我言多可戒惧以儆之。儆，音景）。朕敬於刑，有德惟刑（我敬於刑，当使有德者惟典刑）。今天相民，作配在下，明清於单辞（今天治民，人君为配天在下，当承天意，听讼当清审单辞。单辞特难听，故言之。相，如字，马息亮反，助也。治，直吏反）。民之乱，罔不中听狱之两辞（民之所以治，由典狱之无不以中正听狱之两辞。两辞，弃虚从实，刑狱清则民治）。无或私家於狱之两辞（典狱无取有受货听诈，成私家於狱之两辞）。狱货非宝，惟府辜功，报以庶尤（受狱货，非家宝也。惟聚罪之事，其报则以众人见罪）。永畏惟罚，非天不中，惟人在命（当长畏惧惟为天所罚，非天道不中，惟人在教命，使不中；不中则天罚之）。天罚不极，庶民罔有令政在於天下（天道罚不中，令众民无有善政在於天下，由人主不中，将亦罚之。令，力呈反）。”王曰：“呜呼，嗣孙！今往何监？非德於民之中！尚明听之哉（嗣孙，诸侯嗣世子孙，非一世。自今已往，当何监视？非当立德於为民之中正乎！庶几明听我言而行之哉）。哲人惟刑，无疆之辞，属於五极，咸中有庆（言智人惟用刑，乃有无穷之善辞，名闻於後世，以其折狱属五常之中正，皆中有善，所以然也。属，音烛）。受王嘉师，监於兹祥刑（有邦有土，受王之善众而治之者，视於此善刑。欲其勤而法之，为无疆之辞）。”
《吕刑》一书，先儒蔡九峰以为：“《舜典》所谓赎刑者，官府学校鞭扑之刑耳，若五刑则固未尝赎也。今穆王赎法，虽大辟亦许其赎免矣。盖王巡游无度，财匮民劳，至其末年，无以为计，乃为此一切权宜之术，以敛民财。夫子录之，亦以示戒。”愚以为未然。盖熟读此书，哀矜恻怛之意，千载之下，犹使人为之感动，且拳拳乎讫富惟货之戒，则其不为聚敛征求设也审矣。鬻狱取货，末世暴君吏之所为，而谓穆王为之，夫子取之乎？且其所谓赎者意，自有在学者，不能详味经意而深考之耳。其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盖谓犯墨法之中疑其可赦者，不遽赦之，而姑取其百锾以示罚耳。继之曰“阅实其罪”，盖言罪之无疑则刑，可疑则赎，皆当阅其实也。其所谓疑者何也？盖唐、虞之时，刑清律简，是以赎金之法止及鞭扑，而五刑无赎法。至於周而律之繁极矣，五刑之属，至於三千。若一按之律，尽从而刑之，则何莫非投机触罟者？天下之人无完肤矣！是以穆王哀之，而五刑之疑，各以赎论。姑以大辟一条言之。夫所犯者死罪而听其赎金以免，诚不可以训也。然大辟之属二百，则岂无疑赦而在可议之列者？有如杀人反逆之类，则是不可不杀，虽万锾亦难贳死矣。而二百之属，其罪不皆至此也。以经传考之，其在周，则《王制》之析言破律，行伪学非，《酒诰》之群饮；其在汉，则列侯坐酎金不敬，将帅出师失期之类，於律皆死罪也。而其情则可矜，其法则可议，岂必尽杀之乎！此则死罪之疑赦者也。意周所以断斯狱，必在“其罚千锾”之科，而汉制则不过或除其国，或赎为庶人，亦其遗意也。盖哀矜庶狱，乃此书之大旨，赎特其一事。序者专以训夏赎刑言之，已失其义；而此书之首，又止言“耄荒度，作刑以诘四方。”夫曰“作刑以诘四方”者，主於用刑之意也。而此书所言，大概哀民之罹於法而不忍刑之，惧有司之不能审克而轻用之，其意盖期於无刑而非作刑也。故愚疑篇首或有脱简，如“耄荒度”之语亦难通。二序既不得书之意，而後之儒者复因穆王有巡游之事，遂於此书肆为讥评而不复味其辞，亦已疏矣。以愚观之，一篇之中，察狱情之隐痛，鉴天道之神明，而示劝戒於报应之，咨嗟恳恻，谆衤复详练，老者之言也。其作於既闻《祈招》之後乎？是岂复有侈心之可议哉！或曰：“罪疑则降等施刑可矣，何必赎乎？”曰：“古之议疑罪者，降杀，一法也，《虞书》所谓‘罪疑惟轻’，此书所谓‘上下比罪，上刑轻下服’是也；罚赎，一法也，《虞书》所谓‘金作赎刑’，此书所谓五刑之赎是也，固并行而不悖也。且其言曰：‘罚惩非死，人极於病。’盖财者，人之所甚欲，故夺其欲以病之，使其不为恶耳，岂利其货乎？至又以为所言皋陶不与三后之列，遂使後世以刑官为轻。後汉杨赐拜廷尉，自以代非法家，言曰：‘三后成功，皋陶不与，盖吝之也。’亦此书立言之疵启之。陋哉，俗儒之论也！夫刑以齐民，古人重之谨之而非所先也，故夫子以政刑不若德礼，而此书曰：‘三后成功，惟殷於民。士制百姓於刑之中，以教祗德。’盖曰必居以安之，食以养之，礼以教之，然後及於刑耳，岂以皋陶为劣於禹、稷而後之乎？然即此章先後轻重之意观之，盖可以明此书之不为‘作刑以诘四方’而作矣。”
郑人铸刑书铸刑书（铸刑书於鼎，以为国之常法）。叔向使诒子产书曰：“始吾有虞於子（虞，度也。言准度子产以为己法。度，待落反，下同），今则已矣（已，止也）。昔先王议事以制，不为刑辟，惧民之有争心也（临事制刑，不豫设法也。法豫设则民知争端）。犹不可禁御，是故闲之以义，纠之以政（纠，举也），行之以礼，守之以信，奉之以仁（奉，养也），制为禄位，以劝其从（劝从教），严断刑罚，以威其淫（淫，放也）。惧其示也，故诲之以忠，耸之以行（耸，惧也。耸，息勇反。行，下孟反），教之以务（时所急），使之以和（说以使民。说，音悦），临之以敬，莅之以︹（施之於事为莅。莅，音利，又音类），断之以刚（义断恩）。犹求圣哲之上，明察之官（上，公、王者；官，卿大夫也），忠信之长，慈惠之师。民於是乎可任使也，而不生祸乱。民知有辟，则不忌於上（权移於法，故民不畏上。长，丁丈反），并有争心，以徵於书，而徼幸以成之（因危文以生争，缘徼幸以成其巧伪。“徼”，本又作“邀”，古尧反。巧，如字，又苦孝反），弗可为矣（为，治也）。夏有乱政而作《禹刑》，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夏、商之乱，著禹、汤之法，言不能议事以制。夏，户雅反，注同），周有乱政而作《九刑》（周之衰，亦为刑书，谓之《九刑》）。三辟之兴，皆叔世也（言刑书不起於始盛之世）。今吾子相郑国，作封洫（在襄三十年。相，息亮反。洫，况域反），立谤政（作邱赋，在四年，谤，布浪反），制参辟，铸刑书（制参辟，谓用三代之末法。参，七南反，一音三），将以靖民，不亦难乎！《诗》曰：‘仪式刑文王之德，日靖四方（《诗 颂》，言文王以德为仪式，故能日有安靖四方之功。刑，法也。靖，音静）’。又曰：‘仪刑文王，万邦作孚（《诗 大雅》言文王作仪法为天下所信。孚，信也）。’如是，何辟之有（言《诗》唯以德与信，不以刑也）？民知争端矣，将弃礼而徵於书（以刑书为徵）。锥刀之末，将尽争之（锥刀之末，喻小事。锥，音隹。尽、争，如字）。乱狱滋丰，贿赂并行，终子之世，郑其败乎！闻之：‘国将亡，必多制（数改法。数，所角反）。’其此之谓乎！”复书曰：“若吾子之言（复，报也）。侨不才，不能及子孙，吾以救世也。既不承命，敢忘大惠（以见箴戒为惠）。”
晋赵鞅、荀寅帅师城汝滨（赵鞅，赵武孙也。荀寅，中行荀吴之子。汝滨，晋所取陆浑地。滨，音宾。行，户郎反），遂赋晋国一鼓铁，以铸刑鼎（令晋国各出功力，共鼓石为铁。计令一鼓而足，因军役而为之，故言遂。铸，之树反。令，力呈反），著范宣子所为刑书焉。仲尼曰：“晋其亡乎！失其度矣。夫晋国将守唐叔之所受法度以经纬其民，卿大夫以序守之（序，位次也），民是以能尊其贵，贵是以能守其业。贵贱不愆，所谓度也。文公是以作执秩之官，为被庐之法（僖二十七年，文公被庐，修唐叔之法。被，反义反。庐，力居反。，本又作“搜”，所求反），以为盟主。今弃是度也而为刑鼎，民在鼎矣，何以尊贵（弃礼徵书，故不尊贵）？贵何业之守（民不奉上，则上失业）？贵贱无序，何以为国？且夫宣子之刑，夷之也，晋国之乱制也（范宣子所用刑，乃夷之法也。夷，在文六年。而三易中军帅，贾季、箕郑之徒，遂作乱，故曰乱制。帅，所类反），若之何以为法？“蔡史墨曰：“范氏、中行氏其亡乎（蔡史墨即蔡墨）！中行寅为下卿而干上令，擅作刑器以为国法，是法奸也。又加范氏焉，易之，亡也（范宣子刑书中既废矣，今复兴之，是成其咎。擅，市战反。复，扶又反。咎，其九反）。其及赵氏，赵孟与焉；然不得已，若德可以免（铸刑鼎本非赵鞅意，不得已而从之，若能修德，可以免祸。为郑十三年荀寅、士吉射，入朝歌以叛）。”
杜氏《通典》议曰：“按虞舜立法，曰‘象以典刑，流宥五刑，鞭作官刑，扑作教刑，金作赎刑。眚灾肆赦，怙终贼刑。钦哉’钦哉，惟刑之恤哉（孔安国注曰：“陈典刑之义，敕天下敬之，忧不得其中。”）。”又按《周官》，司寇建三典，正月之吉，悬於象魏，使万人观之，浃日而敛。汉宣帝患决狱失中，置廷尉平。时郑昌上疏曰：“圣王立法明刑者，救衰乱之起也。不若删定律令，愚人知所避，奸吏无所弄。”後之论者，即云上古议事，不为刑辟。夫有血气，必有争心。群居胜物之始，三皇无为之代，既有君长焉，则有刑罚焉。其俗至淳，其事至简，人犯者至少，何必先定刑名？所以因事立制，叔向之言可矣。自五帝以降，法教益繁，虞舜圣哲之君，後贤祖述其道，刑章轻重，亦以素设。周氏三典，悬诸象魏，皆先防抵陷，令避罪辜，是故郑昌献疏，盖以後明其义。当子产相郑，在东周衰时，王室已卑，诸侯力政；区区郑国，介於晋、楚；法弛民怠，政堕俗讹观时之宜设救之术，外抗大国，内安疲。仲尼兄事，闻死出涕，称之“遗爱”，非盛德欤！
又按：“孔颖达《正义》云：‘子产铸刑书而叔向责之，赵鞅铸刑鼎而仲尼讥之，则刑之轻重不可使人知也。’圣王虽制刑法，举其大纲，但共犯一法，情有浅深临至时事，议其轻重也。孔议附会叔向之书，然详左氏所载夫子之说，第令守晋国旧法，以为范宣子所为非善政耳，非谓圣王制法不可令人知也。”
秦文公二十年，法初有三族罪（张晏曰：“父母、兄弟、妻子。”如淳曰：“父族、母族、妻族。”）。武公三年，诛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杀出子（宁公子三人，长武公为太子，次德，次出子。宁公卒，大庶长弗忌、威垒、三父废太子而立出子为君。後三父等复共杀出子，立武公）。孝公初，卫鞅请变法令。令民为什伍，而相收司连坐。不告奸者腰斩，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不告奸者与降敌同罚。人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倍其赋。有军功者，各以律受上爵；为私斗者，各以轻重被刑大小。事末利及怠而贫者，举以为收孥。於是太子犯法，鞅曰：“法之不行，自上犯之。”太子，君嗣，不可施刑，刑其傅公子虔，黥其师公孙贾。令之初作，一日，临渭论囚，刑七百馀人，渭水尽赤。又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颠、抽胁、镬烹之刑。始皇即位，遣将成乔击赵，反，死屯留，军吏皆斩，及戮其尸（已死者戮其尸）。其後，毒作乱，败，其徒二十人皆枭首（悬首於竿曰枭）。车裂以殉，灭其宗。轻者为鬼薪（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律说》鬼薪作三岁）。
始皇兼吞战国，遂毁先王之法，灭礼谊之官，专任刑罚，躬标文墨，昼断狱，夜理书，自程决事，日县石之一（县，称也。石，百二十斤。始皇省读文书，日以百二十斤为程）。而奸邪并生，赭衣塞路，囹圄成市，天下愁怨，溃而叛之。
三十四年，谪治狱吏不直及覆狱故失者。丞相李斯“请烧《诗》、《书》、百家语。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制曰：“可。”
三十五年，始皇以卢生等诽谤，使御史悉按问诸生，诸生传相告引，乃自除。犯禁者四百六十馀人，皆亢之咸阳，使天下知之以惩後。
二世即位，以赵高为郎中令，更法律，令有罪者相坐，收族。群臣诸公子有罪，令高治之。杀大臣蒙敖等，十二人戮死於市，十公主磔死於社，财物没入县官，馀相连坐者不可胜数。时山东群盗大起，不能禁，胡亥责李斯。斯惧，乃阿意，以书对曰：“夫贤主必能行督责术则人不犯”，故韩子曰：‘慈父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胡亥悦，行督责益严，刑者相半于道，死人成积於市，以杀人多者为忠臣。丞相去疾及李斯与将军冯劫谏胡亥以“寇盗并起，皆苦於转戍，且止阿房作者”，胡亥曰：“君不能禁盗，又欲罢先帝所为，何以在位？”遂下之吏。去疾、劫曰：“将相不辱。”皆自杀。高因谮李斯子由为三川守与盗通。令高按问斯。高诈为御史十辈往讯斯，斯以实对，辄令掠。斯急，上书，高令、弃之不奏。後胡亥使人验斯，斯惧如前使者，乃诬伏。遂具斯五刑，腰斩咸阳市，夷三族。
●卷一百六十三 刑考二
○刑制
汉高祖初入咸阳，与父老约法三章曰：“杀人者死，伤人及盗抵罪（伤人有曲直，盗贼有多少，故言抵。抵，至也，当也）。”馀悉除秦苛法，兆民大悦。然大辟尚有三族之诛，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於市（菹为醢也）。其诽谤詈诅，又先断舌，故谓之具五刑。彭越、韩信之属皆受此戮。其後又制曰：“有耐罪以上，请之（应劭曰：“此轻罪，不髡其而彡鬓曰耐。杜林以为法度之字当从寸，故改而彡为耐。言耐罪以上，皆当先请也。”颜师古曰：“耐，颊傍毛也，音而”）。”後以三章之法不足以御奸，遂令萧何捃摭秦法（谓收拾也），取其宜於时者，作律九章（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又制：“狱疑者各谳所属官长，皆移廷尉，廷尉不能决，具为奏，附所当比律令以闻。”
孝惠即位，制爵五大夫、吏六百石以上及宦皇帝而知名者有罪当盗械者，皆颂系（宦皇帝而知名者，谓虽非五大夫爵、六百石吏，而早事惠帝，特为所知，故亦优之。盗者，逃也，恐其逃亡，故著械也颂。颂者，容也，言见宽容，但处曹吏舍，不入狴牢也）。上造以上及内外公孙，耳孙有罪当刑及当为城旦舂者，皆耐为鬼薪白粲（上造，爵满十六者也。内外公孙，谓王侯内外孙也。耳孙，元孙之子也。今以上造有功劳，内外孙有骨肉属，施德布惠，故事从其轻也。城旦者，旦起治城；春者，妇人不预外徭，但春作米，皆四岁刑也。今皆就鬼薪白粲，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皆三岁刑也）。民年七十以上若不满十岁有罪当刑者，皆完之（不加肉刑髡剃也。）。
先公曰：“古者刑不上大夫。汉之待公卿大夫与士庶无等级，皆习秦气象。萧、曹秦吏，习见不知改，而何亦身自当之。惠帝虽差立条式，然特以为恩惠，不著法令。文帝时，绛侯下狱，贾生极言以谏，然终不能变也。”
高后元年，诏曰：“前日孝惠皇帝言欲除三族罪、妖言令，议未决而崩，今除之。”
孝文元年，尽除收孥相坐律令。
诏丞相、太尉、御史：“法者，治之正，所以禁暴而卫善人也。今犯法者已论，而使无罪之父母妻子同产坐之及收，朕甚勿取，其议。”左右丞相周勃、陈平奏言：“父母妻子同产相坐及收，所以累其心，使重犯法。收之之道，所由来久矣。臣之愚计，以为如故便。”帝曰：“法正则民悫，罪当则民从。牧民而道之以善者，吏也；既不能道，又以不正之法罪之，是法反害於民，为暴者也。朕未见其便，宜熟计之。”平、勃乃曰：“陛下幸加大惠於天下，使有罪不收，无罪不相坐，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等谨奉诏，尽除收律、相坐法。”其後，新垣平谋为逆，复行三族之诛。
容斋洪氏《随笔》曰：“汉族诛之法，每轻用之。袁盎陷晁错，但云：‘方今计，独有斩错耳。’而景帝使丞相以下劾奏，遂至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主父偃陷齐王於死，武帝欲勿诛，公孙丞相争之，遂族偃。郭解客杀人，吏奏解无罪，公孙大夫议，欲族解。且偃、解二人本不死，因议者之言，杀之足矣，何遽至族乎？用刑之滥如此！”
孝文所行，独新垣平一事，为盛德之玷。然此事所关甚重，盖其宠新垣平也，惑於求仙希福之说，而淫谄之祀，讫汉世而未能正者以此；其诛新垣平也，复行收孥相坐之律，而滥酷之刑，讫汉世而未能除者亦以此。帝恭俭仁贤之主，而此二事失礼失刑，遂令後嗣遵而守之，以为汉家制度，不敢革正。惜哉！
二年，诏曰：“古之治天下者，朝有进善之旌，诽谤之木，所以通治道而来谏者也。今法有诽谤妖言之罪（师古曰：“高后元年诏除妖言令，今又有之，则是中曾重设此条也”），是使众臣不敢尽情，而上无由闻过失也。将何以来远方之贤良？其除之。民或祝诅上，以相约而後相谩（师古曰：“谩，欺也。初为要约，共行祝诅；後相欺诳，中道而止，无实事也。谩音慢”），吏以为大逆（刘曰：“祝诅上以相约，汉俗如此，犹《後汉 传》云，‘不直者不敢祝少实也’，故谓大逆”），其有他言，吏又以为诽谤。此细民之愚，无知抵死，朕甚不取。自今以来，有犯此者，勿听治。”
致堂胡氏曰：“妖言令之始设也，必谓其摇民惑众，有奸宄贼乱之意者；及其失也，则暴君权臣假此名以警惧中外塞言路也。故贾谊论秦曰：‘忠谏者谓之诽谤，深计者谓之妖言。’夫忠臣为上尽忠深计，必剀切君身，探未然之事，陈危亡之戒，不止於近在目前者。自小人观之，曰‘是特扬君过以卖直，未然之事，危亡之形，汝安得知之？殆诽谤妖言耳’！此策既行，使中外之人钳口结舌，人君不闻其过，沦於危亡而不悟。然则其所谓谤者，乃天下之忠，而其自为者，乃天下之妖也。夫既以忠谏深计为诽谤妖言，则指鹿为马，指野鸟为鸾，指菌为芝，指氛为庆€，指雹曰‘不为灾也’，指彗曰‘所以除旧而布新也’，蝗生则曰‘不食嘉也’，日食则曰‘阴€蔽之也’，地震则曰：‘官府无伤也’，霖雨则曰‘秋稼自茂也’，水涌泛溢则曰‘民无流死者也’，岁饥则曰‘路未尝有饿者也’”。凡贤否是非治乱得失，一切反理诡道，倒言而逆说之，欺惑世主，使沦於危亡，其罪岂特诽谤之比？其为妖也，不亦大乎！呜呼！文帝除此令，其享国长世，宜哉！”
按：古者庶人谤，商旅议。夫子曰：“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则诽谤，古所有也。周公曰：“小人怨汝詈汝。”又曰：“否则厥口诅祝。”晏子曰：“人民苦病，夫妇皆诅。虽其善祝，岂能胜亿万人之诅？”则祝诅亦古所有也，然未尝以此罪人。至秦之立法，则犯此二者，皆坐以大逆而诛夷之。汉高帝入关，约法三章，除秦苛娆，而首及诽谤偶语之酷，则当亟除之矣，而卒不曾除。至高后元年，有诏除其法矣，而又不克除。文帝之时，复有此诏。然自景、武而後，则一用秦法，凡张汤、赵禹、江充、息夫躬之徒，所为诬害忠鲠、倾陷骨肉，坐以深文、中以危法者，不曰“诽谤不道”，则曰“诅祝上，有恶言”。盖此二法者，终汉之世，未尝除也。
四年，绛侯周勃有罪，逮诣廷尉诏狱。时人告勃反，勃下吏，恐，不知置辞。吏稍侵辱之。勃以千金与狱吏，吏书牍背示曰‘以公主为证’。公主，孝文女，勃子胜之尚之，故狱吏教引为证。薄太后为言，帝乃使持节赦勃，复爵邑。勃既出，曰：“吾尝将百万军，安知狱吏之贵也！”
贾谊上疏曰：“古者廉耻节礼以治君子，故有赐死而无戮辱，是以黥劓之罪不及大夫。今自王侯三公之贵，皆天子所改容而礼之也，而令与众庶同黥、劓、髡、刖、笞亻马、弃市之法，被﹃辱者不太迫乎！夫尝已在贵宠之位，今而有过，废之可也，退之可也，赐之死可也，灭之可也；若夫束缚之，系绁之，输之司寇，编之徒官，司寇小吏詈骂而笞之，殆非所以令众庶见也。”是时丞相周勃免就国，人有告勃谋反，逮系长安狱治，卒无事，故谊以此讥上。上深纳其言，养臣下有节。是後大臣有罪，皆自杀，不受刑。至武帝时，稍复入狱，自甯成始。
十三年，诏除肉刑。
太仓令淳于公有罪当刑，诏狱逮系长安（师古曰：“逮，及也。辞之所及，则追捕之，故谓之逮。一曰逮者，在道将送，防御不绝，若今之传送囚也”）。淳于公无男，有五女。当行会逮，骂其女曰：“生子不生男，缓急非有益！”其少女缇萦自伤悲泣（师古曰：“缇萦，女名也。缇音他弟反。”），随其父至长安，上书曰：“妾父为吏，齐中皆称其廉平，今坐法当刑。妾伤夫死者不可复生，刑者不可复属（师古曰：“属，联也。音之欲反。”）虽後欲改过自新，其道亡繇也。妾愿没入为官婢，以赎父刑罪，使得自新。”书奏天子，天子怜悲其意，遂下令曰：“制诏御史：盖闻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何治之至也！今法有肉刑三（孟康曰：“黥、劓二，刖左右趾合一，凡三也。”），而奸不止，其咎安在？非乃朕德之薄而教不明与？吾甚自愧。故夫训道不纯而愚民陷焉。《诗》曰：‘恺弟君子，民之父母（言君子有和乐简易之德，则其下尊之如父，亲之如母也）。’今人有过，教未施而刑已加焉，或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朕甚怜之。夫刑至断支体，刻肌肤，终身不息（师古曰：“息，生也”），何其刑之痛而不德也！岂为民父母之意哉？其除肉刑，有以易之；及令罪人各以轻重，不亡逃，有年而免（孟康曰：“其不亡逃者，满其年数，得免为庶人”）。具为令（师古曰：“使更为条制。”）。”丞相张苍、御史大夫冯敬奏言：“肉刑所以禁奸，所由来者久矣。陛下下明诏，怜万民之一有过被刑者终身不息，及罪人欲改行为善而道亡繇至，甚盛德，臣等所不及也。臣谨议请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臣瓒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易髡，以笞代劓。以钛左右趾代刖。今既曰完矣，不复云以完代完也。此当言髡者完也。”）；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当劓者，笞三百；当斩左趾者，笞五百；当斩右趾、及杀人先自告、及吏坐受赇枉法、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已论命复有笞罪者，皆弃市（李奇曰：“命，逃亡也。复於论命中有罪也。”晋灼曰：“命者，名也，成其罪也。”师古曰：“趾，足也。当斩右足者，以其罪次重，故从弃市也。杀人先自告，谓杀人而自首，得免罪者也。吏受赃枉法，谓曲公法而受赂者也。守县官财物而即盗之，即今律所谓主守自盗者也。杀人害重，受赃盗物，赃之身，故此三罪已被论名而又犯笞，亦皆弃市也。今流俗书本‘笞三百’，‘笞五百’之上及‘劓者’之下有‘籍笞’字，‘复有笞罪’亦云‘复有籍笞罪’，皆後人妄加耳，旧本无也”）。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二岁为鬼薪白粲。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师古曰：“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鬼薪白粲满一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隶妾亦然也。”）。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如淳曰：“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师古曰：“於本罪中又重犯者也。”）。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李奇曰：“谓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臣昧死请。”制曰：“可。”
按：古者五刑皆肉刑也。孝文诏谓“今有肉刑三而奸不止”，注谓“黥、劓、斩趾三者”，遂以髡钳代黥，笞三百代劓，笞五百代斩趾，独不及宫刑。至景帝元年，诏言：“孝文皇帝除宫刑，出美人，重绝人之世也。”则知文帝并宫刑除之。至景帝中元年，赦徒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而武帝时李延年、司马迁、张安世兄贺皆坐腐刑，则是因景帝中元年之後宫刑复用，而以施之死罪之情轻者，不常用也。
孝文时禁网疏阔，选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是以刑罚大省，至於断狱四百，有刑措之风焉。
孝景元年，下诏曰：“加笞与重罪无异（重罪谓死刑），幸而不死，不可为人（谓不能自起居也）。其定律：笞五百者曰三百，笞三百者曰二百。”
孝文既除肉刑，外有轻刑之名，内实杀人。斩右趾者又当死。斩左趾者笞五百，当劓者笞二百，率多死（师古曰：“斩右趾弃市，故人多死。以笞五百代斩右趾，笞三百代劓，笞数既多，亦不活也。”）。故下是诏。
七月，诏曰：“吏受所监临，以饮食免，重；受财物，贱买贵卖，论轻（师古曰：“帝以为当时律条，吏受所监临赂遗饮食，即坐免官爵，於法太重，而受所监临财物及贱买贵卖者，论决太轻，故令更议改之。”）。廷尉与丞相更议著令。”廷尉信谨与丞相议曰（时丞相申屠嘉）：“吏及诸有秩受其官属所监、所治、所行、所将（师古曰：“行谓按察也，音下更反。”），其与饮食计偿费，勿论（师古曰：“计其所费而偿其直，勿论罪也。”）。他物，若买故贱，卖故贵，皆坐赃为盗，没入赃县官（他物，谓非饮食）。吏迁徙罢免，受其故官属所将监治财物，夺爵为士伍，免之（李奇曰：“有爵者夺之，使为士伍，有位者免官也。”师古曰：“此说非也。谓夺其爵，令为士伍，又免其官职，即今律所谓除名。士伍，从士卒之伍也。”）。无爵，罚金二斤，令没入所受。有能捕告，畀其所受赃。”
中二年，改磔曰弃市（应劭曰：“先此诸死刑，皆磔於市，改曰弃市，自非妖逆不复磔也），勿复磔。
四年，诏曰：”长老，人所尊敬也；鳏寡，人所哀矜也。其著令：年八十以上，八岁以下，孕者未乳（乳，产），师、侏儒（乐师，瞽者。侏儒，短人，不能走）当鞫系者，颂系之（颂读曰容。容，宽，不桎梏）。死罪欲腐者，许之（腐，宫刑也。丈夫割势，不能复生子，如腐木不生实）。”
中元六年，下诏曰：“加笞者，或至死而笞未毕，朕甚怜之。其减笞三百曰二百，笞二百曰一百。”又曰：“笞者，所以教之也，其定（，策也，所以击也）。”丞相刘舍、御史大夫卫绾请：“笞者，长五尺，其木大一寸，其竹也，末薄半寸，皆平其节。当笞者笞臀（如淳曰：”然则先时笞背也。”）。毋得更人（谓行笞者不更易人也），毕一罪乃更人。”自是笞者得全，然酷吏犹以为威。死刑既重，而生刑又轻，民易犯之。
孝武即位，外事四夷之功，内盛耳目之好，徵发烦数，百姓贫耗，穷民犯法，酷吏击断，奸宄不胜。於是招进张汤、赵禹之属，条定法令，作见知故纵、监临部主之法，（师古曰：“见知人犯法不举告为故纵，而所监临部主有罪并连坐也。”）缓深故之罪（孟康曰：“孝武欲急刑，吏深害及故人入罪者，皆宽缓。”），急纵出之诛（师古曰：“吏释罪人，疑以为纵出，则急诛之。亦言尚酷。”）。其後奸猾巧法，转相比况，禁网浸密（师古曰：“浸，渐也。其下亦同。”）。律令凡三百五十九章，大辟四百九条，千八百八十二事，死罪决事比万三千四百七十二事（师古曰：“比，以例相比况也。”）。文书盈於几阁，典者不能遍睹。是以郡国承用者（师古曰：“不晓其指，用意不同也。”），或罪同而论异。奸吏因缘为市（师古曰：“弄法而受财，若市买之交易。”），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则予死比（师古曰：“傅读曰附。”），议者咸冤之。
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於是见知之法生，而废格沮诽穷治之狱用。汤奏颜异九卿，见令不便，不入言而腹非，论死。是後有腹诽之法比。又作沈命法（沈，匿也，敢蔽匿盗贼者，没其命也），曰：“群盗起不发觉，发觉而弗捕满品，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天下岁断狱以千万数。
张汤为廷尉，所治，即上意所欲罪，予监史深刻者；上意所欲释，予监史轻平者。所治即豪，必舞文巧诋；即下户羸弱，时口言“虽文致法，上裁察”，於是往往释汤所言（下户羸弱，汤欲佐助，虽具文奏之，又口奏，言虽律令之文合致此罪，听上裁察，盖为此人希恩宥。上往往释其人，盖未奏之前，口预言之）。杜周为廷尉，大抵仿汤，善伺上意。所恶者，因而陷之；所欲陷者，久系待问，微见冤状。客谓周曰：“君为天下决平，不循三尺法，专以人主意指为狱，狱者固如是乎？”周曰：“三尺安在哉？前主所是著为律，後主所是疏为令；当时为是，何古之法乎！”义纵以鹰击毛挚为治（言如鹰隼之击，奋毛羽执取飞鸟也），为定襄太守，纵至，掩定襄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馀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一切皆捕之也。以为解脱死罪，尽杀之）。”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奏请得报而论杀），郡中不寒而栗。竟坐事诛。严延年为河南太守，其治务在摧折豪强，扶助贫弱。贫弱虽陷法，曲文以出之；其豪杰侵小民者，以文内之（饰文而入之为罪）。众人所谓当死者，一朝出之；所谓当生者，诡杀之（诡违正理而杀之）。吏民莫能测其意深浅，战栗不敢犯禁。按其狱，皆文致不可得反（致，至密也。言其文案整密也。反音幡）。吏忠尽节者，厚遇之如骨肉，皆亲乡之，出身不顾，以是治下无隐情。然疾恶太甚，中伤者多，尤巧为狱文，善史书，所欲诛杀，奏成於手，中主簿亲近史不得闻知。奏可论死，奄忽如神。冬月，传属县囚，会论府上（总集郡府而论杀），流血数里，河南号曰“屠伯”。竟以政治不道弃市。
容斋洪氏《随笔》曰：“汉武帝建元六年，辽东高庙、长陵高园殿灾，董仲舒居家推说其意。草未上，主父偃窃其书奏之。上召视诸儒，仲舒弟子吕步舒不知其师书，以为大愚。於是下仲舒吏，当死，诏赦之。仲舒遂不敢复言灾异。此本传所书。而《五行志》载其对曰：‘汉当亡秦大敝之後，承其下流，又多兄弟亲戚骨肉之连，骄扬奢侈，恣雎者众，故天灾若语陛下：非以太平至公，不能治也。视亲戚贵属在诸侯远正最甚者，忍而诛之，如吾燔高园殿可；云尔在外而不正者，虽贵如高庙，犹灾燔之，况诸侯乎！在内不正者，虽贵如高园殿，犹燔灾之，况大臣乎！此天意也。’其後淮南、衡山王谋反，上思仲舒前言，使吕步舒持斧钺治淮南狱，以《春秋》谊颛断於外，不请。既还奏事，上皆是之。凡与王谋反列侯、二千石、豪杰，皆以罪重受诛，二狱死者数万人。呜呼！以武帝之嗜杀，时临御方数岁，可与为善，庙殿之灾，岂无他说？而仲舒首劝其杀骨肉大臣，与平生学术大为乖刺，驯致数万人之祸，皆此书启之也。然则下吏几死，盖天所以激步舒云，使其就戮，非不幸也。
按：汉儒如贾谊、董仲舒最为醇正，然至其论诸侯王，则皆主於诛杀。仲舒此对，与天人三策议论迥别。真西山亦谓“太史公言‘贾谊明申、韩，’今读《政事书》，蔼然有洙、泗典刑，未见其为申、韩之学；至诸‘侯王皆众髋髀’等语，然後知太史公之说不缪。”孟子曰：“子以为有王者作，将比今之诸侯而诛之乎？其教之不改而後诛之乎？”圣贤处事固不同也。盖诸侯王虽汉初之深患，然根连株逮而诛锄之於後，固不若建法立制而闲防之於初也。孝文时，淮南、济北亦尝构逆，讨而戮之，罪止其身，未尝深竟党与，亦不闻复有後患，何必诛及二万馀人哉！孝宣本始四年，诏郡国律令可蠲除以安百姓者，条奏。诏曰：“者吏用法，巧文浸深，是朕之不德也。夫决狱不当，使有罪兴邪，不辜蒙戮（当重而轻，使有罪者起邪之心。无辜者反陷罪辟，决狱不平也），父子悲恨，朕甚伤之。今遣廷史与郡鞫狱，任轻禄薄（廷史，廷尉史也。以囚辟决狱事为鞫，谓疑狱也），其为置廷平，秩六百石，员四人。其务平之，以称朕意。”於是选于定国为廷尉，求明察宽恕黄霸等以为廷平，季秋後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宣室在前殿之侧，布政教之地。重用刑，故斋戒以决之），狱刑号为平矣。
时廷尉史路温舒上言：“臣闻秦有十失，其一尚存，治狱之吏是也。秦之时，羞文学，好武勇，贱仁义之士，贵治狱之吏；正言者谓之诽谤，遏过者谓之妖言（师古曰：“遏，止也，音一曷反。”）。故盛服先王不用於世，忠良切言皆郁於匈（师古曰：“郁，积也。”），誉谀之声日满於耳，虚美熏心，实祸蔽塞（师古曰：“熏，气也，音勋。”）。此乃秦之所以亡天下也。方今天下赖陛下恩厚，亡金革之危，饥寒之患，父子夫妻戮力安家，然太平未洽者，狱乱之也。夫狱者，天下之大命也，死者不可复生，者不可复属（师古曰：“，古绝字。属，连也，音之欲反。”）。《书》曰：‘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师古曰：“《虞书 大禹谟》载咎繇之言。辜，罪也。经，常也。言人命至重，治狱宜慎，宁失不常之过，不滥无罪之人，所以崇宽恕也。”）。’今治狱吏则不然，上下相驱，以刻为明（师古曰：“驱与驱同。”）；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後患。故治狱之吏皆欲人死，非憎人也，自安之道在人之死。是以死人之血流离於市，被刑之徒比肩而立，大辟之计岁以万数，此仁圣之所以伤也。太平之未洽，凡以此也。夫人情安则乐生，痛则思死，棰楚之下，何求而不得？故囚人不胜痛，则饰辞以视之（师古曰：“视读曰示。”）；吏治者利其然，则指道以明之；上奏畏，则锻炼而周内之（晋灼曰：“精熟周悉，致之法中也。”师古曰：“，退也，畏为上所退。音邱略反。”）。盖奏当之成（师古曰：“当谓处其罪也。”），虽咎繇听之，犹以为死有馀辜。（师古曰：“咎繇作士，善听狱讼，故以为喻也。”）何则？成炼者众，文致之罪明也。是以狱吏专为深刻，残贼而亡极，俞为一切（如淳曰：“俞，苟且也。一切，权时也。”），不顾国患，此世之大贼也。故俗语曰：“画地为狱，议不入；刻木为吏，期不对（师古曰：“画狱木吏，尚不入对，况真实乎！期犹必也。议必不入对。”）。”此皆疾吏之风，悲痛之辞也。故天下之患，莫深於狱；败法乱正，离亲塞道，莫甚乎治狱之吏，此所谓一尚存者也。臣闻乌鸢之卵不毁，而後凤凰集；（师古曰：“鸢，鸱也，音弋全反。”）诽谤之罪不诛，而後良言进。故古人有言：“山薮藏疾，川泽纳污，瑾瑜匿恶，国君含诟（师古曰：“《春秋左氏传》载晋大夫伯宗之辞。诟，耻也。言山薮之有草木，则毒害者居之；川泽之形广大，则能受於浊；人君之善御下，亦当忍耻病也。诟音垢。”）。”唯陛下除诽谤以招切言，开天下之口，广箴谏之路，扫亡秦之失，尊文武之德，省法制，宽刑罚，以废治狱，则太平之风可兴於世，永履和乐，与天亡极，天下幸甚（师古曰：“与天长久，无穷极也。”）。”上善其言，乃有是诏。
涿郡太守郑昌上疏言：“圣王立法明刑者，非以为治，救衰乱之起也。今明王躬垂明听，虽不置廷平，狱将自正；若开後嗣，不若删定律令。律令一定，愚民知所避，奸吏无所弄矣。今不正其本而置廷平以理其末也，政衰听怠，则廷平将招权而为乱首矣。”
致堂胡氏曰：“杨恽之死以两言，曰‘南山芜秽，’县官不足为尽力‘。如此而已。人君行事不当於人心，天下得以议之，岂有戮一夫钳一喙而能沮弭者！以两言狂易而杀廉洁刚直之士，若刈草菅，曾无顾惜之意，宣帝於是乎失君道矣。方是时，执天下之平，民自以为不冤者，于定国也。赵、盖、韩、杨之死，定国以为当乎？不当乎？以为当则此四臣者皆良臣也，後世评者谓其罪皆应司寇之议，虽有死罪尚不杀也；以为不当，则定国尝奏恽‘为妖恶言，大逆不道’，则广汉、宽饶、延寿之戮亦必经廷尉之当矣。然则四臣死非其罪，不特宣帝之过，丞相、御史、执金吾皆有责。而廷尉则负责之尤者也。”
地节四年，诏曰：“父子之亲，夫妇之道，天性也。虽有祸患，蒙死而存之。诚爱结於心，仁厚之至也。自今子首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皆勿坐。其父母匿子，夫匿妇，大父母匿孙，罪殊死，皆上请廷尉以闻。”九月，诏曰：“令甲，死者不可生（文颖曰：“萧何承秦法所作为律今，经律是也。天子诏所增损，不在律上者则为令。令甲者，前帝第一令也。”如淳曰：“令有先後，故有令甲、乙、丙”），刑者不可息（息，灭也。若黥劓创瘢不可灭也。”），此先帝所重，而吏未称，今系者或以掠辜若饥寒瘐死狱中（瘐，病也。囚徒病，律名为瘐。瘐音庾）。何用心逆人道也！朕甚痛之。其令郡国岁上系囚以掠笞若瘐死者所坐名、县、爵、里（名，其人名也。县，其属县也。爵，其身之官爵。里，其所居之邑里也），丞相、御史课殿最以闻。”元康四年，诏曰：“朕念夫耆老之人，齿堕落，血气既衰，亦无逆乱之心，今或罹於文法，执於囹圄，不得终其年命，朕甚怜之。自今以来，诸年八十非诬告、杀伤人，他皆勿坐。”
黄龙元年，诏吏六百石位大夫，有罪先请。
武帝时，吏二千石有罪先请。
元帝初，下诏曰：“夫律令者，所以抑暴扶弱，欲其难犯而易避也。今律烦多而不约，自典文者不能分明，而欲罗元元之不逮（不逮，言意识所不及），岂刑中之意哉！其议律可蠲除轻减者，条奏，惟是便安百姓而已。”
初元五年，省刑罚七十馀事。除光禄大夫以下至郎中保父母同产之令。
成帝河平中，诏曰：“《甫刑》云‘五刑之属三千，大辟之罚其属二百’，今大辟之刑千有馀条，律令烦多，百有馀万言，奇请他比，日以益滋（师古曰：“奇请，谓常文之外，主者别有所请以定罪也。他比，谓引他类以比附之，稍增条律也。”）。其与中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书》不云乎，‘惟刑之恤哉’！其审核之，务准古法，朕将尽心览焉。”有司无仲山父将明之材，不能因时广宣主恩，建立明制，为一代之法，而徒钩摭微细，毛举数事，以塞责而已。
鸿嘉元年，定律令：年未满七岁，贼斗杀人及犯殊死者，上请廷尉以闻，得减死。
哀帝即位，除诽谤抵欺法。
平帝元始元年，令公、列侯嗣子有罪，耐以上先请。
四年，敕：“妇女非身犯法及男子年八十以上七岁以下，家非坐不道，诏所名捕，他皆无得系。其当验者，即验问（师古曰：“就其所居而问。”）。”
班固《西汉 刑法志》论曰：“汉道至盛，历今二百馀载（师古曰：“今谓撰《志》时。”），考自昭、宣、元、成、哀、平六世之，断狱殊死，率岁千馀口而一人（如淳曰：“率天下犯律者，千口而有一人死。”），耐罪上至右趾，三倍有馀（李奇曰：“耐从司寇以上至右趾，为千口三人刑。”）。古人有言曰：‘满堂而饮酒，有一人乡隅而悲泣（师古曰：“乡读曰乡。”），则一堂皆为之不乐。’王者之於天下，譬犹一堂之上也，故一人不得其平，为凄怆於心。今郡国被刑而死者岁以万数，天下狱二千馀所，其冤死者多少相覆，狱不减一人，此和气所以未洽者也。原狱刑所以蕃若此者，礼教不立，刑法不明，民多贫穷，豪杰务私，奸不辄得，狱犴不平之所致也。（服虔曰：“乡亭之狱曰犴。”臣瓒曰：‘狱岸，狱讼也。’师古曰：“《小雅 小宛》之诗云‘宜岸宜狱。’瓒说是也。”）《书》云‘伯夷降典，折民惟刑（师古曰：“《周书 甫刑》之辞也。折，知也。言伯夷下礼法以道人，人习知礼，然後用刑也”）’，言制礼以止刑，犹是之防溢水也。今是防陵迟，礼制未立；死刑过制，生刑易犯；饥寒并至，穷斯滥溢；豪杰擅私，为之囊橐（师古曰：“有底曰囊，无底曰橐。言容隐奸邪，若囊橐之盛物”），奸有所隐，则狃而浸广（师古曰：“狃，患习也。浸，渐也。狃音女救反”）。此刑之所以蕃也。孔子曰：‘古之知法者能省刑，本也；今之知法者不失有罪，末矣（师古曰：“省谓减除之，绝於未然，故曰本也。不失有罪，事止听讼，所以为末”）’。”又曰：‘今之听狱者，求所以杀之；古之听狱者，求所以生之。’与其杀不辜，宁失有罪。今之狱吏，上下相驱，以刻为明，深者获公名，平者多后患。谚曰：‘鬻棺者欲岁之疫。’非憎人欲杀之，利在於人死也。今治狱吏欲陷害人，亦犹此矣。凡此五疾，狱刑所以尤多者也。自建武、永平，民亦新免兵革之祸，人有乐生之虑，与高、惠之同，而政在抑︹扶弱，朝无威福之臣，邑无豪杰之侠。以口率计，断狱少於成、哀之什八，可谓清矣（师古曰：“十少其八也”）。然而未能称比隆於古者，以其疾未尽除，而刑本不正。善乎！孙卿之论刑也，曰：‘世俗之为说，以为治古者无肉刑（师古曰：“治古，谓上古至治之时也。治音文吏反。”），有象刑墨黥之属，菲履赭衣而不纯（师古曰：“菲，草履也。纯，缘也。衣不加缘，示有耻也。菲，音扶味反，纯音之允反”），是不然矣。以为治古，则人莫触罪邪，岂独无肉刑哉，亦不待象刑矣（师古曰：“人不犯法，则象刑无所施也。”）。以为人或触罪戾，而直轻其刑，是杀人者不死，而伤人者不刑也。罪至重而刑至轻，民无所畏，乱莫大焉。凡制刑之本，将以禁暴恶，且惩其末也（师古曰：“惩，止也。”）。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是惠暴而宽恶也。故象刑非生於治古，方起於乱今也（如淳曰：“古无象刑也，所有象刑之言者，近起今人恶刑之重，故遂推言古之圣君但以象刑，天下自治。”）。夫征暴诛悖，治之威也。杀人者死，伤人者刑，是百王之所同也，未有知其所由来者也。故治则刑重，乱则刑轻（李奇曰：“世所以治者，乃刑重也；所以乱者，乃刑轻也。”），犯治之罪固重，犯乱之罪固轻也。《书》云刑罚世重世轻，此之谓也（师古曰：“《周书 甫刑》之辞也。言刑轻重，各随其时”）。’所谓‘象刑惟明’者，言象天道而作刑（师古曰：“《虞书 益稷》曰‘咎繇方祗厥叙，方施象刑惟明’，言敬其次叙，施其法刑皆明白也”。），安有菲履赭衣者哉？孙卿之言既然，又因俗说而论之曰：禹承尧舜之後，自以德衰而制肉刑，汤武顺而行之者，以俗薄於唐虞故也。今汉承衰周暴秦极敝之流，俗已薄於三代，而行尧舜之刑，是犹以几而御旱突，（孟康曰：“以绳缚马口谓之几。”晋灼曰：“几，古羁字也。”如淳曰：“旱音捍。突，恶马也。”师古曰：“马络头曰羁也。”），违救时之宜矣。且除肉刑者，本欲以全民也，今去髡钳一等，转而入於大辟。以死罔民，失本惠矣（师古曰：“罔，谓罗网也。”）。故死者岁以万数，刑重之所致也。至乎穿窬之盗，忿怒伤人，男女淫佚，吏为奸赃（师古曰：“佚读与逸同。”），若此之恶，髡钳之罚又不足以惩也。故刑者岁十万数，民既不畏，又曾不耻，刑轻之所生也。故俗之能吏，公以杀盗为威，专杀者胜任，奉法者不治，乱名伤刑，不可胜条。是以罔密而奸不塞，刑蕃而民愈（师古曰：“塞，止也。蕃，多也，音扶元反。与慢同”。）。必世而未仁，百年而不胜残，诚以礼乐阙而刑不正也。岂宜惟思所以清原正本之论，删定律令，撰二百章，以应大辟（孟康曰：“撰音撰。”）。其馀罪次，於古当生，今触死者，皆可募行肉刑（李奇曰：“欲死邪？欲腐邪？”）。及伤人与盗，吏受赃枉法，男女淫乱，皆复古刑，为三千章。诋欺文致微细之法，悉蠲除（师古曰：“诋谓诬也，音丁礼反。”）如此，则刑可畏而禁易避，吏不专杀，法无二门，轻重当罪，民命得全，合刑罚之中，殷天人之和（李奇曰：“殷亦中。”），顺稽古之制，成时雍之化；成康刑错，虽未可致，孝文断狱，庶几可及矣。”
容斋洪氏《随笔》曰：“《虞书》：‘象刑惟明。’象者，法也。汉文帝诏始云：‘有虞氏之时，画衣冠、异章服以为戮，而民弗犯。’武帝诏亦云：‘唐虞画象而民不犯。’《白虎通》云：‘画象者，其衣服象五刑也。犯墨者蒙巾，犯劓者赭著其衣，犯髌者以墨其髌，犯宫者，，草屦也，大辟者布衣无领。’其说虽未必然，扬雄《法言》，‘唐虞象刑惟明’，说者引前诏以证，然则唐虞之所以齐民，礼义荣辱而己，不专於刑也。秦之末年，赭衣半道而奸不息。国朝之制，减死一等及胥吏兵卒配徙者，涅其面而刺之，本以示辱，且使人望而识之耳。久而益多，每郡牢城营，其额常溢，殆至十馀万，凶盗处之恬然，盖习熟而无所耻也。罗隐《谗书》云：‘九人冠而一人ヮ，ヮ者慕而冠者胜；九人ヮ而一人冠，则冠者慕而ヮ者胜。’正谓是欤？《老子》曰：‘民常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若使民常畏死，则为恶者吾得执而杀之，孰敢？’可谓至言。荀卿谓象刑为治古不然，亦正论也。”
按：古者五刑，大辟至重，墨至轻。孝文除肉刑，以髡钳代墨，以笞代劓非刂。其後复减笞数，定令，则刑制益宽矣。然景、武以後，习为严酷，死刑至多。《甯成传》称：“成抵罪髡钳。是时九卿死即死，少被刑，而成刑极，自以为不复收。”又王吉、龚遂、王式皆坐辅导昌邑王无状，减死，钳为城旦舂。《何并传》，并为颍川太守，时锺元为尚书令，元弟威为郡掾，赃千金。并过辞元，元免冠为弟请一等之罪（如淳曰：“减死罪一等”），蚤就髡钳，并不许，卒论杀威。以是观之，则知当时死刑至多，而生刑反少。髡钳本以代墨，乃刑之至轻者，然减死一等，即止於髡钳，进髡钳一等，即入於死，而笞所以代非刂劓者，不闻施用矣。
王莽居摄，翟义、刘信起兵讨莽，莽败之，夷其三族，诛及种嗣，至皆同坑，以棘五毒并葬之，其後，陈良、终带叛入匈奴，莽求得，行焚如之刑，烧杀之。及天下兵起，董忠反，莽败之，莽令М忠，收其家族，以醇醯、毒药、白刃、丛棘埋之。
△西汉狱名
中都官狱（《宣纪》。徐氏曰：“按《後汉 百官志》云：‘孝武以下，置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各令长名。’”）廷尉诏狱（周勃诣廷尉诏狱）　上林诏狱（《成纪》，罢上林诏狱。师古曰：“《汉旧仪》云上林诏狱主治苑中禽兽宫馆事”）　郡邸狱（《宣纪》，曾孙坐收郡邸狱。注云：“《汉旧仪》，郡邸狱治天下郡国上计者”）　
掖庭秘狱（刘辅系掖庭秘狱。《三辅黄图》云：“武帝改永巷为掖庭，置狱焉。”）
共工狱（《刘辅传》，徙系共工狱。注：“考工也。”）　若卢诏狱（王商诣若卢诏狱）　都船狱（王嘉致都船狱）　都司空狱（窦婴劾系都司空狱。又《伍被传》，为左右都司空诏狱书）　居室（《灌夫传》，劾夫系居室。注云：“後改为保宫。”）　保宫（《苏武传》，李陵母系保宫）内官（《东方朔传》，昭平君狱系内官）　请室（《袁盎传》，绛侯反，系请室。注：“狱也”）　导官（《张汤传》，廷尉谒居弟系导官）　暴室（《宣纪》注云：“暴室，宫人狱。”）
水司空（《伍被传》注云：“上林有水司空，主囚徒官。”）
容斋洪氏《随笔》曰：“汉以廷尉主刑狱，而中都他狱亦不一。宗正属官有左右都司空。鸿胪有别火令丞，郡邸狱。少府有若卢狱令，考工共工狱。执金吾有寺互、都船狱。又有上林诏狱、水司空、掖庭秘狱、暴室、请室、居室、徒官之名。《张汤传》苏林曰：‘《汉仪注》狱二十六所。’《东汉志》云：‘孝武帝所置，世祖皆省之。’东汉洎唐，虽鞫囚非一所，然不至如是其多。国朝但有大理及台狱，元丰、绍圣，蔡确、章起同文馆狱之类，非故事也。”
後汉世祖建武二年，诏曰：“顷狱多冤人，用刑深刻，朕甚愍之。孔子云：‘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其与中二千石、诸大夫、博士、议郎议省刑罚。”
桓谭上疏曰：“今法令决事，轻重不齐，或一事殊法，同罪异论，奸吏得因缘为市，所欲活则傅生议，所欲陷予死比，是为刑开二门也。今可令通义理、明习法律者，校定科比，一其法度，班下郡国，蠲除故条。如此，天下知方，而狱无冤滥矣。”
三年七月，诏曰：“吏不满六百石，至墨绶长、相，有罪先请。男子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妇人从坐者，自非不道、诏所名捕，皆不得系。当验问者，即就验。女徒雇山归家（《前书音义》曰：“令甲：女子犯徒遣归家，每月出钱雇人於山伐木，名曰雇山。”）。”
七年，诏中都官、三辅、郡、国出系囚，非犯殊死，皆一切勿按其罪。见徒免为庶人。耐罪亡命，以上除之。
十一年，诏曰：“天地之性人为贵，其杀奴婢，不得减罪。”
十二年，高山侯梁统上疏请严刑，不报。
统疏曰：“臣窃见元帝初元五年，轻殊死刑三十四事，哀帝建平元年，轻殊死刑八十一事，其四十二事手杀人者减死一等。二帝其轻殊死刑一百二十三事，自後人轻犯法，吏易杀人。臣愚以为刑罚不苟务轻，务其中也，是以五帝有流、殛、放、杀之诛，三王有大辟、刻肌之刑，所以为除残去乱也。高帝定法，传之後代。文帝遭世康平，因时施恩，省去肉刑、相坐之法，天下几平。武帝值中国全盛，征伐远方，百姓罢弊，豪强犯禁，奸吏弄法，故重首匿之科，著知纵之律（凡首匿者，为谋首，藏匿罪人。至宣帝时，除子匿父母，妻匿夫，孙匿大父母罪，馀至殊死上请。知纵谓见知故纵，武帝时立见知故纵之罪，使张汤等置律，并见《前书》）。宣帝履道要以御海内，臣下奉宪，不失绳墨，天下称安。孝元、孝哀即位日浅，丞相王嘉轻为穿凿，亏除先帝旧约成律（《嘉传》及《刑法志》并无其事，统与嘉时代相接，所引当不妄，但班《书》略耳），凡百馀事。臣取其尤妨政者条奏，伏请择其善者而从之，定不易之典。”时廷尉议以为崇刑峻法，非明主急务，遂罢之。
十四年，群臣请增科禁，不许。
群臣上言：“古者肉刑严重，则人畏法令；今宪律轻薄，故奸宄不胜。宜增科禁，以防其源。”诏下公卿。杜林奏曰：“古之明王，深识远虑，动居其厚，不务多辟，周之五刑，不过三千。大汉初兴，详览失得，破短为圜，斫雕为朴，蠲除苛政，更立疏网，海内欢欣，人怀宽德。及至其後，渐以滋章，吹毛索疵，诋欺无限。果桃菜茹之馈，集以成赃，小事无妨於义，以为大戮，故国无廉士，家无全行。至於法不能禁，令不能止，上下相遁，为敝弥深。臣愚以为宜如旧制，不合翻移。”帝从之。
十八年，诏曰：“今边郡盗五十斛，罪至於死，开残吏妄杀之路，其蠲除此法，同之内郡。”
二十八年，诏死罪囚皆一切募下蚕室，女子宫（蚕室，宫刑狱名。宫刑者畏风，须缓，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女子宫，谓幽闭也）。
三十一年复有是诏。
二十九年，诏令天下系囚自殊死以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馀赎罪输作有差（袁《纪》注云：“不孝不道者不在此限。”）。
东汉有中都官狱二十六所，唯廷尉及洛阳有诏狱。立春之日，下宽大书曰：“制诏三公：方春东作，敬始谨微，动作从之，罪非殊死，且勿案验，皆须麦秋。”
明帝即位，诏施刑及郡国囚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己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系者，悉免其刑。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赦陇西囚徒，减罪一等。
十二月甲寅，诏：“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匹，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匹，全城旦舂至司寇作三匹。其未发觉，诏书到先自告者，半入赎。”
永平三年正月，诏：“有司详刑谨罚，明察单辞，夙夜匪懈，以称朕意。”
八年，诏三公募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边县；其大逆无道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亡命者，令赎罪各有差。
十五年，诏亡命自殊死以下赎罪各有差（见《赎刑门》）。
明帝善刑理，法令分明，日晏坐朝，幽枉必达，断狱得情，号居前代十二（十断其二，言少刑也）。
楚王英以谋逆死，穷治楚狱累年，坐死徒者甚众。韩朗言其冤，帝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馀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为言，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详见《详谳门》）。
帝性褊察，好以耳目隐发为明，近臣尚书以下至见提曳。常以事怒郎药崧，以杖撞之。崧走入床下，帝怒甚，疾言曰：“郎出！”崧乃曰：‘天子穆穆，诸侯皇皇’，未闻人君自起撞郎。”帝乃赦之。是时朝廷莫不悚栗，争为严切，以避诛责。
顺帝时大司农刘据以职事被谴，召诣尚书，传呼促步，又加以捶扑。左雄上言：“九卿位亚三事，班在大臣，行有玉之节，动有庠序之仪。孝明皇帝始有扑罚，皆非古典。”帝纳之，是後九卿无复捶扑者。
肃宗初，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钻，持也，《说文》曰铁钅取也。其炎反。钻，膑刑，谓钻去其膑骨也。钻音作唤反），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馀事，定著於令（文致谓前人无罪，文饰致於法中也）。
时承永平故事，吏尚严切，尚书决事，率近於重。陈宠上疏曰：“陛下即位，数诏群僚，弘崇晏安。而有司执事，未悉奉承，典刑用法，犹尚深刻。断狱者急於格酷烈之痛，执宪者烦於诋欺放滥之文，或因公行私，逞纵威福。今宜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楚，以济群生；全广至德，以奉天心”。帝纳宠言，每事务厚，乃有是诏。
建初五年二月，诏二千石理冤狱，录轻系。三月，诏曰：“孔子曰：‘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今吏多不良，擅行喜怒，或案不以罪，迫胁无辜，致令自杀者一岁且多於断狱，甚非为人父母之意也。有司其议纠举之。”
七年，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亡命赎，死罪入缣有差（见《赎罪门》）。
元和二年正月，诏曰：“方春生养，万物莩甲，宜助阳以育时物。其令有司，罪非殊死，且勿案验；及吏人条书相告，不得听受，冀以息事宁人，听顺天气。立秋如故。　七月，诏曰：“律，十二月立春，不以报囚。《月令》，冬至之後，有顺阳助生之文，而无鞫狱断刑之政。朕咨访儒者，稽之典则，以为王者生杀，宜顺时气。其定律：毋以十一月、十二月报囚。”
汉旧事断狱报重，常尽三冬之月，是时帝始改用冬初十月而已。元和二年，旱，长水校尉贾宗等上言，以为断狱不尽三冬，故阴气微弱，阳气发泄，招致灾旱，事在於此。帝以其言下公卿议，陈宠奏曰：“夫冬至之节，阳气始萌，故十一月有兰、射千、芸、荔之应。《时令》曰：‘诸生荡，安形体。’天以为正，周以为春。十二月阳气上通，雉ず鸡乳，地以为正，殷以为春。十三月阳气已至，天地以交，万物皆出，蛰虫始振，人以为正，夏以为春。三微成著，以通三统。周以天元，殷以地元，夏以人元。若以此时行刑，则殷、周岁首皆当流血，不合人心，不稽天意。《月令》曰：‘孟冬之月，趣狱刑，无留罪。’明大刑毕在立冬也。又：‘仲冬之月，身欲宁，事欲静。’若以威怒，不可谓宁；若以行大刑，不可谓静。议者咸曰：‘旱之所由，咎在改律。’臣以为殷、周断狱不以三微，而化致康平，无有灾害。自元和以前，皆用三冬，而水旱之异，往往为患。由此言之，灾害自为他应，不以改律。秦为虐政，四时行刑，圣汉初兴，改从简易。萧何草律，季秋论囚，俱避立春之月，而不计天地之正，三王之春，实颊有违。陛下探幽析微，允执其中，革百载之失，建永年之功，上有迎承之敬，下有奉微之惠，稽《春秋》之文，当《月令》之意，圣功美业，不宜中疑。”书奏，帝纳之，遂不复改。
三年，廷尉郭躬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七月，诏曰：“《律》云‘掠者唯得榜、笞、立（掠，问也。榜，击也，音彭。《说文》曰：“笞，击也。”立谓立而考讯之）’。又《令丙》，长短有数（长短见景帝时）。自往者大狱以来，掠拷多酷，钻钻之属（大狱，谓楚王英等事。钻，钅取也。《国语》曰：“中刑用钻凿。”皆谓惨酷其肌肤也），惨苦无极。念其痛毒，怵然动心。《书》曰‘鞭作官刑’，岂云若此？宜及秋冬理狱，明为其禁。”
按：“自建武以来，虽屡有省刑薄罚之诏，然上下相胥，以苛酷为能，而拷囚之际，尤极残忍。《独行传》载楚王英坐反诛，其所疏天下名士，有会稽太守尹兴名，乃徵兴诣廷尉狱。其功曹陆续、主簿梁宏、驷勋等及掾史五百馀人诣洛阳诏狱就拷，诸吏不堪楚痛，死者大半，唯续、宏、勋掠拷五毒，肌肉消烂，终无异词。戴就仕郡仓曹掾，刺史欧阳参奏太守成公浮赃罪，遣部从事按之，收就於钱塘县狱，幽囚拷掠，五毒惨至。又烧钅吴使就挟於肘腋。每上彭考（彭即榜也），因止饭食不肯下，肉焦毁堕地者，掇而食之。又令卧覆船下，以马通薰之（马通，马矢也）一夜一日；不死，又复烧地，以大针刺指爪中，使以杷土，爪悉堕落。讫明公浮之诬乃舍之。且兴不过以姓名，反形未具；公浮为人诬以赃罪，陆续、戴就所坐不过以郡功曹不肯证成太守之罪，及非同谋之人，而乃穷极惨酷如此，则罪情稍重而不肯诬服者，拷死於狴犴之下，盖不可胜计矣。
又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县；妻子自随（馀如七年诏）。”十二月，诏曰：“《书》云：‘父不慈，子不孝，兄不友，弟不恭，不相及也。’往者妖言大狱，所及广远，一人犯罪，禁至三属，莫得垂缨仕宦王朝，如有贤才而没齿无用，朕甚怜之，非所谓与之更始也。诸以前妖恶禁锢者，一皆蠲除之，以明弃咎之路，但不得宿卫而已。
章和元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罪一等，诣金城；犯殊死者，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以上，减罪一等，输作。赎缣有差。
●卷一百六十四 刑考三
○刑制
和帝永元三年，帝加元服，令郡国、中都官系囚死罪赎缣，至司寇及亡命，各有差。
六年，以旱，诏中都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幸洛阳寺，录囚徒，举冤狱。
时廷尉陈宠钩校律令条法，溢於《甫刑》者除之。曰：“臣闻礼经三百，威仪三千，故《甫刑》大辟二百，五刑之属三千。礼之所去，刑之所取，失礼则入刑，相为表里者也。今律令死刑六百一十，耐罪千六百九十八，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千九百八十九，其四百一十大辟，千五百耐罪，七十九赎罪。《春秋保乾图》曰：‘王者三百年一蠲法。’汉兴以来，三百二年，宪令稍增，科条无限。又律有三家，其说各异。宜令三公、廷尉平定律令，应经合义者，可使大辟二百，而耐罪赎、罪二千八百，并为三千，悉删除其馀令，与礼相应，以易万人视听，以致刑措之美，传之无穷。”未及施行，及宠免，後遂寝。而苛法稍繁，人不堪之。宠子忠略依宠意奏上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弊。又上除蚕室刑，解赃吏三世禁锢，狂易杀人得减重论，母子兄弟相代死，听赦所代者。事皆施行。
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为比，有《轻侮法》。张敏议以为：“开相杀之路，又《轻侮》之比浸繁，至有四五百科，难以垂训，请除其弊（详见《详谳门》）。”
九年，复置若卢狱官（若卢狱属少府，主鞫将相大臣）。
是後又有黄门北寺、若卢、都内诸狱（都内，主藏官名，《前书》有都内令丞，属大司农）。
十一年，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未竟三月者，免归田里。
十五年，有司奏，以为夏至微阴起，蘼草死，可以决小事。是岁，初令郡国以日短至按薄刑。
安帝永初二年，旱，皇太后幸洛阳寺及若卢狱，录囚徒，赐河南尹、廷尉卿及官属各有差，即日降雨。
和帝末，下令麦秋案验薄刑，而州郡好以苛察为政，因此遂盛夏断狱。鲁恭上疏谏曰：“臣伏见诏书敬若天时，忧念万民，为崇和气，罪非殊死，且勿案验。所以助仁德，顺昊天，致和气，利黎民者也。旧制至立秋行薄刑，自永元十五年以来，改用孟夏，而刺史、太守不深惟忧民息事之原，进良退残之化，因以盛夏追召农人，拘对考验，连滞无已。司隶典司京师，四方是则，而近於春月分行诸部，言劳来贫人，而无隐恻之实，烦扰郡县，廉考非急，逮捕一人之罪根连十数，上逆时气，下伤农业。按《易》，五月《遇》用事。经曰：‘后以施令诰四方。’言君以夏至之日，施命令止四方行者，盖所以助微阴也。行者尚止之，况於逮召考掠，夺其时哉！《月令》：‘孟夏断薄刑，出轻系。’夫断薄刑者，谓其轻罪已正，不欲令久系，故时断之也。臣愚以为今孟夏之制，可从此令，其决狱案考，皆以立秋为断，以顺时节，育成万物，则天地以和，刑罚以清矣。”
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论者互多异。邓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鲁恭议曰：“夫阴阳之气，相扶而行，发动用事，各有时节。若不当其时，则物随而伤。王者虽质文不同，而兹道无变，四时之政，行之若一。《月令》，周世所造，而所据皆夏之时也，其变者唯正朔、服色、牺牲、徽号、器械而已。故曰：‘殷因於夏礼，周因於殷礼，所损益可知也。’《易》曰：‘潜龙勿用。’言十一月、十二月阳气潜藏，未得用事。虽吹嘘万物，养其根ぼ，犹盛阴在上，地冻水冰，阳气否隔，闭而成冬。故曰：‘履霜坚冰，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言五月微阴始起，至十一月坚冰至也。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从变改以来，年岁不熟，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於众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元初二年，诏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占著所在。女子勿输。亡命死罪以下赎，各有差。其吏人聚为盗贼，有悔过者，除其罪。
顺帝永建元年，诏减死罪以下徙边；其亡命赎，各有差。永和五年、汉安二年，各有此令。
冲帝即位，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
桓帝建和元年，诏郡国系囚减死一等，勿笞。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书。
三年及和平元年，永兴元年、二年，俱有减死罪及赎罪之令。
灵帝建宁元年，令天下系囚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三年，熹平四年、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各有此令。
桓帝延熹九年，中常侍侯览等令牢上书告李膺等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驱驰，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帝怒，下郡国，捕党人，布告天下，使同忿疾。案经三府，太尉陈蕃之，曰：“今所按者皆海内人誉，忧国忠公之臣，此等犹将十世宥之，岂有罪不彰而致收掠乎？”不肯平署。帝愈怒，遂下膺等於黄门北寺狱。其辞所连及，杜密、陈翔、陈实、范滂之徒二百馀人。或逃遁不获，皆悬金购募，使者四出相望。陈蕃上言极谏，帝怒，策免之，自後无敢复为党人言者。窦武、霍等复以为言，帝意稍解，乃诏党人二百馀人皆归田里，书名三府，禁锢终身。初，诏书下钩党，郡国所奏相连及者多至数百，唯平原相史弼独无所上。诏书前後迫切州郡，髡笞掾史。从事坐传舍责曰：“诏书疾恶党人，旨意恳恻。青州六郡，其五有党，平原何治而得独无？”弼曰：“先王疆理天下，画界分境，水土异齐，风俗不同。他郡自有，平原自无，胡可相比？若承望上司，诬陷善良，淫刑滥罚，以逞非理，则平原之人，户可为党。相有死而已，所不能也。”从事大怒，即收郡僚职送狱，遂举奏弼。会党禁解，所脱甚众。灵帝初即位，时李膺等虽废锢，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秽朝廷，希之者唯恐不及，更共相标榜，为之称号，有“三君”、“八俊”、“八顾”、“八厨”之号。及陈、窦用事，复举拔膺等。陈、窦诛，膺等复废。宦官疾恶膺等，每下诏书，辄申党人之禁。侯览怨张俭尤甚，乃令朱并上书告俭与同乡二十四人别相署号，共为部党，图危社稷，而俭为之魁。诏刊章捕俭等。曹节因讽有司奏诸钩党者虞放、李膺、杜密、朱、荀昱、翟超、刘儒、范滂等，请下郡县考治。时上年十四，问节等曰：“何以为钩党？”对曰：“即党人也。”上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对曰：“皆相举群辈，欲为不轨。”上曰：“不轨者何？”对曰：“欲危社稷。”上乃可其奏。凡党人死者百馀人，妻子皆徙边。天下豪杰及儒学有行义者，宦官一切指为党人；有怨隙者，因相陷害。州县承旨，或有未尝交关，亦罹祸毒，其死徙废禁又六七百人。张俭亡命困迫，望门投止，莫不重其名行，破家相容。其所经历，伏重诛者以十数，连引收考，布遍天下，宗亲并皆残灭，郡县为之残破。
按：党锢之狱，出於宦官之恶直鬼正，然欲加之罪，则必从而为之辞。灵帝之问曹节曰：“党人何用为恶而欲诛之邪？”善哉，问也！帝时年方童幼，未知奸佞容悦之可亲，忠贤鲠直之可恶，故发此问。至对以“谋不轨，危社稷”，则不复能穷诘其所以谋之说，所以危之状而遽可其奏矣。自昔昏暴之君，诛诤臣，戮直士，若龙逄、比干之俦，皆以谏诤於朝而婴祸，而窃议於野者则未尝罪之也。至李斯始有偶语之禁，张汤始有腹诽之律，皆处以死罪。今观党锢诸贤所坐，即偶语、腹诽之罪；而曹节、王甫辈所为，盖袭斯、汤之故智也。至於根连株逮坐死者，不可胜计。虽曰主昏政乱，凶得以肆其威虐，然亦有由来矣。盖汉家之法以殊死为轻典，而治狱之吏则以深竟党与为能事。义纵为定襄太守，定襄狱中重罪二百馀人，及宾客昆弟私入相视者亦二百馀人，纵一切捕鞫，曰“为死罪解脱”，是日皆报杀四百馀人。成晋为南阳太守，宛富贾张倚恃後宫、中官之势，纵横里中。功曹岑至等劝晋收捕等，既而遇赦，晋竟诛之，并收其宗族宾客，杀二百馀人，後乃奏闻。夫重囚之罪可杀也，张之罪可杀也，至其宗党宾客数百人，岂皆有可死之罪乎而一概杀之？义纵酷吏，所为固不足道。成晋、岑至，名士也，亦复若此。虽曰其心出於嫉恶，然淫酷亦太甚。则夫张俭亡命，其所经历，伏重诛者数十家，至於宗亲歼殄，郡县残破，盖亦汉世之法耳。夫子曰：“始作俑者，其无後乎！”《传》曰：“作法於贪，敝将若之何？”信哉！
崔实《政论》曰：“凡为天下者，自非上德，严之则治，宽之则乱。何以明其然也？近孝宣皇帝明於君人之道，审为政之理，故严刑峻法破奸宄之胆，海内清肃，天下密如，算计见效，优於孝文。及元帝即位，多行宽政，卒以堕损，威权始夺，遂为汉室基祸之主。政道得失，於此可监。夫刑罚者，治乱之药石；德政者，兴平之粱肉也。夫以德教除残，是以粱肉治疾也；以刑罚治平，是以药石供养也。方今承百王之敝，值厄运之会。自数世以来，政多恩贷，驭委其辔，马骀其衔，四牡横奔，皇路险倾。方将扌甘勒以救之，岂暇鸣和鸾、谐节奏哉？昔文帝除肉刑，当斩右趾者弃市，笞者往往致死。是文帝以严致平，非以宽致平也。”
司马公曰：“汉家之法已严矣，而崔实犹病其宽，何哉？盖衰世之君，率多柔懦，凡愚之佐，唯务姑息，是以权幸之臣有罪不坐，豪猾之民犯法不诛；仁恩所施，止於目前；奸宄得志，纪纲不立。故崔实之论，以矫一时之枉，非百世之通义也。”
按：崔实《政论》主於严刑，而其论发於桓帝之初年，司马温公亦以为矫一时之枉。然愚尝考之，汉自冲、质而後，政日以圯，其敝盖原於人主昏庸，戚阉相继秉政，纪纲日乱，刑罚不中，而国随以亡，其咎不在於刑轻也。且二帝之时，屡有诏书轻减死罪，或止於髡钳，或徙边，或赎缣，唯谋反大逆，不用此令。然坐忤梁冀而亡命者死，坐张俭亲知及所经过者死，此二者所诛甚众，岂亦反逆乎！盖牧守皆戚阉之党，故於其所疾恶者，公违诏书而诛歼之。且当时奸凶得志，忠贤受祸，民不见德，亡形已具。犹幸刑制稍宽於西都，时有宽恤之诏，故其所诛殄，及於党锢之清流而不及於无辜之百姓。若使一用武、宣之法，则狼牧虎冠之徒，其作威杀戮，毒四海，必又有不可胜言者。自古人主之淫刑嗜杀者，如汉之孝武、唐之则天，宠用张汤、义纵、王温舒、周兴、来俊臣之徒，恣为威酷，然不旋踵而以法诛灭之。盖二主亦知人之不可多杀，特不能胜其好杀之心，而至於用此曹；旋觉其非，而诛之以谢天下。张而能弛，故不至於亡其国。桓、灵之昏庸，岂足以语此。以昏庸之主而复欲其行严酷之法，则土崩瓦解之势当如亡秦，亦不待建安之末而汉鼎始移矣。
献帝建安元年，应劭删定律令，为《汉仪》奏之。
劭奏曰：“故胶东相董仲舒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狱》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言之详矣。逆臣董卓，荡覆王室，典宪焚燎，靡有孑遗。臣不自揆，辄撰具《律本章句》、《尚书旧事》、《廷尉板令》、《决事比例》、《司徒都目》、《五曹诏书》及《春秋断狱》凡二百五十篇。蠲去衤复重，为之节文。又集《议》三十篇，以类相从，凡八十二事：其见《汉书》二十五，《汉记》四，皆删叙润色，以全本体；其二十六，博采古今伟之士，文章焕炳，德义可观；其二十七，臣所创造。虽未足纲纪国体，宣洽时雍，庶几观察，增阐圣听。”帝善之。
建安中，议者欲复肉刑。孔融建议不可，从之。
融议曰：“古者淳庞，善否不别，吏端刑清，政无过失，百姓有罪，皆自取之。末世陵迟，风化坏乱，政挠其俗，法害其人。故曰上失其道，民散久矣。而欲绳之以古刑，投之以残弃，非所谓‘与时消息’者也。纣朝涉之胫，天下谓为无道。夫九牧之地，千八百君，若各刖一人，是下常有千八百纣也。求俗休和，弗可得已。且被刑之人，虑不念生，志在思死，类多趋恶，莫复归正。夙沙乱齐，伊戾祸宋，赵高、英布，为世大患。不能止人遂为非也，足绝人还为善耳。虽忠如鬻拳，信如卞和，智如孙膑，冤如巷伯，才如史迁，达如子政，一离刀锯，没世不齿。是太甲之思庸，穆公之霸秦，南睢之骨立，卫武之《初筵》，陈汤之都赖，魏尚之守边，无所复施也。汉开改恶之路，凡为此也。故明德之君，远度深惟，弃短就长，不苟革其政者也。”朝廷善之，卒不改焉。
其後魏公曹操复欲行肉刑，令曰：“昔陈鸿胪以为死刑有可加於仁恩者，御史中丞能申其父之论乎？”陈群对曰：“臣父纪以为汉除肉刑而增加於笞，本兴仁恻而死者更众，所谓名轻而实重也。名轻则易犯，实重则伤民。且杀人偿死，合於古制，至於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非其理也。若用古刑，使淫者下蚕室，盗者刖其足，则永无淫放穿窬之奸矣。夫三千之属，虽未可悉复，若斯数者，时之所患，宜先施用。汉律所杀殊死之罪，仁所不及也，其馀逮死者，可易以肉刑。如此，则所刑之与所生足以相贸矣。今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也。”当时议者，唯锺繇与群议同，馀皆以为未可行。操以军事未罢，顾众议而止。
按：是时肉刑之不用已三百馀年，而卒欲复之，诚非笃论。然陈群所谓“伤人，或残毁其体而裁翦毛”，是当时伤人者，不过坐髡钳之罪。又言“以笞死之法易不杀之刑，是重人肢体而轻人躯命”，盖自孝文立法，以笞代劓非刂，而笞数太多，反以杀人；後虽减笞数，定令，然笞者犹不免於死，於是遂以笞为死刑。其不当死者，则并不复笞之，如孝章以来，屡有宽刑之诏，俱言“减死一等者，勿笞，徙边”，盖惧其笞则必至於死也。然斗很伤人与奸盗不法之徒，若抵以死则太酷，免死而止於髡钳，则裁翦其毛而略不罹楚之毒，又太轻矣。则曷若斟酌笞数，使其可以惩奸而毋至於杀人，乃合中道，而肉刑固不必议复矣。
魏武帝既建魏国，乃定甲子科，犯钛（音弟，又音大）。左右趾者易以斗械，是时乏铁，故易以木焉。又嫌汉律太重，故令依律论者，听得科半，使从半减也。
讨袁谭时，民惮役而亡，令不得降。顷之，亡民有诣门自首者，公谓之曰：“听汝则违令，杀汝则诛首，归深自藏，毋为吏所得。”民垂泣而去。
文帝受禅，又议肉刑。详议未定，会有军事，复寝。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详见《详谳》）。又令：谋反、大逆乃得相告，其馀皆勿听治；敢妄相告，以其罪罪之。
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代金，妇人加笞还从鞭督之例，以其刑体裸露故也。
时宫室盛兴，而期会迫急，帝亲召问，言犹在口，身首已分。王肃抗疏曰：“陛下所行刑，皆宜死之人也。然众庶不知，将为仓卒。愿下之於吏而暴其罪。均之死也，不污宫阙，不为缙绅惊惋，不为远近所疑。人命至重，难生易杀，是以圣王重之。孟轲云：‘杀一不辜而得天下，仁者不为也’”
青龙二年，诏曰：“‘鞭作官刑’，所以纠慢怠也，而顷多以无辜死。其减鞭杖之制，著於令。”又令有司删定大辟，减死罪。
四年，诏曰：“有虞氏画象而民弗犯，周人刑错而不用。朕从百王之末，追望上世之风，邈乎何相去之远？法令滋章，犯者弥多，刑罚愈众，而奸不可止。往者按大辟之条，多所蠲除，思济生民之命，此朕之至意也。而郡国毙狱，一岁之中，尚过数百，岂朕训导不醇，俾民轻罪；将苛法犹存，为之陷阱乎？有司其议狱缓死，务从宽简，及乞恩者，或辞未出而狱已报断，非所以究理尽情也。其令廷尉及天下狱官，诸有死罪具狱已定，非谋反、手杀人，亟语其亲治，有乞恩者，使与奏当文书俱上，朕将思所以全之。布告天下，使明朕意。”诏更定魏法，制《新律》十八篇，《州郡令》四十五篇，《尚书官令》、《军中令》，合百八十馀篇。
时承用秦汉旧律，其文起自魏文侯师李悝（音恢）。悝撰次诸国法，著《法经》，以为王者之政莫急於盗贼，故其律始於《盗》、《贼》。盗贼须劾捕，故《囚》、《网》捕二篇。其轻狡、越城、博戏、借假不廉、淫侈逾制，以为《杂律》一篇，又以《具律》具其加减。是故所著六篇而已，然皆罪名之制也。商君受之以相秦。汉承秦制，萧何定律，除参夷连坐之罪，增部主见知之条，益事律《兴》、《厩》、《户》三篇，合为九篇。叔孙通益律所不及，傍章十八篇，张汤《越宫律》二十七篇，赵禹《朝律》六篇，合六十篇。又汉时决事，集为《令甲》以下三百馀篇，及司徒鲍公撰嫁娶辞讼决为《法比都目》，凡九百六卷。世有增损，率皆集类为篇，结事为章。一章之中或事过数十，事类虽同，轻重乖异。而通条连句，上下相蒙，虽大体异篇，实相采入。《盗律》有残伤之例，《贼律》有盗章之文，《兴律》有上狱之法，《厩律》有逮捕之事，若此之比，错糅（人又反，又女救反）无常。後人生意，各为章句。孙叔宣、郭令卿、马融、郑元诸儒章句，十有馀家，家数十万言。凡断罪所当由用者，合二万六千二百七十二条，七百七十三万二千二百馀言，言数益繁，览者益难。天子於是下诏，但得用郑氏章句，不得杂用馀家。卫觊又奏曰：“刑法者，国家之所贵重，而私议之所轻贱；狱吏者，百姓之所悬命，而选用者所卑下。王政之弊，未必不由此也。请置律博士，转相教授。”事遂施行。然而律文烦广，事比众多，离本依末，决狱之吏如廷尉狱吏范洪受囚绢二丈，附轻法论之，狱吏刘象受属偏考囚张茂物故，附重法论之。洪、象虽皆弃市，而轻枉者相继。是时太傅锺繇又上疏求复肉刑，诏下其奏，司徒王朗议又不同。时议者百馀人，与朗同者多。帝以吴蜀未平，又寝。其後，天子又下诏改定刑制，命司空陈群、散骑常侍刘劭、给事黄门侍郎韩逊、议郎庾嶷、中郎黄休、荀诜等删约旧科，傍采汉律，定为魏法。
其序略曰：旧律所以难知者，由於六篇篇少故也。篇少则文荒，文荒则事寡，事寡则罪漏。是以後人稍增，更与本体相离。今制新律，宜都总事类，多其篇条。旧律因秦《法经》，就增三篇，而《具律》不移，因在第六。罪条例既不在始，又不在终，非篇章之义。故集罪例以为《刑名》，冠於律首。《盗律》有劫掠、恐喝（许葛反，相恐也）、和卖买人，科有持质，皆非盗事，故分以为《劫掠律》。《贼律》有欺谩（武安反）、诈伪、逾封、矫制，《囚律》有诈伪生死，《令丙》有诈自复免，事类众多，故分为《诈律》。《贼律》有贼伐树木、杀伤人畜产及诸亡印，《金布律》有毁伤亡失县官财物，故分为《毁亡律》。《囚律》有告劾、传覆，《厩律》有告反逮受，科有登闻道辞，故分为《告劾律》。《囚律》有系囚、鞫狱、断狱之法，《兴律》有上狱之事，科有考事报谳，宜别为篇，故分为《系讯》、《断狱律》。《盗律》有受所监、受财枉法，《杂律》有假借不廉，《令乙》有呵（呼回反）人受钱，科有使者验赂，其事相类，故分为《请赇律》。《盗律》有劫辱强贼，《兴律》有擅兴徭役，《具律》有出卖呈，科有擅作修舍事，故分为《兴擅律》。《兴律》有乏徭、稽留，《贼律》有储峙不办，《厩律》有乏军之兴，及旧典有奉诏不谨、不承用诏书，汉氏施行有小愆乏反不如令，辄劾以不承用诏书、乏军要斩，又减以《丁酉诏书》；《丁酉诏书》，汉文所下，不宜复以为法，故别为之《留律》。秦世旧有厩置、乘傅、副车、食厨，汉初承秦不改，後以费广稍省，故後汉但设骑置，无车马，而律犹著其文，则为虚设，故除《厩律》，取其可用合科者，以为《邮（音尤）驿令》。其告反逮验，别入《告劾律》。上言变事，以为《变事令》。以惊事告急，与《兴律》烽燧（峰遂二音）及科令者，以为《警事律》。《盗律》有还赃畀主，《金布律》有罚赎入责以呈黄金为价，科有平庸坐赃事，以为《偿赃律》。律之初制，无免坐之文，张汤、赵禹始作监临部主、见知故纵之例。其见知而故不举劾，各与同罪，失不举劾，各以赎论；其不见不知，不坐也；是以文约而例通。科之为制，每条有违科，不觉不知，从坐之免，不复分别，而免坐繁多，宜总为免例，以省科文，故更制定其由例，以为《免坐律》。诸律令中有其教制，本条无从坐之文者，皆从此取法也。凡所定，增十三篇，就故五篇，合十八篇，於正律九篇为增，於旁章科令为省矣。改汉旧律不行於魏者皆除之，更依古义制为五刑。其刑死有三，髡（苦昆反），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赎刑十一，罚金六，杂抵罪七，凡三十七名，以为律首。又改《贼律》，但以言语及犯宗庙园陵，谓之大逆无道，要斩，家属从坐，不及祖父母、孙。至於谋反大逆，临时捕之，或潴，或枭菹（侧疏反），夷其三族，不在律令。所以严绝恶迹也。贼斗杀人，以劾而亡，许依古义，听子弟得追杀之。会赦及过误相杀，不得报仇，所以止杀害也。正杀继母，与亲母同，防继假之隙也。除异子之科，使父子无异财也。殴（一口反）兄姊加至五岁刑，以明教化也。囚徒诬告人反，罪及亲属，异於善人，所以累之使省刑息诬也。告投书弃市之科，所以轻刑也。正篡囚弃市之罪，断凶强为义之踪也。二岁刑以上，除以家人乞鞫之制，省所烦狱也。改诸郡不得自择伏日，所以齐风俗也。斯皆魏世所改，其大略如此。
致堂胡氏曰：“怀天下当以仁，理天下当以义。律令者，聊以记刑名之数耳，岂所恃以为治也。惟明於经训者乃能用法，徒贵习法之熟，而无保国化民之本，是李斯所以亡秦者矣。夫业儒之侮经者，尚多有之，况习法而不知仁义之道，其侮法将十人而二五，苟如是，曷若付百官有司於胥吏哉！自後世观魏之所以存，岂系於有律博士，而其所以亡者，岂系於律令之繁省乎！卫觊之言，非经邦之令猷也。”
齐王时，司马师辅政，坐母邱俭以大逆之罪，诛夷之。乃改出女从死之律（见《详谳门》）。
晋武帝泰始三年，贾充等修律令成，帝亲自临讲，使裴楷执读。四年，大赦天下，乃颁新律。
初，文王秉魏政，患前代律令烦杂，陈群、刘劭虽经改革，而科网太密。於是命贾充等定法令，就汉九章增十一篇，仍其族类，正其体号，改旧律为《刑名》、《法例》，辩《囚律》为《告劾》、《系讯》、《断狱》，分《盗律》为《请赇》、《诈伪》、《水火》、《毁亡》，因事类为《卫宫》、《违制》，撰《周官》为《诸侯律》，合二十篇，六百三十条，二万七千六百五十七言。蠲其苛秽，在於益时。其馀未宜除之者，若军事、田农、酤酒，未得皆从人心，权设其法，太平当除，故不入律，悉以为令。施行制度，以此设教，违令有罪则入律也。其常事品式章程，各还其府，为故事。减枭斩族诛从坐之条，除谋反养母出女嫁皆不复还坐父母弃市，省禁锢相告之条，去捕亡没为官奴婢之制。轻过误老小女人，当罚金、杖者，皆令半之。重奸伯叔母之令，弃市。淫寡女，三岁刑。崇嫁娶之要，一以下聘为正，不治私约。峻礼教之防，准五服以制罪也。凡律令合二千九百二十六条，十二万六千二百言，六十卷，故事三十卷。
其後，明法掾张斐，又注律，表上之，其要曰：律始於《刑名》者，所以定罪制也；终於《诸侯》者，所以毕其政也。是以经略罪法之轻重，正加减之等差，明发众篇之多义，补其章条之不足，较举上下纲领。其犯盗贼、诈伪、请赇者，则求罪於此，作役、水火、畜养、守备之细事，皆求之作本名。告讯为之心舌，捕系为之手足，断狱为之定罪，名例齐其法制。自始及终，往而不穷，变动无常，周流四极，上下无方，不离於法律之中。其知而犯之谓之故，意以为然谓之失，违忠欺上谓之谩，背信藏巧谓之诈，亏礼废节谓之不敬，两讼相趣谓之斗，两和相害谓之戏，无变斩击谓之贼，不意误犯谓之过，逆节绝理谓之不道，陵上僭贵谓之恶逆，将害未发谓之戕，唱首先言谓之造意，二人对议谓之谋，制众建计谓之率，不和谓之强，攻恶谓之略，三人谓之群，取非其物谓之盗，货财之利谓之赃。凡二十者，律义之较名也。夫律者，当慎其变，审其理。若不承用诏书，无故失之刑，当从赎；谋反之同伍，实不知情，当从刑：此故失之变也。卑与尊斗，皆为贼。斗之加兵刃水火中，不得为戏，戏之重也。向人室庐道径射，不得为过，失之禁也。都城人众中走马杀人，当为贼，贼之似也。过失似贼，戏似斗，斗而杀伤傍人，又似误，盗伤缚守似强盗，呵人取财似受赇，因辞所连似告劾，诸勿听治似故纵，持质似恐喝。如此之比，为无常之格也。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意善功恶，以金赎之。故律制，生罚不过十四等，死刑不过三，徒加不过六，囚加不过五，累作不过十一岁，累笞不过千二百，刑等不过一岁，金等不过四两。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不以加至死，并死不复加。不可累者，故有并数；不可并数，乃累其加。以加论者，但得其加；与加同者，连得其本。不在次者，不以通论。以人得罪与人同，以法得罪与法同。侵生害死，不可齐其防；亲疏公私，不可常其教。礼乐崇於上，故降其刑；刑法闲於下，故全其法。是故尊卑叙，仁义明，九族亲，王道平也。律有事状相似而罪名相涉者，若加威势下手取财为强盗，不自知亡为缚守，将中有恶言为恐喝，不以罪名呵为呵人，以罪名呵为受赇，劫召其财为持质。此六者，以威势得财而名殊者也。即不求自与为受求，所监求而後取为盗赃，输入呵受为留难，敛人财物积藏於官为擅赋，加殴击之为戮辱。诸如此类，皆为以威势得财而罪相似者也。夫刑者，司理之官；理者，求情之机；情者，心神之使。心感则情动於中，而形於言，畅於四支，发於事业。是故奸人心愧而面赤，内怖而色夺。论罪者务本其心，审其情，精其事，近取诸身，远取诸物，然後乃可以正刑。仰手似乞，俯手似夺，捧手似谢，拟手似诉，拱臂似自首，攘臂似格斗，矜庄似威，怡悦似福。喜怒忧惧，貌在声色；奸贞猛弱，候在视息。出口有言当为告，下手有禁当为贼，喜子杀怒子当为戏，怒子杀喜子当为贼。诸如此类，自非至精，不能极其理也。律之名例，非正文而分明也。若八十，非杀伤人，他皆勿论，即诬告谋反者反坐。十岁，不得告言人；即奴婢捍主，主得喝杀之。贼燔人室庐舍积聚，盗赃五匹以上，弃市；即燔官府积聚盗，亦当与同。殴人，教令者与同罪，即令人殴其父母，不可与行者同得重也。若得违物强取强乞之类，无还赃法随例畀之文。法律中诸不敬，违仪失式，及犯罪为公为私，赃入身不入身，皆随事轻重取法，以例求其名也。夫理者，精元之妙，不可以一方行也；律者，幽理之奥，不可以一体守也。或计过以配罪，或化俗以循常，或随事以尽情，或取舍以从时，或推重以立防，或引轻以就下，公私废避之宜，除削重轻之变，皆所以临时观衅，者用法执诠者，幽於未制之中，采其根芽之微，致之机略之上，称轻重於毫铢，考辈类於参伍，然後乃可以理直刑正。夫奉圣谟典者操刀执绳，刀妄加则伤物，绳妄弹则侵直。枭首者恶之长，斩刑者罪之大，弃市者死之下，髡作者刑之威，赎罚者误之诫。王者立此五刑，所以宝君子而逼小人也，故为敕慎之经，皆拟《周易》有变通之体焉。夫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推而行之谓之通，举而错之谓之格。刑杀者是冬震曜之象，髡罪者是秋凋落之变，赎失者是春阳悔吝之疵也。五刑成章，辄相依准，法律之义也。
刘颂为廷尉，频表宜复肉刑，不见省。
颂上言曰：“臣昔上行肉刑，从来积年，遂寝不论。臣窃以为议者拘孝文之小仁，而轻违圣王之典刑，未详之甚，莫过於此。今死刑重，故非命者众；生刑轻，故罪不禁奸。所以然者，肉刑不用之所致也。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悬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矣，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计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为法若此，道不尽善也。是以徒亡日属，贼盗日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日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古者用刑以止刑，今反於此。诸重犯亡者，过三寸辄重髡之，此以刑生刑；加作一岁，此以徒生徒也。亡者积多，系囚猥畜。议者曰囚不可不赦，复从而赦之，此为刑不制罪，法不胜奸。下知法之不胜，相聚而谋为不轨，月异而岁不同。故自顷以来，奸恶陵暴，所在充斥。议者不深思此故，而曰肉刑於名忤听，忤听孰与贼盗不禁？圣王之制肉刑，远有深理，其事可得而言，非徒惩其畏剥割之痛而不为也，乃去其为恶之具，使夫奸人无用复肆其志，止奸绝本，理之尽也。亡者刖足，无所用复亡。盗者截手，无所用复盗。淫者割其势，其理亦如之。除恶塞源，莫善於此，非徒然也。此等已刑之後，便各归家，父母妻子，共相养恤，不流离於涂路。有今之困，创愈可役，上准古制，随宜业作，虽已刑残，不为虚弃，而所患都塞，又生育繁阜之道自若也。今宜取死刑之限轻，及三犯逃亡淫盗，悉以肉刑代之。其三岁刑以下，已自杖罚遣，又宜制其罚数，使有常限，不得减此。其有宜重者，又任之官长。应四、五岁刑者，皆髡笞，笞至一百，稍行，使各有差，悉不复居作。然後刑不复生刑，徒不复生徒，而残体为戮，终身作诫。人见其痛，畏而不犯，必数倍於今。且为恶者随发被刑，去其为恶之具，此为诸已刑者皆良士也，岂与全其为奸之手足，而蹴（取育反）居必死之穷地同哉！而犹曰肉刑不可用，臣窃以为不识务之甚也。”疏上，又不见省。
惠帝之世，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刘颂上疏论之。
讼疏曰：“自近代以来，法渐多门，令甚不一。臣今备掌刑断，职思其忧，谨具启闻。臣窃伏惟陛下为政，每尽善，故事求曲当，则例不得直；尽善，故法不得全。何则？夫法者固以尽理为法，而上求尽善，则诸下牵文就意，以赴主之所许，是以法不得全。刑书徵文，徵文必有乖於情听之断，而上安於曲当，故执平者因文可引，则生二端。是法多门，令不一，则吏不知所守，下不知所避。奸伪者因法之多门以售其情，所欲浅深，苟断不一，则居上者难以检下，於是事同议异，狱犴不平，有伤於法。古人有言：‘人主详，其政荒；人主期，其事理。’详匪他，尽善则法伤，故其政荒也。期者，轻重之当，虽不厌情，苟入於文，则得而行之，故其事理也。又君臣之分，各有所司。法欲必奉，故令主者守文；理有穷塞，故使大臣释滞；事有时宜，故人主权断。主者守文，若释之执犯跸之平也；大臣释滞，若公孙弘断郭解之狱也；人主权断，若汉祖戮丁公之为也。天下万事，自非斯格重为，故不近似此类，不得出以意妄议，其馀皆以律令从事。然後法信於下，人听不惑，吏不容奸，可以言政。人主轨斯格以责群下，大臣官吏各守其局，则法一矣。古人有言：‘善为政者，看人设教。’看人设教，制法之谓也。又曰‘随时之宜’，当务之谓也。然则看人随时，在大量也，而制其法。法轨既定则行之，行之信如四时，执之坚如金石，群吏岂得在成制之内，复称‘随时之宜’，傍引‘看人设教’，以乱政典哉！何则？始制之初，固已看人而随时矣。今若设法未尽当，则宜改之。若谓已善，不得尽以为制，而使奉用之司公得出入以差轻重也。夫人君所与天下共者，法也。已令四海，不可以不信以为教，方求天下之不慢，不可绳以不信之法。且先识有言：‘人至愚而不可欺也。’不谓平时背法意断，不胜百姓愿也。上古议事以制，不为刑辟。夏殷及周，书法象魏。三代之君齐圣，然咸弃曲当之妙鉴，而任徵文之直准，非圣有殊，所遇异也。今论时敦朴，不及中古，而执平者欲情之所安，自於议事以制。臣窃以为听言则美，论理则违。然天下至大，事务众杂，时有不得悉循文如令。故臣谓宜立格为限，使主者守文，死生以之，不敢错思於成制之外以差轻重，则法常全。事无正据，名例不及，大臣论当，以释不滞，则事无阂。至於非常之断，出法赏罚，若汉祖戮楚臣之私己，封赵氏之无功，唯人主专之，非奉职之臣所得拟议。然後情求傍请之迹绝，似是而非之奏塞，此盖齐法之大准也。夫出法权制，指施一事，厌情合听，可耳目，诚有临时当意之快，胜於徵文不允人心也。然起为经制，终年施用，恒得一而失十。故小有所得者，必大有所失；近有所漏者，必远有所苞。故谙事识体者，善权轻重，不以小害大，不以近妨远。忍曲当之近，以全简直之大准。不牵於凡听之所安，必守徵文以正例。每临其事，恒御此心以决断，此又法之大概也。又律法断罪，皆当以律法令正文，若无正文，依附名例断之，其正文明例所不及，皆勿论。法吏以上，所执不同，得为异议。如律之文，守法之官，唯当奉用律令。至於法律之内，所见不同，乃得为异议也。今限法曹郎令史，意有不同为驳，唯得论释法律，以正所断，不得援求诸外，论随时之宜，以明法官守局之分。”诏下其事。侍中、太宰、汝南王亮奏，以为：“夫礼以训世，而法以整俗，理化之本，事实由之。若断不断，常轻重随意，则王宪不一，人无所错矣。故观人设教，在上之举；守文直法，臣吏之节也。臣以为太康八年，随事异议。周悬象魏之书，汉咏画一之法，诚以法与时共，义不可二。今法素定，而法为议，则有所开长，以为宜如颂所启，为永久之制。”於是门下属三公曰：“昔先王议事以制。自中古以来，执法断事，既以立法，诚不宜复求法外小善也。若常以善夺法，则人逐善而不忌法，其害甚於无法也。按启事，欲令法令断一，事无二门，郎令史已下，应复出法按，随事以闻也。”
怀帝永嘉元年，除三族刑。
东晋元帝为丞相，在江东承制，时百度草创，议断不循法律，人立异议，高下无状。主簿熊远奏曰：“礼以崇善，法以闲非，故礼有常典，法有常防，人知恶而无邪心。是以周建象魏之制，汉创画一之法，故能阐弘大道，以至刑措。律令之作，由来尚矣。经贤智，历夷险，随时斟酌，最为周备。自军兴以来，法度陵替，至於处事不用律令，竞作厉命，人立异议，曲物情，亏伤大例。府立节度，复不奉用，临事改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关谘，委之大官，非为政之体。若本曹处事不合法令，监司当以法弹违，不得动用开塞，以坏成事。案法盖粗术，非妙道也，矫割物情，以成法耳。若每随物情，辄改法制，此为以情坏法。法之不一，是谓多门，开人事之路，广私请之端，非先王立法之本意也。凡为议者，若违律令节度，当合经传及前此故事，不得任情以破成法。愚谓宜令录事更立条制，诸立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也。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主者唯当徵文据法，以事为断耳。”是时帝以权宜从事，尚未能从。而河东卫展为晋王大理，考摘故事有不合情者，又上书曰：“今施行诏书，有考子正父死刑，或鞭父母问子所在。近主者所称《庚寅诏书》，举家逃亡家长斩。若是逃亡之主，斩之虽重犹可。设子孙犯事，将考祖父逃亡，逃亡是子孙，而父祖婴其酷。伤顺破教，如此者众。相隐之道离，则君臣之义废；君臣之义废，则犯上之奸著矣。秦网密文峻，汉兴，扫除烦苛，风移俗易，几於刑措。大人革命，不得不荡其秽匿，通其圯（符鄙反）滞。今诏书宜除者多，有便於当今，著为正条，则法差简易。”元帝令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是以明罚敕法，先王所慎。自元康以来，事故荐臻，法禁滋蔓。大理所上，宜朝堂会议，蠲除诏书不可用者，此孤所虚心也。”
帝即位，卫展为廷尉，上言：“古者肉刑，事经前圣，汉文除之，增加大辟。今人户荒，百不遗一，而刑法峻重，非句践养胎之议。愚谓宜复古施行，以隆太平之化。”诏内外通议。
王导、贺循等议：“今盗者窃人之财，淫者奸人之色，亡者避叛之役，皆无杀害也，刖之以刑。刑之则止，而加之斩戮，戮过其罪，死不可生，纵虐於此，岁以巨计。此乃仁人君子所不忍闻，而况行之於政乎！或者乃曰，死犹不惩，而况於刑？然者冥也，其至愚矣，虽加斩戮，忽为灰土，死事日往，生欲日存，未以为改。若刑诸市朝，朝夕鉴戒，刑者诫为恶之永痛，恶者睹残刖之长废，故足惧也。然後知先王之轻刑以御物，明诫以惩愚，其理远矣。”尚书令刁协等议，以：“今中兴祚崇，大命惟新，诚宜设肉刑，宽法以育人。然惧群小愚弊，习玩所见而忽异闻，或未能咸服。愚谓行刖之时，先明申法令，乐刑者刖，甘死者杀，则心服矣。古典刑不上大夫，今士人有犯者，谓宜如旧，不在刑例，则进退惟允。”尚书周ダ等议，以为：“复肉刑以代死，诚是圣王之至德，哀矜之弘覆。然窃以为刑罚轻重，随时而作。时人少死而易威，则从轻而宽之；时人多罪而难威，则宜死刑而济之。肉刑平代所应立，非救弊之宜也。方今圣化草创，人有馀奸，习恶之徒，为非未已，截头绞颈，尚不刑禁，而乃更断足劓鼻，轻其刑罚，使欲为恶者轻犯官刑，蹈罪更众，是为轻其刑诱其人於罪，残其身以加楚毒也。昔之畏死刑以为善人者，今皆犯轻刑而残其身，畏重之常人，反为犯轻而致困，此皆何异断刖常人以为恩仁也！恐受刑者转广，而为非者日多，踊贵屦贱，有鼻者鬼也。徒有轻刑之名，而实开长恶之源。不如杀以止杀，重以全轻，权小停之。须圣化渐著，兆庶易感之日，徐施行也。”议奏，元帝犹欲从展所上，大将军王敦以为：“百姓习俗日久，忽复肉刑，必骇远近。且逆寇未殄，不宜有惨酷之声以闻天下。”於是乃止。
大兴四年，著作佐郎郭璞以帝用刑过差，上疏，以为：“阴阳错缪，皆烦刑所致。赦不欲数，然子产知铸刑书非政之善不得不作者，须以救弊也，今之宜赦，理亦如之。”
庾翼言：“大较江东之政，以妪煦豪强，常为民蠹，时有行法，辄施之寒劣。”按史称元帝好刑名，郭璞复有繁刑之谏。《璞传》载全疏数百言，然指陈实事，不过言建兴四年督运令史淳于伯刑於市而血逆上流，以为冤酷之异。盖自江左中兴以来，姑息立国，北征大事，以乏兴杀一督运，未为过也。而当时冤之，史氏书之，以为淫刑。嗣是之後，习为宽弛。刘隗、刁协、庾亮稍欲济以综核，而召变稔祸矣。
明帝太宁三年，复三族刑，惟不及妇人。
咸康之时，庾冰好为纠察，近於繁细，後益矫违，复从宽纵，疏密自由，律令无用矣。
石勒既称赵王，以世乱，律令烦多，命法曹令史贯志采集其要，作《辛亥制》五千文，施行十馀年，乃用律令。以理曹参军上党续咸为律学祭酒，咸用法详平，国人称之。
安帝元兴末，桓元辅政，又议欲复肉刑斩左右趾之法，以轻死刑，命百官议。
蔡廓上议，以为：“肉刑之设，肇自哲王。盖由曩代风淳，人多谨，图像既陈，则机心直戢，刑人在涂，则不逞改操，故能胜残去杀，化崇无为。季末浇伪，设网弥密，利巧之怀日滋，耻畏之情转寡。终身剧役，不足止奸，况乎黥劓，岂能反善？徒有酸惨之声，而无济俗之益。至於弃市之条，实非不赦之罪，事非手杀，考律同归，轻重均科，减降路塞，锺、陈以之抗言，元皇所为留。愍今英辟翼赞，道邈伊周，诚宜明慎用刑，爱人弘育，申哀矜以革滥，移大辟於支体，全性命之至重，恢繁息於将来。”而孔琳之议不同。时议多与琳之同，遂不行。
●卷一百六十五 刑考四
○刑制
宋文帝时，侍中蔡廓建议，以为：“鞫狱不宜令子孙下辞明言父祖之罪，亏教伤情，莫此为大。自今但令家人与囚相见，无乞狱之词，便足以明伏罪，不须责家人下辞。”朝议咸以为允，从之。
卫将军王弘言：“主守偷五匹，常偷四十匹，并加大辟，其法太重。宜进主守偷五十匹、常偷五十匹死，四十匹降以补兵。既得小宽人命，亦足以为惩戒。”从之。
明帝太始四年，诏定黥、刖之制。有司奏：“自今凡劫窃执官仗，拒战逻司，攻剽亭寺及伤害吏人，并监司将吏自为劫，皆不限人数，悉依旧制斩刑。若遇赦，黥及两颊‘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交、梁、宁州。五人以下止相通夺者，亦依黥作‘劫’字，断去两脚筋，徙付远州。若遇赦，原断徙犹黥面，依旧补冶士。家口应及坐，悉依旧结谪。”及帝崩，其例乃寝。
齐高祖时，丹阳尹王僧虔上言：“郡县狱相承有上汤杀囚，名曰救疾，实行冤暴。岂有死生大命，而潜制下邑。愚谓囚病必先刺郡，求职司与医对共诊验；远县，家人省视，然後处治。”上从之。
武帝永明九年，令删定郎王植之集注张、杜旧律合为一书，凡千五百三十二条。事未施行，其文殄灭。
初，晋张、杜预共注律三十卷，自泰始以来用之。律文简约，或一章之中，两家所处，生杀顿异，临时斟酌，吏得为奸。上留心法令，诏狱官详正旧注。七年，尚书删定郎王植乃集定二注，表奏之。诏公卿、八座参议正，竟陵王子良总其事。众议异同不能宜者，制旨平决。是岁书成。廷尉山阴孔稚上表，以为：“律文虽定，苟用失其平，则法书徒明於表里，冤魂犹结於狱中。窃寻古之名流，多有法学；今之士子，莫肯为业，纵有习者，世议所轻，将恐此书永沦走吏之手矣。今若直律助教，依《五经》例，国子生有欲读者，策试高第，即加擢用，以补内外之官，庶几士流有所劝慕。”崔祖恩言：“汉时习律有家，子孙并传其业。今廷尉律生，乃令史门户，刑之不措，乃此之由。”诏从其请，事竟不行。
梁武帝制，依周、汉故事，有罪者赎。其科，凡在官身犯，罚金；鞭杖督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时齐时旧郎蔡法度能言齐王植之律，於是使损益旧本，以为《梁律》。天监初又令王亮等定为二十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盗劫，四曰贼叛，五曰诈伪，六曰受赇，七曰告劾，八曰讨捕，九曰系讯，十曰断狱，十一曰杂，十二曰户，十三曰擅兴、十四曰毁亡，十五曰卫宫，十六曰水火，十七曰仓库，十八曰厩，十九曰关市，二十曰违制。制刑为十五等之差。弃市以上为死罪，大罪枭其首，次弃市。刑二岁以上为耐罪，言各随伎能而任使之也。有髡钳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匹。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匹。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匹。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匹。罚金一两以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匹。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匹。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匹。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匹。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匹。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匹。罚金八两者，男子四匹。罚金四两者，男子二匹。罚金二两者，男子一匹。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五等之差。又制又九等之差：有一岁，半岁刑，百日刑，鞭杖一百，鞭杖五十，鞭杖四十，鞭杖三十，鞭杖二十，鞭杖十。又八等之差：一曰免官，加杖督一百；二曰免官；三曰夺劳百日，杖督一百；四曰杖督一百；五曰杖督五十；六曰杖督四十；七曰杖督二十；八曰杖督十。论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凡系狱者，不即答款，应加测罚，不得以人士为隔。若人士犯罚，违不款，宜测罚者，先参议牒启，然後科行。断食三日，听家人进粥二升；女及老小，百五十刻乃与粥，满千刻而止。囚有械、丑、斗械及钳，并立轻重大小之差，而为定制。其鞭，有制鞭、法鞭、常鞭，凡三等之差。制鞭，生革廉成；法鞭，生革去廉；常鞭，熟且（之友反）不去廉。皆作鹤头纽，长尺一寸，梢长二尺七寸，广三分，靶长二尺五寸。杖皆用生荆，长六尺。有大杖、法杖、小杖三等之差。大杖，头围寸三分，小头八分半。法杖，围寸三分，小头五分。小杖，围寸一分，小头极杪。诸督罚，大罪无过五十、三十，小者二十。当笞二百以上者，笞半，馀半後决，中分鞭杖。老小於律令当行鞭杖罚者，皆半之；其应得法鞭、杖以，熟且鞭、小杖。过五十者，稍行之。将吏以上及女人应有罚者，以罚金代之。其以职员应罚，及律令指名制罚者，不用此令。其问事诸罚，皆用熟且鞭、小杖。其制鞭、制杖，法杖、法鞭，自非特诏，皆不得用。诏鞭杖在京师者，皆於€龙门行。女子怀孕者，勿得决罚。其反、叛、大逆以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资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黑詹>面为“劫”字（<黑詹>音都感反），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配财官冶士、尚方锁士，皆以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士人有禁锢之科，亦以轻重为差。其犯清议，则终身不齿。耐罪囚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孕者、盲者、侏儒当械系者，及郡国太守、相、都尉、关中侯以下，亭侯以上之父母妻子，及所坐非死罪除名之罪，二千石以上非槛徵者，并讼系之。丹阳尹月一诣建康县，令三官参共录狱，察断枉直。其尚书录人之月者，并与尚书参共录之。凡定罪二千五百二十九条。又有令三十卷。
天监十一年，诏：“自今逋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可停将送。”上敦睦九族，优借朝士，有犯罪者，皆屈法申之。百姓有罪，则案之如法。其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举家质作。民既穷窘，奸宄益深。尝因郊祀，有秣陵老人遮车驾言曰：“陛下为法，急於黎庶，缓於权贵，非长久之道。”上乃思所以宽之。
十四年，制除<黑詹>面之刑。
帝笃尚文雅，疏简刑法，自公卿大臣，不以鞫狱为意。奸吏柄权弄法，贿赂成市，枉滥者多。大率二岁刑以上，岁至五千人。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疾病，权解之。是後囚徒或有优剧。时王侯子弟多骄淫不法。上年老，厌於万几，又专精佛戒，每断重罪，则终日不怿。或谋反逆，事觉，亦泣而宥之。由是王侯益横，或白昼杀人於都街，或暮夜公行剽掠。有罪亡命，匿於王家，有司不敢搜捕。上深知其弊，而溺於慈爱，不能禁也。
中大同元年，诏自今犯罪，非大逆，父母、祖父母勿坐。自是禁网渐疏，百姓安之，而贵戚之家，不法甚矣。
陈武帝令尚书删定郎范泉参定律令，又令徐陵等知其事，制《律》三十卷，《科》三十卷。其制维重清议、禁锢之科。若缙绅之族，犯亏名教，不孝及内乱者，终身不齿。先与人为婚者，许妻家夺之。其获贼帅，士人恶逆，虽经赦免死，付治，听将妻入役，不为年数。又存赎罪之律，复父母缘坐之刑。自馀一用梁法。其有赃验昭然而不款伏，则上测立。立测者，以土为垛，高一尺，上员，劣容囚两足立；鞭二十，笞三十讫，著两械及丑。上垛。一上测七刻，日再上。三七日上测，七日一行鞭。凡经鞭杖，合一百五十，得度不承者，免死。其髡鞭五岁刑，降死一等，锁二重。其五岁刑下，并锁一重。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馀并居作。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馀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者若有官者，赎论。一岁刑，无官亦赎论。寒庶人，准决鞭杖。囚并著械，徒并著锁，亦不计阶品。死罪将决，乘露车，著三械，加手。至市，脱手械及手焉（音拱。两手曰）。当刑於市者，夜须明，雨须晴。朔日、八节、六斋日、月在张、心日，并不得行刑。廷尉寺为北狱，建康县为南岳，并置正、监、平一。又制，常以三月，侍中、吏部尚书、三公郎、部都令史、三公录冤屈、御史中丞、侍御史、兰台令史，亲行京师诸狱及冶署，理察囚徒冤枉。
後魏昭成帝始制法令。反逆者族。其馀当死者，听入金、马赎罪。杀人者，听与死家马、牛、葬具以平之。盗官物，一备五；私物，一备十。四部大人共坐王庭决词讼，无系讯连逮之苦，境内安之。
道武既平定中原，患旧制太峻，命三公郎王德除其酷法，约定科令。季年被疾，刑法滥酷。太宗承之，吏文亦深。太武帝神中，诏崔浩定律令。除五岁、四岁刑，增一年刑。大逆不道，腰斩，诛其同籍；年十四以下腐刑，女子没县官。害其亲者に之。为蛊毒者，男女皆斩女焚其家。巫蛊者，负羊抱犬沈诸泉。当刑者赎，负则加鞭二百。畿内人富者烧炭於山，贫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藁；其痼疾不逮於人，守苑囿。王官阶九品，得以官爵除刑。妇人当刑而孕，产後百日乃决。年十四以下，降刑之半；八十及九十，非杀人不坐。拷讯不逾四十九。论刑者，部主言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定案奏闻，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刑之。诸州囚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其後因官吏黩货，太延中，诏吏人得举告牧守之不法。於是凶悖者求得牧宰之失，乃贪暴於闾阎。真君中，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经义论决。初，《盗律》赃四十匹致大辟，人多慢政，乃减至三匹。
大平真君十一年，诛司徒崔浩，清河崔氏无远近，及范阳卢氏、太原郭氏、河东柳氏，皆浩之亲党，尽夷其族。
浩修国史，标立石铭刊《国记》，书事备而不典。既列在衢路，往来行者以为言，浩及秘书郎吏以下并死。浩之将诛也，幽絷置之槛内，送於平城南，使卫士数十人溲其上，呼声嗷嗷，闻於行路。自宰司之被害，未有如浩之酷者。
正平中，又命太子少傅游雅、中书侍郎胡方回等改定律制，凡三百七十条。门房之诛四，大辟百四十五，刑二百二十一。
文成帝太安中，以士民多因酒致斗及议国政，乃设酒禁，酿、酤、饮者皆斩之。吉凶之会，听开禁，有日程。增置内外候官，伺察诸曹及州镇；或微服杂乱於府寺，以求百官过失。有司穷治，讯掠取服。百官赃满二丈皆斩。又增律七十九章，门房之诛十有三，大辟三十五，刑六十二。
孝文除口误，开酒禁。故事，皆斩裸形伏质，太和初，制不令裸形。又令高闾修旧文，随例增减，凡八百三十二章，门房之诛十有六，大辟之罪二百三十五，刑三百七十七；除群行剽劫首谋门诛，律重者止枭首。
太和五年，沙门法秀谋反诛。诏曰：“法秀妖诈乱常，妄说符瑞；兰台御史张求等一百馀人，招结奴隶，谋为大逆，有司科以族诛，诚合刑宪。但矜愚重命，犹所不忍。其五族者，降止同祖；三族，止一门；门诛，止身。”
帝勤於为政，尤重刑罚，大刑多令覆鞫，或囚系积年，群臣颇以为言。帝曰：“滞狱诚非善治，不犹愈於仓猝而滥乎！夫人幽苦则思善，故智者以囹圄为福堂。朕特苦之，欲其改悔而加矜恕耳。”由是囚系虽滞，而所刑皆得其宜。
时法官及州县多为重枷，复以纟追石悬於囚颈，伤肉至骨，勒以诬服。帝伤之，乃诏非大逆有明证而不疑辞者，不得大枷。
太和八年，始班俸禄，以十月为始，季别受之。旧律，枉法十匹，义赃二十匹，罪死；至是，义赃一匹，枉法无多少，皆死。仍分命使者，纠察守宰之贪者。秦、益二州刺史恒农李洪之以外戚贵显，为治贪暴，班禄之後，洪之首以赃败。帝命锁赴平城，集百官亲临数之；犹以其大臣，听在家自裁。自馀守宰坐赃死者四十馀人。受禄者无不，赇赂殄绝。然吏民犯他法者，帝率宽之。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都下决大辟，岁不过五六人；州镇亦简。
十二年，诏：“犯死罪，若父母、祖父母年老，更无成丁子孙，又无周亲者，仰按後列奏以待报。著之令。”
宣武帝正始初，尚书令高肇等奏曰：“杖之小大，鞭之长短，令有定式，但枷之轻重，先无成制。请造大枷，长丈三尺，喉下长丈，通颊木各方五寸，以拟大逆外叛。”自是枷杖之制，颇有定准。《法例律》：“五等爵及在《官品令》从第以上，皆当刑二岁；免官者，三岁之後听仕，降先阶一等。”邢峦奏：“官人若有罪本除名，以职当刑，犹有馀资，得降阶而叙。至於五等封爵，除刑若尽，永既甄削，便同之除名，於例实爽。愚谓自王公以下，有封邑，罪除名，三年之後，宜各降本爵一等，王及郡公降为县公，公为侯，侯为伯，伯为子，子为男，至於县男，则降为乡男。五等爵者，并依此而降，至於散男。其乡男、散男无可降授者，三年之後，听依其本品之资出身。”从之。
文帝大统十三年，诏：“自今应宫刑者，直没官，勿刑。亡奴婢应黥者，止简亡罪。”
北齐神武秉魏政，迁都於邺，群盗颇起，遂严立制：诸强盗杀人者，首从皆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其不杀人及赃不满五匹，魁首斩，从者死，妻子亦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
文宣受禅後，命群官刊定魏朝《麟趾格》，又议造《齐律》，积年不成，其决狱犹依魏旧式。
自六年以後，帝遂以功业自矜，恣行酷暴，昏狂酗，任情喜怒。为大镬、长锯、М、碓之属，并陈於庭，意有不快，则手自屠裂，或命左右脔啖，以逞其意。时仆射杨遵彦乃令宪司先定死罪囚置於仗卫之中，帝欲杀人，则执以应命，谓之“供御囚”。应三月不杀者，则免其死。帝尝幸金凤台受佛戒，多召死囚，编递为翅，命之飞下，谓之“放生”，坠皆致死，帝视以为欢笑。时有司折狱，又皆酷法。讯囚则用车辐犭刍杖，夹指压踝，又立之烧犁耳上，或使以臂贯烧车。既不胜其苦，皆致诬伏。七年，豫州检使白标为左丞卢斐所劾，乃於狱中诬告斐受金。文宣知其奸罔，诏令按之，果无其事。乃敕八座议立《按劾格》，负罪不得告人事。於是挟奸者畏纠，乃先加诬讼，以拟当格，吏不能断。又妄相引，大狱动至千人，多移岁月。然帝犹委政辅臣杨遵彦，弥缝具阙，故时议者窃云：主昏於上，政清於下。
武成帝河清三年，尚书令赵郡王等奏上《齐律》十二篇：一曰名例，二曰禁卫，三曰婚户，四曰擅兴，五曰违制，六曰诈伪，七曰斗讼，八曰贼盗，九曰捕断，十曰毁损，十一曰厩牧，十二曰杂。其定罪九百四十九条，又上《新令》三十卷，大抵采魏晋故事。其制，刑名五。一曰死，重者に之（に音患），其次枭首，并陈尸三日；无市者，列於乡亭显处。其次斩刑，殊身首。其次绞刑，死而不殊。凡四等。二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於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有不合远配者，男子长徒，女子配舂；并六年。三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作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四曰鞭，有百、八十、六十、五十、四十之差，凡五等。五曰杖，有三十、二十、一十之差，凡三等。当加者上就次，当减者下就次。赎罪旧有金，皆代以中绢。死百匹，流九十二匹，刑五岁七十八匹，四岁六十四匹，三岁五十匹，二岁三十六匹。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匹。鞭、杖每十，赎绢一匹；至鞭百，则绢十匹。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以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法。合赎者，谓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痴并过失之属。犯罚绢一匹及杖十以上，皆名为罪人。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宗室则不注盗、不入奚官、不加宫刑。自犯流罪以下合赎者，及妇人犯刑以下，侏儒、笃疾、残废非犯死罪，皆讼系之。罪刑年者锁，无锁以枷。流罪以上枷丑械。死罪者桁之（桁，户郎反）。决流刑鞭笞者，鞭其背。五十，一易执鞭人。鞭鞘皆用熟皮，削去廉棱。鞭疮长一尺。笞者笞臀，而不中易人。杖长三尺五寸，大头径二分半，小头径一分半。决三十以下者，杖长四尺，大头径三分，小头径二分。在官犯罪，鞭杖十为一负。闲局六负为一殿，平局八负为一殿，繁局十负为一殿。加於殿者，复计为负焉。又列重罪十条：一曰反逆，二曰大逆，三曰叛，四曰降，五曰恶逆，六曰不道，七曰不敬，八曰不孝，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其犯十者，不在八议论赎之限。是後法令明审，科条简要，又敕仕门子弟常讲习之，故齐人多晓法律。其不可为定法者，别制《权令》二卷，与之并行。
後平秦王高归彦谋反，须有约罪，律无正条，於是遂有《别条权格》，与律并行。大理明法，上下比附，欲出则附依轻议，欲入则附从重法，奸吏因之，舞文出没。至於後主，权幸用事，有不附者，阴中以法。纲纪紊乱，卒至於亡。
周武帝保定三年，司宪大夫拓拔迪奏新律，谓之《大律》凡二十五篇：一曰刑名，二曰法例，三曰祀享，四曰朝会，五曰婚姻，六曰户禁，七曰水火，八曰兴缮；九曰卫宫，十曰市廛，十一曰斗竞，十二曰劫盗，十三曰贼叛，十四曰毁亡，十五曰违制，十六曰关津、十七曰诸侯，十八曰厩牧，十九曰杂犯，二十曰诈伪，二十一曰请求，二十二曰告言，二十三曰逃亡，二十四曰系讯，二十五曰断狱。大凡定罪千五百三十条。其制罪：一曰杖刑五，自十五至五十。二曰鞭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三曰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百，笞五十。四曰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百，笞百。死刑五，一曰磬，二曰绞，三曰斩，四曰枭，五曰裂。五刑之属各有五，合二十五等。不立十恶之目，而重恶逆、不道、大不敬、不孝、不义、内乱之罪也。凡恶逆，肆之三日。盗贼群攻乡邑及入人家者，杀之无罪。若报雠者，造於法（造，七报反）而自杀之，不坐。经为盗者，注其籍；唯皇宗则否。凡死罪，枷而；流罪，枷而梏；徒罪，枷；鞭罪，桎；杖罪，散以待断。皇族及有爵者，死罪以下锁之，徒以下散之。狱成将杀者，书其姓名及其罪於，而杀之市；唯皇族与有爵者隐狱。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俱役六年，不以远近为差等。赎死刑，金二斤。鞭者以百为限。加笞者，合二百止。应加鞭、笞者，皆先笞後鞭。妇人当笞者，听以赎论。徒输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杖十以上，当加者上就次，数满乃坐。当减者，死罪流藩服，藩服以下俱至徒五年，以下各以一等为差。为盗贼者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罪当流者，皆甄一房配为杂户。其为盗贼事发逃亡者，悬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应赎金者，鞭、杖十，收中绢一匹。流、徒者，依限岁收绢十二匹。死罪者百匹。其赎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输者，归於法。贫者请而免之。大凡定法千五百三十七条。其大略滋章，条流苛密，比於齐法，烦而不要。又初除复雠之法，犯者以杀论。帝又以齐之旧俗，未改昏政，贼盗奸宄，颇乖宪章，其年，又为《刑书要制》以督之。其大抵持杖群盗一匹以上，不持杖群盗五匹以上，监临主掌自盗二十匹以上，盗及诈请官物三十匹以上，正、长隐五户及丁五以上，及地顷以上，皆死。自馀依《大律》。由是浇诈颇息焉。
宣帝性残忍暴戾，自在储贰，恶其叔父齐王宪及王轨、宇文孝伯等。及即位，并先诛戮，由是外内不安，俱怀危惧。其後荒淫日甚，恶闻其过，诛戮无度，疏斥大臣。又数行肆赦，为奸者皆轻犯法，政令否塞，下无从。於是又广《刑书要制》，而更峻其法，谓之《刑经圣制》。宿卫之官，一日不直，罪至削除。逃亡者皆死，而家口籍没。上书字误者，科其罪。又作辟历车，以威妇人。其决人罪，云与杖者，即百二十，云多打者，即二百四十，名曰“天杖”。帝既酣饮过度，有下士杨文因歌曰：“朝亦醉，暮亦醉，日日恒常醉，政事日无次。”郑译奏之，帝怒，命赐杖二百四十而致死。後更命中士皇甫猛歌，又讽谏，郑译又奏之，又赐猛杖百二十。是时下自公卿，内及妃后，咸加捶楚，上下愁怨。
隋文帝初令高等更定新律，其刑名有五：一曰死刑二，有绞，有斩。二曰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应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三曰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四曰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五曰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而蠲除前代鞭刑及枭首に裂之法。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流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唯大逆谋反叛者，父子兄弟皆斩，家口没官。又置十恶之条，多采齐之制，而颇有损益。一曰谋反，二曰谋大逆，三曰谋叛，四曰恶逆，五曰不道，六曰大不敬，七曰不孝，八曰不睦，九曰不义，十曰内乱。十恶及故杀人狱成者，虽会赦，犹除名。其在八议之科，及官品第七以上犯罪，皆例减一等。其品第九以上犯者，听赎。应赎者，皆以铜代绢。铜一斤为负，负十为殿。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矣。流千里赎铜八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千里则百斤矣。二死皆赎铜百二十斤。犯法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其累徒过九年者，流二千里。自前代相承，有司讯考，皆以法外。或有用大棒束杖，车辐鞋底，压踝杖桄之属，尽除之。讯囚不得过二百，枷杖大小，咸为之程品，而行杖者不得易人。又敕四方，敦理辞讼。有枉屈县不治者，令以次经郡及州，至省仍不治，乃诣阙申诉。有所未惬，听挝登闻鼓，有司录状奏之。帝又每季观录囚徒。常以秋分之前，省阅诸州申奏罪状。後因览刑部奏断狱数犹至万条，以为律尚严密，故人多陷罪。又敕苏威、牛弘等更定新律。除死罪八十一条、流罪百五十四条、徒等千馀条，定留唯五百条。凡十二卷。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自是刑网简要，疏而不失。於是置律博士弟子员。断决大狱，皆先牒明法，定其罪名，然後依断。其後帝以用律者多致驳，罪同论异。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按覆，事尽然後上奏取裁。
帝性猜忌，素不悦学，既任智而获大位，因以文法自矜，明察临下。恒令左右觇内外，小有过失，则加以重罪。又患令史赃，因私使人以钱帛遗之，得犯立斩。每於殿廷打人，一日之中，或至数四。尝怒问事捶楚不甚，即令斩之。十年，尚书左仆射高、理书侍御史柳等谏，以为朝堂非杀人之处，阙廷非决罚之地。帝不纳。等乃尽诣朝堂请罪，曰：“陛下子育群生，务在去弊，而百姓无知，犯法不息，致陛下决罚过严，皆臣等不能有所裨益，乞自退屏，以避贤路。”帝於是顾谓领左右都督田元曰：“吾杖重乎？”元曰：“重。”问其状，元举手曰：“陛下杖大如指，捶楚人三十者，比常数百，故多致死。”帝不怿，乃令殿内去杖，欲有决罚，各委所由。後楚州行参军李君才上言帝宠高过甚，上大怒，命杖之，而殿内无杖，遂以马鞭笞杀之。自是殿内复置杖。未几怒甚，又於殿廷杀人，兵部侍郎冯基固谏，帝不从，竟於殿廷行决。帝亦寻悔，宣慰冯基，而怒群寮之不谏者也。
开皇十三年，改徒及流并为配防。
十五年。制死罪三奏而後决。
十六年，有司奏合川仓粟少七千石，命斛律孝卿鞫问其事，以为主典所窃。令孝卿驰驿斩之，没其家为奴婢，鬻粟以填之。是後盗边粮者，一斗以上皆死，家口没官。十七年，诏所在官人，不相敬惮，多自宽纵，事难克举。诸有殿失，虽备科条，或据律乃轻，论情则重，不即决罪，无以惩肃。其诸司属官，若有愆犯，听於律外斟酌决杖。於是上下相驱，迭行捶楚，以残暴为能，以守法为懦弱。
时帝意每尚惨急，而奸回不止。又定盗一钱弃市法；闻见不告者，坐至死。自此四人共盗一榱桶，三人共窃一瓜，事发即时行决。有数人劫执事而谓之曰：“吾岂求财者耶？但为枉人来耳。而为我奏至尊，自古以来，体国立法，未有盗一钱而死也。而不为我以闻，吾更来，而属无类矣。”帝闻之，为停盗取一钱弃市之法。帝常发怒，六月棒杀人。大理少卿赵绰固争曰：“季夏之月，天地成长庶类，不可以此时诛杀。”帝报曰：“六月虽曰生长，此时必有雷霆。天道既於炎阳之时震其威怒，则天而行，有何不可！”遂杀之。帝猜忌益甚，臣僚用法尤峻。御史以元正日不劾武官衣剑之不齐者，或以白帝，帝谓之曰：“尔为御史，何纵舍自由？”命杀之。谏议大夫毛思祖谏，又杀之。左领军府长史考校不平，将作寺丞以课麦回晚，武库令以署庭荒芜，独孤时以私受蕃客鹦鹉，帝察知之，并亲临斩决。仁寿中，用法益峻，帝既喜怒不常，不复依准科条。时杨素正被委任。素又禀性高下，公卿服栗，不敢措言。素於鸿胪少卿陈延不平，蕃客馆庭中有马屎，又庶仆毡上樗蒲。旋以白帝，主客令与掌故皆坐棒杀，而捶陈延殆至於毙。大理寺丞杨远、刘子通等，性爱深文，每随衙奏狱，能顺帝旨。帝大悦，并遣於殿廷三品行中供奉，每有诏狱，专使主之，候帝之所不快，则按以重抵，无殊罪而死者，不可胜计。远又能附杨素，每於途中接候，而以囚名目白之，皆随素所为轻重。其临刑赴市者，莫不途中呼枉，仰天而哭。
炀帝即位，以高祖禁网深刻，乃敕修律令，除十恶之条。开皇旧制，门子弟不得居宿卫近侍之官。先时萧岩以叛诛，崔君绰坐连庶人勇事，家口籍没。岩以中宫故，君绰缘女人宫爱幸，帝乃下诏，革前制，令诸州犯罪赦戮之门，周以下亲，仍令合仕，听预宿卫近侍之官。大业三年，新律成，凡五百条，为十八篇，诏施行之，谓之《大业律》。一曰名例，二曰卫宫，三曰违制，四曰请求，五曰户，六曰婚，七曰擅兴，八曰告劾，九曰贼，十曰盗，十一曰斗，十二曰捕亡，十三曰仓库，十四曰厩牧，十五曰关市，十六曰杂，十七曰诈伪，十八曰断狱。其五刑之内，降从轻典者，二百馀条。其枷杖决罚讯囚之制，并轻於旧。是时百姓久厌严刑，喜於宽刑。後帝乃外征四夷，内穷嗜欲，兵革岁动，赋敛滋繁。有司皆临时迫胁，苟求济事，宪章遐弃，贿赂公行，穷人无告，聚为盗贼。帝乃更立严刑，敕天下窃盗已上，罪无轻重，不待闻奏，皆斩。百姓转相群聚，攻剽城邑，诛罚不能禁。帝以盗贼不息，乃益肆淫刑。又诏为盗者籍没其家。自是群盗大起，郡县官人，又各专威福，生杀任情矣。及杨元感反，帝诛之，罪及九族。其尤重者，行に裂枭首之刑。或磔而射之，命公卿以下脔啖其肉。百姓怨嗟，天下大溃。
●卷一百六十六 刑考五
○刑制
唐高祖入关，除苛政，约法十二条，唯制杀人、劫、盗、背军、叛逆者死，馀悉蠲之。
武德二年，颁新格五十三条，唯吏受赃、诈冒盗府库物，赦不原。凡断屠日及正月、五月、九月不行刑。
四年，高祖躬录囚徒，以人因乱冒法者众，盗非劫伤其主及征人逃亡、官吏枉法，皆原之。已而又诏仆射裴寂等十五人更撰律令，大略以开皇为准，凡律五百，丽以五十三条。
唐之刑书有四，曰：律、令、格、式。令者，尊卑贵贱之等数，国家之制度也；格者，百官有司之所常行之事也；式者，其所常守之法也。凡邦国之政，必从事於此三者。其有所违及人之为恶而入於罪戾者，一断以律。律之为书，因隋之旧，为十有二篇：一曰名例，二曰卫禁，三曰职制，四曰户婚，五曰厩库，六曰擅兴，七曰贼盗，八曰斗讼，九曰诈伪，十曰杂律，十一曰捕亡，十二曰断狱。其用刑有五：一曰笞笞。笞之为言耻也。凡过之小者，捶挞以耻之。汉用竹，後世更以楚。《书》曰“扑作教刑”是也。二曰杖，杖者，持也，可持以击也。《书》曰“鞭作官刑”是也。三曰徒。徒者，奴也；盖奴辱之。《周礼》曰：其奴，男子入於罪隶，任之以事，之圜士而教之，量其罪之轻重，有年数而舍。四曰流。《书》云“流宥五刑”，谓不忍刑杀，宥之於远也。五曰死，乃古大辟之刑也。自隋以前，死刑有五，曰：罄、绞、斩、枭、裂。而流、徒之刑，鞭笞兼用，数皆逾百。至隋始定为：笞刑五，自十至於五十；杖刑五，自六十至於百；徒刑五，自一年至於三年；流刑三，自一千里至於二千里；死刑二，绞、斩。除其鞭刑及枭首、に裂之酷。又有议、请、减、赎、当、免之法。唐皆因之。诸枷长五尺以上六尺以下，颊长二尺五寸以上六寸以下，共阔尺四寸以上六寸以下，径三寸以上四寸以下。丑长六寸以上二尺以下，广三寸，厚一寸。钳重八两以上一斤以下，长一尺以上，一尺五寸以下。锁长八尺以上，丈二尺以下。
诸杖皆削去节目，长三尺五寸。讯囚杖，大头三分二，小头二分二。常行杖，大头二分七，小头一分七。笞杖，大头二分，小头一分半。其决笞者，腿分受，决杖者，背、腿、臀分受。须数等栲讯者亦同。笞以下，愿背、腿均受者，听；即殿庭决者，皆背受。
太宗即位，以为古者断狱，必讯於三槐九棘之官，今三公九卿，即其职也；乃诏：“死罪，中书、门下五品以上及尚书平议之。”
帝尝览《明堂针灸图》，见人之五脏皆近背，针灸失所，则其害致死，叹曰：“夫者，五刑之轻；死者，人之所重。安得犯至轻之刑而或至死？”乃诏罪人毋鞭背。
诏：“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时引囚至岐州刺史郑善果，上曰：“善果虽有罪，官品不卑，岂可与诸囚为伍？”乃诏：“自今三品以上犯罪，不须引过，听於朝堂俟进止。”
致堂胡氏曰：“三品以上，贵近之臣也。大臣不欲与诸囚同引，得待臣以耻之道矣。然诸囚蒙引，而贵近之臣反不见引，设有诬陷冤抑欲面诉於君而止於朝堂，无由自进，其所失又多矣。隋史万岁实在朝堂，而杨素以往谒东宫谗之；朝堂虽近天子之居，至是远於万里。故太宗不欲使三品以上与囚同引者，别引可也。”
二年，诏长孙无忌、房元龄等复定律令，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其後蜀王府法曹参军裴弘献又律令不便者四十馀事，遂除断趾法，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比古死刑，殄除其半。据有司定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於隋代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七十一条。
既定免死断右趾法，帝又哀其断毁支体，谓侍臣曰：“肉刑，前代除之久矣，今复断人趾，吾不忍也。”王、萧、陈叔达对曰：“受刑者当死而复生，岂惮断一趾？去趾，所以见者知惧。今以死刑为断趾，盖宽之也。”其後裴弘献律令，房元龄等又以为：“古者五刑，刖居其一。今肉刑既废，以笞、杖、徒、流、死为五刑，而又刖足，是六刑也。”於是除之。
五年，帝以大理丞张蕴古奏罪不以实，斩之。既而大悔，诏“死罪虽令即决，皆三覆奏。”（见《详谳门》）
六年，帝亲录囚徒，纵死罪三百九十人归家，期以明年秋即刑。如期皆来，乃赦之。（见《赦门》）
十一年，颁新格於天下，凡律五百条，分为十二卷。定律一千五百四十六条，为三十卷；又删武德以来敕三千馀条为七百条，以为格；又取尚书省列曹及诸寺、监、十六卫计帐以为式。
凡州县皆有狱，而京兆、河南狱治京师，其诸司有罪及金吾捕者，又有大理狱。京师之囚，刑部月一奏，御史巡行之。每岁立春至秋分，及大祭祀、致斋、朔望、上下弦、二十四气、雨及夜未明、假日、断屠日月及假日，皆停死刑。京师决死，莅以御史、金吾，在外则上佐，馀皆判官莅之。五品以上罪论死，乘车就刑，大理正莅之；或赐死於家。凡囚已刑，无亲属者，将作给棺，瘗於京城七里外，圹有砖铭，上揭以榜，家人得取以葬。诸狱之长官，五日一虑囚。夏置浆饮，月一沐之；疾病给医药，重者释械，其家一人入侍，职事、散官三品以上，妇女子孙入侍。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者，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以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不驰驿。经覆而决者，刑部岁以正月遣使巡覆，所至，阅狱囚丑校、粮饷，治不如法者。
十六年，诏：“盗贼之作，为害最深。州县官人，多求虚誉，苟有盗发，不烦陈告；乡村长正，知其此情，递相劝止，十不言一。假有披论，先劾物主，爰及邻伍，久婴缧绁。有一於斯，实亏正化。自今以後，勿使更然。”
十七年，刑部以反逆连坐律兄弟没官为轻，请改从死。敕八座议之，议者以为：“秦汉魏晋之法，反者皆夷三族，今宜如刑部所请。”给事中崔仁师曰：“古者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奈何以亡秦酷法变隆周中典？且诛其父子，足累其心；此而不顾，何爱兄弟。”上从之。
高宗即位，诏律学之士撰《律疏》。又长孙无忌等增损格敕，其曹司常务曰《留司格》，颁之天下曰《散颁格》。龙朔、仪凤中，司刑太常伯李敬元、左仆射刘仁轨相继又加刊正。
赵冬曦上书言：“臣闻夫今之律者，昔乃有千馀条。近者，隋之奸臣将弄其法，故著律曰：‘犯罪而律无正条者，应出罪则举重以明轻，应入罪则举轻以明重。’立夫一言而废其数百条。自是迄今，竟无刊革，遂使死生罔由乎法律，轻重必因乎爱憎。受罚者不知其然，举事者不知其犯，臣恐贾谊见之，必为之恸哭矣。立法者，贵乎下人尽知，则天下不敢犯耳，何必饰其文义，简其科条哉！夫科条省则下人难知，文义深则法吏得便。下人难知，则暗陷机阱矣，安得无犯法之人哉；法吏得便，则比附而用之矣，安得无弄法之臣哉。臣请律、令、格、式，复更刊定其科条，言罪直书其事，无假文饰。其以、准、加、减、比附、量情，及举轻以明重，不应为而为之类，皆勿用之。使愚夫愚妇，闻之必悟，则相率而远之矣，亦安肯知而故犯哉。苟有犯者，虽贵必坐，则宇宙之内，肃肃然咸服矣。故曰法明则人信，法一则主尊，《书》曰：‘刑期於无刑。’诚哉是言！”
永徽以後，武氏得志而刑滥，当时大狱，以尚书刑部、御史台、大理寺杂按，谓之“三司”，而法吏以惨酷为能，至不释枷而笞捶以死者，皆不禁。律有杖百，凡五十九条，犯者皆至死而杖未毕，乃诏：“内有盗窃及蠹害尤甚者，量留一十二条，自馀四十七条，并宜停。”然无益也。
武后时，内史裴居道、凤阁侍郎韦方质等又删武德以後至於垂拱诏敕为新格，藏於有司，曰《垂拱留司格》。中书令韦安石又续其後至於神龙，为《散颁格》。后自徐敬业之反，疑天下人多图己，又自以久专国事，且内行不正，知宗室大臣怨望不服，欲大诛杀以威之，乃盛开告密之门。时有飞骑十馀人饮於坊曲，一人言：“向知别无勋赏，不若奉卢陵。”一人起，出诣北门告之。座未散，皆捕得，系羽林狱。言者斩，馀以知而不告皆绞；告者除五品官。有告密者，臣下不得问，皆给驿马，供五品食，使诣行在。虽农夫樵人，皆得召见，廪於客馆，所言或称旨，则不次除官，无实者不问。於是四方告密者蜂起，人皆重足屏息。有胡人索元礼，知太后意，因告密召见，擢为游击将军，令按制狱。元礼性残忍，推一人，必令引数十百人。太后数召见赏赐，以张其权。於是尚书都事长安周兴、万年人来俊臣之徒效之，纷纷继起。兴累迁至秋官侍郎，俊臣累迁至御史中丞。相与私畜无赖数百人，专以告密为事。欲陷一人，辄令数处俱告，事状如一。俊臣与司刑评事洛阳万国俊共撰《罗织经》数千言，教其徒网罗无辜，织成反状，构造布置，皆有支节。太后得告密者辄令元礼等推之。竞为讯囚酷法，作大枷，有“定百脉”、“突地吼”、“死猪愁”、“求破家”“反是实”等名字。或以椽关手足而转之，谓之“凤皇晒翅”；或以物绊其腰，引枷向前，谓之“驴驹拔橛”；或使跪捧枷，累甓其上，谓之“仙人献果”；或使立高木之上，引枷尾向後，谓之“玉女登梯”；或倒悬，石纟追其首；或以醋灌鼻；或以铁圈谷其首而加楔，至有脑裂髓出者。每得囚，辄先陈其械具以示之，皆战栗流汗，望风自诬。每有赦令，俊臣辄令狱卒先杀重囚，然後宣示。太后以为忠，益宠任之。中外畏此数人，甚於虎狼。又置制狱於丽景门内，入是狱者，非死不出，人戏呼为“例竟门”。时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
致堂胡氏曰：“自古酷刑，未有甚於武后之时，其技与其具，皆非人理，盖出於佛氏地狱之事也。佛之意本以怖愚人，使之信也。然其说自南、北朝澜漫至唐，未有用以治狱者，何独言武后之时效之也？佛之言在册，知之者少；形於绘画，则人人得见。而惨刻之吏，智巧由是滋矣。阎立本图地狱变相，至今尚有之，况当时群僧得志，绘事偶像之盛，从可知矣。是故惟仁人之言，其利溥。佛本以善言之，谓治鬼罪於幽阴耳，不虞其弊使人真受此苦也。吁，亦不仁之甚矣！”
长寿元年，左台中丞来俊臣罗告同平章事任知古、狄仁杰、裴行本、司农卿裴宣礼、前文昌左丞卢献、御史中丞魏元忠、潞州刺史李嗣真谋反。先是，来俊臣奏，请降敕一问即承反者得减死。及知古等下狱，俊臣以此诱之，仁杰对曰：“大周革命，万物惟新，唐室旧臣，甘从诛戮。反是实！”俊臣乃少宽之。仁杰密裂衾帛书冤状，令其子持之称变，得召见。则天览之，以问俊臣，对曰：“仁杰等下狱，臣未尝褫其巾带，寝处安甚，苟无事实，安肯承反。”太后使通事舍人周往视之，俊臣暂假仁杰等巾带，罗立於西，使视之；不敢视，唯东顾唯诺而已。俊臣诈为仁杰等谢死表，使奏之。乐恩晦男未十岁，没入司农，上变，得召见，太后问状，对曰：“臣父已死，臣家已破，但惜陛下法为俊臣等所弄，陛下不信臣言，可择朝臣之忠清、陛下素所信任者，为反状以付俊臣，无不承反矣。”太后意稍悟，召见仁杰曰：“卿承反何也？”对曰：“不承，则已死於拷掠矣。”太后曰：“何为作谢死表？”对曰：“无之。”出表示之，乃知其诈，於是出此七族，俱坐流贬。
太后自垂拱以来，任用酷吏，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每除一官，户婢窃相谓曰：“鬼朴又来矣。”不旬月，辄遭掩捕、族诛。监察御史朝邑严善恩公直敢言。时告密者不可胜数，皆诱人奴婢告其主以希功赏，太后亦厌其烦，命善恩按问，引虚伏罪者八百五十馀人。罗织之党为之不振，乃相与构陷善思，坐流贬。
右补阙新郑朱敬则以太后本任威刑以禁异议，今既革命，众心已定，宜省刑尚宽。乃上疏，以为：“李斯相秦，用刻薄变诈以屠诸侯，不知易之以宽和，卒至土崩，此不知变之祸也。汉高祖定天下，陆贾、叔孙通说之以礼义，传世十二，此知变之善也。自文明草昧，天地屯蒙，三叔流言，四凶构难，不设钩距，无以应天顺人，不切刑名，不可摧奸息暴。故置神器，开告端，曲直之影必呈，包藏之心尽露，神道助直，无罪不除，苍生晏然，紫宸易主。然而急趋无善迹，促柱少和声，向时之妙策，乃当今之刍狗也。伏愿览秦、汉之得失，考时事之合宜，审糟粕之可遗，觉蘧庐之须毁，去萋菲之牙角，顿奸险之锋芒，窒罗织之原，扫朋党之迹，使天下苍生坦然大悦，岂不乐哉！”太后善之，赐帛三百段。侍御史周矩上疏曰：“推劾之吏皆相矜以虐，泥耳笼头，枷研楔彀，摺膺签爪，悬薰耳，号曰‘狱持’。或累日节食，连宵缓问，昼夜摇撼，使不得眠，号曰‘宿囚’。此等既非木石，且救目前，苟求赊死。臣窃听舆议，皆称天下太平，何苦须反！岂被告者尽是英雄，欲求帝王邪？但不胜楚毒自诬耳。愿陛下察之。今满朝侧息不安，皆以为陛下朝与之密，夕与之雠，不可保也。周用仁而昌，秦用刑而亡。愿陛下缓刑用仁，天下幸甚！”太后颇采其言，制狱稍衰。
太后谓侍臣曰：“顷者周兴、来俊臣按狱，多连引朝臣，云其谋反；国有常法，朕安敢违。中疑其不实，使近臣就狱引问，得其手状，皆自承服，朕不以为疑。自兴、俊臣死，不复闻有反者，然则前死者不有冤邪？”夏官侍郎姚元崇对曰：“自垂拱以来坐谋反死者，率皆兴等罗织，自以为功。陛下使近臣问之，近臣亦不自保，何敢动摇！所问者若有翻覆，惧遭惨毒，不若速死。赖天启圣心，兴等伏诛，臣以百口为陛下保，自今内外之臣无复反者；若微有实状，臣请受知而不告之罪。”太后悦曰：“时宰相皆顺成其事，陷朕为淫刑之主；闻卿所言，深合朕心。”赐元崇钱千缗。时人多为魏元忠讼冤者，太后复召为肃政中丞。元忠前後坐弃市流窜者四。尝侍宴，太后问曰：“卿往者数负谤，何也？”对曰：“臣犹鹿耳，罗织之徒欲得臣肉为羹，臣安所避之！”
元宗开元三年，黄门监卢怀慎等著《开元格》。其後李林甫又著新格，凡所损益数千条；宋著後格，皆以开元名书。天宝初，又诏刑部尚书萧炅稍增损之。
十年，前广州都督裴伸先下狱，中书令张嘉贞奏请决杖，兵部侍郎张说进曰：“臣闻‘刑不上大夫’，以其近於君也。故曰‘士可杀，不可辱’。臣今秋巡边，中途闻姜皎朝堂决杖流。皎三品，亦有微功，不宜决杖廷辱，以卒伍待之。且律有八议，勋贵在焉。今伸先亦不可轻，不宜决罚。”上然其言。嘉贞不悦，退谓说曰：“何言事之深也！”说曰：“宰臣，时来则为。若贵臣尽当受杖，但恐吾辈行当及之。此言非为伸先，乃为天下士君子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唐太宗自临治兵，以部陈不整，命大将军张士贵杖中郎将等，怒其杖轻，下士贵吏。魏徵谏曰：“将军之职，为国牙爪，使之执杖，已非治法，况以杖轻下吏乎？”上亟释之。明皇开元三年，御史大夫宋坐监朝堂杖人杖轻，贬睦州刺史，姚崇为宰相，弗能止；卢怀慎亦为相，疾亟，表言明时重器，所坐者小，望垂矜录，上深纳之。太宗、明皇，有唐贤君也，而以杖人轻之故，加罪大将军、御史大夫，可谓失政刑矣。”
吴氏《能改斋漫录》曰：“陈政敏《Т斋闲览》言：杜子美‘脱身簿尉中，始与楚辞’，韩退之‘判司卑官不堪说，未免楚尘埃’，杜牧之‘参军与簿尉，尘土惊羌，一语不中治，鞭笞身满疮’，谓唐时参军、簿、尉有过，不免受杖。鲍彪谓‘详考杜、韩所言，捶有罪者也。牧之亦言惊见有罪者如此，非身受杖也。退之《江陵途中》云：栖栖法曹掾，何处事卑陬，何况亲犴狱，敲榜发奸偷。此岂身受杖者邪？’然《太平广记》载李逊决包尉臀杖十下，及《旧唐书》于ν为湖州刺史，改苏州，追憾湖州旧尉，封杖以计强决之，则鲍论亦未当。”
按：以裴伸先之事观之，则唐三品官固有受杖者。又张士贵、宋所监莅者，其受刑必皆伸先之流，则捶楚非特簿尉末僚而已。
十六年，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以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匹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敕依。其应徵赃入公私，依常式。至上元时，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匹。自今以後，应定赃数，宜约当时绢估，并准实钱，庶叶从宽，俾在不易。”
十八年，刑部奏天下死罪止二十四人。
致堂胡氏曰：“以文观之，四海九州之大，一岁死罪止有二十四人，几於刑措矣。以实论之，元宗以奢汰逸乐教有邦，则狱讼安得一一伸理，曲直安得一一辨白；无乃慕刑措之名，饰太平之盛，有当死而蒙宥者乎？官吏之惨舒，一视上之好恶。君好之，则臣为之；上行之，则下从之。故《诗》云：‘诱民孔易。’苟欲措刑不用，虽囹圄常空可也。然讼狱曲直不得其分，奸猾逋诛，蠹害脱死，而平人冤抑者众矣。是故善为治者，必去华而务实，则不为人所罔也。”
三十三年，殿中侍御杨汪为张等所杀。先时父张审素为州都督，人告其赃污，制遣汪按之。总管董元礼将兵七百围汪，杀告者，谓汪曰：“善奏审素则生，不然则死。”会救兵至，击斩之。汪奏审素谋反，审素坐斩，籍没其家。时及弟俱幼，坐流岭表；寻逃归，谋伺便复雠。三月，手杀万顷於都城，系表於斧，言父冤状；欲之江外杀与万顷同谋陷其父者，至汜水，为有司所得。议者多言二子父死非罪，稚年孝烈能复父雠，宜加矜宥；张九龄亦欲活之。裴耀卿、李林甫以为如此，坏国法；上亦以为然，谓九龄曰：“孝子之情，义不顾死；然杀人而赦之，此涂不可启也。”乃下敕曰：“国家设法，期於止杀。各伸为子之志，谁非徇孝之人！展转相雠，何有限极！咎繇作士，法在必行。曾参杀人，亦不可恕。宜付河南府杖杀。”士民皆怜之。
致堂胡氏曰：“复雠固人之至情以立，臣子之大义也。雠而不复，则人道灭绝，天理沦亡。故曰：‘父之雠，不与共戴天；君之雠视父。’张审素未尝反，为人妄告，杨汪受命往按，遽以反闻，审素坐斩，此汪之罪也。与忿其父死之冤，亡命报之，其失在不讼於司寇，其志亦可矜矣。张九龄欲宥之，岂非为此乎。而裴、李、降敕之言，何其戾哉！设法之意，固欲止杀。然子志不伸，岂所以为教？且曰‘曾参杀人，亦不可恕’，是有见於杀人者死，而无见於复雠之义也。杨汪非理杀张审素，而、杀汪，事均等，但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仍矜其志，则免死而流放之可耳；若直杀之，是杨氏以一人而当张氏三人之命，不亦颇乎？”
二十五年，夷州刺史杨坐赃当死，上命杖之六十，流古州。左丞相裴耀卿上疏，以为：“决杖赎死，恩则甚优；解体受笞，事颇为辱，止可施之徒隶，不当及於士人。”上从之。
大理少卿徐峤奏：“今岁天下断死刑五十八人，大理狱院，由来相传杀气太盛，乌雀不栖，今有鹊巢其树。”於是百官以为几致刑措，上表称贺。
按：《通鉴》纪此事於开元之二十五年，然当时李林甫方用事，崇奖奸邪，屏斥忠直，监察御史周子谅以弹牛仙客杖死殿庐，太子瑛、鄂王瑶、光王琚以失宠被谗，无罪同日赐死，皆是年事也。其为滥刑也大矣，而方以理院鹊巢为刑措之祥，何邪？
天宝初，李林甫为相，起大狱以诬陷异己者，宠任吉温、罗希为御史。二人皆随林甫所欲深浅，锻炼成狱，无能自脱者，时人谓之“罗钳吉网”。所杀数十百人。
六载，敕自今以後所断绞、斩刑者，宜削除此条，仍令法官约近例详定处分。　又诏曰：“徒非重刑，而役者寒暑不释械系；杖，古以代肉刑，或犯非巨蠹而捶以至死，其皆免，以配诸军自效。民年八十以上及重疾有罪，皆勿坐。侍丁犯法，原之，俾终养。”
肃宗至德二载，广平王ㄈ克复东京，百官受安禄山父子官者陈希烈等三百馀人，皆素服悲泣请罪。ㄈ以上旨释之，寻勒赴西京。崔器令诣朝堂请罪，如西京百官之仪，然後收系大理、京兆狱。其府县所由、承人等受贼驱使追捕者，皆系之。上御丹凤楼，下制：“士庶受官禄，为贼用者，令三司条件闻奏；其因战被虏，或所居密近，因与贼往来者，皆听自首除罪；其子女为贼所污者，勿问。”以礼部尚书李岘、兵部侍郎吕为详理使，与御史大夫崔器共按陈希烈等。狱岘以殿中侍御史李栖筠为详理判官，栖筠多务平恕，故人皆怨、器之刻深，而岘独得美誉。器、上言：“诸陷贼官，背国从伪，准律皆应处死。”上欲从之。岘以为：“贼陷两京，天子南巡，人自逃生。此属皆陛下亲戚或勋旧子孙，今一概以叛法处死，恐乖仁恕之道。且河北未平，群臣陷贼者尚多，若宽之，足开自新之路；若尽诛之，是坚其附贼之心也。《书》曰：‘歼厥渠魁，胁从罔治。’、器守文，不达大体。惟陛下图之。”争之累日，上从岘议，以六等定罪：重者刑之於市，次赐自尽，次重杖一百，次三等流、贬。斩达奚等十八人於城南独柳树下，陈希烈等七人赐自尽於大理寺，应受杖者於京兆府门。
代宗宝应元年，诏：“制敕与一顿杖者，其数止四十；至到与一顿及重杖一顿、痛杖一顿者，皆至六十。并不至死。”
帝性仁恕，河、洛平，诏河北、河东吏民任伪官者，一切不问。得史朝义将士妻子四百馀人，皆赦之。仆固怀恩反，免其家，不缘坐。谏者常讽帝政宽，朝廷不肃。帝笑曰：“艰难时无以逮下，顾刑法峻急，有威无恩，朕不忍也。”即位五年，府县寺狱无重囚。故时，别敕决人捶无数。有司言：“应决重杖之人，令式先无分别。京城知是蠹害，决者多死；外州见流岭南，决不至死。决有两种，法开二门。请详处分。”故有是诏。
德宗建中三年，刑部侍郎班宏奏：“其十恶中谋反、大逆、叛、恶逆四等，请准律用刑；其馀犯别罪合处斩者，今後并请重杖一顿处死，以代极法。重杖既是死刑，诸司使不在奏请决重杖限。”敕旨依
贞元八年，敕：“比来所断罪，拘守科条，或至死刑，犹先决杖，处之极法，更此伤残，恻隐之怀，实所不忍。今後罪至死者，先决杖宜停。”
按：鞭扑在有虞为至轻之刑，在五刑之下，至汉文帝除肉刑，始以笞代斩趾，而笞数既多，反以杀人。其後以为笞者多死，其罪不至死者，遂不复笞，而止於徒、流。魏晋以下，笞数皆多，笞法皆重，至唐而後，复有重杖、痛杖之律，只曰一顿，而不为之数，行罚之人得以轻重其手，欲活则活之，欲毙则毙之。夫生之与死，楚之与刀锯，亦大有矣。今重杖、痛杖之法，乃出入乎生死之，而使奸吏因缘为市，是何理也？至於当绞、斩者皆先决杖，或百或六十，则与秦之具五刑何异？建元时始定重杖为死刑，贞元时始令死刑不先决杖，盖革累朝弊法云。
宪宗时，刑部侍郎许孟容等删天宝以後敕为《开元格後敕》。
时李吉甫、李绛为相，吉甫言：“治天下必任赏罚，陛下频降赦令，蠲逋赈饥，恩德至矣。然典刑未举，中外有懈怠心。”绛曰：“今天下虽未大治，亦未甚乱，乃古平国用中典之时。自古欲治之君，必先德化，至暴乱之世，始专任刑法。吉甫之言过矣。”帝以为然。司空于ν亦讽帝用刑以收威柄，帝谓宰相曰：“ν怀奸谋，欲朕失人心也。”
元和八年，诏：“两京、关内、河东、河北、淮南、山南东西道死罪十恶、杀人、铸钱、造印，若强盗持杖劫京兆界中及他盗赃逾三匹者，论如故。其馀死罪皆流天德五城，父祖子孙欲随者，勿禁。”
《唐史 刑法志》论曰：“刑者，政之辅也。政得其道，仁义兴行，而礼让成俗，然犹不敢废刑，所以为民防也，宽之而已。今不隆其本、顾风俗谓何而废常刑，是弛民之禁，启其奸，犹积水而决其防。故自元宗废徒、杖刑，至是又废死刑，民未知德，而徒以为幸也。”
穆宗时，每有司断大狱，令中书舍人一人参酌而轻重之，号“参酌院”。其後罢之。
大理少卿崔杞奏曰：“国家法度，高祖、太宗定制二百馀年矣。《周礼》正月布刑，张之门闾及都鄙邦国，所以屡丁宁，使四方谨行之。大理寺，陛下守法之司也。今别设参酌之官，有司定罪，乃议其出入，是子夺系於人情，而法官不得守其职。昔子路问政，孔子曰：‘必也正名乎。’臣以为参酌之名不正，宜废。”乃罢之。
文宗时，命尚书省郎官各删本司敕，而丞与侍郎覆视，中书、门下参其可否而奏之，为《太和格後敕》。
太和九年，李训、郑注谋诛宦官不克，仇士良等擒宰相王涯、舒元舆等入左军，被以桎梏，掠拷不胜苦，自诬服，称与李训谋行大逆，尊立郑注。於是以左神策出兵三百人，以李训首引王涯、王、罗立言、郭行馀，右神策出兵三百人，拥贾饣束、舒元舆、李孝本献於庙社，徇於两市。命百官临视，腰斩於独柳之下，枭其首於兴安门外。亲属无问亲疏皆死，孩稚无遗，妻子不死者没为官婢。
昭义军节度使刘从谏上表请王涯等罪名，且言：“涯等儒生，荷国荣宠，咸欲保身全族，安肯构逆。训等实欲讨除内臣，两中尉自为救死之谋，遂致相杀；诬以反逆，诚恐非辜。设若宰相实有异图，当委之有司，正其典刑，岂有内臣擅领甲兵，恣行剽劫，延及士庶，横被杀伤，流血千门，僵尸万计，搜罗枝蔓，中外恫疑。臣欲身诣阙庭，面陈臧否，恐并陷孥戮，事亦无成。谨当修饬封疆，训练士卒，内为陛下心腹，外为陛下藩垣，如奸臣难制，誓以死清君侧！”士良等甚惮之。
武宗时，诏：“窃盗赃满千钱者死。”
故时，窃盗无死，所以原民情迫於饥寒也。武宗有此令，宣宗立，乃罢之。会昌五年制节文：“据律，已去任者，公罪流以下，勿论。公罪之条，情有轻重，苟涉欺诈，岂得勿论？向後公罪有情状难恕，并不在勿论之限。”
宣宗时，左卫率府仓曹参军张以刑律分类为门而附以格敕，为《大中刑律统类》诏刑部颁行之。
大中五年，敕：“今後有官典犯赃及诸色取受，但是全未发觉以前能经官陈首，即准律文与减等；如知事发，已有萌肇，虽未被追捕勘问，亦不许陈首之限。”
七年，敕：“法司断罪，每脊杖一下，折法杖十下；臀杖一下折笞杖五下，则吏无逾制，法守常规。”
八年，敕：“估绢结赃，天下一例，依上都以一千一百九十文为陌，计赃绢一匹。”
僖宗乾符四年，敕：“法律有去任勿论之条，颇为侥幸。今後应州县官更所犯诸罪，五年之後去任，勿论；五年内，同见任官例追收，据事定例。”
梁太祖开平四年，中书门下奏：“新删定《令》三十卷，《式》二十卷，《格》一十卷，《律》并《目录》十三卷，《律疏》三十卷，共一百三卷，请目为《大梁新定格式律令》颁下施行。”从之。
後唐庄宗同光二年，刑部及御史台奏废伪梁《新格》，行本朝旧章。今集众商量，《开元格》多是条流公事，《开成格》关於刑狱，今欲且请行《开成格》从之。
三年，大理寺奏：“准《断狱律》，诸立春後秋分以前，不得奏决死刑，违者徒一年。今寺司相次有案牍，若准律文，候秋分後申奏，必虑刑狱迟滞者。”诏曰：“刑以秋冬，虽关恻隐；罪多连累，翻虑淹延。若或十人之中止於一夫抵罪，岂可以轻附重，禁锢逾时！言念哀矜，又难全废。其诸司囚徒，罪无轻重，并宜各委本司据罪详断，轻者即时疏理，重者候过立春，至秋分然後行法。如是事系军机，须行严令，或谋为逆恶，或蕴蓄奸邪，或行劫杀人，难於留滞，并不在此限。”
明宗天成二年，大理寺奏：“按《断狱律》，诸死罪不待覆奏报而决者，流二千里；即奏报应决者，听三日乃行刑，若限未满而行刑者，徒一年。伏以人命至重，死不再生。近年以来，全不覆奏，或蒙赦宥，已被诛夷。乞敕所司，应在京有犯极刑者，令决前、决日各一覆奏，听进止；有凶逆犯军令者，亦详临时一覆奏。”奉敕依。
容斋洪氏《随笔》曰：“五代之际，时君以杀为嬉，视人命如草芥，唐明宗颇有仁心，独能斟酌悛救。天成三年，京师巡检军使浑公儿口奏，有百姓二人，以竹竿习战斗之事。帝即传宣令付石敬塘处置，敬塘杀之。次日，枢密使安重诲敷奏，方知悉是幼童为戏。下诏自咎，以为失刑，减常膳十日，以谢幽冤；罚敬塘一月俸；浑公儿削官，杖脊、配流登州；小儿骨肉，赐绢五十匹，粟麦各百石，便令如法埋葬。仍戒诸道州府，凡有极刑，并须子细裁遣。此事见《旧五代史》，《新书》去之。”
长兴四年，大理正张仁彖奏：“伏见诸道州府刑杀罪人，虽有骨肉寻时，不容收瘗，皆给丧葬行人皆於城外，或残害尸，多致邀求。准《狱官令》，诸大辟罪，并官给酒食，听亲故辞诀，宣告犯状，日未後行刑。注云：“决之经宿，所司即为埋瘗；若有亲故，亦任收葬。又条，诸囚死无亲戚者，官给棺，於官地埋瘗，置砖铭於圹内，立牌於冢上，书其姓名。请依令指挥。”从之。
闽主曦欲杖御史中丞，谏议大夫郑元弼谏曰：“古者刑不上大夫，中丞，仪刑百辟，岂宜加之楚！”乃释之。
致堂胡氏曰：“庶人贫贱，不能备礼，故不责以行礼；大夫尊贵，不可加刑，故不使之受刑。非固欲然，因其势也。贾谊得圣人之意，故引投鼠忌器之喻，自是汉不加刑於大臣，大臣有罪，皆自杀。而临川王氏反此义为之说曰：‘礼，不可以庶人为下而不用；刑，不可以大夫为上而不施。’其意非为化民成俗而兴礼教也，直欲杀戮故老以制异己耳，岂非邪说害义之大乎！以区区之闽，无道之曦，犹能为郑元弼正论而自屈；谈经佐王，乃祖韩非、商鞅之术，曾元弼之不若，而世犹尊信之。何哉！”
晋天福十二年，敕：“应天下凡关强盗捉获，不计赃物多少，按验不虚，并宜处死。”
时四方盗贼多，朝廷患之，故重其法，仍分命使者捕。逐苏逢吉自草诏意云：“应贼及四邻同保，皆全族处斩。”众以为：“盗犹不可族，况邻保乎？”逢吉固争，不得已，但省去“全族”字。由是捕贼使者张令柔杀平阴十七村民。逢吉为人文深好杀，在河东幕府，尝令帝静狱祈福，逢吉尽杀狱囚还报。
汉法既严，而侍卫都指挥使史弘肇尤残忍，宠任孔目官解晖，凡入军狱者，使之随意锻炼，无不自诬。及三叛连兵，民震动惊讹，弘肇掌部禁兵，巡逻京城，得罪人，不问情轻重，於法如何，皆专杀不请，或决口、断舌、筋、折胫，无虚日，虽奸盗屏息，而冤死者甚众。
周太祖广顺二年，敕：“民有诉讼，必先历县州及观察使处决，不直，乃听诣台省。或自不能书牒，倩人书者，必书所倩姓名、居处；若无可倩，听执素纸。所诉必须已事，无得挟私妄诉。”
世宗显德四年，中书门下奏：“准宣，法书行用多时，文意古质，条目繁细，使人难会，兼前後敕格，差缪重叠，亦难详究。宜令中书门下并行删定，务从简要，所贵天下易为颁行者。伏以今奉制旨删律令之书，求政理之本，经圣贤之损益，为今古之章程，历代以来谓之彝典。朝廷之所行用者，《律》一十二卷、《律疏》三十卷、《式》二十卷、《令》三十卷、《开成格》一十卷、《大中统类》一十二卷，及皇朝制敕等。折狱定刑，无出於此。律令则文辞古质，看览者难以详明；格敕则条目繁多，俭阅者或有疑误。加以边远之地，贪猾之徒，缘此为奸，浸以成弊。方属盛明之运，宜伸画一之规，所冀民不陷刑，吏知所守。臣等商量，望准圣旨施行，仍差侍御史知杂事张等十人编集新格，敕成部帙。律令之有难解者，就文训释；格敕之有繁杂者，随事删除。止要诣理省文，兼且直书易会。其中有重轻未当，便於古而不便於今，矛相攻，可於此而不可於彼，尽宜改正，无或率拘。候编集毕日，委御史台、尚书省四品以上官及两省五品以上官参详可否，送中书门下议定，奏取进止。”从之。至五年七月七日，中书门下及兵部尚书张昭远等奏：“其所编集，勒成一部，别有目录，凡二十一卷，目之为《大周刑统》，伏请颁行天下，与律疏令式通行。其《刑法统类》、《开成格》编敕等，采掇既尽，不在法司行使之限，自来有宣命指挥公事及三司临时条法，州县见今施行，不在编集之数。应该京百司公事，逐司各有见行条件，望令本司删集，送中书门下详议闻奏者。”奉敕宜依。
五年，敕：“州县自长官以下，因公事行责情杖，量情状轻重，用不得过臀杖十五；因责情杖致死者，具事由闻奏。”又敕：“诸盗经断後仍更行盗，前後三犯，并曾经官司推问伏罪者，不问赦前後、赃少多，并决杀。”
容斋洪氏《随笔》曰：“周世宗英毅雄杰，以衰乱之世，区区五六年，威武之声，震慑夷夏，可谓一时贤主，而享年不及四十，身没半岁，国随以亡。固天方授宋，使之驱除。然考其行事，失於好杀，周法太严，群臣职事，小有不举，往往之极刑，虽素有才声名，无所开宥，此其所短也。居正《旧史 纪》载翰林医官马道元进状，诉寿州界被贼杀其子，获正贼见在宿州，本州不为勘断。帝大怒，遣窦仪乘驿往按之。及狱成，坐族死者二十四人。家仪奉辞之日，帝旨甚峻，故仪之用刑，伤於深刻，知州赵砺坐除名。此事本只马氏子一人遭杀，何至於族诛二十四家，其他可以类推矣（见《窦仪传》）。
又曰：“周世宗用法太严，予既书於《续笔》矣。居正《旧史》记载其事甚备，而欧阳公多芟去。今略记於此。樊爱能、何徽以用兵先溃，军法当诛，无可言者。其他如宋州巡检供奉官竹奉以捕盗不获，左羽林大将军孟汉卿以监纳取耗，刑部员外郎陈渥以检田失实，济州马军都指挥使康俨以桥道不谨，内供奉官孙延希以督修永福殿而役夫有就瓦中啖饭者，密州防御副使侯希进以不奉使者命检视夏苗，左藏库使符令光以造军士衤复襦不办，楚州防御使张顺以隐落税钱，皆抵极刑，而其罪有不至死者。”
宋太祖皇帝建隆三年，定大辟详覆法。
上惩五代藩镇专杀之弊，初令诸州奏大辟案，委刑部详覆；既又令诸州录参与司法掾同断狱。
二月，诏曰：“王者禁人为非，乃设法令，临下以简，必务哀矜。世属乱离，则纠之以猛；人知耻格，则济之以宽。窃盗之生，本非巨蠹。近朝立制，重於律文，甚非爱人之旨。自今窃盗赃满五贯足陌者死。”
唐建中定令，窃盗满三匹者死。会昌之後，窃盗赃钱一贯以上抵极法。大中初，以其太重，复遵建中之制。汉乾以来，用法严急，民盗一钱者死。周太祖深惩其弊，定令窃盗赃满三匹弃市。建隆二年，增为钱三千，陌以八十为限。至是，又有是诏法，益宽矣。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朝削并僭伪，救民水火之中，然亦有因仍旧弊，未暇更张者，故须赖於贤士大夫昌言之。江左初平，太宗选张齐贤为江南西路转运使，谕以民不便事，令一一条奏。先是诸州罪人多锢送阙下，缘路非理而死者，常十五六。齐贤至蕲州，见南剑州吏送罪人，索得州帖视之，二人皆逢贩私盐者，为荷盐笼得盐二斤；又六人皆尝见贩盐而不告者，并黥决传送，而五人已死於路。江州司理院自正月至二月，经过寄禁罪人，计三百二十四人。建州民二人，本田家客户，尝於主家塘内，以锥刺得鱼一斤半，并杖脊、黥面，送阙下。齐贤上言：‘乞俟至京，择官虑问，如显有负屈者，本州官吏量加惩罚。自今只令发遣正身。’及虔州，送三囚，尝市得牛肉，并家属十二人悉诣阙，而杀牛贼不获，齐贤悯之，即遣其妻子还。自是江南送罪人者减大半。是皆相循习所致也，一贤改为，其利民如此。”
三年，定折杖法。凡流刑四：加役流，脊杖二十，配役三年；流三千里，脊杖二十；二千五百里，脊杖十八；二千里，脊杖十七；并配役一年。徒刑五：徒三年，脊杖二十；二年半，脊杖十八；二年，脊杖十七；一年半，脊杖十五；一年，脊杖十三。杖刑五：杖一百，臀杖二十；九十，臀杖十八；八十，臀杖十七；七十，臀杖十五；六十，臀杖十三。笞刑五：笞五十，臀杖十下；四十、三十，臀杖八下；二十、十，臀杖七下。常行官杖如周显德五年制，长三尺五寸，大头阔不过二寸，厚及小头径不得过九分。徒、流、笞通用常行杖，徒罪决而不役。
四年，判大理寺窦仪上重定《刑统》三十卷，削去令、式、宣、敕一百九十条，增入制敕十五，又录律内馀律准此者凡四十四条，附於《名例》之次。後别取格令宣敕之削出及後来续降要用者，凡一百六条，编为四卷，曰《新编敕》。其革一司、一务、一州、一县之内类不在焉。诏与《刑统》并刊行。仪等酌参轻重，尤为详备，世称其平允。是後削平诸国，州府皆颁下之。
开宝二年五月，上以暑气方盛，深念缧系之苦，乃下手诏：“两京、诸州，令长史督掌狱掾五日一检视，洒扫狱户，洗涤丑械。贫不自存者给饮食，病者给医药。轻系小罪，即时决遣，无得淹滞。”自是，每岁仲夏必申明是诏，以诫官吏。
八年三月，有司言：“自三年至今，诏所贷死罪凡四千一百八人。”上注意刑辟，哀矜无辜，尝读《虞书》，叹曰：“尧舜之时，四凶之罪止从投窜。何近代宪网之密邪！”盖有意於措刑也。故自开宝以来，犯大辟非情理深害者，多贷其死云
太宗太平兴国三年，改司寇参军为司理参军，以司寇院为司理院，令於选部中选历任清白、能折狱辨讼者为之，秩满，免选赴集。又置判官一员，委诸州於牙校中择局晓法律高赀者为之，给以月俸，秩满，上其殿最，以定黜陟。有逾滥者，坐长吏以下。其後又诏诸州察司理参军有不明推鞫，致刑狱淹滞，具名以闻；蔽匿不举者，罪之。是岁，命有司取国初以来敕条，纂为《太平兴国编敕》十五卷，行於世。太平兴国时，始用士人为司理判官。
六年，诏：“自今长吏每五日一虑囚，情得者即决之。”诏：“自今系囚如证左明白而捍拒不伏合讯掠者，集官属同讯问之，勿令胥吏拷决。”上颇虑天下有滞狱，复建三限之制：大事四十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有不须追捕而易决者，不过三日。
九年三月，令诸州十日一具囚帐及所犯罪名、禁系日数以闻，刑部专加纠察。
时上阅诸州所奏囚簿，有禁系至三百人者，乃下诏申严淹狱之戒。令今後门留、寄禁、取保在外并邸店养疾人等，并准禁囚例件析以闻。其鞫狱违限及可断不断、事小禁系者，有司奏之。
六月，诏遣殿中侍御史李范等四十人分往江南、江浙、西川、荆湖、岭南等道按问刑狱。情得者，即决之。若须证逮者，并具狱、论如律。吏之弛怠者，劾其罪以闻。其临事强明、刑狱无滞者，亦以名来上。
十年五月，令窃盗满十贯者，奏裁；七贯，决杖、黥面、隶本城；五贯，配役三年；三贯，二年；一贯，一年。他如旧制。
九月，诏：“自今京朝、幕职、州县官，并须习读律令格式。秩满至京者，当加试问，其全不明习者，量加殿罚。”
淳化元年，令刑部定置详覆官五员，专阅天下所上案牍，勿复公遣鞫狱。置御史台推勘官二十人，并以京朝官充。若诸州有大狱，则乘传就鞫狱。辞日，上必临遣谕旨曰：“无滋蔓，无留滞。”或赐以装钱。还，必召见，问以所推事状，著为彝式。
二年二月，判司天监苗守信等，请正月一日及每月八日，太岁、三元、天赦日及上庆诞日，皆不断极刑。事下有司。有司言：“晋天福七年诏书，应大辟罪，遇大祠、冬正、受朝、立春、立夏及大雨雪并不论决。自今请太岁、三元及上庆诞日，两京、诸州不决死罚，馀如故。”从之。五月，置诸路提点刑狱司，常命参官主之，管内州府十日一具囚帐供报，有疑狱之未决者，即驰传以视之。州郡敢积稽留大狱，久而不改，及以偏辞按谳，情不得实，并官吏用情者，悉以闻。　八月，始置审刑院於禁中，以枢密直学士李昌龄知院事，兼置详议官六员。凡狱具上奏，先由审刑院印讫，以付大理寺、刑部断覆以闻，乃下审刑详议，中覆裁决讫，以付中书。当者即下之，其未允者，宰相复以闻，如命论决。令左右巡使五日一案视开封司录司、左右军巡及四推司系囚，因督促之，有冤滞者以闻。
三年，令诸州决死刑有号呼不伏及亲属称冤者，即以白长吏，移司推鞫。
是年春，京西、江、浙大饥，民多相率持杵棒投券富家，取其粟，坐强盗弃市者甚众。蔡州民张绪等二百一十八人，皆当死。知州张策，推官江嗣宗共议取其为首者杖脊，馀悉论杖罪。以其事上闻，上感悟，下诏褒之，令本州大发廪以赈饥民。遂遣使分诣诸道巡抚，自临遣而谓之曰：“彼皆平民，因艰食强取饣侯、粮以圆活命尔。若其情非巨蠹，悉为末减其法，不可从强盗之科。其凶很难制为患闾里者，固便宜从事，务於除恶。”繇是获全活者殆千计。
十月，诏曰：“比者申命使臣分听狱讼，徒终岁序，蔑有平反，曷助哀矜，增烦扰，其诸路提点刑狱司宜罢，以其事归转运司。”
至道二年，敕：“大理寺所决天下案牍，大事限二十五日，中事二十日，小事十日。审刑院详覆，大事十五日，中事十日，小事五日。”
真宗咸平三年，判大理寺王钦若言：“本寺公案常有五七道，今者逾月之内，绝无案牍，足彰耻格之化，式渐太和之风。请付史馆，用昭圣政。”从之。
四年，知黄州王禹奏令诸路置病囚院，持杖劫贼徒、流以上有疾者处之，馀悉责保於外。是年，天下断死罪八百人。
上览囚簿，怃然动容，语宰执曰：“杂犯死罪条目至多，官吏倘不尽心，岂无枉滥？故事，死罪狱具，三覆奏，盖甚重慎，何代罢之？”遂命检讨沿革。终虑淹系，不克行。
六年，诏：“有盗主财者，五贯以上，杖脊、黥面、配牢城；十贯以上，奏裁；勿得私黥涅。”
旧制，士庶家僮仆有犯，或私黥其面。上以今之僮仆本佣雇良民，故有是诏。
景德元年，诏：“诸道州军断狱，内有宣敕不定刑名，止言当行极断者，所在即大辟，颇乖平允。自今凡言处断、重断、极断、决配、朝典之类，未得论决，具狱以闻。”
二年，诏：“大理寺、刑部所举详断、详覆官，止试断狱案五道，差官与二司互考。”又诏：“刑部、大理寺、三司法直官、副法直官，令吏部铨选流内官一任三考以上、谨无过、工书判者，具名引对、试断案五道，中格者授之。三司、大理寺一年，刑部三年无私罪者，授京官。”先是，悉自令史递补。端拱中，寇准典选，奏用士人。至是，复举前诏。
三年四月，枢密院直学士刘综等诣三司、开封府、御史台、殿前侍卫司编叙系囚。翌日。上御崇政殿临决，杀人者论如律；杂犯死罪、流、徒、递降一等；杖以下释之。日旰既罢，令军头引见司覆奏所决刑名，审视讫，乃施行。是後，每岁暑月，上必亲临虑问，率以为常。
四年，复置诸路提典刑狱司官。所在专察视囚禁，审详案牍。州郡不得迎送，相与聚会。内出御宝印纸为历，书其绩效，中书、枢密院籍其名，代还考课，议功行赏。如刑狱枉滥不能摘举，官吏旷弛不能弹奏，务从畏避者，以深罪。
知审刑院朱巽上言：“官吏因公事受财，许为曲法，决遣之际，依法科行，规避枉法之罪。证左明白者，望以枉法论，至死者，加役流。”从之。
河北提点刑狱陈纲上言：“杖罪械系者，其枷未有定制，望今特置，以十五斤为准。”从之。
大中祥符二年，诏御史台、开封府及在京凡有刑按之处，今特置司纠察，令金部员外郎、知制诰周起等充，凡徒以上罪，即时具收禁移报，内未尽理及淹延者，追取款词，详阅奏。
尉卫卿、权判刑部慎从吉言：“准淳化三年敕，诸路所奏狱空，须是司理院、州司、倚郭县俱无系囚。又准後敕，诸路自今狱空，更不降诏奖谕；奏至，委刑部以逐处旬奏禁状，点勘不谬，即具以闻。伏见提点刑狱司所奏狱空，本司比对，多不应旧敕。外州妄觊奖谕，沽市虚名。近者、沧二州勘鞫大辟囚，干诖数人，裁一夕即行斩决。伏见前代京师决狱尚五覆奏，盖欲慎重大辟，岂宜一日之内，便决死刑？朝廷比务审详，恐有冤滥，非有求於急速。其州府不体朝旨，邀为己功，但务狱空，必无所益。欲望依准前诏，不行奖谕。其诸州府军监，以公事多少分为三等：第一等，公事多处，五日；其次，十日；其次，二十日；并须州司、司理院、倚郭县全无禁囚及责保寄店之类，方为狱空委提点刑狱司据等第目数勘验诣实，书於卯历。”从之。
四年，诏：“自今决杖令众者，旧十日，减为三日；半月以上，勿过五日；暑月免之。”
七年，殿中侍御史曹定上言：“诸州长吏有罪，恐为讼诉，即投牒自首，虽情状至重，亦以例免。”诏：“自今如实未有显露，即以状报转运使；如格当原免，亦书於历。”　十月，御史台鞫杀人贼，狱具，知杂王隋请脔割之，上曰：“五刑自有常制，何必为此况此？贼本情已见，一死足矣。”又内供奉官杨守珍使陕西督捕贼，因请“擒获强盗至死者，望以付臣凌迟，用戒後来。”诏：“所捕贼送所属，依法论决，毋为惨毒。”
按：以此二则观之，则知法外凌迟之刑，祖宗时未尝用也。
天禧二年，上封者言：“今断天下之狱，皆在大理；详天下之法，总在审刑。二者，海内之准绳也。且今之律令则具有明文，制敕则常有更改。凡定罪之要，言敕，则多指故失；言罪，则皆坐公、私。四者定刑，重轻殊邈。犯情轻而法重，则近舞文；按状重而处条轻，则为失实。此之审克，尤在尽心。入私则犯徒追官，为公则赎金记过，称故则不得末减，称失则例有降差。承前断公、私、故、失之名，止是法官临时裁处，既无著定，深虑差殊。欲望令经应历刑法司定公私罪名，参详画一。其违制称失者，亦须审详，失错情轻者，明件条奏，使不能因缘为奸，轻重其法。杜其萌渐，实在於斯。”诏审刑院、大理寺、刑部、开封府同议定以闻。既而法官参详：“自今捕盗掌狱官，不禀长吏而捶囚，不甚伤而得情者，止以违制失公坐；过差而不得情，挟私拷决有所规求者，以违制私坐。又捕盗官承前有捕捉稽时不即闻州者，咸以违制论，罪涉太重，望令犯者以违制失论。又律分公私罪，云私，谓不缘公事私自犯者。虽缘公，不吐实情，心挟隐欺，亦同私罪。公，谓缘公事致罪而无私者。虽私曲，相须公事，得正违法，犹以公坐。望令断狱，并以上文审定。又律有被制书有所施行而违者，徒二年；失错者，杖一百。今请法官断罪，除每行条贯元敕指定违制外，自馀情轻失错者，止从违制失论；其公私相半而私情重者，奏裁。”从之。四月，敕：“命官犯赃，不以轻重，并劾举之；私罪，杖以下勿论。”
四年，诏：“自今天下犯十恶、劫杀、谋杀、故杀、斗杀、放火、强劫、正枉法赃、伪造符印、厌魅咒诅、造妖书妖言、传授妖术、合造毒药、禁军诸军逃亡、为盗罪至死者，每遇十二月，权住区断，过天庆节即决之；馀犯至死者，十二月及春夏，未得区遣，禁锢奏裁。”
咸平中，殿中侍御史赵湘上言：“圣王行法，必顺天道。汉制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臣窃以为古之善政，亦有当於今，举而行之，无亏大体。伏见十二月，陛下圣诞之月，万方祝颂之时，而大辟罪人决断如故。又十一月一阳始出，其气尚微，以至微之阳，处重阴之下，盖议狱缓刑，所以助阳抑阴也。伏望特降明诏，以十一月、十二月内，天下大辟正者，更令详覆；已结正者，未令决断。所在州府，厚加矜恤，扫除狱房，供给饮食、薪炭之属，而严防护，无致他故。情可悯者，奏听敕裁。合依法者，尽冬月乃断。在京大辟人，既当春孟之月，亦行庆施惠之时。伏望万机之暇，临轩躬览，情可悯者，特从末减，亦所以布圣泽於无穷，极遇民之抵罪。且未断两月，亦未至淹延。如此则议狱详刑，助顺生气。若用刑顺於阴阳，则四时之气和，气和则百丰实，水旱不作矣。”上览之，曰：“此诚嘉事。然古今异制，沿革不同，行之则虑有淹滞，或因缘为奸矣。”至是，乃有是诏。
●卷一百六十七 刑考六
○刑制
仁宗天圣四年，有司言，敕增至六千馀条，请命官删定。从之。
建隆初，《编敕》四卷，才百有六条。太平兴国中，增至十五卷，淳化中，倍之。咸平中，增至万八千五百五十有五条，芟其繁乱，定其可为《敕》者二百八十有六条，总十一卷。又别为《仪制令》一卷。当时便其简易。大中祥符七年，又增三十卷，千三百七十四条。又有《景德农田敕》五卷，与《敕》兼行。至是後增至六千馀条，命官删定。帝谓辅臣曰：“或谓先朝诏令不轻易改，信乎？”王曾曰：“此忄佥人惑上之言也。咸平中删太宗朝诏令，十有一二，盖去其繁密之文以便於民，何为不可！”帝然之。於是下诏中外，使得言《敕》之得失。时以《唐令》有与本朝事异者，亦命官定。有司乃取《咸平仪制令》及制度约束之，在《敕》者五百馀条，悉附《令》後，号曰《附令敕》。七年，《令》成，颁之。是岁《编敕》成，合《农田敕》为一书，视《祥符敕》损百有馀条。其丽於法者，大辟之属十有七，流之属三十有四，徒之属百有六，杖之属二百五十八，笞之属七十有六。又配隶之属六十有三，大辟而下奏听旨者七十有一。凡此，皆在律令外者也。诏下诸路阅视，听言其未便者。既而又诏须一年无改易，然後镂版。至明道元年，乃颁焉。
刑部侍郎燕肃奏：“唐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才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於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盖以奏谳之法废，失朝廷钦恤之意。”（详见《详谳门》）。
三年，陕西旱灾，因诏：“民持杖劫人仓库，非伤主者减死，剌隶他州，非首谋者又减一等。”且谕长吏密以诏书从事。自是诸路灾伤即降不下司敕，而民饥盗取食多蒙矜减，赖以全活。
知谏院司马光言：“臣窃闻降敕下京东、京西灾伤州军，如人户委是家贫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未知虚的；若果如此，深为不便。臣闻《周礼》荒政十有二，散利、薄征、缓刑、弛力、舍禁、去几，率皆推宽大之恩以利於民，独於盗贼，愈更严急。所以然者，盖以饥馑之岁，盗贼必多，残害良民，不可不除也。顷年尝见州县官吏，有不知治体，务为小仁者，或遇凶年有劫盗斛斗者，小加宽纵，则盗贼公行，更相劫夺，乡村大扰，不免广有收捕，重加刑辟，或死或流，然後稍定。今若朝廷明降敕文，豫言偷盗斛斗因而盗财者与减等断放，是劝民为盗也。百姓乏食，官中当轻徭薄赋，开仓赈贷，以救其死，不当使之自相劫夺也。今岁府界、京东、京西水灾极多，严刑峻法以除盗贼，犹恐春冬之交，饥民啸聚，不可禁御，又况降敕以劝之。臣恐国家始於宽仁，而终於酷暴，意在活人而杀人更多也。”
六年，集贤校理聂冠卿请罢覆杖、笞，而徒以上虽不系狱，皆附奏。从之。
先是，天下旬奏狱状，虽杖、笞皆申覆，而徒、流罪系不以闻。又自定折杖之法，杖之长短广狭，皆有尺度，而轻重无准，官吏得以任情。至是，有司以为言，诏毋过十五两。是岁，改强盗法。不持杖，不得财，徒二年；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而不得财，流三千里；得财为钱五千者，死；伤人者，殊死。不持杖得财为钱六千，若持杖罪不至死者，仍剌隶千里外牢城。又诏：“告群盗劫杀人者第赏之，及十人者予钱十万。”既而有司言：“窃盗不用威力，得财为钱五千，即剌为军兵，反重於强盗，请窃盗罪亦第减之，至十千剌为兵。”诏可。
又诏：“京城持杖窃盗，得财为钱四千亦剌为兵。”自是盗法惟京城加重，馀视旧益宽矣。又诏：“如闻荆湖杀人祭鬼，自今首谋若加功者，凌迟、斩；募告者，悉畀犯人家资；捕杀者，重其赏。”
先时江、淮捕盗官奏覆，劫盗六人皆凌迟，朝廷以非有司所得专，因诏：“获劫盗，虽情巨蠹，毋得擅凌迟。”凌迟者，先断斫其支体，次绝其吭，国朝之极法也。
诏京师正旦、四立分至、庚戌、己巳日，毋决大辟。
故事，天庆等五节，有司不奏大辟具狱者十日，天圣初，诏止三日，馀罪一日而已。开封府旧禁刑人，正旦、冬至三日，端午节一日，亦诏罢之。国忌日旧亦禁刑，至是，诏听决杖罪。
容斋洪氏《随笔》曰：“《刑统》载唐太和七年敕：‘准令，国忌日惟禁饮酒举乐，至於科罚人吏，都无明文。但缘其日不合务，官曹即不得决断刑狱，其小小笞责，在礼律固无所妨，从今以後，纵有此类，台府更不要举奏。’《旧唐书》载此事。因御史台奏均王傅王堪儿国忌日於私第科决杖人，故降此诏。盖唐世国忌日休务，正与私忌义等，虽刑狱亦不决断，谓之不合务者此也。今在京百司，唯双忌作假，以其拜跪多，又昼漏已数刻，若单忌独三省归休耳，百司坐曹决狱与常日亡异，视古谊为不同。元微之诗云：‘缚遣推囚名御史，狼籍囚徒满田地，明日不推缘国忌。’又可证也。”
嘉五年，判刑部李纟延言：“一岁之中，死刑无虑二千五百六十，其杀父母、叔父母、兄弟、兄弟之妻，夫杀妻、杀妻之父母，妻杀夫，凡百四十，故、谋、斗、杀，千有三百，劫、盗九百七十，奸、亡命一百十。夫风俗之薄，无甚於骨肉相残，衣食之穷，莫急於盗贼。及犯法者众，岂刑罚不足以止奸，而教化未能导而为善欤？愿诏刑部类次天下所断大辟，岁上朝廷，以助观省。”从之。
七年，断大辟千六百八十三人。
帝慎恤用刑，广州司理参军陈仲约误入人死，有司当仲约公罪，应赎。帝曰：“死者不可复生，而狱吏虽废，他日复得叙官，何可不重其罚！”命特停之，会赦未许叙用，尚书比部员外郎师仲说请老，自言恩得任子孙，帝以仲说尝失入人死罪，不予。其重人命如此。
英宗始平二年，断大辟千八百三十二人。
四年十二月（时神宗已即位），令：“应诸州军巡、司理院所禁罪人，一岁在狱病死及二人者，推吏、狱卒皆杖六十，增一人者，加一等，罪止杖一百。如五县以上州岁死三人，开封府司、军巡岁死七人，如死二人法，加等亦如之。典狱之官，如推狱经两犯，即坐，仍从违制。大县三万户以上，依五县以上州法。提点刑狱司终岁会死者之数以闻，委中书检察，或死者过多，官吏虽已行罚，当更黜责。”
神宗熙宁三年，开封府请以京朝官分治左右厢，凡斗讼。杖六十已下情轻者。得专决。从之。
二年，知金州张仲宣坐受赃论罪。时金州金坑发，仲宣发檄巡检体究，无甚利。土人惮兴作，以金八两求仲宣不差官比较。法官坐仲宣枉法赃抵死，援前比贷死，杖脊、黥配海岛。知审刑院苏颂言：“仲宣所犯，可比恐喝条。且古者刑不上大夫，仲宣官五品，有罪得乘车，今刑为徒隶，恐污辱衣冠耳，其人则无足矜也。”仲宣繇是免杖、黥，止流海外。自是命官无杖、黥者。
二年，命尚书都官郎中沈衡鞫前知杭州祖无择於秀州，遣内侍乘驿追逮。监察御史张戬言：“无择三朝近侍而骤系囹圄，非朝廷以廉耻风厉臣下之意，请免其就狱，止就行审问。”不从。诏责戬等。又命权御史台推直官张景直鞫前知明州、光禄卿苗振於越州。狱成，无择坐贷官钱及借公使酒，责检校工部尚书、忠正军节使副使，振坐故入裴士尧罪及所为不法，责复州团练副使。狱半年及决，词所连逮官吏，坐勒停、冲替、编管又十馀人，盖王安石以私怨讽御史王子韶诬其过。自後多兴诏狱矣。
凡因事置推，已事而罢者，诏狱谓之“制勘院”，非诏狱谓之“推勘院”。其体大者则下御史台狱，成即开封府、大理寺究治。
三年，编中书条例所请委逐路提点刑狱司，岁於冬夏上旬检举，牒州长吏勿留狱，牒讫奏闻。祖宗故事，每岁冬夏降诏恤刑，帝遵行之，既委各路提点刑狱，自是不复降诏。八月，诏曰：“在京班直诸军请粮，斛不足，出戍之家尤甚，仓吏自以在官无禄，恣为侵渔，非朕所以爱养将士之意也。”於是三司始立《诸仓丐取法》。已而中书请主典役人，岁增禄至一万八千九百馀缗。丐取不满百钱，徒一年，每百钱则加一等；千钱则流二千里，每千钱则加一等，罪止流三千里。其行货及过制者，减首罪二等。徒者皆配五百里，其赏百千；流者皆配千里，赏二百千；满十千，为首者配沙门岛，赏三百千，自首者除其罪。凡更定约束十条行之。其後内则政府，外则监司，多仿此法。内外岁增吏禄至百馀万缗，皆取於坊场、河渡、市利、免行、役剩、息钱。久之，议臣欲稍缓仓法，编敕所立《告捕获仓法给赏条》，目一百千分等至三百千，而按问者减半给之。中书请依所定，诏仍旧给全赏，虽系按问，亦全给。中书上刑名未安者五条：其一，岁断死刑几二千，比前代殊多。如强劫盗并有死法，其情状轻重，有绝相远者，使例抵死，良亦可哀。若据为从、情轻之人别立刑等，如前代斩右趾之比，足以止恶而除害。禁军非在边防屯戍而逃者，亦可更宽首限，以收其勇力之效。其二，徒、流折杖之法，禁网加密，良民偶有抵冒，致伤肌体，为终身之辱；愚顽之徒，虽一时创痛，而终无愧耻。若使情理轻者复古居作之法，遇赦第减月日，使良善知改过自新，凶顽者有所拘系焉。其三，剌配之法二百馀条，其情理轻者，亦可复古徒流移乡之法，俟其再犯，然後决剌充军。其配隶并减就本处，或与近地。凶顽之徒，自从旧法，编管之人，亦迭送他所，量立役作时限，无得髡钳。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付身贴。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其五，奏裁条目繁多，致淹刑禁，亦宜删定。诏付编敕所详议立法。
韩绛、曾布请用肉刑。布上议曰：“先王之制刑罚，未尝不本於仁，然而有断支体。刻肌肤，以至於杀戮，非得已也。盖人之有罪，赎刑不足以惩之，故不得已而加之以墨、劓、非刂、宫、大辟，然审轻重，则又有流宥之法。至汉文帝除肉刑而定笞之令，後世因之以为律令。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劓、墨、非刂、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轻重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因而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於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於古为鞭扑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益众，其终必至於杀戮，是欲轻而反重也。今大辟之目至多，取其情可贷者，处之以肉刑，则人之获生者必众。若军士亡去应斩，盗贼赃满应绞，则刖其足；良人於法应死而情轻者，则处以宫刑。至於劓、墨，则用剌配之法。降此而後为流、徒、杖、笞之罪，则制刑有差等。”议既上，帝问可否於执政，王安石、冯京互有论辩，迄不果行。
枢密使文彦博言：“臣闻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唐末、五代，刑用重典，以救时弊，故法律之外，徒、流或加至於死。国家承平百年，当用中典，然犹因循，有重於旧律者，若伪造文书，律止流二千里，今断从绞。近臣僚奏请，凡伪造印记，再犯不至死者，亦从绞坐。若责其不悛，则持杖强盗再犯赃不满者不死，则用刑甚异於律文矣。请检详见用刑名有重於旧律者，以敕律参考，裁定其当。”诏送编敕所。
四年，令：“盗贼、囊橐停宿之家立重法。凡劫盗罪当死者，籍其家赀以赏告人，妻子编置千里；遇赦若灾伤减等者，配远恶地。罪当徒、流者，配岭表；流罪会降者，配三千里，籍其家赀之半为赏，妻子递降等有差。应编配者，虽会赦，不移不释。囊橐之家，劫盗死罪，情重者斩，馀皆配远恶地，籍其家赀之半为赏；盗罪当徒、流者，配五百里，籍其家赀三之一为赏；窃盗三犯，杖配五百里或邻州。虽非重犯之地，而囊橐重法之人，并以重法论。其知县、捕盗官皆用举者，或以武臣为县尉。盗发十人以上者，限内捕不获半，劾罪取旨。若复杀官吏，及累杀三人，焚舍屋百，或群行於州县之内，掠劫於江海船船之中，非重法之地，亦以从重法论。”
嘉中，始於开封府诸县，後稍及曹、濮、澶、滑等州。是年，以开封府东明、考城、长垣县，京西滑州，淮南宿州，河北澶州，京东应天府，濮齐徐济单兖郓沂州、淮阳军，亦立重法，著为令。至元丰时，河北、京东、淮南、福建等路用重法郡县浸亦广矣。
七年，诏：“品官犯罪，按察之官并奏劾听旨，毋得擅捕系、罢其职俸。”四月，设置律学，设教授四员。公试，习律令生员，义三道，习断案生员一道，刑名五事至七事。私试，义二道，案一道，刑名五事至三事。先时已置刑法科，诏法寺主判官、诸路监司奏举京朝官、选人两考者，上等进秩补法官，馀减磨勘，循资，免选射阙，推恩有差。法官阙员，亦以次补之。其考试关防，如诸科法。
元中，司马光论之曰：“律、令、敕、式，皆当官者所须，何必置明法一科，使为士者豫习之。夫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为士者果能知道，又自与法律冥合；若其不知，但日诵徒流绞斩之书，习锻炼文致之事，为士已成刻薄，从政岂有循良，非所以长育人材、敦厚风俗也！”
八年，沂州民朱唐告前越州馀姚县主簿李逢有逆谋，提点刑狱王廷筠等言其无迹，但谤ゥ朝政，语涉指斥，及妄说休咎，请法外编配，仍治告人之妄。帝疑之，遣权御史推直言官蹇周辅劾治。中书以廷筠等所奏不当并劾之。廷筠惧，自缢死。逢辞连右羽林大将军、秀州团练使世居、医官刘育等。诏捕系御史台狱，令范百禄、徐禧杂治，差官即世居及育家索图识简牍。狱具，世居赐死，逢、育及河中府观察推官徐革并凌迟处死，将作监簿张靖、武举进士郝士宣皆腰斩，司天监学生秦彪、百姓李士宁杖脊，湖南编管。
按：凌迟之法，昭陵以前，虽凶强杀人之盗，亦未尝轻用，自诏狱既兴，而以口语狂悖者，皆丽此刑矣。诏狱盛於熙、丰之，盖柄国之权臣，藉此以威缙绅。祖无择之狱，王安石私怨所诬也，郑侠、苏轼之狱，杜绝忠言也，世居之狱，则吕惠卿欲文致李士宁以倾王安石，陈世儒之狱，则贾种民欲文致世儒妻母吕以倾吕公著。至王安石欲报吕惠卿而特勘张若济之狱，蔡确欲撼吴充而特勘潘开之狱，其事皆起於纤微，而根连株逮，坐累者甚众。盖其置狱之本意，自有所谓，故非深竟党与，不能以逞其私憾，而非中以危法，则不能以深竟党与，此所以滥酷之刑至於轻施也。
元丰元年，帝以国初废大理狱非是，乃诏曰：“大理有狱尚矣。今中都官有所劾治，皆寓系开封诸狱，囚既猥多，难於隔讯，盛夏疾疫，传致瘐死；或主者异见，辄淹岁时不决，朕甚愍焉。其复大理狱，置卿一人，少卿二人，丞四人，专主鞫讯；检法官二人，主簿一人。应三司、诸寺监吏犯杖、笞不俟追究者，听即决，馀悉送大理狱。其应奏者，并令刑部、审刑院详断。应天下奏案亦上之。”迁寺於驰道之西。
国朝旧制，刑部、审刑院、大理寺主断内外所上刑狱与凡法律之事，又有纠察在京刑狱司以参稽审覆。官制既行，审刑院、纠察司皆省，而归其职於刑部。四方之狱，非奏谳者，则提点刑狱主焉。官司之有狱者，在开封则有府司、左右军巡院；在诸司则有殿前、马步军司及四排岸；外则三京府司、左右军巡院，诸州军院、司理院，下至诸院皆有之。时官制既行，断谳还大理，於是左断刑，右治狱，以分寺事。断刑则评事、检法详断，丞议，正审；治狱则丞专推劾。主簿掌案籍。少卿分领其事，而卿总焉。
二年，编敕所上新《敕式》，始分敕、令、格、式为四。
帝熙宁初置局敕，诏中外集议，择其可采者用之，有未便於事理而应改者上之尚书省议奏。即面得旨，若一时巡分，应著为令，及应冲改者，随所属上二府奏审。至是上之。《熙宁敕令》视《嘉》则有减，《元丰敕令》视《熙宁》则有增，而格式不与焉。
容斋洪氏《随笔》曰：“法令之书，其别有四，敕、令、格、式是也。神宗圣训曰：‘禁於未然之谓敕，禁於已然之谓令，设於此以待彼之至谓之格，设於此使彼效之谓之式。’凡入笞、杖、徒、流、死，自《名例》以下至《断狱》，十有二门，丽刑名轻重者，皆为敕。自《品官》以下至《断狱》三十五门，约束禁止者，皆为令。命官、庶人之等，倍、全、分、之给，有等级高下者，皆为格。表奏、帐籍、关牒、符檄之类，有体制模楷者，皆为式。《元丰编敕》用此，後来虽数有定，然大体悉循用之。今《假宁》一门，尝载於格，而私文书行移，并名为‘式假’则非也。”
成都府、和州路钤辖司申：“往时川陕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得铜钱之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至多重法。”法寺请以一钱半当铜钱之一。从之。
三年正月，诏审刑院、刑部断议官，自今岁终具尝失入徒罪五人以上或失入死罪者取旨，连名者，二人当一人，京朝官展磨勘年，幕职、州县官展考，或不与任满指射差遣，或罢，本年断绝支赐。去官不免。先是，尝诏岁终比较取旨，而法未备，故有是诏。
七年七月，御史黄降言：“朝廷立敕令，多用旧文损益，其去取意义，则具载看详卷，藏之有司，以备参照。比者议法之官，於敕令文意有疑，或不取看详旧卷参照，多以臆见裁决。请申饬攸司，自今申明敕令及定夺疑议，并须参以看详旧卷，考其意义所归，庶几法定於一，无敢轻重，本台亦得据文考察。”从之。八月，诏举故事，大暑大寒或雨雪稍愆，停录囚决狱。十月，牛羊典吏李伟坐赃抵罪，光禄卿吕嘉问言：“朝廷捐数十万缗行一重法於天下，而无忌惮之吏已渐弛於法行之初，盖由本法予钱之人才减取钱之人二等。请定《丐仓法》断遣刑名，自陈告首之赏与引领过度，一切如旧。”下刑部，刑部议如嘉问所定。又诏：“自今应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愍、刑名无疑虑而辄奏，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毋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详见《详谳门》）。
哲宗元元年，诏御史中丞刘挚、右正言王觌等刊《元丰敕令格式》。
先是挚言：“元丰中，命有司编令，凡旧制载於敕者，多移之於令，盖违法敕之法重，违令之罪轻，此足以见神宗仁厚之德。而有司不能广，乃增多条目，离析旧制，用一言而立一法，因一事而生一条，意苛文晦，不足以该事物之情。行之几时，盖已屡变。今所续降者，半岁一颁，无虑数帙。宜选经术儒臣明於治体、练达民情者，取庆历嘉以来新旧敕，参照去取，略行删正，以成一代之典。”右谏议大夫孙觉亦言：“《元丰编敕》细碎烦多，难以检用，甚为今日之患。朝廷立法简易，当使人人通晓。宜特置局，择通经义、明法律者为敕官，命大臣典领，则朝廷仁厚之意可以宣布四方矣。”帝从其请，故有是命。至绍圣以後，诏并用熙宁、元丰旧例。元符中，复参用元、元丰条目。崇宁元年，乃诏编敕所并依《元丰敕令格式》勿复编。其元以後所者，并毁版。
三年，诏罢大理寺右治狱，户部如三司故事，置推勘法官，治在京钱事。寻诏：“大理狱既废，开封府军巡院事众，其复置判官一员，府司妨碍公事体小者，送户部取勘。”
先是，元丰初，置大理狱，本以惩革囚系淹滞，事有所统，而崔台符等不能奉承德意，士大夫小有连逮，辄捕系，虽命妇亦不免追摄。逻者所探报，下之於狱。傅会锻炼，无不诬服。人皆惕息。至是，台符等皆得罪，狱亦罢。
五年，诏：“诸路兵官及使臣有罪，自枢密院以下所属鞫治者，奏案申枢密院取旨。”又诏刑部：“命官犯罪，事干边防军政，文臣申尚书省，武臣申枢密院。”
刑部言：“佃客犯主，加凡人一等。主犯之，杖以下勿论，徒以上减凡人一等。谋杀盗诈及有所规求避免而犯者，不减。因殴致死者，不剌面，配邻州，情重者奏裁。”从之。
七年，臣僚言：“法寺断狱，大辟失入有罚，失出不坐。常人之情，自择利害，谁肯公心正法者。请自今失出死罪五人，比失入一人，失出徒、流罪三人，比失入一人者。著为法。”从之。
八年，中书省言：“往诏内外，岁终具诸狱囚死之数。初无禁系多寡之限，至元七年，诸路所上刑部狱死之数，遂以禁系二十而死一则不具，即是岁系二百人许以十人狱死，恐州县弛意狱事，甚非钦恤之意。”诏刑部自今不许辄分禁系之数。
绍圣四年，治同文馆狱。
章、蔡卞用事，既再追贬吕公著、司马光及谪吕大防等过岭，意犹未快，仍用黄履疏、高士京状追贬王，皆诬以“图危上躬”，其言浸及宣仁，上颇惑之。最後，起同文馆狱，将悉诛元旧臣。时太府寺主簿蔡渭奏：“臣叔父硕，尝於邢恕处见文及甫元中所寄恕书，具述奸臣大逆不道之谋。及甫，彦博子也，必知奸状。”诏翰林承旨蔡京、中丞安同究问。初，及甫与恕书，自谓：“毕礻覃当求外，入朝之计未可必，闻已逆为机阱，以榛塞其涂。”又谓：“司马昭之心，路人所知。”又云：“济之以粉昆，平类错立，欲以眇躬为甘心快意之地。”及甫尝语蔡硕，谓司马昭指刘挚，粉昆指韩忠彦，眇躬，及甫自谓。盖俗称驸马都尉为“粉侯”，人以王师约故，呼其父尧臣为“粉父”，忠彦乃嘉彦之兄也。及甫除都司，为刘挚尝论彦博不可除三省长官，故止为平章重事。及彦博致仕，及甫自权侍郎以撰守郡，母丧除，与恕书请补外，因为讠忿诋毁之辞。及置对，则以昭比挚如旧，眇躬乃以指上，而粉昆乃谓指王岩叟面如傅“粉”，故曰“粉”，焘字况之，以“况”为兄，故曰“昆”，斥挚将谋废立，不利於上躬。京、言：“事涉不顺，及甫止闻其父言，无他证佐，望别差官审问。”诏中书舍人蹇序辰审问，仍差内侍一员同往。蔡京、安等共治之，将大有诛戮，然卒不得其要领。会星变，上怒稍息，然京、极力锻炼不少置。既而梁焘卒於化州，刘挚卒於新州，众皆疑二人不得其死。明年五月，诏：“挚、焘据文及甫等所供言语，偶逐人皆亡，不及考验，明正典刑。挚、焘诸子并勒停，永不收叙。”先时，三省进呈，帝曰：“挚等已谪遐方，朕遵祖宗遗志，未尝杀戮大臣，其释勿治。”
元符元年，置看详元诉理局。
元初，尝置诉理所，申理冤滥。至是，中丞安言：“陛下未亲政时，奸臣置诉理所，凡得罪於熙、丰之者，咸为除雪，归怨先朝，收恩私室。乞取公案，看详从初加罪之意，复依元断施行。”时章犹豫未应，蔡卞即以“相公二心”之言迫之。惧，即日置局，命蹇序辰同安看详案内文状陈述，及诉理所看详於先朝言语不顺者，具名以闻。自是，申雪复改正或重得罪者八十三家。
三年，诏：“强盗计赃应绞者，赃数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而情轻者，奏裁。其用兵杖汤火之类伤人，及残虐主家情状酷毒，或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寨行劫，不在奏裁之限。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罪不至死，仍奏裁。”
先是，曾布建议：“为盗之罪，情有轻重，赃有多少。若劫贫家，情理虽重，偶以赃少而减免；劫富室，情理虽轻，偶以赃重而论死。是盗之生死，系於主家之贫富也。至於伤人，情状轻重亦殊。其以手足殴人，偶伤肌体，与夫兵刃汤火，固有矣，而均谓之伤残。朝廷虽许奏裁，州郡之吏，或奏或否，死生之分，特幸与不幸尔。不若一变旧法，凡以赃定罪及伤人情状不至切害者，皆听从罪止之法。其用兵刃汤火之类，情状酷毒，及污辱良家，或入州县镇寨行劫，若驱虏官吏巡防人等，不以伤与不伤，凡情不可贷者皆处以死刑。如此则轻重不失其当。”王古、徐彦孚、锺正甫亦以为请。及是，布为相，遂申前议改焉。侍御史陈次升言：“祖宗仁政，加於天下者甚广。刑罚之重，改而从轻者至多。惟是强盗之法特加重者，盖以禁奸宄而惠良民也。近者朝廷改法，以强盗计赃应绞者，并增一倍；赃满不伤人而情轻者，奏裁。如闻法行之後，民受其弊。被苦之家，以盗无必死之理，不敢告官，而邻里亦不为之擒捕，恐怨仇报复，故贼徒益逞，重法地方尤甚。窃恐养成大寇，以贻国家之患，请复行强盗旧法。”又言：“朝廷取诸郡所申盗贼之数，比较新法未行之前为少，遂以为贼盗衰息，刑罚可减，此正与臣之论相反也。夫有盗必申，则刑部之数多；惧有报复，不敢以闻，则刑部之数少。臣恐自此盗贼充斥而朝廷不知也。从官台臣，亦尝论列，非独臣区区之私见也。”曾布罢相，翰林学士徐复言其不便，乃诏：“强盗应绞者，计赃如旧法。前诏勿行。”
刑部言：“祖宗以来，重失入之罪，所以恤刑。绍圣之法，以失出三人比失入一人，则是一岁之中偶失出死罪三人，即抵重谴。夫失出，臣下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请罢理官失出之责，使有司谳议之，务尽忠恕。”从之。
徽宗建中靖国元年五月，大理卿周鼎言：“律，斗杀人者绞，故杀人者斩。盖两相争竞者谓之斗，不历争竞者谓之故，义理甚明。今法寺断案，每於故、斗之际议论不一，盖泥《刑统》所谓‘非因斗争，无事而杀，是名故杀。’殊不知所谓无事而杀者，以言无彼此争斗之事而杀人者，是名故杀。若谓不必斗争，但缘他事而杀者，不当为故，则律之立文，奚不曰‘有事杀人绞’，而曰‘斗杀人绞’，不曰‘无事杀人斩’，而云‘故杀人斩’。以此质之，法意可见。请自今凡断奏故、斗案，并令有司指定两相斗争是否，若止辩说往复，即非忿竞，则故、斗情状判然矣。”刑部亦是鼎议。诏申明行下。
崇宁元年，臣僚言：“三省六曹所守者法，法所不载，然後用例。今顾引例而破法，此何理哉！请取前後所用例，以类编，与法妨者去之。”诏从之。
三年，宰臣蔡京请仿《周官》司圜之法，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详见《徒流门》）
大观元年，诏：“计赃之律，以绢论罪。绢价有贵贱，故论罪有轻重。今四方绢价增贵，而计绢之数犹循旧制，以定一贯三百为率，计价既低，抵罪太重，非仁民恤狱之意。可以一贯五百定罪。”
二年，更定笞法。自今并以小杖行决，笞十为五，二十为七，三十为八，四十为十五，五十为二十，不以大杖比折。永为定制。
八年，大理少卿任良弼言：“州县推勘盗贼，多以止宿林野为词，不究囊橐之家。请自今应推强盗而不究囊橐及所止之地名，各徒二年；不尽者，减二等。为令。”从之。
四年，诏：“河北、河东群贼所经历县及十次以上，知县降一官，冲替，县尉降一官，勒停；不及十次，知县冲替，县尉勒停。”
政和二年，臣僚言：“比来大理迎合观望，曲法用情，例使亻幸免。有犯在开封而愿移大理者，至号法寺为‘休和所’，甚非廷尉持平之义。”诏：“大理少卿罢免。”
四年，诏立聚问审录之限：死囚五日，流罪三日，杖、笞一日。
五年，诏：“令今後不法官吏巳为按察官所劾而辄论告按察官者，虽指斥等事，亦候结勘断罪毕再推勘。如不实，诬告人特於法外别行重断。”
七年，诏：“品官犯罪，三问不承，即奏请追摄；若果情理重害而拒隐者，方许枷讯，所以示别也。迩来有司废法，不候三问追摄，不原轻重枷讯，与常人无异，将使人有轻视爵禄之心。可申明条令，以称钦恤庶狱之意。”又诏：“宗室犯罪，与常人同法，有司承例奏请，不候三问未承，即加讯问，非朕所以笃亲亲之恩也。自今有犯，除涉情理重害别被处分外，馀止以众证为定，仍取伏辩，无得辄加捶拷。若罪至徒以上，方许依条置勘。其合庭训者，并送大宗正司，以副朕敦睦九族之意。”
中书省言：“律：‘在官犯罪，去官勿论。’盖为命官立文。其後敕文相因立，掌典解役，亦用去官免罪例，而有犯则解役归农，幸免重罪。”诏：“《政和敕》掌典解役者听从去官法勿行。”
重和元年二月，河北西路提点刑狱虞奕言：“州县虐吏，辄借杖为溜筒，用铁钳项，以竹实沙而贯之，非理惨酷。”诏悉禁止，犯者以违制论。四月，诏：“肉刑废而为杖、笞，折杖之数，多寡不伦，民抵虑禁，伤及肌肤，宜约其数，以善天下。自今徒二年半杖九十者，折十七，徒二年杖八十者，十五；徒一年半杖七十者，十三；徒一年杖六十者，十二。笞五十者，十；笞四十者，八；笞三十者，七；笞二十者，六；笞十者，五。”
宣和元年，诏：“虔州近断大辟二人，其元犯人乃於断後首获。人命至重，失刑如此，深可悯伤。其令本路提点、根勘官吏，并先勒停，不以赦原。误断之家，优加存恤。”
二年，右司员外郎翁彦深言：“陛下钦恤庶狱，无所不至，而州郡不能审克，吏得以并缘为奸，刑及贫民，而富者规免，浸失天下之平。今奏牍之首，纤悉毕载，而略其户等。自今奏案，并列其户之高下，察其吏奸而惩之，使寡弱之民不见凌暴。”从之。
臣僚言：“比年官吏希求恩赏，治狱者务作狱空，辄不受辞。又寄留囚徒於他所，致有逃逸。断刑者务作断绝，灭裂卤莽，用刑失当，有以妇人配隶千里者。昨诏大理寺、开封府不得辄奏狱空，近复有旨，不许妄作断绝，然开封府复有断绝狱官吏冒赏者。”诏令御史台觉察弹奏。
故事，法司断绝，必宣付史馆狱空，降诏奖谕，或加秩赐章服。後以冒赏者多，熙宁初，以断绝乃常事，不足书，罢宣付史馆，仍不降诏奖谕。
都曹翁彦深上言：“伏见淮东十一州军，政和六年、七年坐杀人而死者才十有二人，刑几措矣。然计二年之狱，盖一百三十二人，而独此十二人者死。问之有司，则曰：‘不死者，有情理者也。’自五帝、三代至於汉、唐，未有杀人不死之法。在律，詈人者笞四十。借如以一詈之故即遭殴杀，是杀人者不死，詈人者顾当死。轻重倒置，莫此为甚！且百有二十人皆大辟也，州郡奏而免之，可谓仁心矣，彼其遭杀者，受无辜之虐而衔不报之冤，反不足恤乎！廷尉，天下之平，乃仁於强暴，使寡弱者不保其生，乌在其为平也？以一路二年计之已如此，天下复当几何！所谓好生者，将以省刑而召和气也。今舍止杀之具，致被杀者滋多，非所以省刑也；宽杀人之人，使衔冤者益众，非所以召和气也。朝廷见岁断大辟之少，以为刑将措矣，盍亦并奏案而计之乎。致治，犹元气也；刑之禁民为非，犹药疾也。慕措刑之虚名而忘失刑之实患，是犹慕治古之无札瘥而但去其药，民知挤於沟壑矣！今之官吏，外希雪活之赏，内冀阴德之报，递相驱煽，遂成风俗，一作奏案，无敢异议。胥吏乘之，奸弊万态，文致情理，莫可究诘。谳状径上，不由宪司。其就东市者，大抵贫民耳！”
诏：“州县官不亲听囚而使吏鞫讯者，徒二年。”
高宗中兴，著令：“诸狱具，当职官依式检校。枷以乾木为之，长者以轻重刻识其上，不得留节目，亦不得钉饰及加筋胶之类，仍用火印，从官给。丑、钳、锁、杖，制各如律，不得微有增损。暑月每五日一濯枷、丑，禁囚因得少休。刑、寺遇浣濯之日，轮官一员，躬亲监视。州县狱犴，不得辄为非法之具，违者论如律。制诏诸狱司，并旬申禁状，品官、命妇在禁，别具单状。合奏案，具情款招伏案奏闻，法司朱书检坐条，例推司、录问、检法官吏姓名於後。各州每年开收编配羁管奴婢人，各置籍，本州断过编配之数，亦如之。各路提点刑狱司，每年具本路州军断过大辟申刑部，诸州仿此，申提点刑狱司。其狱事，应书禁历而不书，应申所属而不申，奏案不依式，检坐开具违令，若回报不圆致妨详覆，与提点刑狱司详覆大辟而稽留、失覆大辟致罪有出入者，各抵罪。”
建炎元年，大理正、权刑部郎官朱端友言：“旧例，以绢计赃者，千三百为一匹。今所在绢直高，合议增估。”乃诏：“自今以绢定罪者，并以二千为准。”
三年，诏：“自今并遵用嘉条法内拟断刑名，嘉与见行条法轻重不等，并从轻，赏格即从重其官制所掌、事务格目及设法等，有引用窒碍各该载未尽者，并有司条具以闻。”
熙宁中，神宗厉精为治，议置局修敕，盖谓律不足以周尽事情，凡邦国沿革之政与人之为恶入於罪戾而律所不载者，一断以敕，乃更其目曰敕、令、格、式，而律存乎敕之外。自元变熙宁之法，绍兴复熙宁之制，以後冲前，以新改旧，各自为书，而刑书浸繁。至是，乃有此诏。又诏重修敕令所，应仁宗法度，理合举行，自今遵奉嘉条法；将《嘉敕》与《政和敕》对修。绍兴初，张守等上对修嘉、政和敕令格式一百二十卷，及《看详》六百四卷。诏以《绍兴重修敕令格式》为名颁行。於是，熙宁、元、绍圣法制，无所偏循，善者从之。自渡江以来，有司图籍散失，凡所施行，多出百司省记，胥吏因得予夺。至是，监察御史刘一止奏曰：“伏见尚书六曹，下逮百司，凡所用法令，初无画一之论，类以人吏省记，便为予夺。盖法令具存，奸吏犹得而舞之，今乃一切听其省记，顾欺弊何所不有！陛下圣明，灼见此弊，尝见处分，令左右司郎官，以其省记之文刊定颁行。然左右司职事，号为最繁，窃恐於此不能专一，无由速成。伏望改差详定一司敕令所，立限刊定，镂版颁降施行。”诏如其请。
四年二月，诏：“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所降御笔，多出於法令之外，奉行牾，甚非恤刑之意。自今除靖康元年正月一日以前御笔有出於法之外者，依累降指挥施行；其馀减杖恤刑之类，并合遵守。”
自蔡京当国，请降御笔手诏以快己私，自畔法令，有司莫知从。至是，正之。
八月，诏：“祖宗虽崇好生之德，而赃吏死、徙未尝末减。自今官吏犯赃，虽未欲诛戮，若杖脊流配，决不可贷。”又诏赃罪至死者籍其家。
上宣谕欲极治赃吏，仍欲检举祖宗旧法，详悉告谕，使行之不暴，毋骇闻听。其後三省进呈臣僚论列赃吏弃市事，上曰：“不必至此，但杖遣足矣。”自後赃吏皆杖脊流配。
绍兴二年，诏：“知州兼统兵去处，非出师临阵，自今无得轻用重刑。”
先是，秘书少监傅崧卿言：“军国异容，刑亦殊制，不可概以军法从事。比闻州军有捕获军兵劫盗杀人者，至族其家，望加戒饬。”故有是诏。
三年，诏：“自今犯私盐，并依《绍兴敕》断。其去年十二月甲午敕旨，及今年六月辛丑尚书省批送指挥，更不施行。”
先是，殿中侍御史常同入对，论私贩刑名大重，其略曰：“《绍兴敕》：‘私有盐一斤，徒一年；三百斤，配本城。煎炼者，一两比二两。’刑名不为不重。後来复降指挥，又因官司申请，不以赦原减，虽遇特恩不原，为法可谓尽矣。去年之冬，因大军所屯，尝有军卒私贩，百姓因之，故有亭户不以多寡杖脊配广南指挥，盖一时禁止，非通天下永久之法也。昨因榷货务看详，以为诸路亦各一体施行，遂批状行之。提领官张纯，一堂吏耳，但欲附会去相之意。朝廷不谋之廷臣，不付之户部，不禀之圣旨，遂以批状行之，何其易哉！自此法之行，州郡断配，日日有之，破家荡产，不可胜计。主议之臣但曰：‘刑不峻不足以致厚利。’夫峻刑章而不恤民害，此蔡京、王黼之术也，奈何今遂用之！自古及今，刑之所施，必称罪之轻重，岂有罪无等降，一用重刑之理！今私盐一斤至杖脊配广南，则孰不相率而为百千斤之多哉！祖宗仁德在人，犹人之有元气。今天下之势可为病矣，奈何遂欲伤元气乎？法令之行，系乎国本，不使有识缙绅之士议之，而使刀笔之吏弄其文墨，非国之福也。望付三省熟议。”故有是诏。
诏：“捕获强盗，虽无被主姓名，赃满已经论决者，许推赏。”
太常少卿唐恕言：“旧法，获盗不知被主姓名则不该赏。故江湖有举舟尽遭屠戮，踪迹绝灭，官司虽知，终亦掩蔽。盖既无激劝之方，又欲逃捕盗之责。法久奸生，望赐更改。”故有是诏。
五年，尚书省言：“州县治狱之吏，专事惨酷，待其垂死，皆之疫患杀之，未尝依条医治。乞举行岁终比较计分断罪法。”是年比较，得宣州、衢州、福州无病死囚，当职官各转一官；舒州病死者及一分，惠州病死者二分六，当职官各特降一官。
十年，诏：“诸狱并一更三点下锁，五更五点开锁。定牢违者，杖八十。狱官令佐不亲临，及县令辄分轮馀官，并徒一年。知、通、监司觉察按劾。著为令。”
十八年，抚州、泉州误决重囚，官吏各置重宪。
大理寺丞石邦哲上疏曰：“伏睹《绍兴令》，决大辟皆於市，先给酒食，听亲戚辞诀，示以犯状，不得窒塞口耳，蒙蔽面目，及喧呼奔逼。而有司不以举行，视为文具，无辜之民，至是强置之法。如近年抚州狱案已成，陈四闲合断放，陈四合依军法；又如泉州狱案已成，陈翁进合决配，陈进哥合决重杖。姓名略同而罪犯迥别。临决遣之日，乃误以陈四闲为陈四，以陈翁进为陈进哥，皆已配而事方发。倘使不窒塞蒙蔽其面目口耳，而举行给酒辞诀之令，是二人者，岂不能呼冤以警官吏之失哉！欲望申严法禁，否则以违制论。”从之。
臣僚言：“比年诸路推究翻异公事，或朝廷委之鞫勘，例差初官。荫补子及新第进士，於法令实未暇习，其势必委之於下，老胥猾吏，得以为奸。请行下诸路，应有鞫勘公事，并须择曾经历任人。”从之。
二十六年，吏部尚书周麟之言：“臣闻之，传曰：‘非天子不制度，不议礼，不考文。’窃见吏部续降申明条册，乃有顷年都省批状指挥参於其。向之书官有所畏忌，至与成法并立，以理推之，诚为未允。望今选具绍兴二十五年以前批状指挥，令敕令所看详，可削则削，毋令与三尺混淆。”麟之所言，盖指秦桧也。诏依。
秦桧自得政以来，动兴大狱，胁制天下。岳飞狱死，桧势焰愈炽。贤士大夫，时系诏狱，死、徙相继，天下冤之。又置察事卒数百游市，闻言其奸者，即送大理狱杀之。大开告讦之门，至桧老病日深，忌冒愈甚，将除异己者，乃令殿中侍御史徐嘉、右正言张扶论赵汾、张初交结事。先捕汾下大理，考掠无完肤，令汾自诬与张浚、李光、胡寅谋大逆，凡一时贤士大夫五十三人桧所恶者皆与。狱上，而桧已病不能书，事乃寝。
诏刑部郎中依元丰法，分左右厅治事。
先是，右司郎中汪应辰言：“国家谨重用刑，是以参酌古谊，并建官师。在京之狱，曰开封，曰御史，又置纠察司以几其失；断者刑者，曰大理，曰刑部，又置审刑院以决其平。鞫之与谳，各司其局，初不相关，是非可否，有以相济。及赦令之行，有罪者许之叙复，无辜者谓之湔洗，内则命侍从馆阁之臣置司详定，而昔之鞫与谳者，皆无预焉；外之川、陕，去朝廷远，则委之转运、钤辖司，而提点刑狱之官亦无预焉。及元丰更定官制，始以大理兼狱事而刑部如故。然而大理少卿二人，一以治狱，一以断刑；刑部郎官四人，分为左右，或以详覆，或以叙雪，同僚而异事，犹不失祖宗分职之意。本朝比之前世，刑狱号为平治，盖其并建官师，所以防闲考，有此具也。中兴以来，务从简省大理少卿止於一员，而刑部郎中初无分异，则狱之不得其情，法之不当於理者，又将使谁平反而追改之乎？今虽未能尽复祖宗之旧，亦当遵用元丰旧制、庶几官各有守，人各有见，反覆详尽，以称钦恤之意。”上善其言，故有是旨。
孝宗乾道二年，刑部侍郎方滋上《乾道新编特旨断例》七十卷。
四年正月，臣僚言：“杖笞之制，著令具存，轻重大小之制，不得以私意易也。比年以来，吏务酷虐，浸乖仁恕之意。凡讯囚合用荆子，一次不得过三十，共不得过二百，此法意也。今州县不用荆子而用藤条，或用双荆，合而为一，或鞭股鞭足至三五百，刑罚冤滥，莫此为甚。愿戒有司，申严行下，凡守令与掌行刑狱之官，并令依法制大小杖，当官封押，乃得行用，不得增添、换易、过数讯囚，恣为惨酷。”从之。五月，臣僚言：“民命莫重於大辟。方锻炼时，何可尽察，独在聚录之际，官吏聚於一堂，引囚而读示之；死生之分，决於顷刻，而狱吏惮於平反，摘纸疾读，离绝其文，嘈Γ其语，故为不可晓解之音，造次而毕，呼囚书字，茫然引去，指日听刑。人命所干，轻忽若此！臣窃照聚录之法有曰：‘人吏依句宣读，无得隐瞒，令囚自通重情，以合其款。”此法意盖不止於只读成案而已。臣谓当稽参‘自通重情，以合其款’之文，於聚录时，委长贰点无干碍吏人，先附囚口责状一通，覆视狱案，果无差殊，然後亦点无干碍吏人，依句宣读，务要详明，令囚通晓，流庶几伏辜者无憾，冤枉者获伸。”从之。
六年，秘书少监、权刑部侍郎汪大猷等重敕令格式百二十二卷，存留照用指挥二卷，诏以《乾道重敕令格式》为名。
淳熙元年五月，诏颁浙西提刑郑兴裔《检验格目》於诸路提刑司。
初，兴裔言诸州县检验之弊，遂措置格目，行下所属州县。每一次检验，依立定字号用格目三本：一申所属州县，一付被害之家，一申本司。照会州县，受词差官，检官受牒起发，皆注日时於上。关防详密，州县不得为欺。朝廷善之，乃行於诸路。
十月，诏：“六部除刑部许用乾道所刑名断例，及司勋许用编类获盗推赏例、并乾道元年四月十八日轻置例敝事指挥内立定合引例外，其馀并依成法，不许用例。”
先是，臣僚言：“今之有司，既问法之当否，又问例之有无，法既当然而例或无之，则事皆沮而不行。夫法之当否，人所共知，而例之有无，多出吏手，往往隐匿其例，以沮坏良法，甚者贿赂既行，乃为具例，为患不一。请诏有司，应事有在法灼然可行而未有此例者，不得以无例废法。”事下六部看详，至是来上，乃有是诏。
六年，知湖州长兴县茹骧坐赃免真决，编管台州，仍籍没家财。参知政事钱良臣奏：“臣昨任淮东总领日，失举茹骧改官，今以赃败，法当同坐。”诏：“览良臣所奏，乃欲以身行法。国有常宪，朕不敢私，勉从所请，可镌三官。”於是陈岘、张宗元、赵老、徐本中并坐举骧各降三官。
八年，诏：“自今强盗抵死特贷命之人，并於额上剌‘强盗’二字，馀字分剌两颊。”
十六年，臣僚言：“在律，鞫狱者皆须依所告状鞫，若於本状之外别求他罪者，以故入人罪论。比年中外之狱，闻於状外求罪，推寻愆咎，鞫勘平生，旁及他人，干连禁系，岂无冤滥！乞申明法令，自今狱事无得於状外求罪。如有违戾，重於法。”从之。
光宗绍熙五年，臣僚言：“广东一路，十有四州，惟英德府烟瘴最甚，有‘人生地狱’之号。诸司分在广、韶二州置司，英德府界乎广、韶之，故诸司凡以公事送狱者，多送英德。人一闻‘生地狱’之名则已心惧，凡罪不至死与未必有罪之人，每至狱则皆引伏。其意以为，久系於狱，未必辩明，而不免於死，不若亟就刑责，犹得一生。由是狱之欲速成者，必之英德，而英德之吏，以善治狱名。今一路之中，东有潮、惠，西有二广，北有南雄、连州，皆风土之不甚恶者。请行下本路诸司，应今後公事合送别州根勘者，不许送英德府，庶狱无冤滥，人获生全。”从之。
宁宗嘉泰二年，臣僚言：“近日大辟行凶之人，邻保逼令自尽，或使之说诱被死家，赂之财物，不令到官。尝求其故：始则保甲惮检验之费，避证佐之劳，次则巡尉惮於检覆，又次则县道惮於鞫勘结解。上下蒙蔽，只欲省事，不知置立官府，本何所为！今若纵而不问，则是被杀人者，反为妻子亲戚乞钱之资，甚可痛也。请明降指挥，凡有杀伤人处，如都保不曾申官，州县不差官检覆，及家属受财私和，许诸色人告首，并合从条究治；其行财受和会之人，更合计赃论罪。”从之。
二年，刑部侍郎林粟言：“嘉泰改元，一年天下所上死案共一千八百一十一人，而断死者才一百八十一人，馀皆贷放。夫有司以具狱来上，必皆可论刑之人，陛下贷其罪辜者，凡一千六百三十人，岂为细事！请诏秘书省入日历，上以示陛下好生之德，下以戒有司用刑之滥。”从之。
嘉定四年，诏颁湖南、广西刊印《检验正背人形图》於诸路提刑司。
先是，江西提刑徐似道言：“推鞫大辟之狱，自检验始。其有因检验官司指轻作重，以有为无，差讹交互，以故奸吏出入人罪，弊亻幸不一。伏见湖南、广西见行刊印《正背人形》随《格目》给下检验官司，令於伤损去处，依样朱红书画横斜曲直，仍於检验之时，唱喝伤痕，令罪人同共观看。所画图本，众无异词，然後著押，则吏奸难行，愚民易晓。”於是诏行之。
臣僚言：“切见县狱苦无囚粮，而城下之邑尤甚。法许於运司钱内支，往往县道不敢支破，例多陪办於推狱，私取於役户，分甘於同禁之人。箪食入狱，攫纷然，极可怜悯。乞从诸县申州，就於常平米内支拨。”从之。
十三年，诏：“凡在官财物不应用而用之依律科坐赃罪之人，自今私自入己者，为赃罪；私自馈遗者，为私罪；用充公用者，为之公罪。创始者为首，坐以全罪。循例者为从，与减一等。”
●卷一百六十八 刑考七
○徒流（配没）
虞舜流宥五刑（宥，宽也。以流放之法宽五刑）。流共工於幽州（幽州，北裔。水中可居曰洲），放兜於崇山（崇山，南裔），窜三苗於三危（三苗，国名。三危，西裔），殛鲧於羽山（羽山，东裔，在海中），四罪而天下咸服。五流有宅，五宅三居（谓不忍加刑则放流之若四凶者。五刑之流，各有所居，五居之差，有三等之居：大罪四裔，次九州之外，次千里之外。）
《周官》，大司寇之职，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重罪，旬有三日坐，期役。其次，九日坐，九月役。其次，七日坐，七月役。其次，五日坐，五月役。其下罪，三日坐，三月役。使州里任之，则宥而舍之（役诸司空：坐日讫，使给百工之役也。役月讫，使其州里之人任之乃赦之）。
司厉掌盗贼之任器货贿，辨其物，皆有数量贾，而揭之入於司兵（任器货贿，谓盗贼所用伤人兵器及所盗财物也。入於司兵，若今时伤杀人所用兵器、盗贼赃加责役入县官）。其奴，男子入於罪隶，女子入於舂藁（郑司农云：“谓坐为盗贼而为奴者，输於罪隶、舂人、藁人之官也。今日为奴婢，古之罪也。故《书》曰：‘予则奴戮汝’。《论语》曰：‘箕子为之奴。’罪隶之奴也。《春秋传》：‘斐豹，隶也，著於丹书。’豹耻为奴，欲除其籍，然後杀督戎。”元谓：“奴，从坐而没入县官者，男女同名。”）。凡有爵者与七十者与未龀者，皆不为奴（有爵，命士以上。龀，毁齿也。男八岁女七岁毁齿）。
司圜掌收教罢民，凡害人者，弗使冠饰而加明刑焉，任之以事而收教之。能改者，上罪三年而舍，中罪二年而舍，下罪一年而舍。其不能而出圜土者杀，虽出，三年不齿（弗使冠饰者，著黑，若古人之象刑与？舍，释之也。郑司农云：“罢民，谓恶人不从化，为百姓所患苦而未入五刑者。”）。凡圜土之刑人也，不亏体；其罚人也，不亏财（言其刑人但加以明刑，罚人但任之以事耳。郑司农云：“以此知其为民所苦而未入刑者也。故大司寇职曰：‘凡万民之有罪过而未丽於法而害於州里者，桎梏而坐诸嘉石，役诸司空。’又曰：‘以嘉石平罢民。’《国语》曰：‘罢士无伍，罢女无家。’言为恶无所容入也。”元谓：“圜土所收教者，过失害人已丽於法者。”）。
掌戮，墨者使守门，劓者使守关，宫者使守内，刖者使守囿，髡者使守积。（注见《刑制门》）
司隶掌五隶之法，辨其物而掌其政令（五隶，谓罪隶、四翟之隶也。物谓衣服、兵器之属也）。帅其民而搏盗贼，役国中之辱事，为百门积任器，凡因执人之事（民，五隶之民也。郑司农云：“百官所当任持之器物，此官主为积聚之也。”元谓：“任犹用也。”）。邦有祭祀、宾客、丧纪之事，则役其烦辱之事（烦，犹剧也。《士丧礼》下篇曰：“隶人涅厕。”）。掌帅四翟之隶，使之皆服其邦之服，执其邦之兵，守王宫与野舍之厉禁（野舍，王行所止舍也。厉，遮列也）。罪隶掌役百官府与凡有守者，掌使令之小事（没，给其小役）。凡封国若家，牛助为牵傍（郑司农云：“凡封国若家，谓建诸侯、立大夫家也。牛助为牵傍，此官主为送致之也。”元谓：“牛助，国以牛助转徙也，罪隶牵傍之，在前曰牵，在旁曰傍。”疏：“国家以官牛助诸侯及大夫家运物往致任所。”）。其守王宫与其厉禁者，如蛮隶之事（罪隶，盗贼之家为奴者。蛮隶，征南夷所获。闽隶，南蛮之别。夷隶，征东夷所获。貉隶，征东北夷所获。疏：“古者身有大罪，身既从戮，男子缘坐。男子入於罪隶，女子入於舂藁。五隶各百二十人者，谓隶中选取善者以为之员役，数为限其馀众以为隶民。罪隶，则中国之以罪为隶者，馀四隶，征伐所获。”）。
秦始皇时，毒作乱，讨诛之。其徒皆枭首、车裂。轻者为鬼薪（取薪给宗庙为鬼薪。《律曰》鬼薪作三岁）。
三十四年，烧《诗》、《书》、百家语，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城旦者，旦起行治城，四岁刑也）。
汉文帝诏除肉刑，定律曰：诸当完者，完为城旦舂（城旦注见上。舂者，妇不预外徭，但舂作米，皆四岁刑也。臣瓒曰：“文帝除肉刑，皆有以易之，故以完代髡，以宫代劓，以钛左右趾代刖。令既曰完矣，不复云以完代完。此当言髡者完也。”）；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罪人狱已决，完为城旦舂，满三岁为鬼薪白粲（坐择米使正白为白粲者，三岁刑）。鬼薪白粲一岁，为隶臣妾。隶臣妾一岁，免为庶人（师古曰：“男子为隶臣，女子为隶妾。鬼薪白粲满三岁为隶臣，隶臣一岁免为庶人。隶妾亦然也。”）隶臣妾满二岁，为司寇。司寇一岁，及作如司寇二岁，皆免为庶人（如淳曰：“罪降为司寇，故一岁，正司寇，故二岁也）。其亡逃及有耐罪以上，不用此令（於本罪巾又重犯也）。前令之刑城旦舂岁而非禁锢者，完为城旦舂岁数以免（李奇曰：“谓文帝作此令之前有刑者。”）。
武帝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孥输在官者（吴楚七国反时，其首事者，妻子没入为官奴婢。帝即位，哀而赦之）。
平帝元始二年，令天下女徒已论，归家，雇山钱月三百（如淳曰：“已论者，罪已定也。令甲：女子犯罪，作如徒六月，雇山遣归。说以为当於山伐木，听使入钱雇功直，故谓之雇山。”应劭曰：“旧刑鬼薪，取薪於山以给宗庙，今使女徒出钱雇薪，故曰雇山也。”师古曰：“说如近之。谓女徒论罪已定，并放归家，不亲役之，但令一月出钱三百，以雇人也。为此恩者，所以行太皇太后之德，施惠政於妇人。”）。
後汉光武建武三年，诏令女徒雇山归家（注见上）。
七年，诏罪囚非犯殊死，勿按其罪。见徒免为庶人。
二十九年，诏罪囚各减本罪一等，其馀赎罪输作有差。
输作司寇（《前书》谓之罚作一岁刑也）。输作左校（《韦彪传》。注云：“左校，曹名，属将作。”）。输作右校（属将作）。输作若卢（庞参为左校令，犯法，输作若卢）。耐（《光纪》。注云：“一岁刑为罚作，二岁已上为耐。音乃代反。”《前书》又作而）。施刑（《光纪》注云：“施，读曰弛。谓有赦令去其钳钛赭衣。”）。
明帝即位，诏施刑及郡国徒在中元元年四月已卯赦前所犯而後捕系者，悉免其刑。
八年，诏郡国中都官死罪系囚减罪一等，勿笞，屯朔方、五原之边县。
肃宗建初七年，诏天下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边戍；妻子自随，占著所在。犯殊死，一切募下蚕室；其女子宫。系囚鬼薪白粲已上，皆减本罪各一等，输司寇作。
元和元年，令如前。
和帝永元六年，诏中书官徒各除半刑，谪其未竟，五月以下皆免遣。
八年，诏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诣敦煌戍。
十一年，诏郡国中都官徒及笃癃老小女徒各除半刑，其未竟三月者，皆免归田里。
元初二年，诏中书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勿笞，诣冯翊、扶风屯，妻子自随。
延光三年，诏死罪囚系减死一等，诣敦煌、陇西及度辽营。
顺帝汉安二年，令系囚殊死以下入赎。其不能入赎者，遣诣临光县居作二岁。
冲帝即位，令郡国中都官系囚减死一等，徙边；谋反大逆，不用此令。
魏明帝定律，髡刑有四，完刑、作刑各三。
晋武帝制《新律》，累作不过十一岁，月赎不计日，日作不拘月，岁数不疑闰。
刘颂为廷尉，请复肉刑，疏曰：“今为徒者，类性元恶不轨之族也，去家县远，作役山谷，饥寒切身，志不聊生，又有廉士介者，苟虑不首死，则皆为盗贼，况本性奸凶无赖之徒乎！又今徒富者输财，解日归家，乃无役之人也。贫者起为奸盗，又不制之虏也。不刑，则罪无所禁；不制，则群恶横肆。若是，近不尽善也。是以徒亡曰属，贼盗曰烦。亡之数者至有十数，得辄加刑，曰益一岁，此为终身之徒也。自顾反善无期，而灾困逼身，其志亡思盗，势不得息，事使之然也。”
成帝时，邵广盗官幔二帐，坐死。其子宗、€乞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事见《详谳门》）
宋制，为劫者身斩，家人弃市。同籍周亲谪补兵。（见《详谳门》）
梁制，谋反、降叛、大逆已上皆斩。父子同产男，无少长，皆弃市。母妻姊妹及应从坐弃市者，妻子女妾同补奚官为奴婢。赀财没官。劫身皆斩，妻子补兵。遇赦降死者，<黑詹>面为“劫”字，髡钳，补冶、锁士终身。其下又谪运配财官冶士、尚方锁士，皆轻重差其年数，其重者或终身。
梁天监十一年，诏自今捕谪之家，及罪应质作，若年有老小者，可停将送。
时百姓有罪缘坐，则老幼不免，一人亡逃，则举家质作。人既穷急，奸宄益深。帝思所以宽之，乃下是诏。时徒居作者具五任，其无任者，著升械。若病疾，权解之。是後，囚徒或有优剧。大同中，皇太子在春宫视事，见而愍之，乃上疏曰：“臣以比时奉敕，权视京师杂事。切见南北郊坛、材官、车府、太官下省、左装等处上启，并请四五岁以下轻囚助充使役。自有刑均罪等，愆自不异，而甲付钱署，乙配郊坛。钱署三所，於辛为剧；郊坛六处，在役则优。今听狱官详其可否，舞文之路，自此而生。公平难遇其人，流泉易启其齿，将恐玉科重轻，全关墨绶，金书去取，更由丹笔。愚谓其详立条制，以为永准。”帝手敕报曰：“顷年以来，处处之役，唯资徒谪，逐急充配。若科繁细，义同茧丝，切须之处，终不可得。引例兴讼，纷纭方始，防杜奸巧，自是为难。更当别思，取其便也。”竟弗之从。
陈制，获贼帅及士人恶逆，免死付冶，听将妻入役，不为年数。其髡鞭五岁刑，降死一等，锁二重。其五岁刑以下，并锁一重。五岁四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馀余居作。
後魏太武定律令，当刑者赎，负则加鞭二百。畿内人富者烧炭於山，贫者役於圊溷，女子入舂藁；其痼疾不逮平人者，守苑囿。
孝文时，以有罪徙边者多逋亡，乃制：一人逋亡，合门充役。崔挺上书谏曰：“天下善人少，恶人多，若一人有罪，延及阖门，则司马牛受桓之罪，柳下惠婴盗跖之诛，岂不哀哉！”帝善之，乃除其制。
齐神武秉政改制，诸强盗杀人者斩；妻子同籍，配为乐户。小盗赃满十匹以上，魁首死，妻子配驿，从者流。武成时制《齐律》：一曰流刑，谓论犯可死，原情可降，鞭、笞百，髡之，投於边裔，以为兵卒。未有道里之差。其不合远配者，男子长徒，女子配舂，并六年。二曰刑罪，即耐罪也。有五岁、四岁、三岁、二岁、一岁之差，凡五等，各加鞭一百。其五岁者，又加笞八十，四岁者六十，三岁者四十，二岁者二十，一岁者无笞。并锁输作左校而不髡。无保者钳之。妇人配舂及掖庭织。盗及杀人而亡者，即悬名注籍，甄其一房配驿户。
周制，徒刑五：徒一年者，鞭六十，笞十；徒二年者，鞭七十，笞二十；徒三年者，鞭八十，笞三十；徒四年者，鞭九十，笞四十；徒五年者，鞭一百，笞五十。流刑五：流卫服，去皇畿二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六十；流要服，去皇畿三千里者，鞭一百，笞七十；流荒服，去皇畿三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八十；流镇服，去皇畿四千里者，鞭一百，笞九十；流藩服，去皇畿四千五百里者，鞭一百，笞一百。徒输作者，皆任其所能而役使之。为盗贼及谋反、大逆、降叛、恶逆、罪当流者皆甄一房配为杂户。其为盗贼发逃亡者，悬名注配。若再犯徒、三犯鞭者，一身永配下役。自魏、晋相承，死罪其重者，妻子皆以补兵。魏虏西凉之人，没入名为隶户。孝武入关，隶户皆在东魏，後齐因之，仍供厮役。建德六年，齐平後，帝欲施轻典於新国，乃诏凡诸新户，悉放为百姓。自是无复新户。
隋文帝令高定新律。流刑三，有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应配者，千里居作二年，千五百里居作二年半，二千里居作三年。徒刑五，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其流徒之罪皆减从轻，流役六年改为五年，徒刑五年改为三年。犯法私罪以官当徒者，五品以上，一官当徒二年；九品以上，一官当徒一年；当流者，三流同，皆比徒三年。若犯公罪者，徒各加一年，当流者各加一等。其追徒过九年者，徒二千里。其後改徒及流并为配防。
唐初，徒流之刑皆因隋制。武德四年，诏裴寂等更定律令。流罪三，皆加千里，居作三岁至二岁半悉为一岁。居作者著钳若校，京师隶将作，女子隶少府缝作。旬给假一日，腊、寒食一日，毋出役院。病者释钳校，给假，疾差倍役。谋反者男女奴婢没为官奴婢，隶司农，七十者免之。凡役，男子入於蔬圃，女子入於厨膳。流移人在道疾病，妇人免乳，祖父母、父母丧，男女奴婢死，皆给假，授程粮。非反逆缘坐，六岁纵之，特流者三岁纵之，有官者得复仕。
太宗初，议绞刑之属五十，皆免死而断右趾。既又哀其毁伤支体，乃除断趾流为加役流三千里，居作二年。又比隋旧律减大辟入流九十二条，减入徒七十一条。贞观二年，诏三品以上犯公罪流、私罪徒，皆不追身。
十四年，制流罪三等，不限以里数，量配边要之州。
十五年，敕犯反逆免死配流者，六岁之後，仍不听仕。
武后长寿元年，有人上封事言岭南流人有阴谋逆者，乃遣司刑评事万国俊摄监察御史案之，若得反状，便许斩决。国俊至广州，遍召流人，拥之水次，以次加戮，三百馀人，一时并命，然後锻炼曲成反状。仍诬奏云：“诸道流人，咸有怨望，若不推究，为变不遥。”后然其奏，又命摄监察御史刘光业、王德寿、鲍思恭、王处贞、屈正筠等，分往剑南、黔中、安南、岭南等六道，案鞫流人。於是光业诛七百人，德寿五百人，其馀少者不减数百人。
元宗开元十年，敕：“自今以後准格敕合应决杖人，若有便流移左贬之色，决讫，许一月内将息，然后发遣；其缘恶逆、指斥乘舆者，临时发遣。”
天宝五载，敕：“流贬人多在道逗留。自今左降官情罪稍重者，日驰十驿以上。”自是，流贬者多不全矣。
肃宗乾元元年敕：“左降官非反逆缘坐，及犯恶逆、名教、枉法、强盗赃，如有亲年八十以上，及患在床枕，不堪扶持，更无兄弟者，许停官终养。其流移人亦准此。”
德宗建中三年，敕：“诸色贬流人及左降官身死，并许亲属收之，本贯殡葬。其造蛊毒移乡人，不在此限。”
宪宗元和八年，刑部侍郎王奏：“天德军五城及诸边城配流人等，臣切见诸处配流人，每逢恩赦，悉得归还，唯前件流人，皆被本道重奏，称要防边，遂令没身，终无归日。臣又见比年边臣犯流者，多是胥徒小吏，或是斗打轻刑，据罪可原，在边无益。请自今流人，准格例满日六年後并许放还，所冀抵法者足以悛惩，满岁者绝其愁怨。”从之。
穆宗长庆元年，制：“应亡官失爵及放还流人，如先有庄田，不经没官，被人请射作主，如本主及子孙已归，并委州府还，务令安业。”
武宗会昌六年赦书节文：“应徒流人在天德、振武者，官中量借粮种，俾令耕田，以为生业。”
僖宗乾符三年，敕流徒之人，残疾者惩赎（见《赎刑门》）。
後唐清泰三年，尚书刑部郎中李元龟奏：“准《开成格》，应断天下徒流人到所流处，本管画时申御史台，候年月满日申奏，方得放还本贯。近年凡徒流人，所管虽奏，不申御史台，报大理寺，所以不知放还年月。望依律格处分。”从之。
宋太祖皇帝，开宝时定刑制，凡流刑四，徒刑五（详见《刑制门》）。
流配，旧制止於远徙，不刺面。晋天福中始创刺面之法，遂为戢奸重典。宋因其法。
开宝五年，御史台上言：“伏见大理寺断徒罪人，非有官当赎铜之外，送将作监役者，其将作监旧兼充内作，又有左校、右校、中校署。比来工役并在此司。今虽有其名，无复役使，或遇祠祭，供具水火，乏人使令。欲望令大理寺依格断遣徒罪人後，并送作坊应役。”从之。
太宗以国初诸方割据，沿五代之制，罪人率配隶西北边，然多亡投塞外，诱羌、戎为患，乃诏：“自今当徙者，勿复隶秦州、灵武、通远军及缘边诸州。”时江南、湖广已平，於是罪人皆流南方。
太平兴国五年，诏配役者分隶盐亭役使。
先是，国初以来犯死罪获贷者，多配隶登州沙门岛、通州海岛，皆屯兵使者领护。而通州岛中凡两处，豪强难制者隶崇明镇，懦弱者隶东市州，两处悉官煮盐。是岁，始令配役者分隶盐亭役使之，而沙门如故。
端拱二年，诏免岭南流配人荷校执役，又令妇人有罪至流者，免配役。
真宗咸平四年。先是，江浙、荆湖、广南远地，应强盗及持仗不死者，并部其属至京师，多殒於道路。乃诏自今止决杖、<黑詹>面，配所在五百里外牢城。
仁宗景中，以罪人贷死者旧多配沙门岛，在登州海中，至者多死，乃诏当配沙门岛者，第配广南、远恶地牢城；广南罪人，乃配岭北。然其後亦有配沙门岛者。
神宗熙宁三年，诏：“决配强盗，无以全党置之一路。”
删定编敕官曾布请复肉刑，略曰：“今大辟之次，处以流刑，代墨、劓、非刂、宫之法，不惟非先王流宥之意，而又失重轻之差。古者乡田同井，人皆安土重迁。流之远方，无所资给，徒隶困辱，以至终身。近世之民，轻去乡土，转徙四方，固不为患，而居作一年，即听附籍，比於古亦轻矣。况折杖之法，於古为鞭朴之刑，刑轻不能止恶，故犯法日众，其终必至於杀戮。是欲轻反重也。
六年，审刑院言：“登州沙门岛寨配隶，以二百人为额，馀则移置海外，非禁奸之意。”诏自今以三百人为额。
吴充建请：“流人冬寒被创，上道多冻死。请自今非情理巨蠹，过冬月听留役本处，至舂遣之。”奏可。
九年，诏以交趾犯顺，应配广南东、西路罪人，并权配三千里外。
元丰八年，罢就配法，并如旧制行。
初，帝以流人去乡邑，疾死於道，而护送禁卒，往来劳费，用张诚一之议，随所在配诸军重役。至是中丞黄履言其报仇，非便，罢之。
诏：“犯盗，刺环於耳後：徒、流以方，杖以圆；三犯杖，移於面。径不得过五分。”
元六年，刑部言：“配诸隶沙门岛，强盗杀人纵火，赃满五万钱、强奸殴伤两犯至死，累赃至二十万钱、谋杀致死，及十恶至死罪，过蛊已杀人者，不移配。强盗徒党杀人不同谋，赃满二十五万，遇赦移配广南，溢额者配隶远恶。馀犯遇赦移配荆湖南北、福建路诸州，溢额者配隶广南。在沙门岛满五年，遇赦不该移配与不许纵还而年及六十以上者，移配广南；在岛十年者，依馀犯格移配。笃疾在身、年及七十在岛三年以上，移配近乡州军。犯状应移而老病者同。其永不放还者，各加二年移配。”从之。
绍圣三年，诏：“配沙门岛人已溢额者，并配琼州、万安军、昌化、珠崖军，定为令。”
徽宗崇宁三年，宰臣蔡京请仿《周官》司圜之法，令诸州筑圜土以居强盗贷死者。昼则役作，夜则拘之，视罪之轻重，以为久近之限。许出圜土充军，无过者纵释。诏从其请。五年罢之。大观元年复行，四年复罢。
石林叶氏曰：“前世常患加役流法太重，官有监驱之劳，而配隶者有道路亡困踣之患。苏子容元丰中建议，请依古圜土，取当流者治罪讫，髡首钳足，昼夜居作，夜则置之圜土。满三岁而後释，未满岁而遇赦者，不原。既释，仍送本乡，稽察出入又；三岁不犯，乃听自如。崇宁中，初蔡鲁公始行之，人不以为善也。”
高宗建炎二年，以盗贼窃发，所在道梗，乃诏诸州罪人断配讫，权送本处重役，俟盗息路通日遣行。
绍兴四年，诏：“临安府四至州郡，犯罪合配之人，毋得配本府，候回銮日如旧。”
绍兴十九年，刑部看详：“捕获沿海劫盗，并系持杖凶徒，理宜措置关防。今将合该刺配广南及三千里之人断讫，权行刺配鄂州都统制军下；二千五百里以下之人断讫，量地里远近，权行刺配池州、太平州、建康府都统制军下，并收管重役。其配字，欲以配州府屯驻军重役字为文，候盗贼衰息日，依旧例。”从之。
二十四年，诏：“诸路州军，有编管之人愿充厢军者，听。”
上因宣谕大臣曰：“朕昨在元帅府，见河朔州军将编管人穿锁传送旅店，三五相联，乞丐於市，盖缘不给之食，乃至於此，真可悯恻，可申严约束行下。”
孝宗隆兴元年，臣僚言：“诸州断配海贼，例送广南、远恶州军。缘濒海之郡，多为贼船啸聚，虑长奸恶，请自今并分隶两淮水军收管。”从之。
淳熙十一年，校书郎罗点言：“比年以来，所在流配人甚众，强盗之狱，每案必有逃卒，积此不已，为害不细。臣尝推原其端，盖由配法太繁。本朝折杖之制，视前代用刑为轻，而刺配之法，视前代用刑为重。国初敕令尚简，入配者少，承平既久，防禁益密。在仁宗朝，张方平极陈其弊，建议减除。迨今百有馀年，有增无损。切谓欲戢盗贼，不可不销逃亡之卒，欲销逃亡之卒，不可不减刺配之法。望诏有司，将见行刺配情轻者从宽减降，别定居役或编管之令。其应配者，检会淳熙元年五月指挥，择其强壮，刺充屯驻大军，庶几州黥配之卒自此渐少。”上曰：“近岁配隶稍多，久後当如何？”王准等奏：“如杂犯死罪，犹可从轻，至如劫盗六项指挥之行，为盗者莫不晓得，将欲为盗，必先虚立为首之名，杀人奸滥之罪皆归之，以故为首者不获而犯者免死，盗何由惩？”上曰：“可令刑、寺集议奏闻。”既而刑部、大理寺奏言：“‘象以典刑’，墨居其一。流放之法，用宥五刑。是墨刑不施而後宥以流也。‘鞭作官刑’，说者曰‘鞭以为治官事之刑’，是流、墨不施而後及於鞭也。盖曰墨、曰流、曰鞭，三者俱为九刑之一，自帝舜以迄三王，未闻有兼施并用者。汉文帝除肉刑，当黥者，髡钳为城旦舂，惟劓与刖，方及於笞，则黥之与笞，汉时亦不兼用也。历代遵尚，鞭笞度数虽有不同，止用其一，无复他法。隋文始改百王之制而用其二，然亦不兼施，今简册可考也。流刑徙之远方，则在千里、千五百里、二千里之外，止於离其乡井。徒刑役於当处，则有一年、一年半、二年、二年半、三年之限，止役作其身。凡是二者，皆不笞决。惟杖刑自六十至百，笞刑自十五至五十。是二者笞决其身，随即纵遣。至唐高祖，加千里之流；大宗申加役之制，馀因隋旧而已。晋天福始创刺配，合用其二，仍役而不决。逮我艺祖，一洗五代之苛，犹以隋制为重。於是悉易以决，为流、徒、杖、笞之法，名存实改。自加役流至流二千里，其刑四，并决脊杖、配役有差。所谓配役，非今之所谓配，古所谓徒役是也。自徒三年至徒一年，其刑有五，并决脊杖有差，而尽免其徒役之年。自杖一百至六十，自笞五十至十，其刑各五，悉易以臀杖而减其数，如杖一百，止决二十，减其八十之数是也。由杖九十以下至於笞十，悉从末减。於是帝舜三居之法，至此始不用，流罪得免远徒，徒罪得免役年，笞杖得减决数，而省刑之意，遂冠百王。其後坐特贷者，方决杖、黥面、配远州牢城，而舜之九刑，始并用其三。黥为墨，配即流，杖鞭，三者始萃於一夫之身。盖其制将以宥死罪，合三为一，犹为生刑，端未为过。至太宗皇帝，始诏窃盗赃满五贯者，决杖、黥面、配役，其意亦以宥死；盖国初之制，窃盗三贯弃市故也。累圣相承，固未尝有惨於用刑之意。而人情狃於见闻，法令易以滋彰，据张方平所奏，祥符、天圣、庆历，其数至倍是也。今以刑书考之，其丽於配者几五百条，中有数项，比之庆历，又复数倍。积少成多，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然回视艺祖创法之始特以宥死者，固已远矣。又有罪不至配而用情重决配者，亦有泛言决配而因以决配者。尝推原其故：爰自建隆以及淳熙，二百年之，决配既多，视以为常，不复知有前代之遗制与夫祖宗之美意；臣僚奏请，动以决配为言，有司建立，亦以决配为可，而配法始滋矣。近者李桩尝建此议，陛下特诏近臣各述所见，其亦有为陛下略言及此者，而讲之不详，亦卒以废格，良可惜也。窃谓今罪之丽於大辟者，宥其一死，俯从决配，乃艺祖之遗制，固不容轻议；自馀流罪以下，情理重害未可遽去者，且仍旧；其次重者，当如方平之请，代以役年；其轻者，并行刊削。如此，既不失艺祖创法之本意，亦稍复前代沿袭之旧章，非细故也。但方平之请，止具四等，而今世配法，乃至十四等。今欲推广方平之意：永不放还者，役终身；海外者，役八年；远恶、广南者，役七年；三千里、二千五百里者，并役六年；二千里、一千五百里者，并役五年；千、五百里者，并役四年；特旨配邻州者，役三年；本州、本城者，并役二年；不刺面者，役一年。免其文面并役当处，虽累会恩，不许原免。则方平之意得矣。”上寻谓辅臣曰：“朕思之配法，杂犯配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盐之类，不必远配，只刺充本州厢军，令著役；若是劫盗已经三次，便可置之死。可谕刑、寺熟议奏来。”
十四年八月，臣僚言：“刺配之法，始於晋天福。国初加杖，用贷死罪。其後科禁浸密，刺配日增。考之《祥符编敕》，止四十六条。至於庆历，已一百七十馀条。今淳熙配法，凡五百七十条。配法既多，犯者自众，黥隶之人，所至充斥。近臣僚建请改定居役之法，已降指挥看详，至今未见定论。盖缘刺配，情理稍轻，既欲降居役，则编管乃为从坐，不应令徙乡。轻重不伦，议乃中格。窃谓前後创立配条，不为无说。若止令居役，不离乡井，则几於惠奸，不足以惩恶；若尽用配法，不恤黥刺，则面目一坏，谁复顾藉。强民长威力，有过无由自新。检照《元丰刑部格》，诸编记人，自有不移不放及移放条限；《政和编配格》，又有情重、稍重、情轻、稍轻四等色目。莫若依仿旧格，稍加参订，将犯配法人，如入情重，则依旧刺面，用不移不放之格；其次稍重，则止刺额角，用配及十年之格；其次稍轻，则与免黥刺面放还之格；其次最轻，则降为居役，别立年限纵免之格。倘使居役本条或有从坐编管，则置之本城，减其放限。如此，则於见行条法并无抵牾，且使刺面之法专处情犯凶蠹，而其他偶丽於罪，皆得全其面目，知有顾藉，可以自新。省黥徒，销奸党，诚天下之切务，惟陛下留神，速诏有司裁定施行。”後迄如旧制。
光宗绍熙二年，知琼州黄揆言：“今中外之奸民以罪抵死而获贷者，必尽投之海外以为兵，是聚千百虎狼而共置之一邱也。今日积者已多，而累累递送者方来未已，一旦稔恶积衅，溃裂四出，臣恐偏州之民，项背不能帖席而卧也。请自今凡凶恶贷死而隶於流籍者，许分之沿江诸屯及其他远恶之地，无专指海外以为凶薮，庶几阴消潜削，不至滋蔓流毒偏方。”从之。
三年，臣僚言：“配法自有年限，方许放停。近来更不照应，一二年，随即放便，是致人皆玩法，以配为常。请行下诸路，应犯法刺配人如至本州，须依条限，方许放停。如限内再有所犯，乞拨入屯驻军中重役，永不放便。”从之。宁宗嘉泰四年正月，臣僚言：“後世衣食之路日蹙，犯法者众，配隶之人，中路多逸；及到配所，州郡惮於赡养，往往故纵不捕。此徒虽幸脱免，而其身实无所容於天地，饥寒切身，若非群众贩买私商，即是聚为强盗。配隶之人盖有两等：其乡民一时斗殴杀伤，及胥吏犯赃贷命流配等人，设使逃逸，未必皆是强勇，能为大过，欲止徒配本州牢城重役，立为条限，限满给据，复为良民；至於累犯强盗，及聚众贩卖私商，曾经杀伤捕获之人，皆能跳梁山，运动兵仗，非村民胥吏之比，欲并配屯驻军，立为年限，限满改刺，从正军衣粮，诚为利便。”从之。
开禧元年闰八月，臣僚言：“国朝品式条章，灿然备具。谓人之难於离乡井也，於是有配隶、羁管、编管之条，然非奸赃、强盗、杀人贷命与夫斗伤情重者，不以是罪之。今世酷吏，曾不是思，於配隶、编管，羁管之外，自创为‘押出外界’之条，使之荡析离居，浮游失所，未免有客死异乡之叹。欲严饬中外，自配隶、编管、羁管之外，惟他郡作过之人，许勒归本贯，其馀悉从本条科罪，不得辄将土著之家人属押出外界。”从之。
●卷一百六十九 刑考八
○详谳（平反）
虞舜，眚灾，肆赦；怙终，贼刑（眚，过也。灾，害也。肆，缓。贼，杀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怙奸自终，当刑杀之）。宥过无大，刑故无小；罪疑惟轻，功疑惟重；与其杀不辜，宁失不经（辜，罪也。经，常也。）
《周官》，小司寇以八辟丽邦法附刑罚（辟，法也。丽，附也。故书“付”作“附”，附犹著也）：一曰议亲之辟，（郑司农云：“若今时宗室有罪先请是也。”）二曰议故之辟（故谓旧知也），三曰议贤之辟（郑司农云：“若今时廉吏有罪先请是也。”元谓：“贤，有德行者。”），四曰议能之辟（能谓有道艺者。《春秋传》曰：“夫谋而鲜过，惠训不倦者，叔向有焉。社稷之固也，犹将十世宥之，以劝能者；今一不免其身，以弃社稷，不亦惑乎！”），五曰议功之辟（谓有大勋劳立功者），六曰议贵之辟（郑司农云：“若今时吏墨绶有罪先请是也。”），七曰议勤之辟（谓憔悴以事国），八曰议宾之辟（谓所不臣者。三恪二代之後欤）。以三刺断庶民狱讼之中（中谓罪正所定）：一曰讯群臣，二曰讯群吏，三曰讯万民（刺，杀也。三讯罪定则杀之。讯，告也。疏曰：“群臣，士以上。群吏，府史胥徒庶人在官者。万民，民有德行不仕者。”）。听民之所刺宥以施上服下服之刑（宥，宽也。民言杀，杀之；言宽，宽之。上服，劓、墨也。下服，宫、刖也）。
《王制》，司寇正刑明辟以听狱讼，必三刺（以求民情断其狱讼之中也。三刺法见前）。有旨无简不听（简，诚也。有其意无其诚者，不论以为罪），附从轻（附，施刑也。求出之使从轻），赦从重（虽是罪可重，犹赦之）。疑狱，汜与众共之，众疑赦之，必察小大之比以成之（小大，犹轻重。已行故事曰比）。
《君陈》，王曰：“君陈，殷民在辟，予曰‘辟’，尔惟勿辟；予曰‘宥’，尔惟勿宥：惟厥中。”
穆王《吕刑》，上刑轻下服，下刑重上服，轻重诸罚有权，刑罚世轻世重：惟齐非齐，有伦有要（事在上刑而情轻，则服下刑，舜之“宥过无大”，《康诰》所谓“大罪非终”是也。事在下刑而情重，则服上刑，舜之“刑故无小”，《康诰》所谓“小罪非眚”是也。若诸罚之轻重，亦皆有权焉。权者，进退推移，以求其轻重之宜也。刑罚世轻世重者，《周礼》刑新国用轻典，刑乱国用重典，刑平国用中典，随时而为轻重者也。轻重诸罚有权者，权一人之轻重也；刑罚世轻世重者，权一世之轻重也。惟齐非齐者，法之权也；有伦有要者，法之经也。言刑罚虽惟权变是，而齐之以不齐焉，至其伦要所在，盖有截然而不可紊者矣。此两句总结上意也）。
《大戴礼》，刑法者，御人之衔勒也。吏者，辔也。刑者，策也。天子，御者；内史、太史，左右手也。古者以法为衔勒，以官为辔，以刑为策，以人为手，而御天下。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士遇之途不与之言，屏诸四方，唯其所如，不及以政，不欲生之故也。又曰刑不上大夫者，古之大夫有坐不廉污秽者，则曰“簋不饰”；淫乱男女无别者，则曰“帷薄不修”；罔上不忠者，则曰“臣节未著”；罢软不胜任者，则曰“下官不职”；干国之纪者，则曰“行事不请”。此五者，大夫定罪名矣，不忍斥然以正呼之。是故大夫之罪，其在五刑之域者，闻有谴发，则自冠缨，盘水加剑，造乎阙而自请罪，君不使有司执缚牵而加之也。其有大罪者，闻命则北面跪而自裁，君不使人ㄏ引而刑杀之也，曰：“子大夫自取之耳！吾遇子有礼矣。”是曰刑不上大夫。
汉高帝七年，制诏御史：“狱之疑者，吏或不敢决，有罪者久而不论，无罪者久系不决。自今以来，县道官狱疑者，各谳所属二千石官，二千石官以其罪名当报之（谓处断也）。所不能决者，皆移廷尉，亦当报之。廷尉所不能决，谨具为奏，传所当比律令以闻。”
文帝时，张释之为廷尉，罪疑者予民。
时上行出中渭桥，有一人从桥下走，乘舆马惊。於是使骑捕之，属廷尉。释之奏当：“此人犯跸，当罚金。”上怒曰：“此人亲惊吾马，马赖和柔，令他马，固不败伤我乎？而廷尉乃当之罚金！”释之曰：“法者，天下公共之也。今法如是，更重之，是法不信於民也。且方其时，上使使诛之则已。今已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倾，天下皆用法为轻重，民安所措其手足？唯陛下察之。”上良久曰：“廷尉当是也。”其後人有盗高庙座前玉环，得，帝怒，下廷尉治。释之按盗宗庙服御物者为奏，当弃市。上大怒曰：“人无道，乃盗先帝器！吾属廷尉者，欲置之族，而君以法奏之，非吾所以共承宗庙意也。”释之免冠顿首谢曰：“法如是足也。且罪等，然逆顺为基。今盗宗庙器而族之，假令愚民取长陵一А土，陛下且何以加其法乎？”帝乃白太后，许之。
孝景中五年，诏：“诸狱疑，若虽文致於法而於人心不厌者，辄谳之。”
後元年诏曰：“狱，重事也。人有智愚，官有上下。狱疑者谳有司。有司所不能决，移廷尉。有令谳而後不当，谳者不为失（师古曰：“假令谳讫，其理不当，所谳之人不为罪失。”）。欲令治狱者务先宽。”
时廷尉上囚访年继母陈论杀访年父，访年因杀陈，依律，杀母以大逆论，帝疑之。武帝时年十二，为太子，在旁，帝命问之。太子答曰：“夫继母如母，明不及母，缘父之故，比之於母。今继母无状，手杀其父，则下手之日，母恩绝矣。宜与杀人者同，不宜与大逆论。”从之。
文帝时，诏除收孥相坐法。
景帝时，诏：“高年、鳏寡、幼弱、孕妇、师、侏儒有罪当鞫系者。颂系之。”（并详见《刑制门》）
武帝时，儿宽为廷尉史，以古法义决疑狱，张汤甚重之。时上方向文学，汤决大狱，欲傅古义，乃请博士弟子治《尚书》、《春秋》，补廷尉史。汤虽文深意忌不专平，然得此声誉。而深刻吏多为爪牙用者，依於文学之士。
宣帝时置廷平，季秋後请谳。时上常幸宣室，斋居而决事。（详见《刑制门》）
成帝诏：“中二千石、二千石、博士及明习律令者议减死刑及可蠲除约省，者令较然易知，条奏。”（详见《刑制门》）
沛县有富家翁，赀三千馀万，小妇子年才数岁，顷失其母。父无亲近，其女不贤。翁病困，思念恐争其财，儿必不全，因呼族人为遗书，令悉以财属女，但遗一剑，云儿年十五，以还付之。其後果不肯与，儿诣郡自言求剑。时太守何武得其条辞，因录女及婿，省其手书，顾谓掾吏曰：“女性强梁，婿复贪鄙。畏残害其儿，又计小儿得此财不能全护，故且与女，实寄之耳，不当以剑与之。夫剑者，所以决断限，年十五者，智力足以自居。度此女、婿必不复还其剑，当关县官，县官或能证察，得见申展。此凡庸何能思虑弘远如是哉！”悉取财以与子。曰：“敝女恶婿，温饱十岁，亦以幸矣。”论者大服武。
薛宣为丞相时，弟循为临令，後母常随循居官。宣迎後母，循不遣。後母病死，循去官持服。宣谓循三年服少能行之者，兄弟相不可（者，执意不同，犹如色之杂）。循遂竟服，繇是兄弟不和。後宣免丞相，加特进。久之，哀帝即位，博士申咸给事中，亦东海人，毁宣不供养行丧服，薄於骨肉，前以不忠孝免，不宜复封列侯在朝省。宣子况为右曹侍郎，数闻其语，赇客杨明，钦令创咸面目，使不居位（创谓伤之）。会司隶缺，况恐咸为之，遂令明钦遮斫咸宫门外，断鼻唇，身八创。事下有司议，御史中丞众等议（史失众姓）奏曰：“况朝臣，父故宰相，封列侯，不相敕承教化，而骨肉相疑，咸受循言以谤毁宣，咸所言皆宣行迹，众人所共见，公家所宜闻。况知咸给事中，恐为司隶举奏宣，而公令明等迫切宫阙，要遮创戮近臣於大道人众中，欲以鬲塞聪明，杜绝论议之端（鬲与隔同。杜，塞也）。桀黠无所畏忌，万众ん讠华，流闻四方，不与凡人忿怒争斗同。臣闻敬近臣，为近主也。礼，下公门，式路马（过公门则下车，见路马则抚式，盖崇敬也。式，车前横木），居处畜产且犹敬之。《春秋》之义，意恶功遂，不免於诛（遂，成也。言举意不善，虽成功犹加诛），上浸之原不可长也（浸，近也。伤戮大臣，有所逼近也。浸，亦作侵，犯也，其义两通。长音竹两反）。况首为恶，明手伤，功意俱恶（手伤人为功，使人伤人为意），皆大不敬，明当以重论，及况皆弃市。”廷尉直议曰：“律曰：‘斗以刃伤人，完为城旦，其贼加罪一等，与谋者同罪。’诏书无以诋欺成罪（诋，毁也，丁礼反）。传曰：‘遇人不以义而见<疒只>者，与<疒只>人之罪钧，恶不直也（以杖手殴击，破其皮，肿起青黑，伤无创瘢者，律谓之<疒只>。遇人不以义为不直，虽见殴罪同殴也。<疒只>音枳。音鲔）。’咸厚善循，而数称宣过恶，流闻不谊，不可谓直言（咸为循而毁宣，是不义而不直）。况以故谋伤咸，计谋已定，後闻置司隶，因前谋而趣明（趣读曰促），非以恐咸为司隶故造谋也。本争私变，虽於掖门外伤咸道中，与凡人争斗无异。杀人者死，伤人者刑，古今之通道，三代所不易也。孔子曰：‘必也正名乎？名不正则言不顺，至於刑罚不中，而人无所措手足（措置也）。’今以况为首恶，明手伤为大不敬，公私无差。《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原谓寻其本）。原况以父见谤发忿怒，无他大恶。加诋欺，辑小过成大辟，陷死刑，违明诏，恐非法意，不可施行。圣王不以怒增刑。明当以贼伤人不直（以其受财），况与谋者皆爵减完为城旦（以其身有爵级，故得减罪而为完也。况身及同谋之人，皆从此科）。”帝以问公卿。丞相孔光、大司空师丹以中丞议是，自将军以下至博士议郎皆是廷尉。况竟减死罪一等，徙敦煌。宣坐免为庶人，归故乡。
定陵侯淳于长坐大逆诛，小妻乃始等六人皆以事未发觉时弃去，或更嫁。及长事发，丞相方进、大司空何武议曰：“令，犯法者各以发时律令论之（此其引令条之文也。发时，谓其犯法之时）。明有所讫也（讫止）。长犯大逆时，乃始等见为妻，已有当坐之罪，与身犯法无异。後乃弃去，於法无以解（解，免也）。请论。”廷尉孔光议，以为：“大逆无道，父母妻子同产无少长皆弃市，欲惩後犯法者也（惩，创止之）。夫妇之道，有义则合，无义则离。长自未知当罪大逆之法，而弃去乃始等，或更嫁，义已绝，而欲以为长妻论杀之，名不正，不当坐。”有诏光议是。
王尊为美阳令，美阳女子告：“假子以我为妻，妒笞我。”尊验问，辞伏。曰：“律无妻母之法，圣人所不忍书，此经所谓造狱者也（言非常刑名，造杀戮之法）。”乃使骑吏五人射杀之。
哀帝时，廷尉梁祖与丞相长史、御史中丞及五二千石杂治东平王€狱（€为息夫躬等诬告不道事），时冬月未尽二旬，而祖心疑€冤，狱有饰辞，奏欲传之长安（传谓移其事也）更下公卿覆治。天子以为祖等皆见上体不平，外内顾望，操持两心，幸€逾冬，无讨贼疾恶主雠之意，制诏免祖等皆为庶人。後数月大赦，丞相王嘉荐祖等明习治狱，又封还益董贤户事，上发怒，召嘉诣尚书责问。光禄大夫孔光等希旨劾嘉迷国罔上不道，请召嘉诣廷尉诏狱。嘉竟死狱中。
永信少府猛等十人以为：“圣王断狱，必先原心定罪，探意立情，故死者不抱恨而入地，生者不衔怨而受罪。明主躬圣德，重大臣刑辟，广延有司议，欲使海内咸服。嘉罪名虽应法，圣王之於大臣，在舆为下，御坐则起（师古曰：“解在《翟方进传》。”），疾病视之无数，死则临吊之，废宗庙之祭，进之以礼，退之以义，诔之以行（师古曰：“言大臣之死，积累其行而为诔也。诔者，累德行之文。”）。按嘉本以祖等为罪，罪恶虽著，大臣括关械、裸躬就笞（师古曰：“括，结也。关，贯也。裸，露也。”），非所以重国褒宗庙也。今春月寒气错缪，露霜数降，宜示天下以宽和。臣等不知大义，唯陛下察焉。”有诏假谒者节，召丞相入廷尉诏狱。使者既到府，掾史涕泣，共和药进嘉，嘉不肯服。主簿曰：“将相不对理陈冤，相踵以为故事（师古曰：“踵由蹑也。”），君侯宜引决。（师古曰：“令自裁也。”）。”使者危坐府门上（师古曰：“以逼促嘉也。”）主簿复前进药，嘉引药杯以击地，谓官属曰：“丞相幸得备位三公，奉职负国，当伏刑都市以示万众。丞相岂儿女子邪，何谓咀药而死（师古曰：”咀，嚼也，音才汝反。“）！”嘉遂装出，见使者再拜受诏，乘吏小车，去盖不冠，随使者诣廷尉。廷尉收嘉丞相、新甫侯印绶，缚嘉载致都舡诏狱。上闻嘉生自诣吏，大怒，使将军以下与二千石杂治。吏诘问嘉，嘉对曰：“按事者思得实。窃见祖等前治东平王狱，不以€为不当死，欲关公卿，示重慎；置驿马传囚，不得逾冬月，诚不见其外内顾望阿附为€验。复幸得蒙大赦，祖等皆良善吏，臣窃为国惜贤，不私此三人。”狱吏曰：“苟如此，则君何以为罪犹当？有以负国，不空入狱矣。”吏稍侵辱嘉，嘉喟然天叹曰（师古曰：“读作仰。”）：“幸得充备宰相，不能进贤退不肖，以是负国，死有馀责。”吏问贤不肖主名，嘉曰：“贤，故丞相孔光、故大司空何武，不能进；恶，高安侯董贤父子，佞邪乱朝，而不能退。罪当死，死无所恨。”嘉系狱二十馀日，不食欧血而死。
後汉制，治书侍御史二人，选明法律者为之。凡天下诸谳疑事，掌以法律当其是非。
明帝永平十四年，楚王英以谋逆废徙自杀。时穷治楚狱，遂至累年。其辞语相连，自京师亲戚、诸侯、州郡豪杰及考案吏，阿附坐死、徙者以千数，而系狱者尚数千人。颜忠、王平辞引隧乡侯耿建、朗陵侯臧信、泽侯邓鲤、曲成侯刘建。建等辞未尝与忠、平相见。是时上怒甚，吏皆惶恐，诸所连及，率一切陷入，无敢以情恕者。侍御史寒朗心伤其冤，试以建等物色独问忠、平，而二人错愕不能对。朗知其诈，乃上言：“建等无奸，专为忠、平所诬，疑天下无辜，类多如此。”帝曰：“即如是，忠、平何故引之？”对曰：“忠、平自知所犯不道，故多有虚引，冀以自明。”帝曰：“即如是，何不早奏？”对曰：“臣恐海内别有发其奸者。”帝怒曰：“吏持两端，促提下棰之！”左右方引去，朗曰：“愿一言而死。”帝曰：“谁与共为章？”对曰：“臣独作之。”上曰：“何以不与三府议？”对曰：“臣自知当必族灭，不敢多污染人。”上曰：“何故族灭？”对曰：“臣考事一年，不能穷尽奸状，反为罪人讼冤，故知当族灭。然臣所以言者，诚冀陛下一觉悟而已。臣见考囚在事者，咸共言妖恶大故，臣子所宜同疾，今出之不如入之，可无後责。是以考一连十，考十连百。又公卿朝会，陛下问以得失，皆长跪言：‘旧制，大罪祸及九族；陛下大恩，裁止於身，天下幸甚！’及其归舍，口虽不言而仰屋窃叹，莫不知其多冤，无敢为陛下言者。臣今所陈，诚死无悔。”帝意解，诏遣朗出。後二日，车驾自幸洛阳狱录囚徒，理出千馀人。时天旱，即大雨。马后亦以楚狱多滥，乘为帝言之，帝恻然感悟，夜起彷徨，由是多所降宥。任城令汝南袁安迁楚郡太守，到郡不入府，先往案楚王英狱事，理其无明验者，条上出之。府丞、掾史皆叩头争，以为“阿附反虏，法与同罪，不可”。安曰：“如有不合，太守自当坐之，不以相及也。”遂分别具奏，帝感悟，即报许，得出者四百馀家。
肃宗初，陈宠为尚书，宠以帝新即位，宜改前世苛俗，上疏言：“宜隆先王之道，荡涤烦苛之法，轻薄楚，以奉天心。”帝纳宠言，诏有司绝钻钻诸惨酷之科，解妖恶之禁，除文致之请谳五十馀事，定著於令。
宠曾祖父咸，成哀以律令为尚书，性仁恕，常戒子孙曰：“为人议法，当依於轻，虽有百金之利，慎无予人重比。”王莽时谢病，收敛其家律令书文，壁藏之。宠明习法家，少为郡吏，辟司马鲍昱府，转为辞曹，掌天下狱讼。其所平决，无不厌服众心。撰《辞讼比》七卷，决事科条，皆以事类相从。宠子忠为廷尉正，司徒刘凯举忠明习法律，擢拜尚书。忠自以世典刑法，用心务在宽详。初，父宠在廷尉，上除汉法溢於《甫刑》者，未施行。忠略依宠意为二十三条，为《决事比》，以省请谳之敝。
元和三年，廷尉郭躬条诸重文可从轻者四十一事奏之，事皆施行，著於令。
明帝时，奉车都尉窦固出击匈奴，骑都尉秦彭为副。彭在别屯而辄以法斩人，固奏彭专擅，请诛之。帝问郭躬曰：“军征，校尉一统於督（督谓大将）。彭无斧钺，何得杀人？”躬曰：“一统於督，谓在部曲也（《前汉书音义》曰：“大将军行有五部，部有曲。”）。今彭专军别将，有异於此。兵事呼吸，不容先关督帅。且汉制戟即为斧钺（有衣之戟曰）。”帝从躬议。又有兄弟共杀人者，帝以兄不训弟，故报兄重（报，论也。重，死刑）而减弟死。中常侍孙章宣诏，言两报重，尚书奏章矫制，罪当腰斩。帝问郭躬，躬曰：“法令有故、误，章传令之谬，於事为误，误者於文则轻，当罚金。”帝曰：“章与囚同县，疑其故也。”躬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诗 小雅》。如砥，贡赋平。如矢，赏罚均）。’‘君子不逆诈’。且王法天，刑不可以委曲生意。”帝善之。
躬父弘，习《小杜律》（《前书》，杜周断狱深刻，子延年亦明法律。对父故言小也）太守寇恂以弘为决曹掾，断狱至三十年，用法平。诸为弘所决者，退无怨情，郡内比之东海于公。躬少传父业，讲授徒众常数百人。後为郡吏，辟公府。元和初，为廷尉。躬家世掌法，务在宽平，及典理官，决狱断刑，多依矜恕。
梁人取後妻，後妻杀夫，其子又杀之。孔季彦返鲁过梁，梁相曰：“此子当以大逆论。礼，继母如母，是杀母也。”季彦曰：“言如母，则与亲母不等，欲以义督之也。昔文姜与杀鲁桓，《春秋》去其姜氏，《传》曰：‘绝不为亲，礼也。’绝不为亲，即凡人尔。且夫手杀重於知情，知情犹不得为亲，则此下手之时，母名绝矣。方之古义，是子宜以非司寇而擅杀当之，不得为杀母而论以逆也。”梁相从其言。
和帝即位。初，建初中，有人侮辱人父者，而其子杀之，肃宗贳其死刑而降宥之，自後因以为比。是时遂定其议，以为轻侮法。张敏议曰：“夫轻侮之法，先帝一切之恩，不有成科班之律令也。夫《春秋》之义，子不报雠，非子也。而法令不为之减者，以相杀路不可开故也。今义者得减，妄杀者有差，使执宪之吏得设巧诈，非所以遵‘在鬼不争’之义。又轻侮之比，浸以繁滋，至有四五百科，转相顾望，弥复增甚，难以垂之万载。可下三公、廷尉蠲除其。”议寝不省。敏复上疏曰：“臣伏见孔子垂经典，皋陶造法律，原其本意，皆欲禁民为非也。未晓轻侮之法将以何禁？必不能使不相轻侮，而更开相杀之路，执宪之吏复容其奸枉。愿陛下考寻利害，广令平议。”和帝从之。
永元十六年，诏一切囚徒於法疑者勿决，以奉敕令。
安帝即位，邓太后临朝。初，肃宗时，断狱皆以冬至之前，自後论者互多异。太后诏公卿以下会议。鲁恭议曰：“夫王者之作，因时为法。孝章皇帝深惟古人之道，助三正之微，定律著令，冀承天心，顺物性命，以致时雍。然後变改以来，年岁不熟，价常贵，人不宁安。小吏不与国同心者，率入十一月得死罪贼，不问曲直，便即格杀，虽有疑罪，不复谳正。一夫吁嗟，王道为亏，况於众乎？《易》十一月‘君子以议狱缓死’。可令疑罪使详其法，大辟之科，尽冬月乃断。其立春在十二月中者，勿以报囚如故事。”後卒施行。
吴为胶东太守，安邱男子母邱长与母俱行市，道遇醉客辱其母，长杀之而亡，捕得之。呼长谓曰：“子母见辱，人情所耻。然孝子忿必虑难，动不累亲。今若背亲逞怒，白日杀人，赦若非义，刑若不忍，将如之何？”长以械自系（在手曰械），曰：“国家制法，囚身犯之。明府虽加哀矜，恩无所施。”问长“有妻子乎？”对曰：“有妻未有子。”即移安邱逮长妻，妻到，解其桎梏，使同宿狱中，妻遂怀孕。至冬尽行刑，长泣谓母曰：“负母应死，当何以报吴君乎？”乃指而吞之，含血言曰：“妻若生子，名之‘吴生’。”因投纟而死（谓以绳为纟，投之而缢）。
按：此即所谓遭侮辱而杀人者，肃宗时贳其死刑，和帝时除之。故吴疑此狱，且容其投纟以死而不明正典刑，盖犹在可议之列也。
献帝建安时，应劭删定律令（见《刑制门》）。初，安帝时，河人尹次、颍川人史玉皆坐杀人当死，次兄初及玉母军并诣官曹求代其命，因缢而物故。尚书陈忠以为罪疑从轻，议活次、玉。劭後追之曰：“夫时化则刑重，时乱则刑轻，《书》曰‘刑罚世轻世重’，此之谓也。今次、玉以清时逞其私憾，阻兵安忍，︹尸道路。朝恩在宽，幸至冬狱，而初、军愚狷，妄自投毙。昔召忽亲死子纠之难，而孔子曰‘经於沟渎，人莫之知。’晁氏之父非错刻峻，自陨其命，班固亦云‘不如赵母指括以全其宗’。传曰‘仆妾感慨而致死者，非能义勇，顾无虑耳（言无计虑）’。夫刑罚威狱，以类天之震杀戮也；温慈和惠，以放天之生殖长育也。故春一草枯则为灾，秋一木华亦为异。今杀无罪之初、军，而活当死之次、玉，其为枯华，不亦然乎？陈忠不详制刑之本，而信一时之仁，遂广引八议求生之端。夫亲、故、贤、能、功、贵、勤、宾，岂有次、玉当罪之科哉？若乃小大以情，原心定罪，此为求生，非谓代死可以生也。败法乱政，悔其可追。”凡有《议》三十篇，皆此类。
魏文帝时，有大女刘朱，过（陟瓜反）子妇酷暴，前後三妇自杀，论朱减死，输作尚方，因是下怨毒杀人减死之令。
按：所谓怨毒杀人者，盖行凶之人遭被杀之人苦毒，故不胜其怨愤，起而杀之。今刘朱之事，史不言子妇有悖逆其姑之迹，则非怨毒杀人也。要之，姑过其妇，妇因过而自杀，非姑手杀之，则可以免死。但以为怨毒，则史文不明，未见其可坐以此律耳。
齐王时，司马师辅政，犯大逆者诛及已出之女。母邱俭之诛，其子甸妻荀氏应坐死，族兄ダ通表乞其命，诏听离婚。荀氏所生女芝为颍川太守刘子元妻，亦坐死，以怀妊系狱。荀氏辞诣司隶校尉何曾，乞没为官婢，以赎芝命。曾哀之，使主簿程咸上议曰：“臣以为女人有三从之义，无自专之道，出他族，降父母之服，所以明外成之节也。而父母有罪则追刑，夫党见诛又随戮，一人之身，内外受辟。女既产育，则他族之母，无辜受戮，伤孝子之心。且男既不得罪於他族，而女独婴戮於二门。臣以为：在室，宜从父之诛；既醮，可随夫之罚。”於是诏改定律令。
晋惠帝之时，政出群下，每有疑狱，各出私情，刑法不定，狱讼繁滋。尚书裴、刘颂上疏论之。见《刑制门》）
元帝承制江左，时主簿熊远上书，以为：“军兴以来，处事不用律令，竞作新意，临事立制，朝作夕改，至於主者不敢任法，每辄开谘，非为政之体也。愚谓凡为议者，皆当引律令经传，不得直以情言，无所依准，以亏旧典。若开塞随宜，权道制物，此是人君之所得行，非臣子所宜专用也。”
成帝时，廷尉奏殿中帐施吏邵广盗官幔二帐，合布三十匹，有司正刑弃市。广二子，宗年十三，€年十一，黄幡挝登闻鼓乞恩，辞求自没为奚官奴，以赎父命。尚书官朱映议以为：“天下之人，无子者少，一事遂行，便成永制，惧死罪之刑，於此而弛。”时议者以广为钳徒，二儿没入，既足以惩，艾使百姓知父子之道，圣朝有垂恩之仁，可特听减广死罪为五岁刑，宗等付奚官为奴，而不为永制。尚书右丞范坚之曰：“自淳朴浇散，刑辟乃作，刑之所以止刑，杀之所以止杀。虽时有赦过宥罪，议狱缓死，未有行不忍而轻易典刑者也。且既许宗等，宥广死罪，若复有宗比而不赎父者，岂得不摈绝人伦，同之禽兽邪！按主者今奏云，唯听宗等而不为永制。臣以为王者之作，动关盛衰，笑之，尚慎所加。今之所以宥广，正以宗等耳。人之爱父，谁不如宗？今既许宗之请，将来诉者，何独匪人！特听之意，未见其益；不以为例，交兴怨ゥ。此为施一恩於今，而开万怨於後也。”从之。
宋文帝元嘉七年，剡县人黄初妻赵打息载妻王死。後遇赦，王有父母及息男称法徙赵二千外。司徒左长史傅隆议曰：“礼律之兴，盖本自然，求之情理，非从天堕，非从地出。父子至亲，分形同气，称之於载，即载之於赵，虽云三代，合之一体，未有分者也。称虽创巨痛深，固无雠祖之义，故古人不以父命辞王父命也。若云称可杀赵，当何以处载？若父子孙祖互相残戮，惧非先王明罚、皋陶立法之本旨也。向使石厚之子、日之孙，砥锋挺锷，不与二祖同戴天日，则石昔、宅侯何得纯臣於国、孝义於家矣！旧令云：‘杀人父母，徙二千里外。’不施父子孙祖明矣。赵当避王周功千里外耳。令云：‘凡流徙者，同籍亲近欲相随，听之。’此又大通情礼，因亲以教爱者也。赵既流移，载为人子，何得不从？载行而称不行，岂名教所许？赵虽内愧终身，称当沈痛没齿，孙祖之义不得绝，事理固然。”
孝武於元嘉中出镇历阳，沈亮行参征虏将军事，人有盗发冢者，有罪所近村人，与符伍遭劫不赴救同坐。亮议曰：“寻发冢之情，事止窃盗，徙以侵亡犯死，故同之严科。夫穿掘之侣，必衔枚以晦其迹；劫掠之党，必ん呼以威其事。故起凶赫者易，应潜深密者难。知且山原为无人之乡，邱垅非常涂所践，至於防救，不得比之村乡。督实劾名，理与劫异，则符伍之坐，居宜降矣。又结罚之科，虽有同符之限，而无远近之断。若不域之以界，则数步之内，与千里之外，便应同罹其责。防人之禁，不可不慎，夫止非之宪，宜当其律。愚谓相去百步内赴告不时者，一岁刑，自此以外，差不及咎。”
孔渊之大明中为尚书比部郎。时安陆应城县人张江陵与妻吴共骂母黄，黄忿恨自缢死，遇赦。律文：“子杀伤殴父母，枭首；骂詈，弃市；妇谋杀夫之父母，亦弃市。遇赦，免刑补冶。”江陵骂母，母以之自裁，重於伤殴。若同杀科则疑重，同殴伤及骂制则疑轻。准制，唯有於父母遇赦犹枭首，无骂母致死遇赦之科。渊之议曰：“夫题里逆心，仁者不入，名且恶之，况乃人事。故殴伤咒诅，法所不原，詈之致尽，则理无可宥。罚有从轻，盖疑失善，求之文旨，非此之谓。江陵虽遇赦恩，故合枭首。妇本以义，爱非支属，黄之所恨，情不在吴，原死补冶，有枉正法。”诏如渊之议。
吴兴馀杭人薄道举为劫。劫制，同籍周亲补兵。道举从弟代公、道生等并为大功亲，则应在补谪之例，法以代公等母存为周亲，则子宜随母补兵。何承天议曰：“寻劫制，同籍周亲补兵，大功不在此例。妇人三从，即嫁从夫，夫死从子。今道举为劫，若其叔尚在，制应补谪，妻子营居，固其宜也。但为劫之时，叔父已殁，代公、道生并是从弟，大功之亲，不合补谪。今若以叔母为周亲，令代公随母补兵，既违大功不谪之制，又失妇人三从之道。由於主者守周亲之文，不辨男女之异，远嫌畏负，以至此疑，惧非圣朝恤刑之旨。谓代公等母子并宜见原。”
吴兴武康县人王延祖为劫，父睦以告官。新制，凡劫身斩刑，家人弃市。睦既自告，於法有疑。时尚书何叔度议曰：“设法止奸，本於情理。非谓一人为劫，阖门应刑，所以罪及同产，欲开其相告，以出造恶之身。睦父子之至，容可悉共逃亡，而割其天属，还相缚送，螫毒在手，解腕求全，於情可愍，理亦宜宥。使凶人不容於家，逃刑无所，乃大绝根源也。睦既纠送，则馀人无应复告，并合赦之。”
沛郡相县唐赐，往北村朱起母彭家饮酒，还，得病，吐蛊虫十馀枚。临死语妻张，死後刳腹出病。死後，张手自破视，五脏悉糜碎。郡县以张忍行剖，赐子副又不禁止，事起赦前，法不能决。按律，伤死人，四岁刑，妻伤夫，五岁刑，子不孝父母，弃市。并非科例。三公郎刘勰议：“妻痛遵往言，儿识不及理，考事原心，非存忍害，谓宜哀矜。”吏部尚书顾凯之议曰：“法，移露尸犹为不道，况在妻子，而忍行凡人所不行。不宜曲通小情，当大理为断，谓副不孝，张同不道。”诏如凯之议也。
梁武帝天监三年，建康女子任提女，坐诱口当死。其子景慈对鞫辞云，母实行此。是时法官虞僧虬启称：“按子之事亲，有隐无犯，直躬证父，仲尼为非。景慈素无防闲之道，死有明目之据，陷亲极刑，伤和损俗。凡乞鞫不审，降罪一等，岂得避五岁之刑，忽死母之命！景慈宜加罪。”诏流於交州。
後魏太武制，论刑者，部主言状，公车鞫辞，而三都决之。当死者，定案奏闻。帝亲临问，无异辞怨言，乃刑之。诸州囚之大辟，皆先谳报乃施行。
真君中，以有司断法不平，诏诸疑狱皆付中书，依经义论决。
孝文帝时，吏民犯他法者，帝率宽之，疑罪奏谳，多减死徙边，岁以千计。
宣武帝景明中，冀州人费羌皮母亡，家贫无以葬，卖七岁女子与张回为婢。回转与梁之定而不言状。按律，掠人、和卖为奴婢者死。回故买羌皮女，谋以转卖，依律处绞刑。诏曰：“律称‘和卖人者死’，谓两人诈取他财。羌皮卖女，告回称良，张回利贱，知良公买。诚于律俱乖，而各非诈。然回转卖之日，应有迟疑，而决从真卖，於情固可处绞刑。”三公郎中崔鸿议曰：“按律：卖子，一岁刑，五服内亲属，在尊长者死，卖周亲及妾与子妇者流。盖以天性难夺，支属易遗，又尊卑不同，故殊以死刑。且买者於彼，无天性支属，罪应一例。明知是良，决便真卖，因此流漂，家人不知，追赎无踪，永沈贱隶，按其罪状，与掠无异。”太保、高阳王雍议曰：“检回所买，保证明然，处以和掠，实为乖当。律云：‘谋杀人而发觉者流，从者五岁刑；已伤及杀而还苏者死，从者流；已杀者斩，从而加功者死，不加者流。’详沈贱之与身死，流漂之与腐骨，一存一亡，为害孰甚？然《贼律》杀人，有首从之科，盗人、卖买，无唱和差等。谋杀之与和掠，同是良人，应为准例。所以不引杀人减之，降从强盗之一科。纵令谋杀之与强盗，俱得为例，而以从轻。其义安在？又云：‘知人掠盗之物而故买者，以随从论。’此明禁暴掠之源，遏奸盗之本，非谓买之於亲尊之手，而同之於盗掠之愆。窃谓五服相卖，俱是良人，所以容有等差之罪者，明去掠盗理远，故从亲疏为差级，尊卑为轻重。依律：‘诸共犯罪者，皆以发意为首。’明卖买之元有由，魁末之坐宜定。若羌皮不云卖，则回无买心，则羌皮为首，回为从可也。且既一为婢，卖与不卖，俱非良人，何必以不卖而可原，转鬻为难恕？张回之愆，宜鞭一百。卖子葬亲，孝诚可美，而表赏之议未加，刑罚之科已及，恐非敦风化之谓。”诏曰：“羌皮卖女葬母，孝诚可嘉，便可特原。张回虽买之於父，不应转卖，可刑五岁。”
河东郡人李怜坐行毒药，按以死坐。其母诉称：“一身年老，更无周亲，例合上请。”检籍不谬。及怜母身亡，州断三年服终後乃行决。主簿李阳曰：“按《法例律》：‘诸犯死罪，若祖父母、父母年七十以上，无成人子孙，旁无周亲者，具状上请。流者鞭笞，留养其亲，终则从流，不在原赦之例。’且怜既怀耽毒之心，母在犹宜阖门投畀，况今已死，给假殡葬，足示仁宽，不合更延。可依律处斩，流其妻子。”诏从之。
神龟中，兰陵公主驸马都尉刘辉，坐与河阴县人张智寿妹容妃、陈庆和妹惠猛奸乱，殴主伤胎，遂逃。门下处奏：“容妃、惠猛，各入死刑。智寿、庆和，并以知情不加防限，处以流坐。”诏曰：“容妃、惠猛恕死，髡鞭付宫，馀如奏。”崔纂执曰：“伏见旨募若获辉者，职人赏二阶，白身人听出身进一阶，厮役免役，奴婢为良。按辉无叛逆之罪，未可募同反者。夫王者理天下，不为喜怒增减，不由亲疏改易。按《斗律》：‘祖父母、父母忿怒以兵刃杀子孙者，五岁刑；殴杀及爱憎而故杀者，各减一等。’虽王姬下降，贵殊常妻，然人妇之孕，不得非子。又依初平四年先朝旧格：‘诸刑流及罪死者，皆首末判定，然後处决。’且事必因本，若以辉逃避，便应悬处，未有舍其首罪而成其末愆。按容妃等，罪止奸私，律处不越刑坐，何得同宫振之罪，齐奚官之役？按智寿口诉，妹人，已生二女，是他家之母，他人之妻。昔魏晋末除五族之刑，有免子戮母之坐。谓在室之，谓：‘在室之女，从母父之刑，已醮之妇，从夫家之戮。’律许周亲相隐，法奸私之鬼，岂得使同气证之。按律，奸罪无相缘之坐。不可借失辉之忿，加兄弟之刑夫刑。夫刑人於市，与众弃之，爵人於朝，与众共之，明不私於天下也。”右仆射游肇等奏如纂言。诏曰：‘辉悖法乱理，罪不可纵，厚赏徵募，必冀擒获。容妃、惠猛与辉私乱。因此耽惑，主致非常。此而不诛，将何惩肃！智寿、庆和，初不防禁，招引刘辉，共成淫鬼，败风秽化，岂得同於常人？且古有造狱，宁复一归大理。而尚书理本，约言所属，弗究悖法之浅深，不详损化之多少，有孤执宪，殊乖任寄。崔纂可免郎，都坐尚书，悉夺禄一时。”
隋文帝以用律者多致春驳，罪同论异，诏诸州死罪不得便决，悉移大理按覆，事尽然後上取奏裁。
仁寿十五年，制：“死罪者，三奏而後决。”
唐制，天下疑狱谳，大理寺不能决，尚书省众议之，录可为法者送秘书省。奏报诸疑狱，法官执见不同者，得为异议，不得过三。
太宗即位，其年九月（武德九年未改元）盛开选举，或有诈为资荫者，上令自首，不首者死。俄有诈伪事泄，大理少卿戴胄断流。上曰：“朕下敕，不首者死。今断流，是示天下以不信。卿欲卖狱乎？”胄曰：“陛下当，即杀之，非臣所及。既付所司，臣不敢亏法。”上曰：“卿自守法，而令我失信邪？”胄曰：“法者，国之所以布大信於天下；言者，当时喜怒之所发耳。陛下发一朝之忿而许杀之，既而不可而之於流，此乃忍小忿而存大信。若顺忿违信，臣窃为陛下惜之。”上曰：“法有所失，公能正之，朕何忧也。”
贞观元年，同州人房任统军於岷州，以谋反伏诛，任兄强从坐当死。旧条，兄弟分後，荫不相及，连坐俱死；祖孙配流。帝令百官详议。房元龄等定议曰：“按礼，孙为王父尸。按令，祖有荫孙之义。然则祖孙亲重而兄弟属轻，应重反流，合轻反死，据礼论情，深未为惬。请定律，祖孙与兄弟缘坐，俱配流。其以恶言犯法不能为害者，情状稍轻，兄弟免死，配流为允。”从之。
帝欲止奸贪，遣人以财物试之。有司门令史受馈绢一匹，上怒，将杀之，民部尚书裴矩谏曰：“此人受赂，诚合重诛。但陛下以物试之，即行枉法，所谓陷人於罪，恐非导德齐礼之义。”上纳其言。
二年，大理少卿胡演进每月囚帐，上览焉，问曰：“其罪亦有情可矜容者，皆以律断？”对曰：“原情宥罪，非臣下所敢。”上谓侍臣曰：“古人云：‘鬻棺者欲岁之疫。’匪欲害人，利於售棺故尔。今法司覆理一狱，心求深刻，欲成其考。今作何法，得使平允？”王奏曰：“但选良善平恕人断狱，允当者赏之，即奸伪自息。”上善之。
五年，河内人李好德坐妖言下狱，大理丞张蕴古以为好德病狂瞀，法不当坐。治书侍御史权万纪劾蕴古相州人，好德兄厚德方为相州刺史，故蕴古奏不以实。太宗怒，遽斩蕴古，既而大悔，诏“死刑虽令即决，皆三覆奏。”久之，谓群臣曰：“死者不可复生。决囚虽三覆奏，而顷刻之，何暇思虑？自今二日五覆奏。决日，尚食勿进酒肉，教坊太常辍教习；诸州死罪三覆奏，其日亦蔬食，务合礼彻乐、减膳之意。”然自蕴古之死，法官以失出为戒，有失入者，又不加罪，自是吏法稍密。帝以问大理卿刘德威，对曰：“律，失入减三等，失出减五等。今失入无辜，而失出为大罪，故吏皆深文。”帝矍然，遂命失出入者皆如律。自此吏亦持平。
十八年九月，茂州童子张仲文忽自称天子，口署其流辈数人为官司，大理以为指斥乘舆，虽会赦犹斩。太常卿摄刑部尚书韦挺奏：“仲文所犯，止当妖言，今既会赦，准法免死。”上怒挺曰：“去十五年，怀州人吴至浪入先置钩陈，口称天子，大理、刑部皆言指斥乘舆，咸断处斩。今仲文称妖，乃同罪异罚，卿作福於下而归虐於上邪！”挺拜谢趋退。自是宪司不敢以闻。数日，刑部尚书张亮复奏：“仲文请依前以妖言论。”上谓亮曰：“韦挺不识刑典，以重为轻，朕当时怪其所执，不为处断，卿今日复为执奏，不过欲自取刚正之名耳。曲法要名，朕所不取。”亮默然就列。上因谓之曰：“尔无恨色，而我有猜心，夫人君含容，屈在於我。可申君所请，屈我所见，其仲文宜处以妖言。”
帝尝因录囚谓侍臣曰：“反逆有二：兴师动众，一也；恶言犯法，二也。轻重固异，而钧谓之反，连坐皆死，岂定法邪？”
●卷一百七十 刑考九
○详谳（平反）
高宗上元三年，左威大将军权善才、右监门中郎将范怀义斫昭陵柏木，大理奏以官减外并除名，上特令杀之。大理丞狄仁杰执奏，称“罪不当死”，上不从。仁杰执奏曰：“法悬象魏，徒罪、死罪，具有差等。古人云：‘假使盗长陵一А土，陛下何以加之？’今陛下以昭陵一株柏杀二将军，千载之後谓何！臣不敢奉诏。”上乃止。
武后谋革命，大开告密之门，以诛异议者，法官竞为深酷，唯司刑丞徐有功、杜景俭独存平恕，被告者皆曰：“遇来、侯必死，遇徐、杜必生。”酷吏所诬构者，有功皆为直之，前後所活数十百家。尝廷争狱事，太后厉色诘之，左右为战栗，有功神色不挠，争之弥切。太后虽好杀，知有功正直，甚敬惮之，尝谓有功曰：“卿比按狱，失出何多？”对曰：“失出，人臣之小过；好生，圣人之大德。”后默然。司刑丞李日知亦尚平恕。少卿胡元礼欲杀一囚，日知以为不可，往复数四，元礼怒曰：“元礼不离刑曹，此囚终无生理！”日知曰：“日知不离刑曹，此囚终无死法！”竟以两状列上，日知果直。
推事使奏：“瀛州人李仁怛等三十七人被告称谋反，曹断并处斩；父母妻子流三千里。”有功执曰：“元淑里正，元得户人，缘祖纷争，因相言告，或以反逆相唤，或将奔叛相牵。反逆须有同谋，奔叛宁无叶契；无谋无契，口语口陈，即以实论，颇亦苛酷。抢杆元无影响，星文本自参差，纵使实有反言，只根换其宗姓，因根称有，正是口陈，徒侣绝无，明非实反。《贼盗律》云：‘口陈欲反之言，心无真实之计，流三千里。’疏云：‘口陈欲叛者，杖八十。’准依告状，并是口陈之言，原究犯情，皆非心实之计。忝居商度，用此当宜。如不使推，请从鄙见；如将未允，终须重推。”录奏，赦依：“得宗君哲状，称无反可寻，请依徐丞见流三千里。”奉敕依，会赦免。
魏元忠为张易之等所谮，坐贬官，太子仆崔贞慎等八人饯元忠於郊外，易之诈为告密人柴明状，称贞慎与元忠谋反。太后使监察御史马怀素鞫之，曰：“兹事皆实，略问，速以闻。”中使督促数四，曰：“反状皎然，何稽留如此？”怀素请柴明对质，太后曰：“我自不知柴明处，但据状鞫之，安用告者？”怀素据实以闻，太后怒曰：“卿欲纵反者邪？”对曰：“臣不敢纵反者！元忠以宰相谪官，贞慎等以亲故追送，若诬以为反，臣实不敢。昔栾布奏事彭越头下，汉祖不罪，况元忠之刑未如彭越而陛下欲诛其送者乎！且陛下操生杀之柄，欲加之罪，取决圣衷可矣；若命臣推鞫，臣不敢不以实闻。”太后曰：“汝欲全不罪邪？”对曰：“臣智识愚浅，实不见其罪。”太后意，解贞慎等由是获免。
许州人杨元嗣告“张昌宗尝召术士李弘泰占相，弘泰言昌宗有天子相，劝於定州造佛寺，则天下归心。”太后命韦承庆及司刑卿崔神庆、御史中丞宋鞫之。神庆，神基之弟也。承庆、神庆奏言：“昌宗款称‘弘泰之语，寻已奏闻’，准法首原；弘泰妖言，请收行法。”与大理丞封全慎奏：“昌宗宠荣如是，复召术士占相，志欲何求！弘泰称筮得纯《乾》，天子之卦。昌宗倘以弘泰为妖妄，何不即执送有司！虽云奏闻，终是包藏祸心，法当处斩破家。请收付狱，穷理其罪！”太后久之不应，又曰：“倘不即收系，恐其摇动众心。”太后曰：“卿且停推，俟更检详文状。”退，左拾遗江都李邕进曰：“向观宋所奏，志安社稷，非为身谋，愿陛下可其奏。”太后不听。寻敕扬州推按，又敕按幽州都督屈突仲翔赃，又敕副李峤安抚陇、蜀。皆不肯行，奏曰：“故事，州县官有罪，品高则侍御史、卑则监察御史按之，中丞，非军国大事，不当出使。今陇、蜀无变，不识陛下遣臣出外何也。臣皆不敢奉制。”司刑少卿桓彦范上疏，以为：“昌宗无功荷宠，而包藏祸心，自招其咎，此乃皇天降怒；陛下不忍加诛，则违天不祥。且昌宗既云奏讫，则不当更与弘泰往还，使之求福禳灾，是则初无悔心；所以奏者，拟事发则云先已奏陈，不发则俟时为逆。此乃奸臣诡计，若云可舍，谁为可刑！况事已再发，陛下皆释不问，使昌宗益自负得计，天下亦以为天命不死，此乃陛下养成其乱也。苟逆臣不诛，社稷亡矣。请付鸾台凤阁三司，考竟其罪。”疏奏，不报。崔元亦屡以为言，太后令法司议其罪。元弟司刑少卿，处以大辟。宋复奏收昌宗下狱，太后曰：“昌宗已自奏闻。”对曰：“昌宗为飞书所逼，穷而自陈，势非得已。且谋反大逆，无容首免。若昌宗不伏大刑，安用国法！”太后温言解之。声色逾厉曰：“昌宗分外承恩，臣知言出祸从，然义激於心，虽死不恨！”太后不悦。杨再思恐其忤旨，遽宣敕令出。曰：“圣主在此，不烦宰相擅宣敕命！”太后乃可其奏，遣昌宗诣台。廷立而按之，事未毕，太后遣中使召昌宗，持敕赦之。叹曰：“不先击小子脑裂，负此恨矣！”太后乃使昌宗诣谢，拒不见。
元宗开元十八年，冀州武强县令裴景仙犯乞取赃积五千疋，事发，上大怒，令集众杀之。大理卿李朝隐奏曰：“景仙缘是乞赃，罪不至死。又景仙曾祖故司空寂，往属缔构，首参元勋。载初年中，家陷非罪，凡其兄弟皆被诛夷，唯景仙独存，今见承嫡。据赃未当死坐，准犯犹入议条。十世宥贤，功实宜录；一门绝祀，情或可哀。愿宽暴市之刑，俾就投荒之役，则旧勋不弃，平典斯允。”手诏不许。朝隐又奏曰：“有断自天，处之极法，生杀之柄，人主合专；轻重有条，臣下当守。枉法者，枉理而取，十五疋便抵死刑；乞取者，因乞为赃，数千疋止当流坐。若令乞取得罪，便处斩刑，後有枉法当科，欲加何辟？所以为国惜法，期守律文，非敢以法随人，曲矜仙命。射兔魏苑，惊马汉桥，初震皇赫，竟从廷议，岂威不能制，而法贵有常。又景仙曾祖，定为元勋，恩倍常数。若寂勋都弃，仙罪特加，则叔向之贤，何足称者；若敖之鬼，不其馁而！舍罪念功，乞垂天听。”遂决杖一百，配流。
张为父复雠杀杨汪事。（见《刑制门》）
肃宗至德二年，将军王去荣以私怨杀本县令，当死。上以其善用炮，壬辰，敕免死，以白衣於陕郡效力。中书舍人贾至不即行下，上表，以为：“去荣无状，杀本县之君。《易》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来者渐矣。’若纵去荥，可谓生渐矣，议者谓陕郡初复，非其人不可守。然则他无去荣者，何以亦能坚守乎？陛下若以炮石一能即免诛死，今诸军技艺绝伦者，其徒实繁。必恃其能，所在犯上，复何以止之！若止之舍去荣而诛其馀者，则是法令不一而诱人触罪也。今惜一去荣之材而不杀，必杀十如去荣之材者，不亦其伤益多乎！夫去荣，逆乱之人也，焉有逆於此而顺於彼，乱於富平而治於陕郡，悖於县君而不悖於大君欤！伏惟明主全其远者、大者，则祸乱不日而定矣。”上下其事，令百官议之。太子太师韦见素等议，以为：“法者，天地大典，帝王犹不敢擅杀，而小人得擅杀，是臣下之权过於人主也。去荣既杀人不死，则军中凡有伎能者，亦自谓无忧，所在暴横，为郡县者，不亦难乎！陛下为天下主，爱无亲疏，得一去荣而失万姓，何利之有！於律，杀本县令，列於十恶。而陛下宽之，王法不行，人伦道屈，臣等奉诏，不知所从。夫国以法理，军以法胜；有恩无威，慈母不能使其子。陛下厚养战士而每战少利，岂非无法邪！今陕郡虽要，不急於法也。有法则海内无忧不克，况陕郡乎！无法则陕郡亦不可治，得之何益！而去荣末技，陕郡不以之存亡；王法有无，家国乃为之轻重。此臣等所以区区愿陛下守贞观之法。”上竟舍之。
德宗时，诏中书门下选律学之士，取至德以来制、敕、奏谳，掇其可为法者藏之，而不名书。
宪宗元和六年九月，富平县人梁悦为父执雠杀人，自投县请罪。敕：“复雠杀人，固有彝典。以其申冤请罪，视死如归，自诣公门；发於天性，志在徇节，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减死，宜决一百，配流循州。”於是史官、职方员外郎韩愈献《复仇议》曰：“伏奉今月五日敕：‘复仇，据礼经则义不同，天徵法令则杀人者死。礼法二事，皆王教大端。有此异同，固资论辩，宜令都省集议闻奏者。’伏以子复父仇，见於《春秋》，见於《礼记》，见於《周官》，见於子史，不可胜数，未有非而罪之者也。最详於律，而律无其条，非阙文也。盖以为不许复仇，则伤孝子之心，而乖先王之训；许复仇，则人将倚法专杀，无以禁止其端矣。夫律虽本於圣人，然而行之者，有司也。经之所明者，制有司也。丁宁其义於经，而深没其文於律者，其意将使法吏一断於法，而经术之士得引经而议也。《周官》曰：‘凡杀人而义者，令勿仇；仇之则死。’义，宜也，明杀人而不得其宜者，子得复也。如百姓相仇者也。《公羊传》曰：‘父不受诛，子复仇可也。’不受诛者，罪不当诛也。诛者，上施於下之辞，非百姓之相杀者也。又《周官》曰：‘凡报仇者，书於士，杀之无罪。’言将复仇，必先言於官，则无罪也。今陛下垂意典章，思立定制，惜有司之守，怜孝子之心，示不自专，访议群下。臣愚以为复仇之名虽同，而其事各异。或百姓相仇，如《周官》所称，可议於今者；或为官吏所诛，如《公羊》所称，不可行於今者。又《周礼》所称，将复仇，先告於士则无罪者，若孤稚羸弱，抱微志而伺敌人之便，恐不能自言於官，未可以为断於今也。然则杀之与赦，不可一例。宜定其制曰：凡有复父仇者，事发，具其事由，下尚书省集议奏闻。酌其宜而处之，则经律无失其旨矣。”
柳宗元为柳州刺史，民莫诚救兄莫荡，以竹刺莫果右臂，经十二日身死，其莫诚禁在龙城县。准律，以他物殴伤，十二日辜辜内死者，依杀人论。宗元《上桂管观察府状》：“右奉牒准律文处分者，窃以莫诚赴急而动，事出一时，解难为心，岂思他物。救兄有急难之戚，中臂非必死之疮。不幸致殂，揣非本意。按文固当恭守，抚事似可哀矜。断手方追於深衷，周身不遑於远虑。律宜无赦，使司明至当之心；情或未安，守吏切惟轻之愿。伏乞俯赐兴哀，特从屈法，去全微命，以慰远黎。”
穆宗长庆二年四月，刑部员外郎孙革奏：“准京兆府申，€阳力人张氵位欠羽林官骑康宪钱米，宪徵理之，氵位乘醉拉宪，气息将绝。宪男买得年十四，将救其父，以氵位角力人，不敢挥解，遂持木锸击之首见血，後二日致死者。准律，父为人所殴，子往救，击其人折伤，减凡斗三等；至死者，依常律。则买得合当死刑。伏以律令者用防凶暴，孝行者以开教化。今买得救父难是性孝，非暴；击张氵位是心切，非凶。以髫之岁，正父子之亲，若非圣化所加，童子安能及此？《王制》称五刑之理，必原父子之亲；《春秋》之义，原心定罪；《周书》所训，诸罚有权。今买得生被皇风，幼符至孝，哀矜之宥，伏在圣慈。职当谳刑，合申善恶。谨先具事由陈奏，伏冀下中书门下商量。”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原情之义，宜付法司，减死罪一等处分。”
长庆二年，白居易上言：“据刑部及大理寺所断：‘准律，非因斗争无事而杀者，名为故杀。今姚文秀有事而杀者，则非故杀。’据大理寺直崔元式所执：‘准律，相争为斗，相击为殴，交斗致死，始名斗杀。今阿王被打狼籍，以致於死；姚文秀检验身上，一无伤损，则不得名为相击。阿王当夜己死，何名相争？既非斗争，又蓄怨怒，即是故杀者。’又按《律疏》云：‘不因斗争无事而杀，名为故杀。’此言事者，谓斗争之事，非该他事。今大理、刑部所执，以姚文秀怒妻有过，即不是无事，既是有事，因而殴死，则非故杀者。此则唯用“无事”两字，不引“争斗”上文。如此，是使天下之人，皆得因事杀人，杀人了，即曰：‘我有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且天下之人，岂有无事而杀人者？足明事谓争斗之事，非他事也。又，凡言斗殴死者，谓事素非憎嫌，偶相争斗，一殴一击，不意而死。如此，则非故杀，以其本原无杀心。今姚文秀怒妻颇深，挟恨既久，殴打狼藉，当夜便死，察其情状，不是偶然。此非故杀，孰为故杀？若以先因争骂，不是故杀，即如有谋杀人者，先引相骂，便是交争，一争之後，以物殴杀，即曰：‘我因事而杀，非故杀也。’如此可乎？况阿王既死，无以辨明；姚文秀自云相争，有何凭据？伏以狱贵察情，法须可久。若崔元式所议不用，大理寺所执得行，实恐被殴死者自此长冤，故杀人者从今得计。”奉敕：“姚文秀杀妻，罪在十恶，若从宥免，是长凶愚。其律纵有互文，在理终须果断。宜依白居易状，委所在重杖一顿处死。”
敬宗宝历三年，京兆府有姑鞭妇致死者，奏请断以偿死。刑部尚书柳公绰议曰：“尊殴卑，非斗也；且其子在，以妻而戮其母，非教也。”遂减死论。
後唐明宗天成二年，御史台、刑部、大理等奏：“准《名例律》：‘诸断罪而无正条者，其应出罪者，则举重以明轻；其应入罪者，则举轻以明重。’疏云：‘断罪无正条，谓一部律内，犯无罪名者。’准《杂律》：‘不应得为而为者，笞四十；谓律令无条，事理不可为者杖八十。’疏云：‘杂犯轻罪，触类弘多，金科玉条，包罗难尽。其有在律、在令无有正条，若不轻重相明，无文可以比附，临时处断，量情为罪，庶补遗阙，故立此条。其情轻者笞四十，事理重者杖八十。’”奉敕宜依。
其年七月，州平恩县百姓高弘超，其父晖为乡人王感所杀，弘超挟刀杀感，携其首自陈，大理寺以故杀论。尚书刑部员外郎李殷梦复曰：“伏以挟刃杀人，按律处死；投狱自首，降罪垂文。高弘超既遂报仇，固不逃法，戴天罔愧，视死如归。历代以来，事多贷命。长庆二年，有康买得父宪为力人张氵位乘醉拉宪气息将绝，买得年十四，以木锸击氵位，後三日致死。敕旨：‘康买得尚在童年，能知子道，虽杀人当死，而为父可哀。若从沈命之科，恐失度情之义，宜减死处分。’又元和六年，富平人梁悦杀父之仇，投县请罪。敕旨：‘复仇杀人，固有彝典以其伸冤请罪，自诣公门，发於天性，本无求生，宁失不经，特宜减死。’方今明时，有此孝子。其高弘超若使须归极法，实虑未契鸿慈。”奉敕：“可减死一等。”
长兴二年四月，大理正剧可久奏：“准《开成格》，应盗贼须得本赃，然後科决；如有推勘因而致死者，以故杀论。臣请起今已後，若因而致死，无故，即请减一等。别增病患而死者，从辜限，正贼，减本罪五等。”中书门下覆奏：“今後凡关贼徒，若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以故杀论；无故，减一等。如拷次因增疾患，候验分明，如无他故，虽辜内致死，亦以减等论。”从之。至晋天福六年五月十五日，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奏：“据《刑法统类》节文云：‘盗贼未见本赃，推勘因而致死者，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减一等。’又云：‘今後或有故者，以故杀论；无故者，或景迹显然，支证不谬，坚恃奸恶，不招本情，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三等；其或妄被攀引，终是平人，以此致死，请减故杀罪一等。’臣按上文云‘有故者，以故杀论，’此即是矣。其无者，亦坐减一等罪，即恐未当。假如官司或有刑狱，未见本情，不可全不诘问。据言有故者，则是曾行拷捶及违令式，或粗枷大棒，︹相抑压，以此致死者，并属有故；无故者，则是推勘之司不曾拷掠，又不违法律，亦不坚有抑压，此则并属无故，不可坐刑。假若有犯事人旧患疾病。推勘之际，卒暴身亡，不可亦坐推司减等之罪。又据《断狱律》云：‘若依法使杖，依数拷决，而邂逅致死者，勿论。’邂逅，谓不期致死而死。且彼言拷决，尚许勿论，此云无故，令坐罪，事实相背，理有未通。请今後推勘之时致死者，若实无故，请依邂逅勿论之义。”详定院奏：“臣等参详，若违法栲掠及法挟情以致其死，但有情故者，依故杀论。若虽不依法拷掠，非法挟情以致其死，而无情故者，请减故杀一等。若本无情故，又依法栲掠，或未栲掠，或诘问未诘问，及不抑压，因他故致死，并属邂逅勿论之义。”从之。
按：有罪者拘滞囹圄，官不时科决而令其瘐死，此诚有国者之所宜矜悯。然既曰盗贼，则大者可杀，小者可刑，其推勘淹时而不即引伏者，皆大猾巨蠹也。邂逅致死而以故杀论，过矣！
宋太祖皇帝开宝三年，诏诸道州府，应大辟罪决论，录其案，朱书格律、断辞、禁仪月日、官典姓名以闻，委刑部覆视。
五代用兵以来，藩侯跋扈，率多枉法杀人，朝廷务行姑息之政，多置不问，刑部按覆之制遂废。至是，乃有是诏。又，金州防御使仇超等坐故入人死罪，除名，流海岛。自是，人知奉法矣。
五年，陕州言：民范义超，周显德中，以私怨杀同里人常古真家十二口，古真小子留留脱走得免，至是长大，擒义超诉於官。有司引赦当原，上曰：“岂有杀一家十二口而可以赦论？”即命斩之。
太宗兴国二年，泾州言：定县妇人怒夫前妻之子妇，断其喉而杀之。下诏曰：“刑宪之设，盖厚於人伦，孝慈所生，实由乎天性。矧乃嫡继之际，固有爱憎之殊。法贵原心，理难共贯。自今继母杀伤夫前妻之子及姑杀妇者，并以凡人论。”
九年，凤翔司理杨燕阝、许州司理张睿并坐掠治平人及亡命卒致死，大理处燕阝等公罪，刑部覆以私罪。诏曰：“法寺以燕阝等本非用情，宜从公过议法；刑部以其擅行掠治，合以私罪定刑。虽所执不同，亦未为乖当。国家方重惜人命，钦恤刑章，岂忍无辜之人死於酷吏之手！宜如刑部之议，自今诸道敢有擅掠囚致死者，悉以私罪论。”
端拱元年，广安军民安崇绪录禁军，诉继母冯尝与父知逸离，今来占夺父赀产，欲与己子。大理定崇绪讼母，罪死。太宗疑之，判大理寺张亻必固执前断，遂下台省集议。徐铉议曰：“伏详安崇绪词理虽繁，今但当定其母冯与父曾离与不离。如已离异，即须令冯归宗；如不曾离，即崇绪准法诉母处死。今详案内不曾离异，其证有四：崇绪所执父书，只言遂州公论後母冯自归本家便为离异，固非事实；又知逸在京，阿冯来知逸之家，数年後知逸方死，岂可并无论诉遣斥？其证一也。本军初勘，有族人安景泛证云‘己曾离异，诸亲具知’，及欲追寻诸亲，景泛便自引退，其证二也。知逸有三处庄田，冯後来，自占两处，小妻高占一处。高来取冯庄课，曾经论讼，高即自引退。不曾离，其证三也。本军曾收崇绪所生母蒲勘问，亦称不知离绝，其证四也。又自知逸入京之後、阿冯归以来，凡经三度官司勘鞫，并无离异状况。不孝之刑，教之大者，崇绪请依刑部、大理寺元断处死。”右仆射李等四十三人议曰：“据法寺定断，以安崇绪论嫡母冯罪便合处死，臣等深为不当。若以五母皆同，即阿蒲虽贱，乃是安崇绪之亲母，崇绪本以田业为冯强占，亲母衣食不充，所以论诉。若从法寺断死，则知逸负何辜而绝嗣？阿蒲处何地而身？臣等参详：田业并合归崇绪，冯亦合与蒲同居，终身供侍，不得有阙。冯不得擅自货易庄田，并本家亲族亦不得来主崇绪家务。如是，则男虽庶子，有父业可安，女虽出嫁，有本家可归，阿冯终身又不乏养。所有罪犯，并准赦原。”诏从等议，铉、亻必各夺一月俸。
真宗咸平四年，天下断死罪八百人，上览囚簿，怃然动容，语宰执曰：“杂犯死罪条目至多，官吏倘不用心，岂无枉滥邪！故事，死罪狱具，三覆奏，盖其重慎，何代罢之？遂命检讨沿革。终虑淹系，不克行也。
仁宗天圣初，燕肃判刑部，上奏，言：“唐大理卿胡演进月囚帐，太宗曰：‘其有可矜者，岂宜一以律断？’因诏：凡大辟罪，令尚书、九卿谳之。又诏：凡决死刑，京师五覆奏，诸州三覆奏。自是全活甚众。贞观四年，断死罪二十九，开元二十五年，财五十八。今天下生齿未加於唐，而天圣三年断大辟二千四百三十六，视唐几至百倍。京师大辟虽一覆奏，而州郡之狱有疑及情可悯者，至上请，而法寺多所举驳，官吏率得不应奏之罪，故皆增饰事状，移情就法，失朝廷钦恤之意。望准唐故事，天下死罪皆得一覆奏。议者必曰‘待报淹延’，臣则以为，汉律皆以季秋论囚，又唐自立春至秋分不决死刑，未闻淹延以害汉、唐之冶也。”下其章中书，王曾以谓：“天下皆一覆奏，则必死之人，徒充满狴犴而久不得决。请狱疑若情可矜者，听上请。”遂下诏曰：“朕念生齿之蕃，抵冒者众。法有高下，情有重轻，而有司巧避微文，一切致之重辟，岂称朕好生之志哉？其令天下死罪情理可矜及刑名疑虑者，具案以闻。有司毋得举驳。”时天圣四年也。其後，虽法不应奏、吏当坐罪者，审刑院贴奏草，率以恩释，著为例，名曰“贴放”。於是吏无所牵制，请谳者率多为减死，赖以生者，盖莫胜数焉。
庆历，宁州童子年九岁，殴杀人，当弃市。帝以童孺争斗，无杀心，止命罚金入死者家。开封民聚童子教之，有因夏楚死者，为其父母所讼。府上具狱，当民死。宰相以为可矜，帝曰：“情虽可矜，法亦难屈。”命杖脊，舍之。
神宗熙宁元年，诏：“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从谋杀减二等论。”初，登州言：有妇云於母服嫁韦，恶韦寝陋，谋杀不死，按问欲举，自首。审刑、大理论死，用违律为婚奏裁，贷之。知州许遵言：“当减谋杀罪二等，请论如敕律。”乃送刑部刑部，断如审刑、大理。遵不服，请下两制议。诏翰林学士司马光、王安石同议，二人不同，遂各为奏。光言：‘凡议法者，当先原立法之意，然後可以断狱。’按律：‘其於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释谓‘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者，盖以与人损伤，既不在自首之例，而别因有犯，如为盗、劫囚、略卖人之类，本无杀伤之意而致杀伤人者，虑有司执文，并不许首，故申明‘因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然杀伤之中，自有二等：其处心积虑，巧诈百端，掩人不备，则谓之谋；直情径行，略无顾虑，公然杀害，则谓之故。谋者重，故者轻。今因犯他罪致杀伤人，他罪得首，杀伤不原，若从谋杀则太重，若从斗杀则太轻，故参酌其中，从故杀伤法也。其直犯杀伤，更无他罪者，惟未伤可首，已伤不在首限。今许遵欲以谋与杀分为两事。按谋杀、故杀皆是杀人，若以谋与杀为两事，则故与杀亦为两事也。彼平居谋虑，不为杀人，当有何罪而可首者？以此知‘谋’字止因‘杀’字生文，不得别为所因之罪。若以劫、斗与谋皆为所因之罪，从故杀伤法，则是斗伤自首反得加罪一等也。云获贷死，已是宽恩；遵为之请，欲天下引以为例，开奸凶之路，长贼杀之源，非教之善者也。臣愚以为宜如大理寺所定。”安石言：“《刑统》杀伤罪名不一，有因谋，有因斗，有因劫囚窃囚，有因略卖人，有因被囚禁拒捍官司而走，有因强奸有因厌魅咒咀，此杀伤而有所因者也。惟有故杀伤则无所因，故《刑统》‘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其意以为，於法得首，所因之罪既已原免，而法不许首杀伤，刑名未有所从，唯有故杀伤为无所因而杀伤，故令从故杀伤法。至今因犯过失杀伤而自首，则所因之罪已免，唯有伤杀之罪未除。过失杀伤，非故杀伤，不可亦从故杀伤法，故《刑统》令过失者，从本过失法。至於斗杀伤，则所因之罪常轻，杀伤之罪常重，则自首合从本法可知。此则《刑统》之意，唯过失与斗当从本法。其馀杀伤，得免所因之罪，皆从故杀伤罪科之，则於法所得首之罪皆原，而於法所不得首之罪皆不免；其杀伤之情本轻者，自从本法，本重者，得以首原。今刑部以因犯杀伤者，谓别因有犯，遂致杀伤。窃以为律但言‘因犯’，不言‘别因’，则谋杀何故不得为杀伤所因之犯？又刑部以始谋专为杀人，即无所因之罪。窃以为，律：‘谋杀人者徒三年，已伤者绞，已杀者斩。’谋杀与已伤、已杀自为三等刑名，因有谋杀徒三年之犯，然後有已伤、已杀绞、斩之刑名，岂得称别无所因之罪？今法寺、刑部乃以法得首免之谋杀，与法不得首免之已伤合为一罪，其失律意明甚。臣以为亡谋杀已伤，按问欲举，自首合从谋杀减二等论。然窃原法寺、刑部所以自来用例断谋杀已伤不许首免者，盖为《律疏》但言‘假有因盗杀伤，盗罪得免，故杀伤罪仍科’，遂引为所因之罪，止谓因盗杀伤之类，盗与杀伤为二事，与谋杀杀伤类例不同。臣以为，《律疏》假设条例，其於出罪，则当举重以包轻，因盗伤人者斩，尚得免所因之罪，谋杀伤人者绞，绞轻於斩，则其得免所因之罪可知也。然议者或谓，谋杀已伤，情理有甚重者，若开自首，则或启奸。臣以为有司议罪，惟当守法，情理轻重，则敕许奏裁。若有司辄得舍法以论罪，则法乱於下，人无所措手足矣。”御史中丞滕甫犹请再选官定议，诏送翰林学士吕公著、韩维、知制诰钱公辅。於是公著等言：“安石、光所论，敕律悉己明备，所争者，惟谋为伤因不为伤因而已。臣等以为，律著不得自首者凡六科，而於人损伤，不在自首之例。释谓‘犯杀伤而自首者，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盖自首者，但免所因之罪，而尚从故杀伤法，则所因之谋罪虽原免，而伤者还得伤之罪，杀者还得杀之刑也。且律於器物至不可备偿则不许首，今於人损伤，尚有可当之刑，而必使偿之以死，不已过乎！古初立法，杀人者死，伤人者抵罪。後世因劫杀而伤者，则增至於斩，因谋杀而伤者，则增入於绞。倘有不因先谋，则不过徒、杖三等之科而已，岂深入於绞斩乎？若首其先谋，则伤罪仍在，是伤不可首，而因可首，则谋为伤因，亦已明矣。律所以设首免之科者，非独开改恶之路，恐犯者自知不可免死，则欲遂其恶心至於必杀。今若由此著为定论，塞其原首之路，则後之首者，不择轻重，有司一切按文杀之矣，朝廷虽欲宽宥，其可得乎！苟以为谋杀情重，律意不通其首，则六科之中，当著谋杀已伤不在自首之例也。《编敕》所载，但意在致人於死并同，己及伤与不伤，情理、凶恶不至死者，许奏裁。今令所因之谋，得用旧律而原免，已伤之情，复以後敕而奏决，则何为而不可也！臣等以为宜如安石所议便。”制曰：“可。”大理寺、审刑、刑部法官皆释罪。於是法官齐恢、王师元、蔡冠卿等皆以公著等所议为不当。又诏安石与法官集议，安石与师元、冠卿反覆论难，师元等益坚其说。明年二月庚子，诏：“自今谋杀人已死自首及按问欲举，并奏取敕裁。”而判部刘述、丁讽奏庚子诏书未尽，封还中书。於是安石奏以为：“律意，因犯杀伤而自首，得免所因之罪，仍从故杀伤法；若己杀，从故杀法，则为首者必死，不须奏裁；为从者，自有《编敕》奏裁之文，不须复立新制。”与唐介等数争议於帝前，卒从安石议。是月甲寅，诏：“自今谋杀人自首及按欲举，并以去年七月诏书从事。其谋杀人已死，为从者虽当首减，依《嘉敕》：凶恶之人，情理巨蠹及误杀人伤与不伤，奏裁。”收还庚子诏书。刘述等又奏，以为不当以敕颁御史台、大理寺、审刑院及开封府而不颁之诸路，入误引刑一司敕，请中书、枢密院合议。中丞吕诲、御史刘琦、钱ダ皆请如述等奏，下之二府。帝以为律文甚明，不须合议。而曾公亮等皆以博尽同异、厌塞言者为无伤，乃以众议付枢密院。文彦博以为：“杀伤者，欲杀而伤也，即已杀者不可首。”吕公弼以为：“杀伤於律不可首。请自今已後，杀伤依律，其从而加功自首，即奏裁。陈升之、韩绛议与安石略同。时富弼入相，帝令弼与安石议。弼谓安石以“谋与杀分为二事，以破析律文，盍从众议”，安石不可，弼乃辞以病。八月，遂诏谋杀人自首及按问欲举，并依今年二月甲寅敕施行。诏开封府推官王尧臣劾刘述、丁讽王师元以闻，述等皆贬。司马光言：“阿云之狱，中材之吏皆能立断，朝廷命两制、两府定夺者各再，敕出而复收者一，收而复出者一，争论从横，至今未定。夫执条据例者，有司之职也；原情制义者，君相之事也。分争辨讼，非礼不决，礼之所去，刑之所取也。阿云之事，陛下试以礼观之，岂难决之狱哉！彼谋杀为一事为二事，谋为所因不为所因，此苛察缴绕之论，乃文法俗吏之所争，岂明君贤相所当留意邪！今议论岁馀而後成法，终为弃百代之常典，存三纲之大义，使良善无告，奸凶得志，岂非徇其枝叶而忘其根本之所致邪！不报。初，安石议行，司勋员外郎崔台符举首加额曰：“数百年误用刑名，今乃得正！”安石喜其附已，明年六月，擢判大理寺。
苏州民张朝之同堂兄以枪戳死朝父逃去，朝执而杀之。审刑、大理当朝十恶不睦死罪。案即上，参知政事王安石言：“朝父为从兄所杀，而朝报杀之，罪止加役流，会赦应原。”帝从安石议，特释朝不问。
初，曾公亮以中书论正刑名为非，安石曰：“有司用刑名不当，则审刑、大理当论正；审刑、大理用刑名不当，则差官定议；议既不当，即中书自宜论奏，取决人主。此乃所谓国体。岂有中书不可论正刑名之理。”
五年，洪州民有犯徒而断杖者，其馀罪会恩免。官吏失出，当劾。中书堂後官刘衮议，以为：“律，因罪人以致罪，罪人遇恩者，准罪人原法。洪州官吏当原。”又请自今官司出入人罪者，皆用此令。而审刑院、大理寺以谓：出入人罪，乃官司误致罪於人，难用此令。其失出者，宜如衮议。”从之。
六年，御史台言：“大理寺断邵武军、兴元府奏案，刑部郎中杜议以为不当。诏下御史台审定，自侍郎崔台符以下三人皆无所可否，独献议。”诏台符等各罚金，初，邵武军奏谳，妇与人奸，谋杀其夫已定，夫因醉归，奸者杀之。法寺当妇谋杀为从，而议妇加功，罪应死。又兴元府奏谳，梁怀吉往视出妻之病，因寄粟，其子辄取食之，怀吉殴其子死。法寺以盗粟论，而当怀吉杂犯死罪，引赦原。而议出妻受寄粟，而其子辄费用，不入捕法。议既上，御史台论议不当，亦诏罚金，仍展年磨勘。
八年，尚书省言：“诸获盗，有已经杀人，及元犯强奸、强盗贷命断配之人再犯捕获者，有司例用知人欲告或按问自首减免法。且律文‘知人欲告’及‘按问者欲举自首’之类减等断遣者，为其情非巨蠹，有改过自新之心，故行宽贷。至於奸、盗，与馀犯不同，难以例减。请诸强盗已杀人，并强奸或元犯强盗贷命，若持杖三人以上，知人欲告、按问欲举而自首，因人首告应减者，并不在减等之例。”从之。
元丰八年诏：“自今应诸州鞫讯强盗，情理无可愍，刑名无疑虑，而辄奏请，并令刑部举驳，重行朝典，无得用例破条。”从司马光之请也。
光言：“杀人不死，伤人不刑，尧、舜不能以致治。近刑部奏钞兖、怀、耀三州之民有斗杀者，皆当论死，今乃妄作情理可悯或刑名疑虑奏裁，刑部即引旧例一切贷之。凡律、令、敕、式或不尽载，则有司引例以决。今斗杀当死，自有正条，而刑部承例，不问可否，尽免死决配，作奏钞施行，是杀人者不死，其斗杀条律无所用也。请自今诸州所奏大辟，情理无可悯，刑名无疑虑，令刑部还之，使依法处断。实有可悯、疑虑，令刑部具其实於奏钞後，先拟处断，令门下省审覆。如或不当，及用例破条，即令门下省奏，取旨勘之。从之。
元元年闰二月，给事中范纯仁言：“四方奏谳，去年未改法以前，岁奏大辟凡二百六十四，死者止二十五人，所活垂及九分。自去年改法，至今未及百日，所奏案凡一百五十四，死者乃五十七人，所活才及六分已上。臣固知未改法前全活数多，其间必有曲贷，然犹不失‘罪疑惟轻’之仁。自改法後，所活数少，其间必有滥刑，则深亏‘宁失不经’之义。请自今四方奏大辟案，并令刑部、大理寺再行审覆，略具所犯及元奏因依，令执政取旨裁断，或所奏不当，亦原其罪。如此则无冤滥之狱。”诏：“大辟刑名疑虑、情理可悯，令刑部看详，无得枉滥。”四月，尚书省言：“远方奏谳待报，淹系甚众，请川、广、福建、荆南路罪人，情轻法重当奏断者，申安抚或钤辖司酌情决断讫奏。”从之。
门下侍郎韩维言：“天下奏案，必断於大理，详议於刑部，然後上之中书，决於人主。近岁有司昧於知法，便文自营，但因州郡所请，依违其言，即上中书贴例取旨，故四方奏谳日多於前。欲望刑清事省，难矣。自今大理寺受天下奏案，其有刑名疑虑、情理可悯，须具情法轻重条律，否则，指所断之法，令刑部详审，次第上之。”诏刑部立法以闻。
绍圣元年，权刑部侍郎杜言：“诸州大辟，本非疑虑，其间有因奏裁遂获免死，而已决者不得蒙宥，是因之生死，惟奏与否而已。”诏刑部、大理寺申明立法。
徽宗崇宁三年，大理寺言：“熙宁四年，诏狱案不当奏而奏者，大辟疑虑、可悯，免勘，其馀并具官吏所坐刑法於案後，取旨原之。元初，流罪以下，不应奏而奏者，勿坐。故有司皆知免戾，不复详法用刑，率多奏上，是致奏牍滋多，有烦朝廷处断。请自今并依熙宁法。”从之。
五年，诏：“民以罪丽法，情有重轻，则法有增损。故情重法轻，情轻法重，旧有取旨之令。今有司惟以情重法轻则请加罪，而法重情轻则不闻奏减，是乐於罪人，而难於用恕，非所以为钦恤也。自今宜遵旧法取旨，使情法轻重，各其中，否则以违制论。”
宣和六年，臣僚言：“元丰旧法，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若大辟刑名疑虑，并许奏裁。比来诸路以大辟疑虑决於朝廷者，大理寺类以‘不当’劾之。夫情理巨蠹，罪状明白，裁奏以幸宽贷，固在所戒；然有疑而难决者，一切劾之，则官吏莫不便文自营。臣恐天下无复以疑狱奏矣。愿诏大理寺并依元丰法。”从之。
高宗绍兴元年，以道路不通，诸死囚应奏谳者，权令降等断遣，虑滞狱也。
三年，诏诸路大辟应奏者，从提刑司具因依缴奏。
四年，诏宣州奏檀偕杀人疑虑狱案，令刑部重行拟断，申尚书省。
初，宣州民叶全三者，盗檀偕窖钱，偕令耕夫阮授、阮捷杀全二等五人，弃尸水中，当斩，尸不经验，奏裁。诏授、捷并杖脊，流三千里，偕贷死，杖脊，配琼州。孙近为中书舍人，之命更拟。始近之提点浙东刑狱也，绍兴民俞富捕盗而并杀盗妻，近奏富与盗别无私仇，愿贷死。诏从之。法寺援以为比，执前拟不变。近又言：“富执本县判状捕劫盗，杀拒捕之人并及妻；偕乃私用威力，被杀者五人，所犯不同。”乃诏御史台看详。侍御史辛炳等言：“偕系故杀，众证分明，以近降申明条法，不应奏裁。”辅臣进呈，朱胜非曰：“疑狱不当奏而辄奏者，法不论罪。”缘近以宣州有观望，欲并罪之。上曰：“宣州可贷，今若加罪，则後来实有疑虑者，亦不复奏陈矣。”乃诏偕论如律，法寺当职丞、评，刑部郎官，各赎金有差。
二十六年，诏申严州郡妄奏出人死罪之禁。
右正言凌哲上疏曰：“臣闻高祖入关，悉除秦法，与民约三章耳。所谓杀人者死，实居其首焉。司马光有言：‘杀人者不死，虽尧、舜不能致治。’斯言可谓至当矣。臣窃见诸路州军勘到大辟，虽刑法相当者，类以为可悯奏裁，遂获贷配。前此臣僚累当论列，而比年尤甚。无他，居官者无失入坐累之虞，为吏者有放意鬻狱之幸，上下相蒙，莫之悛革。贷死愈众，杀人愈多，殆非以辟止辟之道也。臣尝取会到自去岁郊祀後距今大辟奏裁者，无虑五十有馀人，姑抚其略而言之，汀州雷七、处州徐环儿、常州郭公彦、夔州冉皋，此四人者，情理凶恶，实犯故杀、斗杀之条，盖常赦所不原者，於法既无疑虑，於情又无可悯。今各州勘结，刑、寺看详，并皆奏裁贷减。彼杀人者可谓幸矣，顾被杀者衔恨九原，不知何时而已也！臣恐强暴之风，日益滋长，善良之人，莫能自保，其於刑政，为害非细。欲望特降睿旨，应今後诸州军大辟，若情犯委实疑虑，方得具奏。其情法相当，实无可悯者，自合依法申本路宪司详覆施行，当职官吏及刑、寺，日後将别无疑虑、情非可悯奏案辄引例减贷以破正条，并许台臣弹劾，严置典宪，庶使用刑平允，恶人重於犯法。”上览奏曰：“但恐诸路灭裂，实有疑虑、情理可悯之人，一例不奏，有失钦恤之意。”令刑部坐条及前後指挥行下。
容斋洪氏《随笔》曰：“州郡疑狱许奏谳，盖朝廷之仁恩。然不问所犯重轻及情理蠹害，一切纵之，则为坏法。耿延年提点江东刑狱，专务全活死囚，其用心固善。然南康妇人谋杀其夫甚明，曲贷其命，累勘官翻以失入被罪。予守赣，一将兵逃至外邑，杀村民於深林，民兄後知之，畏申官之费，即焚其尸，事发系狱，以杀时无证、尸不经验奏裁，刑、寺辄定为断配。予持敕不下，复奏论之，未下而此兵死於狱。因记元丰中，宣州民叶元，以同居兄乱其妻而杀之，又杀兄子，而强其父与嫂约契不讼於官。邻里发其事，州以情理可悯，为上请。审刑院奏欲贷，神宗曰：‘罪人已前死，奸乱之事，特出於叶元之口，不足以定罪。且下民虽为无知，抵冒法禁，固宜哀矜，然以妻子之爱，既杀其兄，仍戕其侄，又罔其父，背逆天理，伤败人伦，宜以殴兄至死律论。’此旨可谓至明矣。”
二十七年十月，盗发乌江县王公衮母冢，有司释之，公衮手杀盗。事闻，其兄佐为吏部员外郎，乞纳官以赎公衮之罪。诏令给、舍议。时给、舍杨椿等大略谓：“发冢开棺者，律当绞。公衮始获盗，不敢杀而归之吏，狱成而吏出之，使扬扬出入闾巷，与齐民齿，则地下之辱，沉痛郁结，终莫之伸，为人子者，尚得自比於人！椿等谓公衮杀掘冢法应死之人为无罪，纳官赎弟之请当不许，故纵失刑，有司之罪，宜如律。”上是之。诏公衮降一官，佐依旧供职，绍兴府当职官皆抵罪。
孝宗乾道六年，臣僚言：“国家立法，议罪最为详备。大抵共殴伤杀人，必有首有从，甲为首，则乙以下皆从，甲於法合坐死罪，自乙而下并当先次决遣。在外州郡，如甲情理可悯，方许奏裁；如驻跸之地，凡罪应死者必奏；徒、流以下，申御史台取旨施行。此定制也。今有司不务遵行成法，才事涉大辟，不问首从俱奏。又流、徒以下，多作情重看详取旨，则合先次决遣之人，岂得不例遭禁系。请今後大辟，只许以为首坐应死罪者奏，为从而不应坐死者，先次决遣；流、徒罪不许牵引，情重取旨。不然，则坐以不应奏而奏之罪。”从之。
淳熙十三年，臣僚言：“恭睹国朝法令，诸大辟情理昭然不应奏者，具奏款申提刑司详覆论决；其有情轻法重、情重法轻、刑名疑虑应奏裁者，径从本州申奏，录副本申提刑司。访闻诸路宪臣，间有固执偏见，凡所部狱案不问应奏，皆令申上俟其看详之後，方许闻奏。推其本心，固欲审克，力不逮志，竟成淹滞，至有一郡之狱凡十八案申上，累月不报，遂致一路之狱积四百馀件，终岁待报而不决。请令刑部检坐《庆元敕令》，遍符诸路州军，合应奏者，州郡径自照条闻奏，不必俟宪司回报，庶使狱无淹滞。”从之。
中书舍人葛必阝言：“乾道六年指挥，强盗并依旧法。议者以为，持杖胁人以盗财者亦死，是胁人与杀人等死，恐非所以为良民地。後来遂立六项并依旧法处断外，馀听依刑名疑虑奏裁。自此指挥已行之後，非特刑名疑虑者不死，而在六项者亦为不死。法出奸生，徒为胥吏受赃之地。若犯强盗者不别轻重而一於死，则死者必多，又非所以示好生之德也。乞下有司详议，立为定法。”从之。其後言者又谓，强盗苟不犯六项，虽累行劫至十数次以上，并赃至百千贯，皆可以贷命。谓宜除六项指挥外，其间行劫至两次以上，虽是为从，亦合依旧法处断。乃诏：“自今应强盗除六项指挥外，其间有累行劫至两次以上，虽是为从，亦依旧法处断。有情实可悯者，方行奏裁。”所谓六项者，谓为首及下手伤人、下手放火、因而行奸、杀人加功、已曾贷命再犯之人也。
宁宗开禧元年八月，知衡州张言：“国家断狱，备极详审，苟有疑虑，奏裁别推。又有杀人无证一条，《断狱》注云：‘杀人尸不经验与无证佐者，若勘鞫证佐逃、死，及虽有证而於法不许为证者，同夫尸不经验与证佐逃、死。’事因显然，往往州郡引用失当，遂致牾。盖谋杀、劫杀则有佐而必无证，斗杀、故杀则有证必无佐。夫谓之证者，旁证之谓也，谓之佐者，助已之谓也。曰证曰佐，自是二事，苟有其一，皆可以表杀人之然否。至於不许为证，正谓杀害人亲属等人，虑其私於党与，法故不许。近日曲法者，凡是重囚，多作无证具奏。且行凶之时相助协力，到官之後自相供通，谓之有佐可也，何必更求有证。至如行凶之人，亲属旁援，到官固无由证之理，例拘亲属，不许为证。承舛袭讹，浸失本意。请行下刑、寺及敕令所，明施行。”刑、寺奏：“实如请，行下诸路，自今後不许将无证有佐、无佐有证之狱入疑虑之色奏裁。”从之。
三年三月，吴曦以反逆诛族属悉当连，坐诏付从官给、舍、刑部、法寺集议合得刑名。吏部尚书兼给事中陆峻等议曰：“窃详反逆罪，父子年十六已上皆绞，伯叔父兄弟之子合流三千里，自有正条外，所有十五以下及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孙兄弟姊妹，敕无罪名，律止没官，比之伯叔父兄弟之子，服属尤近，即显没官重於流三千里。盖缘坐没官，虽贷而不死，世为奴婢，律比畜产。此法虽存而不见於用。其母女妻妾、子妻妾、祖孙兄弟姊妹，合於流罪上议刑。窃缘上条所载，止为谋反，疏文云：‘臣下将图逆节者。’今吴曦建号称元，备极僭拟，反逆已成，上件条未足以尽其罪，请特出睿断施行。”诏：“吴曦叛逆，族属悉合诛戮，朕念其先世，不忍夷灭，除曦妻男并决重杖处死外，其男十五以下并女及生子之妾，并分送二广远恶州军编管，内女已出嫁者免，亲兄弟有官人除名勒停；应吴位下子孙，并移徙出蜀，分往湖广诸州居住；吴位下子孙与免连坐，通主吴坟墓祭祀，令四川宣抚制、置司取见服属官职，照应施行讫闻奏。”
●卷一百七十一上 刑考十上
○赎刑
虞舜，金作赎刑（金，黄金。误而入刑，出金以赎罪）。《周官》，职金掌受士之金罚、货罚入於司兵（给治兵及工直也。货，泉贝也。罚，赎也。《书》曰“金作赎刑”是也）。
穆王《吕刑》，墨辟疑赦，其罚百锾，阅实其罪。刑辟疑赦，其罚惟倍，阅实其罪。非刂辟疑赦，其罚倍差，阅实其罪。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阅实其罪。大辟疑赦，其罚千锾，阅实其罪（注并见《刑制门》）。
蔡氏曰：“《舜典》之‘金作赎刑’，盖官府学校鞭扑之刑尔。夫刑莫轻於鞭扑，入於鞭扑之刑，而又情法犹有可议者，则是无法以治之，故使之赎，特不欲遽释之也。五刑之宽，惟处以流；鞭扑之宽，方许其赎。今穆王赎法，则皆及五刑，虽大辟亦许其赎免矣。汉张敞以讨羌兵食不继，建为入赎罪之法，初亦未尝及夫杀人及盗之罪，而萧望之等犹以为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恐开利路，以伤治化。曾谓唐虞之时而有是赎法哉？”
愚论见《刑制门》。
汉惠帝元年，令民有罪得买爵三十级以免死罪（应劭曰：“一级直钱二千，凡为六万，若令赎罪入三十疋缣矣。”师古曰：“令出买爵之钱以赎罪。”）。
孝文时，纳晁错之说，募民入粟塞下，得以除罪。
武帝天汉四年，令死罪入赎钱五十万减死一等。
时大司农陈藏钱经用，赋税既竭，不足以奉战士。有司请令民得买爵、赎禁锢、免赃罪。
宣帝时，西羌反，遣师征之京兆尹张敞议：“国兵在外，吏民并给转输，田事颇废，虽羌虏已破，来春民食必乏，县官度不足以振之。愿令各诸有罪，非盗、受财、杀人及犯法不得赦者，皆得以差入此八郡赎罪（差，次也。八郡者，陇西以北，安定以西）。务益致以豫备百姓之急。”事下有司，左冯翊萧望之等以为不可，乃止。
望之等言：“今欲令民量粟以赎罪，如此则富者得生，贫者独死，是贫富异刑而法不壹也。人情，贫穷，父兄囚执，闻出财得以生活，为人子弟者将不顾死亡之患，败乱之行，以赴财利，求救亲戚。一人得生，十人以丧，如此，伯夷之行坏，公绰之名灭。政教一倾，虽有周召之佐，恐不能服。古者藏富於民，不足则取，有馀则与。《诗》曰‘爰及矜人，哀此鳏寡’，上惠下也。又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下急上也。今有西边之役，民夫作业，虽户赋口敛以赡其困乏（师古曰：“率户而赋，计口而敛也。”），古之通义，百姓莫以为非。以死救生，恐未可也（师古曰：“子弟竭死以救父兄，令其生也。”）。陛下布德施教，教化既成，尧舜亡以加也。今议开利路以伤既成之化，臣窃痛之。”於是天子复下议两府。丞相、御史以难问张敞，敞曰：“少府、左冯翊所言，常人之所守耳。昔先帝征四夷，兵行三十馀年，百姓犹不加赋，而军用给。今羌虏一隅小夷，跳梁於山谷，汉但令罪人出财减罪以诛之，其名贤於烦扰良民，横兴赋敛也（师古曰：“横音胡孟反。”）。又诸盗及杀人犯不道者，百姓所疾苦也，皆不得赎；首匿、见知纵、所不当得为之属，议者或颇言其法可蠲除（师古曰：“以其罪轻而法重，故常欲除此条科。”），今因此令赎罪，其便明甚，何化之所乱？《甫刑》之罚，小过赦，薄罪赎（师古曰：“吕侯为周穆王司寇，作赎刑之法，谓之《吕刑》。後改为甫侯，故又称《甫刑》。”），有金选之品（应劭曰：“选音刷，金铢两名也。”师古曰：“音刷是也。字本作锊，锊即锾也，其重十一铢二十五分铢之十三，一曰重六两。《吕刑》曰：‘墨辟疑赦，其罚百锾；劓辟疑赦，其罚惟倍；非刂辟疑赦，其罚倍差；宫辟疑赦，其罚六百锾；大辟疑赦，其罚千锾。’是其品也。”），所从来久矣，何贼之所生？敞备皂衣二十馀年（如淳曰：“虽有五时服，至朝皆著皂衣。”），尝闻罪人赎矣，未闻盗贼起也。窃怜凉州被寇，方秋饶时，民尚有饥乏，病死於道路，况至来春将大困乎！不早虑所以振救之策，而引常经以难，恐後为重责。常人可与守经，未可与权也。敞幸得备列卿，以辅两府为职，不敢不尽愚。”望之、复︹对曰：“先帝圣德，贤良在位，作宪垂法，为无穷之规，永惟边竟之不赡（师古曰：“惟，思也。竟读曰境。其下亦同。”），故《金布令》甲曰（师古曰：“《金布》者，令篇名也。其上有府库金钱布帛之事，因以名篇。令甲者，其篇甲乙之次。”）‘边郡数被兵，离饥寒（师古曰：“离，遭也”），夭绝天年，父子相失，令天下共给其费（师古曰：“同共给之也。自此以上，《令甲》之文。”）’，固为军旅卒暴之事也（师古曰：“卒读曰猝。言此令文专为军旅猝暴而施设。”）。闻天汉四年，常使死罪人入五十万钱减死罪一等，豪︹吏民请夺假，（师古曰：“音士得反。”）至为盗贼以赎罪。其後奸邪横暴，群盗并起（师古曰：“横音胡孟反。”），至攻城邑，杀郡守，充满山谷，吏不能禁，明诏遣绣衣使者以兴兵击之（师古曰：“军兴之法也。”），诛者过半，然後衰止。愚以为此使死罪赎之败也，故曰不便。”时丞相、魏相御史大夫丙吉亦以为羌虏且破，转输略足相给，遂不施敞议。
元帝时，贡禹上疏，请除赎罪之法。
禹言：“孝文皇帝时，贵廉洁，贱贪，贾人赘婿及吏坐赃者皆禁锢不得为吏，赏善罚恶，不阿亲戚，罪白者伏其诛（师古曰：“白，明也。”），疑者以与民（师古曰：“罪疑从轻也。”），亡赎罪之法，故令行禁止，海内大化，天下断狱四百，与刑措亡异。武帝始临天下，尊贤用士，辟地广境数千里，自见功大威行，遂从耆欲（师古曰：“从读曰纵。耆读曰嗜。”）。用度不足，乃行一切之变，使犯法者赎罪，入者补吏，是以天下奢侈，官乱民贫，盗贼并起，亡命者众。郡国恐伏其诛，则择便巧史书习於计簿能欺上府者，以为右职（师古曰：“上府谓所属之府。右职，高职也。”）；奸轨不胜则，取勇猛能操切百姓者，以苛暴威服下者，使居大位（师古曰：“操，持也。切，刻也。操音干高反。”）。故亡义而有财者显於世，欺谩而善书者尊於朝（师古曰：“谩，诳也。谩音慢，又武连反。”），讠孛逆而勇猛者贵於官。（师古曰：“讠孛，乱也，音布内反。”）故俗皆曰：‘何以孝弟为？财多而光荣。何以礼义为？史书而仕宦？何以谨慎为？勇猛而临官。’故黥劓而髡钳者犹复攘臂为政於世，行虽犬彘，家富势足，目指气使，是为贤耳（师古曰：“动目以指物，出气以使人。”）。故谓居官而置富者为雄桀，处奸而得利者为壮士，兄劝其弟，父勉其子，俗之坏败，乃至於是！察其所以然者，皆以犯法得赎罪，求士不得真贤，相守崇财利（师古曰：“相，诸侯相也。守，郡守也。崇，尚也。”），诛不行之所致也。今欲兴至治，致太平，宜除赎罪之法。相守选举不以实，及有赃者，辄行其诛，亡但免官（师古曰：“不止免官而已。”），则争尽力为善，贵孝弟，贱贾人，进真贤，举实廉，而天下治矣。”
後汉光武建武二十九年，令天下罪囚殊死以下及徒各减本罪一等，其馀赎罪输作有差。
明帝即位，诏罪囚中二千石下至黄绶，贬秩赎论者，悉皆复秩还赎。又诏天下亡命殊死以下，听得赎论：死罪入缣二十疋，右趾至髡钳城旦舂十疋，全城旦舂至司寇作三疋。其未发觉，诏书到日先自告者，半入赎。
八年，诏犯罪亡命者赎罪各有差。
十五年，诏亡命殊死以下赎：死罪缣四十疋，右趾及城旦舂十疋，全城旦至司寇五疋；犯罪未发觉，诏书到日自告者，半入赎。
十八年，诏天下亡命自殊死以下赎：死罪缣三十疋，右趾、髡钳以下各有差。
肃宗建初七年，诏亡命赎：死罪入缣二十疋，馀各有差。
永元六年，廷尉陈宠言：“今律令赎罪以下二千六百八十一，溢於《甫刑》者七十九事（详见《刑制门》）。”
顺帝汉安二年，令罪囚殊死以下出缣赎，各有差；其不能入赎者，遣诣临光县居作二岁。
桓帝建和三年，诏死罪及亡命以下赎，各有差。
灵帝建宁元年，令天下系囚未决入缣赎，各有差。
熹平三年六年，光和三年、中和四年俱有此令。
桥元乞天下“凡有劫质，皆并杀之，不得以财宝，开张奸路”。诏下其章。
魏明帝改士庶罚金之令，男听以罚代金。
太和四年，令罪非殊死听赎各有差。
魏律，赎刑十一，赎金六。
晋《新律》，意善功恶，以金赎之。金等不过四两。
梁武帝依周、汉故事，有罪者赎。其科：凡在官身犯，罚金。鞭扑杖督之罪，悉入赎停罚。其台省令史、士卒欲赎者，听之。五岁刑笞二百，收赎绢，男子六十疋。又有四岁刑，男子四十八疋。又有三岁刑，男子三十六疋。又有二岁刑，男子二十四疋。罚金一两以上为赎罪。赎死者金二斤，男子十六疋。赎髡钳五岁刑笞二百者，金一斤十二两，男子十四疋。赎四岁刑者，金一斤八两，男子十二疋。赎三岁刑者，金一斤四两，男子十疋。赎二岁刑者，金一斤，男子八疋。罚金十二两者，男子六疋。罚金八两者，男子四疋。罚金四两者，男子二疋。罚金二两者，男子一疋。罚金一两者，男子二丈。女子各半之。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以赎论。故为此十四等之差。将吏以上及女子应有罚者，以罚金代之。
致堂胡氏曰：“按《舜典》五刑之目，一曰‘象以典刑’，二曰‘鞭作官刑’，三曰‘扑作教刑’，四曰‘金作赎刑’，五曰‘怙终贼刑’何为设赎？谓罪之疑者也。三代相承，至周穆王，其法尤密，乃有罚锾之数，皆为疑刑也。鞭施於官，盖胥吏徒隶也。扑施於教，盖学校夏楚也。是则鞭重而扑轻，鞭以痛惩，扑以愧耻而已。夫当官典刑教，临时之用，有何可疑，而使赎乎？无疑而赎，则顽者肆，怠者纵，法不严而人易犯，其末流乃至於惟赎之利，变乱正刑，其弊有不可胜言者。且使士流与卒伍同条，岂‘刑不上大夫’之义乎？
案：《虞书》言“金作赎刑”而已，九峰蔡氏则以为赎特为鞭扑轻刑设，五刑本无赎法，而以穆王赎锾之事为非；致堂胡氏则以为赎本为五刑之疑者，而鞭扑轻刑，则无赎法。二论正相反。然以《书》之本文考之，固未见其专为五刑设或专为鞭扑设也。愚尝论之，五刑，刑之大者，所以惩创其罪愆；鞭扑，刑之小者，所以课督其慵怠。五刑而许之论赎者，盖矜其过误之失，《书》所谓“罪疑惟轻”，所谓“五刑之疑有赦”是也。鞭扑而许其论赎者，盖养其愧耻之心，《记》所谓“刑不上大夫”，东坡所谓“鞭挞一行，则豪杰不出於其间”，故士之刑者不可用，用者不可刑是也。二者皆圣人忠厚之意也。
天监三年，诏以“金作权典，宜在蠲息”。於是除赎罪之科。十一年，复开赎罪之科。
陈存赎罪之律。其三岁刑，若有官，准当二年，馀一年赎。若公坐过误，罚金。其二岁刑，有官者，赎论。一岁刑，无官亦赎论。
後魏起自朔方，其初刑法甚峻，死罪致多，後乃令当死者，其家献金、马以赎。
北齐律，赎罪旧有金，皆代以中绢。死百疋，流九十二疋，刑五岁七十八疋，四岁六十四疋，三岁五十疋，二岁三十六疋。各通鞭笞论。一岁无笞，则通鞭二十四疋。鞭杖每十，赎绢一疋。无绢之乡，皆准绢收钱。自赎笞十以上至死，又为十五等之差。当加减次，如正决法。合赎者，谓流内官及爵秩比视、老小阉痴并过失之属。犯罚绢一疋及杖十以上，皆各为罪人。
後周制，其赎杖刑五，金一两至五两。赎鞭刑五，金六两至十两。赎徒刑五，一年金十二两，二年十五两，三年一斤二两，四年一斤五两，五年一斤八两。赎流刑，一斤十二两。赎死刑，金二斤。妇人当笞者，听以赎论。应赎金者，鞭、杖十，收中绢一疋。流、徒者，依限岁收绢十二疋。死罪者百疋。其赎刑，死罪五旬，流刑四旬，徒刑三旬，鞭刑二旬，杖刑一旬。限外不输者，归於法。贫者请而免之。
隋志，官品第九以上犯罪者，听赎。应赎者，皆以铜代绢。铜一斤为负，负十为殿。笞十者铜一斤，加至杖百则十斤。徒一年，赎铜二十斤，每等加铜十斤，三年则六十斤。流千里，赎铜八十斤，每等则加铜十斤，三千里则百斤。绞、斩二死刑，皆赎铜百二十斤。
炀帝即位，以文帝禁网深刻，每加减降，然斗秤皆小旧二倍，其赎铜亦加二倍为差，其实不异开皇旧制。
唐元宗天宝六载敕节文：“其赎铜如情愿纳钱，每斤一百二十文。若久负官物、应徵正赃及赎物无财，以备官役折庸，其物虽多，止限三年。一人一日，折绢四疋。若会恩旨，其物合免者，停役。
僖宗乾符三年，敕：“应残疾笃疾犯徒、流罪，或是连累，即许徵赎；如身犯罪，不在免限。其年十五以下者，准律文处分。”
晋天福六年，尚书刑部员外郎李象奏：“请今後凡是散官，不计高低，若犯罪不得当赎，亦不得上请详定院覆奏。应内外文武官，有品官者自依品官法，无品官有散试官者，应内外带职廷臣宾从、有功将校等，并请同九品官例。其京都军巡使及诸道州府衙前职员、内外杂任镇将等，并请准律，不得上请当赎。其巡司、马步司判官，虽有曾历品官者，亦请同流外职。准律，杖罪已下，依决罚例，徒罪已上，仍依当赎法。”
宋太祖皇帝开宝四年，大理正高继申上言：“准《刑统》，三品、五品、七品以上官，亲属犯罪，各有等用荫减赎。伏恐年代已深，子孙不肖，为先祖曾有官品，不畏宪章。欲请自今犯罪人用祖、父亲属荫减赎者，即须祖、父曾任望朝官，据品秩得使；前代官，即须有功及国，有惠及民，为时所推，官及三品，方得上请。”从之。
端拱二年，诏：“诸州民犯薄罪，或入金以赎，长吏得以任情而轻重，自今後并决杖遣之，不得以赎论。”
真宗景德二年，审刑院、大理寺上折杖赎金条：犯加役流而下，一罪先发，已经论罚，馀罪後发，又计前杖科决。上以细民肤革荐伤，殊非哀矜之意，诏申定其制，止赎金以满馀数；若情理凶恶者，即复决杖。
仁宗庆历三年，诏曰：“先王用法简约，使人知禁而易从。後代设茶、盐、酒税之禁，夺民厚利，刑用滋章。今之《编敕》，皆出律外，又数改更，官吏且不能晓，百姓安得闻之？而一陷於理，身体肤以之毁伤，父母妻子以之离散，情虽可哀，法不得赎。岂礼乐之化未行，而专用刑罚之敝欤？孔子曰：‘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手足。’汉文帝使天下人入粟於边，以受爵免罪，而几於刑措。其後京师之钱累百巨万，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其议科条有非著以律者，或细民难知，或人情不免，或冒利犯禁，或奢侈违令，或过误可闵之类，别为赎法。乡民以麦，市人以钱帛。使人重帛，免刑罚，则农桑自劝，富寿可期矣。”诏下，论者以为富人皆得赎罪而贫者不能以自免，非朝廷用法之意。不果行。
至和初，诏：“前代帝王後，尝仕本朝官不及七品者，祖父母、父母、妻子罪流以下，听赎。虽不仕而尝被赐予者，有罪，非巨蠹，亦如之。”
神宗熙宁四年，前单州砀山县尉王存立言：“嘉中，同学究出身，以父坐事配隶，纳官赎自便，而乡县不免丁役，愿同举人例。”诏复赐出身，仍注合入官。
中书言刑名未安者五条。其四，令州县考察士民，有能孝悌力田为众所知者，给付身贴。偶有犯令，情轻可恕者，特议赎罚；其不悛者，科决。後竟不行。
●卷一百七十一下 刑考十下
○赦宥宽恤
虞舜，眚灾肆赦（眚，过。灾，害也。肆，缓也。过而有害，当缓赦之）。
《周官》，司敕掌三敕三宥三赦之法，以赞司寇听狱讼。壹剌曰讯群臣，再剌曰讯群吏，三剌曰讯万民（注见《刑制门》）。壹宥曰不识，再宥曰过失，三宥曰遗亡（郑司农云：“不识，谓愚民无所识，则宥之。过失，若今律过失杀人，不坐死。”元谓：“识，审也。不审，若今仇雠，当报甲，见乙诚以为甲而杀之者。过失，若举刃欲斫伐而轶中人者，遗亡，若间帷薄，忘有在焉，而以兵矢投射之。”）。壹赦曰幼弱，再赦曰老耄，三赦曰愚。（愚，生而痴童昏者。郑司农云：“幼弱老耄，若今律令年未满八年、八十以上，非手杀人，他皆不坐。”）以此三法者求民情，断民中，而施上服下服之罪，然後刑杀（上服，杀与墨、劓；下服，宫、刖也。司约职曰：“其不信者，服墨刑”。凡行刑必先规识所刑之处，乃後行之）。
穆王《吕刑》，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审克之（详见《刑制》及《赎刑门》）。
《王制》，疑狱，汛与众共之，众疑赦之。
管仲曰：“文有三侑，武无一赦。赦者，先易而後难，久而不胜其祸；法者，先难而後易，久而不胜其福。故惠者，人之仇雠也；法者，人之父母也。凡赦者，小利而大害者也；无赦者，小害而大利者也。夫盗贼不胜则良人危，法禁不立则奸邪烦。故赦者，奔马之委辔也。”
楚陶朱公中子杀人系狱，乃令其长子赍千金遗楚王所信善庄生请之。庄生入见楚王，言“某星宿某，独以德为可以除之。”王乃使使者封三钱之库。楚人告朱公长男曰：“王且赦。”曰：“何以也？”曰：“每王且赦，常封三钱之府。昨暮王使使封之（钱币至重，虑人或逆知故盗窃之，故以封库，备窃盗也）。”朱公长男以为赦，弟固当出，重千金虚弃庄生，以为殊无短长也。乃复见庄生，以为王且赦。庄生乃还其金，羞为所卖，复入言王曰：“臣前言某星，王言欲修德报之。今臣出，道路皆言陶之富人朱公之子杀人囚楚，其家多持金钱赂王左右，王非为楚国而赦，乃以朱公子故也。”楚王大怒，令论杀朱公子，明日遂下赦令。
按：唐虞三代之所谓赦者，或以其情之可矜，或以其事之可疑，或以其在三赦、三宥、八议之列，然後赦之。盖临时随事而为之斟酌，所谓“议事以制”者也。至後世乃有大赦之法，不问情之浅深，罪之轻重，凡所犯在赦前，则杀人者不死，伤人者不刑，盗贼及作奸犯科者不诘。於是赦遂为偏枯之物，长奸之门。今观管仲所言及陶朱公之事，则知春秋战国时已有大赦之法矣。
秦二世元年，陈涉将周文兵至戏下，二世大惊，少府章邯曰：“盗已至，众︹，今发近县不及矣。骊山徒多，请赦之，授兵以击之。”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免骊山徒、人奴产子，悉发以击楚军，大破之。
汉高帝二年正月，赦罪人。六月，立太子，赦罪人。五年正月，兵事毕，赦天下殊死以下。六月，都长安，大赦天下。六年，以豪杰未习法令故犯法，其赦天下。九年正月丙寅前有罪殊死以下，皆赦之。十一年正月，立代王，大赦天下。七月，征央布，赦天下死罪以下，令从军。十二年，帝崩，发丧，大赦天下。
右高帝在位十二年，凡九赦。
惠帝四年，皇帝冠，赦天下。
右惠帝在位七年，唯此一赦。
吕太后临朝称制，大赦天下。六年，赦天下。八年，遗诏大赦天下。
右吕后临朝八年，凡三赦。
文帝初即位，赦天下。七年，赦天下。十五年，郊见五帝，赦天下。後四年，日食，赦天下。
右文帝在位二十三年，凡四赦。
景帝元年，赦天下。四年，赦天下。中元年，赦天下。五年，赦天下。後元年，赦天下。
右景帝在位十六年，凡五赦。
武帝建元元年，赦天下。元光元年，赦天下。四年，地震，赦天下。元朔元年，赦天下，与民更始。三年，赦天下。六年，赦天下。元狩元年，赦天下。三年，赦天下。元鼎元年，赦天下。五年，赦天下。元封二年，甘泉产芝，赦天下。　五年，修封禅，赦天下。天汉元年，赦天下。三年，修封禅，赦天下。太始元年，赦天下。四年，修封，还，赦天下。征和三年，赦天下。後元元年，郊泰，赦天下。
右武帝在位五十五年，凡十八赦。
昭帝始即位，赦天下。始元元年，赦天下。四年，立皇后，赦天下。元凤元年，赦天下。二年，赦天下。四年，赦天下。六年，赦天下。
右昭帝在位十三年，凡七赦。
宣帝即位，大赦天下。本始元年，凤凰集，赦天下。四年，立皇后，赦天下。地节二年，凤凰集，赦天下。三年，立皇太子，赦天下。元康二年，赦天下，与士大夫厉精更始。神爵二年，凤凰甘露降集，赦天下。四年，嘉瑞并见，赦天下。五凤三年，娄蒙嘉瑞，赦殊死以下。甘露二年，赦天下。
右宣帝在位二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初元元年，大赦天下。三年，地动，赦天下。三年，白鹤馆灾，赦天下。永光元年，赦天下。二年二月，大赦天下。六月，赦天下。四年，赦天下。建昭二年，赦天下。四年，斩郅支，赦天下。五年，赦天下。
右元帝在位十五年，凡十赦。
元帝时，匡衡上疏曰：“陛下躬圣德，开太平之路，闵愚吏民触法抵禁，比年大赦，使百姓得改行自新，天下幸甚。臣窃见大赦之後，奸邪不为衰止，今日大赦，明日犯法，相随入狱，此始导之未得其务也。盖保民者，‘陈之以德义’，‘示之以好恶’，观其失而制其宜，故动之而和，绥之而安。今天下俗贪财贱义，好声色，上侈靡，廉耻之节薄，淫僻之意纵，纲纪失序，疏者逾内，亲戚之恩薄，婚姻之党隆，苟合徼幸，以身设利。不改其原，虽岁赦之，刑犹难使错而不用也。”
成帝即位，大赦天下。建始元年，火灾，大赦天下。河平元年，赦天下。阳朔二年，大赦天下。四年，赦天下。鸿嘉三年，赦天下。永始元年，赦天下。元延元年，赦天下。绥和元年，大赦天下。
右成帝在位二十六年，凡九赦。
成帝时，王尊劾奏“丞相衡、御史大夫谭、知中书谒者令显等专权擅势，皆不道，在赦令前。赦後，衡、谭举奏显”云云。天子下御史问状。劾奏尊“妄诋欺非谤赦前事”。有诏左迁。
哀帝即位，大赦天下。建平元年，赦天下。二年六月，改元，赦天下。元寿元年，大赦天下。
右哀帝在位六年，凡四赦。
平帝即位，诏有司无得举赦前往事。
平帝即位，大赦天下。元始元年，日食，大赦天下。四年，立皇后，大赦天下。　五年，帝崩，大赦天下。
右平帝在位五年，凡四赦。
帝即位，诏曰：“夫赦令者，将与天下更始，诚欲令百姓改行洁己，全其性命也。往者有司多举奏赦前事，累增罪过，诛陷亡辜，殆非重信审刑，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以来，有司毋得陈赦前事置奏上。有不如诏书，为亏恩，以不道论。定著令，布告天下，使明知之。”
△赦徒
文帝二年，民谪作县官及货种食未入、入未备者，皆赦之。
景帝中四年，赦作阳陵者。死罪欲腐者许之。
武帝元封二年，封泰山，赦所过徒。
宣帝元康元年，凤凰集，赦天下徒。五凤元年，赦徒作杜陵者。
元帝初元四年，祠后土，赦汾阴徒。永光元年，幸甘泉，赦€阳徒。
成帝建始二年，祀南郊，赦奉郊县及中都官而彡罪徒。三年，赦天下徒。河平四年，单于朝，赦天下徒。阳朔元年，赦天下徒。鸿嘉元年，幸初陵，赦作徒。
哀帝建平二年，赦天下徒。
平帝元始元年，赦天下徒。二年，赦天下徒。
△别赦
汉高帝五年，遣使者赦田横。八年，吏有罪未发觉者，赦之。十年，太上皇崩，葬万年，赦栎阳囚死罪以下（臣瓒曰：“万年陵有栎阳县界。”）。十二年，击卢绾居，去来归者，赦之。
惠帝六年八月，赦降。（司马氏《大事记》）
文帝三年七月，诏：济北吏民兵未至先自定，及以军城邑降者，皆赦之，复官爵。与王兴居去来者，亦赦之。八月，赦诸与兴居反者。
景帝三年，赦襄平侯及妻子当坐者。六月，诏：吴王濞已灭，吏民当坐濞等及逋逃亡军者，皆赦之。
武帝建元元年，赦吴楚七国孥输在官者。元光六年，赦雁门、代郡军吏不循法者。　元封四年，祭后土，赦汾阴、夏阳、中都死罪以下。益州、昆明反，赦京师亡命，令从军。太初二年，用事介山，祭后土，赦汾阴、安邑殊死以下。
昭帝元凤元年，赦燕王太子建、公主子文信及宗室子与燕主、上官桀等谋反父母同产当坐者，皆免为庶人。其吏为桀等所诖误，未发觉在吏者，除其罪。
宣帝地节四年，诸为霍氏所诖误未发觉者，皆赦之。元康二年，诸触讳在令前者，赦之。
後汉光武建武元年，大赦天下（即位）。二年三月，大赦天下。六月戊戌，大赦天下（立太子）。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六月壬戌，大赦天下。四年正月，大赦天下。五年正月，大赦天下。七年四月，大赦天下（日食）。中元元年，大赦天下（封禅）。
明帝永平二年，自殊死以下，谋反大逆，皆赦除之（祀明堂）。十年四月，大赦天下。十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其谋反大逆及诸不应宥者，皆赦除之。
章帝建初三年，大赦天下（祀明堂）。元和二年，大赦天下（祀明堂）。
时赦天下系囚在四月丙子以前减罪一等，勿笞，诣金城，而文不及亡命未发觉者。郭躬上封事曰：“圣恩所以减死罪使戍边者，重人命也。今死罪亡命无虑万人，又自赦以来，捕得甚众，而诏令不及，皆当重论。伏惟天恩莫不荡宥，死罪已下并蒙更生，而亡命捕得独不沾泽。臣以为赦前犯死罪而系在赦後者，可皆勿笞，诣金城，以全人命，有益於边。”肃宗善之，即下诏赦焉。
和帝永元十一年，大赦天下。十四年三月，大赦天下（临辟雍）。元兴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殇帝延平元年，大赦天下。
安帝永初元年，大赦天下。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加元服）。四年四月，大赦天下。元和三年二月，大赦天下。永宁元年，大赦天下（立太子）。建光元年，大赦天下。延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四年六月，大赦天下。
顺帝永建元年，大赦天下。四年正月，大赦天下。阳嘉元年，大赦天下。三年五月，大赦天下。永和三年四月，大赦天下。汉安元年，大赦天下（改元）。　建康元年，大赦天下。
质帝即位，大赦天下。本初元年六月，大赦天下。
桓帝建和元年，大赦天下。二年，大赦天下（加元服）。和平元年，大赦天下。　元嘉元年，大赦天下。永兴元年，大赦天下。永寿元年正月，大赦天下（改元）。　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延熹元年六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四年六月，大赦天下。六年三月，大赦天下。八年三月，大赦天下。九年六月，大赦天下。
灵帝建宁元年，大赦天下。四年正月，大赦天下。熹平元年五月，大赦天下。二年二月，大赦天下。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四年五月，大赦天下。五年四月，大赦天下。六年正月，大赦天下。光和元年三月，大赦天下。二年四月，大赦天下。五年正月，大赦天下。四年四月，大赦天下。五年正月，大赦天下。六年三月，大赦天下。中平元年十二月，大赦天下。三年二月，大赦天下。四年正月，大赦天下。六年四月，大赦天下。八月辛未，大赦天下。
献帝初平元年，大赦天下。二年正月，大赦天下。三年正月，大赦天下。四年正月，大赦天下。兴平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二年正月，大赦天下。建安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二年正月，大赦天下。
光武时，吴汉言：“愿陛下谨勿赦而已。”
安帝永初中，尚书陈忠上言：“母子兄弟相代死者，听，赦所代者。”从之。
王符《述赦篇》曰：“凡疗病者，必知脉之虚实，气之所结，然後为之方，故疾可愈而寿可长也。为国者，必先知民之所苦，祸之所起，然後为之禁，故奸可塞而国可安也。今日贼良民之甚者，莫大於数赦赎。赦赎数，则恶人昌而善人伤矣。何以明之哉？夫谨敕之人，身不蹈非，又有为吏正直，不避︹御，而奸猾之党横加诬言者，皆知赦之不久故也。善人君子，被侵怨而能至阙庭自明者，万无数人；数人之中得省问者，百不过一；既对尚书而空遣去者，复十六七矣。其轻薄奸宄，既陷罪法，怨毒之家冀其辜戮以解蓄愤，而反一概悉蒙赦释，令恶人高会而夸咤，老盗服臧而过门，孝子见雠而不得讨，遭盗者睹物而不可取，痛莫甚焉！夫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民。《书》曰：‘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先王之制刑法也，非好伤人肌肤断人寿命也；贵威奸惩恶，除人害也。故《经》称‘天命有德，五服五章哉，天讨有罪，五刑五用哉’；《诗》刺‘彼宜有罪，汝反脱之’。古者惟始受命之君，承大乱之极，寇贼奸宄，难为法禁，故不得不有一赦，与之更新，颐育万民，以成大化。非以养奸活罪放纵大贼也。夫性恶之民，民之豺狼，虽得放宥之泽，终无改悔之心。旦脱重梏，夕还囹圄，严明令尹，不能使其断绝。何也？凡敢为大奸者，才必有过於众，而能自媚於上者也。多散诞得之财，奉以谄谀之辞，以转相驱，非有第五公之廉直，孰不为顾哉？论者多曰：‘久不赦则奸宄炽而吏不制，宜数肆眚以解散之。’此未昭乱之本源，不察祸福之所生也。”
昭烈章武元年，即皇帝位，大赦。
後主元年，即位，大赦。建兴十二年，丞相亮北征，卒於军中，师还，大赦。延熙元年，立皇后，大赦。九年秋，大赦。
大司农河南孟光责大将军费曰：“夫赦者，偏枯之物，非明世所宜有也。衰敝穷极，必不得已，然後乃可权而行之耳。今主上仁贤，百僚称职，何有旦夕之急而数施非常之恩，以惠奸宄之恶？”谢之。初，丞相亮时，有言公惜赦者，亮答曰：“治世以大德，不以小惠，故匡衡、吴汉不愿为赦。先帝亦言：‘周旋陈元方、郑康成间，每见启告治乱之道悉矣，曾不语赦也。若刘景、季玉父子，岁岁赦宥，何益於治！’”由是蜀人称亮之贤，知不及焉。
陈寿评曰：“诸葛亮为政，军旅数兴而赦不妄下，不亦卓乎！”
致堂胡氏曰：“赦之无益於治道也，前贤言之多矣，而终不能革，至按以常典而行之於其，有吉庆、克捷、祥瑞、祈祷之事，则又赦焉。不信二帝三王之法而循後世之制是何也？其说多矣。始受命则赦，改年号则赦，获珍禽奇兽则赦，河水清则赦，刻章玺则赦，立皇后则赦，建太子则赦，生皇孙则赦，平叛乱则赦，开境上则赦，遇灾异则赦，有疾病则赦，郊祀天地则赦，行大典礼则赦。或三年一赦，或比岁一赦，或一岁再赦三赦。赦令之下也，有罪者除之，有负者蠲之，有滞者通之；或得以荫补子孙，或得以封爵祖考，大概如是而已耳。明哲之君则赦希而实，昏乱之世则赦数而文。希者尚按故事而不能尽去也，数者则意在邀福而归诸已也；实者有罪必除有负必蠲也，文者虽有是言而人不被其泽也。复有奸宄擅权者，以急征暴赋多狱无罪归之上，而施行宽宥，布宣惠心，自我请之。由是数者而论，赦为有益乎？为无益乎？人君诚以明哲自期而以昏乱为戒，则所谓按故事而释有罪者尚在所议。故事有是有非，岂可尽循？罪人若审有罪，岂可尽贷有罪，岂可而贷？则善人奈何？甲杀乙而遇赦，乙巳不可复生，而甲得不死，以赦为偏枯者，此也。若曰乙巳不辜而死矣，吾未知甲之果当杀之乎，抑疑似也，则援‘宁失不经’之文而赦之，以为从厚，而终不恤乙之无辜，以赦为偏枯者，此也。百姓负租，或以旱，或以贫，或以已纳而不为之除籍，或为官司所抑，代人而输，其事非一。每下赦令，未尝不蠲也，而百姓有‘黄纸放，白纸催’之言，自古如此。则以著於甲令者曰：‘凡蠲旱税，不得过若干分。’而赦令则曰：‘岁大旱，其尽蠲之。’百姓喜於尽蠲之文，而不知令甲之有限也，则相与怨其上曰：‘黄纸之放，特绐我耳！’此又偏枯之甚者也。奸宄乱贼之人，知赦之可拟也。则甫期而为奸宄乱贼之事，侥亻幸贷释，不可胜数矣。亦或病其然，则下令曰：‘凡距赦若干日而杀人，是待赦也，不得以赦原。’先为远期焉。而奸宄乱贼之人，有财可行，有力可援，有反可恃，有来可使。一入囹圄，用是数者，迁延稽故，终以无事。而捕寇之吏，被伤之主，发觉之人，往往反坐。於是良善困於奸宄，闾里怵於乱贼，喑鸣饮气，无路伸吐，此又偏枯之甚者也。灵帝行冠礼，大赦天下，而党人不与焉。自是後凡五赦，而益增五族之锢，又五赦而黄巾起。不得已，乃赦党人。党人纵有罪，不轻於十赦之恶逆乎？况党人无罪，而愿忠於君，志除奸凶，以清天下者也；乃经十赦，不得已而後赦，此岂直偏枯而已！举四肢皆废矣。四肢尽废，头首兀然，其能不为人所ㄏ击曳挽而仆乎？於是董卓角之，袁绍掎之，曹操靡之。献帝为所挟而不得赦，伏后为所弑而不得赦，二皇子为所弑而不得赦。语赦至此，无益明矣。明哲之君，监失而思得，舍非而从是，莫若兼用虞舜、《大易》、《吕刑》、《周官》之法，则虽旷岁而不一赦，一年而十百赦，无不可者。舜之法曰‘眚灾肆赦’，谓有目病而害加乎人者也。《大易》之法曰‘君子以赦过宥罪’，过误则直肆之，罪咎则稍宽之而已。《吕刑》之法曰，五刑五罚之疑而不明者则赦，无疑则不赦矣。周公之法曰，赦幼弱、老耄、{春心}愚，非此三者则不赦矣。鲁国肆大眚，《春秋》非之以，其无谓而尽赦也。取正乎孔子，略法乎虞、周、《大易》之训，则刑罚尽道，可以代天之春生秋杀矣。夫吴汉，攻战之士也，临终献言，劝光武以勿赦；陈寿，於孔明有憾者也，而称誉不赦之卓。况为天下国家者，可不如吴汉、陈寿之见乎！”
十二年四月，大赦。十四年冬，大赦。十七年春，大赦。十九年，大赦。二十年，大赦。景耀元年，大赦（改元）。四年冬，大赦。六年，大赦（改元炎兴）。
●卷一百七十二 刑考十一
○赦宥
魏文帝即位，改元黄初，大赦。五年，东巡，幸许昌宫。为水军，亲御龙舟，循蔡、颍，浮淮，幸寿春。扬州界将吏士民，犯五岁刑以下，皆原除之。至广陵，赦青、徐二州。
明帝即位，大赦。二年，赦系囚非殊死以下。五年，皇子生，大赦。青龙二年，大赦。景初元年，大赦。二年，大赦。
齐王即位，正月大赦。八月，以帝亲政，大赦。四年，立皇后，大赦。嘉平元年，诛曹爽，大赦。三年，大赦。四年，立皇后，大赦。六年二月，诛李丰、夏侯元大赦。四月，立皇后，大赦。
高贵乡公即位，大赦。二年，诛母邱俭、文钦，特赦淮南士民为俭、钦所诖误者。又以陇右四郡及金城连年受敌，或亡叛投贼，其亲留在本土不安者，特赦之。　甘露二年五月，诛诸葛诞，赦淮南将吏士民为诞所诖误者。九月，大赦。
陈留王即位，大赦。景元四年，平蜀，特赦益州士民。咸熙元年，诛锺会，特赦诸在益土者。二年，大赦。
晋武帝泰始元年，受禅即位，大赦。逋债负皆勿收，除旧嫌，解禁锢，亡官失爵者悉复之。四年，大赦。五年，曲赦交、九真、日南五岁刑。六年，赦五岁刑以下。七年，雍、梁、秦三州饥，赦其境内殊死以下。又曲赦益州南中四郡殊死以下。八年，大赦。咸宁元年春，大赦，改元。二年二月，赦五岁刑以下。十月，立皇后，大赦。五年，大赦。太康元年，平吴，大赦。五年，大赦。十年，太庙成，祭，大赦。
惠帝即位，大赦。永平元年，诛杨骏，大赦。二年，大赦。四年，赦寿春、上谷居庸、上庸地震被灾者。六年，大赦。十年，曲赦雍、凉二州。八年，大赦。永康元年正月，大赦。四月，赵王伦等废贾后，大赦。八月，曲赦洛阳。十一月，立皇后，大赦。永宁元年四月，赵王伦诛，帝复位，大赦。六月，立皇太孙，大赦。　八月，大赦。泰安元年，赦司、冀、兖、豫四州。十二月，河间王表诛齐王ぁ。大赦。二年，赦五岁刑。九月，张方入京师，大赦。十二月，张方杀长沙王，大赦。　永兴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三月，立成都王颖为皇太弟，大赦。七月戊戌，陈讨颖，大赦。庚申，颖败王师，大赦。八月，张方迎帝幸其营，大赦。十一月，方劫帝幸长安，大赦。十二月，立豫章王炽为太弟，大赦（是岁大赦凡七）。二年，大赦。光熙元年，大赦。
怀帝即位，大赦。永嘉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三月，立皇太子，大赦。二年正月，大赦。十二月，大赦。三年，曲赦河南郡。四年正月，大赦。
愍帝，永嘉六年，入长安为皇太子，大赦。建兴元年，即位，大赦。二年，大赦。三年四月，大赦。六月，大赦。
元帝建武元年，即晋王位，大赦。大兴元年，即皇帝位，大赦。二年，大赦。永昌元年，大赦，改元。四月，王敦反，入石头。大赦。
明帝即位，大赦。二年正月，赦五岁刑以下。十月，诛王敦，大赦；惟敦党不原。三年，立皇太子，大赦。
成帝即位，大赦。咸和元年二月，大赦，改元。十月，赦百里内五岁以下刑。三年二月，苏峻反，入石头，大赦。四年，诛苏峻，大赦。五年正月，大赦。七年正月，大赦。八年正月，赦五岁刑以下。咸康元年，加元服，大赦。二年，立皇后，大赦。五年正月，大赦。六年三月，大赦。八年正月，大赦。
康帝即位，大赦。建元元年十一月，大赦。
穆帝即位，大赦。永和二年正月，大赦。三年，大赦。五年正月，大赦。九年正月，大赦。升平元年正月，帝加元服，大赦。八月，立皇后，大赦，逋租宿负皆勿收。五年正月，大赦。
哀帝即位，大赦。隆和元年正月，大赦。兴宁元年二月，大赦。
废帝即位，大赦。太和元年，曲赦梁、益二州。三年三月，大赦。六年四月，大赦。
简文帝即位，大赦。
孝武帝即位，大赦。宁康二年正月，大赦。三年正月，大赦。太元元年正月，帝加元服，大赦。五月，以地震大赦。四年正月，大赦。五年四月，赦五岁刑以下。六月，以比岁荒歉，大赦，自太元三年以前逋租宿债蠲除之。六年赦五岁刑以下。七年八月，大赦。八年三月，大赦。十二月，以破苻坚，大赦。　九年十月，以元象乖度，大赦。十一年三月，大赦。十二年正月，大赦。十五年三月，大赦。十七年正月，大赦，除逋租宿债。
安帝即位，大赦。隆安二年十月，大赦。四年正月，大赦。七月，大赦。元兴元年正月，大赦。十二月，桓元擅政，曲赦广陵、彭城大逆以下。三年三月，刘裕讨桓元，置留台，承制大赦，惟桓元一族不宥。五月，帝反政於江陵，大赦，凡诸畏逼屈事逆命者，一无所问。义熙元年，大赦，改元，唯桓元、桓振一族及同党不在原例。三年春，大赦。五年正月，大赦。六年五月，大赦。八年九月，大赦。十一年正月，大赦。九月，大赦。十二年，以伐姚泓，大赦。十四年正月，大赦。
恭帝即位，大赦。
宋武帝即位，大赦，改元。逋租宿债勿收。其犯乡论清议、赃淫盗，一皆荡涤，与之更始。长徒之身，特皆原遣。亡官失爵，禁锢夺劳，一依旧准。
裴子野论曰：“昔重华受终，四凶流放；武王克殷，顽民迁洛：天下之恶一也。乡论清议，除之过矣。”
其年八月，立皇太子，赦见罪人。二年正月，祀南郊，大赦。
裴子野曰：“夫郊祀天地，修岁事也。赦彼有罪，夫何为哉！”
三年，诏刑罪无轻重，悉原之。
少帝即位，大赦。景平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二年五月，傅亮等以太后令废帝，是日，赦死罪以下。
文帝即位，大赦，改元。元嘉二年，帝亲政，祀南郊，大赦。三年正月，讨谢晦，大赦。四年正月，曲赦建业百里内。六年，立皇太子，大赦。八年六月，大赦。　十年正月，大赦。七月，曲赦梁、益、秦三州。十一年，曲赦梁、南秦二州剑阁以北。十二年正月，大赦。十三年三月，大赦。十四年正月，祀南郊，大赦。十六年，皇太子冠，大赦。十七年十月，大赦。十九年四月，大赦。二十一年，亲耕籍田，大赦。二十三年四月，大赦。二十四年正月，大赦。二十六年三月，大赦。二十七年十一月，大赦。
孝武以元嘉三十年四月即位，大赦。五月，曲赦建业二百里内。孝建元年，大赦，改元。三年，皇太子纳妃，大赦。大明元年，大赦，改元。三年，讨诛竟陵正诞，大赦。七年二月，大赦。十一月，曲赦南豫州殊死以下。十二月，大赦。
前废帝即位，大赦。景和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十一月，大赦。
明帝即位，大赦。三年，曲赦豫、南豫、青、冀四州。
後废帝即位，大赦。元徽元年，大赦，改元。
顺帝即位，大赦。
齐高帝受禅即位，大赦。弛逋债及犯乡论清议、赃淫盗者，荡涤如宋初。二年，大赦。
武帝即位，大赦。永明元年，祀南郊，大赦，改元。三年，祀南郊，赦三百里内，罪应入重者降一等，馀依赦制。四年，宥殊死以下。七年，祀南郊，大赦。八年，大赦。十一年，曲赦南兖、兖、豫、司、徐五州。
废帝即位，大赦。隆昌元年，大赦，改元。
海陵王即位，大赦。
明帝即位，大赦，改元。建武四年，大赦。
东昏侯永元元年，大赦，改元。二年，曲赦都下及徐、兖二州。三年，祀南郊，大赦。和帝即位，大赦。
梁武帝受禅即位，大赦一如宋齐。天监二年，祀南郊，降死囚以下，曲赦益州。三年，大赦。四年，祀南郊，大赦。五年，大赦。七年，以皇子绎生，赦大辟以下未结正者。八年，祀南郊，大赦。十年，祀南郊，大赦。十一年，曲赦扬、徐二州。十二年，祀南郊，赦大辟罪以下。十四年，皇太子冠，大赦。　十六年，耕籍田，赦罪人。十七年，大赦。十八年，受佛戒，赦罪人。普通元年正月，大赦。二年，祀南郊，大赦。三年，大赦。四年，祀南郊，大赦。六年正月，祀南郊，大赦。七月，大赦。七年，赦死罪以下。大通元年，曲赦东豫州。中大通元年正月，祀南郊，大赦。十月，设无遮会，大赦。三年，祀南郊，大赦。五年，祀南郊，大赦。大同元年，大赦。三年正月，祀南郊，大赦。八月，设无碍食，大赦。四年，大赦。六年，曲赦司、豫、徐、兖四州及都下。十年，大赦。中大同元年，大赦。太清元年正月，祀南郊，大赦。四月，舍身，大赦。二年，曲赦交、爱、德三州及南豫州。
简文帝即位，大赦。大宝元年，大赦，改元。
元帝即位，大赦。
敬帝即位，大赦。太平元年，大赦。
陈武帝受禅即位，大赦一如宋、齐、梁故事。永定二年，祀南郊，大赦。
文帝即位，大赦。天嘉元年，大赦，改元。三年，大赦。四年九月，曲赦都下。　十二月，大赦。五年，曲赦都下及建安、晋阳二郡。六年，曲赦都下。天康元年，大赦。废帝即位，大赦。光大元年，大赦。改元。
宣帝太建元年，即位，大赦。二年，大赦。三年，大赦。四年，大赦。六年，赦江右、淮北诸州。十年，大赦。十一年，大赦。
後主太建十四年正月即位，大赦。七月，大赦。至德元年，大赦，改元。二年十一月，大赦。三年，大赦。四年，大赦。正明元年，大赦。
後魏道武帝天兴元年，定国号为魏，大赦，改元，迁都平城。二年，曲赦京师。天赐元年，大赦。
明元帝永兴元年即位，大赦，改元。神瑞元年，大赦。泰常元年，大赦。
太武帝即位，大赦。神元年，大赦。延和元年，大赦。二年，大赦。太延元年，大赦。四年，大赦。太平真君元年，皇孙生，大赦。九年，大赦。十一年，曲赦定、冀、相三州死罪以下。正平元年，大赦。
文成帝即位，大赦。兴光元年二月，曲赦京师。七月，皇子生，大赦。太安元年，曲赦京师死囚以下。二年，立皇太子，大赦。四年，大赦。五年，赦京师死罪已下。和平元年，大赦，改元。六年，大赦。
献文帝即位，大赦。天安元年，大赦，改元。皇兴元年，皇子生，大赦，改元。四年，大赦。
孝文帝元兴二年，曲赦京师及河西，秦、泾、χ、凉州及诸镇。四年，曲赦仇池。　五年，曲赦京师死罪。承明元年六月，大赦。九月，曲赦京师。太和元年，大赦。二年，曲赦京师。三年三月，曲赦京师。十月，大赦。四年，曲赦京师。　五年，大赦。七年，皇子生，大赦。十年，大赦。十二年，大赦。十六年，颁新律令，大赦。十九年，曲赦徐、豫、梁、相四州。二十年，曲赦京师。二十三年，大赦。
宣武景明元年，大赦，改元。二年二月，大赦。七月，大赦。正始元年，大赦。三年正月，皇子生，大赦。八月，曲赦泾、秦、岐、凉、河五州。永平元年，大赦。三年，皇子生，大赦。延昌元年，大赦。
孝明帝即位，正月，大赦。八月，大赦。熙平元年，大赦，改元。二年，大赦。神龟二年，大赦。正光三年，大赦。五年，大赦。孝昌元年，大赦。二年，大赦。武泰元年，大赦。
敬宗即位，大赦，改元。二年七月，大赦。三年，诛尔朱荣，大赦。
节闵帝即位，大赦，改元。
废帝即位，大赦，改元。
孝武帝即位，大赦，改元。永熙三年，入长安，大赦。
文帝即位，大赦，改元。大统三年，以获神玺大赦。四年，立皇后，大赦。九年，大赦。十三年，大赦。十四年，皇孙生，大赦。十六年，大赦。
孝静帝即位，大赦，改元。天平三年，大赦。四年，大赦。元象元年，大赦。兴和元年五月，立皇后，大赦。十一月，新宫成，大赦。二年，大赦。武定元年，大赦。三年，大赦。五年，大赦。六年，以旱赦罪人有差。七年，大赦。
齐文宣帝天保元年五月，即位，大赦，改元。十月，曲赦并州。
北齐赦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於阊阖门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阙前，挝鼓千声，脱枷锁遣之。
九年四月，大赦。十一月，大赦。
废帝即位，大赦。
孝昭帝即位，大赦。
武成帝即位，大赦。河清元年，立皇后、太子，大赦。四年，传位太子，大赦。
後主天统三年二月，加元服，大赦。十一月，以大明殿成，大赦。四年，太上皇崩，大赦。武平元年，皇子生，大赦。三年，立皇后，大赦。五年，大赦。七年正月，大赦。十二月，大赦。
周孝闵帝即位，大赦。
孝明帝即位，大赦。二年，大赦。武成元年，大赦。
武帝即位，大赦。保定四年，大赦。天和三年，大赦。建德元年三月，大赦，改元。　四月，立皇太子，大赦。三年，大赦。五年，以取齐并州，大赦。六年，平齐，诏去年大赦颁宣未及之处悉从赦例。
宣帝大成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二月，传位皇太子，大赦。
时帝以高祖《刑书要制》为太重而除之，又数行赦宥。京兆郡丞乐运上疏，以为：“《虞书》所称‘眚灾肆赦’，谓过误为害，当缓赦之。《吕刑》云‘五刑之疑有赦’谓刑疑从罚，罚疑从免也。谨寻经典，未有罪无轻重溥天大赦之文，岂可数施非常之惠，以肆奸宄之恶乎！”帝不纳。
静帝二年，天元崩，大赦。
隋文帝受禅即位，大赦，改元。开皇三年正月，将迁新都，大赦。九月，大赦。　六年，大赦。七月，曲赦江陵及同州。八年，以伐陈曲赦陈国。九年，以平陈大赦。十五年正月，大赦。四月，大赦。十九年，大赦。
开皇末，王伽为齐州参军，被州使送流囚李参等七一馀人诣京师。时流人并枷锁传送。次荥阳，伽悯其辛苦，悉呼而谓之曰：“卿辈既犯国刑，亏损名教，身婴缧绁，此其职也。今复重劳援卒，岂独不愧於心哉！”参等辞谢。伽曰：“汝等虽犯宪法，枷锁亦大辛苦。吾欲与汝等脱去，行至京师总集，能不违期不？”皆拜谢曰：“必不敢违。”伽於是悉脱枷，停援卒，与期曰：“某日当至京师，如致前，吾当为汝受死。”舍之而去。流人感悦，依期而至，一无离叛。上闻而惊异，召见与语，称善久之。於是悉召流人，并令携负妻子俱入，赐宴於殿庭而赦之。乃下诏曰：“凡在有生，含灵禀性，咸知好恶，并识是非。若临以至诚，明加劝导，则俗必从化，人皆迁善。往以海内乱离，德教废绝，官人无慈爱之心，兆庶怀奸诈之意，所以狱讼不息，浇薄难理。朕受命上天，安养万姓，思导圣法，以德化人，朝夕孜孜，意本如此。而伽深识朕意，诚心宣导。参等感悟，自赴宪司。明率土之人，非为难教，良是官人不加示晓，致令陷罪，无由自新。若使官尽王伽之俦，人皆李参之辈，刑措不用，其何远哉！”於是擢伽为雍令，政有能名。
仁寿元年，大赦。二年，曲赦益州。
炀帝大业元年正月，大赦，改元。十月，赦江、淮以南。三年，颁律令，大赦。五年，大赦。九年，大赦。十年，大赦。十一年，曲赦太原、雁门死罪以下。
恭帝即位，大赦，改元。
唐制，赦日，武库令设金鸡及鼓於宫城门外之右，勒集囚徒於阙前，挝鼓千声讫，宣制放。其赦书颁诸州，用绢写行下。《律》曰：“曾赦及降者，盗、者、准、枉法，犹徵正赃，馀赃非见在，收赎之物限内未送者，并从赦降原。诸赦前断罪不当者，若处轻为重，宜改从轻，处重为轻，即依轻法。其常赦所不免者，依常律（常赦所不免，谓虽会大赦犹处死及流，若除名、免所居官、移乡者。赦书定罪名合从轻者，不待引律比附入重，违者各以故失论）。诸以赦前事相告言者，以其罪罪之；官司受而为理者，以故入人罪论；至死者，各加役流。若事须追究者，不用此律。”（追究，谓婚姻良贱、赦限外蔽匿，应改正徵收及追见赃之类。）
唐高祖武德元年五月，上受隋禅，即皇帝位，大赦，改元。四年七月，以王世充、窦建德既平，天下略定，大赦。
时赦令既下，而王、窦馀党尚有远徙者。治书侍御史孙伏伽请曰：“今兹大赦，既云常赦不原者皆赦除，非直赦其有罪，亦是与天下更新，因何既赦而复徙之？且世充尚蒙宽宥，况於馀党，所宜纵释。”上从之。
九年六月，秦王世民诛太子建成、齐王元吉，大赦天下。八月，太宗即皇帝位，赦天下。贞观四年，以克突厥，赦天下。六年，上亲录囚徒，放死罪三百九十人归於家，令明年秋来就刑。其後应期毕至，乃诏悉赦之。
欧阳氏曰：“信义行於君子，而刑戮施於小人。刑入於死者乃罪大恶极，此又小人之尤甚者也。宁以义死，不苟幸生，而视死如归，此又君子之尤难者也。方唐太宗之六年，录大辟囚三百馀人，纵使还家，约其自归以就死，是以君子之难能期小人之尤者以必能也。其囚及期而卒自归无後者，是君子之所难，而小人之所易也。此岂近於人情？或曰：‘罪大恶极，诚小人矣，及施恩德以临之，可使变而为君子。盖恩德入人之深而移人之速有如是者矣。’曰：‘太宗之为此，所以求此名也。然安知夫纵之去也，不意其必来以冀免，所以纵之乎。又安知夫被纵而去也，不意其自归而必获免，所以复来乎。夫意其必来而纵之，是上贼下之情也；意其必免而复来，是下贼上之心也。吾见上下交相贼以成此名也，乌有所谓施恩德与夫知信义者哉！不然，太宗施德於天下，於兹六年矣，不能使小人不为极恶大罪，而一日之恩，能使视死如归而存信义，此又不通之论也。然则何为而可？曰：纵而来归，杀之无赦，而又纵之，而又来，则可知为恩德之致尔。然此必无之事也。若夫纵而来归而赦之，可偶一为之尔。若屡为之，则杀人者皆不死，是可为天下之常法乎？不可为常者，其圣人之法乎？是以尧、舜、三王之治，必本於人情，不立异以为高，不逆情以干誉。”
九年，赦天下。十四年，赦雍州、长安系囚大辟以下。十七年，立晋王治为皇太子，赦天下。二十三年三月，赦天下。六月，上崩。高宗即位，赦天下。
上尝谓侍臣曰：“凡赦唯及不轨之辈。古言曰：‘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也。’‘一岁再赦，善人喑哑’。凡养稂莠者伤禾稼，惠奸宄者贼良人。昔‘文王作罚，刑兹无赦’。夫小仁者，大仁之贼。故我有天下以来，不甚放赦。今四海安静，礼义兴行，数赦即愚人常冀侥亻幸，唯欲犯法，不能改过，当须慎赦。”
高宗永徽三年，立陈王忠为皇太子，赦天下。六年，立武氏为皇后，赦天下。　显庆元年，改元，赦天下。四年，太子加元服，赦天下。五年，平百济，赦天下。　龙朔二年，赦天下。乾封元年，封泰山，赦天下。咸亨元年，赦天下。上元元年，赦天下。二年，立雍王贤为皇太子，赦天下。仪凤元年，赦天下。三年，赦天下。调露元年，赦天下。永隆元年，立英王哲为皇太子，赦天下。永淳元年，赦天下。弘道元年，赦天下。
武后光宅元年正月，改元，赦天下。二月，睿宗立，赦天下。九月，赦天下。垂拱元年，赦天下。二年，赦天下。四年，赦天下。天授元年十一月，赦天下。　九月，改唐为周，赦天下（是年用周正，以十一月为岁首）。长寿元年，赦天下。延载元年，赦天下。天册万岁元年正月，大赦。九月，加尊号，赦天下。
获嘉县主簿刘知几上表言：“皇业权舆，天地开辟，嗣君即位，黎元更始，则时藉非常之庆，以申再造之恩。今六合清晏而赦令不息，近则一年再降，远则每岁无遗，至於违法悖礼之徒，无赖不仁之辈，编户则寇攘为业，当官则赃贿是求。而元日之朝，指期天泽，重阳之节，伫降皇恩，如期忖度，咸乐释免。咸为各垂结正，罪当断决，窃行货贿，方便规求，故致稽延，毕г宽宥。用使俗多顽悖，时罕廉隅，为善者不预恩光，作恶者独承徼幸。若乃方正直言之士，守善嫉恶之夫，每欲揽辔埋轮，效鹰而报国；褰帷露冕，去蝥贼以安人。而遇赦无以效其功，阅恩无所施其巧。古语云：‘小人之幸，君子之不幸。’斯之谓也。望今後颇节於赦，使黎民知禁，奸宄肃清。又海内具僚九品以上，每岁逢赦，必赐阶勋，遂使绯服众於青衣，象版多於木笏；皆荣非德举，位罕才升。稍息私恩，使有善者愈效忠勤，无才者咸知勉励。”疏奏，太后颇嘉之。
万岁通天元年，赦天下。神功元年，赦天下。圣历元年正月，大赦天下。九月，复立庐陵王为皇太子，赦天下。二年，赦天下。久视元年五月，赦天下。　十月，赦天下。长安元年，赦天下。二年，祀南郊，赦天下。
中宗神龙元年正月壬午朔，赦天下。甲辰，太子监国，赦天下。丙午，中宗复位，赦天下。二年，甲子立皇后，赦天下。二年，赦天下。景龙元年，赦天下。　二年二月，赦天下。十一月，赦天下。三年，祀南郊，赦天下。
睿宗即位，赦天下。二年，制太子监国，赦天下。三年正月，耕籍田，赦天下。　五月，祭北郊，赦天下。
元宗即位，八月，赦天下（即神龙三年改先天元年）。十月，谒太庙，赦天下。开元元年，诛太平公主，赦天下。五月，赦天下。九年，赦天下。十一年，祀南郊，赦天下。十三年，封泰山，赦天下。十七年，赦天下。二十年祀后土汾阴，赦天下。二十七年，赦天下。天宝元年正月，大赦，改元。二月，合祀天地南郊，赦。　三载，祀九宫贵神，赦天下。六载，合祭南郊，赦天下。七载，上尊号，赦天下。　十载，合祭南郊，赦天下。
肃宗即位於灵武，赦天下。二载，克复两京，赦天下，惟与安禄山同反及李林甫、王钅共、杨国忠子孙在不免例。乾元元年二月，赦天下，改元。四月，新太庙成，享庙，赦天下。上元元年，赦天下，改元。二年，赦天下。宝应元年，上皇崩，赦天下。
代宗即位，赦天下。广德元年，上尊号，改元，赦天下。二年，赦天下。永泰元年，改元，赦天下。大历元年，赦天下，改元。五年，诛鱼朝恩，赦京师囚系。七年，赦天下。九年，赦天下。
德宗即位，赦天下。建宗元年，改元，赦天下。兴元元年正月，上在奉天，大赦。七月，平朱Г，复长安，大赦。贞元元年，赦天下，改元。四月，赦天下。九年，祀圜丘，赦天下。
顺宗即位，赦天下。
德宗之末，十年无赦，群臣以微过谴逐者，皆不复叙用，至是，始得量移。
宪宗元和元年，赦天下，改元。二年，祀圜丘，赦天下。三年，受尊号，赦天下。十三年，赦天下。十四年，受尊号，赦天下。
穆宗长庆元年正月，赦天下，改元。七月，受尊号，赦天下。
敬宗即位，赦天下。宝历元年，赦天下，改元。
文宗太和元年，赦天下，改元。三年，祀圜丘，赦天下。开成元年，赦天下，改元。
武宗即位，赦天下。会昌元年，祀圜丘，赦天下。二年，受尊号，赦天下。五年，赦天下。
宣宗即位，赦天下。大中元年，赦天下，改元。二年，受尊号，赦天下。四年，赦天下。七年，祀圜丘，赦天下。十三年，赦天下。
懿宗即位，赦天下。咸通二年，祀圜丘，赦天下。三年，受尊号，赦天下。四年，祀圜丘，赦天下。十一年，受尊号，赦天下。
僖宗即位，赦天下。乾符二年，祀圜丘，赦天下。中和元年，上在成都，赦天下，改元。光启元年，上还京，赦天下。文德元年，赦天下，改元。
昭宗龙纪元年，赦天下，改元。二年，赦天下。景福元年，大赦，改元。乾宁元年，大赦天下。光化元年五月，赦天下。天复元年，赦天下。
●卷一百七十三 刑考十二
○赦宥
梁太祖开平元年即位，大赦，改元。开平三年正月，祀圜丘，大赦。十一月，告谢圜丘，大赦。乾化元年，大赦。郢王友即位，大赦。
均王乾化三年，祀圜丘，大赦。
唐庄宗同光元年即位，大赦。二年，祀南郊，大赦。
容斋洪氏《随笔》曰：“赦过宥罪，自古不废，然行之太频，则惠奸长恶，引小人於大谴之域，其为害固不胜言矣。唐庄宗同光二年大赦，前云：‘罪无轻重，常赦所不原者，咸赦除之。’而又曰：‘十恶、五逆、屠牛、铸钱、故杀人、合造毒药、持杖行劫、官典犯赃，不在此限。’此制正得其中。当乱离之朝，乃能如此，亦可取也，而今时或不然。”
明宗天成元年即位，大赦。长兴元年，祀圜丘，大赦。
闵帝即位，大赦。
潞王清泰元年即位，大赦。
晋高祖天福元年十一月即位，大赦。十二月，入洛阳，大赦。二年，至汴州，大赦。三年，大赦。
左散骑常侍张允进《赦论》，曰：“窃观自古帝王，皆以水旱，则降德音而宥过，开狴牢而放囚，冀感天心，以救其灾者，非也。假有二人讼，一人有罪，一人无罪，遇赦则有罪者幸免，无罪者衔冤。衔冤者何疏，见赦者何亲，冤气升闻，乃所以致灾，非弭灾也。小民遇天灾则喜，皆劝为恶，曰：‘国家好行赦，必赦我以救灾。’如此，则赦者教民为恶也。且天道福善祸淫，若以赦为恶之人而变灾为福，是则天助恶民也。或曰天降之灾，警诫人主，岂以滥舍有罪而能救其灾乎！”上嘉纳之。中书舍人李详上疏，以为：“十年以来，赦令屡降，诸道职掌，皆许推恩，而藩方荐，论动逾数百，乃至藏典、书吏、优伶、奴仆，初命则至银青阶，被服皆紫袍象笏，名器僭滥，贵贱不分。请自今诸道主兵将校之外，节度州听奏朱记大将军以上十人，他州止听都押牙、都虞候、孔目官，自馀但委本道迁职名而已。”
按：赦之为言，宥有罪之谓也。後来之赦，非独宥罪而已，又从而推恩焉。於是有罪者幸免，无功者超迁，刑赏俱失，皆由於赦，其无益而有害也明矣。
齐王即位，大赦。开运元年，大赦，改元。二年，大赦。四年，契丹主入汴，大赦。
汉高祖即位，大赦。乾佑元年，大赦，改元。
隐帝即位，大赦。二年，大赦。
周太祖广顺元年即位，大赦。显德元年，祀圜丘，大赦。
世宗即位，大赦。二年克凤州，曲赦秦、凤、阶、成境内。三年，赦淮南诸州系囚。
恭帝即位，大赦。
宋朝赦宥之制，其非常覃庆，则常赦不原者咸除之；其次释杂犯死罪以下，皆谓之大赦，或止谓之赦。杂犯死减等，而馀罪释之；流以下减等，杖、笞释之，皆谓之德音；亦有释杂犯罪至死者。其恩霈之及，有止於京城、两京、两路、一路、数州、一州之地者，则谓之曲赦。
太祖皇帝建隆元年，受周禅，大赦，改元。二年，以皇太后疾，赦。乾德元年四月，平荆、湖，赦其地。十一月，郊，大赦。
诏：“两京、诸道，自後犯窃盗不得预郊祀之赦，所在长吏当告谕下民，毋令冒法。”是後，将祀郊丘，必申此诏。
三年，平蜀，赦其地。开宝元年，郊，大赦。四年二月，平广南，赦其地。十一月，郊，大赦。八年，平江南，赦其地。九年，郊，大赦。
太宗即位，大赦，改元。太平兴国三年，郊，大赦。
诏：“自元年十二月二十二日以後（即登极赦），京朝幕府州县官犯入已赃除名配诸州者，纵逢恩赦，不在放还之限。”
帝尝因郊礼议赦，有秦恩者，上书愿勿赦，引诸葛亮佐刘备数十年不赦事。上颇疑之。时赵普对曰：“凡郊肆眚，圣朝彝典，其仁如天，尧舜之道也。若刘备区区一方，臣所不取。”上善其对，赦宥之文遂定。
四年，平河东，赦其地。六年五月，以旱大赦。十一月，郊，大赦。雍熙元年，郊，大赦。端拱元年，大赦。
少府监言：“犯赃配役人郭冕等九人皆尝任京朝官，会赦，当叙用。”上曰：“冕等赃吏，不可复齿仕版。”止令释遣之。
淳化四年，郊，大赦。五年，大赦。至道元年，立皇大子，大赦。二年，郊，大赦。
真宗即位，大赦。咸平二年，郊，大赦。
诏：“如闻小民知有恩赦故为劫盗，自今不在原免之限。”
五年，郊，大赦。景德元年，大赦。二年正月，大赦。十一月，郊，大赦。
大理寺言：“郊礼在近，诸州奏按多不精详，冀於覆延留，以俟恩宥。请自今有侵损赃私，事状明白，公然抗拒，当退者，即具情实定断，以绝侥亻幸。”诏可。
大中祥符元年正月，以天书降，大赦。十月，封禅礼成，大赦。四年，祀后土睢上，大赦。五年，圣祖降，大赦。七年，恭谢东郊，大赦。八年正月，上玉皇圣号，大赦。闰六月，以日食大赦。天禧元年，上玉皇、圣祖宝册，大赦。
江南提点刑狱范应辰上言：“伏睹辛亥制书：‘常赦不原者咸除之。’谨按《吕刑》云：‘两造具备，师听五辞。五辞简孚，正於五刑。五刑不简，正於五罚。五罚不服，正於五过。’繇是，‘五刑之疑有赦，五罚之疑有赦。’其来详矣。臣今所部州军，过误而被宥者虽多，窃害而蒙释者亦众。盖以奸凶之辈，密断赦期，百计是为，万端斯起，发其夙憾，狃於忿心，单弱受辜，强梁肆暴。或举家陨命，罄室虏财；或持刃杀人，肝脑涂地；或纵火焚舍，蕴蓄荡空。至有纠轻生之徒，为强剽之盗，公行戕害，以夺资储。巡警之官，上逼下逐，设谋缉捕，冒险斗敌，科罚耆伍，薄责令尉，以兹败获，合正典刑。逢此霈恩，亦蠲其罪，悉又配为卒伍，咸给衣粮。今力耕之人有受其寒馁者，而此辈季赐以服，月赋以粟，又何异赏人为盗者邪？与夫疑则赦之言殊矣！望自今应有知赦在近而固为罪戾，若赦後彰显情理切害者，死罪以下，止递减一等；赦前杀人剽财，赦後虽不复为，若因事捕获，决隶远恶州军；其杀人放火、虏劫财货已依赦配本城者，如更配逃亡饮博之罪，依禁军例科断；其重罪该原而情理切害者，所在长吏籍其犯由，若再黩宪纲，不以罪之大小，禁锢奏裁；其州县官吏侮刑受赂，望止原其罪，而削其官，以申警戒焉。”上览之，颇嘉其尽心，然以赦数则不可，无之实难也。
二年七月，彗见，大赦。八月，立皇太子，大赦。三年八月，以天书再降，大赦。十一月，郊，赦。四年，大赦。五年，赦。乾兴元年，大赦。
仁宗即位，大赦。天圣二年，郊，大赦。五年，郊，大赦。八年，郊，大赦。明道元年八月，大赦。十一月，大赦，改元。二年二月，躬耕籍田，大赦。三月，以皇太后不豫，大赦。景元年，以星变大赦。二年，郊，大赦。宝元元年，郊，大赦。庆历元年，郊，大赦。四年，郊，大赦。五年，大赦。皇二年，大享明堂，大赦。五年，郊，大赦。至和二年八月，赦京辅。
先是，正月已降德音，知谏院范镇言：“京辅岁一赦而去岁再赦，今岁三赦；又在京诸军岁再赐缗钱，姑息之政，无甚於此。夫岁一赦者，细民谓之“热恩”，以其必在五、六月间也，奸猾为过，指以待免，况再赦三赦乎！今备塞之兵五六十万，使闻京师端坐受赐者，能不动心哉。请自今罢所请一赦，以摧奸猾而使善良得以立也，罢兵士之特赐，以均内外而使民得以宽也。”
嘉元年正月，大赦。七年，大享明堂，大赦。八年，上不豫，大赦。
帝在位久，明於人之情伪，尤恶人讦阴事，一时士大夫亦习为厚。而小人乘间，密上书，疏人过失，又数按人赦前事。翰林学士张方平言：“中外官多发人积年罪状，及奏劾事，辄请不以赦原，咸快一时之小忿，失天下之大信，相沿敝迹，浸成险俗，弃瑕录善，义则不然。自今有类此者，请以故违制书坐之。”其後，御史吕诲复以为言。诏曰：“比者中外多上章言人过失，暴扬难验之罪，告案无证之辞，或外公言，内缘私忿，诋欺暧昧，苟陷善良。又赦令者，所以与天下更始，而有司多举按赦前事，殆非信命令，重刑罚，使人洒心自新之意也。自今有上章告人罪及言赦前事者，讯之。至於言事之官，宜务大体，非关朝政，自馀小过细故，勿须察举。”
英宗即位，大赦。治平二年，郊，大赦。三年，大赦。
仁宗世，大赦二十二，曲赦五，德音十五，录系囚五十八。英宗世，大赦二，德音三，录系囚七。其赦常赦所不原罪，唯仁宗、英宗即位及明道中太后不豫行之。然明道所行，人以为滥，既而诏杀人者虽会前赦皆刺隶千里外牢城。世或谓三岁一赦，於古未有。景中，言者以为：“三王岁亲祀圜丘，未尝辄赦。自唐兵兴以後，事天之礼不常行，因有大赦，以荡乱狱。且有罪者宥之未必自新，被害者抑之未必无怨。不能自新，将复为恶；不能无怨，将悔为善。一赦而使民悔善长恶，政教之大患也。愿罢三岁一赦，使良民怀惠，凶人知禁。或谓未可尽废，即请命有司，前郊三日理罪人，有过误者，引而赦之。州县须诏到仿此。”疏奏，朝廷重其事，第诏：“自今罪人情重者，毋得一以赦免。”然亦未尝行。
神宗即位，大赦。
诏曰：“夫赦令，国之大恩，所以荡涤瑕秽，纳於自新之地，是以圣王重焉。中外臣僚多以赦前事捃摭吏民，兴起讼狱；苟有诖误，咸不自安，甚非持心近厚之谊，使吾号令不信於天下。其申诏内外言事、按察官司，毋得依前举劾，具按取旨，否则科违制之罪。”
知谏院司马光上言：“窃惟按察之官以赦前事兴起狱讼，枉系平民，及以轻浅之罪奏乞不原，圣恩禁之，诚为大善。至於言事之官，事体稍异，恐难以一例指挥。何则？御史之职，本以绳按百辟，纠レ隐伏。奸邪之状，固非一日所为。国家素尚宽仁，数下赦令，或一岁之间，至於再三，若赦前之事皆不得言，则其可言者无几矣。万一有奸邪之臣，朝廷不知，误加进用，御史欲言，则违今日之诏，若其不言，则陛下何从知之？臣恐因此言者得以箝口偷安，奸邪得以放心不惧。此乃人臣之至幸，非国家之长利也。请追改前诏，刊去‘言事’两字。”光论复数至再，帝谕以“言者好以赦前事诬人”，光曰：“若言之得实，诚所欲闻；若其不实，当罪言者。”帝命光送诏於中书。
熙宁元年，郊，大赦。四年，大享明堂，大赦。
七年，帝以旱，欲降赦，时已两赦，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欤？’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乃止。
七年，郊，赦。八年，彗出，大赦。十年，郊，赦。元丰三年，大享明堂，赦。五年，景灵宫成，大赦。六年，郊，赦。
大理少卿刘衮言：“赦书以赦降日昧爽以前为限；非次恩霈，人难预期，请依德音例，以赦到日为限。”从之。
八年，上不豫，大赦。立皇太子，大赦。
哲宗即位，大赦。元元年，大享明堂，赦。
门下省言：“当官以职事旷隳，虽去官不免，犹可言；至於赦降大恩，与物更始，虽劫盗杀人亦蒙宽宥，岂可以一事差失，负罪终身？今刑部所修不以去官赦降原减条，所留尚多，所删尚少，请更删改存留。”从之。
四年，大享明堂，赦。七年，郊，大赦。八年，赦。
门下侍郎韩维言：“请自今每近郊赦，令刑部、大理寺、开封府并依当时决遣狱讼，不减日限，其情重难释者，别为一等奏断。”从之。
绍圣二年，大享明堂，赦。四年四月，西边进筑，赦陕西、河东。九月，彗出氐，赦。元符元年，郊，赦。二年，以西边进筑毕功，赦陕西、河东。三年，上不豫，大赦。
中书省言：“《元编敕》惟传习妖教、幻变之术及故盗决河堤堰不以赦降原减，馀犯一再遇非次赦，或两经大礼者，听从原免。元符新敕删去，遂使犯法者无由自新。”诏依元法。
徽宗即位，大赦（元符三年正月）。四月，皇太子生，大赦。建中靖国元年，郊，赦。　崇宁二年，大赦。三年，郊，赦。五年，彗出西方，赦。大观元年正月，大赦。九月，大享明堂，赦。二年，受八宝，赦。四年五月，星孛奎、娄，大赦。十一月，郊，赦。　政和二年，受元圭，大赦。三年四月，赦梓夔路。十一月，郊，赦。四年，祭地，赦。五年，立皇太子，赦。
知兴仁府夏鳍言：“诸路奏狱，有因祖父母为人所殴而子孙殴之以致死者，并坐情理可悯奏裁，多免流配；若遇赦则不复奏裁，即作斗杀情理减等流配。是不遇赦者为幸，遇赦者为不幸。请自今虽遇赦，亦令奏裁。”从之。
六年，上玉皇号，大赦。修京西大内成，赦京西路。十一月，郊，赦。七年，大享明堂，赦。重和元年，受定命宝，大赦。六月，赦四川及陕西、河东。九月，大享明堂，赦。十一月，改元，大赦。宣和元年，赦陕西、河东。三年，讨方腊，大赦。方腊平，赦江、浙、淮南等路。四年，郊，赦。五年，入燕，赦两河、燕、€路。六年，大赦。七年五月，赦京东、河北。十一月，郊，赦。
钦宗即位，大赦。靖康元年五月，赦河北。
神宗大赦凡十一：即位覃恩一，南郊四，明堂二，星变一，景灵宫成，奉安一，帝不豫祈福一，立皇太子一。曲赦凡十一：两京、郑州、河阳以山陵毕功，河北诸州以水灾、地震，西京以奉安二后神御，河东、陕西以师旅，熙河、秦凤以恢复而熙河独再，广东、西、湖南以交趾平，颍昌府以帝藩邸受封，梓州路以夷人平。德音凡八：以冬无雪，以皇子生，以日食正阳之月者再，以奉安中太一，以慈圣光献皇后弗豫，以山陵复土，以四后升。亲录在京系囚凡十五，及诸路者一，及西京者二。
哲宗大赦凡八：即位覃恩一，南郊二，明堂三，太皇太后不豫一，星变一，帝不豫一。德音凡九：两京畿、河阳以永裕陵复土，西京以修奉应天禅院会圣宫影殿成，两京、畿、河阳、郑州以宣仁皇后山陵复土，陕西、河东两路以西边进筑九城，以建西安州，而连雪久阴、上清储祥宫成、受传国宝、皇子生，皆及天下。
徽宗大赦二十六：即位覃恩一，南郊八，明堂三，皇子生，亲谒原庙，九鼎成，星变二，受八宝，受元圭，立皇子，上玉皇尊号，受定命宝，太一宫成，罢方田，收复燕€。曲赦十四：荆湖北路以平荆湖犭贼，熙河、秦凤、永兴军路以收复湟州，熙河兰湟路以抚定鄯、廓，熙河、陕西、河东、京西路以兴复解盐池宝，广西以夜郎、康居之属纳土，熙河兰湟、秦凤、永兴军路以辟陕西疆土，四川以平西南夷，淮南西路以平淮南贼，陕西、河东路以破西夏，陕西、河东路以夏人纳款，河北、河东路以收复燕京、燕山府、€中路。德音二十七：四京、畿内以日食，以皇太后罢同听政，两京、畿、河阳、郑州以永泰陵复土，以升端州为肇庆府，以皇太后服药，以日食正阳之月，两京、畿、河阳以钦圣宪肃皇后园陵复土，四京、畿内以景灵西宫成，西京、畿内、河阳、郑州以钦成皇后园陵复土，西京、畿以哲宗神御殿成，四京、畿内以延福宫火，以升澶州为开德府，真、光、寿、舒、和、宿、泗、楚、扬、亳、苏、常、湖、润、杭、秀、越、颍、徐、拱州，高邮、无为军，江宁、颍昌府，河南、应天府及陈留县管内以妖贼张怀素平，两京、河阳、郑州以帝疾康宁，以收复溱、播州梓夔路，两京、畿，河阳、郑州管内以昭怀皇后圆陵复土，河北、京西、京东路以修三山河桥成，两浙、江东、福建、淮南路以方腊伏诛，京东、河北路以盗贼；而北郊凡三，以禁中神御成，以皇帝元命之月，以神霄宫成，皆及天下。
钦宗大赦二：即位覃恩，金国讲和。德音一：河北路以金人出境。
高宗建炎元年五月即位於南京，大赦，改元。六月，以皇长子生，大赦。
右仆射李纲言：“登极赦独遗河东、北而不及勤王之师。夫两路为朝廷坚守而赦令不及，勤王之师虽未尝用，然在道半年，亦已劳矣，况疾病死亡者不可胜数，恩恤不及，後复有急，何以使人！”上嘉纳。故此赦於二者特详。
二年十一月，郊，赦。三年二月，上如杭州，大赦。三月，苗傅、刘正彦叛，请太后听政，大赦。四月，上复位，大赦。　四年三月，以虏退，大赦。绍兴元年正月，上在越州，大赦，改元。九月，大享明堂，大赦。二年九月，以彗出大赦。四年，大享明堂，大赦。七年，大享明堂，大赦。九年正月，以大金讲和大赦，十年，大享明堂，大赦。十二年，以皇太后至临安，大赦。十三年，郊，赦。十五年四月，以彗出东方，大赦。十六年，郊，赦。十九年，郊，赦。二十二年，郊，赦。二十五年，郊，赦。
右正言凌哲言：“陛下深念比年臣僚有缘诬告不测之罪投窜遐裔，无路自明，因郊祀赦，旷然与之昭雪，或除罪籍，或复元官，冤愤既伸，万物吐气，甚盛德也。至於奸赃狼籍巳经按治，迹状显著人所共知者，亦复巧饰词理，公肆诞谩，咸以违忤权臣为辞。今陛下方开公正之路，小人乃欲启侥亻幸之门，此正清议之所不容也。又况此曹嗜利之人，与生俱生，未易悛革，倘复齿仕途，再临民社，且益务掊克以残虐吾民，其害将又甚於前日矣。请特诏有司，应自今陈雪过名之人，并须检会元犯事因，如系赃罪已经勘劾者，乞止依元断条法施行。”诏刑部看详。本部言：“命官犯罪，若元因论诉按发鞫勘赃证结录别无番异者，并欲具元断因依告示。其馀特放罪，或因缘连坐之人，後来有司看详，委有冤抑者，即行开具因依，申取朝廷指挥。”从之。
二十八年，郊，赦。二十九年，以太后不豫，大赦。三十一年，大享明堂，赦。十二月，以虏渝盟，上亲征，赦新复州军。
孝宗受内禅，即位，大赦。隆兴二年十二月，赦沿边诸州。乾道元年正月，郊，赦。八月，立皇太子，大赦。三年七月，以皇太子疾，大赦。十一月，郊，赦。六年十一月，郊，赦。七年二月，立皇太子，大赦。淳熙二年，行上皇庆寿礼，大赦。三年十一月，郊，赦。六年大，享明堂，赦。九年，大享明堂，赦。
大理卿王尚之言：“近以民间词诉，官司按劾多有连及赦前事者，复送有司根勘。如此则与不曾经大赦无以异，非所以示信也。请降指挥，应今後送所司推勘者，只合将大赦後罪犯依法结断；若所犯在大赦前，苟非恶逆以上，并不许推究。”从之。
十年，行太上皇帝庆寿礼，赦。十二年，郊，赦。十三年，行上皇后庆寿礼，赦。十四年，上皇违豫，大赦。十五年，大享明堂，大赦。
光宗受内禅，大赦。绍熙二年，郊，赦。
殿中侍御史张釜言：“国家三岁一郊，霈旷荡之泽以幸天下，德至渥也。然赦文与令甲牾者有失参考。乞预饬省、部，令将各按具到赦文内合行事件逐一比照见行条法，法意宽而条或从窄，则改定赦文，令舍窄而就宽；赦文本宽而法或从窄，则明载赦书，令舍法而从赦。毋令引法以沮赦，毋令因赦以伤恩，如此，则国家旷荡之泽不为虚文。”从之。
容斋洪氏《随笔》曰：“熙宁七年旱，神宗欲降赦，时已两赦矣。王安石曰：‘汤旱以六事自责，曰政不节与？若一岁三赦，是政不节，非所以弭灾也。’乃止。安石平生持论务与众异，独此说为至公。近者六年之间，再行覃霈。婺州富人卢助教，以刻核起家，因至田仆之居，为仆父子四人所执，投杵臼内，捣碎其躯为肉泥，既鞫治成狱，而遇巳酉赦恩获免。至复登卢氏之门，笑侮之曰：‘助教何不下庄收？’兹事可为冤愤，而州郡失於奏论。绍熙甲寅岁至四赦，凶盗杀人一切不死，惠奸长恶，何补於治哉？”又曰：“淳熙十六年二月《登极赦》：‘凡民间所欠债负，不以久近多少，一切除放。’遂有方出钱旬日，未得一息，而并本尽失之者，人不以为便。何澹为谏大夫，尝论其事，遂令只偿本钱，小人无义，几至喧讠。绍兴五年七月覃赦，乃只为蠲三年以前者。按晋高祖天福六年八月，《赦》云：‘私下债负取利及倍者并放。’此最为得。又云：‘天福五年终已前，残税并放。’而今时所放官物，常是以前二年为断，则民已输纳，无及於惠矣。唯民间房赁欠负，则从一年以前皆免。比之区区五代翻有所不若也。”
五年，寿皇不豫，赦天下。
宁宗七月即位，赦天下。九月，合祭天地於明堂，大赦。
是岁五月，以孝宗大渐，尝肆赦。七月，上登极。九月，宗祀明堂。尚书省契勘：“一岁之间三行赦放，恐有凶恶累犯之人指恩作过。内曾犯徒流罪巳经登极赦恩免罪，後再犯徒流，以情理深重者未曾断遣，别听朝廷指挥。”其指挥与赦文同降，但以白纸连书於黄牒前云。盖前所未有。
庆元三年十月，以冬雷，赦。十一月，郊，赦。六年八月，以太上皇违豫，赦。九月，祭明堂，赦。嘉泰三年十一月，郊，赦。开禧二年六月，以北伐曲赦泗州。　九月，祭明堂，赦。三年四月，以诛吴曦，曲赦四川。五月，以皇太后违豫，赦天下。十一月，以立皇太子，赦天下。嘉定二年，祀明堂，赦天下。五年，郊，赦。八年，祀明堂，赦。十一年，祀明堂，赦。十四年，祀明堂，赦。十五年，受玉宝，大赦。十七年，上违豫，赦。
●卷一百七十四 经籍考一
○总叙
伏牺氏始画八卦，造书契（书者，文字；契者，刻木而书其侧。故曰：书契也。一云：以书契约其事也。郑元：以书书木边言其事，刻之木，谓之书契也），以代结绳之政，由是文籍生焉。伏牺、神农、黄帝之书，谓之《三坟》（坟，大也），言大道也。少昊、颛顼、高辛、唐、虞之书，谓之《五典》，言常道也。至於夏、商、周之书，虽设教不伦，雅诰奥义，其归一揆，是故历代宝之，以为大训。八卦之说，谓之《八索》（索，求也），求其义也。九州之志，谓之《九邱》。邱，聚也。言九州所有，土地所生，风气所宜，皆聚此书也。
按：古书之流传於今者惟《六经》，《六经》之前，则《三坟》、《五典》、《八索》、《九邱》是已。《周官》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则国家之所职掌者此也。楚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则学士大夫之所诵习者此也。今其书亡，而其义则略见於孔氏《尚书》之序，故录之以为经籍之始。《索隐史记三皇纪》言：“《春秋纬》称自开辟至於获麟，凡二百二十六万七千岁，分为十纪，凡世七万六百年。一曰九头纪，二曰五龙纪，三曰摄提纪，四曰合雒纪，五曰连通纪，六曰序命纪，七曰循蜚纪，八曰因提纪，九曰禅通纪，十曰疏仡纪。”则上古之书盖不可胜计，然其说荒诞，故无取焉。
《周官》：太史掌建邦之六典，以逆邦国之治；掌八法，以逆官府之治；八则，以逆都鄙之治（太史，日官也）。凡辨法者考焉，不信者刑之。凡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有约剂者藏焉，以贰六官（六官各有一通，此太史亦副写一通，故云“以贰六官”）。小史掌邦国之志，奠系世、辨昭穆（志，犹记也。《春秋传》所谓《周志》，《国语》所谓《郑书》之属是也。史官主书，故韩宣子聘於鲁，观书太史氏。系世，谓《帝系》、《世本》之属是也。小史主定之）。内史，掌王之八枋之法，以诏王治；执国法及国令之贰，以考政事，以逆会计（国法：六典、八法、八则）；掌叙事之法，受纳访，以诏王听治（叙，六叙也。纳访，纳谋於王也。六叙六曰：以叙听其情）。凡命诸侯及孤卿大夫则策命之（如《春秋》王命内史兴父策命晋侯之类），凡四方之事书内史读之（若今尚书入省事），王制禄，则赞为之，以方出之（赞为之，为之辞也。以方版书而出之），赏赐亦如之。内史掌书王命，遂贰之（副写藏之）。
外史掌书外令（王令下畿外），掌四方之志（志，记也。谓若鲁之《春秋》，晋之《乘》），掌三皇、五帝之书，掌达书名於四方（若谓《尧典》、《禹贡》，达此名使知之）。若以书使於四方，则书其令（书王令以授使者）。
御史掌邦国都鄙及万民之治令，以赞冢宰（王所以治之，令冢宰掌王治）。凡治者受法令焉（为书写其治之法）。
小行人掌五物者（谓国札丧、凶荒、师役、福事、灾祸，共五者），及其万民之利害为一书，其礼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顺为一书，其悖逆、暴乱、作慝、犹犯令者为一书，其札丧、凶荒、厄贫为一书，其康乐、和亲、安平为一书。凡此五物者，每国辨异之，以反命於王，以周知天下之故。
按：成周之时，自太史以至小行人，皆掌官府之典籍者也，其名数亦多。今除《宝训》及《太平六典》之外，亦无可考者矣。
孔子生於周末，睹史籍之繁文，惧览之者不一，遂乃定礼乐，明旧章，删《诗》为三百篇，约史记而修《春秋》，赞《易》道以黜《八索》，述职方以除《九邱》，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
程子曰：所谓大道，若性与天道之说，圣人岂得而去之哉！若言阴阳、四时、七政、五行之道，亦必至要之理，非如後世之繁衍末术也。固亦常道，圣人所以不去也。或者所谓羲、农之书，乃後人称述当时之事，失其义理，如许行为神农之言，及阴阳、权变、医方称黄帝之说耳，此圣人所以去之也。《五典》既皆常道，又去其三，盖上古已有文字，而制立法度，为治有迹，得以纪载，有史官以识其事，自尧始耳。
九峰蔡氏曰：今按《周礼》：外史掌三皇五帝之书，周公所录，必非伪妄。而春秋时《三坟》、《五典》、《八索》、《九邱》之书，犹有存者，若果全备，孔子亦不应悉删去之；或其简编脱落，不可通晓，或是孔子所见，止自唐、虞以下，不可知耳，今亦不必深究其说也。
《礼记经解》：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观其风俗，则知其所以教）。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属，犹合也。《春秋》多记诸侯朝聘会同，有相接之辞，争辨之事）。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失，谓不能节其教也。《诗》，敦厚，近愚；《书》，知远，近诬；《易》，精微，爱恶相攻，远近相取，则不能容人，近於伤害；《春秋》，习战争之事，近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於《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於《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於《乐》者也；静精微而不贼，深於《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深於《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於《春秋》者也（言深者，既能以教，又防其失也。《疏》皇氏六云：《解》者，分析之名；此篇分析《六经》，体致不同，故名曰《经解》也。《六经》，其教虽异，总以礼为本，故纪者录入於《礼》）。
长乐刘氏曰：此经言周衰之时，诸侯之国虽不能逮文、武之时，犹能各通一经，以化其民，故孔子历聘之时，入其国而其教可知。
山阴陆氏曰：不言“失之”而言“之失”者，《六经》无失也，学者之失而已。
金华应氏曰：醇厚者未必深察情伪，故失之愚；通达者未必笃确诚实，故失之诬；宽博者未必严立绳检，故失之奢。沉潜思索，多自耗蠹，且或害道；弄笔褒贬，易紊是非，且或召乱。乐正崇四术以训士，则先王之《诗》、《书》、《礼》、《乐》，其设教固已久。《易》虽用於卜筮，而精微之理非初学所可语。《春秋》虽公其纪载，而策书亦非民庶所得尽窥。故《易象》、《春秋》韩宣子鲁始得见之，则诸国之教未必尽备六者。盖自夫子删定赞系笔削之馀，而後传习滋广，经术流行。夫子既广其传而又虑其所敝，故有此言。然入其国即知其教，非见远察微者不能也；观其教即防其失，非虑远防微者不能也。
《庄子 天下篇》：古之人其备乎！配神明，醇天地，育万物，和天下，泽及百姓，明於本数，系於末度，六通四辟，小大精粗，其运无乎不在。其明而在数度者，旧法世传之史尚多有之。其在於《诗》、《书》、《礼》、《乐》者，邹鲁之士、绅先生多能明之。《诗》以道志，《书》以道事，《礼》以道行，《乐》以道和，《易》以道阴阳，《春秋》以道名分。其数散於天下而设於中国者，百家之学时或称而道之。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下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於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ウ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後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
按：庄生之时，六籍未经秦火，其书具在也，而诸子百家，各以其说舛驰而淆乱之，是以有ウ而不明，郁而不发之忧。周以荒唐谬悠之言著书，盖亦百家之一也，而此段议论诚醇正，无异圣贤之格言。东坡谓庄子盖助孔子者，於此见之。所谓“後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似逆知将有坑焚之祸，而深悲之矣。呜呼！
秦始皇三十四年，丞相李斯上书曰：“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今诸生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趣以为高，率群臣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禁之便。臣请史官非秦记者烧之。非博士官所职，天下有藏《诗》、《书》、百家语者，皆诣守尉杂烧之。有敢偶语《诗》、《书》者弃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见知而不举，与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烧，黥为城旦。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若欲学法令，则以吏为师。”制曰：“可。”
魏人陈馀谓孔鲋曰：“秦将灭先王之籍，而子为书籍之主，其危哉！”子鱼曰：“吾为无用之学，知吾者惟友。秦非吾友，吾何危哉？吾将藏之以待其求，求至，无患矣。”
夹氵祭郑氏曰：陆贾，秦之巨儒也。郦食其，秦之儒生也。叔孙通，秦时以文学召待诏博士。数岁，陈胜起，二世召博士、诸儒生三十馀人而问其故，皆引《春秋》之义以对。是则秦时未尝不用儒生与经学也。况叔孙通降汉时，自有弟子百馀人，齐、鲁之风亦未尝替。故项羽既亡之後，而鲁为守节礼义之国。则知秦时未尝废儒，而始皇所坑者，盖一时议论不合者耳。
又曰：萧何入咸阳，收秦律令图书，则秦亦未尝无书籍也。其所焚者，一时间事耳！後世不明经者，皆归之秦火，使学者不睹全书，未免乎疑以传疑。然则《易》固为全书矣，何尝见後世有明《易》之人哉！臣向谓“秦人焚书而书存，诸儒穷经而经绝”，盖为此发也。《诗》有六亡篇，乃“六笙”诗，本无辞；《书》有逸篇，仲尼之时已无矣。皆不因秦火。自汉以来书籍，至於今日，百不存一二，非秦人亡之也，学者自亡之耳。
按：秦虽出自於西戎，然自非子、秦仲以来，有国於丰、岐者数百年。春秋之时，盟会聘享，接於诸侯，《秦誓》纪於《书》，《车邻》、《小戎》之属列於《诗》，其声名文物盖蔼然先王之遗风矣。今下令焚《诗》、《书》，而曰“史官非秦记皆烧之”，则《秦誓》、《秦风》亦秦记也，独非《诗》、《书》乎？李斯者，袭流血刻骨之故智，而佐之以人头畜鸣之伪辩，固世所羞称者。然斯学於荀卿，卿之道，盖祖述六经，宪章仲尼者也，是其初亦自儒者法门中来。然则始皇既非声教不通之编夷而骤有中华，李斯亦非椎朴少文之俗物而盲处高位，今乃以焚灭经籍、坑戮儒生为经国之远猷者，其说有二：曰愧，曰畏。愧则愧其议己也，畏则畏其害己也。自载籍以来，《诗》、《书》所称桀有暴德而天下归殷，纣有暴德而天下归周，幽、厉有暴德而周室东迁，浸微浸灭，五霸迭兴，七雄分据。始皇既已习闻其说矣，今虽诿曰：“德兼三皇，功过五帝”，而其所行，则袭桀、纣、幽、厉之迹耳，夫岂不自知之？而儒者记纂，明以语人曰：如是而兴，如是而亡，不啻烛照、数计龟卜而示後来以轨范。盖始皇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自夫子历聘列国，孟氏以儒术游於诸侯，思济天下之溺而引时君於当道者，至拳拳也；虽不肯枉道以求售，然思济天下之溺，至拳拳也。继而苏、张之徒，专以口舌干时君，虽其所持者诡遇之术，妾妇之道，与孔、孟之学如黑白薰莸之相反，然其汲汲皇皇、求以用世之意则类也。而范睢之於魏冉，蔡泽之於范睢，皆逞其辩口，扼其吭而夺之位。於是士生斯时，皆以读书游说为可以得志而取高位。李斯亦以说客进身者也，故韩非入秦，以策干始皇，则忌而诛之。天下岂无尚如非者欲睨其後乎？盖李斯之所愧而畏者此也。《诗》、《书》、百家语之在人间者焚之，其在博士官者存之，盖亦知其本不可废也。罢俟置守者，私其土地於己也；焚书而独存博士官者，又欲私其经术於己也。主相之心，务欲灭经籍以愚天下，峻法律以威天下，而使之“莫予毒”，以为巩固不拔之计。然陈胜、项梁、项籍、刘季之徒，本非有祖述汤武、弘济苍生之夙志，俱以罹於禁网，遁迹亡命，出万死不顾一生之计，奋梃而起，以成土崩瓦解之势。赵高熏腐小鬼，亦非有文墨词辩，足以倾动上听；徒以少习深文，依於忮忍，故陷扶苏、蒙恬，戮诸公子，夷李斯，如出一律。盖犯法而作乱者，陈、吴、刘、项也，倚法而作奸者，赵高也。然则隳秦七庙而具斯五刑者，非《诗》、《书》也，乃秦之法律也。
秦以儒者为博士，每国家有大事，则下博士议之。然因淳于越进议封建，而下焚书之令；因卢生辈窃议时事，而下坑儒之令。盖此二事者，皆激於博士之正论。然则其所进用者，必皆得面谀顺指如周青臣、叔孙通辈，然後能持禄苟免耳。稍引古义持正论，则批逆鳞、触奇祸。是书虽存而实亡，博士官虽设而实废矣。又按《史记》言：始皇闻卢生窃议亡去，大怒，曰：“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求奇药。今闻韩众去不报，徐等费以巨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然则始皇所谓不中用者，所焚之六籍是也；所谓召文学、方术士求奇药者，所存之医药、卜筮等书是也。然六籍虽厄於煨烬，而得之口耳所传，屋壁所藏者，犹足以垂世立教千载如一日也。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虽未尝废锢，而并未尝有一卷流传於後世者。以此见圣经贤传，终古不朽，而小道异端，虽存必亡，初不以世主之好恶而为之兴废也。
《西汉书 儒林传》序曰：秦始皇兼天下，燔《诗》、《书》，杀术士，文学从此阙矣。陈涉之王也，鲁诸儒持孔子礼器往归之，於是孔甲为涉博士，卒与俱死（师古曰：《孔光传》云：“鲋为陈涉博士，死陈下。”今此云孔甲，将名鲋而字甲也）。陈涉起匹夫，驱戌以立号（师古曰：驱，与驱同。，读曰谪），不满岁而灭亡，其事至微浅，然而绅先生负礼器往委质为臣者，何也？以秦禁其业，积怨而发愤於陈王也。及高皇帝诛项籍，引兵围鲁，鲁中诸儒尚讲诵习礼，弦歌之音不绝，岂非圣人遗化好学之国哉？於是诸儒始得修其经学，讲习大射、乡饮之礼。叔孙通作汉礼仪，因为奉常，诸弟子共定者，咸为选首，然後喟然兴於学。然尚有干戈，平定四海（师古曰：言陈、卢绾、韩信、黥布之徒相次反叛征伐也），亦未遑庠序之事也。孝惠、高后时，公卿皆武力功臣，孝文时颇登用（师古曰：言少用文学之士），然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师古曰：具官，谓备员而已）。汉兴，言《易》，自淄川田生；言《书》，自济南伏生；言《诗》，於鲁则申培公，於齐则辕固生（师古曰：培、固者，其人名；公、生者，其号也。他皆类此。培，音陪），燕则韩太傅（师古曰：名婴也）；言《礼》，则鲁高堂生；言《春秋》，於齐则胡母生，於赵则董仲舒。及窦太后崩，武安君田为丞相，黜黄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学儒者以百数，而公孙弘以治《春秋》为丞相，封侯，天下学士靡然乡风矣。
《西汉书 艺文志》序曰：昔仲尼没而微言绝（李奇曰：微不显之言也。师古曰：精微要妙之言耳），七十子丧而大义乖（师古曰：七十子，谓弟子达者七十二人。举其成数，故言七十）。故《春秋》分为五（韦昭曰：谓《左氏》、《公羊》、《梁》、《邹氏》、《夹氏》也），《诗》分为四（韦昭曰：谓《毛氏》、《齐》、《鲁》、《韩》），《易》有数家之传。战国从衡，真伪分争（纵，音於容反），诸子之言，纷然ゾ乱。至秦患之，乃燔灭文章，以愚黔首。汉兴，改秦之败，大收篇籍，广开献书之路。迄孝武世，书缺简脱，礼坏乐崩（师古曰：编绝散落，故简脱，脱，音吐活反），圣上喟然而称曰：“朕甚闵焉！”於是建藏书之策（如淳曰：刘歆《七略》曰：“外则有太常太史、博士之藏，内则有延阁、广内、秘室之府。”）置写书之官，下及诸子传说，皆充秘府。至成帝时，以书颇散亡，使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光禄大夫刘向校经、传、诸子、诗赋，步兵校尉任宏校兵书，太史令尹咸校数术（师古曰：占卜之书），侍医学柱国校方技（师古曰：医药之书也）。每一书已（师古曰：已，毕也），向辄条其篇目，撮其指意，录而奏之（师古曰：撮，总取也，音於括反）。会向卒，哀帝复使向子侍中奉车都尉歆卒父业（师古曰：卒，终也）。歆於是总群书而奏其《七略》，故有《辑略》（师古曰：辑，与集同，谓诸书之总要），有《六艺略》（六艺，六经也），有《诸子略》，有《诗赋略》，有《兵书略》，有《数术略》，有《方技略》。今删其要，以备篇籍（师古曰：删去浮冗，取其指要也。其每所条奏及篇数，有与总凡不同者，转写脱误，年代久远，无以详知）。
夹氵祭郑氏曰：班固《艺文志》出於《七略》者也。《七略》虽疏而不滥，若班氏步步趋趋，不离於《七略》，未见其失也；有《七略》所无，而班氏杂出者，则踬矣。扬雄所作之书，刘氏盖未收，而班氏始出，若之何以《太元》、《法言》、《乐箴》，三书合为一，总谓之扬雄所序三十八篇，入於儒家类？按儒者旧有五十二种，固新出一种，则扬雄之三书也。且《太元》，《易》类也；《法言》，诸子；《乐箴》，杂家也；奈何合而为一家？是知班固中元无伦类。
刘歆为侍中，迁光禄大夫，领《五经》，卒父前业，欲建立《左氏春秋》及《毛诗》、《逸礼》、《古文尚书》皆列於学官。哀帝令歆与《五经》博士讲论其义，诸博士或不肯置对（师古云：并不与歆意同，故不肯立其学也。置对，置辞以对也）。歆因移书太常博士，责让之曰：“昔唐、虞既衰，而三代迭兴（师古曰：迭，互也。音大结反），圣帝明王，累起相袭，其道甚著。周室既微，而礼乐不正，道之难全也如此。是故孔子忧道之不行，历国应聘，自卫反鲁，然後乐正，《雅》、《颂》乃得其所；修《易》，序《书》，制作《春秋》，以纪帝王之道。及夫子没而微言绝，七十子终而大义乖，重遭战国，弃笾豆之礼，理军旅之陈，孔氏之道抑，而孙、吴之术兴。陵夷至於暴秦，燔经书，杀儒士，设挟书之法，行是古之罪（师古曰：以古事为是者，即罪之），道术由是遂灭。汉兴，去圣帝明王遐远，仲尼之道又绝，法度无所因袭。时独有一叔孙通，略定礼仪，天下唯有《易》卜，未有他书。至孝惠之世，乃除挟书之律，然公卿大臣绛、灌之属，咸介胄武夫莫以为意。至孝文皇帝，始使掌故晁错从伏生受《尚书》。《尚书》初出於屋壁，朽折散绝，今其书见在，时师传读而已。《诗》始萌芽。天下众书，往往颇出，皆诸子传说，犹广立於学官，为置博士。在汉朝之儒，唯贾生而已。至孝武皇帝，然後邹、鲁、梁、赵颇有《诗》、《礼》、《春秋》先师（师古曰：前学之师也），皆起於建元之。当此之时，一人亦能独尽其经，或为《雅》，或为《颂》，相合而成。《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读之。故诏书称曰：‘礼坏乐崩，书缺简脱，朕甚闵焉！’时汉兴已七、八十年，离於全经，固已远矣（师古曰：言废绝己久，不可得其真也）。及鲁恭王坏孔子宅，欲以为宫，而得古文於坏壁之中，《逸礼》有三十九，《书》十六篇。天汉之後，孔安国献之，遭巫蛊仓卒之难，未及施行。及《春秋》左氏邱明所修，皆古文旧书，多者二十馀通，藏於秘府，伏而未发。孝成皇帝闵学残文缺，稍离其真，乃陈发秘藏，校理旧文，得此三事，以考学官所传，经或脱简，传或编（师古曰：脱简，遗失也。编，谓旧编烂绝，就更次之，前後错乱也。，音古竟反），传问民，则有鲁国桓公、赵国贯公、胶东庸生之遗学，与此同抑而未施。此乃有识者之所惜闵，士君子之所嗟恸也。往者缀学之士，不思废绝之阙，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烦言碎辞，学者罢老且不能究其一（师古曰：罢，读曰疲。究，竟也）。信口说而背传记，是末师而非往古。至於国家将有大事，若立辟雍、封禅、巡狩之仪，则幽冥而莫知其原（师古曰：幽冥，犹暗昧也）。犹欲保残守缺，挟恐见破之私意，而无从善服义之公心。或怀妒嫉，不考情实，雷同相从，随声是非，抑此三学，以《尚书》为备（苏林曰：备之而已。臣瓒曰：当时学者谓《尚书》唯有二十八篇，不知本有百篇也。师古曰：瓒说是也），谓《左氏》为不传《春秋》，岂不哀哉！今圣上德通神明，继统扬业，亦闵文学错乱，学士若兹，虽昭其情，犹依违谦让（师古曰：依违，言不专决也），乐与士君子同之。故下明诏，试《左氏》可立不，遣近臣奉指衔命，将以辅弱扶微，与二三君子比意同力，冀得废遗（师古曰：比，合也。经有废遗者，冀得兴立之也。比，音频寐反）。今则不然，深闭固拒而不肯试，猥以不诵绝之（师古曰：猥，苟也。苟不诵习之，而欲绝去此学），欲以杜塞馀道，绝灭微学。夫可与乐成，难与虑始，此乃众庶之所为耳，非所望於士君子也。且此数家之事，皆先帝所亲论，今上所考视，其古文旧书，皆有徵验，外内相应，岂苟而已哉！夫礼失求之於野，古文不犹愈於野乎？往者博士《书》有欧阳，《春秋》公羊，《易》则施、孟，然孝宣皇帝犹广立梁《春秋》，梁邱《易》，大小夏侯《尚书》，义虽相反，犹并置之。何则？与其过而废之也，宁过而立之。《传》曰：‘文、武之道未坠於地，在人；贤者志其大者，不贤者志其小者。’今此数家之言，所以兼包大小之义，岂可偏绝哉？若必专已守残（师古曰：专执已所偏见，苟守残缺之文也），党同门，妒道真（师古曰：党同师之学，妒道艺之真也），违明诏，失圣意，以陷於文吏之议，甚为二三君子不取也。”
刘歆总群书，著《七略》，大凡三万三千九十卷，王莽之乱，焚烧无遗。
程氏《演繁露》曰：汉世藏书，旧知有禁中、外台之别。今读刘向叙载所定《列子》之书，而知中书之外，又有太常太史、与中秘而三也。向言所校三藏本篇章，大率中书多，外书少，知汉留意中秘，故比他本特备也。史迁纟由金匮石室以成《史记》，岂尝许其稽阅中秘邪？或太史所藏，於汉家事实则金匮石室以加严邪？然不知正在何地也。
光武中兴，笃好文雅，明、章继轨，尤重经术。四方鸿生钜儒，负帙自远至者，不可胜算，石室兰台，弥以充积。又於东观及仁寿阁集新书，校书郎班固、傅毅等典掌焉，并依《七略》而为书部。明帝幸三雍，尊养三老五更。飨射礼毕，帝正坐自讲，诸儒执经问难於前，冠带绅之人，圜桥门而观听者，盖亿万计。建初中，大会诸儒於白虎观，考详同异，连月乃罢。肃宗亲临称制临决，如石渠故事（前书甘露二年，诏诸儒讲《五经》同异，萧望之等平奏其议，上亲制临决焉。又曰：施仇甘露中论《五经》於石渠阁。《三辅故事》曰：石渠阁在未央殿北，藏秘书之所），顾命史臣，著为《通议》（即《白虎通议》是）。孝和亦数幸东观，览阅书林。灵帝熹平时，诏诸儒正定《五经》，刊於石碑，为古文、篆、隶三体书法，以相参检，树之学门（古文，谓孔子壁中书。篆，秦始皇使程邈所作也。隶书，亦程邈所献也。主於徒隶，从简易，谢承《书》曰：碑立太学门外，瓦屋覆之，四面拦障，开门於南。河南郡设吏卒视之。扬龙骤《洛阳记》载朱超石《与兄书》云：《石经》文都似碑，高一丈许，广四尺，骈罗相接），使天下咸取则焉。初，光武迁还洛阳，其经牒秘书，载之二千馀两。自此以後，参陪於前。及董卓移都之际，吏民扰乱，自辟雍、东观、兰台、石室、宣明、鸿都诸藏典策文章，竞共剖散。其缣帛图书，大则连为帷盖，小乃制为囊（，亦┮也。音徒恒反。《说文》曰：┮，囊也）。及王允所收而西者，裁七十馀乘，道路艰远，复弃其半矣。後长安之乱，一时焚荡，莫不泯尽焉。
魏氏代汉，采掇遗亡，藏在秘书中、外三阁。魏秘书郎郑默，始制《中经》。秘书监荀勖，又因《中经》，更著《新簿》，分为四部，总括群书。一曰甲部，纪六艺及小学等书；二曰乙部，有古诸子家、近世子家、兵书、兵家、术数；三曰丙部，有史记、旧事、皇览簿、杂事；四曰丁部，有诗赋、图赞、《汲冢书》。大凡四部，合二万九千九百四十五卷。但录题及言，盛以缥囊，书用缃素。至於作者之意，无所论辩。
晋惠、怀之乱，京华荡覆，石渠阁文籍，靡有子遗。
东晋之初，渐更鸠聚。著作郎李充以勖旧簿校之，其见存者，但为三千一十四卷。充遂总没众篇之名，但以甲乙为次。自尔因循，无所变革。其後中朝遗书，稍流江左。宋武帝入关，收其图籍，府藏所有，才四千卷，赤轴青纸，文字古拙。文帝元嘉八年，秘书监谢灵运造《四部目录》，大凡六万四千五百八十二卷，元徽元年，秘书丞王俭又造《目录》，大凡万五千七百四卷。俭又别撰《七志》：一曰《经典志》，纪六艺、小学、史记、杂传；二曰《诸子志》，纪今古诸子；三曰《文翰志》，纪诗赋；四曰《军书志》，纪兵书；五曰《阴阳志》，纪阴阳图纬；六曰《术艺志》，纪方技；七曰《图谱志》，纪地域及图书。其道、佛附见，合九条。然亦不述作者之意，但於书名之下，每立一传，而又作九篇条例，编乎首卷之中，文义浅近，未为典则。
齐永明中，秘书丞王亮、监谢フ，又造《四部书目》，大凡一万八千一十卷。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
梁初，秘书监任，躬加部集，又於文德殿内列藏众书，华林园中总集释典，大凡二万三千一百六卷，而释氏不与焉。梁有秘书监任、殷钧《四部目录》，又《文德殿目录》。其术数之书，更为一部，使奉朝请祖恒撰其名，故梁有《五部目录》。普通中，有处士阮孝绪，沉静寡欲，笃好坟史，博采宋、齐已来王公之家凡有书记，参校官簿，更为《七录》：一曰《经典录》，纪六艺；二曰《记传录》，纪史传；三曰《子兵录》，纪子书、兵书；四曰《文集录》，纪诗赋；五曰《技术录》，纪数术；六曰《佛录》；七曰《道录》。其分部题目，颇有次序，割析辞义，浅薄不经。梁武敦说诗书，下化其上，四境之内，家有文史。元帝克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经籍，归於江陵，大凡七万馀卷，周师入郢，咸自焚之。
陈天嘉中，又更鸠集，考其篇目，遗阙尚多。
後魏始都燕、代，南略中原，初收经史，未能全具。道武尝问博士李先曰：“天下何物最善，可以益人神智？”对曰：“莫若书籍。”帝曰：“书籍凡有几何？如何可集？”对曰：“自书契以来，世有滋益，以至於今，不可胜计。苟人主所好，何忧不集。”乃命郡县大收书籍，悉送平城。孝文徙都洛邑，借书於齐，秘府之中，稍以充实。暨於尔朱之乱，散落人。
後齐迁邺，颇更搜聚，迄於天统、武平，校写不辍。
後周始基关右，外通强邻，戎马生郊，日不暇给。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後稍加增，方盈万卷。武帝平齐，先封书府，所加旧本，才至五千。
隋文帝开皇三年，秘书监牛弘表请分遣使人，搜讨异本。每书一卷，赏绢一疋，校写既定，本即归主。於是民异书，往往出。
牛弘上表，请开献书之路。曰：“昔周德既衰，旧经紊弃。孔子以大圣之才，开素王之业。宪章祖述，制《礼》刊《诗》。正五始而修《春秋》，阐《十翼》而弘《易》道。及秦皇驭宇，吞灭诸侯，先王坟籍，扫地皆尽。此则书之一厄也。汉兴，建藏书之策，置校书之官。至孝成之代，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诏刘向父子，仇校篇籍。汉之典文，於斯为盛。及王莽之末，并从焚烬。此则书之二厄也。光武嗣兴，尤重经诰，未及下车，先求文雅。至肃宗亲临讲肄，和帝数幸书林。其兰台、石室、鸿都、东观，秘牒填委，更倍於前。及孝献移都，吏人扰乱，图画缣帛，皆取为帷囊，所收而西，才七十馀乘，属西京大乱，一时燔荡。此则书之三厄也。魏文代汉，更集经典，皆藏在秘书内、外三阁，遗书郎郑默删定旧文。论者美其朱紫有别。晋氏承之，文籍尤广晋。秘书监荀勖，定魏《内经》，更著《新簿》，属刘、石冯陵，从而失坠。此则书之四厄也。永嘉之後，寇窃竞兴，其建国立家，虽传名号，宪章礼乐，寂灭无闻。刘裕平姚，收其图籍，五经子史，才四千卷，皆赤轴青纸，文字古拙，并归江左。宋秘书丞王俭，依刘氏《七略》，撰为《七志》；梁人阮孝绪，亦为《七录》。总其书数，三万馀卷。及侯景渡江，破灭梁室，秘省经籍，虽从兵火，其文德殿内书史，宛然犹存。萧绎据有江陵，遣将破平侯景，收文德之书及公私典籍，重本七万馀卷，悉送荆州。及周师入郢，绎悉焚之於外城，所收十才一二。此则书之五厄也。後魏爰自幽方，迁宅伊、洛，日不暇给，经籍阙如。周氏创基关右，戎车未息，保定之始，书止八千，後加收集，方盈万卷。高氏据有山东，初亦采访，验其本目，残阙犹多。及东夏初平，获其经史，四部重杂，三万馀卷，所益旧书，五千而巳。今御出单本，合一万五千馀卷，部帙之，仍有残缺，比梁之旧目，止有其半。至於阴阳《河》、《洛》之篇，医方图谱之说，弥复为少。臣以经书自仲尼迄今，数遭五厄，兴集之期，属膺圣代。今秘藏见书，亦足披览，但一时载籍，须令大备，不可王府所无，私家乃有。若猥发明诏，兼开购赏，则异典必致，观阁斯积。”上纳之。
汉世，郑元并为众经注解，服虔、何休，各有所说。元《易》、《诗》、《书》、《礼》、《论语》、《孝经》，虔《左氏春秋》，休《公羊传》，大行於河北；王肃《易》亦行焉。晋世，杜预注《左氏》。预元孙坦，坦弟骥，於宋朝并为青州刺史，传其家业，故齐地多习之。自魏末，大儒徐遵明门下讲郑元所注《周易》，遵明以传卢景裕及清河崔瑾。景裕传权会、郭茂。权会早入邺都，郭茂恒在门下教授。其後能言《易》者，多出郭茂之门。河南及青、齐之，儒生多讲王辅嗣所注，师训盖寡。齐时，儒士罕传《尚书》之业，徐遵明兼通之。遵明受业於屯留王聪，传授浮阳李周仁及勃海张文敬、李铉、河权会，并郑康成所注，非古文也。下里诸生，略不见孔氏注解。武平末，刘光伯、刘士元始得费《义疏》，乃留意焉。其《诗》、《礼》、《春秋》，尤为当时所尚，诸生多兼通之。《三礼》并出遵明之门，徐传业於李铉、祖隽、田元凤、冯伟、纪显敬、吕黄龙、夏怀敬。李铉又传授刁柔、张买奴、鲍季详、邢峙、刘昼、熊安生。安生又传孙灵晖、郭仲坚、丁恃德。其後生能通《礼经》者，多是安生门人。诸生尽通《小戴礼》，於《周》、《仪礼》兼通者，十二三焉。通《毛诗》者，多出於魏朝刘献之。献之传李周仁，周仁传董令度、程归则，归则传刘敬和、张思伯、刘轨思。其後能言《诗》者，多出於二刘之门。河北诸儒能通《春秋》者，并服子慎所注，亦出徐生之门。张买奴、马敬德、邢峙、张思伯、张奉礼、张雕、刘昼、鲍长宣、王元则并得服氏之精微。又有卫觊、陈达、潘叔虔，虽不传徐氏之门，亦为通解。又有姚文安、秦道静，初亦学服氏，後兼更请杜元凯所注。其河外儒生，俱服膺杜氏。其《公羊》、《梁》二传，儒者多不厝怀。《论语》、《孝经》，诸学徒莫不通讲。诸儒如权会、李钦、刁柔、熊安生、刘轨思、马敬德之徒，多自出义疏，虽曰专门，亦皆相祖习也。大抵南北所为章句，好尚互有不同。江左：《周易》则王辅嗣，《尚书》则孔安国，《左传》则杜元凯；河洛：《左传》则服虔子慎，《尚书》、《周易》则郑康成，《诗》则并主於毛公，《礼》则同遵於郑氏。南人约简，得其英华；北学深芜，穷其枝叶。考其终始，要其会归，其立身成名，殊方同致矣。
右《北史 儒林传》序，言南北诸儒明经传授学术之详，最为明备，故录於此。
隋平陈已後，经籍渐备。检其所得，多大建时书，纸墨不精，书亦拙恶。於是总集编次，存为古本。召天下工书之士，京兆韦霈、南阳杜κ等，於秘书内补续残缺，为正副二本，藏於宫中，其馀以实秘书内外之，凡三万卷。炀帝即位，增秘书省官百二十员，并以学士补之。帝好读书著述，自为扬州总管，置王府学士至百人，常令撰，以至为帝前後近二十载，撰未尝暂停。自经术文章、兵农地理、医卜释道，乃至捕搏鹰狗，皆为新书，无不精洽，共成三十一部，万七千卷。初，西京嘉则殿有书三十七万卷，帝命秘书监柳顾言等诠次，除其衤复重猥杂，得正御本三万七千馀卷，纳於东都文殿。又写五十副本，分为三品：上品红琉璃轴，中品绀琉璃轴，下品漆轴。於东都观文殿东西厢构屋以贮之。东屋藏甲、乙，西屋藏丙、丁。又聚魏以来古迹名画，於殿後起二台：东曰妙楷台，藏古迹；西曰宝台，藏古画。又於内道场集道、佛经，别撰目录。其正御书，皆装翦华净，宝轴锦标，於观文殿前为书室十四，窗户、床褥、厨幔，是咸极珍丽。每三开方户，垂锦幔，上有二飞仙，户外地中施机发。帝幸书室，有宫人执香炉前行，践机则飞仙下，收幔而上，户扉及厨扉皆自启。帝出，则复闭如故。
唐分书为四类，曰：经、史、子、集，而藏书之盛，莫盛於开元。其著录者，五万三千九百一十五卷，而唐之学者自为之书者，又二万八千四百六十九卷。呜呼！可谓盛矣。《六经》之道，简严易直而天人备，故其愈久而愈明。其馀作者众矣，质之圣人，或离或合，然其精深闳博，各尽其术，而怪奇伟丽，往往震发於其，此所以使好奇博爱者不能忘也。然凋零磨灭，亦不可胜数，岂其华文少实，不足以行远欤？而俚言俗说，猥有存者，亦其有幸不幸者欤？今著於篇，其有名而忘其书者，十盖五六也，可不惜哉！初，隋嘉则殿书三十七万卷。至武德初，有书八万卷，重衤复相糅。王世充平，得隋旧书八千馀卷，太府卿宋遵贵监运东都，浮舟溯河，西致京师，经砥柱舟覆，尽亡其书。贞观中，魏徵、虞世南、颜师古继为秘书监，请购天下书，选五品以上子孙工为书者手缮写，藏於内库，以官人掌之。元宗命左散骑常侍、昭文馆学士马怀素为修图书使，与右散骑常侍、崇文馆学士褚无量整比。会幸东都，乃就乾元殿东序检校。无量建议御书以宰相宋、苏同署，如贞观故事。又借民异本传录。及还京师，迁书东宫丽正殿，置修书院於著作院。其後大明宫光顺门外、东都永福门外，皆创集贤书院，学士通籍出入。既而太府月给蜀郡麻纸五千番，季给上谷墨三百三十六丸，岁给河、景城、清河、博平四郡兔千五百皮为笔材。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其本有正有副，轴带帙签，皆异色以别之。安禄山之乱，尺简不藏。元载为相，奏以千钱购书一卷，又命拾遗苗发等使江、淮括访。至文宗时，郑覃侍讲，进言经籍未备，因诏秘阁搜采，於是四库之书复完，分藏於十二库。黄巢之乱，存者盖鲜。昭宗播迁，京城制置使孙惟晟敛书本军，寓教坊於秘阁，有诏还其书，命监察御史韦昌范等诸道求购，及徙洛阳，荡然无遗矣。
後唐庄宗同光中，募民献书，及三百卷，授以试衔。其选调之官，每百卷减一选。天成中，遣都官郎中庾傅美访图书於蜀，得九朝《实录》及杂书千馀卷而已。明宗长兴三年，初令国子监校定《九经》，雕印卖之。
石林叶氏曰：唐以前凡书籍皆写本，未有摹印之法，人以藏书为贵。人不多有，而藏者精於仇对，故往往皆有善本。学者以传录之艰，故其诵读亦精详。五代时，冯道始奏请官镂板印行。国朝淳化中，复以《史记》、《前》、《後汉》付有司摹印，自是书籍刊镂者益多，士大夫不复以藏书为意。学者易於得书，其诵读亦因灭裂。然板本初不是正，不无讹误，世既一以板本为正，而藏本日亡，其讹谬者遂不可正，甚可惜也。余襄公靖为秘书，尝言《前汉书》本谬甚，诏与王原叔同取秘阁古本参校，遂为刊误三十卷。其後刘原父兄弟《两汉》皆有刊误。余在许昌，得宋景文用监本手校《西汉》一部，末题用十三本校，中有脱两行者，惜乎今亡之矣！
又曰：世言雕板印书始冯道，此不然。但监本《五经》板道为之尔。柳比《家训序》言其在蜀时，尝阅书肆，云“字书、小学，率雕板印纸”。则唐固有之矣，但恐不如今之工。今天下印书，以杭州为上，蜀本次之，福建最下。京师比岁印板，殆不减杭州，但纸不佳。蜀与福建多以柔木刻之，取其易成而速售，故不能工。福建本几遍天下，正以其易成故也。
致堂胡氏曰：《易》、《书》、《诗》、《春秋》，全经也。先贤以之配皇帝王霸，言世之变，道之用，不出乎是矣。《论语》、《孟子》，圣贤之微言，诸经之管辖也。《孝经》非曾子所为，盖其门人缵所闻而成之，故整比章指，又未免有浅近者，不可以经名也。《礼记》多出於孔氏弟子，然必去吕不韦之《月令》及汉儒之《王制》，仍传集名儒，择冠、婚、丧、祭、燕飨、相见之经，与《曲礼》以类相从，然後可以为一书。若《大学》、《中庸》，则《孟子》之伦也，不可附之《礼》篇。至於《学记》、《乐记》、《居》、《燕居》、《缁衣》、《表记》，格言甚多，非《经解》、《儒行》之比，当以为《大学》、《中庸》之次也。《礼运》、《礼器》、《玉藻》、《郊特牲》之类，又其次也。若《周官》则决不出於周公，不当立博士使学者传习，姑置之足矣。古者经而无数，逮孔子删定系作，然後《易》、《诗》、《书》、《春秋》成焉。然孔、孟之门，经无五六之称，其後世分《礼》、《乐》为二，与《四经》为六欤？抑合《礼》、《乐》为一，与《四经》为五欤？废仲尼亲笔所注之《春秋》，而取刘歆所附益之《周礼》，列之学官，於是《六经》名实益乱矣。有天下国家，必以经术示教化，不意五季之君，夷、狄之人，而知所先务，可不谓贤乎！虽然，命国子监以木本行，所以一文义，去舛讹，使人不迷於所习，善矣。颁之可也，鬻之非也。或曰：天下学者甚众，安得人人而颁之？曰：以监本为正，俾郡邑皆传刻焉，何患於不给？国家浮费，不可胜计，而独靳於此哉！此冯道、赵凤之失也。
後汉乾中，礼部郎司徒调请开献书之路。凡儒学之士，衣冠旧族，有以三馆亡书来上者，计其卷帙，赐之金帛，数多者授以官秩。时戎虏猾夏之後，官族转徙，书籍罕存。诏下，鲜有应者。
周世宗以史馆书籍尚少，锐意求访。凡献书者，悉加优赐，以诱致之。而民之书，传写舛误，乃选常参官三十人校仇刊正，令於卷末署其名衔焉。自诸国分据，皆聚典籍，惟吴、蜀为多，而江左颇为精真，亦多修述。
宋建隆初，三馆有书万二千馀卷。乾德元年，平荆南，尽收其图书，以实三馆。三年，平蜀，遣右拾遗孙逢吉往收其图籍，凡得书万三千卷。四年，下诏购募亡书。《三礼》涉弼、《三传》彭、学究朱载等，皆诣阙献书，合千二百二十八卷。诏分置书府，弼等并赐以科名。闰八月，诏史馆：凡吏民有以书籍来献，当视其篇目，馆中所无者收之，献书人送学士院试问吏理，堪任职官者，具以名闻。开宝八年冬平江南，明年春，遣太子洗马吕龟祥就金陵籍其图书，得二万馀卷，悉送史馆，自是群书渐备。两浙钱ㄈ归朝，又收其书籍。先是，朱梁都汴，正明中，始以今右长庆门东北庐舍十数列为三馆，湫隘卑庳，才蔽风雨。周庐徼道，出於其侧，卫士驺卒，朝夕喧杂，历代以来，未遑改作。每诸儒受诏有所论撰，即移於他所，始能成之。太平兴国初，太宗因幸三馆，顾左右曰：“若此之陋，岂可以蓄天下图籍，延四方之士邪！”即诏经度左龙门东北旧车路院，别建三馆，命中使督其役，栋宇之制，皆亲所规画。三年二月书院成，诏曰：“国家聿新崇构，大集群书，宜锡嘉名，以光策府。其三馆新修书院，宜目为崇文院。”自经始至於毕功，临幸者再，轮奂壮丽，甲於内庭。西序启便门，以备行幸，於是尽迁旧馆之书以实之。院之东廊为昭文书库，南廊为集贤书库，西廊有四库，分经、史、子、集四部，为史馆书库。六库书籍正副本，凡八万卷，策府之文，焕乎一变矣。九年正月诏曰：“国家宣明宪度，恢张政治，敦崇儒术，启迪化源，国典朝章，咸从振举，遗编坠简，当务询求，眷言经济，无以加此。宜令三馆以开元四部书目，阅馆中所阙者，具列其名，诏中外购募。有以亡书来上，及三百卷，当议甄录酬奖；馀第卷帙之数，等级优赐。不愿送官者，借本写毕还之。”自是四方书籍，往往出。端拱元年，诏分三馆之书万馀，别为书库，目曰秘阁。以礼部侍郎李至兼秘书监，右司谏、直史馆宋泌兼直秘阁，右赞善大夫、史馆检讨杜镐为校理。淳化二年五月，以史馆所藏天文、历算、阴阳、术数、兵法之书凡五千十二卷，天文图画一百十四卷，悉付秘阁。八月，赐宴於秘阁。右仆射李，吏部尚书宋琪，左散骑常侍徐铉，及翰林学士、诸曹侍郎、给事中、谏议舍人等皆预焉。大陈图籍，令观之。翌日，又诏御史中丞王化基及直馆并赐宴，复令观书。是岁李至等上言曰：“王者藏书之府，自汉置未央宫，则有麒麟、天禄阁，命刘向、扬雄典校其书，皆在禁中，谓之中书，即内库书也。後汉之东观，亦禁中也。至桓帝始置秘书监，掌禁中图书秘记，谓之秘书。及魏文帝分秘书立中书，而秘书监专掌艺文图籍之事。後以秘书属少府，王肃为秘书监，表论曰：‘魏之秘书，即汉之东观也。’由是不属少府，而兰台亦藏书，故薛夏云：‘兰台为外台，秘书为内阁。’然则秘阁之书，藏之於内明矣。晋、宋以还，皆有秘阁之号。故晋孝武好览文艺，敕秘书郎徐广料秘阁四部书三万馀卷；宋谢灵运为秘书监，补秘阁之遗逸；齐末，兵火延烧秘阁，经籍遗散；梁江子一亦请归秘阁观书；隋炀帝写秘阁之书，分为三品，於观文殿东西廊贮之。然则秘阁之设，其来久矣。及唐开元中，缮写四部书以充内库，命散骑常侍褚无量、秘书监马怀素总其事，事成，列於乾元殿之东廊。然则秘阁之书，皆置之於内也。自唐室陵夷，中原多故，经史文籍，荡然流离，仅及百年，斯道几废。国家承衰敝之季，开政治之源，三馆之书，购求渐广，经籍之道，於是复兴。陛下运独见之明，下惟新之诏，复建秘阁，以藏奇书，总群经之博要，资乙夜之观览，斯实出於宸心，非因群下之建议也。况睿藻神翰，盈溢编帙，其所崇重，非复与群司为比。然自创置之後，载离寒暑，而官司所处，未有定制。望降明诏，令与三馆并列，叙其先後，著为永式。其秘书省既无籍，元隶百司，请如旧制。”诏可其奏，列秘阁次於三馆。三年八月，馆阁成，上制赞亲书，并篆额勒石，立於阁前。
容斋洪氏《随笔》曰：国初承五季乱离之後，所在书籍，印板至少，宜其焚荡，了无孑遗。然太平兴国中，编次《御览》，引用一千六百九十种，其纲目并载於首卷，而杂书、古诗赋又不及具录，以今考之，无传者十之七八矣，则是承平百七十年，翻不若极乱之世。姚铉以大中祥符四年集《唐文粹》，其序有云：“况今历代坟籍，略无亡逸。”观铉所类文集，盖亦多不存，诚为可叹！
祖宗藏书之所，曰三馆、秘阁，在左龙门北，是为崇文院。自建隆至大中祥符，著录总三万六千二百八十卷。八年，馆阁火，移寓右掖门外，谓之崇文外院。借太清楼本补写，既多损蠹，更命缮还。天圣三年，成万七千六百卷，归於太清。九年冬，新作崇文院，馆阁复而外院废。时巳增募写书史，专事完缉。景初，命翰林学士张观，知制诰李淑、宋郊，编四库书，判馆阁官覆视录校。二年，上经、史八千四百二十五卷；明年，上子、集万二千三百六十六卷。差赐官吏器币，就宴辅臣、两制、馆阁官，进管句内侍官一等。诏购求逸书，复以书有谬滥不完，始命定其存废。因仿《开元四部录》为《崇文总目》。庆历初，成书，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然或相重，亦有可取而误弃不录者。嘉四年，右正言、秘阁校理吴及言：“内臣监馆阁久不更，书多亡失，补写不精。请选馆职，分吏编写，重借书法，求访所遗事。”并施用。令陈襄、蔡抗、苏颂、陈绎编定四馆书，不兼他局，二年一代。遂用黄纸写印正本，以防蠹败。又选京朝官、州县官四人编校，二年迁馆职，阙即随补。岁馀，诏曰：“国初承五代之後，简编散落，三馆聚书仅才万卷。其後平定列国，先收图籍，亦尝分遗使人，屡下诏令，访募异本，校定篇目，听政之暇，无废览观。然比开元，遗逸尚众，宜加购赏，以广献书。中外士庶，并许上馆阁阙书，卷支绢一疋，五百卷与文资官。”明年冬，奏黄本书六千四百九十六卷，补白本二千九百五十四卷，赐宴如景，自是编写不绝。收献书二百一十七部，千三百六十八卷，合《崇文总目》除前志所载，删去重衤复讹谬，定注一千四百七十四部，八千四百九十四卷。熙宁四年，集贤院学士、史馆修撰宋敏求言：“前代崇建策府，广收典籍，所以备人君览观，以成化天下。今三馆、秘阁各有四部书，分经、史、子、集，其书类多讹舛，累加校正，尚无善本。盖逐馆几四万卷，校仇之时，务存速毕，每帙止用元写本一册校正而已，更无兼本照对，第数既多，难得精密，故藏书虽富，未及前代。欲乞先以《前汉书 艺文志》所载者，广求其本，令在馆供职官重衤复校正，校正既毕，然後校後汉时诸书。窃缘战国以後，及於两汉，皆是古书，文义简奥，多有脱误，须得他本参定。乞依昨来《七史》例，於京师及下诸路藏书之家，借本讠誊写送官，俟其已精，方及魏、晋，次及宋、齐，至唐则分为数等，取其堪传者，则校正，庶几秘府文籍，得以全善。”事虽不行，然补写校定，访求阙遗，未尝废也。七年，命三馆秘阁编校所看详成都府进士郭有直及其子大亨所献书三千七百七十九卷，得秘阁所无者五百三卷。诏官大亨为将作监主簿。自是中外以书来上，凡增四百四十部，六千九百三十九卷。元丰三年，改官制，废馆职，以崇文院为秘书省。刊写分贮集贤院、史馆、昭文馆、秘阁。经籍图书，以秘书郎主之；编缉校定，正其脱误，则校书郎、正字主之。岁於仲夏曝书，则给酒食费，谏官、御史及待制以上官毕赴。元中，诏秘书省见校对黄本书籍，可添一员，以选人秦观充。黄本书，即嘉中写印正本。绍圣初，罢不复置。崇宁中，诏两浙、成都府路有民镂板奇书，令漕司取索，上秘书省。大观二年，诏大司成分委国子监、太学、辟雍等官，校本监书籍，候毕，令礼部覆校。四年，秘书监何志同言：“汉著《七略》，凡为书三万三千九百卷，隋所藏至三十七万卷，唐开元八万九千六百卷。庆历，常命儒臣集四库为籍，名曰《崇文总目》，凡三万六百六十九卷。庆历距今未远也，按籍而求之，十才六七，号为全本者，不过二万馀卷，而脱简断编，亡散缺逸之数浸多。谓宜及今有所搜采，视旧录有未备者，颁其名数於天下，选文学博雅之士，求访《总目》之外，别有异书，并借传写或官给，即其家传之，就加校正，上之策府。”即从其请。政和七年，校书郎孙觌言：“太宗皇帝建崇文殿为藏书之所。景中，仁宗皇帝诏儒臣即秘书所藏编次条目所得书，以类分门，赐名《崇文总目》。神宗皇帝以崇文院为秘书省，正官名，独四库书尚循《崇文》旧目。顷因臣僚建言访求遗书，今累年所得《总目》之外，已数百家，几万馀卷。乞依景故事，诏秘书省官，以所访遗书，讨论撰次，增入《总目》，合为一书。乞别制美名，以更《崇文》之号。”命觌及著作佐郎倪涛、校书郎汪藻、刘彦通撰次，名曰《秘书总目》。宣和初。提举秘书省官建言，置补写御前书籍所於秘书省，稍访天下之书，以资校对。以侍从官十人为参详官，馀官为校勘官。进士以白衣充检阅者数人，及年，皆命以官。四年四月诏曰：“朕惟太宗皇帝底宁区宇，作新斯文，屡下诏书，访求亡逸。策府四部之藏，庶几乎古，历岁浸久，有司玩习，多致散缺，私室所，世或不传。可令郡县谕旨访求，许士民以家藏书在所自陈，不以卷帙多寡，先具篇目，申提举秘书省以闻，听旨递进，可备收录，当优与支赐。或有所秘未见之书，有足观采，即命以官，议加崇奖其书录竟给还。若率先奉行，访求最多州县，亦具名闻，庶称朕表章阐绎之意。”又诏曰：“三馆图书之富，历岁滋久，简编脱落，字画讹舛，校其卷帙，尚多逸遗，甚非所以示崇儒右文之意。”命建局，以补全校正文籍为名，设官总理，募工缮写，一置宣和殿，一置太清楼，一置秘阁，俾提举秘书省官兼领。“凡所资用，悉出内帑，毋费有司，庶成一代之典。”三诏同日而下，四方奇书，自是出。五年二月，提举秘书省言：“有司搜访士民家藏书籍，悉上送官，参校有无，募工缮写，藏之御府。近与三馆参校荣州助教张颐所进二百二十一卷，李东一百六十二卷，皆系阙遗，乞加褒赏。”诏颐赐进士出身，东补迪功郎。七年，提举秘书省又言：“取索到王阐、张宿等家藏书，以三馆、秘阁书目比对，所无者凡六百五十八部，二千四百一十七卷。及集省官校勘，悉善本，比前後所进书数稍多。”诏阐补承务郎，宿补迪功郎。然自熙宁以来，搜访补缉，至宣和盛矣。至靖康之变，散失莫考。今见於著录，往往多非曩时所访求者，凡一千四百四十三部，二万五千二百五十四卷。高宗渡江，书籍散佚。献书有赏或以官，故家藏者或命就录，鬻者悉市之。乃诏分经、史、子、集四库。仍分官日校。又内降诏，其略曰：“国家用武开基，右文致治。藏书之盛，视古为多。艰难以来，网罗散失，而十不得其四五。令监司郡守，各谕所部，悉上送官，多者优赏。”又复置补写，所令秘书省提举，掌求遗书，诏定献书赏格。自是多来献者。淳熙四年，秘书少监陈癸等言：“中兴馆阁藏书，前後搜访，部帙渐广，乞仿《崇文总目》类次。”五年，书目成。计见在书四万四千四百八十六卷。较《崇文》所载，实多一万三千八百一十七卷；复参三朝所志，多八千二百九十卷；两朝所志，多三万五千九百九十二卷。嘉定十三年，以四库之外书复充斥，诏秘书丞张攀等续书目，又得一万四千九百四十三卷，而太常太史博士之藏，诸郡诸路刻板而未及献者不预焉。盖自绍兴至嘉定，承平百载，遗书十出八九，著书立言之士又益众，往往多充秘府。绍定辛卯火灾，书多阙。今据《书目》、《续书目》及搜访所得嘉定以前书，诠校而志之。
叶氏《过庭录》曰：前世大乱之後，书籍散亡，时君多用意搜求。自汉成帝遣谒者陈农求遗书於天下，而命刘向等校之，至隋炀帝设二台，募以金帛，开元後，元载当国，亦命拾遗苗发等为江、淮括图书使，每以千钱易书一卷，故人以嗜利伪作争献。时无刘向辈论考，即并藏之，但以卷帙多为贵。往承平时，三馆岁曝书，吾每预其。凡世所不传者，类冗陋鄙浅无足观，及唐末五代书尤甚。然好奇者或得其一，争以夸人，不复更考是非，此亦藏书一僻也。汉武帝时，河献王以乐书来献，乃《周官 大司乐章》。当时《六经》犹未尽出，其误固无足怪。齐高帝时，雍州发古冢，得十馀简，以示王僧虔，云是蝌蚪书《考工记》，《周官》所阙文。世既无此书，僧虔何从证之乎？此亦好奇以欺众尔！本朝公卿家藏书，惟宋宣献最精好而不多。盖凡无用与不足观者，皆不取，故吾书每以为法也。
又曰：古书自唐以後，以甲、乙、丙、丁略分为经、史、子、集四类。承平时，三馆所藏不满十万卷，《崇文总目》所载是也。公卿名藏书家如宋宣献、李邯郸，四方士民如亳州祁氏、饶州吴氏、荆州田氏等，吾皆见其目，多止四万许卷，其颇有不必观者。惟宋宣献家择之甚精，止二万许卷，而校仇详密，皆胜诸家。吾旧所藏，仅与宋氏等，而宋氏好书，人所未见者，吾不能尽得也。自《六经》、诸史与诸子之善者，通有三千馀卷。读之固不可限以数，以二十年计之，日读一卷，亦可以再周，其馀一读足矣。惟《六经》不可一日去手。吾自登科後，每以五月以後，天气渐暑，不能泛及他书，即日专诵《六经》一卷，至中秋时毕，谓之“夏课”，守之甚坚。宣和後始稍废，岁亦必一周也。每读不唯颇得新意前所未达者，其先日差误所获亦不少，故吾於《六经》似不甚灭裂。《南史》记徐盛年过八十，犹岁读《五经》一遍，吾殆不愧此。前辈说刘原父初为穷经之学，寝食坐卧，虽谒客，未尝不以《六经》自随。蝇头细书为一编，置夹袋中，人或效之。後佣书者遂为雕板，世传“夹袋《六经》”是也。今人但随好恶，苟诵一家之说，便自立门户，以为通经。内不求之己，外不求之古，可乎？後生稔习闻见，所以日趋於浅陋也。
王氏《挥麈录》曰：承平时，士大夫家如南都戚氏、历阳沈氏、庐山李氏、九江陈氏、鄱阳吴氏，俱有藏书之名，今皆散逸。近年所至郡府，多刊文籍，且易得本传录。仕宦稍显者，家必有书数千卷，然多失於仇校也。吴明可帅会稽，百废具举，独不传书。明清尝启其故，云“此事当官极易办。但仆既得书期会，宾客应接，无暇自校；子弟又方令为程文，不欲以此散其功；委之他人，孰肯尽心？漫盈箱箧，以误後人，不若已也。”
又曰：唐著作郎杜宝《大业幸江都记》云：炀帝聚书至三十七万卷，皆焚於广陵，其目中盖无一帙传於後代。靖康ㄈ扰，中秘所藏与士大夫家者，悉为乌有。南渡後，惟叶少蕴少年贵盛，平生好收书，逾十万卷，之川弁山山居，建书楼以处之，极为华焕。丁卯年，其宅与书俱荡一燎。李泰发家旧有万馀卷，亦以是岁火。岂厄会自有时邪？
东坡作《李氏山房藏书记》曰：象犀、珠玉、怪珍之物，有悦於人之耳目，而不於用。金石、草木、丝麻、五、六材，有於用，而用之则敝，取之则竭。悦於人之耳目而於用，用之而不敝，取之而不竭，贤不肖之所得各因其才，仁智之所见各随其分，才分不同而求无不获者，惟书乎！自孔子圣人，其学必始於观书。当是时，惟周之柱下史聃为多书。韩宣子鲁，然後见《易象》与鲁《春秋》；季札聘於上国，然後闻《诗》之《风》、《雅》、《颂》；而楚独有左史倚相，能读《三坟》、《五典》、《八索》、《九邱》。士之生於是时，得见《六经》者盖无几，其学可谓难矣！而皆习於礼乐，深於道德，非後世君子所及。自秦、汉已来，作者益众，纸与字画日趋於简便，而书益多，世莫不有，然学者益以苟简，何哉？余犹及见老儒先生，自言其少时欲求《史记》、《汉书》而不可得；幸而得之，皆手自书，日夜诵读，惟恐不及。近岁市人转相摹刻诸子百家之书，日转万纸。学者之於书，多且易致如此，其文词学术，当倍蓰於昔人，而後生科举之士，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此又何也？余友李公择，少时读书於庐山五老峰下白石庵之僧舍。公择既去，而山中之人思之，指其所居为李氏山房，藏书凡九千馀卷。公择既巳涉其流，探其源，采剥其华实，而咀嚼其膏味，以为己有；发於文词，见於行事，以闻名於当世矣。而书固自如也，未尝少损，将以遗来者，供其无穷之求，而各足其才分之所当得。是以不藏於家，而藏於其故所居之僧舍，此仁者之心也。余既衰且病，无所用於世，惟得数年之闲，尽读其所未见之书，而庐山固所愿游而不得者，盖将老焉，尽发公择之藏，拾其馀弃以自补，庶有益乎！而公择求余文以为记，乃为一言，使来者知昔之君子见书之难，而今之学者有书而不读为可惜也。
右历代收书之数，藏书之所，备见前志；而叶氏、王氏所言，又近代士大夫藏书之大概也。坡翁一记，可以警蓄书而不读者，故并载焉。
●卷一百七十五 经籍考二
○经（易）
昔伏牺氏始画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盖因而重之为六十四卦。及乎三代，是为《三易》。夏曰《连山》（言似山内出气），殷曰《归藏》（言万物莫不归而藏於其中。杜子春曰：《连山》伏牺，《归藏》黄帝。○《周礼疏》按：今《归藏 坤》开筮：帝尧降二女为舜妃。又见《节》卦云：殷王其国，常母谷若。依子春说《归藏》黄帝，何得有帝尧及殷王事？盖子春之意，伏牺、黄帝造其名，夏、殷因其名以作《易》也），周文王作《卦辞》，谓之《周易》。周公作《爻辞》。孔子为《彖辞》、《象辞》、《系辞》、《文言》、《序卦》、《说卦》、《杂卦》，谓之《十翼》。班固曰：“孔子晚而好《易》，读之，韦编三绝，而为之传。”即《十翼》也（先儒说重卦及爻辞并《十翼》不同）。自鲁商瞿子木受《易》孔子（商瞿，姓），以授鲁桥庇子庸（姓桥，名庇，字子庸），子庸授江东干臂子弓（干，姓也，音韩），子弓授燕周鬼子家，子家授东武孙虞子乘，子乘授齐田何子装。及秦焚书，《周易》独以卜筮得存，唯失《说卦》三篇，後河内女子得之。汉初，传《易》者有田何，何授丁宽，宽授田王孙，王孙授沛人施仇、东海孟喜、琅邪梁邱贺，由是有施、孟、梁邱之学。又有东郡京房，自云受《易》於梁国焦延寿，别为京氏学，尝立，後罢。後汉施、孟、梁邱、京氏，凡四家并立，而传者甚众。汉初又有东莱费直传《易》，其本皆古字，号曰《古文易》，以授琅邪王璜，璜授沛人高相，相以授子康及兰陵母将永，故有费氏之学行於人，而未得立。後汉陈元、郑众，皆传费氏之学。马融又为其传，以授郑元，元作《易注》，荀爽又作《易传》，魏代王肃、王弼并为之注。自是费氏大兴，高氏遂衰。梁邱、施氏、亡於西晋，孟氏、京氏有书无师，梁、陈郑元、王弼二注列於国学。齐代唯传郑义。至隋，王注盛行，郑学浸微，今殆绝矣。《归藏》，汉初已亡，按晋《中经》有之，唯载卜筮，不似圣人之旨。唐开元中，备有《三易》。至宋，惟《归藏》略存而不传习。汉募群书多散逸，而《易》独完，学者传之，遂分为三。一曰田何之《易》，始自子夏，传之孔子，《卦》、《象》、《爻》、《彖》与《文言》、《说卦》等离为十二篇，而说者自为章句，《易》之本经也。二曰焦赣之《易》，无所师授，自本言得之隐者，第述阴阳灾异之言，不类圣人之经。三曰费直之《易》，亦无师授，专以《彖》、《象》、《文言》等参卦爻。凡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田何之学，施、孟、梁邱之徒最盛。费氏初微，但传民。至後汉时，陈元、郑众之徒皆学费氏，费氏兴而田何遂息，古十二篇之《易》遂亡其本。及王弼为注，亦用卦、《象》相杂之经，自晋之後，弼学独行，遂传至今。
《西汉志》：《易》十三家。二百九十四篇。
《隋志》：六十九部，五百五十一卷（通计亡书，合九十四部，八百二十九卷）。
《唐志》：七十六家。八十八部，六百六十五卷（失姓名一家，李鼎祚以下不著录十一家，三百二十九卷）。
《宋三朝志》：二百七部，二百四十卷。
《宋两朝志》：十一部，七十三卷。
《宋四朝志》：三十七部，二百一十九卷。
《宋中兴志》：一百四十家。一百八十四部，一千三百六十六卷。
※丁宽《易》
本传：初，梁项生从田何受《易》，时宽为项生从者，读《易》精敏，材过项生，遂事何。学成，何谢宽，宽东归，何谓门人曰：“《易》已东矣！”宽至雒阳，复从周王孙受古义，号《周氏传》。景帝时，宽为梁孝王将军距吴、楚，号丁将军。作《易说》三万言，训诂举大义而已，今《小章句》是也。宽授同郡砀田王孙，王孙授施仇、孟喜、梁邱贺，由是《易》有施、孟、梁邱之学。
※孟喜《易》
本传：喜从田王孙受《易》，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师田生且死时独传喜，诸儒以此耀之也（耀，荣也）。同门梁邱贺疏通证明之（疏通，犹分别。证明，明其伪也），曰：“田生绝於施仇手，中时喜归东海，安得此事？”又蜀人赵宾，好小数书，後为《易》，饰《易》文，以为“箕子明夷，阴阳气亡箕子；箕子者，万物方ぼ滋也”（师古曰：《易 明夷》：“箕子之明夷，利贞。”此箕子者，谓殷父师说《洪范》者也，而宾妄为之说。ぼ滋，言其根ぼ滋茂也。ぼ音该，又音皆）。宾持论巧慧，《易》家不能难，皆曰“非古法也”（心不服）。云受孟喜，为名之（名之者，承取其云，实授宾也）。後宾死，莫能持其说。喜因不肯仞（仞，亦名也），以此不见信。
※京房《易传》四卷
本传：房治《易》，事梁人焦延寿字赣。赣常曰：“得我道以亡身者，京生也。”其说长於灾变，分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风雨寒温为候（孟康曰：分卦直日之法：一爻王一日，六十四卦为三百六十日，馀四卦《震》、《离》、《兑》、《坎》为方伯监司之官。所以用《震》、《离》、《兑》、《坎》者，是二至二分用事之日，又是四时各专王之气。各卦主时，其占法各以其日观其善恶也），各有占验，房用之尤精。
晁氏《读书记》曰：《汉艺文志》、《易》京氏凡三种，八十九篇。《隋经籍志》有京氏《章句》十卷，又有占候十种，七十三卷。《唐艺文志》有京氏《章句》十卷，而占候存者五种，二十三卷。今其《章句》亡矣，乃略见於僧一行及李鼎祚之书。今传者曰：京氏《积算易传》三卷，《杂占条例法》一卷，名与古不同。所谓《积算易传》，疑《隋》、《唐志》之《错卦》是也；《杂占条例法》者，疑《隋》、《唐志》之《逆刺占灾异》是也。景迂尝曰：是书兆《乾》、《坤》之二象以成八卦，卦凡八变六十有四，於其往来升降之际，以观消息盈虚於天地之元，而酬酢乎万物之表者，炳然在目也。大抵辨《三易》，运五行，正四时，谨二十四气，悉七十二候，而位五星，降二十八宿，其进退以几，而为一卦之主者，谓之“世”。奇耦相与，据一以超二，而为主之相者，谓之“应”。世之所位，而阴阳之肆者，谓之“飞”。阴阳肇乎所配（《乾》与《坤》、《震》与《巽》、《坎》与《离》、《艮》与《兑》），而终不脱乎本（以飞某卦之位，乃伏某宫之位），以隐赜佐神明者，谓之“伏”。起乎世，而周乎内外，参乎本数以纪月者，谓之“建终”。终始极乎数而不可穷以纪日者，谓之“积含”（於中而以四为用。一卦备四卦者，谓之互。《乾》建甲子於初，《坤》建甲午於上，八卦之上，乃生一世之初）。初一世之五位，乃分而为五世之位；其五世之上，乃为游魂之世；五世之初，乃为归魂之世；而归魂之初，乃生後卦之初；其建刚日则节气，柔日则中气，其数虚则二十有八，盈则三十有六。盖其可言者如此，若夫象遗乎意，意遗乎言，则错综其用，唯变所。苟非彰往而察来，微显而阐幽者，曷足以与此！《易》学自商瞿至孟喜，授受甚明，房受之喜，而瞿牧、自生者不肯仞。京房曰：“京非孟氏学也。”刘向亦疑京之孟氏，予不知当时为何说也。今以当时之书验之，盖有《孟氏京房》十一篇，《灾异孟氏京房》六十六篇，同为一家之学，则其源委孰可诬哉！
石林叶氏曰：世传京房《易》学，据《汉书 传》：《易》自商瞿至田王孙，皆自有次第。故言《易》者，以田王孙为正。孟喜从王孙学，好自称誉，得《易》家候阴阳灾变书，诈言王孙死时，枕喜股膝，独传己，为梁邱贺所排矣。京房受学焦延寿，延寿受学孟喜，孟喜且不为当时所信，况延寿乎？史谓延寿独得隐士之说，之孟氏。《易》家不相同，皆京氏为异党，而受梁邱贺学者，亦京房。颜师古谓别一人，亦受学田何。今世有《京房易》，皆阴阳历数之书。又有《京房杂算数》十篇，其言庞杂，专主占筮，两人莫知为谁审为受延寿学者。今考《京房传》，本以卦气直日为说，与其书不类。占事知来，房力犯弘恭、石显，自不能保其身，亦何贵於占乎？《易》於他经，孔子最所致意。盖言五十而学《易》，可以无大过。而自司马迁以来，学者皆言孔子传商瞿，瞿本非门人高弟，略无一言见於《论语》。性与天道子贡且不得闻，而谓商瞿得之乎？
《朱子语录》曰：京房卦气用六日七分，季通云：“康节亦用六日七分”，但不见康节说处。
又曰：京房辈说数，捉他那影里才发见处，便算将去。且如今日一个人来相见，便就那相见底时节，算得这个是好人不是好人，用得极精密。他只是动便算得，静便算不得。
陈氏《书录解题》曰：京房《易传》三卷，《积算杂占条例》一卷，吴郁林太守陆绩注。京氏学废绝久矣，所谓《章句》者，既不复传，而占候之存於世者仅若此。校之前志，什百之一二耳。今世术士所用“世、应、飞、伏、游魂、归魂、纳甲”之说，皆出京氏。晁景迂尝为京氏学也，用其传为《易式》，云或作四卷，而《条例》居其首。又有《参同契》、《律历志》，见阴阳家，专言占候。
※焦氏《易林》十六卷
说见占筮门。
※费直《易》
本传：直长於卦筮，亡章句，徒以《彖》、《象》、《系辞》十篇《文言》解说上下经。琅邪王璜平中（音仲）能传之。
※郑康成《易注》
《崇文总目》：今唯《文言》、《说卦》、《序卦》、《杂卦》，合四篇，馀皆逸。指趣渊确，本去圣之未远。
※王弼《易注 略例 系辞注》十卷
晁氏曰：《上下经》魏尚书郎王弼辅嗣注；《系辞》、《说卦》、《杂卦》、《序卦》，弼之门人韩康伯注；又载弼所作《略例》，通十卷。《易》自商瞿受於孔子，六传至田何，而大兴为施仇、孟喜、梁邱贺。其後焦赣、费直始显，而传受皆不明，由是分为三家。汉末，田、焦之学微绝，而费氏独存。其学无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十篇解上下经。凡以《彖》、《象》、《文言》等参入卦中者，皆祖费氏。东京荀、刘、马、郑，皆传其学，王弼最後也，或用郑说，则弼亦本费氏也。欧阳公见此，遂谓孔子古经已亡。按刘向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或脱去“无咎”“悔亡”，惟费氏《经》与古文同，然则古经何尝亡哉！
陈氏曰：自汉以来，言《易》者多溺於象占之学。至弼始一切扫去，畅以义理，於是天下宗之，馀家尽废。然王弼好老氏，魏、晋谈元，自弼辈倡之。《易》有圣人之道四焉，去三存一，於道阙矣，况其所谓辞者，又杂异端之说乎。范甯谓其罪深於桀、纣，诚有以也。
※《连山》十卷
北史 刘炫传：时牛弘奏购求天下遗逸之书，炫遂伪造书百馀卷，题为《连山易》、《鲁史记》等，录上送官，取赏而去。後人有讼之，经赦免死，坐除名。
夹氵祭郑氏曰：夏后氏《易》，至唐始出，今亡。
※《归藏》三卷
《崇文总目》：晋太尉参军薛正注。《隋志》有十三篇，今但存《初经》、《齐母》、《本著》三篇。文多阙乱，不可详解。
夹氵祭郑氏曰：《连山》，亡矣。《归藏》，唐有司马膺注十三卷。今亦亡。隋有薛正注十三卷，今所存者，《初经》、《齐母》、《本著》三篇而已。言占筮事，其辞质、其义古，後学以其不文，则疑而弃之往往。《连山》所以亡者，复过於此矣。独不知後之人能为此文乎！子曰：“周监於二代，郁郁乎文哉！”以《周易》校《商易》，则周、商之文质可知也；以《商易》校《夏易》，则商、夏之文质又可知也。三《易》皆始乎八，而成六十四；有八卦，即有六十四卦；六十四卦非至周而备也。但法之所立，数之所起，皆不相为用。《连山》用三十六策，《归藏》四十五策，《周易》四十九策。诚以人事代谢，星纪推移，一代一谢，渐繁渐文。又何必近耳目而信诸，远耳目而疑诸？
按：《连山》、《归藏》，乃夏、商之《易》，本在《周易》之前。然《归藏》，《汉志》无之；《连山》，《隋志》无之。盖二书至晋、隋始出，而《连山》出於刘炫之伪作，《北史》明言之；度《归藏》之为书，亦此类耳。夹氵祭好奇，独尊信此二书与古《三坟》书，且咎世人以其晚出而疑之。然殊不知《毛氏诗》、《左氏春秋》、《小戴氏礼》与《古文尚书》、《周官六典》，比之当时，皆晚出者也；然其义理，其文辞，一无可疑，非《二易》、《三坟》之比，不谓之《六经》，可乎？故今叙《二易》，不敢遽指为夏、商之书，姑随其所出之时，置之汉之後唐之前云。
※孔颖达《正义》十四卷
晁氏曰：唐国子祭酒孔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马嘉运、赵乾叶、王谈、于志宁等同撰，苏德融、赵弘智覆审。序称江南义疏有十馀家，辞尚虚诞，皆所不取，唯王弼之学独冠古今，以弼为本，采诸说附益之。
《崇文总目》：唐太尉长孙无忌与诸儒刊定，宋朝端拱初，国子司业孔维等奉诏是正。其言主申王学云。
陈氏曰：序云十四卷，《馆阁书目》亦云，今本止十三卷。按《五经正义》本唐贞观中，颖达与颜师古等受诏撰《五经义赞》，後改不《正义》，博士马嘉运驳正其失。永徽二年，中书门下于志宁等考正增损，书始布下，其实非一手一足之力，世但称《孔疏》耳。其说专释一家注文为正。
※《甘棠正义》三十卷
《崇文总目》：梁陕州大都督府左司马任正一撰。以孔颖达《正义》为本，申演其说。
※李鼎祚《周易集解》十卷
晁氏曰：鼎祚，唐人。《集解》经皆避唐讳，又取《序卦》，各冠逐卦之首。所集有子夏、孟喜、京房、马融、荀爽、郑康成、刘表、何晏、宋衷、虞翻、陆绩、干宝、王肃、王辅嗣、姚信、王е、张、向秀、王凯冲、侯果、蜀才、翟元、韩康伯、刘、何妥、崔憬、沈麟士、卢氏、崔觐、孔颖达三十馀家，又引《九家易》、《乾凿度》义。所谓蜀才者，人多不知，按颜之推云，范长生也。其序云：“自卜商之後，传注百家，唯王、郑相沿，颇行於代。郑则多参天象，王乃全释人事，《易》之道，岂偏滞於天人哉！而天象难寻，人事易习，折杨黄华，学徒多从之。今集诸家，刊辅嗣之野文，辅康成之逸象，以贻同好。”盖宗郑学者也。《隋书 经籍志》所录《易》类六十九部，公武今所有，五部而已。关朗《易》不载於目，《乾凿度》自是纬书，焦赣《易林》又属卜筮，子夏书或云张弧伪；为然则《隋志》所录，舍王弼书皆未得见也。独鼎祚所集诸家之说，时可见其大旨。《唐录》称鼎祚书十七卷，今所有止十卷，而始末皆全，无所亡失，岂後人并之邪？
陈氏曰：隋、唐以前，《易》家诸书逸不传者，赖此书犹见其一二，而所取於荀、虞者尤多。九家者，汉淮南王所聘明《易》者九人，荀爽尝为之集解，陆氏《释文》。所载《说卦》逸象，本於《九家易》。
《中兴艺文志》：李鼎祚《易》，宗郑康成，排王弼。
※《易举正》三卷
《崇文总目》：唐苏州司户参军郭京撰。京世授《五经》，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易经》，比世所行，或颇差，故举正其讹而著於篇。
晁氏曰：京自称家藏王、韩手札《周易》及石经，校正一百三十五处，二百七十三字。盖以爻彖相正，有阙漏处可推而知，云得王、韩手札与石经耳。
容斋洪氏《随笔》曰：《易举正》三卷，云：曾得王辅嗣、韩康伯手写注定传授真本，比校今世流行本，及国学、乡贡、举人等本，或将经入注，用注作经。《小象》中，以下句反居其上，《爻辞》注内，移後义处於前，兼有脱遗、两字颠倒、谬误者，并依定本举正其讹，凡一百三节。今略取其明白者二十处载於此：《坤》，初六，“履霜，坚冰至。”《象》曰：“履霜，阴始凝也。驯致其道，至坚冰也。”今本於《象》文“霜”字下误增“坚冰”二字。《屯》，六三，《象》曰：“即鹿无虞，何以从禽也。”今本脱“何”字。《师》，六五，“田有禽，利执之，无咎。”元本“之”字误作“言”，观注义亦全不作“言”字释也。《比》，九五，《象》曰：“失前禽，舍逆取顺也。”今本误倒其句。《贲》，“亨不利有攸往。”今本“不”字误作“小”字。“刚柔交错，天文也。”“文明以止，人文也。”注云：“刚柔交错而成文焉，天之文也。”今本脱“刚柔交错”一句。《坎》卦“习坎”上脱“坎”字。《后》，九四，“包失渔”，注“二有其渔，故失之也。”今本作“无鱼”。《蹇》，九三，“往蹇来正。”今本作“来反”。《困》，初六，《象》曰：“入於幽谷，不明也。”今本“谷”字下多“幽”字。《鼎》，《彖》：“圣人亨以享上帝，以养圣贤。”今本正文多“而大亨”三字，故注文亦误增“大亨”二字。《震》，《彖》曰：“不丧七鬯，出可以守宗庙社稷，以为祭主也。”今本脱“不丧七鬯”一句。《渐》，《象》曰：“君子以居贤德，善风俗。”今本正文脱“风”字。《丰》，九四，《象》：“遇其夷主，吉，志行也。”今文脱“志”字。《中孚》，《彖》：“豚鱼吉，信及也。”今本“及”字下多“豚鱼”二字。《小过》、《彖》：“柔得中，是以可小事也。”今本脱“可”字，而“事”字下误增“吉”字。六五，《象》曰：“密€不雨，已止也。”注：“阳已止下故也。”今本正文作“已上”，故注亦误作“阳已上故止也。”《既济》、《彖》曰：“既济，亨小，小者亨也。”今本脱一“小”字。《系辞》：“二多誉，四多惧。”注云：“惧，近也。”今本误以“近也”字为正文，而注中又脱“惧”字。《杂卦》：“蒙稚而著。”今本“稚”误作“杂”字。予顷於福州《道藏》中见此书而传之，及在後省见晁公武所进《易解》多引用之，世罕有其书也。
巽岩李氏曰：京此书使经传不相混乱，残阙复为真全，颇有益於学者。然“能研诸侯之虑”，衍“侯之”字；“成言乎艮”，当作“诚”。若此等，京盖未知，岂王、韩旧本固不免讹舛邪？京，开元後人，故所为书不得著录，本末亦未详，要可惜云。
※陆希声《易传》
《崇文总目》：唐右拾遗陆希声撰。希声作《易传》十篇，《易图》、《指说》、《释变》、《微旨》四篇。初，陇西李阮学其说，以为《上》、《下经》传二篇，思属近妙，故希声自为之解；馀篇差显，不复为注。盖近世之名家欤？今二篇外，馀篇逸。
晁氏曰：《微旨》三卷，皆设问答。
陈氏曰：按《唐志》有《易传》二卷，《中兴书目》作六卷，别出《微旨》三卷。今所谓《解说》者，上、下经共一册，不分卷。有序言著《易传》十篇。七篇以上，解《易》义之渊微；八篇以下，广《易》道之旁行，第为六卷。又撰《易图》、《指说》、《释变》、《微旨》各一卷，通为十卷。其《上》、《下经》，盖第一、第二篇。经文一句，传亦一句。门人以为难晓，故复为之解。然则其全书十卷，不尽传矣。家旧惟有《微旨》，续得《解说》一编，始知其详。
※卫元嵩《元包》十卷
《崇文总目》：元嵩，唐人。撰武功苏源明传，赵郡李江注。《包》以《坤》为首，因八纯之宫以生变，极於六十四，自系其辞，言外卦体，不列爻位，以谓《易》首《乾》尚文，《包》首《坤》尚质。夏《连山》、商《归藏》、周《易》、唐《包》，其实一也，虽欲驰骋而放言，趋理近止，《易》家之区鄙云。
陈氏曰：其书以八卦为八篇，首而“一世”至“归魂”，各附其下。先《坤》，次《乾》、《兑》、《艮》、《离》、《坎》、《巽》、《震》。《坤》曰太阴，《乾》曰太阳，馀六子有孟、仲、少之目。每卦之下，各为数语，意僻怪，文险涩，不可深晓也。
张氏曰：卫元嵩作《元包》，义取於《归藏》。《元包》粗赞卦名之大指，未极人事之精义，辞略数隐，世多不传。乃作《元包数义》二卷，以明卫元嵩之《易》（详见《七易序》）。
※子夏《易》十卷
《崇文总目》：此书篇第，略依王式，决非卜子夏之文。又其言近而不笃，然学者尚异，颇传习之。
晁氏曰：旧题卜子夏传。《唐艺文志》子夏书已亡，今此书约王弼《注》为之者，止《杂卦》。景迂云：“张弧伪作。”陈氏曰：按《隋》、《唐志》有《卜夏传》二卷，残阙。陆德明、李鼎祚亦时称引。考《汉志》初无此书。有孙坦者，为《周易析蕴》，此汉杜子夏也，未知何据。使其果然，何为不见於《汉志》？其为依明矣。隋、唐时止二卷，已残缺，今安得有十卷？且其经文、《彖》、《象》、《爻辞》相错，正用王弼本，决非汉世书。以陆德明所引，求之今传，则皆无之，岂惟非汉世书，亦非隋、唐所传书矣。其文辞浅俚，非古人语，姑存之以备一家。按晁以道《传易堂记》曰：“古今咸谓子夏受於孔子而为之传，然太史公、刘向父子、班固皆不论著。唐刘子元知其伪矣。书不传於今，今号为子夏《传》者，《崇文总目》知其为伪，而不知其所作之人。予知其为唐张弧之《易》也。”晁之言云尔。张弧有《王道小疏》五卷，见《馆阁书目》云唐大理评事，亦不详何时人。
容斋洪氏《随笔》曰：孔子弟子，惟子夏於诸经独有书。虽传记杂言未可尽信，然要为与他人不同矣。於《易》则有传，於《诗》则有序，而《毛诗》之学，一云子夏授高行子，四传而至小毛公；一云子夏传曾申，五传而至大毛公。於《礼》则有《仪礼 丧服》一篇，马融、王肃诸儒多为之训说。於《春秋》所云不能赞一辞，盖亦尝从事於斯矣。公羊高实受之於子夏，梁赤者，《风俗通》亦云子夏门人。於《论语》则郑康成以为仲弓、子夏等所撰定也。後汉徐防上疏曰：“《诗》、《书》、《礼》、《乐》，定自孔子；发明章句，始於子夏。”斯其证云。
※周易新论传疏
《崇文总目》：唐阴洪道撰。洪道世其父显之学，杂采子夏、孟喜等十八家之说，参订其长，合七十二篇，於《易》有助云。
※《周易物象释疑》一卷
《崇文总目》：唐东乡助撰。取卦互体，开释言象，盖未始见康成之学，而著此书焉。
陈氏曰：东乡，一作东阳。《馆阁书目》又云：“守江陵尹。”东阳、东乡皆衤复姓也。其序言随事义而取象，若以龙叙《乾》，以马明《坤》。凡注疏未释者，标出为此书。
※《周易口诀义》六卷
《崇文总目》：河南史证撰。不详何代人，其书直钞孔氏说，以便讲习，故曰口诀。
晁氏曰：唐史证撰。钞《注疏》以便讲习，田氏乃以为魏郑公撰，误也。
陈氏曰：《三朝史志》有其书，非唐则五代人也。避讳作证字。
※《周易正义补阙略例疏》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其说自谓裨颖达之阙。
陈氏曰：唐四门助教邢撰。按蜀本《略例》有所注，止有篇首释“略例”二字，文与此同，馀皆不然。此本亦浅近无理，姑存之。
※关子明《易传》一卷
晁氏曰：魏关朗撰。元魏太和末，王虬言於孝文，孝文召见之，著成《筮论》数十篇。唐赵蕤云：“恨书亡半，随文诠解，才十一篇而已。”李邯郸始著之目云。王通赞《易》，盖宗此也。
《朱子语录》：关子明《易》，伪书也。
陈氏曰：唐赵蕤注。然《隋》、《唐志》皆不录，或云阮逸伪作。
※周易启源十卷
晁氏曰：蔡广成撰。李邯郸云唐人，田伟置於王昭素之下，今从李说。巷首《德恒》、《德言》、《德肤》、《德翰》四篇，皆设为问对。凡三十六篇。
※《周易开元关》一卷
晁氏曰：唐苏鹗撰。自序云：五代祖晋，官至吏部侍郎，学兼天人，尝制《八卦论》，为世所传，遭乱遗坠，而漏简尚有存者，鹗乃略演其旨於此。
※《周易流演》五卷
晁氏曰：唐成元英撰。错综六十四卦，演九宫，以直年月日，推国家之吉凶。元英，道士也，故道藏录之。或云释仁英撰。未知孰是。
※《周易穷微》一卷
陈氏曰：称王辅嗣。凡为论五篇。《馆阁书目》有王弼《易辩》一卷，其论《彖》、论《象》，亦类《略例》，意即此书也。又言弼注此书已亡，至晋得之，王羲之承诏录藏於秘府，世莫得见。未知何所据而云。
※《周易释文》一卷
陈氏曰：唐国子博士陆德明撰。本名元朗，以字行。多授汉、魏以前诸家说，盖唐初诸书皆在也。卦首注某宫某世，用京房说。
※石经《周易周易指略例》共十一卷
晁氏曰：伪蜀广政辛亥孙逢吉书。广政，孟昶年号也。《说卦》“乾，健也”以下有韩康伯注，《略例》有邢注。此与国子监本不同者也。以蜀中印本校邢注《略例》，不同者，又百馀字。详其意义，似石经误，而无他本订正，姑两存焉。
夹氵祭郑氏曰：按石经之学，始於蔡邕。始也，秦火之後，经籍初出，诸家所藏，传写或异；笺传之儒，皆冯所见，更不论文字之讹谬。邕校书东观，奏求正定《六经》文字，灵帝许之。乃自为书，而刻石於太学门外，後儒晚学，咸所取正。奈当汉之末祚，所传未广，而兵火无存，後之人所得者亦希矣。今之所谓石经者，但刻诸石耳，多非蔡氏之经。
※《易轨》一卷
晁氏曰：伪蜀蒲乾贯撰，专言流演。其序云：“可以知否泰之原，察延促之数”，盖数学也。
※王昭素《易论》三十三卷
晁氏曰：昭素居酸枣，太祖时，尝召令讲《易》。其书以注疏异同互相诘难，蔽以己意。昭素隐居求志，行义甚高，史臣以王烈、管宁比之。
※《易证坠简》一卷
晁氏曰：皇朝天禧中，毗陵从事范谔昌撰。其书酷类郭京《举正》。如《震》卦《彖辞》内云，脱“不丧匕鬯”四字，程正叔取之；《渐》卦上六，疑“陆”字误，胡翼之取之。自谓其学出於湓浦李处约、庐山许坚，意者岂果有师承，故程、胡取之？
陈氏曰：其上卷如郭京《举正》，下卷辨《系辞》非孔子命名，止可谓之“赞”，系今《爻辞》乃可谓之《系辞》。又重定其次序。又有《补注》一，辨周、孔述作，与诸儒异。为《乾》、《坤》二传，末有《四时晷刻图》一篇。《馆阁书目》止一卷。又有《源流图》一卷，言纳甲、纳音者，即此下卷《补注序》中语也。世或言刘牧之学出於谔昌，而谔昌之学亦出种放，未知信否？晁以道、邵子文、朱子发皆云尔。
※陆秉《周易意学》十卷
晁氏曰：秉字端夫，旧名东。宝元，以此书奏御，敕书嘉奖。秉尝通判蜀州。首篇论《易》之名，颇采《参同契》之说。
陈氏曰：其说多异先儒，穿凿无据。
※胡安定《易传》十卷
晁氏曰：此解甚详，盖门人倪天隐所纂，非其自著，故序首称“先生曰”。又曰：新安王炎晦叔尝问南轩曰：“伊川令学者先看王辅嗣、胡翼之、王介甫三家《易》，何也？”南轩曰：“三家不论互体，故云尔。然杂物撰德，具於中爻，互体未可废也。”南轩之说虽如此，要之，程氏专治文义，不论象数。三家者，文义皆坦明，象数殆於扫除略尽，非特互体也。
※《周易言象外集》（《古易》）
《崇文总目》：皇朝王洙原叔撰。洙以通经侍讲天章阁，乃集前世诸儒《易》说，折衷其理，依卦变为类。其论以王弼《传》为内，故自名曰《外传》。
陈氏曰：其序言学《易》於处士赵期，论次旧义，附以新说，凡十二篇，十卷。
又曰：《古易》十二卷，亦出王原叔家。上、下经惟载《爻辞》，外《卦辞》一、《彖辞》二、《大象》三、《小象》四、《文言》五、《上系》六、《下系》七、《说卦》八、《序卦》九、《杂卦》十。叶石林以为此即《艺文志》所谓《古易》十二篇者。按《隋》、《唐志》皆无《古易》之目，当亦後人依仿录之耳。
※邵古周易解五卷
晁氏曰：古字天叟，雍之父也。世本范阳，而卒於洛。其学先正音文云。
※皇甫泌《易解》十四卷
晁氏曰：泌官至尚书右丞，有《述闻》一卷、《隐诀》一卷、《补解》一卷、《精微》三卷，又有《纪师说》、《辨道》，通为八卷。陈氏曰：其学得之常山抱犊山人，而莆阳游中传之。刘彝、钱藻皆为之序。山人不知名，盖隐者也。泌尝守海陵，治平以前人。
※石徂徕《易解》五卷
晁氏曰：景迂云：“《易》古文十二篇，先儒谓费直专以《彖》、《象》、《文言》参解《易》爻，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者，自费氏始。孔颖达云：‘王辅嗣又分爻之《象辞》各附当爻。’则费氏初变古制时，犹若今《乾》卦《彖》、《象》系卦之末欤！古经始变於费氏，卒大乱於王弼，惜哉！今学者曾不之知也。石守道亦曰：‘孔子作《彖》、《象》於六爻之前，《小象》系逐爻之下，惟《乾》悉属之於後者，让也。’呜呼！他人尚何责哉！”家本不见此文，岂介後觉其误改之欤？
陈氏曰：所解止六十四卦，亦无大发明。晁景迂言守道曰云云（见前段）。今观此《解义》，言王弼注《易》，欲人易见，使相附近，他卦皆然，惟《乾》不同者，欲存旧本而，已更无他说，不知景迂何以云尔也。按宋咸补注首章，颇有此意，晁误记耳。
※刘长民《易解》十五卷
晁氏曰：皇朝刘牧长民撰。仁宗时，言数者皆宗之。庆历初，吴秘献其书於朝，优诏奖之，田况为序。又有《钩隐图》三卷，皆《易》之数也，凡五十五图，并遗事九。有欧阳永叔序，而其文殊不类。
陈氏曰：黄黎献为之序。又为《略例图》，亦黎献所序。又有三衢刘敏士刻於浙右庾司者，欧公序，文浅俚，决非公作。其书三卷，与前本大同小异。牧《易》学盛行於庆历时。
※删定《易论》一卷
陈氏曰：直讲盱江李觏泰伯撰，凡六篇，盖删刘牧《易图》而存之者三焉。《馆阁书目》作六卷，十九篇。觏先注《易论》十九篇，皆见集中，与此自为二书，当是合为十九也。
※宋咸《易训》、《易补注》，王刘《易辨》
晁氏曰：咸自序云：“予既以《补注易》奏御，而男亿请馀义凡百馀篇，端因以《易训》名之。”盖言不敢以传世，特教其子而已。凡三卷，颇论陆希声、刘牧、鲜于亻先得失云。
陈氏曰：咸尝撰《易明》，凡一百九十三条，以正亡误。及得郭京《举正》於欧阳公，遂参验为《补注》十卷，皇五年表上之。别有《易训》，未见。《易辨》凡二十篇，为一卷。刘牧之学，大抵求异先儒，穿凿破碎，故李、宋或删之，或辨之。
※《周易圣断》七卷
晁氏曰：皇朝鲜于亻先子骏撰。本之王弼、刘牧，而时辨其非。且云众言淆乱，折诸圣，故名其篇曰《圣断》。
陈氏曰：其书《乾》、《坤》二卦，不解爻象，欲学者观《彖》、《象》、《文言》而自得云。
※《易意蕴凡例总论》一卷
晁氏曰：皇朝徐庸以《春秋》凡例，《易》亦有之，故著书九篇，号《意蕴凡例总论》。其学祖刘牧、陆秉云。
陈氏曰：庸，皇时人。凡为论九篇。《馆阁书》又有《卦变解》，未见。
●卷一百七十六 经籍考三
○经（易）
※伊川《易传》十卷
《程子》序：至微者理也，至著者象也。体用一源，显微无，观会通以行其典礼，则辞无所不备。故善学者求言必自近，易於近者，非知言者也。予所传者辞也，由辞以得意，则在乎人焉。
《遗书》：张闳中以书问《易》之义本起於数。程子答曰：“谓义起数，则非也。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数，《易》因象以知数，得其义，则象在其中矣。必欲穷象之隐微，尽数之毫忽，乃寻流逐末，术家所尚，非儒者之务也。管辂、郭璞之学是已。”又曰：“理无形也，故因象以明理。理见乎辞者也，则可由辞以观象。故曰：得其义，则象数在其中矣。”门弟子请问《易传》事，虽有一字之疑，伊川必再三喻之。盖其潜心甚久，未尝容易下一字也。
伊川以《易传》示门人曰：亦只说得七分，後人更须自体究。
朱子曰：自秦、汉以来，考《象辞》者，泥於术数，而不得其弘通简易之法；谈义理者，沦於空寂，而不乎仁义中正之归。求其因时立教，以承三圣，不同於法而同於道者，则惟伊川先生程氏之书而已。後之君子，诚能日取其一卦若一爻者，熟复而深玩之。如已有疑，将决於筮而得之者，虚心端意，推之於事，而反之於身，以求其所以处此之实，则於吉凶消长之理，进退存亡之道，将无所求而不得，迩之事父，远之事君，亦无处而不当矣。
程子高弟尹公尝谓：“《易传》乃夫子自著，欲知道者，求於此足矣，不必旁观他书。盖语录或有他人所记，未必尽得先生意。”又言：“先生践履尽一部《易》，其作传，只是因而写成。”此言尤有味。
又曰：《易传》不看本文，亦自成一书。
又曰：《易传》明白，无难看处。但此是先生以天下许多道理，散入六十四卦、三百八十四爻之中。将作《易》看，无意味，须将来作事看，即句句字字有用处耳。程先生《易传》，义理精，字数足，无一毫欠缺，只是於本义不相合。《易》本是卜筮之书，程先生只说得一理。
程《易》言理甚备，象数欠在。
按：伊川之《易》，精於义理，而略於卜筮、象数，此固先儒之说，然愚尝以为《易》之象数、卜筮，岂出於义理之外。盖有此理，则有此象，有此数。而卜筮之说，其所谓趋吉避凶，惠迪从逆云者，又未尝不一出於义理。平时本诸践履，则观象玩辞，此义理也。一旦谋及卜筮，则观变玩占，亦此义理也。初不必岐而二之。然言出圣贤之口，则单辞片语，皆有妙理；假借旁通，悉为至教。往往多借《易》以明理，初不拘於说《易》也，自夫子而然矣。何也？“君子学以聚之，问以辨之，宽以居之，仁以行之，”为《乾》九二而言也。而《乾》之九二，岂有学问宽仁之义乎？“日往则月来，月往则日来，日月相推而明生焉；寒往则暑来，暑往则寒来，寒暑相推而岁成焉。”为《咸》九四而言也。而《咸》之九四，岂有岁时代谢之义乎？盖其初因讲《易》，遂借《易》以言理，言理虽精，而於《易》此卦此爻之旨则远矣。如程子因“君子豹变”而发为“自暴、自弃”之论，因“君子得舆”而发为“《匪风》、《下泉》”之论，亦是意也。晦庵所谓“不看本文，自成一书”者是已。
晁氏曰：朱震言颐之学出於周敦颐，敦颐得之穆修，亦本於陈搏，与邵雍之学本同。然考正叔之解，不及象数，颇与胡翼之相类。景迂云胡武平、周茂叔同师润州鹤林寺僧寿涯，其後武平传其学於家，茂叔则授二程。与震之说不同。
按：伊川之学出自濂溪，此先儒通论也。而晁、朱之说以为濂溪所师，本於希夷及一僧，则固老、释之宗旨矣，此论未之前闻。
陈氏曰：伊川止解六十四卦，不解《大传》，而以《序卦》分置诸卦之首。唐李鼎祚《集解》亦然。
※王介甫《易解》二十卷，龚原、耿南仲注《易》各二十卷
晁氏曰：介甫《三经义》，皆颁学官，独《易解》，自谓少作未善，不专以取士。故绍圣後与龚原、耿南仲注《易》，三书偕行於场屋。
※东坡《易传》十一卷
晁氏曰：东坡自言其学出於父洵。且谓卦不可爻别而观之。其论卦必先求其所齐之端，则六爻之义，未有不贯者，未尝凿而通之也。
《朱子语录》曰：“老苏说《易》，专得於‘爱恶相攻而吉凶生’以下三句。他把这六爻似那累世相仇相杀底人相似，看这一爻攻那一爻，这一画克那一画，全不近人情。东坡见他恁地太粗疏，添得些佛、老在里。其书自做两样，亦有取王辅嗣之说，以补老苏之说；亦有不晓得他说了，乱填补处。老苏说底，亦有去那物理上看得著处。”
又《杂学辨》曰：“《乾》上《彖辞》，发明性命之理，与《诗》（《民》、《维天之命》）《书》（《汤诰》、《泰誓》）《中庸》、《孟子》相表里，而《大传》之言亦若符契。苏氏不知其说，而欲以其所臆度者言之，又畏人之指其失也，故每为不可言不可见之说以先後之，务为闪倏漾不可捕捉之形，使读者茫然，虽欲攻之，而无措其辨。殊不知性命之理甚明，而其为说至简今将言之而先曰不可言，既指之而又曰不可见，足以眩夫未尝学问之庸人矣。由学者观之，岂不所以为未尝见未尝知之验哉！然道衰学绝，世颇惑之，故为之辨，以待後之君子。而其他言死生鬼神之不合者，亦并附焉。
※横渠《易说》十卷
晁氏曰：其解甚略，《系辞》差详。
※温公《易说》一卷
晁氏曰：杂解《易》义，无铨次，盖未成书也。
※《乾生归一图》二卷
晁氏曰：皇朝石汝砺撰。先辨卦、彖、爻、象之别，後列数图，颇杂以释、老之说。
陈氏曰：嘉初人。序取《乾》为生生之本，万物归於一也。有论有图，亦颇与刘牧辨，然或杂以释、老之学。其所谓一者，自注云：“一则灵寂。”其《元首篇》论道，专以灵明（灵字恐误，或当作虚）无体无生为主。又曰：“因灵不动，而生寂体。”非异端之说乎？
※《周易义海》一百卷
晁氏曰：皇朝房审权撰。集郑元至王安石凡百家，摘取其专明人事者为一编。或诸家说有异同，辄加评议，附之篇末。
陈氏曰：审权编《义海》凡四卷。近时江都李衡彦平删削，而益以东坡、伊川、汉上之说，为《撮要》十卷。若房氏百卷之书，则未见也。衡，乾道中由侍御史为起居郎。
※张弼《葆光易解》十卷
晁氏曰：弼，莆田人，字舜元。绍圣中，章荐於朝，赐号葆光处士。後黄裳等再荐，诏以为福州司户、本州教授。其学颇宗郑氏。
陈氏曰：其学多言取象。
※郑扬庭周易传十三卷
邵伯温《辨惑》云：沈存中《笔谈》言：“江南人郑，字扬庭，曾为一书谈《易》其一说曰：‘《乾》、《坤》，大父母也；《复》、《后》，小父母也。《乾》一变生《复》，得一阳；《坤》一变生《后》，得一阴，云云。至《乾》六变生《归妹》，本得三十二阳；《坤》六变生《渐》，本得三十二阴。《乾》、《坤》错综，阴阳各得三十二，生六十四卦（即邵氏《先天图》）。’之为书，皆荒唐之论，独有此变卦之说，未知其是非。予後见兵部员外郎秦论所谈，骇然曰：‘何处得此法？’云：‘尝遇一异人，受此历数，推往古兴衰运历，无不皆验。尝恨不能尽其术。西都邵雍亦知大略，已能洞知吉凶之变。此人乃形之於书，必有天谴。此非世人所得闻也。’”窃惟我先君《易》学，微妙元深，不肖所不得知也。其传授本末，则受《易》於李之才挺之，挺之师穆修伯长，伯长师陈抟图南。先君之学，虽有传授，而微妙变通，则其所自得也。平时未尝妄以语人，惟大名王天悦、荥阳张子望尝从学，又皆蚤死。秦、郑尝欲从先君学，先君以颇好任数，志在口耳，多外慕，皆不之许。尝语以王天悦传先君之学，力求之，天悦不许。天悦感疾且卒，赂其仆於卧内窃得之，遂以为已学。著《易传》、《易测》、《宋范》、《五经明用》数书，皆破碎妄作，穿凿不根。尝以《变卦图》示秦。窃天悦书入京师，补国子监解试。策问八卦次序，以所得之说对，有司异之，擢在优等。既登第，以所著书投贽公卿之门，後以赃罪窜。秦谓“必有天谴”，恐指此。秦既知窃书，乃谓“何处得此法。”，又谓“西都邵某闻大略”，近乎自欺矣。然谓“得之异人”，盖指希夷而言也。
晁氏曰：姚嗣宗谓刘牧之学受之吴秘，秘受之，又作《明数》、《明象》、《明传道》、《明次例》、《明范》五篇。
※《周易析蕴》二卷
陈氏曰：孙坦撰。凡二卷。其首言子夏辞不甚粹，或取《左氏传》语证之。晚又得十八占。称天子曰县官。尝疑汉杜子夏之学，及读杜《传》，见引《明夷》对策，疑始释然。坦不知何人，《国史志》及《中兴书目》皆不著。
※阮逸《易筌》六卷
陈氏曰：逸字天隐。每一爻各以一古事系之，颇多牵合。
※《易童子问》三卷
陈氏曰：欧阳永叔撰。设为问答，其上、下卷，专言《系辞》、《文言》、《说卦》而下皆非圣人之作。
※《周易义类》三卷
陈氏曰：顾叔思撰。未详何人。序言先儒论说甚众，而其旨未尝不同；卦爻或有不同，而辞意固常不一。名立标目，总而聚之。
※沈存中《易解》二卷
陈氏曰：所解甚略，不过数卦，而於《大、小畜》、《大、小过》独详。
※陈了翁《易说》一卷
陈氏曰：了翁晚年所著，止解六十四卦，辞旨深晦。
※王逢《易说》十卷
晁氏曰：逢尝为国子直讲。著《易传》十卷，其学宗王弼。
※龚原《易讲义》十卷
陈氏曰：原字深之，嘉八年进士。初以经学为王安石引用，元符後入党籍。
※吕氏《易章句》一卷
晃氏曰：吕大临与叔撰。其解甚略，有《统论》数篇。
※吕微仲《周易古经》二卷
陈氏曰：吕大防微仲所录上、下经，并录《爻辞》、《彖》、《象》，随经分上、下，为六卷，上、下《系》二卷，《文言》、《说卦》各一卷。
晁氏曰：其序云：“《彖》、《象》所以解经，始各为一书。王弼专治《彖》、《象》，以为注，乃分於卦爻之下，学者於是始不见完经，而文辞次第贯穿之意，亦缺然不属。因按古文而正之。”凡十二篇，别无解释。
※晁以道《古易》十二卷
晁氏曰：从父詹事公讳说之撰。以诸家《易》及许慎《说文》等九十五书，是正其文，字且依汉田何本，分《易经》上、下并《十翼》通为十二篇，以矫费氏、王弼之失。谓刘向尝以中古文《易经》校施、孟、梁邱经，至蜀李讠巽又尝注古文《易》，遂名曰《古易》。
陈氏曰：以道之说曰：“以《彖》、《象》、《文言》杂入卦中自费氏始。孔颖达又谓辅嗣之意，《象》本释经，宜相附近，分爻之《象》辞，各附逐爻。则费氏初变古之时，犹若今《乾》、《坤》欤！古经始变於费氏，而卒大乱於王弼，奈何後之儒者尤而效之，杜预分《左氏传》於经，宋衷、范望散《太元》、《测》、《赞》於八十一首之下，是其明比也。揆观其初，乃如《古文尚书》、迁、固叙传，扬雄《法言》叙篇云尔。”卷首列名氏二十馀家，文字异同则散见於诸卦云。
巽岩李氏曰：晁氏专主北学。凡故训多取许叔重《说文解字》、陆德明《章义》；僧一行、李鼎祚、陆希声及本朝王昭素、胡翼之、黄聱隅辈所论，亦时采掇。吕公书，则文字句读，初无增损。景迂则辑诸家异同，或断以已意，有增有损；篇第则放费长公，未解辅嗣未注以前旧本，并十二篇为八篇。吕、晁各有师承，初不祖述，而其指归则往往暗合。
※晁以道《太极传》、《外传》、《因说》共八卷
陈氏曰：其学本康节。自言学京氏《易》，绍圣遇洛阳杨贤宝，得康节二《易》图，又从其子伯温得其遗编，始作《易》传，名曰《商瞿传》，兵火後失之，晚年复为此书。又有《易元星纪谱》、《易规》二书，见本集中。又有《传易堂记》，述汉以来至本朝传授甚详。
※《汉上易集传》、《易图》、《丛说》共十五卷
晁氏曰：朱震子发撰。自谓其学以程颐为宗，和会邵雍、张载之论，合郑元、王弼之学为一云。其书多采先儒之说以成，故曰“集解”，然颇舛误。
陈氏曰：《汉上经筵表》中具述源流云：“陈抟以《先天图》传种放，放传穆修，穆修传李之才，之才传邵雍。放以《河图》、《洛书》传李溉，溉传许坚，许坚传范谔昌，谔昌传刘牧。穆修以《太极图》传周敦颐，敦颐传程颢、程颐。是时张载讲学於二程、邵雍之。故雍著《皇极经世书》，牧陈天地五十有五之数，敦颐作《通书》，程颐著《易传》，载造《太和》、《三两》等篇。臣今以《易传》为宗，和会雍、载之论，上采汉、魏、吴、晋，下逮有唐及今，包括异同，庶几道离而复合。”盖其学专以王弼尽去旧说，杂以庄、老，专上文辞为非是，故其於象数颇加详焉。序称九卷，盖合《说》、《序》、《杂卦》为一也。
《朱子语录》曰：《汉上易》卦变，只变到三爻而止，於卦辞多有不通处，某更推尽去方通。如《无妄》“刚自外来而为主於内”，只是初刚自《讼》二移下来。《晋》“柔进而上行”，只是五柔自《观》四挨上去。此等类按《汉上》卦变，则通不得。王弼破互体，朱子发用互体。朱子发互体，一卦中自二至五，又自有两卦，这两卦又伏两卦，林黄中便倒转推成四卦，四卦里又伏四卦，此谓互体。这自那“风为天於上”，上有个《艮》之象来。互体自左氏已言，亦有道理，只是今推不合处多。一卦互换是两卦，伏两卦是四卦，反看又是两卦，又伏两卦，共成八卦。
※梁《易传 内》、《外篇》共十九卷
陈氏曰：丞相昭武李纲伯纪撰。按序，《内》、《外篇》凡二十三卷。《内篇》训释上下经、《系辞》、《说》、《序》、《杂卦》，并《总论》合十卷。外篇《释象》七、《明变》一、《训辞》二、《类占》一、《衍数》二，合十有三卷。今《内篇》阙《总论》，《外篇》阙《训辞》及《衍数》下卷，存者十卷。盖罢相迁谪时所作。其书未行於世，馆阁亦无之，莆田郑寅子敬从忠定之曾孙得其藏本。顷ヘ莆日，借郑本传录。今考《梁集》，绍兴十三年所编，其《训辞》二，序已云有录无书，则虽其家，亦亡逸久矣。岂其有序而书实未成邪？其书於辞、变、象、占，无不该贯，可谓博矣。
※吴园《易解》十卷
陈氏曰：秘阁修撰鄱阳张辗知常撰。卷後有《序论》五篇，《杂说》、《泰论》各一篇。
※《先天易钤太极宝局》二卷
晁氏曰：皇朝牛师德撰。自云传邵雍之学於司马温公。其说近於术数，未知其信然否？
陈氏曰：未详何人，盖为邵氏之学，而专乎术数者也。
※兼山《易解》二卷，《传家易说》十一卷
晁氏曰：郭忠孝撰。忠孝字立之，河南人。颇明象数，自谓得李挺之《卦变论》於陈子惠，因亟读，有得焉。靖康中，持宪关右，死於难，故其书散落大半。
陈氏曰：《传家易说》十一卷，冲晦处士郭雍颐正撰。自言其父忠孝受学於程伊川，伊川示以《易》之《艮》，曰：“艮，止也。学道之要，无出於此。”自是方觉读《易》有味，榜其室曰“兼山”，立身行道，皆自“止”始。兵兴之初，先人旧学扫地，念欲补续其说。中心所止者，“艮，止也”。潜稽《易》学，以述旧闻，用传於家。忠孝字立之，名将枢密逵之子。自言得先天卦变於河阳陈安民子惠，其书出李挺之，由是颇通象数。仕为永兴军路提刑，死於狄难，其书散逸。雍隐居陕州长阳山中，帅守屡荐，召之不至，由处士封颐正先生。其末，提举赵善誉言於朝，遣官受所欲言，得其《传家兵学》六卷以进，时淳熙丙午也。
※王《易学》一卷
晁氏曰：皇朝王，同州人，早潜心於康节之学。其序曰：“康节有云：‘理有未见，不可强求使通。’故愚於《观物篇》之所得，既推其所不疑，又存其所可疑。亦以先生之言自慎，不敢轻其去取故也。”
※《河图解》二卷
晁氏曰：皇朝康平撰。凡五十二篇。
※《麻衣道者正易心法》一卷
李潜序曰：此书顷得之庐山一异人（或云许坚）。或有疑而问者，余应之云：“何疑之有？顾其议论可也。”昔黄帝《素问》、孔子《易大传》，世尚有疑之，尝曰：“世固有能作《素问》者乎？固有能作《易大传》者乎？虽非本真，是亦黄帝、孔子之徒也。”余於《正易心法》亦曰：“世固有作之者乎？虽非麻衣，是乃麻衣之徒也。”胡不观其文辞议论乎？一滴真金，源流天造，前无古人，後无来者，翩然於羲皇心地上驰骋，实物外真仙之书也。读来十年方悟，浸渍触类，以知《易》道之大如是也。得其人，当与共之。
南轩张子曰：呜呼！此真麻衣道者之书也。其说独本於羲皇之画，推《乾》、《坤》之自然，考卦脉之流动，论反对变复之际，深矣！其自得者欤？希夷隐君，实传其学。二公高视尘外，皆有长往不来之愿，抑列御寇，庄周之徒欤？虽然，概以吾圣门之法，则未也。形而下者谓之器，或者有未察欤！其说曰：“六十四卦，惟《乾》与《坤》，本之自然，是名真体。”又曰：“六子重卦，《乾》、《坤》杂气，悉是假合，无有定实。”予则以为六子重卦，皆《乾》、《坤》杂气之妙用，真实自然，非假合也。希夷述其说曰：“学者当於羲皇心地上驰骋，无於周、孔脚足下盘旋。”予则以为学《易》者，须於周、孔脚足寻求，然後羲皇心地上可得而识，推此可概见矣。然其书之传，固非牵於文义，凿於私意者所可同年而语也。
朱子曰：此书词意凡近，不类一二百年文字。如所谓“雷自天下而发，山自天上而坠”，皆无理之妄谈；所谓“一阳生於子月，而应於卯月”，乃术家之小数；所谓“由破体之乃成全体”，则炉火之末技；所谓“人万事，悉是假合”，乃佛者之幻语。必近年术数末流，道听涂说，掇拾老佛医卜诸说之陋者，以成此书。後二年，守南康，有前湘阴主簿戴师愈者求谒，即及《麻衣易》，因复扣之，宛然此老所作。欲驰报敬夫，敬夫已下世。时当涂守李侍郎寿翁，雅好此书，亟以书来曰：“即如君言，斯人而能为此书，亦吾所愿见，幸为津致之。”戴不久即死，而寿翁亦得请西归矣。《麻衣易》是戴师愈所作，太平州刊本第二跋即其人也。昨亲见之，甚称此《易》，以为得之隐者，问之，不肯明言其人。某到其家，见有一册《杂录》，乃戴公自作，其言皆与《麻衣易》说相类。及戴死，其子弟将所作《易》图来看，乃知真戴所自作也。
陈氏曰：旧传麻衣道者授希夷先生，崇宁，庐山隐者李潜得之，凡四十二章。盖依也。朱侍讲云：“南康戴主簿师愈撰，乃不唧留底禅不唧留底修养法，不唧留底时日法。”王炎曰：“洛水李寿翁侍郎喜论《易》，灾尝问曰：‘侍郎在当涂版行《麻衣》新说如何？’李曰：‘程沙随见属’。炎曰：‘恐托名麻衣耳！以扑钱背面，喻八卦阴阳纯，此鄙说也。以泉、€、雨为阳水，以泽为阴水，与夫子不合。’李曰：‘然。然亦有两语佳。’炎曰：‘岂非“学者当於羲皇心地上驰骋，不当於周、孔脚迹下盘旋”邪？然此二语亦非也。无周、孔之辞，则羲皇心地，学者何从探之？’李无语”。李名椿。
※《易正误》一卷
陈氏曰：不知何人作，也称其名曰阳，又称元以来云云，则近世人也。据序，为书三篇，曰《正误》，曰《脱简》，日《句读》。今所存惟《正误》一篇。大抵增益郭、范之说，故并附二书册後。
※《周易外义》三卷
陈氏曰：不知何人作，载於《三朝史志》，则其来亦久矣。大抵於《易》中所言及於制度、名物者，皆详注之，於《易》之本旨，无所发明，故曰“外义”
※《广川易学》二十四卷
陈氏曰：中书舍人东平董彦达撰。
※《周易窥馀》十五卷
陈氏曰：资政殿学士金华郑亨仲撰。兼取象义，不解《乾》、《坤》二卦，独自《屯》卦始。刚中尝得罪秦桧，岂其于《乾》、《坤》之义有所避邪？
※郑东卿《易卦疑难图》二十五卷
自序：富沙邱先生告某曰：“《易》尽在画中，当求诸画中，始得其理。若《易》之用，则画有所不尽。”於是画一卦置之座，则六十四卦周而复始，积日累月，几五年而後有所入。医卜算历之书，黄老丹灶之说，经传子史，凡与《易》相涉者，皆博观之。不泥於文字，而一采其意旨，以求於吾之卦画。则始之六十四卦，皆一理也。一理皆本於吾之一心，心外则无理，理外则无心，心理混融，与象数体用冥而为一言乎！天地之大，蚊虻之细，皆不出於吾之心内焉。圣人岂欺我哉！
陈氏曰：其书以六十四卦为图，外及《六位》、《皇极》、《先天》、《卦气》等图，各附一论说，末有《系辞解》。自言其学出於富沙邱先生，以为《易》、理皆在於画中，於是日画一卦，周而复始，久而後有所入。沙随程迥可久曰：邱程字宪古，尝有诗曰：“《易》理分明在画中。”又曰：“不知画意空笺注，何异丹青在画中。”其学传之东卿云。永嘉所刊本作二册，不分卷，无《系辞解》。东卿，三山人，字少梅。
先君曰：此书本五行卦气之说，而象数义理出焉。无朱子发之琐碎，戴师愈之矫伪，读之时有会心者，必宿儒所著。
※张汝明《易索》十三卷
陈氏曰：汝明字舜文。撰上、下《经》六卷，外《观象》三，《观变》、《玩辞》、《玩占》、《丛说》各一。汝明，元壬申进士，大观初为御史、省郎。游酢定夫志其墓。
※凌公弼《易解义》十卷
陈氏曰：其书十卷。善解析文义，颇简洁，有所发明。《馆阁书目》有《集解》六卷，称朝奉大夫凌唐佐撰，亦不著本末，岂即其人耶？
※沈该《周易小传》六卷
陈氏曰：专释六爻，兼论变卦，多本《春秋左氏传》占法。卦为一论。又有《系辞》补注十馀则，附之卷末。
※昭德《易故训传》十八卷
陈氏曰：晁氏武子正撰。博采古今诸家，附以已闻，又考载籍行事，以明诸爻之变。其文义音读之异者，别之逐条，曰《同异考》。乾道中上之。其议论精博，不主一家，然亦略於象数。
※《读易老人解说》十卷
陈氏曰：参政李光泰发撰。光忤秦桧，谪海外，为此书。李尝受学於刘元城。
※《易传拾遗》十卷
陈氏曰：敷文阁直学士胡铨邦衡撰。铨谪新州，作此书。大概宗主程氏，而时出新意於《易传》之外。李泰发为之序。其曰“拾遗”，谦辞也。
※逍遥公《易解》八卷，《疑问》二卷
陈氏曰：直学士院李椿年仲永撰，其门人鄱阳吴说之景传所述，胡邦衡为作序。《疑问》者，说之所录其问答之语也。
※晦庵《易传易本义易学启蒙传》十一卷，《本义》十二卷，《启蒙》一卷
《朱子语录》曰：《易》只是卜筮之书，今人说得来太精了，更八粗不得。如某之说虽粗，然入得精，精义皆在其中。若晓得某一人说，则晓得伏羲、文王之《易》本是如此，元来有许多道理在，方不失《易》之本意。今未晓得圣人作《易》之本意，便要说道理，纵饶说得好，只是与《易》元不相干。圣人分明说“昔者圣人之《易》，观象、设卦、系辞焉以明吉凶。”几多分晓。某所以说《易》只是卜筮书者，此类可见。问读《本义》所释《卦辞》，若看得分明，则《彖辞》之义亦自明，只须略提破此是卦义，此是卦象、卦体、卦变，不必更下注脚矣。曰：某当初作此文字时，正欲如此。盖彖辞本是释经之卦辞，若看卦辞分明，则《彖》亦可见。但後来要重整顿过，未及，不知解者能如此本意否？又曰：某作《本义》，欲将文王卦辞只大纲依文王卦辞略说，至其所以然之故，於孔子彖辞中发之。且如“《大畜》，利贞，不家食吉，利涉大川。”只是占得《大畜》卦者为利正，不家食而吉，利於涉大川。至於“刚上而尚贤”等处，乃孔子发明，各有所主，《爻》、《象》亦然。如此则不失文王本意，又可见孔子之意，但而今未暇整顿耳。　某之《易》简略者，当时只是略搭记，兼文义伊川及诸儒皆已说了，某只就语脉中略牵过这意思。近得赵子钦书云：“《语》、《孟》说极详，《易》说大略。”此譬如烛笼，添一条骨，则障了一路明。若能去其障，使之统体光明，乃更好，盖著不得详说也。上经犹可晓易解，下经多有不可解难晓处。不知是某看到末梢懒了解不得，为复是难解？又曰：《系辞》也如此，只是《上系》好看，《下系》没理会。
陈氏曰：晦庵初为《易传》，用王弼本。复以吕氏《古易经》为《本义》，其大指略同，而加详焉。首列九图，末著揲法，大略兼义理、占象而言。《启蒙》之目曰《本图书》、《原卦画》、《明著筮》、《考变占》凡四篇。
※《周易变体》十六卷
陈氏曰：吏部郎中都洁圣与撰。用蔡墨言《乾》六爻之例，专论之卦为主。
※《系辞精义》二卷
陈氏曰：吕祖谦伯恭集程氏诸家之说，程《传》不及《系辞》故也。《馆阁书目》以为祖谦之名。
※《大易粹言》十卷
陈氏曰：知舒州曾童献之集二程、张载、游酢、杨时，外及二郭之学为一书。童尝受学於郭白€。
※吕伯恭《古易》、《音训》共十四卷
陈氏曰：伯恭所定，篇次与吕微仲同，《音训》则其门人王莘叟笔受。晦庵刻之临漳、会稽，益以程氏是正文字及晁氏说，所著《本义》，据此本也。
※吴仁杰《古周易》十二卷
陈氏曰：仁杰所录，以《爻》为《系辞》，今之《系辞》为《说卦》。其言《十翼》谓《彖传》、《系辞传》上下、《说卦》上中下、《文言》、《序卦》、《杂卦》、并上、下经为十二篇。按汉世传《易》者，施、孟、梁邱、京、费。费最晚出，不得立於学官，其学亡章句，惟以《彖》、《象》、《文言》等解上、下经。自刘向校中古文《易经》，诸家或脱“无咎”、“悔亡”，惟费氏与古文同。东京名儒马、郑皆传之。其後，诸家皆废，而费学孤行，以至於今。其合《彖》、《象》、《文言》於经，盖自康成、辅嗣以来，展转相传，学者遂不识古文本经，甚至於今世考官命题，或连《彖》、《象》、爻辞为一，对大义者，志得而已，往往穿凿傅会，而经旨破碎极矣。凡此诸家所录，虽颇有同异，大较经自为经、传自为传，而於传之中《彖》、《象》、《文言》，亦各不相混，稍复古文之旧，均有补於学者，宜并存之。又有九江周燔所次附见吴氏书篇末，今古文参用，视诸本为无据云。又有程迥可久《古易考》十二篇，见後。
※《程大昌易原》十卷
陈氏曰首论天地五十有五之数，参之《河图》、《洛书》大衍之异同，以此为《易》之原也，以及卦变、揲法，皆有图论，往往断以已见，出先儒之外。
※《李舜臣隆山易本传》三十三卷
陈氏曰：其自序以为《易》起於画，舍画无以见《易》。因画论心，以中为用如舍本卦而论他卦，及某卦从某卦来者，皆所不取。洪景卢为之序。
※《沙随易章》十卷，《外篇》一卷，《占法》一卷，《古易考》一卷
陈氏曰：程迥可久撰。其论占法，杂记占事尤详。迥尝从喻樗子才学，登科，仕至邑宰。及与前辈名公交游，多所见闻，故其论颇有源流根据。《古易考》十二篇，阙《序》、《杂卦》。
※《杨诚斋易传》二十卷
陈氏曰：其序以为《易》者，圣人通变之书。惟中为能，中天下之不中；惟正为能，正天下之不正；中正立而万变通。又言古未有字，八卦之画即字也。
※《林黄中周易经传集解》三十六卷
《朱子语录》曰：林黄中以互体为四象八卦。林侍郎来言，论“《易》有太极，是生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就一卦言之，全体为太极，内外为两仪，内外及互体为四象，又颠倒取为八卦。”先生曰：“如此则不是生，是包也。始画卦时，只是阴阳奇耦，一生两，两生四，四生八而已。方其为太极，未有两仪也，由太极而後生两仪；方其为两仪，未有四象也，由两仪而後生四象；方其为四象，未有八卦也，由四象而後生八卦；此之谓生。若以为包，则是未有太极，已先有两仪；未有两仪，已先有四象；未有四象，已先有八卦矣。”林曰：“惟其包之，所以生之也。”先生曰：“包，如母之怀子，子在母中；生，如母之产子，子在母外。”
陈氏曰：黄中淳熙中表进其书。末卷为《六十四卦立成图》。言圣人以八卦重为六十四，未闻以《复》、《后》、《泰》、《否》、《临》、《Т》变为六十四也。以辨邵尧夫、朱子发之说。其与朱侍讲违言，以论《易》不合，为朱公所辟也。
※《数学》一卷
陈氏曰：杂录象数诸图说，不知何人所录。
※《赵善誉易说》二卷
陈氏曰：善誉为潼川漕，进《易说》，每卦为论一篇。
※《何万易辩》三卷，《渊源录》三卷
陈氏曰：万为《辩》三十三篇，大抵多与先儒异。《渊源录》者，盖其《易解》未成书，仅有《乾》、《坤》二卦而已。万受知阜陵，官至右司郎中、知漳州。
※《戴溪易总说》二卷
陈氏曰：每卦为一篇。溪，嘉定初为东宫端尹，作此以授景献。
※《项安世周易玩辞》十六卷
陈氏曰：安世当庆元中得罪时论，居江陵。杜门潜心不出。诸书皆有论说，而《易》为全书。其自序以为读程《易》三十年，此书无一字与之合；合则无用乎此书矣。世之君子，以《易传》之理观吾书，则本末条贯，无一不本於程氏者。以《易传》之文观吾书，则恐有“西河疑女”之诮。大抵程氏一於言理，尽略象数，而此书未尝偏废。程氏於小象颇欠发明，而此书爻象尤贯通。盖亦遍考诸家，断以已意，精而博矣。
※《林至易禅传》二卷，《外篇》一卷
陈氏曰：至撰。凡三篇：曰《法象》，本之太极；曰《极数》，本之天地之数；曰《观变》，本之揲蓍十八变。《外篇》则曰《反对》、《世应》、《互体》、《纳甲》、《卦气》之类，凡八条。
※《述释叶氏易说》一卷
陈氏曰：叶正则为《习学记言》，《易》居其首。门人建安袁聘儒述而释焉。聘儒，绍熙进士。
※《王炎易笔记总说》共九卷
陈氏曰：炎尝以《上、下经解》进表，作十卷，今但六卷，并《系辞》二卷为八，关《说卦》。於象数颇有发明。
※《郑汝谐易翼传》二卷
陈氏曰：“翼”云者，所以为程《传》之辅也。大抵以程《传》为主，而附以已见之异。然汝谐立朝，多为善类所不可，至互相排击。仕至吏部侍郎。
※《赵南塘易说》三卷
陈氏曰：专辨《十翼》非夫子所作，其说多自得之见也。
※《真西山复卦说》一卷，《吴如愚准斋易说》一卷，《冯椅厚斋易学》
《中兴艺文志》：椅为《辑注》、《辑传》、《外传》。盖以程沙随、朱文公虽本《古易》为注，犹未及尽正《孔传》名义，乃改“彖曰”、“象曰”为“赞曰”，以系卦之辞即为《彖》，系爻之辞即为《象》。王弼本“彖曰”、“象曰”，乃孔子释《彖》、《象》，与商飞卿说同。又改《系辞》上下为《说卦》上中，以《隋经籍志》有《说卦》三卷云。
●卷一百七十七 经籍考四
○经（书）
孔安国《尚书序》曰：先君孔子，讨论《坟典》，断自唐虞以下，讫於周。芟夷烦乱，翦截浮辞，举其宏纲，撮其机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谟、训、诰、誓、命之文凡百篇，所以恢弘至道，示人主以轨范也。帝王之制，坦然明白，可举而行，三千之徒，并受其义。及秦始皇灭先代典籍，焚书坑儒，天下学士，逃难解散，我先人用藏其家书於屋壁（颜师古曰：“《家语》云：‘孔腾，字襄，畏秦法峻急，藏《尚书》、《孝经》、《论语》於夫子旧堂中’。而《汉记 尹敏传》云孔鲋所藏。二说不同，未知孰是。”）。汉室龙兴，开设学校，旁求儒雅，以阐大猷。济南伏生，年过九十，失其本经，口以传授，裁二十馀篇。以其上古之书，谓之《尚书》。百篇之义，世莫得闻。（《汉 艺文志》云：“《尚书经》，二十九卷。”注云：“伏生所授者。”《儒林传》云：“伏生名胜，为秦博士。以秦时禁书，伏生壁藏之。其後大兵起，流亡。汉定，伏生求其书，亡数十篇，独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齐、鲁之。孝文时，求能治《尚书》者，天下无有。闻伏生治之，欲召，时伏生年九十馀，老不能行，於是诏太常，使掌故晁错往受之。”颜师古曰：“卫宏《定古文尚书序》云：‘伏生老，不能正言。言不可晓，使其女传言教错。齐人语多与颍川异，错所不知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属读而已。’”陆氏曰：“二十馀篇即马、郑所注二十九篇是也。”孔颖达曰：“《泰誓》本非伏生所传，武帝之世始出而得行，史因以入於伏生所传之内，故云二十九篇也。”今按此序言伏生失其本经，口以传授。《汉书》乃言初亦壁藏，而後亡数十篇。其说与此序不同，盖传闻异辞尔。至於篇数亦复不同者，伏生本但有《尧典》、《皋陶谟》、《禹贡》、《甘誓》、《汤誓》、《盘庚》、《高宗彤日》、《西伯戡黎》、《微子》、《牧誓》、《洪范》、《金》、《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品》、《多方》、《多士》、《立政》、《无逸》、《君》、《顾命》、《吕刑》、《文侯之命》、《贾誓》、《秦誓》，凡二十八篇，今加《泰誓》一篇，故为二十九篇耳。其《泰誓》甚伪之说，详见本篇，此未暇论也）。至鲁恭王，好治宫室，坏孔子旧宅，以广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书，及《传》、《论语》、《孝经》，皆科斗文字。王又升孔子堂，闻金石丝竹之音，乃不坏宅，悉以书还孔氏。科斗书废已久，时人无能知者，以所闻伏生之《书》考论文义，定其可知者，为隶古定，更以竹简写之，增多伏生二十五篇。伏生又以《舜典》合於《尧典》，《益稷》合於《皋陶谟》，《盘庚》三篇合为一，《康王之诰》合於《顾命》，复出此篇，并序，凡五十九篇，为四十六卷。其馀错乱摩灭，弗可复知，悉上送官，藏之书府，以待能者（陆氏曰：恭王，汉景帝子，名馀。《传》，谓《春秋》也。一云《周易十翼》非经，谓之《传》。科斗，虫名，虾子，书形似之。为隶古定，谓用隶书以易古文。吴氏曰：伏生传於既耄之时，而安国为隶古，文特定其所可知者，而一篇之中，一简之内，其不可知者盖不无矣，乃欲以是尽求作书之本意，与夫本末先後之义，其亦可谓难矣。而安国所增多之书，今篇目具在，皆文从字顺，非若伏生之书，诘曲聱牙，至有不可读者。夫四代之书，作者不一，乃至二人之手，而遂定为二体乎？其亦难言矣。二十五篇者，谓《大禹谟》、《五子之歌》、《允征》、《仲虺之诰》、《汤诰》、《伊训》、《太甲》三篇、《咸有一德》、《说命》三篇、《泰誓》三篇、《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陈》、《毕命》、《君牙》、《ぁ命》也，复出者，《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凡五篇。又百篇之《序》自为一篇，共五十九篇，即今所行五十八篇，而以《序》冠篇首者也。为四十六卷者，《孔疏》以为同序者同卷，异序者异卷。同序者，《太甲》、《盘庚》、《说命》、《泰誓》，皆三篇共序，凡十二篇，只四卷。又《大禹》、《皋陶谟》、《益稷》、《康诰》、《酒诰》、《梓材》亦各三篇共序，凡六篇，只二卷。外四十篇，篇各有序，凡四十卷，通共序者六卷，故为四十六卷也。其馀错乱摩灭者，《汨作》、《九共》九篇、《槁饫》；《帝告》、《沃》、《汤征》、《汝鸠》、《汝方》；《夏社》、《疑至》、《臣扈》、《典宝》、《明居》、《肆命》、《徂后》、《沃丁》、《咸》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甲》、《祖乙》、《高宗之训》；《分器》、《旅巢命》、《归禾》、《嘉禾》、《成王政》、《将蒲姑》、《贿肃慎之命》、《亳姑》。凡四十二篇，今亡）。承诏为五十九篇作传，於是遂研精覃思，博考经籍，采摭群言，以立训传。约文申义，敷畅厥旨，庶几有补於将来。《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昭然义见，宜相附近，故引之各冠其篇首，定五十八篇（详此章虽说《书序》序所以为作者之意，而未尝以为孔子所作。至刘歆、班固始以为孔子所作）。既毕，会国有巫蛊事，经籍道息，用不复以闻，传之子孙，以贻後代。若好古博雅君子与我同志亦，所不隐也。
《隋 经籍志》曰：汉济南伏生口传二十八篇。又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伏生作《尚书传》四十一篇，以授同郡张生，张生授千乘欧阳生，欧阳生授同郡儿宽，宽授欧阳之子，世世传之，至曾孙欧阳高，谓之《尚书》欧阳之学。又有夏侯都尉，受业於张生，以授族子始昌，始昌传族子胜，为大夏侯之学。胜传子建，别为小夏侯之学。故有欧阳，大、小夏侯，三家并立。讫汉东京，相传不绝，而欧阳最盛。初，汉武帝时，鲁恭王坏孔子旧宅，得其末孙惠所藏之书，字皆古文。孔安国以今文校之，得二十五篇。其《泰誓》与河内女子所献不同。又济南伏生所诵，五篇相合。安国并依古文，开其篇第，以隶古字写之，合成五十八篇。其馀篇简错乱，不可复读，并送之官府。安国又为五十八篇作傅，会巫蛊事起，不得奏上，私传其业於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而未得立。後汉扶风杜林传《古文尚书》，同郡贾逵为之作训，马融作传，郑元亦为之注。然其所传，唯二十九篇，又杂以今文，非孔旧本。自馀绝无师说。晋世秘府所顾，有《古文尚书》经文，今无有传者。及永嘉之乱，欧阳，大、小夏侯《尚书》并亡。济南伏生之传，唯刘向父子所著《五行传》是其本法，而又多乖戾。至东晋，豫章内史梅赜，始得安国之传，奏之，时又阙《舜典》一篇。齐建武中，吴姚方兴於大航头得其书，奏上，比马、郑所注多二十八字，於是始列国学。梁、陈所讲，有孔、郑二家，齐代唯传郑义。至隋，孔、郑并行，而郑氏甚微。自馀所存，无复师说。又有《尚书逸篇》，出於齐、梁之，考其篇目，似孔氏壁中书之残缺者，故附尚书之末。
孔颖达曰：“孔君作传，值巫蛊，不行以终。前汉诸儒知孔本五十八篇，不见孔传，遂有张霸之徒伪作《舜典》、《汨作》、《九共》九篇，《大禹谟》、《益稷》、《五子之歌》、《允征》、《汤诰》、《咸有一德》、《典宝》、《伊训》、《肆命》、《原命》、《武成》、《旅獒》、《ぁ命》二十四篇，除《九共》九篇共卷，为十六卷，盖亦略见百篇之序。故以伏生二十八篇者，复出《舜典》、《益稷》、《盘庚》三篇，《康王之诰》及《泰誓》，共为三十四篇，而伪作此二十四篇，十六卷，附以求合於孔氏之五十八篇，四十六卷之数也。刘向班固刘歆贾逵马融郑元之徒，皆不见真古文，而误以此为古文之书，服虔杜预亦不之见，至晋王肃始似窃见。而《晋书》又云郑冲以古文授苏愉，愉授梁柳，柳之内兄皇甫谧又从柳得之，而柳又以授臧曹，曹始授梅赜，赜乃於前晋奏上其书而施行焉（《汉书》所引《泰誓》云：诬神者殃及三世。又云：立功立事，惟以永年。疑即武帝之世所得者。《律历志》所引《伊训》、《毕命》，字画有与古文异同者，疑伏生口传，而晁错所属读者。其引《武成》，则伏生无此篇，必张霸所伪作者也）。
九峰蔡氏曰：按汉儒以伏生之书为今文，而谓安国之书为古文，以今考之，则今文多艰涩，而古文反平易。或者以为今文自伏生女子口授晁错时失之，则先秦古书所引之文皆已如此，恐其未必然也。或者以为记录之实语难工，而润色之雅词易好，故训、诰、誓、命有难易之不同，此为近之。然伏生倍文暗诵，乃偏得其所难，而安国考定於科斗古书，错乱摩灭之馀，反专得其所易，则又有不可晓者。至於诸序之文，或颇与经不合，而安国之序又绝不类西京文字，亦皆可疑。独诸序之本不先经，则赖安国之序而见。
石林叶氏曰：《书》五十八篇，出於伏生者，初二十三篇，出於鲁恭王所坏孔子宅壁中者，增多二十六篇。伏生书後传欧阳歙，鲁恭王壁中《书》，孔安国为之传。汉兴，诸儒传经，次第各有从来。伏生当文帝时年已老，口授晁错，颇杂齐鲁言，或不能尽辨。他经专门，每辄数家，惟《书》传一氏。安国无所授，独以隶古易科斗，自以其意为训解，不及列於学官。故自汉讫西晋，言《书》惟祖欧阳氏。安国训解晚出，皇甫谧家所谓二十六篇者，虽当时大儒杨雄、杜预之徒，皆不及见。刘向以鲁恭王书校伏生本，《酒诰》亡简一，《召诰》亡简二，字之不同者尤多。《书》非一代之言也，其文字各随其世不一体，其授受异同复若此，然大抵简质渊悫，不可遽通，自《立政》而上，非伊尹、周公、傅说之辞，则仲虺、祖乙、箕子、召公，後世以为圣贤不可及者也。其君臣相与往来，告戒论说，则尧、舜、禹、汤、文、武是也，是以其文峻而旨远。自《立政》而下，其君则成王、穆王、康王、平王，其臣则伯禽、君陈、君牙，下至於秦穆公，其辞则一时太史之所为也，视前为有矣，是以其文亦平易明白，意不过其所言，孔子取之，特以其有合於吾道焉尔。自安国学行，欧阳氏遂废，今世所见，惟伏生大传，首尾不伦，言不雅驯，至以天、地、人、四时为七政，谓《金》作於周公没後，何可尽据？其流为刘向《五行传》，夏侯氏灾异之说，失孔子本意益远。安国自以为博考经传，采摭群言，其所发明，信为有功，然余读《春秋传》、《礼记》、《孟子》、《荀子》，与今文异同。《孟子》载《汤诰》“造攻自牧宫”，不言“鸣条”；《春秋传》述《五子之歌》，衍“率彼天常”一句；证《康诰》“父子兄弟，罪不相及”，今文乃无有，疑亦未能尽善。若荀卿引《仲虺》曰“诸侯能自得师者王，得友者霸”，引《康诰》“惟文王敬忌，一人以怿”，其谬妄有如此者。《礼记》以“申劝宁王之德”为“田观宁王”，以“庶言同则”亡“绎”字，其乖误有如此者。微孔氏则何所取正？余於是知求《六经》残缺之馀，於千载淆乱之後，岂不甚难而不可忽哉！
先公曰：欧阳公《日木刀歌》云：“传闻其国居大海，土壤沃饶风俗好。前朝贡献屡往来，士人往往工词藻。徐福行时书未焚，逸《书》百篇今尚存。令严不许传中国，举世无人识古文。先王大典藏夷貊，苍波浩荡无通津。令人感激坐流涕，钅肃涩短刀何足云。”详此诗，似谓徐福以诸生带经典入海外，其书乃始流传於彼也。然则秦人一烬之烈，使中国家传人诵之书皆放逸，而徐福区区抱编简以往，能使先王大典独存夷貊，可叹也，亦可疑也。然今世经书，往往有外国本云。
《汉志》：凡《书》九家，四百一十二篇（入刘向《稽疑》一篇。师古曰：此凡言入者，谓《七略》之外班氏新入之也。其云出者与此同）。
《隋志》：三十二部，二百四十七卷（通计亡书，合四十一部，共二百九十六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三部，三百六卷（王元感以下，不注录四家，二十卷）。
《宋三朝志》：十一部，一百一卷。
《宋两朝志》：二部，一十三卷。
《宋四朝志》：一十二部，一百二十卷。
《宋中兴志》：四十二家，五十一部，七百一十六卷。
※《尚书大传》三卷
《崇文总目》：汉济南伏胜撰。後汉大司农郑元注。伏生本秦博士，以章句授诸儒，故博引异言授，援经而申证云。
黾氏曰：胜，孝文时年且百岁，欧阳生、张生从学焉。音声犹有讹误，先後犹有差舛，重以篆隶之殊，不能无失。胜终之後，数子各论所闻，以已意弥缝其阙，而别作章句。又特撰大义，因经属指，名之曰传。刘向校书，得而上之。
陈氏曰：凡八十有三篇。当是其徒欧阳、张生之徒杂记所闻，然亦未必当时本书也。印板元刂阙，合更求完善本。
※《牟长章句》
本传：长习《欧阳尚书》，建武时，为博士，迁河南太守。注《尚书章句》，皆本之欧阳氏，俗号为《牟氏章句》。
※周防《尚书杂记》
本传：防师事徐州刺史盖豫，受《古文尚书》。建武时以明经举孝廉，拜郎中。撰《尚书杂记》三十二篇，四十万言。後仕至陈留太守。
※《孔安国尚书注》十三卷
晁氏曰：安国《古文尚书》至晋、齐始显（详见总论）。唐孝明不喜古文，以今文易之，又颇改其辞。如旧“无颇”，今改“无陂”之类是也。按安国既定古文，会有巫蛊事，不复以闻，藏於私家而已。是以郑康成注《礼记》、韦昭注《国语》、杜预注《左氏》、赵岐注《孟子》，遇引今《尚书》所有之文，皆曰“逸《书》”，盖未尝见古文故也。然尝以《礼记》较《说命》，《孟子》较《泰誓》，大义虽不远，而文不尽同，意者安国以隶古定时失之耳。
陈氏曰：考之《儒林传》，安国以《古文》授都尉朝，第第相承，以及涂恽、桑钦。至东都，则贾逵作训，马融、郑元作传、注解，而逵父徽实受《书》於涂恽，逵传父业，虽曰远有源流，然而两汉名儒皆未尝实见孔氏《古文》也。岂惟两汉，魏、晋犹然，凡杜征南以前所注经传，有援《大禹谟》、《五子之歌》、《允征》诸篇，皆曰逸《书》，其援《泰誓》，则云今《泰誓》无此文，盖伏生《书》亡《泰誓》，《泰誓》後出。或云武帝末民有献者，或云宣帝时，河内女子得之，所载白鱼火乌之祥，实伪书也。然则马、郑所解，岂真《古文》哉！故孔颖达谓贾、马辈惟传孔学三十三篇，即伏生书也，亦未得为孔学矣。颖达又云，王肃注《书》，始似窃见孔《传》，故於乱其纪纲，以为太康时。皇甫谧得《古文尚书》於外弟梁柳，作《帝王世纪》，往往载之。盖自太保郑冲授苏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授梅赜，赜为豫章内史，奏上其《书》，时已亡《舜典》一篇。至齐明帝时，有姚方兴者，得於大航头而献之，隋开皇中搜索遗典，始得其篇。夫以孔注历汉末无传，晋初犹得存者，虽不列学官，而散在民故邪？然终有可疑者。
石林叶氏曰：今孔氏《尚书》，本所谓《古文尚书》，出鲁恭王毁孔子宅所得也。孔安国为之传，会巫蛊事作，不得列於学官，故汉儒虽扬雄之徒，多未之见。西汉所传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而已。扬雄《法言》称《酒诰》之篇俄亡矣。《艺文志》所谓“刘向以中古文校欧阳、大小夏侯经文，《酒诰》脱简一，《召诰》脱简二”者也。惟太史公尝从安国授《书》，故班固云“迁书载《尧典》、《禹贡》、《洪范》、《微子》、《金》诸篇，多古文说。”今《史记》所引《书》及《叙》，皆与孔氏本合，其馀诸儒所引字与训诂，或不同者，皆出欧阳、大小夏侯氏三家也。
容斋洪氏《随笔》曰：孔安国《古文尚书》，自汉以来，不列於学官，故左氏《传》所引者，杜预辄注为《逸书》。刘向《说苑 臣术》篇一章云：“《泰誓》曰：‘附下而罔上者死，附上而罔下者刑。与闻国政而无益於民者退，在上位而不能进贤者逐。’此所以劝善而黜恶也。”汉武帝元朔元年，诏责中外不兴廉举孝。有司奏议曰：“夫附下罔上者死”云云，其语与《说苑》所载正同。而诸家注释，至於颜师古，皆不能援以为证。今之《泰誓》，初未尝有此语也。汉宣帝时，河内女子得《泰誓》一篇献之，然年月不与序相应，又不与《左传》、《国语》、《孟子》众书所引《泰誓》同，马、郑王肃诸儒皆疑之，今不复可考。
《朱子语录》：孔安国解经最乱道，看得只是《孔丛子》等做出来。盖因说《书》云。某尝疑孔安国《书》是假《书》，比毛公《诗》如此高简，大段省事。汉儒训释文字，多是如此，有疑则阙。今此尽释之，岂有千百年前人说底话，收拾於灰烬屋壁中与口传之馀，更无一字讹舛？理会不得，如此可疑也。兼《小序》皆可疑。《尧典》一篇，自说尧一代为治之次序，至让於舜方止，今说是让，於舜後方作。《舜典》亦是见一代政事之终始，说历试诸难，是为要受让时作也。至後诸篇皆然。况他先汉文章，重厚有力量，他今大序格致极轻，疑是晋、宋文章。况孔《书》是东晋方出，前此诸儒皆不曾见，可疑之甚。
※孔颖达《尚书正义》二十卷
晁氏曰：颖达因梁费《疏》广之。《唐儒学传》称颖达与颜师古、司马才章、王恭、王琰撰《五经》义训百馀篇，号《义赞》，诏改为《正义》云。虽包贯异家为详博，然其中不能无谬冗，马嘉运正其失。永徽中，于志宁、张行成、高季辅就加增损，始布天下。《艺文志》云：“颖达与李子€、王德韶等撰，朱长才、苏德融、隋德素、王士雄、赵弘智覆审，长孙无忌、李等二十四人刊定。”《唐史》志、传记事多参差，此为尤甚。所记撰著人姓氏，颖达往往不同。
陈氏曰：其序云：欧阳、夏侯二家之所说，蔡邕碑石刻之，《古文》安国所注，寝而不用。及魏、晋稍兴，故马、郑诸儒莫睹其学，江左学咸悉祖焉。隋初始流河朔，为《正义》者，蔡大宝、巢猗、费、顾彪，文义皆浅略，惟刘焯、刘炫最为详雅，然焯穿凿烦杂，炫就而删焉。虽复微稍省要，好改张前义，义更太略，辞又过华，未为得也。
※陆德明《尚书释文》一卷
《崇文总目》：皇朝太子中舍陈鄂奉诏刊定。始，开宝中，诏以德明所释乃《古文尚书》，与唐明皇所定今文异，令鄂删定其文，改从隶书。盖今文自晓者多，故音切弥省。
陈氏曰：德明言伏生二十馀篇，即马、郑所注是也，可证马、郑非见《古文》。又言梅赜所上亡《舜典》一篇，以王肃注颇类孔氏，故取王注，从“慎徽五典”以下为《舜典》，以续孔《传》。又言“若稽古”至“重华协於帝”十二字，是姚方兴所上，孔氏《传》本无，或此下更有“哲文明”至“乃命以位”总二十八字。
※《石经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伪蜀周德真书。经文有“祥”字皆阙其画，亦阙“民”字之类，盖孟氏未叛唐时所刊也。以监本校之，《禹贡》“€土梦作”，倒“土”、“梦”字；《盘庚》“若网在纲”，皆作“纲”字。按沈括《笔谈》云“€土梦作，”太宗时得古本，因改正；以“纲”为“网”，未知孰是。
※《古文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汉孔安国以隶古定五十九篇之《书》，盖以隶写籀，故谓之隶古。其书自汉迄唐，行於学官，明皇不喜古文，改从今文，由是古文遂绝。陆德明独存其一二於《释文》而已。皇朝吕大防得本於宋次道、王仲至家，以较陆氏《释文》，虽小有异同，而大体相类。观其作字奇古，非字书傅会穿凿者所能到。学者考之，可以知制字之本也。
夹氵祭郑氏曰：“按《易》、《诗》、《书》、《春秋》皆有古文，自汉以来，尽易以今文，惟孔安国得屋壁之书，依古文而隶之。安国授都尉朝，朝授胶东庸生，谓之《尚书》古文之学。郑元为之注，亦不废古文，使天下後学於此一书而得古意。不幸遭明皇更以今文，其不合开元文字者谓之“野书”。然易以今文，虽失古意，但参之古书，於理无碍，亦足矣。明皇之时，去隶书既远，不通变古之义，所用今文，违於古义尤多。臣於是考今《书》之文，无妨於义者从今，有妨於义者从古，庶古今文义两不相违，曰《书考》。迨《武成》而未及终编，又有《书辨讹》七卷，皆可见矣。
按：《汉儒林传》言孔氏有《古文尚书》，孔安国以今文读之。《唐 艺文志》有《今文尚书》十三卷，注言元宗诏集贤学士卫包改古文从今文。然则汉之所谓古文者科斗书，今文者隶书也。唐之所谓古文者隶书，今文者世所通用之俗字也。隶书，秦、汉通行，至唐则久变而为俗书矣，何《尚书》犹存古文乎？盖安国所得孔壁之书，虽为之传，而未得立於学官。东京而後，虽名儒亦未尝传习，至隋、唐方显，往往人犹以僻书奥传视之，缮写传授者少，故所存者皆古物，尚是安国所定之隶书，而未尝改以从俗字，犹今士大夫蓄书之家有奇异之书，世所罕见者，必是旧本，且多古字是也。噫！百篇之《书》，遭秦火而亡其半，所存者五十八篇，而其此二十五篇者，书虽传，而字复不谐於俗。传於汉者为科斗书，传於唐者为隶书，皆当时之人所罕习者。盖出自孔壁之後，又复晦昧数百年，而学者始得以家传人诵也。
※《尚书广疏》
《崇文总目》：伪蜀冯继先撰。以颖达《正义》为本，小加已意。
※《尚书断章》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按其书略序众篇大旨。
※《尚书集解》十四卷
晁氏曰：皇朝顾临、蒋之奇、姚辟、孔武仲、刘敞、王会之、周范、苏子才、朱正夫、吴牧所撰。後人集之为一编，然非全书也。
※《胡翼之洪范解》一卷
晁氏曰：胡瑗翼之撰。皆其门人所录，无铨次首尾。
※《张晦之洪范解》一卷
晁氏曰：皇朝张景晦之撰。景当景三年为房州参军，著论七篇。
※《杨元素书九意》一卷
晁氏曰：皇朝杨绘元素撰。其序云《诗》、《书》、《春秋》同出於史，而仲尼或删或修，莫不有笔法焉。《诗》、《春秋》先儒皆言之，《书》独无其法邪？故作《断尧》、《虞书》、《夏书》、《禅让》、《稽古》、《商书》、《周书》、《费誓》、《泰誓意》九篇。
※苏明允《洪范论图》一卷
晁氏曰：三论皆援经系传，斥末以归本。二图，一以指歆、向之谬，一以形其意。或云非洵作。
※孙莘老《书解》十三卷
晁氏曰：觉仕元。谓康王以丧服见诸侯为非礼。苏氏之说本此。
※《新经尚书》十三卷
晁氏曰：王元泽撰。熙宁时颁是书於学官，用以取士，或少违异，辄不中程，由是独行於世六十年，而天下学者喜攻其短，自开党禁，世人罕称焉。
陈氏曰：其父安石序之曰：“熙宁三年，臣安石以尚书入侍，遂与政，而子实嗣讲事，有旨为之说以进。八年，下其说太学颁焉。”盖述其父之学，王氏《三经义》，此其一也。熙宁六年，命知制诰吕惠卿充修撰经义，以安石提举修定，又以安石子、惠卿弟升卿为修撰官。八年，安石复入相，新传乃成。盖主是经者也。王氏学独行於世者六十年，科举之士熟於此乃合程度，前辈谓如脱墼然，按其形模而出之尔，士习胶固，更丧乱乃已。
《朱子语录》曰：荆公不解《洛诰》，但云其煞有不可强通处，今姑择其可晓者释之。今人多说荆公穿凿，他有如此处。後来人解《书》，须要尽解。王说伤於凿，然其善亦有不可掩处。
※《王氏洪范传》一卷
晁氏曰：王介甫撰。以刘向、董仲舒、伏生明灾异为蔽，而思别著此传。以庶徵所谓“若”者，不当训“顺”，当训“如”；人君之五事，如天之雨、、寒、燠、风而已。大意谓天人不相干，虽有变异，不足畏也。
※《东坡书传》十三卷
晁氏曰：熙宁以後，专用王氏之说进退多士，此书异其说为多。
陈氏曰：其於允征，以为羲和贰於羿，而忠於夏；於《康王之诰》，以释衰服冕为非礼。曰：“予於《书》见圣人之所不取而犹存者有二。”可谓卓然独见於千载之後者。又言：“昭王南征不复，穆王初无愤耻哀痛之语；平王当倾覆祸败之极，其书与平康之世无异，有以知周德之衰，而东周之不复兴也。”呜呼！其论伟矣。
《朱子语录》：或问：“诸家《书》解谁最好？莫是东坡？”曰：“然”。又问：“但若失之太简？”曰：“亦有只消如此解者。”东坡《书解》好，他看得文势好。
※《书义辨疑》一卷
晁氏曰：杨时中立撰。其书专攻王之失。
※《古三坟书》一卷
晁氏曰：张天觉言得之於比阳民家，《坟》皆古文，而传乃隶书。所谓《三坟》者，山、气、形也。《七略》、《隋志》皆无之，世以为天觉伪撰。
陈氏曰：元丰中，毛渐正仲奉使京西，得之唐州民舍。其辞诡诞不经，盖伪书也。《三坟》之名，惟见於《左氏》右尹子革之言，盖自孔子定《书》，断自唐虞以下，前乎唐虞，无徵不信，不复采取，於时固已影响不存，去之二千载，而其书忽出，何可信也！况“皇”谓之“坟”，“帝”谓之“典”，皆古史也，不当如毛所录，其伪明甚。人之好奇，有如此其僻者。晁公武云张商英伪撰，以比李筌《阴符经》。
石林叶氏曰：《古三坟书》为古文，奇险不可识，了不知其为何语，其妄可知也。
夹氵祭郑氏曰：三皇太古书亦谓之《三坟》。一曰《山坟》，二曰《气坟》，三曰《形坟》。天皇伏羲氏本《山坟》而作《易》，曰《连山》；人皇神农氏本《气坟》而作《易》，曰《归藏》；地皇黄帝氏本《形坟》而作《易》，曰《坤乾》。虽不画卦，而其名皆曰卦爻、大象，连山之大象有八，曰君、臣、民、物、阴、阳、兵、象，而统以山；《归藏》之大象有八，曰归、藏、生、动、长、育、止、杀，而统以气；《坤乾》之大象有八，曰天、地、日、月、山、川、€、气，而统以形。皆八而八之，为六十四。其书汉魏不传，至元丰中始出於唐州比阳之民家，世疑伪书。然其文古，其辞质而野，其错综有经纬，恐非後人之能为也。如纬书犹见取於前世，况此乎。且《归藏》至晋始出，《连山》至唐始出，则《三坟》始出於近代，亦不为异事也。
按：夫子所定之《书》，其亡於秦火，而汉世所不复见者，盖杳不知其为何语矣。况《三坟》已见削於夫子，而谓其书忽出於元丰，其为谬妄可知。夹氵祭好奇而尊信之，过矣。又况详孔安国《书序》所言，则坟典，《书》也，盖百篇之类也；《八索》，《易》也，盖彖、象、文言之类也。今所谓《三坟》者，曰《山坟》、《气坟》、《形坟》，而以为《连山》、《归藏》、《坤乾》之所由作，而又各有所谓大象、六十四卦，则亦是《易》书，而与百篇之义不类矣，岂得与五典并称乎？
※《颜吴范司马无逸说命解》三卷
晁氏曰：皇朝吴安诗、范祖禹、司马康元中侍讲筵、颜复说书崇政殿日所进讲说也。
※《伊川书说》一卷
晁氏曰：伊川之门人记其师所谈四十馀篇。
※《洪范会传》一卷
晁氏曰：皇朝孙谔撰。谔元中博士，其说多本先儒，颇攻王氏之失。
※《二典义》一卷
陈氏曰：陆佃农师撰。佃为王氏学，长於考订。
※《石林书传》十卷
陈氏曰：叶梦得少蕴撰。少蕴博极群书，强记绝人。《书》与《春秋》之学，视诸儒最为精耳。
《中兴艺文传》曰：其为书颇采诸家之说，而折衷其是非。
石林《自序》曰：自世尚经术，博士业《书》十常三四，然第守一说，莫能自致其思，余窃悲之。因参总数家，推原帝王之治，论其世，察其人，以质其所言，更相研究，折衷其是非，颇自纪辑，为书二十卷，十二万有馀言。
※《书裨传》十三卷
陈氏曰：太常丞吴或才老撰。首卷举要曰《总说》，曰《书序》，曰《君辩》，曰《臣辩》，曰《考异》，曰《诂训》，曰《差牙》，曰《孔传》，凡八篇，考据详博。
※《书辩讹》七卷
陈氏曰：枢密院编修官郑樵渔仲撰。其目曰《纠谬》四，《阙疑》一，《复古》二。樵以遗逸召用，博物治闻，然颇迂僻。
※《陈博士书解》三十卷
《中兴艺文志》：绍兴时太学始建，陈鹏飞为博士，发明理学，为《陈博士书解》。
陈氏曰：秦桧子喜尝从之游。在礼部时喜为侍郎，文书不应令，鹏飞辄批还之。喜浸不平。鹏飞说书崇政殿，因论《春秋》“母以子贵”，言《公羊》说非是。桧怒，谪惠州以没。今观其书，绍兴十三年所序，於《文侯之命》，其言骊山之祸，申侯启之，平王感申侯之立已，而不知其德之不足以偿怨。郑桓公友死於难，而武公复娶於申。君臣如此，而望其振国耻，难矣。呜呼！其得罪於桧者，岂一端而已哉！
※《无垢尚书详说》五十卷
陈氏曰：张九成子韶撰。无垢诸经解，大抵援引详博，文意澜翻，似乎少简严，而务欲开广後学之见闻，使不堕於浅狭，故读其书者亦往往有得焉。
※《程大昌书谱》二十卷
陈氏曰：本以解经，而不尽解，有所发明，则篇为一论。
※《程大昌禹贡论图共》四卷
陈氏曰：凡论五十三篇，後论八篇，图三十一。其於江、河、淮、汉、济、黑、弱水七大川，以为旧传失实，皆辩证之。淳熙四年上进。宇宙广矣，上下数千载，幅员数万里，身不亲历，耳目不亲闻见，而欲决於一心，定於一说，乌保其皆无牾？然要为卓然不诡随传注者也。
※《东莱书说》十卷
大愚叟《书後》曰：《尚书说》自《秦誓》至《洛诰》，凡十八篇，伯氏太史已亥之冬口授诸生，而笔之册者也。惟念伯氏退休里中之日，居多以《诗》、《书》、《礼》、《乐》训授学者，俾其有以自得乎此，初未尝喜为书也。然听之有浅深，记之有工拙，传习既广，而漫不可收拾，伯氏盖深病之。一日，客有来告者，曰：“记录之易差固也，各述其所闻，而复有详略得失之异，则其差为甚矣。非有以审其是，学者何从而信之？”於是然其言，取《尚书》置几而为之说。先之《秦誓》、《费誓》者，欲自其流而上溯於唐虞之际也。辞旨所发，不能不敷畅详至者，欲学者易於览习而有以舍其旧也。讫於《洛诰》而遂以绝笔者，以夫精义无穷。今姑欲以是而废夫世之所笔录，盖非所以言夫经也。未再岁，伯氏下世。整次《读诗记》，犹未终篇；《书》及《三礼》皆未及次第考论，而《书》则犹口授而非传闻。南康史君曾侯取而刊之学官，书来，求纪其本末，义不得辞也。因书其所知，以附於卷末。
陈氏曰：今世有别本全书者，其门人续成之，非东莱本书也。
《朱子语录》曰：吕伯恭解《书》自《洛诰》始。某问之曰：“有解不去处否？”曰也“无”。及数日後谓某曰：“《书》也，是难说。今只是强解将去尔。”要之，伯恭是伤於巧。
※晦庵《书说》七卷
陈氏曰：晦庵门人黄士毅集其师说之遗，以为此书。晦庵於《书》一经独无训传，每以为错简脱文处多，不可强通。今惟《二典》、《禹谟》、《召诰》、《洛诰》、《金》有解，及“九江”、“彭蠡”、“皇极”有辩，其他皆《文集》、《语录》中摘出。
※《书古经》及《序》共五卷
陈氏曰：晦庵所录，分《经》与《序》，仍为五十九篇，以存古也。
※蔡九峰《书集传》
《自序》：庆元已未冬，先生文公令沉作《书集传》，明年先生没。又十年，始克成，编总若干万言。呜呼！《书》岂易言哉。沉自受读以来，沉潜其义，参考众说，融会贯通，乃敢折衷微辞奥旨，乃述旧闻。《二典》、《禹谟》，先生盖尝是正，手泽尚新（先生改本已附文集中，其亦有经承先生口授指画，而未及尽改者，今悉更定，见本篇）。集传本先生所命，故凡引用师说，不复识别云。
※《尚书讲义》三十卷
陈氏曰：参政张纲彦正撰。纲政和时及第，仕三朝，历蔡京、王黼、秦桧三权臣，乃不为屈。绍兴末预政。此书为学官时所作。
※林少颖拙斋《书集解》五十八卷
陈氏曰：少颖从吕紫微本中居仁学，而太史吕祖谦则其门人也。其自序谓，初著之时，每日诵正经自首至尾一遍，虽有他务不辍。平心定气，博采诸儒之说而去取之。苟合於义，虽近世学者之说，亦在所取；苟不合於义，虽先儒之说，亦所不取。
《朱子语录》曰：林书亻尽有好处，但自《洛诰》以後，非其所解。
※黄度文叔《书说》七卷
陈氏曰：度笃学穷经，老而不倦。晚年制阃江、淮，著述不辍，时得新意，往往晨夜叩书塾，为朋友道之。
※袁洁斋《家塾书钞》十卷
陈氏曰：其子乔崇谦录其家庭所闻，至《君》而止。
※袁氏《家塾读书记》二十三卷
陈氏曰：题四明袁觉集。未详何人。大略仿《吕氏读诗记》，集诸说或述已意於後，当是洁斋之族。
※《尚书精义》六十卷
陈氏曰：三山黄伦彝卿编次，或书坊所。
※梅教授《书集解》
陈氏曰：其书三册，不分卷，不著名，未详何人。
※柯山《书解》十六卷
陈氏曰：柯山夏亻巽元肃撰。集二孔、王、苏、陈、林、程颐、张九成及诸儒之说，便於举子。
※《书少传》十八卷
陈氏曰：新安王炎晦叔撰。
※南塘《书说》三卷
陈氏曰：赵汝谈撰。疑古文非真者五条，朱文公尝疑之，而未若此之决也。然於伏生所传诸篇，亦多所掊击排，则似过甚。
●卷一百七十八 经籍考五
○经（诗）
《汉 艺文志》：古者采诗之官，王者所以观风俗，知得失，自考正也。孔子纯取周诗，上采殷，下取鲁，凡三百五篇，遭秦而全者，以其讽诵，不独在竹帛故也。孔氏曰：《史记 孔子世家》云：“古者《诗》本三千馀篇，去其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按《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夫子所录者，不容十分去九，马迁之言，未可信也。据今者及亡诗六篇，凡三百一十一篇。而《史记》、《汉书》云三百五篇，缺其亡者，以见在为数。
欧阳氏曰：迁说然也。今《书》、《传》所载逸诗，何可数也？以郑康成《谱图》推之，有更十君而取其一篇者，又有二十馀君而取其一篇者，由此言之，何啻三千（又曰：删云者，非止全篇删去也，或篇删其章，或章删其句、删其字。如“唐棣之华，偏其反而。岂不尔思，室是远而”。此《小雅 唐棣》之诗也，夫子谓其以室为远，害於兄弟之义，故篇删其章也。衣锦尚纟，文之著也。”此《风 君子偕老》之诗也，夫子恶其尽饰之过，恐其流而不返，故章删其句也。“谁能秉国成，不自为政，卒劳百姓。”此《小雅 节南山》之诗也，夫子以“能”之一字为意之害，故句删其字也）。
《隋 经籍志》曰：汉初，有鲁人申公受《诗》於浮邱伯，作诂训，是为《鲁诗》。齐人辕固生亦传《诗》，是为《齐诗》。燕人韩婴亦传《诗》，是为《韩诗》。齐辕固、燕韩生皆为之传，或取《春秋》，采杂说，咸非其本义。与不得已，鲁最为近之（《汉书》师古注曰：“与不得已者，言皆不得也。三家皆不得其真，而鲁最近之”）。三家皆列於学官。又有赵人毛苌善《诗》，自云子夏所传，作《诂训传》，是为《毛诗》，河献王好之，未得立。後汉有九江谢曼卿，善《毛诗》，又为之训。东海卫敬仲，受学於曼卿。先儒相承，谓之《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敬仲又加润色。郑众、贾逵、马融并作《毛诗传》，郑元作《毛诗笺》。《齐诗》魏代已亡；《鲁诗》亡於西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唯《毛诗郑笺》，至今独立。又有《业诗》，宋奉朝请业遵所注，立义多异，世所不行。
石林叶氏曰：《诗》有四家，《毛诗》最後出而独传，何也？曰：岂惟《毛诗》。始，汉世之《春秋》，公为盛，至後汉而左氏始立，而後之盛行者，独左氏焉。《礼》家之学五传弟子分曹教授，盖小戴最为後出，而今之言《礼》者，惟小戴为众所宗。此无他，《六经》始出，诸儒讲习未精，且未有他书以证其是非，故杂伪之说可入，赵宾之《易》，张霸之《书》是也。历时既久，诸儒议论既精，而又古人简书时出於山崖屋壁之，可以为证，而学者遂得即之以考同异，而长短精粗见矣。长者出而短者废，自然之理也。《六经》自秦火後，独《诗》以讽诵相传，《韩诗》既出於人之讽咏，而《齐》、《鲁》与《燕》语音不同，训诂亦异，故其学往往多乖。独《毛》之出也，自以源流得於子夏，而其书贯穿先秦古书，其释《鸱》也，与《金》合；释《北山》、《民》也，与《孟子》合；释《昊天有成命》，与《国语》合；释《硕人》、《清人》、《黄鸟》、《皇矣》，与《左传》合，而序《由庚》等六章，与《仪礼》合，盖当毛氏时，左氏未出，《孟子》、《国语》、《仪礼》未甚行，而学者亦未能信也。惟河献王博见异书，深知其精。迨至晋、宋，诸书盛行，肄业者众，而人始翕然知其说近正。且《左氏》等书，汉初诸儒皆未见，而毛说先与之合，不谓之源流子夏，可乎？唐人有云：“《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晋，《韩诗》虽存，无传之者。”今韩氏章句已不存矣，而《齐诗》犹有见者，然唐人既谓之亡，则书之真伪，未可知也。
东莱吕氏曰：《鲁》、《齐》、《韩》、《毛诗》，读异，义亦不同。以《鲁》、《齐》、《韩》之义尚可见者较之，独《毛诗》率与经传合。《关雎》，正风之首，三家者乃以为刺，馀可知矣。是则《毛诗》之义，最得其真也。
※《诗序》
《释文》：旧说云“《关雎》，后妃之德也”至“用之邦国焉”，名《关雎序》，谓之小序；此以下则大序也。大序是子夏作，小序是子夏、毛公合作，卜商意有未尽，毛更足成之。
《後汉 儒林传》：卫宏从谢曼卿受学，作《毛诗序》，善得《风》、《雅》之旨，至今传於世。
《隋志》：先儒相承，谓《毛诗》。序，子夏所创，毛公及卫敬仲更加润色。
石林叶氏曰：世人疑《诗》序非卫宏所为，此殊不然。使宏凿空为之乎，虽孔子亦不能。使宏诵师说为之，则虽宏有馀矣。且诵宏序，有专取诸书之文而为之者，有杂取诸书所说而重衤复互见者，有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书者，不可不论也。“《诗》有六义，一曰风，二曰赋，三曰比，四曰兴，五曰雅，六曰”，颂其文全出於《周官》；“情动於中，而形於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其文全出於《礼记》；“成王未知周公之志，公乃为诗以遗王”，其文全出於《金》；“高克好利而不顾其君，文公恶而欲远之不能，使高克将兵而御狄於竟，陈其师旅，翱翔河上，久而不召，众散而归，高克奔陈”，其文全出於《左传》；“微子至於戴公，其礼乐废坏”，其文全出於《国语》：“古者长民，衣服不贰，从容有常，以齐其民”，其文全出于《公孙尼子》。则《诗序》之作，实在数书既传之後明矣。此吾所谓专取诸书所言也。《载驰》之诗，“许穆夫人作也，闵其宗国颠覆”矣，又曰“卫懿公为狄人所灭”。《丝衣》之诗，既曰“绎，宾尸”矣，又曰“灵星之尸”。此盖众说并传。卫氏得善辞美意，并录而不忍弃之，此吾所谓杂取诸书之说，而重衤复互见也。《驺虞》之诗，先言“人伦既正，朝廷既治，天下纯被文王之化。”而复继之以“田以时，仁如驺虞，则王道成。”《行苇》之诗，先言“周家忠厚，仁及草木。”然後继之以“内睦九族，外尊事黄，养老乞言”。此又吾所谓委曲宛转，附经而成其义也。即三者而观之，序果非宏之所作乎。汉氏文章未有引《诗序》者，惟黄初四年，“有共公远君子，近小人”之说，盖魏後於汉，宏之《诗序》，至此始行也。
又曰：世以《诗序》为孔子作，初无据，口耳之传也。惟《隋 经籍志》以为子夏作，先儒相承云，毛公及卫宏润益之。今定为孔子作固不可，若孔子授子夏而传之，是亦尝经孔子所取，亦何伤乎。大抵古书未有无序者，皆系之於篇末，盖以总其凡也。今《书》有序，孔安国以为孔子作，自安国始，迁之逐篇之首。《易》有《序》、《卦》、《彖》、《象》、《爻》辞，王辅嗣迁之逐卦之中。至太史公《自序》、扬子€《法言》，皆其遗法。况《诗》皆记其先王之政与列国之事，非见其序，盖有全篇莫知所主意者。孔子虽圣人，人事之实，亦安能臆断於数百载之下，犹之《春秋》，必约鲁《史》而後可为，郑忽与晋文公出入晋、郑，不以告，鲁《史》所不得书，则孔子不能强笔而削之也，而谓卫宏能之，可乎？所谓卫宏从谢曼卿受学而作者，范晔之言尔。据史，毛公，赵人，与河王同时，三传而为徐敖。初无谢曼卿者，独《东汉贾逵传》言“父徽，学《毛诗》於谢曼卿”，“至显宗，令撰《齐》、《鲁》、《韩诗》与《毛氏》同异”。盖汉自中兴後，《毛诗》始见，郑康成与卫宏略先後，岂有不知，而以宏之言为孔子者？此理尤甚明。吾谓古者凡有是诗，则有是序，如今之题目者，故太师陈之，则可以观风俗，遒人采之，则可以知训戒，学者诵之，则可以兴，可以观，可以群，可以怨。其藏在有司，孔子删《诗》，既取其辞，因以其序，命子夏之徒为之，则於理为近矣。
朱子曰：《诗序》之作，说者不同。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惟《後汉儒林传》以为卫宏作《毛诗序》，今传於世，则《序》乃宏作明矣。然郑氏又以为诸序本自合为一编，毛公始分以诸篇之首，则是毛公之前，其传已久，宏特增广而润色之耳。故近世诸儒，多以序之首句为《毛公》所分，而其下推说云云者，为後人所益，理或有之。但今考其首句，则已有不得诗人之本意，而肆为妄说者矣，况沿袭云云之误哉。然计其初，犹必自谓出於臆度之私，非经本文，故且自为一编，别附经後。又以尚有齐、鲁、韩氏之说，并传於世，故读者亦有以知其出於後人之手，不尽信也。及至毛公引以入经，乃不缀篇後，而超冠篇端，不为注而直作经字，不为疑辞而遂为决辞，其後三家之传又绝，而毛说孤行，则其抵牾之迹，无复可见。故此序者，遂若诗人先所命题，而诗文反为因序以作，於是读者转相尊信，无敢拟议，至於有所不通，则必为之委曲迁就，穿凿而附合之。宁使经之本文缭戾破碎，不成文理，而终不忍明以小序为出於汉儒也。愚之病此久矣，然犹以其所从来也远，其容或真有传授证验而不可废者，故既颇采以附传中，而复并为一编，以还其旧，因以论其得失云。又论《邶 柏舟序》曰：《诗》之文意事类，可以思而得，其时世名氏，则不可以强而推。故凡小序，唯诗文明白，直指其事，如《甘棠》、《定中》、《南山》、《株林》之属；若证验的切，见於书史，如《载驰》、《硕人》、《清人》、《黄鸟》之类，决为可无疑者。其次，则词旨大概可知必为某事，而不可知其的为某时某人者，尚多有之。若为小序者，姑以其意推寻探索，依约而言，则虽有所不知，亦不害其为不自欺，虽有未当，人亦当恕其所不及。今乃不然。不知其时者，必强以为某王某公之时；不知其人者，必强以为某甲某乙之事。於是傅会书史，依名谥，凿空妄语，以诳後人。其所以然者，特以耻其有所不知，而惟恐人之不见信而已。且如《柏舟》，不知其出於妇人，而以为男子；不知其不得於夫，而以为不遇於君，此则失矣。然有所不及而不自欺，则亦未至於大害理也。今乃断然以为卫顷公之时，则其故为欺罔，以误後人之罪，不可掩矣。盖其偶见此诗冠於三卫变风之首，是以求之《春秋》之前，而《史记》所书庄、桓以上，卫之诸君，事皆无可考者，谥亦无甚恶者，独顷公有赂王请命之事，其谥又为甄心动惧之名，如汉诸侯王，必其尝以罪谪，然後加以此谥。以是意其必有弃贤用佞之失，而遂以此诗予之。若将以其多知，而必於取信，不知将有明者从旁观之，则所以暴其真不知，而启其深不信也。凡小序之失，以此推之，什得八九矣。又其为说，必使《诗》无一篇不为美刺时君国政而作，固已不切於情性之自然，而又拘於时世之先後，其或书传所载，当此一时，偶无贤君美谥，则虽有辞之美者，亦例以为陈古而刺今。是使读书疑於当时之人绝无“善则称君，过则称已”之意，而一不得志，则扼腕切齿，嘻笑冷语，以怼其上者，所在而成群，是其轻躁险薄，尤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故予不可以不辩。又论《桑中序》曰：此诗乃淫奔者所自作。序之首句，以为刺奔，误矣。其下云云者，乃复得之《乐记》之说，已略见本篇矣。而或者以为刺诗之体，固有铺陈其事，不加一辞，而闵惜惩创之意，自见於言外者，此类是也。岂必谯让质责，然後为刺也哉。此说不然。夫诗之为刺，固有不加一辞而意自见者，《清人》、《猗嗟》之属是也。然尝试玩之，则其赋之之人，犹在所赋之外，而词意之，犹有宾主之分也。岂有将欲刺人之恶，乃反自为彼人之言，以陷其身於所刺之中，而不自知之哉。其必不然也明矣。又况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所为之如此。亦岂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以是为刺，不唯无益，殆又不免於鼓之舞之，而反以劝其恶也。或者又曰：《诗》三百篇，皆雅乐也，祭祀朝聘之所用也。桑、濮上之音，郑、卫之乐也，世俗之所用也，《雅》、《郑》不同部，其来尚矣。且夫子答颜渊之问，於郑声亟欲放而绝之，岂其删《诗》乃录淫奔者之辞，而使之合奏於雅乐之中乎？亦不然也。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之诗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狎邪之所歌也。夫子之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如圣人固不语乱，而《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风俗事变之实，而垂鉴戒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道并行而不相悖者也。今不察此，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之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何等之鬼神，用之何等之宾客，而於圣人为邦之法，又岂不为阳守而阴叛之邪！其亦误矣。曰：然则大序所谓“止乎礼义”，夫子所谓“思无邪”者，又何谓邪？曰：大序指《柏舟》、《绿衣》、《泉水》、《竹竿》之属而言，以为多出於此耳，非谓篇篇皆然。而《桑中》之类，亦止乎礼义也。夫子之言，正为人有邪正美恶之杂，故特言此，以明皆可惩恶劝善，而使人得其性情之正耳，非以《桑中》之类亦以无邪之思作之也。曰：荀卿所谓“诗者，中声之所止”，太史公亦谓“三百篇者，夫子皆弦歌之，以求合於《韶》、《武》之音，”何邪？曰：荀卿之言，固为正经而发，若史迁之说，则恐亦未足为据也。岂有哇淫之曲，而可以强合於《韶》、《武》之音也邪？
《诗》、《书》之序，自史传不能明其为何人所作，而先儒多疑之。至朱文公之解经，则依古经文析而二之，而备论其得失，而於《诗 国风》诸篇之序，诋斥尤多。以愚观之，《书》序可废，而《诗》序不可废；就《诗》而论之，《雅》、《颂》之序可废，而《十五国风》之序不可废。何也？《书》直陈其事而已，序者後人之作，藉令其深得经意，亦不过能发明其所巳言之事而已，不作可也。《诗》则异於《书》矣，然《雅》、《颂》之作，其辞易知，其意易明，故读《文王》者，深味“文王在上”以下之七章，则“文王受命作周”之语赘矣。读《清庙》者，深味“於穆清庙”之一章，则“祀文王”之语赘矣。盖作者之意已明，则序者之辞可略。而敷衍附会之，一语稍烦，则祗见其赘疣而已。至於读《国风》诸篇，而後知《诗》之不可无序，而序之有功於诗也。盖风之为体，比、兴之辞，多於叙述；风谕之意，浮於指斥。盖有反覆咏叹，联章累句，而无一言叙作之之意者。而序者乃一言以蔽之，曰“为某事也”，苟非其传授之有源，探索之无舛，则孰能臆料当时指意之所归，以示千载乎。而文公深诋之，且於《桑中》、《溱洧》之篇，辨析尤至，以为安有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而不自知者哉！其意盖谓诗之辞如彼，而序之说如此，则以诗求诗可也，乌有舍明白可见之诗辞，而必欲曲从臆度难信之序说乎？其说固善矣。然愚以为必若此，则《诗》之难读者多矣，岂直《郑》、《卫》诸篇哉。夫《苜》之序，以“妇人乐有子”为“后妃之美也”，而其诗语不过形容采掇苜之情状而已。《黍离》之序，以为闵周室宫庙之颠覆也，而其诗语不过慨叹禾黍之苗穗而已。此诗之不言所作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其所以采掇者为何事，而慨叹者为何说乎？《叔于田》之二诗，序以为“刺郑庄公也”，而其诗语，则郑人爱叔段之辞耳。《扬之水》、《椒聊》二诗，序以为“刺晋昭公也”，而其诗语，则晋人爱桓叔之辞耳。此诗之序其事以讽，初不言刺之之意，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知四诗也，非子€《美新》之赋，则袁宏九锡之文耳，是岂可以训而夫子不删之乎？《鸨羽》、《陟岵》之诗，见於变风，序以为征役者不堪命而作也。《四牡》、《采薇》之诗，见於正雅，序以为劳使臣遣戍役而作也。而深味四诗之旨，则叹行役之劳苦，叙饥渴之情状，忧孝养之不遂，悼归休之无期，其辞语一耳。此诗之辞同意异，而赖序以明者也。若舍序以求之，则文王之臣民亦怨其上，而《四牡》、《采薇》为正雅矣。即是数端而观之，则知序之不可废；序不可废，则《桑中》、《溱洧》何嫌其为刺奔乎？盖尝论之均一劳苦之辞也，出於叙情闵劳者之口则为正雅，而出於困役伤财者之口。则为变风也。均一淫之词也，出於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奔者之口则可录也。均一爱戴之辞也，出於爱叔段、桓叔者之口则可删，而出於刺郑庄、晋昭者之口则可录也。夫《苜》、《黍离》之不言所谓，《叔于田》、《扬之水》之反辞以讽，《四牡》、《采薇》之辞同变风，文公胡不玩索诗辞，别自为说，而卒如序者之旧说，求作诗之意於诗辞之外矣？何独於《郑》、《卫》诸篇而必以为奔者所自作，而使正经为录淫辞之具乎？且夫子尝删《诗》矣，其所取於《关雎》者，谓其乐而不淫耳，则夫《诗》之可删，孰有大於淫者。今以文公《诗传》考之，其指以为男女淫奔诱，而自作诗以叙其事者，凡二十有四，如《桑中》、《东门之单》、《溱洧》、《东方之日》、《东门之池》、《东门之杨》、《月出》，则序以为刺淫，而文公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如《静女》、《木瓜》、《采葛》、《丘中有麻》、《将仲子》、《遵大路》、《有女同车》、《山有扶苏》、《兮》、《狡童》、《褰裳》、《丰》、《风雨》、《子衿》、《扬之水》、《出其东门》、《野有蔓草》，则序本别指他事，而文公亦以为淫者所自作也。夫以淫昏不检之人，发而为放荡无耻之辞，而其诗篇之繁多如此，夫子犹存之，则不知所删何等一篇也（文公谓：序者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刺其君。愚亦谓文公之於《诗》不得其说，则一举而归之淫谑。如《静女》、《木瓜》以下诸篇是也。文公又以为序者之意，必以为《诗》无一篇不为刺时君国政而作，轻浮险薄，有害於温柔敦厚之教。愚谓古者庶人谤，商旅议，亦王政之所许，况变风、变雅之世，实无可美者，而礼义消亡，淫风大行，亦不可谓非其君之过。纵使讥讪之辞太过，如《狡童》诸篇之刺忽，亦不害其为爱君忧国，不能自已之意，今必欲使其避讽讪之名，而自处於淫谑之地，则夫身为淫乱，而复自作诗以赞之，正孟子所谓无羞恶之心者，不可以人类目之，其罪浮於讪上矣，反得为温柔敦厚乎）。或曰：文公之说，谓《春秋》所记，无非乱臣贼子之事，盖不如是，无以见当时事变之实，而垂鉴於後，世故不得已而存之，所谓并行而不相悖也。愚以为未然。夫《春秋》，史也；《诗》，文词也。史所以纪事，世之有治，不能无乱，则固不容存禹、汤而废桀、纣，录文、武而弃幽、厉也。至於文辞，则其淫哇不经者，直为削之而已，而夫子犹存之，则必其意不出於此，而序者之说是也。夫後之词人墨客，跌荡於礼法之外，如秦少游、晏叔源辈，作为乐府，备狭邪妖冶之趣，其词采非不艳丽可喜也，而醇儒庄士深斥之，口不道其词，家不蓄其书，惧其为正心诚意之累也。而《诗》中若是者二十有四篇，夫子录之於经，又烦儒先为之训释，使後学诵其文，推其义，则《通书》、《西铭》必与《小山词选》之属兼看并读，而後可以为学也。或又曰：文公又尝云：“此等之人，安於为恶，其於此等之诗，计其平日，固已自其口出而无惭矣，又何待吾之铺陈，而後始知其如此。亦复畏吾之闵惜，而遂幡然遽有惩创之心邪？”愚又以为不然。夫羞恶之心，人皆有之，而况淫之行，所谓不可对人言者。市井小人，至不才也，今有与之语者，能道其宣淫之状，指其行淫之地，则未有不面颈发赤，且惭且讳者。未闻其扬言於人曰“我能奸，我善淫”也。且夫人之为恶也，禁之使不得为，不若愧之而使之自知其不可为，此铺张揄扬之中，所以为闵惜惩创之至也。夫子谓宰我曰：“汝安则为之”，夫岂真以居丧食稻衣锦为是乎。万石君谓子庆曰：“内史贵人，坐车中自如，固当。”夫岂真以不下车为是乎。而二人既闻是言也，卒为之羞愧，改行有甚於被谯让者。盖以非为是，而使之求吾言外之意，则自反而不胜其愧悔矣，此《诗》之训也。或曰：序者之序《诗》，与文公之释《诗》，俱非得於作诗之人亲传面命也。序求《诗》意於辞之外，文公求《诗》意於辞之中，而子何以定其是非乎？曰：愚非敢苟同序说，而妄议先儒也。盖尝以孔子、孟子之所以说《诗》者读《诗》，而後知序说之不缪，而文公之说多可疑也。孔子之说曰：“诵《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孟子之说曰：“说《诗》者，不以文害辞，不以辞害志，以意逆志，是为得之。”夫经，非所以诲邪也，而戒其无邪；辞，所以达意也，而戒其害意。何也？噫！圣贤之虑远矣！夫诗，发乎情者也，而情之所发，其辞不能无过，故其於男女夫妇之，多忧思感伤之意；而君臣上下之际，不能无怨怼激发之辞。《十五国风》，为《诗》百五十有七篇，而其为妇人而作者，男女相悦之辞，几及其半。虽以二《南》之诗，如《关雎》、《桃夭》诸篇，为正风之首，然其所反覆咏叹者，不过情欲燕私之事耳。汉儒尝以《关雎》为刺诗矣，此皆昧於无邪之训，而以辞害意之过也，而况《邶》、《》之末流乎故。其怨旷之悲，遇合之喜，虽有人心者所不能免；而其志切，其辞哀，习其读而不知其旨，易以动荡人之邪情志，而况以铺张揄扬之辞，而序淫流荡之行乎。然诗人之意，则非以为是而劝之也。盖知诗人之意者莫如孔、孟，虑学者读《诗》而不得其意者，亦莫如孔、孟，是以有无邪之训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邻乎邪也。使篇篇如《文王》、《大明》，则奚邪之可闲乎！是以有害意之戒焉，则以其辞之不能不戾其意也。使章章如《清庙》、《臣工》，则奚意之难明乎！以是观之，则知刺奔果出於作诗者之本意，而夫子所不删者，其诗决非淫之人所自赋也（夫子曰：“思无邪。”如序者之说，则虽诗辞之邪者，亦必以正视之。如《桑中》之刺奔，《溱洧》之刺乱之类是也。如文公之说，则虽诗辞之正者，亦必以邪视之，如不以《木瓜》为美齐桓公，不以《采葛》为惧谗，不以《遵大路》、《风雨》为思君子，不以《褰裳》为思见正，不以《子衿》为刺学校废，不以《扬之水》为闵无臣，而俱指为淫奔谑浪，要约赠答之辞是也。且此诸篇者，虽疑其辞之欠庄重，然首尾无一字及妇人，而谓之淫邪者乎）。或又曰：文公尝言：“雅者，二《雅》是也；《郑》者，《缁衣》以下二十一篇是也；《卫》者，《邶》、《》、《卫》三十九篇是也。《桑》，《卫》之一篇《桑中》是也。二《南》、《雅》、《颂》，祭祀朝聘之所用也；《郑》、《卫》、《桑》、《濮》，里巷狭邪之所作也。夫子於《郑》、《卫》，盖深绝其声於乐，以为法，而严立其词於《诗》，以为戒。今乃欲为之讳其《郑》、《卫》、《桑》、《濮》之实，而文以雅乐之名，又欲从而奏之宗庙之中，朝廷之上，则未知其将以荐之於何等之鬼神，用之於何等之宾客乎？”愚又以为未然。夫《左传》言季札来聘，请观周乐，而所歌者，《邶》、《》、《卫》、《郑》皆在焉，则诸诗固雅乐矣。使其为里巷狭邪所用，则周乐安得有之？而鲁之乐工亦安能歌异国淫邪之诗乎？然愚之所论，不过求其文意之指归，而知其得於情性之正耳。至於被之弦歌，合之音乐，则《仪礼》、《左传》所载古人歌诗合乐之意，盖有不可晓者。夫《关雎》、《鹊巢》，闺门之事，后妃夫人之诗也，而乡饮酒、燕礼歌之；《采》、《采蘩》，夫人、大夫妻能主祭之诗也，而射礼歌之；《肆夏》、《繁遏》、《渠》，宗庙配天之诗也，而天子享元侯歌之；《文王》、《大明》、《绵》。文王兴周之诗也，而两君相见歌之。以是观之，其歌诗之用，与诗人作诗之本意，盖有判然不相合者，不可强通也，则乌知《郑》、《卫》诸诗不可用之於燕享之际乎！《左传》载列国聘享赋诗，固多断章取义，然其太不伦者，亦以来讥诮，如郑伯有赋“鹑之奔奔”，楚令尹子围赋《大明》，及穆叔不拜《肆夏》，甯武子不拜《彤弓》之类是也。然郑伯如晋，子展赋《将仲子》；郑伯享赵孟，子太叔赋《野有蔓草》；郑六卿饯韩宣子，子{差齿}赋《野有蔓草》，子太叔赋《褰裳》，子游赋《风雨》，子旗赋《有女同车》，子柳赋《箨兮》。此六诗，皆文公所斥以为淫奔之人所作也，然所赋皆见善於叔向、赵武、韩起，不闻被讥。乃知《郑》、《卫》之诗，未尝不施之於燕享，而此六诗之旨意训诂，当如序者之说，不当如文公之说也。或曰：序者之辞，固有鄙浅附会，居然可见者，先儒疵议之非一人矣，而子信之，何邪？曰：愚之所谓不可废者，谓《诗》之所不言，而赖序以明者耳。至诗之所已言，则序语虽工，不读可也，况其鄙浅附会者乎。盖作序之人，或以为孔子，或以为子夏，或以为国史，皆无明文可考。然郑氏谓毛公始以诸诗之首，则自汉以前，经师传授，其去作诗之时，盖未甚远也。千载而下，学者所当遵守体认，以求诗人之意，而得其庶几，固不宜因其一语之赘疣，片辞之浅陋，而欲一切废之，凿空探索，而为之训释也。姑以近代词人之作譬之。如所谓“皇帝二载初，闰八月初吉”。如所谓“吾闻京城南，兹惟群山囿”。则辞意明白，无俟序说者。也放翁之诗曰：“城上危楼画角哀，沈园非复旧池台。伤心池下春波绿，曾逐孤鸿照影来。”“梦断香销四十年，沈园老柳不吹绵。此身行作稽山土，犹吊遗踪一怅然。”其题曰：“沈园”而已。诚斋之诗曰：“饱喜饥嗔笑杀侬，凤凰未必胜狙公。虽逃暮四朝三外，犹在桐花竹实中。”其题曰“无题”而已。是三诗者，不言所谓，人莫能知其所以作之意也。刘後村《诗话》释之曰：“放翁幼婚某氏，颇倦於学，严君督过之，竟至仳离，某氏别某官。一日，通家於沈园，目成而已。晚年游园，感而赋之。”“诚斋既里居，累章乞休致，不得。命再予祠，有感而赋，以为虽脱吏责，尚縻闲廪，不若相忘於物外也。”然後三诗之意始明。夫後村之说，即三诗之序也。後村之於杨、陆二公，相去不百年，得於长老之所诵说，口耳之所习闻，笔之简册，可以质诸二公而不缪也。倘後乎此千百载，说者必欲外後村之意而别为之说，则虽其体认之精，辩析之巧，亦终於臆说而已。有引文公之於《诗》序，於其见於经传，信而有证者则从之，如《硕人》、《载驰》、《清人》、《鸱》之类是也；其可疑者，则未尝尽断以臆说，而固有引他书以证其谬者矣。曰：是则然矣。然愚之所以不能不疑者，则以其恶序之意太过，而所引援指摘，似亦未能尽出於公平而足以当人心也。夫《关雎》，《韩诗》以为衰周之刺诗；《宾之初筵》，《韩诗》以为卫武公饮酒悔过之诗，皆与《毛序》反者也。而《韩诗》说《关雎》，则违夫子不淫不伤之训，是决不可从者也。《初筵》之诗，夫子未有论说也，则诋毛而从韩。夫一《韩诗》也，《初筵》之序可信，而《关雎》之序独不可信乎？《邶》、《柏舟》，《毛序》以为仁人不遇而作，文公以为妇人之作，而引《列女传》为证，非臆说矣。然《列女传》出於刘向，向上封事论恭、显倾陷正人，引是诗“忧心悄悄，愠於群小”之语；而继之曰：“小人成群，亦足愠也”，则正《毛序》之意矣。夫一刘向也，《列女传》之说可信，而封事之说独不可信乎？此愚所以疑文公恶序之意太过，而引援指摘，似为未当，此类是也。夫本之以孔、孟说《诗》之旨，参之以《诗》中诸序之例，而後究极夫古今诗人所以讽咏之意，则《诗》序之不可废也审矣。愚岂好为异论哉。
或曰：夫子何以删《诗》？昔太史公曰：古诗本三千馀篇，孔子去其重衤复，取其可施於礼义者三百五篇。孔氏曰：“案《书传》所引之诗，见在者多，亡逸者少。则孔子所录，不容十分去九，马迁所言，未可信也。”朱文公曰：“三百五篇，其亦未必皆可施於礼义，但存其实，以为鉴戒耳。”之三说者，何所折衷？愚曰：若如文公之说，则《诗》元未尝删矣。今何以有诸逸诗乎？盖文公每舍序以言《诗》，则变风诸篇，祗见其理短而词哇，愚於前篇已论之矣。但以经传所引逸《诗》考之，则其辞明而理正，盖未见其劣於三百五篇也，而何以删之？三百五篇之中，如诋其君以硕鼠、狡童，如欲刺人之恶，而自为彼人之辞，以陷於所刺之地，殆几不可训矣，而何以录之？盖尝深味圣人之言，而得圣人所以著作之意矣。昔夫子之言曰“述而不作”，又曰“盖有不知而作之者，我无是也”，又曰“多闻阙疑”，异时尝举史缺文之语，而叹世道之不古，存夏五郭公之书，而不欲遽正前史之缺误，然则圣人之意，盖可见矣。盖诗之见录者，必其序说之明白，而旨意之可考者也。其轶而不录者，必其序说之无传，旨意之难考，而不欲臆说者也。或曰：今三百五篇之序，世以为卫宏、毛公所作耳，如子所言，则已出於夫子之前乎？曰：其说虽自毛、卫诸公而传，其旨意则自有此诗而已有之矣。《鸱》之序，见於《尚书》；《硕人》、《载驰》、《清人》之序，见於《左传》，所纪皆与作诗者同时，非後人之臆说也。若序说之意，不出於当时作诗者之口，则《鸱》诸章，初不言成王疑周公之意，《清人》终篇，亦不见郑伯恶高克之迹，後人读之，当不能晓其为何语矣。盖尝妄为之说，曰作诗之人可考，其意可寻，则夫子录之，殆“述而不作”之意也。其人不可考，其意不可寻，则夫子删之，殆“多闻阙疑”之意也。是以於其可知者，虽比兴深远，词旨迂晦者，亦所不废，如《苜》、《鹤鸣》、《蒹葭》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直陈其事，文义明白者，亦不果录，如“翘翘车乘，招我以弓。岂不欲往，畏我友朋”之类是也。於其可知者，虽词意流，不能不类於狭邪者，亦所不删，如《桑中》、《溱洧》、《野有蔓草》、《出其东门》之类是也。於其所不可知者，虽词意庄重，一出於义理者，亦不果录，如“周道挺挺，我心扃扃”，“礼义不愆，何恤於人言”之类是也。然则其所可知者何？则三百五篇之序意是也；其所不可知者何？则诸逸《诗》之不以序行於世者是也。欧阳公《诗谱补亡》後序曰：“後之学者，因迹前世之所传，而较其得失，或有之矣。若使徒抱焚馀残脱之经，伥伥然於去圣千百年之後，不见先儒中之说，而欲特立一家之论，果有能哉？”此说得之。盖自其必以为出於卫宏、毛公辈之口，而先以不经之臆说视之，於是以特立之已见，与之较短量长，於辞语工拙之，则祗见其龃龉而不合，疏缪而无当耳夫使序诗之意，果不出於作诗之初，而皆为後人臆度之说，则比兴讽咏之词，其所为微婉幽深者，殆类东方朔“声尻高”之隐语，蔡邕“黄绢幼妇”之氵词，使後人各出其智，以为猜料之工拙，恐非圣经诲人之意也。或曰：诸小序之说，固有舛驰鄙浅而不可解者，尽信之可乎？愚曰：序非一人之言也。或出於国史之采录，或出於讲师之传授，如《渭阳》之首尾异说，《丝衣》之两义并存，则其舛驰固有之，择善而从之可矣。至如其辞语之鄙浅，则序所以释经，非作文也。祖其意足矣，辞不必玩也。夫以夫子之圣，犹不肯杂取诸逸《诗》之可传者，与三百五篇之有序者并行，而後之君子乃欲尽废序以言《诗》，此愚所以未敢深以为然。故复摭述而不作多闻阙疑之言，以明孔子删《诗》之意，且见古序之尤不可废也。
●卷一百七十九 经籍考六
○经（诗）
《汉志》：六家，四百一十六卷。
《隋志》：三十九部，四百四十二卷（通计亡书，合七十六部，六百八十三卷）。
《唐志》：二十五家，三十一部，三百三十二卷（失姓名三家，许叔才以下不著录三家，三十三卷）。
《宋三朝志》：十三部，一百四十一卷。
《宋两朝志》：一部，一卷。
《宋四朝志》：二十一部，三百二十八卷。
《宋中兴志》：五十三家，六十四部，八百七十一卷。
※韩婴《诗外传》共十卷
本传：婴，孝文时为博士，景帝时至常山太傅。推诗人之意，而作《内外传》数万言。其语颇与齐、鲁殊，然归一也。
晁氏曰：《汉志》本十篇，《内传》四，《外传》六。隋止存《外传》，析十篇。其及经盖寡，而遗说往往见於他书，如“逶”、“迤郁”夷之类，其义与《毛诗》不同。此书称《外传》，虽非其解经之深者，然文辞清婉，有先秦风。
容斋洪氏《随笔》曰：《艺文志》有《韩家诗经》、《韩故》、《内传》、《外传》、《韩说》五书。今惟存《外传》十卷，庆历中，将作监主簿李用章序之，命工刊刻於杭。其末又题云：“蒙文相公改章三千馀字。”予家有其书，百卷第二章，载孔子南游楚，见处子佩而浣，乃令子贡以微词三挑之，以是说《诗 汉广》游女之章，其谬戾甚矣。他亦无足言。
陈氏曰：今所存惟《外传》，而卷多於旧（旧六卷，今十卷），盖多杂说，不专解《诗》。不知果当时本书否也。
※《毛诗故训传》二十卷
晁氏曰：毛公《诗》，世谓其解经最密，其序，萧统以为卜子夏所作，韩愈尝以三事疑其非，盖本於《东汉 儒林传》及《隋志》所言。王介甫独谓诗人所自制。《韩诗》序《苜》曰“伤夫也”，《汉广》曰“悦人也”，序若诗人所自制。《毛诗》犹《韩诗》也，不应不同若是。况文意繁杂，其非出一人手明甚。不知介甫何以言之，殆臆论欤！
陈氏曰：毛公者，有大毛公、小毛公。按《後汉 儒林传》称毛苌传《诗》，而孔氏《正义》据郑《谱》云：“鲁人大毛公为诂训，传於其家，河献王得而献之，以小毛公为博士。则未知苌者大毛公欤？小毛公欤？郑氏曰“笺”者，按《正义》云：郑於诸经，皆谓之“注”，独此言“笺”者。《字林》云：“笺，表也，识也。”郑遵毛学，表明毛言，记识其事，故称为“笺”。又按《後汉传》注引张华《博物志》：“郑注《毛诗》曰‘笺’，不解此意。或云毛公曾为北海相，郑是郡人，故以为敬。”虽未必由此，然汉、魏间达上之辞，皆谓之“笺”，则其为敬明矣。其间与毛异义者甚多，王肃盖尝述毛非郑云。
※《毛诗草木鸟兽虫鱼疏》二卷
《崇文总目》：吴太子中庶子乌程令陆玑撰。世或以玑为机，非也。机自为晋人，本不治《诗》，今应以玑为正。然书但附《诗》释义，窘於采获，似非通儒所为者。将後世失传，不得其真欤？
陈氏曰：《馆阁书目》称玑字元恪，吴郡人，据陆氏《释文》。非晋之士衡，而其书引郭璞注《尔雅》，则当在郭之後，亦未必吴时人也。孔《疏》、吕《记》多引之。
※《毛诗正义》四十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太尉长孙无忌诸儒刊定。国朝端拱初，国子司业孔维等奉诏定正。《诗》学之家，此最为详。
晁氏曰：颖达据刘炫、刘焯疏为本，删其所烦，而增其所简云。自晋室东迁，学有南北之异，南学简约，得其英华；北学深博，穷其枝叶。至颖达始著义疏，混南北之异，虽未必尽得圣人之意，而刑名度数亦已详矣。自兹以後，大而郊社、宗庙，细而冠婚、丧祭，其仪法莫不本此。元丰以来，废而不行，甚无谓也。
※《诗谱》一卷
《两朝国史志》：欧阳修於绛州得注本，卷首残阙，因补成进之，而不知注者为太叔求也。
欧阳公自序曰：毛、郑於《诗》，其学亦已博矣。予尝依其《笺》、《传》，考之於经，而证以《序》、《谱》，惜其不合者颇多。盖《诗》述商、周，自《生民》、《玄鸟》，上陈稷、契，下迄（一作讫）陈灵公，千五六百岁之间，旁及列国君臣世次、国地山川、封域图牒，鸟兽草木鱼虫之名，与其风俗善恶、方言训故（一作诂）、盛衰治乱、美刺之由，无所不载，然则孰能无失於其间哉？予疑毛、郑之失既多，然不敢轻易者，意其为说不止於《笺》、《传》，而恨己（一作已恨）不得尽见二家之书，未能遍通其旨。夫不尽见其书，而欲折其是非，犹不尽人之辞（一作辨），而欲断其讼之曲直，其能果於自决乎？其能使之必服乎？世传郑氏《诗谱》最详，求之久矣不可得，虽《崇文总目》秘书所藏亦无之。庆历四年，奉使河东，至於绛州偶得焉。其文有注，而不见名氏，然首尾残阙，自“周公致太平”已上皆亡之。其国谱旁行，尤易为讹舛，悉皆颠倒错乱，不可复考。凡《诗》、《雅》、《颂》兼列商、鲁，其正变之风，十有四国，而其次第莫详，其义惟封国、变风之先後，不可以不知。周、召、王、豳同出於周，邶，井於卫，桧、魏无世家，其可考者，陈、齐、卫、晋、曹、郑、秦，此封国之先後也。《豳》、《齐》、《卫》、《桧》、《陈》、《唐》、《秦》、《郑》、《魏》、《曹》，此变风之先後也。《周南》、《召南》、《邶》、《》、《卫》、《王》、《郑》、《齐》、《豳》、《秦》、《魏》、《唐》、《陈》、《曹》，此孔子未删《诗》之前，周大师乐歌之次第也。《周》、《召》、《邶》、《》、《卫》、《王》、《桧》、《郑》、《齐》、《魏》、《唐》、《秦》、《陈》、《曹》、《豳》，此郑氏《诗谱》次第也，黜《桧》後《陈》，此今诗次第也。初，予未见郑《谱》，尝略考《春秋》、《史记》、《本纪》、《世家》、《年表》，而合於毛、郑之说，为《诗图》十四篇，取以补郑《谱》之亡者，足以见二家所说世次先後甚备，因据而求，其得失较然矣。而仍存其《图》，庶几以见予於郑氏之学尽心焉耳。夫尽其说而有所不通，然後得以论正，予岂好为异论者哉。凡补其谱十有五，补其文字二百七（一本注云：谱序自“周公致太平”以上，皆亡其文，予取孔颖达《正义》所载之文补足，因为之注，自周公以下，即周旧注云）。增损涂乙改正者三（一作八）百八十三，而郑氏之《谱》复完（一有矣字）。
※《毛诗小疏》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因孔《疏》为本，删去要义，辅益经注云。
※《毛诗指说》
《崇文总目》：唐成伯撰。略序作《诗》大指，及师承次序。
※《毛诗断章》
《崇文总目》：唐成伯撰。大抵取《春秋》赋《诗》断章之义，钞取《诗》语，汇而出之。
※《石经毛诗》二十卷
晁氏曰：伪蜀张绍文书。与《礼》记同时刻石。
※《毛诗解题》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篇端总叙诗义，次述章旨，盖近儒为之者欤？
※《诗折衷》二十卷
陈氏曰：皇中，莆田刘宇撰。凡毛、郑异义，折衷从一。盖仿唐陈岳《三传折衷论》之例，凡一百六十八篇。
※欧阳《诗本义》十六卷
晁氏曰：欧公解《诗》，毛、郑之说已善者因之不改，至於质诸先圣则悖理，考於人情则不可行，然後易之，故所得比诸儒最多。但平日不信符命，尝著书以《周易》、《河图》、《洛书》为妖妄，今又以《生民》、《玄鸟》之诗为怪说。苏子瞻曰：“帝王之兴，其受命之符，卓然见於《诗》、《书》者多矣。《河图》、《洛书》、《玄鸟》、《生民》之诗，岂可谓诬也哉。恨学者推之太详，流入谶纬，而後之君子亦矫枉过正，举从而废之，以为王莽、公孙述之流缘此作乱。使汉不失德，莽、述何自起？而归罪三代受命之符，亦过矣。”
《朱子语录》曰：欧公《诗本义》煞说得有好处。有《诗本末论》。又有论云：“何者为《诗》之本？何者为《诗》之末？《诗》之本，不可不理会；《诗》之末，不理会也无妨。”近世自集注文字出，此等文字都不见有了，也害事。
陈氏曰：其书先为论，以辨毛、郑之失，然後断以己见。末二卷为《一义解》、《取舍义》，《时世》、《本末》二论，《豳》、《鲁》、《序》三问，而补亡郑《谱》及《诗图总序》附於卷末。
※《新经诗义》三十卷
晁氏曰：熙宁中置经义局，撰《三经义》，皆本王安石说。《毛诗》，先命王训其辞，复命安石训其义。书成，以赐太学，布之天下云。
※苏子由《诗解》二十卷
晁氏曰：其说以《毛诗序》为卫宏作，非孔氏之旧，止存其首一言，馀皆删去。按司马迁曰“周道缺而《关雎》作”，扬雄曰“周康之时，颂声作乎下，《关雎》作乎上”。与今《毛诗序》之意绝不同，则知《序》非孔子之旧明矣。虽然，若去《序》不观，则《诗》之辞有溟氵幸而不可知者，不得不存其首之一言也。
※《伊川诗说》二首
晁氏曰：伊川门人记其师之所谈之经也。
※《毛诗辨疑》一卷
晁氏曰：杨时中立撰，一卷。
※陈氏《诗解》二十卷
晁氏曰：陈少南撰，凡二十卷。
※《诗学名物解》二十卷
陈氏曰：蔡卞元度撰。卞，王介甫婿，故多用《字说》。其目自《释天》至《释杂》，凡十类，大略如《尔雅》，而琐碎穿凿，於经无补也。
※《诗物性门类》八卷
陈氏曰：不著名氏。多取《说文》，今考之，盖陆农师所作《埤雅》也。详见《埤雅》。
※广川《诗故》四十卷
《中兴艺文志》：董撰。谓班固言《鲁诗》最近，今徒於也书时得之。《齐诗》所存不全，或疑後人为，然章句间有自立处，此不可易者。《韩诗》虽亡阙，《外传》及章句犹存。《毛诗训故》为备，以最後出故独传，乃据毛氏以考正於三家，且论《诗序》决非子夏所作。建炎中，载是书而南，其志公学博，不可以人废也。
陈氏曰：说兼取三家，不专毛、郑。谓《齐诗》尚存，可据。按《藏书志》有《齐诗》六卷，今《馆阁》无之。自言隋、唐亦巳亡久矣，不知今所传何所从来，或疑後世依为之。然则安得便以为《齐诗》尚存也。然其所援引诸家文义，与《毛氏》异者，亦足以广见闻，续微绝云。
※《毛诗补音》十卷
陈氏曰：吴或撰。其说以为《诗》韵无不叶者，如“来”之为“”，“庆”之为“羌”，“马”之为“姥”之类。《诗》音旧有九家，唐陆德明始定为《释文》。《燕燕》以“南”韵“心”，沈重读“南”作“尼心切”，德明则谓古人韵缓，不烦改字。《扬之水》以“沃”韵“乐”，徐邈读“沃”“郁缚切”，德明亦所不载。颜氏《纠谬正俗》以傅毅《郊祀赋》“穰”有“而成切”，张衡《东京赋》“激”有“吉跃切”。今之所作，大略仿此。其援据精博，信而有证。朱晦翁注《楚辞》亦用或例，皆韵。其韵或又有《韵补》一书，不专为《诗》作也。要之古人韵缓之说，是为确论，不必一一改字。详见《韵补》。
《朱子语录》曰：吴才老《补韵》甚详，然亦有推不去者，某煞寻得，当时不曾记，今皆忘之矣。如“外御其务”叶“也无戎”，才老无寻处，云“务”字古人读做“蒙”，不知“戎，汝也”，“汝”、“戎”二字，古人通用，是叶音“汝”也。如“南仲太祖，太师皇父，整我六师，以我戎。”亦是叶音“汝”也。“下民有严”，叶“不敢迨遑”，才老欲音“严”为“庄”，云避汉讳，无道理。其後读《楚 天问》，见一“严”字乃押从“庄”字，乃知是叶韵，“严”，读作“昂”也。《天问》，才老岂不读，往往无甚意义，只恁他打过去也。或问：“吴氏叶韵何据？”曰：“他皆有据。泉州有其书，每一字引十馀证，少者亦两三证。他说元初更多，後来删去，姑存此耳。然犹有未尽。”
※夹氵祭《诗传》、《辩妄》共二十六卷
自序：《毛诗》自郑氏既笺之後，而学者笃信康成，故此《诗》专行，三家遂废。《齐诗》亡於魏，《鲁诗》亡於西晋，隋、唐之世，犹有《韩诗》可据，迨五代之後，《韩诗》亦亡。致今学者，只冯毛氏，且以《序》为子夏所作，更不敢拟议。盖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今作《诗辩妄》六卷，可以见其得失。
陈氏曰：辩妄者，专指毛、郑之妄。谓《小序》非子夏所作，可也；尽削去之，而以己意为之序，可乎？樵之学虽自成一家，而其师心自是，殆孔子所谓不知而作者也。
按：夹氵祭专诋《诗序》，晦庵从其说，所谓“事无两造之辞，则狱有偏听之惑”者，大意谓《毛序》不可偏信也。然愚以为譬之听讼，《诗》者，其事也；《齐》、《鲁》、《韩》、《毛》则证验之人也。《毛诗》本书具在，流传甚久，譬如其人亲身到官，供指详明，具有本末者也。《齐》、《鲁》、《韩》三家，本书已亡，於他书中间见一二，而真伪未可知，譬如其人元不到官，又已身亡，无可追对，得之风闻道听，以为其说如此者也。今舍《毛诗》而求证於《齐》、《鲁》、《韩》，犹听讼者以亲身到官所供之案牍为不可信，乃采之於傍人传说，而欲以断其事也，岂不误哉。
※李樗《毛诗详解》三十六卷
陈氏曰：博取诸家之说，训释名物文意，末用已意为论以断之。樗，闽之名儒，於林少颖为外兄。林，李出也。
※《诗风雅颂》四卷《序》一卷
陈氏曰：晦庵所录。以为《序》出後，不当引冠篇首，故别录为一卷。
※晦庵《诗集传》、《诗序辨说》共二十一卷
陈氏曰：以《大》、《小序》自为一编，而辨其是非。其序《吕氏读诗记》自谓少年浅陋之说，久而知其有所未安，或不免有所更定。今江西所刻晚年本，得於南康，胡泳伯量校之建安本，更定几什一云。
※《吕氏读诗记》三十二卷
陈氏曰：博采诸家，存其名氏，先列训诂，後陈文义，翦截贯穿，如出一手。已意有所发明，则别出之。《诗》学之详正，未有逾於此书者也。然自《公刘》以後，编纂已备，而条例未竟，学者惜之。
※岷隐《续读诗记》三卷
陈氏曰：戴溪撰。其书出於吕氏之後，谓吕氏於字训章已悉，而篇意未贯，故以《续记》为名。其实自述已意，亦多不用《小序》。
※黄度文叔《诗序》三十卷
水心叶氏序曰：公於《诗》，尊叙伦纪，致忠达敬，笃信古文，旁录众善。博厚惨怛而无迂重之累，缉绪悠久而有新美之益。然则性情不蔽，而《诗》之教可以复明，公其有志於是欤！按《易》有程，《春秋》有胡，而《诗》集传之善者亦数家，大抵欲收拾群义，酌其中平，以存世教矣、未知性情何如耳。今公之书既将并行，读者诚思其教，存其性，教明、性明而《诗》复，则庶几得之。
※项安世《毛诗前说》一卷
陈氏曰：考定风、雅篇次，而为之说。其曰前说者，末年之论，有少不同故也。
※陈鹏飞《诗解》二十卷
陈氏曰：不解《殷》、《鲁》二《颂》，以为《商颂》当阙，而《鲁颂》可废。
※王景文《诗总闻》三卷
陈氏曰：自序云“研精覃思，於此几三十年”。其书有《闻音》，谓音韵；《闻训》，谓字义；《闻章》，谓分段；《闻句》，谓句读；《闻字》，谓字画；《闻物》，谓鸟兽草木；《闻用》，谓凡器物；《闻迹》，谓凡在处山川土壤州县乡落之类；《闻事》，谓凡事实；《闻人》，谓凡人姓号。共十闻，每篇为总闻。又有《闻风》、《闻雅》、《闻颂》等。其说多出新意，不循旧传。
※白石《诗传》二十卷
陈氏曰：宗正少卿乐清钱文子撰。所居白石岩，因以为号。
※《诗古音辨》二卷
陈氏曰：从政郎信安郑犀撰。
※《诗考》五卷
浚仪王应麟撰。自序汉言《诗》者四家，师异指殊。贾逵撰《齐》、《鲁》、《韩》与毛氏异同，梁崔灵恩采三家本为《集注》。今唯《毛传》、《郑笺》孤行，《韩》仅存《外传》，而《鲁》、《齐诗》亡久矣。诸儒说《诗》，壹以毛、郑为宗，未有参考三家者，独朱公《集传》，闳意眇指，卓然千载之上。言《关雎》则取匡衡；《柏舟》妇人之诗，则取刘向；笙诗有声无辞，则取《仪礼》；“上天甚神”，则取《战国策》；“何以恤我”，则取《左氏传》；“《抑》，戒自警”，“《昊天有成命》道成王之德”，则取《国语》；“陟降庭止”；则取《汉书注》；“《宾之初筵》，饮酒悔过”，则取《韩诗序》；“不可休思”、“是用不就”、“彼矣岐”，皆从《韩诗》；“禹敷下土方”，又证诸《楚辞》。一洗末师专已守残之陋，学者讽咏涵濡，而自得之跃如也。文公语门人，《文选注》多《韩诗》章句，尝欲写出。应麟窃观传记所述，三家绪言，尚多有之，罔罗遗轶，传以《说文》、《尔雅》诸书，萃为一编，以扶微学，广异义，亦文公之意云尔。读《集传》者，或有考於斯。
●卷一百八十 经籍考七
○经（礼）
《汉艺文志》曰：帝王质文世有损益，至周曲为之防，事为之制（师古曰：“委曲防闲，每事为制也”）。故曰：“礼经三百，威仪三千（韦昭曰：《周礼》三百六十官也。三百，举成数也。臣瓒曰：礼经三百，谓冠、婚、吉、凶。《周礼》三百，是官名也。师古曰：“礼经三百，韦说是也。威仪三千，乃谓冠、婚、吉、凶，盖《仪礼》是。”）。”及周之衰，诸侯将逾法度，恶其害己，皆灭去其籍，自孟子时而不具，至秦大坏。汉兴，鲁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讫孝宣世，后苍最明。戴德、戴圣、庆普皆其弟子，三家立於学官。《礼古经》者，出於鲁淹中（苏林曰：里名也）及孔氏，学七十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及《明堂阴阳》、《王史氏记》所见，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制，虽不能备，犹仓等推《士礼》而致於天子之说（师古曰：“与愈同。愈，胜也。”刘氏曰：“孔氏学七十篇，即安国所得壁中书也。学七十，当作学十七，五十六篇除十七，正多三十九也。”）。
《隋经籍志》曰：汉初，有高堂生传十七篇，又有古经，出於淹中，而河间献王好古爱学，收集馀烬，得而献之，合五十六篇，并威仪之事。而又得《司马穰苴兵法》一百五十五篇，及《明堂阴阳》之记，并无敢传之者。唯古经十七篇与高堂生所传不殊，而字多异。自高堂生至宣帝时，后苍最明其业，乃为《曲台记》。苍授梁人戴德，及德从兄子圣、沛人庆普，於是有大戴、小戴、庆氏三家并立。後汉唯曹元传庆氏，以授其子褒。然三家虽存并微，相传不绝。汉末，郑玄传小戴之学，後以古经校之，取其於义长者作注，为郑氏学。其《丧服》一篇，子夏先传之，诸儒多为注解，今又别行。而汉时有李氏得《周官》，《周官》盖周公所制官政之法，上於河间献王，独阙《冬官》一篇。献王购以千金不得，遂取《考工记》以补其处，合成六篇，奏之。至王莽时，刘歆始置博士，以行於世。河南缑氏杜子春受业於歆，因以教授。是後马融作《周官传》，以授郑玄，玄作《周官注》。汉初，河间献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学者所记一百三十一篇，献之，时亦无传之者，至刘向考校经籍，检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记》七篇、《王氏史氏记》二十一篇、《乐记》二十三篇，凡五种，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烦重，合而记之，为八十五篇，谓之《大戴记》；而戴圣又删大戴之书，为四十六篇，谓之《小戴记》。汉末马融逐传小戴之学，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乐记》一篇，合四十九篇；而郑玄受业於融，又为之注。今《周官》六篇、古经十七篇、《小戴记》四十九篇，凡三种。唯《郑注》立於国学，其馀并多散亡，又无师说。
※《汉志》：凡《礼》十三家，五百五十五篇。
按三代之礼，其流传於汉世，《周官》、《仪礼》、《戴记》三书而已，《艺文志》所述皆三书也。然其末则以《古封禅群祀》二十二篇、《封禅议对》十九篇、《汉封禅群祀》三十六篇、《议奏》三十八篇继之，而皆以为《礼》家。按封禅，秦、汉之事，难厕其书於礼经之後，今析入《仪注》门。凡削四家，一百一十五篇云。
《隋志》：一百三十六部，一千六百二十二卷（通计亡书，二百一十一部，二千一百八十六卷）。
《唐志》：六十九家，九十六部，一千八百二十七卷（失姓名七家，元行冲以下不注录十六家，一百九十五卷）。
《宋三朝志》：四十部，一千五十六卷（内十一部入《仪注》门）。
《宋两朝志》：三部，五十二卷（内一部入《仪注》门）。
《宋四朝志》：二十五部，三百六十七卷（内一部入《仪注》门）。
《宋中兴志》：六十四家，九十一部，一千二百六十五卷。
※《仪礼注》十七卷
韩文公《读仪礼》：余尝苦《仪礼》难读，且又行於今者盖寡，沿袭不同，复之无由，考於今，诚无所用云，然文王、周公之法制具在於是。孔子曰：“吾从周”，谓其文章之盛也。古书之存者希矣，百氏杂家尚有可取，况圣人之制度邪？於是掇其大要，奇辞奥旨著於篇，学者可观焉。惜吾不及其时，揖让进退於其间。呜呼，盛哉！
晁氏曰：《仪礼》十七篇，郑氏注。西汉诸儒得古文礼凡五十六篇，高堂生传《士礼》十七篇，为《仪礼》，《丧服传》一卷，子夏所为。其说曰：“《周礼》为本，圣人体之；《仪礼》为末，圣人履之。为本则重者在前，故《宗伯》序五礼，以吉、凶、宾、军、嘉为次；为末则轻者在前，故《仪礼》先冠、婚，後丧祭。”
《朱子语录》：知看《仪礼》有绪，甚善。此书虽难读，然多是重衤复伦类，若通，则其先後彼此展转参照，足以互相发明，久之自通贯也。礼书如《仪礼》，尚完备如他书。《仪礼》是经，《礼记》是解《仪礼》。且如《仪礼》有《冠礼》，《礼记》便有《冠义》；《仪礼》有《昏礼》，《礼记》便有《昏义》；以至燕、射之礼，莫不皆然。只是《仪礼》有《士相见礼》，《礼记》却无《士相见义》。後来刘原甫补成一篇。学《礼记》下言语，只是解他《仪礼》。《仪礼》，不是古人预作一书如此。初间只是以义起，渐渐相袭，行得好，只管巧，至於情文极细密，极周纟致处。圣人见此意思好，故录成书。今《仪礼》多是士礼。如河间献王得《古礼》五十六篇，乃孔壁所藏之书，其中却有天子、诸侯礼，所以班固言“愈於推《士礼》以致天子、诸侯之礼。”是班固作《汉书》时，其书尚在。郑康成亦及见之，今注疏中有引援处，不知是甚时失了。可惜！汉时，儒者专门名家，自一经之外，都不暇讲。故先儒为圣经不亡於秦火，而坏於汉儒，其说亦好。温公论景帝太子既亡，当时若立献王为嗣，则汉之礼乐制度必有可观。陈振叔亦亻尽得见。其说《仪礼》云：“此乃仪，更须有礼书。《仪礼》只载行礼之威仪，所谓‘威仪三千’是也。礼书如云‘天子七庙，诸侯五，大夫三，士二’之类，是说大经处。这是礼，须自有个文字。”
※《仪礼疏》五十卷
晁氏曰：唐贾公彦撰。齐黄庆、隋李孟η各有《疏义》，公彦删二疏为此书。国朝尝诏邢是正之。
《朱子语录》曰：《仪礼疏》说得不甚分明。
先公《仪礼注疏》序曰：余生五十八年，未尝读《仪礼》之书。一日，从败箧中得景德中官本《仪礼疏》四帙，正经、注语，皆标起止，而疏文列其下，盖古有明经学究专科，如《仪礼经注》，学者童而习之，不待屑屑然登载本文，而已熟其诵数矣。王介甫《新经》既出，士不读书，如余之於《仪礼》者皆是也。然不敢付之茫昧幽冥，将寻访本书传抄，庶几创通大义。然余老矣，惧其费日力而卒无所补也。长儿《跋》曰：“家有监本《仪礼经注》，可取而附益之，以便观览。”意欣然，命之整缉，为九帙，手自点校，并取朱氏礼书与其门人高弟黄氏、杨氏诸家续补之，编分章析，条题要其上，遂为完书。拊而叹曰：“兹所谓《仪礼》者欤！韩昌黎之言，岂欺我哉！其为书也，於奇辞奥旨中，有精义妙道焉；於纤悉曲折中，有明辨等级焉。不惟欲人之善其生，且欲人之善其死；不惟致严於冠、昏、朝聘、乡射，而尤严於丧、祭。後世徒以其推《士礼》而达之天子，以为残阙不可考之书。徐而观之，一士也，天子之士与诸侯之士不同，上大夫与下大夫不同，等而上之，固有可得而推者矣。周公之经，何制之备也！子夏之传，何文之奇也！康成之注，公彦之疏，何学之博也！小子识之。”
※《古礼》十七卷，《释文》一卷，《释误》三卷
陈氏曰：永嘉张淳忠甫所校，乾道中，太守章贡曾逮仲躬刻之。首有目录一卷，载大、小戴、刘向篇第异同，以古监本、巾箱本、杭细本、严本校定，识其误而为之序，谓高堂生所传《士礼》尔。今此书兼有天子、诸侯、卿大夫礼，决非高堂所传，其篇数偶同。自陆德明、贾公彦皆云然，不知何所据也。
朱子曰：张淳云：“如刘歆所言，则高堂生所得，独为《士礼》。而今《仪礼》乃有天子、诸侯、大夫之礼，居其大半，疑今《仪礼》非高堂生之书，但篇数偶同耳。”此则不深考於刘说所订之误，又不察其所谓《士礼》者，特略举首篇以名之，其曰推而致於天子者，盖专指冠、昏、丧、祭而言，若燕、射、朝聘，则士岂有是礼而可推邪！
《朱子语录》曰：《仪礼》，人所罕读，难得善本。而郑《注》贾《疏》之外，先儒旧说，多不复见，陆氏《释文》亦甚疏略。近世永嘉张淳忠甫校定印本，又为一书，以识其误。号为精密，然亦不能无舛谬。张忠甫所校《仪礼》甚子细，然於目录中《冠礼》玄端处便错了。但此本较他本为最胜。又谓汉初未有《仪礼》之名，疑後学者见十七篇中有仪有礼，遂合而名之。
※《古礼经传通解》二十三卷　《集传集注》十四卷
陈氏曰：朱熹撰。以古十七篇为主，而取《大》、《小戴》及他书传所载系於礼者附入之。二十三卷巳成书，阙《书数》一篇。其十四卷草定，未删改，曰《集传集注》云者，盖此书初名也。其子在刻之南康，一切仍其旧云。
《中兴艺文志》：熹书为《家礼》三卷、《乡礼》三卷、《学礼》十一卷、《邦国礼》四卷、《王朝礼》十四卷。其曰《仪礼经传通解》者，凡二十三卷，熹晚岁所亲定，惟《书数》一篇缺而未补。其曰《仪礼集传集注》者，即此书旧名，凡十四卷，为《王朝礼》，而《卜筮篇》亦阙。熹所草定，未及删改。
《朱子语录》曰：《仪礼》，礼之根本，而《礼记》乃其枝叶。《礼记》本秦汉上下诸儒解释《仪礼》之书，又有他书附益於其间。今欲定作一书，先以《仪礼》篇目置於前，而附《礼记》於其後。如《射礼》则附以《射义》，似此类巳得二十馀篇。若其馀《曲礼》、《少仪》，又自作一项，而以类相从。若《疏》中有说制度处，亦当采取以益之。礼书异时必有两本，其据《周礼》，分经传，不多取《国语》杂书、迂僻蔓衍之说者，吾书也。其黜《周礼》，使事无统纪；合经传，使书无间别；多取《国语》杂记之书，使传者疑而习者蔽，非吾书也。《答应仁仲书》曰：前贤常患《仪礼》难读，以今观之，只是经不分章，记不随经，而注疏各为一书，故使读者不能遽晓。今定此本，尽去诸弊，恨不得令韩文公见之也。
先公曰：愚按记不随经，注疏各为一书，读者不能遽晓，此犹古《易》之《彖》、《象》、《文言》、《系辞》各自为书，郑康成所以欲省学者两读，而为今《易》也。文公於礼书之离者合之，於《易》书之合者离之，是亦学者所当知也。
※《古礼经传续通解》二十九卷
陈氏曰：外府丞长乐黄直卿撰。，晦庵之婿，号勉斋。始，晦庵著礼书，《丧》、《祭》二礼未及伦次，以属续成之。
《朱子语录》：贺孙因问：“《祭礼》附《祭仪》，如说孝许多，如何来得？”曰：“便是祭礼难附。兼《祭仪》前所说多是天子礼，若《仪礼》所存，唯《少牢馈食》、《特牲馈食礼》是诸侯大夫礼。兼又只是有《馈食》。若天子祭，便合有初间祭腥等事，如所谓‘建设朝事，燔燎膻芗’。若附《仪礼》，此等皆无入头处。意问欲将《周礼》中天子祭礼逐项作一总脑，以《礼记》附。如疏中有说天子，皆编出。”因云：“某巳衰老，其间合要理会文字，皆起得个头在。及见其成与不见其成，皆未可知。万一不及见此书之成，诸公千万勉力整理，得成此书，所系甚大。”“古礼於今实是难行，当祭之时，献神处少，只说酌奠，卒祝、迎尸以後，都是人自食了。主人献尸，尸又酢主人，酢主妇，酢祝及佐食宰、赞、众宾等，交相劝酬，甚繁且久。所以季氏之祭，至於继之以烛。窃谓後世有大圣人者作，与他整理一过，令人苏醒，不必一一如古人之繁，但放古人大意，简而易行耳。温公《仪》人所惮行者，只为闲辞多，长篇浩翰，令人难读，其实行礼处无多。某尝修《祭仪》，只就中间行礼处分作五六段，甚简易晓。後被人窃去，亡之矣。
信斋杨氏序曰：昔文公朱先生既修《家》、《乡》、《邦国》、《王朝礼》，以《丧》、《祭》二礼属勉斋黄先生编之。先生伏膺遗训，取向来《丧礼》稿本，精专修改。书成，凡十有五卷。复伏读，曰：大哉书乎！秦、汉而下未有也。近世以来，儒生习诵，知有《礼记》，而不知有《仪礼》；士大夫好古者知有唐开元以後之《礼》，而不知有《仪礼》。今因其篇目之仅存者，为之分章句，附传记，使条理明白而易考，後之言礼者有所据依，不至於弃经而任传，遗本而宗末。王侯大夫之礼，关於纲常者为尤重，《仪礼》既阙其书，後世以来，处此大变者，咸幽冥而莫知其原，取具临时，沿袭鄙陋，不经特甚，可为慨叹。今因《小戴 丧大记》一篇，合《周礼》、《礼记》诸书，以补其阙，而王侯大夫之礼，莫不粲然可考，於是《丧礼》之本末经纬，莫不悉备。既而又念《丧礼》条目散阔，欲撰《仪礼 丧服图式》一卷，以提其要，而附古今沿革於其後。草具甫就，而先生没矣。呜呼！此千载之遗憾也。先生所《祭礼》，本经则《特牲》、《少牢》、《有司彻》，《大戴礼》则《衅庙》（以上四卷未分章句，入注疏），所补者，则自天神地、百神宗庙，以至因事而祭者，如建国迁都、巡狩师田、行役祈禳，及祭服祭器。事序始终，其纲目尤为详备。先生尝为复言，《祭礼》用力甚久，规模已定，每取其书纟番阅而推明之，间一二条，方欲加意修定，而未遂也。呜呼！《礼》莫重於《丧》、《祭》，文公以二书属之先生，其责任至不轻也。先生於二书也，推明文王、周公之典，辨正诸儒异同之论，掊击後世蠹坏人心之邪说，以示天下後世，其正人心，扶世教之功至远也。而《丧服图式》、《祭礼》遗稿，尚有未及订定之遗恨，後之君子有能继先生之志者，出而成之，是先生之所望也。抑复又闻之先生曰：“始，余创二礼粗就，奉而质之先师，先师喜谓余曰：‘君所立《丧》、《祭》，礼规模甚善，他日取吾所编《家》、《乡》、《邦国》、《王朝礼》，其悉用此规模更定之。’”呜呼！是又文公拳拳之意，先生欲任斯责而卒不果也，岂不痛哉！同门之士，以复预闻次辑之略，不可以无言也，复因敬识其始末，以告来者。《丧礼》一十五卷，前以缮写，《丧服图式》，今别为一卷，附於正卷帙之外，以俟君子，亦先生平日之志云。
又曰：嘉定己卯，《丧礼》始克成编，以次将修《祭礼》，即以其书稿本授复，曰子其读之。盖欲复通知此书本末，有助纂辑也。复受书而退，启缄伏读，皆古今天下大典礼，其关系甚重，其条目甚详，其经传异同。注疏抵捂，上下数千百载间，是非淆乱，纷错甚众。自此朝披夕阅，不敢释卷。时在勉斋左右，随事咨问抄识，以待先生笔削。不幸先生即世，遂成千古之遗憾。日迈月征，今十馀年，南康学宫旧有《家》、《乡》、《邦国》、《王朝礼》及张侯ж续刊《丧礼》，又取《祭礼》稿本并刊而存之，以待後之学者。故四方朋友，皆有《祭礼》稿本，未有取其书而修定之者。顾复何人，敢任其责。伏自惟念齿浸衰，曩日幸有所闻，不可不及时传述。窃不自揆，遂据稿本，参以所闻，稍加更定，以续成其书，凡十四卷云。
※《集释古礼》十七卷，《释宫》一卷，《纲目》一卷
陈氏曰：庐陵李如圭宝之撰。绍兴癸丑进士，尝为福建抚。《释宫》者，经所载堂室、门庭，今人所不晓者，一一释之。
《中兴艺文志》：《仪礼》既废，学者不复诵习，或不知有是书。乾道间有张淳始订其讹，为《仪礼识误》。淳熙中李如圭为《集释》，出入经传，又为《纲目》，以别章句之指；为《释宫》，以论宫室之制。朱熹尝与之校定礼书，盖习於礼者。
※《周礼》十二卷
晁氏曰：郑玄注。汉武帝时，河间献王开献书之路，得《周官》，有五篇，失《冬官》一篇，乃募以千金，不得，取《考工记》以补其阙。至孝成时，刘歆校理秘书，始得序列，著於《录》、《略》，为群儒排弃，歆独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永平时，杜子春初能通其读，郑众、郑兴亦尝传受，康成皆引之，以参释异同云。
陈氏曰：按《艺文志》曰：“《周官经》六篇”，本注云“王莽时歆置博士”。颜师古曰“即今之《周官礼》也，亡其《冬官》，以《考工记》足之。”愚尝疑《周礼》六典与《书 周官》不同，《周官》司徒掌邦教、敷五典、扰兆民；司空掌邦土、居四民、时地利。二官各有攸司，盖自唐、虞九官，禹、契所职，则巳然矣。今《地官》於教事殊略，而田野井牧、乡遂稼穑之事，殆皆司空职耳。《周官》初无邦事之名，今所谓事典者，未知定为何事？书阙亡而以《考工记》足之，天下之事，止於百工而已邪？先儒固有疑於是书者，若林孝存以为武帝知《周官》末世渎乱不经之书，作十论七难以排弃之；何休亦以为六国阴谋之书。甚者或谓刘歆附益以佐王莽者也。惟郑康成博览，以为周公致太平之迹，故其学遂行於世。愚按此书多古文奇字，名物度数，可考不诬，其为先秦古书，似无可疑。愚所疑者，邦土邦事灼然不同，其他繁碎驳杂，与夫刘歆、王安石一再用之而乱天下，犹未论也。玄之学出於扶风马融，而参取杜子春、郑大夫、郑司农之说。子春，河南缑氏人，生汉末，至永平初尚在，年九十馀，郑众、贾逵皆受业焉。大夫者，河南郑兴少赣也。司农者，郑众仲师，兴之子也。融，字季长。
《朱子语录》曰：《周礼》一书好看，广大精密，周家法度在里许，但未敢令学者看。此非是不可学，亦非是不当学，只为学有先後，先须理会自家身心合做底，学《周礼》自後一截事。而今把来说看，还有一句干涉吾人身心上事否《周礼》规模，皆是周公做，但其言语是他人做。如今时宰相提举敕令，岂是宰相一一下笔？有不是处，周公须与改。至小可处，或未及改，或是周公晚年作此书。某所疑者，但恐周公立下此法，不曾行得尽。後世皆以《周礼》非圣人书，其间细碎处虽可疑，其大体直是非圣人做不得。
颖滨苏氏曰：言周公所以治周者，莫详於《周礼》，然以吾观之，秦、汉诸儒以意损益之者众矣，非周公之完书也。何以言之？周之西都，今之关中也；其东都，今之洛阳也。二都居北山之阳，南山之阴，其地东西长，南北短，短长相补，不过千里，古今一也。而《周礼》王畿之大，四方相距千里，如画棋局；近郊远郊，甸地稍地，小都大都，相距皆百里，千里之方，地实无所容之，故其畿内远近诸法，类皆空言耳。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一也。《书》称武王克商，而反商政，列爵惟五，分土为三。故《孟子》曰：“天子之制，地方千里，公侯百里，伯七十里，子男五十里。不能五十里，不达於天子，附於诸侯，曰附庸。”郑子产亦云：“古之言封建者，盖若是。”而《周礼》诸公之地方五百里，诸侯四百里，诸伯三百里，诸子二百里，诸男百里，与古说异。郑氏知其不可，而为之说曰：“商野三等，武王增以子、男，其地犹因商之故。周公斥大九州，始皆益之，如《周官》之法。於是千乘之赋，自一成十里而出车一乘，千乘而千成，非公侯之国，无以受之。”吾窃笑之。武王封之，周公大之，其势必有所并，必有所徙。一公之封，而子、男之国为之徒者十有六，封数大国，而天下尽扰，此书生之论，而有国者不为也。《传》有之曰：“方里而井，十井为乘。”故十里之邑而百乘，百里之国而千乘，千里之国而万乘，古之道也。不然，百乘之家，为方百里，万乘之国，为方数圻矣，故无是也。《语》曰：“千乘之国，摄乎大国之间。”千乘，虽古之大国，而於衰周为小，然孔子犹曰“安见方六七十，如五六十而非邦也者”，然则虽衰周，列国之强家，犹有不及五十者矣。韩氏、羊舌氏，晋大夫也，其家赋九县，长毂九百，其馀四十县，遗守四千，谓一县而百乘则可，谓一县而百里则不可，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二也。王畿之内，公邑为井田，乡遂为沟洫。此二者，一夫而受田百亩，五口而一夫为役，百亩而税之十一，举无异也。然而井田自一井而上，至於一同而方百里，其所以通水之利者，沟、洫、浍三。沟洫之制，至於万夫，方三十二里有半，其所以通水之利者，遂、沟、洫、浍、川五。利害同而法制异，为地少而用力博，此亦有国者之所不为也。楚掩为司马，町原防，井衍沃，盖平川广泽可以为井者井之，原阜堤防之间，狭不可井则町之（杜预以町为小顷町）。皆因地以制广狭多少之异，井田沟洫盖亦然耳，非公邑必为井田，而乡遂必为沟洫，此《周礼》之不可信者三也。三者既不可信，则凡《周礼》之诡异远於人情者，皆不足信也。古之圣人因事立法，以便人者有矣，未有立法以强人者也。立法以强人，此迂儒之所以乱天下也。
五峰胡氏曰：谨按孔子定《书 周官》，六卿，“冢宰掌邦治，统百官，均四海”者也。今以刘歆所成《周礼》考之，太宰，“掌建邦之六典”。夫太宰统五官之典，以为治者也，岂於五官之外，更有治典哉，则掌建六典，歆之妄也。太宰之属六十，小宰也、司会也、司书也、职内也、职岁也、职币也。是六官之所掌，辞繁而事衤复，类皆期会簿书之末，俗吏掊克之所为，而非赞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治者也。古之君国子民者，以义为利，不以利为利，故百乘之家，不畜聚敛之臣；与其有聚敛之臣，宁有盗臣。今《天官》有宰夫者，考郡都鄙县之治，乘其财用之出入，凡失财用物辟名者诛之，其足用长财善物者赏之。夫君相守恭俭，不尚末作，使民务本，此足用长财之要也。百官有司，谨守其职，岂敢逾越制度，自以足用长财为事？若刘歆之说，是使百官有司不守三尺，上下交征利，椎剥其民，以危亡其国之道，非周公致太平之典也。古之王者，守礼寡欲，由义而行，无所忌讳，不畏灾患。今《天官 甸师》乃曰：“丧事，代王受眚灾。”此楚昭、宋景之所不为者也，而谓周公立以为训，开後王忌讳之端乎？先王之制，凡官府次舍，列於库门之外，所以别内外，严贵贱也。今宫正乃“比宫中之官府，次舍之众寡”，又曰“去其奇邪之民”，则是嫔妃、宫吏，众庶杂处，帘陛不严，而内外乱矣。“宫伯，掌王宫之士庶子”，郑玄以为诸吏之庶，宿卫王宫者也。天子深居九重，面朝後市，谨之以门卫，严之以城郭沟池，环之以乡遂县都，藩之以侯甸男邦采卫，守之以夷蛮戎狄，周匝四垂，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今周公乃於宫中置诸吏，又以其士庶子卫王宫，何示人不广，而自削弱如此也！王后之职，恭俭不妒忌，帅夫人嫔妇，以承天子、奉宗庙而已矣。今内宰“凡建国，左右立市”，岂后之职也哉。“内小臣掌王后之命”；“后有好事於四方，则使往。有好令於卿大夫，则亦如之”。“阍人掌守王宫中门之禁”。说者以为二官奄者、墨者也。妇人无外事，以贞洁为行。若外通诸侯，内交群下，则将安用君矣。夫人臣尚无境外之交，曾谓后而可乎？古者不使刑人守门，公家不畜刑人，大夫不养，士遇诸涂，弗与之言。周公作《立政》，戒成王以恤左右，缀衣、虎贲，欲其皆得俊之人。今反以隐宫刑馀近日月之侧，开乱亡之端乎？寺人内竖，贱人，非所贵也。女祝，掌宫中祷祠禳礻会之事。夫祭祀之礼，天子、公卿、诸侯、大夫、士行之於外，后妃、夫人、嫔妇供祭服笾豆於内。凡天地宗庙、山川百神，祀有典常，又安用此么么祷祠禳礻会於宫中？此殆汉世女巫执左道入宫中，乘妃姬争妒，与为厌胜之事耳，刘歆乃以为太宰之属，置於王宫，其诬周公也甚矣。冢宰常以天下自任，故王者内嬖嫔妇敌於后，外宠庶孽齐於嫡，宴游无度，衣服无章，赐与无节，法度之废，将自此始，虽在内庭为冢宰者，真当任其责也。若九嫔之妇法，世妇之宫具，女御之功事，女史之内政，典妇之女功，乃后夫人之职也，王安石以为统於冢宰，则王所以治内，可谓至公而尽正矣。夫顺理而无阿私之谓公，由理而无邪曲之谓正，修身以齐家，此王者治国平天下之定理，所自尽心者也。苟身不能齐家，而以付之冢宰，为王也悖理莫甚焉，又可谓之公正乎？噫！安石真奸人哉！四方贡职，各有定制，王者为天下主财，奉礼义以养天下，无非王者之财也，不可以有公私之异。今大府乃有贰贡之馀财，以供玩好之用，不几有如李唐之君受裴延龄之欺罔者乎！玉府，乃有王之金玉良货贿之藏，不几有如汉桓、灵置私库者乎！内府，乃有四方金玉齿革良货贿之献，而共王之好赐，不几有如李唐之君，受四方羡馀之轻侮者乎！王之裘服，宜夫人嫔妇之任也，今既有司裘，又有缝人、屦人等九官，则皆掌衣服者也。膳夫、酒正之职固不可废，又有腊人、盐人等十有六官，则皆掌饮食者也。医师之职固不可废，又有兽医等五官，皆医事也。帷幕次舍之事固不可废，而皂隶之所作也，亦置五官焉。凡此，既不应冗滥如是，且皆执技以事上役於人者也，而以为“冢宰进退百官，均一四海”之属，何也？汉兴，经五伯七雄，圣道绝灭，大乱之後，陈平为相，尚不肯任廷尉内史之事，周公承文、武之德，相成王为太师，乃广置宫闱，猥亵衣服饮食技艺之官以为属，必不然矣。其末则又有夏采之官焉，专掌王崩复土者也。呜呼！安得是不祥之人哉！礼官临大变，一时行之可矣，乃预置官以俟王崩而行其职，何不祥之甚也。太宰之属，六十有二，考之未有一官完善者，则五卿之属可知矣。而可谓之经，与《易》、《诗》、《书》、《春秋》配乎！
按：《周礼》一书，先儒信者半，疑者半。其所以疑之者，特不过病其官冗事多，琐碎而烦扰耳。然愚尝论之，经制至周而详，文物至周而备，有一事必有一官，毋足怪者。有如阉、阍、卜、祝，各设命官；衣、膳、泉、货，俱有司属。自汉以来，其规模之琐碎，经制之烦密，亦复如此，特官名不袭六典之旧耳，固未见其为行《周礼》，而亦未见其异於《周礼》也。独与百姓交涉之事，则後世惟以简易阔略为便，而以《周礼》之法行之，必至於厉民而阶乱，王莽之王田、市易，介甫之青苗、均输是也。後之儒者，见其效验如此，於是疑其为歆、莽之伪书而不可行；或以为无《关雎》、《麟趾》之意，则不能行。愚俱以为未然。盖《周礼》者，三代之法也，三代之时，则非直周公之圣可行，虽一凡夫亦能行之；三代而後，则非直王莽之矫诈、介甫之执愎不可行，而虽贤哲亦不能行。其故何也？盖三代之时，寰宇悉以封建，天子所治不过千里，公侯则自百里以至五十里，而卿大夫又各有世食禄邑，分土而治，家传世守。民之服食日用，悉仰给於公上，而上之人所以治其民者，不啻如祖父之於其子孙，家主之於其臧获。田土则少而授，老而收，於是乎有乡遂之官。又从而视其田业之肥瘠，食指之众寡，而为之斟酌区画，俾之均平（如上地家七人之类是也）。货财则盈而敛，乏而散，於是乎有泉府之官。又从而补其不足，助其不给，或赊或货，而俾之足用。所以养之者如此。司徒之任，则自卿大夫、州长，以至闾胥、比长，自遂大夫、县正，以至里宰、邻长，岁终正岁，四时孟月，皆徵召其民，考其德艺，纠其过恶，而加以劝惩。司马之任，则军有将，师有帅，卒有长。四时仲月，则有振旅治兵，茇舍大阅之法，以旗致民，行其禁令而加以诛赏。所以教之者如此。上下盖弊弊焉，察察焉，几无宁日矣。然其事虽似烦扰，而不见其为法之弊者，盖以私土子人，痛痒常相关，脉络常相属，虽其时所谓诸侯卿大夫者，未必皆贤，然既世守其地，世抚其民，则自不容不视为一体；既视为一体，则奸弊无由生，而良法可以世守矣。自封建变而为郡县，为人君者宰制六合，穹然於其上，而所以治其民者，则诿之百官有司、郡守县令。为守令者，率三岁而终更，虽有龚、黄之慈良，王、赵之明敏，其始至也，茫然如入异境，积日累月，方能谙其土俗，而施以政令，往往期月之後，其善政方可纪，才再期而已及瓜矣。其有疲懦贪鄙之人，则视其官如逆旅传舍，视其民如飞鸿土梗，发政施令，不过授成於吏手，既授成於吏手，而欲以《周官》之法行之，则事烦而政必扰，政扰而民必病。教养之恩惠未孚，而追呼之苛娆巳极矣，是以後之言善政者必曰事简。夫以《周礼》一书观之，成周之制未尝简也。自土不分胙，官不世守，为吏者不过年除岁迁，多为便文自营之计。於是国家之法制率以简易为便，慎无扰狱市之说，治道去太甚之说，遂为经国庇民之远猷。所以临乎其民者，未尝有以养之也，苟使之自无失其养，斯可矣。未尝有以教之也，苟使之自毋失其教，斯可矣。盖壤土既广，则志虑有所不能周；长吏数易，则设施有所不及竟。於是法立而奸生，令下而诈起，处以简靖，犹或庶几；稍涉繁夥，则不胜其渎乱矣。昔子产听郑国之政，其所施为者，曰“都鄙有章，上下有服，田有封洫，庐井有伍”。此俱《周官》之法也。然一年而舆人诵之曰：“孰杀子产，吾其与之。”三年而诵之曰：“子产而死，谁其嗣之！”按郑国土地褊小，其在後世则一郡耳。夫以子产之贤智，而当一郡守之任，其精神必足以周知情伪，其念虑必足以洞究得失，决不至如後世承流宣化者之以苟且从事也。而周制在当时亦未至尽隳，但未能悉复先王之旧耳。然稍欲更张，则亦未能遽当於人心，必俟磨以岁月，然後昔之谤ゥ者转而为讴歌耳。况贤不及子产，所莅不止一郡，且生乎千载之後。先王之制久废，而其遗书仅存，乃不察时宜，不恤人言，而必欲行之乎，王介甫是也。介甫所行，变常平而为青苗，诿曰“此《周官 泉府》之法也。”当时诸贤极力争之，苏长公之言曰：“青苗虽云不许抑配，然其间愿请之户，必皆孤贫不济之人家。若自有赢馀，何至与官交易？此等鞭挞巳急，则继之逃亡；逃亡之馀，则均之邻保。”苏少公之言曰：“出纳之际，吏缘为奸法，不能禁钱入民手，虽良民不免非理费用。及其纳钱，虽富民不免违限。受责如此，则鞭笞必用，而州县多事矣。”是皆言官与民赊贷之非便也。盖常平者，籴粜之法也；青苗者，赊贷之法也。籴粜之法，以钱与粟两相交易，似未尝有以利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简便。赊贷之法，捐钱以予民，而以时计息取之，似实有以济民，而以官法行之，则反为繁扰。然籴粜之说始於魏文侯，常平之法始於汉宣帝，三代之时，未尝有此。而赊贷之法，则《周官 泉府》明言之，岂周公经制，顾不为其简易者，而欲为其繁扰者乎？谓《周礼》为不可信之书，则《左氏传》言郑饥，子皮以子展之命饩国人粟，户一钟；宋饥，司城子罕请於平公，出公粟以贷。使大夫皆贷，司城氏贷而不书；为大夫之无者贷，宋无饥人。齐陈氏以家量贷，而以公量收之。则春秋之时，官之於民，固有赊贷之事也。虽当时未尝取二分之息，如青苗之为，然熙宁诸贤所言，非病其取息之多也，盖以为贫者愿贷，贷无之而不能偿，则亏官；富者不愿贷，抑配予之，而并令保任贫者，代偿所逋，则损民。两无所益，固不若常平之交手相付，听从民便之，为简易两得也。然左氏所述郑、宋、齐之事，谓之善政，以为美谈，未尝见其有熙丰之弊，何也？盖郑、宋、齐，列国也，其所任者，罕氏、乐氏、陈氏，则皆有世食禄邑，与之分土而治者也。介甫所宰者，天下也；其所任者，六七少年，使者四十馀辈，与夫州县小吏，则皆干进徇时之徒也。然非郑、宋、齐之大夫尽贤，而介甫之党尽不肖也。盖累世之私土子人者，与民情常亲，亲则利病可以周知，故法虽繁，而亦足以利民。暂焉之承流宣化者，与民情常疏，疏则情伪不能洞究，故法虽简而犹惧其病民也。以青苗赊贷一事观之，则知《周礼》所载，凡法制之琐碎烦密者，可行之於封建之时，而不可行之於郡县之後。必知时变者，而後可以语通经学古之说也。
●卷一百八十一 经籍考八
○经礼
※《周礼疏》十二卷
晁氏曰：唐贾公彦撰。公彦，州人，永徽中，仕至太学博士。史称著此书四十卷，今并为十二卷。世称其发挥郑学最为详明。
陈氏曰：其序《周礼》废兴，起於成帝刘歆，而成於郑玄。又言郑众以为《书 周官》即此《周官》也，失之矣。《书》止一篇，《周礼》乃六篇，文异数万，非《书》类是则然矣。但《周礼》六官实本於《周官》，《周官》举其凡，《周礼》详其目，则郑众之说，未得为失。而其大可疑者，则邦土、邦事之不同也。《馆阁书目》：“按《艺文志》谓之《周官经》，此《礼器》所谓经礼者是也。”《志》有《周官经》六篇，《传》四篇，但曰经传云尔，便以为经礼，尤为可笑。《广川藏书志》云：“公彦此《疏》，据陈邵《异同评》及沈重《义疏》为之。”二书并见《唐艺文志》，今不复存。
※《石经周礼》十二卷
晁氏曰：伪蜀孙朋古书，以监本是正。其注或羡或脱，或不同至千数。
※《新经周礼义》二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王安石介甫撰。熙宁中，设经义局，介甫自为《周官义》十馀万言，不解《考工记》。按秦火之後，《周礼》比他经最後出，论者不一，独刘歆称为周公致太平之迹，郑氏则曰周公复辟後，以此授成王，使居雒邑，治天下：林孝存谓之黩乱不验之书，何休亦云六国阴谋之说。昔北宫问孟子周室班爵禄之法，孟子以谓诸侯恶其害己，灭去其籍，则自孟子时巳无《周礼》矣，况经秦火乎！孝存、休非之，良有以也，不知刘、郑何所据而言，然又自违异不同。王莽尝取而行之，敛财聚货，渎祀烦民，冗碎诡异，离去人情远甚。施於文则可观，措於事则难行，凡莽之驯致大乱者，皆以此。厥後唯苏绰、王通善之，诸儒未尝有言者。至於介甫，以其书理财者居半，爱之，如行青苗之类皆稽焉，所以自释其义者，盖以其所创新法尽傅著之，务塞异议者之口，後其党蔡卞、蔡京绍述介甫，期尽行之，圜土方田，皆是也。周，姬姓，故其女曰王姬，其臣如宋、齐之女，亦不曰姬，而各氏其姓，曰子氏，曰姜氏。赵，嬴姓，京乃令帝女称帝姬。噫！至於姓亦从焉，何其甚也。久之祸难并起，与莽曾无少异，殆《书》所谓“与乱同事”者邪！
陈氏曰：其序言“自周衰至今，历载千数，而太平之遗迹扫荡殆尽，学者所见，无复全经。於是时，乃欲训而发之，臣诚不自揆，知其数也，以训而发之之为难，又知夫立政造事，追而复之之为尤难”。新法误国，於此可推其原矣。熙宁八年，诏颁之国子监，且置之义解之首。
※《周礼辨疑》一卷
晁氏曰：皇朝杨时中立撰。凡一卷，攻安石之书。
※《周礼中义》八卷
陈氏曰：祠部员外郎长乐刘彝执中撰。彝，诸经皆有《中义》。
※《周礼详解》四十卷
陈氏曰：王昭禹撰，未详何人。近世为举子业者多用之，其学皆宗王氏新说。
※《周礼讲义》四十九卷
陈氏曰：林之奇撰。四十九卷。
※陈君举《周礼说》三卷
陈氏曰：其书曰《格君心》、《正朝纲》、《均国势》，各四篇。
《中兴艺文志》称傅良之言曰：“《周官》之纲领三，养君德、正朝纲、均国势也。郑注之误三，《王制》，汉儒之言，今以释《周礼》；《司马法》，兵制，今以证田制；汉官制皆袭秦，今以比《周官》。”徐筠学於傅良，记所口授，而为书曰《微言》。傅良为《说》十二篇，专论纲领。
《朱子语录》曰：於丘子服处见陈、徐二先生《周礼制度菁华》，下半册徐元德作，上半册即陈君举所奏《周官说》。先生云：孝宗尝问君举：“闻卿博学，不知读书之法当如何？”陈奏云：“臣生平於《周官》粗尝用心推考。今《周官》数篇已属藁，容臣退，缮写进呈。”遂写进御。大概推《周官》制度亦稍详，然亦有杜撰错说处。如云冢宰之职，不特朝廷之事，凡内而天子饮食、服御、宫掖之事，无不毕管。盖冢宰以道诏王，格君心之非，所以如此。此说固是。但云主客行人之官，合属春官宗伯，而乃掌於司寇，宗伯典礼，司寇典刑，土地疆域之事，合掌於司空，乃掌於司马；盖周家设六官互相检制之意。此大不然，何圣人不以君子长者之道待其臣，既任之而复疑之邪？或问：“如何？”先生曰：“宾客属秋官者，盖诸侯朝觐、会同之礼既毕，则降而肉袒请刑，司寇主刑，所以属之，有威怀诸侯之意。夏官掌诸侯土地封疆，如职方氏皆属夏官。盖诸侯有变，则六师移之，所以属司马也。”又问：“冬官司空掌何事？”曰：“次第是管土田之事。盖司马职方氏存其疆域之定制，至於申画井田，创置纤悉，必属於司空，而今亡矣。”
※《周礼井田谱》二十卷
陈氏曰：进士会稽夏休撰，绍兴时表上之。淳熙中，楼钥刻之，永嘉止斋陈氏序曰：“夏君休所著《井田谱》，亦有志矣。郑氏井邑若画棋然，盖祖《王制》，《王制》晚杂出汉文帝时，以海内尽为九州，州必方千里，千里必为国二百一十。其後班固《食货志》亦谓井方一里，八家各私田百亩，公田十亩，是为八百八十亩；为庐舍盖人二亩半云。凡若此，夏君皆不取，汉以来诸儒鲜或知之者。其说畿内广成万步，谓之都；不能成都谓之鄙，不能成鄙即成县者与之为县，成甸者与之为甸，至一丘一邑尽然。以其不能成都、成鄙，故谓之田；以其不可为军、为师，而无所专系，故谓之闲民。乡遂市官，皆小者兼大者，他亦上下相摄，备其数，不必具其员，岁登下民数於是，损益之，是谓相除之法，皆通论也。馀至纤至悉，虽泥於数度，未必皆叶，然其意要与时务合，不为空言，去圣人远。《周礼》一经，尚多三代经理遗迹，世无覃思之学，顾以说者谬，尝试者复大谬，乃欲一切尽为慊。苟得如《井田谱》与近时所传林勋本《政书》者数十家，各致其说，取其通如此者，去其泥不通如彼者，则周制可得而考矣。周制可得而考，则天下庶几於治矣。”
※《周礼丘乘说》一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一卷。
※黄度《周礼说》五卷
陈氏曰：度字文叔，不解《考工记》。
水心叶氏《序》曰：《周官》晚出，而刘歆遽行之，大坏矣，苏绰又坏矣，王安石又坏矣。千四百年更三大坏，而是书所存无几矣。《诗》、《书》、《春秋》皆孔子论定，孟轲诸儒相与弼承，世不能知而信其所从；井洌於逵，众酌饮焉，惟其量尔，故治虽不足而书有馀也。孔子未尝言《周官》，孟子亦以为不可得闻，一旦骤至，如奇方大药，非黄帝、神农所名，无制使服食之法，而庸夫鄙人妄咀吞之，不眩乱颠错几希，故用虽有馀而书不足也。虽然，以余考之，周之道固莫聚於此书，他经其散者也；周之籍固莫切於此书，他经其缓者也。公卿敬，群有司廉，教法齐备，义利均等，固文、武、周、召之实政在是也，柰何使降为度数事物之学哉！新昌黄文叔，始述五官而为之说，乎孔、孟之以理贯事者必相发明也，恻恻乎文、武之以己形民者必相纬经也。守天下者非私智也，设邦家非自尊也。养民至厚，取之至薄；为下甚逸，为上甚劳；洗涤三坏之腥秽，而一以性命道德起後世之公心，虽未能表是书而独行，犹将合他经而共存也，其功大矣。同时永嘉陈君举亦著《周礼说》十二篇，盖尝献之绍熙天子，为科举家宗尚。君举素善文叔，论议相出入，所以异者，君举以後准前，由本朝至汉，溯而通之；文叔以前准後，由春秋、战国至本朝，沿而别之。其叙乡遂沟洫，辩二郑是非，凡一字一语，细入毫芒，不可损益也。
※史浩《周礼讲义》
《中兴艺文志》：孝宗为建王，浩分讲《周礼》，多启发，孝宗称之。然止於《司关》。
※郑锷《周礼解义》
《中兴艺文志》：《周礼》一经，说者仅一二家，又多舛或凿。淳熙中，锷为《解义》，详制度，明经旨，学者宗其书。
※《周礼纲目》八卷《摭说》一卷
陈氏曰：绍兴府教授括苍林椅奇卿撰，嘉定初上之朝。
※鹤山《周礼折衷》二卷
陈氏曰：枢密临邛魏了翁华父之门人税与权所录。条列经文，附以传注。鹤山或时有所发明，止於《天官》，馀未及。凡二卷。
※《礼记》二十卷《郑玄注》
晁氏曰：汉戴圣纂，郑康成注，即所谓小戴者也。此书乃孔子没後，七十子之徒所共录。《中庸》，孔作；《缁衣》，公孙尼子作；《王制》，汉文帝时博士作；河间献王集而上之。刘向校定二百五十篇。大戴既删，八十五篇；小戴又删，四十六篇。马融传其学，又附《月令》、《明堂义》，合四十九篇。
陈氏曰：汉儒辑录前记，固非一家之言，大抵驳而不纯，独《大学》、《中庸》为孔氏之正传，然初非专为礼作也。唐魏徵尝以《小戴礼》综汇不伦，更作《类礼》二十篇，盖有以也。
夹氵祭郑氏曰：戴圣为九江太守，行治多不法。何武为扬州刺史，圣惧，自免。後为博士，毁武於朝廷，武闻之，终不扬其恶。而圣子宾客为盗，系庐江，圣自以子必死。武平心决之，卒得不死。自是圣惭服，武每奏事至京师，圣未尝不造门谢恩。戴圣为礼家之宗，身为赃吏，而子为贼徒，可不监哉！学者当先其言而已矣。
《朱子语录》曰：《礼记》有说宗庙、朝廷，说得远後杂乱，不切於日用。若欲观《礼》，须将《礼记》节出切於日用常行者，如《玉藻》、《内则》、《曲礼》、《少仪》看。学《礼》，先看《仪礼》，《仪礼》无全书，其全皆是讲说。如《周礼》、《王制》是制度之书，《大学》、《中庸》是说理之书，《儒行》、《乐记》非圣人之书，乃战国贤士为之。有许顺之者说：人谓《礼记》是汉儒说，恐不然。汉儒最纯者莫如董仲舒，仲舒之文最纯者莫如《三策》，何尝有《礼记》中说话来？如《乐记》所谓“天高地下，万物散殊，而礼制行矣；流而不息，合同而化，而乐兴焉”，仲舒如何说得到这里。想必古来流传，得此个文字如此。《礼记》有王肃注，煞好。太史公《乐书》载《乐记》全文，注家兼存得王、郑。如陆农师《礼象》、陈用之《礼书》亦该博，陈氏胜陆氏。如後世礼乐，全不足取，但诸儒仪礼，颇有好处，此不可废，当别类作一书。六朝人多精於此，必竟当时此学自专门名家，朝廷有礼事，便用此等人议之。郑康成是个好人，考礼名数，大有功。王肃议礼，必反郑玄。
※《礼记正义》七十卷
晁氏曰：唐孔颖达等贞观中奉诏撰。其序称：大小二戴，共氏而分门；王、郑两家，同经而异注。爰从晋宋，逮於周、隋，传礼业者，江左尤盛。其为义疏者甚多，唯皇甫侃、熊安生见於世，然皇甫为胜，今据以为本，其有不备，则以熊氏补焉。
《朱子语录》：问：“《礼记》古注外，无以加否？”答曰：“《郑注》自好。看《注》看《疏》，自可了。”
※《礼记外传》四卷
晁氏曰：唐成伯撰。《义例》两卷，五十篇；《名数》两卷，六十九篇。虽以《礼记》为目，通以《三礼》言之。刘明素序，张幼伦注。
※《唐月令》一卷
晁氏曰：唐明皇删定，李林甫等注。序谓吕氏定以孟春日在营室，不知气逐闰移，节随斗建，於是重有删定，俾林甫同陈希烈等八人为之解。国朝景初改从旧文，由是别行。
《宋三朝国史艺文志》：初，《礼记 月令篇第六》即《郑注》，唐明皇改黜旧文，附益时事，号《御删月令》，升为首篇，集贤院别为之注。厥後学者传之，而释文、义疏皆本《郑注》，遂有别注小疏者，词颇卑鄙。淳化初，判国子监李至请复行《郑注》，诏两制、三馆、秘阁集议，史馆修撰韩丕、张亻必、胡旦条陈唐本之失，请如至奏；馀皆请且如旧，以便宣读时令。大中祥符中，龙图阁待制孙又言其事，群论复以改作为难，遂罢。
※《石经礼记》二十卷
晁氏曰：伪蜀张绍文所书，不载年月，经文不阙唐讳，当是孟知祥僭位之後也。首之以《月令》，题云“御删定”，盖明皇也；“林甫等注”，盖李林甫也。其馀篇第仍旧。议者谓：“《经礼》三百，《曲礼》三千，毋不敬，一言足以蔽之，故先儒以为首，孝明肆情变乱，甚无谓也。”
※明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程颢撰。陈得之江涛，涛得之曾天隐，天隐得之傅才孺，云李丙所藏。
※杨中立《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杨时撰。时载程正叔之言，曰“不偏之谓中，不易之谓庸”。盖亦犹王氏之说也。
※晁以道《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叔父詹事公撰。近世学者以中庸为二事，虽程正叔亦然，故说是书者，皆穿凿而二之。於是本诸胡先生、司马温公、程明道、张横渠、王肃、郑玄作是传焉。
※游氏《中庸解》一卷
晁氏曰：游酢定夫，亦程正叔门人。
※《中庸大学广义》一卷
陈氏曰：司马光撰，一卷。
※芸阁《礼记解》十六卷
晁氏曰：吕大临与叔撰。与叔师事程正叔，《礼》学甚精博，《中庸》、《大学》，尤所致意也。
陈氏曰：按《馆阁书目》作一卷，止有《表记》、《冠》、《昏》、《乡》、《射》、《燕》、《聘义》、《丧服四制》，凡八篇。今又有《曲礼》上《下》、《中庸》、《缁衣》、《大学》、《儒行》、《深衣》、《投壶》八篇。此晦庵朱氏所传本，刻之临漳射垛书坊，称《芸阁吕氏解》，即其书也，《读书目》始别载之。
※方悫《礼记解》二十卷
陈氏曰：政和三年表进，自为之序。以王氏父子独无解义，乃取其所撰《三经义》及《字说》申而明之，著为此解，由是得上舍出身。其所解文义亦明白。
《朱子语录》曰：方、马二《解》，合当参考，尽有说得好处，不可以其新学而黜之。
※马希孟《礼记解》七十卷
陈氏曰：希孟字彦醇，未详何人，亦宗王氏。
※《礼记新义》
《宋中兴艺文志》：陆佃撰。亦牵於《字说》。宣和末，其子宰上之。
※《破礼记》
《中兴艺文志》：夏休以《礼记》多汉儒杂记，於义有未安者，乃援《礼经》以破之。然《中庸》、《大学》实孔氏遗书也。
※燕山《中庸说》一卷
陈氏曰：太中大夫河南郭忠孝立之撰。
※张无垢《中庸说》六卷，《大学说》二卷（少仪解附）
朱子《杂学辩》曰：张公始学於龟山之门，而逃儒以归於释，既自以为有得矣。而其释之师语之曰：“左右既得{列巾}柄，入手开道之际，当改头换面，随宜说法，使殊涂同归，则住世出世间，两无遗恨矣。然此语亦不可使俗辈知，将谓实有恁么事也”（见大慧禅师《与张侍郎书》，今不见於《语录》中，盖其徒讳之也）。”用此之故，凡张氏所论著，皆阳儒而阴释，其离合出入之际，务在愚一世之耳目，而使之恬不觉悟，以入乎释氏之门，虽欲复出，而不可得。本末指意，略如其所受於师者，其二本殊归，盖不特庄周出於子夏，李斯原於荀卿而巳也。窃不自揆，尝欲为之论辩，以晓当世之惑，而大本既殊，无所不异，因览其《中庸说》，姑掇其尤甚者什一二著於篇。其他如《论语》、《孝经》、《大学》、《孟子》之说，不暇遍为之辩，大抵遽急迫，其所以为说，皆此书之类也。
※吕氏《大学解》
朱子曰：吕氏之先，与二程夫子游，故其家学最为近正。然未能不惑於浮屠、老子之说，故其末流不能无出入之弊（按《正献公神道碑》载：公进读，上语及释、老虚寂之旨，公曰：“尧、舜虽知此，乃以知人安民为急，此其所差之端也。”尧、舜之道，精粗本末，一以贯之，其所知者，似与释、老不相似也。以为所知在此，而所急在彼，是二本也。本原如此，则末流之弊，岂可胜道哉。”）。今论其一二，以补其阙，盖其他说之近正者，则君子犹有取焉。
※《中庸集解》二卷
陈氏曰：会稽石子重集录。周敦颐、程颢、程颐、张载、吕大临、谢良佐、游酢、杨时、侯仲良、君享，凡十家之说。晦庵为之序。
※《大学章句或问》、《中庸章句或问》各三卷
陈氏曰：朱熹撰。其说大略宗程氏，会众说而折其中。又记所辩论取舍之意，别为《或问》，以附其後。皆自为之序，至《大学》，则颇补正其脱简阙文。
《朱子语录》曰：《大学》一书，有正经，有《或问》，看来看去，只看注解便了；久之，又只看正经便了；又久之，自有一部《大学》在我胸中，而正经亦不用矣。然不用某许多工夫，亦看某底不出；不用圣贤许多工夫，亦看圣贤底不出。伊川旧日教人看《大学》，那时未有解，而今有注解，觉大段分晓了，只在仔细去看。《大学》解本文未详者，於《或问》中详之。《或问》未要看，俟有疑处，方可去看。
又曰：《中庸》一篇，某妄以己意分其章句，是书岂可以章句求哉！然学者之於书，未有不得於辞而能通其意者。《中庸》自首章以下，多对说将来，直是整齐。某旧读《中庸》，以为子思做，又时复有个“子曰”字，读得熟後，方知是子思参夫子之说，著为此书。自是沈潜反覆，遂渐得其旨趣，定得今《章句》，摆布得来，直是恁细密。《中庸》全在章句，其《或问》中皆是辩诸家说，恐未必是。问：《中庸》编集得如何？曰：便是难说。缘前辈诸公说得多了，其间亻尽有差舛处，又不欲尽剥难他底，所以难下手。不比《大学》，都未有人说。
※《中庸辑略》二卷
陈氏曰：晦庵既为《章句》，复取石子重所集解，删其繁乱，名以《辑略》。其取舍之意，则《或问》详之。
※《曲礼口义》二卷，《学记口义》二卷
陈氏曰：戴溪撰。
※《中庸说》一卷
陈氏曰：项安世撰。
《礼记集说》一百六十卷
陈氏曰：直秘阁昆山卫正叔集诸家说，自注疏而下为一书，各著其姓氏。宝庆二年表上，之由是寓直中秘。魏鹤山为作序。
※《孔子居讲义》一卷
陈氏曰：慈湖杨简敬仲撰。
※《大戴礼》十三卷
晁氏曰：汉戴德纂，亦河间王所献百三十一篇，刘向校定，又得《明堂阴阳记》三十三篇，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今书止四十篇，其篇目自三十九篇始，无四十三、四十四、四十五、六十一四篇，有两七十四，盖因旧阙录之。每卷称“今卷第几”题曰“九江太守戴德撰”。按九江太守圣也，德为信都王太傅，盖後人误题。
陈氏曰：汉信都王太傅戴德延君、九江太守圣次君皆受《礼》於后苍，谓《大》、《小戴礼》者也。汉初以来，迄於刘向校定中书，诸家所记殆数百篇，戴德删其烦重，为八十五篇，圣又删为四十九篇，相传如此。今《小戴》四十九篇行於世，而《大戴》之书所存止此。自隋、唐《志》所载卷数，皆与今同，而篇第乃自三十九而下，止於八十一，其前阙三十八篇，末阙四篇，所存当四十三，而於中又阙四篇，第七十二衤复出一篇，实存四十篇。意其阙者，即圣所删邪？然《哀公问》、《投壶》二篇，与今《礼记》亦不异，他亦间有同者；《保傅传》，世言贾谊书所从出也，今考《礼》篇，汤武、秦定取舍一则，尽出谊疏中，反若取谊语剿入其中者；《公符》篇至录汉昭帝《冠辞》，则此书殆後人好事者采获诸书为之，故驳杂不经，决非戴德本书也。题九江太守，戴圣所历官，尤非是。
《朱子语录》曰：《大戴礼》无头，其篇目缺处，皆是元无，非小戴所去取。其间多杂伪，亦有最好处。然多误，难读。《大戴礼》本文多错，注尤舛误，或有注，或无注，皆不可晓。武王诸铭，有直做得巧了切题者，如《鉴铭》是也，亦有绝不可晓者。想他古人只是述戒惧之意，而随所在写记，以自警省耳，不似今人为此铭，便要就此物上说得亲切。其间亦有切题者，如汤《盘铭》之类。至於武王《盥盘铭》，则又切似个船铭，想只是因水起意，然恐亦有错杂处。《大戴礼》冗杂，其好处已被小戴采摘来做《礼记》了，然尚有零碎好处在。　淳问：《大戴 保傅篇》多与贾谊《策》同，如何？曰：“《保傅》中说‘秦无道之暴’，此等语必非古书，乃後人采贾谊《策》为之，亦有孝昭《冠辞》。”
周氏《西麓涉笔》曰：《大戴礼 公冠篇》载汉昭帝《冠辞》及《郊天祀地》、《迎日》三辞，皆典驯简仆，有史佚祭公风味。班固徒取《麟》、《马》以下夜祠诸篇文词峭美者入《礼乐志》，此皆不录，可恨也。
※《三礼义宗》三十卷
《崇文总目》：梁明威将军崔灵恩撰。其书合《周礼》、《仪礼》、二戴之学，敷述贯穿，该悉其义，合一百五十六篇。推衍闳深，有名前世云。
晁氏曰：灵恩，武城人，少笃学，尤精《礼》、《传》。仕魏，归梁，为博士。甚拙朴，及解析经理，尽极精致。正始之後，不尚经术，咸事虚谈，公卿士大夫盖取文具而已，而灵恩经明行修，制《义宗》、《诗》、《易》、《春秋》百馀卷。终桂州刺史。此书在唐一百五十篇，今存者一百二十七篇。凡两戴、王、郑异同，皆援引古谊，商略其可否，为礼学之最。
陈氏曰：凡一百四十九条。其说推本《三礼》，参取诸儒之论，博而矣。《本传》四十七卷，《中兴书目》一百五十六篇，皆与今卷篇数不同。《书目》又云“庆历中高阳许闻诲为之序”，家本亦无此序也。
※《礼略》十卷
《崇文总目》：唐京兆府栎阳尉杜萧撰。采古经义，下逮当世，概举沿革，附礼见文。以其言约旨详，故自题略云。
※《礼粹》二十卷
《崇文总目》：唐宁州参军张频纂。凡一百三十五条，直钞崔氏《义宗》之说，无他异闻。
※《丧礼极义》一卷
《崇文总目》：唐商价集。杂序先儒五服轻重之论，然首末不伦。
※《三礼图》二十卷
晁氏曰：聂崇义周世宗时被旨纂集，以郑康成、阮谌等六家图刊定。皇朝建隆二年奏之，赐紫绶犀带，奖其志学。窦仪为之序，有云周世宗暨今皇帝，恢尧、舜之典则，总夏、商之礼文，命崇义者此书，不以世代迁改，有所抑扬，近古云。
陈氏曰：盖用旧图本六参定，故题《集注》。诏国学图於先圣殿後北轩之屋壁，至道中，改作於论堂之上，以笺代壁，判监李至为之记。吾乡郡庠安定胡先生所创论堂缋《三礼图》，当是依仿京监，今堂坏，不存矣。
※《编礼》
晁氏曰：皇朝吕大临编。三卷。以《士丧礼》为本，取《三礼》附之。自始死至祥练，各以类分，其施於後学者甚惠，尚恨所编者，五礼中凶礼而已。
※《礼象》十五卷
陈氏曰：陆佃撰。以改旧图之失。其尊、爵、彝、舟，皆取公卿家及秘府所藏古遗器，与聂《图》大异。戴岷隐分教吾乡，作阁斋馆池上，画此图於壁，而以礼象名阁，与论堂《礼图》相媲云。
※《太常礼书》一百五十卷
晁氏曰：皇朝陈祥道用之撰。祥道，元初以左宣义郎仕太常博士，解《礼》之名物，且绘其象，甚精博。朝廷闻之，给札缮写，奏御。今世传止五十卷。予爱之而恨其阙少，得是本於叙州通判卢彭年家，其象且以五采饰之，於是始见其全书云。
陈氏曰：论辩详博，间以绘画。於唐代诸儒之论、近世聂崇义之图，或正其失、或补其阙，元中表上之。
※《丁丑三礼辩》
《中兴艺文志》：李心传撰。以《仪礼》之说，与郑氏辩者八十四；《周礼》之说，与郑氏辩者二百二十六，皆有据。大戴之书，疑者三十，小戴之书，疑者一百九十八；郑氏之注，疑者三百七十五，亦各辩其所以而详识之。
夹氵祭《乡饮礼》七卷
陈氏曰：郑樵撰，计七卷。
※《丧服加减》
《崇文总目》：凡一卷，不著撰人名氏。杂记服制增损，文无伦次。
※《周公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谥法始於周，学者录之，因以名篇。
晁氏曰：其序曰：“维周公旦、太公望闻嗣王发建功於牧野，及终，将葬，乃制谥。”计一百九十馀条云。谥，《隋志》附《论语》类中，今迁於此。
※《春秋谥法》一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其法差多于《周公谥法》。
晁氏曰：与《周公谥法》相类，而小有异同。
●卷一百八十二 经籍考九
○经（春秋）
《汉 艺文志》曰：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周室既微，载籍残缺，仲尼思存前圣之业，乃称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文献不足故也，足，则吾能徵之矣（师古曰：《论语》载孔子之言也。徵，成也。献，贤也。孔子自谓能言夏、殷之礼，而杞、宋之君文章贤材不足以成之，故我不得成此礼也）。”以鲁周公之国，礼文备物，史官有法，故与左丘明观其史记，据行事，仍人道（师古曰：仍亦因也），因兴以立功，就败以成罚，假日月以定历数，藉朝聘以正礼乐。有所褒讳贬损，不可书见，口授弟子，弟子退而异言（师古曰：谓人执所见，各不同也）。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论本事而作传，明夫子不以空言说经也。《春秋》所贬损大人当世君臣，有威权势力，其事实皆形於传，是以隐其书而不宜，所以免时难也。及末世口说流行，故有《公羊》、《梁》、《邹》、《夹》之《传》。四家之中，《公羊》、《梁》立於学官，邹氏无师，夹氏未有书。
《隋 经籍志》曰：遭秦灭学，口说尚存。汉初，有公羊、梁、邹氏、夹氏，四家并行。王莽之乱，邹氏无师，夹氏亡。初，齐人胡母子都传《公羊春秋》，授东海嬴公，嬴公授东海孟卿，孟卿授鲁人眭孟，眭孟授东海严彭祖、鲁人颜安乐，故後汉《公羊》有严氏、颜氏之学，与《梁》三家并立。汉末，何休又作《公羊解说》。而《左氏》，汉初出於张苍之家，本无传者，至文帝时，梁太傅贾谊为训诂，授赵人贯公。其後，刘歆典校经籍，考而正之，欲立於学，诸儒莫应。至建武中，尚书令韩歆请立而未行。时陈元最明《左传》，又上书讼之。於是乃以魏郡李封为《左氏》博士。後群儒蔽固者数廷争之，及封卒，遂罢。然诸儒传《左氏》者甚众。永平中，能为《左氏》者擢高第，为讲郎。其後贾逵、服虔并为训解，至魏，遂行於世。晋时，杜预又为《经传集解》。《梁》范甯注、《公羊》何休注、《左氏》服虔、杜预注，俱立国学。然《公羊》、《梁》，但试读文，而不能通其义。後学三传通讲，而《左氏》唯传服义。至隋，杜氏盛行，服义及《公羊》、《梁》浸微，今殆无师说。
先公曰：论《春秋》者，言夫子感麟而作，作起获麟，而文止於所起。逾再岁，而夫子梦奠矣。故欧阳公谓此夫子既老而成之书。《春秋纬演孔图》云：孔子修《春秋》，九月而成。卜之得阳豫之卦，是《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书，以九月而成。
《汉志》：凡《春秋》二十三家，九百四十八篇（省《太公史》四篇）。
按班固《七略》无史门，故以古来及秦、汉之史附於《春秋》之末。後世史书渐多，故志艺文者，以史自为一部，难以厕之圣经之後矣。故今析班志《春秋略》内《世本》十五篇，至《汉大年记》五篇入史门，凡削九家，四百一十一篇云。
《隋志》：九十七部，九百八十三卷（通计亡书，合一百三十部，一千一百九十一卷）。
《唐志》：六十六家，一百部，一千一百六十三卷（失姓名五家，王元度以下不著馀二十三家，四百三卷）。
《宋三朝志》：七十二部，六百五十八卷。
《宋两朝志》：十七部，一百一十四卷。
《宋四朝志》：三十六部，三百七十五卷。
《宋中兴志》：一百二十九家，一百七十四部，二千二百七十一卷。
※《春秋正经》十二卷
晁氏曰：以《左氏》经为本，其与《公》、《》不同者，注於下。
※《春秋经》一卷
陈氏曰：每事为一行，广德军所刊古监本。晦庵又刻於临漳四经之一。其於《春秋》，独无所论著，惟以《左氏》经文刻之。李焘仁甫又定《春秋古经》一卷。
眉山李氏《古经後序》曰：《汉艺文志》有《春秋古经》十二篇，《经》十一卷，《隋》、《唐志》同。《古经》十二篇、十一卷者，本《公羊》、《梁》二家所传，吴士始为之注，《隋氏》载焉，又有贾逵《春秋三家经训古》十二卷，宋《三家经》二卷；《唐志》又有李铉《春秋二传异同》十二卷，李氏《三传异同例》十三卷，冯伉《三传异同》三卷，元和国子监修定《春秋加减》一卷。士、贾逵、宋及李、冯、元和诸书今皆不存，独抱遗经者，莫为正。盖《公羊》得立学官最先，《梁》次之，《左氏》最後，故士但注二家，不及《左氏》。贾逵既立《左氏》，始通三家。逵、并宋以下异同加减文字，悉已亡佚，莫知其举厝何也。隋末唐初，《左》学特盛，二家浸微（陆德明《音义》、《隋经籍志》皆云）。自杜预集解《左氏》，合经传为一，贞观十六年，孔颖达承诏修疏，永徽四年，长孙无忌等重上《正义》，丘明传学愈益盛矣。而仲尼遗经无复单行，学者或从《杜解》抄出，独存《左氏》，摈落二家。幸陆德明与颖达同时於太学，自著《音义》，兼存二家本书，仍各注《左氏》别字，顾亦无决择（德明为国子博士，贞观十七年也）。惟贞元末陆淳《纂例》，列三传经文差缪，凡二百四十一条，自言考校从其有义理者，然往往亦言未知孰是，兼恐差缪不止二百四十一条，惜啖、赵集传，今俱失坠，无从审覆耳（《唐志》：陆质集注《春秋》二十卷，又集传《春秋纂例》十卷，《春秋微旨》二卷，《春秋辩疑》七卷。今存者，惟《纂例》、《微旨》、《辩疑》耳）。余患苦此久矣，尝欲即三家所传，纯取遗经，心以为是者，则大书之，仍细书其不然者於其下。数十年间，游走东西，志弗获就。会潼川谢畴元锡来从余游，其治《春秋》极有功，因付以斯事。居三月而书成，旁远引，不一而足，反说以约，厥功弥著。余抚其书喜甚，亟刻板，与学者共之。昔司马迁言《春秋》文成数万，张晏曰《春秋》才万八千字，迁误也。今细数之，更阙一千四百二十八字。数，最易见者，尚尔错误，何况圣人笔削之旨乎！余乡所谓心以为是者，众未必以为是也，亦独纂例考校，从其有义理者云耳。既心以为是，则於证据操舍，必具成说，其说自当别出，兹第刻《春秋》纯经，庶学者相与尽心焉。仍用《汉志》旧名，题曰《春秋古经》，十二公各为一篇，不复分为十一卷，盖卷第於经义初无当也。
按《春秋古经》，虽《汉艺文志》有之，然夫子所修之《春秋》，其本文世所不见，而自汉以来所编《古经》，则俱自三《传》中取出经文，名之曰正经耳。然三《传》所载经文，多有异同，则学者何所折衷？如“公及邾仪父盟於蔑”，《左氏》以为“蔑”，《公》、《》以为“昧”，则不知夫子所书者曰“蔑”乎？曰“昧”乎？“筑”，《左氏》以为“”，《公》、《》以为“微”，则不知夫子所书曰“”乎？曰“微”乎？“会於厥”，《公》、《》以为“屈银”，则不知夫子所书曰“厥”乎？曰“屈银”乎？若是者，殆不可胜数，盖不特“亥豕鲁鱼”之偶误其一二而已。然此特名字之讹耳，其事未尝背驰於大义，尚无所关也。至於“君氏”卒，则以为“声子”，鲁之夫人也；尹氏卒，则以为“师尹”，周之卿士也。然则夫子所书隐三年夏四月辛卯之死者，竟为何人乎？不宁惟是，《公羊》、《梁》於襄公二十一年皆书孔子生。按《春秋》惟国君世子生则书之，子同生是也。其馀虽世卿擅国政如季氏之徒，其生亦未尝书之於册。夫子，万世帝王之师，然其始生，乃鄹邑大夫之子耳，《鲁史》未必书也。《鲁史》所不书，而谓夫子自纪其生之年於所修之经，决无是理也。而《左氏》於哀公十四年获麟之後，又复引经，以至十六年四月书仲尼卒，杜征南亦以为近诬。然则《春秋》本文其附见於三传者，不特乖异未可尽信，而三子以其意增损者有之矣。盖襄二十一年所书者，公、尊其师授而增书之也；哀十六年所书者，左氏痛其师亡而增书之也，俱非《春秋》之本文也。三子者，以当时口耳所传授者各自为传，又以其意之所欲增益者扌入之，後世诸儒复据其见於三子之书者，互有所左右而发明之，而以为得圣人笔削之意於千载之，上吾未之能信也。
《易》有彖象，本与卦爻为二，而王弼合之；《诗》、《书》有序，本与经文为二，而毛苌孔安国合之；《春秋》有三传，亦本与经文为二，而治三传者合之。先儒务欲存古，於是取其巳合者复析之，命之曰古经。然彖象之与卦爻，序之与经，毛、孔、王三公虽以之混为一书，尚未尝以己意增损於其间，苟复析之，即古人之旧矣。独《春秋》一书，三传各以其说与经文参错，而所载之经文又各乖异。盖事同而字异者，“及邾仪父盟於蔑”、“於昧”之类是也；事字俱异者，“尹氏”“君氏”之类是也；元未尝书其事，而以意增入者，“孔子生”、“孔丘卒”是也。然则自三传中所取出之经文，既有乖异，又有增益，遽指以为夫子所修之《春秋》，可乎？然择其差可信者而言之，则《左氏》为优。何也？盖《公羊》、《梁》传直以其所作传文扌入正经，不曾别出，而《左氏》则经自经而传自传。又杜元凯《经传集解》序文以为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则是左氏作传之时，经文本自为一书，至元凯始以《左氏传》附之经文各年之後，是《左氏传》中之经文可以言古经矣。然获麟而後引经以至仲尼卒，则分明增入，杜注亦自以为《春秋》本终於获麟，弟子欲记圣师之卒，故采《鲁史记》以续夫子之经，而终於此。然则既续之於获麟之後，宁保其不增益之於获麟之前，如《公》、《》所书孔子生之类乎？是亦未可尽信也。
※《春秋左氏传》三十卷
刘子骏曰：左丘明好恶与圣人同。亲见夫子，而公、在七十子後，传闻之与亲见，其详略不同也。
杜元凯曰：左丘明受经於仲尼，以为经者不刊之书也，故传或先经以始事，或後经以终义，或依经以辩理，或错经以合异，随义而发。其例之所重，旧史遗文，略不尽举，非圣人所修之要故也。身为国史，躬览载籍，必广记而备言之。其文缓，其旨远，将令学者原始要终，寻其枝叶，究其所穷；优而柔之，使自求之，餍而饫之，使自趋之（趋，七住反，又七俱反）。若江海之浸，膏泽之润，涣然冰释，怡然理顺，然後为得也。其发凡以言例，皆经国之常制，周公之垂法，史书之旧章，仲尼从而修之，以成一经之通体。其微显阐幽，裁成义类者，皆据旧例而发义，指行事以正褒贬。诸称“书”、“不书”、“先书”、“故书”、“不言”、“不称”、“书曰”之类，皆所以起新旧，发大义，谓之变例。然亦有史所不书，即以为义者，此盖《春秋》新意，故传不言凡，曲而畅之也。其经无义例，因行事而言，则传直言其归趣而已，非例也。
陈氏曰：自昔相传，以为左丘明撰，其好恶与圣人同者也。而其末记晋智伯反丧於韩、魏，在获麟後二十八年，去孔子没亦二十六年，不应年少後亡如此。又其书称“虞不腊矣”，“见於尝酎”及“秦庶长”，皆战国後制，故或疑非孔子所称左丘明，别自是一人为史官者。其释经义例，虽未尽当理，而具得当时事实，则非二传之比也。
《朱子语录》曰：左氏之病，是以成败论是非，而不本於义理之正。尝谓左氏是个猾头熟事，趋炎附势之人。《左氏传》是个博记人做，只是以世俗见识断当世事，皆功利之说。国秀问三传优劣。曰：“左氏曾见国史，考事颇精，只是不知大义，专去小处理会，往往不曾讲学。孔子作《春秋》，当时亦须与门人讲说，所以公、、左氏得个源流，只是渐渐讹舛。当初若全无传授，如何凿空撰得。
※《石经左氏传》三十卷
晁氏曰：不题所书人姓氏，亦无年月。按文不阙唐讳及国朝讳，而阙“祥”字，当是孟知祥僭位後刊石也。
※《春秋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戴宏序云，子夏传之公羊高，高传其子平，平传其子地，地传其子敢，敢传其子寿，至汉景帝时，寿乃与弟子胡母子都著以竹帛。其後传董仲舒，以《公羊》显於朝；又四传至何休，为《经传集诂》，其书遂大传。郑玄曰：“《公羊》善於谶。”休之注，引谶为多。
※《石经公羊传》十二卷
晁氏曰：皇朝田况皇初知成都日刊石。《国史艺文志》云：“伪蜀刻《五经》，备注传，为世所称”。以此言观之，不应无《公》、《》。岂初有之，後散毁邪？
※《春秋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应劭《风俗通》称梁名赤，子夏弟子，糜信则以为秦孝公同时人，阮孝绪则以为名ㄈ，字元始，皆未详也。自孙卿、申公至蔡千秋、江翁，凡五传，至汉宣帝好之，遂盛行於世。
※《石经梁传》十二卷
晁氏曰：其後不载年月及所书人姓氏。按文不阙唐及伪蜀讳，而阙“恒”字，以故知刊石当在真宗以後，意者亦是田况也。
《朱子语录》：问：“《公》、《》如何？”曰：“据他说亦是有那道理，但恐圣人当初无此等意。如孙明复、赵啖、陆淳、胡文定皆说得好，道理皆是如此。但後世因《春秋》去考时，当如此区处。若论圣人当初作《春秋》时，其意不解，有许多说话。”《公羊》、《梁》考事甚疏，然理义精。此二人乃是经生，传得许多说话，往往不曾见国史。　问：“《公》、《传》大概皆同？”曰：“所以林黄中说止是一人。但看文字，疑若非一手者。”或曰：“疑当时皆有所传授，其後门人弟子始笔之於书耳。”曰：“想得皆是齐、鲁间儒，其所著之书，恐有所传授，但皆杂以己意，所以有差舛。其有合道理者，疑是圣人之旧。”
※《春秋左氏经传集解》三十卷
晁氏曰：晋杜预元凯集刘子骏、贾景伯父子、许惠卿、颖子严之注，分《经》之年，与《传》之年相附，故题曰《经传集解》。其发明甚多，古今称之，然其敝则弃《经》信《传》。如成公十三年麻隧之战，《传》载秦败绩而《经》不书，以为晋直秦曲，则韩役书战。时公在师，复不须告；克获有功，亦无所讳。於《左传》之例皆不合，不曰《传》之缪，而猥称经文阙漏，其尤甚者至如此。
陈氏曰：其述作之意，序文详之矣。专修丘明之传以释经，後世以为《左氏》忠臣者也。其敝或弃经而信传，於传则忠矣，如经何？
夹氵祭郑氏曰：杜预解《左氏》，颜师古解《汉书》，所以得忠臣之名者，以其尽之矣。《左氏》未经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杜氏之後，後人不能措一辞。《汉书》未经颜氏之前，凡几家，一经颜氏之後，後人不能易其说。纵有措辞易说之者，如朝月晓星，不能有其明也。如此之人，方可以解经，苟为文言多而经旨不见，文言简而经旨有遗，自我说之後，後人复有说者，皆非笺释之手也。传注之学起，惟此二人其殆庶几乎。其故何哉？古人之言，所以难明者，非为书之理意难明也，实为书之事物难明也；非为古人之文言难明也，实为古人之文言有不通於今者之难明也。能明乎《尔雅》之所作，则可以知笺注之所当然；不明乎《尔雅》之所作，则不识笺注之旨归也。善乎二子之通《尔雅》也！颜氏所通者训诂，杜氏所通者星历、地理。当其颜氏之理训诂也，如与古人对谈；当其杜氏之理星历地理也，如羲和之步天，如禹之行水。然亦有所短，杜氏则不识虫鱼鸟兽草木之名，颜氏则不识天文地理。孔子曰：“知之为知之，不知为不知，是知也。”杜氏为星历地理之言，无不极其致，至於虫鱼鸟兽草木之名，则引《尔雅》以释之。颜氏於训诂之言甚畅，至於天文地理则阔略焉。此为“不知为不知”也。其他纷纷，是何为者，释是何经，明是何学。
※《公羊传诂解》十二卷
陈氏曰：汉司空掾任城何休邵公撰。休为太傅陈蕃属，蕃败，坐禁锢，作解诂，覃思不窥门十七年。又作《公羊墨守》、《左氏膏肓》、《梁废疾》。党禁解，拜议郎，终谏议大夫。其书多引谶纬，其所谓“黜周王鲁”，“变周文、从殷质”之类，《公羊》皆无明文，盖为其学者相承有此说也。“三科九旨”，详具《疏》中。
※《梁传集解》十二卷
晁氏曰：自汉、魏以来，《梁》注解有尹更始、唐固、糜信、孔演、江熙等十数家，而范甯皆以为肤浅，於是帅其长子参、中子雍、小子凯、从弟邵及门生故吏，商略名例，博采诸儒同异之说，成其父汪之志。尝谓三传之学，《梁》所得最多；诸家之解，范甯之论最善。
陈氏曰：晋豫章太守顺阳范甯武子撰。甯尝谓王、何之罪，深於桀、纣，著论以排之。仕为中书侍郎。其甥王国实惮之，乃相驱扇，因求外补。抵罪，会赦，免。甯以为《春秋》惟《梁氏》无善释，故为之注解。其序云升平之末，先君税驾於吴，帅门生故吏、兄弟子侄研讲六籍三传。盖甯父汪为徐、兖二州北伐失利，屏居吴郡时也。汪没之後，始成此书。所集诸家之说，皆记姓名，其称“何休曰”及“郑君释之”者，即所谓《发墨守》、《起废疾》也；称“邵曰”者，甯从弟也；称“泰曰”、“雍曰”、“凯曰”者，其诸子也。汪，范晷之孙，晷在《良史传》。自晷至泰，五世皆显於时，甯父子祖孙同训释经传，行於後世，可谓盛矣。泰之子晔，亦著《後汉书》，以不轨诛死，其家始亡。
※《春秋繁露》十七卷
晁氏曰：汉董仲舒撰。史称仲舒说《春秋》事得失，《闻举》、《玉杯》、《繁露》、《清明》、《竹林》之属数十篇，十馀万言，皆传於後世。今溢而为八十二篇，又通名《繁露》，皆未详。《隋》、《唐》卷目与今同，但多讹舛。
《崇文总目》：其书尽八十二篇，义或宏博，非出近世，然其问篇第亡舛，无以是正。又即用《玉杯》题篇，疑後人取而附著云。
陈氏曰：按《隋》、《唐》及《国史志》，卷皆十七，《崇文总目》凡八十二篇，《馆阁书目》止十卷，萍卿所刻亦财三十七篇。今本乃楼攻鬼得潘景宪本，卷篇皆与前志合，然亦非当时本书也。先儒疑辩详矣，其最可疑者，本传载所著书百馀篇，《清明》、《竹林》、《繁露》、《玉杯》之属，今总名曰《繁露》，而《玉杯》、《竹林》则皆其篇名，此决非其本真。况《通典》、《御览》所引，皆今书所无者，尤可疑也。然古书存於世希矣，姑以传疑存之可也。又有写本作十八卷，而但有七十九篇，考其篇次皆合，但前本楚庄王在第一卷首，而此本乃在卷末，别为一卷；前本虽八十二篇，而阙文者三，实七十九篇也。
程氏《演繁露》曰：右《繁露》十七卷，绍兴间董某所进。臣观其书辞意浅薄，间掇取董仲舒策语杂置其中，辄不相伦比，臣固疑非董氏本书矣。又班固记其说《春秋》凡数十篇，《玉杯》、《繁露》、《清明》、《竹林》各为之名似非一，书今董某进本，通以《繁露》冠书，而《玉杯》、《清明》、《竹林》特各居其篇卷之一，愈益可疑。他日读《太平寰宇记》及杜佑《通典》，颇见所引《繁露》语言，顾董氏今书无之。《寰宇记》曰：“三皇驱车抵谷口”，《通典》曰：“剑之在左，苍龙之象也；冠之在首，玄武之象也。四者，人之盛饰也。”此数语者，不独今书所无，且其体致全不相似，臣然後敢言今书之非本真也。牛享问崔豹：“冕旒以繁露者何？”答曰：“缀玉而下垂，如繁露也。”则繁露也者，古之冕旒似露而垂，是其所从，假以名书也。以杜、乐所引，推想其书，皆句用一物，以发已意，有垂旒凝露之象焉，则“玉杯”，“竹林”同为物，又可想见也。汉、魏间人所为文，名有“连珠”者，其联贯物象，以达己意，略与杜、乐所引同，如曰“物胜权则衡殆，形过镜则影穷”者，是其凡最也。以连珠而方古体，其殆“繁露”之所自出欤？其名其体，皆契合无殊矣。
又曰：淳熙乙未，予佐达监，馆本有《春秋繁露》，既尝书所见於卷末，而正定其为非古矣。後又因读《太平御览》，凡其部汇列叙古《繁露》语特多，如曰：“禾实於野，粟缺於仓”，皆奇怪非人所意，此可畏也。又曰：“金千土则五伤，土千金则五不成。”张汤欲以鹜当凫祠祀宗庙，仲舒曰：“鹜非凫，凫非鹜，愚以为不可。”又曰：“以赤统者，帻尚赤。”诸如此类，亦皆附物著理，无凭虚发语者，然後益自信予所正定不谬也。《御览》，太平兴国间编辑，此时《繁露》之书尚存，今遂逸不传，可叹也已。
※《春秋决事比》
《崇文总目》：汉董仲舒撰。丁氏平，黄氏正。初，仲舒既老病，致仕，朝廷每有政议，武帝数遣廷尉张汤问其得失，於是作《春秋决疑》二百三十二事，动以经对。至吴太史令吴汝南丁季、江夏黄复平正得失，今颇残逸，止有七十八事。
按：此即献帝时应劭所上仲舒《春秋断狱》，以为几焚弃於董卓荡覆王室之时者也。仲舒，通经醇儒，三策中所谓任德不任刑之说，正心之说，皆本《春秋》以为言。至引“正谊不谋利，明道不计功”，以折江都王，尤为深得圣经贤传之旨趣。独灾异之对，引两观、桓、僖、亳社火灾，妄释经意，而导武帝以果於诛杀，与素论大相反，西山真公论之详矣。《决事比》之书，与张汤相授受，度亦灾异对之类耳。帝之驭下以深刻为明，汤之决狱以惨酷为忠，而仲舒乃以经术附会之。王、何以老、庄宗旨释经，昔人犹谓其罪深於桀、纣，况以圣经为缘饰淫刑之具，道人主以多杀乎！其罪又深於王、何矣！
又按：《汉 刑法志》言：自公孙弘以《春秋》之义绳下，张汤以峻文决理，於是见知腹诽之狱兴。《汤传》又言，汤请博士弟子治《春秋》、《尚书》者补廷尉史。盖汉人专务以《春秋》决狱，陋儒酷吏，遂得以因缘假饰。往往见二传中所谓责备之说、诛心之说、无将之说，与其所谓巧诋深文者相类耳。圣贤之意，岂有是哉！常秩谓孙复所学《春秋》，《商君》法耳，想亦有此意。
※《春秋释例》十五卷
晁氏曰：晋杜预注。凡四十部。集《左传》诸例及地名、谱第、历数，偕显其同异，从而释之，发明尤多。昔人称预为“《左氏》忠臣”，而预自以为有《传》癖，观此尤信。
陈氏曰：唐刘ナ为之序。
《崇文总目》：凡五十三例。
※《左氏膏肓》九卷
《崇文总目》：汉司空掾何休始撰。答贾逵事，因记《左氏》所短，遂颇流布，学者称之。後更删补为定。今每事左方辄附郑康成之学，因引郑说窜寄何书云。书今残逸，第七卷亡。
陈氏曰：何休著《公羊墨守》等三书，郑康成作《针膏肓》、《起废疾》、《发墨守》以排之。休见之，曰：“康成入吾室，操吾矛，以伐我乎！”今其书多不存，惟范甯《梁集解》载休之说，而郑君释之，当是所谓《起废疾》者。今此书并存二家之言，意亦後人所录。《馆阁书目》阙第七篇，今本亦正阙宣公，而於第六卷分文十六年以後为第七卷，当并合。其十卷止於昭公，亦阙定、哀，固非全书也。而错误殆未可读，未有他本可正。
※《春秋述议传》
《崇文总目》：隋东京太学博士刘炫撰。本四十篇，唐孔颖达《正义》盖据以为说而增损之。今三十九篇亡。
※《春秋正义》三十六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祭酒孔颖达撰。按汉张苍、贾谊、尹咸、郑众、贾逵皆为诂训，然参用《公》、《》二家。至晋杜预，专治《左氏》，其後有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据杜说。贞观中，颖达据刘学而损益之，长孙无忌等又复损益，其书乃定。皇朝孔维等奉诏是正。
晁氏曰：自杜预专治《左氏》学，其後沈文阿、苏宽、刘炫皆有《义疏》，而炫性矜伐，雅好非毁，规杜氏之失一百五十馀事，义特浅近，然比诸家，犹有可观。今书据以为本，其有疏漏，以沈氏补焉。
陈氏曰：自晋、宋，传杜学为《义疏》者，沈、苏、刘，沈氏义例粗可，经传极疏。苏氏不体本文，惟攻贾、服。刘炫好规杜失，比诸义疏，犹有可观。
※《春秋公羊疏》三十卷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援证浅局，出於近世。或云徐彦撰。皇朝邢等奉诏是正。始令太学传授，以备《春秋》三家之旨。
晁氏曰：其书以何氏三科九旨为宗，本其说曰：“何氏之意，三科、九旨，正是一事尔。总而言之，谓之三科，析而言之，谓之九旨。新周故宋，以《春秋》当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见异辞，所闻异辞，所传闻异辞，此二科六旨也；内其国而外诸夏，内诸夏而外夷狄，此三科九旨也。”
陈氏曰：《广川藏书志》云：“世传徐彦撰，不知何代，意其在贞元、长庆後也。”
※《春秋梁传疏》十二卷
《崇文总目》：唐国子四门助教杨勋撰。皇朝邢等奉诏是正，令太学传授。
※《春秋摘微》四卷
晁氏曰：唐卢仝撰。其解《经》不用《传》，然旨意甚疏。韩愈谓“《春秋三传》束高阁，独抱遗经究终始。”盖实录也。祖无择得之於金陵。《崇文总目》所不载。
巽岩李氏曰：仝治《春秋》，不以《传》害《经》，最为韩愈所称。今观其书，亦未能度越诸子，不知愈所称果何等义也。旧闻仝解惠公、仲子曰“圣辞也”，而此乃无之，疑亦多所亡逸云。
※《春秋集传》、《纂例》、《辨疑》共十七卷
《崇文总目》：唐给事中陆淳纂。初，淳以三家之传不同，故采获善者，参以啖助、赵匡之说，为《集传春秋》。又本褒贬之意，更为《微旨》，条别三家，以朱墨记其胜否。又摭三家得失，与经戾者，以啖、赵之说订正之，为《辩疑》。
晁氏曰：啖助，字叔佐，闽人。赵匡，字伯循，天水人。《微旨》自为序。公武尝学《春秋》，阅古今诸儒之说多矣，大抵啖、赵以前学者皆专门名家，苟有不通，宁言《经》误，其失也固陋。啖、赵以後学者喜援《经》击《传》，其或未明，则凭私臆决，其失也穿凿。均之失圣人之旨，而穿凿之害为甚。啖氏制统例，分别疏通其义，赵氏损益，多所发挥。今纂而合之，凡四十篇。
陈氏曰：初，润州丹阳主簿赵郡啖助叔佐明《春秋》，传洋州刺史河东赵匡伯循，质从助及伯循传其学。助考三传，舍短取长，又集前贤注释，补以己意，为《集传》、《集注》。又撮其纲，例目为统。助卒，质与其子异缮录以诣伯循，请损益焉，质随而纂会之。大历乙卯岁，书成。质本名淳，避宪宗讳改焉，故其书但题陆淳。助之学，以为《左氏》叙事虽多，解意殊少；《公》、《》传经密於《左氏》。至赵、陆，则直谓《左氏》浅於《公》、《》，诬谬实繁。皆孔门後之门人，但《公》、《》守经，《左氏》通史，其体异尔。丘明，夫子以前贤人，如史佚、迟任之流。焚书之後，学者见《传》及《国语》俱题左氏，遂引以为邱明。且《左传》、《国语》文体不伦，序事多乖，定非一人所为也。盖左氏广集诸国之史，以解《春秋》，子弟门人见事迹多不入《传》，或复不同，故各随国编之，以广异闻。自古岂止一丘明姓左乎？按汉儒以来，言《春秋》者惟宗三传，三传之外，能卓然有见於千载之後者，自啖氏始，不可没也。《唐志》有质《集注》二十卷，今不存，然《纂例》、《辩疑》中大略具矣。又有《微旨》二卷，未见。质，梁陆澄七世孙，仕通显。党王叔文，侍顺宗东宫，会卒，不及贬。然则其与不通《春秋》之义者，相去无几耳。
※《春秋加减》一卷
《崇文总目》：唐元和时国子监承诏修定，以此经字文多少不同，故志其增损，以防差。陈氏曰：称元和十三年国子监奉敕定，不著人名。校定偏旁，若五经文字之类。此本作小缋册，财十馀板，前有睿思殿书籍印，末称臣雩校定。盖承平时禁中书也，不知何为流落在此。
※《春秋折衷论》三十卷
《崇文总目》：唐陈岳撰。以三家异同三百馀条，参求其长，以通《春秋》之义。
晁氏曰：其书以《左传》为上，《公羊》为中，《梁》为下，比其异同而折衷之。岳，唐末十上春官，晚乃从锺传，辟为江西从事。
※《春秋指掌》
《崇文总目》：唐试左武卫兵曹李瑾撰。瑾集诸家之说，为《序义》、《凡例》各一篇；称孔颖达，《正义》，为五篇；采摭馀条，为《碎玉》一篇；集先儒异同，辩正得失，为三篇；取刘炫《规过》，申证其义，为三篇。大抵专依杜氏之学，以为说云。
巽岩李氏曰：其第一卷新编目录多取杜氏《释例》及陆氏《纂例》，瑾所自著无几。而《序义》以下十四卷，但分门抄录孔颖达《左氏正义》，皆非瑾所自著也。学者第观《正义》及二《例》，则此书可无。且瑾之意，特欲以备科试应猝之用耳，初不为经设也。其名宜曰《左氏传指掌》，不当专系《春秋》。本朝王尧臣《崇文总》目及李ㄈ《图书志》皆以先儒《异同》、《规过》、《序》、《例》等篇为瑾笔削，盖误矣。写本或讹舛，复用《正义》删修之，乃可读。惟篇首数序，瑾所自著者，既无参考，亦不敢以意改定，姑仍其误云。
※《春秋通例》
《崇文总目》：唐陆希声撰。因三家之例，裁正其冗，以通《春秋》之旨。
※《春秋图》
《崇文总目》：唐张杰撰。以《春秋》所载车服、器用、都城、井邑之制，缋而表之。
※《春秋指元》
《崇文总目》：唐张杰撰。摘《左氏》传文，申释其义。
※《春秋精义》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汇事於上，分抄杜氏、孔颖达言数家之说，参《释文》。
※《演左氏传谥族图》
《崇文总目》：不著撰人名氏。以《左氏》学《世谱》增广之，贯穿系序，差无遗略。
※《春秋名号归一图》二卷
《崇文总目》：伪蜀冯继元撰。以《春秋》官谥名字，裒附初名之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