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市佛教：现代弘法利生之道

作者：佚名　来源：佛学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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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说起佛教，给人的印象便是青灯黄卷、古寺孤僧，传统的山林佛教已经在人们心头留下了深深的烙印，成为佛教固定的为社会所认可和习惯的形象，然而时势在变化，社会在进步，号称出世的佛教也不可能完全飘离于时代与社会之外，也必须与时俱进，随着中国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大都市的影响与作用日益突出，因而都市佛教成为人们关注的一个热点。
表面看来，都市佛教似乎是一个新名词，其实古已有之。释迦牟尼佛便经常到都市王宫为国王大臣说法，佛教传到中国后，历代祖师大德都注重到通都大邑弘法，东晋以来，朝廷更是设立内道场，礼请高僧于中修道说法，因而与山林佛教相对应的都市佛教从一开始就是存在的，而且对佛教的生存与发展有重大影响。

都市佛教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佛教本身以出世为宗，主张出离世间，到达涅槃，其修行方式亦多以头陀苦行、山居坐禅为主，因而远离尘嚣、萧然物外成了佛教的主要特征，在这种情况下，藏净居于闹市、植青莲于红尘的都市佛教得不到人们的理解和重视就非常自然了。二是中国佛教以禅宗为主流，而禅宗又以不亲近国王大臣、不交结官府、独立自主为本，而且禅修本身也要求有一个清静的环境，因而都市佛教似乎不大相宜。

然而，出离世间亦须以世间为本，六祖说得非常清楚，“佛法在世间，于世出世间”，吕澂先生于此亦有解释，他认为，所谓出离，就是破坏世间法中应当破坏的成份，将秽染的世间提升改造成为净土佛国，“所出离的并不是整个的现实世界，而只是属于世间所应破坏、变革的一切染污、不善成分”。（《正觉与出离》，见《吕澂佛学论著选集》卷三1331页，齐鲁书社1991年7月第1版）从“佛法在世间”的方面来说，佛教应当重视世间，关注现实人生，随顺世间的变化而调整改变。在现代社会中，大都市往往既是政治中心，又是经济文化中心，其社会影响非常之大，能够覆盖一国，乃至波及世界，从佛教自身生存与发展的角度来讲，是不能忽视大都市的，甚至可以说，“佛法在世间”的现代版本就是“佛法在都市”。

佛教需要都市，因为都市集中了最重要的社会资源，而佛教的生存与发展同样离不开这些资源。从政治方面上讲，佛教离不开国家与政府的支持，“不依国主，则法事难立”，在中国这个传统上便最讲政治的国家里，谁也不能忽视政治，否则便无从立足。达摩祖师循扰岩穴，面壁修禅，但也忘不了化导梁武帝。慧可大师冒着生命危险在邺都化众，至死不悔，也是为了在都市扩大佛法的影响，提高本宗的地位。虽然神会攻击北宗充当帝师，与祖制不合，但谁也无法否认，禅宗能够上升为全国性的大宗派，甚至后来能够与儒家分庭抗礼，在早期主要是借助北宗的力量，南宗事实上搭了便车，跟着沾了光。神会本人便非常注重到作为政治中心的两京传法，其弟子中也有获得类似国师地位者，对南宗的发展壮大起了很大的作用，而南宗马祖一系后来居上，与章敬怀晖、兴善惟宽、鹅湖大义等人的入京弘化也是分不开的。佛教历史上的四大法难，最根本的原因就在政治，或者说是佛教没有讲好政治，没有获得高层的支持，而法难之后佛教的复兴，也是由于获得了最高统治者的支持。因此是否讲政治，关乎佛教的兴衰存亡，是绝对不能忽视的，而讲政治，就不能总是隐遁山林，就必靠近政治中心，就得强调都市佛教。

当今社会讲政治，主要是强调与社会主义社会相互适应。佛教要想生存和发展，必须适应社会主义社会，适应国家的政治需要，这是无法改变的事实。在适应社会主义社会的前提下，为佛教自身获得更大的生存空间和发展机会，同时也使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佛教提供更多更有利的条件，将国家命运与佛教命运紧密地联系起来，让佛教随着国家的发展而发展，这应当是佛教追求的目标。社会主义本身与佛教并不矛盾，甚至在很多方面是互助、互补、互利的，通过佛教自身的建设同样能够推动社会主义建设，使之更加健全完善。佛教亦应积极参与社会主义建设运动，在一定程度内参政议政，促使国家进一步落实宗教政策，制订和完善宗教法规，使之更有利于宗教特别是佛教的发展，从而为国家整体建设做出更大的贡献。

从经济方面讲，一方面佛教发展同样需要有大量的资金作为经济保障，一方面佛教经济也是国家经济体系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佛教与经济的问题历史上便是难题，第二次结集就是因为对吠舍厘比丘接受金钱布施是否合法而起的，虽然从当时的角度和情况来看是不合法的，但从长远来看，佛教要想在现实社会中生存，是不可能不讲经济、远离钱财的。这是一个两难的问题，作为一种出世的宗教，远离金钱与物欲是合理的、应当的，否则便无从清修，但佛教僧众还得食人间烟火，硬件软件各方面的建设都需要钱，不理财、不沾钱是不现实的。是否远离金钱与经济也不是佛教自身说了算的事，由于出家僧众免税和劳役，等于拥有了某种经济特权，这种权利便成为追逐与控制的对象。尤其是遇到灾荒战乱之时，出卖度牒便成了国家财政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在宋代，度牒甚至有了类似公债的职能，用于弥补财政亏空，充当军费。在这种情况下，佛教自身想摆脱与经济的关系也不可能，因为佛教经济已经成了国家经济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

无论是争取资金还是发展佛教经济，都市佛教都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因为都市佛教得天独厚，近水楼台，容易获得信徒的布施，而且其施主的经济实力比较雄厚，有能力长期支持寺院。在发展佛教经济方面，地处都市的寺院既有资金的保证，又有良好的商业条件，容易聘请到经营管理人才，从而有更多的成功的机会。现在对于什么是佛教经济，是否应当发展，如何发展，靠谁发展等问题似乎尚未有明确的说法。佛教经济在现代社会依然存在已是不争的事实，许多单位或部门事实上都在借佛生财，但是公开讨论佛教经济、提倡发展佛教经济好象还不太多。从广义上讲，与佛教相关的经济活动都应算作佛教经济，如佛教工艺美术品的制作生产销售，佛教图书音像影视作品的制作发行，佛教饮食，佛教旅游，佛教建筑，佛教医药，佛教武术健身，经忏佛事等。如果非要将佛教经济从现代经济体系中剥离出去，一是不大可能，二是将会使国家经济蒙受重大损失，发展佛教经济对国家有利无害，提倡佛教经济是理所当然的。如何发展佛教经济，寺院能否成为佛教经济的主体，这是值得讨论的问题。国家允许、提倡寺院自养，就等于允许发展佛教经济。然而发展佛教经济，似乎与佛教的宗旨和寺院的功能有所矛盾。出家人强调修行解脱，不能以功利为目的；寺院是修行办道、弘法利生的场所，充当经济主体、以营利为目标也好像不大合适。

虽然发展佛教经济可能会带来某些问题，然而佛教在现代社会要想获得长足发展，就不能不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加强寺院的经济功能，在一定限度下发展佛教经济。佛教一方面要自度，另一方面还得度人，还须发挥弘法利生的功能。从自度自修方面来讲，一定程度的经济独立对于提高佛教自身的地位，对于出家人个人的修行都是有所帮助的。禅宗主张农禅，百丈怀海不避讥嫌创立清规，就是为了使禅宗获得独立，特别是经济独立，后来禅宗能在会昌法难后一枝独秀，就与其在经济上对官府的依赖性不大有关。从修行方面上讲，担水劈柴，无非妙道，从劳动中得悟者甚多。因而进行经济活动本就是修行的重要手段，担水劈柴是禅，从事现代经济活动同样是禅，好利者惟见其利，修行者惟得其禅。

从弘法利生的角度来讲，佛教经济的重要性尤其明显。利用现代科技弘法，不仅需要技术，还须有资金保证。利生也不能停留在口头上，不能只是心理安慰，还得对挣扎在苦难中的众生有实实在在的帮助，这就需要有雄厚的经济实力作为后盾。以寺院为主体，充分发挥在家居士的作用，可以保证经济活动不偏离佛教轨道，既保证经济效益，更强调社会效益，避免或减少借佛敛财、假佛行骗的现象。

从文化方面来讲，都市佛教同样可以发挥更大的作用。佛教不仅是宗教，还是文化，中国佛教已经成为中国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之一。作为世界三大宗教之一，佛教的国际影响和地位也是非常突出的，而且在当今世界以和平宗教著称，拥有良好的国际形象。作为世界佛教的中心，中国佛教理所当然要承担起复兴佛教、弘扬佛法、推广佛教的重任，使中国佛教“冲出亚洲，走向世界”，让整个世界听到佛教、尤其是中国佛教的声音，在世界文化舞台上充当重要的角色，拥有充分的发言权，也使国家的形象得到提升，中国的影响进一步扩大。在这方面，都市寺院理应发挥更大的作用，因为弘法需要有大量的人力物力资源，特别是一大批内外兼通、精通佛法和外语的高素质的僧才，而都市寺院最有条件培养和造就高学历、高素质的僧才，也最有条件利用高水平的护法居士。现在在国外弘法的多是境外僧俗，中国佛教的声音很多地方听不到，这是很不正常的，也是亟待改进的。

佛教需要都市，都市更需要佛教。都市既是繁华之地，又是烦恼之聚。众多的人口，拥挤的环境，错杂的矛盾，多变的节奏，莫测的际遇，炽燃的欲望，无尽的诱惑，使人很难保持稳定的心态，心中的烦恼可能比乡下人还多，而佛教正好可以起到净化人心、节制欲望、减少矛盾、促进健康的作用。都市寺院的存在，有如沙漠里的绿洲、红尘中的净土，给人希望，给人欢喜，给人安慰，给人清凉。

如今人间佛教思想深入人心，成为佛教建设发展的主旋律。从建设人间佛教的角度上讲，世俗社会的都市化必然要求建立以都市寺院为中心的都市佛教，让佛法深入到都市的每一个角落，使之成为各行业、各阶层的精神支柱，从而起到化导人心、稳定社会、繁荣国家的作用。都市佛教是人间佛教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人间佛教面临的新课题，研究、建设好都市佛教将会使人间佛教跨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都市寺院与都市佛教的建设也会遇到不少问题。从弘法度人的方面来讲，哪里有众生，哪里就应有佛教，哪里有病人，哪里就要有医生，都市寺院事实上就相当于一个个心理医院，僧人则是心理医生，是应社会与众生的需要而立的，是必不可少的。医生不能躲着病人，僧人也不能嫌弃红尘中的俗流，因为度化众生是僧人的神圣使命，为其职责所在，不可逃避。然而从修行方面来讲，自度自修需要一个非常清净的环境，红尘闹市当然不如幽谷山林，特别是对初学者而言，必须先在一个相对清静的环境中磨练道心，打牢根基，一开始就进入城市，想在道业上有所成就恐怕相当困难。

环境对都市寺院的僧人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要化世俗而不被世俗所化，没有坚固的道心是不可能的。人溺援之以手，这是应当的，但是也要看自己的脚跟是否站稳了，若是脚下未稳，还是不要轻易出手，否则就会又多一个溺死鬼。唯有达到“火中生莲终不坏”境界的人，才能入污泥而不染，在烦恼而清净，身处闹市，心在山林，随缘而不变，不变而随缘，以慈悲心，不入涅槃，不滞山林，于诸城市，度无量众，化彼热恼地，转为清凉国。

都市寺院与都市佛教建设是一个值得关注的新课题，需要有更多的人关心、研究，寻求对策，以期使之在新时期获得成功，为中国佛教的兴旺发达谱写新的篇章。

 

                       
僧人无产还是有产：僧人的经济生活

  
记者：在《从戒律看原始僧团的管理体制》一文中，法师曾经谈到“僧人是无产者”的问题。过去有句口号叫做“无产阶级最光荣”，但改革开放后，仅仅是几年的时间，人们就将生活目标转向了有产阶级。对于僧人来说，为什么要自觉选择这种“无产者”的生活方式？
　
    济群法师：出家是对私欲占有的勘破，是对世俗生活的放弃。所以，僧团虽然可以很富有，但僧人本身还是要奉行简单的生活原则，这包括物质生活和人际关系两个方面。因为丰厚的物质生活和复杂的人际关系，都容易使我们产生染著的心理。所以，佛陀对僧人能够拥有的财物有一定之规：如三衣一钵，日中一食。虽然时代不同了，僧人的物质生活早已超过了这一标准，但还是要以简朴为原则。因为无产，也就不会有由此而来的牵挂和得失，避免了很多无谓的烦恼。

    记者：据说现在有些僧人还为自己购买保险，这是因为“无产”带来的担忧吗？过去的僧人“一钵千家饭”，简单到几乎一无所有，为什么那时反而没有生存的担忧？

    济群法师：这多少也是受到社会的影响。社会从原有的计划经济走向市场经济，这种转型带来了竞争，带来了变化，也带来了压力。于是很多人纷纷购买保险作为养老保障，包括个别出家人，也担心将来生活没有保障，于是就有买保险、买精舍的现象出现。
　
    是否现在的僧团已不能给出家人提供生存保障？或者说，出家人应以什么作为保障？过去丛林中有句话叫做“生归丛林，死归塔”，生死的归属都解决了，还有什么可以担忧的呢？从前的僧人虽然生活清苦，但他们真正关心的只是道业能否成就，因而不会有其他后顾之忧。所以，我认为，既然选择出家作为自己的人生追求，就应以修学佛法为重，而不必像社会上的人那样考虑生计问题。当然，有些担忧是可以理解的，现在部分寺院对老年僧人照料得不够细致，难免使一些年轻僧人对未来产生担心。
记者：为了出家人能够安心办道，教界是否有必要建立一些相应的保障制度呢？
　
    济群法师：作为寺院来说，应尽力为僧人提供如法的修行及生活环境。此外，教界最好建设一些佛教安养院，既使老年僧人得到应有的照顾和医疗保障，也能为部分老年信徒提供服务和临终关怀。过去的寺院有如意寮，就是用来安置患病的僧人，使其得到应有的调养。

    不仅如此，僧人在不同阶段还需要不同的关怀。对于年轻僧人，应为他们创造良好的学习条件，尤其是沙弥和新戒比丘，这关系到他们能否成长为合格的僧人。对于管理阶层的僧人，每年则应安排一段时间让他们退下来静修或外出参学，一方面能使他们调节身心，一方面也能使他们有机会提高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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