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相关评论129-朱宗震《〈鲁迅与胡适〉:几多思考、几分遗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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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鲁迅与胡适》：几多思考、几分遗憾

□朱宗震

　　鲁迅与胡适，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双峰对峙，两水分流”。
对这两位旗手人物，进行比较研究，当然是一个繁重的课题，需要相
当的功力和水平，即使是十年磨一剑，也不一定能产出上乘之作。这
当然是我个人的迂腐之见。

　　我在书店看到孙郁先生的大作《鲁迅与胡适——影响20世纪中国
文化的两位智者》，书的题目就吸引了我的注意力。按照习惯，总是
先翻翻前言、目录和后记，再翻翻内容之类。后记中的一段话引起了
我的关注：“如果用纯学术的目光看待此书，你会感到失望，因为一
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化地排列过。我写下的完全是对两人的感觉，
这种感觉离学院派的思考已相去甚远。……这本书完稿的时候，我其
实已意识到了它的某种缺陷。”眼下社会上学风浮躁，这段话使我这
个“学院派”中人，下意识地对这本书的价值打了一个折扣。但平心
而论，既然作者自己已经意识到自己的问题，并且作了一定的自白，
说明作者是一个明白人，对一本书的价值，本不必求全责备。

　　历史的、理论的研究，人文的价值取向，以及感情的共鸣，本不
是同一件事。做鲁迅和胡适的文章，尽可以有多元多彩的视角，他们
本来也是多彩的人生。作者既然写的是一种感觉，大概应是一种感情
的共鸣，一本有血有肉、感情激越的书，也是一本好书。然而，读完
全书，很可惜，作者的定位，也不全在情性方面，他一开头就说：
“实在地说，描写他们，不仅在于内心的喜爱，而且是想从中理出中
国现代文化变迁的一种脉络。”（P1）他要在鲁迅和胡适的历史定位
问题上作出自己的判断，这就使这本书的定位产生了混乱。作者要作
“学院派”的结论，但下不了“学院派”的苦功夫，甚至连有关的资
料也看得有限，那就只能作“大胆的假设”，而难以有“小心的求证”
了。用作者的话说“一些重要的资料并未逻辑地排列过”。其实，如
果作者真正明白这一点，尽可以写出自己对历史人物的共鸣，而不必
顾及“学院式”的结论。

　　《鲁迅与胡适》一书，以18个题目，对鲁迅与胡适，进行了近乎
全方位的比较，写出了自己的感觉和评判。总的说来，作者尽管写下
了大量感觉式的文字，但同时也在以“学院派”的态度，对历史人物
进行研判。鲁迅和胡适，原本是政治上对立的两大文化派系的旗手，
由于价值取向的不同，即使事过境迁，不同的结论和对立的评判，是
不能避免的。但作为“学院派”的规范性要求，是对历史人物进行中
立性的研究，理解历史人物的生存环境和他们所起的作用。社会是多
元的，各有各的存在价值。作者虽然略为偏向于选择鲁迅，但对胡适
的存在，也作了充分的评价。“平心静气”的思考，是本书最重要的
特色。作者在思考的领域，毕竟是下了一番功夫的。因此，全书每有
精当的评判，成一家之言。例如，作者说：“胡适为人，从不落井下
石，即便是对反对派，有一是一，有二是二，真是大家风范。”“中
国的文坛，得一鲁迅不易，出现胡适，也是难能的。”（P329）“我
在他们身上看到了一种合力，在这两个对立的世界里，有着一个共同
的交汇点，它纠缠着理性，纠缠着民主、科学、自由。我们今天的进
化，是要感谢这两种传统的。”（P442）在对立之中，看到了共性，
看到了相反相成的历史变迁。

　　但是，作者毕竟缺乏“学院派”研究的功力，随心所欲的判断，
不免缺乏根据而又往往自相矛盾。例如，作者有时说：“我却从另一
方面，看到了两人气质上的一致性：自由主义与精神的现代化。”
（P2）但有时说：“鲁迅与现代自由主义文人的分歧点”云云（
P314），并且引用瞿秋白的《〈鲁迅杂感选集〉序言》，指明鲁迅
“反对自由主义”。（P478）鲁迅没有否认过这一点，那么，他到底
是还是不是自由主义者？作者把鲁迅与胡适定位为左右翼的分野，但
有时说胡适遭到了“右翼文人的围剿（P217）”。其实，中国的自由
主义者在大革命之后，一直是处在国共斗争之间的中间派，在国共决
战之时，左右分化。作者曾说：“读胡适的著作，总难忘于他的历史
主义精神。”（P162）然而，作为五四一代人，鲁迅和胡适都缺乏历
史主义精神，这几乎是一个常识。作者本人对传统文化的否定：“几
千年下来，可称道的东西，实在有限。”（P180）我们又可以回到全
盘西化去了，何必“历史主义”？

　　作者每每把鲁迅划在“底层”，称赞他的作品“感动了中国的劳
苦大众”（P477）。其实，中国的劳苦大众，很少有人能读鲁迅的书，
因为他们不识字。即使现在，初中以下文化程度的人，又有几个被鲁
迅所感动？文化的辐射是个复杂的过程，而文化人选择的人生道路，
往往是出于理性的判断，和他的物质生活并无必然的联系。我们这些
一生“无产阶级”化的知识分子，对于鲁迅的物质生活，至今不敢望
其项背。尽管如此，我们也未能走鲁迅式的激进道路。应该知道，二
三十年代，是中国人文知识分子，在物质生活和作品自由度方面的非
良性的短暂的“黄金”岁月。正是在这样的岁月中，才产生了鲁迅和
胡适。作者又每每把胡适“贵族”化，其实，“贵族”和自由主义是
两个范畴。而所谓“中国的文人，一旦成名，后来大多躺到贵族的温
床上了”，（P439）不免使人想起了文革中臭老九的遭遇。

　　至于书中竟然写出胡适“第三次出任北大校长”这样的硬伤，连
“喜爱”鲁迅、胡适的学人，也是如此文风，我们除了呼吁整顿学风
之外，也许不必苛求作者？

　　（《鲁迅与胡适》，辽宁人民出版社2000年1月第1版，定价：
24．90元）

中华读书报2000年07月12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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