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学家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正文 序言

　　献给我的父亲，下面的故事有些是他最早告诉我的致读者我从未想过要将下面的故事诉诸笔端。可是，一股莫名的震撼近来总在促使我回首往事，那是我和我最爱的几个人生命中多灾多难的日子。这是一个寻亲的故事：十六岁的我追寻父亲和父亲的过去；父亲追寻他敬爱的导师和他导师自己的过去。在此过程中，我们发现自己最终都站在一条无比黑暗的小路上，它通向历史。这也是一个关于生存的故事：谁死了，谁没死，为什么。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明白了，追寻历史的人并非个个都可以幸存下来。而使我们陷入危险的并不仅仅是追寻历史，有时历史那朦胧的爪子也会朝我们无情地伸过来。
　　事情过去36年了。从那以来，我一直过着相对平静的生活。我的时间都投入到研究工作中，我的旅行平安无事。我要么和学生、朋友在一起，要么就是著书论史，这些书大多与个人情感无关，或者处理我所栖身的大学里的事情。多年来，与那段历史有关的大多数个人资料我一直保存着，能够接触到这些资料，我真是幸运。我在合适的地方把它们穿插进去，确保故事流畅，当然，有的时候我也不得不根据自己的回忆做一些必要的补充。尽管我在这里只是重述父亲最初讲给我听的故事，我还是大量利用了他的信件，其中一些的内容和他的口述是一样的。
　　除了几乎原封不动地引用这些材料外，我还尽可能地去回忆，去寻找，包括有时旧地重游，让我记忆中褪色的部分重新鲜活起来。这项工作中最大的乐趣之一就是采访——有时是书信联系———采访那些故事中提到的、仍然健在的学者们。他们的回忆给我补充了非常宝贵的材料。此外，我的文本最终还得益于与好几个领域一些年轻学者的交流。
　　必要的时候，我还求助过想象，这是我最后的办法。我在运用想象的时候极为小心谨慎。只有我确认是非常可能的，而且只在这种可靠的推测使我的资料与其背景相吻合时，我才为我的读者发挥想象。对于那些我无法解释的事情或动机，我尊重隐藏在它们背后的事实，绝不妄自揣度。对于故事中更为久远的历史，我尽可能仔细地研究过，其认真程度不亚于我研究任何学术论著。对于现代读者而言，故事中提到的东方的伊斯兰教和西方的犹太-基督教所发生的宗教和领土冲突应该是既熟悉又痛苦的。
　　这项工作得以完成，我得到过太多的帮助，我对他们的谢意无以言表，不过我还是要特别感谢下面几位。他们是：布加勒斯特大学考古博物馆的拉都？杰奥尔杰斯库博士、保加利亚科学院的伊凡卡？拉扎洛瓦博士、密歇根大学的彼塔？斯托伊切夫博士、大不列颠图书馆孜孜不倦的工作人员、路德福特文献博物馆和费城博物馆的图书管理员、位于阿陀斯山的佐格拉福修道院的瓦索神父以及伊斯坦布尔大学的图尔古特·博拉博士。
　　我将这个故事公之于众，最大的希望就是能发现至少有一位读者能明白它真正的意义：这是发自内心的呼喊。敏锐的读者，我把我的历史传给您了。

　　2008年1月15日，于英国牛津大学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一章

　　一九七二年，我十六岁。父亲说我还不够大，不能和他一同去旅行，他是要去执行外交使命的。当时，他的基金会总部设在阿姆斯特丹，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那儿就是我的家，以至于我几乎都忘了小时候在美国生活过。我一直都是个听话的孩子，进入青春期后很久还是如此。首先应该说明的是，我是个没妈的孩子，父亲又当爹又当妈，一味地给我精心的爱护，给我请一连串的家庭教师和管家——在事关我的教育问题上，他从不吝啬，尽管我们过着简朴的生活。
　　克莱太太是这些管家中的最后一位。她负责照看我们位于老城中心拉姆格拉希特运河边上的住宅。父亲不在家的时候，那座漂亮的房子空荡荡的。每当父亲从挂在餐厅墙上的那幅地图上的某处回来时，他浑身上下都散发出异国他乡的味道，兴致高昂，但疲惫不堪。我们总是在巴黎或罗马度假，孜孜不倦地研究那些我父亲认为我应该了解的名胜古迹。然而我最想去的还是他一个人去过的那些地方，那些我从来没有去过的稀奇古怪的地方。
　　每次他不在家，我的生活就是学校和家这两点一线。我最快乐的时候就是独自待在一楼我父亲那间宽敞、雅致的书房里的时候。那天晚间，我从书架上取下了一本古印度《爱经》的译本，同时还有一本更旧的书和一袋发黄的文件。
　　直到今天，我依然无法明白那天我是怎么就把它们拿了下来，而且还被深深地吸引住的：书中央的插图散发出那种古老的味道，我还发现那些发黄的文件都是私人信件。我知道我不应该翻看父亲或者任何人的私人文件，我担心克莱太太随时都会来给一尘不染的书桌掸拭灰尘，我回头看了看门口。但我还是站在书架旁，情不自禁地读起了最上面一封信的第一段，几分钟而已。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不管您是谁，想到您在读我不得不留下的信，我非常遗憾。我为自己感到遗憾——如果这信到了您手里，必定是我有了麻烦，也许是死了，或者更糟。但我也为您感到遗憾，我未曾谋面的朋友。因为一旦您读到这封信，必定是有人需要这个邪恶的信息。如果您在其他意义上不是我的继承者，您也很快成为我的继承者——把我这段令人难以置信的邪恶经历移交给您，我真的很难过。这邪恶我是如何继承下来的，我不知道，但我希望最终能找到真相——也许是在给您写信的过程中，也许在以后的事态发展过程中。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二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我读到这里，内疚——以及其他的原因——促使我赶快把信放回了信封。但那天和后来很多天我一直在苦苦寻思那封信。我父亲结束了又一次外交旅行，回到家，我一直想找个机会问问他那些信，还有那本奇怪的书。我想等他有空的时候，只有我们两人时才开口，可那些天他一直都在忙，而且我发现的东西有些离奇，我犹豫着要不要跟他说。后来，我问他下次出门能不能带上我，这是我第一次对他保守秘密，也是我第一次坚持自己的主张。
　　秋天总会提前降临斯洛文尼亚境内的阿尔卑斯山。这是一个古老的国家。平生第一次，我作为一个旅行者，看到了历史那深奥的面孔，巨大的激动把我攫住了。
　　因为我的故事是从这座城市开始的，我要叫它埃莫娜，这是它的罗马名字。埃莫娜和它以南的其他类似城市一样，拥有复杂的历史。我和父亲驾车进入埃莫娜市中心，途中经过一座精致的老桥，桥两端有发绿的铜龙把守。
　　“那就是城堡，”我父亲说着，在广场边放慢车速，朝上指了指雨帘，“我知道你想去看看。”
　　我的确想去。我拼命伸长脖子，终于透过湿漉漉的树枝看到了城堡——破旧的褐色塔楼，矗立在城中央一座陡峭的小山上。
　　“十四世纪，”我父亲沉思道，“还是十三世纪？对这些中世纪的遗迹我不太了解，不知道它们具体属于哪个世纪。不过我们可以查查导游手册。”
　　“我们可不可以走上去，到处看看？”
　　“等我明天开完了会，我们就能搞清楚。那些塔楼看上去摇摇欲坠，不过谁知道呢。”
　　他把车开进市政厅附近的一个停车场，颇有绅士风度地扶我下了车，他皮手套里的手瘦骨嶙峋。
　　“住店还早了些。你想不想来杯热茶？”
　　我们坐在临窗的桌旁，喝着柠檬茶，杯子很厚，茶水还很烫人，慢慢就着涂了白色奶油的面包吃沙丁鱼，还吃了几片果子奶油蛋糕。　　“我们就吃到这儿吧，”我父亲说。
　　近来我开始不喜欢他一遍遍吹凉茶水的样子，害怕他说我们就吃到这儿吧。你正吃在兴头上，他却叫你停下来，留着肚子吃晚饭。外交把他给毁了。我想，他要是能多点儿生活趣味，本来会过得更快乐的。
　　“没想到开车会这么累，”我父亲放下杯子，指着在雨中勉强看得见的城堡，“我们就是从那里来的，山的另一边。在山顶上可以望得见阿尔卑斯山。”
　　我记得山坡上白雪皑皑，群山似乎就在这座城市上空呼吸。现在，在山的远侧，只有我俩在一起。我迟疑着，吸了一口气。“可以给我讲个故事吗？”
　　“讲阿尔卑斯山的故事？”
　　“不，”我心头涌上一阵莫名的恐惧感，“我找到了一些东西，想问问您。”
　　“他转过身来，扬起他灰色眼睛上泛灰的眉毛，温和地看着我。
　　“在您的书房里，”我说，“对不起——我到处乱翻，发现了一些信件和一本书。我没看——没怎么看——那些信。我以为——”
　　“一本书？”他漫不经心地问道，口气依然温和。他只看着杯子，要喝完最后一滴茶水。
　　“它们看上去——那本书很旧，中间印有一条龙。”
　　他俯身向前，静静地坐着，然后颤抖起来。这个古怪的动作使我立刻警觉起来。如果他真要给我讲个故事，这个故事会和以往的截然不同。他低着头瞟了我一眼，看上去那么憔悴，那么悲伤，我吃了一惊。
　　“您生气了吗？”我现在也低着头看着自己的茶杯。
　　“没有，亲爱的，”他重重地叹了口气，似乎悲伤哽住了他。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章

　　我还是个研究生的时候，我父亲说，一个春天的晚上，我独自坐在学校图书馆里一个小单间里自习，很晚了，周围都是一架架的书。突然，我意识到有人在我的课本中夹放了一本书。
　　我记得无论在眼前的书架上或在任何其他地方，我都没见过这本书。我随便一翻就翻到了书的中间，一条木刻的巨龙横亘在左右两页纸上，它伸展双翅，长尾巴弯成圈，凶神恶煞，张牙舞爪，爪子上还挂着一面旗，上面只有一个名字，是哥特字体：德拉库拉。
　　我一眼就认出了那个名字：贝拉·路格斯（即德拉库拉）。但名字的拼写有些怪异，书看上去也很旧了。此外，我是一名学者，对欧洲历史有着浓厚的兴趣。德拉库拉这名字其实是来自于拉丁词根，意思是“龙”或“魔鬼”，这是瓦拉几亚的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的荣誉称号。他是喀尔巴阡山脉一片领地的统治者，以酷刑虐待其臣民和战俘而著称。我当时在研读十七世纪阿姆斯特丹的贸易，实在不明白怎么会有这么一本书夹在我的书里。更让我吃惊的是，那些象牙色的薄纸竟然都是空白的。整本书连扉页都没有，当然更没有出版时间和地点，没有地图，没有卷首或卷尾的空页，或任何其他的插图，也没有任何其他的标记。
　　我又看了几分钟，把它放在桌上，到一楼的图书分类处，那里的确有一张主题卡，“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特彼斯），1431—1476年——参阅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和德拉库拉”我想，我应该先看看地图。
　　很快，我发现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是两个古老的地方，位于今天的罗马尼亚。在一堆图书目录卡中，我发现了似乎是图书馆里关于此题材的惟一的第一手资料，那是一本奇怪的英文小书，是从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某些关于吸血鬼德拉库拉的小册子翻译过来的。原文是十五世纪七十年代和八十年代在纽伦堡出版的。这里提到了纽伦堡，我心中一凉。就在几年前，我在那里密切跟踪过对纳粹首领的审判。这本小册子的标题页有一幅粗糙的木刻画，那是一个男人的头和肩，一个粗颈男人，浓眉笼罩着一双黑眼睛，长长的胡子，戴着一顶插有羽毛的帽子。尽管制作技术原始，整幅画依然栩栩如生。
　　我知道我该继续自己的工作，但我忍不住，还是开始阅读其中一个小册子的开头，里面列出德拉库拉对他的臣民和其他人所犯下的种种罪行。我啪地合上小书，回到自己的小单间里十七世纪令我着迷，我一直读到半夜。
　　第二天上午我有课。晚上熬得晚，人也觉得累。下了课，我喝了两杯咖啡才又到图书馆继续我的研究。那本古书还在我桌上，只是它现在翻到了巨龙盘旋的那一页。
　　看到它，我像从前小说里说的那样，吃了一惊。我又翻了一下那本书，这回仔细得多。中间这条龙毫无疑问是木刻的，也许是中世纪的风格，书做得很不错。我想它很值钱，同时对某个学者而言也许还具有重要的个人价值，因为它显然不是图书馆的书。我去前台把书交给了图书管理员。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拖拖拉拉地到了图书馆，那本书还在我桌上。我有些恼火——管理员可能误会我的意思了。我匆匆把书放到架子上，干起自己的事情来。下午晚些时候，我在收拾自己的论文时，把那本怪书拿下来，和文章放在一起。我并没有想要这本书，但罗西教授喜欢神秘的历史。
　　我找到罗西教授，跟他汇报了近几周的学习情况，罗西把上好的咖啡倒进瓷杯里，端上来。
　　我突然想起自己带来的那本古籍。“我给您带来了一件古董，罗西。有人误将一本很恐怖的书放在了我在图书馆的座位上，都两天了，我想您会愿意看一眼。”
　　“拿过来看看。”他把精致的咖啡杯放下，伸手接过我递上的书。书脊上的什么东西让他一贯清澈的脸皱了起来。
　　“打开看看，”我催他。
　　他的脸色顿时变得非常凝重——一张死寂的脸，全然不是我熟悉的样子。他像我一样，前前后后翻完整本书，不过脸上的凝重并没有变成惊奇。
　　“是的，空白的。”他把书放在桌上，“什么字也没有。”
　　“很奇怪，是吗？”我问道，手里的咖啡都变凉了。
　　“而且很旧。空白不是因为书没写完，而是故意留下这可怕的空白，为的是突出中间那条龙。”
　　“是的，是的。好像是中间那条龙吞噬了它周围的一切。”我轻率地开了口，但最后语速慢了下来。
　　罗西好像无法将眼神从他眼前的那条龙身上挪开。后来，他终于有力地合上书本，搅动咖啡，但没有喝。
　　“你从哪里弄到这本书的？”
　　“就像我刚才和您说的，两天前，有人不小心把它放在我图书馆的座位上。我知道我应该马上把它送到珍本室，但我真的觉得这是私人藏书，所以没有送去。”
　　“噢，的确。”罗西盯着我说。“它的确是某人的私有财产。”
　　“您知道是谁的？”
　　“知道，是你的。”
　　“不，我的意思是我只是发现了这本书，在我的——”看到他脸上的表情，我住了口。外面的光线从灰蒙蒙的窗子照进来，他看上去老了十岁。“您说它是我的，是什么意思？”
　　罗西缓缓起身，走向他书桌后的书房一角，爬了两级图书馆取书用的梯凳，拿下一本黑色的小书。他站在那里凝视了一会儿，似乎不情愿把它交到了我手里。然后他还是递了过来，说：“你看看这个如何？”
　　一本小书，封皮是古旧的棕色天鹅绒，像古老的弥撒书或《日经》，书脊和正面什么也没写，不知这是本什么书。上面有一个铜色扣子，稍一用力就解开了。书自己一下子敞开到中间。横亘在那里的就是我的——我说了是我的——那条龙。这一回，它的形象覆盖到了书页的边缘，爪子突出，龇牙咧嘴，页眉依然是同样的哥特字体，写在同样的小旗上。
　　“当然，”罗西的话在我耳边响起，“我有时间，我找到了资料证实这幅图的出处。它是中欧的设计风格，大约一五一二年出版——所以你看它完全可以按内容的不同而随便移动，如果有内容的话。”
　　我小心翼翼地翻阅那些精致的书页。前面的书页上没有标题——是的，这我已经知道了。
　　“多么奇怪的巧合！书的背面有海水浸渍过的痕迹，也许是在黑海旅行后留下来的。即使是史密森学会也没法告诉我旅途上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情。你瞧，我还不辞劳苦地找人做了化学分析。花了整整三百美金，我才得知这玩意儿曾在某个多岩尘的环境里待过，很可能是在一千七百年以前。我甚至不远万里，去伊斯坦布尔了解它的来源。但最奇怪的还是，我是如何得到这本书的。”
　　他伸出手，我欣然将这本又旧又脆弱的书还给他。
　　“您是在什么地方买的吗？”
　　“我是在读研究生的时候在我的桌上发现的。”
　　我一阵惊颤。“在您的桌上？”
　　“确切地说，是我图书馆里单间的桌子上。”
　　“您是在哪里——它是从哪里来的？是送您的礼物吗？”
　　“也许吧。”罗西怪怪地笑了笑。他看上去像是在努力控制某种情感。“再来一杯咖啡吗？”
　　“嗯。那现在我给您的书找到伴儿了，您更知道它该待在哪里，它们之间不可能毫无关系。”
　　“它们之间不可能毫无关系。”即使空气中飘着现磨咖啡的香醇，那声音听上去也是如此的空洞。
　　“那您的研究呢？仅有化学分析不够埃您说过您曾试图多了解——？”
　　“我是试图了解更多。”他坐下来，张开他不大但看起来很实在的手捧着咖啡杯。
　　“我想我欠你的还不只是一个故事，”他平静地说。“你听说过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吗？”
　　“是的，德拉库拉。喀尔巴阡山脉一片领地的统治者，也叫做贝拉·路格斯。”
　　“是的——也可以说是其中的一个。在他们当中最令人讨厌的那个家庭成员上台前，他们是一个古老的家族。你去图书馆时是否查了他的资料？查了吧？不祥的预兆。那天下午我看到那本怪书时，就去查了那个单词——那个名字，以及特兰西瓦尼亚、瓦拉几亚，还有喀尔巴阡山。马上就被迷住了。我们来谈谈喀尔巴阡山吧。对于历史学家而言，它一直是一个神秘的地区。当然，关于德拉库拉的基本故事已经被推敲过多次，没有多少可挖掘的了。他是瓦拉几亚的国王，十五世纪的统治者，奥斯曼帝国和他自己的人民都痛恨他。他应该算是中世纪所有暴君中最恶劣的一个。德拉库拉的意思是德拉库尔的儿子——也可以说是龙的儿子。神圣罗马帝国皇帝西吉斯蒙德任命其父为‘龙之号令”的首领——这个组织抵御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保卫神圣罗马帝国。事实上，有证据表明，德拉库拉的父亲在一次政治谈判中将幼小的德拉库拉交给了土耳其人做人质，德拉库拉目睹了奥斯曼的酷刑，从而也变得残暴起来，这是部分原因。”
　　罗西摇了摇头。“不管怎样，弗拉德在一次与土耳其人的战斗中被杀了，或许是被自己的部下误杀的，被埋在斯纳戈夫湖中的一个小岛上。关于他的回忆成为一种传奇，迷信的农民将它代代相传。到了十九世纪末，有位爱夸张的作家——亚伯拉罕·斯托克——受其影响，拿着德拉库拉这个名字套在了一个完全是自己想象的人物，一个吸血鬼的头上。弗拉德·特彼斯的残酷令人心惊胆战，但他当然不是吸血鬼。斯托克的书根本没提到弗拉德，尽管他笔下的德拉库拉讲到他的家族反击土耳其人这段光荣的历史。”罗西叹了口气。“斯托克在书中收集了一些关于吸血鬼的传说——也有关于特兰西瓦尼亚的，尽管他根本没去过那里——事实上，弗拉德·德拉库拉是瓦拉几亚的统治者，而瓦拉几亚就和特兰西瓦尼亚接壤。到了二十世纪，好莱坞继续复活、传承吸血鬼的神话。顺便告诉你，我了解的也就是这么多了。”
　　我目瞪口呆，他叹了口气，好像不愿意往下说。“你瞧，弗拉德·德拉库拉在中欧、东欧，也许还有他家乡的大档案馆一直被人们在研究着。但他是以杀戮土耳其人起家的。我发现，还没有人到奥斯曼帝国的历史中去调查德拉库拉的传说。于是我才决定去伊斯坦布尔，算是我对早期希腊经济研究的一次偷偷的散心。噢，我出版了所有关于希腊研究的成果，多少带点报复性。”
　　有一阵子他没有说话，凝望着窗外。
　　“我想我还是坦白告诉你我在伊斯坦布尔的发现吧，以后我就不去想它了。说起来，这些漂亮的书你也得到了一本。”他庄重地把手放在那叠在一起的两本书上。“如果我不告诉你，你可能会重蹈我的覆辙，也许还会遇到更大的危险。”
　　他对着书桌的上方阴沉地笑了笑，说：“我还帮你省了写资金申请的许多麻烦呢。”
　　我笑不出来。他究竟意图何在呢？我突然想到自己低估了自己导师独特的幽默感。也许这是一个精心制造的恶作剧——这种危险的古书他有两本，就放了一本在我桌上，知道我会拿来给他的，而我像个傻瓜似的，真的照做了。但是我看到灯光下他突然变得灰沉的脸，他的胡子一天都没刮，眼神空洞，全然没有了往日的光彩和幽默。
　　我向他倾身过去，问：“您想告诉我什么呢？”
　　“德拉库拉——”他停了一下。“德拉库拉——弗拉德·特彼斯——还活着。”

　　“老天，”我父亲突然看了看表说。“你怎么没提醒我？都快七点了。”
　　我把凉凉的手插进我的海军蓝外衣口袋里。“我不知道啊，”我说。
　　“您还是继续讲吧，别在这节骨眼上停下来。”我觉得，父亲的脸有一阵儿都显得不那么真实。我从来没料到父亲还有可能——我不知道怎么说，心智失常？因为讲那个故事，有几分钟里他是乱了方寸了吗？
　　“太晚了，故事长着呢。”父亲端起茶杯，又放下。我看到他的手在发抖。
　　“再给我讲讲嘛。”我说。
　　“要是我们还不走，他们就要来赶我们了。”
　　夜早已降临——寒冷，多雾，潮湿的东欧之夜。街上很荒凉，几乎没有行人。
　　“戴上帽子，”父亲提醒我，他自己总是戴帽子的。
　　我们正要走到被雨水清洗过的小无花果树下，他突然停住了，张开手，把我护在身后，好像有车刚刚疾驶过我们身边。但并没有车，黄色的街灯下，街道也安静，如在乡下。我父亲谨慎地左右观望。我觉得前面根本就没有人，不过我的长帽檐挡住了些视线。他站住，转头仔细听着，身体纹丝未动。
　　然后他重重地吐了口气，我们继续朝前走，讨论我们到了云游旅馆该吃什么晚饭。
　　在那次旅行中，我再也没有听到德拉库拉的故事。我很快掌握了父亲害怕的规律：他每次只简单而急促地讲一点点故事，不是为了达到某种戏剧性效果，而是为了保护什么——他的力量？他的理智？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章

　　回到阿姆斯特丹家里，父亲特别沉默寡言，同时也总在忙碌。我不安地等待着有机会能再问问他关于罗西教授的事。但他似乎总是在躲避我，除非有时我就挨着他坐下，等待一个可以提问的间隙。这时，他会伸出手来，心不在焉但有略为伤感地抚摸着我的头发。每当此时，我实在不忍心再问起罗西教授的故事。
　　父亲再去南方时，带了我一同前往。他只要去那里开一个会，而且不是很正式的会，不值得特意跑那么一趟。但他说，他想带我去看看那里的风景。
　　在公共汽车里，我全神贯注地看着窗外，拉古萨的主干道都是大理石铺成的，经过几个世纪以来多少鞋底的打磨，再加上周围商店和宫殿灯光的反射，显得格外光亮。以至于它看起来犹如一条大运河的河面。
　　在城市靠海的一端，我们瘫坐在一张咖啡桌前，过去这是城中心。
　　“南方就是舒服啊，”父亲满意地说，拿起了一瓶威士忌和一碟烤沙丁鱼。
　　“你以前什么时候来过这里？”我才开始相信父亲有过从前的生活，就是我出生以前他的生活。
　　“我来过好几次，四次或者五次吧。第一次是很多年前了，我那时还是学生。我导师建议我从意大利到拉古萨来，就是看看这里的奇观。当时我在学习———我告诉过你，我有一个夏天在弗罗伦萨学意大利文。”
　　“你是说罗西教授了。”
　　“是的。”父亲敏锐地看了我一眼，然后去看他的威士忌，“我应该多给你说一说他。”
　　“我想听，”我小心翼翼地回答。
　　父亲叹了口气。“好吧，我明天给你多讲讲罗西，白天讲，那时我不会太累，我们还可以有点时间去看看城墙。”
　　他用酒杯示意了宾馆上面那些灰白而明亮的城墙，“白天讲故事更好，尤其讲那种故事。”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章

　　“您究竟是什么意思啊？”我有点儿结巴地问他。
　　“我再说一遍，”罗西以强调的口吻说。“我在伊斯坦布尔发现德拉库拉还活在我们中间。或者至少我在那里的时候是这样。”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
　　“我知道你可能以为我疯了，”他慈爱地说。“我跟你说每一个在历史中折腾久了的人都可能会疯掉。”他叹气说。“在伊斯坦布尔有一个鲜为人知的资料库，是苏丹迈米德二世创建的。我在其中发现了一些地图，上面标有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人的墓地，我想那可能就是弗拉德·德拉库拉。地图总共有三张，都是关于同一地区的，只是比例尺一张比一张小，标得也更详细。”他边说边用手指敲打着自己那本怪书。“第三张地图中央的文字是一种原始的斯拉夫方言。只有懂得多国语言的学者才可以看个道道来。我尽力过，但不能确定。”
　　这时，罗西摇了摇头，好像仍在遗憾自己知识有限。“一天下午，我在仔细研究第三张，也是最让人费解的一张地图上邪恶之墓的位置。你还记得弗拉德·特彼斯是被埋在罗马尼亚斯纳戈夫湖中一座岛上的修道院里吧。这幅地图和其他两幅一样，并没有显示有什么湖中小岛——尽管它的确显示有一条河穿过，到了中部，河床逐渐变宽。在地图中心，邪恶之墓的上方，不论它该在哪里，有一条线条粗略的龙，头上戴着王冠，那是一座城堡。那龙和我——我们——书上的一点儿不同，但我推测它肯定是随着德拉库拉传说到土耳其人那里的。在龙的下面，有人写了很细的字。起初我以为是阿拉伯文，用放大镜仔细看过后，我突然发现这些文字竟然都是希腊语，我完全不顾规矩地开始大声翻译——尽管图书馆除了我以外空无一人，偶尔有一位无聊的管理员进出，很明显是要来看我有没有偷什么东西。这时，我完全是一个人。那些极小的文字在我眼皮下跳动，我大声念了出来：‘它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就在此刻，我听见楼下大厅有门被砰地关上。楼梯间传来很重的脚步声。我的脑海里还转着这个念头：放大镜告诉我这幅地图不像其他两幅，它被三个不同的人，用三种不同的语言做了标记。笔迹和语言都不相同。那些老而又老的墨水的颜色都不一样。我突然有了个想法——你知道，就是那种一个学者经过长时间认真研究后有的那种灵感。
　　“我觉得那幅地图最初是由中间的素描和周围的山构成，希腊文的咒语位居正中。可能是后来才用斯拉夫方言标记它提到的那些地方———至少是用代码。后来它不知怎地落入奥斯曼人手中，周围添上了来自《可兰经》的谚语，它们把中间那个邪恶的预言包围或者囚禁起来，或者就是用辟邪物将它包围起来，以抵抗黑暗力量。如果这是真的，那么是哪个懂得希腊文的人先标识了这幅地图，甚至画了这幅地图？我知道在德拉库拉那个时代，拜占庭的学者用希腊文，而奥斯曼帝国的学者则大多不用。
　　“我还没来得及写下我的这个观点，一个身材高大、体格健壮的男人进来了，他匆匆走过那些书，在我桌子对面停住脚步。他明显带着闯入者的气势，我肯定他不是图书管理员，而且我还觉得应该自己站起来才是，但出于某种骄傲我没有站起来：那样的话会显得我太恭顺，而对方实在是贸然闯入，粗鲁无礼。
　　“我们互相看着对方的脸，我从来没有那么吃惊过。我研究的东西如此神秘莫测，而此人实在显得格格不入。他长想英俊，肤色，修饰得很好他挑衅地看着我的眼睛，“先生，”他满怀敌意地低声说道，那是带土耳其口音的英语，“我认为您无权做这个。”做什么？”我的学术警惕性马上来了。
　　“做这项研究，土耳其政府认为您接触到的材料是本国的私有档案。能让我看看您的证件吗？”
　　“您是谁？”我同样冷静地问道，“我能看看您的证件吗？”
　　他从外衣的内层口袋里掏出一个钱包，啪地打开放在我面前的桌上，很快又啪地合上了，“文化资源部，”他冷冷地说，“我知道您并没有和土耳其政府有真正的交流计划做这些研究，是吗？”
　　“可以说不是。”我递给他一封国家图书馆的信，上面说我有权使用伊斯坦布尔所有分支图书馆的研究资料。
　　“这还不够，”他说，把它丢在我的资料上，“也许您要跟我走一趟。”
　　“去哪里？”我站起来，我站起来，觉得安全多了。但还是希望他不会将我的站立当作顺从。
　　“必要的话，去警局。”
　　“岂有此理。”我学会了质疑官僚政治时要提高音调，“我是牛津大学的博士研究生，英国公民。我一到伊斯坦布尔就联系了这边的大学，得到了这封证明信。我不会到警局去接受问话———或者您的问话。”
　　“我明白了。”他笑了笑，那样子让我倒胃，“让我看看您在做什么。请您让开。”
　　他拿起我刚才一直在研究的地图，双手突然变得温柔起来，几乎是小心翼翼地。他看着图，好像不必细看就知道那是怎么回事。
　　不过我认为他那样是虚张声势，“这是档案馆的材料，是吗？”
　　“是的，”我忿忿地说道。
　　“这是土耳其政府的宝贵财产。我相信您在异国不会需要它。就是这张小纸片，这张小地图，将您从您在英国的大学带到了伊斯坦布尔？”
　　我想到过要反驳他，说我还有其他事要做，叫他别妨碍我做研究，但我马上又意识到这可能会招致更多的提问，“简单地说，是的。”
　　“简单地说？”他以更加温和的语气重复道，“我想您会发现这个东西暂时被没收了。让外国研究者看到这个，丢脸。”
　　我怒火中烧，我就要找到答案了。幸好，那天上午我没把自己仔细复制的喀尔巴阡山的地图带来，我本来想在第二天比较两幅图的。我把复制的图藏在我放在旅馆的箱子里。
　　“您完全没有权力没收我获准研究的材料，”我咬牙切齿地说，“我会马上将此事报告给国家图书馆和英国大使馆。您究竟有什么理由反对我研究这些文件呢？它们是些中世纪史中一些不为人知的材料。我确信它们和土耳其政府的利益没有任何关系。”
　　那名官员把目光从我身上移开了，“我这是为了您好。”他毫不动情地说，“最好是换个时间，换个人来做这个研究。”
　　我从桌子旁往后退，以为自己给这些怪异的资料弄得发了疯，我以为我真的精神错乱了。但现在是大白天，再正常不过，穿黑羊毛衣西服的人也实实在在，包括他古龙香水掩盖下那股长期不洗澡的气味、汗味和其他什么味道。没有什么东西突然不见了，或者改变了。
　　几秒钟后他从自己沉浸的景象中回过头来，似乎很满意他所看见的———或者我看见的——一切，又开始微笑起来，“为了您好，教授。”
　　我站在那里，一句话也说不出来。他把地图卷在手里拿走了，我听见他的脚步声在楼梯间渐渐远去。
　　几分钟后，有个年纪较大的管理员进来，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手里拿着两本对开本，正把它们放到下面的书架上。
　　“对不起，”我对他说，声音几乎卡在喉咙里，“对不起，但这实在是太没有道理了。”
　　“他抬起头，大惑不解地看着我，“那个人是谁？那名官员？”
　　“官员？”管理员结巴着重复我的话。
　　“那个从什么部来的人，就是刚才上来的那个人。不是您让他上来的吗？”
　　他一头浓密的灰色头发，好奇地打量着我，“刚才有人来过？过去三个小时后没有人进来过。我自己就坐在入口处。说来遗憾，没有什么人来我们这里做研究。”
　　“那个人———”我说，然后又停住了。我突然发现自己成了一个只会打手势的疯老外，“他拿走了我的地图，我的意思是档案馆的地图。”
　　“地图，教授先生？”
　　“我正在研究一幅地图。我今天上午在前台借出来的。”
　　“不是那幅地图吧？”他指着我的桌子问。
　　桌子中央是一幅我平生从未见过的普通的巴尔干地图。五分钟前它肯定还不在那儿。管理员去放他的第二本书去了。
　　“没关系。”
　　我以最快的速度收拾好自己的书本，离开了图书馆。
　　车水马龙的街道上根本就没有那个官员的影子，尽管我见到好几个穿类似西装的人拎着手提箱行色匆忙地经过我身边。
　　我回到旅馆房间，发现因为客房的一些实际问题，我的行李被人挪动了。我自己临摹的那几张旧地图和上午我不需要用而没有带走的笔记都不见了。我的手提箱被人动过，又重新弄得整整齐齐的。
　　旅馆方面说他们对此事一无所知。我一整夜没睡着，聆听着外面的一切动静。
　　第二天早上，我收拾还没来得及洗的衣服和几本字典，搭船返回希腊。”

　　罗西教授又叉起两手，看着我，仿佛在耐心等待我对他的话表示怀疑。然而，是我的信仰，而不是我的怀疑突然受到了打击。“您回到了希腊？”
　　“是的，剩下来的整个夏天我都在努力忘记在伊斯坦布尔的历险，尽管我没法忘记它隐含的意义。”
　　“您离开是因为您———感到害怕了？”
　　“何止害怕，我感到恐惧。”
　　“可是您后来还是研究了那本怪书———或者叫别人研究了？”
　　“是的，主要是在史密森学会做了那个化学分析。但仅有那个分析也决定不了什么———加上其他事情的影响———我就放下了整个研究，最终将书束之高阁了。就摆在那儿。”他指了指书架的最顶层。“很奇怪———我偶尔想起这些事，有时觉得自己记得非常清楚，有时只记得些片断。我想熟悉可以让最恐怖的记忆褪色。有时———好几年里———我压根儿就不愿想起整件事。”
　　“但您真的相信吗——”
　　“如果他站在你面前，你又觉得自己还神志清楚的话，你会怎么想呢？”他倚靠书架，语气顿时相当激烈。
　　我喝完最后一口已经凉了的咖啡。很苦，沉淀物的缘故。接着问：“您后来就没再试过要搞清楚那幅地图是什么意思？或者它是哪里来的？”
　　“没有。”他停顿了一会。“没有。有几项研究我永远也不会完成，我确信它是其中之一。不过，我的看法是，这种有恐怖色彩的研究，像很多其他不那么恐怖的研究一样，一个人穷其一生才会小有进展，下一个人再接再厉，每个人在其有生之年做出一点贡献。也许数世纪前的三个人就是这样画出了那些地图，每个人都在前人的地图上加上一点儿东西。尽管我不得不承认，所有那些来自《可兰经》的驱邪警句都没能帮助我进一步了解弗拉德·特彼斯墓地的确切位置。当然，这件事可能毫无意义。他完全可能像罗马尼亚人传说的那样，葬在那个小岛的修道院里，并且像个好人似的一直在那里安睡———当然，他实在不是个好人。”
　　“但您并不这样认为吧。”
　　他又犹豫起来。“研究总要继续。不管在哪个领域里，不管研究的结果是好是坏，这是不可避免的。”
　　“您亲自去过斯纳戈夫湖吗？”
　　他摇头。“没有。我放弃了那项研究。”
　　我放下手中早已凉了的杯子，注视着他的脸。“但您还是隐藏了些什么，”我迟疑了一下，猜测说。
　　他又从顶层书架上取下一个封了口的黄色文件袋。“当然。谁会完全毁掉自己的研究呢？我根据记忆复制了那三幅地图，还保存了我自己其他一些笔记，那天我带去档案馆的。”
　　他把那个没有打开的文件袋放在我们中间的桌上，轻轻地抚摸了一下。在我看来，那轻柔和里面恐怖的内容不太相称。也许正是那种不相称，也许是外面仲春夜的降临，我变得更加紧张，问道，“难道您不认为这可能是一种危险的传承吗？”
　　“我祈祷上帝但愿可以说不。但也许这危险只是心理上的。如果我们不必思考恐惧，生活会更加美好，更加健康。你知道，人类的历史充满着邪恶的行为，也许我们应该带着眼泪而不是迷恋去思考它们。都过去这么多年了，我对伊斯坦布尔已经记不太清了，我也不会再想去那里。此外，我感觉我带走了所有我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东西。”
　　“需要进一步了解的东西？”
　　“是的。”
　　“但您还是不知道是谁绘制出那幅标明墓地现在或过去所在位置的地图啊？”
　　“是不知道。”
　　我把手放在黄色文件袋上。“研究这个我需要念珠，或者其他什么东西，辟邪物一类的东西吗？”
　　“我相信你有自己的良知，道德感，或者任何其他的东西，不管你叫它做什么———我愿意相信我们大多数人都能那样。我不会口袋里装着大蒜才出门，不会。”
　　“但是要有某种精神上的降邪物。”
　　“是的，我是这样做的。”他显得非常悲怆，几乎有些严酷了，“也许我错了，没有利用那些古老的迷信，但我想我是一个理性主义者，而且我会坚持理性。”
　　我抓住文件袋。
　　“这是你的书。很有趣的一本书，我希望你能证实它的来源，祝你好运。”他把我自己那本犊皮纸封面的书递给我。我想他虽话语轻松，却没能掩饰脸上的忧愁。“两周后再来，我们再回头来谈乌得勒支的贸易。”
　　我一定是眨了一下眼睛：连我的论文听起来也不真实了。“好的，没问题。”
　　罗西收拾好咖啡杯，我把东西放进书包，手指发僵，不听使唤。
　　“最后一件事，”当我转身面对他时，他严肃地说。
　　“什么？”
　　“我们以后不再谈这件事。”
　　“您不想知道我有什么进展吗？”我骇然，孤独感油然而生。
　　“你可以那样说。我是不想知道。当然，除非你发现自己有危险。”他像平常那样慈爱地握了握的手，脸上流露出一种我从未见过的悲伤，他自己努力笑起来。
　　“好的，”我说。
　　“两周后见！”我离开时他几乎是愉快地对我喊道。“给我带来写完的一章，或者别的什么。”

　　父亲停住了。我非常尴尬地看见他眼里有泪光。即使他不开口，我也不会再问他什么问题。
　　“你要知道，写论文实在是件很可怕的事，”他轻松地说，“再说，我们或许根本不该讲到这些。这是一个复杂的老掉牙的故事了，显然后来一切都还好，因为我现在好好地在这里，甚至不再是一个鬼魂教授，你也在这里。”
　　他眨了眨眼，镇定下来了：“最后是一个好的结局，像所有故事的结尾一样。”
　　“但是中间肯定有很多事情发生。”我勉强开口说。
　　我们站起来活动了一下，四处转了转，看看眼下的城市。在那些游客后面，我远远地看见一个从未见过的男人在缓缓前行，有意和别人保持距离。他身材高大，阔肩，身穿黑色羊毛西服。我们在那个城市见过穿黑西装的高个子男人，但不知为什么，我忍不住死死盯住眼前的这一位。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章

　　因为觉得父亲对我约束太多，我决定自己去探索一下。
　　学校里的英文藏书相当丰富。管理员很客气，我和他们怯怯地说了几句，就拿到了想要的资料———父亲提到的关于德拉库拉的纽伦堡小册子。
　　原件图书馆没有———太珍贵了，在中世纪书库里工作的老管理员对我解释说。但他在中世纪德国文献目录里找到了小册子的全文，译成了英文。“这就是你要的吧，亲爱的？”他笑着说。“我是约翰·宾纳茨，”他接着告诉我，“你需要什么，随时叫我好了。”
　　我说这就是我想要找的资料，德拉库拉。谢谢。他拍了拍我的肩膀，悄悄走开了。
　　我坐在空荡荡的房间里，重读小册子的第一部分：公元1465年，德拉库拉做了很多可怕的怪事。他在统治瓦拉几亚（罗马尼亚南部一地区———译者注）期间，烧死了所有来他国家学习语言的男孩子，总计有四百人。他还把一个大家庭穿刺灭族，他的很多子民被剥光衣服，活埋到肚脐，然后射死。另有一些被活活烤死，然后剥皮。
　　第一页还有一个脚注，字很小，我几乎错过了。后来仔细一看，发现那是对“穿刺”一词的解释。注释说，弗拉德·特彼斯是从奥斯曼人那里学会了这种酷刑的。他施行的这种刺死是用一个尖木棍刺插入人的身体，从肛门或者阴部朝上插，直到木棍从人的口里或者从头部穿出来。
　　我合上书，穿了大衣回家。然而那一整天我都被折磨着，无法释怀，不是因为德拉库拉在我心中的恐怖模样，也不是那段对穿刺酷刑的毛骨悚然的描述，而是想到这些事情在历史上真真切切地———明明白白地———发生过。要是我注意听的话，我想我可以听见那些男孩的尖叫，那个被集体处死的“大家族”临终前的呐喊。尽管父亲对我的历史教育一直都很重视，但他还是疏忽了一点，没有告诉我这个：历史上的恐怖时刻是活生生的。
　　那晚回家时，我觉得自己陡然有了一股魔鬼般的力量，我和父亲作对了。
　　我进了书房，随手关了门，站在他椅子对面。
　　“喂，”他笑着对我说，一边找他的书签，“代数作业有问题了？”他的眼神已经流露出焦急。
　　“我要您讲完那个故事，”我说。
　　他没有回答，手指在椅子扶手上敲打着。
　　“为什么您不给我多讲？”这是我第一次觉得自己对父亲是一个威胁。他看着自己刚才合上的书。我知道那样对父亲很残酷，我自己都无法理喻，但既然开了该死的头，就得讲完。“您就是不想让我了解真相。”
　　他终于抬头看我了，满脸都写着悲伤，深深的皱纹在台灯下一览无余。“是的，我是不想。”
　　“可是我知道的比您想象的要多，”我说，尽管我知道那话难免小孩子气。即使他问我，我也不会想告诉他我所知道的东西。
　　他双手交叉撑着下巴，说，“我知道。就因为你开始知道一点了，我只好把全部故事都告诉你。”
　　我满怀诧异地盯着他。“那就快讲吧。”我热烈地说，他又低上头。“我会讲的，只要我准备好了，我就会讲给你听的。但不是一次讲完全部。”突然，他冲口而出：“我没办法一次讲完所有的故事！你要有耐心。”
　　但他看我的眼神是恳求，而不是指责。我走过去，搂住他低下的头。

　　三月的托斯卡尼还冷风嗖嗖，寒气袭人，但父亲觉得在他结束米兰的四天演讲后，去那里的乡下做一次短暂旅行不错———我觉得他的职业就是演讲。这一次，我不用求他一同前往了。“弗罗伦萨非常美，特别是在旅游淡季。”
　　在步步迫近的夜色中，山庄显得很小，不过是大卵石垒起的一座低檐农舍，杉树和橄榄树环绕红房顶，两根倾斜的石柱表明这是进大门的走道。一楼的窗户里灯光闪闪。我突然觉得自己饿了，但又有一种幼稚的古怪念头，要在主人面前显得不饿。父亲从车厢里拿了我们的行李，我跟着他上了台阶。
　　“哈，这门铃还是老样子，”他满意地说，拉了拉门口的一根短绳子，一边在黑暗中把自己的头发往后抚平。
　　出来开门的人犹如龙卷风一样，紧紧抱住了父亲，在他背后狠狠地拍了拍，在他两颊上亲得啧啧响，然后稍稍欠了欠身和我握手。他的手大而温暖，搂着我的肩就把我们带进了门。前厅光线不太亮，摆满了古老的家具。他像个耕牛似地咆哮：“吉尤莉亚！吉尤莉亚！稀客来啦！快来快来！”他的英语凶猛而准确，强烈而宏亮。
　　一个高个子妇女来了。笑吟吟的她一下子就赢得了我的好感。她头发灰色，但泛着银光，用发卡往后夹住，衬托出她的长脸。她先是对我笑了笑，并没有弯腰迎接我。
　　她的手和她丈夫的手一样温暖，又吻了我父亲的两颊。一边摇头一边说了一大串意大利语。
　　“你，”她用英语对我说。“自己住一间房，很舒服的一间房，好吗。”
　　“你在学什么？”马西莫插口道。
　　“在学校里我们什么功课都学，”我拘谨地说。
　　“我想她喜欢历史，”父亲告诉他们。“也是一个不错的游客。”
　　“喜欢历史？”马西莫又往吉尤莉亚的杯子添了那种石榴红或者暗血色的酒，给自己也添了。“像我和你，保罗。我们给了你父亲这个名字，”他对呆在一旁的我解释。“因为我受不了那些你们那种没劲透了的英国人的名字。对不起，我就是不能忍受。保罗，我的朋友，你知道他们最初告诉我你放弃了自己的学术生涯去全世界游说时，我死也不信。我对自己说，噢，原来这家伙不喜欢读书，更喜欢演讲埃这个世界又失去了一位伟大的学者，你的父亲。”说完，他都没问我父亲就给我倒了半杯酒，然后拿起桌上的水壶，往杯里加了些水。我开始喜欢他了。
　　“你胡吹乱侃啦，”父亲心满意足地说。“我喜欢旅行，旅行是我喜欢做的事。”
　　“噢。”马西莫听了直摇头。“你啊，教授先生，你可是说过你会是一名最伟大的历史学家的。我的意思倒不是说你的基金会不成功。”
　　“我们更需要和平和外交，而不再去研究那些无人问津的鸡毛蒜皮，”父亲笑着反驳说。
　　吉尤莉亚在餐具柜上点了一盏灯笼，把电灯灭了。她把灯笼拿到桌上，开始切开托塔蛋糕，我一直努力不去瞪眼看它。在锋利的刀下，蛋糕的表面像黑曜石一样闪闪发光。
　　“在历史学中，不会有什么鸡毛蒜皮。”马西莫对我眨眨眼睛。“另外，连伟大的罗西也说你是他最好的学生，我们其余的人难讨这家伙的欢心。”
　　“罗西！”
　　我情不自禁地脱口而出。父亲在吃点心，他不安地瞥了我一眼。
　　“那么你知道你父亲辉煌的学术生涯啦，小姐？”马西莫的嘴里被巧克力塞得鼓鼓的。
　　父亲又瞟了我一眼。“我跟她讲过以前的一点点事，”他说。
　　我听懂了他话里隐含的警告。不过，才过一会儿，我觉得那警告更可能是说给马西莫听的。因为马西莫接下来的一句话让我脊椎凉嗖嗖的，父亲连忙去谈政治了。
　　“可怜的罗西，”马西莫说。“一个悲壮，完美的人。想到自己认识的人就那样———呼地———失踪了，真是奇怪。”

　　第二天上午，我们站在一个沐浴着阳光的广场上，那也是全镇的最高点。
　　“你有问题要问我吗？”父亲说。
　　“不，我只是想知道罗西教授。”我把吸管插进橙汁里。
　　“我想是的。马西莫太不注意了，竟然说起这个。”
　　我害怕知道答案，但还是要问。“罗西教授死了吗？马西莫说他失踪了就是说他死了吗？”
　　父亲的目光越过阳光照耀的广场，望到对面的咖啡馆和肉店，“是也不是。呃，说起来令人心碎。你真的想听？”
　　我点头称是。
　　父亲飞快地朝我们周围看了看，周围没有其他人。“好吧。”父亲终于说道。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章

　　你看，父亲说，那晚罗西给了我那包文件包，我笑着离开了他办公室。在转身离去的一刹那，我突然觉得应该阻止他，或者应该回去再和他谈谈。我知道这种感觉只是由于我们奇异的谈话内容所致，那是我生命中最奇异的事了，所以我马上又打消了这个念头。系里另外两名研究生走过，他们在热烈地交谈着什么，罗西关上门前他们还和他打了招呼，又急匆匆地朝我身后的楼梯走去。他们热切的谈话让我觉得我们的生活一如既往，但我还是感到不安。我书包里那本龙书无异一块烧红的烙铁，现在罗西又给了我这袋他自己的笔记。但我实在累，不管它们说的是什么，我都无法面对。
　　我出到路上，问自己，我怎么可以不相信自己的导师，不相信他的学术观点呢？那样的话，我们一起做的所有工作不是都要受到质疑吗？我已经整理好了论文的前面几章，整整齐齐地放在家里的书桌上，想到这儿，我不禁发起抖来。如果我不相信罗西的话，我们还可以继续一起合作吗？难道我要把他当成疯子吗？
　　也许是我一直在想着罗西，我经过他窗下时，绝对相信他的台灯还亮着。无论如何，我踏进从他窗口投射到街上的那片灯光，正要朝我自己住的方向走去。突然，我脚下的光圈消失了。刹那间，恐惧从头到脚席卷而来。前一秒钟我还走人行道上那片灯光中，一边在沉思，后一秒钟我就呆在原地，不能动弹了。我同时意识到两件奇怪的事情。
　　第一，尽管我在这条路上走了上千次，我从未在这条哥特式教学楼之间的人行道看过这灯光。我以前从未见过这光，因为那时有路灯。现在可以看见了，因为所有的路灯都灭了。我孤零零地站在那儿，刚才最后的脚步声好像还在回响。街道上一片漆黑，只有从罗西办公室里投射下来的那片残碎的光这。十分钟前我们还在他的办公室里谈话。
　　我的第二个想法，如果两个想法有先有后的话，向我袭来，令我犹如瘫痪一般，停住了脚步。我说袭来，因为它就是那样进入我的视线的，不是进入我的理智或者我的本能。
　　就在那一瞬间，我独自站在街上的时候，我的导师房里温暖的灯光熄灭了。也许你觉得这太正常不过：下班时间早过，最后一个离开的教授熄灯准备离去，于是街灯不太亮的地方变暗了。然而事实并非如此。一盏普通的台灯不可能会那样熄灭。好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我后面疾驶过去，扑灭了光源。然后，街道彻底黑了。
　　有一刻我停止了呼吸，惊恐地回头去看那黑了灯的窗口。但在黑暗的街上，我什么也看不见，我冲动地跑过去。
　　我刚才出来的那扇门关得紧紧的，楼的正面看不到别的地方还有灯亮着。都这么晚了，照理说门应该是被出来的人锁了的———那样很正常。我站在那儿犹豫着，只想跑到其他门去看看。可是，路灯这时又亮了，我焦躁不安。那两个跟在我后面出来的那两个学生不见了，我想他们一定是往另外的方向走了。
　　现在，另一帮学生一路笑着走过去了，街上不再显得荒寂。如果罗西出来看见我等在这里怎么办？他刚关了灯，锁了办公室的门，肯定就要出来了。他说他不想再和我讨论我们一直在讨论的问题。我在大门口的台阶上，如何跟他解释自己不可理喻的恐惧呢？他都说了不要再提此事———也许是不再谈所有恐怖的话题？
　　我觉得很尴尬，连忙在他可能赶上我之前回到了家。到家后，我把他给我的文件袋放在书包里，没有打开，就径直上床了———尽管整夜都没法安睡。
　　接下来的两天我很忙，没去看罗西给我那些文件。事实上，我尽量不去想那些神秘的古书。
　　第二天下午晚些时候，系里一位同事在图书馆拦住我问，“你听说罗西出事了吗？”他抓着我的手臂，把我转了一圈才拦住我，因为我走得很快。
　　我大吃一惊。“保罗，等一下！”
　　是的，你猜对了，是马西莫。他读研究生时就是个胖子，还是个大嗓门，也许比现在还大。我抓住了他的手臂。
　　“罗西？什么？什么？他怎么啦？”
　　“他失踪了，不见了。警察正在搜他的办公室。”
　　我一路跑到办公楼。那里看起来很正常，在傍晚的阳光中显得有些朦胧，楼里挤满了从教室出来的学生。
　　在二楼罗西的办公室里，城里的一名警察正在和系主任以及几个我从没见过的人讲话。我到那里的时候，两个穿黑夹克的人紧紧地关上罗西的书房，朝楼梯和教室走去。
　　我挤过去问警察，“罗西教授在哪里？他怎么啦？”
　　“您认识他？”警察从他的笔记本上抬起头来。
　　“他是我的导师。我两个晚上前还来过这里。谁说他失踪了？”
　　系主任走过来和我握手。“对这件事你知道什么情况吗？他的管家中午打电话来说他昨晚和前晚都没有回家———也没有打电话说要回家吃饭。她说他以前从来不会这样。他今天下午还缺席了系里的一个会，事先也没打电话，这也是从未有过的事。另外，一个学生过来说他本来和罗西约好了在他上班的时候来见他，但一来就发现门锁了，没有人在。他今天本来要上课的，也没有上。最后我只好叫人打开他办公室的门。”
　　“他在吗？”我尽量平静地问道。
　　“不在。”
　　我不管三七二十一，撇下他们就向罗西的门冲过去，但警察的一只手臂挡住我的去路。“别急，”他说。“您说您两天前的晚上还在这里？”
　　“是的。”
　　“您最后见到他大概是几点？”
　　“八点半左右吧。”
　　“您当时看见有其他人在吗？”
　　我想了想。“是的，只有系里的两个学生———我想是伯特兰和伊丽莎。他们是同时离开的。他们走的时候我也走了。”
　　“好的，把这个记下，”警察对一个手下说。“那天您注意到罗西教授有什么异常的举动吗？”
　　我能说什么呢？是的，的确有———他说吸血鬼是真的，德拉库拉伯爵就在我们中间。他还说我也许从他的研究中继承了一个诅咒。然后我看见他房里的灯好像是被一个巨大的——
　　“不，”我说。“我们在谈我们的论文，一直坐着谈，谈到大概八点半。”
　　“你们是一起离开的吗？”
　　“不是。我先走的。他送我到门口，然后回办公室。”
　　“您走的时候在大楼附近看见了什么可疑的东西或者人没有？听到了什么？”
　　我又犹豫了。“没，没什么。街上曾有一下子全部都黑了。路灯都灭了。”
　　“是的，那个我听说了。但您没有听见什么或者看见什么异常的东西吗？”
　　“没有。”
　　“到目前为止，您是最后一个见到罗西教授的人。”警察说。“一定好好想想，你们在一起的时候，他说了什么或做了什么奇怪的事？有没有谈到郁闷、自杀，或者任何类似事情？有没有提到要出门，去旅行什么的，比如说？”
　　“不，没有。”我老实说。警察狠狠地看了我一下。
　　“我需要您留下姓名和地址。”他都记了下来，转头去看系主任。“您可以担保这年轻人吗？”
　　“他从不说假话。”
　　“好的，”警察对我说。“请您跟我进来，如果您看到屋里有什么异常的东西，特别是与两天前不同的东西，告诉我。什么也别动。事实证明，这种情况一般来说大多数都是可以预测的。家里有急事啊，精神突然有点儿不对劲蔼——他可能过一两天就会回来。这种情况我见得多啦。但考虑到桌上有血迹，我们还是不想贸然行事。”
　　桌上有血？我两腿有点儿发软，但还是跟在警官后面慢慢进了门。
　　警官让我面对窗户，说，“抬头看！”
　　书桌上方，在洁白的天花板上，有一道五英寸长的擦向一边的污迹，像是要指向外面的什么东西。
　　“这也好像是血。别担心。它可能是，也可能不是罗西教授的。即使搭个凳子，一个人能轻而易举地摸到天花板也是不可能的。我们化验了所有的东西。现在，您好好想想，罗西教授那晚提到有什么鸟进来了吗？”
　　我花了几秒钟干巴巴地讲出这个简单的字：“不。”
　　但我不明白他为什么问我这个问题。我终于看到那污迹的末梢，看到了它是从哪个方向拖过来的。
　　罗西书架的顶层，在他称之为“他的失败”那排书中，有一本不见了。两个晚上前他把它放了回去，现在那地方只剩下一个黑暗的缺口。
　　我一向喜欢坐在校图书馆中心的那张长凳上，它还沐浴在春日午后的最后一丝阳光中。
　　我环顾了一下人头攒动的大厅，很快消退的夕阳和入口处频繁开启的大门，然后我拿起自己的旧书包，拉开拉练，拿出一个的全黑的大厚纸袋，上面是罗西的笔迹：给下一位。
　　下一位？前天晚上我还没有仔细看。他的意思是留待自己下一次再做这个项目，再攻克这个堡垒时再用吧？下一位，或下一次都说得通。抑或他的意思是我就是那“下一位”？这可以证明他疯了吗？
　　我打开纸袋，发现里面是一大叠不同大小不同质量的纸张，很多都旧了，有的是半透明的薄纸，上面打满密密麻麻的字。材料真是丰富。我想我要摊开来看看。
　　我走到最近一张蜂蜜色桌子，靠近放图书目录卡的地方。那儿还有很多人，都是不认识的，我还是怀疑地回头望了望，然后拿出文件，铺在桌上看起来。
　　作为一个历史学家，我知道给档案编序是很重要的。我拿出铅笔和纸，开始给罗西的文件一一编号。
　　最早的，最上面的是那些半透明纸薄张，上面尽可能整齐地打满了东西，看上去多少像文字。我把它们小心放在一起，没有仔细看。
　　第二件是一张地图，手绘的，还算清晰。但已经开始褪色，上面标的那些记号和地名几乎看不清了。绘图纸较厚，像是国外的纸，很明显是从一叠旧的写字本上扯下来的。接下来还是两幅相似的地图。然后就是三页草稿纸，墨水笔迹，可以看得清楚。我把这些也放在一起。接下来的是一本《浪漫的罗马尼亚》的英文旅游小册子，看封面包装像是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产品。然后是两张宾馆的发票和早餐券，伊斯坦布尔的。然后是一张很大很老的巴尔干地图，印制粗糙，两种颜色。最后是一个象牙色小信封，封了口，没有什么标记。我把它放在一旁，没有去拆信。
　　就这么多了。我把牛皮纸袋翻过来，还摇了摇，这样即使有个死苍蝇什么也逃不过我的眼睛了。
　　我这么做的时候，突然（第一次）有一种特别的感觉，这种感觉将伴随我随之而来的所有行动：我感到了罗西的存在，他为我思维严密而感到骄傲，似乎他的灵魂通过他教给我的周密方法活在我心里，和我说话。我知道他作为一位研究者，工作效率是很高的。对于任何文件、任何档案，他既不糟蹋，也不疏忽———不管那东西离家多远，当然更不会放过任何想法，不管那想法在同事中多么的过时。他的失踪———我狂乱地想———他急需我去解救，这突然使我们几乎平起平坐了。我也感到，他一直以来也在期待这个结果发生，不过在等待我赢得它这一时刻的到来。
　　所有这些文件都摊开在眼前的桌子上，发出干燥的味道。我从那些信件开始着手。
　　信上的文字挤得密密麻麻的，写在半透明的纸上，没有什么错误或者更正的痕迹。每样只有一份，它们好像已经按时间顺序放好了。每一封都写了日期，都是一九三零年十二月的，到现在有二十多年了。每一封的抬头都是牛津大学三一学院，没有更详细的地址。
　　我看了看第一封信。信里谈到他发现了那本神秘的书，以及他在牛津大学做的初步研究。信的署名是，“您痛苦的朋友，巴托罗米欧·罗西”。信的开头———我的手开始发抖，但我还是在小心拿着那薄薄的纸———还是那亲切的一句话：“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人———”
　　父亲突然缄口了，他颤抖的声音让我提前转开视线了，免得他强迫自己再说些什么。
　　就在那样的默契中，我们拿了外套，走过那著名的小广场，假装还想去看看那教堂的正面。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章

　　接下来好几个星期父亲都呆在阿姆斯特丹，那段时间我都感觉父亲在以一种新的方式跟踪我。每次我晚回家，他都会打电话给克莱太太询问。
　　一次，我和克莱太太解释说我想和一些同学一起去喝茶做作业。她说好的。
　　我挂了电话，径直去了大学图书馆。找到《中欧史记》，在笔记本里抄下了下面这段话：弗拉德·德拉库拉除了骇人的残酷外，也具有非凡的勇气。1462年，他骑马越过多瑙河，夜袭苏丹迈米德二世和他的部队。他们集结在那里本来是要进攻瓦拉几亚的。就在那一次袭击中，德拉库拉杀死了几千土耳其士兵，苏丹本人也只是勉强逃命，后来，奥斯曼卫士才击退了瓦拉几亚人。
　　和他同时代的欧洲郡主可以做出同样的举动———很多时候也许还不仅如此，有少数几个也许还杀人更多。德拉库拉的特别之处在于，关于他的故事总也讲不完———也就是说，他拒绝从历史中销声匿迹，关于他的传说总是连绵不断。在英国，有几份资料直接或间接地提到另外的资料，各式各样的说法足以让任何一个历史学家好奇不已。他生前已经在欧洲恶名远扬———以我们今天的标准来看，当时的欧洲还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大世界，各地政府还依靠马背上和船只来保持联系，那时，达官贵人可怕的残酷也不算什么罕见的事情，能够如此扬名，实乃一巨大成就。德拉库拉的恶名没有随着他在1476年的神秘死亡和奇怪的葬礼而结束，直到西方世界进入光明的启蒙时期，关于他的纷纭众说才渐渐黯然失色。
　　关于德拉库拉的条目就讲了这么些。够我消化一天的了。
　　我又走到英国文学的馆藏部分，很高兴地发现图书馆有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这本书我跑了不少次图书馆才读完。
　　我就坐在那张椅子上，任凭斯托克的另一种哥特恐怖小说和维多利亚时代温馨的爱情故事慢慢拥抱我。我不知道自己想从书中得到什么。据我父亲说，罗西教授讲过，要了解真正的德拉库拉，这本书毫无用处。我认为，小说中这个彬彬有礼而又令人生厌的德拉库拉伯爵是一个难忘的人物，即使他和弗拉德·特彼斯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但罗西自己相信，生活中德拉库拉在历史过程中已经成了一个吸血鬼。我不知道小说是否有能力让如此奇异的事情成为现实。毕竟，罗西是在《德拉库拉》出版很久以后才有了自己的发现。另一方面，在斯托克出生前，弗拉德·德拉库拉作为一种邪恶的力量已经有四百年了。这一切都让人无比困惑。
　　罗西教授不是还说过斯托克为吸血鬼的传说找到了很多有用的资料吗？我从来没有看过吸血鬼的电影———父亲不喜欢任何恐怖的东西———小说的那些俗套对于我来说很是新鲜。
　　根据斯托克的说法，吸血鬼只在日落和日出之间出来活动。吸血鬼长生不死，吸食活人鲜血，把他们变成自己的同类。他可以变成蝙蝠、狼或者一团雾。用大蒜花和十字架可以避免吸血鬼的袭击，在他白天熟睡的时候，可以用一根木棍插入他的心脏，在他口里塞满大蒜而让他毙命。用银子弹射穿他的心脏也可以取得同样的效果。
　　所有这些都没有吓倒我。在我看来，这一切都太遥远，太迷信，太怪异了。但每次我读过，记好我读完的页码后，把书放回书架，故事里总有样东西如影随菜，一直伴随我走出图书馆，渡过运河，回到家。
　　在斯托克的故事里，德拉库拉总是喜欢袭击一个目标：少女。
　　父亲说他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渴望春天去南方，他也想让我去看看它的美。
　　我的假期快到了，他在巴黎的会议也只有几天。我早已学会了不去逼他，旅行也好，给我讲故事也好。他准备好了的话自然会接着讲。他从来都不会在家里讲的。我想，他是不想把黑暗的东西带到家里来。
　　我们坐火车到了巴黎，然后开车往南进入塞文山脉。大概一两天后，我们就上到了更凉爽的山区。
　　“东比利牛斯山脉”，在一次野餐时，父亲打开地图告诉我，“我多少年都想再来这里。”
　　我用手指在地图划过我们所走的路线，惊奇地发现我们已经离西班牙非常近。这个想法，以及这个漂亮的法语单词“东部”，都让我激动不已。
　　父亲想去看一座修道院。他说，“我想，我们可以在今晚前到达山脚下的小城，明天走上去。”
　　“它很高吗？”我问。
　　“它在半山腰。所以没有什么外来的干扰。它是公元1000年建造的，简直难以相信———那么个小地方，简直就镶嵌在岩石缝里。最热切的朝圣者都很难爬到上面去。不过你也会同样喜欢山下的城镇，那是个古老的温泉小镇，真的很美。”父亲笑着说。但我可以看出他是有些坐立不安了，瞧他飞快折起地图的样子就知道。我觉得他马上就要给我讲另外的故事了。也许这一次我不再需要求他。
　　我们在镇上一家十九世纪的旅馆一楼的餐馆吃饭，愉快地喝着西班牙凉菜汤，吃炸小牛排。
　　餐馆经理一脚踩在我们桌旁的铜栏杆上，随意而礼貌地问起我们的行程。他长相平平，穿着一身完美无缺的黑制服，长脸，非常鲜明的橄榄色皮肤。他说着一口断断续续的法语，还带了些我从来没听过的口音，父亲比我听懂得多，他给我翻译。
　　“啊，当然———我们的修道院，”经理回应着我父亲的问题，“您知道圣马修修道院每年夏天都会吸引八千游客来这里？是的，的确是这样。他们都是那么友好，安静，很多外国来的基督徒都是自己步行上去，真正的朝圣之旅埃他们早上自己整理床铺，悄悄地来，悄悄地走，我们甚至都不知道。当然，很多人是为了温泉来的。你们会去洗温泉，是吗？”
　　父亲说我们住两晚就要北上，我们计划第二天都呆在修道院。
　　“您知道关于这地方有很多传说，有的非常不可思议，但都是真的。”经理笑着说，他的脸突然变得英俊起来，“这位小姐能听懂吗？她也许想知道这些故事呢。”
　　“我懂，谢谢，”我礼貌地用法语回答。
　　“好，我来给你讲个故事。他们都管我叫镇上的历史学家呢。你们边吃边听吧。我们的修道院是公元1000年建的，你们都知道了。实际上，是公元999年建的，当时修士们选了这个地方准备迎接千僖年天启的到来。他们爬遍了这里的大山，给他们的教堂找一块合适的地方。一天，他们中有一个人做了一个梦，梦里看见圣马修从天而降，将一朵白玫瑰放在他们头顶的山峰上。第二天，他们爬到那地方，做了祷告，把那里变成一块圣地。非常漂亮———你们会喜欢的。修道院和它的小教堂年满百岁，其中最虔诚的一位修士突然神秘地去世了，他才人到中年，负责教育年轻一代的修士。他叫米古尔？德？库哈。他们给他举行了隆重的追悼仪式，把他埋在他们的地下室里。不久，一场诅咒降临到整个修道院。好几个修士死于一场奇怪的瘟疫。他们一个接一个被发现死在回廊上———回廊很漂亮，你们会喜欢的，这是欧洲最漂亮的回廊。于是，人们发现那些死去的修士面如死鬼，好像他们血管里都没有血一样。人人都怀疑他们是被毒死的。
　　“终于，一个年轻的修士———那个死去的修士的爱徒———不顾院长的反对，要去地下室挖掘自己的老师。院长吓坏了。然后他们发现那老师竟然还活着，但并不是真的活着，如果你们能明白我的意思。他活着，但又死了。他晚上起来去取其他修士的命。为了把那可怜人的灵魂送到合适的地方，他们从山里一处圣地弄来圣水，还拿了一根非常尖利的木棍———”
　　他在空中作了个夸张的手势，让我明白那木棍有多尖。我一直在全神贯注地看着他，费劲地听着他那奇怪的法语，尽最大努力把他讲的故事在脑海里串连起来。
　　父亲已经停止了他的翻译，经理讲到这里，他的叉子当啷掉到他的盘子里。我抬头时，突然发现他面如白纸，正瞪着我们的新朋友。
　　“能否给我们———”他清了清嗓子，用餐巾擦了一两次嘴，“能否给我们来杯咖啡？”
　　我们出来的时候，尘土飞扬的广场最低处充斥着单调的喇叭音乐。我们脚下，路灯开始亮了，燕子在教堂的钟楼飞进飞出，绕着它打转，好像在空中勾勒出无形的轮廓。我注意到其中一只像醉了似的在翻横斤斗，完全没有燕子的轻巧和敏捷。后来借着光才发现那原来是一个落了单的蝙蝠。
　　父亲叹了口气，靠墙站着，一只脚搭在一块石头上。
　　我没敢问他对餐馆经理的故事为何反应那么奇怪，但我觉得，对于父亲来说，有些故事比他以前告诉我的要更加可怕。这一回，无需我开口求他，他已经要开始讲了，好像他现在喜欢更可怕的东西。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八章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如果我告诉您，我现在枕着一圈大蒜头睡觉，我虽是无神论者，却在戴着一个项链，上面有金色的十字架坠子，您是否不会感到那么困惑？当然，我没有这样做，但如果您愿意，您尽可以去想象那些各式各样的护身符。在智力上，在心理上，它们都其对等物。至少，我日夜坚守着后者。
　　让我继续讲述我的研究：是的，我去年夏天改变了我的旅行计划，到了伊斯坦布尔。促使我改变行程的是一张羊皮纸。我跑遍牛津大学和伦敦，寻找所有与我那本神秘的空白书上那个德拉库拉有关的资料。为此我做了一捆的笔记。
　　在我离开希腊出发的前夜，我真地是想要放弃这毫无意义的研究，事实上，就在我把干净的衬衣和旧太阳帽放进旅行包时，我还突然有了一种要向命运低头的感觉，我几乎就要放弃所有这一切了，就在那天下午的晚些时候。
　　然而，我做事总喜欢抢在时间的前面，所以那天我在睡觉起来去赶早班火车之前还有点儿时间，最后一次去图书馆的珍本室，它到九点才关门。那里有份档案我想碰碰运气（尽管我怀疑它会给我的研究带来光明）。在奥斯曼这一词条下有份材料我觉得刚好是属于弗拉德·德拉库拉生活时期的，我看到那里所列的文献大都是中世纪到十五世纪晚期的。
　　我毫不费劲地找到放在盒子里的文件，里面有四、五份被平整了的、不长的羊皮纸卷，是奥斯曼人手工制作的，都是十八世纪捐献给牛津大学的礼物。每卷上标的都是阿拉伯文。
　　文献最前面的英文介绍显示里面没有我要找的东西。我叹了口气，把那些羊皮纸放回到盒子里去，这时，最后一卷的背面上有样东西引起了我的注意。
　　那是一份简短的清单，是萨拉热窝和斯科普里呈送苏丹的官文，背面是一通随意的涂画，古老的涂画，好像是一张开支的清单——买的东西都记录在左边了，价格写在右边，用的是一种我看不明白的货币单位。
　　“献给苏丹五百头山狮，45，”我绕有趣味地念道。
　　“献给苏丹两根金宝石腰带，290。两百张羊皮，89。”
　　看到最后一条，我手里捧着羊皮纸，不禁毛骨悚然：“龙之号令的地图和军事记录，12。”在它下面标有一个几乎要被抹去的年份，却烙印在我脑海里的：1490年。
　　我记得，1490年龙之号令已经被奥斯曼帝国击垮。根据传说，这时弗拉德·德拉库拉已经埋在斯纳戈夫湖有十四个年头了。和那些宝石腰带和羊皮相比，龙之号令的地图、记录材料或者它的秘密实在是便宜。也许它们是商人最后顺手买来的，这里的这个商人是不是一个巴尔干旅行者，能写拉丁文，会说一点斯拉夫语或者从拉丁文衍生的某种方言？不管他是谁，我都祝福他脚下的尘土，因为他记下了这些开支。
　　我走去服务台，管理员在检查一个抽屉。
　　“对不起，”我说。“你们这里是否有按国别分类的历史档案目录？比如说，土耳其的档案？”
　　“我知道您在找什么，先生。大学和博物馆有这样的清单，但肯定不完整。我们这里没有，但中心图书馆的服务台可以给您。他们早上九点开门。”
　　我记得去伦敦的火车十点零四分才开。我只要大约十分钟就可以研究所有的可能性。如果在这些可能性当中出现了苏丹迈米德二世或者他的继任者的名字——那么，我也不一定非要急着去看希腊的罗德斯雕像。
　　非常痛苦的，
　　巴托罗米欧·罗西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3日

　　时间好像在那个高穹顶的图书馆大厅停滞了，尽管我周围人流如故。我读完了整封信。那一叠下面还有四封。我正在考虑是否要收起所有的东西回家继续看，这时，一个年轻的女士走过来，坐在了桌子对面的椅子上。我看到那女人手里拿着的书。她在翻阅书的中间部分，手边放着笔记本和笔。我惊讶地看了看她的书名，又看了看她，然后再看看她放在旁边的一本书。然后，我继续盯着她的脸。
　　这是一张年轻的脸，但又好像略为显老，眼角有点皱纹，就像我自己早晨在镜子里看到的一样，一眼看去就知道是个不知疲倦、拚命工作的人。于是我知道她一定是个研究生。在这寻求种种知识的地方，她读的书——我又看一眼，又一次惊讶不已——是《喀尔巴阡山记的》，而她深色套头衫袖子压的是布兰·斯托克的《德拉库拉》。
　　“对不起，”我连忙说。“您的书——我是说，您在读的这本书——很吸引人。”
　　她不理会我，耸了耸眉毛，眼睛还是盯在摊开的书上。
　　“您瞧，我也是在研究同一个课题，”我坚持说。
　　她的眉毛弯得更高了。但我指了指眼前的这些文件。“不，也不算是。我不过一直在读关于——”
　　我看了看眼前这一堆罗西的文件，突然住了口。她那轻蔑的斜视让我的脸开始热了起来。
　　“德拉库拉？”她讽刺地说。“您那一堆好像是第一手资料？”她讲话口音很重，但我不知道是哪里的口音。
　　我换了一种策略。“您读这些纯粹是好玩吗？我的意思是，为了娱乐？还是您在从事这一研究？”
　　“好玩？”她没有关上书，也许她在想方设法打击我。
　　“呃，这个话题非同寻常，如果您在研究喀尔巴阡山的话，那您一定对这个课题有浓厚兴趣了。”我没有说得太快，这是我从硕士答辩以来养成的习惯，“我自己也正要打算去看那本书呢。事实上，是那两本。”
　　“真的？”她说。“为什么啊？”
　　“这个嘛，”我冒险说道。“我从——从一个非同寻常的地方找到这些信——它们提到了德拉库拉。他们讲的是关于德拉库拉的事。”
　　她的目光中开始流露出一点兴趣，放松的姿势中显出一种男性的自得。我突然想到，这个姿势我看过上百次了。我是在哪里见过的呢？
　　“那些信里讲的是什么呢？”她用低沉的外国口音问我。
　　“我在和另外一个人在一起工作——那个人现在有些麻烦，二十多年前他写了这些信。他把我交给了我，希望我也许可以做点什么帮他摆脱眼下的——处境——目前这种处境——和他的研究——我的意思是他以前研究的课题有关。”
　　“我明白了，”她冷冷而有礼地说。然后，刻意但不慌不忙地站起来收拾她的书。现在她拿了自己的提包要走了。她和我想象的差不多高，宽肩，有点儿结实。
　　“您为什么在研究德拉库拉？”我绝望地问道。
　　“我想这和您没有任何关系，”她简明扼要地告诉我，转过身去。“但我在准备一次旅行，尽管一时还没确定什么时候走。”
　　“去喀尔巴阡山？”我突然觉得，在这场谈话中，我成了个喋喋不休的人。
　　“不。”她轻蔑地把答案抛给我。“去伊斯坦布尔。”

　　“天啊，”父亲突然对着充满鸟语的天空祈祷起来。
　　“最后一批燕子都飞过我们头顶回家了。又一次，父亲的故事中断得太快了。
　　“看，”父亲说，从我们坐的地方直指向前。“我想那就是圣马修修道院了。”
　　我顺着他的手往那黑黝黝的群山瞧去，发现上面有个地方，灯光微弱但平稳。旁边没有其他灯亮着，这说明附近没有住人。俨然一块大黑布上的一点亮光，高悬在那里，但又不是在顶峰——它悬挂在城市和夜空之间。
　　“是的，我想那肯定就是修道院。”父亲又说了。“我们明天要真正爬山了，即使我们走大路上去。”
　　我们再次漫步在没有月光的街道上，这时，我感到一种从高处坠落下来的失落感，告别了某种高尚的东西。
　　我们在古老的钟楼处转弯，我又一次回头看了它一眼，让那点微小的亮光刻在我脑海里。它还在那里，在一面墙上闪烁，墙外是黑暗中的九重葛花。我不觉安静地站在那里好好看了它一会。就在那时，灯光闪了一下，就一次。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九章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我将尽快结束我的讲述，因为您必须从中得到重要的信息，这样我们两个人——啊，至少能幸存下来，能在仁慈和怜悯中继续生存下去。
　　还是续上前话吧：我从英国到希腊的旅程异常顺利，这样顺利的旅行我平生有过几次。在这样的田园风光中，我都考虑过完全放弃追索德拉库拉这个名字，在我看来这是个恐怖的幻想。我一直把那本古书带在身边，不想和它分开。但现在我已经有一个星期没有打开它了，我觉得自己从它的诅咒下解放了出来。但是有点什么东西——一个历史学家对周密的热爱，或者就是喜欢追逐些什么——让我坚持计划。接下来我还要讲几件事，它们都可能会让您觉得不可思议。我请求您读完。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4日

　　父亲说，我听从他的请求，读完了每一个字。
　　那封信再次告诉我罗西在苏丹迈米德二世文件中骇人的经历———他在其中找到一张用三种语言标识的地图，好像指示出弗拉德·德拉库拉墓的方位，后来这地图被一个阴险的官员偷走了，那官员脖子上有两个很小的刺孔。
　　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他的写作风格缺少前面两封信的严谨，文字单薄，像是受到了什么干扰，好像他是在极度不安中打下这些东西的。尽管我自己也很不安，我注意到他讲述的语言，和两晚前他给我讲那些事时的语气是一致的。
　　还剩三封信，我迫不急待地去读下一封。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自从那个可恶的官员抢走了我的地图，我就开始倒霉了。我回到房间，发现旅馆经理已经将我的行李搬到了一个更小更脏的储藏室，因为我房间房顶的一个角落有东西掉下来。在搬东西的过程中，我的一些文件不见了，一对衬衫袖的金链扣也不翼而飞。
　　我坐下来，马上开始根据回忆重写我关于弗拉德·德拉库拉历史的笔记，然后从那里赶回希腊，打算继续我的克里特研究，因为现在空闲时间多了。
　　到克里特的海上航行真是可怕。我想继续写我的克里特，但是我看了那些笔记完全没有灵感。从镇上的人那里听来的迷信也没有让我稍稍心安。我以前来没太注意，其实这些迷信在希腊广为传播，我应该早就知道的。
　　按照希腊传统的说法，其他很多地方也一样，吸血鬼的源头叫弗里柯拉克斯，指的是任何死后没有埋葬好的尸体，或者腐烂得慢的尸体，更不用说那些被意外活埋的了。
　　克里特酒馆里的老人们更愿意给我讲他们二百一十个吸血鬼的故事，而不愿告诉我在哪里找到类似那一块的陶器碎片，也不愿说他们的祖先钻进哪些古代的沉船中掠夺东西。
　　我把这些写下来，心想也许它们和我遇到的其他情况有儿点联系，至少它们可以告诉您我到达牛津大学时的状态：精疲力竭，沮丧万分，心惊胆战。我看到镜子中的自己脸色苍白，瘦削。在如此的不安中，我在刮胡子时经常笨手笨脚，划伤自己。只要一被划伤，我就会情不自禁地退缩，想起那个官员脖子上的那道没有完全愈合的伤口，更加怀疑起自己的记忆。有时，我被折磨得几乎要发疯，好像自己有什么事情没有完成，有某个目标我没法搞清楚。我很孤独，充满渴望。一句话，我进入一种从未有过的精神状态。
　　您最痛苦的，
　　巴托罗米欧·罗西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1930年12月15日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章

　　作为一个成年人，我一直都了解时间馈赠给旅行者的那份特殊礼物：想要故地重游的渴望，想找到从前跌跌撞撞走过的路，重新获得那种探索的感觉。
　　非常年轻的旅行者不会了解这一点，我自己就不了解，但我在父亲身上看到了，他在东比利牛斯山的圣马太修道院的举动让我感到了重复的神秘，我知道他多年前到过这里，而且这个地方把他带入一种在其他地方都没有出现过的微妙境界。他想来这里，悄悄回忆曾经来过的经历。我已经明白了，父亲记住的其实不是建筑，而是发生在那里的事情。
　　一个身着黄色长袍的修士站在木门边，默不作声地给游客派发宣传小册子。
　　“我告诉过你，这个修道院还开放，”父亲平静地告诉我。我莫名奇妙地确信，父亲在这里出过什么事。
　　和我的第一个印象一样，我的这个第二个印象也是一闪而过，但更加敏锐：他打开小册子，一只脚迈上石头台阶，非常不经意地低头看了看那上面的文字，而不是抬头看我们头顶的动物装饰。我看得出，我们就要迈入这一圣所，而他对它旧有的感情没有消失。
　　东比利牛斯山的圣马太修道院坐落在海拔四千英尺的山上，走进门去就是圣马太小巧的教堂和它精致的回廊，好像是一位有艺术品位的力士参孙的杰作。我们一进门就被一阵滴水声吸引住了。在那么高，那么干燥的地方竟然有如同山泉一样自然的水声，令人叹为观止。
　　“隐居的生活，”父亲坐在我身旁的围墙上，喃喃说道。
　　他脸上的表情看上去怪怪的，一只胳膊搂住我的肩膀，他很少这样做。
　　“看起来很平静，但日子是艰苦的，有时还不无险恶。”
　　我们下面的空气中有些什么挂在那儿，闪烁着。父亲还没指给我看，我就意识到那是什么了：一只被猎食的鸟，环绕着柱子，像是一块漂浮的铜板。
　　“造得比鹰高一点，”父亲在笑着说。“你知道，鹰是基督教里很古老的象征符号，代表圣约翰·马太——也就是法语里的圣马太——是一名天使，路加是牛，圣马克当然是带翼的狮子。你在亚德里亚海总会看到那种狮子，因为他是威尼斯的守护神。他爪子上有一本书——如果书是打开的，说明那座雕像或者浮雕是在威尼斯和平时期完成的。如果书是关上的，说明当时威尼斯当时正处于战乱时期。我们在拉古萨看见过他——记得吗？——书被合拢在门上。现在我们又看见鹰作为这里的守护神。这里的确需要守护。”他皱了皱眉，站起身来，转头过去。
　　我突然想到他后悔我们来到这里，后悔得几乎要掉眼泪。只听得他说，“我们四处看看吧。”
　　我们走到通往地下室的台阶，这时，我又一次看到父亲那不可思议的害怕。在楼梯一个宽敞的转弯处，他好像故意走得很快，把我拉在后面，我们往下走到一块岩石上时，他都不牵我的手。黑暗中，一股逼人的冷气朝我们袭来。
　　“这是教堂的第一座中殿，”父亲的声音完全正常，但这解释倒没必要，“修道院日渐强大起来，他们不断地盖房子，结果都扩展到外面去了，干脆在旧址上重新盖了一座。”
　　厚重的柱子上，那些石头烛台上的光打破了黑暗。
　　父亲长舒了口气，环顾着岩石里那个巨大的、冷冷的洞。“这就是第一任修道院院长和随后几位院长的安息之地。我们的行程就到此结束了。好了，我们去吃午饭吧。”
　　我在出来的时候停顿了一下。突然有股冲动席卷而过，几乎令我恐慌起来，我想问问父亲关于圣马太修道院他知道什么，记得什么。但他那穿着黑色亚麻布外套的后背显得很宽阔，它明白无误地告诉我，“等等，凡事自有定数。”
　　我不用猜测也知道了些其他的事情。
　　我在修道院阳台上吃午饭时听到了故事，一路上看到的修士宿舍都好像是关于一个与眼前这个地方不同的地方，这无疑使我多了解一点儿笼罩在父亲身上的恐惧。
　　为什么他要等到马西莫不小心提到罗西教授的失踪时才提起此事呢？
　　为什么餐馆经理讲到吸血鬼的传说时他会语塞、失色呢？
　　不管折磨父亲的是什么样的记忆，都与这个地方脱不了干系，尽管这个地方更显神圣而不是恐怖，但对于他而言，它还是恐怖的。他害怕得把肩膀挺得直直的。
　　我要行动，像罗西那样，要找到我的线索。我在听故事的过程中，开始变得聪明起来。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一章

　　我又一次去阿姆斯特丹的图书馆，发现宾纳茨先生在我没来的这段日子里帮我找到了一些东西。他用不错的英文对我说。“我们年轻的历史学家。我有点东西给你，对你的研究会有帮助的。”
　　我跟着他去了他的桌子，看他拿出一本书。
　　“这本书倒是不老，”他说，“但它讲的是一些古老的故事，也许对你写论文有点帮助。”
　　书的名字是《喀尔巴阡故事集》，一本十九世纪的大本子，由一个叫做罗伯特·迪格比的英国收藏家私人出版的。迪格比在前言中描述了自己游历的荒山野水，耳闻的五花八门之异域语言。他的故事非常浪漫，读起来犹如听到一种野性的声音。其中有两个关于“德拉库拉国王”的故事，我迫不及待地读完了。第一个讲的是德拉库拉喜欢在野外吞噬被刺穿而死的人的尸体。书中说，有一天，一个仆人当着德拉库拉的面抱怨说屋里的气味太难闻。于是，国王让手下人对那个仆人先执行刺穿刑，免得后死的人散发出来的气味再骚扰这个垂死的仆人。迪格比给出了这个故事另外一个版本，在那个版本里，德拉库拉喝令人找来一根比刺死别人长两倍的木棍对这个仆人施刑。
　　第二个故事同样令人发指。有一次，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派两个使者去见德拉库拉。这两人在觐见的时候没有摘下头巾。德拉库拉质问他们为什么对他如此不恭，他们回答说他们只是沿袭了本国的传统。“那么让我来帮你们巩固一下你们的传统吧，”国王回答说，然后将他们的头巾钉在了他们的头颅上。
　　我把这两个迪格比版本的故事抄了下来。
　　宾纳茨先生过来问我进展如何，我问他能否找到一些德拉库拉同时代人留下的关于德拉库拉的资料。
　　“当然，”他严肃地点了点头，说只要有时间就会帮我找。
　　世界上没有什么地方会比一个微风拂面、火热晴朗的威尼斯更加丰富多彩了。整个城市像一面帆，一艘起了锚的航船，随时整装出发。阿姆斯特丹被誉为“北方的威尼斯”，这种好天气一定会让它焕然一新。但在这里，则是美中不足了——比如说，后街上本该喷水的喷泉龙头只是在滴水。亮闪闪的阳光中，圣马克的坐骑没精打采地做跳跃状。
　　我对着眼前这种已然荒废的繁荣发表着自己的感慨。
　　父亲笑了，“你感受气氛的能力不错，”他说。，威尼斯有名的是她的舞台表演，她不介意自己好像有些操劳过度呢，只要世界各地的人们都争先恐后地来瞻仰她就行了。”他指了指那些户外咖啡馆，“到了晚上你就不会失望了。一个搭好的舞台需要一种比这更柔和的光线。你会诧异那种转变的。”
　　父亲喝完最后一口啤酒，打开了一本导游手册。
　　“是的，”他突然说道。“这里就是圣马科。你知道威尼斯公国好几个世纪都是拜占庭的对手，它还是一个伟大的海上强国。事实上，威尼斯从拜占庭抢来了好些东西，包括上面那些参加竞技会的骏马。”
　　我从我们的遮阳篷下向圣马克的座骑望去。那些铜马好像在步履沉重地拖曳着它们身后滴水的铅顶。整个教堂好像溶化在这种强光中——无比的明亮、炎热，犹如炽热的珠宝。
　　“说起来，”父亲道，“圣马科教堂建造时，还部分地模仿了伊斯坦布尔的圣索菲亚教堂呢。”
　　“伊斯坦布尔？”我狡猾地反问道，“您的意思是它看起来像哈吉亚·索菲亚教堂？”
　　“当然，哈吉亚·索菲亚教堂被奥斯曼帝国蹂躏过，所以你会看到它外面耸立着那些尖塔，里面还有举着穆斯林圣书的巨大盾牌。不过，那里的教堂顶部也有明显的基督教和拜占庭式的圆顶，像圣马科一样。”
　　“它们看起来和这里的像吗？”我指着广场对面问。
　　“是的，很像，但比这还要壮观。那地方的规模大得不可思议。不能不让你感到吃惊。”
　　“噢，”我说，“我再喝一杯，好吗？”
　　父亲突然瞪着眼睛看着我，但已经太迟了。现在我知道他自己去过伊斯坦布尔。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二章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现在，我必须讲一些现在的事情。我希望我的故事将不必再续写，因为一想到这种可怕的事情还会继续下去，我就无法忍受。
　　就像我前面说过的，我后来终于又拿起了那本书，像一个不能自已的瘾君子。我觉得要用最直接的言语告诉您那样一个时刻。
　　那是两个月前，十月的一个雨夜。我在等我的朋友赫奇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导师，才比我大十岁。他看上去有些笨拙，但人非常好。
　　就在这样一个晚上，赫奇斯将带着两篇文章的初稿来看我，那是我从事克里特研究时挤出的一点研究成果，我请他给我看看，润色一下。
　　我期待着他来给我讲上半小时的文章，然后我们一起喝喝雪利酒，享受一下一个真正的朋友在你的壁炉边伸直了腿，问你近况如何的那种满足。我当然不会告诉他我的神经曾受过惊吓，还在恢复当中。
　　我边等他边整理一下书桌，无意中碰到了那本我一直回避的古书，我顿时感到了一种隐约的、不祥的惊颤。本来我把它和其他一些不这么令人不安的书一起放在书桌上方的书架上。现在，我坐在那里，手因为接触到那小山羊皮封面而有一种窃窃的快感，然后我打开了书。
　　我马上就意识到了一件非常奇怪的事。书页散发出一种气味，不全是来自于古老的纸张和撕裂的羊皮纸，而是一种腐烂的气味，一种可怕的、令人作呕的气味，放久了的肉或者腐烂的肉体才会发出的气味。我以前没有注意到，于是靠近了些，再闻，觉得不可思议，又把书合上了。过一会儿再打开，那令人倒胃的气味仍然挥之不去。这本小书好像到了我手里变活了，但散发出死亡的气味。
　　这种令人不安的怪味又让我回到了那种从欧洲大陆回来后的恐惧。我尽力让自己沉住气，告诉自己，毫无疑问，旧书陈腐了，我总是带着它风里来雨里去的。这种气味就是这么来的。
　　如果不是故意回避这本令人不快的书的存在，我早就放手，把它收起来了。但是现在，过了那么多星期以后，我又一次去看那个奇异的形象，那个盘踞在书页上的巨龙。
　　突然，我第一次看到一点我从前没有看见和理解的东西，我对自己的发现毫不置疑，但心神不宁。我天生不具备极强的观察能力，但某种灵光让我注意到整条龙的轮廓，它张开的翅膀和蜷缩的尾巴。出于一种好奇的冲动，我拿出自己从伊斯坦布尔带回来的笔记，之前我一直把它放在我书桌的抽屉里，没去管它。我手忙脚乱地找到了要找的那一页，眼前的巨龙和我在笔记本上临摹的在伊斯坦布尔档案馆看到的地图竟如此雷同。那是我在那里找到的第一张地图。
　　您一定还记得我说过有三张地图。我虽标示得仔细，但缺乏艺术水准，尽管这样，也还准确画出了这个地区的形状。它像一个结构匀称的带翼野兽，俯瞰着世界，一条长长的河流从它腹地流向西南，但又有回旋，犹如龙的尾巴。
　　我研究着这木刻的龙，胆战心惊。龙的尾巴带刺，尾部有个箭头指向——我几乎叫出声来，忘了我已经从之前的恐惧中复原了数周——指向和我地图上相应位置的邪恶墓地。
　　这两个形象之间如此惊人的相似绝非巧合。对于好刨根问底的人来说，这可能是一个线索，它的尾巴指向墓地，就像任何手指指向自己那么肯定：这就是我。我就在这里。可是谁在那里，在那个中心位置，在那个邪恶墓地呢？龙用自己异常尖锐的魔爪举起了答案：德拉库拉。
　　我感到嗓子眼里有一种苦涩的紧张，像是我自己的鲜血涌了上来。我知道我必须克制自己做出类似的结论，我的专业训练告诉了我这一点，但我还是感到了一种比理智更为深沉的信念。所有这些地图都没有说这是斯纳戈夫湖，即传说中埋葬弗拉德·特彼斯的地方。这自然意味着特彼斯——德拉库拉——是埋在别处，一个传说中都没能正确记录的地方。但他的坟墓究竟在哪里呢？我不由自主地喊出了这个疑问。为什么对他的埋葬地要保密呢？
　　我坐在那里试图把这些细节串起来好好琢磨的时候，听到走廊里传来熟悉的脚步声——那是赫奇斯慢吞吞的、亲切的脚步声，然而声音突然戛然而止，赫奇斯也没有像平时那样来敲我的门。我的心跳如同那因被拖长了而跳过的一拍音符震了一下。在收拾文件的沙沙声和打落在渐渐暗去的窗户雨棚上方的啪啪声中，我听到哼的一声——是我自己的血往上涌到了耳鼓。
　　我放下手中的书，冲到外屋，开了门锁，使劲拉开门。
　　赫奇斯就在门外，但蜷缩在光亮的地板上，头耷拉着，身体扭到一边，好像一种巨大的暴力将他拽倒在地。他的眼睛睁着，呆呆地瞪着我身后的某个地方。在那无比漫长的一刻，我以为他死了。然后我看到他的头动了一下，痛苦地呻吟。
　　我蹲在他旁边，喊着“赫奇斯！”
　　他又呻吟了一下，急速地眨着眼睛。
　　“能听到我说话吗？”我急促地问他，都快要哭了，终于看到他原来还活着。
　　这时，他的头又痉挛地转动了几下，我发现他脖子旁边有一个伤口在流血。伤口不大，但看起来很深。
　　“来人啊！”我歇斯底里地叫了起来。
　　我怀疑这个橡木大厅自从建造以来的几个世纪里都没有人如此扰乱过它的宁静。我也不知道这是否有任何用处，因为这时候，大多数研究生通常都会和他们的老师一起出去吃饭。
　　远处有一扇门开了，杰里米·福里斯特教授的男仆跑了过来。他是个不错的小伙子，叫罗纳德·埃格，他马上用手巾包扎了赫奇斯的伤口。尽管他的头无力地靠在我身上，但他的心跳依然平稳。我忍不住想叫醒他。
　　“怎么啦？赫奇斯？有人打了你吗？你能听见我说话吗？赫奇斯？”
　　他睁开眼看着我，“他说要告诉你……”
　　“什么？谁？”
　　“他说要告诉你，他不容侵犯。”他流淌着口水，手垂到一边。
　　“不容侵犯，”他喉咙里咯咯作响。
　　“躺着别动，”我急忙说。“别说话。医生马上就到了。放松，缓缓气。”
　　“天啊，”赫奇斯在喃喃自语，“蒲柏和头韵。甜美的少女。争辩之理。”
　　我紧紧地盯着他，胃部一阵抽搐，“赫奇斯？”
　　“是蒲柏的《卷发遇劫记》，”赫奇斯有板有眼地说，“毫无疑问。”
　　接受赫奇斯入院的校医说他是受伤时中了风。现在他的头脑很不清醒，尽管他可以说出清楚的词语。几天后，他出现第二次中风，当晚就死了。
　　赫奇斯被葬在他自己在多塞特郡的小村里。让我感到无限欣慰的是，这是一块最安静的乡下墓地。
　　我在村里的主要街道上没有听到任何关于英国吸血鬼的故事，即使我有意抛下最强烈又最无关的暗示。说到底，赫奇斯也就是被袭击过一次而已，不像斯托克小说中讲的那样要被袭击过好几次才由一个活人变成僵尸的。
　　我相信他的牺牲只是一个警告——对我的警告。也会是对您的警告么，不幸的读者？
　　您最不幸的朋友，
　　巴塞洛缪·罗西
　　一九三○年十二月十六日
　　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父亲搅动自己的玻璃杯，好像是想做点儿事，好让自己的手不再发抖。
　　一个穿白衬衣、蓝色牛仔裤的年轻人慢慢走过来和我们搭话。
　　“买画吗？先生？”他笑着问我父亲。
　　“您和这位小姐是我今天画得最好的肖像画。”他给我看的是一幅色调丰富的水彩画。画了我们的咖啡馆和弗洛里安咖啡馆的边缘，一幅明亮而自然的午后景色。那画家应该是在我身后画的，我想，但离咖啡馆很近。
　　我虽是匆匆瞟了一眼，却发现了父亲身后还坐着一个孤单的身影，阔肩，黑头，在遮阳伞和桌布明快的色彩中一个清晰的黑色剪影。我记得很清楚，整个下午，那张桌子都没人坐过。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三章

　　我们的下一次旅行又是往东，在尤利安山那边，小镇科斯坦耶维卡，意即“长满栗子树的地方”。
　　在接下来的时间里，我都在自己的房间里仔细阅读这些信件，父亲一边说，一边用棉手帕擦去意大利腊肠在手上留下的污渍。
　　除了罗西神秘失踪这出悲剧之外，还有某种东西一直在我脑海里盘旋着，久久不愿离去。
　　当我放下那封讲到他朋友赫奇斯遇难的信时，我难受得好一阵不能思考。我已经落入一个恐怖的世界。但如果因为学究式的原则，我拒绝停止怀疑的话，我就再也不会看到罗西了。
　　还有让我烦心的事。我头脑又清醒了一点的时候，我意识到那是因为我在图书馆见过的那个年轻女子。尽管才是几个小时前的事，我觉得好像已经过去好多天了。我记得她听我解释罗西的信时眼里发出的奇特的光芒，男子般的凝眉聚神。
　　她为什么在读德拉库拉的故事呢？
　　为什么有那么多桌子她不坐，偏偏挑中我那张桌子，就在今天晚上，就在我的身边？
　　为什么她要说起伊斯坦布尔？
　　我叹了口气，拿起罗西最后一封信。读完这封信，我就只需要去看那个本身并无害的大信袋里还有些什么东西，然后我又成为一个独立的人了。不管那女孩的外貌意味着什么，我也没有时间去追查她是谁，我的兴趣只是要找到罗西。
　　和其他的信不同，最后这封信是手写的。

　　我亲爱的、不幸的继承者：
　　我还有些信息要告诉您，连同您（可能）已经熟读的一切。我觉得这一次我要将这个瓶子填满，填到瓶口边沿了。
　　“一知半解是危险的。”我朋友赫奇斯会这样引经据典地说。但他走了，再也不会回来，就好像是我打开门，自己给了他一击，然后喊救命。我当然没有那样做。如果您一直坚持读到这里，您就不会怀疑我。
　　几个月前，我终于怀疑起自己的力量，这种怀疑来自赫奇斯可怕而令人愤慨的死亡。我离开他的墓地后，径直逃到美国——真的是逃跑。我已经得到了一份工作。即使这样，我还是没有办法完全丢开自己与吸血鬼结识的经历。结果是，他——或者它——显然也不会抛弃我。
　　我进入了正常的学术活动的轨道，打算期末回英国小住几天，探望父母，并把我的博士论文交给伦敦的那家出版社。之后，我又开始寻找弗拉德·德拉库拉的气味，不管他是个历史人物还是个鬼怪，不管他到头来现出的原形是什么，我都要找到他。
　　我的书由史密森学会实验室一个喜爱书籍的小个子处理。他叫霍华德·马丁，为人和善，但寡言少语，他全力以赴的样子俨然知道了我整个故事的前前后后。但显而易见，他只是看到了我对历史的挚爱，同情我，因而尽力帮我。他尽力而为的结果是试验做得非常优秀，非常全面。
　　他尽心尽力地帮我做了他能做的一切，然后给我写信说可以去拿结果了。
　　我心怦怦直跳，口干舌燥。我想重新将自己的书拿在手里，更想知道关于它的起源他了解到了什么。
　　我们坐在他满是手稿的办公室里，我和他面对面坐着，马上惊骇地发现他外表的剧变。我几个月前才见过他，还记得他的脸，而且他给我的那些工整的、专业化的来信里也没有暗示他生过玻眼前的他却是脸色苍白，精疲力竭，皮肤蜡黄蜡黄的，嘴唇也很异常，呈绛红色。他还瘦了不少，他身上那过时的西装现在几乎是晃荡在他瘦削的肩膀上。他的生命好像被榨干了。
　　我试图告诉自己，这是因为我第一次来的时候太匆忙，没有看清楚他的样子，经过后来的书信联系，我这次才观察得更加细致，或者在观察时带上了感情色彩。但即便这样想，我也无法驱赶心中的感觉：此人的生命在短时间内迅速枯萎。
　　“罗西博士，”他用他特别的美国英语对我说。“我想您还没有意识到您这本书具有多大的价值。”
　　“价值？”我想他不会知道它对于我的价值的，世间任何化学分析都分析不出来。
　　“是的，它是一本罕见的中世纪古书，在中欧印刷，非常有趣，非同寻常。它应该是在科维纳斯圣路加之后，但在一五二年匈牙利语的《圣经·新约》出现之前。”他在吱吱叫的椅子上动了动身子。“书上的这条龙还有可能影响了一五二年出版的《圣经·新约》。后者也有一幅相似的插图，是长了翅膀的撒旦魔王。但是这些已经无法证明。不过，它应该会是一种可笑的影响，不是吗？我的意思是，《圣经》用这个魔鬼般的形象作插图。”
　　“魔鬼般的？”我重复着这个由别人说出来的、该遭天谴的词。
　　“是的。您给我讲过德拉库拉的传说，可您认为我会就此止步么？”
　　马丁先生的口气平淡而明快，很像美国人，我花了好一会才反应过来。我以前还从来没有听到过如此平常的声音中能隐藏如此的不祥或者险恶。我看着他，困惑了。
　　“这些就是我们分析的结果。”他说。“从化学分析的结果来看，这本书应该是被收藏在一个岩石灰尘很重的环境里很久了，应该是在十七年前。此外，它背面曾浸渍过盐水——也许是经历过海上旅程的缘故。我认为可能是黑海，如果我们对盐水产地的估计没有错误的话。就这些了，对于您的进一步研究，我们恐怕帮不上什么忙了——您不是说您在写一部中世纪的欧洲史吗？”
　　他抬起头，随意而友好地对我笑了笑，他那张被生命遗弃的脸因此看起来颇为怪异。
　　我同时明白了两件事，这让我坐在那里毛骨悚然。
　　第一，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他要写什么中世纪的欧洲史。我说的是寻找与自己这本书有关的资料，想做一份有关刺穿者弗拉德，也就是传说中的德拉库拉的生平资料的完整目录。霍华德·马丁是研究医药的，和我做学术一样，讲究精确，他绝对不会在毫不知情的情况下犯这种错误。
　　第二，我此时看到的这个可怜的人，也许是被什么可怕的疾病困扰着，从内部腐坏了。他的嘴唇显出正在衰颓的有气无力的样子。我非常清楚地记得伊斯坦布尔的那个官员，尽管霍华德·马丁脖子上没有不妥的痕迹。
　　我抑制住自己的恐惧，把书和笔记从他的手里接了过来，听到他又开口了。
　　“顺便提一下，那幅地图非同寻常。”
　　“地图？”我呆住了。我只知道一幅地图——实际上是三幅，比例尺大小不同而已——而我看不出那幅地图和我现在的意图有什么关系，而且我肯定自己并没有对这个陌生人提起过那幅地图。
　　“您是自己画的吗？很明显，那地图并不太老，不过我想您不是一个画家吧。当然，也不是什么恐怖的那种，如果您不介意我那样说的话。”
　　我目瞪口呆地看着他，无法明白他话里的含义，也不愿意反问他，我害怕这样一来我会说出不该说的话。
　　我在书里留了一幅自己描摹的图吗？如果是，我真是蠢到家了。但我肯定在把书交给他之前看过是否有东西夹在里面的。
　　“我把它放回去了，所以它还在那儿。”他安慰我说，“罗西博士，现在您是想让我带您去我们财务部，还是让他们把账单寄到您家里呢？”
　　他给我打开门，又露出他那职业性的苦笑。
　　我稳住自己，没有马上去翻书找那张地图。
　　借着走廊里的灯光，我发现我早先觉得马丁先生微笑很怪异，一定是自己胡思乱想。也许连他的病也是我想象出来的。他肤色没有什么不对，多年在故纸堆里的工作让他有点驼背而已，除此以外没有什么好奇怪的。他站在门口，伸出一只手，热情地与我道别，华盛顿式的道别。我握住他的手，低声说着希望账单可以寄到我学校来。
　　我警觉地离开他门口，穿过走廊，离开了那座包围着他和他同事辛勤工作的红色城堡，来到空气清新的户外，我漫步走过郁郁葱葱的草地，坐到一张长凳上，努力显得若无其事，努力感到若无其事。
　　我打开手里的书，看到那条熟悉的龙，但却怎么也找不到一张散页。我再从后往前翻时，才发现了它——一张在复写纸上留下的地图，好像有人在自己面前摊开第三张，也是我秘密地图中最秘密的一张，然后复制了那些神秘的线条。那些斯拉夫土语标出的地名和我知道的地图上的一模一样——偷猪村，八鹰谷。事实上，这幅地图上只有一个地方我不熟悉。在那座邪恶墓地的名称下面，有一些用工整的拉丁文写的文字，墨水和其他地方用的好像是一样的。在墓地所在的位置，一行文字在它周围蜿蜒而过，故意显示出两者的关联，我看到那上面写的是巴塞洛缪·罗西。

　　读者，您觉得有必要的话，就叫我胆小鬼吧，不过，我从那一刻就放弃了。
　　我是一名年轻的教授，我住在马萨诸塞州的剑桥，我在那儿教书，和我的新朋友们一起出去吃饭，每周给我年老的双亲写信。我身上不带大蒜，脖子上也没戴十字架，也不会听到楼道里有脚步声就在胸前画十字。我有更好的保护办法——我不再走到恐怖的历史交叉路口，在那里挖掘。我只有安静下来，有些事情才会平息，因为我没有再面临更进一步的悲剧。
　　现在，如果您自己不得不选择理智，您会不会记得，您要选择生活而不要真的疯狂，生活才是一位学者安度一生的恰当方式？
　　我知道赫奇斯不会愿意看到我一头扎进黑暗的深渊。但是，如果您还在读这封信，这就意味着危险已经降临到我身上。您也必须做出选择。
　　我已经告诉了您我所知道的关于这一恐怖事件的点点滴滴。您知道了我的故事后还会拒绝援救我吗？
　　您痛苦的，
　　巴塞洛缪·罗西
　　一九三一年八月十九日

　　父亲的故事快讲完时，我已经转过身来，看见城堡上面那个窗口里不见了那位清扫房子的老妇人的身影，取而代之的是一个黑暗森严的影子。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四章

　　我有好一阵没去大学图书馆了。一是我为自己在那里所做的研究感到非常不安，二是我也觉得克莱太太对我放学后不回家起了疑心。然而，诱惑还是太大了，我还是决定，即使感到不安也要再去图书馆。
　　宾纳茨先生又给我留了一本书。对我而言，找到这本书实在是太好了，我当时想。尽管我现在知道了，它不过是了解十五世纪拜占庭历史的入门读物——迈克尔·杜卡斯的《土耳其之拜占庭史》。杜卡斯在书中介绍了很多关于弗拉德·德拉库拉和穆罕默德二世的冲突。就是在阅览室的那张桌子上我第一次读到了穆罕默德一四六二年入侵瓦拉几亚，推进到德拉库拉的废都特尔戈维什泰时看到的著名景象。杜卡斯写到，在城外，穆罕默德见到“成千上万的木棍，叉着的是尸体而不是水果”。在这死亡之园的中心，赫然是德拉库拉的主菜：在一堆人中间，穆罕默德的爱将哈姆扎被刺穿而死，身上还穿着他“单薄的紫色制服”。
　　我转身想看看宾纳茨先生在哪里，这时突然听到阅览室后面传出一阵噪音，砰然一声，更像是地板在震动。一种感觉促使我马上起身顺着那震动的方向去看个究竟，不管它是什么。
　　我冲进了后面的工作间，从窗户往里看，我没有发现宾纳茨先生，我当时还感觉稍微放心。但我打开木门时，却看到地板上有一条腿，一条穿着灰色裤子的腿附着在一个蜷缩的身体上，蓝色的毛线衫歪歪斜斜地套在不全的肢体上，灰白的头发上满是血迹，那张脸——还好，半露着——整个被粉碎了，还有一部分留在桌子角上。
　　很明显，宾纳茨先生手上刚掉下来一本书，它和宾纳茨先生一样仰卧着。桌子上方的墙上有一摊血迹和一个大而精巧的手印，像小孩的手指画。
　　我竭力不发出声来，结果我的尖叫听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人发的。
　　我在医院住了几晚——父亲坚持一定要住，警察已经是第三次问话了。
　　警察让我父亲一再告诉我不必担心自己会是嫌疑犯，我不过是最可能的目击证人。但是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没有人进来——对此我非常确信——而且宾纳茨先生也没有呼救。他身体的其他部分都没有伤口，只是有人将这个可怜人的脑袋撞到了桌子角上。那可是需要非凡的力量才行的。
　　警察摇摇头，困惑了。那是一个奇怪的手印，手指的漩涡磨损得特别厉害。要验证手印本不是什么难事——警察和父亲说开了——除非他们的档案里根本没有这种手印。
　　警察一走，父亲就坐到我床边，第一次问起我一直以来去图书馆究竟做什么。
　　我说我一直在学习，我喜欢放学后去图书馆写作业，因为那里的阅览室既安静又舒适。他陷入了沉默。
　　我没有告诉他，在尖叫一声后，我本能地把宾纳茨先生死前拿在手里的书塞进了我的书包。那是一本十九世纪的法文书，内容是关于罗马尼亚的教堂。
　　父亲小心翼翼地坐在我的病床上，直摇头。他平静地说：“我要你从今以后在家里学习。”
　　我点了点头，尽管我知道自己宁愿一个人住，阅读那本关于斯纳戈夫湖畔教堂的书，而不要克莱太太陪我。
　　几个星期后，父亲说出门旅行一次也许对恢复我的神经有好处。
　　“法国人，”他解释说，那年冬天，他要去东欧作一系列演讲，他们这次没有像平常那样将会谈放在巴黎，而是放在了靠近西班牙边境一幽静的度假区。
　　我指出，往内陆走，很快就是勒班和东比利牛斯山的圣马太教堂。但我一提那些名字，父亲的脸就沉了下来。
　　我们在旅馆用了早餐，非常不错的早餐。早上的空气也清新宜人，父亲走进会议厅里那些穿灰色西装的人中，我留了下来，很不情愿地拿出书。
　　我已经在喝第二杯苦涩的大陆巧克力了。突然，有个小孩在下面尖叫，我吃了一惊，巧克力给洒了出来。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五章

　　我终于读完了罗西的最后一封信件，父亲说，我感觉到一种新的凄凉，好像他又一次失踪了。
　　接下来的三样东西是罗西说过的地图，每一幅都是手工绘制的，它们看上去都和上面的字一样陈旧。当然，这些就是他在伊斯坦布尔档案馆里看到的地图的复制品，他自己根据记忆画下来的。
　　我拿起第一幅地图，这幅地图上没有什么地名，但是罗西在边框上写道：“那些不相信的人，到死也不相信的人，真主安拉、天使和人类的诅咒将降临到他们身上（《可兰经》）”，他还写了几段类似的话。因为种种原因，我没法看到原版地图，无法进行对照。尽管罗西的记忆力不错，字迹也工整，但复制品肯定有遗漏，和真迹会有差别。
　　第二幅地图好像更集中在第一幅地图里出现的西部山区。但还是太过简单，太过粗糙，我没法因此想起我看过的或者研究过的某一个什么地方。
　　第三幅地图的意思清楚了些，它的大轮廓的确就是我和罗西那本书上那条龙的剪影。这幅同样还是画了那些三角形的山，它们在这一幅图里高多了，形成南北向的山脉，有一条河环绕着它们，然后流入一个水库一样的地方。这个会不会是罗马尼亚的斯纳戈夫湖呢？传说中的德拉库拉就是被埋在那里的。但是，根据罗西说的，河的最宽处没有小岛，它看上去也不像一个湖。那些叉叉又出现了，这一次是用很小的古斯拉夫语标出的。我想这些就是罗西说过的村庄吧。
　　在这些零零散散的村名中，我看见罗西标出一个方框，里面写着：“（阿拉伯语）一个屠杀土耳其人的刽子手的邪恶之墓。”在这个长方框上，我看到一条画得很小的龙，龙头上戴着一座城堡，下面是更多的希腊文字，罗西译成了英语：“他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这些话像咒语一样，具有不可思议的逼迫力。
　　我把这三幅地图放在一边，看到它们在那里实在可怕，它们就像罗西描述的那样，但我没有看过原图，手里拿的只是复制品，他亲手复制的，它们对于我而言又是那样的陌生。它们最后会向我证明什么呢？证明这一切不是杜撰的，他不是因为恶作剧才画了这些地图的？除了他的信，我没有其他第一手资料。
　　剩下没看的就只有罗西的笔记和我刚翻开文件时发现的一个小信封。我本想最后打开它，因为它封了口，但我实在等不及了。我在桌上那堆文件里找到开信刀，小心地打开了封口，从笔记本上撕下一张纸。
　　这还是第三幅地图，龙的形状，弯曲的河流，缩微了的高峰，也是用黑色墨水绘制的，像罗西的一样，但笔迹略有不同——很棒的临摹，但仔细看的话，会发现它有点晦涩、陈旧，乃至过于华丽了些。
　　看过罗西的信，我本已经准备好了会看见和第一幅地图惟一的不同之处，但我还是吓了一跳：在盒子似的墓地和它的守护龙上面蜿蜒刻着一行字：巴塞洛缪·罗西。
　　我抑制住自己心中所有的猜想、恐惧和推论，刻意放下这张纸，去读罗西的笔记。
　　前面两次很明显是他在牛津和大英博物馆的档案室里做的，它们没讲什么，简单记载了弗拉德·德拉库拉的生平和功绩。另有一份清单，列举了几百年来提到德拉库拉的文学和历史文献。接下来是一页不同的纸，是伊斯坦布尔之行后留下的，“根据记忆重写”，他迅速而工整地做了说明。我意识到它们肯定就是他在经历了档案馆一幕后所做的那些笔记，时间是在他出发去希腊前、根据记忆复制出地图以后。
　　这些笔记列举了伊斯坦布尔图书馆收藏的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时期的文献，这些在我看来都没有太大的意义。但我想知道，究竟是在什么节骨眼上罗西的工作被那个官员打断了。是一卷卷的羊皮纸文献？还是他提到的贸易清单中包含了弗拉德·特彼斯死亡或埋葬的线索？档案馆的那份清单上还有一项让我奇怪，我因此看了好几分钟。“参考文献，龙之号令（有些像卷轴）。”这一点之所以令我惊奇，让我踌躇，是因为它本身毫无意义。通常，罗西的笔记是全面而明晰的。他说，那就是要记笔记的目的。他匆忙中提到的这份参考文献是不是指图书馆里有一份清单列举了所有关于龙之号令的文献？如果是，为什么又说是“有些像卷轴”？肯定是很古老的东西，我想——也许是图书馆藏有自龙之号令以来所有文献中的一份。为什么罗西没有在这张纸上进一步解释呢？这份参考文献，不管它是什么，是不是最终证明和他的研究不相关？
　　我对着这样一份罗西多少年前看过的遥远的档案沉思良久，它似乎无法帮助我找到他失踪的线索。我知道自己应该尽快采取行动。我以前常熬夜，通宵不睡，接下来我应该可以综合分析一下罗西告诉过我的，在他看来，此前对他的生命构成威胁的一切。
　　我站了起来，关节嘎吱作响，去我可怜的小厨房里烧点肉汤。
　　我去拿锅的时候，突然意识到我的猫，伦勃朗，没有进来吃晚饭，想到它，我收起百叶窗，推开窗，大声喊起来，期待着它的爪子砰地落到窗台上，可我只听见远处从城里出来的车马声。我低下头，向外望去。
　　它奇形怪状地躺在那儿，我马上意识到它的脊椎断了，头也奇怪地耷拉着。伦勃朗的眼睛比我过去任何时候看到过的都要大。
　　我立刻知道了它不是自己碰巧摔到那儿的，窗台那么窄。要害死它得要个大个子狠掐一把才行，我把它轻轻地放在地板上，满腔怒气。这才突然意识到它的身体抱在手里还暖暖的。
　　我马上回头，关了窗子，然后惊慌失措地想下一步该怎么办。
　　我在桌子旁坐了下来，把罗西的文件都清理好，整齐地放入信封，把我那本神秘的龙书放在上面，还注意别让它掉下来翻开了，再把一本我一直喜欢的赫尔曼的《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放在最上面。
　　我把手表放在一旁，心惊胆战地发现正是迷信中说的午夜差一刻。
　　我对自己说，明天我要去图书馆读些书，为以后的日子好好做准备。如果银棍、大蒜花和十字架一类几百年来一直是农民用来防御吸血鬼的绝招，那么多了解一些有关的知识并没有害处，那样至少表示对传统的一点尊重。
　　我从未发现集中注意力有那么难。我体内的每一根神经都在警觉着周围的某种存在。如果是鬼，我都觉得是我的思想而不是我的耳朵先听见他触及窗户的声音。
　　手表上的分针突然跳了一下，我也跟着跳了起来。马上就到午夜十二点。我努力地让自己沉浸在《阿姆斯特丹的黄金时代》中。突然，我觉得空气凝固，陡然紧张起来。我看了看表。十二点过三分。我还在正常呼吸，我的笔还在纸上自如地移动。
　　那个要来跟踪我的什么东西究竟不如我担心的那样聪明，我一边想，一边十分谨慎地不停下手头的工作。我假装在写字，心里却在推论。罗西受到的最后一个威胁信号，是在一九三一年，在刺穿者弗拉德的墓地旁发现了他自己的名字。两天前没有人发现他死在自己的桌子前。如果我自己不小心的话，也就会那样了。他也没有像赫奇斯那样被发现受了伤，躺在楼道里。那么，他是被劫持了，可能正躺在某个地方，当然已经死了。但除非我确切看见，我还是宁愿相信他活着。从明天起，我要自己去寻找那个墓地。

　　父亲坐在那个古老的法国城堡前面，眺望着大海，那姿态俨然是隔着山雾眺望圣马太教堂，看老鹰落脚的岩石和它们的盘旋。
　　“我们回宾馆吧，”他终于开口了。“现在白天短了，你注意到了吗？我不想天黑以后被困在这里。”
　　急躁的我斗胆问了一句：“困在这里？”
　　他严肃地看了我一眼，仿佛在考虑他要给出的答案的相对风险性。
　　“路很陡，”他最后说，“我不想摸黑在这些树丛中找回去的路。你想吗？”他也会咄咄逼人，我看出来了。
　　“不，”我回答说，“我不想。”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六章

　　十二月初，我们又上路了。夏天去地中海的疲乏好像已经远离了我们，亚得里亚海的大风又在吹拂着我的头发。
　　在朝阳中，公元三世纪罗马皇帝戴克里先优雅的宫殿耸立在我们头顶上。我为了要看到它的最上面，几乎向后跌倒在地。
　　“我一直都想来看这个，”父亲说，“你想爬到顶上去吗？”
　　我带头，兴高采烈地上了铁楼梯。到塔顶后，我们选了中间的一个长凳坐下，安静地眺望着眼前的海水。

　　我读完罗西文件的那天上午醒得很早，父亲说。以前见到阳光我从来没有那么开心过。很多年，我和黑夜都很友好，而现在，黑夜成为一种威胁，一个数小时后终将来到的危险。
　　我来到图书馆里，大阅览室非常安静，只回荡着管理员走路的脚步声。很少有学生起这么早，我知道可以有半个小时的安静。
　　我一头扎进卡片堆里，打开笔记本，开始拉出我需要查阅的抽屉。
　　关于喀尔巴阡山有好几个条目，关于特兰西瓦尼亚有一个条目。关于吸血鬼有一本书——一本埃及传统中的吸血鬼传说。我不知道全世界的吸血鬼会有多少雷同，但我还是把它的索书号抄了下来。
　　然后我开始找德拉库拉的书。我前前后后都找了个遍，就是没有“德拉库拉”这一条目——什么也没有。我并没有指望过这个传说会成为学术界关注的一个重要课题，但有关的书总得有一本在索引中。
　　接着，我终于看到词条Drab和词条Dragons之间有什么了：抽屉底部的一个碎纸片表明至少有一张卡片被扯走了。
　　我连忙回到“斯托（St）”的条目。那里没有“斯托克”——这进一步证明，有人匆匆把卡片偷走了。我一屁股坐在最近的木头凳子上。
　　这太奇怪了，为什么要有人来扯走这些卡片呢？
　　我知道那个黑头发姑娘是最后一个借过这书的人，是她想抹煞借过此书的记录吗？
　　可是如果她想偷走或者藏起这本书的话，她为什么要在公众场合读它呢，而且就在图书馆？
　　肯定是其他什么人把它拿走的，不管是谁干的，要拿走卡片无疑也要下手极快，趁着周围没人或没人朝这边看的时候。如果不是那个女孩子自己干的，那么她也不会知道其他什么人不想让别人借阅这本书。那么这本书可能还在她手里。我马上跑到前台。
　　管理员抬起头，“请告诉我书名。”她说。
　　“《德拉库拉》，作者布拉姆？斯托克。”
　　“对不起，书借出去了。”
　　“噢，真不巧啊，”我着实遗憾地说，“什么时候能还回来呢？”
　　“三个星期后。昨天才借走的。”
　　“我恐怕等不了那么久。我在教一门课……”通常这些话都非常管用。
　　“您如果愿意的话，可以预约。”她冷冷地说。
　　“也许是我的一个学生借走了，在上课前读一下。麻烦您告诉我一下他的名字，我自己去联系。”
　　她眯着眼睛打量了我一下，“我们通常不那样做，”她说。
　　“这次情况特殊，”我坦白地说。“我实话和您说吧。我要用书里的部分内容来给他们出考题——哎，我把自己的那本借给学生了，可现在找不着他了。是我的错，但您也知道，这种事情总是发生，学生嘛。我本不该这样做的。”
　　她的面色好像温和了些，似乎有些同情我。“那么，我来看看能否帮您找到借阅者的名字吧。”
　　她转头去查看她身后的一个卡片柜。
　　我站在那里的时候，意识到大圣坛后面有另外一个管理员在向这边走来，注视着我。我经常看见他，也许是我以前留意过他的缘故，我意外地发现他的外貌有些变化：脸呈菜色，没精打采的，也许是生过一场大病。
　　“要帮忙吗？”他突然说，好像他怀疑我会趁没有人从桌上偷书似的。
　　“啊，没事儿，谢谢。”我指着那个女管理员的背影。“她在帮我找了。”
　　“好的。”他说。
　　他转过身去，弯腰整理一些还回来有待处理的书。他腰弯得很低，脖子自然露了出来，衣领磨破了，于是我看见了两个结了痂的丑陋的伤口，伤口下还遗留了一点变干的血渍。然后他直起腰，拿着书，又转过身去。
　　“这是您想要的吗？”女管理员在问我。
　　我低头看她递给我的纸片。
　　“您看，这是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的卡片，我们只有一本。”
　　那个邋遢的男管理员突然掉了本书在地上，砰的一声在高高的中殿产生了回音。他直起腰，正视着我。
　　我从来没有——在那一刻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任何人的眼睛会充满如此的愤怒和警惕。
　　“这是您要的，是吗？”女管理员还在问我。
　　“噢，不，”我故作镇定，思绪翻飞，“您肯定是误会我了。我找的是吉本的《罗马帝国衰亡史》，我告诉过您的，我在教这个课，我们要好几本。”
　　她眉头紧蹙，“可我以为——”
　　她对我那么关照，即使在这令人极不愉快的时候，我也不愿牺牲她对我的好意。
　　“没事儿，”我说，“也许是我自己没看仔细。我回去再看看那个卡片目录。”
　　我一说出目录这两个字，就知道自己说得太过顺口了。高个子管理员脑袋往前伸，更专注地打量着我，俨然一头动物在跟踪自己的猎物。
　　“非常感谢，”我礼貌地喃喃道，走开了。
　　我走到过道，还觉得背后有一双火辣辣的目光在跟踪我。我假装回去查了一下目录，然后关了箱子，从前门出去。
　　一下子发生了太多的事，我无法都弄明白。
　　就在我瞥见管理员脖子上的伤痕的片刻间，我也同时看见了先我一步借走《德拉库拉》的人。她叫海伦·罗西。

　　风很冷，越来越大。父亲讲到这里停住了，从相机包里掏出两件防水夹克，一人一件。他之前就把衣服卷紧，把它和照相器材、帆布帽，还有一个应急药箱放在一起。我们谁也没说话，穿上运动夹克，他继续讲。

　　现在，我必须头脑清醒，还要思维敏捷。德拉库拉好像不但嗜好学术界的精英（我想到了可怜的赫奇斯），而且还对图书管理员和档案员感兴趣。不——我坐直了身子，突然发现了一个规律——他感兴趣的是那些掌管与他的传说有关的图书资料的人。当然，一直受到威胁的就是罗西本人，然后就是这个图书管理员，最后，就是——我自己了？
　　我提起公文包，跑到学生宿舍附近一个公用电话亭。
　　“请接大学问讯处。”我还没有发现有人跟踪我，但还是关上门，又从门缝里仔细打量着过往的行人。
　　“请问你们那里是否登记有一位海伦·罗西小姐？是的，是研究生。”我冒险答道。
　　问讯处的接线员说话简洁明了。我听见她在慢慢地翻动着书页。“有一位登记为H·罗西的，在女研究生楼。”
　　“就是她。谢谢。”我匆匆写下号码，给她拨了过去。
　　一位声音尖锐、具有防范意识的女管理员接了电话。“找罗西小姐？你是谁啊？”
　　“我是她哥哥，”我飞快地答道。“她告诉我打这个号码可以找到她。”
　　我听见脚步声离开了话筒，然后是一阵更快的下楼的脚步声，有一只手在拿起话筒。
　　“谢谢您，刘易斯小姐。”一个遥远的声音好像在沮丧地说道。然后她对着我这边说话。
　　我听到了在图书馆听过的那低沉有力的声音。
　　“我没有哥哥，”她说。那声音听起来像是一种警告，不是一个简单的陈述句。“你是谁？”
　　父亲在寒风中搓着双手，我紧盯着他，他又开口说话了。“到那边去找家咖啡馆，喝杯热茶。”他说，“我想喝茶，你去吗？”
　　他站起来，舒展了一下身子。我们最后看了一眼每个小窗口外那令人目眩的风景。父亲把我往后拽了一下，好像怕我会掉下去。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七章

　　雅典让父亲紧张，疲惫。到那里一天以后我就发现了。对我而言，雅典让人振奋。那是一九七四年二月，三个月来他第一次出行，还很不情愿地带上了我，因为他不喜欢街上的希腊军队。我想尽量享受每一刻。我知道过会儿，父亲不但会指给我看那些遗址，还会给我继续讲他自己的故事。
　　我选的餐馆，父亲说，离校园有点儿远，远到足够让我觉得是在那个讨厌的图书管理员的活动范围之外，但又不能太远，要显得合情合理，毕竟我在邀请一位几乎还不认识的女士吃饭。
　　我推门进去的时候，她转头来看我，我觉得她紧盯着我的目光比那天在图书馆还厉害。
　　“早上好，”她冷冷地说道。
　　我在她对面的椅子上坐下来，心里想着要是出门前换件干净衬衣就好了，哪怕我出门是去找吸血鬼。她穿着男式的白衬衣，在黑色外套的衬托下显得有些严肃，但整个人看上去洁白无瑕。
　　“我知道您会觉得这有些奇怪。”我坐直了身子，努力正视着她的眼睛，心想在她起身再次离去之前，我能否问完她所有的问题。“我很抱歉，但这绝对不是一个恶作剧，我不是有意要打扰您，或干扰您的工作。”
　　她点头迎合着我。看着她的脸，我突然觉得她的整个轮廓——当然也包括她的声音——既难看又优雅。我不由得振作起来，好像这一发现使她成了一个真实的人。
　　“我今天早上发现了一件奇怪的事，”我开始有信心地说了起来，“这就是我为什么突然给您打电话的原因。那本《德拉库拉》还在您手里吗？”
　　她马上有了反应，但我的反应更快，因为我知道她会这样，她本来苍白的脸突然变了色。
　　“是的，”她警惕着说，“别人从图书馆借书与你有何相干呢？”
　　我没理会她的挑衅。“您在图书馆里把这本书的目录卡都扯掉了吗？”
　　这次她的反应是毫不掩饰的真诚：“你问我干了什么？”
　　“我今天一早去图书馆查寻目录，找点儿资料——关于我们似乎都在研究的话题的资料。我在那儿发现所有关于德拉库拉和斯托克的目录卡都被扯走了。”
　　她脸一下子绷紧了，脸上只有一种表情：一种微妙的、忽闪的恐惧。
　　“那些卡片昨天上午还在，”她缓慢地说道。
　　“我先查《德拉库拉》，目录卡里有这个条目，显示只有一本书。然后我想查一下斯托克是否还有其他的著作，所以我又在目录卡里查了他。我找到了几张卡片，其中有一张就是《德拉库拉》的目录卡。”
　　“很显然，有人不想您——我——任何人——借那本书，”我压低声音，看着她，总结道。
　　“这真是天大的笑话。”
　　“那本书还在您这儿吗？”
　　“是的，就在我书包里。”她低头看了一眼。我看到她身边有个公文包，她昨天就是拿着这个包。
　　“罗西小姐，”我说。“很抱歉，您可能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但我个人认为，您拿着这本书会给您带来危险。”
　　“你为什么会这样想？”她反问道，没看我的眼睛。
　　“你认为是谁不想让我有这本书？”她的面颊又开始有些变色了。
　　我骇然想到，她是否和吸血鬼同盟，看哪里都像：她的黑头发，她浓重的口音，不知来自何处，她苍白的脸上那黑樱桃般的嘴唇，那黑白相配的优雅装束。我坚定地排斥了这个想法。那完全是我的幻想。我现在神经过敏，有这种想法再自然不过了。
　　“您是否认识什么人，不希望您有那本书的人？”
　　“事实上，有的，但这与你无关。”她盯着我，“你干嘛也在找这本书呢？如果你想要我的电话号码，干嘛不直接问我要，还要绕这么个大圈子？”
　　这一次，我觉得自己脸红了。
　　“我本来没打算要您的电话号码，直到我看到那目录卡被人扯走，我才想到您可能知道这件事。”我生硬地说。
　　“他们没有，”她尖刻地说。“所以你就有最好的理由打电话找我要。如果你只是要我的书，你干嘛不直接在图书馆登记预约？”
　　“我现在就要。”我回敬道。她的语气开始有些激怒我了。我想，要是我告诉她来龙去脉，她也许不会觉得我是个疯子了。可是，那样又会置她于更大的危险之中。我情不自禁地大声叹了口气。
　　“你在威胁我，要我拿出图书馆的书吗？”她的语气缓和了些。
　　“不，不是的。但我想知道你认为是谁不希望你借这本书看呢。”
　　她不安地耸了耸肩。我看见她毛衣的翻领上落着一根较长的头发，她自己的黑头发，但在黑色面料的衬托下闪烁一种黄铜色的光。她好像在下决心要说什么。
　　“你是谁？”她突然问道。
　　“这里的研究生，历史系的。”
　　“历史系？”她迅速而几乎愤怒地反问道。
　　“我在写关于十七世纪荷兰贸易的论文。”
　　“噢。”她沉默了一下。
　　“我是研究人类学的，”她还是开口了。“但我对历史也非常有兴趣。我研究巴尔干和中欧的风俗和传统，特别是我的祖国——”她的声音小了些，略微悲伤但并不忌讳——“我的祖国罗马尼亚。”
　　轮到我吓了一跳。真的，这越来越奇怪了。
　　“这就是你为什么要读《德拉库拉》的原因？”我问。
　　她的微笑让我吃惊——露出雪白的牙齿，对这样一张棱角分明的脸，那牙齿还有些嫌小，眼睛还闪闪发光：“可以那么说。”
　　“你没有回答我的问题，”我指出来。
　　“干嘛要回答你？”她又耸肩了。“我根本不认识你。”
　　“你可能有危险，罗西小姐。”
　　她打量着我。“你也在掩藏着什么。”她说，“如果你告诉我，我也告诉你。”
　　我从来没有见过，认识过，更没有和这样一个女人说过话。
　　“好吧。你先回答我的问题，”我用她的语气说道，“你认为谁不希望你拥有这本书？”
　　“巴塞洛缪·罗西教授。”她说道，声音里充满了嘲讽和恼怒，“你在历史系。也许听说过他？”
　　我坐在那儿目瞪口呆。“罗西教授？什么——你是什么意思？”
　　“我已经回答了你的问题，”她坐直了身子，“现在，你得告诉我你到底什么意思，说什么天方夜谭，告诉我一本书会让人有危险。”
　　“罗西小姐，”我说。“请别急。我会告诉你的。告诉你我知道的一切。但请你先给我解释一下你和巴塞洛缪·罗西的关系。”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告诉一个陌生人这个。”她沉思着说，“我和那位著名的罗西教授关系非常简单，或者应该是非常简单。他是我父亲。他在罗马尼亚寻找德拉库拉的时候遇见了我母亲。”
　　我惊得一失手将咖啡都泼到了桌上。
　　“原来你让这个给吓坏了。”她无动于衷地说，“那么一定认识他了？”
　　“是的，”我说。“他是我导师。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关于罗马尼亚的事，也没有——也没有说过他成过家。”
　　“他是没有成家。”她声音里的凉意穿透我全身，“我也从来没有见过他。尽管我想这只是迟早的问题。”她往椅子后面靠了靠，“我远远地见过他一次，在一次讲座上——想象一下，在那种场合下第一次看见自己的父亲。”
　　“为什么会这样？”
　　“很离奇的故事。”她看着我说，不像是在自我沉思，倒像是在观察我的反应。“好吧。这是个爱过然后分离的老套故事。”
　　这话从她的口音里讲出来有点怪异，但我并没有笑。
　　“也许并不那么离奇。他在我母亲的村子遇见了她，一度喜欢和她在一起，几周后又离开了她，留下一个英国的地址。他走了以后，母亲发现自己怀孕了。她住在匈牙利的姐姐帮她逃到了布达佩斯，在那里生下了我。”
　　“他从来没有告诉过我他去过罗马尼亚。”我嘟囔着，根本不是在讲话。
　　“这不奇怪。”她狠狠地抽了口烟，接着说，“母亲从匈牙利给他写信，信寄到他留下的那个地址，告诉他她生了孩子。他回信说他不知道她是谁，要么就是说她是如何找到他的名字的，还说他从未到过罗马尼亚。你能想象一下这有多残酷吗？”
　　她看着我，眼睛瞪得大大的，分外乌黑。
　　“你是哪年出生的？”我没觉得问这位小姐的年龄有什么好抱歉的。她和我见过的所有女孩子都不一样，那些惯常的规则对她都不适用。
　　“一九三一年。”她直截了当地答道。“在我知道德拉库拉之前，母亲带我去罗马尼亚住过几天。但即使是那一次，她也不愿回特兰西瓦尼亚。”
　　“老天。”我低头对着眼前的福米加家具塑料贴面轻轻说道，“我还以为他告诉了我一切呢。他竟然没有告诉我这个。”
　　“他告诉你——什么？”她尖锐地问道。
　　“为何你没有见过他？他不知道你在这儿？”
　　她奇怪地看着我，但回答得毫不含糊：“我想你可以说这是个游戏。是我自己的一个幻想。”她停顿了一下。“我在布达佩斯大学干得并不差。事实上，他们认为我是个天才。”她几乎是谦虚地说道。
　　她的英语很不错，我第一次意识到这一点——好得出奇。也许她的确是个天才。
　　“不管你信不信，我母亲小学都没有读完，不过她后来又接受过再教育。可我呢，十六岁就上了大学。当然，母亲告诉了我父亲是谁。即使在东欧的铁幕深处，我们也知道罗西教授那些杰出的著作。要找到他住在哪里并不是件太难的事，你知道；我曾经盯着他著作封面上的大学名字发誓，有一天我要去那个地方。四个月前，我拿到了来这里的研究生奖学金。”
　　她吐着烟圈，沉思着，目光还停留在我脸上。
　　她顺着自己的思路往下讲：“失散多年的女儿竟然是一个很不错的人才，找到了父亲，幸福的团圆，这应该很不错吧？”她微笑里的挖苦让我的胃一阵不舒服。“但我并不想那样。我来这里是想让他听说我，似乎是偶然地——比如我的著作出版啦，我在做讲座啦。我要看看他那时是否还能隐藏过去，像忽视我母亲一样忽视我。至于这个德拉库拉——”她用烟头指着我，“幸好母亲头脑单纯，上帝保佑她，是她告诉了我一些情况。”
　　“告诉了你什么？”我无力地问道。
　　“告诉我罗西的德拉库拉研究。我去年夏天动身去伦敦之前才知道的。就是因为他研究德拉库拉，他们才相遇了。他在村子里到处打听吸血鬼的传说，而她从她父亲和亲戚们那里听说过一些——你知道，在那种文化里，一个单身男子本不应该在公共场合和女孩子说话。他在罗马尼亚寻找关于刺穿者弗拉德的一切故事，那个我们亲爱的德拉库拉伯爵。你不觉得这很奇怪吗？他从来没有发表过有关这个题材的专著或论文，这你肯定知道的。为什么？我问自己。为什么这位历史领域里著名的探索者没有发表关于这个奇特题材的任何研究成果呢？”
　　“为什么？”我一动不动地问道。
　　“我来告诉你吧。因为他在等待一个圆满的大结局。这是他的秘密，他的狂热。否则一位学者为什么要保持沉默呢？但有件事会让他大吃一惊。”说到这里她诡秘地笑了，我不喜欢她那个样子。“自从我知道了他这点兴趣后，你不会相信过去一年来，我都发现了什么。我没有联系罗西教授，但我一直留神让我的专业水准在系里出名。如果有人比他先发表关于这个题材的关键论文，那对他该是怎样的耻辱蔼—而且那个人还是和他同姓。干得漂亮，不是吗？”
　　我肯定是呻吟了一声，因为她停了一下，皱着眉头看着我。
　　“等到了这个夏末，我会比世界上任何一个人都更了解德拉库拉的传说。顺便说一下，你要的书我可以给你了。”
　　她打开书包，公然将它重重地丢在我们中间的桌子上。
　　“我昨天不过是想在书里查点什么，没有时间回宿舍拿我自己的。你看，我其实都不需要它。再说这只是一本文学书。我几乎记住了它所有的内容。”

　　父亲梦游似地朝周围看了看。
　　我们在雅典卫城上已经默默无语地站了一刻钟，父亲突然从他的白日梦里醒来，问我对这壮丽的景观有何感想，我过了一会才整理好思绪，回答了他的问题。我一直在想昨天的事情。
　　我比平时稍晚一点才到他房里，他的身影投射在宾馆没有装饰的墙壁上，一个伏案的黑影，在更黑暗的桌上。如果我不是早知道他是太累，熟悉他低垂肩膀，趴在文件上，我会在一念之间——如果我不认识他的话——认为他死了。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八章

　　一个来之不易的晴好天气，白日如山区的天空一般开阔，春天随着我们的脚步进入了斯洛文尼亚。布莱德湖果然不错。湖泊的中心是一座城堡，好像一碰就要坍塌的样子。
　　我走进城堡，从令人目眩的窗子转向隔壁房间，在一个玻璃和木头棺材里发现一具小个子妇女的骨骸，大约在公元前就已经死了，胸骨前还有黄色的披风装饰，青黄色戒指从手指上滑落下来。
　　我俯身去细看她时，她突然从两个一模一样的、深如黑洞的眼窝里冲我一笑。
　　教堂外面的平地上，招待用白瓷壶给我们端来一壶茶，“谢谢，”父亲说。他的眼里又出现了隐约的痛楚。
　　我再次注意到他最近非常疲乏，非常瘦弱。他要去看医生吗？
　　“亲爱的，”他将头偏向一侧说道，我只看见他的侧影映衬在悬崖和波光粼粼的湖面上。他停了一下，说，“你会考虑把这一切写下来吗？”
　　“写下你的这些故事？”我问。我的心在收缩，心跳加速。
　　“是的。”
　　“为什么？”我终于反问道。
　　这是一个成年人的问题，完全不是掩饰小孩子诡计的把戏。他看着我，我想他眼里的疲乏后面满是善意和悲伤。
　　“因为如果你不写，那就意味着我得写了，”他说。然后他去低头喝茶，我知道他再也不会提这件事了。
　　那天晚上，在父亲隔壁那间阴暗的小房间里，我开始写下他告诉我的一切。
　　第二天早餐的时候，父亲说他要静静地坐上两三天。我很难想象父亲会真的坐上两三天，什么也不干，但我看见他的黑眼圈，也希望他真正休息一下。我情不自禁地想他肯定是有什么事了，他又有了什么新的无言的担忧。但他只是告诉我，他又想念亚得里亚的海滩了。
　　几天后，我们来到一个小镇，小镇就在海边。小港口满是渔船，在半透明的水面上互相碰撞着。父亲打算晚上住在附近的一个岛上，于是用手势召来一位船主。我在船头伸出脑袋，觉得自己就像是装饰船头的雕像。
　　“小心，”父亲喊道，一边用手抓住我圆领衫的后背。
　　我们就要靠近港口小岛了，一个有一座石头教堂的古老村庄。
　　船主抛了根绳子套住码头上的一根桩子，然后向我伸出一只粗糙的手，扶我上岸。父亲给了他一些花花绿绿的钞票，他手摸了摸帽子表示感谢。他正要跳回到自己的船上，又掉头过来问父亲：“您的孩子？”他用英语喊道，“女儿？”
　　“是的。”父亲答道，觉得奇怪。
　　“我祝福她。”那人简单地说，一边在我近旁的空中画了个十字。
　　父亲给我们找了个背朝陆地的住处，然后我们在码头附近的露天餐馆吃饭。暮色慢慢降临，我已经看到海上有星星了。比下午更凉一点的微风送来阵阵我喜爱的香味，那是松柏、薰衣草、迭迭香和百里香。
　　“为什么天黑以后香味会更浓呢？”我问父亲。
　　我真的想知道为什么，但它同时可以阻止我们马上谈起别的事情，至少要避开不看父亲那一直在颤抖的手。
　　“是吗？”他漫不经心地问，我总算舒了口气。
　　我抓过他的手，不让它抖动。他也心不在焉地握住了，放在我手上。他还太年轻了，不能就这样老去。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十九章

　　海伦·罗西把那本《德拉库拉》——她显然以为这是我们争斗的核心——啪的甩在我们中间的餐桌上。
　　我小心翼翼地问自己，这个女人与罗西之间有宿怨，在学术上和他作对，她会不会是伤害罗西的凶手呢？是她使他失踪的？
　　“罗西小姐，”我一边把书拿过来，封面朝下放在我书包旁边，一边尽量平静地说，“如果你见到他，你会觉得他比你此时想象的要好得多、友善得多——你的父亲——失踪了。”
　　她瞪着我，这个消息对她来说是个意外。我心中的疼痛好像减少了些。
　　“你是什么意思？”
　　我简单描述了那天晚上的情况，从我带给他那本奇怪的书开始，但没有说罗西告诉我的故事。
　　她的脸上满是困惑。“你这是在和我开玩笑吗？”
　　“不，绝对不是。”
　　“警察有什么线索知道他在哪里吗？”
　　“据我所知，压根儿没有。”
　　她的目光突然敏锐了：“那你知道吗？”
　　“我犹豫着，“也许。不过说来话长，到现在为止还在不断加长。”
　　“等等。”她紧盯着我，“你昨天在图书馆读那些信的时候，说它们和一个教授的问题有关。你是指罗西？”
　　“是的。”
　　“他有过什么问题？他现在有什么问题？那些信和他的失踪有什么关系？”
　　“我还不能肯定。但我需要专家的帮助。我不知道你在研究过程中有什么发现——”我说到这里，又一次被她警惕地狠狠地盯了一眼，“但我相信罗西在失踪前知道自己会有人身危险。”
　　她试图领会我说的一切，领会这些关于她父亲的消息，多年来一直作为她挑战目标的父亲。
　　“人身危险？哪里来的？”
　　我要冒险了。罗西告诉过我不要和我的同事讲他那些骇人听闻的故事。我没有那样做过，但现在，我意外地有可能得到一位专家的帮助。这位女士可能知道我必须花上几个月工夫才能了解到的情况。
　　“德拉库拉对于你意味着什么？”
　　“对于我意味着什么？”她皱了皱眉头，“是指这个概念？我想它代表复仇，永远的怨恨。”
　　“是的，我理解。但德拉库拉对你还意味着别的什么吗？”
　　“你是什么意思？”
　　“罗西，”我犹豫着说，“你的父亲，曾经确信——现在也确信——德拉库拉还活在这个世界上。”
　　她瞪着我。
　　“你是怎么想的？”我问，“这个在你听起来是不是不可思议？”
　　我期待着她会大笑，或者站起来离去，像在图书馆一样。
　　“这种想法是可笑的，”海伦缓慢地回答，“通常，我会说那是农民的传说——对一个血腥暴君的迷信。但奇怪的是，我母亲也坚持同样的看法。”
　　“你母亲？”
　　“是的，我告诉过你，她是农民出身。她有权相信这些迷信，尽管她可能不如她父母亲那样深信不疑。可是为什么一位著名的西方学者也会有这种想法呢？”
　　好吧，尽管她问题尖刻，她可是个人类学家。她能在瞬间抛开个人问题马上想到这一点，这让我惊奇不已。
　　“罗西小姐，”我突然下定决心，说道，“我毫不怀疑你愿意自己研究这些问题。你为什么不读读罗西留下的信呢？不过我要坦率地警告你，据我所知，每一位研究过这个课题的人都陷入过这样或那样的危险。我确信，你自己来读这些信，肯定比要我来说服你相信故事的真实性要节省更多的时间。”
　　“节省更多的时间？”她轻蔑地重复道，“你在安排我的时间了？”
　　我太绝望了，没有理会她话中带刺。“这方面你比我懂得多，你自己读这些信吧。”
　　我强迫自己不去看她的犬牙。我早已经看清楚了，她的牙齿和普通人的一样长。但在我们的交易结束之前，我还得撒个谎。“我很抱歉这些信不在我身上。我今天不敢带在身边到处跑。”
　　事实上，我才害怕将它们留在房间呢。我还有另外一个理由，我必须要测试一下，即使这种小人的想法让我的心在下沉。那就是不管海伦·罗西是谁，我必须确信她和那个不是一伙的。
　　“我要回去拿一下。但我要请求你当着我的面读这些信。它们很容易就弄坏了，而它们对我来说非常珍贵。”
　　“好的。”她冷冷地说，“我们明天下午见，可以吗？”
　　“那太晚了。我要你马上就看。”
　　她耸耸肩。“希望不会花太多时间。”
　　“不会的。你能否到——到圣玛丽教堂等我？”
　　至少这是一次测试，我可以用它来实践罗西一贯的精心。
　　海伦·罗西毫不畏惧地看着我，脸上严厉、嘲笑的表情没有丝毫改变。
　　“是在榆树大街，两个街区以外，离——”
　　“几点？”
　　“给我半个小时，我回到住处取了那些文献就和你在那里会合。”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章

　　现在在我看来，父亲说，天主教堂是恐怖的合适伴侣。天主教不是每天都搞那一套耶稣复活的血啊肉啊的吗？天主教难道不是特别迷信吗？但我仍会比我迟疑的客人更早地坐在圣玛丽教堂前。她会来吗？那是测试的一部分。
　　谢天谢地，圣玛丽教堂果然是开的。里面光线暗淡，装饰闻起来有蜡烛和尘土的气息。那是一次漫长的等待，我第一次感到熬夜后的疲倦。
　　终于，那扇有着九十年历史的门被猛然推开，海伦·罗西站在那儿犹豫了一下，往后看了看，然后迈了进来。
　　这座教堂无疑对海伦·罗西是有某种力量的，因为她穿过窗口那些明亮的光一直走到墙边。我看着她脱了手套，一只手在水盆里沾了一下，然后碰了一下自己的前额。姿势很优美，从我坐的地方看去，她的面色也庄重。
　　现在我知道了，海伦·罗西不是吸血鬼，尽管她的面色有时看起来冷酷、阴沉。
　　她到了中殿，看到我起身站起来，她惊得往后退了一下。
　　“你的信带来了？”她小声说着，目光在指责我，“我一点以前要赶回宿舍。”她往四周看了看。
　　“怎么啦？”我连忙问，胳膊本能地紧张起来。最近两天我好像已经有了一种病态的第六感，“你害怕什么东西吗？”
　　“不，”她低声说。她把手套放在一起，这样它们好像黑外套上的一朵花。
　　“我只是想知道——刚才有别人进来过吗？”
　　“没有。”
　　我也环顾了一下四周。除了圣坛前的女士外，教堂里没有其他人。
　　“有人在跟踪我，”她还在压低声音说。她裹在黑色长发中的脸显出一种奇特的表情，既有怀疑又有勇气。
　　我第一次想知道，她付出了什么样的代价才学会拥有这种勇气。
　　“我想他是在跟踪我。一个小个子，瘦瘦的，穿得很破旧——斜纹呢上衣，绿色领带。”
　　“你确信？你在哪里看见他的？”
　　“在目录卡那里。”她轻声说，“我去那里看看你说的那张丢失的目录卡是怎么回事，我只是不相信那会是真的。”她很自然地说道，“我看见他在那里。然后，我就发现他在跟踪我，但是隔着一段距离。你认识他？”
　　“是的，”我沮丧地说，“他是图书管理员。”
　　“图书管理员？”她好像在等待我再说点儿什么，但我没法告诉她他脖子上的伤口。那太让人不可思议，她要听了，肯定当我是疯子。
　　“他好像怀疑我的行动。你千万要离他远点儿，”我说，“我以后再告诉你他的情况。现在坐下来，放松一下，读这些信吧。”
　　“你是对的，”她说。“他根本就没有提到和母亲的事，或者去罗马尼亚的旅程。你讲的都是实话。我不能理解。这应该是同一时期的事，肯定就是在他去欧洲时发生的，因为九个月后我就出生了。”
　　“我很抱歉。”她的脸上没有写着要人同情的样子，但我感觉到了。
　　“但愿我这儿有什么线索给你，但你也看到了只有这些。我也无法解释。”
　　“至少我们互相信任对方了，是吗？”她径直地看着我说。
　　我奇怪自己在这痛苦和焦虑之中还能感到一丝喜悦。
　　“是吗？”
　　“是的。我不知道那个叫德拉库拉的东西是否存在，或者它是什么，但我相信你说的，罗西——我的父亲——感到了自己会有危险。他肯定是多年前就开始感到了危险，所以看到你的书以后那种担心又回来了，令人不安的巧合，让他想起了过去。”
　　“那你怎么解释他的失踪？”
　　她摇头，“当然，我之前以为可能是精神崩溃。但现在我理解你的意思了。他的信让我觉得——”她犹豫着——“他头脑清醒，逻辑性强，无所畏惧，和他写的东西一样。另外，一个历史学家的著作可以告诉你很多。我非常了解他的书。这些信是在精神稳定、头脑清醒的状态下写的。”
　　“我们来假设一下，也许他的失踪和某种超自然的力量有关，那样的话，你会建议下一步怎么做呢？”
　　“噢，”她缓缓地说。在昏暗的灯光下，就在我近旁的她轮廓分明，一脸的沉思，“我看不出这种假设对一个文明时代的调查有什么帮助。不过你要是遵守德拉库拉传说的法则的话，你就不得不假设罗西受到了吸血鬼的袭击，或者被他弄到哪里去了。也许是想杀死他，也许——更可能——是用吸血鬼的诅咒毒害他。你知道只要三次被吸血鬼或者他的门徒们袭击，你的血和他的血混到一起，你就也变成一个不死的吸血鬼。如果他已经被咬了一次了，你要尽快找到他才行。”
　　“可是德拉库拉干嘛哪里都不去，偏偏要到这儿来呢？为什么要绑架罗西呢？为什么不直接袭击他，让他变成吸血鬼呢？那样还免得惊动这么多人呢。”
　　“我不知道，”她摇着头回答。“根据民间传说，这是极其不寻常的。罗西肯定是——我是说，如果真有什么超自然力量在作怪的话——肯定是弗拉德·德拉库拉对他有着特殊的兴趣，也许罗西对他甚至都是一个威胁。”
　　“你认为我发现这本书，把它带给罗西这件事和他的失踪有什么关系吗？”
　　“从逻辑上说，这是荒谬的。但是——”她把手套小心折叠好，放在她穿着黑裙子的大腿上。“不知道我们是否忽视了另一个消息来源。”她撇了撇嘴。
　　我暗地里感谢她说了我们。
　　“是什么？”
　　她叹了口气，打开手套，“我母亲。”
　　“你母亲？但她怎么会知道——”
　　我才开始问我想问的一连串问题，突然光线的变化和一阵轻风让我转过身去。从我们坐的位置——我选择观察海伦的角度——我们可以看见教堂的门，但不会被人发现。现在，门缝里伸进了一只手，然后是一张皮包骨头的尖脸。那个长相奇特的图书管理员正往教堂里窥视。
　　我没法向你描述当管理员的脸出现在那个寂静的教堂时我的感觉。我突然觉得好像是看见了一个尖鼻子的动物。我悄悄地将公文包和那堆文献抱在一只手上，另一只手抓住海伦——已经没有时间去征得她同意了——把她从长凳的顶头拉到过道上。那里有一扇门开着，通向前面的一个小房间。
　　这个小房间比教堂的中殿光线更暗。
　　我从钥匙孔往外看，一个妇女走向他，“要帮忙吗？”她和善地问。
　　“噢，我在找人。”管理员的声音尖利刺耳，在这样一个圣地，这声音太吵了。
　　“我——您看到有位年轻的女士进来吗，穿黑衣服，长头发？”
　　“啊，是的。”这位和善的女士也朝四周望了望，“你说的这个人刚才还在这儿。她和一个年轻人在一起，坐在后面的长凳上。现在她肯定不在了。”
　　黄鼠狼到处窜动。
　　“她会躲在这里的哪个房间吗？”很明显，他心思毫不细腻。
　　“躲？”穿紫色衣服的女士也到我们这边来了。“我肯定我们教堂里没躲藏着什么人。你要我找牧师吗？你需要帮忙吗？”
　　管理员后退了。“噢，不，不，不，”他说。
　　我看见他又四处窥视了一下，才离开我的视线。
　　“他在找你，”我低声说。
　　“也许是找你。”她指着我手里的信袋。
　　“我有一个奇怪的想法，”我缓缓地说。“也许他知道罗西在哪里。”
　　她又皱眉头了。
　　“所有这一切都莫名其妙。是埃也许他真的知道呢。”她嘀咕着。
　　“我不能让你就这样回图书馆，或者你的房间。他会去这些地方找你的。”
　　“你不让我？”她不怀好意地重复道。
　　“罗西小姐，请你不要这样。你想成为下一个失踪对象吗？”
　　她没有说话。
　　“那么，你打算如何保护我？”
　　她的话里不无嘲讽。我想到了她奇怪的童年，她在母亲的肚子里逃到匈牙利，还想到了她智慧的政治头脑，竟然让自己成功地来到了西方，来实现一个学术上的报复。当然，如果她说的都是真话。
　　“我有个主意。”我慢条斯理地说，“我知道这听上去会——有失尊严，但你要能答应，我会觉得好一些。我们可以拿些——辟邪物——从教堂里，带在我们身上——”
　　她的眉头抬了起来。
　　“我们可以找些——蜡烛或者十字架或者什么东西——回去的时候再买些大蒜——我是说回我的公寓——”
　　她的眉头抬得更高了。
　　“我的意思是，如果你同意和我——你可以——我明天要出门旅行，但你可以——”
　　“睡你的沙发？”她重新戴上手套，两手交叉。我觉得自己的脸在发烧。
　　“我不能让你就这样回到你自己的房间，既然我知道可能有人要伤害你——当然，也不能回图书馆。我们还有更多的东西需要讨论，我想。我想知道你认为你母亲——”
　　“我们可以就在这里讨论，就现在。”她说——冷冷地，在我听起来。“至于那个管理员，我怀疑他能否跟踪到我的房间，除非——”
　　她刻板的脸上是否有个酒窝？还是那只是她嘲讽一笑的结果？
　　“除非他把自己变成一只蝙蝠。我们的舍监不会让吸血鬼或者任何男人到我们房间的。再说，我还希望他会跟踪我回到图书馆。”
　　“希望？”
　　“我知道他在这里，在教堂，不会和我们说话。他可能正在外面等我们，我正要找他的茬呢”——她又在说那种奇特的英语了——“因为他干涉我在图书馆的自由，而且你认为他会知道我——罗西教授的情况。为什么不让他跟踪我呢？我们可以一路上讨论我母亲。”
　　我看上去肯定不仅仅是将信将疑，因为她突然大笑起来，牙齿白白的，整整齐齐。
　　“放心吧，他不会在光天化日之下跳到你身上来的，保罗。”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一章

　　我们慢慢走回图书馆——口袋里还装着两个十字架。
　　“他又来了，”她悄悄地说，当时我们离开教堂已经有两个街区。“我转弯时看见他的。你别回头。”
　　我克制着没惊呼出来，继续朝前走。
　　“我打算去图书馆楼上的书库，”她说，“七楼怎么样？那里安静。你别跟我上楼，只有我单独一人的时候他才更可能跟踪我——你比我强壮。”
　　“你千万不能那样做，”我低声抗议，“寻找罗西的下落是我的事。”
　　“寻找罗西的下落也是我的事，”她也低声答道。
　　我从侧面瞟了她一眼，我想我已经习惯了她尖刻的幽默。“好吧。但我会在他后面，万一你有麻烦，我马上冲过去帮你。”
　　我们礼貌地在图书馆门口分了手。
　　“祝你的研究取得好成绩，荷兰先生，”海伦说，一边用她戴着手套的手握了握我的手。
　　“也祝你成功，罗——”
　　“嘘，”她打断我，走了。
　　我到目录柜那里随便拉开一个抽屉，假装很忙。我低下头，但还是可以看到借还书处的情况。
　　海伦在办理允许入库的手续，穿着黑大衣的她身材修长，只见她背影坚定地走向图书馆长长的中殿。然后，我发现管理员从中殿的另一端鬼鬼祟祟地过来，紧靠着目录柜的另一边。
　　海伦快走到书库的门口时，他已经走到了“H”条目了。那扇门我太熟悉了，几乎每天都经过它，可它从来不像今天这样意义非凡。这门白天都是开着的，但门口有个人检查入库的许可证。
　　一会儿后，海伦的黑色身影消失在铁楼梯上。管理员在“G”这个条目旁边又等了一下。然后只见他在上衣口袋里掏什么东西——我想应该是他们工作人员的特殊证件——刷了一下，也消失了。
　　我赶紧跟着进入书库，我真的开始担心了。我不该让海伦自己来当诱饵的。我突然想起了罗西讲过他的朋友赫奇斯的故事，加快了步伐。到了七楼——历史学书库——我停住了，犹豫着如何神不知鬼不觉地走进去。
　　我至少熟悉这一层，这是我的王国。
　　起先，楼上听上去和其他楼层一样安静。然后我听到有人在角落里窃窃私语。
　　“是这，对吗？”海伦用敌意的口气在问。
　　那个细碎的声音又在说了。“你无权在那些书中翻来翻去，小姐。”
　　“那些书？它们不是学校的财产吗？你是什么人，难道要没收学校财产不成？”
　　管理员听上去很恼怒，但同时又想哄人：“你不需要在那些书里捣腾。一个年轻小姐不该去读那些书。你今天把它们还了，我就不找你了。”
　　“你为什么要得这么急啊？”海伦的声音坚定而清晰，“这和罗西教授有关吗？也许吧？”
　　“什么教授？我不知道你说的是什么意思。”管理员掐断了话头。
　　“你知道他在哪里吗？”海伦厉声追问。
　　“小姐，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要你马上把这些书还了，图书馆要它们另有用途，否则你要为你的学术生涯付出后果。”
　　“我的学术生涯？”海伦轻蔑地说，“我现在不能还这些书。我还要用它们。”
　　“那么我只好强迫你还了。它们在哪儿？”
　　我听到了脚步声，好像是海伦走开了。我正要绕过书架尾端，把一本西多会修道院的对开本砸到那可恶的黄鼠狼头上。可是，这时海伦又抛出一张新牌。
　　“我们这么办吧，”她说，“如果你告诉我罗西教授的情况，我就告诉你一点——”她停了一下，“我最近看到的一幅地图的事。”
　　我的心顿时沉到七楼以下。地图？海伦想干什么啊？她为什么要暴露这个重要的信息？如果罗西的分析是对的，那幅地图是我们最危险的，也是最重要的财产。是我最危险的财产，我纠正自己。海伦不是同时在盘问我吧？我在一瞬间看到的是：她想利用地图抢先找到罗西，完成他的研究，她利用我来了解罗西了解的一切和他教给我的一切，然后出版她的研究成果，将他曝光——容不得我想更多了。因为我立刻听到管理员在咆哮。
　　“地图！你有罗西的地图！我要杀了你！”
　　海伦倒吸一口冷气，惊呼，然后砰的一声响。
　　“把那个放下！”管理员在尖叫。
　　我跳到他身上，脚才着地。他的小脑袋砰的一声撞到地上，那声巨响弄得我脑袋里嗡嗡直响。
　　海伦蹲伏在我身旁，脸色苍白，但看起来镇静，手里拿着十字架，对准他。
　　他在我身子下面挣扎，口吐唾沫。管理员很脆弱，我将他抓在手里，他连连打我，我用膝盖抵住他的腿。
　　“罗西！”他尖叫着，“不公平啊！应该是我去蔼—该轮到我了！给我地图！我等了这么久——我找了它二十年！”
　　他开始哭，发出可怜的、难听的呜咽声。他的头摇来晃去，我看见他衣领边有两个伤口，两个结了痂的刺口。我尽量让自己的手离它远点儿。
　　“罗西在哪儿？”我朝他吼道，“告诉我他在哪儿，现在就说——是你伤害他的吗？”
　　海伦把十字架拿近了些，他把头撇开，在我膝盖下挣扎。
　　即使是在那种时候，看到十字架对他的威力我仍惊骇不已。这究竟是好莱坞电影，迷信还是历史？不知道他是如何走进教堂的——不过我想起来了，在教堂的时候，他是远离圣坛和礼拜堂的，连圣坛边的那个老太太他都避开了。
　　“我没有碰他！我什么也不知道！”
　　“不，你知道。”海伦凑得更近了。她的表情很激烈，脸色惨白。我注意到她用另一只手紧紧地捂在脖子上。
　　“海伦！”
　　我肯定是惊呼出来。但她没理我，继续盯着管理员。
　　“罗西在哪儿？你这些年来等的是什么？”
　　他退缩。
　　“我要把这个放在你脸上了。”海伦说，一边将十字架放得更低了。
　　“不！”他尖叫，“我告诉你。罗西不想去。我想去。这不公平。他带走了罗西，不要我！他强行带走他的——而我心甘情愿地想要伺候他，帮他，给他编目录——”他突然缄口了。
　　“什么？”我把握好力度，把他的头撞到地上，“谁带走了罗西？你是怎么帮他的？”
　　海伦把十字架放在他的鼻子上方，他又开始呜咽了。“我的主人，”他哭着说。
　　蹲在我旁边的海伦长抽了一口气，往后跪坐在地上，好像听了他的话，她不自禁地缩了回去。
　　“谁是你的主人？”我压着他的腿问，“他把罗西带到哪儿去了？”
　　他的眼睛在发光，着实吓人——扭曲，一张普通的人脸上布满了可怕的表情。“还能让我去哪儿！去坟墓！”
　　也许是我的手松了，也许是他的坦白让他获得了力量——我后来意识到，也许是恐惧令他力量倍增。反正他突然腾出一只手，像蝎子一样转过身来，把我的手腕往后扭到刚才我压住他肩膀的地方。还没等我反应过来，他就已经跑了出去，我下楼去追他，只见一个穿招待制服的女孩子在人行道上尖叫，指着一辆汽车的前轮。
　　那个黄鼠狼似的管理员的腿从车下伸出来，扭曲成一个不可思议的角度，一只手臂放在头顶上，死了。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二章

　　父亲不想带我去牛津。他说他要去那里待六天，怕我会耽误学习太久。
　　我拿出自己最近的成绩单，上面都是优秀，其中我那位颇为自得的历史老师对我的一篇论文这样评价：“你对于历史研究的本质有独特见解，对于你这样年纪的人来说尤其难得。”
　　这个评价我可是一直都铭记在心，通常都念着它入睡。
　　我看见牛津的第一个学院了，在朝阳中耸立在一座有围墙的院子里，旁边的是拉德克利夫楼的完美造型。
　　我没法想象当年生活在这里的人要是看到我们这样打扮会怎么想——我穿着红色短裙，白色针织袜，背着书包，父亲穿着海军蓝上衣，灰色休闲裤，戴着黑色圆翻领的斜纹呢帽，每人还拖着一个小行李箱。
　　“我们到了，”父亲说，我很高兴我们转弯进了一扇开在长满青苔的墙上的门。
　　门锁着，我们等了一会儿才有一个学生来给我们打开那扇铁门。
　　父亲要在牛津做一个关于美国和东欧关系的大会发言，现在双方正处于解冻的高峰期。我们绕过了草坪和池塘，去了一套挨着指导老师的房子。房子天花板很低，窗子也不大，铅制的，光线暗淡。父亲的卧室是蓝色的窗帘。让我无限喜悦的是，我的卧室有一张宫廷床，很高，带印花棉布的篷顶。
　　我们稍微安顿了一下，然后去见指导老师詹姆斯。他在楼里另一头的办公室等我们。这是一个非常亲切的老人家，看到我和父亲一起来开会他好像一点儿也不奇怪，还提议说下午可以要他的一个学生助手带我到学院各个地方转转。
　　我三点钟就从房里出来，一只手拿着我的贝雷帽，一只手拿着笔记本，因为父亲建议我趁此行做些笔记，学校里还得交一篇论文呢。　　我的向导是一个浅色头发、身材瘦长的大学生，詹姆斯教授介绍说他叫斯蒂芬·巴利。和斯蒂芬一起走在这四方院里，我暂时有一种被那个精英集体所接纳的感觉。同时，走在一个英俊的大学生身旁所感到的这种反抗像一丝来自异域文化的音乐震撼着我。但我更加努力地抓紧自己的笔记本和童年。
　　他领着我去了食堂，一个都铎式的大厅，在罗彻斯特伯爵留下刻痕的长凳上方有一幅画，我没看明白：一个脖子上戴着十字架的人，一手拿着根棍子弯腰看什么，那堆东西看上去像是黑色的衣服。
　　“噢，那可是有意思的画，”斯蒂芬告诉我，“我们都以此为荣。你看到的人是牛津大学建校早期的一个导师，他在拿着一根涂了银的棍子直捣吸血鬼的心脏。”
　　我睁大眼睛看着他，顿时说不出话来。
　　“那时候牛津就有吸血鬼？”我回过神后问道。
　　“这我不清楚，”他笑着说，“但的确有这样一种传统，就是早年的导师们都帮助附近的乡下人免受吸血鬼的袭击。根据传说，当年的导师们甚至不愿意学院里藏有关于这神秘之事的书籍，所以那些书被收藏在不同的地方，最后才放到那里去的。”
　　我突然想起了罗西，“有什么办法可以找到以前学生的名字——我是指——也许——是五十年前的——这个学院的研究生吗？”
　　“当然。”我的同伴坐在木凳对面，不解地看着我，“如果你愿意的话，我可以帮你问一下教授。”
　　“噢，不。”我的脸红了，太年轻的缘故，“那个没什么的。不过我想——我可以去看一下那些吸血鬼传说的资料吗？”
　　“你喜欢那些恐怖的东西啊？”他笑着说，“那个也没什么好看的。不过，没问题，我们现在就去学院图书馆——图书馆你是一定要看看——然后我带你去拉德克利夫楼。”
　　任何仰慕英国文化的人都知道拉德克利夫楼是英国建筑的杰作之一。斯蒂芬带我浏览这个建筑各处不同的特色，最后，他终于把我带到一个楼梯口，我们走上阳台。
　　“就在这上面。”他指着墙上的一扇门，凿得像本书一样。“那里有一个小阅览室。我上去过一次，有关吸血鬼的书就藏在那里。”
　　房间光线暗淡，极为狭小，只够在中间放一张看书的桌子，这就意味着我们突然和一位坐在那里翻阅一本对开本，并飞快在纸上做笔记的学者面面相觑。他脸色苍白而憔悴，眼睛都凹了下去，他抬头看我们，神色急迫但极端专注。
　　那是我父亲。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三章

　　图书馆前面的街上救护车、警车和旁观者乱成一堆，有人在抬走图书管理员的尸体。
　　我站在那里呆立了片刻，真是恐怖，不可思议。
　　海伦找到了我，她看起来脸色苍白，但仍然镇定，用围巾紧紧地裹住脖子，看到她细腻的脖子上的那个伤口，我不寒而栗。
　　“谢谢你来救我。那人是个畜生。你真勇敢。”
　　我很奇怪，她的脸看上去居然也可以那么和善。
　　“你才是真正勇敢的人，而且他伤害的是你，”我低声说，“他——？”
　　“是的，”她平静地说。
　　我们本能地靠近了些，不让别人听到我们讲话。
　　“他向我扑来的时候，直接咬到了我的脖子上。”
　　有一会儿，她的嘴唇好像在颤抖，好像要哭出来的样子，“他没有吸很多血——来不及，也不怎么疼。”
　　“但你——”我将信将疑，结结巴巴地问。
　　“我觉得不会有什么感染，”她说。“没流什么血，而且我马上就止住了。”
　　我突然想起了她告诉他地图的事：“你为什么要——”
　　“我知道你想问什么，”她急忙打断我的话，口音也变浓重了，“可是我实在想象不出别的什么诱饵，但又想看到他的反应。我不是有意要给他地图或者任何其他的信息，我向你保证。”
　　我狐疑地看着她，“不是有意的？”
　　“我发誓，”她简单地说，“再说，”——她那种嘲弄的微笑又来了——“我通常不习惯和人分享我自己能用的东西，你呢？”
　　我没再追究下去，“他的反应非常有趣，不是吗？”
　　“现在你打算怎么办？”她问道，她的漠然显得有点奇怪。
　　我还没有完全想好，但话已经出口了：“去伊斯坦布尔。我相信那里至少有一份文献罗西没有查到，而那份文献可能提到了坟墓的位置，也许就是德拉库拉在斯纳戈夫湖的坟墓。我有事要问你。我们离开教堂时，你说你母亲可能了解一些罗西寻找德拉库拉的情况。你那么说是什么意思？”
　　“我的意思是说，他们相遇的时候，他告诉过她自己去罗马尼亚的目的就是研究德拉库拉的传说，她自己也相信这个传说。我应该多问问她自己的经历。”
　　“一位人类学家竟然会疏忽这个，你不给她写信或者打电话吗？”我反唇相讥。现在我相信我们又是同一阵线上的战友了。
　　她盯着我。
　　“噢，西方人真是天真，”她终于说道，“你觉得她会有电话吗？你觉得我每次给她写的信不会被人拆阅吗？”
　　我哑口无言。
　　“你在急着找什么文献呢，福尔摩斯？”她问，“是那份参考文献目录吧，关于那个龙之号令的？我看到在他文献的最后一页上，也是他惟一没有详细说明的文献。那就是你要找的吗？”
　　当然，她猜对了。我感到了她智慧的威力。
　　“你干嘛想知道？”我反问，“为了你的研究？”
　　“当然，”她严肃地说，“你回来时会来找我吗？”
　　我突然觉得很累。“回来？我都不知道我要去调查什么，更别说什么时候回来了。也许我一到那里的什么地方就给吸血鬼击倒了。”
　　我本来是自我嘲讽，说着说着就开始感到整件事情是如此的虚幻。
　　我转向海伦。
　　“罗西小姐，”我说。“如果你能保证不张扬此事，我保证回来后马上和你联系。你还有什么要告诉我的吗？你能想到别的办法让我在出发前和你母亲联系上吗？”
　　“我自己都联系不到她，除非书信。”她平淡地说，“还有，她不说英语。我两年后回家自己去问她这些事吧。”
　　我叹气。两年太迟了，不可能的。
　　想到要离开身边这个奇怪的同伴——除我以外惟一知道罗西失踪真相的人——几天——其实是几个小时，我突然焦虑起来。这一别我就要独自踏上一个我从前想也没想过要去的国度，但我必须去。我伸出手。
　　“罗西小姐，谢谢你这几天来如此容忍一个没有恶意的疯子。如果我安全回来的话，我会告诉你的——我的意思是——如果我安全带回你父亲——”
　　她那戴了手套的手做了个什么手势，她直视着我，挑衅似地：“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但我想我要和你一起去。”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四章

　　父亲用了些愉快的借口解释说自己为什么会在牛津大学吸血鬼主题藏书室，是因为一个困扰了他很久的问题——然后他停下来，几乎是咬着嘴唇，不再说下去。
　　说到底，如果我的到来让父亲震惊的话，他又能说什么呢？他如何解释，或者随意地合上手里的对开本？他合上了，但太迟了，我还是看见了厚厚的象牙纸上一个章节的标题：比利牛斯省的吸血鬼。
　　我在指导教师的宫廷床上一夜都没睡好，每隔几个小时就会被稀奇古怪的梦惊醒。
　　今天早上的寂静毫无理由地令我窒息。父亲房里厚重的窗帘还没有拉开，我花了几秒钟才看清了里面的家具和画像的轮廓。寂静让我脖子后背的皮肤都在颤抖。我向父亲的床走过去，要和他说话。但床上竟然整整齐齐，黑黑的，压根儿没人。
　　灯光下，我看到了一张留给我的纸条，纸条上放了两样让我吃惊的东西：一条结实的项链，上面挂着个小的银十字架，一个大蒜头。这些东西代表的严酷事实让我心里翻江倒海。然后，我拿起了父亲的留条

　　我亲爱的女儿：
　　我非常抱歉这样让你吃惊，但我有新的任务需要离开。我已经让詹姆斯教授安排好了让你的朋友斯蒂芬·巴利护送你平安到家。克莱太太会尽量在今晚稍晚一点和你会合。别担心我。同时，我打心底里希望你无论何时都戴上那个十字架，每个口袋里再放点大蒜。我以一个父亲的真诚求你在这件事情上一定要听我的话。

　　信的落款充满慈爱。
　　我马上把那条链子紧紧地戴在脖子上，把大蒜分装到各个口袋里。不管他的任务是什么，我肯定那不是一次简单的外交使命。否则他会告诉我的。他总会告诉我他去哪里。这一次，我那颗怦怦直跳的心告诉我，他不是去出公差。
　　我们出了办公室，斯蒂芬抢过我的包。“我们走吧。十点半的车票，但早点走也好。”
　　我注意到教授和父亲安排好了每一个细节。我不知道回家后自己还会被套上怎样的锁链。不管怎样，我现在还有别的事情要办。
　　“斯蒂芬？”我试探着。
　　“噢，叫我巴利吧，”他笑着说。“每个人都那样叫我，我都习惯了。听到有人叫我真名我反而觉得别扭得很。”
　　“好的。”
　　他的笑今天依然动人——非常容易打动人。
　　“巴利，我——我们走之前能请你帮个忙吗？”
　　他点头。
　　“我想再去一下拉德克利夫楼，它太美了，我——我还想看看那里的吸血鬼藏书呢。我还没好好看过呢。”
　　他抱怨：“我知道你喜欢那些恐怖的东西，这好像是你们家的传统埃”
　　“我知道。”我觉得自己的脸红了。
　　“那好吧。我们快快浏览一下，一定得快才行。要是我们误了火车，詹姆斯教授会用棍子扎我心脏的。”
　　拉德克利夫楼早上很安静，才几个小时前，父亲还坐在这里，眼里透出那种奇怪而遥远的目光，而现在我都不知道他身在何处。

　　我记得他放书的架子，我们说话的时候他顺手把书放回架上的。应该是放在装头盖骨的盒子的下面，左边。我在架子上逐个看过去。书应该在的位置现在空了。我呆住了：父亲是绝对不会偷书的。会是谁拿了呢？但过了一会儿，我在前面一巴掌远的地方看到了那本书。
　　肯定是我们走后有人来动过。是父亲又回来看过，还是别人把它拿下来过？
　　我怀疑地看了看玻璃盒里的头盖骨，它以解剖学的目光漠然地看着我。然后，我非常小心地把书拿下来——骨色的封皮，上面还悬着一根黑色的缎带。我把它放在桌上，翻到书名页：《中世纪的吸血鬼》，德·黑杜克男爵著，布加勒斯特，一八八六年。
　　“也有传说这样提到……”我读着，激动得喘不过气来，“也有传说这样提到德拉库拉，他是所有吸血鬼中地位最高的，也是最危险的，他不是在瓦拉几亚而是在东比利牛斯山圣马太修道院获得了他的魔力。这是一座建于公元一千年的本笃会修道院。据说德拉库拉每隔十六年要去修道院一次，旧地重游，重新充电，好让他继续具有不死的魔力。根据十七世纪普罗旺斯的皮埃尔修士推测，德拉库拉是在五月份月亮半圆的时候造访圣马太。”
　　“现在月亮是什么形状？”我惊问，但巴利也不知道。
　　“稀奇古怪的东西，”巴利说。“你们家就喜欢读这种东西吗？你想听听塞浦路斯吸血鬼的故事吗？”
　　书里的其他内容好像和我的目的没有关系。巴利又看表，我依依不舍地离开了那些诱人的书本。
　　在火车上，巴利给我讲他那些同学的趣事，我们坐到里面的塑料椅上避风。
　　“我晚上没睡好，”巴利告诉我，然后埋头睡着了。
　　我们到家时克莱太太果然在。我想马上去洗劫我父亲的密室。晚点我再想办法对付克莱太太和巴利。现在我要找到一样东西，它肯定藏在那里。
　　我像盗贼一样进来了，关上门，打开他的抽屉，可怕的感觉，我把文件夹里的东西都拿出来，搜索每一个抽屉，一边看一边小心翼翼地物归原处。
　　终于，我的手触到了一个封了口的袋子。
　　我大胆地打开，看了几行字，是写给我的，警告我只有父亲意外身亡或者长期失踪了才可以打开这些。
　　袋子里都是信，每一封都是写给我的，就是家里的地址。好像他觉得自己会从别的什么地方一次给我寄其中的一封似的。
　　我把它们按顺序放好——这个我不用学就会——然后小心地打开第一封。
　　这是六个月前的一封信，信的开头更像是从心底发出的一声呼喊，而不是木讷的文字。
　　“我亲爱的女儿”——他的笔迹在我眼前颤抖——“请原谅，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出发去找你母亲了。”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五章

　　阿姆斯特丹的火车站我已经非常熟悉——我数十次路过这里，但从来不是一个人。这次，我第一次感受到了完全的自由。我把厨房里的零钱搜刮一空，来充实我的钱包。既然做了一件坏事，再做二十件也无妨。我还偷了其他的东西。我从客厅里拿走了一把银刀。我不知道这小小的刀刃如何能防身，但有它在包里，我稍感心安。
　　我找到一个安静的包厢，把过道一边的窗帘拉下来，希望没人和我坐在一起。可过了一会儿，一个穿蓝色大衣、戴蓝色帽子的中年妇女进来了，手里拿着一叠荷兰语杂志，她朝我笑笑，坐了下来。我坐在舒适的一角，又一次打开父亲的第一封信。开头的几句话我已经背得滚瓜烂熟了，我记得那模样惊人的词语、令人吃惊的地点和时间、坚定而急切的笔迹。

　　“我亲爱的女儿：
　　“请原谅，在你读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经出发去找你母亲了。多年以来，我相信她已经死了，可现在我不太肯定。
　　“在最近这几个月里，我想尽我所能，一点一点告诉你我的过去，以此来改正自己的缺点。虽然你母亲是猛然闯入我的生活中的，但我还是打算慢慢把她带入故事中。现在我害怕自己还没来得及告诉你你应该知道和继承的一切，有人就会逼迫我沉默——就是我无法再说下去——或者我自己甘愿沉默。
　　“我已经讲过你出生前我的研究生生活，也说了我的导师向我作了坦白后便离奇失踪。我也告诉过你我遇到一个叫海伦的姑娘，她和我一样对寻找罗西教授很感兴趣，也许比我更有兴趣。每每我能平静下来时，我总试图继续讲下去，但现在我觉得，我应该开始把剩下的故事写下来，明明白白地写在纸上。如果现在你只能读我写的东西，而不是在陡峭的巅峰或平静的广场，在某个安全的港湾或某张舒适的咖啡桌听我把故事讲完，那么错将在我，是我说的不够及时或没有早些告诉你。
　　“为什么我没有一口气把这一历史都告诉你，一次就克服它，完全说出来呢？答案还是在于我的弱点。其实，什么样的故事可以完全简化为单单几个事实呢？所以，我一次讲一段故事。我还得冒险猜测，当这些信到你手里时，我应该已经告诉了你多少。”

　　我父亲的猜测不太准确。他讲故事的节奏快了一点点。
　　让我伤心的是，我也许永远不知道，在海伦·罗西出乎意料地决定和他一道去寻找罗西教授那一刻，他是什么样的反应，也不知道他们从新英格兰到伊斯坦布尔一路上的趣事。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对付那么多的表格，怎么跨过政治的隔阂，办理签证和通过海关的？父亲的父母是善良而理性的波士顿人，他是不是为自己突然决定去旅行而对他们撒了无伤大雅的谎？他是按计划和海伦马上去纽约了吗？他们在旅馆里睡在同一个房间吗？我年轻的心灵忍不住在构想这些谜，但又解不开。最后我只能把他们当作青春剧中的两个角色，海伦小心谨慎地伸展四肢，睡在双人床上，而我父亲则可怜兮兮地缩在靠背椅上，除了鞋，什么都没脱。窗外，时代广场的灯光色迷迷地闪烁着。
　　“罗西失踪六天后，一个雾气弥漫的夜晚，我们从艾德威尔德机场飞往伊斯坦布尔，在法兰克福转机。第二天早上，飞机降落在伊斯坦布尔。我对一切都感到新鲜，有些大惊小怪的样子，海伦在我身边笑了起来，‘欢迎来到大世界，美国佬，’她说着，笑了。这是真正的笑容。
　　“海伦也从未到过这里，她安静而专注地端详一切。在出租车上，她只有一次转过身来，对我说，看到奥斯曼帝国的源泉——她用了这个词——感觉真怪。奥斯曼帝国在她的祖国留下了许多痕迹。
　　“我思忖，海伦喜欢跑腿，干嘛不投其所好呢？我俩有个心照不宣的约定，那就是我来付账。我从国内的银行里取出为数不多的全部积蓄。哪怕我失败，罗西也值得我竭尽全力。哪怕最终失败，我也不过是一文不名地打道回府。我知道海伦是一个外国留学生，很可能一无所有，难以谋生。我已经发现，她似乎只有两件套装，要靠变换剪裁老旧的衬衫来换着穿，‘是的，我们住两个隔壁的单间，’她告诉女房东，一个面容端庄的亚美尼亚老太太，‘我哥哥——哥哥——打呼噜打得厉害。’‘打呼噜？’我在长沙发上问道。
　　“‘就是打呼噜，’她伶牙俐齿地说，‘你就是打呼噜嘛，你知道的。我在纽约就没关过眼。’‘没合过眼，’我纠正道。
　　“‘好吧，’她说，‘关好你的门吧，闭嘴。’不管打不打呼噜，我们都得睡上一觉来消除旅途的劳累，然后才能做事。等到我们开始在迷宫般的街道上搜寻，扫视形形色色的花园和院落时，已经快傍晚了。
　　“罗西在信里没有提到档案馆的名字。我们在谈话时，他只把它称为‘一个不为人知的资料宝库，由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建立。’关于他在伊斯坦布尔所做研究的那封信中补充说，档案馆是一座十七世纪清真寺的配楼。除此之外，我们还知道，从档案馆的一扇窗子可以看到哈吉亚·索菲亚，档案馆至少有两层楼，一楼有门直通大街。离开前，我曾在学校图书馆里仔细寻找这个档案馆的资料，但没有找到。罗西在信里不说出档案馆的名字，我觉得奇怪。省略这样的细节不像是他呀，不过他也许不忍回忆。我的公文包里有他所有的文件资料，包括他在那里发现的文献清单，结尾不完整，这很奇怪，它是这样的：‘书目，龙之号令。’要寻遍整个城市，在迷宫般的尖塔和寺庙里逡巡，寻找罗西那神秘的几行字源于何处，是个令人生畏的工程，这样说毫不为过。
　　“我们惟一能做的就是转身朝我们的里程碑哈吉亚·索菲亚走去。它原本是拜占庭时期的圣索菲亚大教堂。一旦我们走近它，就没法不进去看看。大门敞开，巨大的圣殿把我们和其他游客一道吸进去，就像乘着波浪冲进洞穴一般。我想，一千四百年来，朝圣者们就像我们现在这样纷至沓来。我慢慢朝中央地带走去，回头张望那巨大而神圣的空间，张望它那令人晕眩的寺庙和拱门，神圣之光倾泻进来，上层屋角的护罩上刻有阿拉伯文字，教堂下面是古代世界的层层废墟。它的穹顶就在我们上方，高高在上，复制了拜占庭旧时的星相图。我简直不敢相信自己就身在其中。我已经目瞪口呆。
　　“回想起那一时刻，我现在明白我在书籍里，在那狭隘的象牙塔里，生活得太久，我不知不觉束缚了自己的视野。在这宏伟的拜占庭建筑里——这个历史奇迹里——我的精神突然跃出了牢笼。在那一刻，我知道，不管发生什么，我再也不能回到那旧日的束缚里。我想随着生命上升，向外扩展，就像这宽阔的内屋向上、向外升华一样。我的心随着它膨胀，我在荷兰商业史中漫游时可从来没有这种感觉。
　　“我看了一眼海伦，知道她也一样深受触动。她像我一样，脑袋微侧，一缕黑色的卷发披洒在衬衫领子上，那张通常充满警惕和嘲讽的脸庞现在全是朦胧的超脱。我冲动地伸出手，抓起她的手，她也紧紧握住我的手。我在和她握手时，已经知道这种有力的、几乎全是骨质的紧捏。过了一会儿，她似乎回过神来，放开我的手，但没有一丝尴尬。我们一起在教堂里四处漫游，欣赏漂亮的讲道台，闪光的拜占庭大理石。我好不容易才想起，我们在伊斯坦布尔期间，任何时候都可以来哈吉亚·索菲亚，但我们在这个城市里的首要任务是寻找档案馆。海伦显然也有同样的想法，因为她正朝出口走去，我也是。我们穿过人群，回到街上。
　　“‘档案馆有可能很远，’她思忖道，‘在城里的这一片区域，你几乎可以从任何一座楼房看到圣索菲亚，甚至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另一边都可以看到它。它太大了。’，‘我知道。我们得去找其他的线索。信里说档案馆是十七世纪一座小清真寺的配楼。’，‘这城里到处都是清真寺！’，‘没错儿。’，我哗哗地翻着匆匆买来的导游手册，‘我们从这里开始吧——苏丹的大清真寺。穆罕默德二世和他的大臣有时可能会在那里做祭拜——它建于十五世纪后期，他的图书馆最终会建在这一地带是符号逻辑的，你觉得呢？’海伦觉得值得一试，我们便步行出发了。一路上，我又浏览起导游手册，‘听听这个，它说伊斯坦布尔是拜占庭词汇，意思是城市。你看，连奥斯曼人都无法毁灭君士坦丁堡，只能给它重起个拜占庭的名字。这里说拜占庭帝国从公元三三三年延续到一四五三年。想想——这权力的黄昏持续了多么、多么久。’海伦点点头，‘思考世界的这个部分绕不开拜占庭，’她严肃地说，‘你知道，在罗马尼亚，处处可见它的痕迹——在每座教堂里，在壁画上，在修道院里，甚至在人们的脸上。罗马尼亚文化的顶层是奥斯曼，那里比这里更接近拜占庭。’她的脸色阴沉下来，‘一四五三年穆罕默德二世征服君士坦丁堡是历史上最惨痛的一出悲剧。他用大炮轰塌这些城墙，然后派军队进城烧杀掠夺三天。士兵们在教堂的祭坛上强奸姑娘和男孩，甚至在圣索菲亚也是这样。他们偷走圣像和其他圣物，熔化成金子，他们把圣人的遗物扔到大街上喂狗。在这之前，这里是历史上最美丽的城市。’她的手在腰间握成拳头。
　　“我沉默了。不管很久以前发生过如何残暴的事情，这城市依然美丽，依然拥有雅致而丰富的色彩，拥有优美的寺庙和尖塔。我开始明白为什么五百年前那邪恶的一刻对海伦来说是如此的真实，不过这和我们眼前的生活有什么真正的关系呢？我心里闪过一个念头：我和这个复杂的女人大老远跑到这里，来到这个奇妙的城市，也许一无所获，而我要找的那个英国人，可能正乘着长途汽车去纽约呢。我咽下这个想法，想逗逗她，‘你对历史怎么这么了解？我以为你只是个人类学家呢。’
　　“‘我是人类学家，’她严肃地说，‘可你不能离开历史去研究文化呀。’，‘那你为什么不干脆做个历史学家得了？我看你仍然可以研究文化呀。’，‘也许吧，’她现在摆出一副拒人于千里之外的样子，不愿看我的眼睛，“不过我想研究我父亲还没搞出名堂的东西。”在金色的暮霭中，大清真寺的门还开着，面向游客，也面向信徒。守门的是一个小伙子，他呈皮肤棕色，头发卷曲——从前的拜占庭人长的什么样？——我向他试验我那蹩脚的德语，他说里面没有图书馆，没有档案馆，没有任何类似的东西，他从来没有听说过附近有这样的建筑。我们请他出个主意。
　　“他想了想，说，我们可以去学校里试试。至于小清真寺，有好几百座呢。
　　“‘今天去学校太晚了，’海伦对我说，她正在研究导游手册，‘明天我们可以去，问问那里的人有没有穆罕默德时代的档案馆。我想这是最有效的办法。我们去看看君士坦丁堡的老城墙吧。我们从这里走去，可以看到其中的一段。’她在前面探路，我在后面跟着穿街过巷。她戴着手套，拿着导游手册，胳臂上挂着黑色手提包。自行车飞驰过我们身边，奥斯曼长袍和西装混在一起，外国车和马车共同迂回前进。放眼望去，男人都穿黑色马甲，戴小钩边帽，女人都穿色彩鲜艳的衬衫，下身是灯笼裤，头上包着围巾，挎着购物袋、菜篮、包袱或装着鸡的柳条箱，还有面包和鲜花。街道上生机勃勃——我想，一千六百年来一直如此。罗马的基督教皇帝让随从抬着他们走过这些街道，身旁是牧师，从皇宫走向教堂，去领圣餐。他们是强有力的统治者，是艺术、工程和神学的大恩主。其中有些也很残暴，他们严格依照罗马传统，动辄要了朝臣的命，弄瞎他们家人的双眼。原始的拜占庭政治就是在这里被终结的。也许这里不够奇特，不适合做吸血鬼的温床。
　　“海伦在一座高大的石头建筑前停下脚步。这房子部分已经坍塌，基座周围挤满了店铺，无花果树在它的侧面扎下根。城垛上，万里晴空正淡化成古铜色，‘看看君士坦丁堡的城墙还剩下什么，’她平静地说，‘你可以看出这城墙完整时是多么的宏大。书上说，从前海水曾漫到城墙脚下，皇帝可以乘小船出宫。那边，那堵墙是跑马场的一部分。’‘我们去找些吃的吧，’我突然说，‘已经过了七点，今晚我们得早些睡。明天我决心找到档案馆。’海伦点点头。我们像一对好朋友那样穿过老城的心脏，一路返回。
　　“我们在公寓附近发现了一家餐馆，侍者给我们端上大块的面包，一盘光滑的酸奶，上面散布着一片片黄瓜，还有装在玻璃瓶里的香浓的茶。我们正要吃木叉上的烤鸡肉，这时，一个银胡子银发的男人走进餐馆。他穿着整洁的灰色西服，往四下里扫了一眼，拣了个离我们不远的位子坐下，把一本书放在碟子旁。他用平静的土耳其语点了菜，然后，他似乎也要分享我们进餐的快乐，倾过身来，面露友好的微笑，‘看得出来，你们很喜欢我们本地的饭菜。’他的英语有口音，但说得很好。
　　“‘当然了，’我惊讶地答道，‘美味佳肴。’‘啊，是的。真好。你们在我们美丽的城市里观光，是吗？’‘是的，没错。’我附和道，暗自希望海伦至少显出一点友好，敌意十足多少会招人怀疑的。
　　“‘欢迎来到伊斯坦布尔，’他说，很高兴地笑起来，举起他的大口杯向我们敬酒。我回敬他，‘我是伊斯坦布尔大学的教授，’他的口气依然庄重。
　　“‘啊，真是太走运了！’我嚷道，‘我们正——’就在这时，海伦踩了我一脚。她和当时所有的女人一样，穿高跟轻便鞋，后跟尖得很，‘我们真高兴认识您，’我说完这一句，‘您是教什么的？’‘我的研究方向是莎士比亚，’我们的新朋友说，‘我想，你们在伊斯坦布尔的时候，为什么不去看看我们的学校呢？这也是一所受人尊敬的学校，我很高兴带您和您漂亮的妻子到处看看。’我听到海伦轻轻哼了一声，便赶快替她掩饰，‘我妹妹——妹妹。’‘哦，请原谅。’这位莎士比亚学者在桌子那边朝海伦鞠了个躬，‘我是图尔古特·博拉博士，愿为你们效劳。’我们也作了自我介绍——其实是我为我们作介绍，因为海伦执拗得很，就是不说话。我看得出她不高兴我说出自己的真名，于是我赶快说她叫史密丝。对我给她起这个笨名字，她眉头皱得更深了。我们握了手，我除了邀他共进晚餐外，别无选择。
　　“他礼貌地推辞了，但只过了一会，就把他的色拉和玻璃瓶带过来，和我们坐在一起。他马上高举茶瓶，‘敬你们，欢迎来到我们美丽的城市，’教授吟诵似地说道，‘干杯！’连海伦也微微笑了，虽然她还是一言不发，‘你们得原谅我的鲁莽，’图尔古特似乎感到了她的警惕，抱歉地说，‘我很少有机会和英语国家的人说话，练习我的英语。’他还没有发现她不是英语国家的人。我想，也许他永远都不会知道这一点，因为她也许永远不会跟他说一个字。
　　“‘您是怎么把莎士比亚当作自己的专业的？’我们继续吃饭时，我问他。
　　“‘啊！’图尔古特轻声说，‘这很奇怪。我母亲是个非常不一般的女人——非常聪明——她在罗马大学读书，在那里碰到了我父亲，他很讨人喜欢，是研究意大利文艺复兴的专家，特别爱好——’我们正听得津津有味，这时一个年轻姑娘出现在拱形窗外，打断了我们。虽然我只在照片里见过吉普赛人，但我认定她就是。在她那张瘦瘦的脸上，你看不出年龄。她抱着红红黄黄的花朵，显然是想要我们买花。我正要掏出钱包，想向海伦献上——当然是开玩笑的——一束土耳其鲜花。突然，吉普赛人转向她，指着她，嘴里嘘嘘作响。图尔古特愣住了，平常天不怕地不怕的海伦却向后闪。
　　“海伦的样子似乎让图尔古特回过神来，他半站起身子，生气地皱起眉头，开始申斥吉普赛人。他的声调和手势不难明白，这是毫不犹豫地让她离开。她瞪眼瞧了瞧我们，一下消失了，就像她出现时一样突然，消失在行人当中。图尔古特坐下来，睁大眼睛看着海伦。过了一会儿，他从上衣口袋里摸出一个小东西，放在她的碟子旁。这是块蓝色石头，约一英寸长，背景是白色和浅蓝，像一只天然的眼睛。海伦看到它，脸色发白，本能地伸出食指去摸它。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啊？’在文化上遭到排斥，我感到烦躁。
　　“‘她刚才说的是什么？’海伦第一次对图尔古特开口，‘她说的是土耳其语还是吉普赛语？我听不懂她的话。’我们的新朋友迟疑了，似乎不想重复那女人的话，‘土耳其语，’他喃喃道，‘也许我告诉您的不是什么好事，她的话很粗鲁，而且奇怪。’他感兴趣地望着海伦，但亲切的眼神里闪过一丝畏惧，‘她用的一个词我不想翻译，’他慢慢解释道，‘然后她说，滚出这里，罗马尼亚狼的女儿。你和你的朋友把吸血鬼的诅咒带到我们的城市。’海伦的脸一直白到嘴唇，我努力不去拉她的手，‘不过是个巧合，’我安慰她，可她对我怒目而视。我在教授面前话头太多了。
　　“图尔古特看看我，看看海伦，又看我，‘这的确非常奇怪，朋友们，’他说，‘我想我们不用理它，继续聊吧。’
　　尽管父亲的故事引人入胜，我还是在火车上几乎打起盹来。我一夜都在看他的信，这是第一次我睡得很晚，累了。我把信放在腿上，紧紧攥着，不过眼皮开始垂了下来。对面座位上那个面善的女人已经睡过去了，手里还拿着杂志。
　　我刚刚闭上眼睛，包厢的门猛地打开，一个生气的声音闯进来，接着一个瘦长的身影挤到我和我的白日梦之间，‘嗯，我想你胆子真大呀。我找你找遍了每个车厢。’是巴利。他擦着额头，训斥我。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六章

　　巴利生气了。我不能怪他，不过他在我要睡觉的时候打扰我，也太不合适了。更让我气恼的是，我接着竟暗自大松一口气。在看到他之前，我还没有意识到独自坐火车是多么的孤独，几天前，巴利还是个陌生人，现在他的脸对我来说意味着熟悉。
　　不过这时，那张脸还是板着的。“见鬼，你到底要到哪里去？你让我好找——你到底在搞什么鬼？”
　　“‘你干嘛跟踪我？’我反问道。
　　“‘今天早上渡船要修理，推迟出发了，’他现在似乎忍不住微笑起来，‘你能不能解释一下，你为什么不上学，而是在去巴黎的快车上？’
　　我能怎么办呢？
　　“‘对不起，巴利，’我谦恭地说。‘我真的不想把你拉进来。我知道你已经觉得我很怪了——’
　　“‘你是怪得很，’巴利插嘴道，‘不过你最好告诉我你要干什么。我们有的是时间。’
　　我、海伦和图尔古特坐在小餐馆的桌旁，面面相觑。我感到我们之间有某种亲近感。海伦也许是想拖一阵儿再开口，她拿起图尔古特放在她碟子边的蓝色圆石，递给我。
　　“‘这是个古老的象征物，’她说，‘这是驱逐邪眼的护身符。’
　　我拿过来，感受它的光滑，和她的手在上面留下的温暖，又放了下来。
　　“不过，图尔古特并没有接我们的话茬，‘女士，您是罗马尼亚人吗？’她沉默不语，‘如果是的话，那您在这里得小心了。’他稍稍压低声音，‘警方可能会对您很感兴趣。我们的国家与罗马尼亚不太友好。’‘我知道，’她冷冷道。
　　“‘不过那个吉普赛女人是怎么知道的？’图尔古特皱起眉头，‘您没有和她说话呀。’‘我不知道。’海伦无奈地耸耸肩。
　　“图尔古特摇摇头，‘有人说吉普赛人有预知未来的本事，我从不相信这个，不过——’他戛然而止，用餐巾拍拍自己的胡子，‘她说到吸血鬼，真是怪极了。’‘是吗？’海伦反问道，‘她肯定疯了。吉普赛人都是疯子。’‘也许吧，也许吧，’图尔古特沉默下来，‘不过，我觉得她说话的样子很古怪，因为这是我的另一个兴趣。’‘吉普赛人吗？’我问。
　　“‘不，善良的先生——吸血鬼。’海伦和我盯着他，我们小心地避开彼此的目光，‘莎士比亚是我的饭碗，而研究吸血鬼传说则是我的业余爱好。我们这里有悠久的吸血鬼传统。’‘这是——呃——土耳其的一个传统吗？’我吃惊地问道。
　　“‘啊，有关的传说至少可以回溯到埃及，我亲爱的同行。不过在伊斯坦布尔这里，吸血鬼最早来自传说，人们说最嗜血的拜占庭皇帝都是吸血鬼，其中一些认为基督教的圣餐（仪式）意味着吸干凡人的血。不过我不相信这个，我坚信这是后来才有的说法。’‘哦——’我不想显出极有兴趣的样子，倒不是怕图尔古特会与黑暗力量是一伙的，我是怕海伦又在桌下踩我一脚。不过她也瞪着他，‘德拉库拉的传统怎么样？您听说过吗？’‘听说过？’图尔古特哼了一声。他的黑眼睛闪闪发亮，他把毛巾拧成一个结，‘你们知道，德拉库拉真有其人，他是历史上的一个人物吗？实际上，是您的同胞，女士——’他朝海伦鞠躬，‘他是个国王，统治十五世纪喀尔巴阡山脉以西的地区。你们知道，他不是个令人尊敬的人。’我和海伦在点头——情不自禁地。至少我是这样，而她似乎太专注于听图尔古特说话，不自觉地点头。她稍稍倾身向前，听着，眼里闪耀着和他眼里一样墨黑的光芒，平常苍白的脸泛起了红色。我尽管激动，却仍发现她那棱角分明的脸庞突然显得很美，这是内在的光芒使然。
　　“‘呃——’图尔古特像是说得来劲了，‘我不想叨扰你们，不过我有个观点，那就是德拉库拉是伊斯坦布尔历史上一个很重要的人物。众所周知，他年轻时被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囚禁在加利波里，后来又转移到更东边的安纳托利亚安纳托利亚，小亚细亚半岛的旧称。是他的父亲把他当作一项条约的人质，交给穆罕默德的父亲，苏丹穆拉德二世。从一四四二到一四四八年，他被关了整整六年。德拉库拉的父亲也不是个绅士。’图尔古特咯咯笑了一下，‘看守年轻的德拉库拉的士兵们都是酷刑艺术家，他肯定从他们身上学到了太多的东西。不过，我善良的先生们’——他好像沉浸在学术热情中，一下忘了海伦的性别——‘我自己的观点是，他在他们身上也留下了印记。’‘您到底是什么意思呢？’我快喘不过气来了。
　　“‘大约从那时开始，伊斯坦布尔有了吸血鬼的记录。那是我的观点——还没发表呢，唉呀，我还无法证明它——他最早的牺牲品是奥斯曼人，也许就是那些成了他朋友的看守们。我认为，他把瘟疫留在了我们的帝国，这瘟疫又随着征服者进了君士坦丁堡。’
　　“我们默默地盯着他。根据传说，只有死人才会变成吸血鬼。这是不是说弗拉德·德拉库拉的确在小亚细亚被杀，年纪轻轻就成了僵尸，还是说他很年轻时就品尝了邪恶之酒，还引诱别人和他一样？我把这个问题留待日后对图尔古特有了更多的了解后再问他，‘哦，这是我的古怪爱好，你们知道。’图尔古特又恢复了亲切的微笑，‘嗯，请原谅，我又喋喋不休了。我妻子说我真让人受不了。’他微微举杯，礼貌地示意，然后又喝起小瓶里的东西，‘不过，老天，我能证明一件事！我能证明苏丹怕他，就当他是吸血鬼一样！’他指了指天花板。
　　“‘证明？’我重复道。
　　“‘是的！我是几年前发现的。那些苏丹对弗拉德·德拉库拉都有兴趣，德拉库拉在瓦拉几亚死后，他们收集有关他在这里的资料和个人物品。德拉库拉在自己的国家里杀了很多土耳其士兵，我们的苏丹因此对他非常仇恨，不过建立档案馆不是因为这个。不是！苏丹甚至在一四七八年就写信给瓦拉几亚的帕夏帕夏，旧时奥斯曼帝国和北非高级文武官员的称号，置于姓名后，向他要所有他知道的有关弗拉德·德拉库拉的文献资料。为什么？因为——他说——他要建立一个档案馆，用来打击德拉库拉死后散布在他的城市里的邪恶。你们看——如果苏丹不相信德拉库拉会回来，那么在他死后为什么还怕他？我找到一封帕夏回信的复印件。’他捶了一下桌子，朝我们笑笑，‘我还发现了他那座用以打击邪恶的档案馆。’我和海伦一动不动地坐着。这种巧合太离奇了。终于，我试探着问他，‘教授，这些收藏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建立的吗？’这一次，他瞪着我们，‘我的天，您是个很不错的历史学家呀，您对我们的这段历史有兴趣？’‘的确如此，’我说，‘我们想——我很想看看您发现的这些档案。’‘当然可以，’他说，‘很高兴带你们去。’他咯咯笑了，‘不过，唉，档案馆原来那幢漂亮的楼给推倒了，让位给了公路管理局——哦，八年前的事啦。那是离蓝清真寺不远的一栋漂亮小楼。真可惜！’我感到脸上一下子血色全无，怪不得罗西说的档案馆那么难找，‘可文献资料呢——？’‘别担心，善良的先生。我肯定它们已经成为国家图书馆的一部分了。’自他斥责那个吉普赛女人后，他的脸色第一次暗淡下来，“我们的城市仍要与邪恶作斗争，到处都一样。他扫视着我们俩，‘如果你们喜欢文物，明天我很乐意带你们去那里。今天晚上它肯定关门了。我和管理员很熟，可以让你们仔细看那里的藏书。’‘非常感谢，’我不敢看海伦，‘您是——您是怎么对这个不寻常的课题感兴趣的？’‘哦，说来话长，’图尔古特面色凝重地说，‘告诉我，我的伙计们，你们是怎么对德拉库拉这个课题感兴趣的？’他带着绅士般的（还是怀疑的？）微笑，向我们反戈一击。
　　“我瞟了一眼海伦，‘呃，我正在研究十五世纪的欧洲，作为我的博士论文的背景，’我说，‘您，’我更进一步，‘您是怎么从莎士比亚跳到吸血鬼的？’图尔古特笑了——似乎有些悲哀。他不动声色的诚实是对我的进一步惩罚，‘啊，这很奇怪，很久以前。那时，我正在写第二本论述莎士比亚的书，是谈悲剧的。每天我在学校英语室的那个歇—你们怎么说的？——间里工作。有一天，我发现了一本书，我以前从来没有在那里见过它。’他又带着那种悲哀的微笑转向我，我全身的血液已经变得冰凉，‘这本书和别的书不一样，一本空空的书，很老，书页中间有条龙，还有一个词——德拉库拉。我以前从未听说过德拉库拉，不过那幅画很是奇特，色彩刺眼。后来我想，我得弄清楚这个。于是我努力了解一切。’坐在我对面的海伦已经僵住了，不过现在她动了动，好像有些急迫，‘一切？’她轻声重复道。”
　　我和巴利快到布鲁塞尔了，‘这真是非常离奇，’他说，‘我不知道我为什么要相信这种荒唐的故事，不过我相信它。我也愿意相信它。’我一下想到，我从未见过他严肃的样子，只见过他的幽默，或短暂的气恼。‘奇怪的是，这倒使我想起了一件事情。’
　　“‘什么事？’他显然接受了我的故事，我宽慰得几乎晕过去。
　　“‘呃，一件怪事。我想不起到底是什么，反正是和詹姆斯教授有关的。可那是什么呢？’”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七章

　　巴利坐在车厢里沉思，“嗯，”他开口道，“就我看来，有两种可能性。要么你傻，如此我得跟住你，把你安全带回家；要么你不傻，如此你便是碰上了很多麻烦，这样我也得跟着你。我本来明天有课，不过我知道怎么对付它。”他叹了口气，瞟了我一眼，又仰靠在椅子上。“我有感觉，巴黎不会是你旅行的终点。你能不能给我点提示，接下来要去哪里？”
　　“如果博拉教授在伊斯坦布尔那张宜人的餐桌旁给了我们每人一个耳光，那么当他告诉我们他那古怪的‘业余爱好”时，我知道我们找对了地方。也许——也许德拉库拉的坟就在土耳其。
　　“但我还在思忖我们是否可以相信图尔古特这个人。他看上去态度真诚，但他自己跑到我们的桌旁，介绍他的‘业余爱好”，这种做法有点儿出格。
　　“年轻人，”图尔古特说道，“如果您对伊斯坦布尔的历史也有兴趣的话，明天早上可以和我去看看苏丹穆罕默德的收藏。他是历史上一位杰出的老暴君——除了我喜爱的文献资料，他还收集有许多有趣的东西。我得回家了，我妻子一定已经耐不住性子了。”他笑了笑，似乎妻子生气与人们预料的相反，是件令人愉快的事情，“她肯定希望你们明天去我们家吃饭，我也希望如此。”
　　我等着海伦拒绝，可她只是安静地坐着，看着我们两人。
　　“怎么样，我的朋友——”图尔古特准备离开。他不知从哪里拿出一点钱，塞到自己的盘子底下，然后向我们最后一次举起杯子，喝完剩下的茶，“明天见。”
　　“我们在哪里见您呢？”我问。
　　“哦，我会来这里带你们去的。明天早上十点整好吗？好。希望你们有个快乐的夜晚。”他鞠了一躬，走了。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他几乎没动饭菜，却付了全部的账，还给我们留下了那块避邪的护身符，在白色的桌布上闪闪发光。
　　因为旅途和观光的劳累，按他们的话说，那晚我睡得像个死人。城市的喧嚣把我惊醒时，已是早上六点半。
　　“教授还有两个小时才会来这里，”海伦说，一边给她的咖啡加糖，使劲地搅拌，“我们干什么呢？”
　　“我想我们可以走回哈吉亚·索菲亚，”我说，“我想再看看那地方。”
　　“可以啊，”她低声说道，“我们既然在这里，观观光也无妨嘛。”她神色安详。
　　海伦带着那副令人迷惑、令人颠倒的笑容，四处张望，仿佛这些陌生人让她很开心，不过仿佛她非常了解他们。
　　对我来说，这情景令我开心，但也让我提高警惕。在不到一个星期内，我就具备了这种警觉性，每到公共场所我就有这种感觉，想要查看人群，回头张望，扫视那些或善或恶的脸，或感到有人跟踪。这种感觉令人不快，与周围生机勃勃的欢声笑语格格不入。我不止一次地想，我是不是感染了海伦愤世嫉俗的态度才变成这样的。我也想，她这种心态是与生俱来，还是仅仅因为她曾生活在一个实行高压政策的国家里。
　　我们来到一个摊点前，其实这是一个棚屋，挤在市场边一棵古老的无花果树下面。一个穿白衬衫黑裤子的年轻人正用力拉开店门和窗帘，把桌子摆到外面，铺开他的商品——书。书一摞摞堆在木台上，从地上的板条箱里滚出来，或一排排站在里面的架子上。
　　我急切地走上前，年轻人点头招呼，笑了笑，仿佛只要是爱书者，他都一见如故，不管是哪国人。海伦跟在后面，走得慢些。我们站在那里，翻阅的书大约涉及了十多种语言。我发现了一本希伯来语的大部头，还有一整架的拉丁语经典作品。
　　“拜占庭人也爱书，”海伦喃喃道，她看的像是一套德国诗集，“也许他们就在这里买过书。”
　　年轻人已经做好营业的准备，过来向我们打招呼，“说英语？德语？”
　　“英语，”海伦没回答，于是我赶快答腔。
　　“我有英语书，”他笑着，愉快地告诉我，“还有伦敦和纽约来的报纸。”
　　我谢了他，问他有没有旧书，“有的，很旧。”他递给我一本十九世纪版的《无事生非》——看上去很廉价，包布破旧。
　　出于礼貌，我翻了翻，递回去。
　　“还不够旧？”他问道，笑了。
　　海伦从我肩上望过来，她有意地看了看表。我们现在连哈吉亚·索菲亚还没走到呢，“是的，我们得走了，”我说。
　　年轻的书商接书在手，礼貌地鞠了一躬。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觉得有些面熟。不过他已经转身走开，侍候另一位顾客去了。这是位老人，样子很像我们先前路过的棋摊前那位下棋的老人。
　　我们进小餐馆时，里面没人，不过几分钟后，图尔古特出现在门口，点头、微笑，我们跟着他穿过街道。
　　他向我们解释，苏丹穆罕默德的档案虽仍属国家保护，但不在国家图书馆的主楼，而是在一座配楼里。那里原来是一所传统的伊斯兰学校。阿塔图尔克在把全国世俗化时关闭了这些学校。这座楼现在收藏了国家图书馆与帝国历史有关的珍本古书。除了苏丹的藏书，我们还会发现奥斯曼帝国在几百年的扩张中收获的其他物品。
　　图书馆的配楼原来是座精致的小楼。我们从饰有铜钉的木门进去，窗户是透雕大理石花格，阳光通过细致的几何图案滤进屋里，把星星和八角投射到门口阴暗的地板上。图尔古特领我们去登记，登记簿就在门口的柜台上（我发现海伦写的名字很潦草），图尔古特自己签的名很花哨。
　　图书管理员五十岁左右，瘦瘦的，腕上系一条念珠，他放下工作，上来握住图尔古特的双手。他们说了一会儿话——我听到图尔古特提到我们大学的名字。
　　管理员对我们笑，鞠躬，用土耳其语和我们说话。
　　“这是艾罗赞先生。他欢迎你们来看藏书。”图尔古特满意地告诉我们，“他愿意为你们充当杀手。”
　　我不由自主地畏缩了一下，海伦却得意地笑了。
　　“他马上为你们找来苏丹穆罕默德关于龙之号令的文献资料。不过我们现在得舒舒服服地坐在这里等他。”
　　我们挑了一张远离其他研究者的桌子。他们好奇地看了看我们，又继续工作。
　　过了一会儿，艾罗赞先生捧着一个大木盒回来了。木盒前面上锁，上面刻有阿拉伯字母。
　　“那说的是什么？”我问教授。
　　“啊，”他用指尖碰了碰盒顶，“说的是‘这里是邪恶’——呃——这里盛着——装着——邪恶。用神圣的《可兰经》锁住”
　　我的心跳了一下。这句话多像罗西在那张神秘地图的页边看到的话，他曾在收藏它的档案馆里把它念出来。他在信中没提到这个盒子，不过如果图书管理员只拿文献给他看的话，那他也许就从没见过它，或者，也许他们是在罗西走后才把东西装进盒里的。
　　“盒子有多旧了？”我问图尔古特。
　　他摇摇头，“我不知道，这里的朋友也不知道。因为是木制的，我想它不可能是穆罕默德那个时代的。我的朋友曾告诉过我”——他冲艾罗赞先生那个方向笑，那人不知道他在说什么，也回以微笑——“为安全起见，这些文件在一九三零年用盒子装了起来。他知道这一点是因为他和前任管理员谈过。他是个极严谨的人，我的朋友。”
　　一九三零年！我和海伦对望了一眼，也许罗西在给无名者写信的时候——一九三零年十二月——他研读过的文献已经装到了这个盒子里。一个普通的木盒也许已经可以防鼠防潮，那么是什么促使当年的管理员把有关龙之号令的文件锁到一个写有圣令的盒子里去呢？
　　图尔古特的朋友拿出一串钥匙，用其中的一把打开锁。我几乎笑了起来，记起国内现代的索引卡片，那是大学的图书系统搜索成千上万本珍藏图书的方法。我还从来没想过自己所做的研究会用到一把古代钥匙，它咔嗒一声打开锁。
　　“有了，”图尔古特喃喃道，管理员退了下去。
　　图尔古特朝我们俩笑笑——我想是非常悲哀地——打开盒盖。
　　“到站了！”一位列车员吆喝道。列车已经放慢速度，几分钟后，我们看到窗外的布鲁塞尔车站。海关人员正登车检查。车外，人们急急忙忙上车，鸽子正在站台上啄食。
　　也许我心里喜欢鸽子，我死死盯住人群。突然，我注意到一个一动不动的身影。一个女人，高个子，黑色长外套，静静地站在月台上，一条黑围巾把头发束了起来，衬出一张苍白的脸。她离得有些远，我看不清她的五官，但那双黑眼睛和几乎是红得不自然的嘴——也许是亮色口红——一闪而过。从侧面看，她的衣装有些古怪。在这个穿迷你裙和丑陋的厚底鞋的时代，她却穿着窄窄的黑色高跟轻便鞋。
　　不过最先引起我注意的，并且到车开走时依然印象深刻的是她的警觉。她在上上下下检视我们的列车。我本能地缩回头，巴利怀疑地望了我一眼。那女人踌躇地朝我们这个方向迈了一步，但显然没看到我们。她似乎改变主意，转头望向另一列车，那列火车正在进站，停在月台对面。她严峻的神色、挺直的身体一直吸引着我的目光，直到车子出站，她消失在人群中，仿佛从未存在过。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八章

　　这次是我，而不是巴利打瞌睡。醒来时，我发现自己塞在他身子后边，头垂靠在他穿着海军蓝毛衣的肩头上，我赶快坐直了。巴利转过来看了看我，眼里满是遥远的思绪或是窗外的乡景。那乡景已不再平坦，而是此起彼伏，朴素的法国农村。过了一分钟，他笑了。
　　装着苏丹穆罕默德秘密的盒子打开了，我熟知的气味飘散出来，我不敢凑近看，我从前这样偷偷看过一些古籍——我想我是怕那气味难闻，更怕那气味里有邪恶的力量，我不敢吸入。
　　图尔古特把文献从盒子里轻轻拿出来。在我们的注视下，他小心地打开一幅卷轴，羊皮纸固定在精木轴心上，和我从前研究伦勃朗时代已经习惯的平坦大纸张和装订本截然不同。这些羊皮纸页边装饰着金黄、深蓝和猩红色的几何图案。令我失望的是，里面都是手写的阿拉伯文字，不过我也不知道自己本来期望看到什么。
　　图尔古特看出了我的心思，急忙作解释，“我的朋友们，这是记载与龙之号令进行的一次战争的支出账目，是由一个领受苏丹俸禄的官员在多瑙河南边的一个小城里写下的——换句话说，这是一份公务报告。你们看得出来，德拉库拉的父亲，弗拉德·德拉库拉，在十五世纪中期迫使奥斯曼帝国耗费了大量的钱财。这位官员批准三百人披盔带甲还——你们是怎么说的？——挎着单刃弯刀守卫喀尔巴阡山脉的边境，以防当地人造反。他还为他们买了马。这里”——他修长的手指点着卷轴底端——"说到弗拉德·德拉库拉挥霍无度——是个讨厌鬼，迫使他们花的钱比帕夏预计的还多。帕夏很不开心，很不高兴，他以安拉的名义祝天子寿比南山。”
　　海伦和我对望了一眼，我想我在她眼里读出了我自己也感到的敬畏。历史的这一角真实得如同脚下的瓷砖地面和手下的木头桌面。承受这历史的人们曾实实在在地生活过，呼吸过，感受过，思考过，最后死去，和我们一样——我们也将这样。我转过脸去，无法细看她坚强的面容上闪过的激动。
　　图尔古特卷好卷轴，打开第二个包裹，里面是两幅卷轴。
　　“这里是瓦拉几亚的帕夏写给苏丹的信。他保证一旦发现任何有关龙之号令的文献，即呈送苏丹。这一份则记叙了一四六一年在多瑙河沿岸的贸易情况。这里离龙之号令所控制的地区不远。这一地区的边界并非一成不变，你们知道，而是不断在变。这里列举了丝绸、辣椒和马匹，帕夏要求用这些东西来交换他领地里牧羊人生产的羊皮。”
　　下面两份卷轴内容类似。图尔古特打开一个更小的包裹，里面是一张画在羊皮纸上的速写。
　　“一张地图，”他说。
　　我不自觉地伸手去拿公文包，里面装有罗西的描摹地图和笔记，不过海伦几乎是察觉不到地摇摇头。我明白她的意思——我们对图尔古特还没熟悉到可以告诉他我们所有的秘密。现在还不行，我在心里补充道。毕竟，他似乎向我们开放了全部的信息来源。
　　“我一直搞不懂这是一幅什么样的图，伙计们，”图尔古特对我们遗憾地说。他沉思地捻着胡须。
　　我细看羊皮纸，心头一震，这是罗西临摹的第一幅地图，不过已经褪色。长长的月形山，北边是蜿蜒的河流。
　　“它不像我研究过的任何一个地方，而且无从知道它的——你们怎么说的？——比例，你们知道吗？”他把图放到一边，“这是另一张图，像是第一幅图的放大。”
　　我知道这没错儿——我已经见过了。我越发激动起来，“我相信这幅图画的是第一幅图西边的山，是吗？”
　　他叹了口气，“但无从进一步查证。你们看，没有多少说明文字，除了《可兰经》上的几句话，还有这句奇怪的箴言——我曾仔细地把它翻译过来——说的大概是‘他在这里与邪恶同居。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出来吧。’”
　　我吃了一惊，想伸手制止他，但图尔古特出口太快，我措手不及，“不要！”我喊道，但太晚了。
　　图尔古特吃惊地看着我，海伦轮流看着我们两个人，在大厅另一边工作的艾罗赞先生也转过头来盯着我。
　　“对不起，”我低声说，“看到这些文献，我很兴奋。它们非常——有意思。”
　　“啊，您觉得它们有意思，我很高兴，”图尔古特的严肃变成了笑容，“这话是有点怪，让人——您知道——吓一跳。”
　　就在那时，大厅里响起脚步声。我紧张地四处张望，心想会不会看到德拉库拉，不管他变成了什么样。不过，露面的却是一个小个子男人，他头戴白帽，胡子灰白拉碴。艾罗赞先生到门口迎接他，我们继续看资料。
　　图尔古特从盒子里拿出另一张羊皮纸，“这是这里的最后一份文献，”他说，“我一直不明白这个。在图书馆的索引中，它编在龙之号令的目录里。”
　　我的心一动，我看到海伦的脸上升起红晕，“目录？”
　　“是的，我的朋友。”图尔古特轻轻把东西摊在我们面前的桌上：希罗多德的《战犯处理》，菲修斯的《论理性和酷刑》，奥利金的《基督教原理》，老优锡米乌斯的《罪人的命运》，根特的古本特的《论自然》，圣托马斯·阿奎那的《西西弗斯》。
　　“你们看，这是一份奇怪的目录，上面的一些书很少见。我研究拜占庭的朋友告诉我，上面提到了基督教早期哲学家奥利金的著述，能找到这样不为人知的早期版本，那真是奇迹了，因为奥利金被控传播异端邪说，他的大部分作品都被毁了。”
　　“什么样的异端邪说呢？”海伦一脸感兴趣的样子，“我肯定在哪里见过对他的介绍。”
　　“人们指控他在这篇论文中提出按基督教的逻辑，连撒旦也会获得拯救，得到再生，”图尔古特解释，“我还要继续吗？”
　　“如果您不介意的话，”我说，“您能否用英语把这些书名写下来，就是您刚才读的那些？”
　　“没问题。”图尔古特拿着笔记本坐下来，掏出钢笔。
　　“你怎么看？”我问海伦。
　　她不用开口，她的表情已经回答了我：“我们大老远来就为了这一堆乱糟糟的书目？”
　　“我知道现在还没什么意义，”我低声对她说，“不过让我们看看它们会把我们引到哪里。”
　　“好了，我的朋友们，我来给你们读下面几本书的书名。”图尔古特愉快地写完了，“你们看得出来，它们几乎都与酷刑、谋杀或其他令人不快的事情有关。伊拉斯谟的《一个刺客的命运》，亨里克斯·库尔提乌斯的《食人者》，《罪人》的作者是帕都阿的乔尔乔。”
　　“这些书没标上出版日期？”我俯身看文献，问道。
　　图尔古特叹息一声，“是的，其中一些我在别的地方从没见过，能确定的是，没有一本是写于一六零零年之后的。”
　　“就是说在弗拉德·德拉库拉死后，”海伦点评道。
　　我惊讶地看着她。这一点我倒没想到，这是个简单的事实，但千真万确，令人不解。
　　“是的，亲爱的女士，”图尔古特抬头看着她，说道，“我一直没能搞清楚这份目录是怎样或什么时候成为苏丹穆罕默德的藏品的。肯定是有人后来才添上的，也许是这份目录来到伊斯坦布尔很久以后才加上的。”
　　“但是，是在一九三零年以前，”我沉思道。
　　图尔古特敏锐地看了看我，“那是给这份藏品上锁的时间，”他说，“教授，您为什么这样说呢？”
　　我脸红了，既因为我说得太多，海伦都对我的愚蠢感到绝望，别过头去，也因为我还不是个教授。我沉默了一会儿，我尽量不说假话。
　　我犹疑地垂下眼睛，却看到了不同寻常的东西。我的手一下子点到了希腊文的原稿，那份龙之号令的书目。毕竟上面所有的文字并不都是希腊文，在书目的底端，我清楚地看到：巴塞洛缪·罗西。后面跟着一句拉丁文。
　　“我的天！”我的叫嚷惊动了整个屋子里正在默默工作的人们。
　　图尔古特立刻警惕起来，海伦迅速靠拢过来，“是什么？”
　　图尔古特一只手伸向文献，我还在目瞪口呆，他很容易就找到我看的地方。接着他跳了起来，低声说了一句话，可谓我那声叫嚷的回应，说得这么清晰，我奇怪地深感安慰，“我的天！罗西教授！”
　　我们三人面面相觑，好一会儿没人说话。
　　终于，我努力开了口，“您，”我低声对图尔古特说，“知道这个名字？”
　　图尔古特看看我，又看看海伦，“你们知道吗？”他终于说道。”
　　巴利的笑容很温和：“你肯定累坏了，要不不会睡得那么香。你真的打算一个人跑到法国南部去吗？我希望你能告诉我确切的地点，而不是让我猜来猜去，这样我可以给克莱夫人发封电报，让你惹上最大的麻烦。”
　　现在轮到我笑了。这样的交手，我们已经有过好几次了。
　　“你真是倔得很，”巴利呻吟道。“如果我把你扔在法国的什么地方，回去詹姆斯教授也会给我找这样的麻烦的。”
　　这话几乎让我热泪盈眶。不过，这泪水还没上来，就让他下面的话吹干了。
　　“至少我们在赶下趟火车之前有时间吃个午饭，我们可以花光我的法郎。”他说的是“我们”，这让我心里暖乎乎的。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二十九章

　　到了巴黎，我和巴利提包下了车。“巴利，请你帮我一个忙。”
　　“什么忙？”
　　“请不要打电话。我是说，求你，巴利，别出卖我。不管怎么样，我都要从这里去南方。你是知道的，我不能连父亲在哪里，他怎么了都不知道，就这样回家去，是吧？”
　　他一边吸橙汁，一边严肃地说：“我知道。”
　　“求你了，巴利。”
　　“你把我当成了什么人呢？”
　　“我不知道，”我打心眼里更感激他了。
　　“我们最好赶快打听去佩皮尼昂的下一趟车吧，”巴利说着，果断地揉起三明治的包装纸。
　　“你怎么知道？”我惊愕地说。
　　“啊，你以为自己很神秘啊，”巴利看上去又生气了，“难道不是我为你翻译吸血鬼资料里的那些东西吗？如果你不去东比利牛斯山的那座修道院，还会去哪里呢？难道我对法国还不了解吗？”
　　我们手挽着手朝外币兑换处走去。
　　图尔古特叫出罗西的名字，那声调是多么的熟悉。他天衣无缝地加入了表演，却不说明为什么跑进来。
　　“您认识罗西教授？”图尔古特用同样的声调又问了一次。
　　“我仍一言不发，不过海伦显然下了决心，“罗西教授是保罗的导师，是我们学校历史系的。”这真是不可思议啊，”图尔古特缓缓说道。
　　“您认识他？”我问道。
　　“我从未见过他，”图尔古特说，“不过我在一个极不寻常的情况下听说过他。请坐下吧，我的伙计们，我想我必须告诉你们这件事。”
　　他即便是吃惊不已，仍友好地招呼我们坐下，“这里有些非常离奇的事情——”他停下来，似乎又强迫自己向我们解释，“几年前，我对这份档案开始着迷，向图书管理员打听有关它的所有情况。他告诉我，在他的记忆中，除了我，没人看过它，不过他想他的前辈——我是说他的前任——知道一些情况。于是我去找那位老管理员。”
　　“他现在还活着吗？”我屏住呼吸。
　　“哦，不，很遗憾。他告诉我，他把这些资料锁了起来，因为他有一种不好的感觉。他说曾经有个外国教授来看过，然后显得非常苦恼，突然跑出了图书馆。这件事发生几天后，老管理员正一个人在馆里干活。他抬起头，突然发现一个大个子在看同样的东西。当时没人进来过，又是晚上，已经关门了，朝街的门是锁上的。他不明白这人是怎么进来的。然后他告诉我——”图尔古特倾身向前，压低了声音——“他告诉我，他朝那人走去，想问他在干什么，那人抬起头，从他的嘴角滴下一滴血来。”
　　我感到一阵恶心，海伦抬起肩，似乎要甩掉颤抖。
　　“起初，老管理员不想把这件事告诉我。我相信他是怕我认为他疯了。他说，看到那样子，他差点儿晕过去。等他再看时，那人已经不见了，不过文献还散放在桌子上。第二天，他把这个圣盒放到古籍处，一直上着锁。他说，他还在这里工作时，再没人来看过它们，他也没再见过那个陌生人。”
　　“罗西怎么样呢？”我急忙问道。
　　“嗯，你知道，我决心把这件事彻底弄清楚，于是我向他打听那个外国研究者的名字，可他记不得了，只说他觉得是个意大利人。他让我去看一九三零年的登记簿。这里的朋友同意让我查。我查了一下，找到了罗西教授的名字，发现他来自英国的牛津。后来我给他写了一封信，寄到牛津。”
　　“他回信了吗？”海伦几乎是在瞪着图尔古特。
　　“回了，不过他已去了美国的一所大学——你们的学校——信过了很久才到他手里。”
　　“这真是怪，”我喃喃道，“我简直搞不懂。”
　　“嗯，这还不是最怪的事情，”图尔古特急切地说。他转向桌上的羊皮纸，那份书目，手指划着页底罗西的名字。
　　我看着它，再次盯着名字后面的话。我能确定那是拉丁文。
　　“这里说的是什么？您能读懂拉丁文吗？”
　　图尔古特点点头，这让我松了口气，“说的是“巴塞洛缪·罗西，双耳罐里的——精灵——鬼魂。”
　　我顿时思绪狂飞，“不过我知道那句话。我想——我肯定那是他这个春天一直在写的一篇文章的题目。”我停下来，“正在写。大约一个月前，他给我看过。是研究希腊悲剧和希腊舞台有时用来做道具的物件的。”
　　海伦专注地盯着我，“这是——我肯定这是他目前的工作。”
　　“非常奇怪的是，”图尔古特说。现在我听出了他声音里实实在在的害怕，“我看过很多次这份目录，但从没见过上面有这个名字。有人把罗西的名字加上去了。”
　　我惊奇地盯着他，“我们必须找到是谁篡改了这份资料。您上次到这里是什么时候？”
　　“大概三个星期以前，”图尔古特阴郁地说，“请等一下，我先去问问艾罗赞先生。别走开。”
　　不过他刚站起来，周到的管理员看到了他，便朝他走过来。他们很快地说了几句。
　　“他说什么？”我问。
　　“他干嘛不早告诉我呢？”图尔古特嘟哝道，“昨天有个人来，看过这个盒子。”
　　他又问他的朋友，艾罗赞先生指了指门口，“是那个人，”图尔古特也指着门口说，“他说就是刚才进来的那个人，他跟他说过话。”
　　我们全都转过身来，管理员又指了指，可是太迟了。那个小个子男人走了。”
　　比我更有头脑的图尔古特匆匆出了门，消失在门厅里。
　　他马上就回来了，摇着头，“他走了，”他喘着粗气对我们说，“我在街上没看见他，他消失在人群中了。”
　　艾罗赞先生似乎在道歉，图尔古特和他说了一会儿，然后又转向我们，“你们在做研究的时候，是不是觉得有人追踪你们到了这里？”
　　“追踪？”这当然太有可能了，但具体是谁，我不知道。
　　图尔古特目光锐利地看着我们，“我的管理员朋友说，这人想看我们一直在研究的资料，发现有人在用，他很生气。也许等我们离开后，他会更快回来。”
　　“可那些地图！”想到把这些宝贵的东西放在他们的盒子里，我就担心。再说，我们了解到了什么呢？
　　“不必担心，教授，”图尔古特告诉我，“我自己复制了所有这些资料，它们安全地放在我的公寓里。再说，我的朋友不会允许这些原件发生任何意外。您可以相信我。”
　　我倒是愿意相信他。海伦探询地看着我们的两位新相知，我不知道她对这一切都是怎么想的，“好吧，”我说。
　　“来吧，我的伙计们，”图尔古特开始收拾文献并放回原处，“我想我们私下里有许多可谈的东西。我带你们去我家，我们可以在那里谈。我还可以给你们看我所收集的有关材料。我们不在大街上谈这些事。我们要尽可能显眼地离开，还有”——他朝管理员点点头——‘我们要让最好的人守在这里。”
　　艾罗赞先生和我们一一握了手，十分谨慎地锁上盒子，带着它消失在大厅后部的书架之间。
　　我们离开大楼，故意在台阶上站了几分钟，假装谈话。
　　我精神紧张，所有谜团中最大的一个撕扯着我的心，使它发痛：“罗西在哪里？他是在这里，在这座城市里，还是在远方？活着还是死了？或者介于两者之间？”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章

　　凌晨四点零二分，我和巴利登上开往佩皮尼昂的南行列车。看着巴利嚅动嘴唇念着弥尔顿，我不禁睡意蒙眬。
　　他说他想去餐车喝茶，我困倦地摇了摇头。
　　“你都散成一摊泥了，”他笑着对我说，“你待在这里睡觉，我拿上我的书。等你饿了，我们随时都可以去吃饭。”
　　他一离开车厢，我的眼睛就闭上了。我再睁开眼时，发现自己像个孩子似的蜷在位子上，长长的棉裙盖着脚踝。有人坐在对面的位子上看报，但不是巴利。我赶快坐起来。
　　那人读的是《世界报》，报纸遮住了他的上半身和脸。一个黑皮公文包放在他身边的座位上。读报人非常安静，我情不自禁地发起抖来。过了一会儿，我找到了真正让我恐惧的原因。到现在，我已经醒了好一段时间，我在注视，在聆听，他一页报纸都没翻过。

　　图尔古特的家在伊斯坦布尔的另一头，“请进吧，”他在一排老房子前面停下脚步，把我们引上门前的双向台阶。
　　屋里充满令人愉悦的淡绿色的光，“漂亮极了，”海伦说着，转向我们的主人。
　　图尔古特笑了，大手一挥，挥掉这句赞美，不过他看上去的确很高兴，“我妻子喜欢我们古老的艺术和工艺，她的家族传给她许多好东西，有一些可能还是从苏丹穆罕默德的王宫里来的。”他冲着我微笑。
　　“很好。呃，现在让我们来讨论一下我们到现在为止无法讨论的事情。首先，我很惊讶你们也认识罗西教授，不过我还不知道你们之间的关系。他是您的导师吗，年轻人？”他坐在软垫椅上，靠向我们，满怀期待。
　　我瞥了海伦一眼，她微微点头，“呃，博拉教授，到现在为止，我们恐怕还没有对您完全敞开心扉，”
　　我承认道，“不过，您看，我们有特别的使命，还不知道该相信谁。”
　　“我知道，”他微笑着说，“也许您比自己想的还要聪明。”
　　这话让我打住口，不过海伦又点点头，我继续说，“我们对罗西教授有特殊的兴趣，因为他传达给我们——给我——的一些信息，也因为他——呃，他失踪了。”
　　图尔古特目光炯炯，“失踪了，我的朋友？”
　　“是的，”
　　我迟疑地告诉了他我和罗西的关系，我和他一起做我的博士论文，我在图书馆的小单间里发现那本怪书。我开始描述那本书，图尔古特从椅子里坐起来，聚精会神地听。我继续说我怎样把书拿给罗西看，他告诉我他如何发现他自己的那一本。我停下来喘口气，心想，三本书了。现在，我们知道有三本这样的奇书了——一个奇妙的数字。
　　我告诉图尔古特罗西是怎么失踪的，他失踪的当晚我看到他的办公室窗户闪过奇怪的阴影。讲到这里，我又停了下来，这次我看看海伦会说什么，因为没有她的同意，我不想把她的故事讲出来。她动了一下，从沙发深处静静地看着我。
　　令我惊讶的是，她自己接了口，把她已经跟我讲的一切又对图尔古特说了一遍——她的出生，她与罗西的个人恩怨，她研究德拉库拉历史的努力，她到这个城市来寻找罗西传奇的最终目的。
　　海伦完满地结束了她的故事，我们全都沉默地坐了一会儿。
　　终于，图尔古特开了口，“您的经历非常奇特，谢谢您告诉我。听到您家庭令人悲伤的故事，我很难过，罗西小姐。我仍希望知道为什么罗西教授被迫写信告诉我，他对我们这里的文献一无所知，这好像是撒了谎，是吧？不过，这样好的一位学者失踪了，这很可怕。罗西教授是因为什么而受罚——或者，我们坐在这里的时候，他正在受罚。”
　　懒散的感觉一下从我脑袋里消失得无影无踪，似乎一阵冷风把它刮走了，“不过，您为什么对这一点这么肯定？如果这是真的，我们怎么才能找到他呢？”
　　“我和您一样理性，”图尔古特说，“不过我凭直觉相信罗西教授那天晚上告诉您的一切是真的。档案馆的老管理员告诉我的话——就是一位外国教授从那里给吓跑了——已经证实了他的话。我在登记册里找到了罗西教授的名字。况且还出现了那个嘴角带血的魔鬼——”他停下来，“现在还有这个可怕的异常情况，他的名字——还有他的文章的题目——被添到档案馆的那份书目中。这让我大惑不解，是后来加上去的！你们来伊斯坦布尔，我的同行们，是做对了。如果罗西教授在这里，我们要找到他。”
　　“嗯，我有个问题想问您，”海伦眯起眼睛看着我们两人，“博拉教授，您昨晚是怎么来到我们的餐馆的？”
　　终于，图尔古特说话了，“我是怎么在那家餐馆里碰到你们的？我自己也几次问自己这个问题，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不过我可以完全诚实地告诉你们，我的朋友们，我坐到你们旁边的桌子，那时我不知道你们是谁。发现你们对我的档案感兴趣，我既惊奇又感动。现在听了你们离奇的故事，我想在伊斯坦布尔这里，我多少可以帮你们的忙。为什么你们偏偏到了我喜欢的餐馆？为什么我带着书走进那里？我明白您有所怀疑，女士，不过我无法回答您的问题，只能说是巧合了。天下之大，无奇不有——”他沉思地看着我们两个，神情开放而真诚。
　　海伦朝朦胧的阳光吹了一口烟，“好吧，”她说，“我们都应该抱有希望。那么，我们现在该拿我们的希望怎么办呢？”
　　“跟我来，”图尔古特突然说，“请到我的书房来一下。”
　　图尔古特在层层古色古香的羊毛和丝绸中间打开一扇门，礼貌地站到一旁。”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一章

　　我一动不动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瞪着对面的看报人，他这么安静，我开始以为连他的呼吸都没听到，自己的呼吸也觉得很困难。过了一会儿，我最害怕的事发生了：他对我说起话来，但没放下报纸。他的声音十足像他的鞋子和剪裁完美的裤子，我听着，开始起鸡皮疙瘩，因为我无法相信自己在听。
　　他的声音平静、文雅，只问一个问题：“亲爱的，你父亲在哪里？”
　　我从位子上跳起来，一下打开了门，头也不回，哧溜一下钻出去，奔向巴利先前去的餐车。里面的人转过身来好奇地望着我。我连停下来听听身后的脚步声都不敢。我突然想起来，我把我们的小旅行箱丢在行李架上了。会不会给他拿走或搜查呢？手提包在我手上，我睡觉时把它挂在手腕上，出门在外我总随身带着它。
　　巴利坐在餐车的尽头，“怎么啦？”
　　我把脸贴到他脖子上，努力不哭出来：“我醒来后，我们的车厢里有个人在看报，我看不到他的脸。”
　　巴利揉着我的头发。“一个看报人？干嘛把你吓成这样？”
　　“他根本不让我看到他的脸，”我低低说道，“他躲在报纸后面跟我说话。”
　　“是吗？”巴利仿佛喜欢我的卷发。
　　“他问我，我父亲在哪里。”
　　“什么？”巴利一下坐得直直的，“你肯定吗？”
　　“当然，是英语。”我也坐直了。“我跑了，我想他没有跟着我，不过他在火车上。我只能把我们的包丢在那里了。”
　　巴利咬着嘴唇，“我们的下一站是布卢，”他说，“还有十六分钟。”
　　“我们的包怎么办？”
　　“你已经拿了你的手提包，我也拿了我的钱包。”巴利突然打住，盯着我。
　　“那些信——”在我的手提包里，”我赶快说。
　　“感谢上帝。我们只能丢下其他的行李了，不过没关系。”巴利拉起我的手，朝餐车尾部走去——让我惊奇的是，我们走进了厨房。　　服务员匆匆跟在我们后面，把我们让进冰箱旁边的小凹处。我们在那里站了十六分钟，我紧紧抓住我的手提包。我俩像逃亡者一样挤在这狭小的空间里，自然互相紧抱着。突然，我想起了父亲给的礼物，便抬手去摸它：那是紧贴喉咙的十字架，一眼就能看到。怪不得那张报纸一直没放下来。
　　终于，车子开始放慢速度，“下车，不过要紧靠车，”巴利低声告诫我。“你看到他了吗？”
　　我顺车往下望去，终于，我看到远处有个人混在下车的旅客中——一个穿黑衣、宽肩膀的高个子，整个身子有些不对劲儿，那种朦胧的感觉让我的心怦怦乱跳。
　　“就是他，”我尽量不指着他，巴利飞快地把我拉回到梯子上。
　　“别让他看见你。我会看他往哪里走。他正在四处张望呢。见鬼，他又上车了。我想他刚反应过来，知道我们没有真正下车。”
　　突然，巴利把我拽离火车，跳到月台上。
　　几节车厢过去，我看到一个黑色的脑袋转向我们这个方向，一个耸着肩膀的男人——我想，他充满了使人战栗的愤怒。火车加快速度，拐过一个弯。
　　我转向巴利，我们面面相觑。我们身处法国中部一个不知名的地方，孤零零地，只有几个村民坐在小小的乡下车站里。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二章

　　一进到图尔古特的书房，我立即感到一种更为阴暗的存在，这种挥之不去的感觉逐渐压过了他所研究的英文作品对我产生的些微影响。这个存在变成一张脸，忽然从桌上蹦到我眼前。这张脸无处不在，从桌子后面的一幅画中，从桌上的一个相框中，从墙上一张古怪的绣花图中，从一部作品集的封面上，从窗子附近的一张速写中，这张脸带着傲慢的神情迎上我的目光。在每一处，那张脸都是一样的，同样瘦削的颧骨，满脸胡须，中世纪的面容，只是姿势不同，来源不同。
　　图尔古特看着我，“啊，您知道这是谁，”他阴郁地说，“您看得出来，我把他的各种模样都收集了。”
　　我们并肩站在那里，看着桌子后面墙上的镶框印刷画。这是一幅木刻的复制品，和我在国内看到的相仿，不过这张脸完全是正面的，那双墨黑的眼睛似乎看透了我们。
　　“您是从哪里弄到所有这些不同的肖像的？”我问道。
　　“从我能弄到的任何地方，”图尔古特指了指桌上的对开本，“有时我从古书上描摹下来，有时我到古籍店里或拍卖会上淘。在我们这个城市里，他的这么多不同的肖像仍随处可见，我觉得真是不可思议。我感到，如果我能把他所有的肖像都收齐了，也许我就能在他的眼睛里读出我那本无字奇书的秘密。”他叹了口气，“不过这些木刻画太粗糙，只有黑白的。我觉得不满意，就让我的一位艺术家朋友把所有的肖像综合成一幅。”
　　他把我们领进窗边的一个壁间，里面挂了张黑绒短窗帘，盖着什么东西。
　　他还没去拉帘子，我就已经有些害怕起来了。他的手一拉，帘子分开了，我的心几乎翻了个个儿。绒布后面是一幅全身油画，栩栩如生地描绘了一个脖子粗短、精力充沛的年轻男人的头和肩。我转过头，喘一口气。海伦站在我身边，朝我的肩膀微微靠过来，似乎不是为了寻找安慰，而是给我以力量。
　　“我的朋友是个很不错的艺术家，”图尔古特轻声说道，“你们看出来我为什么要用帘子盖住它。我工作时，不喜欢看到它。”
　　我想，他也可以说不喜欢那幅画像看着他。
　　“这是我们想象的弗拉德·德拉库拉在一四五六年的样子。”图尔古特拉上帘子，我很高兴那双可怕的眼睛消失了，“我还有别的奇物让你们看，”他说，从桌旁拿起一个漂亮的嵌花木盒，拉开扣环。
　　在褪色的层层黑绸中间是几样尖利的东西，像是外科手术的工具，还有一把小银枪和一把银刀。
　　“那是什么？”海伦迟疑地朝盒子伸出手，又缩了回来。
　　“这是地道的猎杀吸血鬼的工具，有一百年了，”图尔古特自豪地说，“这个地方原来是放蒜头的，不过我把我的蒜头挂起来了。”他指过去，我看到正对书桌的门两旁都挂着长串的干蒜头，不禁又打了个寒颤。我有个念头，博拉教授不仅谨慎，而且疯了。一个星期前我和罗西在一起时，也有这种想法。
　　“也许您想得太多了，”图尔古特仿佛捕捉到了我脸上的表情，微带歉意地说，一边仍指着蒜头，“其实我就是想，坐在这里思考这些邪恶的过去，我可不愿没有任何保护。现在，让我给你们看看我带你们来这里的真正目的。”
　　图尔古特拿出一本小书，封面是古代的皮革，我拼命控制自己才没伸出手去拿它。
　　图尔古特轻轻打开书，首先给我们看前页和后面的空白，然后是中央的木刻——那个已经非常熟悉的造型：戴王冠的恶龙张开邪恶的翅膀，爪子里抓着的那面旗写着那个吓人的名字。
　　我打开随身带着的公文包，拿出自己的那本。图尔古特把两本书并列摆在桌上，我们两人比较各自收到的邪恶之礼。我们发现，两条龙一模一样，他的那一条铺满整页纸，形象也更为阴暗；我的色彩暗淡一些，但都一样，一模一样，连尾尖的那块斑点都一样，似乎那里的木刻在每次印刷时都沾了一点墨水。
　　海伦默默地俯下身去看。
　　“不可思议，”图尔古特终于喘着气说，“我绝没想到我还会看见第二本这样的书。”
　　“还听说了第三本，”我提醒他，“别忘了，这是我自己亲眼看到的第三本。罗西的那本也是一样的木刻画。”
　　他点点头。这时，挂着两串怪异的蒜头的门猛地打开，我们全都跳起来。
　　不过，进来的不是可怕的幽灵，而是一位小个子女士，她穿着绿衣，站在门口，满面笑容。这是图尔古特的妻子，我们都站起来迎接她。
　　“下午好，亲爱的，”图尔古特迅速把她拉进来，“这是我的朋友，我告诉过你的，从美国来的教授。”他殷勤地作了介绍，“我最怕老婆了，”他沾沾自喜地告诉我们，“她可是只母老虎。”
　　海伦比博拉夫人高出一大截，她朝两人微笑着。这两口子的确很可爱。
　　图尔古特呷着咖啡，一脸愉快的样子，“我们还有许多工作要做。亲爱的，”——转向他的妻子——‘我们在寻找一位失踪的教授，我要忙上几天了。”
　　“一位失踪的教授？”她面带微笑，平静地看着他，“好吧，不过我们得先吃饭。我希望你们在这里吃饭。”她转向海伦。
　　我不敢想我们还要吃东西，我小心地不去看海伦。
　　不过，海伦似乎觉得这一切都很平常，“谢谢您，博拉夫人。您真好，不过我们得回旅馆去了，我们五点有个约会。”
　　他们隆重地把我们送出门外。
　　“我想，这是一桩幸福的婚姻，”我对海伦评论道，不过马上后悔了，因为她报之以惯有的一哼。
　　“来吧，美国佬，”她说，“我们还有新的活要干呢。”
　　要在以往，我会对她给我起诨名报以微笑，不过，这一次我却打了个寒颤，转过头去看她。在今天下午这次奇异的拜访结束后，我有了另一种想法，我一直压抑着没说出来。
　　我看着海伦，她转过来平视着我，她那坚强而美丽的面容和图尔古特家帘子后面的那张脸有某种相似之处，我心里一震。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三章

　　开往佩皮尼昂的快车完全消失在银色的树林和村庄的屋顶后面，巴利晃了晃身子。“好啦，他在车上，我们不在。”
　　“是的，”我说。“我们在哪里，他非常清楚。”
　　“很快就不清楚了。”巴利朝售票窗口大步走去。
　　“要到明天早上才有到佩皮尼昂的火车，”售票员说。“到主要城市去的公共汽车明天下午才有。”
　　我哭也不是，气也不是，“巴利，我不能等到明天早上才搭车去佩皮尼昂！我们会失去太多的时间。”
　　“嗯，别的什么都没有了，”巴利烦恼地说，“我问过了出租车、汽车、农用卡车、驴车、便车——你还要我做什么呢？”
　　我们一言不发地朝村里走去。我们在门口或花园里见到的每个人似乎都在发呆，好像中了邪一样。
　　我们来到一家农舍，一个女人走出来，在具有当地特色的围裙上揩着手。见到我们，她一点儿不奇怪。巴利说我是她妹妹，她愉快地微笑，即使我们没有行李，她也不问什么。
　　巴利问她是不是有两人房，她吸着气说，“有的，有的，”好像在自言自语。
　　我们的房间就挨着花园，是这所房子里最老的部分。
　　巴利看了看我。“嗯，我知道你很生气，”他挑逗我说。“我让你避开近在咫尺的危险，你却满不在乎，后来有了些不便，却在乎起来了。”
　　他出言不逊，我气得一下喘不过气来。
　　“你怎么这么说话，”我终于开了口，穿过石堆走开去。
　　“你难道还想留在火车上？”他问道，语气缓和了些。
　　“当然不想，”我别过脸，不去看他。“不过你和我一样清楚，我父亲可能已经到了圣马太。”
　　“可是，德拉库拉，不管他是谁，还没到那里。”
　　“他现在已经比我们快一天了，”我反驳道。
　　“首先，”巴利说。“我们并不知道是谁在车上，也许不是那个恶棍。按你父亲信里说的，他有自己的奴才，是吧？”
　　“如果那是他的一个奴才的话，”我说，“事情也许更糟糕，他本人也许已经在圣马太了。”
　　“或者，”巴利说，可他住了口。我知道他想说的是：“或者他就在这里，就在我们身边。”
　　“我们在哪里下车，已经够明显的了，”我替他把话说完。
　　“现在是谁出言不逊啊？”巴利从后面赶上我，很笨拙地搂住我的肩膀。
　　我知道，一直以来，他说的话至少表明他相信我父亲讲的故事。一直被压抑的泪水溢出眼眶，淌了下来。
　　“好了，”巴利说。
　　我把头依偎在他肩膀上，太阳和汗水把他的衬衫滋润得暖暖的。过了一会儿，我离开他的肩，我们走回去，在农家院子里吃了一顿沉默的晚饭。
　　“到我房间来，”我们一回到旅馆，海伦就干干脆脆地跟我说，“听着，”她说，一边脱下手套，摘下帽子，“我在想一些事情。看来我们寻找罗西遇到了一个真正的障碍。”
　　我闷闷不乐地点点头，“刚才的半个小时里我一直在想着这个事。不过，图尔古特也许能在他的朋友们那里为我们找到一些材料。”　　她摇摇头，“这如同大河捞针。”
　　“大海，”我毫无情趣地说道。
　　“大海捞针，”她修正道，“我一直在想，我们忽视了某些非常重要的消息来源。”
　　我瞪着她：“是什么？”
　　“我母亲，”她直截了当地说，“你在美国问起我有关她的情况时，你是对的。我一整天都在想着她，她早在你认识罗西之前就认识他了。自从她第一次告诉我他是我父亲以来，我就从来没有认真问过她关于他的情况，我只知道这对她来说是个痛苦的话题。还有”——她叹了口气——“我妈妈文化水平不高。我想她没法告诉我罗西的研究情况。其实她去年就告诉过我，罗西相信德拉库拉是存在的，但我也没有过多追问她——我知道她很迷信。不过现在我在想，她是否知道一些情况，能帮助我们找到他。”
　　听了她开始的话，希望在我心中陡升，“不过我们怎么和她谈呢？我记得你说过她没有电话。”
　　“她是没有。”
　　“那——怎么办？”
　　海伦紧紧握住手套，用力打了一下自己的膝盖，“我们得去见她本人。她住在布达佩斯城外的一个小镇上。”
　　“什么？”现在轮到我烦恼了。
　　“哦，很简单嘛，我们只要跳上一列火车，带上你的匈牙利护照，和我的——哎呀——美国护照，顺道去和你的一位亲戚聊聊德拉库拉。”
　　出乎我意料之外，海伦笑了，“保罗，没必要发这么大的脾气嘛，”
　　我不得不笑起来，“好吧，”我说，“你的计划是什么？我发现你总会有主意的。”
　　“是的，我有。”她抚平手套，“实际上，我希望我的姨妈会有个计划。”
　　“你的姨妈？”
　　海伦望向窗外，看着对街老房子陈旧的泥灰，“她和我妈妈不一样，她有电话，我想我会打电话给她。”
　　“你是说，她可以让你妈妈来听电话，让她和我们谈吗？”
　　海伦呻吟一声，“哦，老天，你以为我们能在电话里谈论私事或者有争议的事吗？”
　　“对不起，”我说。
　　“不，我们要亲自到那里去。我姨妈会安排的。那样我们可以和我妈妈面对面地谈。而且”——她声音里多了几分柔和——“见到我她们会很高兴的。那里离这里不是太远，我有两年没见到她们了。”
　　“好吧，”我说，“为了罗西，我愿去尝试所有的办法，虽然我很难想象拐弯抹角地溜进专制统治下的匈牙利。”
　　“啊，”海伦说，“这么说，要你溜进专制统治下的罗马尼亚是不是更难呢？”
　　这次我沉默了一会儿，“我知道，”我终于说道，“这个我也一直在想。如果德拉库拉的坟确实不在伊斯坦布尔，那么它有可能在哪里呢？”
　　我们坐了一会儿，各自陷入了沉思，不过彼此想的不可能差得太远。
　　海伦动了动，“我去看看房东太太肯不肯让我们用楼下的电话，”她说，“我姨妈很快就要下班回家了，我想马上跟她通话。”
　　“我可以和你一起去吗？”我问道，“这毕竟和我也有关。”
　　“当然可以。”海伦戴上手套，我们下楼，在客厅里拦住房东太太，花了十分钟解释我们的意图。
　　海伦坐到客厅的椅子里，拨了令人眼花缭乱的一串号码，“响了，”她冲着我笑，那是美丽的、坦率的微笑，“我姨妈要讨厌这个了。”接着，她变得警觉起来，“伊娃？”她说，“埃琳娜！”
　　我仔细听，她肯定在说匈牙利语。在电话的另一头，她的姨妈似乎有千言万语。有时，海伦聚精会神地听，然后又突然插进那马蹄得得一般的奇声异调。
　　海伦似乎忘记了我的存在，不过她突然抬头扫了我一眼，咧嘴一笑，胜利似地点点头，好像她的谈话结果令人满意。
　　“快说，海伦，”我又坐回到椅子上，咕哝道，“吊我胃口，急死我了。”
　　“是好消息，”她平静地说。
　　“你到底跟她说了些什么？”
　　她咧嘴笑了，“呃，在电话里我只能说这么多，我得显得非常正式。不过我告诉她我在伊斯坦布尔，正和一位同事进行一项学术研究，我们需要在布达佩斯待五天，好结束我们的研究。我解释说你是一位美国教授，我们在合作一篇论文。”
　　“是关于什么的？”我有点儿担心地问道。
　　“关于奥斯曼帝国占领期间欧洲的劳工关系。”
　　“挺好，不过我对此一无所知。”
　　“没关系，”海伦把一根绒毛从她那条干净的黑裙的膝盖上拂掉，“我可以跟你说说。”
　　“你真像你父亲。”她那副随和而有学问的样子让我一下想起了罗西，这句评论我脱口而出。
　　让我吃惊的是，海伦面露哀戚，只是说：‘这是个关于遗传战胜环境的有力观点。”她接着说：‘不管怎样，伊娃有点生气，特别是我告诉她你是个美国人，我知道她会生气的，当然，她也需要先生生气，这样在电话里才显得正常。”
　　“显得正常？”
　　“她得考虑她的工作和地位。不过她说会为我们作安排的。明天晚上我得再给她打电话。就这么多了。我姨妈非常聪明，肯定有办法。等我们有更多的消息后，我们就买从伊斯坦布尔到布达佩斯的往返票，也许是飞机票。”
　　我想着可能的开销，叹了口气。不过我只是说，“在我看来，她要是能把我们弄进匈牙利，还不让我们惹上麻烦，她得创造奇迹才行啊！”
　　海伦笑了，“她是能创造奇迹，因此我现在才不会在妈妈村里的文化站工作。”海伦站在金色的街道上，“我想再看看这座城市，”她最后说道，“也许我们再也不会回到这里来了。在吃饭前，我们可以在那里走走。”
　　“好的，我也想这样。”
　　我们朝那幢宏伟的建筑走去，一路上不再说话。等我们走近时，陷入了更深的沉默，仿佛我们的心在相互靠近。我不知道海伦是否也有同感，抑或她沉默是因为教堂的巨大衬出了我们的渺校我仍在想图尔古特昨天对我们说的话——他相信德拉库拉通过某种方式给这座城市留下了吸血鬼的诅咒。
　　“海伦，”我说，虽然我不太想打破我们之间的这种宁静，“你觉得他会埋在这里吗——在伊斯坦布尔这里？果真如此的话，苏丹穆罕默德死后仍担心他就有道理了，是不是？”
　　“他？啊，是的。”她点点头，“这是个有意思的想法，不过穆罕默德会不会不知道呢？图尔古特会不会找不到证据呢？我不相信这种事情能捂住几百年没人知道。”
　　“如果穆罕默德知道的话，也很难相信他会允许自己的敌人葬在伊斯坦布尔。”她似乎在思考这个问题。我们快到哈吉亚·索菲亚的大门了。
　　“海伦，”我缓缓说道。
　　“什么？”
　　“如果坟墓有可能在这里，那么这可能意味着，罗西也在这里。”
　　她转过身，盯着我。她双目炯炯，“当然，保罗。”
　　“我在导游手册里看到，伊斯坦布尔也有地下废墟——地下墓穴，地下蓄水池之类的——就像罗马一样。我们在离开前至少还有一天时间——也许我们可以和图尔古特谈谈这个。”
　　“这主意不错，”海伦轻声说，“拜占庭帝国的王宫肯定会有一个地下世界的。”她几乎要笑起来。不过她摸着围在脖子上的围巾，似乎那里不舒服，“不管怎么说，王宫留下的废墟一定充满邪恶的精灵——也许是弄瞎表兄弟或干了类似坏事的皇帝们。互相做伴，再合适不过了。”
　　我们全神贯注地读着对方的心思，想着这些心思会把我们引向何等奇异而飘渺的追踪。
　　起先我没注意有个人突然狠狠地盯着我们，那不是个吓人的大妖怪，而是一个瘦瘦的小个子，在离教堂的墙二十英尺远处徘徊，在人群中毫不起眼。
　　在一剎那的震惊中，我认出这个小个子学者乱糟糟的灰发，白色的编织帽，淡褐色的衬衫和裤子，就是那天早上进图书馆的那个人。不过更令人震惊的还在后头。那人犯了个错误，他看我的目光过于专注，我可以在人群中猛然与他对视。他消失了，像鬼魂一样消失在快乐的游客中。
　　我冲上前，几乎撞翻海伦，但太迟了。那人消失不见了，他知道我看见他了。那不自然的胡子和新帽子下面的那张脸我在国内的学校里肯定见过。我最后一次看到它时，它很快就被一张纸蒙上了。
　　这是那个死去的图书管理员的脸。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四章

　　我有父亲的几张照片，其中有一张，父亲照相的地点似乎是在一栋学校大楼旁。他一只脚自信地踩在长凳上，一只胳膊随意地搭在上面，体形不算出众，但看上去很顺眼，中年后他的身材依然保持得很好。如果照片是彩色的，他那光滑的头发在阳光下必定是古铜色的。我知道这一点，只是因为父亲跟我描述过一次。从我有记忆开始，我认识的父亲是白头发的。
　　那天晚上在伊斯坦布尔，我在思考中度过了一个不眠之夜。首先，我第一次看到一张死去的脸复活了。其次，死去的图书管理员看到了我，又消失了，这让我觉得难以保证公文包里的文献资料的安全。想到这家伙渴望得到我们复制的地图，我当然也不敢冒险打瞌睡。他在图书馆里为了那份地图，跳起来要掐死海伦的景象还历历在目。
　　“如果这些还不足以让我在时间的流逝中睁大双眼，那么，还有一张熟睡的脸离我不远——但也不太近。我坚持要海伦睡在我床上，我自己则坐在那张破旧的椅子上。我隐隐感到她也害怕，从她那里飘来一缕的恐惧会比另一个女人吓得哭泣起来更让我害怕，我的神经骚动起来。也许，让我无法闭上眼睛的还有她通常挺直而高傲的身躯显出了慵懒和柔软，还有她一直显出的坚定。
　　还没到六点，已经有一阵浓咖啡的味道从屋里某个地方飘出来。图尔古特坐在一张绣花椅子上，腿上摆着一个活页夹。
　　“啊，我一想到有事告诉你们，就待不住了。”
　　“我也有事告诉您，”我闷闷地说，“您先说吧，博拉博士。”
　　“图尔古特，”他心不在焉地纠正我，“瞧这里。”他开始解开活页夹的绳子，“你们已经见过我在档案馆做的复本，我还收集了弗拉德在世时以及他死后发生在伊斯坦布尔的各种事件的资料。”他叹了一口气，“其中一些资料提到在这座城市里发生的神秘事件、死亡和关于吸血鬼的谣言。我还从所有可以找到的书上收集关于瓦拉几亚龙之号令的记载，不过昨晚没有新的发现。后来，我打电话给我的朋友塞利姆·阿克索。他不在大学工作，是个书店老板，不过很有学问。在伊斯坦布尔，对书的了解，尤其是讲述我们城市历史和传奇方面，没人能比得上他。我要他为我找找十五世纪后期在伊斯坦布尔是否埋葬了任何来自瓦拉几亚的人，或这里有没有与瓦拉几亚、特兰西瓦尼亚或龙之号令多少有联系的墓地，哪怕是蛛丝马迹也行。我还给他看了我的地图复本和我的龙书，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我对他说，您认为那些图形代表了一个地点，即刺穿者的墓地。”我们一起翻看了许许多多有关伊斯坦布尔的史料，看了旧印刷品，看了他在许多图书馆和博物馆做的笔记和复本。塞利姆·阿克索非常勤奋，伊斯坦布尔的故事是他生活的全部。终于，我们发现了一样奇怪的东西——一封信——收在一本十五、十六世纪苏丹的宫廷大臣和帝国许多边远地区的信札集中。塞利姆·阿克索告诉我，他是从安卡拉的一位书商那里买到这本书的，这本书他没见过第二本。
　　“我耐心地听着，因为我感到这些背景很重要，也注意到了图尔古特的细心。他是个研究文学的学者，却也是个很棒的历史学家。
　　“是的，塞利姆不知道这本书还有没有其他的版本，不过他想信札集里的文献不是——你们怎么说的？——赝品，因为他见过其中一封信的原件，在我们昨天看到的那本集子里。您知道，他也非常喜欢研究那份档案，我常在那里碰到他。”他笑了笑，“呃，我们困得眼睛都快睁不开了，晨光也快照过来了，这时，我们在这本书中发现了一封信，可能对你们挺重要的。出版本书的收藏家相信它是十五世纪后期的。我在这里为你们翻译过来了。”
　　图尔古特从活页夹中拿出一张从笔记本上撕下的纸，“这封信里提到的早先的另一封信不在这本集子里，可惜，天知道它还存在不存在，很可能已经不在了。要是在的话，我的朋友塞利姆早就把它找出来了。”
　　他清清嗓子念道：“致无比尊敬的鲁梅里·卡迪亚斯克——”他停下来，“您知道，这是巴尔干地区的最高武官。”
　　“我不知道。”
　　不过他点点头，继续，“阁下，我已经对您要求的事情作了进一步的调查。对于我们已经说好的数额，有些修士非常合作。我亲自去查看了墓地。他们早先向我所作的报告完全正确。他们没有向我提出进一步的解释，只重复他们的恐慌。我在斯纳戈夫留下两个卫兵，密切注意任何可疑的行动。奇怪的是，这里没有瘟疫的报告。以安拉的名义，为您效劳。”
　　“落款呢？”我问道。我的心在狂跳。
　　“没有落款。塞利姆认为可能给撕掉了，也许是无意的，也许是为了保护写信人的隐私。”
　　“也许一开始就不打算落款，为了保密，”我提出这个想法，“集子里再没有其他的信提到这件事了吗？”
　　“没有。这是残片。不过鲁梅里？卡迪亚斯克是个非常重要的人物，所以这肯定是件大事。过后，我们在我朋友的其他书籍和资料里查了很久，也没发现任何与此有关的东西。他告诉我，就他记得，他还从未见过其他任何关于伊斯坦布尔的历史文献中提到斯纳戈夫。几年前，他才读过这些信——是我告诉他的，德拉库拉有可能被他的部下埋在这里。”
　　“我的天，”我说，想的不是阿克索先生有可能在别处看到过斯纳戈夫这个词，而是这个词意味着伊斯坦布尔、我们周围的一切和遥远的罗马尼亚之间存在着某种诱人的联系。
　　“是啊，”图尔古特笑得很欢快，好像我们在讨论早餐吃什么，“巴尔干的公共检查官非常担忧发生在伊斯坦布尔这里的某件事，担忧到要派一个人到斯纳戈夫去查看德拉库拉的坟。”
　　“不过，见鬼，他们发现了什么？”我一拳捶在椅子的扶手上，“那里的神父报告了什么？他们为什么这么害怕？”
　　“这也正是我感到迷惑的地方，”图尔古特肯定地告诉我，“如果弗拉德·德拉库拉静静地躺在那里安息，他们为什么远在千里之外的伊斯坦布尔还要操心他呢？如果弗拉德的墓的确在斯纳戈夫，而且一直在，那么这些地图为什么与那个地区不吻合？”
　　我只能对他提问的精确度表示敬意，“还有一件事，”我说，“您是否认为德拉库拉的确有可能埋在伊斯坦布尔这里？这样不就可以解释穆罕默德死后仍担心他，也可以解释从那时开始的吸血鬼现象了吗？”
　　图尔古特双手在身前一拍，一根硕大的手指顶住下巴，“这是个重要的问题。我们需要帮助，也许我的朋友塞利姆能帮助我们。”
　　我们坐在旅馆阴暗的大厅里，沉默地对望着。
　　图尔古特回过神来，“很清楚，我们必须进一步进行搜索。塞利姆说等你们一准备好，他就带我们去档案馆。他了解十五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各种资料，我们一起去看。我打算打电话给艾罗赞先生，他肯定乐意在开馆前把所有这些资料拿给我们看。他住在档案馆附近，可以在塞利姆赶回去上班前给我们开门。罗西小姐呢？她起床了吗？”
　　这番话让我脑子乱成一团，不知先回答哪个问题。图尔古特提起他的档案馆朋友突然让我想起了我的图书馆敌人。不过他问起海伦，这提醒了我，我让她独自待得太久了。她为什么到现在还不露面？
　　图尔古特还在说，“所以塞利姆——您知道，他从不睡觉——啊，他来了！”
　　旅馆的门铃响了，一个瘦个子走进来，在身后关上门。我以为会见到一个穿着礼服、令人敬畏的老人，没想到塞利姆·阿克索年轻而单薄，穿着皱巴巴、过于宽松的裤子和白衬衫。我们直到握手时，我才认出那双绿眼睛和瘦长的鼻子。我以前见过这张脸，现在它近在咫尺。又过了一会儿，我想起一只瘦瘦的手递给我一本莎士比亚。他是集市上那个开小书店的。
　　“我们已经见过了！”我嚷起来，他同时也叫了起来，我觉得那是土耳其语和英语的混合。
　　图尔古特看看我，只是说了一句“真是巧。”
　　我在楼梯上和海伦撞了个满怀——实际上，我是三步并作一步奔上楼的。她抓住栏杆，差点儿滚下楼梯，“哎哟！”她生气地说，“你到底在干什么呀？”她揉着胳膊肘，而我努力控制自己，不去摸她的黑衣服和她那结实的肩膀，她的肩膀紧靠在我胳膊上。
　　“来找你，”我说，“对不起——你伤着了吗？”
　　“我很好，”她温和地对我说，“我刚才有了些想法。博拉教授还有多久到？”
　　“他已经到了，”我向她报告。

　　我们匆匆出了门。
　　我希望在路上能让图尔古特拖后一点儿，这样我可以悄悄告诉他，那个邪恶的图书管理员从美国来到了这里。我想我不能当着一个陌生人的面说这件事，特别是图尔古特说这个人并不赞同追踪吸血鬼。可是，我们已经走完一条街区了，图尔古特和海伦谈得还很起劲。我看到她向他露出她难得的微笑，知道自己不得不把应该马上告诉他的情况憋在心里，我愈加难受。
　　我们发现档案馆的外门没锁——图尔古特为海伦把住里面的门，她大步进到阴暗而安静的大厅里。
　　我听到她倒吸一口冷气，看到她猛地刹住脚步，我什么也没看见，但已经感到有东西令我毛骨悚然，而另一种截然不同的感觉让我粗鲁地冲过教授，来到海伦身边。
　　正在等着我们的图书管理员一动不动地站在屋子中央，我们进来时，他似乎要急切地转过脸来。不过，他不像我们期待的那么友好，他脸色苍白，像是血给抽干了——真像。
　　这不是图尔古特的那位图书馆朋友，而是我们的那一位！
　　我还没来得及向前跨到海伦和那个吸血鬼之间，她已经从上衣口袋里掏出枪，朝他射击。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五章

　　图书管理员踉跄着，朝我们扔来一本书。海伦上前一步，以一种极其惊人的平稳又开了一枪。接着，那家伙的古怪反应又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虽然管理员胸口下的衣服显出了黑色的斑块，他却没有痛苦地去揪住伤口。第二枪打中了他的肩膀；他已经跑起来了，撞到了大厅后部的书架上。
　　“门！”图尔古特在我身后大吼，“那里有扇门！”
　　图尔古特冲向门，我紧跟在后，可门关得死死的。等我们终于打开时，那家伙已经无影无踪。
　　“小姐，我佩服你做出了努力，”图尔古特说，“不过要杀一个死人，没用。”
　　“您是怎么知道的？”我吃惊地问。
　　“我了解那张脸的表情，那是僵尸的表情，我以前见过。”
　　“不过你们自己看得出来，我决定开枪是对的。这样挨枪子儿，一个普通人肯定会受重伤。”海伦叹了口气。
　　“你一直带着枪吗？”我问海伦。
　　“哦，是的。我一旦有某种——不安——的感觉，我总是带着枪。”
　　突然，图尔古特大叫一声，使劲捶自己的额头，“我的朋友！”我们全都瞪着他，“我的朋友——艾罗赞！我把他给忘了。”
　　我们过了一会儿才明白他的意思。
　　我们四下寻找，最终在书架间找到了他。
　　艾罗赞先生四肢张开，仰面躺在这堆零乱的东西中间，脑袋歪向一边，在松弛而白皙的肌肉里，有个深深的伤口。
　　“他受感染了，”海伦平静地说，她转向图尔古特，“我们昨天在这里时，您没看到他有任何这样的症状吧？”
　　他摇摇头，“他很正常。”
　　“嗯，那好。”她伸手到上衣口袋里，拿出一粒蒜头，放在图书管理员的胸口上。她又拿出一个纸包，打开，里面是一把小小的银刀。
　　这次图尔古特举起手，温和地制止她，“不，不，”他说，“我们有自己的驱邪方法。”
　　他从衣袋里拿出一串木珠，碰了碰艾罗赞先生的嘴唇，管理员面露痛苦的表情，似乎不由自主地感到厌恶，他扭动着，蜷缩着，看上去很可怕，不过没一会儿，他就睁开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艾罗赞先生坐起来，四下张望，摸着自己的脖子，好像那里疼。
　　艾罗赞先生说，今天早上很早的时候，有个陌生人来到他的公寓，那人威胁他，要他为他开档案馆。今早我打电话给他时，那个吸血鬼就在他身边，但他不敢告诉我们。那人知道是谁打电话后，说他们马上去档案馆，艾罗赞先生不敢不从。他们来到这里，那人让他打开盒子。盒子一打开，那个恶魔就跳到他身上，把他摁倒在地。
　　图尔古特悲哀地摇摇头。
　　艾罗赞先生突然抓住图尔古特的胳膊，急急地说了一大串土耳其语，似乎在恳求他什么。
　　图尔古特沉默了一会儿，握住他朋友的手，把念珠塞到他手里，平静地回答了他，“他说，他知道只要再被这恶魔咬上两次，那他自己也会变成恶魔。他问我，这是否意味着，我要亲手杀死他。”
　　图尔古特掉过头去，我想我看到他眼里闪烁的泪花。
　　塞利姆·阿克索跟在我们后面，对图尔古特说了什么。
　　图尔古特点点头，“我们先得清理这些文献，看看它们受到了什么损坏。最重要的是，我们得为我们的朋友找个安全的地方休息。而且，阿克索先生想在其他人到来之前给我们看看档案里的一些东西。”
　　我马上开始收拾散落的文献，我最害怕的事情发生了，“地图原件不见了，”我郁闷地报告道。
　　我们在书堆里找，但那幅像长尾龙的地形图不翼而飞。
　　除了丢失这一宝贝带来的沮丧，我还想到，这个管理员恶棍会抢在我们前面揭开地图的秘密。如果罗西在德拉库拉的墓里，不管那墓在何处，这恶棍大有机会在那里击败我们。我比任何时候都急切地想找到我敬爱的导师，但又感到前所未有的绝望。至少——我奇怪地感到——海伦现在坚定地站在我一边。
　　图尔古特和塞利姆一直在病人身边说着话。
　　塞利姆不见了，一会儿，他拿着一本小书回来了。书的封面是红皮革，烙有金色的阿拉伯文。
　　图尔古特正叠起自己的外衣，为朋友做成一个枕头。他站起来，来到塞利姆那里，两人专注地谈了一会儿。
　　“这是塞利姆今天早上想让我们看的东西，”图尔古特严肃地说，“事实上，我不知道这和我们的研究有没有关系。不过，我给你们读出来。这是十九世纪伊斯坦布尔的历史学家编纂的一本书，这里收集了他们在伊斯坦布尔所能收集到的这个城市建城初期的文献。那一年，苏丹穆罕默德将城市占为己有，宣布它为帝国的首都。”他指着其中一页，上面写着漂亮的阿拉伯文。
　　我第一百次感受到了巴别塔，如此令人沮丧。
　　“阿克索先生在这里做研究时，记住了这段话。作者不知是谁，讲的是发生在一四七七年的某些事件——是的，我的朋友们，那是弗拉德·德拉库拉在瓦拉几亚的战斗中被杀一年后。这里讲到，那一年伊斯坦布尔发生了瘟疫。后来，那上面说有一队来自喀尔巴阡山的修士——阿克索先生就是因为这个才记住这本书的——赶着一辆骡车进到城里。修士们请求在伊斯坦布尔的一座修道院里寄宿。他们在那里住了九天九夜。我的朋友塞利姆希望我们注意的是喀尔巴阡山。”
　　塞利姆点点头以示强调，但我忍不住叹了口气。这段话讲的事情离奇古怪。一四七七年的确不同寻常，但有可能是个巧合，“如果这座城市当时已经在土耳其人的统治之下，为什么还有修道院让修士们住下？”
　　“问得好，我的朋友，”图尔古特冷静地说，“不过我必须告诉您，从土耳其一开始统治伊斯坦布尔，就有许多教堂和修道院。苏丹非常仁慈，允许它们存在。”
　　海伦摇摇头，“可他允许他的军队毁掉了城里的大多数教堂，或把它们改为清真寺。”
　　“的确，苏丹穆罕默德在征服这座城市时，允许自己的军队洗劫了三天。”图尔古特承认道，“不过，如果这城市不反抗他，向他投降的话，他是不会这样做的。”
　　“他也使其中的五万多人成为奴隶，”海伦明确指出，“别忘了这一点。”
　　图尔古特敬佩地朝她一笑，“小姐，您太厉害了。不过我只是想表明，我们的苏丹不是魔鬼。一旦他们征服了一个地区，他们常常会变得宽大起来。”他指着档案馆尽头的那面墙，“那就是穆罕默德陛下本人，如果你们想和他打个招呼的话。”
　　这是水平一般的水彩画，放在画框里。画的是一个坐着的结实男人，头戴白红相间的包头巾。他皮肤白皙，胡子雅致，目光望着远方。
　　“这幅画像令人惊讶，”我说。
　　“是的。”图尔古特用一根硕大的手指敲着自己的下巴，“好了，我的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塞利姆·阿克索发现的这段话？”
　　“有意思，”我客气地说道，“不过我还看不出它如何能帮助我们找到坟墓。”
　　“我也看不出，”图尔古特坦白道，“不过，我发现这段话和我今天早上念给您听的那封残信之间有某种相似性。斯纳戈夫的那座坟墓引发的恐慌发生在同一年——一四七七年。我们已经知道这是弗拉德·德拉库拉死后第一年，知道一队修士与斯纳戈夫的某种东西有关。这会不会是与斯纳戈夫有关的那些修士，或同一队人马？”
　　“有可能，”我承认，“不过这只是猜测。文献只是说那些修士来自喀尔巴阡山。在那个年代，喀尔巴阡山肯定到处是修道院。我们怎么能肯定他们来自斯纳戈夫的修道院呢？海伦，你是怎么看的？”
　　我肯定让她吃了一惊，因为我发现她直直地看着我，带着某种渴望，这神情我可从没见过，“是的，在喀尔巴阡山有许多修道院，保罗是对的——没有进一步的了解，我们没法把这两队人马联系在一起。”
　　图尔古特一脸的失望，他开始说什么，可就在这时，一阵喘息声打断了我们。是
　　艾罗赞先生，他仍躺在地上，头枕图尔古特的衣服。
　　“他晕过去了！”图尔古特喊道，“我们却在这里叽叽喳喳说个不停——”
　　我和图尔古特架起面色苍白、浑身无力的病人，小心地穿过后门。海伦拿着图尔古特的衣服跟在后面。
　　我们走过小巷，一会儿便沐浴在早晨的阳光下。阳光照到艾罗赞先生身上，他畏缩着，紧挨着我的肩膀，还举起一只手遮住双眼，好像要躲开挥来的一拳。”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六章

　　当晚，我睡在布卢的一家农舍里，巴利睡在房间的另一边。这是我记忆中最难入眠的一夜。我蜷缩在床上，老鹰或是鸽子的咕咕声显得那么怪异。巴利仿佛离我很远。早先，我还为两张床分开而高兴，因为这样不那么尴尬。可现在，我希望两人被迫背靠背睡在一起。
　　我吹灭了灯，踮着脚尖朝窗外看，半圆的月亮挂在天上，云朵破碎。对面飘浮着一个影子，我太熟悉了——不，只是一闪而过，只是一朵云，是吗？张开的翅膀，卷曲的尾巴？它立刻消失了。我走向巴利的床，靠着他毫无知觉的后背，颤抖了好几个小时。
　　把艾罗赞先生送到图尔古特的客厅里花了不少时间。我们还没走，博拉太太中午放学回来了。
　　图尔古特用土耳其语向她解释。她那快活的表情消失了，取而代之的先是明显的怀疑。当他温和地指给她看她那位新到客人脖子上的伤口时，她突然惊恐起来，匆匆朝厨房走去。不管发生了什么，这位病人会享受到一顿美味。
　　在我们确认艾罗赞先生休息得很好后，图尔古特便把我拉进他那古怪的书房里待了几分钟。
　　帘子严密地遮着那幅肖像，我松了口气，“您认为您和您妻子把这个人收留在这里安全吗？”我忍不住问道。
　　“我会安排好一切的。”图尔古特拉了一把椅子给我，自己坐到书桌后面，“我认为在这里不会再有袭击，不过要是真有的话，我们的美国朋友会看到有力的自卫。”
　　我看着桌子后面他那高大而结实的身躯，马上相信了他。
　　“对不起，教授，”我说，“我们给您带来了那么多麻烦，现在又把这种威胁带到您家门口。”我向他简单描述了我们和那个吸血鬼的遭遇，包括我昨晚在哈吉亚·索菲亚门前看到他的情景。
　　“难以置信，”图尔古特说。
　　“我也有个问题要问您，”我坦白道，“今早您在档案馆说您以前见过一张这样的脸，您这话是什么意思呢？”
　　“啊，”我这位博学的朋友双手合拢，“是的，我会告诉您的。许多年过去了，但我还记得清清楚楚。实际上，这件事发生在我收到罗西教授那封说他对这里的档案一无所知的信几天后。下午下了课，我正在看那些藏品，准备写一篇文章论述莎士比亚一部失传的作品《塔什干尼国王》。有人相信故事的背景是伊斯坦布尔。也许您听说过它？”
　　我摇摇头。
　　“几位英国的历史学家都引用了它。从他们的作品中我们知道在原剧中，一个叫德拉科尔的恶鬼出现在一个美丽古城的统治者面前，这座城市是这个暴君用武力夺取的。那个恶鬼催促这位暴君痛饮人民的鲜血，这段话令人胆战心惊。”他俯身向前，“我也相信见到那个恶鬼的暴君正是苏丹穆罕默德二世本人，君士坦丁堡的征服者。”
　　我的脖子背后窜上一股寒气。
　　“我的朋友，到一五九年，关于弗拉德·德拉库拉的传说甚至深入到了新教的英国，对我来说这很有意思。再说，如果塔什干尼就是伊斯坦布尔，它表明在穆罕默德时代，德拉库拉的确在这里出现了。穆罕默德于一四五三年进城。当时，年轻的德拉库拉从小亚细亚获释返回瓦拉几亚仅仅有五年，没有确凿的证据表明他在有生之年回到过我们这个地区。有些学者认为他本人曾亲自向苏丹进贡过，但我认为这一点无法证明。我的观点是，他给这里留下了吸血鬼的传统，就算不是在他的有生之年，也是在他死后。”
　　“您是个很棒的历史学家，”我谦卑地说。
　　“您过奖了，我年轻的朋友。您吃过波莱克吗？”
　　“还没有，”我承认道。
　　“您应该尽快去尝尝——它是我们国家的特色菜，一道美味。”
　　于是我就去了餐馆。

　　因为是冬天，当时天已经黑了。我坐在桌旁等上菜，一边从文件里拿出罗西教授的信，又读了起来。
　　我已经说过，我收到信只有几天，信的内容让我越看越困惑。
　　服务员给我端来饭菜，他放下东西时，我无意中看了他一眼。他垂下双眼，但我觉得他突然注意到了我正在看的信，罗西的名字就在信头，他尖利的眼光扫了一两眼，随后脸上变得毫无表情。不过我发现，他绕到我身后，把另一盘菜放到桌上，趁机又从我背后看了一眼信。
　　我无法解释这一行为，只觉得很不自在。
　　他一言不发地走开了，我忍不住看着他在餐馆里走来走去。他要不是眼露——你们怎么说的？——凶光的话，应该是个相貌英俊的人。
　　他有一个小时没理我，突然，他又来到桌前，把一杯冒着热气的茶放到我面前。
　　我吃了一惊，因为我没点茶。我想这可能是送的，或弄错了。
　　“您的茶，”他放下杯子，说。“特意给您烫的热茶。”
　　然后，他直直地看着我。
　　我说不清那张脸有多可怕。我闻到他身上古怪的气味，感到恶心和头晕。
　　他一会儿就走了，不紧不慢地朝厨房走回去。我有种感觉，他来是要给我看某样东西——也许是他的脸。他要我仔细看清他，不过是哪种恐惧我实在说不清。

　　图尔古特现在面色苍白，往后靠在他那张中世纪的椅子上，“为了镇静下来，我从桌上的碗里舀了一些糖放到茶里。可就在这时，一件非常、非常离奇的事发生了。”
　　他的声音渐渐低下去几欲消失，好像他后悔把这个故事讲出来。
　　我非常了解这种感觉，“请继续吧。”
　　“现在说起来是离奇，不过千真万确。蒸汽从杯子里冒出来，然后消失了。”
　　我的嘴巴干干的，“您后来又见过那个招待吗？”
　　“再也没有。我问了一个招待，说他叫阿克马。”
　　“您认为他的脸说明他是——”我没说完。
　　“我吓坏了。我能告诉您的就是这些。我看到您——正如您说的——带过来的那个图书管理员的脸，我觉得我已经认识它了。那还不仅仅是死亡的脸，那种表情里有某种东西——”他不安地转过脸，朝挂着那幅肖像的壁间望了望，“令我震惊的是，您的故事，您刚才向我提供的情况中说到从您第一次看见这个美国图书管理员以来，他朝着鬼的世界又进了一步。”
　　“什么意思？”
　　“他在国内的图书馆袭击罗西小姐时，你还能击倒他。可我在档案馆工作的朋友说他今早遭袭击时，这家伙非常强壮，而我的朋友比你瘦不了多少。这个恶魔已经能够从我的朋友那里吸走相当多的血，唉。我们看见这个吸血鬼时，是在大白天，这么说他还没有完全变成吸血鬼。我想这家伙要么是在你们的图书馆，要么是在伊斯坦布尔这里第二次被耗干了生命。如果他在这里有帮手，他会很快受到第三次邪恶的祝福，从而永远成为僵尸。”
　　“是的，”我说，“如果我们找不到这个美国图书管理员的话，我们就会拿他没办法。您得非常小心地看护您的朋友。”
　　“我会的，”图尔古特面色阴沉地强调。
　　他沉默了一会儿，又转向他的书柜，一言不发地取下一本大影集，封面上有拉丁字母。
　　“这是一位研究艺术的历史学家收集的，这是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教堂的照片。”他把书放到我手里，“您为什么不翻到第二十五页呢？”
　　我照做了。
　　那是一幅彩色雕刻壁饰，占据了两页，它所在的教堂是一张黑白照片，左边是一条正在逃窜的恶龙，它的尾巴不是卷一圈，而是卷两圈。它好像要朝右边的东西猛扑下来。那是一个畏缩的男人，恐惧地蹲在那里，一手拿短弯刀，一手拿圆盾。他膝盖周围全是小小的人，密密麻麻，一根根尖棍穿过他们的身体，个个都在扭动。
　　图尔古特看着我，“德拉库拉第二次执政时资助过这座教堂，”他平静地说。
　　图尔古特把书拿走，他转向我，“现在，我的朋友，您打算怎么找到罗西教授？”
　　这个坦率的问题像刀子一样扎进我的心，“我还在综合所有这些情况，”我缓缓地说，“昨晚您，还有阿克索先生，做了很多工作，不过我觉得我们了解的还不多。也许弗拉德·德拉库拉死后改头换面出现在伊斯坦布尔，但我们怎么才能知道他一直埋在这里呢？这个问题我还无法解答。至于我们下一步怎么走，我只能告诉您，我们打算去布达佩斯几天。”
　　“布达佩斯？”
　　“是的。您还记得海伦告诉过您她母亲和教授——她父亲——的故事吧。海伦强烈地感到她母亲知道一些情况，这是她从来没告诉过海伦的，所以，我们要去和她母亲面谈。”
　　“啊，”图尔古特几乎微笑起来，“你们什么时候走？”
　　“明天或后天。”
　　“很好。你们得带上这个。”图尔古特突然站起来，从他昨天给我们看的那个装有追杀吸血鬼工具的小箱子里拿出了什么东西，稳稳地放到我面前。
　　“可这是您的宝贝啊，”我表示反对，“再说，有可能过不了海关。”
　　“啊，千万不要给海关的人看到。你们得非常小心地藏起来，”他鼓励地点点头，“不过你们一定要拿上它，要不我会很不放心。”　　我没再说什么，接过木盒，把它和我的龙书放在一起。
　　“你们拜访海伦母亲的时候，我在这里尽力寻找墓地的线索。我还没有放弃我的想法。”他眯起眼睛。
　　正在这时，书房门开了，博拉夫人探头进来，叫我们吃午饭。
　　这顿饭和昨天那顿一样可口，但气氛严肃得多。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七章

　　现在是个好机会，可以去看看伊斯坦布尔另外的风景，于是我在园林、院落和亭子里漫游。几百年来，帝国的脉搏在这里跳动。但令我失望的是，人们告诉我，穆罕默德时代的展品很少，只有一些从他的宝库拿来的装饰品，不过，宫殿里有很多可看、可思考的。海伦昨天告诉我，在这个世界里，曾有超过五千位贵族为苏丹服务，太监们在那些堪称“美丽的监狱”里守护数量庞大的嫔妃们，苏丹大苏曼（即苏莱曼一世）的统治时期是十六世纪中叶，他在这里订典立法，使伊斯坦布尔这个大都市的辉煌毫不逊于拜占庭帝国的统治时期。
　　海伦向我描述的近卫军最让我着迷。实际上，我见过近卫军的画像，可能是在一本画册里。想到他们年轻而冷漠的脸，聚在一起守卫着苏丹，我就感到王宫里荡出一股愈来愈冷的寒气，包围了我。
　　我从一间屋子走到另一间屋子，突然想到，年轻的弗拉德·德拉库拉本可以成为一名优秀的近卫军战士。帝国在他身上错过了机会，这个机会本可以使一段历史不那么残酷。他们本该在他很年轻时抓住他，把他留在小亚细亚，而不是送回给他父亲。日后他太独立了，一个变节者，只忠于他自己，他杀害自己的追随者就跟杀死他的土耳其敌人一样干脆利落。
　　这种不安的想法跟随我穿过王宫的一个个房间，我处处感到邪恶或危险，这无可置疑地证明了苏丹的至高权力。
　　最后，我回到外宫沐浴着阳光的绿树下，在这里，我才从肉欲和禁闭，从优雅和压迫的复杂感受中得到些许解脱。
　　海伦坐在大厅里读英文报。
　　“你和你姨妈说过话啦？”我坐到她身边一张摇摇晃晃的椅子里。
　　“是的。她和往常一样厉害得很。我们到那里的时候，她肯定会数落我一通，不过这没关系。重要的是，她为我们找到了一个会议。”
　　“会议？”
　　“是的。真是不错。这周在布达佩斯有个历史学的国际会议，她给我们弄好签证。”她笑了笑。
　　“会议的主题是什么？”我担心地问。
　　“至一六年止的欧洲劳工问题。”
　　“那么宽泛的话题。我想我们是作为土耳其问题专家去出席的吧？”
　　“正是。”
　　我叹了口气，“幸好我去逛了一趟托普卡珀王宫。”
　　“会议星期五召开，我们只有两天时间到那里。周末我们出席演讲会，你要作个演讲。”
　　“我要干嘛？”我忍不住瞪着她，可她捋开耳旁的一缕卷发，露出更加天真无邪的微笑。
　　“哦，一次演讲。你要作一次演讲，这样我们才能去开会。”
　　“求求你，讲什么？”
　　“我想是关于土耳其在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的存在。我想这对你是个好题目，因为我们现在对弗拉德已经有了这么多的了解，他在有生之年一直在驱赶土耳其人。”
　　“对你当然是个好题目，”我哼了一声，“你是说你对他已经了解了这么多。按你说的，我得站在来自世界各地的学者面前谈德拉库拉？请别忘了我的博士论文是荷兰的商人行会，连这个我都没完成呢。你为什么不去演讲？”
　　“我去演讲会很可笑的，”海伦在报纸上叉起手，说道，“学校里人人都认得我，对我的研究已经厌烦了。”
　　我叹息一声。她是我碰到的最不可思议的人。我想，要我去开会，也许也是出于某种政治目的，“嗯，土耳其人在瓦拉几亚或特兰西瓦尼亚和欧洲劳工问题有什么关系？”
　　“哦，我们会想办法扯进一点劳工问题。别担心，这会是一场精彩的演讲。”
　　“上帝啊，”我终于说道。
　　“别，”她摇摇头，“请不要谈上帝，谈劳动关系。”
　　我忍不住大笑起来，“不过，我想罗西会喜欢这件事的。”
　　想到罗西，我心如刀绞，一瞬间，永远在我眼前显得漫长而荒凉。我把这个想法推到一边。我们要去匈牙利和一位妇女谈话。早在我认识罗西以前，这位妇女似乎就认识他了——关系密切，当时他正在努力寻找德拉库拉。这条线索我们无法视而不见。
　　海伦能看透我的心思，“这是值得的，是吗？”
　　“是的，”我把视线转到一边。
　　“很好，”她柔声说道，“我很高兴你会见到我姨妈。”我猜你不太像你母亲，倒更像你的这个姨妈，对不对？”也许仅仅虚构的火车旅行令我高兴，我朝海伦笑笑。
　　“她只犹豫了一会儿，“又对了。感谢老天，我很像我姨妈。不过你会非常喜欢我母亲，很多人都是这样。现在，我是否可以请你去我们喜欢的餐馆吃饭，一边讨论你的演讲？”
　　“当然，”我表示同意，“只要那里没有吉普赛人。”
　　一个阳光灿烂的早晨，我和巴利在布卢登上了开往佩皮尼昂的早行列车。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八章

　　星期五从伊斯坦布尔飞往布达佩斯的飞机远没有满座。我们坐定后，发现身边是穿黑西装的土耳其商人，穿灰衣的匈牙利官员，对于没坐上火车，我只后悔了一下。
　　一路上，从伊斯兰世界到基督教世界，从土耳其人到奥匈人，从穆斯林到天主教和新教，这种变幻对我来说具有巨大的神秘感。慢慢地，你开始相信你可以在自然界里读出历史的变迁。在飞机上，我看到下面的万千景象，却不知是何处，也不知它们日后会唤起我的什么心态，深感遗憾。我对布达佩斯的第一印象来自从机场开出的出租车的窗口，那是无所不在的高贵。没过一会儿，我们就看到了多瑙河。它的宏阔出乎我的意料，河对岸是一大片树林，环绕着王宫和中世纪的尖塔，向河面投下变幻莫测的色彩。
　　海伦也在看，过了一会儿，她转头看着我。
　　我的脸上一定写着激动，海伦突然大笑起来，“看来你挺喜欢我们这个小城镇嘛，”她说。她又低声补充道，“德拉库拉是我们这里的一部分——你知道吗？一四六二年，他因为威胁匈牙利在特兰西瓦尼亚的利益而被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国王囚禁在离布达二十英里的地方。科尔维努斯待他显然不像个俘虏，倒像个客人，甚至给他从匈牙利王族里挑了个妻子，这是德拉库拉的第二任妻子，不过没人知道她究竟是谁。”
　　“我想我能想象得出来，”我说，“他就径直回到瓦拉几亚，尽快登上王位，宣布放弃他的信仰。”
　　“基本正确，”她承认道，“你对我们的朋友越来越有感觉了。他最想做的就是取得并保住他在瓦拉几亚的王位。”
　　很快，汽车离开河流，绕回到佩斯的老城区，不过这里有更多的奇景令我目瞪口呆：楼厅的咖啡屋，仿照的是埃及或亚述王国的壮观，步行街上挤满充满活力的购物者，铁制街灯、镶嵌画和雕像，天使和圣人的大理石像和铜像，国王和皇帝，穿白色紧身短上衣的小提琴手在街角演奏。
　　“我们到了，”海伦突然说道。”
　　我伸长脖子，看到一座精致的黄石古典楼房，“这是我们的旅馆，就在马札尔街外。”
　　司机把车停在一幢灰石楼前，楼的正面风格优雅而高贵。他把我们的大包小包拿出来，我扶海伦下了车。

　　“你会特别喜欢这里的凉菜或冷水，粗制滥造的食品。”海伦挑出一枚大银币和一些小铜币付了车费。
　　“我觉得匈牙利菜非常不错，”我安慰她说。
　　海伦白了我一眼，“你一说到匈牙利，总有人要提炖牛肉。就像你一说特兰西瓦尼亚，人人都会说德拉库拉。”她笑了起来。
　　旅馆的大堂安静。海伦登记后，把房间钥匙递给我。
　　她姨妈没打算把我们带到她家，让我尝尝匈牙利菜，看看官僚精英的生活，这让我感到失望。不过我马上提醒自己，能来到这里已经够幸运了，我最怕的是给海伦或她的家庭惹出问题来。
　　海伦的房间和我不在同一层楼——是她姨妈的先见之明吗？——不过我至少有这些过时的小天使和奥匈时代的花环做伴。
　　海伦在大堂等我，她默默地领着我穿过旅馆的大门，来到大街上。我们往大学走去；她陷入沉思。
　　我不敢问她在想什么，不过没过一会儿，她自己告诉了我，“突然回到这里，觉得怪怪的，”她说着瞟了我一眼。
　　“还和一个怪怪的美国人？”
　　“和一个怪怪的美国人，”她喃喃道。这话听上去不像是在恭维我。
　　大学的建筑令人印象深刻，海伦指了指我们的目的地，我开始感到惶恐不安。这是古典大厅，与它毗邻的二楼上有雕塑。我停下来，仰头看雕像。
　　“他们是谁？”我问海伦。
　　“明天告诉你，”她说，“来吧，五点过了。”
　　我们和几位精力充沛的年轻人一起进了大厅，里面满是教授，他们全是历史学家，虽然我也该是他们中的一员，我的心还是迅速地往下沉。
　　海伦正和一个男人进行同志似的握手。那人的头发梳向脑后，让我想起某种狗。
　　我决定假装走到窗子那边，看对面那座教堂宏伟的正面风景，这时，海伦扯了扯我的胳膊肘——这个举动明智吗？——把我转身拉到人群中去。
　　“这是桑多教授，布达佩斯大学历史系系主任，我们最伟大的中世纪专家，”她告诉我。
　　桑多教授说，我来参加会议，他倍感荣幸。我一下想到，他会不会是那位神秘姨妈的朋友。
　　我说有机会在会上作演讲十分荣幸。我说话时，小心翼翼不去看海伦。
　　“很好啊，”桑多教授声音低沉，“我们很尊敬你们国家的大学。希望我们两个国家永远生活在和平与友好中。”
　　他大大的黑眼睛在已见衰老的脸上闪闪发光，和他的长发形成古怪的对比，一下让我想起了海伦。我突然喜欢上了他。
　　“谢谢您，教授，”我真诚地说道。
　　我转向一位匈牙利教员：“这里开会总是有这样的聚会吧？”我不知道自己说这话是什么意思，不过总得找点儿话说。
　　“是的，”我的谈伴骄傲地答道。他小个子，约六十岁，穿灰衣，扎灰领带，“我们在学校里举办很多国际会议，特别是现在。”
　　我想问他，特别是现在是什么意思。
　　不过桑多教授又现身了，他把我领向一个英俊男人，那人好像很想与我认识，“这是盖佐·约瑟夫教授，”他告诉我。
　　‘我知道您的研究领域是土耳其人对喀尔巴阡山的统治？”盖佐·约瑟夫教授说。
　　“在这里，消息传得真是快！”
　　“啊，是的，”我表示同意。
　　“我自己在这方面作了些研究，能和您讨论讨论，我会非常高兴。”
　　“约瑟夫教授兴趣非常广泛，”海伦插进来。
　　她的语调能让热水结成冰，这令我大惑不解，海伦突然转向我，“教授，我们还有会要开呢，”她说。
　　我一下懵了，不知她在跟谁说话，不过她坚决地挽起了我的胳膊。
　　“这是怎么回事啊？”晚上的空气很清爽，我从来没有这么精神焕发过，“你的同胞是我碰到过的最友好的人民，不过我有个印象，你想砍了约瑟夫教授的脑袋。”
　　“是的，”她马上说道，“他真让人受不起。”
　　“应该是受不了吧，”我指出，“你为什么这样对他？”
　　“哦，他倒没什么不是，真的，除了他是食肉的老鹰。实际上是个吸血鬼。”她突然停下来，盯着我，眼睛睁得大大的，“我不是指——”
　　“当然不是，”我说，“我仔细看过他的犬牙了。”
　　“你也真让人受不起。”她说，把手抽开。
　　我懊悔地看着她，“我不在乎你挽住我，”我轻声说道，“不过在全校人面前这样做好吗？”
　　她盯着我，我无法读懂她眼里的忧郁：“别担心，人类学系没有人来。”
　　“海伦，”我呻吟一声，“你能不能就严肃一次呢？我只是担心你在这里的声誉——你的政治声誉。毕竟，你总有一天要回到这里，面对所有这些人。”
　　“我一定要回来吗？”她又挽起我的手，我们继续走路，“不管怎么样，这样做值得。我只想让盖佐咬牙切齿。尖尖的牙。”
　　“嗯，多谢，”我嘟哝道。如果她打算让任何人吃她的醋，在我这里当然奏效了。海伦的神色不允许我再问下去，我只好满足于感受她沉甸甸的胳膊。
　　时间过得飞快，我们很快转进了旅馆闪亮的大门，进到静悄悄的大堂。
　　我们一进去，一个孤独的身影立刻从黑色的高背椅和盆栽棕榈树中站起来，静静地等着我们上前。
　　海伦低叫一声，双手张开，往前跑去，“伊娃！”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三十九章

　　海伦的姨妈伊娃是那种令人难忘的人。在我心中，伊娃姨妈代表了许多严厉、漂亮而难以捉摸的女性。不过一九五四年那个初夏之夜，我们在布达佩斯第一次见面，要我当时就看清她的真实自我，还有些困难。我的确记得海伦飞奔到她怀里，她的兴奋确是人之常情。
　　海伦转过红扑扑的脸来做介绍，我看到两个女人的眼里都闪着泪花，“伊娃，这是我跟您提起过的美国同事。保罗，这是我姨妈，伊娃·奥班。”
　　奥班夫人可能有五十五岁，高个子，漂亮。使我着迷的是，她和海伦长得惊人地相像。
　　“非常高兴见到您，”我对她说，“谢谢您安排我参加这次会议，我很荣幸。”
　　伊娃姨妈笑了，按了按我的手。她迸出一连串滔滔不绝的匈牙利语，海伦马上过来救急，“我姨妈不会英语，”她解释道，“我为你做翻译。她说非常欢迎你来到这里，她希望你邀请她去听你的演讲。过后她还会有别的问题。”
　　“我当然会努力满足你姨妈的兴趣，”我告诉海伦，“请告诉她，我妈妈擅长做肉糕和通心粉拌奶酪。”
　　没多久，我们仨便坐进了汽车里，海伦的姨妈敦促她向我介绍风景。我们之间有些交流是不需要翻译的。
　　““这是个奇妙的城市，”我说。
　　伊娃姨妈捏捏我的胳膊，就像我是她已经长大的孩子。
　　过了一会儿，我们一头扎进隧道中，这条隧道似乎穿过整个城堡的下面。伊娃姨妈告诉我们，她挑了一家她钟爱的餐馆，在约瑟夫·阿提拉街上。伊娃姨妈为我们点了所有的菜。不过，如果说我们只在吃，那是错的。伊娃姨妈利用饭菜从小窗口递出来的间歇谈话，海伦口译，我偶尔提个问题。不过我记得，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忙着吃，忙着听。伊娃姨妈似乎牢牢记住了我是个历史学家，她甚至怀疑我对匈牙利历史的无知是装出来的，她想肯定我在开会时不会让她丢脸，不管她动机如何，她的谈话光芒四射，我几乎不用等海伦翻译，就可以从她那生动的面庞和流畅的表情中读出她下一句想说什么。
　　我们举起帕林卡酒祝我们两个国家友谊永在，这时，两位服务员端来油酥点心和果仁大圆蛋糕，上面铺满了巧克力和奶油。就算在奥匈帝国的王宫里，这种点心也同样可登大雅之堂。还有咖啡——
　　“是浓咖啡，”伊娃姨妈解释道。
　　对于美味，我们的肚子总能装得下。
　　“在布达佩斯，咖啡有着一段悲伤的历史，”海伦为伊娃姨妈翻译道，“很久以前——确切地说，在一五四一年——侵略者苏莱曼一世邀请我们一位名叫巴林特·托列克的将军到他的营帐里共进美餐。饭后，将军在喝咖啡——您看，他是第一个喝咖啡的匈牙利人——苏莱曼一世告诉他，就在他们吃饭的时候，土耳其的精锐部队正在占领布达城堡。您能想象到这杯咖啡的味道有多苦涩。”
　　这次，她的微笑不是欢快的，而是悲哀的。
　　我想，又是土耳其人——她们真聪明，真冷酷，把美味佳肴和野蛮的战争奇特地搅和在一起。到一五四一年，他们拥有伊斯坦布尔已将近一个世纪。想起这一点，我感到了他们持久的力量，这种力量使他们的触角遍及欧洲，只被挡在维也纳的大门外。弗拉德·德拉库拉与他们的战斗，就像大卫王犹大和以色列的第二任国王，据《圣经·旧约》记载，他杀死了腓力斯巨人歌利亚，并成为国王。抗击歌利亚人一样，只不过远没有大卫王那么成功罢了。另一方面，一小群贵族在东欧和巴尔干地区，不仅是在瓦拉几亚，而且在匈牙利、希腊和保加利亚（仅举几个例子）的努力，最终确定了土耳其人占领的路线。
　　所有这些，海伦都成功地输入了我的大脑，这让我对德拉库拉暗暗产生了某种奇怪的欣赏。他肯定知道，他对抗土耳其军队会很快遭到失败，但他的大半生仍在努力把侵略者赶出他的领土。
　　“实际上，这是土耳其人第二次占领该地区。”海伦喝了一口咖啡，满意地叹了口气，放下杯子，似乎咖啡在这里比在世界上其他任何地方都更可口，“一四五六年，约翰·匈雅提在贝尔格莱德击败过他们，他是我们的大英雄，其他的还有伊斯特万国王和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国王，他们建立了新的城堡和我告诉过你的那个图书馆。明天中午你听到全城的教堂都在敲钟时，你会记住这是纪念几百年前匈雅提的胜利。现在他们每天都在鸣钟纪念他。”
　　“匈雅提，”我沉思地说，“我想那天晚上你提到了他。你说他是在一四五六年取得胜利的？”
　　我们互相对望。任何与德拉库拉生平有关的时间都是我们产生默契的一个信号。
　　“当时他就在瓦拉几亚，”海伦低声说。我知道她不是指匈雅提，不过我们有个不言自明的约定，即不在公共场合提德拉库拉的名字。
　　伊娃姨妈何等聪明，我们的沉默或语言障碍都瞒不过她的慧眼，“匈雅提？”她问道，又说了几句匈牙利语。
　　“我姨妈想知道，你对匈雅提时代是否有特别的兴趣，”海伦说。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于是我答道，我发现欧洲所有的历史都很有意思。这句废话引来伊娃姨妈不易察觉的目光，她甚至皱了一下眉头。我赶紧引开她的注意力。
　　“现在，我的朋友，我们得让您在明天的重要演讲前睡个觉。我盼着听到您的演讲，过后，我会让您知道我的看法的。”海伦翻译了，伊娃姨妈向我热情地点点头，我情不自禁地回以微笑。
　　车子经过壮丽的大桥时，伊娃姨妈低声说着什么，海伦轻声翻译过来，“我们的城市将永远是一座伟大的城市。”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章

　　第二天早上，我发现海伦正在旅馆的餐厅里吃早餐。
　　“昨晚我对你姨妈印象十分深刻。”我在另一个面包圈上抹黄油。
　　“我看出来了。”
　　“如果你不介意的话，确切地告诉我，她是怎么从罗马尼亚来到这里走上那么高的地位的？”
　　海伦喝了一口咖啡，“我想，那是命运的安排吧。她在布达佩斯那里遇到了一个年轻人，他叫约翰·奥班，是个记者和革命者，他们相爱并结婚了。后来，他在车祸中丧生，伊娃养大了他们的孩子，继续他的政治事业。我想我姨父是个激情满怀的人，我不敢说我姨妈也和他一样，不过她在事业上十分出色。”
　　我聚精会神地听着，“那你和你母亲是怎么来到这里的？”
　　海伦又叹了口气，“我母亲比伊娃小十二岁，”她说，“在这个家里的小孩子当中，她总得到伊娃的偏爱。伊娃去布达佩斯那年，她只有五岁。后来，我母亲十九岁还没出嫁，却怀孕了。她害怕她父母和村里人知道，她写信给伊娃，求她帮忙。我姨妈和姨父安排她来到布达佩斯。我姨父到戒备森严的边界去接她，把她带到这个城市。我母亲告诉我，她一辈子都深深感激我的姨父，不仅因为他救她于水火之中，而且因为他从不让她感到她是外国人。”
　　“然后你就出生了？”我安静地问道。
　　“然后我就出生了。我姨妈和姨父帮着一起把我养大，让我上学。二战时，伊娃把我们带到乡村，想办法给我们弄到食物。我母亲也学文化，学会了匈牙利语。”她幽怨地望了我一眼，“如果不是我姨妈和姨父，我妈妈可能已经死在某个深山老林里，给狼吃掉了，实际上是我们两个。”
　　“我也感谢你的姨妈和姨父，”我说道。
　　海伦什么都没说。过了一会儿，她从手提包里拿出几张纸，“我们是不是再温习一下你的演讲？”
　　对我来说，早上的阳光和清凉的空气充满了威胁。我们在去大学的路上，我只想着发表演讲的那一刻。
　　我们走到昨晚开招待会的那座大楼时，她停了下来，“帮我个忙。”
　　“当然，什么忙？”
　　“别对盖佐·约瑟夫提起我们的旅行，也不要告诉他我们在找人。”
　　“我也没想那样做，”我生气地说。
　　“我只是提醒你一下。他会变得非常迷人。”她举起戴着手套的手，表示和解。
　　“好的，”我为她打开巴洛克风格的大门，我们走了进去。
　　在二楼的演讲厅里，我昨晚见过的许多人已经在一排排椅子上就座。
　　“我的天，”海伦喃喃道，“人类学系的人也来了。”
　　没过一会儿，她就淹没在问候和谈话中。
　　正在这时，有人拍拍我的手臂，可怕的盖佐正站在我面前。他热情地微笑，和我握手，“一切都还中意吧？”
　　“一切都很中意，”我同样热情地说道。
　　“啊，我很高兴，”他说，“今天下午您将要作演讲吧？”
　　我咳了一下，“是的，一点儿没错。您呢？今天您也要演讲吗？”
　　“啊，不，我不讲，”他说，“实际上，这些天我一直在研究一个我十分感兴趣的课题，不过还没准备好去讲它。”
　　“您的课题是什么呢？”我忍不住问道。
　　可就在这时，白头发、发型特别、身材高大的桑多教授在演讲台上招呼全场安静，演讲马上开始，人人都在盯着桑多教授。
　　“早上好（德语），”他低沉地说道，“早上好，尊敬的客人。早上好（德语），您好（法语），欢迎来到布达佩斯大学。我们自豪地向您介绍欧洲第一届……历史学大会——”
　　令我惊恐的是，我将是重点发言人，会议的核心部分，整个日程的重点。
　　午餐前的最后一个发言者是一位来自伦敦的青年学者，年纪和我相仿，说的是英语，这让我大大松了口气。一位匈牙利语言学专业的学生读出他演讲的德语译文。桑多教授介绍这位英国人时说他叫休·詹姆斯，教授东欧史。
　　詹姆斯教授身材结实，典型的英国人。他双目炯炯地看着观众，面带令人愉快的笑容，“我从未想到能到布达佩斯来，”他扫视我们一眼，说，“不过能来到中欧这座最伟大的城市，我非常高兴。这是矗立在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一扇门。那么现在，我将占用大家几分钟的时间，思考一下奥斯曼帝国的土耳其人在一六八五年围攻维也纳失败从而撤退之后，给中欧留下的遗产。”
　　演讲完毕，掌声雷动。
　　桑多教授邀请我们到餐厅用餐。
　　在拥挤的学者和食物中，我总算发现詹姆斯教授正要坐到一张桌子旁。
　　“可以和您一起坐吗？”
　　他笑着一跃而起，“当然，当然。休·詹姆斯。您好！”
　　我也作了自我介绍，然后我们握了握手。我们面对面坐下，友好而好奇地互相打量。
　　“这么说，您就是那位重点发言人？我非常盼望听到您的演讲。”
　　“谢谢，”我说道，尽量不显出畏缩的样子，“我想您是否认识我的——呃——导师，巴塞洛缪·罗西，他也是英国人。”
　　“啊，当然认识！”休·詹姆斯激动地抖开他的餐巾，“罗西教授写的东西我很喜欢。您和他一起工作？真幸运。”
　　“是的，”我漫不经心地说，“他一直在写一篇文章，题目是《双耳罐里的鬼魂》，研究希腊悲剧的舞台道具。”
　　我停住嘴，突然想到自己可能正在泄露罗西的专业机密。不过，即使我没停下来，詹姆斯教授的神情也会封住我的嘴。
　　“什么？”他说道，显得非常震惊。他放下刀叉，不再吃饭，“您说的是《双耳罐里的鬼魂》？”
　　“是的，您为什么问这个？”
　　“这太让人吃惊了！我想我得马上写信给罗西教授。您看，我最近在研究十五世纪匈牙利一份非常有意思的文献。这是我来布达佩斯的最重要的原因——您知道，我一直在探索匈牙利的这一段历史。我得到桑多教授的许可，来这里开会。反正这份文献是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国王的一个学者写的，写的就是双耳罐里的鬼魂。”
　　我记得昨晚海伦提起过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国王。他不就是那个在布达城堡里建立了大图书馆的人吗？伊娃姨妈也跟我介绍过他。
　　“请解释一下，”我急切地说。
　　“呃——这听起来有些愚蠢，不过几年来我一直对中欧的民歌感兴趣。我想它很久以前源于模仿云雀的叫声。不过我对吸血鬼的传说非常着迷。”我瞪着他。
　　“哦，我知道这听起来很幼稚，不过您知道，一旦您深入进去一点儿，它真是非同一般。德拉库拉真有其人，虽然他不是吸血鬼。我感兴趣的是，他的历史是否与民间的吸血鬼传说有瓜葛。几年前，我开始寻找有关的文字材料，看看它们有没有存在过，因为吸血鬼主要存在于中东欧乡村的口头传说中。”他往后一靠，手指敲着桌边，“呃，您瞧，我在这里的学校图书馆查找，竟发现了这份文献，显然是科尔维努斯下令收集的——他想让人把最早有关吸血鬼的材料全都收集起来。不管是哪位学者得到了这份工作，他肯定是个古典学家。他不像人类学家那样去走村访寨，而是遍寻拉丁语和希腊语的文献——您知道，科尔维努斯这方面的材料很多——找出与吸血鬼有关的东西。他发现了古希腊关于双耳罐里的鬼魂的思想，我在别处都没有见过——至少到您刚才提起为止。您知道，在古希腊，在希腊悲剧中，双耳罐有时用来盛放人的骨灰。缺乏科学知识的希腊百姓相信，如果埋葬双耳罐的时候出问题，吸血鬼就会跑出来——我还不知道是怎么弄出来的。如果罗西教授在探讨双耳罐里的鬼魂的话，他也许了解一些情况。一个奇妙的巧合，是吧？实际上，根据民间传说，在现代希腊还有吸血鬼呢。”
　　“我知道，”我说，“叫vrykolakas。”
　　这下轮到休·詹姆斯瞪着我。他那凸出的眼球睁得大大的，“您是怎么知道的？”他喘着气说，“我是说——请您原谅——我只是惊讶自己碰到了一个对——”
　　“吸血鬼感兴趣的人？”我干巴巴地说，“是的，我也曾经惊讶过，但这些日子我逐渐习惯了。詹姆斯教授，您是怎么对吸血鬼感起兴趣的？”
　　“休，”他慢慢说道，“请叫我休。呃，我——”他死死盯了我一会儿，我第一次在他那快活、笨拙的外表下看到火焰一般的力量，“这事情既古怪又可怕，我很少对别人谈起这个，可是——”
　　这样欲言又止，我真受不了，“您或许发现了一本古书，中央有条龙？”我说。
　　他几乎是发了狂似的瞪着我，健康的脸上血色全无，“是的，”他说，“我发现了一本书。”他双手紧紧抓住桌边，“您是谁？”
　　“我也发现了一本。”
　　我们坐在那里，面面相觑了很久。要不是有人打断我们，我们本来会一言不发地坐得更久，耽误我们本来要讨论的东西。
　　我没注意盖佐·约瑟夫出现在我们面前，直至听到他说话才知道他来了。他从我身后走上来，正俯身在我们桌上，面露亲切的笑容。　　海伦也匆匆赶上来，她神色古怪——我想，有点儿过意不去的意思。
　　“下午好，”他友好地说，“发现书？怎么回事啊？”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一章

　　“休得到了一本书，”我低声说道。
　　海伦不解地瞪着我，“休？”
　　我飞快地朝我们的同伴点点头，他瞪着我们。海伦撇撇嘴，休又瞪着她，“她也——？”
　　“不，”我低声说，“她是来帮我的。这是海伦·罗西小姐，人类学家。”
　　“休非常热情地和她握手，还在盯着她看。这时，桑多教授转过身来等我们，我们只能跟上。海伦和休紧随我的左右，我们挤在一起，就像一群羊。
　　演讲厅已经开始坐满了人，我在前排坐下，用那只不太发抖的手从公文包里取出讲稿。
　　“下午好，同行们，历史学家们，”我开口道。我感到这样显得过于自负，于是降下音调，“今天能在这里演讲，我很荣幸，谢谢你们。”我就这样进行下去。
　　开场白过后，我简单介绍土耳其的商业路线，描述抵抗土耳其侵略的国王和贵族。我尽可能自然地把弗拉德·德拉库拉包括进去。我和海伦一致认为，如果我们完全把他排除，那么任何一个了解他是抗击土耳其军队的重要人物的历史学家都会产生怀疑。不过，在一群陌生人面前说出这个名字，我比自己所想的付出了更大的代价，我开始描述他用尖刺穿过两万土耳其战士的身体，手猛地挥了挥，把水杯打翻了。
　　“啊，对不起！”我叫起来，不自在地扫了一眼一大片同情的脸庞——只有两人不是这种表情：海伦神色紧张，面色苍白，盖佐·约瑟夫稍稍倾身向前，毫无笑容，似乎他对我的失手极感兴趣。
　　我指出，虽然土耳其人最终消灭了弗拉德·德拉库拉和他的许多战友——我想这个词应该斟酌一下——然而，类似的抵抗代代相传，一次次的地方革命最终推翻了帝国。正是这些抵抗和起义的民族性，正是抵抗者在每次受到攻击后都能夺回自己的领土，伟大的帝国机器最后才遭到瓦解。
　　我本来打算拿出一个更有力的结尾，不过这个结尾似乎已经让听众高兴了，掌声哗哗地响。
　　我很惊讶，我讲完了，什么可怕的事情都没发生。海伦重重地靠在椅背上，显然大松了一口气。不过，大厅里好像少了什么，过了一会儿，我意识到是盖佐那伟岸的身躯消失了。我没注意到他溜出去，不过对他来说，我演讲的结尾可能太枯燥了。
　　伊娃上来和我握手。我不知道是该握手还是该吻手，不过最后还是决定握手。在一群着装寒碜的男人中间，她今天显得更为修长，更有威严。
　　海伦也上来和她说话。在这样的场合，她俩显得非常正式。
　　海伦把她姨妈的祝贺给我翻译过来，“很好，年轻人。我从大家的脸上看得出来，您谁也没有冒犯，也许您说的不太多，不过您挺直身子站在演讲台上，正视观众的眼睛——这已经表达了很多意思。”
　　伊娃姨妈整齐的牙齿，迷人的微笑给这番话加上了节奏，“我得和我的外甥女聊一聊。如果今晚您能给她一点时间的话，海伦可以到我那里去。”海伦满怀内疚地作了翻译。
　　“当然没问题，”我说，向伊娃姨妈回以微笑。
　　“很好，”她再次向我伸出手，这次我像匈牙利人那样吻了她的手。
　　在这次中断后，下一个发言者讲的是现代早期法国的农民起义，海伦低声告诉我，我们已经待得够久了，可以走了，“图书馆还有一个小时关门，我们现在就溜吧。”
　　“等一下，”我说，“我得定下我的晚饭时间。”
　　我花了一点功夫找到休·詹姆斯，他显然也在找我。我们同意七点钟在学校宾馆的大堂见面。

　　我们来到学校图书馆，它的赭石墙壁纯净而光亮。我又一次惊讶匈牙利这个国家在经历战乱后，恢复得如此迅速。
　　“你在想什么？”海伦问我。
　　“我在想你姨妈。”
　　“如果你那么喜欢我姨妈，我妈妈可能就是你喜欢的那种人了。”她发出诱人的笑声，“不过让我们明天看看吧。现在，我们得在这里看看别的东西。”
　　“看什么？别这么神秘兮兮的。”
　　她不理我。我们一起穿过沉重的雕花大门，走进图书馆。
　　“文艺复兴？”我悄悄对海伦说。她摇摇头。
　　再次进到图书馆，就像进了家，感觉不错。不过吸引我的是一排排的书，成千上万。我思忖，它们是怎样躲过战争的，把它们摆回到书架要花多长时间呢。
　　几个学生坐在长长的桌旁读书，一个年轻人坐在一张大桌后面整理一摞摞书籍。
　　海伦停下来和他说话，他点点头，示意我们跟他来到一间大阅览室。他给我们拿来一本大大的对开本，放到桌上，便走开了。
　　海伦坐下来，脱下手套，“是的，”她轻声说道，“我想我记得的就是这个。去年我在离开布达佩斯前看过它，不过当时没觉得它有什么意义。”
　　“这个是什么？”我指了指我觉得是书名的那个地方。书页是厚实的上等纸，用棕色墨印成。
　　“这是罗马尼亚语，”她告诉我。
　　“你看得懂吗？”
　　“当然啦。”她把手放到书页上，“这里，”她说，“你学过法语吗？”
　　“学过，”我承认。我开始解读题目，“《喀尔巴阡山歌谣》，一七九年。”
　　“好，”她说。
　　“我以为你不会说罗马尼亚语呢，”我说。
　　“我说得不好，不过多少能读一点。”
　　“那这是本什么书？”
　　她轻轻翻开第一页。我看到一排长长的文字，一眼望去，一个也不认识，“我看过这本书，我准备去英国时，想在走之前最后一次全力做我的研究。当时，这个图书馆还没有多少关于他的资料。我还是找到了与吸血鬼有关的几份文献，因为我们的国王马提亚·科尔努维斯是个藏书家，他对吸血鬼感兴趣。”
　　“休也是这么说的，”我喃喃道。
　　“什么？”
　　“过后跟你解释。说下去。”
　　“呃，我不想在走之前还漏下什么没看到，于是我花了几个月的时间，读了许多有关瓦拉几亚和特兰西瓦尼亚历史的资料。”
　　我有点儿失望。我原指望看到与德拉库拉有关的珍贵史料，“里面有没有提到我们那位朋友？”
　　“没有，恐怕没有。不过这里有一首歌我一直记得。你告诉我塞利姆·阿克索在档案馆里想让我们看到的东西，就是那段话，说一些修士赶着骡车，从喀尔巴阡山来到伊斯坦布尔城，还记得吗？我因此想起了这本书。要是我们叫图尔古特帮我们把那封信的译文写下来就好了。”
　　她开始小心翼翼地翻书。有些长诗的页端有木刻画，大部分是民间装饰，但也有一些粗线条的树木、房屋和动物。书页很干净，但书本身模样粗糙，像是手工制作的。
　　海伦划过诗歌的头几行，嘴唇翕动着，摇摇头，“有些诗歌很伤感，”她说，“你知道，在内心里，我们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是大不相同的。”
　　“怎么说呢？”
　　“嗯，匈牙利有句俗话说，‘马札尔人，纵然快乐，也面露哀戚。’这是真的。我想，我们悲伤不是因为生活，而是天性使然。”她低头看这本旧书，“听听这一首，很典型。”她磕磕巴巴地翻译着，它来自十九世纪一个薄薄的译本。现在，这本书就在我的书房里。

　　那死去的孩子曾经可爱又美丽。
　　现在妹妹的笑容同样甜甜蜜蜜。
　　她对妈妈说：“啊，妈妈，天啊，
　　我那死去的姐姐叫我别害怕。
　　她没有过完的生命，给了我，
　　这样我就可以带给您幸福生活。”
　　可是，唉，母亲抬不起她的头，
　　坐在那里，为死去的那个哭个不休。

　　“老天爷，”我抖了一下，说道，“很容易想见这样的文化既能唱出这样的歌，也会相信吸血鬼的存在，甚至产生吸血鬼。”
　　“是的，”海伦摇摇头，“等等，”她忽然停下来，“可能就是这一首了。”
　　她指着一首短诗，上面装饰着一幅木刻，画的像是满是荆棘的树林包裹着房屋和动物。
　　海伦默默地读着，我久久坐在那里，焦灼地等待。
　　终于，她抬起头来，脸上闪过激动的神情，眼睛闪亮，“听听这个，”

　　他们骑马来到大城，来到大门。
　　他们从死亡的国度，来到大城。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来自喀尔巴阡。
　　我们是修士，是圣人，但我们只带来坏消息。
　　我们给大城带来瘟疫的消息。
　　我们为主人效忠，为他的死而哀泣。”
　　他们骑马来到大城。他们进了门
　　大城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

　　这首怪诗让我发颤，但我得表示反对，“这太泛了。是提到了喀尔巴阡山，但这在许许多多的老歌里都会有的。还有这个“大城”可以指任何东西，也许是上帝之城、天堂的意思。”
　　“海伦摇摇头，“我不这样看，”她说，“对巴尔干地区和中欧——基督教和穆斯林都一样——的人民来说，大城总是指君士坦丁堡，除非你清点几百年来到耶路撒冷或麦加去朝圣的人数。这里提到瘟疫和修士，似乎和塞利姆那段话里的故事有些联系。难道它们提到的那个主人不可能是弗拉德·特彼斯吗？”
　　“我只是猜想，”我疑虑重重地说，“不过我希望我们有更多的资料作进一步的研究。你觉得这首歌有多老了？”
　　“判断民歌的历史总是很难的。”海伦沉吟道。
　　“这幅木刻有些怪，”我说道，凑近去看。
　　“书里到处都是木刻，”海伦喃喃道，“这幅图好像和诗歌本身没有关系。”
　　“是的，”我缓缓说道，“不过仔细看看吧。”
　　我们俯身去看那幅小小的插图，“要是有个放大镜就好了，”我说，“你没觉得有什么东西藏在这森林里面吗？这里没有大城市，不过你仔细看，这里有座建筑，好像是教堂，圆顶上有个十字架，旁边是——”
　　“某种小动物，”她眯起眼睛。然后，“天啊，”她说，“是条龙。”
　　我点点头，我们俯着身子，屏住气。
　　那模糊的小东西既熟悉又可怕——张开的翅膀，卷成一圈的尾巴。我不用从公文包里拿出那本书来对照就已经一清二楚，“这是什么意思呢？”即使只是看到这条迷你龙，我的心也跳得很不舒坦。
　　“啊，我的天，”她说，“我差点看不清，不过我想这里是有个字，字母分散在树丛里，一次出来一个，很小，但肯定是字母。”
　　“德拉库拉？”我尽可能轻声说道。
　　她摇摇头，“不，不过可能是个名字——伊维——里努（Ivireanu）。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个词我从没见过，不过“u”是罗马尼亚名字中常见的结尾。这到底是什么意思呢？”
　　我叹了口气，“我不知道，不过我想你的直觉是对的。这一页和德拉库拉有些关系，不然这条龙不会出现在这里，至少不会是这条龙。”
　　“图书管理员对这本书一无所知，”海伦说，“我记得问过他们，因为这本书十分罕见。”
　　“嗯，我们自己也无法解答，”我最后说道，“我们把它译出来带上吧，这样我们至少知道自己看到了什么。”
　　她口授，我把她的翻译写到笔记本里，并匆匆描下那幅木刻。
　　“我得回旅馆了，”她说。
　　“我也是，要不就和休·詹姆斯错过了。”
　　我们收拾东西，怀着对圣物的敬意把书放回到书架上。
　　也许是这首诗和它的插图让我浮想联翩，也许是我还没意识到旅行，和伊娃姨妈在餐馆里待到很晚，还有对着一群陌生人演讲都让我疲惫不堪。
　　我进到房间，过了很久才明白所看到的一切，而过了更久才想到高我二层楼的海伦可能也在自己的房间里看到了同样的情景。我突然担心起她的安全来，没来得及细看我的东西，就飞奔上楼。
　　我的房间被人彻底搜查过，抽屉、柜子、床单，每个缝隙都没放过，我的每篇材料都散得七零八落，被人心怀恶意地匆匆撕烂。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二章

　　“什么？你是说罗西小姐的房间也给洗劫了吗？”休的大眼睛睁得更圆了，“旅馆里还有别人也被打劫了吗？”
　　“可能没有吧，”我闷闷不乐地说。
　　“有东西被偷吗？”他给我斟满酒。
　　“没有，”我阴郁地说，“我当然没把钱，也没把我任何——值钱的东西——放在那里。”
　　“那他们在找什么呢？”休朝我举了举杯，小啜一口。
　　“说来话长，”我叹了口气，“不过他们要找的东西和我们要谈到的其他东西很有关系。”
　　他点点头，“好啊，那么请说说这种关系吧。”
　　“我说了，你也得说。”
　　“当然了。”
　　我喝下半杯酒，做好防御的准备，便从头讲起。
　　他一言不发地听着，专心致志。不过当我提到罗西决定到伊斯坦布尔展开调查时，他跳了起来，“啊，”他说，“我也想过去那里。我是说回到那里——我去过那里两次，但都不是去寻找德拉库拉。”
　　“让我来替你省点力吧。”
　　这次我给他倒满酒，告诉了他罗西在伊斯坦布尔的历险，他的失踪。
　　休听到这里，虽然仍一言不发，但眼睛睁得溜圆。
　　最后，我描述了一番与海伦的相遇，她对我说的她和罗西的关系我也没漏掉，还有我们迄今为止的所有旅行和研究，包括邂逅图尔古特，“你瞧，”我总结道，“到了这地步，我的房间被翻个底朝天，我并不感到奇怪。”
　　“是啊，一点儿没错。”他像是沉思了一会儿，“我们这样见面，再奇妙不过了。不过罗西教授失踪了，我很难过。这件事十分古怪。”
　　“我原来担心您不相信我，看来不是这样。”
　　“这些书，”他沉思着说，“我数起来有四本——我的、你的、罗西教授的和伊斯坦布尔那位教授的。四本如此相像的书，够怪的。”
　　“你碰到过图尔古特·博拉吗？”我问道。
　　“您说您去过几次伊斯坦布尔。”他摇摇头，“没有，我从没听说过这个名字。不过他是搞文学的，我不可能在历史系或者在开会时碰到他。你知道，我从未想到过那东西是张地图——我书里的那条龙。这真是个非凡的想法。”
　　“是啊，而且有可能关系到罗西的生死，”我说，“不过现在该您了。您是怎么碰到这本书的？”
　　他一脸严肃，“和您的——还有那两位的——情况一样。”
　　他沉默了一会儿，我感到这对他来说是个艰难的话题，“嗯，我是九年前在牛津拿的学位，我非常喜欢历史，一开始就是这样。”休用餐巾抹抹嘴，摇摇头，似乎想起了青年时代干下的傻事，“我知道，等我上完大学二年级，我的历史会学得相当好，这更加激励了我。后来战争来了，打断了一切，当时我在牛津几乎读完三年了。顺便说一句，我在那里听说了罗西，但从没见过他。”他用一只粗糙的大手揉着下巴，“我非常热爱自己的专业，但我也爱自己的祖国，我马上参了军，是海军。我到了意大利，一年后又回来，胳膊和腿上带着伤。”他小心翼翼地碰了碰袖口上面的白棉衬衫，似乎奇怪那里又出血了，“我很快就康复了，想回到战场上去，但他们不要我——船爆炸时，我的一只眼睛受了伤。于是我回到牛津，努力不受警报的影响。战争结束时，我被耽误的学业就要大功告成，还有家乡的一个姑娘，那是我一生中的最爱，她最终同意嫁给我。”他拿起空空的葡萄酒瓶，叹了口气，又放下，“我几乎就要熬过来了，我们的婚期定在六月底。在我最后一门考试的头天晚上，我在学校图书馆的一个角落里学习，躲在书架后面，那些小图书馆里总有些非常好的书，我让自己走一会儿神，读一本德莱顿的十四行诗，伸手就够得着。后来我强迫自己把书放回去，心想我得出去吸口烟，再集中精神学习。让我吃惊的是，回来后，我发现德莱顿的书就在我桌上，就像我忘了放回到书架上。我以为自己看书太多，糊涂了。于是我转身把书放回去，却看到没地方了。我肯定它本该紧挨着但丁的作品，但那里却放着另一本书，书脊模样古怪，上面刻着一个小怪物。我把它拿下来，它就在我手里翻开了——呃，您知道的。
　　他那张友善的脸现在变得苍白了，“您不抽烟吗？”他点着烟，用力吸了一口，“书的样子、年代的久远和那条恶龙把我吸引住了，正如同样的东西也吸引了您一样。凌晨三点没有图书管理员。于是我去到目录台，自己翻找了一下，但只看到弗拉德·特彼斯的名字和其直系后代。书上没有盖章，于是我就把它带回了家。
　　“我一夜没睡好，第二天上午的考试也是心思全无，一心只想去另外的图书馆或者去伦敦看看我能找到什么，但我没有时间。回去成婚时我也带着这本小书，一有空就拿出来看。我忍不住要想这本书，忍不住要跟她说，喋喋不休，直到她叫我住口。
　　“一天早上——婚礼前两天——我突然有了个主意。您知道，离我父母的村子不太远有间大房子，房东是个贵族，书籍收藏家，我想，我可以设法到这幢著名的家庭图书馆里到处看看，也许能找到一点和特兰西瓦尼亚有关的东西。
　　“我仔细浏览这些珍奇之物，终于，我看到了一本关于匈牙利和特兰西瓦尼亚的书，里面提到了弗拉德·特彼斯，接着又发现了另一本。让我又惊又喜的是，最后我看到一段文字专门讲到弗拉德葬在斯纳戈夫湖，一座他翻新过的教堂的祭坛前。这是一个传说，一个到过该地区的英国冒险家把它记下了——他在扉页上只把自己称为‘一个旅行者’。他和那个雅各宾收藏家是同时代的人。您知道，那是弗拉德死后大约一百三十年。
　　“一个旅行者”于一六五年参观了斯纳戈夫湖的那所修道院。他和那里的修士们谈了很多。他们告诉他，传说在弗拉德的葬礼上，人们把一本大书——修道院的宝物——放在祭坛上。在场的修士们在书上签下自己的名字，不识字的就画一条龙，对龙之号令表示敬意。可惜里面没有提到这本书的下落。不过我发现这非同寻常。后来那位旅行者说，他请求看看坟墓，修士们让他看了祭坛前地板上的一块平板石，上面绘有弗拉德·德拉库拉的画像，写有拉丁文——可能也是画上去的，因为旅行者没有说那是刻上去的。墓碑上没有常见的十字架，他大吃一惊。我小心地记下了墓志铭——为什么这样做我自己也不知道——是拉丁文。”
　　休压低嗓音，扫了一眼身后，在桌上的烟灰缸里摁灭烟头。
　　“我写下墓志铭，吃力地研究了一会儿，然后念出声来：‘读者，用一个词把他掘——’您知道写的是什么。外面雨仍下得很大，图书馆有扇窗子没关好，啪啪作响，我感到附近有人吹了一口潮湿的空气，我一定是吓了一跳，因为我把茶杯都打翻了，一滴茶水滴在书上。我擦干水迹，骂自己怎么这么笨手笨脚的。这时我看了看表——已经是中午一点，该回去吃饭了。那里再找不到相关的东西，于是我把书放回原处，谢过管家，顺着开满六月玫瑰花的小路回了家。
　　“我回到父母家，本以为看到他们，或许还有埃尔西坐在饭桌前，结果却是一阵喧嚷。几位朋友和邻居在那里，母亲正在哭泣，父亲神色悲哀。”
　　休这时又点了一支烟，火柴在渐浓的夜色中颤动，“他一只手放到我肩上，告诉我埃尔西开着一辆借来的车从附近的城里购物回来，在路上发生了车祸。
　　“我找到一辆车，驶向医院，她躺在那里，头裹在绷带里，两眼睁得很大。这件事的可怕之处在于……”他的声音开始颤抖，“可怕的是，我一直以为那是一次事故，一场真正的事故，可听了您的故事——罗西的朋友赫奇斯，还有您的——您的猫——我不知道该怎样看这件事。”他狠命地吸着烟。
　　我长长地吐出一口气，“我非常，非常难过，这对您来说太可怕了。”
　　“您知道，已经过去好些年了，时间帮了忙。就是——”
　　我当时不知道，到现在也不知道他想说却没说出口的话是什么——无用的话语，难以言说的失去。
　　“您对我说的关于斯纳戈夫湖的事，我很吃惊，”过了一会儿，我说道，“墓志铭和罗西在伊斯坦布尔档案馆的地图上发现的文字吻合，这非常重要。我想——这证明了斯纳戈夫至少是德拉库拉最早的墓地。那么，为什么地图的地形不一样呢？”
　　“我也不知道。”
　　“自那以后，您还继续调查德拉库拉吗？”
　　“好几年都没有。”休摁灭烟蒂，“您想看看这本书吗？”他问道。
　　“您正在写的那本吗？”我一下没醒悟过来。
　　“不是——我的那本龙书。”
　　我吃了一惊，“就在这里吗？”
　　“我一直带在身边，”他神色严峻地说，“您的那本没在您房间里，是吗？”
　　“是的，”我忍不住微笑了，“我也一直带在身边。”
　　布里包的书比我的小，但装帧是同样的上等犊皮纸，已经磨损，但中央那条龙是一样的，占满了整页纸，冲着我们怒目而视。我一声不吭地打开自己的公文包，拿出自己的书，把两条龙并排放在一起。它们一模一样，仿佛互相扑向对方。
　　“您知道，这让我想起了另外的事情，刚才我忘记告诉您。罗西小姐和我今天下午在回旅馆前去了学校的图书馆，她想去查一查她早先在那里看到过的东西。”
　　我描述了那本罗马尼亚民歌集和那首关于修士进入一座大城市的奇怪的抒情诗，“她觉得这可能和伊斯坦布尔手稿里讲的故事有关，这个我已经告诉过您。诗歌说的很模糊，但书页顶端上的木刻很有意思，像是树林里的一座小教堂，中间有条龙，还有一个单词。”
　　“德拉库拉？”休猜道。我在图书馆里也是这么猜的。
　　“不，是埃维里努。”我查看自己的笔记本，让他看了拼写。
　　他两眼大睁，“可这太不寻常了！”他嚷道。
　　“什么？快告诉我。”
　　“啊，昨天我在图书馆里看到的正是这个名字。”
　　“在同一个图书馆吗？是哪个图书馆？同一本书吗？”我迫不及待，顾不上礼貌地等待回答。
　　“是的，是在学校图书馆，但不是同一本书。我整个星期都待在那里，找写书的材料。您知道，德拉库拉和匈雅提是死敌，后来又和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势不两立，所以您时不时就能碰上讲德拉库拉的东西。午饭时我跟您提起我发现有份手稿是由科尔维努斯授意写成的，就是那份提到双耳罐里的鬼魂的手稿。”
　　“哦，是的，”我急切地说道，“您在那里也看到埃维里努这个词了吗？”
　　“准确地说，不是的。科尔维努斯手稿很有意思，但不是因为这个。手稿上是这么说的。”他掏出他的笔记本，给我念了几行，“一四六三年，国王的奴仆从典籍中找到有关吸血鬼——愿他消失在地狱中——灾难的资料，献给陛下。这些资料供王室收藏。祈望这有助于他驱除这城里的邪恶，使吸血鬼永远消失，使瘟疫不再降临我们的家居。”
　　“等等。不管这位善良的缮写员是谁，他继续列举他在不同的典籍里找到的材料，包括双耳罐里的鬼魂。您也看得出来，这手稿的日期是德拉库拉被捕后的第一年，他第一次被囚禁在布达附近。您知道，您说过土耳其的苏丹也有同样的忧虑，这您在伊斯坦布尔的文献中看出来了，这让我想到德拉库拉走到哪里，都会惹是生非。两份材料都提到瘟疫，都提到吸血鬼。非常相似，是吧？”他停下来沉思，“其实在某种程度上，提到瘟疫并非捕风捉影——我在大英博物馆的图书馆里看到一份意大利的文献，里面说到德拉库拉曾用细菌战对付土耳其人。实际上，他肯定是第一个发动细菌战的欧洲人之一。一旦他的人得了传染病，他常让他们穿戴得像土耳其人，把他们派到土耳其人的营地里。”
　　在烛光下，休的眼睛眯了起来，显得全神贯注。我突然想到，在休·詹姆斯身上，我们发现了高度敏锐的人类智能团结在了一起。
　　“这真是太吸引人了。”我说，“不过埃维里努这个词是怎么回事呢？”
　　“哦，非常抱歉。”休微笑道，“我有点儿离题了。是的，我的确是在这里的图书馆看到了那个词。我想是三四天前在一本用罗马尼亚文写的十七世纪的《新约》里碰巧看到的。我看得仔细，是因为书的封面显然受到了土耳其设计风格的极大影响。扉页的底部写着埃维里努——我敢肯定一模一样。当时我没有多想——说实话，碰到看不懂的罗马尼亚文，我总是走马观花，这门语言我懂得实在不多。引起我注意的实际上是它的字体，颇为优雅。我想这是个地名或什么的。”
　　我呻吟起来，“就是这样吗？您从没在别处看到过它吗？”
　　“恐怕没有。”休伸手去拿放到一边的咖啡杯，“如果我再看到它，肯定会告诉您的。”
　　“呃，也许这和德拉库拉终究没有什么关系，”我安慰自己，“我真希望我们还有时间去图书馆好好看看。可惜我们星期一就要飞回伊斯坦布尔——会议结束后，我就无权继续待在这里了。如果您找到什么有关的东西——”
　　“那当然，”休说，“我还要待上六天。如果我找到什么，我给您写信到系里吗？”
　　这话顿时让我紧张起来。我已经有好些天没有认真想过回家的事，我不知道什么时候才会到系里查看信箱，“不，不，”我急忙说，“至少暂时不。如果您找到您觉得真正对我们有用的东西，请打电话给博拉教授。”
　　我拿出图尔古特的名片，写下了电话号码。
　　“很好。”他把名片放到上衣口袋里，“这是我的名片。真心希望我们还有机会见面。”
　　我们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听我说，”他终于说道，“如果您所说的——或罗西说的——都是真的话——真有个德拉库拉伯爵或刺穿者弗拉德——存在的话，这真可怕，我希望能帮助您——”
　　“消灭他？”我平静地说完这句话，“您的话我会记住的。”
　　我希望我们能再谈点什么，但现在我们似乎又没什么可说的了。我们在前台友好地道别。
　　这时，早先和我谈过话的服务员突然从他的小房间出来，抓住我的手，“保罗先生！”他着急地说道。
　　“什么事？”我和休同时转身瞪着那个人。
　　他高个子，垂肩，穿蓝色工作服，那胡子像匈牙利武士。他把我拉过去，好说悄悄话。我向休打招呼，让他别走。眼前没有别人，我真不想独自面对危机。
　　“保罗先生，我知道今天下午是谁在您的房间里。”
　　“什么？谁？”我说。
　　“呃，呃。”服务员开始对自己哼哼起来，四下张望，在制服的口袋里翻找。这些动作是有用意的，但我不知道他是什么意思。我想，这人是不是犯傻了。
　　“他想要点贿赂，”休小声地把他的动作翻译过来。
　　“哦，老天爷，”我恼怒地说。
　　我掏出两张匈牙利大票子，那人才眼睛一亮，他悄悄拿过钱，藏到口袋里，对我的让步却一言不发。
　　“美国人先生，”他低声说道，“我知道今天下午不只是一个人。是两个人。一个先进来，大人物。然后是另一个。我提着箱子到另一个房间时看见他。后来又看见他们。他们说话。一起走了出去。”
　　“难道没人拦住他们吗？”我厉声道，“他们是谁？是匈牙利人吗？”
　　那人又朝四周张望。我强忍住才没扑上去掐死他。
　　“大人物是匈牙利人，另一个不是匈牙利人。”
　　“你是怎么知道的？”
　　他压低声音，“一个是匈牙利人，不过他们在一起说英语。”
　　尽管我不断提出威胁性的问题，但他只肯说这些。他的目光越过我。
　　过了一会儿，我也转过身，顺着他的目光从旅馆大门的玻璃窗望出去。虽然只是一瞬间，我的确看到了一张贪婪的脸，空洞的目光。我太熟悉了，这张脸只应出现在墓地，而不是在大街上。
　　服务员抱住我的胳膊，结结巴巴地说：‘他在那儿，那张鬼一样的脸——那个英国人！”
　　我肯定是发出了一声怒吼，甩开服务员，冲向门口。
　　休非常镇定，他从前台旁的架子上抽出一把伞，跟着我跑出来。即便如此紧张，我还是紧紧抓住公文包，这使我的脚步慢了下来。我们转来转去，在街上跑来跑去，但没用。
　　最后，我靠在一栋楼的墙边，喘着气。
　　休也气喘吁吁，“那是什么东西？”
　　“那个图书管理员，”我好不容易才说出这几个字，“跟踪我们来到伊斯坦布尔的人，我肯定是他。”
　　“天哪。”休用袖子擦擦额头，“他在这里干什么？”
　　“想拿走我剩下的笔记，”我喘息着说，“他是个吸血鬼。”
　　我说的实际上比这些更多。我几乎要流下眼泪。
　　“好了，”休安慰我，“我们知道，他们这里从前也有过吸血鬼。”不过他面色苍白，手里紧紧抓住那把伞。
　　““该死！”我用力捶墙。
　　“你得盯紧屋外啊，”休冷静地说，“罗西小姐回来了吗？”
　　“海伦！”当时我一下子没想起她。
　　听到我的惊叫，休似乎忍不住要笑起来，“我现在回去看她在不在，还要给博拉教授打电话。”
　　我回到旅馆大厅，那个吓坏了的服务员已不见踪影。
　　海伦新房间的钥匙还挂在钩子上，我知道她肯定还待在她姨妈那里。我很不情愿用旅馆的电话，我知道这可能被窃听，可此时我别无选择，只希望我们的谈话非常特别，一般人听不懂。终于，我听到咔嗒一声，图尔古特用土耳其语回答，他的声音遥远但愉快。
　　“博拉教授！”我喊道，“图尔古特，我是保罗，在布达佩斯。”
　　“保罗，我亲爱的！”那声音遥远而低沉，但我觉得这声音再甜美不过了，“线路有问题——把您的号码给我，以免线断了。”
　　我从服务员那里要来号码，喊着告诉了他。
　　他也冲我喊，“您好吗？找到他了吗？”
　　“没有！”我喊道，“我们都好。我又知道了一点情况，不过发生了可怕的事情。”
　　“什么事？”我隐约听出他语气惊愕。
　　“那个图书管理员跟我们到这里来了。您觉得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我还不知道，”图尔古特的声音现在清晰了些，“我给您的工具您一直带在身上吗？”
　　“是的，”我说，“但我靠近不了他，没法用。我想今天我开会时，他搜了我的房间。”
　　“教授，要多加小心啊，”图尔古特担心地说，“很高兴您今晚打电话来。我和阿克索先生发现了一份文件，我们以前从未见过。他是在穆罕默德的档案里发现的。这份文件是东正教的一个修士于一四七七年写下的，得翻译过来才行。”
　　线路又有电流声，我不得不喊起来，“您说是一四七七年吗？原文是什么语？”
　　“我听不清，小伙子！”图尔古特的喊叫声从远处传来，“这里下了一——”
　　我分不清是匈牙利语还是土耳其语——突然窜进来，吞没了他剩下的话，接下来是更多的咔嗒声。线断了。
　　这时如果不是一辆出租车停下来，我的心还要沉得更低。
　　海伦下车，付钱给司机，从大门走进来。她没注意到我在前台，她面色凝重，一言不发。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三章

　　第二天的清晨比头一天更漂亮，更美。
　　“早上好，”海伦冲着我友好地说，“准备好去见我妈妈了吗？”
　　“自我们到布达佩斯以来，我还没想过别的事呢，”我承认道，“我们怎么走？”
　　她住的村子在城北，通公共汽车。
　　“海伦，你肯定你愿意让我跟着去吗？你可以自己去和她谈，也许这比你和一个陌生人——而且还是个美国人——一起露面要少点儿尴尬。”
　　“正是因为有你在，她才更容易开口，”海伦坚定地说，“她对我很保守，你会迷住她的。”
　　“嗯，以前我还从未因为迷人而被起诉呢。”我给自己弄了三片面包和一碟黄油。
　　“别担心——你不会的。”海伦给了我一个她最具讽刺意味的微笑，“只不过是我妈妈容易被人迷住罢了。”她没有再加一句，罗西迷住过她，你为什么不能？
　　“我希望你让她知道我们要去见她。”我望着桌子对面的她，心想她会不会告诉她妈妈那个图书管理员袭击过她。那条小围巾一直围在她脖子上，我努力不去看那个地方。
　　“伊娃姨妈昨晚给她捎了口信。”海伦平静地说，把果酱递给我。
　　“我们在城北赶上了公共汽车，把郊区抛在身后。
　　“你母亲在哪里工作？”
　　我看着窗外的村庄车站，只有一个老妇站在那里。她全身着黑，头上围方头巾，一只手拿着一束鲜花，有红的，有粉的。车子停下，她没有上车，也不跟任何下车的人打招呼。车子开走时，我看到她在后面举起花，盯着我们。
　　“她在村里的文化中心工作，整理文件，打打字，城里的市长们路过时，她给他们冲咖啡。我告诉过她，凭她的头脑，做这样的事情是丢脸的，但她耸耸肩，继续干她的。我母亲一辈子过着简单的生活。”海伦语含一丝苦涩。
　　郊外的一块牌子上标出了海伦母亲所在的村庄。没过几分钟，我们的汽车停在一个广场上，周围是悬铃木材，一面是一座木板搭起的教堂。一个老妇独自在车棚下等候，和我在上个村子看到那位全身着黑的老太太一模一样。
　　我探询地看看海伦，可她摇摇头。老人家拥抱了在我们前面下车的一位军人。
　　没人来接我们，但海伦似乎毫不在意，她领着我轻快地走在偏街上，街道在一片野草丛生的田地前中止了。
　　海伦敲了敲最后一间屋子的门，我一下没看清前来开门的女人的脸。后来我看清了，她很快拥抱海伦，亲了亲她的脸颊，平静得几乎是客套一般，然后转身和我握手。她冲着我微笑，还是有点儿害羞。她抬头扫了我一眼，朝海伦说了几句匈牙利语。
　　“她要我把咖啡给你。”
　　我礼貌地向她表示感谢。她看看我，又看看海伦，又跟她说了些什么，我没听懂。海伦脸红了，继续弄她的咖啡。
　　“什么事？”
　　“没什么，只是我妈妈的乡下人想法，就是这样。”
　　她们说话时，海伦是飞快的高音，她妈妈则是低声喃喃。我回过头瞟她一眼，发现她仍然年轻，身上有某种非常健康的东西。
　　“我母亲想知道关于你的一切，”海伦告诉我。
　　在她的帮助下，我尽量完满地回答每一个问题。她用温和的匈牙利语提出每一个问题，同时向我投来询问的目光，似乎光凭她眼神的力量我就能明白她的话。
　　终于，海伦不安起来，从她清嗓子的样子我看得出她打算进入这次访问的主题。她母亲安静地望着她，表情没有改变，直到海伦示意我说出罗西这个名字。
　　此时的我坐在乡下的一张桌子旁，远离一切我熟悉的东西，我不得不鼓起所有的勇气盯着那张安祥的脸。
　　海伦的母亲眨了眨眼，似乎有人要打她，她迅速朝我看过来，沉思地点点头，向海伦提了几个问题，“她问你认识罗西教授多长时间了？”三年了。”我说。
　　“现在，”海伦说，“我要对她说说他失踪的事情。”
　　海伦对母亲讲起来，终于，我听到了德拉库拉这个名字，就在这时，我看到海伦的母亲面色苍白，抓住桌子的边沿。
　　我和海伦同时跳起来，海伦飞快地从灶上的罐子里倒了一杯水。她母亲急急地说着什么，声音沙哑。
　　海伦转过身来，“她说她就知道这事会发生的。”
　　我无能为力地站在那里。海伦的母亲抿了几口水，让我惊讶的是，她像我先前想抓住她的手那样抓住了我的手，把我拉回到我的椅子里。她慈爱地抓住我的手，只是轻轻地抚摸，似乎在安慰一个孩子。
　　“我母亲想知道，你是否真的相信罗西教授被德拉库拉掳走了。”
　　“我深深地吸了口气，“是的。”
　　“她想知道，你是否爱罗西教授。”海伦语气中隐约透出一丝轻蔑，但神情却是严肃的。
　　“我愿为他而死，”我说。
　　海伦的母亲走到床尾的柜子边，慢慢打开柜子，拿出一札信件。
　　信都在信封里，没贴邮票，因时间久远而发黄，用一根磨损的红绳子捆住。她把信给我，用两只手把我的手指摁在绳子上，似乎要求我珍惜它们。
　　我只扫了一眼第一封信上的笔迹，就认出这是罗西写的，还知道收信人的名字。在我记忆的深处，我已经知道这人是谁，地址是英格兰牛津大学三一学院。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四章

　　我把罗西的信拿在手中，深深地感动了，但在考虑这些信件之前，我还必须有个交代。
　　““海伦，”我转身对她说，“我知道，你有时觉得我不相信你出生的故事，有时我的确有所怀疑，请原谅我。”
　　“我和你一样吃惊，”海伦低声答道，“我母亲从未对我说过她有罗西的信，但这些信不是写给她的，是吧？至少最上面这封不是。”
　　“是的，”我说，“不过我认识这个名字，他是研究英国文学史的大家——他研究的是十八世纪。我在大学里读过他的一本书，罗西在给我的信中谈起过他。”
　　海伦一脸迷惑，“这和罗西、和我母亲有什么关系？”
　　“也许很有关系。你没看出来吗？他肯定是罗西的朋友赫奇斯——罗西就是叫他这个名字的，记得吗？罗西肯定是从罗马尼亚给他写信，虽然这解释不了为什么这些信会在你母亲手里。”
　　海伦的母亲开口了，“她说她会告诉你一切的。”海伦的声音哽住了，我屏住呼吸。
　　“我小时候住在特兰西瓦尼亚小小的P村里，离阿尔杰什河很近。我有很多兄弟姐妹，他们大多数仍生活在那一地区。我父亲总是说我们是古老而高贵的家族的后代，但家族破落了。
　　“我十八岁那一年，一个巫婆从上游山区的一个村里来到我们村。她是一个巫医，还有特异功能，能预见未来。后来，我到村里的井边打水，看见她站在那里，我给她水喝，给她面包。她祝福我，告诉我，我比我父亲善良，她会回报我的慷慨的。她从腰间的口袋里拿出一个小硬币，放到我手里，告诉我藏好，因为它属于我们这个家族。她还说硬币来自阿尔杰什河上游的一个城堡。硬币的一面是一个古怪的东西，尾巴蜷曲，另一面是一只鸟和一个小十字架。
　　“我碰到罗西教授前的生活就是这样的。村里有生人来是件很稀罕的事，特别是从远方来的。有一天，人人都在说一个从布加勒斯特来的人去酒馆了，和他同来的还有一个外国人。他们在打听沿河一带的村庄，打听上游山区里的城堡废墟。我很好奇，于是我出门打水，这样可以多听到些消息。我来到村里的广场，看到有陌生人正坐在酒馆外的一张桌子旁，和一个老是待在那里的老人说话。其中一个陌生人个子高大，肤色黝黑，像个穿城里衣服的吉普赛人。另一个穿棕色夹克，那式样我从未见过，我待在广场的另一边，离水井不远，从那里我看不到那个陌生人的脸。
　　“我们经过酒馆时，那个外国人抬头瞟了我们一眼，我惊奇地发现他年轻、英浚他抽着烟斗，平静地和他的同伴说话，。
　　“第二天早上，村里传说陌生人在酒馆里给了一个年轻人一些钱，让他带路去找那个叫波耶纳里的城堡废墟，在阿尔杰什河上游很远的地方。他们会离开一夜。我听到我父亲告诉他的一个朋友，他们在寻找弗拉德国王的城堡。‘我看是不见棺材不掉泪呢，’我父亲生气地说。
　　“父亲的话让我想起了老太婆给我的小硬币，我内疚地想到我拥有的东西本应该给我父亲，但一种反抗的念头涌上心头。既然那个漂亮的陌生人在城堡里找财宝，我决定想办法把硬币给他。我找了个机会把硬币从它的藏身之处拿出来，藏在方巾的一角，方巾我扎在围裙上。
　　“那个陌生人有两天没有露面，我感到很伤心，觉得没有机会把那个硬币交给他。可那天晚上运气来了，我看到他一个人在林子边，垂着头，背着手。
　　“我站在那里，等着，好像过了很久很久。他肯定没注意到我，直到我们几乎撞个满怀。突然他抬起头来，非常惊讶。我鼓起勇气，向他问好。他的神情和举止一点不让我害怕，但害羞几乎吓倒了我。
　　“我在失去勇气之前，从腰带上解下方巾，打开，拿出硬币，一声不吭地递给他，他从我手上接过去，翻过来，仔细地看。突然，他脸上闪过一道亮光，他又瞟了我一眼，那锐利的目光似乎能看透我的心我浑身一颤。
　　“Deunde？——从哪里来的？”他打着手势解释他的问题，我奇怪他好像会讲几句我们的话。
　　他轻轻敲了敲地面，我明白了，是从地里挖出来的吗？我摇摇头。
　　“Deunde？”
　　“我比划着，试图让他明白。他第一次笑了起来，向我鞠了一躬，一刹那，我觉得天堂在我眼前开启了。
　　“Multumesc，”他说。“谢谢。我叫巴塞洛缪·罗西， Voi？”他说，“你叫什么名字？”我告诉他，他重复一遍，又笑起来。“Familia？姓什么？”他似乎在费力地搜索词句。
　　“葛兹，”我告诉他。
　　“他似乎非常惊讶，接着又说德拉库里亚，我知道这个词的意思是“龙的”，但不知道他想说什么。他不断地看书，慢慢地问我，我是否还见过其他的硬币，就像我给他的那个。我说没有。他说硬币上的怪物是龙，问我是否在什么房子或书里看见过这种龙，我说我肩上就有。
　　“起先他根本不懂我在说什么。陌生人的词典让我糊涂，不过我们一起找到了肩膀这个词。他一脸迷惑，又问了一遍，“德拉库尔？”他举起那个硬币。我碰碰衣服上的肩头，点点头。他低下头，脸红了。突然，我感到自己勇敢起来，我解开自己的羊毛背心，脱下，又解开衣服领子。我的心在狂跳，但什么力量控制了我，我停不下来。他转过头去，可我扯下衣服，指了指肩头。
　　“从我记事开始，这条墨绿的小龙就印在我身上。我母亲说，我父亲家族里的每一代都有一个人身上有这条龙，他选中了我，因为他觉得我长大后会变得最丑。他说，他的祖父告诉他，只有这样做，恶鬼才不会进家门。我只听说过一两次，因为我爸爸一般不喜欢谈这事，我甚至不知道在他那一代，哪个人身上有这个标记，是在他身上，还是在他的某个兄弟姐妹的身上。我身上的龙和硬币上的龙很不一样，所以，直到陌生人问我，我是否还有什么东西上面有龙，我都没有把这两件事联系起来。
　　“陌生人仔细看了我肩上的龙，把硬币上的龙放在旁边对照，但没有碰我，甚至没有靠得更近。他问是谁把那条龙印在我身上。我说是我父亲干的，村里的一个老女人，一个巫医帮了他。他问他是否可以和我父亲谈谈这件事，我拼命摇头，这弄得他又满脸通红起来。他费力地告诉我，我的家族是一个邪恶国王的后代，这国王在河上游建了那座城堡。这个国王被称为“龙之子”，他杀过很多人。他说这个国王变成了一个吸血鬼。我划了个十字，请圣母保佑我。他问我，我是否知道这个故事，我说我不知道。
　　“终于，我指了指太阳。太阳将近落山，我告诉他我得回家了，他马上站起来，表情严肃。他把手递给我，扶我站起来。我抓着他的手，心都快跳到指尖上了。我迷迷糊糊，赶快转过身去。我突然觉得他对恶鬼太感兴趣，可能会有危险。也许我能给他一点护身的东西。我指了指地面和太阳。“明天来，”我说。他犹豫了一下，终于笑了。
　　“第二天上午我去井边打水，他正和一些老人在酒馆里，又在写什么。我想我看到他盯着我，但没有表现出认出我的样子，我心里很高兴，因为我知道他在保守我们之间的秘密。下午，我父母和兄弟姐妹不在家时，我干了件坏事。我打开父母的木柜，拿出一把小银匕首，我以前在那里见过它几次。我母亲曾说，如果吸血鬼来骚扰人们或牲畜，就用它来杀死它们。我还从母亲的菜园里扯了一把大蒜花，把它们藏在方巾里，便下田去了。
　　“我找到陌生人时，非常紧张，我坐下来，把带来的东西给他看。他看到匕首时吃了一惊，我向他解释这可以用来杀死吸血鬼，他很感兴趣。他不愿接受，但我很坚决地恳求他收下，他不再笑了，周到地用我的方巾包好匕首，放到他的背包里。我又给他大蒜花，告诉他应该放一点在上衣口袋里。
　　“我问他，他要在我们村里待多久，他竖起五个手指——还待五天。我问他，五天后他离开我们村子时，要去哪里呢。他说他要去一个叫希腊的国家——我听说过这个国家，然后回国，回到自己村里。他在林中地上画出他那个叫英格兰的国家，那是离我们这里很远的一座岛屿。他告诉我他的大学在哪里——我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还在地上写出大学的名字。我还记得那些字母：OXFORD（牛津）。后来，我有时把它们写下来，看了又看，那是我见过的最古怪的字。
　　“突然，我懂了，他很快就要离开，我再也见不着他了，再也看不见任何像他那样的人了，我眼里满是泪水。他看上去非常悲伤，从他的上衣口袋里掏出一条白色手绢，给了我。他抱住我，我们亲吻起来。在那一刻，我知道了什么叫爱。我知道这是错的，是一种罪过，但我感到很快乐。
　　“在他离开村子的最后一个晚上，我们一见面，我就开始哭了。他从手指上退下一个小银戒指，上面有个印章。我不知道那是什么，但我现在想到那是他的大学的印章。他求我嫁给他，为此他肯定研究过他的词典，因为我一下就听懂了。
　　“起初，这似乎根本不可能，一想到这，我又开始哭泣——我那时还很年轻——可后来我同意了。我应该感到幸福的，可我有种感觉，恶鬼已经出来，我害怕会发生什么，使他不能回来。终于，我又一次亲吻罗西，检查了他兜里的大蒜花，离开了他。
　　“第二天早上，我听说巴塞洛缪离开了村子，和一个农民坐着他的马车到特尔戈维什泰去了。晚上，我去到我们会面的地方，一个人待在那里。我吃惊地发现了一包信，放在信封里。我不懂信上写的是什么，信是写给某人的，但封盖上印有他漂亮的名字，就像在一本书里一样。我意识到，这些信肯定是他从他的帆布包里拿出我给他的匕首和硬币时掉出来的。
　　我决定把信留着，等他回来。
　　“就这样过了四个星期。第五个周末，我感觉很不好，我肯定那个吸血鬼王已经把他杀了。有一次我甚至想到我的爱人化作吸血鬼回来找我。
　　“到了第六和第七个星期，我开始感到绝望。第八个星期，我在已婚妇女中听到的许多迹象使我突然明白，我有孩子了。我悄悄把手放在肚子上，感到了巴塞洛缪的爱，我相信他不可能忘了我。
　　“我知道我得在让家庭蒙羞之前，在父亲发火之前，离开村子。我给我姐姐伊娃写信，告诉她我的情况，求她来接我。又过了五个星期，她来信了。她说，我要步行离开村子，走到大约五公里远的下一个村子，然后搭马车或汽车到特尔戈维什泰。在那里，我可以找车去布加勒斯特。从布加勒斯特我坐火车到匈牙利边界。她丈夫会于九月二十号在T市的入境办公室见我。
　　“我把自己仅有的几样东西放到一个小包里，包括为坐火车而准备的好鞋子，还有巴塞洛缪丢下的信，他的银戒指。伊娃在布达佩斯火车站等我，她穿着一件套装，戴着一顶漂亮的帽子，我觉得她看上去像个女王。我们相互拥抱，亲吻了很久。我的孩子在布达佩斯最好的医院出生了。我想给她取名叫伊娃，可伊娃说，她想亲自给她取名，她叫她埃琳娜。
　　“我一直等到孩子出生后才写信给他，因为我想告诉他我们有了一个真正的孩子，而不只是告诉他我怀孕了。埃琳娜一个月大时，我叫我的姐夫帮我找到巴塞洛缪所在的牛津大学的地址，我自己在信封上写下那些古怪的字。我姐夫用德语帮我写了信封，我自己签了名。我告诉他，不管发生什么事，我一辈子都爱着他。
　　“接着我又等，这次等了很久很久。埃琳娜已经开始学走路了，巴塞洛缪寄来一封信。信不是从英国来的，而是从美国来的，写的是德语。我姐夫用很温和的语气给我翻译了这封信，可我看得出来，他很诚实，没有改动信的内容。巴塞洛缪在信里说他收到我寄到他原先在牛津的家的信。他礼貌地告诉我，他从未听说过我也没见过我，他从没到过罗马尼亚，所以我说的那个孩子不可能是他的。听到这样一个伤心的故事，他感到难过，他祝愿我生活得更好。信不长，语气和蔼，没有刺耳的话，但没有任何地方表明他认得我。
　　“我在亲戚的帮助下把埃琳娜养大，她成了个又漂亮又聪明的姑娘。我知道这是因为她有着巴塞洛缪的血液。我把她父亲的情况告诉她——我从未对她说过假话。也许我告诉她的不够，但她还太小，不知道爱情会让人们变得盲目，变成傻瓜。她上了大学，我很为她骄傲。她告诉我，她听说她父亲在美国是个大学者。我希望有一天她能见到他，可我不知道他就在你去的那个学校。”海伦的母亲几乎是责备地转向她女儿，补了这一句。就这样，她的故事突然打住了。

　　开始，我们三人沉默地坐在桌旁。
　　过了一会儿，海伦转向我，无奈地对着那札摆在我们面前的信打了个手势。
　　我明白了，我一直在想着同样的事情，“她为什么不把其中一些信寄给罗西，来证明他在罗马尼亚和她在一起待过呢？”
　　“我想过那样做，但他的信让我明白，他的心已经完全变了。我知道，寄信改变不了任何事情，只会给我带来更多的痛苦，而且我还会丢掉一些我所能保存的他的东西。”
　　海伦想要挑战，虽然她母亲不是这样，“为什么很久以前她不把这些信给我呢？”她的问题很尖锐。
　　她马上对母亲提出这个问题，老人摇摇头。
　　“她说，”海伦表情僵硬地向我转述，“她知道我恨我父亲，她在等某个爱他的人出现。”我可以加上一句，就像她现在还爱着他一样。
　　过了一会儿，海伦母亲用她一贯温和的口吻问我，她怎么能帮我找到罗西。
　　“告诉她，她已经帮了我了，我们一离开我就看这些信，看看它们能不能帮我们更进一步。”
　　“请问问她，她是否了解吸血鬼，是否可以帮帮我们？”
　　海伦把问题翻译后，她母亲别过脸去，划了个十字，“她说，你必须记住，吸血鬼会变形，可以变成很多样子出现在你面前。”
　　我想确切地知道这意味着什么，可海伦的母亲已经开始用一只颤抖的手给我们盛饭。
　　晚上，我们在大路边道别，让我吃惊的是，她抓住我的手，把一样又小又硬的东西塞到我手里。
　　我张开手指，看到一个银戒指，上面有个小小的徽章。我一下明白了，那是罗西的，她要通过我还给他。我看到老人的脸上有一滴泪。
　　书上说，人间没有一滴泪这样的东西，那只是古老的比喻。也许是没有，因为她的一滴泪伴着我的一滴泪。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五章

　　我亲爱的朋友：
　　在这一刻，我在这世上无人可共言。我特别希望能有您的陪伴，我在火车上，正奔向布加勒斯特。我原无计划到这里来，可一些非同寻常的事情把我带到了这里。直到几天前，我还待在伊斯坦布尔，进行一点秘密的研究，在那里我的发现使我被迫到这里来。
　　车慢下来了，也许可以买到早餐——先停笔吧，再续。
　　一九三年六月二十日

　　我的心激动不安，我很久才找到旅馆，用简单而惊人的话来说，我来寻找东西，以一个历史学家的身份追寻德拉库拉——那个真正的德拉库拉——弗拉德三世，一个生活在十五世纪的特兰西瓦尼亚和瓦拉几亚的暴君。
　　我花了大半周时间在伊斯坦布尔查看关于他的一份档案，就在那里，我发现了一份异乎寻常的地图。我忍不住要把那些地图临摹下来，到这里寻找更多关于德拉库里亚墓地的资料。
　　我总是认为，最好先核对明显的地方，因为明显的有时就是正确的。因此我下决心带着地图找到斯纳戈夫湖，亲自确认坟墓不在那里。我的地图就像古老的咒训一样引导着我，我要找到足够的证据，证明那个暴君长眠在那里，一直在那里——我明天出发。
　　您忠实的朋友，
　　巴塞洛缪·罗西
　　一九三年六月二十日
　　下午于布加勒斯特

　　我亲爱的朋友：
　　我还没看见可以寄信的地方，我仍然满怀希望在这里继续下去。
　　只要我在大学里发现谁对弗拉德·特彼斯稍感兴趣，我就和他谈，每次我提起德拉库拉的名字，我有个感觉，他们都会在心里划个十字，哪怕不是公开这样做。
　　昨天我在学校里发现了一个年轻的考古学教授，他人很好，告诉我他有一个名叫杰奥尔杰斯库的同事专门研究斯纳戈夫的历史，这个夏天正在那里进行挖掘。
　　听到这个消息，我当然大喜过望。
　　斯纳戈夫湖
　　六月二十二日

　　我亲爱的朋友：
　　我忍不住要继续我们之间这种虚幻的通信，今天实在不同寻常，我一定要跟谁说说。
　　我对斯纳戈夫的第一个了解来自司机激动的不停的挥手。我不太清楚自己会看到什么。我想自己太沉迷于一个历史学家的好奇心，总是期望有特别的事情发生。这是我第一次走在德拉库拉走过的地方。如果我是那个一直在求上帝保佑的人，那我当时很可能也那么做了。
　　在教堂后面一片巨大的废墟中，我们的确发现了一个拿铁锹的人。他人到中年，面相亲切，长着卷曲的黑发，白衬衫没有扎到裤子里，袖子挽到了肘关节。两个男孩在他旁边帮忙，在土里仔细地翻找，他也不时放下铁锹翻找。他们只在一小块地方干着，似乎在那里找到了什么有趣的东西。
　　穿白衬衫的男人走上前来，用一双十分锐利的黑眼睛打量我们，船工在司机的帮助下好像是给我们作了介绍。那位考古学家握了握我的手。
　　“巴塞洛缪·罗西，”他嗓音浑厚。“我叫维里奥·杰奥尔杰斯库。您好，我能帮您什么吗？”
　　“您会说英语呀？”我愚笨地问道。
　　“一点点儿，”杰奥尔杰斯库先生说。
　　“请原谅，”我急忙说。“我明白您对弗拉德三世特别感兴趣，我很想和您谈一谈，我是个历史学家，从牛津大学来。”
　　他点点头。“知道您有这个兴趣，我很高兴。您大老远来，就是为了看他的坟墓吗？”
　　“呃，我原来希望——”
　　“啊，您失（希）望，您失（希）望，”杰奥尔杰斯库先生并无恶意地拍拍我的肩膀，“不过我不得不降一降您的失（希）望，我的伙计。”
　　我的心跳了一下——难道这个人也认为弗拉德不葬在这里？不过我决定等待时机，先仔细听，再提问。
　　他古怪地看着我，又笑了起来。“来吧，我带您走一走。”他飞快地对助手说了几句话，显然是让他们停下来，因为他们丢下手中的活儿，砰然倒在一棵树下。他把自己的铁锹靠在一堵掘出一半的墙上，朝我示意。我呢，我让司机和船工知道我安然无恙，在船工的掌心上放上一块银币，他碰碰帽檐，消失了，司机靠在废墟上，拿出一小罐酒。
　　“很好。我们先在外围走一走。”杰奥尔杰斯库先生一只大手绕着自己挥了挥。“您了解这座岛的历史吗？十四世纪时这里有座教堂，修道院是稍后建起的，也在十四世纪。第一座教堂是木结构的，第二座是石头的，可在一四五三年，石头教堂直接沉入了湖底。一四六二年德拉库拉在瓦拉几亚第二次掌权，他有自己的想法。他喜欢这座修道院，我相信是因为岛屿容易防守——他总是在找可以抵御土耳其人的地方。这个地方不错，您说呢？”
　　我表示同意。维里奥·杰奥尔杰斯库也赞同地往周围看着。“所以，弗拉德把这座修道院变成了一座堡垒，围着它建起护墙、监狱和拷问室。还有一条逃生通道和一座桥通到岸上。他是个谨慎的家伙，弗拉德。当然，桥早已不在，我正在挖掘它的残迹。我们现在正在挖的是监狱。已经在里面看到几副骨架了。”他笑了起来。
　　“那么这就是弗拉德的教堂了？”我指着附近一座迷人的建筑，墙周围是飞升的炮楼和哗哗作响的黑色树林。
　　“不，”杰奥尔杰斯库说。“修道院在一四六二年被土耳其人烧毁了一部分，当时弗拉德的兄弟拉都在瓦拉几亚当政，他是土耳其人的傀儡。弗拉德刚葬到这里，一场可怕的风暴就把他的教堂吹进了湖里。”
　　弗拉德是葬在这里吗？我渴望问这个问题，但把嘴巴闭得紧紧的。
　　“农民肯定认为这是上帝对他所犯罪行的惩罚。教堂于一五一七年重建——花了三年时间，这就是结果。修道院的外墙复了原，只有三十年时间。”
　　我们漫步到教堂边沿，他拍着色泽柔美的瓦墙，就像是在拍一头心爱的马的臀部。我们站在那里，突然一个人绕过教堂的墙角，朝我们走来——白胡子，穿着黑袍，戴着圆桶形黑帽。他拄棍而行，衣袍用细绳捆住，挂着一串钥匙。脖子上晃来晃去的链子上挂着一个非常精致的老式十字架，这式样我在教堂的炮楼上见过。
　　这鬼魂一般的人吓了我一大跳。可我的新相识迎上前，朝修士微笑着，对着那只粗糙大手弯下身子，手上有一个闪亮的金戒指，杰奥尔杰斯库恭敬地吻着它。我在杰奥尔杰斯库的介绍中听到了自己的名字，于是尽可能优雅地朝修士鞠了一躬。
　　“这就是修道院院长。他欢迎您。”我鞠躬表示感谢，老人慢慢走开了。
　　“他们一年四季都住在这里吗？”我问杰奥尔杰斯库。
　　“哦，是的。”我的向导点着头说。“现在我们进教堂吧。”我们转过来，走到前门，那是巨大的木雕门，从那里，我进到一个完全陌生的世界，它和我们盎格鲁人的教堂截然不同。
　　在教堂中央，他往上指，我看到穹顶上有一张暗淡的脸在飘福“您熟悉我们的拜占庭式教堂吗？耶稣总是位于中央，向下俯视。这个大烛台”——从耶稣胸膛的中央垂下一顶巨大的冠帽，占据教堂的主要空间，但里面的蜡烛已经燃惊—“也是典型的特征。”
　　在阴暗中，我费力地辨清了这一切，不过，这种阴沉之美打动了我。我转向杰奥尔杰斯库。“弗拉德在这里拜神吗？我是指从前的那个教堂。”
　　“哦，当然，”考古学家咯咯地笑了起来。“他是个敬神的谋杀犯。他建了很多教堂和修道院，以确保许多人为他的灵魂得救而祈祷。看看这里——我想让您看的就是这个。”他在祭坛前蹲下来，翻开地毯。我看到，就在祭坛前面有一块方形长石，光滑，简朴，但肯定是块墓碑。我的心开始狂跳起来。
　　“弗拉德的墓？”
　　“按照传说，是的。我和我的一些同事几年前在这里挖掘过，只发现一个空洞。”
　　我屏住呼吸。“他不在里面？”
　　“肯定不在。”杰奥尔杰斯库的牙齿闪闪发光，“文献上说他埋在这里，就在祭坛前面，说新教堂就建在老教堂的原址上，所以他的墓没有受到破坏。”
　　想到底下那个空洞，我更感到可怕，而不是失望。
　　“不过，我们还是决定在周围再看看，过来，在这里，我们找到第二块石板，和第一块一模一样。”
　　我瞪眼瞧着脚下。
　　“于是我们把这块也挖了起来。”杰奥尔杰斯库拍着石板解释道。
　　“那您发现了——？”
　　“哦，一副非常漂亮的骨架。”他显然是心满意足地报告说。“尸布是王室的紫色，绣着金边，棺里的尸骨保存得不错，身着紫锦缎，猩红袖子，衣着华丽。奇妙的是，一个袖子上绣了一个小戒指。戒指朴实，但我的一个同事相信它属于一个更大的圣物，而那个圣物就是龙之号令的象征。”
　　听到这里，我得承认，我的心脏停跳了一两下。
　　“象征？”
　　“是的，有长爪和环形尾巴。参与这一组织的人在身上某处一直带着这个印记，通常是斗篷上的一个胸针或扣子，我们的朋友弗拉德毫无疑问是其中一员，很可能是他成年时通过他父亲加入的。”杰奥尔杰斯库抬头朝我笑笑。“不过我感觉到您已经知道这一点了，教授。”
　　我在后悔和宽慰的情感中挣扎，“这么说，这是他的坟墓，传说中只是把确切的地点说错了。”
　　“哦，我看不是。”他把地毯铺回到石板上。“我的同事有些不同意我的看法，不过我认为这些证据所证明的恰恰相反。”
　　我忍不住吃惊地瞪着他。“可那不是有王室服装和小戒指吗？”
　　杰奥尔杰斯库摇着头。“这家伙很可能也是龙之号令的一个成员——一个地位很高的贵族——也许他是为了这一场合而穿上德拉库拉最好的衣服，也许是特意代他去死，以便有尸体放到墓里——谁知道确切的时间是什么时候呢。”
　　“您把骨骸重新下葬了吗？”我不得不问这个问题。那块石头离我们的脚太近了。
　　“哦，没有——我们把他装好，运到了布加勒斯特的历史博物馆。不过您在那里看不到他——他们把他和他的漂亮衣服都锁上了，真可惜。”
　　杰奥尔杰斯库看上去并没有可惜的样子，似乎那具骨骸虽然很有吸引力，但并不重要，至少和他真正要挖掘的东西比起来是这样。
　　“我不明白，”我瞪着他说。“有这么多证据，您为什么还认为他不是弗拉德·德拉库拉呢？”
　　“很简单，”杰奥尔杰斯库反驳我。“这家伙的头还在，德拉库拉的头被土耳其人砍下，作为战利品送到了伊斯坦布尔。”
　　我有太多问题要问杰奥尔杰斯库，却不知怎样开口，他站起来，伸伸懒腰。“您住在哪里？”
　　我老实说我还不知道，“我还有很多要跟您谈的呢，”我加了一句。
　　“我也一样，”他表示同意。“吃饭时我们可以谈谈。”
　　我得跟司机说说，于是我们回到监狱废墟。
　　原来考古学家在教堂下面留了一条小船，我们可以坐船回去，他可以说服餐馆老板给我们在当地找个住处。
　　杰奥尔杰斯库发动小船，把助手们打发走，我们回到教堂，刚好赶上看到修道院院长和他的三个修士从圣殿进入教堂，他们全都穿着黑袍。修士中有两个年事已高，不过有一个胡子才长出来，腰板还很直。他们缓步上前，面对祭坛，院长手里拿着十字架和圆球，走在前面。他弯曲的肩头披着一件紫金外套，在烛光下不时闪出光芒。
　　修士们在祭坛前鞠躬，在石地板上直直地趴了一会儿——我注意到，就在那座空坟上。
　　有一阵子，我有个可怕的感觉，他们不是对着祭坛行礼，而是对着穿刺者的坟墓行礼。
　　“这仪式要持续很长时间，”杰奥尔杰斯库低声对我说。“我们悄悄走开，他们不会介意的。”
　　他从口袋里拿出一枝蜡烛，就着入口处那排烛架上一根燃烧的油绳点燃，插在下面的沙子里。
　　我把书从袋子里拿出来，递给他。他小心地翻阅着，久久地盯着书本中央的木刻。
　　“是的，”他若有所思地对我说。“这和许多与龙之号令有关的画像都非常相似。我在珠宝饰物——比如那个小戒指——上看到过一条类似的龙。可我从未见过这样的书，不知道它是从哪里来的？”
　　“不知道，”我承认。“我希望有一天能请一位专家来验证验证，也许在伦敦吧。”
　　“一本异乎寻常的书，”杰奥尔杰斯库轻轻地把书递回给我，“既然您已经见到了斯纳戈夫，您往后打算去哪里呢？回伊斯坦布尔吗？”
　　“不，实际上，几周内我得回希腊去参加一次挖掘，但我想我得先看一看特尔戈维什泰，因为那里是弗拉德的主要首府。您去过那里吗？”
　　“啊，是的，当然，要追寻德拉库拉，这是个有意义的地方，但真正有意义的是他的城堡。”
　　“他的城堡？城堡还在吗？”
　　“嗯，那是一片废墟，但是一片很不错的废墟，一个荒废的堡垒。”
　　他在口袋里掏来掏去，找到了一个陶制小烟斗，开始往里面填塞芳香的烟草。我把火递给他。
　　“谢谢，伙计。我会告诉您——我和您一道去那里。我只能待上几天，但可以帮助您找到堡垒。有个向导您会方便许多。”
　　我真诚地感谢他，我得承认，想到没有翻译，独自一人闯进罗马尼亚的心脏地带，我觉得不安。
　　我们决定，如果我的司机愿意带我们到特尔戈维什泰的话，我们明天就出发。
　　您最挚爱的，
　　巴塞洛缪
　　六月二十二日夜晚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六章

　　我亲爱的朋友：
　　今天下午我们在王宫坚实的废墟上走来走去，杰奥尔杰斯库给我指出不同的宫室，描述它们可能的用处。
　　德拉库拉不是出生在这里，而是在特兰西瓦尼亚一个叫西吉索阿拉的小镇。他告诉我，德拉库拉父亲住过的房子——德拉库拉的诞生地——仍然在。
　　我们在靠近城中心的一家小客栈吃晚饭。我们一边吃着面包和炖肉，一边还能看到已成废墟的宫殿外墙。杰奥尔杰斯库告诉我，从特尔戈维什泰去德拉库拉的山上堡垒是最方便的。
　　“一四五六年他第二次夺取瓦拉几亚的王位，他决定在阿尔杰什河上游处建一座城堡，在那里他可以避开来自平原的入侵。瓦拉几亚人总是逃到特尔戈维什泰和特兰西瓦尼亚之间的山区里——还有特兰西瓦尼亚的荒野里。”
　　他微笑着给自己掰了块面包，蘸着炖肉汁吃。
　　“德拉库拉知道，在河的上游已经有了两座被毁的堡垒，至少追溯到十一世纪。他决定重建其中的一座，即古老的阿尔杰什堡。他需要廉价的劳动力——难道它们不总是有用的吗？——于是他以他常有的善心，邀请他所有的贵族——您知道就是他的领主，去出席一次小小的复活节庆祝会。他们穿着最好的衣服，来到一个大院子里，就在特尔戈维什泰这里。他让他们享用丰食盛馔，然后杀掉行动不便的人，让其他人——包括他们的妻儿——走上五十公里，来到山里建造阿尔杰什堡。”
　　杰奥尔杰斯库在桌上四处寻找，显然是在找面包。
　　“嗯，情况实际上比这更复杂——罗马尼亚的历史一向如此。多年前，德拉库拉的哥哥米尔恰在特尔戈维什泰被其政敌谋杀。德拉库拉上台后，他挖出兄长的棺材，发现那个可怜的人是被活埋的。于是他发出了复活节邀请，结果他既为兄长报了仇，也为在山上修建城堡弄到了廉价的劳动力。他让人在堡垒附近造起砖窑，没有在那次跋涉中死去的人被迫没日没夜地干活，搬运砖石，砌墙造堡。这个地区的古谣说，领主们在倒下前，他们漂亮的衣服已经烂成了碎布片。”杰奥尔杰斯库刮着碗里的东西，“我已经发现，德拉库拉不但可恨，而且实在。”
　　那么，我的朋友，明天我们将重走那些不幸贵族的足迹，不过我们是坐马车，而他们是步行跋涉到山里的。
　　您真诚的，
　　巴塞洛缪

　　我亲爱的朋友：
　　令我高兴的是，我们坐了一个农夫的马车到处游逛，杰奥尔杰斯库说，到堡垒打个来回只要一天时间，但仍没人愿意带我们去那里。他们说起狼和熊，当然还有吸血鬼。
　　今天晚上我们和几个喝酒的白发老人谈话，镇里的大部分人都小心翼翼地呆望着我们，我忍不住笑出声来，弄得他们全都瞪着我。
　　明天继续。
　　忠实于您的，
　　罗西

　　我亲爱的朋友：
　　我们去了一趟弗拉德的堡垒，它让我无比敬畏。
　　大约黎明时分，我们坐着当地一位青年农夫的马车出发了，他不太喜欢这一任务。这人个子高大，和他对这次旅行的害怕格格不入，让我觉得有点儿滑稽。在路上，杰奥尔杰斯库努力让他走进密林里，但这个可怜的家伙坐在那里，握着缰绳，绝望地沉默着，然后他把手伸进衬衫里，那里似乎戴着什么护身符。我同情他，决心回来后多给他一些报酬。
　　我们打算在那里过夜，为此，那个青年农夫的父亲给我们提供了毯子，我们进到森林里，明显感到一种没来由的寒冷。在一处平坦的地方，我们驶入了一大片银色的树林中，巨大的树干撑起由百万片小叶子组成的穹顶。
　　车子走了将近半小时后，森林直通通地陷入到峡谷里。我第一次看到了阿尔杰什河，那是下面的一条银带。底下很远的地方也有一片相似的空地，只有一个牧羊人，他穿白外套、戴着宽大的棕色帽子。他看守的羊群有如白云般在他身边飘福我想，也许从古至今，他就一直像那样站在那里，拄着他的棍子。无比的平静涌上我心头，这次旅行令人恐怖的性质也不再显得那么可怕。我觉得自己可以永远待在那片芳香的草地上，就像那个牧羊人一样。
　　下午，我们上山的路越来越陡，最后进到一个村子。我们的车夫明白地表示，他打算和马一起留下，我们步行去堡垒，他决不上到那儿去。我们催促他，他不满地咕哝着，一边把手放在脖子的皮带上。杰奥尔杰斯库告诉我，这表示“决不。”此人在这件事上如此顽固，最后，杰奥尔杰斯库笑出声来，说走路也不错，旅行的最后一段看来只能步行了。
　　杰奥尔杰斯库领头爬过起伏不平的石路，终于，我们站到了废墟的中央。我立刻发现堡垒不大，很久以前就被彻底抛弃了。杰奥尔杰斯库解释说，原先有五座塔楼，德拉库拉的奴才们可以从那里监视土耳其人的入侵。我们所在的院子曾经有过一口深井，以备遭围困时用，它还是一条秘密通道，通向阿尔杰什河底深处的一个洞穴。德拉库拉断断续续地使用了五年这座堡垒，此后在一四六二年，他利用这条通道逃脱了土耳其人的追捕。显然，他此后再没回来过。杰奥尔杰斯库相信，他已确认了在院子另一头的教堂，我们在那里看到了一座坍塌的拱门。
　　“我们怎么走到最近的村子呢？”杰奥尔杰斯库思忖着说，“不过，如果我们早上还想来看看的话，就得坐顺路车回到这里。我还是宁可在这里过夜，您呢？”
　　当时我觉得自己很不情愿这样做，不过杰奥尔杰斯库看上去那么自然，那么实事求是，我不想说不。我想起来，他既是苏格兰人，也是个吉普赛人。
　　晚饭时，我们一边吃，他又说起此地的历史。“德拉库拉最悲哀的一个传说就是来自此地。您听说过德拉库拉的第一个妻子吗？”
　　我摇摇头。
　　“一四六二年秋天，德拉库拉被土耳其人追杀，被迫离开这座城堡。那天晚上，土耳其军队到达对岸的山崖，他们在波耶纳里的老树林里扎营，向这边开炮，想炸塌德拉库拉的城堡。他们没有成功，于是他们的长官下令，第二天早上大举进攻城堡。”
　　杰奥尔杰斯库停下来，把火挑旺。
　　“夜里，土耳其军营里的一个奴隶是德拉库拉的亲戚，他偷偷把一支箭射到这座城堡塔楼的空地上，因为他知道德拉库拉的私人房间在哪里。箭上带着的是警告，要德拉库拉和他的家人在成为俘虏前逃离城堡。那个奴隶看得到德拉库拉的妻子就着烛光读便条的身影。农夫们在那首古老的歌谣里唱道，她告诉她丈夫，她宁可被阿尔杰什河的鱼吃掉，也不愿成为土耳其人的俘虏。”
　　杰奥尔杰斯库从炖肉上抬起头，冲着我狠狠地笑了一笑。“然后她跑上塔楼的台阶——也许是那边的那一座——从顶上纵身跳下。而德拉库拉当然打算从秘密通道逃走。”他就事论事地点点头。“阿尔杰什河的这一段仍然叫做Riul Doamnei，意思是公主河。”
　　您可以想象得到，我颤抖起来——那天下午我从悬崖上往下看过，人掉到下边的河里，那高度难以想象。
　　“德拉库拉和这个妻子有孩子吗？”
　　“哦，有的。”杰奥尔杰斯库又给我盛了一点炖肉，“他们的儿子是坏小子米赫内亚，十六世纪初统治瓦拉几亚。又是一个很有魅力的家伙。米赫内亚和米尔恰把家族的这一脉延传下来，尽是些讨厌的家伙。德拉库拉又结了婚，还是娶了个匈牙利人，她是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的亲戚。他们生了好多小德拉库拉。”
　　“还有谁仍在瓦拉几亚或特兰西瓦尼亚？”
　　“我想没有了吧。”他扯下一大块面包递给我，“第二代定居在塞克勒地区，全都和匈牙利人混居在一起。家族里最后的血脉和葛兹家族成婚，也消失了。”
　　“有没有可能德拉库拉葬在这里，或者为了安全，人们把他的尸体从斯纳戈夫转移到这里？”
　　杰奥尔杰斯库咯咯笑了起来，“还没死心吧？听着，记得我的话，那老家伙就在斯纳戈夫的什么地方。当然，那边的小礼拜堂有个地穴——是个凹下去的地方，有几级台阶通往下面。好些年前我刚来时就挖过那里。”他咧嘴大笑，“村民们好几个星期不搭理我。不过那里是空的，连块骨头都没有。”
　　很快，他打了一个大大的呵欠。我们把东西拉近火边，裹起睡毯，静静地躺着——我听到杰奥尔杰斯库的呼噜声。
　　突然，在小礼拜堂茂密的草丛深处，我的火光照到了一双闪亮的眼睛。我感到毛骨悚然。
　　那双眼睛移近了一点儿，久久地盯着我，充满了一见如故的表情，它打量我，知道我是谁。
　　接着，草丛中传来一阵扭打声，一头巨大的野兽半隐半现，那是一头大得惊人的狼。很快，它溜出废墟，不见了。
　　我重新躺下，既然危险已经过去，我不想叫醒杰奥尔杰斯库，但再也睡不着了。

　　是不是吉普赛人在这些林子里扎营呢？早上我得问问杰奥尔杰斯库。
　　“出了什么事？”他从墙上看过去。
　　我指了指。“会是吉普赛人的营地吗？”
　　他笑了：“不，这里离文明没有那么远吧。”但在将灭的火光中，他的目光明亮而警惕，“不过有点儿奇怪，我们去看看吧。”
　　我们到达了林子里的一片空地。令人吃惊的是，那里满是人，围着大篝火站成两圈，对着火唱着圣歌。每当歌声上升到一定的程度，每个人便僵硬地举起一只胳膊行礼，把另一只手搭到旁边那一位的肩上。在篝火的映照下，他们的脸色呈现出古怪的桔红色，表情僵硬，毫无笑容，眼睛闪闪发光。
　　“这是在干什么呀？”我低声问杰奥尔杰斯库，“他们在唱什么呀？”
　　“一切为了祖国，”他在我耳边嘘声说道。“您要非常安静，要不我们死定了。我想这是大天使米迦勒军团。”
　　杰奥尔杰斯库招呼我离开，我们爬回到树林里。不过在我们转身之际，我发现空地的另一边有动静。
　　让我越发吃惊的是，我看到一个披着斗篷的高个子男人，火光在一刹那照出了他黑色的头发和病黄色的脸。他站在服装统一的两圈人的外面，一脸的高兴，似乎在发笑。过了一会儿，他消失了。我心想他肯定溜进了树林里，杰奥尔杰斯库拉着我上了山坡。
　　我们安全地回到废墟——奇怪的是，回到这里倒觉得安全了——杰奥尔杰斯库坐到火边，点燃他的烟斗，似乎要喘口气。
　　“我的天啊，伙计，”他吐了口气。“我们差点送了命。”
　　“他们是谁？”
　　他把火柴扔到火里，“罪犯，”他简洁地说道。“也叫钢铁卫士。他们扫荡这一地区的村庄。他们尤其仇恨犹太人，妄图消灭他们。”他狠狠地吸着烟。“我们吉普赛人知道犹太人在哪里被杀。吉普赛人总是被杀。”
　　我描述了我看到的那个站在圈子外边的人。
　　“哦，当然，”他喃喃道。“他们吸引各种各样古怪的崇拜者。过不了多久，山区里所有的牧羊人都会决定加入他们的。”
　　我们好一会才又睡下来，不过杰奥尔杰斯库向我保证，军团一旦开始他们的仪式，是不太可能爬上山来的。
　　我只是成功地打了个不舒服的小盹。一等光线够足，我便小心翼翼地走到小礼拜堂坍塌的拱门查看那头狼留下的足迹。
　　奇怪的是，只有一对，它离开礼拜堂，直接从地穴下的凹处出来，没有痕迹显示那头狼是如何先进到那里去的——或者我看不懂它在礼拜堂后面的矮树丛中留下的痕迹。
　　罗西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七章

　　亲爱的朋友：
　　昨天下午我们回到阿尔杰什河边的村庄，我们就是从那里出发到德拉库拉的城堡的。杰奥尔杰斯库亲切地拥抱我，捏捏我的肩膀，祝愿我们有一天还会再联系，然后出发往斯纳戈夫去了。他强烈要求我和他一起回到特尔戈维什泰，但我已经决心在这里多待些天。
　　我往村里走去，又碰上了一件同样令人吃惊的事情——一位年轻的村姑穿着农村的衣服，一动不动地站在我走的小路上，真像一个亘古未变的身影。她一动不动，于是我停下来和她说话。
　　她递给我一枚硬币，我吃了一惊。它显然很古老——中世纪的——其中一面是龙的形象。虽然没有证据，但我肯定它是为龙之号令而铸造的。
　　我从她那里打听到，硬币是一个老太太给她的。老太太来自弗拉德城堡附近，即河边悬崖地带的某处。那姑娘还告诉我，她姓葛兹，您可以想象得到我有多激动：我很可能正面对着弗拉德·德拉库拉的一个后裔。
　　我想把硬币还给她，但她似乎坚持要我收下，于是我便一直收藏到现在，我们约好明天继续谈。

　　我的朋友：
　　昨晚我和那位我向您描述过的少女的谈话有了一点儿进展。也许我会找到证据证明她的祖先是高贵的、有教养的聪明人。
　　与周围的环境比起来，这姑娘的天赋简直是鹤立鸡群，她还向我解释了一个令人吃惊的事实：她家族的每一代都有一个人被烙上一条小龙。这一点，加上她的名字和她父亲有关的故事，都让我相信，她属于龙之号令一脉仍健在的分支。
　　现在我离开她在林子里走了一会儿，我有太多需要思考的，我感到我得理清一下头脑。
　　我亲爱的朋友，我惟一的知己：
　　两夜以前，我又一次与我描述过的那位天使般的少女相见。在她逃跑之前，我们的谈话发生了突变——事实上是亲吻。有许多次，我都在想我是不是应该马上离开村子，因为我或许已经冒犯了她。
　　一整天就这样过去了。我走来走去，只在午饭时才回到村里，我害怕在任何时候碰到她，可又希望碰到她。然而，到处都没有她的踪影。
　　我感到绝望，觉得再也见不着她了，我已经伤害她够深的，我决定第二天上午离开，就在这时，她在林中出现了，她飞奔过隔开我俩的沟壑，扑到我怀里。令我吃惊的是，她似乎把自己全都给了我，我们的情感很快把我们拉向无比的亲密。对于所发生的这一切，我难以理解。

　　我亲爱的朋友（如果您还是我的那位收信人）：
　　我已经在天堂里生活了四天，我对那位统治这天堂的天使的爱正是那种——爱情。现在我决心让她尽快成为我的妻子。我不能把她留在这里，没有她，我想象不出我的生活将会变成什么样子，我想先回希腊，而且，我应邀去参加挖掘克诺索斯的墓地，我将来可能会和这些同事在一起工作，有了工作，我就能在我们共同构筑的生活中养活她和我自己。
　　之后，我会回来娶她——当然，如果她父母坚持我们在离开村子前结婚，我也愿意那样做。这样她就以我妻子的身份旅行。
　　而您，亲爱的朋友，是惟一一个我愿敞开心扉的人。发出这封信后，我请求您怀着善意判断我，因为您心胸宽广。
　　您既快乐又焦虑的，
　　罗西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八章

　　这就是罗西的最后一封信。
　　我坐在返回布达佩斯的长途汽车上，坐在海伦身边，小心地重新折好信纸，拉了拉她的手，“海伦，”我迟疑地说道，“你是弗拉德·德拉库拉的后代。”
　　在布达佩斯，我和海伦走下车，天色将晚，罗西的信安全地待在我的公文包里，里面的内容令我浮想联翩。在海伦的眼眸里我也看到了同样的感受。她一直挽着我的胳膊，似乎这一天所了解到的一切动摇了她的自信。”
　　我们到达大厅时，一种久别回归的感觉再次浮上心头。
　　海伦的姨妈给她留了便条，她急切地读着，“我也是这样想的，她希望我们今晚和她吃饭，就在这旅馆里。我想她要和我们道别。”　　“你会告诉她吗？”
　　“关于那些信吗？我对伊娃无话不说。”
　　等我下到楼下时，伊娃已经在那里，不过海伦不在。我正犹豫该不该叫她，她突然转过身来，我看到了她脸上的忧虑。我们没说一句话，但就像久别重逢的故交。
　　过了一会儿，海伦出现了，我松了口气。伊娃姨妈像往常一样替我们点了所有的菜。她俩聊了几分钟，不过伊娃姨妈的脸上很快阴云密布。我看见她拿起叉子，用拇指和食指捻弄，然后和海伦耳语什么，海伦也皱起了眉头。
　　“出什么事了？”我不安地问。
　　“我姨妈发现了一件事，让我们不愉快的事情。”
　　“什么？”
　　伊娃点点头，又说了起来。
　　““真糟糕，”海伦低低说道，“有人向我姨妈打听了你——我们——的情况。她告诉我，今天下午有个她认识了很久的警察来找她，他调查了你到匈牙利来这件事，你的研究方向，还有我们——我们的关系。他是受——你怎么说呢？——盖佐·约瑟夫的委托。”她的话音低到几乎成了无声的喃喃自语。
　　“盖佐！”我瞪着她。
　　“我告诉过你他是个讨厌的家伙。在会上他也想来问我，但我没理他。显然这让他生气了。”她停了一下，“我姨妈说他是个秘密警察，可能对我们非常危险。”
　　她的语气使我不得不问，“你已经知道这个？他是什么职位？”
　　她负罪地点点头，“我过后告诉你。”
　　我知不知道倒没太大关系，但想到被那个英俊的大个子追踪，我肯定感到不开心，“他想要什么？”
　　“他显然觉得你不仅仅是在搞历史研究。他相信你到这里来是想找别的东西。”
　　“他没错，”我低声指出。
　　“他决心要搞清你在找什么。我姨妈尽可能转移那个警察的——视线，但现在她有些担心。”
　　“你姨妈知不知道我在找什么——找谁？”
　　“是的。我觉得她或许能帮帮我们。”
　　“她有什么建议吗？”
　　“她只说我们最好明天离开匈牙利。”
　　“当然，”我生气地说，“约瑟夫也许想和我们在机场一块儿研究研究德拉库拉的文献。”
　　“求求你，”她的声音低得就像耳语，“别拿这个开玩笑，保罗。情况可能会变得严重起来，如果我想回到这里——”
　　我羞愧地陷入了沉默。我并非想开玩笑，只不过是想表达我的愤怒。
　　我们一边吃，海伦一边告诉她罗西的信。
　　伊娃听得聚精会神，缓缓地点着头，但什么也没说。
　　我们喝光了咖啡，她慎重地转向我，海伦垂下眼睛为我们翻译。
　　“我亲爱的年轻人，”伊娃说着，“我不知道我们是否还会见面，不过我希望我们还能见上面。”她瞟了海伦一眼，海伦显然假装没看见——“海伦告诉过我你此行的目的，这值得去做。不过如果你无法很快完成的话，你必须回去。”她用餐巾拍拍嘴唇，站起来。她表情严肃，但我看到她脸上那深深的、静静的悲哀。
　　“来吧，保罗，这是我们在布达佩斯最后的自由时光。明天我们得赶到机场，我想走一走。”
　　“走一走？”我说，“可是有秘密警察，他们对我有兴趣。”
　　“他们只想搞清你知道些什么，而不是在黑暗的小巷里捅你刀子。别骄傲了。”她微笑着说，“他们对我的兴趣和对你的兴趣一样大。我们只待在光亮的地方，走大街，我的确希望你再看一眼这座城市。”
　　我很高兴这样做，我知道这可能是我一生中最后一次看到它。
　　海伦脱下外套。她转身时，我看到她衬衣背后有个锯齿状的影子。靠近看，我突然发现那是一只巨大的蜘蛛。它已经在她的后背织了一张网，我可以清楚地看到那闪亮的细丝。我想起在她用手滑过的桥栏杆上，我一直都看到有蜘蛛网。
　　“海伦，”我轻声说道，“别害怕——你的背上有东西。”
　　“是什么？”她呆住了。
　　“我要把它扫下来，”我温柔地说，“不过是一只蜘蛛。”
　　一阵颤抖掠过她全身，她乖乖地站着一动不动，让我把那家伙从她背上扫下来。说实话，我也发起抖来，因为那是我见过的最大的蜘蛛。
　　“没事了，”我赶快说道。
　　让我惊讶的是，她抽泣了一两声才平静下来。一个能射杀吸血鬼的女人竟让一只蜘蛛吓成这样，真让我吃惊，不过今天过得既紧张又漫长。
　　她又一次让我吃惊：她转身看着河水，低声说道，“我向你保证过，告诉你盖佐的事。我不想借沉默来撒谎。”她走开几步，“我还读大学的时候，和他谈了一阵儿恋爱，或者我以为是这样，作为回报，他协助我姨妈帮我弄到奖学金和离开匈牙利的护照。”
　　我瞪着她，缩了回去。
　　“哦，还没有那么俗，”她说，“他并没有说，‘你和我睡觉，然后才可以去英国。’他的确很婉转。他也没有从我这里得到他想要的一切。不过当我不再想跟他时，我已经把护照拿到手。事情就这样发生了，当我意识到这一点时，我已经得到去西方、走向自由的通行证，我不愿就此放弃。我想去找父亲，这是值得的。于是我一直和盖佐周旋，直到我逃到伦敦，然后我留下一封信，断绝和他的关系。”　　“你怎么知道他是秘密警察？”
　　她笑了，“他太过自负，是不会向人隐瞒这种事情的。他想让我对他刮目相看，我没有告诉他，与其说我对他刮目相看，还不如说他把我吓坏了；与其说把我吓坏了，还不如说让我感到恶心。他对我谈起被他送进监狱，被他送去遭受折磨的人们，他暗示还有更糟的。对这种人，你终究没法不恨。”
　　“既然他对我的行动感兴趣，我可不高兴听到这个，”我说，“不过我很高兴你对他是这种感觉。”
　　“你以为是什么感觉呢？”她质问我，“从我们到这里的那一刻起，我就一直在努力躲开他。”
　　“不过我看见你在会上看到他时，感情有些复杂，”我承认道，“我忍不住想，你以前爱过他，那时也还爱着他。”
　　“不是的，”她摇摇头，低头看着黑色的水流，“我还有其他理由拒绝他。”她微微朝我转过身来，“可能是小理由，但也会非常重要。他心肠不好，对历史没有真正的兴趣，也没有温柔的灰眼睛。”
　　我瞪着她，现在她鼓起勇气，直直地看着我，“一句话，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是你。”
　　她的眼神我难以读懂，不过，过了一会儿，她开始微笑，似乎忍俊不禁，似乎在拼命控制自己，这是她家里所有女人都具有的最美丽的笑容。
　　我仍不敢相信，盯着她，接着，我把她揽入怀中，热烈地亲吻她，“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一放开她，她就喃喃道，“你是怎么想的呢？”
　　我们在那里站了很久——也许有一个小时——突然，她呻吟一声，退了回去，手摸到脖子上。
　　“怎么回事？”我赶紧问。
　　她犹豫了一会儿，“我的伤口，”她缓缓说道，“已经愈合了，不过有时还会疼一下。刚才我还想——如果我不能碰你怎么办？”
　　我们互相瞪着对方，“让我看看，”我说，“海伦，让我看看。”
　　她一言不发地解开围巾，对着街灯抬起下巴。在她强壮的喉咙上，我看到紫色的印痕，几乎愈合。我的恐惧稍稍减退，显然，她自受到第一次攻击后，没有再被咬。
　　我俯下身，吻着伤口。
　　“啊，保罗，别！”她惊叫起来，跳开了。
　　“我不在乎，”我说，“我要自己愈合它。”我端详着她的脸，“这样会弄疼你吗？”
　　“不，很舒服，”她承认道。
　　我往口袋里摸，“我要你戴上这个。”
　　这是我们在国内时，在圣玛丽教堂买的小十字架。我给她系到脖子上，小心地把它藏到围巾下。她摸着它，似乎宽慰地叹了口气。
　　“那次在圣玛丽教堂是怎么回事呢？”
　　“圣玛丽？”她皱起眉头。
　　“在国内，学校附近。你来和我一起看罗西的信，你用圣水沾了沾额头。”
　　她想了想，“是的，我做了，不过不是因为信仰，而是因为想家。”
　　我们沿着桥慢慢往回走。
　　“我陪你到你的房间吧，”我们看到旅馆时，我悄悄说。
　　“不要在这里，”我觉得她的嘴唇在颤抖，“有人监视我们。”
　　我没再重复我的要求，前台有事找我，我很高兴有事情让我分心。

　　我拿钥匙的时候，服务员递给我一张德语写的便条：图尔古特打来电话，要我回电。
　　海伦在一边等着。我拨了电话，图尔古特低沉地应答，很快转用英语，“保罗，伙什！谢天谢地您来电话了。我有消息给您——重要的消息！”
　　“我的心跳到了喉咙口，“您找到了——”
　　地图？墓地？罗西？
　　“不，我的朋友，还没有这样的奇迹。不过塞利姆发现的那封信已经翻译过来了，令人吃惊。那是东正教的一个牧师写的，在一四七七年的伊斯坦布尔。您听得见吗？”
　　“是的！”我喊道，声音那么大，服务员盯着我。
　　海伦焦急地看着我，“继续说吧。”
　　“在一四七七年。还有更多的东西。我想，您按这封信的线索去寻找，很重要。明天你们回来，我把信给你们看。好吗？”
　　“好的！”我吼道，“不过，那封信说到他们把——他——埋在伊斯坦布尔了吗？”
　　海伦摇着头，我知道她的想法——电话可能被窃听。
　　“从信上还看不出来，”图尔古特嗡嗡地说道，“我还不能肯定他埋在哪里，不过不太可能在这里。我想你们得准备作新的旅行。你们很可能还需要那位好心姨妈的援助。”尽管有电流声，我还是听出他阴暗的语调。
　　“新的旅行？可是去哪里呢？”
　　“去保加利亚！”图尔古特在遥远的地方喊道。
　　我瞪着海伦，话筒从手里滑了出去，“保加利亚？”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四十九章

　　除了父亲给我的信，几年前，我在他的资料中还偶然发现了一张便条，那是他对海伦表达爱情的惟一纪念。我把它放在这里，因为它谈到了他们最初的爱恋，虽然信中的极度痛苦使我相信，他写的这封信已经无法到她手里了。
　　啊，我的爱，我想告诉你，我是怎样一直在想你。
　　我所有的记忆都属于你，因为它常常回到我们最初单独相处的时光。
　　在我万万想不到的时候，你从前说过的话已经吞没了我。
　　我感到你把手放在我手上，感到它的重量，我们两人的手藏在我的外套下，而外套叠好放在我们之间的座位上。我感到你的手指透出可爱的轻灵，你的侧影转到那一边，感到我们一起到达保加利亚时，我们第一次飞越保加利亚的山脉时你的叫嚷。
　　也许就在那时，我发现了你惟一的瑕疵——也许我永远没有吻到的地方——一侧肩胛骨上那条卷曲的小龙。
　　在我看见它之前，我的手肯定已经拂过它。当我发现它，用手指好奇而勉强地摸着它时，我记得自己——和你——倒吸了一口冷气。　　“很快，它对我来说成了你那光滑后背的一部分，但刚开始，它使我的欲望带上了敬畏。
　　无论这是不是发生在索菲亚的旅馆，当我记住你下排牙齿的边沿及其细致的锯齿，记住你眼睛周围的皮肤，记住岁月在上面刻下蛛网般的细纹时，我肯定已经了解了这种敬畏。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章

　　图尔古特·博拉和塞利姆·阿克索在伊斯坦布尔的机场等候我们。
　　“感谢老天爷，欢迎你们胜利归来！”
　　“哦，我倒不会把这叫做胜利呢，”我说着，忍不住笑了。
　　不到一个小时，我们就来到了图尔古特家的门前。
　　对我们的到来，博拉夫人显然很高兴。她和塞利姆给我们上咖啡和她称之为波莱克的食品，还上了五六个其他的菜。
　　“好了，我的朋友，告诉我们你们了解到什么情况。”
　　这是个颇高的要求，我们一起向他讲述了布达佩斯会议的经历，我和休·詹姆斯相识，海伦母亲的故事和罗西的信。我们描述休·詹姆斯发现他那本龙书的情景，图尔古特睁大了眼睛。
　　现在轮到图尔古特告诉我们，我们不在伊斯坦布尔时，他们碰上了大麻烦。
　　两天前，他那位善良的图书管理员朋友在他现在住的公寓里第二次遭到攻击。他们派去看护他的那个人在值班时睡着了，什么也没看见。现在他们换了个新守卫，希望这一位更细心些。他们采取了一切防备措施，但可怜的埃罗赞先生情况很不妙。
　　他们还有一个消息。图尔古特吞下他的第二杯咖啡，匆匆到隔壁他那间可怕的书房里取来什么。他拿着一个笔记本出来了，坐到塞利姆·阿克索的身边。他们严肃地望着我。
　　“我在电话里告诉过您，您不在的时候我们发现了一封信，信是一位来自喀尔巴阡山的修士写的，说的是他到伊斯坦布尔的旅行。我的朋友塞利姆奇怪这不是用拉丁语写的，不过也许这位修士是斯拉夫人。我是不是马上念出来？”
　　“当然！”我说。可海伦举起了手。
　　“请等等。您是怎样以及在哪里发现它的？”
　　图尔古特赞许地点点头，“阿克索先生实际上是在档案里发现的——就是您和我们一起看过的那份。他花了三天的时间把那些手稿从十五世纪一直看到现在。是在不信教的教会——也就是说，在征服者穆罕默德及其继任者统治期间，在伊斯坦布尔获准开放的基督教教堂——的一些文献中发现的。这样的文件在档案里不多，因为它们通常由修道院，特别是君士坦丁堡的教长保存。不过，有些教会文件会落到苏丹的手里，尤其是帝国时代与教会达成的新协议，更会发生这种情况。这样的协议通常叫做‘勒令’。有时苏丹接受某些与教会事务有关的请愿书。档案馆里也有这些东西。”
　　他飞快地为阿克索翻译，阿克索希望他对别的东西做些解释，“是的——我的朋友让我了解到许多这样的情况。他提醒我，在征服者穆罕默德占领这座城市后不久，他为基督徒任命了一位新主教，就是根那迪乌斯主教。”
　　阿克索听着，用力地点头，“苏丹和根那迪乌斯关系很好——我说过，苏丹一旦征服了基督徒，对他们还是宽容的。苏丹穆罕默德请求根那迪乌斯为他写下对东正教信仰的解释，让人翻译后保存在他的私人图书馆里，档案馆里有一份。还有教会的一些其他的特许状，它们得上呈苏丹。这些也在那里。阿克索先生在阿那托利亚的一份宗教文档里查找一份特许状，在两页之间他发现了这封信。”
　　“谢谢。”海伦往后靠到椅垫上。
　　“哎，我无法让你们看到原件，我们不能把它从档案馆里拿出来。你们在这里时，可以自己去看看。是写在一小张羊皮纸上的。现在我把我们的英文译文读给你们听。请记住，这是译文的译文，其间有些意思可能已经漏掉了。”
　　他为我们念出了下面这封信：

　　马克辛姆·尤拉修斯院长阁下：
　　一个卑贱的罪人请求您听他说话。
　　自我们昨天的探索失败之后，队里产生了很大的分歧。这天早上，我们有了新的办法。帕那克拉托斯修道院院长接到我们的主人院长的信，信里提到我们极度但不愿公开的苦恼，便亲自到圣艾林来见我们。来了之后，他和我们的主人单独会谈，向我们透露，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被转移出了这座城市，转到保加利亚被占领土上一个安全的地方去了。他还给了我们极为机密的指示，告诉我们如何安全地去到那里，还有我们必须找到的那处圣所。两位院长还告诉我们，苏丹王宫里的近卫军已经来向主教询问我们要找的东西的下落。现在我们哪怕多待一天也是非常危险的。
　　阁下，请原谅我们擅自做主，没有得到您的指示就出发了。
　　必要的话，在这份记录到达您的手里前，我可能会销毁它，再由我本人向您汇报。
　　卑贱的罪人，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四月

　　图尔古特念完后，一阵深深的沉默。塞利姆和博拉夫人静静地坐着。海伦和我互相看着对方。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我终于说道，“这是什么意思？”
　　“中世纪文献的日期是从《创世纪》中的创世时算起的，”海伦解释说。
　　“是的，”图尔古特点点头，“按现代算法，六九八五年就是一四七七年。”
　　我忍不住叹了口气，“这封信是写得很生动，可与我的事情没关系啊，”我悲哀地说，“你们为什么认为它和弗拉德·德拉库拉有关呢？”
　　图尔古特微笑，“年轻的怀疑者，让我来努力回答吧。塞利姆对这城市很熟悉，当他发现这封信时，便知道它可能有用。他拿去给一位朋友看，那一位在圣艾林的古修道院图书馆当管理员，那座图书馆现在还在。那位朋友为他把这封信译成土耳其语，而且对信很感兴趣，因为里面提到了他的修道院。不过，他在他的图书馆没找到与一四七七年的这次访问有关的材料——要么是没有记录下来，要么是有关记录早已消失。”
　　“如果他们描述的那次任务是秘密而危险的，”海伦指出，“那么就有可能没作记录。”
　　“很对，亲爱的女士，”图尔古特朝她点点头，“不管怎样，塞利姆的修道院朋友在一件重要的事情上帮了我们——他查阅了他手头上有的最悠久的教堂历史，找到了作为收信人的那位修道院院长，他后来成了阿陀斯山的主教。不过在一四七七年这封信写给他的时候，他还是期纳戈夫湖的修道院院长。”图尔古特带着胜利的口吻，语含强调地说。
　　我们兴奋地坐在那里，沉默了一会儿。
　　终于，海伦首先开了口，“我们是上帝之人，来自喀尔巴阡山。”她喃喃道。
　　“请重复一遍？”图尔古特感兴趣地盯着她。
　　“是的！”我接上海伦的话茬儿，“来自喀尔巴阡山。”
　　那是一首歌，一首罗马尼亚民歌，是海伦在布达佩斯发现的。我向他们说了一番我俩在布达佩斯大学图书馆一起翻阅那本老歌集的情景，以及书页上方那条精细的木刻龙像和隐藏在树林中的教堂。
　　图尔古特听着，眉毛几乎翘到他蓬乱的头发上。
　　我飞快地翻阅我的材料，“那东西在哪儿了？”
　　过了一会儿，我在公文包的文件夹里找到了手写的译文，我大声地读给他们听，不时停下来让图尔古特为塞利姆和博拉夫人做翻译：

　　他们骑马来到大城，来到大门。
　　他们从死亡的国度，来到大城。
　　“我们是上帝的仆人，来自喀尔巴阡。
　　我们是修士，是圣人，但我们只带来坏消息。
　　我们给大城带来瘟疫的消息。
　　我们为主人效忠，为他的死而哀泣。”
　　他们骑马来到大城。他们进了门
　　大城和他们一起流泪哭泣。

　　“喔，老天爷，真是又怪又吓人，”图尔古特说，“您的民族歌谣都是这样的吗，女士？”
　　“是的，大多是这样，”海伦笑着说。
　　“而我们的龙就在书页上方，藏在树丛中——二者之间肯定有所联系。”
　　“我希望自己能看出来，”图尔古特叹了口气。
　　他的妻子温和地把手放在他胳膊上，他宽慰地拍拍她的手，“不——看——瘟疫！”他转向塞利姆，两人用土耳其语急促地争论了一下。
　　“什么？”海伦的眼睛因全神贯注而眯了起来，“歌谣里的瘟疫？”
　　“是的，我亲爱的。”图尔古特向后捋了捋头发，“除了这封信，我们还发现这一时期的伊斯坦布尔发生了一个事件。一四七七年夏末，在最热的时候，发生了一场我们历史学家称之为小瘟疫的灾难。它夺去了城里老佩拉区一带许多人的生命。尸体在被焚烧前，心脏都被刺穿了。”
　　“您认为，如果这些修士是歌里提到的那些人，就是他们把瘟疫带给了那座城市？”
　　“当然，我们并不知道这一点，”图尔古特承认，“不过如果您的歌谣里描述的是同一群修士——”
　　“我一直在想着某件事，”海伦放下杯子，“保罗，我已经记不得是否跟你说过，弗拉德·德拉库拉是历史上第一个在战争中使用疾病的人之一。”
　　“细菌战，”我补充道，“休·詹姆斯告诉过我。”
　　“是的，”她把腿盘到身下，“在苏丹侵犯瓦拉几亚时，德拉库拉喜欢把染上瘟疫或天花的人装扮成土耳其人，派到敌方的军营里。他们在死前让尽可能多的人染上病。”
　　如果这件事不是那么可怕，那我就会笑了。这位瓦拉几亚国王极富创造力，也极富毁灭力，一个绝顶聪明的敌人。
　　“我懂了，”图尔古特点点头，“您是说，也许这群修士，如果他们真是修士的话，从瓦拉几亚带来了瘟疫。”
　　“但这解释不了一件事情，”海伦皱起眉头，“如果他们中有些人患有传染病，为什么圣艾林的修道院院长还让他们待在那里？”
　　“女士，的确，”图尔古特承认道，“哪怕不是这种瘟疫而是另一种传染勃—不过我们无从得知。”
　　人们沮丧地坐在那里，思考着。
　　“即便是在征服之后，也还有许多东正教修士穿过君士坦丁堡去朝圣。”海伦终于开口道，“也许这只是一群朝圣者。”
　　“但他们在找某样东西，这东西他们显然在朝圣途中并没有找到，至少在君士坦丁堡没找到，”我指出，“而奇里尔修士说他们打算假扮成朝圣者进入保加利亚。似乎他们并不是真正的朝圣者——至少他的话像是这个意思。”
　　图尔古特挠挠脑袋，“阿克索先生思考过这个问题，”他说，“他向我解释说，在君士坦丁堡被入侵期间，城里教堂里的大部分基督教遗迹遭到毁灭或偷窃。当然，在一四五三年，这里还没有那么多宝贝，不如拜占庭兴旺时那么丰富，因为最漂亮的古董在一二四年古罗马人的十字军东征时已经被偷走了——这一点可以绝对肯定——被带回到罗马、威尼斯和西方的其他城市。”
　　图尔古特摊开手，做了个抗议的手势，“我父亲告诉我，威尼斯圣马可教堂里的那些骏马，就是十字军从拜占庭偷去的。你们看，基督教侵略者和土耳其侵略者一样坏。不管怎样，我的伙计们，在一四五三年的侵略中，有些教堂的宝贝被藏了起来，有些在苏丹穆罕默德围城前给带出城外，藏在外面的修道院里，或偷偷运到其他国家。如果我们的修士是朝圣者，也许他们到城里来是为了瞻仰一件圣物，却发现它不见了。也许第二位修道院院长告诉他们一幅大圣像是怎样被安全地运到了保加利亚，但从这封信里我们看不出来。”
　　“我现在明白了您为什么希望我们去保加利亚，”我又一次控制自己，不去拉海伦的手，“虽然我还不知道我们到那里以后怎样进一步调查这个故事，更不知道我们用什么办法进入这个国家。您肯定我们在伊斯坦布尔再没有别的地方要探查了吗？”
　　图尔古特阴沉地摇摇头，拿起刚才忘了喝的那杯咖啡，“我已经用尽了所有的渠道，包括一些——请原谅——我不能告诉你们的。阿克索先生查阅了所有的资料，包括自己的书、朋友的图书馆和大学的档案馆。我已经和我能找到的每一位历史学家谈过，包括一位专门研究伊斯坦布尔陵墓的专家——您已经参观过我们一些美丽的陵墓了。我们找不到关于这一时期在这里曾埋葬过外国人的任何记述。也许我们错过了某些东西，但我不知道还有什么其他办法能让我们很快查到。”他认真地凝视着我们，“我知道，你们去保加利亚会很难，我的朋友，要不是我去更困难的话，我自己就去了。我是个土耳其人，连他们的学术会议都无法参加。没有谁比保加利亚人更仇恨奥斯曼帝国的后代。”
　　“哦，罗马尼亚人已经尽了最大努力，”海伦明确地告诉他。
　　“可是——我的上帝，”我仰靠在长沙发的靠背上，感受到这些难以置信的事情如浪潮一般越来越频繁地冲击我，“我不知道我们如何能去到保加利亚。”
　　图尔古特俯过身来，把那位修士的信的英文译文放到我面前，“他也不知道。”
　　“谁呀？”我呻吟道。
　　“奇里尔修士。听着，我的朋友，罗西是什么时候失踪的？”
　　“两个多星期以前，”我说了实话。
　　“你们的时间已经非常紧了。我们知道德拉库拉不在他那个斯纳戈夫的墓里。我们认为他没有埋在伊斯坦布尔，但是”——他敲着那封信——“这是一个证据。”他又一次拿起译文，一只手指划过上面，然后大声读出来，“现在我们哪怕多待一天也是非常危险的。拿着，我的朋友。把这个放到您的包里。”图尔古特倾过身来，“而且，我了解到，保加利亚有个学者，您可以去找他帮忙，他叫安东·斯托伊切夫。”
　　听到这个名字，塞利姆·阿克索点着头，“在当今世上，斯托伊切夫比谁都更了解中世纪的巴尔干半岛，尤其是保加利亚。他住在保加利亚首都索菲亚附近——您一定要打听到他。”
　　众目睽睽之下，海伦突然抓住我的手，让我吃了一惊。
　　“那么我给我姨妈打电话，”海伦捏捏我的手指，坚定地说。
　　“伊娃？她能做什么呢？”
　　“你已经知道了，她无所不能。”海伦冲着我笑起来，“我们需要一大笔贿赂。”
　　“贿赂，”图尔古特点点头，“当然，塞利姆和我已经考虑过这个问题。我们已经弄到了你们可能用得上的两万里拉。”
　　现在我死死地盯着他，盯着阿克索。他们脸上的某种东西突然让我感到十分熟悉。
　　“你们是谁？”我说。
　　图尔古特和塞利姆互相瞟了一眼，在沉默中进行了某种交流。然后图尔古特用低沉而清晰的声音说道：‘我们为苏丹工作。”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一章

　　一刹那，我觉得图尔古特和塞利姆肯定和某种黑暗势力是一伙的，要经过怎样的仪式，这两个人——我曾经视他们为朋友——才能为一个早已死去的苏丹工作呢？在其他问题上，他们也对我们撒了谎吗？
　　我的胡思乱想给海伦的声音打断了，“博拉教授，”她慢慢说道，“您多大了？”
　　“他对她微笑，“啊，我亲爱的女士，如果你想问我是否有五百岁，答案是——很幸运——否定的。我为苏丹穆罕默德二世的世界大收容所而工作，但从没有那至高无上的荣耀能见到他。”
　　“那么您到底想要告诉我们什么呢？”我脱口而出。
　　图尔古特又笑起来，塞利姆好意地冲我点点头。
　　“我根本没打算要告诉你们，”图尔古特说，“不过在许多事情上你们信任我们。既然您问了这个如此敏感的问题，我的朋友，我们将给予解释。我在一九一一年正常出生，我希望以正常的方式在——哦，大约一九八五年——死在我的床上。”他咯咯笑了，“不过，我的家族成员通常很长寿。所以，我会注定在老得不再受到尊敬时一直坐在这张长沙发上。”他用一只胳膊揽住博拉夫人的肩头，“阿克索先生的年纪就像你们在这里看到的那么大。我们完全正常。我要告诉你们的是我所能透露的最高机密，你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要严守这一秘密，我们属于苏丹的新月卫队。”
　　“我好像从未听说过这个，”海伦皱起眉头说。
　　“是的，教授女士，您是没听说过。我们是苏丹的忠实亲信，由近卫军的精锐部队组成的一支秘密卫队。”
　　我突然想起在托普卡珀王宫的画上看到过的那些大眼睛但面无表情的年轻面孔，他们紧紧守护着苏丹的宝座，随时准备向一个可能的暗杀者猛扑过去。
　　图尔古特似乎看透了我的心思，他点点头，“我知道，您听说过近卫军。嗯，我的伙计们，在一四七七年，大苏丹召集他的二十位官员秘密授予他们新月卫队的标志。他要他们完成一项任务——需要的话，他们要为此献出生命。这项任务就是不让我们伟大的帝国再受到龙之号令的骚扰，只要一发现其成员，便赶尽杀绝。”
　　我和海伦都吸了口气，但就这一次，我比她反应快，“新月卫队建于一四七七年——那些修士就是在那一年来到伊斯坦布尔的！”我边说边努力澄清问题，“可龙之号令早在那以前就成立了——是西吉斯蒙德王在一四年创建的，对吧？”
　　“准确地说，我的朋友，是一四八年。当然，到一四七七年为止，龙之号令以及它与帝国的战争已经让历代苏丹头疼不已。不过在一四七七年，陛下的世界大收容所断定，龙之号令在未来将发动更为厉害的攻击。”
　　“什么意思呢？”
　　“对这一点，就连我们的章程也没明说。”图尔古特承认，“但我肯定，在弗拉德·特彼斯死后数月，苏丹就成立这个卫队不是偶然的。”他交叠双手，似乎在祈祷——不过我记得，他的祖先祈祷时是匍匐在地的，“章程说，陛下建立新月卫队，目的是追杀龙之号令这一帝国最可耻的敌人。追杀将跨越时空，遍及天涯海角，甚至跨越死亡。”图尔古特倾身向前，他目光炯炯，浓密的银色长发乱糟糟地直竖起来，“我的看法是，陛下有种感觉，或者知道弗拉德·德拉库拉死后会给帝国带来什么样的危险。”他把头发捋向脑后，“我们已经看到，苏丹也成立了档案馆，收集龙之号令的资料——档案馆不是秘密，但我们一直在秘密地利用它，现在仍是这样。塞利姆发现的这封不一般的信，还有女士您的民歌——这些证明了陛下的担忧是很有道理的。”
　　“可您——还有阿克索先生——是怎么加入这个卫队的？”
　　“卫队的成员资格由父亲传给长子。每个儿子在十九岁时正式就职。如果哪位父亲的儿子不中用，或没有儿子，那么这个秘密就随他一道死去。新月卫队的保密工作做得非常好，连其他的近卫军战士都不知道他们的一些同事属于这样一个组织。我们亲爱的国王于一四八一年去世，但他的卫队继续存在。碰上软弱的苏丹当政，近卫军有时权力很大，但我们保守秘密。帝国最终从伊斯坦布尔消失后，没人知道我们，我们也继续下去。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我们的章程由塞利姆·阿克索的父亲妥善保管，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塞利姆保管。他现在还把它保存在一个安全的地方，这是我们的传统。”图尔古特吸了口气，喝了一大口咖啡。
　　“我想，”海伦有点儿怀疑地问道，“您说过您的父亲是意大利人，他是怎样成为新月卫队的成员呢？”
　　“是的，女士，”图尔古特在杯子上方点点头，“实际上，我的外公在卫队里十分活跃，他无法忍受这个传统随他而去，可他只有一个女儿。他看到帝国在他的有生之年将会永远消失——”
　　“您的母亲！”海伦叫道。
　　“是的，亲爱的。”图尔古特露出渴望的微笑，“并不是只有您拥有一个非凡的母亲。如果你们想看看她的话，她的画像就在这里。”
　　他起身从角落的一张雕花木桌上拿来画像，非常温柔地放到海伦手里。
　　这位女士看上去平静而耐心，但画师在黑布大背景下捕捉到了她眼神里的某种欢快，黑衣上露出的深褐色皮肤毫无瑕疵，一位奥斯曼公主的容貌。
　　图尔古特爱惜地把小相框拿回去，“我外公打破传统，使她成为卫队的一员，这一决定是英明的。我父亲知道她的身份，他经常担心她的安全。
　　海伦在我身边动了动，小心地伸了伸腿，“您说您外公在新月卫队里非常活跃，是什么意思呢？你们的活动是什么？”
　　图尔古特遗憾地摇摇头，“有些事情必须保密。我们告诉你们这么多，是因为你们问了——你们几乎猜到了——因为我们希望你们能完全相信我们对你们的帮助。如果你们尽早去保加利亚，卫队将受益匪浅。今天卫队很少——只剩下我们几个人。”他叹了口气。
　　“我很想大声叹息，但没有，也许我可以和海伦争论，但争论奥斯曼帝国的秘密力量非我力所能及。图尔古特举起一个手指，“我必须给你们一个警告，我的朋友，我们向你们透露了一个我们一直小心保守了五百年的秘密。任何将卫队的秘密泄露给敌人的人将立即受到惩罚。据我所知，这种情况从未发生过。不过我请求你们小心，为了你们，也为了我们。”
　　他话音里没有恶意，没有威胁，只有深沉的严肃。我一下子想到，图尔古特该会怎样地吸引罗西，他又会在图尔古特身上看出怎样活生生的历史，罗西会问他些什么样的问题——这些问题我可能想都不会想得到。
　　不过，是海伦说出了该说的话。她站起来，我们都跟着她站起来。她向图尔古特伸出手，“您告诉我们这些，我们很荣幸，”她说，“我们会用生命保护你们的秘密和苏丹的期望。”
　　我们本可以一整天站在那里，在暮色中无言地望着对方。不过图尔古特的电话响了，发出尖锐的声音。
　　“出了什么事？”我问道。
　　“是的，唉呀，”图尔古特自责地捶着自己的胸口，“是图书管理员艾罗赞先生。我派去看护他的那个人出去了一会儿，他现在打电话来说，我的朋友又一次遭到攻击。艾罗赞昏迷，那人正去请医生。这很严重，第三次了，就在日落时分。”
　　我大为震惊，伸手去拿我的外套，虽然博拉夫人恳求地拍了拍海伦的胳膊，她还是穿上了鞋。
　　图尔古特吻了吻妻子，我们匆匆出门，我回头望了一眼，看到她站在家门口，面色苍白，一脸恐惧。”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二章

　　“我们在哪里睡觉呢？”巴利疑虑地说。
　　我们在佩皮尼昂的旅馆房间里。和先前一样，我们告诉那位年纪大的工作人员我们是两兄妹，才弄到这个双人间。我们没钱各住一间。
　　终于，巴利做出了决定——至少是为他自己。我站在原地发愣，他呢，带着几件衣服和一把牙刷进了卫生间。
　　几分钟后，他出来了，穿着棉布睡衣，那睡衣和他的头发一样苍白。
　　我尽管羞得两颊通红，但看到他这个样子，和他生气的脸，还是忍不住笑出声来。
　　他也开始笑了——那是我第一次狂笑，就在那家法国旅馆里。
　　在这次狂笑后，我又有了其他的第一次，我们踉跄着走向对方，巴利抓住我的肩膀，姿态一点儿都不优雅，就像我刚才抓住那个衣橱一样，然而他的吻却如天使般优雅，他不成熟的经验轻柔地灌注到完全缺乏经验的我的身体里。就像我们的大笑一样，这让我喘不过气来。
　　实际上，有那么多东西要做，要关注，我们没有继续脱衣服。
　　似乎过了很久，巴利令人窒息地叹了口气，卷起身子缠绕着我。
　　“你还只是个孩子。”他伸出一只胳膊搂过我的双肩和脖子，似乎他完全拥有我。
　　他的话让我突然意识到，他也只是个孩子——一个体面的孩子。在那一刻，我想我比任何时候都更爱他。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三章

　　从图尔古特家步行——或者说跑步——到他为艾罗赞先生借来的那间公寓大概需要十分钟。因为我们都在跑，连穿着高跟轻便鞋的海伦都脚步匆匆地跟在后面。
　　图尔古特低声嘟哝着（我猜还有咒骂）。他带着一个小黑包，我想里面可能放着医疗用品，以防医生不到或迟到。
　　终于，我们爬上一座旧房屋的木梯。我们跟在图尔古特身后奔上楼，他呼地打开楼梯顶的一扇门。
　　房间显然被隔成了一间间肮脏的小间。在这一间里，主间有一张床、几张椅子和一张桌子。桌子亮着一盏灯。
　　图尔古特的朋友躺在地板上，身上盖着毯子。一个大约三十岁的结巴男人从他身边站起，跟我们打招呼。恐惧和痛悔几乎使他变得歇斯底里。他不断地绞着手，反反复复地跟图尔古特说着什么，图尔古特推开他，和塞利姆一起在艾罗赞先生旁边蹲下。
　　受害者面色土灰，两眼紧闭，喘着粗气，牙齿格格作响。他的脖子有个难看的裂口，比我们上次看见的要大，但更可怕，因为它虽然形状参差不齐，但分外的干净，只在边缘处有一缕血迹。
　　我想到，这么深的伤口应该流出很多血，想到这里，一阵恶心袭来。我搂住海伦，我们目不转睛地站在那里，无法移开目光。
　　图尔古特检查伤口，但没有碰它。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几分钟以前，这个该死的家伙不和我商量就去找一个古怪的医生，但医生不在家。这至少算我们走运，因为我们现在不想有医生在这里。但他恰好在日落时分让艾罗赞一个人待着。”他和阿克索说话。
　　阿克索突然站起来，使劲——我没料到他用那么大的力——揍了一下那个倒霉的看护，把他赶出了房间。
　　那人吓坏了，倒退着出了门，我们听到他下楼梯的脚步声。
　　塞利姆关上门，从窗口往街上望，似乎要肯定那家伙不再回来，然后跪在图尔古特身边，两人低声商量着。
　　过了一会儿，图尔古特把手伸到他带来的袋子里，掏出一件我已经熟悉的物件：那是追杀吸血鬼的工具，和他一周前在他那间书房里给我的相似，不过这个放在一个做工更为精致的盒子里，盒子上写有阿拉伯语，镶嵌着类似珍珠母的饰品。
　　他打开盒子，清点里面的装备，然后又抬起头来看着我们。
　　“教授们，”他平静地说。“我的朋友至少被吸血鬼咬了三次，他就要死了。如果让他就这样死去，他很快就会变成吸血鬼。”他用一只大手擦擦前额，“这是一个可怕的时刻，我必须叫你们离开这个房间。女士，您不能看见这个。”
　　“求您，让我们做点儿什么吧，只要能帮您，”我迟疑地开了口。
　　海伦走上前去。“让我留下，”她低声对图尔古特说，“我想知道这是怎么进行的。”
　　有那么一会儿，我不明白她为什么要了解这个，我想起了——一个梦幻般的念头——她毕竟是一位人类学家。
　　他瞪着她，没吭声，似乎默许了，又弯下身去看他的朋友，我仍抱有希望，希望我预想到的是错的。不过，图尔古特对着朋友的耳朵低语了几句。他拿起艾罗赞先生的手，揉着。
　　然后——也许这是随后发生的所有可怕事情中最为可怕的——图尔古特把朋友的手紧按到自己的心口上，爆发出一阵尖利的喊叫。在我们听来，那些话来自一段历史的深处。对我来说，这历史不仅太古老，而且太奇异。
　　我听不清他在说什么。那声音犹如伊斯兰教的祷告报时人召唤信徒作祷告时发出的悲号，我们在城里听到过这样的声音——不过图尔古特的尖叫更像下地狱的召唤——那一连串充满恐怖的音符似乎来自对一千座土耳其军营、对上百万个土耳其战士的回忆。我看到了猎猎飘扬的旗帜，战马脚下溅起的血水，长矛和新月，单刃短弯刀和锁子甲上反射出的明晃晃的阳光，遭到残毁的美丽而年轻的脑袋、脸庞和躯体；我听到了被真主安拉抓住的男人们的惨叫声，和他们的父母遥远的哭喊声；我闻到了房屋焚烧和鲜血横流的臭味，大炮发射时的硫磺味，帐篷、桥梁和马匹同时起火的浓重气味。
　　最奇怪的是，在这片喧嚣和轰鸣中，我听到了，并且一听就懂的高喊：‘Kaziklu Bey！刺穿者！”
　　混乱中，我似乎看到了一个与众不同的身影。那个人身披黑色斗篷，纵马驰骋在明亮的色彩中，他的脸拉得长长的，集中全身力量挥舞长剑痛斩土耳其人，一个个戴着尖顶头盔的脑袋沉重地滚落在地上。
　　图尔古特的声音渐弱下来，我发现自己正站在他身边，低头看着那个垂死者。
　　海伦就在我身边，千真万确，这真好——我张口问了她一个问题，发现她从图尔古特的吟唱中也感到了同样的恐怖。我不情愿，却想起了她血管里流淌着刺穿者的血液。她向我转了一下身，表情震惊却坚定。就在这时，我想到了罗西同样传给了她温和、高贵、意大利人和盎格鲁人的脾性。在她眼里，我看到了罗西无与伦比的善良。
　　就在那一刻，我想——不在以后，不在我父母家那个乏味的棕色教堂里，不在任何一个神父面前——我娶了她，我在心里娶了她，一辈子依恋她。
　　图尔古特现在一言不发，他把那串念珠放在朋友的喉咙上，那身体微微颤抖。他从盒子里有污点的铺底缎面上挑出一样工具，材料是闪亮的银，长过我的手。
　　“我以前从没干过这样的事，天啊，”他轻声说道。
　　他解开艾罗赞先生的衬衫，我看到了发皱的皮肤，卷曲的土灰色胸毛，胸膛在不规律地起伏。
　　塞利姆一声不吭但迅速地在屋里搜索，给图尔古特拿来一块砖，显然是用来顶门的。图尔古特接过这件不起眼的东西，把尖利的银桩对准那人的左胸，开始了低声吟唱，我听到其中有些词汇好像是从哪里来的——书本、电影、谈话？——
　　“Allahu akbar ， Allahu akbar：真主伟大。”
　　我知道，我再也无法强迫海伦离开房间，我自己同样无法做到，但砖头砸下去时，我拉着她后退了一步。
　　图尔古特的大手稳稳地落下，塞利姆帮他扶正银桩。随着沉闷的爆裂声，桩子进入身体。鲜血绕着桩子缓缓涌出，浸染了苍白的皮肤。艾罗赞先生的面部一下子强烈地抽搐起来，嘴唇像狗一样咧开，露出发黄的牙齿。
　　海伦盯着，我不敢移开目光。我不能和她一起看的东西，我也不想让她去看。
　　图书管理员的身体在颤抖，银桩突然深陷至柄，图尔古特停下手，似乎在等待。他双唇发抖，满脸汗水。
　　过了一会儿，那身体松弛下来，表情也放松了，嘴唇平静地盖住了嘴巴，艾罗赞先生的胸膛里发出一声叹息，穿着一双破袜子的双脚一阵抽搐，然后一动不动。
　　我稳稳地扶着海伦，感到她在我身边发抖。但她安静地站在那里。
　　图尔古特抬起他朋友软软的手，亲吻它，我看到泪水淌下他那红色的脸庞，滴到他的胡须里，他用一只手捂住脸。
　　塞利姆碰了碰死去的图书管理员的额头，站起来，按住图尔古特的肩膀。
　　过了一会儿，图尔古特缓了过来，他站起身，用手帕擤了擤鼻子，“他是个大好人，”他声音颤抖着对我们说，“一个慷慨、善良的人，现在他没有加入地狱的军队，而是安息在穆罕默德穆罕默德（570？—632），伊斯兰教创始人的宁静中。”他转身揩去泪水，“伙计们，我们得把遗体移出这里。在一家医院里有个医生，他——他会帮助我们。我去打电话，塞利姆留在这里，锁好门，医生会叫救护车来，他会签好必要的证明。”
　　图尔古特从口袋里拿出几瓣大蒜，轻轻放到死者的嘴里。
　　塞利姆取出银桩，拿到角落的水槽去清洗，再把它小心地放回到那个漂亮的盒子里。
　　图尔古特擦干净每一道血迹，用洗碗布包扎好死者的胸口，重新给他扣好衣服，又从床上扯下被单，他让我帮助他盖好尸体，盖上那张已经平静下来的脸。
　　“好了，我亲爱的朋友们，我请你们帮这个忙。你们已经看到吸血鬼的本事了，我们知道它们在这里。你们时时刻刻都要保护自己。而且，你们必须去保加利亚——越快越好——安排得过来的话，这几天就走。计划好了以后打电话到我家。”他紧紧盯着我，“如果在你们走之前我们见不上面，我祝你们好运，平平安安。我会时时想着你们的。你们一回到伊斯坦布尔，如果你们回来的话，请马上打电话给我。”
　　我希望他的意思是按照你们的行程安排，而不是如果你们活着离开保加利亚的话。他热情地和我们握握手，塞利姆也和我们握手，他还非常害羞地吻了吻海伦的手。
　　“我们走了，”海伦简单说道。她挽起我的胳臂，我们走出这间伤心屋，走下楼梯，来到大街上。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四章

　　我对保加利亚的第一印象是由高空俯视的群山。偶尔我们看到群山的裂隙中有闪光的脉络，我想那肯定是河流。我费力地想辨认出弯曲的龙尾，那也许能为我们答疑解惑，但徒劳一场。
　　“你知道，我对保加利亚的历史一无所知，”我说，“在这方面我会迷路的。”
　　“海伦笑了，“我自己也不是专家，但我可以告诉你，在六世纪和七世纪，斯拉夫人从北方移居到这里。我想是在七世纪，一个叫保加的土耳其部落来到这里。他们共同反抗拜占庭帝国——很聪明地——他们的第一个统治者是个保加人，叫阿斯帕鲁。九世纪，沙皇鲍里斯一世立基督教为国教。尽管如此，他在这里仍是个大英雄。拜占庭人从十一到十三世纪初统治这里。后来，保加利亚变得十分强大，直到土耳其人于一三九三年摧垮他们。”
　　“土耳其人是什么时候被赶走的？”我好奇地问。我们好像到处都能见到土耳其人。
　　“直到一八七八年，”海伦承认说，“俄国帮助保加利亚赶走了他们。”
　　“后来在两次大战中，保加利亚都站在轴心国那一边。”
　　“是的，战后不久，苏联军队带来了一场大革命。没有苏联军队，我们会怎么样呢？”
　　海伦给了我一个最灿烂、最苦涩的笑容，我捏了捏她的手。
　　“小声点儿，”我说，“要是你不小心，我只好替我们两人小心了。”

　　就在我们在机场办理手续时，一位官员把我们带到了机场里面的一间酒吧里，我只想着那封介绍信里有什么不对劲儿的地方。
　　这时，一个穿黑衣戴黑帽、表情严峻的男人出现了，我们得救了。他看上去只比我略大一点，如果有一丝愉快的表情掠过他的脸，那他就算英俊了。
　　官员敬重地向他打招呼，向我们介绍说他被指定为我们在保加利亚的向导。他解释，这是我们享受的特权，因为克拉西米尔·拉诺夫在保加利亚政府备受尊敬，提起他就会让人想到索菲亚大学，他对这个古老而光荣的国家的种种名胜古迹了解得比任何人都多。
　　我握了握那人像鱼一样冰冷的手，但愿我们没有向导，自己参观保加利亚。
　　对这一切，海伦似乎没有我那么惊讶。拉诺夫先生仍一言不发。
　　那位官员过于大声地报告说，海伦是匈牙利人，目前在美国做研究。不过，在这之前，他似乎就很不喜欢她，“教授，女士，”他说——他的第一句话——然后转过身去。
　　海关官员大笑和我们握手，似乎我们已是故交。
　　在机场外，拉诺夫唤来一辆出租车。他告诉我们，已经在最负盛名的一家宾馆里给我们安排了房间，“我相信，你们会感到舒适的，那里有非常好的餐馆。明天早餐时间，你们肯定希望在索菲亚大学会见同行和有关的部门。随后我们将安排你们参观一下保加利亚的古迹。”
　　我瞪着他，越发害怕起来。他的英语太好了，准确而单调。
　　他的面相也有点儿眼熟。我们肯定素未谋面，但他使我想起我认识的某个人。在索菲亚的第一天，这种感觉就挥之不去。
　　我问他能否让我们与一个叫安东·斯托伊切夫的人取得联系，却看到他退缩了一下，我对他的不祥感觉加深了。
　　“你们为什么想见他？当然，如果你们想见他，我可以安排。他很有名望，也许你们是因为这个想见他？”
　　“他们要拉诺夫满足我们的一切要求，”我们在宾馆外有了一点儿独处的时间，海伦这么说，“为什么？为什么有人认为这样很好？”
　　我们惊恐地面面相觑。
　　“但愿我知道，”我说。
　　“我们在这里得万分小心，”海伦表情严肃，声音低沉，我不敢公开亲吻她，“我们说好了，从现在起，除了学术问题，别的一概不谈。”
　　“同意。”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五章

　　近几年来，我发现自己一次次想起第一次看到安东·斯托伊切夫的房子时的情景，因为那是我们寻找罗西的转折点。
　　很久以后，我出声地朗读那些资料，就会想起斯托伊切夫——他的花园里那些开满白花的歪斜的苹果树和樱桃树、整个地方弥漫着安静的氛围、献身的感觉和刻意的隐退。
　　海伦首先按住老式门闩中的一个把手。拉诺夫拖拖拉拉走在后面，似乎讨厌有人在这里看见他，就算是我们也一样。我奇怪地感到双脚像是被钉在地上。我想，斯托伊切夫也许一点儿也帮不上忙，我们的寻找最终会一无所获。
　　当然，回来时能握着海伦的手将会是一大安慰。这场恐怖一旦过去，我打算求她嫁给我。海伦打开大门时，我透过一片悲哀的亮色注视一切。
　　一阵歌声从屋里传来，是甜美有力的女声。那充满活力的曲调，连闷闷不乐、站在我身边抽烟的拉诺夫也有了兴趣，“Izvinete！”他叫道，“Dobar den！”歌声顿时打住，斯托伊切夫家的前门打开了，一位年轻女子站在那里，紧盯着我们。
　　我刚想迎上去，但拉诺夫抢在头里，他脱下帽子，点头，鞠躬。
　　年轻女子好奇地打量着拉诺夫。在我看来，这好奇中夹杂着警惕。再看一眼，她没有我原来想的那么年轻，但浑身充满活力，像个可爱的孩子。
　　在她飞快的打量下，我看到拉诺夫打开钱夹，拿出一张名片来。他微笑着转过身，把我们介绍给她，“这是埃莲娜·莉丝托娃，”我们握手时，他说道，“斯托伊切夫教授的甥女。”
　　“生女？”我说，一时想到这是个巧妙的谐音。
　　“他妹妹的女儿，”拉诺夫说。他又点了一支烟，递给埃莲娜·莉丝托娃，她坚决地点头拒绝了。他说我们来自美国，她睁大双眼，非常仔细地端详着我们，然后笑了——她转过身，领我们进屋。
　　房子里面又让我吃了一惊。真像是一座博物馆。真正让我目不转睛和引来海伦低声赞叹的是民间织料和原始绘画的奇妙混合——主要是圣像。有目光炯炯的圣母玛利亚，有表情悲哀的薄嘴唇的圣人，有独立小舟的使徒，有坚强地忍受折磨的殉道者。连一件绣花马甲和两条头巾都以细小硬币饰边。
　　海伦指着那件马甲，马甲两边一路缝有平行的口袋，“装子弹用的，”她只说了这么一句。
　　拉诺夫也在东张西望，他哼了一声，“我认为，我们允许斯托伊切夫教授拥有太多的国家财产。为了人民的利益，应该把这些卖掉。”
　　要么是埃莲娜不懂英语，要么是她懒得理他。她转过身，领我们出了房间，走上一截窄梯。
　　楼梯顶上那扇门打开了，一位白发老者出了门，他个子小但身板直。
　　埃莲娜冲上去，双手抓住他的胳臂，用保加利亚语急急地跟他说着，不时夹杂着兴奋的笑声。
　　我走上前，伸出手。他庄重地握了握，又转向海伦，也握了她的手。他对人的尊重不是真正的尊重，而是出于自尊的尊重。这时，拉诺夫走上前来，也和他握了手。我越来越讨厌这位向导，巴不得他走开，这样我们可以和斯托伊切夫教授单独说话。
　　在客厅的一面墙上挂着一幅原始地图。让我吃惊的是，它绘在皮革上。
　　我忍不住走上前去，斯托伊切夫笑了，“您喜欢那个吗？”他问，“这是一一五零年前后的拜占庭帝国。”
　　这是他第一次开口说话。他的英语准确、平和。
　　“那时候它还占领着保加利亚，”海伦若有所思地说。
　　斯托伊切夫瞟了她一眼，显然很高兴，“是的，一点儿没错。我想这幅图是在威尼斯或热那亚制成，然后带到君士坦丁堡的，也许是作为礼物献给皇帝或皇宫里的某个人。这份复制品是一个朋友为我制作的。”
　　海伦微笑，沉思地摸了摸自己的下巴。然后，她几乎是朝他使了个眼色，“可能是曼奴埃尔一世康尼努斯吧？”
　　我目瞪口呆，斯托伊切夫也吃惊不小。
　　海伦笑起来，“拜占庭曾是我的一大爱好呢，”她说。
　　老历史学家也笑了，突然变得十分礼貌，朝她鞠了一躬。他朝客厅中央一张桌旁的椅子作了个手势，我们全都坐了下来。
　　斯托伊切夫好一会儿没再说话，只是专注地看着我们。于是我对他说：‘斯托伊切夫教授，请原谅我们打扰了您的清静。您和您的外甥女同意我们的拜访，我们非常感激。”
　　斯托伊切夫笑了，这微笑的力量让我和海伦也笑了。埃莲娜也朝我们现出笑靥。她坐在一幅圣像下面——我想这是圣乔治。圣像里的天神正将矛有力地扎进一条龙的身体，那条龙看上去营养不良。
　　“你们来看我，我很高兴，”斯托伊切夫说，“我们不常有客人，说英语的客人就更稀罕了。”
　　“您的英语很棒，”我说，“您不介意的话，我想问您是在哪里学的？”
　　“哦，我不介意，”斯托伊切夫教授说，“我年轻时有幸留了洋，一部分学业是在伦敦完成的。我能帮您什么忙吗，或者你们只是来看看我的图书馆？”
　　他这么直截了当，我倒吃了一惊。
　　“两个原因都有，”我说，“我们想参观您的图书馆，我们也想就我们的研究问您一些问题。”我停下来搜肠刮肚，“我和罗西小姐对您的国家在中世纪的历史很感兴趣，不过我知道的很少，我们一直在写——呃——”我开始结巴起来。
　　“这么说你们对中世纪的保加利亚感兴趣？”斯托伊切夫说。他似乎也往拉诺夫那边瞟了一眼。
　　“是的，”海伦说，迅速来解救我，“我们对中世纪保加利亚的僧侣生活感兴趣，具体地说，我们想了解中世纪后期保加利亚修道院里的生活，了解朝圣者来到保加利亚，以及从保加利亚去到其他地方的路线。”
　　斯托伊切夫顿时变得容光焕发，他高兴地摇头晃脑，“这个课题很好，”他说，“你们有没有具体要写的东西？我这里有很多手稿，可能对你们有用。”
　　拉诺夫在椅子里动了动。我再次想到，我真是讨厌他看着我们。幸好，他的大部分注意力好像都集中在屋子那一头埃莲娜漂亮的侧影上。
　　“嗯，”我说，“我们想多了解一些关于十五世纪——十五世纪末的情况。罗西小姐在她家人的祖国已经对这一阶段作了相当的研究——是——”
　　“罗马尼亚，”海伦插进来，“不过我在匈牙利长大和上学。”
　　“啊，是的——您是我们的邻居，”斯托伊切夫教授转向海伦，给了她一个最温和的微笑，“您来自布达佩斯大学？”
　　“是的，”海伦说。
　　“也许您知道我的朋友——他叫桑多教授。”
　　“哦，是的，他是我们历史系的主任，我的好朋友。”
　　“太好了——很好，”斯托伊切夫教授说，“如果您有机会的话，请向他转达我最热情的问候。”
　　“我会的，”海伦朝他微笑。
　　“还有谁呢？我想现在在那里的人我也只认得他了。不过您的名字，教授，很有意思。我认得这个名字。在美国——”他又转向我，再转向海伦。我不安地发现，拉诺夫在紧紧地盯着我们——“一个有名的历史学家叫罗西。他可能是您的亲戚吧？”
　　让我吃惊的是，海伦面色绯红。我想，她也许不喜欢公开承认这层关系，或者对这么做一直抱有疑虑，或者她可能发现拉诺夫突然关注起我们的谈话来了。
　　“是的，”她简短地答道，“他是我父亲，巴塞洛缪·罗西。”
　　我觉得，斯托伊切夫如果觉得奇怪，为什么一个英国历史学家的女儿自称是罗马尼亚人，而且在匈牙利长大，这会很自然，不过他是否怀有这些疑问，我不得而知。
　　“是的，就是这个名字。他写的书很好——而且涉猎极广！”他拍了拍自己的前额。
　　听到斯托伊切夫了解罗西的研究，而且评价颇高，我松了一口气，“是的，的确如此，”我说，“事实上，罗西教授不仅是海伦的父亲，而且是我的导师。”
　　“真幸运啊，”斯托伊切夫青筋暴露的手交叠在一起，“您的论文写什么呢？”
　　“呃，”我开口道。这次轮到我脸红了，“是关于十七世纪的荷兰商人。”
　　“很好呀，”斯托伊切夫说，“那么您是为什么到保加利亚来呢？”
　　“说来话长，”我说，“罗西小姐和我想研究研究奥斯曼帝国征服伊斯坦布尔之后，保加利亚和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团体的联系。虽然这偏离了我论文的研究范围，不过我们一直在写有关的文章。实际上，我在布达佩斯大学刚作了一个报告，是关于——土耳其统治下罗马尼亚的地区史。”
　　我马上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也许拉诺夫不知道我们去过布达佩斯，还有伊斯坦布尔。不过，海伦神色平静，对此我心领神会，“我们期望在保加利亚这里完成我们的研究。我们觉得您或许能帮助我们”。
　　“当然，”斯托伊切夫耐心地说，“也许你们能确切地告诉我，关于我们国家中世纪的修道院史和朝圣路线，你们对修道院感兴趣，我很高兴，因为那是我们保加利亚文化遗产最为丰富的源泉之一。”他重新叠放双手，似乎想知道我们对这些情况有多熟悉。
　　“是的”，我说。
　　这不管用。我们也得当着拉诺夫的面谈一点我们搜寻的情况。要是我们叫他离开，他立刻会怀疑我们此行的目的。
　　“我们相信，在十五世纪伊斯坦布尔的东正教团体和保加利亚的修道院之间存在着某些值得注意的联系。”
　　“是的，当然是这样，”斯托伊切夫说，“尤其是征服者穆罕默德将保加利亚教会归属到君士坦丁堡的大主教之下。当然，在那之前，我们的教会是独立的，我们自己的大主教是维里柯·特诺夫。”对这人的博学和灵敏的耳朵，我顿生感激之情。
　　“的确如此，”我说，“我们特别感兴趣——我们发现了一封信——就是说，我们最近在伊斯坦布尔待过，我们发现了一封和保加利亚有关的信——一队僧侣从君士坦丁堡去到保加利亚的一座修道院。我们其中的一篇文章就是想追寻他们在保加利亚的踪迹。也许他们去朝圣——我们不太肯定。”
　　“我懂了，”斯托伊切夫说，“信上标有日期吗？能不能告诉我一点信的内容或者写信人是谁？”
　　“当然，”我说，“实际上，我们这里有一份复制品。信的原文是斯拉夫语，是伊斯坦布尔的一个僧人为我们翻译过来的。原件在穆罕默德二世的国家档案馆里。也许您想看看这封信。”
　　斯托伊切夫接过信，我看见他的目光掠过开头几行字，“有意思，”他说，“亲爱的，”他转向他的外甥女，说道，“你能不能给我们拿拉基亚白兰地和一点午餐来？”他分外有礼地朝拉诺夫点点头。
　　埃莲娜马上笑着站起来，“当然啦，舅舅，”她用优美的英语说道。
　　我想，这屋子里让人惊讶的东西可是没完没了，“不过希望有人能帮我一把，端上楼来。”
　　她那双清澈的眼睛最不易察觉地瞟了拉诺夫一眼。他站起来，理了理头发。
　　“很高兴能帮助这位年轻女士，”他说着，两人一块儿下了楼。拉诺夫的脚步声在楼梯上咚咚作响，埃莲娜用保加利亚语在和他聊。
　　门一关上，斯托伊切夫立刻倾身向前，贪婪而专注地看信。看完后，他抬头看我们，面容一下苍老了十年，但神情紧张，“非同寻常啊，”他低声说道，“这封信让我大吃一惊。”
　　“是吗——怎么样？”我急切地问道，“您知不知道它大概是什么意思呢？”
　　“知道一点，”斯托伊切夫大睁双眼，紧盯着我，“您看，”他又说了一句，“我也有一封奇里尔修士的信。”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六章

　　我和巴利沿着宽阔的乡村大道去勒班，这条线路我熟悉，勒班的那家旅馆我也记得很清楚，我渴望见到父亲，也许我们很快就可以看见他，想到这里，我就激动得喘不过气来。
　　一个男人打开前台后面的门，他是这家小旅馆的经理，他惊讶地转向我，马上说，这个年轻的小姐来了，她长得真快啊，都长大了，还有她的——朋友？
　　“表兄，”巴利说。
　　我问，是否有人知道我父亲在哪里，但没人知道。
　　我们打开门，父亲的房间宽敞、怡人。突然看到父亲的箱子，房间里到处是我熟悉的他的衣服，他用了很久的刮胡用具和好看的鞋子，我感觉更糟了。前几天在牛津大学詹姆斯教授的房间里才见过这些东西。这种熟悉令我震颤。
　　不过还有一个更大的震惊。我父亲生性爱整洁。不管他待在哪个房间或办公室里，那地方都是整洁和细致的典范。
　　我从未见过父亲的东西这样乱七八糟过：箱子扔在床上，东西掉出一半，显然他在里面翻找过，扯出了一两样东西，地板上掉落了袜子和汗衫，他的轻便帆布外套也扔在床上，看来他也是在匆忙中换了衣服，把脱下的西装堆在箱子旁边。
　　我突然想到，这或许不是我父亲干的，是有人趁他不在时搜过他的房间。
　　我又有了另外的想法。他的旅行鞋没有放在箱子里的老地方，鞋里的雪松支架被扔到一边。看来这是父亲一生中最为匆忙的时刻。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七章

　　斯托伊切夫告诉我们，他有一封奇里尔修士的信，海伦和我惊奇地互相对望，“您是什么意思呢？”她终于开了口。
　　斯托伊切夫激动地用手指敲着图尔古特的复制品。“一九二四年，我的朋友阿塔那斯·安吉洛夫给了我一份手稿，我肯定它描述了这次旅行的另一段行程。我不知道有关这些旅行是否还有另外的资料，等等——”
　　他站起来，走进其中一个稍小的房间里，他打着手势让我们跟上。他扫视了几个书架，然后伸手去拿一个盒子，从盒子里取出用磨损的绳子捆住的纸板文件夹，回到桌旁，打开文件夹，拿出一份材料。他站在那里，看了足足有一分钟，似乎呆住了，“你们看得出来，这是原稿，签名——”
　　我们俯下身，那儿，我看到了一个用西里尔字母写下的优美名字，连我都认得出来——奇里尔——日期是六九八五年。
　　我的胳膊和脖子顿时生出一片鸡皮疙瘩。我看了看海伦，她咬住嘴唇。奇里尔修士那已然褪色的名字是这么的真实。
　　斯托伊切夫虽然对这样的古旧手稿已经习以为常，但他仍和我一样感到无比敬畏，“我试着读给你们听。”他清清喉咙，把这封已被译过多次的信的大致内容译给我们听。他的译文内容概略，但已经到位。

　　“尤帕拉修斯主教大人阁下：
　　我握笔在手，以完成您的英明所赋予的任务，向您禀报该使命进行到此的细节。今晚我们在威耳比俄斯附近的圣弗拉基米尔修道院过夜，离您还有两天的路程。修道院的同行弟兄以您的名义欢迎我们。按您的指示，我独自拜见主教大人，向他报告我们的使命。会见极为机密，见习修士或仆人都不在常他下令把我们的马车锁在院子里的马棚中，从他的修士和我们的人中各挑两人担任守卫。我希望我们能常常得到这样的理解和保护，至少在我们进入异教徒的国度之前。按您的指示，我把一本书交给主教大人，并转告了您的指令。我看到他连书都没在我眼前打开，就立刻把它藏了起来。
　　以圣父、圣子和圣灵的名义，您最谦卑的，奇里尔教友我主纪年六九八五年四月”
　　斯托伊切夫读信时，我想我和海伦几乎是屏住呼吸。这时，下面的木楼梯上响起一阵脚步声。
　　“他们回来了，”斯托伊切夫平静地说。他把信收好，为安全起见，我把我们的信和他的放在一起，“拉诺夫先生——他是派来做你们的向导的吗？”
　　“是的。”我赶紧说道，“他对我们在这里的工作似乎太感兴趣了。关于我们的研究，我们还有很多要告诉您的，但这不能公开，而且——”我停了下来。
　　“危险？”斯托伊切夫问道。
　　“您是怎么猜到的？”我掩饰不住自己的惊奇。
　　“啊，”他摇摇头，“我也有些事情要告诉你们。我一点没想到还会见到另外一封这样的信。对拉诺夫先生说的越少越好。”
　　“您不必担心。”海伦摇摇头。他俩微笑着对望了一会儿。
　　“别说了，”斯托伊切夫轻声说道，“我会找个方便的机会，到时我们再谈。”
　　埃莲娜和拉诺夫端着哐当作响的盘碟进来了。我才发现，今早的出访把我饿坏了。
　　“请吧，尊贵的客人，非常欢迎。”斯托伊切夫在桌上挥了一下手。
　　“希望你们的学术研究能增进你们对我党和人民的了解，”拉诺夫说着，向我微微点头。
　　这话差点儿让我倒胃口。不过我还是点点头，喝掉我的白兰地。
　　“任何对我国中世纪历史感兴趣的人，我都很高兴有机会和他交谈，”斯托伊切夫对我说，“您和罗西小姐要是看一看我们纪念两位中世纪名人的节日，或许有些意思。明天是奇里尔和梅索蒂之日，他们发明了斯拉夫语字母表。你们用英语说是西里尔和梅多蒂乌斯——你们管这叫西里尔字母，不是吗？我们管奇里尔叫奇里力萨，就是那个发明了西里尔字母的修士。”
　　有那么一会儿，我糊涂了，心里只想着我们的奇里尔修士。不过斯托伊切夫又说了一遍，我明白了他的心思。
　　“今天下午我写东西，会很忙，”他说，“不过你们明天愿意来的话，我从前的一些学生会到这里来过节，到时我会告诉你们更多关于奇里尔的故事。”
　　“您真是太好了，”海伦说，“我们不想占用您太多时间，不过能和您一起过节，我们很荣幸。拉诺夫，可以安排一下吗？”
　　“当然，”他说，“如果你们想以这种方式完成你们的研究，我乐意帮助。”
　　“很好，”斯托伊切夫说，“大约一点半我们在这里见面，你们会碰到一些学者，会觉得他们的研究很有意思。”
　　吃完这顿简餐后，埃莲娜再次领着我们穿过绿色的院子和花园，走到大门口，“明天见，”她微笑着对我们说，用保加利亚语对拉诺夫说了几句俏皮话，逗得拉诺夫往后理理头发，才戴上帽子。
　　“她真是个非常可爱的姑娘，”我们朝车子走去时，他得意洋洋地说。
　　海伦在他身后对我翻了个白眼。
　　现在还没到晚上，我们还得和他待上一会儿。
　　我们在旅馆阴暗的餐厅里吃完一顿冗长的饭后，拉诺夫告辞了。
　　我们一旦肯定拉诺夫已经离去，立刻回到楼下，漫步来到附近一条偏街的咖啡馆，在树下就座。

　　“这里也有人监视我们，”我们在一张铁桌边就座时，海伦平静地说道，“不过这里至少没有窃听器。”
　　“你对斯托伊切夫拥有那封信是怎么想的？”
　　“对我们来说，这可能是好运，”她若有所思，“开始我以为这只是历史上的一个谜——一个非同寻常的谜，但它能帮助我们什么呢？不过斯托伊切夫认为我们的信是危险的，我才觉得有了很大的希望。他了解某些重要的情况。”
　　“我也是这么想的，”我承认道，“不过我也觉得，他可能仅仅指这是敏感的政治材料，就像他的许多工作一样——因为这涉及到教会的历史。”
　　“我知道，”海伦叹了口气，“也许仅仅是这个意思。”
　　“这足以让他小心，不当着拉诺夫的面谈它。”
　　“是啊，我们得等到明天才能明白他的意思。”
　　她的手和我的交织在一起，“每一天的等待都让你感到痛苦，是吧？”
　　我慢慢地点点头，“如果你了解罗西的话，”我说，又突然闭上嘴。
　　她凝视着我，“通过你，我的确开始了解他了。”
　　这时，一个穿白衬衣的女招待朝我们走过来，问了什么。
　　海伦转向我，“想喝什么？”女招待好奇地看着这两个说外国话的家伙。
　　“你知道怎么点单吗？”我逗海伦。
　　“chai，”她说，指指她自己和我，“茶，Molya。”
　　“你学得快呀，”女招待进屋后，我说。
　　她耸耸肩，“我学过点俄语，保加利亚语很接近俄语。”
　　女招待端着我们的茶来了。
　　海伦一脸愁容，“离开拉诺夫让人放松不少，想到明天又要见他，真有点儿受不了。他老是盯着我们，我不知道我们怎么才能真正开始寻找。”
　　“如果我知道他是否真的对我们要找什么有所怀疑，那我倒会感觉好些，”我承认道，“奇怪的是，他让我想起我以前见过的某个人，但我像是得了健忘症，想不起是谁了。”
　　我瞟了瞟海伦那张漂亮而严肃的脸。就在那一瞬间，我的脑子在摸索，在某个谜团的边缘徘徊，这不是拉诺夫有没有孪生兄弟的问题，而是仿佛与海伦的脸有关，与我举杯喝茶的动作、与我选择那个古怪的词有关。我的思绪曾经这样徘徊过，但这次如大堤崩决，思绪一涌而出。
　　“健忘症，”我说，“海伦——海伦，健忘症。”
　　“什么？”对我的激动，海伦不解地皱起眉头。
　　“罗西的信！”我几乎喊了出来。
　　我拉开公文包，用力过急，桌上的茶水都溅了出来，“他的信，他去希腊！”
　　我花了几分钟才在文件资料里找到那该死的东西，然后寻找那一段，大声读给海伦听。
　　海伦慢慢睁大眼睛，最后，她的眼神因震惊而阴暗下来，“你记得信上说他在伊斯坦布尔被人拿走地图后，他是怎样回到希腊——回到克里特的？说他怎样开始倒霉，一切都不对劲儿了吗？”
　　我在她面前摇晃那封信，“听听这个：“克里特酒馆里的老人们更愿意给我讲他们二百一十个吸血鬼的故事，而不愿告诉我在哪里找到类似那一块的陶器碎片，也不愿说他们的祖先钻进哪些古代的沉船中掠夺东西。一天晚上，我让一个陌生人为我买了一打当地的一种特产，名字很怪，叫健忘。结果第二天我病了一整天。”
　　“哦，我的天啊，”海伦轻声说。
　　“我让一个陌生人为我买了一种叫健忘的饮料，”我读道，努力压低声音，“你认为那个陌生人到底是谁？这就是为什么罗西忘了——”
　　“他忘了——”这几个字似乎让海伦瘫痪了，“他忘了罗马尼亚——”
　　“——根本忘了他去过那里。他在给赫奇斯的信中说，他打算从罗马尼亚返回希腊，弄些钱，去参加一次考古挖掘——”
　　“他忘了我母亲，”海伦接完茬儿，声音几乎听不见了。
　　“你母亲，”我附和道，脑海里突然浮现海伦的母亲倚门注视我们离去的样子，“他根本没打算回去。他突然忘了一切。这就是——这就是为什么他告诉我，他并非总是清楚地记得自己研究过什么。”
　　海伦面色苍白，紧咬牙关，眼神激动，泪水盈眶，“我恨他。”她低低说道。
　　我知道她不是指她父亲。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八章

　　第二天中午一点半，我们准时来到斯托伊切夫的栅门口。在院子里，我们看到一群群男人和几个女人聚集在葡萄架下，埃莲娜在桌后轻快地走来走去，她看到我们，便张开双臂匆匆迎上来。她与我和拉诺夫握了手，亲了亲海伦的脸颊。
　　我们发现斯托伊切夫正在苹果树下接受人们的拜见，“啊，你们好！”他嚷道，挣扎着要站起来。其他人急忙上去扶他一把，一边等着和我们打招呼，“欢迎，我的朋友们。请来见见我的其他朋友。”他虚弱地打了个手势，意指他身边的那些人，“这些是我战前教过的学生，他们真好，还回来看我。”他们微笑着，和我们热情握手。
　　与此同时，斯托伊切夫的学生们显然在比赛，看谁给他送来的吃的最多。每个人都笑着向他举杯，有些人还含着泪水。
　　我想起了罗西。我们庆祝他从教二十年时，他是怎样谦逊地听着我们的欢呼声和赞美词。我的喉咙被什么堵住了。
　　人们重新坐下吃饭，谈话，我和海伦被安排在斯托伊切夫身边的贵宾位上。
　　过了一会儿，斯托伊切夫的学生们开始散去，一等他们走开，斯托伊切夫就急切地转向我们，“来，”他说，“趁现在有机会，我们来谈谈。”
　　“当然，”我把椅子拉近他，海伦也一样。
　　“首先，我的朋友们，”斯托伊切夫说，“我又仔细看了你们昨天留下的信。这是你们的复制品。我现在给你们，保管好。我看了很多遍，我相信我的那一封是同一个人写的。当然，我想我们可以相信，这些信是一次通信联系中的一部分。现在我有其他的想法，不过你们先多说说你们的研究，我感觉你们来保加利亚不仅仅是了解我们的修道院。你们是怎样发现这封信的？”
　　我告诉他，我们开始这一研究的原因我一下难以说清，因为这些原因听起来有些荒唐，“您说您读过巴塞洛缪·罗西教授——海伦的父亲——的著作。前不久他很奇怪地失踪了。”
　　我尽可能简短而清楚地向斯托伊切夫描述那本龙书以及其他的事情。有这么多人在场，我不敢从公文包里拿出任何资料，不过我向他描述了那三幅图及第三幅图和怪书里那条龙的形似。
　　他只打断我一次，急切地要我详细描绘每一本龙书——我的，罗西的，休·詹姆斯的和图尔古特的，“我把我的带着，”我加了一句，碰了碰腿上的公文包。
　　他盯着，吃了一惊，“可能的话，我想看看这本书，”不过更令他感兴趣的是图尔古特和塞利姆的发现，“斯纳戈夫，”他低低说道，那张苍老的脸泛起红晕，有一会儿我怕他晕过去，“我早该知道这个的，那封信在我书房里待了三十年啊！”
　　我希望也有机会问问他，他是在哪里发现这封信的，“您看，有充分证据表明，奇里尔修士的伙伴们先从瓦拉几亚到君士坦丁堡，再到保加利亚，”我说。
　　“是的，”他摇摇头，“我总以为那封信讲的是修士们从君士坦丁堡到保加利亚朝圣的旅程。我一点没想到——马克辛姆·尤帕拉修斯——斯纳戈夫的修道院院长——”
　　飞旋的思绪如狂风一般刮过他那张苍老的、表情变幻莫测的脸，似乎要把他席卷而去，他不得不飞快地眨着眼睛，“而你们发现的这个词；维里努，还有休·詹姆斯，在布达佩斯——”
　　“您知道它是什么意思吗？”我急不可耐地问道。
　　“是的，”斯托伊切夫没在看我，但似乎又看透了我，“这个名字是安亭埃维里努，十七世纪末斯纳戈夫的一位学者和印刷商。我读过关于埃维里努的书。他在他那个时代的学术界里赫赫有名。我有很多东西要给你们看！”
　　他大睁双眼，摇着脑袋，“我们到我房间去，快！”
　　我们并不需要催促。仅凭他脸上的表情，就算是跟着他攀崖越壁我也愿意。我发现，桌上散放着昨天我没看到的书本和手稿。
　　“关于那封信，或其他的信，我了解得不多，”斯托伊切夫缓过来后，说道。
　　“其他的信？”海伦坐到他身边。
　　“奇里尔修士还写了另外两封信——加上我的和在伊斯坦布尔的，共有四封。让四封信重聚，这是个惊人的发现。不过我要给你们看的不是这个。”
　　过了一会儿，他进到另外一间屋里，拿了一本纸皮书回来，原来这是从前的一本学术期刊，德语的。
　　“我有一个朋友——”他停下来，“要是他能活到今天就好了！我告诉过你们——他叫阿塔那斯·安吉洛夫——他是保加利亚历史学家，我的启蒙老师之一。一九二三年，他在里拉的图书馆作研究，那里有丰富的中世纪文献，是我们的宝库之一。他在那里发现了十五世纪的一份手稿——它藏在一本十五世纪对开本的木质封皮下面。他想出版这份手稿。它记录了从瓦拉几亚到保加利亚的一次旅行。他在作有关笔记时去世了，我完成了他的工作并发表了文章。手稿仍在里拉——我一点没想到——”他那只脆弱的手挠着脑袋，“在这里，快，是保加利亚语，不过我们来看一看，我告诉你们最重要的地方。”
　　他用一只颤抖的手打开褪色的期刊，他挑着告诉我们安吉洛夫的发现的大致情况，他的声音也在颤抖。他根据安吉洛夫的笔记写成的文章和手稿后来译成英文发表了，加了很多修正和无数的注脚。甚至到现在，我在看这篇文章时，仍不能不想起斯托伊切夫那张苍老的脸，缕缕头发垂过他的兔子耳朵，大大的眼睛俯看着书页，神情极为专注，最难忘的是他那迟疑的声音。”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五十九章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安东·斯托伊切夫引言作为历史文献的撒迦利亚《纪事》众所周知，尽管包括《流浪者斯特凡的故事》在内的撒迦利亚《纪事》极不完整，但它是一个重要的信息，它确定了基督教十五世纪在巴尔干的朝圣路线，提供了关于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特彼斯”遗体下落的有关资料。人们一直相信他葬于斯纳戈夫湖的修道院。对于瓦拉几亚的新殉道者，它提供了宝贵的记载（虽然我们不能肯定来自斯纳戈夫的修士们的国籍，除了《纪事》的对象斯特凡）。其他只有七位瓦拉几亚的殉道者有历史记载，他们中没有一个是在保加利亚殉道的。
　　人们现在称之为无题的《纪事》是由一位名叫撒迦利亚的修士于一四七九年或一四八在佐格拉福的阿陀斯山上的保加利亚修道院用斯拉夫语写成。被称为“印刷者之修道院”的佐格拉福位于阿陀斯半岛中心附近，初建于十世纪，十三世纪二十年代为保加利亚教会所占有。它和塞尔维亚的希兰达修道院，俄罗斯的潘特雷蒙修道院一样，除了资助国，还有来自其他国家的人住在那里。由于这个原因，也因为缺乏关于撒迦利亚的其他资料，我们无法确认他是哪国人：他可能是保加利亚人、塞尔维亚人、俄罗斯人或希腊人，不过他用斯拉夫语写作，他更有可能是斯拉夫人。《纪事》只告诉我们，他出生于十五世纪某时，他的才能得到佐格拉福修道院院长的欣赏，因为院长出于官方的，也许还有宗教上的重要目的，指定他听流浪者斯特凡的忏悔，并作记录。
　　斯特凡在他的故事里提到的旅行路线与好几条著名的朝圣线路相吻合。君士坦丁堡是瓦拉几亚朝圣者，也是所有东方基督徒朝圣的最终目的地。瓦拉几亚，特别是斯纳戈夫修道院，也是一条路线。对于把斯纳戈夫和阿陀斯作为最终目的地的朝圣者来说，这条线路并非默默无闻。修士们如果穿过哈斯科沃到巴赫科沃地区，这意味着他们很可能从君士坦丁堡出发，选择陆路穿过厄丁内（即今天的土耳其），进入保加利亚东南部；如果选择通常的黑海沿岸港口，那么就过于靠北，从而不便在哈斯科沃停歇。
　　撒迦利亚《纪事》里提到的传统朝圣路线引发出一个问题，即斯特凡的故事是否是一份有关朝圣的文献。不过，斯特凡云游的两个目的——一四五三年后离开沦陷的君士坦丁堡及运送圣骨，一四七六年后在保加利亚搜寻某种“宝贝”——表明他的故事至少是另一种典型的朝圣记录。而且，斯特凡离开君士坦丁堡时是个年轻的修士，这意味着他的首要目的似乎是到海外寻找圣迹。
　　另外，《纪事》有助于了解瓦拉几亚的弗拉德三世（1428—1476）生命中最后的日子。他通常被称为弗拉德·特彼斯——刺穿者——或德拉库拉。虽然与他同时代的几位历史学家记述过他与土耳其人的战争，以及他夺取和努力保住瓦拉几亚王位的故事，但无人详述他的死亡和下葬情况。斯特凡的故事肯定了弗拉德三世慷慨资助斯纳戈夫修道院，重建其教堂。他有可能要求下葬于此，以符合整个东正教世界的惯例，即机构的创建者和主要捐助人安葬在本地。
　　《纪事》中的斯特凡声称，弗拉德于一四七六年造访该修道院，那是他生命中的最后一年，也许是他死前的几个月。一四七六年，奥斯曼帝国苏丹穆罕默德二世严重威胁弗拉德三世的王位。约一四六年以来，双方就断断续续地打仗。同时，一些贵族也在威胁他的地位，一旦穆罕默德策划再次入侵瓦拉几亚，他们就准备策反。
　　如果《纪事》所载准确的话，弗拉德三世造访了斯纳戈夫，但没有留下记录，因为这很可能对他本人相当危险。《纪事》提到，弗拉德带着财宝来到修道院，他是冒着极大的危险这么做的，这表明他与斯纳戈夫的关系对他来说十分重要。他一定充分意识到土耳其人和当时他在瓦拉几亚的首要竞争对手巴萨拉伯？拉奥塔经常威胁到他的生命安全。弗拉德死后，拉奥塔曾在瓦拉几亚短暂执政过。既然到斯纳戈夫在政治上于弗拉德三世而言无甚意义，那么他去那里应该是出于精神上的或个人方面的考虑，也许他打算把那里作为他的永久安息之地。总之，撒迦利亚的《纪事》确认了他在生命即将结束时尤其关注斯纳戈夫。
　　弗拉德三世的死况很不清楚。互相矛盾的民间传说和粗制滥造的研究结果更使它变得扑朔迷离。在一四七六年十二月末或一四七七年一月初，他很可能在瓦拉几亚遭到土耳其军队的伏击，在随后的战斗中被杀。另一传统说法是，他爬上一座小山以便更好地观察正在进行的战斗，结果他的手下把他误认为土耳其军官，杀死了他。另一个类似的说法是，他的一些部下一直在找机会暗杀他，以惩罚他那世人皆知的残酷。探讨其死亡的大多资料一致认为弗拉德死后遭到斩首，他的头颅被带到君士坦丁堡呈给苏丹穆罕默德，以证实除掉了一个劲敌。
　　按照斯特凡的故事，不管弗拉德是死于以上两种情形中的哪一种，他肯定还有一些人仍忠实于他，因为他们冒险把他的尸体运到斯纳戈夫。人们一直相信，那具无头尸体就埋在斯纳戈夫教堂的圣坛前面。
　　如果流浪者斯特凡的故事可信的话，弗拉德三世的尸体被秘密从斯纳戈夫运到君士坦丁堡，再从那里运到保加利亚一座名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修道院。这次飘泊，以及修士们先在君士坦丁堡，后在保加利亚寻找“宝贝”的目的何在，尚不清楚。斯特凡的故事宣称，这一财宝将使“这位国王的灵魂早日得到解救”。这说明，那位修道院院长认为这么做是基于宗教意义上的必要性。也许他们在君士坦丁堡寻找某个没有被罗马天主教和土耳其占领者注意到的圣物。如果发生这些情况：遗体在斯纳戈夫被残毁，或人们为预防吸血鬼出现而残害尸身，或者当地村民将尸体带走，那么这位修道院院长也许亦不愿为此负责。考虑到弗拉德的地位，考虑到不允许东正教神职人员参与毁坏尸身这一事实，修道院院长的不情愿是可以理解的。
　　遗憾的是，在保加利亚境内没有找到可能埋葬弗拉德三世的地点，甚至类似保加利亚的帕洛里亚修道院的斯维帝·格奥尔吉也没有找到，它很可能在土耳其人统治期间已遭到遗弃或毁坏，而《纪事》指出，他们只走了一小段路——“没有多远”——从修道院到巴赫科沃，它位于切佩拉雷河上的阿塞诺夫格勒南部约三十五公里处，而斯维帝·格奥尔吉则坐落在保加利亚中南部某处。这一地区，包括罗多彼山脉的大部分地区是最后被土耳其人征服的保加利亚土地，其中一些特别崎岖的地区一直未被土耳其人完全占领。如果斯维帝·格奥尔吉位于此地带，便可以部分解释选择它作为安放弗拉德遗骨的地方，因为它相对比较安全。
　　尽管《纪事》提到，在斯纳戈夫修士们定居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后，它成了一处朝圣地，但当时的其他重要文献以及以后的材料都没有提到它。这暗示，在斯特凡离开此地后不久，它就消失或被遗弃了。不过，我们在巴赫科沃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一份仅存的文献，从而了解到建立斯维帝·格奥尔吉的某些情况。根据这份文献，斯维帝·格奥尔吉是格奥尔吉欧斯·康尼努斯于一一一年创建的，他是拜占庭皇帝阿列修斯一世康尼努斯的一位远亲。撒迦利亚的《纪事》说，当斯纳戈夫的那队修士抵达时，那里的修士“人数少，年龄大”。这些仅剩的修士可能还保持文献里描述的管理体制。后来，瓦拉几亚修士和他们在一起生活。
　　值得一提的是，《纪事》以两种不同的方式强调这些瓦拉几亚人经过保加利亚的旅程：一是详细描绘他们中有两人在土耳其官员手中殉道；二是记录保加利亚人关注他们穿过本国的行程。保加利亚的土耳其人对基督徒的宗教活动一般持宽容态度，不知他们为何视这些瓦拉几亚修士为一种威胁。斯特凡通过撒迦利亚叙述道，他的朋友在哈斯科沃城受到“盘问”，而后遭到折磨并杀害。这暗示奥斯曼帝国当局相信他们知道某种敏感的政治信息。哈斯科沃位于保加利亚东南，直到十五世纪该地区一直牢牢控制在土耳其人手中。奇怪的是，殉道的修士受到的是土耳其传统中对偷盗的惩罚（斩掉双手）和对逃跑的惩罚（斩掉双脚）。在土耳其人手中丧命的大多数新殉道者都是受到其他方式的折磨和杀害。斯特凡在其故事中描写修士受罚，以及搜查修士们的马车等事件都表明了，哈斯科沃的官员指控他们偷盗，虽然他们显然无法证实这一点。
　　斯特凡记述了他们沿途受到保加利亚人民的广泛关注，这也许是土耳其人感到好奇的原因。不过，仅仅在八年前的一四六九年，隐士圣伊凡·里尔斯基即里拉修道院的创建者的遗骸从维里柯·特罗诺沃被运到里拉的一个小礼拜堂。弗拉迪斯拉夫·格拉马提目睹此事件，并在其《圣伊凡遗骸运送纪事》中对此作了描述。对保加利亚基督徒来说，这次旅行具有象征意义，成为团结人心的重大事件。撒迦利亚和斯特凡都有可能知道伊凡·里尔斯基遗骨的这次著名旅行。直到一四七九年，还可以在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中找到有关记载。
　　这次更早的——亦是最近的——穿过保加利亚的宗教旅行使得土耳其人想到瓦拉几亚修士的旅行有特殊意义。搜查他们的马车这一行为——很可能由当地一位帕夏的卫队进行——暗示保加利亚的土耳其官员对他们此行的目的可能已经有所了解。当然，奥斯曼帝国当局不会情愿将他们最大的政治敌人之一的遗骸存放在保加利亚，或容忍对这遗骸表示敬意。不过，更令人迷惑的是这样一个事实，对马车的搜查肯定一无所获，因为斯特凡的故事后来提到，遗体安葬在斯维帝·格奥尔吉。如果他们的确携带了一具遗体，我们只能臆测他们是怎样藏起这整个（尽管是无头的）身体的。
　　最后，令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都感兴趣的是，《纪事》里提到斯纳戈夫修士相信他们在教堂里亲眼目睹了显灵。
　　在他们为弗拉德三世守夜时，他的尸身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人们说法不一。他们提出几种使一具尸身变成僵尸——吸血鬼——的传统方法作为依据。他们都相信，弗拉德知道有可能发生危险的结果。有些人相信自己看到一头野兽跳到尸身上。另外有人说，超自然力化作雾气或风飘入教堂中，尸体因而直坐起来。在巴尔干地区的民间传说中，吸血鬼源于野兽一说广泛流传，也有很多人相信吸血鬼能化身为雾气或烟云。这些修士很可能知道弗拉德三世闻名于世的嗜血，以及他在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宅邸里皈依天主教的事情，因为前者在瓦拉几亚已是家喻户晓，而后者肯定是当地的东正教徒所关注的（尤其是在弗拉德所资助的修道院里，院长很可能就是他的告解神父）。

　　手稿

　　撒迦利亚《纪事》是通过《阿陀斯一四八》和《R·VII·132》两份手稿而为人所知的；后者亦称为“主教版本”。《阿陀斯一四八》是一个四开本，清一色的半安色尔字体，一九二三年人们发现它保存于保加利亚的里拉修道院图书馆，是《纪事》的两个版本中较早的一个，几乎可以肯定这是撒迦利亚本人在佐格拉福亲手写下的，很可能是依据斯特凡临死前留下的笔记。尽管撒迦利亚声称他“记下了每一个字”，他肯定还是进行了相当的再创作。文字的优雅是无法当场做到的，而且只有一处更正。这份原稿很可能至少在佐格拉福图书馆一直保存到一八一四年，因为佐格拉福有一份一八一四年制作的十五和十六世纪手稿的目录，其中提到了它。一九二三年它在保加利亚重新露面，保加利亚历史学家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在里拉修道院的图书馆里发现了它，它藏在一本十八世纪的对开本论著里，论著是关于圣乔治生平的。安吉洛夫于一九二四年确认这份原稿在佐格拉福没有现存的复制品。它究竟在何时以及以何种方式从阿陀斯到里拉，仍不清楚。不过十八和十九世纪海盗对阿陀斯的侵犯也许是它（以及其他不计其数的珍贵文献和物品）离开圣山的原因之一。
　　撒迦利亚《纪事》的第二个，也是另一个仅存而且已知的复制品或版本——《R·VII·132》或“主教版本”——收藏在君士坦丁堡世界主教会的图书馆里，在古文献历史上可追溯到十六世纪中后期。它很可能是撒迦利亚那个时代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呈送主教的一份文件后来的复抄本，而原稿有可能附在院长的信中一同呈上。院长在信里提醒主教注意保加利亚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有可能会出现异端邪说。信已不复存在，但很可能出于效率和谨慎等原因，佐格拉福的修道院院长下令撒迦利亚重抄他的《纪事》，将复件送到君士坦丁堡，而把原件留在了佐格拉福的图书馆。在《纪事》得到接受的五十年到一百年间，人们仍然认为它很重要，值得通过复制保存在主教图书馆里。
　　“主教版本”不仅很可能是发自佐格拉福的一封信函的后期抄本，而且它与《阿陀斯一四八》还有另一个重要区别：它删除了在斯纳戈夫教堂里守夜的修士们声称的见到异象的故事，即从“一个修士看到一头野兽”到“国王的无头尸体动了动，试图坐起来”这一句。这一段在后来的抄本中被删除，可能是为了不让主教图书馆的读者接触到斯特凡描绘的异端邪说，也可能是尽量让他们少受关于僵尸的迷信思想的影响。对于这一迷信思想，教会管理层一般持反对态度。“主教版本”的具体日期难以确认，不过几乎可以肯定的是，从一六五年起，该抄本列入了主教图书馆的分类目录中。
　　《纪事》的这两种现存版本还有最后一个相似之处——惊人但令人不解。故事大约在相同的地方都被人撕掉。《阿陀斯一四八》的结尾是“我了解到”，而“主教版本”接着说“那不是一场普通的瘟疫，而是，”两个版本在一句完整的话后被整齐地隔开，可能是删掉了斯特凡故事中证实在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可能发生的异象或其他邪恶现象。
　　撕毁发生在何时？以上提到的图书馆分类目录提供了可能的线索，目录把“主教版本”列为“非完整”。我们因此可以推断，撕毁这一版本的书页发生在一六五年以前。不过，我们无从得知，这两次撕毁行为是发生在同一时段，抑或一位晚得多的读者受到启发而采取类似行动；也无法知道这份文献的两种结尾究竟有多相似。除了上文提到的守夜一段外，“主教版本”忠实于佐格拉福手稿，这表明，两个版本的故事结尾相同，或至少极其接近。而且，尽管“主教版本”已经删除与发生在斯纳戈夫教堂的超自然现象有关的段落，但仍被撕掉部分内容，这一事实有助于说明它在结尾处仍叙述了发生在斯维帝·格奥尔吉的异端或邪恶想象。在巴尔干地区的中世纪手稿中，像这样对同一份文献的两种相隔千里的不同版本蓄意采取破坏的行为，仅此一例。
　　编辑与翻译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从前出版过两次。第一版为希腊译文，闪多斯·康斯坦提诺斯的《拜占庭教会史》（一八四九）给予了有限的注释。一九三一年，世界主教会用斯拉夫语出版了一本原文小册子。阿塔那斯·安吉洛夫于一九二三年发现了佐格拉福版本，打算进行详细注释后出版，但因其在一九二四年去世后无法完成这一计划。他的一些笔记于一九二七年发表在《巴尔干历史研究》上。

　　佐格拉福的撒迦利亚《纪事》

　　此故事是我——悔罪者撒迦利亚——的基督徒兄弟，来自沙里格莱德Tsarigrad，奥斯曼帝国时期，保加利亚、俄国等地斯拉夫语中，对伊斯坦布尔（君士坦丁堡）的旧称，意为“皇城”。的流浪者斯特凡口授于我的。他于六九八七年[一四七九]来到我们的佐格拉福修道院。他在这里讲述了他历经的奇闻异事。流浪者斯特凡到来时年届五十三岁，他虔诚睿智，见多识广。感谢圣母把他从保加利亚引导到我们这里。他与一队瓦拉几亚的修士同行，在异教的土耳其人手里备受磨难，目睹了两个朋友在哈斯科沃殉道。他和他的兄弟们携带着某种强大的圣物，穿过异教的国度，并带着圣物深入保加利亚腹地，他们的事迹闻名于全国。他们所经之处，男女基督徒皆沿路观看，向他们鞠躬或亲吻车沿。就这样，圣物被带到了一座名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修道院，并珍藏起来。该修道院尽管小且偏僻，但此后，许多朝圣者从里拉和巴赫科沃的修道院，或从神圣的阿陀斯出发，一路来到这里朝拜。不过据我们所知，流浪者斯特凡是到过斯维帝·格奥尔吉的第一人。
　　他和我们共同生活了几个月。对斯维帝·格奥尔吉这个修道院，他从不妄加议论，只向我们讲述他到过的众多天赐之地，以他虔诚的天性使我们这些从不出国门的人了解到基督的教会在异国他乡创造的奇迹。他曾讲过威尼斯海上的玛利亚湾有一座海岛礼拜堂。那座岛非常小，海浪拍击着礼拜堂四面的墙壁。还有一座海岛修道院叫斯维帝？斯特凡。斯特凡曾沿着海岸朝它的南边走了两天的路程。就在那里，他放弃了自己的原名，改叫它的资助人的名字。这类事情和其他事情他跟我们说了很多，包括亲眼目睹写马布尔海上那些可怕的怪物。
　　他说得最多的是，在被苏丹的异教军队玷污以前君士坦丁堡城里的教堂和修道院。他满怀敬意地向我们描述那些能制造奇迹的无价圣像，比如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圣母像，还有布拉切内圣殿里的掩面圣母像。他见过圣约翰？克里索斯托圣约翰？克里索斯托（约347—407），早期教父，解经家，君士坦丁堡大主教。和皇帝的陵墓，在帕那克拉托斯的教堂里见到圣洁的圣巴西尔的头颅，还有其他圣人的遗骨。他年纪轻轻就离开君士坦丁堡云游四方。可怕的穆罕默德为攻城而在城附近筑起一座凶恶的坚堡，很快就毁掉高大的城墙，屠杀并奴役城中高贵的人们。当这一切发生时，他身在远处，真是幸运啊，而我们能听到他的故事，也真是幸运埃身在他乡的斯特凡得悉这一噩耗，与所有的基督徒一起为这殉道的城市而悲泣。
　　他的马给我们的修道院送来了奇典宝籍，他从这些搜集来的书本中获得了神圣的启示，因为他自己就精通希腊语、拉丁语和斯拉夫语，很可能还有其他语言。他把这些都告诉我们，还把他的书送给我们的图书馆，使之永享荣光。虽然我们中大多数只会一种语言，有些人甚至不识一字，但这些书仍是荣耀的象征。他送出这些礼物，说他的云游就此结束，他就像他的书一样，永远留在佐格拉福。
　　只有我和另外一位教友发现斯特凡从不谈瓦拉几亚，只说自己在瓦拉几亚是个新信徒。直到他将辞别人世之际，他也不大提那座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保加利亚修道院。他来到时已有疾患，四肢的热病很厉害。不到一年，他告诉我们，如果那原谅一切真正悔罪者的上帝放过他足够的罪过，他很快就会到救世主的宝座前报到了。他在垂危之际，请求向我们的院长作忏悔，因为他不能怀着自己亲眼目睹的邪恶死去。他的忏悔让院长大为震惊，他要求我请他再说一遍并记下他所有的话，因为院长想就此事修书一封，呈送君士坦丁堡。我坐在斯特凡的床边，满怀恐惧地聆听他耐心讲出的故事，毫不拖延、毫无差错地完成了这一工作。之后，他领了圣餐，在睡眠中死去，安葬在我们的修道院。
　　斯纳戈夫的斯特凡之故事，忠实的译者：罪人撒迦利亚我，斯特凡，在云游多年之后，在痛失我心爱而神圣的母亲之城后，遍寻大河之北保加利亚与大夏（罗马尼亚旧称，Dacia——编注）的分界处。我深入平原和山区，终于找到通向那座修道院的路。它坐落在斯纳戈夫湖的岛上，无比幽美，易守难攻。善良的院长欢迎我。我和修士们同坐一桌，他们谦卑而专注地祈祷，就如我一路上碰到的所有修士一样。他们称我为兄弟，与我自由分享他们的食物。长久以来，我在他们虔敬的静默中感到了最大的宁静。我遵从院长的每一指令，勤奋工作。很快，他同意我留下。教堂不大，但异常优美，那有名的钟声荡漾在湖面上。
　　这座教堂兼修道院得到了当地统治者弗拉德？德拉库尔的儿子弗拉德的大力资助，防御坚固。弗拉德·德拉库拉曾两次被苏丹和其他的敌人赶离王位。他还曾被匈牙利国王马提亚？科尔维努斯长期囚禁。德拉库拉国王十分勇敢，在无情的战斗中，他劫掠或夺回了许多被异教徒抢去的土地，所获的战利品送给这座修道院。他常常希望我们为他、为他的家人和他们的安全祈祷，我们这样做了。一些修士背后说他过于残忍，罪孽十分深重，而且在被匈牙利国王监禁时竟改信罗马天主教，不过院长不容许任何人说他坏话。不止一次，其他贵族追杀他时，院长把他和他的人藏在教堂的圣殿里。
　　德拉库拉在他生命的最后一年来到修道院，早年他来得更多。当时我没有见到他，院长把我和另一个修士派到另一个教堂跑腿去了。我回来后听说德拉库亚大人来过，又留下了财宝。负责用我们的物品和当地农民做生意的一位教友在乡下听到许多故事，他悄悄说德拉库拉有可能把一口袋的人耳朵和鼻子当作财宝展示出来，可院长知道这番话后，狠狠地惩罚了这个人。因此，我从未见过活着的弗拉德·德拉库拉，不过我的确见到了死后的他。这一点我很快就会说到。
　　大约四个月后，有消息传来，说他在一次战斗中遭到围困，他用那柄厉害的宝剑杀了四十多个敌人，后来才被异教徒士兵捉住并杀害。他死后，苏丹的士兵割下他的头颅，带去呈报主人。
　　德拉库拉国王的军营知道了这一消息。虽然许多人在他死后纷纷躲藏起来，但其中一些人把这个消息和他的尸体带到了斯纳戈夫的修道院，然后也逃走了。院长看到遗体从船上抬下时哭泣起来，并为德拉库拉大人的灵魂高声祈祷，也为他求得上帝的庇护，因为异教徒的新月卫队已经逼近了。他将遗体隆重地安放到教堂里。
　　那是我见过的最恐怖的情景之一。这具无头尸体被裹得大红大紫，无数闪烁的烛光围着它。我们坐在教堂里守护着。守灵持续了三天三夜。我是第一班，整座教堂十分宁静，除了那具被残害的躯体令人心惊。第二班亦是平静如常——守灵的教友是这么说的。不过在第三个晚上，有些教友太累，打起了瞌睡，这时发生了一些事情，人们万分恐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各执一词，众口不一。
　　一位修士看到一头野兽从牧师席的阴影中跳到灵柩上，但无法肯定那野兽是什么模样。其他人感到阵风突然刮过，或看到一片浓雾飘入教堂，弄得烛光摇曳。他们咒天赌地，特别是凭米迦勒和加百列两位天使发誓，说国王的无头尸体在黑暗中颤动，试图坐起来。
　　教堂里的教友们发出一片尖叫声，恐惧使他们一声高过一声，整座教堂都给惊动了。这些修士跑出门外，拼命争论他们的所见所闻。
　　院长手里拿着火把来了。火光里，他面色十分苍白，听到他们讲述所发生的一切，他亦惊骇不已，连连划着十字。他提醒我们所有在场的人，这位贵人的灵魂在我们手中，我们必须采取适当的行动。他带领我们进入教堂，重新点燃蜡烛，我们看到灵柩里的遗体一动不动，平静如前。院长下令搜查教堂，可哪儿也没有野兽或鬼怪。他要求我们冷静下来，回到自己的房间。我们照常按时做第一次礼拜，一切平静。
　　不过，第二天晚上，他召集了八个修士，我也有幸被包括在内。他说，我们假装国王的遗体仍葬在教堂内，但要做的却是马上把它搬离此地。他说，他只告诉我们中的一个人往哪里搬，以及为什么。因为只要我们不知情，我们反而会安全些。他挑了一个跟随他多年的修士，向他作了交代，只告诉我们依言行事，不要提问。
　　就这样，我原以为再不要流浪了，却又一次成了旅人，跟随我的伙伴长途跋涉，进到我的母城，那时它已归属异教徒的王国。我发现那里已是时过境迁。圣索菲亚大教堂变成了清真寺，我们不能进去。许多教堂被毁坏或坍塌，成为废墟。其他的也成了土耳其人供奉的场所，连帕那克拉托斯也不例外。就是在那里，我得知我们要寻找一个宝贝，它可以使国王的灵魂早日得到拯救。来自圣救世主修道院的两位圣洁而勇敢的修士冒着极大的危险已经拿到这一宝贝，并秘密带出了城外。不过，苏丹的近卫军已经有所怀疑，我们因此面临着危险，被迫再次四处寻找它。这一次，我们进入了保加利亚人古老的王国。
　　我们经过这个国家时，有些保加利亚人似乎已经知道我们的使命。一路上，越来越多的人出来，默默地向我们鞠躬，有些人跟随很久，触摸我们的马车或亲吻车子两侧。
　　在这次旅行中，一件更为可怕的事情发生了。
　　我们经过哈斯科沃城时，一些卫兵骑马过来，用武力和粗话逼我们停下。他们搜查我们的车子，宣称不管我们带着什么东西，他们都会查出来。他们发现了两个包裹，立刻抢着打开，结果只是食物。这些异教徒勃然大怒，他们把东西扔到地上，逮捕了我们的两个人。这些善良的修士抗议说他们一无所知，这激怒了异教徒。他们被砍去手脚，死前伤口还被揉进盐。他们让我们其余的人活命，但诅咒我们，鞭打我们后才让离开。后来，我们有机会收拾我们亲密朋友的躯体和四肢，重新凑成全尸，为他们在巴赫科沃的修道院里举行基督教葬礼。那里的修士为他们忠贞的灵魂祈祷了许多个日夜。
　　这件事之后，我们非常悲伤，也非常害怕，但仍继续前行，没走多久就基本平安地到达了斯维帝·格奥尔吉修道院。
　　那里的修士人数少，年纪大。他们欢迎我们，说我们寻找的宝贝几个月以前已由两位朝圣者带到此地，一切安好。
　　在亲历众多危险之后，我们不敢有返回大夏的念头，于是我们留了下来。
　　我们带去的遗骨被秘密保存在斯维帝·格奥尔吉，但其名声在基督教世界里广泛流传，许多人前来供拜，来访者对此事也都保持沉默。
　　有一段时间，我们在此地生活平静，我们的劳作使修道院扩展了不少。不过没过多久，我们的邻村爆发了一场瘟疫，刚开始并没有波及到修道院。我了解到［这不是普通的瘟疫，而是——］［手稿在此被割掉或撕掉］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章

　　“斯托伊切夫为我们读解完后，我和海伦坐在那里，沉默了几分钟。
　　终于，海伦开口了，“肯定是同一次旅行。”
　　斯托伊切夫转向她，“我相信是的。奇里尔教友的修士们运送的是弗拉德·特彼斯的遗体这意味着——除了被土耳其杀害的那两个成员之外——他们安全抵达了保加利亚的一座修道院。斯维帝·格奥尔吉——它在哪儿呢？”
　　在所有压在我心头的疑团中，这是我最想问的一个。
　　斯托伊切夫以手抚额，“要是我知道就好了。”他喃喃道，“没人知道。”他悲哀地看着我们，“如果土耳其人有理由仇恨或害怕这座修道院，那么它很可能已被完全毁掉。我一度想找出斯维帝·格奥尔吉的地点。”
　　他陷入了沉默，过了一会儿，“我的朋友安吉洛夫去世后，我有一段时间努力继续他的研究。我想过，也许斯特凡给了撒迦利亚一个错误的名称。我想，像弗拉德·特彼斯这么重要的人物的遗骨如果曾葬在那个地区，当地至少应该有相关的传说。战前，我想过要去斯纳戈夫，看看在那里能了解到什么——”
　　“如果您去的话，您可能会遇到罗西，或至少那个考古学家杰奥尔杰斯库，”我嚷道。
　　“也许吧，”他奇怪地笑道，“如果我和罗西果真在那里相遇，也许我们在为时不太晚之前就能汇合我们各自所了解到的情况。”
　　我不知道他说的之前是指在保加利亚发生的革命之前，还是在他被流放之前。但我不想问。
　　没过一会儿，他却解释道，“你们看，我是非常突然地停下我的调查研究。那天，我从巴赫科沃地区回来，满脑子是去罗马尼亚的计划。我回到索菲亚的家时，却看到一幅可怕的情景。”他又停下来，闭上眼睛，“我努力不去想那一天。我得先告诉你们，我有一个小公寓在伦斯卡亚·斯特纳附近。我出门买东西，我那些关于巴赫科沃和其他修道院的文章和书都放在桌上。回来时，我发现有人翻过我所有的东西，把书从书架上扯下来，还搜查了我的橱柜。在桌上，我那些文章上面有一缕血迹。你们知道墨水——污痕——书页是怎样——”他打住了，锐利的目光看着我们，“桌子中央放着一本我从来没见过的书——”
　　突然，他站起来，拖着脚又走进另一间屋子。我们听到他走来走去，挪动书本。
　　我本应该去帮他一把，可我却坐在那里，无助地看着海伦。海伦似乎也僵在那里了。
　　过了一会儿，斯托伊切夫胳膊下夹着一本大对开本回来了。他把书放到我们前面，我们看着他用一双苍老的手缓缓翻着书页，无言地向我们展示许多的空白页和书页中央的大图案。
　　这里的龙看上去要小一些，因为书页较大，在它周围留下较大的空白，但那肯定是同样的木刻画，连细小的污迹都和休·詹姆斯的那幅一模一样，还有一处污迹。
　　在发黄的页边，龙爪的附近。斯托伊切夫指着它，但某种情感——厌恶、恐惧——过于强烈，以至于他一下忘了用英语说话，“Krv，”他说，“血。”
　　我弯腰近看。那褐色的污斑清清楚楚是手指印
　　“我的天。”我想起了我那只可怜的猫，还有罗西的朋友赫奇斯，“当时还有别人在房间里吗？您看到这个时怎么办？”
　　“房间里没有别人，”他低声说道，“门是锁上的。我回来时还锁着。我进到屋里，看到这个可怕的样子。我叫来警察，他们到处搜查，至少——你们怎么说？——他们分析了那鲜血的样本，作了比较，很快就发现是谁的血型。”
　　“谁的？”海伦倾身向前。
　　“斯托伊切夫声音压得更低，他布满皱纹的脸上冒出了汗水，“是我的，”他说。
　　“可是——”
　　“不，当然不。我当时不在那里。可警方认为我布置了整个现常有一样东西不吻合，就是手指印。他们说，他们从未见过这样的指印—指纹太过稀少。”
　　“然后您就中断了调查？”我猜道。
　　斯托伊切夫无奈地耸起他那瘦瘦的肩膀，“这是我惟一没有进行下去的研究。其实哪怕出了这事，我也可以继续下去的，可是有了这个。”他慢吞吞地翻开对开本的第二页，“这个，”他重复道。
　　在那一页上，我们看到一个单词。
　　海伦读出声来，“斯托伊切夫，”她低语道，“您在上面发现了自己的名字。真可怕。”
　　“是的，我自己的名字。可墨水和书法却是中世纪的。我一直遗憾自己在这件事上是个胆小鬼，但我确实害怕了。”
　　“您害怕是很正常的，”我对这位老学者说，“不过我们希望对罗西教授来说，不算太迟。”
　　他在椅子里挺直了身子，“是的，如果我们能想办法找到斯维帝·格奥尔吉。首先，我们必须到里拉去看奇里尔修士写的另外的信。我想让你们和里拉的一个人聊聊，不过他也许帮不上什么忙。”
　　斯托伊切夫看上去还想说什么，但就在此时，楼梯上响起有力的脚步声。我抓起对开本，冲进隔壁房间，把它尽可能安全地藏到一个箱子后面，又回到斯托伊切夫和海伦身边。
　　这时，拉诺夫正好推开了书房的门。
　　“啊，”他说，“一次历史学会议。教授，您错过了自己的聚会。”
　　他毫无顾忌地翻看桌上的书本和文章，最后拿起那本旧期刊，里面登有斯托伊切夫部分念给我们听的撒迦利亚《纪事》，“你们关心的就是这个吧？”他朝我们微笑，“也许我也该读读，受点教育。对于中世纪的保加利亚，我不知道的东西还有很多呐。我以为您那位搅乱人心的外甥女对我很感兴趣，其实不然。在您那花园最漂亮的一角，我向她发出郑重邀请，可她怎么也不答应。”
　　斯托伊切夫气红了脸，似乎要开口说话。不过令我惊讶的是，海伦救了他，“别用你那官僚主义的脏手去碰那个姑娘，”她盯着拉诺夫，说道，“你来这里是骚扰我们，而不是她。”
　　这时，斯托伊切夫已经恢复常态，“如果您能安排这些客人去里拉，那对他们的研究将是一个极大的帮助，”他平静地对拉诺夫说。
　　“里拉？”拉诺夫手里掂着那本期刊，“很好。我们又将进行一次旅行，也许在后天。”
　　“我们明天去可以吗？”我的语气尽量显得随便。
　　“这么说您很急了？”拉诺夫扬了扬眉毛，“这么高的要求，需要花时间作安排的。”
　　斯托伊切夫点点头，“我们会耐心等待的。”
　　他向海伦伸出一只虚弱的手，海伦帮助他站起来，“扶着我，我们去庆贺一下这个教学的节日吧。”
　　其他的客人开始聚集到葡萄架下，没过几分钟，一些听众跳起来，手风琴又开始了演奏。琴手甩着头发蓬乱的脑袋，张嘴唱出一首歌。
　　“他在唱什么呢？”为掩饰自己的激动，我故意问斯托伊切夫。
　　“这是一首老歌，很老——我想，凡在土耳其人奴役巴尔干人民的地方，都有这样的歌曲，”斯托伊切夫严肃地说，“在保加利亚民歌中，我们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歌曲，内容不一，不过都是号召人们起来反抗所受到的奴役。”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一章

　　第一眼看到里拉修道院，我感到的是敬畏。拉诺夫把车停在大门外的阴凉处，我们跟着几群游客进了门，眼前的情景令我终生难忘。　　斯托伊切夫告诉我，这是防御塔，是中世纪一个贵族建起的，用于躲避其政敌。我屏住呼吸：罗西会不会在这个古老之地的某处？
　　“这里的厢房到现在还住着修士，”斯托伊切夫说，“那边，顺着那边过去，是我们要过夜的招待所。这是我们民族文化最大的宝库之一。来吧，”他补了一句，“我们进去见见院长。”他以惊人的敏捷在前面带路，似乎这地方赋予了他新的生命。
　　院长的听讲室在僧侣厢房的一楼。院长从靠墙的长凳子上站起身，迎上来和我们打招呼。院长大约六十岁，身板瘦削而挺直，胡子泛灰，蓝眼睛，透出宁静。院长招呼我们坐下，一个修士端来一个盘子，上面有杯子——杯里不是满满的白兰地，而是清凉的水，我发现拉诺夫没有喝水，像是怕中毒。
　　院长说，我们可以自由使用图书馆，可以睡在招待所，我们应该参加教堂的礼拜。我们去哪里都行，除了修士厢房——说到这里，他朝海伦和埃莲娜温和地点点头——她们不会知道斯托伊切夫的朋友们为她们支付了住宿费，“那么，”他说，“既然得到了这样善意的批准，我们就去图书馆吧。”
　　“我舅舅很激动，”埃莲娜悄悄对我们说，“他对我说，您的那封信是保加利亚史的一个重大发现。”
　　图书馆在一楼，是一条长廊道，几乎和院长的房间正对面。
　　一个黑胡子修士在门口引我们进去，他高个子，面容憔悴。我觉得他在向我们点头之前，凝视了一会儿斯托伊切夫。
　　“这是鲁门修士，”斯托伊切夫告诉我们，“他目前在图书馆工作，他会带我们去看我们需要看的东西。”斯托伊切夫在石头地板上跺跺脚，似乎在召集神灵，“这里，”他说，“你们正在看的是保加利亚民族的心脏——千百年来，修士们就把我们的民族遗产保存在这里，通常是秘密的行动。异教徒一旦侵犯这座修道院，一代又一代忠诚的修士就会誊抄这些手稿，或把它们藏起来。这是我们民族留下的一小部分遗产——当然，大部分都给毁掉了。不过能剩下这些已是够幸运的了。”
　　他跟图书管理员说话，管理员开始仔细查阅书架上那些带标签的盒子。过了几分钟，他拿下一个木盒，从里面拿出几本册子。
　　最上面的一本装饰着一幅令人吃惊的基督画像——至少我认为他是基督——他一手捧天，一手持权杖，脸上笼罩着拜占庭人特有的忧郁。让我失望的是，奇里尔修士的信不在这本装潢豪华的本子里，而在下面一本较为朴素的册子里。
　　管理员把书拿到桌上，斯托伊切夫急切地坐下来，满怀期待地打开书。
　　“根据我的记忆，”斯托伊切夫说，“这里有两封信，还不清楚有没有更多的。”他转向管理员，问了个问题，“是的，”他高兴地告诉我们，“他们已经用保加利亚语把这个印出来了我尽可能给你们一个最好的翻译，以便你们做笔记。”于是，他断断续续地为我们译出这两封信。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
　　我们在从拉奥塔到维恩的大路上已经走了三天。我们已经出了森林，来到开阔的丘陵地带，四面都是起伏绵延的小山。幸运的是，我们在路上没有看到异教徒的踪影。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四月

　　尤帕拉修斯院长大人阁下：
　　我们离开城市已有几星期，正公开地走在异教徒的领地上。我们看到两座修道院和一座教堂被烧毁，教堂仍在冒烟。我们和出来迎接我们的人们不能多谈，只了解到这些情况。我的大人，如果这封信能送呈您，我希望它能尽快送达。
　　您最谦卑的基督仆从，
　　奇里尔教友
　　我主纪元六九八五年六月

　　斯托伊切夫译完了，我们一声不吭地坐着。信里没有明显提到一个具体的目的地，没有提到坟墓，没有下葬的情景——我失望极了。
　　不过斯托伊切夫似乎毫不气馁，“有意思，”过了很久，他说，“你们看，你们从伊斯坦布尔带来的信在时间上肯定是在这两封信之间。在写第一封和第二封信中间，他们穿过瓦拉几亚朝多瑙河走去——地名已经清楚地写出来了。然后是你们那封信，那是奇里尔修士在君士坦丁堡写的，也许他希望从那里把这封信和其他的信一起送出去。不过他没办法或不敢这样做，我们无从得知。最后一封信的日期是六月。他们走的是陆路，就像撒迦利亚的《纪事》里所描写的那条路线。实际上，这肯定是同一条路线，因为这是从沙里格莱德进入保加利亚的主要道路。”
　　海伦抬起头，“不过我们能肯定这最后一封信写的是保加利亚吗？”
　　“我们不能绝对肯定，”斯托伊切夫承认，“不过我相信这很有可能。如果他们从沙里格莱德，也就是君士坦丁堡出发，进到一个国家，这个国家的修道院和教堂在十五世纪末期被焚毁，那么很有可能就是保加利亚。”
　　我忍不住要表达我的沮丧，“可再没有什么地方提到他们要找的那个修道院在哪里，就算这里就是斯维帝·格奥尔吉。”
　　拉诺夫和我们坐在一起，瞧着他的大拇指。
　　“是的，”斯托伊切夫点点头，“奇里尔修士在信中肯定没有写下他们的目的地，就像他没有在斯纳戈夫这个名字前加上尤帕里修斯的头衔一样。一旦他们被捕，这些修道院最终会受到极大的破坏，至少被搜查。”这里有一句话很有意思，”海伦已经作完笔记，“您认为这是什么意思？”我立即看着斯托伊切夫，这句话也令我印象深刻。他叹了口气，“这有可能指修道院里的一幅壁画或圣像。很难想象这幅画会是什么样子的。即便我们找到了斯维帝·格奥尔吉，一幅十五世纪的圣像也不大可能仍在那里，尤其是这座修道院至少被焚毁过一次。我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也许它是一个神学的附注，只有院长明白，而我们无法知道；也许指的是他们之间达成的一个秘密协议。不过我们得记住这句话，因为奇里尔修士把它作为一个标志，表明他们找对了地方。”我还在失望中挣扎。我现在才意识到，我原来认为这褪色的封皮中包裹的那些信是我们寻找罗西的最后一把钥匙，至少能帮助我们看懂我希望有用的那几幅地图。
　　“有个更大但奇怪的问题，”斯托伊切夫一只手抚着下巴，“来自伊斯坦布尔的信说，他们寻找的宝贝——也许是沙里格莱德的一种圣物——在保加利亚的一个修道院里，所以他们必须去那里。教授，麻烦您再把那一段念给我听听。”
　　我抽出伊斯坦布尔的那封信。我们在研究奇里尔修士的其他信件时，我就把它带在身边，“它说，……我们要找的东西已经运出城外，放到了保加利亚人被占领土上的一处安全之地。”
　　“就是这一段，”斯托伊切夫说，“问题是——”他那长长的食指敲着身前的桌子——“比如说，为什么一样圣物要在一四七七年偷运出君士坦丁堡，为什么帕那克拉托斯修道院要在二十四年后把一件幸存的圣物送到保加利亚，为什么这些修士要到君士坦丁堡去寻找这一特别的圣物？”
　　“呃，”我提醒他，“我们从信上知道，土耳其人的近卫军也在寻找同样的圣物，它对苏丹也有某种价值。”
　　斯托伊切夫思考着，“不错，不过近卫军是在圣物被安全拿出修道院后才去找它的。”
　　“对土耳其人来说，这圣物肯定涉及政治上的力量，而对斯纳戈夫来说，则是一种精神财富。”海伦皱着眉头，用笔敲着自己的脸颊，“一本书，也许？”
　　“是的，”我激动起来，说道，“如果这是一本书，里面的内容是土耳其人想要的，又是修士们必需的，那又怎么样呢？”坐在对面的拉诺夫突然狠狠地看了我一眼。
　　斯托伊切夫慢慢地点了点头，我过了一会儿才想起，这表示不同意，“那个时候的书一般不含有政治内容——都是宗教文献，誊抄过许多遍，以供修道院使用，或土耳其人在宗教学校和清真寺里使用。修士们冒这么大的危险只为寻找一本圣书，这不大可能。他们在斯纳戈夫已经有了这样的书。”等等，”
　　海伦睁大眼睛思忖着，“等等。这肯定是斯纳戈夫需要的东西，或者与龙之号令，或者与弗拉德·德拉库拉的守灵有关——还记得《纪事》吗？院长想把德拉库拉葬在别处。”
　　“不错，”斯托伊切夫沉思道，“他想把德拉库拉的遗体运到沙里格莱德，甚至不惜牺牲他的修士。”
　　“是的，”我说。我觉得自己正要顺着别的思路走，正要说些什么。突然，海伦转向我，摇摇我的胳臂。
　　“什么？”我说，不过她立刻恢复了常态。
　　“没事，”她轻声说道，既不看我也不看拉诺夫。待他一走，海伦又攥住我的胳膊，斯托伊切夫专注地盯着她。
　　“保罗，”她说。她神情很古怪，我搂住她的肩膀，生怕她会晕过去，“他的头！你们没看出来吗？德拉库拉回君士坦丁堡要他的头！”
　　斯托伊切夫轻轻“哼”了一声，但太迟了。
　　就在那时，我四下张望，看到书架边露出鲁门修士那张瘦脸。虽然他放东西的时候背对我们，但他在听。我和海伦无助地对视了一眼。
　　那人走了，但很可能没过多久，另外的人——比如说拉诺夫——就会听说海伦的刚才的一声结论。拉诺夫会怎么利用这一发现呢？”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二章

　　在我多年的研究、写作和思考中，极少有像海伦在里拉的图书馆里高声说出她的猜测时那样带给我顿悟。当然，一个无头的吸血鬼不会造成多大的威胁——不能吸血的吸血鬼简直是可笑的——不过修士们的恐慌足以使院长决定在别处给德拉库拉举行一个适当的基督教葬礼。院长很可能不忍心看到自己的国王身首异处。谁知道他事先向德拉库拉许过什么诺呢？
　　“一幅奇特的画面飘到我脑海里：伊斯坦布尔的托普卡珀王宫——前不久一个阳光灿烂的早上，我还在那里漫步——奥斯曼帝国的刽子手就在它的大门上展示苏丹的敌人的头颅。
　　“我们的同伴似乎也在构想着类似的画面。一旦我们肯定鲁门修士已经离开，斯托伊切夫便低声说道：‘是的，这很有可能。不过帕那克拉托斯的修士们如何能从苏丹的宫殿里偷走德拉库拉的头颅？斯特凡在他的故事中提到，这的确是个宝贝。”
　　“那我们是怎样获得进入保加利亚的签证的呢？”海伦扬起眉毛，问道。
　　“贿赂——大笔的贿赂。”我思忖着，“我们那本伊斯坦布尔导游手册说，苏丹敌人的头颅在被展示一段时间后，就给扔到博斯普鲁斯海峡里。也许从帕那克拉托斯来的某人就在这过程中拿走了头颅——这样做比到王宫大门上偷取头颅要安全些。”
　　“关于这一点，我们是不可能了解到真相了，”斯托伊切夫说，“不过我看罗西小姐的猜测很有道理。他们在沙里格莱德寻找的最有可能就是他的头，而且这样做在宗教上也极有意义。我们东正教的信仰是，人尽可能全尸而死——我们没有火葬——因为到了审判日，我们将从躯体中获得再生。”
　　“可那些圣人的遗骨四处散落，这是怎么回事呢？”我怀疑地问。
　　““他们怎样得到完整的再生呢？”斯托伊切夫笑了，“圣人有特权，”他说，“不过弗拉德·德拉库拉虽然斩杀土耳其人无数，但他肯定不是圣人。实际上，尤帕拉修斯还非常担心他的灵魂长生不死呢，至少斯特凡的故事是这么说的。”
　　“或者担心他的躯体长生不死，”海伦指出道。
　　“看来是这样，”我说，“也许帕那克拉托斯的修士们冒着生命危险拿走他的头，要给他一个正规的葬礼。近卫军发现了这一偷窃行为，便开始搜查，于是院长把头颅送出伊斯坦布尔，而不是就地埋葬。也许不时有朝圣者去保加利亚”——为了肯定我没有说错，我瞟了瞟斯托伊切夫——“为了下葬，他们把它送到——呃，斯维帝·格奥尔吉，或者是和他们有关系的保加利亚的其他修道院。来自斯纳戈夫的修士们也到了，但太迟，没能让头颅与身躯汇合。帕那克拉托斯的修道院院长知道后，便和他们谈了话。斯纳戈夫的修士们决定带着躯体尾随而行，以完成他们的使命。再说，他们得在近卫军注意到他们之前离开那个鬼地方。”很好的一种猜想，”斯托伊切夫给了我一个可爱的微笑，“我说过，我们无法肯定，因为这些事件在文献中只是暗示而已。不过你的设想令人信服。看来我们还是把你拖离了荷兰商人。”我感到自己脸红起来，一半出于高兴，一半出于窘迫。
　　“后来，因为斯纳戈夫修士的出现和离去，土耳其全国上下都警惕起来。”——海伦接上我刚才的故事——‘也许他们搜查了修道院，发现修士们在圣艾琳待过，于是他们将修士们的行进路线通报沿途各地官员，也许先通报到埃迪尔内，然后是哈斯科沃。哈斯科沃是修士们进入保加利亚的第一座大城镇，于是他们在那里被——那个词怎么说？——拘押。”是的，”斯托伊切夫续完故事，“土耳其官员为得到情况拷问他们中的两个人，不过这两个勇敢的修士什么也没说。官员搜查马车，发现的只是食物。这就留下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土耳其士兵没有找到尸体？”我犹豫，“也许他们找的不是一具尸体，也许他们还在寻找头颅。如果近卫军在伊斯坦布尔对整个情况了解得很少，他们有可能以为斯纳戈夫修士们运送的是头颅。”或者他们造马车时弄了一个特别的地方来藏尸体，”海伦思索道。
　　“可是尸体会发出臭味儿，”我直言不讳地提醒她。
　　“这得看你相信什么了，”她向我露出了嘲讽而迷人的微笑。
　　“我相信什么呢？”
　　“你看，在东欧，如果村民怀疑有吸血鬼，传统上他们会挖出尸体来检查腐化的情况。甚至在现在，有时还会这样。”斯托伊切夫颤抖了一下，“一个古怪的做法。”海伦微微耸耸肩，“希望身体的再生，算是更迷信吗？”她问道，不过是笑着对斯托伊切夫说的，他也被她的微笑迷住了。
　　“女士，”他说，“对我们的文化遗产，我们有不同的理解，不过我敬佩你的敏捷。好了，我的朋友们，我希望花点时间来研究研究你们的地图。”就在这时，拉诺夫又进来了。我希望他没听见我们提到地图。
　　斯托伊切夫清清嗓子，“也许你们想进教堂看看它有多漂亮。”他微微瞟了拉诺夫一眼。海伦立刻站起来，朝拉诺夫走去，缠住他。我趁机小心地从公文包里抽出复制的地图。
　　不幸的是，虽然我很想把他支开。但拉诺夫似乎更喜欢在斯托伊切夫工作时在他旁边晃悠，更喜欢和那个图书管理员聊天，而不愿听我们的谈话，“您是否能帮我弄顿饭来？”我问他。管理员一声不吭站在那里，打量着我。
　　拉诺夫微笑，“您饿了吗？这里还没到吃饭时间呐。可惜呀，我们得和修士们共进晚餐。”海伦跟着我走到门口，捏了捏我的手，“我们去散会儿步怎么样？”我们一走到门外，她就说。
　　“这时没了拉诺夫在身边，我倒不知道我们该做什么了，”我闷闷不乐地说。
　　“没了他，我们谈什么呀？”她笑了，“是不是要我回去再试着把他引开？”
　　“不，”我说，“最好不要。我们表现得越急切，他就越怀疑斯托伊切夫所看的东西。他就像苍蝇一样赶也赶不走。”
　　“他会是一只不错的苍蝇，”海伦挽起我的手。
　　我们来到教堂内部，驻足在一幅面容分外严肃的画像前，这位圣人留着长长的白胡子，白发整齐分开，身上罩着光环，直视我们。
　　海伦念出光环旁边的字：“伊凡·里尔斯基。”
　　“在我们那位瓦拉几亚的朋友进入保加利亚的八年前，他的遗骨被送到这里，是那个人吗？《纪事》里提到过他。”
　　“是的，”海伦对着画像沉思。似乎她觉得站在那里时间长了，画像会对她说话。
　　没完没了的等待让我紧张起来，“海伦，”我说，“我们去走走吧。我们可以去那边爬爬山，看看风景。”
　　“好吧，”海伦表示同意，“如果不太远的话，拉诺夫绝不会让我们走远的。”
　　上山的小路穿过浓密的树林，能够甩掉拉诺夫几分钟，真好。

　　我们一边走，我一边拉着海伦的手甩来甩去，“你觉得他是不是难以决定是监视我们还是监视斯托伊切夫？”
　　“哦，不，”海伦干脆地说，“他不可能一直单独跟踪我们，他不得不小心监视斯托伊切夫，看看我们的研究往哪里走。”
　　“看你说得那么正儿八经的，”我对她说，偷偷看了看她走在泥路上的侧影，“知道自己被监视，还得在这种可笑的环境中长大，不可思议。”
　　海伦耸耸肩，“没那么可怕，因为我从前并不知道监视和不监视有什么区别。”
　　“但后来你想离开你的国家到西方去？”
　　“是的，”她也斜了我一眼说道，“后来我想离开我的国家。”
　　我们在离路边不远的一棵仆倒的树上坐着休息片刻，“我一直在想他们为什么让我们进入保加利亚，”我对海伦说。就算是在外面这样的树林里，我也压低嗓门，“而且他们到底为什么肯让我们四处游逛，”
　　她点点头，“你想过这一点吗？”
　　“依我看，”我慢慢告诉她，“他们想阻止我们很容易，他们没有这样做，是因为他们想要我们去找到。”
　　“很好，福尔摩斯，”海伦拍拍我的脸，“你的学问大有长进嘛。”
　　“如此说来，让我们假设他们的确知道或怀疑我们要找的是什么。为什么弗拉德·德拉库拉还没死对他们来说是有用的，甚至是可能的呢？”我压低声音近乎耳语，但还是尽量把这句话说得响一些，“你自己告诉过我许多次，专制政府看不起农民的迷信。为什么他们不阻止我们，而是鼓励我们这样做呢？他们是不是认为，如果我们在这里发现了他的坟墓，他们就能获得某种超自然力量来统治保加利亚人民呢？”
　　海伦摇摇头，“不会是这个。他们的兴趣肯定是基于权力，但在方法上总是科学的。而且，如果有什么令人感兴趣的发现，他们是不会让一个美国人抢到这个荣誉的。”她沉吟片刻，“想想——如果发现了死能复生，或死而不僵，那么还有比这更厉害的科学发现吗？特别是东方集团，它们那些伟大的领导人经过防腐处理，正躺在坟墓里？”
　　躺在索菲亚陵墓里的格奥尔吉·季米特洛夫那张蜡黄的脸一下涌入我的脑海，“这样我们就更有理由毁灭德拉库拉了。”我说，不过我感到汗水从前额迸出来。
　　“我不知道，”海伦阴郁地补充道，“毁灭他能在多大程度上改变历史。想想斯大林对他的人民干了什么，还有希特勒。他们用不着活上五百年，就能干出那些事情。”
　　“我知道，”我说，“我也想过这个问题。”
　　海伦点点头，“你知道，奇怪的是，斯大林公开表示赞赏“恐怖的伊凡”。希特勒为了巩固自己的权力，不惜镇压和屠杀自己的人民——不择手段。你知道‘恐怖的伊凡’赞赏的是哪一个？”
　　我感到血液正在被抽干，“你告诉过我，俄罗斯有许多关于德拉库拉的故事。”
　　“是的，一点儿没错。”
　　我目瞪口呆地望着她。
　　“你能想象一个斯大林活上五百年的世界吗？”她用指甲刮着木头上一处柔软的地方，“要么也许长生不死？”我发现自己攥紧了拳头，“你觉得我们可能发现一个中世纪的坟墓但又不让任何人知道吗？”
　　“很难，也许不可能。我肯定他们到处都派了人监视我们。”
　　就在这时，小径拐弯处冒出一个人，那么突然，我吃惊得几乎要失声骂起来。不过他看上去普普通通，穿着粗糙，肩上扛着一捆柴火。他朝我们挥挥手打个招呼，就过去了。我看了看海伦。
　　“看到了吧？”她平静地说。”
　　我们上到半山腰，发现一块突出的峭壁。
　　“看，”海伦说，“我们在这里坐坐吧。”
　　“从这里你可以看到这地方的防御十分坚固。想想那些敌人会有多少次像这样俯视它。”
　　“或者是朝圣者，”海伦提醒我，“对于他们来说，它是精神归宿，而非军事威胁。”她往后仰靠在树干上，陷入沉思中。
　　“海伦，”我说着，没有去抓她的手。我并不想开口，却忍不住说：“海伦，你愿意嫁给我吗？”
　　她慢慢朝我转过身来，“保罗，”她表情严峻地说，“我们认识有多久了？”
　　“二十三天，”我承认道。我现在才意识到，如果她说不，纵然我想纵身跳下山崖，我也不能跳，因为我们还得寻找罗西。
　　“我们在一起的时间那么短，我们来自完全不同的世界。”这次她微笑了，似乎想借此使自己的话更入耳些，“再说，你会娶一个带着恶魔记号的女人吗？”
　　“我会保护你，不让任何恶魔靠近你。”
　　“难道这不是个负担吗？我们又怎么要孩子呢？”——她目光率直而坚定——“我们知道他们有可能被遗传。”
　　我喉咙哽住了，勉强挤出一句，“那你的回答是不，还是我再找个时间问你？”
　　海伦严肃地瞟了我一眼，“回答是，我当然愿意嫁给你。”
　　在徒劳地寻找另一个我最爱的人几个星期之后，这一发现如此容易，我吃惊得说不出话，也没去吻她。
　　我们默默依偎在一起，俯瞰巨大的修道院的红色、金色和灰色。”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三章

　　巴利站在我身边，凝视着这一片狼藉，不过他反应比我快，发现了我没注意到的东西——床上的纸张和书本：一本布拉姆·斯托克的《德拉库拉》，已经破旧不堪，一本法国南部中世纪的异教新史，一本关于欧洲吸血鬼传统的古书。
　　书本中间夹有纸张，是他亲手作的笔记，还有一堆散乱的明信片，有时一张明信片上说上四五件事情，都整整齐齐地标上了数字。
　　最令人吃惊的是，每封信的署名都是“海伦·罗西”，而且收信人都是我。

　　我心爱的女儿：
　　我该用什么语言来给你写信呢？这五年让我错过了很多，我很难相信，我今天才开始给你写信，就得停下笔来。
　　爱你的妈妈，
　　海伦·罗西
　　一九六二年五月

　　第二张是彩色的——“波波里花园Gardens of Boboli，位于意大利佛罗伦萨。——波波里”。
　　我心爱的女儿：
　　我告诉你一个秘密：罗马尼亚语是我正在寻找的那个魔鬼的语言。不过对我来说，这一点也没有让我讨厌这种语言。
　　如果今天上午你坐在我腿上，看着窗外的花园，我会给你上第一课：“Ma numesc……”这也是你的母语埃我会告诉你她告诉过我的美好事物，村子上空的星星，“Ma numesc……”
　　如果能有一天把这些告诉你，我会感到无比的幸福。
　　爱你的妈妈，
　　海伦·罗西
　　一九六二年五月

　　我和巴利四目相望，他温柔地搂住我的脖子。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四章

　　我们发现斯托伊切夫坐在图书馆的桌旁，拉诺夫坐在他对面。
　　我们进去时，斯托伊切夫急切地抬起头，“我想我搞清楚了，”他低声说道。
　　海伦坐到他身边，我俯身去看他正在研究的手稿。我看出了那是斯拉夫语。信纸旁边是我们的地图。
　　斯托伊切夫环顾四周，扫了一眼拉诺夫，揉了揉满是皱纹的前额，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道：‘我相信坟墓不在保加利亚。”
　　我感到脑袋里的血被抽干了，“什么？”
　　“对不起，让你们失望了，我的朋友们。”
　　我瞪着他，说不出话来。我想，在经历了这么多事情以后，我们不可能再进入罗马尼亚了。我们能走这么远，这已经是个奇迹。
　　“我建议你们请他们同意你们去看一看其他一些修道院，以及经过它们的路线，特别是巴赫科沃修道院。而且，那里保存有一些非常珍贵的手稿，那是朝圣的修士送给修道院的礼物。”
　　让我惊讶的是，海伦似乎完全接受了这一计划，“也许斯托伊切夫教授还愿意陪陪我们。”
　　“哦，恐怕我得回家了，”斯托伊切夫遗憾地说，“我有很多工作要做。我真想能在巴赫科沃帮上你们的忙，不过我可以为你们向修道院院长写封介绍信。拉诺夫先生可以做你们的翻译。”
　　“很好，”拉诺夫听到斯托伊切夫要离开我们，似乎很是高兴。
　　面对这糟糕的情况，我们无话可说。罗马尼亚？罗西的办公室门口恍惚间仿佛再次出现在我眼前：它关上了，锁上了。罗西永远不能再把它打开。
　　埃莲娜显然一直待在教堂里。我们出来时，她穿过炎热的庭院朝我们慢慢走来。拉诺夫一看到她，便转身到走廊里吸烟，然后漫步朝大门走去，出了门外。我看到他走到大门时，加快了脚步，也许他也需要离开我们透口气。
　　斯托伊切夫重重地坐在离大门不远的一张木凳上，埃莲娜那双手爱护备至地放在他肩上。
　　“听着，”他非常平静地说，抬头朝我们微笑，似乎我们正在聊天，“现在我们的朋友听不见我们说话，我们要赶快说。我刚才不是有意吓唬你们，实际上没有什么文献提到有朝圣者带着圣物回到瓦拉几亚。对不起，我刚才说了假话。不管斯维帝·格奥尔吉在哪里，那一定是弗拉德·德拉库拉下葬的地方。我发现了一些很重要的东西。斯特凡在《纪事》里说，斯维帝·格奥尔吉离巴赫科沃不远。我看不出巴赫科沃地区和你们的地图有什么联系，不过，这里有一封巴赫科沃的修道院院长写给里拉的修道院院长的一封信，时间是十六世纪早期。这封信声称，巴赫科沃的院长不再需要里拉的院长或任何其他神职人员来帮助他镇压斯维帝·格奥尔吉的异端活动，因为那座修道院已经烧毁，修士们已经散走。他要里拉的院长提高警惕，严密监视任何从那里来的修士，留心有没有修士散布恶龙杀死斯维帝·格奥尔吉——圣乔治——这样的言论，因为这就是异端邪说的标志。”
　　“恶龙杀死——等等，”我说，“您是指那句关于魔鬼和圣人的话？奇里尔说，他们正在寻找一座修道院，它的标志就是魔鬼与圣人势均力敌。”
　　“圣乔治是我们保加利亚圣人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斯托伊切夫平静地说，“恶龙战胜圣乔治，这的确是一种古怪的颠倒。不过你们记得，瓦拉几亚的修士们所要寻找的修道院已经有了这一标志，因为这将是德拉库拉身首重新合一的正确地方。我在想，是不是有一种我们所不了解的更大的异端活动——这一活动君士坦丁堡或瓦拉几亚，甚至德拉库拉本人也许已经知道。龙之号令是不是在教会的号令之外另有自己的精神信仰？这种信仰有没有可能建立了一种异端邪说？在今天以前，我从未想过这种可能性。”他摇摇头，“你们必须去巴赫科沃，问那里的院长是否知道魔鬼与圣人势均力敌或二者颠倒之说。还有，那里有个修士从前是个学者，因研究斯维帝·格奥尔吉的历史而出名。他从前和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在一起工作过，是第二个看过撒迦利亚《纪事》的人。院长可以帮你们找到他。还有，我这里没有巴赫科沃附近地区的地图，不过我相信在修道院的东北面有一条弯曲绵长的山谷，以前很可能有河流经过那里。那里会不会是我们的龙尾呢？是的话，那么龙翼又在哪里呢？也许是那些群山？你们也得找到它。”
　　我真想跪到斯托伊切夫面前，亲吻他的脚，“但您不和我们一起去吗？”
　　“我想啊，哪怕我外甥女不让我去，”他说着，抬头朝她笑了笑，“但我怕这样只会招惹更多的怀疑——你们得拿着这个。”
　　他把一个小物件放到海伦手里，她飞快地合拢手指，我没来得及看清是什么，她就把它藏了起来。
　　“拉诺夫先生走了很久了，这可真难得，”她轻声说道。
　　我马上看了她一眼，“要我去看看他吧？”
　　就在这个建筑群外面，我看到拉诺夫正和一个男人站在一辆长长的蓝色小车旁。那人高个子，穿着夏衣，戴着草帽，风度翩翩。他身上的某种东西让我在大门的阴影下猛然刹住脚步。他们正在密谈什么，又突然中止了。那位帅哥拍了一下拉诺夫的后背，转身坐到了车里。
　　那友好的一拍似乎是拍在我身上，我一震——我知道这个动作——它有一次也落在我肩上。这个男人是盖佐·约瑟夫。这似乎不可思议，却是千真万确。
　　“我想约瑟夫在这里，”我急急地低语，“我没看到他的脸，不过某个长得像他的人刚才和拉诺夫说了话。”
　　“他妈的！”海伦轻声说。
　　我想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听见她说粗话。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五章

　　我心爱的女儿：
　　你知道，因为有些可怕的事情发生在我和你父亲身上，我们变得富有了。大约两年前，我在苏黎世兑换了一些钱，开了一个账户，户名我谁也不说。我尽可能节省，这样等你长大成人后，我可以把剩下的全给你。
　　爱你的妈妈，
　　海伦·罗西
　　一九六二年六月

　　我心爱的女儿：
　　今天是糟糕的一天。我站在镜子前，解下围巾，站在这里，摸着脖子上的伤疤。这片红斑一直没有完全愈合。我不知道，我还能不能见到你。
　　爱你的妈妈，
　　海伦·罗西
　　一九六二年六月

　　我心爱的女儿：
　　你出生时，头发又黑又卷，贴在滑溜溜的脑袋上。我搂着你，看着你新生头发的光泽从纯黑变成亮色，又变回纯黑。尽管打了吗啡，我心中仍充满着幸福。
　　爱你的妈妈，
　　海伦·罗西
　　一九六二年八月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六章

　　海伦背对房间，睡在靠窗的一张小床上。我走近时，她似乎意识到了我的出现，朝我这个方向微微翻过身来。
　　我以为旅行和昨天的步行让她累坏了，但她如此奇怪的睡姿令我不安地走近去看。接着，在可怕的一刹那，我看到她绿白的脸色和喉咙上的鲜血。在那几乎愈合的创口，在脖子的最深处，两条血流缓缓渗出，绽开。她那件看上去很便宜的白色外衣的袖子上血更多。她在熟睡中一只胳臂撂到了头顶上，外衣前襟被斜斜拉开，扯破了一点儿，一只乳房袒露着，几乎可以看到深色的乳头。
　　看到这一情景，我一下惊呆了，心脏像是停止了跳动。在那一时刻，我不知道还能做什么，沉重的哽咽堵住了我的喉咙，当时我不知道这是暴怒。
　　“海伦！”我轻轻摇她的肩膀，但她的表情没有变。现在我看出了她有多么憔悴，似乎她在睡眠中遭受痛苦。
　　十字架上哪儿去了？我突然想起它，便四处寻找，却发现它就在我脚边，细细的链子断了。是有人把它扯下来的，还是她睡觉时压断的？
　　我又去摇她，“海伦，醒醒！”
　　这次她烦躁地动弹了一下，我不知道，让她醒得太快会不会伤害她。不过，过了一会儿，她皱着眉头睁开了眼睛。
　　她动作无力，昨晚她失血有多厉害？为什么我丢下她一个人呢，不管是昨晚还是其他的夜晚？
　　“保罗，”她说，似乎迷惑不解，“你在这里干什么？”
　　她好像要挣扎着坐起来，却突然发现自己衣衫不整，她用手扼住喉咙，我带着无言的痛苦看着她，慢慢拿开她的手。她的手指沾有浓稠的血，正在变干。
　　她瞪着血，又瞪着我，“哦，上帝，”她说，一下坐得笔直。尽管她脸色吓人，我仍第一次感到一丝宽慰：如果她失了很多血，就不会有力气做出这么多动作。
　　“你现在完全醒了吗？”我说。
　　她点点头。
　　“你知道自己在哪里吗？”
　　“是的，”她说着，却一下把头埋到那只血手里，低声抽泣起来。
　　“我在这儿，”我吻着她那只干净的手。
　　她捏着我的手指，抽泣着，努力恢复常态，“我们必须考虑——那是我的十字架吗？”
　　“是的，”我举起十字架，端详着她。她没有退缩的意思，我感到无限欣慰，“你摘下来的吗？”
　　“不，当然不是。”她摇摇头，一滴余泪滚下脸颊。
　　我指给她看地板上十字架掉落的地方，“它靠近你时，你有没有感到什么——不舒服？”
　　“不，”她迷惑地说，“至少，还没有。”简单的几个字令我喘不过气来。
　　“这本来会更糟糕的，”她说。
　　我搂住她，感到她一向坚毅的肩膀在颤抖，我自己也在颤抖。
　　“是的，”我低低说道，“不过我们要保护你不受到任何别的伤害。”
　　她突然摇摇头，似乎惊奇不已，“这是座修道院啊！我不明白。吸血鬼应该讨厌这种地方。”
　　“我也不明白，”我慢慢说道，把她的手翻转过来，“从国内来的那个图书管理员——他在伊斯坦布尔，又在布达佩斯找到我们。他会不会也跟着我们到了这里？”
　　她抖了一下，“那他是怎么进修道院的呢？”
　　“这个简单，”我指了指最近的那扇窗子，“哦，上帝，我为什么让你一个人待在这里呢？”
　　“我不是一个人，”她提醒我，“屋里还有五个人和我一起睡。不过你是对的——他会变形，我妈妈说过的——蝙蝠，雾气——”
　　“海伦！”我摇晃她，“我再也不让你单独待着，哪怕一个小时也不行。”
　　“保罗，如果我有任何一点那样的感觉，我会告诉你的。”她现在语调激昂，似乎对我的承诺激起了她行动的欲望，“我要洗脖子，把它包好。”
　　我帮助她擦洗干净她的喉咙，尽量不碰到伤口。她换衣服时我为她看门。近处看到那可怕的伤口，我有一会儿差点忍不住，想到外面尽情地流泪。
　　我们从教堂走出来，拉诺夫正懒洋洋地站在院子里。他冲着海伦眯起眼睛，“你起得够晚的，”他责备道。
　　他说话时，我仔细看他的上犬牙，不过它们和平时一样尖。如果变得更尖利了些，也给他那令人不快的笑容遮掩住了。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七章

　　巴赫科沃修道院坐落在高耸而光秃的群山之间，“我们可以就这样走进去吗？”我问拉诺夫。
　　他摇摇头，意思是可以。于是我们走进了黑暗而阴凉的拱门。
　　我们慢慢往前走了好一会儿，才来到阳光灿烂的庭院。除了那三个修士、鸡群和小猫，再没有任何人，只有我们，独自沉浸在这拜占庭的气息中。
　　拉诺夫上前和那三个修士搭话，我和海伦稍稍拖后。
　　过了一会儿，他回来，“院长不在，不过图书管理员在，可以帮助我们。”这是伊凡修士，”拉诺夫介绍道。
　　修士没有伸出手，而是朝我们鞠躬。确切地说，他的手收在长袖子下面的某处，抱在身体前。我觉得他不想去碰海伦。海伦肯定也有同样的想法。
　　我清了清喉咙。没办法，我们得当着拉诺夫的面问我们的问题，我要尽量摆出学术的腔调，“您问问伊凡修士，他是否知道从瓦拉几亚到这里的朝圣路线？”
　　拉诺夫对修士提了这个问题。
　　瓦拉几亚这几个字令伊凡修士脸色一亮，他说：“从十五世纪末开始，修道院和瓦拉几亚就有了重要的联系。”
　　我的心开始怦怦跳起来，“是吗？是什么联系呢？”
　　他们又谈了一会儿，伊凡修士朝门口用力挥了挥手。
　　拉诺夫点点头，“他说，大概在那个时间，瓦拉几亚和摩尔多瓦的国王开始大力资助这座修道院。图书馆里的文献记述了他们的资助。”
　　“他知不知道他们为什么这么做呢？”海伦平静地问道。
　　拉诺夫问修士，“不，”他说，“他只知道这些文献记录了他们的资助情况。”
　　“问问他，”我说，“他是否知道大约在那个时间有一群朝圣者从瓦拉几亚来到这里。”
　　伊凡修士竟笑了起来，“是的，”拉诺夫翻译道，“有很多。从瓦拉几亚出发的朝圣者把这里当作一个重要的中转站，许多人从这里继续走到阿陀斯或君士坦丁堡。”
　　我差点儿没咬牙切齿，“不过，有没有一群特别的修士来自瓦拉几亚，他们带着——某种圣物，或寻找某种圣物——他知道有这样的事吗？”
　　拉诺夫似乎在忍住一个胜利的微笑，“不，”他说，“他没有见过任何有关这种朝圣者的记载。在那一百年里，有过很多朝圣者，巴赫科沃修道院那时十分重要。土耳其人占领保加利亚时，主教被赶出他在旧都维里柯？特诺沃的办公室，流放到这里。他于一四四零年去世，并葬在这里。修道院最古老的部分，也是惟一的原物，就是藏骨堂。”
　　海伦开口了，“麻烦您问问他，这里是否有个修士，他过去曾叫潘德夫？”
　　拉诺夫把问题传过去，伊凡修士一脸迷惑，而后警惕起来，“他说那肯定是安吉尔修士。他以前名叫瓦西尔·潘德夫，是个历史学家。不过现在不是了——脑袋有问题。跟他谈你们不会了解到任何东西。现在院长是我们的大学者，可惜他现在不在。”
　　“我们还是希望和安吉尔修士谈谈，”我告诉拉诺夫。
　　虽然图书管理员紧皱眉头，但还是安排了这一见面。他领着我们回到阳光照耀的院子，穿过第二个拱门，进到另一个院子里。

　　图书管理员把我们领进一间角屋，“医务室，”拉诺夫解释道。他的这种合作态度令我越发紧张起来。
　　图书管理员打开一扇摇晃的木门，里面的情景令人感伤，一个老人躺在床上，我们进去时他没看我们。
　　过了一会儿，我才发现他的眼睛又红又肿，一直没有睁开。他不时转动下巴，似乎在努力睁眼看东西。他一直盖着白色的被单，一只手摸索着床边，仿佛在感受空间的极限；他若不小心的话，就会掉出这极限之外。他的另一只手摸索着脖子上松弛的肌肉。
　　另一位行动能力较好的屋主直直坐在仅有的椅子上。椅子靠墙，似乎他从床到椅子的距离十分遥远。他身上的黑袍松松地罩在凸出的肚子上，没扎腰带。他圆睁双眼，蓝眼睛大得出奇。他的表情复杂万分，就是没有先知的感觉。我移开目光。
　　拉诺夫在和图书管理员说话，后者朝着屋里四处打着手势。
　　“椅子里的那个人是潘德夫，”拉诺夫干巴巴地说，“图书管理员警告我们，他只会对我们说疯话。”
　　安吉尔修士——潘德夫——甩过头来看他，那是被关在笼子里的动物吓唬人的动作。拉诺夫试着介绍了我们。
　　过了一会儿，安吉尔修士那双诡异的蓝眼睛游荡到我们脸上，接着一阵咬牙切齿的胡言乱语，一声咆哮。
　　“他在说什么？”我低声问拉诺夫。
　　“只是胡言乱语，”拉诺夫颇有兴趣地说。
　　“您能不能试着问他一个问题？我们想知道，在十五世纪末，是否有一队来自瓦拉几亚的朝圣者，带着圣物，经过君士坦丁堡来到这里？”
　　拉诺夫耸耸肩，但还是作了尝试。安吉尔修士龇牙咧嘴地吐出一串音符，摇摇头。
　　“又是胡话，”拉诺夫作了说明，“这次好像是什么土耳其人入侵君士坦丁堡，至少他知道这么多。”
　　突然，老人的眼神清亮起来，似乎他第一次定睛看清了我们。
　　在他那一连串古怪的声音——语言？——中我清楚地听到了阿塔那斯·安吉洛夫这个名字。
　　“安吉洛夫！”我喊道，直接和老修士对话，“您认识阿塔那斯·安吉洛夫？您记得和他共过事吗？”
　　拉诺夫仔细听着，“大都是胡言乱语，不过我试着告诉你们他在说什么吧，听仔细了。”他开始快速而平淡地翻译起来，“我和阿塔那斯·安吉洛夫共过事。多年前，也许几百年前。他疯了。关掉了那里的灯——伤了我的腿。他想知道过去的一切，可过去并不想让你知道她。她说不不不。她跳起来伤害你。我想要第十一号，可它再不来我们这一带了。不管怎么样，季米特洛夫同志取消了我们将要得到的报酬，为了人民的利益。好人民。”
　　拉诺夫喘口气，这时他肯定漏掉了什么，因为安吉尔修士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话了，“安吉洛夫发现了一个危险的地方，他发现了一个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地方，他听到了唱歌。他们在那里埋了一个圣人，在他的坟头跳舞。我可以给你咖啡，不过只有磨碎的麦子、麦子和泥土。我们连面包都没有。”
　　我跪在老修士面前，拿起他的手，海伦像是要把我拉开。他的手软弱无力，指甲长得出奇，“斯维帝·格奥尔吉在哪里？”我恳求地问道。
　　拉诺夫蹲在我旁边，努力捕捉修士散乱的眼神，“斯维帝·格奥尔吉在哪里？”
　　可安吉尔修士的目光再次凝视到一个遥远的世界。
　　“安吉洛夫去了阿陀斯，看见了文献，他进到山里，发现了那个可怕的地方。我带着十一号去他的公寓，他说，‘快来，我发现了东西，我要去那里挖掘历史。’我想给你们咖啡喝，不过只有泥土。啊，啊，他死在自己的屋里，后来他的尸体不在太平间。”
　　安吉尔修士扑哧一声笑了，吓得我退了回去。他开始用尖利、颤抖的声音唱起来：

　　那龙来到我们山里的村庄。
　　他焚烧谷子，占有姑娘。
　　他吓坏了土耳其异教徒，保护我们的村庄。
　　他吸干了河流，我们走过河谷，来来往往。

　　拉诺夫译完时，图书管理员伊凡修士有些激动地开口了。他的手还收在袖子里，不过脸上放光，兴趣十足。
　　“他在说什么？”我急忙问道。
　　拉诺夫摇摇头，“他说他以前听到过这首歌。他是从一个名叫芭芭·扬卡的老女人那里搜集来的。她住在一个叫迪莫沃的村子里，是那里有名的歌手。村子所在的那条河流很久以前就干涸了。他们那里在过几个节日时都会唱这些老歌，她是领唱的歌手。两天后有一个这样的节日，就是圣帕科节，也许你们想听听她唱歌。”
　　“又是民歌啊，”我呻吟道，“请问问潘德夫先生——安吉尔修士——他是否知道这歌的意思。”
　　“弗拉德·特彼斯！他是不是埋在这一地区？他听说过这个名字吗？德拉库拉这个名字？”我的话在潘德夫身上产生了吓人的效果。他顿时脸色惨白，两只眼睛像两大颗蓝色大理石向后翻进了脑袋里。图书管理员拍拍他的胸口，想让他舒服些，但老修士推开他的手，一边发着抖。
　　“我们走吧，”拉诺夫阴沉地说。
　　“对不起，”我站在院子里令人宽心的阳光中，说道。
　　海伦转向拉诺夫，“您能否问一下管理员，他对那首歌是不是还知道些什么，或者知道它来自哪个山谷。”
　　拉诺夫和图书管理员谈起来，管理员一边瞟向我们，“他说那首歌来自克来什那·波利亚那，这山谷在那些群山的东北面。如果你们想待在这里，两天后可以跟他去参加圣人节。那位老歌手也许知道一些有关情况——她至少可以告诉你们她是在哪里学到这首歌的。”
　　“你觉得那会有帮助吗？”我朝海伦喃喃道。
　　她冷静地看了一眼，“我不知道，但我们也只有这些了。既然歌里提到了龙，我们就该追踪下去。”
　　我疲惫地坐到走廊边的一张石凳上，“好吧，”我说。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八章

　　我心爱的女儿：
　　我很久没有给你写信，因为我不知道用哪种语言你才能明白我。我知道你爸爸相信我已经死了，因为他从未试着去找我。
　　爱你的妈妈，
　　海伦
　　一九六二年九月

　　我心爱的女儿：
　　不知道有多少次，我无声地向你解释，我和你在一起的头几个月，我是那么的幸福。后来，发生了一件事。不是发生在我身外，对你也不是外在的威胁。那是我体内的某样东西。我开始在你洁白无瑕的身体上找啊找啊，寻找被伤害的迹象。然而，受伤害的却是我，甚至在脖子上出现这小孔之前我就受伤了，伤口总不能完全愈合。
　　爱你的妈妈，
　　海伦
　　一九六三年五月

　　我心爱的女儿：
　　今天我比哪一天都想你。我在罗马的大学档案馆里。这里的档案记载了一五一七年的一场瘟疫，受害者只长一种疮，即脖子有一个红色的创口。教皇下令对他们用竹签穿胸，大蒜塞嘴，才予以埋葬。
　　至于这有什么用，我现在还不知道。我一边工作一边寻找答案。
　　爱你的妈妈，
　　海伦
　　一九六三年七月

　　我心爱的女儿：
　　这个月是你的生日，我想马上回到你身边，但我知道，一旦我那样做，同样的事情还会发生。我会感到自己的不洁，我怎么有权利去触摸你那光滑的脸蛋儿？
　　爱你的妈妈，
　　海伦
　　一九六三年九月

　　我心爱的女儿：
　　我现在在阿西尼城阿西尼城，心中充满了绝望。
　　我在修道院图书馆里的尘土中工作，阅读一份一六三年的文献。那年十二月，这里的两个修士死去。
　　爱你的妈妈，
　　海伦
　　一九六三年十月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六十九章

　　在巴赫科沃待的这两天是我生命中最漫长的日子之一。我想立刻赶往那预定的节日，希望它马上举行，好让我们努力跟踪那首歌的一个字——龙——一直跟到它的老巢。可是，我也害怕那不可避免要到来的时刻，害怕这条可能的线索消失在烟雾中，或证明它毫不相干。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透过粗糙的窗帘，看到四五个修士正走进教堂。我穿上衣服，悄悄走下廊道，来到院子里。我看到第一道阳光爬上远处的山坡，如果我有兴致，这将是极度愉悦的时刻，我一直渴望这沉浸于历史的一刻，但现在却做不到。
　　我慢慢地转身，靠直觉判断奇里尔修士行进的方向。在那边有座坟墓——到那里也许要走上一天，或三小时，或一个星期，“平安无事的话，不用走太远，”撒迦利亚这么说。多远才是不太远？他们去了哪里？”
　　早上大约九点，我们坐着拉诺夫的车出发了，伊凡修士坐在前排座位上指路。
　　我们沿河走了大约十公里，河流就消失了，道路成了干旱的狭长山谷，在陡峭的山间盘旋。
　　我碰了碰海伦，她朝我皱皱眉头，“海伦，这河谷。”
　　她脸色一亮，敲敲拉诺夫的肩膀，“问问伊凡修士，这河通向哪里，我们是不是在哪里过了河？”
　　拉诺夫没有转头就问了伊凡修士，再向我们报告，“他说河流在这里干涸了——已经过去了最后一座桥。很久以前这里是河谷，但再也没有水了。”
　　我和海伦无言地面面相觑。突然，海伦抓紧了我的手。
　　几分钟后，我们转上一条泥路，进入宽阔的丘陵地带，一块指示牌标出一座村庄，叫迪莫沃。
　　殉道者斯维帝·佩科教堂独自坐落在一片草坪上，“伊凡修士说，庆祝活动要到十一点半才开始。”我们在那里徘徊时，拉诺夫这样告诉我们。
　　“那边在干什么？”我指着一群人，他们正在教堂旁边的地里干活。有些在拖木头——圆木和大树枝——把它们堆成一堆，其他人围着木头放好砖块和石头。
　　“伊凡修士说这是为了烧火。我还不知道这一点，不过待会儿会有走火。”
　　“走火！”海伦惊叫起来。
　　“是的，”拉诺夫干巴巴地说，“您知道这个习俗？”
　　“我听说过走火，”海伦转身认真地对我说，“这原是一种异教习俗，在巴尔干人民改变信仰后，它变成了基督教的仪式。通常不是走路，而是跳舞。我很高兴我们会看到这个活动。”
　　拉诺夫耸耸肩，把我们赶向教堂。不过在离开前，我看到一个在木柴边干活的男人俯身向前，引燃了柴堆。柴堆很快着了火，火焰上冲，扩散，然后熊熊燃烧起来。
　　我们注视着正享用盛宴的大火，直到拉诺夫再次转过身去，“在往下的几个小时里，他们会让火自生自灭，”他说，“现在，连最迷信的也不会去走火的。”
　　我们进到教堂，一位年轻人上来问候，显然是牧师。他面带愉快的笑容和我们握手，和伊凡修士友好地鞠躬互相致意。
　　“他说，你们到这里来参加圣人节，他很荣幸。”拉诺夫的语调有点儿干巴。
　　“告诉他，我们能来参加节日，非常荣幸。请问他斯维帝·佩科是谁？”
　　牧师解释说，他是当地的一位殉教者。今天，许多人都到那里跪拜他。届时要抬着他的圣像和另外两位力量强大的圣人像环绕教堂游行，还要走火。这就是斯维帝·佩科，他的像画在教堂的前墙上——他指了指身后一幅退色的壁画，那张有胡子的脸和他有几分相像。
　　我通过拉诺夫问他，他是否听说过一个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修道院。
　　他摇摇头，“最近的修道院是巴赫科沃，”他说，“多少年以来——大多在从前——其他修道院的修士有时也会到这里来朝圣。”
　　我暗暗记住回到索菲亚后要问问斯托伊切夫。
　　“我要请他为我们找到芭芭·扬卡，”过了一会儿，拉诺夫说。
　　“牧师知道她家在哪里。他希望能陪我们去，但教堂关闭已有数月——他只在过节时才来这里——他和他的助手还有很多事要忙。
　　芭芭·扬卡的房子非常小，差不多就是一间茅屋。我第一眼看到的是她那块红花头巾上鲜亮的小斑点，然后是她的条纹上衣和围裙。她凝视着我们，一些村民喊她的名字，她频频点头。
　　屋里的摆设很清贫，但干净。我发现她用一个装满野花的花瓶来装点屋子，花瓶放在一张伤痕累累的桌上，不禁令人心生怜悯。
　　这间干净、破败的屋子有架钉在墙边的梯子通向楼上。和这间屋子比起来，海伦母亲的那间房子简直是豪宅。我想，她究竟还能在这梯子上爬多久呢。不过她精力充沛地在屋里走来走去，我慢慢意识到，她其实并不老。
　　我低声对海伦说了这一看法，她点点头，“五十，也许，”她低声道。
　　“我要问她，她唱不唱歌，”拉诺夫告诉我们，“你们是想知道这个吧？”
　　他和伊凡修士谈了几句，后者转向芭芭·扬卡。
　　女人退缩，拼命点头。不，她不唱歌，她肯定不想唱。不过伊凡修士坚持着。
　　“我们先让她随意唱几首，”拉诺夫解释说，“然后你们可以要她唱你们感兴趣的那首。”
　　芭芭·扬卡似乎作了让步，张开了嘴。出来的声音令人吃惊。首先是令人吃惊的大声，桌上的杯子叮当直响，我偷偷拉起海伦的手。一个音符震撼了我们，接着又一个，每个音符既慢且长，每次都是痛失和绝望的尖叫。
　　“请让她告诉我们歌词，”海伦说。
　　芭芭·扬卡显然有些吃力——不过她笑容依旧——她背出了歌词：

　　垂死的英雄躺在绿色的山顶上。
　　垂死的英雄身上有九处伤。
　　啊，猎鹰啊，飞向他，告诉他，他的人安然无恙。
　　他所有的人，在大山里安然无恙。
　　英雄身上有九处伤，
　　可要他命的是第十处伤。

　　芭芭·扬卡背完后，向拉诺夫解释了几处地方。她仍是笑容满面，冲着他摇着一根手指。我有种感觉，如果他在她屋里做错了什么，那她会掴他屁股，不让他吃饭就赶上床去。
　　“问她这歌有多老，”海伦又催他，“她是从哪里学到的。”
　　她说这歌和大山一样老。她是从她曾祖母那里学来的，她活了九十三岁。”
　　接下来，芭芭·扬卡有问题要问我们。
　　我们告诉她我们来自美国，她点点头，显然不相信。
　　“美国？”她好像在思索，“肯定在山的那边。”
　　“她是个很无知的老太婆，”拉诺夫掩饰道。
　　海伦掏出一张纸，现在她拉起老人家的手，“问问她是否知道这首歌——您得翻译给她听。”
　　“那龙来到我们山里的村庄。他焚烧谷子，占有姑娘。”拉诺夫向芭芭·扬卡作了转述。
　　她聚精会神地听了一会儿，突然，恐惧和不快使她脸部皱缩起来。她退缩在木椅里，飞快地划着十字，“不！”她激烈地说道，从海伦那里抽回自己的手，“不，不。”
　　拉诺夫耸耸肩，“你们懂了，她不知道。”
　　“她当然知道，”我平静地说，“问她为什么害怕告诉我们。”
　　这一次老女人神色严峻，“她不想谈这个，”拉诺夫说。
　　“告诉她，我们给她报酬。”拉诺夫又扬起眉毛，不过还是向芭芭·扬卡作了转达。
　　“她说我们必须把门关上。”他站起来，无声地关上门和木遮板，把街上的旁观者挡在外面，“现在她要唱了。”
　　芭芭·扬卡唱第一支歌和唱这支歌的表现简直是天壤之别。她在椅子里缩成一团，只看着地上，快乐的微笑不见了。她唱出的曲调无疑是忧郁的，虽然在我听来，最后一句带着反抗的语气。
　　拉诺夫认真地翻译。我又琢磨起来，他为何如此热心助人？

　　那龙来到我们山里的村庄。
　　他焚烧谷子，占有姑娘。
　　他吓坏了土耳其异教徒，保护我们的村庄。
　　他吸干了河流，我们走过河谷，来来往往。
　　现在我们必须保卫自己。
　　那条龙从前保护我们，
　　但现在我们必须反抗他，保卫自己。

　　“啊，”拉诺夫说，“那就是你们要听的吗？”
　　“是的。”海伦拍拍芭芭·扬卡的手。
　　老太婆迸出一句责备的话。
　　“问她这首歌从哪里来，她为什么害怕，”海伦提出要求。
　　拉诺夫花了几分钟才搞清楚芭芭·扬卡在责备什么，“这首歌是她从她曾祖母那里偷偷学来的。曾祖母告诉她，绝不可以在天黑后唱这首歌。它是不吉利的歌。”
　　海伦笑了，“告诉她，我要给她一样报酬，这礼物能赶走所有的晦气，带来好运。”
　　她打开芭芭·扬卡伤痕累累的手，把一枚银章放到她手里，“请问问她，她是否知道这首歌是什么意思，它来自哪里，为什么在圣乔治日上唱它？”
　　芭芭·扬卡耸耸肩，“这歌没什么意思，只是一首不吉利的老歌，因为它召唤斯维帝·格奥尔吉来杀死那条龙，不让它再来折磨人民。”
　　“什么修道院？”我叫起来，“问她是否知道一座叫斯维帝·格奥尔吉的修道院。”
　　可芭芭·扬卡只是咂巴了一下嘴，“这里没有修道院，修道院在巴赫科沃。”
　　“圣乔治日是哪一天？”我问。
　　“五月六日，”他盯着我看，弄得我局促起来，“已经过了几个星期了。”
　　芭芭·扬卡坚持要招待我们吃午饭。我们边吃边尽可能地向她表示感谢，赞赏她的厨艺，直到拉诺夫告诉我们，要想看弥撒开头的话，就该回教堂了。
　　芭芭·扬卡与我们依依分别，紧握我们的手和胳臂，拍着海伦的脸颊。

　　人们在那里聚拢——女人们像芭芭·扬卡一样穿条纹和有花的衣服，有的全身着黑，男人则穿粗质地的棕色羊毛马甲和裤子，白衬衫在脖子处扣上或系紧。
　　牧师出来时，人们往后退。他来到他们中间，划着十字祝福他们，其中一些人低下头，或在他面前弯下腰。他身后的男人年纪要大些，穿朴素的黑衣，像个修士，看样子是他的助手。这人捧着一面圣像，圣像用紫绸遮盖。我飞快地扫了他一眼——苍白的脸，黑眼睛，表情僵硬。我想，这肯定是斯维帝·佩科。村民们排成长长的一溜儿，沉默地跟随圣像，绕教堂而行，许多人拄着拐杖，或由年轻一些的人们扶着。
　　过了很久很久，圣歌终于唱完了。芭芭·扬卡亲自给我们往碟子里盛满食物，从人群中拿了一条毯子给我们。我们见到了她妹妹，她们长得很像，只是她妹妹高些，瘦些。我发现三个男人拿出了乐器，准备演奏。其中一样乐器我凑近看，却是最为稀奇古怪——弄干净的白色兽皮做成一个袋子，上面伸出根根木管——肯定是某种风笛。拉诺夫告诉我们，这是保加利亚一种古老的乐器。叫‘盖达”，是用山羊皮制成的。老人开始演奏，一些女人跳起来，芭芭·扬卡和她妹妹安静地待在原处，似乎时候未到。她们等着，直到吹笛人开始打着手势，笑着招呼她们，直到观众们也呼唤她们，她们假装不太情愿，最后才站起来，相互搂腰，开始引吭高歌。三种声音——两个女人和羊皮鼓的声音——汇聚在一起，仿佛大地在呻吟。海伦突然热泪盈眶，我当着所有人的面搂住她。
　　终于，乐手奏出了新曲，芭芭·扬卡和另一个女人上前，朝牧师和圣像鞠躬，脱下鞋袜，仔细地摆放在教堂台阶上，亲吻斯维帝·佩科那张神色严峻的脸，接受牧师的祝福。牧师的年轻助手把圣像交给她们，并扯掉丝绸盖布。音乐陡涨，盖达演奏者汗流满面，脸色红紫，双颊鼓得老高。
　　接下来，芭芭·扬卡和朦眼女人跳舞上前，步子丝毫不乱。我一动不动，凝神注视，看着她们踏着舞步，赤脚进入火中。进入时，两人高举圣像，高高仰起头，庄重地注视着另一个世界。她们的双脚在炭火里时起时落，溅起阵阵火星。
　　她们走进火圈时，我看不到圣像。现在我看到了朦眼女人手中的那幅圣像，那是圣母玛利亚，膝上是她的孩子。芭芭·扬卡再次绕圈时，我才看到她捧的圣像。
　　芭芭·扬卡的表情令人吃惊，她两眼圆睁，眼光凝聚，嘴唇松垂，苍老的皮肤被炎热烤得发亮。她捧着的圣像一定十分古老，和圣母像一样，不过透过烟熏的痕迹和摇曳的热气，我清清楚楚看到了上面的图案：两个形象面对面，各自在飞舞，同样地生动，同样地令人生畏。一个是身着红色斗篷的盔甲骑士，另一个是摇着环形长尾巴的龙。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章

　　我心爱的女儿：
　　我现在在那不勒斯。在离开你们之前，我从不知道什么叫孤独，现在我不知道在图书馆里，在旅馆房间里，还有谁像我这么孤独。我独自吃饭，有人会朝我微笑，我也报以微笑，然后会扭开头。不合适与我交往的，不仅仅是你一个。
　　爱你的妈妈，
　　海伦
　　一九六三年十二月

　　我心爱的女儿：
　　雅典又脏又嘈杂。我很难在中世纪希腊学院弄到我需要的文献资料。我坐在卫城上，幻想着有一天，我们的离别到了尽头。
　　爱你的妈妈，
　　海伦
　　一九六四年二月

　　我心爱的女儿：
　　昨天我在卫城浮想联翩，现在仍挥之不去，于是今早又去了那里。不过我才坐下来，眺望城市，脖子上的伤口就开始突突地阵痛起来。我觉得有东西出现在附近，正在追赶我，于是我拼命地四下张望。
　　我想不通，这恶魔为什么还没有穿过几百年的时光找到我？我已是他的囊中之物，已经被他玷污，有那么一点渴望他的到来。他为什么还不行动，让我脱离苦海？我必须继续抵御他，竭尽全力保护我自己，而你，我失落的天使，你是我的动力，我决心孤注一掷。
　　爱你的妈妈，
　　海伦
　　一九六四年三月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一章

　　我们看到了芭芭·扬卡捧着的圣像，我和海伦倒吸了一口冷气。
　　过了一会儿，芭芭·扬卡转身离去，把圣像交还那两个男孩，他们立刻盖好圣像。
　　牧师祝福了两位老妇，伊凡修士带她们走到一边，给她们水喝。她走过时，我仔细看了她的双脚，那双劳作过度的赤脚看上去丝毫无损，另一位的也一样。
　　“那条龙，”我们看着她们时，海伦朝我低声道。
　　“是的，”我说，“我们得搞清楚他们把圣像保存在哪里，它有多少年的历史。来吧，牧师答应过带我们看看教堂。”
　　“拉诺夫怎么办？”海伦没有东张西望。
　　“我们只能祈祷他不打算跟着我们，”我说，“我想他没有看到圣像。”
　　牧师正走回教堂，我们慢慢跟着他，发现他把斯维帝·佩科的圣像放回到前台上，另一幅圣像则不见了。
　　我朝他点头致谢，然后用手指了指教堂，扬了扬眉毛，“我们可以参观了吗？”
　　“参观？”他换上了平日的黑外套，小心地带我们进到每一个神龛，向我们指出‘ikoni”、“Hristos”和其他一些我们似懂非懂的东西。
　　终于，我问他其他的圣像在哪里，他指着一座附属的小礼拜堂里裂开的黑洞，我先前注意到了。显然圣像已经回到保存它们的地下室了。他热心地取来灯，领着我们下去。
　　石阶很陡，过了一会儿，我们在朦胧中看到，那原来不是祭坛，而是一个精致的铜制圣骨盒，上面是两幅镶嵌在银框里的圣像，圣母和——我上前一步——恶龙与骑士。
　　“斯维帝·佩科，”牧师快活地说，碰了碰棺木。
　　我指了指另一幅圣像，“斯维帝·格奥尔吉，”他说，指的是那位骑士。他指着那条龙，“德拉库拉。”
　　“这有可能只是龙的意思，”海伦提醒我。
　　我点点头，“我们怎么问他他觉得这有多少年历史了呢？”
　　“Star？ Staro？”海伦寻找那个词汇。
　　牧师摇摇头，表示同意，“Mnogo star，”他庄严地说。
　　我们瞪着他，我举起手，数着手指。三？四？五？他笑了。是五。五个指头——大约五百年。
　　“他认为是十五世纪，”海伦说，“再往前，他就不得而知了。”
　　他微笑着转过身，我们准备跟着他和他的灯重新走上陡峭的台阶，将要带着彻底的绝望永远离开此地，可这时候，海伦的高跟轻便鞋的后跟被脚下的两块石头卡住了，她恼怒地抽了口气——我知道她身边只有一双鞋——我赶快蹲下来帮她。
　　我们已经快看不见牧师了，不过圣骨盒旁边的蜡烛有足够的亮光让我看到了最后一级台阶的纵面。台阶就在海伦脚边，上面有幅雕刻的图案。那是一条小龙，线条粗糙，但肯定和我那本书里的龙一模一样，绝对一样！
　　“上帝，”她说，“这是什么地方啊？”
　　“斯维帝·格奥尔吉，”我缓缓说道，“这里肯定是斯维帝·格奥尔吉。”
　　在阴暗的光线下，她凝视着我，“可这教堂是十八世纪建的，”她反对说，接着她面色开朗，“你觉得那——”
　　“许多教堂的地基非常古老。”我激动地低声道，“现在这座教堂有可能在几十年或几百年后重建，用他们所记得的殉道者的名字来命名。”
　　海伦惊恐地转过身去，盯着我们身后的铜制圣骨盒，“你是不是也觉得——”
　　“我不知道，”我慢慢说道，“依我看，他们不太可能把一副圣骨与另一副弄混，不过你觉得他们近来是在什么时候打开过它呢？”　　“这看上去不够大，”她像是说不下去了。
　　“是的，”我同意道，“不过我们得试试。至少我得试试。海伦，我想让你离开这里。”
　　她嘲弄地看了我一眼，似乎搞不懂我为什么竟会想到要把她打发走。
　　“闯入教堂，亵渎圣人陵墓，是严重的罪过。”
　　“我知道，”我说，“可如果这不是圣人的陵墓呢？”
　　这个地方又冷又黑，散发着黄蜡和泥土的味道，有两个名字我俩怎么努力也不敢说出来。其中一个是罗西。
　　“就在现在吗？拉诺夫会找我们的，”海伦说。

　　我们从教堂里出来时，拉诺夫正在找我们，一脸不耐烦。伊凡修士站在旁边。
　　“您休息得还好吧？”海伦礼貌地问候。
　　“我们该回巴赫科沃了，”拉诺夫的声音又变得简单粗暴起来。
　　我想，他觉得我们在这里什么也没找到，很失望。
　　“我们早上去索菲亚，我要去那里办事，我希望你们对你们的研究工作感到满意。”
　　“差不多吧，”我说，“我希望再去看看芭芭·扬卡，感谢她的帮忙。”
　　“很好，”拉诺夫神情恼怒，不过还是领我们走回村里，伊凡修士沉默地跟在我们身后。
　　看到我们，芭芭·扬卡很高兴。
　　“您怎么可能没烧着呢？”海伦问她。
　　“哦，这是上帝的力量，”她轻声说道，“我后来记不得发生过什么，后来我的脚有时会觉得很热，但从未被烧伤过。对我来说，这是一年中最美好的一天，不过我记不太清了。好几个月我都会像湖水一样平静。”
　　她从碗柜里拿出一个没有商标的瓶子，给我们倒上清明的棕色液体。瓶子里浮动着长长的草，拉诺夫解释说这是草药，调味的。伊凡修士谢绝了，不过拉诺夫接受了一杯。他喝了几口后，开始问伊凡修士一些事情，那口吻友好得令人浑身不舒服。
　　我们坐着听了一会儿，我打断他们，请拉诺夫帮忙问芭芭·扬卡，我能不能用一下她的洗手间。
　　芭芭·扬卡笑了，指了指后门。海伦说她跟我一起去，她也要上洗手间。
　　芭芭·扬卡后院的外屋比她的茅棚更为破败，不过已经够大，我们可以悄悄地穿过树林、蜂箱和后门。没见到一个人，不过到了路上，我们还是步行，悄悄进到灌木丛里，急忙爬上山坡。幸好，教堂四周也没人，教堂已没入浓重的阴影。树下的火坑微微泛红。
　　我们不打算走前门，那样在路上就能看见我们。我们匆匆赶往后门，那里有扇低窗，朝里的一面挂着紫色帘子。
　　“那里通向圣所，”海伦说。
　　进到里面，我发现海伦是对的，我们就在圣像屏帷的后面。
　　圣像屏帷后面的房间被一座高台所占据。我好一会儿才找到放在架子上的一盒火柴。地下室是我到过的最黑暗的地方，我用带来的蜡烛点燃了熄灭的蜡烛，烛光闪亮起来，海伦轻轻拿开两幅圣像，然后移开沉重的盖布，圣骨盒露出来了，我们低头看着，浑身颤抖。
　　顶盖是美丽的铜浮雕——一位长发圣人，举着一只手祝福我们，可能是一位殉道者，他的圣骨也许就在盒里。圣骨盒的顶盖像是钉死或上了闩。我怎么也打不开。
　　在寻找开口时，我们敲了敲盒子。里面有东西在动，似乎在敲着盒子的里面，我们吓了一跳。
　　盒子的确太小，只能装一个小孩的身体，或某些古怪的东西，不过很重。有那么一会儿，我万分惊恐地想到，也许这里面最终只有弗拉德的头颅，我开始冒汗。
　　我正要开始行动，突然海伦轻呼一声，“保罗，看！”
　　我赶快转过身，发现放圣骨盒的大理石满是尘土，却不是结实的一整块。我们在使劲移开圣骨盒时，大理石也跟着稍稍移动。我相信自己停住了呼吸，不过我俩还是一言不发，合力移开大理石板。
　　石板不厚，却重得很。等到我们把石板靠到后墙上时，两人已是气喘吁吁。
　　下面是一块长石板，石料与地板和墙壁是一样的，与人体是同样的长度，上面的图案非常粗糙，直接凿刻在坚硬的石面上——那不是一张圣人的脸，而是一张真人的脸——一张残酷的脸，尽管轮廓粗放，还是努力显得愉快、自信。
　　“海伦，”我轻声开口道，但不再说别的。
　　我拾起短剑，海伦一只手伸进衣服里——我一直没看清伸到了哪里——拿出一枝小手枪，她把手枪放在墙边伸手够得着的地方。
　　然后我们伸手到墓碑下边，抬起来。
　　雕凿漂亮的石盖移开一半。我们浑身发抖，差点抓不住石头。
　　石头搬开后，我们低头看里面的人体：紧闭的双眼，灰黄的皮肤，红得不自然的嘴唇，无声的、浅浅的呼吸。
　　是罗西教授！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二章

　　将近一个月了，他还穿着那天晚上我们两个最后一次谈话时他穿的那套衣服。衣服撕破了，像是出了一场车祸。脖子一边的皮肤皱纹浸满了缕缕鲜血，在肮脏的领子上汇成猩红的一团。他呼吸微弱，嘴巴松弛而肿胀，除了衬衫一起一伏外，他的身体一动不动。
　　海伦伸出手，“别碰他，”我厉声说道。这话却让我自己更加充满恐惧。
　　我不知道，如果他睁开眼的话，事情会不会变得更糟糕，不过他的确睁开眼了。即使是在昏暗的烛光下，他的眼神依旧湛蓝，充满迷惑，四下张望，似乎想努力看清我们的脸，而身体却死一般地一动不动。他的眼神似乎定格在俯身看他的海伦身上，蓝色眼珠部分慢慢地清晰起来，睁大，像是要把她整个人看清楚。
　　“啊，我的爱，”他的声音分外轻柔。
　　“爸爸，我是海伦·琳娜。我是你的女儿。”他拉起她的手。
　　我想告诉他，我们要马上把他带出去，我们要回家，但我已经清楚，他受了多重的伤。
　　“罗西，”我俯下身说，“我是保罗，我在这里。”
　　他叹了口气，闭上了眼，“哦，保罗，”他说，“你来找我，你不该这么做。”他又看看海伦，“我记得你，”过了一会儿，他喃喃道。
　　我从上衣口袋里摸出海伦母亲给我的戒指，举到他眼前。
　　他放开海伦的手，笨拙地触摸戒指，“给你，”他对海伦说。
　　海伦接过去，戴到手上。
　　“我妈妈，”她颤抖着开了口，“你还记得吗？你在罗马尼亚碰到她的。”
　　他看了看她，带着旧日的渴望，笑了，“是的，”他终于低声说道，“我爱她。她去哪儿啦？”
　　“她在匈牙利，很平安，”海伦说。
　　“你是她的女儿？”现在他的声音带着一丝惊奇。
　　“我是你的女儿。”
　　泪水缓缓涌上他的眼睛——似乎流泪是件艰难的事——然后顺着眼角的纹路淌下，“保罗，请照顾好她，”他声音微弱地说。
　　“我要和她结婚，”我告诉他。
　　我把手放在他的胸膛上，里面传来不像是人类发出的喘息声。
　　“那就——好，”他终于说道，“她妈妈过得好吗？”
　　“是的，爸爸，”海伦的脸在颤抖，“她在匈牙利，很平安。”
　　“是的，你说过了，”他又闭上了眼睛。
　　“她还爱着你，罗西，”我用发抖的手揉着他的衬衫前面，“她把这个送给你——还有一个吻。”
　　“我试过很多次，努力想记起她在哪里，可是有件事——”
　　“她知道你努力了，休息一下，”
　　他的呼吸急促得有些嘶哑。
　　突然，他猛地睁开双眼，挣扎着要起来，“孩子们，你们必须马上离开这里，”他喘息着说，“你们在这里很危险。他会回来杀了你们。”他的眼光飞快地晃来晃去。
　　“德拉库拉？”我轻声问道。
　　听到这个名字，他的表情狂乱了一阵，“是的，他在图书馆。”
　　“图书馆？”我说，“什么图书馆？”
　　“他的图书馆在那边——”他努力指向一面墙。
　　“罗西，”我催促他，“告诉我们发生了什么，我们应该怎么做。”
　　有一会儿，他似乎想费力地看清什么，盯着我，飞快地眨着眼睛，“他突然来到我的办公室，带我走了很远的路。有一段路我没有——感觉，所以不知道这是哪里。”
　　“保加利亚，”海伦温柔地抓着他肿胀的手，说道。
　　他的眼睛闪出一向有的兴趣，闪过一丝好奇的光芒，“保加利亚？这么说——”他努力湿润自己的嘴唇。
　　“他对你做了什么？”
　　“他把我带到这里照看他那个——渎神的图书馆。我想方设法抵死不从。这是我的错，保罗。我为了写一篇文章，又开始了研究——”他费力地呼吸，“我想证明他属于一个——更广泛的传统，这传统源于希腊人。我——我听说学校里有位年轻学者正在写有关他的文章，但我没能打听到那人的名字。”
　　听到这里，海伦用力倒吸了一口气。罗西的眼光跳向她。
　　“看来我最后应该发表——”他又发出嘶嘶声，闭了一会儿眼睛。
　　“没事儿了，”我说，“歇着吧。”
　　不过罗西似乎决心把话说完。
　　“有事儿，”他呛着了，仍闭着眼，“他给了你那本书，我知道他接着会来找我，他果然来了。我和他战斗，不过他差点儿使我——变成了他——”
　　他似乎举不起另一只手，便笨拙地转过头和脖子。我们突然看到他喉咙的一边有一处深深的刺孔。他一动，伤口便裂开，渗出血丝。　　他恳求地看着我，“保罗，外面黑下来了吗？”
　　一阵恐怖和绝望之潮席卷过我全身，直达双手，“你能感到天黑吗，罗西？”
　　“是的，天黑时我知道，我会觉得——饿。求你了，他很快会听见你们说话的。快——走吧。”
　　“告诉我们怎么找到他，”我不顾一切地说，“我们现在要杀了他。”
　　“是啊，杀了他，如果你们这样做不用冒生命危险的话，为我杀了他，”他低声说道，“听着，保罗。那里有一本书，圣乔治的生平。”他又开始喘不过气来，“很老，封面是拜占庭风格的——没有人见过这本书。他有很多奇书，不过这一本——我把它藏在左边第一个橱柜的后面，带上它。我写了一点东西——我在里面放了些东西。快，保罗。他正在醒来，我和他是同时醒来的。”
　　“哦，天啊，”我四下张望，想找一样能用得上的东西。
　　“罗西，别——我不能让他占有你，我们会杀死他，你会好起来的。他在哪里？”不过海伦已经平静些了，她拾起短剑，给他看。
　　他像是重重地呼出一口气，伴着微笑。这时我看到他的牙齿变长了，像狗的牙齿，看到他的嘴角已被磨粗。泪水哗哗冲出他的眼睛，“保罗，我的朋友——”
　　“他在哪里？图书馆在哪里？”我更急促地催问罗西，但他已不能再说话。
　　海伦飞快地作了个手势，我明白了，海伦解开罗西的衬衫，温柔地拉开，她把图尔古特的短剑尖头抵在他的心脏上。
　　他信任地望了我们一会儿，眸子里的蓝色如孩童一般，然后闭上了眼睛。
　　一待他闭上眼睛，我用尽全身力气，将古老的石头砸在剑柄上。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三章

　　一九五四年五月前些天，我被带离学校。我偷偷重新研究吸血鬼史，我打算再次逐步增加对德拉库拉传说的了解，也许甚至最终可以解开他葬身何处这一谜团。
　　我忍住极大的痛苦，才把我的研究笔记和记载我经历的信件交给保罗，这不是因为我想自己留着，我只是深深地后悔把这种令人厌恶的知识交到他手里，虽然我肯定，他懂得越多，就越能保护自己。我只希望，接下来若有什么惩罚，那就让我而不是保罗来承受。他至多不过二十七岁，充满青春的乐观，而我已生活了几十年，得到了许多受之有愧的幸福。
　　突然，一股污浊的寒气涌进来，我被团团围住，之后，我什么都记不清了，这段空白持续了多久，我原来不知道，现在仍不知道。
　　我慢慢苏醒过来时，感到全身软弱无力，疼痛不已，我开始想起来，我最初的思想肯定是在头天晚上——保罗带着他惊人的发现来到我办公室。我心里一沉，突然意识到我已落入邪恶之手。
　　我尽可能小心地移动四肢，四处摸索，发现自己坐在一口敞开的石棺里。
　　我抬手抚摸自己的脸和喉咙。除了额头上一点点伤痕，我的脸似乎还是原样，但在喉咙那里，我发现了一个令人憎恶的刺孔，摸着黏乎乎的。这地方还肿了起来，碰到会突突发痛，恐惧和绝望几乎令我昏厥。不过，我转念一想，既然我还有坐起来的力气，也许我失血没有自己所害怕的那么严重，也许这意味着我只被咬过一次。我感到仍是我自己，而不是魔鬼。
　　我慢慢移动脑袋，四处看，试图看清这一切，我平举双手，朝着温柔的红光慢慢走去，途中像是撞到了另一口石棺，里面是空的，又撞到一件木制家具。撞到它时，我听到有软东西掉落，但看不清是什么。
　　在黑暗中摸索，我惊恐不已，心想把我抓到这里来的那东西会随时扑过来袭击我。我又想，这是真的死亡吗？——会不会是一种可怕的死亡状态，我却错以为自己仍活在人世？然而，没有袭击，腿上的疼痛却实实在在。
　　我离那光更近了，它在一间长屋子的尽头跳动、闪烁。现在我看清了，在这光的前面，赫然立着一个黑色的庞然大物，一动不动。
　　再走近，我看到炉床里有一堆红火低低地燃烧着，火光足以映照出几件古老的大家具——一张大书桌，上面散放着纸张，一个雕木柜子，一张或两张尖角靠背椅。
　　有人静静地坐在那里——我只看见椅背上露出的黑影。我瞟了一眼那黑影，就被深深吸引住了。
　　我拖着伤腿，缓缓走入火光中。我绕过大椅子时，一个身影慢慢站起来，转向我。他现在背对着火，周围光线又太暗，我看不清他的脸。他的移动有种无法言传的感觉，不像活人。他就火点着了一根小蜡烛，然后又用它点燃他椅子附近一个烛台上的其他蜡烛。然后，他面对我。
　　“我是德拉库拉，”他说，声音冰冷而清晰。“来吧，在我们旅行过后，您又累又饿。我为您准备了晚餐。”
　　一张桌子离火不远，我闻到了饭菜的味道——真正的、可口的人类食物——那浓香几乎令我晕眩。
　　德拉库拉凝视着炉火，他显得平静、郁闷。我开始觉得自己并未身处危险，而是在梦中，于是鼓起勇气，揭开了饭菜的盖子。
　　过了很久，我的同伴在椅子里转过身来。“您已经吃完饭了，”他平静地说。“您知道自己身在何处吗？”
　　“是的，”我说。我无法用任何头衔来称呼他。“至少我觉得我知道。这是你的坟墓。”
　　“其中一个，”他微笑道。“我最喜欢的一个。”
　　“我们在瓦拉几亚吗？”我忍不住问道。
　　他摇摇头。
　　“那么，我们在哪儿呢？”我努力把这看成是一次普通的谈话，但徒劳无益。我意识到，有机会的话，我不仅希望这一夜过得飞快和安全，而且还想了解德拉库拉。不管这家伙是什么东西，他已经活了五百年。当然，他的回答会跟随我进入坟墓，但我仍怀着一丝好奇。
　　“啊，我们在哪儿，”德拉库拉重复说。“我想这无关紧要。我们不在瓦拉几亚，那里仍由傻瓜统治着。”
　　我瞪着他。“你——你了解现代世界吗？”
　　他惊讶和嘲弄地看着我，那张可怕的脸走了样。我第一次看到那长长的牙齿，萎缩的牙龈，这使他笑起来像只老狗。“我了解现代世界。这是我的收获，我喜欢这工作。”
　　我觉得，如果引诱成功的话，来点儿正面进攻也许于我有益。“那你想拿我怎么样？我躲开现代世界已有多年——和你不一样，我生活在过去。”
　　“啊，过去。”火光中，他合拢指尖。“过去很有用，但仅在于能借古训今。现代丰富多彩，但我钟爱过去。来，既然您已经吃好歇好，为什么不让您看看呢？”
　　他慢慢转过身，从椅边的架子上拿起一枝蜡烛，举起来。我跟着他，希望他不是在把我领回石棺。
　　在微弱的烛光下，我开始看到先前没看到的东西——奇珍异宝。
　　面前的长桌上是一堆堆书籍事实上，我们行走在书的海洋中，每一面墙都是书。
　　德拉库拉转过身，他双目炯炯。“您觉得我的图书馆怎么样？”
　　“像是——了不起的收藏，一间宝库，”我说。
　　那张可怕的脸上闪过一种愉快的表情。“您说得对，”他轻声说道。“这图书馆是世上最棒的，现在让我给您看看别的。”
　　他走向一面我们原先没挨近过的墙，我看到一台非常古老的印刷机，圆形的黑曜石感光板给油墨蹭得光光亮亮，犹如一面魔镜反射出我们的烛光。印刷架上有一张厚纸。凑上去，我发现只印了一部分，作废的，是英文。标题是《双耳罐里的鬼魂》，副标题是《从希腊悲剧到现代悲剧的吸血鬼》，作者是巴塞洛缪·罗西。
　　德拉库拉肯定在等待我的惊叹声，我没有让他失望。
　　“您看，我紧跟现代研究最佳成果的步伐。这里的东西想必您有兴趣。”
　　他指着印刷机后面的桌子，那里立有一排木刻，其中最大的那幅是我们——我和保罗——书中的龙，当然，这一形象在木刻里是颠倒的。我费了很大的力才没有喊出声来。
　　“您感到吃惊，”德拉库拉把光线凑近那条龙说。
　　那些线条我太熟悉了，自己都可以把它们刻出来了。
　　“我想您熟悉这个形象。”
　　“是的，”我紧握蜡烛。“您自己印这些书吗？有多少本？”
　　“我的修士印了一些，我继续他们的工作，”他低头看着木刻，平静地说。“我打算印一千四百五十三本，现在这一雄心壮志几乎要实现了，不过有些慢，因为我边印边发行。这个数字对您有什么意义吗？”
　　“是的，”过了一会，我说，“这是君士坦丁堡沦陷的那一年。”
　　“我想您会明白的，”他苦笑着说。“这是历史上最糟糕的日子。”
　　“是你把那本书留给我的吗？我的那本？”
　　“这么说吧，我是这样安排的。”他伸出布满战争创伤的手指，碰了碰雕版。“我发行时非常注意，只把它们给最有前途的学者，给那些我认为坚持不懈、不追到龙巢不罢休的人。您是第一个做到这一点的。我祝贺您。我的其他助手我留在世上，为我做研究。”
　　“我没有追踪你，”我斗胆反驳，“是你把我弄到这里来的。”
　　“哎——”那鲜红的嘴唇又撇了撇，长胡子动了动。“您自己要是不想的话，您就不会来到这里。还没有谁在一生中两次不理睬我的警告。是您把自己带来的。”
　　“你要我到这里来干什么？”我并不打算用问题来惹恼他。
　　“我等了很久，想找个人来帮我进行图书分类，”他简单地说道。“明天您可以自己翻阅所有的书籍。今晚我们只说话。”
　　显然他今晚并不打算杀我。我好像在做梦，世上不管哪位历史学家，哪怕他穷尽一生只研究历史，也无法与此人相比。
　　这时，他又开口了，“生前我是爱书的，”他说，“也许您不知道我多少是个学者。”他不动声色地说道，“您当然知道我那个时代文字知识很有限。在我的有生之年，我主要看教会准许看的文献，比如福音书以及东正教提供的注解。”他深深地凝视着炉火，“不过我有其他的办法弄到书。商人们从各地给我带来奇妙的好书，我了解到了古代的神秘仪式。既然我上不了天堂”——还是那平淡的语气——“我就做个历史学家。”
　　他又沉默了一会儿，我不敢多问。
　　终于，他打起精神，宽大的手敲着椅子扶手。“这是我建立图书馆的初衷。”
　　我太好奇了。“可是，在你——死后，你还继续搜集这些书吗？”
　　“哦，是的，”他转头看我，也许因为我竟有勇气问这个问题。
　　“你想要我为你的图书馆做什么呢？”
　　“我说过了，分类。这是您的第一项任务。在这个过程中，您要处理一些历史上最精美的书——也是最有威力的书，其中许多已经绝版。您的第二项任务要大得多。实际上，它会持续到永远。等您和我一样熟知我的图书馆和我藏书的用意后，您就依我的指令，周游世界，搜集新书——还有旧书，因为我一直在收藏过去的作品。”
　　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话所意味的时间长度以及它的全部意义，令我顿时浑身冒出冷汗。
　　我终于能开口，但声音发抖。“你为什么不自己继续做这件事？”
　　他冲着火笑了，我又看到另一张脸——狗的脸，狼的脸——一闪而过。
　　“我还有其他事情要做。为的是完成我的雄伟大业。不过图书馆对我来说很珍贵，我希望看到它不断发展。”
　　如果这是在梦中，那倒还好些。
　　“你要把它搬到哪里去？”我也跟着去吗？我应该加上这一句。
　　“去一个古老的地方，比这个还要古老。我们把图书馆安顿在那里，您就让它大大地扩展起来。”
　　他以古怪的动作精力充沛地站起来，“今天晚上我们谈得够多的了了。让我们用这几个小时读点东西。我有一架打字机给您用。您现在自由了，您可以在任何时间读您想读的。”
　　说完，他站起来，从桌子上挑了一本书，又坐了下来。
　　我不敢不从，便随手拿了一本，原来是马基雅维利《君主论》的早期版本，里面附有一系列关于道德的论述。
　　德拉库拉似乎读得入迷。我偷偷瞥他一眼，想不通他在经历一生的沙场征战后，怎么可能习惯于这种夜间的地下生活，这种学者的生活。
　　终于，他站起来，悄悄地把书放下，一言不发地走进大厅的黑暗中，直到我再也看不清他的身影。我听到干巴巴的刮擦声，像是野兽在刨泥土，又像在擦燃火柴，但没见到亮光。
　　过了很久，我拿起蜡烛，重新点燃架子上的蜡烛，还有我在墙上发现的壁式烛台上的蜡烛。
　　现在屋子看得清楚了，它往四面八方延伸，非常深幽，墙上排列着高大的柜子和架子，放眼望去，处处都是书籍、箱子、卷轴、手稿，成堆成排全是德拉库拉的收藏品。一面墙边隐约现出三口石棺。
　　我举着灯走过去，两口是空的——其中一口肯定装过我。
　　我看到了那口最大的石棺。这座大坟比其他的都更具帝王派头，在烛光中显得宏大、高贵而匀称。棺侧写着拉丁语：德拉库拉。
　　我几乎是违心地举起蜡烛，望进去。那具硕大的躯体躺在那里，毫无生气。我第一次清楚地看到了他那神秘而冷酷的脸，我感到厌恶，但还是站在那里盯着他。他双眉紧蹙，似乎在做噩梦，眼睛睁开，目光呆滞，看上去更像死，而不是在睡。他肤色蜡黄，黑色的长睫毛一动不动，他那强悍的，几乎是英俊的五官变得半透明，黑色长发杂乱地堆在肩膀周围，铺满了石棺的里侧。最令我胆战心惊的是他脸颊和嘴唇的鲜艳，还有在火光中我无法看清的脸庞和身影。的确，他放过我一段时间，但晚上他在其他地方肯定喝了个饱。我的那点血迹已经不见了，他的黑色胡子下面那双唇透出浓浓的深红色。这生命，这健康看上去是如此的不自然，看到他没有呼吸——他的胸膛没有丝毫的起伏——这令我肝胆俱寒。还有件古怪事：他换了衣服，不过和我见过的同样华丽、精致。紧身马甲，深红靴子，紫绒披风和帽子。披风在肩头处有些破旧，帽子上露出一根棕色羽毛，嵌在衣领上的宝石闪闪发光。
　　我一直站在那里，看着，直到这奇异的景象令我发晕，我倒退一步，努力回过神来。现在仍是清晨——日落前我还有好些时间。我要先找到逃生之路，再想办法趁这魔鬼睡着时消灭他。
　　我坐回到火边以恢复体力。我伸手去烤火，却发现这火虽然烧的是真正的木柴树枝，散发出令人舒适的温暖，但火焰从不会变小；我还第一次注意到，火燃烧时没有烟。它整个夜晚都这么烧吗？我抬手抚脸，警醒自己。我需要集中全部的理性。
　　我恢复了力气，又开始了搜索，仔细寻找任何一种可以消灭我那魔鬼主人的工具。我举着蜡烛，搜查每个裂口和缝隙，打开抽屉和箱子，检查架子，无果而终。
　　终于，我回到中央的大石棺去，心里为摆在面前的最后一个办法感到害怕：德拉库拉腰带上的短剑。如果我下决心把它从他身上拿下来，就可以把它插入他的心脏。那张僵硬的脸没有因为我轻轻的触摸而现出丝毫的生机，他握剑的手坚如磐石，撬不开。我筋疲力尽，满心厌恶地退开。
　　我去寻找我先前见到的打字机。此后我一直用打字机尽快地记下我的一切见闻。这样做也让我重新找到了计算时间的办法，因为我了解自己打字的速度和一小时可以打出的页数。
　　我现在正借着一束烛光写下最后这几句话，如果明天我还活着，还有足够的力气，我会继续写。

　　第二天

　　我写完以上的东西后，卷好纸张，塞到附近一个柜子的后面，那里我可以够得着，但从任何一个角度都看不见。这时，我感到更为彻骨的寒气，无风似又有风吹拂过来。我抬起头，看到桌子另一头站着一个古怪的身影，离我有十英尺远。
　　他穿着我在石棺里看到的红紫相间的华服，昨晚的他我依稀记得，不过眼前的他更加庞大，更加强壮。我默默地等着，看看他是不是马上攻击我——他记得我试图要拿他的短剑吗？
　　可他只是微侧一下脑袋，像是打招呼，“我看您已经开始工作了。您肯定会有问题要问我。首先，让我们吃早餐，然后谈谈我的收藏。”
　　在阴暗的大厅里，我又看到了热气腾腾的饭菜和饮料，包括一杯热茶。
　　“现在，”他说。“我们到处看看吧。”——他碰了碰一个卷轴的边缘——“这些伟大的书是为苏丹写的，讲述他广阔的国土，穆罕默德的历史，愿他在地狱里烂掉。我想亲自找到那个历史学家，不过还没找到，他就死了。您懂阿拉伯语吗？”
　　“一点点，”我承认道。
　　“啊，”他似乎很开心。“我坐牢时有机会学习他们的语言和写作。您了解我和他们的不解之缘？”
　　我点点头，努力不去看他。
　　“是的，我父亲把我留给穆罕默德的父亲当人质，立誓不对帝国发动战争。想想，德拉库拉成了异教徒手里的典当物。就在那时，我发誓要创造历史。”
　　他凶狠的语气令我不由自主地瞟了他一眼，我看到他脸上可怕的光芒和仇恨。
　　“我赢了，他们全不在了。苏丹非常怕我，他成立了一个骑士团来追杀我。他们人数越来越少，地位低下，不值一提，而我的仆从在世界各地成倍地增加。”
　　他领着我从一个书架走到另一个书架，指点着各种珍品。
　　我对他分类的猜测是对的。这里的大柜子装满了关于酷刑的书，还有一些文艺复兴时期的册子里包括刑具的木刻画，其他的有人体示意图。
　　德拉库拉停在一个大书架面前，爱抚地把手放在上面，“这个我尤其感兴趣，这是关于我的传记。”
　　每一本书多少都与他的生活有关，作者是拜占庭和土耳其的历史学家——有些是非常稀有的原版书，记载了他的罪行。
　　“这您也会特别有兴趣的，”他说，“这些书说的是您的世纪，二十世纪，一个不错的世纪——我憧憬着它剩下的日子。在我那个时代，国王要消灭制造麻烦的人，一次只能干掉一个。你们的速度快极了。”
　　他礼貌地向我鞠了一躬，以示祝贺。
　　终于，他请我回到火边，我发现手边又多了热气腾腾的茶水。
　　“您已经享受了我在这里尽可能为您提供的款待，也知道我对您的才华抱有极大的信任。您将享受到长生不老，能做到这样的人寥寥无几。您可以自由翻阅这里的图书资料，它们绝对是世界上最棒的。在任何其他地方都无法看到的奇典异籍向您开放，所有这些都是您的。”
　　他停下来，我注视着他的脸，无法移开目光。他凝视着火光。
　　“以您毫不妥协的诚实，您可以看清历史的教训，”他说，“历史告诉我们，人性是邪恶的，一点没错。善无法达到完美的境界，而恶却可以。为什么不利用您伟大的头脑为可完美的东西服务？我的朋友，我请求您自愿加入我的研究。您将拥有每个历史学家都想要的，那就是对您而言，历史将成为现实。我们将用鲜血洗净我们的心灵。”
　　他潮水一般的目光全都倾泻到我身上，我集一生中所有的爱，尽可能坚定地说出这两个字：“绝不。”
　　他神情激动，脸色苍白，鼻孔和嘴唇在抽搐。“您肯定会死在这里，罗西教授，当然您会以新的生命形式走出这里。为什么不在这件事上做出抉择呢？”
　　“不，”我说得尽可能轻声。
　　他威胁地站在那里，笑了。
　　“那么您将违心地为我工作，”他说。
　　一团黑暗在我眼前汇聚，我在心里坚持着那一点点——什么？我的皮肤感到刺痛，眼前冒出星星，在屋里的墙上闪烁。他走得更近了，我看到了那张没有遮掩的脸，太可怕了，我已记不清是什么——虽然我试过。有很长时间我不省人事。
　　我在石棺里醒过来，一片黑暗，这次我很虚弱，比上次虚弱得多，脖子上的伤口渗出血来，我努力移动身子，颤抖着爬出我的牢笼。在残余的烛光下，我看到德拉库拉又睡在他的大棺里，我肝胆俱寒地转过身去，蹲在火边，试着去吃我在那里发现的食物。
　　现在我只有一个目标——不，两个目标：尽可能出污泥而不染地死去，希望这样将来变成吸血鬼时作恶能少一些；另外，尽可能活下去，以记录这里发生的一切，虽然我的记录很可能化为尘埃也无人来读。这些壮志成了我现在惟一的支柱。

　　第三天

　　我对日子的消逝已不太肯定。不管怎么样，这是我第三次写作。
　　我想我应该研究这些文献，但我太累，太沮丧，无法做到。不过无论我在哪里看到一本新奇的书，我会分外急切地拿起来，这种急切与绝望是同样的强烈。
　　现在我得睡了，趁德拉库拉还睡着，这样我可以休息得好点儿，以面对下一次的严酷考验，不管它是什么。

　　第四天

　　我感到自己的心智开始崩溃。我在看德拉库拉那无与伦比的酷刑藏书，在其中一本精致的法文四开本中看到一种新的机器，它可以干脆利落地斩落人头。
　　看着示意图，我不仅感到厌恶，不仅惊讶这本书精美的质量，而且突然渴望看到真实的场面，听到群众的呼喊，看到鲜血迸溅在带有褶裥饰带的紫绒外衣上。
　　每个历史学家都了解这种目睹历史真实的渴望，但这是一种新的、不同的渴望。
　　我把书摔到一边，哭了。这是我被囚禁以来第一次流泪。

　　某天

　　昨晚他又叫我坐到火前，告诉我他很快就要把图书馆搬走，因为某种威胁已经逼近。
　　“目前我要把您留在一个人们不会发现的地方。”他笑了，这笑容令我视线模糊，我努力望着火。
　　这么说，他很快就要结束我的生命了。我所有的力量都在为这最后的时刻做准备。
　　如果在生命中，在历史中，在我自己的过去中有过什么善，我现在呼唤它。我以我曾拥有的全部激情来呼唤它。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四章

　　我脱下外套，轻轻地盖上他，遮住他的脸。
　　石盖太重，我们放不回去。
　　海伦捡起她的小手枪，尽管心绪波澜起伏，她还是细心作了检查，“图书馆，”她低声说，“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它。刚才你听到了什么声音吗？”
　　我点点头，“我想是听见了，但搞不清从哪里来。”
　　我们站在那里，侧耳聆听，头顶上仍是寂静。
　　“外面肯定快黑了，”海伦喃喃道。
　　“我知道，”我说，“也许图书馆在教堂的另一部分，也许在地基那里。”
　　“它得完全隐蔽，很可能在地下，”海轮低声说，“否则早就让人知道了。再说，如果我爸爸在这个坟墓里——”
　　她没说完，不过在我第一眼看到罗西，第一次感到无比震惊时，这个问题就在折磨着我：德拉库拉在哪里？
　　海伦敏感的手已在摸索它周围的石块。突然，她发现了一块松动的石头，“保罗！”她轻声惊呼。
　　“这机关做得巧妙，铁手柄制成一种带角动物，嵌入其中，人在走下窄窄的石梯时，可以在身后把门拉上、关死。里面，我的烛光尽管微弱，却照出一间大屋子。我们相互依偎，侧耳细听，但屋里没有任何声响。
　　“这是图书馆吗？”我说，“这里什么也没有。”
　　我们静静地站着，听着，海伦的手枪在这更为明亮的光线下闪着光。
　　“看，保罗。”她空着的手指着什么，我看到了吸引她目光的东西。
　　“海伦，”我说，她却已经迈步上前。没过一会儿，我的光照到原先没照到的一张大石桌。我立刻看清了那不是桌子，而是一口石棺。附近还有一口。再看过去，我们看到了最大的石棺。棺侧刻有名字：德拉库拉。
　　就在这时，我们听到身后某处一阵骚动，杂乱的脚步，你拥我挤的身体，几乎淹没了石棺那头轻微的响动，干泥巴掉落的声音。我们同时跳向前，望进去——石棺没有盖板，像其他两个一样空空的，而那声音就在黑暗中某个地方，就像小动物顺着树根跑。
　　海伦朝黑暗中开了一枪，只听到土块和砾石的撞击声；我拿着蜡烛往前跑。
　　图书馆的尽头没有出口，只有几个树根从墓穴的顶上垂下来。后墙的壁龛也许放过圣像，我却看到裸露的石头上有一条黑色的黏液——血？从泥土渗进来的液体？
　　身后的门一下子打开了，我们陡然转身，我抓着海伦不拿枪的胳膊。
　　强烈的灯光，电筒光，匆匆的身影。他的阴影冲上来，淹没了我们：盖佐·约瑟夫。紧跟着他的是吓坏了的伊凡修士。他后面是一个五短三粗的官员，还有一个人，步履蹒跚。我现在明白了，他迟缓的步子时时延缓了他们的行动。这是斯托伊切夫。他蠕动嘴唇，似乎在感谢上帝，因为我们还活着。
　　“把枪放下，”拉诺夫对海伦说。
　　海伦顺从地让枪掉到地板上。我慢慢伸出手，搂住她。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我还没来得及制止海伦，她就冲着盖佐说道。
　　“你到这里来干什么，亲爱的？”他答道。我厌恶他的鲁莽。
　　“他在哪里？”拉诺夫吼道，目光从我身上转向海伦。
　　“他死了，”我说，“你们从地下室进来，应该看到他的。”
　　拉诺夫皱起眉头，“你在胡说什么？”
　　某种东西不再让我说下去。这是我从海伦那里学到的直觉。
　　“您指的是谁呢？”海伦冷冷地说。
　　盖佐把枪更准地对着海伦，“你知道我指的是谁，埃琳娜·罗西。德拉库拉在哪里？”
　　这个问题比较容易回答，我让海伦先说。
　　“显然他不在这里，”她的那种口吻最让人无可奈何，“你可以去检查那座坟墓。”
　　听了这话，小个子官员上前一步，似要开口说话。
　　“看着他们，”拉诺夫对盖佐说。
　　拉诺夫小心翼翼地穿过一张张桌子，四处张望，很明显，他从来没到过这里。黑衣官员一言不发地跟着他。
　　他们走到石棺跟前，拉诺夫把灯举高，枪也举高，小心地望进去。
　　“是空的，”他向盖佐抛来这么一句，转身去看两口小石棺，“这是什么？来，帮我一把。”
　　“没有，”过了一会儿，他说，“地下室的墓是空的，这个也一样。既然我们已经发现这里，他再也不会回来了。”
　　这话让我琢磨了一会儿。地下室的墓是空的？我们刚才留在那里的罗西的遗体上哪儿去了？
　　拉诺夫转向斯托伊切夫，“给我们说说这地方。”
　　斯托伊切夫似乎在等着这个时刻，他举起灯，走到最近的桌旁，敲敲桌子，“我想这是橡木，”他缓缓说道，“就设计而言，可能是中世纪的。不过我不太了解家具。”
　　这时，拉诺夫手上的灯突然照到另一个地方。原来他一直举着灯东照西照，检查桌子。现在他的灯侧照在帽子压得低低的小个子黑衣官员的脸上，他正默默地站在德拉库拉空空的石棺旁。
　　我清楚地看到那不自然的胡子下清瘦的脸，还有眼中那熟悉的光芒。
　　“海伦！”我喊起来，“看！”
　　她也盯着他。
　　“什么？”盖佐立刻转向她。
　　“这个人——”海伦喘不过气来，“那里的那个人——他是——”
　　“他是个吸血鬼，”我干脆地说，“他从我们在美国的学校一直跟踪我们。”
　　我刚开口，那家伙马上开始逃窜。邪恶的图书管理员不见了，跑得那么快，我都无法肯定他是不是真的跑到了廊道还是直接在我们眼皮底下消失的。
　　拉诺夫追出门口，但马上又回来了。我们站在那里，瞪着他。他面色惨白，揪住撕破的外衣，指缝间已经流出一点血来。
　　过了很久，拉诺夫说话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他声音颤抖。
　　盖佐摇摇头，“我的天，”他说，“他咬了你。”
　　他远离拉诺夫一步，“我和这小个子单独待过几次。他说他可以告诉我们在哪里能找到那些美国人，可他从没对我说他是——”
　　“来吧，”拉诺夫用枪驱赶我们，一手捂住受伤的肩膀，“你们什么忙都没帮上，我要你们尽快回到索菲亚，搭上飞机。算你们走运，我们没有得到批准让你们消失——这样会有麻烦。”
　　我在门口回头看了看那副气派的石棺，我发现有东西很不对劲儿：圣佩科的圣骨盒在基座上洞开。他们肯定用了某种工具，把我们打不开的地方打开了。下面的大理石盖板已经回位，没人动过似地盖着绣边布。
　　海伦茫然地瞟了我一眼。经过圣骨盒时，我朝里面瞥了一眼，看到几块骨头，一个磨光的头骨——都是当地那位殉道者的遗骸。
　　我和修士先下到地下室。
　　斯托伊切夫说：“那些——那些恶棍还在教堂里和树林里找你们。我们看到墓里的那个人——不是德拉库拉——我知道你们到过那里。于是我们关上它。等他们下来时，只打开圣骨盒。他们很生气，我以为他们要把那可怜的圣人的骨头扔出来。”
　　伊凡修士看上去够强壮，不过，体弱的斯托伊切夫的身体里一定蕴含着罕见的力量。
　　斯托伊切夫敏锐地看了我一眼，“可那个躺在下面墓里的人是谁呢，如果他不是——”
　　“是罗西教授，”我低声说。
　　拉诺夫正打开车门，命令我们进去。
　　斯托伊切夫富有表情地瞥了我一眼，“我很难过。”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五章

　　经过地下室历险之后，博拉家的前厅如同人间天堂。我们再次来到这里，手捧热茶，真是惬意。
　　“你们肯定那坟墓是空的吗？”图尔古特已经问过一次，似乎忍不住又问了一次。
　　“非常肯定。”我瞟了一眼海伦。
　　“当然，如果传说讲的没错，他还可以变形。”图尔古特叹息道，“他那双该死的眼睛！我的朋友们，你们离他已经很近了。”
　　“您觉得他会去哪里呢？”海伦俯身向前，眸子分外黑亮。
　　图尔古特揉着自己宽大的下颌，“呃，亲爱的，我猜不出来。我肯定，国界和意识形态对他来说无所谓。”图尔古特善良的脸上眉头紧锁。
　　“您不认为他会跟着我们吧？”海伦问得干脆，但从她肩膀的某种变化来看，这个简单的问题她问得不太容易。
　　图尔古特摇摇头，“希望不会这样，教授女士。我倒认为他现在有点惧怕你们二位，因为除了你们，没人能找到他。”
　　图尔古特转向我，“我为您的朋友罗西深感难过。我本希望能与他见面的。”
　　“那会是很重要的会面，”我说，心头浮现出两位教授比较各自笔记的情景，我微笑了，“您和斯托伊切夫可以相互讲讲奥斯曼帝国和中世纪的巴尔干地区。也许有一天你们会见面的。”
　　图尔古特摇摇头，“我看不太可能，”他说，“横在我们中间的障碍很高，不过，如果您还会和他说话或通信，一定代我问候他。”　　这件事不难做到。
　　塞利姆·阿克索想通过图尔古特问我们一个问题，图尔古特表情严肃地听他说，“我们在想，”他告诉我们，“你们在那片混乱和危险中看到罗西教授提到的那本书——关于圣乔治生平的书了吗？那些保加利亚人把它带到索菲亚的大学了吗？”
　　“在我的箱子里，”我说，“暂时。”
　　图尔古特惊讶地瞪着双眼，好久都忘了自己要做翻译，“它是怎么到你箱子里去的？”
　　海伦笑而不言，于是我解释道：‘我自己一直没在想它，直到我们回到索菲亚，在旅馆里。”
　　不，我不能告诉他们全部实情，只告诉他们说得出口的。

　　全部的实情是，我们终于可以在海伦的房间里单独待上十分钟。
　　我一把搂住她，亲吻她如烟的黑发。过了一会儿，她把我的手放在她的衬衣扣子上。
　　我解开衣扣，拉开衣服，一本书用手帕包住，被海伦的肌肤捂热。
　　外壳是彩色的木头和皮革，上面嵌着精致的黄金图案，四周点缀着绿宝石、红宝石、蓝宝石、青宝石和上好珍珠——一小片珠宝的天空，全为了衬托中央的那张圣人之脸。
　　“希腊文，”海伦说。她的声音比说悄悄话还低，在我耳畔徘徊，“圣乔治。”
　　里面是小页羊皮纸，保存之好，令人惊叹，每幅画都是工笔绘制，线条之细，令人吃惊。
　　海伦点点头，把我的耳朵贴在她嘴上，几乎大气也不透，“对这个我不太了解，”她低低说道，“不过我想这是为君士坦丁堡的皇帝做的。这里有后世皇帝的封印。”
　　果然，封面内皮上绘着一只双头鹰，一头回望拜占庭令人敬畏的过去，一头远眺无尽的未来。
　　“意思是说它的历史至少可以从十五世纪上半叶算起，”我喃喃道，“在君士坦丁堡被占领之前。”
　　“哦，我觉得它的历史要久远得多，”海伦轻轻摸了摸封印，悄悄说，“我爸爸——我爸爸说它非常古老。你看这里的徽章，那是康斯坦钉波菲罗吉尼图斯的，他统治的时间是”——她在搜寻脑海中的档案——“十世纪上半叶。他在位时巴赫科沃修道院还未建起，这老鹰肯定是后来加上的。”
　　我几乎是用呼吸吐出这几个字，“你是说它超过一千年了？”
　　我双手小心地捧着这本书，和海伦挨着坐到床边，谁也不吭声，只用眼神传情达意。
　　“它保存得如此完好。海伦，你打算把这样的宝物偷出保加利亚吗？”我瞥了她一眼，说。
　　“你疯了，它属于保加利亚人民埃”她亲了亲我，从我手上拿走书，翻到封面，“这是爸爸给我的礼物，”她低声说。
　　封面里有一个深深的皮盖，她伸手到里面，“我一直等到我们有机会一起打开它。”
　　她抽出一包薄纸，上面密密麻麻打满了字。我们一言不发，一起读罗西痛苦的日记。
　　读完后，我们都没说话，都在抽泣。最后，海伦用手帕重新裹好书，小心地放回到贴身的原处。
　　我说完了这个经过过滤的故事，图尔古特笑了。
　　“不过我还有要告诉您的，这非常重要，”我说。
　　我描绘罗西在图书馆里遭到可怕的监禁。他们听着，一动不动，表情严肃。我提到德拉库拉知道苏丹成立了一个卫队追杀他，这个卫队仍然存在。图尔古特猛地倒吸一口冷气。
　　“对不起，”我说。
　　他飞快地为塞利姆作了翻译。塞利姆垂下头，轻声说了什么。
　　图尔古特点点头，“他说的也是我首先想到的。这个可怕的消息只有一个意思，我们必须更加努力地追寻刺穿者，不让他影响到我们的城市。先皇如果在世，肯定会这样命令我们。你们回去后打算怎么处理这本书？”
　　“我认识一个和拍卖行有关系的人，”我说，“当然，我们会非常小心，先等上一段时间再行动。我希望某家博物馆或早或晚会收下它。”
　　“那么钱呢？”图尔古特摇着头，“那么多钱，你们打算拿来干什么？”
　　“我们正在考虑，”我说，“做些好事吧，我们还没决定呢。”
　　返回纽约的飞机五点起飞。我们站起来要走了，博拉夫人拿出一条围巾，图尔古特吻了海伦的手。
　　“这原来是我母亲的围巾。”海伦感动得说不出话来，“日子还长，我们还会见面。”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六章

　　我们回到美国后不久，也写了其他东西：一封给海伦母亲的短信，向伊娃姨妈问好。海伦在给她妈妈的信中不敢说太多，只告诉她罗西死了，但一直记得她，爱她。海伦带着绝望的神情封好信封，“等到有一天我能跟她说悄悄话时，”她说，“我会告诉她一切的。”
　　我满心打算从此以后过上幸福生活。婚后不久，我对海伦提起，我希望有孩子。起初她摇头，轻轻摸着脖子上的疤痕。我知道她的意思。不过我指出，她的伤口很小，她健康、强壮。随着时间的推移，她也渐渐认为自己完全康复了。我们在街上走时，我见她满怀渴望地望着婴儿车。
　　“你是在一家俯瞰哈得逊河的医院里出生的。我们用海伦母亲的名字给你起名。海伦似乎被你迷住了。这一点，是我最想告诉你的。怀孕时她就辞去工作。一天，我四点钟就回家了，带着几小盒中国饭菜和一些花让你看。客厅里没人，你在睡觉，海伦俯在你的婴儿床上。你的表情非常安静，可海伦却是满面泪痕。第二个星期，她又哭了，沉默不语，翻着罗西的一本书，那是我们开始一起工作时，他签名送我的。书摊开在她腿上，那一页是罗西拍的克里特一处祭坛的照片。”
　　“孩子在哪儿？”我说。
　　她慢慢抬起头，瞪着我，似乎不知现在是何年何月，“她在睡觉。”
　　奇怪，我强忍住没去卧室看你，“亲爱的，怎么啦？”
　　她摇着头，什么也不说。我终于进去看你，你在床上刚醒来，露出了可爱的笑容，翻过身，撑起来看我。
　　很快，海伦几乎每天早上都寡言少语，每天晚上都无来由地哭泣。她不愿跟我说，于是我取出一点钱，在早春时节买了去法国的机票。
　　海伦虽然一直在了解法国，校园法语说得极好，却从未去过法国。她快活地看着蒙马特尔，露出她一贯嘲弄的微笑，评论说圣心比她想象的要丑得多。才九个月大，你已经是个很棒的旅行家了。海伦告诉你，这仅仅是个开始。
　　我觉得这次旅行使她开朗了不少。我喜欢看到她趴在我们在佩皮尼昂的旅馆房间的床上，哗哗翻着我在巴黎买的那本《法国建筑史》。她告诉我，这座修道院建于公元一千年，不过她知道我整篇介绍都读过了。它是欧洲最古老的罗马式建筑。
　　“几乎和《圣乔治记》一样老了，”我调侃一句，可听到这话，她关上书，脸色阴沉下来，躺在那里专注地望着在身边玩耍的你。
　　海伦坚持我们像朝圣者那样步行去修道院。海伦把你裹到灯芯绒襁褓里，挂在胸前。我对海伦说，我们应该请农夫让我们搭个便车，她没吱声。今早她的心情又变糟了，眼里不时涌上泪水，我既着急又沮丧。我只能一边爬坡，一边温柔地搂着你。
　　在那个时候，圣马太比现在活跃得多，我们看到，在遥远的山侧有片片白沙，过了一会儿，我才意识到那是瀑布。我们在离悬崖不远的长凳上坐了一会儿，海伦看上去又高兴起来了，她表情愉快，我也高兴。尽管她有时显得悲伤，但这趟旅行是值得的。
　　终于，我们的导游，那位年轻的修士说，我们全都看完了，只剩下地下室。于是我们跟他下去。
　　地下室在回廊外，一个阴湿的小洞，一个早期的罗马式拱门，几根方柱作为支撑，色调暗淡的石棺，这些都是有趣的建筑风格。修道院在始建时期已经有了这石棺。我们的导游说，这是第一任院长的安息之处。石棺旁坐着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士，正陷入沉思之中。我们进去时，他抬起头，神情善良而迷惑，他坐在椅子里向我们鞠了一躬。
　　“几百年来我们一直有这个传统，即我们中有一个人陪坐在院长身边，”向导这样解释，“通常是一位上了年纪的修士，他终生享有这一荣誉。”
　　“真是不同寻常啊，”我说。
　　也许是地下室的湿冷让你难受，你在海伦的胸前呜咽，挣扎。我看到海伦累了，便提出抱你上去透透新鲜空气。我走出那个阴冷的洞穴，舒了口气，抱着你去看回廊上的泉水。
　　我以为海伦会马上跟着我出来，不料她仍在地下徘徊。最后她上来了，但神色大变，我一下警惕起来。她看上去生机勃勃——是的，几个月来我没见过她如此充满活力——可同时脸色苍白，两眼圆睁，专注于某样我看不见的东西。
　　她突然转向你，把你抱过去，搂着你，吻你的脑袋和脸颊。
　　“我们星期四晚上得返回巴黎啊，”我说。
　　“嗯，”她平静地说，“如果你想早走的话，我们明天可以走下去搭公交车。”
　　黎明时我醒了过来，感到一阵微风吹过屋里。屋里非常安静，你裹在羊毛婴儿毯里，躺在我身边，可海伦的床是空的。我四处张望，到处没有她的身影，终于，我开始呼唤她的名字，
　　一个修士走上前来，我马上认出他是在地下室守棺的那位老者。他看上去宁静、善良，和我们昨晚在灯光下看到的一样，也还是那副些微迷惑的表情，“夫人曾停下来和我说话，”他说。
　　“她说了什么？”我的心本已怦怦地跳，现在开始了紧张地狂奔。
　　“她问我谁葬在那里，我解释说是我们最早的院长之一，我们在缅怀他。她又问，他有什么功绩，我说我们有个传说”——说到这里，他瞟了一眼院长，院长点头示意他继续——“我们有个传说，他生前过着圣人般的生活，但死时不幸遭到诅咒，于是从棺木中出来伤害修士们。他的躯体必须净化。净化后，一朵白玫瑰从他心脏中长出来，这表示圣母已经宽恕他。”
　　“这就是为什么有人守着他？”我激动地问道。
　　院长耸耸肩，“那只是我们的传统，为纪念他。”
　　“这就是您告诉我妻子的故事？”
　　“她问起我们的历史，先生。我觉得回答她没有什么错。”
　　“对于您的回答，她说了什么呢？”
　　他笑了，“她感谢我，声音很悦耳，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告诉她，叫奇里尔教友。”他双手合十。
　　我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这些音节的意思，因为在法语里，奇里尔这个名字的重音在第二音节，因为‘教友”这个词陌生的发音，初听起来是那么的古怪。接着，我抱紧你，怕你掉下来。
　　“您说您的名字是奇里尔？您是这么说的吧？把它拼出来。”
　　吃惊的修士照办了。
　　“这个名字是从哪里来的？”我质问道。
　　“这是您的真名吗？您是谁？”院长插了嘴。
　　也许是老修士看上去惊慌不已，“这不是他的原名，”他解释道，“我们起誓入会时都得到一个名字。总有一个叫奇里尔——总有一个人得到这个名字，其他的还有弗雷尔·米歇尔，是这一位，这儿——”
　　“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我搂紧您，说，“在这一位之前有一位奇里尔修士，在那一位奇里尔修士之前还有一位奇里尔修士？”
　　“哦，是的，”院长说，我厉声提出问题的样子把他弄得大惑不解，“众所周知，我们的历史一直如此。我们为自己的历史感到自豪，不想去改变它。”
　　“这一传统是从哪里来的？”我几乎要喊出来。
　　“这个我们不知道，先生，”院长耐心地说，“我们这里一直是这样。”
　　我朝他走过去，鼻子几乎碰到他的鼻子，“我想请您打开地下室的石棺，”我说。
　　他惊骇地退后，“您在说什么呀？我们不能那样做。”
　　“跟我来，这里——”我把你飞快地交给昨天那位年轻的导游修士，“请抱好我的女儿。”
　　我们匆匆走下台阶，在寒冷的洞里，在奇里尔修士留下两枝燃着的蜡烛的地方，我转身对着院长，“您不必把这件事告诉任何人，但我必须看石棺。”我停下来以示强调，“如果您不帮我，我会拿起法律武器，全力对付您的修道院。”
　　他扫了我一眼——害怕？憎恨？怜悯？——一言不发地走向石棺的一头。
　　我们一起挪开沉重的盖子，只开到可以看见里面。
　　我举起一枝蜡烛，石棺是空的。
　　院长两眼睁得大大的，用力一推，把盖子推回原处，“请不要告诉修士们这件事，”他低声说道，然后转身出了地下室。
　　我跟着他，拼命在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也许海伦决定先我们回到巴黎——为什么，我想不出——说不定甚至坐飞机回家了。我感到耳畔轰鸣，心提到喉咙口，血冲到了嘴里。
　　我想起这两个人是被派去搜查修道院外墙、果园、菜园、干树丛和突出的岩层。
　　他们刚从陡峭的那一面回来，“院长大人！”其中一个喊道，似乎他无法直接跟我说话，“院长大人，石头上有血！在那下面，下面！”
　　在这种时刻，谁也说不出话来。我抱着你跑到走廊尽头。感到你那花瓣一样的脸颊蹭着我的脖子。泪水第一次充满我的眼眶，这泪水之灼热，之苦涩，无法形容。
　　我从矮墙上望过去，在突出的岩石下方十五英尺处，泼洒着猩红的一滩——不多，但在阳光下清晰可见。再往下，深渊张开大嘴，雾气升起，飞鹰狩猎，峭壁直抵山脚。
　　我朝大门跑去，脚步踉跄地绕过外墙。悲伤犹如一片说不出的烈火，点着了我。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七章

　　我在勒班和修道院待了三个星期，打着无用的电话，搜肠刮肚用适当的法语表达我找人的急迫。
　　有时旁边有一个表情冷淡的侦探和他的手下，有时只有泪水伴着我。
　　“起初，我只希望看到海伦还活着，带着她常有的超脱的笑容向我走来，可最后，我怀着苦涩的、所剩无几的渴望，只愿能找到她残损的肢体。我几乎还不愿承认，我要她的遗体还有另一个目的——我想确认她究竟是自然死亡，还是需要我去完成我为了罗西而展开的艰巨工作。
　　“终于，我的母亲和父亲劝我，说我不能永远这样下去，我应该把你带回纽约，我还可以再回来看的。他们安慰我说，如果海伦还活着，会有人看到她的。最后，我放弃了，不是因为这些保证，而是因为森林本身，陡峭得令人眼花的悬崖峭壁，还有我每每停下搜索的脚步时包围我的寂静。
　　“离开前，我请求院长在走廊的尽头海伦跳崖的地方为她祝福。他做了一次弥撒，让周围的修士们围上来，把一样又一样的仪式物品举向广袤的天空，我不在乎这些是什么东西。我的父母亲和我站在一起。母亲飞快地抹着眼泪，你在我怀里扭动，我紧紧搂住你。你贴着我的脸颊呼吸，你的小胳臂搂着我的脖子，乖乖地。”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八章

　　巴利和我相互对望，眼前是我母亲的明信片。它们和我父亲的信一样，戛然而止，没能帮我搞清楚眼下发生的一切。
　　“他去了修道院，”我说。
　　“我们走吧，”他说。
　　“从这么高的地方掉下来，她不会活着的，”我说道，喉咙发紧。
　　“是的。”
　　“我爸爸从没想过——至少在信里没提——是不是有人推了她。”
　　“的确没提到，”巴利说，重新戴上帽子。
　　我沉默了一会儿，我本不想说出这些话，但它们自己涌到嘴边。“罗西教授说，人自杀，有可能变成一个——变成——”
　　“这个我记得，”巴利只说这些。
　　我但愿自己没说过。现在道路蜿蜒而上。“也许有人开车来，”他补了一句。
　　可没有车，我们越走越快，过了一会儿，我们不再说话，只是喘气。
　　我们拐过最后一道弯，走出树林，修道院的墙让我吃惊。我们看到了一块标志牌——本月修缮，暂不开放。这警告并没有使我们放慢脚步。
　　“来吧，”巴利说。他拉起我的手。
　　大门两边的墙上已经安装了脚手架。一辆移动水泥搅拌机挡住了我们的路。
　　我们小心拨开铁链走了进去，这时，我们听到一种声音——吟唱声，从回廊另一边的教堂传来。门是关上的，可我们明明听到里面在做礼拜，伴着不时的沉默。
　　“他们都在里面，”巴利说。“也许你爸爸也在。”
　　不过我怀疑：“如果他在这里，他很可能已经下去——”我打住，张望着院子。
　　我和爸爸上次到这里差不多是两年前了——我现在知道了，那是我第二次来——我一下子想不起地下室的入口在什么地方。突然我看见了它的门，似乎在我不知不觉时，它在回廊附近的墙上敞开了。现在我想起了它周围的石刻怪兽：狮身鹰首兽和狮子，龙和鸟，还有善恶集于一身的异类，我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我们蹑手蹑脚穿过院子，朝地下室走去。开始，到处都很黑，后来，我看到拱顶的尽头有光在闪烁，我吓坏了。巴利抓紧我的手，握得我手臂发麻。台阶底下是弯弯的楼梯井，我们拐过我父亲说过的最后一个拐角，这里是原始教堂的正殿，有院长的大石棺。在古老的半圆室里，有模糊不清的十字架，头上是低低的拱顶，这是全欧洲仅存的早期罗马式建筑。
　　不过，我对这些并不在意，因为就在这时，在石棺另一边，一个黑影脱离更浓重的黑影，直立起来：一个拿着灯的男人。是我爸爸。在晃动的灯光中，他一脸沧桑。
　　在我们看见他的那一刻，他也看见了我们。
　　我丢下巴利的手，绕过石棺，奔向爸爸。
　　他一把搂住我。“老天，”他揉了揉我的头发。“你们不该来这里。”
　　“离开这里，”他说，却又把我搂得更紧。“不，太晚了——我不想你们独自待在外边。离太阳落山还有几分钟。给你”——他把灯塞给我——“拿住，你”——指巴利——“帮我推开盖子。”
　　我看到爸爸在附近的墙边靠着一根长尖棍，对于石棺里那寻觅已久的恐怖，他肯定已经作好了准备，不过对于他真正看到的，他却没有准备。
　　我为他举起灯，想看又不敢看，不过我们还是一齐低头注视着空空的石棺和尘土。
　　“上帝，”他喃喃道。“我以为我终于找对了地方，算准了时间——我以为——”他还没说完，从古老的十字耳堂的阴影中走来一个身影，那身影迥异于我们见过的任何身影。我的灯照到了那脚、那腿、一只胳臂和肩膀，但没照到那张笼罩在阴影中的脸。我缩向爸爸，巴利也是。
　　那身影稍稍上前，站住了，脸仍在阴影中。这时我已看清这是一个男人的身形，但移动起来却不像个人。
　　在那恐怖的第一眼中，我看到在黑色衣服的映衬下，他手指惨白，其中一根手指上戴着珠宝戒指。在肯定是脸的那个地方，有什么东西闪闪烁烁——发红的眼睛？牙齿？微笑？——接着，他开口了，我从未听过人的喉咙发出这样的声音，滔滔而出，像许多语言搅在一起，又像一种我闻所未闻的怪语言。过了一会儿，这声音转化为我明白的话语，我是凭直觉而不是耳朵听懂了这话。
　　“晚上好。我祝贺您。”
　　听到这话，爸爸似乎回过神来。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有勇气开口的。
　　“她在哪里？”他嚷道。恐惧和愤怒使他声音发颤。
　　您是一个杰出的学者。
　　不知道为什么，就在那一刻，我的身体似乎不由自主地向他稍稍移动。我父亲几乎在同一时刻抬起手，用力抓住我的手，灯晃了起来，可怕的光与影在我们身边跳动。在那闪亮的一刻，我看到了一点德拉库拉的脸。
　　“您是他们中最坚定不移的。跟我来吧，我将给您永生的秘诀。跟我来吧，或者让您的女儿来吧。”
　　“什么？”我爸爸几乎是无声地问我。只在这时，我才知道他听不懂德拉库拉的话，或根本听不见。他是在回答我的叫声。
　　“我等了很久，想找一个像您这么有才华的学者。”
　　那声音现在温和起来，但蕴含着无尽的危险。从那片黑影中似乎涌出一片黑暗，罩住了我们。
　　“自愿追随我吧。”
　　德拉库拉抽抽肩膀，那沉得可怕的身躯从一条腿挪到另一条腿上。他的身体犹如死神再现，然而他又是活的，在动。
　　“别让我等着。如果您不来，我就来找您。”
　　我爸爸似乎凝聚起全身的力量。“她在哪里？”他喊道，“海伦在哪里？”
　　那身影高耸起来，他那只不像人的手攥紧了。我有种可怕的感觉，那是动物在下蹲，准备猛扑，我感到他还没动就扑向我们了。
　　这时，他身后阴暗的梯子上传来脚步声，这一闪而过的动静我们觉得是在空中，因为我们看不见。
　　我尖叫一声，举起了灯，这尖叫像是来自我身体之外。我看到了德拉库拉的脸——那张脸我终生难忘——令我大吃一惊的是，我看到了另一个身影，就站在他身后，一个活人的轮廓。那人移动迅速，手里拿着明晃晃的东西。
　　可德拉库拉已经知道有人，他转过身，伸出手，把这人推到一边。我们听到沉闷的轰然跌落声，然后是呻吟声。
　　德拉库拉惊慌失措地东张西望，先是看着我们，然后转向呻吟的男人。
　　突然，台阶上又传来脚步声，有人迅速地搜索，举起一只胳膊，开了一枪。
　　德拉库拉没有像我早先预料的那样猛冲过石棺，奔向我们，而是倒下了，先是后仰，他那张雕琢一般的白兮兮的脸再次显露，然后往前，再往前，轰然倒在石板上，发出骨头摔碎的断裂声。他抽搐了一会儿，终于一动不动了。他的身体化为尘土，化为乌有，而他的古代服装在腐烂，在混乱的灯光下逐渐干枯。
　　爸爸丢下我的手，绕过地板上那乱糟糟的一堆，奔向那手电光。
　　“海伦，”他叫道——或者说，是在哭泣中，在喃喃中叫出了这个名字。
　　巴利抓起我爸爸的灯也往前奔。一个胖胖的男人躺在大石板上，匕首就在他身边。
　　“哦，埃尔西，”断断续续的英语。他头上渗出一点深色的血，就在我们吓得不知所措地看着他时，他的眼神渐渐定住了。
　　巴利扑倒在那破损的身体旁，扑倒在尘土里。震惊和悲伤令他窒息。
　　“詹姆斯教授？”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第七十九章

　　勒班的这家旅馆以拥有带壁炉的高顶客厅而著称。
　　我和海伦坐在不舒坦的花缎沙发上。爸爸坐在火边一张深深的椅子里，盯着海伦，盯着我俩。巴利的长腿搭在软垫椅上，似乎努力不瞪着那瓶白兰地，直到爸爸回过神来，给每人倒了一杯。无声的哭泣把巴利的双眼弄得红红的，他似乎想独自待着。
　　我看着他，泪水不听话，一下涌了上来。
　　我爸爸望着巴利，在那一刻我以为他也会哭起来。
　　“他很勇敢，”爸爸平静地说。“你知道，全靠他的攻击，海伦才会一枪打死他。如果没有人分散那魔鬼的注意力，海伦不可能射中他的心脏。我想，詹姆斯在最后时刻知道他所作的巨大贡献。他为自己最爱的人——还有其他许多人报了仇。”
　　巴利点点头，仍说不出话来。一阵短暂的沉默。
　　“等我们可以安安静静坐下来时，我保证会告诉你们一切，”海伦放下杯子，终于开了口。
　　“您确定不需要我离开，让你们待在一起吗？”巴利勉强开了口。
　　海伦笑了。她笑声中的韵味让我吃惊，这和她说话时不大一样。即使在屋子里这样悲喜交加的气氛中，她的笑声也并未显得出格。
　　“不，不，亲爱的，”她对巴利说。“我们不能没有你。”
　　我喜欢她的口音，那英语既粗犷又甜美。这声音我早已熟知，但早到什么时候，我已没了记忆。她身材高瘦，穿着过时的黑衣服，头上露出一缕灰发。她的面容引人注目——线条明朗，憔悴，眼神充满活力。每次我转头看到她，都感到震撼——不仅因为她真实地在那里，而且因为我一直想的是年轻的海伦，从未考虑我们不在一起时流走的那些岁月。
　　“讲出来要花很长、很长时间，”她柔声说道。“不过现在至少可以说上几件。首先对不起。保罗，我知道我给你带来了很大的痛苦。”
　　她的眼神越过火光，望着爸爸。巴利尴尬地动了动，不过她用一个坚定的手势制止了他。
　　“我给自己带来了更大的痛苦。第二，我早该告诉你，不过现在我们的女儿”——她露出甜蜜的微笑，泪花闪闪——“我们的女儿和我们的朋友可以为我作证。我还活着，不是僵尸，他只碰过我两次。”
　　我想看爸爸，但连头也不敢转过去，这个时刻只属于他，我听到他无声地抽泣。
　　她停下来，仿佛要喘口气。“保罗，我们参观圣马太时，我了解了他们的传统——变成僵尸的院长和守卫他的奇里尔修士——我满怀绝望，同时也充满了好奇。我觉得我想看这个地方，渴望来这里，并非偶然。在我们来法国前，我在纽约做了更多的研究，希望能找到德拉库拉的第二个藏身地点，为我父亲报仇，这我没有告诉你，保罗。但我一直没看到有关圣马太的资料。我在你的导游手册里看到了它的介绍，我开始想去那里。只是想去，并不是为了做研究。”
　　她环视了我们一眼，美丽的侧影垂了下来。“我在纽约重新开始研究，因为我觉得是我害死了我父亲——我渴望超过他，揭露他对我母亲的背叛——我受不了这个想法。后来，我开始觉得这是我邪恶的血统——德拉库拉的血统——让我这样做的。我意识到我把这种邪恶传给了我的宝贝，即使我已经从僵尸的伤害中痊愈。”
　　她停下来，抚摸我的脸颊，抓起我的手。她的触摸令我颤抖，这个既熟悉又陌生的女人坐在沙发上，靠着我的肩膀。
　　“我越来越觉得自己不配。在圣马太听奇里尔修士讲了那个传说后，我感到自己要是不去做更多的了解，是不会觉得心安的。我相信，如果我能找到德拉库拉，消灭他，我就能完全好起来，做一个好母亲，开始新的生活。
　　“你们睡着之后，保罗，我来到回廊上。我原想带枪再回到地下室，试着打开石棺，但我一个人做不到。我坐在回廊的长凳上，眺望山崖，一边想着是叫醒你，求你帮忙，还是不要这么做。我知道自己不该独自待在那里，但我不由自主，那里有美丽的月光，群山四面雾气弥漫。”
　　海伦双眼睁得出奇的大。“我正坐在那里，后背冒出鸡皮疙瘩，似乎有什么东西就站在我身后。我迅速转过身，在回廊另一边，月光照不到的地方，我仿佛看到一个黑影。他的脸在阴影中，我不是看见，而是感到他发光的眼睛正盯着我。他只要一瞬间，便可张开翅膀，扑到我身上，而我孤身一人。突然，我听到了声音，我脑袋里令人憎恶的声音，告诉我，我绝不可能战胜德拉库拉，这里是他的世界，不是我的。那声音告诉我，趁我还是原来的我，跳下去。我像梦游一样站起来，跳了下去。”
　　她现在坐得笔直，盯着炉火，爸爸一只手捂着脸。
　　“我想自由自在地落下去，像撒旦，像天使，不过我没看到那些石头。我没有一直掉下去，而是落在了石头上，划破了头和手，但那里有一大片厚厚的草，我没死，骨头也没断。我想是过了几个小时，我在冷冷的夜里醒过来，感到脸上和脖子在流血，看到月亮正落下。我的天，如果我打个滚，而不是晕过去——”她停下来。“我知道我没法向你解释我想做什么，我深感羞耻。我觉得从此以后，我再也不配与你和女儿在一起。等我能站起时，我站了起来，发现自己流血不太多。虽然浑身疼痛，但骨头没断，也感觉到他没有朝我扑下来。我跳下后，他肯定觉得万事大吉了。我非常虚弱，走路很困难，不过我绕过修道院的墙，顺路而下，走到黑暗中。”
　　我以为爸爸又会哭起来，但他静静地听着，目光一刻也没有离开她。
　　“我走进了这个世界，这不太难做，我随身带着手提包——我想是习惯吧，因为枪和银弹都放在里面。我记得自己站在悬崖上，发现手提包还挂在胳膊上，我几乎要笑出来。里面还有钱，内衬里有很多钱，我省着用。我母亲也总是随身带着钱。我想这是她那个村子的习惯。她从不相信银行。很久以后，我需要钱时，便从我们在纽约的银行账户里取钱，存一些到瑞士的银行里，然后尽快离开瑞士，免得你追踪我，保罗。啊，原谅我！”
　　她突然叫起来，抓紧了我的手。我知道她不是指钱，而是指她的消失。
　　爸爸也紧握双手：“你取钱给了我几个月的希望，至少在心里有所怀疑，但银行没法跟踪，我拿回了钱。”但却没能找回你，他本可以补上这一句，但没有。他神情疲惫而愉快，放着光芒。
　　海伦垂下双眼。“不管怎么样，我在勒班以外找到一个地方待了几天，等伤口愈合。我躲起来，直到可以重新露面。”
　　她的手指不经意地摸到脖子上，我看到了那个我已注意过很多次的小白疤。
　　“我骨子里知道德拉库拉没有忘记我，他会再找我。我在口袋里装满大蒜，在心里盛满力量。我随身带着枪、短剑和十字架。每过一个村子，我都到教堂请求保佑，哪怕有时才进门，老伤口就隐隐作痛，我也要这样做。我小心地遮住脖子，最后我剪短头发，染上色，换了衣服，戴上墨镜，很长时间不进城市，慢慢地，我开始去查档案，我总是想去档案馆作研究。
　　“我查得很仔细。我发现他无所不在——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的罗马，美第奇家族统治下的佛罗伦萨，马德里，大革命时代的巴黎。这些地方有时爆发一场瘟疫，有时在大墓地出现吸血鬼——比如拉雪兹神父公墓。他似乎喜欢抄写员、档案员、图书管理员和历史学家——任何通过书籍与历史有关的人。我努力从他的行踪来推断他的新坟在哪里，但我找不到规律。我想过，一旦我找到他，一旦杀了他，我会回来告诉你，这世界已经变得有多安全。我会赢得你。我一直害怕我还没找到他，他就找到了我。无论我走到哪里，我都在想念你们——哦，我真的非常孤独。”
　　她又拿起我的手，像算命先生一样抚摸着。我情不自禁地生起气来——那些没有她的日子。
　　“终于，我想到，就算我不配，我也想偷偷看你们一眼。你们两个。我在报上读到你的基金会，保罗。我知道你在阿姆斯特丹。找到你的办公室，或坐在离你办公室不远的咖啡厅里，或跟着你作一两次旅行，做到这些并不难，但我非常小心——非常、非常小心。我绝不让自己和你面对面，怕你看到我。我来了，又走了。如果我的研究进行得顺利，我便允许自己去一趟阿姆斯特丹，从那里开始跟随你。后来，有一天——在意大利的蒙特裴度托——我在露天广场看到他。他也在跟踪你，监视你。那时我意识到他已经强大到大白天有时也能出门了。我知道你有危险，但如果我走上去警告你，危险会逼得更近。毕竟，他也许在找我，而不是你，或想让我把他带到你那里。这令我万分苦恼。我知道你一定又在开始作研究——你肯定又注意起他来了，保罗——才引起了他的注意。我拿不定主意该怎么办。”
　　“是我——我的错，”我喃喃道，握紧她那素净而有皱纹的手。“我发现了那本书。”
　　她看了看我，脑袋偏向一边。“你是个历史学家，”过了一会儿，她说。这不是个问题。然后她叹了口气。“好些年来，我一直在写明信片给你，我的女儿——当然，没有寄出去。有一天，我想我可以远距离和你们两个交流，让你们知道我还活着，但不让别人看到我。我把明信片寄到阿姆斯特丹你们的家，用包裹寄给保罗。”
　　这一次，我既惊奇又生气地转向爸爸。
　　“是的，”他悲哀地对我说。“我觉得不能让你看到这些明信片，不能让你伤心，因为我没能找到你的妈妈。你可以想象那段时间我有多痛苦。”
　　我想象得到。我记得在雅典，他突然变得很憔悴，那个晚上他在自己房里的书桌旁那副生不如死的样子。不过，他现在朝我们笑，我知道他现在可以天天笑了。
　　“啊，”她也笑了。我看到她嘴角有很深的纹路，眼角也有了皱纹。
　　“于是我开始找你——也找他。”他变得严肃起来。
　　她盯着他。“后来我明白，我必须停止研究他。他跟着你，我跟着他，就这么简单。有时我看到你，看到你又在做研究——看到你走进图书馆，或从里面出来，保罗。我真想把自己已经了解到的告诉你。后来你去了牛津。我作研究时没去过那里，虽然我看过有关材料，知道中世纪后期那里爆发过吸血鬼作恶的事件。在牛津，你把一本书打开留在那里——”
　　“他看见我就合上了，”我插了一句。
　　“还有我，”巴利飞快地咧嘴一笑。这是他第一次开口。看到他还能有快活的表情，我宽慰不少。
　　“嗯，他第一次看那本书时，忘了合上。”海伦朝我们眨眨眼。
　　“你是对的，”爸爸说。“想起来了，我是忘了。”
　　海伦转向他，露出悦人的微笑。“你知道我以前从没读过那本书吧？《中世纪吸血鬼史》？”
　　“经典作品，”爸爸说。“但很罕见。”
　　“我想詹姆斯教授一定也见过它，”巴利缓缓说道。
　　“您知道，我们惊动了正在做研究的您，先生，没一会儿，我就看见他在那里。”
　　我爸爸一脸迷惑。
　　“是的，”巴利说，“我把自己的雨衣忘在图书馆的大厅里。不到一个小时，我回去取雨衣。看到詹姆斯教授从楼厅的壁间里出来，但他没有看见我。我觉得他看上去忧心忡忡，有点生气，有点心烦意乱。我决定给他打电话，心里在琢磨这件事。”
　　“你给詹姆斯教授打了电话？”我吃了一惊，不过已不再感到生气。“在哪里？为什么要打电话？”
　　“我在巴黎给他打电话，因为我想起了一件事。”巴利只这么说，一边舒展双腿。
　　我想走过去，搂着他的脖子，不过不能当着父母的面。他看着我。
　　“我告诉过你，我在火车上想回忆起什么，关于詹姆斯教授的事。我们到巴黎时，我想起来了。有一次他在整理文件，我在桌上看到一封信——确切地说，是一个信封。我喜欢上面的邮票，便看得仔细些。
　　“信是从土耳其寄来的，很旧——所以我才去看邮票。——嗯，那是二十年前的邮戳，一个叫博拉的教授寄来的。我自己想过，有一天我会弄个大书桌，收集来自世界各地的信件。博拉这个名字当时就引起了我的注意——特别有异国他乡的味道。当然我没有打开信，也没有看信，”巴利赶快加了一句。“我不会那样做的。”
　　“当然不会，”我爸爸轻轻哼了哼，不过我看到他眼里充满了慈爱。
　　“呃，我们在巴黎下了火车。我在月台上看到一个老人，我想是个穆斯林，戴深红色帽子，帽上缀一根长穗，穿一件长袍，就像一个土耳其帕夏。我突然想起那封信，又想起了你父亲的故事——你知道，那个土耳其教授的名字”——他忧郁地看了我一眼——“于是我去打电话，我意识到詹姆斯教授也以某种方式参与了这一追踪。”
　　“那我在哪里啊？”我嫉妒地问。
　　“我想是在浴室里。女孩总在浴室里。”他最好给我一个飞吻，但不要当着别人的面。“詹姆斯教授在电话里大发雷霆，不过等我告诉他发生的一切时，他说他一辈子都会喜欢我这个学生的。”巴利红红的嘴唇有些颤抖，“我不敢问他打算做什么，不过现在我们知道了。”
　　“是的，我们知道了，”爸爸悲伤地应和道，“他肯定也从那本老书上作了计算，算出来德拉库拉上次去圣马太到现在差一个星期就满十六年。后来他肯定猜出我要去哪里。他去收藏珍本的壁间看我时，实际上是看我进展如何——他几次跟在我后面，要我告诉他哪里不舒服，担心我的健康和精神状态。我不想把他牵扯进来，我知道这很危险。”
　　海伦点点头。“是的，我想在我走后没多久，他就来了。我发现了那本打开的书，自己作了计算。后来我听到有人上楼梯，便从另一边溜了出去。就像我们的朋友一样，我看出你要去圣马太，保罗，去找我和那个恶魔。我拼命赶路，但不知道你坐的是哪趟火车，当然也不知道我们的女儿也会跟着你。”
　　“我看到你了，”我惊奇地说。
　　她盯着我。我们暂时不谈这个，我们还有很多时间。
　　我看得出她累了，我们全都累坏了，甚至没力气告诉对方今晚我们取得了一次辉煌的胜利。这世界更安全了，是因为我们都在一起，还是因为他终于被打死了？我眺望我以前从不知道的未来。
　　海伦跟我们住在一起，她会吹熄餐厅里的蜡烛，会来参加我的高中毕业典礼和大学的开学典礼，会帮我穿好新娘装，如果我结婚的话。饭后，她会在前厅为我们朗诵东西，她会重新回归世界，重执教鞭，她会带我去买衣购鞋，她会搂着我的腰去散步。
　　当时我还不知道，她有时会游离我们，几个小时不说话，抚摸自己的脖子，也不知道一种折磨人的疾病九年之后会永远地把她夺走——可我们刚刚重新找回她，还远远没有习以为常，虽然我们可能永远不会把她的回归看作习以为常，永远不会厌倦等待她的再次出现。
　　那时我当然预见不到，我们最后的安慰是知道她终于得到了安息，因为结果有可能相反。确定这一点对我们来说既令人心碎，也令人欣慰。如果我能够预见到这一切，我也许就会明白为什么我爸爸在她的葬礼后消失了一整天，带走了放在客厅柜子里的小短剑，那样我就不会问他为什么，绝不会。
　　不过在勒班的炉火边，我们拥有将要与她快乐度过的漫长岁月。
　　爸爸站起来，亲了我，热情地与巴利握手，从沙发上拉起海伦。
　　“来吧，”他说，她依偎着他。
　　她的故事暂时讲完了，她满脸疲惫，满心快乐。
　　他握紧她的双手。“上床去吧。”
　　从这时起，那漫长的岁月开始了。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

尾声

　　几年前，我在费城开会时碰上一个非同寻常的机会。这次会议是研究中世纪的历史学家的一次国际性聚会。
　　我以前从未去过费城。引起我兴趣的是历史学家们是如此截然不同，他们的研究可分为联邦史和僧侣史。我们周围这个生机勃勃的大都市同样令我兴趣浓厚，它拥有更为近代的启蒙共和主义和革命史。我在十四层高的旅馆房间里往下望，摩天大厦和十七、十八世纪的老屋杂合在一起，老屋就像迷你版的新楼。
　　我利用几个小时的闲暇时间，避开对拜占庭的人工器皿无休无止的谈论，溜出去，到宏伟的艺术博物馆去看看真实的历史。
　　我在那里拿到一本介绍小型文学博物馆和市中心图书馆的小册子，这个图书馆的名字我多年前听父亲讲起过，它的馆藏我有理由了解。对于研究德拉库拉的学者们来说，它和欧洲的许多档案馆一样重要。自我父亲第一个实地调查德拉库拉以来，这方面的研究者已大为增加。我想起来，研究者可以看到布拉姆·斯托克为写作《德拉库拉》而做的笔记，那是他从大英博物馆图书馆搜集到的资料，还有一本重要的活页资料。这个机会难以抗拒。
　　父亲一直想看看这些资料。为了他，我要在那里花上一个小时。十多年前，他在调停欧洲几十年来最严重的战火时，在萨拉热窝被地雷炸死。将近一个星期后，我才知道这个消息，它使我一整年沉默寡言，自我封闭。我每天仍在想他，有时是每个小时都在想他。

　　于是，我便坐在这座城市一幢十九世纪的褐沙石楼的一间空调小屋里，翻阅那些文献。它们不仅散发出遥远历史的气息，也暗示父亲所作研究的紧迫性。
　　向窗外望去，街上有几棵绿叶轻软的树，马路对面是更多的褐沙石房子，任何现代的添饰都无法压抑其正面优雅的风格。
　　那天早上，在这个小小的图书馆里另外只有一位学者，一位意大利妇女。她先用手机低声打了几分钟电话，然后翻开了某人的手写日记——我尽量不探头去看——开始读了起来。
　　我带着笔记本和一件薄毛衣，坐在靠近空调的地方，图书管理员给我拿来斯托克的第一份手稿，还有一个丝带绑好的小卡片盒。
　　斯托克的笔记内容庞杂，正是我喜欢的。他的笔记纷乱复杂，有些写得密密麻麻，有些又打在古老的葱皮纸上，其中有关于神秘事件的剪报，有从个人日历上撕下的纸张。我想，父亲会多么喜欢这些资料，斯托克如此爱好超自然事物，他会怎样地付之一笑。
　　不过，半小时后，我就将资料小心地放到一边，打开另一个盒子，里面是一本薄书，封面整洁，很可能是十九世纪的——四十页纸的内容印在几乎是白璧无瑕的十五世纪的羊皮纸上，一份中世纪的宝贝，久经翻阅却如此完好，实乃奇迹。卷首插画是一张脸，多年的辛勤研究使我对这张脸无比熟悉：大眼睛，眼神有些诡诈，锐利的目光穿过书页望着我，浓密的胡须垂在方下巴上，长鼻子漂亮但凶狠，性感的嘴唇若隐若现。
　　这本书印于一四九一年，来自纽伦堡，讲述了德拉库尔·万达（即德拉库拉）的种种罪行，他的残忍，他嗜血的快乐。
　　头几行是中世纪德语，我已熟悉，猜得出它的意思是：“在我主纪元一四五六年，德拉库拉干了许多可怕而离奇的事情。”
　　其实图书馆已提供了译文，我重读了德拉库拉违背人性的某些罪行，不禁颤抖起来。他烧烤活人，他剥人皮，把人活埋至脖子，把婴儿钉死在母亲的乳房上。
　　父亲研读过其他类似的册子，不过他肯定会重视这一本，因为它崭新得令人吃惊，羊皮纸仍然清爽宜手，保存如此完好。五百年过去了，它看上去就像刚印出来的。干净得令我不安。
　　过了一会儿，我用丝带重新扎好，把它放回原处。看不到它，我倒感到高兴。我一边思忖我为什么会想亲自来看这东西。那骄傲的目光一直盯着我，直到我把书本合上。
　　我带着朝圣者完成使命的心情收拾自己的东西，谢过好心的图书管理员。对我的来访她似乎感到高兴，她偏爱这本册子。自己还为此写了一篇文章。我们友好地话别，握手。
　　我下楼去礼品店，再从那里走到暖和的街上，街上飘散着汽车尾气的味道，还有附近飘来的午饭的气味。
　　博物馆单纯的气氛与外面城市的喧嚣是如此不同，我身后那扇关上的橡木门因而显得格外威严，所以管理员匆匆赶出来时，我不禁大吃一惊。
　　“我想您忘了这些，”她说，“幸好赶上了您。”
　　她的微笑是那种意识到自己归还他人的宝贝的笑容——“您肯定不想丢掉这个——钱包、钥匙、一条精致的手镯。”
　　我向她表示感谢，接过她递来的书和笔记本，默认地点点头，又吃了一惊。她消失在这幢旧式建筑里，和她下台阶走向我时一样迅捷。
　　笔记本是我的，肯定是，我以为离开前已经把它放回公文包里了。那本书——现在我说不出第一眼看到它时认为它是什么，只看到封面是摩擦得挺旧的绒布，非常、非常旧，拿在手里既熟悉又陌生。里面的羊皮纸丝毫没有我在图书馆里看的那本鲜亮——尽管书页空白，却让人强烈感到已经有好几百年了。书页中央只有一幅凶恶的画像，它一下打开在我手里，我没来得及住手，没来得及合上书页，只能久久地盯着它。
　　我静静地站在街上，心里袭来一种虚幻的感觉。经过身边的车流一如从前，实实在在，一辆车摁响喇叭，一个人牵着一条狗想绕过我，从我和银杏树中间穿过去。
　　我抬头望博物馆的窗户，想着那位图书管理员，可窗户只映出对街的房屋，那里也没人动过窗帘，我四下张望，也没有哪扇门轻轻关上。这条街一切正常。
　　我回到旅馆房间，把书放在玻璃桌面上，洗了脸和手。我走到窗前，放眼看这座城市。
　　街道往下，是费城市政厅丑陋的贵族风格，只有爱好和平的威廉？佩恩的塑像在屋顶起到平衡作用。从这里看过去，公园只是方方正正的绿树广常银行的塔楼闪出亮光。左边很远的地方，是一个月前遭轰炸的联邦大楼，又红又黄的起重机在一次次抓起中央的瓦砾，重建大楼的轰鸣声阵阵传来。
　　不过吸引我目光的并非这些场景，我不由自主地在想着另外一个情景。这情景我从前似乎见过。我依窗而立，感受着夏日的阳光，尽管身在空中，却奇怪地感到安全，似乎这危险完全属于另一个世界。
　　在我的想象中，那是一四七六年秋一个明朗的早晨，空气凉爽，雾气从湖面上泛起。一条小船停泊在岛边，在墙壁和带铁十字架的圆顶下面。水上传来木桨轻擦岩石的声音，两个修士从树下匆匆赶来，把船拖上岸。只有一个男人走下船，踏上石头堤防。他比那两个年轻修士都矮，却似乎比他们高大。他穿着精制的红皮靴，镶着马刺，紫红相间的紧身马甲，外面罩着长长的黑绒斗篷，一枚精致的胸针将斗篷别在他宽阔的前胸上，尖锥形帽子，前面插有红羽毛。他的手拨弄着腰带上的短剑，手背布满疤痕。他大大的绿眼睛总是睁得圆圆的，嘴和鼻子显得残忍，黑头发和黑胡须露出一缕缕更为粗犷的银丝。
　　修道院院长已经得到通知，赶到树下迎接。
　　“我们不胜荣幸，我的主人，”他说着，伸出了手。
　　德拉库拉吻了他的戒指，院长在他头上划了个十字。“祝福你，我的孩子。”他补了一句，似乎是发自内心的感恩。
　　他知道国王在这里出现近乎奇迹。德拉库拉很可能穿过了土耳其人的占领地，来到这里。
　　院长的恩主能在这里出现，似乎是有神助，这已不是第一次。院长已经听说，柯蒂亚·德·阿尔杰什的大主教很快就要给德拉库拉重新加冕，任命他为瓦拉几亚的统治者。毫无疑问，这条龙最终将把全瓦拉几亚从土耳其人手中夺过来。
　　院长仁慈的手指轻轻碰了碰国王宽阔的前额：“春天您没来，我们作了最坏的设想。感谢上帝。”
　　德拉库拉微笑，但没说什么，久久地望着院长。
　　院长想起来，他们从前争论过死亡。德拉库拉在忏悔时几次问过院长，院长既是侍奉上帝之人，那么他是否认为每个罪人在真心忏悔后就能够上天堂。院长特别担心，在那最后的时刻到来时，他的恩主能否得到合乎规矩的仪式，但他不敢跟他提这个。不过，在院长温和的坚持下，德拉库拉接受了真正信仰的重新洗礼，以为他曾暂时皈依西方异教而忏悔。院长私下里已经原谅了他的一切——一切。难道德拉库拉不是毕生都在抗击异教徒吗？那恶魔般的苏丹正在摧毁基督教世界的铜墙铁壁埃不过他暗自想过，上帝是否会赐恩于这个怪人。他希望德拉库拉不要提天堂这个话题。
　　国王询问他不在时，他们进展如何，他松了口气。
　　他们一起绕着修道院的院子散步，鸡群在他们面前跑散。德拉库拉察看新近完工的房屋和生长旺盛的菜园，流露出满意的神色。院长急忙请德拉库拉看人行道，那是他上次走了以后修起来的。
　　两人在院长的房间里喝茶。
　　德拉库拉把一个绒包放到院长面前。“打开吧，”他捋着胡须说，两条强壮的腿叉开，一刻不离身的短剑仍挂在身侧。
　　院长希望德拉库拉以一种更为谦卑的姿态把礼物交给他，不过他还是安静地打开包袱。
　　“土耳其财宝，”德拉库拉说着，笑得更开心了。他下排的牙齿掉了一颗，不过剩下的又白又结实。
　　院长发现包里是无比美丽的金银珠宝：大串的绿宝石，红宝石，沉重的金链和土耳其造的金胸针，还有其他物品，包括一个镶深蓝宝石的雕金十字架，十分精致。
　　院长不想知道这些东西从哪里来。
　　“我们将用它们来充实圣器收藏室，做一个新洗礼盘，”德拉库拉说，“我要您召工匠来，从哪个地方召都行，工钱不在话下，再为我的坟留出足够的东西。”
　　“您的坟，我的主人？”出于尊敬，院长只望着地板。
　　“是的，阁下。”他又去摸剑鞘。“我一直在想这件事。我希望能安葬在圣坛前，上面盖大理石。当然，您给我做最好的弥撒，再加一个唱诗班。”
　　院长鞠躬答应，但这人的神色，绿眼睛闪出的精明令他不安。
　　“还有，我有一个要求，您记清了。我的墓碑上只要我的画像，不要十字架。”
　　院长抬起头，吃惊不已。“不要十字架，我的主人？”
　　“不要十字架，”国王坚定地说。他死死盯着院长。
　　有一会儿，院长不敢再问。然而，他是此人的精神顾问。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
　　“每个坟墓都有救世主受难的标志，您也应该享有这一荣耀。”
　　德拉库拉沉下脸。“我不打算长久屈服于死亡。”
　　“这是逃脱死亡的惟一方法，”院长鼓起勇气说。“这办法就是通过赐恩于我们的救世主。”
　　德拉库拉盯着他好一会儿，他努力迎着他的目光。“也许吧，”他终于说道。“不过近来我碰到一个人，一个到过西方一座修道院的商人。他说在高卢有座教堂，那是那一带最古老的。有些罗马天主教的修士通过秘密的办法超脱了死亡。他都记在一本书里，他想把那些秘密卖给我。”
　　院长颤抖起来。“上帝保佑我们远离这些异端邪说，”他赶快说道，“我的孩子，我肯定您拒绝了这些诱惑。”
　　德拉库拉微笑。“您知道，我喜欢书。”
　　“世上只有一本真正的书，我们都应以全部的心灵和全部的灵魂去爱这本书，”院长说。
　　不过说话当中，他的眼睛无法不看国王那满是伤痕的手和那只手正在玩弄的剑鞘。德拉库拉的小手指上戴着一枚戒指。院长不看已经很清楚，上面是一个凶恶而卷曲的象征。
　　“来吧，”德拉库拉显然厌倦了这场争论，这让院长吁了一口气。
　　德拉库拉突然精力充沛地站起来。“我想看看您的缮写室，我很快就有活让他们干了。”
　　他们一道走进小小的缮写室。
　　三位修士坐在那里，正按传统方法抄写手稿，一个在刻字，准备印一页关于圣安东尼的生平。印刷机在一个角落里。那是瓦拉几亚的第一台印刷机，德拉库拉自豪地抚摸它。那是一只方方正正的大手。缮写室里最年长的修士站在印刷机附近的桌旁，凿着木块。
　　德拉库拉俯过身去：“这是什么，教士？”
　　“圣米迦勒屠龙，阁下，”老修士低声道。他抬起头，双眼朦胧，白眉苍苍，遮住了双眼。
　　“不如让恶龙来屠杀异教徒吧，”德拉库拉说着，咯咯笑了。
　　修士点点头，不过院长心里又一次暗自发抖。
　　“我要你做一件特别的事，”德拉库拉对修士说。“我会把大意告诉院长大人的。”
　　在阳光灿烂的院子里，他停下脚步。“我要留下来做礼拜，和你们一起用圣餐。”他对院长转身一笑，“您给我在小间里留了过夜的床吗？”
　　“一直有，我的主人。上帝之屋就是您的家。”
　　“现在我们上我的塔楼吧。”
　　院长熟知恩主的这一习惯。德拉库拉总喜欢从教堂的最高点纵览湖面和周围的岸堤，仿佛要察看敌情。他这样做自有道理，院长思忖。土耳其人连年悬赏他的头颅，匈牙利国王与他交恶，国内的贵族对他又怕又恨。除了这岛上的居民，谁不是他的敌人呢？
　　院长跟在后面，慢慢走上蜿蜒的楼梯，一边做好准备迎接即将敲响的钟声。钟声在这上面奇大。
　　塔楼的圆顶四面都相当开阔。
　　院长登上顶层时，德拉库拉已经站在他中意的位置，凝望着湖面，他双手背在身后，这是思考和计划的典型姿势。
　　院长见过他这样站在他的武士面前，交待第二天的进攻战术。
　　院长想，他的表情不像一个常面临危险的人，不像一个任何时候都可能死去的领袖，因而在时时考虑灵魂拯救这一问题，相反，他的眼神显出整个世界都展现在他眼前。

《历史学家》 作者：伊丽莎白·科斯托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