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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迪五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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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杰弗迪五岁大》
作者:哈兰·埃里森

正文 杰弗迪五岁大

  我5岁大的时候,常常和一个小孩一块玩儿,他叫杰弗迪。他的大名是“杰夫·金泽”,不过小伙伴们都叫他杰弗迪。我们当时都是5岁,在一起玩得很开心。

  那时候,克拉克棒糖就像路易士维尔牌球棒那引人注目的棒头一样,是圆滚滚的,差不多有6英寸长。外面裹着真正的巧克力,夹心部分咬起来会发出好听的嘎喳声。糖纸的质量也很好,闻起来很清新。我们通常会把糖纸从棒糖的一端剥下,另一端仍包在糖上,方便手拿,这样融化的糖就不会粘在手指上。现在的克拉克棒糖薄得跟信用卡一样,纯巧克力也被一些难吃的人工产品取而代之,软软的,寡淡无味,这样的棒糖得15或20分才能买到一支,从前可是只需要不多不少的5分钱。而且,这些棒糖被精心包装起来,给人一种分量20年不变的错觉,其实满不是那么回事:又薄又难看不说,还难吃得要命,花上5分钱都嫌贵,更别说15或者20分钱。

  就在那一年,五岁的我被送到在纽约布法罗的帕特丽夏姨妈家里去住了两年。当时我的爸爸正在竭力渡过“困难时期”。帕特丽夏姨妈长得很美,她丈夫是一个股票经纪人。他们带了我两年。我7岁那年回到家里,仍去找杰弗迪,我们又在一起玩。

  那时我7岁,杰弗迪仍旧是5岁。我并没有注意到任何不妥。我还不懂事:我才7岁。

  7岁的时候,我常常趴在我的特沃特·肯特牌收音机跟前听那些好听的节目。我把接地线和天线绑在一起,这样我就可以躺在那儿,一面用我的Crayolas牌蜡笔(当时那个大盒子里面只有16种颜色)给涂色本上颜色,一面听收音机。有时听NBC红网:本尼·杰克的系列广播剧《吉露》、《阿莫斯与安迪》,埃德加·卑尔根和查理·麦卡锡的系列广播剧《切斯和桑伯恩》,《他那一家子》,《爱看戏的人》;有时是NBC蓝网的《搞笑的埃科斯》,沃尔特·温切尔的《杰根斯》,广播剧《给点消息吧》、《死亡山谷》;最好听的还是交互网的《青峰侠》、《独行侠》,《影子》和《静静地请求》。可如今,每当我打开车载收音机,从波段的一头调到另一头,听到的尽是百弦乐队的演奏、平庸的家庭主妇和乏味的卡车司机在傲慢自大的主持人的谈话节目里谈论他们古怪的性生活、西部乡村说唱的胡言乱语,还有震耳欲聋的摇滚乐。

  10岁那年,我的祖父寿终正寝,而我成了个“捣蛋小鬼”,他们把我送去一所军事化管理的学校,好让我能受点管教。

  14时我又回到家乡,杰弗迪还是5岁。

  十四岁的我常常在周六下午去看电影。那时候一个日场的门票才10分钱。那时候爆米花的外面裹的是真正的奶油,而我总能碰见放映好片子,比如莱西·拉茹的西部片,王尔·比尔·埃略特扮演红色莱德,博比·布莱克扮演小海狸的西部片,罗伊·罗杰斯或是强尼·马克·布朗出演的西部片;有时候是恐怖片,像隆多·哈顿扮演杀人犯的《恐怖屋》,或是《猫人》、《木乃伊》,或者是弗雷德里克·马奇和维罗妮卡·蕾克出演的《我的老婆是巫婆》。然后还会放上一集很棒的连续剧,比如维克多·乔里的《暗影》,或者是《至尊神探》和《飞侠哥顿》。此外还有三个卡通片,一段詹姆士·菲茨帕特利克拍摄的短片《行者说》,几段电影新闻,一首卡拉ok,如果我待到晚上的话,那里还可以玩宾果(一种赌博游戏)或者是基诺(也是一种赌博游戏,还提供免费的晚餐。如今的我去电影院,只是为了看克林特-伊斯特伍德狠揍别人的脑袋,就像打熟透了的甜瓜。

  18岁时我上了大学。杰弗迪还是5岁。暑假期间我回家,在乔叔叔的珠宝店里打工。杰弗迪没有任何变化。这时我已经明白,他身上有些事情与众不同,一些错乱而怪异的事情。杰弗迪仍旧5岁,一天也没有长大过。

  22岁那年我回到家乡,并就此扎根留下。我开了镇上的第一家索尼电视机特许经营店。我常常见到杰弗迪。他5岁大。

  这时生活已经在许多方面有所改善。许多过去置人死地的疾病如今可以医治;公路修得更好,汽车跑得更快,人们能够更加迅捷地到达目的地;衬衫更柔软光滑;出现了平装书,尽管要花和以前买优质精装书一样多的钱;如果手头拮据,信用卡就能帮忙渡过难关。可是我仍觉得,我们失去了许多好东西。你知道吗?现在已经买不到油布了,市面上卖的都是些乙烯基的楼面料,像油布这类的东西已消逝无踪,老祖母的厨房里那种特有的甜蜜气味再也闻不到了。家具再也用不了30多年,有调查发现,年轻的主妇们每过7年就喜欢把旧家具全扔出去,买回一套全新的、带彩条的、好看的便宜货。唱片也都不对劲,它们不像老唱片那样厚厚的、硬硬的,而是薄薄的,一折就弯……很不讨我喜欢。餐馆不再提供那种大罐大罐的奶油,只用小小的塑料盆装些人造的粘糊糊的东西给客人,要想把咖啡调到合适的颜色,一盆根本不够用。你穿双运动鞋就能给汽车的挡泥板踢出个凹痕来。无论走到哪里,所有的城镇看上去都一模一样,一样的“汉堡王”,一样的“麦当劳”,一样的“7-11”,一样的“塔可钟”,一样的汽车旅馆,还有一样的购物中心。也许吧,生活是更好了,可我为什么还对过去念念不忘?

  我前面说过“杰弗迪仍是5岁大”,并非指他发育迟缓。不是那么回事。他就跟5岁的孩子一样,是一个聪明伶俐,活泼可爱而有趣的孩子。

  他3英尺高,在5岁的年龄来说,这算是小个子,体形完全正常:没有特别大的脑袋,没有奇怪的下巴,一点也没有。他就是个漂亮又正常的5岁孩子。只有一点:实际上,他已经和我一样大了,22岁。

  他的说话声是五岁孩子那种短促的高音;走路时也是5岁孩子那样跌着脚小步地跳跃;他和你聊天,也就是聊那些5岁孩子的想法,漫画书啦、玩具小兵啦、把一块硬纸板夹在自行车的前叉上,刹车时就能发出像摩托艇那样的声音啦,问的问题都是些“为什么那个东西要那样”、“‘上‘有多高”、“‘老’有多老”、“大象长什么样”之类的问题。总之,活了22的年他,完全只有五岁大。

  杰弗迪的父母是一对郁郁寡欢的夫妻。由于我还和杰弗迪做着朋友,还老和他一起玩,带他去赶集、打迷你高尔夫、看电影什么的,因此免不了有时会和他们待在一起。我不喜欢他们,因为他们真是压抑沉闷到了极点。可是反过来想想,谁也无法指望这两个可怜的人能有更好的表现。毕竟,他们家里发生了怪事,有一个停留在5岁、永远长不大的22岁的孩子,他们无限期地享受着孩子特有的天真无邪,却无法体验看着孩子长成一个正常成人的喜悦。

  5岁对于一个孩子来说是非常美好的时期,前提是,不要象有的孩子那样沉溺于恶魔般的破坏活动中。

  这个时期的孩子,世界正在眼前展开,但一切都尚未定型;他们尚未被现实当头一击,而相信一切都是命定,一切都毫无希望;他们的手总也摸个没够,脑子里总也学个没够,世界无限,色彩斑斓,神秘莫测。

  五岁是一个特殊时期。一过五岁,这些年幼梦想家们那探求、奔放而装满幻想的灵魂就要被强塞进教室那小小的盒子里;他们那想要把握一切、触碰一切,摸索一切的颤抖的小手就要被迫静静地呆在桌面上;大人们开始教训他们“也不看看你多大了”,“别那么孩子气”,“你表现得就像个婴儿”,诸如此类的话。这个时期的孩子虽然行为幼稚,却仍然可爱又听话,所有人都会对他宠爱有加。这是个快乐天真而神奇的阶段。

  一句话:杰弗迪正是被钉在了这个阶段,5岁。

  这对于他的父母来说,如同一场噩梦,一场任谁——社工、牧师、儿童心理学家、老师、朋友、医学奇才、精神病学家——都没法使之从中醒转的噩梦。17年来,他们的悲哀已经经历了许多层次的变化,从为人父母的溺爱到担忧,从担忧到烦恼,从烦恼到恐惧,从恐惧到慌乱,从慌乱到愤怒,从愤怒到嫌恶,从嫌恶到毫不掩饰的憎恨,直到最后,从深沉强烈的憎恨变成了麻木而消沉地接受。

  约翰·金泽是“博德工具模具厂”的一名值班长。他干这行已经30年了。在同行们看来,他这一辈子实在是太波澜不惊了,没有一点值得注意的地方……只除了一点之外:他是一个22岁的5岁孩子的父亲。

  约翰·金泽是个小个子,长着张圆脸,个性温和;他那灰白的眼珠从未与我对视超过几秒钟。聊天的时候,他总在椅子上不停的变换姿势,视线似乎总在看着天花板的某个角落,就像那里有些别人看不到的……或是不想看到的东西。我觉得最适合描述他的一个词就是:魔障了。想想他过的是种什么样的生活……真的,“魔障了”这个词对他再合适不过了。

  利昂娜·金泽则总在试图补偿,那股子劲头非常生猛。不论我在一天里的什么时候登门,她总是要塞吃的给我。杰弗迪在家时,她也总是追着送吃的,“宝贝,你想吃个橙子吗?好吃的橙子?那桔子呢?我可有好多的橙子哦。我给你剥个橙子吧?”可是,我能清楚地看到她的恐惧,对自己孩子的恐惧,以至于这些询问中总是透着一丝丝不详的意味。

  利昂娜·金泽曾经是个高个子,但是岁月已把她的脊背压弯了。她似乎总在寻找贴着壁纸的墙面或是能把自己藏起来的隐蔽之处,她总是穿着用印花棉布或是玫瑰图纹布做成的衣服,好让自己处于保护色的掩护之下,好让儿子那大大的褐色眼睛里天真无邪的视线能对自己视而不见;尽管杰弗迪一天里要从妈妈身边经过上百次,但他从未注意到她就在旁边,屏声静气,仿佛透明。她的腰间总是系着一条围裙,双手总是做清洁做得红通通的。似乎把周围弄得一尘不染就能补偿自己的罪过:居然把这么个怪物带到世界上来。

  他们都不怎么看电视。房子里常常是死寂一片,甚至听不见水在管子里流动时的“咝咝”声、木制品下沉的叽叽嘎嘎声、冰箱的嗡嗡声。完全死寂一片,仿佛时光的流逝独独绕开了这座房子。

  至于杰弗迪,他倒是不惹人讨厌。他生活在这种带有和善的恐惧与迟钝的嫌恶的氛围中,却从未发表过任何评论,他可能还不懂。他玩耍,就像一个孩子那样,而且看起来很快乐。但他一定也感觉到了——以一个5岁孩子的方式——在他们面前,自己显得多么怪异。

  怪异。不,这么说不对。就算有什么不同,他也仍然是一个人。只是他不协调,与他周围的世界无法保持同步,而且与一种和父母感受到的完全不同的震动发生了共鸣,上帝才知道那到底是什么。别的孩子都不愿意和他一起玩。他们都长大了,刚开始觉得他幼稚,然后觉得厌倦,再后就是全然的恐惧。他们脑海中对于成长成熟的理解渐渐清晰,却发现杰弗迪和自己截然不同——他不受时间的摆布。即使是那些小小孩们,他们与杰弗迪一样大,在街坊四邻那里游游逛逛,很快也学会了躲开他,就像街上狗要躲开回火的车子一样。

  因此,我成了他唯一的朋友。一个多年的老友。一个五岁,一个二十二岁。我很喜欢他,那种喜爱无以言表,而且也不清楚缘由。但我就是喜欢他,毫无保留地喜欢。

  和这家人共处得多了,我发现自己简直成了谦谦君子——居然能够忍受与约翰夫妇呆在一起。在某些星期六下午,看完电影后我带杰弗迪回到他家,我们会与他父母共进一小时左右的晚餐。他们对我感激涕零:简直到了卑恭屈膝的地步。由于我陪着杰弗迪,他们不用满面尴尬地带杰弗迪外出,不用在全世界面前装着自己是一对相亲相爱的夫妻,装着有着一个完全正常、快乐而讨人喜欢的孩子。他们因感激而招待我。厌恶,他们每一刻的压抑,都让我觉得厌恶。我同情他们,也轻视他们,因为他们有一个杰弗迪这样可爱的孩子,却缺乏爱他的能力。

  当然,我从未将这些想法表露出来,即使是在那些与他们共度的尴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夜晚。

  我们坐在昏暗的起居室里——这房间总是这样,要么昏昏沉沉,要么漆黑一片,像是要用黑暗把什么隐藏起来,不让光线通过房子那明亮的眼睛 把它透露给外面的世界似的——我们那就样沉默地静[祭百度]坐,大眼瞪小眼,他们从来也不知道该对我说些什么。

  “你们厂子里的情况怎么样?”我会对约翰·金泽说。他会耸耸肩。不论是我们的谈话,还是他的生活都让他无法表现得优雅自在。“还好,还好吧,”他最终会说。

  于是我们再次对坐着陷入沉默。

  “要来点好吃的咖啡蛋糕吗?”利昂娜会说,“我今天早上才做的,新鲜着呢。”有时候是深碟青苹果派,或是牛奶巧克力酥饼,或是褐色贝蒂布丁。

  “不,不用,谢谢你,金泽太太。我和杰弗迪在回来的路上吃了好几个士汉堡了。”再次沉默。

  “有时候我真希望他生下来就死了,”利昂娜说。约翰抬眼深深地盯着天花板的角落,是因为那里有无名的阴影在一直在注视着他吗?或者他是在那些角落里寻找上帝?“这不是你的真心话,”他对她说,温柔哀婉,紧绷的身体和颤抖的声音都在催促她赶紧收回刚才的话,赶在上帝尚未注意到这个可怕的念头之前。但那却是她的真心话。非常真心的真心话。

  那晚我想办法赶紧离开了。他们不会想有个人在旁见证他们的羞愧。我很高兴离开。

  整整一个星期我都躲着他们。躲得离金泽夫妇、杰弗迪、离他们家那条街,甚至离镇子的那一头都远远的。

  我有自己的生活。我要管理店和账本,和供应商开会,与朋友打扑克,带漂亮女孩们吃烛光晚餐,照顾父母,给汽车加防冻剂,向干洗店抱怨领子和袖口浆得太硬,上健身房健身,缴税,逮住从收银机偷钱的伊恩或是大为(这两个人里总有一个家伙偷过钱)。我有自己的生活。

  可是,即便是那晚发生的事也无法使我从杰弗迪身边走开。他打电话到店里来,要我带他去看骑术表演。我们俩关系好得简直就是兴趣广泛的22岁成人和……5岁小孩的关系的典范。我从没仔细分析过是什么把我们俩紧紧连在一起。我总觉得应该就是因为年龄的差距吧,类似对自己的小弟弟的那种感情,虽然我没有亲弟弟。(只是有时我也会记起我们曾经是幼时玩伴,曾经是同龄人;对我来说,那些日子已经成了回忆,可对杰弗迪而言,生活凝固在那个状态。)

  于是,就在一个周六下午,我去找杰弗迪,打算带他去看一晚两场的电影。正是在那个下午,一些事情引起了我的注意,那是一些我早该留意到的事情。

  我朝金泽家的房子走去,希望看到杰弗迪坐在房前走廊的台阶或是摇摆椅上等我。不过他没在那里。

  可我不愿进到房子里去,从五月的阳光下走进那种黑寂,想想都是可怕的。我在房前的步道上站了一会,两手环在嘴边喊:“杰弗迪?嘿,杰弗迪,快出来,我们出发吧,不然就晚了。”

  “我在这里,唐尼。”他的声音很细弱,像是从地下传来的。

  虽然只闻声不见人,但我确定是杰弗迪在叫我,不会错的:我,唐纳德.H.霍顿,堂堂“霍顿电视音像中心“的董事长和全权业主,只有杰弗迪才会叫我唐尼。他一直都这么叫我。

  (事实上,这话也不算撒谎。我嘛,在大众看来,确实是这个中心的唯一拥有人。与帕特丽夏阿姨合伙,只是为了偿还她借给我的债务,我21岁那年接受了一笔遗产,是10岁那年我的祖父留给我得,我用这笔钱,加上向帕特丽夏阿姨借的款子,开了这家店。这笔债数目不算太大,只有一万八,不过我让帕特丽夏阿姨别过问店里的业务,因为我小的时候她曾经照看过我。

  “你在哪啊,杰弗迪?”

  “门廊下面,在我的秘密领地。”

  我沿着走廊边走了走,然后弯腰下去拉开了柳条编制的栅栏。栅栏的后面,在压实的泥土上,是杰弗迪为自己建造的一个秘密领地。他在里面放上桔黄色柳条箱,里面装着漫画书,还一个小桌子和几个枕垫,一支粗粗大大的蜡烛用作照明,我们过去常常躲在这里,在我们都是……5岁的时候。

  “你在干嘛?”我问道,说着便钻了进去,并把身后的栅栏关上。走廊下边很凉爽,泥土闻起来很舒服,蜡烛的味道也亲切而熟悉。在这样的秘密领地里,孩子会觉得如同在家里那么自在:世上的孩子都曾经有过这么一个秘密领地,在这里他度过的是一生中最快乐、最丰富多彩、最美好、又最神秘的时光。

  “我在玩呢,”他说。他的手里抓着一个金黄色的圆圆的东西。小小的手掌都快容纳不下了。

  “你不记得我们要去看电影啦?”

  “记得。我只是待在这里等你。”

  “你爸妈在家?”

  “我妈在。”

  于是我明白了为什么他要在这里等我,便没有继续追问这个问题。“你手里拿着什么?”我问。

  “《午夜机长》的秘密解码徽章,”他说,一边把它放平在自己的手掌上给我看。

  我意识到自己盯着看了好一阵,才明白过来这到底是什么东西。然后我渐渐明白,杰弗迪手里拿着的是一个奇迹。一个简直不可能存在的奇迹。

  “杰弗迪,”我轻声说,声音里带着诧异,“你在哪里弄到的?”

  “今天邮递来的。我邮购的。”

  “那一定很贵吧?”

  “还行。十分钱加上两个阿华田瓶子盖里的封腊章。

  “我可以看看吗?”我的声音颤抖起来,伸出去的手也在发抖。杰弗迪把东西交给我。这个奇迹就躺在我的手掌里,太神奇了。

  你还记得吗?《午夜机长》是1940年在全国的广播电台里开始连播的,赞助商是阿华田公司。这个节目每年都要发行一个空军中队的秘密解码徽章。而在每天这个节目的末尾,电台会给出一个有关下一天节目内容的线索密码,只有那些拥有正版徽章的孩子才能够解译。1949年,这种漂亮的解码徽章停止了发行。我还记得我在1945年得到的那一枚:很精致,在数码盘的中央嵌着一块放大镜。1950年这个广播节目停播了,虽然我知道在50年代中期播过一个短命的同名电视剧,而且在1955和1956年,也曾发行过解码徽章,但要说“真正的”徽章的话,从1949年后就再也没有生产过。

  而此时我手里的这块《午夜机长》的密码徽章,这块杰弗迪只花了十分钱(仅仅十分钱!)和两个阿华田商标就邮购到的徽章,它是崭新的,闪着金色的光泽,没有凹痕,也没有锈斑,不像时不时能在收藏品商店里找到的那种贵得出奇的旧货……这是个新的徽章。上面的日期也是今年。

  “杰弗迪,跟我说说这是怎么回事,”我说。

  “你要我说什么呀,唐尼?这就是我新买的《午夜机长》秘密解码徽章啊。我要用它找出明天要发生的事情。”

  “什么明天的事情?”

  “节目里的事情啊。”

  “什么节目?!”

  他瞪着我,好像我在故意装傻似的,“就是《午夜机长》啊!你这家伙!”

  我顿时哑口无言。

  我还是无法面对这件事。它就摆在那,明明白白地摆在那,可我仍然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你是说那些老节目的唱片吧?你是这个意思吗,杰弗迪?”

  “什么唱片?”他问。他不懂我的意思。

  我们在门廊下面互相瞪了好一会。然后我缓慢地问道,对要听到的答案几乎有些害怕起来,“杰弗迪,你是怎么听《午夜机长》地?”

  “每天听。用收音机听。我的收音机。每天下午5点半。”

  新闻。音乐,愚蠢的音乐,和新闻。这些是每天下午5点半收音机里播放的内容。没有《午夜机长》。这支电波中的秘密空中战队已经消失了20年了。

  “今晚我们可以听吗?”我问。

  “老兄!”他说。我刚才一定是说了蠢话:从他的语气里我能明白这一点,但却不知道到底哪里说得不对。马上我想起来了:今天是周六,《午夜机长》只在周一到周五才有,周六和周日不播。

  “我们还去看电影吗?”杰弗迪问。

  我没听见他的话。我的心思现在完全不在这儿。脑子里一片混乱,什么结论也做不出来。我没有轻率地做出什么疯狂的推论,只是思绪飘到远远的一个什么地方,试图弄明白,找个说法——如同你、如同每个人一样,在这种时候可能更愿意找个说法,而不是接受事实,那不可能发生而又奇妙的事实——最后的结论仅仅是:一定有个很简单的解释,只是我还没想到而已。

  “我们还去看电影吗,唐尼?”

  “当然要去,兄弟,”我说。然后我笑了。我把解码徽章还给他。他把它放在自己裤子的侧口袋里。然后我们从门廊下边爬出来,去看电影。这一天里谁也没有再提起关于《午夜机长》的事情。可是,在那天剩下的时间里,我每隔不到10分钟,就会把这件事想起来一次。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我的店盘点。直到周四我才见到杰弗迪。我承认,我把店留给伊恩和大为照看,告诉他们说我得出去办点事,下午四点便早早离开了。4点45左右我到了金泽家。利昂娜开的门,她的样子又疲倦又冷漠。“杰弗迪在吗?”我问。她说他正在楼上自己的房间里……听收音机。

  我两步并作一步地上了楼梯。

  好吧,最后我还是做出了那个不可能地、不符合逻辑的推断,对我而言,这是种飞跃。如果这种有悖信仰的事情不是因为杰弗迪而起,而是因为别人,不管是大人还是小孩,我都可能会做出更符合常理地推论。但这是杰弗迪,负载他生命的容器本来就明显迥于常人,你不能指望他所经历的一切能套到常规的框框里来。

  好吧,我承认:我想要听到上次他说的那个节目。

  即使是隔着紧闭的门,我也知道这是哪个节目:

  “他在那,田纳西,抓住他!”

  接着是松鼠枪沉闷的射击声,和子弹飞过的呼啸,然后又是之前那个声音在耀武扬威地说:“抓住他了!正~~~~中靶心!”

  杰弗迪正在收听的是美国广播公司的节目,790千赫,广播剧的名字叫《田纳西杰达战士》,这是我在40年代最喜欢的广播剧之一,以西部历险为题材,我已经20年没有听到过了,因为早在20多年前它便停播了。

  我坐在金泽家最高层的楼梯的最高一级台阶上,听着这个节目。这绝不是那种老节目的重播,因为我早已把这个剧的内容铭刻在心,没有错过任何一集。还有一点可以更进一步证明这内容是全新的:节目里插播的广告中,偶尔会出现与眼下的文化和技术发展相关的字眼,还有一些在40年代尚未普及到日常生活当中的词汇,像喷雾罐、激光去除纹身,坦桑尼亚,和60年代从美国黑人俚语移植过来的措词:uptight。

  我无法继续对这个事实视而不见:杰弗迪正在收听《田纳西杰达战士》的新剧集。我跑到楼下,从前门冲出去,上了自己的车。利昂娜一定是在厨房里。我转动钥匙,砸开了收音机的开关,把频道调到790赫兹。美国广播公司的电台。传出来的是摇滚乐。

  我呆坐了一会,然后慢慢地从收音机频段的一端调到另一端。音乐,新闻,谈话节目。就是没有《田纳西杰达战士》.而且这是“蓝点“牌收音机,是我能买到的最好的收音机,因此不可能漏掉那些边缘电台。那节目确实没有任何电台在播!

  又过了一会,我关掉收音机,把车子熄了火,又悄悄回到楼上。我坐在楼梯顶,听完了整个节目。精彩之极。

  还是那样激动人心的情节,天马行空的想象,以及所有我记得的最有创意的广播剧所拥有的优点。而且它还很摩登,不是为了迎合那些日渐缩减的怀旧听众群的老古董。它是个新戏,虽然戏里的声音都是旧日的声音,但那些声音们依然年轻、清亮,中间插播的广告宣传的也是眼下的商品,但却不像现在的收音机里的广告那样喧闹刺耳。

  《田纳西杰达战士》在5点钟结束了,我听到杰弗迪转动收音机的旋钮,直到主持人格伦·瑞戈那熟悉的声音响起:“现在轮到霍普·哈瑞根出场!请听《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接着是飞机飞行的声音,那是螺旋桨式飞机,不是喷气式!不是伴随着如今的小孩长大的那种声音,而是伴着我长大的那种,那是真正的飞机的声音,那种隆隆的、螺旋浆旋转发出的轰鸣,正是《G-8和他的战斗英雄》里的飞机发出来的,午夜机长和霍普·哈瑞根开的也都是那种飞机。然后我听到霍普说,“CX-4呼叫控制塔。CX-4呼叫控制塔。准备就绪!”稍停一会,接着是“好的,这里是霍普·哈瑞根……放马过来吧!”

  杰弗迪面临着如同我们当年这些40年代的孩子一样的难题:在好几个台都有中意的节目,可是时间上又相互冲突。于是,在向霍普·哈瑞根和坦克·汀可表达完敬意之后,他转着旋钮,调回到ABC台,这时我听到报时的声音,还有人狂热地嘀咕着听不懂的中文,在这种杂乱的声音之上,是主持人在大声说:《特……呃……瑞和海盗》!”

  我坐在楼梯顶端,听着特瑞,康妮,弗利·考林,还有——老天真是优待我——还有艾格尼丝·摩尔海德扮演的爵艮夫人演出的广播剧,他们在“红色中国”进行着一场新的历险,这些都是在米尔顿·卡尼夫1937年的版本里没出现过的情节。故事里还出现了河上盗贼、蒋介石、军阀、和美国试图凭借炮舰凌驾于别国之上的幼稚外交。

  我坐在那听完了整个节目,甚至听完了《超人》、部分的《杰克·阿姆斯壮,全体美国人的孩子》和部分的《午夜机长》。其间我听到约翰·金泽回家了,不过他和妻子都没有上楼来看看我怎么了,或是关注一下杰弗迪在哪里。我仍坐在楼梯上,发现自己开始哭泣,并一发不可收拾,泪水在脸上奔泻,汇进了嘴角,直到杰弗迪听到我的声音。他打开房门,看见了我并走过来,带着孩子气的迷惑瞧着我,这时我听见交互网在节目间隙时间里播放起汤姆·米克斯唱的主题歌:“WhenIt’sRound-upTimeinTexasandtheBloomIsontheSage”。杰弗迪碰了碰我的肩膀,看着我笑,笑容洋溢在他的嘴角和大大的棕色眼睛里。他说,“嗨,唐尼,想进去和我一起听收音机吗?”

  休漠认为不存在任何事物都有其位置的绝对时空;博尔赫斯认为不存在所有事件都相互关联的单一时间。

  杰弗迪收听的节目来自一个不可能——在逻辑上,在爱因斯坦构想的时空宇宙的自然规律中——存在的地方。但他收到的还远不止这个。他能邮购到没人生产的徽章。他读的是30年前就已经不存在了的漫画,看的是已经过世20多年的演员演的电影。他就是一个无尽的快乐接收终端,这种快乐在过去曾经存在,但已被今天的世界遗失在前进的路上了。全世界正一头扎向崭新的明天,在这种自取灭亡的过程中,装满简单快乐的藏宝屋已被夷为平地,操场覆盖上了混凝土,掉队的小精灵已被抛弃。而这一切却通过杰弗迪,以那样不可能的、奇迹般的方式折返到现在。往昔重现,却仍紧跟时代,保留传统,而又毫不落伍。

  杰弗迪就是那自给自足的少年阿拉丁,他用天性铸成了一盏神灯,为自己塑造了一份独享的现实。

  而且,他要带我一与他一起进入他的世界。

  因为他对我满怀信任。

  我们早餐吃桂格牌膨化麦泡,用《孤女安妮》今年新出的摇摇杯喝热的阿华田。我们去看电影,别人看到的是戈尔迪霍恩和瑞恩·奥尼尔演的喜剧片,我和杰弗迪欣赏的却是约翰·休斯顿导演的才华横溢之作:改编自唐纳·维斯雷克的小说Slay-ground,由汉弗莱·博加特扮演那个叫帕克的职业小偷;第二部则是《莱利根大战蚂蚁》,由史宾塞·屈塞,卡罗尔隆巴德和莱尔德克里加尔出演,维尔·鲁东担任制片。

  我们每月两次去报亭买当月的杂志:《暗影》,《野蛮博士》和《惊悚故事》。买回来之后,我们坐在一起,由我把杂志上的内容念给杰弗迪听。他特别喜欢的是亨利·库特纳新出的短篇小说《希神之梦》,还有斯坦利·温鲍姆的新作,一个短篇系列,讲述了发生在名字叫“热度那”的亚原子微观世界里的故事。9月份,《神秘传说》杂志上刊登了罗伯特·E·霍华德·科南的小说《黑色岛屿》的第一部分,让我们大饱了眼福;8月份,埃德加·赖斯·勃勒斯的木星系列的第四个中篇《木星海盗船》问世,主角仍是在火星系列里去过巴森(小说中火星人称自己的星球为“巴森”)的卡特·约翰,虽然这个故事让我们略感失望,不过《好故事周刊》的编辑承诺说这个系列还将有两个故事,这倒是个意外的收获,渐渐平息了我和杰弗迪对眼下这个稍为逊色的故事的失望之感。

  我们一起看连环漫画,并且我们都认定——是在我们凑到一起讨论之前就不约而同认定了——最喜欢的角色是玩偶人,空中小子和TheHeap。

  我们都喜欢乔治.卡尔逊发表在《丁玲当啷》漫画杂志上的连环漫画,特别是《古老脆饼王国的饼脸王子,我们在一起块儿读的时候都笑翻了,虽然我还得给杰弗迪解释其中的一些双关语,因为他年纪还太小,还没到能够领会这些微妙之处的年纪。

  该怎样解释这一切呢?我是无能为力。虽然在大学里学到的物理知识足够我胡乱猜测一番,不过想必正确的可能性很小。能量守恒定律偶尔也会被打破,这种定律被物理学家称之为“弱违反定律”。没准杰弗迪就是守恒定律弱违反的一支催化剂,只是我们刚刚才注意到。我试着读关于介子的禁戒衰变的书,但却一无所获。甚至最近读到的到位于苏黎世附近的瑞士原子能研究协会的刊物,也没能提供给我一点点启发。我开始模模糊糊地接受了这样的哲学观:科学的真正名字该叫做“魔法”。

  虽然无从解释,但却是无与伦比的好时光。

  我生命里最快乐的时光。

  我拥有“真实”世界,这个世界里有我的商店、朋友和家人,这是个讲究“盈利与亏损”的世界,是一个要纳税的世界,是一个与谈着购物或是联合国的女孩子们共度良宵的世界,是一个有涨价咖啡和微波炉的世界。同时我也拥有杰弗迪的世界,只有和他在一起时,我才能在那个世界存在。在杰弗迪看来新鲜新奇的那些陈年往事,我只有在他的陪伴下才能体验。这两个世界间的隔膜越来越薄,越来越光亮而透明。我拥有两个世界里的最好的东西,可是我知道,我无法将一个世界里的东西带到另外一个世界去。

  对这一点只是短暂的遗忘,便成了对杰弗迪的背叛,并将这一切划上了句号。

  日子快活得让我忘乎所以,逐渐忽略和忘记了,我的世界与杰弗迪的世界之间的联系是多么脆弱。现实为何嫉妒过去的存在,这是有原因的,但我从未真正懂得。在一些描述人们如何从利齿獠牙、触须毒液间逃脱的野兽小说里,对现实对过往造成的残酷是持认可态度的;它们详细描述着现实如何埋伏等待着过去,等过去一旦变为“当下”,便会被现实毫不怜悯地咬个粉碎。

  人要多大才会懂得这一点……我这个年纪的人肯定做不到……谁会懂呢?

  我想要为自己开脱罪责,然而却不能。这确实是我的错。

  那是另一个周六地下午。

  “明天放什么电影?”我问他,我们在去市中心的车里。

  他坐在副驾驶的位置上,笑容满面,那是他许多的招牌笑容之一,“肯·梅纳德的《牛鞭下的正义》,还有《被粉碎的人》。”他仍然笑嘻嘻的,就像已经带我看过了一场似的。我难以置信的看着他,“你开玩笑吧!”我兴高采烈的说道,“是伯斯特写的那个《被粉碎的人》吗?”他点点头,因为我的好心情而开心。他知道这是我最喜欢的书之一。“哦!真是棒极了!”

  “超级棒,”他说。

  “里面有谁?”

  “弗朗·托恩,伊夫林·凯耶斯,莱昴内尔·巴里莫尔,还有小伊莱沙·库克。”他对电影演员真是如数家珍,我从来没达到过这种境界。凡是看过的电影,他能把里面所有的演员名字都叫出来,即使是演群戏的演员也不例外。

  “那卡通片呢?”我问。

  “有三部:《小露露》、《唐老鸭》还有《疯狂的邦尼兔》。还有《皮特·史密斯的特长》,和卢·内尔的《猴子是最最最最疯狂的人》。”

  “噢,太棒了!”我大咧着嘴笑开了。接着我低头看见了座位上的购物清单簿。我忘记把它留在店里了。

  “我要在店门口停一下,”我说,“放下点东西。很快就好,一分钟。”

  “好的,”杰弗迪说,“不过我们不会迟到吧?”

  “我发誓不会,兄弟,”我说。

  等我把车驶进店后面的停车场,他决定和我一起下车,然后步行去电影院。市区很小,只有两家电影院而已,一家叫“理想国”,一家叫“抒情诗”。我们要去的是理想国,离我的店只有3个街区远。

  我拿着购物簿进了店,只见里面一团混乱。大卫和简各自接待着两个客人,还有好些客人在周围等着。简回头看了我一眼,脸上带着苦苦哀求的表情。大卫正从仓库到陈列室去,他像被鞭子抽着一样跑过我身旁,嘴里还念叨着“救命”,然后就一溜烟的跑了。

  “杰弗迪,”我弯下腰说,“听我说,给我几分钟时间好吗?简和大为忙不过来了,要招呼这么多人。我发誓我们不会迟到的。我只是要对付掉几个客户就行了。”他的样子有些紧张,但还是点头表示同意。

  我指着一张椅子对他说,“你就在那坐一会,我很快就来找你。”

  他非常听话地朝椅子走去,然后坐下来,尽管他知道我有些说话不算数。

  我开始招呼那些想买彩色电视机的顾客。顾客的需求这么大,这还是第一次——彩电的价格最近才降到为人们接受的水平,而且这是索尼第一次搞促销——对我来说是个好彩头。我似乎看见自己还了债,似乎看见我的店使我第一次成为领军人物。这就是做生意。

  在我的世界里,做好生意是第一位的。

  杰弗迪坐在那瞪着墙壁。让我来告诉你那面墙壁是什么样的。

  柱子和托架按照设计好的样子从地面一直搭到离天花板只有两英尺的地方。许多电视机被巧妙地放在墙上的托架上。一共有33台之多。所有的电视都在播放同一时刻的节目。有黑白地,彩色的,小尺寸的,大尺寸的,但是节目都是同一时刻的。

  杰弗迪就坐在那看着这些电视,在那个周六地下午。我们的电视总共能够接收到30个频道,其中还包括UHF教育台。一个台在放高尔夫,第二个在放棒球,第三个是名人保龄,第四个则是宗教研讨会,第五个台播的是小孩跳舞,第六个在重播一出情景喜剧,第七台重播警察节目,第八个台在播放自然节目,里面有个人在没完没了的用苍蝇饵钓鱼;第九个台是新闻和谈话节目,第十个台是赛车,11台有个男人在黑板上演算对数,12台是个身穿紧身连衣裤的女人在做下蹲起,13台在放一部难看的卡通片,还是西班牙语的。其中只有六台电视的节目和别的有所重复。杰弗迪就坐在那,看着墙上的电视机里播放的周六下午的节目,而我则待在我的世界里,忙着用最快的速度把电视卖出去,好早日还清欠帕特丽夏阿姨的债。这是做生意。

  我那时真应该有所觉悟。我早应该对现实有所了解,知道它如何将过去扼杀。但我当时全身心投入到买卖中去了。当我终于瞥了一眼杰弗迪——那是在半个小时之后——发现他几乎变成了另外一个孩子。他冒着汗,和肠胃感冒的病人一样骇人地冒着热汗。他的脸色苍白,绵软无力得像条小虫子,小手紧紧抓着椅子的扶手,手指关节都暴凸着。我向一对正看着新的21寸Mediterranean电视样品的中年夫妇道了歉,然后赶紧冲到杰弗迪身边。

  “杰弗迪!”

  他看着我,可是眼睛里一片空洞。他完全陷入了恐惧之中。我把他从椅子上拉起来,和他一起朝前门走去,可是刚才被我扔在一边的那对夫妇朝我嚷起来,“喂!”那个中年男人说,“你到底想不想卖东西?”

  我看了看他,又看了看杰弗迪,然后再看了看那个男人。杰弗迪这时就跟行尸走肉一般。我拉他到哪他就到哪。他的腿僵直,脚则软遢榻地擦着地。昨日正在被现实吞噬,我听到有什么在痛苦地嘶喊。

  我从裤子口袋里抓出一把钱,塞到杰弗迪地手里,对他说,“兄弟……听我说……赶快离开这儿!”他的目光仍然没法聚焦。

  “杰弗迪,”我尽量严肃地说,“听我说!”这时候哪对中年夫妇开始朝我走来。

  “听着,兄弟,马上从这里出去。走到理想国电影院,然后买票。我随后就来。”

  中年夫妇马上就要走到我们身边了。我把杰弗迪推出门去,看着他踉踉跄跄地朝一个错误方向走,然后又停下来,似乎要集中起自己的心智,接着转身重新经过店门口,朝理想国的方向走去。“是的,先生,”我说道,直起身来面对着他们,“是的,夫人,那款电视机性能非常好,相当不错。麻烦你们再随我回到这边来……”

  有一种可怕的声音,那是什么被刺痛了,被伤害了,但我无从判断是从哪个频道、哪部电视机发出来,那声音破空而来。

  后来我知道的大部分事情,是从售票窗口的女孩,和那些主动走过来的人们口里听到的。当我赶到理想国的时候,已经是20分钟之后了,那时杰弗迪已经被揍得好似一滩果酱,被送到经理办公室。

  “你有没有看到一个很小的小男孩,大概5岁,大大的棕色眼睛和棕色直发……?他那会儿正在等我。”

  “噢,我向你是说那个被打的小孩吧?”

  “什么?!他在哪里?”

  “他被送到经理办公室了。没人知道他是谁,也不知道上哪里去找他的父母——”

  一个身着领座员制服的女孩正跪在沙发边,把一块湿纸巾放到他的脸上。

  我从她手里拿走了纸巾,命令她离开这间办公室。她一副受到侮辱的样子,哼哼唧唧地骂了几句,最终离开了。我坐在沙发边缘,试着把杰弗迪伤口上的血擦掉,而又尽量不把凝着血的口子弄开。他肿胀的双眼紧紧闭着,嘴上裂开了一道大大的伤口,头发上纠结着凝固的血块。

  他当时排在两个十来岁的孩子后面。电影院从12点半开始卖票,电影是1点开始放,12点45电影院才开始让人进去。杰弗迪在等待的时候,看到前面的两个孩子带着个手提收音机,那会儿他们在收听棒球比赛。而杰弗迪也想听个节目,天知道那是个什么节目,《盛大的中心站》、《让我们假装》,还是《不为人知的国度》,天知道到底是哪一个。于是他问那两个孩子能否借收音机给他听一会,也许当时正好是广告时间还是怎么的,两个孩子把收音机交给了他,也没准他们是出于某种带恶意的礼貌,好找个借口欺负这个小男孩。然后杰弗迪换了台……结果那两个孩子怎样都没法调回到棒球比赛的频道。收音机被锁定在过去,播放着只为杰弗迪而存在的节目。

  于是他们狠狠地打他……当着那么多旁观的人。

  然后他们逃跑了。

  是我让他孤身一人,手无寸铁地与现实搏斗。只是为了卖出一台21寸的Mediterraneanconsole电视,我就轻易地背叛了他。而现在,他被打得鼻青眼肿,他发出一些听不清楚的呻吟,他在轻轻的哭泣。

  “嘘,好了,兄弟,我是唐尼。我在这里。我带你回家,不会有事的。”

  我本来应该直接送他去医院。但却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那么做。我应该送他去医院。真应该送他去医院的。

  我把他带进家门时,约翰和利昂娜只是瞪着我。

  他们没有上来从我手臂中把他接过去。约翰的一只手低垂着。他是有意识的,但只是仅存的一点点。他们就那么瞪眼看着,在现实当中一个周六的下午,在那种半明半暗的光线中。我看着他们俩。

  “他在电影院被两个孩子打了,”我把臂弯里的杰弗迪往上举了几寸,并且往前伸去。他们两个只是看着我,看着我和杰弗迪,他们眼神空空,纹丝不动。

  “耶稣基督,”我吼起来,“他被打了!他是你们的儿子!你们难道碰都不想碰他一下?你们他妈的还算是人吗?”

  然后利昂娜慢慢的走过来,她在我们面前站了几秒钟,露出让人不忍心直视的惨痛表情。那表情似乎在说:我以前曾站在这个地方,很多次,我已经无法忍受再次站在这里;可是我现在还是在这里。

  于是我把杰弗迪交给了她。上帝保佑,我总算把他交给她了。

  她抱着杰弗迪上楼去洗澡,要洗去他身上的血迹,让他不再疼痛。

  我和约翰·金泽站在他家昏暗的客厅,我们看着彼此。他什么也没有对我说。

  我推开他走到椅子边,跌坐下去。我在发抖。

  楼上传来洗澡的水声。

  仿佛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利昂娜走下楼来,双手在围裙上擦拭着。她在沙发上坐下,随后约翰也在她身边坐下。我听到楼上传来了摇滚乐的声音。

  “你想来一片好吃的磅饼吗?”利昂娜说。

  我没有回答。我听着音乐的声音。摇滚乐。收音机里传出来的。沙发边的茶几上有一盏台灯,散发着黯淡的光芒,根本无力驱散客厅里的昏暗。“现实里的摇滚乐,而且是从楼上的收音机里发出来?”我念叨着,接着突然醒悟……噢,天哪……不!

  我跳起来,这时一个可怕的爆裂声响起,盖住了音乐声,台灯越来越黯,火苗在颤动。我尖叫起来,并不知道自己在叫些什么,然后向楼梯跑去。

  杰弗迪的父母依旧不动。他们交叠双手坐在那,坐在他们安坐了许多年的地方。

  我在楼梯上摔倒了两次。

  如今任何电视节目都勾不起我的兴趣了。我从二手店里买了一个教堂外形的飞歌牌收音机,我把它上面烧坏的部分拆下来,然后从一些老式收音机里把还能用的原始的电子管尽可能地拆出来,装到这个收音机里。我没有安装任何晶体管,或是印刷线路板,它们是不会起作用的。有时候我会在收音机前连续坐上好几个小时,反反复复、慢吞吞地调节旋钮,有时候慢得旋钮就像根本没动一样。

  可是我怎么也找不到《午夜船长》、《不为人知的国度》,《暗影》或者《求求你,安静点》。

  这么说,她还是爱他的,有那么一点点,尽管过了那么些年。我没法恨他们:他们只是想要重新生活在现实的世界里。那并不是什么糟糕的事情。

  总的来说,现实世界很好。比过去好,在许多方面都是。人们再也不会因为过去的一些疾病而死去。他们会得新的病,但这就是进步,不是吗?

  不是吗?

  告诉我。

  请你,告诉我。

《杰弗迪五岁大》 作者:哈兰·埃里森

哈兰·埃里森:美国科幻界的多面手

  By 乃鼎斋无机客

  哈兰·埃里森(Harlan Ellison)这位美国作家,在科幻小说以及其它一些类型文学甚为知名。他在俄亥俄州出生和长大,在俄亥俄州立大学就学。在入学18个月后,埃里森被要求离校。在这一事件一年后,他于1955年抵达纽约市。此时,埃里森早已在俄亥俄州克莱文德市拥有了良好的名声,这要归结于他在克莱文德科幻协会杂志《科幻与奇幻小报》上的投稿和参与。在1956年,埃里森在《无限科幻小说》上发表《Glowworm》,这是他的首次正式发表著作。自此,他开始了丰富多产的出版生涯。他获得了7项雨果奖和3项星云奖,成为了唯一一位赢取3次美国作家指南最佳剧情奖的剧作家。

  埃里森创作范围广泛,领域包括了科幻小说、侦探悬疑小说、剧本创作等等。他甚至还是《花花公子》杂志的撰稿人。

  但为他在科幻界赢取至高荣誉的,除了他的短篇小说创作,还应包括在1967年和1972年出版的《危险影像(Dangerous Visions)》和《危险影像续篇》这两本小说选集。它们独特的风格令其至今仍广受欢迎。埃里森曾两度凭借《危险影像》及《危险影像续》获得了雨果特别荣誉奖。在scifi 网站编辑列出的名单上,《危险影像》是唯一一本进入最佳50本行列的小说选集。时至今日,《危险影像》已经俨然成为了科幻界各种选集中一个独特的品牌。


  附录:埃里森所获雨果奖与星云奖小说记录

  1966年雨果、星云最佳短篇小说 ‘Repent, Harlequin!’Said the Ticktockman
  1968年雨果最佳短篇小说 I Have No Mouth, and I Must Scream
  1969年星云最佳中短篇小说 A Boy and His Dog
  1969年雨果最佳短篇小说 The Beast That Shouted Love at the Heart of the World
  1969年雨果最佳中短篇小说 The Deathbird
  1975年雨果最佳中短篇小说 Adrift Just Off the Islets of Langerhans: Latitude 38° 54’ N, Longitude 77° 00’ 13" W
  1978年雨果、星云最佳短篇小说 Jeffty Is Five
  1986年雨果最佳中短篇小说 Paladin of the Lost Hour

《杰弗迪五岁大》 作者:哈兰·埃里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