游戏与阴谋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正文 内容简介

　　在新世纪到来的除夕夜，十五岁的图波尔离家出走了。
　　图波尔是个计算机迷，他一直向往一种虚拟现实世界的生活，因此对现实中的一切都不感兴趣。几年后的一天，他离开女友诺拉，来到虚拟现实的样板城市沃维森并在数据中心找到了一份工作。可是在这里他却感到了从未有过的孤独，计算机控制一切的现实简直让他无法忍受，他只好在酒精和无聊的电视节目中打发时光。
　　一个偶然的机会，他遇见了前东德女间谍克莉丝，他们都对计算机控制一切的现实深恶痛绝。
　　一天，图波尔女友的丈夫因孤独自杀了，这件事使他的心灵受到极大的震动，他认为这是计算机统治一切的结果。
　　在老谋深算的克莉丝的策划和怂恿下，一个摧毁数据中心的行动开始了……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第一天

　　我并不想改变这个世界，但是我实际上这样做了，我感到很遗憾。

　　是啊，先生，我知道，我不应该作什么声明，也不要道什么歉，而是应该首先介绍一下我的个人数据。我的π卡号码是０２２０２６０６８４００１３。我的名字叫图波尔·博特。我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６日出生在当时叫做联邦德国的菲斯滕菲尔特布鲁克。我母亲叫安妮玛丽，来自菲斯滕菲尔特，我父亲叫尤利斯·芬德尔，来自慕尼黑，不过他那时跟我们已经很少来往了。

　　我在菲斯滕菲尔特布鲁克长大，在那里上了小学，后来又上了综合学校，２００３年我在慕尼黑高中毕业。从那以后，我又在大学学习统计学，重点是市场研究，并从这个专业毕业。那时是２０１０年，离现在已经有十五年了。从２０１３年开始，我住在沃维森。

　　您想知道更多有关慕尼黑的情况？

　　您为什么对慕尼黑感兴趣呢？

　　那跟这件事有什么关系吗？

　　您想要弄清事情的整个来龙去脉，那得从我这里开始。

　　首先，我对慕尼黑的印象很好。

　　十五岁的时候我离家出走了。说得确切一点，那是一个除夕夜，１９９９年的除夕夜。

　　您也许知道，人到了十五岁的时候会是什么样的，是吗？哦，是啊，也许您不知道。

　　我在那个年龄的时候好奇心很强，甚至是如饥似渴地想了解一切。我在家里待得早就厌烦了。

　　我母亲一直是很宽容的，她忍辱负重，您知道我说的是什么意思。有个男人让她生了一个孩子，这是命运，她说，她命中注定是要生下我的。我的童年不怎么好，她想方设法让我长大。那个男人付一点儿钱，她自己挣一点儿，不管怎么样就凑合着过。无论如何日子总得过下去，我总是听她这么说。她在家里替人家干活，用那么一台老式的ＰＣ机，为附近的一家公司做税务报表。可是盛行破产的时候来到了，她的公司也关了门，她背上了一身的债。这又是命运。当然她又到了别的公司里工作，干了一阵子，那家公司也倒闭了。然后有一阵子是晚上去当招待，那时我大约十二岁。

　　我一个个晚上孤孤单单的，就在她那台不用了的计算机上敲敲打打。我进入了因特网，交上了几个玩计算机的伙计，一切就这样开始了。

　　不，我可不把自己算做黑客，过去不是，现在也不是。我摆弄计算机，只是为了弄懂那些我懂得很少的事情。我跟人们结交，又散伙，那些人都是干这一行的。我跟他们只是聊天，不是交朋友，交朋友是以后在慕尼黑的事了。我在因特网上漫无目标地游荡，常常把自己扮成个大人，因为我用了我母亲的π卡号码。有一次，我用她的号码参加了一个单身汉晚会，却惹了一肚子气，因为他们从我母亲的账号上划走了二百欧元，还不断地给她寄来账单。可她要用这笔钱来买所有的东西，因为她没有男人。哎呀，也许吧，谁知道呢？

　　那几年我就这么对付着过来了。

　　除夕夜，是的。我们两个站在阳台上，就像两颗从天空中抛出来的卫星，只围绕着自己旋转，偏离了地球，迷失了方向，变得一无用处。可我才刚刚十五岁。

　　“妈妈，一个新的千年开始了。”我对她说，“一切都会变的。我们又会升上去的，妈妈，我们会变得很大，我们想干什么，很容易就干成了，就像伸伸胳膊踢踢腿那样，你明白吗，妈妈？只要我们干，就很简单！”

　　她用那双疲惫的眼睛看着我。“我什么也不会干了。”她说。

　　她那时候四十岁，大约就是这个岁数吧。我必须得算一算。我是十五岁。您懂吗？这两个年龄代表着两个不同的世界。就像她说的“我什么也不会干了”——我是说，四十岁的年龄并没有到头。我和她，这两个世界很轻易地就分开了，两颗卫星，失去了共同的轨道。她一点也没有向我表示出我是她不可缺少的，或者诸如此类的意思。她本来就什么也不想要了，她也不要我了，我想。我们面对着第三个千年，在我们面前，天空将是明亮的，色彩绚丽。我头脑里的旋涡在急速地旋转，血液在喷涌。可她还是用那双疲惫枯涩的眼睛看着我，说：“我什么也不想要了。”

　　“放屁。”我对她说。
　　后来我感到后悔，这样的话是不能对母亲说的，我心里其实也不想这么说，可我还是把它说出来了。
　　“可怜的人。”我也许该这么说，或者说“可怜兮兮的”，可人在这样的情形下是想不到的。

　　我穿上衣服，套上鞋，披上外衣，扣上帽子。在三层楼的阳台上是很冷的。我走到冰箱边，拿出我们的那瓶香槟酒，走了。听起来挺滑稽的，但我还是这么轻易地跟母亲分手了，就是说了结了，您懂吗？就像一个男人跟他不喜欢的女友分手一样，我简简单单地走了。她认为那是命运，就跟所有的一切一样。从孤独到更孤独并不远，她反正什么也不想要了，对我也就无所谓了。

　　我跑出门去，腋下夹着那瓶香槟酒。可是，等我到了外面，我才知道，一切都过去了。我不知道要去哪儿，我也不知道该到哪儿去弄钱，去弄一套住房，可我知道，童年已经过去了。门关上了，童年结束了，它已经不值得留恋。没有什么伤感，反而是激动和说不出来的乱糟糟的心情，还夹着一点满足和兴奋，也许还有点愤怒，是的，不过更多的还是希望和激动。半夜的时候，我让瓶塞子从瓶子里迸出来，它蹿得很高，消失在布满彩色条纹的天空中。它没有返回来。我喝起来，还把瓶子递给周围的人，街上站满了人。我的心情越来越好。有人把我带到了慕尼黑，我奔跑着穿过整个城市，直到天亮。

　　洛曼是我的叔叔，我们都叫他洛。他大约比我母亲年轻十岁，那时刚刚三十岁。他独自一个人住在慕尼黑的一套最差劲的房子里，在我看来就是最差劲的。那是一幢旧房子的底层，从窗子里可以看见邻居家没有粉刷的肮脏不堪的砖墙。他的窗子透不进光线，更不用说看见太阳了。“这也没什么不好，”他总是这么说，“这样在屏幕上就没反光啦。”

　　也许在他看来，黑洞洞的屋子和总也去不掉的发霉的气味是有好处的，不过我没问他是什么好处。他没有职业，从来就没有过，如果有职业，他就得离开他那个洞穴。我不知道他从哪儿挣来钱，他的钱很多，他用不着这么多。在他的生活中没有白天黑夜，没有周末，也没有一年四季。他只有计算机。我甚至不知道他那时候吃不吃饭，睡不睡觉。可是我需要他——我的叔叔洛。我惟一的叔叔，我没有多少亲戚。

　　妈妈说，洛是个性格古怪的人。从我母亲的嘴里说出来的，就总是这样的话。在我看来，我们这一家子都是古怪的。

　　新年的早晨，我摁响了洛的门铃，起先什么动静也没有，这我是料到的。虽然我不常跟妈妈一起到这儿来，可只要我们摁门铃，头三四遍他是不会有什么反应的。门外没有什么他感兴趣的事，除了他的计算机。对外面的事，无论好坏，他都充耳不闻。没有什么理由让他去开门，除非门铃响个不停，刺激了他的神经，他才会去开门。

　　“图波尔。”他看见我的时候就这么说了一声，丝毫也不感到奇怪，也没有任何责备，一点儿也不像母亲所预料的那样。他仅仅是看到了，在他的门外边，站着图波尔。他开了门，然后径直回到他的屏幕前，我跟着他走进去，随手挪开几样东西，腾出一个平点儿的地方坐下来。

　　“今天是新年，”我说，“２０００年的新年。”

　　“是啊，是啊，”他一边说，一边继续在他的键盘上敲打着，“已经在网上的废话里看到了。”

　　我盯着他看了一会儿，似乎是在等着他问问我，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那时毕竟才十五岁。

　　那是２０００年的第一天，我在早晨六点钟的时候腋下夹着一个空的香槟酒瓶子，有点醉醺醺地，失魂落魄地站在他的门口。他要是能问我点儿什么，那对我是很好的。可是他背对我坐着，手指在键盘上滑动。他的头发老长，用一根橡皮筋勒在后脑勺上，这样，头发就不会盖到眼睛上了。他的背驼了，套头毛衣是旧的，牛仔裤磨得破破烂烂。我突然问自己，除了因特网，他有过性的事儿吗？

　　“洛！我得在你这儿待一阵子。”

　　“她把你赶出来了吗？”过了一会儿，他头也不回地问。

　　“我自己跑了，我再也受不了她了。”他点点头。

　　“那儿有一张小床。那堆衣服就扔到墙角里吧。”

　　“我什么也没带来，”我说，“只有这个。”我喝完了最后一口香槟，酒还是温热的，已经变了味，也许它会让我倒霉的。

　　“你能给我钱吗？”

　　“钱？”他惊奇地问，他肯定得好好想一下，钱是什么东西，“钱，啊，当然啦。这儿，你自己拿出点儿来吧。”

　　他递给我一个纸袋子，那里面全是一百元的，肯定有好几千欧元。我拿出了五百欧元。

　　“我得睡了。”我说。

　　我进了浴室，扯开衣服，然后把小床腾空，就躺在了上面。我就这样突然之间长大了，我心里很不好受。

　　我在慕尼黑的日子就这样开始了。洛其实并不那么可怕，也许要让他和一个人合得来，还需要时间。在我需要他的时候他帮助我，除此之外，他就把我扔在寂静之中。我通过电子邮件同妈妈保持联系，因为这样我可以尽量少说话。妈妈一点也不想把我接回去，这对我来说倒是挺好的，不过心里也挺难过的。我需要签字的时候，就把要签字的东西寄给她，第二天就能收到签好了字的邮件。我转了学，在洛住的街区找了一个房间，还建了一个账户。洛把他的计算机给了我一台，这样，我就可以把一切都连接在一起了。

　　开始的时候我用洛的钱来生活，后来，妈妈也寄钱来。

　　“这是你父亲的钱，再加上一点儿我的。”她在我的屏幕上这样写着，“没有更多的了。”

　　二月中旬的一个晚上，我坐地铁回家，想拿点儿东西。屋子里空空荡荡，没有人。我也没有告诉谁。我把衣服塞进两只箱子，还有些上学用的和我用得着的东西。当我走出自己的房间时，我回头看了一眼，房间里堆满了杂七杂八的东西：玩具、小痘物、电子的小玩意儿、书、图片、唱片、键盘、电子萨克斯管、头盔、玩具汽车、潜水眼镜、杂志……我很高兴，能让所有这一切都留在这儿。

　　在街上她碰到了我。

　　“嘿。”我们互相打招呼，然后就说了起来。

　　“我不想再说放屁了。”我说。

　　她点点头。

　　“箱子我还是要的，我没有别的箱子了。”

　　“我知道。”我说。

　　她还轻轻地说了些什么我听不懂的话，我只好弯下腰去听。

　　“你再吻我一下行吗，我的孩子？”她问。

　　我放下箱子吻了她，还用了点劲儿。

　　她哭了。

　　“再见，妈妈。”我说。也许我说这句话早了几年，可是这一天早早晚晚总要来到的。

　　我来到洛的屋子里。我讨厌那种气味儿，讨厌那里的肮脏，那里的黑暗，还有那种整天湿乎乎乱糟糟的样子。我在家的时候就熟悉这种样子，整个家族都是这个样子。我竭力要改变它，我为自己买了干净的衣服，买了刮胡子后用的护肤霜，甚至还买了一件外套和两条领带。我把自己的东西都送到洗衣店去，还定期去理发店理发刮脸，我就这样一个早晨一个早晨地长大了。

　　我还每周两次从三点到十点到一家小吃店去烤汉堡包。工作是很紧张的，还有那种肥肉的气味让我恶心，可那样能挣来不少钱。有时候，我在店老板结账的时候站在他的身边，看他那样笨手笨脚地捣鼓那台计算机，我问他，我能不能帮帮他。我们都明白了，我在计算机上干得比在烤箱前干得要好。这样，我就离开了那台烤箱，每天晚上十点的时候到店里去结账。这份工作是每周七天，每天工作一小时，而从前，我是每周工作两天，每天七个小时在那里烤汉堡包——他给我同样的钱。我每小时挣的钱翻了一番。

　　几个星期以后店老板对我说，他还想再开两个店铺，再建一个加油站，问我能不能把那里的账也一块儿算一算。我们计算了一下，那样我每个晚上要来回走四个小时，那样他得每月付给我三千欧元。不久我才知道，这钱来得实在是太容易了。我在那两个店铺里安装了计算机，并让它们在晚上十点钟的时候把计算结果转到加油站的计算机上，因为人们在那个加油站都是用他们的π卡付钱，因此用不着结算现金。要是有现金，我们也是每半个星期结算一次。所以，我只要每天晚上十点钟的时候坐车到加油站去，把四个地方的营业额在办公室里的计算机上一算，然后转账，监督款项的流动就行了。四个小时的工作我只用了一个小时。老板觉得那样很棒，仍然付给我三千欧元。到了六月初，我就有了足够多的钱，自己租了一套房子。房子宽敞明亮，有很多窗户，可以俯瞰慕尼黑。我总是偏爱高层住宅。

　　在我十七岁生日的时候，我邀请了全班的同学到我住的地方来做客。他们还全都住在家里，对我竟然自己做了主人，他们都羡慕得不得了。到半夜的时候，有人先回家了，到最后，大约两点钟的时候，只有莉莉还坐在我的沙发上。她有点儿醉了。

　　她有那种甜美的慕尼黑人的嗓音，很多女人用这种嗓音把自己装扮成小姑娘，当她们为什么事儿高兴或者惊讶的时候，这种“小娃娃”就会从头到脚发出“妈咪”的声音。

　　莉莉留在我这儿过夜，她甜蜜的声音像唱歌一样，我感到满足和幸福。

　　我们在一起待了几个月，她给我带来了一切她懂的东西。我给她买来ＣＤ，有时也给她买衣服。我们在我的高层住宅里扮演着美丽、富有和著名的角色。后来，她的爸爸调到罗马去任职，有好几个星期我们在电话里交流着思念的心情，然后，我们都在对方的视线里消失了。

　　对不起，先生，我给您说了这些事儿。我承认，您想听的不是这些。

　　您也许对洛曼更感兴趣？他为什么要那样做？是啊，即使必须那样，我也最好别把他扯进来。他跟这事儿没关系。我承认，他那样做真像个黑客，每一次他都做得很漂亮。可能我把他的反面说得太多了，他天资很高，您应该知道，他在跟整个世界下一盘国际象棋。啊，这么说吧，我给您举个例子。当我做工挣了足够的钱，我给母亲打了电话，跟她说有我父亲的钱就够了，她不必再给我寄钱了，我的钱已经足够了。她让那个人直接给我的账上汇款。那样，第一笔１２００欧元汇到了我的账上，当然是没有汇款人，没有汇款用途的，只有“收款人图波尔”，就这些。有一次我跟洛说起这件事，问他这个人是从哪儿冒出来的，因为我连他的踪影也找不到。

　　“那么说，你想知道他是谁喽？”

　　“是的。”我回答。

　　他需要大约一个小时的时间，我坐在他的旁边。虽然那时候我对计算机、在线、网络、银行系统已经了如指掌，可在开始的时候，我还仅仅只知道他在键盘上敲打些什么。屏幕上总是一再出现中断的进入平台。然后，他绕过进入平台进入了开放的领域，启动了一种能够扫描所有代码的不知名的程序，不一会儿，他又取得了一点点进展。突然，他正确地进入了，全部汇款明细账目都赫然出现在屏幕上，他搜索着我的账户上１２００欧元的委托期限，然后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尤利斯·芬德尔，慕尼黑勃艮豪森安德森路１７号，邮编：８１９２５”

　　还有开户银行和账号，以及所有的细节。我想，洛很明白什么事情是怎么做的，根本用不着担心什么合法不合法。我还不相信他那时候在能力上有什么优势，当我在工作上遇到问题的时候——我说的是计算机方面的问题，对其它的问题他说的绝对都是错的——那么，他就会三言两语把那些问题说得一清二楚，然后把我的那些蹩脚的东西弄到屏幕上，为我把它们一一解决。没有他对付不了的问题，他一下子就能得到所有的一切——也许除了他的生活之外，在生活方面他像个孩子，什么都不会。

　　是的，先生，我找到了我的生身父亲。开始的时候，我有很长时间不愿意承认这件事。可是这样一张你不知装在哪个口袋里的写着地址的纸条却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像一块烧红了的铁放在皮肤上一样。自从莉莉走了以后，我就常常骑着自行车出门，穿越整个城市。也许是她让我多多少少有点儿失落，所以，这样穿来穿去。我突然发现自己到了勃艮豪森，我半心半意地寻找着安德森路，１７号完完全全是一幢淫荡的房子，是一座旧的别墅，四周全是钢铁和玻璃，一切都精雕细刻，昂贵至极。

　　“尤利斯·芬德尔建筑师”，一块黄铜的牌子上这样写着。

　　我像是被人胁迫着骑着车子回了家，我穿上了最好的衣服，又乘地铁出去了。我不经常发抖，可这一次我却因为激动而颤抖，坐地铁要走好长时间呢。

　　那个人很有同情心，他有四十来岁，跟妈妈一样，不过完全是另外一种人。当他把门开开，看见我的时候，起先怔了一下，接着他笑了，向我伸出手来，“图波尔，是吗？”

　　我点点头。

　　“你的眼睛就像安妮玛丽，不会认不出来的。”

　　妈妈毫无生气的眼睛，看起来总是像在卧室里一样，那么疲倦、呆滞，我想。

　　我们两个人谈了很久，一个是丢失了又找到了的父亲，另一个是丢失了又找到了的儿子。事情现在是完全变样了，妈妈过去一直在对我撒谎，可他对我认他一点儿也没有什么反感。妈妈对此是不愿意的，她会认为这事儿太荒唐了，因为他现在的妻子会知道这件事，知道他有个孩子，知道我。妈妈是不愿意的，就像她从来不愿意要别人的东西一样。她希望我孤孤单单的，她要让别人看见，是她把我教养出来的，让人家看见这个了不起的、孤单单的、有教养的女人，勇敢地在生活的逆境中搏斗。我的生活陷在周围同情的目光和关怀之中，多么高贵，多么好。

　　尤利斯带我看了他的房子。我突然意识到我对肮脏、黑暗、杂乱无章和破旧毛巾的厌恶是从何而来的了。在这里，宽敞明亮，一尘不染，一切都井井有条，香气扑鼻，不过也许都太过了点儿，也许还有点儿让人恐惧的过分的贵族气，当然这纯粹是个习惯问题。

　　尤利斯还领着我走进了他的办公室，他的办公室在一层，在它的后面就是花园。他让我看了他整个宅第的平面图和模型，还有绘画和照片。

　　我们一起在那里坐了很长时间，我滔滔不绝地说着。我钦佩他，而对妈妈却怒从心起，本来一切都是这么简单，可她为什么偏偏要迁出这个大院，一别十六年呢？

　　“你需要帮助吗？”我要走的时候他问我。

　　“眼下一切都不错，”我说，“我需要什么的时候，我会自己想办法的。”

　　“要是在学习上需要帮助，或者你没了兴趣，你可以辞了那份工作，我们有钱，我让你上完学，好吗？下次再来！”

　　突然之间我有了父亲。

　　滑稽的是从那以后我很少再见到他，直到毕业我也只见过他两三次。我就是不去。我总有一种感觉，觉得我不需要，也不想要他的帮助。有时候，他在我的终端机上留下一两句话，可大多数时候我都没给他回话。我只想自个儿把事情干好。我的一部分来自妈妈——当然是从个性上说。毕业的时候他要送给我一辆汽车，可我拒绝了，我还没有驾驶执照呢。他还要为我付驾驶执照的钱，那倒是不错。我在慕尼黑都是坐学校的班车来来往往，直到我有了执照，我把它扔在了一边，又跨上了自行车。在快开学时，他举行了一个大型的宴会，我在我的信箱里看到了他的邀请，就像过去常有的那样。虽然我以前一次都没有去过，可他每次都给我发来邀请，他并没有因此责怪我，他从来也没有责怪过我。可那一次我却一时冲动，居然决定去了。

　　就在那天晚上我认识了诺拉。她是来自爱尔兰的大学生，学建筑学，正在他的公司里实习。她留着红色的短发。我发现她这么让我激动，我都说不出话来了。自从莉莉走了以后，我又有过几个小故事，大多数都是那种校园里的事儿，有一次只有一夜，另外一次持续了几个星期。可我一看到诺拉，我就想和她厮守在一起。我虽然还没有话要跟她说，可我马上就想永远和她在一起。

　　我开始一次次地到尤利斯的办公室去，看到她在那儿，我就凝视着她。我还从来没有对女人有过这样想入非非的好感，我深信，像诺拉这样的女人不会觉得有什么奇怪的，也不会对她的家乡离这儿有两千公里感到遥远。我总是想，男人献殷勤对她来说也许早就是一种消遣罢了。这种殷勤是经久不衰的，她想要的，也许是那种能和她一起呆在家里的人。她需要一座孤岛，她要在那上面生活。当我第三次到那间办公室的时候，她郴我走了过来。

　　“你是为我来的吗？”她直截了当地问。

　　我还是一句话也说不出来，只是点点头。

　　我们一直坐在煮咖啡的小厨房里。

　　“你是谁？”

　　“图波尔，我是尤利斯的儿子。”我用一种小心谨慎又让她有信任感的嗓音说。

　　“你想从我这儿要什么？”

　　我们说的是英语，她的德语那时候还结结巴巴的。

　　“一切！”我眼睛看着别处，轻轻地说。当我直视她的时候，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那太多了。”过了一会儿她说，“我们看看吧。给我打电话，好吗？”

　　也许很正式的关系都不是从匆匆忙忙就上床开始的，也许是因为她谨小慎微，也有可能是因为她的天主教信仰。我是有耐心的。在第一个晚上她对我说，我们都是各自寻找着的，总的来说，凡是她想要的，都是我乐意和她一起寻求的。她喜欢我的眼睛，可那却是我自己最瞧不起的，这双惺松呆板的睡眼，可她却把它们叫做孤独和安静的小岛。

　　我们在一起待了七年，我们住在一起，我们相爱着。她转学到了慕尼黑，在那里一直待到毕业。我们在一起度过了学校的时光，在同一年得到了文凭，并且还一起找到了工作。她开始在一家主要是建造厂房的小建筑公司里上班，我在马科隆出版社工作，那里正在开始实施一项叫做“洛果”的工程计划。我们以满腔的热情投入工作，两个人在一起的时间越来越少。接着，巨大的经济危机到来了，她的那家完全依赖于工业投资的建筑公司在２０１１年底之前就早早地关了门，很多人对此都怒不可遏，可那全是由于经济危机造成的。她转向了住宅建设，找了一份报酬很低的工作，她很不满意。

　　我们那时候在“洛果”工程上还有很多钱，那项工程是由我工作的出版社资助的，叫做“检验多媒体市场营销目标”的工程，可在内心里我们已经意识到有很长一段时间发行量在走下坡路。我更深地投入工作，每天工作十个到十二个小时，弄得我晕头转向，周末在家里也趴在计算机前，千方百计地要把那个星期里余下的工作都做完。我忘记了自己的存在，也不再注意她的存在。她已经漂泊到她自己的那座小岛上，远远地离开了我的小岛。

　　有时候我们也在一起用早餐，可实际上她已经心不在焉了。突然之间我们不再寻求那些我们过去一直在寻求的东西。我们已经不在自己的那个世界里了。

　　接下来是“洛果”工程下马了，我们在２０１３年停止了出版，因此不会再有四月号的出刊了。

　　三十四个人站在街道上，其中七个人将由出版社提出接收建议，我是其中之一。

　　这项建议简单明了：

　　由在沃维森的马科隆出版集团接收；减薪；职位由专业部门负责人降为基层单位负责人。
　　另一项选择：去劳工局。

　　沃维森那时候有一个矛盾的声誉，许多人认为那是一个全新的、装配好的城市，非常有魅力。在那个城市里，所有的技术和信息系统都是最新的，在慕尼黑要花很多钱才能得到的东西，在沃维森的每套住房里都已经预先配置好了，是标准化的。跟ＰＴ也就是个人通讯机相配套的是，每套住房里都有与环球电视网和环球数据网连接的终端机，而且，还通过ＶＯＣ即视频在呼系统与欧洲三大电影公司连接。因此，这座城市是根据使用π卡的要求设计的，现金在那里是多余的。只要有那张卡，或者说甚至仅仅一张π卡与一次性写入的语音识别系统连接就足够了。

　　哎呀，我这是在给谁说这些事呢？我承认，检察官先生，您在这儿已经住了很久了，您了解这座城市，您对这些早就了如指掌，对吗？

　　好吧，先生，既然您想知道，我都可以谈谈。是的，这件事是我的主意，也许不那么客观，可当时我确实是那么认为的。我的视角后来慢慢地改变了。当然啦，那时也许不应该走得那么远。不过如果您听得无聊，您可以随时打断我的话。

　　沃维森建在柏林门前边，当时在柏林的联邦政府已经把它变成了一座大都市，那是我们在学校读书的时候就知道的。然后就是欧洲的联合，欧洲政府在柏林只能分成几个部分，突然之间这项计划要泡汤了，拯救的办法是通过电子工业和建筑业的合并。人们想把这座城市建成欧洲的样板城市，很多企业要迁到它的周围，因此，应当创建可选择的生活条件，同时还要创造可选择的工作条件。

　　当我得到这个到沃维森工作的建议时，沃维森已经运转了两年了，有关这座新城市的落成和第一次、第二次扩建的数不清的电视报道，我只依稀记得一些数字。这座城市里单身汉占百分之八十四，失业率低于百分之五。到购物中心和工作地点的平均距离少于三公里。人们计算了ＮＥＡＲ也就是新型电子化区域包车的运行，它的停车点紧紧围绕整个城市的中心划分，从城市的一个点到另一个点，任何时候都可以在十九分钟之内到达，并且，为了城市未来的扩展，在直径十五公里的范围内没有实行工业化。那时候，这座城市里已经住着二百万人，平均每天新迁入沃维森的大约有四百人。

　　但是诺拉知道另外一组数字：每个人住房面积大约是二十九平方米，生活费用比欧洲平均费用高出百分之三十四，中风人数比欧洲高出百分之十七，死于心脏病的人数比欧洲平均数高出百分之四十二，自杀率高出百分之一百一十二。那个地方她连看也不想看一眼。

　　可是我却要去那里，我想要亲自去了解它。我已经决定，不附带任何前提地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把这座城市整个逛一遍，我还要对它的好处和坏处进行比较和权衡。不过，我也没得出什么结果来。

　　马科隆出版社给我发来一封电子邮件，要我在四十八小时以内决定是否接受那个工作，如果不接受，他们将把那份工作转给别人。

　　“你想干什么，你就干吧。”诺拉说，“这是你自己的决定。”看起来，她似乎早已作出了自己的决定，我是说，我觉得那是一个与我无关的决定。当时我确信，她也许无论如何是要走她自己的路了，即使我仍然待在慕尼黑——在慕尼黑没有工作，无所事事。

　　我坐到自己的计算机前，进入网络，咔嗒咔嗒地把我自己敲进去，直到我到达了沃维森的门口。然后，我戴上了ＶＲ，也就是一种虚拟现实的头盔，我已经有多长时间没有戴那玩意儿啦！随着一种温柔动听的当当的声音，我被领进了这座城市的虚拟现实之中。我当然知道，所有的一切都是为这座新城市做广告而播发的，当然是为广告，不过我是不会被这些东西感染的。

　　考察的结果也大致差不多，不过我今天的看法与那时候可大不一样了。那种只存在于表象世界里的踏实感，姑且就叫它踏实感吧，仅仅几分钟之后就让位于一种冷淡麻木的感觉，这种踏实感是不能通过虚拟现实世界来得到的。仅仅几分钟以后，大脑很快就适应了这种新的环境，以至于连真实和虚拟之间的区别几乎都分辨不出来了。只是还有几个具体问题，那些尝试者声明说，他们想弄清楚，他们现在正要去的那个世界，是不是一个表象世界。可是因为对许多人强化应用了虚拟现实手段，他们连这点仅有的现实性也没有了。

　　情况总是这样，那时候我确信，我任何时候对这个世界的美妙表象都是了解的，我深信，并且想牢记在心，我所见到的一切都不是现实的，或者至少不应该是现实的，全是些骗人的电子村庄。可是每天居然还有四百个新的迁入者，那可是四百个活生生的人，他们深信，他们在这儿真的会比在巴黎、柏林、慕尼黑、伊斯兰堡或者德累斯顿等的任何地方都生活得美好得多。我在古老的内城里游荡，看看那些小酒馆、大剧院，还去看住宅区，乘坐电梯登上那些高塔般的公寓楼。下午五点钟，当太阳从沃维森西边的湖上落下去时，欣赏那里的景色。我将在这里居住，住进西区的一栋摩天楼里。这可不是一个便宜的地方，不过也许比在其它地方有更多的机会得到一个良好的开端。在４２层有一套空房子，三十四平方米，有小厨房和小浴室，房间很大，还配有一台最新一代的个人通讯机，这已经包括在房租之内了。整个居住区，就像其它所有新建的居住区一样，都是全π卡化的。全新的区域电子包车的中转车直抵那四座相同的摩天楼下，它们构成了沃维森的一个区域——西２区。在这个西２区里，有一个购物中心，里边有室内游泳池、电影院、迪斯科舞厅、小酒馆和健身房，它像一只乌龟那样趴在四座摩天楼中间的一个玻璃穹顶之下。我让电梯把我带上第４２层，沿着铺了有消声作用的蓝色地毯走到４２５６号房间。展现在面前的是一片宏伟壮丽的景色。在这个高度，人们的视野可以越过湖面，一直看到后面的第一座山峰，当然不是很高的山峰，我们现在可不是在慕尼黑，可是这里也是山峦起伏，绵延不绝。在那些山里，人们可以迈着沉重的脚步游来荡去，迷失方向，然后又重新找到自己。在右边，朝北的方向，飞机场的跑道像村中小路一样笔直延伸，跑道上往返于各大城市之间的飞机不停地起降。为了谨慎起见，我查看了４２５６号房间的测量记录，噪音平均低于７０分贝，比我预料的要低。在机场的后面遥远的地方，就像胡乱堆放的火柴盒一样，在田野和草地上歪歪斜斜地矗立着一些两层的小楼，那是给沃维森的有孩子的家庭居住的。这时候我想起了诺拉，她那个空空的肚子，我还想到了将来，我的心里有点儿像一把小刀在扎。

　　我查看了沃维森西２区的住房合同，房租并不低，可是用我的新工资无论如何也能对付得了。我做了语音识别录音，我的声音清晰洪亮，还录下了数字和密码，因此是完全可靠的。然后，我把自己登录在马科隆出版社沃维森分社，出示了自己的工作合同，也做了语音识别录音。我取下头盔，诺拉正站在我的身旁。

　　“你不愿跟我一块儿去吗？”我问，“那里绿树成荫，有漂亮的小房子，还有游乐场和幼儿园。”

　　“你已经签名了，我都听见了。”她说。

　　我耸耸肩，现在还有什么路可走呢？她转过身去，“那么再见！”她走出房间的时候轻轻地说。

　　大约一个星期以后我在沃维森的机场上降落了，我在机场就看见了那四座高高耸立的摩天住宅楼，现在，它们看起来却显得阴暗、肮脏、模糊不清，仿佛罩上了一层粗线网的虚拟现实图像被印成了很差劲的彩色图片一样。

　　但是那仅仅是一瞬间的犹豫，当这一瞬间过去，这座美丽的新城市完美无暇的一切立刻就抓住了我的心。她很迷人，从起点出发，除了π卡，我别的什么也不需要。我在新区电子包车的车厢里把π卡插进读卡器，然后就有一个声音问我：“去哪儿？”我回答：“西２区，４２５６房间。”接着，车开动了，几分钟以后，车厢平稳地停下了。

　　“现在请您下车，请您使用蓝色的四号自动扶梯，谢谢您的乘坐！”一个温柔的女人的声音对我说。

　　在我的身后，门已经轻轻地关上，车开走了。

　　我踏上了在玻璃穹顶下的蓝色自动扶梯，它坐落在四栋摩天楼的中间，我发现自己来到了我的楼房入口处的购物中心的范围里，那是一种似曾相识的现实主义的建筑风格。我认识那种穹顶，认识那种楼房的入口，还有大厅，我也知道该从哪儿走去乘坐电梯。在四部电梯的中间放着一个带烟灰缸的大废纸篓，这种东西我也见过，它在虚拟现实的节目里真实地报道过，只是在那里面它是空空的。可是在这儿，在真实的现实当中，里边烟头、纸和饮料罐塞得满满的。

　　“欢迎您，博特先生。”电梯里一个声音说，“希望您度过一段惬意的电梯旅程。您的房间已经可以居住了，并且已经登记在您的卡上和语音录音上。电梯现在送您上４２层，您走出电梯时请向左转，请注意房间号。”

　　走廊里铺着深蓝色的地毯，可门却是蓝灰色的，在门的中间有一行小字，是房间号，没有名字。每一个门边都有一个读卡器。我一直走到４２５６号房间的门口，把π卡塞进了读卡器的缝里，什么也没有发生。

　　过了一会儿，一个声音说：“您必须在十秒钟内说出您的语音密码，请您再使用一次您的π卡。”

　　我把卡又读了一遍。“诺拉。”我清晰地说。门发出了“嗡嗡”的声音，弹开了。

　　房间里很清冷，空荡荡的。我期待的是什么？孤独像一片冰冷的云从四面的墙壁上向我聚拢过来，我觉察到了，虽然只有很短促的一丝气息，但我觉察到了，这是一种我永志不忘的寒冷。我克制住自己，猛一步跨进了门，又随手把它关上。从前的住户把一切都拆掉了，只有墙上一些草草涂抹的木楔缝在告诉我，以前墙上挂过衣架和图片。房间里的设备仅有炊具和那台个人通讯机，它在沃维森属于动产，通讯公司经常用最新一代的产品来更换它。

　　我打开了个人通讯机，仅仅几秒钟，比我在慕尼黑的那台老掉牙的机器要快得多，那个平时漆黑一片的屏幕上出现了一行字：

　　“原用户已消号，请新用户用π卡和语音识别录音进行登记。”

　　我把我的π卡读过那个阅读器，又说了一遍“诺拉”，几秒钟以后，这个方方的东西开始运转，接着是一些完全多余的有关安装和其它的废话，屏幕背景的设定，以及哪些消息需要连接，哪些要储存，发送和接收信息有哪些优先，诸如此类。最后是一些问题：“您喜欢用什么样的声音通知您？女高音或者女低音，中性计算机口音，男高音或者男低音，或者使用者自定义的声音？”

　　在慕尼黑，我会把自己用的通讯机通过使用者自定义的口音来确定，也就是用诺拉的口音。当计算机用她的口音通知我时，我会很得意。有时候，就像上一次那样，当她把我一个人孤单单地扔在一边的时候，我就让那个声音骂我，或者对我说些蠢话。

　　不过我不想没完没了地回忆她，最终这个声音将是一个新的开端，所以，我选择了低沉的男性口音。　 “非常感谢，图波尔·博特，这是您选择的口音。您喜欢用姓还是用名来称呼您呢？另外，您喜欢用‘你’还是用‘您’来称呼您呢？”

　　我选择了名和“您”。在我看来，对于一台计算机发出来的低声部的隆隆的声音，它们既亲近又疏远，是这两者的和谐的混合。

　　然后我又登录了一个家具商店，挑选了一张床、一张写字台，这些都是最基本的需要。它们将在四天以后送到。我打开了自己的睡袋，我估摸了一下这几天我会睡得多么困难，最好是让躺着的时间减少到最低限度。

　　天黑了。在各个住宅楼之间可以看到的人很少，只有在玻璃穹顶下面人头攒动。突然之间我有一种冲动，坐电梯到下面去，让我自己也有一会儿混杂在人群里，喝一杯啤酒。可是走到房间门口我又转了回来。

　　以后这几天我有很多事要做，我已经发誓要把一切都做得井井有条、完美无缺。我没有懒洋洋地游来荡去，没有蔫头蔫脑地萎缩不前，也没有迟迟疑疑慢慢吞吞，既然是一个新的开端，那就无论如何要做出个样子来。我要着手干起来，要手脚麻利、痛快淋漓地干一场。现在没有时间萎缩不前，没有时间考虑孤独。所以，我马上在个人通讯机上填写了我的到达和注销登记表，又预订了沃维森的新区电子包车，因为在以后的日子里我要乘坐它去上班。然后，我给诺拉写了一条干巴巴的消息，说我很好，初步的印象很不错，未来将在明天开始，可今天仍然是过去，昨天已经变得遥远等等等等。我把它发到我们在慕尼黑的通讯机上。可我仍然坐了几分钟，我是想看看有什么直接的回音，可是看样子她不在家。

　　第二天早晨我站在了马科隆出版社的小门口，想用门口的计算机办理我进入出版社大楼的许可证（不知什么原因它没有为我预先办好手续），可这台计算机却固执地坚持我只能出入慕尼黑的马科隆出版社的大门，而在这儿，在沃维森却无处寻找我的许可证。我正准备通过接线员呼叫一个了解情况的人到门口来，就在这时，一只手搭在了我的肩膀上。

　　“哦，图波尔，我真不敢相信！”

　　是简斯·多普勒。简斯大约比我年长十岁，是那种心直口快、脾气倔强的人。在慕尼黑马科隆出版社，我们做了几年门挨门的邻居。后来他被一下子提拔上去。我和他一起走了出来，我不能说我对他有什么特别要说的，可我喜欢他的妻子。

　　他妻子的名字叫莎拉。她比我大几岁，是个妙不可言的女人。一想到这儿，想到在沃维森居然能碰到她，我对简斯把胳膊搭在我肩上这种过分亲热的举动也就忍下了。我的脑子里只琢磨着眼下怎么找个借口问问莎拉是不是也和他一起在这儿。只有这一点是我感兴趣的，而不是他那种唠叨和父亲式的没完没了的问题，比如身体好不好啦，想在这儿干什么啦等等。

　　我机械地回答着他的问话，他用他的卡开了门，带我一起走了进去，这就省得我向门口那台计算机费口舌了，至少这会儿是这样。简斯解释了一下他平时都是怎么做的，还谈到他的工作，他工作的部门和工作业绩。从他的话里我听得出，他已经在沃维森扎下了根。这使我确信，他把妻子和孩子也带来了。简斯可不是那种能在单身汉公寓楼里挨过孤单单的夜晚的人。

　　那是一个晚上，诺拉和我在多普勒夫妇的家里，就像同事之间为了互相熟悉，大家一起聚餐那样。我们都喝得醉醺醺的，诺拉醉得很厉害，喝酒多多少少违背了她的爱尔兰人的天性，她不能像一个无底洞那样往里猛灌。天已经很晚了，简斯又胡诌说他必须马上就同国外进行什么联系，也许他是真的有什么重要的事要做，必须挤出时间来安安静静地去蹲厕所。诺拉像一只小刺猬那样蜷在房间那头的一张沙发上打呼噜，她喝酒已经喝到了极限，她在这一年里已经这样醉过一两次了。这是一个她不能逾越的极限，她没有一次不吐个一干二净，没有一次不在第二天早晨头痛难耐，没有一次不说可把她折腾苦了。她就这样一直喝得蜷成一团，然后就什么也不知道了。我还得把她弄到床上去。

　　当然还有莎拉，她也是在那个晚上我第一次认识的，我突然之间与她面对面在那个房间里，只有我们两个人了。我们整个晚上都在互递秋波，对诺拉的豪饮和简斯那不堪忍受的自我吹嘘极尽挖苦嘲弄。可突然之间，当人与人之间和事物之间都没有了距离的时候，要再这样做下去是很难的。

　　“我们两个之间该有点什么吧？”我有意做个试探。

　　她十分阴郁地看着我，然后用她那双光着的脚轻轻地碰碰我的腿，她脚上的鞋早就为了舒适而甩掉了。

　　“我盼着呢！”

　　就在这一刻简斯回来了，“跟这伙美国佬打交道真叫人要吐了！”

　　我们两个人都往回退缩了一点儿，没有再往下进行。

　　哎呀，天很晚了，我承认，先生，我让您感到无聊了，是吗？您是说，您明天将继续传讯我？您想更多地知道有关沃维森的事，我为什么从马科隆出版社转到了数据中心？是啊，您知道，这也是和简斯有关的，他那时候……

　　是的，好吧，我懂了。今天就到此为止，您要回家了，您肯定是有家庭，有孩子的，嗯？啊，好吧，明天见。”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第二天

　　不，我没有睡得特别好，先生。我不想对您进行谴责，看在上帝的分上，可是您知道，我在牢房里已经孤零零地待了这么久啦。隔了这么久再同一个人说话，是很容易抑制不住的。

　　昨天夜里我针对您的问题回想了一下，我怎么到的数据中心。我感谢您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密谋的理论从何而来，以及谁参与了这一切等等，我跟您说，这是不真实的。我不包庇任何人，反正您本来谁也不认识，也没有人把我秘密地带进数据中心，或者就像您总是想表述的那样，是有人策划的。简斯是参与了的，可他并不是有意的。我将把这一切详详细细地告诉您，但是我不会同意您把与这件事无关的人扯进来。请您把莎拉排除在外，我承认，自从简斯死了以后，她的麻烦已经够多的了，她跟这件事毫无关系。还有，您听着。

　　在第一个星期简斯就邀请我到他家里去，他的家在森林后面的一幢小房子里，我从我的窗子里就可以看见。我当然去了，是为莎拉去的。

　　她显得老了，不仅老，而且不幸。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她了，尽管当她为我开门的时候，我们之间立刻就又有了那种焦灼的心情，也就是渴望，就像她曾经说过的那样。简斯还是不回家来，只有两个孩子在后面的卧室里蹦蹦跳跳地玩。她不会相信，我并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已经实实在在地彻底地迷失在我们之间的对视里了。她给了我一瓶波尔图葡萄酒，这对我来说也是十分可怖的，因唯尔图葡萄酒已经成为我的嗜好，也许在当时已经是我的恶习。

　　如果您今天问我，我在这儿，在牢房里最缺的是什么，那我首先要说的就是波尔图葡萄酒。请您相信我。不过，没有也无所谓，我已经安下心来了。不过我还是希望它能使夜晚变得短一点儿。我们两个一整夜单独在一起坐着，因为简斯不在家。莎拉把两个孩子弄到床上去睡觉，简斯打电话来说，事情还得再耽搁一点，他很抱歉，他感到十分为难等等。从根本上说，简斯没有什么可为难的，如果他能够表明他是在怎样工作，那无论如何没有什么可为难的。莎拉做了点儿吃的，没有简斯在场，我们很容易就开始了，在我看来，她整个晚上都变得多少有点儿幸福了。

　　大约到十点半的时候，简斯突然冒了出来，他已经精疲力竭，可是显得十分满意。他并没有为这种表演而痛苦，谁痛苦呢？是莎拉。他只是在嘴上一千遍地道歉，什么也不想吃，只是咕咚咕咚地灌了一杯威士忌酒，在我们的交谈中自己找了个地方坐下。几分钟以后他又兴奋之极，独白似的对我们大讲特讲他在生意上的成就，然后他又灌下去威士忌酒，因为他什么也没吃，他很快就醉了。他的醉态比他的可爱来得要快得多。莎拉也不再说什么，我们两个就这样一直互相看着对方。不知道什么时候简斯谈起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事政策来了，这可不是他职权范围内的事，不过看起来他在自己的职位上对此还是有一定了解的。他解释了将要以什么方式来实施社会规划，首先要协商，有多少人应当裁减，又有多少人应当接收，然后将强制实行，让他们到沃维森来。

　　莎拉带着疑问的目光看着我，简斯是不是忘了，她和我不是已经这样被送到沃维森来了吗？或者他要暗示我应当尽快找一个新的地方？无论如何他这一通废话在我这儿都是一只耳朵进，一只耳朵出。这是一场游戏，他说。他这样解释那些规定，对于那些从别的城市里来的新居民，将仔细筛选，只接收那些出类拔萃的人。其余的人嘛，就把他们吐出去，打发光。

　　“没有人明白这个道理，”他作报告似地说，“人们在这儿，在沃维森也需要一定的失业率，以便把工资控制在低水平上，也是为了对移民进行调整。你自己也想想吧，假如每个欧洲人在这儿都能得到优厚的报酬，有保障的工作，那会怎么样？那用不了多久，柏林、伦敦、慕尼黑和巴黎的商店都要关门，因为那里没有人了。”

　　我不知道，他这是已经把底牌都摊出来了。我总算明白了，我也许犯了一个错误。我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觉得自己在工作中是不可缺少的，就像很多同事认为的那样。可是，如果突然之间人事部门给你打电话，这种热情就一下子从头凉到了脚。我心里很清楚，我只不过是一个微不足道的小轱辘，也许只是一粒豆大的微光。

　　从那个晚上开始简斯的酒精水准不断攀升，他也开始对莎拉步步紧逼，纠缠个没完。等我走了以后，他打了她。

　　“我要去看你一次。”她轻轻地对我说。那声音听起来好像不仅仅是一种诺言，您知道，而它确实是一种许诺，这里面没有第二层含义，它的意思很明确。这使我感到幸运，同时也感到孤单，至少对那个晚上来说是那样。我需要空气。

　　不管怎么说，我对坐在散发着霉臭味儿的电子包车的车厢里呼的一声回家不感兴趣。皓月当空，城市的天空中交织着橙黄色街灯的光芒和浅灰色的月光。在为收入较高、没有孩子的夫妇修建的台阶式建筑的后面，可以看到飞机的起飞降落。再后面的什么地方一准矗立着我的那栋公寓楼，还有收入较高的单身汉住的公寓楼群。我迈开脚步向那里跑去。

　　我奔跑着，起先是急匆匆的，随后脚步越来越放松，就像我在大学学习时那样。我在跑道上跑了一圈又一圈，就像马拉松那样的长跑，我也像许多人一样，没把它放在眼里。跑，只是跑，什么也不想，什么问题也不提起，只是一门心思地跑，呼吸，跑，呼吸。

　　在这个时间，街道上一个人影也没有。在阶梯式房屋前的汽车都缩在了停车处，漂亮的小轿车正适合于那些没有孩子的夫妇，他们在沃维森这个新世界里挣了很多钱。我渴望喝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可是我跑呀，跑呀……这会儿脚步放慢，已经松懈下来，头脑里血管膨胀，连空气也烧灼着我干干的喉咙。在我的身后几公里的地方，耸立着沃维森西区的公寓楼群，在这座城市的行话中叫做单四楼。那里面有成千套小公寓房，我的那套在其中的不知什么地方，我可不能一下子就把它找出来。我要继续跑下去，也许再跑上半个小时，只要我的气还能喘得过来。

　　突然，我在一道低低的篱笆前停住了。进场航道！它把机场和整个森林完全隔绝开来，我看到在它的背后是那些房子，可是我必须在它的外圈跑，绕过整个机场。

　　我转身看看，一个人影也没有。我飞快地一跳，跃过了篱笆，隐没在浓密的冷杉林的阴影之中。在我的左边，一架喷气式飞机轻轻的哨音和隆隆的吼声越来越近了，接着我可以从树与树之间的缝隙里辨别出跑道灯。我又开始奔跑，我想跑过跑道中间，这样，当飞机向这里飞来时，我可以看见飞机从我的头顶上掠过，感觉到大地地震般的颤动。我又像一个孩子了，就像从前那样，我和朋友们一起躺在草地上，那些银色的“燕子”从我们的头顶上隆隆地飞过。我们必须第一眼就辨认出，必须在巨大的雷鸣般的隆隆声中大声说出它是什么飞机。“波音７６７”，或者“Ａ３１０，翼展８７米，两台罗尔斯·罗伊斯引４５６人”……几分钟以后，当所擎，最大载客量有的飞机都飞了过去，就闻到一股令人窒息的航空煤油味，可是耳朵里还在嗡嗡作响。然后我们又躺下来，等待两只跑道探照灯像两根手指那样穿透黑暗的夜空交叉在一起，新的一轮游戏又开始了。

　　可是我离跑道中央太远了，地上又潮湿又泥泞，我的鞋子上沾满了泥，与其说是在跑，不如说我是在踩高跷。接着，脚下的沼泽地开始颤动，我看见大约一百多米远的地方，一个巨大的银色物体正呼啸着掠过树梢，从被红绿色的灯光和白色的闪光照亮的舷窗里，可以辨认出一张张脸，它们正紧紧地贴在舷窗的玻璃上。仅仅几秒钟，它就飞过去了。

　　“老式的７９７！”我喊着，“翼展１１２米……”可引擎是什么型号我却说不上来了。

　　我继续步履沉重地走着，几分钟之后我到了跑道中央，在一片大约二十米宽的地方，树木被砍掉了，两排红色的灯一直延伸到地平线上。我目不转睛地紧盯着黑暗的夜空，那是喷气式飞机的灯光在繁星之间撕开一道裂缝的地方，那闪烁不定的光点就在那高高的空中出现。可是夜太冷了，要躺下等下一架飞机到来，要再像孩子那样玩一回，是需要时间的，可是我太冷了，太疲劳了，时光毕竟不会倒流。我现在生活在一个叫做沃维森的地方，我的生活就在机场那边的后面，那里有高楼的灯光、扬声器、身份检测器，它能认出我的姓名，还有透镜里面的眼睛、一排排灰黑色的门。我脚步沉重，像个盲人一样摸索着走。我行动迟缓，疲惫不堪，啪哒啪哒地走过发出汩汩水声的沼泽地和扎人的灌木丛，一直朝着有灯光的地方往前走，也许从那里可以到家。

　　已经能看到另一边的篱笆了，我突然听到了狗的狂吠。随即，一只狗闪电般地向我扑来，咬住了我的一只胳膊，把我拽倒在地。我想用另一只胳膊来抵挡，我听到狗的狂吠和撕咬的声音，感觉到贴着我脸的地方有一种腐烂的呼吸的气息。经过了仿佛是凝滞不动的长时间之后，我看见左边有一道灯光并且听到一声刺耳的命令：

　　“出来！”那只狗随即像一个幽灵似的消失了。

　　“您现在可以起来了，它不会找您的麻烦了。”一个声音吼着，一道手电光直射到我的眼睛里，刺得它们生疼。我恢复了常态。

　　“到机场管理处去！”那个声音说。那道手电光稍稍离开了我的眼睛一会儿。那个人腾出一只手，掏出了机场的证件，然后立即又用手电光逼住我的眼睛。

　　“您是什么人？在这儿干什么？这是机场禁区，这您是知道的！”

　　“不，我不知道。”我故意说，“我是新来这座城市的，准是迷了路，我只是散散步。”

　　我在身上摸出了我的π卡，把它展示在灯光下，“您能不能停止盘问？”我请求说。

　　“对不起。”那个声音说。那道手电光落到了地上。我看见在我面前的是一身制服，制服里面是一个人，那颗脑袋比我自己的脑袋还要小。没有了那道禁锢我的手电光，他也失去了威严。

　　在我的旁边两米远的地方趴着一只警犬，它不再那样躁动不安，但还是用它那对黄色的仿佛僵直的眼睛紧盯着我。

　　这个穿制服的人接过我的π卡，把它放到灯光下审视着，然后说：

　　“对不起，我还得再照一下您。”说着，他把我的脸和卡上的照片对照起来，然后，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个烟盒大小的无线电装置，抽出一根小天线，开始通报：

　　“机场２１７呼叫中心！”

　　“请讲！”几秒钟后传来了回音。

　　“发现可疑情况：跑道西栅栏区，二点七公里处，有人未经允许进入了，据说是因为迷路。”然后，他把我的π卡插进那个无线电装置的一道小缝里，他轻轻地得意地晃着脑袋等了几秒钟。

　　“机场２１７吗？”

　　“听见了。”

　　“那个人是图波尔·博特，１９８４年６月２６日生于慕尼黑，住在西２区乌法路３８９号。您能证实一下吗？”

　　“情况属实吗？”他问我。

　　“我点点头。

　　“他证实了。”他对着无线电装置说。

　　“好吧，没有嫌疑。”几秒钟以后传来了答复。这个穿制服的人把卡从缝里抽出来，还给了我。“好吧，”他说，“您可以走了。您知道您该往哪儿走吗？”我点点头，手指着单身公寓的灯光。

　　“噢，还有，我能看看您的胳膊吗？”他察看着被狗抓咬的地方，虽然我清楚地感觉到了狗牙留下的深深的印痕，不过，无论上衣还是衬衣都没有咬穿。

　　“奇迹。”他满意地说，“我们把它的犬牙几乎都磨秃了。从那以后，我们就用不着纹产损害打官司啦。那样做的结果实在是棒！那么，您知道是怎么回事儿了，一直朝着灯光走，不要陷到沼泽里去。”

　　我走了，他用哈哈大笑在后面为我送行。

　　又经过将近一个小时的练脚板，我总算到达了乌法路边的那个小湖，在湖畔的斜坡上躺着一对鸭子，它们的头都藏在翅膀底下。在单身公寓楼摩天巨人般的背景下，它们显得极其渺小又十分不自然。所有的一切在这里都显得很不自然，这个小湖、这些天鹅、鸭子，还有这些鲤鱼和乌鸫，都显得与这庞大的背景格格不入。这里原来是一片沼泽，后来建成了沃维森的西２区，然后，人们在这里又开辟了供人们散步的高标准人行道，建造了人工湖、小溪、痘物园，还设置了灭蝇装置、电子新区包车站点、递送滑道，提高了这里的可居住性。我把我的π卡插进了门上身份识别器的窄缝。

　　“晚上好，博特先生。”扬声器说，“现在是两点十三分。”

　　接着门开了，我走进电梯，又把我的卡插了进去。

　　“４２层。”那台机器说。

　　在４２层上，我踏进了柔软的走廊，走廊里有一种湿乎乎冷嗖嗖的感觉，还有幽暗的地毯，让每一个脚步都变得悄无声息。

　　无数的房门，一扇与另一扇都一模一样，只是有几扇门似乎在抗议一般，在房门的号码旁贴着一张纸条，上面有名字，还有一种小得看不出来的方向标志。

　　在右边，从落地窗里可以看到外面的世界，可以瞥见沃维森的市中心、北１区的别墅、那个湖。在它们中间，是一眼望不到头的、闪着点点红色灯光的双股飞机跑道。

　　在远处，汽车的车灯在围绕着市中心闪烁，从那里辐射出七条铁路支线，蜿蜒着消失在大地上，它们从地下一起汇集到沃维森的巨大的内环线。它们是这座城市畅通无阻的经脉，也是它的骄傲。这是一座为完美无缺的人们建造的完美无缺的城市。

　　我支撑着进了屋，又陷入了冥思苦想之中。那一夜余下的时间我一直没睡着，简斯已经使我明白，如果我也成了一个酒鬼，那么，在马科隆我将失去前程。反正我是这么理解的。不知什么时候我起了床，打开了个人通讯机，屏幕上出现了招聘统计员的广告，我勾画了自己期望中的工作岗位的轮廓、工作地点、薪水的要求，以及家庭条件和马科隆出版社人事办公室提供的个性描述。

　　从隔壁的房间里，透过墙壁传来了轻轻的、勉强可以听得见的音乐声。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谁住在那里，我暂且把他叫做４２５７吧，因为这是我对他惟一所知的。

　　我让个人通讯机搜索全欧洲适合我的统计员的工作位子。我算了一下，至少有五到十个这样的位子，惟一适合的那个是在数据中心的位子。

　　我不大清楚那个数据中心是个什么单位，地方性的数据中心，很好，不过我那时候可不知道它是干什么的。尽管如此，对马科隆出版社我已经一点热情也没有了，马科隆已是一艘正在下沉的船。
　　我让自己登录到数据中心，为那份工作输入了我的π卡号，几分钟后我收到了回复：

　　“您好，博特先生：

　　　　感谢您的申请，您的资历和工作职位有百分之八十七与我们的要求相符。
　　我们将在下一个工作日与您本人联系。
　　　　顺致
　　　　敬意

　　　　　　数据中心人事部

　　（预先要了解的信息将通过计算机传送。根据ＳＳ２８９　Ａｂｓ的规定，２ＡｕＰＳｃｈＧ不能取代面谈。上述信息不能产生任何类型的额外要求。）”

　　电话是两天以后打来的，一个有一头黑色卷发的美人通过可视电话闪现在我的面前。让我高兴的是，她还请我进行了一次介绍性的面谈。到了晚上，我就得到了这份工作。

　　就在那个晚上，我通过网络在线宣布我在马科隆的工作到月底为止，没有人留恋我，也没有人问我是什么原因。我的感觉是，马科隆的人都很高兴，他们又摆脱了一个累赘。

　　当我要在数据中心第一天上班的日子到来的时候，我已经在沃维森生活了六个星期了。我感到自豪，我一点儿也没有拖拖沓沓，耽误时间，而是一下子就找到了正确的解决办法，顺顺当当地办好了。我居然能这样，我喜欢自己。

　　“沃维森数据中心”一行字竖立在门卫的小屋子上方，有钢制卷帘大门的宽大的入口处上着锁，职员们像潮水一样从三个十字形转门里涌进去。在数据中心的两边，都各有一道足足三米高的带刺铁丝网把里面与山毛榉林隔开。

　　我为工作面谈已经来过这儿一次，那一次我由一个脸上毫无表情，但是十分友好、浑身散发着香气的烫头发的人领着，走过仿佛没有尽头、没有一个人的玻璃走廊。

　　这一次我站在了蜂拥而入的职员的人流中间，朝着门卫的玻璃窗挤过去——他们这儿的门卫还仍然是有血有肉的——去按铃。当门卫鸦问了我的来意，他让我把我的π卡塞进了那个不可缺少的读卡器里，然后他在计算机里键入了几个密码。

　　“您已经被登录了，博特先生。您现在可以出入您的工作岗位了。您能找到吗？”他通过他的通话器尖声尖气地说。

　　“我恐怕——找不到。”我说。

　　他点点头，嘟嘟嚷嚷地说：“叫谁信呢？”然后他又提高了嗓门说，“我让人来领你去。”

　　我等着。人们从那三个十字门里流进去，机械地、懵懵懂懂地把他们的π卡插进读卡器，用臀部挤开那个十字门，然后踏上自动扶梯的阶梯。他们站在那里，让电梯把他们送进隧道，然后消失在我的视野里，到一个什么地方，坐在一把充气的、具有最舒适的靠背、有调节出汗功能的椅子上，面对着一台什么终端机。

　　突然我的乐观情绪不见了踪影，我说的是那种找到了正确的解决方法、顺顺当当地办成了事儿的乐观情绪。面对着这样的前景，还能有什么美妙的东西呈现在我面前呢？我发现自己孤零零地在家里面对着屏幕，可在这里边，屏幕又将出现在我的面前。我内心升起一种不安，我慢吞吞地来回踱着，我要奔跑，我要飞奔，最好赶快离开，离得越远越好，永远不再回来。

　　终于，一个个子矮小、胖墩墩的男人吸引了我的注意力。他一只手上拿着一根燃着的香烟，另一只胳膊下面夹着一个薄薄的老式公文皮包。我记得在介绍性的面谈中见过这张面孔，可我想不起他的名字了。他在离十字门还有一米远的地方就掏出了他的π卡，脚不停步地把卡刷过读卡器，并且以同样的速度跑过十字转门，可他差点儿在那根挡杆上绊了个跟头，因为转门这时候已经锁上了。我听见我周围的人在哈哈大笑，这个矮胖子折了回去，愤怒地朝大笑的人们瞪了一眼，挠挠屁股上的痒痒，然后他敲敲门卫的窗户，冲着那块防弹玻璃吼着：“你们的混蛋计算机又怎么啦？”

　　门卫慌忙在他的计算机上敲打着，想找出毛病，当他肯定什么毛病也没有时，一切又恢复了正常。然后他打开了对讲机，对胖子说了些什么，忽然他又指了指我。

　　胖子注意到了我，径直郴我走来。

　　“您是图波尔·博特吗？”他把手向我伸了过来，可他忘了他的手上还夹着香烟，在一刹那间他要把香烟换到另一只手上，可那只手还拿着公文包和π卡，他干脆把香烟叼在了嘴上。

　　“我叫菲尔贝尔，”他一边说着，一边对付着迷到眼睛里的烟雾，“从今天起您就在我的部里了，我想起来了，您抽烟吗？”

　　他掏出烟盒递到我面前，我示意我不抽烟。

　　“那也好，那也好，抽烟本来就是到处都禁止的。您现在跟我来吧。”

　　他又快步朝那个十字门走去，一边匆匆忙忙地想把那张卡刷过读卡器的缝，可是他突然想起了什么，一下子停住了脚步，故意用手顶住了转门，这一次他可拉开了门闩。他朝门卫点点头，然后又冲着我的方向命令说：“您过来！”

　　我把我的卡刷过读卡器，计算机也确认了我的通行有效。

　　在自动扶梯的起点旁边有两个填满了黄沙的大烟灰缸，在烟灰缸的上面有一块牌子，上面写着：

　　“为保持空气清洁，整个数据中心禁止吸烟！”

　　菲尔贝尔稍稍停留了一下，深深地吸了最后一口烟，然后把剩下的烟头用力摁进沙里。“来吧！”他又朝着我高喊。

　　我们跳上自动扶梯，可是菲尔贝尔却并不满足就站在传送带上，他迅速向左转到超越通道上，嘴里一边喊着：“对不起！”一边把那些冒险要阻拦我们的人都推到一边。

　　我竭力跟上他的步伐。空调器里喷出来的冷嗖嗖的风灌进我的鼻孔，传送带移动的速度再加上我们奔跑的速度使我们像百米冲刺那样快。我没有时间瞥一眼窗外玻璃的穹顶和原始森林，攀援植物紧紧地包裹着幢幢玻璃大楼的承重结构。我们就像在惊恐中逃亡一样从一个个人身边蹿过，连喘一口气的时间都没有。菲尔贝尔不顾一切危险，在原始森林中开出一条路来。我看见当我们从人们身边挤过去时，有些人脸上露出了冷笑。菲尔贝尔每天早晨这种恶魔般的举动是众所周知的，人们见得太多了。

　　然后我们转了个弯儿，要穿过一座办公楼。我们的左右两边是清一色同一式样的门，在每个门边还有一个读卡器。好多房门虚掩着，按规定所有的门都应自动关闭，可这些门都被一个废纸篓或者一把椅子挡住，没有关上。

　　忽然，菲尔贝尔喊了一声：“跟上我！”就跳出了传送带。我不知道人在这样高速的移动中是不能突然停住的，而是必须随惯性跑动，慢慢停下。他踉踉跄跄地跑过来拉住了我的胳膊。

　　“您还得像大家一样学着点儿。跟我来！”他说。

　　菲尔贝尔用他的卡打开了一扇房门，我们走进了一个大约有二十台终端机的小厅。每个终端机前都坐着一个人。我们进去的时候，屋子里嗡嗡的说话声停了下来，有几个人懒洋洋的坐姿变成了一种正经点的、稍稍前倾的姿势，眼睛注视着他们面前的屏幕。菲尔贝尔迈着急匆匆的脚步穿过整个小厅，眼睛不停地向左右两边扫视着，并且一直把我落在后面。然后他在小厅的一头撞开一扇门，熟练地绕了一个大圈，转到他的写字台后面，让身子陷进一张皮制的长官椅里。

　　“椅子？香烟？”他一边从烟盒里抽出一支点着，一边向我示意。

　　我为自己拉过一把椅子，在指定的位置上和他面对面坐下来。

　　“谢谢。”我慢悠悠地说，“我不抽烟，我以为这儿禁止抽烟呢。”

　　“您在这儿看见绘迹器、印刷机、感光仪、固定盘了吗？这儿没有任何会出故障的东西，也没有会伤着那些小伙子的东西。”他轻轻地抚摸着他的终端机的侧面说，“我这样说对我的办公室本身就是一种特许！”他的脸上掠过一种很古怪的表情变化。这仿佛是在预示着什么，可它本来应该是一种微笑。他从上衣口袋里掏出一块极小的白手绢，条件反射似地在鼻子尖儿上轻轻地擦了擦，这是一种习惯性的动作，我在情况介绍面谈时就已经见到过了。

　　他向我说明这儿的人员结构，首先是他本人在这儿的地位，可他颠三倒四，说了半天，又从头开始。

　　“说到这儿都明白了吧？”他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地说了一遍，可他的话听起来更像是一种命令，而不是一个问题，所以我也就不打算对任何一点刨根问底了。

　　所有的一切我都要学，要看，要弄明白，这是毫无疑问的。

　　某个叫做布莱因·罗德勒尔的人将成为我的直接上司，我费了不少的劲儿才记住这个名字。可是菲尔贝尔却是这个罗德勒尔的顶头上司，而在他的上面那就是可爱的上帝了，那么，有什么事最好还是去问那个罗德勒尔，而不能事事去跟菲尔贝尔打交道，更不能去和那个可爱的上帝，或者诸如此类的人物，或者甚至还有什么别的人物打交道。我在脑子里盘算着，我已经有好长时间没注意听他说话了。

　　“您抽烟吗？”他又为自己点着一支烟的时候突然问我。

　　我摇摇头。他还在那里滔滔不绝地独白，我开始数他的香烟数和擦鼻子的次数，我的两只脚痒痒了，可我克制自己不去蹭它们。

　　忽然他跳了起来，这样他的头就伸进了一个在天花板下面飘荡、散发着臭味的烟雾里了。

　　“说得够多了。您跟我来！”他喊着，人已经风一样地刮出门去。我们又回到走廊上，路过了两扇门，然后他站住了。

　　“您的工作岗位在这里边，您试一下吧，看您的卡是不是已经管用了。”他命令说。

　　我把我的卡刷过读卡器，果然，门开了。

　　“太奇妙了！”菲尔贝尔喃喃自语，“一次就成功了！”

　　他抢在我前面进了门，我能够一眼就看出，刚刚在他办公室里的情形又出现了，很多人转动坐椅，把他们的脸转向了他们的终端机，屏幕上那些色彩缤纷的游戏消失了，变成了干巴巴的、好像是数据表格一样的东西。

　　“是不是又到了打游戏的时候了，先生们？”菲尔贝尔咆哮起来，“罗德勒尔，这位是您的新同事，还记得那名字吗？”

　　其中的一个年轻人站起来郴我们走过来，他有一头红棕色的卷发，戴着眼镜，蓄着胡子。

　　“博特。”他说，“那名字是图波尔，图波尔·博特——对吗？”

　　我点点头，他咧开嘴笑了。

　　“如果您能够让博特先生先了解他的任务，然后再带他到游戏世界里去逛游，那我将对您十分感谢，罗德勒尔先生！”说完，菲尔贝尔转过身，一个招呼也没打就走出了房间，不见了。

　　这个蓄胡子的年轻人向我伸出手来，“我们这儿所有的人称呼人都用‘你’，我叫布莱因。”

　　“我叫图波尔。”我说。

　　他简单地把我介绍给房间里的其余五个人，菲尔贝尔一出门，他们又恢复了那种懒懒散散的样子，其中一个又让他的屏幕上出现了游戏。另一个走过来，“往下打呀！”他催促着。

　　“重要的是，”布莱因转脸对我说，“那个菲尔贝尔总是在用一切可能的手段，要神不知鬼不觉地进入到这里边来。如果我们有别的事儿要做，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就不让他登录进来，那样他就必须敲门，我们就有时间把事情都收拾好。如果他像刚才那样做，他问你，能不能用你的卡来开门，你就用脚在门上哐当几下，弄出点声音来，那样我们就是接到通知了。”

　　“你们不让他登录进来，可他不是这儿的上司吗？你们能把你们的上司撵出去？”

　　“不，”布莱因笑开了，“是计算机把他撵出去了，０－６－０－６，当然只有人事处才能把他撵出去，除非人们知道这个代号。明白了吗？”

　　“明白了。”我说，“那么０－６－０－６就是菲尔贝尔，对吗？”

　　“他的个人代码从０－６－０－６开始，无论怎么搭配都很合适，数据中心的人都知道这个号。”

　　布莱因整个上午都呆在我这里，那也比一个人孤零零地坐在那些灰白色的耐磨清漆刷的写字台中间要好。布莱因为我弄来一台终端机，指导着我进入程序，中午的时候还领着我去餐厅。

　　饭菜还过得去，虽然不是什么大餐，不过对于大食堂来说，这样的饭菜还真不错。

　　布莱因其实一点儿也不想吃，不过也要了一盘鳜鱼绿面条。他一点儿胃口也没有，在盘子里挑来挑去，一会儿抱怨那条鱼味道不好，一会儿又说面条如何差劲。

　　他是那种叫人同情的爱发牢骚的人。他总是一个劲儿地说什么什么不对啦，别人的愚蠢和无能永远压在他身上啦。但是，他又是一个容易接近的人，什么事儿都看得一清二楚的人，在他的眼睛里总可以看到微笑、讽刺，还夹着嘲弄，当然对他自己也是这样。他自己把生活弄得井井有条。我对他的印象就是这样。

　　我们一起在餐桌旁坐了很长时间，也许太长了，是我以前从未有过的。

　　“要是现在菲尔贝尔来了，那该怎么办？”我问。

　　“他从来不来餐厅，可这样的事要减少，所以我必须训练你，必须告诉你什么地方可以待得长一点。没有一个地方比在餐厅更好了。”

　　我们又待了几乎一个小时，他又给我说了很多事情，可我听懂的很少。

　　“你再给我说一件事儿。”我终于提出了一个问题，“我现在知道，我们在这儿管理数据，那些数据来来往往，都经过这里，据说我们这儿是计算机的领导中心，尤其是当计算机不能处理的时候。可有一点我还是不明白，这到底是些什么数据？”

　　“当今时代的一切。”他回答说，一边站了起来，“先要弄明白那些简单的事，然后再问那些复杂的。不要弄颠倒了。我们回去吧。”

　　在数据中心上班的第一天下午，我就坐在转椅上注视着我的新同事们。我对这里到底在干什么一点儿印象也没有留下。这个屋子里有七个人，年龄都在二十五岁至三十五岁之间，我那时候是二十九岁。布莱因·罗德勒尔差不多已经快四十岁了，不过，也许他那一脸浓密的红胡子使他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要老一点儿。在餐厅里我还注意到数据中心的另外几个工作人员，其中大多数都是身着灰色或者黑色的西装，打着领带，他们全都目不斜视，走路也都迈着正步。可是在我们这儿，没有一个穿西服，也没有一个打领带的，我们全都是千篇一律地穿着蓝色或黑色的牛仔裤、Ｔ恤衫或者开领的短袖紧身衫。似乎没有一个人抽烟，可多多少少我还是看见，几乎每个人不到一个小时就出去一下，找个什么僻静的地方去抽抽烟。我们中没有一个人特别大声地说话，可是似乎也没有一个人受到什么约束或者显得特别安静，一点声响也不弄出来。这七个人中的每一个人我也许都可以把他们当做自己的熟人，也可以邀请每一个人去喝一杯啤酒，或者喝得更多。我也可以跟每个人谈谈政治、女人和世界，但是不能同任何一个人谈论上帝或是孤独。他们就像一群心理上的多胞胎一样，一起坐在终端机前，玩赛车或者垒球游戏，在黑森森的山谷里追逐黑色骑士，为揭开迷宫般的错综复杂的图像而苦苦思索，或者用计算机玩打牌的游戏。

　　可是过了一段时间我就发现，并不是所有的监视器上同时出现的都是游戏，至少有一台，有时候两台、三台监视器上是变动着的数字列、表格或者是图表，这些东西都由那台监视器的使用者观察着。有时候一个人会突然动作起来，键入一些数字，然后观察变化中的数据。有时候布莱因会被叫来，别人一个示意他就从椅子上跳起来，站到那个要求帮助的人后面。他在监视器上这儿那儿指指点点，通常他们似乎把问题都解决了。那到底是个什么问题呢？我是不能理解的。

　　有一次，布莱因离开他的游戏，转到我认为与我们的工作有关的问题上，我问他：“那都是些什么？”

　　“统计数字。”他回答，连看也没看一眼屏幕。

　　我是个经过深造的统计员，我懂得很多统计学上表示统计数据的形式和方法。我想，要是那些真的是统计数据，也就算了，可到目前为止我还没看到过一张表述统计数据的表格可以用来证明他说的不是神话。它处理的到底是什么数据呢？另一方面，所有那些数据每隔几秒钟都在变化。

　　“有点难以理解，是吗？”他觉察到我在沉思，就问。

　　“老实说，我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我弄明白了，它就不那么神秘了。”

　　“注意！”他飞速地在键盘上敲击了一下，调用了一个不知名的小程序，几秒钟以后，屏幕上的显示完全改变了。屏幕上出现了一个名字，一个π卡号，一些完整抄录的数据。布莱因把目光从屏幕上移开，看着我，他留给我几秒钟让我自己看一下，然后他开始解释：“这是一份个人档案，你肯定曾经见过这样的档案，或者跟这差不多的东西。”

　　“彼得·威尔尼斯，”我读了出来，２３１６１９０８６２０２１３，１９６２年８月１９日生于辛德尔芬根，住在沃维森南１区法尔肯路８７号。”接下来还有一些有关工作地点、保险、病历和账号等等未解码的数据，再下面就仅仅是数字行了。可这一次的数字都是没有变化的数字，它们是固定的、永久性的数字，也许是一些统计资料，用我以前所熟悉的形式出现。

　　“万一真有其人，你把他弄在屏幕上，这可是严重违法的，对吗？”我直截了当地说。

　　布莱因惊奇地盯着我。这是一种装出来的惊奇，我想。

　　“真的吗？违法的？”

　　“啊，是的，数据保护法等等。”我说。突然之间我发现有好几个同事都惊奇地围过来看着我。

　　“噢，噢，”布莱因咧开嘴笑着说，“这样的傻话可千万别说出来！”

　　看来他觉得我第一天对工作能了解这么多已经够了，至少是这个五十岁的彼得·威尔尼斯一瞬间已经从他的屏幕上消失了，他又把它变成了游戏，引导一只尽可能不浑身颤抖的老鼠穿过由燃烧着的圆圈组成的错综复杂的立体迷宫。

　　快到五点的时候，几个叽叽喳喳闲聊着的精力充沛的年轻人涌进了屋子，接替了那些监视员。我吃了一惊，谁也没有跟我说过在这个岗位上还有倒班，二十四小时连轴转。布莱因回答了我的疑问。可是为什么要设立这么一个处，一天到晚几乎所有的工作人员都在打游戏，还要每班八个人二十四小时三班倒呢？我呕明白，我只有一种感觉，还有一些东西我得好好了解。

　　下班的时候我看见那八个刚上班的人已经各就各位，他们全都跟我年龄相仿，也是一色的蓝灰色或者黑色的牛仔裤、Ｔ恤衫或者开领短袖紧身衫，就像我一样。没有一个人西装革履或者打领带。我对上夜班的这八个同事不再有什么新奇感，我知道，他们的样子跟我一样。很显然，在这个不公开的处里，每天二十四小时有三班八个清一色的年轻人在不停地运作。看样子，我是被选中作为其中之一的。我乘坐电子包车去西２区，我还要去采购些东西，好让这个夜晚过得舒适一点。在沃维森购物，就像在慕尼黑一样，是一件轻松的事。大市场的玻璃穹顶既可以遮风避雨，也可以隔开大雾和臭氧。人们从一家商店逛到另一家商店，用不着留神汽车或者发了疯似的公共大巴士或者出租车。在所有的商店里，只要用π卡就可以去要一辆购物车，可以在整个大市场里用。要是买的东西多了，那就可以把购物车一直拉到自己住的公寓去，在那里有专用的电梯，可以把购物车送到要去的楼层，然后把车推进自己的厨房，把东西卸下来。再把车送回电梯，用π卡把它退回就行了，一个全自动的系统会把购物车送回购物中心。这种服务的费用很低，如果有人想更方便一点儿，就先不把选好的货物送到收款处，而是交给送货处去送货上门就行了。送货处会在你约好的时间把东西送到房间里。我有现金，自从住到沃维森以后还一直没用过，不过我还是像在慕尼黑那样随身带着小钱包，里面装着几张一百欧元的钞票，可是这儿实际上所有的一切都用那张小小的π卡来支付。

　　在这个晚上，我既不用送货服务，也没把购物车推进厨房，我只买了一个面包、两瓶波尔图葡萄酒和几个苹果。这些东西我自己带得了。在大市场里拥挤了一番之后，我又回到了４２层上那阴森的蓝色的走廊。在电梯上升的时候，我用口哨吹了一支小曲，可是那些暗蓝色的、上面有号码的门一扇也没有打开。

　　在房间里我打开了个人通讯机，像往常一样有一连串的消息在等着我，那都是我不在家的时候传输过来的。

　　９：０２　汽车公司尼迈耶尔
　　９：０７　德意志电信公司
　　９：１１　家具公司卢格尔
　　１２：３５　安妮玛丽·博特
　　１７：３４　沃维森市场西２区

　　汽车公司的尼迈耶尔和他的供货建议在我的脑子里转了半天。自从我搬来以后，他以持久不衰的韧劲每隔两天就给我发来广告，向我兜售旧汽车，可是我不想要汽车。现在时髦的什么星级、特级、超级、顶级供货，我统统看都不看一眼，就把它们用鼠标扔进了废纸篓。

　　电信公司每周一次报来结算单，那就意味着花钱。反正在我的线路上所进行的一切都是要花钱的，首先我每天晚上在世界信息网上的漫游就要花费我一大笔钱。

　　对家具公司的卢格尔，我是期望能尽快知道我期待已久的壁橱的交货期，可是他们却一个劲儿地向我唠叨沙发椅的全套装饰件的广告。那套东西只能用来装饰一张沙发椅，可我从慕尼黑随后就能运来一套。

　　我又很快核对了一下我买东西的账单，然后给我母亲拨了电话。

　　她的声音显得很疲惫，我为她提供了可视图像，可她不想见到我。

　　“那样会让你花很多钱，我的孩子。”她说，“我还是跟从前一样，而你自从上次走了以后，也不会再长大了。”

　　“长大？”我问。这种类似的幽默在她是很少有的。

　　有很多次我都希望，刚好碰上她有好的心情，我们两个都给对方一次机会，可她总是从一开始就固态复萌，长吁短叹。

　　这是一个礼貌的问题，在同自己的母亲通话时向她提供可视频道。可每一次我都很高兴，因为每一次她都把图像关掉。也许她已经猜到，我对她的唉声叹气是习以为常了。为了让我自己躲进一个避风港，当她给我啰嗦菲斯滕菲尔特的坏天气时，我就给面色抹黄油，当她从头到尾给我介绍她的收支流水账时，我就给自己削一个苹果。

　　“那很快就会好的。”我会说，一我就说，“现在你也不要激动，要是换了别人，情况也不会两样。”

　　同她分开这么多年来，我已经懂得，她是不期望听到任何答复、任何劝告、任何建议的。她所希望听到的，只是种种关于厄运的消息，可她自己为了逃避这些厄运，却没完没了地唠叨她身边那些平淡乏味的琐事。

　　电话打了足足有一刻钟，然后她突如其来地提了一个问题：“你把什么都弄妥当了，是吗？”

　　“啊，是的。”我一边把盘子都放进洗碗机，一边说，“我挺好的。”

　　“自从你住在这么高的地方，我就为你担心。”她说。

　　“你有空来一趟吧。”我说，“那样你就看见我们平平安安，这里的一切都没危险。”

　　我这么说是让她不要担心，其实她是不会来的，她已经有很多年没有离开菲斯滕菲尔特了，在那些年里她甚至都没出过家门。

　　“那么，改天再说吧。”我说。她又给我发来几条关于线路的好建议，然后她就跟我提外①了。
　　【① 这是音译，意为在键盘上关闭通讯时用的键名。】

　　　　谢谢。

　　　　用个人通讯机０７０１１３０８５５０００３进行语音通讯，安妮玛丽·博特

　　　　收费表Ｎ３

　　　　区域６００，通话２２分钟话费１７．４２欧元

　　然后是一片寂静。我知道，接下来的将是一个在电视中度过的夜晚。快八点了，八点钟的时候在ＡＲＤ频道是新闻，从２０００年开始都是这样。新闻无非就是一座悬崖，我从这座悬崖上跳下去，落进电视的汪洋大海里。我不想成为一个电视白痴，所以我对自己发誓，决不在八点钟之前让那个方方的机器播放电视节目，除非电视里播出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可是，电视什么时候播出过对我来说真正重要的东西呢？每天晚上八点钟以前我也把我的终端机当成电话，预订、订票、打游戏、打电脑和上网、听ＣＤ，有时也用做语音收听，可从来没有当电视用过，我在八点钟以前不看电视。

　　弗里德里希·克拉伦的脸出现了。每逢克拉伦播新闻，我总是兴高采烈，那就像在家里看一场戏，至于人在哪儿就无所谓了。

　　在马科隆出版社的时候，我曾有一次受命到过温尼伯①。那种事说来也是够奇怪的，我作为一个统计员离了家居然没事可做。当时那可是一项少有的计划，已经有好几个人进行过调查，可是他们在温尼伯的这家公司里调查却没有取得进展，因为这种调查与其说是有关人的，倒不如说是有关他们的数据的。可是，突然一下子飞过来这个叫博特的家伙，特别擅长对付这类事情。他们为我在这个城市的市郊找了个旅馆。我可不能说我住过很多旅馆，能对它们的好坏作出比较，不过有一点我还是明白的，那就是，我住进了一个最劣等的蹩脚旅馆，这样的旅馆就是我们的旅行部也会摇头的。

　　【① 温尼伯，加拿大马尼托巴省省会。】

　　那段日子可真叫人不寒而栗，没有人愿意同我谈谈事情到底是怎么进行的，每个人都想方设法把我撵走，也没有人请我吃饭。自从我在阿尔托尔快餐店吃了一口油腻腻的饭以后，我就一直呆在我的糟透了的房间里，听着外面的汽车声，听着外面不知从哪儿开来的火车声，听着门开门关的砰砰声，人们在尖声叫喊或是窃窃私语，还有从那个散发着霉味的旅馆酒吧里传出来的听腻了的音乐。

　　那时候我也像今天一样打开了电视机，在卫星频道上选择了ＡＲＤ。ＡＲＤ频道那时候正播映着夜间新闻的最后一则消息，那时候是两点半，整个欧洲都在睡梦中，只有弗里德里希·克拉伦还醒着，他那明亮、友好的目光一如往常。他直视着我，我虽然身处世界的末端，却有一点点在家的感觉。

　　那时候他就和每天晚上一样，总是用一句“我祝愿您在您注视着我们的地方度过一个美好的夜晚”来道别。

　　从那以后，这句话每天晚上都碰到我的灵魂中那个软弱敏感的地方。

　　在沃维森此时正是八点。克拉伦在播讲新闻，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事儿，无非就是经济危机的发展在不断加速，穷国正在向我们步步紧逼，它们正以各种各样的战斗扭住我们，每天向欧洲的边界推进。再无非就是一个年轻的母亲开始是很适宜上镜头的那种恐惧，紧接着又是如释重负的表情，因为她的孩子在阿尔卑斯山失足滑进一个深谷，在那里呆了十七个小时后才得到营救。接着是天气预报。我把我的屏幕分成两半，让右边的这一半罗列一串视频可呼电视的故事影片目录。

　　您等来的是欧洲中部的暴风和大雨，到处是恶劣天气，只有我们的玻璃穹顶下一切如常。在爱尔兰乌云已经消散，西海岸甚至已是天朗气清。这是一个老习惯了，诺拉和我总是注意爱尔兰的天气情况。在慕尼黑的时候我们会坐在绵绵细雨中，希望能领略到丁勒海湾的风暴和带咸味的气息。我们总是这样一心想着别处。

　　视频可呼电视没提供什么新的节目，上映的只有《卡萨布兰卡》，收视价是４．９９欧元。这倒是挺便宜的，不过这种蹩脚货我已经看过十遍了，再花一个欧元看一遍也太多了。再看看流行的片子，十个欧元以下几乎没有什么可看的，最新的好莱坞或巴伐利亚片子要花２９．９５欧元。一个人过一个平平常常的晚上要花这么多钱，我吃不消。

　　在布拉格是阳光灿烂，人们已经坐在公园里，巴黎笼罩在雾中，跟柏林一样。

　　我决定了，今晚不看视频可呼电视节目，我必须省钱，家具在我的开支计划中已扯开了一个很大的缺口。我把平常的电视节目都列了清单，现在我可以很好地来使用电视了。我自己知道什么节目里有什么。当天气预报以巴基斯坦最新的洪水大灾难的画面结束时，我把节目列单关掉，开始转换频道。

　　快到九点的时候我就徘徊在那个了不起的戈尔斯的节目上了。我讨厌这个人，讨厌他的娱乐节目。他倒是有办法让大家都讨厌他。《鼓起勇气一起干》这个节目播出至少已经有十二年了，一直是由这位了不起的戈尔斯解说的。十二年之久，人们不断地走进演播室，到他那里去忍受屈辱、受他的嘲讽、被他辱骂、让他的唾沫喷到脸上。据说这个戈尔斯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就有酗酒的问题了，可是，他非但没有从屏幕上消失，反而把酒也做到节目里来，在播出时醉态百出，跌跌撞撞，在演播厅里辱骂观众，还破口大骂和他一起演出的同事。人们可以控告他，让他道歉，还可能得到十万欧元的赔偿。可是无论什么时候只要我一试图这样做，线路就占线了。

　　我咕咚咕咚地把我的第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喝下去，然后继续看电视。戈尔斯跟在一位女参赛者的后面喊：“看看她怎么摇晃她的屁股，你们也不要待在原地不动了。”那个女参赛者转了个身，向他扑了过去，使劲儿掴了他一个耳光。演播厅里的观众都怪声怪气地嚷嚷成一片，戈尔斯却给了她一个飞吻。“谢谢您，心爱的。”他大叫，“我需要这个耳光。”他给她加了１０分。她一口唾沫吐在他面前。

　　我不停地转换频道，可我又一次次地回到戈尔斯这边来。我已经在喝第四杯波尔图葡萄酒了，那个戈尔斯也已经硬着头皮喝了半瓶威士忌了。他吵吵嚷嚷地把摄像机对准酒瓶上的标签，他知道为什么要这样做。这家伙有大约百分之二十五的收视率，这个国家期待着他喝得酩酊大醉，这样就会为他创造一个最终的收视率。他会即刻醉得不省人事，最好得到解雇通知。急救医生会风风火火地赶到舞台上，先往他那张蜡黄的、销蚀的醉鬼的脸上瞥一眼，然后再把镜头摇向那个威士忌酒瓶，他们在大厅里的观众的大呼小叫声中把他抬到幕后。然后他死了，这个大伟人戈尔斯，他的垂死挣扎被实况抓，使他成为第三个千年里最伟大的表演大师。这下可好了，大伟人戈尔斯！我为我们共同的恶习而喝干了我的第五杯波尔图，又把频道转到亚德里亚电视台。对这个频道我曾经短暂地留恋过，这是个意大利的有点儿绵绵色情味的小频道。他们在射门中总是有那么美丽的黑眼睛在转动。亚德里亚电视台没有德语节目，在我听起来这种叫人心烦的呻吟像是用意大利语讲的。他们摸摸索索，叽哩咕噜，翩翩起舞，可我什么也没有听明白，于是我又继续转换频道。

　　十一点过了，所有的频道都开始播映夜间影片，三个西部片，四个反间谍片，一个警匪片。还有一些东西这么让人费神，在十一点我可受不了，所以我就浏览一些游戏节目，再在一个不列颠的夜新闻频道上看看那个悬崖下的孩子和他的精神失常了的母亲，然后我又转到那个意大利的射门者的节目上来。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已经以２：１的比分领先于曼纳队了。

　　差一刻就是午夜了，我的计时器关闭了，这是我残存的自律约束。我在这个时候上床睡觉，那么明天在工作时还能保持清醒，把自己吸引到屏幕上的数字队列里边来。我可以用那张π卡把时间再拖延下去，那样不会花费我的钱，顶多不过失去一点点自我尊重。不过我不那样做，我进了浴室，疲惫不堪地赖在莲蓬头底下，然后脑子里想着那双发疯一样旋转的黑眼睛，躺到了床上。

　　人也许应该像卫星上发射出来的电视波束那样，只要一掀按钮，就到了想去的地方，就到诺拉的床上去了，在好几个小时里感觉到她的体温，她脊背的温暖。或者“嗖”的一声就跨到了亚德里亚，不，不到亚德里亚，到丁勒海湾，跟诺拉一块儿去丁勒海湾。就像几年前一样，又像后来我们重又做过的——最后一次做的那样，为了在那儿呆一个星期飞到那儿去。诺拉哭了，她背朝上趴在沙滩上，双手抠进沙子里。她在大西洋的沙滩上嚎哭，因为我听不懂她的凯尔特语。一个星期以后我们又飞回了家，可是她的心还像以前一样留在了爱尔兰。

　　公寓楼里静悄悄的，喷气发动机关闭时轻轻的叹息般的声音这个时候也听不到了，但隔壁房间里的音乐还点点滴滴地透过墙壁轻轻地传过来。

　　我翻过身转到左侧，波尔图葡萄酒起作用了，就像往常一样。

　　是啊，先生，您说的是对的，酒精不会使事情变好的。不过我想，正是因为孤独对酒精起了作用，而不是相反。后来也许是酒精造成了孤独，可是最早还是孤独带来了酒精，所以才会这样，是吗？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第三天

　　我曾经开诚布公地说过，先生，您认为，我用我的废话来让你觉得无聊乏味。如果我没有理解错的话，这应该是一次审问，对吗？如果您能正确地理解我的话，我可以从头到尾、详详细细地给您说。您坐在这里才第三天，而我呢，今天夜里突然感觉到，我对您怕得要死，而我的饶嘴多舌到最后才会给我带来不利，很可能还会有别的麻烦。不过，也许是因为每天夜里冥思苦想得太多了。

　　怎么，您在这里神经也并不轻松？惟一真正使您感到神经紧张的，恐怕是因位停地称呼您先生吧？对不起，先生，不过有人对我说，对欧洲法院来的检察官要称呼先生，除此之外，我还能称呼您什么呢？

　　此话当真？我真的应该跟您讲法语？您是法兰西人吗？您的德语讲得很地道。这真叫我惊奇。不过，要是我时不时地弄得颠三倒四，请您原谅。这都是因为这该死的单身牢房。那么，我现在就继续往下讲吧，弗朗索斯。真奇怪，您叫这个名字。看来一切都要改变，我叫图波尔，这您已经知道了。

　　星期六的上午莎拉来了。我正坐在那里吃午餐，她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我还没穿外衣呢！她做出一副和蔼的样子，也是为了让我吃一惊，她把孩子也带来了。“我正在路上呢，因为我想，我只能每次都这样匆匆忙忙的……”她说了些诸如此类的话，可从她在屏幕上的神色，我却觉察出一定有什么事儿出了岔子。

　　我住进这所新房子以后，还没有来过客人，所以，我必须首先，也是第一次查看一下“帮助”菜单，看看我该用什么方式为陌生人打开电梯。这实在是举手之劳，只要调出“来访程序”就可以了，这样，所有的门不用卡也可以为来访者打开，电梯开到底层，打开门让客人进来，把他们送到要去的楼层。

　　我点了相应的图标，慌里慌张地寻找我有客人来时应该穿的裤子和几件破旧的衣服。突然屏幕又通知我，莎拉早已经站在门外了，接着电梯就对这条消息发出通报，说并没有来访者，它不能开动。我花了好一会儿工夫才弄明白，原来莎拉和孩子们并不在大门那里，而是站在入口处的地下停车场里。我又点了“来访层别一负１”

　　事情才显得顺利了。我利用这点时间，想把昨天夜里弄出来的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都清除掉。孩子们已经蹦蹦跳跳地从电梯里冲出来，单身公寓的那种沉闷和寂静被他们兴奋的尖叫打破了。在莎拉的眼睛里是愤怒和无可奈何的神情，可她却嘲笑我张惶失措的样子。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

　　“该出什么事儿吗？他们该轻点儿——我是说孩子们，这儿的人可能还在睡觉！”

　　这两个孩子，一个是雷姆，五岁，另一个是莱奥娜，比他大两岁的姐姐。他们把声音降低了有眨一下眼睛那么一会儿。

　　“好一个魔鬼屋呀！”莎拉说。

　　可是，这种对单身公寓的状况所表现的惊讶，比对我不冷不热地说些什么，或者问一些让我难堪的问题，要虚伪得多。

　　这会儿，两个孩子已经发现了我的终端机，可我用的版本比他们在家里用的要新得多。

　　莱奥娜正用我键盘上的键使它运作起来。

　　莎拉气得不得了，“莱奥娜，快停下，图波尔可受不了你这样！”

　　“没关系的。”我说。

　　两个孩子打开了我的菜单操作系统，找出了一些在他们的版本里还没有的游戏，试着玩起来。

　　“你怎么啦，莎拉？”我又问了一次。

　　“唉，全是因为简斯……”她说起来，“他答应过，几个星期前他就答应过，今天我们一起去逛街，你知道，我们全家一块儿去。可是结果怎么样？真叫人没办法，又是一个什么交货期，他要到星期六才能干完。”

　　“也许真的是这样。”我打断她的话。

　　“总是无可奈何，每次我要从他那里得到些什么，他总是必须工作，工作！现在我真的已经绝望了。”

　　“嘿，图波尔，你没有游戏王吗？”莱奥娜问。

　　“我该有什么样的游戏呢？”我反问她。

　　“游戏王，最好是新的，叫什么罗马竞技场，或者这一类的。”雷姆叫起来。

　　“我从来不知道什么叫游戏王。”我只好这样说。

　　莎拉为我做了解释，有一种在个人通讯机上玩的系列新游戏，电视里做了很多广告，她说。可我还没见过这类东西，专给孩子们做的游戏总是那一类的花样，不过保证没有暴力和性。人们也可以在商店里买到，然后每星期可以得到一张新的软盘，这种软件在新一代的个人通讯机上的标准游戏机上就可以播放，而且不会损坏。

　　我既没有听说过，也没有看见过像这样的游戏。莎拉问我是不是连电视也不看，她也许觉得奇怪，这种东西的广告铺天盖地，所以，购置这样薄薄的盘片，简直就是做父母的义不容辞的职责。

　　“昨晚我看了一晚上的电视，”我说，“主要是那个下贱的戈尔斯，可没看见什么游戏王。”

　　“绝对有，”莎拉叫起来，“节目至少中断了三次，每一次都有这种乌七八糟的东西。我对这些玩意儿可算是领教了。”

　　我耸耸肩，对此不以为然，只不过觉得有点儿奇怪。我知道，在戈尔斯的节目里至少有两个广告时段，可我也肯定，压根儿就没插播什么跟这种游戏王有关的广告。我怀疑莎拉是不是有点儿不对头，她显得焦灼不安、怒气冲冲。

　　她在那张小桌子边挨着我坐下来，我想给她倒一杯咖啡，可壶里空空的。孩子们还在个人通讯机上玩得起劲。

　　“不过风景真漂亮。”莎拉到底还是说了话。

　　“是啊，从一开始就把我吸引住了。”我告诉她，我之所以选择了这套有虚拟现实技术的公寓，主要是因为这儿的风景。我们走到窗边，我指给她看，她自己的房子就在机场跑道后面的一个好地方。

　　“它们看起来完全都是一样的。”她惊慌地说，“我不知道，所有的一切都这么相同，这真是太可怕了！”

　　“你今天只会灰心丧气，对吗？”

　　她耸耸肩，这时候她才告诉我，她为什么要到我这儿来，原来她觉得自己在家里受压抑，想走出那个笼子，到人群中去，可简斯却让她白等了。

　　“我现在怎么办？”她问。

　　“我来给我们俩煮一壶新咖啡吧。”我说。

　　我在为我的咖啡机编程序时，莎拉让孩子们把游戏调到电视节目上，播出的是卡通频道的动画片。我们又坐下来，绞尽脑汁想找话说，可就是什么话题也扯不起来。我自己都觉得奇怪，甚至觉得不知所措，可她呢，却想去买东西，闲溜达溜达。

　　“你还是愿跟你丈夫一块儿去购物，而不大愿意跟一个陌生人去，对吗？”

　　“一个陌生人！”她嚷起来，“你可是一点儿也不陌生！”

　　我耸耸肩，是啊，不管怎么说都是不陌生了。

　　雷姆开始嚎叫：“电视里没有游戏王，我要看罗马竞技场，要看狮子和角斗士嘛！”

　　我们扭头朝电视机那儿看去，电视里正在播出广告，像什么剃须液、保鲜苹果、新型汽车、新型浴室用具等等，就是没有游戏王。

　　“我真不明白，”莎拉说，“这倒也好，我们总得做点什么，一这两个孩子会玩得晕头转向的。”

　　我建议去游泳，可他们三个人都没带泳装；去买东西，可莎拉的兴致这会儿全没了；去喂鸭子，我又没有剩下的面包。最后我们决定，让孩子们下去，到玻璃穹顶下面的游艺场里逛一会儿。在孩子们玩的时候，我们到一家意大利餐馆去吃点什么。

　　游艺场只允许二十一岁以下的人进入。我就在游艺场的边上给两个孩子买了每人２０欧元的游戏芯片，这已经够他们两个玩一阵子的了，然后，我请莎拉去吃饭。

　　跟莎拉的交谈没有让我马上就振作起来，看起来她对简斯、对这座城市是这样深恶痛绝、水火不容。她不想再浪费自己的生命，当然也不想再耽误孩子们的生命。这样，她在这儿的心情就表达得再清楚不过了，要是今天她能回到慕尼黑，她是不会等到明天的。

　　“你要去哪儿？到谁那儿去呢？”我问。

　　“随便，只要能离开这里。”她说。

　　我几乎不忍心再告诉她，下星期我要去慕尼黑待几天。我已经正式请了搬迁假，回去拿点东西，可那儿实在没什么可拿的，我需要的东西已经有了，剩下的该归诺拉了。不，我真正想做的，是告别。我很清楚，诺拉已经不会再跟我待在一块儿了，她也不会随我到这儿来，而我呢，也不会回到那儿去。这倒也好，咱们各奔东西，不过我不想通过音频或是可视电话和她绝交。

　　我和莎拉约定，下个星期天到市中心去购物。“逛逛街吧。”我说，“要是简斯有时间，他可以一块儿来，一然就我们两个人去。”

　　一个小时以后，我又孤零零的一个人了。

　　莎拉又回到她那个小笼子里去了，为的是等她的丈夫。

　　我拨通了我的旧号码，我问诺拉，要是我回去，有些事儿要同她谈谈，那样对她是不是合适。

　　她的爱尔兰人的微笑在我的巨大屏幕上晃过，叫我悲伤、迷惘。“合适，你放心来吧，我在这儿。”她说。

　　飞机笔直地上升，向右转了一个巨大的弧形，飞过沃维森的一个个小盒子一样的住宅楼上空，向南飞去。我想像着，莎拉正站在下面，看着我飞去，她在招手，泪水从她的眼睛里涌出来。

　　在慕尼黑我乘坐有轨电车，车厢里热烘烘的，乘客拥挤不堪，有些人身上恶臭难闻。在车子的前边，司机烦躁地发着脾气。车上没有可编程的能自动抵达目的地的机器，而是用驾驶仪，它不断地由一个重要的校正仪进行控制。不过我的心情很好，因为我又要回家啦。

　　诺拉做了些吃的，她的气色不好，自己只吃了一点点。

　　“我有事儿必须跟你说。”她开始说了。她讲的是英语，带着很重的爱尔兰方言口音。不过我知道，这都是因为某种存在的缘故，那是一种越来越深的出自她爱尔兰人灵魂深处的东西，这种东西她用德语是讲不出来的。

　　“我要回老家去。”她说，“我不想待在这儿了，我要回爱尔兰，回家去。”

　　我的眼前突然出现了解决办法，我们为什么一直没想到呢？我们本来可以搬到基拉尼去，找一份随便什么样的工作，只要有人需要一名建筑师就行，哪怕只是把那些给旅游者居住的空房子改建改建也行。我呢，反正是有工作经历的统计员，我甚至可以同时当记账员，或是采购员。

　　“我还在见习期。”我说，“我不能没有理由就不干了。”

　　她长时间地看着我，她很悲伤。

　　“我没说你，图波尔，我没说你。”她犹犹豫豫地说，“我想，我还是不带你一块儿走。”

　　“你要一个人回去吗？”

　　她摇摇头，轻轻地说了些我听不懂的话。我问她，她重复了一遍：“我已经结识了别的人，图波尔。”

　　这可不是诺拉做的事，至少不是我的做事慢慢悠悠、信奉天主教的诺拉做的。我着手准备一次演讲，我开始讲了，我讲啊，讲啊，口若悬河没完没了。

　　不管怎么说，反正事情就这样了，当妻子要走的时候，男人们就把她们当成孩子，告诉她们，要提防，大千世界，什么样的恶毒男人都有，还要劝她们再好好想想，让她们能再给一点儿时间。所以，正如爱情开始的时候，她们是那样急不可耐，拼命地催促，可当她们刹车的时候，爱情也就到头了。

　　我还在口干舌燥地说啊说啊，我吓唬她，劝告她，形影不离地跟着她，我的话像止不住的鼻血一样从我的嘴里流出来，不过那纯粹都是些屁话。

　　“屎蛋。”我说。

　　“什么是屎蛋？”她问。

　　“我说的统统都是屎蛋。所有的一切都忘掉吧，我走了，你另外找一个。我把你一个人扔在这儿，你长大了，变得聪明了，做出这种惟一正确的事来，你瞧，你都找到退路了。”她凝视着我，点点头，说：“是这样的。”

　　“可是，如果我仍然爱着你，你怎么办？”我问，“如果我一定要你把这件事忘了，你怎么办？如果所有的一切都是这样乱七八糟，我已经不知道什么是对什么是错，那我该干什么？不该干什么？”

　　“那你就想办法解开这个谜——你知道，你是在什么地方找到我的。”

　　“那么，那个别的人呢？”

　　“什么别的人？”她反问我，“也许他并不重要。”

　　她突然开始吃东西，她吃得喉咙都噎住了。

　　我知道，那是在告诉我，她是在下决心，看来她最好还是走。我问自己，我自己怎么办？可我什么也说不出来。

　　“我想过一次，”她又开始了，“我想到过，我们永远在一起。我想，在这个世界上这样来来去去，今天这样，明天那样，对我们没什么好处。我想过，我们两个就像一座爱尔兰小山上的青草，生在这儿，长在这儿。羊群把它啃短，冬天使它变得枯黄，可是只要春天一来，它又长出来了，郁郁葱葱，茁壮成长，永不消失。我想过，我们有了孩子，孩子们欢叫，幸福快乐，在爱尔兰小山上的草丛里追逐奔跑。可是接下来，一切就忽然变成了这样。”

　　老毛病又犯了。正是这道鸿沟，把我们隔开有七年之久。诺拉在她的观念中从来就有一个反世界。每当她对什么不满意的时候，她都知道她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在她的头脑里，从来都有一个选择方案。即使她不进行争辩，也至少有一种想法，某件事情本来应该怎样怎样。可我却没有，我只会这也不满，那也抱怨，可我究竟想要什么，心里却没有底。“我什么也不想要了。”这句话又一次闪过我的脑际，我母亲正是用这句话来结束了我的童年。

　　本来事情应该再简单不过了，也许我只要说一句：“好吧，诺拉，我们就上那儿去吧。把别的都忘了吧，那些东西对我来说都算不上什么。我们生孩子，就在那些翠绿青葱的小山冈上的什么地方，在草地上，在那些你头脑里还没有想出来的地方生孩子。”

　　我不能说我那时候不想要这些，也不能说我想要这些。实际上真的想要，那只不过是一种不易察觉的激情。正像我没有待在慕尼黑另找出路的激情一样，我也缺乏去沃维森、在那里继续干下去的冲动。所有的一切对我来说都对，可什么也不能使我满意；一切对我来说都不对，又都不会使我绝望，我想。

　　“我今天晚上能待在这儿吗？”

　　“这也是你的房子，图波尔，不光是我的。”

　　“我们还在一块儿睡吗？”

　　她摇摇头，慢慢地说：“你知道，我不想再当甜果汁，我也早就不是甜点心了。”

　　我就到我叔叔洛那儿去睡，对我来说，跟她在一个屋子里太挤了。

　　我告诉洛，诺拉想回爱尔兰去，所以，我无论如何要对她说清楚，这意味着一切都结束了。洛用他那双变得衰老了的眼睛注视着我，他瞳孔周围的白色好像已经发黄。我问自己，是不是屏幕让他的眼睛变瞎了？

　　“这么说，问题在哪儿呢？你也许根本用不着来，你给她发个电子邮件就可以了。”

　　在他看来，这样就把事情了结了，他这种人，你根本不可能跟他谈论人际关系。

　　为了过夜，我们从沙发上搬掉了成摞成摞的纸，还是这张沙发，我曾经躺在这张沙发上迎来了新的千年。我知道，洛的冰箱里什么也不会有，当然也不会有啤酒，所以我随身带来了几瓶。我为他开了一瓶，他一句话也没说，接过瓶子就咕咚咕咚地灌了下去，即便瓶子里是水或者果汁，他也是分不出来的。

　　我做好了几个面包，他一把抓过来，身子挪到桌子边上，跟我一起吃起来。他站起来的时候，我看见他的身子更伛偻，头发更灰白了。

　　“你现在在数据中心？”

　　“是的。”我惊奇地回答，“你从哪儿知道的？”

　　“我自己找的。你知道你在那儿干的是什么吗？”我真的什么也不知道，不过他也不应该知道。

　　“平平常常的事情，”我说，“干统计，调整鉴定标尺，就这档子事儿，没什么复杂的东西。”我想多少把布莱因在最后这几天讲的背诵给他听听，听了这些话，大多数人都会信以为真，可这骗不了洛。

　　“年轻人啊，年轻人。”他说，“你实在是蒙在鼓里，你知道吗？你不是在做数据协调吗？你们坐在一只大鸟的操纵杆前，这只大鸟在自动控制的盲飞中向着不知哪儿飞去，而且没有人知道往哪儿去。你对此一点儿都不知道吗，图波尔？”

　　他极少称呼人的名字，当洛说出一个人的名字时，至少可以肯定，他明白自己跟谁在一块儿，也可以相信，他有什么话要对人说。

　　“不知向哪儿飞的大鸟，”我说，“哎，是啊，看起来倒也是这样。”

　　我认识了他。我还没有提起这些，他反倒有一种艺术，能把简单的事情弄复杂，弄得有戏剧效果，然后他激情澎湃地像演员背台词一样做了大段独白，并在除了他自己别人谁也不明白的图形和联想中漫步。我并不特别喜欢伴随着他去做这种怪诞离奇、不着边际的高空漫游，眼看事情到这儿就为止了，不料他又说了起来。

　　“数据中心是一个计算机僚的试验气球，是一种国家形式。在这里，计算机清白的智慧承担了不清白的责任，反正那些先生们自己就是这样想像的。这艘失去了控制的政治家之船的结论是，它需一容争辩的理智的统治。可是这些第四帝国的建筑师们胆怯起来，他们已经乘上了这艘自动飞船，可他们对自己的理论却没有信心。他们安置了一支可替换的克隆的精锐队伍进行操纵，你懂吗？”

　　我选择了诚实，于是就摇摇头，在他看来我是不感兴趣。

　　“克隆，假定他们能克隆的话。可是他们需要的不是那种计算机自己可以寻求的自身的克隆——计算机克隆，不是曾经应用过的计算机克隆，而是天才的克隆。别这样看着我，对于那些能够复制出很多个你的东西，你能做什么呢？什么也做不了！这就是问题的所在。就连我自己也不是惟一的，没有一个人是惟一的，在一个八十亿人的世界上没有一个人是惟一的。蔑视了责任，责任已经分裂到了最后一个原子。这已经不是轰炸机驾驶员手下的按钮，成千上万的人不知道将要按下的按钮是干什么用的——可是炸弹依然是炸弹。你们迷迷糊糊地在你们的数据公墓里闲逛，可是那些尸体仍然活着。一个人的头脑灵机一动，你们就必须大呼小叫，可是有什么值得一个网络同情者大呼小叫的呢？只要他的脑子还会走神，那就意味着他将是这个竞技场的主宰，在这个竞技场里，他呼风唤雨，掌握着一切。

　　“每一个人都控制着另一个人，真正的控制已不在乎控制的内容，而在于控制的方式。你们这伙克隆——或者叫做你们这伙乡巴佬——应该把那一切控制控制起来啦。那是一种精神错乱的行动，可是所有的人看上去都感觉很好。放个屁，再瞅一眼你们的屁股后面，看看它放到哪儿去了——这是你惟一还保留着的自由，你懂吗？”

　　“不懂，一点儿也不懂。”我说，“也许你应该给我解释解释。”他惊奇地盯着我看了一会儿，在他的头脑里正有什么在忙碌着，也许他惊奇的是我的木讷。

　　“我要说，问题是，没有人看透这一切，包括我在内。”

　　“啊哈，那就没有理由操心了。”我松了一口气说。

　　“有一万个理由操心。”他略有所思地说。他又回到他的沉默和玄妙拟的反向思维的世界里去了，“只是没有人知道它要到哪里去。”

　　我只在洛那儿住了两个晚上，他给人的这盘大杂烩，对于结构正常的人没有什么好处。对一个人来说，吃不了，对大多数人来说，又不够。一大早我就按计划飞回沃维森机场。飞机上的服务糟透了，天气糟透了，我的嗓音嘶哑，所有的东西都像洛说的那样搅到一块儿了。回到屋里，我打电话给莎拉，她的声音像是哭得死去活来。

　　“出了什么事儿？”我问。

　　“唉，其实没什么大不了的事儿，就是天花板掉下来了。孩子太多，男人太少，每天琐碎的事儿太多，可生活又太少。”她擤着鼻涕说。

　　“我们还有个约会呢，去购物。”

　　“可我必须带孩子们一起去，”她说，“没有人能帮我看孩子。”

　　“没问题。”我嘴上这么说，可心里当然是想，她最好别带着孩子。

　　星期天，她来了，就跟约好的一样。莎拉到我楼下时，在汽车里给我打电话。我坐电梯下去，坐在司机旁边的位子上。我已经有很多年没在汽车里坐过了。那个闪着绿荧荧的灯光的隧道显得阴森森的。我们从沃维森西区的后面开到了地面上，沿着一条四车道的公路向市里开去。在市郊属于工业区的第一家工厂附近，公路又在地面上消失了。

　　我不喜欢我们这么快地穿过灯光晃得刺眼的隧道。每当有一辆车超过我们，孩子们都狂呼乱叫，莎拉让他们坐在后排座位上。跑了好几百米以后，到了辐射状的西区的出口，进入了十二车道的内环线，在内环线上，车速都远远超过了两百公里。

　　“他们疯了吗？”当我们再次被这些司机超过的时候，我喊起来。

　　“他们要创新记录。”莎拉笑起来，“你应该在数据网的独立违法部分查一下，那里公布了每圈最快的速度。”

　　“爸爸要三又二分之一分钟才开一圈，”莱奥娜叫起来，“妈妈还达不到呢！” 　　“我们开到７Ｄ圈外面去！”莎拉说，“然后我们就能直接在布罗明代尔下面停车了。”

　　我们好不容易拼命挤到了最右侧的车道，然后驶到了标着７Ｄ的出口通道。我们沿着狭窄的螺旋线向上开去，想直接开到布罗明代尔的车库里。

　　莎拉把她的π卡刷过自动停车机的读卡器。

　　“您好，多普勒夫人。”那台机器说，“我们很高兴您再次光临，尤其是今天，我们为您……”

　　“我是这儿的老顾客了。”莎拉向我解释，

　　“因为一进入这里就会受到最好的待遇！”

　　她还在阻拦杆外面停留了一眨眼的功夫。

　　“……还有视频和厨房用具。我们可以用特惠价向您提供，请您留意在三层的老顾客信息栏里提供的其它优惠。”

　　说完，挡杆移开了。

　　当汽车在停车位停稳，莎拉关掉发动机的时候，我享受了片刻的宁静。

　　可是我们刚刚从停车场的电梯里走出来，孩子们的哭闹纠缠就开始了。

　　“我们现在能得到一个游戏王吗？我要罗马竞技场和农夫游戏，两个都要！”雷姆嘟嘟嚷囔地说。

　　“你要一个吧，别嘟囔了。莱奥娜一个，你一个。”

　　“我也要两个，雷姆要了两个。”

　　莎拉吼了起来：“雷姆没有两个，雷姆一个，你也是一个。就这样。要是我再听见谁哼一声，那就什么也别想要了，明白了吗？”

　　我们从人群中挤过去，还一前一后拉扯着两个孩子。整个沃维森的人好像都挤到布罗明代尔来了！

　　莎拉领着我到了玩具部，给雷姆买了“罗马竞技场”和 “农夫的游戏”，为莱奥娜买了“旅行中的戈莉丝”和“戈莉丝在商店”。她把π卡递给收款处的女士。

　　“谢谢您，欢迎您再次光临。”那位女士说着，把塑料袋递给莎拉。

　　她递上游戏王的时候说：“谢谢您，多普勒夫人，欢迎您再次光临。”

　　她递上米黄色的马海毛小衣服时说：“谢谢您，多普勒夫人，欢迎您再次光临。”

　　递上相配的紧身连裤袜时， 她也说：“谢谢您，多普勒夫人，欢迎您再次光临。”

　　谁也没注意，她是让那台自动读卡机说出这些客套话的。

　　莎拉选购商品的时候，我却在忙着找孩子。只是一眨眼的功夫，两个孩子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了，并且经常是两个人朝着相反的方向跑去。

　　“你需要什么东西吗？衣服，或是别的什么？”莎拉以为，男人买衣服，总要他们的夫人陪伴才能买到。
　　我想了想，她说的是对的，自从诺拉不在我的身边，我对这些事情就不放在心上了。

　　“要裤子吗？”她问。
　　“好吧，裤子。”

　　我们去了男士部，我试了一条裤子。当我从试衣室里出来时，莎拉不见了，孩子们也不见了。我只好等，几分钟以后莎拉神情慌张地从人群里钻了出来，她一个孩子也找不到了。我们去收款处，那里的人们对这种事常常是有准备的。收款处的女士在键盘上敲出了孩子们的名字并在收款机上做了简短的记录。

　　“现在每一台收款机上都有这个记录了，”那位女士说，“除此之外，在出口处的所有净卫也得到了这个消息，您的孩子不会从这儿出去。您放心地找一找，肯定只要几分钟就可以找到。”

　　莎拉还是惊惶失措，不过实际上几分钟之后在收款处就有人招呼我们：“孩子们已经找到了，他们正在五层的游戏厅，请你们去那儿领孩子。”

　　莎拉激动得克制不住，打了孩子一人一个耳光，雷姆和莱奥娜尖叫起来。找到这两个孩子的商店的便衣警察对莎拉说：“您也许应该把孩子交给‘汤姆叔叔’照管，这样，您和您的丈夫就可以安心在这里购物了。”

　　“哎，我不知道呀。”莎拉说。

　　警察耸耸肩走了。

　　“简斯从来也不会这样，”莎拉说，“他不会把他的孩子交给陌生人去照看。”

　　“你已经听那个警察说了，”我说，“今天我是你的丈夫，我认为那样倒是挺好。”

　　就这样，我们把孩子们送到了“汤姆叔叔”那里，在游乐园的上方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您的孩子将会非常喜欢这里，他们决不会再丢失。”

　　“既然他们决不会再丢失，那你何必呢？”我问。

　　“我想也是。”莎拉说。看来这不像是开玩笑。

　　我们回到男士服装部，买了一件薄荷绿的运动上衣，这种颜色在那一年是很时兴的。然后我又试了一条裤子。我刚好脱下裤子，她偏偏往试衣室里瞅了一眼，把我从头到脚看了个透。

　　“看来我们也得买内裤吧！”

　　我还没拿定主意，她却只顾笑话我和她一起买内裤怕难为情。她老练地把我彻彻底底地翻腾了一遍。

　　“你穿多大？”

　　“我没数。”我说。

　　她要看我的后背，我只好转过身去。

　　“四号的。”她估计说。这样做她很得意。她强迫我接受了三条鲜蓝色很花哨的拳击手短裤。

　　“这件也得穿上！”她命令道。

　　“什么时候？”

　　“马上！”她说。

　　我们去付钱，我把π卡刷过读卡器。
　　“谢谢您，博特先生。欢迎您以后经常光临惠顾。”收款处的女士对我说。她的嗓音和自动读卡机的声音完全不同。

　　在临街的商场里有生活日用品，我必须买一些吃的东西，可莎拉却想先去喝一杯咖啡。凡是她想要做的事，我总是不由自主地劝阻她。她跑在我的前头，把我扔在人堆里，我追着她甩动的头发，看着她的双肩和屁股在运动中摆动。突然她转过身来，发现我的目光正停留在她身体的某个部位上。她冲我笑笑，这是一种不易察觉的、狡黠的胜利者的微笑，女人们只有在她们俘获到猎物的时候，才会有这样的笑。

　　在咖啡馆里可以俯瞰整个内城，他们把沃维森建在一座古老的小城市的周围，这个小城市的名字我并不知道。莎拉认为，它本来可能就叫沃维森，可城市早先既不叫沃维森，也不叫市中心，它们叫赫尔林根、戈丁根、奥克森福特等等，没有叫沃维森的。

　　“跟你在一起很快乐。”莎拉突然毫不掩饰地说，还把她的手放在我的手上。我要了两杯咖啡，她的手仍然放在我的手上。我们决定，再去溜达一会儿。

　　莎拉挽着我的胳膊，这感觉真好。我们不只觉中又来到了一个叫人产生没完没了的购物欲的地方，这里人头攒动。我们漫无目的地走过一个小橱窗，我和莎拉欣赏着各种颜色的服装，女士穿的多数是米色和象牙色，而男士穿的则大多数是绿色和薄荷色。

　　“实际上我什么也不需要，”莎拉说，“我总是想要买东西，可我一到了这儿，就什么也不要了。为什么呢？我自己也不知道这是为什么。”

　　“你现在已经解释出来了，就在这一刻。”

　　“是啊，是啊，你说对了。”她说。

　　大多数房子在底层和二层都开了商店，还有客馆的，这样，在临着大街的地方就挂着牌子，有些很旧了，窄窄的楼梯通到走廊里。

　　我问自己，是不是仍然有人在市中心居住。我们在这里找不到一点儿有人居住的踪迹，尽管很多窗子上都挂着窗帘，可看上去常常是房子的顶层都用做了仓库，一就都空着。我们看不到一间房子上有门铃。我猜他们决不可能让人住在内城区。莎拉说，午夜的时候，等所有的商店都关门之后，他们把整个城区都完全隔离开来，中心区成了一座鬼城。早晨六点，清道夫先来了，然后是搬运工，接着一切又开始了。

　　可就在这时，我突然看见，在一座非常古老的房子上面，就在三层的一扇窗子里，窗帘被撩开了，出现了一张老太太的脸，她往楼下的人群张望了一会儿，然后又消失了。莎拉也看见了她。

　　“她再往下看的时候，我们招招手。”莎拉提议说，可是窗帘却再也没有动。
　　我们突然觉得饿了，不知从哪个台阶上往里走了几步，竟然又走到了一家法式小餐馆。
　　莎拉请我在那儿吃饭，我们在那里闲聊了半天，直到她的目光落到了她的手表上。她一下子慌了神，孩子们在“汤姆叔叔”那里已经超过三个小时了，我们决定返回去。

　　雷姆和莱奥娜倒没有想念我，可他们一看见他们的母亲，立刻就开始哭哭啼啼地闹起来。

　　在汽车里，两个孩子都睡着了。这是一次让人提心吊胆的行驶，我一再请求莎拉把车开得慢点。

　　“你害怕了。”她说，“我怕简斯已经回家了，那他可就要发火了。”

　　“是因为你回去这么晚吗？”

　　她点点头，“是的。”

　　她让我在西２区的马路边上直接下了车，我在隧道群里找了好一会儿，才找到了进入购物中心的入口。这一切对于步行者是预料不到的。

　　我匆匆地在购物中心里走着，我的波尔图葡萄酒的库存量得到了补充，莎拉用不着知道这些。我把那三个瓶子塞到女售货员的手里，正要往外掏我的π卡，我想了起来，我从慕尼黑还带来了五十块零钱呢。

　　“我付零钱。”我说。

　　“真的吗？”她问，“您知道，那样的话您就不能得到打折优惠了。”

　　我不知道还有这样的事，不过对我来说无所谓。

　　“３８．９４欧元。”售货员说。她没有说名字，我倒是喜欢这样，并不是每个人都必须知道我喝了多少波尔图葡萄酒的。在我看来，沃维森的人好奇心也太强了。

　　您今天听够了吗？您也许听腻烦了，弗朗索斯，对吗？我想，您真正想要听的是，我什么时候冒出那个念头来，去孤注一掷的，是吗？

　　不，请您现在不要再称呼我博特先生了，我叫图波尔，不然我还要称呼您先生，而不管您乐意不乐意。不，当然，我当然不会。我也许是有点儿过于勇敢，这种谈话对我来说很好。您看，我为什么要对您说这一切呢？所有这一切都对此事有所帮助，那种只能靠那张卡生活的感受，还有游戏王的广告在我的个人通讯机里并没有播出，这些都是有帮助的。我是说，虽然今天我是笑着说的，当然我早就知道个人通讯机是怎么工作的，可那时候，开始的时候，所有的东西对我来说不知怎么地都显得古里古怪的。这就产生了一种感觉，是啊，是啊，当一个人被另外一个什么人长时间窥视的时候，这种感觉实在不是什么好受的。就像一个人走进了漆黑的地下室，却发现里面已经有了一个人，那是有些危险的。你懂我的意思了吗？

　　您这是当真的吗，弗朗索斯？您真的懂了吗？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第四天

　　对着蹩脚的电视节目，我喝了很多波尔图葡萄酒，这起了很强的难以忍受的副作用。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多半是在沙发椅上面对着那个看电视用的方方的盒子我就睡着了。一两个小时之后，我又醒了。我顿时头昏脑涨，辨不清方向，觉得活着比死了还难受。这会儿，我真觉得最好尽快不费什么力气就死掉。后来，我又明白了，在这种情况下死是要费最大的力气的。这样，我就把身子向后仰去，思考起来。

　　在夜晚生命危机的环游中，我的思绪不知什么时候蹿到了洛那里，也蹿到了他对沃维森的那番癫狂的胡说和我自己在那儿的工作上。我不想说我在夜晚的回顾中已经理解了他的想法，倒是他的那些词语，什么计算机克隆、计算机僚、自动控制中的盲飞等等，吓得我出了一身冷汗。

　　夜里，在睡了一小会儿之后，还有一个可以躲避的庇护所就是妄想。这是走向酒精中毒的第一步，也许已经是第二步了。在这种时候矿泉水是必要的，这是对即将发生的脱水现象的预防措施。不过，生活嘛，总归经常是知识和欲望之间的一种平衡动作罢了。

　　我决定，留下这一杯吧，然后是矿泉水，最后我还是想明天早晨去上班。我绞尽脑汁，想理清楚洛的思想。如果他自己还没弄清楚，对于我、对于他都一样。克隆，这个只用一个卵细胞制造出来的多胞胎的东西，竟然是我们干的事情。在我的那个处里，我们都穿着牛仔裤和紧身短袖衫，都不抽烟。我们居然都这么令人惊奇地一模一样。可我知道我的出身。等将来有一天这个世界上真的克隆出孩子来，反正不会是我。我是从我母亲子宫里生出来的，她早先可不像现在这样无声无息，那时她非要生个儿子呢。我是尤利斯·芬德尔的儿子，他是个出生在慕尼黑的开业建筑师，有了风流韵事，生下了我，我可不是克隆的那种人。

　　计算机克隆，这是洛说的。我想把这个词儿写在一张条子上，想以后问问布莱因。还有计算机僚，这是洛的另一个词。我把这个词写在旁边，为此我还写了几个问题：

　　“我们在这儿是坐在一个驾驶舱里吗？”

　　还有，

　　“我们在操纵那只大鸟吗？”

　　还有，

　　“什么样的大鸟呢？”

　　我拿起纸条，把它藏进我第二天早晨上班要穿的那条裤子的口袋里，我得记住，不能把这事儿忘了。

　　那天夜里后来的时间我一直醒着，想着莎拉。这是一种让人慢慢地把心揪起来的事。我想着她的腿，想着她的头发一跳一跳的，还有她脖子上的绒毛。我憎恨我们乱麻一团的关系，种种不着边际的念头，危险的念头都冲我来了，我能够觉察到。它们来得这么急，我心里火烧火燎地等待着。

　　是啊，当我又要开始讲故事的时候，您不动声色地打断了我，弗朗索斯。我正要讲完这天夜里的事儿，它有它的用处，您知道，那可不是一个平常的夜晚，那是我萌发大怀疑的开始。

　　现在我来讲讲把我弄得晕头转向的布莱因和别的事儿吧。

　　啊，我本来是充满期望的，那个早晨真的特别叫人高兴，我满脑子想死的念头，脑袋里晕晕乎乎。我让传送带载着我来到工作地点，就因为这张条子在我口袋里，我忍受了将近半个小时。

　　等到我们的大驾驶舱里刚刚安静一点儿，我在心里把第一个词儿又背了一遍，然后我连同我的椅子一块儿挪到布莱因旁边。

　　“计算机克隆是怎么回事儿？”

　　他的眼睛仍然盯着屏幕，只是肩膀稍稍动了动。

　　“这我还不太熟悉，这个概念嘛，你自己到数据词典里去查查吧。”

　　“我自己能查个屁啊。”我对他说，我在他的背后扮着鬼脸。

　　“还有别的吗？”过了一会儿他问。

　　“计算机僚是什么？”

　　当他瞅见我的词儿是从一张条子上看来的，就呼的转过身，从我手上抓过那张纸条，一声不吭地看了我的问题，摇了摇头。然后他把条子翻过来，找来一支笔，用很不熟练的书法在反面写上了：

　　“今晚八点半在北３区彩虹酒店。”

　　几天以前，我们曾聊起过小酒店，人们在这里可以远离尘嚣，悠闲清新一番。他那时曾提到过彩虹酒店，那是一家爵士乐酒店。我还清楚地记得，就在提到这家酒店时他说过，他本人再也不会到那儿去了。

　　他在条子上还写了一句：“现在闭嘴！”

　　然后他把纸条叠起来，塞到我的手上，很神秘的样子，就像从前在学校里传递作弊用的小抄，可不能让老师看见。我环顾四周，这里一个老师也没有，只有一架摄像机放在角落里。

　　八点半的时候我到了彩虹酒店，酒店里还没坐满，不过声音倒已经有些嘈杂。我在靠边的一张桌子边坐下，订了一杯啤酒。布莱因晚来了几分钟，他向我打过招呼，自己坐在中间的一张空桌子边上，然后招手让我过去。

　　“干吗在这儿？”我在他身边坐下来时，问他，“我的那张桌子不太好吗？”

　　我们必须把两个脑袋凑在一块儿，才能在震耳欲聋的音乐中听见对方的话。

　　“中间的桌子上没有麦克风！”他说。

　　就在这一刻我心里在问自己，他该不是傻子吧？不过看上去他的理智还是挺健全的。显然，他已经决定向我解释很多东西，因为时间很紧，他马上就开始了。

　　“呃，计算机克隆，你知道，什么是克隆，嗯？就是从一个卵细胞里培育出来的同质的多胞胎。标准的是母鸡的克隆，对人是禁止的。这种试验的意义在于，极有可能获得用于特定任务的完全同一的个体。计算机克隆可不是从那种卵子里做出来的，它们是用计算机挑选出来的，这在时间里是倒过来干的。计算机挑选出具有最大限度的相同生活经历和能力的人并认为，他们在本质上是最相似的。”

　　“这可是要捅大漏子的！”

　　“哈！”他叫起来，“作为我的统计员，当然……”

　　服务员突然冒了出来，在布莱因面前放了一杯啤酒。布莱因呷了一大口，把酒含在嘴里，一直等到那个服务员听不见我们的说话声，他才咽下去。

　　“作为我的统计员，当然必须学习，而且必须懂得，人们只要把这种事发生的机率井然有序地提高，那么预报的成功率就会有多么精确。你还应知道，统计中的关键词叫做机率。只有当你的数据库中有了足够多的人，你才能够预报几乎所有的一切，而且——你是十分清楚的——在数据中心我们把所有的一切都写成了数据，一切！”

　　“那我们两个，还有尤尔根、曼纳、吉安和菲利浦，还有别的人，都是按照这个原则挑选的吗？”

　　“我们看看吧！”他说，“其中是不是有一个例外？顺便说一下，不仅仅是在我们的工作地点，在数据中心如此，在这个城市里所有的工作岗位上都要使用这样的人。首先要想办法对所有的岗位进行登记，同时决定什么类型的人最适合于哪一份工作。人员一旦录用，将对他们进行观察，谁能把那份工作做得最好，就录用谁，不适合的人就被撤换，适合的人将被登入后备人员个性档案。采用这样的方式，将会使这种做法越来越严格，越来越精确。人们把这叫做计算机进化，通过计算机来进行优胜劣汰。不过，我认为，在你那张诡诈的纸条上可没有这个词儿，嗯？”

　　没有，我还从没听说过这个词儿，与这个词有关的完全是另外一种概念。我心急火燎地想弄清楚个性档案到底是什么东西。我问布莱因。

　　“是这样的，它就像超级人事档案，是在我们的计算机里映出来的你。”

　　“啊哈，那里边是什么呢？”

　　“那里边嘛，图波尔，就是你每天在屏幕上所见到的——数字。那里边有我们每天用计算机预报的道路交通状况，新区电子包车的负载情况，还有幼儿园和老人之家的床位占用情况……那是计算机设计的一把标尺，用这把标尺把你所接受的数据进行定位排序。它们不是作为个别的事件储存的，而是按顺序进行标度，它们再由计算机连续不断地从全体人类的事件中查找出来并赋予现实意义。”

　　所有的数据，我所收集的所有的数据，这是他说的。我所收集的什么东西算是数据呢？我在想。我多大年龄、受过什么教育、在哪儿工作、我怎么挣自己的面包，也许还有几次在警察局里，我在那里面可什么也没说。难道真会有人把我的这些数据当成我的个性吗？我强烈地抗议，可布莱因只是笑笑而已。

　　“这些魔术般的数字现在是２７。”布莱因说，“这就是说，每个沃维森的公民现在每天平均有２７个数据进入计算机。与沃维森相比，欧洲其它地方这个平均值是０．０２到４之间，但是在那些地方所使用的数据，都是在这里已经测试过并且应用过的！”

　　我摇摇头，“今天早晨我起了床，然后去上班，除了跟你和几个同事说过话以外，跟谁也没说过话。然后我回了家，换了衣服，又来到这儿。计算机从哪儿弄来有关我的２７个数据的？我知道是平均数。”

　　布莱因把手伸进裤子口袋，掏出放着π卡的皮夹，他把卡扔在桌上。

　　“我们一块儿算算吧。”他说，“今天早晨你是让你的个人通讯机把你叫起来的吧？几点呢？六点半。这是第一号数据。你吃早餐了吗？边吃还边看电视了吧？太妙了。转换了几个频道？我们是说，这里就有了有关你对电视节目喜好的第三个信息。你还在个人通讯机上跟谁聊了什么，不是吗？很遗憾，这儿我们已经得到了第五个信息了。然后是坐电梯，出门，也就是说，你是什么时候离开这幢房子的。再就是乘坐新区电子包车，这是第六条信息。开始工作的时间，下班的时间，我们又有了第七和第八条信息。在餐厅用餐，第九号信息。”他笑了，“实际上，要从你那里得到二十七条信息，是很困难的。不过，我们再等着瞧，第十和第十一号信息又是包车和房子的大门。”

　　“我并没有马上回家，”我打断他的话，说，“我去买了东西，还在游戏厅待了一会儿。”

　　“哦，太棒了！”他惊叫起来，“这样的话你今天生产的信息可能就超过二十七条了。我们说到哪儿了？第十一条？噢，你买了什么？”

　　“日用品，只是最需要的。”我说。
　　我真的是买了日用品，一个面包、切片香肠、一点干酪、三个微型套餐，这些我都给他罗列了一遍，可是还有两瓶波尔图葡萄酒和那本交际杂志我没告诉他，他用不着什么都知道。

　　“没买喝的？”

　　“矿泉水，两瓶。”

　　他看着我的眼睛，诡谲地一笑。
　　我心里在想，是不是我买波尔图葡萄酒的事儿早就让他窥视到了，因为我在餐厅里从来也没喝过酒。接着，我想起了我早晨的黑眼圈，有几次早晨，人们可以从我的眼睛里清楚地看出我晚上在酗酒。你又有那种醉眼了，有好几次诺拉这样说过。不知道为什么她喜欢上这个醉字了，动不动就说出这个字来，即使她自己以前从来都是滴酒不沾。她发明了一个两个音节的词儿，先说一个“醉”字，然后稍稍停一会儿，她的嘴角往上翘起来，做出一种挖苦的笑的样子，然后像轮胎泄气一样，发出“咝咝”的一声：“醉死……”

　　“波尔图葡萄酒醉不死人。”我对布莱因说。

　　他惊讶地盯着我，“你说什么？波尔图葡萄酒， 还是什么别的？”

　　“波尔图葡萄酒，一瓶。”我说。

　　我这句刺耳的话虽然不是按照我自己的意志先在头脑里形成，然后再从嘴里说出来的，但也把他如数家珍般的信息清点完全打破了。他查看了他的终端机，他没找到这一条，这才又灌下去一口啤酒。

　　“我们数到十一了，”我提醒他，“十一加上购物等于十二。”

　　他狠狠地摇摇头，一边抹去沾在小胡子上的泡沫，“噢，不，十一加上面包和香肠和干酪和谁和波尔图葡萄酒和醉死人和……我们差不多已经到了二十了，看来我应该这么说才对。”

　　他固执己见。尽管我感到意外，尽管那不合逻辑，他坚持要把我买的每样东西都作为信息录入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没有多少理由再复述一遍，不管怎么说他是这个处里的头儿，他就是干这一行的。如果我知道无论什么时候我在干什么，他都应该了如指掌，那也许我就相信他了。不仅是每一件商品，他对我解释说，还包括我的每一个有个人特色的动作，比方说，我用π卡支付、预订，所有这些不仅作为账目在线输人银行，而且还并行输入数据中心的大型计算机。

　　“所有出自我的一切都进入计算机，”我说，“所有的数据，每个人平均每天二十七条，所有这些信息都跑向了计算机。去那儿干什么呢？它们全都储存在那儿吗？就这样一股脑儿地储存在那儿 了吗？比方说，我于２０１５年５月１５日在沃维森的一条叫做埃德卡的路上买了一瓶啤酒？”

　　“废话。”他说，“尽管这是可能的，但是没有一个人会那样想。你必须完全从另外一个角度去考虑。不要老是这样计算机啦、信息啦，就像我说的那样，不要这样刻板，也许要有点情感。噢，不，现在我想出来了，要有人情味。”

　　“人情味？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收集信息还有人情味？”

　　布莱因的兴致高涨起来了，他勾画了一幅图像，后来我还常常琢磨，他是不是真的在那一刻勾画了这幅图像呢？从前他是不是真的没有想过或者讲到过关于计算机作为一个有人情味的头脑呢？布莱因为自己想到这一点振奋起来。我的脑子里闪过了洛，洛曾经说过有关计算机作为一个清白的头脑不必承担政治责任的话。我发现，两者是殊途同归。我聚精会神地想跟上布莱因的思路。

　　“注意，”他说，“你有一个朋友，我们姑且承认你有一个朋友，他是谁无关紧要。你认识他，你知道他是谁，可是从哪儿知道的呢？我是说，你从哪儿知道他的事儿呢，图波尔？好吧，你同他见面，听他说话，我们暂且把这事儿搁在一边，当然这是重要的，可那也得让它在一边待着，先不提它。先说别的事情，这儿是他的房间，你看见了这个房间。这是放在房间里的东西，不管它们是什么时候买的。这儿有一辆汽车，这儿是电视节目单，他已经看过了，也许是和你一块儿看的，要么就是他告诉你的。可能他还踢足球，是一个体育联合会的成员，买了钉鞋、针织紧身运动衫，或者他穿着意大利设计师的鞋，另外还有十来双放在房间里，还有精美的西装、领带，或是牛仔裤、运动鞋、汗衫。他还收集版画，只收集先锋派的那些不出名的艺术家的作品。他出去旅行，到泰国、中国或火地岛，或者坐着公共汽车去德艮道尔夫，还有哈兹。

　　“你理解我的意思了吗？这样的一个男人决不会是清白无瑕的，不会光着身子站在一个随便什么样的蓝盒子里。人们可以对每一个这样的人的背景进行干涉，只要人们需要这样做。他有一个交际圈，他自己就属于这个圈子。他在做着什么，正是他自己所做的许多事情塑造了他自己，也形成了他的交际圈，使他能够与别人比较，使人们能够把他从茫茫人海里辨认出来。所有的人都在做着什么，人们都有一个人际环境，人际环境是由随时随地浪费的物品所创造的。”

　　他把滔滔不绝的演讲中断了一下，因为他要润润嗓子。

　　“你是说，”我乘机插话，“你是说，只有充分了解一个人周围的那些东西，然后才能知道他是怎样一个人吗？”

　　“对啦！想想吧，他不是谁的朋友，一稍稍好点儿，他是我的朋友，不是你的，你不认识他，也从没见过他，可是每天晚上我都给你打电话，对你说他这个人这样那样。我不是告他的状，也不说他是好是坏，我只对你客观地、不带感情色彩地说，我就告诉你，这个你不认识的朋友今天他干了什么什么，他什么时候起床、去了哪儿、买了什么东西、打了什么电话、谁去他那儿串门、他什么时候睡觉……用不了几天工夫，你对他就有了印象，你就开始认识他了。”

　　我点点头，这事儿我能明白，我甚至明白得比这稍多一点儿。数据中心的计算机每天都通过π卡获得我告诉它的信息，它已经认识我了，而且一天比一天更熟悉。

　　“那么，所有这些都是为了什么呢？”我问布莱因。

　　“是啊，为了什么呢？从历史上来说首先看到的是副产品，π卡的副产品。π卡结束了号码的混乱现象，这儿一个纳税号码，那儿一个账号号码，邮购商店的顾客号码、建筑市场的顾客号码、个人身份证号码、电话号码、驾驶执照号码、机动车检验号码、保险号码……对所有这些号码，每一个服务机构还要附加一个小的密码用来确认身份。你无法想像在使用一个全球通用的π卡号码之前的情况。那时候每个人都有三十到五十个不同的号码作为自己的识别标志，后来就有了π卡号码，这立刻就成为巨大的进步，接着，又在π卡号码上加上了语音分析和识别。

　　这就好啦，也不用找零钱了，也不用信用卡和消费卡收集中心了，也没有银行保密费了，只有一张小小的卡和卡上说出来的密码。不过，为了能在全欧洲支付和纳税，需要建立一个中心，把所有的在线问题和与人有关的问题，集中处理。这就是数据中心，而且，因为它这么漂亮，人们愿意生活在现实中，而不仅仅是生活在一个模拟器里，所以嘛，就建造了这么一座样板城市。”

　　“沃维森，”我脱口而出，“就是‘住在芳草地’①。”

　　【① 沃维森是德语的音译，由（居住）和（草地）组合而成。】

　　我的话听起来实在是不算积极，反而有些玩世不恭，所以，布莱因谦恭地耸耸肩。“你打算干什么，图波尔？德意志人就是这样，当他们最终懂得了用汽车能干什么，他们就建造了沃尔夫斯堡；当他们看了用计算机能干什么，他们就想要一座沃维森。他们来了，所有的一切从来都是完美无瑕，天衣无缝。不过，我们还是回到正题上来吧——副产品也出来了。突然之间所有欧洲人的数据都集中到了这里，有好几年的时间就只他的城区代码，电子包车轻轻地鸣了声喇叭开动了。

　　“我在想，如果两个同事在同一个晚上到达同一个电子包车的站点，然后有三个小时没有提供任何数据，此后又在同一个站点乘车离开，那样，计算机会不会发觉呢？”布莱因在苦苦地思索。

　　“什么叫会不会发觉？”我问，“为了乘车，我们两个都用了我们的卡，这样它就发现了，对吗？”

　　“对呀，看来这个问题应该是，它对此会怎么想？”

　　“它想？”

　　“是啊，它是把这些信息单独衡量呢，还是把它们全部收集起来使用呢？”

　　“唉，我想，这些事儿我现在好像都弄明白了。”我叹了口气说。

　　车停了，布莱因得下车了，他嘿嘿地笑着跟我道别，“弄明白了，全弄明白了！要是我什么时候把计算机在干什么全弄明白了，那我马上就跟你说。到目前为止，我们还得使劲儿往它的头脑深处钻钻，得想办法掌握它现在又在琢磨什么了。好好干吧，图波尔，以后在公司里可别再胡叨叨，再写什么条子了——那可不是别人喜欢看见的，懂了吗？”

　　电子包车到我的站点还有三分钟时间，一位穿着浅灰色制服的女净卫在站台上执勤巡逻。我朝她点点头，她也郴我点点头，此外，再没见到一个人。我知道，在她的制服里缝着一个受攻击报警器，每一声辱骂，在她身上的每一次打击，每一次平衡状态的改变，还有每一次超出三十秒钟的运动停止，都会在她的体内触发警报。尽管如此，每年还是有几个这种穿浅灰色制服的人在攻击和突然袭击中死去。很显然，这种做法已经过时了，可我还是不理解，她们这些女人在这个时候居然还单独执勤。

　　到了家里，一条消息正在等着我。

　　１９：３７
　　　　图波尔，你藏到哪儿去了？我需要你。

　　　　　　莎拉

　　已经是夜里十一点多了，我不可能再去敲人家的门，所以我也只是回了一封电子邮件。

　　２３：１２
　　　　我现在回来了，可惜有点晚了，睡个好觉。

　　　　　　图波尔

　　然后我转到电视上，想换换脑筋，可布莱因的报告仍然盘旋在我的头脑里。

　　半夜刚过，个人通讯机发出了通报，一张车库门的图片弹了出来，莎拉正站在楼下，在摄像机里微笑。

　　“你好。”她说。

　　我为她把电梯开到楼下，我把衬衣的下摆塞进裤子里，把波尔图葡萄酒和杯子飞快地藏了起来。

　　“你好，我来了。”我开门的时候她又说。

　　她穿着马海毛织的迷你上衣，与之相配的是一条紧身连袜裤。她的脸好像化了一点浓妆，看上去很性感，也很绝望。在我的内心里又出现了那种叫人透不过气来的、心突突跳的感觉，这是种危险的预感。

　　“你喝点儿什么？”我问，因为我没有别的可问。

　　她咧开嘴笑了，“你不就是有那种波尔图吗，嗯？”

　　我们两个喝着同一杯酒，她抱怨那种黏乎乎的甜味，还抱怨我的口味。突然，她哭起来，起先是暴怒的，接着高声尖叫起来。我想，只要没有人在墙上敲，就让她发作去。尖叫声渐渐减弱了。

　　简斯今晚大约六点钟的时候打电话给她，让她为他准备出差三天所需要的东西，再叫辆出租车把东西送到公司里。“他就从不省出二十分钟到家里来一趟，给孩子们说声再见。孩子们从来就不把这当一回事儿，他们认为这无所谓。他们没有爸爸，自从圣诞节以来他们有了最新的个人通讯机，他们还要爸爸干什么？好主意哟，简斯，送给他们这样的东西，棒极了，简斯！”

　　她就这样诉说了十分钟，十五分钟，我又给她倒了满满一杯，她一口气灌了下去，哈哈地笑着，然后又尖叫起来。最后，一切都过去了，她躺倒在沙发上，又嚎啕了一会儿，然后她的心情好多了，她的绝望不见了踪影，脸上恢复了平静。

　　“现在孩子们在哪儿？”我问。不料一句话又把她问得火冒三丈，她说，因为简斯从来也没想到要问她这个问题。

　　她在她的个人通讯机上编制了照看孩子的程序，只要房间里一有很响的嘈杂声，我们立刻就能看到房间里的视觉图像。我以前还真不知道能这样做呢。

　　“什么都有，图波尔。他们还发明了带奶嘴的装配式厨房，有了这样的奶嘴，给孩子喂奶时，当母亲的就可以出去购物了。”

　　她饿了，她露出了那副饿的样子，我才想起来，我整个晚上还什么也没吃呢。跟布莱因谈了那么严肃的话题，我把肚子都忘掉了。我想给我们俩要两个比萨饼来，可她却拒绝了，她想要正式一点的晚餐。她说，她请我吃一顿着盛装的晚宴，鳜鱼汤加油煎黑面包片，牛里脊加甜土豆，还有麻花豆，饭后的水果是原子冻加热狝猴桃，饮料是香槟。

　　“现在已经是十二点半了，”我打断她的话，“我明天还要工作呢。”

　　她用恐吓的目光看着我说：“你不要也跟我过不去！”

　　整整半个小时以后，宴会服务公司的招待员才到来，他们带来了一切：餐具、盘子、杯子，为我们摆好桌子，然后点上蜡烛。

　　“祝愿你们过一个美好的夜晚。”他们告辞的时候说，他们注视着莎拉和我，仿佛现在是晚上八点钟，正是用甜土豆的最佳时间。

　　“你想不到我有多么饿！”莎拉说着，目光紧紧地盯着我。

　　我无法掩饰自己的内心又有了那种危险的感觉，我想起了在慕尼黑的那个晚上，莉莉又回到我的沙发上，用那种甜丝丝的慕尼黑口音跟我聊天。我已经习惯了诺拉的那种小心谨慎，习惯她那种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坚忍，从没有匆匆忙忙、风风火火，只朝着一个方向，持之以恒地坚持下去。

　　我们吃着，莎拉的目光始终没离开我的眼睛。饭菜虽然不多，但是味道挺好。香槟酒弄得我有点晕晕乎乎，不知所措，可她还在一个劲儿地开瓶子。

　　随她去吧，我想，把刹车松开，随她自己去吧，她想给你什么，你全收下吧。

　　“不害怕了吧？”她问我。我摇摇头。

　　我醒了，听见房间里有一种咔嗒咔嗒的声音，我睁开眼睛，看见莎拉坐在个人通讯机前，屏幕上是雷姆和莱奥娜在嚎啕大哭的面孔，她正用可视通讯同他们说着话。

　　“我马上就回家来，”她说，“再过十分钟妈妈就和你们一起在家里了，你们不用害怕。”

　　当两个孩子渐渐安静下来时，她关上了机器。

　　我躺在那里没动，只在被子里向她这边看着。她转过脸来看我时，我假装安静得一丝声息也没有，这样，她在半明半暗中一定会以为我还没醒。她拿了她的东西，蹑手蹑脚地走出门去，消失了。

　　当我同一个女人在一起的时候，总是有一种满足和不可思议的、神经质的恼火交织在一起的感觉。

　　带着这种感觉，我晚了三四个小时走进了办公室。

　　下午，我下班回到家还不到一个小时，莎拉又站在楼下的大门口了。她带着孩子。我们决定去市场，给孩子们的将是冰激凌和游乐场，给两个相爱中的人的，则是一条僻静的长椅。

　　在游乐场边的一条长椅上我们默默地坐着，她把头靠在我的肩上，脸却避开了我。

　　“我要离开简斯，”她说，“你要我吗？我和孩子们？”

　　这听起来就像那种令人恶心的、廉价的痘物认养中的点名叫卖，一只甜甜的狗带着两只珍贵的小狗崽寻找新的主人的宠爱和认养。你想要我们吗？这一丁点儿也不像那个我第一次认识时的莎拉，没有了自尊，没有了坚强和自信。

　　我支支吾吾，男人习以为常的顾虑，什么责任啦、房子的大小啦、自立啦等等，突然一下子向我涌来，战胜了我。

　　“那也好。”她说，她还是没看着我，“让我们忘掉那个晚上，我只是不应该责备自己没想办法争取，你懂吗？事情很简单，如果说我心中有一个人的话，那么就是你，不过不行也就算了。我得走了。”

　　“那你打算怎么办呢？”

　　“我和孩子们一起去慕尼黑。”她说，“我妈妈在那儿，还有我的两个女友。一切都重新开始。东西都打点好了，昨天，在我到你那儿之前就弄好了。等他回来的时候，我就走。”

　　她站起来，叫孩子们过来，他们极少这样听话，这样安安静静地叫一声就过来了。

　　“生活愉快，图波尔。”她说，“我很激动，因为我们又脚踏实地了。还有，不要因为昨天的事生我的气。我必须试试，我心里不管怎么说是有愧的。”

　　她没有把手伸给我，也没有吻我，连一丝微笑也没有。她一左一右领着两个孩子，消失了。

　　贤妻良母，聪颖美丽，身材无可挑剔，诚实温柔，刚刚三十岁，想找一个忠诚的、有爱心的男人，至少是注意到她的存在的男人。

　　现在您明白了吗，弗朗索斯？有人警告我山在崩塌，我周围的一切好像都在坍塌下去。接下来还有布莱因。是不是正为这事儿对布莱因·罗德勒尔采取什么措施？以后我还要一直在他的处里待下去。他跟这事儿没有关系。他根本就不知道，我想。可是法律并不是绝对正确的，而是常常要报复人的。如果您不允许的话，您也就不需要我再说什么别的了。我再跟您说一遍，布莱因跟这事儿没任何关系，真的。

　　我们今天就到这儿吧，行吗？明天我将告诉您，躲在这事儿幕后的到底是谁。您大概一直以为有一伙人隐藏在我的背后，是吗？我告诉你吧，弗朗索斯，在我背后根本没有许多人，过去没有，现在也没有。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第五天

　　您有过这样的事儿吗，弗朗索斯？人在夜里突然醒来，清算自己，总结自己的生活，干过些什么，应该怎样做。就在我昨天给您谈那些事情的时候，这个问题一直萦绕在我的心头。它把我从睡梦中惊醒过来，我再也不能做任何事情了。我发现转眼之间我的血肉之躯变得这样脆弱，变成了一架大机器中的一个失灵的小零件，因失灵而负有责任。我竭力想要道歉。是不是所有的人都有这样的经历，弗朗索斯？您有过这样的经历吗？您是不是有时候觉得，您自己这么渺小，这么微不足道，远不是完美无缺的呢？

　　所有的一切似乎都在与我背道而驰。莎拉走了。诺拉走了。她们在屋角的柱子上涂满了悲惨的图画，那上面有我所失去的一切。那上面有失而复得的父亲，不愿再同我说话的母亲，就连我的那辆老掉牙的心爱的自行车也在慕尼黑被人偷走了，那是诺拉用电子邮件告诉我的。

　　我躺在床上。周末，空荡荡的，让人销蚀的周末，我试着勾画一种反向模式。我积极地从正面去思考，大声列数着：我有一张床——这是最起码的，一个沙发、一个橱子、一台超现代的个人通讯机、一套房间、一份工作、二百个电视频道，还有全世界的网上笔友。我会连一年四季都不知道就稀里糊涂地死去，也许不会很快就死，但总有一天，说不准什么时候就死去。从星期六下午到现在，已经快喝完两瓶波尔图葡萄酒了。我走到厨房的架子边——这是一个单层的厨房用架子，它在我的所有物的清单上名列第九——我想把瓶子里剩下的那一点点酒倒进杯子里，这时候我忽然看见了，就像透过玻璃那样清晰透明，这是万恶之源，这该死的酒精。也许我已经酗酒成性，感谢上帝，我还知道什么叫酗酒成性。把瓶子里剩下的一股脑儿灌了下去，当浓烈的酒味冲进我的鼻孔时，我又懊恼起来。酗酒决不是一种原因，但它永远是一种征兆。也许我是病了。喂，你这个病恹恹的穷小子，你妈妈在哪儿？

　　在好长的时间里一直有一个念头盘桓在我的脑际，我到底是不是已经嗜酒如命了？我的生命是不是要在堕落中了结了？有一份工作，有一套房子，这种事儿看起来离得很远了。可是就在不久以前，我还在慕尼黑碰到了一个人，我认出他是马科隆出版社的人，他那时正悬在空中，无处立足。

　　我突然一下子抓过一块大毛巾裹在身上，离开了房间。我急火火地下楼到了市场，买了一件浴衣，是肉色的那种，穿上它我看起来就像赤条条一样。然后我坐车到了西１区，进了一家波浪保健浴室。在水的冲击下，我一下子清醒了，眨眼之间我就改变了自己的生活。我把水调得像冰一样冷，我忽然想唱歌。冷水起了点什么作用，让我想唱歌。它也在欺骗着我的身子，对它撒谎，使它觉得轻飘飘的，清爽快活，反正随便什么都行。随后我又换了一趟又一趟车去了一家大盆浴室，与四个年龄比我大、大腹便便的男人一起洗芬兰浴。一直到晚上，那几个男人都在费心琢磨，我年轻力壮身体怎么就苍白得没了血色呢。我权衡了半天，又去一个阳光银行淋日光浴。可我只是躺在有金色条纹的铺着软垫的卧榻上，注视着那些美丽的躯体，当然主要是异性的躯体。自从莎拉那天夜里到我那里去过之后，我就是这样喝得酩酊大醉，这样胆小怕事、闷闷不乐。

　　我本来可以得到她的，永远地得到她，可我是那种胆小、羞怯得连个谢字也说不出来的人。我想从此以后学会像一个男子汉那样去处事、去思考。我期待着结束我那孩子般的自怨自艾的性格。

　　我练习着评价在我身边走来走去的女人们，有半个小时之久我一直想弄明白，我会喜欢让什么样的浴室女郎陪伴我。我很快就发现了两个真正的美人，颀长的身材，又年轻，我都喜欢。还有另外三个也不错，也算友好。在小酒店里的男人们中间，人们会这么说，假如真有这种事儿，人们也不会鄙视她们。还有一个，这个完全是我个人的，这是个与众不同的，并不是很完美的，是个白色的精灵，可她有她的特别之处。她属于那种特别叫人关注的类型，让我一而再、再而三地回头看。我绞尽脑汁想弄清楚，这到底是一种什么东西？她们触动了我内心的什么东西？这些陌生的女人，就像某种在风中燃烧的草地上跳跃的东西。等我醒悟过来，我放弃了这种要把它弄清楚的努力。

　　这时候，这个女人注视着我，离得很远，让我掠过她的眼睫毛的两次眨动之间的永恒。一股飒然而至的劲风，一场风暴。

　　她正和一个女友在一起，走过来打了个招呼。我游了两个来回，已经累得精疲力竭。哪能不累呢？她又看了我一眼。我穿上裤子，要是我再在一面镜子里照一照，我的体形也许离美少年阿多尼斯还差一截，不过那需要一面大镜子。然后我出了游泳池，她却走了，看不见了。我又一次受了欺骗，沐浴室、更衣室、前厅，都找不到她。

　　坐着电子包车回家。在市场里，我漫不经心地在一家商店门口停了一眨眼的工夫。在商店里的架子上，放着一瓶波尔图葡萄酒，然后我又走了。不管怎么样这一天不喝了，星期天的下午一定要抗过去。

　　这可能是在冷水的冲击下第一次改变了的生活，要在没有酒精的状态下度过一个晚上，这使我坐立不安，甚至驱赶着我在夜里出去散步。也许仅仅是为了证明一下，商店还一直开着门，我会设法第二次从它门口经过。

　　总算熬到了星期一早晨，我又该再一次坐在我的办公桌前了。

　　我专心致志，想追根究底地搞清楚这儿出了什么毛病，现在，根据布莱因提供给我的信息，我开始慢慢地有了眉目。我偶尔有什么事想问问他，可一下又想到他的警告，在数据中心的大墙里最好保持沉默。

　　我有眉目了：那些储存在计算机里的有关个人的零碎信息，并不是毫无用处的细枝末节，相反，这个程序试图以最快的速度把它们都处理掉，目的是为了能处理更小的数据量。这种信息的作用只是在所谓的标尺上做一点点小小的变动。有一种惯用的说法，如果用这根标尺来衡量，一个人是有攻击性的，那么，如果有人通报说，他卷入了一场打斗，那么，他的标值在标尺上就会向高处移动。

　　我有一个问题，弗朗索斯，您只知道，这个程序到底是怎么在工作？有没有人跟您说过，到底用我们的信息来干什么？

　　您看，大多数的情况就是这样。当然喽 ，差不多每个人多多少少都知道一点。我承认，数据中心当时规定我们要保守秘密，但这种规定对您不起作用，弗朗索斯。我还得想办法向您说明，它到底是在怎样工作。说不定您看见了两个程序之间的这个恶魔，就像我从前见过的那样。

　　呃，我已经说过，向数据中心申报那些数据不仅是为了在账面上注销金额，而且还是把它们作为形形色色的个性尺度汇入那里的。例如，理论上通报殴斗的情况。但是，它诡计多端，通常情况下它根本不让有关殴斗的通报进入计算机，而进入计算机的是那些关于采购，或是上某个小酒店或酒吧的通报。这样，计算机就不知道某个人什么时候买了一根棒球棒，他是用它来煽动一场殴斗呢，还是，比方说，用它来种西红柿。这样，它当然就暂时不知道哪些人出入哪家酒吧了。

　　事情在运行中必定会有某种变动。有一天中午，我找到一次机会同布莱因一起绕着我们的数据湖漫步，和他谈起了这件事。我们把坐落在数据中心大楼群中心的有七个鸳鸯的小水坑叫做数据湖。

　　布莱因说：“你为自己买了一把刀子，这样你就在最低限度上被归入买刀者的一类，因为你总归是买了一样东西，就像你被归入时髦手绢使用者一类或是经常性的七级片观看者一类那样。假如有什么地方发生了一起谋杀，抓住了一名凶手，那么，这个人就在某个限度上被归入了某个类型的一组。但是，因为有了这起谋杀，依据复杂的统计计算方法，这一类里的人卷入这起谋杀的概率就稍稍升高一点，这种计算方法考虑到了这一类人的度、这一类人的绝对数量、它与总体情况相比较的局部情况等等。可是，作为买刀者，你就有了一个诸如此类的轮廓，比方说，你成了一个潜在的凶手。不过你仅仅属于千分比下的一丁点儿罢了。但是，由于全部数据的数量巨大，你的轮廓就变得突出了。从个人的意义上说，我们对一个人了解得越多，就会有更多别的人同他进行比较，这样我们就能更精确地了解这个单个的人。而且，我们了解所有人之间的相互联系。这是政治家们所需要的，因为通过对每一个个人施加影响，就能对整个人群进行驾驭。每一个个人现在都是可以理解的，并且是可以掌握的。不论什么时候只要你的轮廓是如此鲜明，那么，你的一举一动，比方说你在购物时的行为，就会反作用于你的标度，使得与你同样轮廓的人的标度也同时移动。每一条信息都对另外一条信息产生作用，人们把这叫做计算机统计数据的连带顾及，或者用英语来说，就是计算机统计信息的多重理解，简称叫ＭＵＳＩＣ程序。

　　“但是这个程序有两个缺点，第一，它像其它所有复杂的控制系统一样，倾向于出现反馈现象，总是处在不稳定的平衡之中，因此，它总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崩溃。对于这种崩溃，我们这个工作小组要尽可能早地进行辨别并且把它们截获。

　　“第二，它总是在个性轮廓之间进行标度，这是我们目前还不能解释的。比方说吧，它向我们提示，某一个人员组将引人注目，可它不能向我们明确地说明要发生什么事情以及为什么会这样。它仅仅识别出一组人，他们突然之间从正常概率上向高处或低处快速地移动。我们立刻就跟踪这一变动并确定，这个有突出倾向的一组成员大部分住在哪个城区，并且通过他们高技术产品消费量的增长使他们突出出来。有一种可能的解释：使用一种新的宽带电缆可以让新一代个人通讯机在这一领域里投入使用。或者我们偶然发现一组人，他们日益频繁地在晚间外出，购买时装时出手阔绰，而且这一组人都出现在某个年龄段。再有，我们完全偶然地与交谊舞学校里的某个成员不期而遇，这个人只是因为看了一部电影或是碰到某个人而去学交谊舞的。

　　“在大多数情况下，这种事情当然不是这样清晰明了的，大部分是我们无法弄清楚的。我们把这一组别通过精细的观察通报给一个特别的程序，然后等待着它的进展。常常这个幽灵不知什么时候就溜走了，有时候我们发现了它，有时候只是在程序上的反馈效应，这些被驱逐的组别可以说是被这个程序幻想出来的。

　　“ＭＵＳＩＣ是魔鬼的一件工具，”布莱因结束演讲的时候说，“名字听起来很棒，可其它的东西平平常常。编制这个程序的人允诺我们，可以接收汹涌而来的大量数据，可有时候情况正相反，这个程序似乎正在慢慢地变得发疯。”

　　“这意味着……”我们一起走进一条玻璃隧道，在传送带上穿过巨大的原始植物林，朝着我们工作地点驶去，这时我问。

　　“这首先意味着我们有活干了！”布莱因咧嘴笑着说。

　　接下来，又是那种惯有的沉默。我懂得了许多东西，可还不那么肯定我是不是真的都理解了。洛说过，政治家们已不再细心地观察事物，而是弄一台计算机来代替他们的工作。洛的告诫和布莱因的关于ＭＵＳＩＣ程序造成了越来越多的喧嚣的长篇演说，让我有了一种印象，我并不是惟一对整个系统一知半解的人。我后来慢慢地、很不情愿地终于弄清楚了，也是心惊胆战地懂得了，显然再也没有人悉心地观察事物，我们就像洛那时候所说的那样，骑在一只巨鸟身上，它正全自动地向着不知什么地方盲飞。

　　回到家里，又是那种空荡荡的失落感，我曾试着同诺拉通话，可我找不到她，也许她已经回到了丁勒海湾的家乡。

　　三天撑过去了，我没有喝酒，可接下来，我在购物时又捎回来一瓶波尔图。“每晚一杯”，我用毡头笔在酒瓶上写上这几个字。我心里翻腾个不停，我在深渊边上滑倒，浑身奇痒难忍，仿佛我必须喝酒，而不论想喝还是不想喝。

　　这是暂时的，我对自己说。现在不睡懒觉，把清洁工作交代出去，在家里松弛一下。偶尔我也去一次冲浪浴室，期待着那个女人的再次出现。时间在消逝。只不过是有点心理流感，灵魂有点伤风而已。既然这么严重，我就一连几个小时在环球网上冲浪，这儿，那儿，到处搜寻着我既不需要，也不想要的杂七杂八的东西，就像火车晚点以后，人们逛逛车站的书店，翻翻杂志一样。

　　不知什么时候，我偶然碰到了加利福尼亚什么地方的一个心理咨询所，它通过可视电话对心理问题提供交谈式治疗，可是费用太昂贵了。我认为它是一个巨无霸玩笑，可那种自称能治好心理疾病的描述却在我的头脑里扎了根。除此之外，他们还提供“屏幕孤独症”和“心灵遁世症”的治疗。

　　心灵遁世症，要是我十五岁时就知道这个概念的话，我就不会在那个除夕夜里非从家里出走不可了，我就可以跟母亲说，她得了什么病，那样的话就可以对症治疗。而对我自己，大夫先生，屏幕孤独症正在日益加重。

　　我搜索着沃维森的号码，想看看在我们这座样板城市里，可以提供什么样的心理服务。在心理治疗、交谈、心理帮助这些检索词条下，有一页页的目录，我在做第一次检索时，心里想，真滑稽，居然还有这样的东西。屏幕很快就关闭了。在第二次检索时，我已经喝下去三杯波尔图葡萄酒，我更大胆了，用鼠标点了一下，我开始选择一个号码，是“沃维森城市问题咨询”，我没有打开可视通话。

　　一个年长者的声音说：“您好。我是威廉·桑德尔，我能为您做什么呢？”

　　我该说说什么重要的东西，要简明扼要，又要在一个句子里说明我的情况的严重性。

　　“我睡不着，”我终于说，“我在想，我是不是应该死。”

　　“亲爱的朋友，”那个声音说，“在我们综合考虑怎样帮助您之前，先要了解两样东西，一是比方说，每个寻求帮助的人都应当说出他的名字。” 　　“噢，那是当然，对不起。”我勇敢地说，“我叫图波尔·博特。”

　　“接下来，博特先生，我们不仅要听到您的声音，我们还要见到您。规则规定，在每次交谈之前至少要有三分钟的可视联系。我认为，在您目前的情况下，这个费用不算贵。”

　　我回头看看，在摄像机视场里的那些乱糟糟的场面是不是该清理一下，然后我把那瓶波尔图葡萄酒从视场里挪开，打开了可视通道。

　　屏幕上出现了一位银白色头发的先生的那张乐于助人的圆脸。在屏幕下方打出了一行字：

　　“威廉·桑德尔博士，专业治疗医生。”

　　“啊，这样是不是更好，更友爱一些，您认为呢？”这个男人说。

　　我尝试着坐得端端正正，不让他觉察出我已经把很多酒精喝到肚子里去了。

　　“那么，再说一声晚上好，博特先生。或者说早晨好更好，现在很快就要到早晨四点钟了，现在已经有人去上班了！您有工作吗，博特先生？”

　　我点点头，在他看来好像是一块石头落了地。我突然想，他的神态说明他还有别的更严重的病人，你窃取了这个男人的时间，在别的地方还有别的人更需要帮助。

　　“现在，”他用一种有点儿不耐烦的口吻说，“您能不能告诉我，您的难处是什么？”

　　我有点支支吾吾地讲到了慕尼黑，接着，我突然讲到了诺拉，讲到了和她的分手。实际上我只是想要检验一下，这种问题咨询白天黑夜地究竟在干些什么。可是忽然，所有的一切都滔滔不绝地从我的嘴里倒出来，我年复一年地被蒙蔽的生活、我的母亲、我的生父、还有工作……专业治疗师桑德尔紧盯着我，一边点着头，在键盘上敲打着，做着简要的记录。他这种做法虽然暂时有点让我恼火，可后来我就习惯了。我的嗓子都发干了，我喝了一口酒，然后又接着讲。

　　“对不起，请简短一点。”他打断了我，“我可不可以问一下，您刚才喝了什么？”

　　“波尔图葡萄酒！”我惊异地回答，不过我没有说，您问这个干什么。他把我的话记了下来，然后又让我继续说下去。

　　不知什么时候我讲到了我的生活，不过大部分都是有关在慕尼黑的生活的，在沃维森的只提了一两句，在这儿有什么可说的？我对莎拉一个字也没提起。

　　“我们能做做什么试验吗？”他问。

　　我点点头。

　　“您试一下，找到一个概念，把您的感觉尽量简短地表达出来。”

　　我不能想得时间太长。“心灵遁世症和屏幕孤独症。”我说。

　　稍停了片刻，他又问：“您想知道我对您的话是怎么想的吗？”

　　“当然想！”

　　“时髦用语！只不过是两个时髦用语。任何地方都可以看见。它们听起来与自己这么相符，所以有些人就喜欢把它们与自己对号入座。您真的相信您的屏幕能让您变得孤独吗？您真的相信，您能把您的心灵与世界分离开吗？即使您想这样做，您也做不到！您不是自我封闭的人，您处在这个世界的中心，而不是在它的边缘。您在这里应用着您的心灵，而不能把它撇在一边。我所说的您愿意听吗？”

　　我又点点头。他为什么一问再问呢？要是我不愿意听他说，我给他打电话干什么？好吧，伙计，你想什么就说什么吧！

　　“您很孤独，不过是孤独而已。自从离开慕尼黑，您就没有了妻子。在这里也没有女友，也不善交际，住房、环境、工作对您都是陌生的。让您睡不着觉的，只不过是最平常的身心疲惫，因为您周围的一切都是陌生的，都使您疲劳。您愿意听听我的劝告吗？”

　　我又点点头。

　　他开始提出建议，也就是问题咨询，先是一番简短的开场白，目的是说明原因，然后是他的建议，我应当在小酒馆坐坐，在那里等待着女人的出现—』过我想，最好还是去冲浪浴室——为了获得新的激情而开放自己，做些能使我高兴的事儿……

　　“我还有一个问题。”我说。其实我只是为了把他引开，因为他在这段时间里用他那套不受约束的反孤独程序把我弄得神志不清了。

　　“请说吧。”

　　“在我认识的人当中有一个家庭，一个有孩子的家庭，我上那儿去看电视的时候，电视上是没完没了的儿童玩具广告，可是我在这儿看电视的时候，却是别的广告。”

　　“那么，问题呢？”他问。

　　“是啊，我是说……那是我的幻觉呢，还是别的什么？对每一个人播出不同的广告，这是做不到的，难道我不在自己的程序里吗？”

　　他大惑不解地摇摇头，“啊，为什么不可以呢，博特先生？这是很实用的，您为什么要去收看您不需要的一件产品的广告呢？”

　　“可是在慕尼黑……”

　　“在慕尼黑、在慕尼黑，您现在不在慕尼黑了。原来就是这个问题，您不能把过去曾经有过的东西忘掉，而坚持要已经不能再得到的东西，对那些新的、美丽的、当前的东西你却不能敞开胸怀——您懂了吗？”

　　“啊哈，原来是这么个问题。”我神经质地说，“听起来倒是不坏，对吗？大概还有救吧？”

　　“您有点儿玩世不恭，博特先生。这毫无用处，至少对您是这样。让我们把这事儿就谈到这儿吧。我所见到的都已经跟您说了。走出去，给自己找一个女伴儿，在沃维森有成千上万的单身女人，她们渴望着有像您这样的小伙子。我给您一份建议清单，把您的内心表述出来，经常到外面走走看看，您会找到许多有用的东西。当您真的有了什么问题，不只是儿童玩具广告这样的问题，那您就再给我打电话吧，好吗？”

　　“好的，”我说着，举起了我的杯子，“非常感谢，博士先生，生活愉快。”

　　“再见，博特先生。”他说，然后在他的手册上按了一个键，跟我告别。

　　“谢谢。”

　　两个粗大的字出现在我的屏幕上，然后屏幕通报收到了长达二十二页的数据，题目为：起来同孤独作斗争。

　　我在屏幕上浏览了目录，有一段写着：您有酒精问题吗？我又灌下一杯波尔图，把这一段通读了一遍，很有教益。

　　另外一个段落是有关找一个伴侣的。“共同的孤独就不再是孤独”，这是标题。我对此可不敢苟同。尽管如此，我还是把它打印出来，明天早晨上班时可以带着。除此之外，是一份沃维森的单身酒吧的名单。

　　我从没去过一家单身酒吧，说心里话，也没有很大的欲望上那儿去。可那天上班的时候，我就一直在琢磨，今天晚上到底一要上一家单身酒吧去，碰上一个女人，跟她单独待在一起。

　　我决不是一个能在内心激烈斗争的人，我想，什么东西应该怎样，就让它怎样。下了班，我就急急忙忙地赶回家，换了衣服，乘上电子包车到了市中心。我写在纸条上的那家酒吧的名字叫西格特·佩帕斯孤独之心俱乐部。它肯定是在市中心旧城区的一条小巷子里，我到处打听，奇怪的是，居然极少有人知道这个地方。这条街的名字也挺奇怪，后来我才想起来，这里早就没有人住了。

　　最后我总算找到了那家酒吧，其实它是一个小地下室的走廊，红色的霓虹灯组成的酒吧名字在门的上方闪烁，左右两边各是一个霓虹灯做的心，看上去就像是一家妓院。

　　酒吧里，三杯啤酒后面坐着三个男人，每个都孤单单地坐在一张桌子边，总共大约有二十张桌子，他们全都目不转睛地盯着吧台。吧台上，第四个男人正没话找话地跟吧台小姐索然无味地聊着。

　　“一个黑洞。”我说，吧台小姐朝着我盯了几分钟，我又说，“没什么劲，呃？”

　　“那您就半夜来吧。”她语气很冲地说。说完，她又转向别人。

　　我三大口把啤酒倒进肚子里。

　　“再来一杯吗？”
　　“谢谢，我已经够了。”我说着，把我的π卡递了过去。
　　傻瓜计算机又该算计着，我逛了一家单身酒吧，说不定它又把我的孤独标尺往高值处升了升，或者把全世界的孤独标尺值往下降了降，甚至把全世界所有在黑暗中喝啤酒的人都当成单身汉。不过，我对这些实在是无所谓。

　　我又在市中心里转了转，到处都是成双成对购物的人们，我想起了莎拉，想起了她要给予我的。她现在正在干什么？过了一会儿我又想到了简斯，我也许应该去看望他一次，或者至少给他打个电话。他现在肯定也很孤单，尤其是当他想起来，他的妻子和孩子不再和他住在一起了。

　　突然，我又站在了我和莎拉曾经站过的那座旧房子前。我想起了什么，抬头看看，在上面的那扇窗户里，又出现了那个老太太的脸。她正朝下看着，她肯定是个单身。如果一个人不是单身，是不会这样从窗户里往外看的。

　　我又看了看我的纸条，在市中心附近的什么地方，准有一家保龄球馆，今晚像往常一样，他们在那里打保龄球，交朋友。

　　我又到处打听，才找到那里。那是一个巨大的大厅，三十六个球道并列排在一起，其中有十几个球道正有人在打。噪声强度真要把人吓跑。

　　球隆隆地滚动，保龄球机用夹持器把球瓶扶正，人们声嘶力竭的喊叫盖过了球滚动的噪音，迪斯科音乐不停的震响又压倒了一切。

　　“打保龄，交朋友”的人对我这样解释：人们自己花钱，把名字记在一张表上，每三个人组成一个队，然后进行循环比赛。赛完后再回到名单上来。我端着一小杯啤酒等着有人叫我的名字，可有人告诉我，在这儿我是个真正的陌生人，在场的人连一半也不认识，而且还是个对保龄球一知半解的门外汉。

　　接下来，轮到我了，一个男人和一个女人跟我一个组。他们两个当然是熟人，我作了自我介绍，他们两个点点头，笑着说了自己的名字。可是，在这种震耳欲聋的噪音下，我能听清什么呢？

　　那个女人先打，她头一掷就把所有的球瓶都扫清了。

　　“全中！”大厅里的保龄计算机尖叫起来。

　　我第二个打。球贴着边滚了过去，接下来是那个男的，他也打了一个全中。我的这两个队友因为我的球没有击中目标而哈哈大笑起来。

　　“再来一轮！”他们中的一个说，另一个也说，他们两个都在等着这一轮打过去。

　　我在下一轮里也许会编在一个幸运的组里，可是这一轮就叫我烦了。

　　我把借来的球鞋还了，把名字从名单上划了去，为这种天大的快乐付了巨款。根据专业治疗师桑德尔的意见，这就是结交人。

　　回到家里，简斯又沉甸甸地压在我的心上。他也许根本不知道，我和莎拉捣腾了些什么。我只有装出一副根本不知道她离去的样子。就在我拨多普勒家的电话时，我心里很清楚，我其实不是要同简斯通电话，而是要打听一下莎拉到底走了没有。

　　没有人接电话。个人通讯机告诉我，我得做个留言。看来她是真的走了。“你好，简斯！”

　　我想这样写，然后我思索了片刻，写了起来：

　　“喂，你们两位！能不能让我听听，让我看看你们在鼓捣什么呀？你们有兴趣的时候给我回个话。”

　　然后我又给妈妈拨了电话，让她告诉我她新近又在操持什么，我自己一边往嘴里一口一口塞着晚饭。

　　“很快就会好的，妈妈。”我还是像往常一样地说，要么就说，“你千万不要生气，别人也都是这样嘛。”

　　诺拉不在家，我给她的信箱里写了：

　　“你又有了吗？”

　　除此之外问什么呢？

　　我突然恋恋不舍地怀念着这一天，在这一天里，不再有空荡荡的夜晚凌驾在我的头上，在这一天里，我有很多很多的事儿可做……我梦想着回家，在昏暗的房子里独自一个人坐在沙发上，透过片片从窗前飘过的云看着外面。就在这个时候，诺拉在我的脑海里流过，也就在这时，浮现在我的脑海里的还有她的忧郁。

　　我躺下睡觉。我想，要是我半夜里醒过来，或者还没睡着，我就爬起来再上那间酒吧去。从半夜开始，这种酒吧里就会有什么事儿。

　　可是实际和我想的恰恰相反，我一觉睡到早晨，直到个人通讯机用低沉的男中音把我从睡梦中叫醒：“喂，图波尔，您该在七点十五分醒来，时间快到了！”

　　沉睡一夜之后的新的早晨，冲个热水或冷水浴，从睡梦里再生出来，然后用早餐恢复生气。在去电子包车车站的路上，我摸摸外衣口袋里那张写着单身汉活动的条子，把它掏出来，撕成了碎片。

　　中午，我到餐厅里和布莱因闲聊，我们谈到了女人，这是我们认识以来的第一次。他跟他的女友住在一起已经有好几年了。

　　“我们还要再一块儿待一段，然后再结婚。”他说。

　　我本来想说，你不会这么肯定吧，可话到了嘴边我又咽了回去。

　　这时候，他想出了一个计算机找伴侣的主意。“你是不是认为，找伴侣一定要向中介机构付钱？可中介机构能做的，我也能做，只不过在我这儿是不要钱的，而且做得更好！我们马上就去看一下，看看能找出什么来。”

　　作为第一步，他先从计算机里调出我的个人档案。他把他的屏幕转到一个别人看不见的角度，然后他透过多层平台向上搜索。我在洛那里见过这种操作，这两个人的做法竟然如出一辙。不过对我来说，这全是些看不懂的花招。

　　“好了，”他终于说话了，“现在行啦！你的π卡号是多少？”

　　“你说实话，这不是你自己解开的吧？”

　　他充满同情地看着我，我知道这是他自己解开的，可是很显然，他表面上还得做出一副遵守数据保密规则的样子，其实保密观念早就没影了。所以，我对他说了我的π卡号，屏幕上出现了我的个人档案。我最近曾见到过一些档案之类的东西。最后，计算机以一种粗鄙的方式把这些东西直接啐到我们面前。

　　现在轮到我自己忍受我的π卡里储存的我的尊容，还有我的数据。在父亲这一项里，它登记位知名。对此，我比这台威力强大的计算机了解得要多得多。

　　看着我的历史，布莱因显得很不舒服，他不时转过脸去看看我们捣腾的这事儿有没有被别人看见。他曾用这套老把戏把菲尔贝尔拒在门外，尽管上层的那些家伙都知道，这儿的年轻人都在干这种破解密码的勾当，而我的同事们也都知道，一旦被发现就会丢掉工作。

　　我给布莱因写了一张条子：

　　“我们已进入档案。我的个性轮廓在哪儿？”

　　“被锁住了！”他在条子下面写着。

　　“哈哈，真稀奇。”我又在下面接着写。

　　他疑惑地看着我。

　　“禁止入内了！”我说。

　　他键入了些什么，几秒钟以后，我在别的档案里见过的标尺显露出来了，可惜它既没有标注姓名，也没有对一个普通人来说值得重视的东西，它仅仅是与其他的人相比较的一种标尺。

　　对我有用的只是在标尺１７．１上的值为１０４．３６，而在标尺１７．２上的值是８７．３３。这台有内部保密措施的计算机终于让我有机会正确地认识了自己。

　　“一定还有更多的东西！”我在我们的秘密交谈纸条上写着。

　　这张纸条就这样递过来递过去。

　　“是的，有运用价值的东西！”他写道。

　　“快！让我们看看！”

　　“我还没有做过呢。”

　　“你想想办法。”

　　“没有机会，因为解不开的，我干不了。”

　　“谁能解开呢？”

　　“警察、联邦调查局、联邦保密局，别人谁也解不开密码。”

　　“太遗憾了！”我说。我本来是兴致十足的。

　　布莱因又看了一眼纸条，上面写满了我们做的注解，有的意义明了，有的叫人费解。他把纸条拿过去，藏了起来。他不相信废纸篓。然后他又开始启动一个搜索程序，想用这个程序搜索一个也许跟我最般配的女人。

　　“说老实话，我们这里的大多数人都是这样找到他们的伴侣的，它的用场比平常在生活中找伴侣要大得多。”他说。

　　程序运行了一会儿，然后开始打印，一张有十个人的名字和她们的π卡号的名单出来了。

　　“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我读着，“莉迪娅·布洛克，莱拉·米达尔，约翰娜·威茨……”

　　“等一下，这儿有不对的地方，”布莱因说，“你看一下这第一个，普莱因斯贝格的π卡号，她已经六十五岁了，所以啊，她是天下第一号跟你最般配的。”

　　“这可能吗？”

　　他摇摇头。“当然不可能。老人和年轻人决不会这样和谐的。这真是太奇怪了。”

　　他把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的档案调到屏幕上，π卡相符。她是一个老太婆，她这张脸对我来说好像是异乎寻常的熟悉。别的女人都比她年轻，大约在二十到三十岁之间。

　　“瞧瞧，就是她，看上去真棒，怎么样？”

　　布莱因说的是第二个，莉迪娅·布洛克，二十四岁。

　　我把她的电话号码和地址写了下来，接着，我瞥了一眼那个老太婆的地址：沃维森市中心海姆斯加瑟４号。

　　我猛然间想起来了，我在什么地方见过这张脸，我曾经在一幢房子的三层楼上见到过两次。

　　我坐在家里，内心从未有过这样的平静。我把硬邦邦的饭菜塞进微波炉，撕开油炸土豆片的纸袋。写着十个人的名字和她们的电话号码的纸条就放在我面前。莉迪娅·布洛克，在回家的路上我已经把这个名字轻轻地练习了好几遍，好把它说得利索流畅，使它听起来就像叫一个老朋友的名字那样。叫这样的名字用不着思考，也用不着费劲儿从头拼到尾。莉迪娅·布洛克，莉迪娅·布洛克。我现在反正是不会给她打电话的，因为此刻正在放一部有意思的影片。我把主要频道的节目单都从头到尾地看了，我在心里想像着她大概喜欢看什么样的影片。这是很难的。她大概是个连续剧迷吧，那我在二十一点以前不应该给她打电话，在播新闻的时候也绝对不能给她打，因为如果她像我一样，她也一定会看我喜欢看的节目的。那么我到底喜欢看什么呢？不用说就是金大中特别节目的ＭＴＶ。从我年轻的时候起就有金的音乐，是从九点到十点。可她才二十四岁，她不用说对这种音乐一无所知。不过这都不要紧，我把我的数据提醒器拨到二十一点十分，主题词是莉迪娅·布洛克，离现在还有一个多小时呢。

　　等待是令人心焦的，那我就想念，在想念中时间就不只觉地过去。这个念头挤到了最前边。我坐在一个厚实宽敞的地方，凝视着你，你也许可以根本不把它当一回事儿，而自顾做些有意义的事情。可是，当你在等待什么的时候，有什么可以称得上有意义呢？我拿着我的波尔图酒杯，静心想了想，倒了满满一杯矿泉水。现在不是喝酒的时候，本来已经是很难的了，这会儿决不能含含糊糊地对陌生的女人说酒话。

　　你是被选出来的，我可以对她这么说，为了尽可能跟我和谐地相配，从大约一百万个沃维森的女人中选出来的。在你的名字前面只有一位老太太，据说她比你跟我更般配。不，我不能对她这么说，我该这么说，在一百万个女人当中，你名列第一。你像我一样，莉迪娅，有那么点儿假正经，那么点儿胆怯，还有点儿酗酒，也有点儿想入非非。你的标尺就是我的标尺，你天资聪慧，孤身一人，我对你了如指掌，可是你自己是怎么想的，我却一无所知。上这儿来吧，我见过你的照片，我喜欢你。或者，你已经有了一个心中的人，一点儿也不孤单，谁也不需要，对我会不屑一顾？这段时间对我来说太长了，我必须找个人说说话。诺拉和简斯都没有回电话，我又拨了他们的号码，可是没有人接电话，两个人谁也没有接。

　　“简斯，老伙计，你到底怎么啦？你难道就这么沉迷于工作，连个电话也不能回了吗？”

　　我这样写，对诺拉，我只写了：

　　“我不过就是又有了！”

　　等到所有这些都发送出去，我才想起来，我是不应该知道莎拉已经走了的，简斯头脑机灵，但愿他不会从我的疏忽中看出破绽。不过我还是要莉迪娅，莉迪娅·布洛克，我要对简斯说，我并不想要你的妻子，我也不想要你的孩子，我自己现在有一个女人了。

　　快到八点半的时候我失去了耐心，如果对她来说那个该死的金大中特别节目比我还重要，那我就把她撇在一边。我拨了她的电话号码，并且紧接着打开了可视频道，她也立刻用可视频道接电话，而不是像我担心的那样用音频电话，也没有立刻把电话挂上。她显得很吃惊，甚至有些慌乱，不知所措，可她还是露出笑容，是介于自觉和嘲讽之间的那种笑容。她的脸就像可以触摸到一样真切，她的头发乱蓬蓬的，一双深亚麻色的眼睛要把我深深地吸进去，甚至要把整个百万人的城市也吸进去。

　　“喂，有什么事？”她说，她充满疑问地看看我的脸，又扫视了我的房间。

　　我突然改变了策略，这样下去是行不通的，开门见山地说出诚意，那是要坏事儿的。仅仅在一瞬间就改为Ｂ计划，一切都变了。

　　“哦，对不起！”我说，“我又遇到这样的事了。看样子我的个人通讯机的拨号出了点毛病，我实际上是想给我在报社的一个同事打电话，真抱歉，我打搅您了吧？”说着，我做出我最好的笑容。

　　她耸耸肩，我看见她的眼睛正在搜索着ＴＹ键，但愿不要现在就一按键把我打发掉。

　　“等一下，”我飞快地说，“我们能想什么办法不让这种事情再发生吗？”

　　“要是那样我们肯定要冒险的。”她说。

　　有点儿无耻，几乎是诱人的无耻，不过对我倒是挺好，突然之间她不见了。

　　“谢谢。”

　　两个字醒目地出现在屏幕上。

　　我等了两分钟，然后我又拨了她的电话。这会儿她站在那儿，只是在匆忙中随手接了电话，屏幕上只出现了她从腰以上到眼睛的部位，她的身子正面对着我。

　　“啊，又是您，”她说着坐下了，“您应该检查一下您的软件，不然总要出这种毛病的。”

　　“接到您这儿，还算是好的呢！”这是一语双关吗？可她却笑了，她的目光随即又转向了ＴＹ键的方向。现在该说几句了，得快，已经练习了上千次了，可到了用的时候，却又无处可寻。

　　“我希望，您不会感到失望。”我赶紧说。

　　“失望？为什么？”

　　“呃，这么说吧，您可能以为是一个好朋友来电话，请您去加勒比度假，或者至少约您去看一场电影。”

　　她哈哈地笑了。“是啊是啊，跟这有点儿差不多。”她开心地笑了，露出洁白的牙齿，门牙有微小的缺陷。

　　“我知道，”我说，“人们坐在家里，千篇一律地度过每一个晚上，除了傻乎乎地看着，就无所事事。然后，来了一个电话，出乎意料的救星！随便一位朋友，一件激动人心的事情！挣了一百万，或者诸如此类的事情。可是接下来，对不起，我想，是我的软件出了毛病。”她注视着我，我希望她不要把电话挂上。

　　“我打搅您了吗？”

　　“没有，没有，”她说，“傻呆呆地看着，没错，就跟您说的一样。”

　　“不过，实际上也是完全取决于我们自己，对吗？”

　　“取决于什么呢？”

　　“比方说，我请您去看一场电影，或者我出钱，到加勒比过一个星期——假如我现在已经打扰您了。”

　　她笑了。“倒是挺客气，是的。”她边说边摇头。

　　“一至少一起到加勒比风味的饭店吃一顿。在这座城市里肯定有的，我查过了。”

　　她又摇摇头。“可惜去不了。”

　　“去不了，为什么呢？”

　　“是的，去不了，我不能随便离开这里。”

　　啊，这就是说有一个男人。布莱因警告过我，他说过，女人没有男人，那是不可能的。这通常是对的，因为计算机经常根据购物的情况就能辨别出是不是单身家庭，可是她却不应该这样。

　　说些什么无关紧要的话，好从这里脱身出来。

　　“您也可以带着您的男人一块儿来。”

　　“我的男人？不，不，您理解错了，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男人，他只有八个月大——一个婴儿。”

　　“那么说，没有人能照料他喽？”

　　“没有！”

　　“那么明天呢？”

　　“也没有！”

　　“那么以后呢？什么时候有？周末或是别的时候？”

　　她摇摇头。她的笑容突然显得十分勉强。

　　“他很小，体质又不好，”她说，“也许以后吧，总会有时间的。”

　　还得再加上一把劲儿，我想，现在再提点儿建议，把一个椰子和两碗米饭端过来，再把加勒比放到她面前。可是这个婴儿突然一下子阻止了我，不知在什么地方总有一个男人，也不知在什么地方总有问题，还有昏暗、漆黑、要求、愿望……

　　“您怎么称呼？”我正在思考，她突然问我。

　　“称呼？”

　　“您的名字？我想知道您的名字。”

　　“图波尔·博特。”我说。

　　她点点头，沉默不语。

　　接着，她又问：“那么您呢？您一点儿也不想知道我叫什么吗？”

　　“我知道您叫什么，莉迪娅·布洛克。”

　　“您从哪儿知道的？”

　　“我先保密，等我以后再告诉您，有机会的时候吧。”

　　“那样您还得再给我打电话。”她说。

　　“一您给我打！”

　　“好吧，”她说，“我想想再说，也许我会找到一个人来看着这个小家伙。加勒比餐馆，您说过的，对吗？”

　　“是啊，加勒比餐馆，我已经打听好了。”

　　“那就加勒比加上所有的一切，”她说，

　　“无论什么时候。”

　　“加上所有的一切，一言为定！什么时候都行。”

　　她突然子一下子不见了，我一点儿也没看见她的手伸向键盘。

　　“谢谢。”

　　两个又大又粗的字出现在屏幕上。我咕咚咕咚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我到底干了些什么？我为什么要用这台该死的计算机搜寻这样稀奇古怪的人？一个六十五岁的老太太，还有一个带着襁褓里的婴儿的女人。

　　我觉得索然无味，再也没有兴趣顺着布莱因的名单往下挨个打电话了。我想回到我平常的夜生活轨道上来，也就是说，波尔图葡萄酒和电视，网上的冲浪，可是我怎么也不能把这个女人从我的脑子里驱逐出去。电脑的优点是，它们只思考它们应该思考的东西。可是我想，也许像ＭＵＳＩＣ这样的联合系统也会有无意识思想这样的问题，也许计算机里会在某一瞬间闪过某种奇怪的、它不期望进入处理器的东西，真是个叫人难以捉摸的东西，不过总有一天它会设法取代我们的头脑，具有人脑的一切优点和一切缺陷。

　　古板的无神论者洛曾经这样定义过，人脑和电脑的本质区别在于，人脑是通过电化学反应工作的，而电脑是由电磁来工作的。因此，它们的区别在于，人脑里有一个上帝，而电脑里没有上帝。我当时曾经怀疑，从世界观的角度来说，它迁就了无神论。有人说，电脑也有一个上帝，这个上帝就是人，是人创造了电脑。我的观点和它背道而驰，我不相信电脑是由人创造的。

　　人们能够想像把三杯波尔图葡萄酒对人脑的影响转移到电脑上来吗？反对酒精的人现在会说，只要把处理器频率降低就行，但这是不可能的，决不可能。我该冷笑了，实际上这是一个了不起的任务，或者是一项写博士论文的大课题。一台喝醉了酒的计算机将怎样待人处事，它从什么时候开始嗜酒的呢？

　　大约二十三点，很晚了。作为文人雅士还是要冒险打个电话的，我用可视频道拨通了那个在市中心躲在窗帘后面的老太太的电话。

　　她立刻就接了电话，她先是吃惊地看着我，然后又盯着我的房间看了一会儿，最后才说：“晚上好，年轻人，您拨错电话了，您最好查查您的拨号软件！”

　　我决定装作不知道。“我的拨号软件？您肯定我的个人通讯机只是拨错了一个号码吗？”

　　她不耐烦地点点头。“那您是怎么想的呢？如果不是我，您到底想给谁打电话呢？这么深更半夜的，决不会有人给我打电话！”

　　“噢，对不起，您说得对，我其实是想给我妈妈打电话。”

　　“哦，您看看，您妈妈，您妈妈可没有这台终端机，这台终端机是我的，尽管它已经有三十年了。那么就是您的通讯机出差错了，不过个人通讯机一般来说不会出差错，人们把这种情况叫做软件错误，不过大多数情况下也不是软件错误，而是匆匆忙忙地输错了号码，或是找错了号码。不过要是软件错误那倒不要紧，因为我们人总是装出一副计算机匆匆忙忙出差错的样子，而不是我们自己出差错。”

　　她絮絮叨叨地说着，时间长得别人根本不能插嘴说话。不过这事儿怎么说也是挺滑稽的，她就是用这种冷嘲热讽的口吻把上帝和世界贬了一顿，这样她自己显然感到轻松愉快，却一点儿也不顾别人是怎么想的。

　　“为什么您直接就开通可视电话了，年轻人？您好像不知道该怎么使用它。您想像一下，您刚好看见我穿着一件合身的长睡衣，您到底只知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了？”

　　她又滔滔不绝地说了一通什么我一定会把我妈妈从睡梦中吵醒啦，她实际上根本不可能再睡着了，所以她可能会突然把电话挂上之类的话。我倒是觉得正相反，我是把我妈妈从清醒中吵醒了，因为她的生活其实都在梦中。

　　“我可能要跟您说ＴＹ了，现在人们挂电话都用这么个摩登的词儿。年轻人，祝您走运，很高兴和您聊了一夜！”

　　她把一直托着她脑袋的右手慢慢地向下伸去。

　　“等一下，普莱因斯贝格夫人！”我说。我觉得整个这件事真好玩，这种半夜里的交往怎么也比那些无聊的电视节目要好得多。

　　当我说出了我本来不应该知道的她的名字时，她抬起了头，她第一次盯着我看，就像人们用放大镜观看东西一样，纤毫不漏地看了一遍。因为她是在监视器里看着我，而我看她却是在监视器上方的摄像机镜头里。

　　她沉默不语，在思考，她的眼睛眯起来，目光变得锐利，它们就像山雕扑向猎物前的一刹那，锋芒毕露。

　　“请您允许我问一下，”她慢慢地，几乎用威胁的口吻说，“您是联邦调查局的？”

　　我摇摇头。

　　“联邦保密局的？”

　　我咧开嘴笑了。“不，也不是！”

　　“不过差不多是干这一行的，嗯？”

　　“全错了。”我笑着说。我想把一切都说个明白，为什么不给她说真话呢？因为听她的口气她好像要为这件事搬家了。

　　“不，不，请您等等。”她飞快地打断我，又沉思了一会儿，“数据中心！”

　　“猜中啦！”我说，“事情是这样……”

　　她又打断了我。“不，不，什么也不用说，您不要把我们的游戏弄糟了，同事先生，您等着瞧，您会吃惊的。”

　　她慢慢地站起来，紧挨着桌子边吃力地挪到右边的屋角，那里放着一张桌子，桌子上放着两台监视器和几个键盘，四周放着鼠标、软盘、光盘、录像带和各种手册。该死，我见过这种乱糟糟的样子，就像在洛那儿见过的一样。

　　可视电话的摄像机跟随她的动作移动着，我在书上读到过摄像机的这种特性，它只在最新式的个人通讯机上才有。慢慢地，我不觉得神秘了。我心里在想，我得赶快关上通讯机，然后消失得无影无踪，别等到出了什么事儿。可是她做的事只是为了吸引我的注意，我不能随便中断通讯。

　　她在一堆手册中翻找着，两台监视器在工作，她的眼睛从左边的监视器闪到右边，又从右边闪到左边。

　　“啊，找到了。”几分钟后她说，“布莱因·罗德勒尔，您是布莱因·罗德勒尔。”

　　我摇摇头。

　　“可是您于十四点十一分在数据中心把我的档案调到了屏幕上。别对我撒谎，布莱因。”

　　“这才对了。”我说，“布莱因是把您的档案调到了屏幕上，不过我是图波尔·博特。”

　　“图波尔·博特。”她喃喃地重复了一遍，然后立刻在她的计算机里查找我的名字。

　　“啊，在这儿，图波尔·博特，您跟那个罗德勒尔先生在同一个处。嗯，这到底是什么呀？那您就是我们的ＭＵＳＩＣ先生之一了，真让人激动。我是不是太显眼了？他是不是又郴我吐唾沫了？我不会感到奇怪的，这已经不是第一次了，那么，请您给我说说这件事吧。”

　　要是我不认识叔叔洛，我就不可能弄清楚她眼下在计算机里翻腾出了什么。不过有一点我是明白的，她对我的情况已经是一清二楚，她不仅已经调查出她的档案是显示在哪个屏幕上的，而且还摸清了搜索她使用的是什么程序。她显然是懂得所有的窍门的。

　　我经常和布莱因一起讨论，究竟谁是数据中心的头儿，到底有没有一个人掌握所有的密码，可以进入所有的部门。也许这仅仅是闪过我头脑里的一个念头，也许，我不经意地就发现了这个头儿。可是布莱因却在那张纸条上写下了普莱因斯贝格的这个姓。不管普莱因斯贝格以什么方式跟数据中心有关，他都没有把她的情况告诉我。要么这是布莱因给我设的一个圈套？是他对我几个星期以来那些傻乎乎的问题的一个小小的报复？我必须把牌摊到桌上。

　　“您快点儿吧。”她催促着我，“可视电话是很贵的，这全要算在您的账上。请您告诉我，我哪儿引人注目了？”

　　“哪儿也没有。”我谨慎地说，“您一点儿也不引人注目，您是被挑选出来的，我们运行了一个搜索程序。”

　　“一个搜索程序？你们要搜索谁呢？”

　　“为我找一个女人？”我轻声说。

　　她开始笑了，哈哈大笑起来，笑得浑身上下都摇晃起来。“太恭维我了，你们到底给了这个程序什么标准呢？”她还是笑着说，“老态龙钟，满脸皱纹，还是别的什么？”

　　“不。”我说，“这是很奇怪的，我们是根据最大概率来寻找一个稳定的伴侣的，这个程序以个性尺度工作，所以，有一个公认的伴侣标准……”

　　“您用不着给我讲解ＭＵＳＩＣ程序，年轻人。”她咧嘴笑着打断我的话，“它是我发明的！”

　　她发明了ＭＵＳＩＣ！我第一次倒抽了一口凉气。她为我的惊讶而自鸣得意。原来是这么回事儿，她不是头儿，而是发明者。

　　“是什么让您说不出话来的，请继续讲下去。”

　　“是您发明了ＭＵＳＩＣ吗？”我问。我还是心有余悸。

　　“说得更准确一点是共同发明，不过您先说说，然后我再考虑，是不是也给您说些什么。”

　　“啊，是这样。这事儿是在搜索几个看上去大致差不多合适的年轻女人时引出来的。其中一个我已经打过电话了，接下来就是您。您也是选出来的，布莱因自己也没有料到。”

　　“他是不会料到的。”她又咧开嘴笑着说，可她却没有说下去。

　　“为什么？”我问。

　　“那就必须说出秘密，年轻人。您的名字叫什么？噢，对了，图波尔。上帝，从前年轻人都叫尤尔根或者托玛斯，或者，要是人全都疯了的话，就叫海尔加。图波尔过去好像是一种洗涤剂的名字。”

　　“说的是。”我不耐烦地说，“我母亲有一种洗涤剂强迫症，就把我叫成了她最心爱的洗衣粉的名字。您现在也该跟我说说您自己的事情了。”

　　“绝对不行。”她说，“要讲这类事情，通讯机决不是合适的地方。如果您有兴趣，您就上我这儿来一趟，图波尔。您知道市中心在什么地方，对吗？”

　　“我甚至知道您住在哪个窗帘后面。”我说，“您几乎是现在还住在那儿的惟一的人了，是吗？”

　　“惟一的人。 ”她说，“您来拜访我吗？”

　　“什么时候？”

　　“您想来的时候，图波尔。我总是在家里。”

　　“明天下班以后？”

　　“只要您想来。”

　　“好吧，那么明天见。”我说。

　　“我很高兴，图波尔。”她轻声说，“我真的很高兴，您应该知道，我几乎没有客人。”

　　这个下午，我把所有的一切都计算好了，就是没有考虑到咖啡和点心。我刚一到，她就用她那双清晰明亮、炯炯有神的眼睛注视着我。从她的脸上我可以看出来，她曾经是一个非常有趣的女人，可现在她已经老了，很老了，比她档案上记录的六十五岁的年龄要老得多。从她站起身来步履蹒跚的样子来看，她足足有八十五岁的高龄了。

　　“我的两条腿总是不听使唤。”她说，“我一直是一个只用头脑的人，我希望永远有安静的环境和时间让我思考，让我静心地沉思。现在这一切我都有了，而且比我期望的还要好。”

　　我走到窗前，看见那里放着一把高高的椅子，窗台上还放着一个垫子。这是她的地方，她可以把窗帘掠到一边，看着下面的世界。市中心下班时最好的去处，当然是沿着数英里长的街道购物。任何一个没有急事要做，也不急于要买什么东西的人都到这儿来。在这儿，人们可以悠闲地溜达、购物，尽情享用奢侈的消费品，比在各城区的任何一个卫星市场都更令人舒适惬意。

　　“您怎么到这儿来的呢？”我问她，“怎么到这个城市，到这个鬼城区的三层楼上来的呢？”

　　“不是我到了这儿，而是鬼神到我这儿来了。”她回答说，“您看，年轻人，在我们的周围曾经是一个小城市，下面有一个面包房，拐角上有一家肉店。这幢房子的下面是一家照相馆，这家照相馆老板的儿子一心想和我结婚。您想从头到尾听听这个故事吗？”

　　“当然，那您就讲吧。”我说。

　　“我可以从ＤＤＲ这三个字母开始讲起吗？”

　　当然可以，我听说过这三个字母，那是在学校上课的时候，讲当代史，曾经有过两个德国，它们之间有一道真正的墙，柏林的一部分像一座孤岛一样，它的外围是一道墙。

　　她那时候就住在这个ＤＤＲ ，也就是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她说，在这个国家里，什么都没有，而在另一个简写成ＢＲＤ的国家里，什么都有。尽管如此，她生活得很好。她在柏林长大，住在那个叫做东柏林的城区，幸运的是，那个城区外面没有一堵墙。她想当一个数学家。她学业结束时，出现了一种像第一台电子计算机一样的东西。她很感兴趣，她宣称，她要成为社会主义世界占主导地位的计算机专家之一，也就是指在那个柏林外面没有围墙的世界。俄国人跟这件事有某种关系，所以有一段时间她就在莫斯科。她十分流利地给我讲了几句俄语，叫人相信她是在莫斯科待过的。

　　在莫斯科和柏林都有一个中心，它从西方“获得”新的计算机并进行研究。在那里，一切都是保密的，几乎没有什么手册或是机器语言表，他们必须摸索怎样操作计算机。

　　“怎么会呢？”我问。

　　“我们是照葫芦画瓢。”她说，“换句话说，就是间谍。”

　　她就这样为国家和为保密单位工作，所以她要尽可能少地接触人。在这段时间，她搬到了柏林附近的一个小城市里，住在现在这所房子里，那时候，这儿只叫维森。

　　她那时已经过了三十岁。在她的楼下是一家照相馆，是一个老人开的。他有一个儿子，也有三十岁了，还是个单身汉。她只好往楼上搬，只偶尔地路过一楼。在她的屋子里，堆积了除了计算机以外的一切生活必需品。这是一种不惹人注目的生存方式，也没有人打扰。

　　计算机变得越来越精巧机灵，天长日久，它们对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也越来越重要。总有人不时来拜访她，问她，计算机会不会有可能被用来监视人。当然，那是可能的，她对那些人说。不过，那样也许不太妙。可这话她没有对那些人说。这样，她接受了一项研制这样一个系统的任务。她需要周密深入的思考，而这正适合于她。她告诉她在一楼的朋友，她正在干什么，可她的朋友却认为那根本没什么意思，也就不再跟她交朋友。半年以后，他走了。起先没有人知道他去了哪儿，后来才知道他飞过柏林墙投向了西方。

　　虽然这座房子的一楼和三楼之间实际就是这样的关系，可对她跟别人的接触她的上司并不是一点儿也不知道。国家安全部门的人来了，把她带到一个地方关了几天。她辩解说，那种接触充其量不过是两性之间的关系，可她还是丢了工作。那是１９８８年，她已经四十多岁了，突然之间变得一无所有，失去了朋友，也失去了工作。住在楼下的她那位朋友的父亲偶尔让她在店里当帮手，卖卖东西，打扫卫生，后来给她找了一份做针线活的工作。

　　两年以后民主德国不复存在，原来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的那些人，摇身一变成了保险代理人或是汽车销售商。这家小照相馆破产了，从柏林的一家大照相馆来了一封信，那是她从前的男朋友开的。对她来说最重要的是，她还要继续当她的计算机专家。她想方设法要在新的柏林找一份工作，可是人们都嘲笑她过了时的东部地区的知识。她埋头在各种各样免费获得的资料里达一年之久，像一个女学生那样重新学习，想以新的知识更新自己。她终于在一家银行的发展部找到了一份工作，不久，银行里的同事们就发现，她决不是一个只知道守在监视器前的半路出家的新手，而是有着卓越预见的人。这样，她就在发展部里开始研制新的银行计算机系统。她的首要任务是检查别的银行的计算机系统。

　　“人们把这叫做工业间谍，不知怎么地我又重操旧业，干起了这一行。”她说。

　　男人们又频频登门造访。他们衣冠楚楚、笑容可掬，可是他们提出的请求却跟以前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都想知道，有没有可能建立这样一个银行计算机系统，它能够在银行本身识别出有危险倾向的顾客之前，先把他们辨认出来。这说起来容易，可是到目前为止，要提前或者及时发现哪些顾客是不可靠的，所有的努力都没有成功。而克莉丝蒂娜　 普莱因斯贝格却开发出了另一个系统，它储存了与一个顾客有关的所有数据，他什么时候在什么地方支付了多少款项，他有什么样的汇款，什么样的长期定单等等账户上来往的一切。她把全部顾客的这些数据都储存起来，然后每隔一定的时间就鉴别出会给银行带来麻烦的顾客。

　　“它的奥妙是，在一个仅仅利用统计概率的反馈型系统里面，这些数据被反复使用。”

　　“ＭＵＳＩＣ！”我听得已经有点儿昏昏欲睡。

　　“不久以前还不是ＭＵＳＩＣ。”她反驳说，“不过，差不多也是对的，ＭＵＳＩＣ的基本思想来自于这个系统。在一开始的时候这个程序运谆灵，它指出的顾客都是没有恶意的。我们经过进一步的审查，鉴别出他们是纯洁的还是不纯洁的，与我们通过从全体顾客中抽样确定的情况完全一致。后来，我们逐步懂得了，这样一个程序需要一个长时间的学习阶段。情况逐步发生了变化，那些颇有声誉的商人被指认位良分子，通过对真实情况的审查，越来越经常地发现，他们实际上已经破产了。”

　　在这其中发生过几件引起轰动的事件，除此之外还有柏林的一家生意红红火火的照相连锁店，确切地说，是属于她的男友的那家照相连锁店，它的信用被取消了，全部连锁店都破产了。她消灭了它们，但并不是故意的，就像许多年以前他使她失去了一切，也并不是故意的一样。

　　“我们了结了，”她疲惫地说，“他当然不会知道那是我在幕后操纵的。他爸爸还活着的时候我们见过几次面，就在这间屋子里。他给我诉说了他的不幸遭遇。就在这样的交谈中我才知道了一些事，我懂得了，在我的一生中我没有勇气说不。我本来应该和弗莱德结婚的，他的名字叫弗莱德。在当时结婚会使我以失去工作为代价。可是，我没和他结婚也失去了工作。你理解吗，年轻人？几年之后，当我再一次与那些见不得世面的男人在桌子边坐下来，他们又想从我这儿得到什么，我从他们的话音里听出来他们想要什么，所以我说了不。事情就是这么简单。我只简单地说：‘不，这我不能干！’

　　“一年以后我领取了养老金，头几年弗莱德还隔三岔五地来看看我，他在柏林有妻子和孩子，可他并不幸福。他就是这样跟我说的，可我那时也并不怎么幸福。后来他死了，自那以后我就孤身一人了。”

　　“那么被您拒绝的那些男人想从您这儿得到什么呢？”我问。

　　“他们是一些在沃维森围着我转的人。他们想要我为他们工作，他们想把我用于银行的操作系统用于所有的人和所有使用π卡的活动。”

　　“那么？”

　　“什么那么？我说了不！”

　　“可是现在这个系统已经有了！”

　　“是啊，这个系统当然有了，您能相信我是独一无二的人吗？您相信我做的事情别人就做不了吗？他们很容易地就能找到别的人。可我已经成了一个老黑客，用我的养老金为自己弄一台当时最先进的计算机，窥测他们在干些什么。”

　　“那么密码呢？”

　　“您真是个年轻人！如果人们像我一样，把这么长的时间花在计算机上，并且整天在那里想办法，密码可不是什么大问题。”

　　我们已经喝完了咖啡，我提出，要再来一杯。

　　“噢，您倒您自己的吧。”她说，“对一个老太太来说，太多的咖啡没什么好处。”

　　她让我打开厨房里的一个柜子，柜子里放着一些像酒瓶一样的瓶子。

　　“我们再喝点什么吧，年轻人，那样对我更好一点儿，我来一杯波尔图！”

　　“一杯波尔图？您真要吗？”我问。

　　“我一直喝波尔图，年轻人，不过您喜欢什么就喝什么。”

　　我摇摇头，不，波尔图挺好，就在这一刻我问自己，莉迪娅·布洛克也喝波尔图吗？

　　当我从厨房里转回来时，主人已经蹒跚着走进了隔壁的房间并打开了她的计算机，她弓着腰坐在屏幕前，几乎蜷成了一团，她是想让我看点儿什么。

　　“您认识洛吗？洛曼·博特？”我问。

　　“不，我不认识。怎么啦？我非得认识他不可吗？”

　　“不，不，我不过是刚好想起他来。您和他不知怎么地很像，您们之间一定会互相理解的。”

　　“太晚了。”她说着，继续在键盘上敲击着。

　　我站在她的旁边，惊奇地看着屏幕上各色各样的程序一会儿出现，一会儿消失。我又产生了这样的幻觉，仿佛有一个人手执大砍刀穿过一片我不能涉足的土地向我飞奔而来，没跟我纠缠。洛或者布莱因给我的那种感觉现在又出现了。

　　这是一种恐惧，只要一次不在这个程序的世界里，就会产生这样的恐惧。我不再属于那里，不再懂得那里的一切。有时候，当我在快乐的人们中间购物，或是坐在电子包车发出有节奏的嗡嗡声的车厢里，让快速行驶的呼啸声从我耳边掠过，或是观察着坐在我对面的人时，我就会突然有这种恐惧感。而对于我对面的人，这一切却是天天如此，熟视无睹，根本没有注意的价值。

　　“我们来弄点儿什么寻寻开心，怎么样，年轻人？”

　　倘若她是莉迪娅·布洛克，二十四岁，金发碧眼，那我就会知道她说的是什么意思。可是，她是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六十五岁，已经洗手不干的女间谍！

　　“上帝啊，不啦，您所想的早已经过去了。”她转过头来对我说，可她的身子连一动也没动。我在洛那儿见到过这种该死的说话和思考方式，可她却使我像个孩子那样紧张起来。

　　“我让您看看我现在在做什么工作。”

　　“您还工作吗？我还以为您是靠养老金生活的，那么，您在为谁工作呢，普莱因斯贝格夫人？”

　　“为那没完没了的生活。只要一放下工作，我就会死。您坐到那儿去吧，戴上那个电脑头盔，再戴上手套。您见过这些东西吗，嗯？”

　　我当然见过。在慕尼黑的时候，我们自己就制造过这样的玩意儿，可诺拉不知道把它扔到哪儿去了。也许我该问问她，要是她在爱尔兰用不着电脑这玩意儿，能不能把它寄给我。

　　我戴上头盔，把视觉监视器调整好。

　　“该改改了，年轻人。”她突然说，“您叫我克莉丝吧，行吗？我对这个名字已经习惯了，没人叫我别的名字，就是在国家安全部人们也都叫我克莉丝大婶。现在，已经有很多年没有人这样叫我了，我总觉得缺了点什么。”

　　“克莉丝——听起来像一个年轻人的名字。”

　　“我现在给您看一张我二十五岁时的照片，这不光是听起来像一个年轻人，看起来也是一个年轻人。现在您得把您的头盔系牢，我还要给您看一些我最新的东西。准备好了吗？”

　　我迅速戴上手套，点点头。忽然之间，我来到了一条街上，人们在我身边摩肩接踵，我听到人们在交谈，有人从侧后面走来，给我指点。

　　“您必须进前面左边那个小巷子，右边第二个门！”

　　我听得出这个嗓音，回过头去，原来是电视节目里那个了不起的戈尔斯，他的嗓音因为喝酒有点儿嘶哑。我一定是哈哈大笑起来了。克莉丝坐在我的旁边，像个孩子似的喜滋滋的，很得意的样子。她在她的监视器上可以看到我在头盔里看到的一切。

　　“挺开心的吧，啊？”她大喊起来。尽管我的头盔的耳机里有嘈杂的声音，我还是能听明白的。

　　我奔跑起来，拐进了戈尔斯指给我的那个小巷子，突然我认出来了，这就是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住的那条街，当然啦，第二个门就是她的房子。我走近门铃，噢，这儿，三楼的门铃在这儿。普莱因斯贝格的门铃准是老式的。我按响了门铃，几秒钟以后门开了，所有的一切，台阶、底层商店的门，就像过去我所见到过的一样。我慢慢地向楼上走，市中心购物天堂里的杂乱的声音被留在我的身后。楼上的门掩着，我把它推开，屋里，在屋子的中间，在一排监视器组成的墙前，坐着克莉丝，她慢慢地转过身来看着我。

　　“晚上好，”她用她原有的那种嗓音说，她看了看表，“现在已经是七点五十分了，您来晚了，可您到底还是来了。”

　　接着，一切都暗下来，静悄悄的，我摘下了头盔。

　　真实的克莉丝期待地冲我咧着嘴笑着。

　　“晚上好，”她说，这一次她是在现实中，“已经是七点五十分了！呃，印象很深刻吗？”她问。

　　“当然啦，那到底是什么？”

　　“啊哈，游戏罢了。这是一种虚拟现实游戏的结尾部分，游戏者必须寻找游戏的创作者，要经历成千上万次的冒险，最终他要落到这儿，落到我的房间里来。这个游戏还没有完成，那仅仅是一个结尾，是我先创造的。”

　　“它不同寻常的地方是里面的任务，对吗？”

　　“不仅是这样，它的特点是，我利用我们真实世界里的虚拟图像和真实任务的影像，我能够把它们筛选出来，我、您、从前的同事，或者从电视上选下来的某个人物，然后把他们插入到这里面，他们会跑到这儿来，提出好的建议。我不是要用他们拍电影，我只要接通数据中心的计算机，调出某个人，从这个人的档案里下载他的脸部，根据档案复制他的嗓音。在存储器里，整个沃维森反正就是一个虚拟现实的世界，我轻而易举地利用了它，把它构筑在我这里。从原理上讲，只要我愿意，我可以让任何一个人跑到这里来，我和他见面。我的人物可以乘坐电子包车，寻找住房，扮演追猎者，而所有这一切都是在他们自己的环境中进行的。”

　　她显得那么自豪，那么不可一世。

　　“那样会引起公愤的，您说呢，克莉丝？”

　　她笑了，“我知道您会这么说，可是恐惧是相对的，年轻人。您知道，我发现什么是恐惧呢？孤单单地一个人坐在海滩，面前是深不可测、一望无际的大海，身后是大地，人们不知道什么是对的，该做什么，也没有数据传输，没有个人通讯机，没有计算机，在孤独、彻底的松弛和寂静的威胁下，修身养性，我认为这是令人恐惧的。游戏并不使人恐惧，是什么让人恐惧呢？是现实状况。”

　　“您并不真的这样认为，对吗？”我问，“自然景观是不会使人恐惧的。”

　　“不对，不对。”她抢着说，“那不过是开个玩笑罢了，我说的是眼前的世界，是这个真实的沃维森，你们的数据中心，ＭＵＳＩＣ——这一切使人恐惧。你们了解ＭＵＳＩＣ掌握了我们的什么吗？它每天都在自行其是，我认为，您一定知道跟音乐根本没关系，对吗？”

　　【① 在英文里，ＭＵＳＩＣ意为音乐。】

　　“是啊，现在我是知道的。收集数据并用这些数据勾画个性的轮廓。如果出现了重要的偏差，它会作出精确的预报。政治和经济也可以用这些数据作为指导。”

　　她吃惊地盯着我。“您原来什么也不知道！ＭＵＳＩＣ当然在收集数据并作出预报，可是您所概括的是五年以前的ＭＵＳＩＣ，那是版本号为２．０的一个修改版。我的银行程序几乎已经对它摸得一清二楚了。眼下，人们早已经不再仅限于把某个不可靠的人筛选出来了，今天的ＭＵＳＩＣ，也就是版本５．０，是以每个个人的反馈来工作的，比方说，它为您的个人通讯机选择广告。您难道一点儿也没有察觉吗？”

　　“我想是的，人们极少看别人的通讯机。”

　　“您知道，那叫做什么？那叫做，控制您的总体消费行为，控制全体居民的消费行为。这件东西您应该买，那件您不应该买。可是还不仅如此，ＭＵＳＩＣ还为您挑选住房，向您提出建议，哪个地方您可以去，去会见适合于您的人。当然，它作预告是为了社会，可同时ＭＵＳＩＣ还做别的更多的事情。ＭＵＳＩＣ版本５．１１，也就是最新的版本，它为我们指定我们去哪儿，需要多少住房和超级市场，电影院该在什么地方，监狱里要有多少个位子，该有多少公共厕所，新建的环形道路需要多少条车道……它控制交通流量和能源供应，草拟电子包车和汽车的行车线路图，还控制公共舆论，规范税法，决定国家的任务……ＭＵＳＩＣ版本５．１１统治着一切！”

　　“这正是我的叔叔洛说过的，一台计算机要统治一切。计算机僚成为一种国家形式，在这种形式中，一台无责任能力的计算机必须承担政治责任。他这样说过。”

　　“您的叔叔真是个聪明的人，我有机会要同他聊聊。称他们为计算机僚，啊，对的，他们与政客不同，他们不会不选择ＭＵＳＩＣ，只有它自己才行。每个人都这样疯疯癫癫、神经错乱。既然每个人都有了自己所需要的，人们为什么还要放弃它呢？可是没有人知道它将会变成什么，万一它把我们全都推进万丈深渊，那该怎么办？”

　　“洛也这么说！”

　　“是啊，那么，您那位狡猾的叔叔洛，他做些什么？”

　　我耸耸肩，“人们什么也干不了，对吗？那么您做些什么呢？”

　　她站了起来，“天晚了，年轻人，我们两个人都需要安静一点儿。您再上我这儿来吧，我将会给您看更多的东西，好吗？”

　　我顺着那陈旧的木头楼梯往下走的时候，她一直站在上面的房间门口。“这个晚上我过得很快乐，年轻人。”她朝楼下冲着我喊，“再见！”

　　不过，我心里一点儿也没有打算再来拜访这位老太太。

　　回家的路上有一段路我走得很快乐，在这个一路呼啸的无人驾驶的电子包车里，我突然不想再听凭这个假装对我了如指掌的计算机的摆布了。

　　我又一次想起了“屏幕孤独症”和“心灵遁世症”。先是洛，然后是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也就是克莉丝，他们看起来都患有心灵遁世症。我是不是也是其中之一呢？仅仅因为我对计算机了解比他们要少一点儿，我好像还不那么不可避免地要远远地躲避这个世界。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谁还在亲近这个世界呢？也许是诺拉，至少她还在亲近她的绿色的小山丘，或许还有莎拉，她在亲近她的孩子，可是，在这个屏幕上，简斯在哪儿？还有布莱因、我的父亲，他们在哪儿？我的母亲在哪儿？我在哪儿？我们都在避开屏幕，我们不再有洛和克莉丝有过的东西，他们有一种激情、一种思想。在我看来，在洛的前额后面有一种癫狂的东西，他决不是不幸福的，他就像我的母亲那样被编织在自己的罗网里边。可是，只要一问起有关生活或者幸福的问题，我的母亲就总是痛哭流涕，像驼鸟一样把头藏在沙堆里。而洛呢，就把脑袋藏在他的程序里，并且以一种独一无二的、别的所有的人都不理解的方式得到满足。还有这位克莉丝，很显然，她也差不多是同一号的，只不过她的成就也许更多一些，如果她的那些故事是真的的话。

　　这会儿我从市中心出来，站在一个公园里，就是那个所谓的第一绿环带。它围绕着沃维森的中部转了一个大圈，就像我今天刚刚知道的，绕着旧城区转了一个大圈。在绿环带的下面是一个环状的车道，我能听到汽车和卡车的隆隆声从下面传上来，一切都是那样完美无缺。我从我的单身公寓的走廊上经常可以看到这个公园，就是一次也没到这儿来过。我惊奇的是，这儿竟然空空荡荡，看不见一个人影。

　　我继续跑着，来到了一道栅栏前。我听到声音，我侧耳细听，声音在篱笆外面。那是什么声音呢？我在里边沿着篱笆跑着，我一次次地看到，在另一边的草丛里有人躺在那里，我恍然大悟，原来是人们在那里睡觉。透过灌木丛我能辨别出一条街道，还有房子，甚至还有电子包车车站闪亮的黄色标志。不过所有的这些都在篱笆的那一边。

　　我走到了一个大门边，在门那边的灌木丛中至少躺着二十个黑乎乎的身影，他们正在喃喃细语。树枝发出噼里啪啦的响声，我觉得有点儿毛骨悚然。这时，我看见在门边立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公园管理处夜间出口，请勿由此返回！

　　我把我的π卡塞进读卡器，开门器发出了“嗡嗡”的声音，我把门推开，通过旋转十字门走到了外面。

　　开门的声音把几对相拥而眠的人的好梦给搅了，有几个坐了起来。

　　“你是从哪儿来的，伙计？”有一个声音问。

　　我怒不可遏，这也实在太过分了。

　　“从月亮上！”我吼道，径直飞快地朝电子包车的车站跑去，那是我早就发现了的。没有人跟在我后面，当车厢带着柔和的呼啸声飞驰的时候，我心里才感到了踏实。

　　是什么让我愤怒的呢？是现实，我想。

　　几天以后，我找到一个机会和布莱因聊了聊。我们坐在餐厅里，周围是一片嘈杂的声音，人们要想听见我们在说什么，那就非得要麦克风不可。我觉得这是不值一提的。

　　“你认为，ＭＵＳＩＣ现在还在我们的控制之下吗？”我问。

　　他沉默不语。

　　“我是说——你自己也说过，它一直是很机灵的，还不断学习新的东西，可你想没想过，总有一天我们将不能对它进行干预。它现在已经到了这一步呢，还是已经走得更远了呢？是不是我们已经无能为力，因为我们什么也做不了了？”

　　他的眼睛从他的汤盘上抬起来，长时间地盯着我，然后摇了摇头。

　　“那事儿又着手干了吗？”他问，“一直没找到个女人吗？”

　　从布莱因这里别指望得到什么帮助，我到了这一刻才算是彻底明白了，可是谁能给我帮助呢？也许洛能做到，他会给我把一切都解释清楚，可是，也许我根本理解不了。现在只剩下最后一个，那就是克莉丝，她能够讲清楚一切。要么就是莉迪娅·布洛克，不用说她什么也说不出来，不过她也许能让我重新闭嘴不问任何问题。

　　很抱歉，弗朗索斯先生，我并不理解您的问题，我是说，我当然听见了您所说的，可我不懂您说了些什么。您是想了解，我是否相信我遇到克莉丝是纯粹的巧合？这个问题有点儿奥妙。从遇到她的方式上来说，我相信不是纯粹的巧合，而是某种命中注定的事情。或者，您的意思是，我在不只觉中被人交给了克莉丝？也就是说，有人故意设计，在我寻找伴侣的游戏中把克莉丝印在了我的名单上？您认为是布莱因，还是别的人？我必须向您承认，虽然我冥思苦想，我有充足的时间来思考，可我却怎么也没想到这一点。布莱因有意识地把我和克莉丝弄到一块儿？是用他那种地下斗争的方式？还是别的方式呢？

　　万一不是布莱因呢？反正我是不同意这种说法的，弗朗索斯。如果那样也许会减轻对我的惩罚，不过您一直在设法把我说成是一个没有个人意图的工具，说成是一个傻瓜，替别人去干那种见不得人的事情。我从来也没有这样想过，不过我倒是应该想一想的。您将会对我说，我该好好为自己考虑考虑。我会好好想想的，完全像您说的那样，不过，我就是不相信。那只会使我变成一只小老鼠，可我宁愿当待在瓷器店里的大象。所以，我这个人跟以往一样，摔了跟头以后还是这样木讷和倔强，我的看法暂且就是这样，说不定以后还会坚守自己的见解。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第六天

　　非常感谢您，弗朗索斯，您的小包裹已经收到了，昨天下午就收到了，几乎就在我刚刚被带回到牢房里的时候就到了。您知道，对我来说最糟糕的，莫过于人们把这种单独囚禁如此明确和愚蠢地当做一种惩罚。为什么人们不给我任何阅读的东西？为什么人们把我妻子和孩子的合影拿走呢？您关照这件事，我很高兴。谢谢您。您见过那张照片吗？是啊，我已经收到这张照片了。那是我妻子，不过您是知道的，对吗？还要感谢您寄来的书，其中一本我今天夜里已经读过了。那正如沙漠甘泉，我又能读书了。您为什么要为我做这些？我应当对这件事有什么怀疑吗？在过去的那些年里，我就像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那样学会了疑神疑鬼，我想，我已经不再信任任何人了。我坦率地告诉您，我的脑子里正在转悠什么。有一个声音在对我说，可别相信这个家伙，他的名字不叫弗朗索斯，他也不是你的朋友，他把你的话全掏出来，并且有权把你的囚禁生活再延续下去。幸亏你把他愿意听的一切都告诉了他，而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另外一个声音说，妈的，全是无所谓的，接受他的好意，收下他的书，把一切都告诉他，因为没有人会把什么漏掉的。把他当做欧洲的调查员，他会应用有关的法规，把对你非法囚禁的状况改善一点。两个声音在吵架，吵得不可开交。还有第三个声音却默不作声，听任它们争吵。这种情况持续了一整天，又持续了一整夜。不过您应该知道，弗朗索斯，我并不想让您生气，我的情况也不是最坏的。我享受着这儿充裕的时间，乐意向您讲述。说到底，我对余下的那些事情已经不放在心上了，真的。

　　我经常地去克莉丝那儿，我这样做是自己欺骗了自己，似乎让这位老太太重新回归生活，同时也把她从楼上的那个小屋子里解救出来，这是一种社会行为。在回家的路上我对自己解释，对她我必须做出善意的举动，做那些我对自己的亲戚都不曾做过的事。

　　我为她带去点心，还两次领着她出去吃饭，每次她的两条不利索的腿都成为我的可怕的负担。我深信，我那样做全是为了她，而且我还认为，所有的一切都是因为我而发生的。

　　“图波尔，”有一次，我们坐在那里一边喝着咖啡，一边捣腾她编的游戏时，她对我说，“我是一个孤单单的老间谍，很久以前我就想过，我是甘心情愿作为一个老间谍死去。你如果不愿意那样，你就不要那样做。”

　　可是我愿意，它使我在孤独的夜晚孤零零地待在自己的小房间里，低沉的、令人绝望的音乐声透过那堵紧挨着我的床的墙壁敲击着我。它使我想起诺拉和莎拉，它还使我从ＭＵＳＩＣ数字纵队里枯燥乏味的例行公务中，从乘坐电子包车、喝波尔图葡萄酒和看令人恶心的廉价电视连续剧中得到快乐。

　　真的，那真的给我带来快乐，我发现了我对人造现实游戏的热忱。人造现实，我们是这样称呼它的，我对编程序没有什么灵感，可是我善于幻想。我拿起脚本，规定任务并融入个性。当我晚上很晚乘车回家的时候（我有时也把自己藏在克莉丝沙发上的毛毯底下），克莉丝才真正着手干起来。她实际上不睡觉，她利用我不在的几个至十几个小时，把我们在晚上事先拟就的方案编成程序。

　　有一次，我们虚拟了一个匪徒，一个危险冷酷、不可击败的杀手，却乔装成一个善良友好、孩子喜爱的叔叔。我们让他有一副过去联邦总理的外表和嗓音，那是我们从形形色色的档案照片中和过去的电视片中剪辑出来的。当我第二天下班后来到这里，克莉丝已经把这个人物差不多全部都做好了。我开始进行试运转，这家伙突然出现在屋角后面，挡住了我的路，他慢条斯理地拔出一支大口径手枪。

　　“我要说，我的朋友，”他叽里咕噜地对我说，“我刚才，而且曾经多次在我的朋友们和同志们面前反复说过，你们的路本来也应该一直从这儿走的，是在这两个铁石般冷酷的人之间的。所以，我要特别地并且首先指出，在这个历史性的时刻，不会说话的证人将会找到无可挽回的决绝的结局。”说完，他开了枪。当然，他开枪也是那样慢条斯理、不慌不忙，这样就给每一个游戏者公平的机会逃离他。

　　我们设计不出新的人物时，就挖空心思模仿数据中心，一个游戏的大部分和结尾都要发生在数据中心里，与大型计算机面对面决斗。克莉丝就是这样考虑这个游戏的，她可以毫无困难地从保密的档案里调出建筑平面图，可是总有很多细节不在平面图上标注，那样，我就去为她寻找。

　　“你必须去为我当一回小间谍。”她说，然后写下她想要知道的东西。有一次她给我写的是一个保险丝盒，她想要知道这个保险丝盒控制的是哪些开关。还有一次是地板膜的颜色，或者是一个监视厅的布置情况。有一次，她从那台计算机里挖掘出了餐厅的实际数据，那些东西使我们能够在我们的虚拟菜单上获悉数据中心这一天实际供应的伙食。

　　我就跑去证实。我有时在上班时间里在数据中心到处转悠，至少是到那些我可以进入的部门转悠，注意那些地方的特殊性，然后，在晚上再用戴在头上的虚拟头盔进行这种散步，看看一切是不是真在起作用。

　　我们已经极少谈论ＭＵＳＩＣ了，我们实在是没有时间。我只记得，在我进入数据中心的计算机后，克莉丝立刻偷偷地跟着溜进去，想在那里把我乘坐电子包车的数据注销。我每次到达她那儿，或者从她那儿离开时，她都要这样做。

　　“没有人需要知道你在我这儿待了多久。”她说，“当这个程序露出锋芒的时候，它就会把你当做特殊情况特列出来。这仅仅是因为你和我之间的年龄差异。这绝对不行。”

　　她还能做别的事情，包括操纵她自己的个人数据，这是她很早以前就对我坦率地说过的。她把错误归咎于她自己没有消费，她让自己的数据看上去好像是在乘坐电子包车，在哪个地方游荡，使自己变成一个平常人，像年轻人一样消费，就像她自己过去那样。她说，当我用计算机来寻找女伴时，计算机就把她列入了我的名单。她偶然还为自己制作了一张个性图，它与我梦想中的女人竟然不谋而合。

　　有时候，我也想起莉迪娅·布洛克，她真正是我梦想中的女人，尽管她的数据没有被操纵。她允诺过我，再给我打电话，可是好长时间了，她没有一点儿消息。

　　终于有一天，当我半夜三更从克莉丝那儿回到家里，我发现了一条留言：

　　“喂，图波尔，您不在家！
　　我并没有忘记您，我还在想着夏威夷呢，只是眼下我没有时间，不过我一直在想着这件事。

　　莉迪娅·布洛克”

　　这是个好消息，我为这个消息得意了好几个小时。我由此推断，只要她一有时间，她还会来电话的。我眼下也是没有时间，这倒是挺合适的。

　　收到这个消息大约一个星期之后，我深夜回到家里，又在个人通讯机上发现了一条留言。它改变了我的生活，也改变了其它许许多多人的生活，只是当时我并不知道。这是莎拉从慕尼黑结结巴巴地打来的，由视频储存器储存了下来。我看见了莎拉的脸，她憔悴不堪，露出绝望的神情。

　　“图波尔，喂，喂，你到哪儿去了？请你给我打电话。喂！”

　　那是夜里三点了，我决定不去打电话叫醒她了。

　　第二天早晨，当我已经走在上班路上的时候，我才又想起这件事。它一整天都盘旋在我的脑子里，可是我已经跟克莉丝说好了，下班后直接上她那儿去。从克莉丝那儿出来，我又不想再打电话，因为我想，我过去的那些事，不必让克莉丝知道。就这样整整过了一天之后，到了第二天的晚上快十一点的时候，我才给莎拉拨了电话。

　　“图波尔，总算找到你了。”莎拉说，“简斯死了，他自杀了，已经有十四天了，可是到今天他们才发现他。”她说不下去了，低下头泣不成声，然后她关掉了可视开关。

　　“我不想让你看见我这样，图波尔。”过了一会儿她说，“我到你那儿去，我必须到你那儿，我不知道我应该去哪儿？行吗？”

　　“好吧，没问题。你就到这儿来。”我说，虽然我觉得不怎么好。她要到第二天才能到我这儿，我请了三天假，假期反正是多余的，对一个单身汉来说，要三十五天的假期做什么用呢？

　　她静静地坐在我的沙发上，用那种茫然失神的眼睛看着我。

　　“一个医生给了我一张火车票。”她慢慢地轻声说。

　　“好吧，你先睡一觉吧。”

　　“我不应当去见他，殡仪馆的一个人给我说过，他说过，他已经看不出英俊了。你相信尸体还能看出英俊吗？”

　　“你想吃点什么？”

　　“在他的屋子里放着一封给我的信，是诀别信。警官说的。他们已经读给我听了，我明天早晨去拿这封信。”

　　我递给她一杯果汁，她一口气就喝了下去，然后我又把她按回到沙发上，给她盖上点东西，她很快就睡着了。我猜想，乘一次火车远不会使她这样疲劳。第二天早晨，她多少有点儿恢复了。她和警察商定了一个时间，尽快地去查验一下简斯的住处，因为它是被警察打开后又封闭的。所有的一切完全是走走形式。我们在房子的门口和一位警察还有住房出租公司的代表碰头，莎拉在一份材料上签了字，证明房间的开启是合法的，东西没有丢失等等。这些书面的事情都办妥之后，那两个人就走了。我们听到屋门咔嗒一声上了锁，我们突然孤零零地站在这座死去的房子里了。我感觉到了从莎拉身上传过来的难以名状的痛苦，我搀着她，领着她来到外面的露台上，花园里的桌椅还在那儿。我搬过来两把椅子，自从她走到露台上，我们总共说了不到五句话。

　　“出了什么事？”

　　“那全是我的错。”她开了口。

　　我马上反驳她，在我看来，当一个人决定结束自己的生命时，决不是别人的错。

　　“可是他病了，”她说，“他完全是工作过度，再也睡不着觉。他曾那样恳求我回来，他忍受不了这空荡荡的房子。”

　　“你也忍受不了！”我插话说。

　　“什么？”

　　“你也受不了！因为你在这里也是带着孩子孤孤单单，所以你才会走的，你忘了这些了吗？”

　　她摇摇头，“我有过错！”她又说。

　　也许在这个时候用不着很多安慰和解释，她不可能用别人的态度来看待这件事。我拉起她的手，安慰不需要把是非说清楚。

　　过了一会儿她站了起来。

　　“我现在去拿那封信。”她说。

　　简斯可能是服下了某种毒药，在他写信的时候，药性发作，最后的字几乎不可能读出来。

　　“我自愿结束自己的生命，我失去了我的孩子、我的妻子和我的工作。我什么也没有了。我已经太老，不能再重新开始。我害怕。莎拉，雷姆，莱奥娜，莎拉莎拉……”

　　莎拉一遍又一遍地读着这些话，直到我把纸条夺了过来，重新装进信封。

　　“你知道这件事吗？”

　　“他们已经读给我听过了！”

　　“我是说，他失去工作的事，你知道吗？”

　　她不知道。简斯是个白痴，莎拉之所以走了，是因为她在他的工作以外找不到自己的位置，而他失去了工作，却能换来莎拉。他真的是个白痴，可现在这样说又有什么用呢？我问自己，当我设想着要到他这儿来的时候，他是否已经死了呢？

　　“现在该干什么？”她问我，“这房子怎么办？我该做什么？你能帮助我吗？”

　　“我们先回家吧。”我说，“今天我们什么也干不了。我有三天的假期，你的孩子有人照看吗？”

　　她点点头。我们是乘电子包车来的，汽车在车库里，可是莎拉不愿意去触动它，她想步行。很早以前，我就有过一次在机场的跑道上被人抓住的经历，我们必须从机场外面绕个大圈。无所谓，她愿意走。

　　等我们终于回到我住的地方，已经是下午了。她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说起来，她说啊，说啊，说到她的婚姻、她的孩子、她的生活，说到简斯，她说起他们怎样相识，还有在有孩子之前的生活……

　　当我们从一条街上走进大玻璃穹顶下的市场时，她第一次露出一点点笑容。

　　“我们去吃点什么吧，我饿了。”她说。

　　我们利用后来的几天，把房子里的所有东西都搬出来装到汽车上。大的东西她都贴上了标记，由搬运公司来把它们运走，剩下的东西由我把它们变卖，或者送人，她反正不要了。

　　在这三天里，我们之间没有触触摸摸的事情。

　　三天以后，我们一起站在了我住的房子下面的停车场里。汽车上装得满满的，莎拉已经坐在了驾驶座上。

　　“这么远的路，你真能开得了吗？”我问。

　　“我能行！”她回答，“一直开到为止！”

　　说完，她走了。简斯是个白痴，我也是个白痴。我为什么要让她走？我为什么要让诺拉走？在这个城市里，男人们都像乏力的磁铁，他们不再对任何人有吸引力，如果有一个人要走，别的人都留不住他。

　　我又回到楼上，把那扇标着号码的深蓝色房门开得大大的，正点的低沉的计算机报时声，隔壁房间里的音乐的沉闷的敲击声，从里边传出来。一个巨大的黑洞洞的窟窿在等待着我，我往里边凝视了一会儿，跳了进去。

　　我在一张纸条上写下了：

　　“磁铁友谊社团捆扎同志关系爱姐妹父母孩子同事熟人单位联系责任婚姻订婚疲惫遁世症孤独社会团结同盟朋友熟人亲戚情人伴侣”

　　我把这张纸条贴在厨房的一个橱子上。可是纸条太小了，我拿了一张大纸，一支黑色的毡头笔，把这些词语又重写了一遍，还写了几个我又想起来的词：

　　“需求欲望渴望”

　　我把这张纸挂在从我的黑窟窿的各个角度都可以看见的地方，然后打电话给莉迪娅·布洛克。

　　“不，”她说，“今天也不行，我的身体不是特别好，今天不能去夏威夷。”

　　“说不定在夏威夷你会好起来的。”我说。

　　我没有对她用尊称，因为我的眼睛正看着那张写了很多词语的大纸，“说不定你正应该去夏威夷。”

　　她摇摇头。

　　“不，改天吧，十分感谢您。”

　　她对我用的是尊称，就跟从前一样。不过她却不想知道，我是从哪儿知道她的名字的。

　　我打电话给克莉丝。

　　“你必须来。”她说，“无论如何，有好东西给你看。”

　　“马上吗？”

　　“马上！”

　　又重新开始了，这就是生活，尽管那只是对我们的那个游戏、我们的工程的热忱，可它对我来说却像生活一样重要。

　　克莉丝利用那段时间要完成那个游戏。她把它叫做游戏。她总是说，一个程序是做不完的，它只能做到这一步，也就是人们能够使用它，可是使用仅仅是开始。

　　“嘿，图波尔，你看这儿。”她催促着我，“整个数据中心都做好了。你可以在里边漫游，只要你愿意，尽管胡闹！”

　　可是我根本没有心思玩游戏，我跟她讲到简斯，讲到我为什么最近几天没上她这儿来。她震惊了，神情激动地点着头。她把沃维森社会统计信息调到屏幕上，成年人的年自杀率在这儿大约是百分之零点一，这个数值是偏低的。但它也意味着，每年一千个成人中有一个人自杀，也意味着，十年中有一百个人自杀，或者说，以每个成年人的寿命为五十年来看，那么，这个城市里通过自杀死亡的人为１：２０。

　　“我可以立刻就给你举出十到二十个人，我和他们在一起工作过，他们都以这种方式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克莉丝说，“顺便说，全是男人，这是一座男人自杀之城。女人们走了，男人们死了，就像战争一样。这种事情总是一再出现。”

　　我注视着她，她的情绪激动不已，这起自杀和她跟我讲过的别的事情不一样，已经不能让她保持冷静了。间谍生涯、东德的崩溃、丢掉工作，所有这些她都不动声色地给我讲过。她冷冰冰地讲着，仿佛那全都是别人的故事，可是现在，她却面色苍白。

　　“你怎么啦，克莉丝？”我问，“你根本不认识简斯，不是吗？”

　　她摇摇头，“我不认识简斯，是的。可是还有弗莱德，你知道，就是一楼的照相馆，后来又是柏林的照相连锁店，然后是破产，失去妻子和孩子。我对你说过，他死了，可是他是上吊自杀的。在这之前的几年，在柏林的银行里，我没给你说过他，他叫奥托，一个冬天的早晨，他们把他从池塘里捞了上来。所有的人都认为，那不过是一次事故，可是几天以后，我在我的写字台上发现了他的遗书，就像在战争中一样。”

　　很显然，她对自杀有过深入的思考，这是一个生命的主题。

　　“我想，事情就是这样。”她说，“舒适方便的设备和对陌生世界和他人的猜疑使许多人都有一种倾向，喜欢把所有的一切都圈在自己的四面墙内，想把所有的事情都自己来做。我没有把自己当做例外，上帝也不知道。我想，事情始终就是这样。总是有人想躲避别人，但是事情决不是躲避别人就能解决的。人们必须工作、购物、去教堂、走过村子，每天都有与世界接触的自动的触点。今天，在这个一切都是可能的，都是可以达到的新世界里，这种自动的触点已经被破坏了。人们不再外出，人们只消根据分类表来预订一切，一切都自己来办。人们不必再打电话，邮件也可以预留。人们不必同别人见面，可以在家里自己娱乐。人们不必再进行争吵，人们可以把自己隔离起来。人们也不必再孤单单地无聊地打发时光，他们可以不用出门就到人群中间去。这一切是多么奇妙，多么舒适惬意。有一天终于发生了危机，伴侣不辞而别，工作也丢掉了。突然之间我们的心中和我们的周围只有这空荡荡的房子，只有这情感的真空。而在危机发生的时候，每个人都坠入了这真空里。”

　　她耸耸肩。

　　“我自己就经常坠入到这种真空里，它并没有把我排除在外。但我可以生活在这种真空之中，可是别的人却不能这样。一旦他们坠入这种真空里，他们就只会等待别人的救援，而如果援助不能到来，他们就走向终结。您碰到过什么样的情况呢？”

　　我突然哭起来，鬼知道为什么呢？这个女人在这儿独占了这情感的真空，她的所作所为，仿佛已经失去了她自己全部的生活意识。诺拉却突然远走高飞，把这个窟窿留下。还有简斯。没有真正的朋友。哦！可是所有的一切难道应该这样结束吗？为什么这个白痴不给我打电话呢？我给他的个人通讯机发去了三个邮件，难道他不能打电话来说，图波尔，我很孤独，我们去喝杯啤酒吧。一就上这儿来，郴我的脸上狠狠地掴一下，因为我跟他的妻子睡觉。也许这是一个比什么都好的解决办法。他吞下了毒药，躺在屋子里，直到他的尸体发出臭味。他摧毁了自己，也击垮了莎拉和孩子们。

　　克莉丝的屏幕上闪烁着我的形象，我的脑子里突然闪过一个念头，这是我们的社会里惟一生命的闪现，所有的一切都仰仗这个计算机傻瓜蛋。成就、幸福、重要性，一点一滴地在眼睛里闪闪烁烁，可那仅仅是一瞬间的解决办法，短时间内它起一点点作用，然后就消失得无影无踪。

　　“听着，我讨厌哭哭啼啼。”克莉丝严厉地说。

　　“已经过去了，前几天睡得太少，神经有点儿衰弱。”我有气无力地说。

　　“到这儿来！”她说，“我有东西要给你。你现在的心绪正好。坐在这儿，戴上头盔和手套。你的任务是把那台计算机弄瘫痪，就是那台要对所有这些罪孽承担责任的计算机。”

　　我忽然发现自己又进入了克莉丝的虚拟房间，克莉丝坐在那里，把我转到背后，在一台计算机上敲击着，就像往常一样。

　　一个阴沉沉的、有点威胁性的声音从空间被引入了游戏。“计算机取得了世界的统治地位，照管着它的臣民的欢乐和不幸，也决定着他们的命运。谁要是反抗，就要被驱赶到生存的边缘，直到他跳入死亡的深渊。它的对手每天都在减少，只有一个女人还在同这个数据巨人进行着绝望和孤独的战斗。我把你交给了她。”

　　克莉丝转过身来，注视着我。她在变，变得比真实中的她高大、年轻、正气凛然。她仿佛有魔术师般的力量，正用大大的、锋利的目光直视着我。

　　“欢迎你。”她用隆隆震响的、命令的口吻对我说，“这是你的任务，我的朋友！把这个世界从计算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现在出发！”

　　我站了起来，顺着陡峭的木楼梯急速地跑下去。我又来到了市中心的街道上。我知道，我必须去数据中心，可是在此之前要完成几个任务。我需要有一个新的身份，要有一张与这个身份相符的π卡，然后我要进行进入数据中心的第一次尝试。可是用这张π卡（我的名字叫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１９８４年生于捷克斯洛伐克）是通不过入口计算机的。我必须再回到城里，找一个人帮助。我想到了克莉丝，可是当我回到她的住处，她的房间却已经消失了，在那家照相馆的楼上缺了一层。我在市里游来荡去，寻找着指点。后来我终于想起来，到那家照相馆去打听一下克莉丝。有一个老人接待了我，他唠唠叨叨地跟我说起了数字照相机。我向他打听克莉丝，可他根本不认识克莉丝。我又回到街上游荡，最后我终于想出了办法，利用数字照相机。我发现，照相机里已经储存了一张照片，那是我的叔叔洛。对了，找洛去！

　　我订了去慕尼黑的机票，去找洛。他正坐在他的一堆计算机中间。

　　“我的名字不叫洛，我的名字叫皮，您是谁？”他问。

　　我把我的π卡递给他，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

　　“您总算来了。”他说。

　　在他的帮助下，我在数据中心得到了一份工作，又用我的π卡大摇大摆地进入了很多部门。把世界从计算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我不知道人们怎么把计算机弄瘫痪，我必须问问人家，必须找到志同道合者。那将是困难的、漫长的寻找，最后终于制定出一项计划。有机会了！ＭＵＳＩＣ是用本身不断变化的数据来工作的，因此，要保证现实数据的安全是十分困难的。必须先把计算机引入危险状态，在这种情况下，它肯定要试图保护所有数据，然后在适当的时候把它毁掉。如果那样做成功了，它将失去所有的数据。由于ＭＵＳＩＣ只能在数据的多位数下才能运行，所以，这个程序在失去数据时会回到零点。那样，它就会很多年不起作用。

　　我又一次需要人帮助，必须有人制造紧急情况，在这种情况下，计算机开始保护所有的数据，然后切断电源的保险。在电网断电时，这个系统会自动求助于一台柴油发电机，它会自行启动，由电池继续供电几分钟。电池的电力用于柴油发电机的启动消耗。如果柴油发电机不能启动，那将进入危险状态，计算机必须作出决定，柴油发电机的启动尝试应当持续多久。作为最后一根救命稻草，就用一个小的雷管启动装置启动一台离子发电机，离子发电机至少可以保证能够中止数据保护。

　　第二次我成功地使这个系统进入到了启动柴油发电机的阶段，不过它还在运行当中，因此，我的对手有足够的时间消除挑衅性的电网故障。每次当我就要被逮住时，这个游戏就中断了，然后我从第一次进入数据中心的地方重新开始。

　　我终于成功地使发电机进入了我的视野并使喷射柴油的主管道松脱。在第三次启动试验时柴油发电机不再转动，我的冒险同伴之一使计算机的程序一次次试图重新启动柴油发电机，这样使电池组的负荷达到极限。在第四次试图启动时，我站在那间小屋的外面，而在屋里，启动马达绝望地一次次企图使发电机运转。我想，我已经得手了。可是突然，在我的身后噼噼啪啪地响起声来，随着燃气涡轮机的尖利呼啸声，离子发电机自行启动了。

　　一切都要重新来一次。这一次，我不仅拧开了柴油输送管道，而且也取下了离子发电机的启动雷管。终于成功了，柴油发电机试图启动，启动马达一次次地轰鸣，接着离子发电机上的红色警示灯也亮了，可是点火器一直静止不动，就像上一次一样。

　　接着，数据中心的所有灯光都熄灭了，世界一片黑暗，各个系统都恢复到零。成功了，我想，可是游戏还在继续。突然，人们拿着手电出现了，灯光罩住了我。当然，我是个白痴。我还待在离子发电机的旁边，还想要看看到底发生了什么事。可是我必须让自己脱险，他们不会听任它被关闭的。

　　我中断了游戏，再一次从数据中心的大门开始。这一次我把一切都做了更充分的准备，神不知鬼不觉地从一个紧急通道进入了离子发电机机房，拧开了喷射管道，卸下了启动雷管，然后回到我工作的地方。紧急情况、电网跳闸，所有这些可以通过计算机来进行的操作，都被放在了晚上进行。九点钟机械装置应当动作，最迟在一分钟以后计算机将首次尝试启动柴油发电机，然后在三四分钟以后离子发电机的启动也告失败，电力供应中断。

　　等一切准备就绪，我回到自己的房间里，等待着。事情是在不只觉中进行的。九点零六分时，电灯突然熄灭，个人通讯机无法连接。我从房间的窗户里向外看，外面一片漆黑，就连平时彻夜通明的机场照明灯也熄灭了。

　　现在该回克莉丝那儿去了。电梯炕动了，也没有电子包车在行驶。我撬开一辆汽车，这种事情只有虚拟现实的恐怖分子才干。然后我开着车穿过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朝市中心驶去。我在路上只遇到零星的几辆汽车，几点小小的灯光，除此之外就是一个黑咕隆咚的世界。

　　那家照相馆的楼上这会儿又有了第三层，克莉丝坐在她的椅子上，又恢复了她原先的衰老。

　　“您把事情办成了。”她有气无力地说，“您把世界从计算机的统治下解放出来了。我们等着吧，看看它对人类是福还是祸！”

　　说完，虚拟现实目视镜里的屏幕变暗了，就像是一种不祥之兆，用红字书写的“游戏结束”四个字出现在屏幕中央。我摘下头盔，脱下手套，在我身后的，是满怀期望的现实中的克莉丝。她几乎像一个女学生那样激动和胆怯，她在等待着我对她在计算机上又一次魔术般制造出来的一切作出评判。

　　“真棒！真的是棒极了！真让我激动，就像真的一样！”

　　她的眼睛放出光来。

　　“结尾，那个结尾可能叫人有点失望。”我说，“人们期待的是某种了不起的东西，是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或者诸如此类的，从很多年电子头脑的枷锁下解放出来的世界，某种跟这差不多的形式的……”

　　她真诚地看着我，“那么说，你知道这以后会有什么了？你能担保会有一个欣欣向荣的世界喽？”

　　我已经精疲力竭、思维迟钝，时间已经过了早晨五点，外面天已经亮了。

　　“我该回家了。”我说着，朝窗外看去，从电子包车上下来的第一批女售货员正陆陆续续地走进市中心的一家家商店。“怎么这么奇怪，一切都还在正常运转。”

　　“那你就好好想想吧。”她说着，向我伸出手来。

　　“想想什么？”

　　“想想那游戏！再想想，一切都在正常运转，这正常不正常？”

　　可是我太累了，根本没有力气去想。我在电子包车的车厢里倒头睡着了，车厢行驶的呼啸声和空间的狭小都没有使我醒来，直到那沙哑刺耳的“沃维森西２区，这是您选择的停车站点，请您下车，或请您设定您的前方到站！”把我从沉睡中叫醒。

　　“现在是六点零二分。”计算机低低的声音在我走进房间的时候说，“早晨好，图波尔！”

　　“闭上嘴，你这屁股！”我吃力地回答。说完，我连衣服也没脱就倒在了床上。隔壁房间里透过墙壁传过来沉闷的有节奏的音乐的撞击声，我突然想起来，这种声音跟一种人工心肺机的噪音一模一样，它正在那墙壁的后面维持着一个人的生命，可那个人实际上早已死了。

　　我也死了。这是我从一件事上悟出来的：像简斯那样死去。简斯是一个使所有的一切都投入运转的人，但是这种运注不围绕着死亡的问题，它仅仅围绕着人们在他们活着的时间里在干什么。很多人把这叫做生命。

　　我忽然感觉到我手上有一只雷管，这是从离子发电机上卸下的雷管，是从生命攸关的离子发电机上拆下来的对生命至关重要的雷管，我就像真的感觉到它正在我的手上一样。

　　我为这第二现实感到惊讶，这是和我对计算机虚拟现实的幻想平行的现实。然而，在游戏和我的幻想之外还有第三现实，那是真实的现实。它每时每刻都在我的身边，我猛然间认出了它，惊吓得出了冷汗。

　　带着手上有一只雷管的感觉我沉沉地睡去，这是一个漫长的、躁动不安的睡眠，在我右手的手心里，它在燃烧，当我再醒过来时，我已经被烙上了印记。虽然我今天仍然是这样，但我明天决不再这样。我站了起来，我相信，从现在起到我的死亡，在这段时间里有一种意义。我在心里感受着这个任务，站了起来，我活着仅仅是为了完成这个任务。

　　您理解吗，弗朗索斯？不是克莉丝逼迫着我，也不是她的游戏驱使着我，这是不说也能明白的。是简斯，是他的死，既然简斯会这样死去，那么我也会，所有的人都会。我猛然间想到我必须阻止它。我相信我能够做到。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第七天

　　我一夜一夜地不能入睡，反正我已经和什么搅和在一块儿了。您将会看见，弗朗索斯，那事儿是我一个人干的。我和克莉丝干的，可她现在已经离我们而去了。请您不要再去打扰洛，我知道，他对他应负那部分责任早已经作了抵偿。三个月的调查中不让他使用计算机让他老了十岁。如果把他的计算机给他，他是不会感觉到他是在蹲监狱的。

　　实际上他对我们策划的事一点儿也不知道，他是被蒙在鼓里的。还有菲尔贝尔，呃，我用不着向您解释菲尔贝尔是牺牲品，而不是肇事者，这家伙自己让自己做了牺牲品。还有布莱因，我一直认为，您怀疑他，不过他不能对此负任何责任，他一直尖锐地批评ＭＵＳＩＣ，可他容忍了它。他除了给我提供了一些信息之外，没做什么别的事情，而且仅仅是在开始的时候提供过，后来我的印象是，他站在了另一边，尤其是当他最后令人惊奇地出现在克莉丝的屋子里之后。

　　不过我还是要先告诉您那天早晨发生的事，也就是当我第一次用一张陌生的π卡走进数据中心的事。

　　布莱因紧盯着我，一种审视的目光扫视了我的全身，就像在一架Ｘ光机前一样。我从没有发现过布莱因这么机警狡猾，他似乎是站在我们一边的，但他是另一边的一条忠实的走狗。难道他看见了我口袋里的第二张π卡吗？费迪南·菲尔贝尔，１９７１年生于斯特拉斯堡，π卡号０６０６１７０４７１００５６。我琢磨着布莱因对菲尔贝尔的仇恨，要是他知道，我们把经过计算的０６０６作为替罪羊，他会笑死的。

　　“你必须分辨数据中心里的对手。”克莉丝谆谆地告诫我，“不要相信任何人，不要在那架机器内部寻找志同道合者。一切我都可以从外部装备好。你好好想想，”她说，“这次可不是游戏，它决不能‘重新开始’。如果这一次‘结束’了，那就一切都‘结束’了。”

　　我们整整等待了十四天，直到我们把伪造的菲尔贝尔的π卡弄到手。整整十四天充满了对自己勇气的担心和不时的疑惑，只有克莉丝信心十足、坦然自若。

　　“你从哪儿弄来的卡？”我问过她，“谁能有办法在这样一个全世界都说防伪方面万无一失的地方，伪造这样一张卡呢？”

　　“你认识那个人。”她回答说，“最好不要问是谁。”

　　我低估了洛。我一直认为他只不过是一个疯疯癫癫的人，决不可能做那种事，可他却偏偏做了。

　　我心神不定，仿佛一顶黑乎乎的、比我的脑袋要大的大帽子压在我的头上，我却不能把它摘下来。我一步一步越来越深地陷入到我们计划的实施中去，而每一步都有一种恐惧和激素在轻轻地推动着我。

　　关键的时刻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大门前，第一次试着用菲尔贝尔的π卡。在蜂拥而入的人流中我将伪造的π卡刷过读卡器，走向旋转十字门，它开启了门闩。没有警铃，没有警报，也没有出现净卫。十字门轻易地开了。

　　“如果菲尔贝尔也来了，那怎么办？”我问克莉丝。

　　她说：“那门就不会开。”

　　“如果要我用他的嗓音来识别身份，那怎么办？”

　　“那就用你的嗓音。”

　　“如果他们没收那张卡，我又该怎么办？”

　　还有一些问题，连克莉丝也无法答复。

　　仍然是冒险，短暂的极度痛苦的恐惧。

　　我试探着想用菲尔贝尔的π卡进入我们的房间。

　　“请勿入内。”门上边有一个声音说，“请让您的资格接受审查。”

　　我把卡从读卡器中抽出来，离开了那扇门，等了一分钟，然后用我自己的卡走了进去。

　　房间里坐着我的同事们，一个屏幕上也没有游戏，所有的人都在做警报准备。

　　“你碰到菲尔贝尔了吗？”布莱因问我，“他肯定刚才就在这门口。”

　　我摇摇头，我一句话都说不出来。布莱因又用他那种Ｘ光机那样的目光扫视着我，似乎他已经知道了所有的秘密。

　　我坐在克莉丝的旁边，心中惊恐不已。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两个验证过身份的菲尔贝尔，在两个不同的时刻进入数据中心，计算机没有发出警报呢？”

　　“因为它是白痴。”克莉丝安慰我，“因为它只不过是个白痴计算机。我给它输入了程序，让它有两个验证过身份的费迪南·菲尔贝尔，这样，当这两个菲尔贝尔在两个不同时间出现时，它就不会把它当做特殊情况来对待了。计算机吞下了这个苦果。谢谢，我能解释，它这样对我说。对于计算机来说，要它接受某种不存在的东西并不困难。你明白了吗？”

　　在通往发电机的路上有一个紧急通道间，我必须从那里穿过去，只有这样，我才能到达两个发电机之间的空地上而不被人看见。我在虚拟现实的游戏中已经认识了这条路，可是当我一打开紧急通道的防火门，却发现每一级台阶上都布满了灰尘。这里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打扫，也没有人进来过。人们会认出我的脚印，辨认出我的身份。可是在虚拟现实中根本没有这该死的灰尘。我没有再往上跨一步，我像石头一样在第一级台阶前站着，然后转回了身。

　　“我没能进去。”那天晚上我对克莉丝说，“它会像留下我的指纹一样留下我的脚印。”

　　我们考虑了别的办法，穿上别人的鞋子，然后把它们销毁，或者在每只鞋底上钉上三个小软木塞，这样就只会留下不清晰的点。克莉丝最后用她的方法解决了，坐在她的沙发里在屏幕上解决了。她进入了数据中心清扫公司的工作日程，在本周的清扫任务中偷偷加上了清扫紧急通道这一项。

　　当我在这个星期再次打开那扇门时，一股刺鼻的清洁剂的柠檬味呛了我一下，楼梯的每个台阶都被仔细地打扫、清洗了。我小心翼翼地走了进去，拨开了门锁的弹簧闩，打开了紧急出口。本来数据中心的警报会立刻响起来。我站立了一会儿，实际上，只要一打开这扇门就会发出警报，那样，用不了一分钟净卫就会到达这儿，那我就要脸色苍白地靠着一堵墙站好，好像我身体很糟糕，要费力气才能呼吸到新鲜空气一样。可是净卫人员没有来，通过侵入建筑物安全保卫的控制系统，克莉丝决定把这扇门的警报关闭。很明显，她做到了。

　　我第一次在现实的游戏中进入了两台发电机之间的空地，这是两台真的发电机。

　　我和克莉丝约定过，首先仅仅是潜入进去，在我把喷射管道拆卸下来并把启动雷管拧下来之前，克莉丝必须蒙骗几个保安系统并影响柴油发电机启动马达的控制逻辑。我只几步就走过了紧急通道间，来到了修整过的草坪上。我看看四周，左边是发电机的小屋子，人们每隔几个星期就可以听到试机的隆隆声。在小屋子后边不远的地方，有一个正方形的混凝土块，上面有一个巨大的闪着银光的废气出口，斜斜地向上翘着。那就是离子发电机，也是一种燃气涡轮机。只有一扇很小的小门能进入这个四方形的水泥块，在这扇小门后面就是启动雷管，我必须把它拆下来。

　　四周静悄悄的，无声无息。周围的楼房没有一扇窗户是朝着这块草坪的，只有紧急通道间的照明灯排成一列，也只有从那个地方人们才能观察到我。不过那些紧急通道在平常是没有人进去的。平常情况也仍然是在冒险。我为我所做的这一切要蹲多少年监狱呢？

　　上楼去吧，坐在我的写字台后边，做我的工作，忘了克莉丝，忘了简斯，也忘了我自己吧，让所有的一切都模糊，都消失吧！

　　我跑了回去，又费力地关上了紧急出口的门，把插销又拨回到原来的位置上。

　　在楼上，布莱因问我到哪儿去了。

　　撒尿去了，我说。他看上去很得意，虽然他的警探般的眼神里流露出的是另外的意思。

　　晚上，我常常在克莉丝那儿。可这个晚上我回家了，刚进门，莉迪娅·布洛克就来了电话，仿佛她预感到我要回家似的。

　　“您还不知道我是谁吧？”她问。她还给我的屏幕上送来了一个不可抗拒的微笑，虽然是个很短暂的微笑，但自从她第一次来电话，这种微笑就已经储存在我的记忆之中了。

　　“当然知道，莉迪娅·布洛克，不过我倒是真的有点惊奇，您居然来电话了！”

　　“您上次电话里用‘你’称呼我，我觉得那样更好。”她说。

　　“你这样称呼我，我才这样称呼你！”

　　她点点头，“你答应过告诉我，你是从哪儿知道我的名字的。”

　　她这一问，才使我意识到，也许有人向她鸦问过我。也许克莉丝和我已经进入瞄准镜了，也许十几个全副武装的人就要破门而入，穿着防弹背心、戴着面具的警察就要把我从这儿拖出去。而莉迪娅·布洛克却在那里让我背对着门，脸朝屏幕坐好。我把椅子转过来，使我的眼角能瞟着门。

　　荒唐。我一连好几天都是这样度过的，这就是恐惧，对每一个人的偏执狂，布莱因、菲尔贝尔、每一个同事，现在是莉迪娅，以及大街上每一个稍稍多看了我一眼、似乎对我略有所思的人。

　　“你的名字本来是普普通通的。”我终于开口对莉迪娅说，“我是从一个寻找伴侣的程序中知道的，有一台计算机对我说，我们两个会很合得来。满意了吗？”

　　“还有呢？”她问。

　　“还有什么？”

　　“你不是说，我们两个很合得来吗？”

　　这是我第二次在我的屏幕上见到她，她神情倦怠，眼睛周围有黑圈，显得很疲劳。

　　“那我们就试试看吧。”我说，“到加勒比去一个星期，我们就都了解了，一就到夏威夷饭店去吃饭。这一次我付账，现在还不到十点呢。”

　　她又摇摇头。她显得疲惫，疲惫得仿佛就要断气似地说：“不行！这不行，图波尔。”

　　“为什么不行呢？”

　　她又无言地摇摇头。我从她的眼神中看出来，不能再继续问下去了。

　　“图波尔，”她最后小声地说，“给我讲点别的什么，行吗？我睡不着觉。”

　　“我应该给你讲什么？你到底想听什么？讲我这一整天怎么坐在终端机前？或者讲我刚才怎么发现了那部新的现场侦探电影？我今天一天过得确实跟你没什么两样，过这种日子谁都不会有什么特别的事儿。”

　　“什么都行，图波尔，讲什么都行，讲个童话也行。你会讲童话吗？”

　　我仔细地回想了一下，记得儿童时代我听过很多童话，因为ＣＤ播放器总是没完没了地在那里播讲童话，所以，每个孩子随时都能讲出几个来。可是现在这些童话都不知跑到哪儿去了，就像根本没有存在过一样。当母亲的也没有童话可讲了。不过要是母亲给我讲过童话，那我还是能回想起来的，可她连一个也没有给我讲过。

　　为什么女孩莉迪娅要听我讲童话呢？

　　为什么她不想来和我见见面，却要给我打电话，听我讲童话呢？

　　她到底怎么啦？

　　“有什么不顺当的事吗？”我问，“我可以到你那儿去吗？要谁帮助你吗？”

　　她好像想了一会儿，接着她却慢慢地摇摇头，看样子她的眼泪就要流出来了，可是她却强忍住了，她极力克制着，眼睛里还是干的。

　　“我这会儿跟谁也合不来，”她语调缓慢地说，“一切对我来说都太过分了，我知道这种事结果会怎么样。我经历得太多了，我有时候给你打打电话，难道这还不够吗？”

　　“这很好。”我说，“不过请注意，有一个叫野莴苣的童话。说不准有一位什么样的女士孤零零地被关在一座塔楼里。她为什么要这样？我一点儿也不知道。可能是有一位脾气坏的婆婆。没有楼梯可以上去，我不知道她是怎么上去的，可能是乘直升飞机。‘野莴苣，野莴苣，让你的头发垂下来。’那位王子这样喊着，因为野莴苣有这么长的头发，简直可以一直垂到地面上。那位王子是突然之间从什么地方冒出来的？天知道呢。接下来那大概就好啦。这种ＣＤ童话无论如何到后来总归是好的结局，他们结婚啦，生活很幸福啦，还生了很多宝贝孩子。”

　　我一说到孩子，她的眼里就滚出了一朵泪花，她飞快地把它抹掉了。

　　“那都是胡说八道的臭童话！”她说，马上又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那笑容转瞬即逝。

　　“臭童话！”我喜欢她这样说。有谁敢于这样冒一次险呢？特别是女人，而且她还是一个几乎有点陌生的人，居然就这样说出来了，而且还觉得快乐。孩子时代的勇气大多数都在成年怯懦的大混乱中丢失了。她当然是对的，这是一个臭童话，原来它也许并不臭，可是当我回想起来并把它说出来时，它真的是臭了。

　　“我母亲不光在听野莴苣的时候发脾气，在听别的童话的时候也这样突然发作。”我对她说，“这种话我经常听到，三次，四次，接二连三，我想，那是因为我多多少少神经有点不正常。”

　　“胡说，一点儿也没什么不正常，孩子们都这样，你为什么要跟别人不一样？我也是这样。”

　　“啊，是啊，”我说，我决不是故意要给她讲这个离奇古怪的故事，可我还是接着讲下去，“不过我真的是有点儿古怪，我们那时候住在菲斯滕菲尔特的城郊，小小的园子，很小的小池塘，我母亲那时候就是喜欢鼓捣这些东西。在园子的篱笆后面有一扇小门，可以直通到田野上。我可以跑过田野，走到一个村子里去。到村里的第一座房子也不过就是一公里远。在园子和村子之间的田野是我放风筝的地方，秋天的时候，我总是在那里把风筝放飞到天空。我妈妈只要在房间里朝外看着天空就行。只要她看见天上有一只风筝，就知道我在哪儿了。晚上我常常骑着自行车到一个农场去，叫做围栏牧场。牧场里有刚挤出来的鲜牛奶，刚下的鸡蛋。在我上学之前，我就一个人骑着那辆绿色的小自行车去那儿，带来鸡蛋和牛奶。

　　“有一次，就在我快到七岁的时候，我又去那儿。我只想骑着车子在那里转转。我刚刚有了一辆新自行车，一辆红颜色的、有变速器的车子，比从前那辆大多了。我骑在上面总有些摇摇晃晃。在路上的基督死难纪念碑的周围有这样一个坎子，上面有一些鹅卵石，旁边还斜着一条排水沟。我不知怎么地突然滑了一下，摔倒了，横着掉进了路边的沟里。因为我开始还想把那辆太大的自行车稳住，结果我的一条腿卡在了车座和脚踏板之间的车架里。我躺在沟里，两条腿拧着，我被自己的自行车别住了。我不停地折腾了一会儿，后来我才发现，靠自己是出不来了。要是你愿意，你可以喊叫，否则你就只能躺在那儿，什么也干不了，一直等到有人从这儿经过，发现你为止。这条路我是很熟悉的，最晚到四点半的时候，青年农民就会收工回来。我知道我死不了，所以我就倚靠在沟壁上等待着。水慢慢地渗进裤子，又洇进我的后背，不过那是夏天，我是不会冻着的。”

　　我为什么要给她讲这些？我突然问自己。她是想听一个童话，不是想听一个没有结尾的故事，这个故事只对我自己有意义，别的人是不会理解的。

　　“讲得不错，”她说，“后来呢？”

　　“你想听吗？我是说，没什么大不了的，不过就是有这么一件事儿。”

　　“很好，请继续讲吧。”她点点头说。

　　“那好吧。我躺在那里，慢慢地浑身都湿了。一刻钟，也许半个小时后，飞来一只山鸟。起先它落在那块石碑上，从上面好奇地瞅着我。你知道鸟儿怎么瞅人吗？它们不是正眼看着你，而是仅用一只眼睛，偏着脑袋，警觉地注视着你。然后，它又开始唧唧咕咕地嘀咕起来。山鸟不是那种今天我仅凭它们的叫声就能辨认出来的鸟，我决不会忘记它是怎么对我叫来着。我稍稍挪动一下身子，因为我的背上倚得很难受。它飞起来，飞了一个圈子，然后又落在原来的地方，继续叫着。我尽量一动不动地躺着，看着它那黄色的眼睛。突然它往下跳了下来，翅膀扑闪了几下，坐在我前面的自行车的车架上，那么急切地注视着我，却不再唱了。

　　“过了一会儿，我开始小声地同它说话。‘来，来，来。』我召唤着，它看着我，有些不安，却没有飞走。‘过来啊，我可爱的，别怕，放心过来吧。’它真的一厘米一厘米地郴我挪过来。它是这样好奇，这样胆颤心惊，同时又这样亲切。过了好长好长的时间，几乎是没有尽头的时间，它直接就站在了我的面前，伸手就能摸到，而且没有飞走。

　　“突然，我听见不远处有拖拉机的声音，我的山鸟也听见了它的声音。拖拉机是往别处开去了吧，我想，可它的声音还是越来越近。终于，我的山鸟飞了起来，拖拉机上的农民看见我躺在那儿。‘上帝保佑，你这个图波尔，你这是怎么搞的？’他说着就把我拧着的腿从车架里抽出来，解放了我。我的山鸟不见了。

　　“后来，我总是一次次地骑车到那里去，坐在那块石碑旁边，可是山鸟再也没有来。有一次，我甚至把我的自行车放进水沟里，把我的腿别进车架里去，因为我想，也许因为我那次是这样躺着它才飞来的，它一定是不知怎么发现了我孤立无援，所以才飞来的。可是它再也没来。”

　　我沉默了。我忽然觉得我不知为什么为这个故事感到羞愧，至少是为我讲了这样一个故事而羞愧。我已经有很多年没有想起这件事了。我看看屏幕，莉迪娅一直在那里，她默默地看着我，泪水不停地流过面颊。

　　“我自己也不知道为什么要给你讲这个故事。真对不起。”我说，“我是碰巧想起来了。”她疲倦地看了我好一会儿。

　　“图波尔，我想我的孩子死了。”她小声地说，“我的罗宾在医院里，没人知道他怎么样了，也许他死了。”

　　我还想再问什么，可我猛地看见她的手伸向了ＴＹ键。

　　“谢谢你。”

　　屏幕上说。

　　以后的几天她没来电话，她是一个没有母亲的病孩子，也是个有一个病孩子的母亲。
　　后来的三天我没有从克莉丝那里听到有关那件事进展的情况，在这个关键阶段没有联系，在这个系统里她已经费尽心机。这终究是在冒险，万一有人跟踪我们的行动，为我们设下陷阱，那是很危险的。

　　星期三晚上，她的消息出现在我的屏幕上：

　　“我衷心地邀请您星期四来吃小点心。

　　　　　　克·普”

　　那就是明天喽。从现在到明天，这中间还有一个晚上，当然我是不睡觉了。

　　我知道，这决不是什么吃小点心，也不是散步，而是潜入进去，拆下启动雷管，再潜出来。我绞尽脑汁预先考虑好最坏的情况，我这边的最坏的情况。他们会事先就逮住我，指控我阴谋破坏，或者未造成严重后果的阴谋破坏，那样可以得到宽大处理，蹲上几个月的监狱，像现在这样孤孤单单，形影相吊，也没有莉迪娅·布洛克的电话。

　　假如事情成功了，那是全世界的灾难，不过或许也是它的幸运。计算机的统治被推翻了，那将是极度的混乱，整个世界乱成一团。他们必须进行清理，必须进行澄清。在清理中有一些东西会发生变化，有一些将被废弃，另外一些东西将会出现，可是没有人知道那会是什么。

　　我就这样在自行拼凑一张特殊的后果分类表，其中有的是世界的福音，有的是对我自己这个肇事者的宽恕。荒唐，这个世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宽恕过任何一个把它推入混乱之中的人，这我心里很明白。可是我仍然是个肇事者。要牢牢抓住什么，不管是什么，要在这一夜把它考虑好。

　　“你今天上午好像脸色不好。”布莱因说。我又心惊胆战，那种感觉就好像他已经掌握了详情，能够把我从里到外看个透，好像他正在暗中监视我。

　　“我没事儿。”我说，“不过是有点睡得不太好。”

　　“谁还大惊小怪吗？”他说。这个回答也真是滑稽。

　　快到十点了。我开始行动，一切都考虑周密并决定下来。出击的时间快到了，去餐厅的路上一个人也没有，在这个时间见不到任何人的概率达到最大值。

　　菲尔贝尔的π卡为我打开了所有的门，就像我前几次演习中的情况一样。在紧急通道间里又弥漫着浓烈的清洁剂的味道，也就是说它仍然列在每周的清洁计划中。我慢慢地走下楼去。

　　没有把它从清扫计划中抹去，是克莉丝的粗心。说不定会有人感到奇怪，怎么会一周接一周地打扫这个根本不用的楼梯间呢？于是就会有人对这个计划进行检查，并且调查清扫指示是从哪里来的，找出问题的所在并穷根究底。我蹑手蹑脚，一层一层向楼下走去，边走边琢磨，我领悟到一个道理，就是连克莉丝也会犯错误。我的恐惧越来越大，然后我拨开了锁簧，打开门，走出去到了草坪上。我没有退路了。

　　“你不应该偷偷摸摸。”克莉丝说过，“万一有人从什么地方看见你，他一定会怀疑你在那里干了些什么。”所以我深深地吸了一口气，挺直了身子。

　　你是一个安装工，必须到柴油发电机那儿去瞅一眼，我一遍一遍地对自己说。也许我该去听听表演课。然后我跑过草坪，直奔那间小屋子。没有人喊：“站住！把手举起来！”也没有人喊：“喂，您在那儿干什么？”我用菲尔贝尔的π卡打开了小屋子的门，溜了进去，又回身把门关上，但留了一条缝。小屋里没有窗户，我必须打开灯才能动手，但是他们没有灯光中心控制室。

　　柴油机跟克莉丝游戏里的不一样。可能她弄到的是一张旧图纸，当她把整个这些都变成虚拟图像之后，数据中心后来又把发电机更换了，可是那只放扳手的工具箱还挂在墙上，在它原来的位置上。

　　我仔细研究了一会儿这台没有见过的发电机上的那些管道、电缆和输油管。我对这些东西并不懂得多少，可是不一会儿我就找到了那根输油管，它连接到喷射泵上，这一定是那根主输油管。我用扳手旋开了螺旋接头，把螺母拧出来一段，把管子拔出来几厘米，柴油滴到了地上。

　　我决定对克莉丝的计划做一点点偏离，我没有征求她的同意，我想让一切看起来都好像是自行发生的。螺母会因为振动松脱，不是吗？所以我又拿了一块布，把管道和扳手上可能留下的指纹都擦了去，又把扳手照原样放回工具箱，然后擦拭了工具箱。这花了一点儿时间。

　　突然有什么东西“突突”地响起来，我辨不清这声音是从哪儿来的，我一时间心慌意乱，有什么东西出了岔子，是我身边的柴油发电机即将启动吗？可是接着我听出来了，声音是从外面传来的。我关上灯，从门缝里向外张望，一台鲜红色的割草机正突突地响着，一个园丁坐在上面，正在修整楼房之间的草坪。他先从草坪的外圈开始，一圈一圈地向我的小屋子逼近。两次，三次，他从紧急通道间的门口经过。假如他发现门开着一点缝，假如他推门进来，那我就要绕过所有的大楼再回到这儿来。我思索着一要祈祷。这时他已经离我近在咫尺了。我悄悄地把门推严实，因为我事先已经确定，门是可以从里边打开的。割草机的突突声围绕着我的藏身之处旋转着，五分钟，十分钟，足足有十五分钟。人们会发现我不在楼上的办公室里，而是坐在这里束手就擒。

　　他终于修整完了草坪，突突声远去了。我从柴油发电机的小屋里向外窥视，空气很清爽，只是地上铺满了割下来的草屑。他们还会回来，把草屑筢掉。我必须抓紧时间。我三步并作两步蹿到离子发电机的屋子旁边，我的π卡在这里也通过了。我找到了启动雷管，把它旋了下来，放到旁边的地上。说不定启动雷管也会自己掉到地上，不过谁知道呢。然后我跑过那块刚刚修整过的草坪，回到我自己的门边。我想办法把我鞋上的草屑弄掉，然后直奔上楼。

　　“你的脸色怎么又红啦？”布莱因问，然后他看看我的鞋，鞋上粘着一片小草屑。

　　“没有，”我撒谎说，“我并不太好，我得呼吸点儿新鲜空气。”

　　“那么，现在好点了？”他问。

　　我点点头。我心里腾起一种欣快感，我把事情办成了。

　　“气色又不错了。”布莱因说，拍拍我的肩膀，咧开嘴笑了，我也还给他一个咧嘴笑。

　　可是我想，如果他懂得了所有这一切，他又会怎样？如果他懂得了这一切，并且发现这样做很好，又会怎么样呢？说到底，我这样做也是为了他，不仅仅是为我个人，是为了克莉丝，渭莱因，为莉迪娅，为每一个坐在这儿的人，在这儿工作的人，为沃维森的每一个人，为所有被ＭＵＳＩＣ控制和操纵的人。在这个时刻，我是一个拯救了世界的英雄。当我做成了这件事，在等待结局的时刻，没有一个人比我更清楚这一点。其余的都是克莉丝的任务了，克莉丝和她的计算机会把其余的东西给予ＭＵＳＩＣ。

　　我在快到五点的时候离开了数据中心，回到家里，抹掉了个人通讯机上多余的广告以及我母亲的指示。不过我自己却还要发送出一个通知。

　　“谢谢您的热情邀请，今天上午我很忙，不过晚上可以见面。

　　　　　图·博”

　　这是我写给克莉丝的，我也许可以写成：“可惜我们必须推迟我们的约会。”那也许就什么也不会发生了。

　　然后我坐在我的窗前，等待着世界的末日。大约八点钟的时候我听见了隔壁的门响，接着，那低沉的音乐的撞击声又传了进来。我把一杯波尔图葡萄酒放在窗台上，继续向外看着。克莉丝说过，将会有好些灯熄灭，这个景观我可不想错过。

　　太阳缓缓地从机场的天空，从外边西城区的那些房顶上沉落下去。在北方，在森林的后面，我还能辨认出数据中心的几栋最高的高楼。夕阳的余晖在那些高楼的玻璃上折射出来。

　　快到九点半的时候，我的个人通讯机上收到一条消息：

　　“罗宾今夜手术，他又有希望了！

　　　　　莉迪娅·布洛克”

　　两分钟以后，下面街道上的灯突然全部熄灭了，在穹顶下面的购物中心也倏然陷入了幽深恐怖的黑暗之中，像一只睡着了的乌龟趴在那儿。我把脸贴在窗户上，想看看数据中心的灯光是不是也熄灭了，就在这一瞬间我房间里的电也断了，死一般的沉寂降临了。

　　个人通讯机的定时通报指示器熄灭了，冷暖空调持续不断的轻轻的嗡嗡声也消失了，房间里寂静得没有一丝声息，连隔壁低沉的冲击声也停止了。在外面，只有零星的汽车车灯的光柱在街道上游来荡去。在远方，在森林的背后，突然出现了一片红色的亮光，一种不规则的亮光，忽明忽暗。我坐立不安起来，竭力想克制住自己的惊恐和慌乱。

　　接着，我听到外面有人说话，房间里很黑，我只能触摸着向前移动。我摸索到厨房的一个橱子边上，我知道那里面有一个打火机，我用它照着路走回到我的壁橱那儿，找一个插着蜡烛的烛台。这可是一件可憎可恶的东西，是妈妈给的礼物。烛光使我稍微镇静了一点儿，我让自己倒在一张沙发上，看着这原始的烛光的火焰怎样一点点往下舔着，黯淡的蜡油怎样闪着光慢慢融化，烛火的光怎样跳动着渐渐顺着灯芯往下延伸。最后，黯淡的、静静的、黄色的光照亮了我的小小的公寓房间。

　　外面的声音越来越响了，一定是人们都到走廊上来了。我又坐到窗前，还是一片黑暗，只是森林后面的红光更加明亮了，看上去那里好像浓烟滚滚，什么东西烧着了。这时，轻轻的敲门声把我吓了一跳。

　　“谁呀？”我喊了一声，可是我辨别不清声音，也听不懂别人的话，只感到有一种乱哄哄的、惊惶失措的亢奋的情绪。我开了门。

　　“您在门上别上点东西，这样门就不会关上了。”有人在黑暗中对我喊，“她已经把自己关在门外了。您有一点光吗？噢，他有一支蜡烛。”他又朝着远处不知什么地方喊，“喂，这儿，他有一支蜡烛……”

　　人们都突然一下子从我面前涌进了我的房间，我以前从没见过他们中的任何一个人，我的墙上一下子映出了一个个巨大的、惊慌的人影。人们互相说着什么，跟我说着什么，不知所措地乱糟糟地说着。在这座楼里，一个电梯卡住了。

　　我所知道的就是这么多，还有什么地方着火了，不，不，不是在这座房子里的什么地方，而是在外面的什么地方。

　　“数据中心着火了，”有人说，“森林后面的数据中心。”

　　“也许应该把蜡烛熄灭，以防火灾。”

　　终于有人平静地跟我说话，一个男人，在烛光下我不能清晰地看见他的脸，他大概年纪和我差不多，穿着一件晨衣。

　　“我能不能用您的蜡烛给我的房间照一下亮？我有一只应急灯不知道放在什么地方，可是在黑暗中找不着。”

　　“喂，你可以用这儿的灯。”一个声音尖叫着。那个男人转过身对大家说：“请你们大家最好都安静地坐在屋里，我跟这位先生一起到我的房间去，我们去拿一个应急灯，几分钟就行。”

　　所有的人都忽然听从了他的话，一个个坐在我的沙发上，坐在地板上，坐在我的饭桌边的椅子上，就像开会一样。我的房间里还从没这么有生气过呢。

　　“您过来，”他对我说，“不过您得把您的门上别上点东西。门锁对π卡已经没有反应了，您的邻居已经把她自己反锁在外面了。”

　　我听到我的卧室的一角隐隐地有一种恐惧的抽鼻子的声音，原来是一个人正趴在窗台板上，向外凝视着那火光，火光这时已经映红了森林后面的整个天空。

　　“我们走。”那个男人对我说。这个人的体内透出一种少有的冷静，我很高兴能同这个人一块儿走。我把蜡烛从架子上拿下来，摸摸口袋，打火机还在里面。我房间里的人中有几个站了起来，跟着我们走进了黑洞洞的走廊。从走廊的窗子里望出去，可以看见这个城市的另一边。在远处，在原来市中心的灯光照亮的地方，也可以看见火光。

　　“火会越来越大的。”有人说，“一定是在市中心的哪个地方。”

　　我跟着那个男人走，他走在前边，一边用手挡着蜡烛的火苗，不让风把它吹灭。别的人都站在走廊上，用惶恐的眼睛看着我们，他们的门都开着。“把你们的门用东西别住！”他总是用这样的话告诫那些刚从房间里出来的人。

　　一会儿，我站在了一个陌生的厨房里，我想办法用我的烛光把那个乱糟糟的厨房柜子照亮。

　　“乱得一塌糊涂。”他抱歉地说，“不过我实在用不着收拾。我用不着的东西全在这个柜子里。啊，它在这儿！”

　　咔嗒一声，一道明亮的黄色的光柱射过了整个房间。

　　“您来吧，”他说，“大家都会高兴的！您现在可以把您的蜡烛吹灭了。”

　　走廊上欢呼起来。经过简短的讨论，这盏灯被放在走廊的一头，它在走廊上投下长长的影子，一直到电梯的门那儿。人们惊慌的情绪慢慢平息下来，邻居们三个一群、五个一伙地站着，往下呆呆地看着这座城市。现在在这座城市里，已经有更多的地方升起了火光。

　　人们在讨论，离开这座楼会不会更安全些。有人找到了一个紧急安全出口，还说在别的楼层的走廊里，有的地方比这儿混乱得多。总有人打着手电来打听情况，报告最新的消息。有四个人被困在电梯里。即使有移动电话也打不出去，整个无线电通讯网也被摧毁了。

　　“也许我们应该离开这座房子。”有人说。

　　“这该死的火是怎么烧起来的？”

　　“粗心大意呗。”有人说，“混蛋，煤气炉的电子报警器失灵了，然后火就着起来了！”

　　“那应该切断煤气呀！”

　　“谁知道呢。”

　　又来了一个拿手电的人。“楼下有人有一台带电池的收音机。”他大声说，“他们宣布，在沃维森周围的大范围内，所有的一切都中断了，所有的一切。没有电，没有煤气，也没有水——什么都没了。其它的城市也受到影响。全欧洲的电话和电视网据说都中断了。在柏林，红绿灯都失灵了，交通一片混乱。”

　　“可是这儿还有水！”

　　“是啊，可是水压在下降，最好不要冲厕所！”

　　他似乎还是幸运的，总算能做点什么事儿。一个小伙子碰巧听到了他的警告， 便顺着走廊跑了起来，边跑边喊：“不要冲厕所，把水省下来，水要停了！”

　　“只要我们还有水，我们就多少放心点儿。”有一个声音说，“说不定要持续好几天呢。”

　　我和那个穿晨衣的人跟一群小伙子站在一起，人们都聚集在他的周围。

　　“现在我们能做的，就是回到床上去躺下，等到明天。”他在圈子中间说，“到了白天情况就不会这么糟了。”

　　“我早就知道，说不定什么时候这一切就要崩溃。”有人说，“它不会有好结果，太多的计算机，太多的电子，太多了，多得人们都呕明白了。现在好啦，您看看吧。”他指着应急灯说，“这是可以理解的实用技术，一开开关它就亮了，这很灵。自给自足，随手可用，其它的一切都是魔鬼。这灯能用多长时间呢？”

　　“几个小时。”那个男人说，“大概可以用到明天黎明吧。我现在回去睡了，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的门开着，我把灯留在那儿，这样大家都会有一点儿光亮。”

　　“谢谢。”圈子里有一个人说，其余的人都惊讶地看着他。

　　“一要有人看着这盏灯？我是说，别的楼层会不会……”有人问。

　　“也许我们该把自己武装起来。”另外一个人说。听他的口气，他说的是真心话。

　　我慢慢地向我的房门走去，我再也不能听别人对这场大灾难的唠叨了，我只想自己一个人待着。渐渐地，走廊上的人也各自回他们的房间去了，走廊里变得空荡荡的。可是各个房间的门都开着，有的用椅子，有的用废纸篓顶着，也有用坐垫或是单只鞋挡着的。我的手还一直拿着那支蜡烛，我又把它点着，好让房间里也有一点点光亮。

　　原来坐在我房间里的人也都走了，只有坐在窗边的一位女士还趴在窗台上。

　　“您住在这儿，是吗？”她问。

　　“是啊。”我说着，把蜡烛立在桌子上，“您就隔一个门，对吗？”

　　她点点头，“我把自己关在外面了，我吓得慌了神，门就在我身后关上了，我真害怕。”

　　“没关系，您可以留在这儿，等电来了再说。”我安慰她。

　　这是一个身材瘦小、单薄的人，看上去很脆弱，像个小布娃娃。像布娃娃那样的头上留着剪得很短的黑发，大大的眼睛很黑，露出受了惊吓的眼神。两只手的手指不停地互相搓着，在指缝和指骨节上不停地抓呀，擦呀，指甲都快抠进肉里去了。

　　我坐下来，脸朝着她，就像下棋一样，下“伙计你别生气”棋或是强手棋。好长时间没下棋了，最后一次是和诺拉下的。蜡烛就立在我们两个之间。

　　“您用不着害怕。”我又说，“不过是停电事故，很快就过去了。”

　　“说起来轻松。”她轻声说。

　　寂静蔓延开来，房间里，个人通讯机的黑洞洞的屏幕瞪着空空的、无神的眼睛，了不起的戈尔斯也闭上了嘴巴，屏幕上也没有了母亲喋喋不休的唠叨。屏幕的一角也没有了鲜花商人“重要消息，请速收看”的提示，或是沃维森西１区的菲亚特公司代表的同类提示。寂静布满了整个房间，延伸到各个角落，它就像甜粥童话里的粥那样正在变得越来越多，铺得越来越大。要是我能对她说什么，那我要说，我在想着莉迪娅，盼着她给我说点儿什么，说什么都可以。

　　“您就是那个听音乐的吗？”我终于说了话。

　　她慢慢地转过头，不明白我的意思。

　　“您的音乐，您总是在放音乐。我在这儿听到您的低音嘭嘭地响，我就知道您什么时候在家。”

　　“上帝保佑，实在对不起。”她慢慢地说，“我并没有想打扰您，您为什么从来不抱怨呢？您只要过来说一下就行了。”

　　“不，不，”我说，“已经习惯了，我并没有不愉快，而是相反，那就像一个生命的记号，您懂吗？它让我知道，在这个小屋子之外还有别的人。”

　　“您一个人待着的时候，害怕吗？”她问。

　　我耸耸肩，“害怕？我不知道。也许那就是害怕，我必须承认，那并不给我什么快乐。”

　　“我总是害怕，”她小声说，“它伤害着我的身体。”

　　“您叫什么？”

　　“诺拉，诺拉·洛贝娜。”

　　“什么？您真的叫诺拉？我还以为，这是一个很少有的名字。”

　　她摇摇头，“那是爱尔兰人的名字，我的祖父是爱尔兰人，这个名字叫起来像是个幸运儿、圣诞儿，或是这一类的，这名字并不稀罕。”

　　“噢，是啊。”我说，“我也认识一个叫诺拉的，离现在已经有一段时间了，她也叫诺拉，也是爱尔兰人，是个幸运儿，是您说的，对吗？”

　　“反正是这样。我总觉得它是玩世不恭的意思，我可不是幸运儿，无论怎样也不是。”

　　我站起来，灌下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她不想喝酒，绝对不想喝酒，她更希望喝一杯咖啡。哎呀，现在可没有电呀，可是我有雀巢咖啡，她感动了，因为她是真的想喝，反正不能睡觉，一杯用水管里放出来的不冷不热的温水冲的咖啡也不错。

　　当我又回到沙发上坐下时，她的眼睛已经闭上了。我在她的腿上盖了一条毯子，她的腿已经开始变冷了，然后我坐到另一张沙发上，注视着她。

　　六个月来只有音乐的撞击声透过墙来，那是她恐惧的心的搏动，那是为一个瘦小、胆怯的女人有节奏地摇动着的摇篮。她有一张布娃娃的脸和火柴杆一样的黑头发。诺拉，这是我生活中的第二个诺拉，关在一个二十七点五平方米的单身牢房里，可以远眺森林、草地和人工天鹅湖。

　　三点刚过，还是没有电，从我的房间到走廊的门仍然开着，自来水只能流出一根细细的水柱。个人通讯机的屏幕还是一片漆黑。

　　在走廊的外面，我可以想像地平线上已是晨曦微露，早晨就要到来了。天要亮了，要有光亮了，光亮就是开始。

　　我被身边窸窸率窣的声音惊醒了，我发现自己在沙发上，面对着这位女士，她把杯子放到桌子上时弄出的声音太响了。

　　“天要亮了！”她说。

　　诺拉。停电。我把数据中心炸毁了，我把沃维森弄瘫痪了。这座房子倒是没有着火，这个女人叫诺拉，她很害怕。在外面，天快要亮了。

　　“到现在还没有电。”她说，“我可以留在这儿吗？”

　　我点点头。在过了这样的夜晚之后我不想谈论早晨。

　　她又从她的杯子里喝了一口咖啡，雀巢咖啡，它过了夜已经凉了，走味了。我觉得喉咙里堵得慌，就站了起来，指指她的杯子。

　　“我去换点儿新的吧？”我说。

　　她摇摇头，“还没有电呢。”

　　我点点头，拿了她的杯子。

　　“还是没有来电。”她第三次这样说，“您煮不了咖啡，您不明白吗？”

　　我又坐下了，她是对的，当然啦，没有电。

　　“牛奶？”我问。她点点头。

　　冰箱里黑乎乎的，很暖和，牛奶变酸和桃子腐烂的异味从里面不断地涌出来，然后向下扑去，在我光着的脚上留下一种湿乎乎的腐烂的感觉。

　　“您做什么工作？”我问。因为我想到，从表上的时间，新的一天即将开始，我又想到了我在数据中心的工作，想到了我的来访者诺拉，最后，她做什么工作的问题就跳了出来，我并不真的感兴趣。

　　她没有听见我的话，大概我是在冰箱里问的。

　　“不要在冰箱里问话！”这是母亲说的。

　　每当我找啤酒或是奶酪找不着的时候，母亲就会说：“不要在冰箱里提问题，否则我听不清你说什么。”她在慕尼黑有电吗？我把多少地方弄瘫痪了？她也许正坐在沙发上为自己担心，可她的儿子现在正处在混乱之中，到处是火光冲天。我可以想像昨天夜里的新闻图片。它会不会造成伤害？或者死亡？我是不是杀了人？

　　“您做什么工作——诺拉？”这个名字在我的舌头上就像一个胆小鬼，它应该跳出来，我必须用力，用全部力量才能把它挤出来，可它还是这样抵抗着。诺拉这个名字，对着一张陌生的脸。

　　“我靠救济生活。”她惶恐地说，“我失业了。”

　　“您整天都在这儿吗？”

　　她点点头，“大部分时间，是的。我原来是售货员，可是我受不了那份工作，您知道，整天人们围在我身边，空气都往下沉。我原来在市中心，在繁华地段，您认识那地方吗？那里没有窗子，没有阳光，没有空气。我受到太多的损害，总是生病。后来我出来了，现在什么也没有了，没有人再给我一份工作。肯定在什么地方储存着信息，说我有太多的病。”

　　再也不会了，我静静地想。它过去储存了邻居诺拉，可是它现在已经都被抹去了。我，图波尔·博特，我亲自想办法把它抹掉了。我们全都穿着洁白无暇的衬衣，再也没有人认识你的邻居诺拉，把你的π卡扔掉，因为你再也不叫什么１２３４５６７ＸＹＺ了，你又叫诺拉了，并且将开始新的生活。

　　“他们有时给我那种坐在屏幕前的工作，可我不能长时间看着屏幕，那样会让我变瞎的。我说，我干不了那活儿，可他们说，这是拒绝工作，给我的报酬更少了。您能在屏幕前呆呆地看上一整天吗？”

　　“没问题。”我说。

　　她耸耸肩。

　　这不是恰当的做法，我不能在早晨作这种诊疗交谈。这个女人需要的是同情，图波尔。她那样做不是要惹你生气，她说得这么多，是要把心里的东西倒出来，你难道不懂吗？不，我懂，不过我有别的问题，我刚刚把世界都炸毁了，可我还不知道爆炸声有多大呢。

　　“您还没有结婚吧？还是已经结了婚？”她问，可立刻又自己作了回答，“不，没结婚，当然没结婚，在这些房子里住的人都是不结婚的。我有一次听人家说，他们要把所有的单身都弄到一块儿，这样我们可以更快地认识。真是胡说八道，不是吗？自从您住到这儿来，您认识哪个人了吗？您在这儿住很久了吧？我在这儿已经住了快两年了，可在我看来已经有千百年了。有时候我给汉堡打打电话，给一个女友打。她认为这是我的单身牢房，开头我总是笑，可是慢慢地我懂了。您去过汉堡吗？我是从那儿来的。我在那儿结了婚，说实话吧，时间不长，就三年，他现在还一直住在那儿，我们有时候也打个电话，我们……”

　　“我在这个城市的另一边有一个女友。”我说。

　　她停止了她的叙述。

　　“这多好。”

　　我突然浑身发冷，“她有一个孩子，那孩子在监护站，他需要动手术。”

　　“他得了什么病？很严重吗？”

　　“他刚要做手术，可是停电了。”

　　她惊愕地紧紧盯着我。她明白了我几秒钟之前刚刚意识到的事情。

　　“那儿肯定有应急供电，是吗？”

　　“是的，”我说，“我想过了，我希望他们有。”

　　我喝了一杯波尔图葡萄酒，它一整夜都放在桌子上。我已经不能挽回任何东西了，我的罪过意识深深地钻进了我的心里，像肾上腺素穿过我的全身和四肢，使我坐立不安，要让我猛地弹起来，奔跑回去，让一切不曾发生，使那一切愚蠢的举动、可怕的愚蠢的举动统统不曾发生。

　　诺拉，我的女邻居，这个思路开阔、健谈难缠的人又开始滔滔不绝地说起来。她从她的前夫讲到汉堡，讲到易北河的气候，讲到她可以眺望到内城的房子，突然她又停住了。

　　“您听！”她说。

　　我屏住气，听到一种轻轻的咝咝声，然后是嗡嗡的声音，忽然，从半开着的冰箱门里漏出了灯光。

　　“电又来啦！”她喊着。

　　就在这时，我房间里的扬声器开始咔咔地响，不是那种我听惯了的低沉的声音，而是一种很少听见的、叫人头皮发麻的吱吱啦啦的计算机的声音。就像邻居诺拉唠叨了整整半夜，扬声器也突然大段地演讲起来：“注意！紧急情况！请您留在自己的房间里，等待进一步的指示！早上好，博特夫人！检查进入资格，密码不符！现在是十七点五十二分，您好，博特先生！请您自己指示可能的出口路线，关上所有的门窗！”

　　诺拉惊慌得不知所措，她想把门关上。

　　“等一下！”我喊住她，“计算机发了昏，它在胡说八道！”

　　“可它不是说紧急情况吗？”

　　“它连正确的时间都不知道，现在不是十七点，它已经掉了半个脑袋，它还想用另外半个脑袋说话，您忘了吗？”

　　计算机的重新通报现在变得有点正规了：“你们好，博特夫人，博特先生，现在是十七点五十三分，请检查你们的进入资格，你们的密码不相符。”偶尔也发生中断，“请您不要使用电梯，请使用应急出口楼梯。”

　　走廊上又开始活跃起来，人们一忽儿兴高采烈，一忽儿又愁眉苦脸，在走廊上从这一边走到那一边。有两个人出现在我们的门口，他们脸色苍白，可是都咧嘴笑着，我以前从没见过这两个人。

　　“我们一整夜都被困在电梯里，整整一夜，您想想吧！”说完他们又朝前走了，他们的身后跟着一群喜笑颜开的人。

　　我终于想起来要打开我的个人通讯机。

　　屏幕上叫人奇怪地显示出没有颜色、没有修饰的黑白字。

　　“通讯通道受到干扰，只能使用直接ＢＣＮ服务。转换＜Ｊ／Ｎ＞。”

　　我一点儿也不知道ＢＣＮ服务是什么东西，可我还是在键盘上按下了Ｊ键，屏幕显示延续了几分钟，在这几分钟里，屏幕上不停地闪烁着干扰信号，接着，它显示了ＡＲＤ的沃维森地区新闻频道，可那是一个空无一人的演播室。从那些开着个人通讯机的房间里，欢呼声透过门传了出来。这时，终于有一个男人来到了新闻播音员的桌子后面，坐了下来。

　　“都准备好了吗？”他问，然后把自己的领带结弄弄端正。

　　“我们准备演播了吗？”他朝空荡荡的演播室里问了一声，把姿势坐正。在他的脸上露出了一种冷漠的微笑，这种微笑一直挂在他的嘴角。

　　“女士们先生们，晚上好！”他从一张纸上读着，“沃维森和周围地区以及欧洲的大部分地区经历了有史以来前所未闻的最大的数据和能源事故，有五个多小时没有能源、水和数据供应，因此，与外界的联系中断了。欧洲大部分主要的数据传输渠道都发生了事故，其中包括交通系统的警报和数据通道，因此，在许多大城市和工业中心发生了无法防范的灾害。至少有五十人在交通阻塞引起的事故中丧生，另外还有十二人在沃维森数据中心的大火中死去。据推测，整个数据网的灾难性的崩溃是这次事故的主要原因。救援组织的负责人宣称，死亡和受伤人数还会上升。大家暂时先留在家里，尽量少用水、电和煤气。请不要使用电梯，也不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因为目前还要统计其它的间接事故。有关沃维森的这次灾难的进一步报道大家可以在下面的特别节目里收看。”

　　我让个人通讯机开着，我的心跳得怦怦响。我想，诺拉肯定也察觉到了我的紧张，她坐在我身边，恐惧地紧紧盯着那些死人和遭到破坏的支离破碎的镜头。
　　深夜里腾起的大火，人们在被火包围的高层楼房里嘶叫，还有人用巨大的梯子进行的救援行动，都被现场拍摄下来。我的邻居震惊得泪水涟涟，张大了嘴巴。
　　沃维森一家医院的病人的疏散以及它造成的连续交通阻塞，只被一个画外音平淡无奇地描述了一下。
　　接下来是数据中心，在它的后部接二连三地发生爆炸，接着出现了一幅有机玻璃通道的图像，一台压火机正穿过这条通道碾压着，有机玻璃在熔化，浓烟滚滚。一个背上着了火的消防队员正从一栋大楼里跑出来，还有很多人被人们从楼里背出来。
　　我仔细地盯着，一张熟悉的脸也没看到。虽然不认识他们，也没跟他们在一起共过事，可他们都是我的同事。

　　“很糟糕，是吗？”诺拉问我。她的目光没有离开屏幕，她站了起来，把她的空杯子和我的酒杯拿到了厨房里的架子上。

　　我的门控器已经沉寂了一段时间了，现在它又以低沉的声音说话了：“早晨好，图波尔，现在是六点十九分。”

　　我看看表，时间是对的。

　　“它又说话了，”我对诺拉说，“慢慢地一切又恢复正常了。”

　　她忐忑不安地看着我，“您是说，我该走了吗？您是说，我的门又能开了吗？”

　　我点点头，“大概是的，您试试吧。”

　　她走过去，走到她关着的门前，我跟着她走在后面。

　　“请开门！”她对门上的扬声器说。

　　“无卡开门吗？”扬声器反问说。

　　“是的。”邻居诺拉回答。她郴我点点头，显然她了解无卡开门的特殊程序。

　　“请通报姓名。”计算机说。

　　“诺拉·洛贝娜。”诺拉回答。

　　“您的密码？”

　　“汉堡！”

　　“密码和嗓音识别正确，无卡开门已记下。早晨好，诺拉。”她的计算机也是用一种低沉的声音说话，只是比我的稍稍温柔一点儿。

　　门咔嗒一声开了，她迈开腿走了进去，然后又郴我转过身来。

　　“谢谢您的一切，图波尔。”她说，“我还可以问您一个问题吗？”

　　“当然，尽管问吧。”

　　“要是不停电的时候，我也可以过来吗？”

　　她哈哈地笑了，我也笑了，点点头。也许她很少讲这么多的话，我想。

　　“您可以经常来，”我小声说，“您本来可以经常过来的，什么时候都可以，我一直在这儿。”

　　她笑了，门关上了。我也回到屋里，关上了门，没有必要再和走廊，和外面，和别人保持接触了。

　　“六点二十二分，早晨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的低音说。仍然有什么东西处在混乱之中，似乎我是刚刚回到家里，或者正要出门。

　　我坐在了个人通讯机前，其它的电视频道也恢复了，我可以转换频道，看看我们的世界新闻中我一手制造的灾难。

　　还是那些图像，死亡和受伤的人数没什么变化。
　　突然出现了什么新的消息，说整个事件是一个恐怖主义的组织造成的，接着抓了一个被烧毁的终端机大厅的镜头，据说这是一枚炸弹的爆炸引燃的，接下来是追捕嫌疑犯的镜头。

　　四个男人押着一个肇事者，那个人的头上蒙着头巾，无法辨认，他们正从数据中心的边门走出来。
　　我把这组镜头储存起来，然后一遍又一遍地反复放着看，只有万分之一秒的时间可以看见这个人的脸的一部分。我在屏幕上把图像一幅一幅地放出来，我总算认出他来了，他是菲尔贝尔。我不知道我到底是应该哭还是应该笑。

　　我陷入了沉思。我在想，他们抓错了人，到底是好还是坏。正当他们在我的处里搜索的时候，我的个人通讯机里收到了一条信息：

　　“游戏结束。ＭＵＳＩＣ版本５．１２已经出现。我在家门口等你，从现在起！”

　　我们没有谈到如果引起了怀疑我们该怎么办，我们也没有谈到过，我们这样做会引起怀疑。“游戏结束”这四个字只有一个解释，那就是，事情结束了。我知道要做什么。

　　我在我的公文包里放进了最必需的东西，让它看上去我好像还是像往常一样去上班。然后我离开了屋子。

　　“现在是六点四十七分，天气很好，图波尔！”我的计算机在背后对我说。这是我最后一次听见它阴沉的低音了。

　　忏悔吗？我不知道，弗朗索斯。忏悔是一个太基督教化的词，对吗？当我知道我可能杀死了莉迪娅的孩子时，我当然忏悔了。而当我知道，我并没有造成什么，所有的一切又重新自行恢复了，那么，所有的一切都是没有什么意义的了。

　　诺拉后来有一次对我和克莉丝说过，我们当然使世界发生了变化，世界变得更加猜疑，更加凶恶，更加桀骜不驯。这是我们所实现的。为了防范像我们这样的人，计算机也变得更加强大了。它现在要更加透彻地了解每一个人，要把我们每个人都牢牢地控制住。它现在已经不满足于仅仅在沃维森，它已经遍布各地。诺拉说过，我们使全部的发展加速了，强化了，而不是别的什么。所以我才要忏悔，您理解吗？

　　如果我那时候表现出理智，大概是有用的，对吗？不过我要真诚地告诉您，弗朗索斯，如果我们真的实现了我们原先设想的目标，也就是剥夺像癌症一样在所有的生命中膨胀的计算机的强权，那么我今天仍然要忏悔。可是我们的设想是错误的，人们不能治愈这一癌症，它已经扩散到所有的肌体，人们已经不能用手术了，而只能用放射疗法，用那种巨大的放射性大炮。可是那样的话，其它的一切大概也会死去。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

第八天

　　数据中心的早晨这么早的时候还是空无一人。我的鞋在露水浓重的草地上粘湿了，为了不乘坐那不可靠的电子包车，我步行了一个多小时。一些橱窗玻璃被打碎了，仿佛它们在夜间遭到过抢劫一样。在克莉丝度过了几乎一生的那座小楼前，停着五六辆警车。在临时隔离区的周围聚集着一小群爱看热闹的人，他们正试图用十足的胡思乱想来补偿证据局的不足。克莉丝不见了踪影，可她原先是要在她的屋子门口等我的。我悄悄地走近那里，想探听一下她是不是已经被捕了，至少她在不在她的房间里，因为各式各样的警察正进进出出，看样子正在寻找她的有关线索。

　　突然，布莱因从屋里走了出来，手上拿着一摞数据磁带并把它们放进了一辆警车里，然后转身走开了。这样他就看不到我了。我走得远远的，在街对面商店门口的连拱廊下面站住，等在那里。我不知道下一步应该怎么办，绝望慢慢地渗透到裹在大衣里的我的心里。忽然有人在我的肩上轻轻拍了一下，我惊吓得转过身来。

　　“我想，我们在这儿看不到什么新鲜事儿了，我们还是走吧。”她说。她穿了一件破旧的雨衣，把她梳向后脑勺的头发藏进一个羊毛的便帽里，一副宽大的老花眼镜使她让人根本认不出来。她把身子蜷在我的身边，推着我走。她也拿着一个公文包，不过比我的更大，更重。也许人们凭这一点就能辨认出我们来，只不过是没有一个人会想到，整个这个大灾难的制造者会站在街对面。

　　我们走出一段路，她开始说话了，最新的，连克莉丝也从来没听说过的ＭＵＳＩＣ版本５．１２已经开始运行了，它已经在另外一个数据中心启动了一个双套的保密的支持系统，并且由此掌握了对保留的备份数据的控制，而它的原始数据已经被我们在数据中心的潜入潜出活动摧毁了。克莉丝可以把整个故事在有应急供电的计算机上临时复现出来。

　　“等他们重新掌握了大约百分之二十的控制权，他们就会着手开始分析原因。今天早晨四点的时候，你知道，那时候谁也没有电和数据，外部的强力作用已经造成了损害，在他们重新接通主管道之前就已经测定出，在过去的这个星期里，有两个菲尔贝尔并行进出过数据中心。有意思的是，他们用了一种我过去没有听说过的程序，这肯定是你们的那个处里提供的，它只是用于防止犯罪活动的。”

　　“真带劲儿，”我说，“他们愚蠢地把一切都用来对付我们了。”

　　她笑了，“啊，是啊，自从我的名字第一次出现以来，已经过去好长好长的时间了。我早已经把提包放在身边，一有情况，我就要关上开关，转身就走。你的名字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不过我不能在你的那个地方等你了。”

　　“那我们他妈的再干什么呢？”我问她。直到这一刻我才明白，我已经触犯了法律。我从来也没有家乡，而现在我也不能再回家了。我没有了可以挂帽子的衣帽架，只剩下了我还带在身边的这点东西。这一切都是为了帮助和支持一个现在正走在我的身后的老太太，而她却把我带进了这没有归宿的窘境。

　　“再好好想想。”她说。

　　可是我能想什么呢？我的脑子里只有极度的恐惧和绝望，我的两条腿只知道一个劲儿地迈步，而我的头脑却不知道该往哪儿去。我们到了围绕着市中心的一片树林里，克莉丝已是精疲力竭了，她坐在一个木桩上，打开了她的手提箱，箱子里有一个无线电在线解码机，她拨号进入了网络，她的目光倔强地盯住了屏幕。我熟悉她的这种做法，不过也只能这样了。她真的能够生存下去，而且继续做人吗？

　　“你这会儿也已经在名单上了。”过了一会儿她说，“同时还有其他三十个人。鬼知道他们怎么弄出来的，不管怎样他们还是都会被释放的。”

　　“我现在回去，”我轻轻说，“上警察局去，告诉他们是怎么回事儿。”

　　她稍稍回了回头，说：“很棒，你想了半天就想出来这些吗？”

　　我无可奈何地耸耸肩。

　　“在地球上就没有一个你能去的地方了？没有一个地方你能找着一个人了吗？”

　　“丁勒。”我说。

　　“怎么写？”

　　“Ｄ－Ｉ－Ｎ－Ｇ－Ｌ－Ｅ，它在爱尔兰，诺拉在那儿。”

　　她键入了这个地名：丁勒。等了一会儿，然后她读了出来：“丁勒：爱尔兰西海岸小城镇，居民２０１４人，其中男性１１３４名，女性８００名。每年夏季有游客约４００００人。有渔港、饭店、旅馆、商店，没有工业。观光点有丁勒湾、丁勒赛马会。”

　　她从屏幕上抬起头来看着我，脸上有难以形容的兴奋，“但愿他们现在已经供电，我该把我的电瓶重新充充电了。那么好吧，我出钱，去丁勒。”

　　就这样我们来到了爱尔兰，这是一次长达三个多星期的漫长旅行。克莉丝用她的笔记本计算机成功地避开了沿路的所有缉捕和检查。我既对她感到惊奇不已，又对她厌恶至极。这是一种无休止的折磨，可是我们已经熬过来了。

　　您为什么沉默了，图波尔？继续讲下去！我还应该讲什么，弗朗索斯？已经没什么可讲的了，我们就这样到了爱尔兰。句号。

　　不过诺拉在那儿，对吗？你们结了婚，有了两个孩子。所以我想，总有什么可说的。

　　您看，弗朗索斯，我们步行了大约三个星期，偶尔也搭搭别人的汽车，不过这种机会极少。您想像一下，带着一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老太太逃亡，这叫什么？这是一个疯了的老太太，她只有一个兴趣，就是非要在三天之内把她的笔记本计算机充上电。

　　早晨，当我在不知什么地方的避难所里醒来的时候，我的脑子里不止一次地闪过一个念头，离开还在睡梦中的克莉丝，到最近的警察局去自首。损坏财物，我企图说服自己，这只不过是损坏财物罢了，甚至连这也不是，我连损坏财物也算不上，我只不过是拧开了一个螺母，拆下了一个启动雷管罢了。

　　快到三个星期的时候我们到达了去爱尔兰的那个渡口，克莉丝不知道用了什么办法，为我们弄来了新的π卡。在渡轮公司的办公室里，她问有没有一封给瑞贝茨科的信，那位女士疑惑地看看我们，跑到后面拿来了那封信。那封信是从慕尼黑寄出的，可是我在这儿再说就没有什么新东西了。

　　我们拆开信封，里面是两张π卡——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和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还有一叠钱。
　　这是一叠从慕尼黑的一间暗无天日的屋子里的一只鞋盒里拿出来的、没有人愿意瞟一眼的钱。我可以想像洛的激动，他以那种激动的心情一把抓过鞋盒，从里面掏出一叠钞票，连数也不数就塞进了信封。
　　克莉丝，她现在已经叫艾娃·玛丽娅了，她把这两个名字键入了她的笔记本。现在我们有了母与子两份完整的简历，有个人档案和历史记录。

　　就在那艘船上，在我去爱尔兰的那几个小时里，我结束了作为图波尔·博特的生活。不过我想对您讲述另外一种生活，弗朗索斯，它不牵扯任何人，也不关您的事。

　　我在这儿有一份个人档案，图波尔。名字：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可以给您念一念吗？

　　只要您愿意，弗朗索斯，那您就念吧。

　　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１９８４年生于当时的捷克斯洛伐克。学业：建筑专业……我们把这些都省了吧，反正都是编造的，或者根本不属于您。我承认，克莉丝蒂娜·普莱因斯贝格尽了一切可能把这些东西编进档案。２０１５年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与他的母亲一起迁居爱尔兰，诺拉·肯尼迪在那里等候他们。

　　胡说，弗朗索斯，我知道，这些东西不可能记在档案里，诺拉不可能等候我们，她根本不知道我们要来。克莉丝禁止我在我们到达那儿之前跟诺拉联系，她害怕有人会追踪她的手提式笔记本网络连接器，发现我们的目的地。我们真的是突如其来地出现在她的门口的。

　　开始诺拉认不出我来，我蓬头垢面，胡子老长，疲惫不堪，形容憔悴。

　　“图波尔，”她终于惊奇万分地说，“你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儿？”

　　我一生中第一次歇斯底里地嚎啕大哭，我一句话也说不出来，这种死一般的恐惧突然间从我的身上消失了，逃亡了好几个星期以后，我们终于找到了诺拉，那时候我想，所有的一切都过去了。

　　我听见诺拉问克莉丝，“那么您是谁？”

　　“这位是弗拉基米尔·瑞贝茨科，我是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他的母亲。”

　　我看着诺拉，她起先盯着我，然后又盯着克莉丝，“怎么，该死的，你们干了坏事？”她问。

　　她一个人住。

　　在绿茵茵的草地上、丘陵上的绵羊群里，还有在秋天的风暴之中度过了三个星期之后，我又开始了另一种生活。

　　她没有把我们撵出门去，可是她并没有等我们。您肯定是得到了错误的报告，弗朗索斯。

　　可能是的，图波尔。不管怎么说档案上写着，这个弗拉基米尔在这之后很快就在基拉尼的一家小公司里当了一名建筑师。

　　说起来这么简单，弗朗索斯。我一点儿也没有建筑方面的知识，表面上说是学过。诺拉把我带到了她工作的那个事务所里，白天我装出一副聪明的面孔，下班以后，她做完我的工作，然后再想办法给我解释我该怎么做。尽管如此，这带来了很多快乐，可那也是一个艰苦的时期。艰苦的时期接踵而来。诺拉仿佛换了一个人，我觉得，她所想要的，她都得到了。她心爱的爱尔兰，在一家小公司里的工作，还有她爱的丈夫。

　　当然，还有安全感，它再也不会失去了。

　　惟一给这安全带来干扰的就是克莉丝，或者更多的叫艾娃·玛丽娅，因为我们出于安全的考虑都称呼她这个陌生的名字。诺拉和克莉丝互相不理解。诺拉热爱这个国家，而克莉丝憎恨这个国家；诺拉讨厌计算机，而克莉丝却喜欢计算机。我们从我们小得可怜的房子的顶层为克莉丝腾出了一个小房间，这座房子是我们付房钱租来的。她在那个小房间里一天又一天地坐在我们后来为她弄来的计算机前，在干着什么——天知道她在干什么。有时候我们听见她在上面踱来踱去，烦躁不安，弄得我们不得安宁。

　　“她恨生活和爱情。”诺拉说，“我看她就像一块冰，她的手指冻结在键盘上了。”

　　我又东拉西扯了一大堆了，弗朗索斯，那是我的生活，我不允许破坏我的生活。谁知道您怎么理解我说的这些事呢。

　　我不是检察官，图波尔。请您不要忘记这点。请您至少再给我讲一件事，根据档案，您一年后和诺拉结了婚，为什么？那是冒了很大的风险的，因为那样一切都会暴露无遗，对吗？

　　呃，是这样的，我们想要一个孩子，而诺拉想为孩子要一个家庭。当我们知道结婚可能意味着暴露我的真实身份时，我们就玩起了几乎可以说是俄国轮盘赌。我们订了婚，诺拉用的是真的π卡，我用的是假的。
　　我请了假，躲了三个星期。
　　接着，结婚证书就寄给了我们。很显然，没有人注意这份伪造的档案，克莉丝对整个工作做出了贡献。
　　我们签了字，我从那时起就叫弗拉基米尔·肯尼迪了，用这个名字我感到稍稍安全一点了。
　　几个星期以后诺拉就怀孕了。

　　您的女儿叫莎拉·肯尼迪，是吗？在档案上写着，这个家庭迁到了靠近基拉尼的一个村子里，住进了自己的小房子里，那位祖母也跟他们同去了。两年半以后，儿子洛曼·肯尼迪出生了。

　　哦，您看，弗朗索斯，档案是怎么撒谎或是隐瞒真相的。大多数时候，生活中好的东西档案里根本找不到，生活的幸福根本不是档案袋的两层封皮之间的那种东西。

　　孩子们使克莉丝解冻了，她对孩子们来说像一个真正的祖母。她和他们出去散步，跟他们玩，一连几个小时给他们读书，就连她的计算机也仿佛一下子不那么重要了。

　　孩子们叫她玛丽奶奶，她死的时候，两个孩子哭了整整一天。当然，我也是疲惫不堪，不过说心里话倒还是觉得轻松了一点儿。自从有了孩子以后，我的恐惧感又回来了，万一人们忽然发现我们的踪迹，那诺拉该怎么办？孩子们又会怎么样？

　　克莉丝死了以后，我曾幻想，过去生活中的影子将会销声匿迹。我忽视了，即使人不存在了，蛛丝马迹却不会被抹掉。

　　您是对的，图波尔。据我对克莉丝的估计，她曾经努力防止后来发生的事。在档案上有这样的记录：２０２４年祖母艾娃·玛丽娅·瑞贝茨科去世。在出示死亡证明时，地方当局确定，有一个同名同姓、同一出生地点和同一生日的女人已在十二年前去世。她是在一次车祸中与她的儿子弗拉基米尔一起在２０１２年死去的。基拉尼的地方当局向沃维森的数据中心通报了这起数据相同的情况，事情就这样发生了。

　　他们在早晨五点的时候把我从床上叫起来，时间这么早，我设想到了一切，就是没想到是穿着防弹背心的警察。我的孩子们还在睡觉，我没有机会同他们告别。我在这儿已经有两个月了，弗朗索斯，我想念我的妻子，想念我的孩子。

　　您有孩子吗，弗朗索斯？

　　有，像您一样，有一个儿子和一个女儿，不过他们都几乎已经是大人了。

　　我可以问您一点什么吗，弗朗索斯？有两件事叫我不得安宁，您能回答我吗？

　　请问吧！

　　布莱因，他那天早上拿着一摞带子从克莉丝的房间里出来，这个情景总是一再在我的眼前出现。他要那些东西有什么用？他是对手那边的人吗？您知道，他经常显得就像是我的一个朋友一样，可是后来我觉得自己被出卖了，被利用了。

　　您能理解吗？他为什么不直接对我说一句：“喂，图波尔，你可要当心，你正在陷到什么事情里去。”

　　他为什么不警告我呢？

　　我对此并不完全了解，图波尔。可是我认为，你们两个人同样在幻想某种东西。布莱因的名字在档案上只出现了一次——是作为数据中断的评估专家。我想，他们是在克莉丝的房间里给他打了电话，让他来帮助他们。他后来坐了几个星期的监狱，可是在这段时间的审问记录中并没有出现您的名字，他似乎是对他所知道或者预料到的事情保持沉默了。我认为，图波尔，布莱因是您真正的朋友。

　　好吧，这使我宽慰了一点儿，当然也是因为他没出事。不过您还得跟我说说，对我来说，什么才能让我从这儿出去呢，弗朗索斯？他们要把我关多久呢？

　　我不是法官，图波尔，也不是检察官，我仅仅是欧洲法院的调查员，我只是查证关押是不是合法。您从明天起就不会在单身牢房里了，图波尔。这是肯定的，孤独将会过去。

　　这倒不错，再往下呢？

　　我看不像广告上说的那样是恐怖分子的团体所为，我看也不是故意杀人，它仅仅是一种愚蠢的举动，也许甚至只是一种紧急状态。当时很多由计算机制造出来的东西，今天都是不合法的。而您至少因此目睹了一次这样的紧急状态，这样看来，那也许是一次紧急自卫。

　　可是……？

　　当前，别的法律已经生效了，图波尔。不论您是否愿意，您改变了这个世界，也改变了法律的世界。您也许把我当做您的救星，也许您还会说，我可以举杯祝酒了，可是事情决不是这么简单的。您已经使一架机器运转起来，就连我也不能让它停下来。

　　那么法律呢？

　　图波尔，您已经用事实不自觉地证明了，某些法律是有缺陷的，证明了存在着一种刑事犯罪的灰色区域。人们认识到了，人们对被他们赋予了这么大权力的计算机也必须进行保护。

　　谁有这么大的权力能够不让它轻易地受到攻击，这点您比我知道得更多。

　　您到底在说什么，弗朗索斯？

　　您的话让我心惊肉跳，您的话听起来充满敌意！

　　我原来还以为您站在我这一边呢。

　　您难道属于那些要护卫计算机的人吗？

　　如果不是，谁是呢？

　　谁改变了法律？

　　谁想要计算机保持强大的权力？

　　谁？

　　这是什么问题呀，图波尔，谁有权力来改变法律呢？

　　只有计算机有这样的权力……

　　【－全书完－】

《游戏与阴谋》 作者：莱茵霍尔特·齐格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