坦德莱奥的故事

导读
　　这是个充满同情和力量的抒情故事，讲述了在未来，被外星入侵者逐渐吞噬的非洲大陆上一个年轻女孩的成长经历，并描述了入侵者把占领的土地改变成了富饶、陌生、难以想像的世界。这个巨大的改变还延伸到了人们的生活，他们在入侵者引导下发现了自我……
　　英国作家伊恩·麦克唐纳1960年出生于英格兰的曼彻斯特，他的大部分时间都住在北爱尔兰，现在贝尔法斯特生活、工作。
　　伊恩·麦克唐纳是个雄心勃勃、大胆的作家，他涉猎广泛，具备丰富卓越的才华。他的第一个故事在1982年发表，之后他的作品屡次出现在《交叉地带》、《阿西莫夫科幻小说》、《新世界》、《巅峰》、《其他伊甸园》、《惊奇》等杂志上。1985年他获得了约翰·W·坎贝尔奖的提名。1989年他的小说《荒凉之路》获得了轨迹“最佳小说”奖。1992年他的小说《清晨之王，白日之后》获得了菲利普·K·迪克奖。他的其他作品还包括小说《蓝色六号》、《心、手和声音》、《最后的咖啡》、《愚人的祭品》以及广受好评的《进化的海岸》，另外还有两部短篇小说集《帝国梦》和《用舌头说话》。他新近出版的小说《基里尼亚》和短篇小说《坦德莱奥的故事》都是《进化的海岸》的续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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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的故事还得先从我的名字讲起。我叫作坦德莱奥。我出生在这——基奇奇。这让你很惊讶吧？这个村子已经变了很多，现在就算是土生土长的人也认不出它了，但名字还是一样的。这就是为什么事物的名字都很重要的原因。因为它们能保存下来。
　　我出生在l 995年，是在傍晚前的晚餐后不久生下的。坦德莱奥在我们卡伦金语中的意思就是：傍晚前刚吃过晚餐的时候。我是圣约翰教堂牧师的大女儿。妈妈后来的两次怀孕都流产了，最后在父亲的祈祷和教区居民的祝福下，妈妈在1998年生下了我的小妹妹。我们都叫她小蛋。那时候政府正提倡减少人口，父亲觉得作为牧师应该成为教民的榜样，所以妈妈就生了小蛋和我两个孩子。
　　父亲平时管理着五所教堂。他经常骑辆红色山地摩托——那是纳库鲁的主教送给他的——去那些教堂。那是辆很棒的摩托车——日本人生产的雅马哈。父亲很喜欢骑它。他总是在后面的小路上偷偷练习刹车跳跃，因为他觉得不该让别人看见一个神职人员在玩特技。其实大家早就知道了，只不过没人向他提起过。圣约翰教堂是父亲一手建起的，在这之前人们只能坐在树下的长凳上。教堂用坚固的白色水泥砌成，屋顶是红色的锡皮。喇叭花的藤爬满了屋顶，到了开花季节，花朵会一直垂到窗外，让人觉得恍若置身于一个花园中。当我听了亚当和夏娃的故事后，我想像中的伊甸园就是这样的：一座隐匿在花丛中的宫殿。教堂里有为人们准备的长凳、一个布道用的诵经台、一把高脚椅——给主教为孩子们行按手礼时用。同绕祭坛的栏杆后面是盖着白布的圣台，墙上还有个放圣餐杯盘的壁龛。我们没有洗礼盘，所以我们总是把人们带到河边，让他们浸到水中算作洗礼。这时候我和妈妈就在旁边唱圣歌。洗礼仪式很冗长，现在想想当时大家都很不耐烦，不过音乐很好听。女人们合唱，男人们演奏乐器。其中高个子鲁奥弹得最出色，他是乡村学校的一名教师，我们不太礼貌地给他起了个绰号，叫他莫斯特·亥——意思是最高。演奏乐器很简单——用一个报废的法国标致牌汽车的引擎活塞环做的，莫斯特·亥用一根厚铁条在上面敲打，会产生一种美妙清脆的旋律。
　　教堂后面就是牧师住宅。房子有水泥地板和一些天窗，一个独立的厨房，还有个很好用的木炭炉子，那是一位教区居民用一个柴油桶焊成的。我们有电灯，两个电插座，一台收录机，但没有电视。爸爸告诉我们电视会在晚饭时引来魔鬼。厨房、起居室、我们的卧室、妈妈的卧室、爸爸的书房，一共五间。用卡伦金人的说法：我们是基奇奇颇有声望的人物。
　　基奇奇是座狭长的，布局分散的村子：商店、学校、邮局、马他图①车站、加油站、油炸圈饼店坐落在主干道的两边，大多数房子盖在山谷梯田周围的小道边。梯田中有一块我们家的耕地，就在山谷南边半公里的地方。通往那块地的小路正好经过乌凯雷韦家的前门。他们有七个孩子，这些孩子都讨厌我们。他们朝我们扔粪球或石头，骂我们是自以为是的卡伦金人，可恶的圣公会教徒。他们属于非洲内陆的基库尤②教派，这些人对基督教的清规戒律一点都不尊重。
　　【①马他图：非洲较普遍的小型公共汽车，也就是小巴士，随叫随停，票价便宜，但非常拥挤。】　 【 ②基库尤人：生活在肯尼亚中部和南部的民族。】
　　如果说教堂是我爸爸的伊甸园，那么耕地就是我妈妈的天堂。山谷里空气凉爽，你能听到流水冲刷河床发出的潺潺声。我们在田里种了玉米、葫芦和一些甘蔗。地方上的酒商向父亲买甘蔗来酿朗姆酒，出于基督教义的考虑，父亲装作对他们买甘蔗的目的毫不知情。此外我们还种了大豆、红辣椒、洋葱、土豆和两株拇指香蕉树——虽然梅兹·吉普乔布认为它们会汲取土壤外的生命。玉米已经长得高过我的头了，我时常会从玉米地跑进甘蔗地，似乎两步路就把我从一个世界带进了另一个世界。田里总是有音乐，有时是太阳能收音机里的声音，有时是女人们在翻土锄草时一起唱歌。我会和她们一起唱，因为大家都认为我很擅长和声。耕地里有块地方专门用来摆放贡品以祈求神灵的保佑。一棵被蔓生的无花果树死缠着的老树伸展着浓密的卷须，上面挂着妇女们做的木制小神像，还献上了钱、印第安珠宝和啤酒，这就是耕地里最神圣的地方。
　　你也许想知道这时的恰卡怎么样了？大概你已经算出了日子，第一个包裹是在我九岁的时候落在了乞力马扎罗山上。那是多么重大的事件呀——另一个世界要接管我们的世界，可是它怎么会在我的生活中留下如此少的印象？这很简单，因为现在的它比原来的世界离我更近。
　　在基奇奇我们并不孤陋寡闻，在电视上我们看到过乞力马扎罗的画面，在民族日报上读到过有关文章，讲述从天上掉下的东西长出类似珊瑚礁和雨林的故事。我们听到过收音机里的讨论说它增长得有多快——每天50米。在我脑海中一直萦绕着这样的疑惑——它到底是什么东西，它从哪儿来。
　　每天清晨，好几架巨大的喷气式飞机从空中呼啸而过，在天上留下几道蒸气云迹，它们运来更多的人和机器来研究恰卡。但那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它不属于我们的世界。
　　我们的世界是教堂、房屋、耕地、学校；星期天的礼拜和星期一的圣经学习；音乐课、家庭作业学习小组；缝纫、锄草、搅拌粗玉米粉；赶跑玉米田里的山羊；和小蛋蛋，还有邻居家的格蕾丝、露斯一块玩——我们玩耍时不能太吵，因为爸爸在工作。流动银行一星期来一次，流动图书馆两星期来一次。疯狂的马他图在马路上横冲直撞，压倒任何它们看见的东西，车厢里挤得像沙丁鱼罐头，每扇车门和车窗上都吊满了人。风尘仆仆的大型乡村客车像公牛似的在陡峭的山路上奔驰。基库比，镇上的傻子——但愿我们能受得了他，穿着粪色的衣服坐在乡村客车前头阻止它们行驶。雨季、热季、凉季①，人们出生、结婚、离婚、生病，或在事故中突然死去。乞力马扎罗也好，恰卡也好，那都是从同样遥远的地方带来的另一个世界的画面。】
　　【①非洲许多国家一年分为雨季、凉季、热季三个季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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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我十三岁了，在我们这已经算是个女人了，也就是这个时候恰卡来到了我的世界，毁掉了它。那晚我在格蕾丝·穆西卡家，我和她一起做家庭作业——这是个听收音机的借口。联合国占领你的国家所能带来的最大好处之一就是有了很棒的电台节目。我会跟着电台哼唱，它常会播放些我们家不允许听的音乐。
　　当时我们正在听迷幻舞曲音乐。突然收音机一片嘈杂，仿佛电台在自己调频道。一开始我们以为是唱片跳针了或是别的什么，格蕾丝站起来拨弄收音机旋钮。结果只是更糟了。格蕾丝的妈妈从隔壁房间进来说她的电视机没有图像了，尽是些曲线。然后我们听到了第一声轰隆声。声音来自很遥远的地方，沉闽空洞，像是滚动的雷声。在高地的许多夜晚经常会打雷。我们很清楚雷声听起来该是什么样的。那不是雷声，一定是别的什么。轰！又是一声。现在声音靠近了。
　　外面人声鼎沸，灯影晃动。我们也举着火把循着声音跑出去。马路上都是人：男人、女人、孩子。无数火炬摇曳的光线交织在一起。轰！声音更近了，响声震得窗户嘎吱作响。所有的人都把火把高举向天空，看着就像一支支闪光的矛。孩子们都吓哭了，我也有些害怕。
　　莫斯特·亥好像找到了答案：“音爆！上面有东西！”
　　他的话音未落，我们也都看到了——它运动得如此缓慢。模样很奇特，就像是一个孩子用粉笔在黑板上画了一道线。它从东南方向过来，穿过乞力阿尼东面的山脉，犹如一支箭般笔直朝向我们偏南一点的方向飞去。
　　这是五月末一个平常的夜晚，大雨过后天空明朗，满天繁星。
　　我们看见线的顶端有个发亮的圆点划过星空。它仿佛是在飘浮、跳舞，就好像如果盯着太阳太久眼睛会出现幻觉一样。在它后面拖着的那条尾线就像联合国的大型喷气飞机留下的云迹，只是更纯净，发着蓝光，在夜空移动。
　　现在又有两声声响接连发出，声音离我们是那么近，直震得我耳朵嗡嗡作响。这时一个老婆婆开始哀号。恐惧攫住了我们，很快所有的人望着天空中闪光的细线泪流满面，男人也和女人一样哭了。
　　许多人坐在地上把熄灭的火把靠在膝盖上，茫然不知所措。一些年纪大的人用夹克、围巾、报纸把头蒙住。其他人看见他们这么做了，很快所有人都坐在地上把头蒙住了。
　　莫斯特·亥却没那么做。他站在那抬头凝望着发光的线，它似乎在把夜空劈成两半。“多美呀！”他说，“我竟然能亲眼看到这样惊人的景象！”
　　他站在那儿痴痴地看着，直到那东西逐渐消失在西面黑蒙蒙的山脉后面。我看见天空中细线的闪光映射在莫斯特·亥的眼眸中，久久才消褪。
　　那东西消失后好一会儿，没人知道该做什么。每个人都吓坏了，同时大家也都松了口气，它就像是黑暗天使从天而降，却放过了基奇奇。人们还在哭，但现在是解脱的泪水，哭声也就不同了。
　　有人从屋里拿来一台收音机，其他人也拿来了自己家的收音机，很快我们所有人坐在路中央的黑暗中，周围围了一圈收音机。
　　一个播音员打断了晚上的音乐节目发布了一条爆炸性新闻：在20点20分8秒，一个新的生物包落在了中央省内。
　　听到这些，人群中传出低低的交头接耳声。
　　“安静！”有人叫道。大家都不再说话了。虽然消息很可怕，但它总比黑暗中的怪声要好多了。
　　播音员说生物包落在靠近图沙的尼安达鲁瓦东面沼泽中，一个基库尤小村子上。
　　图沙这个名字我们都知道。我们中有些人的亲戚就住在图沙。有乡村客车从涅里开往图沙，从基奇奇到图沙也就二十公里。有人在抽泣。有人在祈祷。大多数人则沉默不语。但我们都知道事情已经迫在眉睫了。
　　四年里恰卡已经吞噬了乞力马扎罗、安波塞里和纳芒加的边缘，现在正在靠近卡及亚都的A104高速公路和内罗毕。我们忽视它的存在，继续自己的生活，相信等它真的到来时我们会知道该怎么做。现在它从天上落到离我们二十公里的地方，按每天50米的速度，也就是说，四百天后它将到达基奇奇：你只有这么多时间来决定该做些什么。
　　这时，负责标致汽车站的杰克逊站了起来。他把头歪向一边，举起一根手指。大家都安静下来。他看着天空，“听！”
　　可我什么也没听见。他指向南面，这回我们听到了：飞机的引擎声。
　　闪烁的飞机探照灯照出了山谷远处树林的剪影。从树林后面先是出现了一架，然后十架、二十架、三十架、更多。直升机像蝗虫一样笼罩了基奇奇。它们引擎的轰鸣声铺天盖地。
　　我用校服的领巾裹住脑袋，用手捂住耳朵，尖叫着想盖过声响，但那刺耳的巨响仍穿透耳膜，我的脑壳似乎要像瓦罐一样四分五裂了。
　　一共是35架直升机：它们飞得非常低，机翼产生的强大气流震得我们的锡皮屋顶咔啷啷直响，搅动起来的漫天灰尘扑面而来。一些十几岁的孩子欢呼着，向飞行员挥动他们的火把和学校的白衬衫。他们欢呼着，看着直升机越过山脊、田垄。他们欢呼着，直到飞机的引擎声逐渐消失在夜虫的呜叫声中。恰卡到哪里，联合国就会紧随其后，就像追着母狗不放的公狗。
　　几小时后卡车也开进来了。当它们在崎岖的公路上跋涉时，转动的引擎声吵醒了整个基奇奇。
　　“现在是凌晨三点！”库里雅太太朝着灰白色卡车叫喊道，它们的车门上有蓝色的UNECTA①标志。
　　【① UNECTA：联合国在非洲的国际警察组织，专门负责研究恰卡和处理居民撤退事宜。】
　　大家再也没法入睡了，我们站在大路边看着他们穿过村子。我倒很想知道当那些司机转弯时，突然看到这么多面孔和眼睛出现在车灯前会怎么想。有些司机向我们挥手致意，一些孩子也向他们挥手回敬。等到了黎明我们下地干活挤羊奶时他们还在源源不断地开进来。在我看来他们就像一条望不到头的白蛇在山谷的公路上蜿蜒盘旋。在他们到达山谷隘口处时，东面升起的第一缕阳光为车队罩上了一层金色的光晕。
　　卡车在公路上开了两天。等他们都开过去后，难民开始沿着公路从另一边过来。
　　在队伍最前面开道的是各式汽车：马他图里堆着高高的被褥，装载着工具和牲畜。卡车后面的一大家子人就坐在他们所抢救出来的财产上面。一部丰田小汽车里挤满了穿着五颜六色衣服的妇女，一个紧挨着一个。老式汽车、摩托车、电动脚踏车后座上垒着大包小包的行李渐渐远去。这就是贫穷的种族特征：有钱人坐着汽车走在前头，跟在他们后面的是牲畜拉的车——驴车、牛拉货车还有脚踏人力车。
　　最后面人数也最多的就是徒步的人。一些人推着手推车，车上装着瓦罐、铺盖卷、用麻绳捆扎的盒子；一些人吃力地用绳子拽着手推车踽踽而行；也有人推着独轮手推车，坐在车上的老妪满脸惶惑。他们拖着家当在崎岖的山路上蹒跚而行。有人放下包袱跳过田埂走进梯田，解开衣服和工具在田里做饭。
　　队伍的末尾出现的是用头和手负重的人。这些人把包裹顶在头上，挎在背上以及孩子的肩膀上。
　　父亲开放了教堂让难民们进来。他们能在这里休息，我们准备了热奶茶、玉米粉和一些豆子。我帮忙搅动架在火上的一大锅玉米粥。乡村医生建了个医疗中心。大多数人都只是头和脚受了点伤，一些孩子有点脱水。
　　并不是每个基奇奇人都同意父亲的这种慈善行为。有些人认为这样做只会让难民赖在这儿，从我们嘴里抢饭吃。一些店主责备父亲断了他们的财路，因为父亲免费给难民提供吃住。父亲告诉他们，他只是在做耶稣会做的事。那些人无言以对，但我知道父亲这么做还有其他的理由。他想听听难民的经历。用不了多久，他也要经历同样的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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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图沙现在怎么样了？
　　包裹偏了几公里和我们擦肩而过。它撞在一个叫孔贝的地方，压扁了两个基库尤农场和几头母牛。那“砰”的一声真是够响的。
　　我们中有些人从图沙乘了辆马他图去孔贝看了。他们告诉我们那里什么也没留下。他们现在就在教堂那边，你可以自己去问他们。
　　孔贝什么都没剩下吗，我的兄弟，它是什么样的？一个洞吗？
　　不，它确实是个什么东西，但我们不认识。照片？那只能让我们看到它的样子。但没法告诉你是怎么发生的。房屋、庄稼、马路，它们全像盘里的油一样流动。我们看到泥土融化了，从里面伸出一些奇怪的东西，就像快淹死的人伸出的手指。
　　什么样的东西？
　　说不上来。有点像电视节目里看到过的海岸边的珊瑚礁，有好几座房子那么大，有斑马一样的条纹。那东西像个拳头似的冲出地面刺指一样张开。有些东西像扇子、喷泉、气球、足球。
　　长那么快？
　　哦，是的。非常快，就在我们观望时它抓住了我们的马他图。它就像蜥蜴爬墙一样爬上轮胎，爬过保险杠，爬过车厢，然后它全身突然爆出成千上万个黄色的小花苞。
　　你们做了什么？
　　你想我们会做什么？赶紧逃命呗。
　　孔贝的人呢？
　　我们从图沙叫了人来帮忙，可是直升机拦住了我们。到处都是士兵。每个人都必须离开，这里是隔离区了。你只有24小时。
　　24小时？
　　是的，他们命令你在24小时内收拾好全部家当。那些由飞机运来的戴蓝色贝雷帽的家伙正在搭建一些很大的建筑物，还安装了发动机和轨道。焊接的火光把夜里照得像白天。他们在基亚巴用推土机犁出一条新飞机跑道，他们要让喷气机停在这里。在让我们走之前他们让每个人都做了医学测试。桌子边有些穿白大褂戴口罩的人，我们排好队在他们面前走过。
　　为什么？
　　我想他们是想检查一下恰卡有没有侵入到我们身体里。
　　这之后呢，他们做了些什么？
　　牧师，他们会拍一下某些人的肩膀，像这样。就像犹大和上帝，态度很温和。然后一个士兵会把这些人带到一边去。
　　然后呢？
　　我不知道，牧师。以后我再也没有见过他们。没人再见过他们。
　　这些情况令父亲非常困惑。他把这些事告诉了其他人，其他人也很不解，甚至是莫斯特·亥——他在外星生物降落到我们这时曾那么激动。
　　人们的骚动不安也令联合国头疼。两天后一队人马乘坐五辆军用悍马越野车从内罗毕赶来。
　　他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让父亲和医生关闭急救站。联合国难民署的官方难民中心在穆兰加。任何人都不能待在基奇奇，所有人都必须离开。
　　私下里他们要求父亲，作为像他这样职位的人不应该向脆弱的教民散播谣言和虚假的事实。
　　为了确保我们知道真相，UNECTA在教堂召开了一次大会。
　　所有人甚至包括穆斯林都一起挤在长凳上。周围也站满了人；站不进来的一些人就趴在窗户外面听。我父亲、医生以及我们的地方长官坐在一张桌子前。和他们在一起的还有一个政府官员，一个白人士兵，和一个神情不安的穿着平民衣服的亚洲妇女。她是科学家，一位寄生物学家，会上她发言最多。而从内罗毕来的政府官员一直在用两根手指转铅笔，直到他弄断了笔尖才把笔放在桌上。至于那个当兵的，是个对人道主义灾难有丰富经验的法国将军，他面无表情地坐着。
　　寄生物学家说恰卡是人类首次接触到的地球外的生命。这次接触的特性还不清楚，它与我们所预想的所有交流程序都不符合。这种接触是对我们的地貌和植被的物理改变。但在包裹里的不是种子和孢子。毁灭了孔贝和正在毁灭图沙的东西更像是种微型机器，把这个世界的物质粉碎再以新的奇特形式重建。
　　恰卡对刺激有反应，自身会采取反击。
　　UNECTA已经尝试了用火、毒药、放射线、基因改造疾病攻击它。但每次都很快被恰卡击退。然而，它还没有明显表现出它本身是否具有智慧，或只是一个由看不见的智慧生命控制的工具。
　　“那么基奇奇呢？”理发师伊斯梅问道。
　　那个法国将军开口了：“你们有足够的时间撤离。”
　　“但如果我们不想撤离呢？”莫斯特·亥问，“如果我们打算留在这和恰卡碰碰运气呢？”
　　“你们都必须撤离。”将军又重申了一遍。
　　“这是我们的村子，这是我们的国家。你是什么人，竟要告诉我干什么？”莫斯特·亥很气愤。
　　我们都为他鼓掌叫好，甚至和UNECTA的代表坐在一起的父亲也站了起来。
　　那个内罗毕的官员看起来很恼怒。
　　“UNECTA，UNHCR（联合国难民署）和联合国东非保卫军是在肯尼亚政府的授权下行动的。我们相信恰卡已经对人类生命构成了威胁。我们所做的一切是为你们好。”
　　莫斯特·亥继续说：“威胁？谁这么‘认为’的？UNECTA？一个80％都是由美国资助的组织？我听说的可不一样，恰卡不会伤害人或动物。有人就生活在恰卡里面；这是真的，不是吗？”
　　政府官员看了看法国军官，将军耸耸肩。
　　亚洲科学家做了回答：“我们没有这方面的正式数据。”
　　然后我父亲站起来打断了她的话：“被带走的那些人怎么样了？”
　　“我不知道任何……”UNECTA的科学家想避开话题，但父亲没有停下来。
　　“那些孔贝的人都怎么样了？你们做的那些测试是什么？”
　　女科学家有些慌乱。
　　法国将军说话了：“我是个战士，不是科学家。我曾在科索沃、伊拉克、东帝汶服役。我只能作为一个士兵回答你的问题。到明年的六月十四日，恰卡就会沿这条路过来，大约在当晚的七点三十分它将到达教堂。到了星期二晚上，这个叫基奇奇的地方将消失得无影无踪。”
　　会议结束了。
　　UNECTA的人离开了教堂，基奇奇的基督徒们簇拥着父亲。
　　他们该相信什么？
　　是耶稣要再次降临人间吗，还是反基督的魔鬼？
　　那些外星生物，它们是天使吗，还是像我们一样的堕落生物？
　　它们知道耶稣吗？
　　上帝的旨意是什么？
　　一个问题紧接着一个问题。
　　父亲穷于应付，他的声音疲惫微弱，被无数问题压迫得喘不过气来，就像一头美洲豹正被举着枪的猎人撵得走投无路。和濒临绝境的美洲豹会转向猎人一样，他转向了人群。
　　“我不知道！”父亲咆哮着，“你们以为我对这些事都有答案吗？不。我没有答案。我没权利谈这些事。谁都没有权利。为什么你们要问这些愚蠢之极的问题？你们以为一个乡村牧师会有办法阻止恰卡前进，让它从哪来就回哪去吗？不，我不能。我在自欺欺人，和其他人一样。”
　　所有教民一下都安静了。
　　场面尴尬极了，我只记得自己都快窘迫死了。父亲浑身直哆嗦。母亲扶住他的胳膊。
　　父亲请求教民的原谅。
　　他们后退着让出一条路，我们全家走出了教堂，但我们吃惊地停在了门槛上。真是不可思议，所有的难民都已经从教堂空地离开了。他们的行李，他们捆扎的包裹，他们的手推车和牲畜，甚至他们的排泄物都被清除了。
　　在我们走回家时，我看见那个亚洲女科学家正走向UNECTA的越野车。她和莫斯特·亥擦身而过时，我听见她低声说：“关于你说的那些人。是真的。但他们都被改变了。”
　　“怎么被改变的？”莫斯特·亥问道，可车门已经关上了。
　　两个戴蓝色贝雷帽的人把疯癫的基库比从越野车前拉开，汽车从拥挤的人群中缓缓驶离。我仍记得当时那个女科学家害怕的表情。
　　那天下午我父亲骑着红色的雅马哈离开了，有将近一个星期没回来。也就在那天我对父亲的信仰多少有些了解了。它在微不足道的琐碎问题上是强大坚定的，但在重大而严峻的事情上它又是如此的脆弱。通过对它的歌颂，对老百姓的教诲，对祈祷者定下戒律和沉思冥想让人相信它们的存在，因为你能在其他人的生活中看见信仰的影响。不过，即便是再强大的信仰也有其不为人知的致命弱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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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那次会议在濒临死亡的基奇身上又添了一道新的伤口。
　　莫斯特·亥曾慷慨陈词：“这是我们的村子，这是我们的国家。”
　　但这个星期还没结束，第一户人家已经收拾了东西打好包袱加人了向南逃去的难民队伍。
　　一星期不到的时间里一些人最后连门也不锁就离开了基奇奇。被遗弃的房屋很快就毁坏了。水灌进来，狗掉进厕所粪坑溺死，屋顶坍塌，暴戾的小青年纵火烧房子。失去生机的房子就像一具空洞的躯壳。
　　一天我们到耕地去，乌凯雷韦家已经人去楼空，这里再没有骂人的脏话和石头飞出来了。一个月里，他们家的窗户玻璃就被砸光了，房屋只留下了焚烧后熏黑的残垣断壁。
　　没人照料的耕地很快就变成了杂草丛生的荒地。山羊和母牛随心所欲地在田里吃草，梯田的坝已经坍塌了，雨水把红色的土壤冲下了山谷，犹如一道道血色的泪痕。
　　一夜间世代维系生活的田园就消失了。没人再去关心女人们神圣的用来挂木制小神像的树，上面不再有神像，也没人献上啤酒了。希望抛弃了基奇奇。留下的人们只想着恰卡到来的那天，我们抬眼就会看到路口那里如战士一样站成一排的恰卡，它们奇形怪状，诡异莫名。
　　我记得有天凌晨我被穆西卡家里的动静惊醒。是男人的说话声，声音很轻并不会吵醒其他人，因为天还黑着。但我还是被吵醒了。
　　我穿上衣服走到空地上。格蕾丝和露斯正从屋里抱着纸板箱出来，她们的父亲和其他村里的一些男人把箱子搬上一辆尼桑车。他们一定很早就开始干了，所有东西都已经装好了。孩子们正在收拾一些最后的零碎物件。
　　“哦，坦德莱奥。”穆西卡太太伤心地说，“我们本打算在别人起床前就离开。”
　　“我能和格蕾丝说句话吗？”我问。
　　我没有和她讲话而是朝她大喊大叫。她一走我就孤独一人了。我被抛弃了。
　　最后她问了我一个问题。她说：“你说你们不能走。告诉我，坦德莱奥，为什么你必须留下？”
　　我答不上来。我只装作认为牧师就必须和教民待在一起，但主教已经下了好几道通知叫父亲去埃尔多雷特①的新教区。
　　【① 埃尔多雷特：肯尼亚西北部卡伦金族人聚居的城市。】
　　天渐渐亮了，格蕾丝和她的家人离开了。她家红色的车尾灯闪烁着汇入了难民流。我听见人们不断摁着汽车喇叭，警告那些挡在路中央磨磨蹭蹭的人和牲畜。
　　我试图保持格蕾丝家房子的完好，但两周后一帮从别村来的恶棍还是闯了进去，拿走了所有能拿的东西，还烧掉了剩下的一切。
　　电台里称这种新情况叫“临界点”，一帮趁火打劫的家伙把濒死的城镇席卷一空。
　　“他们都是秃鹰。”我妈妈说。
　　格蕾丝的问题就像是留给我的一个黑暗礼物。我对它思考得越多，我就越是下定决心要去看看把我逼迫到如此境地的那个东西。
　　光从电视和报纸上得到的消息是不够的，我必须亲眼看看。我要盯着它的脸问它为什么这么做。
　　小蛋成了我的帮手。我们偷偷从教堂的捐款盘里拿了钱，秘密收集了一些食物。逃一天学再好不过了。我们没有走大路一可能会有人认出我们，所以我们乘上了一辆去尼安达鲁瓦山谷基纳高伯的马他图，那里没人认识我们。这是条仍然可以通行的交通；马他图上都是带着货物去卖的农村人，长凳下面塞满了腿被绑在一块儿的小鸡。
　　我们坐在后排，用圣经上的一页纸卷成锥形盛了些坚果，一路上吃着。
　　到处都有联和国的灰白色汽车。人们一个个下了车，没有新的乘客上车。到了尼敦尤，车上只剩我和小蛋坐在后排跟着车晃悠。
　　售票员回头望了望，问：“那么，想去哪里，小姑娘？”
　　我回答：“我们要去看恰卡。”
　　“是吗，恰卡不是很快就会到你们那儿了吗？”
　　“你能把我们带到那里吗？”说完我给他看了看从教堂拿的先令。
　　“呵，这些钱可真不少。”他和驾驶员嘀咕了一会儿，“我们可以把你们带到涅鲁。你们可以从那里走过去，不到七公里的路。”
　　基奇奇未来的命运将和现在的涅鲁一样，只剩下脆弱、贫瘠和疯狂。我很高兴离开它。
　　前往恰卡的路很容易找到，它指示的方向是其他人都不会去的。我们沿着向山脉延伸的红色泥路前进。
　　我俩看起来一定非常奇怪——两个小姑娘带着用康加①包着的午饭穿过被毁灭的土地——如果有人看见的话。
　　【① 康加：肯尼亚妇女的民族服装，从胸部或腰际用色彩鲜艳的花布围绕直至脚踝，具有包裹、背囊等多种用途。】
　　在涅鲁才走了两公里，士兵抓住了我们。我听见身后引擎的轰隆声响了好一会儿。那是南非军队的大型八轮运输车。
　　长官很生气，但我没什么印象了。他质问我们正在做什么？到处都有“秃鹰”。就在上个星期，离这五公里的地方，整辆公共汽车的人都被屠杀了。没人活着逃出来。独自上路的两个女孩，他们会抢劫我们再强奸我们，然后拎起我们的脚后跟，把我们倒挂起来像杀猪一样割断我们的喉咙。在他向我们喋喋不休地训话时，一个在炮塔里的士兵用一架很大的重型武器向乡村扫射。
　　“那么，你们到底来这干吗？”
　　我告诉了他。他用电台通报了什么。等他回来，他说：“到后车厢去。”
　　车厢里特别热，混合着男人、枪和柴油的味道。当门被哐啷一声关上时我以为我们会被闷死。
　　“要带我们去哪？”我怯生生地问。
　　“带你们去看恰卡。”指挥官说。
　　我们小心翼翼地吃了午饭，克制着好奇心不再盯着那些士兵看。但他们很和气，从自己的水壶里倒了些水给我们喝，还逗我们开心。路程很短但很颠簸。门哐啷一下打开了，长官帮我下了车，我差点惊讶地摔倒在地。
　　我站在一个清理过的山坡空地上。我们周围全是树桩，都是新砍的，上面还有黏黏的树液。从后面传来链锯的噪声。空地上满是军队的汽车和帐篷。所有人都在忙忙碌碌。大多数都是白人。在我看来，这些活动的中心就是一座轮子上的城市。我从没去过内罗毕，但我在图片上看到过——围绕着商业居住区的是一片高楼林立的水泥丛林。我第一眼看到这个基地时，它给我的就是这样的感受。
　　再仔细看，建筑物都是在一个巨大的有轨平板上堆起的活动小屋，就像在埃尔多雷特的重型运木船。牵引机和高楼用走道和一根根缆索连接在一起。我看见人们在高处的走道上奔走。我可不会那么干，给我一百万肯尼亚先令也不干。
　　告诉你我对这的第一印象：一座白色的漂亮城市——你可以笑话我，因为你知道那只是一个UNECTA的移动基地——它们可以快速地组装而且建筑成本都非常廉价。但它真实地矗立在面前时，看起来是那么不可思议，让我目瞪口呆。不过随着我观察的时间的延长，惊奇的感觉渐渐减少。
　　空地上的空气也和在卡车上一样有股呛人的柴油烟味。到处都是机器的喧嚣声。一条轨道延伸进森林，似乎基地就架在它上面。我看着轨道，巨大的齿轮在运转。基地在缓慢沉重地移动，就像钟的指针在吱呀作响，基地以和恰卡相同的速度，沿着轨道向恰卡推进的反方向移动。
　　小蛋抓住我的手。我想我一定是惊讶地张大了嘴巴，久久合不上。
　　“来呀，”长官微笑着说，“你不是想看恰卡吗？”
　　他把我们交给一个高个子的美国人，他长着红头发、红胡子还有蓝眼睛。他叫拜伦，说一口糟糕的斯瓦希里语，当小蛋对我说“他看起来像个吸血鬼”时，他根本听不懂。
　　“我会说英语。”我对他说，他这才松了口气。
　　他带着我们乘牵引车到了中间最高的一幢楼。它是白色的，上面有蓝色的UNECTA字样，在字的下面有个名字——尼安达鲁瓦考察站。
　　我们走进一个金属小笼子。拜伦关上门按了个钮。笼子立刻贴着高楼直冲上去。我要告诉你，货运电梯要比任何关于强盗杀人的故事都可怕。我拼命抓着扶手紧闭着眼睛。我能感到整个基地在我脚下摇晃。
　　“睁开眼睛吧！”拜伦说，“你要老是闭着眼睛就看不到恰卡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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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当我们升到高过树顶的位置时，我面前的视野豁然开阔。尼安达鲁瓦考察站正沿着阿波戴尔山脉的东面斜坡移动；恰卡像是铺在床上前延展开。
　　它看起来仿佛是有人剪下许多彩色的纸环，把它们撒在了山坡上。恰卡沿着山脊和山谷前进，这是它惟一按照我们的地形地貌做的事。它完全是其他的什么东西。那颜色是那么明亮，鲜艳得有些傻气，我几乎要笑出声了：紫色、橙色、大量的粉红、深红，还有叶脉状的明黄色。真实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是不会有这种颜色的。这像是好莱坞的骗人把戏——计算机做出的电影特效。我猜咱们离恰卡的边缘有一公里。它不是个很大的恰卡，不像乞力马扎罗的恰卡，那家伙吞噬了莫施和阿鲁沙以及所有山脚下的大型坦桑尼亚城镇，现在正在前往内罗毕的半路上。拜伦说这个恰卡大约有5公里宽，开始显示出典型的形状——系列圆环。我试着辨认出细节。我想这会使它显得更真实些。我看到混杂着金属丝颜色的礁石状东西。还看到一排暗红色的树，笔直向上，升到难以想像的高度。树干像长矛一样竖直光滑。树叶像伞一样聚拢在一起。在它们的后面，我看见有个东西像冰山一样露出一个角；还有的像张开的手指，升向天空；有的像蘑菇做的炼油厂；有的像大脑、扇子、拱顶、足球。此物像彼物，就是不像它自己。所有的东西都在向我靠近。但是我知道它不会抓住我。至少不会在我所逗留的这个地方抓住我——基地正在远离恰卡，以每天50米的速度，向阿波戴尔山脉的山脚下撤退。
　　我们还在继续向楼顶上升，笼子在风中晃悠。我感到一阵恶心，惶恐地抓紧扶手——它对我来说才是真实的。我闻到了风中恰卡的气味。虚幻的东西总是没有味道的。恰卡闻起来有股肉桂、汗水和土壤混合的味道。它闻着像是雨后腐烂的水果、柴油和混凝土的味道。像妈妈打扮一新出门访客时的味道。像从婴儿嘴里喷出的牛奶味道。它闻起来像电视机，像树下的理发师给我父亲剃头时用的推剪，像妇女在耕地里开辟的那一块摆放贡品的圣地。每种气息都唤起了我对基奇奇、我的生活和周围人们的记忆。气味搅动着我从小到大所感受过、经历过的所有事物的回忆。恰卡对我来说变得真实了，我意识到它将吞噬掉我的世界。
　　我站在那儿，竭力想把所有已经或将要被这些圆环夺走的回忆保存在脑海里。
　　这时电梯门打开了，一个穿着褪色牛仔裤和丛林靴的白人出现在门口。
　　“拜伦，”他叫道，随即注意到有两个肯尼亚小女孩和拜伦在一起，“她们是谁？”
　　“我叫坦德莱奥，这是我的妹妹。”我答道，“我们叫她小蛋。我们来看恰卡。”
　　这个回答显然逗乐了他。
　　“我叫谢泼德。”他握了握我们的手。他也是美国人，“我是巡回行政主管。就是说我世界各地到处跑寻找对付恰卡的办法。”
　　“那你找到了吗？”
　　他一下噎住了，我感觉自己问得太唐突了。然后他说：“来吧，我带你们转转。”
　　“谢泼德，”吸血鬼拜伦说，“交给你了。”
　　他带我们进了基地。
　　一个房间里都是白人，比我一辈子见过的白人都多。每张桌子上有台电脑，但人们——大多数都是穿着邋遢的男人，他们的胡子从来没刮过——似乎更喜欢坐在别人的桌子上，连比带划语速很快地讲话。
　　“非洲人不允许在这吗？”我问。
　　谢泼德笑起来。我说的每句话他都恭恭敬敬地对待，仿佛那是从智慧的老梅兹嘴里讲出的。
　　他带我们进入项目预测室，环形的大桌子上电脑在运行庞大的程序：预测着现在的恰卡，五年后的恰卡，以及当它遇到从南方来的兄弟时的情况——两个恰卡会一起吞掉内罗毕，就像两个老头为了一根甘蔗争执不下。
　　“那吃了内罗毕后它们会离开吗？”我问。地图上显示着所有恰卡覆盖下的旧城镇和村子的名字。当然，名字没有改变。我伸出手触摸着地图上的基奇奇，它也会这样的。
　　“我们没法预测得太远。”他说。
　　我思索着：整座城市在恰卡明亮的颜色下消失，就像灰尘被踏进了地毯里。所有的生命、历史和故事。我意识到一些名字，比如城市、国家、历史事件，那些重大的名称将会失落。
　　随后我们下了几级金属楼梯到了“标准实验室”。里面都是从恰卡采集来的标本，它们全被储藏在密封的环境中。一个试管里有一小束精致的真菌，一个圆柱形的罐子里放着一撮蓝色海绵样的指状物，一箱一平方米大的恰卡爬满了箱子的四壁甚至爬到了箱顶上。有些容器是那么大，人们可以在里面走来走去。所有人都严严实实地裹在宽大的白色制服里，墙上有些管子和他们的衣服连接，从外面看去管子和恰卡错综复杂地缠绕着，很难说哪里是管子的尾，哪里是恰卡的头。看起来，那些具有奇异条纹和图案的叶子比起UNECTA穿着白色制服的工作人员显得还要自然些。毕竟外星生物最后还是在属于它们自己的正确的世界里生长。
　　“每样东西都必须隔离开来。”谢泼德说。
　　“是不是因为一旦出了这儿，它就会开始攻击和成长？”
　　“你说对了。”
　　“但我听说它不会攻击人和动物。”我说。
　　“你从哪听来的？”谢泼德问。
　　“我父亲告诉我的。”我小声地说。
　　我们又下楼到了陆地绘图室，这里有一面墙大小的电子图片，是从卫星上拍摄的地球。这个图像对每个人来说都很熟悉：虽然在我父母的祖先看来，要是听说世界是球形的，却没有绳子把它固定住一定会大笑不止。
　　我久久地注视着图片——这是一件本该看了后不会大惊失色的事——但我看到地球脸上刻着的伤痕，它就像一个几里亚马族妇女脸上文的图案。云层下，南美洲、南亚、非洲大陆上星星点点的明亮色彩已经超过了褐绿色的大地。有些色块很大，有些只是斑点，但所有的都是精致的圆环。其中就有一个在非洲东面。这就像是大地生了病。
　　我终于明白了：恰卡不仅是肯尼亚的问题，甚至不单单是非洲的问题，而是整个地球的问题。
　　“它们都在南半球。”我说，“北半球一个也没有。”
　　“没有一个生物包裹落在北半球。我们相信恰卡受到了一些限制。它没有从南极到北极覆盖整个世界。它似乎被限制在了南半球。”
　　“你认为它们为什么只落在南半球？”
　　“根本没什么理由。”
　　“你们只是这么希望。”
　　“是的。我们希望是这样。”
　　“谢泼德先生。”我说，“为什么恰卡要夺走我们南半球的土地却对你们北半球的富人的土地碰都不碰？这不公平。”
　　“宇宙没有公平，孩子。这点你大概知道的比我更多。”
　　我们又下到了恒星绘图室——另一个暗暗的房间。
　　屋子里布满了星星，它们在屋子的中央形成一条带状，星星密集地簇拥在一起互相间紧密连接，它们的光芒模糊成了一片固定的白色。
　　“这是银河。”我说。我在格蕾丝家的电视上看见过，电视机已经被他们带走了。“是的。银河。多好的名字。”
　　“我们在哪儿？”我问。
　　谢泼德走到靠近门的地方，指着靠近他腰部的一个小星星。它周围画了个红色的圈。要不是这个圈，我看他未必能从这么多白色的小星星中把它找出来。看到我们的太阳是这么小这么普通，多少让人有些失望。
　　我问：“那么，恰卡是从哪来的呢？”
　　这位UNECTA官员用他的手指在墙上划了一条线。他走向房间的另一边，走了一半，他停住了。他的手指停在一个有着彩虹般色彩的旋涡上，它璀璨得像团焰火。
　　“蛇夫星座17号。这只是个名字，没什么重要的。重要的是它离我们很远很远……即使光——要是有什么东西能走这么快的话——也要八百年才能到那里，它不是行星，甚至也不是恒星。它是我们所说星云，介绍一大团发光的气体形成的云。”
　　“人们怎么能住在云里？”我问，“他们是天使吗？”
　　谢泼德又笑了。
　　“没有人，”他说，“也没有天使。只有机器。但不是你或我所认为的机器。那更像是有生命的机器，而且非常非常小。甚至比你身体里最小的细胞还要小。这些机器都只有原子链大小，它们能移动周围的其他原子，因此能够复制它们自己，或者复制任何它们想复制的东西。我们认为那些气体云就是成兆成万亿个微小的活机器所组成的。”
　　“没有植物和动物。”我说。
　　“是的，没有植物和动物。”
　　“我以前从没听说过这种事。”
　　它有种天然的宏伟气势，令人激动。但就像太阳，如果你太靠近观察它就会受到伤害。
　　我再次看了看那个彩色的旋涡，它和恰卡留在地球上的伤疤是一样的颜色。我又回头看了看靠近门边的小点，是它给予我光和热。比较房间的其他星星，它们两个看起来都很小。
　　“为什么这样一个东西会从那么远的地方跑到我们肯尼亚来？”
　　“这确实是个问题。”
　　这些就是UNECTA的长官能让我们参观的所有科技工作室，所以谢泼德带我们下去看了员工生活、吃饭、休息的地方；他们看电视、看电影、喝酒、喝咖啡的地方；还有他们锻炼的地方，他们似乎很喜欢在这里穿着不伦不类的衣服做大量的运动。走道里挤满了人，大家趴在地上做运动，就像四条腿的小狗，懒散地挤作一堆。
　　“这地方有股白佬的臭味。”小蛋直截了当地说。她也不想想也许这个谢泼德听得懂斯瓦希里语。谢泼德先生笑了。
　　“谢泼德先生，”我说，“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
　　他疑惑了一会儿，后来想起来了。
　　“解答。哦，是的。那么，你认为呢？”
　　我的脑子里充斥着各种疑问，我又提出了一个对我而言特别重要的问题。
　　“我想要紧的是，人们真的能在恰卡中生活吗？”
　　谢泼德打开了一扇门，我们站在了一个轨道站的巨大金属平台上。
　　“那个，我的小朋友，那是个甚至不允许我们去想的问题。”他边说边护卫我们上了平台楼梯。
　　旅程结束了。我们看到了恰卡。我们看到了我们的世界、我们的未来、我们在星星中的位置——这些事对乡村教区的孩子来说都太大太遥远了。他们在研究这些问题，这些人和大多数白佬不一样，我相信他们会找出答案的。
　　下到了带着刺鼻柴油味和链锯轰鸣声的红色泥地，我们谢了谢泼德博十，他看来很感动。显然他是这里的一个有权力的人。总之，他派了一辆UNECTA的“陆地巡洋舰”①送我们回家。
　　【① 陆地巡洋舰：丰田越野车的一种型号。】
　　我们的脑袋里装满了看到的新奇事物，都想不到告诉司机让他在下个村子就让我们下车自己走回去。事实上，我们一路招摇地坐着越野车在大路上笔直开过去，路过了哈兰的店，标致汽车站和在树下读报纸的所有人。
　　然后我们见到了爸爸妈妈。这下可糟了。父亲把我带到书房。我站在那，他坐着。他拿着卡伦金语圣经——那是主教在他的神职授任时给他的，这样他就可以总是从嘴里讲出上帝的话来了——他把圣经放在我和他之间的桌子上。
　　他告诉我，我欺骗了父母，还让小蛋误入歧途，我撒谎，偷东西——当然不是指上帝的钱，因为上帝不需要钱，而是和我朝夕相处的村民的钱，是我每个星期天唱歌祈祷时站在我身边的人的钱，我辜负了他们的信任。
　　他说这些时心平气和，直截了当，都没有提高嗓门。
　　我想告诉他所有我看到的事，是的，我撒谎了，我骗人了，我从基奇奇的基督徒那偷走了钱。但我看到了，我了解了。我看到太阳迷失在上百万颗其他的太阳中。我看到这个世界——被认是上帝创造的最独特的世界——小得几乎看不见。我看到了那些人——耶稣是如此热爱并为其罪行而牺牲的人们——他们正试图研究那些活的机器：每个都比最小的东西还要小，但聚集起来却是如此庞大，穿越它们组成的集体要花许多光年。我了解了和我们信仰的东西如此不同的事物，我想告诉他全部，但我什么也没说，因为父亲做了件难以置信的事。
　　他站起来——没有叹息，没有言语，甚至没有任何愤怒的神情——他打了我一巴掌。
　　我踉跄着倒在地上，父亲的行为比我脸上的疼痛更让我震惊。随后他做了件更加不可思议的事。他坐下，用手抱着头，开始哭泣。
　　现在我非常害怕。我跑去找妈妈。
　　“他受了惊吓，”妈妈说，“胆小的人经常会本能地反击他们害怕的东西。”
　　“爸爸有他的教堂，有他的职位，有他的圣经，什么东西会吓着他？”
　　“你。”妈妈说。
　　这个回答和爸爸打我一样让我不知所措。
　　妈妈问还记不记得在教堂的争执后父亲骑着雅马哈消失了一个星期的事。我说记得。
　　“他向南，到了内罗毕，甚至更远。他想去看看他害怕的事，他看到了——光凭他的信仰，他不能打败恰卡。”
　　父亲在书房里待了很长时间。然后他走到我身边，跪下来，请求我原谅。他说，这是圣经的要求——不要让太阳在你的愤怒中落下。虽然还在遵循圣经的原则，但从那天开始父亲逐渐消沉并和我疏远了。这就是生活：一系列的衰亡、谅解和新事物的开始。
　　和生活一样，基奇奇也在一步步逼近死亡。
　　那天早晨，外星生物珊瑚礁似的螺旋体越过了山谷隘口的树梢，基奇奇这时候只剩下20户人家了。
　　破晓后不久UNECTA的卡车来了。它们是些肮脏的苏丹军队的车，二手的俄国货，漆得乱七八糟，还喷着黑烟。当我们看见黑人士兵走下车时？大家都很警觉，因为我们听说过关于非洲人落在其他国家的非洲人手里所遭遇的可怕的事。我不信任他们的长官：他非常瘦，刮过的脸颊一侧有个奇怪的凹陷，就像月球表面的坑洞。
　　所有人在教堂前的空地上聚集起来，打好的包裹就堆在周围。
　　我们家有十二包用康加包扎的行李；我拿着收音机和一些罐子。爸爸的书用绳子扎好同定在红色摩托车的油箱旁。
　　月亮脸的长官摆摆手，第一辆卡车倒过来放下门。一个士兵跳下来，打开放在车门口的折叠沙滩椅，拿着夹纸板和铅笔坐下。
　　第一个装车的是库里雅一家，他们一向争强好胜特别霸道。他们把孩子们抱上卡车，然后递上包裹。
　　坐在沙滩椅上的士兵看了一会儿然后摇头说：“太多了，太多了。”他用蹩脚的斯瓦希里语说，“你必须减少些东西。”
　　库里雅先生皱了皱眉，用眼睛丈量了一下后车厢的空间，拿下了一包衣服。
　　“不，不，不。”士兵说着站起来，用铅笔敲敲他们的电视机。另一个士兵过来从库里雅先生的手里抱走了电视机，搬到停在路边的一辆小卡车上。
　　“现在，你上车。”士兵命令道，并在他的夹纸板上打了个勾。
　　如此野蛮的行为。光天化日之下的犯罪。没人注意。没人关心。没人说一个字。
　　我们家“留下”的是那辆摩托车。父亲的脸因为愤怒而绷紧了，他眼睁睁看着那些暴徒违反上帝的戒律，但他连一声都没吭就放弃了摩托车。长官把它推到一群士兵那儿，他们正蹲在一堆熄灭的火堆旁。这群人兴高采烈地围着摩托车，用他们的贼手发动引擎。从那以后每次我听见雅马哈的引擎声都会向外张望一下，看着是不是我们那辆被抢走的红色山地摩托。
　　“上去，上去。”强取豪夺的家伙说。
　　“我的教堂。”父亲突然叫着跳下卡车。刹那间一排卡拉什尼科夫自动步枪对准了他。父亲举起手回头望着我们。
　　“坦德莱奥，你应该看看这个。”
　　长官点点头，枪放了下来，我也跳下车。我跟着父亲走进了教堂。我们走上过道。祈祷书都放在长凳上，编织跪垫整整齐齐地搁在教堂的靠背长椅上。我们进入小礼拜室，我曾经在那偷了捐款盘里的钱。父亲从已被洗劫过的橱柜里拿出一个被砸瘪的红色汽油罐放在祭坛上。他举起圣餐杯，奉向上帝，然后往杯里倒满了汽油。他转过身面对着圣台。
　　“耶稣基督的血使你的生命永恒。”他高高举起杯子，然后把它倒在圣坛白色的桌布上。一个动作太快了我没有看清——父亲点了火。黄色的火苗蓦地一下窜起。我哭了出来。我想父亲已经随着腾起的火焰彻底心灰意冷了。他转向我。火焰在他身后翻涌。
　　“现在，你明白了吗？”他问。
　　是的。有时候亲手毁灭你所挚爱的东西要比让人把它从你身边夺走或留给外星人要好。等我们回到卡车上时浓烟从屋顶涌了出来。苏丹士兵只是饶有兴趣地看着火，享受着毁灭带给他们的兴奋。毕竟这只是座外国上帝的教堂。
　　老基库比实在是太老了也太笨了，不懂得逃跑，他又在玩“坐在卡车前”的把戏。每次士兵把他拉开，他又急速地跑回原来的地方。以前他经常这么做。我们后面的卡车开始发动，驾驶员没有注意到这个破衣烂衫的脏家伙飞奔过来。随着一声尖叫，基库比被车撞倒，轮子从他身上碾了过去。
　　我们沿着山谷的路离开，从恰卡方向吹来的风夹带着教堂的烟尘笼罩着我们。基奇奇的教区消失了。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第六章
　　时间把每样东西都改变为它原来的相反面。年轻人长大，纯真无知变成了世故老到，坚定执著变成了犹疑不定。从生到死。在内罗毕最后的漫长日子里，时间正在把它变得像恰卡一样。一千万人口挤进了环绕市中心高楼的简陋小棚屋。每时每刻都有更多的人进来。他们从北方和南方，从峡谷省和中央省，从以比锡、纳瓦沙，从马金杜和基奇奇源源不断地拥来。
　　以前内罗毕是个很优越的城市。现在它却成了难民营。过去的大型绿地变成了活动屋问被人践踏的烂泥地。街道绿化带的树被砍倒做了引火木。就像珊瑚岛上的漂流者，难民在马路的环形路上建起村落，足球场和运动操场上也人满为患。武装的巡逻警察每天都要从两条机场跑道上赶走擅自占住者。铁路被弃置了，南北方向的通道已经切断。目前有一万人居住在被遗弃的车厢、车棚和轨道两旁。国家公同成了个脏乱不堪的杂物间，堆满了燃料和建筑材料。野生动物要么逃跑了要么被当作食物宰杀。内罗毕的空气里充斥着柴油味、呛人的烟雾、还有下水道的恶臭。贫民窟向四面延伸至20公里。取水要花一个小时的路程，污浊的饮用水臭气熏天。和恰卡一样，棚屋也在每时每刻一户户地增长——系起几片塑料布，把几个纸板箱堆在一起，在报废的马他图里安个家，支起偷来的砖、麻袋布和锡皮。城市和恰卡变得越来越相似，互相蔓延伸展。
　　我不太记得初到内罗毕头几天的事了。事情来得太多太快——麻木了我对现实的感觉。没人需要知道我们的名字，我们穿过一排排白色的帐篷寻找自己的号码，其他游荡的难民望着我们木然地做着该做的事。大多数时候，我的耳朵里总是充斥着尖锐的嚣叫，想哭却哭不出。
　　这是个讽刺：我们从圣约翰来，现在我们又到了圣约翰。
　　这是座新的营地，靠近主机场的南边。1832。一个号码、一顶帐篷、一盏油灯、一个塑料水桶、一把米铲。每一百个帐篷有一个供水的龙头和一个厕所。下水道就在我们门前过。恶臭熏得我们难以人眠，随后又是夜晚的寒冷让人辗转反侧。廉价的帐篷很单薄，在晚上根本起不了任何保护作用。我们在毯子下蜷成一团。没人想第一个哭，所以也就没人哭。在大型飞机起飞降落和人们吵闹打斗之间也没一刻安定。第一晚，我听到了枪声。我以前从没听到过，但我很清楚那就是枪声。
　　在这个圣约翰，我们不再是显要的人。我们什么也不是。我们就是1832。即便是我父亲牧师的硬领也不能赢得尊敬。第一天他去水管那儿打水，被一个年轻人揍了，他抢了爸爸的塑料水桶。硬领成了对上帝背叛行为的象征，父亲不再戴他的硬领了。不久，他根本就不出门了。他独自坐在帐篷最里面听收音机或者看书。圣约翰已经毁了与父亲生命息息相连的东西。我想在我们被营救前，爸爸就会撑不下去的。
　　在一个像圣约翰这样的地方意味着你快死了。在前往食品供给车的路上你能看到那些正在迈上死亡之路的人——他们坐在帐篷前，抓着脚趾，摇晃着，茫然地看着地面。
　　我们在营地里待到第十五天——我用烧过的火柴在帐篷的墙上做记号算着日子——那天我们听见一辆车停下，有人在喊：“乔纳森·柏。有人认识牧师乔纳森·柏吗？”我认为即使是耶稣叫父亲的名字他也不再会惊讶了。
　　我们的救星是牧师斯蒂芬·伊莱扎克，他逃到了乔古路的教会成员中心。以前他和我父亲一起在神学院上学；他们曾是很要好的足球队拍档。我父亲还是伊莱扎克孩子们的教父；而伊莱扎克牧师好像也是我的教父。他把我们塞上一辆白色尼桑小面包车的后座，面包车的一边写着“大声赞美上帝吧”，另一边挤挤挨挨地写着“用索特里尔琴①和竖琴赞美上帝吧”。他从一帮年轻人不满的喧嚣声中驶离，那些人似乎对坐在教堂车里的基督徒很愤怒。
　　伊莱扎克解释说他是通过网络找到我们的。大型的教区正在召集一些牧师。柏正是他们在寻找的一个。
　　【① 索特里尔琴：一种古代弦乐器，用手指或一个拨片拔弦演奏。】
　　因此我们到了乔古路。教会成员中心曾是一个古老独立的教学中心，还带有一幢现代的两层住宿楼。不过这里很早以前就人满为患了，现在每个开放的空地上都支满了帐篷和木制的棚屋。我们在金属加工厂的车间旁有了两间房。它们挺舒适，就是太狭小，一到工人开工时就非常嘈杂，而且没有什么私人空间。
　　教会成员中心有座白色的小礼拜堂，样子像个鼓，盖着茅草屋顶。帐篷和斜顶棚屋拥挤在礼拜堂周围，但保持着一段敬畏的距离，因为礼拜堂是庄严神圣的。许多人到那里祈祷。许多人背着其他人在那里哭，只有在礼拜堂里哭泣才不会像脏水那样四处传染。我经常看见父亲去小礼拜堂。我想过要靠在门口听听看他是在祈祷还是在哭，但我没那么做。无论他在那儿寻找什么，看起来都不能再使他成为一个完整的人了。
　　我母亲试图把乔古路变成基奇奇。在住宿楼后面有块干枯的草地，远处是条敞开的排水沟。排水沟外就是一排篱笆和一条路，这条路对面是乔古路市场一它的名字就写在锈迹斑斑的锡皮屋顶上，在市场后面就又是棚屋了。
　　这块地没人用而且是开放的，母亲和另外一群妇女想把这块地开垦成耕地。伊莱扎克牧师同意了。她们用车间里一些报废的汽车零件做了几把鹤嘴锄i“，刨开地，种了玉米和甘蔗。
　　【① 鹤嘴锄：在柄的右边安装有与柄成角度的扁平刃的挖掘工具。】
　　到了夏天，庄稼茁壮生长起来，而乔古路市场周围也已经被棚屋挤满了，棚屋把市场团团包围，无数屋顶和墙把市场遮盖住了。但棚屋没有侵占耕地。这块地像是受了神灵庇佑。女人们锄着地，和着收音机的音乐唱歌，聊着家常，小蛋和克洛伊族女孩拿着棍子追逐着肥大的下水道老鼠。有一天我看见田边的一角放了几杯啤酒、几小碟玉米和盐——一块和基奇奇一样的圣地，我明白耕地是怎么被保护的了。
　　母亲把这当作基奇奇，但我看得出它不是。
　　在基奇奇，男人不会站在铁丝绕的篱笆边这样直盯着看。
　　在基奇奇武装直升机不会像秃鹰一样掠过头顶。
　　在基奇奇漆着明亮色彩的马他图来来往往地鸣着喇叭，但不会有重型武器架在车顶，后座上也不会有穿着运动服的男孩四处张望寻找可以抢夺的东西。
　　在内罗毕出现了新情况——拿枪的武装团伙。男人——通常是年轻人——组织成团队，他们有汽车和武器，还穿着任何可以拿来当制服的东西。有些人只有12岁左右。他们给自己的团伙起了各种名字，例如：黑狮、黑犀牛、艾伯奈特、基督徒联合阵线、黑塔利班。他们喜欢黑色这个词，听起来很有威慑力。团伙这些武装分子有着和他们的名字一样的世界观和信仰。他们有自己的地盘，整天在街道巡逻向人们宣告他们就是法律。他们用枪击穿膝盖骨①，焚烧车胎来执行他们的法律，用AK一47自动步枪来保卫他们的街道。我们知道当恰卡到来时，他们会像扑在内罗毕尸体上的鬣狗一样撕斗争夺地盘。
　　“索卡小子”是我们的地方军队。他们穿着运动装，长及膝盖的足球队队服，还把个足球队的标志印在他们的“小家伙”上——他们这样称呼武装的马他图。他们的旗帜上是一个放在绿草地上黑白相间的球。虽然它也被叫做足球，但那不是个足球。它是个巴基球②，是碳分子几何结构，是半生命半机器的恰卡的基本组织。他们的头领是个穿着曼彻斯特联队球衣的男孩，他长得贼眉鼠脸，一副太阳镜总是不停地从鼻梁上滑下来。他不像是基督徒，因为一到星期天他就乘着他的“小家伙”在乔古路上来回跑，这帮家伙发动着引擎向空中开枪就因为他们喜欢这么做。
　　【① 用枪击穿膝盖骨（或腿部）是恐怖分子的一种报复行为。】
　　【② 巴基球：是碳分子组合几何结构，主要指碳60分子，由于该球分子具有典型的中空笼式结构，其外形酷似由12块黑色五边形和20块白色六边形拼舍而成的足球，所以将这种 C60分子结构命名为巴克明斯特·富勒烯，简称富勒烯，又称其为巴基球。巴基球具有新颖奇特的物理化学性质，其在超导、航天等高新技术领域具有广阔的潜在应用前景。】
　　教会成员中心对即将到来的改变有自己的计划。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我去上厕所。无意间听到爸爸和伊莱扎克牧师在牧师书房谈话。我熄掉火把在窗外听着。
　　“我们需要像你这样的人，乔纳森。”伊莱扎克说，“我想这是上帝的旨意。我们有机会建立一个真正的基督教社会。”
　　“你没有把握。”
　　“我们有武装……”
　　“他们都是有罪的，他们是强盗。”
　　“听我说完，乔纳森。他们中的一些人进入了恰卡。他们从里面拿了些东西出来——从隔离区，都是些美国人非常想从恰卡那得到的东西。那里和我们所听到的不一样。非常非常的不同。植物像机器，它们产生电、清洁的水、织物、庇护所、药物。还有知识——有些设备和拇指差不多大小，它把信息直接传输进大脑。还有更多：人们在那生活，不像原始人，也不像——原谅我的说法——也不像难民。它为他们改变自己的样子，他们已经学会让它为人工作。有整座整座的城镇——城镇，我告诉你一沿着乞力马扎罗的山脚延伸。一个宏大的社会在成长。”
　　“它把自己改造成人需要的样子。”我父亲说，“还是把人改造成它需要的样子。”
　　大家缄默了一会儿。
　　“是的。这是真的。人类的不同道路。”
　　“我帮不了你，我的兄弟。”
　　“能告诉我为什么吗？”
　　“当然，”我父亲说，他的声音很轻，我不得不把耳朵贴到窗户上去听，“囚为我害怕，斯蒂芬。恰卡已经从我这里夺走了一切，但它还不满足。它只有抓住我，改变我，把我变得和我自己完全不同才会满意。”
　　“你的信仰，乔纳森。你的信仰呢？”
　　“它第一个夺走的就是我的信仰。”
　　“唉，”伊莱扎克牧师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他说，“你明白你在这里总是受欢迎的。”
　　“是的，我知道。谢谢你，但我帮不上你的忙。”
　　同一晚，我去了白色的小礼拜堂——这是我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去那——去和上帝讨论问题。
　　那是幢非常漂亮的建筑物，弧线型的内墙让你必须绕个圈子才能进入中心。我猜你会说它是神圣的，但祭坛上的十字架激怒了我。都说上帝是正直的、真实的，可他却从不关心任何人任何事。
　　我坐在那盯着十字架看了很久，直到我鼓起勇气说：“你说你就是答案。”
　　我是答案，十字架说。
　　“我父亲被恐惧击倒了。对恰卡的恐惧，对未来的恐惧，对死亡的恐惧，对活着的恐惧。你的回答是什么？”
　　我就是答案。
　　“我们成了难民，靠白佬的救济生活，我母亲种玉米，我妹妹在路边卖烤玉米。告诉我你的回答。”
　　我就是答案。
　　“外星生物已经夺走了我们曾拥有的一切。即使这样，它还想要更多，什么都不能阻止它。告诉我，你的答案。”
　　我就是答案。　“你说你是所有人的需要和问题的答案，但这是什么意思？你回答的答案到底是什么？”
　　我就是答案，寂静，悬挂着的十字架说。
　　“这不是答案！”我朝着十字架尖叫着，“你甚至都不明白我的问题，你怎么会是答案？你有什么力量？没有。你什么也不会做！他们需要的是我，不是你。我要去做你做不了的事。”
　　我没有从礼拜堂里跑出来——既然你不再相信上帝你就用不着慌张地跑开——我走了出来，毫不理会周围那些人看我的眼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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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二天早晨，我去内罗毕找工作。为了省钱，我走着去。到处都是人，有的在和朋友闲逛，有的在路边卖金属的木炭炉子或手电筒，人们买卖一些从报废的金属和旧轮胎上拆下来的东西，还有些人手抱着膝盖蹲在他们的棚屋外聚在一起。但很少看到女人，她们一定把自己锁在了家里。
　　我讨厌那些男人上上下下打量我时的眼神。他们有种猥亵的目光，看见任何东西都只想着能从中捞到什么好处。我必须装得很穷才不会被打劫，要看起来面黄肌瘦，弱不禁风才不会遭到性骚扰。可我仍然感到不安全，直到市中心的高楼大厦林立在我周围，绿黄相间的公共汽车在街上喷着尾气，白色的联合同汽车在马路上风驰电掣。
　　我首先跨进了一家大型旅馆的后门。
　　“我会洗菜、打扫、招待客人。”我对一个穿着灰白色制服的下级厨师说，“我肯干活，人老实。我父亲是个牧师。”
　　“你，还有你们那一千万穷鬼。”厨师大声吼着，“给我滚出去。”
　　然后我去了美国有线新闻网大楼。大楼线条粗犷，很是雄伟。我紧跟在一个摩托擎陕递员身后溜了进去，走到接待处那个漂亮的接待员那儿。
　　“我想找份工作。”我说，“什么工作都行，我什么都能干。我会泡茶，我会影印，我会算账。我英语说得很好，还会一点法语。我学东西很快。”
　　“今天这里没有丁作了。”接待员说，“以后也没有。记住，下次要赶快。”
　　我又去了莫伊大街上亚洲人开的店。
　　“工作？”店主说，“我们现在连自己都养不活，哪顾得上什么内地来的难民。”
　　我又去了基玛锡街上的批发商那儿，不管是在市场，还是在小摊贩那儿得到的都是一样的回答：经济不景气，没有生意，没有工作。
　　我又到街上的叫卖小贩那儿碰碰运气，他们用防水油布兜着廉价的清仓货物在人行道上卖，但他们脏话连篇，行为猥琐，让我恶心。
　　我沿着乌胡鲁高速公路走了五公里，到了奇罗莫路的联和国东非总部。门口的士兵甚至都连看都没看我一眼。他只注意到轿车和越野车，对他自己国家的人却不屑一顾。一小时后我毫无收获地离开了。
　　在回家的路上我拐错了弯，走到了一个我不认识的社区。有些灰色的两层楼房子，底层的店面不是被烧毁了就是用厚铁门锁上了。一些成捆的电缆散落在街上，一圈垒着一圈，沉甸甸地堆在地上。我能听见声音但周围却看不到人。声音是从一排商店后面的小巷传来的。
　　我走过去一看，整个社区的人大概都挤进了那条小巷。即使是在圣约翰营地我也没见到过一个地方有这么多人。小巷里塞满了人，人群推搡着，像一片乌云在缓缓移动。声音嘈杂得令人难以置信。在巷尾我瞥见一辆大大的黑色外国轿车，崭新锃亮，一个男人坐在车顶。他被无数双伸出的手所包围，仿佛人们在向他朝拜。
　　“出了什么事？”我朝任何能听见的人大声问。人潮汹涌着。我站在原地没动。
　　“雇佣。”一个平头男孩回头叫道，他瘦弱得像个女生。他见我仍很疑惑，就说，“瓦太克尼。是资料处理的日班工作。联合国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把我们当成狗屎，但我们却有能力帮他们做纳税申报单。”
　　“报酬很高吗？”
　　“有工资。”
　　人潮再次涌动起来，我被挤了出去。一辆新的轿车出现在我身后。人流像一群振翅的鸟群转了回来把我推向打开的车门。
　　几个戴着墨镜的彪形大汉走了出来，他们给瓦太克尼的经纪人开辟了点空地。他是个卢希亚族人，个子矮小，嘴唇很薄，穿着长长的白色带风帽的外衣，戴着相同的墨镜。他扇动着一叠纸片。我的手本能地伸了过去，然后我发现自己得到了一张纸。上面只印着一个词：尼帕塔。
　　“是密码。”那个瘦弱的男孩说，“好让你进入系统。”
　　“去那儿，去那儿。”大块头男人中的一个指着巷尾的一辆旧公共汽车对我说。
　　我赶紧跑向汽车。我能感到至少有一百个人紧跟在我后面。
　　另一个彪形大汉站在汽车门口。
　　“你说什么语言？”他问。
　　“英语和一点法语。”我告诉他。
　　“你他妈的浪费了我时间，小鬼。”他咆哮道。他从我手里扯过纸条，用两只手使劲把我推开。
　　我摔倒了。看到了后面践踏上来的无数双脚，我立刻顺势滚到车底下，从汽车的另一边爬出来。我不停地跑，直到离开了瓦太克尼的社区，走到有人的大街上。
　　我没注意那个瘦弱的男孩有没有得到纸条，我希望他能成功。
　　“招募歌手”——在一个通往二楼的街面楼梯上挂着这样一个告示。我的才能在信息技术市场上没有用武之地，不过还有其他的市场。于是我上了楼。楼梯通向一个很暗的屋子。一开始我什么都看不清，只闻到屋里有股啤酒、香烟和爆米花的味道。直觉告诉我里面有好几个男人。
　　“你的告示上说要招聘歌手。”我对着黑暗的房间叫道。
　　“那么，进来吧。”一个低沉、阴暗、沙哑的男声响起，仿佛是从一间年代久远的小棚屋里飘出来的。
　　我硬着头皮进去了。等我的眼睛适应了里面的黑暗，我看到了一些桌子、几把倒放在桌子上的椅子、一个吧台和一个略高的舞台。有张桌子周围晃动着几个深暗的影子和一些烟头闪烁的火光。
　　“让我们看看你。”
　　“在哪儿？”
　　“那里。”
　　我走上舞台，一束光猛地打下来，刺得我眼睛都睁不开。
　　“把你的衣服脱了。”
　　我犹豫着，然后解开衬衫的纽扣。衬衫滑落到地上，我站在台上用胳膊护着胸部。我看不见那些男人，但我能感到那些龌龊的眼神。
　　“你就像个基督教小孩。”沙哑的声音说，“我们要看的是女人。”
　　于是我松开了双臂。站在水银灯下的几分钟好像有几个小时那么长。
　　“你不听听我唱歌吗？”
　　“姑娘，我相信你能唱得像个天使，但如果没有体型……”
　　我穿好衣服，系好扣子——穿上它比脱下它还要让人害羞。我走下舞台。男人们开始继续谈笑风生。
　　在我走到门口时，那个黑暗低沉的声音叫住了我：“你能为我捎个东西吗？”
　　“沿着这条路为我跑个腿。”
　　一只握着个小玻璃瓶的手伸到我面前。门口射进来的阳光把玻璃瓶照得闪闪发亮。
　　“沿着这条街？”
　　“去美国大使馆。”
　　“我能找到那里。”
　　“很好。你把它交给一个人。”
　　“什么人？”
　　“你告诉门口的警卫。他会知道的。”
　　“他怎么会知道我？”
　　“就说你是从布若泽·德斯特那来。”
　　“那么布若泽·德斯特会给我多少报酬？”
　　那个人笑起来：“足够多的。”
　　“事成之后付现金？”
　　“当然，做生意就这一种方式。”
　　“说定了。”
　　“好姑娘。嗨。”
　　“什么？”
　　“你不想知道那是什么吗？”
　　“你想告诉我吗？”
　　“它们是富勒烯①。是从恰卡那弄来的。你知道恰卡吗？它们是来自外星球的孢子。美国人想得到它们。他们能用它造东西，能在一无所有的情况下造出一切。你明白吗？”
　　【① 参见上一个注释。】
　　“不是很明白。”
　　“算了。最后一件事。”
　　“什么？”
　　“你不要用手拿着它。你也不能把它带在身上。不能让人发现。你懂我意思吗？”
　　“我想是的。”
　　“舞台后面有些女孩用的更衣室。你可以用其中一间。”
　　“好的。我能问个问题吗？”
　　“尽管问吧。”
　　“这些……富勒烯。这些恰卡的东西……如果它们……在我身体里面漏出来怎么办？”
　　“它们从不侵蚀人体。这个。你可能用得上。”一样东西在空中划了道弧线抛向我。我接住了它……是一管阴道凝胶润滑剂。“能起点润滑作用。”
　　我在去后台前还有个问题。
　　“我想问一下，为什么选我？”
　　“作为一个基督教小孩，你身上有种相当阴暗的力量。”那声音说，“那么，你叫什么名字？”
　　“坦德莱奥。”
　　十分钟后我已经上了路，带着一小瓶塞在我阴道里的富勒烯，经过所有的联合国检查站和安全哨，走到了美国大使馆门口。门口有两个戴着白色头盔，穿着白色长统橡胶靴的士兵。我选择了其中一个有着一口漂亮牙齿的大个子黑人，我告诉了他来意。
　　“布若泽·德斯特叫我来的。”我说。
　　“请等一下。”这位海军陆战队士兵说。他用对讲机做了通报。一分钟后，大门缓缓打开，一个小个子白人出现了，他的头发用摩丝梳得根根向上竖起。
　　“跟我来。”他说。他带我去了安全部的厕所，我在那取出了货物。作为交换他给了我一张背面有个美国总统肖像的扑克牌。那是尼克松的头像。
　　“你如果不带了这个回去，你会死的。”他告诉我。
　　我把扑克牌给了那个自称是布若泽·德斯特的人。他付给了我一卷先令，还让我星期二再来。
　　我把报酬的三分之二给了妈妈。
　　妈妈像在祝福似的双手握紧钞票。“你从哪儿得到的？”她问。
　　“我找到了一份工作。”我回答。我希望她能问下去，可她再没说什么。她用钱为小蛋买了衣服，从市场买回了水果。
　　星期二，我又去了二楼那间满是啤酒和烟味的俱乐部，把另一个货物塞在下身带给大使馆里那个梳着刺头的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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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我就这样做了“信使”。我成了链条上的一环，从乞力马扎罗云雾缭绕下的传奇城市越过恰卡的边缘，穿过联合国的封锁线，到了内罗毕的一家俱乐部，然后进入我的身体，再到美国大使馆。不，我说得不对。应该说我是八百年前就开始的锁链的一环，从蛇夫座十七号星云的光射向地球开始，从美国大使馆到美围政府，再到一个头像出现在扑克牌背面的男人——而这扑克牌就是我的安全通行证，锁链从他又延伸向一个没人猜得出的未来。
　　“它让他们害怕，所以他们想要得到它。”布若泽·德斯特告诉我说，“美国人总是想要得到让他们恐惧的东西。他们认为这些富勒烯会给他们的工业生产带来优势，使他们的经济坚不可摧。事实是，它们会毁掉他们的工业，摧毁他们的经济。有了这些东西，任何人都能造出他想要的东西。他们的自由市场经济是经不住这样的打击的。”
　　我做信使的时间并不太长。对于社会上众口一辞的观念我总是表现得很反叛，布若泽·德斯特就欣赏我这一点——我成了他的私人助手。我制定交易，做记录。陪德斯特参加和其他谢里夫①大佬的谈判。恰卡离我们更近了，昔日的宿敌需要结成联盟，现在街上的武装分子因为共同的利益而需要组成同盟军。
　　【①谢里夫：原指乡村警察或郡长，文中意为黑社会老大。】
　　一天，布若泽·德斯特送给我一件用丝绸包裹的礼物。我打开了它，那是一把枪。
　　我的第一反应是害怕：一个十六岁女孩应该得到这样一个礼物吗？这意味着把别人的生或死掌握在自己手中。我会吗，我能吗，用它对准一个鲜活的肉体？不过很快一种强大的力量蔓延到我的全身——这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掌握了权威。
　　“别太喜欢它了。”布若泽·德斯特警告说，“武器不能让你安全。这个世界没有地方是安全的，对你，对任何人都一样。”
　　在回乔古路的路上，我把枪贴近皮肤，它像是团罪恶的烈火在我身体里燃烧。把它放在我们家里是不可能的，但金属加工厂的西蒙为我藏钱已经有一阵了，他会很高兴把枪藏在松动的砖头后面。他想使使那枪，我不答应，我猜在我离开后他还是会试试它的。每天早晨我把枪拿出来，再拿出一些吃午饭和用于贿赂的钱，然后就去工作。
　　有了口袋里的枪和钱，布若泽·德斯特的警告看起来是那么迂腐、胆小怕事。我年轻、灵活、聪明。只要我喜欢我就能让世界变得安全或危险。但在我十七岁生日后的第二天，他所说的事实还是出现了。
　　那天天很晚了，外面一片漆黑，我从教会成员中心外的马他图下车——父母不再问我那么晚去哪里了，也不问我的钱是从哪来的，这也证明了父母和我有多疏远了。
　　我立刻就感到有什么不对劲，你如果是在街上混的，感觉就会变得很灵敏。人们在空地上不知所措地乱成一团。什么地方有女人的尖叫。我找到西蒙。
　　“出了什么事，我妈妈呢？”
　　“是耕地。他们冲进了耕地。”
　　我推开那些愚蠢、慌乱的基督徒。已经到了成熟季节了，玉米高过了我的头，黑黝黝的甘蔗发出轻轻的塞搴声。我在耕地的小径上迷了路。月亮躲在云后，城市的灯火照亮了天空但并没有投射光线。我循着声音走，直到看见了茎秆间的亮光：是火把和黄色的沥青火焰。声音现在靠近了，很嚣闹。是些人，喧哗的人。喧哗的人群总是让我不安。顾不上小心庄稼，我从玉米地里冲出来，撞落了许多成熟的玉米棒。
　　教会成员中心的妇女站在被践踏的庄稼地边。玉米、土豆、甘蔗、大豆都被踏倒了，拔了出来，剥了下来。
　　她们面前的是一群贫民窟的人。男人手拿火把和收割工具。女人的康加里盛满了偷来的食物。孩子的篮子和布袋里装满了掉落的豆子和掰碎的玉米。他们毫无羞耻地面对我们。在踏平的铁丝网外，更多的一群人等在市场前；这群鬣狗，如果暴民赢了，他们会冲进来加入抢劫，如果暴民输了，他们就会鬼鬼祟祟地溜回家。他们的数量比女人多。
　　二十比一。但我很镇定，我手里有枪。
　　“滚出这里。”我对他们怒吼着，“这里不是你们的地方。”
　　“也不是你们的。”领头的人说，他瘦得像具骷髅，光着脚，穿着一条破牛仔裤和一件破烂的肥料公司的 T恤。他左手举着一盏罐头做的油灯，右手拿着弯刀。“它是从恰卡那借来的。恰卡会拿回去的。没人能拥有它。在它全部被夺走以前我们要拿我们能拿的。”
　　“去向联合国说去。”我叫道。
　　领头的摇摇头。人群又向前走了几步。妇女们忿懑地嘟哝着，紧紧地抓着锄头。
　　“联合国？你没听说吗？他们正在减少救济的努力。我们被留给了仁慈的恰卡。”
　　“这是我们的食物。我们种植它。我们需要它。离开我们的土地！”
　　“你是谁？”领头的讥笑着说。人群举着镰刀继续前进。
　　笑声激起了我身体里的黑暗面——这点布若泽·德斯特早就看出来了。它使我变得像战士一样好斗。愤怒和力量充斥着我的大脑，我拔出了枪，把它举过头顶。砰、砰、砰，枪声刺破暗夜。其后是比枪声更加让人震惊的寂静。
　　“怎么？这个孩子有把枪。”那个饥饿的男人说。
　　“这个孩子也会开枪。你会是第一个死的。”我说。
　　“也许。”领头的说，“但你只有三发子弹了。我们有三百双手。”
　　贫民继续前进，妈妈把我拉到一边。
　　他们在收割我们的玉米和甘蔗，一把把弯刀映射出黄色的火光。他们后面紧跟着妇女和孩子，在捡拾、筛滤、收集漏下的粮食。三百双手像蝗虫一样啃噬了我们的庄稼。
　　枪突然像杠铃一样沉重起来，迫使我放下了手臂。我记得自己因为挫折和羞愧而哭了。他们人太多了。我的力量、我的决心、我的武器根本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盲目的勇敢、自负和虚伪的炫耀。
　　到了早上，田里一片狼藉，到处散乱着茎、秆和扯碎的叶子。没有一个可以吃的果实留下来。早晨，我等在在乔古路边，竖起大拇指要拦一辆马他图，我背着的运动背包里是我全部的财产。我又要开始做个难民了。那场争执是短暂的，无声的。
　　“这是什么？”母亲没有碰那支枪，她只是用手指着床上的枪质问我。
　　父亲对此甚至连看也没看。他弓着背坐在一张又深又旧的扶手椅上，低着头盯着自己的膝盖。
　　“你从哪弄来这种东西？”
　　我身体里的黑暗力量仍然很强大。在面对一群暴民时它失败了，但用来对付父母是绰绰有余了。
　　“从一个谢里夫那儿。”我说，“你们知道谢里夫是谁吗？他是个大人物。在他那儿我把恰卡的孢子藏在身体里，再把它们卖给美国人、欧洲人，任何愿意买的人。”
　　“不许这样跟我们说话！”
　　“为什么我不能？除了坐在这等待事情发生，你又做了些什么？我来告诉你惟一会发生的事：恰卡会到来，毁灭一切。至少我已经为这个家尽了自己的义务！至少我没让全家都被赶进下水道！至少我们不用去偷别人的食物！”
　　“污浊的钱！肮脏的钱，罪恶的钱！”
　　“当初给你钱时你可是很高兴的。”
　　“如果我们知道……”
　　“你问过吗？”
　　“你应该告诉我们。”
　　母亲无言以对。她再次指了指枪，仿佛它是所有堕落的证明。
　　“你用过它吗？”
　　“没有。”我回答，等着她骂我是个说谎者。
　　“今晚你不是要用它吗？”
　　“是的。”我说，“我会用的，只要我认为它能起作用。”
　　“你到底是怎么了？”母亲说，“我们都做了些什么呀？”
　　“你们什么也没做。”我说，“这正是问题所在。你们放弃了。你和他一样只会呆坐在那里。”父亲始终没说一个字。“你坐在那儿，什么也不做。上帝是不会来帮你们的。如果上帝能，他会派来恰卡吗？上帝已经让你们成了乞丐了。”
　　这时父亲从他的椅子里站起来。
　　“离开这个房子。”他用非常平静的口吻说，我注视着他，“带上你的东西。走吧。现在就离开。你不再是这个家里的一员。以后也不要再回到这来。”
　　因此我带上装了我东西的包，把枪放在裤子里，钱放在鞋子里，走出了家门。
　　我觉察到了从每个房间，每个帐篷，每个小棚屋里投射来的目光，我现在才知道原来基督徒也会拥有贫民窟的那种眼神。
　　布若泽·德斯特把俱乐部后面的一个房间给我住。我猜他也许想借这个机会和我上床。
　　这里气味恶浊，晚上又喧闹不堪，我还经常不得不离开房间给做生意的妓女腾地方，但它毕竟是我的家，我相信自己是自由快乐的。但布若泽·德斯特的话像施在我身上的诅咒，就像有些人只要看上别人一眼就能让人遭殃，我知道自己永远不会有安宁。
　　你什么也没做——我已经控诉了我的父母的什么都不做，但我都做了什么？等恰卡来了我能做什么？
　　几个月过去了，恰卡的边缘到了穆兰加，到了噶尼亚瀑布，到了锡卡，布若泽·德斯特的诅咒依然控制着我。
　　我看到政府在卡车和汽车的护卫下离开内罗毕前往蒙巴萨。在海尔塞拉西大道的咖啡店——我总是在那给我的信使买早餐咖啡——我看见长长的车队用了一个半小时才全部通过。
　　一群捣乱分子乘着武装巴士在大街上乱窜，像放烟火似的放着曳光弹，直到联合国的重型军用运输车来驱赶他们。
　　我蹲伏在路边的沟里躲避正在为抢劫油箱而进行的激烈交战。之后我爬起来去了莫伊电信塔的观察站，看见战斗的浓烟在郊区燃起，在远处映衬着火光的薄雾边缘，在南面和北面，除了斑驳的暗褐色地面和贫民区飞扬的尘土外，就是恰卡的奇形怪状的颜色。
　　我看到报纸宣布2013年，7月18日，两个恰卡的边缘将相遇，内罗毕将不复存在。哪里是安全的？冥冥之中我似乎听见德斯特的声音。你打算做什么？
　　面对一个人死亡的最后时刻还算是容易的。一口气吐出再没有吸进。心脏停止跳动。血液变凉继而凝结。最后的意识在大脑中渐渐淡去。但如果是在死亡刚开始时就没那么容易了。不是吗，比如，当身体进入最终的衰竭？当第一个细胞变黑成了癌？当我们把自己的DNA传给人类新的一代，我们自己的基因变成多余？当我们出生时？一个公务员告诉过我，在他们填好你的出生证明时，他们也准备了你的死亡证明。
　　内罗毕的死亡也是一样的。全世界通过间谍卫星和摄像飞船看到了它死亡的整个过程。作为一个城市，要确定它终结开始的时间更加不容易。有人说是从联合国撤出内罗毕，整座城市不设防开始。有人说是在恩巴卡西的电力工厂关闭，输送到海岸的燃料和电力被切断时。有人说是在第一个孵化塔出现在西地的大街上时；电视新闻的画面上六角形的恰卡苔藓缓慢淹没了“欢迎到内罗毕”的路牌。对我而言，它是从我和布若泽·德斯特在楼上俱乐部后面的房间睡觉开始。
　　我告诉他我是处女。
　　“我总是把你当成一个基督教孩子。”他说。虽然我的童贞使他兴奋，但他从没有试图强迫或无礼地侵犯我。
　　当时我很紧张，口干舌燥，都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只是假装很享受它。事实是我根本不明白所发生的一切。我干吗要做这事？似乎这样才能证明我已经是个很出色的年轻罪犯，只有这样才能把我的生活和我的城市联系起来。
　　虽然他很温柔体贴，但我们再没有睡在一起。
　　内罗毕的最后几个月是艰难的时光。有时候日子是那么难熬，我们只能靠回忆一些美好的、光明的事情来度过。我试着诚实坦然地面对最后的时间。
　　现在我十八岁，自我离开乔古路已经有一年了，我再没看见我的父母和小蛋。我承认自己很骄傲，抱怨父母，也腮陡害怕，但没有一天我不惦记他们，心中充满了对亏欠他们的内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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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章
　　恰卡自两面进攻：一个从南面推进；一个从北面突袭穿过曾经富饶的西部郊区和格罗夫花园区。肯尼亚军队在那防御，向被称之为“长城”的植物壁垒发射迫击炮，用炮轰来攻击孵化塔。但这就像是在向大海扔石头一样毫无效果。
　　在南边，联合国把国际机场以各种价格开放。在他们之间，街头的武装分子像街上的野狗似的互相厮打。同盟形成又在同一天瓦解。邻居反目为仇，兄弟互相残杀。内罗毕市中心的林荫大道上散布着子弹壳和烧毁的武装巴士残骸。坐落在莫伊大街上的橱窗没有一块完整的玻璃，没有一家商店能在洗劫中幸免于难。在所有这些之间还有一千二百万居民和民防队。
　　我们也结成了自己的联盟——民防队。我们和莫穆比达成默契，他们刚和哈兰血腥地结束了协议；哈兰是谢里夫巨头之一，他们和黑狮达成了一个秘密协议；黑狮想在恰卡走后成为新秩序的主宰。愚蠢、自负的索卡小子已经在一夜之间被炬目东狮分队一扫而光。改装的小巴士和足球队队服根本打不过俄国产的装甲运兵车和光散射战斗服。德斯特的联合也是不稳定的：民防队很有钱也很有影响，但没什么力量。除了我们那上个世纪中叶研制出的AK一47步枪和酷酷的街头制服——在最后的日子里，每个人都有一套制服，我们什么也没有，甚至连索卡小子也能打败我们。我们是罪犯，不是斗士。
　　北边的里穆鲁、提贾尼、基亚布。南边的阿锡河、马塔西亚、恩巴卡西。这里恰卡吞了一所房子，那里恰卡吞了一所学校、半个教堂、四分之一的街道。每天50米。不会更快，也不会更慢。
　　当东非保卫军的司令部宣布恰卡的边界到了恩加拉，我开始转移。我穿着德斯特女郎的制服——聚氯乙烯材料做的斑马条纹的长外衣，它正好遮住了我的热裤。
　　我乘了辆出租车去美国大使馆。司机从河边绕道而行。
　　“‘滑翔机’落在了里穆鲁路上。”司机解释说。
　　“滑翔机”的样子吓了我一跳，它们像是从孵化塔上飞出的一些巨大的塑料蝙蝠，在空中盘旋，等待降落，伸展翅膀越过城市上空撒下恰卡的孢子。在我看来那些就是黑暗的死亡之翼——我的脑海里还保留着很多旧约全书里的想像。
　　军队打掉了附在塔上的一些，直升机在空中又打掉了几个，但仍有不少已经把孢子撒下来了。
　　内罗毕正在从内部被吞噬。
　　河边曾经是个富人区。但现在一辆坦克颠倒着泡在一个游泳池里，一座网球场上散布着激战中的死掉的人的肿胀尸体。迷彩的恰卡悄然而至，树丛外我看到了扇形的淡紫色珊瑚礁。
　　我让司机等在大使馆外面。使馆的空地上挤满了卡车。一队队士兵和工作人员拎着板条箱和机器上了这些卡车。那个黑人海军陆战队员已经认识我了。
　　“你们要走了吗？”我问。
　　“是的，女士。”水兵回答。
　　我把自己的枪交给他。他点点头让我进去。
　　人群在走廊上推推搡搡，穿梭着搬运成堆的纸张和印有“美国政府所有”字样的盒子。到处都能听到碎纸机的声音。
　　我找到了要找的办公室。那个叫纳特森的刺头男人正在往他的桌子上垒纸箱。
　　“我们今天不做生意。”
　　“我来这不是为了交易。”我说。我告诉了他我来这儿的目的。他看着我，那表情像是我告诉了他世界是由毛线构成的，或是恰卡已经倒退回去了。因此我在他的桌子上理出一块空地，把我带来的照片摊在上面。
　　“请你告诉我，因为我不明白这些有趣的东西。”我说，“是不是因为他们太年轻了，所以你不能把男孩和女孩区分开来？这也太亲密了吧？”
　　“混蛋。你不会把它们公开的。”
　　“已经公开了。如果我每周没有向使馆人事处网站发送一个密码的话，这些资料就会自动下载。”
　　假使纳特森手里有枪的话，他一定会立刻向我开枪的。
　　“我根本就不该信任一个拿肉体和外国人做交易的女人。”
　　“我们都在出卖自己，纳特森先生。你说怎么办？”
　　“等在这儿。要想离开这个国家你需要植入芯片。”他迅速走出了房间，我待在办公室里研究起墙上挂着的总统像。我对这些具有总统特质的脸部特征很熟悉——也许是因为办公环境的影响——我认为总统的长相都差不多。
　　这时候纳特森拿着个像大号皮下注射器一样的金属塑料制的装置回来了。
　　“姓名，地址，社会保障号。”
　　我把这些给了他。
　　他轻按了注射器一边的几个微小开关，然后他抓住我的手腕，把针头扎进我的前臂。一声滴答声响起，我感到一阵尖锐的疼痛但没叫出声。
　　“祝贺你，你现在是美国军事情报部门的一员了。我希望这针他妈的够疼。”
　　“确实很疼。”血顺着手腕淌下来，“我还需要三个。这是名字。”
　　除了纳特森和赤身裸体的孩子在床上不堪入目的照片外，我拿出了家人的照片。纳特森把芯片注射枪扔给了我。
　　“这个。拿去吧。给你这该死的东西。他们不会注意到少了一支的。它使用起来很方便，只要拨一下这个和那个。”
　　我抄起照片连同芯片注射枪一起放进了口袋。我穿过走廊上熙熙攘攘的人流，踏着满地纸张走到外面的亮光下，我感到皮肤下的芯片在颤动。
　　回到俱乐部我把金子付给司机——金子和可卡因是现在惟一接受的硬通货。几个月之前我就把所有肯尼亚先令换成了克留格尔兰特①——现在的汇率不太好。
　　【① 克留格尔兰特：南非的货币单位。】
　　我慢慢走上俱乐部楼梯，进入了……屠杀现场。
　　昏暗的房间里到处是弹壳。吧台上散落着打碎的玻璃酒瓶，浓郁的酒气溢了出来。桌子四分五裂地倒在地上。椅子也翻倒在地，砸得粉碎。尸体七倒八歪地躺在碎片中，俱乐部的男人们难看地摊着四肢横在地上。地毯上浸透了黏稠的鲜血。苍蝇在尸首上嗡嗡乱飞。我看见了德斯特女郎——我的姐妹们——散乱地躺在地板上，头发、皮肤和条纹制服浸满了鲜血。我在这些尸体间游移，这情景让我想到了在高地平原上的斑马，被狮子袭击，四肢、肌肉、皮肤被撕开。血的腥臭是种可怕的东西——你没法把它从身上去掉。
　　我看见布若泽·德斯特背靠着舞台，他的头被打烂了。
　　我们的联盟终结了。
　　突然有一个声响，我转过身，拔出了枪。我看着手里的枪一躺在地上的这些人手里也握着枪，可他们都成了死人。我害怕了。我迅即跑出了俱乐部，冲下楼梯奔到大街上。
　　我像疯了一样，手里举着枪，朝着街上的人尖叫，敞开的外衣随着我的奔跑飘向身后。我竭尽全力地飞奔。
　　我跑向家，跑向乔古路，跑向我丢在那儿的亲人。没什么能阻止我，没什么敢阻止我，我手里还握着枪。
　　我要回家，我要摆脱这些疯狂。我要告诉家人——联合国要为我们做的最后一件事就是带我们飞离这里。我们要飞到不需要枪，不需要难民营，不需要救济的地方，飞到能再次找回自我的地方。
　　我就这么穿着我的外衣和笨重的靴子一路跑着，路过废弃的乡村巴士终点站边的棚屋，绕过兰德海路上的金属路障，穿过垃圾场，跨过了卢萨卡路——那儿有两辆公共汽车在燃烧。我跑到了乔古路。
　　有人堵在路上——许多许多人；有汽车——白色的联合国汽车；还有士兵——很多士兵。我看不到教会成员中心。我冲进人群，用枪托朝他们击打，推开挡我路的人。
　　“别挡我的路，我要回家！”
　　有人用手抓住了我，一个肯尼亚士兵抓住了我的肩膀，把我拽开。
　　“你不能进去。”
　　“我的家人住在这里，在教会成员中心，我需要见他们。”
　　“任何人不得人内。这里没有教会成员中心了。”
　　“你什么意思？你在说什么？”
　　“一个‘滑翔机’落下来了。”
　　我挣脱开他的手，奋力穿过人群一直走到士兵组成的警戒线。一排悍马越野车和装甲人员运输车沿着路一字排开100米。在它们后面100码处就是感染外星生物的地方。
　　“滑翔机”冲进了住宿大楼。我仍能够在灰泥墙上蔓延的菌团和海绵的外壳里看出蝙蝠翅膀的大致形状。
恰卡珊瑚礁的骨架已经顶开了教学大厅的锡皮屋顶，小棚屋成了一摊正在融化的塑料和在褐色烂泥里膨胀起的半透明泡泡。那烂泥碰到哪儿，哪儿就有新的泡泡长出。
　　礼拜堂已经在一个网状的红色脉络下消失了。就连乔古路上也长满了黄色的花和蓝色的桶状物质。恰卡六角形苔藓的触角正向路边房屋伸展。就在这时，中心外的一株荆棘树坍塌消失，腾起一股银色的微小粒子进了下水道。
　　“人都在哪儿？”我问一个士兵。
　　“接受净化。”他说。
　　“可我的家人还在那里！”我朝他尖叫。
　　他转过了头。
　　我朝人群叫嚷。我大声喊着爸爸的名字、妈妈的名字、小蛋的名字和我自己的名字。我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想找到他们。
　　太多的人，太多的脸。士兵都在看我。他们正在用电台报告，我打扰了他们。任何时候他们都可以逮捕我。更可能的是，他们把我带到一个僻静处，朝我的后脑勺来一枪。太多的人，太多的脸。
　　我放下枪，伏下身在人群的腿间穿行。
　　净化，一个联合国用语，联合国东非总部可能已经得到了被污染的记录，去那儿也许能得到家人的消息。
　　奇罗莫路。我需要交通工具。我冲出人群又开始奔跑。我离开乔古路，穿过体育馆，绕过兰德海路的环形路口。街上还有几辆轿车在行驶。我跑到路中央，朝每一辆向我驶来的汽车举起枪。
　　“带我去奇罗奠路！”我叫道。驾驶员要么掉头就跑，要么按喇叭，要么咒骂。有人还朝我直冲过来，我一个闪身躲开了，对他们来说，我的动作非常敏捷。“带我去奇罗莫路，否则我杀了你！”武装分子坐在他们的“小家伙”里大笑着叫喊着冲过我身边。没人停下来。大家都见过太多的枪了。
　　有一队肯尼亚军队驻扎在普瓦尼路上，所以我穿过密密麻麻的棚屋直接上了卡里奥考路。只要我沿着左边的内罗毕河走——它现在已经成了一条堆满垃圾的臭水沟，我将直接到达恩加拉路。贫民窟的人面对我这个拿着枪穿着条纹衣服的魔鬼纷纷躲避。
　　“别挡我的路！”我叫道。但几乎同时，小巷里所有的人全都直愣愣站着抬头向上望，没人理会我的话。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第十章
　　在我看见它之前我就感觉到了它。我的皮肤感到了它的阴影带来的凉气。我也停下来抬眼望去。它向我猛扑下来，当时我只觉得——这东西从恰卡的腹地被派来就是专门来对付我的。
　　“滑翔机”比我想像的还要大，还要阴暗得多。它朝我俯冲过来，我愣了一下，但很快意识到自己手里拿着的家伙。我迅速举起枪朝着黑暗的翼状物射击。我不停地开枪，直到子弹全部打光我还在机械地扣扳机。我站着，颤栗着。
　　“滑翔机”在我头顶擦身而过，消失在塑料棚屋屋顶的后面。我伫立在那儿，看着手里握着的枪。
　　刹那间手枪弹膛的边缘长出许多细小的黄色花苞。花苞绽开露出晶体，晶体像鱼鳞一样遍布在油亮的黑色金属枪壳上。更多的花苞从枪口长出并从枪筒向下蔓延。晶体逐渐膨胀隆起盖住了扳机。
　　我像是见了蛇一样立刻惶恐地扔掉枪。我揪扯着头发、衣服，搓揉着皮肤。我的衣服已经在开始变化——斑马条纹外衣正在起泡。
　　我掏出里面的注射枪，它已经成了一捧黄色的晶体和花。我现在没指望救家人了。我把注射枪扔掉。
　　纳特森和孩子的照片掉在地上，它们先变成泡泡又化成烂泥。
　　我撕扯着衣服，塑料碎片和孢子从我的手指缝掉落。
　　我奔跑着，一只长筒靴的鞋跟掉了，我摔倒在地打了个滚又爬起来，我索性脱掉了笨重的靴子。
　　在我周围，卡里奥考的人都在边逃边用手撕扯着他们的衣服并搓着皮肤。我跟着他们，和他们一样惊慌失措地尖叫着奔逃。
　　我把衣服都扯光了，根本无暇顾及自己已经赤身裸体了。现在我一无所有了。我身上所有的东西都扔了，除了我胳膊里的芯片。两边的塑料和木头的棚屋上都抽出了恰卡的茎和芽。
　　我们全奔向卡里奥考市场的联合国紧急警戒线。柳条盾把我们挡回去；警棍举起来向我们砸下来，人潮冲上去又被打退回来。一些人抱着打破的脑袋栽倒在地。我奋力挤到警戒线前。
　　“让我过去！”
　　我把胳膊从两面防暴盾牌间伸过去。“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
　　警棍在我面前举起来了。
　　“联合国通行证！我植过芯片！”
　　警棍朝我砸下来，但被什么东西挡回去了。一个白人的声音叫起来。
　　“见鬼，她是的！让她从那儿过来！快！”
　　盾牌分开了，几只手抓住我，把我拽过去了。
　　“拿点东西给她穿上！”
　　一件军队夹克披在了我的肩上。我被迅即带离士兵组成的警戒线，来到一部有红十字标记的白色吉普车上。
　　一个穿着印有红十字背心的白人男子让我坐在车后门的踏板上，用一个扫描仪在我前臂上扫描。注射处的伤口呈青紫色，一抽一抽地痛。
　　“坦德莱奥·柏。美国大使馆情报联络处。好的，坦德莱奥·柏，我不知道你在那干什么，但你必须接受净化处理。”
　　一个助理——我猜也是个长官——回到吉普车。
　　“没时间这样处理了。还有2300个平民等在外面呢。”
　　军医抬起脸颊：“这不符合程序……”
　　“程序？”军官说，“让整个该死的城市在我们周围崩溃吗？不过我敢担保，如果美国人知道我们和他们间谍中的一个掺和在一起，那些人准会他妈的发火。一个表面的冲洗就可以……”
　　他们把我带到一辆有生物危害标记的厢式卡车上。它停在远离其他车辆的地方。我还在因为震惊和恐惧而颤抖。我任由他们剃光我所有的头发，没说一句话。有人温和地脱掉我的军用夹克并指点我站的地方。三个男人打开在卡车一边的高压水管从头到脚地冲我。水很冷，强力的水压让我感到很疼，皮肤像火烧一样。我蜷缩转动身体想避免水柱冲到乳房和身体其他的柔软部分。在冲洗第三遍时，我这才意识到他们在做什么，想起了自己为什么会到这儿。
　　“带我去净化！”我叫道，“我要去净化！我的家人在那，你不明白吗？”
　　那些人根本不听我说。我认为他们甚至不知道他们正在冲刷的是个年轻女人的身体。没人听我说。
　　我被热风机吹干，得到几件宽松的工作服穿上，然后上了一辆大使馆吉普车的后座，它快速地穿过街道到达机场。
　　我们没有去机场大楼——如果去那里，我还可以挣脱开他们逃跑。我们穿过铁丝门，笔直前往一架尾舱门已经打开的大型俄国运输机。
　　一队人正沿着坡道进入机腹硕大的空舱中。他们大多是白人，许多人带着孩子，所有人都背着大包小包的行李。大家都是难民，就……像我一样。
　　“我的家人还在后面，我要去接他们。”我对站在坡道前拿着安全扫描仪的人说。
　　“我们会找到他们的。”他边说边在官方资料库中核对我的芯片（这是我背叛家人的标志），“好了。祝好运。”
　　我走上金属的活动舷梯，进了飞机。一个穿着制服的俄国女人给我安排了一个中间的座位，远离任何窗户。
　　我被安全带固定在座位上，浑身打着颤，直到我听见活动舷梯收起来，引擎发动了——我明白自己已经无能为力了，我停止了战栗。
　　飞机在水泥地上滑行上了跑道。
　　我心里有个可怕的念头：希望什么东西会坏掉，飞机坠毁让我死掉。因为我想死——我毁掉了拼命想保护的东西，却留下了毫无价值的东西。
　　引擎的声音更响了，我们一路前进，虽然我只能看到后座和机舱巨大的灰色弧形金属板，但我很清楚我们是什么时候离开地面的，因为我感觉到自己和肯尼亚的纽带扯断了。飞机带着我背井离乡，我的家园在下面渐渐远去。
　　好了，我要暂停一下，现在开始的地方最好还是让另一个声音来述说吧。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第十一章
　　我的名字叫肖恩。这是个爱尔兰名字。你可能看出来了，我不是爱尔兰人，我身体里没一点爱尔兰血统，就因为我妈妈喜欢这个名字——三十年前，爱尔兰的东西是很流行的。我可能没法客观地讲述坦德莱奥的故事，对此我很抱歉。
　　我的天赋是数字。也就是说，我是个难得的会计。我干得很不错，就是不怎么特别地喜欢这行。这也是为什么我的公司只给我一些零碎工作干的原因。其中之一就是在克奈尔街上的非洲·加勒比海·世界饭店。它被称为“我的国度”——菜单每星期都换，用餐环境很棒，音乐好听极了。
　　去那儿工作的第一天我穿了西装，怀顿——饭店的老板把我取笑了个够，所以我再也不在他们面前打扮了。
　　平时我就坐在一张桌子边，一边翻看他的增值税账目一边跟着鼓点和贝斯的节奏摇头晃脑。
　　怀顿总想在账本上耍些新花样，我就负责查看这些小花招哪些可行哪些会捅娄子。然后他在我的咖啡里兑点从牙买加进口的利口酒①打发一个下午——如果我要自己付账似乎是对他的侮辱。
　　【① 利口酒：一种味道强烈的酒精饮料，通常在饭后少量饮用。】
　　一天怀顿对我说：“你应该来看看我们晚上的表演。很棒的音乐。不是这种砰砰砰的。也不是那些该死的DJ放的那种。真正的音乐。现场音乐。”
　　然而我的伙伴都喜欢那种该死的DJ放的音乐和砰砰砰的音乐，所以我就一个人去了“我的国度”。
　　门口排了队，但门童点头让我进去了。
　　我在吧台前的一个椅子上坐下点了一杯特别咖啡——这里最受欢迎的咖啡。
　　演出已经开始了，舞台正在升起来。那支乐队很擅长让一个地方的气氛活跃起来。舞蹈结束后，首席吉它手向舞台后面做了个手势。一个女孩站到麦克风前。我认出了那个女孩——下午她总在这里做女招待。她是个瘦小安静的姑娘，是不引人注目的那种，但她那头尖刺样的短发除外——好像它们是剃光了头后刚长出来的。
　　她站在麦克风前腼腆地微笑着，然后开始唱起来。我很好奇自己怎么从没注意过她。这是首抒缓、沉静的歌。我听不懂歌词，我也不需要懂，她的声音说明了一切：错过、伤害和失去的爱。低音和旋律带出了每个音节里的深沉和伤感。她赤着脚，那样子瘦弱得似乎朝她吹口气她就会断成两半，但她歌声中有种石头般坚强锐利的力量在说：我曾经历过我所唱的。时间停滞了，她抓住最后一个音符然后轻轻吐出。
　　“我的王国”沉寂了片刻，然后像炸了锅似的掌声雷动。
　　女孩羞涩地行了个屈膝礼，在欢呼和口哨声中下了台。两分钟后她又回来工作，清洗玻璃杯。我不能把视线从她身上移开。五分钟里你就能轻易地陷入了爱河。
　　当她过来收拾我的杯子时，我所能说的就是：“你……你真棒。”
　　“谢谢你。”
　　就是这样。我遇见了坦，朝她说了三个字，然后爱上她。
　　我一直不会念她的名字。当酒吧下午没人时我们在桌子边聊天，在我扯着嗓子发元音时她总是摇头。
　　“莱奥。”
　　“你叫‘阿欧’？”
　　轻柔的尖刺头会再次摇摇。她也一样发不准我名字的音节。她总是念成修恩。
　　“不对，应该是肖恩。”
　　“修恩……”
　　所以我就叫她坦，对我来说“坦”这个名字就意味着她是惟一、优中之优、群峰之王，永远的第一。而她则叫我修恩，就是英语中的阳光。
　　一天下午她换班了，我问怀特老板坦德莱奥是个什么地方的名字。
　　“我的意思是，我知道那是个非洲名字，我能从它的发音听出来，但非洲是个很大的地方。”
　　“是的。她没有告诉你吗？”
　　“还没有。”
　　“等她准备好了就会告诉你的。看来，会计先生，你还真陷进去了。”
　　两周后的一天她来到我的桌子边，在我面前把一张张表格像塔罗纸牌一样铺在桌子上。它们是社会保障申请表、收入补助、住房津贴。
　　“他们说你很擅长数字。”
　　“他们有些夸大其词了，不过我可以看一下。”
　　我翻了一下表格，“你工作时间太长了……他们想扣你的津贴。这是典型的福利圈套。他们让你干活却不肯付钱。”
　　“我需要工作。”坦说。
　　最后一张是安置办公室的收容所搜寻人员表格。我把它抽了出来打开。她一定看见我睁大了眼睛。
　　“基奇奇，在肯尼亚。”
　　“是的。”
　　我看到了更多。
　　“上帝。你从内罗毕出来。”
　　“是的，我从内罗毕出来。”
　　我有些迟疑地问：“是不是很糟？”
　　“是的。”她说，“我很糟。”
　　“我？”我说。
　　“什么？”
　　“你说‘我’，‘我’很糟。”
　　“我的意思是它，它很糟糕。”
　　沉默让人很不舒服，甚全是致命的。几个星期来我一直想说的话却怎么也说不出口。
　　“我能带你去什么地方吗？现在？今天？等你干完活，你想去吃点什么吗？”
　　“我很愿意。”她说。
　　怀顿放她早点下班。我带她去了唐人街里一家很有名的餐馆——那里的服务生在你进去前会问你想花多少钱。
　　“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当第一道菜端上来时她问。
　　“尝尝看。你会喜欢的。”
　　她用筷子拨拉着馄饨。
　　“馄饨不好吃吗？”
　　“现在我想告诉你关于内罗毕的事。”她说。
　　端上来的食物很贵、很丰富、造型也很精致，但我们几乎一点都没动，一道菜接一道菜几乎原封不动地又撤回了厨房。
　　坦述说着她的故事：基奇奇的教堂，内罗毕的难民营，民防队女郎的生涯，恰卡毁了她的家人、她的事业、她的希望、她的家园，几乎毁灭了她的全部生活。
　　我在电视上看到过进犯的恰卡。和大多数人一样，我把它当作自己生活的背景音乐：哦，哇，有个能不断生长的外星生物控制了南半球；这可太糟了，狩猎旅游和里约热内卢的狂欢要泡汤了；真是混帐，下次世界杯足球赛看不到巴西队了。不过仅此而已，我们真正关心的是下周制桶公司的账要到期了；缅因路球场的股票正被看好；利率又涨上来了。异乡了，感伤的异乡人。另一个人道主义灾难。我感受着内罗毕——世界头号大城市陷落，试图让自己相信这不是好莱坞电影，这不是布鲁斯·威利在对抗机器人，而是一千二百万人在被黑暗吞噬。
　　和我的大多数朋友、同事不一样，当我想像着恰卡的壁垒向内罗毕市中心的高楼靠近时，我感到身体里有什么东西在痛苦地搅动，像是在我心上踢了一脚。没多久，我已经绕到了粉饰太平的世界背后，看到了真实的生活。现在黑暗已经把真实生活的一支触角伸向了曼彻斯特的大街上。
　　在最后一张饭桌的最后一支蜡烛边坦告诉我她和其他的肯尼亚人是怎样来到法国的戴高乐机场，在欧洲限额难民营混乱地过了几个月——感受着落后、文化冲击、像狗屎一样的穷困潦倒，直到在一个阴沉潮湿的夏天到达英国。
　　听到这些，我沉默了，我找不到合适的词来安慰她。后来我说：“你愿意和我回家喝杯酒或咖啡，或者随便什么东西？”
　　“好的。”她的嗓子因为说话太多变得沙哑低沉，反倒更具魅力，“我很愿意。”
　　我留给服务生一大笔小费。
　　坦很喜欢我的房子。这么大的空间让她惊讶。
　　我让她舒服地盘坐在沙发上尽情享受宽敞的感觉，我则去开了瓶酒。
　　“这真不错。”她说，“温暖、宽敞、漂亮，又是你自己的。”
　　“是的。”我俯下身吻了她。
　　还没等自己意识到，我已经抓起了她的胳膊，轻吻着她芯片周围泛红的肌肤。
　　那晚坦和我睡在一起，但我们没有做爱。她蜷缩着躺着，纯真无邪地枕在我的腹部睡到天亮。她经常在梦中哭叫。她的皮肤有股非洲的味道。
　　那些杂种取消了她的住房津贴。坦非常气愤。房子是她的一切。她的生活就是在寻找一块属于自己的地方：安全、可靠、稳定。
　　“你有两个选择。”我说，“一，放弃这里的工作。”
　　“永远不。”她回答，“我工作。我喜欢工作。”
　　我看到怀顿在吧台后面闪闪发光的玻璃杯前笑了。
　　“那么，就只有第二个选择了。”
　　“是什么？”
　　“搬来和我住。”
　　她花了一个星期考虑。我理解她的犹豫——我的家是安全、可靠、稳定的地方，但不是她自己的。
　　星期六我接到了她的电话，问我能否帮她搬家。于是我去了她在索尔福德①的公寓。
　　【① 索尔福德：英格兰西北部的一个自治市，位于曼彻斯特市附近的曼彻斯特船道旁边。】
　　房间简陋寒冷，家具都是救济商店的，装修很难看。房间里有麻醉品的味道。电视机有声音，却没图像；三个不同的内置扬声器在各唱各的。
　　当坦在收拾她的东西时，她的室友们好奇地盯着我看，好像我是从恰卡里出来的什么东西。
　　坦拎了两个袋子——一个装着衣服，一个装着唱片和书。我把它们塞进汽车的后备厢，她和我回了家。
　　我和坦开始了一起的生活。
　　她跟着我放的音乐哼着歌，把她的书放在书架上，衣服放进抽屉里。不管有没有理南，她都喜欢点上明亮的蜡烛。她极其重视清洁，总是要在浴室里花许多时间，用掉成卷的厕纸。她不愿向我借钱，总是谨小慎微地管理着她那一点点财产。
　　她仍在“我的国度”工作，每个星期五唱歌。每次她站在舞台上都会让我心醉神迷。
　　她话不多，在我看来这让她有种忧郁深沉的特殊魅力。她也很少笑。不过一旦她微笑，那种美丽激荡得我神魂颠倒，犹如匕首插在胸口上的那种尖锐的幸福感。
　　性是一种不同的尖锐快乐——但似乎对她来说很困难，做爱时她总是很紧张。我想她能从中感受到愉悦，但她谨慎地控制着……那是属于她的，是她自己的。她从不让自己沉溺在快乐的享受中。在内心她还是只惊魂未定的小动物。她比自己的实际年龄看起来成熟得多。不过在我们跳舞的时候，有种力量——和她的歌声中相同的力量——激活了她的身心，让她散发出迷人的性感魅力。这让我惊讶地看到了一个开朗的、生机勃勃的、活泼的18岁少女。
　　她爱我。我也爱她，爱得那么强烈，简直有些疯狂。我会凝视着她忘记了自己在做的事……我会贪婪地看着她打电话，看她如何拨弄着电话线，看她怎样盘着腿看电视，看她早晨怎样刷牙。我会在晚上醒来，只为了看她熟睡的样子，检查她是否在呼吸。我神经质般地莫名恐惧着，害怕会有什么东西把她从我身边带走。
　　她在冰箱上贴了一张非洲的卫星照片。她指给我看云层下那些圈形恰卡移动的痕迹。每星期她都更新一张。一周周过去，那些圈融合了。我们生活在一起，那些圈也合并了。时间流逝。她的家园被夺走了。她的父母和妹妹还在那下面，在那些蓝白相问的云层下。这些圈环正逼得他们走投无路。
　　她从不让自己忘记是她舍弃了家人。她从不让自己忘记她是个难民。这使她显得更沧桑，从某方面说，比我还苍老。她之所以整天忙忙碌碌地收拾屋子就是为了好让自己没时间去想这些。只要注意力稍有些分散，所有痛苦的往事就都会浮现出来。
　　星期天她喜欢为我做饭，每次经她这么一折腾，厨房里在接下来的一周都会留下一股驱之不散的怪味。她煮的饭菜其实很难下咽，但我从没告诉过她。
　　我坐在厅里望着她边哼歌边剁着从加勒比海商店买来的东西，我喜欢看到她从不向外人展示的另一面。突然，我见她放下刀，用卡兰京语骂了一声，把手指放进嘴里吮。我像子弹一样快速地冲过去。
　　“该死，该死，该死。”她咒骂着。伤口很深，血从她的食指涌了出来。我把她的手指放在水龙头下用冷水冲，然后去找药箱。很快，我带着纱布、橡皮膏和拯救世界的架势回来了。
　　“没事了。”坦举起手指说，“好多了。”
　　刀口已经消失了。没有血，没有伤疤。只留下一条微微隆起的红色长条痕。
　　我亲眼看着条痕也在慢慢消失。
　　“怎么回事？”
　　“我不知道。”坦说，“但它好多了。”
　　我没再问下去。我不想问。我不想让坦的生活更复杂，增加更多的麻烦，她在过去遭受得够多了，太多了。我知道这一定和外星生物有关；没人的伤口会像这样痊愈的。我以为只要我不理会它随它去，我们就不会再有麻烦，但我却没料到后来的爆炸。
　　有些该死的新纳粹或其他什么人经常炸同性恋酒吧。伦敦、爱丁堡、都柏林等地都有这样的爆炸案，而且总是发生在星期五下午——工作结束，周末开始的时间。曼彻斯特一直保持着警戒。所以那些爆炸者选择了星期二的午饭时间，把半公斤裹了钉子和刀片的塞姆汀塑胶炸药①放在克奈尔街一个酒吧外的桌子下。没人死亡，但一位坐在旁边桌子的女士失去了膝盖以下的双腿，还有超过五十个人受伤。
　　【① 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
　　坦正要去上下午的班。炸弹爆炸时离她只有二十米远。在电台里播放新闻的同时我收到了医院打来的电话。
　　“把这他妈的工作放在那儿。别干了。”老板威利命令道——我哪里还用得着他下命令。
　　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急诊室一片混乱。我看见医生们一路小跑着奔来奔去；一有人进来大伙就都抬头看看是谁，一个个都神情紧张害怕不已；警察在做笔录；走廊上都是手推车。我想这情景也许和内罗毕的最后时刻有点像。
　　接待处让我在一个房间里等一位医生。我恰好在走廊上就遇见了要见的医生——一个身材娇小，一脸疲惫的中国女孩。
　　“哦，基登先生。你和柏小姐住在一起，是吗？”
　　“是的，她怎么样了？”
　　“嗯，她被送来时全身多处受伤，上身、左脸、左上臂和肩膀……”
　　“噢，天啊。她现在怎么样了？”
　　“你自己去看看吧。”
　　坦正沿着走廊走过来。要不是她穿着医院的病号服，我发誓她和早晨离开我时没什么两样。
　　“修恩。”
　　伤痕已经从她的脸上和手上消失了。一种可怕的预感笼罩着我，如此强烈冷酷让我不寒而栗。
　　“我们想留她做进一步检查，基登先生。”医生说，“你应该能想像到，我们以前从没见过像这样的事。”
　　“修恩，我好了，我想回家。”
　　“只是要确认一下，基登先生。”
　　我给坦带了一袋衣服什么的日用品，接待处让我去加护病房。我跑上六楼的病房，心里像要着了火似的害怕得要命。
　　【① 塞姆汀塑胶炸药：一种炸药的商标名称。】坦在一个满是白色仪器的密封房间。她看见了我，从床上跳下来跑到窗户边，把手贴在窗户上。
　　“修恩！”她的声音从一个扬声器传出来，“他们不让我出来！”
　　另一个医生把我带到隔壁的一个房间。里面有两个警察和一个穿制服的男人。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基登先生。柏小姐，她是肯尼亚难民？”
　　“你他妈明知故问。”
　　“放松些，基登先生。我们已经为柏小姐做了些检查，我们在她的血液里发现了富勒烯毫微处理机。”
　　“毫微什么？”
　　“就是通常所说的恰卡的孢子。”
　　坦，德斯特女郎，朝滑翔机射击、射击、射击；枪在她手中开出了花；贫民窟在她身后融化；她脱光所有的衣服；她叫喊着把手臂穿过盾墙，我植过芯片，我植过芯片！士兵剃光她的头，用水管冲她。她曾经把那些东西塞在身体里偷运过，把它们卖给美国人。
　　“噢，我的上帝。”
　　小房间有扇窗，透过它，我看见坦坐在一把床边的塑料椅子上，垂着头，手放在大腿上。
　　“基登先生。”穿制服的男人亮出一个塑料证件夹，“我是罗伯特·麦克戈雷隆，移民安置署的。你的，哦……”他朝窗户点点头。
　　“伴侣。”
　　“你的伴侣。基登先生，我必须告诉你，我们不能保证柏小姐继续留在这不会造成公共健康危害。她的难民身份是由许多条件决定的，其中之一是……”
　　“你他妈的要驱逐她……”
　　两个警察动了一下。我意识到他们来这里不是为了坦，而是为了对付我。
　　“这是公共卫生事件，基登先生。一开始她就不应该被允许进入我国。我们不知道可能造成的环境影响。你应该想想该做什么，已经做的，和正在做的。我必须考虑公众的安全。”
　　“去他妈的公众安全！”
　　“基登先生……”
　　我走到窗边。用拳头敲着用铁丝围起的玻璃。
　　“坦！坦！他们想要驱逐你！他们要把你送回去！”
　　警察把我从窗户边拉走。坦似乎在远处无声地呐喊。
　　“看，我并不喜欢这样做。”穿制服的男人说。
　　“什么时候？”
　　“基登先生。”
　　“什么时候？告诉我，她还能待多久？”
　　“通常他们被拘留一段时间，有上诉的有限权利。但作为公共卫生事件……”
　　“可你看起来是要立刻把这件事办好。”
　　“给我的命令是立即执行，基登先生，我很抱歉。这些警官会和你一起回家。如果你能收拾一下她剩下的东西……”
　　“至少让我和她道个别，上帝，你欠我的！”
　　“我不能，基登先生。有污染的危险。”
　　“污染？我都和她待了六个月了。”
　　警察把我带了出去。
　　医生走过来对我说：“基登先生，这些在她血液里的毫微处理机……”
　　“那就是害她被驱逐的东西。”
　　“那个富勒烯……”
　　“她愈合得很快，我看见了。”
　　“它们做得比这多，基登先生。她将永远不会生病。而且有迹象表明它们能阻止细胞分裂时端粒染色体的损耗。”
　　“这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她的年龄将增长得比我们慢得多。她的预期寿命也许是，我不知道，两百……或三百年。”
　　我愣住了。警察也愣住了。
　　“还有更多的。我们在她的大脑里观察到奇特的组织结构。我能形容它们的最好说法是，毫微处理机看来重新激活了死亡的神经细胞并组成了一个补充的神经系统网络。”
　　“一个多余的大脑？”
　　“一个辅助的大脑。”
　　“它能用来做什么？”
　　“应该说你不想用它做什么，基登先生。”他的手捋了捋下巴，“这一小部分是纯粹做推测思考用的，但是……”
　　“但是？”
　　“但是在某种程度上，她完全控制着它。我想——这只是一种理论——通过这个辅助大脑她能够和毫微处理机互相作用。她可以让它们做她想做的事。规划它们。”
　　“谢谢你告诉我这些。”我苦涩地说，“这会让我好过些。”
　　我带警察回到家里。我从书架上拿下坦排列得整整齐齐的书和CD，从抽屉里取出她叠得方方正正的衣服，从浴室拿出她的日用品，把所有东西装在她搬来时带来的两个袋子里。我把袋子交给警察，他们拿了它开车离开了。
　　我永远没机会向坦说再见。我永远不知道她是乘哪次班机，从哪个机场离开，以及何时离开这个国家的。
　　一张玻璃窗后面的脸——那是我最后的回忆。我害怕的事——令我神经质的，不知来自何处的东西——已经把她带走了。
　　坦走后，我很长一段时间都病恹恹的。感受不到阳光，忘记了雨和风的存在，没了白天或时间的概念，只有一个永恒的、尖锐却无声的哀怨萦绕在我脑海里。同事们有意表现得和平常一样以免让我更难过。周围没人时，他们会小心翼翼非常体贴地问，感觉怎样？
　　“我感觉怎样？”我告诉他们，“我像是被一颗高速子弹击中了，我死了，什么也不知道。”
　　我让其他人来接管“我的国度”的财务工作。
　　怀顿打电话给我，但我不想和任何人讲话。他派人送来一瓶牙买加进口的好酒和一张便条：“来看我们，任何时候都行。”
　　威利安排我休假去看一名心理医生。
　　他的名字叫戈雷格，是个所谓以客户为中心的专家，也就是说我可以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想谈多久就谈多久，他都会听着。
　　开始几次，我谈得很少。一部分原因是因为我觉得这样很傻，另一部分原因是我不想谈，即使是对一个陌生人。但谈话还是在不知不觉中起了作用。
　　有一天我终于开始意识到坦只是走了，但并没有死。她最后一张非洲的照片还贴在冰箱上，我看着照片，看到了一些新东西：在下面，在云层下的某个地方，坦就在那儿。
　　认识的微妙改变却产生了完全不同的结果。我像一个在黑暗中寻找自我的人。他以为自己是在一个房间里，没有门也没有窗户，永远找不到出路。但他听到了声音，脸上感觉到触摸，嗅到了一种细微的气息。他突然意识到自己根本不是在一个房间里——他就在外面：脸上感受到的是轻风的抚摸；听见的是夜莺的歌唱；闻到的是夜晚悄然绽放的花朵芳香；在他的头顶——是熠熠群星。
　　我告诉了戈雷格这些感受，他什么也没说——这些自诩以客户为上帝的家伙从来就是什么都不做。但在那次谈话后我开始上网寻找坦德莱奥·柏。信息资源公开法案使我能够进入移民服务中心的数据库。
　　坦已经乘一架秘密军事运输机去了蒙巴萨。蒙巴萨的联合国难民署安排她去了里寇尼12号——城市南部的一个新难民营。她在11月12日被转移。
　　又花了两天时间我发现坦德莱奥·柏在三个月后去了一个叫北萨布鲁的地方。医学记录说她身体状况还好，有些疲劳和脱水，已补充了糖和盐水。
　　她还活着。
　　冬天的第一个星期一，我回去工作。我已经休息了一个季度了。就在这个星期五，威利给了我一张从网上征兵署打印下的表格。
　　“我想你需要改变一下环境。”他说，“那些人正在找个管库存的会计。”
　　那些人是无国界医生组织①的。他们在东非战场需要个库存会计。
　　【① 无国界医生组织：以紧急医疗援助为目的的国际民间援助团体。1971年在法国设立。】
　　我从停在蒙巴萨的飞机上走下来，距离坦被带走的那晚已经有八个月了。
　　作为肯尼亚共和国的首都，最后日子里的蒙巴萨犹如地狱般混乱——城市的基础设施瘫痪了，经济瓦解，海港有一大批船民流离失所，还有超过一百万人居留在施巴山的里寇尼营地里，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为了控制混乱局面开始了一场新的宗教战争，恰卡经过坦噶从西部前进到了南部。
　　就在这些纷繁混扰之间，我——肖恩·基登在做存货账目。
　　在无国界医生组织的总部做会计是项很有挑战、艰苦而又一成不变的工作——我要考虑在哪里、什么时候、怎样才能买到药品；要与卡车司机和西伯斯克喷气飞机驾驶员讨价还价；当越野车的备件逐渐耗损，我还要谈判维修服务合同……每天的需求总是很大，预算即便经过了篡改仍然嫌太少。
　　比起以前干的任何活我都更喜欢现在的工作。我是那么忙碌，有时都忘了自己为什么来这儿。
　　工作结束后我会坐公共汽车去空旷的地方，看着浓烟从海港的另一边升起来，听枪声在古老的阿拉伯建筑间回响，这时绿色金属网罩着的玻璃窗后面的那张脸庞又浮现了出来。
　　我的上司是个粗犷魁梧的法国人，叫让·保罗·加斯特农。除了南极洲外他经历了所有大陆的战争和灾难。他喜欢古巴雪茄和家乡山谷里出产的葡萄酒以及歌剧，而且不管路程多远费用多昂贵，他都要得到它们。他从不用毒品。
　　我非常喜欢他。照他的话说我是个他妈的冷血的对数字着迷的黑皮肤英国佬，但他欣赏我创造性的会计方式。他在蒙巴萨实在是浪费——他是个真正的前线军医，他渴望战斗。
　　一次午饭时间，他打开一瓶红葡萄酒，我问他到难民营找个人容易不容易。他精明地看看我，然后问：“她是谁？”
　　他倒了两杯酒，请我喝一杯。酒的味道真不错，我边喝酒边告诉了他我的过去和坦的事。
　　“那么，我该怎样才能找到她？”
　　“光靠托人打听你永远找不到她。”让一保罗说，“最容易的做法就是你亲自去那里。你有外出的获许权。”
　　“不，我没有。”
　　“不对，你有。大约三星期假期。哦，是的。”他在办公桌的抽屉里扒拉了一番，扔给我一个黑色的塑料玩意，样子像个大号手机。
　　“这是什么？”
　　“美国人的身份芯片，具有无线电发射应答器①。他们总是想要知道他们的人在哪儿。拿着吧。如果她植入了芯片，用这个就能找到她。”
　　“谢谢。”
　　他耸耸肩，“我来自一个浪漫的国家。再说你是这个鬼地方惟一懂得品尝波恩红葡萄酒的人。”
　　【① 无线电发射应答器一种收到预定信号之后就开始发射信号的无线电或雷达发射接收机。】
　　我乘一架西伯斯克包机前往北方。通过机窗我可以看见恰卡的边界。它太大了，很难描述出它形成的地形，哪怕是个地理实体也很难形容。它像一片阴森的汪洋，看起来就像是……另一个世界正在挤兑我们自己的世界。和它一样，有些理想太宏大了很难融入我们日常的世界，它们一旦进入掌握了世界，改变了社会，反倒把世界弄得面目全非。如果曼彻斯特皇家医院的医生告诉我的事——关于坦血液里的东西——是真的话，那么这就不只是一个新世界而是种新人类。所有关于我们如何生存，如何相处，如何引领我们生活的一切法则都改变了。
　　营地也是大得令人难以接受。它们的存在让你对曾经相信的一切都产生了怀疑。蒙巴萨毫无准备。它就像是世界末日到来的最前线。
　　“这么说你在找人。”黑诺·罗塔瓦那问。
　　在内罗毕陷落的时候他和让·保罗工作过，让说我可以信任他，但我认为他一定当我是个傻瓜，或者，最好的想法是，一个浪漫的人。
　　“这没有难民流动。”
　　让·保罗提醒过我记录可能不准确，但我仍抱着一丝希望。
　　我去了北萨布鲁，我在英国找到的坦最后的记录就是在那里。
　　没有她的踪迹。联合国难民署的营地负责人——一个表情冷漠个子矮小的美国女人——带我把所有的帐篷跑了个遍。我搜索着一张张面孔，我身后的追踪器一直没响过。那晚我躺在帐篷里，无数张脸庞浮现在我眼前。
　　接下来的许多天仍一无所获。
　　“你难道希望第一次就能中大奖吗？”黑诺对我说，这时我们正乘一辆无国界医生组织的越野车在泥路上颠簸着前往唐图。
　　我在唐图要幸运些——如果这也能叫作幸运的话——坦两个月前就待在这儿，但她只待了八天就离开了。
　　我查看了出入难民的记录，但记录上没说她去了哪里。
　　“营地里也没有。”黑诺——这个严厉刻板的家伙——告诉我说。
　　他没法再带我去更远的地方了，但他授权让我搭乘伊斯兰红十字会的护卫车，它们要顺着北方的边界跑五百公里前往沿途的各个营地。
　　两周内我看到的苦难比我以为人类所能承受的痛苦要多得多。
　　我看到了无数挣扎求生的面孔，企求的双手和颠沛流离的难民。
　　人们的命运怎么成了这样？
　　联合国到底解救了难民什么？
　　恰卡的世界真的很糟糕吗？
　　人的寿命变长，对疾病完全免疫，大脑发展出新阶层有什么不好？
　　人们能进入外星地盘，控制它，把它改造成自己想要的样子，有什么可害怕的？
　　我看不见恰卡，它在南边的地平线后面，但我时常能感受到它的存在，这就好比脑袋里要是有块金属片就总能觉察到一种轻微的压力。有时，当那些浮现在眼前的脸让我昏昏欲睡时，我就会被一种奇怪的味道惊醒，气味并不强烈但很清晰：麝香味、水果味，甜蜜的、性感的、温暖的。那是恰卡的味道，从南边飘过来。
　　帐篷——卡车——营地——帐篷，日复一目，一无所获，三周假期快用完了，我不得不安排搭车先回萨布鲁，再飞回蒙巴萨。
　　还剩下三天假期，于是我去了埃尔多雷特——UNECTA的维多利亚湖区中心。
　　这里给人一种熙熙攘攘的繁华印象，商店、旅馆、咖啡店都很热闹，但白人的长相、美国的口音和穿着打扮都说明埃尔多雷特是个企业生活区①。在经过18天艰苦的营地搜寻后，这里的峡谷旅馆就像是天堂了。
　 【① 企业生活区：其居民依靠一家公司的经济支援来解决生活、教育、医疗和住房问题。】
　　我在游泳池里泡了一个小时，想让自己尽情放松一下。一场突如其来的暴雨把所有人从水池里赶了出来，除了我。我在水池里漂浮，感受着在我周围四散飞溅的雨点。
　　落日时分我去了营地。它们坐落在城镇的南碰，犹如一长排面对恰卡的加农炮。
　　我查看了记录和一些表格。没有坦德莱奥·柏。我就随便走了走，又去了另一个营地。
　　经过了反复的从希望到失望，任何人都会变得对痛苦无动于衷了。有时你必须这样，你住进大饭店，在游泳池游泳，在你离开前享用一顿美味的晚餐；在营地里你又不得不看着那些脸，尽量不去考虑那些面孑L背后的故事。我想只有最铁石心肠的人才能做救济难民的工作。
　　我在这些面孔前来回走动，在两排帐篷间停下。我记起让·保罗给我的小玩具。我把那个“大号手机”拿了出来，指示灯闪烁着绿色的亮光，显示屏上有字：已锁定。
　　我激动得差点把它摔在地上。
　　我觉得自己的心跳已经停止了，仿佛脑袋上中了一枪，我忘记了呼吸，世界在天旋地转。我那颤抖的手指没法按键看详细内容。于是我沿着一排帐篷跑，边跑边看着数字图像。阿拉伯数字告诉我该向北向东走多少米。方向错了。我折回来，迅速移动到下一排帐篷把仪器对准东面。各项数字正在不断减小。我偏过一点，读数上升了。再回过来，读数又下降了。对，这排。就是这排。
　　我在微弱的光线下觑视着。在远处尽头有一群人站在帐篷外的一盏黄色油灯边聊天。我开始奔跑，眼睛不时看看追踪器。我被绳子绊倒，踢到了罐头，跨过孩子，向撞上的一个老婆婆说抱歉。
　　数字在滴答声下降，35、30、25米……我能看见那群人中的一个身影——背对着我，穿着紫色的战斗服。东面零度，再向北面20、18……娇小的身材，女性——12、10——头发像柔软的刺耸立着——8——6——数字停留在了4上。我迈不开步子，浑身颤栗着说不了话。
　　那身影感觉到了我，慢慢转了过来。黄色的灯光照耀着她。
　　“坦。”我叫道。我在那张脸上看到了瞬间变幻的无数种心情。她向我跑过来，追踪器掉在了地上，我一下举起她把她搂在怀里，我没说一句话，其他人也默默无语，我想没人能说出我现在的感受。
　　现在我们的生活、故事、地点又汇集在一起了，我的故事也快接近尾声了。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第十二章
　　我相信感觉能把时空上分开的俩人紧密地联系在一起。这是唯一能解释我怎么会预先知道——在营地，在我转身看到他之前——我就知道是肖恩。他来找我，而且找到了我。我告诉你，另一个人为你做的事在某种程度上你能感受到。我看见他时就好像世界已经宣布了对我的判决，但突然他出现说：不，我现在要打破它们，为了你，坦德莱奥，因为这样让我高兴。他总是令人意外，他就在那儿，改变了我自以为了解的所有事。
　　那么多快乐的泪水，那么多辛酸的欢笑。
　　他带我回到他住的旅馆。他去大堂取电子锁卡，周围的人打量着我。他们知道我是什么人，只是不敢说。吧台边的白人也转过身盯着我看。他们很清楚我穿的衣服颜色代表什么意思。
　　他带我去了他的房间。我们坐在阳台上喝着啤酒。那天晚上有场暴风雨——大多数晚上都会有场暴雨，雷雨总是聚集在南帝山西边的高地乡村上空。闪电在云层间蜿蜒，远处的雷鸣把放在铁制茶几上的啤酒瓶震得当啷作响。我告诉肖恩我去了哪里，干了什么，我怎么过活。
　　故事很长，等我把故事讲完，天空已经放晴，新一天的黎明已经来临。我们谈了各自的生活还有对方的经历。
　　最后他提出了问题。他有很多疑惑。
　　“是的，我想，这就像从前护送奴隶逃亡的地下组织。”我回答了一个问题。
　　“我仍不理解为什么他们不让人们进去？”
　　“因为他们害怕我们。我们可以在那建立整个社会而不需要他们的任何东西。我们挑战了他们相信的所有事。这是创世纪——我们进入一个没有理想，没有哲学，没有信仰的地方。买来材料只需看着材料自己生长。就是这样。人们认为我们在一千年后才能进入高科技时代？不，现在我们已经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路。我告诉你，我已经学习了很多东西，理想、政治、哲学。它们都在那。那是像摩天大楼一样庞大的信息存储银行，修恩。不只是我们的历史。你还可以了解到其他人，其他种类。你可以进入他们的头脑，变成他们，过他们的生活，通过他们的感觉看事物。我们不是第一个。我们只是一条长链的一部分，我们也不是它的结束。世界将属于我们，我们将像电脑控制信息一样轻易地控制现实物理世界。”
　　“该死，你们难道不怕联合国……你吓着我了，坦！”
　　我特别爱听他叫我坦，意思是我的惟一、优中之优、群峰之王、永远的第一。
　　然后他问：“你的家人呢？”
　　“小蛋在一个叫基兰敦的地方。她是个织工，那里全住着织工，她编织漂亮的锦缎。我常去看她。”
　　“那你的父母呢？”
　　“我会找到他们的。”
　　但对他的大多数问题我只回答：“来吧，我会带你看看的。”我最后说的这句话让他愣了一下，像是被击中了一样。
　　“你是认真的？”
　　“为什么不？你曾带我去你的家。现在让我带你看看我的家。”
　　他抱起我。
　　“我喜欢你穿这件战斗服的样子。”他说。
　　我们常大笑着回忆起已经忘记的往事。我们慢慢擦拭着蒙尘已久的记忆，现在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清洁工打开我们的房门，快乐的笑声轻轻荡漾了出来。
　　肖恩曾告诉我英国最辉煌的时代之一就是基于这样的想法——为什么不？基督教带着“为什么”统治了英国一千年。建造大教堂，发明科学，创作戏剧，发现新大陆，开始商业，人们对于发展带着惶恐的疑问：“为什么？”而伊丽莎白时代的人给予了回答：“为什么不？”
　　我能理解伊丽莎白时代人们的想法，为什么不？只有金钱利益，尔虞我诈，一个陈旧阴暗的城市，一个晦暗、腐朽、濒临死亡的世界，一个没有希望犹如死水的安全世界。而这里一个新世界在诞生。我们在为它一百万年后的未来做建设。可以设计一千种不同的生活方式，如果它们不管用，就把它们像黏土一样揉捏起来重新再开始。
　　我没有催促肖恩回答。他和我一样明白这不是轻而易举就能决定的事。要么失去一个世界，要么失去彼此。这不是你能在一天里决定得了的选择。所以我只管在旅馆里尽情享受。
　　一天我泡了个长长的澡——旅馆的浴室很大，有许多免费的东西可以享用，所以我就没什么顾忌地奢侈了一回。我听见肖恩拿起了话筒。我听不清他说什么，但他说了很久。
　　等我从浴室出来，他把电话搁在身边腰挺得笔直，很正式地坐在床沿。
　　“我给让·保罗打了电话。”他说，“我辞职了。”
　　两天后，我们出发乘马他图前往恰卡。那天正好学校放假，标致汽车站忙着把孩子们送回家。孩子们在车厢里精力充沛也很吵闹。他们用眼角窥视我们然后弯下腰交头接耳。肖恩注意到了这点。　“他们在谈论你。”肖恩说。　“他们知道我是谁，干什么的。”
　　一个穿着黑白校服的女生听懂了我们的英文。她瞟了肖恩一眼。“她是个战士。”她告诉他，“她在把我们的国家夺回来。”
　　大多数孩子在卡普萨伯特下了车换乘其他的马他图，我们的小巴士则直接进入南帝山的心脏地带。那是个坐落在高处绿色环抱的乡村，有点像肖恩的英格兰。我让司机在一个画了大叉的金属牌旁停下来，这标志表示有些旧路不通了。
　　“现在干什么？”肖恩问。他坐在一个小包裹上，里面是我允许他能带上的所有家当。
　　“现在，我们等着。不会很长时间的。”
　　等待期间有20辆轿车开过这条泥泞的红土路，还过去了两部卡车，一辆乡村客车，以及医疗护送车队。
　　最后，我们等待的人终于像幻影一样出现在马路对面黑蒙蒙的树林间：麦吉、内奥米、汉密德。他们扬了扬手，在他们身后出现了男人、女人和孩子……一大家子人，从怀抱的婴儿一直到年迈的老人，总共20个居民，一个接一个地从树林的暗影里走出来。他们警惕地左右张望了一下笔直的红土路，然后跨过马路走到我们这边。
　　我和麦吉握了手，他上下打量着肖恩。
　　“是这个人？”
　　“这是肖恩。”
　　“我原以为是，嗯……”
　　“更白？”
　　他笑了。他和肖恩握手做了自我介绍。然后麦吉从口袋里掏出一管东西朝肖恩从头到脚地喷。肖恩向后跳开，呛得直咳嗽。
　　“别动，除非你想进了恰卡后衣服全掉光。”我说。
　　内奥米把我说的英文翻译给其他人听，他们觉得很有趣。等麦吉喷完了肖恩的衣服，又喷了他的行李。
　　“现在，我们走吧。”我对肖恩说。
　　我们在森哈娄村的村长家住了一晚。这是我们地下逃亡铁路的最后一站。
　　在做德斯特女郎的日子里我学到一条——在外面接应的人要和组织内部的人一样优秀。
　　村民从各处赶来看“黑色的英国人”。虽然肖恩发现自己被人用敌视的眼光打量，但他还是决定讲讲自己的故事，由我来翻译。
　　等他讲完，聚集在村长屋外的人群立刻爆发出由衷的掌声和响指声。
　　“嘿，坦德莱奥，这下我怎么能竞争过他呢？”麦吉半开玩笑地对我说。
　　那晚我时睡时醒，在雷雨云层下飞行的飞机引擎声搅得我不得安宁。
　　“是我吵醒你了吗？”肖恩问。
　　“不，不是你。回去睡吧。”
　　清晨，阳光穿过竹篱的缝隙射进来弄醒了我们。
　　肖恩在屋外明亮、清凉的晨曦下洗漱，孩子们好奇地围观想看看他皮肤的黑色是否会洗掉。
　　村长和我把短波调到联合国的频率，他们在用克林贡语①传递消息——美国人以为我们不知道《星际旅行》？
　　【① 克林贡语：由语言学家专门为《星际旅行》设计的外星语，美国甚至有专门的学校向星际迷们教授这种语言。】
　　“他们这下可泄露消息了。”村长说。
　　我们从他的地下室搬出仪器。
　　肖恩看见汉密德、内奥米、麦吉和我戴上了通讯器——恰卡可塑型的深绿色球结绕过我的后脑勺生长着钻进了我的耳朵，另一根长须伸展到我嘴边。他什么也没说，只是拿起我的设备。
　　“我可以看看吗？”
　　“当然，它不会咬你的。”
　　他凑近瞧着机器顶端琥珀色拳头大小的球，一个球形的骨架嵌在里面。
　　“它是巴基球。”我说，“是我们力量的象征。”
　　他没做任何评论把它还给了我。
　　我们拿出武器，擦干净，检查完毕后就出发了。我们朝东沿着南帝山脉前进，穿过一些废墟和被遗弃的村子。
　　直升机的引擎声一直跟随着我们。有时我们从树叶的缝隙间向上瞥一眼，空中的飞机小得像黑色的蚊子。老人和母亲们看起来有些害怕。　　我不想让他们看出我有多紧张。我叫我的同伴全部分散开。
　　“他们正在逼近。”
　　汉密德点点头。他今年22岁，是个性格安静、身材瘦小的埃塞俄比亚人，黑皮肤、蓄着山羊胡子，内罗毕大学政治系毕业。
　　“我们每次都选一条不同的路。”他说，“他们不该知道的。”
　　“有人出卖我们。”麦吉说。
　　“没关系。我们再随机选条路。”
　　“他们不可能把所有的路全都监视起来。”
　　下午我们开始沿着大裂谷的陡坡前进。我们顺着一条旧猎人小道走，因为最近刚下过雨，路面特别泥泞湿滑。直升机突然越过山坡俯冲下来。我们四下散开寻找掩护。它绕了一圈又向我们冲过来，飞机挨着地面那么近，我都能看见飞行员头盔上护目镜闪烁的反光。
　　“他们在逗我们玩。”汉密德说，“只要愿意他们随时都可以把我们从山上炸下来。”
　　“怎么回事？”内奥米问——她只在必要时才开口说话。
　　“我想我知道。”肖恩说。他听着直升机飞远了些，在飞机拐个弯再次越过山坡呼啸而来时他急忙滑下来，跌跌撞撞地冲向我们，周围的树枝被他扒拉得直晃，撒得我们一身的土和树叶。
　　“是这个。”他拍拍我的前臂，“如果我能找到你，他们也能。”
　　我卷起袖子，监视芯片似乎在我皮肤下悸动，像毒药一样缓缓发作。
　　“抓住我的手腕。”我对肖恩说，“无论发生什么，别放手。”
　　在他想说什么之前，我拔出了刀。
　　这些事下手必须快，如果你一旦有所犹豫，你就永远不会做它了；当然下刀还要准，你可不想再来一次。
　　伴着钻心的疼痛，我把刀尖戳下去，迅速地向深处推进，再用力一剜，沾着鲜血闪着油光的叛徒芯片掉在了地上。伤口疼得厉害，但血已经不流了，伤口正在愈合。
　　“我相信不会再失去你了。”肖恩说。
　　万籁俱静，一片静谧，我们排成行一个接一个地滑下山坡，悄然脱离飞行员的视线。我知道我们必须下山；待在上面，在一个出卖我们的死亡芯片周围过夜是极其愚蠢的做法。当晚我们露宿在星空下，大家紧挨在一起互相取暖。
　　第三天我们到达了廷德雷特·洽卡的边缘。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第十三章
　　坦已经带领我们走了很远，她似乎急不可耐地要把肯尼亚抛在后面。从早晨开始我们就在爬一座绵长平缓的山。我曾参加过丘陵地带的徒步旅行，所以很适应爬山，但孩子们和抱着婴儿的妇女却攀登得很艰难。
　　当我提议休息一下时，坦的脸上露出一丝不快。她总是要求我们尽可能背上包袱继续前进。我想赶上她，但坦始终步伐稳健地走在我前面，在快到山顶时她几乎是在跑了。
　　“修恩！”她朝后叫我，“跟我来！”
　　她穿过山顶稀疏的树林。我跟着她，跳过一个略微倾斜的坡地，树林分开了，我站在了悬崖边。
　　我脚下的土地倾斜着伸展进了大峡谷，绿色层叠，铺满谷地，仍然能通过一块块黄色、浅黄和土褐色的色调看出来，那里有被遗弃田地的印迹。远处模糊不清的颜色——我至少可以看到50公里远——突然令人惊愕地改变了。棕色和焦土的浅褐色混合成了勃艮第酒红色和铁锈红色，中间交织着脉络网状的紫色和白色，蓦然间，从中突然爆裂绽开出绚烂的色彩，像是一大堆有着所有你能想像到的颜色的花朵；像是混杂着各种形状和色块的令人着迷的珊瑚礁；像是孩子的一盒五颜六色的塑料玩具打翻在色彩斑斓的中国地毯上。这情景让我目不暇接，头晕目眩。
　　我的目光紧随其后，想搞清楚我看到的到底是什么。一堵陡峭的墙，深红色的墙突然从混乱的风景中升起，笔直向上，几乎和我站立的悬崖一样高。它不是固体的墙，看起来它是由柱子，我想，是树干组成的。从这个距离看它的大小就可以推断它有着无与伦比的巨大尺寸。它们展开了平坦没有缝隙的深红色树冠。在更远处，平缓的山顶变成了混杂的深绿色，被我只能称之为小平顶山的东西顶破，样子很像怀俄明州的魔鬼塔①，或者是法国中央高原的死火山锥。但它们在阳光下像玻璃一样晶莹透亮。在它们的后面，风景像老虎的斑纹一样呈条状，黄色和深褐色相间，还有像颠倒的冰山一样纯白色的形状突出在地表。在往后我就看不清楚了，但是缤纷的色彩却一直延伸到地平线。
　　【① 魔鬼塔：美国国家公园的一处名胜，位于怀俄明州东北部，是山顶上的一块巨型圆柱体岩石，是由火成岩石的冷却结晶和水成岩凝固收缩形成的。】
　　我看着恰卡，不知道自己站了多久。我失去了所有时间概念。我意识到坦正站在我身边。她没有催促我走，也没和我说话。她知道恰卡就是这样一类东西——在别人解释前必须亲身体验一下才行。其他人也一个个加人进来。我们沿着断崖站成一排，望着我们的新家。
　　然后我们开始沿着山谷的路下去。
　　半小时后我们走下了悬崖，走在前面的麦吉示意大家休息一下。
　　坦用手指碰了一下她的通讯器，半个蛋壳似的活性塑料从耳机处打开，自动推进到她右眼前。
　　“怎么了？”我问她。
　　“不太好。”她说，“玫嫩盖方向有烟。”
　　“玫嫩盖？”
　　“就是我们要去的地方。麦吉正在用电台呼叫他们。”
　　我越过坦朝麦吉看去，他一只手捂着耳朵在四处张望，看起来很焦虑。
　　“怎么样？”
　　“没回应。”
　　“我们要干什么？”
　　“我们继续走。”
　　我们向下穿过局部地区气候森林。谷地的温度要比凉爽、潮湿的南帝山高出15度。我们费力地跋涉过灌木丛和生长过度茂盛的矮树林，沿着被遗弃的路，穿过荒废的村庄。战士们扛着武器。坦不时用她无所不见的眼睛扫视天空。
　　现在即使我也能看见烟了，烟从东面向我们吹来，闻起来像是烧过的香料。我能猜测麦吉正试图和玫嫩盖联系。电台还是没有动静。
　　在下午的早些时候，我们越过了恰卡的边界。你能从远处清楚地看见这些东西了。从地面上看去，它们正向你蔓延过来。我走过粗糙的山谷草地和满是荆棘的矮树丛，注意到在树根处有几条蓝色的苔藓。排列规则的奇特苔藓，它们相互弯曲交叉成120度角，正好组成六边形。我呆住了。在我前方20米处，坦站在一个世界……我站在另一个世界。
　　“即使你什么也不做，它仍会向你移动过来。”她说。
　　我低头看。蓝色的线正向我的脚趾缓慢蠕动。
　　“来吧。”坦伸出手。我握着她的手，她带着我跨过去。走了两分钟，灌木丛和草地已经完全被恰卡的植被取代。
　　下午剩下的时间，我们穿过正被恰卡摧毁的地区。
　　树在我们周围倒下，灌木被连根拔起，草地破坏消失；菌类的触角和珊瑚色的扇叶从各边生长出，泡泡在我的头顶周围膨胀。
　　我小心翼翼地穿过这些东西，就像是走在反应堆里的人一样，什么都不敢碰。
　　麦吉让大家在恰卡生长形成的一个拱门下休息，它像是中世纪教堂的拱顶。这时麦吉的耳机里有了消息。
　　“玫嫩盖被攻击了。”
　　大家七嘴八舌地提问，一片喧哗。麦吉举起手示意大家安静。
　　“他们是非洲人。有人提供给他们防恰卡的装备和武器。他们制服上的徽章是：KLA。”
　　“肯尼亚解放军。”一向沉默寡言的内奥米补充道。
　　“我们有敌人。”聪明人汉密德说，“肯尼亚政府仍然声称对恰卡拥有管辖权。他们经常要用暴力的方式提醒我们要记得到底谁在掌管政权。他们想让我们疲于奔命，阻止我们定居。这帮反对分子除了拥有西方人提供的钱、武器和顾问外，他们什么都不是。”
　　“那么，玫嫩盖怎么样了？”我问。麦吉摇摇头。
　　“莫斯特·亥正带领幸存者去奥尔·朋亚塔。”
　　我看了看坦。
　　“莫斯特·亥？”
　　她点点头。
　　我们和莫斯特·亥在“长城”阴暗的树冠下碰头。
　　这个地方对于秘密会议是个适合的黑暗场所：高耸人云的光滑树干；树叶的华盖像手指一样张开，在我们头上伸展有一公里宽；斑驳的阳光穿过罅隙洒在林间空地上；幸存者和旅行者与它们相比显得那么渺小。中世纪的农夫在面对宏伟的大教堂时一定也和我们一样有肃然起敬的感觉。
　　这是种奇怪的经历——见一个你在故事中听说过的人。你想说：我听说过你，但你没听说过我，你和我想像的完全不一样。你观察他们以确信他们的真实性格就和你听说的一样。他的经历简单而严酷。
　　清晨，一个村庄苏醒了，开始他们的日常生活。人们相遇，互相问候，走路聊天，悠然闲谈，侃侃新闻，喝着咖啡。
　　突然，声音——奇怪的声音——枪声骤起，大家拾起头疑惑着，发生了什么事？没多久他们就明白了——群陌生人正朝他们跑来，他们手里拿着枪，向任何挡在他们前面的东西开枪，不闻不问，不看不听，边扫射边奔跑。屠杀焚烧，横尸遍地，房屋在熊熊烈焰中仿佛盛开的花朵。穿过村子，折回来，走出去，结束。
　　事情来得突然，去得也快。十分钟后玫嫩盖成了停尸房。莫斯特·亥在谈论这些时语气平和像是在谈别处发生的事一样，但我看见他握紧了拳头，指关节都攥得发白了。
　　对于像我这样一个来自和平守序国家的人来说，这种暴行是难以想像的。
　　我看见过战斗，让人胆战心惊，但我从没经历过莫斯特·亥描述的那种杀戮——袭击者的动机纯粹就是要杀死其他人。我望着幸存者——肮脏、疲惫、惊慌、安静一在他们身上很难看出惨剧留下的印迹，这让我有些不敢相信屠杀的事实。虽然我在山上躲避过了直升机，但我不相信那些重型机关枪会向我开火；我不能相信那些袭击玫嫩盖的人一一肯尼亚解放军——他们惟一的目的就是杀死恰卡的居民，毁灭他们的生活。在离开那后，他们也许已经通过空投重新补给完毕，去寻找新的目标。这对于一个如此宁静、神圣的地方是这样的、不和谐……犹如伊甸园里的一条毒蛇。
　　但麦吉和坦相信。所以他们要尽快让我们转移出去。
　　“我们现在去哪儿？”我问坦。
　　她有些犹疑不定。
　　“东面。‘黑狮’在基里亚加有一些定居点。他们有足够的防卫能力。”
　　“有多远？”
　　“三天的路程。”
　　“后面的那个妇女，霍普。她坚持不了多久了。”我和霍普谈过，她有孕在身。我估计有八个月了。她不会说英语，我只会一点援助机构的斯瓦希里语，但她很感激我的陪伴。她腆着的大肚子证明了生命的顽强，生命在延续。
　　“我知道。”坦说。
　　尽管她穿着战斗服，握着手杖，肩上扛着枪，但让她面对那么多难以抉择的问题实在是为难她了。你毕竟还只是个十多岁的孩子——我的小战士。
　　我们在参天大树的板状根间前行。战士们手杖顶上的球形体散发出柔和的黄色光线——坦告诉我这是生物光。
　　我们顺着摇曳的光线在黑暗中穿行，沿着“长城”——巨大树干围成的高墙——遁入森林深处。地形缓慢稳定地上升。
　　我走到队伍后面和霍普聊天，打发时间。“长城”突然把我们带入一个蕈类的生态系统。红色的伞菌像高塔一样盖过我的头；喷气的球状菌朝我喷出黄色的孢子；喇叭状的鸡油菌④从它们的喇叭口处滴下水滴；丛生的针头状蘑菇发出磷火般的幽幽白光。我还发现树冠上有猴子在窥视我们。
　　【① 鸡油菌：一种可食用的蘑菇，颜色从黄色至橙色，呈喇叭状，有时有香味。】
　　我们现在又得爬高了，手脚并用笨拙地爬向山脊。
　　霍普告诉我她的丈夫是怎么在玫嫩盖的袭击中被杀死的。我不知该说些什么。然后她询问我的故事。我用结结巴巴的斯瓦希里语告诉了她。
　　跟着手杖发出的亮光，我们越爬越高了。
　　“坦。”
　　我们正停下来吃晚饭——在恰卡里你永远不会挨饿。伸出手，任何你能碰到的东西都可以吃。坦教过我，如果把拉出的屎埋起来，到了早上就会长出美味的块茎。我还没勇气去试一下。作为入侵的外星生物，恰卡显得对人类的需要考虑得异乎寻常的周到。
　　“我想霍普能比我们估计的走得更远。”
　　坦摇摇头。
　　“坦，如果她要生产，你会停下来吗？”
　　她犹豫了片刻。
　　“当然。我们会停下。”
　　大家跋涉了两天，下到一个山谷，艰难地穿过布满长颈鹿花纹图案的巨大球形苔藓的地形，然后向上，登上一座我们所到过的地势最高的山村。
　　“坦，我们在哪儿？哪儿？”我问。
　　恰卡已经改变了地理环境，我们的地图都没用了。我们靠指南针以及主要的地标定位。
　　“我们已经穿过了尼安达鲁瓦山谷，现在我们要爬上阿波戴尔山脉的东面坡。”
　　幸存者的队伍拉长了。内奥米和我殿后帮助老人和带着着孩子的妇女，以及霍普。
　　我们挣扎着爬上山坡，但霍普越来越虚弱，她支持不住了。
　　“我想……我要……”她用手捂着肚子。
　　“快用你们那玩意和坦联系。”我命令内奥米。她用话筒和坦联系。
　　“没有回答。”
　　“她说什么？”
　　“没有回答。”
　　我开始向前跑。用上手、膝盖、肚子，任何我能用的方法，尽可能快地上了山脊。越过山顶，和先前的恰卡地貌一样，地形突然改变了——苔藓的迷宫变成了一片规则的耕地，一大片状如巨型麦穗的树木按一定距离整齐排列着。
　　坦站在下坡100米的地方。她像雕像一样一动不动地站在巨大的麦穗间。她的手杖牢牢地插在地上。我叫她，她没听见。于是我穿过树林跑近她。
　　“坦，霍普不能再走了。我们必须停下。”
　　“不！”她大叫道。她凝望着山坡上成排的树，连看都不看我一眼。
　　“坦！”我抓住她，把她的脸扳过来。
　　她泪流满面，脸上充满了狂乱、恐惧、苦涩、欣喜，似乎在这个外星植物的树林里有什么让她熟悉和痛苦的东西。
　　“坦！你答应过的！”
　　“肖恩！肖恩！我知道我在哪儿了！我知道这里是哪儿！那是路口，那是原来路的地方，这是山谷，那是河，从那下去，是基奇奇！”
　　她回头看着路口，朝树林边的人影喊“莫斯特·亥！基奇奇！这是基奇奇！我们回到家了！”
　　她跑起来，手里握着手杖就像握着猎人的长矛，她越过石头和倒下的树干，跨过小溪和径流；在树林间跳跃穿梭。
　　我像子弹一样跟着她却没法赶上她。
　　我发现坦站在了一片空地上——棵倒下的麦穗树像多米诺骨牌一样把其他树也压倒了。她把手杖深深插进土里。
　　我没有阻止她，也没说一个字。我知道自己正在见证一件神圣的事。
　　坦跪下来，闭上双眼，把手按在地面上。我看见一股股黑色的线犹如道道缓慢的玄色闪电从她的指尖发出穿过恰卡的地表。线呈弧形，相互交叉打磨出新的路径。
　　苔藓的地面开始呈现出像日本瓷器釉面上的裂纹图案。所不同的是它们都向坦集中，她是图案的中心。在黑线的力量下恰卡的地表开始沿着线的形状流动。在移动的苔藓下图形开始像皮肤下的肋骨一样隐现出来。它们形成格子和方块，慢慢把恰卡的地表推起。我看出来了，埋在地下的墙和建筑正在被发掘出来。基奇奇正一点点，一厘米一厘米地从土里被拔出来。
　　原有的恰卡植被从山脊开始沿坡而下一路消失，墙升到齐腰高，汽车站升出了地面，还有发电机、水泵、热力交换机、毫微处理机制造厂。
　　难民和战士们惊愕地走在缓慢上升的瓷制墙体间。
　　坦这才抬起头，她看到了我。
　　坦的脸色憔悴，她紧咬着牙关，被汗水弄湿的头发纠结在一起，汗珠顺着颧骨和下巴淌下来。她正在燃烧自己身体的能量，把它灌输进恰卡在她大脑里的控制接口，用来最大限度地操纵毫微处理机。
　　“我们控制了它，肖恩。”她轻声说，“我们能把世界变成我们想要的任何形状。我们能创造出自己的家园。”
　　莫斯特·亥把手放在坦的肩上。
　　“行了，孩子。行了。它现在可以自己进行建造了。”
　　坦点点头。她停下手，瘫坐在一边，喘着气，颤抖着。
　　“结束了。”她低语道，“肖恩……”
　　她仍然叫不准我的名字。我靠近她，把她揽在怀里。
　　在我们周围，基奇奇正在上升，折叠的屋顶像花瓣一样绽开，花园在成长，还有许多狭窄曲折的小巷。
　　我们俩都没说话，无需言语表达，她已经做了她所承诺的。
　　就在这时我听见了新生婴儿那令人喜悦的响亮啼哭。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尾声
　　我们从一个村子开始，从一个村子结束。不同的村子，不同的世界，但名字是一样的。我告诉过你名字很重要吧？
　　对了，霍普的孩子，是我们的第一位公民。他现在两岁了，每天都有人越过隘口或者从山谷下来，留在这儿建起自己的家园。
　　基奇奇现在有2000人了。500所房屋四散在谷地的四周，每所房屋都有自己的耕地和毫微工厂，我们可以在工厂里制造出任何我们需要的东西。
　　基奇奇因为它的毫微处理机规划程序而出名。我们把它们借给涅里山谷里像蘑菇一样成长的城镇和山村，还有沿着肯尼亚山脉的脚下延伸的城市。我们也因此名声大噪。
　　我已经听说一座宏伟的城市正在肯尼亚山脚下成长，一个强大的文明在发展；但建设还需要很多时间。
　　在基奇奇，我们以自己的方式幸福地生活：我们有个社区中心，三个酒吧，一个油炸圈饼店，还有个小剧院。这里还没有教堂。如果有基督教徒来，他们可以造一座。如果他们造教堂，我希望他们叫它圣约翰。喇叭花将会再次爬满屋顶。
　　生活并不安全。另一些反对组织也加入了肯尼亚解放军。通过网络我们知道西方已经加紧了对恰卡区域的隔离封锁。北部恰卡边境遭受了许多次攻击。我并不指望基奇奇能幸免于难。现在我们对他们的力量还是很害怕，但外星生物包裹不断落下，世界在不断改变。生活永远不会安全。
　　布若泽·德斯特的教诲是我学到的最真实的一课，我也许比很多人学得更好，但我相信未来。
　　在基奇奇——阿波戴尔的山谷中——美丽富饶的镇子里很快就会出现一个新的名字。当然，肖恩和我对于该起什么名字意见不一。他想等孩子出生后再起名字，我想叫个爱尔兰式的名字。
　　“但你不会发那种音节！”他说。
　　我们得考虑一下。这是我们这儿做事的方式。无论她的名字叫什么，我相信她都会有个故事可以述说，但不是我的故事。
　　我的故事到这就结束了，可我们的生活还在继续。
　　我重整旗鼓，就像你一样。我们面前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本书资料收集于网上，版权归原作者所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