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小小小的火
小小小小的火 作者：伍绮诗 内容简介 ☆ 《无声告白》作者新作：《小小小小的火》 ☆ 永远记得，你呼吸着的每一个瞬间，都应该去过你真正想要的生活。 ☆ 那年夏天，一把小小小小的火，烧掉了理查德森家的房子。所有人都觉得是他家的小女儿伊奇干的好事，而她却不见了踪影 与伊奇一起消失的，还有理查德森家的房客 ：流 浪艺 术家米娅与她的女儿。她们曾无声地挑战了这 个家庭笃信的真理：安稳、美好的人生必须经过一场严密的规划。她们的出现更是打破了伊奇身上的种种束缚，伊奇发现自己再也回不到过去的生活了。 第一章 那年夏天，西克尔高地的每个人都在议论同一件事：理查德森家的小女儿伊莎贝尔终于精神崩溃，一把火烧掉了她家的房子。春天的时候，大家八卦的话题还是关于小米拉贝尔·麦卡洛（她还有个名字，叫作周美玲，至于怎么称呼她，取决于你支持哪一边），现在终于出现了更加耸人听闻的新谈资。五月的那个星期六，中午刚过，在海因超市推车购物的顾客们就听到了消防车的警笛声，听上去像是往鸭池塘那边开的。十二点一刻的时候，已经有四辆消防车齐刷刷地停在了帕克兰路临时画出的红线旁，理查德森家的六间卧室全部着了火，方圆半英里内的每个人都能看到树林中腾起的烟柱，好似浓密的黑色雷暴云。事后有人说，这场灾难其实早有预兆：伊奇本来就有点儿疯癫，理查德森家好像总会出现一两个不正常的家伙。因此，那天他们一听到警笛声，就知道发生了可怕的事情。当然，这帮人嚼舌根的时候，伊奇已经不知所终，也没有人出来维护她，所以他们尽可以爱怎么说就怎么说。可实际上，那天消防车过来的时候，没人知道发生了什么，邻居们呆愣着揣测了半天，都没想出个所以然，他们聚集在临时拉起的警戒线——一辆停在火灾现场几百码开外的警用巡逻车——周围，拼命往前凑，看着表情严肃、仿佛对此次救火行动完全不抱希望的消防员展开水带。街对面，池塘里的鹅纷纷把头埋进水下寻找水草，似乎丝毫不被咫尺之外的混乱场面所影响。 理查德森太太站在火场前方的树草坪上，紧紧揪着她那件淡蓝色睡袍的领口，不让它敞开。虽然已经是中午了，烟雾探测器发出警报时，她却还没起床，这是因为她睡得本来就晚，而且她觉得自己昨天折腾了一整天，应该好好地睡上一大觉。昨天晚上，她从楼上的窗户看见一辆车开过来，慢慢停在自己家房子前面。她家的车道很长，是环形的，绕着人行道、前门和后门转了很大的一个圈——房子距离大街有一百多英尺远。她看得并不真切，而且现在是五月，晚上八点时天几乎已经黑透，但她认出那辆棕色的小型大众车属于她的房客米娅。车头灯一闪一闪，副驾驶那边的门开了，一个细长的身影出现在灯光下：米娅的女儿珀尔。在车内顶灯的照射下，整个车厢就像一个玻璃展示柜，但理查德森太太只能看清米娅脸部的轮廓和头顶的发髻。珀尔弯腰站在信箱前。虽然理查德森太太根本听不见下面的声音，但还是下意识地想象着信箱门开启时发出微弱的吱吱声，接着“砰”地关上。珀尔退回车里，关了车门，红色的刹车灯亮起，眨了几下，汽车缓缓驶入漆黑的夜幕。理查德森太太如释重负，下楼打开信箱，发现里面只有一串钥匙，没留纸条。她打算第二天早晨去温斯洛路的那套出租屋看看，尽管她知道到时候那对母女早已走了。 正因为如此，她昨天才得以放心地睡下，然而，第二天中午十二点半，她却穿着睡袍和儿子崔普的网球鞋，站在门口的树草坪上，眼睁睁看着自己家的房子将被烧成平地。刚才她被烟雾探测器撕心裂肺般的警报声吵醒，一个挨一个地跑进每个房间找崔普，找莱克西，找穆迪。当她意识到自己竟然没想着去找伊奇时，她很吃惊，好像知道伊奇就是火灾的罪魁祸首似的。然而每间卧室都是空的，只有浓烈的汽油味，看来每张床上都洒了汽油，床单已经烧成了小火球，仿佛有个脑子不正常的女童军在床上点篝火露营。当她查看客厅、起居室、娱乐室和厨房的时候，烟雾已经开始蔓延，家庭安全系统自动报了火警。听到消防车的警笛声，她跑到外面，发现崔普停在车道上的车不知何时开走了，莱克西的福特“探险者”休旅车和穆迪的自行车都不见了，当然，她丈夫的轿车也没停在那里——他通常会在星期六上午去办公室值班，因为可能有人在那时给他打电话。这时她想起了莱克西，感谢上帝，莱克西昨晚在塞丽娜·王家过的夜。可是伊奇去了哪里？她的儿子们又在哪儿？他们回来后，她又该如何向他们解释这一切呢？ 火终于被扑灭了，尽管此前理查德森太太忧心忡忡，但房子并没有烧为平地。窗户全烧没了，可房子的砖墙还在，就是变得黑魆魆的，冒着白气。大半个屋顶也幸免于难，被水淋透之后，湿淋淋的泛着银光，好似一片片鱼鳞。在消防部门的工程师测试并且确定每根横梁的承重能力安然无虞之前，理查德森一家人这几天还不能进去，然而，哪怕是站在树草坪上——距离消防员拉起的黄色警戒带最近的地方——他们也能看到，屋子里已经烧得几乎什么都不剩了。 “老天爷。”莱克西说，她坐在她的福特车的引擎罩上，现在车停在街对面鸭池塘边的草地上。下午一点刚过，莱克西和塞丽娜·王背靠着背蜷在塞丽娜的大床上睡得正香，王医生走进来摇她的肩膀，低声叫道：“莱克西，莱克西，亲爱的，快醒醒，你妈妈来电话了。”她和塞丽娜凌晨两点多才睡，一直在说话——就像这年春天她们经常做的那样——谈论小米拉贝尔·麦卡洛，争论法官的判决是对是错：米拉贝尔的新父母是应该得到监护权，还是应该把她还给她母亲。“她的名字根本就不是米拉贝尔·麦卡洛，看在上帝的份上。”最后，塞丽娜来了这么一句，然后她们就都陷入沮丧的沉默，这才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莱克西望着自己的卧室窗口——她的窗户朝向房前的树草坪——还在冒烟，里面的东西肯定全都没了，包括衣橱里的每件T恤和每条牛仔裤；塞丽娜六年级起写给她的每封信——她都折成了足球的形状，一直保存在床下的鞋盒里；还有床、床单和柔软的被子、枕头，全都变成了黑炭；男朋友布莱恩送她的玫瑰腕饰还挂在墙上，花瓣已经从宝石红变成血褐色，现在早已灰飞烟灭。莱克西突然想起，为了去塞丽娜家过夜，她收拾了几件随身衣物，这下她成了全家最幸运的人：在她车后座的行李袋里，有一条牛仔裤和一把牙刷，还有一套睡衣。她瞥了一眼哥哥们和她母亲，发现母亲依然穿着睡袍站在树草坪上，不禁暗忖：“除了身上穿的衣服，他们真的是一无所有了。”“真的是”是莱克西最喜欢的口头禅之一，无论遇到什么情况她都爱用，今天还真让她用对了一次。 站在她旁边的崔普不知所措地挠着头，太阳高高在上，汗水顺着他的卷发肆意流淌。在社区中心打篮球时，他听到了消防车的鸣笛声，但并没有多想（这天上午他篮球打得尤其专心，不过老实说，无论在什么情况下，他都不会多想）。一点钟的时候，打篮球的人都饿了，决定结束比赛，他才开车回家。像往常一样，虽然车窗没关，他也不曾注意到扑面而来的阵阵浓烟，发现家门口的路被一辆警车堵住时，他才意识到不对劲。听他解释了十多分钟，警察才允许崔普把他的吉普车停在房子对面，莱克西和穆迪已经在那边等着了。他们三个从大到小，并排坐在车盖上，就像那张曾经挂在家里的楼梯间，现在势必也变成灰烬的全家合照：莱克西、崔普、穆迪——老大、老二、老三。可他们隐约觉得身边似乎有个黑洞，那是因为缺了一个人——伊奇，害群之马，理查德森家的异数——不过，他们三个都认为，黑洞什么的应该是错觉，或者只是暂时的，害群之马迟早会出现，填补这个空缺。 “她到底是怎么想的？”穆迪喃喃道。莱克西说：“连她自己都知道这次过分了，所以跑掉了，要是她敢回来，妈妈非杀了她不可。” “我们住哪里？”崔普问。三个人都不吭声了，沉默着思考对策。 “我们可以去酒店找个房间什么的，”莱克西终于开口道，“我记得乔西·特拉梅尔家就这么干过。”大家都知道那段往事：几年前，高二学生乔西·特拉梅尔点起一根蜡烛，没熄灭就睡着了，结果烧掉了他父母的房子。学校里有谣言说，那可不是什么蜡烛，而是大麻烟，可房子都烧没了，根本找不到任何证据，而且乔西一口咬定那就是蜡烛。虽然事情已经过去好几年，乔西最近也以优等成绩从俄亥俄州立大学毕业，但每个人都会叫他“那个烧掉自己家房子的白痴乔克”。当然，现在乔西·特拉梅尔家的那场火已经不再是西克尔高地最著名的火灾了。 “就找一间房？我们全家挤在一起？” “那就两间，说不定我们还可以住大使套房。我也不知道。”莱克西拿手指敲着膝盖说。她很想来支烟，但鉴于刚刚发生的事——而且是当着她母亲和十个消防员的面——她没有胆量摸出一根来点上。“妈妈和爸爸会想办法的，保险公司也会赔钱。”虽然她对保险行业只有一点儿模糊的认识，可他们似乎没有道理不赔。不过，无论如何，这些都是大人应该考虑的问题，轮不到他们去处理。 最后一批消防员从房子里出来，摘下脸上的面罩。大部分烟雾已经散去，但到处都有一种湿淋淋的感觉，就像长时间冲澡之后的浴室。车顶被太阳晒得越来越热，崔普伸长了腿，脚搭在挡风玻璃上，从人字拖里伸出来的脚趾戳着雨刷，他突然笑了起来。 “有什么好笑的？”莱克西问。 “伊奇边跑边放火的样子，想想就好笑，”他哼笑着说，“她真是个疯子。” 穆迪伸出一根手指头，敲打着车顶的行李架：“为什么大家都那么肯定就是伊奇干的？” “得了吧，”崔普跳下车盖，“就是伊奇，我们都在这儿，妈妈也在这儿，爸爸正赶过来，还有谁没来？” “就因为不在这里，所以伊奇应该负责？” “负责？”莱克西插嘴，“伊奇？她会吗？” “起火的时候，爸爸在上班，”崔普说，“莱克西在塞丽娜家，我在苏塞克斯打球。你呢？” 穆迪犹犹豫豫地说：“我骑车去图书馆了。” “这不就对了，明白了吗？”在崔普眼中，答案显而易见，“只有伊奇和妈妈在家，妈妈当时在睡觉。” “也许是房子里的电线短路了，或者有人没关炉灶。” “消防员说，到处都是小火苗，”莱克西说，“出现了多个着火点，可能使用了助燃剂，并非意外事故。” “我们都知道，她脑子一直不正常。”崔普斜靠在车门上。 “你们总是挑她的毛病，”穆迪说，“也许这就是她表现得不正常的原因。” 街对面，消防车上的人开始卷水带，理查德森家的三个孩子看着消防员放好消防斧，脱掉被烟熏黑的黄外套。 “应该有个人过去陪妈妈。”莱克西说，但三个人都没动。 一分钟后，崔普说：“等妈妈和爸爸找到伊奇，一定会把她送进精神病院，关一辈子。” 没人想起米娅和珀尔最近搬出温斯洛路的房子这件事，看着消防队长小心翼翼地做笔记，理查德森太太已经把她的前房客完全忘在了脑后，她还没有对丈夫和孩子们提及此事。穆迪只是当天早晨发现她们不在，还不确定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时候，帕克兰路的那一头出现了一个蓝色的小点，那是他们父亲的宝马车。 “你怎么那么确定他们会找到她？”穆迪问。 第二章 去年六月，米娅和珀尔搬进温斯洛路那套小小的出租屋时，理查德森太太（她是实际上的房产所有人）和先生（是他把钥匙交给房客的）都没有多想，但他们知道米娅·沃伦没有丈夫，还知道她三十六岁，这是她租房时提供的密歇根州的驾照上面写着的。他们注意到米娅左手上没有戒指，右手却戴了好几个：食指戒指上镶着一块巨大的紫水晶，小指戒指是银勺子柄打成的，至于大拇指上的那个，理查德森太太怀疑那是情绪变色戒指。无论如何，米娅本人看上去足够和蔼可亲，她女儿珀尔也是如此，是个文静的十五岁小孩，有一头深色的发辫。米娅掏出一摞二十美元的钞票，支付了押金和头几个月的租金，然后就开着她那辆棕色的大众“兔子”小型车——那时候她的车就已经相当破旧了——离开帕克兰路，朝西克尔高地的最南端驶去。那儿的房子与房子之间距离更紧凑，院子也更小。 温斯洛路很长，两侧全都是两户在一起的联排房屋，但站在马路上是看不出这一点的，因为每套联排房屋的两家住户共用一个前门、一盏门灯、一个信箱和一个门牌号码。你或许会发现屋外有两个电表，但依照本城的规矩，电表都被隐藏在房子后面靠近车库的地方，非常不显眼。只有当你推开前门，进入室内的走廊时，才会看到两户的内门：一扇通往楼上，另一扇则是楼下住户的家门，这扇门也连着两家共用的地下室。所以，尽管温斯洛路上的每座房子都住着两家人，但从外面看却像是只有一家。这样的设计颇有深意：首先，居民不会因为住在联排房屋（而且都是出租屋）里而感到不好意思，避免了许多尴尬；其次，有利于规划者维护市容，使得“出租屋多的街区环境都不怎么好”的坏名声有所改善。 这就是西克尔高地的面貌。当地的规则不少，包括你能做什么和不能做什么，搬进新家以后，米娅和珀尔开始慢慢地学习和适应。比如，她们学会了如何写新地址——“温斯洛路18434号信箱（上户）”，“上户”两个字相当重要，能保证她们家的邮件不会被下户的杨先生误收；她们学会了称呼人行道和大街之间的细长草皮“树草坪”，因为那里种着挪威槭树，每家门口都有一棵，正是由于这一优雅树种的存在，环卫工人才不会把每周五上午收集一次的垃圾桶搁在树草坪上，而是放在屋后，以免影响房前的景观。处理垃圾的时间一到，会有穿橙色工作服、骑大号小轮摩托车的男人四处穿梭，收集各家屋后的垃圾桶，拖进游荡在街头的大卡车的车斗里。刚搬来的那个周五，首次目睹如此景象的米娅几个月后仍然对那一天印象深刻，因为她吓坏了：喷涂成火焰色的宽大摩托车就像某种速度奇快的高尔夫球车，引擎发出震撼的咆哮，箭一般从她家厨房窗外飞掠而过。最后她们还是习惯了这一幕，就像她们习惯了使用两家相邻的车库那样，同样为了避免影响街景，两家车库并排位于房屋后侧，而且学会了雨天时举一把伞下车，免得在跑进家门的路上淋湿。后来，到了七月，杨先生出门两周探望他住在中国香港的母亲，她们才知道，假如不及时修剪草坪，会收到市政部门发来的谴责信（但措辞很有礼貌），提醒她们草的长度超过了六英寸，如果情况没有得到改善，市政人员将在三天内代为修剪，但要向她们收取一百美元的费用。当然，还有很多需要她们去学的规矩。 除此之外还有一些潜规则，然而米娅和珀尔很久以后才意识到它们的存在。以“房子该漆成什么颜色”为例，市政部门曾经发布过一份说明，将本地房屋的建筑风格分为三大类：都铎式、英式和法式，要求居民根据不同的建筑风格选择适当的颜色。比如，“英式”房屋只能漆成石青色、苔绿色或者褐色（深浅可以不同），从而确保每条街道的审美和谐；“都铎式”房屋外墙的灰泥必须涂成某种特定深浅的奶油色，木框部分则油漆成特定的深褐色。总而言之，在西克尔高地，一切皆有定规。1912年，设计师规划城市布局（这里是全国第一批预先规划然后建设的城镇之一）的时候，特意把学校安排在学童无须穿过主要马路就能到达的位置。为了交通方便，所有次要街道都与主街相连，犹如百川归海，可以让乘轮渡过来的通勤者迅速进入克利夫兰市区。实际上，这座城市的座右铭就是“经过规划的才是最好的”，背后的潜台词：任何事物都可以——也应该——被规划，从而避免出现不恰当、不愉快甚至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搬到这里的最初几周，也能发现一些不错的事。比如，在打扫房子、重新粉刷和行李拆包的过程中，她们熟悉了周围街道的名字：温切尔街、拉迪摩尔街、林恩菲尔德街，知道了去海因超市该怎么走。米娅认为，顾客在那里得到的是贵族般的待遇。例如，顾客无须亲自把购物车推到停车场，一位身穿熨烫平整的衬衫、衣服上别着工号牌的小伙子会发给你一只红白相间的标签，顾客把标签挂到自己的车窗上，另一位小伙子会把你买的东西推出去，整整齐齐地打包好，放进你的后备厢，而且拒绝收小费。 她们知道了最便宜的加油站在哪里——洛蒙德路和李路的交叉口，单价总是比其他加油站便宜一美分；知道了各处杂货店的位置，哪家可以领到双重优惠券；了解到附近的克利夫兰高地、沃伦斯维尔和比奇伍德的居民会像其他人一样把不要了的东西丢在马路沿上；知道该去哪里买锤子、螺丝刀、油漆和刷子，这些都能在西克尔五金店找到，但只能在上午九点半到下午六点间去买，六点钟店主会让员工回家吃饭。 对于珀尔来说，更多的发现来自于房东家的孩子们。 穆迪是第一个游荡到温斯洛路出租屋的房东家的小孩，因为他听母亲对父亲描述了他们家的新房客。“她是个艺术家呢。”理查德森太太告诉丈夫。理查德森先生问是哪种艺术家，她开玩笑地说：“艰苦朴素的那种。” “别担心，”她向丈夫保证，“她给了我一笔押金。”“这并不意味着她会付房租。”理查德森先生说。但他俩都知道，这点房租不算什么——楼上的房子出租，每个月的租金最多只有三百美元——他们肯定不会只靠这笔小钱过活。理查德森先生是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太太在当地报社《阳光日报》社上班，温斯洛路的房子对现在的他们而言无足轻重，不过是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女儿小的时候投资的一点儿私产。然而，当年正是这房子的租金帮她支付了丹尼森大学的学费，后来，理查德森太太还是初出茅庐的小记者的时候，房租又成了她每月生活的“贴补”（这是她母亲的原话），然后她嫁给了比尔·理查德森，成为理查德森太太，两人在西克尔高地贷款买了一栋漂亮的大房子（正是如今在她眼皮底下烧掉的那一栋），又主要依靠这笔钱还清了每个月的房贷。五年前，理查德森太太的父母在几个月内相继去世，她继承了温斯洛路的房子。她父母在去世的前几年早就卖掉了老房子，住进护理中心，但温斯洛路的房子得以保留，因为需要用租金支付他们的护理费，当然，现在理查德森太太之所以没有卖掉这座房子，只是想要留作纪念而已。 所以，租金无关紧要，楼上楼下加起来也不过每月五百美元，只够支付理查德森一家的度假费用。去年他们用这笔钱去了马撒葡萄园岛旅游，在那儿，莱克西的仰泳技术突飞猛进，崔普迷倒了一大群当地女孩，穆迪晒爆了皮，至于伊奇，在家人的胁迫下，她终于同意到海滩上去转转——然而衣着保守，脚上套着马丁靴，面有愠色。话说回来，即便没有这笔房租收入，理查德森家也有足够的钱度假，而正由于房租并非他们的生活必需，理查德森太太才特别介意房客是什么样的人，因为她希望自己出租房子是在做好事，父母从小就教她与人为善。他们每年都会给动物保护协会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捐款，并且经常参加当地的慈善募捐，在扶轮社的无声拍卖会上，还为女儿拍下过一只三英尺高的玩具熊。理查德森太太将租房子这件事看成慈善之举，租价定得很低，虽然克利夫兰的房地产价格便宜，但好社区——比如西克尔高地——的公寓相对贵得多，她只租给那些她认为有资格租住这套房子的人——其中就包括那些出于某种原因没有得到命运垂青的好人，这让她有种替天行道的成就感。 杨先生是她继承出租屋后迎来的第一位房客，他是来自中国香港的移民，在美国举目无亲，讲英文时磕磕巴巴，口音浓重，尽管已经来美国许多年，他的口音依然没有减弱。和他说话时，听到似懂非懂之处，理查德森太太只能点头微笑，但她觉得杨先生是个好人：他为劳雷尔学院——附近的一所私立女子学校——开校车和打杂，工作十分努力。仅靠那点微薄的收入，他永远无法住进这样的好社区，只能到偏远的巴克艾路找一处不起眼的灰色小公寓，或者（更有可能）去东克利夫兰的那片绿化不足的三角地碰运气——那里经常被误认为是唐人街，房租异常低廉，到处都是被遗弃的旧房子，警笛每晚至少会响一次。况且，杨先生把温斯洛路的出租屋当成自己的房子来爱护，他会亲自修理漏水的水龙头，修补门前的水泥地，还把那个简直比邮票大不了多少的后院整治成了郁郁葱葱的小花园。每年夏天，他都会把自己在园子里种的“中国瓜”分给她，仿佛缴纳十一税，虽然理查德森太太不知道这种异国瓜果——绿玉色的皮上布满皱纹和令人不安的细小绒毛——该怎么吃，但她赞赏他的体贴。总之，杨先生正是理查德森太太想要的房客：心地善良，值得她以善良回报，也同样会感念她的善意。 为楼上的房子找租客的过程却没有那么成功，而且几乎每年都要换一次房客：第一位来租房子的是个刚刚被音乐学院聘为教师的大提琴手，第二位是个四十多岁的离婚女人，然后是一对刚从克利夫兰州立大学毕业的年轻夫妇。他们或多或少都有点儿符合她心目中的理想房客的条件，然而没有一个待得久的：大提琴手应聘克利夫兰交响乐团首席大提琴的职位失败，黯然离开，去了别的城市；离婚女人只谈了四个月的恋爱，闪电般地再婚，和新丈夫搬进了莱克伍德的崭新公寓；而那对看上去彼此深爱的年轻夫妇，却在十八个月断断续续的争吵之后分道扬镳，先后离开出租屋，他们不仅违反了租约，还摔碎了好几个花瓶，在墙皮上留下三处摔花瓶造成的裂痕，其中一处竟然在天花板上。 理查德森太太决定接受教训，这一次，她会更加小心地选择房客。她请杨先生修补了楼上的墙皮，然后开始慢慢地寻找满意的租客。温斯洛路18434号信箱（上户）足足空置了将近半年，她才迎来了米娅·沃伦和她的女儿。米娅是单身母亲，谈吐文雅，还是搞艺术的，女儿也让她教育得彬彬有礼，看上去既可爱又聪明。 “我听说西克尔的学校是克利夫兰最好的，”米娅说，“珀尔现在已经开始选修大学课程了，可我负担不起私立学校。”她瞥了一眼安静地站在空荡荡的起居室里的珀尔，女孩扣着两只手，规规矩矩地搁在身前，脸上挂着腼腆的微笑。母女俩彼此对望的温柔眼神触动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心弦，她立刻向米娅保证说，西克尔的学校的确是最好的，珀尔入校后可以参加大学预修班，学校里有科学实验室、天文馆，还能选修五种语言。 “如果她感兴趣的话，可以加入戏剧社，”她补充道，“我女儿莱克西去年在戏剧社的《仲夏夜之梦》里演海伦娜。”她告诉米娅，西克尔高地的教育圈有句广为流传的名言：“社区好不好，看学校就知道。”所以，尽管西克尔的房地产税是周边最高的，可这笔钱交得绝对物有所值。“虽然你只是租房子，但也能享受到本地居民享受的所有福利，而且没有任何负担。”理查德森太太笑着说，想象着面前这个女人和她的女儿在温斯洛路的公寓里安顿下来，珀尔在厨房的桌子上做功课，米娅在可以俯瞰后院的小阳台上画画或者做雕塑（当然这也是理查德森太太的想象，米娅并没有告诉房东她是搞什么艺术的），她感到心满意足。 听了母亲对新房客的描述，比起米娅的“艺术家”身份，穆迪对她女儿的“聪明”更感兴趣。母女俩搬进新居之后，没过几天，他的好奇心占了上风，决定骑车过去一探究竟。他的自行车是一辆“施文”牌的死飞，还是他父亲很久以前住在印第安纳的时候买的。西克尔高地没人骑自行车，也没人搭公交：大家要么自己开车，要么坐别人开的车，但是穆迪除外，因为春天时他才满十六岁（开车的年龄），他也不愿麻烦莱克西或者崔普开车载他。 穆迪蹬车出了家门，骑过帕克兰路的一长段拐弯和鸭池塘（他从没在这个池塘里见过什么鸭子，只有一群脾气暴躁的加拿大野鹅），穿过范-阿肯大道和几条轻轨铁路，来到温斯洛路，虽然不怎么到这边来——理查德森夫妇不会让孩子们帮忙照料出租屋的事——但他知道出租屋的位置。穆迪还小的时候，有那么几次，他母亲曾经开车带他经过出租屋，把车停在门口，母亲进去放东西，他坐在没熄火的车里等她时，他会漫不经心地打量院子里的那棵桃树，拨弄车上的收音机。可他母亲也不是经常过去（寻找租户的时候除外），出租屋大部分时间都是由房客自己打理。自行车的轮子在人行道的砂岩路砖上颠簸起来的时候，穆迪才意识到，他从来没有进过出租屋，不知道里面是什么样的，他也不确定理查德森家的其他孩子是否进去过。 房前的草坪上，珀尔正在仔细地清点一张木床的部件，从街对面骑车过来的穆迪一眼就瞥见了这个穿长裙子、宽松T恤的苗条女孩，T恤上还印着一句他看不太清楚的话，她的头发又长又卷，扎成一条粗厚浓密的马尾，垂在脊背上，似乎随时都能爆开。她把床头板平放在墙根的花坛旁，床栏和两旁的遮板整齐地摆放在相应的位置，如同根根分明的肋骨，看上去就像这张木床刚刚惬意地做了个深呼吸，懒洋洋地躺在草坪上，摊开四肢休息起来。穆迪躲在一棵树后面，探出头去暗中观察，只见珀尔慢慢地踱到停在车道上的一辆四扇门全开着的大众车后面，从后座取出床尾板。他很好奇，不知道这对母女运用了何等高超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技巧，把这么多的木床部件全部塞进这辆空间极其有限的小型车。珀尔搬着床尾板穿过草坪，把它搁在床头板对面时，他才发现她赤着脚，然后，他疑惑地看到她踏进两块板中间的那片长方形空地（就是该放床垫的位置），仰面往地上一倒。 出租屋二楼的一扇窗户“哗啦啦”地被人推开，米娅露出脑袋：“都齐了？” “少了两块板。”珀尔回答。 “我们会想办法补齐的。不，等等，你先别动。”米娅的脑袋缩了回去。过了一会儿，她拿着一台相机——真正的相机，镜头粗长，好像一只大锡罐——出现在窗口，珀尔躺在地上没动，盯着被乌云遮住一半的天空，米娅几乎把半个身子都探到了窗外，调整着镜头的角度。穆迪屏住呼吸，担心相机可能会从她手上滑到她女儿脸上，也害怕米娅可能头朝下坠到草地上，幸而这两种情况都没有发生。米娅专注地盯着取景器，脑袋跟着摇来晃去，相机挡住了她的脸，但没有挡住头发，她那一头暗色的卷发看起来就像笼罩在相机周围的黑色光环。后来，看到洗出来的照片，穆迪的第一个感想是，珀尔就像一块精致的化石，曾经是一只被远古巨兽吞进腹中的小动物，几百万年后，巨兽化为骨架，化石显露出来。他还觉得她像个展开翅膀仰卧着休息的天使，可是，再端详一阵，他又改变了看法，认为她无非是个在一张绿色的大床上睡觉的普通女孩，或许还在等待她的恋人走过去，躺在她的身边。 “好了，”米娅对楼下喊道，“拍完啦。”她滑进窗户里，珀尔坐起来，望向街对面，两道视线直射在穆迪身上。他的心跳一下子变快了。 “你想过来帮忙吗？”她说，“还是继续站在那儿？” 穆迪不记得自己是怎么穿过马路，把自行车停在出租屋门口，和珀尔彼此介绍的，他觉得自己仿佛一直都知道她叫什么，她也早就知道他的名字，不知怎么，他和珀尔似乎已经认识很久了。 两人一起把床架的部件搬进狭窄的楼梯间，起居室里还没摆家具，角落里有一摞纸箱，地板中央铺着一块大红地毯。 “走这边。”珀尔抬着几块床板的一头，引着穆迪走进较大的一间卧室，屋里空荡荡的，只有一块已经褪色但干净的双人床垫靠墙摆着。 “给你，”米娅说，她把一只钢制的工具箱搁在珀尔脚边，“你肯定需要这些。”又对穆迪笑笑，仿佛他是一位老朋友，“缺了什么再叫我。”然后她就退到走廊里去了，过了一会儿，两人听到外面传来纸箱上的胶带被撕开的声音。 珀尔用起工具来很老练，像个专家，很快就装好了床头板和侧板，穆迪坐在敞开的工具箱旁边，敬畏地看着她。在他们家，假如什么东西——比如厨具、洗衣机什么的——坏了，他母亲会打电话叫修理工来修，或者直接丢掉换新的。每隔三四年，起居室里的所有家具都会被他母亲换一遍，旧物直接搬进地下室，地下室里更旧的那一批则会捐献给西区的青少年之家，或者送到市区的妇女收容所。他父亲也不在车库修车，汽车发出怪声的时候，他会直接开到“强力扳手”修车店，二十年来，理查德森家的每一辆车都是在那里维修保养的。穆迪意识到，他自己唯一一次摆弄工具还是在八年级的木工课上：全班人分为几组，一组量木材尺寸，一组切割木头，另一组打磨抛光。到了期末，每个人都尽己所能，将零部件拼合在一起，做成一只小盒子形状的糖果分配器，拉一下手柄就会吐出三块糖。崔普前一年就做过一只一样的，莱克西大前年在木工课上也做过一只，最后又轮到了伊奇。尽管木工课要上一学期，尽管四个一模一样的糖果分配器现在还摆在他们家的某个地方，穆迪却不敢说理查德森家的每个人除了使用飞利浦螺丝刀之外还会驾驭别的工具。 “你怎么学会做这些的？”他把另一块床板递给珀尔。 珀尔耸耸肩。“跟我妈学的。”她说。一只手把板条摆在合适的位置，牢牢按住，另一只手在地毯上的螺丝堆里翻找。 组装完成后，穆迪发现这是一张老式的带床柱的床，童话里的金发姑娘睡的那种。 “你们从哪里弄来的这张床？”穆迪摆好床垫，跳上去试了试弹性。 珀尔把螺丝刀收进工具箱，锁好箱盖。“捡来的。” 她往床上一坐，背靠着床尾板，伸展双腿，仰面凝视天花板，似乎在测试床的舒适程度。穆迪坐在床头靠近她脚的位置，珀尔的脚趾缝里和小腿肚上沾了些青草，裙子下摆上也有，闻起来就像新鲜空气和薄荷洗发水。 “这是我的房间。”她突然说。穆迪一下子跳起来。“对不起。”他觉得脸颊热热的。 珀尔瞥了他一眼，似乎刚才已经忘记了他的存在，而那句话是她的自言自语。“噢，”她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她从脚趾缝里拽出一根草叶，丢到一边，他们看着草叶落到地毯上，过了一会儿她才开口：“我从来没有过自己的房间。” 穆迪思考了一下她说的话。“你是说，你一直需要和别人分享房间？”他试着想象假如自己和崔普共用房间会是什么样的情景，崔普喜欢把脏袜子和体育杂志四处乱扔，回到家的第一件事就是拧开收音机——收音机的频道始终设定在调频92.3，好像一天听不到那个台播放的低音摇滚，他的心脏就会停跳似的。度假时，理查德森家总是会订三间房：一间给理查德森先生和太太，一间给莱克西和伊奇，一间给崔普和穆迪——早餐桌上，崔普有时会嘲笑穆迪晚上说梦话。对于珀尔和她母亲不得不共住一间房这件事，穆迪简直不相信人会穷到这种程度。 珀尔摇摇头：“我们以前没有自己的房子。”穆迪很想告诉她，这可不是什么房子，充其量只算正常房子的一半。珀尔的指尖沿着床垫的边沿划动，在每一个凹下去的花纹上打着圈。 穆迪并不知道现在她脑子里回忆着什么：和母亲住在厄巴纳时，厨房里的炉子很难用，必须用火柴点燃；她们在米德尔伯里的住处要爬五层楼；奥卡拉的房子后院杂草丛生；曼西的公寓烟囱经常倒烟，前房客喜欢在起居室溜他的宠物兔，到处都是兔牙啃出来的洞，还有好几块可疑的污渍。几年前，她们在安娜堡从二房东手里租来一套公寓，虽然只住了六个月，但她几乎不舍得搬走。因为二房东家有个女儿，可能比她大不了一两岁，每天她都会玩那个幸运的女孩留下的小马玩具，坐她的儿童扶手椅，躺在她那张有白色床帐的小床上睡觉，有时候到了半夜，趁母亲睡熟之后，珀尔会轻轻拧开床头灯，敞开那个女孩的衣柜，试穿她的衣服和鞋，即使它们对她来说有点儿大。房子里到处是女孩的照片——壁炉架、床头柜、起居室里都有，楼梯间里挂着一大幅漂亮的艺术照，照片里的女孩手托着下巴——正因为有这些女孩们喜欢的摆设，珀尔很容易就能假装这里是自己的房子，把别人的家具、房间和人生想象成自己的。二房东一家从度假屋回来之后，珀尔甚至不敢看那个女孩——她晒黑了，也长高了，衣柜里的那些衣服对她而言已经太小。搬去拉斐特（她们在那里住了八个月）的路上，珀尔哭了一路，连从女孩那里偷来的小瓷马也丝毫无法安抚她。偷走小瓷马后，她惴惴不安地等了好多天，但人家并没有来找她，看来他们根本不在意，或者压根儿没去注意——意识到这一点，她觉得更伤心了：别人不重视的东西，她却视若珍宝。她母亲一定也有同感，因为她再也没有找过转租房，自此之后，珀尔就更喜欢自己布置空荡荡的公寓，不愿使用别人留下来的东西。 “我们经常搬家，我妈住烦了就搬。”她挑衅地看着他，眼神近乎愤怒，穆迪先前觉得她的眼珠是淡褐色的，现在却发现它们是深绿玉色——从那天上午开始，他的人生被分成了从前和以后，他时常会比较这个转折点之前与之后的不同。 “你明天打算干什么？”他问。 第三章 接下来的几周，穆迪每天都会问珀尔同样的问题。两人去他的母校费诺韦小学玩，在操场上爬单杠，走独木桥。他带着珀尔到德雷格买热软糖圣代，像小孩那样在蹄铁湖爬树和喂鸭子。坐在“真情”餐馆的高背木椅上吃薯条和培根，往点唱机里投币点歌，听《大火球》和《嘿，裘德》。 “带我去看看西克尔教徒吧。”有一次，珀尔向穆迪提议，穆迪笑起来。 他说：“西克尔高地现在没有西克尔教徒，他们已经死绝了，因为他们认为性是邪恶的。他们只给这个镇留下一个名字。” 然而穆迪只说对了一半，他和镇上的大多数孩子都不怎么了解当地的历史。西克尔教徒确实很久以前就离开了这片曾经属于他们的土地，直到1997年夏天，全世界仅剩十二位教徒，但建设这里的时候，西克尔高地的规划者所采取的原则与多年前在此生活的西克尔教徒的理念大同小异——他们都认为规则是秩序之母，是营造和谐的关键，因此一切都应该得到管理：比如早晨几点起床，窗帘该是什么颜色，男人的头发该留多长，祷告时如何交叉双手（右手拇指压在左手拇指上方）。西克尔教徒相信，假如他们做到每个细节都有规划，就能创造出人间天堂、世外桃源，而在描绘西克尔高地的宜居情景的广告中，后来的规划者也将此地形容为“克利夫兰山巅的彩虹”，在这里居住，好比从圣洁的云端俯瞰克利夫兰的肮脏浊世。总之，“一丝不苟”是西克尔人追求的目标，这四个字早已深入人心，甚至渗透到土壤之中，把这片土地上长起来的一代代人全部培养成了完美主义者，对任何缺陷与不足都采取零容忍的态度，甚至连西克尔高地的青少年——他们与西克尔教派的唯一接触就是在音乐课上演唱该教派的代表歌曲《朴实无华的礼物》——都能感受到回荡在空气中的那种追求完美的激情。 帮助珀尔熟悉西克尔高地的同时，穆迪也在了解米娅的艺术，还对沃伦一家变幻莫测的复杂财务状况渐渐产生了认识。 穆迪从来不担心钱不够用，因为永远没有必要。当他按下开关，灯总会亮起；拧开水龙头，水总会流出；冰箱里的食物定期补充；饭桌上准时出现一日三餐。从十岁起，他就有了零花钱，起初是每周五美元，后来根据通胀率和年龄的增长稳步增加，一直达到目前的二十美元。除此之外，亲戚送的生日礼物里面经常有折叠起来的钞票，收到的书多得看不完，有时也会收到CD和新的吉他弦。总之，他从来不会为了生活的需要发愁。 米娅和珀尔过的则是节衣缩食、精打细算的日子，以省钱乃至不花钱为目标。搬来不过几周，她们就打听到了克利夫兰地区每一处救世军商店、圣文森特修会和古德维尔慈善超市的地址。刚搬来的那周，米娅已经在当地的中餐馆“幸运宫”找到了工作：每周的下午和晚上在前台打包外卖。她们很快了解到，论中餐馆，虽然西克尔的每个人都更愿意去几个街区之外的“东方明珠”就餐，但“幸运宫”的外卖生意很好。除了米娅的小时工收入，服务员们还分给她一份小费收入，假如食物出现剩余，她可以带一些回家——包括凉掉的米饭、卖不完的咕噜肉和青菜——这些吃的足够她和珀尔支撑大半个星期。虽然拥有的物资少得可怜，但米娅十分擅长重新调配各种资源，比如带回家的捞面只有面，缺少酱汁，她就加一些意大利面的酱汁，放几片牛肉拌着吃；从二手商店买来的旧床单可以改成窗帘、桌布或者枕套。这让穆迪想起数学课上讲到的概念“实用组合”：可以用多少种方法组合木薯煎饼和不同的馅料？米饭、猪肉和胡椒又有多少种不同的组合方法？ “你妈妈为什么不去找一份真正的工作呢？”有天下午，穆迪问珀尔，“如果每天多工作几个小时，她肯定能赚到更多的钱，哪怕是在‘东方明珠’之类的地方找份正职也好啊。”了解到米娅的工作之后，对于这个问题，他已经思考了整整一周：假如她每天多工作几小时，就能买得起真正的沙发和像样的食物了，说不定还能负担得起电视机呢。 珀尔皱起眉头盯着他看，仿佛根本听不懂他的问题似的。 “可她有工作啊，”她说，“她是个艺术家。” 她们已经这样生活了许多年：米娅每天出门做几个小时的兼职，赚一点仅够两人活下去的钱。从记事开始，珀尔就明白了一个事实：她母亲的真正工作是艺术，出门赚钱是为了满足基本的衣食需要，本质上不过是让她的艺术事业得以继续的手段。她母亲每天都要投入若干小时进行艺术创作，尽管穆迪起初并没有意识到米娅在做什么：她有时待在临时搭建的“暗室”——地下室洗衣间——里洗照片，有时坐在那里读上一天书，有时站在起居室的窗口望着外面的树木发呆。反正在穆迪眼里，这些行为之间并不存在明显的联系，如同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烹饪杂志、汽车说明书和从图书馆借来的埃莉诺·罗斯福的精装硬面传记这三种东西一样，完全不搭界，根本不会让他想到她是在工作。有天上午，他过来找珀尔，看到米娅拿着个线圈在玩翻花绳，两人回来时，米娅还在玩，只不过手上的花绳样式比他们离开时繁复了许多，突然，她把手一松，花绳又变回了那个简单的线圈，然后她继续玩起来。“这是常规工作的一部分。”珀尔面无表情地告诉穆迪，显然已经见怪不怪了。 有时候，米娅会背着相机出去，但更有可能花上几天甚至几周的时间进行外出拍摄的准备，而真正拍照的时间只有几个小时。穆迪发现，米娅并不把自己视为摄影师，她认为摄影的本质是记录，他很快意识到，在米娅眼中，摄影无非是一种工具，对她而言，相当于画师手中的笔和雕塑家的雕刻刀。 照片冲洗出来之后，她会加以修饰。比如用华丽的狂欢节面具挡住照片里的人脸，或者直接剪下上面的人物，给他们“穿上”从时尚杂志上剪下来的“衣服”。有一张照片拍的是干净整洁的厨房，米娅在冲印好的相纸上洒了几滴柠檬水，营造出厨房被“污染”的感觉；还有一张拍的是晾衣绳上挂了一排衣服，她把漂白剂涂在上面，在晾衣绳周围制造出几团“鬼魂”般的白点，绳子本身也被扭曲了。另一组照片，每一张都小心地做过了双重曝光处理：一座摩天大楼的远景与她自己的中指的影像相重叠；一只躺在人行道上、翅膀展开的死鸟与蓝天重叠，除了眼睛是闭着的，它看上去真的像是在蓝天上飞翔。 米娅的工作风格魄力十足，只保留她喜欢的照片，扔掉其余的。灵感枯竭的时候，她就把每张照片都洗出来，毁掉所有底片。“我又不打算一照多卖。”穆迪问她为什么不多洗几张的时候，她漫不经心地回答。她很少拍人像——偶尔会给珀尔拍一张，比如女儿躺在草坪上的床板中间那次，但她从来不把珀尔的照片用于工作，也不用自己的照片。有一次，珀尔告诉穆迪，米娅做了一组自拍，在照片里用不同的物品——黑色蕾丝花边、马栗树的叶子、潮湿柔软的海星——挡着脸，最后忙了一个月，把照片的数量精简到了八张。它们既美丽又令人毛骨悚然，珀尔到现在依旧印象深刻：母亲明亮的眼睛从海星的触手之间向外窥探，好像一颗闪光的珍珠。可最后米娅还是烧掉了这组照片和底片，原因连珀尔都无法理解。“你花了那么多时间，”珀尔问母亲，“就为了‘叭’的一下，”她打了个响指，“把它们全都烧成灰？” “我觉得效果不好。”米娅只回答了这一句。 而她真正保留下来并且卖掉的照片，都是相当令人震撼的作品。 住在安娜堡的豪华转租房的时候，米娅把房东们的许多家具拆分成零件，再加上各种奇怪的装饰——像她手指一样粗的螺栓、原木横梁、单独的脚掌——组合成动物的样子。比如把一张笨重的十九世纪书桌变成“公牛”，两侧的抽屉是粗壮的“牛腿”，抽屉上的铸铁把手是牛的“鼻子”“眼睛”和闪光的“阴囊”，一把呈扇形摊开的笔从桌子里探出来，组成了新月形的“牛角”。在珀尔的帮助下，米娅将这些部件摆在奶油色的波斯地毯上，营造出雾气蒸腾的背景，然后她亲自爬上桌子，以俯瞰的角度拍照，然后把书桌重新拼好；她把一只破旧不堪、已经碎成拱形金属网的中式鸟笼组装成一只老鹰，它伸展的“翅膀”有着黄铜组成的骨架，仿佛正要起飞；她在一张沙发里填充了许多东西，把它变得鼓鼓囊囊的，装扮成一头“大象”，象鼻子高高扬起，好像在吹奏管弦乐。这一系列照片既有趣又令人不安，动物的形象难以置信地精致逼真，只有凑近了才能看出它们是什么做的。通过朋友安妮塔——纽约一家画廊的老板——米娅卖出了不少这种照片。珀尔没去过纽约，也没见过安妮塔，米娅则讨厌纽约，永远不会到那里去宣传她的作品。“安妮塔，”有一次米娅在电话里告诉这位朋友，“我非常爱你，但我不能去纽约做展示，不，哪怕这样能卖出一百份作品也不行。”她顿了顿，又说，“我知道会有这样的效果，但我不能去，你明白的。好了，你已经尽了力，我已经很满足了。”尽管如此，安妮塔还是设法卖出了六七套照片，这意味着米娅可以在接下来的半年中留在家里搞新项目，不用出去帮人打扫房子了。 珀尔的母亲是这样工作的：用四到六个月时间完成一个项目，然后开始下一个。她马不停蹄地工作，做出一组照片，交给安妮塔——通过她的画廊，至少能卖出其中的一小部分。起初的售价很便宜——几百美元一幅，米娅有时候不得不同时接两份甚至三份工作。随着时间的推移，她的作品得到了艺术界的认可，安妮塔能以更高的价格卖出更多的照片，足够支付米娅和珀尔的账单——食物、房租和大众车的油费——甚至还能付给安妮塔百分之五十的抽成。“有时候一幅照片能赚到两三千美元。”珀尔骄傲地告诉穆迪，穆迪迅速心算了一下：假如米娅每年卖出十幅照片…… 有些照片却卖得没有那么好——比如米娅的“骨骼叶脉”摄影系列，只卖出一幅，为此，项目完成后，她一连几个月都不得不去做些奇怪的工作：打扫房屋、插花、装饰糕点。好在凡是需要动手的活计她都擅长。她倾向于选择一些不用直接与顾客打交道的工作，因为这样她就有了独处和思考的时间，像服务员、秘书和售货员之类的职位都不在她的考虑之列。“我做过一次售货员，那时你还没出生，”她告诉珀尔，“但只坚持了一天。一天。经理不停地唠叨，指挥我把衣服挂回架子上去，顾客会偷偷把衣服上的珠子扯下来，拿给我们要求打折出售。我宁愿给人家擦地板——只要让我一个人在房子里待着——也不愿意干这个。” 好在米娅的其他作品确实有销量，而且获得了关注。某个系列——做了一段时间的裁缝之后，米娅开始准备这个项目——的收入，足足支撑了母女俩接近一年的开销。她去二手商店买来一批旧动物玩具——褪色的泰迪熊、破烂的毛绒小狗、开线的兔子——越便宜越好。回到家，她把这些玩具的接缝拆开，掏出里面的填充物翻晒，清洗外皮，重新抛光眼珠，然后再把它们缝到一起——但外皮是翻过来的，里面的部分朝外——看上去有种诡异的美感，磨旧了的粗糙毛皮很像天鹅绒。动物玩偶的神情姿态也有变化：背部和颈部更挺直，竖起来的耳朵更加灵动，眼神清澈了许多，仿佛经历了转世重生，透出一股更为老成、大胆和睿智的气质。珀尔喜欢看米娅工作：她母亲趴在厨房的桌子上，用外科医生的工具——手术刀、针头和镊子——将破旧的玩具改造成艺术品。这套作品的每一幅都被安妮塔卖了出去，据她说，其中一幅还被纽约的现代艺术博物馆收藏了，她恳求米娅再创作一套类似的作品，或者至少加印本，然而米娅表示拒绝。“这个创意已经完成了，”她说，“现在我要处理其他创意了。”她就是这样与众不同，而且总能想出新点子。珀尔很肯定，米娅总有一天会出名；总有一天，她亲爱的妈妈会跻身“那些艺术家”的行列，比如库宁、沃霍尔和奥基弗，大家都知道他们的名字，这也是她不介意她们现在过的这种缺衣少食的动荡生活的原因之一；总有一天，每个人都会看到她母亲的才华。 对穆迪而言，母女俩的存在方式突破了他的想象，旁观沃伦一家的生活就像欣赏魔术，是种奇妙的体验，他仿佛眼睁睁地看着她们把一只空杯子变成一个闪闪发光的银罐子，从丝绸大礼帽底下凭空拖出一块热气腾腾的馅饼；又像是亲眼目睹鲁滨孙是如何在荒岛上奋力求生的。与米娅和珀尔相处的时间越多，他就越对她们着迷。 穆迪还了解到她们以前是如何四处流浪的。两人喜欢轻装简行：一路上只带两只盘子、两个杯子、几件不成套的餐具和一包换洗衣服，当然还有米娅的相机。夏天，她们会摇下车窗上路，因为“兔子”没有空调；冬天，她们晚上开车，汲取一点儿发动机的温度，白天把车停在阳光照得到的地方，在车上睡到日落再出发。不冷不热的晚上，米娅会把行李堆到前排搁脚的地方，和女儿合盖一条行军毯，躺在后座上睡觉。为了保护隐私，她们在后车窗和前排座位的头枕之间撑起一块床单，权当帐篷。到了吃饭的时间，她们把车停在路边，躲在驾驶座后方吃纸袋里装着的食物：面包、花生酱、水果，有时配着萨拉米香肠或者意大利辣香肠（假如米娅能够买到打折香肠的话）。有时她们会一连开上几天甚至几周的车，直到米娅觉得到了合适的地方才会停下来。 在米娅觉得合适的地方，她们会租下一处公寓：通常是单间的，有时与人合租，总之怎么便宜怎么来。租金最好按月支付，因为米娅不喜欢被束缚。她们会用旧物布置新居，让房子变得勉强能住。米娅会送珀尔进当地的学校读书，自己则找一份足够支撑两人生活的工作，然后就开始她的下一个项目，直到三个月、四个月或者六个月之后，她创造出一组新的照片，寄给纽约的安妮塔。 晚上珀尔睡着后，她会把浴室布置成冲洗照片的暗室：洗印照片的托盘摆在浴缸里，在花洒上拴一条晾衣绳用来晾底片，门底下的缝里塞一条毛巾，防止透光。工作结束后，她就把托盘摞好，把照片放大机塞进包装盒，化学药剂藏到水槽下，仔细擦洗浴缸，所以每天早晨珀尔洗澡时，浴缸总是白得发亮，看不出任何可疑的痕迹。上床睡觉前，米娅会敞开浴室的窗户通风，珀尔醒来后，显影剂的酸味也会消失。米娅一旦把照片寄给安妮塔，珀尔就知道，她们又该打包行李动身了，下一个循环即将开始：新地方、新项目，然后再搬到别的地方去。 然而这次不一样。“我们准备留下来，”珀尔告诉穆迪，他突然感到心底一阵雀跃，好像一只充多了气的气球，“妈妈已经答应我了，这一次，我们再也不搬了。” 毫无疑问，她们这种周游式的艺术家生活对穆迪具有很大的吸引力：他有一颗追求浪漫的心，虽然每学期都被评为优等生，但不喜欢循规蹈矩，梦想着离开学校，像杰克·凯鲁亚克那样四处漫游——在旅途中写歌（凯鲁亚克是写诗的）。逛旧书店时，他淘到过凯鲁亚克的《在路上》和《达摩流浪者》，还有弗兰克·奥哈拉、莱纳、玛丽亚·里尔克和聂鲁达的诗集，而且，他欣喜地发现，珀尔也有着诗意的灵魂。当然，她读的书没有他多，因为她们经常搬家，但她的童年时光大部分在图书馆度过，每当就读一所新学校，这个新来的女孩总是徘徊在图书馆的书架间，汲取书中的一切，仿佛它们是生存必需的空气。她想成为诗人，把最喜欢的诗句全部抄写在一个皱巴巴的线圈笔记本里，随身携带。“这样它们就总是跟我在一起了。”她说。当她终于把本子上的一部分诗给穆迪看时，他兴奋得说不出话来，眼睛仿佛都被她手写的花体字母吸了进去。“真美。”他叹道。珀尔的脸一下子热起来，像个亮闪闪的红灯笼。第二天，穆迪带来了他的吉他，教她弹三和弦，有点儿羞怯地唱了一支自己写的歌给她听，他从来没为别的人唱过这些歌。 他很快发现，珀尔的记忆力惊人，简直过目不忘。她记得《大宪章》的签署日期、历史上的英格兰国王的名字，还能按照顺序背诵美国历届总统的名字。穆迪的好成绩来自于刻苦努力和时常温习写有知识要点的记忆卡片，但对珀尔来说，学习似乎只是小菜一碟：一道数学题，她似乎只要看上几眼，就能凭直觉选出正确答案，穆迪却需要反复演算才能得出同样的结果；读过一篇文章，她能马上抓住概要或者看出其中的逻辑缺陷，好比面对一堆散乱的拼图小块，无需参考样图就能把它们正确组合起来。珀尔的头脑像是一台超级计算机，穆迪只能羡慕它的运行速度和轻而易举解决问题的效率，哪怕只是单纯地旁观它处理信息的过程，也是一种纯粹的乐趣和享受。 与珀尔相处的时间越久，穆迪就越觉得自己好像同时置身两处。他只要一有时间就和珀尔待在一起，和她去餐馆，坐在树杈上，看着她那双大眼睛极为好奇地打量周围的一切。他会给她讲愚蠢的笑话和故事，还有生活中的琐事，只要能逗她笑。与此同时，他的大脑仿佛生出翅膀，在城市上空盘旋，拼命寻找下一个可以带她去的地方，向她展示克利夫兰郊区的更多风景，因为他笃定地认为，假如再也找不出这样的地方，她会立刻消失。他觉得，两人一起吃饭时，她已经开始无聊地对着盘子里的薯条和凝结的奶酪块发起了呆，他几乎可以肯定，她的目光已经飘到了遥远的湖对岸。 为此，穆迪作出了一个他将在余生中不断质疑的决定。他一直没有对家人谈论过珀尔或她母亲的任何事，像一条护卫财宝的龙一样守护着他们的友谊，沉默而贪婪。其实，内心深处，他有种预感，假如告诉了别人，就会毁掉现在的一切，就像童话故事里讲的那样，如果你把魔法的秘密说出去，魔法就会失效，或者遭到滥用。要是他始终相信自己的预感，守口如瓶的话，也许未来会十分不同，珀尔可能永远不会见到他的母亲、父亲、莱克西、崔普或者伊奇，就算以后偶然见到，也不过是和他们点头打个招呼，不会进一步结识。她和她母亲或许就可以永远留在西克尔高地，一如她们原先的计划；十一个月之后，理查德森家的房子可能还会好端端地立在那里。然而，为了取悦珀尔，穆迪已经带她转遍了他能想到的好玩的去处，假如他是理查德森家的别的孩子，事情或许会有所不同。因为与他相反，他的哥哥和姐妹们就从不担心别人是否会喜欢他们——莱克西天性随和，笑容魅力十足；崔普长相帅气，还有一对迷人的酒窝。人们有什么理由不喜欢他们？他们又为什么会去担心这样的问题？至于伊奇，则更简单，她根本不在乎别人对她的看法。但穆迪既不像莱克西那样和蔼亲切，也没有崔普那种玩世不恭的魅力，更不具备伊奇的自信，现在，他觉得只有把家人介绍给珀尔，才能进一步获得她的好感，所以，七月末的一个下午，他对她说：“到我家来吧，见见我的家人。” 第一次走进理查德森家的房子，珀尔在距离大门一英尺的地方停住了。不过是座房子而已，她告诉自己。穆迪住在这里。然而即便如此，她还是有种不现实的感觉，穆迪站在人行道上，近乎羞怯地朝着大门点点头，告诉她：“就是这里。”她说：“你住在这儿？”并非房子庞大的面积令她惊奇——因为这条街上的每座房子都很大，虽然才来西克尔三周，但她见过更大的房子——而是草坪的翠绿、砖缝间白得耀眼的砂浆、温柔的微风中沙沙作响的枫叶，以及微风本身，使她震撼，还有大门入口处洗涤剂的味道、烹饪的饭香和青草的香气、角落里有点儿卷边的地垫，似乎刚刚有人把它弄乱，忘记了整理……与其说她走进一座房子，不如说她这才明白“房子”真正意味着什么，初次触及“房屋”这个概念的真正含义，亲眼看到她过去只有耳闻的东西，她能听到远处的房间里传来的声音——电视广告片里的人声、微波炉的嗡嗡声——但都朦胧而不真切，仿佛一个遥远的梦。 “来吧，进来。”穆迪说。于是她走了进去。 后来，珀尔猜想，为了给她留下好印象，理查德森一家必定事先安排，特意把家庭成员最完美的生活状态展示给她看： 理查德森太太在厨房里做饼干，米娅就从来不愿意干这个，尽管有时在珀尔的恳求下，她也会买一块加工好的面团，把它切成圆片，丢进烤箱。理查德森先生站在开阔的绿色草坪上，熟练地把一包木炭倒进银光闪烁的烤炉。崔普懒洋洋地躺在沙发上，英俊得简直不像真人，一条胳膊搭在靠背上，似乎在等待某个幸运的女孩过来坐在他身边。窗前的莱克西被灿烂的阳光包围，明亮的目光从电视屏幕转向走进来的珀尔，好奇地开口问道：“啊哈，这是谁呀？” 第四章 在那些令她眼花缭乱的日子里，珀尔唯一很少见到的理查德森家的成员便是伊奇，但起初她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这也难怪，当理查德森家的其他人热情地迎接她的时候，她又怎么能立刻发现不对劲呢？尤其是其他的理查德森家成员都是那么的魅力十足，异乎寻常的自信，无论什么时候都清楚地知道自己该做什么。在穆迪的邀请下，她每天都会在他们家度过好几个小时，从早饭后待到吃晚餐的时候。 每天上午，理查德森太太都会穿着厚底帆布鞋，昂首挺胸地走进厨房，拿着车钥匙和不锈钢旅行杯，对珀尔说：“珀尔，真高兴又见到你。”然后大步跨入后厅，过一会儿便会传来车库门轰隆隆开启的声音，理查德森太太开着她的雷克萨斯滑出宽阔的车道。即便在炎热的夏天，绿树成荫的车道也十分凉爽。西装革履的理查德森先生虽然早就出门上班了，但他依旧在家中的每一个角落留下了无形的存在感，仿佛矗立于遥远地平线上的一座巍峨的山脉，从任何角度都无法忽略。珀尔问起他父母每天都做什么的时候，穆迪耸耸肩：“你知道的，他们去工作了。”“工作！”每当米娅说起这两个字，言外之意便是她得去从事那些无聊的苦役了：端盘子、洗碗、擦地板……可对理查德森一家来说，工作似乎是一件相当高贵的事情，而且他们所从事的职业非常重要。每个星期四，报童都会把《阳光日报》搁到米娅和珀尔家门口——这份报纸对本地居民是免费的——展开报纸，她们会在头版头条《本市税收新政辩论》《居民对克林顿总统预算的反响》《西克尔广场集市活动正在筹备中》之类报道的标题下方看到理查德森太太的名字，白纸黑字的文章证明着她的勤奋。 “这有什么了不起的，”穆迪说，“《实话报》才是真正意义上的报纸，《阳光日报》只是本地小刊物，净登一些市议会开了什么会、谁是科技展会赢家之类的无聊新闻。”然而，只顾盯着撰稿人姓名“埃琳娜·理查德森”的珀尔并不相信也不关心他的这套说辞。 理查德森家的人认识那些重要人物：市长、市立医院的院长和“克利夫兰印第安人”棒球队的老板。他们有雅各布棒球场和冈德体育场的季票。“骑士队太烂。”穆迪简练地总结道。“但印第安人可能夺冠。”崔普反驳。有时，理查德森先生的手机铃声响起，他会拉长手机天线，踱进走廊里。“比尔·理查德森。”他对着手机报上名字，真是相当自信的问候方式。 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全都继承了这种自信。星期天早晨，珀尔和穆迪习惯坐在厨房里，晨跑回来的崔普会倚在岛柜上，给自己倒一杯果汁。崔普身材高大瘦削，皮肤晒成了棕褐色，穿着健身短裤，举止慵懒自在，偶尔朝珀尔咧嘴的一笑都会让她脸红心跳。发髻凌乱、穿运动长裤和T恤的莱克西会靠在柜台边，剔掉贝果面包上的芝麻。他们不在乎珀尔是否看到自己现在的模样，因为他们的美是天生的，连刚起床时都不例外，所以，他们无论何时都非常自信，哪怕还穿着睡衣。在餐厅点菜时，莱克西从来不会这样问：“我能要……吗？”而是中气十足地宣布：“我要……”好像她说什么就是什么一样。这让珀尔感到很着迷。莱克西会滑下凳子，以舞者般的优雅姿态穿过厨房，赤裸的双脚踩在西班牙瓷砖上。崔普则摇晃着杯子里的最后一点儿橙汁，走到楼上洗澡，珀尔看着他，鼻孔在他留下的气味——汗水、阳光和体热——中翕动。 理查德森家的房子里有许多又软又厚的沙发，坐上去时仿佛整个身体都陷入了沙发垫，好像在洗泡泡浴。还有各式各样的书橱、餐具柜和沉重的雪橇床。珀尔暗忖，无论是谁，要是能有一套摆着他们家那样的大扶手椅的房子，肯定希望永远在里面住下去，你会心甘情愿地在那里生根发芽。还有那些长软椅、镶框照片和摆满纪念品的展示柜，除非你打算长期定居，否则不会轻易把西礁岛的贝雕、加拿大国家电视塔的微缩像或者马撒葡萄园岛的沙子（装在手指大小的瓶子里）带回家。实际上，珀尔了解到，理查德森太太的家族已经在西克尔高地繁衍生息了三代人，几乎从镇子刚建成时就开始住在这里了。只在一个地方深深扎根，每条纤维都沉浸在同一片土地，这是珀尔无法想象的。 理查德森太太本人也让她着迷。她就像电视上的明星一样，完美得仿佛不是真人，然而却真实地出现在珀尔面前，总是对她说着亲切友善的话语。“你的裙子真漂亮，珀尔，”她会说，“颜色很适合你。所有功课全优？你真聪明啊。”“今天你的发型很好看。”“噢，别傻了，还是叫我埃琳娜吧。”——然后，假如珀尔继续叫她“理查德森太太”，她会暗暗赞赏珀尔懂得尊重——珀尔很确定这一点。理查德森太太喜欢拥抱她——而她们不过是才认识了几天的陌生人——只是因为她是穆迪的朋友。米娅也是个热心肠，但不擅长表现出来，珀尔从未见过她母亲拥抱除她之外的任何人。每天下班回家，理查德森太太都要在孩子们的头顶挨个啄一口，轮到亲吻珀尔时也丝毫不迟疑，她会在珀尔的头发上结结实实地落下一个吻，好像她不过是家里的另一个孩子而已。 米娅也注意到了女儿对理查德森一家的迷恋。有一阵子，珀尔天天去理查德森家。起初，看到孤僻的女儿有了穆迪这个玩伴，她很高兴。因为她早就意识到，很久以来，女儿已经成了她突发奇想、走走停停的牺牲品：只要她想搬，珀尔就得跟着她走；每次她觉得灵感枯竭或者心神不宁的时候，母女俩就得重新上路。“这样的日子结束了。”驱车前往西克尔高地的路上，她向女儿保证，“从现在开始，我们要在这里安定下来。”此外，她能从这两个孤独的孩子身上看到相似之处：同样的深藏不露的敏感，同样掩藏在书本智慧之下纯然的天真无邪。每天早晨，珀尔还没吃完早餐，穆迪就会来找她，这时才刚刚起床的米娅会习惯性地拉开窗帘，不出预料地看到他的自行车停在门口的草坪上，当她走进厨房，必然会看到穆迪和珀尔坐在餐桌旁，面前摆着几只不配套的空碗，碗底还有麦片的残渣。接下来他们会消失一整天。在水池边洗碗的米娅会看着穆迪推着自行车，和珀尔一起走出去，这时她会默默提醒自己，一定要给珀尔也弄辆自行车，也许可以从李路上的自行车店里买到二手的。 然而，几周过去之后，米娅有点儿担心，理查德森家对珀尔的影响实在太大，超出了她的想象，女儿似乎完全卷入了他们的生活——或者说他们卷进了她的人生。晚餐桌上，珀尔谈论的全都是理查德森家的事，仿佛他们是她最喜欢的电视明星。“理查德森太太下星期要进城采访珍妮特·里诺。”她会这样说。或者“莱克西说，她男朋友布莱恩会成为第一位黑人总统”。或者——说出这些时，珀尔脸上带着浅淡的红晕——“崔普被批准秋天加入足球队了，他刚听说的消息”。米娅只能点头称是，心里却在怀疑让女儿完全受到别人家庭的影响是否明智。她又想到前一年春天，珀尔咳嗽得很厉害，最后她只能带女儿去医院，医生发现珀尔的咳嗽发展成了肺炎。晚上坐在睡着的女儿床边，等待药物生效的时候，米娅这才意识到，不能让女儿继续跟着她过这种居无定所、缺医少药的生活，不能让孩子也孤孤单单的，她告诉自己。所以，珀尔康复后，她们来到了西克尔高地，米娅承诺她们会留下来。正因如此，听到女儿一天比一天兴奋地谈论理查德森家的人，晚餐桌上的米娅才什么都没有说。 转校对珀尔来说是家常便饭，有时一年转两三次，对于这件事，她已经从最初的恐惧变成习以为常。但转到西克尔高地的学校后，她却恐慌起来，因为以前她从来无须担心学校里的人对她的看法，不用刻意去交朋友，反正她只在那里待一段时间就走。然而这次不一样，只要想到在未来的几年里，自己要经常与这所学校里的人见面，她就会产生异样的感觉。 好在她和穆迪几乎都是一同上课，因为他们修习的课程大部分都是相同的——包括生物、英文和卫生保健。入学后的头两个星期，他带着高二学生独有的自信，领她穿过学校的走廊，告诉她饮水处的位置，哪里的水最凉，该坐在自助餐厅的哪些位置，哪些老师会在上课铃响起时抓住穿过大厅的学生，记你一次迟到，哪些老师则会宽容地笑笑，什么也不做。在“壁画”的指引下，珀尔也开始自己探索整个学校，“壁画”是多年来曾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们留下的：科学楼的墙上画着“兴登堡号”飞艇爆炸的场景；礼堂的阳台上画着吉姆·莫里森；一条名叫“出口”的昏暗走廊入口处画着一个吹粉红色泡泡的女孩，通往高年级休息室的走廊上画着一排立体逼真的储物柜。休息室里有微波炉，可以用它在课间休息的时候制作爆米花，有一台可乐机，只需花费五十美分就能买到一杯可乐，而餐厅的可乐价格是七十五美分，还有一台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老式点唱机，矮矮胖胖，像个黑色大方块，储存的是混音老爹、碎南瓜和辣妹组合的音乐。一年前，有个学生把自己和三个朋友的卡通形象画到了教学楼主入口的穹顶上，其中一个在眨眼，每次从下面经过，珀尔都觉得他们是在欢迎自己。 放学后，她会去理查德森家，和比自己大的几个孩子瘫坐在娱乐室的转角沙发上，看《杰瑞·斯普林格秀》，这仿佛是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在过去的几年里形成的某种仪式——偶尔心照不宣地同时做某件事，比如每天下午，假如崔普没有训练，莱克西不用开会，他们会聚在娱乐室，打开第三频道。穆迪认为，观看这个节目可以找到许多心理学研究的绝佳案例——看看人类的行为究竟可以有多么奇怪。对莱克西而言，这个节目有助于她研究人类学，那些脱衣舞女的母亲、一夫多妻家庭中的妻子、贩毒的儿童……是她模仿人类学家玛格丽特·米德观察世界的窗口。对崔普来说，《杰瑞·斯普林格秀》则只是纯粹的喜剧：乱哄哄的闹剧和情景，充斥着混战和扭打，他最喜欢的时刻是嘉宾们的假发被拽掉的时候。伊奇认为整个节目愚蠢得难以言喻，所以她宁可待在楼上独自练习小提琴。“练琴是伊奇唯一认真对待的事情。”莱克西对珀尔解释道。“不，”崔普反驳，“伊奇不管做什么都太认真，她的问题就在这里。” “讽刺的是，”有天下午，莱克西说，“不出十年，我们就会在《斯普林格秀》上看到伊奇。” “七年，”崔普说，“最多八年。‘杰瑞，把我从牢里救出去！’” “或者是‘我的家人想要告发我’那种。”莱克西说。 穆迪不安地在座位上扭了扭身子，在莱克西和崔普眼中，伊奇仿佛是一只随时都会发疯的狗，但穆迪和伊奇的关系很好。“伊奇只是有点儿冲动而已。”他告诉珀尔。 “有点儿冲动？”莱克西笑道，“你还根本不了解她，珀尔，你会明白的。”然后她就滔滔不绝地讲起伊奇的往事，甚至把杰瑞·斯普林格都忘到了脑后。 十岁时，伊奇偷偷摸摸地潜入动物保护协会，企图放走所有的流浪猫，结果被人逮住。“它们和牢房里的死刑犯差不多。”她说。十一岁时，她母亲——她觉得伊奇有点儿笨手笨脚——给她在舞蹈班报了名，想改善女儿的身体协调性。她父亲也认为，她应该先试着上一个学期的舞蹈课，然后再决定是否退出。结果每次上课时，伊奇都坐在地板上一动不动。有一次班里组织舞蹈表演，为了表示抗议，她对着镜子，拿记号笔在额头上涂了一行字“我不是你们的傀儡”，表演开始后，同学们都在台上跳舞，她却站在中间纹丝不动，仿佛周围的一切都与她无关。 “我觉得妈妈都要尴尬死了，”莱克西说，“然后，就在去年，你猜怎么着？妈妈觉得她老是穿黑的，就给她买了许多颜色很可爱的衣服，结果伊奇把它们一股脑儿塞进食品袋，坐公交车跑到市中心，把衣服给了街上的流浪汉。妈妈禁足了她一个月。” “她没疯，”穆迪抗议，“她只是不喜欢动脑子而已。” 莱克西冷冷地哼了一声。崔普按动遥控器，取消了电视静音，嘈杂的《杰瑞·斯普林格秀》又回来了。 转角沙发能坐八个人，然而，虽然沙发上只坐了三个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但要抢到视野最佳的有利位置，仍然需要一定的技巧，更何况现在多了个珀尔——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一有机会，她总会故作漫不经心地坐在崔普旁边的位置。以前，每当遇见令自己心动的男孩，她老是不好意思上前和人家搭话，可是现在，既然她们决定在西克尔高地安顿下来，她又在这座美好的房子里见到了崔普，而且和他坐在同一张沙发上——简直再自然不过，完全不用不好意思。她告诉自己，她可以时不时地坐在他旁边，不会引起任何人的猜想和怀疑——崔普本人尤其浑然不觉。与此同时，穆迪也觉得他有权利坐在珀尔身边：是他把她领进了家，在理查德森家的人里面，他是最早认识她的人，因此拥有最大的特权。结果就是，珀尔刚在崔普身边坐下，穆迪也会坐在她旁边，两人像三明治一样把她挤在中间，莱克西则在角落里摊开四肢坐着，用揶揄的眼神打量他们三个。总之，他们四个人虽然眼睛看着电视，但同时也敏锐地关注着房间里的其他动静。 珀尔很快发现，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讨论杰瑞·斯普林格的节目时最为激动。“感谢上帝让我们住在西克尔，”有一次，看了一期题为《不要带白人女孩回家吃饭》的《斯普林格秀》之后，莱克西感慨道，“我的意思是，我们很幸运，这里没有种族歧视。” “这里人人都有种族歧视，”穆迪说，“唯一的区别是，我们假装没有。” “拿我和布莱恩来说吧，”莱克西说，“我们从初三就在一块了，没人在意我是白人，他是黑人。” “你不觉得他父母宁愿他和黑人约会吗？”穆迪问。 “老实说，我觉得他们根本不在乎。”莱克西又打开一罐健怡可乐，“肤色不能说明你是什么样的人。” “嘘，”崔普说，“节目又开始了。” 这段时间的脱口秀主题是“我有了你丈夫的孩子！”——莱克西突然扭头问珀尔：“你就没想过找找你的父亲？”珀尔朝她翻了个控制在友善范围之内的白眼，但莱克西穷追不舍：“我是说，打听一下他在什么地方，你难道不想见见他吗？” 珀尔转脸看向电视屏幕，有一个健壮的保安正和一个橘红色头发的女人扭打在一起，女人的体形像一只靠背摊开的大号按摩椅。“我连他是谁都不知道，”她说，“而且，瞧瞧节目上的这些人，我父亲可能和他们差不多，你觉得我还有兴趣去找他吗？”她不习惯用讽刺的语气说话，而且语气中的悲哀明显多过讽刺。 “他可能是任何人，”莱克西沉思道，“比如你妈妈的老情人，也许在她怀孕时劈腿了，也有可能在你出生前出了事故死掉了。”她拿一根手指敲打着嘴唇，推测着各种可能性，“要么是甩了她，去找别的女人了，要么就是——”她坐直身体，激动得颤抖着说，“他强奸了她，她怀孕了，决定生下孩子。” “莱克西，”崔普突然说，他从对面的沙发上滑过来，伸出一条胳膊搂住珀尔的肩膀，“他妈的快闭嘴。”在场的人都有点儿吃惊，因为要让崔普注意到一段内容与体育无关的谈话可不容易，遑论让他顾及别人的感受了。 莱克西翻翻白眼。“我只是在开玩笑，”她说，“珀尔明白的，对吧，珀尔？” “当然，”珀尔说，她强迫自己挤出一个微笑，“那还用说。”她突然觉得两个胳肢窝里汗津津的，心怦怦直跳，不知道是因为崔普搂着她，还是听到莱克西的评论的缘故才会这样，或许两者的原因都有。二楼的伊奇正在他们头顶上用小提琴拉《西班牙交响曲》，电视屏幕上，两个女人从各自的座位上跳起来，蹿向对方，开始抓挠彼此的头发。 莱克西的评论让她的心中隐隐作痛，多年以来，珀尔不是没有想过这些问题，可听到别的人大声把它们说出来，她觉得更焦虑了。关于父亲，她设想过各种可能性，小的时候，她经常问母亲父亲在哪儿，她母亲想也没想就搪塞她说：“噢，你是我从慈善捐款箱里找到的。”或者这样回答她：“我从垃圾堆里捡的你，你不记得了吗？”长到十来岁，她终于不再问了，可这天下午，这个问题却始终在她的脑子里挥之不去，回家后，她看到母亲待在起居室，正在给一幅破自行车的照片上色。 “妈妈，”她说，然后才发现自己竟然无法把莱克西的那些直率的推测重复一遍，她只好非常含糊隐晦地问，“我没有被嫌弃吧？” “被谁嫌弃？”米娅小心翼翼地拿起画笔，在自行车光裸的辐条上画了一只普鲁士蓝色的车胎。 “我的意思是，我小的时候，你有没有嫌弃我？我是不是你不小心生出来的？” 米娅很长时间都没说话，珀尔简直不确定母亲是否听见了自己的问题，但是，一段漫长的沉默之后，米娅转过身来，握着画笔，珀尔惊奇地发现，母亲的眼睛湿了。她是不是哭了？她那一向镇定自若、从容冷静、不屈不挠的母亲，竟然会哭？珀尔从未见过她哭，无论是“兔子”在路边抛锚的时候，一个开蓝色皮卡的男人停下来假装帮忙，偷偷拿走了米娅的钱包，还是搬床架（从街上捡来的）的时候，沉重的床架砸在了她小脚趾上，指甲变成了深茄紫色，最后脱落下来，她都没有哭。然而现在，母亲的眼眶里却出现了奇怪的闪光，仿佛泛起涟漪的水面在虹膜上留下的倒影。 “你有没有被嫌弃过？”米娅说，“噢，绝对没有，我很愿意把你生下来。非常、非常愿意。” 她把画笔搁在托盘里，快步走出房间，没有再多看女儿一眼，徒留愣在原处的珀尔呆呆地注视着画了一半的自行车。珀尔回想着自己的问题和母亲的回答，眼看着画笔中饱蘸的颜料慢慢变干，给刷毛裹上一层坚硬的外壳。 第五章 杰里·斯普林格的节目仿佛让珀尔的存在感更加明显，莱克西开始对弟弟的这位朋友——“小孤儿珀尔”——产生了新的兴趣。“她太安静了，”一天晚上，莱克西在电话中告诉塞丽娜·王，“好像害怕说话似的，每当别人看她，她的脸会一下子变得红彤彤的，像个番茄，简直就是番茄呢。” “她很害羞。”塞丽娜说，她在理查德森家见过珀尔几次，但还没听到她说过一个字，“她大概不知道该怎么交朋友。” “不只这样，”莱克西沉思道，“她似乎不想让人注意自己，甚至打算和环境融为一体。” 就是这个如此胆小安静、缺乏自信的珀尔，竟然迷住了莱克西。当然，像往常一样，莱克西首先注意到的是表面的东西。“她很可爱，”她告诉塞丽娜，“尤其是穿着那些宽松的T恤衫的时候。” 正因如此，有天下午，珀尔带回家一大包新衣服，确切地说并非崭新，因为米娅在洗衣服时，发现其中有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补丁牛仔裤、绣花的老式棉上衣和前胸印着尼尔·杨的头像的奶油色T恤。“莱克西和我去旧货商店了，”米娅从洗衣间回楼上时，珀尔解释道，“她想买东西。” 其实，是莱克西把珀尔带到了商场，这很自然，因为她觉得珀尔会在购物方面需要她的建议，而且莱克西习惯了别人向她征求建议，甚至到了时常以为他们迫切需要听取她的建议却不好意思说出来的地步。加之珀尔又是如此惹人怜爱的一个小甜心：大大的黑眼睛，不化妆时，看起来甚至更大更黑，卷长浓密的暗色头发，松开发辫后，似乎能把她的整个身体包裹起来。还有她打量他们家房子——还有房子里的所有东西，真的是“所有”——时的表情，好像从来没有见过这些东西似的。珀尔第二次到理查德森家来时，穆迪带她去阳光房坐着，他跑到厨房拿饮料，拒绝落座的珀尔好奇地在屋子里缓缓转了一圈，仿佛突然闯入了奥兹国，看什么都新鲜。这时，莱克西恰好从大厅过来，手里拿着最新一期的《时尚》杂志和健怡可乐，发现珀尔之后，她没有进门，而是悄悄地躲在门口，暗中观察珀尔。只见珀尔怯生生地伸出一根手指，沿着墙纸上的葡萄藤图案描画起来，莱克西心头突然涌上一股温柔的冲动，充满对这只不幸的小老鼠的怜悯。穆迪拿着两罐姜汁汽水从厨房出来，撞见了站在门口的莱克西，“我不知道你也在家，”他说，“我们打算看个电影。”“看吧，我不介意。”莱克西说，她知道自己的确不介意。她在角落里的大椅子上坐下，一只眼睛观察着珀尔，这时的珀尔终于坐下来，“噗”的一下扯开饮料罐上的拉环。穆迪把电影带推进录像机，莱克西翻开手中的杂志。她突然想做件好事。“嘿，珀尔，等我看完这本杂志，你可以把它拿走。”莱克西说。自觉慷慨大方的她不禁洋洋得意起来，甚至有点儿飘飘然。 就这样，在那个十月初的下午，她决定带珀尔购物。“来吧，珀尔，”她说，“我们到商场去。”莱克西所指的“商场”当然不会是兰德尔公园购物中心——位于繁忙的沃伦斯维尔路，靠近一处轮胎专卖店、一家“先租后买”商店和一个夜间护理中心——小孩们都叫那儿“兰德尔黑皮购物中心”。作为西克尔高地的资深居民，莱克西只在比奇伍德广场购物，那是一家装潢精致的小商场，并不临街，建在一小片椭圆形的开阔地上，进驻其中的商家包括迪拉德百货、萨克斯百货和一家新近开业的诺德斯特龙百货，但她从未听说比奇伍德广场也有个外号——“比奇白皮广场”，否则一定会受到惊吓。那天下午，虽然被莱克西领着去了Gap、Express和美体小铺，但除了一只椒盐卷饼和一管猕猴桃味的唇膏，珀尔什么都没买。 “你就没发现喜欢的东西？”莱克西问。珀尔一时不知该如何回答，她身上只有十七美元，也知道莱克西每周光零花钱就有二十美元。 “其实这些东西都差不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你知道吧？”珀尔最后说。她朝“福乐鸡”快餐店的大招牌和它后方的商场大门扬了扬手，“学校里的人穿得简直一模一样，像克隆人。”她耸耸肩，拿眼角的余光偷偷打量莱克西的表情，不确定自己的话是否有说服力，“我喜欢在与众不同的地方购物，在那里我能买到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说到这里，珀尔突然闭上嘴，紧张地看着莱克西胳膊上挎着的那只蓝白相间的Gap包，猜想莱克西可能受到了冒犯。然而莱克西很少产生受到冒犯的感觉，因为她的神经十分大条，几乎对一切潜台词和双关语免疫。只见她歪歪脑袋，好奇地问：“比如说哪里？” 珀尔只好领着莱克西沿诺斯菲尔德路向前走，经过赛马场，到旧货商店去。“塔可钟”快餐店的女招待们休班时或者上夜班之前喜欢来这里逛逛。珀尔到过数十个城市的数十家旧货商店，所有的旧货商店里都弥漫着一股同样的气味——尘土和甜腻的香精混合的味道——她几乎可以肯定，其他小孩也能从她的衣服上嗅到这种气味，哪怕衣服洗过两遍，这味道也仿佛已经渗入她的皮肤。至于西克尔高地的这家旧货店，是她和母亲在老街的垃圾桶寻找做窗帘的布料时发现的，然而这一次，嗅着店堂里的熟悉气味，听着莱克西兴奋的尖叫，珀尔似乎对旧货店有了全新的认识：在这里，你能找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鸡尾酒会礼服、休息日在家穿的护工服、适合参加怀旧音乐会的各式花色T恤。另外，假如你够幸运，还能碰到喇叭裤，注意，是真正的喇叭裤，绝非迪莉娅商品目录里的那种复古款，而是来自过去的正宗货，裤脚肥大，由于穿过几十年，膝盖处的牛仔布磨得薄薄的。 “古着。”莱克西感叹了一句，然后便开始以敬畏的姿态在衣架上翻找起来。米娅总是为珀尔选择衬衫和嬉皮风格的裙装，但这次珀尔给自己挑了一大沓风格怪异的T恤、一条旧李维斯牛仔裤改成的短裙、一件海军蓝色的拉锁连帽衫。她告诉莱克西如何看价签——每逢星期二，所有打着绿色标签的东西全部半价，而星期三的半价标签是黄色的。莱克西找到一条非常合身的黄色牛仔裤，珀尔熟练地偷偷扯下上面的橙色标签，换上来自一条丑陋的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涤纶运动裤的绿色价签，所以莱克西只花四美元就买下了这条裤子，而珀尔的那一大包衣服只需要十三美元七十五美分。兴高采烈的莱克西开车带珀尔吃冷饮。“那条牛仔裤太适合你了，简直是为你量身定制的，”回去的路上，珀尔告诉她，“真是命中注定的相遇啊。” 莱克西舀起一勺巧克力，抿在舌头上。“你知道吗？”她眯起眼睛说，似乎想要更精确地对焦，把珀尔看个清楚，“那条裙子配条纹衬衣简直完美，我有一件旧条纹衬衣，可以送给你。”回到理查德森家，莱克西从衣橱里翻出六七件衬衣，挑出一件给珀尔穿上。“怎么样？”她为珀尔抚平衣领，小心翼翼地帮她系好两乳之间唯一的那颗纽扣，大部分高年级女生常年穿这种衣服，她把珀尔推到镜子前面，赞许地点头道：“你可以把这些都拿走，你穿着很可爱，我已经有太多这种类型的衣服了。” 珀尔把衬衫卷好，塞进包里。她决定，假如母亲注意到莱克西送的这些衣服，她就说它们是她在旧货店买的，虽然不知道为什么，但她相信母亲不会赞成自己接受莱克西的旧衣服，即使莱克西不再想要它们。可是，洗衣服的时候，米娅发现这些衬衫有汰渍洗衣粉和香水的味道，没有二手货的尘土味，而且质料已经变脆，这也许是经常熨烫的缘故，但她什么都没说。第二天晚上，珀尔回到家，发现母亲已经把晾干的新衣服收了进来，仔细叠好，整齐地堆在了女儿的床脚，她释然地叹了一口气。 过了几天，在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穿着莱克西给的衬衫，珀尔发现崔普用眼角的余光频频打量她，她有些得意地微微一笑，整了整自己的衣领。崔普本人则根本意识不到自己为什么要偷瞄珀尔，但他就是忍不住要望向珀尔衬衫底下的那片沙漏形状的区域：突出的锁骨勾勒出沙漏上部的倒三角，下部的三角形则由她的上腹部和内凹的肚脐组成，中间是深蓝色的内衣，恰好位于胸口的纽扣下面。 “你今天看起来很不错。”他说，仿佛第一次注意到她。珀尔的脸变成了深粉红色，崔普看上去也挺尴尬，好像不小心让人知道自己喜欢某个非常不酷的电视节目似的。 穆迪当然不会放过这个漏洞。“她一直都看起来很不错，”他说，“闭嘴，崔普。” 不过，像往常一样，崔普没注意到他弟弟的恼火。“我是说特别不错，”他解释道，“这件衬衫非常适合你，很衬你的眼睛。” “这是莱克西的衣服。”珀尔脱口而出。崔普咧嘴笑笑。“你穿着更好看。”他几乎有些羞怯地说道，然后就到外面去了。 第二天，穆迪翻箱倒柜，找出一本魔力斯奇那笔记本献给珀尔，本子的形状瘦瘦长长，用一根松紧带捆着。“海明威就用这种笔记本。”他告诉她，珀尔向他道谢，把本子塞进书包。她会用新本子抄诗，穆迪想，代替那本破旧的线圈本。在看到珀尔对崔普微笑、为他的赞美而脸红之后，这让穆迪感到些许安慰，因为珀尔会把那些承载着她的喜好与思想的诗句记在他送她的本子上。 接下来的一周，理查德森太太决定清洗地毯，告诉孩子们每天不到晚餐时不许进家。“假如被我发现地毯上有靴子印——伊奇的——还有崔普的球鞋印，就扣你们一年的零花钱。明白了吗？”不过，白天的时候，崔普得去别处参加足球赛，伊奇要上小提琴课，但莱克西却无事可做，塞丽娜·王出了远门，她的其他朋友也有各种事情要忙。于是，某天下午，最后一节课结束后，莱克西在珀尔的储物柜前找到了她。 “你放学后打算干什么呀？”莱克西把一块白色的口香糖塞进珀尔手里，“不干什么？那我们去你家吧。” 过去的那些年，珀尔一直不好意思带朋友去自己家：她家的公寓窄小杂乱，总是位于城市最破败的区域，而且，米娅经常在家进行她那些古怪的创作，局外人很可能不明白她到底在干什么，也很难对他们解释清楚。然而这次不一样：要求登门的是莱克西，莱克西主动想要拜访她的家，莱克西愿意和她一起玩——珀尔觉得自己就像得到了王子邀约的灰姑娘。 “当然可以。”她说。 就这样，高兴的珀尔、恼火的穆迪——当然还有莱克西——三个人钻进莱克西的福特“探险者”，沿着帕克兰路，驶向温斯洛路的出租屋。车子停到房子门前时，米娅正站在外面给杜鹃花浇水，看到他们几个，她差点儿惊得扔下水管，冲进屋里锁上门。正如珀尔从不邀请朋友过来一样，米娅也从来不带外人回家。别傻了，她不得不提醒自己，这正是你希望看到的，难道不是吗？你愿意珀尔交到朋友。所以，当“探险者”的车门打开，三个孩子一拥而出的时候，米娅已经镇定地关了水管，面带微笑迎接他们了。 米娅立刻跑进厨房为孩子们做爆米花（珀尔的最爱，也是她能提供的唯一零食），因为她担心自己留在客厅的话会让他们聊得不尽兴——甚至会尴尬地坐在那里不说话，导致莱克西下次再也不想来。不过，当玉米粒开始撞击锅盖的时候，三个孩子已经兴致勃勃地讨论起了安东尼·布雷克的新车——涂成紫色的大众甲壳虫、梅格·考夫曼上周喝醉了去上学、安娜·拉蒙特拉直头发后漂亮多了、印第安人队是否应该改队徽……“瓦胡酋长，”莱克西评论道，“用这个形象作队徽简直是赤裸裸地宣扬种族主义。”只有谈论到“申请哪所大学”这个话题时，才会出现冷场。为了防止爆米花烧焦，米娅开始颠动锅子，这时她听到莱克西哀叹了一句什么，紧接着传来“砰”的一响，似乎是她的前额撞到桌子的声音。 申请大学的问题一直让莱克西很烦恼。西克尔人很重视上大学这件事：当地的大学教育普及率高达百分之九十九，几乎所有孩子都能进大学——什么样的学校姑且不论。莱克西认识的每一个人都会提前申请，因此，高年级休息室里，学生们闲聊的核心话题也是“申请哪所大学”，塞丽娜·王打算申请哈佛，莱克西的男友布莱恩想去普林斯顿。“克里夫和克莱尔不会让我到别处去的。”他说。布莱恩的父母其实不叫克里夫和克莱尔，而是约翰和德波拉·艾福瑞。约翰是医生，友善和蔼；德波拉是律师，精明能干。两人在普林斯顿读本科时相识，因为这层缘故，布莱恩早就以“普林斯顿宝宝”自居，将那里视为自己的目标。 莱克西却无法从父母的经历中找到选择大学的启示：她母亲是土生土长的西克尔人，始终未曾远离此地——从丹尼森大学毕业后就返回家乡；她父亲来自印第安纳州的一个小镇，在大学与她母亲相爱，随同她来到西克尔高地安家后，他在克利夫兰本地的凯斯西储大学读了个法学博士，又在本城最大的法律事务所找到工作，从初级职员做起，最终成为合伙人。尽管如此，与她的大部分同学一样，莱克西并不打算留在克利夫兰，连周边地区也不想待。这里除了有个死气沉沉且肮脏污浊的湖泊，还有一条名字含义是“悲伤”的河流——沙格兰河。连带着让河流两岸许多地方的名字都沾染了悲伤的意味：沙格兰瀑布、沙格兰大街、沙格兰水库、沙格兰地产公司、沙格兰汽修厂……悲伤仿佛不断地繁殖传染，了无穷尽。还有克利夫兰的诨名“湖边的错误城”，听在莱克西和她的兄弟姐妹以及朋友的耳朵里，会让他们觉得克利夫兰是个必须逃离的地方。 提前申请的截止日期临近了，莱克西决定先申请耶鲁大学，那里的戏剧专业很不错，而莱克西在去年的音乐剧中一直担任主演，这对一个高三的学生来说很不容易。另外，尽管她爱好玩乐，性格浮夸，成绩却始终在班里名列前茅——虽然为了减轻竞争压力，西克尔的学校不会公开给学生排名次，但她知道自己应该在前二十名之内。她正在修习四门大学预修课程，还是校园法语俱乐部的秘书长。“别被她那些花招蒙蔽了，”穆迪告诉珀尔，“你知道她为什么一下午都在看电视吗？因为她能在晚上睡觉前的半小时之内完成全部家庭作业，懂了吗？”穆迪打了个响指，“莱克西有个好脑子，只是有些时候懒得用它。”莱克西的指导老师利伯曼认为，于她而言，耶鲁大学门槛虽高，但并非遥不可及。“而且，”利伯曼老师补充道，“他们知道西克尔的孩子向来优秀，会因此高看你一眼。” 莱克西和布莱恩自初中开始一直在一起，耶鲁和普林斯顿之间也不过是坐一趟火车的距离。“我们可以随时互相探访，”打印申请耶鲁大学的材料时，她告诉布莱恩，“还能在纽约见面呢。”小时候，读过童话《爱洛依丝》之后，莱克西就非常向往纽约广场饭店，可她不想在纽约读大学，虽然指导老师曾经建议她选择哥伦比亚大学，但莱克西觉得哥大并非自己理想中的学校，就没有申请。尽管如此，纽约也不失为一日游的好去处——上午在大都会博物馆欣赏艺术，下午去梅西百货购物，或者拿出整个周末的时间与布莱恩在一起——然后潇洒地彼此道别，远离大都市的人群与喧嚣。 当然，畅想未来的同时，她还需要完成论文，而且不仅是“完成”，还要写出一篇好论文。利伯曼老师坚持认为，莱克西需要暂时远离各种校园活动，静下心来准备论文。 “你听说过这样的蠢题目吗？”那天下午，在珀尔家的厨房里，莱克西从包里拿出打印好的大学申请材料，大声抱怨道，“‘从不同的角度出发，重写一个著名故事，例如，从坏女巫的视角重写《绿野仙踪》。’不过是申请上个大学而已，又不是学习什么创意写作课，况且我已经选修了大学英语，至少该让我写一篇真正的论文吧？” “选一篇童话故事怎么样？”穆迪从摊放在面前的笔记本和代数课本上抬起头来，“比如，从邪恶姐妹的角度重写《灰姑娘》？也许她们并没有那么邪恶，也许从她们的视角看来，灰姑娘才是真正的贱人。” “还有，从狼的角度讲述《小红帽》的故事。”珀尔建议。 “或者改写《侏儒怪》，”莱克西若有所思，“我是说，其实是磨坊主的女儿骗了侏儒怪。侏儒怪一直为她纺线，她说会把她的孩子给他，结果食言了，也许她是真正的坏人。”她伸出染着栗色指甲油的手指，敲了敲下午从学校买来的健怡可乐，拽开拉环，“我的意思是，假如她不愿意，起初就不该答应把孩子交出去。” “呃，”米娅突然开口了，她转过身来，双手捧着爆米花碗，三个孩子全都吓了一跳，仿佛屋里的家具说起了人话，“也许没见到孩子之前，她并不知道自己究竟放弃了什么，直到后来才……说不定她在看到孩子时就立刻改变了主意。”她把碗放在桌子中央，“所以，别那么快就作出评判，莱克西。” 莱克西一时间说不出话来，接着便翻了个白眼，穆迪迅速瞥了一眼珀尔，意思是：你瞧见莱克西有多么肤浅了吧？然而珀尔没有注意到他的眼神。米娅尴尬地回到起居室之后，珀尔转脸看着莱克西。“我来帮你，”珀尔小声说，以防米娅听到，她顿了顿，听了听起居室的动静，这才继续道，“我很擅长编故事，甚至可以替你写。” “真的？”莱克西面露喜色，“哦，上帝，珀尔，我欠你一辈子的人情。”她张开双臂搂着珀尔。此时，桌子对面的穆迪再也没法继续写作业，用力合上数学书。起居室里，米娅努着嘴巴，拎起画笔，放进水罐里涮了涮，把画布上的线条涂抹成暗淡肮脏的色块。 第六章 一周之后，珀尔信守诺言，交给莱克西一篇打好的论文——以青蛙的角度改写《青蛙王子》。至于米娅和穆迪两个，由于前者不愿承认自己在起居室偷听了女孩们的对话，后者不希望自己被打上“自命清高”的标签，所以，对于此事，他们没有发表任何意见，但心里却越来越不安。 有天上午，穆迪到珀尔家叫她一起上学，珀尔从房间里出来，身穿莱克西的衬衣，涂着暗红色的唇膏。“莱克西送给我的，”发现母亲和穆迪惊愕地看着自己，珀尔向他们解释道，“她说这个唇膏对她来说颜色太暗，但我涂着好看，因为我的发色深。”在唇膏的衬托下，她的嘴唇仿佛肿了一样。 “洗掉它。”米娅说。这是她第一次用命令的语气对女儿说话。然而，第二天早晨，珀尔又戴上了莱克西的短项链，脖子上像是围了一圈黑色的花边。 “晚饭时见，”她告诉母亲，“莱克西和我放学后要去买东西。” 十月下旬的时候，学生们已经陆续递交了大学申请材料，高年级生里弥漫着节日般的欢快气氛。莱克西也终于交了材料，而且心情很好，因为她的论文——多亏了珀尔——得了高分，SAT成绩也相当优异，大学预修课程的成绩将她每门课的平均分拉到了4.0以上，她已经可以开始放心地畅想耶鲁校园的未来生活了。莱克西觉得自己应该以某种方式感谢珀尔的帮忙，经过一番思索，她想出一个完美的方案，并且确信珀尔也会喜欢它（但珀尔本人无力实现这个愿望）。“斯塔西·佩里这个周末在家开派对，”她问珀尔，“你想去吗？” 珀尔迟疑了，她听说过斯塔西·佩里开的那些派对，也知道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参加，所以莱克西的建议极具诱惑力。“不知道我妈会不会让我去。” “来吧，珀尔，”崔普伸出胳膊，搭在沙发靠背上，“反正我要去，我还需要找个舞伴。”听崔普这么一说，珀尔立刻答应下来。 在西克尔高中，斯塔西·佩里的派对闻名遐迩，堪称传奇般的盛典，佩里先生和太太有座豪宅，但他们经常出门旅行，趁父母不在，斯塔西在家为所欲为。提交大学申请材料之后，高年级生们如释重负，而且还有好几周才到期末考试，他们打算好好放松一下。因此，一周以来，大家都在兴奋地讨论着万圣节派对的事，“谁会去？谁不去？”一时间成为热门话题。 穆迪和伊奇向来不在被邀请者之列，但他们听说过斯塔西·佩里的名头。受邀者名单里的人大部分是高年级生，虽然得到莱克西的引荐，可除了理查德森家的孩子，珀尔几乎不认识派对上的其他人，即便在学校时，和她说话的也常常只有穆迪一个。莱克西和塞丽娜·王却是斯塔西本人亲自邀请参加派对的，斯塔西还允许她们各自带一位客人过去——哪怕是默默无闻的低年级生。 “我还打算和你去租《嘉莉妹妹》的电影来看，”穆迪抱怨道，“你不是说从来都没看过吗？” “下个周末吧，”珀尔向他承诺，“况且那时才是真正的万圣节，除非你想出去玩‘不给糖就捣蛋’那一套。” “我们太老了，不适合。”穆迪说。每年万圣节入夜之后，一向讲求规则的西克尔高地会在六点准时拉响警报，宣布“不给糖就捣蛋”游戏正式开始，八点拉响宣告游戏结束的警报，对于参加游戏的人的年龄却没有硬性限制，然而，假如西克尔人敞开家门，发现前来讨糖的家伙是些十多岁的青少年，总会对他们侧目而视。穆迪最后一次去别人家讨糖还是十一岁的时候，当时他装扮成了一颗巨大的M&M豆。 作为一项早已固定下来的社交礼仪，凡是去斯塔西家参加派对的宾客必须穿着万圣节的道具服。莱克西的男友布莱恩决定不去参加派对，因为他推迟了申请材料的提交时间，与其他拖延者一样，他需要赶在最后的截止日期之前完成申请材料。“我们打扮成《霹雳娇娃》里的人物吧。”莱克西突发奇想，因为这样她就可以和塞丽娜、珀尔穿上喇叭裤和涤纶衬衫，把头发梳得高高的参加派对，背靠着背，手指摆成手枪的形状，对着镜子假装开枪。 “完美，”莱克西说，“我们三个，金发、棕发和黑发。”她比画着手枪的手势，瞄准珀尔的鼻尖，“准备好参加派对了吗，珀尔？” 答案自然是否定的。那是珀尔经历过的最如梦似幻的夜晚，一切仿佛都不真实。整个晚上都不断有车开来，司机包括滑板男孩和各种动物，还有一大群装扮成《猛鬼街》里的弗雷迪·克鲁格模样的家伙，他们争先恐后地把车停在斯塔西家巨大的草坪上。至少有四个男生戴着《惊声尖叫》里的那种面具；两个家伙穿戴着新泽西魔鬼队的冰球球衣和头盔；几个看上去挺有创意的男孩身穿长外套，戴浅顶软呢帽和太阳镜，系着花里胡哨的彩色围巾。“这些是男妓。”莱克西告诉珀尔。大部分女生都穿着暴露的紧身连衣裙，戴帽子或者动物假耳，但也有个女孩扮成了《星球大战》里莱娅公主的模样，另外一个装扮成性感机器人，挎着“邪恶博士”的胳膊。斯塔西本人扮的是天使，穿一件银色的吊带短裙，背后的翅膀和腿上的渔网袜闪闪发光，头带上还绑着一只光圈。 晚上九点半，莱克西、塞丽娜和珀尔抵达派对现场的时候，发现每个人都醉醺醺的，空气黏稠厚重，夹杂着啤酒的酸味，好几对情侣躲在阴暗的角落里抱在一起，穿着衣服互相蹭来蹭去。厨房地板上洒了不少饮料，踩起来黏黏的，有个女生仰面躺在餐桌上，手握半空的酒瓶，吸着大麻烟，一个男孩正在舔倒在她肚脐上的朗姆酒，逗得女孩不停地咯咯傻笑。莱克西和塞丽娜给自己倒了酒，端起酒杯，挤进临时充当舞池的起居室，珀尔一个人留在厨房的角落里，端着一满杯苏连红兑可乐，寻找崔普的身影。 半小时后，她终于发现了站在院子里的崔普，他穿着旧货店淘来的红色西装夹克，脑袋上戴了一对尖角，扮成恶魔的样子。“他怎么会认识斯塔西？”塞丽娜回来添酒时，珀尔趴在她耳边大声问。塞丽娜耸耸肩：“斯塔西说，她在一次足球练习赛结束后看到了崔普，当时他光着膀子，她觉得他很不错，她的原话是——简直屌炸天。”说到这里，塞丽娜轻声笑了起来，珀尔注意到她的脸红了，“别告诉莱克西，好吗？她会吐的。”塞丽娜转身返回起居室，蹬着坡跟鞋的脚稍微有些打晃。透过玻璃拉门，珀尔注视着崔普拿一把塑料叉子戳一个红头发女孩两块肩胛骨中间的部位。她松开发辫，心生一计：再过一会儿，崔普杯中的酒就喝光了，他会回屋里来添酒，势必会看到她，和她打招呼，她可以趁机对他说几句好听的。至于该说什么，珀尔搜肠刮肚地思索起来，莱克西会对她喜欢的男孩说什么呢？ 暗自构思了一阵兼具情色与诙谐意味的开场白之后，珀尔发现崔普竟然不在院子里了。他是进屋了还是已经走了？她也挤进人头攒动的起居室，擎着手里的酒杯，可她根本看不清舞池里都有谁。音箱里播放着“吹牛老爹”和梅斯的音乐，深沉的低音震耳欲聋，音源仿佛就在她的喉咙里，舞曲突然切换成“声名狼藉先生”的歌。起居室里没开灯，仅仅点着几根蜡烛，珀尔只能隐约看到其他人模糊的面部轮廓。她缓缓挤过人群，出门来到后院，一些男生正在那里喝啤酒，讨论橄榄球赛的胜率，“假如我们打败圣伊格内修斯学院，”其中一个喊道，“曼特学院败给……” 这天晚上莱克西过得很愉快。她热爱跳舞。她、塞丽娜和她们的朋友时常到市中心的夜店玩，为了哄骗门卫放她们进去，用的是伪造的身份证明，冒充大三学生。有时她们会在一处废弃仓库改建的俱乐部里跳到凌晨三点，莱克西常与塞丽娜共舞，屁股碰屁股，手腕贴手腕，两个女孩很早就互相熟识，动作配合天衣无缝，十分默契。今晚两人又跳到了一起，跳着跳着，莱克西突然觉得有人从后面过来，靠到她的身上，原来是布莱恩，塞丽娜朝莱克西会心一笑，挪到一边去了。 “你连道具服都没穿。”莱克西捶了一下布莱恩的肩膀。 “我穿的就是道具服，”布莱恩说，“我扮演的是一个刚刚把申请材料寄到普林斯顿的人。”他伸出胳膊环着她的腰，嘴巴贴在她的脖子上。 半小时后，在亲密的跳舞动作和酒精的作用下，两个十八岁的年轻人都有点儿昏昏然。莱克西告诉过塞丽娜，她和布莱恩约会时有过一些亲密举动，但仅仅是浅尝辄止，好比用脚指头在游泳池的深水区试探了一下。现在，靠在布莱恩身上，感受着朗姆酒的酒劲、震撼的音乐和彼此的心跳，莱克西突然产生了想要直接潜入这个游泳池最深处的冲动。在她更年轻、更没有经验的时候，莱克西想象过自己的第一次，她觉得现场应该有蜡烛和鲜花，CD机里播放着Boyz II Men的歌，最起码也得有间卧室和一张床，而不是像她的某些朋友们那样跑到汽车的后座上，更不能在学校的楼梯间（据说肯德拉·所罗门就曾在那里做爱）。可今天她却发现自己早已不在乎那么多。“想开车出去兜个风吗？”她问布莱恩，但他们两个都知道她的实际意思是什么。 两人心照不宣地快步走向大门外的十字路口，莱克西的车就停在那里。 莱克西和布莱恩离开后，珀尔才回到厨房的角落，等待崔普重新出现，可从十点半等到十一点，他却一直没出现。时间一小时一小时地过去，酒一瓶一瓶地喝光，派对越来越混乱嘈杂，午夜时分，想给自己倒杯水的斯塔西·佩里甚至忍不住吐在了水壶里。珀尔决定回家去，但她没在起居室的人堆里找到莱克西，她又朝黑漆漆的窗外望望，也看不清莱克西的“探险者”是否还停在那一大片胡停乱放的汽车里。 “你们有没有看见莱克西？”珀尔问过了每个看上去醉得不那么厉害的人，“还有塞丽娜？”大部分人都摇晃着脑袋看她，似乎分不清眼前的她是真人还是重影。“莱克西？”他们会说，“噢，莱克西·理查德森？你和她一起来的？”最后，有个女孩——她坐在一个穿着全套足球衣的男生腿上，男生陷在一把大扶手椅里——说：“我记得她好像和男朋友一起走了，对吧，凯文？”作为回应，凯文把他肉嘟嘟的胖手搭在女孩脸上，噘起嘴来亲她，珀尔转过身去。 她不完全确定自己身在何处，喝下去的伏特加已经把她脑海中储存的西克尔地图搞乱了，她能从这里走回家吗？需要多长时间？斯塔西家在什么路？珀尔头昏脑胀地思考了一分钟，她多么希望此时崔普能拉开玻璃门走进来，把室外的寒意带进厨房，让她振作起来。“需要搭车回家吗？”他会问。 当然，这一切并没有发生。珀尔悄悄拿起厨房柜台上的无绳电话，躲到外面的车库旁边（因为那里更安静些）给穆迪打电话。 二十分钟后，一辆车停在斯塔西家门口，副驾驶位的车窗摇下来，站在门前台阶上的珀尔看到了穆迪眉头紧锁的脸。 “上车。”他只说了这两个字。 车厢里用的是米色的真皮内饰，座位的皮面贴在大腿上，有着皮肤般的柔软触感。 “这是谁的车？”她傻乎乎地问。 “我妈的，”穆迪说，“我趁她睡着之后偷着开出来的，所以我们不要在这里浪费时间，赶紧走吧。” “可你还没有驾照呢。” “拥有做一件事的许可和知道怎么做一件事可不一样，”穆迪驱车拐出十字路口，开上西克尔大道，“你喝了多少？” “就喝了一杯，我没醉，”珀尔其实不确定自己是不是真的没醉，因为当时的那个杯子里有很多伏特加，她觉得头晕，于是闭上眼睛，“我只是不知道该怎么回家而已。” “崔普的车还停在那里，你知道吗？我们刚刚才从它旁边开过去，你为什么不让他送你回家？” “我找不到他，其他人也没影了。” “他很可能和哪个女孩待在楼上。” 他们静静地前进了一段路，珀尔的脑子里一直回响着穆迪的话“和哪个女孩待在楼上”，她试图想象崔普和女孩在一起的情景：在楼上那些昏暗的房间里，究竟会发生什么？崔普紧贴在女孩身上，女孩满脸通红……仪表盘上的时钟显示，已经差不多一点钟了。 “现在你知道了吧，”穆迪说，“他们是什么样的人。”驶近米娅和珀尔家的街口时，他关掉车灯，停在路边，“你妈妈肯定很生气。” “我告诉她我要和莱克西出去，她说我可以待到十二点，我现在才不过晚回家了一小会儿。”珀尔看了一眼亮着灯的厨房，“我身上有酒味吗？” 穆迪靠过来：“只有烟味，酒味不明显。拿着。”他从衣袋里掏出一块“三叉戟”口香糖。 后来，听别人说，那天的万圣节派对持续到凌晨三点一刻才结束，许多醉鬼倒在佩里家起居室里铺的那块东方地毯上呼呼大睡。莱克西两点半时溜回家，崔普三点回家，他们一直睡到第二天下午。后来，莱克西附在珀尔耳边低声道歉：她和布莱恩早就想做那件事，恰好觉得那天晚上是个好时机，于是……至于为什么把这事透露给珀尔，她也不是很清楚，可能只是想要告诉某个人，但她没告诉塞丽娜。莱克西问珀尔，自己看上去是否有什么不一样。珀尔只觉得莱克西更苗条了，发型和妆容倒是没什么变化，但眉毛之间的那道纹路更明显了，越来越像理查德森太太。从那时开始，珀尔觉得莱克西的举手投足仿佛都带上了性感的味道，比如她的笑声和斜着眼睛看人的样子，还有漫不经心地碰触别人的肩膀、手或者膝盖的动作。珀尔想，原来做过那件事之后，人似乎可以变得更放松、更愉快。“你怎么样？”最后，莱克西握着珀尔的手臂问她，“那天你安全到家了吗？玩得高兴吗？”珀尔只是点了点头，神情中带着这段时间学来的谨慎。 她接过穆迪递来的口香糖，剥开包装纸，放进嘴里，感受凉爽的薄荷味扫过舌面，对穆迪说：“谢谢。” 尽管珀尔告诉穆迪她母亲不会生气，米娅却非常介意女儿的晚归。珀尔终于爬上楼，身上带着香烟和酒精的味道——还有米娅十分确定的大麻味，她母亲简直不知道该说什么，最后才强忍怒火告诉女儿：“去睡觉。我们明天上午再谈谈这件事。”上午过去了，珀尔睡到接近中午时才醒。看着头发蓬乱、神情疲惫的女儿，米娅依然不知道该说什么。你想让珀尔过上更正常的生活，她提醒自己，而这正是青少年们常干的事。但她也觉得自己应该多上点心，比如了解一下珀尔和莱克西是怎么想的，她们每天都在做些什么，可她又能怎么办？跟着孩子们到派对和球赛上去？或者干脆禁止珀尔出门？思来想去，米娅最后什么都没有说。意识到母亲暂时没有什么话要告诉自己，依旧穿着万圣节道具服——她昨天晚上装扮成了一碗麦片——的珀尔默默地回去睡觉了。 不过，米娅了解女儿生活的机会很快就来了。万圣节派对结束后的那个星期二，理查德森太太开车经过温斯洛路，停在两层出租房门口。“我来看看你们还需要什么。”她说，但从她在厨房里左顾右盼、站在起居室门口探头探脑的样子来看，米娅判断房东此行的目的并没有这么简单，更何况她很熟悉这样的访问，虽然租约上标明“房东尽量减少探视次数”，但他们总是忍不住过来看看。米娅索性向后退了退，让理查德森太太看得更清楚。虽然她和女儿已经在这里住了近四个月，但屋里的家具依然很少，厨房里摆着两把不配套的椅子，一张折叠桌少了一面侧板，桌椅都是从马路边上捡回来的；珀尔的房间里是一张公主床、一只三个抽屉的梳妆台；米娅房间里只有一块床垫，衣橱里堆着几叠衣服。起居室地板上铺着一排地垫，桌上的浅色碎花桌布一直垂到地上。厨房的油毡擦洗得很干净，炉子、冰箱和地毯全部一尘不染。米娅的床垫是用许多条床单拼起来的，看上去也很整洁。总而言之，虽然缺少家具，但整个公寓却不显得空旷。“我们能刷刷墙吗？”刚搬进来时，米娅曾经询问房东，理查德森太太犹豫了一下，回答：“只要墙漆的颜色不是太深就可以。”她当时的意思是，不要把墙刷成黑色、深蓝色或者深红色。第二天她才意识到，米娅可能是问能否在墙上画画，这位新房客毕竟是个艺术家，也许出租屋的墙上会出现迭戈·里维拉风格的壁画，或者是装饰性的涂鸦。然而事实并非她猜想的那样，米娅可没在墙上画画，只是粉刷了每一个房间，每间房的颜色都不一样：厨房是日光黄，起居室是深香瓜色，卧室则是暖暖的桃粉色——整体效果就是，来客仿佛走进了一只装满阳光的大箱子，哪怕室外阴云密布。公寓里到处都是照片，没有镶框，只用海报胶简单地固定在墙上，但视觉效果依然震撼。 照片的内容包括：投射在褪色砖墙上的不同暗影的对比；粘在西克尔湖岸边的羽毛……米娅还尝试着在各种材质的表面上印刷照片：羊皮纸、铝箔、报纸。有一个系列的作品占据了整面墙壁，是米娅花了好几周的时间去附近的建筑工地拍的。起初工地上什么都没有，只是小山丘脚下的一片棕色空地，山丘上渐渐长出青草，变得葱茏翠绿，山顶还冒出一丛灌木，灌木丛后面，一座三层的棕色小楼缓缓建了起来，仿佛一只钻出地表的怪兽，叉车和卡车在工地上穿梭往来，如同鬼魅般拖着虚影。最后一张照片上，一辆推土机在平整地面，像压碎一只肥皂泡那样推平了整座小丘。 “我的上帝，”理查德森太太说，“这些都是你的作品？” “有时候，我需要先把半成品挂到墙上观察一阵子，然后才知道接下来该怎么做。”米娅环顾四周的照片，似乎把它们当成了多年不见的老朋友的旧影，需要经常看看才不会忘记他们长什么样。 理查德森太太靠上去仔细看一幅皱着眉头、穿牛仔装的女孩照片。这是米娅和女儿开车进入俄亥俄州的路上，偶遇人群游行，抓拍下的。“你很有创作肖像的天赋，”理查德森太太评价道，“抓拍小女孩的角度选取得太棒了，简直可以直接看到人物的灵魂。” 米娅什么都没说，只是点点头，理查德森太太觉得她在表示谦虚。 “你应该考虑专门创作人像，”理查德森太太建议道，她顿了顿，又补充说，“当然，不是说你现在创作不专业，但你完全可以专门成立一个人像摄影工作室，比如为婚礼或者订婚仪式提供服务，一定很受欢迎。”她朝墙上的照片挥了挥手，仿佛这样能更好地说明自己的意思，“老实说，你还可以为我们全家拍照，我会付钱的，当然。” “也许吧，”米娅说，“可是如果这样，就得遵照人物自身的意愿，以他们选择的方式展示他们想要展示的东西，而我更喜欢按照自己的意愿和自己选择的方式展示人物。所以，我恐怕会让你失望了。”她平静地微笑着，理查德森太太有些尴尬，急于想出点话来回应她。 “你的作品中有出售的吗？”她问。 “我有个朋友在纽约开画廊，她帮我卖照片。”米娅伸出手指，抵在眼前的一张照片上，描摹照片里那座生锈的铁桥的轮廓。 “啊，我也想买。”理查德森太太说，“请不要拒绝我，假如我们都不去支持艺术家，又怎么会出现伟大的作品呢？” “你真是太慷慨了。”米娅瞥了窗户一眼。理查德森太太察觉到她的冷淡，有点儿恼火。 “卖照片的收入足够支撑你们的生活吗？”她问。 米娅认为，这个问题的言外之意是怀疑她可能付不起房租。“我们总能过下去，”她说，“不管用什么方式赚钱。” “可也有照片生意不好的时候吧？当然，绝对不会是你的错。一幅照片通常能卖多少钱？” “无论如何，我们总能过下去，”米娅重复道，“假如有必要，我会做点兼职，比如打扫房子和做饭什么的。我现在在‘幸运宫’上班，就是沃伦斯维尔路上的那个中餐馆。我从来不欠账。” “噢，我可不是说你会欠账啊。”理查德森太太急忙抗议。为了转移话题，她扭头去看最大的那幅照片——单独挂在壁炉架上方，主人公是个跳舞跳到一半的女人，背对着镜头。照片像慢镜头一样记录了她的动作细节：伸展的胳膊从腰侧、体侧和头顶划过，在相纸上留下了拖曳的剪影。所以，在理查德森太太眼里，这女人好像一只巨大的八爪蜘蛛，被一张朦胧的大网包围，这让她有些不自在，却始终无法移开视线。“我从来没想到可以把女人变成蜘蛛。”她老实承认道。艺术家的思维真是异于常人，理查德森太太暗忖，米娅成功地引起了她的好奇，毕竟她此前从未遇到过像米娅这样的人。 理查德森太太一直过着循规蹈矩的生活，非常有规律。她每周都称一次体重，虽然她的体重从来不会与医生所认为的健康标准相差三磅以上。为了保持身材，她煞费苦心，每天早晨都只吃二分之一杯谷物片（包装盒上标注的一人份），不多不少，量杯是她从希格比百货店特地买的；晚餐时只允许自己喝一杯红酒——因为新闻上说红酒对心脏有益——还在酒杯上做了记号，标出合适的量；她每周上三次有氧操课，运动时佩戴心率表，以确保达到每分钟一百二十次以上的燃脂心率。从小父母就教育她守规矩、相信社会秩序植根于个人的自律。自少女时代开始，到上高中、进大学、交男朋友、结婚、找工作、贷款买房、生儿育女……她始终坚持按部就班的做事原则，买的车必然配有气囊和自动安全带，家中常备割草机和吹雪机，洗衣机和烘干机缺一不可。简而言之，她只做正确的事情，并且在此基础上建立了美好的人生，同时也是她想要的生活，当然，这种生活谁都想要。然而现在却来了个米娅，彻头彻尾的异类，这个女人竟然能毫无愧疚地自行制定规则，理查德森太太发现，米娅和她家墙上的那张“蜘蛛舞者”的照片一样，既令她困扰不已，又对她有着奇异的吸引力。她有些想像人类学家那样好好地研究一下米娅，弄明白为什么她会随心所欲地做自己想做的事，以及又是如何做到的；与此同时，她又觉得不安，想对米娅保持警惕，就像对一只危险的野兽保持警惕那样。 “你把家里收拾得这么干净，”理查德森太太最后说，手抚着壁炉架，“我应该雇你来我们家打扫房子的。”说完，她哈哈大笑，米娅也礼貌地跟着笑，但她能看出房东的笑容别有意味。“这样安排难道不完美吗？”理查德森太太又说，“你每天来我们家几个小时，干点清洁的活，我为你的时间付钱，其余的时间你可以随意搞创作。”没等米娅考虑是否婉言拒绝她，理查德森太太就热情地补充道：“我是说真的，你为什么不来我家帮忙呢？我们以前雇用过一个女人帮我们打扫卫生和准备晚餐，但她春天时回亚特兰大老家了，我的确需要你的帮忙，真的。”她索性转过身来，直接面对米娅，“别担心，你会有充足的时间进行艺术创作的。” 米娅发现自己想不出拒绝房东的理由，而且反对只能导致对方的误解，让情况变得更糟。她知道，人们经常一厢情愿地认为自己所做的是善事，而且不容许其他人提出质疑。不知道女儿见到她踏进理查德森家富丽堂皇的大房子时会怎么想，米娅有些焦虑，但她也意识到，自己可以利用到理查德森家干活的机会观察和保护女儿，重新在珀尔的生活中建立存在感。 “谢谢你，”她说，“你真是太慷慨了，我怎么好意思拒绝呢？”理查德森太太露出灿烂的笑容。 第七章 米娅到理查德森家干活的事情很快就安排妥当了：每月工资三百美元，职责是每周打扫三次房屋和准备每天的晚餐。听起来是个很不错的交易——只需每天工作几个小时，每月就能赚到相当于房租的收入——然而珀尔却不太高兴。“她为什么会来问你？”她向母亲抱怨道，米娅强忍着不发火，她提醒自己，女儿毕竟才十五岁。“因为她想对我们表示友好。”她回答，感谢上帝，珀尔没有继续发难，但在内心深处，她并不满意母亲对“她的空间”——理查德森家——的“入侵”行为。她母亲会待在几码开外的厨房里聆听一切、观察一切：她和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躺在沙发上度过的每个下午、她参与的每个玩笑，甚至包括观看《斯普林格秀》的日常仪式——所有好事都会变得索然无味。就在几天前，她才得以鼓足勇气，在崔普取笑她的裤子时拍开他的手——“为什么你的裤子上会有这么多口袋？”他问，“你在里面藏了什么？”说着就去拍打她膝盖两边的口袋，当他的手伸到她屁股一侧的口袋上时，她迅速打掉了他的手，让她欣喜的是，崔普不但没有发火，反而说：“别生气，你知道我爱你。”然后搂了一下她的肩膀。可现在她母亲进了他们家，她绝对不敢当着米娅的面做这种事，她怀疑崔普同样不敢。 理查德森先生也发现了这一安排的尴尬之处：雇个陌生人来干活倒也罢了，偏偏对方还是熟人——孩子们的朋友的母亲！然而，他看出理查德森太太相当重视此事，自认为是一件了不起的善举，所以，他没有直接抗议，而是在米娅来干活的第一天上午找她谈了谈。 “我们非常感谢你的帮助，”米娅把装清洁用品的桶从水池底下拖出来的时候，他告诉她，“这帮了我们很大的忙。”米娅冲他笑笑，拿起一瓶清洁剂，什么也没有说。理查德森先生只好另寻其他话题。“你们觉得西克尔怎么样？”他问。 “很不错，”米娅往柜台上喷清洁剂，用海绵抹了一遍，把污物推进水池里，“你也是在西克尔长大的吗？” “不，只有埃琳娜是在这里长大的，”理查德森先生摇摇头，“遇见她之前，我连西克尔这个地方都没听说过。”两人在丹尼森大学相识后的第一周，他就爱上了这个热情的年轻女人，当时她正满校园收集签名，反对越战征兵。到他们毕业时，他也爱上了西克尔高地，按照埃琳娜的说法，那里是“全国第一个按照规划建立起来的社区，最进步的社区，年轻的理想主义者的最完美居住地”。他家乡的那个小镇就完全不适合理想主义者居住，人们对乐观的想法充满怀疑，可以说，他是在玩世不恭的堕落风气中长大的，但他却保留了“相信世界可以变得更好”的初心。正因如此，他一直渴望离开家乡，这也是他很快被理查德森太太打动的原因。他最初申请的是西北大学，遭到拒绝后，他又选择了能让自己远离家乡的唯一一所大学，并且在那里遇到了埃琳娜，仿佛命中注定一般。与他恰好相反，埃琳娜决心毕业后返回家乡，她对西克尔的描述让他也动了心，所以完成学业后他就顺理成章地和她来到了西克尔。在他眼中，只有这样一个地方才能养育出他理想中的新娘，她总是追求完美，他也乐于跟随她的脚步。 差不多二十年后，他们的职业生涯和家庭已然稳定下来，生活富足安逸。当他给自己的宝马车加最好的汽油、擦拭高尔夫球杆、在孩子们的滑雪度假许可上签名时，那些大学时代的日子也像褪了色的拍立得照片那样逐渐模糊遥远。埃琳娜也变得更加成熟圆滑，当然，她还是会给慈善组织捐钱，给民主党投票，但多年来的郊区生活改变了他们两个，他们身上不再有理想主义者的锋芒，更不会做出激进的举动。虽然他们以前参加过各种抗议、静坐和游行，但现在他们是两座房子、四辆车、一艘小船（停靠在市中心的码头）的主人，每年冬夏两季都要雇人铲雪和修剪草坪。当然也换过许多管家，现在来他们家干活的是最新的一任，没错，就是厨房里这个礼貌而耐心地等待男主人说完话就快走开，她好继续干活的年轻女人。 想起往事，理查德森先生有些腼腆地微笑起来，拿起公文包，走到车库门口时，他停下脚步：“假如在这里工作给你带来什么不便的话，请告诉我，我们不会介意的，我保证。” 米娅很快制定了一张时间表：每天上午八点半到理查德森家，等他们家的人都上班或者上学去了，她就开始干活，十点钟做完，然后回家搞摄影，下午五点钟回理查德森家准备晚餐。“其实没有必要这样两头跑。”理查德森太太指出，但米娅坚持说，中午是最适合摄影创作的时间，实际上，她是想要观察理查德森家的人，研究他们在家和不在家的两种状态，因为她女儿似乎每天都能从理查德森家学到一点儿新东西，比如表示强调的句子“我真的快要死了”和动作：甩头发、翻白眼。她不过是个十几岁的孩子，米娅一遍一遍地提醒自己，她只是像其他青少年一样，在尝试新鲜事物，可内心深处，米娅的警惕性却越来越高。现在每天下午她都会紧盯着珀尔，观察那些把她女儿迷得神魂颠倒的理查德森家的人；上午的时候，她就在大房子里自由地探索。 清扫房间的过程中，米娅总是观察得很仔细。她发现崔普数学考试不及格，因为他把撕碎的试卷丢进了垃圾桶。正在尝试写歌的穆迪也会把草稿随处乱扔。她知道理查德森家没人会吃烤焦的比萨或者长出黑点的香蕉，莱克西喜欢看八卦杂志，而且（根据她的书架来判断）也喜欢查尔斯·狄更斯。晚上在书房工作时，理查德森先生喜欢吃奶油夹心太妃糖。总之，每天上午十点，结束了一个半小时的打扫之后，米娅会对理查德森家的每一个成员干了什么了如指掌。 就是在这种状态下，某天上午的九点半，米娅在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遇到了从二楼下来溜达的伊奇。 前一天，伊奇刚刚遭到停课处分，理查德森家的人虽然被此事吓了一跳，但并不感到惊讶。据新来的那位副校长说，伊奇在校乐队拉琴的时候，突然掰断了老师的琴弓，还把断成两半的琴弓砸到了老师的脸上。尽管受到校方和家长的轮番质疑和指责，伊奇始终拒绝解释自己这样做的原因。莱克西则认为这是伊奇的老毛病：先是无缘无故地惊慌失措，然后无缘无故地发疯，最后也无法接受什么教训。与伊奇的母亲仓促地见过一面后，校长和愤恨不平的乐队老师决定让伊奇停课三天。伊奇跺着脚走进厨房时，米娅正在清理火炉，虽然伊奇是光着脚的，但跺脚的声音仍然像她穿马丁靴的时候一样响亮。 “噢，”伊奇说，“是你啊，契约女佣，啊，我的意思是，房客兼清洁工。” 米娅从珀尔那里听说过伊奇的一些事。“我是米娅，”她说，“你就是伊奇吧。” 伊奇坐在旁边的吧台凳上：“没错，我就是那个疯子。” 米娅仔细地擦拭柜台。“没人对我说过你是疯子。”她把海绵冲干净，搁到架子上晾着。 她开始清理水池，伊奇却始终没再说话。水池清理完，她又去擦烤箱，然后从面包盒里取出一片面包，涂上黄油，撒了厚厚的一层糖，放进烤箱，直到糖分融化成冒着泡泡的金黄色焦糖，她把另一片面包盖在上面，切成两半，把做好的三明治摆在伊奇面前，仿佛在建议——而不是命令——她吃掉。她经常为珀尔做这种事——在女儿“心情低落”的日子里。伊奇一直沉默而好奇地旁观米娅的举动，尽管仍旧一语不发，她却把盘子拖到了自己面前。在她的经验里，如果有人想要为她做什么事，那一定是出于怜悯或者不信任，但米娅的小小建议却让她感受到了善意和无条件的友好。吃完最后一口三明治，舔掉指头上的黄油，伊奇抬起头来。 “你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吗？”她问。由此，米娅知道了那件事情的来龙去脉。 乐队老师——彼得斯夫人——普遍不受大家欢迎，她个子很高却瘦骨嶙峋，头发染成不自然的亚麻色，发型让人联想到多萝西·哈米尔。根据伊奇的说法，这位老师“像乐队指挥一样没用”，因为演奏的时候，大家只要跟着首席小提琴手克里·舒乐曼就能知道节奏。多年来，一直有传言说（谣言流传久了，不少人会信以为真），彼得斯夫人是个酒鬼。伊奇以前压根儿不相信，直到后来的一天上午，彼得斯夫人借了伊奇的小提琴，给学生们演示弓法，老师把琴还给她时，伊奇发现腮托上沾了汗水，闻起来有一股毋庸置疑的威士忌味。每当彼得斯夫人捧着她那个装满咖啡的露营保温杯走进教室，学生们会说，彼得斯老师昨晚又去酒吧寻欢作乐了。而且彼得斯夫人本人也喜欢冷嘲热讽，尤其是经常对第二小提琴手极尽挖苦之能事，说人家是“猪脑子”——乐队的一位大提琴手表示，这是他亲耳听到的。总之，伊奇经常在学校里听到关于彼得斯老师的故事和谣言。 伊奇从四岁开始拉小提琴，刚上中学就进了校乐队，成为第二小提琴手，本应对自己的实力充满自信。“你绝对没问题。”乐队的大提琴手曾经这样告诉她，眼睛盯着伊奇蓬松的金色卷发——莱克西说她的脑袋像蒲公英，问题在于，要是伊奇甘愿低下这颗脑袋的话，彼得斯夫人也许会放过她，但伊奇可不是那种愿意低头的人。 惨遭停课的那天上午，伊奇一直坐在自己的位置练习圣-桑的协奏曲中的某处指法难点，这首曲子是她在私人小提琴课上学的，乐队的其他成员都在一旁演奏调试各自的乐器。这时，彼得斯夫人捧着保温杯走进来，纷乱的管弦乐声戛然而止。显而易见，这位老师今天的心情格外糟糕，因为她先是勒令莎妮塔·格赖姆斯吐出嘴里的口香糖，然后厉声呵斥杰西·勒布维茨，杰西因为弄坏了A弦，正手忙脚乱地在琴盒里寻找替换品。“宿醉。”克里·舒乐曼小声对伊奇说，伊奇面无表情地点点头，她其实不是很明白“宿醉”的意思。有那么几次，崔普参加完冰球队的派对回家，第二天早晨会无精打采，脚步踉跄，看来连崔普都会受到这种症状的折磨，她只知道宿醉的人会头疼，而且非常容易发火。想到这里，伊奇拿琴弓的尖头敲了敲脚上的马丁靴。 讲台上的彼得斯夫人灌下一大口咖啡。“奥芬巴赫。”她咆哮着举起右手，学生们纷纷翻动乐谱。 奥芬巴赫的《奥菲欧》刚刚演奏了十二个小节，彼得斯夫人就扬起了胳膊。 “有人跟不上节奏了，”她用琴弓指着坐在第二小提琴手身后的德雅·约翰逊，“德雅，从第六小节开始拉。” 大家都知道德雅非常害羞，她像只受到惊吓的兔子，抬头看了老师一眼，开始拉琴，在场的人都能听出她的手在打战。彼得斯夫人摇摇头，拿琴弓敲打着讲台。“弓法不对，下，上——上，下，上。再来。”德雅战战兢兢地又拉了一遍，学生们敢怒而不敢言。 彼得斯夫人又呷了一大口咖啡。“站起来，德雅。这次给我态度端正点，大点声，让大家都听听不应该怎么拉。”德雅张了张嘴，似乎想要哭出来，但她还是把弓放在弦上，再次开始。彼得斯夫人又摇了摇头，声音比小提琴高音还要尖厉：“德雅。下，上——上，下，上。难道你听不懂我说话吗？需不需要我用黑人英语再给你解释一遍？” 就在这时，伊奇从座位上跳了起来，一把扯住彼得斯夫人的琴弓。 可她说不出——哪怕对米娅讲述事件经过的时候——自己为什么反应如此强烈，也许部分原因是德雅·约翰逊总是愁眉苦脸，好像时刻担心天会塌下来。大家都知道，德雅的母亲是护士，她和塞丽娜·王的母亲在克利夫兰市立医院上班，她父亲是西区某处仓库的经理。校乐队里其实并没有多少黑人小孩，德雅的父母来看女儿表演时，都是坐在没有几个人的观众席后排，他们也从来不和其他家长聊天，谈论滑雪和春假之类的话题。自德雅出生起，他们一家就住在西克尔最南端的一座舒适的小房子里，人们开玩笑说，别看德雅在西克尔从幼儿园一直上到高中，但每年说的话全部加起来都绝对不会超过十个字。 因为伊奇刚入校就成了第二小提琴手，许多拉小提琴的孩子都嫉妒她，说她的坏话，阴阳怪气地叫她“新来的”，但德雅从不掺和这种事。伊奇进校后的第一周，学生们有天从乐队练习室里出来，德雅看到伊奇的书包拉链开了，立刻跑过去帮她拉好。过了几周，伊奇急匆匆地在书包里翻找卫生棉条，却怎么也找不到，坐在过道另一侧的德雅伸过胳膊，往伊奇手里塞了个东西，“给。”她说，摸到手心里的塑料包装，伊奇立刻感激地明白了那是什么东西。 对伊奇而言，看到彼得斯夫人当着所有学生的面找德雅的麻烦，堪比眼看着有人把一只小猫拖到街上，举起砖头砸猫的脑袋。她只觉得心脏猛地揪了一下，脑子还没反应过来，手臂已经先行一步，抓过彼得斯夫人的琴弓，搁在膝盖上掰成两截，又把断掉的琴弓扔到了老师脸上。彼得斯夫人突然爆发出一声粗嗄可怕的号叫，挥手打掉了眼前的断弓（中间还有一截马毛做的弓弦连着），手中的保温杯也滑落在地，溅了她一身咖啡。练习室里一片哗然，偷笑声、尖叫声、嘘声此起彼伏，连脖子上都滴着咖啡的彼得斯夫人抓住伊奇的胳膊肘，拖着她去了校长室。在校长办公室等母亲过来时，伊奇只想知道德雅现在的心情是高兴还是尴尬，她很想看看德雅的表情。 虽然很肯定米娅能够完全理解自己的做法，但伊奇不知道如何把每个细节都转换成语言，她只能说：“彼得斯夫人是个贱人，她没有权利对德雅说那种话。” “然后呢？”米娅说，“你打算怎么办？” 以前从没有人问过伊奇这样的问题，她已经习惯了忍气吞声。入校第一周，读过T. S. 艾略特的作品后，她在学校所有的公告牌上贴了几句艾略特的诗：“我曾用咖啡勺衡量过我的生活”“我有没有勇气吃一个桃子？”以及“我有无勇气打扰这个宇宙？”。这首诗让她想到自己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喜欢拿标准容量的茶匙量奶油，看到伊奇咬没洗过的苹果，会担心女儿农药中毒，她给每一件事都定了规矩。这首诗也让她想到自己的哥哥姐姐，当然也包括那些与莱克西和崔普相似的人。其实，伊奇觉得世界上的大部分人都和她的哥哥姐姐相似，他们都非常重视穿正确的衣服、说正确的话、与正确的人交朋友。她想象过学生们看到告示牌上的诗句时会有什么反应——“是谁贴的？”“这些话都是什么意思？”她希望大家都能注意到它们，有所思考，有所触动，看在上帝的份上，是时候醒过来了。然而，第一节课间休息时，同学们都赶着去上下一节课，有的匆忙穿过楼梯间，有的在交换课堂笔记或者对答案，根本没有心思注意告示牌上的诗句。第二节课刚结束，她就看到有个板着脸的保安撕掉了印着诗句的纸片，公告板上只剩下“青年慈善会”“模拟联合国”和“法语俱乐部”之类校园社团的广告。入校第二周，贝拉米老师请学生们在课堂上背诵一首诗，伊奇选的是菲利普·拉金的《这就是诗》，她（作为一个只有十四岁半的孩子）认为这首诗相当准确地总结了人生为何物。然而，还没等她背完第一句“他们弄糟了你，你的妈咪和爹地——”，贝拉米老师就专横地打断了她，让她坐下，并且给她打了零分。 她究竟打算怎么办？她仿佛刚刚才意识到，自己不只可以躲起来生闷气，还能实实在在地做点什么，这让伊奇感到震惊。 就在这时，莱克西开车回来了，她快步走进家门，书包斜搭在一侧肩膀上，身上有股烟味和CK香水味。“感谢上帝，它在这儿。”她高兴地说，拿下柜台上的钱包。理查德森太太常说，假如脑袋不是必须安在脖子上的，莱克西甚至会把她的头搁在家里忘记拿。“放假在家舒服吧？”她揶揄地对伊奇说。米娅敏锐地发现，刚刚在伊奇眼中燃烧起来的小火苗瞬间暗淡了下去。 “谢谢你的三明治。”伊奇对米娅说，然后就滑下凳子，上楼去了。 “上帝啊，”莱克西翻了个白眼，“这姑娘真是让人搞不懂。”她看着米娅，仿佛很期待米娅能赞同地点一下头，然而米娅没有遂她的愿，只是告诉莱克西“小心开车”。莱克西捏着钱包，蹦蹦跳跳地出门去了，外面很快传来“探险者”引擎发动的声音。 伊奇虽然天生就是个激进分子，但她只有十四年的生活经验，而且是在保守的美国中西部郊区长大的，这意味着：以她有限的想象力，所谓的“反抗”无非是拿鸡蛋砸窗户、往别人包里塞狗屎之类的幼稚行为。 三天后的那个下午，珀尔和穆迪在起居室看里琪·雷克主演的电视剧。突然，他们看到伊奇平静地大步跨进走廊，每只胳膊底下都夹了六卷厕纸，两人匆忙交换了一个眼神，随即便心照不宣地追了出去。 他们在休息室截住伊奇，并且成功地把她堵进了厨房里，“你这个超级大笨蛋。”穆迪说。多年以来，每当伊奇做了什么蠢事，都是他给妹妹收拾烂摊子，尽管如此，这一次他还是觉得妹妹蠢出了新高度：“你打算用厕纸把她家的房子围起来？” “反正都是那个贱人收拾，”伊奇说，“她会气疯了的，气死她活该。” “难道她猜不出是你干的吗？你可是刚刚被她停课啊，”穆迪把厕纸踢到桌子底下，“说不定她还会当场抓住你，这很有可能。” 伊奇皱起眉头：“你有更好的主意吗？” “你不能只针对彼得斯老师。”米娅说，三个孩子惊愕地抬头看她，他们差点儿忘记了米娅的存在，仿佛把她当成了站在厨房里切菜的家政机器人，总之跟能管着他们的大人沾不上边。珀尔的脸立刻红了，飞快地瞥了她母亲一眼。她到底想干什么？为什么非要过来管闲事？珀尔暗忖。米娅心里想起的却是自己的青少年时代，多年前，她曾经把这段记忆打包封存起来，现在却不由自主地敞开了它的包装。 “我认识的一个人，曾经把万能胶灌进历史老师家门上的锁孔。”她说，“因为他迟到了，老师罚他留堂，结果让他错过了一场重要的橄榄球赛。第二天，他把一整管万能胶都挤进老师家的锁眼，他们只好破门进去。”米娅的嘴角浮起一丝微笑，仿佛又看到了那遥远的一幕，“可他只堵了历史老师家的锁眼，所以他们立刻意识到是他干的，结果他被禁足了一个月。” “妈妈，”珀尔的整张脸都红透了，“真是太感谢你了，我们知道了。”她又急忙把伊奇和穆迪往厨房外面推，不想让米娅听到他们的谈话。这下好了，现在他们都知道她母亲的脑子不正常了，她想。然而她却没有仔细注意伊奇和穆迪的表情——他们的脸上没有嘲笑，而是钦佩，他们从米娅眼中的光芒看出，她比他们想象的要有见识得多，也有趣得多，而他们即将看到她不为人知的一面。 伊奇整个晚上都在回想米娅的话，还有她曾提出的问题：你打算怎么办？她从中听出了许可的意味——对人们曾经不允许她去做的一些事的许可。到这时，伊奇已经不仅对彼得斯夫人生气，她也对雇用了彼得斯夫人的校长和那位决定处分她的副校长生起了气，她的愤怒对象甚至扩展到了每一位随心所欲惩罚学生的老师，以及随意惩罚孩子的每个成年人。第二天，她找到穆迪和珀尔，简单说明了自己的计划。 “这样做肯定能把她气疯，”伊奇说，“那些坏人一个都跑不了，都会气死。” “你会有麻烦的。”穆迪抗议道，可伊奇摇了摇头。 “我就准备这么干了，”她说，“如果你们能帮我，我就不会有麻烦。” 把一根牙签塞进锁孔，然后用力关门，折断牙签露在外面的部分，这是个很妙的恶作剧，既能阻止钥匙伸进锁孔，又不会破坏锁具本身。假如没有针头镊子，很难把断掉的牙签从锁孔里取出来，而针头镊子这种工具，一般家庭不会常备，也并不好买。开门的人越是心急地用力捅钥匙，牙签与锁孔的结合就越紧密，如果是这样，哪怕拥有专业的工具，取出牙签的过程也会相当费力。一个谙熟此道的青少年，最快可以用三秒钟完成全套动作：塞入牙签，折断牙签，溜之大吉。按照这种效率，假如三个青少年合作的话，可以在不到十分钟的时间里堵住全校的锁眼（全校共有一百二十六扇门，即需要堵一百二十六个锁眼），如此迅捷的速度，足以让他们神不知鬼不觉地完成犯罪，躲进走廊里的藏身处观看接下来的好戏。 当天上午的七点二十七分，第一批老师发现自己的教室或办公室的门锁被人堵住，到七点四十分的时候，大多数老师都已经被一根小小的牙签拒之门外。科学楼实验室门口，看门人威格利先生满头大汗地用他的折叠刀清理着锁孔里的异物。七点四十五分，威格利先生返回办公室找镊子，发现门口聚集了一大群教师，他们吵嚷着表示自己的门锁也被卡住了。混乱之中，有人蹭掉了威格利先生办公室门上的门吸，又不小心随手带上了门，威格利先生掏出钥匙开门，这才发现自己的门锁也早就被牙签堵住了（伊奇趁他出门买咖啡的时候干的）。 这时，学生们也陆续来上学了。先来的总是早起的鸟——他们通常七点十五分准时把车开进学校停车场，然后是那些坐父母的车过来或者步行上学的学生。七点五十二分的时候，最后一批不爱学习的家伙也晃晃悠悠地走进校门。紧接着，第一节课的上课铃声响起，现在走廊上挤满了幸灾乐祸的学生、手足无措的校工和愤怒的老师。 等威格利先生从他的卡车上取回工具，又过了二十分钟，他把卡车的工具箱翻了个底朝天，才找到一把镊子。十分钟后，他才设法掏出了第一间教室门锁里的第一段牙签，让等在门外的化学老师进去上课。校园广播系统的喇叭指示学生们有秩序地排在教室门口等待，然而走廊里太乱，没人听得清喇叭里说了什么，整个走廊里洋溢着惊喜派对般的气氛，虽然没有主持人，但大家都以客人自居，对今天的大惊喜表示非常满意。有人从储物柜里拿出收音机，安上电池；橄榄球队的跑锋安德烈·威廉姆斯扯出天线，把收音机扛在自己肩膀上，调到WMMS频道，喇叭里立刻响起派对风格的嘈杂舞曲。教美国历史的老师阿勒顿夫人立刻冲过来，命令他把收音机关掉。威格利先生仍然在逐一排除教室的门锁故障，掌心里已经收集了不少从耶鲁锁里抠出来的牙签碎块。 等在艺术楼的彼得斯夫人捧着她的大保温杯，头痛欲裂，并且已经开始抓狂了，因为乐队练习室远离科学楼，待威格利先生一路修理过来，不知要等到何年何月。依照这样的速度，她的门可能会是最后打开的一扇。她已经催过威格利先生许多次，第三次的时候，他扭过头来直视她，摇晃着镊子上的碎牙签，说：“我已经尽可能地加快速度了，彼得斯老师，但大家都很着急，不光只有你。”九年级的数学老师德桑迪先生试图用蛮力把钥匙捅进锁孔，结果牙签越陷越深——眼下威格利修的就是这道锁，因此需要更长的时间。“人人都想插队，”他咕哝道，但声音不算小，足以让彼得斯夫人听见，“人人都觉得自己重要。哼，现在可是谁有镊子谁说了算。听好了，你们都得给我排队！”说着，他把镊子再次伸进锁孔，彼得斯夫人知趣地转身走了。 她又等了足足一个半小时，威格利先生还没过来，她开始怀疑他是不是故意的——为了惩罚她的心急。好吧，她想。可他就不能先把教师休息室的门锁修好吗？她已经跑到休息室门口察看了三次，门锁依旧是堵住的。等候期间，保温杯里的咖啡越来越少（原本是满杯），逐渐被她喝进肚子，虽然女生盥洗室的门上没有锁，但她可不打算和学生一起如厕，最好是等教师休息室的门锁修好后，去里面专门供教师使用的小厕所解决内急问题。随着时间分分秒秒地过去，她对威格利先生逐渐失去了耐心，甚至生起了校长的气，看什么都不顺眼。真是没有人性！难道他们就考虑不到人的基本需要吗？她索性不再站在练习室门口，直接跑到休息室外面等着，把手提包像盾牌一样扣在肚子上，喝下的咖啡不断折磨着她的膀胱，有那么几次，她险些考虑钻进车里离开学校，不用二十五分钟就能回家上厕所。然而越是等待，二十五分钟对她来说就越显得漫长，她很肯定，假如自己现在坐下的话，一定会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施瓦布博士，”她对经过休息室门口的校长说，“你能不能让威格利先生先把教师休息室的门打开？拜托。” 施瓦布博士这个上午过得也很不容易，已经九点四十分了，半数教室的门还没有打开。虽然他已经指示教师尽量将学生安置在已经打开门的教室里，但依旧有七八百个学生在走廊附近游荡，有些已经坐在了楼梯上，还有的成群结队地围坐在草坪上说说笑笑，几个胆大的学生竟然抽起了烟。施瓦布博士抬起指关节，用力揉了揉太阳穴，脖颈燥热得发红，他伸出手来松了松领带。 “海伦，”他尽可能耐着性子对彼得斯夫人说，“威格利先生已经在尽快抢修了，女生盥洗室就在走廊那头，我觉得你偶尔用一次也不会有什么问题。”说完，他低下头去径自心算起来：假如十点半的时候学生们都能回到教室——这是乐观估计——可以把每节课的时间由五十分钟压缩到三十四分钟，重点是要保证一节课都不能缺…… 彼得斯夫人又等了十五分钟，然后再也等不下去了，紧攥着包带的手又加了把力，好像这样就能改善现状似的。只见她踉踉跄跄地朝走廊尽头的女生盥洗室奔去，那里是学校最主要的厕所，坐落在主走廊和主楼梯之间的枢纽位置，因此无论什么时候都是人满为患，在今天这种情况下，里面更是拥挤。几个男生在盥洗室门口站成一圈，拿出午餐盒里的苹果丢来丢去地打着玩。一群女生围着饮水机站着，其中的一半假装没有注意到那几个男生，另外一半则直率地和他们打情骂俏。这帮人的头顶有一张鲨鱼的壁画，鲨鱼正张开血盆大口看着他们。每当在学校里看到轻松快活、无忧无虑的年轻人，彼得斯夫人都会气不打一处来，假如在平时，她会让他们闪开，或者命令他们拿出走廊通行卡，可今天她却顾不上这么多。 她拿胳膊肘顶开挡道的学生。“打扰一下，请让一让，小伙子们，姑娘们，老师需要过去。” 盥洗室里挤满了学生，看到彼得斯夫人急匆匆地钻进来，那些聊八卦、整理发型、对镜打扮的女孩们惊奇地瞪大了眼睛。“抱歉，姑娘们，让一让，姑娘们。”这些话简直不像是从不可一世的彼得斯夫人嘴里说出来的。 “嗨，彼得斯老师，”莱克西说，“我不知道老师也会来这里上厕所。” “教师休息室的门还是锁着的。”彼得斯夫人尽量保持着庄严的语调说。她发现周围的女孩们全都静了下来，假如在平时，她会表扬她们懂得尊重，可今天她宁愿不被别人注意。她转过身，朝最远处的那个临窗的隔间小跑过去，然而，等她过去一看，却发现这个隔间没有门。 “门去哪儿了？”她蠢兮兮地问。 “坏了很长时间了，”莱克西说，“开学第一周就坏了，他们真应该修好它的，因为只剩下三个有门的隔间能用，许多人因为厕所排队迟到了呢。” 彼得斯夫人并不打算继续聆听莱克西的长篇大论，她猛地拉开旁边隔间的门，钻了进去，重重把门关上。她用颤抖的双手插好门闩，摸索着提起裙子，然而，已经等了接近两个半小时的膀胱再也不愿继续等待，彼得斯夫人只觉一股汹涌的暖流从双腿之间奔涌而出，沿着膝盖和小腿流到地上，积成水坑，水坑越变越大，里面的液体缓缓漫过瓷砖，顺着门缝流到了隔间外面。 彼得斯夫人躲在脆弱的门板之后，听到有人说：“噢，我的上帝。”随即便是震惊带来的死寂。她吓得失去了理智，一动都不敢动，似乎这样就能让门外的女孩们彻底忘记她，然而门外的寂静仍旧在蔓延。她的裙子和长袜上的液体都已经开始变凉了，外面依然鸦雀无声。在这近乎绝望的时刻，突然，不知是谁先开的头，女孩们咯咯地笑起来，可这样的笑声只会让她更加喘不动气。她又听到女孩们迅速拉好包上的拉链，跑去走廊，盥洗室的大门在她们身后关闭。过了一会儿，走廊里传来震耳欲聋的狂笑，她在隔间里躲了很长时间，直到听见施瓦布博士在广播中宣布所有的门都已打开，学生们立刻回教室去（否则就要留堂）之后，才推开门走出去。这时盥洗室已经空了，她拿出皮夹子，挡住裙子上的污渍，眼睛不敢去看地上的水坑，踮起脚尖，凭感觉越过那些不明液体，慢慢地走出盥洗室。 一定有人注意到彼得斯夫人在乐队终于开始排练的时候换了衣服，可他们什么都没有说。学生们面无表情地练习了奥芬巴赫、巴伯和莫扎特的第二十五交响曲，但谣言已经在私下里传开。几天后，彼得斯夫人从某个教室门口经过，听到有人小声叫她“尿得欢老师”，而且这个外号一直到她退休很久之后都有人叫——关于她的搞笑故事甚至在一代代的学生之中传了下去。 “牙签事件”对整个学校都影响深远。走廊上没有摄像头，也没有人发现肇事者。据说校方打算加强安保措施，许多教师建议效仿附近的欧几里得学院，在校园入口处安装金属探测器，但更普遍的看法认为，西克尔高中的风气比欧几里得学院好得多，没有必要大张旗鼓地防范坏人，管理层认为此次事件不过是个恶作剧，决定低调处理，大事化小。然而，西克尔高中的学生们已经把“牙签日”暗中定为富有传奇色彩的重大节日，每年都要庆祝，以至于校方以留堂作为威胁，禁止学生在“恶作剧周”把牙签带进学校。 “牙签事件”结束后的第二天，碰到德雅的时候，伊奇看着她的眼睛，对她笑了笑，虽然德雅并不知道整个事件都是因她而起，更不知道始作俑者就是伊奇·理查德森，但她也朝伊奇笑了笑。尽管两人没有成为真正意义上的朋友，但伊奇感到她们之间建立了一种无形的联系，每天乐队排练时，她都会对德雅·约翰逊微微一笑，看到彼得斯夫人不再刁难德雅，她感到心满意足。 事实证明，受“牙签事件”影响最大的还是伊奇本人。她不断想起米娅那天对自己的启发和鼓励，她显然是支持这样的反抗行动的，而假如理查德森太太知道女儿干出这种事，一定会恐惧万分。由此，伊奇觉得米娅和自己是一类人，是内心暗藏破坏欲望的颠覆分子。这天下午，伊奇没有像平时那样把自己关在房间里，而是到楼下的厨房里待着，米娅刚刚过来，打算准备晚餐。看到伊奇竟然下楼了，她的哥哥姐姐觉得十分惊奇，但她没有搭理他们，米娅对她的吸引力足以让她不去在乎别人探询的目光。又过了几天，待在温斯洛路出租屋的米娅听到有人敲门，开门一看，发现伊奇站在门口。 “我想成为你的助手。”伊奇脱口而出。 “我不需要助手，”米娅告诉她，“我也不确定你母亲愿不愿意你做我的助手。” “我不在乎，”伊奇一只手撑着门框，似乎害怕米娅会突然把她关在门外，“我只是想跟你学东西，我可以帮你调制药水、整理文件什么的。干什么都行。” 米娅犹豫道：“我雇不起助手。” “你不必付钱给我，我免费干活，拜托了。”伊奇并不习惯求人，但她语气中的某些东西让米娅觉得这孩子是真的需要她，绝非一时心血来潮，“我什么都能干，真的，求你了。” 米娅低头看着伊奇，感觉这个原本任性、狂野、暴烈的女孩今天突然变得胆小、沮丧、绝望起来。她莫名地想起了与伊奇同岁时的自己，那时候她就喜欢爬树上墙地到处抓拍照片了，把母亲给她的钱全都花在了购买胶卷上，固执的样子像极了今天的伊奇，米娅觉得自己的心一下子变软了。 “好吧。”米娅说。她把门开得更大，让伊奇进了屋。 第八章 伊奇对米娅的崇拜经受住了时间的考验。每天放学后，她再也没有与世隔绝般的独自待在屋里练琴，而是直接步行一英里半，来到温斯洛路的出租屋，任凭米娅使唤。她会看着米娅的演示，学习如何取景和冲洗照片。与之相反，此时的珀尔会在穆迪的陪同下前往理查德森家，在阳光房中和伊奇的哥哥姐姐度过下午时光。珀尔在内心深处是感谢伊奇的，因为她转移了米娅的注意力，让米娅没有那么多时间管束女儿。过去的这么多年，都是她和米娅四目相对，但现在她可以躺在理查德森家的大沙发上享受人生，五点钟一到，伊奇会跳进“兔子”小型车的副驾驶座，让米娅载她回家。米娅在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做晚饭（同时竖起耳朵听着隔壁房间那四个孩子的动静）时，伊奇会趴在柜台的另一头陪她。只有当米娅开车回家——这时坐在副驾驶座的是珀尔——以后，伊奇才会来到沙发旁，和哥哥姐姐们坐在一起。“有人迷上米娅了哦。”莱克西像唱歌一样抑扬顿挫地说，伊奇翻了个白眼，跑到楼上去了。 不过，“迷上”这个词或许用得非常准确，因为伊奇把米娅说的每一句话都奉为圭臬，凡事必然征求她的意见。除了学习摄影方面的基础知识，她也在吸收米娅的审美观，甚至被米娅的敏感所影响。她问米娅如何知道该把哪些影像组合在一起，米娅摇着头回答：“我也不知道，我是凭直觉判断的。”她又朝桌上的美工刀和切割好的照片扬扬手：一排汽车从洛瑞恩-卡耐基大桥上开过，桥墩被两尊巨大的雕像代替，汽车也被米娅仔细地抠了下来，只留空白的剪影。“我没有预先计划，是即兴创作的，”她拿起美工刀，“所以总会做出和别人不一样的东西。” “我妈就喜欢计划，她无论做什么都喜欢先制订方案。” “我敢肯定，这样做可以让她感觉良好。” “她讨厌我。” “噢，伊奇，我也敢肯定，这不是真的。” “不，她就是讨厌我，所以她才喜欢挑我的刺，不去找别人麻烦。” 自从为理查德森家工作以来，米娅就注意到了伊奇与家人之间的怪异关系，尤其是她和她母亲的关系。老实说，理查德森太太确实对伊奇更苛刻：总是责备她，动不动就不耐烦，对伊奇的缺点和失误更加难以容忍，似乎在用一套比其他孩子更严格的标准来要求她，甚至忽视她的成功，放大她的错误。在这种情况下，伊奇会更加激烈地反抗母亲，以更加孩子气的方式表达自己的不满。 “伊奇，”米娅说，“告诉你一个秘密，许多时候，父母并不善于看到孩子的长处，而你有许多奇妙的优点。”她轻轻捏了捏伊奇的手肘，把桌上的垃圾扫进废纸篓，伊奇顿时眉开眼笑。那些日子里，每当只有她们两个人的时候，伊奇都会很容易地把米娅当成她的母亲，假装走廊尽头的那间卧室是她的，夜幕降临之后，她会心安理得地进去睡觉，早晨从容不迫地醒来。而那个远在一英里半之外和她的哥哥姐姐们一起看电视的珀尔则根本不存在，她伊奇才是米娅唯一的女儿。晚上回到家——穆迪的房间里响起爵士乐，莱克西房间传出艾拉妮丝·莫莉塞特的哀号，崔普的立体声录音机发出令人震惊的低音，伊奇会想象自己待在温斯洛路的房子里，躺在珀尔的床上读书或者写诗，米娅则在起居室忙到很晚。她还给这段想象附加了许多虚幻的前因后果：多年前，她和珀尔出生后被人抱错了，结果她成了理查德森家的孩子，而其实她是米娅的女儿，所以理查德森家的人才不理解她，觉得她是异类，现在她和自己真正的母亲米娅团聚了。我就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找到你。想象中的米娅这样对她说。 理查德森家的每个人都注意到了伊奇的转变，她的心情似乎大有改观。“和你在一起的时候，她看上去几乎算是高兴的。”莱克西有天告诉米娅。伊奇对米娅的崇拜同样丝毫不打折扣，她会毫不犹豫地为米娅做任何事，而且她很快就发现了一件米娅可能很想做到的事。 十一月中旬，珀尔、穆迪还有和他们一起上现代欧洲历史课的同学去艺术博物馆参观绘画。带学生们参观的讲解员是个瘦老头，仿佛身上所有的脂肪都通过他噘起的嘴巴被吸管抽干了一样，他不喜欢高中生来参观——青少年不愿意听讲，他们只对性和荷尔蒙感兴趣。但他只打算带他们去看韦拉斯克斯的人物画和卡拉瓦乔的静物，绝对不能让他们看裸体，他想。于是，老讲解员领着学生们穿过长长的走廊，来到意大利展馆，主厅的墙上挂着壁毯，玻璃柜里陈列着成套的盔甲。 不出所料，真正关注艺术的学生很少。安迪·肯恩时不时地在杰西卡·克雷曼的肩胛骨之间戳两下，戳完后就假装不是他干的。克莱顿·布茨和戴维·西恩讨论起了即将到来的橄榄球赛，珍妮·李维和坦妮莎·麦克多维尔故意对杰森·格雷厄姆和但丁·萨缪尔斯视而不见，因为他们正在比较几幅裸体画上的大胸（讲解员徒劳地催促他们快走）。连热爱艺术的穆迪也在看着珀尔，祈愿（绝非第一次）自己是个摄影师，这样就能把光线透过展厅天花板上的磨砂玻璃照射在珀尔仰起的脸庞上的样子抓拍下来了。 至于珀尔本人，虽然尽力想把心思集中在听老头讲解上，却不由自主地走神了，无意间跨进了隔壁的展厅，这里正举行以“圣母子”为主题的特别展览。穆迪在房间对面尽职尽责地记录卡拉瓦乔的作品介绍，回头时恰好看到珀尔走了出去，而且过了三五分钟都没回来，他把铅笔往本子里一夹，也去了隔壁。 这是一个比较小的房间，墙上只有十几幅画作，表现的全部是幼年的耶稣坐在玛利亚的腿上。有些中世纪的作品镶着镀金框，大小和珠宝盒差不多，有的是对文艺复兴雕像的粗略铅笔素描，有的则是尺寸较大的巨幅油画，还有一张后现代风格的摄影拼贴，所用的照片全部来自名人八卦杂志：圣母的头来自朱莉娅·罗伯茨，耶稣的头是布拉德·皮特。但真正让珀尔震惊地愣在原地的，是一张8英寸×10英寸、极为简单的黑白照片：一个女人坐在沙发上，低头看着怀中的新生儿，露出灿烂的笑容。毫无疑问，这个女人正是米娅。 “可这怎么——”穆迪开口道。 “我不知道。” 他们无言地盯着照片看了一会儿，一向务实的穆迪开始收集信息：旁边的卡片上显示，这幅作品叫作“圣母子1号”（1982），创作者名叫波琳·霍桑。他打开笔记本，在卡拉瓦乔的作品简介下面草草记下这些内容。卡片上没有策展人评论，只有一条备注：照片是从洛杉矶的埃尔斯沃思画廊借来参展的。 珀尔却更专注于照片本身。她母亲在里面看上去比现在年轻一点儿，也瘦一点儿，但身量和现在一样柔弱，一样的高颧骨、尖下巴。眼睛下方有个小小的痣，左眉弓上的白色疤痕好像一条白线，手臂细长，像一只弱不禁风的小鸟，但珀尔知道，她母亲的力气比她见过的许多女人都大。照片里的米娅发型也和现在一样：漫不经心地在头顶挽了个发髻。她整个人都散发着无尽的美感，好像温暖耀目的阳光，眼睛并没有望向镜头，目光完全被怀中的婴儿吸引。她的注意力全在我身上，珀尔想，她非常肯定那个婴儿就是自己，难道除了她之外，她母亲还会抱着别的小孩？虽然她没见过自己小时候的照片，但她认出这张照片上的孩子就是自己，鼻梁、眼角、紧紧攥起来的拳头……都是她的，直到现在，在全神贯注的时候，她还有攥紧拳头的习惯。可这张照片是从哪里来的呢？她母亲坐的那张呈现灰色的沙发，实际上可能是棕色的，抑或是淡蓝甚至浅黄色。她身后的窗户外面有几座轮廓模糊的高大建筑物，拍下这张照片的人就在几英尺之外，也许坐在沙发旁的一张扶手椅上，这个人究竟是谁呢？ “沃伦小姐，”雅各比太太在他们身后叫道，“理查德森先生。”珀尔和穆迪猛地转过身去，脸一下子红了，“你们准备好继续参观了吗？同学们都在等着呢。” 果然，学生们都站在展厅外面，手里的本子也都合起来了，穆迪和珀尔走出去的时候，大家对着他俩哄笑起来。 回程的巴士上，同学们开始拿穆迪和珀尔开玩笑，猜测他们当时在做什么。穆迪的脸红得发紫，垂头丧气地坐在那里，假装没听见。珀尔望着窗外，一言不发，巴士开进学校的停车场，学生们鱼贯而出，她才对穆迪说：“我想回去。” 于是，下午放学后，两人说服了莱克西开车送他们回艺术博物馆，因为除了开车过去，没有更好的交通方式可选。听说了米娅和照片的事，伊奇也非要跟着过去，他们只好带上这个小尾巴。成功说服了莱克西的穆迪并没有告诉她他们想看什么，所以，当他们踏进那个展厅时，莱克西惊得下巴都掉了。 “哇哦，”她说，“珀尔，那是你妈妈。” 四个人围着照片研究起来：莱克西站在展厅正中，似乎打算确定最佳观赏距离；穆迪的鼻尖都快贴到了照片上，仿佛能从像素之间窥探出照片背后的秘密；珀尔只知道呆呆地盯着它瞧；伊奇站在那里一动不动，定定地看着照片里的米娅。镜头中的米娅就像晴空中的一轮满月，洒下华美的银光。“圣母子1号”，伊奇读着卡片上的字，有那么一瞬间，她把照片上的婴儿想象成了自己。 “真是太疯狂了，”莱克西终于说，“上帝啊，真是太疯狂了。你妈妈为什么会出现在艺术博物馆的照片上？她难道是个隐居起来的名人？” “照片里的人物通常没名气，”穆迪插嘴道，“拍照片的人才有名。” “也许她是某位著名艺术家的灵感源泉，比如帕蒂·史密斯和罗伯特·梅普勒索普，或者埃迪·塞奇威克和安迪·沃霍尔。”去年夏天，莱克西选修过博物馆开设的艺术史课程，她想了想，又说：“哈，我们还是问问她吧，让她自己说。” 一回到理查德森家，他们就涌进厨房里，米娅刚刚腌好晚餐要吃的鸡。 “你们去哪儿了？”见到孩子们进来，她问，“我五点钟过来的时候，家里一个人都没有。” “我们去了艺术博物馆。”珀尔说。然后她犹豫了，因为不知怎么，她隐约觉得事情并没有那么简单，她感觉自己就像踩在了一级摇摇欲坠的楼梯上，心中充满了脚下的木板即将掉下去的预感。她迟疑地看了看围在自己旁边的穆迪、伊奇和莱克西，三个人红着脸，大睁着眼睛直视着她母亲。 莱克西拿胳膊肘顶了顶她的后背：“问她呀。” “问我什么？”米娅把鸡放进砂锅，走到水池边洗手，珀尔像要进行高台跳水一样，咬了咬牙，把心一横。 “那里有你的一张照片，”她脱口而出，“在艺术博物馆，你坐在沙发上，抱着一个婴儿。” 背对着他们的米娅看起来并无异样，从容自若地在水龙头下冲洗双手，但四个孩子都看到了：在听到珀尔说话的那个短暂的瞬间，她的身体变得有点儿僵，像被一根线突然拉紧了一样，但随即便放松下来。米娅没有转身，继续擦洗指缝间的污渍。 “我的一张照片，珀尔？在艺术博物馆？”她说，“你看到的那个人只是长得像我而已吧。” “就是你，”莱克西说，“绝对是你。眼睛下面也有一颗小痣，眉毛上有道疤，和你一模一样。” 米娅抬手揉了揉眉毛，似乎早已忘记了那条疤的存在，一滴肥皂水从她的太阳穴上流下来。她冲干净手，关掉水龙头。 “我觉得有可能是我。”她转过身来，迅速把手擦干。珀尔懊悔地发现，她母亲的表情突然变得严厉而疏离，就像一扇始终打开的门突然关闭那样，那一刻，米娅看上去根本不像她的母亲。“你们知道吗？摄影师总是不停地寻找模特，许多艺术系的学生都会给他们当模特。” “可你应该记得这张照片的吧。”莱克西不死心地说，“你在一个漂亮的公寓里，坐在沙发上，珀尔在你腿上，摄影师叫——”她转向穆迪，“她叫什么来着？” “霍桑。波琳·霍桑。” “波琳·霍桑，”莱克西重复道，好像米娅听不到穆迪说话似的，“你一定记得她的。” 米娅轻轻抖了抖洗碗巾。“莱克西，我真的不记得过去做过的那些奇怪工作了，”她说，“你知道吗？手头紧的时候，为了赚钱，你会愿意尝试很多工作，我猜，你可能想象不出来那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 她转过身去，把洗碗巾挂起来晾干，珀尔已经意识到自己完全错了，她永远不应该问她母亲刚才的问题，尤其还是在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对着花岗岩台面、不锈钢冰箱和意大利赤陶墙砖，当着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的面问她。他们穿着招摇的乐斯菲斯夹克，其中的那个莱克西手上还晃着福特“探险者”的车钥匙。假如她能更加耐心一些，等自己和母亲回到温斯洛路的小屋，走进那间昏暗的小厨房，在那两把不配套的破椅子上坐下之后再问，米娅或许会告诉她答案。她已经看到自己错在何处：她提出的问题十分私密，应该是母女之间的秘密，不能让理查德森家的人知道，所以，她犯了规，打破了禁忌。看着母亲僵硬的下巴和冷漠的眼神，她知道绝对不能再问更多的问题了。 莱克西却对米娅的解释感到满意。“真是挺具讽刺意味的，不是吗？”孩子们离开厨房时，她说。珀尔很想告诉她，“讽刺”这个词不能这么用，想想还是忍住了，现在她只希望这件事快点过去。开车回家的路上和当晚余下的时间，她母亲一反往常地沉默，珀尔懊悔不迭，暗暗责备自己不该提那个蠢问题。珀尔始终很在乎钱——以她们家的情况，又怎么会不在乎？但她从来没想到，母亲刚生下她就需要靠做模特赚钱了，她非常想知道，在自己还很小的时候，为了养活她们俩，米娅都做过什么样的工作。以前，每天晚上睡觉前，米娅都会给她一个晚安吻，然而那天晚上没有晚安吻，她母亲待在起居室，坐在灯光下静静地发呆，不知在想些什么。 第二天早上，珀尔走进厨房，看到米娅在里面如同往常一样烤面包，像什么事都没有发生过似的，顿时感到安心了不少，但照片事件依然像一股难闻的味道，在空气里挥之不去。珀尔尽可能地把心中的疑问抛到脑后，决心再也不乱说话——至少目前不行。 “我能喝点茶吗？”她问。 可伊奇却一心想要找到答案。毫无疑问，那张照片里藏着米娅的一些秘密，她决定要弄清楚这个未解之谜。作为低年级生，她没有自由活动时间，但中午休息时她会去图书馆搞调查。她在索引卡里寻找波琳·霍桑这个人名，发现了几本艺术史方面的书，这个霍桑显然是个名人。“美国现代摄影艺术先驱”，一本书中这样称呼她；另一本书叫她“辛迪·谢尔曼成为辛迪·谢尔曼之前的辛迪·谢尔曼”。伊奇又去查了查谁是辛迪·谢尔曼，研究了她的许多摄影作品，结果差点儿上课迟到。 她了解到，波琳·霍桑的作品以即时性和暧昧氛围的营造闻名，擅长将女性气质与个性相结合。“波琳·霍桑为我和其他女性摄影师铺平了道路。”辛迪·谢尔曼说。波琳·霍桑的作品里面，伊奇最喜欢的一张是一个家庭主妇和她女儿荡秋千的照片，孩子用力蹬着坐板，秋千荡得很高，女人伸出胳膊，紧抓着秋千上的铁链，既像是要把秋千推得更高，又像是担心孩子的安全，想要把她拽回来。照片让她产生了一种无法用语言表达的感觉，她觉得，这一定是因为她看到的是真正的艺术品。 她梳理了与波琳·霍桑有关的索引卡条目，总结出此人的一些基本信息：1947年生于新泽西，毕业于加顿州立学院，1970年，其作品在纽约首次参展，1972年举行第一次个人作品专门展览。她的摄影作品是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抢手货，百科全书条目中收录了波琳本人的一幅照片，她是个苗条的黑眼睛女人，留着利落的银色短发，看上去像个数学老师。 伊奇还查到，1982年，波琳·霍桑死于脑癌。她占据了图书馆两台电脑中的一台，等调制解调器连接到网络，她在Alta Vista的搜索框输入波琳的名字，找到更多照片——盖蒂图片社有一张，现代艺术博物馆有三张，还有几篇分析她的作品的文章、一篇《纽约时报》发布的讣告。此外就没有别的信息了。她又查阅了公共图书馆的数据库，发现几本摄影书和几篇关于微缩胶片的文章，不过再没有添加新内容。也许像米娅说的那样，她真的只是个临时模特，碰巧为波琳·霍桑摆过一次造型。然而伊奇并不满意这个结论，她认为这样的巧合简直太不可思议了。 最后，她只能求助自己能够想到的唯一信息来源：她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是一名记者，至少在名义上是。诚然，她报道的大部分都是些微不足道的本地新闻，但合格的记者具有求证事实的才能，而且拥有人脉，有办法调查别人查不到的东西。从很小的时候起，伊奇就表现出极为独立的性格，甚至到了顽固的程度，无论遇到什么事，她都拒绝寻求帮助，为了这张照片，她竟然会找母亲帮忙，可见她是多么想要解开这个谜题。 “妈妈，”一天晚上，调查多日却毫无进展的伊奇对母亲说，“你能帮我做点事吗？” 像往常一样，理查德森太太漫不经心地（她只对小女儿这样）听伊奇讲明原委，而且最近她在赶死线，需要尽快完成西克尔高地自然博物馆植物展会的报道。 “伊奇，这张照片上的人很可能根本不是珀尔的母亲，也许是某个长得像她的人，我相信这是个巧合。” “不是巧合，”伊奇坚持道，“珀尔认出那是她母亲，我也觉得是她。你能不能看一下那张照片呢？给博物馆打个电话什么的，看看能找到什么信息，求你了。”伊奇从来都不擅长哄人——因为总觉得那是变相的撒谎——但她这次非常想要查明真相，“我知道你一定能查清楚的，你不是记者嘛。” 理查德森太太让步了。“好吧，”她说，“我来试试看，但是，你得等我赶完死线，我明天就得把这篇报道交上去。” “也许结果就是巧合，你知道吧。”她补充道。而这时候伊奇已经手舞足蹈地回房间去了，那股兴奋劲怎么也压抑不住。 如同手指轻戳旧伤口，伊奇的最后一句话——你不是记者嘛——触动了她母亲的职业自尊，做记者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平生理想，上高中的时候，在一次题为“我的职业梦想”的演讲中，她说：“记者的职责是记录我们的日常生活，披露公众有权知晓的真相与信息，为后人提供当下历史的记录，从而让未来的世代了解我们曾经犯下的错误，提高我们的绩效。”自从她记事起，她母亲就总是忙于帮助别人，包括为学校筹款、为公平正义奔走呼号，而且总是把年幼的女儿带在身边。“改变不会自动发生，”她母亲经常这样说，这句口头禅显然与西克尔高地的宗旨彼此呼应，“必须主动筹划。”历史课上，年轻的埃琳娜学到一个词“位高者的责任”，她立刻理解了它的意思。在理查德森太太眼中，记者是个高贵的职业，可以在体制之内做出力所能及的善举，她心目中的理想记者是内莉·布莱和罗伊斯·莱恩的混合体，尤其是在为高中校报工作四年（并且在高三那年成为主编之一）后，走上记者之路对她而言更是成了顺理成章的选项。 她以全班第二名的优秀成绩毕业，可以在俄亥俄州的范围内选择多所大学，包括著名的奥柏林学院和丹尼森大学（提供部分奖学金），母亲希望她第一志愿就选择奥柏林，但参观了奥柏林学院之后，该校男女混合的宿舍令她十分困扰：穿背心短裤的男生和穿浴袍的女生在走廊里闲逛，想到可能会有男生随时闯进自己的房间，甚至浴室，她就觉得害怕。在校园里的一座建筑门口，她看到三个穿流里流气的花衬衫、留长头发的学生坐在台阶上吹哨笛，对面的草坪上有一大群学生举着横幅静默示威，横幅上写着“打仗最没劲，不如嗨起来”“总统算个屁”“为了和平扔炸弹，好比当了婊子还要立牌坊”。埃琳娜觉得，这里简直是个无法无天的蛮荒之地，走在奥柏林的校园中，她就像穿了一件刺挠皮肤的毛衣那样烦躁不安，只能暗自忍耐。 正因如此，第二年秋天，她选择了丹尼森大学，同时野心勃勃地为自己的将来规划了宏伟的蓝图。入校第二天，她就遇到了比尔·理查德森，这个小伙子高大英俊，酷似超人。不到一个月，两人就建立了稳定的恋爱关系，他们对未来的打算相当稳妥，并且非常认真地执行了自己的计划：在克利夫兰举行一场浪漫的婚礼，在西克尔高地买房子，生许多孩子，他进入法学院，她成为记者。结婚并搬进西克尔高地一处租来的复式住宅后不久，理查德森先生就被法学院录取，理查德森太太成为致力于报道本地新闻的《阳光日报》社的初级记者。尽管薪酬微薄，但她觉得这里是个有利于职业发展的好起点，待时机成熟，她或许可以跳槽到克利夫兰的“真正”报纸——《实话报》社去，虽然她并不想离开西克尔，也无法想象去到别处养家糊口的生活。 她全心全意地忠实报道了当地所有的新闻发布会、城市政策、地区新规颁行后对本地事务（从桥梁到绿化）产生的各种影响，尽力与其他初级记者同事（比她小一岁的德赖特）分担责任。《阳光日报》社的待遇很好，每生一个孩子，她都能休六周产假。伊奇出生时，理查德森太太蓦然惊觉，自己竟然还在这家报社待着，虽说已经成为高级记者，但她的职责依旧是报道琐细的小故事和小新闻。而当年的同事德赖特却早已搬到芝加哥，在《芝加哥论坛报》社找到了工作。但她也早就发现，自己或许并不愿意挖掘那些意义更为深刻的故事和令人酸楚愤懑的悲剧，而且时间过去得越久，到别处去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因为《实话报》社以及无论其他什么报社应该不会有兴趣接收一位年近四十岁，带着四个孩子，有许多家庭责任需要履行，从未报道过大新闻的记者。 所以她留了下来，专注报道那些会让读者感觉良好的故事，比如工程建设的进展、新的垃圾回收计划、图书馆的重修进度、新建筑物落成的剪彩仪式……她还报道过新市长的就职宣誓典礼，“庄严隆重”；万圣节游行，“活泼有趣”；还有范-阿肯中心的半价书店开业仪式，“填补了西克尔高地商业区的重要空白”；是否需要喷药防治吉卜赛蛾的辩论，“白热化的唇枪舌剑”。她还给一神论教会和西克尔高中表演的音乐剧《油脂》和《红男绿女》写评论，认为前者的气氛“快活热闹”，在给后者的评论中，她写道：“坐好，他们要划船了！”她的稿件以严谨可靠著称，誊写得一丝不苟，当然也有过于一本正经、平淡无奇之嫌（虽然并没有人公开指出来），甚至有些沉闷无聊，但西克尔高地这种世外桃源，自然不会发生诸如火山爆发、政府倒台、劫持人质、火箭爆炸、高墙倒塌之类耸人听闻的事件，加之地处偏远，外界的骚乱、战争和地震也被距离淡化成模糊不清的细响，几近微不可闻。而且现在的她住着大房子，子女安全快乐、受过良好教育，她认为这是自己多年来的努力所见到的成效。 无论如何，伊奇的要求引发了她的兴趣，至少让她觉得这是一件值得调查的事情。 理查德森太太履行了她对伊奇的承诺，完成了当天的报道之后，她立刻开始着手调查那张神秘的照片。第二天午休时，她亲自去博物馆看了照片，在此之前，她一直以为伊奇的揣测是无中生有，但亲眼见到照片之后，她意识到女儿说得没错：照片上的人绝对是米娅。米娅出现在波琳·霍桑的照片里！理查德森太太当然听说过波琳·霍桑，这张照片背后隐藏着怎样的故事呢？把一张折起来的五美元钞票投进博物馆的捐赠箱时，理查德森太太好奇地想，这实在是太有趣了。 她首先给出借照片参展的那家艺术画廊打了电话。没错，画廊老板告诉她，照片是1982年他们从纽约的一个经销商那里买来的，那时波琳·霍桑刚刚去世不久，所以，这张此前不为人知的照片的出现在艺术界中引起了一定的轰动。经过竞争激烈的拍卖，画廊以五万美元抢购得手，真是一笔划算的买卖，因为照片的确出自波琳·霍桑之手，而且是绝无仅有的孤品，只冲印过这一张，背面还有波琳的亲笔签名。但照片的前主人是匿名出售的，画廊老板并不知道此人是谁，但他们愿意告诉理查德森太太那个纽约经销商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记下了经销商的名字——安妮塔·利斯——然后致电纽约市公共信息资料库，查询到安妮塔·利斯在曼哈顿的画廊的电话号码，电话那头的安妮塔·利斯听起来是个典型的纽约人：开朗坦率，语速很快，从容不迫。 “波琳·霍桑的作品？没错，是我经手的。她的作品我代理了很多年。”理查德森太太听到电话那边传来模糊的警笛声，这符合她一直以来对纽约的印象：嘈杂喧嚷，到处都是车流和警笛的声音。她只去过一次纽约，那还是在上大学的时候，当时纽约的治安十分差劲，走在路上，你必须紧紧抓住自己的包，乘坐地铁时不能碰车厢里的任何东西，连铁杆都不行，多年前的纽约之行已然给她留下了根深蒂固的印象。 “但是这张照片，”理查德森太太说，“是波琳去世后出售的，卖主不知是谁。照片上有个抱孩子的女人，作品的名字叫‘圣母子1号’。” 听筒中突然变得一片死寂，理查德森太太甚至觉得一定是断线了，但过了一会儿，安妮塔·利斯的声音再次传来：“是的，我记得那一张。” “我只想知道——”理查德森太太说，“你能不能告诉我当年那个卖主的名字？” 安妮塔的语气似乎和刚才不太一样了，掺杂了怀疑的意味：“你刚才说你是哪里的？” “我叫埃琳娜·理查德森，”理查德森太太犹豫了一下才回答，“是俄亥俄州克利夫兰《阳光日报》社的记者，我需要为我的报道收集一些相关信息。” “明白了，”安妮塔又沉默了一会儿才开口，“抱歉，出于私人原因，照片的原主人不希望透露姓名，我不能告诉你卖主的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烦躁地揉搓着笔记本的边角。“我理解，其实我是对照片里的那个女人感兴趣，你知不知道她是谁呢？” 这一次听筒里彻底安静下来，很长时间之后，安妮塔·利斯才再次开腔，语气中的疑问已经被冷淡取代：“对不起，实在无可奉告。关于你的报道，我只能祝你好运。”听筒中传来轻柔的“啪嗒”声，对方先把电话挂了。 理查德森太太放下电话。作为记者，她经常遇到采访电话被陌生人挂断的情况，但这一次她的心情却格外焦躁，因为她非常想要解开照片背后的秘密。她看了一眼电脑显示器，上面的那个打了一半的报道标题正等着她去完成：“戈尔是否应该参选总统？本地——” 大部分艺术收藏家都喜欢隐姓埋名，理查德森太太想，尤其在涉及金钱的时候。这个安妮塔·利斯可能只是帮人代售，也许真的对委托人的信息一无所知，而她现在真正需要重新考虑的是伊奇——她那个过分敏感、急躁冲动、喜欢大惊小怪的女儿——的提议，究竟要不要把这段毫无头绪的调查继续下去。 就算继续查下去，也很有可能一无所获，想到这里，她翻开关于总统竞选的采访记录，开始在电脑上打起了字。 第九章 理查德森太太一整个星期都看伊奇不顺眼，老实说，她以前就看不惯小女儿，不知怎么，这孩子总会莫名其妙地让她恼火。至于看不惯她的原因，并不像是伊奇（以及莱克西）推测的那样，是因为她是母亲意外怀上、被迫生下来的孩子，恰恰相反，她的出生是理查德森太太当年衷心期待的事件。 理查德森太太一直想要个大家庭，作为独生女，她一直嫉妒自己的那些有兄弟姐妹的朋友，比如莫林·奥肖尼西，她就不用像埃琳娜那样，每天回家后独自面对空荡荡的房子，可以和兄弟姐妹聊天解闷。“其实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好，”莫林十分肯定地告诉她，“尤其是当你有兄弟的时候。”那时莫林十五岁，是家中老大，她两岁的妹妹凯蒂是老幺，两人中间隔着六个兄弟，然而理查德森太太坚信，拥有六个兄弟也比独自长大要好。“我想多生几个孩子，”结婚时，她对理查德森先生说，“至少三四个，孩子们的年龄差距也不要太大。”她补充道，因为她当年就读的学校里，每个年级都有一个奥肖尼西家的孩子，大家都认识他们。奥肖尼西家是西克尔高地的第一大户，颇有雄踞一方的氏族气象，而且他们家的人相貌都很不错，皮肤晒成健康的棕色，有点儿像肯尼迪家族。只有两个兄弟的理查德森先生表示同意。 于是，1980年，他们首先生下莱克西，第二年生了崔普，第三年是穆迪。穆迪出生后，理查德森太太还暗地里为自己的生育能力自豪了一阵子。她会推着躺在童车里的穆迪出门散步，身后跟着刚刚学会走路的莱克西和崔普，两个孩子的小手紧抓着母亲的裙摆，仿佛跟在母象身后的小象。街上的人会惊讶地打量她：这个苗条的年轻女人竟然已经生了三个孩子，简直不可思议。“再生一个就够了。”她对丈夫说。他们都希望早点把老四生出来，因为这样理查德森太太就可以尽快回去上班，不过她其实也有些想要留在家里做主妇，只为了能够陪伴孩子。可她自己的母亲总是对那些不上班的女人嗤之以鼻：“无所事事是浪费她们的潜力。你有个好脑子，埃琳娜，你不会满足于坐在家里打毛衣的生活的，对不对？”她母亲的言外之意是，一个现代女性，有能力——不对，是必须——同时照料好工作和家庭（乃至人生的方方面面）。为此，每个孩子出生之后，理查德森太太都会尽快回去上班，继续撰写她那些令人愉快的报道，回家后也要照顾孩子，同时等待着下一个婴儿的诞生。 然而伊奇的诞生过程并没有前三个孩子那么顺利。理查德森太太的孕吐很严重，怀孕的最初三个月，她每天早晨都吐得昏天黑地，无法照顾其他孩子。当时莱克西已经快三岁了，崔普两岁，穆迪只有一岁，他们只好雇保姆帮忙。虽然当时觉得雇人很奢侈，但后来理查德森一家对雇佣保姆形成了很大的依赖，孩子们长到十多岁的时候，他们已经不知换了多少保姆——米娅是最新的一任。“反应严重说明妊娠情况良好。”医生向理查德森太太保证。然而请来保姆几周后，她就开始流血，只能卧床休息。尽管小心翼翼地做了预防措施，伊奇还是出乎意料地提早来到了这个世界——比预产期提前了十一周——理查德森太太刚进医院一小时就生下了她。 对理查德森太太而言，伊奇出生后的那几个月简直是不堪回首的梦魇。她记得伊奇躺在玻璃保温箱里，三文鱼色的皮肤下分布着紫色的血管，她必须尽量贴近保温箱——鼻尖几乎按在了玻璃上——才能确认孩子的呼吸并没有消失。每天往返于家和医院之间，她牺牲了休息和午餐时间，一有机会就把三个大孩子交给保姆看管，自己匆忙赶往医院。后来护士同意她抱伊奇：先是用双手托着，然后把她拢在胸口。最后，等伊奇长得更壮一些了，她才能放心地像对待其他健康婴儿那样，伸出胳膊搂着伊奇。 尽管是个孱弱的早产儿，伊奇却很早就表现出顽强执拗的性格，连医生们都注意到了这一点。她频频在襁褓中挣扎扭动，似乎想要拔掉身上的输液管。护士给她换尿布时，她会拼命踢蹬着只有成人拇指大小的小脚，发出撕心裂肺的哀号，保温箱里的其他婴儿被她惊醒后，也会一个接一个地哀号起来。“她的肺没有问题。”医生告诉理查德森夫妇，但他也警告他们，孩子可能出现其他症状：黄疸、贫血、视力或听力的缺失、智力缺陷、心脏缺陷、癫痫或者脑瘫。到伊奇终于回家的时候（预产期两周后），理查德森太太仍然非常担心小女儿可能患上医生列出的这些病症，以至于接下来的十年，她都在谨慎细心地观察女儿：伊奇是没有注意到那个东西，还是因为视力有问题，根本看不见它？她不听我的话，是因为固执，还是因为耳聋，根本听不见？她的脸色是不是有点儿苍白？假如伊奇手中的玩具不小心掉到了地上，理查德森太太搁在椅子扶手上的手会不由自主地握紧，担心起女儿的手指或者指挥手指动作的脑区出了毛病。 在医院中照顾早产的伊奇的那段经历，在理查德森太太内心深处留下了难以觉察的烙印，她的身体牢牢记住了当时的感觉：焦虑、急躁、恐惧。因此她养成了仔细——仿佛透过显微镜——观察伊奇的习惯，试图找到弱点和疾病的迹象，担心女儿有阅读障碍和智力问题。看到伊奇写字潦草，她会怀疑女儿学习能力欠缺、注意力有问题甚至患有更可怕的疾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种担心已经彻底脱离事实依据，完全化为一种凭空而来却习以为常的情绪。伊奇的出世让她见识到原本安稳无虞的人生可以脱轨到何种程度，也让她学会了毫无理由地担心。每当看着伊奇，理查德森太太都会心率飙升，仿佛看到周围的一切像突然散开的线圈那样脱离了她的控制，甚至连自己的四肢都开始不听使唤起来。 “伊奇，坐直了”或者“伊奇，冷静”，她会在餐桌上这样说，同时心中暗自嘀咕“脊柱侧弯、脑瘫”。在强烈的担心之中，愤恨的种子已然生根发芽。“愤怒是恐惧派来的保镖”，医院里曾经贴着这么一张宣传画，但理查德森太太从来没注意它，她总是忙于胡思乱想，觉得上天不该给她这样一个女儿。每当伊奇表现不好，她有时候会说：“瞧瞧你惹的这些麻烦——”然后猛然闭嘴，怕自己说出更难听的话来，可熟悉的焦虑依旧会出来折磨她，伊奇自己则只觉得母亲总爱对她说：“不，不行，伊奇，你为什么就不能听我的话？伊奇，表现好点，看在上帝的份上，不，你疯了吗？”时刻不停地给她的行为定界限。 若是换了别的孩子，家长如此严格的管教可能会让她变得过于谨慎小心，甚至神经衰弱，成为偏执狂。不过，天生爱惹是非的伊奇却一切正常，视觉与听觉毫无问题，也没有癫痫发作或者脑瘫的迹象，心智也极为敏感，越是被母亲关注，她就越觉得愤怒。一家人去游泳池的时候，母亲允许莱克西、崔普和穆迪在浅水区玩水，而伊奇——她那时四岁——只能坐在毛巾上，头顶撑着遮阳伞，浑身涂满防晒霜。这样连续去了一周泳池后，她终于忍无可忍，脑袋朝下跳进深水区，最后被救生员捞了上来。第二年冬天，他们去玩雪橇，莱克西、崔普和穆迪坐着雪橇，尖叫着冲下山，抵达山脚下时，崔普甚至像个冲浪运动员那样直接站在了雪橇上，理查德森太太站在山顶为他们鼓掌叫好。轮到伊奇下山时，才滑到半路，她就倒栽在了雪堆里，理查德森太太为此坚决不许她再滑第二次。那天晚上，大家都睡着之后，伊奇拖着穆迪的雪橇，跑到街对面的鸭池塘，在结了冰的水面上滑了个痛快，最后还是一位邻居发现了她，喊来了她的父母。伊奇十岁时，母亲发现她挑食，担心女儿会贫血，伊奇索性宣布自己是素食主义者。母亲不许她到朋友家过夜，罚她待在家里，“假如你在自己家都表现得不好，伊奇，我不相信你在别人家能表现好”——伊奇就在晚上偷偷溜出去，带着松果、野山楂、七叶树的果实偷偷溜回家，把它们搁在厨房的岛柜上。“我不知道这些东西是哪里来的。”第二天早晨，她会这样告诉母亲。孩子们（包括伊奇本人）都觉得理查德森太太对小女儿特别失望——不知怎么，他们的母亲似乎憎恨伊奇。当然，伊奇越是不听话，她母亲就越可以用愤怒来掩饰自己的焦虑，仿佛躲进壳里的蜗牛。“我的天，伊奇，”理查德森太太经常这样说，“你到底怎么回事？” 理查德森先生却对伊奇更加宽容，毕竟，当年提心吊胆地终日抱着小女儿的是理查德森太太，医生们提出那些可怕警告的主要对象也是她。那时理查德森先生刚从法学院毕业，忙于开展诉讼事业，每天加班加点地努力工作，盼望有朝一日成为律所合伙人。他只是觉得伊奇看起来有点儿倔强，他非常欣赏这种顽强的个性，也喜欢女儿的聪敏。伊奇让他想起了自己的母亲，当他还是个小孩的时候，母亲不达目的不罢休的干劲和充沛的好奇心就令他着迷，她总是知道自己想要什么，始终胸有成竹，而且具有强烈的是非观念，直到年龄渐长才收敛了年轻时的锐气。“没关系的，埃琳娜，”他会这样劝解理查德森太太，“伊奇很好，不要限制她。”理查德森太太却无法放任伊奇，结果就是，女儿越想放纵，母亲就越试图限制她，一段时间之后，这种剑拔弩张的气氛就成了常态。 “照片风波”过后的那个周末，理查德森一家受邀参加老朋友家举行的生日派对，而理查德森太太对女儿的气还没消。 “珀尔也能去吧？”穆迪问，“麦卡洛家不会介意的，他们邀请了每一个认识的人呢。” “就算她去了，也不过是多了一个虚情假意赞美新生儿的客人罢了，”伊奇若有所思地评论道，“这也是整个派对的目的。” 理查德森太太叹了口气：“伊奇，对于朋友的邀请，你应该学会感谢，而且这个派对只对家族的朋友开放，珀尔不是他们家的朋友。”她用力扣牢挎包锁扣，甩到肩膀上，“你应该知道其中的区别，来吧，我们要迟到了。” 那时感恩节刚过去不久，理查德森家的人开着两辆车出席了麦卡洛家的派对——莱克西、崔普和穆迪驾驶其中一辆，理查德森夫妇开另一辆，后排坐着闷闷不乐的伊奇。麦卡洛家高朋满座，门前的街道两旁停满了宾客的汽车——麦卡洛家事先跟警察打了招呼，暂时无须遵守西克尔高地的停车限制，家门口的信箱上绑了一大捆粉红色和白色的气球。 房子里人头攒动，长桌上摆满丰盛的食物，现场还有餐饮公司的人提供各种小吃，包括馅饼和涂抹了荷兰酱的煎蛋，显眼的位置摆着一只三层高、粉白相间的蛋糕，蛋糕顶部有个婴孩的雕像，胖嘟嘟的小手里握着数字“1”，到处都是粉红色和白色的飘带。麦卡洛太太坐在餐桌前，怀里抱着她女儿——当天的小寿星米拉贝尔·麦卡洛。 理查德森太太几个月前就见过米拉贝尔，那时她刚到麦卡洛家。她和米拉贝尔的母亲琳达·麦卡洛一起长大，同是西克尔高中1971届的毕业生，自小学二年级开始就是朋友，两人同时外出求学，又同时回到西克尔找工作和建立家庭。唯一的区别是，理查德森太太婚后很快生了莱克西、崔普、穆迪和伊奇，而麦卡洛太太则十多年没有孩子，于是她丈夫决定领养。 “天意如此，我母亲经常这样说，”听到麦卡洛家领养孩子的消息，理查德森太太告诉丈夫，“马克和琳达盼孩子盼了那么多年，只能说天意如此，我的意思是，这个孩子是上帝赐给他们的。他们正在绝望的时候，一天上午十点半，社工打电话来说，有个亚洲婴儿被人放在一个消防局。下午四点的时候，这个小家伙已经到他们家里去了。” 米拉贝尔来到麦卡洛家的第二天，理查德森太太过去看宝宝，琳达把收养孩子的经过告诉了她——接到社工的电话，她立刻开车去婴儿用品商店，置办了宝宝需要的所有用品，包括各种衣服和够用半年的尿布。“刷爆了我的信用卡。”琳达·麦卡洛笑着说，“社工送孩子过来时，马克还在组装婴儿床呢，简直像做梦一样。”她弯腰看着摇篮里的婴儿，脸上满是难以置信的神色。 现在已经过去了十个月，收养手续正在有条不紊地办理之中，麦卡洛太太告诉理查德森太太，她和丈夫希望在一两个月内搞定此事。小米拉贝尔非常可爱：细软的黑头发上套着粉色的发箍，圆脸庞，黑色的大眼睛好奇地盯着人群，小手还抓着麦卡洛太太项链上的珠子。 “噢，她看上去像个小洋娃娃。”莱克西惊叹道。米拉贝尔转过头去，脸埋在麦卡洛太太的毛衣里。 “这是她来我家后我们举行的第一场大派对，”麦卡洛太太说，一只手抚摸着女孩的黑发，“她还不习惯被这么多人围着，对不对，咪咪？”她亲了亲孩子的手心，“但我们不会不给她庆祝第一个生日的。” “你们怎么知道她的生日是哪天？”伊奇问，“她不是被抛弃的吗？” “她不是被抛弃的，伊奇，”理查德森太太说，“她被人留在一个消防局，非常安全，跟抛弃可不一样，而且她现在来到了一个这么好的家庭。” “可你没法知道她的真实生日，对不对？”伊奇说，“是不是随便选了个日子来庆祝的呀？” 麦卡洛太太调整了一下怀里的婴儿的姿势，“社工估计，她被我们收养时有两个月大，当时是1月30日，所以我们把11月30日作为她的生日来庆祝，”她有点儿不自然地对伊奇笑了笑，“能够决定孩子的生日，我们觉得自己很幸运，温斯顿·丘吉尔和马克·吐温都出生在11月30日。” “她的名字真的叫米拉贝尔吗？”伊奇问。 麦卡洛太太身体一僵。“她的全名将会是米拉贝尔·萝丝·麦卡洛，等领养证明办下来之后。”她说。 “但是她以前肯定有个别的名字，”伊奇说，“你知道是什么吗？” 事实上，麦卡洛太太的确知道。发现女婴时，她被塞在一个纸箱里，为了抵御冬季的严寒，孩子身上穿着好几套衣服，外面又包了几层毯子，裹得像一只蚕茧。纸箱里有张字条，麦卡洛太太费了一番口舌才说服社工给她看了字条：宝宝名叫美玲，请收留这个孩子，给她更好的生活。收养孩子的第一晚，女婴终于在他们的膝头睡着后，麦卡洛夫妇花了两个小时查阅姓名辞典，他们决定弃用孩子的原名，为她另取一个名字，而且，至今为止，两人并不后悔当晚作出的决定。 “我们觉得，给她一个新名字更适合纪念新生活的开始，”麦卡洛太太说，“‘米拉贝尔’这个名字的含义是‘奇妙的美’，这难道不是很可爱吗？”的确，那天晚上，凝视着沉睡中的宝宝的长睫毛和微微张开的玫瑰色小嘴，她和丈夫只会觉得奇妙和幸运。 “我们从收容所领养小猫时，就保留了她的名字。”伊奇说。她又扭头对理查德森太太说：“还记得吗？波蒂小姐？莱克西说这个名字很糟，但是你说，我们不能给猫改名，她会觉得迷惑的。” “伊奇，”理查德森太太说，“你又不懂规矩了。”她转向麦卡洛太太：“才过去几个月，米拉贝尔就长这么大了，我都快认不出来了，以前她那么瘦，现在真是白白胖胖。噢，莱克西，瞧瞧她的小脸蛋。” “我可以抱她吗？”莱克西问，在麦卡洛太太协助下，她抱起宝宝，让宝宝伏在自己的肩头，“噢，瞧瞧她的皮肤，像欧蕾咖啡。”米拉贝尔伸出小手，抓住莱克西的长发，伊奇绷着脸走到一边去了。 “我真不明白，他们怎么那么喜欢婴儿，”厨房岛柜后面的角落里，穆迪对着崔普咬耳朵，刚才两人端着糕点躲到这边来，“婴儿只知道吃喝拉撒，还特别能哭，我宁愿养条狗。” “可是女生喜欢啊，”崔普说，“我敢打赌，假如珀尔也在这里，一定会围着孩子团团转。” 穆迪看不出崔普是在笑话他，还是单纯地描述自己的猜想，但无论是哪一种，都会让他觉得烦躁。 “你在生理卫生课上一定认真学习过怎样避孕吧？”他问，“否则满大街都会是带着小崔普的女孩了，那种景象想想都可怕。” “哈哈！”崔普把一块蛋饼丢进嘴里，“还是先担心一下你自己吧。噢，对了，给你点提示，如果你想搞大谁的肚子，首先她得愿意和你上床才行。”说完，他把空盘子扔进垃圾桶，出去找喝的了，穆迪独自留在角落里啃着手中的小半块蛋饼，现在它已经变凉了。 应莱克西的要求，麦卡洛太太带她去参观米拉贝尔的房间：以粉色和绿色为主色调，婴儿床上方挂了一条手工缝制的横幅，写着孩子的名字。“她喜欢这块毯子，”麦卡洛太太拍拍地板上的羊毛毯，“给她洗完澡，我们会把她放到上面，她会一边打滚一边笑个不停。”接下来参观的是米拉贝尔的游戏室：这是一间专门用来放她的玩具的卧室，有彩色的积木、天鹅绒摇摆木马和一架子玩具娃娃。“虽然前面的那个房间更大，”麦卡洛太太解释道，“但这个房间采光最好——整个上午和大半个下午都能晒到太阳，所以我们让那个房间做了客房，留出这间给米拉贝尔玩。” 当她们回到楼下时，又来了更多的客人，莱克西不情愿地将米拉贝尔让给了新来的人。到了切蛋糕的时间，年幼的寿星女孩已经被社交活动搞得精疲力竭，不得不回到婴儿床上睡一会儿。更让莱克西失望的是，派对结束时，孩子还在睡觉，她只好不情愿地跟父母回家。 “我想再抱抱她。”回到车上，她向家人抱怨。 “她是个小孩，不是玩具，莱克西。”穆迪说。 “我猜，如果你自告奋勇帮忙带孩子，麦卡洛太太一定赞成，”理查德森太太说，“小心开车，莱克西，我们回家再见。”她用肩膀侧面把伊奇朝另一辆车的方向顶了顶。“还有你，下次我们参加派对的时候，你不能像今天那么粗鲁，否则就得待在家，哪里也不能去。你小的时候，琳达·麦卡洛还带过你，你知道的。她为你换过尿布，领你去公园，下次见到她时，你可以多想想这些。” “我会的。”伊奇钻进车里，关上了车门。 接下来的几天，莱克西三句话不离米拉贝尔·麦卡洛。“母性大发，”崔普推了推布莱恩，“你得小心，哥们儿。”布莱恩不自在地笑了笑。然而崔普说得对：莱克西突然狂热地对所有关于婴儿的东西产生了强烈的兴趣，甚至去迪拉德百货买了一条百叶裙和一件完全不实用的薰衣草色连衣裙，打算作为礼物送给米拉贝尔。 “我的天，莱克西，穆迪和伊奇小的时候，我都没见你这么喜欢小婴儿，”她母亲说，“你也从来不喜欢玩具娃娃，而且，实际上——”理查德森太太想了一会儿，“有一次，你还把穆迪关在了厨具柜里。” 莱克西翻了个白眼。“我那时候才三岁。”她说。周一的时候，她还会兴高采烈地谈论婴儿的事。米娅那天下午走进理查德森家的厨房时，发现了新听众的莱克西喜不自胜。 “她的头发太美了，”她赞叹道，“我从来没见过有这么多头发的小婴儿，像缎子一样，她的眼睛也是我见过的最大的——什么都不放过，非常警觉，他们是在消防局找到的她，你相信吗？有人竟然会把她扔在那里。” 厨房另一头，正在擦柜台的米娅愣住了。 “消防局？”她问，“哪里的消防局？” 莱克西摆摆手。“我不知道，我猜在东克利夫兰的什么地方。”对她而言，细节并不重要。 “这是什么时候的事？” “一月。麦卡洛太太说，有个消防员去门口抽烟，发现她在一个纸箱里，”莱克西摇摇头，“她像扔小狗一样被扔掉了。” “麦卡洛太太打算留下她？” “我想是的，”莱克西敞开食品柜，拿出一条谷物棒，“他们早就想要孩子，然后米拉贝尔就出现了，像奇迹一样。他们一直打算领养孩子，肯定会是很好的父母。”她剥下包装纸，丢进垃圾桶，上楼去了。厨房里的米娅陷入了深思。 为理查德森家干活得到的报酬虽然可以支付房租，但米娅和珀尔仍然需要钱买食物、付电费和油费，所以她每周会到“幸运宫”做几次替班，换来的薪资和食物恰好能够满足两人的需要。“幸运宫”有一位大厨、一位副厨、一个帮工和一个全职服务员——贝比，她比米娅早来几个月，两年前从广州来美国，尽管她的英文很蹩脚，但她喜欢和米娅聊天，因为这位富于同情心的倾听者从来不会纠正她的语法，或者露出听不懂她的话的表情。当她们给外卖配送的塑料餐具裹餐巾纸的时候，贝比给米娅讲了不少她自己的事，米娅却很少与贝比分享自己的故事，但根据多年来的经验，她知道人们很少注意到这一点——前提是，你得是个出色的倾听者，这意味着你需要让倾诉者不停地谈论她自己。过去的六个月，贝比几乎把她的全部人生故事都告诉了米娅，正因如此，莱克西在厨房里说的话才会引起米娅的注意。 一年前，贝比生过一个孩子。“我那时害怕极了，”她告诉米娅，手指拨弄着餐巾纸，“没有人帮我，我没法上班，也睡不着，整天抱着孩子哭。” “孩子的父亲呢？”米娅问。贝比说：“走了。”“我告诉他我怀孕了，两周后他就消失了。有人告诉我，他回广东去了。我来这里都是为了他，你知道吗？以前我们住在旧金山，我在牙医诊所做接待员，赚得不少，老板也很好。后来他在这里的汽车厂找到工作，他说克利夫兰更好，因为这里东西便宜，旧金山贵，搬到克利夫兰，我们就能买得起房子，带院子的。所以我跟着他来到这里，然后……” 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一叠整齐卷好的餐巾纸放到筷子和刀叉上，一股脑儿塞进袋子里。“这里没人说中文，”她说，“我去应聘接待员，他们说我的英文不够好，我找不到工作，没人帮我看孩子。”米娅意识到，她很可能得过产后抑郁症，甚至濒临精神崩溃，孩子不肯吃奶，她就没有奶了，又丢了工作——去医院生孩子的时候，她好不容易找来的打包塑料杯的工作也泡汤了——没钱买配方奶粉。最后——这是米娅的推测，她觉得并非巧合——在绝望中，贝比来到一个消防局，将孩子放在门口。 几天后，两个警察发现贝比躺在公园里的长椅下，因为脱水和饥饿而失去了意识。他们把她送进收容所，她在里面洗澡吃饭，吃了抗抑郁药，三周后离开了那里。她想过找回孩子，但没人知道孩子的下落，而且她只记得自己把女儿留在了一个消防局门口，却不记得是哪个消防局了。当时，她抱着孩子在城里走了一圈又一圈，不知道该往哪里去，经过那个消防局时，她看到暗夜中的窗户透出温暖的灯光，于是心念一动。她不知道克利夫兰究竟有多少消防局，也没人愿意帮她找孩子，警察告诉她，把孩子留在消防局门口之后，她就失去了孩子的抚养权，对不起，我们不能告诉你更多信息。 米娅知道，贝比非常想要找回女儿，并且已经找了好几个月。现在她有了工作，虽然工资少，却也算稳定，她租了新公寓，情绪也安稳下来，但就是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女儿仿佛凭空消失了一样。“有时候，”她告诉米娅，“我真希望自己只是做了个噩梦，可究竟哪一个才算噩梦？”她拿袖口抹着眼睛，“我找不到孩子了？还是孩子一直跟着我？” 多年的流浪生活中，米娅给自己定了一条规矩：不要留恋。不留恋任何地方、任何住处乃至任何人或事。珀尔出生后，米娅带着她辗转四十六处城镇，将个人物品的数量控制到最少——只能装满一辆大众车。她们很少在一个地方久待，往往在还没有交到什么朋友的时候就搬走了，也不会与已经认识的人保持联系。每次搬家，她们会扔掉所有可以抛弃的东西，把米娅在当地完成的作品全部寄给安妮塔出售，仿佛彻底抹除了她们对此地的回忆。 因此，米娅一直避免介入别人的事务，这条原则让一切都更简单，租约到期或者厌倦了某地之后，她们可以潇洒地离开。然而贝比的情况例外——想到一位母亲可能找不到自己的孩子，米娅就觉得揪心，仿佛有人拿刀片割开她的身体，把里面的血肉翻搅出来，只剩一个冰冷的身躯。珀尔走进厨房找饮料时，米娅蓦然醒过神来，不由自主地紧紧抱住女儿，很久都没有松开，珀尔奇怪地问：“妈妈，你怎么了？” 米娅肯定，这个麦卡洛家的人都是好人，但这不是重点。她突然想起在饭馆里干活时，晚餐时的忙碌过后，当一切安静下来，贝比有时候会趴在柜台上出神。米娅明白她在想什么。作为父母，你的孩子不只是个人，还是一个处所，好比代表永恒的纳尼亚世界，你现在的人生、对过去的记忆、对未来的渴望都存在于那里。每当你望向他，就会看到这个世界，想起他小时候的样子，憧憬他未来的长相，甚至像3D图像那样同时看到他的过去、现在和未来。这个世界让你目眩神迷，假如你知道该如何到那里去，它会成为你永远的避难所。每次离开那里——每当你的孩子离开你的视线——你都会担心自己再也无法回到那个地方。 与珀尔踏上母女结伴之旅的第一晚，米娅蜷缩在“兔子”后排的临时床铺里，肚皮上贴着酣睡的珀尔，感受着女儿温暖的小身体和呼吸的奶香味，惊叹于这个小小造物的神奇。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突然想到了这么一句。米娅十三岁之前，她母亲每周都赶她去主日学校，想起这句话的时候，她似乎在珀尔脸上依稀看到她母亲的面容：顽固的下巴、眉弓之间的浅淡皱纹（或许是梦到了令她费解的景象，珀尔有时会皱起眉头）。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曾想起母亲，胸中突然涌上一股强烈的渴念，仿佛被这股无形的执念搅扰，珀尔打了个哈欠，伸了伸懒腰。米娅把她抱得更紧，摩挲女儿的头发，嘴唇贴住那柔软至极的小脸蛋。珀尔的眼皮再次颤动起来的时候，我的骨中之骨，肉中之肉，她不由自主地再次暗诵这句话，心里清楚，再也没有人会比她更爱这个孩子。 “我很好，”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她听见自己对珀尔这样说，“这里的活儿都干完了，我们回家吧，好吗？” 米娅知道自己要做什么，她斗志昂扬，仿佛连鼻孔里都燃烧着火焰，虽不清楚贝比能否找回自己的孩子，但她明白孩子被人抢走的滋味是难以忍受的。她想，这些人为什么要把孩子从母亲那里夺走呢？怎么可以这样？回家等待电话接通的那一刻，她更加肯定这是不对的，母亲永远都不能放弃她的孩子。 “贝比，”听到电话被人接起的声音，她说，“我是米娅，我有些事情必须告诉你。” 第十章 周一晚上，珀尔和米娅吃晚餐时，门铃响了，紧接着传来焦急的敲门声。米娅跑过去开门，珀尔听到一阵低沉的抽泣声，然后她母亲走进厨房，身后跟着个年轻的中国女人，正在抹眼泪。 “我跑到她家去敲门，敲了很久，”贝比说，“又按门铃，他们不开门，我就接着敲，我看见那个女人就在家里，她躲在窗帘后面看我是不是走了。” 米娅领她去椅子上坐下——她自己的椅子，椅子前方的餐桌上还摆着吃了一半的面条。“珀尔，去给贝比倒杯水，或者来点茶。”她坐在旁边的椅子上，抓过贝比的手，“你不应该贸然到他们家去，你又不知道他们会不会让你进去。” “我先给她打电话了！”贝比用手背擦了擦脸，米娅从桌上拿了一块餐巾，塞给贝比。所谓的“餐巾”，其实是从旧货商店买来的一块花朵图案的老式手帕。“接到你的电话之后，我在电话簿里查到他们的号码，打了过去，无人接听，答录机让我留言，我能说什么？我只能不停地打电话，试了一上午，下午两点时，电话终于打通了，她接的。” 对面的柜台旁，珀尔把水壶放在炉子上，打开燃气灶。她以前没见过贝比，米娅仅仅对女儿提到过贝比一两次，并没有说她多么漂亮——大眼睛、高颧骨，扎成马尾的浓密黑发——多么年轻，珀尔觉得她最多只有二十五岁，肯定比她母亲年轻。可贝比的言谈却有些像个没长大的小孩，坐姿也非常不自在，似乎不知道手脚该往哪里放，眼睛无助地望着米娅，仿佛米娅是她的母亲，这让珀尔感觉贝比似乎也是个十来岁的青少年。珀尔没有意识到的是，在米娅的同龄人之中，她母亲本就属于更为成熟、聪明和阅历丰富的那一类。 “我告诉她我是谁，”贝比说，“我问：‘你是琳达·麦卡洛吗？’她说：‘是的。’我说：‘我叫贝比·周，我是美玲的母亲。’她马上就把电话挂了。”米娅摇摇头。 “我又给她打过去，她接起来又挂断。我再给她打，这次听到的是忙音。”贝比拿餐巾纸擦擦鼻子，把纸巾揉成纸团，“所以我就亲自去了一趟。公交车需要换乘，我只好问司机在哪里换车，下车后又走了一英里才到他们家。那些大房子——人人都开车，没人愿意搭公交上班。我按了前门门铃，没人应门，我发现她躲在楼上往下看，我一遍一遍地按门铃，大声朝她喊：‘麦卡洛太太，是我，贝比，我只想和你谈谈。’她拉上了窗帘，但仍然躲在后面等着我离开，好像我会把我的孩子放在那里不管似的。” “我继续敲门、按门铃，反正她早晚都得出来，这样我就能和她谈谈。”她瞥了米娅一眼，“我只想再见到我的孩子，我觉得和他们谈过之后，麦卡洛家的人会理解我的，可她就是不肯出来。” 贝比沉默了很久，低头看着自己的手。珀尔注意到那双手红肿粗糙，连手掌侧面也肿了起来，她一定是砸了很久的门，这让珀尔体会到了贝比的痛苦和麦卡洛太太躲在房子里时的恐惧。 贝比说，后来，一辆雷克萨斯开到麦卡洛家门口，后面跟着辆警车，麦卡洛先生从雷克萨斯上下来，告诉贝比立刻离开，两名警官像保镖一样站在他的身侧。贝比试图告诉他们，她只是来看看孩子的，但不管是争辩、威胁、发怒甚至乞求都无济于事，麦卡洛先生只重复着一句话——“你没有权利来这里，你没有权利来这里”——最后，一名警官架着她的胳膊，把她拖走了。走吧，他们说，否则他们就把她带到派出所，以非法侵入罪拘留。警察把她拖走时，她清楚地听到了自己的孩子在大门紧闭的房子里哭叫的声音。 “噢，贝比。”米娅说。珀尔分辨不出母亲的语气是失望还是为贝比骄傲。 “我还能怎么办？我只好一路走到这里，走了四十五分钟。除了你，我还能请谁帮忙？”她怒视着珀尔和米娅，仿佛她们会反驳她似的，“我是她母亲。” “他们知道，”米娅说，“他们很清楚，否则不会这么对待你。”她把茶杯推到贝比面前，杯里的茶水已经变温了。 “我现在该怎么办？要是我再去他们家，他们会报警逮捕我的。” “你可以找个律师。”珀尔建议道，贝比温柔又怜悯地瞥了她一眼。 “我哪来的钱找律师？”她问，说着低下头看了看自己的衣服——简单的黑裤子和单薄的白衬衣——珀尔恍然大悟：这是她的工作服，她没换衣服就离开餐馆找孩子去了。“我的银行户头只有六百一十一美元，你觉得这些钱能请到律师吗？” “好吧。”米娅说，她把珀尔没吃完的饭菜——盘子里的油脂已经凝结成了白色的小块——推到一边，从莱克西提到麦卡洛家收养的婴儿开始，她一直在思考：假如她是贝比，应该怎么做。“听着，你想投入这场战斗吗？按我说的做。” 周二下午，假如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在观看《杰瑞·斯普林格秀》的时候注意到了插播的广告片，可能会发现晚间新闻预告中出现了麦卡洛家的房子的照片，进而将此事告知他们的母亲——理查德森太太正在加班撰写一篇关于学校招生的报道，没时间回家看新闻或者警告麦卡洛太太。 然而，观看《斯普林格秀》时，莱克西和崔普兴奋地争论起哪位嘉宾——变装皇后还是他怒气冲天的前妻——的发型最好看，没人注意到插播的广告。珀尔和穆迪茫然地旁观着这场突如其来的辩论，甚至都没去看屏幕。伊奇则待在米娅家的暗房里看她洗照片。因此，没人看到晚间新闻预告和当晚的新闻。麦卡洛太太本人也没有收看新闻的习惯，所以，周三上午，当她抱着米拉贝尔去开门，本以为是妹妹寄的包裹送到了，却发现门口站着的是手拿麦克风的芭芭拉·皮尔斯——第九频道的本地新闻调查记者时，内心是惊慌失措的。 “麦卡洛太太！”芭芭拉欢快地叫道，好像只是在派对上偶遇到她一样。芭芭拉身后站着个牛高马大的摄影师，麦卡洛太太被闪光灯晃得眼睛有点儿花，米拉贝尔直接哭了起来。“我们知道你打算收养一个小女孩，你知道她母亲决心夺回监护权吗？” 麦卡洛太太用力关上门，可电视台的人已经达到了此行的目的，虽然拍到的视频只有两秒半，但信息量足够：保养得体的白人女子站在她位于西克尔富人区的豪宅门口，神情既愤怒又害怕，紧紧抱着一个放声大哭的亚裔婴儿。 麦卡洛太太忧心忡忡地看了看表，她丈夫应该正在开车，在去市中心上班的路上，至少再过三十五分钟才能抵达公司。她先后给几位朋友打了电话，但没有一位看过前一晚的新闻，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所以他们无法给出实际的建议，只能提供精神上的支持。“别担心，”每个人都这样安慰她，“没关系的，芭芭拉·皮尔斯就喜欢无事生非。” 与此同时，来到公司（雷伯恩财务咨询所）后，麦卡洛先生搭电梯来到七楼的办公室，刚刚脱下大衣的一只袖子，泰德·雷伯恩就出现在了门口。 “听着，马克，”泰德说，“不知道你看没看昨晚的新闻，第三频道，但有件事你必须知道。”他关上身后的门，麦卡洛先生凝神静听，依旧抓着大衣的袖子，好像那是一条毛巾。泰德·雷伯恩用他接待客户时的凝重语气描述了昨晚的新闻。镜头拍摄了麦卡洛家的外景，虽然房子掩映在夜色之中，但因为经常去麦卡洛家参加鸡尾酒会和烤肉派对，他一眼就认了出来，新闻的论题是：收养固然能给无家可归的孩子一个新家，可假如这个孩子已经有家了呢？记者采访了孩子的生母——好像叫贝什么，泰德不记得她的全名了，生母在镜头前恳求麦卡洛家把孩子还给她。“我犯了错，”她说，吐字发音小心翼翼，“现在我找到了好工作，生活也安定下来，我想要回我的孩子，麦卡洛家的人没有权利收养这个孩子，因为她的母亲还要她。孩子属于她的母亲。” 泰德·雷伯恩话音刚落，办公桌上的电话就响了。麦卡洛先生看了看来电号码，发现是妻子打来的，他大概猜到了发生了什么，考虑片刻后，他拿起听筒。 “我马上回家。”他挂了电话，拿起钥匙。 米娅家里没有电视，所以她也没看晚间新闻，但周二下午的新闻预告播出前，贝比来到米娅家，对她讲了采访的情况。贝比仍然穿着黑裤子和白衬衫，袖口上那块洗不掉的酱油渍已经褪色，米娅意识到她又是直接从餐馆过来的。“他们认为这是个好故事，”贝比说，“他们和我谈了将近一个小时，问了很多问题。” 她的叙述被楼梯上传来的脚步声打断，是刚刚放学的伊奇，两个陌生人见面，彼此都愣了一下。“我该走了，”贝比说，“公交车快来了。”出门时，她凑到米娅耳旁小声说：“他们说，观众们都支持我。” “那是谁？”贝比走后，伊奇问。 “一个朋友，”米娅回答，“我同事。” 事实证明，第三频道的制作人拥有出色的新闻直觉，采访片段刚在预告片中播出，关心此事的观众来电就如潮水般汹涌而至，引发了电视台高层的兴趣，第九频道立刻派出芭芭拉·皮尔斯次日一早开启后续的采访。 “芭芭拉·皮尔斯，”周三晚上，琳达·麦卡洛告诉理查德森太太，“那个穿细高跟、梳多莉·帕顿发型的芭芭拉·皮尔斯，今天出现在我家门口，把话筒戳到了我的脸上。”两个女人刚刚看过了芭芭拉·皮尔斯的采访视频，正各自坐在自家的电视机前，握着无绳电话的听筒讲电话——理查德森太太恍然觉得自己和琳达都回到了十四岁：两人说说笑笑，一边看《绿色的田野》，一边打电话讨论剧情。 “芭芭拉·皮尔斯总是这样，”理查德森太太说，“大惊小怪是她的特色，她就是个带着摄影师保镖的恶霸。” “律师说，我们绝对占理。”麦卡洛太太说，“他说，一旦抛弃孩子，她就相当于把孩子的监护权给了州政府，州政府又把它给了我们，所以她的牢骚应该对州政府发，不应该冲我们来。他说，领养手续已经完成了百分之八十，再过一两个月，米拉贝尔就永远属于我们了，那时这个女人更没有权利要孩子了。” 他们已经尝试了这么久，她和她的丈夫，只想要个孩子。虽然婚后不久就怀了孕，但几周后琳达就开始流血，还没咨询医生，她就知道孩子保不住了。“这很常见，”医生向她保证，“百分之五十的妊娠过程会在最初几周时终止。大部分女人甚至不知道自己怀过孕。”然而接下来她又先后在怀孕三个月、四个月和五个月的时候流产，她痛苦地发现，自己腹中的小生命就像脆弱的小火苗，燃起之后，总是逃脱不了熄灭的命运。 医生劝她要有耐心，开了维生素和补铁的营养剂，终于，她又怀孕了。这一次，还不到十周她就开始流血。麦卡洛太太每天晚上都会哭着入睡，确定妻子睡着后，麦卡洛先生才敢在她旁边偷偷地抹一会儿眼泪。经过三年的尝试，她怀过五次孕，还是没能生下孩子，产科医生建议她等上半年，待身体恢复后再试。等待期结束后，他们又开始尝试，两个月后她怀孕了，一个月刚过就流了产。她从来没把这些事告诉别人，仿佛只要不说出去，下一次就有可能成功。然而什么都不曾改变。到这个时候，她的老朋友埃琳娜已经生了一女一男，又怀上了老三。尽管埃琳娜经常打电话过来，也会同情地拥抱着琳达，让她痛痛快快地哭一哭——就像两人孩提时代遇到不开心的事情那样——麦卡洛太太还是觉得不应该和朋友分享这样的消息，所以每次怀孕她都不告诉埃琳娜，当然也无法告诉她流产的消息，她甚至不知道该如何开口。我又失去了一个孩子。又发生了。每次和埃琳娜一起吃饭，琳达都忍不住盯着理查德森太太圆滚滚的肚子，她觉得自己就像个变态，因为她非常想摸一摸朋友的肚皮，莱克西和崔普在饭桌周围跑来跑去的样子也让她难以忍受。理查德森太太逐渐发现，亲爱的老朋友琳达给自己打电话的次数越来越少，而当她给琳达打电话时，经常听到答录机的声音——麦卡洛太太像唱歌一样告诉她：“请给琳达和马克留言，我们会给你打过去！”然而他们两人并不会给她回电话。 伊奇出生后的第二年，麦卡洛太太再次怀孕，那时她已经被既往的尝试折腾得疲惫不堪：定期体检，等待，与医生沟通，连做爱都开始变成一件苦差——因为要选在她最有可能怀上的日子，想起她和马克高中时在汽车后座疯狂地互相爱抚，她甚至怀疑当年那个女孩是不是自己。医生命令她卧床休息，每天在床下活动的时间不能超过四十分钟，包括上厕所，避免任何劳累。坚持了将近五个月后，某天的凌晨两点，她突然感到腹中的世界陷入了可怕的死寂，就像一只铃铛突然停止了鸣响。她躺在医院的手术台上，戴着麻醉面罩，医生从她子宫里取出胎儿，问：“你想看看她吗？”护士双手托起包裹白布的死胎给她看。在麦卡洛太太眼中，死去的孩子小得不可思议，玫瑰红色的皮肤也光滑闪亮得不可思议，好像粉红色的玻璃吹制的艺术品，当然，这个小东西也安静得不可思议。她机械地点点头，再次闭上眼睛，张开双腿，让医生给她缝合。 她开始在出门时避开游乐场、小学和公交车站之类的地方，宁肯绕远路，也开始讨厌孕妇，甚至想要扇她们耳光，朝她们扔东西，抓住她们的肩膀咬她们。结婚十周年纪念日那天，麦卡洛先生带她去她最喜欢的乔瓦尼餐厅。一个身材臃肿的孕妇蹒跚跟在他们身后进门，麦卡洛太太扶着门，等孕妇跟上来的时候，她猛然松手，门板几乎砸到了孕妇的脸。麦卡洛先生急忙转身拉住妻子的胳膊，那个瞬间，他眼前的这个女人仿佛变得非常陌生，她是那么的冷酷无情，与他心目中的那位充满母爱的女性判若两人。 终于，一位医生给他们下了判语：精子活力低，子宫功能差，妊娠极为困难，连试管婴儿都有可能失败。医生说，如果他们依然想要孩子，最好还是领养，于是他们决定领养。他们的名字上了各处领养机构的等候名单，出现了合适的孩子，领养中介也会打电话来通知他们，然而每次都不了了之：有时是孩子的生母改变主意；有时是生父、表亲或者祖父母突然出现，表示反对；有时则是领养中介决定将孩子交给更年轻的夫妇收养，认为他们更适合。就这样，一晃三年过去，大家似乎都想要个孩子，总是不缺少和他们抢孩子的人，简直供不应求。后来，那个一月的早晨，社工打来电话，说她从某家领养机构的名单上查到了他们的名字，现在她那里有个婴儿，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要。听到这个消息，麦卡洛夫妇就像看到了奇迹。不知道他们是否想要？！所有的痛苦、愧疚和七个死去的胎儿的鬼魂（麦卡洛太太不会忘记其中任何一个）仿佛在瞬间得到了释放，在小米拉贝尔——她是那么的生动具体，存在感十足——面前黯然退散。现在，发现米拉贝尔也有可能被人抢走，麦卡洛太太这才意识到那些鬼魂和怨气并没有真正远去，它们始终躲在一只不起眼的盒子里，等待有人将盒盖打开。 采访过程被剪辑成了预告片，播放完毕后，理查德森太太听到电话那头麦卡洛家电视里传出的“杉点乐园”游乐场的广告，芭芭拉·皮尔斯的话音依旧在她脑中回响：“这对夫妇想要收养她的孩子，而她不会轻易地把孩子拱手让人。” “风波会平息的，”理查德森太太告诉麦卡洛太太，“人们迟早会忘记这件事。” 然而风波并没有平息，虽然看起来不太可能，但不知怎么，这件事触动了公众的神经，变得一发不可收拾，或许因为他们早已受够了那些毫无新意的新闻：女子生下七胞胎，棕熊阻路造成约塞米蒂国家公园发生多起汽车追尾事件，还有所谓最迫切的“政治问题”——几周后，克林顿总统将为他的爱犬命名。至于克利夫兰的本地新闻，则比这些还要无聊。 周四早晨，又有两队扛摄像机的记者来到麦卡洛家门口，当天晚上，第五频道、第十九频道和第四十三频道分别播出了各自的采访录像：贝比·周手持美玲一个月大时的照片，恳求要回自己的孩子；麦卡洛家窗帘紧闭，前门灯也熄灭了；麦卡洛夫妇正装出席白血病人捐助活动的照片，这张照片登载在前一年的《西克尔》杂志上；麦卡洛先生的宝马车倒出车库，开到路上，一位记者小跑着往车窗里递微型话筒。 周五的时候，所有的媒体队伍都已撤回，麦卡洛太太把自己和米拉贝尔锁在了房子里，麦卡洛先生的投资公司的秘书们接到指令，拒绝任何来自媒体的采访电话，一律回以“无可奉告”。每天的晚间新闻都会出现关于米拉贝尔·麦卡洛——有时候报道者也会叫她“周美玲”——的讨论，还会附上各种照片。起初经常出现的是贝比给刚出生的美玲拍的生活照，后来，在麦卡洛的律师的建议下（他认为也应该给予反方提出观点的机会），电视屏幕逐渐被麦卡洛一家的照片占据。这些照片都是由迪拉德百货的摄影工作室精心拍摄的，用以展现米拉贝尔在麦卡洛家的幸福生活，有时孩子身穿黄色的复活节连衣裙，头戴卡通兔耳，有时穿着粉红色的连体衣，站在老式的摇晃木马旁边。正反两方也都有了各自的支持者。周五晚上，一位本地律师——艾德·林——表示，愿意免费成为贝比·周的代理律师，帮她和州里打官司，要回孩子的监护权。 周六晚上，理查德森先生在饭桌上宣布：“马克和琳达·麦卡洛今天下午打电话过来，问我是否愿意和他们的律师合作，因为他看起来似乎没有多少出庭经验，他们认为我或许可以提供可靠的支持。” 莱克西嚼着色拉问：“你愿意吗？” “这一切并非他们的过错，你知道的。”理查德森先生切下一块鸡肉，塞进嘴里，“他们也是为了孩子好，虽然直接被告不是他们，是州政府，但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卷入进来，并且成为受这件事影响最大的人。” “除了米拉贝尔。”伊奇说。理查德森太太刚要张嘴责备女儿，理查德森先生使了个眼色，制止了她。 “事关米拉贝尔的幸福，伊奇，”他说，“大家都想找到一个最适合她的解决方案，我们必须为此努力。” 我们，伊奇想。原来她父亲已经成为了“我们”中的一员。她想起报纸上登的那些贝比·周的照片：她的眼神十分忧伤，手捧着小美玲的照片，照片的一角卷了起来，似乎经常被人搁在衣袋里。读到报纸时，她立刻认出照片上的贝比就是出现在米娅家厨房里的那个女人。那天，看到伊奇进门，她立刻闭上嘴巴，不再说话，只是打量伊奇，好像很害怕，几乎像见了鬼一样。“一个朋友。”伊奇问她是谁，米娅这样回答，似乎对贝比十分信任。伊奇意识到，米娅是支持贝比的。 “偷孩子的。”想到这里，伊奇脱口而出。 一桌人陷入了震惊的沉默，仿佛同时被一块沉重的桌布砸中了脑袋。饭桌对面，莱克西和崔普交换了一个谨慎却丝毫不觉意外的眼神。穆迪瞪了伊奇一眼，好像在说“闭嘴”，但她没有看他。 “伊奇，跟你爸爸道歉。”理查德森太太说。 “为什么？”伊奇问，“他们其实是绑架孩子的罪犯，而且大家都纵容他们，连爸爸也帮他们的忙。” “大家都冷静冷静。”理查德森先生劝道，然而为时已晚，碰到伊奇，理查德森太太很少能冷静下来，正因如此，伊奇更无法冷静。 “伊奇，回你的房间去。” 伊奇转向她父亲：“也许他们可以给她钱，让她闭嘴，现在买个孩子需要多少钱？一万美元够不够？” “伊莎贝尔·玛丽·理查德森——” “如果讨价还价，说不定能打个对折。”伊奇把叉子往盘子里一丢，发出“当啷”一声响，头也不回地离开房间。米娅真应该过来听听，上楼梯的时候，她想，她一定知道该怎么反击，怎么解决这件事。莱克西的笑声传到了二楼，伊奇用力关紧卧室门。 楼下，理查德森太太猛地坐进椅子里，双手发抖。直到第二天早晨，她才想出惩罚伊奇的适当方式：没收她最喜欢的马丁靴，把它们扔进垃圾堆，并且一边敞开垃圾桶的盖子，一边教育女儿——穿得像个小流氓，行为也会越来越像小流氓。但这时候她只能坐在椅子里生闷气，无意识地把手中的刀叉搁到盘子上，摆成“X”的形状。 “需要我们保密吗？”理查德森太太问，“我是说，暂时不告诉别人你会帮助麦卡洛家打官司。” 理查德森先生摇摇头。“没必要，明天的报纸会登的。”他说。他说得没错。 星期天的《实话报》用整个头版报道了这件事，标题是《母亲为女儿的监护权而战》。真是一篇好文章，理查德森太太暗自叹服，她呷着咖啡，以记者的专业眼光浏览着文章的大概：首先是对整个案件的介绍；其次简单提到克莱德曼-理查德森-费舍法律事务所的威廉·理查德森将成为麦卡洛家的代理律师；最后是贝比·周的律师的声明。“我们很有信心，”艾德·林说，“州政府会将周美玲的监护权还给其生母。”理查德森太太清楚，虽然这件事已经上了克利夫兰最大报纸的头版头条，但关于它的报道才刚刚开始。 文章结尾的一句话引起了理查德森太太的注意：“周女士是从她在‘幸运宫’的一位同事口中获知女儿下落的，‘幸运宫’是位于沃伦斯维尔路的一家中餐馆。”尽管文章始终没有提及爆料人的姓名，但理查德森太太觉得自己知道这位同事是谁。绝对不可能是巧合。原来是她的房客！那个看似安静随和的房客挑动起这场风波，不知出于何种原因，她竟然想要搅乱可怜的麦卡洛一家人的生活。 理查德森太太仔细地折好报纸，放到桌上。她又想起自己提出购买米娅的作品时，这位房客冷淡的样子，她似乎不愿意谈论自己的过去，而且总喜欢摆出一副置身事外的姿态，连在理查德森家的厨房里干活时也是这个模样。她给这个女人开工资支付房租，这个女人的女儿每天下午都在理查德森家消磨时间。想起艺术博物馆里的那幅照片，理查德森太太更加觉得米娅是个遮遮掩掩、狡诈阴险的人。她还是个伪君子，嘴上要求别人尊重她的隐私，背地里却插手别人家的闲事。可想想也不奇怪，米娅就是这样，一个以打乱正常秩序为乐（把正常照片乱剪一气再拼接起来）的女人，还能是什么好人？至少称得上心理变态。简直太不公平，这个女人给她亲爱的老朋友琳达惹出那么多的麻烦，琳达却只能默默忍受。 星期一，送孩子们去学校之后，理查德森太太回到家，等候前来打扫房子的米娅。她不确定自己究竟打算怎么做，但她需要和米娅面对面，直视米娅的眼睛。“噢，”从侧门进来时，米娅说，“你今天怎么在家，我应该晚点儿再来吗？” 理查德森太太歪歪脑袋，扬起下巴，细细打量起她的房客：头发像往常一样蓬乱，穿着一件宽松的白色衬衣，衣摆没有塞进牛仔裤里，手腕上沾了一块颜料。米娅站在原地，一手搭住门框，面带微笑，等待理查德森太太回应。脸蛋很可爱，也很年轻，但绝不无辜。理查德森太太意识到，面前这个女人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她，这让她在某些方面变得更加危险。她突然想起自己第一天在米娅家里看到的那张照片，也是在那一天，她邀请米娅到自己家来。照片上那个像八爪蜘蛛一样的女人令她十分不安，什么样的人会把女人变成蜘蛛？什么样的人会在看到女人的时候联想到蜘蛛？ “我正准备出门。”理查德森太太说，拿起搁在柜台上的包。 即使几年以后，理查德森太太仍然坚称，她之所以挖掘米娅的过去，只是为了报复米娅惹出的麻烦，为最好的朋友琳达出气，完全没有私心。琳达只想对孩子好，而米娅的做法让她的好友的心都碎了。琳达是无辜的，她埃琳娜不能袖手旁观，眼看着别人毁掉挚友的幸福。她从来都不承认，自己的动机根本与那个婴孩无关：是米娅身上的那些复杂难解的东西激怒了她，也许其中的某些东西她自己身上也有，然而她只想把它们锁进盒子深处，永远不打开。那天早晨，依然拿着那份报纸的埃琳娜告诉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琳达，她会打几个电话，看看自己能发现些什么。 第十一章 理查德森太太的第一步计划是调查波琳·霍桑这个人。当然，她以前听说过波琳·霍桑。在大学修习艺术选修课时，波琳·霍桑是老师经常提及的热门艺术家。摄影系的学生们更是竞相模仿她，脖子上挂着相机，在校园中趾高气扬地游荡，仿佛相机是表示他们高人一等的徽章。现在再次看到波琳的作品，立刻勾起了她的回忆。波琳的作品大致都是这样的风格：女人坐在美容沙龙的镜子前，一半头发缠绕着卷发夹子，另一半披散着，像凌乱的漩涡；女人在克莱斯勒汽车的侧镜前整理妆容，雪茄烟卷从漆红色的唇间垂落；女人穿着翠绿色的家居服和高跟鞋，拿吸尘器清理鲜黄色的地毯，色彩饱和度极高，看上去像在流血。令理查德森太太惊讶的是，即使过去了这么多年，她依然记得自己上大学时，在黑暗的演讲厅的投影仪上看到的这些一闪而过的作品，艺术家营造的那个光怪陆离的世界让当时的她倒吸了一口气。 她现在了解到，波琳出生在缅因州的农村，十八岁搬到曼哈顿，在格林尼治村住了好几年，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在艺术界崭露头角。理查德森太太查阅的每一本艺术书籍都使用了热情洋溢的词汇赞美她：自学成才的天才人物，女性主义摄影先驱，活跃热心、慷慨大方的知识分子。 关于波琳个人生活的信息却很少，书里只简短地提到，她在上西区有间公寓，但理查德森太太还是发现了一件有趣的事情：波琳·霍桑曾在纽约美术学院任教——但显然不是因为缺钱。波琳·霍桑出道的最初几年就靠出售照片赚到了许多钱，对于那个时代的摄影师（尤其还是女摄影师）而言简直不可思议。1982年她去世之后，这些作品的价值更是暴涨，现代艺术博物馆花了近两百万美元才买下其中的一幅，将其纳入本馆的永久性收藏。 理查德森太太有所预感般地查了一下纽约美术学院教务处的电话号码，打了过去。她告诉教务主任，为了完成某篇报道，她需要了解一些信息。结果发现对方提供的事实非常有帮助：波琳·霍桑在美术学院的高级摄影班授课多年，直到去世的前一年才没有继续教学，但霍桑教授的班上没有叫作米娅·沃伦的学生。不过，1980年秋天，一个叫米娅·赖特的女孩曾经进入美术学院就读，也许这就是理查德森太太要找的人？ 米娅·赖特，1980年进入纽约美术学院，但1981年春天就申请休学一年，并且得到了批准，离校之后她就再也没有回来。理查德森太太迅速心算了一下，得出结论——假如这个女孩真的是那个米娅的话——那年春天，米娅还没有怀上珀尔，既然不是怀孕，她为什么要休学呢？ 她问教务主任能否提供学生们的通信地址，对方有些犹豫，但理查德森太太还是设法问出了米娅·赖特学籍档案里的地址。档案里留的地址是纽约本地的，但没有提供她父母的信息。 既然如此，她需要从另一头查起。调查机会很快就伴随着一封受人欢迎的信函出现了：自感恩节开始，莱克西每天回家第一件事就是检查信箱，终于，十二月中旬，一只鼓鼓囊囊的大信封出现在信箱里，信封角落上印着耶鲁大学的校徽。理查德森太太立刻给亲朋好友打电话分享喜讯，理查德森先生回家时带着一个蛋糕。 “莱克西，这个周末，我带你去吃早午餐，庆祝一下。”理查德森太太在饭桌上说，“毕竟不能每天都遇到这种喜事，我们两个女生应该借机好好享受。” “那我呢？”穆迪说，“我只能留在家里吃麦片？” “她说的是‘女生’，”崔普笑道，穆迪皱起眉头，“你想当女生吗？” “穆迪，”理查德森太太说，“崔普说得对，为了庆祝莱克西被录取，我们要好好打扮，出去做点女生喜欢做的事。” “那我呢？”伊奇问，“我不是女生吗？这说明我也可以去？” 理查德森太太始料未及，甚至有些后悔提出了建议，但莱克西已经开心地喊出了她想要去的地方，现在反悔已经晚了。不过，当天晚上，睡前洗脸时，理查德森太太计上心头，想出了一个一石二鸟的主意。 第二天下午，她在晚餐之前走进阳光房，假如在平时，她不会进去打扰孩子们，因为她觉得孩子需要自己的空间，也应该尊重他们的隐私，但今天她找珀尔有事。像往常一样，珀尔和莱克西、崔普、穆迪一起躺在沙发上，四个人陷在厚厚的沙发垫里，伊奇趴在扶手椅上，下巴靠着一侧的扶手，跷着两只脚。 “珀尔，你在这儿，”理查德森太太说，她小心翼翼地在珀尔旁边的沙发扶手上坐下，“周六我家的姑娘们要和我出去吃早午餐，庆祝莱克西被录取，你想一起去吗？” “我？”珀尔迅速瞥了自己的身后一眼，似乎觉得理查德森太太是在和别人说话。 “你现在已经成为家里的一员了，不是吗？”理查德森太太笑道。 “你当然应该去，”莱克西说，“我希望你去。” “告诉你妈妈，”理查德森太太说，“她在厨房里，我敢肯定，她会同意的。和她说，这次我请客。告诉她，”她又补充道，“我特别希望你能去。” 房间对面，伊奇缓缓坐直身体，眯起眼睛，自她母亲答应调查米娅的神秘照片，已经过去了三周。当她问母亲调查进展如何时，理查德森太太只说了一句：“噢，伊奇，你总是喜欢大惊小怪，根本没有什么好调查的。”现在她母亲却突然对珀尔产生了兴趣，这让她觉得蹊跷。 “你为什么邀请她？”趁珀尔到厨房去找米娅的时候，伊奇问母亲。 “伊奇，珀尔应该不经常收到这样的邀请，你需要学会更加慷慨大方。”理查德森太太站起来，整了整上衣，“而且，我觉得你喜欢珀尔。” 珀尔坐在木头桌旁的角落里，旁边是莱克西，对面是理查德森太太和闷闷不乐的伊奇。莱克西选的餐馆是“100号轰炸中队”，位于机场附近，假如没有特殊原因，理查德森家的人不会到那里去——上一次他们在这里吃饭，还是为了庆祝理查德森先生的生日。 当天上午，“100号轰炸中队”人满为患，自助餐桌上摆设的食物令人眼花缭乱。一个穿白色围裙的魁梧大汉站在砧板前，从一条粗壮的牛腿上片下用于烧烤的牛肉，煎蛋柜台的大厨们将冒着泡泡的金黄色蛋液倒入煎锅，在煎好的蛋饼中填入你喜欢的馅料，其中的一些馅料——蘑菇、芦笋、珊瑚色的龙虾肉块——珀尔从来不曾想到可以放进蛋饼里面。每面墙上都挂满了轰炸中队成员的纪念物——打击纳粹的战场地图、勋章、狗牌、家书、战机照片，还有他们本人的照片：穿制服的、戴军官帽的，还有留着小胡子的。 “看这个，”莱克西敲着珀尔耳朵旁边的一张照片说，“约翰·C. 辛克莱上尉，你难道不想见见他吗？” “你知不知道，”伊奇说，“假如他还活着，现在都九十四岁了，说不定还得依靠助行器走路呢。” “我的意思是，假如你回到了过去，难道不希望遇到这样的人吗？没必要抠字眼，伊奇。” “他可能轰炸过城市，”伊奇说，“也许杀死了许多无辜的人，这些人可能都干过这种事。”她朝一整面墙上的空军照片挥挥手。 “伊奇，”理查德森太太说，“还是下次再上历史课吧。我们来这里是为了庆祝莱克西的成就。”她朝桌对面的莱克西挤挤眼，顺便也向坐在莱克西旁边的珀尔挤了一下眼睛。“敬莱克西。”理查德森太太举起血腥玛丽，莱克西和珀尔举起橙汁，高脚杯在阳光下闪闪发光。 “敬莱克西，”伊奇回应道，“我相信耶鲁将会是你理想中的大学。”她晃晃手里的水杯，仿佛希望杯里的液体是更够劲儿的东西，她们旁边那桌有个小婴儿，提起肥嘟嘟的小拳头砸向桌布，桌上的餐具微微颤动起来。 “哎哟我的天，”莱克西惊喜地小声说，身体往婴儿的方向靠了靠，“你真可爱，你是世界上最可爱的宝宝。” 伊奇翻着白眼站起来。“小心这个人，她有点儿不正常，”她对婴儿的父母说，“说不定还会偷孩子。”没等别人回应，她就快步朝房间另一头的自助餐柜台走去。 “请原谅，那是我女儿，”理查德森太太对婴儿的父母说，“她正处于叛逆期。”她朝婴儿笑笑，小孩正在啃勺子。“莱克西，珀尔，你们怎么不过去选吃的？我在这里等着你们。” 当大家回到桌边时，理查德森太太开启了她一直以来精心准备的话题，她发现这次谈话进行得比她事先设想的简单得多。她首先开始谈论天气：她希望莱克西去纽黑文的耶鲁校园参观时，天不要太冷；他们可能得给莱克西买一件暖和的外套、一双新靴子和一床羽绒被。然后她转向珀尔。 “你呢，珀尔？”理查德森太太问，“你去过纽黑文吗？” 珀尔吞下一块煎蛋饼，摇摇头。“没有，从来没去过，我妈妈不喜欢东海岸。” “真的吗？”理查德森太太说，她拿刀尖划着水煮蛋，金色的蛋黄流出了一小摊，“你们没去那边旅行，真是有点儿遗憾，那里有许多可以看的东西，文化氛围也很浓。几年前我们去波士顿旅行，还记得吗，姑娘们？‘自由之路’‘茶党船’、保罗·赖维尔的房子。当然还有纽约，在那里，可以做的事情太多了。”她慈祥地对珀尔笑笑，“希望你有一天能去那里看看，我相信，没有什么比旅行更能增加年轻人的见识。” 不出理查德森太太所料，珀尔变得很激动。“噢，我们去过很多地方，”她说，“伊利诺伊、艾奥瓦、堪萨斯、内布拉斯加——”她顿了顿，“我们连加州都去过几次呢。” “多好啊！”理查德森太太给珀尔的玻璃杯里添满橙汁，“你们真的去了不少地方，你喜欢四处旅行吗？” “还可以吧，”珀尔拿叉子戳着一块鸡蛋，“我妈妈完成一个项目时，我们就会搬家，新地方会给她新的灵感。” “长大以后，你会成为一个真正的世界公民。”理查德森太太说，珀尔脸红了，“你很可能比其他青少年更了解这个国家，连莱克西和伊奇——虽然我们也经常旅行——连莱克西和伊奇也只去过几个州而已。”然后，理查德森太太故作漫不经心地问：“你们在哪里住的时间最长？你是在哪儿出生的？” “嗯，”珀尔咽下嘴里的鸡蛋，“我出生在旧金山，但我还是个婴儿的时候就和妈妈搬走了，所以根本不记得那里了。我们从来不在一个地方久待。” 理查德森太太将这条信息暗自记在心里。“将来你可能想要回去，”她说，“我相信人需要寻根，出生地对你身份的塑造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我出生在西克尔，你知道吗？” “妈妈，”伊奇说，“珀尔不想听你讲那些陈芝麻烂谷子，没人愿意听。” 理查德森太太没搭理她。“我的外祖父母是第一批迁到这里的人，”她说，“这里曾经是农村，你相信吗？他们有自己的马厩和马车棚，周末时会出去骑马。”她转向莱克西和伊奇说：“你们两个恐怕不会记得我的外祖父母，他们去世时，莱克西才刚出生。无论如何，他们搬到这里，住了下来，他们真心相信西克尔的价值观。” “西克尔人不都是些独身主义和共产主义者吗？”伊奇喝着水问。 理查德森太太瞟了她一眼。“这里的价值观是相信周到的规划、人人平等且多样。真正意义上的平等。他们把这套价值观传给了我母亲，她又传给了我。”她再次转向珀尔：“你妈妈是在哪里长大的？” 珀尔有些慌张，“我不太确定，也许是加利福尼亚？”她戳着自己那份已经变硬了的煎蛋，“她很少谈论这些事，我猜她已经没有别的家人了。”其实，珀尔从来不敢问米娅她来自哪里，米娅也会轻而易举地转移话题。“我们是游牧民族”，她会这样告诉珀尔，“现代的吉卜赛人，就是我们。从来不踏入同一个地方两次”。或者“我们是马戏团的后裔”。还有一次，她说：“我们身体里流淌着流浪的血液”。 “你应该弄清楚，”莱克西插嘴道，“去年的‘历史日’，我就做过这方面的调查。埃利斯岛有一个巨大的数据库，储存着来美国的移民名单和船舶清单什么的。假如你知道你祖先是什么时候移民过来的，可以从人口普查资料里查询家族史，我就找到了我们家在南北战争之前的祖先名字。”她放下橙汁，“你妈妈知不知道她的祖先是什么时候来美国的呢？” 理查德森太太觉得话题有点儿失控。“莱克西，你听上去就像个新手记者，”她揶揄道，“你可以考虑下耶鲁的新闻学专业。” 莱克西“哼”了一声：“不用了，谢谢。” “莱克西，”伊奇在母亲说话之前打断了她，“想要成为下一个朱莉娅·罗伯茨。今天的阿德莱德小姐，未来的美国甜心。” “闭嘴，”莱克西说，“朱莉娅·罗伯茨上高中时很可能也加入过戏剧社。” “我喜欢。”珀尔说，大家都看向她。 “喜欢什么？”莱克西问。 “成为记者，”珀尔说，“调查一切，讲述别人的故事，寻找真相，把它写出来。”她的语气里带着只有青少年才有的那种热诚，“你是在用文字改变世界，我也喜欢这样。”她抬眼看着理查德森太太，对方第一次意识到珀尔的眼睛大得出奇，“我想要做你正在做的事。” “真的吗？”理查德森太太说。她确实被珀尔打动了，有那么一会儿，她觉得珀尔似乎只是莱克西的朋友，是来庆祝她女儿的成就的，而她本人也十分愿意帮助这个充满潜力的年轻人。“太好了，你应该试着给《西克尔报》写写文章，为校报工作能学到许多基础技能。然后，等你准备好了，我可以帮你找地方实习。”她突然闭上嘴，这才想起自己邀请珀尔过来吃饭的真实目的。“你可以考虑下。”她用力搅了搅杯中的饮料。“伊奇，你怎么就吃了这么点儿？面包和果冻？你在家里不也能吃到这些东西吗？” 理查德森太太打了许多个电话才联系到旧金山档案馆。档案馆的电话接通后，不到十分钟，工作人员二话没说就把一张出生证明调阅申请表传真给了她。理查德森太太在表格中填写了珀尔的名字和出生日期，还有米娅的姓名。当然，父亲姓名的那一栏没有填，但工作人员说，即使缺失了这一项，他们也会找到正确的文件，因为出生证明是重要的公共记录。“两到四个星期——找到之后，我们会发给你。”她保证道。理查德森太太又填了自己的地址，附上一张十八美元的支票，把信封塞进邮箱。 五个星期后，出生证明寄到了理查德森家的邮箱，然而结果有点儿令人失望，证明的“父亲”那一栏明确地打了“未知”两个字，理查德森太太失望地努起嘴巴。她猜测珀尔是私生女，她的身世可能是个不可告人的秘密，假如她的出生堂堂正正，又有什么必要隐瞒父亲的姓名？而且，事实已经证明米娅是个骗子，对她而言，说谎是家常便饭，她还隐瞒了什么？理查德森太太想，她觉得米娅就像那种出售二手车却不打算给买家提供汽车维修保养记录的家伙，完全不尊重别人的权利，假如没有这份记录，买主就不知道确切的车况，万一出现安全问题怎么办？与此同理，作为雇主和房东，她也有权知晓雇员和房客的来历。 无论如何，她至少得到了一条新信息：米娅的出生地——宾夕法尼亚州的伯特利帕克，这个地名就写在出生证明上的“米娅·沃伦”这个名字旁边。 伯特利帕克人名地址库的工作人员告诉她，有五十四个姓“沃伦”的当地人记录在案。理查德森太太想了一会儿，打给了伯特利帕克的档案部门，可对方并不像旧金山档案馆那样好商量，电话那头的女人坚称，没有米娅·沃伦的记录。 “那么米娅·赖特呢？”理查德森太太问，女人敲了几下键盘，给出了肯定的回答：“有个米娅·赖特出生在1962年，噢，还有个沃伦·赖特，1964年出生，不知道你找的人是哪一个。” 理查德森太太道了谢，挂掉电话。 花了好几天时间，运用谨慎的调查技巧和高超的问话术，理查德森太太终于找到了解开谜题的钥匙：1982年2月17日的《匹兹堡邮报》上登载的一篇讣闻。 本地去世高中生追悼仪式将于周五举行 2月19日周五上午11时，本地十七岁高中生沃伦·赖特的追悼仪式将在布朗斯维尔路5636号沃尔特·E.格里菲斯殡仪馆举行。赖特先生的父母乔治·赖特及其妻子健在，是伯特利帕克的长期居民，姐姐米娅·赖特1980年毕业于本地中学。逝者家属建议到场宾客以捐助替代鲜花，为伯特利帕克高中橄榄球队慷慨解囊，赖特先生曾在该球队担任跑卫。 绝对不是巧合，理查德森太太想。米娅·赖特，沃伦·赖特，米娅·沃伦。她再次打给伯特利帕克人名地址库，查到了乔治·赖特和瑞吉娜·赖特的地址——北岭路175号，还有邮编和电话号码。 弄清一个人的来历简直易如反掌，做完这些，她几乎有点儿不屑地想。它们就在那里，所有关于这个人的信息，只要你认真寻找就能有所收获，付出足够的努力，你可以了解一个人的全部。 理查德森太太找到米娅的父母的时候，小美玲/米拉贝尔的监护权争夺战仍是热点新闻，甚至有更加白热化的趋势。没错，全国上下现在都被总统的绯闻挑起了兴趣，但现在并无总统出轨的实际证据，而且事件本身也不好笑。对于这条传言，克利夫兰的本地人有几个普遍观点：一、总统的私生活与其执政方式无关；二、每个总统都有绯闻；三、谁在乎？另一方面，公众——尤其是西克尔的公众——却非常关心米拉贝尔·麦卡洛的监护权争夺案，因为比起实习生的绯闻，这件案子更为重要。 几乎每天的晚间新闻都会向大家播报案件的进展，三月还会举行“周诉凯霍加县案”的法庭聆讯。由于案子牵涉到了西克尔这个一向以严格遵守本地价值观为荣的地方，这引起了每一个当地人的注目。而且，对于此事，他们都有自己的看法：母亲有权抚养自己的孩子；抛弃孩子的母亲没有资格得到第二次机会；白人家庭收养华裔儿童，是割裂孩子与她的文化背景之间的联系；美玲有权知道自己的生母是谁；接纳了小米拉贝尔的麦卡洛夫妇才是她真正的家人。 支持麦卡洛家的人坚称，麦卡洛夫妇是在营救米拉贝尔，他们会给这个被抛弃的孩子更好的生活，他们是英雄，通过跨文化收养，打破了种族主义的藩篱。“我认为他们的行为很了不起，”一位路人告诉街头采访的记者，“我的意思是，这是文化的进步，对不对？总有一天，我们会消除种族的隔阂。”麦卡洛家的一位邻居表示：“你能从她低头看着孩子的样子看出来，在她眼里，这并非什么华裔婴儿，只是一个婴儿，就是这么简单、纯粹。” 贝比的支持者则表示，问题就出在这里。“她不仅仅是个婴儿，”第五频道的记者在“亚洲广场”（克利夫兰当地的华裔购物中心）采访时，一个女人抗议道，“她还是个华裔婴儿，长大之后，她会不知道自己的祖先是谁，甚至无法接受自己的出身。”那天上午，塞丽娜·王的母亲恰好在华裔超市买东西，她义正词严地告诉记者（母亲的发言让塞丽娜既骄傲又尴尬，紧张不安地在镜头边缘晃动）：“假装这个孩子只是一个婴儿——假装此事并不牵扯任何种族问题——是不诚实的。请注意，我绝对不是在‘打种族牌’，不妨问问你们自己：假如这个孩子是白人，今天还会有这场白热化的辩论吗？” 与律师商议之后，麦卡洛家的人同意高调接受第三频道的独家专访。于是，第三频道派出摄制组和一位制片人，进驻麦卡洛家的起居室，麦卡洛夫妇抱着米拉贝尔坐在熊熊燃烧的炉火前，制片人坐在镜头之外。“我们当然理解周小姐的感受，”麦卡洛太太说，“可我们才是米拉贝尔一直以来的家人，她只记得我们，我觉得米拉贝尔就是我的亲生女儿，她以这种方式来到我们家，不是没有原因的。” “当时没有别的人想要帮助这个孩子，”麦卡洛先生补充道，“难道在一个父母双全的稳定家庭里成长，对米拉贝尔而言不是一件更好的事情吗？” “有人觉得米拉贝尔会脱离她出身的文化，”制片人说，“你们怎么回应这样的问题？” 麦卡洛太太点了点头。“我们会非常注意的，”她说，“我们家里的墙上添了许多亚洲风格的艺术品，”她朝挂在壁炉旁边的几幅水墨卷轴扬了扬手，炉架上还摆了一尊唐三彩马，“我们保证，在孩子的成长过程中，让她经常接触自己出身的文化。而且她已经爱上了米饭。其实，她最开始吃的固体食物就是米饭。” “同时，”麦卡洛先生说，“我们希望米拉贝尔像个典型的美国女孩一样长大，我们希望她知道，自己和大家完全一样。”屏幕上又出现了麦卡洛夫妇站在米拉贝尔的婴儿床边的画面，采访录像到此为止。 连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都分成了两派。理查德森太太自然坚定地支持麦卡洛一家，莱克西也是。“瞧瞧米拉贝尔现在的生活，”二月中旬的一天晚上，莱克西在饭桌上叫道，“在大房子和院子里玩，两个装满玩具的房间，她妈妈可没法给她这样的生活。”理查德森太太表示赞同：“他们非常爱她，他俩等了那么久，一直想要孩子，而米拉贝尔刚出生就去了他们家，早就忘记了她母亲，马克和琳达是她记忆中唯一的父母。现在把孩子从这对模范父母手中带走，是相当残忍的做法。” 穆迪和伊奇却倾向于支持贝比。“她不过是一时糊涂，犯了个错。”穆迪坚称，珀尔已经把贝比的故事告诉了他，而穆迪无论什么时候都会站在珀尔那边，“起先，她觉得自己不能照顾宝宝，可后来情况变了，她又可以照顾了，而且要回孩子并不意味着把她永远带走。”伊奇的评论更简单：“她是妈妈，他们不是。”这件案子仿佛在她内心深处燃起一道小火苗，虽然她尚未意识到这一点，也暂时没有能力将当下的感觉表达出来。 “克里夫和克莱尔昨晚为了这事吵架了。”一天下午，布莱恩告诉莱克西，他俩躺在布莱恩的床上，衣衫不整，布莱恩这天没去参加曲棍球训练，反而跑到床上来和莱克西练习另一种运动。“他们以前从来没吵过架。”布莱恩父母的争吵是从晚饭时开始的，他去睡觉的时候，父母又展开了一言不发的冷战。“我爸觉得她最好留在麦卡洛家，他认为有贝比这样一个母亲，孩子没有未来。他说，贝比是那种会把贫穷传给下一代的母亲。” “那你是怎么想的？”莱克西问。布莱恩犹豫了。他父亲当晚的慷慨陈词被他母亲打断了——虽说她经常这么干，但从未像昨晚那样激动。“既然如此，你觉得让那些黑人小孩都去白人家怎么样？”她说，“这样就能打破贫穷的恶性循环吗？”她猛地把锅子丢进洗碗池，溅起一大片水花，“既然他们这么希望帮助黑人群体，为什么不首先改变有弊端的社会制度呢？”布莱恩觉得父亲的论断更合乎逻辑——孩子被白人家庭收养可以获得更多的机会，但与他母亲一样，麦卡洛太太苍白修长的胳膊抱着那个棕色的小身体所形成的色彩对比又让他觉得刺眼，甚至迁怒于始作俑者——贝比。 “我认为她应该学会小心一点儿，这样就能避免现在的情况，”他不自在地说，“比如别忘了用安全套，这很难吗？去药店里买几盒，就不会发生这样的事了。” “你最擅长答非所问，布莱恩。”莱克西站到地板上，抓过牛仔裤。 布莱恩扯掉她手中的裤子。“别去想了，又不关我们的事，对吧？”他搂着她，莱克西很快便忘记了小米拉贝尔和麦卡洛夫妇，除了布莱恩贴在她耳朵上的嘴唇。 在艾德·林的帮助下，贝比正式提交了申请书，法庭授予她临时探访权，每周可以看望女儿一次，为期两小时。麦卡洛夫妇暂时保留婴儿的监护权。 没人对这个安排感到满意。 “我们只能在图书馆或者‘公共场所’见面，”贝比向米娅抱怨，“她都不能到我家来，我只能在图书馆里抱抱我自己的孩子，社工还得坐在旁边，一直看着我，好像我是个罪犯，会伤害亲生女儿。麦卡洛家的人说，我可以到他们家去看女儿，他们是不是觉得我坐在偷走自己女儿的人家里也能笑得出来？而且他们家壁炉前面挂的全都是另一个女人抱着我的孩子的照片，我能在那里坐得住？” 麦卡洛太太也有自己的怨言。 “简直难以想象，”她打电话告诉理查德森太太，“把你的宝宝交给一个陌生人，看着你不认识的女人抱着你的孩子走来走去，每次听到门铃响我都会抓狂，埃琳娜。她和社工抱着孩子离开之后，我都会跪下来祷告，希望她能遵守承诺，准时把孩子送回来。探访的前一天晚上，我都睡不着觉，只能吃安眠药。”理查德森太太同情地咂了咂舌头，“而且每周的探访时间都不固定。每次我都说，拜托，我们能不能选个固定的时间，求你了，每周选一天，至少让我预先知道你什么时候来，也好有所准备。可她偏不，每次都在探访的前一天才通知社工，说她那时候才知道餐厅的排班。有天下午，我突然接到社工的电话——‘我们明天上午十点过去’，这次连半天都不到，我简直快要疯了。” “不过是暂时的，琳达，”理查德森太太安慰道，“三月底就开庭了，州里当然会把孩子判给你。” “但愿你是对的，”麦卡洛太太说，“但如果他们决定……”她突然说不出后半句话，觉得喉咙发紧，只能做个深呼吸来舒缓情绪，“这个结果我根本不愿去想，也觉得他们不可能这样做。”她的音调变得尖锐起来，“假如她连自己的工作时间都无法安排，又怎么能给孩子提供稳定的成长环境呢？” “这也是暂时的。”理查德森太太说。 理查德森太太的内心可不像表面那么冷静：越是想到米娅，她越是生气，越生气就越无法不去想米娅。 她在西克尔高地过了一辈子，西克尔的价值观早已深入骨髓。她的童年记忆里，主色调是广袤的绿：宽阔的草坪、高大的树木。是富裕安定的生活造就了这片绿色。绿色也是几十年来克利夫兰城市宣传册的背景色，仿佛在讨好当地的那些正派居民，争取他们的支持。这无可厚非，因为“正派人”是当地的主流，比如理查德森太太的祖辈。从西克尔高地建立居住区的时候开始，他们就在这里生活。作为“正派人”的代表，1927年，他们来到还是一个小镇的西克尔——但那时候这里就被誉为“世界上最好的居住区”。她的外祖父在克利夫兰市中心的“百万富翁角”长大，他们家的豪宅与洛克菲勒家、美国电报业巨头和美国国务卿家的房子同在一条街。然而，到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父那一辈——从事律师职业的他事业有成，准备带未婚妻回克利夫兰结婚——市中心已经变得嘈杂拥挤，空气弥漫的煤烟会弄脏女士们的衣服，所以外祖父决定搬到郊区。朋友们劝阻他，因为他们认为搬到远离城市的地方实在疯狂。但他热爱户外运动，未婚妻还是个出色的马术师，西克尔高地有三条适合骑马的山道，有适于垂钓的蜿蜒溪流，源源不竭的新鲜空气，此外还有一条直通城市腹地的商业铁路。夫妇俩在塞奇威克路买了房子，雇了女佣，加入了乡村俱乐部。理查德森太太的外祖母为她的马杰克逊修了一座马厩，成为“花盆”园艺俱乐部的会员。 理查德森太太的母亲卡洛琳出生于1931年，那时候的西克尔变得更像城市，但田园风光还在，当地已经有了九所小学和一座红砖结构的高中（刚刚竣工）。新落成的豪宅比比皆是，但每一座都是严格按照当地的住宅风格和颜色规则建造的，并且受到“未经邻居同意，九十九年内不得卖给任何人”的规定限制。居民们认为，规则与秩序不可或缺，是保持社区团结美丽的前提。 西克尔当然非常美丽，草坪与花园随处可见，居民义务不可推卸——定期清除杂草，只能种花，不能种菜。那些足够幸运、能够在西克尔居住的人自然认为这里是全国最好的社区，而且路不拾遗——某位居民在马路上丢失了价值上千美元的钻石婚戒，服务部门立刻派出铲雪车，把路边的雪堆原封不动地铲走，运到市政车库，用热灯烤化，找到了戒指。卡洛琳小时候，夏天常在西克尔的湖边野餐，冬季会去市区的溜冰场滑冰，圣诞节表演合唱。她在西克尔广场的电影院看过《南方之歌》和《安娜与国王》，遇到特殊的日子——比如她的生日——父亲会带她到斯托弗餐厅吃龙虾大餐。十多岁时，卡洛琳成为学校行军乐队的鼓手，在独木舟俱乐部的停车场，她遇到了几年后成为她丈夫的那个男孩。 在这个完美的地方，她过着自己能想象到的完美生活，西克尔高地的每个人亦有同感，所以他们也自然而然地觉得其他地方是不完美的。当“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局案”“蒙哥马利公交车抵制事件”“小石城九人事件”在别处掀起轩然大波时，包括卡洛琳在内的每一个西克尔居民都充满了优越感。毕竟，作为全世界最聪明、睿智、周到、富有和开化的居民，保持榜样地位、启发他人是他们的责任；作为精英阶层，他们有义务将自己的福祉与那些不那么幸运的人分享。卡洛琳的母亲就总是提醒女儿要多为他人的需要着想，她本人更是亲力亲为，组织圣诞节玩具慈善捐赠，加入当地儿童权益维护协会。在她的监督下，协会编写了一本营养食谱，销售食谱的收入全部用于慈善用途，她还把自己制作糖蜜饼干的独家秘方贡献了出来。每当外部世界出现的麻烦——比如某位黑人律师的家里被人放了炸弹——被西克尔人所感知，他们会立刻用行动表明这种事不会出现在西克尔，比如成立邻里互助协会，鼓励社区以西克尔特有的方式融合：向白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黑人邻居中间，向黑人家庭提供贷款，鼓励他们搬进白人邻居中间；制定规则，禁止白人家庭卖房子，以防白人居民搬离，这条法令实行了几十年，始终不曾废除。卡洛琳——作为拥有房产的白人和带着一岁的理查德森太太的年轻母亲——积极响应，立刻加入了新成立的“社区融合促进协会”。几年后，她驱车五个半小时，把女儿放在后排座，前往华盛顿，加入“工作与自由大游行”，声援黑人。理查德森太太永远记得那一天：阳光照得她睁不开眼，参加游行的人挤在一起，大腿碰大腿，汗水蒸发的白雾从人群中升起，华盛顿纪念碑屹立在远处的地平线，像一枚意欲穿透云层的长钉子。她两手紧紧抓住母亲的手，生怕两人会被人潮冲散。“多么壮观啊，”她母亲望着远处说，并没有看向身边的女儿，“记住这一刻，埃琳娜。”埃琳娜记住的是母亲脸上的表情——把世界变得更完美的渴望，似乎这件事与拉小提琴异曲同工，只要适当调整琴弦，就能奏出美妙的旋律，正如她母亲深信的那样，只要足够努力，世上就没有什么难事。 然而，作为敬畏秩序与规则的第三代西克尔人，埃琳娜却对母亲坚信的理念产生了怀疑。1968年，十五岁的她打开电视，发现混乱如野火燎原，席卷全国。马丁·路德·金一马当先，鲍比·肯尼迪紧随其后，哥伦比亚大学学生暴动，芝加哥、孟菲斯、巴尔的摩、华盛顿特区先后乱成一团，世界上的其他地方也不安宁。她的内心深处同样燃起一股小火苗，这道火焰后来还蔓延到了伊奇身上，但伊奇的母亲知道火苗出现的原因：它象征着为公义而战，与不公正斗争。然而，尽管如此，电视上的画面仍旧让她担忧：杂货店陷入火海，屋顶冒出浓烟，火焰吞噬墙壁，被砸碎的窗户的锯齿状边缘像暗夜中的野兽露出的獠牙，荷枪实弹的士兵走过药店和洗衣店，坏掉的交通灯下是阻塞十字路口的吉普车……难道只有烧掉旧的，才能得到新的？她脚下的地毯很柔软，屋里的沙发有着美丽的玫瑰图案，屋外的喂鸟器上站了只咕咕叫的鸽子，一辆庄严大气的凯迪拉克缓缓停在街角，再看看电视屏幕，她很想知道哪一个才是现实世界。 第二年春天，反战抗议爆发时，她并没有开车过去加入他们，而是给当地报纸写了一封热情洋溢的信，呼吁停止战争，她在背包上缝了一个和平标志，在头发上别了几朵花。 她没有参加抗议并非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比起理想主义，西克尔高地更推崇务实精神，不做无用功，实用主义和对舒适生活的追求像一床沉重的厚毛毯，让她裹足不前。假如跑到华盛顿加入那些抗议者，她要在哪里过夜？如何保证安全？别人会怎么看她？她会不会被学校开除？将来上大学会不会受影响？高三那年春天，某天的历史课结束后，杰米·雷诺兹把她拉到一边。“我打算辍学，”他说，“去加利福尼亚，跟我来吧。”自七年级起她就很崇拜杰米，当时杰米在英语课上称赞了她写的一首十四行诗，现在即将十八岁的他留着一头长发和落拓不羁的络腮胡，一副鄙视权威的派头。他说，他俩可以住在他的大众面包车上。“就像野营一样，”他说，“比野营还要好的是，我们可以去任何地方。”她非常想和他一起去，而且做梦都想亲吻他那张微笑起来有些腼腆的脸，可他们用什么买吃的？在哪里洗衣服？怎么洗澡？她父母会怎么说？邻居、老师和朋友们又会怎么看？她亲了亲杰米的脸颊，哭了起来。后来她再也没见过他。 几个月后，进入丹尼森大学的她和同学们坐在公共休息室看电视上的越战征兵抽号直播，杰米的生日——三月七日——被列入征兵范围。这么说，他会成为第一批受到征召的人之一，她想，不知他现在去了哪里，是否知道什么样的命运在等待着自己，听说这个消息之后，他会应征入伍还是逃跑？坐在她旁边的比尔·理查德森用力握着她的手，他的生日是最后一批被抽中的，不过，他还没有毕业，可以延期服役——她意识到，他是安全的，等他们毕业时，战争极有可能早已结束，她会和他结婚、买房子、安定下来。她告诉自己，没有什么可后悔的，她和杰米结束了，小火苗也早就熄灭了。 她始终觉得，那种如同火焰的冲动是种极其危险的东西，很容易失去控制，甚至能推倒墙壁、越过鸿沟，以极快的速度扩散，哪怕只有一丝微风，也能让火势延烧若干英里。因此，最好还是小心控制这些小火苗，像保存奥运火种那样，谨慎地传给下一代——抑或是只适合把它们留存起来观赏，提醒人们，冲动必须加以驯化，火苗必须得到控制，发出适当的光和热已经足够，没有转成燎原之势的必要。她认为，预防火苗引发的火灾才是关键。 这正是她的处世哲学。她觉得这套哲学非常实用，因为人生中经常需要放弃一些东西，从而让那些更为重要的东西得以保留：比如美丽的房子、稳定的工作、亲爱的丈夫、健康快乐的孩子。由此看来，这笔交易显然十分划算。规则的存在是有原因的：遵守规则的人功成名就；违反规则的人则有可能将全世界都付之一炬。 然而现在来了个米娅，琳达的麻烦全部是她惹出来的。她一心想要剥夺别人做母亲的权利，自己却是个不称职的母亲：带着个没有父亲的孩子东奔西跑，从事各种不体面的工作，却还要自我催眠——也给别人催眠——说服自己，这一切都是为了艺术；搬弄是非、煽风点火，插手别人家的闲事，像个危险的纵火犯。最让理查德森太太愤愤不平的是米娅那股随心所欲的劲头，简直是个不顾后果的疯子。老朋友的遭遇也让她心碎，这件事对于每个人来说都是灾难。你可不能想怎么样就怎么样，她想，既然大家都无法率性而为，米娅又怎么能够例外？ 为此，理查德森太太迫不及待地要为老朋友讨回公道，正是这种急迫促使她越过了底线：她决定一有时间就动身前往宾夕法尼亚，拜访米娅的父母，查清这个女人的底细。 第十二章 在珀尔眼中，那些日子被蒙上了一层浓郁的性色彩，就像充满杂质的蜂蜜。连新闻都受到了污染，《今日秀》的一位主持人整天拿总统的绯闻说事，还提到一条不干净的蓝裙子，用“雪茄”指代总统的某个部位，指出“雪茄”绝对不能乱放。各所学校纷纷派出社工，“引导年轻人正确看待他们听到的东西”，然而西克尔高中走廊里的气氛却始终是欢乐的，学生们兴致勃勃地讨论着“比尔·克林顿和螺丝刀有什么区别：螺丝刀能上螺丝，而克林顿可以上……？”之类的问题。珀尔有时甚至怀疑，整个美国都有可能变成一个巨型舞台，上演一场盛况空前的《斯普林格秀》，留给嘉宾的问题是——“假如泰德·卡辛斯基和莱温斯基结婚，会生出什么样的孩子？”参考答案——“爽爆了的口交！” 数学、生物和英语三节课的课间，学生们像交换棒球卡的小孩那样竞相分享各种黄色笑话，而且越来越直白：“你们知道白宫椭圆办公室里的雪茄有多么特别吗？涂了润滑剂呢！”“莫妮卡问干洗店的工人：你能帮我洗掉这块污渍吗？干洗工：又是他弄的？莫妮卡：不，这块是芥末。”虽然脸红了，但珀尔还是假装已经听过这些笑话，她发现，每个人似乎都相当热衷于大声讲出那些她连小声嘟囔都不敢的词汇，仿佛一夜之间变成精通双关语的讽刺大师，这也证实了她一直以来的猜想：关于性方面的问题，大家暗地里其实都懂得很多，只有她不懂。 二月中旬的那天下午，珀尔正是抱着这样的心情，一个人走进理查德森家的房子的——因为伊奇去了米娅家帮忙处理照片，占据了米娅的注意力，珀尔可以趁机溜出家门自由活动；穆迪没有通过关于《简·爱》的知识点测验，留在学校重考；莱克西更是像平时一样不知所终。这天在学校的时候，珀尔路过莱克西的储物柜，莱克西对她说：“回头见，今天布莱恩和我要——出去玩。”这句话中间的停顿让珀尔浮想联翩了好一会儿，甚至踏进理查德森家的大门时还在回味。只有崔普在家，他懒洋洋地躺在阳光房里的沙发上，伸展着修长的四肢，旁边的靠垫上摆着数学书，脚上的网球鞋已经被他踢掉了，但还穿着白色的运动袜。珀尔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很喜欢崔普现在的样子。 一个月前，遇到这种场合，她会迅速退出门去，把崔普一个人留在那里。但她明白，假如换作别的女孩，她们会告诉崔普让一让，然后从容不迫地在他旁边的沙发上坐下。所以今天她没有走，而是站在那里犹犹豫豫地下着决心：房子里只有他们两个人，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这个想法让她莫名其妙地兴奋起来。“嘿。”她终于开了口。崔普抬起头，朝她咧嘴一笑。 “嘿，书呆子，”他说，“来这儿坐，帮我个忙。”他坐直身体，给她让出坐的地方，随手把他的笔记本递给她。珀尔接过本子，看了一遍上面的题目，她敏感地察觉到，两人的膝盖是靠在一起的。 “很简单，”她说，“求x的值——”她低头指着笔记本，崔普看着她。过去，在他眼里，她就像个小老鼠，虽然可爱，但不是他特别喜欢的那种类型的女孩，女性魅力不够，缺少青春期女孩特有的荷尔蒙，然而今天他却觉得珀尔有点儿不一样，气质似乎产生了些许变化，眼神变得敏锐又明亮——还是原来就是这样的？他有点儿记不清了。她把一绺头发向耳朵后面拢了拢，他突然很想碰碰那绺头发，轻轻地，像抚摸一只小鸟。为了强调重点，她在题目上画了三条线——横线、竖线和一条蜿蜒的曲线，让他联想到嘴唇、臀部和身体其他地方的曲线。 “明白了吗？”珀尔问，崔普惊奇地发现自己竟然真的明白了。 “嘿，”他说，“你很擅长做题啊。” “我擅长很多东西。”她说。话音刚落，崔普就吻了她。 崔普把她推倒在沙发上，书被他碰到地上去了，手伸进她的裙子里。过了一会儿，珀尔扭动身体，从他身下钻出来，拉起他的手，带他走进了他的房间。 崔普的床没有收拾，地板上堆着昨天的衬衫，没开灯，阳光透过拉了一半的窗帘射进来，照在两人的身体上。珀尔把自己完全交给了本能来控制，她的身体似乎有生以来第一次脱离了大脑的指挥，按照自己的意愿行动，所以，相较而言，崔普反倒成了犹豫的那一个。他笨手笨脚地摸索着抓住她的胸罩搭扣，虽然此前他已经解开过许多个搭扣。她立即意识到了他的紧张，显然这一次对他而言是特别的，珀尔觉得很甜蜜。 “告诉我什么时候该停。”他说。珀尔说：“别停。” 他的体重压在她的身上，她的膝盖擦着他的胯骨。那一刻来临时，痛苦转瞬即逝，当他颤抖着伏在她身上，脸贴在她的脖子上时，她也感受到了快乐。他紧靠着她，似乎离不开她，想到刚才他们做了什么、自己对他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她就觉得激动。她亲吻着他的耳廓，他没有睁开眼睛，只是慵懒地朝她笑笑，这个笑容让她很想和他一起睡着，每天早晨都这样在他身边醒来。 他们迅速而沉默地穿好衣服，这时候珀尔才开始感到尴尬：她母亲会不会知道？自己看起来会不会和以前不一样？别人能否从她脸上看出异常，进而猜出她做了什么？崔普把她的T恤抛过来，她把衣服套到头上，突然想起他刚才打量着她的身体的样子。“我得走了。”她说。 “等等，”崔普说，他轻轻地把落在她衣领上的头发拂开，“好了。”两人相视一笑，彼此都有些羞怯，然后同时看向别处。“明天见。”他说。珀尔点点头，轻手轻脚地溜出门去。 那天晚上，珀尔谨慎地观察着母亲的表现，在此之前，她已经对着浴室的镜子察看了许多遍，并没有发现自己的外表和往常有什么不一样。真正改变了的是她的内心。尽管如此，米娅每次看着她的时候，她都会紧张。刚吃完晚餐，她就声称有许多作业要做，立刻退回自己的房间，回想今天发生过的事。现在她和崔普算是在约会吗？还是说他只想玩弄她？抑或是——这个想法更让人困惑——她玩弄了他？不知道下次见到他时，她会不会像以前一样吸引他。如果再次看到他时，他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甚至当面嘲笑她，她又该怎么办？她脑子里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当天下午的情景：他们双手的每一个动作、说的每一个字、每一次呼吸。她是需要和他谈谈，还是应该躲着他，直到他主动来找她？这些问题搅扰了她一整晚，次日早晨，穆迪来叫她上学，她没敢直视他的眼睛。 上课时，珀尔尽量维持常态，始终趴在本子上做笔记，但没有像平时那样举手回答问题。每当下课铃响，她都会把自己事先想好的话默诵一遍，以免在走廊里遇到崔普时不知如何是好，然而两人一直没有碰面，所以听到上课铃响之后，她又会如释重负地叹一口气。坐在珀尔旁边的穆迪只觉得她比平时安静了许多，猜她也许是心情不好。枯燥的高中生活一成不变地继续下去，放学后，她告诉穆迪自己不舒服，直接回了家。无论下次看到崔普时会发生什么，她都不希望当着莱克西和穆迪与他见面。米娅也注意到了女儿反常的安静，以为她得了感冒，早早催她上床休息，但珀尔睁着眼睛躺到天亮。早晨洗脸时，看到眼睛底下出现了黑眼圈，她觉得崔普再也不会理睬她了。 然而，这天快要放学时，崔普出现在她的储物柜前。“你今天有什么安排吗？”他几乎是害羞地问道，珀尔的脸红了，她立刻明白了他的意思。 “和穆迪在一起待着。”她拨弄着密码锁的表盘，状似漫不经心地回答，紧接着又做了个大胆的尝试，“你有什么更好的主意吗？” 崔普的手指划过漆成蓝色的储物柜门缝：“你妈妈在家吗？” 珀尔点点头：“伊奇也会去我家。”崔普把可以去的地方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发现都可能遇到别的人，过了一会儿，他才说：“我知道一个地方，我们或许可以去试试。”他从口袋里掏出传呼机，又从书包里拿出二十五美分，西克尔高中严禁使用传呼机，这条规定一出，所有的“酷”学生纷纷配上了传呼机。“等你收拾好东西，就到投币电话那里找我，好吗？”他快步走开了，珀尔整理了一下柜子里的课本，锁好柜门。她的心跳得很快，仿佛有个小孩在里面调皮地又蹦又跳，虽然她也不知道现在是崔普在追求她，还是她在追求崔普。她从写有“出口”二字的走廊来到校门口，那里的礼堂外面有一部投币电话，珀尔走过去的时候，崔普刚刚挂掉电话。 “你给谁打电话？”珀尔问，崔普突然露出不好意思的表情。 “你知道蒂姆·迈克尔斯吗？”他问，“我们从十岁开始就一起打橄榄球，他父母晚上八点才回家，有时候他会带着约会对象到他家地下室的娱乐室去。”他没再接着往下说，珀尔立刻明白了。 “他有时也会让你带约会对象过去？”她问。 崔普红着脸上前一步，几乎像是搂着她。“那都是很久以前的事了，”他说，“现在我只想带你过去。”他伸出一根手指，指尖从她的锁骨上缓缓划过，动作极为虔诚认真，一点不像他平时对什么都不屑一顾的样子。就在珀尔忍不住要亲吻他的时候，传呼机响了，屏幕上出现一串数字，那些用传呼机的孩子会用数字作为密码来传递信息，崔普在投币电话键盘上也按出一串数字，发给对方，意思是：“我能用一下你家的房间吗？”正在储物柜准备换衣服打篮球的蒂姆看了一眼嗡嗡作响的传呼机，挑起眉毛，他不记得崔普最近和什么女孩搞在一起，就回了一条消息：她是谁？但崔普没有回答就把传呼机放回口袋。 “他答应了，”崔普拽拽珀尔的书包带，“去吗？” 珀尔突然发现自己一下子不在乎崔普的那些前女友了。“你开车？”她问。 他们把车停在蒂姆·迈克尔斯家的后门，下车时她才想起穆迪，他一定在想她去了哪里，为什么不像平时那样在科学楼等他，和他一起走回家。他会等上一阵子，然后自己回家，发现她也不在那里。珀尔意识到，自己必须对穆迪有个交代。这时，崔普从门口的垫子下面拿出备用钥匙，敞开后门，扯起她的手，她立刻又忘记了穆迪，跟他走了进去。 “我们是在约会吗？”走进蒂姆·迈克尔斯家的娱乐室，她在他身后问，“还是别的什么？” “怎么，你希望我把答案印在我的夹克上吗？” 珀尔笑了：“不，”她又正色道，“我只想知道，我们这是在做什么。” 崔普深棕色的眼珠直视着她的眼睛，眼神很清澈。“反正我不打算和别人约会，这是你想知道的吗？” 她从来没见他如此真诚过。“好吧，我和你一样，”过了一会儿，她说，“穆迪会吓坏的，莱克西也是，大家都会吓一跳。” 崔普考虑了片刻。“好吧，”他说，“我们没必要告诉所有人。”他低下头，和她前额相抵。不过，珀尔知道，这仅仅是暂时的，他们迟早要面对外部世界，这个世界上可不是只有他们两个人。 “我不介意保守秘密。”她吻了他。 崔普遵守了他的诺言——虽然蒂姆·迈克尔斯经常打探，还套他的话，但他拒绝透露神秘女友的名字，当其他朋友问他放学后干了什么的时候，他就用别的理由搪塞过去。珀尔也没把这事告诉任何人，她又能怎么说？她有点儿想要告诉莱克西，让莱克西明白自己对性并非一无所知，她们两个是属于同一群体的，但莱克西会逼问她各种细节，然后透露给塞丽娜·王，不到一周，学校里的每个人都会知道。假如伊奇听说了这个消息，一定会觉得恶心，而穆迪——绝对不能告诉他真相，因为她已经渐渐感觉到，穆迪对她有意思，和她对他的感觉不一样。一个月前，他们去电影院看热映大片《泰坦尼克号》，影院大厅里全是人，他把手伸到背后，紧紧攥住她的手，防止两人走散。虽然很愿意被人保护着穿过拥挤的人群，但她觉得穆迪的手过于用力，而且动作有点儿暧昧。她被他拉着走进放映厅，借着从包里拿唇膏的机会，不动声色地摆脱了他的手。看电影时——片子演到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给裸体的凯特·温斯莱特画肖像，镜头给了车窗上的手一个特写——她发现穆迪的身体僵硬起来，还偷偷瞥向她这边。为了化解尴尬，她假装剧情无聊，把手伸进袋子里拿爆米花。看完电影，穆迪提议到阿拉比卡咖啡厅坐坐，她告诉他自己必须回家。第二天上午，在学校里，一切仿佛又恢复了正常，但她知道有些东西已经改变了，她只能把这个秘密像保存尖利的玻璃碎片一样小心地包裹起来，尽量不去触碰它。 由此她学会了说谎。每隔几天，当她和崔普去迈克尔斯家（蒂姆·迈克尔斯不在家）约会时，就会在穆迪的储物柜中留一张字条：“我放学后得留在学校，下午四点半去你家找你。”后来穆迪问起，她就给他一个含糊其词的理由，比如为一年一度的意大利面餐会筹款制作海报，和英语老师讨论论文什么的。实际上，每次幽会之后，崔普会开车把她送到距离理查德森家一个街区的地方，珀尔像往常那样走到理查德森家，崔普自己去参加曲棍球训练，拜访朋友或者等上几分钟再开车回家。 他们只被别人看到过一次。那一天，公交司机杨先生下班后，开着他的浅蓝色“土星”汽车拐进帕克兰路，看到一辆切诺基停在路边，两个青少年坐在里面，举止十分亲密。他从切诺基旁边经过时，他们才分开，女孩敞开车门走出来，杨先生认出她是楼上邻居米娅的那个文静、漂亮的女儿。这不关他的事，他想。但那天下午，他不时回忆起自己在香港度过的青少年时代，每天下午，他都会和贝特西·蔡偷偷溜进植物园约会，他从来没把这事告诉别人，这些年来，他时常怀念那段梦幻般的时光。无论什么时代，世界上的年轻人都是一样的，他暗忖，然后就换了挡，继续向前开。 自万圣节派对以来，莱克西和布莱恩也一直在偷偷摸摸地约会——训练结束后，周末时，甚至连期末考试的那一周也会见面——比如在莱克西考完物理、布莱恩考完西班牙语之后抽个空。“你该不会是得了性瘾吧？”塞丽娜·王揶揄她。让莱克西十分烦躁的是，每次她和布莱恩想要独处，理查德森家的房子里总是有别的人，但布莱恩的父亲在医院值班、母亲晚上加班的时候，他们可以去艾福瑞家过二人世界。有时他们也会在莱克西的车里亲热，两人把车开进一个荒废的停车场，挤到后排座，钻到莱克西专门为这个目的准备的一床旧被子底下做爱。 对莱克西而言，这样的生活近乎完美。与布莱恩难舍难分地道别之后，回到家，躺在床上，她会幻想自己和布莱恩将来的生活图景：在他的怀抱里睡着，在他的身边醒来，肯定像天堂一样。她想象不出比这还要美好的未来，脑海中的景象几乎如同高潮的余韵一样令她飘飘欲仙。未来的他们自然会拥有一座小房子，她可以在后院晒日光浴，车库大门的上方还得有给布莱恩投篮用的篮筐，她会在梳妆台上摆一瓶紫丁香，床上铺条纹床单。钱、房租和工作都不是问题，既然现实生活中她无须考虑这些问题，在幻想生活中更不用担心。有一天——这时她幻想出了一片被烟花点亮的夜空——他们会有一个孩子，长得就像布莱恩的母亲搁在壁炉架上的那张照片里的小孩，那是一岁的布莱恩——卷毛、胖乎乎的小脸、棕色的大眼睛，眼神却很温柔，看着你的时候，你会觉得心都要化了。布莱恩会把孩子抛到空中和他玩，他们会去公园野餐，推着婴儿车在草坪上散步，草叶挠着孩子的脚底板，逗得他咯咯直笑。入夜后，他们会把孩子放在大床中间，搂着这个温暖、柔软、散发着奶香的小东西睡觉。 西克尔高地的每个学生都会接受不止一次——足足五次——的性健康教育：五年级和六年级的时候，因为校董会认为需要对青少年进行“早期引导”；七年级和八年级的时候，这是所谓的“危险时期”；第五次在十年级，学习生理卫生课的同时，学生还要了解营养学、自尊自爱和涉及到申请工作方面的知识。尽管如此，莱克西和布莱恩毕竟只是青少年，没有预估和防范风险的经验，他们太年轻，只知道彼此相爱，而且被美好的未来愿景冲昏了头脑。每天晚上，躺在床上的莱克西除了憧憬未来之外，不会考虑其他更实际的问题。所以，每当她和布莱恩见面，发现没带安全套时，也不会停止亲热。“没关系的，”她小声对布莱恩说，“我们可以……” 于是，三月的第一个星期，莱克西来到药店，打算买一支验孕棒。 她从底层的架子上拿了一盒两支装的EPT，用钱包挡着，走向收银员。女店员大概只有三十多岁，但嘴唇周围已经满是皱纹，所以给人的感觉就像是一直噘着嘴。“请不要问我任何问题，”莱克西暗自祈祷，“请你假装没有注意到我买了什么。” “我还记得发现自己怀上第一胎的时候，”女人突然开口道，“我在公司的厕所偷偷验了个尿，结果紧张得吐了。”她把盒子放进塑料袋，交给莱克西，“祝你好运，亲爱的。”这份始料未及的善意差点儿刺激得莱克西哭出来——但她不确定自己是因为耻辱和恐惧而哭泣，还是由于担心测试的结果。她一把抓过塑料袋，快步冲出门外，连“再见”都没有说。 回到家，莱克西锁上浴室门，打开纸盒。说明书很简单：一条线代表否定，两条线代表肯定。就像魔力八号球，她想，只是后果更严重。她把打湿了的小棍子放在浴室柜上，低头细看，空白处渐渐出现了浅粉色的两条线。 有人敲浴室门。“等一下。”她说。迅速把验孕棒用厕纸包好——几乎用掉半卷纸，塞到垃圾桶的底部，等她冲完水、洗干净手，终于打开门的时候，伊奇还站在走廊里等着。 “你在对着镜子自我欣赏吗？”伊奇朝姐姐身后的浴室里面张望，仿佛有人藏在里面似的。 “你知道吗？”莱克西说，“有些人就是喜欢多花一点儿时间，仔细地梳梳头发，下次你也可以试试。”她从伊奇身边走过，一头钻进卧室，关上门，坐在床上，抱着被子思考对策。 莱克西有些想要留下这个孩子，她觉得没有什么问题不能解决，因为此前的所有问题都有人帮她解决。她掰着手指算了算，估计预产期应该在十一月，也许她可以把进入耶鲁的时间推迟一个学期，或者直接让父母带孩子，自己去上大学，放假时再回家看孩子，抑或是——这是最好的方案——让布莱恩转学到耶鲁，或者她自己转到普林斯顿，这样他俩就能租个小房子，甚至把婚结了。她摸摸肚子——现在还是平的——想象着受精卵分裂发育成胎儿的过程，就像生理课上的录像播放的那样。她的肚子里有属于布莱恩的一个细胞，来自他的小火苗，是他送给她的礼物，也像一个承诺。既然她已经打算未来和布莱恩一起生活，为什么不接受这个迟早会来的爱情结晶呢？ 她开始意有所指地谈论米拉贝尔。“简直不敢相信，她的手指头是那么的小，布莱恩，”她说，“还有那些小指甲，像个玩具娃娃，抱着她的时候，你甚至会害怕她融化掉。”然后她又提起最近见过的其他婴儿，还翻开《人物》杂志，枕在布莱恩的肩膀上，把里面的婴儿照片指给他看，评出哪一个最可爱，偶尔还会征求他的意见。 “你知道谁会生出最可爱的小孩吗？”她问，心也开始怦怦直跳，“我们。我们的孩子会是全世界最可爱的，你不觉得吗？混血儿童总是出落得非常漂亮，也许这是因为我们的基因非常不同。”她继续翻动杂志，“上帝，连迈克尔·杰克逊的孩子都那么可爱，而他本人看起来却是那么可怕，这说明混血小孩是多么有魅力。” 布莱恩折起他正在读的那本书的其中一页。“迈克尔·杰克逊根本不像黑人，照我说，他这个孩子看上去完全是个白人。” 莱克西靠进布莱恩怀里，把杂志拖过来细看，照片里的迈克尔·杰克逊坐在金色的宝座上，抱着一个婴儿。“可他看上去多么可爱呀，”她顿了顿，“你难道不希望我们现在就生一个混血小孩吗？” 布莱恩一下子坐起来，莱克西猝不及防，差点儿仰躺在地。“你疯了，”他说，“这是我听到过的最疯狂的话，”他摇着脑袋，“别再这样胡说八道了。” “我只是想象一下，布莱恩。老天爷。”莱克西觉得喉咙发紧。 “想象孩子？我还想象克里夫和克莱尔会杀了我呢，他们甚至连碰都不必碰我，只要用那种眼神看着我，我就死了，立刻、马上一命呜呼。”他挠挠头发，“你知道他们会说什么吗？我们把你养大，可不是为了培养生孩子的工具的。” “你真的觉得这个主意听起来很糟糕吗？我们一起生个小宝宝？”莱克西的指甲紧掐着杂志的书脊，“我还以为你希望我们永远在一起。” “我当然希望。我是说，也许吧。但是，莱克西，我们才十八岁，你知道别人会怎么说吗？噢，快看，又一个黑人小子把白人女孩的肚子搞大了，他高中都还没毕业呢。现在的未成年父母越来越多了，他们很可能得退学了。大家只会这样说。”布莱恩用力合上书，丢到桌子上，“我可不想成为那种人，没门。” “好吧，”莱克西失望地闭上眼睛，有点儿担心被布莱恩看出端倪，“我又不是说我们现在就生孩子，我只不过是想象一下我们的未来可能会是什么样子的。” 虽然不想承认，但她知道他说得对。西克尔高地的高中生很少有生孩子的，他们都在忙着预修大学课程。八年级的每个学生都听说过一件事：嘉莉·威尔逊怀孕了，嘉莉十七岁的男朋友为此从克利夫兰高中退学了，嘉莉最好的朋友狄安娜·琼斯向好几个人证实过这是真的。嘉莉·威尔逊本人也经常神秘兮兮地抚摸自己的肚子。可几周之后，副校长埃文加德先生召集全年级的学生开会。“我知道现在谣言满天飞。”他扫视着人群说道。学生们的面庞是那么的稚嫩：有的戴着牙套，有的生着粉刺，有的刚刚长出细软的胡须。这些孩子们，他想，他们把这件事当成笑话。“没有人怀孕，”他告诉他们，“我知道你们这些年轻的女士和先生们不会如此不负责任。”果不其然，过了几周，嘉莉·威尔逊的肚子还是一如既往的平坦，最后大家也全然忘记了这件事。在西克尔高地，青少年要么不怀孕，要么极为擅长隐藏怀孕的事实，因为人言可畏，连学校里的小孩都会叫你“荡妇”。尽管莱克西和布莱恩已经年满十八岁，属于法定的成年人，而且很早就在一起了，还是有人骂她“妓女”。邻居们倒不会对她谈恋爱发表意见，但假如她年纪轻轻就挺着大肚子或者推着婴儿车，难免招来风言风语，有人唏嘘，有人辱骂，甚至戳到她母亲的脊梁骨。莱克西明白，以她的心理素质，根本承受不了这些。 所以，现在只剩一个选择，她蜷缩在床上，极不情愿地把幻想中的粉色气球戳破，感觉自己就像一只渺小纤弱、任人摆布的鸡尾酒虾。 那天晚上，理查德森太太在饭桌上宣布她要去匹兹堡——“作些调查”。她告诉家人：“我要写一个关于伊利湖的斑马贻贝的报道，匹兹堡现在面临着外来物种入侵的问题。”她绞尽脑汁想了个似是而非的借口，确保没有人会提出质疑，其实，除了莱克西之外，大家都没怎么在意她说了什么。听到母亲的话，莱克西闭了一下眼睛，露出“感谢上帝”的表情。第二天早晨，她故意磨磨蹭蹭地不急着出门，等其他人一走，她就给医院打电话，电话号码是她前一晚现查的。“十一号，”她告诉医院的人，“必须定在十一号。” 她母亲去匹兹堡的前一晚，莱克西给珀尔打电话。“我需要你帮个忙。”她说，虽然只有她和崔普共用这一条电话线，而崔普这时不在家，她还是压低了声音。 依然保持着万圣节派对后的警惕的珀尔叹了口气。“什么事？”她问。她想象不出除了借吊带背心和口红之外，莱克西·理查德森还会有什么事找她帮忙，总不会是请她提建议，莱克西从来不征求别人的意见，反而很愿意给别人提建议，无论人家需不需要。 “我需要你，”莱克西说，“明天陪我去医院吧，我得打胎。” 珀尔沉默了很久才消化掉这个消息。莱克西怀孕了？她突然想到了自己，那天下午，她和崔普刚刚在蒂姆·迈克尔斯家幽会过，珀尔有点儿担心他俩的防护措施做得不够，莱克西这样的人选择堕胎也让她觉得不可思议，因为莱克西一直那么喜欢小婴儿，而且最爱评判别人，前几天莱克西还刚刚表示贝比犯的错误是不可原谅的。 “你怎么不让塞丽娜陪你？”珀尔终于开口问她。 莱克西迟疑了一下。“我不想让她去，”她说，“我希望你和我一起。”她叹了口气，又说：“我觉得你更理解我，你不会随便评判别人。” 珀尔意外地觉得有些自豪。“我当然不会评判你。”她说。 “所以，”莱克西说，“我需要你，你愿意帮我吗？” 第二天七点半，莱克西把车停在温斯洛路的出租屋门口，珀尔已经遵守诺言，站在马路边等着了，她告诉母亲，莱克西要过来接她上学。 “你确定要这么做吗？”珀尔问，她觉得假如自己是莱克西，一定会被怀孕的事实吓得手脚发凉，一个星期都缓不过来。 莱克西直视着挡风玻璃，没有看她。“我确定。”她说。 “这可不是小事，你知道吧，”珀尔思索着莱克西可能理解的比喻，“打掉了就没法拿回来，这可不是买毛衣。” “我知道。” 莱克西在交通灯前放慢车速，珀尔注意到她脸上的黑眼圈，她从未见过莱克西如此疲惫和严肃的样子。 “你没告诉任何人吧？”汽车再次加速，莱克西问。 “当然没有。” “穆迪也没告诉？” 珀尔想起昨晚她对穆迪撒的谎——“明天早晨我要看牙医，你自己去学校吧。”穆迪看上去并不怀疑，他从来想不到珀尔也会说谎，珀尔松了一口气，但也有点儿受伤：他一次又一次地轻易相信了她，因为他不觉得她有能力应付真相之外的事情。 “我什么都没告诉他。”她说。 医院是一座低调的米黄色建筑，窗户干净明亮，门口有花坛和一个停车场，来这边的人有检查眼睛的、和保险经纪人见面的，还有申请免税的。莱克西把车停在停车场边上，将车钥匙交给珀尔。“拿着，”她说，“到时候由你把车开回去，你带着临时驾照吧？” 珀尔点点头，没说什么，虽然她很想提醒莱克西，临时驾照的持有者必须在拥有正式驾照的成年人陪同下才能开车。莱克西拿钥匙的手指苍白冰冷，一股同情的冲动涌上珀尔心头，她一下子抓住了莱克西的手。 “别担心，不会有事的。”她说。两人一起走进医院大门。 前台的护士粗壮结实，头发是古铜色的，她怀着善意的同情看着两个女孩。这种情况她一定见得多了，珀尔想，惊恐的女孩们跑过来打胎，令她们畏惧的是假如不打胎的话会有什么后果。 “你们预约了吗，亲爱的？”女人问，她友好的目光扫视着珀尔和莱克西。 “我预约过，”莱克西说，“八点钟。” 女人敲了几下键盘：“你叫什么？” 莱克西似乎感到羞于启齿，她沉默了一阵子，终于回答：“珀尔·沃伦。”那一本正经的样子仿佛报出来的真的是她自己的名字似的。 珀尔惊得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大脑一片空白，什么话都说不出来，莱克西避开她的目光。女人看了看电脑，问：“有人开车送你回家吗？” “有，”莱克西说，她朝珀尔那边歪了歪头，仍旧不敢看珀尔的眼睛，“这是我妹妹，她会开车送我。” 妹妹，珀尔想。她和莱克西长得没有半分相似，没人会相信她——瘦小、卷发——和高挑漂亮的莱克西是姐妹，好比硬要说苏格兰梗和灵缇是同一种狗。女人怀疑地看了她们一眼，但是并没有说什么。 “填一下这张表，”她递给莱克西一摞粉色的表格，“几分钟后就开始。” 当她们终于坐在距离前台最远的椅子上安静地等候时，珀尔向莱克西那边斜了斜身子。 “你竟然用了我的名字。”她咬牙切齿地低声说。 莱克西往椅背上一靠。“我吓傻了，”她说，“给医院打电话预约时，他们问我叫什么，我想起我妈妈认识那里的院长，你知道吧——我爸经常和麦卡洛家的人一起上电视新闻，我不想让他们知道我是谁，所以我就随口说出我脑子里想到的第一个名字，那就是你。” 珀尔并不买账：“现在他们都会以为打胎的人是我了。” “不过是个名字而已，”莱克西说，“我才是那个遇到麻烦的人，哪怕他们不知道我的真名。”她做了个深呼吸，却显得更萎靡不振了，珀尔注意到，连她的头发都失去了光泽，无精打采地垂下来，遮住了她的半张脸。“你——你的名字没有那么起眼，他们不会知道你是谁的。” “噢，看在上帝的份上，”珀尔从莱克西手中夺过表格，“给我吧。”她开始填表，首先填的就是她自己的名字：珀尔·沃伦。 还没填完，走廊尽头的那扇门就开了，一个穿白衣的护士走出来。“珀尔？”她查看着手中的文件夹问，“你可以进来了。” 在表格的“紧急联系人”一栏，珀尔潦草地填了她母亲的名字和她们家的电话号码。“给你，”她把表格塞回莱克西手中，“好了。” 莱克西慢慢站起来，神情恍惚，好像在梦游。两个人各扯着表格的一端，珀尔几乎可以肯定，她能够感觉到莱克西沉重的心跳顺着表格下面的木质写字板传递过来。 “祝你好运。”她轻声对莱克西说，莱克西点点头，接过表格。走到门口，她又回过头来，似乎想要确认珀尔还在那里，她的眼神好像在说：“拜托，拜托，我不知道我在干什么，求你一定在这里等着我，等我出来。”珀尔很想上前拉着她的手安慰她，陪她一起进去，仿佛她们真的是同甘共苦的好姐妹。 “祝你好运。”她重复道，这一次提高了声音，莱克西再次点头，跟着护士走进门去。 女儿在医院换上打胎的手术服的时候，理查德森太太按响了乔治·赖特夫妇家的门铃。她驱车三小时，马不停蹄地赶到匹兹堡，一路上都没有去过厕所，但她心中还是留有些许忐忑：我真的要这么做吗？她不完全肯定自己应该对赖特夫妇说什么，也不确定自己究竟想从他们那里探听到什么信息，但她清楚一点——赖特夫妇是解开“米娅之谜”的关键。她以前曾经为了写报道出过几次差：去哥伦布市了解州里的预算削减计划，到安娜堡采访一位在那里代表俄亥俄大学对战密歇根大学橄榄球队的西克尔高中毕业生。这一次和平时工作出差没什么两样，她告诉自己，目的都是为了客观公正地了解一件事。 赖特家的大门一开，理查德森太太就意识到自己没有找错人：赖特太太看上去和米娅很像，只不过发色淡了一些，而且留的是短发。理查德森太太觉得，再过三十年，米娅的眼睛可能会变得和她母亲的眼睛一样。 “赖特太太？”她说，“我叫埃琳娜·理查德森，是克利夫兰一家报社的记者。” 赖特太太警惕地眯起眼睛：“你有什么事？” “我要写一篇专题报道，关于青少年运动员的职业生涯，我想和你谈谈你的儿子。” “沃伦？”赖特太太半惊半疑，“为什么？” “我在作调查时看到他的名字，”她小心翼翼地说，“有好几篇报道都说，他是几十年来出现的最有前途的青少年跑卫，有成为专业运动员的潜质。” “有些球探会跑去看他比赛，”赖特太太说，“还说了很多赞扬他的话，在他死后。”一阵长久的沉默之后，她重新抬起头，怀疑的神色被已经逐渐变得淡漠的自豪感取代，“好吧，进来说话吧。” 理查德森太太对这个进展早有预料，她相信自己可以跟随直觉的引领，主导谈话的方向，从被采访人那里获取想要的信息。这是她多年来练就的本领，就像驱赶一头体形庞大而且不听话的奶牛：在领着奶牛走上正确道路的同时，你还必须让牛产生错觉，以为它才是领路的那一个。出乎她意料的是，赖特夫妇非常容易上钩，几杯咖啡和一碟饼干下肚之后，他们变得非常健谈，几乎是争先恐后地讲起了沃伦的往事。“我的愿望是让他永远活在人们的记忆中。”理查德森太太动之以情地说，然后便抛出一连串的问题，对方滔滔不绝的答复简直让她记都记不过来。 没错，沃伦是橄榄球队的跑卫；没错，他还是冰球队的前锋，他七八岁时就开始打球，讲到这里，赖特夫妇热情地问理查德森太太要不要看沃伦的照片；沃伦天生具有运动才能，他们根本没有训练过他。赖特先生本人并不擅长运动，他更喜欢看比赛，但沃伦不同——他天赋异禀，教练说，假如努力训练，他可以凭借体育特长进入一流大学，假如事故不曾发生…… 讲到这里，赖特夫妇齐齐陷入沉默，理查德森太太既想知道究竟是什么样的事故，又真心觉得同情他们。她低头看向沃伦·赖特穿橄榄球衣的照片，这是赖特太太从壁炉架上取下来给她看的。他那时大概只有十七岁，也就和崔普那么大，两人虽然长得不太像，但沃伦歪着脑袋的样子和嘴角挂着的调皮笑容让她想到了自己的儿子。“真是太让人心碎了。”她喃喃地说。赖特太太点点头。 “我自己也有孩子，”理查德森太太情不自禁地说，“我儿子和他当时的年龄差不多大，真为你们感到伤心。” “谢谢你。”赖特太太又仔细地凝视了照片很长时间，把它放回壁炉架，小心地调整好角度，擦掉玻璃面上的灰尘。这个女人忍受过许多痛苦，理查德森太太暗忖，她有点儿想要合起笔记本，盖上笔帽，起身告辞，但是最后她犹豫了一下，这才想起此行的目的。假如是她自己的女儿离家出走，在外面过着隐瞒身份的生活，假如是她自己的女儿给那些善意的人们制造了麻烦——她觉得自己当然不会责怪那些追查她女儿身份的人。想到这里，理查德森太太深吸了一口气。 “我还想和沃伦的姐姐谈谈，”她说，假装低头看笔记，“她叫米娅，是吗？你们愿意告诉我她的电话号码吗？” 如她所料，赖特夫妇不安地对视了一眼。 “抱歉，我们和女儿已经很久不联系了。”赖特太太说。 “噢，天哪，真是对不起。”理查德森太太扫视着他们俩，“希望我没有触动什么禁忌话题。”她无声地等待着，任由三人之间的那种不自在的沉默一圈圈地扩大，依照以往的经验，她相信没有人可以长久忍受这样的沉默。假如等得足够久，必定有人率先开口说话，给你进一步突破的机会，你可以长驱直入，挖出你想知道的东西。 “不算是禁忌，”过了一会儿，赖特先生说，“但沃伦去世后，我们确实已经很久没和她说过话了。” “太遗憾了，”理查德森太太说，“但这种事很常见，灾难过后，某位家庭成员往往受到的打击最大，很可能不愿再和别的人联系。” “可米娅的事与沃伦无关，”赖特太太插话道，“沃伦的死是事故，小孩子容易莽撞，而且那天下大雪。米娅——就是另一回事了，她当时已经成年了，有权自己作出选择，乔治和我……”赖特太太眼中涌出泪水，再也说不下去了。 “我们可以说是不欢而散。”赖特先生补充道。 “太糟糕了，”理查德森太太向前凑了凑，“对你们来说一定很难接受吧，同时失去两个孩子。” “她让我们别无选择，”赖特太太脱口而出，“在那种情况下丢人现眼。” “瑞吉娜。”赖特先生说，但赖特太太不愿停下来。 “我告诉她，我不管那个瑞恩家的人有多么好，反正我不允许，卖掉自己的孩子本身就是不对的。” 理查德森太太拿着铅笔的手僵在半空。“什么？” 赖特太太摇摇脑袋。“她想把孩子送人，然后继续过日子，假装什么都没有发生过。可我有两个孩子，我知道自己在说什么，虽然那时我还没有失去沃伦。”她搓了搓鼻梁，仿佛那里有一块她想要抹除的印迹，“无论如何，你都不能放弃自己的孩子，那是你的骨肉。” 理查德森太太觉得有些头晕，她放下笔。“不知道我理解得对不对。”她说，“米娅怀孕了，想要让一对夫妇——他们姓瑞恩——收养孩子？” 赖特夫妇再次互相看了一眼，但这次两人的表情似乎在说：不如告诉她吧。凭借专业人士的经验，理查德森太太看出他俩愿意谈谈这件事，这也许是因为他们早就想和别人说说这件事了。 “不完全算收养。”赖特先生说。随后三人又沉默了很久，终于，他继续说：“那也是他们的孩子，他们没法自己生孩子，米娅是给他们做代孕的。” 第十三章 1980年秋天，刚满十八岁的米娅·赖特从伯特利帕克高中毕业，前往纽约美术学院就读，此前她从未离开过宾夕法尼亚，离家时她带走了两只行李箱和弟弟的爱，却没有得到父母的祝福。 直到录取通知书寄到家里，她才告诉父母自己申请了艺术学院。当然，父母对此早有预感，因为她从小就对那些别人根本不会注意的东西着迷。“整天就知道胡思乱想，”她母亲经常这样说，“坐在婴儿车里时候，你会望着外面的草坪出神。在浴缸洗澡时，你会拿两只杯子，舀着水倒来倒去，如果我不叫你，你会这样玩上一个小时。”米娅记得，婴儿车里的她是在观察青草的嫩叶，它们摸上去像天鹅绒，而杯子边缘的水流会被切断成水滴。她发现每种东西的形态都能变化，在清晨的阳光下，后院里的两块大石头有时会变成泛着白光的“银块”。她读过的书里面，每条河流都有一位河神，每棵树都有树精，每个老太太都是法术强大的仙女，每块鹅卵石中都包裹着一个迷失的灵魂。总之，任何事物都有变形的潜力，她认为这是艺术的真谛。 似乎只有弟弟沃伦理解她看待事物的古怪方式，而且这种理解自他出生前就开始了。母亲怀着弟弟的时候，米娅会拿一根手指敲敲母亲的肚皮，对着他说话：“我的宝贝。”沃伦会在里面踢腿回应。和母亲去杂货店买东西，米娅会指着她的肚子告诉店里的陌生人：“这里面是我的宝贝。”沃伦出生，父母抱着他回到家，米娅立即宣布弟弟归她所有。 “我的小鹌鹑。”她这样叫他，不仅因为“沃伦”这个名字拗口，还因为这样叫很适合他，因为他刚出生的时候就像一只警觉的小鸟，喜欢歪着脑袋，两只眼睛又亮又专注，在房间里搜寻她。他哭的时候，她知道用什么玩具能够安抚他。他不肯午睡，她就躺在他旁边，把毯子团成鸟窝的样子，给他唱歌，拍着他的小脸，直到他睡着。他从单杠上摔下来，会首先哭着找米娅，米娅拿出碘酒和绷带给他包扎。 “不知道的人还以为你是他妈妈。”他们的母亲曾经说，半是抱怨，半是叹服。 他俩还有彼此间的秘密语言：出于连他们自己也已经忘记的原因，姐弟俩把黄油叫作“奶酪”，把栖息在树梢的鹩哥叫成“冰鸟”。“别告诉法国来的人。”向沃伦透露某个秘密之前，米娅会如此含蓄地提醒他。沃伦的回答则总是这样的暗语：“连野生长颈鹿都收买不了我。” 后来，十一岁的时候——即将满十二岁——米娅爱上了摄影。 沃伦那时刚刚十岁，不仅喜欢上了运动，而且已经变得十分擅长。他夏天时打棒球，秋天玩橄榄球，冬天打冰球，篮球则是从事三种项目之间的调剂。虽然他和米娅依然很亲密，但他经常需要拿出许多时间来搞训练，所以米娅自然会寻找适合自己的兴趣。 在镇上的旧货店，她在角落里发现了一台老式的柯达布朗尼相机，闪光灯和颈带已经不见了，但店主保证相机还能用。当米娅掀开银色的镜头盖，看到整座店堂都收进了取景框的时候，立刻想将它据为己有。她拿出小猫储蓄罐里存着的零花钱买下了它，然后带着相机四处转悠。但她只听从直觉来拍照，从来不按照说明书上的建议使用它，还给柯达公司出版的书《怎样拍摄好照片》写信提意见。她用母亲的旧丝巾做了一条颈带，将相机挂在脖子上，开始到处拍摄奇怪（至少她父母是这么觉得的）的照片：倒塌的破房子、生锈的汽车、丢在路边的垃圾。“你拍的东西真有意思。”有次为她洗照片时，冲印店的店员告诉她，那一次她在连续三天的时间里拍了三张照片，拍摄对象是一只躺在人行道旁的死鸟尸体，店员时常怀疑这个赖特家的女儿脑子可能有点儿毛病。 但对于米娅而言，摄影只是她表达自我的方式之一。她很快又对改造照片产生了兴趣，比如把墨水和洗衣液之类的东西涂抹在上面观察效果，还会用相机给改造过的照片再次拍照。布朗尼相机都具有虚化拍摄的功能，也有避免多重曝光的快门锁——说明书认为，这个功能给使用者提供了便利，你只需要看着取景器，按下快门，就能得到一张照片。可米娅偏偏喜欢玩花样，她喜欢从不同的高度和角度取景，还会用半透明的蜡纸遮住镜头，她尝试过在大雾和暴雨中拍摄，也会跑到烟雾弥漫的保龄球场休息室里寻找素材。 “浪费钱。”当米娅带着一沓又一沓的或模糊或清晰的照片回到家时，她的母亲如此评价女儿的爱好。 随着经验的积累，她开始精通拼凑照片之道：该怎么拼，不该怎么拼，何种程度的夸张与扭曲才算是恰到好处。虽然当时她尚未意识到，但所有这一切练习都是在为她将来成为独一无二的摄影师作准备。一筒胶卷只能拍十二张照片，她学会了谨慎构图，相机没有光圈控制和自动对焦，她学会了以创造性的方式操纵镜头和摄影对象。 赖特家的邻居威尔金森先生住在附近的小山上，他发现米娅有时会一连几周带着相机在附近游荡，不时地拍拍这个，照照那个。米娅和沃伦只知道威尔金森先生是个玩具采购商，他的工作是参加各种玩具展销会，研究参展的商品，给总部打报告，指出哪些玩具有商机。每隔几个月，威尔金森太太会召集邻居家的孩子们，把他积攒的玩具样品分发给他们。这些玩具都是精品：制作圣诞装饰的模具套组、土星花纹的弹力球、戴头巾的金发娃娃、一盒装在小拇指大小的玻璃瓶里用于调配的香水。“这是为了清理我家的地下室。”威尔金森太太笑着说。她会保证每一个孩子都分到点什么，哪怕是只悠悠球。威尔金森家的儿子那时已经长大成人，住在马里兰州的什么地方，不再需要玩具了。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是米娅对威尔金森先生的唯一印象：介于马可·波罗和圣诞老人之间，喜欢用宝藏填满他的家。但是在她刚过完十三岁生日不久，一天下午，威尔金森先生站在他家的前廊里，一脸严肃地叫她过去。 “我发现你在这一带晃荡了快一年了，”他说，“我很想知道你究竟都在干些什么。” 米娅吓了一跳，第二天早晨，她把一摞照片带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去。除了沃伦，她从没把自己拍的东西给别人看过，沃伦自然会夸张地表示赞美，可威尔金森先生是个成年人，她几乎不认识他，他也没有理由无缘无故地赞赏她的作品。 米娅按响威尔金森家的门铃，威尔金森太太领她走进书房，威尔金森先生坐在一张大桌子后面，用一部奶油色的打字机打字。看到米娅进来，他把搁打字机的架子一转一拉，折叠起来推进书桌里面的小柜子，打字机仿佛瞬间被书桌吞进了肚子里。 “好了，”他把挂在脖子上的半月形眼镜架到鼻梁上，米娅紧张得膝盖打战，“我们来瞧瞧。” 原来，威尔金森先生本人就是个摄影师——但他更偏向于风景摄影。“我不喜欢风景照里出现人物，”他告诉她，“比起拍人，我更愿意拍树。”每次出差他都会带着相机，抽出旅途中的半天时间进行探索，他从一只文件夹里掏出一沓照片：黎明时的红杉林、河流蜿蜒穿过露珠晶莹的草地、三角形的湖泊一隅探入远方的深林……米娅意识到，威尔金森家走廊里挂的那些照片全部都是他的作品。 “很敏锐，”威尔金森先生说，“你有出色的眼光和出色的直觉。看到这张了吗？”他点了点最上面的那张照片——沃伦坐在一棵梧桐树的矮枝上，背对镜头，在天空的大背景上留下逆光的剪影，“这张很不错，你是怎么学会构图的？” “我不知道，”米娅承认，“我只是觉得这样做才是对的。” 威尔金森先生眯起眼睛审视另一张。“很好，保持下去，相信你自己的眼睛。”他又翻出一张照片，“看到这个了吗？你想抓拍那只松鼠，对不对？”米娅点点头，当时松鼠沿着篱笆顶部向前跑，弯曲起伏的体态和灵动的尾巴让她看得着了迷，毫不犹豫地按下快门，但拍出来的效果很模糊，对焦在篱笆上，而不是松鼠，松鼠反而变成了模糊的一团。米娅想知道威尔金森先生是怎么猜出她的意图的。 “我觉得就是。你需要更好的相机。你那台更适合初学者或者生日派对和圣诞节的时候用用，不适合你。”他敞开柜子，在一堆旧外套和肥大的连衣裙里翻找起来，“因为你想要拍出真正的照片。”过了一会儿，他拿出一只盒子，“所以需要真正的相机，而不是玩具。” 那是一台尼康F，银黑相间的小巧机身，拿在她的手里却结实沉重。米娅摩挲着机壳上的纹路：“可我不能要。” “我不是送给你，而是借给你，你想不想要？”不等她回答，威尔金森先生就拉开书桌上的一只抽屉，“反正我也不用它了，但别的人可能用得到。”他从抽屉中取出一筒胶卷，扔给米娅，“况且，”他说，“我很想看看你是怎么用它的。” 那天下午米娅回家的时候，已经学会了如何将胶片卷到相机内部的卷轴上，如何对焦，如何调整镜头，那些奇怪而令人生畏的新词在她头脑中旋转：光圈值、孔径……她一次又一次地举起相机，透过取景器向外窥视，纤细的十字准星对准的地方，每一件东西仿佛都会变形。 威尔金森先生教她如何从相机中取出胶卷冲印，米娅喜欢上了显影剂营造的效果，他还教她如何通过观察胶片表面的银色光泽来判断显影是否完成。如同驾驶战机练习俯冲拉杆的飞行员，她会刻意拍摄不对焦的照片，选择错误的快门速度或者错误的感光度，看看会发生什么。就像音乐家了解乐器的复杂性那样，她学会了通过控制光源和相机来获得想要的效果。 “可是，怎么才能……”拿冲洗出来的照片与心目中期待的理想作品相比较时，她总会这样问。起初威尔金森先生答得出来，比如“偏移镜头”“虚化背景”“调整焦距”什么的，但是，很快她的问题就变得更加复杂，他不得不去查阅书架上的《摄影技术》杂志。 “年轻的女士需要更大的景深，”一天下午，他自言自语道，那时米娅已经十五岁了，“年轻的女士得换一台大画幅相机。” 米娅还是第一次听说这种相机，但是，过了不久，她就拿出所有打工收入（在迪金森药房做收银员和在汽车餐厅端盘子的收入），准备买新相机。她会捧着威尔金森先生的相机产品目录和摄影杂志研究，一看就是好几个小时。 “你在选相机上投入的时间比拍照的时间还多。”威尔金森先生揶揄她，但她最终选定了一台心仪的——Graphic View Ⅱ——连威尔金森先生都佩服她的眼光。 “这台机器很可靠，”他说，“物有所值。好好爱护，它会陪伴你一生。”Graphic View Ⅱ（米娅从邮购目录上买的二手货）送到了，像一把小提琴那样包裹在精致的盒子里，米娅立刻意识到威尔金森先生说得没错。 对她的父母来说，这台相机就没有那么大的吸引力了。“你花了多少钱买的？”她母亲问，她父亲则在一旁摇头。在他们看来，这东西就像来自维多利亚时代的古董，安置在细长的三脚架上，皱巴巴的机身像一台手风琴，米娅用它拍照时还得躲在一块黑布后面。她试图向父母解释相机的工作原理，但一提到“偏移”和“倾斜”之类的术语，他们就会开始走神，连她心爱的沃伦也听不进去。“我不需要知道它是怎么工作的，”他表示求饶，“我只想看到你用它拍出来的照片。”自此，米娅意识到，以后的摄影之路都得她一个人走了。 她拍过公园里的树林、夜晚的街灯、园林工人砍倒被雷电劈中的橡树。她拖着大画幅相机，到市中心拍摄一座横跨三河交汇处的生锈的大桥。她拍过沃伦的橄榄球赛，从看台俯视球场，球员们就像火车模型里的微型人偶。“那是我？”沃伦凝视着其中的一个小人偶问。“就是你，小鹌鹑。”米娅说。她突然觉得自己像个女巫，对着球场魔杖一挥，少年们就变成了豌豆大小的塑料娃娃。 第二天，她把这张照片拿到威尔金森先生家，准备给他看，可开门的是一个陌生的女人——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黛拉昨晚去世了，”儿媳扫了一眼米娅脖子上的相机和手中的照片，问她，“你有什么事吗？”葬礼结束后，威尔金森先生的儿媳和儿子劝说他搬到了银泉的退休之家，因为那里离他们住的地方更近，米娅甚至没有机会和威尔金森先生道别，更不用说给他看照片了。她背着她的相机，又成了一个人。 1979年秋天，读高三的米娅申请了纽约美术学院，申请材料中附上了她在镇子附近的一座废弃建筑中拍摄的一组照片。趁感光剂没有干透的时候，她拿湿布擦拭相纸表面，用针尖刮去照片中的图像，只留下像针一样细的白色线条，营造出一种翻转过来的贝雕的效果：工人的身影如同幽灵在废弃工厂门外的台阶上徘徊，杰米森汽修厂的液压起重机顶部停着一台只有轮廓的轿车，两个幽灵般的小孩手拉手爬上煤渣山。沃伦曾经仔细打量照片中的这两个小孩，发现其中一个头顶翘起一撮头发，很像他本人，另外那个脖子上系着丝巾，应该是米娅，丝巾上挂着的相机很沉，压得她的腰稍微有点儿弯。虽然两人不曾有过这样的合影，但这幅作品让人觉得他俩经常在这座公园里的煤渣山上玩，仿佛将姐弟俩的童年定格，意欲挽留过去的时光。“等他们把照片寄回来，可以把这一张给我吗？”他问。 两人的父母却不觉得这些照片——还有米娅的其他作品——多么有魅力，他们甚至不把女儿所做的事称为“工作”或者“艺术”，认为那是不务正业。他们是中产阶级，在一座保守淡漠的中产阶级城镇住了一辈子。在他们眼中，“工作”是一种务实的行为，目的是修复或者制造有用的东西，假如制造出来的东西没有用，那就没有做这件事的必要。因此，所谓“艺术”是有钱有闲的人才玩得起的游戏，不过是一种奢侈的消遣。其实，也不能为此责怪她的父母，赖特先生的本职是修理工，一手创办了赖特维修公司，有时给教堂修理屋檐（一窝松鼠在教堂房顶挖洞，碰掉了一块屋檐板），有时为邻居家的水槽疏通生锈的U形管。赖特太太在医院做护士，职责是数药片、抽血、换便盆，最熟悉的莫过于值夜班和两班倒。他俩都是长期劳作的人，攒下的钱用来还房贷和两辆别克的车贷，还得养育儿女，对于两个孩子，赖特夫妇可以自豪地说，姐弟俩什么都不缺，更难得的是，他们从来没有被宠坏。 可现在米娅却变成这样。她在地板上一趴就是好几个小时，先给沃伦照一张全身相，然后把他的形象剪下来，贴在旧鞋盒的表面，做成立体模型，把模型摆在一圈橡果中间，看上去就像被巨型橡果包围的小矮人。这样的创意固然有趣，但父母认为不值得女儿浪费这么多的时间。有时赖特先生下班回到家，鞋还没有脱，手上的油污也没来得及洗，米娅就跑过去恳求父亲给她几美元买胶卷，嘴里说着“我会还你的，我保证”，可实际上她却很少还钱。母亲给她钱买新校服，米娅会把旧衣服上的破洞补好，省下这些钱买胶卷，穿着因为身高增长而短得过分又洗得发白的裙子到处跑，拍摄更多的照片。虽然在汽车餐厅找了个服务员的工作，但米娅不会用赚来的钱买衣服或者二手车，而是攒下来买摄影器材，买的相机也很奇怪，家里的其他人根本不会用——每当米娅给他们讲解使用原理，他们会立刻失去兴趣。不过，高三时，米娅倒是给一家四口拍过一张全家福，她母亲给照片镶框，挂在起居室的墙上。尽管如此，看到装在旅行袋里像公文包那么大的那台相机，父母还是会觉得失望：花了那么多的钱，就买来一件这么小的东西。 正如前面说的，也不能怪米娅的父母不理解她。他们出生在战争年代，他们的父母则是在大萧条时期长大的，连发了霉的食物都不舍得扔，他们本人则记得破布条可以变为军用物资，罐头盒和废铁能制作成子弹和炸弹壳。“务实”一词早已深入他们的骨髓，他们什么都不浪费，尤其是不浪费时间。 所以，在申请大学方面，他们希望米娅选择一所传授实用知识的高校，比如匹兹堡大学或者宾州州立大学，学习商科或者酒店管理。他们以为女儿的摄影爱好只是青春期的心血来潮，早晚会失去兴趣。赖特夫妇觉得学艺术就是浪费钱，所以，假如米娅选择了美术学院，他们不会为女儿支付学费，她得自己想办法。米娅的父母坚信，自己的做法并非小气，而是理智——通过经济威胁，他们希望女儿放弃学艺术的想法。父母告诉米娅，他们并没有生气，但学艺术完全是浪费时间，他们对她很失望，所以不打算为她交学费。“我们把你养大，是为了让你变得更聪明的。”她母亲怨怼地说。 米娅伤心地听着，但父母的反应在她的预料之中，她早就知道他们不会赞成。十八岁以前，他们纵容她沉迷于自己的兴趣，而成年之后就不一样了，父母期望她变成熟，抛弃幼稚的想法，不再任性。米娅觉得，假如父母全力支持她学艺术，这才是怪事。好在纽约美术学院对她提交的申请材料印象十分深刻，愿意为她提供奖学金，她还可以做些兼职赚钱。听了女儿的计划，父母面面相觑，知道女儿无论如何都不会听劝，只好沉默地接受了这个消息。 米娅去纽约上大学的前一周，沃伦出现在她的房间门口。 “我一直在想，”他说，看到沃伦一本正经的表情，米娅差点儿笑出声来，只见他从裤子后袋里掏出一沓钞票，“我认为你应该拿着这些，应该足够支付大部分学费的。” “你不要车了，小鹌鹑？”米娅问。沃伦一直在攒钱买车，经过认真研究，他决定买一辆大众“兔子”。她没料到沃伦会选择这样的车，还以为他会买特兰斯-艾姆或者雷鸟那一类型的——华而不实但是有趣。可当时每加仑的油价已经涨到1.1美元，“兔子”的油耗小，他能负担得起，而且广告上也承诺说，这种车跑三十八英里才会消耗一加仑汽油。现在沃伦竟然也沾染了务实精神，知道精打细算了，米娅觉得很有意思。 她攥住他拿着钞票的手，轻轻推到一边。“去买你的车吧，小鹌鹑，”她说，“等我回家时，你可以开着它去车站接我。” 米娅乘坐“灰狗”长途汽车前往费城，然后转车到纽约，只带了一箱衣服和一台相机。在学校的公告板上，她找到一条格林尼治村的公寓出租信息，房子离学校不远，而且她可以和另外两个女孩合租。她在中央火车站附近的一家小餐厅找了个服务生的工作，同时也在苏荷区的迪克布里克画材商店做服务员。她来到西十七街的摄影器材店，用最后一点积蓄买了胶卷和纸张，男店员头上的犹太小帽令她很是好奇。带着这些装备，她开始学习各种课程：初级人物画、初级光影与颜色、初级艺术鉴定、艺术批评导论，还有——最令她激动的——摄影学导论，授课教师是著名的波琳·霍桑。 事实证明，虽然反对女儿学艺术，但父母无意间引导女儿养成的习惯，让她非常适应美术学院的学习生活。 米娅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赶到餐厅上班，给赶地铁的上班族顾客送咖啡，从厨房里端出来的热盘子在她的小臂上烫出弧形的伤疤。她做护士的母亲在医院照顾病人时，喜欢边干活边陪他们聊天解闷，哪怕在两班倒的时候也不会冷落他们，和病人们谈论他们的女儿最近参加的舞蹈表演，儿子如何开车闯祸，分享宠物的趣事——经过多年的耳濡目染，米娅也从母亲那里学来了这种一心多用的本领：记得谁的咖啡加奶，谁的加糖，谁喜欢吃鸡蛋配番茄酱，谁不吃面包皮，下次这样的顾客来餐厅时，会惊喜地发现米娅贴心地帮他们把面包皮切掉了。她学会了如何预估别人的需要：就像她母亲知道什么时候该给病人注射吗啡或者清空便盆那样，米娅知道什么时候该给顾客的咖啡续杯。通过察言观色，她看得出哪些顾客赶时间，哪些想要多坐一会儿，从而知道什么时候该走过去帮他们买单。正因如此，上班族们都很喜欢她，总是多给她小费，有时甚至额外给到五美元。趁经理不注意，她也会溜进厨房，吃没卖掉的食物，而不是把它们丢掉——这是她的早餐。 早班结束后，她走进员工浴室，换下工作服和围裙，卷好后才塞进背包，这是为了防止它们起皱，因为她没有熨斗，这样处理可以帮她省下洗衣熨衣的钱。然后她会穿着牛仔裤和T恤去上课。 从她父亲那里，米娅学会了给汽车换机油，给灯座接线，使用凿子和锯子——而且达到精通的水平，与专家无异。她知道如何恰到好处地切割电线和金属板，如何把铜管弯曲成精确的角度。从母亲那里，她学会了和布打交道——从轻薄的纱布到厚重的帆布——如何充分利用它们的柔软度、强度和延展度，如何适当地使用剪裁工具，如何避免在布料上留下处理的痕迹。所以，在课堂上，老师要求他们用金属材料制作椅子时，米娅已经知道如何把椅子做得更加坚固；老师要求学生加工布料时，她知道——只需感受一下布料的材质——怎样将柔软的纤维转变成六英尺高的“树木”，连老师都佩服她的手工技艺。米娅知道如何控制颜料的浓稠度，让它既能毫无阻碍地流动，又能像黏土一样牢固地与画布黏合。在人物绘画课上，当模特解开腰带，脱下浴袍之后，米娅是唯一一个没有脸红马上投入工作的学生，她的素描准确地捕捉到模特修长的四肢和身体的曲线：这得益于她在医院给母亲帮忙的时候，早就见过许多病人的裸体。 下午三点，当天的课程结束之后，她继续回去工作——每个星期到迪克布里克上两次班：卖画材给和她差不多的艺术生，帮库房补货。她会和高年级学生讨论艺术，他们会告诉她自己的研究方向，为什么比起画笔更喜欢刀子——或者比起油性颜料更喜欢丙烯，比起柯达更喜欢富士胶卷。在库房里，她的老板——他有个女儿与米娅同龄，所以很照顾这个身兼数职赚取房租的女孩——允许米娅拿走那些搬运时不慎折断的铅笔和油画棒、破漏的颜料、磕碰出凹痕的笔刷。米娅把这些不能再出售的东西一股脑儿地拿回家，修好了再用：破碎的画布可以拿胶带粘好，笔杆儿上的裂痕用砂纸磨掉，两截折断的铅笔可以绑在一起，通过这些办法，她得到了不少免费的材料。 每星期有三个晚上，米娅会乘地铁前往第116街，换上与餐厅不同的工作服，在哥大附近的一家酒吧做侍应生。来酒吧的大学生要么傲慢得令人反感，要么猥琐得让人讨厌，而且越到深夜越放肆，但他们都会给她小费。生意好的时候，一晚下来，她围裙口袋里的小费能达到三四十美元。她会捡拾顾客吃剩的汉堡、薯条和小菜当晚餐，把挣到的所有现金塞进牛仔裤口袋。 就这样，她熬过了大学的第一年，甚至在付清房租之外存下了一点钱。每次往家里打电话，她和她父母彼此间的措辞都格外客气，仿佛为了表明互相之间并无恶意，父母会礼貌地问她学业如何，然后（可能是真心也可能是假装地）对她的回答表现出兴趣。沃伦问米娅去了美术学院之后是否觉得后悔——姐弟两人中，他是个性格被动的乐天派，而米娅是个主动好强、雄心勃勃的规划师。 “不后悔，绝对值得。”她向他保证，然后给他讲了许多班级里的事，她研究了哪些画作、最喜欢什么作品，以及她每天早晨四点半起床、晚上熬夜的真正原因：为了成为摄影师。 谈到波琳·霍桑时，从米娅的语气里可以听出，她崇拜波琳的才华和献身艺术的决心。波琳的第一节摄影课上，学生们坐得笔直，每人面前的桌上都放着一台35毫米相机和两本笔记本——这是波琳要求的。上课铃响起，波琳大步走到教室后侧，关掉电灯，她并没有自我介绍，而是打开了幻灯机。摄影师曼·瑞的作品出现在幕布上：一个性感女人，背部变形为一把大提琴，琴上的两个F形音孔是彩色的。房间里鸦雀无声。五分钟后，大提琴女郎换成了安塞尔·亚当斯的风景照——耸立在纯白色湖面上的麦金利山。还是没有人说话。波琳再次按下按钮：多萝西娅·兰格拍摄的《干旱地区的女人》出现在幕布上，女人的头发位于阴影区域，嘴角微微翘起，似乎在笑。整整两个小时里，幕布上的照片不停变换，学生们把各种风格的作品快速浏览了一遍，但没有多少时间细看（波琳一定注意到了这一点）。不过，米娅早已在图书馆见过这些照片，每一张她都熟悉，在投影幕布上再次看到，她对照片中的人物更是产生了一种亲切感。 两小时过去了，波琳关掉幻灯机，灯光重新亮起，学生们纷纷眨眼。“下一节课，把最让你觉得骄傲的照片带来。”波琳说，然后就离开了教室。这是她在这节课上说的唯一一句话。 经过深思熟虑，下一次上课时，米娅带来一张她用大画幅相机拍摄的照片，按照老师的要求，她选择最让自己骄傲的个人作品：弟弟沃伦在后院里玩曲棍球，他们家的房子和邻居家的房子在他身后形成了一道微型布景。这张照片是米娅爬到屋后的山顶上照的。走进教室时，学生们发现墙上贴着写有每个人姓名的索引卡，每张卡片下方都别着一支回形针。上课铃响后，过了两分钟，波琳走进来——这一次仍然没有自我介绍，大家先后交上自己带来的照片，波琳逐一点评它们的构图或技巧，学生们小心翼翼地回答她提出的关于视角和色调方面的问题。这些照片里面，有的以突出风景为主，有的则更强调艺术性：比如以巨大的电影银幕为背景的女孩的剪影和绞缠在听筒上的电话线的特写。 米娅和她的同学们都对波琳的提问有所准备——见识了她的第一节课，他们认为波琳不是个好应付的角色，与所有的苛刻老师一样，她喜欢给学生出难题，相信严格要求可以让学生走出舒适区，获得真才实学。然而，事实证明，波琳并不苛刻，虽然她的授课方式简洁干脆，但她也会表扬那些出色的照片，这也是她选择讲授基础科目的原因。“看看这个小女孩是怎么笑的，”她指着其中一张家庭照说，“她是唯一一个没有盯着镜头的人——让你觉得镜头以外似乎有什么特别的东西，她是否扮演着‘反叛者’的角色？从中能否看出一个家庭的面貌？”以及：“注意到这里这座好像要刺穿月亮的摩天楼了吗？角度的选择非常老到。”连她的批评方式——波琳的批评像赞扬一样常见——都是米娅意想不到的。“水是个难以把握的对象，”翻到其中一张把瀑布照糊了的作品，波琳说，“让我们假设拍摄者是要故意营造这样的效果，可是这种效果又有什么用处呢？” 米娅的照片是最后一张，大家围过去观看时，波琳一直没说话，似乎很吃惊。她仔细地研究了两分钟、三分钟、五分钟……她的沉默让全班都不自在起来。“谁是米娅·赖特？”她终于问，米娅上前一步，其他人则下意识地后退半步，好像害怕接下来可能劈向米娅的闪电也会波及他们似的。然后波琳开始提问：你为什么这样安排这条线的走向？为什么要这样偏移相机？为什么聚焦于曲棍球棒，而不是球网？米娅尽力给出最好的回答：她想要突出房屋和草坪的小，以对比手法来表现后方山丘的高大；她希望表现草的纹理和草叶被沃伦的鞋底踏碎的瞬间……当波琳的问题变得更具技术性时，她的回答就没有那么从容流利了，变得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最后，快要下课的时候，波琳点了点头，示意大家坐好。 “下次把你们的相机带来，”她说，“我们开始拍一些照片。”她拿起包，离开教室，并没有直接评判米娅那张照片的好坏。 接下来的几节课，波琳对待米娅与对待其他学生并无区别，大家跟她学习如何将胶片卷入相机、如何构图、如何计算光圈数和宽度。虽然这些知识米娅已经从威尔金森先生那里学到过，而且已经积累了数年的实践经验，但波琳的讲解让她对这些基本的摄影技术产生了更直观的认识，她明白了选择特定光圈值的原因，不仅知道了怎样拍更好，而且明白了好在哪里。上了两周课之后，大家开始练习在暗房冲印照片，波琳来到米娅的工作台前，在红灯的强光照射下，她棱角分明的脸部轮廓就像是红宝石的切面。 “你用大画幅相机拍照多久了？”她问。听了米娅的回答，她说：“你愿意给我看看你更多的作品吗？” 接下来的那个星期六，米娅拿着一信封照片来到波琳的公寓。公寓楼有个门房，她此前从未见过从事门房这种职业的人，对方告诉她波琳住在几层楼时，她惊讶得根本没听进去。进了电梯之后，不知道该去哪一层的她只好按下每层的按钮，每到一层就走出电梯，查看每户房门上的名牌，然后再回到电梯上，继续前往下一层。当米娅终于来到波琳所在的六楼时，发现波琳已经站在敞开的门口等着她了。 “你来了，”波琳说，“门房十分钟前就打电话告诉我了，我一直奇怪你怎么还不上来。”她赤着脚，但衣着和课堂上并无二致：黑T恤、黑裙子、长长的串珠耳环，走起路来叮当作响。米娅红着脸跟着她走进一个白色墙壁、阳光灿烂的房间，室内的每一件陈设似乎都在发光，她本以为摄影师的公寓应该被照片覆盖，没想到波琳家的墙上什么都没有。后来她才知道，波琳的工作室在楼上，而她之所以不在楼下的墙上挂东西，是因为不工作的时候，她喜欢空旷的白色空间，波琳解释说，这是为了消除审美疲劳。米娅在灰褐色的沙发上坐下，波琳拿出信封中的照片，摆了满满一咖啡桌，她有无数问题要问，就像那天在课堂上看到米娅的照片时那样：这张为什么要把相机放得那么低？那张的镜头为什么那么近？拍这张时，你想过调整一下倾斜度吗？拍这张时你在想什么？一谈到照片，米娅很快忘记了羞怯，两人探讨得过于专心，以至于当一个女人走进来，在咖啡桌上摆下两杯咖啡的时候，米娅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梅尔，”波琳有些不耐烦地摆了摆手，“这是米娅·赖特，我的学生。” 梅尔体形颀长，留着波浪式的棕色长发，穿牛仔裤和绿色衬衫，像波琳一样，她也光着脚。 “我觉得你们可能想要来点咖啡，”梅尔说，“很高兴见到你，米娅。”她亲了亲波琳的脸颊，走开了。 米娅在波琳家待了一下午，去酒吧上班的时间快要到了，波琳和梅尔非要留她吃晚饭，最后她只好承认自己得去上班。“那就下周吧，”波琳建议，“等你哪天休息的时候再来。”接下来的一个月，米娅经常拜访波琳和梅尔，与波琳讨论摄影，看她在工作室工作，听波琳大声描述自己的创作设想。“最近我在读古埃及的书，”波琳有时会这样开头，同时翻开一本书给米娅看，“告诉我你的想法。”在波琳家的餐桌上，米娅吃到了她从未品尝过的食物：朝鲜蓟、橄榄和布里白乳酪。她了解到，梅尔是一位诗人，出过几本诗集。“但没人关心诗歌。”梅尔笑着说。米娅从她那里成堆地借书回去读：伊丽莎白·毕肖普、安妮·塞克斯顿、艾德里安娜·里奇。 冬天来临的时候，米娅几乎每周都会带她的新作品给波琳过目，她们会反复讨论，波琳总是不会忘记督促米娅讲出她的拍摄手法和选择这些手法的原因。在此之前，米娅都是凭感觉拍照，依靠直觉判断好坏，波琳引导她有意识、有计划地进行创作，无论表达方式看上去多么的直白浅显，在每张照片中都要融入一定的思想与主题。“言之无物等同于失败。”波琳反复告诫米娅，这是她最喜欢的口头禅，借由这句话，米娅对摄影和人生都有了更深刻的理解。在波琳和梅尔眼中，任何事物都有复杂的一面，而对米娅的父母来说，世间的一切都是非黑即白，什么东西都可以被贴上“有用”或者“没用”的标签，根本不存在所谓的“中间地带”。跟着波琳和梅尔，米娅发现，所有东西都蕴含着精微玄妙之处和未被揭露的一面——或者不曾被发掘出来的深度，无论什么，都值得她更近距离地加以审视。 米娅每次登门拜访，波琳和梅尔都坚持留她吃晚餐。她们已经知道了米娅同时干着三份工作的事情，梅尔还会逼着米娅多吃，并且让她把吃不完的饭菜装在特百惠餐盒里带回去，下次拜访时再归还餐盒。她们还会留米娅过夜，甚至希望她搬到客房里长住——不过两人都不知道该如何开口告诉米娅。 因为米娅的自尊心很强：这一点显而易见。虽然她接受也感谢两人的款待，但从第一次拜访开始，她登门时就从不空手，总是带着礼物——她自己做的小东西：中央公园里采集的树叶缠上丝带做成的装饰、草叶编的只有拇指大小的篮子……有一次，她用钢笔画了两人的素描送给她们。还有一次，波琳提到她在创作一个以石头为主题的作品系列，米娅就带了一把纯白色的鹅卵石送她。波琳和梅尔明白，这些小礼物减轻了米娅享受她们的招待以及她们的食物、知识见解和喜爱，却无以为报而产生的内疚感，否则，自尊心极强的米娅恐怕不会再去拜访她们。 她们非常希望米娅能常来。圣诞节到来时，波琳、梅尔和米娅的其他老师以及同学都认识到了一个事实：米娅是个非常有才华的人。 “你会出名的，你知道的，对不对？”有天傍晚，沃伦告诉姐姐，米娅当时在家过圣诞节，沃伦遵守承诺，开着他买的那辆棕色的大众“兔子”去车站把她接回了家。四天后，他又开车把她送到车站。去车站时，两人心照不宣地选择了比较长的那条路线——就为了一起多待几分钟。沃伦上高三了，米娅觉得，自己离家的这段时间，弟弟已经长成了大人：虽然个子没有变高，但气质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声音更低沉，身体强壮了不少，过去几年中显得与瘦小身材不协调的大手掌和大脚板（像是大型犬幼崽的爪子）也变得顺眼了，脖颈上出现了浅淡的胡茬儿。 听到沃伦的话，米娅只说了一句：“也许吧。”然后又问：“你呢？你长大后打算干什么？”上幼儿园时，每当老师这样问他，沃伦总会把当天下午他打算干什么告诉老师，以此作为回答。从那时起，别人问他“你长大后打算干什么”时，他就告诉对方自己当天的计划，以至于米娅现在都嘲笑他没有长远打算，甚至连一两周之后自己要做什么都说不上来。 “汤米·弗洛尔蒂和我星期五要去打猎，”沃伦回答，“开学前最后出去玩一次。”米娅做了个鬼脸，她从来不赞成狩猎，虽然他们的邻居家里都摆设着一两个鹿头之类的狩猎纪念品。 “到了之后我会给你打电话。”她亲了亲他的脸，再次被他的成长所震惊：他似乎比她记忆中更瘦，也更结实了，可能还已经有了女朋友。等我下次回家时，他会变成什么样呢？米娅想——下次什么时候回家？也许在夏天吧，但也可能不回，因为她要找工作，积攒第二年的学费，而且还要和波琳讨论创作，研究同学们的作品。虽然打工很辛苦，还得忍受陌生人的骚扰，但她的创作进步神速，水平大有提高，风格变得更大胆也更精细。每个人——包括米娅自己和正在朝她挥手的沃伦——都相信她会走得很远。没有什么会分散她对于创作的注意力，她向自己保证，工作是唯一重要的事情，她不会允许自己心有旁骛。 因为过于专注工作，三月的那个下午，当那个带着公文包的男人盯着她看的时候，米娅并没有马上注意到。当时是下午三点左右，米娅在休斯敦街登上地铁，准备到哥大附近的酒吧上班。地铁一号线的车厢里十分安静，只有寥寥几位乘客。米娅正在考虑波琳给她布置的作业：记录事物在时间流转中的变迁。她突然有种被针刺到的感觉，这才意识到有人盯着她，她已经习惯了被人打量——这里毕竟是纽约——与所有女人一样，她也学会了如何忽略这样的目光和常常随之而来的怪叫。但这个男人的意图让她捉摸不透，他看上去像个正派人：整齐的条纹西装，黑发，公文包搁在膝盖上。他在华尔街上班，米娅猜测。而且，男人的眼神并不猥亵，也没有戏谑的意味，而是包含着别的东西，混杂着奇怪的认同与饥渴，这令米娅心中不安。三站过后，男人并没有收回目光，米娅拿起东西，在哥大站提前下了车。 起初她以为自己甩掉了他，列车开走了，她坐在一张肮脏的长凳上等待下一班地铁，地铁站里的人也不多，她很快便再次看到那个男人：公文包现在拿在了手里，眼睛扫视着站台。他是在找她，米娅很肯定。趁男人还没有发现她，米娅转身朝站台远端的楼梯间走，沿通道来到C线地铁的站台，虽然上班会迟到，但她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米娅打算坐上一两站，然后走到百老汇大街，搭乘正确的地铁，哪怕多付一份车费也要先甩掉他再说。 C线地铁进站了，米娅走进中间的车厢，扫了一眼座位，车厢半满，人足够多，假如有必要，她可以呼救，而且也不是太拥挤，她可以比较轻松地在人群中躲藏。她坐在车厢中部的座位上，到了72街，男人没有出现。但来到82街的时候，就在米娅准备站起来下车时，远处的车门突然敞开，那个拿公文包的男人走了进来，他的仪表现在有点儿乱，几绺头发落在脸上，似乎跑着在地铁线上找过她。她的目光一下子和他对上了，看来这下子逃不掉了。米娅的室友曾经在深夜回家时被人袭击过两次。同学贝卡告诉米娅，她曾在克里斯托弗街被一个男人拽着马尾辫拖进小巷里，虽然她挣扎了一番之后跑掉了，但男人也揪掉了她的一撮头发，贝卡还把少了头发的那块头皮给她看。米娅意识到，无论自己下不下车，该发生的还是会发生。 她走下地铁，男人跟在她后面，车门关闭后，两人四目相对，在站台上静静地站了一会儿，视野所及之处没有地铁工作人员，也没有警察，只有一个扶着助行器慢慢朝楼梯口挪动的老太太，站台一头有个穿着破烂运动鞋的流浪汉在睡觉。假如自己跑起来，米娅想，也许能在被他抓住之前逃到楼梯上。 “等等，”列车驶出站台时，男人喊道，“我只想和你谈谈，拜托。”他停住脚步，举起双手，现在米娅才注意到，他比她想象的还要年轻，也许只有三十多岁，身材也更单薄，西装价值不菲，羊毛质料上缝着细细的银线，鞋子也很高级——带流苏的科尔多瓦皮鞋，优雅的皮革鞋底，不像那种经常需要小跑着赶时间的人穿的鞋。 “拜托，”男人继续说，“抱歉一直跟着你，还盯着你看，对不起。你一定以为我是……”他摇摇头，“我不喜欢我妻子搭地铁，因为担心她会被别人尾随，就像我刚才尾随你那样。” “你想干什么？”米娅皱眉道。她并没有意识到自己的嗓音有多干哑，背在身后的那只手紧紧地握住钥匙，钥匙尖朝外。虽然钥匙尖并不起眼，但划上去还是很疼的。贝卡这样告诉她。 “请让我解释，”男人说，“我就站在这里不动，不会再靠近你一步。我只想和你谈谈。”他把公文包放在两人之间，米娅稍有放松，假如他扑过来，至少得先绕过公文包。 他名叫约瑟夫·瑞恩——“你可以叫我乔伊。”他说——米娅猜得没错，他确实在华尔街工作，和许多她有所耳闻的大型贸易公司有业务往来。他和妻子住在河滨大道；刚才他打算乘地铁回家；他们结婚九年了；两人青梅竹马；他们没有孩子。“我们没法有孩子，”约瑟夫·瑞恩解释道，“她不能生育。而且——”他顿了顿，恳求般地看着米娅，挠了挠头发，深吸一口气，似乎知道自己接下来准备提出的要求十分不可理喻，“我们一直在寻找为我们代孕的人，合适的人。”然后他又说：“我们会给她钱，很多钱。” 米娅只觉得头晕，她把钥匙尖倒转过来，狠狠地戳了一下掌心——仿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以为这是在做梦。“你想要——”良久，她终于发出了声音，“为什么找我？” 约瑟夫·瑞恩从口袋里摸索出一张名片，短暂的犹豫之后，米娅向前迈了一步，伸手接过名片，“拜托，你能不能过来和我们谈谈？明天？午餐时间？当然是我们请客。” 米娅摇摇头。“我得工作，”她说，“我不能……” “那就吃晚饭，我妻子和我可以向你解释一切。四季酒店怎么样？明晚七点？虽然不能保证别的，但你至少可以好好吃一顿饭。”他像个害羞的小学生那样低下头，拿起公文包，“即使你不来，我也非常理解，”他说，“连我自己都不知道我在做什么，竟然在地铁站对你提出这样的建议。”他摇摇脑袋，“可是拜托——请考虑一下。你会帮我们很大的忙，改变我们的人生。”说完他就转身上了楼梯，把米娅留在站台上，捏着那张名片。 在她的余生中，米娅常常会想，假如那天她没有到那个酒店去，自己的人生会是什么样。当时她想得太简单，以为到那里去主要是满足自己的好奇心，而且至少可以享用一顿丰盛的晚餐，后来她才意识到，这件事彻底改变了一切。 从第五十二街踏入四季酒店大堂的那个傍晚，米娅穿的是她拥有的唯一一件漂亮衣服：前一年她曾穿它参加了表妹黛比的婚礼。那以后她又长了身体，这件衣服显得有些短，也有些紧，但即使它还合身，与酒店大堂的环境依然格格不入——巨大的枝形吊灯、厚重的地毯、郁郁葱葱的绿植，连空气中都飘散着奢华的味道，如天鹅绒般吸收阻隔了女士高跟鞋敲打地面和西装革履的男士交谈的声音，他们会像沉默的轮船缓慢庄严地从你身边滑过。约瑟夫·瑞恩没告诉米娅在哪里与他们碰面，所以她尴尬地站在角落里，假装欣赏墙壁上的油画，避免引起在餐厅入口处像个殷勤的幽灵一样逡巡的领班的注意。 再等五分钟，她想，假如他们还没来，我就回家。她忘了戴表，只能在心里默数，就像和沃伦玩捉迷藏的时候那样，数到三百下就回家，忘记这件疯狂的事，假装它不曾发生过。就在她数到一百九十八的时候，约瑟夫·瑞恩拉了一下她的胳膊肘，好像一名侍者。 “毕加索。”他说。 “什么？” “挂毯。”大堂里的他看上去很腼腆，与她印象中前一天那个充满威胁感的家伙判若两人，“好吧，也许不算是挂毯，他是在窗帘上画的。他们请他创作一幅油画，但他没时间现画，就把这个拿给他们，我一直很喜欢它。” “我记得你说要带你妻子来的。”米娅说。 “她已经入座了。”他似乎打算让她挎着他的胳膊，想了想又把两手插进外套口袋——故作绅士姿态，简直有些可笑，她跟在他身后跨入走廊，心中暗忖。 面前是一个巨大的白色房间——她眨了眨眼——中央有个绿玉色的水池，周围栽种着树木，缀满粉色的繁花，装点着灯泡，像一座隐藏在纽约写字楼中的童话森林，到处都是低沉柔和的交谈声，窗户上挂着精细的花边遮帘，室内没有风，遮帘却像水面一样荡起涟漪。然后，奇怪的事情发生了，就在他们来到餐厅，约瑟夫·瑞恩朝角落里的一张桌子走过去时，米娅看到另一个自己坐在那张桌子前面，穿着剪裁得体的海军蓝色连衣裙，手拿鸡尾酒。那个瞬间，她觉得自己仿佛在照镜子，她愣在原地，迷惑不解，桌旁的女人站起身，走过来握住米娅的手。 “我是玛德琳。”她说。和她握手时，米娅有种诡异的感觉，仿佛触碰自己在水池中的倒影。 这天晚上，米娅一直沉浸在这种诡异的感觉里，好像做梦一样。每次她看着玛德琳·瑞恩，似乎都在看着自己，她们俩不仅都有卷曲的黑发和相似的容貌，而且连言谈举止和习惯都惊人地一致：都喜欢咬下嘴唇，都会无意识地把耳旁的一绺卷发拉直，再松手让它弹回去。两人并非一模一样——玛德琳的下巴稍尖，鼻子窄一点儿，嗓音更低沉，甚至有些嘶哑——但她们看上去是那么相像，肯定会被误认为姐妹。晚餐结束，瑞恩夫妇给米娅叫了出租车，回到家里，她静静地坐了很久，翻来覆去地回想当晚的谈话。 玛德琳十七岁还没有来月经，经过检查，医生发现她没有子宫。玛德琳说，这种症状在五千个女人中只有一例，它有个长长的德国名字，米娅没听清，好像叫什么梅耶尔综合征。他们要孩子的唯一办法就是代孕。当时是1981年，三年前，世界上第一个试管婴儿——露易丝·布朗诞生，但试管婴儿的成功率仍旧很低，而且大多数人依然怀疑这种技术的可行性。“反正我们不会做，”玛德琳表态道，优雅的手指缠绕着高脚杯的支杆，“我们不需要弗兰肯斯坦那样的人造宝宝。”瑞恩决定选择更为传统的方式，他认为这个办法像《圣经》一样古老——父亲提供精子，卵子由一位合适的女性提供，并且由这位女性代为怀孕生产。几个月来，瑞恩夫妇一直在私下里寻找代孕者，始终没找到符合自己要求的——然后有一天，约瑟夫·瑞恩参加完一个午餐会，乘地铁回家，在车厢里瞥见一张酷似玛德琳的脸，顿觉这是命运的安排。 “我们认为，”他说，“这是一个互惠互利的机会。”他和玛德琳对视了一眼，玛德琳微微朝他点点头，两人同时坐直了一点，转脸看着米娅，米娅放下叉子。 “我知道做到这些并不容易，”玛德琳说，“我们考虑了很长时间，一直在寻找合适的人选。”她端起玻璃水瓶，添满米娅的杯子，“我们觉得你就是合适的人选。” 米娅在自己的房间里慎重地盘算着。瑞恩夫妇的开价是一万美元，换一个健康的宝宝，他们像给米娅提供工作的雇主那样提出了代孕的条件，以优厚的酬劳吸引她，“当然，我们也会支付你所有的医疗费用。”约瑟夫补充道。 晚餐即将结束时，约瑟夫把一张折叠起来的纸片摆在桌上，推给米娅。“这是我们家的电话号码，”他说，“请你考虑一下，我们可以起草一份合同供你参考，希望你给我们打电话。”当晚的餐费他已经提前付过，米娅虽然没有看见，但她知道这顿饭花了不少钱：他们点了牡蛎和红酒，一个穿燕尾服的男人给他们端来了鞑靼牛肉，熟练地把金色的蛋黄搅拌进红宝石色的牛肉里。约瑟夫为米娅拦下一辆出租车。“我们希望你能打电话过来。”他重复道，透过他身后的酒店玻璃窗，米娅看到玛德琳系着大衣毛领的扣子。约瑟夫关上出租车车门，司机把她送回市中心的狭窄公寓。米娅展开约瑟夫给的那张纸，发现里面写着那个曾经让她吃惊的数字：一万美元。下面还有两个字：拜托。 第二天早晨醒来时，要不是看到纸条依旧躺在梳妆台上，米娅还以为自己做了个离奇的怪梦。真是疯了，她想，她的子宫可不是出租公寓。她没打算生孩子，更想象不到还会生了孩子送给别人。在清晨晦暗冰冷的天光下，前一天晚上的事仿佛只有可能发生在某种幼稚的幻想之中，她晃晃脑袋，把纸条丢进梳妆台抽屉，穿上上班时的工作服。 过了几个星期，米娅得知自己第二年的奖学金被取消了。她来到波琳家，波琳和梅尔打开门，米娅没有说话，递给她们一封信，信上说： 亲爱的赖特小姐：过去的一年中，你已享受纽约艺术学院的奖学金待遇，但是，我们遗憾地通知你，由于资金受限，我们无法继续向你提供1981—1982学年的经济援助，当然，我们希望你下一学年能够继续在我校学习—— “他们是白痴，”波琳说，把信瓤塞回信封，放在咖啡桌上，“他们削减资金是为了进行其他方面的扩张，那些依靠奖学金的学生就惨了。” “没什么大不了的，”米娅说，“我会再找一份工作，暑假时我可以攒钱。” 乘电梯下楼时，她把头靠在轿厢里的镜子上，强忍住泪水。其实，她根本无法再多做一份工作，否则会没有时间上课，而且她现在的经济状况已经是入不敷出，假如整个暑假都全职工作的话……她再次盘算起来。除非她能找到一份薪水是现在收入两倍的工作，不然只能被迫退学。 “你还好吗，小姐？”电梯门开了，看到她的样子，好心的门房问道。门房身后的酒红色地毯一直通向面朝第五大道的厚重玻璃门。大厅安静得如同图书馆，然而那两扇玻璃门之外，她很清楚，是破裂的混凝土人行道和匆忙、喧嚣、冷酷无情的城市。 “我没事。”她说。现在她已经和门房混了个脸熟，门房名叫马丁，在皇后区长大，与多数纽约人一样，支持纽约大都会队——而不是洋基队。他告诉米娅自己讨厌洋基队，他家有条腊肠狗，叫作罗西，马丁知道米娅的名字，知道她是楼上那两位艺术家女士——他亲切地如此称呼波琳和梅尔——的学生，虽然米娅很少对他讲自己的事，但他阅历丰富的眼睛已然从她脖子上挂的二手相机、她匆忙过来时身上穿的黑白工作服以及她经常从波琳家带回去的饭盒上看出许多信息。他抑制住想要拍拍她的肩膀的冲动，伸出戴着手套的手，为她推开玻璃门。 “晚安。”他说。米娅跨入第五大道，任由冷酷无情的城市将她吞噬。 第十四章 米娅没有征求父母的意见，也没告诉室友甚至波琳和梅尔，后来回想起来，她觉得这说明当时她已经作出了决定。收到学校来信的第二天，米娅向餐厅经理提出涨工资的要求。“我也希望能给你涨工资，”他告诉她，“但是，如果这么做了，店里的饭菜就得涨价，会失去顾客的。”迪克布里克画材店的经理也这么说，得到他们的答复之后，米娅已经没有心思再去问酒吧的老板了。一周以来，波琳好几次叫她去家里吃饭，她都婉言谢绝，因为梅尔——很可能还有波琳——会立刻看出她有心事。本来每个星期天都会拜访波琳家的米娅只能给她们送去一张便条，声称自己得了肠胃炎，不得不留在家里。这一个星期她始终担心的是自己的学费——还有瑞恩的提议，结果工作时心不在焉，不小心把一卷没有使用的胶片曝了光，这种错误前所未有。在餐厅上班时，她摔碎了一盘鸡蛋，又被盘子碎片割破了手指，涓细的血液流到白色的陶瓷盘子上，十分刺目。她的手掌一遍又一遍无意识地抚摸着平坦的小腹，仿佛那里面有什么可以让她冷静下来的东西。 一天下午，工作结束后，她从口袋里拿出约瑟夫·瑞恩的名片——他初次遇见她时给她的那张——径直朝地铁站走去。他也可能是个骗子。她不敢保证瑞恩夫妇在她照做后会如约付给她钱，甚至也不确定他们是否真的姓瑞恩。不过，按照名片上的地址，她确实来到了迪克曼-施特劳斯-特纳公司所在的那座位于华尔街且拥有玻璃幕墙的大楼。米娅在玻璃门厅外面犹豫了几分钟，盯着玻璃墙上行人们匆忙经过的倒影看了一会儿，然后推开旋转门，走向门厅里的那排电话亭，往其中一部电话机里投入一枚硬币，拨打了名片上的电话号码，很快，听筒那头传来一个女人的声音。 “迪克曼-施特劳斯-特纳公司，”女人说，“这里是约瑟夫·瑞恩的办公室，有什么需要帮忙的吗？” 米娅挂断电话，翻开电话亭里的通信黄页：曼哈顿有六个叫约瑟夫·瑞恩的登记在册，但没有一个住在河滨大道的。她把挂在链子上的黄页放回去，又从口袋里拿出一枚硬币，拨打了查号台，对方给她一个地址。去酒吧上班的时间快要到了，但她还是乘上前往上城区的地铁，来到一座战前风格并有黑色遮阳篷和门房的红砖建筑门口，住在这里的人肯定付得起一万美元的代孕费。 第二天下午，玛德琳·瑞恩从红砖建筑里走出来时，米娅跟在她身后，跟踪了她一个小时：玛德琳一路走到第八十六街，兜了一圈后才回家。她看到玛德琳·瑞恩走出红砖建筑时朝为她开门的门房点头，来到人行道上，玛德琳回头对门房说了句什么，把他逗笑了，离开之前，她又轻轻拍拍他的胳膊。路上遇到推婴儿车的女人，玛德琳会放慢脚步，朝车里的婴儿微笑——无论他们是否也朝她笑或者在睡觉，她还会和推车的女人微笑着打招呼，谈论天气，米娅甚至看得出她眼神中对婴儿的深切渴望。玛德琳抢着为这些女人——甚至包括那些推着金发碧眼小孩的菲佣——开门，目送她们走进酒店、咖啡馆或者面包店才缓缓松手，让门轻轻关闭，生怕惊扰到他们，然后她会露出近乎悲伤的落寞神情。她看到一个穿高跟鞋的女人推着婴儿车匆忙从玛德琳身边经过，玛德琳捡起婴儿车上掉落的奶嘴，追上去还给女人。米娅此前从未注意到，世界上竟有如此之多的婴儿，纽约的街头似乎涌动着无休止的繁殖力，她不由得对玛德琳·瑞恩产生了深深的同情。玛德琳停留在一个卖花的摊位前，买了一束裹着绿色包装纸的芍药，花蕾尚未绽放，像紧握的小拳头，她朝家的方向走去，米娅没有继续跟随。 最后，她告诉自己，是数学计算的结果帮她作了决定：瑞恩的报价足够让她支付三个学期的学费，从而为她节省出打工赚取生活费的时间。假如接受瑞恩的提议，她的学业就能继续下去，否则只有退出。她别无选择。瑞恩夫妇是真诚善良的好人，她看得出来，也清楚他们多么想要一个孩子。她能帮助他们，也会帮助他们。她对自己重复着这些话，一遍又一遍，然后拿起电话听筒，拨了瑞恩家的号码。 三周后，产科医生为她作了检查，证明她身体健康，没有传染性疾病，妇科功能正常。“你拥有非常适合生宝宝的完美臀部，”产科医生打趣道，“内部构造一切正常，怀孕完全没问题。”随后的一周，她申请休学一年。四月初，她来到瑞恩家的豪华公寓，玛德琳为她买了一件漂亮的粉色浴袍，“土耳其棉布，”她把裙子和一双拖鞋放在床上，“我们想让你尽可能地感到舒适。”床上铺了雅致的纯白色床单，似乎把她当成了尊贵的房客。她看得到窗外阳光下的哈得孙河，知道走廊另一头的卧室里，约瑟夫正在作他自己的准备。 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米娅把身上的浴袍裹得更紧了，她的衣服整齐地叠放在角落里的扶手椅上。玛德琳又敲了两下，推门进来。 “准备好了吗？”她问。她端着一只木质的早餐托盘，里面放着一只加盖的茶杯和一支带淡黄色胶皮帽的玻璃吸管。玛德琳把托盘搁在床头柜上，然后——笨拙地——跪下搂着米娅。“谢谢你。”她轻声道。 玛德琳出去后，米娅深吸一口气。我真的要这么做吗？她从托盘中拿起吸管，发现它是温的，玛德琳肯定用热水泡过，意识到对方的贴心举动，米娅的眼眶湿了，她掀开杯盖，松开浴袍腰带，躺在床上。 半小时后——“你必须保持双腿抬高的姿势至少二十分钟，”玛德琳对她解释过，“提高受孕的概率。”——米娅从客房出来，玛德琳和约瑟夫手拉手在客厅里坐着，睁大眼睛看着她，好像紧张的小孩子，虽然米娅已经穿好衣服，但在两人的注视下，她觉得自己仿佛依然是赤身裸体的。 “好了。”她拍了拍牛仔裤的裤腰。 玛德琳一下子从沙发上站起来，紧紧抓住米娅的手。“我们不知道该怎么感谢你才好。”她两只手掌都搁在米娅的肚子上，仿佛在祝福，米娅的肌肉紧张得僵硬起来。 “我打电话叫车——乔伊送你回家，”玛德琳说，“当然，我们知道也许一次并不能成功，得多试几次，需要坚持。后天我们再见一面？” 米娅想起仍旧放在客房里的托盘，还有玛德琳拿到厨房去洗的吸管和茶杯（准备下次再用）。“当然，”她说，“当然。”返回格林尼治村的路上，她一直很安静，约瑟夫·瑞恩则不停地给她讲自己和玛德琳是如何相识的，还有他在哪里长大，他们打算如何养育孩子之类。 那个夏天，这件事成了米娅的日常工作。产科医生给她一张图表，标出了最有可能受孕的时间。那一周里，她每隔一天都会拜访瑞恩夫妇，接下来的那周则是等待，观察身体可能出现的迹象。每次觉得背疼、头疼、痉挛的时候，她都会去作检查——却总是没有怀上。 “可能需要一段时间，”七月快要结束时，玛德琳说，他们已经尝试了四个月，“我们早就知道，不会一下子成功的。”但米娅有些担心，根据他们签订的合同，假如六个月后她没有怀孕，瑞恩夫妇有权取消协议。米娅并没有辞掉餐馆、酒吧和画材店的工作，她的同学们去画材店购买新学期需要的东西时，问她为什么不回去上课，她没有正面回答。“我要休学一年，多赚点钱。”她含糊地说，当然这是真的，她也是如此告诉波琳和梅尔的，当时她俩暗示米娅可以借她一笔钱，但米娅自尊心太强，不打算接受。她知道，假如怀孕失败，自己就什么也得不到，白白休学一年，更有可能永久性地失学。 后来到了九月，她焦急地等待着，可什么都没有发生，没有出现任何孕期反应，只有一种强烈的疲劳感，她非常想要像猫那样蜷缩进床上的毯子底下，再也不出来。两天后，米娅又来到瑞恩家，玛德琳欣喜地给她裹上一件大衣，仿佛她才是个小孩，拉着她进了电梯，上了一辆出租车，来到百老汇的一家药店，从一排五颜六色的写着“检查”和“测试”等字样的盒子里选出一个，塞进米娅手里。 测试过程比较复杂，一支玻璃试管搁在专门的支架上，支架下方是一面倾斜摆放的镜子，米娅往试管里加了几滴尿样，等了一个小时，如果看到镜子上出现一个深色的圆圈，就说明她怀孕了。她和玛德琳并排靠在浴缸边缘，静静地坐了四十五分钟，突然，玛德琳抓住米娅的手，“看。”她小声说，俯过身去，米娅看到，小小的镜子上，一个铁锈色的圆圈缓缓成形。 从那时起，变化应接不暇。米娅的室友们发现她在浴室里呕吐，“这个工作倒是很轻松。”其中一位说。另一个说：“给我一百万我也不干。”几周之后，瑞恩夫妇让她搬到他们名下的一处小公寓，从这里走过一段安静的小路就能来到西区大街。“我们以前是把它租出去的，现在刚好到期了。”玛德琳告诉米娅，“对你来说更安静，也更宽敞，而且离我们近了很多，到时候照应起来更方便。”米娅辞掉了画材店的工作——因为她的肚子越来越大——保留了其他工作，但她没让瑞恩夫妇看出来她还要打两份工。每次去医生那里检查之后，她都会去瑞恩家告知检查结果。看到她身上的衣服变紧了，瑞恩夫妇给她买了新的。“我在商店看到这条裙子，”玛德琳递给米娅一只棉纸衬里的购物袋，里面是一件花朵图案的孕妇裙，“觉得你穿很合适。”米娅意识到，玛德琳是在替她买孕妇衣物，她微笑着接受了衣服，并且在下次登门时穿了它。 这件事她对父母只字未提，只是快到圣诞节时，她告诉他们自己不回家了。“路费太贵。”米娅说。她知道，假如自己不提，父母永远不会主动过问她在学校的生活。一月底的时候，她终于把真相告诉了沃伦。“你好像再也没说学校里的事。”一天晚上，他在电话里对她说，那时她已经怀孕五个月了，虽然她可以始终瞒着他，他又不会知道，但她不愿意再对他说谎了。 “小鹌鹑，答应我别告诉爸妈。”她深吸一口气，和盘托出，电话那头很久都没有动静。 “米娅，”他说，她知道他是认真的，因为他从来不叫她的全名，“我不敢相信你会做这种事。” “我考虑了很久。”米娅一手搁在肚子上，最近她开始感觉到里面微弱的蠕动。这是最初的胎动，玛德琳告诉她，双手贴在米娅的皮肤上感受着，似乎有条小鱼在她肚子里游泳。“他们是好人，很善良，我愿意帮他们，小鹌鹑，他们非常想要孩子，这样做也是在帮我，他们为我做了很多。” “你没想过把自己的孩子送人有多么难吗？”沃伦问，“换作是我肯定做不到。” “好了，反正又不是你，对不对？” “别生我的气，”沃伦说，“假如你事先问过我，我不会赞成的。” “你只要保证不告诉爸妈就好了。”米娅又说。 “我不会说的，”沃伦终于说，“但是，作为孩子的舅舅，我要告诉你，我不喜欢这样。”他的声音里有一种米娅没有听到过的愤怒，至少这种愤怒此前并没有针对过她。 此后，她有一段时间没和沃伦通话。每个星期，当她产生了给他打电话的念头，最后都会放弃。打过去也是和他吵架，她想，再过几个月孩子就出生了，她会回到以前的生活，一切都会恢复原样。“千万不要恋恋不舍”。感到孩子轻轻踢了她一脚，米娅对着肚子说，但她并不确定这句话是对孩子、她的肚子还是对她自己说的。 她母亲打电话过来，告诉她沃伦出事了的那天早晨，米娅已经很久没和他说话了。 前一天晚上下起了大雪，沃伦和汤米·弗洛尔蒂深夜回家——至于两人去了哪里，她母亲没有说——转弯时车速太快，汤米的别克滑出去翻了车。米娅没敢记住的细节是：车顶被压扁了，救援队不得不像开罐头那样把别克切开，沃伦和汤米都没系安全带，汤米·弗洛尔蒂在医院躺了很长时间，肺部被刺穿，脑震荡，断了七根肋骨。他家就住在米娅家后面的小山上，和沃伦是多年好友，还曾经喜欢过米娅。米娅只知道开车的是沃伦，而现在他已经死了。 机票很贵，但她不想等待，哪怕只等几个小时。她希望早点回到她和沃伦一起长大、游戏、争吵和筹划未来的那座房子，可他不会再在那里等她，也不会再次踏入家门。她想要跪在他死去的那片冰冷的地面，想要回到父母身边，这样就不必独自一人被可怕的麻木吞噬了。 但是，当她乘出租车从机场回到家，刚跨进门，她的父母就愣住了，盯着她隆起的腹部，那里已经变得很大，连外套拉锁都拉不上了。米娅的手悬停在腰部，似乎觉得用一只手掌就能遮挡如此显而易见的事实一般。 “妈妈，”她说，“爸爸。事情不是你们想的那样。” 厨房里陷入长久的沉默，像灰丝带一样缠在她的脖子上，令人窒息，她觉得时间似乎过去了好几个小时。 “告诉我，”她母亲说，“我们应该怎么想。” “我的意思是——”米娅低头看着肚子，好像假如不看着，它就会消失似的，“这不是我的孩子。”里面的孩子狂躁地踢了她一脚。 “你说什么？不是你的孩子？”她母亲说，“怎么会不是你的孩子？” “我是给别人代孕的，为一对夫妇代孕。”米娅试图解释：瑞恩夫妇，他们多么善良，多么想要孩子，生下孩子后他们会多么高兴……她想让父母知道，自己多么努力地帮助他们，仿佛这是一项慈善事业，完全没有私心，等同于向穷人施舍食物和收留流浪狗。可她母亲马上就明白了。 “这个瑞恩家的人，”她说，“你是完全出于好心才帮助他们的？” “不，”米娅承认，“他们会付我钱，等孩子出生后。”她突然意识到自己的围巾和帽子还没摘，一道灰色的泥水沿着靴子流到油毡地面上。 她母亲转身走向门口。“我受不了了。”她说。走进客厅后，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来到楼梯脚下，她母亲的声音已经变成了嘶叫，好像一条毒蛇朝米娅吐出信子：“你弟弟死了——死了，你知道吗？你就这个样子回家？”楼梯上传来沉重的跺脚声。 米娅瞥了一眼父亲。过去，每当她打破东西或者用母亲给她买衣服的钱买了胶卷的时候，她母亲会怒气冲冲地回自己房间去，把米娅和她父亲留在客厅，父亲会捏捏她的手，小声说“我们可以买新的”或者“让她冷静一小时，然后你再去道歉”。有时则更简单：“修好它。”可这一次，父亲没有握住她的手，也不和她说“修好它”，反而凝视着她的肚子，好像不肯看她的脸，他的眼睛是湿的，紧咬着下巴。 “爸爸？”她终于说，在如此持久而锋利的沉默中，她宁愿大声喊叫出来。 “我不相信你竟然会卖掉自己的孩子。”他说，然后便离开了房间。 他们没有让她离开，但当她把外套挂进门厅的衣橱，把行李放在她的旧卧室之后，他们也没对她说话。晚饭时，她坐在桌边的老地方，母亲在她面前搁下一只盘子和一把叉子，父亲给她盛了一碗邻居送来的炖菜，但他们始终不主动和她说话。当她问：葬礼什么时候举行？他们看过沃伦了吗？父母的回答也极尽简略。米娅最终放下了一直拨弄着面条和金枪鱼的叉子。冰箱里还有一大锅炖菜和好几盘锡纸包好的烤箱菜半成品，都是邻居们送来的，他们似乎希望通过这种最务实的方式表达对死者家属的同情，给予他们最实用的慰问，但他们进来时，似乎没人敢看沃伦在窗边留出的那个空位。 关于葬礼的操办，父母没有询问米娅的意见，比如该摆什么花，放什么音乐，选择什么样的棺材：核桃木、蓝色丝绸衬里的。他们含蓄地告诉米娅，她现在一定觉得很累，所以最好不要出门，他们不希望她在冰上滑倒，但她明白，父母其实不想让邻居看见她。米娅为沃伦找出一件衬衫和一条领带，他被迫穿正装时总会拿出这两样，她母亲却选了另外一套白衬衫和红条纹领带——沃伦进入高中时她给他买的，沃伦曾说他穿着就像个股票经纪人。父母虽然没有进一步地点明米娅如今的尴尬状况，但他们表示，假如她能够不出席葬礼，将是最好的安排——“我们不想让任何人产生误会。”她母亲这样说，米娅只得让步。葬礼的前一夜，她收拾了自己的东西，从柜子里找出了她的旧行李袋，拿走了床上的被子和几条旧毛毯，踮着脚尖穿过前厅，来到沃伦的房间。 他的床依然没有铺，她甚至怀疑母亲再也不会进来整理，或者只会扯下床单，清空整个房间里的家具，把墙壁刷成白色，假装一切都不曾发生。他们会怎么处理沃伦的东西？米娅想。把它们送人？打包收进阁楼？任由它们变旧、发霉、褪色？在沃伦房里的留言板上，她看到一张照片，正是她申请美术学院时提交过的那一张：她和沃伦的蚀刻轮廓，两个孩子手拉着手爬上煤渣山。她摘下照片，放进包里，又在他桌子上发现了她一直在找的东西：沃伦的车钥匙。 她父母已经睡下，母亲晚上都会吃安眠药来舒缓紧张的神经，主卧室的门底下一片漆黑，并没有光线透出。引擎启动时，“兔子”发出低沉的喉音，“像保时捷发出来的声音，”沃伦曾这样告诉她，“大众车的特点。”她必须把驾驶座向前拉一大段才能踩到离合器踏板，这说明他的腿已经比她的腿长了许多。她握住换挡杆，摸索了片刻，将车倒了出去，赖特家的房子逐渐变小，退出她的视野。 她开了一整夜车，日出时分抵达了上西区，她以前从来没在曼哈顿停过车，开着“兔子”，在街区里转了十分钟，才挤进第七十二街的一处车位。回到公寓，她躺在借来的床上，把自己包裹在被子里，心中清楚，可能要过很长时间，她才会再次舒舒服服地躺在真正的床上睡觉。当她醒来时，黄昏的斜阳即将沉入哈得孙河，她得动身了。只有那些必须带走的属于她的东西才会进入她的行李袋：现在穿已然太紧的衣服、她在慈善商店买来的几件穆穆袍、几床旧被子、一些褪色的床单、几件餐具、一文件盒负片，还有她的相机。她把瑞恩太太送的那件高级孕妇裙叠好，放回了棉纸购物袋。 收拾停当之后，她拿着一支笔和一张纸坐下来，从匹兹堡开车回来的路上，她一直在考虑该怎么说，最终决定撒个谎。“我很难过，”她写道，“我失去了宝宝，觉得很惭愧、很抱歉，你们什么都不欠我的，更没有违反合同，但我亏欠你们，这些钱用来偿还你们为我支付的医疗费，希望数额足够——我只能拿出这么多。”一共九百美元，是她存下来的工资，她把纸条搁在一摞钞票上，把它们塞进装孕妇裙的购物袋里。 白班门房已经下班，米娅身上裹着大衣，夜班门房似乎没有注意到她的大肚子，也没有看她的脸，就收下了她交给瑞恩夫妇的包裹。米娅回到停在几个街区之外的“兔子”上，孩子踢了她一下，随后翻了个身，像是睡着了。 她又开了一宿车，穿过新泽西和宾夕法尼亚，绵延数百英里的公路被她甩进身后的黑暗中。太阳再次升起时，她在伊利市郊区下了高速路，一直向前开，找到一条安静的乡村小路之后才停下来，爬到后排座，裹起旧被子，打算睡一觉。她以为旧被子会有洗涤剂的味道，会让她有回到家的感觉，可过去的一年里，这条被子一直在她的床上没有动过，什么味道都没有，甚至也没有尘土味。她把被子蒙到头上，挡住刺眼的阳光，不知不觉地睡着了。 她开了整整一星期的车，像个疯子一样：一直开到疲劳不堪时才会强迫自己停下来休息，睡饱了再起来开车，完全忽略了时间和日夜黑白。经过城镇时，她会停留片刻，买些面包、花生酱和苹果，填满自己的水壶。她在行李中藏了两千美元，这是她从来到纽约开始积攒下来的打工收入，就放在负片盒里，负片盒在仪表板上的储物柜里，用文胸上拆下来的一个罩杯套着。就这样，她穿越了俄亥俄、伊利诺伊、内布拉斯加、内华达，最后，水波汹涌的旧金山蓦然映入眼帘，太平洋翻滚着灰蓝色的波涛，溅起白色的泡沫，她再也没法往前了。 米娅在桑赛特找了一处公寓，那里有个房间出租，墙壁是海盐色的，房东是个严肃的老女人，盯着她的肚子，只问了一句话：“过几天你丈夫不会半夜来我家砸门吧？”在孕期最后三个月里，米娅走遍了整个城市，在环绕金门公园的潟湖散过步，爬上了科伊特塔，在大雾中穿过金门大桥，虽然伸手不见五指，但她能听到密集的车流从耳旁呼啸而过。大雾像极了她当下的精神状态，她觉得仿佛在自己的大脑里漫步，脑中有一团无形却无所不在的情绪阴霾，尽管无从把握，但始终缠绕着她，她想定睛看个真切，却发现到处都是白色，不知该看向哪里。虽然在走廊上或者厨房里遇到米娅时，房东德莱尼太太从未对她笑过，但米娅回家以后，经常会在烤箱里发现一盘食物，柜台上的纸条上写着：剩菜，不想浪费。 一个暖和得出奇的五月的下午，在医院里遭受了十四个小时的折磨后，米娅生下了珀尔，从护士手中拿到了出生证明。几个月来，她一直在想给孩子取什么名字，把自己认识的人和高中读过的书里的人物名字都考虑了一遍，觉得都不合适。最后，她想到了《红字》，那个最合适的名字出现在脑子里：珀尔（Pearl），让人联想到圆润洁白的珍珠，念起来也朗朗上口，当然也暗示这个孩子来之不易，像珍珠一样经受了长久的磨砺。在出生证上的“母亲”一栏，她写下“米娅·沃伦”，然后把床边摇篮中的孩子抱在怀里。 回到出租屋的第一夜，珀尔哭个不停，手足无措的米娅也愁得哭起来。她很想知道，假如自己此时拿起电话打给纽约的瑞恩夫妇，承认自己撒了谎，告诉他们“孩子在这里，快来接她”，他们会怎么做。她觉得，他们很可能登上最早的一班飞机，来到她的门口，二话不说，直接把珀尔带走。她不知道自己的这个设想究竟称得上可怕还是诱人，或许两者都有。她和珀尔同时哀号着，过了一会儿，有人轻轻地敲了敲门，严肃的德莱尼太太伸着胳膊出现在门口。“把她给我，”她说，带着毋庸置疑的权威，米娅想都没想就把孩子交给了她。“躺下休息一会儿吧。”德莱尼太太说，关上了门。屋里一下子静下来，米娅倒在床上，立刻睡着了。 醒来之后，她揉着眼睛走进厨房，又来到起居室，发现德莱尼太太坐在灯下，轻轻摇晃着熟睡的珀尔。 “你休息过没有？”她问米娅，米娅点点头，德莱尼太太说，“很好。”她把孩子放进米娅怀里，“她是你的了，”德莱尼太太说，“好好照顾她。” 接下来的几周，米娅仍旧过得晕头转向，但改变已然发生。无论珀尔哭得多厉害，德莱尼太太再也没有直接把孩子抱走，她会在夜幕降临后送来一碗热汤、一块奶酪三明治或者肉馅糕，并且总是叫它们“剩菜”，但米娅知道这是礼物，也明白德莱尼太太进门时生硬地嘟囔“星期四该交房租了”或者“别把泥巴带进门厅里”都是过来送礼的掩饰。 珀尔三周大时——脸还是皱皱的，像个小老头——米娅脑子里的迷雾刚刚有了退散的迹象，梅尔的电话就打来了。 安顿下来之后，米娅给波琳和梅尔写了一封信，附上她的新地址和电话号码。“我很好，”她告诉她们，“但我不会回纽约了，如果需要，你们可以在这里找到我。”现在，梅尔的确需要和米娅联系，她告诉米娅，几个星期前，波琳开始头疼，还出现了奇怪的症状。“她看到了光环，”梅尔说，“说我像个天使，周身有一圈光环。”经过扫描，医生发现波琳脑子里有个高尔夫球大小的肿块。 “我觉得，”停顿了很久，梅尔说，“假如你想看看她，最好马上来。” 那天晚上，米娅订了一张机票，这是她买过的第二张机票，花掉了大部分积蓄，但坐长途车需要几天时间才能到纽约。她背着一个包来到波琳和梅尔的公寓，怀中抱着珀尔。波琳体重减了二十磅，干瘪瘦削，比原来瘦了一大圈。 她们一起度过了整个下午，梅尔和波琳围着珀尔，嘴里发出咕咕的声音逗弄她，米娅在波琳家的客房里过了一夜——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珀尔躺在她身边。第二天，她早早起来，坐在起居室的沙发上给珀尔喂奶。 “别动。”波琳说，她的眼里冒出近乎狂热的光，米娅想站起来扶着她，但波琳摆摆手，让米娅继续坐着，然后拿起相机。“拜托，”她说，“我想把你们两个拍下来。” 她用光了一整卷胶片，一张接一张地拍，梅尔从厨房走出来，端出一壶茶，在波琳肩膀上搭了一块披肩，波琳这才放下相机。米娅差点儿忘记自己当晚就要飞回旧金山，她抱着珀尔和主人告别，波琳拥抱了米娅，告诫她：“一定要尽你所能。”她第一次亲吻了米娅的脸颊，“我期待你做出了不起的成就。”她用了现在时态，仿佛这只是一次平常的告别，仿佛她已经预见到了米娅未来几十年的艺术生涯。米娅说不出话来，只能更用力地抱住波琳，嗅着她身上特有的薰衣草香和桉树树皮的味道，然后在波琳看到她流泪之前转身离开。 一周半之后，梅尔再次打来电话，米娅已经猜到发生了什么。十一天，她想，虽然她知道这事会很快发生，但波琳十一天前还是活着的。天气仍然温暖，六月尚未结束，日历甚至也还没有掀到下一页。又过了几周，邮递员送来一个包裹。“她挑了这些送给你。”附言上写着，是梅尔瘦长的字迹。包裹里有十幅8厘米×10厘米的黑白照片，每一张似乎都发着光，米娅仿佛再次看到波琳是如何拍下它们的。米娅抱着珀尔；米娅把她举过头顶；米娅给珀尔喂奶，衬衫的褶皱恰好挡住了苍白的胸部。每张照片后面都有波琳的签名。包裹里还有一张名片，上面别着一张便条：假如你需要钱，安妮塔可以帮你卖掉这些照片。等你准备好，把你的作品寄给她，我已经嘱咐她等着你了。落款是P（波琳）。 自此以后，米娅又开始拍照，带着一种近乎解脱之感的热情。她再次走上旧金山的街头，经常一转就是好几个小时。她用一件旧丝绸衬衫做了一副婴儿背带，把珀尔背在身上。她现在已经花掉了大部分积蓄，每一卷胶片对她而言都弥足珍贵，每按下一次快门，她都会想起波琳。春天来临时，她已经拍出了七张可能“有点儿意思”的作品，波琳总是这么形容。 安妮塔可不觉得它们只是“有点儿意思”，收到这些照片后，她在给米娅的答复中写道：“成功的可能性很高，但不是现在，还要再等等。”米娅把波琳为她和珀尔拍的第一张照片寄给安妮塔，安妮塔表示：“我需要更多的时间，请耐心等待，不要把我的名字告诉任何人。”经过一场角逐激烈的拍卖会，安妮塔为米娅赚到了足够生活两年的钱（即使扣除了百分之五十的佣金）。后来，为了支付珀尔治疗肺炎的费用，米娅又拜托安妮塔为她出售过波琳的一张照片。过了不到一年，米娅又给安妮塔寄出一套她自己的作品，主题是记录事物随时间推移衰变的过程：一棵死去的三叶杨、一座废弃的房屋、一辆生锈的汽车。 “恭喜，”一个月之后，接到米娅打来的电话，安妮塔告诉她，“我卖出其中一张，有汽车的那个，四百美元，虽然不是很多，但是个好的开始。” 米娅把这件事当成一个征兆。她接下来的拍摄目标是沙漠、仙人掌和晚霞映红的天空，新的图像已经在她心中形成。“再过一两周，我会打电话给你，”她告诉安妮塔，“告诉你把钱转到哪里。” 德莱尼太太站在起居室窗前，看着米娅把行李搬进“兔子”的后备厢，把珀尔的摇篮固定在副驾驶座前面的空当里。米娅把房间钥匙还给德莱尼太太时，房东竟然出其不意地给她一个紧紧的拥抱，她吃了一惊。 “我从来没对你提过我的女儿的事，对不对？”德莱尼太太说，声音有些闷闷的，但米娅还没来得及说话，她就拿过钥匙，快步跨上门前的台阶，关上了铁门。 对于房东太太的举动，米娅开着车想了一路，直到抵达普罗沃的郊区，她才停下来，这里是她与珀尔流浪生活的第一站。这一段漫长的路上，摇篮中的珀尔始终在咿咿呀呀地说个不停，仿佛已经预见到了未来的旅途上即将发生的一切。 第十五章 当然，理查德森太太是不会知道这些的。她只清楚赖特夫妇告诉她的故事大概：沃伦死后，米娅突然挺着大肚子回到家，宣称孩子属于一家姓“瑞恩”的人，但赖特夫妇不记得瑞恩夫妇的名字了。“就是杰米、约翰尼之类的，”赖特先生说，“她说他在华尔街工作，很有钱。” “我也不确定这是不是真的，”赖特太太承认，“我觉得她可能对我们说了谎，但后来有个律师给我们打电话。”米娅离开几周后，一位律师打给赖特夫妇，问他们是否有办法联系上米娅。“他寄来一张名片，”赖特夫人回忆道，“让我们得到米娅的联系方式后告知他，但我们再也没听到过她的消息。”她拿手绢擦了擦眼角。 经过一番翻查之后，赖特太太找到了律师的名片，理查德森太太记录了上面的信息：律师名叫托马斯·莱利，来自莱利-施瓦茨律师事务所，地址在纽约第五十三街212A。她谢过了赖特夫妇，当赖特太太再次把点心碟推过来时，她心有愧疚地婉拒了。赖特夫妇还主动提出，要把沃伦穿橄榄球衣的照片借给她，觉得也许可以给报纸配个图，“要记得还给我们啊，”赖特太太补充道，“我们只有这一张照片，底片已经找不到了。”愧疚再次攫住了理查德森太太的心，像一只八爪蜘蛛。赖特夫妇是正派人，而且是经历过痛苦的正派人，他们看起来和她在西克尔高地的邻居们没有什么两样，“假如报纸需要照片，”理查德森太太说，“我会联系你们的。”她说，她觉得至少这一句算是真话。 “对于你们经历的事情，我感到十分抱歉。”站在赖特家门口，她真心实意地说，接着又犹豫了一下，继续道，“如果你们知道了女儿在哪里，会不会想要联系她？” “也许吧，”赖特太太说，“我们考虑过雇侦探找她，看看能不能得到什么线索，但我们觉得她可能不希望别人找到她，否则她早就来联系我们了，她知道我们住在哪里，我们的电话号码也始终没有变，她一定以为我们还在生她的气。” “那你们还生气吗？”理查德森太太冲动地问。但赖特先生和赖特太太都没有回答。 虽然名片上的那个律师事务所的电话号码是十六年前的，理查德森太太还是决定试试，回到旅馆，她拨了那串号码，让她十分宽慰的是，一位秘书几乎是立刻就接起了电话。 “莱利-施瓦茨-亨德森律师事务所。”女秘书说。 “你好，”理查德森太太说，“我想咨询莱利先生许多年前查过的一个案子。”她想了想，又说，“我这里有些客户提供的信息，也许和这个案子有关系，但提供信息之前，我希望确认一下莱利先生是否仍旧是瑞恩家的代理律师，你知道，这个案子比较敏感。” 秘书顿了顿，问：“你指的是哪个案子？” “瑞恩家的那个，我掌握了与米娅·赖特有关的信息。” 听筒里传来拉开抽屉翻找文件的沙沙声，理查德森太太屏住呼吸。“找到了，约瑟夫和玛德琳·瑞恩，没错，莱利先生依旧是他们的代理律师，但是——”秘书说，“这个案子已经搁置很久了，不过莱利先生现在就在办公室，我很愿意帮你转接过去，你刚才说你叫什么名字？” 理查德森太太挂断了电话，心跳得很快，她反复思索了几分钟，打开随身携带的通信录，拨通了朋友迈克尔的电话。迈克尔在《纽约时报》社工作，他们在大学里认识，都曾为丹尼森大学的校报做过记者。迈克尔毕业后成为《斯坦福德论坛报》社的记者，不久便跳槽到《纽约时报》社，那时她刚刚返回家乡。然后，迈克尔进入《阳光日报》社工作，他们俩一直保持联系。理查德森太太很肯定，迈克尔一度爱上过她，但从来没有对她表白，而且两人现在早已各自成家许多年了。迈克尔近期曾被提名为普利策奖候选人，但最后输给了一位在卢旺达境内采访时被杀害的美联社记者。 “迈克尔，”她说，“你能帮我个忙吗？” 一周后，迈克尔会打电话来确认她的怀疑：通过只有他本人知晓的新闻调查手法，迈克尔设法找到了米娅·沃伦1981年在曼哈顿中城圣伊丽莎白医院作孕期检查时的账单，账单是由一个叫作约瑟夫·瑞恩的男人支付的。1982年2月，米娅突然不再过去作检查，那时她已经怀孕半年。理查德森太太这下终于弄清了珀尔的身世，但她一时间并不知道该如何处理这些信息。可怜的瑞恩夫妇，为了要一个孩子，竟然选择了这样的方式。他们可以说是与琳达和马克·麦卡洛同病相怜，理查德森太太想，但她此时竟然也对米娅产生了一丝同情：放弃自己的孩子是一项多么艰难的抉择。 如果自己处于这种状况，又会怎么做？理查德森太太一遍又一遍地扪心自问，每次都得出相同的结论：我永远不会让自己处于那种状况，她告诉自己，我会为自己预备更好的选项。 旅馆里，理查德森太太把笔记放回那个标注着M.W.（米娅·沃伦）的文件夹，明天她就开车回家。 从医院出来，莱克西情绪恍惚，不敢相信自己刚刚经历了什么，她的腿和身体不由自主地向前移动，脑袋无意识地后仰，像一只飘浮的气球，刚才她还怀着孕，现在孩子就没有了。她身体里曾经住着一个小生命，现在这个生命不复存在。她觉得小腹深处有什么东西在挤压蠕动，一团温暖潮湿的东西流进了护士给她的卫生巾，除了卫生巾，护士还给她一瓶止疼药。“等麻药过劲了，你会需要的。”护士告诉她。 珀尔挽着莱克西的胳膊。“你还好吗？” 莱克西点点头，停车场在她眼前缓缓旋转起来，珀尔一把抓住她开始倾斜的身体。“好了，来吧，马上就到了。” 莱克西的计划是让珀尔开车送自己回家，她母亲第二天下午才能回来，她觉得到了那时自己就能恢复正常，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但扶着莱克西坐进“探索者”的时候，珀尔意识到，以莱克西现在的状况，暂时还不能回家。珀尔替被麻醉剂弄得头晕的莱克西系好安全带。 “好了，”她说，“咱们去我家吧。” “你妈妈怎么办？”莱克西问，当珀尔说“她可以为你保密”时，莱克西仿佛听到了最令她伤心的话，眼泪立刻流了出来。 两人走进温斯洛路的房子时，时间刚过中午。她们进了厨房，米娅警觉地抬起头，看到米娅拿着用来处理照片的手术刀，好不容易冷静下来的莱克西又开始哭叫起来。出乎每个人的意料（包括她自己），米娅把莱克西拉进怀里。 “没事了，”她说，“一切都会好起来的。” 莱克西最后也没弄明白，究竟是她自己把这件事告诉米娅的，还是珀尔说的，抑或是米娅本人猜出来的，她只记得米娅紧紧地搂着她，紧到她眼前的世界终于停止了旋转，然后，米娅把她塞到一床柔软的被子底下。后来她才发现，她躺的是米娅的床。 其实，米娅早就对莱克西的情况有所怀疑。虽然布莱恩总是会谨慎地把用过的安全套丢进理查德森家的马桶里冲走，但有那么几次，清理莱克西房间的垃圾时，米娅在一些团起来的纸巾里发现了安全套的包装。一天下午，当她回到理查德森家拿上午落在那里的钱包时，差点儿被布莱恩搁在门口的十二号网球鞋绊倒，网球鞋旁边就是莱克西的凉鞋，但两人不在一楼。米娅从厨房岛柜上拿了钱包，因为担心楼上的人会听到她的动静，她轻轻地关上了门，离开了房子。此后每次见到莱克西，米娅的心情总有些复杂，却没想到她自己的女儿和莱克西可能是一样的。 看到莱克西出现在门口，半靠在珀尔怀里的时候，从她灰败的脸色和手里拿着的粉红色出院证明，还有挂在珀尔手腕上的装药的塑料袋，米娅立刻猜到发生了什么。假如有人在一个月甚至一星期前问她，如果见到这一幕会作何感想，她可能会有点儿幸灾乐祸，感叹一句“西克尔正派人家的孩子不过如此”。然而，现在亲眼见到这一幕，她对莱克西却只有深切的同情，为着这个年轻人陷入的窘境，为着她遭受的痛苦——身体和精神上——以及她不得不作出的摆脱窘境的反抗。 下午三点左右，莱克西醒过来，发现身上盖着一床干净的白色被子，室内窗帘紧闭，但角落里的灯亮着，灯罩上搭了一条毛巾挡住强光。如此的体贴打动了她，当天的第三次，她不由自主地痛哭失声。米娅很快过来了，坐在她的床边，抚着她的背。 “没关系。”她对莱克西说，虽然她也不知道还能说点什么别的，但仅仅是“没关系”这种简单的安慰就让莱克西的呼吸轻松了不少。米娅盘腿坐在地板上，递给莱克西一张纸巾，莱克西这才意识到，她躺的这张“床”不是一般的矮：其实它是一块床垫，直接搁在地板上。她擤了鼻子，没找到废纸篓，这时却见米娅伸出一只手，莱克西尴尬了一阵才把湿乎乎的纸巾搁在米娅的手里。 “你睡了很长时间，这是好事，你觉得自己能吃点东西吗？”莱克西走进厨房坐下，米娅在她面前搁下一碗汤，莱克西舀了一勺送进嘴里，发现这是一碗鸡汤面，有点儿咸，热气腾腾。珀尔不知去了哪里，灶台上方的钟表显示已经三点一刻了，学校刚刚放学，珀尔一定把一切都告诉她母亲了，莱克西想。 “不应该发生这种事的。”莱克西脱口而出，她十分想要自我辩解，以确保米娅不会对她产生不好的看法。就在这时，珀尔走进公寓，脸有点儿红，还有点儿喘。 “我借了穆迪的自行车骑回来的，”她说，“我想回家看看你怎么样了。” “你没……”莱克西说，珀尔摇摇头。 “我当然不会告诉他，”珀尔说，“我说我得赶紧回家帮我妈妈做事。”说到这里，珀尔有些不自在，因为她意识到自己竟然可以如此轻易地对穆迪撒谎，但她很快便强迫自己忘掉了这种感觉。“你怎么样了？” “她会好起来的，”米娅说，拍了拍莱克西的手，“我敢肯定。” 十分钟后，米娅把汤碗放进水池，楼梯上再次传来脚步声——伊奇走进来，下午是她与米娅待在一起的时间，看到莱克西，她站在门口愣住了。 “你怎么在这里？” 莱克西皱起眉头。“我当然是来找珀尔玩的，”她呵斥道，“你有意见？” 伊奇极为怀疑地来回扫视着莱克西和珀尔，她姐姐很少到温斯洛路这边来，更喜欢在理查德森家的休息室里消磨时光，那儿有舒适的椅子和大电视，还有吃不完的零食和健怡可乐，这里可没有电视，连沙发都没有。今天的莱克西实在反常，为什么她和珀尔会在这里见面呢？她看上去有些苍白，眼睛也有点儿红——与她平时神采奕奕的样子大相径庭。 “我在帮助莱克西准备英语论文，”珀尔说，“我们觉得在这里写更好。” “没关系的，伊奇。”米娅说，“但是我今天没法工作了，明天再来，好吗？”见到伊奇迟疑，她又说：“明天，我保证，放学后你就来，像往常一样。”伊奇转身出门时，米娅轻轻捏了捏她的手肘，伊奇看了一眼莱克西，跺着脚下了楼，过了一会儿，传来大门重重关上的声音。 “她很生我的气，”莱克西低声说，“她总是这样。”伊奇走了之后，她再次有气无力地瘫坐在椅子上，马尾辫搭在椅背上。 珀尔注视着她：“你看起来不太好。” “回床上去吧，”米娅冷静地说，“今天你经历得够多了。”走进卧室，米娅把莱克西在床垫上安置好，再次给她盖上被子，轻轻拍拍她的背，仿佛她是个小孩子。莱克西竟然觉得很舒心。 “该死，”她突然想起了什么，“学校会把我旷课的事告诉我父母的。”西克尔高地的学校极为重视学生的出勤：每节课开始前，老师会记下旷课者的姓名，交到教务处，校秘会依次给旷课者的家里打电话，告诉学生家长他们的孩子旷课了。 “我帮你请假了，”米娅说，“你和珀尔回来不久，我就打电话告诉学校，说你今天不舒服，明天也不能去上学。” 莱克西觉得自己的脑袋轻飘飘的，好像它是用木头做的。“可必须是家长请假才行。”她喃喃地说，挣扎着直起身体，整个房间又开始旋转起来。 “我告诉他们我是你妈妈，他们听不出来的。”米娅按住莱克西的肩膀，轻轻推她躺下。她的声音真冷静，莱克西想，似乎不管遇到什么事她都有对策。“休息吧。”莱克西听到米娅说，她几乎是立刻就睡着了。 再次醒来时已经是深夜了，她躺在黑暗中，盯着暗沉的夜幕。米娅敲门进来，端着一杯冒热气的茶，“我觉得你可能口渴了。”她说，莱克西接过杯子，感激地呷了一口。薄荷茶。手中的马克杯既温暖又坚实，好像温暖强壮的肩膀。 “我给你爸爸打电话了。”米娅说，莱克西突然想起，她母亲明天下午就回家了。 “该死，”她小声说，“你告诉他了？” “我告诉他，你今晚在这里过夜，是珀尔和我留你在这里过夜的。” 过了一会儿，莱克西说：“谢谢。” “你可以想留多久留多久，只要你觉得有必要，但我敢打赌，你明天就能回家了。” 莱克西轻轻地转动着手中的马克杯。“然后呢？” “你自己决定该怎么做，该告诉谁。” 米娅站起来准备出去，但一阵恐慌袭上莱克西心头，她抓住米娅的手。 “等等，”她说，“你觉得我犯了个巨大的错误吗？”她哽咽起来，“你认为我是个可怕的人吗？”她以前从未在意过米娅，现在却突然很想知道米娅是否赞成她的做法，米娅是一个如此善良的人，她的不赞成会让莱克西无法忍受。 “噢，莱克西。”米娅再次坐下，没有松开她的手，“你现在处于非常困难的境地，没人希望遇到这种事。” “但是，如果我的选择是错误的呢？”莱克西闭上眼睛，“也许我应该留着它，也许我应该告诉布莱恩，我们可以共同面对。” “你准备好做一个好母亲了吗？”米娅问，“成为你理想中的好母亲？孩子值得拥有的好妈妈？”她们静静地坐了几分钟，米娅的手暖暖地盖着莱克西的手。莱克西突然很想靠在米娅肩上，过了一会儿，她真的靠了上去。她第一次把自己当成了珀尔，想象拥有米娅这样的一位母亲会是什么样的感觉，这个想法让她又有些头晕起来。 “虽然你会一直为今天的事情伤心，”米娅轻声说，“但这并不意味着你作错了选择，它只是你不得不背负的重担而已。”她轻轻地扶莱克西坐直，拍拍她的肩膀，弯腰拿起空了的马克杯。 “可是你觉得我选择错了吗？”莱克西坚持问，她相信米娅的判断。 米娅顿了顿，一手握着门把手。“我不知道，莱克西，”她说，“我认为只有你才知道。”门在她身后轻轻地关上了。 莱克西睁开眼睛时，已经是次日上午了，屋里没有别人，但角落里的灯已经关了，她的床边还放着一杯水。 珀尔在厨房里吃麦片。 “你看上去好多了，”她告诉莱克西，“你没事了吧？” “很快就全恢复了。”莱克西小心翼翼地坐在珀尔对面那张并不配套的椅子上，“你妈妈呢？” “在你家，她今天很早就去打扫了，因为中午要去餐馆值班。”珀尔突然想起莱克西对麦卡洛收养案的看法，决定不告诉她米娅为什么突然换班：贝比今天要和律师见面，为不到两周后就要举行的法庭聆讯作准备，因此请米娅暂时代她的班。为了转移话题，珀尔把麦片盒子推给莱克西，莱克西抓了一把麦片。 “她昨晚在地板上睡的？” “跟我睡的。” “抱歉。” 珀尔耸耸肩。“没关系。我们习惯了。有时候我们没有地方放两张床。”莱克西把一个空碗推到桌子对面。“别直接从盒子里掏着吃，盛进碗里再吃，白痴。”莱克西看上去比昨天年轻了许多，但珀尔不确定这是不是因为早晨的光线的关系。经过昨天那件事之后，没化妆的莱克西披着头发，面容柔和，坐在她家厨房里吃麦片，感觉挺怪异。 “你妈妈昨天对我真的很好。”莱克西搅动着碗里的麦片。 “我妈妈本来就很好。”珀尔骄傲地说。 “我一直以为她不喜欢我。” “嗯。”珀尔无法反驳，因为她过去也有同感，但现在她察觉到并非如此，“我觉得那是因为你们以前互相不了解。” “你觉得她现在喜不喜欢我？”莱克西终于问。 “也许吧。”珀尔笑起来。莱克西站起来，搂着珀尔，亲吻了她的脸颊。 前一天晚上，和珀尔并排躺在她的小床上，米娅揉搓着女儿的脊背，她已经好些年没这么做过了。珀尔很小的时候，她们经常睡一张床：因为找到一张床垫比找到两张容易得多，而且挤在一起睡让人有种两只小动物躲在洞穴里取暖的安全感。可后来珀尔长高了，睡一张床变得越来越不可行，所以母女俩好久没有这样躺在一起了。 “可怜的莱克西，”米娅喃喃地说，“遇到这种事。”她想要说点什么，却不知道该如何说出口，最后把心一横，还是开了口，“你——你——”她顿了顿，“我们以前从来没谈过这个话题。” 珀尔下意识地向后一退，躲开母亲的手。“噢，我的天，妈妈，能不说这个吗？” “我只想让你知道要多加小心。”米娅摩挲着拇指指甲上的凹痕说，她前一天工作时不小心弄劈了指甲，“我知道你和穆迪很亲近。” 珀尔的身体一下子变僵了，接着又猛地放松下来。 “妈妈，”珀尔说，“穆迪和我只是朋友。” “但也许有一天你会想要更多。我知道这个过程——”米娅突然住了嘴，她意识到自己其实不知道，根本不清楚友情是如何发展成爱情的。少女时代的她朋友众多，其中一些是男孩——但没有一个和她像穆迪与她女儿这般亲近。他俩似乎总是在一起，说着只有他们自己明白，连她这个母亲都听不懂的秘密语言。不止一次，她看到珀尔漫不经心地伸出手来整理穆迪的领子，就在前几天，她看到穆迪小心轻柔地摘掉珀尔头发里的一根草叶，眼神中毫无疑问地写着“爱慕”两个字，但米娅从来没对任何人产生这样的感觉，无论中学还是大学，直到现在都没有，她曾经最喜欢的人只有弟弟沃伦。从小到大，她没有见过裸体的男性，也不曾体验到碰触喜欢的人的那种触电般的感觉，唯一让她爱恋的只有艺术——其次就是珀尔。我对这件事没有什么可说的，米娅想，母女之间陷入了沉默。 “妈妈，”黑暗中，米娅无法判断珀尔的表情是严肃还是微笑着的，“你不用担心，我对你保证，我和穆迪没有什么。”她翻了个身背对着米娅，声音被枕头挡住了一半，“而且我的生理卫生课考了A，那些事我全都懂。”珀尔知道自己说的是事实，没有半句假话，况且省略不同于说谎。她感觉到米娅又开始揉她的背，像她小时候感受到的那样温柔，让她知道自己并不孤独，母亲就在她身边，一切都很好。如同许多年前一样，珀尔立刻便睡着了。 珀尔开始轻声打鼾之后，米娅依然把手放在她背上，仿佛是塑造珀尔肩胛骨的雕塑家，她感受得到女儿的心在她的手掌下方轻柔地跳动，女儿很久不曾让她如此亲近过了。父母们总会渐渐忘记触碰自己的孩子，米娅想。珀尔还是个婴儿的时候，总是黏着她，米娅不得不用背带把女儿背在身上，因为只要一把她放下来，珀尔就会哭，母女俩整天贴在一起。长大一点之后，珀尔还是会抱着妈妈的腿，然后抱着她的腰，后来是拉着她的手，好像母亲身上有她非要吸收不可的养分。后来她有了自己的床，也经常会半夜爬到米娅的床上，钻进补丁拼凑起来的旧被子里，早晨醒来时，米娅的胳膊会垫在女儿的脑袋底下，珀尔的腿搭在母亲的肚子上。长成青少年之后，珀尔对母亲的亲近举动越来越少，偶尔会在米娅脸上啄一下，或者漫不经心地单手搂搂她，所以这种时刻显得异常珍贵。可能人都是这样的，米娅想，但是要做到亲密并不难，一个拥抱、一个可供依靠的肩膀都可以帮你缓解生活的重压。人需要学会付出和享受这样的亲密，就像你的眼前放了一个苹果，不能只满足于闻到它的香味，还应该把它吃进嘴里，充分彻底地享用它，这才是你真正想要的。 珀尔上学之后，莱克西在温斯洛路的房子里待了一上午，她躺在床上，不知不觉睡着了。米娅从餐馆里回来时——她不仅带回两个泡沫塑料餐盒，里面装着没卖完的面条，还带回来一个新主意——莱克西还在睡。下午两点钟，电话响了，莱克西终于被吵醒，她走进起居室，看到米娅坐在桌旁，边接电话边拿着铅笔在一张纸上写写画画。 “我知道，贝比，”米娅对着听筒说，“但你不能认输，否则聆讯时情况会变得更糟，这只是冰山一角。”她瞥了一眼莱克西，转回身去面对电话，“不会有事的，做个深呼吸，我过一会儿再打给你。” “那是——米拉贝尔的妈妈？”米娅挂了电话，莱克西问。莱克西尴尬地意识到，自己竟然忘记了贝比的名字和她女儿出生时的原名。 “她是我的朋友，”米娅重新坐下，莱克西拉了把椅子坐在她旁边，“今天报纸上登了篇文章，说了一些对她不友好的话，暗示她不是个合格的母亲。”她看看莱克西，“也许你已经知道这件事了，毕竟你父亲是麦卡洛家的代理律师。” 莱克西脸红了。她父亲最近很忙——为了准备即将开始的聆讯，每天都在办公室待到很晚——可她的注意力都在布莱恩身上，还有上大学和流产的事。“我什么都不知道，”她生硬地说，又加了一句，“她到底是不是不合格的母亲？” 米娅拿起铅笔，继续画素描。她画的是一张网，莱克西想——不对，也许是个笼子。“也许她以前不太合格，因为当时她的生活很困难。”米娅说。 “无论如何，她抛弃了自己的孩子。”莱克西说，她多次听到自己的母亲在打给麦卡洛太太的电话中如此评论贝比，这句话在她脑子里留下了深刻的烙印。 “我认为她的选择都是为了自己的孩子好，她当时知道自己无法照顾女儿，”米娅匆忙地在画纸的一角写了几个字，“问题在于，现在的情况有所变化，她是否应该得到第二次机会？” “你觉得她应该吗？” 米娅没有马上回答，她想了想，说：“大部分情况下，每个人都有不止一次的机会，我们都会做出让自己后悔的事，它们会变成你不得不随身携带的负担。” 莱克西沉默了，一只手无意识地抚上自己的腹部，疼痛的感觉从那里蔓延开来。 “我该回家了，”她终于说，“快要放学了，我妈妈现在很可能已经到家了。” 米娅扫掉桌上的橡皮灰，站了起来。“你准备好了吗？”她说，语气里的温柔让莱克西更疼了。 “没有，”莱克西紧张地笑笑，“但我会准备好的，”她站起来，“谢谢你的……就是，谢谢。” “你会告诉她吗？”莱克西收拾东西时，米娅问。 莱克西想了想。“我不知道，”她说，“也许吧，不是现在，可能是将来的某一天。”她从口袋里掏出车钥匙和钱包，还有那张粉红色的出院证明，她犹豫了片刻，把它团成一团，扔进垃圾桶，然后就走了。 第十六章 米娅说得对：聆讯开始前，又爆出一串新闻——有的是报纸登的，有的是电视播出的——都是关于贝比·周的，抨击她不适合做母亲。其中几篇说她是来美国寻找机会的移民，结果遇到了各种困难（但她的支持者指出，这些困难都是暂时的），自己的生活都无法保证，遑论抚养孩子。还有几篇更刻薄，认为贝比的人品不可靠，完全不适合做母亲。三月的最后一周，聆讯开始了，法院门前的台阶上每天都挤着记者模样的人，急切地试图打探法庭上流传出来的可能具有新闻意义的只言片语。 由于涉及家庭隐私，聆讯不对外界公开，因此各种新闻报道要么十分简洁，要么掺杂了许多想象的成分，只有那些身处聆讯室的人——麦卡洛夫妇、律师、理查德森先生、艾德·林、贝比和法官本人——才知道案情的确切进展。 实际的情况是，双方的辩护律师——理查德森先生和艾德·林之间你来我往的陈述陷入了胶着状态，推进十分缓慢，另外，他们各自公布了许多触目惊心的证据，导致案情变得十分复杂。 正方：消防局的工作人员发现小米拉贝尔时，她处于极度营养不良的状态，囟门凹陷、严重脱水、瘦得皮包骨——皮肤之下的肋骨和细弱的脊柱清晰可见，脊椎上的细小骨节好像一串珠子。两个月大的她，体重只有八磅。 反方：这是因为孩子不吸奶，贝比试过很多次都没办法，却导致乳头干裂流血，无法喂养孩子，她只能抱着孩子无助地痛哭。两周之后，乳汁彻底停止分泌，她拿出仅剩的七美元，买了配方奶粉，最后钱包里空空如也，只有一张她上班时有人送给她的“一百万美元”假钞，说是这张“钞票”可以为她带来好运气。 正方：婴儿患有严重的尿布疹，说明母亲连续几个小时——甚至好几天——都不给她换尿布。 反方：贝比没钱买尿布，还记得吗，她用仅剩的七美元买了配方奶粉，她已经尽了全力。她把用过的尿布拿下来清理干净，再给孩子换上。她给孩子臀部发红的地方涂了凡士林——穷困的她只有凡士林。 正方：邻居们听见孩子一哭就是几个小时。“没日没夜地哭，”门牌号码是3B的一位邻居说，“我早晨去上班，听见她在哭，晚上下班听见她还在哭。”他本打算报警，后来又放弃了，不想干涉别人家的事，“毕竟不关我的事”。 反方：贝比也终日以泪洗面，抱着孩子不知所措，内心充满自责，甚至出现了捶胸顿足、撕扯自己头发的自我伤害举动。 正方：在试图履行母亲责任却以失败告终的这一个半月时间里，贝比始终没有寻求心理医师或者医生的帮助。 反方：没错，她应该找人帮忙，但她求告无门。她的英文并不流利，阅读理解能力几乎为零，她不知道去哪里找能帮上忙的社工，甚至不知道他们的存在。她不知道如何申请贫困补助，不知道这是一个可行选项。她低下头，看不到安全网，只有一片冷酷无情的摩天大楼，随时都能将她刺穿，你能责怪这样一个自身难保的人没有照顾好自己的女儿吗？ 正方：1997年1月5日凌晨，贝比把孩子遗弃在金斯曼消防局门口，那天晚上的气温降到零下，寒风刺骨，外面的实测温度只有零下八摄氏度。凌晨两点半，消防员打开门，发现孩子躺在一只纸箱里，天刚刚开始下雪，孩子身上也已经覆盖了一层薄薄的雪。 反方：贝比把孩子放在消防局门口的时候，天气的确很冷，但孩子穿了三件衬衣和两条裤子，外面包着四条毯子——这些是贝比仅有的婴儿用品，为了给孩子保暖，母亲把她的小手也包好了，还叠起一条毯子，盖在她的头上挡风。根据推测，孩子在消防局外面待了不到二十分钟就有人过来开门了，毯子上只落了一点点雪。 正方：生下孩子时，贝比来美国才两年，来克利夫兰不到一年，她在这里先后租过三个公寓，租住第一个时违反了租约，租到第二个后经常拖欠租金，她的工作所得始终低于最低收入标准。 反方：她每个月都过得很拮据。如果全额支付租金，就没有足够的钱购买食物和支付电费，必须挨饿或在黑暗中度日。尽管如此，她还是会尽可能地支付房租，如果收到比较多的小费，她会拿出二十美元，用纸包好，在纸上写下自己的名字，塞到房东的门缝底下。她的厨房柜台上有个用来记账的信封，开支详情是这样的： 九月：拖欠100美元 ???9月8日支付20美元 ???9月13日支付20美元 ???9月18日支付20美元 十月：拖欠80美元，共拖欠120美元 ???10月3日支付20美元 ???10月14日支付20美元 ???10月26日支付20美元 十一月：拖欠70美元，共拖欠130美元 …… 她的欠款始终难以还清，总是入不敷出，又找不到其他工作，英文也不好，连普通教育水平都达不到。 正方：贝比怀孕期间和抛弃孩子之前，曾在一家餐馆工作，该餐馆的一位厨师因涉及海洛因交易遭到逮捕。此前，其他几名工作人员就怀疑贝比和这位厨师存在暧昧关系，两人经常调情，该厨师不止一次深夜开车送贝比回家。据此，贝比本人也可能有卷入毒品交易的嫌疑。 反方：那位名叫文尼的厨师确实贩过毒，但他对贝比只有同情，看到她怀着孕又被男友甩了，他十分不忍心。文尼的姐姐特里萨与贝比有着相似的遭遇，十个月前，特里萨带着孩子投奔与文尼同住的母亲，在母亲的协助下艰难抚养孩子，目睹过这一切的文尼更是对贝比充满怜悯。所谓的“调情”只是他想要逗她开心，送她回家是因为看到她的脚肿了，根本系不上鞋带。 至于贝比——她确实对文尼有好感，但这种好感主要来自他对她的善意，文尼被警察抓走时，贝比为他感到伤心，仿佛他是她的哥哥一样。 正方：贝比现在的服务员工作每小时只能赚到2.35美元的底薪，假设每周工作五十小时，加上小费，每月平均收入只有317.5美元，她看不出以这样的收入无法满足抚养孩子的需要吗？她怎么会不知道申请补助和食物券呢？ 反方：贝比很爱她的孩子，母爱可以克服许多困难，虽然她的收入只能满足基本需要：租金、食物和衣服，但这些东西是无法与母爱相比的。 正方：马克和琳达·麦卡洛显然拥有一切养育孩子的资源，麦卡洛先生有一份薪资丰厚的稳定工作，过去的十四个月，麦卡洛太太一直在家带孩子，她打算今后做个全职母亲，他们的家位于一个安全、富裕的社区。在他们的照顾下，孩子吃得饱穿得暖，得到了无微不至的关心，定期进行体检，社交需要可以充分获得满足，生活丰富多彩：在图书室听故事，去婴儿泳池活动，参加亲子音乐课程。麦卡洛家还通过了严格的无铅居住环境认证。 而且，事实证明，麦卡洛夫妇在抚养孩子方面始终不遗余力，记录显示，他们十年来始终想要孩子，四年前开始申请领养。此前，他们征求了大克利夫兰地区的所有医学专家的意见——包括克利夫兰市立医院最好的妇科医生，专家建议他们领养，于是他们在本州最具声望的领养机构登了记。从这些事情上难道不能看出，他们一定会给予宝宝最贴心的照顾和最好的成长环境吗？ 反方：可是孩子已经拥有一位母亲，而且是她的亲生母亲，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做母亲的不知经历过多少辛劳与痛苦。把最好的献给孩子是母亲的本能，孩子也天生与母亲最为亲近。 正方：毋庸置疑，贝比拥有孩子的监护权，即便作为单亲母亲，她也有权抚养孩子，可是，她去上班的时候，谁来照顾孩子？把孩子交给一个父母双全的家庭抚养岂不是更好？至少在一方工作时，孩子可以得到另一方的照顾，而不是把孩子送到托儿所。况且，研究证明，父亲的角色在孩子的性格形成过程中十分重要。 最后，双方的辩论总是会归结到一个问题：母亲的定义是什么？是血缘关系还是爱决定了母亲的身份？ 最后一天聆讯时，法官传唤麦卡洛太太上庭发言，法庭上的理查德森先生十分庆幸没有人前来旁听。家务法庭上没有证人席，只为她准备了一把椅子，摆在法官身侧。麦卡洛太太走过去坐下时，理查德森先生看出她很紧张，手脚不知道该怎么放，他宁愿麦卡洛太太坐在木板包围的证人席上，至少可以把颤抖的双腿遮挡起来，不会让人意识到她的紧张不安。 艾德·林一上来就问了她许多问题。对于亚裔而言，他的身材高得出奇，足有六英尺，肢体瘦长，好像篮球运动员——没错，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他曾在西克尔高中篮球队打前锋，他只比麦卡洛太太晚毕业三年，也是土生土长的西克尔人，艾德为本案辩护前，麦卡洛太太印象中的他是个腼腆的低年级学弟，稍微有点儿胖。他所在的班级当年只有两名亚裔学生，另一位是苏西·张。孩子们经常拿他俩开玩笑，说他们长大后就会结婚，后来当然并非如此。苏西毕业后去了俄勒冈州，艾德倒是娶了个很不错的华裔女孩，她是他的大学同学，两人同是第一代亚裔移民的子女。但这些事麦卡洛太太都不记得了，尽管苏西·张曾经与她一样，做过一年的拉拉队队长。 “麦卡洛太太，”艾德·林说，把钢笔放到桌子上，“你一辈子都生活在西克尔，对吗？” 麦卡洛太太表示肯定。 “1971年你从西克尔高中毕业，其他阶段的教育也是在西克尔本地接受的吗？” “幼儿园、小学和初中都是在西克尔上的。” “后来你进入俄亥俄大学读书？” “是的，1975届。” “毕业后你立刻回到了西克尔高地？” “是的，我在这里找到了工作，我丈夫——当时是未婚夫——和我都想在这里成家立业、生儿育女。”她迅速瞥了一眼理查德森先生，他几近微不可察地冲她点点头，他们曾经讨论过她的发言内容：重点在于提醒法官，麦卡洛一家是多么想要这个孩子，他们夫妇俩对小米拉贝尔又是多么好。 “这么说，你在俄亥俄州生活了一辈子，”艾德·林坐在他的椅子扶手上，“而美玲的父母来自广东，你去过那里吗？” 麦卡洛太太不安地扭了扭身体，“当然，我们打算带米拉贝尔进行寻根之旅，等她长大一点之后。” “你会讲广东话吗？” 麦卡洛太太摇摇头。 “那普通话呢？上海话？潮汕话？任何一种中国方言？” 理查德森先生不耐烦地按动圆珠笔，艾德·林简直是在炫耀，他想。 “你了解过中国文化吗？”艾德·林问，“还有中国历史？” “我们当然都会去了解，”麦卡洛太太说，“对我们来说，米拉贝尔与她出身的文化保持联系十分重要，但我们认为，最重要的是让她有个充满爱的家庭和爱她的父母。”她又瞥了一眼理查德森先生，他高兴地发现她把话题引回来了，他曾告诉她，你们是两个人照顾小米拉贝尔，比单亲妈妈有优势。 “你和麦卡洛先生显然很有爱心，我认为不会有人对这一点产生疑问。”艾德·林朝麦卡洛太太笑笑，理查德森先生身体一僵，他明白，这是律师准备设下陷阱的信号，“那么请问，像你说的那样，你们打算如何让美玲‘与她出身的文化保持联系’呢？” 长久的沉默。 “也许这个问题有点儿大，我们再倒回去。美玲现在与你们共同生活了十四个月，对吗？她在你家生活期间，为了让她与中国文化保持联系，你们做过什么？” “嗯，”沉默了很长时间之后，在理查德森先生的眼神催促下，麦卡洛太太终于开口了，“‘东方明珠’是我们最喜欢的中餐馆，我们每个月都会带她去一次，我认为这样可以让她听到中文，熟悉中国文化。当然，我很肯定，她长大一点之后会爱上中餐。”她想了想，又说：“我们还可以报名学习中式烹饪，等孩子大一点，我们会带着她一起学习。” 见艾德·林什么都没说，麦卡洛太太紧张地继续道：“我们对这些问题始终非常重视。”她突然想起了什么：“比如她一岁生日那次，我们打算送她一只泰迪熊玩具，有棕熊、北极熊和熊猫的造型可以选，为了培养她对熊猫的特殊感情，我们选择了熊猫。” “美玲有玩具娃娃吗？”艾德·林问。 “当然，太多了。”麦卡洛太太咯咯笑着说，“她爱它们，就像每个小女孩一样。不光我们给她买，我的姐妹们给她买，我们的朋友也给她买——”她又咯咯地笑起来，理查德森先生绷紧了下巴，“她有十多只娃娃呢。” “这些娃娃是什么样的呢？”艾德·林问。 “什么样的？”麦卡洛太太皱起眉头，“它们——就是娃娃而已。有的是小婴儿，有的是小姑娘——”显然她没弄明白对方的问题，“有些抱着奶瓶，有些你可以给它换衣服，其中一个，你把它平着放下，它会闭上眼睛，大部分娃娃的头发都是可以梳理的……” “它们的头发是什么颜色的呢？” 麦卡洛太太想了一会儿。“嗯——金色的，大部分都是。有一两个头发是黑的。” “那个会闭眼的娃娃呢？它的眼睛是什么颜色的？” “蓝色的，”麦卡洛太太的腿不由自主地交叉起来然后分开，“但这并不意味着什么，玩具店里的娃娃大多数都是金发碧眼的，我是说，不都是这么设计的吗？” “都是这么设计的。”艾德·林重复道。麦卡洛太太觉得自己应该是说错了话，但不知道哪里说错了。 “这当中并不存在种族歧视，”她坚持道，“设计师不过是想表现一个小女孩的形象，每个人都会喜欢的那种小女孩。” “可是，也有一些人和这样的娃娃长得并不像，对不对？比如它们和美玲就不像。”艾德·林突然站起来，在大家都坐着的法庭上显得异常高大，“美玲有亚洲人形象的娃娃吗？就是长得像她的娃娃？” “没有——可是，等她长大一些，我们会给她买中国芭比的。” “你见过中国芭比吗？”艾德·林问。 麦卡洛太太脸红了。“好吧——我从来没去找过这种娃娃，但是肯定有这样的。” “根本没有。美泰没做过这样的娃娃。”艾德·林的女儿莫妮卡现在读高三，女儿很小的时候，他和妻子就发现，根本买不到长得像她的娃娃。十岁时，莫妮卡开始把娃娃邮购目录当成一本书来翻看，里面的娃娃十分昂贵，都有自己的名字和故事，还穿着历史风格的服装。“珍妮·科恩有一个这样的娃娃，”她指着那个酷似珍妮·科恩本人的金发娃娃说，“珍妮的妈妈还给她妹妹莎拉买了一个红头发的，作为光明节的礼物。”莎拉·科恩的头发像火一样红，是夏日骄阳下的一美分硬币那种颜色。然而，整本邮购目录中，没有一个娃娃是黑头发，更没有长得像莫妮卡的，艾德·林去了四家玩具店寻找中国娃娃，无论价格如何，他都会买下来，但根本找不到这样的东西。 他给美泰公司写信，询问他们是否有中国芭比娃娃，他们回答说有，给他寄了一本“东方芭比”的小册子，他翻看了很长时间，发现里面的娃娃不仅衣着风格杂乱，而且不是红发就是金发，连一个长得像中国、日本或者韩国女孩的都没有。我来自中国香港，小册子上的一张娃娃照片旁边是这样拟人化的介绍，它在东方，属于远东。在东方，人们去露天市场买东西，市场里卖的东西有鱼、蔬菜、丝绸和香料。一年前，他和妻子带着莫妮卡去香港旅游，看到的景象震撼了他：那里到处都是闪闪发光的摩天楼，他在一座巨人般的玻璃幕墙购物中心里买了一件鸽灰色的羊毛衫，寒冷时穿着十分保暖。欢迎你到东方来，这里非常有趣，充满异国情调。 最后，他忍无可忍，把小册子丢掉了。他从孩子年纪更小一些的朋友那里听说，现在也有昂贵的亚洲娃娃出售了——少数几款是黑头发的——但他从未亲眼见到这样的娃娃。莫妮卡现在已经十七岁，早就过了玩娃娃的年龄。 艾德·林在法庭上踱着步子，“那么书呢？你给美玲读了什么书？” “嗯，”麦卡洛太太想了想，“我们给她读过许多经典作品，《晚安，月亮》《兔子帕特》——她很喜欢这本——《玛德琳》《爱洛依丝》《萨尔的蓝莓》。我从小的时候就开始把自己喜欢的书珍藏起来，和米拉贝尔分享它们，这样做具有十分特殊的意义。” “你有没有描写中国人物的书？” 麦卡洛太太对此早有准备。“有的，我们有一本《五兄弟》，这是一本由中国民间故事改编的名著。” “我知道那本书。”艾德·林再次笑道。这一次，理查德森先生绷紧了肩膀，看到艾德·林的笑容，他会变得格外警惕，谁知道他脑子里在想什么，理查德森先生暗忖。接着他又突然意识到自己竟然如此害怕对手，不由得脸红起来。“书里面的五个兄弟是什么样的？”艾德·林问。 “他们——他们都是画里的人物，彼此长得很像，感情也很好，没有人能把他们分开——”麦卡洛太太磕磕绊绊地说。 “他们都有辫子，不是吗？戴着苦力的那种帽子？眼尾向上倾斜？”没等麦卡洛太太说完，艾德·林就替她回答，他女儿二年级时在校图书馆看过这本书，回家后心情郁闷地问他：爸爸，我的眼睛也是那样的吗？“我可不想让自己的女儿在1998年时还觉得中国人都是这样的形象，你认为呢？” “不过是个很老的故事而已，”麦卡洛太太坚持道，“他们穿的是传统服装。” “还有别的书吗，麦卡洛太太？描写中国人物的？” 麦卡洛太太咬着嘴唇。“我没有刻意地去找，”她承认，“我没考虑到这一点。” “我来帮你总结一下，这样可以节省一些时间，”艾德·林说，“因为时间本来就不多。美玲没有长得像她的娃娃，没有描写长得像她的人的书。”艾德·林又踱了几步。十多年后，人们会把这样的玩具和书籍称为认识自己的“镜子”和“窗户”，多年前他就提出过类似的观点并且反复宣讲，现在已经懒得再讲。你们怎么现在才意识到呢？ 艾德·林在麦卡洛太太的椅子前停住脚步。“你和你丈夫不会说中文，不了解中国文化和历史，根据你自己的证言，你们根本没有考虑过美玲的种族身份问题。所以，可不可以这样说，美玲和你们一起生活，会与她出身的文化完全脱离呢？” 麦卡洛太太的眼泪夺眶而出。刚刚收留米拉贝尔的那些日子里，麦卡洛太太每隔四小时喂孩子一次，孩子一哭就把她抱在怀里，看着她的小身体慢慢长大，定期给她称体重，蒸熟豌豆、土豆和新鲜的菠菜，搅拌成泥，用小小的勺子一口一口地喂她。米拉贝尔发烧时，是她给孩子冷敷毛巾，把自己的嘴唇贴到小脸上试体温，后来发现耳朵感染是发烧的罪魁祸首，她又给孩子喂抗生素糖浆，一滴一滴地送进米拉贝尔粉红色的小嘴，让孩子像小猫那样舔食。每当弯腰亲吻宝宝的时候，她简直不知道自己有多么爱这个孩子，仿佛孩子就是她的亲骨肉。因为发烧，米拉贝尔不被抱着摇晃就睡不着，她一整夜都抱着孩子在屋里走来走去，天亮时，她估计自己走了将近四英里。是她在早餐后、洗澡前和睡觉前逗弄米拉贝尔柔软的小肚子，让其咯咯大笑；是她扶着米拉贝尔帮其站直；米拉贝尔感到痛苦、害怕或者孤独的时候，首先会向她伸出小手索要拥抱；在漆黑的深夜，只要听到她的声音，触摸到她的手，甚至听到她的呼吸声，闻到她的气味，米拉贝尔就会安静下来。 “这并非必要条件，”她坚持说，“我们没有必要成为中国文化的专家，唯一的必要条件是，我们爱米拉贝尔。我们的确爱她。我们想给她更好的生活。”她继续抽泣起来，法官让她下去了。 “没关系，”理查德森先生对在他旁边落座的麦卡洛太太说，“你做得不错。”内心深处他却产生了深深的动摇。米拉贝尔当然会在马克和琳达家获得更好的生活，这点毫无疑问，但她的人生会不会有所欠缺？理查德森先生突然间热切地同情起了米拉贝尔，如此幼小脆弱的灵魂，竟要承受如此复杂沉重的负担。 法院门口的台阶上，有记者拦住了他们，他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表达了自己对庭审的信心，但并没有透露任何关键信息。“我完全信任莱茵贝克法官，他会衡量所有因素，作出公正的判决。”他说。 麦卡洛夫妇似乎没有注意到他在言辞方面的微妙变化——在早期的发言中，他十分明确地指出，麦卡洛家应该得到监护权，因为他们会给米拉贝尔最好的生活，她显而易见地属于麦卡洛夫妇（他坚持认为她是麦卡洛家的人）。现在，尽管报纸上刊出了题为《养父母的辩护律师志在必得》这样的文章，但理查德森先生心中却是七上八下，十分不确定。 当天晚上吃饭时，理查德森太太问他聆讯进行得如何，他只简单回答了几句。“琳达今天出庭作证了，”他说，“艾德·林对她穷追猛打，看起来不妙。”讲到这里，他突然冒出一个主意，他可以给报社的朋友打电话，借艾德·林的态度做一下文章。第二天早晨，《实话报》上会登出一篇文章，批评艾德·林采用“侵略”战术，对麦卡洛太太纠缠不休，逼得她当庭痛哭失声。文章暗示说，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应该丢失自己的风度——虽然文中并未提到“像他这样的男人”指的是男律师还是别的群体，但理查德森先生清楚文章的弦外之音——愤怒的亚洲男人形象并不符合公众的预期，因此令人不安。亚洲男人应该是谦虚礼让、与世无争的，像电影人物董龙德那样，至少不应该有威胁性，能像成龙扮演的滑稽角色那样就更完美了，总之，他们不能生气，更不能咄咄逼人。说得大概都对吧，理查德森先生不安地想。文章出来之后，不少原本态度中立的人选择支持麦卡洛，有些原本支持贝比的人的热情也冷却下来。 当然，现在这个想法刚刚在他脑中形成，他只说了一句：“我们继续看吧。” “我为她感到遗憾，”饭桌另一头的莱克西突然说，“贝比，我是指。她的感受一定很糟糕。” “不好意思，”伊奇说，“请问一下，你刚才说的贝比是你上个月骂过的那个‘不称职的母亲’吗？” 莱克西脸红了。“她确实应该更好地照顾宝宝的，”她承认道，“可我怀疑她抛弃孩子是脑子一时糊涂作出的决定。” “所以说，怀孕这件事应该慎重对待。”理查德森太太插嘴道，“听见了吗？亚历珊德拉·格蕾丝？伊莎贝尔·玛丽？”她端起盘子，舀了一勺青豆，“生孩子意味着生活的巨大变化，贝比显然还没有准备好，无论是身体还是精神上，这也许是应该把孩子判给琳达和马克的主要理由。” “只因为犯了一个错，就得把她的孩子送人？”莱克西说，“虽然我还没准备好要孩子，但假如我——”她迟疑了一下，“假如我怀孕了，你也会逼我放弃孩子吗？” “莱克西，不会发生这种事的，你不会那么不理性。”她母亲把盘子放回餐桌中央，叉起一颗青豆。 “哎呀，今天某人的小心眼比过去大了三倍呢。”伊奇对莱克西说，“你被鬼附身了吧？” “胡说，”莱克西说，“我只是说，这个案子很复杂。”她清清嗓子，“布莱恩说，连他的父母之间都有分歧。” 穆迪翻了个白眼。“这个案子要把克利夫兰的家庭撕成两半了。” “约翰和德波拉有权保留自己的意见，”理查德森先生说，“这张餐桌上的每个人也是如此。”他扫了一眼整个房间，“崔普，听说昨天有人在球赛上玩帽子戏法？” 尽管如此，晚餐结束后，理查德森先生依然心事重重。“你觉得，”他一边和妻子清理桌子一边问她，“马克和琳达真的知道该怎么抚养华裔小孩吗？” 理查德森太太盯着他看。“我认为，这和抚养其他小孩是一样的。”她生硬地说，把盘子放进洗碗机，“不会有任何差别。” 理查德森先生拿起另外一个盘子，把盘底残留的鸡蛋面刮进垃圾桶，将空盘递给妻子，“主要的步骤当然是一样的，”他承认，“但我的意思是，等女孩长大了，她会遇到很多问题，比如她是谁？来自哪里？她会想要了解本族的文化。他们有能力在这些方面教导她吗？” “资源到处都是，”理查德森太太轻蔑地摆摆手，无意间把几滴肉汤挥到了柜台上，“他们可以陪她一起学习中国文化，而且，这样岂不是可以更加拉近他们之间的关系？”她清楚地记得琳达小时候哄玩具娃娃睡觉的情景，她比任何人都清楚琳达·麦卡洛多么想要孩子，多么渴望扮演母亲这个令人敬畏的伟大角色，而那个米娅就明显忽视了瑞恩夫妇盼望孩子的迫切心情，否则也不会带着珀尔跑掉。想到这里，理查德森太太擦掉花岗岩柜面上的肉汤，开口道：“老实说，我觉得这对于米拉贝尔来说非常重要——她将会在一个完全没有种族分别的家庭中长大，他们根本不在乎她长什么样。我时常会想，难道还有比这更好的事情吗？”她激动地说，“也许我们都应该试一下，每个家庭都尝试收养一个不同种族的儿童，或许如此就能彻底解决所有的种族问题。” 她用力关上餐具抽屉，离开餐厅，抽屉里的盘子还在簌簌发抖。理查德森先生拿起一块海绵，擦净黏稠的台面，有些后悔刚才对妻子提起这个话题：她和琳达的私交太好，无法做到客观公正，意识不到自己视野的狭隘。在她看来，事情再简单不过：贝比·周是个不合格的母亲，琳达·麦卡洛是好母亲；前者不守规矩，后者老实本分。但他深知，所谓规则只是对“正确”和“错误”的简单划分，而实际上，大多数时候，情况并不简单，没有绝对的正确或错误，选边站队的做法更是行不通。他向来羡慕妻子心中那份纯粹的理想主义——相信世界会变得更好、更有秩序，甚至可能达到完美的境界，然而今天他第一次开始怀疑，也许根本不存在这样的可能性。 第十七章 事实很快证明，不仅仅只是理查德森先生内心充满矛盾，法官似乎也在举棋不定。聆讯结束后，一周过去了，依然没有传出何时判决的消息。四月中旬，莱克西该去医院复查了，令珀尔和米娅都吃了一惊的是，她要求米娅陪她一起去。 “你什么都不用做，”她向米娅保证，“我只是觉得如果你在那里会更好。”她诚恳的语气很有说服力。与医生约定的那天下午，第十节课下了课，莱克西把她的“探索者”停到温斯洛路的房子门口，走下车来，钻进“兔子”的车厢，坐在副驾驶座。驾驶座上的米娅发动了引擎，仿佛莱克西是珀尔，而她是莱克西的母亲，两人要出门享受珍贵的“母女时间”似的。 另外，自从陪莱克西去过医院之后，珀尔就产生了一种奇怪的感觉：她和莱克西好像成了一家人，住在同一屋檐下，莱克西有时和她会互换位置，甚至变得亲密无间。有一次，莱克西穿着从她那里借来的T恤回家，珀尔看着她出门时，仿佛看到自己走了出去，有种毛骨悚然的感觉。第二天早晨，她在自己的床上发现了莱克西的衬衣：已经被米娅洗好熨平了，显然在等她带到学校交给莱克西。但珀尔没有把它放进书包，反而穿在自己身上，穿着莱克西的衣服，她觉得自己似乎变得更漂亮也更聪明了，甚至敢在英文课上大胆质疑，让同学和老师都很吃惊。下课之后，一些同学频频回头看她，似乎第一次注意到她。这天的莱克西也和过去不太一样，性格变得柔和了许多，虽然挂着黑眼圈，但腰板依旧挺得笔直。“你偷了我的衬衣，贱人，”她对珀尔说，但语气很亲切，然后话锋一转，“你穿着很好看。” 几天后，珀尔把衬衣还给莱克西，拿回了自己的衣服，但她感到莱克西的那种自信依然在自己的血管中流淌。所以，趁米娅陪莱克西去了医院，她决定充分利用这份自信：她在崔普的储物柜里留了一张字条；告诉穆迪，她答应下午回家帮妈妈的忙；至于伊奇，米娅早已告诉她，当天下午自己要去餐馆值班——“你今天好好玩，”她说，“我们明天再见，好吗？”——所以，当珀尔和崔普放学后来到温斯洛路时，房子里没有人，他们直接上楼，进了珀尔的卧室。这是崔普第一次到珀尔家来，对她而言，与崔普一起躺在她自己选择的地方似乎非常重要，而不是蒂姆·迈克尔斯家地下室的那张破旧沙发，周围是Play Station游戏机、桌上冰球台和蒂姆老掉牙的足球奖杯——总之是在别人的生活空间里，而她的卧室是她自己的生活空间。当天早晨，她已经小心翼翼地铺好了床，想到崔普会躺在她自己的枕头上，她的心就激动得跳到了嗓子眼。 学校里，穆迪关上储物柜，刚要回家，就听到有人叫他，是挎着健身包的蒂姆·迈克尔斯。蒂姆高大魁梧，对待穆迪却不怎么好：几年前，蒂姆和崔普关系比现在亲密，他经常去理查德森家打游戏，还给穆迪起了个外号“杰克”。“杰克，再给我拿一罐可乐”“杰克，挪挪你的大头，挡住我的视线了”。穆迪起先猜测蒂姆给他起外号是出于友好，后来他却在学校里听说，这是西克尔高中骂人的黑话，“杰克”的意思是“蠢”，“多普”的意思是“好”。比如，戴夫·马修斯的乐队很“多普”，布莱恩·亚当斯则是“杰克”。上三垒是“多普”，被禁足是“杰克”。自那以后，每当蒂姆到他家去，穆迪都会躲在楼上，当崔普和蒂姆的关系开始疏远，他甚至暗地里有些高兴。现在这个蒂姆竟然叫了他的名字——真正的名字——这让穆迪感到诧异。 “哥们儿，”蒂姆从后面追上来，“你知道你哥哥认识的那个神秘女孩是谁吗？” 穆迪想了一会儿才听明白他的问题。“神秘女孩？” “我下午训练的时候，他会带一个女孩到我家去，但不愿意告诉我她是谁。”蒂姆把健身包背到另一侧的肩膀上，“崔普以前可没这么爱保密，你知道吧？所以，我猜他一定很喜欢这个女孩。” 穆迪愣住了——虽然蒂姆是个白痴，但他不是那种会编造故事的人——他突然产生了某种怀疑。 “你对她一无所知？”他问。 “完全不知道。现在他们已经交往两个月了，我差点儿就要找个下午偷偷溜回家堵截他们了，他没对你说过什么吗？” “他什么都不和我说。”穆迪说，他推开门走了出去。 回到家的时候，穆迪烦躁的心情依旧没有平息下来，他看到伊奇躺在沙发上读书。 “你今天怎么这么早回家？”他问。 “米娅今天下午要做另一份工作，”伊奇翻了一页书，“大家都去哪儿了？珀尔没和你在一起？” 穆迪没回答，他的怀疑似乎变得越来越真实。“我妈妈今天要做个新项目，”珀尔这样告诉他，“她需要我帮忙。”米娅为什么不找伊奇帮忙呢？穆迪把书包往咖啡桌上一放，转身去车库取他的自行车。 骑车去出租房的路上，他不断告诫自己不要胡思乱想，根本没有那样的事，只是巧合而已。然而，如他所料，崔普的车停在珀尔家对面的街上，他站在那里，盯着珀尔的卧室窗户，试着不去想象里面正在发生什么，却始终无法移开视线。眼前的这座小砖房看上去是那么无辜和低调，白色的门板一尘不染，前院里的桃树在微风中温柔地挥动着枝干上的粉红花朵。 崔普和珀尔出现在门口，手拉着手，但这样的动作并不令穆迪吃惊，他觉得震惊的真正原因是两人之间的那种亲昵安逸的气氛，看起来他们对彼此的身体并不陌生，甚至极为熟悉。他俩肩膀碰着肩膀，一起走到人行道上，珀尔靠过去为崔普的背包拉拉链，崔普低头给珀尔整理头发，一切都显得如此自然。当他们同时抬起头来，看到推着自行车站在路边的穆迪的时候，两人都一下子愣住了，没等他们中的任何一个发出声音，穆迪就跳上自行车逃走了。 穆迪从来不曾想到，他有一天会这样面对自己的哥哥，但崔普在这件事情里的表现并不令他意外，崔普毕竟就是那种喜欢招惹女孩的人，所以，穆迪的怒火主要是针对珀尔的。这天下午晚些时候，珀尔来找他道歉，他径直朝楼上走，推开自己房间的门走了进去，不愿听她解释。 “可事情已经发生了。”珀尔跟着他走进去，关上了门。从她的声音里，他听得出她说的是实话，可他丝毫不觉得安慰，反而认为珀尔听起来像个蹩脚的音乐剧中的糟糕角色，他翻了个白眼，开始给自己的吉他调音。 “随你的便，”他说，“我是说，假如你愿意和我那个王八蛋哥哥上床的话——”见珀尔有些吃惊，穆迪立刻闭上嘴，“你知道他只是在利用你，对吧？”过了一会儿，他又说，“他总是这样，从来不会对任何人动真心，等他厌倦了就会甩了你。” 珀尔始终保持沉默。她感觉崔普对她是不同的。或许穆迪和她都没有错——崔普确实很容易厌倦，很少有他能看得上的女孩。但他以前从来没遇到珀尔这样的女孩——落落大方地展现自己的聪明才智，绝对不会扭扭捏捏，不像西克尔高地的人那样循规蹈矩。过去的两个月，她已然像蠕虫那样钻入他的脑海，让他怎么也忘不掉，无论在化学实验室、训练场还是躺在床上时，他都会想起她。与珀尔相比，他认识的西克尔高地的那些女孩——还有男孩——都显得十分功利、野心勃勃，他们非常自信，对一切都很确定，与他的姐妹和母亲并无二致：相信世上存在绝对的是与非，相信自己拥有无与伦比的判断是非的能力。然而，在崔普看来，珀尔比他们都要聪明，同时她又可以愉快地承认自己的无知，接受灰色地带的存在。他发现，她对大问题更感兴趣，他们两个一起度过的那些下午，经常谈论的便是这些问题，比如，对于自己和穆迪的糟糕关系，崔普感到非常难过。“我们是兄弟，”他说，“难道我们就不应该是朋友吗？”十七岁的崔普并不确定自己将来想要做什么，而大家都会问他；他应该考虑上大学的事，现在也应该知道自己想去哪所大学，然而他对这些一无所知。还有时间，不要着急，珀尔安慰他。和珀尔在一起，他觉得世界变大了，和崔普在一起，珀尔觉得自己更加脚踏实地，思绪不那么抽象了，变得更务实。 “你看错了他。”最后，她说。 “没关系，”穆迪说，“我猜你并不介意成为他最新的猎物，我还以为你会更爱惜自己呢。”穆迪不敢抬头，他知道，假如抬起头，他会看到珀尔眼中的痛苦，所以他的眼睛一直盯着膝头的吉他。“我还以为你比那些只知道迎合他的荡妇更聪明。”他轻轻拨了一下琴弦，把弦扭调高了一点，“但现在我意识到不是这样的。” “至少有人想要我，至少我不会始终像个垂头丧气的处女那样过完高中三年。”珀尔忍住想从穆迪手中夺过吉他摔碎的冲动，“还有，告诉你，我不是什么猎物，你知道吗？是我先看上他的。” 穆迪从未见过珀尔如此愤怒，令他尴尬的是，自己的第一反应竟是流泪。他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说什么——对不起，我不是故意的——只觉得懊悔不迭：他和珀尔的关系竟然变成这样，他甚至绝望地想要回到过去，避免这场冲突。他咬着嘴唇，强忍眼泪，直到舌头尝到了眼泪的咸味和血的腥味混合在一起的味道。 “随你便，”他终于说，“不过——请你帮我个忙，再也别提这件事了，好吗？” 事实证明，这句话意味着两人彻底不说话。第二天上午，他们第一次各自上学，在教室里彼此远离，各据一方，不再坐在一起。 穆迪告诉自己，他对珀尔很失望，她竟然浅薄到选择了崔普，当然，他没指望她会选择自己——他，穆迪，不是那种女孩们见了会一见钟情的男孩。而崔普则是不可原谅的。他觉得自己好像到一个清澈的深湖里潜水，跳下去之后才发现那是个清浅的池塘，只有膝盖那么深。他还能怎么办？只能站起来，拖着裹满泥巴的腿，把脚从污泥中拔出来。下次一定要加倍小心，不再犯这种错误，从此以后，你会知道，世界比你想象的要小得多。 代数课课间休息时，珀尔去了厕所。趁别人不注意，穆迪打开她的书包，找出他几个月前送她的那本魔力斯奇那笔记本，如他所料，她只用了几页。当天晚上，他回到卧室，把笔记本内页撕成碎片，团起来扔进垃圾桶，垃圾桶里逐渐堆起一座废纸山，他把空瘪的皮质封面——好像剥下来的玉米皮——往纸山的顶部一丢，把垃圾桶踢到了书桌底下。她不会注意到笔记本不见了的，穆迪想，不知何故，这个想法最让他伤心。 与此同时，莱克西也遇到了她自己的爱情麻烦。自那天从医院回来，她就没再和布莱恩上床，两人的关系开始紧张起来，她没告诉他堕胎的事，但这件事对她的影响无形中在他们中间生成一层隔膜，也让布莱恩越来越没有耐心。 “你到底怎么了？”一天下午，布莱恩凑过去亲莱克西的嘴，她却把脸一扭，让他亲在脸颊上，他不满地抱怨道，“又是经前综合征？” 莱克西脸红了。“你们男生真是，什么都能和荷尔蒙扯到一块，除了荷尔蒙就是月经。假如男的也来月经，相信我，你们都会疼得团成一个球，躺在地上打滚的。” “听着，假如你对我有意见，那就直接告诉我，指出我哪里做错了，我可不会读心术，莱克西。我是不会无中生有地胡乱道歉的。” “谁说我要你道歉来着？”莱克西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仿佛上面写着这个问题的答案，就像考试作弊的小抄，“谁说我对你有意见？” “假如你没生气，为什么会是这种表现？” “我也需要一些个人空间，就这么简单，你不用整天都黏着我。” “个人空间，”布莱恩一掌拍在方向盘上，“过去的一个月，我一直在给你空间，结果你一个星期都没亲我，你到底需要多少空间？” “也许是全部空间，”莱克西沉重地说，“我就要去耶鲁上学了，你也得去普林斯顿——或许我们都应该提前适应一下。” 车厢里充满了震惊的沉默，莱克西和布莱恩都不相信她刚才竟然说出了这种话。 “这就是你的要求？”布莱恩终于说，“好吧，我们完了。”他打开车门锁，“再见。” 莱克西把书包往肩膀上一甩，跨出车外，他们停在一条僻静的小巷里，两人经常在这里单独相处。他不会就这么开走的，她暗忖，不可能就这么结束。然而，她刚刚用力关上车门，布莱恩就猛然发动汽车，扬长而去，也没有回头看她一眼，但莱克西觉得自己在后视镜里看到他的目光一闪，然后汽车就拐了个弯，消失了。 她漫无目的地向前走去：沿着人行道，绕过街角，来到主路，穿过那些她经常开车经过却很少步行走过的小路。她和布莱恩从八年级开始就是朋友，现在已经交往两年多了，她想起两人一起做过的每件事——看印第安人队比赛时，坐在露天看台的最高处尖叫；在中学停车场里看国庆日的烟花；返校日，布莱恩把一条玫瑰饰带系在她的手腕上；在“乔瓦尼”餐厅吃意大利菜，两人都不知道菜名的读音；在健身房里跟着流亡者合唱团的音乐跳舞，直到大汗淋漓，伴着《我什么都不愿意错过》这首歌紧紧拥抱，彼此的汗液混合在一起。现在这一切都结束了。她脚步不停，跟随蜿蜒的道路执意向前，偶尔在遇到车流时暂时等待，最后，她发现自己竟然不知不觉地来到一个出乎意料的地方，但内心深处又觉得这里是她现在唯一想去的目的地：不是她的家，而是温斯洛路的出租房。透过楼上的窗户，她看到米娅在全神贯注地工作，莱克西明白，米娅总是知道该说什么，会给她空间想通这件事，消化刚刚发生的事情，考虑下一步该怎么做，思考为什么她刚刚和她自以为完美的男朋友分手，结束了这段看似完美的关系。 莱克西爬上楼梯，打开通往厨房的门，发现伊奇也在那里，正和米娅坐在桌前叠纸鹤，桌上放着已经叠好的各种大小的纸鹤，好像婚礼时的五彩纸屑。伊奇充满敌意地瞥了莱克西一眼，但她开没开口，米娅先说话了。 “莱克西，很高兴见到你。” 她拉出一把椅子，让莱克西坐下。莱克西面无表情，连伊奇都觉得她不对劲，看上去像是生病了，她从来没见过姐姐这个样子。 “你还好吗？” “好，”莱克西咬着嘴唇说，“我很好。” “你当然很好，”米娅捏捏莱克西的肩膀，“你会没事的。”她从碗柜里拿出一只杯子，开始烧水。 没看伊奇的眼睛，莱克西说：“布莱恩和我分手了。” “我很抱歉。”伊奇说。她意识到自己说的是真心话，布莱恩一直对她很好，有几次，他和莱克西到餐馆约会，还让伊奇跟过去蹭奶昔，有时在放学的路上看到伊奇步行，他会开车送她回家。伊奇看了一眼莱克西，又看看米娅。“你们想——想让我先离开吗？” 米娅假装在炉子前面忙着煮茶，莱克西摇摇头。“留下吧，”她说，“没事的，我很好。” 过了一会儿，伊奇把一叠纸推到莱克西面前，莱克西拿起一张，开始学着妹妹的样子叠纸鹤，摆弄了一阵，她拉起纸的几个角，轻轻一翻，一只纸鹤像白色的花朵一样绽放在她手中。 “莱茵贝克法官说，他还没做好判决的准备。”四月的最后一周，理查德森先生告诉理查德森太太。哈罗德·莱茵贝克六十九岁，银白头发，喜欢拳击和休闲狩猎，但他也是个敏感细心的人，对案件的情感复杂性心知肚明。聆讯结束后，过去的一个月，每晚躺在床上时，他都会考虑美玲-米拉贝尔的案子——出于公正，他把这两个名字组合在一起，对他而言，它们是密不可分的。因为孩子在庭审期间交给保姆照顾，并没有出庭——让婴儿出席长时间的枯燥庭审是残忍的，艾德·林贴心地放大了孩子的一张照片，搁在法官的桌子上，法庭里的每个人都会看到那张照片，已经记住孩子模样的莱茵贝克法官越是反复考虑，越是拿不定主意，他突然对曾经解决两名妇女抢夺孩子纠纷的所罗门王产生了强烈的同情。每天早晨，因为想不通案子而心情不好，他都会莫名其妙地对书记员和秘书发火。 “太折磨人了，”麦卡洛太太对理查德森太太说，两人像往常一样坐在麦卡洛家里喝咖啡，讨论案情，“他还想要什么证据？为什么作决定会变得如此之难？”桌上的婴儿监视器发出轻微的噼啪声，她调大了一点儿音量，两个女人都没说话，厨房里只有监视器中传来的米拉贝尔熟睡时的呼吸声。 “你还能想到什么可以告诉法官的？”理查德森太太问，“能更有助于他断案的。”她身体前倾，“你和比尔还有没有新的证据可以提出来？有利于你们获得监护权的理由？或者——”她犹豫了一下，“能够证明贝比不适合照顾孩子的事实？什么都行。” 麦卡洛太太咬着指甲，这是她从小的习惯，一紧张就会咬指甲，理查德森太太注意到，她最近经常咬指甲。“嗯……”麦卡洛太太欲言又止，“大概是没有了。” “这也许是你最后一次机会，琳达，”理查德森太太轻声说，“无论如何都要试一试。” “只是一个怀疑，我没有任何证据。”麦卡洛太太叹了口气，“大约三个月前，贝比来接孩子的时候，我发现她似乎——更丰满了，脸越来越圆，而且——她的胸……也更圆了。社工告诉了我一些奇怪的事情。她说，有一次，贝比和孩子见面时突然跑进了厕所，当时他们在图书馆，贝比突然把孩子交给社工，一下子跑走了，社工说她听到贝比呕吐的声音。”麦卡洛太太抬头看着理查德森太太，“我怀疑她可能怀孕了，她显得非常疲惫。我们试着要孩子的那些年，我的朋友们怀孕时都会或多或少变成这样——没等她们告诉我，我就能看出她们怀孕了，比如说你每次怀孕的时候，还记得吗，埃琳娜？” “没错，”理查德森太太说，“每一次你都看出来了，我还没说一个字呢。” “然后，大约一个月前，她突然恢复正常了，她的脸又瘦下来，变回细长的脸形。”麦卡洛太太深吸一口气，“我猜，她可能又把孩子打掉了。” “堕胎，”理查德森太太靠在椅背上，“这可是个很严重的控诉。” “我可不是控诉她，”麦卡洛太太说，“我没有证据，只是怀疑，你不是说‘什么都行’吗？”她呷了一口已经变凉的咖啡，“如果她确实不久前打过胎，案子的走向会有所改变吗？” “有可能，”理查德森太太若有所思，“打胎并不意味着她就是个坏母亲，这是自然。但如果把消息公布出去，会引发公众对她的谴责，人们不喜欢听到堕胎的事，而且还是在要回自己曾经抛弃的孩子的监护权期间堕胎。”她的手指敲打着桌面，“至少，这说明她对再次怀孕这件事根本不重视，”她握住麦卡洛太太的手，“我会调查的，看看能不能帮上什么忙，假如确有其事，我们可以告诉法官。” “埃琳娜，”麦卡洛叹了口气，“你总是知道该怎么做。没有你我该怎么办？” “先不要告诉比尔或者马克。”理查德森太太说，拿起她的包，“相信我，我会处理好一切的。” 其实贝比不曾怀孕。聆讯召开前，贝比承受着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一位记者有天在餐馆外面拦住了她，举着话筒，要她回答那些她早已回答过无数遍的问题，最后还是餐馆的老板出来帮她解了围。为了减压，贝比吃了许多垃圾食品：奥利奥、炸薯条、炸猪皮，短短一个月胖了十五磅。为了弥补参加聆讯损失的工作时间，她每天都在餐馆加班，工作到凌晨两三点，早晨九点又回来上班。终于，每天忙得晕头转向的她不慎食物中毒——吃掉了冰箱里一盒变质的剩菜，所以那天会在图书馆的厕所里呕吐，被社工看到。此后，她好些天都吃不下东西，肠胃功能恢复后，聆讯即将召开，她又紧张得不想吃饭，等聆讯开始时，她的体重已经减轻了二十五磅。 然而理查德森太太并不知道这些，她只能想方设法寻找贝比怀孕又堕胎的证据，帮助麦卡洛太太获得监护权。第二天早晨，她拿出名片盒，翻到M一栏，找出伊丽莎白·曼维尔的名片。 她和伊丽莎白·曼维尔是大学一年级时的室友，虽然后来她们不在一个宿舍了，但始终保持着联系。后来，伊丽莎白搬到克利夫兰，成为市立医院（就在西克尔高地西面，是东区唯一的一所医院）的负责人。理查德森太太想到，市立医院正是提供堕胎服务的地方。 理查德森太太想向伊丽莎白询问的是一件她觉得“微不足道”的小事：能否查阅一下诊疗记录，看看近期来打胎的病人名单上有没有贝比·周的名字？“就悄悄地查一下。”理查德森太太在电话中恳求朋友，她心虚地瞥了一眼办公室门，确认它是关紧了的。 “埃琳娜，”伊丽莎白·曼维尔说，她也关上了自己办公室的门，“你知道我不能这么做。” “不是什么大事，没有人会知道。” “病人信息是保密的，你知道假如事情暴露，医院要承担多少罚款吗？更不用说舆论的道德谴责了。” 伊丽莎白·曼维尔是理查德森太太多年的朋友，而且欠她很大的人情，虽然她本人并不愿意提起这件事。进入丹尼森大学读书时，她是个极为羞涩的女孩，来自代顿，因为高中时代经常被同学欺负取笑，所以非常担心大学同学也会这样对待她——十八岁的伊丽莎白很容易成为众人的嘲笑对象：戴着书呆子式样的大眼镜，额头布满痤疮，肥大的衣服很不合身。她的新室友看起来和高中里的那些爱欺负人的女孩没什么两样，最大的特点就是漂亮，穿的衣服也漂亮，一派无忧无虑、趾高气扬的神气，入学的第一夜，伊丽莎白是哭着睡着的。 然而埃琳娜却非常照顾她，成为她的保护者，借给她口红和卸妆水，带她购物，教她做新发型，和她一起上课，一起去餐厅吃饭。伊丽莎白逐渐提升了自信，开始模仿埃琳娜的语气说话——仿佛知道大家一定会对她要说的产生兴趣似的——每天给自己鼓劲加油。到毕业的时候，伊丽莎白已经与入学时判若两人，穿着成熟风格的高级套装和高跟鞋，戴一副设计感十足的时髦眼镜，从内而外散发着聪明睿智的气质。接下来的那些年，埃琳娜继续向伊丽莎白提供帮助，她动用自己的本地关系，帮助伊丽莎白申请到了克利夫兰医院的院长职位。伊丽莎白搬过来之后，埃琳娜又把她介绍给许多有影响力的当地人。几年前，伊丽莎白还在理查德森家举行的鸡尾酒会上认识了她现在的丈夫。尽管如此，理查德森太太从来不曾要求朋友回报自己，连暗示也没有过，两人对这一点心照不宣。 “顺便问一下，德里克怎么样？”理查德森太太突然问，“麦肯齐呢？” “他们很好，两个都是。德里克一直很忙。” “我简直不敢相信麦肯齐已经十岁了，”理查德森太太说，“她还适应劳雷尔的生活吗？” “她很喜欢那里，而且比过去自信多了，”伊丽莎白·曼维尔顿了顿，“谢谢你的帮忙，让学校收下了她。” “贝特西！别傻了，这是我的荣幸。”理查德森太太拿笔轻轻敲打桌面，“我们是朋友。” “你知道的，埃琳娜，我很乐意帮助你，可是，如果有人发现……” “你当然不能告诉我什么，当然不能。但我的意思是，我可以去找你共进午餐，然后不小心在你办公室桌子上看到几个月前的病人名单，这样的话，没人会说你是故意给我看的，对不对？” “假如那个女人的名字真的在上面呢？”伊丽莎白问，“那又有什么用？堕胎又不是罪名，帮不上比尔。” “假如是真的，他可以寻找别的证据。我知道你在帮我很大的忙，贝特西，他只需要知道自己该往哪个方向努力。假如她的名字不在上面，可以就此打住。” 伊丽莎白·曼维尔叹了口气。“好吧，”她终于说，“我这几天很忙，星期四怎么样？” 两个女人约定了共进午餐的时间，理查德森太太挂了电话。事情很快就会有结果，理查德森太太有些同情地想，可怜的女人，如果她真的打过胎，谁又能责怪她呢？案子判决后，她还很有可能失去自己的第一个孩子。而且，但凡打过胎的人都会感到一定程度的后悔，不是万不得已，人们不会选择堕胎。不，理查德森太太不可能责怪贝比，哪怕她仍然希望麦卡洛太太能赢。无论如何，贝比还可以再生孩子，理查德森太太想，等她的生活走上正轨的时候。想到这里，她敞开了办公室的门。 第十八章 理查德森太太对贝比的同情仅仅持续到她和伊丽莎白共进午餐的那一天。 “贝特西，”星期四，她走进伊丽莎白的办公室，“好久不见，我们上次见面是什么时候来着？” “我不记得了，也许是去年的节日派对？孩子们好吗？” 理查德森太太花了一点时间赞扬了孩子们一通：莱克西被耶鲁录取了，崔普最近参加了曲棍球赛，穆迪考了好分数。像往常一样，她略过伊奇不提，但伊丽莎白并没有注意到，她一直在盘算如何帮助埃琳娜，毕竟埃琳娜为她做了那么多，而且，埃琳娜·理查德森不达目的是不会罢休的。她已经把埃琳娜需要的文件调过来了，就在她的电脑屏幕上，被一个关于预算的电子表格挡着。然而，就在埃琳娜夸耀自己那几个了不起的孩子，她丈夫经办的著名案件，他们打算夏天时改造后院里的景观的时候，伊丽莎白改了主意。直到与埃琳娜面对面，她才想起来，这位老朋友经常用对待孩子的语气对她说话，仿佛她伊丽莎白应该把无所不能的埃琳娜的宝贵见解记录下来，但她可不是什么孩子，这里是她的办公室、她的医院。出于习惯，看到埃琳娜进来的时候，她拿起一支笔来，现在又把它放下了。 “明年我家就只有他们三个了，感觉怪怪的，”理查德森太太说，“比尔一直为了这个案子烦恼。你在派对上见过琳达和马克吧？没有吗？琳达几年前还给你们推荐过一个帮忙照顾狗的人呢。我们都希望早点结案，让他们永远留下孩子。” 伊丽莎白站起来。“我们去吃午饭吧？”她说，接着去拿她的包，但理查德森太太坐着没动。 “我还有件事想要征求你的建议，贝特西，”她说，“还记得吗？”她伸出一只手，关上了门。 伊丽莎白再次坐下，叹了口气，埃琳娜怎么会忘记她的目的呢？“埃琳娜，”她说，“对不起，我做不到。” “贝特西，”理查德森太太平静地说，“就看一眼，很简单。我只想寻找一下线索。” “不是我不想帮你——” “我不会让你有任何风险的，也不会真的使用这些信息，我只想看看需要从哪些方面进行挖掘。” “我很愿意帮你，埃琳娜，可我一直在想……” “贝特西，我什么时候让你为难过？”贝特西·曼维尔，理查德森太太想，总是如此胆小，无论做什么事——哪怕是那些她想做的事——总是需要人推着，她才会采取行动。从前，连涂口红、买漂亮衣服和上课举手之类的小事，都需要理查德森太太督促伊丽莎白。看来优柔寡断的人总是需要坚定的幕后推手。 “这是保密信息，”伊丽莎白坐直身体，“对不起。” “贝特西，老实说，我有点儿受伤，我们这么多年的友谊，你竟然不信任我。” “这与信任无关。”伊丽莎白说，但理查德森太太打断了她。她为贝特西做了那么多，她想，是她像母亲那样教小贝特西做这做那，鼓励贝特西走出自我封闭的硬壳，接触外面的世界，才有了今天的伊丽莎白·曼维尔，坐在豪华气派的办公室，从事着埃琳娜帮她得到的工作，而她竟然不打算给予她一点儿微小的回报。 理查德森太太从包里拿出一管金色的口红和一面手掌大小的镜子。“大学期间，你一直信任和听从我的建议，不是吗？还记得许多年前，我请你参加我们的圣诞派对吗？我告诉你该给德里克打电话，而不是等他给你打，你照办了，后来情人节的时候你就和他订婚了，对不对？”她用口红在唇角部位最后勾勒了几下，盖好塑料管，“通过信任我的建议，你拥有了丈夫和孩子，是否可以这么说，我的判断力每一次都帮助你作出了正确的决定。” 这证实了伊丽莎白长久以来的怀疑：这些年来，埃琳娜一直在树立自己的信誉。也许她是真心想帮助自己，也许她的所作所为都是出于善意，可与此同时，她也把自己帮过伊丽莎白的每一个忙记在了心中的账本上，现在向她要账来了。伊丽莎白突然意识到，埃琳娜觉得她是欠债的，根据公平交易的规则，她有权得到回报。 “你这是因为促成我的婚姻而向我邀功请赏吗？”伊丽莎白说，理查德森太太大吃一惊。 “我当然不是那个意思——”她说。 “你知道的，我非常愿意尽我所能地帮助你，但我们也要尊重法律和道德，埃琳娜。我很失望，你竟然让我做这种事。你不是一直很有是非观念的吗？”隔着办公桌，两人四目相对，理查德森太太从未见过贝特西目光如此清澈坚定而又涌动着愤怒的样子，她们都没有说话。终于，电话铃声打破了沉默，伊丽莎白继续盯着老朋友看了一会儿，然后才接起电话。 “伊丽莎白·曼维尔。”电话那头传来模糊的说话声，“太巧了，我刚刚要出去吃午饭。”又是一阵话音传来，理查德森太太觉得对方似乎在道歉，“埃里克，我不需要借口——我只希望搞定这件事。不，我已经等了一个星期，再也不想多等一分钟，听着，我马上下去。”伊丽莎白挂断电话，转向理查德森太太：“我得到楼下去——有个很重要的报告需要我去盯着，院长责无旁贷。”她站起来，“几分钟后我就回来，然后我们去吃饭，我饿了——一点半时我还得回来开会。” 伊丽莎白离开后，理查德森太太依然没有回过神来，贝特西·曼维尔竟然会那样对她说话，还暗示她的做法不道德？还有什么“院长”“责无旁贷”之类的说辞——似乎在强调她有多么重要，仿佛在提醒理查德森太太：“我现在比你重要得多。”贝特西现在的工作不是她帮忙找的吗？理查德森太太抿起嘴唇。办公室的门是关着的，外面的人也看不见里面，她迅速绕过办公桌，来到伊丽莎白的座椅旁，抓过鼠标，桌上的电脑屏幕亮了：一张预算开支表出现在桌面上，理查德森太太缩小了电子表格，她想要的那份病人就诊名单立刻像变魔术一样出现在屏幕上。她恍然大悟，原来贝特西在最后一刻改变了主意，真是个优柔寡断的人。 理查德森夫人靠在桌面上，快速拨动鼠标滚轮，浏览表格中的人名，没有什么贝比·周，然而，在三月初的就诊病人中，她发现了一个熟悉的名字：珀尔·沃伦。 六分钟后，伊丽莎白·曼维尔回到办公室，看见理查德森太太依旧坐在原处，沉着地握着椅子扶手——刚才她已经把电脑桌面上的文件恢复了原样，伊丽莎白不会发现文件被人看过，她会如释重负地关掉病人名单，为自己敢向埃琳娜·理查德森叫板感到无比自豪。 “去吃饭吧，埃琳娜？” 餐馆里，理查德森太太把手搁在伊丽莎白的胳膊上，“我们是很多年的老朋友了，贝特西。我不愿看到我们之间再发生这样的事，今天的事就让它过去，希望你能理解我的苦衷，不要介意。” “当然。”伊丽莎白叉起一块鸡肉。两人出了她的办公室之后，埃琳娜就变得有些呆滞和冷漠，她总是这样，伊丽莎白想，以为别人都对她有求必应，而今天她伊丽莎白做到了别人做不到的事：对埃琳娜说“不”。“莱克西还在演话剧吗？”她问，接下来的午餐时间，两人始终在谈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孩子、交通、天气……实际上，这也是两个女人一起吃的最后一顿午餐，虽然她们在余生中还会一直保持联系。 看似纯洁的小珀尔竟然一点儿都不纯洁。返回办公室的路上，理查德森太太想，她很肯定自己知道孩子的父亲是谁——她早就开始怀疑珀尔和穆迪的关系不只是友谊那么简单，一个男孩和一个女孩，在他们这样的年纪，每天都在一起，难道不会发生什么吗？他们怎么能这么不小心？她知道西克尔的学校多么重视性教育，两年前，她曾是学校董事会的成员，一位家长和她抱怨说，生理卫生课上，老师竟然让她女儿给一只香蕉戴安全套，说这是为了练习。青少年会有性行为，理查德森太太这样答复她，这是年龄和荷尔蒙决定的，我们无法阻止，最好的办法是教他们注意安全。然而，现在看来，这个观点似乎很天真。他们怎么如此不负责任？她想，更迫切的问题是：他们是如何瞒着她去打胎的？竟然敢在她眼皮底下做这种事？ 她很想这就跑到学校去，把两个孩子拉出教室，质问他们为什么如此愚蠢。还是不要丢人现眼了，她又想，每个人都会知道的。她心中清楚，西克尔的女孩经常有打胎的——她们毕竟还是孩子——但保密做得很好，没人愿意将自己的丑事公之于众，因为大家都会说闲话，谣言满天飞，在当事人身上留下不可磨灭的污点。理查德森太太决定，一回到家她就找穆迪谈谈。 返回办公室，她刚脱下大衣，电话就响了。 “比尔，”她说，“什么事？” 理查德森先生的声音闷闷不乐，他似乎待在一个嘈杂的房间里。“莱茵贝克法官刚才作出了判决，他一小时前把我们召集起来宣判的，我们事先没有准备。”他清清嗓子，“孩子跟着马克和琳达。我们赢了。” 理查德森太太快慰地坐进椅子里，琳达一定很开心，她想。与此同时，她也有一丝小失落——自己这些天来绞尽脑汁作调查，挖掘贝比的过去，想找到一击制胜的秘密武器，最后竟然都不需要。“太好了。” “他们两个很高兴，当然，贝比·周难以接受这样的结果，一直在尖叫抗议，法警只好把她带到外面去了。”他顿了顿，“可怜的女人，真为她感到难过。” “是她首先放弃宝宝的。”理查德森太太说，过去六个月，她一直在说这句话，然而这一次听起来却不那么令人信服。她清了清嗓子：“马克和琳达在哪里？” “他们要开新闻发布会，记者们已经得到了消息，做好了准备，他们下午三点就要发表声明，所以我得挂了。”理查德森先生深深地叹了口气，“无论如何，案子结了，孩子是他们的了。现在他们只需要等待新闻的热度过去，就可以回归正常生活了。” “太好了。”理查德森太太再次说。珀尔和穆迪的事情像一只沉重的袋子压在她的肩上，她很想把这件事告诉丈夫，让他帮自己分担一些，但她忍住了冲动，现在还不是时候，她告诉自己。她强迫自己暂时忘掉穆迪。现在是与琳达共同庆祝的时刻。 “我会到法院去，”她说，“三点，对不对？” 西克尔的另一端，温斯洛路的房子里，贝比在米娅的厨房桌旁哭泣，判决宣布的那一刻，她听到了一阵尖锐恐怖的哀鸣，仿佛被雷电劈中了耳朵。贝比抱着脑袋瘫软在地，法警架着她的胳膊，把她送出房间时，她才意识到那阵哀鸣来自她自己的嘴巴。法警的女儿与贝比年纪相仿，他把贝比领进一间接待室，倒了一杯温热的咖啡放到她手里。贝比大口灌下咖啡，每当感觉喉咙里又要发出那样的尖叫时，她就狠狠咬住塑料杯的边缘，杯口几乎被她撕咬成了碎片。她已经失去了言语和感知的能力，宛如身处虚无的空洞，五脏六腑都仿佛被刀子挖走了。 一杯咖啡喝完，她终于平静下来，法警轻轻地从她手中抽走破碎的塑料杯，扔进垃圾桶，领着贝比来到法院后门，送她坐上等在门口的出租车。“送她去她想去的地方。”法警从自己的钱包里掏出两张二十美元钞票塞给司机，又对贝比说：“你会好起来的，亲爱的，会没事的，上帝在暗中帮助你。要振作。”他关上出租车门，摇着头回法院里面去了。就这样，贝比躲过了新闻镜头的追逐，没有被挤在前门的记者们挡住，也不曾看到麦卡洛一家正在准备新闻发布会。记者们本想问贝比是否还会再生一个孩子，替她回答问题的艾德·林表示无可奉告。出租车沿着斯托克斯大道向西克尔高地开去，始终双手抱头的贝比也没有来得及最后看女儿一眼，她被带出法庭时，一位社工抱着小米拉贝尔从等候室出来，把孩子交到了麦卡洛太太手中。 五十五分钟后，出租车停在温斯洛路出租屋的门口，米娅正在家里工作，她只看了贝比一眼，就立刻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等贝比冷静下来，会告诉她一部分经过，其他的事则是她从第二天的报纸上读到的：麦卡洛夫妇取得了孩子的全部监护权，法庭建议尽快批准他们的收养申请，终止生母的探视权，没有麦卡洛太太的同意，禁止贝比与她女儿进一步接触。米娅只能搂着贝比，领她走进厨房，给她倒一杯热茶，让她痛痛快快地哭出来。 当天放学时，案件的判决结果已经开始在学校里传开——莫妮卡·林接到了她父亲打来的传呼，莎拉·亨德里克也接到了自己父亲（他在第五频道工作）的传呼，消息是她们两个散布出去的。然而伊奇放学后来到米娅家的时候，还对此一无所知，她像平时一样打开了没有锁住的侧门，上了楼，看到贝比在厨房里哭。 “怎么了？”她低声说，但心里已经明白了怎么回事。她从没见过成年人哭成这样，发出动物般的声音，有一种不顾一切的决绝。多年以后，她有时会在深夜里醒来，心跳如鼓，仿佛再次听到贝比的哭声。 米娅一下子站起来，拉着伊奇来到楼梯上，关好厨房的门。“她——要死了吗？”伊奇小声说，这是个荒谬的问题，但那一刻她真的以为贝比要死了。假如灵魂离开身体意味着死亡，她想，那么贝比听上去就处于这种状态，她的哀鸣就像从破旧的家具中拔出一根长长的铁钉，伊奇本能地把脸埋进米娅怀里。 “她不会死。”米娅说，她紧紧抱住伊奇。 “可是她还好吗？” “她会好好活下去的，如果你是这个意思的话。”米娅抚摸着伊奇的头发，她的发丝像珀尔的一样纤韧倔强，米娅小时候的头发也是这么不听话：你越想抚平它们，它们越要翘起来。“她会熬过去的，因为她必须熬过去。” “可怎么熬？”伊奇不敢相信有人竟能忍受这样的痛苦。 “我不知道，老实说。但她会的。有时候，就在你觉得什么都没有了的时候，你会突然找到办法的。”米娅解释道，“就像草原上的火灾。几年前我在内布拉斯加见过草原起火，看上去像世界末日一样，土地完全被烧黑烧焦，所有绿色都消失了，可烧焦的土壤养分更丰富，新的植被长得更茂盛。”她用指尖抹掉伊奇脸上的泪水，最后摸了一下伊奇的头发，“人也是这样，你知道，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总能找到办法。” 伊奇点点头，转身欲走，又回过头来。“告诉她我很抱歉。”她说。 米娅点点头：“我们明天见，好吗？” 与此同时，莱克西和穆迪回到家，在答录机上听到母亲的留言：案子结束了。叫比萨外卖，他们的母亲沉稳地说。电话簿下面的抽屉里有现金。我写完报道之后就回家。爸爸很晚才能回去——他要整理聆讯之后的文件。珀尔知道消息了吗？穆迪想，但他们已经好几天没说话了，他回到自己房间，尽量不去想珀尔在做什么。如他所料，珀尔和崔普当天下午又出去了，她回家看到依旧待在厨房里的贝比时才得知消息。 “结案了。”米娅平静地告诉女儿，无须多说，珀尔看上去已经猜到了结果。 “我很抱歉，贝比，”珀尔说，“非常抱歉——”贝比头也没抬，珀尔消失在自己的卧室，关上了门。 米娅和贝比默默地坐了一段时间。天已经黑透的时候，贝比站起来要走。 “她永远是你的孩子，”米娅告诉贝比，拉起她的手，“你永远是她母亲。没有什么能改变这一点。”米娅亲吻了贝比的脸颊，送她出门。贝比什么都没说，从进门开始，她自始至终没有说过一个字，米娅不知道该不该问她在想什么，要不要强行挽留她在这里过夜。但她觉得，假如自己是贝比，肯定更愿意一个人待着，不想被迫和别人说话。后来她才意识到，贝比当晚可能误解了她说的那些话的意思——米娅很想知道，假如自己当时的态度再强硬一些，询问她接下来有什么打算，主动向贝比提供帮助，不知道是否能够阻止她下一步的行动……即使多年以后，面对这个疑问，她也无法想出令自己满意的回答。 新闻发布会比预期的时间更长——到场的每位记者几乎都有问题要问麦卡洛夫妇，被从天而降的好运砸得飘飘然的麦卡洛夫妇不厌其烦地回答着每一个问题。案子结束了，你们是不是松了一口气？是的，当然。接下来的几天，你们有什么计划？我们会和米拉贝尔享受一段安静独处的时间，开始一家人的新生活。米拉贝尔回家后的第一顿饭，你们会为孩子准备什么吃的？麦卡洛太太回答：通心粉和奶酪，她最喜欢的。收养手续何时办完？很快，我们希望。 坐在后排的第十九频道的一位记者举起了手：“你们是否同情再也见不到自己女儿的贝比·周？” 麦卡洛太太身体一僵。“大家不要忘了，”她尖厉地说，“是贝比·周无力抚养米拉贝尔，她抛弃了孩子，放弃了做母亲的责任。当然，这件事令我痛心，不过，重点在于，我们要记住，今天法庭已经作出了决定，认为马克和我是最适合做米拉贝尔的父母的，从此以后，米拉贝尔将在一个稳定、幸福的家庭中生活，我认为这才是最有意义的，不是吗？” 五点半左右，发布会结束，麦卡洛夫妇带着米拉贝尔回家了。由于丈夫参与了案件的审理，理查德森太太不能为《阳光日报》撰写与本案相关的报道，负责报道的记者是萨姆·李维，理查德森太太则接手了他平时主管的报道类型——城市政策。快到晚上九点钟时，理查德森太太终于完成了工作，回到家里。孩子们不在客厅，莱克西和崔普的车没停在家，理查德森太太在厨房柜台上发现一张字条：妈妈，我去塞丽娜家了，十一点回来。莱克西。崔普没有留下字条，但他一贯如此：从来不记得留言。若在平时，理查德森太太可能会生气，但这一次她却有些松了口气，因为她即将要做的事情并不需要旁观者。 来到楼上，她发现伊奇的房门关着，里面传出音乐声，比萨送来之前，伊奇就上了楼，而且一直没出来，她始终在回想着贝比痛苦的样子。伊奇把一张托里·阿莫斯的CD放进播放器，调高音量，让音乐尽情啸叫。她有些想哭——虽然她已经好多年没哭过了。她躺在床上，拼命压抑眼泪，指甲用力掐着掌心，在上面留下一排半月形的红印。她母亲走过她的门口，朝走廊尽头——穆迪的房间进发时，她已经把整张CD连续听了四遍，第五遍刚刚开始。 假如在平时，理查德森太太会打开门，告诉伊奇关小音量，还要批评一下伊奇听的音乐总是令人沮丧和愤怒，但今天她脑子里装着更重要的事，她来到穆迪的房间门口，敲了敲门。 “我需要和你谈谈。”她说。 穆迪躺在床上，吉他搁在旁边，正在一个笔记本上写写画画。“什么事？”他没有抬头，也不打算坐起来，这让理查德森太太更加烦躁，她用力关上门，径直走到窗前，一把夺下他手中的笔记本。 “看着我，我在和你说话，”她说，“我知道了，你明白吗，你以为我不会知道吗？” 穆迪一愣。“知道什么？” “你是不是以为我瞎了？你以为我注意不到吗？”理查德森太太猛地合上笔记本，“你们两个一直偷偷摸摸，我又不傻，穆迪。我当然知道你们在干什么，本来我还以为你有那么一点点担当。” 伊奇房间里的音乐声戛然而止，但穆迪和他母亲都没有注意到。 穆迪慢慢地坐起来。“你到底在说什么？” “我知道了，”理查德森太太说，“珀尔的事，还有孩子。”穆迪震惊的表情让她略有迟疑，原来他还不知道，她想。“她没告诉你吗？”理查德森太太问。穆迪茫然地看着她的脸，眼神就像一只随风漂荡的小船。“珀尔没告诉你，”理查德森太太在他的床边坐下，“她打胎了。”她的心中突然涌上一股愧疚感，假如她早点知道，情况会不会不一样？她想。穆迪依然什么都没说，理查德森太太靠过去，握住他的手。“我还以为你知道，”她说，“我还以为是你劝她去的。” 穆迪缓慢而冷漠地推开她的手。“我猜，你应该找你的另一个儿子谈谈，”他说，现在轮到理查德森太太吃惊了，“珀尔和我没有什么，不是我的孩子。”他冷笑了一声，又像是猛地咳嗽了一下，“你为什么不去问崔普？他才是和她上床的那个。” 他从母亲的腿上拿起笔记本，重新打开，紧盯着纸页上他自己的笔迹，强迫自己不要哭出来。她和崔普在一起，他和她做爱，然后竟然发生了这种事。理查德森太太神色恍惚地站起来，朝自己的房间走去。崔普？她想。这可能吗？她和穆迪依然没有注意到伊奇的房间突如其来地安静，她也没发现，伊奇的房门现在开了一条缝，门缝里的伊奇也是一副目瞪口呆的样子，艰难消化着她刚刚偷听到的信息。 星期五上午，理查德森太太很早就去上班了，因为她不想面对自己的孩子们。前一天晚上，莱克西快半夜时才回家，崔普回来得更晚，虽然平时理查德森太太会责备他晚归，但这一次她没有离开自己的房间，楼梯上传来鬼鬼祟祟的脚步声，她也没有出去看，而是又给自己倒了一杯葡萄酒，酒液已经变温了。崔普和珀尔？她理解珀尔为什么看上崔普——大多数女孩都喜欢他，而她不理解的是崔普喜欢珀尔的原因。她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醒来时依旧没有想通。这不可能，来到车库时她还在想，他不会喜欢珀尔那种严肃、聪明的女孩，他总是会被肤浅却漂亮开朗的女孩吸引，她觉得自己从珀尔的外表看不出崔普喜欢她的理由。这么说，珀尔的心灵很有深度，或者是崔普有深度？这个想法纠缠了她整整一路。 她考虑了一上午该怎么做。质问崔普？质问珀尔？同时质问他们两个？她和丈夫从来不会对孩子们谈论自己的爱情生活——莱克西和伊奇月经初潮的时候，她只和她们谈过一次关于“责任”的话题。“脆弱性。”伊奇纠正了她说错了的某个词，然后就离开了房间。可她私下里却想当然地觉得自己的孩子们肯定足够聪明，不会作出不明智的决定，而且学校也会用各种知识武装他们，所以她尽可以放心地让孩子们做自己的事，根本不需要探听他们在做什么，她也不想知道。而站在崔普和那个女孩面前，对他们说“我知道你们在干什么”，就像当众剥光他们的衣服一样残忍。 终于，快到中午的时候，她离开办公室，开车来到温斯洛路的小房子。米娅应该在家处理自己的照片，她知道。理查德森太太推开侧门，没有敲门就走了进去。这里归根结底还是她的房子，不是米娅的，作为房东，她有权这样做。一楼的公寓很安静，现在是上午十一点，杨先生肯定在上班，但她能听到米娅在二楼的厨房里忙碌的声音：水壶隆隆作响，沸腾的热气顶着壶盖，发出尖厉的哨声，随后有人把它从炉子上取下来。理查德森太太爬上二楼，发现墙角的油毡刚刚开始起皱，会修好的，她想。她会把整段楼梯——不，整个公寓——彻底整修一遍。 二楼公寓的门没锁，理查德森太太走进厨房，米娅警觉地抬起头。 “我没想到有人会来，”米娅说，她把水壶放回灶台，它发出一声微弱的呜咽，“有什么事吗？”理查德森太太的目光在公寓里扫过：珀尔的早餐盘子堆在水池里，地上摆了一排抱枕权当沙发，米娅卧室的门半掩着，透过门缝，可以看到里面的地毯上搁着一块床垫。真是可悲的生活，她想，她们拥有的如此之少。接着她看到了一样她熟悉的东西，它就搭在两把不配对的餐椅的其中一把上：伊奇的外套。伊奇上次来的时候忘记拿了，小女儿的粗心大意突然令理查德森太太异常愤怒。伊奇竟然就像住在这里的一样，好像这里才是她的家，好像她是米娅的女儿，不是理查德森太太的女儿。 “我就知道你在背着我搞鬼。”她说。 “什么？” 理查德森太太没有立即回应。连一张真正的床都没有，她想。也没有沙发，什么样的成年人会坐在地上？睡在地上？这叫过日子吗？ “你一定觉得自己隐藏得很好吧？”她对着厨房桌子说，米娅刚才正在那里把一只狗和一个男人的照片组合在一起，“你觉得没有人会知道你究竟是谁吧？” “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米娅握紧马克杯的手柄。 “是吗？我猜约瑟夫和玛德琳肯定知道。”米娅一言不发，“我猜，他们一定很想知道你在哪里，你的父母也是，他们肯定也希望知道珀尔的下落。”理查德森太太瞥了米娅一眼，“别试图说谎，你是个十分高明的骗子，但我已经都知道了，我对你了解得一清二楚。” “你想要什么？” “知道你的事以后，我什么都没说。我想，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也许你打算改过自新。可我发现你把自己的女儿也养成了和你一样的怪胎。” “珀尔？”米娅的眼睛睁大了，“你在说什么？” “你真是个伪君子。你偷了那对夫妇的孩子，又打算从麦卡洛家偷孩子。” “珀尔是我的孩子。” “是你帮别人制造出来的孩子吧？”理查德森太太挑起眉毛，“琳达·麦卡洛和我是四十年的朋友，她就像我的妹妹，没人比她更有资格得到一个孩子。” “这不是有没有资格的问题，我认为母亲有权抚养自己的孩子。” “真的吗？是不是只有说这种话安慰自己，你晚上才能睡得着？” 米娅脸红了。“假如美玲可以自己选择，你不觉得她会选择和自己真正的母亲在一起吗？把她生下来的那个母亲？” “也许吧。”理查德森太太紧盯着米娅，“瑞恩家很有钱，他们也很想要孩子，他们会给孩子美好的生活。假如珀尔能够选择，你觉得她会选择你吗？像个流浪者一样生活？” “你看不惯，对不对？”米娅突然说，“我觉得你实在缺乏想象力，不明白为什么有人会选择和你不一样的生活，为什么大家不都去住大房子，拥有大草坪、漂亮的汽车和办公室的工作，为什么别人会选择和你选择的不一样的东西。”现在轮到米娅打量理查德森太太了，仿佛理解她的密码就写在她的脸上，“这让你感到恐惧，让你觉得难以把握，因为你放弃了你不知道自己想要的东西。”她的唇角一挑，露出一抹锐利、怜悯的微笑，“你究竟放弃了什么呢？喜欢的男孩？出远门的机会？还是整个人生？” 理查德森太太伸出手，把米娅放在桌上的狗和男人的照片推到地上。 “我觉得你该走了。”她说。她拿起伊奇搭在椅子上的外套，掸了掸，仿佛上面有灰。“最晚明天。”她把一沓面值一百美元的钞票搁在柜台上，“这些应该比这个月的租金多多了，我们谁也不欠谁的。” “你为什么要这么做？” 理查德森太太朝门口走去。“问你自己的女儿去吧。”她说，门在她身后关上了。 第十九章 星期五下午，一点钟的铃响之后，珀尔开始上第七节课，她把书包搁在旁边的椅子上。放学后她会去见崔普，他当天早晨在她的储物柜里留了字条。午饭之后，莱克西也在珀尔的储物柜留了字条：今晚看电影吗？《天地大冲撞》？珀尔几乎已经忘记了自己和穆迪不再是朋友，每天两人都会在上课时遇见，但下课铃一响，他就会忙不迭地逃出教室，让她根本没有机会与他和好。现在，穆迪坐在过道另一侧的座位上，低头看着《奥赛罗》的笔记。假如一直这样下去，珀尔不知道他们会不会和好如初。性能改变一切，她意识到——不仅会改变你和另一方的关系，还会改变你和每个人的关系。 教室里的电话响起时，珀尔还在出神。通常打电话过来的都是教务处，为的都是诸如发现考勤表弄错了、学生迟到了之类的杂事，所以，挂掉电话之后，托马斯老师朝她的课桌走来时，珀尔没怎么注意。 “珀尔，”她轻声说，“教务处说，你妈妈来接你回去，他们让你带着你的东西。”说完，托马斯老师就走回黑板那边去了，她刚刚在上面写下《奥赛罗》第三幕的故事梗概。珀尔疑惑地收拾好书包。难道她忘记什么预先约好的事情了？发生了什么紧急情况吗？她下意识地瞥了穆迪一眼，但穆迪的脸上挂着与她一样的困惑表情，离开教室时，她一直想着穆迪的脸，原来他也不知情。 她从科学楼的大门出来，看到“兔子”停在路边，她母亲斜倚在车头上等着她。 “你来了。”米娅说。 “妈妈，你在这里干什么？”珀尔朝身后瞥了一眼，这是所有青少年在公共场合见到家长时的普遍反应。 “你的储物柜里还有重要的东西吗？”米娅拉开珀尔书包，往里面看看，“你的钱包？卷子？没有了？那我们走吧。”她转身想上车，珀尔拽住了她。 “妈妈，我不能走。下节课我有生物测验。放学后我还要——还要和人见面。我等一下回家找你，好吗？” “我也不想这么匆忙，”米娅说，珀尔注意到母亲皱起了眉头，这意味着米娅非常忧心，“我们今天就得走了。” “什么？”珀尔环顾四周，椭圆形的绿色运动场上很空旷，大家都在上课，只有几个学生躲在偏僻的角落里抽烟，一切似乎都很正常，“我不想走。” “我知道，亲爱的。但我们必须走。” 每一次，当她母亲决定离开时，最让珀尔感到难舍的往往是些不重要的人和事：某个她默默欣赏的男孩，公园里的某张长椅，或者某一本她没有读完的图书馆藏书。但每次离开的时候，她主要的感觉通常是释然：终于可以放下这里的生活，到另一处开始新的人生了，就像蛇蜕皮。然而这一次，她内心深处涌动的却只有悲伤和愤怒。 “你答应我们会留下来的，”她的声音闷闷的，“妈妈，我在这里有朋友，有……”她四下看看，仿佛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会随时出现似的，但莱克西已经去公共休息室继续吃她的午饭了，穆迪在和同学们讨论《奥赛罗》，而崔普——放学后，崔普会在椭圆形运动场的另一头等着她。假如她没有出现，他就会开车走掉。珀尔有一个狂野的想法：如果现在跑到理查德森家，她就安全了。理查德森太太会帮助她，她很肯定。理查德森家会收留她。理查德森家的人永远不会让她走。“求求你了，妈妈，求你，我们能不走吗？” “我也不想，但我们不得不走。”米娅伸出手来。有那么一会儿，珀尔突然很想变成一棵树，深深扎根在土壤里，谁也带不走她。 “珀尔，亲爱的，”她母亲说，“我很抱歉。现在是时候离开了。”她抓着珀尔的手向后一拉，珀尔仿佛被她连根拔起，跟在母亲身后上了车。 回到温斯洛路的房子时，地上已经摆了几件打包好的行李：临时充当沙发的抱枕装进了袋子里；米娅挂在墙上的照片收进了纸箱。米娅收拾行李的动作一贯迅速，十分擅长把看上去庞大的东西塞进狭小的空间。可在西克尔待的这一年，她们得到的东西比以往多了很多，因此，这一次需要扔掉的东西也就多了起来。 “我这次收拾得特别慢，”米娅承认，她把钥匙搁在桌子上，“还有一些没收拾完。叠好你的衣服，整理一下你的行李袋。” “你答应过的，”珀尔说，她已经把这里当成了安全茧——她们的家，真正的家，想到这里，眼泪顺着她因为愤怒而变红的脸颊流下来，“你说过，我们要留在这里，你说过的。” 米娅停了手，伸出一条胳膊搂住珀尔。“我知道我说过，”她说，“我也答应过你，可是，对不起，发生了一些事——” “我不走。”珀尔把鞋子踢到地板上，跺着脚走进起居室。听见女儿的卧室门砰然关闭，米娅叹了口气，拾起珀尔的运动鞋，来到她的房间门口。珀尔一屁股坐在床上，拖出书包里的数学书和笔记本。 “没时间了。” “我得做作业了。” “我们必须打包，”米娅轻轻合起女儿的课本，“然后就得走了。” 珀尔从母亲手中夺回课本，丢到房间对面，在墙壁上砸出一个黑印，接下来丢过去的是她的笔记本、圆珠笔、历史书和一摞笔记卡，最后，她空空如也的书包瘪瘪地摊在地上，好像一块皱巴巴的皮肤。米娅静静地坐在她身边，等待着，珀尔终于不哭了，她的眼泪被一张冷漠、面无表情的脸取代，紧闭着嘴不作声。 “我也以为我们能留下的。”米娅终于说。 “为什么？”珀尔抱着膝盖，蜷起身子看着她母亲，“如果你不告诉我，我就不走。” “好。”米娅叹了口气，整了整珀尔的床单。已经到了下午，天气晴朗，外面有只鸽子咕咕叫，还有割草机的嗡嗡声，一片路过的云彩在草坪上投下一块阴影，徘徊了一阵就飘走了，仿佛这是一个再也平常不过的日子。“我很早以前就在想，该怎么告诉你这件事。” 珀尔安安静静地坐着，凝视着母亲，耐心地等她讲，她知道自己将会听到非常重要的东西，女儿的模样让米娅想起了约瑟夫·瑞恩，那天晚上，他也是这个样子，坐在餐桌对面，等待她的回答。 “我先给你讲讲，”她深吸一口气，“你的沃伦舅舅的故事吧。” 米娅讲完之后，珀尔依然很安静，视线顺着床罩上的绗缝移动。虽然米娅只对她讲了故事的大概，但她们都知道，细节说来话长，它们就像穿插附着在主线上的一串珠子，未来的日子里，沿着这条线，米娅会逐渐把深藏于脑海的最详尽的记忆讲给女儿听。比如，当她开车经过一座黄色的房子时，看到一辆破旧的修理工程车或者两个孩子一起爬山时，会对女儿说：“我有没有给你讲过……”珀尔会立刻全神贯注地做好收集新“珠子”的准备，用以拼凑出她的历史，了解与自己有关的每一件事。只要付出时间和耐心，她会知道她需要知道的一切，而今天，母亲只需要对她讲述这么多。 “你为什么告诉我这些？”珀尔问母亲，“我是说，你为什么现在告诉我？” 米娅深吸一口气，如何才能跟别人解释他们喜欢的某个人不值得信任呢？而且对方是个孩子、你所爱的孩子。她只能尽力了。她看到珀尔脸上的表情先是疑惑不解，然后变成痛苦，珀尔无法明白：理查德森太太总是对她那么好，总是夸奖她，珀尔甚至把她当成自己未来的榜样……为什么会这样？ “不过，她说得对，”米娅终于说，“瑞恩家的人可以给你美好的生活，他们会非常爱你，而且，瑞恩先生是你的父亲。”她从来没有大声说出过这些话，甚至也不允许自己去想，这些字句在她舌头上留下了奇怪的味道。她重复了一遍：“你的父亲。”从眼角的余光里，她看到珀尔无声地动着嘴，在跟着她说“父亲”这个词，仿佛第一次知道它的读音。“你想要见见他们吗？”米娅问，“我们可以开车去纽约，他们不会很难找。” 对于这个问题，珀尔想了很久。 “现在不想，”她说，“也许有一天，我会的。但不是现在。”她靠在母亲怀里，就像小时候那样，脑袋顶着母亲的下巴，“你的父母呢？”过了一会儿，她问。 “我的父母？” “他们还在吗？你知道他们在哪里吗？” 米娅犹豫了。“是的，”她说，“我相信我知道。你想见他们吗？” 珀尔把头扭到一边，这个姿态像极了沃伦，她倒吸一口气，“以后吧，”珀尔说，“以后的某一天，我们或许可以一起去看他们。” 米娅抱了女儿一会儿，把鼻尖埋在她的头发里，每次这样做，她都会欣慰地发现，女儿的味道始终没有变。米娅突然意识到，珀尔身上有家的味道，仿佛“家”从来不是一个地方，而是眼前这个她可以随时带在身边的小家伙。 “我们还是先打包吧。”她说。已经三点半了，学校该放学了。卷衣服的时候，珀尔想，穆迪会直接回家，崔普可能已经放弃了等她——但他会不会还在等呢？抑或是来这里找她？她还没把崔普的事告诉母亲，也不确定该不该告诉。 有人敲门，珀尔简直都要怀疑是自己用意念把崔普召唤了过来，她睁大眼睛，转身看着米娅。 “我去看看是谁，”米娅说，“你待在这里，继续打包。”可能是理查德森太太，她想——然而，来的人是伊奇，她茫然无措地站在门口。 “门为什么锁着？”伊奇问，几个月来，每天下午她都会来给米娅帮忙，侧门从来不锁，这是为了方便她——以及理查德森家的所有孩子（伊奇现在才意识到这一点）——随时出入，无论任何时间遇到了任何麻烦，她都可以来。 “我在——我在处理一些事。”米娅几乎已经忘记了伊奇，只好先找个借口。 “贝比还在这里吗？”对于米娅的奇怪举动，伊奇只能想出这一个原因。 “不，她回家了。我只是——很忙。” “好吧。”伊奇朝门里跨了半步，她一直用脚顶着的防风门发出轻微的吱呀声，“嗯，珀尔在吗？我——我想告诉她一件事。”她今天一直在寻找珀尔，其实，前一天晚上，她就试图给珀尔打电话，但听筒里总是忙音，这是因为安慰贝比时，米娅把电话听筒摘了下来，过后忘记了放回去。伊奇不停地给珀尔打电话，直到半夜才放弃，她决定第二天早晨去学校找珀尔——伊奇认为，她应该知道穆迪昨天晚上是怎么说她的，而且她母亲知道了她和崔普的事。但伊奇不知道珀尔上课时会走哪条路——是人满为患的主楼梯，还是通往英语楼的后楼梯？她会去自助餐厅还是到楼下的草坪上吃饭？然而，伊奇每一次的猜测都是错的，她向自己保证，一放学她就去找珀尔，告诉珀尔一切。 见到米娅之后，伊奇看出事情不对劲，但不清楚究竟出了什么问题，米娅已经知道了吗？珀尔有麻烦吗？出于莫名的原因，米娅也对她——伊奇生气了吗？ 米娅低头看着伊奇焦急的脸，却不知道说谎和告诉她真相哪一个会对伊奇伤害更深，她决定什么都不做。 “我会告诉她你来找过她，好吗？”米娅说。 “好吧。”伊奇说。她握着门把手，朝米娅身后窥视，她不确定自己是否惹米娅生气了。莱克西老说，伊奇的表情总是很丰富，没错，她从来不会刻意掩饰自己的感受，也不知道该如何掩饰，她看上去是那么的幼小、困惑、脆弱和孤独，让米娅觉得自己似乎辜负了她。 “还记得我那一天说的话吗？”她说，“草原上的大火？有时候，你需要把一切都烧干净，才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伊奇点点头。“嗯。”米娅说。两人静默了很久，她不得不想个办法和伊奇道别。“记住这个道理，”米娅说，“有时候，你需要从废土之上重新开始，明白吗？”伊奇不确定自己是否真的明白，但她还是点了点头。 “明天见？”伊奇说。米娅的心裂开了一条口子，她没有回答，一下子把伊奇拉进怀里，亲吻了伊奇的额头——她经常亲吻珀尔的位置。“再见。”她说。 珀尔听到门关上了，但几分钟之后米娅才回到楼上，脚步迟缓沉重。 “是谁？”珀尔问，但她已经猜到了。 “伊奇，”米娅说，“她走了。”然后转身去收拾自己的卧室了。 收拾行李这件事，母女俩以前不知道做过多少次：把两只玻璃杯套起来，把仅有的几把刀叉装进去。杯子放在碗里，碗放进汤锅，汤锅搁在平底煎锅上，把这一堆东西用杂货店的购物袋包起来，在缝隙里塞进一些不容易坏掉的食物用以缓冲：饼干、花生酱、面包。另找一只购物袋，装上洗发水、肥皂和牙膏。米娅把鼓鼓囊囊的行李袋塞进车后座放脚的地方，在上面堆一摞毯子，她的相机和其他器材都在后备厢里，还有餐具和洗漱用品。其他东西——她们油漆成蓝色的折叠式桌子、不配对的餐椅、珀尔的床、米娅的床垫和权当沙发的抱枕——都不要了。 收拾停当的时候，天几乎完全黑了，珀尔一直在想着崔普、莱克西、穆迪和伊奇。他们四个现在应该都回家了，在那座美丽的房子里。崔普会想知道她为什么没去见他，她再也不会见到他了，珀尔想，她的喉咙火辣辣的。莱克西会靠在柜台上，手指把玩着一绺头发，思索她去了哪里。穆迪——她和穆迪恐怕再也没有机会和好了。 “这不公平。”她母亲把最后一件东西放进购物袋时，珀尔说。 “没错，”米娅表示同意，“的确不公平。”珀尔等着母亲接下来说出家长们常说的老套道理：生活是不公平的，或者公平并不总是意味着正确。然而米娅没有多说，她只是亲了一下女儿的侧脸，然后把购物袋递给她：“把这个放进车里面。” 珀尔回来时，看到母亲把一个牛皮纸信封放在厨房柜台上。 “这是什么？”珀尔有点儿好奇地问。 “给理查德森家的，”米娅说，“算是道别吧，我想。” “一封信？我能看看吗？” “不，一些照片。” “你要把它们留在这里？”珀尔第一次见到母亲把自己的作品留在出租屋，过去，当她们搬走时，都会把所有真正属于自己的东西带走——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米娅的照片。有一次，“兔子”的后备厢没有足够的空间放照片了，为了腾地方，米娅丢弃了自己一半的衣服。 “它们不是我的。”米娅拿起柜台上的钥匙。 “还会是谁的？”珀尔坚持问。 “有些照片，”米娅说，“属于那些拍照的人，有些则属于照片里的人。你准备好了吗？”她关掉了室内的灯。 城镇的另一端，贝比坐在马路牙上，躲在一辆停在路边的宝马车的阴影里，凝视着街对面麦卡洛家的房子。她已经在这里坐了一段时间，现在是七点三十分，她女儿一定在洗澡。她知道，琳达·麦卡洛喜欢按照时间表做事。“我经常发现，只有养成稳定的习惯，才能过上更平静的生活。”她曾经不止一次这样告诫贝比，尤其是贝比探望女儿迟到的时候。贝比想，好像她只是在不带偏见地陈述事实一样，似乎她口中的“事实”就像苹果和梨的不同那样显而易见。 二楼浴室的灯亮了，贝比想象着里面的情景：美玲扒着白瓷浴缸的边缘，伸出一只手去触碰水龙头里流出的水。街上安静下来，各家的起居室都亮起了灯，透出柔和的光芒，偶尔也会看到电视机屏幕闪烁的蓝光。她闭上眼睛，仿佛可以清楚地听见水滴溅到女儿小脸上时她的笑声。美玲一直喜欢水，甚至在那些挨饿的日子里，每当贝比把哭闹的美玲抱进厨房的水槽里洗澡时，孩子都会很快地平静下来，当她连抱孩子或给孩子洗澡的力气都没有时，美玲会哭个不停。她敢肯定，麦卡洛太太的浴室一定有各种洗浴用品，而且井井有条：婴儿使用的乳液和肥皂，含有乳木果油、杏仁油和薰衣草香，它们会在浴缸边缘排成一行——不，在一个漂亮的玻璃架子上，十分安全，可以防止孩子的小手碰到——还会有成箱的浴室玩具，比如橡皮鸭、发条青蛙、海豚、船、飞机和各式各样的微缩玩偶，不会像她那样，只有一个旧酸奶杯给孩子玩。 洗完澡，麦卡洛太太会用一条蓬松的白毛巾把美玲包起来，毛巾是那么的松软，小女孩的身体会在上面留下完美的印痕，连指纹和肚脐的印子都看得一清二楚。她会给美玲梳头发——干的时候很直，打湿之后却会变卷，就像她妈妈的头发一样——把她的小胳膊和小腿塞进睡衣，给美玲喝奶，让她睡觉。浴室里的灯光熄灭之后，贝比看到房子后面的灯紧跟着亮起来——那里是美玲的房间，美玲会在漂亮的小床上睡着，身体暖暖的，散发着奶香味，麦卡洛太太会打开小夜灯，关上门，入睡之前，她会开始期待第二天早晨的到来——走进育儿室，贝比的女儿会在里面等着她。 贝比靠在宝马车上，等待她女儿房间的灯光熄灭。 从米娅家回来，伊奇发现自己家里空无一人，当然，她的父母还在工作，但平常这个时候，总该有一位兄弟姐妹在家。莱克西呢？她想。穆迪呢？她觉得崔普一定和珀尔出去了——但愿她能在她母亲回家之前找到珀尔。 事实上，崔普和穆迪早就到家了——穆迪一放学就回了家，崔普不久也进了门，但他看上去心情焦躁——穆迪的观察结论没有错——因为崔普和珀尔约好了见面，她却没出现。 “心情不好？”穆迪问崔普，崔普哼了一声，“她放你鸽子了？”穆迪继续道，“真惨，伙计，不过你得学会习惯。” “你在说什么？”崔普转过脸来看着穆迪，两道冰冷的目光仿佛要把他射穿。 “你觉得自己很了不起吗？”穆迪笑道，“你觉得大家都应该顺着你吗？你竟然现在才反应过来，我简直不敢相信。”这时，崔普朝他扑过来，他们已经许多年没有打过架了，穆迪突然释然地再次笑出了声，被崔普一拳打在肚子上也不在乎。两人很快滚到地板上扭打起来，鞋子飞到了柜门上，然后，崔普拿胳膊锁住穆迪的脑袋，战斗结束了。 “你闭嘴，”崔普嘶叫道，“闭上你的狗嘴。”第一次亲吻珀尔之后，他就想知道珀尔究竟为什么会看上他，甚至担心早晚有一天，珀尔会发现看错了人，不再喜欢他，而穆迪今天的话正中他下怀，大声说出了他所有的恐惧。 穆迪用力拉扯崔普的胳膊，崔普最终松开了手，冲出家门，漫无目的地开了半个小时的车之后，他决定去丹·西蒙家打游戏。认识珀尔之前，他和丹经常与一群冰球队友在丹家玩任天堂游戏《黄金眼》，他希望让游戏分散自己的注意力，不再去想穆迪的话。与此同时，穆迪去了蹄铁湖，这些年来——包括今天，他对崔普说过的话和没敢说出来的话，都是在这个湖边想出来的。 伊奇独自待在家里，反复思索米娅对她说过的话，你需要把一切都烧干净。五点钟时，米娅还没有过来准备晚餐，伊奇觉得有些焦躁，五点半的时候，她母亲打电话过来说：“米娅今天不能来了，我会买些中餐带回家。”伊奇听后更焦虑了。六点刚过，穆迪终于回家了，听到声音，她跑到楼下。 “大家都去哪儿了？”她问。 穆迪耸了耸肩，脱下法兰绒衬衫丢到沙发上，他在湖边坐了好几个小时，往水里扔石头，想着珀尔和他哥哥。看看你对她做了什么，他愤怒地想，你怎么会让她经历那种事？他把能找到的石头全丢进了水中，可依然不够解恨。“我怎么知道，”他对伊奇说，“莱克西很可能在塞丽娜家，谁他妈的知道崔普去了哪儿。”他顿了顿，“你在意什么？你不是喜欢一个人吗？” “我在找珀尔，你看见她了吗？” “英语课上看到她了，”穆迪走进厨房拿汽水，伊奇跟在后面，“然后她就提前离开了。”他喝了一大口汽水。 “也许她和崔普在一起？”伊奇猜测道，穆迪的手抖了一下。伊奇注意到他并没有反驳自己，立刻紧追不舍地问道：“你昨天晚上说的是真的吗？关于珀尔和崔普的事？” “当然。” “你为什么告诉妈妈？” “我不觉得这是个秘密，”穆迪放下汽水罐，“况且他们两个也不否认，我更没有必要为他们隐瞒。” “妈妈说——”伊奇犹豫了一下，“妈妈说珀尔打过胎？” “她是这么说的。” “珀尔没打胎。” “你怎么知道的？” “因为。”伊奇无法解释，但她确信自己是对的。她相信崔普和珀尔互相喜欢，因为她几个月前就发现珀尔看崔普的眼神很特别，就像老鼠看一只猫，想要被吃掉。可珀尔会怀孕？伊奇根本不信，她看上去一直不都挺正常的吗？不像怀孕的样子。 伊奇突然愣住了。她想起那天自己去米娅家，竟然看到了莱克西，莱克西说什么来着——她是来找珀尔的，珀尔帮她写论文。平时非常注意外表的莱克西，那天却衣冠不整，头发凌乱，而且米娅很快就把伊奇哄走了。伊奇反复回想了一下，莱克西第二天下午穿着珀尔最喜欢的那件绿色T恤，就是前面有约翰·列侬头像的，莱克西一只手里拿着个塑料袋，里面似乎有东西，她在自己房间里待了一晚上，也没出来吃晚饭，这不像是莱克西原本的作风。而且，其后的几个星期，她似乎一直都喜欢吃酸的。直到现在，伊奇想，她姐姐看上去也没有过去那么有精神、爱交际，仿佛被关上了某个闸门，另外，她还和布莱恩分手了。 “莱克西在哪里？”她又说。 “我告诉过你。我觉得她在塞丽娜家。”穆迪抓住伊奇的手臂，“管好你的嘴，别乱说崔普和珀尔的事，好吗？我觉得莱克西还不知道。” “你这个该死的白痴！”伊奇挣脱他的手，“珀尔没怀孕，你才是乱说，妈妈和她妈妈会杀了她的，你就这样丢下她不管了？” 穆迪似乎无动于衷，他摇了摇头：“我不在乎，她活该。” “她活该？”伊奇瞪着他。 “她和崔普偷偷交往。选谁不好，竟然选了他。伊奇，她根本不在乎——”他突然顿住，似乎揭开了自己的旧伤疤，“听着，她自己愿意的，所以她活该。” “我没法相信你。”伊奇从未见过穆迪这个样子，他过去一直是家里最谨慎细心的人，即便她不接受他的建议，他也总是支持她，她相信穆迪比她自己看问题透彻得多。 “你很清楚，”她说，“妈妈很可能把这件事怪罪到米娅头上。” 穆迪愣了一下。“好吧，”他说，“也许她应该看好自己的女儿，也许她应该教育出一个更负责任的女儿。” 他伸手去拿汽水罐，但伊奇抢先夺了过去，将冰冷的金属罐砸在他的颧骨上，咝咝作响的泡沫喷了他一脸。等他终于能睁开眼睛的时候，伊奇已经不见了，只剩他一个人，汽水罐缓缓地在厨房的地砖上滚动。 塞丽娜的家在西克尔大道上的中学附近，距离理查德森家大概两英里，四十分钟后，塞丽娜听到门铃响，发现伊奇气喘吁吁地站在门口。 “你怎么来了，怪胎？”莱克西从塞丽娜身后的楼梯上下来。 “我有事问你。”伊奇说。 “你不知道世界上有电话这种东西吗？” “闭嘴，这很重要。”伊奇抓着姐姐的胳膊，把她拉进起居室。塞丽娜早已熟悉理查德森家的孩子们的相处模式，知趣地退进厨房，给她们一点私人空间。 “什么事？”莱克西问。 “你打胎了吗？”伊奇说。 “什么？”莱克西猛然压低了声音。 “妈妈不在家的时候，你是不是去打胎了？” “关你屁事。”莱克西转身欲走，但伊奇上前一步，挡住她的去路。 “你真的去了，对不对？就是你在珀尔家过夜那天。” “打胎又不犯法，伊奇，打胎的人多了去了。” “珀尔和你一起去的？” 莱克西叹了口气：“她开车送我。你不用急着批判我的道德——” “我才不在乎你的什么狗屁道德，莱克西，”伊奇不耐烦地把前额的头发向后一抹，“妈妈以为打胎的是珀尔。” “珀尔？”莱克西笑了起来，“对不起，实在是太好笑了。纯洁无瑕的珀尔也会打胎？” “妈妈一定觉得她的怀疑是有理由的。” “我用珀尔的名字预约的门诊，”莱克西说，“反正她不介意。”她准备走开，想了想又回过头来，“不许你告诉任何人，穆迪、妈妈，谁都不行，明白吗？” “你真他妈的自私。”伊奇说，她猛然把莱克西推到一边，径直冲进了走廊，夺门而出时，差点儿撞倒塞丽娜。 她又花了四十分钟，步行来到温斯洛路的小房子，刚刚来到楼下，她就意识到不对劲。二楼上的灯全都黑着，车道上没有“兔子”的影子，前院里那棵桃树上的花朵已经枯萎，变成了褐色。她在门口的人行道上踌躇了片刻，然后来到房子侧面，按响杨先生家的门铃。 “米娅在这里吗？”她问，“珀尔呢？” 杨先生摇摇头：“她们大概五点钟的时候离开了，十分钟之前。” 伊奇的心蓦然变得冰冷沉重，“她们说过要去哪里吗？”她问，但她已经知道了真相：她错过了那对母女，她们已经走了。 杨先生再次摇头：“她们没告诉我。”他刚才无意中往窗帘外面张望，恰好看到米娅和珀尔的车缓缓倒出车道，“兔子”上堆着大包小包，母女俩开着车消失在黑暗之中。她们是好人，杨先生伤心地想，他希望她们一路平安，无论去到哪里。 伊奇突然意识到，她们一定会留下字条。米娅不会不告而别。“我能上去吗？看看她们是否会留下什么东西？”她说，“我保证不会给你添麻烦的。” “你有钥匙吗？”杨先生打开门，让伊奇上楼，“万一楼上的门是锁着的呢？”二楼的门的确锁了，伊奇敲了半天，又用力晃动门把手，最后终于放弃，垂头丧气地下楼去。 “我没有钥匙，”杨先生说，他给向外跑的伊奇扶着防风门，“你问问你妈妈，她有钥匙。” 伊奇花了二十五分钟走回家，米娅和珀尔二十五分钟前刚刚过来，把钥匙留在这里，但伊奇并不知道。她又用了半个小时，在厨房抽屉里找到了母亲的出租屋备用钥匙，她的动作很轻，没去管柜台上吃了一半的捞面和给她留的陈皮鸡，以免让房子里的其他人听到自己的动静。等她返回温斯洛路，已经九点半了，杨先生——他是校车司机，每天早晨四点十五分准时起床——早已睡下，所以，没人听到伊奇从侧门进屋，打开米娅和珀尔的公寓门，溜了进去——可是为时已晚，米娅母女已经走了。 第二天上午九点，理查德森家的人陆续出门了。如同每个星期六上午一样，理查德森先生去办公室加班，麦卡洛家的案子让他的许多其他工作拖后了。莱克西正在两英里外的塞丽娜家的大床上睡觉。崔普和穆迪都不在家：为了分散注意力，崔普去社区中心打篮球；穆迪骑着自行车去了珀尔家，打算过去道歉，却惊恐地发现大门紧闭，“兔子”也不见了。伊奇清楚，每个星期六早晨，理查德森太太都会去娱乐中心的泳池游上几圈，她母亲是典型的“习惯动物”，伊奇不用看就知道她一准不在卧室里。现在家里只有她一个人。 这不公平，一切都非常不公平——前一天夜里，伊奇的脑子里翻动的只有这两句话。米娅和珀尔为什么要走？她们不是已经决定把这里当成自己的家了吗？她们是伊奇认识的最善良、最体贴、最真诚的人，她们被她的家人赶走了。每个人都是叛徒：莱克西说谎，利用珀尔；崔普也利用珀尔；穆迪有意识地背叛了珀尔；她父亲是个偷孩子的；而她母亲，好吧，她母亲是一切问题的根源。 她想起米娅的家——总是明亮温暖，认识米娅之前，伊奇从来没有开心过，母亲总是批评她，莱克西和崔普总是嘲笑她，米娅与他们完全不同，也把她变成了与过去截然不同的人。她从未想到，自己也会变得好奇、友善和开朗，好像被施了魔咒。最后，她甚至觉得有种破壳而出的感觉，仿佛经历了一场蜕变，终于打破了束缚自己的框架，获得了无限的延展空间。现在，伊奇觉得她再也无法回到过去的生活之中：在他们家的漂亮、整洁、奢华的大房子里进行的生活，这里的草地总是修剪得整整齐齐，树叶扫得干干净净，视野中从来不会见到垃圾，整个街区都完美有序。每个草坪、每棵树和每条街道都有人打理，每座房子的外观都协调一致，每个人都遵循规则——无论什么，从外表看必须是漂亮完美的，无论内里有多么龌龊不堪。她没法假装若无其事，米娅在她心中敞开的门，不能再次关闭。 然后，她想到遇见米娅的第一天，米娅问了她什么问题：你打算怎么办？这是伊奇第一次意识到，自己可以有所作为。她又想起米娅临走前对她说的话：有时候你需要从废土之上重新开始。“废土。”她说。伊奇知道了接下来该怎么做。 她已经筹划了一个晚上，现在是时候了，她觉得自己好像灵魂出窍，站在身体之外观看自己的所作所为。他们的父亲在车库里常备一罐汽油，是用来在暴雪天气停电时给发电机当燃料，为吹雪机供电的。伊奇在她姐姐整齐干净的床上泼了一圈汽油，然后到两个哥哥的房间如法炮制，汽油在莱克西的印花被、崔普的枕头和穆迪的格子床单上洇开大片的黑色油迹，从穆迪房间出来，油罐已经空了。她把罐子搁在父母卧室关闭的门外，然后将温斯洛路的房子钥匙放回厨房抽屉，拿走一盒火柴。 记住，米娅说：有时候，你需要把一切都烧干净，才会有新的东西生长出来，人也是这样，他们可以重新开始，总能找到办法。想到这里，伊奇的眼睛冒出火光，她划亮了第一根火柴。她肩上的书包里装着一套换洗衣服和她所有的钱。她们不会走太远，她想，找到她们还来得及。火柴头划在火柴盒侧面的涂层上，好像指甲划过黑板，蹿起一丝硫黄味和一点儿耀眼的明光，伊奇把燃烧的火柴丢在她姐姐的印花被面上，跑了出去。 第二十章 消防车开走后，理查德森家黢黑的房子空壳还在冒着白气，理查德森太太裹紧身上的浴袍，开始清点剩余的物品。理查德森先生站在曾经是前廊的地方，和消防队长以及两名警察说着什么。街对面，莱克西、崔普和穆迪坐在莱克西的汽车前盖上，看着他们的父母，等候指示。对于伊奇的失踪，理查德森太太倒不是特别担心，她可以肯定，丈夫现在正和警官们讨论这件事，他会描述伊奇的特征，请他们帮忙找人。伊莎贝尔·玛丽·理查德森，她既愤怒又耻辱地想，你究竟做了什么？她也对警察、消防员、她的孩子们和她羞愧的丈夫表示过同样的谴责。“简直胆大包天，”她说，“她怎么能这样做？”她的身后，一位消防员把汽油罐烧焦的残余放进卡车——这是要送到保险公司去的，她毫不怀疑。“等伊奇回来，”莱克西小声对崔普说，“妈妈会杀了她。” 直到消防队长问他们去哪里暂住时，理查德森太太才想出应急方案。 “去我们的出租屋，”她说，“在温斯洛路，林恩菲尔德附近。”面对困惑的丈夫和孩子们，她只是说：“昨天那里腾出来了。” 把三辆车停进温斯洛路的狭窄车道并非易事，最后，莱克西只能把她的“探险者”停在路边。理查德森太太突然担心二楼的公寓可能不是空的，等他们上了楼，打开门，也许会看到米娅和珀尔还在那里，坐在餐桌旁平静地吃午饭，拒绝离开。抑或是发现米娅离开前把出租屋弄得一团糟：留下一大堆垃圾，窗户破碎，墙壁损毁——以此作为她对房东太太的报复。可当理查德森一家终于停好四辆车，浩浩荡荡地来到楼上——把不明就里的杨先生吓了一跳——时，却发现公寓早已人去楼空，仅剩几件不要了的家具，理查德森太太如释重负地点了点头，几乎有些感动。 “这里看起来不一样了。”莱克西喃喃道。确实如此。理查德森家的三个孩子聚集在起居室和厨房之间的走廊上，空间太狭窄，他们几乎肩膀挨着肩膀。厨房里，碗柜空空如也，两把不匹配的椅子整齐地摆在摇摇晃晃的桌子下面。穆迪想起他曾经许多次和珀尔坐在这张桌子旁边做作业或者吃麦片。莱克西扫视着起居室：地毯上摆着几只靠枕，光秃秃的墙壁上有几个钉子扎出来的小洞。崔普顺着敞开的门瞥了一眼卧室，看到了珀尔的床，床单和毯子已经不见了，只剩下裸露的床垫和木头框架。 完全可以使用，理查德森太太想。两间卧室，一间给大人，另一间给男孩们，至于女孩们——她仍然很肯定，伊奇很快就会回来，和他们住在一起——她们可以睡在封闭阳台里。他们只是在这里暂住，等找到更合适的地方——或者房子修好后——就搬过去。 “妈妈，”莱克西在厨房里叫道，“妈妈，看看这个。” 柜台上放着一只大牛皮纸信封，鼓鼓囊囊的，似乎塞满了纸，有可能是米娅忘记带走——因为离开时过于仓促——的文件或者珀尔的家庭作业，但理查德森太太伸手触摸到这个信封时，立刻意识到并非如此——信封里面的东西硬硬的，明显不是纸，封舌仔细地对齐叠好，但没有黏胶。她用指甲挑起封舌，打开信封，理查德森家的其他人都围过来，想看看里面究竟有什么。 全都是照片，代表着理查德森家的每一个人的照片，半写实半艺术化的风格。理查德森太太小心翼翼地把它们放在桌上，一字排开，她知道这些照片对于他们而言意味着什么，理查德森家的人立刻认出它们属于自己。在别人眼中，它们只是静物照，而在理查德森们自己眼里，它们承载着让人无法忍受的隐私，就像在镜子里瞥见自己的裸体一样令人尴尬。 其中一幅照片里，一张撕成长条的粉红色的纸被人编织成网，网里兜着一块沉重的圆石头，纸上的文字碎裂成了无法阅读的小块，但莱克西一眼就认出了它——这是她去医院堕胎时的出院证明，底部还有她的签名——确切地说，是她冒充珀尔签下的名字，她对自己的笔迹再熟悉不过。那天，她把出院证明撕碎，扔在了米娅家，米娅对它进行了改造。莱克西摸着照片，看着被圆石头撑开却没有破碎的网，那本应是她不得不承担的负重，米娅曾对她这样说过，她第一次觉得，也许自己有能力担负这份沉重。 另外一张照片上有一副冰球护胸，被丢在垃圾堆里，护胸的中间部分裂开了——米娅用锤子把几根钉子钉进那个位置，好像射穿白色塑料的利箭。承认自己的脆弱并不丢人，钉钉子的时候，她想，会有意想不到的东西从脆弱的地方生长出来。她在崔普的护胸内侧填了土，撒上种子，耐心地浇了一个星期的水，直到裂缝中钻出了绿色的嫩芽，纤细的卷须闪烁着青翠的光芒，迎着光线，倔强地向上蠕动，坚硬的外壳也能孕育出柔软的生命。 第三幅照片：一群振翅欲飞的纸鹤，最大的那一只像手掌那么大，最小的和手指甲差不多，显然是用横线笔记本里的纸叠的。穆迪立刻认出那是他送给珀尔又拿回来的本子，后来他把它撕碎扔掉了。虽然米娅抚平了纸页，但纸鹤翅膀上的皱褶依旧清晰可见，好像被风吹皱的羽毛，仿佛片片花瓣的纸鹤摆在一张蓝天的照片上，随时准备飞向更高更好的目标——你也会的，摆下纸鹤的时候，米娅想。 第四幅照片的来历：在理查德森家打扫卫生时，米娅在梳妆台下发现了理查德森先生的一只领撑，就把它拿走了——他有一大盒领撑，每天都会取出一对，塞进领口下面，保持衣领的硬挺。把玩这块轻薄的小钢条的时候，米娅想起她小时候在科学课上做过的一个实验。她用一块磁铁摩擦领撑，然后让它漂在装满水的盘子里，做成指北针，拨动钢条让它转圈，用长曝光模式给旋转的钢条拍照——镜头捕捉到的是一团弓形的模糊光影，宛如幽灵般的蝴蝶翅膀，与之交错映现的是领撑亮银色的轮廓。看着照片中掠过朦胧水面的银色“弓箭”，理查德森先生下意识地摸了摸衣领，想知道自己现在面对的是不是北方。 最后一幅照片最让理查德森太太吃惊：一只用纸剪出来的鸟笼，笼子上有个破口，仿佛是被里面冲出来的什么东西撞碎的。凑近细看，她发现鸟笼是用报纸剪的，米娅用刀片裁掉了上面的字句，报纸上登的正是她自己的一篇文章，理查德森太太很确定，虽然看不到内容，不知道具体是哪一篇：比如关于自然中心筹款、新社区广场落成、“公民巡逻”计划的进展等报道。但这些都是她多年来尽职尽责工作的成果，是她职业生涯的根基。鸟笼上的每一根竖条都优雅地向外弯曲，像菊花的花瓣，空笼的中心躺着一片小小的金色羽毛——有东西从这个笼子里逃了出去，因为它长出了自己的翅膀。创作这幅作品时，米娅心中充溢着对理查德森太太的祝福。 理查德森太太拿起信封，发现里面只剩一捆底片的时候，他们才意识到信封里的照片少了一张。米娅留下底片的意思很明确：她不打算出售它们，也不会把照片给别人看或者当作某种对付他们的筹码。这些是你们的，他们仿佛听见她说，它们就是你。你们可以随意处置。唯有其中一张底片找不到与之对应的照片：伊奇前一晚把属于她的那幅照片拿走了。一看到它，她就知道那是她的：一朵黑色的玫瑰掉落在破裂的路面上，花瓣是用黑皮靴——她母亲把她喜欢的这双鞋扔进了垃圾桶——上面的皮革剪的，外侧的花瓣来自磨损的脚趾部位，颜色较浅；内侧的花瓣颜色最深，来自鞋舌；一根两端磨损的鞋带组成玫瑰的茎秆；来自鞋帮的黄色缝线组成玫瑰的花心，粗粝中透着纤弱，有种奇特的美感。伊奇把照片塞进包里，信封放回柜台，关灯锁门，只给家人留下了色彩反转的底片：一朵苍白的花，颜色由内而外逐渐变深，后方的深灰色背景好似阴云密布的夜空。 直到那天下午，理查德森先生检查手机的语音信箱时才得到消息——语音信箱中的留言来自马克·麦卡洛，他讲话时抽噎得厉害，理查德森先生好不容易才听明白：前一天晚上，终于摆脱压力的马克和琳达几个月来第一次睡了个好觉。第二天早晨，他们迷迷糊糊地（因为睡得时间太长）醒过来，麦卡洛太太看了一眼床头柜上的闹钟，发现已经十点半了，米拉贝尔通常会在日出时分哭闹，把他们吵醒，起来给她喂饭、换尿布。所以，当她看到时间的一刹那，立刻意识到不对劲，她从床上跳起来，跑进米拉贝尔的房间，连拖鞋和睡袍都顾不上穿。这时候，马克·麦卡洛还在眨着眼睛适应明亮的阳光，他听到妻子在隔壁房间尖叫起来——婴儿床是空的，米拉贝尔不见了。 为了寻找线索，警察整整折腾了一天，发现通往后院的推拉门没锁（但这也是夜不闭户的西克尔高地人的习惯）；门闩上布满指纹；贝比次日没去上班；贝比的公寓没有人；最后，他们发现，贝比订了一张前一晚十一点二十分飞往中国广东的机票。警察告诉麦卡洛夫妇，他们不太可能找到贝比了，因为中国很大——警察的表情很严肃，绝不像是在开玩笑——现在这个时候，贝比应该已经抵达了广东，谁知道她会去哪里？简直是大海捞针。假如你们乐意，那就尽管烧钱去找她吧，警察告诉麦卡洛夫妇。 差不多一年之后——理查德森家的房子几乎重建了一遍，麦卡洛夫妇也并没有烧掉全部的钱，他们花了数万美元雇用侦探和联系大使馆，然而所获甚微。麦卡洛太太和理查德森太太在“番红花”餐馆共进午餐，不无感慨地回想着数月来的起伏动荡，“马克和我已经申请从中国领养孩子了。”麦卡洛太太告诉理查德森太太，她叉起一块鸡肉，搁在米饭上。 “太好了。”理查德森太太说。 “领养机构说，我们是理想的候选人。她估计会在半年之内帮我们找到合适的配对。”麦卡洛太太喝了一口水，“她说，来自中国的被领养人，其父母日后试图重新获得监护权的成功率几乎为零。” 理查德森太太倾身向前，握住老朋友的手。“被你领养的孩子一定非常幸运。”她说。 最让麦卡洛太太痛心的是，贝比抱走婴儿床里的米拉贝尔的时候，孩子竟然没有哭叫，她把全部母爱都倾注在小米拉贝尔身上，孩子却依然觉得贝比的怀抱才是世上最安全的地方。下一个宝宝来自孤儿院，不会再被生身父母抢走，她只能如此安慰自己，这个孩子将真正属于他们。麦卡洛太太已经做好了爱这个尚未谋面的孩子的准备，她试着不去想起米拉贝尔——他们失去的女儿，正在遥远异国的某处过着遥远异国的生活。 离开理查德森家的出租屋的那天晚上，珀尔把出租屋的钥匙留在理查德森家的信箱里，回到车上，她终于向母亲提出了那个一直想问的问题。 “万一那些照片会让你出名呢？” 不会的，发动汽车时，米娅心里是这么想的，理查德森家绝对不会卖掉这些照片，只能把它们当成某种令人不安的家族收藏留存下来，也许未来的某一天，理查德森家的后代打开阁楼上的某个尘封的纸盒时，会发现它们：这些照片从哪来的？谁拍的？有什么含义吗？ 米娅切换到一挡。“假如真是这样，那我欠他们的可就太多了，至少超过了照片本身的价值。”她开着“兔子”，经过鸭池塘，穿过范-阿肯大道和轻轨铁路，朝沃伦斯维尔路驶去，她们会从那里上高速，离开克利夫兰，一路向前。 “真希望我有机会和他们说再见。”珀尔想起穆迪、莱克西和崔普，他们几个之间已然连上了看不见的线，以后的日子里，珀尔会反复尝试解开这些线，结果却发现已经打了死结，根本解不开。“还有伊奇，要是能再见她一面就好了。” 米娅没说话，她也在想着伊奇。“可怜的伊奇，”她终于说，“她非常希望离开那里。” 珀尔突然产生了一个美妙的设想。“我们可以回去接她，我从她家后院爬进去，敲她的窗，然后……” “亲爱的，”米娅说，“伊奇才十四岁，这么做是违法的。” 可当汽车来到沃伦斯维尔路，驶向I-480州际公路时，米娅也像女儿那样，纵容自己小小地幻想了一下： 她们开车沿着一条双车道公路行驶，米娅最喜欢这种道路，因为沿途都是一些通常只有一个商店、一家咖啡馆和一座加油站的小城镇。汽车经过时扬起的灰尘在空中飘荡，像金色的云彩，穿过这片金色的云雾，她们在路边的转角处看到一个伸着大拇指要求搭车的模糊身影。米娅缓缓停下车，在看清她的脸，敞开车门请她进来之前，她们首先看到的是她狂野不羁的浅金色头发。 星期六上午，米娅和珀尔进入伊利诺伊州的时候，伊奇——她的头发里依然带着火灾现场的烟熏味——爬上一辆前往匹兹堡的“灰狗”长途车，城镇另一头，她的家人刚刚聚集在鸭池塘的岸边，看消防员灭火。伊奇的背包里装着一份她从母亲那里偷来的文件，上面有米娅的父母在匹兹堡的住址，乔治和瑞吉娜·赖特，伯特利帕克，宾夕法尼亚，还有个电话号码，但伊奇知道，只打电话不能让她获得想要的答案。母亲桌上的那份文件标注的是“M.W.”，足有厚厚一沓，趁家人都睡着的时候，她仔细读了一遍，赖特夫妇的地址下面还有一个地址：安妮塔·利斯，利斯画廊，纽约。伊奇知道，米娅的艺术生涯是从纽约开始的，那时候米娅并不比自己大多少，她也想去纽约看看。 也许这些人中的某一个会帮助她找到米娅，无论米娅在哪里，他们也可能会把她送回父母身边。假如结果是后者，她会再次离开，一次又一次地尝试，直到自己的年龄足够大，没有人能把她送回去为止。她将继续搜索，直到找到自己要找的东西。匹兹堡在向她招手，纽约也在等着她：那些地方有米娅的过去，有她的未来。它们会引领她找到米娅。 伊奇在“灰狗”上找了个座位坐下，脑袋靠在窗户上，想象着她会如何追上米娅，也许是发现米娅的背影——她会第一眼就认出那是谁，米娅的轮廓早已在她心中留下深刻的印记——米娅会转过身来拥抱她，带她一起上路，无论下一站会是哪里。 在温斯洛路过夜的第一晚，理查德森太太再次想起了她的小女儿。出租屋里的声音对她而言很陌生——冰箱的嗡嗡声，楼下的炉子微弱的隆隆声，树枝刮过屋顶石板的沙沙声——她起身走到外面，坐在门前的台阶上，紧裹着浴袍，脚下的水泥地不怎么平坦，踩上去凉凉的，好像刚被雾气打湿过。 白天的时候，她一直在谴责伊奇：忘恩负义的孩子，她怎么能这样做？找到她之后，禁足她一辈子——送她到寄宿学校，不，军校和修道院才更适合她，甚至气得问警察能否让伊奇坐牢。面对她的咆哮，虽然已经习惯了她对伊奇的责骂，理查德森先生和孩子们还是大气都不敢出，只能点头附和，因为这次不一样，伊奇突破了所有底线，他们也慢慢产生了某种预感——伊奇可能永远都不会回来了。 警察正在寻找伊奇，他们发出了搜寻离家出走的孩子的通报，贴出了印有伊奇照片的公告，逐一排查伊奇的朋友和同学，寻找可能暗示她的去向的线索。但理查德森太太明白，可能知道伊奇去了哪里的人已经走了。街上的房子从外面看几乎都差不多，但住在里面的人却各不相同：有人快乐，有人悲伤，有人急于离开这里，到别处去寻找更好的东西——那些看似雷同的房门，遮挡住了各自不同的生活真相。 接近半夜的时候，一辆汽车驶过温斯洛路，亮着远光灯，迅速消失在黑暗中，好像要前往什么重要的目的地。理查德森太太想，如果邻居们现在看到她坐在黑暗中的台阶上，大概会以为她疯了，但她头一次没有在意别人的想法，一整天来的怒火被一个令她恐惧的念头浇灭——如同下午的炎热转为夜间的凉爽——伊奇走了，她对伊奇的所有愤恨与不满被这个念头连根拔起，意识到自己可能会失去女儿，她浑身冰冷，不由得发出一声尖锐细长的哀鸣，如同锋利的刀刃划过喉咙。 想到自己的孩子在外面流浪，她的心第一次裂成碎片，伊奇——那个给她惹了如此之多的麻烦，让她无时无刻不忧心忡忡的小孩，终于选择了远走高飞。她一直以为这个孩子和自己完全不像，代表了她的反面，但伊奇继承了她母亲很久以前便压抑在内心深处的反抗火苗，与理查德森太太一样，伊奇对自己辨别是非的能力深信不疑。理查德森太太想起——以后的许多年里，她会常常想起它——那张空鸟笼与金色羽毛的照片：那究竟是她自己的肖像，还是她女儿的？她本人是那只冲破笼子飞向自由的小鸟，还是束缚小鸟的笼子？ 警察会找到伊奇的，她告诉自己，等他们把女儿带回家，她就能弥补过去的错误，虽然并不确定该如何弥补，但她确定自己会做出努力。假如警察没找到她呢？那么，她会自己去找，无论需要多长时间，无论岁月把母女二人变成什么样子，理查德森太太知道，她永远都能认出自己的孩子，她非常肯定。她会花上几个月、几年甚至一生的时间寻找女儿，仔细端详她所遇到的每一位年轻女性的脸庞，在陌生人的面孔中寻找那缕久违了的小火苗。 致?谢 我为《无声告白》这本书四处作宣传的时候，一位观众曾经问我：“我数过了，你在书后的《致谢》部分罗列了六十五个人的名字——你为什么要感谢这么多人？”我解释说，虽然只有我的名字出现在封面上，但《无声告白》的出版离不开许许多多的人的帮助，没有他们，就没有这本书。对于我的第二本书而言更是如此。 一如既往地感谢我无与伦比的经纪人朱莉·巴尔以及The Book Group的每一个人——很荣幸成为“巴尔国度”的一员。感谢我从容镇定的编辑维吉尼亚·史密斯·尤斯，她的专业知识让这本书变得更加完善和丰富。感谢简·卡沃利娜耐心地为我理顺了本书的故事线和斜体标注。感谢朱莉安娜·基延、安妮·巴德曼、萨拉·赫斯顿、马修·博伊德、斯科特·莫耶斯、安·格多夫、凯瑟琳·科特、帕特里克·诺兰、马德琳·麦金托什，以及企鹅出版社和企鹅图书的整个团队为这本书的面世所做的杰出工作——谢谢他们再次出版了我的作品。 感谢我所属的写作小组“矮胖猴”中的作家们（奇普·奇克、卡尔文·赫恩尼克、珍妮弗·德-莱昂、索尼娅·拉尔森，亚历山德里亚·马扎诺-勒斯涅维奇、惠特尼·沙尔、亚当·斯图马彻、格雷斯·塔鲁桑和贝基·塔奇），他们是本书的第一批读者，他们的加油、喝彩鼓舞我完成了这本书，我和他们的邮件链更像是一条条生命链。感谢阿耶莱特·阿米特伊、安妮·斯塔姆斯金，感谢我的艺术硕士同学，像往常一样，他们是我的引路人。感谢杰斯·哈伯利和丹妮尔·拉扎林，我要给他们寄一卡车甜甜圈。感谢我的非作家朋友们，他们让我在创作中保持头脑清醒、脚踏实地，尤其感谢依然能够容忍我的凯蒂·坎贝尔、萨曼莎·奇恩和安妮·许。 万分感谢我的读者们——两本书的读者，感谢那些给我发电子邮件、写信、寄阅读心得以及在签名售书时与我聊天的人：谢谢你们，语言无法表达我的感激之情。同样感谢我在推特上的好友们：你们每天都在提醒我，这个世界上存在那么多如你们一般聪明、有趣和善良的人。 最后向我的家人致以最大的感谢，莉莉和伊冯·伍很早就帮助我养成了写作的习惯，没有他们就没有今天的我。感谢我的丈夫马特，他一直相信写作是最适合我的工作——甚至比我本人还要早——并且鼓励我坚持下去，感谢他为我做的每一件事。感谢我的儿子，他始终是我最好的作品——虽然这句话是从诗里引用过来的，但是他应该明白我的意思。 伍绮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