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8卷－中古时代－清时期【下】

　　中国通史丁编传记第一章太祖努尔哈赤满族领袖和清皇朝的始祖爱新觉罗·努尔哈赤，征战四十余年，统一女真各部，反抗明皇朝的民族压迫，保护了满族的生存，对满族的形成和发展，对东北地区的统一和多民族祖国的壮大，起了重要的促进作用。他是中国历史上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之一。
　　第一节艰苦创业的“英明汗”
　　十三甲兴师明嘉靖三十八年（1559），努尔哈赤出生在赫图阿拉（今辽宁省新宾县境内）建州左卫一个小部酋长的家里。他的六世祖猛哥帖木尔，原是元朝斡朵里万户府的万户，明永乐三年（1405）应明成祖朱棣的招抚，入京朝贡，封授建州卫指挥使，后掌建州左卫，晋升至右都督。宣德八年（1433），因教授明都指挥佥事裴俊，被阿速江等卫“野人女真”杀死。其子董山是努尔哈赤的五世祖，初授指挥使，后晋升右都督，与叔父凡察分掌建州左卫、建州右卫，成化三年（1467）以屡掠辽东人畜，被明朝斩杀。建州三卫遭到明军残酷征剿。董山的长子脱罗及其子妥义谟，先后袭职，多次进京朝拜明帝，贡献方物。董山的第三子锡宝齐篇古，是努尔哈赤的四世祖。锡宝齐之子福满，后被清朝追尊为兴祖直皇帝。福满第四子觉昌安是努尔哈赤的祖父。觉昌安第四子塔克世娶妻喜塔喇·厄墨气，生三子，长为努尔哈赤，次为舒尔哈齐，幼为雅尔哈齐。
　　觉昌安是建州左卫枝部酋长，为明都指挥使，人少势弱，早期依附建州“强酋”亲家王杲，也常率领部众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以麻布、粮食易换猪牛，领取抚赏的食盐、红布、兀剌等物。万历二年（1574），明辽东总兵官李成梁率军数万，攻取王杲之寨，杀掠人畜殆尽，觉昌安、塔克世背叛了亲家，为明军向导。万历十一年，王杲之子阿台图报父仇，屡掠边境，李成梁再率大军出击，取阿台的古勒寨及其同党阿海的莽子寨，杀阿台，“杲自是子孙靡孑遗”。觉昌安、塔克世再次为明军向导，战乱中被明兵误杀。①噩耗传来，年方二十五岁的努尔哈赤本想起兵索报父仇，但势孤力单，怎能与拥兵百万的大明“天皇帝”交锋。无可奈何，努尔哈赤乃诿过于建州左卫图伦城主尼堪外兰，指责其唆使明兵杀害父、祖，奏请明臣执送。不料这一要求，竟惹恼了骄横跋扈的明朝边将，被视为无理取闹，一口拒绝，并宣称要于甲板筑城，令尼堪外兰为“满洲国主”，因而尼堪外兰威望大升，“于是国人信之，皆归尼堪外兰”，甚至连亲族子弟也“对神立誓”，欲杀努尔哈赤以归之，尼堪外兰则乘机逼努尔哈赤“往附”，俨然以建州国君自居。①此时努尔哈赤处境异常困难，祖、父冤死，部众叛离，族人心变，兼之得罪了明朝边臣，仇人尼堪外兰气焰嚣张，确是四面楚歌，危急万分。尽管身陷绝境，聪睿刚强的努尔哈赤却仍毅然高举义旗，于万历十一年五月，以遗甲十三副和部众三十人，联合嘉木湖寨主噶哈善、沾河寨主常书、扬书，攻克图伦城，逼得尼堪外兰仓皇逃窜，打响了建立大清国的第一仗。
　　建立后金国后金国的建立，是与女真各部的统一密切相关的。明万历前期，建州女真分为苏克素护河、浑河、完颜、栋鄂、哲陈、鸭绿江、纳殷、朱舍里等部。①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总略》；苕上愚公：《东夷考略》。
　　① 《武皇帝实录》卷1、《满洲实录》卷1。
　　各部又分为若干小部，如苏克素护河部便有图伦、萨尔浒、嘉木湖、沾河、安图瓜尔佳等城寨。海西女真已由明初近百卫演变成“呼伦国”的哈达、辉发、乌拉、叶赫四大部。“野人女真”的一支东海女真，包括窝集、瓦尔喀、库尔喀三大系统，居住在松花江流域及乌苏里江沿海岛屿。“野人女真”的另一支黑龙江女真，主要分为虎尔哈、萨哈连、索伦、使犬、使鹿等部。女真部落林立，“皆称王争长，互相战杀，甚至骨肉相残，强凌弱，众暴寡”，一片混战。②万历十一年（1583）五月努尔哈赤起兵时，只有甲十三副部众三十人，要想以这少得可怜的一点点兵力，去吞并一二十倍于己的其他建州部落（仅栋鄂部长阿海就有兵四百），打败百倍、二百倍于己的海西叶赫、乌拉、哈达强部，降服建州、海西、“野人”数以万计的女真，建立后金国，登上女真王的宝座，确实是难而又难。英勇机智的努尔哈赤，面对险局，毫不动摇，知难而进，顽强奋斗。他顺应时代潮流，采取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措施，在内政、外务两大方面，取得了很大成效。在关系到一部、一国盛衰兴亡的用人问题上，努尔哈赤强调了六项原则：一是必须任用贤人。二为不论亲疏门第，公正举人，“勿论根基，见其心术正大者而荐之。莫拘血缘，见有才者即举为大臣”。三系不拘一格，用其所长，“有临阵英勇者，用以治军。有益于国政之忠良者，用以辅理国政”。四乃举贤贬奸，因“善良公正之人不举不升，则贤者何由而进。不肖者不贬不杀，则不肖者何由而惩”。五是奖惩分明，功必赏，过必罚，“有善行者，虽系仇敌，亦不计较，而以有功升之。有罪者，虽亲不贯，必杀之”。六为赏赐效劳官将，视其所需，赐与马、牛、阿哈、食谷、衣服、财帛和妻室。①努尔哈赤还制定了厚待功臣的重要国策。对于早年来投、率军征战、尽忠效劳的“开国元勋”，如费英东、额亦都、何和礼、扈尔汉、安费扬古等“五大臣”及扬古利、冷格里等人，给予特别礼遇和优待，赐给大量人畜财帛，任为高官，封授爵职，联姻婚娶，荣辱与共。当这些功臣出了差错时，他着重指出“贫时得铁，犹胜于金”，常以其功而从轻处治。②努尔哈赤重用贤人和厚待功臣，招徕了许多机智忠贞武艺超群的有才之人和猛将谋士， 他们献计献策，奋勇冲杀，善理国政，自此，女真部逐渐“民殷国富”，国势日强，军威大振。这就在政治上、经济上、军事上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和壮大后金国，奠定了牢固的基础。
　　另一方面，在军事与外务上，努尔哈赤也制定了正确的方针、政策和具体策略。他采取了“恩威并行，顺者以德服，逆者以兵临”，即以抚为主，以剿相辅的方针。其具体内容有三，一为抗拒者杀，俘获者为奴。因纳殷部七村诸申降后复叛，据城死守，“得后皆杀之”。额赫库伦部女真拒不降服，努尔哈赤遣兵攻克，斩杀守兵，“获俘一万”，灭其国，“地成废墟”①。二是降者编户，分别编在各个牛录内，不贬为奴，不夺其财物。原是部长、寨主、贝勒、台吉，大都封授官职，编其旧属人员为牛录，归其辖领。三为来归者奖。对于主动远道来归之人，努尔哈赤特别从厚奖赐。当他听说东海虎尔哈部纳喀达部长率领一百户女真来投时，专遣二百人往迎，到后，“设大宴”，厚赐财物，“为首之八大臣，每人各赐役使阿哈十对、乘马十匹、耕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卷9；《武皇帝实录》卷1。
　　①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48；《满文老档·太祖》卷4。
　　牛十头”，以及大量皮裘、貂帽、衣、布、釜盆等物。对其他随从人员，亦“俱齐备厚赐之”②。这样就缩小了打击面，争取到许多部长、路长带领属人前来归顺。仅据《八旗满洲氏族通谱》的记载，黑龙江、吉林、辽宁女真酋长统众来归的，就有二三百起之多，因而加速了女真统一的进程，减少了许多不必要的伤亡和损失。
　　努尔哈赤还采取了正确的用兵策略，一般是由近及远，先弱后强，逐步扩大。他积极争取与蒙古联盟，尽力避免过早地与明朝发生正面冲突，直到万历四十六年（1618）以七大恨誓师伐明以前，没有受到明军的征剿，这极大地有利于统一女真事业的顺利进行。
　　努尔哈赤充分发挥了自己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他长于用计，重视保密，多谋善断，议即定，定即行，出兵犹如暴风骤雨，迅不可挡，经常以少胜多，变被动为主动。
　　努尔哈赤自幼喜爱兵猎，勤学苦练，武艺超群、刀法高强，百步穿杨，箭术精湛。遇逢征战，他便率先冲阵，拼死厮杀。后来他回顾数十年戎马生涯时总结说：“吾自幼于千百军中，孤身突入，弓矢相交，兵刃相接，不知几经鏖战。”①这种英勇的气概和猛烈冲杀的作风，赢得了将士的拥戴，建立起崇高的威信，使部众竞相效尤，因而能够做到令必行，行必从。
　　有了这些决定性的因素，努尔哈赤不仅能在夹缝中求生存，从绝境里找出路，避免了灭门之灾，而且不断由弱变强，由小到大，顺利地进行着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的事业。从明万历十一年以遗甲十三副兴师起，取图伦，下巴尔达，斩尼堪外兰，败九部联军三万，十年之内统一了建州女真部落。接着，他又灭哈达，并辉发，亡乌拉，降叶赫，取东海女真。三十六年内，统一了建州、海西女真及大部分“野人女真”部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诸部始合为一”②。在统一女真各部的过程中，努尔哈赤积极建立国家政权。万历十五年（1587），努尔哈赤在呼兰哈达东南加哈河、硕里加河两界中的平岗筑城三层，“建衙门楼台”。六月二十四日，“定国政，禁革作乱、窃盗、欺诈，立禁约法制”①。万历二十三年，他自称“女真国建州卫”王子。万历三十三年，他又自称“建州地方等处国王”、“建州王”、“建州国汗”。与此同时，他命额尔德尼、噶盖创制满文，又逐步建立牛录——八旗制度。万历四十三年，八旗制度正式确立，所有人员皆须编入八旗，一牛录三百丁，设牛录额真一员、代子二人、章京四人。五牛录为一甲喇，设一甲喇额真。五甲喇为一旗，置固山额真一、梅勒额真二。八旗人员居住同一地区，互为婚娶，耕田种地，牧马放羊，采参打猎，遵守国法，纳赋服役，听从汗、贝勒统率，使用满语满文。服装发式亦须一律，妇女不得缠脚，男子皆要剃发留辫。这样一来，使原先来自不同地区、制度相异、习俗不一的几十万女真、蒙古、汉人，在生产力、生产关系、赋役负担、国家法令、语言文字和风俗习惯等等方面，大体上达到了同样的水平，旧有的差异迅速消失，一致性愈益增多，逐渐形成为一个在经济条件、语言文字、心理状态等方面基本一致的新的民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7。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② 《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满洲实录》卷1 满文本。
　　族共同体——满族。
　　有了这些准备，五十八岁的努尔哈赤，便于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在赫图阿拉举行开国登基大典，自称“承奉天命覆育列国英明汗”（简称“英明汗”），定国号为后金，建元天命。一个辖地数千里、臣民数十万的强大的后金国，出现在中国的东北地区。
　　第二节萨尔浒之战的无敌统帅誓师伐明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呈告皇天，声讨明国之过，发军征明。
　　努尔哈赤的“七大恨”，是指责明朝政府欺凌自己和广大女真的七条大罪。第一恨为明军“无故生衅于边外”，杀其祖父觉昌安与父亲塔克世。第二恨是明朝违背誓言，“遣兵出边，护卫叶赫”。第三恨系明臣背誓，指责建州擅杀出边采参挖矿的汉民，逼令建州送献十人斩于边上。第四恨，乃明朝“遣兵出边，为叶赫防御”，使叶赫将其许聘与努尔哈赤及其子代善之女“转嫁蒙古”。第五恨是，明廷遣兵，驱逐居住柴河、齐拉、法纳哈三路耕田种谷的女真，“不容收获”。第六恨为明帝听取叶赫谗言，遣人持函，“备书恶言”，侮辱建州。第七恨是明廷逼迫努尔哈赤退出已经并吞的哈达地区。①“七大恨”集中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君臣欺凌女真和反对女真统一的愤怒。明朝的皇帝，从创业开国的太祖朱元璋，到沉湎酒色二十多年不上朝的昏君万历帝朱翊钧，都自视为承奉天命的真命天子，要女真尊他们为“天皇帝”。辽东文武官将，也狂妄自大，贱视各个少数民族， 蔑称建州为“东夷”、蒙古为“西虏”、“北虏”，叫努尔哈亦为“奴儿哈赤”、“奴酋”，对他们任意欺凌，百般盘剥。查收贡品，辽东官员“验其方物，貂皮纯黑马肥大者，始令入贡，否则拒之”。①建州女真进入抚顺马市贸易，“例于日晡时开市，买卖未毕遽即驱逐胡人，所赍几尽遗失”②，实为公开抢夺。一个小小的明朝游击胡大受，居然在万历二十四年差人持书，命令建州“王子”努尔哈赤要遵守国法，不许攻打朝鲜。其《宣谕文》竟然有下述言语：尔达子若不量而妄动，则所欲如缘木求鱼，所为如以肉投虎。况皇灵震叠，敌国议后，一举足间而他日之大祸判焉。到此狼狈，虽悔无及。..（尔）当敬恭承命，体领至意，传谕各众头目，自此以后，务要各守封疆，永遵禁约，毋得仍前紊乱，越境起衅。③50000053_0009_2小小游击就敢这样飞扬跋扈颐指气使，那末威镇东北的辽东总兵官征虏将军、辽东巡抚，中央的兵部尚书，以至“天皇帝”其贱视女真的恶劣态度，更是不说自明了。
　　对于这种被贱视为奴的恶劣待遇，女真无不痛心疾首，十分愤恨。后来天聪汗皇太极援述“七大恨”和补充解释兴师伐明的原因时，对此讲得非常清楚。他说：南朝皇帝高拱深宫之中，文武边官欺诳壅蔽，无怀柔之方略，有势利之机权，势不使尽不休，利不括尽不已，苦害欺凌，千态莫状。
　　我两国之所以构兵者，先因尔驻辽东、广宁各官，尊尔皇帝，如在天上，自视其身，犹如神人，俾天生诸国之君不得自主，不堪凌辱，遂告于天，兴师征讨。①50000053_0010_0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武皇帝实录》卷2；《明神宗实录》卷568。① 《明宪宗实录》卷35。
　　②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
　　“七大恨”还反映了满族对明朝“分而治之”的政策的反对。明王朝一贯害怕和坚决反对女真各部的统一，实行“不使归一”、“犬牙相制”的政策。暑礼部尚书杨道宾曾连上三道奏疏，详述明廷制定的这一重要国策。他说：女直乃肃慎旧疆，亡金遗孽。..然必分女直为三，又析卫所地站为二百六十有二，各自雄长，不使归一者，盖以犬羊异类，欲其犬牙相制也。..臣阅金、辽二史，辽人尝言，女直兵若满万，则不可敌。必离其党而分之，护其群而存之，未有纵其蚕食，任其渔猎，以养其成而付之无可奈何者也。②50000053_0010_1因此，明朝政府顽固推行“以夷制夷”、“各自雄长，不使归一”的政策，不惜重金收买，巧言相骗，甚至调兵遣将武力镇压。从成化时的拘斩董山，到万历初年剿王杲、杀海西名酋仰加奴、逞加奴，以及多次刁难努尔哈赤并准备兴师问罪，都是为了一个目的，即不许女真各部统一起来。分则争，争必弱，为明所喜，合则强，为明所惧，双方利害冲突，不可调和。努尔哈赤用“七大恨”，来表达了他和全体女真（满族）坚决反对明朝政府的欺凌、要求实现女真各部统一的强烈愿望。
　　“七大恨”所表述的基本思想和主要目标，是正义的，是合情合理的，对激励女真（满族）奋发图强，英勇冲杀，反抗明朝政府的压迫，起了巨大的作用。告天以后，在努尔哈赤的统率下，八旗官兵士气昂扬，飞驰前进，于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1618）四月十五日“乘隙突入”，轻取抚顺，连下东州、马根单等城堡五百余，掠人畜三十万，编降民一千户，又击败辽东总兵官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来援之兵一万，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等官五十余员，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①努尔哈赤厚待抚顺降将李永芳，将其从游击擢升副将，又以孙女嫁彼为妻，尊称为“抚顺额驸”，并赏赐降民大量牛、马、猪、犬、衣物、房、田，依照明制设官，令李永芳统管。萨尔浒大败明军抚顺失陷，总兵战殁，败报至京，“朝野震惊”。明廷起用曾任“经略朝鲜军务”要职和辽东巡抚的杨镐为辽东经略，以宁远伯李成梁之子李如柏为辽东总兵官，调兵四方，议兵十万、饷三百万，准备大举征剿建州。
　　明万历四十六年（天命三年， 1618）闰四月，辽东巡抚李维翰移咨朝鲜待机合剿，指责“建酋奴儿哈赤”“无端生事，计袭抚顺，公行叛逆，罪大恶极，法当诛讨”。总兵李如柏宣称：“今已有明旨，选精兵百万，勇将千员，分路并进，务擒元恶，枭首藁街。”②万历四十六年十二月经略杨镐奏上“擒奴赏格”，兵部尚书黄嘉善覆奏，万历帝批准，颁示天下。赏格规定，擒斩努尔哈赤、“八大总管”、“奴酋十二亲属伯叔弟侄”，及其中军、前锋、“领兵大头目”、“亲信领兵中外用事小头目”的，一律重赏，封授世职。叶赫金台石、布扬古贝勒能“擒斩奴酋”，“即给予建州敕书，以龙虎将军封殖其地”。①这些咨文和“赏格”表明了，明朝不仅要斩杀努尔哈赤及其子弟叔侄亲① 《明神宗实录》卷568；《满文老档·太祖》卷6；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2940、2994 页。
　　① 《明神宗实录》卷578。
　　人，还要屠戮其女婿、大将和小头目并株连九族。对整个满族来说，这是一场生死存亡的战争。
　　万历四十七年二月十一日，明辽东经略杨镐、蓟辽总督汪可受、巡抚周永春、巡按陈王庭，在辽阳演武场，集合征辽官将，议定分兵四路，北路以原任总兵马林为主将，西路主将是山海总兵杜松，南路由辽东总兵李如柏为主将，东路主将是总兵刘铤。四路兵共八万八千五百余人，加上朝鲜兵一万三千余及叶赫兵二千，号称四十七万，携带枪炮数万，约定分道出边，三月初二日在二道关会合，集中进攻后金都城赫图阿拉。
　　努尔哈赤早已探听到明军消息。面临大军围剿、有可能遭到灭门灭族之灾的危险形势，身经百战的努尔哈赤和八旗子弟，却镇静自若，从容应战，胸怀保家卫族的决心，誓死杀敌。努尔哈赤显示了非凡的军事指挥才干，采取了集中兵力、各个击破、发挥所长、克敌之短的正确方针。他强调指出：“恁你几路来，我只一路去”，撤回各屯寨士卒，只留少数兵土防御南路、东路，八旗劲旅首先迎战明军主力西路杜松部。建州知悉杜松“勇健绝伦”，决定设下埋伏，智胜勇取。当杜松领军二万余，日驰百余里，赶至浑河时，努尔哈赤已在山林深处埋下精兵，并遣人堵住上游，使河水突浅，一待杜松见水很浅而率军渡河时，后金军决堤，河水骤涨，“水深没肩”，明兵“没于河者几千人”①。当明军拥挤过河后，伏兵突起，努尔哈赤带领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和八旗大臣，统率八旗劲旅，以两倍于杜松的兵力，勇猛冲杀，三月初一日，于萨尔浒（距赫图阿拉西一百二十里，今辽宁抚顺东大伙房水库）迅速消灭了西路明军，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第二日，努尔哈赤又统军击败北路军，总兵马林仓皇逃遁。努尔哈赤坐镇赫图阿拉，遣大贝勒代善，率诸贝勒、大臣，领兵迎击明勇将刘铤的东路军。当刘铤于三月初四日进至阿布达里岗距赫图阿拉约五十里时，后金军早已“设伏于山谷”，并遣一明降官，持所得杜松的“号矢”（即令箭），驰至刘营，诱其速进，刘铤中计，匆忙前往，队不成列，一入伏中，代善挥令八旗劲旅突起冲刺，斩杀刘铤，明军措手不及，全军覆灭，朝鲜从征元帅姜弘立率众降金。明辽东总兵官李如柏知悉兵败，奉杨镐命令，仓皇撤退。
　　明军四路出击，三路败没，四位总兵战死，阵亡道臣、副总兵、参将、游击、都司、通判、守备、中军、千总、把总等官三百一十余员，兵丁死亡四万五千八百余名，丢失马、骡、驼二万八千余匹，遗弃火器大小枪炮二万件②。明金（清）之间的第一次大决战，由于满族领袖努尔哈赤的正确指挥和八旗健儿的奋勇冲杀，终于以明军在萨尔浒的彻底失败而结束，新兴的满族避免了亡族之灾，迅速前进，后金国更加壮大了。
　　① 海滨野史：《建州私志》；《明神宗实录》卷580；《明经世文编》卷502，宋懋澄：《东征纪略》。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明经世文编》卷488，徐光启：《辽左阽危已基疏》。第三节威风凛凛的辽东王力克辽、沈，轻取广宁明万历四十七年（天命四年，1619）三月的萨尔浒之战，使明金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从此，后金获得了主动权，人心振奋，器械充足，战马成群，军威远扬，而明国则君惊臣恐，官兵畏战，人畜火器损失巨大，士无守志，陷入了被动困窘的逆境。
　　天命四年六月十六日，努尔哈赤乘明摄开原道事的推官郑之范贪婪昏庸不理防务和总兵马林松懈疏忽，率领大军轻取辽东军事要镇开原，“易如拉朽”，斩杀马林等官将。七月二十五日又攻克了铁岭，后金军威声震天下。①在军事进展异常顺利的形势下，努尔哈赤在政治上、经济上、外交上采取了一系列有力措施，来巩固内部、壮大实力、突破包围，为夺取辽东创造条件。
　　天命四年七月，原开原千总王一屏、戴集宾、金玉和、白奇策及守堡戴一位，因“子女被俘”，带二十余人“觅妻子来降”。佟家的二十人亦叛明逃来。努尔哈赤十分高兴，谕告说：“尼堪无叛逃他国之例”，“观此来降者，知天意佑我矣。彼闻吾养人，故来投耳”，“我等应善养来投之人”②。遂赐六员千总各人五十名、牛马五十匹头、羊五十只、骆驼二头、银五十两、绸缎十匹、布一百匹。赐守堡、把总等官各四十人、牛马四十匹头、羊四十只、骆驼一头、银四十两、缎八匹、布八十匹。其余随从人员各依职务，赐与妻子、役使阿哈、田舍、耕牛、乘马、衣服、粮食等物。
　　七月二十六日，努尔哈赤亲率八旗健儿，在铁岭击败喀尔喀部斋赛等贝勒援明之兵，生擒斋赛父子三人及色本等二十名贝勒、台吉，使满蒙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
　　努尔哈赤一向重视与蒙古各部的和好、联盟，很早便与蒙古科尔沁部、喀尔喀五部的一些贝勒、台吉遣使往来，联姻婚娶，他曾将三弟舒尔哈齐贝勒之女孙带格格抚为己女，嫁与喀尔喀部之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他闻听科尔沁部的兀鲁特部明安贝勒之女“颇有丰姿”而聘为妃，又娶科尔沁部孔果尔贝勒之女。其子褚英、莽古尔泰、皇太极、德格类，皆分别与内齐汗等贝勒之女结为夫妻①。特别是建州兴起以后，明朝实行“以西虏（蒙古）制东夷（建州）”政策，每年花上百万两银子，赐与蒙古贝勒，要他们出兵，助明作战，从北面包围后金，更加突出了蒙古在明金争斗中的重要地位和强大影响。在明廷重赏的引诱下，称霸于喀尔喀五部的斋赛，以及扎鲁特部色本、巴克贝勒等人，与明联盟，誓征建州，一再袭击后金村寨，劫杀后金使者，并出兵来援铁岭。甚至连努尔哈赤的内弟桑噶尔寨（明安贝勒之子），也领兵随同斋赛，来援明朝，征剿姐夫。
　　努尔哈赤抓住斋赛、色本以后，作出了明智的决定，暂不杀戮，并释放斋赛部下一百四十人返回其部，以此来争取蒙古喀尔喀五部脱离明国，让他们与后金建立友好联盟关系。此举果然见效，八月，喀尔喀五部诸贝勒遣使① 《明神宗实录》卷583、584；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1；《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武皇帝实录》卷2。
　　来，请求不杀斋赛，努尔哈赤回信，列举斋赛之过，说明因念及五部卓礼克图洪巴图鲁贝勒、厄布拉德依皇台吉，故拘而未杀。十月二十二日，以卓里克图洪巴图鲁贝勒为首的喀尔喀五部贝勒，遣使来求联盟对明，战则同战，和则同和。努尔哈赤于十一月初一日遣额克星额等五大臣前往，与五部贝勒宰牛杀马，对天盟誓，决心“共议讨伐原来之仇敌明国”，若欲议和，必“共同议和”，违者“损寿短命”。努尔哈赤释放斋赛之子克实克图，厚赐皮裘衣帽鞍马，送彼回部，并宣布待两国同征明国，取得广宁以后，再考虑斋赛的归期，在此之前，其二子可轮流在后金侍奉其父。① 后金与蒙古喀尔喀五部的关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
　　努尔哈赤又于天命五年正月十七日，修书回复察哈尔林丹汗的来信，指责他狂妄自大冒称“四十万之蒙古主”，讥讽其两败于明损兵折将，劝其勿受明之财帛，为利所诱而开罪于己。②努尔哈赤还试图削弱朝鲜与明国的关系，突破南边的包围圈。朝鲜国王一向紧跟明朝政府， 轻视建州，并遵明帝之命，派都元帅姜弘立领兵一万三千余名，随明总兵刘铤，从东进攻赫图阿拉。天命四年三月初，努尔哈赤大败明军于萨尔浒时，逼迫姜弘文率兵五千投降，免死拘留，并于三月二十一日遣使致书朝鲜国王，自称“后金国汗”，列述“七大恨”，指责明朝欺侮建州和朝鲜，“明国皇帝要派彼之诸子到朝鲜和我国做国主，这个尼堪皇帝凌辱我等二国太甚”，劝说朝鲜背离明朝。虽然朝鲜回信，坚持亲明尊明政策，劝告努尔哈赤罢兵和好，仍尊明帝为君，自居属臣，但努尔哈赤并未罢休，继续遣使入朝，讲述己见，欲离间朝鲜与明国的关系。①与此同时，努尔哈赤积极巩固内部，增强实力。天命四年六月，为便于用兵，于界凡筑“行宫”及八旗贝勒、大臣、兵士住房，迎汗和诸贝勒福金来此居住，十六个月后又迁居萨尔价，一步一步逼近明境。
　　天命五年三月，努尔哈赤第一次制定“论功序爵”的制度，援用明朝官称，设总兵官、副将、参将、游击，均分为三等，大体上原来任固山额真之人即为总兵官，梅勒额真为副将，参将、游击为甲喇额真，原来当牛录额真的，一律为备御。从总兵官至备御，皆为世职②。另外，每牛录下，设千总四员。这对鼓励八旗官将效忠于汗为国出力，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命五年六月初四日，努尔哈赤命竖二木于门外，下令说：“凡有下情不得上达者，可书诉词悬于木上，吾据诉词颠末，以便审问。”③这一措施，有利于体恤民隐，主持公正，使下情有可能上达于汗。
　　同月，努尔哈赤第一次派遣人丁，“往东海煮盐”④。建州女真地区素不产盐，一向依靠“抚赏”、“告讨”，从明朝边臣手中领取十斤八斤二十斤盐，十分困难，以致相当多的女真人长期没有盐吃，包衣阿哈常因无盐食而离主逃走。这次煮盐，效果显著，不久便运回一二十万斤，“于国内按丁给与”，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食盐供应极为紧张的局面。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1、13；《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3、14；《武皇帝实录》卷3。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9；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038 页。② 《武皇帝实录》卷3。
　　③ 同上。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15。
　　天命五年九月，努尔哈赤处理了皇族内部纠纷的重大案子，第一次提出了“共治国政”的制度。相当长的时间里，二贝勒阿敏厌恶其异母之弟斋桑古贝勒，大贝勒代善虐待前妻之子硕讬贝勒，关系十分紧张。九月初三日有人首告斋桑古、硕托欲叛逃明国，十三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大臣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当晚将二人拘留监禁，代善、阿敏向汗奏乞，欲杀二人。二十日努尔哈赤断定斋桑古、硕讬是与其兄其父不和而出怨言，并非叛逃，下令释放。随即查明，代善不将“良好僚友、国人”分与前妻之子岳讬、硕讬，并诬告硕讬与己二妾通奸。努尔哈赤大怒，严厉谴责代善，愤怒指出这种听信后妻谗言欲杀亲子之人，“哪有资格当一国之君，执（掌大政）！”立即当众宣布：“先前（欲使代善）袭父之国，故曾立为太子，现废除太子，将使其专主之僚友、部众尽行夺取。”二十八日，代善亲手杀死继妻，遣人向努尔哈赤奏请，要求“若蒙父汗不处死刑而得再生”，希望允己叩见请罪。努尔哈赤表示了宽厚的态度，并令代善与诸弟立誓缓和关系。代善对天发誓，今后“不再为非”、怀抱怨恨。八和硕贝勒、众大臣“亦立誓书”，指责了代善的过失，宣布“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尔衮、多铎为和硕额真”，规定新汗“不得恣意横行”，不能出于一己私怨而贬革勤理政务的和硕额真。如果某一和硕额真犯有扰乱政务的罪行，则由另外七旗和硕额真集议裁处，该罚则罚，该杀则诛①。代善虽被革除太子，但仍旧统辖原有的正红、镶红二旗，仍居四大贝勒之首，佐理国政，统军出征。后金统治阶级的内部矛盾，有了较大程度的缓和。
　　天命六年闰二月十六日，针对阿哈遭受奴隶主虐待而反抗逃亡的情况，努尔哈赤下达“汗谕”，劝诫家主“宜怜阿哈”，“阿哈应爱主”，“双方应该相互慈爱”。他要求阿哈将“耕种田地之谷”全部交与家主，主人家中要多织布，供给阿哈衣服饭食，如果家主不“善养”阿哈，阿哈“以衣食为劣而上诉后”，“则从虐养之主取之，转而给与善养之主”①。努尔哈赤发布这一汗谕，是企图在大举攻明前夕，缓和奴隶主与奴隶之间尖锐的阶级矛盾，巩固和维护后金国中占居主导地位的奴隶制生产关系。
　　在政治、经济、外交、军事等诸方面，做了充分准备之后，努尔哈赤利用明朝辽东旧经略熊廷弼被罢革新经略袁应泰不谙兵法的好机会，决定进攻沈阳、辽阳，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二次大决战。
　　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 1621）三月十日，努尔哈赤亲率大军出发，十二日晨到达沈阳，在城东七里河的北岸筑造木城屯驻。沈阳“城颇坚，城外浚壕，伐木为栅，埋伏火炮”。城外挖有与人身相等的陷阱十道，井底密插尖木桩，陷阱之后挖有四道大壕，尖桩密布，又树立大栅栏，沿内壕排列楯车，每车安放大炮二门小炮四门，两车之间又置大炮五门。奉集堡、虎皮驿亦皆开河建闸，修缮坚固，与沈阳成为犄角。② 沈阳城内有贺世贤、尤世功二总兵官，各将兵万余，总兵官陈策、董仲揆引川浙兵一万余正自辽阳来援，守奉集堡总兵李秉诚、守武靖营总兵朱万良、姜弼亦领兵三万来援。按军队总数而言，明国稍占优势，兼之沈阳城坚濠宽堑深，枪炮众多，明军如① 《旧满洲档·昃字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7。
　　② 《明熹宗实录》卷3、7、8；《满文老档·太祖》卷19。
　　果据城死守，是很难攻克的。
　　努尔哈赤知悉单凭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人力攻坚城，是难以奏效的，如战事拖延，陈策、李秉诚等四万余军队及其他援兵赶到之后，腹背受敌，局势便十分险恶了，遂临机应变，果断决定诱敌出城，发挥己军善于野战的长处，设下埋伏，乘机歼敌。三月十二日，努尔哈赤先派数十名骑兵“隔壕侦探”，被总兵尤世功家丁追击，死四人。勇猛寡谋的总兵贺世贤“勇而轻，谓奴易与”，遂改变了原来“固守”的方针，“决意出战”。第二日，努尔哈赤又遣少数老弱士卒挑战，贺世贤饮酒大醉，率家丁千余出城，夸下海口说，要“尽敌而反”。金兵“诈败”，世贤中计，“乘锐轻进”。一入伏中，后金“精骑四合”，将明兵重重包围，奋勇砍杀，大败明兵。世贤“身中四矢”，且战且走，退至城边，因吊桥绳索被努尔哈赤数月前派往城中诈降的蒙古、女真人砍断，不能入城。八旗兵追至，击杀贺世贤及来援的尤世功，冲入城内，打下了号称金城汤池的沈阳重镇。①此时，明总兵陈策等率川浙兵来援，刚至浑河，川兵渡河，营于桥北，浙兵在桥南，营寨尚未安好，努尔哈赤乘机率军猛攻，先消灭了桥北川兵，随即击败朱万良、姜弼来援的三万明军，紧接着又歼灭桥南浙兵。②一日之内，努尔哈赤统率八旗健儿五、六万，鏖战四次，将七万余明军各个击破，攻克沈阳，创造了军事史上集中兵力击败优势敌军的光辉战例。
　　努尔哈赤屯兵五日，论功行赏，三月十八日集诸贝勒、大臣定议，进军辽阳。
　　三月十三日沈阳一失，辽阳危如累卵，城中“兵不满万”，又“身无介胄，器不精利”，辽东“战将劲兵”，一半损于沈阳之战，一半在各地应援。如果金兵于十四日飞驰进击，当天即可轻取辽阳。明经略袁应泰、巡按张铨利用努尔哈赤的迟延和失误，飞速征调援军，撤虎皮驿、奉集堡兵回辽阳，五天之内，凑集了十三万大军。
　　三月十九日午时，努尔哈赤率军进至辽阳城东南角，当天晚上，于城南七里安营扎寨。此时，论兵数，明倍于金。讲地形，明防守，得地利。辽阳城十分坚固，“城高厚壮，屹然雄峙”，城外挖濠三道，每道宽三丈、深二丈，濠外复筑大堤潴水，又引入太子河水，灌满护城深壕。辽阳有上万门大炮，其中七门，各重一千余、二千余、三千余斤，一发可毙敌数百，威力很大。①《武皇帝实录》卷三记述辽阳守备情况说：“（明臣）放代子河水于壕，塞其西闸，内列火器于城上，排兵四面，守御甚严。”朝鲜文献甚至记述了后金军望城生畏的情形，指出：“（八旗军）至辽阳，望见城池险固，兵众甚盛，虏皆意沮欲退。”②如果明经略袁应泰调度有方，凭坚死守，辽阳是不会轻易失落的。
　　努尔哈赤看到明军守备甚严，决定避免硬攻，力争智取。他首先严正宣布必战、死战的决心，声色俱厉地谕告众人说：“一步退时，我已死矣。你等须先杀我，后退去”，并立即“匹马独进”①。这种无所畏惧的英雄气概，① 《明熹宗实录》卷8；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
　　② 《明熹宗实录》卷8；《武皇帝实录》卷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① 《明熹宗实录》卷9。
　　②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7 页。
　　① 吴晗：《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7 页。
　　对八旗官兵发挥了强烈的影响，促使他们知难而进、转怯为勇。
　　努尔哈赤再次运用发挥所长制敌所短的正确战术，决定诱敌出城，引入伏中，以便合歼敌军，同时又派遣“细作”，混入城内，待机内应。三月十九日，他先差少数人马横渡太子河，诱骗敌人，明军果然中计了。明经略袁应泰本来已和诸将议定，“畏敌多，主守”，现在看见后金兵马太少，“其骑可数”，遂因“见贼少而主战”，亲督侯世禄、李秉诚、梁仲善、姜弼、朱万良五总兵，率兵出城五里，在教场扎营。明兵忽守忽战，军心不定，努尔哈赤乘机指挥军队，“奋力冲杀”，“明兵大溃而死”，“军败多死”。第二日，三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亲督士卒猛攻，鏖战多时，明兵又败。三月二十一日，努尔哈赤领军乘胜进击，原先派入的“奸细”从中内应，遂攻下辽阳，袁应泰自尽，张铨被俘，不屈而死。
　　努尔哈赤带领八旗贝勒、大臣，进入城内，驻于经略衙门，谕令汉人归顺，辽河以东的宽甸、海州、耀州、盖州、镇江、熊岳、复州、汤站、武靖营、长宁、长静、三河、十方寺、永宁、镇夷、威远、孤山、甜水站、草河、奉集、平虏、蒲河、懿路、鞍山等七十余城官民“俱削发降”②。
　　天命六年四月十一日，努尔哈赤召集诸贝勒、大臣，商议是否迁都于此？他们都主张回到建州，不愿留住辽阳。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了他们的建议，责备诸子目光短浅，没有雄心壮志。他强调指出：承蒙皇天眷祐，艰苦创业获得成功，降服了辽河以东地区，如果回到故里，辽阳必为明国收复和固守，逃散于山谷的城堡人丁便摆脱了后金的统治，“弃所得之疆土而还国，必复烦征讨”，皇天如此“喜爱之地方”，焉能抛弃！他谕告诸子要胸怀大志，并语重心长地说：“今我兴兵，为尔等众子创立大业。诸子，尔等焉能说不能呢！”于是，诸贝勒、大臣一致回答说，“此言诚然”，遂定议迁都辽阳，派人迎接汗之福晋和皇子，将建州地区人丁移驻辽东①。努尔哈赤这一决策，对促进后金的发展起了重大的作用。
　　天命七年正月十八日，努尔哈赤统领八旗劲旅，西征明朝辽东重镇广宁。虽然明在关外有军队二十万，两倍半于金军，而且火器众多，但努尔哈赤并不畏惧，二十日即渡过辽河，进围西平，二十一日午时猛攻克城，并随即与十万明军鏖战于沙岭，斩杀辽东总兵刘渠、援辽总兵祁秉忠，大获全胜，明辽东巡抚王化贞弃广宁城匆忙逃遁。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领军至广宁，明游击孙得功等率士民执旗张盖奏乐叩降，迎入城中，驻巡抚衙门。平阳、西兴、锦州、大凌河、右屯卫等四十余城官兵俱降。二月十七日，努尔哈赤命诸贝勒统兵留守广宁，将锦州、义州等处官民迁于河东，回归辽阳。
　　行新制用汉官争取蒙古明天启元年（天命六年，1621）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努尔哈赤面临着截然不同的新形势，即在长期封建化的汉族地区，确立和巩固后金国的统治，因而必须解决新出现的许多难题。比如，辽河东西主要是汉族居住，不管是生产关系、政治制度、文化传统，还是生活方式、风俗习惯、服装发② 《武皇帝实录》卷3；《明熹宗实录》卷8、13；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4；《明史》卷259《袁应泰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1；《武皇帝实录》卷3。
　　式，以及语言文字、相貌性格，与满族都截然不同，对他们怎样管辖，怎样剥削？满族人丁移居辽东后，怎样安置，是固守旧俗，还是改行汉制，或是另行他法？辽东及其附近，有相当多数量的蒙古部落，对他们采取什么样的方针和政策，满、蒙、汉之间的关系，是什么样的布局？辽东地区人丁大减，民不宁居，田地荒芜，社会混乱，怎样安定，怎样恢复？明廷大调兵马，广修城堡，抢运粮草，赶制火器甲仗刀箭，力图挽救辽东危局，守住宁远、锦州，确保山海关内安全，并屡派密使，潜入辽东州县，联络反金人员，策划武装反抗和大批外逃，以扰乱金国，牵制其兵力，进而伺机出兵，收复失地，此情此策，如何对付。
　　特别是辽东汉民的激烈反抗，怎样处置？自从天命六年三月后金军进驻辽东以后，八旗贵族官将大量掠民为奴，扩大奴隶制剥削范围，激怒了长期反抗封建制度的辽东军民，他们不顾汗、贝勒的残酷镇压，铤而走险，英勇斗争。
　　就在三月二十一日辽阳失陷金兵夺据全城的恶劣处境下，广大辽阳城民便针对后金贪婪抢掠的恶习，“放火焚家，锅、瓮、窗纸，尽皆毁坏”，以示抗议①。
　　镇江古河屯民陈大等，“不受伪命”，刺杀后金所遣招降金州、复州、海州、盖州四卫的宽奠参将陈尧道、守备郭彦光、吕端，“聚集三千人，歃血共盟”。马虎山任九、锡头山金国用、马头山崔天泰、卓山王思绍等，以及“东山矿徒”，不肯降金，“各聚众以待大兵（明兵）”。盖州生员李遇春等，聚“矿徒二千余人以守”，击杀后金所派劝降使者。①辽东兵民大批出走，逃离金国辖区，避居沿海岛屿及进入朝鲜的，有数十万人，逃入关内的更多，天命七年，已达二百八十余万人②。
　　反金的武装斗争，风起云涌，绵延不断，五年内（1621—1626），已经发生和正在积极准备进行武装反抗的州县有辽阳、海州、鞍山、耀州、盖州、复州、岫岩、叆河、新城、金州、镇江、清河、抚顺等地，基本上遍及后金全部辖区③。
　　辽民还采用了其他方式进行斗争。有的秘密投放毒药，欲图毒死汗、贝勒和八旗官兵；有的违犯禁令，私藏兵器，不按规定上缴武器，为兴师起义作准备；有的蔑视汗谕，收留逃亡的兵民和阿哈；有的想方设法，打死为非作歹的八旗官兵，惩治欺压人民的暴徒④。
　　正是由于辽东兵民和满族阿哈强烈反对野蛮的奴隶制和八旗贵族的奴役，“不定居，常逃走，从事奸细”，频繁起义，大批逃亡，造成了“叛逃甚多，乱”的局面⑤，使得后金国中城乡不宁，境内混乱，严重地威胁到后金的统治。
　　面临着这样复杂、尖锐、动荡的危险局势，努尔哈赤果断地确定了承认辽东汉民原有的封建制、陆续缩小满族奴隶制并促进其向封建制过渡的方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① 《明熹宗实录》卷10、11。
　　② 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6、1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58、60、61。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52。
　　⑤ 《满文老档·太祖》卷65。
　　针，及时地推行了“各守旧业”和“计丁授田”等过渡性质的新政策。
　　天命六年四月初一，即金军攻下辽阳后的第八天，努尔哈赤谕劝海州、复州、金州民归降时，正式提出了对待辽民的“各守旧业”政策。他下达汗谕说：对经过“死战而得获之辽东城民，尚皆不杀而养之，各守旧业”，使辽民“皆各出其力，经商行贾，美好水果，各种良物，随其所产，此乃长远之利矣！”过了一个月，他在谕劝镇江民降顺时又指出：不会因镇江民杀死遣往劝降的后金官员，“而将此处之民俱皆杀戮，此处所出口粮尽皆丢弃”。“我方以民缺少为恨”，辽民应快归顺，则“各守其宅，各耕其田”。此后又多次重申这一政策。①按照这一政策，辽东兵民可以各自保有自己原来的祖业，各自从事先前从事的行业，因此，地主的田地房宅仍旧归其所有，他人不得侵占，原来经商开店的，照样能够购进货物，打造器具，出售获利，富家大户仍旧可以雇佣工人，招佃耕种，收取租谷，而原来的佃农，还得租种地主庄田，雇农仍为东家效劳，帮工、学徒依然要在老板作坊店铺中出力。这就意味着，辽东地区的新主人金国英明汗努尔哈赤，承认了这个地区过去各行各业的旧传统、旧的产权形式、旧的经营方式，即承认了辽沈地区汉民中的封建生产关系可以延续，并保障封建制，甚至还在一些地方恢复封建制的剥削方式。紧接着，努尔哈赤又宣布实行“计丁授田”政策。天命六年七月十四日，努尔哈赤颁发分田汗谕，命于海州地方取无主之田十万日（一日为田六亩或十亩）、辽东地方取田二十万日，分给八旗兵丁和汉民，一丁给与种谷之田五晌植棉之田一晌，“均行给与”，“乞丐、僧人皆分与田，勤加耕种”。同年十月初一日，他又降谕汉民说：辽东五卫之人和海州、盖州、复州、金州四卫之人，令种无主之田三十万日。此后，多次将田地授与满汉人丁。①在授与汉民的土地上，基本上是延续了过去辽民的封建生产关系。
　　努尔哈赤在“各守旧业”、“计丁授田”的基础上，沿袭了明朝政府的封建赋役制度，并作了一些必要的修改。在七月十四日的分田谕中，努尔哈赤曾规定，领受田地的汉民，需“三丁耕官田一晌”，“每二十丁，征一丁当兵，以一丁服官役”。但这种耕种官田的劳役地租剥削方式太古老了，根本不适合于已经长期封建化的辽东地区，无法推行，乃改订新法。
　　天命六年八月十七日，努尔哈赤下令：“从速逼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官赋之谷草”。九月十六日又谕令管理汉民事务的八游击、二都司，“官赋征收之谷，须并征以草”。十二月初十日，他再下汗谕，指责盖州副将刘兴祚说：“依照旧例征收之谷、银、炭、铁、盐等官赋，何故不从速催督遣送”，责令刘遣派兵士，“催征依照旧例征收之赋”。②这个“旧例”，就是明朝政府在辽东征收封建赋税的规定。
　　由于金国一向采用以丁为主要的计算单位，因此，努尔哈赤在保留明朝政府征收封建赋税的基本项目和正额数量的条件下，渗进了入驻辽沈前的传统作法，实行计丁征赋佥役制。天命六年十一月十八日，努尔哈赤下达给汉民的“文书”说：辽东的“各种贡赋”，原来皆以户计，结果“富人给财而免役，穷人无财而应差”，现改用“我之旧制”，“以丁计算”，男丁二十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21、37、49、55。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4、27。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5、26、30、31、32。
　　人征兵一人，遇有急事，每十人出一人服役，“若系缓事，百人出一人服役”。当兵之人所需“乘十两之马，以及携带之器具”，令二十人承担置办①。天命八年二月，“一年一丁之征取官赋者，赋谷、赋银、饲养军马之料，合共三两”②。
　　对于满族的诸申，除了按丁交纳官赋以外，还要当兵应役，大体上是三丁征一为兵，遇有重大战争，比例更大一些。天命六年十一月，努尔哈赤下谕，每牛录增披甲五十，分驻辽阳、海州。天命七年正月征广宁，努尔哈赤命令每牛录出一百甲从征，以五十甲留守③。按一牛录一百五十甲计，是二丁抽一为兵。其他筑城、运粮等，也常佥诸申赴役。
　　由于包衣阿哈猛烈反对奴隶主的野蛮奴役而大批逃亡，努尔哈赤既下汗谕，命令阿哈必须“以主为父”，“不萌贼盗奸诈凶暴之念”，“尽力从事阿哈之事”，以免被主责骂拷打；同时，又惩办了一些残酷虐待阿哈、打死阿哈的奴隶主，不许主人任意杀害阿哈④。这对促进满族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起了一定的作用。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进驻辽阳明辽东经略衙门以后，即定下了大量任用汉官的政策。二十四日，他下令“释辽阳狱中官民，查削职闲住者，复其原职。设游击八员、都司二员，委之以事”①。努尔哈赤这样做，是十分正确的。因为，以汗、贝勒为首的满族贵族人数并不多，五、六万金兵，只能聚居在辽阳、沈阳、广宁及少数军事要地，其他州县和广大乡村，则难以一一分兵屯驻，兼之，言语不通，文字相异，服饰有别，习俗不同，无法了解辽民心情，不易查获叛逃密谋，也很难逼迫汉人纳粮贡赋当兵服役。在这样条件限制下，没有汉族地主阶级代表人物的支持，汗、贝勒是很难在辽东站稳脚跟的。努尔哈赤就曾专门召集汉官对他们说：“尔等之国人，可信者，不可靠者，尔等知之矣。”②努尔哈赤特别注意收罗和起用明朝的罪臣、废官及中下武将和官吏。他在六月初八日对督堂下达专谕，指示不用明朝大臣，而应擢用愿为金国效劳的小官小吏，因为，原系明朝大臣之人，“一向为官，不为我等效劳”，于金无益，而那些微员小吏偏裨末弁，以及罪臣闲官，或因少读诗书，唯图渔利，贪赃枉法，谋升官职；或是官场失利，打入狱中，心怀不满，因而有可能背叛旧君，投靠新汗，“归向我等”，“谄谀于我等，出其力，致其才”③。所以，他任用的汉官，“一半在明朝时得获死罪，关在狱中，一半失去官职，一无所有，又皆战阵所获而养之也”④。
　　努尔哈赤在给“明国众游击官”下达的汗谕中，对他们提出了四个方面的要求，一是责令降金汉官“勤守各种法令”，即贯彻执行要求阿哈耕田交谷、强迫汉民种地守法、纳粮当差、不得叛逃等等法令和汗谕。二要汉官“为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8、32。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5。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8、33。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0、46。
　　① 《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40。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23。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48。
　　汗之眼，观察众人；为汗之耳，用以听众，诸凡各事，皆详加督察。”即要他们侦察汉民对待汗、贝勒的态度，有无叛逃密谋，随时上报，为努尔哈赤制定的“平盗贼，止恶逆”政策服务。三为谕令汉官“公正审断”，以维护后金国的统治。第四是谕劝汉官不要“科索下人”，以免激化矛盾，招致辽民更加猛烈地反对金国的统治①。
　　努尔哈赤多次宣布，对尽忠效劳的汉官，要破格提升，要“嘉赏赐财”，要“赏以功，给与为官”，要使他们“终身享受”，而且功臣的子孙可以世代承袭祖、父的官职。原明抚顺游击李永芳，初升三等副将，从征辽阳后晋三等总兵官。明商人佟养性初授三等副将，破辽阳后晋二等总兵官。开原人刘兴祚，降后初任备御，下辽阳后，进至副将，其侄亦为海州参将。
　　这些措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金军进入辽东初期，不少明朝官、将、生员降顺新君，献计献策，告密送信，催征赋税，迁民分地，查点丁口，追捕逃人，对巩固金国的统治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努尔哈赤利用攻克辽东大败明军的有利条件，进一步加强了争取蒙古来归和建立满蒙联盟的工作，取得了显著效果。天命六年十一月，蒙古喀尔喀部古尔布什、莽果尔台吉率部民六百四十五户来归。七年二月十六日，蒙古科尔沁的兀鲁特部明安、兀尔宰图等十六贝勒，以及喀尔喀部石里那克等贝勒，率所属三千余户，前来归顺。喀尔喀五部又有一千二百户来投。努尔哈赤分别封授官职，赐与皮裘缎布匹银器及“房田奴婢牛马粮粟”，“凡所用之物，俱赏给之”。对一些人多势强的贝勒、台吉，还让他们与金国汗、贝勒联姻婚娶，共享荣华富贵。努尔哈赤封古尔布什为一等总兵官世职，以第八女聪古图公主嫁与为妻，尊称额驸，给与女真一牛录、蒙古一牛录。授莽果尔总兵官世职，嫁以族弟济白里之女。布颜代，初授二等参将世职，娶公主为妻，封额驸。努尔哈赤授岳父明安三等总兵官世职，给予特别优遇。明安之子多尔济亦娶公主，为额驸。很早就来拜谒的蒙古喀尔喀部的巴约特部恩格德尔台吉，也娶了努尔哈赤的侄女为妻，尊称额驸，归顺后，又授三等总兵官世职，盟誓赐诰，赐与十四个拖克索、“近身役使和伐木运水”的男女四十对，以及大量金银财帛。其子索尔哈娶努尔哈赤之孙女为妻。
　　努尔哈赤还专门下达文书，给予来归蒙古诸贝勒，宣布要“无差别地对待亲生儿子与仰慕而来之诸子”，并指定他们分别与汗、贝勒“结成亲家”，以便“很好地恩养”他们①。
　　当斋赛之家送其二子一女为质并带马二千匹、牛三千头、羊五千只来赎斋赛时，努尔哈赤很宽厚，同意提前释放。他率领四贝勒皇太极、二贝勒阿敏，与斋赛对天盟誓，宣布如骗取牲畜而不送还斋赛，则“将遭殃致死”。斋赛也发誓要“以收养之父（指努尔哈赤）为父”，“以诸弟为弟”，若回部之后变心负盟，则“遭殃致死”。努尔哈赤厚赐斋赛皮裘弓矢鞍马甲仗，命诸贝勒送至十里外，设宴饯别，将其所质之女，给与大贝勒代善为妃。努尔哈赤命诸贝勒又与科尔沁部鄂巴等贝勒盟誓，“愿同心合意”对付察哈尔。这些政策和措施，吸引了许多蒙古贝勒、台吉率部来投，编入八旗，扩大了军队，增强了战斗力，与喀尔喀、科尔沁建立了比较巩固的友好联盟关系，对后金国与明作战、与察哈尔林丹汗作战，提供了有利条件。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0。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1、40。
　　鉴于各贝勒的势力强大和难以挑选合适的嗣子，努尔哈赤于天命七年（1622）三月宣布今后要实行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并采取了一些措施，逐步为这一制度的完全实行创造条件。
　　第四节屡犯错误的年迈之君努尔哈赤虽然是一位“聪睿英勇”的开国君主，解决了不少似乎无法解决的难题，进入辽沈后又迅速认清了新形势，及时地采取了“各守旧业”、大量任用汉官等政策，收到了一定的效果，但是由于大奴隶主、大农奴主的阶级局限性和历史条件的制约，他不能坚持和彻底推行符合辽东需要顺应时代潮流的正确政策，并且由于一向攻无不克、飞跃前进而有些飘飘然了，骄傲专横，刚愎自用，因而从天命八年以后，犯了不少错误，干了一些蠢事。首先是，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大杀辽民。天命八年（明天启三年，1623）六月，听说复州汉民人数增加，接受明国“派来之奸细和札付”，将要叛逃，努尔哈赤派遣大贝勒代善、斋桑古、阿济格、杜度、硕讬等贝勒，率兵两万，前往镇压，将男人全部杀光，带回大量子女、牲畜①。天命九年正月，努尔哈赤连下九次汗谕，遣派大批八旗官兵，在金国的大部分辖区，查量汉民粮谷，凡每人有谷不及五金斗的，定为“无谷之人”。努尔哈赤辱骂“无谷之人”是“不耕田、无谷、不定居于家，欲由此地逃往彼处（明国）之光棍”，谕令八旗官兵“应将无谷之人视为仇敌”，发现其“闲行乞食”，立即“捕之送来”，并于正月二十七日“杀了从各处查出送来之无谷之尼堪（汉人）”①。天命十年十月初三日，努尔哈赤下达长谕，指责汉民“窝藏奸细，接受札付，叛逃不绝”，历数镇江、长山岛、川城，耀州、彰义站、鞍山、海州、金州等地汉民武装反抗事例，宣布要斩杀叛逃之人。他命令八旗贝勒和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官将，带领士卒，各去自己辖属的村庄，“区别”汉民，凡系抗金者，一律处死。各将遵令，“分路去，逢村堡，即下马斩杀”②。时有辽民几尽杀光之说，满汉关系极度恶化。
　　努尔哈赤还在十月初三的“汗谕”中，命将未杀的“筑城纳赋”之“小人”（即劳动者），全部编隶汗、贝勒的拖克索（庄），每庄十三丁、七牛，耕地百晌，八十晌庄丁“自身食用”，二十晌作“官赋”。编丁隶庄后，总兵官以下，备御以上，“每备御各赐一庄”③。这样一来，原来“计丁受田”的汉民，失去了“民户”的身份，沦落为奴仆性质的“庄丁”，被迫缴纳数倍于“计丁授田”之丁上交的丁赋，人身奴役加重，剥削更为厉害。辽东地区的大多数汉民（即除去原系阿哈的汉民以外），从“计丁授田”的后金国“民户”，下降为缴纳高额地租、惨遭庄主压迫的封建农奴，严重地加深了辽民的苦难，农奴制庄园恶性扩展，遍布后金辖区，这是很大的倒退。
　　从天命八年六月镇压复州兵民起，努尔哈赤在对待汉官的问题上有了很大的变化，放弃了原来拉拢汉官、大量任用汉官的正确政策，错误地对他们产生了怀疑，采取了疏远的态度。进入辽沈初期，不少降金汉官竭力效忠金汗，征田赋，佥汉兵，派役夫，运官粮，筑城池，清点人丁，查获“奸细”，捕捉逃人，劝诱辽民听从新君的命令，做了许多事。但是，由于辽东军民痛恨后金苛政，猛烈反抗，明又不断派遣密使劝说汉官弃金投明，有些汉官就犹豫了，担心金国汗、贝勒不能久驻辽沈，因而或与明臣书信往来，以留后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3、54。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60、6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6。
　　路，或暗订密约，伺机叛逃。努尔哈赤不从改革弊政、减少杀戮、缓和矛盾以平息民怒稳定局势这一根本上着手，却改变策略，怀疑汉官，疏远汉官。当努尔哈赤决定派兵屠杀复州兵民时，“抚顺额驸”李永芳谏阻说：“所谓复州之人叛者，非实也，恐系人之诬陷矣。”①李之本意是应当慎重，核实情况后再发兵，这原是无可非议的。可是，努尔哈赤却大发雷霆，厉声指责李永芳等汉官“以明帝为长久，以我为短暂”，“心向明国”，蔑视金汗，竟革去他的总兵官职，捕其子来审讯，后虽复官，但也不似过去那样信任和重用了②。这样一来，汉官人人疑惧自危，持有二心，不敢直谏，妨碍了努尔哈赤对辽东汉民情形的深入了解和正确处理，影响了满族贵族与辽东汉族地主阶级的联合，加剧了辽东的动乱。
　　努尔哈赤在天命八年处理八旗贝勒和高级官将的问题上，也做了一些错事。三月，曾为建立后金国驰骋疆场征战三十余年的开国元勋扈尔汉，向养父努尔哈赤上书，承认过失，乞父宽恕，恳求再次起用为国效劳，努尔哈赤却大摆君主威风，再谴其非，不予考虑，使这位叱咤风云威震辽东功勋卓著的总兵官，忧闷病重，九个月后含恨去世，其子浑塔还降级袭职①。五月，创制满文、被誉为“一代杰出之人”的大巴克什额尔德尼，仅因细故，夫妇两人被努尔哈赤无辜冤杀，家被抄没②。六月，原哈达国主蒙格布禄贝勒之子、努尔哈赤的亲女婿乌尔古岱，因被汉官讦告收其金银，尽管缺乏根据，却遭议处死刑，后虽免斩，仍被革去具体处理军国大政的督堂要职，从总兵官降为备御。努尔哈赤还因此案痛责“爱子”四贝勒皇太极和岳讬、济尔哈朗、德格类三位贝勒。③这一重大案件，在八旗贝勒、大臣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努尔哈赤晚年犯的这些错误，严重地破坏了辽东生产。这一曾经是“田人富谷，泽人富鲜，山人富材，海人富货”，“家给人足，都鄙廪庾皆满，货贿羡斥”的富饶地区，竟弄得人丁锐减，田园荒芜，庐舍残破，百业凋敝，社会混乱，民不宁居，饥荒频仍，物价飞涨，甚至出现了“人相食”的悲惨局面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51。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1、57。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7、60。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50、51。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45、54。
　　④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6。
　　第五节宁远失利含恨而逝明天启五年（天命十年， 1625），努尔哈赤着手进行大举征明的准备工作。正月，闻听明遣兵一万，由海上至旅顺，修葺城堡，屯驻兵士，努尔哈赤命三贝勒莽古尔泰和阿布泰、巴笃礼二总兵官，领兵六千往攻，克城，击败明兵，毁城而还。
　　三月初三日，努尔哈赤召集八旗贝勒、大臣商议，欲迁都沈阳，诸贝勒、大臣以“恐食用不足，力役繁兴，民不堪苦”为由，乞请不迁。努尔哈赤断然拒绝众议说：“沈阳四通八达之处，西征明国，从都尔弼渡辽河，路直且近。北征蒙古，二、三日可到。南征朝鲜，自清河路可进。”他坚持己见，遂议定迁都沈阳①。
　　天命十一年正月十四日，努尔哈赤率领诸贝勒，亲统八旗劲旅，号称十三万大军，征讨明国，发动了明金（清）之间的第四次大决战。
　　正月十六日，军抵东昌堡，十七日渡辽河，“于旷野布兵，南至海岸，北越广宁大路，前后络绎，首尾莫测，旌旗剑戟如林”②。大军铺天盖地，直向明国杀去。这时，身任兵部尚书、辽东经略要职的阉党党羽高第，胆小怕死，严令从锦州、右屯卫、大凌河、小凌河、杏山、松山、塔山等城撤防，尽驱屯兵居民入关，焚烧房舍，遗弃米粟十余万石，搞得锦州等城兵民“死亡载途，哭声震野，民怨而军益不振”③。因此，金兵未遇任何抵抗，“如入无人之境”，二十三日即抵达宁远城郊。宁远只有明兵万余，被金兵重重围困，孤悬关外，与外界的所有联系均已中断，“中外谓宁远必不守”。
　　努尔哈赤遣被俘汉人入城，谕告城主宁前道袁崇焕说：“吾以二十万众攻此城，破之必矣，尔众官若降，即封以高爵。”遭袁严辞拒绝。正月二十四日，努尔哈赤下令，全军猛烈进攻。袁崇焕率领兵民拼死反抗，“枪炮药罐雷石齐下”，十数门大炮不断燃放，“周而不停，每炮所中，糜烂可数里”，又将被褥裹上火药，卷成一捆捆，投掷城下，发下点燃的火箭，“火星所及，无不糜烂”，击毙烧伤了大量金兵。努尔哈赤连攻两天，未能克城，伤亡惨重，“攻具焚弃，丧失殆尽”，无可奈何，乃遣三等副将武纳格率蒙古兵往攻宁远南十六里明军屯贮粮草的觉华岛，尽杀守兵七千，焚烧粮草千余堆和二千余只船。二十七日，努尔哈赤率军撤围，于二月初九日回到沈阳①。著名的宁远之战，以明军的胜利金兵的失败而结束。
　　努尔哈赤自二十五岁以遗甲十三副起兵以来，身经百战，驰骋疆场四十二年，一贯以少胜多，铁骑到处，无坚不摧，攻无不克，屡败明军，所向披靡，从未遇阻，为什么这次以数倍于敌的强大军队，竟不能打败区区万余明兵，竟攻不下远远不如沈阳、辽阳坚固的宁远孤城？为什么他这位久经沙场的无敌君汗，竟败在初次领兵的进士出身的小小宁前道袁崇焕手下？他和八旗官将不能不认真思考这一问题。
　　天命十一年三月初三日，即宁远之败以后的第三十七天，努尔哈赤讲了① 《满洲实录》卷8；《满文老档·太祖》卷64。
　　② 《满洲实录》卷8。
　　③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① 《满洲实录》卷8；《武皇帝实录》卷4；《明熹宗实录》卷62、65、67；王在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6。
　　这样一段话：吾筹虑之事甚多，意者朕或倦勤而不留心于治道欤？国势安危民情甘苦而不省察欤？功勋正直之人有所颠倒欤？再思吾子嗣中果有效吾尽心为国者否？大臣等果俱勤谨于政事否？①50000053_0038_0紧接着，三月十九日汉官刘学成上奏，向努尔哈赤呈述金兵失败的原因并提出了四条建议。他说：汗不到半日即克沈阳，一日攻取辽东，其余之城无数，为何今日两天还未攻占宁远，并非辽东、沈阳之人少于宁远，亦非庸懦，也非枪炮少而钝劣。汗自占辽东之后，步卒骑兵三年之久未曾征战，兵之额真怠惰，士无斗志，车梯藤牌不良，兵器已不锐利。汗轻视宁远，故天使汗劳苦。..我无报恩之处，故奏述所思四项建言：不惜千金赏赐有功之人，无功者即系亲戚亦不免（罪），赏罚分明，将成大事。此其一。古云使功不如使过。辽东之人欲叛逃，是有罪之人，焉能尽杀，如若率之征战，以尼堪攻尼堪，有益于诸申。此其二。攻占土地之后，仍旧维持原制，与毁坏相比，乃是上策。②50000053_0038_1概括起来，努尔哈赤的宁远之败，首先是由于在政治上犯了严重错误。
　　第一，他不该从“恩养尼堪”转变为滥施屠戮大杀辽民，“不论贫富，均皆诛戮”③，杀人越多，民心越恨，反抗愈烈。第二，他从任用汉官、依靠汉官，错误地改为怀疑、排斥、歧视汉官，失去了大部分汉官对金的支持。第三，内争纷起，疑案迭出，伤人太多。以最高领导集团来说，从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这四大贝勒起，到斋桑古、德格类、济尔哈朗、岳讬、硕讬等“执政贝勒”，都分别遭到努尔哈赤训斥和处罚。八旗高级官将，如达尔汉辖、阿敦、乌尔古岱、额尔德尼、巴笃礼等督堂、总兵官、大巴克什，或斩或囚，或降职革任，波动也不小。这样一来，汗威无比，群臣畏惧，三缄其口，努尔哈赤成为一个真正的孤家寡人，使得他不知下情，难辨是非，越弄越糟。在军事上，他骄傲轻敌，思想僵化，面对宁远坚城，他竟冒险硬攻，以弓矢对枪炮，以血肉之躯迎炮弹。而明军统帅袁崇焕却发挥所长，克服所短，用西洋大炮对付八旗劲旅的戈矛弓箭，以凭城死守来避开善于野战的金兵冲杀，用坚壁清野的办法来制服掠粮养军的金兵。
　　宁远之败，给努尔哈赤以沉重打击，使他“大怀忿恨而回”。战阵劳累，忧愤交加，积恨成疾，兼之进攻宁远时所负之伤又未痊愈，痈疽发作，天命十一年八月十一日，这位曾经叱咤风云、威震四方的常胜汗，这位实现了统一女真各部大业的后金开国之主，这位为多民族祖国的壮大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树了丰功伟绩的满族领袖、清朝始祖努尔哈赤，在离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逝世，享年六十八岁。天聪三年（1629）葬于沈阳石嘴头山福陵，初尊谥为武皇帝，庙号太祖，后改谥为高皇帝。
　　③ 《清太宗实录》卷10。
　　第二章太宗皇太极第一节在战争中成长皇太极，或作黄太吉、洪太时、洪太主、红歹是等，均为同音异写，也有称为阿巴海①，生于明万历二十年（1592）。他是清太祖努尔哈赤第八子，从小就受到努尔哈赤的喜爱，皇太极的生母叶赫纳喇氏，名叫孟古姐姐，是女真叶赫部首领杨吉努（仰加奴）之女。杨吉努为了与努尔哈赤结盟，把小女儿许配给他，称这是天生的“佳偶”。万历十六年（1588）努尔哈赤成婚，时已三十岁，新娘只有十四岁②。当时努尔哈赤有众多妻子和儿女，地位最高的是富察氏衮代，即莽古尔泰之母③。但是努尔哈赤与叶赫纳喇氏感情甚笃，喜欢她只知侍奉丈夫而不干预政事。
　　皇太极本人生来面色赤红，眉清目秀，行动稳健，举止端庄。他聪明伶俐，耳目所经，一听不忘，一见即识。他很爱看书学习，在努尔哈赤的诸将中惟有他识字④。
　　皇太极出生时，努尔哈赤正从事统一女真的事业，以满洲部为核心，已将其周围各部统一。万历十五年（1587）在呼兰哈达山下东南建筑了费阿拉（今辽宁新宾县旧老城）。皇太极就出生在这里，他家住在这一山城的最里边，是方圆几百里内最富有的大户。城外有自己的“农幕”，即农庄，家里有大量的绫罗锦缎。吃不完的鸡、鸭、鱼肉及美酒等①。当父兄长年累月忙于出征作战时，七岁的皇太极就开始主持家政了，不但把家里日常事务、钱财收支等管理得井井有条。特别是有些事情不烦努尔哈赤操心指示，皇太极就能干得很出色，与自己想的一样，因而努尔哈赤对皇太极更是爱如“心肝”②。不幸的是皇太极十二岁那年，他的生母病逝。这位叶赫纳喇氏，母以子贵，在皇太极当皇帝以后被尊为中宫皇后，清代称“孝慈高皇后”③。皇太极在母亲死后，跟随父兄，迅速成长，能文能武，文武双全。满族及先世女真人素以尚武著称，皇太极向他父亲学习本民族的传统风俗，从小就参加打猎，练得勇力过人，步射骑射，矢不虚发。当皇帝以后，皇太极还对小时候这种生活记忆犹新，曾说：“太祖时，我们听说第二天要外出打猎，即事先进行调鹰蹴球，作好各种准备。如到时不让去，哭着也要请求前往。过去，无论老少，竟相奋进，皆以行兵出猎为大喜事。那时仆从很少，人人各自牧马披鞍，劈柴做饭，即使这样艰苦，也乐于跟着为主效力，国家之有今日兴隆正是这种努力奋斗的结果。”④皇太极很像他父亲，吃苦耐劳，体格健壮。沈阳实胜寺曾藏有他用过的一张弓，矢长四尺余，不仅一般人不敢问津，就是一① 西欧出版的书中往往称阿巴海。此名称也见于余元安《内蒙古历史概要》。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2。
　　③ 富察氏被称为“滚代皇后”，见《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1。
　　④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辽宁大学历史系校释本，第44 页。
　　① 申忠一：《建州纪程图记》，辽宁大学历史系校注本，第25 页。
　　② 《满文老档》，东洋文库本，太祖卷3，页29。
　　③ 《清史稿》卷214《后妃传》。
　　④ 《清太宗实录》卷30。
　　个壮士也很难拉开，而皇太极当年运用自如①。
　　皇太极在参加作战和协助努尔哈赤治理国家的过程中逐渐显露了头角。
　　据文献所载，皇太极早期较大的军事行动，是对乌拉作战。时间是万历四十年，皇太极二十岁。那时努尔哈赤正在统一扈伦四部，已灭哈达、辉发两部，还有乌拉和叶赫部。乌拉首领布占泰被努尔哈赤擒获以后放回去，背弃盟好，掠东海窝集部的呼尔哈部，并公然要娶努尔哈赤已下了聘礼的叶赫“老女”，还以骲箭射已嫁他的努尔哈赤侄女，实际这都是阻止和对抗努尔哈赤实现统一。于是努尔哈赤决定发兵征乌拉。皇太极就在这时随军出征。九月二十二日大军起程，二十九日抵乌拉部，与乌拉兵相峙三天。努尔哈赤所部四出焚毁粮草，乌拉兵白天出城对垒，夜里入城固守。皇太极与其兄莽古尔泰急不可耐，想立即过河进攻。努尔哈赤对他们说，“用兵不能像你们想的那样简单，好比砍伐大树，怎么能一下子砍断？必须用斧子一下一下去砍，渐渐折断。相同的大国，势均力敌，要一举将其灭亡，怎么可能办到？应当把它附属的城郭一个一个攻取，一直攻下去。没有阿哈，额真怎么能生存？没有诸申，贝勒怎么能生存？”②在努尔哈赤的指挥下，他们毁掉了乌拉的一些城寨，而“伐大树”之说，对皇太极后来与明朝作战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第二年，乌拉被灭。
　　在逐步完成统一女真各部的基础上，皇太极帮助他父亲努尔哈赤建立了新的后金国家。努尔哈赤一度想立长子褚英为储，但是褚英背着努尔哈赤做了很多违反其愿望的事，甚至逼迫皇太极等也跟他一起行动。皇太极等向努尔哈赤揭发了褚英的阴谋，万历四十一年努尔哈赤将褚英幽禁，两年后又毅然处死了他①。从此皇太极进一步得到了信赖。万历二十九年努尔哈赤始建黄、白、红、蓝四旗，万历四十三年合正黄、正白、正红、正蓝并加镶黄、镶白、镶红、镶蓝，正式完成了军政合一的八旗建制。皇太极被任命为管正白旗的贝勒②。
　　万历四十四年（1616）正月初一日，当新年来到的时候，皇太极同诸兄弟们为努尔哈赤举行了庄严而热烈的仪式，上尊号“覆育列国英明汗”，建国称金，也叫大金或后金，年号天命③。现辽宁新宾县老城村为当时的都城赫图阿拉，迄今还有“尊号台”的遗址，俗称“金銮殿”。从此在东北大地诞生了一个和明朝对立的国家政权。
　　在这个后金国家里，努尔哈赤以父和汗的名义处于权力的顶峰。其次就是他的子侄四人，称和硕贝勒，他们“共议国政，各置官属”④。此四人依年齿次序为：大贝勒代善、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统称为四大贝勒。他们相当于汉人所说的王，所以有时也称大王、二王、三王、四王。阿敏是努尔哈赤之弟速尔哈赤之子，其余三人均为努尔哈赤之子。在四人中，皇太极排在最后，这并不表示他的地位低。天命六年（1621）二月，① 阮葵生：《茶余客话》卷1，《清帝甲弓》。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2，页13。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3，页28—34。
　　②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2。
　　④ 《清史稿》卷114《职官志》。
　　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国中一切机务，俱令直月贝勒掌理”①。这说明他们的地位和权力是同等的。
　　不仅如此，在后金所从事的主要战争活动中，皇太极献智献勇，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天命三年（1618），努尔哈赤下定决心要对明朝发动进攻，但是具体怎样行动，却议而未决。而在欢庆努尔哈赤六十大寿的宴席上，皇太极献上一计。他提出先打抚顺，“抚顺是我出入之处，必先取之”。并建议利用明朝守城游击李永芳要在四月八日至二十五日大开马市的机会，派遣五十人扮作马商，分成五伙，入城为市，继之由他亲自带领五千士兵夜行至城下，里应外合，两面夹攻。努尔哈赤欣然接受他的建议。四月十三日以“七大恨”誓师征明，结果大获胜利②。抚顺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战，对后金以后的发展影响深远，皇太极的献计献策及亲临战阵，对后金的胜利有决定性的作用。
　　抚顺兵败城陷的消息传到明都，“举朝震骇”③，多年不理朝政的明神宗惊呼：“辽左覆军陨将，建州势焰益张，边事十分危急”④。为了置后金于死地，明朝于万历四十六年（1619）联合女真叶赫部及朝鲜，发动了著名的萨尔浒大战。明朝倾全国之力，集中将士近十万人，分四路向后金都城赫图阿拉进攻，企图围而歼之。这对后金是个严峻考验，生死存亡，在此一举。努尔哈赤针对明军分进合击的进攻战略，采取了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的反攻战略，提出：“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⑤尽管明朝进攻的军队在南方首先暴露出来了，而后金的努尔哈赤、代善等还是判断明朝的西路军是主力，即从抚顺来的杜松军。所以代善、达尔汉辖领兵先行开往抚顺。大军过扎喀关（三道关），欲按兵等待努尔哈赤，皇太极提出不可等待，要加快步伐，以防止明军攻击后金筑城的民夫。行至太兰冈，代善、达尔汉辖又欲将军队隐蔽起来，皇太极也不同意，说应当耀武扬威，对敌布阵，民夫看到这种情形，也会奋勇参战。后金的头号功臣额亦都非常赞成皇太极的主张。按着皇太极的意见，后金军进至萨尔浒（今辽宁抚顺大伙房水库东侧），与明军大战，在筑城民夫配合下，歼杜松于铁背山，首战告捷。继而北向迎击开原总兵马林一路明军，途中皇太极又打败了杜松军的后营游击龚念遂、李希泌。在西、北两路已胜，准备转战东路时，皇太极紧跟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之后，赶赴前线。他和代善在阿布达里冈（今辽宁新宾县榆树乡嘎巴寨村南十里）与明军相遇，互相配合，大败明军，明总兵官刘铤力战而死①。另一路明军在李如柏率领下，未及交锋，狼狈逃回。萨尔浒之战是后金与明朝的第一次大决战，皇太极为赢得此战的胜利立下了汗马功劳②。
　　满族是在明代各部女真统一的基础上形成的一个新的民族共同体。皇太极对满族的形成，有特殊的贡献。萨尔浒之战前，叶赫部依靠明朝的支持，一直抵制努尔哈赤的统一。经此一战，叶赫和明朝的联军被打败，它存在的① 《清太宗实录》卷5。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1，《抚顺城陷》。
　　③ 《明史》卷239《张承胤传》。
　　④ 《明神宗实录》卷568。
　　⑤ 傅国：《辽广实录》卷上。
　　① 《明史》卷247《刘铤传》。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9；乾隆《萨尔浒山之战书事》。
　　基础动摇了。接着后金又下开原、铁岭，叶赫更加孤立。但是叶赫首领金台石（锦台什）、布扬古（布羊古）拒不投降。天命四年八月，努尔哈赤进攻叶赫，金台石、布扬古分别占据东西二城顽强抵抗。金台石在东城已被攻破而走投无路的时刻，请求见皇太极，说见他以后可以投降。皇太极是他的外甥，特意从进攻西城的战场上来到东城。见面之后，皇太极百般劝金台石投降，然他个人顽固到底，纵火自焚。从此叶赫部被统一。这标志着一个新兴的满族已登上历史舞台。史载：“满洲国自东海至辽边，北自蒙古嫩江，南至朝鲜鸭绿江，同一音语者，俱征服。是年诸部始合为一。”①努尔哈赤一生事业的顶峰是率兵进占辽沈，在辽沈大地建立起稳固的统治。皇太极积极帮助他父亲实现这一大业。进占辽沈之前，代善、皇太极和努尔哈赤本人都多次领兵至这一地区骚扰。但皇太极却是他们当中较早认识辽沈之重要及主张将其占领的一个人物。天命五年六月的一天，皇太极领铁甲八千骑突袭沈阳北境，掠走一千余人。过去“遇唐人辄尽屠，今则一切不杀”②，以争取民心。八月，皇太极等随努尔哈赤领兵攻掠懿路、蒲河（沈阳城东北）。明军出城反击，皇太极率精锐轻骑追杀，一直想杀入沈阳城内，被代善劝止了。第二年，二月十一日，皇太极又随父统八路大军，攻掠奉集堡（今沈阳城南苏家屯区奉集堡）。皇太极麾下精兵进至黄山，并追击明将朱万良至武靖营（今沈阳市西南苏家屯区大武靖营）。
　　天命六年努尔哈赤发动了辽沈大战。皇太极是这次大战的策划者之一和冲锋陷阵的前线指挥官。三月初十日，后金倾国出兵，十二日兵临沈阳城下，明总兵贺世贤出城抵御被战败，十三日后金占领沈阳。明援辽总兵童仲揆、陈策及周敦吉等继与后金兵大战浑河。皇太极奋勇参战。后金的将领雅松遥望明兵，胆怯而退，皇太极却毫无畏俱冲上去，打败明军，并追杀至白塔铺（今沈阳市南郊）。然后与明奉集堡守将李秉诚、朱万良、姜粥接战。皇太极以百余骑击败明朝三总兵。第二天，努尔哈赤斥责雅松说：“我的儿子皇太极，父兄依赖如眸子，因你之败，不得不杀入敌营，万一遭到不幸，你的罪何止千刀万剐！”怒斥之后，将其削职①。
　　攻下沈阳城后，后金兵进城住了五天，三月十九日，努尔哈赤又统大军攻向辽阳。明朝在辽沈的所有兵将都集中在这个古老的重镇。皇太极率后金右翼四旗兵冲锋在前，在左翼四旗兵配合下，于辽阳城外打败明军，直追至鞍山界方返回。二十一日，经过城外城内的反复激战，后金攻取了辽阳，明朝守城的经略袁应泰自焚，巡按御史张铨被活捉。这位大明的忠臣不肯屈服于后金。李永芳去劝降，被他大骂一顿。皇太极用宋朝徽、钦二宗降金的故事进行说服，他虽然终未低头，但对皇太极却表示相当尊重。从中反映出皇太极不单是后金英勇善战的一员骁将，而且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政治家了②。后金在辽沈大战的胜利，影响所及至于辽河以东七十余城相继而下③，连同以前所得，后金已经把东北的绝大部分地区纳入了它的统治范围。后来皇太极就以辽沈为中心，统一了全东北及蒙古的一部分地区。天命六年后金迁都辽阳，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李民寏：《栅中日录》，辽宁大学历史系印本，第24 页。
　　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满文老档·太祖》卷19，页291。
　　③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十年定都沈阳。
　　第二节天聪汗的成就努尔哈赤于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病逝在叆鸡堡（今辽宁沈阳市城南大爱金村）。九月一日，皇太极继父登汗位。这次汗位易人，充满了激烈复杂的斗争。
　　首先是，努尔哈赤临终前没有明确选出汗位继承人。后金建国前，他曾想让长子褚英接班，后来又有意使次子代善嗣位，均半途而废。天命六年正月十二日，努尔哈赤与代善、皇太极等对天焚香发誓，让子孙互相辅佐，勿开杀戒①，二月又令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按月分直”②。终未指定继承人。
　　其次是，努尔哈赤诸子欲为汗位继承者不止一、二人，他们早已展开明争暗斗。其中皇太极与代善争夺最烈。萨尔浒大战、辽沈大战，他都与代善争过功。那时朝鲜人估计努尔哈赤死后，代善“必代其父”③，而皇太极“潜怀弑兄之计”④。此外，还有乌拉纳喇氏所生的多尔衮。努尔哈赤死时，乌拉氏只有三十七岁，她为大妃，年富力强，“有机变”，她很想立其子为汗。努尔哈赤一合上双眼，她就被逼殉夫，理由是“心怀嫉妒”⑤。到了顺治初年，多尔衮还说皇太极的为汗，“原系夺立”，也透露了争权的内幕。
　　第三是，努尔哈赤已经说让代善继嗣之后，又想用皇太极取而代之。努尔哈赤一位从弟叫阿斗，“勇而多智”，努尔哈赤曾询问他：“诸子中谁可以代替我者？”答：“智勇俱全，人皆称道的人就是了！”努尔哈赤立刻明白了，他所指的就是皇太极。这件事很快传了出去，代善知道后深为不安。阿斗又暗中告诉代善，皇太极准备对他下手，代善向努尔哈赤哭诉了事实真相，努尔哈赤追查到了阿斗那里，处罚了他①。
　　但是，努尔哈赤死后，皇太极终于登位为汗。与其争夺汗位者，只牺牲了一位乌拉纳喇氏。皇太极能取得这场斗争的胜利，原因在于，一是他本人当时的势力比较强大，有战功，有政治斗争经验，年仅十五岁的多尔衮不能与他相比。二是努尔哈赤死时，后金国家已经是稳定的政权，继他为汗者，必须有治国才能。这一点皇太极最合适。他在努尔哈赤诸将中是“仅识字”的一个，又对努尔哈赤的统治，“多所赞画”②。夺取辽沈时，他首先注意收养辽人，表现出远见卓识，所以选汗位继承人时，代善之子岳讬、萨哈廉最先提出皇太极“才德冠世”，拥护他③。三是皇太极的母亲曾受到努尔哈赤的宠爱，他自己处事又比较稳健，不走极端，深得人心，当时就是个“人皆称道的人”④。而更重要的因素是，势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十分明智，以巩固后金的大局为重，甘愿让贤，倡议推立皇太极。基于这些①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3。
　　② 《清太宗实录》卷5。
　　③ 李民寏：《建州闻见录》页45。
　　④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⑤ 《清太祖武皇帝实录》卷4。
　　① 朝鲜《李朝实录》光海君日记，卷169。
　　② 《清太宗实录》卷1。
　　③ 同上。
　　④ 《满文老档·太祖》卷54，页791—792。
　　原因，皇太极终于继努尔哈赤为汗。
　　皇太极登汗位的仪式于九月一日举行。届时三大贝勒代善、阿敏、莽古尔泰及众贝勒、文武大臣聚会于朝，由皇太极领他们焚香告天，行九拜礼毕，皇太极即汗位，转过身来，诸贝勒大臣向皇太极行朝贺礼。当年这位后金国汗三十五岁，改第二年为天聪元年。皇太极由此也被称为天聪汗①。九月二日，皇太极又率诸贝勒大臣对天地祝誓，祈求皇天后土“垂祐”，国祚炽昌。皇太极自己发誓，其中说：“今我诸兄弟子侄，以家国人民之重，推我为君，敬绍皇考之业，钦承皇考之心，我若不敬兄长，不爱子弟，不行正道，明知非义之事而故为之，兄弟子侄，徵有过愆，遂削夺皇考所予户口，或贬或诛，天地鉴谴，夺其寿算。”三大贝勒与众贝勒接着发誓，除了表示拥戴皇太极之外，三大贝勒还单独表示要守盟誓、尽忠良②。
　　天聪汗皇太极雄才大略，不满足于守成，决心要开创崭新的局面。他执政后，踌躇满志，从面临的内政出发，采取了一系列有效的措施，取得了明显的成果。
　　第一，“安民”。努尔哈赤晚年，境内的人民反抗如火如荼。皇太极继位后提出：“治国之要，莫先安民”。他知道汉官汉民备受虐待是祸乱之源，因此规定，凡国内汉官汉民即使从前想逃跑的及令“奸细”往来的，事属已往，不再追究，结果“逃者皆止，奸细绝迹”③。皇太极非常强调满洲、汉人“均属一体”，审罪、服役，不要有差别。他了解到从前按满官品级分配被掠的汉人为奴，编庄服役，汉人常受欺凌，就改革为每个备御止给壮丁八人，牛二头，其余汉人，分屯别居，编为民户。他还禁止诸贝勒大臣属下私至汉官家勒索财物及进行骚扰。这使汉人得到安定，感到后金统治下的地方是一块“乐土”①。
　　第二，“重本”。后金进入辽沈以后，不仅当地汉人从事农业，连满族也把农业作为本业了。皇太极爱惜民力，停止修城筑墙，为的是“专勤南亩，以重本务”。他下令，所有村庄田土，八旗既已稳定，以后就不要变更了。对庄民的财产及所养牛羊鸡猪等，都不准任意妄取②。
　　第三，加强集权统治。努尔哈赤时代的后金带有浓厚的民族原始特色。
　　皇太极当汗以后，倾心仿照明朝大搞专制集权。他上台伊始，设了八大臣管理国务，称八固山额真，在旗内总管一切事务，国家有事，与诸贝勒“偕坐共议”，狩猎出师，各领本旗兵行，还负有稽察责任。固山额真的设立，削弱了诸贝勒的权力，却加强了汗权。更有过之者是废除三大贝勒“直月”制度。天命六年（1621）努尔哈赤命四大贝勒“按月分直”，皇太极即汗位，四去其一，其余三大贝勒仍“分月掌理”，这是一种分权制度。天聪三年（1629）完全改为由以下诸贝勒代行直月之事③。皇太极的权力便高高在上了。努尔哈赤创建的后金国，直到皇太极为汗的第五年，政府机构还不大完善。为了强化统治，皇太极根据汉官宁完我的建议，仿照明朝的政体，正式设立了六部，① 《清太宗实录》卷1。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清太宗实录》卷1。
　　② 《清太宗实录》卷1。
　　③ 《清太宗实录》卷5。
　　并以多尔衮等贝勒分管各部，贝勒以下，每部设满、蒙、汉承政三员，参政八员，启心郎一员。只有工部省设蒙古、汉军参政六员④。后来证明，由于六部的设立，“各司其事，事不留行”①。
　　天聪六年标志着皇太极集权统治加强的革新措施是，原来国人朝见时，皇太极与三大贝勒俱南面坐受，从本年正月始，由皇太极一人南面独坐。过去诸贝勒率大臣朝见，不论旗分，惟以年齿为序，从此也按旗分，依次朝见了②。
　　在对外扩张上，皇太极远远超过了他的前辈。刚刚迎来他即汗位后的天聪第一年，就派大贝勒阿敏、贝勒济尔哈朗、阿济格等统大军征朝鲜，在朝鲜土地上点燃了两国的战火。他提出此战，一征朝鲜，二讨毛文龙，说是“两图之”。朝鲜责问后金无故兴兵，遭到阿敏的反驳，并列了朝鲜不遣使吊努尔哈赤之死等七大罪状。在后金兵的武力进攻之下，朝鲜国王李倧弃京城，带着妻子逃到了江华岛，派其弟原昌君与后金讲和，订立了“江都之盟”。后金与朝鲜结为兄弟之国，大掠三日而返③。后金从这次胜利中，打破了朝鲜与明朝的同盟关系，缓和了它今后出兵可能出现的后顾之忧，又从纳贡和开市中获得了一定的物资利益。
　　对皇太极最重要的考验当然是对付明朝。努尔哈赤是在宁远吃了败仗不久死去的，皇太极即位时，明朝正因为宁远的胜利而变得强硬起来。皇太极一上台就曾致函宁远巡抚袁崇焕，表示希望“彼此和好”。袁崇焕绝不示弱，回信提出，既然希望和好，就应说明后金如何从占领的辽东地区退出。实际上双方都没有多大诚意讲和，后金想争取时间用兵朝鲜，明朝则时时不忘恢复一统天下。后金有一名汉人生员岳起鸾，力主与明朝议和，说不议和，人民就会逃亡殆尽，若和好，就应速行放还汉人，或归其绅士。他的奏疏上达以后，皇太极就把他杀了①。明朝也并非坐等后金退兵，而是一边要地，一边修筑塔山、大小凌河城及锦州城，加紧备战。
　　天聪元年五月，继征朝鲜之后，皇太极亲率大军征明。这是他当后金汗以来对明朝的首次用兵，也是他施展最大抱负的开始。但是前进路上荆棘丛生，困难重重。这时大明的忠臣袁崇焕正在实施“恢复之计”，即“以辽人守辽土，以辽土养辽人”。他修城屯田，以屯养战，以“守为正著，战为奇著”②。他总结交战以来的经验教训，筑起了一道宁锦防线。皇太极想及早发动进攻，旨在使袁氏的防御体系付诸东流。他在六日起程，十一日兵临锦州城下，一上去就是四面合围。后金兵先打外围，企图迫使锦州城内的明军不战而降。但是平辽总兵赵率教和副将左辅、朱梅等坚守不屈。皇太极下令攻城，整整打了一天，自己伤亡惨重，城却屹立未动。继续又攻十几天，依然无成。后金只得分出部分兵围攻锦州，主力由皇太极率领转攻宁远（今辽宁兴城县城）。守宁远的正是袁崇焕，他命令满桂、尤世禄、祖大寿出城拒战。皇太极督代善、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等进击。明兵呐喊抵抗。袁崇焕坐④ 参见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1。
　　① 《清太宗实录》卷10。
　　② 《清太宗实录》卷11。
　　③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15，页364—366。
　　① 《清太宗实录》卷2。
　　②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镇指挥，放大炮，后金兵一排排倒下，游击觉罗拜山、备御巴希等被射死，贝勒济尔哈朗、萨哈廉、瓦克达俱伤③。明将满桂也负重伤，士兵死伤大半。宁远不下，皇太极又返回锦州，再次攻城，时已六月四日。城既不下，又赶上暑天来临，将士中暑很多，皇太极知不可久留，第二天下令退兵，毁大小凌河二城。此战明军防守成功，时称“宁、锦大捷”①。
　　宁锦苦战，不胜而归，皇太极遇到了新问题。这个问题就是，辽西不能攻取，便不能进山海关，如果要夺取北京，只有另找出路。但是不管走不走辽西这条路，这条路线却非投入相当兵力不可，否则明朝就要从这里反攻上来。再则，改变进攻路线，又不得不扫清前进路上的障碍。
　　皇太极在总的战略上要与明朝争衡，这是不可改变的。但在辽西受阻，一时不得不另找出路。他决定向蒙古进军，一方面征服尚未统一的蒙古余部，另方面也是寻找从蒙古向明朝进攻的道路。皇太极对蒙古是有所了解的，当时他已参加过与喀尔喀、科尔沁等部的结盟，也曾领兵驰援过科尔沁②，还娶了两位蒙古女子为妻。然而蒙古方面的最大劲敌是察哈尔林丹汗。他在对付蒙古问题上要有所进展，必须制服这个劲敌。
　　天聪二年二月，喀喇沁部落苏布地杜棱古英等致书皇太极，报告“察哈尔根本动摇，可乘此机，秣马肥壮，及草青时，同嫩阿霸垓、喀喇沁、土默特兴师取之”。于是，皇太极首先带领两幼弟多尔衮及多铎统大军征察哈尔所属的多罗特部，进至敖木伦地方，俘获一万一千二百人。因敖木伦大捷，多尔衮被赐号墨尔根戴青，多铎赐号额尔克楚虎尔③。八月，与喀喇沁议和，九月调科尔沁、喀喇沁、敖汉、奈曼及喀尔喀诸部兵来会。九月六日，后金大军出征察哈尔。二十日进击席尔哈、席伯图、英、汤等处，俱下。第二天追至兴安岭，获人畜无计其数。十月中旬胜利而归①。这次出征，后金既打击了大敌察哈尔，也进一步巩固了对已归服的诸部蒙古的统治。不久，皇太极派阿什达尔汉到这些地方宣敕，以后如征察哈尔，凡管旗诸贝勒年七十以下，十三以上，俱从征，违者罚马驼，不至约会之地者也罚马②。
　　皇太极从此改变了进攻明朝的策略和路线。他要大力利用蒙古了，并且绕过山海关，从长城各口入边。天聪三年六月，皇太极明确提出，征伐明朝新的部署是：一、此次行师不能独往，要诸蒙古合师并举；二、为保证供应，必先采木造舟；三、满汉蒙古凡有善谋，各以所见入告，择善而从③。大军出发前又遣使谕蒙古诸贝勒率所部兵来会。十月初二日，皇太极亲统大军征明，首次绕过山海关，攻向内地。历史上称此为“入口”之战④。十一日后金兵到辽河，沿途蒙古各部纷纷来会。但是征询对察哈尔与明朝先征哪个时，出现了两种分歧意见。皇太极赞成先征明朝，所以继续向明朝边境进军。二十日，抵喀剌沁的青城，皇太极突然遇到来自两大贝勒代善和莽古尔泰的压力，二③ 《清太宗实录》卷3。
　　①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3，页996—997。
　　③ 《清太宗实录》卷4。
　　① 《清太宗实录》卷4。
　　② 《清太宗实录》卷5。
　　③ 《清太宗实录》卷5。
　　④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称“东兵入口”
　　人至皇太极住处，“密议班师”，举出“劳师远袭”、“粮匮马疲”、“众寡不敌”、“恐无归路”等等为由，但是岳讬、济尔哈朗等坚决支持皇太极的行动。最后，皇太极裁定，继续进军⑤。这是皇太极在军政集权上的一次巨大胜利。意见统一以后，以济尔哈朗、岳讬统右翼四旗，阿巴泰、阿济格领左翼四旗，迅速攻破大安口、龙井关。皇太极继后攻克洪山口城，入内驻师。明山海关总兵赵率教领兵援遵化，兵败被斩。十一月三日后金兵攻占遵化①。皇太极特别表扬了正白旗小卒萨木哈图奋勇先登的英雄行为。入遵化城后，他还大加宴赏功臣，用“膺显荣，获富厚”，激发他们“克勤厥职”。二十日，后金兵又进逼北京城，明大同总兵满桂、宣府总兵侯世禄率兵来援，至德胜门。原来皇太极一直在辽西派一部分兵力以守为攻，不断骚扰，明朝不敢丝毫放松警惕，大兵皆集于宁远，山海关以西很空虚。此时为保卫北京，只得调边兵入援。连袁崇焕、祖大寿也领兵进山海关入援了。
　　对北京的威胁使皇太极得到的巨大收获就是他的对手袁崇焕被崇祯皇帝清洗了。袁崇焕在辽西的顽强抵御曾使皇太极父子受阻，逼得皇太极绕过山海关的正是袁崇焕。但是这位大明忠臣竟在内外夹攻之下含冤而死。灾祸起于崇祯元年的平台召见。那时袁崇焕被升为兵部尚书兼右副都御史，督师蓟辽兼督登莱天津军务，入都，崇祯于平台召见他，他对皇帝说，“计五年，全辽可复”②。当时就有人认为他说了空话，要惹祸的。第二年，他又到皮岛亲自斩杀了毛文龙。时毛为辽东总兵，虽有迹象表明他与后金暗中媾和，但袁的行动毕竟有些冒失③。在后金兵迅猛向北京进发时，袁崇焕、祖大寿的入援兵都没有狙击，到了广渠门外才重创后金兵。但此时满城都在传袁崇焕引敌协和，将为城下之盟。特别是后金兵攻北京城南时，袁崇焕拥兵不战，独满桂以五千人一日二十战。传说满桂身中五箭，拔出来，皆袁兵字号①。崇祯和明朝统治集团中一些人对袁崇焕产生了怀疑。就在这时，皇太极巧施了一个反间计。他从进攻北京作战中捉了明朝两个太监，故意向二人泄露后金撤兵是与袁崇焕有密约。再把这两个太监放回去①。他们到了北京，以重大军情奏报崇祯，性多猜疑的崇祯皇帝，认为不能再留着袁崇焕了。这就导致了十二月一日逮捕袁崇焕，祖大寿在旁见此情景，战栗失措，立刻逃回锦州。第二年八月，以酷刑处死袁崇焕。这是一桩历史冤案，袁崇焕对后金的斗争是坚决的，崇祯杀他是中了皇太极的反间计。从此明朝“边事益无人，明亡征决矣”②。
　　袁崇焕下狱，辽东兵溃，皇太极所率后金兵继续得以在京师附近攻掠。
　　他们见北京不可下，便西趋良乡，克固安，然后返回，过北京近郊时得到消息，原来攻下的十余城皆叛。天聪四年正月皇太极亲自指挥后金兵攻下永平，迁安不战而降，滦州也降。二月皇太极率军北返，所得永平、迁安、滦州、遵化皆令贝勒大臣率满洲、蒙古八旗驻守③。在这四个多月的入口作战中，皇⑤ 《清太宗实录》卷5。
　　① 《清太宗实录》卷5。
　　② 《明史》卷259《毛文龙传》。
　　③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5，“袁崇焕通敌射满桂”。
　　① 《清太宗实录》（抄本）页9。
　　② 《明史》卷259《袁崇焕传》。
　　③ 《清太宗实录》卷6。
　　太极对明朝地方官民发布了很多招降的“谕令”，并不断派遣使者要求与明朝政府议和。这里既表现出他对已夺取的土地不肯放弃，也对未得到的地方心向往之。
　　但是大明国直到此时仍有相当势力，其内部也不乏有为之士。后金兵东归不久，明朝兵部尚书、大学士孙承宗就恢复了关内四城。后金派去的守城阿敏，不但弃城逃回，还在弃城之前尽屠城中归降的明朝官民。皇太极甚为愤懑，因数阿敏大罪，将其幽禁。这位二大贝勒至崇德五年（1640）死于幽所①。孙承宗乘机加强防御，修大凌河城，兵部尚书梁廷栋主其事，七月兴工，未能完成，皇太极已经发起了有名的大凌河围城战。后金兵按八旗，分列四面八方，各旗还成立了炮兵营。从这年起，后金已能造红衣大将军炮了。城内明朝约有三万军民被围得水泄不通②。城内的兵几次突围，均告失败，外来的援军也遭后金截击，退回锦州。此间明朝派监兵张春同总兵吴襄等率四万援军开来，结果张春被活捉，吴襄逃跑，全军被歼。从天聪五年八月初七日起，后金围困了两个月后，城中粮尽援绝，“炊骨析骸”，而皇太极不断发动政治攻势，到十月廿五日，守将祖大寿“力竭计穷”，投降了后金。拒不投降的副将何可纲被斩③。原来的三万余人只剩下一万一千六百八十二人，马三十二匹。后金消灭了明在关外的精锐部队。后来，祖大寿借故奔回锦州，而张存仁等数十名明将归金，他们大部分成了这个国家的栋梁。皇太极及诸贝勒皆以得人为庆④。
　　天聪五年以后的五年，皇太极以主要精力为后金的统治建立了更巩固的基础。天聪六年八月廿九日下令八旗固山额真于所属各旗察问民间贫乏疾苦，认真审断罪犯⑤。素以射猎为业的满族统治者这时也提出不准因射猎而私入庄屯，不准擅取柴薪，不准喧哗⑥。天聪七年正月，皇太极告诫各牛录额真：“田畴庐舍，民生攸赖，劝农讲武，国之大经”，要他们关心农家的房屋建筑、耕牛饲养及差派徭役等。在耕种与征战发生矛盾时，宁可服从耕种①。这就把安定的农耕生活提到了重要的地位。
　　皇太极本人有很好的文化素养，这时他推行了振兴文教的措施。天聪三年首先提出“以武功戡乱，以文教佐太平”，一改其父努尔哈赤屠杀文人的政策，并于当年进行考试，选取了满、汉、蒙古生员二百人②。他已认识到发展文教对治理国家的重要性，说不能认为不读书不会误事。规定从天聪六年起，凡贝勒大臣子弟年十五以下，八岁以上，俱令读书③。努尔哈赤时代创造的满文无圈点，上下字雷同，人名地名极易弄错，皇太极命巴克什达海酌加圈点，大大方便了学习，这就是有圈点满文的来历④。皇太极还非常重视吸收① 《清史稿》卷215《阿敏传》。
　　② 《明兵部呈为王道直扳大凌河城之役明军损失情形本》，载《历史档案》1981 年第1 期。③ 《清太宗实录》卷10。
　　④ 《清太宗实录》卷14。
　　⑤ 《清太宗实录》卷12。
　　⑥ 《清太宗实录》卷12、卷16。
　　① 《清太宗实录》卷14。
　　② 《清太宗实录》卷5。
　　③ 《清太宗实录》卷10。
　　④ 《清太宗实录》卷11。
　　汉族的先进文化。至天聪六年七月达海逝世时，经他手已翻译成帙的汉籍有《刑部会典》、《素书》、《三略》、《万宝全书》，及正在翻译中的《资治通鉴》、《六韬》、《孟子》、《三国志》等。后来又命达海之子继续学习汉书。天聪九年后金的文馆诸臣翻译了辽金宋元四代史书⑤。
　　作为后金国家的统治者皇太极这时期的又一个成功是以“善养人”扩大了影响。天聪六年正月，管兵部贝勒岳讬向皇太极建议改变原来屠戮辽东及关内四城的做法，以对待大凌河之役归降的汉人为榜样，重新树立“善养人”的形象。他主张无论官民都给家室和庄屯，不要使一个人失其所在⑥。天聪七年六月初二日，皇太极在一次讲话中谕令将士对新附之众，“一切勿得侵扰”①。在皇太极这种政策影响下，明将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纷纷归降了后金。孔、耿皆辽东人，在明为登州参将，因内部矛盾，发动兵变，占领登州。明朝发兵来攻，他们难以自存，航海归金。天聪七年六月三日，皇太极率诸贝勒出迎至浑河，行抱见礼，以示优隆②。这是后金发展史上的大奇迹，孔、耿不仅带了一万二千多精壮官兵及红夷大炮等，而且促使明朝的辽东海防很快崩溃了③。之后不到四个月，明镇守广鹿岛的副将尚可喜就步了孔、耿后尘，皇太极称赞他“识时势之向背”，“残破海防，实为我功”④。皇太极重新任命孔有德为都元帅，耿仲明、尚可喜都为总兵官，让他们继续带兵，与和硕贝勒并列。原来后金的军队是清一色的满洲八旗，天聪五年佟养性被命为总兵官，管理汉兵，攻大凌河时这支被称为旧汉兵的军队用红衣炮多所立功，到天聪七年马光远统领汉兵时，实际形成了一个汉军旗，满语叫乌真超哈⑤。孔、耿、尚所领兵也是汉军。在此之前，蒙古旗兵也已形成。天聪八年三月十三日皇太极在沈阳城郊阅兵，参加的有满洲八旗、蒙古二旗、旧汉兵一旗，共十一旗⑥。和以前有很大不同的是这时的军队已从私人武装变为国家的军队了。
　　这几年利用军事力量进行扩张始终是皇太极的一项重要活动。天聪七年六月十九日，他派满汉兵万余人分左右翼攻旅顺，七月十四日奏捷，东北的南大门旅顺口要塞落到了后金手里，同时俘获大批人畜财物①。天聪八年十二月，皇太极命副都统霸奇兰、参领萨木什哈领二千五百兵士征讨黑龙江未服之地。第二年故土传来佳音，他们收服了虎尔哈壮丁及老少男女共七千三百余人②。同时期，吴巴海出征瓦尔喀也屡战屡胜③。皇太极把他在东北的版图扩大到南自旅顺口，北抵乌苏里江以东并黑龙江中游地区。
　　⑤ 《清太宗实录》卷12、卷27、卷23。
　　⑥ 《清太宗实录》卷11；《清史稿》卷216《岳讬传》。
　　① 《清太宗实录》卷14。
　　② 《清太宗实录》卷14，页11；。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1 本，第27、29 页。
　　④ 《尚氏宗谱》“先王实迹”。
　　⑤ 《清太宗实录》卷14。汉军之名正式出现于天聪八年，乌真超哈之称，见《满文老档》太宗崇德4，页946。
　　⑥ 《清太宗实录》卷18。
　　① 《清太宗实录》卷14。
　　② 汉译《满文旧档》，辽宁大学印本，第57 页。
　　③ 《清史稿》卷230《吴巴海传》。
　　当然重要的仍然是对明作战，这不但关系到明朝自身的存亡，还旁及蒙古与朝鲜的态度。天聪七年六月，皇太极问诸贝勒大臣：“征明国及朝鲜、察哈尔三者，用兵何先？”发言者济尔哈朗等共十五人都主张先攻明朝④。而实际上是先攻了察哈尔。在此前一年，皇太极亲自领兵征察哈尔，四月出发，追击林丹汗，过黄河，后金军粮尽，射黄羊充饥，无水，以一羊易杯水而饮，只得半途而返⑤。天聪八年再次征察哈尔，始知林丹汗已病死于青海打草滩，众无所归。第二年派多尔衮、岳讬等往收其子额尔克孔果尔额哲及其部众。多尔衮意外地获得了元朝的传国玺⑥。这一胜利标志着漠南蒙古全部归于后金统一。皇太极就在天聪八年、九年利用征服察哈尔之机，转攻了明朝，但主要在大同、宣府附近徘徊，还没有从根本上动摇明朝的统治。
　　④ 《清太宗实录》卷14。
　　⑤ 《清太宗实录》卷11。
　　⑥ 《清史稿》卷2《太宗纪》。《清太宗实录》卷24、卷25。
　　第三节大清国宽温仁圣皇帝在皇太极一生的经历中，最大的转折是从后金汗到大清帝。他是第一位当大清皇帝的人，这是他个人权势的升华，也是他父亲努尔哈赤创建后金国以来的划时代的飞跃，同时也是满族社会进步的一个标志。
　　皇太极即汗位以来就倾心于学习中国历代专制主义的封建统治，不断地加强集权。他废除了三大贝勒按月分直的制度，削弱了诸贝勒的特权，使汗任命的官吏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所有的人都不能和他争衡的情况下，他登上了皇帝的宝座。
　　时间是天聪十年（1636）四月。先是诸贝勒大臣以远人归服、国势日隆为理由，请求为皇太极上尊号，未允。后来萨哈廉让诸贝勒检讨过去，表示今后忠诚效力，皇太极答应可以考虑了。然后皇太极又以“早正尊号”征询汉官儒臣的意见，鲍承先、宁完我、范文程、罗绣锦等都表示赞成。萨哈廉又召集诸贝勒各书誓词，向皇太极效忠。“外藩”诸贝勒闻讯也请求上尊号，皇太极同意了。上尊号的准备活动至天聪十年三月末大体就绪①。
　　四月五日，满洲诸贝勒、固山额真，蒙古八固山额真，六部大臣，孔、耿、尚，外藩蒙古贝勒及满蒙汉文武官员齐集。多尔衮捧满字表、巴达礼捧蒙字表、孔有德捧汉字表各一道，率诸贝勒大臣文武各官赴宫门跪下，皇太极在内楼，御前侍卫传达，皇太极命满、蒙、汉三儒臣捧表入，诸贝勒大臣行三跪九叩头礼，左右列班候旨。三儒臣捧表至御前跪读，表中盛赞皇太极的文治武功，上合天意，下顺民情，请上尊号，一切仪物，俱已完备，只待赐允。皇太极听后同意，并发誓倍加乾惕，忧国勤政。消息由儒臣传出，众皆踊跃欢欣，叩头而出。第二天决定选择吉日四月十一日举行登极大典。届时正式祭告天地，受“宽温仁圣皇帝”尊号，建国号大清，实际是把后金改为大清，改元崇德，即天聪十年为崇德元年。祭告天地完毕，在坛前树鹄较射①。从此中国历史上名副其实的清朝诞生了，就是这个封建王朝统治全中国二百六十八年，跨古代、近代两个历史时期。在此之前一年，皇太极下令国中之人皆称满洲原名，禁止称诸申，一个少为世人所知的满族因而扩大为举世闻名的中华民族重要成员了②。
　　崇德年间（1636—1643）是皇太极统治的第二个时期。他在原来的基础上巩固和扩大了在东北的统治，为入关统治全中国做了充分的准备。有一件事反映了他的思想，称帝前夕，内院诸臣仿照明朝制度，给新筑的城门起名，叫扬威、昭德等，皇太极认为虚张声势不如务实，给改了巩固、靖远等名③。皇太极自认是个伟大的建筑师，他要为子孙创大业，所以非常重视打基础。崇德二年（1637）六月的一天，他向诸王臣说明，自他即位以来，统一蒙古，征服朝鲜，版图扩大，人民繁庶，今后就要“宣布法纪，修明典常，为保邦致治之计”。他举例说：“盖治国之道，如筑室然。基址坚固，庀材精良者，必不致速毁，世世子孙可以久居。其或苛且成工者，则不久圮坏，梓材作诰。① 《清太宗实录》卷28。
　　① 《清太宗实录稿本》辽宁大学印本，第16—17 页。
　　② 汉译《满洲旧档》第136 页，《清太宗实录》卷25。
　　③ 《清太宗实录》卷28。
　　古人所以谆谆垂诫也。”①不出一个月，将同样的话又对诸王贝勒文武群臣重说了一遍。最后一语破的：“自古至今，懈于治国者，国必败；勤于治国者，国恒存。”②为使国家统治久远，皇太极虽没有改变掠夺财富的手段，但却更注意发展本地区的生产了。他称帝后立刻把保护土地牲畜作为法典规定下来，地里庄稼不准偷损，母猪不许杀，这是为了繁殖。也不准杀马、牛等作牺牲或出卖③。以后几乎每年都把督促耕种作为重要活动，提出“农时不可失”，“废农事者罪之”④。他知道五谷乃万民之命所关，因此一再强调搞好农业生产，入关前清朝的粮食不太缺乏，与这种努力分不开。手工业生产也大有进步。崇德三年十二月，一次赏给察哈尔固伦公主瓷器一千七百件，可以反映制瓷业有所成就⑤。盛京（今沈阳）宫殿大部分为皇太极时所建，其规模和工艺技术都标志后金手工业的水平很高。盛京城西实胜寺，铸大钟千斤，是冶铸业的发展象征⑥。商业贸易在境内有之，与明及朝鲜也均有之。皇太极曾命令大学士希福带领八家商人及公以下牛录章京以上家人的庞大代表团赴张家口贸易⑦。后来又命人到归化城（今呼和浩特市）买马。个人远走贸易的也不乏其例。
　　崇德年间，虽然不再发生大批汉人被杀，或汉人投毒、拦路劫杀等反抗事件了，但皇太极却仍然注意缓和清朝的社会矛盾。他命令臣下做好“养人”的事情，尤其是对新掠取或来降的满洲、蒙古、汉人做好安置。皇太极晚年，他的子侄们在他面前发牢骚说太祖时诛戮汉人，而今汉人有为王者矣，有为昂邦章京者矣，而满洲宗室却有为官者，有为民者，“时势颠倒，一至于此！”①但这位远见卓识的大清帝并未因此动摇其国策。
　　以前皇太极的权威并不很绝对。天聪九年九月，即称帝前半年，代善和哈达公主曾有轻视他的举动，皇太极大怒，召集诸贝勒大臣，让他们“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靠了他们的跪请，才出朝听政②。崇德年间就再无人敢向他的权威挑战了。
　　在机构设置上也作了相应的改革和进一步完善。清初决策的重要机构是议政王大臣会议。崇德二年四月对这个机构作了调整：一、成员除令固山贝子尼堪、罗讬、博洛等与议国政外，每旗各设议政大臣三人；二、规定他们启迪主心，救济贫乏，抚养新人三项任务；三、议政大臣奏事必先通过他们各自的固山额真，公议之后上奏③。议政王大臣会议从此有了固定的程式，也更成了专制主义皇权的工具了。天命、天聪年间没有监察机关，崇德年间皇① 《清太宗实录》卷36。
　　② 《清太宗实录》卷37。
　　③ 《清太宗实录稿本》页12—13。
　　④ 《清太宗实录》卷34。
　　⑤ 《清太宗实录》卷44。
　　⑥ 《清太宗实录》卷43。
　　⑦ 《清太宗实录》卷52、卷61。
　　① 《清太宗实录》卷64。
　　② 《清太宗实录》卷25。
　　③ 《清太宗实录》卷34。
　　太极成立了都察院，给他们稽察一切官员的大权④。有清一代，满蒙的结合，早比满汉更紧密。为了处理蒙古事务曾设蒙古衙门，崇德三年六月又改为理藩院。合原有的六部、都察院，构成了有名的八衙门。皇太极任命满洲、蒙古、汉人担任承政，每部三人，以下皆参政。崇德三年七月更定八衙门官制，每衙门只设满洲承政一人，以下酌设左右参政、理事、副理事、主事等官，由二等变成五等①。这就强化了以他为首的国家统治权力。
　　清入关前没有内阁的名称。但是皇太极统治下的大清已初具内阁性质的内三院。天聪十年三月，皇太极改文馆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从文馆到内三院，虽任职者均为大学士、学士，但分工更明确了，有的负责编考历史，有的起草敕谕及注释古今政事得失，还有的向皇帝进讲。崇德以后内三院的大学士、学士们对皇太极的决策有了更大的影响②。
　　皇太极的统治还继续利用了八旗这个军政合一的组织。他使八旗通过变革越发充满生机。一是对满洲八旗不断补充新的成员，二是完善和扩大蒙古八旗、汉军八旗。努尔哈赤时的满洲被称为“佛满洲”，即旧满洲。皇太极对黑龙江等地多次用兵，带来大批少数民族加入满洲共同体，被称为“伊彻满洲”，即新满洲。皇太极把新满洲编入八旗。崇德五年一次就把征索伦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并家小五千六百七十三人编为牛录，隶于八旗了。同时把征库尔喀俘获的新满洲壮丁四十二人补充了各旗披甲的缺额③。满洲八旗之外，蒙古八旗早于汉军八旗建立。崇德年间汉军八旗发展最快。崇德二年，照满洲例，汉军分为两旗，四年扩大为四旗，每旗设牛录章京十八人，固山额真一人，梅勒章京二人，甲喇章京四人，但内部仍分正黄镶黄两旗，正白镶白两旗，正红镶红两旗，正蓝镶蓝两旗。崇德七年六月正式完成了汉军八旗的建制。皇太极说：“我国出则为兵，入则为民，耕战二事，未尝偏废。”①这种扩大满洲八旗和建立蒙古八旗与汉军八旗，既增强了清朝的武装力量，也对满蒙汉的广大人民实行了深一层的控制。尤其是为了夺取全中国统治权，皇太极创立的汉军八旗有重要意义。
　　崇德以后的清朝不像以前那么脆弱，皇太极虽然继续要采取一些巩固其统治的措施，但是并不担心其被消灭，他的目的是以此为基础，实现对全中国的统治。崇德四年六月二十五日，皇太极下令把从前哈达、叶赫、乌拉、辉发和蒙古诸部所接受的明朝敕书全部收上来，在笃恭殿（今沈阳故宫大政殿）前烧掉。这表明从此他们都是清朝的臣民，再也不能对明朝存在幻想了②。皇太极已认识到，这时的明朝到处是如火如荼的农民起义，不可能存在下去。崇德七年六月，他就说明之国运将亡。同年派兵进攻明朝，对领兵大将阿巴泰说，明朝要求讲和，你们可答“我等奉命来征，惟君命是听，他无可言。尔如有言，其向我君言之”。又告诉他们如遇到农民起义军，则说你们为明政紊乱，激而成变，我国来征，也正为此。他们如欲遣使来见，即携之而来，有奏疏，即行转达。皇太极清楚地看到当时的中国社会舞台上有三大政治势④ 《清太宗实录稿本》页33。
　　① 《清太宗实录》卷42。
　　② 《清太宗实录稿本》页30。
　　③ 福格：《听雨丛谈》卷1，“满洲原起”。《清太宗实录》卷52。
　　① 《清太宗实录》卷37、卷47、卷61、卷7。
　　② 《清太宗实录》卷47。
　　力在争夺，他作为清朝的统治者，对明与农民军这两大势力都想打交道，但对二者的态度却有不同，他实在是要利用农民军，对付明朝。一时目的没有达到，可是他越来越相信，“明之必亡昭然矣”①。
　　清朝的发展，皇太极设想为三个步骤，第一步是统一东北，第二步扩大到黄河以北，第三步才是统治全中国。这时他想从第一步向第二步跨越。崇德二年在征朝鲜、征皮岛获得大胜之后，皇太极做了一个梦。梦中他到了明朝，在宫中，仿佛看见了万历帝，仔细一瞧，原来是金代神像给了他一册金史。第二天早晨反复向年院大学士及诸王贝勒说梦并征求意见。大家都说是得国吉兆②。但是从梦中所反映的皇太极的志向就是重建第二个金朝。崇德三年六月皇太极对喀尔喀蒙古达尔汉囊苏喇嘛说的一番话，有同样的意思。他说：“昔辽、金、元三国之主，当征战时，西伐厄讷忒黑，东抵朝鲜，北及黑龙江，南至于海，无远弗届。朕今日正与相等也。”③第二年皇太极致书明朝皇帝，一方面说自古以来未有帝之裔常为帝；另方面又说辽、金、元亦曾君临天下，暗指他也要像历史那样，以另一个少数民族取代大明的统治。崇德七年，他又用金朝曾占领中原为例，示意将像他们那样入主中原。但是明朝派兵部职方司员外马绍愉到清朝讲和，清朝只提出以宁远双树堡中间土岭沿海至黄城岛以西为界，黄城岛以东属清朝④。这只是一种权宜之计。
　　皇太极是位杰出的军事家和统帅。他称帝之后，或亲自领兵，或坐镇指挥，其军事活动，是他帝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时他亲自领兵打的第一个大仗是征朝鲜。自从十年前与朝鲜结为兄弟以来，朝鲜仍与明朝藕断丝连，对后金要求政治上尊重，经济上开市贸易，军事上借兵等都寻找借口不肯应允。皇太极每有胜利，都不厌其详地告诉朝鲜，极力想把朝鲜从明朝一边拉过来，但收效甚微①。皇太极登帝位的典礼上，最令人扫兴的是朝鲜使臣不拜，这使皇太极非常恼怒，促成了征伐朝鲜战争的爆发。
　　崇德元年十一月十九日，皇太极以“朝鲜败盟逆命”为由，决定发兵讨伐。十二月一日，大兵会于盛京（今沈阳），部署了济尔哈朗留守盛京，阿济格驻牛庄，阿巴泰驻噶海城。第二天征朝鲜的大兵出发，代善、多尔衮、多铎、岳讬、豪格、杜度等随征。全军分左右两翼，右翼由往东京（辽阳）大路，至浑河岸排列，左翼由往抚顺大路排列。上午十时，皇太极大驾起行。朝鲜国王李倧预料“朝夕被兵”②，寄希望于明朝支援，实际落空了。清军于十二月十日渡鸭绿江，十三日抵安洲，来势凶猛。李倧召大臣问：“寇已深矣，将如之何？”大臣有的主张抵抗，有的提出逃走。李倧举棋不定。听说清军已过松都，只得奔向四十里外的南汉山城。朝鲜京城哭声震天，南汉山城也被清军包围了。三十日清军入朝鲜京城。第二年正月初四日，清军北渡汉江，距王京二十里驻营。初七日，清军战胜朝鲜全罗、忠清两道援军，但是六十六岁的额驸扬古利被朝鲜一败卒击中身亡③。李倧“势穷情迫”，称臣① 《清太宗实录》卷64。
　　② 《清太宗实录》卷33。
　　③ 《清太宗实录》卷42。
　　④ 《清太宗实录》卷61。
　　① 参见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上编，卷56，页3554。
　　② 朝鲜《李朝实录》仁祖卷33，页183。
　　③ 《清史稿》卷226《扬吉利传》。
　　请罪。皇太极要求严惩朝鲜挑起衅端的大臣，同时造船发兵攻入江华岛，获朝鲜王妃、王子及阁臣等人。二十八日，李倧献出两祸首。同一天皇太极提出：必须去掉明国年号，断绝与明交往，献出明国所与诰命册印；国王亲自来谒，以长子并另一子为质，诸大臣也以子弟为质，将来立其质子为嗣；从今以后一应文移，奉大清国正朔，所有节日俱行贡献之礼。使臣往来均遵照明国旧例；有事征伐明国，调兵数目、日期，一切不误，并当即备齐鸟枪、弓箭手及兵船五十艘，助攻皮岛；大军撤还时，欢送，俘获之人逃回执送本主；以后每年进贡一次，黄金百两，白银千两及皮张纸席等物均有定数。三十日李倧亲至皇太极面前伏地请罪。举行受降仪式后，当即留下其长子及次子为质，其余被俘妻子家口二百余人遣送还京。二月初二日，皇太极自朝鲜班师①。从此清朝代替明朝把朝鲜变成了藩属。朝鲜对清朝由以前的兄弟之称，更执藩臣之礼。不久阿济格领兵攻克皮岛，斩明将沈世魁等，彻底解除了清朝攻向关内的后顾之忧。
　　皇太极对明朝的军事行动仍因山海关的阻隔，分成为入口之战和关外之战。崇德年间一共发动了三次入口之战，每次作战都分出一部分兵力在关外，以为牵制。崇德元年五月派阿济格等领兵出战，六月二十七日分路入边，相会于延庆州，这是第一次入口之战。此战于九月八日阿济格奏捷，其军直入长城，过保定，至安州，克十二城，凡五十六战皆捷，俘人畜十七万九千八百二十，生擒总兵巢丕昌②。明兵部尚书张凤翼、总督梁廷栋拥兵不敢出击，清军得以饱掠而归③。崇德三年八、九月，清朝发动第二次入口之战，派多尔衮为奉命大将军，岳讬为扬武大将军，分统左右翼伐明。皇太极亲自领兵向山海关作牵制。岳讬自密云东北墙子岭口毁墙而入，多尔衮自董家口东山关西墙缺处入，这是一次关内的大规模军事行动。崇德四年三月多尔衮奏报，两翼兵会于通州河西，由北边过燕京，自涿州分八道南下，京西千里之内六府俱被蹂躏，至山西界而还，复至临清州，渡运河，攻破山东济南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五万余。右翼杜度奏报其军从燕京西至山西，南至山东，克城败敌，俘人口二十万四千余。两翼俱从迁安回，出青山关，四月凯旋。清军最大的损失是扬威大将军岳讬死于军中①。但是明朝损失更大，著名的抗清人物孙承宗、卢象昇皆战死②。原来明朝的兵部尚韦杨嗣昌主张对清媾和，还说清军不会南下，他们没有火器，等等，实际完全不是那么一回事。崇祯皇帝不但宣布了京师戒严，而且非常忧虑，以致在农民军和清军都攻上来的时候，宁肯暂时放松对农民军的围剿，而把主要力量调到抗清战场上③。清军第三次入口前，明清在松锦一带展开了萨尔浒之战以后的第二次大决战。明朝看出了只有在东北战场上打败清军才能阻止他们发动关内外的一切进攻。而皇太极更清楚，只有从山海关进攻北京，才能灭亡明朝，或建立如辽、金、元那样的国家。所以在松锦有这样一场大决战并非偶然。自从大凌河之战以后，祖大寿回到明朝就驻守在锦州。吴三桂是大寿之甥，时为副① 《清太宗实录》卷33。赵庆男：《乱中杂录》续录第4。
　　② 谷应泰：《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蒋良骐：《东华录》卷3，页89。③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
　　① 《清太宗实录》卷45，《清史稿》卷216《岳讬传》。
　　② 《明史》卷261《卢象昇传》。
　　③ 《明史纪事本末》补遗，卷6。
　　将，祖、吴在辽东拥有强大实力，是明朝倚重的军事集团。清军打不败他，皇太极就用高官厚禄拉拢他的子孙。崇德三年为配合清军入口之战，皇太极亲自领兵攻向宁远、锦州，祖大寿在中后所，打败多铎的军队，皇太极到中后所，要求祖大寿来见，被拒绝。第二年皇太极又领兵围攻松山，旁及连山、塔山、杏山，崇祯召祖大寿救援，皇太极却要他来投降，也没有成功。祖大寿坚守锦州，清军屡攻不克。从崇德六年起，济尔哈朗开始令诸军包围锦州。前此因清军威胁，明朝已调洪承畴入卫京师，至是正式任命洪承畴为兵部尚书兼副都御史总督蓟辽军务，这是准备决战的重要一步。洪氏十月出山海关，调集曹变蛟、王廷臣、自广恩、马科、吴三桂、杨国柱、王朴、唐通八总兵，十三万军队，东来决战。当时祖大寿驻锦州，以松山、杏山、塔山三城为犄角。
　　崇德五年三月清兵修义州城。过去清军分出一部分入关，现在全力用于松锦决战。特别是明兵的增援，促使清朝不但把孔、耿、尚的军队调来助围锦州，汉军固山额真石廷柱甚至认为“明必与我并力一战”，我军换防都不必换了。崇德六年八月，皇太极见形势危急，事关重大，亲自领兵进战，不顾鼻子出血，十五日起程，三日后方止。有人建议“徐行”，皇太极说：“朕如有翼可飞，当即飞去，何可徐行也！”经过六天急行军到了松山。皇太极亲征，大大鼓舞了清军的士气。他部署清军自乌忻河南至海，横截大路，绵亘驻营，再在高桥设伏，围追堵截，处处有备。明兵虽号称十三万，能战者只有白、马、吴三总兵所部。洪承畴不愿急战，但崇祯及兵部尚书陈新甲、职方郎中张若麒等皆轻躁促战，洪氏被迫进兵，初获小胜。皇太极采取大包围的攻势，挖深濠困住了明军，洪承畴正欲决一胜负，而诸将以无饷，议回宁远取粮。洪承畴看出：“战亦死，不战亦死；若战，或可冀幸万一。”但部将各怀异志。还没等下令打，王朴已畏敌先逃，于是各帅争驰，败如山倒。逃兵半路被清军伏击，追击，明十三万兵，被斩就有五万。只有曹变蛟、王廷臣突围入松山城，洪承畴与巡抚邱民仰在松山坚守。松山城内兵不过万，外失救援，孤立绝望。洪承畴几次欲突围而出，皆失败。到第二年正月，副将夏承德以其子夏舒为质，密约清军为内应，二月十八日清军入松山，生擒洪承畴。三月初八日，锦州城内的祖大寿也以孤立无援被围一年后投降。四月，清军又攻克塔山、杏山，并毁二城。至此，松锦决战以清军胜利告终。经过松锦决战，明朝军队精锐伤亡殆尽。清朝人说，萨尔浒之战是“王基开”，而松锦之战是“帝业定”①。皇太极为大清奠定了一代基业。
　　崇德七年，皇太极发动了生前最后一次入口之战。他对这次军事行动提出了异乎寻常的要求，即注意明朝和农民军的动向及应采取合作的态度②。这表明皇太极认为大清取代明朝而统治全国已为期不远了。这次进军的统帅是奉命大将军阿巴泰等，两翼大军分别从界岭口及黄岩口毁墙而入，长驱南下，至山东兖州，计克三府、十八州、六十七县，败敌三十九处，获黄金二千二百五十两、白金二百二十万五千二百七十两，俘人民三十六万九千口及牛马衣服等物③。但是就在这样的大胜利面前，许多文武大将提出直捣山海关时，皇太极仍坚持既定国策，不轻易冒险。终皇太极之世，清军不曾通过山海关，① 嘉庆《太宗文皇帝大破明师于松山之战书事》。
　　② 《清太宗实录》卷63。
　　③ 蒋良骐：《东华录》卷4，页58—59。
　　但没有他们扫清道路，也就不可能有后来的清军入关。
　　皇太极在五十岁时，因他心爱的宸妃之死，身体立刻变得虚弱了。皇太极一生娶了十五位妻子，而他最喜欢的是天聪八年娶的博尔济吉特氏，崇德元年封她为关雎宫宸妃。这位妻子贤淑文静，皇太极和她颇恩爱，婚后曾生一子，皇太极高兴至极，为此发布了大清第一道大赦令。这个儿子二岁而殇。崇德六年九月，皇太极正在松锦前线，忽听宸妃病危，急忙赶回盛京，到时宸妃已死。皇太极悲不自胜。从此这位身体一直健壮的大清帝忽而昏迷，忽而减食，常常“圣躬违和”。当年十月初二日，他对诸王及他们的妻子儿女说：“山峻则崩，木高则折，年富则衰，此乃天特贻朕以忧也。”①这流露出皇太极已为他年老体衰而不安了。崇德六年以后，皇太极因身体不好，曾发布过大赦令，也减少了处理日常事务的负担，甚至做过祈祷。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劳累一生的皇太极终于因病在沈阳清宁宫与世长辞，享年五十二岁。后葬于昭陵，即今沈阳北陵。庙号太宗，谥为文皇帝。
　　① 《清太宗实录》卷58。
　　第三章多尔衮爱新觉罗·多尔衮也是清代的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在明末清初剧烈的历史变革中，他扮演了一个相当重要的角色。
　　第一节从孤儿弱主到和硕睿亲王多尔衮是努尔哈赤第十四子，明万历四十年（1612）十月二十五日降生在赫图阿拉，生母阿巴亥，姓乌拉纳喇氏。这时，努尔哈赤已不再是地位低微的小部落头领，而是统一了女真各部的“聪睿恭敬汗”，并且正在进一步发展统一事业，为建立清朝奠定基础。当多尔衮诞生未满百日，努尔哈赤就率大军进攻乌拉，最终灭亡了其妻阿巴亥的母国，多尔衮母子面临着被打入冷宫的危险。但是，由于努尔哈赤优待降顺者的政策，以及阿巴亥富于心计，善为周旋，使他们母子安然度过难关，随着时间的流逝，多尔衮也步入了台吉的行列。
　　公元1616 年，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国，年号天命，两年后以“七大恨”告天，发动了对明朝的进攻，揭开了明清战争的序幕。在对明战争节节胜利中，后金内部的矛盾斗争也不断发生。天命五年（1620）九月，努尔哈赤宣布废黜大贝勒代善的太子名位，而“立阿敏台吉、莽古尔泰台吉、皇太极、德格类、岳讬、济尔哈朗、阿济格阿哥、多铎、多尔衮为和硕额真”，共议国政①。也就是说，从此时起，多尔衮以八龄幼童跻身于参预国政的和硕额真行列。这样一个改变后金政治格局的重大行动，是从当年三月努尔哈赤体弃滚代皇后富察氏开始的。当时虽然给大福晋富察氏头上加了四条罪状，但是都缺乏足够的根据，例如四大罪之一，便是代善与富察氏关系暧昧②，实际上，是有人对他们进行陷害。
　　富察氏被休弃之后，取代她作为大福晋的正是多尔衮之母阿巴亥。这样，努尔哈赤爱屋及乌，多尔衮及其兄弟阿济格、多铎地位上升便在情理之中了。此外，代善由于处处计较而失去乃父的欢心，又听信后妻的谗言而虐待已子硕讬，这就为觊觎其地位的人们带来了反对他的口实，造成了前面所说的其“太子”地位的被黜。这样，在努尔哈赤共治国政的制度下，多尔衮兄弟便第一次成为均衡力量的鼎足之一。
　　多尔衮此时还不是旗主贝勒，而仅与其弟多铎各领十五牛录，他毕竟还是一个未成年的孩子，政治地位不如阿济格，甚至不如多铎。在天命年间许多重大活动中，都不见多尔衮的踪影。天命元年（1616）正月初一的朝贺典礼中，可以亲自叩拜努尔哈赤的宗室显贵中，阿济格与多铎分列第六、第七位，而多尔衮则不允许参与其中③。尽管如此，除四大贝勒和乃兄乃弟之外，多尔衮是领有牛录最多的主子，超过了德格类、济尔哈朗、阿巴泰等人，在当时来说，也算是颇有实力的一位台吉了。
　　但是，好景不长。努尔哈赤在天命十一年（1626）八月十一日去世，临终前曾召见爱妻乌拉氏阿巴亥，似乎要授以遗命。但众贝勒早就担心多尔衮三兄弟力量迅速壮大，便在拥戴皇太极继位为汗之后九个时辰，迫令阿巴亥自尽殉夫，声称是太祖的“遗命”。这时候，多尔衮三兄弟的处境最为艰难，他们既失去了政治依靠，又面临着兄弟们对其所领旗分的攘夺，谁知道今后又会有什么灾祸降临？
　　皇太极继位之后，虽未向他们开刀，但也通过三份效忠的誓词把他们的① 《旧满洲档·昃字档》。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③ 《满文老档·太祖》卷60。
　　地位贬低很多，特别是皇太极在后来一系列加强皇权的行动中，更是都处压制他们的两白旗势力。连代善、阿敏和莽古尔泰三大贝勒都处处受挤，多尔衮兄弟又怎能幸免。但是，皇太极知道，若要削弱最威胁皇权的三大贝勒的权力，自己的实力还不够，还必须拉拢和扶植一些跟他无甚利害冲突的兄弟子侄，其中就有多尔衮。天聪二年（1628）三月，皇太极废黜了恃勇傲物的阿济格之旗主，以多尔衮继任固山贝勒①。这时候，多尔衮刚满十五岁。少年多尔衮在夹缝中求生存，开始显示出他善于韬晦的过人聪明。他一方面紧跟皇太极，博取他的欢心和信任，而绝不显示自己的勃勃野心；另一方面则在战场上显示出超人的勇气和才智，不断建树新的战功。天聪二年（1628）二月，他初次随皇太极出征蒙古察哈尔多罗特部，立下战功，皇太极赐予“墨尔根岱青”的称号，赞他“既勇且智”①。半个月后，他就继任了固山贝勒。多尔衮少年得志，为他将来的进取开始奠定基础。
　　天聪三年（1629），皇太极率军攻明，多尔衮在汉儿庄、遵化、北京广渠门诸役中奋勇当先，斩获甚众，一年半后，他又参加了大凌河之役，攻克坚城的功劳也有他一份。天聪八年（1634），皇太极再度攻明，多尔衮三兄弟入龙门口，在山西掳掠，结果“宣大地方，禾稼践伤无余，各处屋舍尽焚，取台堡、杀人民更多..俘获生畜无数”②。
　　当然，使他名声大振的是征服朝鲜和攻击蒙古察哈尔部之役。朝鲜和察哈尔被皇太极视为明朝的左膀右臂，是后金攻明的后顾之忧。天聪六年皇太极虽大败察哈尔部，林丹汗走死青海大草滩，但其残部仍散布在长城内外，于是天聪九年（1635），皇太极便命多尔衮率军肃清残敌。结果他首遇林丹汗之妻囊囊太后及琐诺木台吉来降，又趁大雾包围林丹汗之子额哲所部，使人劝其归顺，双方盟誓而回。这一次出征，多尔衮不费一刀一枪，出色地完成了皇太极的使命。更具重大意义的是，多尔衮从苏泰太后（林丹汗之妻）那儿得到了遗失二百余年的元朝传国玉玺，其玺“交龙为纽，光气焕烂”，后金得之，使皇太极获得称帝根据及招揽人心的工具。果然，皇太极闻讯大喜，亲率王公大臣及众福晋等出沈阳迎接凯旋之师，对多尔衮等亦大加褒奖。皇太极亲征朝鲜，多尔衮也在行伍之中。他率军进攻朝鲜王子、王妃及众大臣所居之江华岛，一方面竭力劝降，一方面“戢其军兵，无得杀戮”。对投降的朝鲜国王“嫔宫以下，颇极礼待”①。这使朝鲜君臣放弃继续抵抗，减少了双方的杀戮。
　　这两役之后，战局顿时改观，皇太极除去了后顾之忧，便可全力对付明朝。他在天聪十年（1636）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南面称帝，与明朝已处在对等地位。多尔衮在这两大战役中所立的战功，也使他的地位继续上升。正月初一新年庆贺大典时，多尔衮首率诸贝勒向皇太极行礼，这与十二年前的情形相比，可谓天壤之别。当年四月皇太极称帝，论功行封，多尔衮被封为和硕睿亲王，已列六王之第三位，其时年仅二十四岁。
　　在此之后，多尔衮几次率师攻明，均获辉煌战绩。崇德三年（1638）他被授予“奉命大将军”，统率大军破墙子岭而入，于巨鹿大败明军，明统帅①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10。
　　① 《清太宗实录》卷3。
　　② 《清太宗实录》卷15。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589、3590、3592 页。
　　卢象昇战死。然后兵分两路，攻打山东、山西，多尔衮所部共取城三十六座，降六座，败敌十七阵，俘获人畜二十五万七千多，还活捉明朝一亲王、一郡王，杀五郡王等，给明朝以沉重打击。班师之后，多尔衮得到了马五匹、银二万两的赏赐②。崇德五年到六年，多尔衮又作为松锦决战的主将之一走上战场。起初，他由于违背皇太极的部署，私遣军士探家而遭到急于破城的皇太极的责罚③，但他仍以郡王的身份继续留在军中，一方面屡次上奏提出作战方略④，一方面率领四旗的护军在锦州到塔山的大路上截杀，并在攻破松山后率军围困锦州，迫使明守将祖大寿率部至多尔衮军前投降。松锦之战后，明朝关外只剩下宁远孤城，清军入关已是时间问题。
　　多尔衮并不是一介武夫，这点连皇太极也看得很清楚，因此，在更定官制时，便把六部之首的吏部交给他统摄。根据他的举荐，皇太极将希福、范文程、鲍承先、刚林等文臣分别升迁，利用他们的才智治国①。根据他的建议，皇太极又对政府机构作了重大改革，确定了八衙官制②。此外，文臣武将的袭承升降、甚至管理各部的王公贵胄也要经他之手任命③。在统辖六部的过程中，多尔衮锻炼了自己的行政管理能力，为他后来的摄政准备了条件。
　　更需注意的是，多尔衮一直秉承其兄皇太极意旨，对加强中央集权发挥了重大作用。崇德元年和二年，皇太极两度打击岳讬，意在压制其父代善正红旗的势力，多尔衮等人揣摸帝意，故意加重议罪④。崇德三年遣人捉拿叛逃之新满洲，代善略有不平，便被多尔衮抓住大做文章，上报皇太极，欲加罪罚⑤。这些举动，正合皇太极心意，他一方面对忠君的兄弟表示赞赏，另一方面又减轻被议者的处罚，以冀感恩于他。通过这一打一拉，来稳固自己的独尊地位。
　　但是，皇太极并没有料到，多尔衮正利用皇帝的信任，逐渐削弱昔日曾打击他与母亲之人的势力，等待时机，觊觎权柄。
　　② 《清太宗实录》卷30。
　　③ 《清太宗实录》卷35。
　　④ 《清太宗实录》卷36。
　　① 《清太宗实录》卷22。
　　② 《满文崇德三年档》卷7，崇德三年七月二十五日。
　　③ 《满文崇德三年档》卷8，宗德三年八月二十九日。《清太宗实录》卷31。④ 《清太宗实录》卷23、26。
　　⑤ 《清太宗实录》卷28。
　　第二节立幼帝大战山海关不久，这个时机终于来到了。崇德八年（1643）八月九日亥时，皇太极“暴逝”于沈阳清宁宫。由于他的突然死去，未对身后之事作任何安排，所以王公大臣在哀痛背后，正迅速酝酿一场激烈的皇位争夺战。
　　这时候，代善的两红旗势力已经遭到削弱，他本人年过花甲，早已不问朝政。其诸子中最有才干的岳讬和萨哈廉年轻时已过世，剩下硕讬也不为代善所喜，满达海初露头角，还没有什么发言权。第三代的阿达礼和旗主罗洛浑颇不甘为人后，但崇德年间却屡遭皇太极压抑。由此看来，两红旗老的老，小的小，已丧失竞争优势。但以代善的资历、两个红旗的实力，其态度所向却能左右事态的发展。皇太极生前集权的种种努力和满族社会日益的封建化，自然也使皇太极长子豪格参加到竞争中来。从利害关系而论，两黄旗大臣都希望由皇子继位，以继续保持两旗的优越地位。他们认为，豪格军功多，才能较高，天聪六年已晋升为和硕贝勒，崇德元年晋肃亲王，掌户部事，与几位叔辈平起平坐。皇太极在世时，为加强中央集权，大大削弱了各旗的势力，但同时又保持着一定实力，又把正蓝旗夺到自己手中，合三旗的实力远远强于其他旗。因此，这三旗的代表人物必然要拥戴豪格继位。另一个竞争者便是多尔衮。他的文武才能自不必说，身后两白旗和勇猛善战的两个兄弟则是坚强的后盾，而且，正红旗、正蓝旗和正黄旗中也有部分宗室暗中支持他，就更使他如虎添翼。还有一个人也不容忽视，他就是镶蓝旗主济尔哈朗。虽然他不大可能参与竞争，但他的向背却对其他各派系有重大影响，无论他倾向哪一方，都会使力量的天平发生倾斜。
　　平心而论，皇太极遗留下的空位，只有三个人具备继承的资格：代善、豪格、多尔衮。但实际上竞争最激烈的是后两人。就这两人来说，豪格居长子地位，实力略强，这不仅因为他据有三旗，而且由于代善和济尔哈朗已经感到多尔衮的咄咄逼人，从而准备投豪格的票了。
　　果然，皇太极死后不久，双方就开始积极活动，进而由幕后转为公开。
　　两黄旗大臣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等议立豪格，密谋良久，并找到济尔哈朗，谋求他的支持①。而两白旗的阿济格和多铎也找到多尔衮，表示支持他即位，并告诉他不用害怕两黄旗大臣②。双方活动频繁，气氛日益紧张，首先提出立豪格的图尔格下令其亲兵弓上弦、刀出鞘，护住家门，以防万一③。是年八月十四日，诸王大臣在崇政殿集会，讨论皇位继承问题。这个问题是否能和平解决，直接关系到八旗的安危和清皇朝的未来。两黄旗大臣已经迫不及待，他们一方面派人剑拔弩张，包围了崇政殿；另一方面手扶剑柄，闯入大殿，率先倡言立皇子，但被多尔衮以不合规矩喝退。这时，阿济格和多铎接着出来劝多尔衮即位，但多尔衮观察形势，没有立即答应。多铎转而又提代善为候选人，代善则以“年老体衰”为由力辞，既提出多尔衮，又提出豪格，意见模棱两可。豪格见自己不能顺利被通过，便以退席相威胁。两黄旗大臣也纷纷离座，按剑向前，表示：“如若不立皇帝之子，我们宁可死，从先帝于地下！”代善见有火并之势，连忙退出，阿济格也随他而去。多尔① 《清世祖实录》卷37。
　　② 《清世祖实录》卷63。
　　③ 《清世祖实录》卷33。
　　衮见此情形，感到立自己为帝已不可能，迅速提出他的意见，主张立皇太极幼子福临为帝，他自己和济尔哈朗为左右辅政，待其年长后归政。这一建议，大出众人所料。立了皇子，两黄旗大臣的嘴就被堵上了，豪格心中不快，却又说不出口。多尔衮以退为进，自己让了一步，但作为辅政王，也是实际掌权者。济尔哈朗没想到自己也沾了光，当然不会反对。代善只求大局安稳，个人本无争位之念，对此方案也不表示异议。这样，这个妥协方案就为各方所接受了，但由此而形成的新的政治格局却对今后数年乃至数十年的政局起着巨大影响。①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为帝，曾被某些骚人墨客扯到他与其母庄妃的“风流韵事”上。实际上，多尔衮之所以选中福临，一是由于他年甫六龄，易于控制，而排除了豪格，因而也排除了叶布舒、硕塞诸皇子；二是由于其母永福宫庄妃深得皇太极之宠，地位较高，选其子为帝更易为诸大臣所接受，甚至可以说是符合先帝的心愿。当然，麟趾宫贵妃的名号虽高于庄妃，但她的实际地位并不高，所以她才两岁的幼子博穆博果尔也不可能被选中。同时，辅政王的人选也代表了各方势力的均衡。既然黄、白二旗是主要竞争对手，福临即位便已代表了两黄和正蓝旗的利益，多尔衮出任辅政则是必然之事。但他一人上台恐怕也得不到对手的同意，所以便拉上济尔哈朗。在对方看来，这是抑制多尔衮的中间派，在多尔衮想来，此人又比较好对付。而对下层臣民而言，多尔衮和济尔哈朗是皇太极晚年最信任、最重用的人，许多政务都由他们二人带头处理，所以对他们出任摄政也并不感意外。
　　就这样，多尔衮妥善地处理了十分棘手的皇位争夺问题，自己也向权力的顶峰迈进了一步。随后，统治集团处理了反对这种新格局的艾度礼、硕讬、阿达礼、豪格及其下属，稳固了新的统治。多尔衮的这一方案，在客观上避免了八旗内乱，保存了实力，维护了上层统治集团的基本一致。当然，他这一提案，是自己争夺皇位不易得逞之后才提出来的，是在两黄旗大臣“佩剑向前”的逼人形势下提出的中策或下策，而并非是他一开始就高瞻远瞩、具有极广阔的胸襟。
　　就在八旗贵族因为内部矛盾争吵不休的时候，明朝后院起火。这年十一月，李自成农民军攻破潼关，占领了西安，然后分兵攻打汉中、榆林、甘肃，在年底以前已据有西北全境，以及河南中、西部和湖广的数十府县。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转战湘赣鄂数省，亦给明廷以重创。而在关外，多尔衮一待政权稳固，并于九月派济尔哈朗和阿济格等率军出征，攻克明朝关外据点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割断宁远与山海关的联系。明朝内外交困，已经无力抵御。在新的一年到来之际，李自成农民军和清军一南一北，都距明朝政治中心北京数百里之遥，究竟谁能逐鹿得手呢？
　　公元1644 年春，历史的天平开始向农民军倾斜。三月中，农民军便包围了北京城。多尔衮虽然试图与农民军协同作战，但并没有什么结果，直到明朝崇祯帝急诏宁远守将吴三桂回师勤王，才知道一块肥肉已落入他人之口。但是，历史的偶然性使吴三桂扮演了一个举足轻重的角色。他在山海关首先接受了李自成的招降，由唐通接管了山海关，然后率兵朝见李自成。但他走到玉田时，得知自己的私人利益遭到损害，便“翻然复走山海关”，击走唐① 关于争位的详细过程，此据《清世祖实录》、《沈馆录》、《清史稿》“索尼传”、“图赖传”诸书综合而成。
　　通，背叛了李自成①。至此，历史的天平又开始向清方偏倒。
　　这时候，清廷已经意识到实现努尔哈赤和皇太极遗志的时机到了。四月初四日，即吴三桂刚刚叛归山海关之时，内院大学士范文程上书多尔衮，认为“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是我非与明朝争，实与流寇争也”。主张立即出兵进取中原。他提出，“战必胜，攻必取，贼不如我；顺民心，招百姓，我不如贼”，因此要一改以往的屠戮抢掠政策，“严禁军卒，秋毫无犯”②。即不仅在战略上改变得城不守之策，要入主中原，在战术上也要招揽民心。多尔衮接受了范文程的建议，并在得到北京为农民军攻破的确报之后，“急聚兵马而行”，与农民军争夺天下！
　　四月初十日，“吴三桂移檄至京，近京一路尽传”③。李自成此时方知事态的严重，于十三日亲率部队往山海关讨吴，但仍带有招降他的侥幸心理，行军速度亦颇迟缓，十九日前后才兵临关城之下。在此期间，吴三桂已派出使者向清军求援，使者于十五日便见到了多尔衮，向他递交了吴三桂的信函，表示如清兵支援，则“将裂土以酬”④。还不是投降的意思。多尔衮知道这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但他非常谨慎，一方面召集大臣谋士们商议，一方面派人回沈阳调兵，再一方面故意延缓进军速度，逼迫吴三桂以降清的条件就范①。由于事态紧急，吴三桂只得答应多尔衮的要求，清清军尽快入关，因为二十一日清军还距关十里，而关内炮声隆隆，喊杀阵阵，农民军已经开始攻城了。
　　多尔衮非常了解吴三桂的窘境，因此长时间地作壁上观，在李自成即将攻下东西罗城和北翼城，吴三桂几次派人又亲自杀出重围向他求救的情况下，估计双方实力已大损，这才发兵进入山海关。在与农民军的决战中，他又使吴军首先上阵，在双方精疲力竭之际再令八旗军冲击，结果农民军战败，迅速退回北京。可以说，在山海关以西发生的这次著名战役前后，多尔衮充分利用了汉族内部的阶级矛盾，挟制了吴三桂，使他不得不充当清军入主中原的马前卒。
　　山海关战役后，李自成慌忙退出北京，撤到山陕一带休整力量，以图再举。多尔衮则乘胜占领了北京，接受明朝遗老们的拥戴。从此，历史又翻开了新的一页。
　　① 参见《清史列传·唐通传》、《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永平府志》、《临榆县志》诸书，以及《中国农民战争史论丛》第3 辑上顾诚的文章。
　　② 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所藏《清世祖实录》稿本二次本，见庄练：《明清史事谈丛》。③ 彭孙贻：《流寇志》卷12。
　　④ 《清世祖实录》卷4。
　　① 《清世祖实录》卷4。
　　第三节九洲干戈开国定制在不到一年里，多尔衮为清朝立下了两件大功：一是拥戴福临，巩固了新的统治秩序；二是山海关之战中运筹帷幄，击败了农民军，占领了北京城，开启了清皇朝入主中原的历史一页。特别是他占领北京之后，严禁抢掠，停止剃发，为明崇祯帝朱由检发丧，博得了汉族士绅的好感，然后迎请顺治小皇帝赴京登基，很快稳定了占领区内的形势。这些功绩，在顺治元年开国大典上均得到表彰，不仅给他树碑立传，还赐他大量金银牲畜和衣物，并封他为叔父摄政王，确立了他不同于其他任何王公贵族的显赫地位。
　　李自成退入山陕之后，原明朝降官降将纷纷反水，但他在顺治元年（1644）六月仍积极准备反攻，坐镇平阳（今山西临汾），分兵三路北伐①。另一支农民军在张献忠率领下已建大西国于成都，统一了全川，而多尔衮对此尚不了解②。其他小规模的农民军则更是活动频繁，使近畿地区常常飞章告急。除此之外，残明势力已于五月中拥戴福王朱由崧为帝，定都于南京，改年号为弘光。虽然其政权君昏臣暗，但毕竟尚拥有中国南部的半壁富庶江山，兵多粮足，构成清朝统一中国的障碍。
　　在这种情况下，多尔衮的战略是：对农民军的主要力量坚决消灭，其中对地方小股起义、“土贼”则剿抚并用；而对南明政权则是“先礼后兵”。在此方针领导下，多尔衮先后派叶臣、石廷柱、巴哈纳、马国柱、吴惟华等进攻山西，十月攻陷太原，进而包围陕西。同时，多尔衮派出大量降清的明官对南明君臣招抚，并写信给南明阁臣史可法，提出“削号归藩，永绥福禄”③。在南明派出左懋第使团来北京谈判过程中，他将其软禁起来，并不给予明确的答复。此时，清军已于九月占领山东，十月进据苏北，与史可法的军队沿河相峙。在这种形势下，多尔衮认为全面进攻农民军和南明政权的时机已经成熟，便于十月先后命阿济格和多铎率军出征，向农民军和南明福王政权发起了战略总攻。①就当时双方力量对比而言，多尔衮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实力。由于他双管齐下，本来不多的兵力却分兵作战，兵分则势弱，容易被分别吃掉；况且此举很容易引起汉民族的同仇敌忾，使他们暂释前嫌，有可能携手作战。就在这年十月，大顺农民军二万余人进攻河南怀庆，获得大胜。败报传来，给多尔衮猛然敲了警钟。他立即令多铎暂停南下，由山东入河南，与北面的阿济格军对陕西形成前后夹击之势。历史的偶然性再一次救了多尔衮，使他得以在战略上改变两个拳头打人的方针，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击破②。很快，多铎于十二月底破潼关，李自成放弃西安转移。多尔衮下令由阿济格追击农民军余部，而多铎则继续南下。至顺治二年（1645）二月，农民军连战失利，五月，李自成牺牲于湖北通山之九宫山。这时多铎军已克扬州，史可法殉难。接着，清军渡长江，南京不战而克，朱由崧被俘，弘光政权灭亡。
　　这一连串的胜利不禁使多尔衮喜出望外，他以为天下就此平定，江山已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73 页。
　　② 《多尔衮摄政日记》，顺治二年闰六月十二日。
　　③ 《史可法集》，上海古籍出版社，第89 页；蒋良骐：《东华录》卷4。① 《清世祖实录》卷10。
　　② 《清世祖实录》卷10。《明清史料》丙编第5 本，第451 页。
　　归一统。五月底，他已对大学士们表示要重行剃发之制，六月初，正式向全国发布剃发令③。这好像是一根导火索，一下点燃了各地的抗清烽火。本来清军南下就打破了南明官绅“联清抗闯”的迷梦，鲁王政权、唐王政权已纷纷建立起来，这一下则更激化了民族矛盾，使各阶级各阶层的汉族人民纷纷起来抗争，其愤怒的情绪，如火山爆发，正如一首诗写道：“满洲衣帽满洲头，满面威风满面羞。满眼干戈满眼泪，满腔忠愤满腔愁。”①鲁王朱以海政权曾在十月给清军以重创，被时人评论为“真三十年来未有之事”②。唐王朱聿键政权也颇想有所作为，在仙霞岭一线设防备战③，但终因这两个政权的腐朽，内讧不断，而被清军各个击破。
　　抗清力量的主体是李自成、张献忠农民军的余部和自发起义的广大人民。大顺农民军余部李过、高一功、郝摇旗等与南明何腾蛟、堵胤锡部联合抗清，在湖南等地连获大捷。张献忠牺牲后，大西农民军在李定国等人率领下，与永历政权联合，也接连掀起抗清高潮。其他如山东揄园军、山西吕梁山义军等亦在北方暴动，搞得多尔衮防不胜防。根据《清世祖实录》的不完全统计，从顺治二年七月起到五年七月止的三年中，关于反清斗争及清兵攻击农民军的记录就达一百二十条左右，而官书未载的小规模斗争更是不计其数。此外，还有明降将金声桓、李成栋、姜瓖等人各怀着不同的目的在江西、广东和山西宣告反清，也使多尔衮一时手忙脚乱。虽然各地起义由于各种各样的原因先后为清军镇压下去，但直到多尔衮离开人世，他也没能看到一个他所希望的“太平”天下。尽管多尔衮在战争中充分显示了他的军事才能，但由于他制定的某些政策失当，而引起连年战乱，并招致政治、经济等一系列社会恶果。
　　在进行统一战争的同时，多尔衮也开动了整个国家机器，力图使其正常运转。在政治体制上，他无法完全采用在关外时期的一套来治理如今这样庞大的国家，而是接受了明皇朝的现成制度，并且任用所有明朝的叛将降臣，因而十分得心应手。在中央机构中，仍以六部为最重要的国家权力机关，尚书皆由满人担任，但王贝勒亲理部事的制度却在入关前夕废除掉了①。到顺治五年，多尔衮于六部实行满汉分任制度，命陈名夏、谢启光等六汉人侍郎任汉尚书，但其地位要低于满尚书，金之俊对此曾表示不胜感慨，更不胜恐惧②。多尔衮力图表现得比较开明，因此除原有的都察院之外，六科十三道也保留了下来，并一再鼓励官员犯颜直谏。总的来说，中央机构中虽承明制，但也保留了某些满族特有的制度。除满官权重这一点外，还引进了议政王大臣会议、理藩院等机构，其内院的权力比起明代的内阁要小得多，并对原明臣试图增大内院权力的努力加以压抑③。地方机构不同一些，由于新朝急需用人，所以普遍任用了降清的汉官。如多铎克南京后，把南下途中招降的明将吏三百七十二人分别任命各级职务。洪承畴总督江南军务后，也一次推荐旧官一③ 《多尔衮摄政日记》、《清世祖实录》卷17。
　　① 谈迁：《枣林杂俎》，和集。
　　② 《明季南略》卷5，“清兵大败”。
　　③ 《明季南略》卷7，“郑芝龙议战守”。
　　① 《清世祖实录》卷2。
　　② 《金文通公集》卷2，“同升录序”。
　　③ 《清世祖实录》卷15。
　　百四十九名，这些都得到多尔衮的批准。多尔衮把明朝遗留下来的国家机器全盘继承下来，乃是为适应清朝以少数民族入主中原而施行的明智之举，但急于补缺，宽于任人，难免把明皇朝的弊习带到新皇朝来。
　　对于吏治，可以说多尔衮是加意整饬的。明代胥吏之弊遗留入清，他曾批示：“衙役害民，从来积弊。..如果有巨奸，即加重治，严禁重蹈明朝故辙。”④如，发现吏部中有四名小吏，为害甚多，他批示道：“三法司严审追拟，毋得徇纵。”府、州、县守一级，贪劣者亦不乏其人。如牛金星之子牛铨，降清后任黄州知府，他在任上贪污受贿，被人举劾。多尔衮批道：“牛铨著革了职，并本内有名人员，该督抚按提问具奏，该部知道。”①最贪酷的大员当属福建巡按周世科，其为非作歹，令人发指。被人参劾之后，多尔衮批示革职，并令督抚按审问定罪，最后将其就地斩首②。此外，他还十分重视传统的京察大计，对各级官员严格考核。顺治七年正月，大计全国官员，对谢允复等八百一十六名官员分别加以革职、降调、致仕③。
　　除整顿旧官之外，多尔衮还注意选用新人。他自称：“别的聪明我不能，这知人一事，我也颇用功夫。”④所以自入北京伊始，便多次下诏各地征聘“山泽遗贤”。此外，在顺治元年十月的登极诏书中，还规定了重开科举的制度，并于顺治三年、四年、六年举行了三次会试，共取进士一千一百人。首科之中，出了四位大学士、八位尚书、十五位侍郎、三位督抚，还有都察院副都御史、通政司使、大理寺卿、内院学士等六位高官，如傅以渐、魏裔介、魏象枢、李霨、冯溥等均出自是科⑤。其他人也都充实到中央和地方的各级机构中，成为新朝统治的骨干力量。
　　由于明末清初动乱不安，社会经济十分凋敝，而要想使社会安定，非恢复和发展经济不可。清军入关甫一月，汉官宋权便提出：“尽裁加派弊政以苏民生”。多尔衮便批示道：“征输须循旧额，加派弊政速宜停止。”①十天后便发布“大清国摄政王令旨”，向全国人民宣布取消明末加派。但从主观上说，清政府按万历年间则例征派赋税，免除了天启、崇祯时期的加派，而万历末年加派之辽饷通共五百二十万两照征如故；从客观上说，由于连年战争，经济支出庞大，所以一些“杂费”的征派逐年增加。百姓一听说开征便想方设法逃避。赋税征收不上来，无法支付军费，战争却始终不得结束，形成恶性循环。对这个问题，多尔衮费尽了心机，他在会试中两次以此为题，征求贡士们的意见，又两次召开中央各部门的联席会，讨论能否在不加派的前提下增加收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②。尽管其效果甚微，但用心还是好的。在多尔衮摄政期间，他还努力整顿赋役制度，实行招民垦荒的政策，但都不很成功。他在漕政和盐政上下了大功夫，试图增加国家财政收入，对总④ 《明清史料》丙编第3 本，第227 页。
　　① 顺治六年十二月十五日湖广四川总督罗绣锦奏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② 《清史资料》第1 辑、《榕城纪闻》、《清初莆变小乘》等。
　　③ 《清世祖实录》卷47。
　　④ 《多尔衮摄政日记》。
　　⑤ 徐锡麟：《熙朝新语》卷1。
　　① 《皇清奏议》卷1，“顺天巡抚宋权题本”。顺治元年七月十四日兵部右侍郎金之俊启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② 顺治元年五月二十五日户部尚书巴哈纳题本。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清世祖实录》卷46。收入略有小补。总的来说，多尔衮的政策是最大限度地收取可能收取的财富，而又不致激起人民的进一步反抗，才勉强维持政府机器的运转。所以，清初统治者一直吃力地挣扎在财政泥沼之中，难以自拔。
　　然而，在导致清初经济迟迟不得恢复的因素中，还有圈地、投充、逃人三大恶政。
　　随着清皇朝定都北京，大量八旗官兵及其族属也进入关内，其生计便成了问题。多尔衮于顺治元年十二月下令清查无主荒地，建立八旗庄田①。但实际上并非如此，而是见好田就圈，不管是有主还是无主。若是有主之田，表面上换拨给其他土地，但大多是不毛之地，无法耕种，甚至根本找不到所拨之地。到顺治二年九月，由于关外兵民继续涌入，多尔衮下令继续扩大圈地②，河北、山东、山西等地均深受其害，人民或流亡、或反抗，官员们也纷纷谏阻。与此同时，一些汉人被迫带地投入满洲贵族旗下，不致背井离乡，还有一些地痞无赖随意指称别人之地是为自己所有，携带投充，迫使土地原主也成为旗下之奴。顺治二年三月，多尔衮准许贫民投充③，这无疑为满人通过各种方式增加自己的奴仆数量提供了借口。圈地和投充的直接后果就是“逃人”问题的严重。土地被圈或被逼投充后成为旗下奴仆的汉族百姓，无法忍受残酷的压迫而纷纷逃亡。多尔衮在顺治三年五月时发现，“只此数月之间，逃人已几数万”。因此多次下令加重对逃人及有关人员的惩罚④，即使因父子、夫妇、兄弟团聚而逃的也都得不到宽恕。但效果却适得其反，顺治六年时旗下奴婢“今俱逃尽，满洲官兵纷纷控奏”⑤。由于清统治者把这些看成是维护国体和事关八旗特权，所以凡官员为这些事上疏参劾的，一律予以严惩⑥，致使这些恶政扰害社会达数十年之久。
　　在民族关系和对外政策方面，多尔衮可以说是成功的。他首先继承了乃父乃兄的政策，对漠南蒙古友好相待。科尔沁、阿霸垓、扎鲁特、鄂尔多斯、郭尔罗斯、土默特、苏尼特、翁牛特、喀喇沁、敖汉、奈汉诸部曾入关协助清军作战，多尔衮对他们优劳有加，封赏甚丰，后来双方的封贡往还长期不断。此外，双方首脑人物也时有来往，如科尔沁部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郡王满朱习礼等贵戚前来，多尔衮等亲自迎送宴请。多尔衮因事出塞，也常与各部落王公贵族相会，从而不断加深双方的感情①。顺治二年四月，皇太极第八女下嫁科尔沁部巴雅思护朗。同年十月和四年十二月，皇太极之二女及十一女先后下嫁阿布鼐和噶尔玛索讷木。四年八月，多尔衮自己也纳阿霸垓部落笃思噶尔济农之女为妃。这些都是传统的联姻政策的体现。多尔衮正是通过这种手段，维持了北方的稳定。正如后来魏源所感叹的：“世祖当草创初，冲龄践阼，中外帖然，系蒙古外戚扈戴之力。”②多尔衮对漠北蒙古人似乎不太热情，该部蒙古对清廷也不怎么买帐，喀① 《清世祖实录》卷12。
　　② 《清世祖实录》卷20。
　　③ 《清世祖实录》卷15。
　　④ 《清世祖实录》卷26。
　　⑤ 《清世祖实录》卷43。
　　⑥ 《清世祖实录》卷28。
　　① 《清世祖实录》卷20、21、33、46。
　　② 魏源：《圣武记》卷3，“国朝绥服蒙古记”。
　　尔喀部札萨克图汗曾将满人称为“红缨蒙古”，与清廷尔我相称③。顺治三年初，苏尼特部落的腾机思等人叛清投奔漠北之喀尔喀车臣汗，因此多尔衮命多铎率军平叛，并直接与土谢图汗和车臣汗发生了冲突。事件平息之后，双方经过书信往还和使者谈判，土谢图、车臣、札萨克图三汗先后遣使谢罪，表示和解。但此三部真正向心于清政府，还是在四十年后他们在噶尔丹的威胁下迁入内蒙的时候。另外多尔衮与漠西蒙古也开始往来。清兵入关后，准噶尔下属的许多部落纷纷前来朝贡，巴图尔珲台吉也与清廷建立了联系，厄鲁特下属一些部落还曾帮助多尔衮镇压甘肃等地的人民起义。尽管这样，多尔衮对漠北、漠西蒙古人尚怀有戒心。
　　西藏和回疆也早与清廷建立了联系。统治西藏的和硕特顾实汗和达赖五世、班禅四世在顺治二、三年间上表入贡，多尔衮也遣使携礼物去慰问。顺治五年，多尔衮又派人敦请达赖喇嘛进京，加强双方的关系。对已经不占统治地位的西藏帕木竹巴家族的后代首领，多尔衮也没有轻视，亦赐号锡诰。另外，吐鲁番首领遣使入贡，多尔衮也表示欢迎，并同意对他们重新封爵。这样，在多尔衮摄政时期，清廷已与西藏和回疆的地方政权及宗教政权建立或是恢复了联系，为康熙、雍正、乾隆时期进一步确立在这些地区的统治奠定了基础。
　　清初与朝鲜的往来比较频繁。多尔衮入关之时，带着入质世子在军中，顺治二年又同意质世子等回国①。但是，他也曾多次令朝鲜贡米、水果等物，并令朝鲜为他选美女，搞得朝鲜王国人心惶惶。日本一直对清抱敌视态度，当时的德川幕府似乎有意支持南明。但在顺治元年发生的漂倭事件中，多尔衮却对那些日本人十分优待，又多次召见他们，“恳切地问话”，并在第二年送他们回国②，向日本表示了友善的态度。西方传教士自明末以来就进入中国，但多尔衮并未以狭隘的民族偏见对待他们，这从他优待和信任汤若望的行动中可以明显看出。但对葡萄牙人入广东贸易的要求仍加以拒绝③，这表现出多尔衮对少数为自己服务的外国人十分优宠，政策开明，而对有可能威胁清朝安全的较大规模双边交往则持保守态度。后来，其侄孙玄烨也采取类似的态度，不能不说受到多尔衮的一定影响。
　　③ 《清世祖实录》卷32。
　　①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38、3721、3748 页。
　　② 《鞑靼漂流记》，见《清史研究集》第一辑。
　　③ 《清世祖实录》卷33。
　　第四节功罪自有评说多尔衮以摄政王的身份，全力处理国家的政治经济事务。同时，他还不得不陷于各种各样错综复杂的矛盾斗争中。由于明末党争激烈，清初又大量引用旧人，因此明末党争积弊在清初政局中反映出来，并与满洲贵族内部矛盾纠缠在一起。从顺治二年（1645）开始，以弹劾冯铨案形成了南北党争的中心内容。是年七月，浙江道御史吴达上疏弹劾阉党余孽，矛头直指冯铨及其党羽孙之獬等①，紧接着，给事中许作梅、庄宪祖等亦纷纷上疏支持吴达②。高层官员中如洪承畴、金之俊等均是南方人，大概不会支持冯铨。多尔衮考虑到冯铨这些人死心塌地效忠于满洲贵族，如果处罚了他们，朝中南方官员得势，于清朝统治可能发生不利影响。所以过了十天，多尔衮仍未表态。但出于对稳定整个形势的考虑，他终于决定支持冯铨一派，在朝中公开申斥了龚鼎孳，仅将李森先革职，而对其他人并未深究③。从根本上说，多尔衮并未压制某一派、支持某一派。同时，也将冯铨一派的孙之獬革职，永不叙用。多尔衮只是通过双方的斗争更好地利用他们，借此达到他以汉治汉的目的。虽然汉人的党争会影响到政局，但对多尔衮利害关系更大的是八旗内部的勾心斗角。由于皇太极死后争位的余波未息，豪格显然是多尔衮最需严加防范的政敌。还在顺治元年四月，豪格就对何洛会、杨善、俄莫克图等人发泄对多尔衮的不满①。后来还屡次说多尔衮不是有福之人，没有几天的寿命。多尔衮自然对他怀恨在心，先后派他征山东、攻四川，尽管取得大捷，但并没有给予应得的奖赏，反而找借口处罚了正黄旗干将鳌拜等，最终幽禁了豪格。没有多久，豪格便死于狱中。这样，主要政敌正黄旗势力群龙无首，谭泰、拜尹图、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又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剩下几个强硬分子图赖、索尼、鳌拜等，都遭到了残酷打击。
　　多尔衮也不遗余力地分化中间派。豪格死后，所领正蓝旗已转给多铎，旗中宗室博洛也已被多尔衮拉了过去，封为端重亲王，成为摄政末期理事三王之一。正红旗中代善家族已经衰落，满达海和勒克德浑被多尔衮所笼络，且长年在外打仗，至摄政末期才参预议政。一旦犯了小错，还要受到多尔衮的惩罚②。镶红旗是不同势力的混合体，一方面是代善系统的罗洛浑、喀尔楚浑等，但年轻而逝，构不成威胁。另一方面是皇太极系统的硕塞和褚英的后代，前者已被多尔衮笼络，后者多是一勇之夫，尼堪也因投靠多尔衮而受到提拔。镶蓝旗的济尔哈朗倒是个潜在的威胁，也被多尔衮几次打击，连辅政王的职位都被多铎取代了③。
　　多尔衮真正依赖的后盾还是自己兄弟的两白旗，在扩充势力方面他也是下了些功夫的。在入关前后的战争中，他多次让阿济格和多铎充任主帅，就是让他们功勋卓著，地位难以动摇。多铎是个文武全才，很受多尔衮重用，① 《皇清奏议》卷2。
　　② 《清世祖实录》卷20。
　　③ 同上。
　　① 《清世祖实录》卷4。
　　② 《清世祖实录》卷44、47。
　　③ 《清世祖实录》卷30、33，37。
　　顺治四年七月任辅政王，成为多尔衮的左膀右臂①。但多铎并不像人们想象的那样紧跟多尔衮，有时还颇受多尔衮的斥责，特别是顺治六年多铎死于出痘，使多尔衮一派的力量不甚稳固。阿济格是一勇之夫，脾气暴躁，容易坏事，多尔衮不敢十分重用。然而，尽管他们互相之间有龃龉，有矛盾，在对付外来势力时却是团结一致的。就这样，多尔衮一方面分化中间派，一方面狠狠打击异己，使他在错综复杂的矛盾中始终立于不败之地，而且逐渐闯出了一条通向巅峰之路。
　　顺治元年十月，多尔衮被封为叔父摄政王后，俸禄、冠服、宫室之制均超过一般亲王②。据说他的府第“翚飞鸟革，虎踞龙蟠，不惟凌空挂斗，与帝座相同，而金碧辉煌，雕镂奇异，尤有过之者”③。顺治二年五月，根据赵开心的建议，多尔衮称“皇叔父摄政王”，重新规定了各项仪注，如跪拜等等，几同于皇帝。顺治四年，他又根据群臣的意见，元旦朝贺时不再对福临跪拜。到顺治五年十一月，又“加皇叔父摄政王为皇父摄政王，凡进呈本章旨意，俱书皇父摄政王”④。至此，他的权势地位已达到无以复加的程度。多尔衮大权在握，“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凡伊喜悦之人，不应官者滥升，不合伊者滥降，以至僭妄悖理之处，不可枚举。不令诸王、贝勒、贝子、公等入朝办事，竟以朝廷自居，令其日候府前”①。
　　随着权力的迅速增长，多尔衮个人的生活穷侈极欲日益发展。顺治二年时就曾想仿明制为己选宫女，后来还“于八旗选美女入伊府，并于新服喀尔喀部索取有夫之妇”②。他曾逼朝鲜送公主来成婚，但发泄欲望之后，又嫌其不美，让朝鲜再选美女，搞得朝鲜国内鸡犬不宁③。他又于顺治七年七月下令加派白银二百五十万两，在承德修建避暑之城，还亲临其地勘察，不料竟死在这里，工程才告停顿。
　　多尔衮身体一直欠佳，据他自己说，是在松山大战时劳神太多而种下的病根。而入关之后，他“机务日繁，疲于裁应，头昏目胀，体中时复不快”④。他自己也知道“素婴风疾”，即患有脑血管病。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日戌时，一代枭雄多尔衮病死在边外喀喇城。噩耗传到京城，福临下诏为他举行国丧，“中外丧仪，合依帝礼”。国丧之后，他被追尊为“懋德修道广业定功安民立政诚敬义皇帝”，庙号成宗。顺治八年正月十九日，又将多尔衮夫妇同祔于太庙，二十六日，福临正式颁诏，将尊多尔衮夫妇为义皇帝、义皇后之事并同祔庙享之事公诸于众，并覃恩大赦。
　　但是，多尔衮死后不久，其政敌便纷纷出来翻案，揭发他的大逆之罪，首先议了阿济格的罪，然后恢复两黄旗贵族的地位，提升两红旗的满达海、瓦克达、杰书、罗可铎等。白旗大臣苏克萨哈等见势头不对，也纷纷倒戈。① 《清世祖实录》卷32。
　　② 《清世祖实录》卷10。
　　③ 《皇清奏议》，“江西道监察御史杨义题本”。
　　④ 蒋良骐：《东华录》卷6。
　　① 《清世祖实录》卷53。
　　② 《清世祖实录》卷49。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784—3809 页。
　　④ 《多尔衮摄政日记》。
　　在这种形势下，先兴罗什等五人狱，然后便正式宣布多尔衮罪状，追夺一切封典，毁墓掘尸。接着，当权者又接连处罚了刚林、巴哈纳、冷僧机、谭泰、拜尹图等。多尔衮多年培植的势力顷刻瓦解。
　　多尔衮死后两个月，突然从荣誉的顶峰跌落下来，完全是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斗争的结果。但是，多尔衮对于清皇朝所立下的不世之功也绝不是政治对手们的几条欲加之罪所能掩盖的。顺治十二年正月，吏科副理事官彭长庚、一等子许尔安分别上疏，称颂多尔衮的功勋，几乎句句在理，但被济尔哈朗骂了个狗血喷头，流放宁古塔充军①。迟至一百年后，乾隆帝当政时，发布诏令，正式为多尔衮翻案，下令为他修复坟茔，复其封号，“追谥曰忠，补入玉牒”②。如此铁案又再度被翻了过来。到此时，有清一代对多尔衮的评价算有了定论。
　　多尔衮一生多妻无嗣。其正妻为蒙古科尔沁台吉吉桑阿尔寨之女，即敬孝忠恭正宫元妃。又有继福晋佟佳氏、扎尔莽博尔济吉特氏、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拉布希西台吉之女）、科尔沁博尔济吉特氏（索诺布台吉之女，即原豪格的福晋）、朝鲜李氏，还有妾察哈尔公齐特氏、博尔济吉特氏、济尔莫特氏、朝鲜李氏，前后共有六妻四妾③，仅生一女，名东莪，多尔衮倒台后给与信王多尼，以后命运不详。其养子多尔博是多铎之子，后归宗。乾隆帝为多尔衮恢复名誉后，仍以多尔博四世孙淳颖承袭睿亲王爵，一直传到民国初年。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7，《清史列传》卷2，“多尔衮”。
　　② 《清高宗实录》卷1048。
　　③ 《爱新觉罗宗谱》第5848—5852 页。
　　第四章顺治帝福临爱新觉罗·福临，清朝入主中原后第一代皇帝，顺治帝。他生于崇德三年（1638）正月三十日，是皇太极第九子。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是蒙古科尔沁部贝勒寨桑之女。
　　第一节六岁即位福临是以幼小之年在激烈政治斗争中被拥上帝位的。皇太极于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暴卒，由于未预定储嗣，所以在这一突发事件后，在其第十四弟、掌正白旗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与其长子、肃亲王豪格之间展开了激烈的皇位之争。争夺者双方势均力敌，相持不下。精明的多尔衮随机应变，提出动议，以拥立皇太极第九子福临为帝，由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和他共同辅政，结果获得通过。福临于八月二十六日登上盛京笃恭殿的鹿角宝座即帝位。次年改元顺治。
　　这位年仅六岁的童子皇帝，虽然尚不谙世事，但在满族特有的尚武精神的熏陶下，却有一种好胜的性格和天然的优越感。崇德七年（1642）年底，皇太极出猎叶赫一带，携他前往，当行猎于噶哈岭时，福临曾“射中一麅”①，那时他年仅五岁。在举行登位大典前，他出宫乘辇前往笃恭殿，乳母因其年幼欲登辇陪坐，他拒绝说“此非汝所宜乘”②，显示出不可冒犯的帝王尊严。随着年龄的增长，福临愈益感到现状对他的这种尊严实际上受到很大的挑战和侵害。
　　当时真正掌握国家实权的是他的叔叔多尔衮。顺治元年四月下旬，清军击败李自成领导的大顺农民军，五月初二，挥师至北京城下，明朝文武官员出城跪迎，多尔衮以“予来定天下，不可不从众意”，于是“乘辇入武英殿升座，故明众官俱拜伏，呼万岁”③。从此多尔衮坐镇北京指挥进军全国。六月，他与诸王贝勒大臣等定议建都燕京，遣官至盛京迎福临进京。八月二十日，福临车驾起行，九月十九日进京入宫。十月初一，福临祭告天地，成为君临全国的皇帝。但自此之后，他不过是每逢元旦及朝贺大典之日，上朝走过场而已，手中毫无实权，真正的大权仍在多尔衮手中。多尔衮“凡一切政事及批票本章不奉上命，概称诏旨，擅作威福，任意黜陟”，“竟以朝廷自居”④。“其所用仪仗、音乐及卫从之人，俱僭拟至尊。盖造府第亦与宫阙无异”⑤，“朝贺之事与皇帝一体”，实际上造成了“关内关外咸知有睿王一人”⑥的局面。
　　① 《清太宗实录》卷63。
　　② 《清世祖实录》卷1。
　　③ 《清世祖实录》卷5。
　　④ 《清世祖实录》卷53。
　　⑤ 同上。
　　⑥ 《清世祖实录》卷88。
　　第二节乾纲独断锐意更新顺治七年十二月初九，多尔衮病逝于喀喇城。顺治八年正月初六（1651年1 月26 日）福临以多尔衮同母兄英亲王阿济格谋乱，将其“幽禁”①，十二日御太和殿宣布亲政。此年他虽仅十四岁，但“坐殿上指挥诸将，旁若无人”②。二月二十一日，福临颁谕追论多尔衮罪状昭示中外，“罢追封、撤庙享、停其恩赦”③。
　　多尔衮虽遭身后之罚，但其势力仍在。消除其影响，收回被分散削弱的皇权，确实很费周折。福临亲政之初，为处理纷繁的日常政务，曾下令“复用诸王”于部院④。其中被多尔衮严重打击的郑亲王济尔哈朗开始握有重权。但这时福临的注意力集中于如何翦除多尔衮的亲信余党上。闰二月他下令处死谄附多尔衮而握有实权的大学士刚林、祁充格，八月杀掉固山额真、吏部尚书谭泰，十月令阿济格自尽，这一系列的措施沉重打击并消除了多尔衮派的势力。在根本上稳定了政局之后，顺治九年正月，福临谕内三院说：“以后一应奏章悉进朕览，不必启和硕郑亲王。”⑤三月又下令：“罢诸王贝勒贝子管理部务。”⑥从而大权集于一身，他当上名副其实的大清皇帝。
　　福临是个刻苦学习，励精图治的帝王。他曾说：“朕极不幸，五岁时先太宗早已宴驾，皇太后生朕一身，又极娇养，无人教训，坐此失学。年至十四，九王（多尔衮）薨，方始亲政。阅读诸臣奏章茫然不解，由是发愤读书。每晨牌至午理军国大事外，即读书至晚，然顽心尚在，多不能记。逮五更起读，天宇空明始能背诵。计前后读书读了九年，曾经呕血。”①这是实情。他曾在座右自书：“莫待老来方学道，孤坟尽是少年人”②，以警策自励。他博闻强记，耽爰诗赋戏曲，每于绝妙辞章，赞赏不已。但他并未忘记君主的身份，对经书也下了不小的功夫。他尤善于思索，常以致用。大量的汉文典籍对他影响极深。在研读典籍中，他对孔子、朱元璋以及朱由检发生极大兴趣。从这几位人物的思想活动中，悟得了治国安民的道理，形成了他的治国思想。他很想有一番作为。
　　尊孔与思想统治福临亲政之时社会很不安宁，各地抗清斗争连绵不断。其中南明永历政权得到大西农民军余部孙可望、李定国等的支持，在云、贵、两广一带活动，郑成功率部坚持在闽浙沿海一带斗争，这是两股最大的抗清势力，不断威胁着清朝的统治。清兵在战场上失利的警报不时飞向朝廷。福临亲政的第二年，定南王孔有德失守桂林自杀，敬谨亲王尼堪遇伏衡阳身死，震惊朝野，当时① 《清世祖实录》卷52。
　　②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九）第3809 页，中华书局1980 年版。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四本。
　　④ 《清世祖实录》卷55。
　　⑤ 《清世祖实录》卷62。
　　⑥ 《清世祖实录》卷63。
　　① 道忞：《北游集》。
　　② 道忞：《百城集》卷3。
　　各种矛盾错综复杂，而民族矛盾尤为激烈。因而福临感到巩固统治的当务之急是收拢人心，安定社会。为此，他努力推行教化，以加强思想统治。
　　福临膺服孔子，他号召臣民尊孔读经，提倡忠孝节义。他亲政后的第二个月，即遣官赴孔子故乡阙里祀孔子。九年九月他亲率诸王大臣等到太学隆重释奠孔子，亲行两跪六叩礼。他谕学官、诸生说：“圣人之道如日中天，讲究服膺，用资治理。尔师生其勉之。”①福临还命内院诸臣翻译五经，他赞美说：“天德王道备载于书，真万世不易之理也。”②他认为“治平天下莫大乎教化之广宣，鼓动人心莫先于观摩之有象”③。于是，他主持编修《资政要览》、《劝善要言》、《顺治大训》、《范行恒言》、《人臣儆心录》等，均亲自撰写序言。十二年（1655）春，他谕礼部说：“朕惟帝王敷治，文教是先，臣子致君，经术为本。”“今天下渐定，朕将兴文教、崇经术以开太平，尔部即传谕直省学臣训督士子，凡六经诸史有关于道德经济者，必务研求通贯，明体达用。”④号召全国读经。他以“自古平治天下莫大乎孝”⑤，特命大学士冯铨为总裁官编《孝经衍义》。他为“考百代之是非”⑥，特命大学士巴哈纳、刘正宗等为总裁官编《通鉴全书》。他大力提倡忠孝节义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顺治九年敕封关羽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神化了关羽的忠义。他一再下令旌表各省的“忠孝节烈”之人，并注重实行满汉一致。九年（1652）十一月他谕“命诸王宗室内有孝友义顺及守节贞烈者，宗人府核实具奏，礼部照例旌表”①。从此开始在八旗中旌表忠孝节烈。十年四月决定满洲部院各官与汉官一样实行“离任丁忧”制。他视尽忠尽节为人生最高的道德准则，表彰北京被李自成攻陷时故明朝臣之“殉君死难”者，赞扬其“幽忠难泯，大节可风”，下令礼部“详访确察死节职名并实迹具奏”②，“给谥赐祭”③。他还特为“身殉社稷”的崇祯帝朱由检立碑，赞扬他“励精图治”，追谥为“庄烈愍皇帝”④。对“从君殉节”的明司礼监太监王承恩，更是赞扬备至，称道他“目击艰危，从容就义”，“即古之忠臣烈士何以加焉？”特为立碑致祭赐谥为“忠”，以“使尽忠者以为劝，不忠者以为戒”⑤。通过全面倡导忠义，树立了清朝是传统道德捍卫者的形象，对消除广大汉族人民对清统治者心理上的隔阂，对缓和民族矛盾，特别对争取、安定汉族地主阶级的人心，产生了积极的作用。
　　重用汉官① 《清世祖实录》卷68。
　　② 《清世祖实录》卷72。
　　③ 《清世祖实录》卷88。
　　④ 《清世祖实录》卷90。
　　⑤ 《清世祖实录》卷97。
　　⑥ 《清世祖实录》卷97。
　　① 《清世祖实录》卷70。
　　② 《清世祖实录》卷70。
　　③ 《清世祖实录》卷76。
　　④ 《清世祖实录》卷130。
　　⑤ 《清世祖实录》卷141。
　　在争取汉族地主阶级，提高汉官权力、重用汉官方面，福临进行大胆的尝试和努力。他已感觉到满汉和谐对维系统治的重要，决心改变“各衙门奏事，但有满臣未见汉臣”的现象，于十年（1653）正月谕内三院：“嗣后凡奏进本章”，要“满汉侍郎、卿以上参酌公同来奏”，以达到满汉的“一心一德”①。尽管实际上难以完全做到，他对汉官的态度也总有反复，但他提高汉官权力的思想却有所发展。十六年十月，他谕吏部：“向来各衙门印务，俱系满官掌管，以后各部尚书、侍郎及院寺堂官受事在先者，即著掌印，不必分别满汉。尔部即传谕各衙门一体遵行。”②这是破天荒的决定，不论实际执行情况如何，汉官权力地位有了明显提高。他还一再要求满汉官员和衷共事，“凡会议政事，原应满汉公同商榷，斟酌事理，归于至当”，“不拘满汉皆可具稿”③，不许“满汉两议”④的现象再出现。
　　他对汉族地主阶级的上层人物，也极力笼络。他以皇太极第十四女下嫁吴三桂之子吴应熊，以示优宠。大学士党崇雅告老还籍时，他两次破格召见，赐坐，赐衣帽、靴袜、茶饭，“温语慰劳良久”⑤，并特命满大学士车克送行。顺治十五年（1658）状元、翰林院修撰孙承恩英年早逝，他“深悼惜之，赐白金三百两归其丧”⑥。对洪承畴的重用，更突出地反映了福临争取汉人的勇气。洪承畴原是皇太极时降清的明朝著名将领，他在建议清军入关和招抚江南中立了大功，后遭满将猜疑被召回京，任大学士而无实权。福临为结束西南战事消灭永历政权，认为“必得夙望重臣，晓畅民情，练达事理者，相机剿抚，方可敉宁”，而“偏察廷臣无如大学士洪承畴”，因于十年五月，特升洪承畴为经略，“经略湖广、广东、广西、云南、贵州等处地方总理军务兼理粮饷”，破格授予“假以便宜”之权：“应巡历者随便巡历，镇抚以下听其节制，兵马钱粮听其调拨。一应剿抚事宜不从中制，事后报闻。满兵或留或撤，酌妥即行具奏。文武各官在京在外，应取用者择取任用。升转补调随宜奏请，吏兵二部不得掣肘；应用钱粮即与解给，户部不得稽迟。归顺官员酌量收录，投降兵民随宜安插。”①这是极大的信任。福临又亲自对洪承畴说：“卿练达民情，晓畅兵事，特假便宜，往靖南服。一应调度事宜，悉以委托。距京虽远，眷注弥殷。务殚忠猷，副兹信任。凡有奏请，朕靡不曲体。”②洪承畴就是在这种特殊的信任中坐镇西南的。但洪承畴却有负委任，他坚持“以守为战”的方针，从未主动出击，致使坐镇数载，虚靡兵饷。因而引起朝臣不满，认为这是“坐而自困之道”③。后来，洪承畴也感到不妙，而上疏说，几年来“一筹莫展，寸土未恢”，自知“罪状有如山积”④。于是一再请求解任。福临一再“优旨慰留”，表示了对洪的不动摇的信任。后来，就在① 《清世祖实录》卷71。
　　② 《清世祖实录》卷129。
　　③ 《清世祖实录》卷141。
　　④ 《清世祖实录》卷143。
　　⑤ 《清世祖实录》卷90。
　　⑥ 王士祯：《池北偶谈》卷3。
　　① 《清世祖实录》卷75。
　　② 《清世祖实录》卷76。
　　③ 《清世祖实录》卷91。
　　④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经略洪承畴揭帖》。
　　洪承畴难以为继，准备“回京调理”⑤之时，大西军发生内讧，孙可望到洪承畴军前投降，终使洪收到了“以守为战”的招抚之功。这里福临对洪承畴的坚决一贯的信任，作用巨大。当时魏裔介就说：“若非经略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阁部洪承畴亦岂能有所作为？”⑥缓和社会矛盾的招抚政策福临在政治上积极推行宽松和招抚政策以缓和矛盾，对各地出现的反抗斗争他不主张一概坚决镇压。他亲政的第二个月谕兵部说：“朕思各处土寇本皆吾民，或为饥寒所迫，或为贪酷官吏所驱，年来屡经扑剿，荡平无期。皆因管兵将领纵令所部杀良冒功”，“真贼未必剿杀，良民先受荼毒，朕甚痛之”。因而下令“不得轻动大兵，使玉石俱焚”①。三月谕户部，允许原清兵入关时俘获而隶旗下为奴的汉人回乡探亲，“其父母兄弟妻子有愿投入旗下同归一处者，”“准其完聚。以示朕满汉一视之仁”②。七月又谕户部：“数年以来投充汉人生事害民，民不能堪，甚至有为盗、窝盗者，朕闻之不胜痛恨。”他下令“今后各该地方官如遇投充之人犯罪，与属民一体从公究治”③。这对当时造成社会极度恐慌混乱的逃人法、投充法来说，虽然不能根本改变，但多少起了一定的缓和作用。对各地的抗清势力和抗清活动他坚持剿抚并施的方针，并突出招抚一手。顺治十年四月，当偏沅巡抚奏报查获明福清王嫡子朱由杞并伪刘知府所遣文卷一箱，有故明宗族废绅往来书札一事时，福临下令：“朱由杞著即就彼正法，文书即行焚毁。若翻阅穷究必致扰害地方，所首文书内有干连者，即行释放。”④他又颁敕江南等处，公开声明改变多尔衮在世时凡因抗拒后来降者多被诛戮的作法，而“大开生路，许其自新”①。十五年八月下令：“即事急来降者亦皆当收养。纵有逃亡听其自去，始足彰我恩育之仁。”他还感慨地说：“夫以威服人，何如以德服人之为愈也！”②这种思想在对待郑成功与孙可望的问题上表现得最为充分。
　　顺治九年十月，福临指示浙闽总督刘清泰招抚郑成功。他故意开脱郑成功的“罪过”，把郑所以抗清的原因归结为“必地方官不体朕意，行事乖张”和多尔衮对降清后的郑芝龙“看守防范”而使“成功等疑惧”所致。福临保证如郑成功听抚“归顺”，“许以赦罪授官，听驻扎原地方，不必赴京”③。十年五月，福临又特颁敕谕对郑氏家族大加封爵，再次赞扬郑芝龙降清大功，指责多尔衮与地方官吏之咎，造成郑成功“前有功而不能自明，后有心而不能上达”的局面，并恳切地对郑成功说：“朕亲政以来，知百姓疮痍未起，不欲穷兵，尔等保众自全亦非悖逆，”对郑成功的抗清活动表示谅解。于是将“首倡归顺赏未酬功”而软禁了七年之久的郑芝龙特封为同安侯，封郑成⑤ 《清世祖实录》卷110。
　　① 《清世祖实录》卷54。
　　② 《清世祖实录》卷55。
　　③ 《清世祖实录》卷58，顺治八年七月丙子。
　　④ 《清世祖实录》卷74。
　　① 《清世祖实录》卷102。
　　② 《清世祖实录》卷120。
　　③ 《清世祖实录》卷69。
　　功为海澄公，郑氏家族中其他要人也有封爵，“各食禄俸如例”。这是破格厚封重赏。福临还特地差官专程往闽海“赍赐郑成功海澄公印一颗、敕谕一道”④。敕谕中同意郑成功归顺后仍驻泉漳惠潮四府之地，勉慰郑成功：“尔膺此宠嘉，受兹信任，务殚心竭力，以图报称。”他保证“山河带砺，垂于永久。”⑤但郑成功并不剃发，且提出要管辖“全闽”、“屯扎舟山”等清廷难以接受的苛刻要求。对此，福临仍以极大的耐心说：“剃发归顺则已，如不归顺，尔其熟思审图，毋贻后悔。”仍对郑成功抱有希望。招抚郑成功的努力虽然失败了，但福临的招抚政策仍然坚定不移。
　　顺治十四年末，大西军将领孙可望同李定国争权斗争失败，在丧失了十几万军队之后，走投无路，仅携数百人仓皇降清。福临接报后“深为忻悦”，称赞孙可望是“识时俊杰”。他说“凡悔罪投诚纳土归命者，不特赦其既往，抑且优加封爵，俾享尊荣”。于是特封孙可望为义王，“以示优眷”。他更把孙可望的投降视为他招抚政策成功的模式，感到“殊可嘉悦”①。因此特命学士麻勒吉赍封王敕书专程前往迎接。当孙可望到京后，他命令隆重接待并予以白银万两等丰厚赏赐。但满汉朝臣对孙可望的势穷来降却“意怀轻忽”②，甚至纠他“悖谬之罪”。对此孙可望心虚胆战，“汗流浃背，寝食不安”，请求“处分”，并“疏辞封爵册印”。福临虽然看出了问题，说：“王以孤踪疑畏，控辞册印，理亦宜然。但封爵出自朕裁，孰敢陵侮；虽系孤踪，不必疑畏”③，但仍加留养，以表示招抚的坚定意志与许诺必践的信义。
　　对联系蒙、藏族的重视福临极为重视与蒙古、西藏等边疆少数民族的联系。他深悉蒙古西藏笃信喇嘛教，“惟喇嘛之言是听”④，因而奉行自皇太极以来宠幸喇嘛的政策。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时曾遣官往请五世达赖喇嘛赴京，达赖应允辰年即顺治九年（1652）前来。福临亲政后遣官再请，同时特于北京建西黄寺一座，预为达赖到京下榻之用。五世达赖奉召即率三千喇嘛浩荡前来。福临准备亲自离京赴边外迎接，以示优隆，由于大学士陈之遴、洪承畴等谏阻，才改派大臣往迎。十二月达赖到京“进献马匹方物”，福临特于南苑接见，“赐坐，赐宴”①。十年正月又宴赏于太和殿，同时命诸王“依次设宴”②达赖一行。二月，达赖因水土不服辞行，福临再次宴赏于太和殿，命郑亲王济尔哈朗等于清河饯行，命和硕承泽亲王硕塞等率八旗官兵护送返藏。四月遣官赍金册金印赐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③。
　　④ 《清世祖实录》卷75。
　　⑤ 《清世祖实录》卷79。
　　① 《清世祖实录》卷113。
　　② 《清世祖实录》卷136。
　　③ 《清世祖实录》卷136。
　　④ 《清世祖实录》，卷68。
　　① 《清世祖实录》卷70。
　　② 《清世祖实录》卷71。
　　③ 《清世祖实录》卷74。
　　澄清吏治吸取明朝灭亡教训，澄清吏治，是福临亲政期间考虑最多、也最伤脑筋的问题。他有惩于崇祯帝的不幸遭遇，他认为朱由检“励精图治，宵旰焦心”④，“孜孜以康阜兆民为念”⑤，是很想有一番作为的帝王，但因“有君无臣，孤立于上，将帅拥兵而不战，文吏噂沓而营私”，终于造成“国势莫支”⑥，国破身亡的悲剧。他为稳坐天下，亟力寻求长治久安之策，一再向臣下求言。顺治十年正月特召大学士陈名夏“问天下何以治，何以乱，且何以使国祚长久？”以及“得人如何？”①十二年正月谕吏部，令在京七品以上满汉文武官员，“凡职掌所属，向来积弊之处，见今整顿之方，详切敷陈”。并令地方官员亦“直陈无隐”。同时又谕吏部、都察院及科道官员“各据所见极言无隐”②。尽管他一直未能找到良策，但确实进行了不懈努力，采取了不少的措施。
　　他推行甄别之法，擢优汰劣，要求各地督抚对所属官员“严加甄别，有德有才兼通文义者著保奏”，“不堪为民牧者立行参劾，不得姑留地方害民..不行纠参即为溺职，事发一并治罪”③。他认为“知府乃吏民之本，若尽得其人，天下何患不治”，并认为全国百余府中有三十府最为重要。为选好知府，他于十二年正月下令“在京各衙门满汉堂官三品以上及在外督抚，各举才行兼优堪任知府者一人，详开履历事迹具奏，吏部再加察议，奏请定夺，以备前三十处知府之用”。为得到真才，福临亲自动手选拔官员。十年三月，他谕内三院：翰林院官员“必品行端方、文章卓越方为称职”。为此他要“亲加考试，先阅其文，后观其品，再考其存心持己之实据，务求真才”④。显见，他把才放在第一位。次月，他便将经过考试的各官“御笔亲定去留”⑤。有时他将随时发现的人才越级提升。一日他微行入翰林院，见庶常胡兆龙独自学习清书（满文），他当即传旨“超升学士三级为侍读”①。
　　顺治十年三月，他采纳吏科给事中魏象枢的建议，实行京察“大计”，即对各地官员普遍进行考核。这次大计中共有九百六十九名官员受到了革职、降调、致仕的处理。从此三年一大计，定为制度。这年四月，他谕吏部：“京官殿最亦当察核”②。这是考核在京官员的京察，从此也按期举行，成为制度。
　　他加强对内外官员的监督，尤为重视都察院和御史的作用。他以“都察院为朝廷耳目官”，一再申饬：“上自诸王下至诸臣，孰为忠勤，孰为不忠④ 《清世祖实录》卷141。
　　⑤ 《清世祖实录》卷130。
　　⑥ 《清世祖实录》卷141。
　　① 《清世祖实录》卷71。
　　② 《清世祖实录》卷88。
　　③ 《清世祖实录》卷54。
　　④ 《清世祖实录》卷73。
　　⑤ 《清世祖实录》卷74。
　　① 彭孙贻：《客舍偶闻》。
　　② 《清世祖实录》卷74。
　　勤，及内外官员之勤惰，各衙门政事之修废，皆令尽言”，“分别参奏”③。与此同时，还向各地派出大量御史，作为皇帝的“耳目”以“简任巡方”，“察吏安民”④。他还下令满汉官员互参，即互相监督，“如汉官玩误，满官据实奏闻；如满官执延，汉官亦据实奏闻”⑤。
　　福临加强对官员的控制，不许结党结社，不许太监预政。他有惩于明末士人结党、太监干政的祸国，多次严令“内外大小官员，各宜恪守职掌，不许投拜门生。如有犯者即以悖旨论罪”⑥。他认为投拜师生即为结党，后竟定为不赦之罪。他严厉惩处“贿买关节，紊乱科场”⑦的考试作弊行为，屡兴科场狱案。他严禁私交、私宴，他认为如此行事便可以“永绝朋党之根”⑧。顺治十年六月下令禁太监预政，设十三衙门专为“宫禁役使”，“不许（太监）干涉一事，不许招引外人，不许交结外官”。“如有内外勾结”，“审实一并正法”①。十二年六月命立十三衙门铁牌，上刻敕谕严申不许中官干政之条，如有“窃权纳贿，嘱讬内外衙门，交结满汉官员”等事“即行凌迟处死”②。为了锻炼官员，他还实行官员内升外转的办法。十年四月他谕吏部说：“国家官员内外互用。在内者习知纪纲法度，则内可外；在外者谙练土俗民情，则外亦可内。内外敭历，方见真才。”③福临认为“治国安民首先严惩贪官”。④他对贪官深恶痛绝，惩处贪官成了他清澄吏治的重要一环。他严惩了一些贪官，如首先迎降的恭顺侯、漕运总督吴维华，以贪一万余两，虽因有功免死，却“革职，永不叙用，赃追入官”⑤。他三令五申告诫大小官不可贪赃身败，但收效甚微，贪赃枉法者仍然接连不断。福临寄予最大希望的耳目官巡方御史也接连以身试法。如顺天巡按顾仁出巡前，福临两次召见，谕其“洁己率属，奠安民生。若不法受贿负朕委任，则不拘常律，虽赃数无多定行正法”⑥。可他到任之后即悖旨贪婪，索取贿赂，陷害无辜，造成受害人冤抑难申刎颈叩阍这一轰动一时的大事件来。此事对福临震动很大，他除了杀掉顾仁并处罚一应干连人等外，还下令：“贪官蠹国害民，最为可恨”。“嗣后内外大小官员凡受赃至十两以上者，俱籍其家产入官。”①立法不为不苛刻，但仍然止不住贪官恣肆。十四年七月福临很赏识的原巡按御史刘嗣美也因“监守自盗”②被流放。十五年十一月江③ 《清世祖实录》卷64。
　　④ 《清世祖实录》卷59。
　　⑤ 《清世祖实录》卷64。
　　⑥ 《清世祖实录》卷106。
　　⑦ 《清世祖实录》卷116。
　　⑧ 《清世祖实录》卷106。
　　① 《清世祖实录》卷76。
　　② 《清世祖实录》卷92。
　　③ 《清世祖实录》卷74。
　　④ 《清世祖实录》卷54。
　　⑤ 《清世祖实录》卷67。
　　⑥ 《清世祖实录》卷95。
　　① 《清世祖实录》卷95。
　　② 《清世祖实录》卷111。
　　南按察使卢慎言“贪赃数万”③被处极刑。面对“贪习犹未尽改”的现实，福临愈加恼火，他下令：“今后贪官赃至十两者，免其籍没，责四十板流徙席北地方。”④“衙役犯赃一两以上者流徙”。于是有的大臣上奏认为此法“过重”，致使“人犯抵死不招”。刑部等衙门也会议奏请“今后衙役亦照官律拟罪”。福临仍然不以为然，他说：“与其畏法不招，何若使其畏法不贪！”“朕明知立法既严，于贪官蠹吏有所不便，必怀怨心，但轸念民生，即为贪蠹所怨，亦不遑恤。若不如此，贪风何由止息！”所奏与所议“俱属不合，著严饬行！”⑤福临非常欣赏与佩服朱元璋诛戮大臣，以重法治世的经验。他惩贪决心坚定，无奈事与愿违，惩贪与澄清吏治的其他问题一样，终顺治一朝，也未能解决好。
　　稳定社会经济的努力福临在稳定社会经济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努力。清入关之初，虽然公布以明朝会计录征收赋税，但战乱之后，地荒丁逃，赋无所出。再由于连年用兵，国库耗支巨大，已入不敷出。福临亲政时各直省钱粮缺额已至四百余万两，“赋亏饷诎”①，出现了严重的财政困难。福临认识到“兵饥则叛，民穷则盗”②的道理。为稳定好社会经济，他采取了一些措施，比较突出的有鼓励垦荒等政策。
　　福临接受大学士范文程等人建议，于顺治十年以后推行屯田垦荒。重点地区是受战争破坏严重的四川及北方各省，由政府发给牛犋籽种，招民开垦，实行三年起科。在辽东一带更实行招民垦荒授官令，鼓励人们赴辽东开发。顺治十三年秋下令鼓励富人垦荒：“如有殷实人户，能开至二千亩以上者，照辽阳招民事例，量为录用。”③十四年夏公布督垦荒地劝惩则例。则例中规定督抚按及道府、州县、卫所等各级官员在一年内，按垦荒数量给以记录或加升一级的奖励，同时还规定了文武乡绅及贡监生民人等垦荒的奖励办法。并规定“若开垦不实及开过复荒，新旧官员俱分别治罪”④。十五年冬，又实行捐资开垦法：“州县士民暨见任文武各官并闲废缙绅有能捐资开垦者请敕部，分别授职升用。”⑤垦荒政策的推行取得了一些成效，对困弊不堪的社会经济起了一些复苏的作用，但因当时全国战火未熄，社会仍在动荡之中，总的说来收效不大。
　　当时由于战乱，不仅出现地荒丁逃的现象，还有隐匿土地及占垦明代藩王勋戚地产不报的情形，以致官府所掌握控制土地的数量很少，严重影响了国家赋税收入。福临亲政后对隐匿土地者实行了宽大政策：“直省报荒地方有隐漏田粮以熟作荒者，许自行出首，尽行免罪。其出首地亩，即以当年起③ 《清世祖实录》卷123。
　　④ 《清世祖实录》卷125。
　　⑤ 《清世祖实录》卷142。
　　① 《清世祖实录》卷69。
　　② 《清世祖实录》卷67。
　　③ 《清世祖实录》卷102。
　　④ 《清世祖实录》卷109。
　　⑤ 《清世祖实录》卷121。
　　科，以前隐漏钱粮概不追究。”①这一政策的公布，出首报垦者开始大量增加。对“为豪强侵占，以熟作荒”散在各地的原明代王田，福临令地方官彻底清查后，实行“房屋应行变价，地土照旧招佃”的办法，因而做到“粮租兼收”②。
　　福临注意了减轻人民负担过重的问题。他亲政伊始就曾宣布多尔衮为于边筑城避暑搞的九省加派“著即停止”③，以苏民困。但人民其他的负担有增无已。福临看到了“比年以来军兴未息，催征烦急”，“民间充解物料，款项烦多，以致佥点解户，赔累难堪”的赋役繁重的情形。这是制度不健全所致。他认为明代的一条鞭法，“总收分解，责成有司，小民便于输纳，不受扰害，国家亦收实课不致缺用，立法良善”。因此命令户部“详议具奏，以便永远通行”。以后由政府向税户颁发“易知田单”，作为纳税凭证，它起到了防止地方官吏加征私派的弊病的作用。为使国家向民间征赋役制度化，顺治时制定了《赋役全书》。早在顺治三年，清政府已命户部郎中王弘祚主持修订《赋役全书》，但迄未完成。福临亲政之后十分重视此项工作，十四年十月命已升为户部左侍郎的王弘祚再次重修，将明末的剿饷练饷等尽行蠲免，赋税征收以万历年间原额为准，书成之后颁行天下。
　　此外，福临为不“苦累小民”，多次免除一些省份的土特产贡品，并一再蠲免受灾地区的钱粮，以休养生息。但同时为解决燃眉之急，他还准许富绅捐官①，甚至一再批准在某些地区征收练饷、辽饷②。这类互相矛盾的现象，曾不断出现。
　　① 《清世祖实录》卷102。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第160—161 页。
　　③ 《清世祖实录》卷53。
　　① 《清世祖实录》卷69。
　　②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一辑，第155、158 页。
　　第三节偏袒满人刚愎任性福临冲龄践祚，君临天下，确实具有治理好国家的强烈愿望，他亲政之后采取了不少有特色的措施，取得了一些成就。但他的行动中又出现了不少自相矛盾、自坏章法之事。其主要原因大致有二：一是政治上偏袒满人，一是性格上的偏颇。
　　偏袒满人福临对汉官的信任政策，确实反映了他的勇气与魄力，但他始终也未改变清朝“首崇满洲”的既定国策，一到关键问题上他又总是袒护满人。他对维护满洲贵族利益的五项政令，不仅从来不予触动，反而一再重申要坚持满洲的衣冠服饰，不许放宽逃人之令③。为了捕获所谓“逃人”，他批准设立督捕衙门，并“以逃人逃多获少，不行严察”之故降革督捕官员④。他将主张部院大臣专用汉人不用满人及建议修改逃人法的言官如李呈祥、李、魏琯等流放东北，甚至于十一年四月下令将主张“留发复衣冠”的内翰林院大学士陈名夏处绞。正因为这种政治上的偏袒，使他对不少重大问题不了了之。
　　顺治九年十二月在京查获一起“元凶巨盗”李应试案。李应试又名黄膘李三，原系明朝漏网重犯。入清后，他“交通官吏，打点衙门，包揽不公不法之事，任意兴灭，甚至文武官员多与投刺会饮，道路侧目，莫敢谁何”。他“盘踞都下多历年所，官民震慑，莫敢撄锋”，只“因别事发觉”①，才罪状暴露。但鞫审之日，“诸臣畏不敢言。”大学士宁完我、陈之遴也“默无一语”。在奉命审理此案的济尔哈朗诘责下，陈之遴说：“李三巨恶，诛之则已，倘不行正法，之遴必被陷害。”陈名夏上奏说：“李三广通线索，言出祸随。”②这确是一起非同小可的大案要案。但福临除将李应试等首要几个人正法外，其兄弟子孙亲戚等，皆免拿问，不加深究。当籍没其家时“得缙绅名札甚多”，福临也一概“不问”。这在善搞株连，动辄兴起大狱的清初来说，确是一个奇怪的例外。而在此案暴露之前与之后竟没有一个汉臣和言官对此发出只字议论。为何如此呢？原来李应试有一种特殊本领：“事诸王贝勒等得其欢。时汉官疏隔，冀通肺腑，并藉径应试交关请托，势倾一时。”③他是与满洲当权的王贝勒有密切关系之人，汉官不是一律畏李而是一律畏满。这是畸形的心理，是清初满洲贵族特权所造成的一个严重问题。这是满洲王贝勒勾结恶人作恶的一起大案，它的存在本已危及国家，但福临由于偏袒满人，所以也就见不及此，福临不加深究，黑幕究竟如何也就无人敢揭、无从知晓了，当然也谈不上从中吸取应有的教训。
　　十五年五月又发生了一起总督自杀事件。十四年年底福临因孙可望于洪承畴军前投降，特封其为义王。十五年年初特命满洲学士麻勒吉为使，专程前往赍送敕印，并偕其来京。当返回途中，直隶、山东、河南三省总督张悬③ 如《清世祖实录》卷71、78、90、107 各有关条目。
　　④ 《清世祖实录》卷101。
　　① 《清世祖实录》卷70。
　　② 《清世祖实录》卷71。
　　③ 谈迁：《北游录》《纪闻下》。
　　锡迎接于顺德，遭到麻勒吉凌辱，斥其“失仪”。“始而倨傲之不与见，既而鄙薄之不与坐、不与言，侮辱情状，诚所难堪”。后又言“我们到南边，洪经略差人远接餽遗，日日来见，何等小心。”还明言索贿，要求“餽送驼骡”①。张悬锡以贿赂、党与为朝廷首禁之条，拒不纳贿，但又虑以后难熬，因愤极自刎未遂。福临得报后斥责张悬锡“殊失大臣之体”②，降三级调用。“以听勘诣京师，居僧寺”③。福临令大臣往勘取口供。张悬锡不敢尽吐实情，质审诸臣亦“瞻循麻勒吉等，不行详察”④。福临遂令吏部详察议奏。张悬锡在说出真象后，便于僧寺自缢身亡。麻勒吉公然索贿竟致总督以死，按福临一再强调的命令是要遭到严惩的。九卿科道会议遂议麻勒吉应革职、籍没家产并鞭一百为奴。议上，福临下令“麻勒吉革去所加之级，再降二级，仍留原任”⑤。这等于没有处分。福临竟如此同自己开玩笑，自乱章法，显然他是把满洲贵族作为法外之人。这是偏袒满人造成的政治失明。
　　刚愎任性福临有胸怀大志富于进取的气质，又存在着浮躁易怒、任性放纵的顽症。顺治八年二月皇太后告诫皇帝的谕中有“惩忿戒嬉”①，这是母知其子，可谓说到了病根。后来和尚木陈忞说他“龙性难撄”②，茚溪森说他“生平性躁”③，看法都是一致的。
　　本来从努尔哈赤开始，清廷的规矩是宫女不以汉人充当。但在太监的影响下，福临追求声色，耽于逸乐，选收汉人宫女。顺治十二年竟派内监赴江南采买女子，弄得大江南北人情惶骇，为避免灾祸临头，纷纷嫁女而“喧阗道路”④。七月兵科右给事中季开生特上疏谏阻。福临览奏非常气愤，他强辩说根本无买女子之事，“太祖、太宗制度，宫中从无汉女。且朕素奉皇太后慈训，岂敢妄行。即天下太平之后尚且不为，何况今日？”斥责季开生不“言国家正务实事”，以“茫无的据之事”“妄捏■奏，肆诬沽直，甚属可恶”⑤。于是将其革职，流放尚阳堡。象季开生这样真心为清朝、为福临着想而被惩罚、被流放的言官不止一人。事后，福临怕因此堵塞言路而一再求言，十五年五月御史李森先上奏说，皇上屡下求言之诏，而大小臣工犹然迟回观望的原因在于，“从前言事诸臣一经惩创则流徙永锢，遂相率以言为戒耳”。他建议要开路，首先应将因建言被流放的李呈祥、季开生等予以恩赦。一遇到这一实际问题，福临又恼火了，他斥责李森先“明系市恩徇情”，“著吏部① 《清世祖实录》卷118。
　　② 《清世祖实录》卷117。
　　③ 《清史稿》卷273《张悬锡传》。
　　④ 《清世祖实录》卷117。
　　⑤ 《清世祖实录》卷119。
　　① 《清世祖实录》卷53。
　　② 道忞：《北游集》。
　　③ 行森：《圆照茚溪森禅师语录》卷6，转引自《陈垣学术论文集》。
　　④ 董含：《三冈识略》卷3。
　　⑤ 《清世祖实录》卷92，顺治十二年七月乙酉。
　　从重议处”①。李森先又险些遭到流放。
　　福临刚愎自用，对一切冒犯其尊严或不顺心者，动辄惩处。十二年八月国史院检讨孙自式目睹吏治败坏的现实，上疏自请为本县县令，但这违背了居官回避乡里的原则。对此，福临却采取了人们意想不到的举动：“诏赐牛黄丸归里养疾”，开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玩笑。这种任性还算“谑而不虐，或者犹有童心”②。其对大学士兼刑部尚书图海的处理则纯属滥施专制淫威了。十六年闰二月，福临突然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负恩溺职，殊为可恶”③。于是将其革职，家产籍没。阿拉那是二等侍卫，因被讦告抽刀击人，经兵刑两部审理定罪，最后奏请福临批准执行，此案已经结束，与图海无关。福临故意扯来，借题发挥，显然是因图海在其面前“务求己胜”而大为恼火。
　　福临的任性还表现在该惩而不惩。顺治十二年他已严令不许太监干政，并立十三衙门铁牌，禁令昭昭，但十五年二月就暴露了“内监吴良辅等交通内外官员人等”，“作弊纳贿，罪状显著”④之事。如按十三衙门铁牌敕谕应“即行凌迟处死”⑤。福临却另有一番言辞：“若俱按迹穷究，犯罪株连者甚多。姑从宽一概免究。”“自今以后，务须痛改前非，各供厥职。”①其实这话仅用之于太监，而与太监交通勾结突出者，如大学士陈之遴以及陈维新、吴维华等人，却遭到了流放盛京或宁古塔的惩处，太监，尤其是吴良辅却仍然安然无恙。这种福临自己也无法解释的自坏章法的原因，是他偏爱太监之故。
　　但福临并不是将错就错到底的昏君，这位在人生道路上大胆迈进，具有鲜明个性而尚不成熟的青年君主，仍具有真诚之心。他在坚持满洲特有权利而严厉惩处汉臣的同时，也并非没有自己的思想。当议政五大臣会议逃人法时，他曾表示：“因一罪犯牵连众人，荡家废产远徙他方，朕心不忍。且所议大小官员等罪亦属太过”。要求其“详慎定议”，“另议具奏”②。十三年六月在谕八旗各牛录时说逃人法中所定的株连罪“非朕本怀也。尔等亦当思家人何以轻去，必非无因。果能平日周其衣食，节其劳苦，无任情因辱，无非刑拷打，彼且感恩效力，岂有思逃之理？”③这是发自肺腑的明察之言。十七年五月他更向吏部发出这样的谕旨：“朕统御寰区，焦心图治，前此屡有引咎省躬诏谕，自今追思，皆属具文，虚邀名誉，于政事未有实益。且十二、三年间时有过举。”“向因建言得罪流徙降革等官，吏部详察职名事迹，开列具奏。”他再次希望“科道各官尤当尽言无隐，即朕躬阙失，亦直言勿讳，① 《清世祖实录》卷117。
　　② 孟森：《书清世祖赐建言词臣牛黄丸令引疾事》，载《明清史论著集刊续编》。③ 《清世祖实录》卷125。
　　④ 《清世祖实录》卷115。
　　⑤ 《清世祖实录》卷92。
　　① 《清世祖实录》卷115。
　　② 《清世祖实录》卷85。
　　③ 《清世祖实录》卷102。
　　朕不惟不加罪，并不芥蒂于心”④。在此谕后，季开生复原官、归骸骨，李呈祥、魏琯等免罪。所赦言臣尽管很少，但终能自责并见诸于实际行动。
　　④ 《清世祖实录》卷135。
　　第四节对传教士、名僧的优遇和敬重福临对天主教、佛教发生了浓厚的兴趣，使之在他的政治活动中产生了不可估量的影响。
　　对汤若望的优遇福临亲政初期即认识了天主教耶稣会士汤若望。汤若望（1592—1666），德国人。明万历末年到中国传教。他以通晓天文、历法、数学、机械等学，受到欢迎。入清后更受重视，多尔衮命其修历法、编“时宪历”，掌钦天监监印。顺治二年（1645）加太常寺少卿衔，成为正四品的清朝职官。福临亲政后，汤若望的地位迅速提高，当年即被封为通议大夫、太常寺卿，十年三月赐名“通玄教师”，十二年授为通政使，十五年诰封光禄大夫，秩为正一品。这完全是福临重视信任的结果。最初，福临因母亲孝庄文皇后称汤若望为义父，而称其为“玛法”，即汉语爷爷之意。在频频的接触中，福临深为汤若望渊博的学识与高尚的品德所折服。对各种知识都感兴趣而又好学的福临，向汤若望请教有关天文历算、社会人生等各种问题，他总是以获得新鲜的知识而感到惬意，并愈加尊敬汤若望。他下令汤若望见他时免除跪拜，并屡加厚赐。福临常常召汤若望至宫中，往往谈至深夜，最后“命四位或六位青年贵胄护送他到家”，并一再嘱咐其小心护送。福临还多次亲临汤若望住宅，“作较长之晤谈”，仅顺治十三、十四两年间就达二十四次。德国人在考察了当时的情况后说“皇帝亲到民宅，这是非常稀少的事件”。除此之外，这两年间福临“仅有一次出宫拜访一位皇叔于其府邸之中”①。
　　汤若望在福临的心目中威信最高，福临对他几乎达到了言听计从的地步。汤若望也确实在福临的政治生涯中发挥了不小的积极作用。福临有一种“火烈急暴”的脾气，易动肝火而不顾一切。作为封建帝王，有时“他略一暗示，就足够把进谏者的性命毁灭了”。当时朝中所有人对此都无能为力，而“唯独汤若望有胆量和威望，他不顾一切，敢向皇帝指示皇帝所应走的道路”②。当时的汉大臣龚鼎孳评价汤若望说，他“睹时政之得失，必手书以密陈。于凡修身事天，展亲笃旧，恤兵勤民，用贤纳谏，下宽大之令，慎刑狱之威，盘固人心，镞厉士气，随时匡建，知无不言。”这是说从生活到政治等各个方面都向福临提出建议。而更有甚者“乃至猎阻相如，表抗韩愈，抵触忌讳，罔慑震霆，微闻拂耳，终谐纳牖。最后则直陈万世之大计，更为举朝所难言”③。实在是贡献巨大。他曾向福临上三百余封奏帖，福临特“选择一批，藏皇帝个人文书库的另一格，在出宫游猎时，携带身边，以便阅读”④。从魏特的《汤若望传》中，人们可知，顺治九年当五世达赖来朝时，谏阻福临出边往迎的，就有汤若望。那时他“特上一很长的谏书，并且又亲自向皇帝面奏”⑤，而终于产生作用。还有一次，汤若望“听说有五位悉属汉人部中① 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本）第276—277 页。
　　② 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本）第276—277 页。
　　③ 龚鼎孳：《定山堂文集》卷4，《汤道末七十寿序》。
　　④ 魏特：《汤若望传》第283 页。
　　⑤ 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84、287 页。
　　高级官吏，被判决发往满洲极边充军”，他“登时就去向皇上前替他们求恩”。结果又发生作用，五人“竟被赦免”①。顺治十六年，郑成功、张煌言海上抗清联军打进长江，攻到南京城下。当消息传至北京后，福临完全失去了镇静的态度，他初欲退走东北，经母亲斥责，继又宣称率兵亲征，随之暴怒起来，拔出宝剑砍碎御案，表示决不动摇，并在各个城门贴出布告。他不听任何劝阻，若果真如此，后果将不堪设想，因而引起极大恐慌。奶母前来劝阻，他也要劈砍。在此危急时刻，束手无策的“各亲王、各部臣和许多官吏，列为一长队，到若望馆中，迫切地请求他援助”。最后汤若望同同伴商计一下，写一封奏疏亲自递给福临，“登时皇帝底情调就转变过来”②，于是罢出征之论。而福临在逝世前立三子玄烨为皇太子为帝位的继承人，也是采纳汤若望建议的结果。他提出玄烨已经出过天花，再不会被“这种可恐怖的病症”③所伤害，当然这是最有说服力的（因为清初进入中原的少数民族最害怕天花这种病症）。这就是所谓“直陈万世之大计”的内容所在。后来福临由于完全被和尚所包围，才与汤若望有所疏远，但对其始终怀尊敬信任之情。
　　佛教的影响福临是从顺治十四年开始接触和尚，并立即被其包围，成为佛教信徒的，这深刻地影响了他的生活道路。
　　这年深秋，福临驾幸南海子，在太监的怂恿下幸海会寺，见到了临济宗龙池派和尚憨璞性聪，与语甚觉投契，因对佛教产生了兴趣，遂于十月四日于南苑万善殿召见憨璞，以后又不断召见，详细询问佛教界的耆旧。他得悉龙池派内许多著名和尚的情形，心向往之。十五年九月，福临遣使赴江南湖州报恩寺召名僧玉林琇来京，玉林琇清高自持，多次辞谢不应召，使者不许，最后才于次年二月勉强入京面帝。福临尽管曾对玉林琇的怠慢耿耿于怀，但会面后对这位禅宗和尚却完全折服了。他当即封其为“大觉禅师”，并以禅门师长礼待玉林琇，自称弟子，请其起法名。玉林琇不敢起而再三推辞，福临不许，并“要用丑些的字眼”①。玉林琇书十余字进览，福临自选“痴”字，下用龙池派中的“行”字，即法名行痴。于是福临又自号“痴道人”，以后钤章还有“尘隐道人”、“懒翁”、“太和主人”、“体元斋主人”等。从此，凡请玉林琇说戒或致信札，福临均称弟子某某。玉林琇住万善殿凡两个月，多蒙对问。他是一位谙通世故的和尚，“语不及古今政治得失、人物臧否，惟以第一义谛启沃圣心，“绝不接触实际，尽为谈禅谈玄，这与汤若望迥然不同。但这些却使这位日理万机已弄得疲惫不堪的年轻皇帝感到慰藉，于是福临对佛教的信仰愈加虔诚，盼识更多名僧之心亦愈加迫切。四月，玉林琇请求回还，福临赐黄衣、银印，遣官送归，并令使者召玉林琇弟子茆溪行森至京。就在封玉林琇的同时，福临又封憨璞聪为明觉禅师。由于憨璞聪的推荐，福临在玉林琇离京前一月即闰三月遣使往浙江宁波天童寺召龙池派另一位名僧木陈道忞进京。这年七月茆溪行森应召到京。福临是从玉林琇语① 魏特：《汤若望传》（杨丙辰译）第284、287 页。
　　② 魏特：《汤若望传》第289—291 页。
　　③ 魏特：《汤若望传》第291 页。
　　① 《玉林国师年谱》（顺治十六年）。
　　录中发现茆溪行森偈语最好，特指名召来。福临在万善殿接见茆溪森，问答佛法过程中，福临不断地“点首称善”①，而大慰平生。九月，木陈道忞携其弟子旅庵本月、山晓本皙等到京。
　　木陈忞的到来使福临对佛教的信仰达到了一个新的高度。这时龙池派中的许多名僧大都云集京师，除上述外，其中还有木陈忞弟子天岸本升、玉林琇弟子慧枢行地、骨岩行峰、木陈忞侄孙玄水超杲等。福临不时召见问对，在众多僧人的包围下，福临陶醉在佛家意境之中，木陈忞知识渊博，才华横溢，能言善辩，词锋犀利，深得福临激赏、敬重，到京不久，便被封为弘觉禅师，受到优礼。他不时被福临召入内廷，福临对他说：“愿老和尚勿以天子视朕，当如门弟子旅庵相待。”②木陈忞不仅以高深的佛学造诣更以其特有的深厚文化功底，使福临倾倒。这是二十岁刚刚出头的天子与年过花甲的老和尚的忘年之交，但福临丝毫没有因年岁差距带来的思想交流的隔阂之感。木陈忞把谈诗谈艺谈禅融为一体，妙趣横生，福临最愿与之交谈，心情也最为舒畅。他与木陈忞接触中无所不谈，无拘无束，显示了这位青年天子的博学与多才多艺。
　　福临曾与木陈忞谈论古今词赋，他说：“词如楚骚，赋如司马相如，皆所谓开天辟地之文。至若宋臣苏轼前后赤壁赋，则又独出机杼，别成一调，尤为精妙。老和尚看这两篇前后孰优？”回答说：“非前篇之游神道妙，无由知后篇之寓意深长。前赋即后赋，难置优劣也。”福临说：“老和尚论得极当。”于是当即背诵一遍《前赤壁赋》，接着，福临又说：“晋朝无文字，惟陶潜归去来辞独佳。”说罢又背诵一遍。接着他背诵《离骚》。福临不仅熟知《西厢记》，还对木陈忞说：“西厢亦有南北调之不同。”可见，他对当时的文学作品还很有自己的见解。他对木陈忞评论《红拂记》说：“红拂词妙而道白不佳。..不合用四六词，反觉头巾气，使人听之生趣索然矣。”①福临很了解也很关心当时文坛情形，他曾说江南的慎交社“可谓极盛，前状元孙承恩亦慎交社中人也”②。他特别赏识当时的文学家尤侗，并多次向木陈忞询问尤侗情况。他称赞尤侗“极善作文字。”要人拿来尤侗的近作，“亲加批点”，“称才子者再”。他更要求取来“全帙，置案头披阅”。他还将极富文彩的《讨蚤檄》一文展示给翰林院学士们说：“此奇文也。”他对尤侗所著的骚体赋“益读而善之。令梨园子弟播之管弦为宫中雅乐，以为清平调比之也”③。福临很同情尤侗的遭遇，“叹其才高不第，屈居下僚，复为上官论斥”，并当木陈忞面表示准备“擢升”④他。福临还欣赏当时的文学批评家金圣叹。他问木陈忞说：“苏州有个金若采，老和尚可知其人么？”回答说：“闻有个金圣叹，未知是否？”福临说：“正是其人。他曾批评西厢、水浒传，议论尽有遐思，未免太生穿凿，想是才高而见僻者。”木陈忞又说：“与明朝李贽同一派头耳。”⑤① 《敕赐圆照禅寺茆溪森和尚语录北集》。
　　② 道忞：《北游集》。
　　① 道忞：《北游集》。
　　② 彭孙贻：《客舍偶闻》。
　　③ 道忞：《北游集》卷3。
　　④ 道忞：《百城集》卷3。
　　⑤ 道忞：《北游集》。
　　福临对木陈忞的书法十分欣赏，他说：“朕极喜老和尚书法。”⑥这是惺惺惜惺惺。其实福临既擅长书法又善于绘画，且很有造诣。他书法学钟、王、颜、欧，“笔势飞动”①，而“山水小幅，写林峦向背水石明晦之状，真得宋元人三昧”②。木陈忞的评价是“池临晋帖，画仿元人，莫不汲幽造玄，深臻大妙”。福临在“万几之余，游戏翰墨，时以奎藻颁赐部院大臣”。“每图大臣像以赐之，群服天纵之能。”仅《天童寺志》所载他赐给木陈忞等人的书法绘画藏于天童寺的，就达二十余卷轴。
　　木陈忞的子弟们均多才多艺，机锋敏捷。一日福临与木陈忞共同欣赏尤侗以《西厢记》情节所作的一篇制义文：《怎当他临去秋波那一转》。福临看到兴致高昂之时忽然合起书卷来说：“请老和尚下。”木陈忞说：“不是山僧境界。”这时天岸升首座在席，福临便说：“天岸何如？”天岸升说：“不风流处也风流。”说得福临大笑。福临从禅宗和尚处找到了更多的共同语言，和尚们也以自己的思想影响着福临。上行下效，此时宫中众多的太监、宫女乃致嫔妃也纷纷奉佛。其中包括福临最宠爱的董妃和太监吴良辅。在僧徒的包围中，福临萌生了出家的念头，他对木陈忞说：“朕想前身的确是僧，今常到寺，见僧家明窗净几，辄低回不能去。”“若非皇太后一人挂念，便可随老和尚出家去。”但木陈忞却不同意，并劝他“保持国土，保卫生民，不厌拖泥带水，行诸大悲大愿之行”，告诫他只有“现帝王身”才能“光扬法化”，请他“万勿萌生此念”。福临接受了。木陈忞在京八个月，于十七年五月告辞南还，福临非常留恋，请其留下弟子以早晚说话，木陈忞遂留旅庵月与山晓皙住持善果、隆安两寺。福临特书“敬佛”两个大字及绘山水、蒲桃画各一幅赐赠。十五日道忞离京南下。木陈忞离去后，福临念念不忘，当年又两次遣官专程探问。是冬他又亲自书赠唐诗人岑参诗一首，诗云：“洞房昨夜春风起，遥忆美人湘江水。枕上片时春梦中，行尽江南数千里。”①望依恋之情跃然纸上。木陈忞去后，七月福临再召玉林琇进京。福临已完全离不开和尚，和尚们一直影响着他的生活，直到最后。
　　⑥ 道忞：《北游集》。
　　① 王士忞：《池北偶谈》卷1。
　　② 《池北偶谈》卷12。
　　第五节皇后和贵妃皇后的立废早在顺治初年，摄政王多尔衮根据皇室与蒙古联姻的老传统，已为福临聘科尔沁卓礼克图亲王吴克善女博尔济吉特氏，但直到福临亲政后的顺治八年八月方完婚，并册封为皇后，举行了极为隆重的典礼。当年在中国的外国耶稣会士曾记载了完婚的“壮丽排场”：皇后是“在全部军队和无数骑兵的陪同下来到”北京的。他惊叹道：“世上竟确实有如此无边无际的骑兵队伍！我亲眼看见过西鞑靼给中国国王八万匹马作为礼物。”①但这并不是美满的姻缘。两年之后，即顺治十年八月，福临命大学士冯铨、陈名夏等“察前代废后事例”上奏。这废后之兆使冯铨等人大为惊讶，他们立即上疏谏阻，说：“皇后母仪天下，关系甚重。前代如汉光武、宋仁宗、明宣宗皆称贤主，俱以废后一节终为圣德之累。望皇上深思详虑，慎重举动，万世瞻仰将在今日。”福临览奏后当即严加拒绝，斥责其沽名，并断然说：“皇后壶仪攸系，正位匪轻，故废无能之人！”①第二天福临便奏皇太后，降皇后为静妃，改居侧宫。谕礼部说，“今后乃睿王于朕于幼冲时因亲订婚，未经选择。自册立之始即与朕志意不协，宫阃参商已历三载。事上御下，淑善难期，不足仰宗庙之重。”②表明了他坚决废后的理由与决心。于是礼部尚书胡世安、侍郎吕崇烈、高珩上疏请“慎重详审，以全始终”。礼部员外郎孔允樾以及宗敬一、潘朝选等十四名御史具疏力争。孔允樾所言尤为恳切：“皇后正位三年未闻显有失德，特以‘无能’二字定废谪之案，何以服皇后之心，且何以服天下后世之心。”“臣思皇上天下之父，皇后天下之母。父有出母之议，为人子者即心知母过，尚不免涕泣以谏，况绝不知母过之何事，又安忍缄口严父之侧，而不为母一请命乎？”③疏上，福临命诸臣集议。九月初，诸王贝勒大臣等遵旨会议，不同意废后，认为胡世安、孔允樾所奏“实系典礼常经”，建议皇后“应正位中宫”。议上，福临批示：“朕纳后以来，缘意志不协，另居侧宫已经三载，从古废后遗议后世，朕所悉知。但势难容忍，故有此举。”下令再议，并责令孔允樾“指实具奏”。孔允樾上疏引罪，“静听处分”④。最后济尔哈朗等再也不能违背皇上的旨意，遂奏言：“所奉圣旨甚明，臣等亦以为是，无庸更议。”⑤后遂废。
　　顺治十一年（1654）五月，福临再聘蒙古科尔沁贝勒绰尔济女博尔济吉特氏为妃，六月册为后。可是，福临对这位新后仍不惬意。不久，他便以从未有过的炽烈感情倾注于董妃。
　　董妃的册封董妃，又作董鄂妃，内大臣鄂硕之女，顺治十三年八月立为贤妃。她原① 《清世祖实录》卷77。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清世祖实录》卷78。
　　⑤ 同上。
　　是福临异母弟襄亲王博穆博果尔之妃，大概由于清代命妇入侍的缘故，福临屡与董氏接触而萌发好感，遂热恋起来。襄亲王“因愤致死，或许竟是自杀而死”①。福临于是将其未亡人董氏收入宫中，时为顺治十三年七月，董氏十八岁。八月册董氏为贤妃，九月晋为皇贵妃。十二月初为册封皇贵妃，福临特颁恩诏大赦天下，这是殊典。按清朝制度册封妃嫔向无颁诏之例。福临全心热爱的这位意中人，于十四年十月为他生下一子，即皇四子，他无比欢悦。十五年正月初三，福临以新皇后当皇太后“圣体违和”时，“起居问安礼节殊觉阙然”②为由，命停进中宫笺奏，这又是废后的不祥之兆。二十四日，出世仅一百零六天尚未起名的皇四子死掉了。两个月后的三月二十五日，福临以太后旨，下谕恢复已停止八十二天的新后的中宫笺奏。二十七日追封没有名字的皇四子为和硕荣亲王。不意，顺治十七年八月十九日董妃卒。
　　董妃丧事的破格之举董妃的逝去，对福临来说是无比沉重的打击。福临哀痛至极，感情到了难以控制的地步，“竟致寻死觅活，不顾一切。人们不得不昼夜看守着他，使他不得自杀”①。他命内阁中书们起草御制祭文，要求“须尽才情，极哀悼之致”。许多草稿他皆不中意。最后中书舍人张寰的撰文获得通过，其“末联有‘渺兹五夜之箴，永巷之闻何日；去我十人之佐，邑姜之后谁人’等语，上阅之亦为堕泪”。他命诸臣议董妃谥号，“先拟四字，不允。至六、八字、十字而止”。这更是破例，而实际上为十二字，即“孝献庄和至德宣仁温惠端敬皇后”。对此，福临“犹以无天圣二字为歉”②。葬礼更是过分过格，他命三十名太监和宫女殉葬③。董妃之柩，他命八旗二三品官员轮流舁至景山寿椿殿，在其中设灵堂由和尚作道场。三七日，即九月初十火化。秉炬者为茆溪森，茆溪森的偈语是：“出门须仔细，不比在家时，火里翻身转，诸佛不能知。”④葬礼中花费了巨额资财，“皇贵妃的尸体连同棺槨并那两座宫殿，连同其中珍贵陈设，俱都被烧毁”。福临还下令“全国均须服丧，官吏一月，百姓三日”⑤。实际服丧日期远超过此数。按清代定制，皇帝及太后之丧，臣工奏事用蓝笔批答，以二十七日为限，皇后之丧即无此制。而董妃之丧福临却破例用蓝笔批答达四月有余，这又是“过举”的行为⑥。
　　出家不成英年早逝福临因董妃之死，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惑之中，心灰意冷到了极点。这时只有佛学理论使他还有所寄托，再萌出家之念。约于九、十月之交，福临① 魏特：《汤若望传》第323 页。
　　② 《清世祖实录》卷114。
　　① [德]魏特：《汤若望传》第323 页。
　　② 张宸：《平圃杂记》。
　　③ [德]魏特：《汤若望传》第323 页。
　　④ 茆溪森：《敕赐圆照茆溪森禅师语录》卷6。
　　⑤ [德]魏特：《汤若望传》第322 页。
　　⑥ 孟森：《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
　　决心出家，由茆溪森剃度成了光头天子。十月十五日，茆溪森本师玉林琇奉诏到京，闻其徒已为皇帝剃发，遂大怒，即命众聚柴薪准备烧死茆溪森。玉林琇比茆溪森明智得多，他接近皇帝宣讲佛法，目的是希皇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威，发挥护法作用，他决不要皇帝出家而无所依靠。这点他与木陈忞的态度是一致的。因此他劝福临说：“若以世法论，皇上宜永居正位，上以安圣母之心，下以乐万民之业；若以出世法论，皇上宜永作国王帝主，外以护持诸佛正法之轮，内住一切大权菩萨智所住处。”①福临听其谏，许蓄发，罢出家之念。茆溪森因以免烧，当月便离京南还。福临虽然不再出家，但精神却再也振作不起来。
　　福临自亲政伊始，曾雄心勃勃，力图振兴国祚，政治一新，但却力不从心，致使矛盾重重，他已疲惫不堪了。在董妃未亡前，他曾对木陈忞说：“老和尚许朕三十岁来为祝寿，庶或可待。报恩和尚（指玉林琇）来祝四十，朕决候他不得矣。”②他已自觉骨瘦如柴，体力不支，难以“挨得长久”到四十岁，顶多勉强可以活到三十。现在董妃一死，他的精神支柱已轰然坍塌，已觉不久于人世，再也无力支撑这座辉煌的帝国大厦了。大概是为预留退步，他不希望自己最宠幸而屡干国法的太监在他身后伏法吧，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初二，他安排胡良辅出家为僧。这天他亲临悯忠寺观看吴良辅出家仪式。归来的当晚即染上天花，发起高烧来。他预感病体沉重，势将不支，初六日深夜急召礼部侍郎兼翰林院掌院学士王熙及原内阁学士麻勒吉入养心殿，口授遗诏。王熙、麻勒吉二人退至乾清门下西围屏内，以初七一天的时间撰拟。“凡三次进览，三蒙钦定，日入时始定。”①当夜，年仅二十四岁的青年天子便与世长辞了。福临晏驾后，麻勒吉及侍卫贾卜嘉二人“捧诏奏知皇太后，即宣示诸王贝勒贝子公大臣侍卫等”②。遗诏立八岁的皇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帝位，命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政大臣。遗诏实为罪己诏，共罗列十四条罪过，主要是未能遵守祖制渐染汉俗，重用汉官致使满臣无心任事，几乎完全否定了他自己一生中最有光彩的政绩。至于这是否福临本意，即这十四条是否福临过目批准的已无从知晓。但却留给了后世之疑：遗诏公布前先“奏知皇太后”；遗诏的主要起草者王熙事后对此守口如瓶：“一不以语子弟，世遂莫得而传。”③“面奉凭几之言有事关国家大计，与诸大臣再三密议而后决者，公终身不以语人，虽子弟莫得而传也。”④因此，人们有理由说“遗诏本出太后（福临生母博尔济吉特氏）授意，实为母责其子之言”⑤。但不论怎么说，福临一死，他便被彻底否定了。
　　福临死后，梓宫厝于景山寿皇殿。四月十七日，由再次进京的茆溪行森秉炬，举行火化仪式。茆溪森的偈语云：“释迦涅盘，人天齐悟，先帝火化，更进一步。大众会么？寿皇殿前，官马大路。”①火化后宝宫（骨灰罐）安葬① 《玉林国师年谱》。
　　② 道忞：《北游集》。
　　① 王熙：《王文靖集·自撰年谱》。
　　② 《清圣祖实录》卷1。
　　③ 韩菼：《文靖王公熙行状》，载《碑传集》卷12。
　　④ 张玉书：《文靖王公墓志铭》，载《碑传集》卷12。
　　⑤ 商鸿逵：《“清世祖董鄂妃生死特殊典礼”附赘言》，载《中华文史论丛》1980 年1 期。① 茆溪森：《茆溪语录》，转引自陈垣《顺治皇帝出家》。
　　于遵化马兰峪，是为孝陵。庙号世祖，谥号章皇帝，后世累有尊谥，至乾隆元年尊谥加为二十二字：体天隆运定统建极英睿钦文显武大德弘功至仁纯孝章皇帝。
　　第五章康熙帝玄烨顺治十一年三月十八日（1655 年4 月24 日），在紫禁城景仁宫，世祖妃佟佳氏诞生一男孩，他就是爱新觉罗·玄烨，即未来的康熙帝。世祖生有八子，玄烨排行第三①。谁能料到八年后，这个尚未涉世的孩子却轻而易举地被扶上皇帝的宝座！他以其天资英武，雄才大略，成就了一代伟业，是亘古少见的英明君主。
　　① 《清圣祖实录》卷1。
　　第一节聪颖勤学玄烨一出世，就得到了年轻的父母亲的喜欢，特委托可靠的奶妈带他到紫禁城外哺养。他小时候未经出痘（天花），父母惟恐他染上这不治之症，才不得不采取这一措施。因此，他在父母膝下未得一日承欢。多少年后，他犹抱憾不已②。值得庆幸的是，他终于平安地出了痘，仅在脸部留下几个细小的麻点。这使他对当时这种最可怕的疾病有了终身免疫力。而他出过痘竟成了他将来继登帝位的一个有利因素。
　　玄烨是个天资聪颖的孩子。他从五岁开始读书识字，很快显露出勤奋好学的天分。后来，他曾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八岁“学庸训诂，询之左右，求得大意而后愉快。日所读者，必使字字成诵，从来不肯自欺。及四子之书既已通贯，乃读尚书，于典谟训诂之中，体会古帝王孜孜求治意。”接着，“读大易，观象玩占，实觉义理悦心”。自此便养成了读书的好习惯，“乐此不疲”①，“好学不倦”②，每每读书至深夜，而不知倦怠。他十七、八岁时，因读书过劳，至咯血也不肯罢休③。难怪他知识渊博，通古知今，这都得之于他日积月累的刻苦学习。他上面说的话，并非是自夸之辞。官方档案记载他举凡“帝王政治，圣贤心学，六经要旨，无不融会贯通”，亦非过誉之辞④。
　　玄烨一方面如饥似渴地学习文化知识，一方面又接受严格的军事训练。
　　骑马、射箭是训练的主要科目。他练就了一身过硬的骑射功夫。至盛年时，能挽弓十五钧，发十三把箭，能左右开弓，每矢无不中的。宫中的严格要求和他自己的不间断的刻苦磨练，迅速地把他培养成一个多才多艺、能文能武的难得人才。
　　在玄烨的成长过程中，要特别提到祖母孝庄文皇后对他的精心培育。玄烨八岁丧父，十一岁丧母，祖母便直接负起养育的责任，倾注心血，把他教育成人，教他如何做人，怎样为政。正如玄烨自己所说：“朕自幼会学步能言时，即奉圣祖母慈训。”祖母对玄烨既慈爱备至，也处处从严要求。凡饮食，一言一行，都得照规矩和礼仪而行，稍有疏忽，就受到责备。经过反复教诲，这些已深深地注入他的幼小心灵之中，即使平时独处，也不敢越分违背①。他在位六十余年，“凡一切起居饮食，自有常度，未尝更改”②。尤其是在政务方面，祖母时时给予指点，授以方略，使他学会处理各种复杂的问题。这位贤德的祖母给予玄烨的思想以重大的影响，帮助和推动他去完成一代伟大的事业。康熙二十六年（1687）末，当祖母病危时，他日夜侍药看护，深情地忆起祖母的养育之恩。他回忆说：“忆自弱龄，早失怙恃，趋承祖母膝下三十余年，鞠养教诲，以至有成。设无祖母太皇太后，断不能致有今日② 金梁：《清帝外记》页56。
　　① 《清圣祖实录》卷117，页19。参见《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1249。② 蒋良骐：《东华录》卷8，页113，中华书局1980 年版。
　　③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9，页803。
　　④ 《清圣祖实录》卷1。
　　① 金梁：《清帝外纪》，页56。
　　② 昭槤：《啸亭杂录》卷1。
　　成立。罔极之恩，毕生难报。”③他对祖母怀有深厚而真挚的感情，甚至已远远超过对生身父母的怀恋。
　　玄烨幼年时已显示出与一般孩子不同。他接受外界事物的能力强，反应灵敏，模仿大人言行，更为其他同龄孩子所不及。六岁那年，有一次，他同诸兄弟向父亲问安。福临想试试他们的各自志向，就问他们将来都想干什么。老二福全说：“我将来愿当个贤王。”老五常宁才三岁，还不懂父亲的意思。问到玄烨，他朗朗答道：“待长而效法皇父。”一个六岁的孩子，出语不凡，福临不胜惊讶④。看得出来，幼年的玄烨确是一个早熟的孩子！
　　两年后，这个人小而志大的孩子，终于如愿以偿。
　　③ 《清圣祖实录》卷132。
　　④ 《清圣祖实录》卷1。
　　第二节登大位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玄烨年仅八岁，二十四岁的父亲福临突然病逝。福临在位正值春秋盛年，还没考虑过他身后立嗣的大事。在他病重时，于燃眉之中作出裁决。他原想让次子福全继位，但孝庄太后不同意，一心要立她的掌上明珠玄烨为帝。福临拿不定主意，又不敢违抗母亲的意见，就派人征询他的外国好友汤若望的想法。汤若望认为玄烨已出过痘，继位最有利。于是，他不再犹豫，当机立断，宣布第三子玄烨为皇太子，继承帝位，命威望素著的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四位重臣为辅政大臣，在玄烨亲政前这段时期，扶持和辅佐处理朝政。
　　初九日，玄烨正式即帝位，改年号为康熙，从此清朝的历史便进入以康熙为标志的一个蓬勃发展的时代。
　　玄烨刚即位，祖母孝庄太皇太后就问他，当了皇帝以后，有什么欲望。
　　他回答说：“惟愿天下乂安，生民乐业，共享太平之福而已。”①可是，摆在这位幼主面前的道路却不是一条笔直的坦途，而是荆榛丛生，障碍重重，充满着风险和惊涛骇浪。他要达到自己的目标，要走过多么漫长而艰难的道路，要付出多少代价！
　　康熙帝即位之际，国内大规模的内战已接近尾声。顺治十八年，吴三桂率军入缅甸，擒获南明最后一个皇帝永历帝朱由榔。次年，在昆明将永历等人处死，标志着明清战争的最后终结。随之而来的一个严重问题是，在同农民起义军和南明政权的军事斗争中迅速发展起来的吴三桂、尚可喜、耿精忠等三藩势力，占据云贵、两广、福建等省，已构成威胁中央集权的隐患。此外，李自成、张献忠余部仍然活动于川、鄂地区，并没有停止对清朝的武装反抗。以郑成功为首的原明朝将吏还掌握着一支强大的军队，占据东南沿海，后退入台湾，继续抗清。因此，大规模的战争虽已基本结束，人心并不安定，清朝对全国的统治远不是巩固而不可动摇。
　　经过明末农民战争和清入关后的统一战争，大江南北，黄河流域，农业生产都遭到严重的破坏。土地荒芜，人民逃亡，由于战争的残杀，使人口锐减，生产下降，国家征税，各省无不拖欠。如四川，直到康熙十年，仍是“有可耕之田，而无耕田之民”①。繁华的江南也是“所在萧条”，人少而“地亦荒”②。这都是对当时经济残破景象的真实写照。现实的政治与经济、军事斗争也必然反映到上层统治集团之中。于是，又引起皇帝与四大辅臣主要是同鳌拜集团的斗争。解决和处理这些纷繁而复杂的问题，对于一个少年皇帝来说，却不是一件易事。
　　国内形势如此，国际环境也并不美妙。不管康熙帝是否意识到，他的处境同样是险恶的。早在清兵入关时，凶恶的沙俄殖民主义势力正向亚洲扩张，并已越过乌拉尔山，侵入到我国黑龙江沿岸，随处建立起军事据点，作为他们掠夺中国领土和继续扩大侵略的基地。在我国南方，西方殖民强盗纷至沓来。还在十六世纪中叶，明朝中后期，葡萄牙捷足先登，最先侵占了我国澳门。然后，荷兰殖民者强占了台湾赤嵌城。还有西班牙、英、法等殖民者不① 《清圣祖实录》卷1。
　　① 《清圣祖实录》卷36。
　　② 康熙《镇江府志》卷6，《赋役》。
　　断向我东南沿海地区渗透。他们施以炮舰与传教士这两大武器，企图打开古老的中国大门，达到他们任意掠夺中国的罪恶目的。
　　很清楚，无论国内或国际，都潜伏着某种程度的危机。如处理不当，就会使某些矛盾一触即发。这种内外的危险局势不能不使清政府上层统治集团感到忧虑，临深履薄冰之念，与日俱增。一系列的考验摆在立足未稳的清政府面前。康熙帝作为最高统治者更是无可回避地面对严峻的现实。的确，历史的使命，已经无法推卸地落在了康熙帝的肩上。
　　第三节擒鳌拜玄烨即位时，还是一个刚懂事的孩子，没有能力处理国家政务。以索尼为首的四辅臣，实际掌握着国家的最高权力。诸如各项大政方针，皆出自他们四人之手，不过都是以皇帝的名义加以贯彻。一句话，他们是皇帝的代理人，真正是代行皇帝的职务。
　　以索尼为首的四大臣，都是功勋卓著的朝廷元老重臣，索尼，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早在努尔哈赤时期，随其父归后金。父硕色、叔希福皆入文馆，为清开国元勋。到皇太极时，他已成为心腹之臣，办理蒙古事务，日值内院，深得信任。皇太极去世，诸王争嗣位，索尼坚持立皇子，有力地阻止了多尔衮欲谋帝位的企图①。清入关后，多尔衮擅政，索尼遇事不附和，还据理力争，为多尔衮所忌恨，最终把他赶出朝廷，发充到盛京（沈阳），看护皇太极的陵寝。直到多尔衮死后，福临亲政，才把他召回京，恢复原爵位，擢升为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①。苏克萨哈，姓纳喇氏，满洲正白旗人，也是在努尔哈赤初创业时来归，其父苏纳被招为额驸。他原属多尔衮部下，很受重用。但多尔衮一去世，他首先揭发其谋逆罪，被擢升为领侍卫内大臣，加太子太保。
　　鳌拜，姓瓜尔佳氏，满洲镶黄旗人。他从皇太极时起，就是一员骁将，积军功最多，赐号“巴图鲁”。清定鼎北京，南下川、贵，他皆摧锋陷阵，屡建功勋，受赏独厚。因主立肃亲王豪格而受到多尔衮的排挤。福临亲政，授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遏必隆，姓钮祜禄氏，与鳌拜同属一旗。父额亦都是努尔哈赤的五大臣之一，被招为额驸，其母为和硕公主。他出生在战争年代，以军功升至议政大臣、领侍卫内大臣，累加少傅兼太子太保②。索尼等四人都是历三朝或四朝的元老，而且同属皇帝自将的上三旗，他们在朝廷中的地位是无可争辩的。自然，福临遗命以他们为辅政大臣确是很合适的人选。但更深的原因是，福临特别是身居幕后的孝庄太后有鉴于同姓王贝勒如多尔衮等人独擅朝政，以及由此而产生的诸王争权，严重威胁着皇帝的权威，所以，宁肯遴选皇室以外的异姓大臣来辅佐幼主，有利于抑制诸王权势的增长。其次，索尼等四人在政治上都坚决地站在世祖及孝庄皇太后一边，同多尔衮进行过斗争，博得了他们的信任。当多尔衮一死，索尼四人的权位扶摇直上，位至辅臣。
　　索尼四人受命之时，宣读如下誓词：兹者先皇帝不以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为庸劣，遗诏寄托，保翊幼主。索尼等誓协忠诚，共生死，辅佐政务。不私亲戚，不计怨仇，不听旁人及兄弟子侄教唆之言，不求无义之富贵，不私往来诸王贝勒等府受其馈遗，不结党羽，不受贿赂，惟以忠心仰报先皇帝大恩。若复各为身谋，有讳斯誓，上天亟罚，夺算凶诛。①50000053_0146_0誓词反映了他们忠君报国的共同心愿。自此，他们开始了八年的执政。
　　在执政的最初二三年里，他们遵循誓言，颇能和衷共济，对清政权的巩固发挥了积极作用。在军事上，继续扫荡南明残余势力和农民军余部的抗清斗争，完成对全国的完全统一。随着战争的结束，形势日趋稳定，这就为恢复和发① 《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① 《碑传集》卷五，《索尼传》。
　　② 详见《清史稿》卷249，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等人传记。
　　展生产创造了必要的条件。四辅臣决策，通令各地安插流民，提倡垦荒，开奖励条例，显见成效，耕地面积稳步增长。还实行赈济蠲免，以纾民力。四辅臣采取一系列恢复发展农业生产的措施，很快使残破的农业出现新的局面。朝鲜做了这样的评论：“府库充溢，年谷屡登，人物繁盛。”②四辅臣在政治上的建树，一是遵照顺治帝遗嘱，裁撤十三衙门，以重建内务府而代之，从而便消除了阉宦乱政的可能性。二是整顿吏治，定考核，严奖罚，加强对各级官吏的监督。这对于扫除前明贪风的影响，提高办事效率，是一个良好的开端。
　　所有这些进展，都是在他们通力合作的情况下取得的。它为将来康熙帝亲政奠定了基础。
　　但是，四辅臣联合辅政的局面并未维持很久，他们之间的矛盾和斗争日益公开而激烈起来。按照顺治帝遗命，四朝元老索尼位列辅臣之首，本应发挥首脑的作用，但其年老多病，力不从心，无意揽权，管不了多少事。在四人中，逐渐专擅实权的是鳌拜。他平时已表现出居功自傲，盛气凌人，但受“顾命”之初，尚能谨慎从事，履行誓词。然而，不出三年，他就暴露出骄横和专权的野心。他位在最末，不甘人后，处处越位抓权。首先便跟苏克萨哈不相容。苏资望比其他三人为浅，但以额驸之子入侍禁庭，受到皇帝的特别恩宠，班行仅亚于索尼。他与鳌拜本是儿女亲家，却对其专横不服，“论事辄龃龉，寖以成隙”①。在镶黄旗与正白旗圈换土地这个问题上，两人的矛盾势同水火。清兵入关后，一度争相圈占土地。本应按原定八旗方位进行分配，但摄政王多尔衮有意抬高他所属的正白旗地位，擅将蓟州、遵化、迁安等处应给镶黄旗之地拨给了正白旗，另把雄县、新安、河间、容城等处分给镶黄旗。尽管这一分配有违旗制，但事已过二十年，“旗民相安久”，如果重新调换，势必引起旗与旗、旗与民之间的纷争，不利于大局的稳定。鳌拜属镶黄旗，有意压正白旗，便旧事重提，呈请户部，坚持两旗土地对换，正白旗土地不足，另拨民地补充。朝廷内外“皆言不便”②。属正白旗的大学士兼户部尚书苏纳海说：“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不便更换，请将八旗移文驳回。”③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也持反对意见。鳌拜大怒，即以此事，谋兴大狱，下刑部议罪，必欲置之于死地。年已十三岁的康熙帝召四辅臣询问。属两黄旗的索尼、遏必隆对鳌拜“坚奏苏纳海等应置重典”一事不表示反对，而属正白旗的苏克萨哈沉默不语。康熙帝看出辅臣意见分歧，没有批准。专横的鳌拜根本不考虑康熙帝的意旨，还是假借皇帝的名义，把苏纳海、朱昌祚、王登联三人处死。①更换旗地一事，鳌拜与苏克萨哈结怨更深。索尼对苏早有厌恶之感，而对鳌拜专权亦有不满，毕竟同属两黄旗，根本利益一致。遏必隆与鳌拜同旗，结为一党，凡事附和。这就给他专权、排挤打击苏克萨哈开了方便之门。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因病去世。这年，康熙帝已十四岁，于七月，举行亲政大典。鳌拜却不愿归政皇帝，企图继续把待朝政，这就使他从② 吴晗辑《朝鲜实录中的中国史料》下编，卷2，页3911。
　　① 《清史稿》卷249《苏克萨哈传》。
　　②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③ 《清圣祖实录》卷18。
　　① 《清圣祖实录》卷20。
　　同辅臣之间的矛盾逐渐发展到同康熙帝的矛盾和冲突。索尼一死，鳌拜更无所顾忌，竟以首辅大臣自居，“班行章奏，鳌拜皆列首”②。苏克萨哈处处予以抵制，主张政务已归皇帝，辅臣无权总揽一切。鳌拜专权受阻，怀恨在心，对苏克萨哈动了杀机。
　　苏克萨哈感到难与鳌拜共事，惟怕遭其暗算，遂产生引退之念，向康熙帝乞请辞职，允许他去守护先帝陵寝。鳌拜乘机诬陷，以其心怀不满，不愿归政皇上为大逆论，罗织罪状二十四款，拟处苏克萨哈及其长子内大臣查克旦磔刑，余子六人、孙一人、兄弟之子两人处斩，家产籍没，还拟处死其族人。康熙帝以为处分太过，“坚执不允所请”。鳌拜无臣礼，“攘臂上前，强奏累日”。帝无奈，仅将苏克萨哈改判绞刑，余均从所议①。刚刚亲政，而鳌拜即将苏克萨哈灭族，其蛮横专权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
　　四辅臣已去其二，剩下遏必隆唯命是听，鳌拜则为所欲为。他在朝廷内外广树党羽，安插亲信，如内秘书院、兵部、吏部、户部、工部等首脑，都是他的人，其弟、侄都占据要职，“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内外用伊奸党”，从而完全控制了国家中枢机关②。这一局面，连出入宫廷的法国传教士白晋也看得十分清楚，他写道：在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指鳌拜）把持了议政大臣会议和六部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③。凡朝中大事，鳌拜召集亲信，“在家中议定，然后施行”。即使康熙帝不同意，他也强行贯彻。如，他颁布“圈地令”，掀起了继多尔衮之后第二次圈地高潮，“圈地议起，旗民失业者数十万人”④。他对逃人的处罚更严于前，规定种种严刑苛法，“株连穷治，天下嚣然”⑤。鳌拜自行其是，即便在康熙帝面前，也“施威震众，高声喝问”⑥。鳌拜如此擅权，已威胁到皇帝的绝对权威，因而引起了年轻的康熙帝和隐居宫闱的孝庄太后的警惕。
　　康熙帝虽年少，但颇有心计，时刻关注朝政，认真学习处理朝政的方法。他每天按例与辅政大臣一起听政，提出自己的见解。后来他回忆说：“昔听政时，每令读本，朕与辅政大臣共听之，或因一时言论，往往忽略，朕谓伊等：此内关系民命者，尤不可不慎，伊等皆经行间效力，不以杀人为意，朕必慎焉。”①他对鳌拜的错误进行了力所能及的抵制和反驳。
　　康熙帝自亲政之日起，便有意逐步摆脱鳌拜的控制，天天亲临乾清门听政理事，遇事直接召见满汉大臣商讨，使鳌拜的权势有所下降。这时，康熙帝开始考虑如何除掉鳌拜集团。
　　康熙帝忧虑鳌拜势大难制，不敢贸然行事，否则，将会激变成乱。于是，他以弈棋为名，召见他的亲信侍卫索尼次子索额图进宫秘密策划。计议后，康熙帝下令简选侍卫、拜唐阿（执事人）身体强健的少年进宫作“布库之戏”②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
　　① 《清圣祖实录》卷23。
　　② 《清圣祖实录》卷29。
　　③ 白晋：《康熙皇帝》页5。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④ 《清史稿》卷249《苏纳海传》。
　　⑤ 《清史稿》卷250《吴正治传》。
　　⑥ 《清圣祖实录》卷29。
　　① 《清圣祖实录》卷255。
　　（即扑击、摔跤），陪他娱乐。鳌拜对此不为备，而康熙帝却在等待时机成熟，就捉拿他。
　　康熙八年（1669）五月二十六日，康熙帝召集众少年，问道：“汝等皆朕股肱耆旧，然则畏朕欤，抑畏（鳌）拜也？”众少年同声回答：“独畏皇上！”康熙帝便公布鳌拜罪恶，授计捉拿。当宣召鳌拜进宫时，他毫无思想防范，康熙帝指挥众少年“立命擒之”②。这一场面，形同儿戏，但毕竟把鳌拜捉住了！
　　康熙帝以“擒贼先擒王”的谋略，乘其无备，迅速将鳌拜逮捕，以鳌拜为首的政治集团顷刻瓦解，骨干分子纷纷束手就擒。和硕康亲王杰书等奉康熙帝之命，审查鳌拜及其党羽所犯事实，列出大罪三十条，判处其死刑，籍没其家，其子纳穆福也被处死。康熙帝又亲自审问一次，核实犯罪事实。他指出：鳌拜等以勋旧大臣，受国恩，奉皇考遗诏，辅佐政务，理宜精白乃心，尽忠图报。不意鳌拜结党专权，紊乱国政，纷更成宪，罔上行私，凡用人行政，鳌拜欺藐朕躬，姿意妄为，文武官员令尽出其门，内外要路，俱用伊之奸党。班布尔善、穆里玛、马尔赛、塞本得、阿思哈、噶褚哈、济世、讷莫、泰壁图等结为党羽，凡事先于私家商定乃行；与伊交好者，多方引用；不合者即行排陷。种种奸恶，难以枚举。①50000053_0151_0康熙帝谕旨，对鳌拜及其党羽的三十大罪做了高度概括。鳌拜乞请再见皇上一面。康熙帝赐恩准见，“他请皇上看了搭救清太宗御驾时，在自己身上留下的伤疤”②。康熙帝动了恻隐之心，念及他自皇太极以来一直为国家建树的功勋，不忍加诛，改死刑为革职拘禁，其家产籍没，子免死，同父一起终身禁锢。不久，鳌拜死于囚所，康熙帝将其子释放。其他要犯也逐一作出处理：遏必隆被列罪十二条，从宽处罚，将死刑改为革职夺爵。一年后，命以公爵宿卫内廷③。康熙帝上面谕旨中提到的骨干人物如班布尔善等人及鳌拜弟、侄数人均处死。同时，给苏克萨哈平反昭雪，恢复原官职及世爵④。康熙帝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是统治阶级上层集团内部的斗争。鳌拜在辅政中作了许多有益于国家统一和安定的事情。但是，由于他个人专权不仅为康熙帝所不容，也与加强中央集权所不许。尤其是他独掌朝政时推行某些过时的政策，又阻碍着社会的发展，威胁清政权的巩固。因此，鳌拜的覆灭是必然的。康熙帝为维护皇权的集中统一，欲实行开明政治，施展自己的政治抱负，就必须铲除鳌拜集团，把国家的最高权力重新夺回到自己手中。这是值得肯定的。康熙帝解决同鳌拜集团的矛盾，所采取的方针、策略是稳妥而明智的，因而取得了完全的成功。鳌拜等人看轻了康熙帝，低估了他的才能，也是造成他失败的一个因素。从这一事件中，已经使年轻的康熙帝崭露头角，显示了一个政治家的风度和胸怀。
　　② 昭槤：《啸亭杂录》卷1，页3。参见姚元之：《竹叶亭杂记》卷1，页1。② 白晋：《康熙皇帝》页5。
　　③ 《碑传集》卷5《遏必隆传》。
　　④ 《清史稿》卷249《鳌拜传》、《苏克萨哈传》。
　　第四节平“三藩”
　　康熙帝清除了鳌拜集团，开始乾纲独断，自主地治理国家。为时不久，便爆发了以吴三桂为首的大规模武装叛乱，刚刚安定下来的中国，再次陷入内战的深渊。这一事变，远比同鳌拜集团的斗争严重得多。它对于才迈入青年时期的康熙帝无疑是一次命运攸关的考验。
　　还在顺治初年，汉官名将吴三桂以平西王镇云、贵，尚可喜以平南王治广东，耿精忠以靖南王辖福建，当时，并称“三藩”。此三藩之设，并非任何个人的主观愿望和要求，而是当时军事与政治斗争所需要。东南沿海及两广、云贵，是当时抗清斗争的主要活动地区，情况历来错综复杂。清政府意识到，惟有以吴三桂等威名素著的军事将领镇抚这些地区，才能长治久安。因此当他们中有的欲引退北归时，顺治帝一再挽留。如定南王孔有德要求解职，“优游绿野”，顺治以“南疆未尽宁谥”，不准辞①。后在桂林围城战中，城破，孔有德举火自焚死。尚可喜于顺治十年、十二年两度申请北归，顺治帝也以广东“初定，地方多事”挽留，要他“悉力料理，以奠岩疆”①。仅此两例，足以说明，顺治帝一意依赖汉军守边，实则是皇太极实行的“以汉攻汉”的政策的具体体现。
　　顺治时建藩的目的，原是使其“世守边圉，以为藩镇”②，藉以“屏藩王室”③。但实际情况正好与清政府的愿望相反。三藩势力的不断增长，不仅不能护卫王室，却形成了一股与它抗衡的强大力量。首先，三藩兵权在握，各拥兵自重。耿精忠、尚可喜各有兵员十五佐领、绿旗兵六、七千，丁口二万人④。合兵力万余人，此系嫡系部队，“而旗下所畜养甚众”，其数更超过额兵⑤。三藩中，以吴三桂的兵力最强，他有五十三佐领，合甲士万余人，另有绿旗兵一万二千人，丁口数万。除此，还有收降的农民军将士一万二千余人，分置十营，各以一名总兵统辖。至顺治十七年（1660），吴三桂拥有七万人的强大武装力量⑥。三藩掌握南方数省兵权，自拥重兵，这在事实上已形成了与中央政权相对立的军事割据状态。
　　建藩之初，顺治帝为鼓励他们忠心任事，辅弼皇室，不惜赐与政治上种种特权，他们以此不断扩充各自的实力。福建“鱼盐之利为天下最”，耿精忠“横征盐课”⑦，又利用海运之便，同荷兰及东南亚各地走私贸易，毫无顾忌。尚可喜在广州私设征收苛捐杂税的“总店”，从日常菜蔬、鸡豚，到铜、铁等矿植物无不抽税，每年私收白银不下十余万两①，总之，一切“利归王府”②。人们不禁感叹：“藩府之富几甲天下”！③① 《清史列传》贰臣传，《孔有德传》。
　　① 《尚氏宗谱》《先王实迹》。
　　② 《啸亭杂录》，卷1，页3，《论三逆》。
　　③ 《明清史料》丁编第8 本，页702。
　　④ 魏源：《圣武记》卷2，页61，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⑤ 许旭：《闽中纪略》。
　　⑥ [美]奥克斯纳：《马上治天下》页142，芝加哥1975 年版。转引自戴逸：《简明清史》。⑦ 《清圣祖实录》卷94。
　　① 郝玉麟：《广东通志》卷62《艺文志四》。
　　② 刘嗣衍：《广州府志》卷28《金光祖传》。
　　尚、耿两藩的势力虽迅速发展，但与吴三桂无法比拟。三桂享有比他们更多的特权。顺治十六年，皇帝命他总管云南军民一切事宜，特谕吏、兵两部：凡云南文武官员举黜，皆听三桂裁定。康熙元年，索尼四辅臣又命三桂兼辖贵州，应允三桂所请，“贵州一切文武官员兵民事务，俱照云南例，著平西王管理”④。于是，云、贵两省真正成了吴三桂的独立王国，“所辖将吏，选用自擅”，各省员缺，也以其部属推选除授，谓之“西选”，“西选之官遍天下”⑤。不仅如此，他以各种手段聚敛财富，征收重税，垄断盐、铜之利，经营名贵药材的采买售卖，牟取暴利。三桂把大量的金钱一方面用于“收召人才，树立党羽”；一方面放高利贷给富商，称为“藩本”。三桂的实力比耿、尚两藩更为雄厚。
　　三藩的存在，已成为国家经济上的巨大负担。他们在其藩镇所得，都窃为己有，还从朝廷索取大量饷额和经费，用于养兵和行政开支。以顺治十七年为例，云南一省岁需俸饷九百余万两，加上福建、广东两省的饷银，共需二千余万两。而本年度全国军饷也不过一千七百余万两。康熙五年，左都御史王熙指出：“直省钱粮，半为云、贵、湖广兵饷所耗。就云贵言，藩下官兵岁需俸饷三百余万，本省赋税不足供什一，势难经久。”①因此，“天下财赋，半耗于三藩”②，实非虚语。三藩需求之巨，不仅使各省为难，也使负责此项差使的户部疲于应付，整个财政为此时常陷入措手不及的困难境地③。在康熙帝即位之初，三藩已成割据之势。索尼四辅臣执政时期，对三藩采取笼络、包容之策，希图利用他们的力量对付南明、农民军余部，及土司的叛服无常和海上郑氏的抗清力量，因而听任三藩所为，更助长其势力的急速膨胀。三藩横行南疆，影响及于全国，这不能不与日益加强的中央集权和国家的统一产生尖锐的矛盾。
　　康熙帝亲政后，就“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夙夜廑念，曾书之宫中柱上”④。他以敏锐的目光已看出“三藩势焰日炽”⑤，已构成国家的心腹之患，把它列为自己亲政所必须解决的三件大事的第一件大事，时刻思虑裁撤的时机与办法。
　　康熙帝早有撤藩之意，但又虑及“三藩俱握兵柄”，不敢贸然采取行动。康熙十二年（1673）三月，已洞悉朝廷意图的尚可喜首先提出撤藩，要求“归老辽东”。这就给康熙帝提供了解决三藩问题的一个难得良机。康熙帝趁势顺水推舟，立即批准，对他这一主动行动给予高度评价⑥。三桂与精忠得此消息，心不自安。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在京师“希探上意，驰书于桂，令亦如尚、耿之请，从中画谋，弥缝可独留”①。吴三桂依计而行，于同年七月也向朝廷③ 《觚剩》卷8《粤觚》下。
　　④ 蒋良骐：《东华录》卷8，页139。
　　⑤ 《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① 《清史稿》卷250《王熙传》。
　　② 《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③ 《明清史料》丁编第8 本，《平西王吴三桂密奏本》。
　　④ 《清圣祖实录》卷154。
　　⑤ 《清圣祖实录》卷99。
　　⑥ 《平定三逆方略》卷1。
　　① 《平滇始末》，载《辛巳丛编》。
　　请求撤藩，与此同时，精忠也提出同样的请求。康熙帝当机立断，一概批准。但对吴三桂是否也撤却产生了不同意见。除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等极少数人赞成康熙帝的决策外，大多数廷臣持反对意见。他们认为，吴三桂镇守云南以来，“地方安定，总无乱萌”，如将吴三桂迁移，还得派兵去镇守，耗费大，不免骚扰地方，不如令三桂继续留镇②。康熙帝令议政王大臣会同户、兵两部，又扩大到九卿科道，几经讨论，始终没能取得一致意见，最后仍请康熙帝裁决。③康熙帝力排众议，正式作出撤藩的决定。八月二十四日，康熙帝以手诏勅谕三桂，在肯定他的巨大功绩之后，笔锋一转：“但念王年齿已高，师徒暴露，久驻遐荒，眷怀良切，近以地方底定，故允王所请。”他特别强调指出，撤藩之举，使吴三桂北来，“慰朕眷注，庶几日夕觏止，君臣偕乐，永保无疆之休”。他向三桂保证，迁移安插都已妥善，“王到日，即有宁宇”④。康熙帝在这份手诏中，温语洋溢，关怀有加，丝毫看不出朝廷对他的疑忌，但他明确暗示，一经撤藩，可使君臣两相无猜，吴三桂可保荣誉，共享太平之福。应该说，这是一项很好的解决办法，如果吴三桂接受，自然就会避免一场战争的发生。
　　但是，吴三桂申请撤藩并非出自真心实意。他不过是故作姿态，以为朝廷会依明朝沐英世守云南例，一定慰留他继续镇云南。他没有料到康熙帝会如此迅速地批准他撤藩，及“命下，愕然气阻，其党愤愤不平”①。吴三桂即与其党羽密谋起兵。他调集人马，断绝邮传，封锁消息，暗令境内只许入而不许出。
　　九月初，康熙帝派遣办理迁移事宜的礼部侍郎折尔肯、翰林院学士傅达礼到达云南。吴三桂表面上接受诏书，却一再迁延动身日期，加快叛乱的步伐。十一月二十一日，吴三桂杀死云南巡抚朱国治，逼使云贵总督甘文焜自杀，折尔肯等被扣留，公开举兵叛清。他自称“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继而称周王，以明年为周王元年②。消息传到北京，“举朝震惊”③。大学生索额图请求处分主张撤藩的大臣。康熙帝说：“此出自朕意，伊等何罪！”④面对吴三桂公开叛乱，康熙帝迅即采取如下措施：一、增派八旗精锐前往咽喉要地荆州固守，“以遏贼势”⑤；二、紧急通知广州与福州，两藩停撤，以孤立三桂；三、将额驸、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家属暂行拘禁，其余散处各地的原属三桂官员一律赦免，使其“安心守职”，以利大局稳定⑥；四、削除吴三桂王爵，宣布有擒斩吴三桂之头者，即以其王爵封赏。是时，康熙帝年仅二十岁，他沉着镇静，以巨大的勇气，压倒一切的气概，独当平叛之任，为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挽救清政权免遭覆亡而进行着一场命运攸关的殊死大搏斗。
　　② 《清圣祖实录》卷43。
　　③ 刘健：《庭闻录》卷4。
　　④ 《清圣祖实录》卷43。
　　① 《庭闻录》卷4《开藩专制》。
　　② 《清圣祖实录》卷44。
　　③ 《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④ 《啸亭杂录》，《论三逆》；又，《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八月八日。⑤ 《啸亭杂录》，《论三逆》；又，《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八月八日。⑥ 《清圣祖实录》卷44。
　　然而，清兵在军事上并无准备。当吴三桂挥军北进时，各城镇非破即降。三桂“散布伪札，煽惑人心，各省兵民，相率背叛”。福建耿精忠举兵响应，攻略江西、浙江等地，而三桂军已进入湖南，其前锋已抵长江南岸，与荆州清军夹江对峙。仅一年，“逆贼得据大江之南”①。接着，叛乱很快蔓延到四川、山西、陕西、甘肃诸省，连河北总兵蔡禄也反于彰德。塞外，又有察哈尔部布尔尼的叛乱。一时间，“东南西北，在在鼎沸”②。
　　吴三桂发动叛乱，给清政权造成了一场空前的政治危机。就其性质而言，它是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也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之争。吴三桂以反清复明为号召，一度煽惑广大汉人和明故将吏起来反对满族的清朝统治，因而给这场纷争染上了某种民族斗争的色彩。这一斗争已远远超出政治解决的范围，康熙帝没有别的选择，只能通过战争手段来消除这场政治危机。因此康熙帝运筹帷幄，指授方略，决心赢得战争的完全胜利。
　　至康熙十四年，吴三桂军的战略进攻达到了顶峰。从全局来看，已形成三大战场：耿精忠控制的福建、浙江、江西为东线；四川、陕西、山西、甘肃为西线，其中陕西提督王辅臣的叛变对京师威胁最大。湖南则为正面战场。康熙帝密切注视战局的变化，亲定了战略方针：清军以荆州为战略立足点，顶住投入湖南战场的吴军主力，对峙而不攻；先从两个侧翼入手，即解决耿精忠、王辅臣两股主要叛军。待除掉两顾之忧，再集中兵力同吴军决战。于是，战争进入相持阶段，在各个战场上展开了互有胜负的争夺。
　　康熙帝采取“剿抚”并用的方针，对吴三桂坚决打击，其余则视为胁从，在施以军事打击的同时，力主招抚。他亲自给王辅臣、耿精忠等人写信，晓以利害，并保证如“投诚自归”，“即赦免前罪，视之如初”①。康熙十五年六月，王辅臣在兵败之后，向清军投降。陕西底定。十月，耿精忠投降；十二月，一度迫于形势而假投降的尚之信也公开反吴②。康熙帝履行许诺，一律给予优待。他还号召参与叛乱的广大士兵，只要放下武器，也都给予赦免，安排生活。在这一政策的感召下，那些蒙受煽惑的士兵和将官纷纷投诚，每每以数百、数千，至万计，投入清军。吴军日趋分化、瓦解。
　　康熙帝重用汉兵汉将，是他采取的又一项重要政策。开始，他以皇族贵胄为各方面军的统帅，如勒尔锦、尚善、岳乐、喇布、杰书等一大批人皆是清开国元勋的子孙，但他们比起先辈，大为逊色，畏缩不敢战，迟延不进，坐失时机，致使清军屡屡败退，城镇连失。鉴于这种情况，康熙帝急忙起用汉将，多次指示汉人中有清操和才能的，“不拘资格”，保举荐用③。如著名的“河西三将”即张勇、王进宝、赵良栋恢复陕甘、四川，破云南，捣三桂巢，皆赖其力。还有“蔡毓荣、徐治都、万正色奋于楚，杨捷、施琅、姚启① 《清史列传·逆臣传》卷1《吴三桂传》。
　　② 赵翼：《皇朝武功纪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
　　① 《清圣祖实录》卷48，页3。
　　② 关于尚可喜之子尚之信叛清，在史学界似已成定论。但细一考究史实，却大成疑问。如《尚氏宗谱》详述之信为保全地方被迫假降于三桂，并暗报朝廷，已得到圣祖谅解；再述之信得祸致死之经过，表明他之死，非死于叛逆罪，实死于他平时为人残暴，酗酒滥杀无辜而遭报复。《清圣祖实录》所载，多与《宗谱》相类，且有不便明言处，惟记论罪处分时，大学士明珠将之信与耿精忠做了比较，认定前者酗酒，口出狂言，而视后者为大逆不道，等等。此处亦见朝廷对之信的真实看法。
　　③ 《清圣祖实录》卷46。
　　圣、吴兴祚斗于闽，李之芳奋于浙，傅宏烈奋于粤，群策群力，敌忾同仇”①。他们为平叛发挥了重大作用。
　　自内战爆发以来，每天上奏的军报不下三、四百疏，康熙帝“手批口谕，发■指示，洞的中窾”②。政策和策略正确，从根本上保证了平叛的胜利进行。到康熙十五年底，“东西两巨寇（指耿与王辅臣）既降，乃得以全力办三桂”③。清军逐渐转入战略反攻。
　　在湖南战场，吴三桂军虽然还占据岳州、长沙等要镇，但吴三桂的日子越来越不好过。在他的统治区内，经济状况恶化，民穷财尽，军饷告乏，军心动摇，大批将吏投向清军。吴三桂已失耿、尚两藩之援，处境更加孤立。吴三桂“兵兴六年，地日蹙，援日寡，思窃号自娱”。于康熙十七年三月在衡州称帝，国号大周。八月，七十四岁的吴三桂得病暴亡。其孙吴世璠即位，改元洪化。他见势不妙，弃衡州，退居贵阳。
　　这时，清军已进入湖南，在圣祖决策和严令下，清军已将长沙之敌包围，并从水陆两路攻取岳州。康熙帝指出：“歼灭吴逆，荡平诸寇，在此一举。”④他特别强调：“今日之事，岳州最要，不可不速行攻取。”他甚至以御驾亲征相激励。康熙十八年正月，向岳州发起猛攻，“水陆围困，断其粮道”⑤，迫使吴军弃城逃走。岳州一破，常德、长沙、衡州等相继而下。在清军的猛攻后，吴军全线崩溃，湖南、四川、贵州、广西都被清军收复。康熙帝遣三路大军，分别自湖南、四川、广西向云南进军。至康熙二十年十一月，三路大军终于打破昆明城，吴世璠服毒自杀，其党羽或死或被俘，一网打尽。这场历时八年的内战，以吴三桂的覆灭而告终。
　　平定吴三桂叛乱，废除“三藩”，使整个大陆重新获得了统一。康熙帝又乘“平吴”之余烈，抓住时机，着手解决长期悬而未决的台湾问题，他采取既抚且剿的方针，于平吴三桂二年后，即康熙二十二年（1683）八月，准予郑氏政权投降，从来就是中国领土的台湾，自此正式并入清朝版图。次年，康熙帝同意在台湾设一府三县，隶福建省，并派兵驻防。
　　① 《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② 《圣武记》卷2《康熙戡定三藩记上》。
　　③ 《皇朝武功纪盛》卷1《平定三逆述略》。
　　④ 《清圣祖实录》卷66，页3。
　　⑤ 《平定三逆方略》卷43，页3。
　　第五节征“罗刹”
　　当顺治元年（1644）清兵蜂拥进关夺取全国政权时，沙俄殖民强盗已悄悄窜犯到中国的黑龙江沿岸。先是以瓦西里·波雅科夫为首的一支有一百三十三人的侵略军，于1643 年入侵到黑龙江北岸。二年后，又有哈巴洛夫为首的七十余人的远征军，再次入侵中国黑龙江。继哈巴洛夫之后，又有斯杰潘诺夫所率领的三百七十余名侵略军，进一步扩大对中国的侵略。自波雅科夫首次入侵以来，十年中，沙俄派到黑龙江去的不下一千五百余人。①这一批批殖民强盗，执行沙俄的扩张政策，完全以掠夺土地、黄金及财物为目的，所到之处，烧杀淫掳，无恶不作。他们从黑龙江上游，窜至中下游，最严重的是，已入侵到松花江与牡丹江会流处。
　　这时候，清朝正全力进行国内统一战争，但是它对沙俄日益扩大的猖狂进犯不能置之不理，仍然动员当地军民抗击沙俄入侵。顺治十一年、十二年、十五年、十七年，清军曾在松花江口、呼玛尔诸处及古法坛村等地，大败过沙俄强盗。经过清军反复征剿，基本肃清了黑龙江中下游的俄军，但没有彻底根除。沙俄以尼布楚、雅克萨等处为巢穴，筑城盘踞，不时地出没在上游地区。清军之所以未能彻底驱逐沙俄侵略军，主要原因：一是对沙俄入侵的严重性认识尚不足，把沙俄的入侵仅看作是沙俄不法之徒的骚扰。二是力量不足。顺治时，清朝把几乎全部力量用于同农民军余部和南明作战，没有余力反击沙俄的侵略。三是准备不足。黑龙江地处辽远，“饷不继”①，多次征剿，皆因粮饷问题，被迫“中道而返，未获翦除”②。
　　康熙帝即位之初，这种情况仍没有根本改变。他亲政后，“即留意”沙俄对黑龙江的侵略，“细访其土地形胜、道路远近及人物性情”③，已经为反击沙俄作好了思想准备。当康熙帝开始把注意力转向黑龙江问题时，爆发了吴三桂发动的大规模武装叛乱，他无力北顾，还把黑龙江、宁古塔（今宁安）等地驻防清军南调，甚至“调兵一空”④，全力用于平叛。这又给沙俄以可乘之机，继续阴谋扩大和加紧对中国北疆的侵略。他们以策动当地少数民族头人如根特木尔叛逃的手段，来达到他们侵占中国土地的目的。
　　康熙帝对沙俄采取了和平外交的方针。他从康熙六年起，在十余年间，一次又一次地派遣使臣前往尼布楚交涉，并给沙皇写信，阐述了清朝对中国领土主权的严正立场，呼吁沙俄停止侵略，交还逃人，和平地解决争端。康熙十五年，沙俄使臣尼果赖来华活动，康熙帝再次要求俄方“归还逋逃，严禁罗刹，毋扰边境，许贸易通好”①。但是康熙帝的一切和平努力，沙俄根本不予理会，相反，继续扩大侵略活动，又窜至黑龙江中游的精奇里江各处筑室盘踞。
　　沙俄野蛮无理和侵略行径，使康熙帝无法容忍。他指出：“向者罗刹无故犯边，收我逋逃，后渐越界而来，扰害索伦、赫哲、飞牙喀（又写作费雅① 《外贝加尔的哥萨克》卷1，页101，商务印书馆版。
　　① 《圣武记》卷6，《明朝俄罗斯明聘记》。
　　② 《平定罗刹方略》（一）。
　　③ 《清圣祖实录》卷121，页11。
　　④ 吴振臣：《宁古塔纪略》。
　　① 《平定罗刹方略》（一）。
　　喀）、奇勒尔诸地，不遑宁处，剽劫人口，抢掳村庄，攘夺貂皮，肆恶多端。是以屡遣人宣谕，复移文来使，罗刹竟不报命，反深入赫哲、飞牙喀一带，扰害益甚。”②从这段话里，可以看出康熙帝对沙俄无端侵略的愤慨心情。为此，康熙帝着手积极备战，加强东北边防。康熙十五年，康熙帝决定把宁古塔将军衙门移至吉林乌喇（今吉林市），倚江畔，“建木为城”。调来新旧满洲八旗兵二千人，徙关内直隶各省的“流人”数千户来此定居，主要任务是建造战船，屯积粮草，并营建水师营，“日习水战，以备老羌（指沙俄）”③。康熙帝显然是把吉林作为反击沙俄侵略的战略基地。
　　康熙二十一年（1681）春，吴三桂叛乱刚刚被镇压下去，康熙帝不畏长途跋涉之苦，亲自“省观”吉林。此行目的，“巡视边疆，远览形胜”，为反击沙俄作政治动员和军事方面的进一步准备①。在吉林期间，他还接见了宁古塔将军巴海、副都统萨布素等高级将领，听取他们的报告，直接了解防务和沙俄入侵的最新事态的发展。这次远足巡视，促使康熙帝下决心向沙俄发起反击。
　　康熙帝一行是在当年五月初返回北京的。他曾同廷臣讨论征剿罗刹的事。“众皆以路远为难”，对反击沙俄持消极态度。康熙帝指出：“征剿罗刹似非甚紧要，而所关甚巨。罗刹扰我黑龙江、松花江一带三十余年，其所窃据距我朝发祥之地甚近，不速加翦除，恐边徼之民不获宁息。”他力排众议，当即做出“征剿”沙俄的战略决策②。他先派遣副都统郎坦、彭春等率二百余人的小股部队，前往黑龙江侦察敌情。行前，康熙帝密授机宜：此行以“扑鹿”为名，迷惑沙俄侵略军，使侦察得以顺利进行。其次，要详细考察黑龙江陆路远近，至额苏里水路里数。最重要的是直抵雅克萨城下，“勘其居址形势”③。
　　年底，郎坦等顺利完成侦察任务，向康熙帝报告说：“攻取罗刹甚易，发兵三千足矣。”④还不到三十岁的康熙帝，深谋远虑，当即采取如下措施：一、调取乌拉、宁古塔兵一千五百人，并携带红衣大炮、鸟枪等，由宁古塔将军巴海、萨布素率领至黑龙江。二、在瑷珲、呼玛尔两处“建立木城”，与沙俄“对垒”。三、备足军粮，令科尔沁十旗和锡伯、乌拉地区官庄提供一万二千石粮食，足够三千部队三年之用。清军至驻地，即行屯田耕种，再由索伦人接济牛羊。为保证长期粮饷供应不断，康熙帝又指令开辟辽河、松花江与黑龙江的水陆联运。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运饷的困难，保证反侵略战争的最后胜利。从长远看，康熙帝的措置对开发东北也有重大意义。
　　康熙二十四年二月，萨布素提出攻取雅克萨的作战计划：预定四月水陆并进，沙俄不投降即攻城，如攻取不成，则遵旨“毁其田禾以归”①。康熙帝批准了这个计划，又任命都统公彭春任统帅，增派副都统班达尔善、马喇及善使水师的建义侯林兴珠等参赞军务。从京师、东北及河北、山东、河南、② 《清圣祖实录》卷119。
　　③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① 高士奇：《扈从东巡日录》。
　　② 《征罗刹方略》（二）。
　　③ 《清圣祖实录》卷104。
　　④ 《八旗通志初集》卷153，《郎坦传》。
　　① 《清圣祖实录》卷119。
　　山西等省调来八旗官兵，另从福建调来藤牌兵四百人，共计兵力近三千人，先集结于瑷珲。康熙帝还考虑到前线与朝廷之间要保持军事畅达而迅速，特指示自齐齐哈尔（墨尔根）至雅克萨之间设立驿站，令杜尔伯特与扎赉特两旗派兵五百和量拨索伦兵分驻各驿站，负责传递军情。在康熙帝的精心筹划下，军事部署已是十分完备。
　　四月二十八日，彭春、萨布素统率清军自瑷珲水陆并进，目标直取雅克萨。至六月初，胜利的捷报已飞送北京：沙俄遭到沉重打击，被迫出城投降。康熙帝发出新的指示：“雅克萨虽经克取，防御断不可疏，应于何地驻兵弹压，此时即当定议。”②经议，清军毁雅克萨城，分别撤至黑龙江城（瑷珲）、墨尔根两处筑城屯种。
　　清军撤离雅克萨不久，沙俄派遣拜顿率授军已赶到尼布楚。七月初，他汇合托尔布津的残兵败卒共五百余人，再次返回雅克萨据守。康熙二十五年（1686）初，萨布素紧急上奏，二月，康熙帝明令，要“速行扑剿”①。萨布素率部于五月末兵临雅克萨城下，双方炮击，枪弹交加。沙俄军损失严重，其头目托尔布津被击毙。清军将俄军围困达五个多月。至严冬，俄军只剩下一百五十余人。这时，沙俄被迫遣使来华求和。康熙帝说：“朕本意屠城，欲从宽释。”即下令清军解围②。第二次反击战又以胜利告终。
　　根据双方达成的协议，康熙二十八年，双方使臣会于尼布楚谈判边界问题。康熙帝规定划界的原则，说：“朕以为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之一河一溪，皆我所属之地，不可少弃之于鄂罗斯。”③清方代表索额图等坚持康熙帝的指示，顽强谈判，屡屡戳穿俄方诡计。康熙帝为促使和平尽快实现，在领土问题上作出让步，终于在七月共同签署了《尼布楚条约》，确定了中俄东北一段的边界线。从此，我国东北地区获得了一百五十余年的和平时期。
　　反击沙俄侵略，是伟大的民族自卫战争。它自始至终都是在康熙帝筹划和指挥下进行的。他坚持收复失地，不畏强暴，敢于同一个从未交过手的敌人进行战斗，这显示了他的气魄和勇气。
　　② 《清圣祖实录》卷121。
　　① 《清圣祖实录》卷124。
　　② 《平定罗刹方略》（三）。
　　③ 《清圣祖实录》卷135。
　　第六节抚蒙古当清军在黑龙江畔反击沙俄殖民强盗时，在我国西北又爆发了以噶尔丹为首的准噶尔部的入掠，在平息噶尔丹兴兵的前前后后，康熙帝采取一系列的政策和措施，为安定北疆、巩固多民族的国家，作出了巨大的努力。
　　准噶尔部原属于额鲁特四部蒙古之一，游牧于伊黎河流域。在清兵进关夺权，全力对南明和农民军用兵，而“未遑远略”，无暇北顾时，他们趁机“雄长西北”，对清朝“间通使，间为寇”①。其中，准噶尔部变得强大起来，它四出剽掠，搅得草原无宁日，各部蒙古无不受其侵害。当噶尔丹夺取准部的统治权后，吞并了各部蒙古的大片领地，势力猛增，到康熙十七年，它已控制了天山南北，远及青海与西藏。次年，他自称“博硕克图汗”。尤其严重的是，他投靠沙俄，企图借沙俄之力来实现其政治野心。沙俄在侵略黑龙江的同时，又侵入到喀尔喀蒙古地区，占领了我国贝加尔湖直至石勒喀河的广大领土。它插手蒙古内部的纷争，挑拨和引诱他们脱离清朝而投入俄国的怀抱。从康熙十三年到二十二年的十年间，噶尔丹几乎年年派使者前往俄国，乞求军事援助。沙皇给予鼓励和支持。噶尔丹更加大胆地在广阔的草原上采取军事行动，把进攻的矛头指向了喀尔喀蒙古。
　　康熙二十六年九月，噶丹尔率三万铁骑，向喀尔喀发动了全面进攻，实则是向喀尔喀的保护者清朝宣战。仅一年多，喀尔喀三部即札萨克图汗、车臣汗、土谢图汗都被击败，它们的王公贵族和数十万牧民无法立足，尽弃牲畜帐幕南下，逃入谟南（今内蒙古）境内。这时，康熙帝派出的边界问题谈判代表团前往色楞格斯克，正好路经喀尔喀境，据他们所见，“喀尔喀国男妇驼马络绎南奔，不下万数，若有蹑其后者”。几天后，只见“南徙者蔽地而来，前后相望六十余里，马少驼多，挽驼者皆妇人”。由于缺乏饲料，“遗弃牛马死者相枕，臭闻数里”①。
　　噶尔丹吞并喀尔喀三部，破坏了清朝多民族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给广大的蒙古牧民制造了深重的灾难。准军的铁蹄所到之处，草原上鲜血遍地，一片恐怖景象。
　　面对噶尔丹的侵扰，康熙帝迅速作出决策：首先安顿溃逃的喀尔喀部民，命尚书阿尔尼等调拨归化城、独石与张家口两处仓储粮食，赐给茶、布、牲畜十余万，进行紧急救济。其次，他指令科尔沁划出部份水草地，暂供其游牧。他向噶尔丹发出通告，令其率众西撤，归还侵地。康熙帝召见在京的沙俄使臣，严正警告沙俄，支持噶尔丹，即有意要“开兵端”！但是，无论噶尔丹，还是沙俄，都拒不接受康熙帝的警告。更为甚者，噶尔丹还以追喀尔喀为名，侵入乌尔会河一带。康熙二十九年，噶尔丹率军二万，一直深入到距京师仅七百里的乌兰布通。
　　噶尔丹“其志不在小”，已暴露出窥视中原之意。同年六月，康熙帝下诏亲征，以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率左翼军出古北口；以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率右翼军出喜峰口。当噶尔丹深入到乌兰布通时，康熙帝命右翼停止进兵，改命康亲王杰书等屯归化城，截其归路。八月一日，清军与准军在乌兰布通展开决战，激战一整天，大破准军数万人。噶尔丹卑词乞和，① 《圣武记》卷3，《圣祖亲征噶尔丹记》。
　　① 见《出塞纪略》，载《圣武记》卷3，《附录》。
　　康熙帝不允，命令“速进兵，毋堕贼计。”果然，噶尔丹不等答复，连夜北逃，清兵追赶不及。八月下旬，清军振旅班师。
　　康熙帝趁噶尔丹败逃之际，加紧整顿喀尔喀各部，巩固清政府对它的管辖，以便孤立噶尔丹。康熙三十年，康熙帝决定在上都多伦诺尔举行会盟，传知喀尔喀各部及漠南蒙古四十九旗王公贵族齐聚会盟之地。在这里，康熙帝连续举行召见、宴会、会盟、阅兵、赏赐、裁决是非等庄严的仪式和步骤，显示了清朝作为中央政府的绝对权威。康熙帝宣布：将喀尔喀各部与内蒙古四十九旗一例编设，共分三十四旗，“其号亦与四十九旗同”①。康熙帝以此会盟的形式，恩威并施，迅速地安定了喀尔喀，并从体制上调正和明确了它的内部关系，也增强了同噶尔丹的斗争力量。
　　五月六日，会盟结束，康熙帝回到北京。
　　噶尔丹自乌兰布通战败逃跑后，仍在谋划卷土重来。他派人去莫斯科求救。沙皇答应：“至青草出后，助鸟枪手一千及车装大炮，发至克鲁伦东方界上。”②康熙帝仍在争取噶尔丹，康熙三十三年，约其来会盟，遭到拒绝，派去的使臣也被杀害。康熙帝知噶尔丹毫无悔改之意，便略施一计：密令科尔沁土谢图亲王等伪降噶尔丹，答应为内应，夹攻清军，以此引诱其出动。噶尔丹果然上当，清军以逸待劳，一举歼灭之。次年（康熙三十四年），噶尔丹果然亲率三万骑兵，沿克鲁伦河而下，进至巴颜乌兰屯驻。康熙三十五年春，康熙帝再次统帅八旗劲旅出征。兵分三路，康熙帝自将中路，开赴瀚海以北，约期夹攻。行军七十余日，士马馁困。康熙帝与将吏“同其菲菜，日惟一餐，恒饮浊水，甘受劳苦”③。途中传来沙俄助兵的消息，有的将吏提出暂缓进军，大学士伊桑阿等力主请回师。康熙帝很生气，说：“朕祭告天地宗庙出征，不见贼而返，何以对天下？且大军退，则贼尽锐往西路，西路军不其殆乎？”挥军疾趋克鲁伦河，康熙帝“手绘阵图，指示方略”①。噶尔丹闻讯，登山遥望清军军容甚盛，见有御营黄幄龙纛，知道康熙帝亲征，顿时丧胆，急令拔营逃循。次日，清军赶到克鲁伦河，对岸已不见一帐。康熙帝亲率前锋追赶三天，至拖诺山，也没追上叛军，便下令回师。
　　噶尔丹奔逃五昼夜，至昭莫多，却与清西路军遭遇。大将军费扬古分兵埋伏于周围树林，将噶尔丹引诱到伏击圈内，进行围歼。这一仗消灭叛军万余人，噶尔丹仅“引数骑逃去”②。六月，康熙帝驾还京师。
　　昭莫多一战，噶尔丹全军覆没，从此便一蹶不振。其在伊黎的老巢，已被他的侄儿所夺占。由于他的暴虐统治，新疆、青海部民都背叛了他。他到处流窜，无处安身。康熙帝还希望他悔过自新，特命理藩院自独石口至宁夏设驿馆，召其主动投顺。但他拒绝了康熙帝的宽大。于是，康熙三十六年，康熙帝第三次亲征，给噶尔丹以最后的一击。噶尔丹残部不过五、六百人，一听说清大兵将至，纷纷前去投降，还带路追捕噶尔丹。同时，他的侄儿策妄阿拉布坦拥劲兵，准备活捉他。噶尔丹众叛亲离，连沙俄也抛弃了他，他惧怕被擒，便服毒自杀。他的尸首与其子女一并被献给了清军。噶尔丹发动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179，《兵一》。
　　② 《亲征平定朔漠方略》卷24。
　　③ 康熙：《御制朔漠纪闻》。
　　① 《圣武记》卷3，《康熙亲征准噶尔记》。
　　② 《清圣祖实录》卷173。
　　的武装进掠，历时八年，终于被彻底粉碎了。
　　平定噶尔丹以后，康熙帝对准噶尔部仍采取非常宽大和笼络的政策。他继续坚持满蒙贵族联姻的传统作法，把宗室之女嫁给准噶尔王公贵族。噶尔丹之子色布腾巴尔珠尔被俘时是一个未成年的少年，康熙帝予以“恩养”，授为一等侍卫，康熙五十四年，将宗室觉罗长泰之女嫁给他，并授为“镇国公婿”①。噶尔丹之侄孙丹津阿拉布坦于康熙四十一年来朝降清，康熙帝即优礼相待，封为多罗郡王②。康熙帝的这些亲善措置，对准噶尔部起了安抚与稳定的作用。使他们同清朝保持着密切关系。
　　至康熙帝晚年，噶尔丹之侄策妄阿拉布坦又兴兵作乱，侵入西藏，大肆抢掠破坏。满汉大臣都以路远不同意进兵西藏。康熙帝断然否决他们的意见说：“朕意此时不进兵安藏，贼寇无所忌惮，或煽惑沿边诸番部，将作何处置耶？故特谕尔等，安藏大兵，决宜前进！”③康熙五十九年八月，康熙帝令清军护送达赖七世进藏，大破叛军，西藏很快稳定下来。
　　康熙帝决策并统帅大军三次出塞，消灭了侵扰边境的乱军，进一步统一和巩固了中国多民族国家，对沙俄的侵略与扩张是一次沉重打击，有力地捍卫了西北和北部边疆的领土完整。这是康熙帝创立的又一大业绩。特别是在筹划平叛及处理复杂的蒙古问题过程中，康熙帝的胆识、远见、气魄，甚至不计“万乘之尊”与将士同甘苦，以及勇于实践的精神，堪称是历代帝王的典范和楷模。
　　① 《清圣祖实录》卷224。
　　② 《清圣祖实录》卷210。
　　③ 《清圣祖实录》卷287。
　　第七节理财政康乾“盛世”（包括雍正）的出现，标志着封建经济取得了全面的进展，呈现出空前繁荣的局面。康熙帝在位六十一年，是“盛世”的开创和开始的时期。他在经济领域的建树，为“盛世”确立了稳固而坚实的物质基础。康熙帝在顺治朝经济开始回升的基础上，大力整顿财政，采取一系列政策和措施，给农业生产带来了活力，为封建经济的发展开辟了道路。
　　顺治时期，是在战争持续进行的情况下，对财政采取某些应急措施，使经济状况有所好转。但是，明清（后金）长达近半个世纪的战争和明末农民战争，加之明末统治阶级横征暴敛，社会经济遭受到极大破坏。尽管顺治帝和他的理财能臣们想尽办法，社会经济和国家财政尚未得到根本改善，“终世祖之世，岁支常浮于入”①。康熙帝即位初年，这种情况依然存在。康熙元年，左都御史魏裔介奏道：“司农告匮，议及加派天下地亩五百余万两。”②不得不仿照明朝加派之法，每顷加征银一两。总收入略增加，还是支付不了浩大的军费开支和其他各项费用。连少年皇帝也感叹：“民未获苏息，正赋之外复有加征，小民困苦，朕心实为不忍。”③康熙六年（1667 年），才十四岁的康熙帝对吏部各部门发出指示，其中写道：“民为邦本，必使家给人足，安生乐业，方可称太平之世。”①以后，他不断阐述这一基本思想，显然，这是他追求的治国目标。封建经济的基本问题是土地。这时，摆在他面前的一大难题是，近京各州县的许多土地都被满洲贵族所圈占。这一圈地风潮持续了二十余年，到康熙五年，还发生圈换民地的事件，致使许多农民丧失土地，社会矛盾十分尖锐。康熙八年，他亲政之始，便下达禁止圈地的命令：“朕缵承丕业、乂安天下，满汉军民原无异视。比年以来，复将民间房地圈给旗下，以致民生失业，深为可悯。自后圈占民间房地永行停止，其今年所已圈者，悉令给还。”②这场公开掠夺民地的暴行，延续多年之后，终于被永久禁止。康熙帝这一措施颇得民心，社会也得到安定。
　　就实际而言，废止京畿“圈田令”，还仅是个局部问题。对全国具有重要意义的是康熙帝提倡和奖励垦荒。且不说关内各省经济残破，即如关外清的“龙兴之地”，也同样是“荒城废堡，沃野千里，有土无人”，无法耕种③。顺治时，曾规定鼓励垦荒的政策，由于战争还在进行，此项政策收效不大。到康熙帝即位，才提到了重要的议事日程上。康熙元年，下了一道严令：各省荒地“限自康熙二年始，五年垦完。六年秋，请旨遣官严查。各省垦过地亩，如荒芜尚多，督抚以下分别议处”④。这以后，康熙帝又规定了具体条例，把垦荒和人口增加与否，作为考核各级官员升降奖罚的基本依据。康熙帝说得好：“自古国家久安长治之谟，莫不以足民为首务，必使田野开辟，盖藏①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3，页42。
　　②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1。
　　③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1。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9，页147。
　　② 蒋良骐：《东华录》卷9，页152。
　　③ 《东华录》卷8。
　　④ 《大清会典》卷2《户部·田土·开垦》。
　　有余，而又取之不尽其力，然后民气和乐，聿成丰亨豫犬之休。”①康熙帝着力于“劝垦”，正是为国家的长治久安积蓄丰厚的物质财富。
　　为了调动农民归乡、垦荒的积极性，康熙帝一再放宽起科的年限。开始，一般都定为垦荒三年起科，至康熙十年，又延至四年，再改为六年。十二年十一月，康熙帝又指示：“嗣后各省开垦荒地，俱再加宽限，通计十年，方行起科。”②以后，随着经济状况的好转，起科年限又有所缩短，各省规定不尽相同，三、五年不等。到康熙帝后期，“国用已足”，对一些新垦荒田仍“不事加征”③。垦荒政策贯彻康熙帝执政的始终。广大农民受到鼓励，并得到垦荒的实惠，生产的积极性随之而提高了。康熙十三年，“定招民开垦酌量试用之例”：凡贡、监生员、民人垦地三十顷以上至百顷以上者，奏送吏兵二部，试其文化程度，授与知县，县丞、守备、百总等官④。条例还特别鼓励殷实之家即地主乡绅垦田。他们家给富足，有条件多垦荒，所以，所得利益最多。
　　通过垦荒，其土地即归开垦者所有，“不许原主复问”。还有一部分土地，即明朝皇室勋戚的庄田，均并入所在州县土地，“与民田一体给民为业”，此一田地称为“更名地”。愿认领“更名地”者，需向当地州县官府缴纳“易价银两”，实际是变价出售给农民。康熙九年（1670），规定“更名地”与民田一例输银，免其纳租，取消易价银，已征收的，可抵下年正赋。这项改革，使农民增加获得土地的机会，也减轻了负担。
　　康熙帝在位时期，垦荒与耕地稳步增长。以康熙二十四年为例，该年土地为五百八十九万一千六百余顷，比顺治十八年增加了五十多万顷。康熙五十二年，康熙帝说：“今天下户口甚繁，地无弃土。”①至康熙六十一年，达到八百五十一万九百九十余顷。②康熙帝一直很重视兴修水利。他认识到水利与发展农业生产息息相关，把它看成是自己为政的一件大事，一直到逝世，他始终没有放松对水利的整治。
　　自顺治以来，为害最大的是黄河、淮河、连年决口。据统计，在康熙帝执政的最初十五年内，黄河决口达六十九次，平均每年决口四点六次。黄、淮每次决口都给中原产粮区和江南苏、松等富庶之区造成惨重的经济损失，直接危及清政府的财政收入，影响到局势的稳定。顺治时，每年为治黄投资百数十万两，役丁夫数万，迄无成效。到康熙十五年，已更换五任河道总督，也无济于事。康熙帝决心治黄，务求“一劳永逸之计”③。
　　康熙十六年，康熙帝选中才能卓著的治河专家安徽巡抚靳辅继任河道总督。在全力平吴叛乱、国家经济相当困难的情况下，康熙帝不为廷臣议论所左右，全力支持靳辅整治黄河的大修计划，拨给治河经费二百五十余万两④，① 《清圣祖实录》卷44。
　　② 同上。
　　③ 《清圣祖实录》卷256。
　　④ 《清朝通典》卷一，《食货》一。
　　① 《清圣祖实录》卷256。
　　② 《清世宗实录》卷3。
　　③ 《清圣祖实录》卷63。
　　④ 《清圣祖实录》卷63。
　　此后，每年拨三百余万两。在康熙帝的严督下，靳辅尽心主持河务，历六年之艰辛，使黄河、淮河尽复故道，水患顿消。康熙帝高兴地说：“河道关系国计民生，最为紧要。今闻河流得归故道，深为可喜。以后益宜严毖，勿致疏防。”①康熙二十三年十月，康熙帝南巡，首次阅河工，并召见靳辅，高度评价他治河的功绩，即兴赋诗一首，赐给他，还嘱他大功告成时，将治河事写成书，赐书名《治河书》，以“垂之永久”②。自这年始，至四十六年，康熙帝曾六次亲自视察河工，实地考察，指授治河方略，对治河起到了领导与指导的重大作用。
　　康熙帝重用水利专家靳辅治河十一年，不仅全面整治了黄、淮，变水害为水利，并疏理了运河，使之畅通无阻，促进了社会经济发展。
　　治黄淮，兴水利，是康熙帝的一项重大成就。他去世后，官修《圣祖实录》赞扬他“治淮黄，筑六坝，修太行堤，障沁河诸水之下流；疏永定、子牙两河之潴泄，捍民之患，而仁被于泽。”③又说：“巡阅河工，指授方略，淮黄底定，世赖平成。”④这些颂扬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反映了历史的真实。
　　康熙帝身为帝王，时时“轸念民生”，他不只是说说而已，而是身体力行的。在他执政五十一年时，他总结自己的治绩说：“朕宵盱孜孜，勤求民瘼，永惟惠下实政，无如除赋蠲租。”蠲免钱粮，是他“轸念民生”的具体体现，也是他对自己颇为满意的一大“实政”。实在说，康熙帝一朝蠲免的次数之多，范围之广，坚持时间之久，数量之巨，都是在此之前任何一代所无法比拟的。在康熙帝在位的六十一年中，凡遇国家庆典、战争及他巡幸所经之地，即行局部的或全国性的蠲免。而灾荒蠲免则是经常而无间断的。灾荒如水、旱、虫、霜雹、地震、火及风所造成的破坏，康熙帝即据灾情，给予蠲赋，或减征，或赈济，务使灾民存活。康熙帝做到了无年不蠲免，无地不蠲免。一年之中，有蠲免一省至数省的，有一省连蠲数年的，至于一城、一县、一乡受蠲免的就更多了。如，康熙帝决定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六年，先后将河南、直隶、湖北等九省地租额免征，“三载之内，布惠一周。”其后，“普免之典，实肇于此”①。康熙四十四年，据大学士统计，自康熙元年以来四十四年间，全国所免钱粮总数共九千余万两②。至四十九年，据户部奏，蠲除之数“已逾万万”③。特别是，就在这一年，康熙帝宣布：从明年即康熙五十年始，在三年以内，将全国各省钱粮“通免一周”。决定先蠲免直隶、奉天、浙江、福建、广东、广西、四川、云南、贵州九省钱粮。至于五十一年、五十二年“应蠲省分，至期候旨行”④。康熙五十一年十月，已统计三年之内，“总蠲免天下地亩人才新征旧欠，共银三千二百六万四千六百九十七① 《清圣祖实录》卷77。
　　② 靳辅：《治河方略》卷首，《进书表一道》。
　　③ 《清圣祖实录》卷300。
　　④ 《清圣祖实录》卷1。
　　① 王庆云：《熙朝纪政》卷1，《纪灾蠲》。
　　② 《清圣祖实录》卷223。
　　③ 《清圣祖实录》卷244。
　　④ 同上。
　　两有奇”⑤。
　　康熙帝在执政五十年时说过：“每思民为邦本，勤恤为先，政在养民，蠲租为急。”⑥他把蠲免看成是“古今第一仁政”⑦。数十年来，他躬身实践，收效明显。民困得到纾解，民力得到培植，国家储积充盈。值得称道的一件盛事，是康熙五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向全国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即以五十年全国人丁数为准，“勿增勿减，永为定额。其后所生人丁，不必征收钱粮，编审时止将增出实数察明，另造清册题报。”①康熙帝大胆取消新增人丁的人头税，这是历代所未曾有过的一桩带有根本性的大事。这一宣布，标志着当时的经济已达到高度繁荣的程度！康熙帝的这一重大政策的转变，还预示着解放生产力，促进人口与经济的迅速增长。至康熙帝晚年，全国耕地面积大幅度上升，人口也由数千万骤增至一亿数千万！因此，康熙帝宣布“滋生人丁永不加赋”，实际上，也就是宣告“盛世”的开始！
　　⑤ 《清圣祖实录》卷251。
　　⑥ 《清圣祖实录》卷244。
　　⑦ 《熙朝纪政》卷1，《纪蠲免》。
　　① 《清圣祖实录》卷249。
　　第八节重文化康熙帝是清入关后的第二代皇帝，刚刚从武力取天下转入和平建国时期。他顺应这一形势，大力倡导汉族的传统文化，并率先示范，把自己所学与为政紧密地结合起来，孜孜求治，取得了先辈们所不曾有过的业绩；同时，又把自己造就成一个多才多艺的人才，这在中国历代皇帝中确属罕见。
　　康熙帝重视文化，倡导并率先学习各种知识。康熙五十年（1711），有一次，他谈到自己的学习情况：“朕御极五十年，听政之暇，勤览书籍，凡四书、五经、通鉴、性理等书，俱经研究。每儒臣逐日进讲，朕则先为讲解一过，遇有一句可疑，一字未协之处，亦即与诸臣反复讨论，期于义理贯通而后已。”②这段话是他对自己数十年如一日刻苦学习的生动概括和总结。除了学习中国典籍，他还以“极大的热情”学习西方科学知识，如几何学、静力学、天文学以及哲学、医学，无所不学。他在西方学者如南怀仁、徐日升等人的指导下，很快掌握了这些知识。他还有兴趣地学习西方乐理，学会使用乐器。西方传教士引入的科学仪器，他都热衷于操作，亲自应用仪器测量高度、距离。①在当时，他可以称得上是一位学贯中西的学者。
　　当然，在他所学的知识中，他最重视的是儒学，他推崇程氏兄弟和朱熹的理学。他深入研究，不断阐发其微言大义，自成一家之言，成为理学的权威。他组织编纂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书，亲自为序，阐明他的见解。来中国传教的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在细心地观察康熙帝言行之后，认为“他长期研究中国古籍，完全领会了儒教的精神”，称他是中国“儒教的教祖”。
　　康熙帝崇儒重道，孜孜于圣贤之学，朝野上下，乃至思想文化界纷纷仿效，一时成为风气。深有造诣的经学家、理学家、思想家、史学家、科学家、文学家不断涌现出来，他们一系列的成就，标志着封建文化开始攀登上一个新的高峰，显示了空前昌盛的景象。但是，正如作为一个西方人的白晋所指出：“现今中国，人们把道德、哲学视为主要学问，却极端忽视了哲学以外的其它学问。”这就是说，中国历代统治者包括康熙帝这样杰出的封建帝王在内，从来都把儒学伦理放在第一位，用封建纲常一套思想来维护巩固统治，至于科学技术在他们看来是无关紧要的，甚至把它视为“淫巧”而加以排斥。康熙帝热心学习各种知识，包括西方科学知识，是他从一个帝王的立场出发，要使自己成为万民景仰的绝对权威，以驾驭群臣和人民，俯首听命。因此，他在这一点上与历代帝王并无根本不同。他把学到的西方新知识，自己垄断起来，没有指示更没有倡导把它推广到生产实践中去，因而西方传入的科学技术并没有给中国的生产发展带来益处。
　　康熙帝把自己精心学到的儒家伦理应用于治道，却是取得了完全成功。
　　他不止一次地表示：“朕平日读书穷理，总是要讲求治道，见诸实行，不徒空谈耳。”①他学习愈深透，求治之心愈切。同他的学习态度一样，他六十余年如一日，为政毫无懈怠之时，可概括为一是勤，二是实，即勤于政事，讲实际，求实效，不尚空话，饰虚文。
　　② 《清圣祖实录》卷245。
　　① 白晋：《康熙皇帝》。
　　① 《清圣祖实录》卷43。
　　康熙帝去世前，留下遗诏，曾说到他一生的辛苦：“自御极以来..孜孜汲汲，小心敬慎，夙夜不遑，未尝少懈。数十年来，殚心竭力，有如一日，此岂‘劳苦’二字所能该（概）括耶！”他总结自己的一生，深感“为君者勤劬一生，了无休息之日”②。短短几句话，是他六十一年勤政的写照。从登基之日始，特别是他亲政后，每日“昧爽视事，惟恐有怠政务”③。即使有病，“亦勉出听政”，有时半夜来了紧急奏报，必“披衣而起”④。每次出巡，不论在何地，也是日日处理政务，他坚持当天的事当天处理完。据白晋亲见，康熙帝“日夜为国操劳”。康熙帝曾对心腹之臣高士奇表露他的苦衷：“朕于政事无论大小，从未草率。每在宫中默坐，即以天下事经营筹画于胸中。”①这又反映他勤于思考，处事深思熟虑的严谨作风。
　　康熙帝为政，主张“见诸实行，不徒空谈”②。他自己这样做，要求大小臣属也这样做。他认为，凡事皆在人为，取决于人的主观努力，反对用“天命”一类的“虚文”来掩饰自己的庸碌无为。他承认自己也是一个普通的人，如其所说：“朕之生也，并无灵异；及其长也，亦无非常”，惟有“实心行实政而已”。所以，他一生从不许谈论什么“景星”、“庆云”、“芝草”等祯符祥瑞，他说，这都是“虚文”，“朕所不取”③。臣属每逢国家庆典对他称颂、上尊号，祝寿，这些都为康熙帝所拒绝。群臣准备为他庆七十寿辰，这最后一次请求也被他拒绝了。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初七日，康熙帝走完了他人生的最后旅程，寿六十有九。葬景陵。庙号“圣祖”，尊谥为“仁皇帝”。
　　② 《清圣祖实录》卷300。
　　③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850。
　　④ 《清圣祖实录》卷99。
　　① 《康熙起居注》第二册，页1250。
　　② 《清圣祖实录》卷43。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5。
　　第六章代善第一节尊号“古英巴图鲁”
　　爱新觉罗·代善，生于明万历十一年七月初三日（1588 年8 月19 日），为努尔哈赤的次子，也是清代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对清朝的建立作出了重大贡献。
　　代善与兄长褚英，均为努尔哈赤的第一位大福晋佟佳氏（名哈哈纳札青）所生，十四五岁时即被尊称为贝勒。明万历三十五年正月，东海女真瓦尔喀部斐优城主策穆特赫来到赫图阿拉（辽宁新宾县内），拜谒努尔哈赤，说：“吾地与汗相距路遥，故顺乌拉国主布占泰贝勒，彼甚苦虐吾辈，望往接吾等眷属，以便来归。”①努尔哈赤派三弟舒尔哈齐、长子褚英、次子代善与大臣费英东、扈尔汉、扬古利等，领兵三千，往斐优城，迎接策穆特赫部众归附。他们到达斐优城后，收四周屯寨约五百户。三位贝勒令费英东、扈尔汉带兵三百护送先行。不料乌拉布占泰贝勒闻悉，命博克多贝勒领兵一万余，潜伏在图门江右岸的乌碣崖一带，于三月十九日，突然冲出，拦路截杀。扈尔汉一面让护送的五百户斐优城女真在山上树栅扎营，遣兵一百卫守，自己率兵二百与敌军列营相持，一面派人将乌拉拦劫之事回报三位贝勒。
　　第二日，三位贝勒领军赶到。面对大军突袭的严重威胁，褚英、代善对着全体官兵，策马愤怒说：吾父素善征讨，今虽在家，吾二人领兵到此，尔众毋得愁惧。布占太曾被我国擒捉，铁锁系颈，免死而主其国，年时未久，布占太犹然是身，其性命从吾手中释出，岂天释之耶？尔勿以此兵为多，天助我国之威，吾父英名夙著，此战必胜。① 50000053_0183_0这番话，言语虽然不多，却大长了自己的志气，灭了敌人的威风，对鼓舞士气有很大作用。当时建州军队只有三千，乌拉军多达万余，而且是早有准备，以逸待劳，双方实力对比相当悬殊，建州兵丁能否冲破敌军包围安全返家，已是一大难题，要想打败对方，更是谈何容易。
　　褚英、代善的话无疑起了很大的鼓舞，建州兵们齐声叫喊说，“吾等愿效死力”，“遂奋勇渡河”。
　　代善与兄长褚英乘机领军“登山而战，直冲入营”，大破乌拉兵。回师以后，努尔哈赤因代善“奋勇克敌”，斩杀了敌军统兵贝勒博克多，遂赐与“古英巴图鲁”美号。“古英”乃满文音译，意为“刀把顶上镶钉的帽子铁”，巴图鲁为英勇，是勇士的美称，既英勇，又硬如钢铁，更是勇士之最。这个尊号，有清一代，仅为代善所独有，可见努尔哈赤对代善的英勇，给予了高度的嘉奖。
　　万历四十年（1612），代善、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和额亦都、费英东等五大臣，因不堪忍受执政的汗之嗣子大阿哥褚英的虐待，而联合向努尔哈赤上告，努尔哈赤十分气愤，革掉褚英的嗣子身份，罢其执政（三年后处死）。
　　万历四十一年正月，听说布占泰欲囚禁所娶努尔哈赤的两个女儿，又要娶取努尔哈赤先前已聘的叶赫布斋贝勒之女，努尔哈赤大怒，统兵三万，进攻乌拉，连取逊扎塔、郭多、鄂谟三城。布占泰率兵三万，越富尔哈城迎敌。① 《武皇帝实录》卷2。
　　诸贝勒、大臣欲战，努尔哈赤拒绝说：“岂有伐大国能遽使之无孑遗乎？”乌拉是与己“同等之大国”，是棵巨大的树，对这样的大树，只能一点一点地砍伐，不能一下折断，应先取各城寨，然后才能攻其首都。此话固然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不我待，四个月以前进攻乌拉时，就是因为努尔哈赤讲了同样的话，拒绝了三贝勒莽古尔泰、四贝勒皇太极攻其都城的建议，俘获不多即行回兵，这次如果又中途而止，士气很难振奋，将会拖延统一女真各部的进程。努尔哈赤一向是言出令行，决定之事很难更改，说不定还要惩办违令而行之人，可是，不讲，不进攻，贻误了战机，其损失是无法挽回的。在这紧要关头，代善挺身而出，冒险率众将奏请进攻。《满洲实录》卷二载：太祖子古英巴图鲁、侄阿敏及费英东、何和里额驸、达尔汉辖、额亦都、硕翁科罗等奋然曰：初恐布占泰不出城，尚议设计赚之，今彼兵既出，舍此不战，兴兵何为？厉兵秣马何用？布占泰倘娶叶赫女，其耻辱当何如，后虽征之，无益矣。今人强马壮，既至此，可与一战。
　　这番言语，既说明了必战的理由和能胜的根据，又讲清了不战的严重后果，而且还使用了激将法，果然说服了努尔哈赤，他立即下令全军冲杀，顷刻之间，击溃敌兵，杀一万人，获甲七千副，灭了几代相传的强国乌拉。代善为统一女真各部建立后金国，又立下一大功。
　　万历四十二年四月十五日，蒙古扎鲁特部钟嫩贝勒亲自送女儿来到翰河渡口，嫁与代善为妻。
　　第二节大贝勒明万历四十三年（1615），努尔哈赤已吞并了哈达、辉发、乌拉，重创叶赫，臣服建州各部，国土数千里，人丁众多、兵强马壮，又确立了八旗制度，遂于第二年正月初一日，正式建立后金国，登上了“英明汗”宝座，定年号为天命。代善与堂弟阿敏、五弟莽古尔泰、八弟皇太极被努尔哈赤封为和硕贝勒，以年齿为序，分别称为大、二、三、四贝勒。
　　后金天命三年（明万历四十六年， 1618）四月十三日，努尔哈赤以“七大恨”告天，誓师伐明，率八旗军队进攻抚顺。十四日进驻瓦浑鄂谟，是夜，忽晴忽雨，努尔哈赤谕告八旗贝勒、大臣说：“阴雨之时，不便前进，可回兵。”
　　努尔哈赤的这一命令，很不明智，将给后金的发展带来严重的危害。在这千钧一发之时，代善以大局为重，又冒险谏阻说：我与明和久矣，因其不道，故兴师。令既临境，若遽旋，将与明复修好乎，抑相仇怨乎？兴兵之名，安能隐之。天虽雨，吾军士皆有制衣，弓矢亦有备雨具，何虑沾湿。且天降此雨， 以懈明边将心， 使吾进兵， 出其不意耳！ 是雨利我不利彼也。代善的这一段话，着重讲了三个问题。第一，是与明和好，还是对抗为敌，这是一个关键问题。代善所说的“和好”，不是说平等的两个国家之间的互利互助友好往来，也不是中央与边疆正常的经济交流宽厚相待，而是讲建州女真为明臣仆受人欺凌的封建隶属关系。如果因雨回兵，与明“和好”，那么，努尔哈赤就要放弃“覆育列国英明汗”的尊号，照旧充当被明朝目为夷酋的建州左卫都督，就必须按时朝贡，遵守国法，以辽东巡抚为父，听任边将勒索压迫，也就必须把已经兼并的女真部落退出来，使其各自为主，取消已经建立的强大的后金国，三十五载奋斗的丰硕成果，全部付之东流。这是具有雄才大略的开国之君努尔哈赤绝对不能接受的，也是长期南征北伐血染战袍的八旗贝勒、大臣不能容忍的。
　　第二，军机泄漏，后患无穷。代善说，“兴兵之名，安能隐之”，这是不可等闲视之的大事要事。几万人马，浩浩荡荡，直奔抚顺，这是很难掩盖的。兵贵神速，尤以出其不意为上，走漏风声，敌军知觉，严加防备，就很难击败对方攻克城堡了。努尔哈赤深知此事的重要，他制定的用兵围猎的禁令，便明确规定“严法令，禁纷杂，戒喧哗”。他指出：“战时喧哗，敌先知觉。猎时喧哗，声响山谷，兽即遁走。”①就在出征之前两个月，努尔哈赤已和诸贝勒、大臣议定伐明雪恨，要砍伐树木制作梯子，又怕明方发现，遂通告众人说，“诸贝勒伐树，修建马厩”，派七百人砍树。过些时候，唯恐明通事来此，看见做梯子的木材，下令将它做成栓马的栅栏。②做梯子，都怕人发觉，这几万大军的行进，尘土飞扬，声震数里，明国能不知晓？它一获悉建州反叛，必然要调兵遣将，赶运刀枪炮箭粮草，整修城池，加强防守，那时再来进攻，困难就大多了。
　　第三，有备无患，乘雨突袭，变不利为有利。代善指出，天虽下雨，道路泥泞，行走不便，但是，兵士有“制衣”，弓箭有备雨用具，还是可以继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6。
　　续前进的，而且，正因为这样，敌军可能松懈，哪有冒雨远道跋涉进攻城堡的？因此，利用下雨之机，突然偷袭，犹如自天而降，敌方必然措手不及，所以，“此雨利我不利彼也”。
　　代善的建言，从政治决策到战略战术都讲得十分清楚，因此，努尔哈赤“善其言”，撤销了退兵的决定，下令前进，于第二日四月十五日轻取抚顺，攻克马根单、东州等城堡五百余，获人畜三十万，获得了征讨明国的第一个大胜仗。在这关系到后金发展的重要关头，代善再建奇勋。
　　四月二十一日，八旗兵已出明境，明辽东总兵张承胤、副将颇廷相、海州参将蒲承芳，领兵一万追来，代善与弟皇太极令士卒披挂甲胄，准备交战，并飞报汗父。努尔哈赤听后谕告说：“彼兵非来与我为敌，盖欲诈称驱吾兵出边，以诳其君耳！必不待我兵也。”遣额尔德尼巴克什谕令代善二人停兵。代善、皇太极认为此令不妥，遣人回报，奏请进击明兵说：“彼兵若待我兵，则战，若不待，必自走矣，吾欲乘势袭其后，不然，我兵默默而回，彼必以我为怯不敢战也。”努尔哈赤赞同此议，遂率全军前进，猛攻明军，斩杀总兵、副将、参将、游击及千把总官五十余员，追杀四十里，明兵十损七八，后金获马九千匹、甲七千副，大获全胜，使明国“远近大震”①。
　　天命四年正月初二，努尔哈赤统军进攻叶赫，代善奉汗父之命，率将十六员、兵五千，于夹哈关、防御明兵。
　　三月初一至初四日，明金（清）之间发生了第一次大决战——萨尔浒之战。此时努尔哈赤已年逾花甲，主要确定用兵方针，至于统兵冲杀，则基本上是由代善负责。三月初一，努尔哈赤决定，首先迎击明西路杜松军。代善奉父命，率诸贝勒大臣统兵前行，至萨尔浒与明军交战，努尔哈赤随后赶到，八旗健儿奋勇冲击，斩杀杜松、王宣、赵梦麟三总兵，消灭了明军主力。三月初二日，转攻明北路军马林部，努尔哈赤告诉代善，要全军“下马徒步应战”。代善刚命令左翼二旗兵士下马，忽然发现明兵冲上前来，他立即向汗父说，不行，明军进攻了，我们要前进。话音刚落，他便果断地策马向前，其他官将兵丁立即跟上，猛攻明军，马林总兵仓惶逃走，北路军又告失败。探子报告，东方发现明军，代善向父奏准，于三月初三日带二十人前往侦察，并赶回都城，告诉捷音，安慰了留在城内的家眷，随即返回与父会合。努尔哈赤叫代善率领大兵前往应战，己则回都坐镇。三月初四日，代善统兵与明勇将刘铤决战于阿布达里岗。一开始，四贝勒皇太极经代善允许，领兵向西冲击，明兵“毫不动摇”，代善便“亲自冲入中路”，明兵“开始动摇败走”，八旗劲旅奋力厮杀，斩刘铤，全歼明东路军。①明南路军李如柏部闻风退回，著名的萨尔浒之战，以后金大胜、明军惨败而结束。在这场关系到爱新觉罗家族生死存亡和后金兴衰的关键战争中，代善又建树了殊勋。
　　天命四年七月二十五日，代善从汗父克铁岭，并大败前来援明的蒙古喀尔喀部斋赛等贝勒的万余联军，生擒威震喀尔喀五部的名酋斋赛等二十位贝勒、台吉。八月二十二日，代善偕二贝勒阿敏、三贝勒莽古尔泰，领兵攻陷叶赫西城，努尔哈赤取东城，灭了叶赫，完成了统一建州、海西女真的大业。由于代善屡建奇功，又是第一个大福晋之子，系诸弟之兄，长期统兵治国，位居四大贝勒之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有权有势，威望甚高，因此① 《武皇帝实录》卷2；《明史》卷259《杨镐传》。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8；《明神宗实录》卷580；王左晋：《三朝辽事实录》卷1、卷2。被努尔哈赤立为太子，具体主管后金军国大政。
　　正当代善被尊为太子满门显贵的时候，一场险些丧身灭门的大祸降临到他的身上。天命五年三月，小福晋代音察向努尔哈赤报告：“大福金曾两次备饭，送与大贝勒，大贝勒受而食之。..大福金一日二、三次遣人至大贝勒家，如此往来，谅有同谋。大福金自身深夜出院，亦已二、三次矣。”言下之意，是指控代善与继母衮代皇后有暧昧关系。努尔哈赤派人进行调查，并未找到确凿可靠的证据，然而他心中对此却深信不疑，因此，以大福金富察氏“窃藏帛缎金银财物甚多为辞”，将衮代皇后逐离，不久另立侧福金阿巴亥为大福金。①代善此次虽未遭贬责，但被这一“讦告”弄得相当尴尬，无法申辩，而且招致汗父不满，政治上受到了严重损害。
　　也就是在五年三月，努尔哈赤处分了富察氏以后，决定从界凡迁至萨尔浒，遂指定建造汗宫和诸贝勒府宅的地点。修完以后，代善两次提出，自己的府宅和长子岳讬的府宅修得很好，请与汗父之宅对换，可是当努尔哈赤同意这一要求后，他又嫌汗宫太小太窄，而不乐意，惹恼了汗父，努尔哈赤带怒宣布，让代善与其诸子住居佳宅。①父子之间的隔阂，又有所扩大。
　　天命五年九月初三日，有人告发代善之次子硕讬、阿敏之弟斋桑古及其妹夫莫洛浑欲逃往明国。十三日，努尔哈赤与诸贝勒议定，“发兵堵截通往明国之路”，当晚从三人家中擒拿，监于狱中。代善向汗父五、六次奏乞当众审理，如硕讬“萌奸宄，行悖乱”，则将亲手斩杀。原来岳讬、硕讬并非叛逃，而是受不了其父代善与继母的肆虐，努尔哈赤了解实情后，于二十日下令释放二人，并叫硕讬自己选择，若不愿随父，“则来依祖父我也”②。这意味着努尔哈赤对代善很不信任，对其虐待岳讬、硕讬，很不满意，可是代善这位曾经屡建奇功、叱咤风云的英雄，却被后妻谗言蒙蔽了眼睛，弄昏了头脑，不但不改过反省，反而硬要将硕托置之于死地，他竟听取后妻谎言，向汗父讦告硕讬与己二妾通奸。经查实，此乃系诬告，努尔哈赤大怒，痛责代善，夺其太子之位和所属部众。九月二十八日，代善手刃后妻，向汗父请罪，受到努尔哈赤宽待③，仍让他领有正红、镶红二旗，为大贝勒，一场政治风暴终于过去了。
　　天命六年二月，根据汗父命令，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皇太极四大贝勒分月值理政事。三月，代善率领正红、镶红二旗兵丁，跟随汗父，攻克沈阳、辽阳。七月，镇江兵民起义，代善奉汗父之命，偕三贝勒莽古尔泰和督堂阿敦，领兵二千，迁移金州沿海居民于复州。九月，代善因阿敦密告皇太极、莽古尔泰和阿济格将欲图害于己，向汗父哭诉，努尔哈赤遂以挑拨罪“逮捕阿敦”并长期监禁。十一月，代善至银库，取银六万六千两，分赐八旗官兵。①天命七年二月，代善与皇太极率正红、镶红、正白三旗，去义州驻防，斩杀义州拒绝降顺的汉兵三千人，又将右屯卫汉民四千五百五十七丁、八千八百六十四人及马、牛、驴三千余匹（头），驱往金州。四月，为示友好亲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14。
　　② 《满文老档·太祖》卷16。
　　③ 《旧满洲档·昃字档》。
　　① 《满文老档·太祖》卷24、28；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3145 页。密，金国汗、贝勒与来归的蒙古诸贝勒“结成亲家”，代善的亲家是莽果尔额驸父子、绰尔济、密赛、伊林秦、额布根、伊思阿布和代青之子拜音岱，其蒙古亲家之多，超过阿敏等其他贝勒。他又带领杜度贝勒、济尔哈朗贝勒和扬古利总兵官，率兵一万余，前往广宁换戍。
　　天命八年二月，代善偕二贝勒阿敏，领兵前往锦州、义州一带，捉拿来此运粮的蒙古兵。六月，代善奉汗命，偕斋桑古等四位贝勒，带兵二万，前往复州镇压汉民起义，“男丁皆杀，俘获子女牛马返回”。同月，复州复御王炳、永宁监备御李殿魁，分别向代善首告督堂乌尔古岱收受贿物，代善转告汗父。诸贝勒审理后，拟将乌尔古岱处死，并指责皇太极、德格类、济尔哈朗、岳讬四贝勒有过，请汗惩治。努尔哈赤痛斥皇太极骄傲愚昧，谕令罚取四位贝勒牛录。②八月二十日，努尔哈赤下谕，指出诸贝勒“皆有过错”，次日，诸贝勒上书自责。代善上书说：当初父汗指出我之过错，我不听从，犯了罪，父汗与众弟仍以礼恩养。我若不深切念此爱护，对我之过失，如仅伪言追悔系言追悔，系我之过，而在心中仍认为系己正确，皇天岂能宽恕？勿忘我之过失。每念及己之过错，后悔不已。今后务要尽弃其恶，勉行其善。如若再有过失，我身将遭殃祸。①50000053_0192_0天命九年正月，以蒙古喀尔喀部巴约特部恩格德尔额驸定居金国，奉汗父命，代善与阿敏等十三位贝勒与恩格德尔盟誓，对彼誓予“恩养”，并带领士卒，随彼至其蒙古故土，将属民和牲畜，全部迁至辽东。
　　天命十一年七月二十三日，努尔哈赤因半年前攻打宁远失利负伤，气愤成疾，往清河温泉休养，八月初七日病危乘舟返回，召大福金往会，相遇于浑河，十一日在距沈阳四十里的叆鸡堡去世。
　　诸贝勒根据努尔哈赤天命七年制定的共治国政的汗谕，集议任置新汗。
　　此时，势力较大有条件参加汗位争夺的有三个人，一是代善自己。代善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佟佳氏之子，长年统兵作战，军功累累，虽曾被汗父严责革除太子之位，但仍位列四大贝勒之首，辖有正红、镶红二旗，佐父治国理政，而且，他还有五个能征惯战的儿子和亲侄子。代善之子岳讬、硕讬、萨哈廉、瓦克达，皆是英勇善战的猛将，很早就披挂甲胄，带领士卒，冲锋陷阵，屡败敌兵。岳讬、萨哈廉更是能文能武，聪睿过人，善于从大局出发来处理军政大事。代善的亲侄子杜度，转战四方，屡建军功，早在天命四年、五年就是八旗旗主之一，辖镶白旗。杜度自父亲褚英被斩以后，一向是跟随代善，唯其马首是瞻。代善、岳托、硕讬、萨哈廉、杜度还是代表后金国对外交涉的“十固山执政贝勒”成员。总加起来，代善系统的人丁最多，执政贝勒最多，其他贝勒难以与他抗衡。因此，在天命十一年八月，八旗贝勒中，代善的势力最大，最有可能争取到汗位。
　　四贝勒皇太极也具有一定的竞争实力。皇太极智勇双全，机警聪睿，善用权术，功勋卓著，主正白旗，天命五年以后深受汗父宠爱，岳讬、济尔哈朗、斋桑古、德格类等贝勒，以及额尔德尼巴克什、乌尔古岱督堂等八旗高级官将，都与他关系密切，愿意为他效劳。
　　第三位有可能性的竞争者是阿济格。阿济格是努尔哈赤第十二子，母阿巴亥深受夫君宠爱，从天命五年三月起，就是后金国大福金。早在天命六年正月，努尔哈赤与诸贝勒盟誓表示今后子孙之中勿开杀戒时，年方十六岁的阿济格就名列后金八贝勒之中，不久又荣任正白旗旗主。阿济格骁勇善战，很早就披甲出征，多次以少胜多屡败敌军。他的同母之弟多尔衮拥有十五牛录，幼弟多铎系镶白旗旗主。阿济格兄弟三人拥有二旗，母亲阿巴亥又是后金国母，“有机变”，善于处事，这个集团也颇有威力，但弱点是三人年龄不大，阿济格二十一岁，仅是一青年贝勒，多尔衮十三岁，多铎十二岁，很难与久历戎阵饱经政治风霜的年长诸兄比高低。
　　此外，二贝勒阿敏，因是努尔哈赤的侄子，照说是不能继承汗位的，但是，他身为镶蓝旗旗主，在建立后金国过程中，南征北战，屡建功勋，起了很大的作用，他的弟弟斋桑古和济尔哈朗，也是统兵辖民的“执政贝勒”，势力也不小，而且此人素有割据地区自为国主的想法，是不大愿意屈居诸弟之下的。三贝勒莽古尔泰是努尔哈赤第二个大福金富察氏之子，虽因生母被汗父休离而在政治上受到严重影响，但他是正蓝旗旗主，同母之弟德格类也是有权有势的“执政贝勒”，他又生性鲁莽，爱生事端，也有争当国君的愿望。
　　在这矛盾错综复杂、形势十分紧张、人心惶惶的时刻，势力最大、最有可能继承汗位的大贝勒代善，作出了一个使人料想不到的但是又是十分明智的、唯一的正确决定，他提议任置四贝勒皇太极为新汗。
　　代善心中很明白，他的势力最强，他的威望最高，他的年龄最大，他是努尔哈赤第一个大福金所生的唯一皇子（兄长褚英已死），他是最有可能继承父位登基为汗的，其他贝勒不会也不敢起来反对。但是，他对几个弟弟的性格、抱负、才干、势力和当时的国情，也同样是十分清楚，深悉这个新汗肩负的担子之重。他知道，阿敏素有野心，莽古尔泰桀傲不驯，皇太极胸怀大志，阿济格刚强好斗，多尔衮虽小，也不愿甘为人下，何况还有汗父宣布确定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制，自己没有力量把他们制服，使他们如同汗父在世那样听从国主的管辖。而且，半年前兵败于宁远城下，士气不振，汗父晚年的弊政又激起辽民强烈反抗，“叛逃不绝”，田园荒芜，百业凋敝，粮食奇缺，物价腾贵。周围四面皆敌，明辽东巡抚袁崇焕利用宁远大捷，广修城池，赶造军械，训练士卒，欲图乘机反攻，收复失地。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领取明帝上百万两银子，联明反金，喀尔喀五部诸贝勒心怀二意。朝鲜久欲助明反击，支持明平辽总兵官毛文龙。这种内外交困的艰难重任，代善是担当不起的。这一点，代善内心十分清楚，他的左右手岳讬、萨哈廉也非常明白。
　　从八月初七日努尔哈赤病危到十一日未时去世，这段期间，代善不能不反复考虑这一大事，结论也就逐步形成了。因此，当岳讬、萨哈廉向父提议立皇太极时，他赞同说：“汝等之言，正合我意”，遂“计议已定，书之于纸”。第二日（十二日），代善通告阿敏、莽古尔泰、阿济格、多尔衮、多铎等十一位贝勒，“皆曰善”，“议遂定”，皇太极便被任置为金国天聪汗。①代善推立贤君的决策，稳定了动荡的形势，保持了皇族集团的统一和团结，使后金能够革除弊政，克服困难，排除障碍，转危为安，继续前进。代善为巩固、安定爱新觉罗江山，建立清皇朝作出了巨大贡献。
　　天命十一年九月初一日，皇太极继位为汗，与十四位贝勒“议定君臣之仪，上下和睦”，书写誓词，昭告天地。誓词规定，新汗皇太极要“敬兄长，① 《清太宗实录》卷1。
　　爱子侄”，“行正道”，不得藉口“兄弟子侄微有过失”，就“削夺父汗所予之人民，或贬或杀”，若违此誓，则短命夭折。誓词赋予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三位大贝勒“训子弟”的特权，他们对阿巴泰、阿济格等十一位“子弟贝勒”，有管教之权、辖束之权，如果这些贝勒“藐其父兄，媚君希宠”，即藐视代善三人，背叛三位大贝勒，投靠天聪汗，则将短命而亡。②这次盟誓，抬高了代善等三位大贝勒的地位，增强了他们的影响，形成了金国新的政治权力格局，即以天聪汗皇太极与代善、阿敏、莽古尔泰三大贝勒为主，加上阿巴泰等十一位小贝勒，共同治理后金国。
　　十月初，代善偕阿敏等八位贝勒，率精兵一万，往攻蒙古喀尔喀扎鲁特部，生擒巴克贝勒父子及喇什希布、戴青、桑噶尔寨等十四贝勒，斩鄂尔塞图贝勒，“尽俘获其子女人民牲畜而还”①。这一仗，振奋了军威，对促使蒙古喀尔喀五部贝勒重守旧誓与金和好，起了相当大的作用。
　　天聪元年（明天启七年，1622）正月初一日，金国举行新年朝贺仪式，皇太极居中，代善与阿敏、莽古尔泰分坐其左右，四人并肩端坐殿上，接受群臣叩拜。外藩蒙古贝勒来谒时，亦依“谒汗之礼，会见三大贝勒”②。天聪三年十月初二，皇太极统兵征明，代善同行，十一日扎营于辽河。
　　十五日，皇太极命八旗贝勒、大臣及外藩蒙古贝勒商议，大军所向，是先征明还是先攻蒙古察哈尔部，人言言殊，有的主张，距察哈尔太远，人马劳苦，“宜退兵”；有的建议，“大军已动，群力已合，宜以见集兵征明”。皇太极认为，“征明之议为是”，遂统军向明境前进。二十日，军抵喀喇沁的青城。代善与莽古尔泰于途中私议，认为此次进攻，危险性很大，遂于当夜来到汗幄，令诸贝勒、大臣停在外边，不许进入。他们见汗密议，力主退兵，代善、莽古尔泰说：我兵深入敌境，劳师袭远，若不获入明边，则粮匮马疲，何以为归计？纵得入边，而明人会各路兵环攻，则众寡不敌。且我等既入边口，倘明兵自后堵截，恐无归路。①50000053_0197_0代善二人的主张，并非毫无道理。他们担心难进明境，众寡不敌，断了退路，国势就很危险了。联系三年半的军事政治形势来看，这一担心是很有根据的。金国自天命十一年正月兵败于宁远以后，虽然打败了朝鲜，击败了蒙古扎鲁特部，但天聪元年五月进攻锦州，又受挫未下，曾经威震中外的八旗劲旅，竟变得“怯于攻城”，士气不振。而明国一获宁远大胜，再获“宁锦大捷”，却一变昔日争相奔溃的懦风。在军队数量上，金兵只有五万，明军却数倍于此，力量对比也很悬殊。兼之，金兵是千里跋涉，粮草短缺，深入明地，人生路不熟，万一明军坚壁清野，凭城死守，援兵四面包围，截断退路，那时八旗军就会落个全军覆没的悲惨下场，大金国也就土崩瓦解了。但是，如果此次出征半途而废，那将在精神上给八旗官兵沉重打击，长明国威风，灭己军志气，后果也很难设想，倒不如冒险进取，打个大胜仗，彻底扭转军事上的被动局面。
　　皇太极碍于代善二人的反对，几乎放弃征明决策，后来由于岳讬、济尔哈朗诸贝勒的坚决支持，以及八旗固山额真的赞同，才再次下决心进攻明国。② 《清太宗实录》卷1。
　　① 《清太宗实录》卷1。
　　② 《满文老档·太宗·天聪》卷1。
　　代善二人遂从众议，统率部下，一同杀向明国。此次进攻，历时五月，直抵北京城下，屡败明兵，攻克不少州县，又施用反间计使明督师袁崇焕冤死，斩杀明武经略满桂、总兵孙祖寿、赵率教，生擒总兵黑云龙、麻登云等，军威大震，从此金国转入主动进攻的新阶段。
　　天聪五年八月，代善与子岳讬率正红、镶红二旗兵丁，参加了皇太极发动的进攻大凌河之战，父子分领本旗兵攻城之西面。金军围城历时三月，击败总兵吴襄等来援明兵四万，生擒监军张春，迫使粮尽援断的大凌河总兵祖大寿开城投降。
　　十月二十日，代善召集诸贝勒议处三贝勒莽古尔泰军中之过。两个月以前，莽古尔泰向皇太极说，属下不少将领受伤，要求取回随正白旗、镶白旗行走的正蓝旗护军。皇太极对此正当要求置之不理，反指责三贝勒之部下“凡有差遣，每至违误”。莽古尔泰埋怨天聪汗处事不公，“独与我为难”，“遂举佩刀之柄前向，频摩视之”。皇太极回营后大骂莽古尔泰，并愤怒谴责众侍卫说：“朕恩养尔等何用？彼露刃欲犯朕，尔等奈何不拔刀趋立朕前耶？”皇太极既然将此事的性质定为臣欲弑君的叛逆大罪，显系暗示要加重惩治，但代善集诸贝勒商议后，却主张从轻了结。他们提出：“以大贝勒莽古尔泰在御前露刃，议革去大贝勒，降居诸贝勒之列，夺五牛录属员”，罚银一万两及鞍马甲胄。皇太极同意此议，不久并还其所罚五牛录人口及供役汉人庄屯等。①这场有可能导致最高统治集团内部公开分裂和争斗的重大纠纷，终于在代善的明智主持下，得到了妥当的解决。
　　天聪五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皇太极欲改定朝贺礼仪，叫代善与诸贝勒会议，是否让革去大贝勒称号的莽古尔泰继续与己并坐？诸贝勒中，一半认为“不可并坐”。最初代善主张可以并坐，他说：“上谕诚是，彼之过不足介怀，即仍令并坐亦可。”这种态度，与天聪汗的想法，是抵触的，皇太极希望取消莽古尔泰与汗并坐的特权，以突出汗的地位。这样一来，陷于僵局，难以收场。在这可能影响政局稳定的重要时刻，代善再一次以大局为重，主动退让。他提出：“自今以后，上南面中坐，以昭至尊之体，我与莽古尔泰侍坐上侧。”众皆赞同，皇太极更为高兴。从第二年（天聪六年）正月初一起，朝贺时，皇太极坐在殿正中，两旁设二榻，代善与莽古尔泰各坐一榻，群臣叩拜于殿下。①天聪六年四月，代善随皇太极远征察哈尔，过兴安岭，林丹汗率部众牲畜逃到青海大草滩，出痘病死。金兵转攻归化城，往大同、宣府，出塞，与明沙河堡、张家口、得胜堡议和回师。天聪八年五月，代善又从征明园，出榆林口，至宣府边外，克得胜堡，往马邑，于大同会师返沈。
　　尽管代善一再退让，但随着天聪汗的势力不断增强，先后幽禁二贝勒阿敏、降三大贝勒莽古尔泰为和硕贝勒（不久即病故），汗权日大，皇太极便对兄长大贝勒代善发动进攻了。天聪九年九月，皇太极下达长谕，列举十余罪状，指责“正红旗固山贝勒等轻肆之处甚多”，宣称要“杜门而居”，叫八旗贝勒、大臣“别举一强有力者为君”。诸贝勒，八固山额真、六部承政遂根据汗之谕旨，集议代善及其子岳讬、萨哈廉、瓦克达之过，议革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夺十牛录属人，罚银万两，夺萨哈廉二牛录，罚银二千① 《清太宗实录》卷10、11。
　　① 《清太宗实录》卷10、11。
　　两，罚岳讬银一千两，夺瓦克达在外所属满洲、蒙古、汉人牛录，没其庄田仆役，交与其兄萨哈廉约束。皇太极命免革代善大贝勒、和硕贝勒名号，发还代善、萨哈廉应没的十二牛录余依议。②实际上，代善并没有什么大错误，只不过是皇太极要抬高君权、压抑旗主而已，其目的是取消大贝勒与汗并尊的特权，最终废除汗父努尔哈赤确立的八和硕贝勒共治国政的制度。
　　代善被责以后，更加克制退让，自居臣僚。天聪九年十二月，他偕诸贝勒再三劝进，拥戴皇太极为帝。当天聪汗要诸贝勒立誓以表忠心时，以代善年迈，令其免誓，代善却坚请参与盟誓。他上奏说：上念臣年老，恐犯誓词以致死亡，然已往之事，臣不载诸誓词，自今以后，若不与诸贝勒同誓，臣且食不下咽坐不安席矣。倘皇上不令臣与议事之列，臣亦何敢违背上命，即不与盟誓可也。若皇上怜臣而仍令居议事之列，臣性顽钝善亡，必出誓词，庶臣心不忘警惕，或可免于皇上之谴责也。①50000053_0200_0经皇太极同意后，代善对天立誓说：代善誓告天地，自今以后，若不克守忠贞，殚心竭力，而言与行违，又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逆作乱者，天地谴之，俾代善不得令终。若国中子弟，或如莽古尔泰、德格类谋为不轨，代善闻知，不告于皇上者，亦俾代善不得令终。凡与皇上谋议机密重事，出告于妻妾旁人者，天地谴之，亦俾代善不得令终。②50000053_0200_1② 《清太宗实录》卷25。
　　第三节和硕兄礼亲王天聪十年（明崇祯九年，1636）四月初五日，代善偕诸贝勒奏准，十一日举行大典，皇太极即帝位，尊称“宽温仁圣皇帝”，改国号为清，年号崇德。二十三日，皇太极分封兄弟子侄，封代善为“和硕兄礼亲王”、岳讬为和硕成亲王。
　　代善父子虽占六个和硕亲王之二，而且代善还是惟一的“兄礼亲王”，似乎是深得帝宠，然而实情并非如此，就在册封之后的第五个月，崇德元年八月初十日，皇太极就谕令郑亲王济尔哈朗等集议代善的之子岳讬之过，议定的五条罪状中第一条便涉及代善。尽管这些罪过缺乏根据，难以成立，可是诸王竟将此定为大罪，拟处死岳讬或“监禁籍家”。皇太极下谕，岳讬免死释放，革王爵为多罗贝勒，罚银一千两。①崇德二年六月二十七日，皇太极命追论征朝鲜时诸王大臣违犯军纪之过。法司给代善定了六条罪：违令多收十二名侍卫，诬称系吏部车尔格令其多收，明知多收侍卫而说不知，以戴翎侍卫充当使令下役，违制在朝鲜王京养马，妄遣家丁私往造船处。法司拟议革代善亲王爵，罚银一千两，马匹人丁入官。八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遵谕覆议时，亦“如前议奏闻”。这些所谓“罪状”，也是吹毛求疵，牵强附会，根据不足。皇太极召集王公贝勒大臣，当众宣布这些罪状，羞辱以后，“悉宥之”，但却斩杀庇护其主的户部参政恩克。②崇德三年五月十三日，追论三月进攻喀尔喀时代善属下觉善之罪。当时征毕还师，行至宜扎尔，因水草恶劣，众议军马疲乏，“御马二匹亦乏”，欲停一二日再行。觉善说：“如此，何不将御马用轿抬去”。领队的大臣以“其言狂慢”，向刑部报告。本来这是觉善之过，与远在千里之外身居王府的代善没有什么关系，可是，统摄刑部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却要藉此来株连代善，竟裁断说：先前进攻朝鲜时，宜希达来献马，硬将已经安睡的皇帝请起。恩克被斩之前，为自己、为旗主辩解多收侍卫之过时说“两黄旗亦多报壮丁，私免徭役”。查看册籍，黄旗并未多收。今觉善又“出狂慢之言”，“是和硕礼亲王一旗中有此三大事”，需特别审理。
　　济尔哈朗遂集八旗王、贝勒、众固山额真、议事大臣和梅勒章京，于笃恭殿会议。王、贝勒、大臣议定：代善“中怀悖乱，有慢上之心，故所属之官屡行无状如此，应削王爵，籍没所属人员”。觉善应处死籍没。
　　皇太极认为，如此株连千里以外之人，理由不充分，下谕说：何可以此，罪及礼亲王耶！尔等所议，无乃谓王不悦朕所行政令，故其属下人员中，常有此傲慢事乎？觉善兴安岭外得罪，岂可累及在家之亲王，其免议。觉善无知狂言，亦从宽免罪。①50000053_0202_0代善此次虽然没有受到惩治，但八旗王公大臣一致议定他有“慢君”、“怨君”之心，宽温仁圣皇帝也赞同此议，断定他不满国政，这就埋下了祸根，随时都可重新搬出来严重惩处。
　　三个月以后，崇德三年八月十一日，吏部遣官，追缉阿哈廉牛录下潜逃的新满洲。此时，该镶蓝旗、镶黄旗值班，遂遣派镶蓝旗海塞，以镶黄旗无① 《清太宗实录》卷30。
　　② 《清太宗实录》卷36。
　　官，金镶白旗满都户代替。随后，吏部认为海塞、满都户懦弱无能，便“选次班”，命正红旗宜希达、镶白旗宜喇尼同往。代善知道此事后，十分生气，遣人质问吏部承政阿拜说：既是别人的班次，为何要差派宜希达。他还当面责备统摄吏部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他人班次，遣我固山人，不亦误乎？”代善这样行事，并无大错。既然制度规定八旗各派官员轮班办事，就应依次差遣，为什么该镶黄旗值班时，没有值班之人？为什么镶白、镶蓝二旗要以“无能”之海塞、满都护当差？这难道不会贻误军机？显然，镶黄、镶蓝、镶白三旗的固山额真都有失职之过，三旗的旗主也难辞其责，吏部官员办事不公，统摄吏部的睿亲王多尔衮亦应承担疏忽失察的责任。可是，事件本身的是非，是一回事，对这一事件的处理，又是另一回事，二者并不都是一致的，而且更准确地说，往往是是非屈服于实力，权大势强之人常是案件的胜诉者。代善没有想到，他这一据理力争，得罪了三个势力最大之人，一是镶黄旗旗主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二是镶蓝旗旗主、统摄刑部的和硕郑亲王济尔哈朗，三是镶白旗旗主、统摄吏部的和硕睿亲王多尔衮，因此招来了横祸。多尔衮将此事告诉诸王、贝勒、贝子、固山额真、议政大臣，指责代善对君不敬、自作主张、不服从吏部差遣，欲“另有一部”，成为国中之国、君外之君。八旗王公大臣议定，罚代善银五百两，没其属下五牛录，斩宜希达。皇太极以代善“年迈颠倒”为辞，“姑赦其罪”，下令斩杀宜希达。①代善既然被赫赫君汗宣布为“年迈颠倒”因而犯罪之人，当然就不能治国理政统军出征。他只好听从君命，退居林下，不问朝政了。
　　崇德八年（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突然去世。因其生前没有指定继承人，诸王大臣便商议推立新君。此时，最有可能的继承人有三位，一是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他有其父拥有的强大的正黄、镶黄二旗作后盾，他自己南征北战二十年，军功卓著，先后荣任和硕贝勒、和硕肃亲王，统摄户部，在八旗王公大臣中享有较高的威望。另一是和硕睿亲王多尔衮，他有自己的正白旗和弟弟多铎的镶白旗，人马不少，又长期受到皇太极的宠待，势力相当强大。再一位就是代善。代善虽已退居幕后数年，但他拥有正红、镶红二旗，曾经统兵出征咤叱风云三十年，为后金——清国的建立与强大，建树了不可抹灭的功勋，在八旗王公中，他资历最老，地位最高，又有硕讬、瓦克达、阿达礼、罗洛浑、满达海等一批封授王公爵位的儿孙，势力也不小。
　　在议立新君的过程中，两黄旗的主要大臣欲立豪格为帝，两白旗拥戴多尔衮，斗争异常激烈，大有一触即发之势。代善冷静地、明智地处理了这一问题，既不参与皇位的角逐，又不支持多尔衮，也不推举豪格，而赞同多尔衮提出的拥立六龄幼童皇太极的第九子福临继位，并告发己子硕讬、孙阿达礼的非法活动，①从而妥善地解决了争夺皇位的问题，避免了大动干戈骨肉相残的悲剧，保持了统治集团的一致，为八个月以后清军进关、入主中原，创造了极为有利的条件。代善为清皇朝又立了一大功。
　　顺治初年，多尔衮摄政，排斥代善，代善又年事已高，遂在家闲居。顺治五年（1648）十月十一日，代善病卒于北京，享年六十六岁，葬于西山门头村，帝赐祭葬，立碑纪功。康熙十年（1671），追谥为烈。乾隆十九年（1754），入祀盛京贤王祠，四十三年配享太庙。其第七子满达海袭爵，后世袭罔替。① 《清太宗实录》卷28。
　　① 《清世祖实录》卷1。
　　第七章李定国李定国是明末清初杰出的农民领袖和抗清英雄，他宁死不屈的气节，联合西南各兄弟民族共同反抗民族压迫的动人事迹，三百多年来一直为人们所称颂。
　　第一节大西军战将李定国，字鸿远（或作宁宇、霖宇、一纯、大绶），明天启元年（1621）六月十一日出生于陕西延安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①。崇祯三年（1630），年仅十岁的李定国参加了张献忠起义军，张献忠“喜其貌度不恒，养以为己子”。张献忠有四个养子，“孙可望为长，定国次之，刘文秀、艾云枝（能奇）次之”②。从此，李定国追随张献忠，在斗争中迅速成长。
　　崇祯十年（1637），十七岁的李定国即率部下二万人，“随献忠驰突豫、楚”③。崇祯十四年二月，他又乔装成明军差官，“以二十骑夜叩襄阳城门而入”，“遂克襄阳”④，明督师大学士杨嗣昌所储军资十余万，皆为农民军所得。襄阳大捷是张献忠起义军开始走向胜利的转折点，而这一胜利和李定国的机智勇敢是分不开的。
　　崇祯十七年十一月，张献忠正式在成都建立大西政权，李定国以战功卓著被封为“安西将军，监十六营”①。这时他才二十四岁，“长八尺，眉目修阔，躯干洪伟，举动有仪度”，在军中“独以宽慈著”②，作战则“临阵陷坚逐，死不置”“名为小尉迟”③，“骁勇超逸，更称万人敌”④。他是大西军中智勇双全的战将。
　　自从清军入关以来，民族矛盾开始上升为社会主要矛盾。清顺治三年（1646）八月，张献忠率大西军五十万北上抗清，不幸于十一月二十七日在西充凤凰山被清军射中，“痛极而亡”。“献忠死后，各营大乱”⑤，顿时惊溃，伤亡惨重。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四将军在危难中收集残部数千、家口万余人，由顺庆（今南充市）急速南下，一昼夜驰数百里，才保存下部分有生力量。十二月，大西军至重庆江北，南明总兵曾英率兵阻击。农民军在“绝粒既十余日”的情况下，发扬艰苦卓绝的勇气抢渡长江，终于杀曾英，使十几万残明军“顷刻瓦解”⑥。在重庆，四将军处死了唆使张献忠妄杀兵民，“久为军中积恨”的左丞相汪兆麟⑦，乘胜进抵綦江。四将军传谕各营：“各宜同心协力，共扶幼主，克成大事”，提高了士气，“传谕之后，欢声满营..各营帖然”①。大西军又开始从逆境中发展起来。
　　① 李定国的字及籍贯，从《小腆纪传》、《清史稿》。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③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④ 梅村野史：《鹿樵纪闻》卷下。
　　① 彭孙贻：《平寇志》卷11。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③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刺事》。
　　④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⑤ 古洛东：《圣教入川记》。
　　⑥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2。
　　⑦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卷18。
　　① 佚名：《蜀记》、顾帧：《客滇述》。
　　第二节平定黔滇顺治四年（明永历元年，1647）正月，大西军向贵州进军。三月，连克贵阳、定番州、永宁州，“自是黔西诸郡望风瓦解”②。
　　在贵阳，四将军对大西军今后的出路和策略进行了商讨。孙可望主张“至岭南，急则入海”③，李定国则主“复明”。由于清军入关，张献忠对明朝的态度已有所改变。他在北上抗清前夕曾对部将说：“明朝三百年正统，天意必不绝亡，我死，尔急归明，毋为不义。”④目前大西军的失利，也使李定国感到：“今蜀事不成，是天未厌明德也，我等何可终踵败辙，盍相与反正扶明。”⑤孙、李两人争执不下，李定国气愤地说：“公能人，自为之，毋污我也”，遂拔出战刀自刺。众将夺下战刀，立即撕破一面战旗为其裹伤，也一致表示：“吾辈唯安西将军所命。”⑥孙可望见状只得收回己见，四将军设坛盟誓：“复本姓，尊可望，受约束”⑦，联明抗清之势开始形成。
　　此时云南正值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叛乱，明黔国公沐天波逃离昆明。由于副将龙在田早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便派人向孙可望求援，告知：“假大义来讨，全省可定也。”⑧四将军认为这是扩大农民军辖地的好机会，便以为黔国公复仇的名义出兵云南。沙定洲闻讯，惊恐万状，弃昆明南逃。
　　顺治四年四月，大西军开进昆明，“各民人户外俱设香案迎接”①。四将军马不停蹄进行分路平定，说服沐天波与农民军联合，宣布“共襄勤王，恢复大明天下”②。
　　八月，四将军在昆明共同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仍然保持着农民军的传统：“每公事相会，四人并坐于上”，“然各营诸将赏罚，则一尊于可望”③。
　　孙可望随着地位提高，个人野心逐渐膨胀。明御史任僎，投其所好，“倡议称可望为国主，设六部，铸兴朝通宝纹，以干支纪年，可望大悦”，然而李定国“心非任僎议，每事相抵牾”④。孙可望便与亲信王尚礼策划，欲压服李定国，树立个人权威。顺治五年（明永历二年，1648）四月初一，各部队同赴演武场集合，李定国部先入武场，军中按惯例放礼炮，升帅旗。孙可望指责为：“目中明无我”，发令杖责李定国一百军棍。李定国大怒：“我与汝弟兄耳，今日因无主，尊汝为首领..我何必定靠你生活！”为防止分裂，前军府都督白文选从身后抱住李定国说：“请老爷勉强受责，以成好事。不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4。
　　③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刺事》。
　　④ 顾帧：《客滇述》。
　　⑤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⑥ 戴笠：《怀陵流寇始终录·甲申刺事》。
　　⑦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⑧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0。
　　① 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② 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③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7。
　　④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然，从此一决裂，则我辈必致各散，皆为人所乘矣。”⑤李定国勉强受责，诸将求情才被杖责五十军棍。打罢，孙可望曾假惺惺地抱住李定国痛哭：“吾以大义辱弟，幸同心无虑疑！”李定国为了维护大西军的团结，忍受了这场人为侮辱，“定国顿首谢，请擒沙定洲报德”①。
　　五月，定北王艾能奇在征讨东川的战斗中，中毒箭牺牲，所部为孙可望收编。八月，李定国、刘文秀破沙寨，生擒沙定洲，滇东全平。大军回师时，沐天波“顿首谢”，“滇人被沙氏害者皆以为快”②。
　　由于四将军在云南实行了恢复生产有利于民的政策，彝、白、壮、傣等族人民纷纷参军，大西军扩大到“有众二十余万”，还增加了新武装——象队。仅李定国部“汉、罗亦逾五万”③。生产也有了很大发展，当年就出现了“滇南大熟，百姓丰足”，“兵民相安”④的景象。
　　⑤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4。
　　①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② 冯甦：《滇考》，李天根《爝火录》卷18。
　　③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④ 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第三节联明抗清顺治三年（1646）十一月，明广西巡抚瞿式耜拥立桂王朱由榔在肇庆称帝，年号永历，建立南明最后一个小朝廷。孙可望早将“联明抗清”扔到脑后，妄图割据云南，独霸一方。李定国义正辞严地对他说：“肇庆已有君，永历其年号也，不度德量力，妄自尊大，其欲自取灭亡乎？”⑤碍于李定国、刘文秀实力雄厚，孙可望只得打消了“独裁”野心，但内心却耿耿于怀。明云南副使、孙可望的同乡杨畏知窥透孙可望的心思，怂恿说：“王与三将军比肩并起，不借虚名，无以詟众..今桂藩在肇庆，王其无意乎？”①孙可望暗想：“名号既正，挟天子以令之，同类必不敢我抗。”②遂于顺治六年四月派杨畏知为正使，与永历帝谈判“联合恢剿”，并要求封为秦王。李定国虽“揣知其奸”，但为实现“联明抗清”的愿望，“姑因之以自达”③。
　　但是孙可望的要求却被永历帝及其臣属拒绝，孙可望在任僎的撺掇下，于顺治七年八月自称“秦王”，“改云南为云兴省，铸铜币兴朝通宝”④。李定国对此很不满。
　　九月，孙可望率军入贵州，并分兵规取川南，扩充根据地。李定国被派进攻安顺，明威清道黄应运乘机游说：“若借三百年天子之名号，加以将军之神威，统率罴虎，扫荡不庭..天下谁敌将军者”，于是李定国与之“歃血，誓扶明室无二心”⑤。孙可望得知此事，将黄应运处死，李定国“心怨之”⑥，二人矛盾愈益加深。
　　很快贵州被平定，孙可望自往贵州，留李定国固守云南。李定国加紧练兵，准备东进，刘文秀平定了川南，大西军又建立起以云贵为中心的新基地。然而永历小朝廷的处境却江河日下。顺治六年清军攻占湖南，翌年又攻占桂林，瞿式耜壮烈就义，朱由榔逃到梧州又逃南宁，只得依靠大西军这唯一的一支力量了。
　　顺治八年初，朱由榔派使臣前往贵州，封孙可望为冀王，但孙“犹不受”。李定国等劝孙可望仍派杨畏知与明谈判，孙虽然表面答应，暗地却派出精兵赴南宁，杀死五大臣，逼迫朱由榔改封他为秦王。
　　年底南宁又陷落，朱由榔仓皇逃到濑湍。顺治九年正月，孙可望派人将永历帝接到贵州安龙所，改名安龙府。答应每年向永历“致银八千两，米百石”①，而永历帝允许孙可望今后“大小战争，诛斩封奏，先行后奏”②。这样，大西军与永历政权的联合抗清阵线才正式建立。
　　留在云南的李定国，为了“联明抗清”，继续实行政治和经济改革，减⑤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① 查东山：《东山国语·粤徼语》。
　　②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22。
　　③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④ 《滇云历年传》卷10。
　　⑤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7。
　　⑥ 同上。
　　①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② 查继佐：《罪惟录》卷21。
　　轻百姓的负担，使滇南出现“外则土司敛迹，内则物阜民安”③的大好局面。他终日操练兵马，制造盔甲，训练象队，一年内练就精兵三万。还举行了生童考试，对考中秀才者，发给赏钱三百串，鼓励大家“用心读书，不日开复地方，就有你们做官了”④。随着联明抗清阵线的形成，李定国已做好了进攻的充分准备。
　　③ 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④ 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第四节两蹶名王顺治九年（明永历六年，1652）春，清廷命定南王孔有德由桂林出河池，进攻贵州，命吴三桂由嘉定（四川乐山）出叙州（四川宜昌）进攻川南。清廷的目的是要用两路夹击之策，实现对大西军抗清基地的包围。面对紧迫局势，李定国给孙可望写信，要求出兵湖广，粉碎清兵围剿。孙可望表示同意，决定大西军兵分两路出击，北路军以刘文秀为主将，白文选、王复臣为副将，进攻四川；东路军以李定国为主将，马进忠、冯双礼为副将，进攻湖南。孙可望则统率“驾前军”留守滇黔，大西军从此开始与清军主力正面交锋。三月，李定国率步骑八万和五十头战象出征。临行前订“兵行五要：一不杀人，二不放火，三不奸淫，四不宰耕牛，五不抢财货”①，有力地保证了军纪和部队战斗力。五月，北路军连克沅（湖南芷江）、靖（湖南靖县）、武岗诸州。镇守宝庆（湖南邵阳）的清将沈永忠急忙向孔有德告急，孔有德从桂林分兵救援。李定国抢在援敌之前，从枫木岭渡江直取宝庆，消灭清军五千。
　　六月，李定国出兵祁阳，准备夺取广西的门户全州，消灭桂林孔有德。
　　他兵分三路，由冯双礼率左路取全州，张胜率右路攻严关（广西兴安县严关乡），自己亲率一路攻桂林外围据点，然后三路合攻桂林。在桂林之役中，大西军发扬了勇猛顽强，速战速决的传统战术。左路出奇制胜，很快攻克全州，李定国当机立断，命令部队勿入全州，与自己合兵推进，直趋严关。这个英明的决策为取得桂林大捷打下了基础。
　　严关位于桂林以北，抢占它便扼住了桂林的通道。六月三十日，清军来夺严关，大西军奋勇抵抗，“象亦突阵，王师大奔，死亡不可胜计，横尸遍野”②。七月初一，孔有德又率精锐来攻，只见“兵未交而象阵前列，劲卒山拥，尘沙蔽日，马闻象鸣皆颠厥，有德众遂奔，掩杀大败”①，只有孔有德一人逃回桂林城。大西军乘胜追至桂林，将城包围。七月初四，大西军登云梯攻城，孔有德额头已中一箭，他自知走投无路，便“聚其宝玩于一室，手刃爱姬，遂闭户，自焚死”②。仅有一女孔四贞逃脱。
　　桂林大捷后，广西全境很快被收复，有些地区的百姓，不等大西军到，便自动将清军驱逐，李定国“下令无妄杀，抚安孑遗之黎庶”③，明将胡一青、赵印选、马宝等相继归顺李定国。为此，李定国在桂林七星岩摆下酒宴，庆祝胜利。他对明兵部尚书刘远生说：“文、张诸公（指文天祥、张世杰）其精忠浩气，固足以光昭青史，为天地生色，然吾侪之对于国家，窃不愿有此结果也。”④表达了他决心收复被清军占领的土地，恢复明朝的志向。
　　八月，李定国以明巡抚徐天佑守桂林，又率军北上直捣湖南，连取全州、永州（湖南零陵）。九月，李定国进攻衡州（湖南衡阳），守将沈永忠再次弃城逃跑，长沙巡抚金廷献沿长沙逃至郫州，监司以下官员都逃遁一空，“兵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九本：《吏部题本》。
　　② 徐鼒：《小腆纪传》卷37。
　　① 瞿昌文：《虞山集》卷107。
　　② 瞿昌文：《虞山集》卷107。
　　③ 瞿昌文：《虞山集》卷107。
　　④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锋未至，千里无人”⑤。李定国在衡州安设官员，休整部队，准备继续北进。同时，李定国又命令马宝率广西明军东取阳山、连州，占领广东西北部，派马进忠、冯双礼北取长沙，攻占常德、岳州，命高文贵东进江西，连下永新、安福、永宁、龙泉，围攻赣西重镇吉安。李定国“兵出凡七月，复郡十六，州二，辟地将三千里”⑥。取得了史称湘桂大捷的胜利。
　　李定国的部队不仅战斗力强，而且纪律严明。明遗老李寄描述说：“定国兵律极严，驻师半载（指在长沙），居民不知有兵，入市输买。定国所将半为罗倮傜佬，虽其士官极难钤束，何定国御之有法也。”①清军在湖广接连失利，使清政府大为震惊，急忙命洪承畴经略湖广、云贵、两广，趋长沙。十一月，清廷又派敬谨亲王尼堪任定远大将军，率领三贝勒、八固山共十五万精兵朝长沙扑来。面对强敌，李定国进行了周密的布署：大西军暂退出长沙，引诱清兵渡湘江，将冯双礼、马进忠部埋伏白杲市，待清兵过衡山，李定国从蒸水（衡山西南）正面攻击，冯、马二将背后出击，两军相夹，合歼尼堪。但这一计划却被冯双礼透露给孙可望，孙可望“不欲定国之成功，而思陷之败死”②。密令冯双礼退出伏击，马进忠见状也撤离了战场。
　　十一月十九日，尼堪进抵衡州，李定国在蒸水率军出击，接着转战到城北香草庵、草街，不分胜负，为此李定国准备采用伏击战术。二十四日，双方再战，李定国佯装败退，尼堪紧追不舍，追至演武亭，一声炮响，大西军伏兵四起，团团围住尼堪，李定国手举大刀，将尼堪一劈两半。清军失去主帅，大败而逃。李定国缴获了尼堪的铠甲、绣旗，正准备乘胜追击，才发现冯双礼、马进忠未到，派人侦察说已走湘乡。李定国才知自己是孤军作战，无法扩大战果，只得收兵向武岗转移。衡州战役后，李定国叫人绘制孔有德、尼堪画像，刊布粤楚，“露布告捷”③。
　　桂林、衡州两次大捷，使“清君臣闻警，上下震动，闻定国名，股栗战惧，有弃湘、粤、桂、赣、川、滇、黔七省与帝媾和之议”①。李定国出征不足一年，纵横数省，收复湘、桂，击败清军数十万，掀起了继1647 年第一次抗清高潮后的第二次抗清高潮。黄宗羲赞道：“逮夫李定国桂林、衡阳之战，两蹶名王，天下震动。此万历戊午以来全盛天下所不能有。”②⑤ 雷亮功：《桂林田海记》，转引自《李定国纪年》。
　　⑥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① 李寄：《天香阁随笔》卷1。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③ 《残明纪事》，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①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② 黄宗羲：《永历纪年》。
　　第五节转战两广然而，北路军由于主将刘文秀轻敌，于顺治九年（1652）十月，在保宁（四川阆中）被吴三桂击败，副将王复臣壮烈牺牲。孙可望不仅削去刘文秀的爵号，又拆散其部队，引起大西军将领的不满，“众皆怨望，自是人心涣散，猜忌日多”③。孙可望本是个权欲熏心的人，李定国立下赫赫战功之后，更引起他的嫉恨。对李定国他不仅扣发犒银和制止永历帝封其为西宁王，而且千方百计想加以谋害。顺治十年正月，孙可望怕李定国“兵力益强，功驾己上”④，便率“驾前军”东进沅州。此时李定国屯宝庆，侦知清兵放牧湘江东岸，“将间道夺其马”⑤，孙可望三天中来信七封，催李定国前来议事。李定国只好放弃奇袭前往。行至紫阳渡口，刘文秀之子秘密派人来告：“可望俟其至即收杀之”⑥。李定国听罢流着泪说：“盗贼终不可与共事也，然我仍以君子长者之心待之”。并致书孙可望：“今虽大局稍有转机，而敌势力张，成败尚未遂睹。正吾侪同心协力，共策兴复之秋。不宜妄听谗言，自相残杀，以败坏国家，愿明公深长思之。”①孙可望接信后恼羞成怒，领兵前去攻打。李定国为避免自相残杀，决定离开湖南赴广西全州。他对部下说：“今甫得斩名王，奏大捷，而猜疑四起。且我与刘抚南同起云南，战功俱在，一旦絓误，辄废弃，于我忌害当必尤甚，我妻子俱在云南，我岂得已而奔哉？”表达了为顾全大局，迫不得已的心情，诸营中跟随其南下的部队约有五万，未跟随者“亦咨嗟太息”②。
　　同年二月，清军已得知孙、李内哄，派贝勒屯齐再入湖南，与追赶李定国的“驾前军”在宝庆相遇。由于“驾前军”骄傲轻敌，被清兵杀得大败，孙可望急忙逃往峒江，衡州、武岗、靖州、辰州、沅州、黎平等州郡均陷于清军之手，民死者将百万，定国精锐亦挫者殆半。清平南王尚可喜也派舟师夺取了梧州和桂林。李定国和大西军将士浴血奋战得来的累累战果，被孙可望破坏殆尽。
　　清军对李定国也紧追不舍，二月底，永州被攻陷，李定国移驻龙虎关（湖南桃川西）。三月，广东义师罗锦鼐迎接大西军入粤，广东的抗清烈火又被点燃。李定国连破开建（广东封开）、德庆，直抵肇庆城下，又分兵攻克四会、广宁、三水，完成对肇庆城的包围。三月二十六日，大西军“围肇庆，泄其壕，三面急攻”③，但由于清军拚死抵抗，围攻一月未破，清将耿继茂发铁骑兵来救，农民军被迫撤围退军柳州。洪承畴闻其败，曾派人招降，李定国置之不理。①李定国深感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平定广东，便于六月主动致书郑成功，邀他会攻广州，但由于联络不便，郑成功误期，郑、李第一次联合行动未能实③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4。
　　④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⑤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⑥ 同上。
　　①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② 黄宗羲：《行胡录》卷5，《永历纪年》。
　　③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①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现②。
　　李定国不仅在广东失利，在广西的进展也不顺利。七月十三日，他率兵两万进攻桂林，围攻七昼夜未克，只得退回柳州，然而孙可望仍要置他于死地。八月，派冯双礼偷袭柳州。李定国早有准备，暗地伏兵于江口芦荻中。当冯双礼来攻，便以精锐抵挡。冯连忙退兵，伏兵四起，冯只得自投水中。李定国传令勿杀，晓以大义，从此冯双礼投顺李定国。③顺治十一年初，明鲁王政权定西侯张名振率海舰攻入长江，直抵镇江。
　　郑成功也遣兵攻崇明，清沿海一带告急。形势的好转，使李定国再度东征。三月，他率领数万农民军和十三匹战象，连破廉州（广东合浦）、雷州（广东海康），并占领罗定、新兴、石成、电白、阳红、阳春等县。五月，进攻高州，清守将张月举兵来归。六月，再攻梧州，虽因清兵有备，不克，但广东、广西各地义师群起响应。李定国控制了廉、雷、高一带，“黎岐蠢动，水陆响应，儋崖路断”④，抗清形势再度出现高潮。他十分兴奋，准备约郑成功合攻广州，平定全广，再扩大到全国。于是他题字“一匡天下”，自比管仲“复出”①，产生了骄傲情绪。
　　李定国明白，要想攻克广州，首先要打开广州的门户新会。这一计划必须要有郑成功的配合才能完成。七月，李定国再次致书郑成功，邀他合攻新会。信中指出：“会城两酋（尚可喜、耿继茂）恃海撄城，尚稽戎索。兹不谷已驻兴邑，刻日直捣五羊；然逆虏以新会为锁钥枢牖，储粮悠资，是用悉所精神，援饷不绝。不谷之意，欲就其地以芟除，庶省城可不劳而下。”②信中注明援兵不得迟于十月以后。同时，李定国又联络了粤东水陆义师王兴、陈奇策等部，号称二十万大军，将新会包围得水泄不通，一场规模空前的恶战即将开始。
　　十月十四日，攻城开始，农民军采用炮击，掘地道、伐木填壕等战术均被击退，连攻两月，未能奏效。这时李定国轻信了间谍“城中粮尽”的谎言，命令罢攻，采用围困战术，并“建造行宫，署置官曹，诛求乡落诸所，征发凌杂米盐”③，使清军有了喘息之机，大西军中也“瘟疫盛行，士气颓萎，病死枕藉”④，处于不利的境地。
　　十二月，尚可喜、耿继茂及清靖南将军朱玛喇率十万满汉兵赶来，清军以铁骑兵冲垮定国左军，李定国依恃的战象也被惊散，致使大西军全线崩溃，“滇兵大崩，戈甲弃载道，死者无算，亡十三象”⑤。清军乘胜追杀二十里，尸横遍野。李定国只得渡横江焚浮桥解新会之围。
　　李定国撤出新会后，沿途六、七十万百姓跟随撤退，“定国抚难民，哭号失声”①，连夜退走南宁。从此，广东高、雷、廉三府，肇庆、罗定所属三② 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③ 《残明纪事》，转引自《李定国纪年》。
　　④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① 查东山：《东山国语·粤语》。
　　② 杨英：《延平王户官杨英从征实录》。
　　③ 道光《新会县志》卷13。
　　④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⑤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①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州十八县及广西横州、郁林一带全部沦入清军之手，广东义师也随之失败。新会惨败，从主观上讲，与李定国的骄傲轻敌不无关系；从客观上讲，郑成功此时正与清廷议和，拖延了援粤之师，等十二月议和失败，郑成功才派林察率舟师赴粤，李定国早已败退，贻误了战机。同时，孙可望又切断了滇黔的物资援助，这一切终于导致了新会之战的失败。当李定国退抵南宁时，身边仅剩下六千人，从此他企图恢复两粤的事业终于化成了泡影。
　　第六节粉碎孙逆自从永历帝被孙可望接到安龙后，一直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孙可望“自居贵州省城，大造宫殿，设立文武百官”②，“初以天子为名，实挟之以自私也”③。朱由榔为了保住帝位，与大学士吴贞毓密谋，派使臣往广西召李定国护驾。顺治十年（1653）十一月，李定国接密敕后，表示：“臣定国一日未死，宁令陛下久蒙幽辱，幸稍忍待之。臣兄事可望有年，宁负友必不负君。”④并告知“俟恢复粤东，即来迎驾”⑤。不料文安侯马吉翔为讨好孙可望，将此事具告。可望便以“欺君误国，盗宝矫诏”的罪名，处死吴贞毓等十八名大臣。从此，他更加跋扈，为防备李定国返滇，派刘镇国、关有才屯兵田州（广西田阳），加以阻止。
　　新会之战的失败，也使李定国无法在两广发展。中书金公趾（即金维新）便以《三国演义》中诸葛亮翦除奸雄的故事，劝他回师滇黔。顺治十二年，永历帝又一次派使臣赴南宁告可望“僭逼”之事。李定国接血字诏书，“伏地痛哭不能起”，表示“臣誓死为陛下除逆臣，后议恢复”①。此时洪承畴正用“两粤合剿”之策②，全力压缩南宁，定国备受威胁，于是他决计回黔。翌年正月，定国火速赴田州，守军“但闻西府驾至，皆胆落跪迎”，关有才、刘镇国逃跑。孙可望为长期控制永历帝，又立即派出白文选迁永历于贵阳。白文选不满此举，便以“舆徒不集”为理由，拖延移跸时间。正月二十二日，李定国至安龙，“君臣相抱持痛哭”③，定国“密誓效命，背出所刺‘尽忠报国’四字示廷臣，咸啧啧忠臣”。经商议，决定迁朝廷入滇。
　　当时，刘文秀和孙可望亲信王尚礼、王自奇、贺九仪等均驻云南，兵力合共五万。二月十一日，定国抵曲靖，云南守将议论要以兵拒。刘文秀私下会李定国，说：“吾辈以秦王为董卓，但恐诛卓之后，又有曹瞒。”④定国指天为誓，决不学孙可望。于是两人合计，“迎驾本秦王意，宜一力为之”⑤，瞒住孙可望亲信，平安入滇。永历帝改昆明为“滇都”，封李定国为晋王，刘文秀为蜀王，白文选为巩国公，“事权专归定国”①。
　　李定国虽掌兵马大权，但“小心臣节，进奉极丰”②，又用人不当，金维新被授予吏部侍郎兼都察院，“群小争趋之”③，佞臣马吉翔“叩首颂定国千古无两，青史流芳..不一日而内外大权在掌握焉”④。永历朝的腐败之气已②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4。
　　③ 佚名：《明末滇南纪略》。
　　④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⑤ 江之春：《安龙纪事》，《黔南丛书》第五集。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② 《明清史料》丙编第二本：《经略洪承畴密揭帖》。
　　③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④ 查继佐：《罪惟录》卷9。
　　⑤ 查继佐：《罪惟录》卷9。
　　① 珠江旧史：《劫灰录》卷6。
　　②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③ 珠江旧史：《劫灰录》卷6。
　　④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
　　在腐蚀着李定国。
　　但对待孙可望，李定国仍从抗清大局出发，希望和解。他曾请刘文秀“敕书告可望”⑤，遭拒绝，又送孙可望妻子归黔，仍未达和解。他还不甘心，顺治十四年五月，派白文选入黔议和，孙可望竟“拘文选，夺其兵”⑥。又派孙可望旧部张虎去说情，临行永历帝“赐虎金簪，令从中开导”。张虎两面三刀，见可望诡称：“上赐金簪，令我密行刺也”⑦。可望大怒，联络王自奇、王尚礼、关有才为内应，内战终于由孙可望挑起。
　　大西军绝大多数将士反对内战，孙可望部将马进忠、马宝、马惟兴密谋帮李定国，一致要求还白文选兵权。孙可望不知是计，便任命白文选为征逆招讨大将军，马宝为先锋，自己另率一军随其后，合兵十四万，以“清君侧”之名出师。
　　九月，孙军抵交水（云南沾益），李定国、刘文秀领五万人抵挡，因兵力悬殊，人心浮动。这时白文选来告：“宜速出兵交战，诸将已有约，宜出兵决战，稍迟则谋泄不可为。”⑧李定国才下了交战决心。孙可望估计昆明空虚，又派马宝、张胜前往偷袭，与王尚礼里应外合，马宝又告李定国。九月十九日，双方在交水河畔会战，白文选率铁骑直冲马惟兴营，马军却掉头冲向孙可望营。孙可望大惊失色：“诸将皆叛乎”①，落荒而逃。李定国挥师前进，“诸营皆欢呼‘迎晋王’，所向瓦解”②。刘文秀、白文选追孙可望溃卒，李定国还师昆明，结果马宝反正，张胜被擒，王尚礼自尽，内战平息。
　　孙可望倒行逆施，众叛亲离，从者仅数十骑，“所过镇将皆闭门不纳”③。时冯双礼守黔，佯装追兵到，可望又如丧家之犬，携妻子财宝投降洪承畴。清廷封他“义王”，但又戒备他，于顺治十七年十一月，借围猎之机，将他射死④。
　　⑤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⑥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8。
　　⑦ 屈大均：《皇明四朝成仁录》卷12。
　　⑧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
　　①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②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③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④ 《清世祖实录》卷142，刘湘客《行在阳秋》下。
　　第七节宁死荒外交水大捷后，李定国“宴饮恬愉，颇弛武备”⑤。由于狭隘的派性作怪，其大搞“论功行赏”，“以收获孙可望之兵曰‘秦兵’，滇省旧兵名曰‘晋兵’，是孙可望之兵心懒矣”⑥。同时对刘文秀收编孙可望溃卒三万“练以备边”之事，也“不悦”，“召之还”，使文秀“郁郁不自得”⑦而死，严重削弱了战斗力。
　　孙可望投降后，向洪承畴“献滇、黔舆地图，并陈其进取状”⑧，使清军摸清了底细。顺治十五年（永历十三年，1658）二月，清廷决定分三路大军攻贵州：平西将军吴三桂同都统李国翰领北路军从四川进攻，征南将军卓布太领南路从广西进攻，靖寇将军罗托同大学士洪承畴领中路，从湖南进攻。本来大西军应针锋相对，可此时李定国正在永昌镇压王自奇、关有才叛乱，无暇反击，致使吴三桂陷遵义，罗托克贵阳，卓布太占独山，构成对云南的严重威胁。
　　七月，永历帝任命李定国为招讨大元帅，他才开始部署反击。首先他致书李来亨，让夔东十三家围攻重庆，牵制湘楚，然后派冯双礼、祁三升据贵阳附近鸡公背，拒敌中路，派李承爵壁垒普安黄草坝（贵州兴义），拒敌南路，派白文选据遵义孙家坝，拒敌北路。这一部署纯属消极防御性质。当时形势是，清军初入贵州，力量分散，如果李定国能集中兵力，攻破一路，战局可以扭转。可惜他犯了一个严重的战略错误。在指挥上，李定国也中了洪承畴的计。当冯双礼要求增兵入黔，出击贵阳时，李定国曾接到洪的来信，称：“某本待罪先朝，志切同舟，惟俟吴王（指三桂）之至，合兵以听指挥，无烦王师远出也。”①他居然听信了这套鬼话，延缓增兵，贻误了战机。八月，李定国才率师东进，又赶上雨季，日行止一二十里，士气低落。相反清兵得到喘息之机，实力增强，开始攻滇。
　　九月，清廷增派信郡王多尼为三路统帅，进趋云南。至十一月，中路多尼部败冯双礼于鸡公背，陷安庆、曲靖。北路吴三桂都败白文选于七星关。南部卓布太部逼凉水井，陷安隆，李承爵战死。定国闻讯，亲率主力三万人与卓布太决战。双方在炎遮河双河口摆开战场，激烈的盘江大战开始了。农民军英勇阻击，初战告捷。第二天，清军倾巢出动，大西军疏于防备，又刮起北风，金枪失火，燃起山茅野草，清军乘火势猛射，致使农民军全线崩溃。清军攻破了李定国的罗炎、凉水井大营，“僵尸遍野，腥血成渠，兵民死事不下三、四十万人”①，李定国的妻子家属均被卓布太抓获处死，十一年来身经百战磨练出的精锐部队受到致命损失。但是，这令人痛心的事实，并未使李定国气馁，他说：“事既如此，夫复何言，惟本此孤忠，死而后已。”②表现了他绝不屈服的性格和斗志。
　　⑤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⑥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⑦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⑧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①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①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②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十二月十三日，李定国退回昆明，永历帝召开御前会议，研究今后出路。讲官刘范主张按刘文秀遗表行事，入巴蜀，“以就十三家之众，出营陕洛”；李定国提出撤入“湖南之峒”，“胜则六诏复为我有，不胜则入交趾，召针罗诸船，航海至厦门，与延平王（郑成功）合师进讨”③。均主张先转移，再图恢复。但永历帝的臣僚多为滇人，不愿离开家乡，勋臣沐天波、权臣马吉翔便力主退守滇西，一旦事急则逃入缅甸，永历帝表示同意。李定国“军行进止，一以诏敕从事”④，并不敢坚持己见，只是对沐天波说：“公其努力，愿无生后悔而终忆余言也。”⑤十五日，永历小朝廷西逃。事先李定国发布文告：“本藩在滇多年，与尔人民，情均父子，今国事颠危，朝廷移跸..尔等宜乘本藩未行之时，各速远遁，毋致自误”，劝百姓疏散。并命令各营“不得毁其仓廪，恐清至此无粮，徒害我百姓”⑥。一路上他还收抚难民，体现了淳朴爱民的本色。顺治十六年（永历十三年， 1659）正月初三，清兵会师昆明，又立即紧追不舍。为了保护永历帝脱离险境，李定国命总兵靳统武领兵四千护永历帝奔腾越（云南腾冲），自己则率精兵六千留永昌（云南保山）阻击。二月，吴三桂又在大理败白文选，气势汹汹追来。李定国决心打掉敌人的锐气，全歼追兵，策划了他生前最后一次激烈的战斗——磨盘山战役。
　　永昌境内的磨盘山“内箐深屈曲，仅容单马”，“定国筑栅数道，左右设伏，大营屯山后四十里橄榄坡，炊食饷伏，令毋见烟火”①。他估计吴三桂必无戒备，便以窦民望为初伏，高文贵为二伏，王国玺为三伏，清军进入三伏，“首尾横击之，片甲不令其逃也”②。果不出料，二月二十一日，吴军追来，其先锋已进入二伏，却节外生枝，南明光禄寺少卿卢桂生潜出告密。吴大惊，急令后撤，并炮击左右伏兵。农民军出伏作战，“短兵相接，自卯至午，僵尸堵叠”③。
　　磨盘山战役是一次可歌可泣的战斗，有三分之二的战士战死，清军也“死伤甚众，却三十里”④，包括固山额真沙里布在内的十八名将官都统被击毙。南明遗民刘彬诗曰：“凛凛孤忠志独坚，手持一木欲撑天，磨盘战地人犹识，磷火常同日色鲜”⑤。李定国卓越的指挥才能和顽强果敢的斗志，使清军再不敢骄横穷追。
　　可是永历帝在马吉翔挟持下，从腾越逃入缅甸，从此与李定国、白文选失去联系。三月，定国、文选相会于木邦（缅甸新维），商议今后去向。李定国认为：“我若入缅，缅苦供馈，必见拒，击之祸结，盍择险要边土，休士马，相犄角，缅外惮吾二人，君在内可无忧；且得阴连诸土司，觇云南动③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④ 王夫之：《永历实录》卷14。
　　⑤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9。
　　⑥ 屈大均：《安龙逸史》卷下。
　　①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②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③ 刘彬：《晋王李定国纪传》。
　　④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⑤ 刘彬：《读残明遗事漫记》，转引自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静。”白文选则说：“并在外则内危，我入卫上，王任外事。”①两人意见不和，便各自行动。
　　磨盘战役后，李定国余众不过数千，势力窘迫。不久，贺九仪从广南率万人来会合，祁三升、魏勇等均率部投归，军势稍振。李定国将大营移孟琏（云南澜沧），“多造印敕，遍结土司”②，号召共同抗清。沅江土司那嵩起兵响应。李定国部坚持数月，被清军攻破，又移营孟艮，招安头人，“耕种纳粮如郡县例”③。
　　吴三桂见无法扑灭大西军，又采取招降措施，一时农民军中不坚定分子纷纷投降。顺治十七年三月，吴三桂用贺九仪妻子劝降，贺“将出降，定国杖杀之”④，从此无人敢言降字。
　　李定国始终忠于永历帝，曾连续上疏三十余封都石沉大海。直到七月，白文选强攻缅都阿瓦失利回来，白、李才了解真相，决定攻缅抢出永历帝。九月，两人分别入缅。至十一月，定国大败缅军，提出“苟送上出，则我罢兵”的条件⑤。缅则回答：“你要攻城也无妨..只是你们水土不服，兵亦有减无增，我不怕。”⑥翌年二月，白、李又合兵入缅，缅集众十五万，巨象千余头来战。二人奋力苦战，大败缅军，渡锡箔江临金沙江窥缅城，缅甸仍不交出永历帝。李定国只得派兵造船渡江，五月又被缅兵捣毁船厂。李定国大怒，围困缅城，不料军中“老幼累累，军饥疫作，死亡相继”①，不得已移军亦渺赖山下。八月，两人又分兵攻缅，但出师不利，十六舟有五舟被击沉。在缅甸他们亦得知吴三桂已大举攻缅，缅杀害永历从官四十余人，白文选部情绪低落。是月中旬，张国有、赵得胜劫持白文选欲降清，离开李定国。李定国子嗣兴准备堵截，李定国不忍双方自相残杀，命放还，率本部独进洞乌。十二月，李定国又准备再度攻缅，忽闻缅王已献永历帝于吴三桂，“愤懑欲绝，曰：‘势既不敌，追无能为’”②。移营景线。但到康熙元年（1662）四月，他又抵勐腊，遣官入车礼（西双版纳）借兵，企图东山再起。五月，礼部侍郎江国泰说服暹罗（泰国）与定国联姻，帮助象马，恢复云南③。蜀人马九功也从古剌返回，“云已集四千人，愿为犄角”④。正当李定国欲图大举，不幸军中瘟疫流行，人马病死甚多。定国修表告天，祈求：“如大数已尽，乞赐定国一人早死，无害此军民。”⑤六月十一日，李定国正逢四十二岁诞辰，突然发病，接着又传来永历帝于四月初八被吴三桂绞杀的消息。“定国恸哭发丧，命军士缟素”⑥，他“披①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②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③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④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20。
　　⑤ 冯甦：《见闻随笔》下。
　　⑥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① 邓凯：《求野录》。
　　② 邵廷采：《西南纪事》卷10。
　　③ 刘范：《狩缅纪事》。
　　④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⑤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⑥ 温睿临：《南疆逸史》卷52。
　　发徒跣，号诵抢地，两目皆血泪”，大哭道：“恢复事尚可为乎？负国负君，何以对天下万世！”⑦六月二十七日夜，定国死于勐腊（一说景线），临终前还嘱咐儿子及部下：“宁死荒外，勿降也！”①气节满荒徼，浩气贯长虹。李定国死后，部下有数千人不降，聚于阿瓦河东百里，称为“桂家”②。勐腊各族人民亦奉李定国为神，过晋王墓均膜拜。并于后山复建“汉王庙”，每年春节进行隆重祭祀③。
　　⑦ 刘彬：《晋王李定国列传》。
　　① 叶梦珠：《续绥寇纪略》卷4。
　　② 王之春：《国朝柔远记》，见郭影秋《李定国纪年》。
　　③ 郭影秋：《李定国纪年·序言》。
　　第八章范文程第一节初显身手授游击范文程，字宪斗，号辉嶽，汉军镶黄旗人。其先人在明初自江西谪沈阳，居抚顺所。曾祖范鏓，明正德进士，嘉靖时官至兵部尚书，以伉直忤严嵩离任。祖父范沉为沈阳卫指挥同知。父范楠，有两子，名文采、文程。文程生于明万历二十五年（1597），少年好学，聪颖敏捷，十八岁时，与兄同为沈阳县学生员。万历四十六年（后金天命三年， 1618），八旗军下抚顺，范文程与兄归顺后金。努尔哈赤于天命六年取沈阳、辽阳，七年攻西平入广宁，范文程皆从征。据清代有关文献记载，范文程蒙努尔哈赤善遇，“参与帷幄”，但语焉不详，具体情形无法知晓。
　　天聪三年（明崇祯二年，1629）十月，皇太极（时称“天聪汗”）统率满蒙汉大军五万余人伐明，从喜峰口突入塞内，入蓟门，克遵化。范文程时在汗之文馆，被称为“书房官”、“文臣”或生员、秀才，没有正式官衔。他虽系儒生，但相貌堂堂，体格魁伟，倒很像是一员虎将，且临阵不惧，随军从征时，奋勇冲杀，又长于用计，能言善辩，因而立下功劳，“招抚潘家口、马栏峪、山屯营、马栏关、大安口五城”。明军围攻大安口城，他又“披甲逼阵”，“率枪炮手，杀敌甚众”。十一月十一日，皇太极统军往攻北京，留参将英俄尔岱、游击李思忠及文程与八员备御，领兵八百名，驻守遵化。明军来攻，“清军前锋被围，文程突围力战，援之以出”。因战功显著，范文程被授予游击世职。①天聪五年八月，皇太极再次进攻明朗，统军七八万围攻大凌河城。初十日，范文程奉汗命，往城之西山一台劝降。明兵“据险死守”，他“单骑至台，晓譬详切”，守兵听后下台投降，其中有生员一人、男丁七十二名、妇女十七人，还有马二匹、牛二十四头、驴二十一头，汗“即付文程养之”。②天聪六年四月，皇太极领兵征察哈尔，林丹汗闻悉，率部民逃走。皇太极欲用兵于明宣府太同，范文程与文馆同事宁完我、马国柱上疏，认为入宣府，不如攻山海关。五月下旬，皇太极驻归化城，遣兵分掠黄河一带蒙汉人家，并命文馆官员商议下一步行动计划。六月初五日，范文程与宁完我、马国柱一起上奏，这是天聪九年以前《清实录》全文载录范文程的第一份奏疏，是了解此时范文程之见识、才干、文采的极好材料。现将顺治时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疏文，摘录如下：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以向年之插汉儿，彼尚不敢少抗，岂敢抗汗今日之兵耶。..臣等环观今日军情，无大无小，皆以汉人为奇货，是势之必欲深入也。即欲深入，汗当先为筹算，决志无移，切不可草草，以致临期踌蹰。臣等想，汗提兵到此，各相警戒，我兵一入，若得与汉人遇而大创之，是为厚幸，若退守各城，近边村屯，地薄民穷，凡我兵马，无益有损。夫既无所获，势必从原路出境，是与蒙古无异，而名利两失矣。果欲内入，当直抵北京，讯其和否，蚤为决断，由山海① 《清太宗实录》卷4；《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 《清太宗实录》卷9；《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折毁水门而归，以壮军威，以示无敌于天下。若计所入之关，无如雁门为便，既无沮滞，又居民富庶，可资饱腾。
　　汗如必欲深入，又恐无隙可乘，徒败声名耳，臣等于不得已之中，有两计焉，一计近于正大光明，一计近于吹毛求疵。所为正大光明之计者，当谕经过城池，明言插汉儿汗远遁，百姓尽为我有，因途遥徒步难行，特来与尔主讲和，并借尔地方牲畜..。所谓吹毛求疵之计者，当写书与近边官员，令彼转为讲和，勒限日期..（明官必耽延），彼时乘隙而入，惟我所欲为矣。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庶为上策，勿徒劳兵卒也。①从这份奏疏，可以看出范文程在两个方面的弱点。其一，此时范的文学修养欠佳，表述水平不太高明。这份奏疏是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合奏，宁完我是辽阳人，天命年间被俘为奴，天聪三年以“通文史”被皇太极召入文馆办事，授为参将。马国柱原系明朝生员，进入文馆后于天聪八年考中举人。此疏虽未注明由谁执笔撰写，但既系三人“公疏”同奏，把它作为反映文程之水平的材料，还是不会错的。
　　此疏的文字相当粗糙，毫无文采，有的句子使人难解其意，把它与乾隆初撰修的《清太宗实录》所记的这一奏疏相比，便可不言而喻了。比如，原疏一开始称：“汗昨命臣等思想目前事宜，臣等虽愚鲁，敢不具管见以闻。”“思想”两字，恐非当时高人雅士习用之词，既愚又鲁，还加“管见”两字，也太累赘罗嗦。乾隆修之实录将其润色为：“皇上昨命臣等筹度目前事宜，臣等虽愚，敢不竭所知以闻。”①两相比较，乾隆修实录的史官，将原疏之“思想”改为“筹度”，去一鲁字，再把“具管见”变为“竭所知”，虽仅小小变动，显然使其比较文雅略有文采了。再举一例，原疏有“沙河堡官员查发逃奔人，是头紧顾头之意”。什么叫“查发逃奔人”？表述太不通顺了。乾隆版改为“查发逃去人民，以还我者”，一下子就使人们明了其意，知道是明朝官员将从后金逃去的人丁查出送还。至于所谓“头紧顾头”，显系地方性的通俗口语，不易为他省人知晓，乾隆版改为“是不过暂救目前之急”，使其文字表达水平大为提高。全文类似之弊，俯拾即是，不再赘引。
　　其二，此时范文程在军政大事上还相当幼稚，见识不高，议不精辟，对后金与明之形势，了解不透，既不知己，又不知彼，所上之计实为下策。范文程、宁完我与大多数降金汉官一样，竭力主张对明用兵，大举深入，直捣京师。揆诸当时形势，此议未免太偏太急太险，如若照此行事，后果难以设想。先就后金本身条件而论，此则，女真男丁不过六万左右，加上汉军一旗、蒙古一旗，共十旗，丁数不会超过八万，而且贝勒、大臣之中，有的已开始享乐腐化，士气较前有所削弱。辽东汉民因受先汗努尔哈赤晚年的虐待，被屠杀、迁徙、抄没为奴，满腔怨愤，纷欲弃金投明。经济危机也相当严重，四年以前，“国中大饥”，斗米价银八两，牛一头卖银一百两，良马一匹值银三百两，布一匹价九两，出现了“人有相食者”的悲惨景象。①至于周边形势，同样不妙。南面朝鲜，既怀天聪元年被迫订立城下之盟屈服于金之新恨，① 《清太宗实录》（顺治撰修稿本）卷7。
　　① 《清太宗实录》卷12 页3、4、5。以下凡系乾隆朝修的《清太宗实录》，皆不注其版本，因此乃目前通用之书。
　　① 《清太宗实录》卷3。
　　又念念不忘二百余年忠于大明的长远历史，一心要摆脱后金压抑与明联合抗金。东北方面，蒙古察哈尔部林丹汗虽星夜逃走，但并未覆灭，随时都可能卷土重来。西边的明国，尽管曾数败于金，但幅员辽阔，臣民众多，人口超过后金几百倍，明军也数十倍于八旗军，并于天聪四年收复永平、遵化四府州县，迫使勇猛善战的二大贝勒阿敏狼狈逃回沈阳。后金处于四面被围的困难境地。在后方不稳、腹背受敌、敌众己寡的条件下，不做好充分准备，就要远征千里以外的大国京都，谈何容易，弄不好，被截断后路，想退回故里尚且不能，焉能进据紫禁城入主中原。所以，聪明的皇太极并不急于飞袭燕京，稍后一些时候，还斥责汉官之此见为谬论。何况，这次出征，原为攻击林丹汗，不料彼先期远逃，八旗军追逐四十余日，连蒙古大汗的影子都未见到，鞍马劳累，缺水少粮，得不偿失，贝勒、大臣之中，不少人已有怨言，如果还要快马加鞭远征明国，仅有十日之粮的疲师，怎能获胜！因此，范文程三人之计，实为下策，与天聪汗皇太极的方针，是背道而驰的。
　　范文程的另一具体建议，也颇为不妥。这位熟读先师之书的儒士，竟劝汗资粮于敌，大掠大抢，从雁门入关，因其“居民富庶”，“可资饱腾”，范文程居然着眼于短暂之利，而忘了人心为贵、得人心者得天下的根本要诀，足见其此时见识之短浅。
　　当然，宁完我、范文程、马国柱三人并非无能之辈，在当时的后金确实也算是才谋出众的智士，宁、范后皆为大学士，马任至加兵部尚书衔的管辖江南、江西、河南三省的总督。他们的奏疏不会一无所取，至少有两点是讲得很好的，一是他们环观军情后，认识到后金国中上下人员“皆以汉人为奇货”（乾隆版改为“皆志在取明”），必欲深入；二是他们力主尽速决策，“入则利在深入，不入则就此回兵”，不能半途而返。因此，皇太极虽不听从三人深入之议，但仍对其予以赞扬，《实录》记为“嘉纳之”。
　　第二节智谋日增升任大学士范文程益自磨砺，尽心国事，才干日强，识见愈高，迅速博得皇太极宠信。天聪七年三月二十七日，以孔有德、耿仲明欲来降，范文程奉汗命，偕吴赖、白格、塞古德，赍汗谕往探及劝降。五月，孔有德率众来归，范文程遵谕将其部安插于东京，并陪孔有德等人至沈阳拜见天聪汗。①虽然文馆至天聪十年三月才改为内三院正式设立大学士，但在此之前，范文程实际上已被皇太极当作类似此职之亲信内臣来使用，经常被召入宫，与汗密议军国要事。史称“文程所领，皆枢密事，每入对，必漏下数十刻始出。或未及食息，复奉召入，率以为常”②。因此，当初编汉军旗时，“廷议首推文程”任固山额真，而汗却不愿让其离开文馆，曾下谕：“范章京才堪胜此，但固山职一军耳。朕方资为心膂，其别议之。”③天聪九年二月初七日，皇太极因近来汉官及诸生动以立即兴师伐明陈奏，认为此议不妥，系“不达时势之见”，“乃小人之浅见”，下谕给刑部承政高鸿中及文馆宁完我、范文程等人，对这种意见予以批评，指出此时“人心未及安辑”、“城郭未及修缮”，不能盲目动兵。将来时机到了之后，大军伐明，那时明帝如弃京而走，或遣使求和，是追击逃帝，还是围攻京城，是允和还是拒和，对其人民如何安置，对八旗贝勒等人之贪得之心，如何禁止，等等重大问题，令范文程等“酌议疏奏”①。
　　天聪十年三月初六日，文馆改为内国史院、内秘书院、内弘文院，亦称内三院。范文程被任命为内秘书院大学士，职掌是：撰写与外国往来书札，掌录各衙门奏疏、辩冤词状、皇上敕谕、文武各官敕书并告祭文庙谕、祭文武官员祭文②。范文程之世职亦进为二等甲喇章京，益受汗宠信，“每议大政，必资筹画”，宣谕各国敕书，皆出其手③。
　　范文程感恩图报，殚心竭力，操劳国事，先后疏言废除连坐法，奏准更定部院官制，六部各设满洲承政一员，下置左右参政、理事官、副理事官、额者章，荐举邓长春、张尚、苏弘祖等人为吏部参政、户部启心郎。④清崇德元年（明崇祯十四年，1641）三月，宽温仁圣皇帝皇太极知悉，睿亲王多尔衮等王公统军围攻锦州时，离城远驻，又私遣部分官员兵丁返家，守兵得以出城运粮入内，勃然大怒，遣内大臣昂邦章京图尔格、固山额真英俄尔岱和内院大学士范文程、希福、刚林等，讯问多尔衮如此办理的原因，并下谕严厉斥责主帅多尔衮和同在军营的肃亲王豪格、饶余贝勒阿巴泰、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等人。图尔格、范文程等传达帝谕后，多尔衮等引罪。图尔格、范文程等人向帝奏报其情，皇太极更为恼怒，命他们谕令多尔衮等自议其罪。多尔衮自议死罪，豪格亦言应死，杜度、阿巴泰削爵为民，尽没户口奴仆，从征将领三十余人分别议死、革职、籍没。三月二十二日，图尔① 《清太宗实录》卷13、14。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③ 同上。
　　① 《清太宗实录》卷22。
　　② 《清太宗实录》卷28。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④ 《清太宗实录》卷22；《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格、范文程等将此情奏报，皇太极予以宽减，降多尔衮、豪格为郡王，分别罚银一万两、八千两并夺二牛录、一牛录，余皆罚银。第二日，多尔衮等俱至议政衙门，皇太极命大学士希福、范文程等将他们逐出议政衙门。
　　皇太极十分生气，多尔衮等人虽然引咎自责，但并不心悦诚服，君、王、将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多尔衮身为正白旗旗主、和硕睿亲王，“统摄”吏部，其亲弟为镶白旗旗主、和硕豫亲王多铎，其同母之兄阿济格是英郡王，三兄弟拥有二旗，皆骁勇善战，军功卓著。安平贝勒杜度、公硕讬，是礼亲王代善所辖正红、镶红二旗系统中的实力人物，代善遭皇帝压抑，心怀不满。固山额真阿山、谭泰等二十余名官员，皆是开国有功之战将。统治集团中这样多的人员与皇帝长期不和，将会带来严重恶果。
　　范文程此时已是久经锻炼智谋高超蒙帝宠信之大学士，为了改变这种状况，他于四月初五日偕大学士刚林、学士额色黑奏称：“国中诸王贝勒大臣，半皆获罪’，不许入署，不准晋谒皇上，他们回家日久，又将去锦州更替郑亲王，对明作战，“各部事务，及攻战器械，一切机宜俱误”，望皇上息怒，令其入署办事。皇太极允准，诸王贝勒大臣“遂各赴署办事’①。范文程为协调皇帝与诸王之间的紧张关系，立下一功。
　　① 《清太宗实录》卷55。
　　第三节疏言天下事定计取中原清崇德八年（明崇祯十六年， 1643）八月初九日，皇太极去世。十四日，诸王贝勒大巨议定，立皇太极之第九子福临继位，以郑亲王济尔哈朗、睿亲王多尔衮“辅理国政”。二十六日，举行新皇帝登极大典，颁诏大赦，改次年为顺治元年。
　　福临被推为新君，是八旗贵族内部各派激烈争斗的暂时妥协。福临继位以后，这一斗争仍在进行。八月十六日，郡王阿达礼、贝子硕讬向郑亲王济尔哈朗、礼亲王代善、睿亲王多尔衮游说，谋立多尔衮为君，代善、多尔衮告诸王贝勒，遂以扰政乱国的叛逆罪，将阿达礼、硕讬处死，籍没其家。范文程原是红旗硕讬的属下人员，此时被拨入镶黄旗。
　　范文程刚刚避免了因主硕讬乱国而险遭不测之祸，不久又遇到了新的麻烦。摄政王多尔衮之亲弟豫郡王多铎色胆包天，竟然要抢夺范文程之妻，经过一番周折，才得到解决，诸王贝勒审实后，决定罚多铎银一千两，夺其十五个牛录。范文程虽然化险为夷，没有遭受妻室被霸之灾祸，但仍不免忧心忡忡。多铎乃一旗之主，贵为亲王、郡王（原系亲王，因故降爵，不久复封亲王），又系摄政王多尔衮之同母亲弟，日后会舍此不究吗？万一追念前怨，范文程恐难免灭门之灾了。
　　尽管身遭故主被戮、爱妻险被欺凌之双重危难，范文程仍以大局为重，在清朝入主中原这一紧急关头，献计献策，立下了殊勋。顺治元年（1644）四月初四日，范文程上书摄政王，奏请立即出兵伐明，夺取天下。此文关系到清帝能否君临天下，至为重要，摘录如下：乃者有明，流寇距于西土，水陆诸寇环于南服，兵民煽乱于北陲，我师燮伐其东鄙，四面受敌，其君若臣安能相保耶。..此正欲摄政诸王建功立业之会也。窃惟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何以言之，中原百姓蹇罹丧乱，荼苦已极，黔首无依，思择令主，以图乐业..是则明之受病种种，已不可治，河北一带定属他人。
　　其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也。盖明之劲敌，惟在我国，而流寇复蹂躏中原，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也。为今日计，我当任贤以抚众，使近悦远来..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复宣谕以昔日不守内地之由，及今进取中原之意，而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将见密迩者绥辑，逖听者风声，自翕然而向顺矣。夫如是，则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也。..惟摄政诸王察之。①范文程此书，讲清了四个问题。其一，明国必亡。尽管此时清国君臣尚不知晓李自成农民军已打进北京，灭了明皇朝，崇祯帝自尽，但范文程已经看准，曾拥有雄兵百万、辖地万里、臣民上亿的大明国，必将迅速灭亡。他非常透彻地剖析了明朝的内忧外患，四面受敌，人心尽失，业已病入膏肓，无可救药。认清这一基本形势，对久怀入主中原雄心的八旗王公的决策，无疑有着重大的影响。
　　其二，与“流寇”争天下。如果说在此之前已有人议论明国将亡，范文程不过是阐述得更清楚、更全面、更深刻的话，那么，与明末农民军争夺明① 《清世祖实录》卷4。
　　皇朝的天下的论点，则是范文程最先提出来的。此时，清朝将领和谋士对大顺、大西农民军所知甚少，仅把其当作活动于西北一隅的“流寇”。顺治元年正月二十六日，蒙古鄂尔多斯部之人向多尔衮报告李自成取陕西、攻三边的消息时，多尔衮还于当日给农民军写信，欲图与其建立联系，协同攻明。信中明确讲到：“兹者致书，欲与诸公协谋同力，并取中原，倘混一区宇，富贵共之矣。”①范文程高瞻远瞩，敏锐地察觉到农民军才是清帝主入中原的大敌，强调指出：“正如秦失其鹿，楚汉逐之，我国虽与明争天下，实与流寇角矣。”这一论断十分精辟，至关紧要，为清军入关及其与大顺军决战，奠定了思想基础。
　　其三，良机难得，稍纵即逝。范文程剖析了明朝必亡、“流寇”势强之后，着重点明，中原土地人民，不患不得，患得而不为我有，恐将落入农民军之手。如果处理不当，不争取人心，则有可能以己之力驱逐人民投往“流寇”，那时大势就无可挽回了。因此他大声疾呼：“成丕业以垂休万禩者此时，失机会而贻悔将来者亦此时”。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成败与否，在此一举。范文程此论，确系高见，此时李自成已入据北京半月有余，河北、山东传檄而定，设若清军晚个一年半载才出兵，大顺农民政权有可能统一黄河、长江流域，全部接管除辽东以外的明朝旧有辖地，那时大局已定，清军要想问鼎中原，就难上加难了。
　　其四，变方针，创“大业”，禁杀掠，收人心。早年努尔哈赤大杀辽民，二大贝勒阿敏贝勒弃遵化屠永平，清军四次深入，抢掠而返，使明国臣民以为清朝并无大志，不过是抢掠子女玉帛而已，“纵来归附”于清，亦“未必抚恤”，因此他们疑惑不定。范文程剖析了汉民“因怀携贰”的缘故，提出应当宣布此次“进取中原之意”，申严纪律，“秋毫无犯”，并纲要性地提出四条原则：“官仍其职，民复其业，录其贤能，恤其无告”。这样一来，汉民必然纷纷归顺，“大河以北，可传檄而定”。
　　范文程的建议，对清夺取中原的基本方针、政策的制定，对促使清军出发，起了巨大的作用。四月初九日，即范文程启奏摄政王之后的第五日，摄政王多尔衮带领郡王多铎、阿济格等八旗王公大臣，统领满蒙汉官兵十余万，祭师出发。多尔衮并明告三军：“曩者三次往征明朝，俱俘虏而行。今者大举，不似先番，蒙天眷佑，要当定国安民，以希大业。”①四月十四日，大军抵达翁后，明平西伯吴三桂自山海关遣使前来求兵，言及李自成已破明都，多尔衮立即派人往召在盖州汤泉养病的范文程来商大计。范文程抱病力趋，建议说：自闯寇猖狂，中原涂炭，近且倾覆京师，伐厥君后，天怒矣；刑辱缙绅，拷掠财货，士忿矣；掠民资，淫人妇，火人庐舍，民恨矣。备此三败，行之以骄，可一战破也。我国家上下同心，兵甲选练，..何功不成..自古未有嗜杀而得天下者。国家止欲帝关东，当攻掠兼思。倘思统一区夏，非乂安百姓不可。①多尔衮收到吴三桂的乞兵书，本来相当犹豫，是前进，还是中止。清军之行，是为了夺北京取中原，现在既然农民军已先据都城，直捣山海，清军① 《明清史料》丙编第1 本，第89 页，《顺治元年致西据明地诸帅书稿》。① 《沈馆录》卷7，页13 注；《清世祖实录》卷4。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还有无必要继续前进。而且过去清兵三逼明都，皆未能得手，现农民军能袭破其城，其军战斗力谅必很强，如与清兵交战，胜负难卜。多尔衮对阿济格、多铎说：“吾尝三围彼都，不能遽克，自成一举破之，其智勇必有过人者。今统大众亲至，得毋乘战胜精甲，有窥辽之意乎？不如分兵固守四境，以观动静。”三人“咸有惧色，遂顿兵不进”②。正是在这犹豫不决的紧急关头，范文程讲明了清军必能打败李自成农民军，获取大胜，并再次强调禁杀掠收人心，从而坚定了多尔衮进军的信心和决心，决定收降吴三桂，迎战农民军。四月二十二日，两军大战于山海关石河西，李自成败走，清军大胜，并乘势追击。
　　此时，沿途官民畏惧杀掠，“民多逃匿”。范文程扶病随征，草檄宣谕：“义兵之来，为尔等复君父仇，非杀百姓也，今所诛者惟闯贼。官来归者复其官，民来归者复其业。师律素严，必不汝害。”其檄皆署范文程的官阶姓氏。这一宣谕相当有效，“民心遂安”。③清军迅速前进，五月初二日，摄政王多尔衮入居紫禁城内的武英殿，实现了多年以来入主中原的宏愿。
　　②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吴三桂请兵始末》。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第四节开国定制再建功勋顺治元年（1644）五月初二日，清军进据北京。此时，百务废弛，社会混乱，人心波动。范文程昼夜操劳，佐理国政。尽管当时头绪纷繁，“畿内甫平，军兴四出，腾布文告，应给军需，事无巨细，皆决于文程”，使他“昼夜立阙下”，“应机立办”，非常劳累。但与此同时，他始终紧紧抓住根本问题，为革除明季弊政，与民谋利，争取人心，开国定制而艰苦奋斗。他首先致力于稳定都城局势，于入京后第二日，五月初三日，向摄政王奏称：燕京一些人，“假托搜捕贼孽，首告纷纷，恐致互相仇害，转滋惶扰，应行严禁”。多尔衮赞同，下令禁止，并设防守燕京内外城门官兵，“严禁士卒抢夺”。①紧接着，他又奏请为明崇祯帝发丧。崇祯帝朱由检于三月十九日自缢于煤山海棠树，二十一日大顺军发现其尸，发钱二贯，买柳木棺置放，四月初四日安葬于昌平州，“草草掩于田贵妃坟内”。范文程建议为崇祯帝发丧，多尔衮同意，于五月初四日下谕：李自成原系故明百姓，乃敢弑主暴尸，“诚天人共愤，法不容诛者”，今令官民“为崇祯帝服丧三日，以展舆情”，著礼部、太常寺“备帝礼具葬”。此事深受故明官绅拥戴，《清实录》载称：“谕下，官民大悦，皆颂我朝仁义声施万代云。”②尤其重要的是，范文程废除了明末横征暴敛的加派田赋之弊制。明末的辽饷、剿饷、练饷，平均每亩田增赋银二分多，全国共增田赋银一千六百余万两，比旧额增加了一半以上，地方官吏又借机勒索，闹得全国民怨沸腾，成为导致明朝灭亡的重要因素。在连年战争中，农民军将明末的官府饷册通通烧毁，只剩下万历年间的旧册。范文程入京之后，即招集各部胥吏，征求册籍。有人建议于地方搜寻明季新册，范文程拒绝其议，说：“即此为额，尤恐病民，岂可更求。”遂以万历旧册为依据，照此征收田赋。①多尔衮听从范文程之言，于顺治元年七月十七日谕告全国官吏军民，宣布废除三饷：“前朝弊政，厉民为甚者，莫如加派辽饷，以致民穷盗起，而复加剿饷，再为各边抽练，而复加练饷。惟此三饷，数倍正供，苦累小民，剔脂刮髓，远者二十余年，近者十余年，天下嗷嗷，朝不及夕。..兹哀尔百姓困穷，夙害未除..为尔下民请命，自顺治元年为始，凡正额之外，一切加派，如辽饷、剿饷、练饷，及召买米豆，尽行蠲免。各该抚按，即行所属各道府州县军卫衙门，大张榜示，晓谕通知，如有官吏朦胧混征暗派者，察实纠参，必杀无赦。”②十月初十日，顺治帝颁行的即位诏，又再次宣布：“地亩钱粮，俱照前朝会计录（即万历年间的会计录）原额，自顺治元年五月初一日起，按亩征解，凡加派辽饷、剿饷、练饷、召买等项，悉行蠲免。”③有清一代，田赋基本上没有加派，实奠基于此，这一利民利国的制度的确立和坚持，与范文程是分不开的。
　　范文程很注意争取汉旗绅衿的归顺与合作，大力起用废官闲员，征访隐① 《清世祖实录》卷5。
　　② 《清世祖实录》卷5；《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三月十九帝崩煤山》。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② 《清世祖实录》卷6。
　　③ 《清世祖实录》卷9。
　　逸之士，让他们为官作宦，治政教民。顺治二年南京攻下后，范文程上疏：“治天下在得民心，士为秀民，士心得，则民心得矣，今宜广其途以搜之”，请于顺治三年、四年再次举行乡试、会试。帝从之，于是“江以南士子毕集，得人称极盛云”①。
　　范文程辛勤操劳，“安抚孑遗，举用废官，搜求隐逸，甄考文献，更定律令，广开言路”，确定赋制，对清初的开国定制，做出了重大贡献。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第五节功成引退“元辅高风”
　　正当范文程励精图治业绩显著的时候，朝中政局发生了重大变化，使他不得不抑制雄心壮志，置身中枢之外。原来，摄政王多尔衮率清军入主中原以后，权势急剧膨胀，初晋叔父摄政王，再升皇叔父摄政王，顺治五年竟当上了“皇父摄政王”，大有取代福临帝位之势。其亲弟多铎亦因入关和下南京之功，以及助兄治政，不断高升，初由郡王复封亲王，再晋德豫亲王，顺治四年又进封“辅政叔德豫亲王”，成为仅次于多尔衮的“辅政王”，具体主持日常政务。多尔衮极力压抑正黄、镶黄两旗忠于皇太极、福临与豪格的王公大臣，将肃亲王豪格革爵幽禁迫害致死，追革一等公图赖之爵，没其家产，革一等昂邦章京鳌拜世职，“免死赎身”，削二等昂邦章京索尼世职，罢其官，籍没家产，遣发盛京守陵。
　　范文程蒙受皇太极特恩殊宠，知恩图报，竭力效忠朝廷，誓死不忘故主，至是，见朝政日变，睿王权大逼帝，同僚刚林希宠背主转附睿王，福临之位岌岌可危，心中十分不满。兼之，几年以前豫王多铎谋夺己妻遭罚，难免有恨，恐将恃权报仇。形势非常明显，范文程要想晋爵加禄牢居相位，避免豫王谋害，就得离弃幼君投靠睿王，要想保持气节，忠贞不渝，就要开罪于皇父摄政王，身家性命难保。左思右想，进退两难。最后，范文程决定托疾家居。此情当然引起多尔衮不满。因此，尽管范文程于开国定制大有贡献，威望甚高，从顺治元年起就名列大学士之首，但摄政王对刚林、冯铨、祁充格三位大学士更为信用，范文程逐渐被排除于议政之外，仅于顺治元年被委任为《太宗实录》总裁官。
　　顺治七年十二月多尔衮病逝，第二年闰二月刚林、祁充格以谄附睿王妄改《太祖实录》删去大福金阿巴亥等事，被处以死刑，范文程亦系同改之人，刑部拟议革职，解任，籍没其家，诸王大臣覆议，拟令其革职折赎留任。顺治帝批示：“范文程曾效力太宗朝，在盛京时，又不曾预贝子硕讬之罪，后知睿王所行悖逆，托疾家居，众亦共知。睿王取去刚林时，以范文程不合其意，故不取去。范文程著革职，本身折赎，仍留原任。前所行情罪已结，今后于委任职掌，当矢忠报效。”①不久，范文程即复官。第二年，顺治九年遇恩诏，复进世职为一等子，授议政大臣，任《太宗实录》总裁官。
　　范文程继续尽心竭力佐治国政，顺治九年三月初八日，他偕同僚参奏会试中式第一名举人程可则“文理荒谬，首篇尤悖戾经注，士子不服，通国骇异”，请敕部议处。顺治帝命革退程可则，惩治考官胡统虞等人。②此时，因兵火连年，军费浩繁，民不宁居，土地荒芜，各地钱粮缺额，田赋亏欠，军饷不足。范文程于九年十月三十日特上大兴官屯之疏：臣见直省地方，土地荒芜，钱粮阙额至四百余万。民赋亏，则兵饷必绌，国家大害在此。然民地荒，则军屯可兴，国家大利亦在此。昔明太祖尝言养兵百万，不费民间一粒，亦当元季乱后，旷地甚多，能行官屯故耳。今湖广、江西、河南、山东、陕西五省，寇乱日久，人民稀少，若待招民，穷民无力，何能开垦？若任现在道府各官，庶务繁多，势必迁延不力。臣请行兴屯四事。一、在选举得人。..其官吏俸廪，初年于兴屯本内关支，次年以子粒补偿。..一、在开垦收获。开垦必用牛① 《清世祖实录》卷54。
　　种农器..于州县库贮钱粮内分用支给。..地之无主者，即为官屯。
　　有主而抛弃者，多方招来，过期不至，亦为官屯。凡土著流户，愿来耕者，官为给地，量助牛种，官分子粒三分之一，三年之后，便为永业。..一、在积贮转运。..一、在责成考课。..臣又谓，今孟冬将尽，若复不决，明春难耕，日复一日，四百万之课，是永无足时矣。①范文程此奏疏，既表明他确实关心国事，竭力想为帝君分忧，欲图解决顺治一朝入不支出军饷短缺的大难题；又反映出此时他已江郎才尽，料事大不如前。军屯官屯一事，明中叶以后，不少大臣奏请恢复明初之制，有清一代，亦常有人以此为富国足兵之妙计，其实，包括范文程在内的这批建言者，对于明代的军屯，仅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并不了解其产生、发展、衰落的基本历史和决定其盛衰的根本因素。由于土地私有化的时代潮流和人民反封建斗争的强大威力，明太祖朱元璋佥征上百万军户垦种六、七千万亩田土的军屯之制，到明中叶已迅速衰落，明末更是名存实亡。历史实践证明，欲仿明初之制的大兴军屯之议，不过是可言而不可行的纸上谈兵的书生之见，此实为下策和无策。
　　正是由于无法行此古制，所以，虽然顺治帝对范文程之疏予以赞扬批示，“此所奏甚是，著议政诸王及大臣等会议具奏”，但并未能够付诸实行。①顺治十年正月，文程复上保举连坐法，奏请允许部院三品以上的大臣各举所知之人，若被举之人任官后称职，奖励保举者，如其不称职，按罪之大小，“保举官议以连坐”。他认为，“此法实行，则内外皆得真才，而天下无有不治者矣”。顺治帝下诏从其议。②顺治十一年八月，加范文程少保兼太子太保。九月，年近花甲的范文程上疏，以病奏请休致。顺治帝谕告吏部：“大学士范文程，自太宗时办事衙门二十余年，忠诚练达，不避艰辛，朕所倚赖。乃近以积劳成病，虽暂假调理，仍夙夜在公，未得专事药饵，旦夕奏效，深系朕怀，暂令解任谢事，安心调摄，特加升太傅兼太子太师，昭朕眷礼大臣至意。”③十四年，加秩一级，帝遣画工至范文程府宅画其像，“藏之内府，不时观览”。康熙元年（1662），范文程奉命祭告太宗山陵，“伏地号恸，几不能起”。
　　康熙五年（1666）八月初二日，这位为大清建国定制立下卓越功勋的大学士，因病去世，终年七十岁。康熙帝知悉文程病故，亲撰祭文，遣礼部侍郎黄机谕祭，赐其葬于河北怀柔县红螺山，谥“文肃”。康熙五十二年，帝又亲书“元辅高风”四字，为其祠横额。其子承谟、承勋等，分任总督、尚书等要职。
　　① 《清世祖实录》卷69；《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① 《清世祖实录》卷69。
　　②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③ 《八旗通志初集》卷172，《范文程传》。
　　第九章郑成功第一节楼船世家一少年明天启四年（1624）七月十四日，郑成功诞生于日本肥前国平户港千里滨（今长崎县松浦郡）。
　　郑成功的父亲郑芝龙，初名一官，字飞黄，明天启元年（1621）十八岁时，潜往粤东香山澳投奔舅父黄程。天启三年，他为黄程押送白糖、奇楠、麝香、麂皮到日本平户，结识了侨居日本的华商头目、海盗巨魁李旦，从此开始了海上贸易生涯。在平户，芝龙与日本女子田川氏（中国姓氏为翁氏）结婚，次年生下郑成功，取名“福松”。
　　1624 年1 月，郑芝龙被荷兰东印度公司接纳为通事，乘船离开日本前往台湾， 1625 年后又脱离东印度公司，加入李旦海盗集团。8 月，李旦病死，他遂占有李旦的财产和位置，做了海盗首领，并以“一官”之名不雅，改名芝龙，号称“飞黄将军”。天启六年，他率船队进入金门、厦门一带，屡败明朝官军，横行海上凡两年六个月，至崇祯元年（1628）九月受福建巡抚熊文灿招抚，授予海防游击之职。
　　其时东南海上活跃着很多海盗集团，与郑芝龙时合时离，彼此对于海上利益存在着激烈的竞争。郑芝龙既降了明朝，遂以官军身分对海上诸“盗”大张挞伐，从崇祯二年至八年先后消灭了李魁奇、杨兴、杨七、钟斌和刘香诸集团，大大发展了自己的势力，从此独有南海之利，“海舶不得郑氏令旗，不能往来，每一舶例入三千金，岁入千万计，芝龙以此富敌国。自筑城于安平，海舶直通卧内，可泊船，径达海。其守城自给饷，不取于官。旗帜鲜明，戈甲坚利，凡贼遁入海者，檄付芝龙，取之如寄。故八闽以郑氏为长城”①。就在郑芝龙开始发迹的崇祯三年九月，他派人把遗在日本的七岁儿子福松接回南安县安平镇家中。芝龙见儿子仪容雄伟，声音洪亮，满心喜悦，为之延师肄业，取名森。郑森读书颖敏，最喜《春秋》和孙子兵法，制义之外，即舞剑驰射，不以章句为意。先辈王观光一见，对芝龙说：“是儿英雄，非若所及也！”四叔郑鸿逵也非常器重他，常常抚摸着他的头，说：“此吾家千里驹也！”②十一岁时，塾师以《洒扫应对》出题，郑森在作文的后幅束股中写道：“汤、武之征诛，一洒扫也；尧、舜之揖让，一进退应对也。”③先生对其用意的新奇大为惊讶。崇祯十一年郑森进南安县学，崇祯十五年八月至省参加乡试，未中。次年郑森二十岁，娶雷廉道董容先之女，当年生子，取名经。
　　崇祯十七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称帝改元，加封郑芝龙南安伯，调其兵六千人由郑鸿逵统领入卫。郑森随郑鸿逵到南京，进南京国子监。他慕钱谦益之名，执贽为弟子。钱谦益见他丰采掩映，志意不凡，为之取字“大木”。弘光元年（1645）三月，他到常熟拜谒钱谦益，游剑门、桃源涧诸胜，曾写下《游剑门》五古一首和《游桃源涧》五古二首，钱谦益以为，“声调清越，不染俗氛。少年得此，诚天才也”。瞿式耜更是称赞他“瞻瞩极高，他日必① 邹漪：《明季遗闻》。
　　② 《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
　　③ 《台湾外记》卷1。
　　为伟器”。①① 《延平二王遗集》。
　　第二节隆武赐姓海上起兵清顺治二年（1645）弘光政权亡后，黄道周与郑芝龙、郑鸿逵奉唐王朱聿键称帝于福州，改元隆武，晋封郑芝龙为平虏侯，郑鸿逵为靖虏侯，郑芝豹（郑森五叔）为澄济伯，郑彩（郑森族兄）为永胜伯。其后，又晋芝龙为平国公，鸿逵为定国公，俱加太师。郑氏一门勋望，声焰赫然，“族戚、部将封侯伯者十余人，其挂印腰金、侍御卿校，盈列朝内，内外大权，尽归芝龙”②。八月，芝龙引郑森朝见隆武帝，隆武帝见其英毅峻拔，瞻视不凡，大为惊奇，抚着他的背说：“惜无一女配卿，卿当尽忠吾家，无相忘也！”③赐姓朱，名成功，封御营中军都督，仪同驸马、宗人府宗正。自此，中外皆称之为“国姓”、“国姓爷”。十月，郑芝龙又派人从日本把成功的生母翁氏接到安平。
　　当时大江以南各地都有明朝遗臣在坚持抗清斗争，他们都希望获得隆武帝这面旗帜以获得发展，隆武帝也想离开福建，摆脱郑氏控制。但是，郑芝龙已在闽广购置大量仓庄田产，更有海上巨大利益，所以尽管隆武帝屡檄出关，郑芝龙总以缺饷为名，按兵不动。或佯作出关，行不数里而还。黄道周自请出关募兵江西图恢复，“芝龙仅给羸卒千人，甫出关而溃”①，不久在婺源被俘而死。郑鸿逵陈兵仙霞关，严禁儒生入闽，不让他们去向隆武帝出恢复的主意。
　　顺治三年三月，隆武帝决意离开福建去江西。郑芝龙使军民数万人遮道号呼，拥驾不得前。当时郑成功随侍，条陈据险控扼、拣将进取、航船合攻、通洋裕国等诸项措施，隆武叹道：“骍角也！”封忠孝伯，挂招讨大将军印。郑成功感戴隆武帝的识拔，但看到隆武帝不足以成大事及其政权内部的腐败，不久便以母病为由，告假回到安平。
　　清招抚南方总督军务大学士洪承畴和招抚福建御史黄熙胤，都是泉州南安人，与郑芝龙同乡。他们向征南大将军贝勒博洛献策：隆武兵马钱粮俱掌握在郑芝龙手中，若许以王爵，福建可不劳一矢而定。博洛乃命洪、黄修书入闽。郑芝龙接书，也不与鸿逵、成功商量，即决定投诚。
　　五月，洪承畴、黄熙胤接到郑芝龙复书，博洛乃挥师齐进，六月初一日突破钱塘江防线，鲁王亡命海上。
　　浙江溃，全闽震动。郑芝龙诡称征讨，飞舟离开延平，并密谕守关诸将施天福等尽撤关兵。八月二十二日，清军未遇任何抵抗，从容由仙霞关进入福建，二十八日入汀州，杀隆武帝、后。
　　郑芝龙退保安平，楼船尚有五百余艘，军容甚盛。他以为无一矢加于清朝，必会得到清朝信赖，而两广素属部下，若招以自效，闽粤总制，依然可以南面而王。博洛致书，说：“两粤未平，今铸闽粤总督印以相待。”芝龙大喜，遂进降表。成功劝道：“吾父总握重权，未可轻为转念。以儿细度，闽粤之地不比北方得任意驰驱，若凭高恃险，设伏以御，虽有百万，恐一旦亦难飞过。收拾人心，以固其本；大开海道，兴贩各港，以足其饷；然后选将练兵，号召天下，进取不难矣。”又说：“夫虎不可离山，鱼不可脱渊；② 温睿临：《南江逸史》卷54，《郑芝龙传》。
　　③ 《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
　　① 《南江逸史》卷54《郑芝龙传》。
　　离山则失其威，脱渊则顿时困杀。吾父当三思而行！”①芝龙不听，挑选五百名盔甲鲜明的勇士随从，即日前往福州面见博洛。博洛令府县接应，凡所过驿站，供奉威仪都很隆重。又差官过乌龙江递茶远接，命文武郊外相迎。芝龙满心欢喜，遂剃发。博洛连日大开筵宴，至第四日天明，突命芝龙拔营北上，“从行者五百人，皆拘置别营，不得相见”②。芝龙说：“吾子弟素非驯良，今拥兵海上，脱有不测，将奈何？”博洛说：“此无与尔事，亦非吾虑所及也。”③山河破碎，父亲投降，使郑成功悲歌慷慨，毅然走上了揭旗创业的道路。他在泉州文庙孔子像前烧掉了儒巾蓝衫，会阁部路振飞、曾缨、万年英等，设高皇帝神位，誓师恢复，称“忠孝伯招讨大军罪臣朱成功”。时年二十三岁。
　　① 《台湾外记》卷2。
　　② 《南疆逸史》卷54《郑芝龙传》。
　　③ 徐鼒《小腆纪年附考》卷13。
　　第三节立足金、厦顺治四年（1647）正月，郑成功率愿从者九十余人，乘两艘大船往南澳募兵，又取从日本归来的郑氏商舶资金十万佐军，队伍很快发展到数千人。于是在厦门鼓浪屿设演兵场，建镇命将，训练部队，继续使用唐王年号，称隆武四年。
　　郑芝龙既降，郑氏旧部大多各行其是。郑鸿逵率部入海，郑彩、郑联兄弟转奉鲁王。二月，清军突至安平，大肆淫掠，成功生母翁氏剖腹而死。母亲的惨死，更加激起郑成功满腔仇恨。四月，郑成功与郑彩、杨耿合兵，入海澄，破九都，攻漳平、龙岩等县，这年，原明浙江巡抚卢若腾、进士叶翼云、举人陈鼎（陈永华之父），俱至安平谒郑成功。又有海澄人甘辉，五短身材，勇猛绝群，漳浦人蓝登，武艺精熟，南安人施琅，机略畅晓，后来都是郑成功部下的重要将领。
　　顺治五年五月，辅明侯林察自广东逃回见郑成功，报告瞿式耜和丁魁楚已在广西肇庆拥立桂王朱由榔为帝，改元永历。郑成功遂尊其朔号，遣使称贺。十月，永历帝封郑成功为威侯。
　　顺治六年，永历帝晋封郑成功广平公。郑成功为了和两广造成连兵之势，乃把兵锋西指，由分水关入潮州，黄岗黄海如、澄海杨广、海山朱尧、南阳唐玉先后迎降。接着郑成功又以武力讨平了南洋许龙、潮阳张礼，以及溪头、狮头寨、和平寨、员山寨、和尚寮诸处土豪，揭阳邱瑞、刘公显领导的义军和诏安农民军首领万礼也来投顺。
　　顺治七年六月，郑成功大举进攻潮州。由于漳州清军入城增援，只得退兵潮阳。
　　这时全国的抗清形势已急剧由高潮转入低潮。顺治六年正月，清兵破南昌，金声桓、王得仁败死；入湘潭，何腾蛟败死；二月，李成栋兵溃于信丰，渡水溺死。顺治七年正月，清兵克南雄，桂王由肇庆出奔，移德庆，抵梧州。清兵又两路进兵，对梧州取钳形攻势，二月进攻广州。面对这种局势，广东已毫无发展的可能。八月，郑芝莞来潮阳劝郑成功回取厦门以为根据地。郑成功遂带数镇秘密回厦。
　　厦门是族兄郑彩、郑联的地盘。郑成功一向只能寄泊其一角——鼓浪屿，作为练兵之所。十五日中秋夜，他选精兵五百，令甘辉、施琅、洪政、杜辉四将统领配船四只，泊舟鼓浪屿。郑联方醉卧万石岩，次晨酒醒，仓卒出迎。郑成功笑道：“兄能以一军见假乎？”①郑联未及回答，郑成功部下已各持兵刃跳上郑联船只，郑联及其将士皆詟服不敢动。郑成功又设酒于虎溪岩，邀郑联赴席，投壶角胜，酣畅倍常。入夜，郑联掌灯回至半山塘，杜辉等伏起，将其刺死。郑成功勒兵入城，佯捶胸大哭道：“谁杀吾兄，仇不共戴！”命兵士严守郑联、郑彩宅门，禁止出入。于是郑彩、郑联的全部粮饷船只、部众尽归郑成功，郑成功从此有了稳固的基地，兵力增至四万余人。
　　十月，郑成功遣将招抚闽安、铜山、南澳诸岛。时清军攻破舟山，张名振、张煌言奉鲁王漂泊金门。郑成功乘机吸收浙海水师名将张名振、周鹤芝、阮骏等部，闽、浙、粤沿海抗清武装悉归其下，号称大军数十万。于是建五军，以辅明侯林察为左军，闽安侯周瑞为右军，定西侯张名振为前军，平彝① 《梨洲遗著汇刊·郑成功传》。
　　侯周鹤芝为后军，郑成功自为中军元帅，每军大小船一百号。
　　广东碣石苏利侦知郑成功回到厦门，率众攻破惠来。潮阳原先投顺的义军也重立旗帜。十一月，郑成功再次南征至潮阳，正遇黄文带永历帝诏旨从广西来，说清平南王尚可喜和靖南王耿继茂统率数万大兵进攻两广甚急，广西危迫，召郑成功从虎门入援，李定国出三水合攻。郑成功遂统兵南下勤王。顺治八年正月，郑成功兵至南澳，左先锋施琅提出反对南征。
　　施琅（1621—1696），晋江人，初为郑芝龙部下左冲锋，顺治三年（1646）随芝龙降清。郑成功起兵海上，素知其勇猛绝伦，富机略，招至任为左先锋，待如兄弟，“军储卒伍及机密大事，悉与谋”①。后来有人告诉郑成功，施琅曾说他梦见自己是北斗第七星，郑成功开始忌恨。施琅兄弟俱握兵权，每有跋扈之状，郑成功更加不满。这次施琅又反对勤王，郑成功遂夺其兵权，令其回守厦门。
　　清福建巡抚张学圣视泉州，侦知郑成功已去广东，立命驻泉总兵马得功和驻漳总兵王邦俊分两路袭击厦门。马得功以数百骑突袭，迫令郑芝豹拨船接渡过岛。水师镇阮引不战而溃，郑芝莞私载辎重下船先逃，城陷。城中储藏焚掠一空，郑氏被掠黄金九十余万，珠宝数百镒，米粟数十万斛，其中将士财帛，百姓钱谷，损失不可胜计。施琅率陈埙、郑文星等数十人勇猛追杀，马得功大败。张学圣又差人去安平挟成功祖母黄氏致书于郑鸿逵，命其用船将马得功三百骑及余兵全部渡回陆上。及成功闻讯率军回厦时，马得功早已渡海而去。郑成功大怒，“引刀自断其发，誓必杀虏”，传令不许诸亲与芝莞、鸿逵相见，说：“渡虏来者澄济叔（芝豹为澄济伯），渡虏去者定国叔（鸿逵为定国公），弃城与虏者芝莞叔，家门为难，与虏何干？”①大会文武，赏施琅银二百两，陈埙、郑文星银各一百两，然后出隆武所赐尚方剑，立将芝莞斩首，悬首街衢三日，说：“本藩铁面无情，尔诸勋臣、镇将，各宜努力，苟不前进怯敌，本藩自有国法在，虽期服之父，亦难宥之！”②诸镇股栗，军士皆踊跃欢呼，锐气百倍。鸿逵理亏，将水师全部交予郑成功，自择白沙地方广构亭沼，艺植花木，笙歌自娱。施琅前被削夺兵权，以为回厦必当复职，但却仍被闲置一旁。施琅启请为僧，竟自削发。施琅的亲兵曾德请求充任成功亲随，被接收。施琅得知，立将曾德拿回杀死。成功督大军掠永宁、崇武二城，满载而归，施琅公开进行指责，和其弟施显越加无所忌讳。二十日，成功采取断然措施，以商讨军机为名，调施显到船，加以逮捕，同时分别派兵包围，捉拿了施琅及其父大宣并家属。施琅监禁在船，由副将吴芳看守。施琅家人派人假称成功令箭调回审究，行到僻静处，施琅打倒吴芳和押解兵士逃脱。成功大怒，立杀施大宣、施显父子，并杀吴芳的妻与子五人，全岛戒严，严密搜索。施琅在山穴中潜匿了几天几夜，密投部属苏茂署中。当时苏茂顶替施琅左先锋镇之职，施琅激他说：“闻藩主千金高爵购我，细思贤弟与我最厚，特来相寻，免被他人邀功。”苏茂说：茂虽不肖，岂肯卖镇主以求荣乎？且公投生非投死也。茂虽死，亦不可为。公幸勿疑！”③遂藏起施琅。次夜，令心腹备小船送往安平依郑芝豹。成功闻讯往召，施琅已投① 陶元藻：《碑传集》卷15《施琅传》。
　　① 《先王实录》。
　　② 《台湾外记》卷3。
　　③ 《台湾外记》卷3。
　　了清军。
　　郑成功自顺治六年兵进广东，已避开了与清军的正面作战，矛头主要是指向不清不明的地方势力。清军偷袭厦门，将郑芝龙一生聚敛、郑成功多年经营席卷无遗，激起他无比愤恨，他开始全力对付清军：五月攻海澄，九月入漳浦，大败漳州总兵王邦俊，又大败福建陆路提督杨名高，十二月乘胜进攻漳浦，守将杨世德、陈尧策献城降，诏安、平和二县并复。
　　顺治九年正月，郑成功扬帆直入海澄港，赫文兴开城出降，接着进军江东，攻击长泰，声威大振。二月，清浙闽总督陈锦亲督大军，并檄召潮州、汀州两路兵马，以及郑鸿逵部下叛将蔡兴、章云飞等部，对郑成功包抄合围。三月，郑成功五路设伏，大败清军于江东桥，陈锦仅以身免，当晚被家丁刺死。
　　四月，郑成功督大队进攻漳州，分兵为二十八宿营，围城数匝。清廷急调浙江总兵马逢知（原名进宝）率兵驰援，被郑成功用计赚进城中。浙江巡抚宜永贵效击魏救韩故事，集船二百余号出攻厦门，又被郑成功派陈辉督水师大败于崇武。漳州之围一直持续了半年。九月，清平南将军固山额真金砺奉命入闽，会新任总督刘清泰驰救。
　　郑成功久顿坚城之下，师老粮匮，士气衰竭，连被金砺挫败，最后退守海澄。
　　顺治十年四月，金砺奉命取海澄。郑成功率诸将驻守海澄北面的天妃宫，建高台亲行督战。五月，金砺马步数万进驻天妃宫前，安放大小铳炮数百号，连击两天两夜，郑军营垒坏而复整，整而又坏，死伤惨重。郑成功见兵将面面惊惶，各无守志，取出“忠孝伯招讨大将军印”交与冯澄世，说“尔为我持此招讨之印通谕军中，朝廷以此卑我，我唯有效死勿去而已，诸将中有能率众得功者，愿以此题让。”诸将闻令，无不感奋，齐到请令。甘辉激励众将说：“古云：‘人生自古谁无死？留此丹心照汗青’。此番竭力以守，倘有不测，亦死得其所！”王秀奇等齐声应道：“此城是大家今日死忠营也！”郑成功见军心振奋，令众人痛饮，随后上敌台观敌。诸将以铳炮密集，劝其不可乘危，郑成功说：“死生有命在天，虏炮如我何！”①张盖从容而坐。诸将又劝去盖，不听。清军见郑成功伞盖，移炮齐射，弹如雨点。甘辉情急，亲掖郑成功而下。刚离台数层，郑成功座位已被一炮击为粉碎。郑军营垒被猛烈的炮火摧毁无遗，郑成功乃命将士各掘地窝藏身。谕众将：敌人许多精锐，数日夜只远远轰击未敢逼近者，一则知我手段，二则意我必退回中左。昨侦探来报，虏营中火药钱粮不继，我谅明日必来决战，如不胜，必退走矣。次晨清军果然并营逼进，前用汉兵，后继满兵，汹涌而前。郑军拚死抵御，三进三退，杀伤相当。待清军大部过河，成功传令地炮齐发，过河清军俱皆烧死，委填河内，河为之满。郑军一拥冲出，未过河残兵，擒杀无遗。金砺精锐尽丧，连夜逃回漳州。
　　郑成功以非凡的胆识和卓越的军事才能，赢得了海澄战役的胜利。七月，永历帝晋郑成功为漳国公，封延平王。又封甘辉为崇明伯，黄廷为永安伯，万里为建安伯，郝文兴为祥符伯，王秀奇为庆都伯，冯澄世为太仆寺卿兼都院右佥都御史。
　　在开辟和巩固以金、厦二岛为中心、以漳、泉二府为主要活动范围的根① 《先王实录》。
　　据地期间，与频繁的军事行动同时，郑成功注意延揽明朝遗臣，也很有一番政治气象。“成功盛，以恢复自任，宾礼明之遗臣，于是海上衣冠云集”。他最尊重的，有尚书卢若腾、侍郎王忠孝、都御史辜朝荐、沈佺期、郭贞一、徐孚远、光禄寺卿陈士京，以及仪部纪衷文，“不以礼，不敢见也”①。特别是幾社名流徐孚远，郑成功在南京国子监学习时，就曾想向他学诗。徐孚远入闽，傥言高论，“廷平听之，娓娓竟夕；凡有大事，谘而后行”②。为了确保粮饷供给，郑成功利用父亲留下的余威以及贸易关系，大力开展内地和海外贸易。他进一步发展五大商组织，“在京师、苏、杭、山东等地，经营货物，以济其用”③。五大商分山、海两路：山路（陆路）有金、木、水、火、土五行，设在杭州，主掌内地物资的采购。海路（水路）有仁、义、礼、智、信五行，设在厦门，主掌海上贸易事务。原来父亲经营的商船，现在俱属郑成功调遣，仍旧领取盖有“石井郑氏”印记的牌照，进行海上贸易。顺治八年，他利用母亲曾被日本国王认为义女的关系，以甥礼遣使通好日本。日本国王非常高兴，助以大量铜铅，并派官协助铸造铜炮、永历铜钱、盔甲、器械等物，据计，当时郑成功对日本的输出输入贸易总额每年多达216 万两，对东南亚各国的贸易每年约达176—240 万两，总计每年平均达424 万两。另据郭沫若考证，郑成功为了使海上贸易的发展，还曾采用西法自铸银币。这是中国货币史上一个划时代的创举。
　　① 全祖望：《鲒埼亭集》卷27，《陈光禄传》。
　　② 全祖望：《鲒埼亭集外编》卷12，《徐都御史传》。
　　③ 刘献廷：《广阳杂记》。
　　第四节和战之间郑芝龙被挟进京后，清廷为了招降郑氏余部，授予一等精奇尼哈番世职。对于郑成功，在很长的时间内并不在意。隆武政权消亡后，它的主要攻击对象，一是浙东的鲁王余烬，二是西南的桂王政权。顺治八年（1651）以后，郑成功连续大败清军，特别是闽浙总督陈锦败死，开始震动清廷。当时，南方正出现了第二次抗清活动的高潮，李定国、刘文秀、白文选先后攻陷桂林、梧州、柳州、辰州，定南王孔有德自焚，定远大将军和硕亲王尼堪战死，张名振、张煌言兵进长江，李定国猛攻两广。并且孙可望、李定国多次遣使联络郑成功，约期会师恢复。在这种情势下，清廷为了分化郑成功与孙、李的联合，乃改变原来的消极待降政策，积极开展和平攻势，以期不战而屈人之兵。
　　顺治九年（1652）十月，清廷命郑芝龙写信派家人周继武驰送成功，告以朝廷招抚之意。
　　次年五月，封郑芝龙为同安侯，成功为海澄公，鸿逵为奉化伯，芝豹为左督总兵官，并派官持印敕入闽。
　　八月，清使至厦。郑成功表示：清朝必须切实给予三省地方，方可实现和议。
　　十一月，清廷决定予郑成功“靖海将军”敕印，答应给予泉、漳、惠、潮四府安插兵马。郑成功仍不受命，坚持非数省不可，要和就须依朝鲜例处理双方关系。
　　顺治十一年八月，清廷又派内院学士叶成格和理事官阿山，偕郑成功季弟郑渡（随郑芝龙入京后改名世忠）、四弟郑荫（入京后改名世荫）入闽议和。
　　十月，郑成功与清使相约俱至安平会面。郑军列营数十里，旗帜飞扬，密布锹黎鹿角，设伏据隘，清使随从精骑数千，步旅万余，漫山遍野扎营，瞭哨四出，各相提防。
　　郑成功提出先受诏，后议剃发之事。清使要求先剃发，然后接诏。互相数日不定，叶成格、阿山不辞而别，自回泉州。郑渡、郑荫到厦门泣涕恳告，说：“两使此番失意而回，大事难矣！我等复命，必无生理！”郑成功说：“我意已决，无多言也！”清使回京。郑成功给郑渡写信：“兄弟隔别数载，聚首几日，忽然被挟而去，天也！命也！弟之多方劝谏，继以痛哭，可谓无所不至矣。而兄之坚贞自持，不特利害不能以动其心，即斧刃加吾颈，亦不能移吾志。何则？决之已早而筹之已熟矣。”又复父书：“大抵清朝外以礼貌待吾父，内实以奇货视吾父。今此番之敕书与诏使之动举，明明欲借父以胁子，一胁则无所不胁，而儿岂可胁之人哉？且吾父往见贝勒之时，已入彀中，其得全至今者，亦大幸也。万一吾父不幸，天也命也，儿只能缟素复仇，以结忠孝之局耳。”“儿此时惟有秣厉以待，他何言哉？他何言哉！”①。清朝招抚郑成功的谈判，四经往返，至此归于破裂。虽然双方都未达到最高目的，但是，谈判期间，孙可望、李定国几度遣使约期会师，郑成功待而未举，是清朝借谈判迟滞了南方海陆两大势力的会师；成功利用和谈之机，分遣各镇至云霄、龙岩、惠安、仙游等地征派粮饷，数月间获四百余万，是① 《先王实录》。
　　郑成功借谈判扩大了实力。
　　招抚不成，清朝决定诉诸武力。十二月，清廷以杨杰、马得功、马进宝充福建随征右、中、左路总兵官，命世子济度为定远大将军，同贝勒巴尔处浑、贝子吴达海、固山额真噶达浑统率满汉大军三万，征剿郑成功。同时，囚郑芝龙于高墙。
　　郑成功也知大战在即，乘两使回京复命，清朝大兵尚未南下之际，一方面在海上大整舟师，增设炮台；一方面遣军出征，扩占地盘，十一月略取漳州属邑，十二月占领漳州，袭破同安、南安、惠安，次年正月又攻破仙游，省城福州震动。
　　顺治十二年，郑成功进一步利用二至六月的间隙，进行了一系列军政建设。军制上，分陆军为七十二镇，水师为二十镇。另设监营，由总理监营、左右协理监营统管大小监督，“监同各提督统镇出征，凡有军机重务，必由报闻”；每人各授铁竿红旗一面，上书“军前不用命者斩，临阵退缩者斩，副将以下先斩后报”。
　　政制上，仿国家六部的规模，设六官分理庶事，六官以下各设左右司务（后改为都事）。设六察官讥察利弊。又设“储贤”、“育胄”二馆，以储贤馆集纳考试所取诸生及荐举之士，以育胄馆收容培养死事诸将及侯伯子弟。凡出师征伐，“拨育胄、储贤二馆诸生授监纪职俸，配监各提督统镇，从军出征，记录功罪”①。改中左所为思明州，揭起“中兴”“复明”的旗帜。同时严格进行军队素质训练，在厦门五老峰前筑起演武亭楼台，作为全军训练中心，陆军用“五梅花操阵法”，水师用“水操法”，俱编成定式，颁发全军。“舳舻阵列，进退有法，将士在惊涛骇浪中无异平地，跳踯上下，矫捷如飞”②。
　　六月，清朝不断增调兵马进入福建，配合济度会攻厦门。郑成功这时已完成了全面的军政整训，于是采纳澄世的建议，收缩战线，主动放弃福、兴、漳、泉各州县，全师退守厦门，坚壁清野，拆毁惠安、同安、漳州、漳浦、南清、长泰、平和、诏安、永春各府县城垣，尽用所拆木石以营垒厦门、金门、海澄、白沙等处。同时，又取主动出击的态势，派黄廷、万礼率十二镇由漳浦、诏安南下潮州，陷揭阳，取普宁，驻兵征饷；派洪旭、陈六御、甘辉、王秀奇等率十二镇北上与张名振、陈辉会师，进入长江，捣其心腹，制其对闽南的用兵。
　　九月，济度统率的满汉大军三万到达福州，又调本省兵马，准备进攻厦门。当时漳、泉州所属各县并漳城俱已拆为平地，郑成功又令全部军民撤出厦门。有人上条陈说撤出厦门有十不便，不如调回南北征剿之师与清兵决战。郑成功令捆责八十棍。密谕郑泰说：“清朝岂无宿将？遣此乳臭姱子，岂意在战耶？不过借兵在逼我和耳。我若调回大师，被他识浅。所以并空思明以疑之。昔孔明操琴而退魏兵，此意岂异耶？谅他必有书来讲一番，我随乘机迎之，彼自入我彀中。”①济度至泉州，见郑成功空岛以待，果然不敢进犯，驻师东岳庙，两度致书招成功。郑成功仍以先前与叶成格、阿山二使所议条件作复。和谈无法继续，再次中断。
　　① 《先王实录》。
　　② 《先王实录》。
　　① 《先王实录》。
　　顺治十三年四月，济度统陆军屯扎石井，调集各澳船只，令泉州守将韩尚亮统领，分三■进犯白沙、金门、厦门，郑成功分拨诸镇迎击。适逢狂风大作，阴雾迷蒙，对面不见船■，郑军船顺溜收泊围头，清船被风压下，有收入围头被获者，有漂至青屿、金门登岸乞降者，有漂出外洋至广东海面者，被郑军夺取大船十只，焚毁者三十余只，最后收回泉州港者仅剩十数只。郑军大胜。
　　郑成功击败济度对白沙的进攻后，增设戎旗左右镇，调集各处乡勇新兵训练铳器，准备全师北征。但就在这时，驻守海澄的前冲镇黄梧挟持副将苏明及海澄知县王士元，献城投降了清朝。
　　海澄是金、厦的屏障，又是郑成功储积粮饷军械之所。“城中所贮，粮粟二十五万，军器、衣甲、铳器不计，其将领私积者又不计”①。海澄之失是郑成功继顺治八年马得功偷袭厦门之后的又一次重大损失，北征的计划也因此暂时搁置起来。
　　清廷见和谈和征剿均对付不了郑成功，开始全面加强经济的封锁和政治的分化瓦解。顺治十二年六月，清廷下令沿海省分“无许片帆入海”②。顺治十三年六月又谕：“凡沿海地方大小贼船可容湾泊、登岸口子，各该督、抚、镇俱严饬防守各官，相度形势，设法拦阻，或筑土坝，或树木栅，处处严防，不许片帆入口，一贼登岸！”并敕东南各省督、抚镇等官对郑成功部属“大开生路，许其自新”，广出榜文晓谕：“如贼中伪官人等有悔过投诚，带领船只、兵丁、家口来归者，察照数目，分别破格升擢；更能设计擒斩郑成功等贼渠来献者，首功封以高爵，次等亦加世职。同来有功人等，显官厚赏，皆所不惜。”③为了报海澄之仇，郑成功很快找到进取时机。七月，他见济度与李率泰皆驻师漳州，省城空虚，遂派甘辉统领十五镇官兵，北上直入闽安镇，威逼福州。所至广取辎重宝物，足偿海澄之失。八月，济度与李率泰拨梅勒章京阿格商救援福州，郑成功也亲至福州视师。
　　十一月，清廷命郑芝龙差家丁谢表、小八至三都劝郑成功和议。再一次被他断然拒绝。
　　十二月，郑成功移师攻略连江、罗源、宁德沿海诸县。济度遣阿格商、巴都、柯如良统满洲马步数千，尾后牵制。阿格商、巴都、柯如良都是满洲虎将，入京以来，无战不胜。郑成功领大队直进宁德，命甘辉、周全斌、陈魁断后，节节示弱诱敌，待至险要处，设伏歼敌。二十九日，阿格商至护国岭，进入甘辉的埋伏圈，伏兵齐出，箭如雨下。甘辉素闻阿格商名将，每以打死仗得胜，又见满兵俱是全身重铠，乃命军士照五梅花阵操法，三退诱之。阿格商三追，甘辉三退，满兵力疲，甘辉乃挥师冲杀。陈魁直取阿格商，身中二矢一刀，幸陈蟒赶到，杀死阿格商。郑军乘势赶杀，满兵一时爬不上马者尽被杀死。清军遗弃马匹、布幔、辎重不计其数。战前，右提督马信曾对甘辉说：“素闻公善战，明日观公退敌。”及胜利收军，马信出迎道：“今日始信公之真勇略也！”①① 《先王实录》。
　　② 《清世祖实录》卷92。
　　③ 《清世祖实录》卷102。
　　① 《台湾外记》卷4。
　　十一月，清廷命郑芝龙差人至三都，再次劝郑成功就和。这时郑成功亲自作书禀父，依旧坚持以不剃发、予数省为条件。清廷最终对招抚丧失了最后信心。顺治十四年三月二十二日，顺治帝降谕全力剿捕。四月初五日，将郑芝龙及其弟芝豹、子世忠、世恩、世荫、世默，俱流徙宁古塔地方，家产籍没。八月初五日，又以宁古塔地近江海，恐船只往来，发生意外，命将郑芝龙加铁链三条，手足扭镣，严加看守。
　　第五节北伐金陵顺治十四年（1657）四月，郑成功因地方频得频失，终无了局，召诸参军集议中兴大计。吏官潘庚钟、工官冯澄世、参军陈永华都主张进军江南以号召天下。郑成功从其议，派人前往广西请桂王旨，令孙可望、李定国集滇、黔、粤、楚之师，出洞庭而会江南，以分其势。七月，郑成功率军北伐，八月入海门尧台州，九月，天台、太平、海门卫相率归附。但浙闽总督李率泰侦知郑军精锐北上，乘机分兵攻陷罗星塔和闽安镇。郑成功担心两岛有失，只得暂时回师。
　　十二月，永历帝晋封郑成功为潮王，其余侯伯印数十颗。郑成功设长史、审理、典宝、典杖、典膳等官，一切照王府行事。
　　五月，郑成功传令准备北征。重颁出军十条禁令，不准奸淫、掳掠妇女，不许擅毁民房，不准掳掠男子为伙兵（防奸细投毒），沿海归顺地方不准混抢，不许掳掠、宰杀耕牛，不许借坐给牌商船。违者本犯枭示，将领连罪不贷。十三日，分全军作三程：中提督崇明伯甘辉领兵二万五千，配船五十只，为首程；右提督建威伯马信领兵二万，配船六十只，为二程；后提督建安伯万礼领兵二万，配船六十只，为三程；郑成功亲自领兵四万，配船一百二十只，为后合，号称八十万，浩浩荡荡，向北进发。
　　六月，招降平阳、瑞安、进围温州，全浙震动。
　　七月初九日至羊山。初十日午，飓风骤起，巨浪排空，雷雨交加，天昏地暗。酉时风浪始息，船只翻沉五十余艘。将士死八千余人，其余伤损无数，郑成功的六中军船也被打破，他的第六妃嫔和四子郑睿、七子郑裕、八子郑温，并船上男女老幼二百三十一人俱没水中。郑成功只得回师舟山，休整船只部伍。
　　顺治十六年四月十九日，郑成功在羊山之难以后经过半年多的整补恢复，闻清朝于头年二月调遣三路大军进攻云贵桂王政权，乃再次大举北征。为了举手制胜，首先一举攻克定海关炮城，进入宁波港，尽焚清军船只。待清朝拨浙直之兵来援时，郑成功已抽兵下船，扬帆北上了。
　　五月初四日，师至舟山，再以军纪晓诸将：“此行我师一举一动，四方瞻仰，天下见闻，关系非细。各提督统镇十余年栉沐亲勤，功名事业亦在此一举。当从恢复起见，同心一德，共襄大事。进入京都之时，凡江中船只货物，准其插坐，但要和衷，不准争竞；其岸上地方百姓，严察秋毫无犯。”①十八日，师至崇明，清总兵梁化凤敛兵坚守。郑成功欲顺风入取瓜州，张煌言、冯澄世都主张先取崇明以为后援之地。郑成功认为崇明城小而坚，取之必迟延日月，若得瓜镇截其粮道，然后乘势取江南，则崇明不攻自破。遂于十九日移泊吴淞口。清苏松提督马逢知有反正之意，郑成功乃密书约其共围南京。
　　六月十三日，师抵焦山。十五日，缟素祭奠崇祯、隆武，恸哭誓师，三军皆泣下。水陆齐进，先攻瓜州。
　　镇江至瓜州江面十里，清军以百万巨资，用大木以两岸向江心筑起长坝，横截江流。左右复立木栅，内布火炮火铳，再以围尺大索牵接木坝两端，拒扼海舟，名曰“滚江龙”。郑成功以左右武卫屠中，甘辉居左，翁天佑居右，① 《先王实录》。
　　直捣瓜州。材官张亮督善泅水者首先斩滚江龙，郑成功挥兵大进，遂克瓜州。擒操江巡抚朱衣佐至，郑成功说：“此腐儒也，杀之徒污吾剑！”放归。为了控扼上游，截断清军江、楚之援，郑成功特委张煌言率领一支水师进军芜湖。
　　十九日，郑成功进泊镇江南岸七里港，二十二日夜抵银山。当时南京洪承畴部下的罗将军领铁骑千人赴援已至，其兵铁甲如雪，大言道：“这些海贼不够吾杀！”于是自为第一队，江宁提督管效忠领兵为第二队，苏、常四府之兵依次随后而进。罗兵骄躁求战，直冲郑成功中军营。郑成功亲督左右武卫亲军当其锋，几进几退。铳炮齐发，声震天地。郑军奋勇死战，无不以一当百，罗兵披靡。管效忠又督其余各队来冲。铳炮矢石，密如雨点。郑军猛冲其阵，清军大溃，遍野横尸。管效忠部率四千人，仅存一百四十人，叹道：“吾自满洲入中国，身经十有七战，未有此二阵死战者！”①清军既败，镇江守将高谦、知府戴可进、太平府守将刘世贤相继献城降。扬州文武各遁，百姓以彩旗羊酒到镇江请师。句容、仪真、滁州也先后纳款。江南各地人民十多年来不见明朝衣冠，今日明朝大军重来，人心为之鼎沸。
　　二十八日，郑成功集诸将议取南京。潘庚钟、甘辉力主暂住瓜州，遣将分据淮扬诸郡，然后再图进取。郑成功不听，甘辉又请陆行。但大军远来，不习水土，士卒多病，时又酷热多雨，沟河难过，不得已由水路进发。
　　七月初七日，师至南京城外观音门。郑成功命黄安总督水师泊三汊河口，堵御清船，亲领大军由凤仪门登岸，扎营狮子山一带。
　　江宁提督管效忠自镇江败回南京，与江南总督郎廷佐、驻防昂邦章京喀喀木坚守不敢出战。前在瓜州被郑成功释放的朱衣佐，这时又单骑入城，建议管效忠卑词宽限，麻痹郑成功，然后破敌。效忠依计派人到郑成功大营请求道：“大师到此，即当开门延入，奈我朝有例，守城者过三十日，城失则罪不及妻孥。今各官眷口悉在北京，乞藩主宽三十日之限，即当开门迎降。”潘庚钟当即指出：“孙子有云：‘辞卑者，诈也；无约而请和者，谋也。’此乃缓兵之计，不可凭信，可速攻之！”①甘辉也说应当立即攻取南京，别图进取。郑成功因江上获得两次大捷，已有骄心。且以所约苏松提督马逢知之兵未至，遂不听诸将劝告，竟许敌请。
　　张煌言至芜湖，相度形势，出溧阳，镇池州，拔和州，入宁国，往来于姑苏、常熟之间，传檄郡邑，大江南北，四府、三州、二十四县相率送款。他见郑成功围城不攻，也上书劝道：“顿兵坚城，师老易生他变。亟宜分遣诸师，尽取畿辅诸郡邑。”②但郑成功接书，为时已晚了。
　　就在郑成功围城期间，攻破云南的满洲八旗兵噶褚哈、马尔赛等部，已经凯旋回京，得南京急报，星夜疾抵南京。十五日，苏松水师总兵官梁化凤统马步官兵三千余名入城。江宁巡抚蒋国柱调发的苏松、常州、杭州各处水路防兵，也陆续长驱而至。梁化凤日夜登城观望，见郑营步步相关，首尾相应，无计可施。一日巡至东北角，见一营人马屯扎白土山下，稍露疲懈，遂寻机出奇袭阵。
　　屯扎白土山的前锋镇余新，是跟随郑成功久经战阵的一员猛将。南京城① 计六奇：《明季南略》卷16，《郑成功入镇江》。
　　① 《台湾外记》卷4。
　　② 《张苍水集》第四编《北征录》。
　　下与清兵相对咫尺，他却若无其事，释戈宴戏，樵渔四出，营垒为空。户都事杨英查问，答云：“军机变通，总在讲妙其用。”郑成功恐其偾事，令翁天佑助守，余新为建全功，坚决拒绝。
　　二十日，郑成功传令诸将准备二十二日安炮攻城。有一管甲吏，破瓜州时以淫掠被责二十棍，含恨在心，当夜入城降清，告以密计。二十一日三更，清军抢先行动，挖开砌塞已久的神策门，梁化凤率五百骑兵突出。余新连日疏忽，大溃，败入萧拱宸营中。梁化凤乘势冲入，两营并遭覆没，萧拱宸浮水逃生，余新被俘遇害。清军既胜，尽出骑兵列营城外。
　　二十二日，甘辉、林胜、潘庚钟等劝退屯观音门，以图再举，郑成功不听，调拨各镇布阵于观音山，欲与清兵决战。二十三日，江南总督郎廷佐见郑军彻夜移营，乘其营垒未稳，集中全城兵力，抄出山后，向郑军发起攻击。由于前次镇江之役时，各镇争功，互相攻讦，郑成功怒，曾有不得命令擅自出兵者治罪的规定，所以诸将在清兵攻击下，既不敢主动出战，又不敢互相救援。杨祖、蓝衍二营首先覆没，蔡禄、陈鹏二营继又溃败。甘辉、张英埋伏山中，被敌围困，死战不出，张英阵亡，甘辉击杀数十人，亦被擒。清军乘虚掩杀，诸营俱皆动摇。万礼力战于大桥山，被乱箭射死。万义浮水而逃。林胜（广东澄海人，最雄伟，多武艺）见数镇皆败，而成功仍不发号令，说：“敌人虽胜两阵，实无多骑，藩主之不发号令而齐击者，谬也！”自挥本镇大战化凤，但遇东门清骑突出合攻，全军皆没。郑成功在山上观战见各镇并溃，嘱潘庚钟说：“尔立盖下代吾指挥，不可去盖，吾下山，催水军从后抄杀”①。带领健将十余员急下快哨，至江心，遥望诸军披靡不堪，随飞舟往镇江而去。梁化凤合城内诸军，见山上黄盖高扬，挥军猛攻。陈魁见清兵逼近郑成功大营，急往救授，中箭死，将士悉赴水死。清军合师环攻，潘庚钟挥剑督护卫死战。最后全部覆没。
　　二十四日，郑成功到镇江，黄安领全队舟师至。溃散的诸将也陆续赶到。这次战役。计有十五镇全军覆没。损失镇将以上十四员，标下将不可胜计，整个陆军损折大半。诸将请罪，郑成功大恸，说：“是我欺敌，非尔等之罪也！”②然而，南京之败还没到不可收拾的地步，如据镇江而守，上联张煌言，四围巩固归附的数府之地，事未尝不可为。张煌言得到南京失利的消息时，也曾致书郑成功说：“兵家胜负何常？今日所恃者，民心耳。况上游诸郡邑俱为我守，若能益百艘相助，天下事尚可图也。”③但郑成功已放弃镇江，顺流东下。
　　这时，郑成功开始重新考虑同清朝议和，授礼都事蔡政全权办理入京议和事宜。为了让清朝知道自己实力尚存，八月初十日指挥部队向崇明县城发起进攻，但没有攻下。
　　九月初七，郑成功回到厦门。由于师出无功，遣使报告永历帝，自贬王爵，仍用招讨大将军印。立忠臣庙祭祀死难诸臣，以甘辉为第一，哭道：“早从将军之言，吾不至此矣！”④① 《台湾外记》卷4。
　　② 《台湾外记》卷4。
　　③ 《张苍水集》第四编《北征录》。
　　④ 《先王实录》。
　　郑成功苦心准备多年的攻取南都，刻期恢复的计划，就这样破灭了。北伐金陵的失败，自有其客观原因——西南大势趋平，清朝得以调转矛头集中对付郑成功，但郑成功的刚愎自用、骄傲轻敌以及指挥上的失宜，更是主要因素。
　　郑成功败撤以后，煌言势孤援绝，初欲入鄱阳以号召江、楚，但途遇清军，部众惊散，又遭清军追杀，单骑突围走，后逃至浙东海上。
　　当郑成功攻取瓜州、镇江，逼南京时，清廷大为震恐，命内大臣达素为安南将军，同固山额真索洪、护军统领赖塔统兵南下救授。顺治帝甚至召集六师准备亲征。南京解围的消息传到北京，顺治帝大喜，命为梁化凤画像进呈，擢江南提督。转令达素会同由西南旋师的安南将军固山额真明安达礼进军福建，同时拒绝蔡政的和谈，速捕私通郑成功的马逢知入京问罪。
　　郑成功江南败归，取粮的范围日益缩小，只剩下金、厦两岛，实难养活数万大军。加以十二月蔡政自北京回到厦门，报告了和议不成及清廷已派达素并浙、直、粤数省水师前来合剿的消息，郑成功深感局势严重，开始考虑向台湾作战略的转移。
　　顺治十七年三月，达素抵达泉州。五月十日，达素与同安总兵施琅出同安港，李率泰与黄梧出海澄港，并檄蝎石总兵苏利南洋总兵许龙、饶平总兵吴六奇出广海，宁波、温台各港水师出浙海，集满汉精锐数万、战船五百余号，分水陆三路合攻厦门。郑成功凭借海战的优势指挥全军沉着应战。清军船队顺风蔽江而来，炮矢齐发，郑船一直被压到厦门港。日午，南风渐发，海潮渐去，郑成功立命举炮起碇，手自擎旗，指挥船队奋勇冲击，风吼涛立，一海皆动，将士踏浪如飞。北人不谙水性，眩晕、颠仆、乱不成军，遂大败。“数日尸浮海岸万余，长发者（郑军）十二三，短发者（清军）十七八”①。清廷乘胜消灭郑成功的计划破产后，仍然企图再举。七月，清命靖南王耿继茂从广东移驻福建，又命都统宗室罗托为安南将军，征剿郑成功。但由于次年正月年仅二十四岁的顺治帝突然死去，清廷一时无暇顾及征战，郑成功就利用清朝“国丧”和清船靠岸这一间隙，采取了一项对中国历史有深远影响的重大决策——向台湾进军。
　　①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
　　第六节收复台湾台湾位于我国东南海中，与福建一衣带水。三国时代称“夷州”，隋唐宋元称“流求”。明清之际，台湾的土著居民约有十万，散布生活在全岛三万六千平方里的土地上，过着原始部落生活。从很古的时候起，就不断有大陆渔民移居台湾。随着海上贸易的发展，以及南宋遣兵屯戍澎湖，元代设立澎湖巡检司，移民日益增多。明代实行海禁，这里成了一些武装走私集团如林道乾、李旦、郑芝龙等人的活动基地。
　　十六世纪中叶，西方殖民主义者东来，也发现了台湾这个美丽的岛屿。
　　明嘉靖二十二年（1543）葡萄牙人到达日本，他们经过台湾海峡，见岛上风光美丽，称之为“福摩萨”，意为“美丽之岛”。荷兰继葡萄牙西班牙之后称霸海上。在巴达维亚城设立“东印度公司”，专门经营东方的殖民事业，天启四年（1624）侵入台湾，筑热兰遮堡（中国记载称台湾城，在今安平），次年又在热兰遮堡对面赤嵌山上筑普罗文查堡（中国记载称赤嵌城，在今台南），开始在台湾建立殖民统治。
　　荷兰占据台湾，纵横于东方海上，直接与中国东南海上霸王的郑氏发生了严重的利害冲突。郑芝龙降清后，这种冲突就由郑成功承受下来。清顺治九年（1652）台湾发生郭怀一起义，荷兰殖民者怀疑为郑成功所策动，即对郑到台的船只严加检查，并在海上截捕郑的商舶。郑成功大怒，“遂刻示传令各港澳并东西夷国、州、府，不准到台湾通商。由是禁绝两年，船只不通”。顺治十四年六月，荷兰驻台长官揆一遣通事何斌（一作何廷斌）到厦门见郑成功，表示愿意“年输银五千两，箭柸十万枝，硫磺千担”，请求恢复通商①。郑成功当时忙于北伐，遂答应恢复通商。并暗地委托何斌替他在台湾向一切进口船只货物征收商税，允许何斌从中提取一定数量作佣金。后来何斌每年向郑成功缴纳税银一万八千两。顺治十六年，何斌的行为被荷兰人发觉，他在东印度公司的职务被解除，并被判处缴纳二十万元罚金。何斌遂与小通事郭平密谋，由郭平密驾小船，将鹿耳门至赤嵌城的水道探测清楚，连同荷兰人在台湾的布防情形，绘成一图，飞舟至厦门献与郑成功，并极称台湾的富庶和可取之处。郑成功正值南京大败之后，观其图，闻其言，满心豁然。只因蔡政入京和谈尚无回音，同时清朝大兵压境，也难以实行重大转移。
　　顺治十八年正月，郑成功抓紧清朝国丧停兵不举的大好时机，大修船只，召集诸将会议，作出了进兵台湾的重大决策。并决定由郑泰、洪旭、黄廷等辅佐世子郑经留守金、厦及闽粤沿海诸岛。
　　三月二十三日中午，郑成功带领马信、周全斌、萧振宸、刘国轩、吴豪并四弟郑袭，统率大军二万五千人，分乘战舰二百余艘，从金门料罗湾出发。二十四日军抵澎湖。七日后，留兵三千就地驻守，大队又于四月初一日晚一更继续前进。
　　那时船只从澎湖到台湾在台南一带登陆，只有南、北两条航道。荷兰人在一鲲身沙洲上筑起热兰遮城，设重炮守卫严密封锁了南航道。在北航道则将损坏的甲板沉塞水底，加以长期泥沙淤塞，通常大船难以进出，所以荷兰人也就放松了防范。郑成功由何斌向导，就选择了北航道。
　　四月初二日（1661 年4 月30 日）清晨，船队达到鹿耳门，正逢潮水猛① 《先王实录》。
　　涨五、六尺，大队船只浩浩荡荡开进，在北线尾岛和赤嵌城西北部附近的禾寮港顺利登陆。
　　台湾城（热兰遮堡）中约有荷军两千余人，由荷兰驻台长官揆一驻守。
　　赤嵌城（普罗文查堡）有荷军司令描难实汀官兵六百余人据守。揆一首先命令赫克托号和斯格拉弗兰号两艘战船以及白鹭号小帆船和马利亚号快艇向郑军船队冲来。郑军以猛烈的攻势炸沉赫克托号，接着又击溃了其他三艘。快艇马利亚号逃往巴达维亚报信，斯格拉弗兰号和白鹭号躲到日本，再也不敢和郑军较量。
　　第二天，陆路荷军二百四十名由贝德尔上尉率领进攻北线尾岛。他们以为中国人都是胆小而不耐久战的，“只要放一阵排枪，打中其中几个人，他们便会吓得四散逃跑，全部瓦解”。但这次大出他们意料，郑军四千人由陈泽率领，两面包抄，箭如骤雨，贝德尔上尉及其部下一百一十八人当场丧命。如不是附近一只领航船接应，荷军“必将全军复没，没有一个人回来报告战斗经过”①。
　　击溃荷军水陆两路进攻，郑成功挥军四面包围了赤嵌城，切断了赤嵌城与台湾城的联系，断绝了海陆交通。随后派人进入台湾城劝降。荷兰殖民者决定与郑成功和谈，愿以送纳劳师银十万两并年输商税若干万、“年年照例纳贡”为条件，让郑成功撤出台湾。
　　四月初五日，清晨，荷兰代表一行来到郑成功大营。在一个四面敞开的蓝色大帐幕中，郑成功坐在一张方桌后面的太师椅上接见了荷兰使者。荷兰使者请求郑成功明确答复对东印度公司不满的理由和动机，以及要求满足事项。郑成功立即答复道，他完全没有义务说明自己行动的理由，但也没有必要隐瞒如下的事实，为了顺利地同鞑靼人（指满洲人）作战，他认为应该占领台湾。“该岛一向是属于中国的。在中国人不需要时，可以允许荷兰人暂时借居；现在中国人需要这块土地，来自远方的荷兰客人自应把它归还原主，这是理所当然的事。”他表示，“此来的目的并非同公司作战，只是为了收回自己的产业”。只要公司愿意立即退出台湾，即可以“允许荷兰人用自己的船只装载动产和货物，拆毁城堡，把枪炮及其他物资全部运回巴达维亚”，并且他同公司的友谊也可维持下去。如果无视他的宽大为怀，他只好用自己所拥有的一切力量来求其实现。他限他们在第二天上午八时以前作出决定：如果决定离开，就挂起王子旗；否则就挂起血旗，准备作战。
　　四月初六日，赤嵌城荷军司令官描难实汀献出了要塞和城中一切物资，他和他的六百名士兵全部成了郑军的俘虏。而台湾城则挂起了大血旗，表示要和郑军对抗到底。初七日郑成功指挥攻城，但因城堡坚固，炮火凶猛，十余日连攻不下，部伍伤亡很大。同时郑军两万多官兵眷属离开金厦根据地以后，粮饷一开始就是一个严重的问题。在澎湖时连地瓜都吃不上。到台湾后，一部分靠大陆运输接济，一部分靠夺取荷兰人的粮仓储积。后来大陆的粮船不至，“官兵一日只两餐，多有病殁，兵心嗷嗷”①。郑成功只好一面派马信统领所部长期围城，一面派遣各镇耕屯自养。
　　五月，郑成功改赤嵌地方为东都明京，设有一府二县：府为承天府，北路为天兴县，以纪念邓氏发迹之地——福建全州安平镇。颁发屯垦令，号召① C.E.S.：《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
　　① 《先王实录》。
　　文武各官及各镇大小将领官兵家属，“择地起盖房屋，开辟田地，尽其力量，永为世业”②。六月，遣发各镇分赴北路新港仔（今台南市新市乡）、竹堑（今新竹市）一带和南路风山（今高雄县风山镇）、观音山（今高雄县仁武乡附近）一带屯垦，文武各官均照原额发给六个月俸银，作为开垦基金。
　　郑成功对台湾城的包围一直持续了九个多月。其间，荷兰东印度公司曾经凑集了七百名士兵，分乘十艘战船，进行了一次救援，但很快遭到失败。救援的失败使台湾荷军更加恐惧，不少人投降了郑军。有个叫汉斯的军曹，在欧洲打过几次仗，很有作战经验。他在12 月16 日出降后，向郑成功提供了城内的详细情况：荷军已经失去了坚持下去的信心。由于长期的围困，守军精疲力尽，已经找不到四百名强壮的士兵，而且由于疾病还在日益减少。城堡经不起大炮猛轰两个整天。他建议郑成功充分利用围城内普遍存在的惊慌情绪和疲弱状态，不仅要用封锁，而且还要用连续攻击，来彻底疲惫敌人，使其完全绝望。他指引郑成功注意荷军工事网和乌特利支圆堡，说工事网远远低于乌特利支圆堡，如果占领圆堡，没有一个人能够在工事内保护自己。郑成功得到汉斯的献策，心中有了把握，决定结束消极封锁转入积极进攻。1662 年1 月，郑成功将大部兵力集中到台湾城的沙洲上，建起三座炮台，配了二十八门巨炮。25 日，摧毁了乌特利支圆堡。当晚又在紧逼台湾城的小山上筑起战壕，建造一座大型炮垒。城内荷军彻夜用大炮、步枪、手榴弹轰击，以阻止郑军前进，台湾城已成为一片火海。
　　1 月27 日，面临没顶之灾的荷兰东印度公司台湾评议会召开了一次重要秘密会议。长官揆一同意评议会几乎一致的意见，决定与郑成功谈判。
　　经过几天的协商，1662 年2 月1 日（康熙元年十二月十三日）双方正式订立条约并举行签字仪式。条约共十八条，其中规定：荷兰人交出城堡和所有武器、物资，包括大炮一百五十尊，小铳四千支，足够五个月食用的粮食和价值471500 荷兰盾的金、珠、琥珀与现金；荷兰人可以携带返回巴达维亚途中所需要的米、面、酒、醋、绳索、帆布、火药、枪弹等物，以及他们私人动产、荷兰政府档案文件。此外，二十八名评议员每人准予随身携带二百银元，另二十名特别公民准予一共携带一千银元；郑方释还俘虏并捕获的四艘小艇及其附属物品；检查以后，荷兰士兵在长官的指挥下，扬旗、鸣炮、荷枪、击鼓，列队登船。
　　几天以后，荷兰驻台湾的最后一任长官揆一搬其辎重货物上船，率余部五百余众，驾舟远去。从此，台湾结束了荷兰殖民者三十八年的统治，回到了祖国的怀抱。
　　② 《先王实录》。
　　第七节英雄之死郑成功主力大军退入台湾后，清朝采纳黄梧的“剿灭郑逆五策”，驱迫山东、江、浙、闽、粤五省沿海数千里的居民一律从海岸后撤数十里，全部实行迁界，沿海船只悉行烧毁，凡立界之处，陆地则筑墩台，溪河则树椿栅，官兵时刻巡查瞭望，寸板不许下水，粒货不许越疆。截断大陆对台湾以及金、厦诸岛的一切物资接济。为了散除郑成功的党羽，清朝还大量印刷招降的谕旨，密送与诸岛和台湾的郑氏部属，加强政治瓦解攻势。
　　清朝一系列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措施，使台湾金厦诸岛的郑氏官兵陷入了极度的困境和不安之中。留守闽粤近海各岛的郑氏官兵开始发生动摇。首先，有总兵官林俊奇等将官六十一员和兵士一千三百余名投降了清朝。接着，留守铜山的蔡禄、郭义又率将官一百零八员、兵四千四百名及其家口万余渡海降清。由于郑成功处理失当，跟随郑成功父子镇守南澳二十余年的大将陈豹也投降了清朝。
　　与此同时，清廷又于顺治十八年（1661）十月初三日，将郑芝龙及其子世恩、世荫并在京亲属十一人斩于菜市口。郑成功得到凶信，擗踊痛哭，自此“中夜悲泣，居常郁悒”①。他又听说清朝将福建郑氏祖坟全部挖毁，更加恨得咬牙切齿。每与诸将谈起五省迁海的事，便叹息不已说：“吾欲留此数茎发，累及桑梓人民！”①郑成功虽然完成了收复台湾大业，但他为此事已经心力交瘁。当初在厦门研究进军台湾时，重要将领吴豪就曾坚决反对，其他将领也都不很愿意，表示支持的只有杨朝栋一人。舟师齐集料罗湾即将启航之际，“官兵多以过洋为难”。有很多将士逃跑。南明遗老们谴责郑成功渡海是对明室的不忠。张煌言听说郑成功大军出发，立派门客罗子迂往澎湖军前劝阻，继又写了一封长信力挽郑成功回师，信中评批郑成功“以中国师徙委之波涛飘渺之中，拘之风土狂獉之地”，“生即非智，死亦非忠”，“是纵偷安一时，必贻讥千古”②。到台以后一则粮食奇缺，全军一日二餐；二则荷军炮火猛烈，郑军伤亡很大，常有士兵逃亡；三则郑成功严令留守沿海各岛将领迁眷入台，郑泰等均贪恋金、厦两岛的通洋巨利和舒适生活，一再迁延不行，后来甚至不发一船至台湾，致使海上信息隔绝。所有这些，都使郑成功变得更加焦躁和恼怒。当时荷兰殖民者对郑成功的困境也很清楚：“国姓爷在福摩萨的情况同他以前在中国一样糟：他在围城期中已经损失了八千多精锐部队；他的大小船只一有机会便开小差逃跑；由于长期进行围城战，他的士兵和其他在福摩萨的中国人对他的忠诚已有所减退；运来的粮食已不像以前那么充裕等等”③。郑成功这时的对策就是实行严刑峻法，动不动就杀人。吴豪在进入台湾不久首先被杀，承天府首任知府杨朝栋因以小斗散粮，全家被杀。万年县首任知县祝敬本本人被杀，家属发配。在恢复台湾过程中起着重要作用的何斌也被杀。“于是人心惶惧，诸将解体”①。
　　对郑成功刺激最大的还是他的家事。郑成功入台时，留二十一岁的长子① 《南疆逸史》卷54，《郑成功传》。
　　① 《台湾外记》卷5。
　　② 《张苍水集》第一编《上延平王书》。
　　③ 《被忽视的福摩萨》卷下。
　　① 《海上见闻录》（定本）卷1。
　　郑经在郑泰等人辅佐下坚守金、厦诸岛。郑经待人谦恭，好学善射，但严毅果敢不如乃父。郑经的妻子是尚书唐显悦的孙女，夫妻感情很不谐和。郑经与四弟的乳母陈氏私通，亲如佳偶，康熙元年（1661）生下一子，诡报侍妾所生。郑成功大喜，颁赏台湾及留守金、厦诸将士。唐显悦写信给郑成功揭穿隐秘，批评郑成功治家不正，安能治国！郑成功深受儒家正统思想熏陶，齐家、治国一向严明，一看此信顿时气塞胸膛，立差黄毓到金门，命郑泰将郑经、陈氏、小儿及董氏一并斩首。郑泰认为董夫人和郑经不可杀，只杀了陈氏及小儿复命。郑成功不允，又解佩剑交黄毓再至金门。可郑泰仍不执行，而且把黄毓送交郑经予以监禁。郑成功见金、厦诸将拒命，气得暴跳如雷。四月，永历政权的兵部司务林英从云南逃至台湾见郑成功，说永历帝被缅人执送吴三桂，已经被害。君主被杀，父亲被害，儿子拥兵背叛，自己的面前重重困难，加以清朝猛烈的瓦解，更严重威胁郑氏集团的稳固，在这一切袭扰下，郑成功心境悲怆，哀愤满怀，他终于病倒了。五月初一，他勉强从病床上爬起来，登上将台，手持望远镜向澎湖方向眺望，看有没有金、厦的船只开来。黄安对他说，世子与乳母之事也许是清朝阴谋捏造买通唐显悦写信激怒藩主，父子相残，自行消亡。郑成功觉得似乎也有可能，悔恨交加，激动得狂奔疾呼，不能自抑。
　　康熙元年五月初八日（1662）6 月23 日，郑成功又一次撑持着登台观望。回至书房，他将永历帝所赐延平王的衣冠穿戴整齐，请出《明太祖祖训》，行礼毕，坐胡床，命左右进酒，每翻阅一帙，辄饮一杯，至第三帙，长叹道：“自家国飘零以来，枕戈泣血，十有六年，进退无据，罪案日增。今又屏迹遐荒，遽捐人世，忠孝两亏，死不瞑目，天乎！天乎！何使孤臣至于此极也！”①顿足拊膺，大叫而死。时年三十九岁。
　　郑成功一妻八妾：董氏、庄氏、林氏、温氏、史氏、蔡氏、曾氏、蔡氏、许氏。十子：经、聪、明、睿、智、宽、裕、温、柔、发。
　　康熙二十二年（1683）台湾隶归清朝统辖后不久，清廷批准郑克塽的请求，将郑成功尸骸从台南迁葬于家乡福建南安康店之复船山。迁葬时，康熙帝特为题写挽联一副：四镇多二心，两岛屯师，敢向东南争半壁；诸王无寸土，一隅抗志，方知海外有孤忠。
　　台湾同胞为了纪念郑成功，将郑经原在台湾创建的郑氏家庙称为“开台圣王庙”。光绪元年（1875）清政府接受福建船政大臣沈葆桢的建议，将“开台圣王庙”大规模扩建为“延平郡王祠”，列入国家祭典。
　　① 《海纪辑要》。
　　第十章鳌拜清朝开国元勋之一鳌拜，是满洲镶黄旗人。他的前半生军功赫赫，大多在疆场上驰骋拚杀，后半生则操握权柄，成为影响清初特别是康熙初年政局的一个重要人物。
　　第一节身经百战的巴图鲁鳌拜，姓瓜尔佳氏，出生于一个武将世家，生年不详①。伯父费英东在明万历十六年（1588）随其父索尔果投奔努尔哈赤，历任固山额真、“众额真”，天命建后金国前，位列五大臣之一。他英勇善战，曾被努尔哈赤誉为“万人敌”。鳌拜之父伟齐，系费英东第九弟②，而鳌拜又是伟齐的第三子。鳌拜的二哥卓布泰、四弟巴哈、六弟穆里玛以及叔伯兄弟图赖（费英东之子），都是清初军功卓著的战将，在对明和对农民军的战争中效力甚多。但关于鳌拜五弟萨哈、七弟索山以及其他亲属的情况，历史失载，所知不多。
　　鳌拜一家之所以武功赫赫，当然是与当时中国特别是东北地区的形势分不开的。费英东一家投奔努尔哈赤的时候，正值努尔哈赤开始统一女真各部，并逐渐走向抗明立国的道路。不久以后，努尔哈赤建立后金，年号天命，接着，他以“七大恨”告天，发兵攻打明朝的抚顺，揭开了长达数十年的明清（后金）战争的帷幕。此后，历经开铁、辽沈、宁远、松锦、山海关等多次战役，先后击败了明兵，收蒙古、降朝鲜，灭亡李自成、张献忠的农民起义军，最终夺取了全国的统治权。鳌拜的前半生，就是在这样一段错综复杂、战火纷飞的历史环境中度过的。
　　在努尔哈赤统治时期，鳌拜尚未崭露头角。鳌拜的名字在官修《清实录》中首次出现，是在皇太极天聪六年（1632），鳌拜等人“自明界捉生还。获蒙古人五、汉人三十、牲畜三十二。上命即以所获赏之”①。到天聪八年（1634）二月，鳌拜已成为“管护军大臣”，具体职衔是护军参领，即皇太极所领镶黄旗的巴牙喇甲喇章京，所以崇德元年（1636）皇太极征朝鲜时，称鳌拜为“内直甲喇章京”。
　　在崇德初年皇太极第二次征朝鲜的战争中，鳌拜显示出他勇猛无畏的性格，并从此获得了“巴图鲁”（勇士）的称号②。就在攻下朝鲜京城之后，皇太极派硕托、孔有德、耿仲明、尚可喜等率军攻打皮岛。皮岛在鸭绿江口外，距朝鲜本土及中国大陆都很近，是一个战略要地，明将毛文龙曾据守此岛，使皇太极经常感受到威胁，因而对它十分重视，认为“此岛可比大城”。但硕托等进攻不利，皇太极又派阿济格前去增援。渡海之前，鳌拜向阿济格表示：“我等若不得此岛，必不来见王面！”①于是他大呼奋力而上，“冒矢石直前搏战”②，然后举火为号，引来后续部队，攻下了皮岛。皇太极对鳌拜的① 康熙初四辅臣之一索尼生于1600 年，史载称其辅政时，“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显然比鳌拜年长。② 据《清史列传》卷4，“费英东传”记其父名索尔果，《清太祖实录》同，“伟齐传”则记其父名索尔和，此系音译之异。
　　① 《清太宗实录》卷11。
　　② 《清太宗实录》卷36、卷37。
　　① 《清太宗实录》卷37。
　　② 《清史列传》卷6，《鳌拜传》。
　　表现十分高兴，提升他为三等梅勒章京，赐号“巴图鲁”，加世袭六次，准再袭十二次。
　　以后，鳌拜在松锦之战以及入关后统一全国的战争中屡立战功。崇德六年初围困锦州及攻克锦州外城时，鳌拜先后率护军击败明朝杏山、松山援军，并徒步攻克明军的步军营，因而从三等梅勒章京升为一等梅勒章京，准再袭十次。崇德六年八月，松山明军突围，被鳌拜率部击退。接着，鳌拜又追击吴三桂、唐通、白广恩等明军各部，获得大胜。于是，崇德七年（1642）六月，鳌拜又升为护军统领，即巴牙喇纛章京，实际相当于都统，即固山额真之职，成为八旗将领中具有较高地位的人物。
　　皇太极取得松锦大捷后，奠定了入关夺取全国统治权的基础。这年底，他派阿巴泰率兵入关，经河北直趋山东，杀掉明鲁王，掳获大批人口牲畜。鳌拜也随军作战，他曾在北京和山东三败明军，攻克四城，在密云附近大败范志完和吴三桂的军队。他以此次战功，再次被提升为三等昂邦章京。顺治二年（1645），清朝为夺取全国政权叙功时，鳌拜一跃而成为一等昂邦章京。此后，鳌拜便加入了阿济格进攻李自成的军队，直下湖广一带。顺治三年正月，鳌拜随肃王豪格等率军进攻张献忠大西农民军。在汉中打败贺珍以后，得知张献忠率军已到西充一带，鳌拜再次充当先锋，率先头部队前往狙击，结果两军相遇，“鳌拜等奋击，大破之，斩献忠于阵”①。打败大西军主力之后，鳌拜等又继续深入四川、贵州等地，屠杀农民政权的大小官员一千多人，基本上消灭了四川一带的农民军。
　　入关前后的鳌拜，战功赫赫，升迁频频，似乎一帆风顺。但是，这次鳌拜镇压农民军却不但没有获得升官的机会，反而因为一些微不足道的小事而被借口“停其赏赉”②，还险些丢掉了性命。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他作为两黄旗的中坚力量，在满洲贵族的内部争斗之中，采取了反对与之抗衡的白旗势力的立场，这就必然遭到当时身为摄政王的多尔衮的打击。
　　崇德八年（1643）八月，皇太极突然死去，由谁来继承皇位便成为满洲贵族面临的头等大事。但是，皇太极生前对于继承人并未作出安排，所以他之死便引起“诸王兄弟，相争为乱，窥伺神器”③。当时势力最大、地位最高、最有资格继统者有三人：一是两黄旗系统的、皇太极的长子豪格；一是两白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弟弟睿亲王多尔衮；一是两红旗系统的、皇太极的哥哥礼亲王代善，其中尤以前两者的争夺最为激烈。顺治五年三月，贝子吞齐等讦告济尔哈朗罪行时曾提到：“当国忧时，图尔格、索尼、图赖、锡翰、巩阿岱、鳌拜、谭泰、塔瞻八人往肃王家中，言欲立肃王为君，以上为太子，私相计议。..肃王使何洛会、扬善谓郑王云：‘两旗大臣已定立我为君，尚须尔议’。”④说明肃王豪格确是皇位的有力竞争者之一，而鳌拜等是其坚决的支持者。在顺治九年审讯多尔衮余党时也提到，“皇上即位时，英王、豫王跪劝睿王当即大位说：‘汝不即位，莫非畏两黄旗大臣乎？..我等亲戚咸愿王即大位也。’是以睿王于众人前亦述此言。”①可见当时不仅多尔衮① 《清世祖实录》卷29。
　　② 《清世祖实录》卷36。
　　③ 《清世祖实录》卷9。
　　④ 《清世祖实录》卷37。
　　① 《清世祖实录》卷63。
　　是争位的另一有力候选者，而且也表明两白旗与两黄旗在继位问题上针锋相对，互为寇仇。
　　在这场斗争中，鳌拜身为镶黄旗贵族、皇帝的护军头目，是坚决支持皇太极的儿子继承皇位的。皇太极在位时便对鳌拜很信任，有人曾对鳌拜比较专横提出意见，但皇太极却偏袒鳌拜。②鳌拜则更是对皇太极忠心耿耿。崇德二年岳托曾派人于夜晚向皇太极进献马匹，鳌拜以“此暮夜就寝时，非献马时”为理由，说：“上已安寝，欲令惊动，秉烛观马耶？”加以挡驾。事后皇太极听说此事，颇为高兴，将献马一事作为“违法妄行”，“命法司分别议罪”③。鳌拜忠于皇太极，自然希望由他的儿子即位，而两黄旗仍是“天子自将之旗”，地位较高，利益较大。这也是鳌拜等竭力支持豪格即位的原因之一。所以在这个关键时刻，鳌拜曾与图赖、索尼等六人“共立盟誓，愿生死一处”④。在诸王大臣于崇政殿商议册立时，“两黄旗大臣盟于大清门，命两旗巴牙喇兵张弓挟矢，环立宫殿”，对会议施加武力威胁，而“索尼及巴图鲁鄂拜（即鳌拜）首言立皇子”⑤。朝鲜国王的世子李■也记载：“帝之手下将领之辈，佩剑而前曰：‘吾等属食于帝，衣于帝，养育之恩，与天同大，若不立帝之子，则宁死从帝于地下而已。’”①当时的形势确有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势。
　　多尔衮是一个素有大志而文武双全的人，在这样的关键时刻，他绝不是像他在日后向群臣所表白的那样，在“诸王、贝勒、大臣率属意于予，跪请予即尊位”的情况下，从内心深处“誓死不从”②，这从他在皇太极时期的地位以及在他摄政时期的许多作为中可以一目了然，详见《多尔衮传》。他之所以退而充当辅政王，扶持皇太极的幼子福临登基，则在于以鳌拜为骨干的两黄旗势力的激烈反对，害怕两者相争，削弱整个清国家的力量，影响入统中原的基业。1644 年清兵入关，打败了李自成永昌政权，占据了北京，进而统一全国，正是在多尔衮缓和内部矛盾、上下团结一心的基础上完成的。但是，以济尔哈朗、多尔衮为辅政王（后为摄政王），福临继位为帝的暂时妥协，并不能彻底消除八旗内部敌对势力的矛盾。豪格对这样一种妥协就很不满，他在顺治元年四月曾说：“和硕睿亲王非有福人，乃有疾人也，其寿几何，而能终其事？设不竟终事，尔时以异姓之人主国政，可乎？”③清朝迁都北京后，鳌拜与谭泰、图赖、锡翰、巩阿岱、索尼等两黄旗贵族依然在暗地里与多尔衮等作对，而多尔衮也一再打击和压制他们。顺治五年三月，“睿亲王多尔衮与豪格有夙隙..系豪格于狱”，最后豪格死于狱中④。多尔衮又以吞齐等人的“讦告”，将济尔哈朗降为郡王，罚银五千两。鳌拜也以同盟拥立豪格，与郑王同谋，以及为豪格鸣冤叫屈等四大罪，落得个“免② 《清太宗实录》卷57。
　　③ 《清太宗实录》卷36。
　　④ 《清世祖实录》卷37。
　　⑤ 《清史稿》卷249，《索尼传》。
　　① 李■：《沈馆录》卷6，《沈阳状启》。
　　② 《清世祖实录》卷22。
　　③ 《清世祖实录》卷4。
　　④ 《清史稿》卷219《多尔衮传》。
　　死赎身”的下场①。顺治七年（1650）七月，多尔衮生病在家，他对前来探病的锡翰等人抱怨顺治帝不来看望他，又不准锡翰去奏报顺治帝。结果锡翰等还是请来了顺治帝，多尔衮十分生气，要杀锡翰，而鳌拜则因为“目睹锡翰等罪状，不即执鞫”，从一等精奇尼哈番降为一等阿思哈尼哈番②。鳌拜遭到打击，许多黄旗大臣人人自危，有的向两边讨好，以图自保。巩阿岱、锡翰并逼鳌拜、索尼等“悔弃前誓”，但鳌拜家族仍不向多尔衮屈服，多尔衮恨恨地说，“若以我为君，以今上居储位，我何以有此病症？今索尼、鳌拜辈意向参差，难以容留。”便“将索尼遣发，鳌拜问罪”，并拆毁了图赖死后的享堂。锡翰等还建议说：“鳌拜、巴哈不宜留上左右，当..俱逐退，勿令近御”③。
　　顺治七年十二月，皇父摄政王多尔衮病死，顺治皇帝亲政。不久以后，多尔衮的封谥被追夺，阿济格被赐死，两白旗群龙无首，一蹶不振。曾遭到压制的两黄旗贵族及以济尔哈朗为代表的蓝旗势力又重掌要职。顺治八年正月，以“鳌拜巴图鲁、巴哈为议政大臣”④；闰二月，“以军功升三等侯鳌拜巴图鲁为一等侯”⑤；八月，鳌拜以谭泰“营私及党附睿亲王”，提出控告，杀掉谭泰⑥。顺治九年二月，鳌拜认为自己军功甚多，但前些年对他待遇不公，因而向顺治帝提出申诉。顺治帝特意批复吏部：“这所议是。鳌拜著优升一等侯兼一拖沙喇哈番为二等公”①。三月，顺治帝颁布谕旨，命诸王大臣会审旧附多尔衮、陷害鳌拜等人的巩阿岱、锡翰、冷僧机、席讷布库等，并将他们全部处死，“家产籍没”②。这一升一黜，说明了顺治八年以后清初政局的重大变化，标志着八旗内部、特别是上三旗与下五旗之间实力对比的转折，但这其中的矛盾与斗争却远远没有结束。
　　从此以后，鳌拜作为内大臣之一，常在顺治帝左右，直接参与管理国家各类事务，如商讨本章批复程序、联络蒙古科尔沁部，将太后旨意传达给皇帝、祭奠故世王公妃嫔，并倡议“大阅以讲武”，自教武进士骑射，协助会审案狱等等，俨然成为一个能文能武的干臣！而正是由于他始终不渝地效命于福临，顺治帝对其也十分信任。顺治十三年鳌拜旧伤复发，卧床不起，“上亲临视之”③。而皇太后有病，鳌拜则“昼夜勤劳，食息不暇”。顺治帝也感到“深可嘉悦”，将鳌拜等“俱加太傅兼太子太傅”④。
　　就在鳌拜日益得到皇帝信任，地位不断上升之时，顺治十八年正月丁巳夜子刻，福临病死于养心殿。从此，无论是清皇朝，还是处于末世的中国封建社会都开始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鳌拜个人的历史也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
　　① 《清世祖实录》卷37。
　　② 《清世祖实录》卷49。
　　③ 《清世祖实录》卷63。
　　④ 《清世祖实录》卷52。
　　⑤ 《清世祖实录》卷54。
　　⑥ 《清世祖实录》卷59；《清史列传》卷4，《谭泰传》。
　　① 《清世祖实录》卷63。
　　② 同上。
　　③ 《清世祖实录》卷104。
　　④ 《清世祖实录》卷113。
　　第二节有所作为的辅政大臣福临去世后，其子玄烨即位，开始了在中国历史以及世界历史上都享有盛名的康熙帝统治时期。但是，玄烨登基时不过是个年甫七龄的幼童，还没有控制大局的能力，管理国家的重担便落到顺治帝遗诏指定、孝庄太后博尔济吉特氏暗中赞助的四位辅臣的肩上。
　　顺治帝遗诏云：“特命内大臣索尼、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为辅臣。
　　伊等皆勋旧重臣，朕以腹心寄托，其勉矢忠荩，保翊冲主，佐理政务”①尽管鳌拜在四辅臣中名列最后，但史学家们却往往称此时期为“鳌拜辅政时期”，究其原因，实与鳌拜个人的独掌辅政大权有关。在四位辅臣中间，索尼能文能武，顺治年间总管内务府，是四朝元老，地位很高；苏克萨哈和遏必隆在皇太极晚年才初露头角，能力有限。鳌拜虽然名列最末，但实际地位却与索尼不相上下。输政初期，“索尼老病，鳌拜多专政，与苏克萨哈不相能，遏必隆不能自异”②。在这种情况下，鳌拜的作用绝不像他的辅臣次序一样是最微小的，恰好相反，而是日益增大。从另一个角度说，这四位辅臣都是上三旗的大臣，他们除了旗与旗之间的内部争斗之外，在辅政期间实行的政策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鳌拜的主张基本上也同样代表着其他辅臣的意见。这样，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八年五月的辅政时期的历史，实际也就是鳌拜辅政的历史。
　　尽管福临接受了乃父的教训，在临死前把身后的一切安排妥当，但是留给皇位继承者和四位辅臣的却并非万事如意的太平盛世，而是一个问题丛生、矛盾复杂的艰难局面。一方面，西南的南明永历政权和大西军余部，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以及夔东十三家军等抗清力量依旧存在，部分汉族地主仍然怀念故国，不愿与清政府合作；另一方面，连年战乱，使社会经济严重凋敝，人民生活困苦不堪，财政状况十分窘迫。这样，如何保证财政收入、恢复生产，同时又要继续进行征服和统一战争，就成为当时统治者面临的重大课题。此外，“大兵入关时，明臣迎降，睿忠王权宜任之，故胜国弊政，未尽厘正”①。顺治一朝，党争不断，明代重用阉宦的恶习也继承下来，中央地方各级官吏不尽心任职，反而贪污受贿，行私中饱，吏治比较败坏。再者，顺治年间实行的一些恶政，如圈地、逃人、迁海等等，依旧给人民带来极大的苦痛，引起人民的不满。这些问题不解决，势必造成新建立的清朝统治的不稳甚至有被颠覆的危险。
　　在这样的局势下，辅政伊始，他们便宣称要“率循祖制，咸复旧章，以副先帝遗命”②。经过篡改的顺治遗诏以“渐习汉俗”、对满臣“不能信任”等十四罪自责③。这些已表现出辅政时期的基本方针政策。但是，这些方针政策并不是“违背当时历史发展趋势”的“复旧政策”。
　　鳌拜等辅政大臣十分重视正确处理满汉关系问题。清朝统治者在各方面“首崇满洲”，是其既定国策，无论是在皇太极、多尔衮和顺治帝执政时期，① 《清世祖实录》卷144。
　　② 《清史列传》卷6，《遏必隆传》。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1，《世祖勤政》。
　　② 《清圣祖实录》卷3。
　　③ 遗诏被篡改一事参见孟森《清初三大疑案考实》。
　　还是在康熙八年（1669）五月玄烨亲政以后，这一国策基本不变。不管他们对汉族地主表示出多么友善，但一旦触及满族统治者切身利益，危及满洲贵族统治地位，他们“重满轻汉”的根本原则就充分反映出来了。鳌拜辅政时期，自然也不例外，鳌拜等在强调满族统治地位，清除明末弊政残余的同时，并没有在顺治朝满汉关系的格局上做更多的改变。
　　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下令将制度上“满汉分别、参差不一者，或前后更易、难为定例者”，根据“太祖、太宗成宪斟酌更定”。但对“有今昔异宜、时势必须变通，有满汉悬殊、定例难于归一者，亦须斟酌至当，详明具奏”①。这说明他们并不完全是恪守陈规，也讲究“变通”。如康熙元年谕都察院：“巡视茶马一差，近经部议，满汉兼差，已经奉旨准行。今思巡视茶马差原系汉御史，从无差满官之例，以后著仿照旧例，止差汉官，不必兼差满官”②。表明其因事任人的原则。理藩院“专管外藩事务”，鳌拜等认为其“责任重大，今作礼部所属，于旧制未合”③，抬高其地位，尚书“入议政列”④，并由满蒙人专任。这个改变并不能算作重满之举。众所周知，清朝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比较成功，是与理藩院的作用分不开的。因此，鳌拜等认识到，“理藩院职司外藩王、贝勒、公主等事务，及礼仪、刑名各项，责任重大，非明朝可比”⑤，从而加强对少数民族的控制和管理，实际上是有积极意义的。至于康熙亲政后沿用此制，雍正时还以王公、大学士兼理院事，正是鳌拜时期这一政策的继续和发展。
　　顺治十五年，福临曾将皇太极时建立的内三院名号取消，仿明制将大学士改为殿阁大学士，满、汉“仍俱正五品”①，比顺治初年俱正二品有所降低，但并无差别。顺治十八年，鳌拜等以不合旧制恢复内三院名色，“设满、汉大学士等，照尚书、侍郎品级”②，即大学士为正二品，恢复的乃是顺治初的定制。同年亦定内三院满、汉大学士各一员，满学士二员，汉军学士和汉学士各一员，满、汉比例大致相等③。六部在清初统治者眼里一直是要比内三院更重要的，所以鳌拜等在康熙六年曾定满尚书为一品，汉尚书为二品，略有差别。但实际任事的满、汉尚书、侍郎人数是相当的，均为满、汉各一人。就地方行政机构而言，顺治、康熙、雍正时期“八旗人员之任督抚者，汉军十居其七，满洲十居其三，蒙古仅二人”④。而顺治年间和鳌拜辅政时期，任督抚者几乎没有满、蒙人，汉军旗人在总督中约占十分之八，一般汉官占十分之二；在巡抚中汉军旗人与一般汉官平分秋色，前者略多，只是到辅政末期，才有极少几个满、蒙人任督抚，还不如康熙帝亲政以后的多⑤。至于府① 《清圣祖实录》卷2。
　　② 《清圣祖实录》卷7。
　　③ 《清圣祖实录》卷2。
　　④ 《清圣祖实录》卷2。
　　⑤ 《清圣祖实录》卷2。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8。
　　② 蒋良骐《东华录》卷8。
　　③ 《清圣祖实录》卷3。康熙元年，鳌拜一度把汉大学士降为正五品，但旋即恢复为正二品，说明形势之不允许。
　　④ 福格：《听雨丛谈》卷3。
　　⑤ 参见钱实甫：《清代职官年表》第二册。
　　州县各级官吏，几乎是清一色的汉官。这种中央机构满人占居优势，地方军政大员中汉军与汉人各据其半，低级官吏几乎全为汉人把持的情况，在整个清前期变化都是不大的。因此，尽管鳌拜等比较强调“首崇满洲”，但由于这样一种满、汉地主阶级联合统治的基本格局不能变更，满、汉关系也没有发生重大的变化，汉化的趋势没有被遏止。
　　鳌拜辅政时期，对汉族地主阶级分子的打击，当以顺治十八年“江南奏销案”为代表（同年稍早还有“哭庙案”和后来的“明史案”、“逆诗案”，均不予涉及）。如前所述，顺治年间清统治者与江南地主阶级之间的矛盾较深，这一方面是因为民族矛盾激化所导致的汉族士绅的反抗及不合作态度遭到清统治者的仇恨；另一方面是因为清统治者在南北党争中支持北人，排挤南方官绅，引起后者不满；此外，江南士绅“仍明花分诡寄之弊”①，规避赋役的情况又十分严重，所以清政府不仅通过“科场案”、“通海案”等从政治上打击江南士绅，还下令清查江南无锡等县“乡绅举贡之豪强者包揽钱粮，隐混抗官，多占地亩，不纳租税，反行挟制有司”的问题②，从经济上与豪强地主争夺赋税，以供军需。“奏销案”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发生的。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谕尸部：“近观直隶各省钱粮逋欠甚多，征比难完，率由绅衿藐法，抗粮不纳，地方官瞻徇情面，不尽法追比..。如仍前抗粮，从重治罪，地方官不行察报，该督抚严察，一并题参重处。”③在苏、松、常、镇四府及溧阳一县，“不问大僚，不分多寡，在籍绅衿按名黜革，现任缙绅概行降调”④。结果查出“未完钱粮文武绅衿共一万三千五百一十七名，应照例议处，衙役人等二百五十四名，应严提究拟”①。江南名士，如吴梅村、徐元文、彭孙遹等皆牵连入案。昆山叶方霭为顺治乙亥科一甲第三名进士，“适欠折银一厘，亦被左迁”，时有“探花不值一文钱”之谣②。
　　“奏销案”对江南汉族地主的打击是很大的，但纵观其来龙去脉，与其说这是出自清统治者狭隘的民族观念，不如说是当时政治、经济形势的需要，是顺治朝打击南方官绅政策的继续，很难把这算作鳌拜时期“重满轻汉”的表现。尽管“奏销案”牵连过多，打击过重，但毕竟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明末农民起义较少触动江浙地主而造成的明末积弊犹存的缺陷，有利于巩固清政府刚刚建立的统治秩序。
　　鳌拜很注意吏治整顿问题。针对晚明遗留下来的弊政，鳌拜等进行了一些整顿和改革，来提高行政效率和官员的办事能力，清除官场恶习。顺治十八年二月，他们借口“凡事皆遵太祖、太宗时定制行”，革除内官十三衙门，“内官俱永不用”③，为有清一代避免宦官干政肃清了道路。
　　辅政半月后，鳌拜等以皇帝名义诏谕各官：“朕以冲龄践阼，初理万几，所赖尔大小臣工，同心协力，矢效赞襄”④。次日，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左都御① 康熙《吴江县志》卷10，“宦绩”。
　　② 《清世祖实录》卷117。
　　③ 《清圣祖实录》卷2。
　　④ 叶梦珠：《阅世编》卷6，《徭役》。
　　① 《清圣祖实录》卷3。
　　② 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
　　③ 《清圣祖实录》卷1。
　　④ 《清圣祖实录》卷1。
　　史阿思哈就提出对巡按的十项要求，对能够“恪遵上谕，洁己爱民，奖廉去贫，兴利除害..又能大破情面，纠察地方恶宦劣衿者”分别升迁；能“谨慎奉法，察吏安民者仍留原任”；“行事碌碌，无实政及民者”降调外用；而“徇情贪贿”者要革职治罪。奏上之后，御批：“这所议各款，务须恪遵力行，不得视为虚文，著通行严饬。”①为了提高行政效率，顺治十八年三月，鳌拜等要求“进奉本章，关系政务，应切实陈奏..事情正理，明白敷陈，不得用泛泛文词”②，规定本章“不得逾三百字”③。数月后，又因各部门回复奏章时往往拖延，而“各部事务虽巨细不同，于国政民情均有关系，理宜速结”④，规定了完结事务的时限，“如仍前含糊迟缓，任意迁延，治罪不贷”⑤。对各督抚奉命查处事件也按地方距京师的远近不同分为四类，制定限期，“违限者按年月处分”⑥。后来还多次重申，“部院官员办理之事，皆关国政..如仍前因循草率，以至壅积者治罪”。
　　鳌拜等认识到，“民生之安危，由于吏治之清浊。吏治之清浊，全在督抚”。因此对各地督抚是否清正称职十分注意。康熙四年（1665）三月，曾谕有关各部门严查督抚在地方的劣政，诸如私征强派，威逼驿站官役多派乘马支应，携带家人至任所“入兵丁数内食粮”，纵容奸徒恶棍扰乱正常贸易等，并下令对此严行禁止⑦。同年十二月，鳌拜等又指斥督抚公然受贿，下令对他们“从重治罪”⑧。康熙五年，“四大臣欲每省差大臣二员，设立衙门于督抚之旁，以廉督抚”⑨。虽因方法不妥而未行，但却反映了鳌拜等整肃地方吏治的决心。
　　由于经济问题是当时政府面临的大事，因此鳌拜等命“今后经管钱粮各官，不论大小，凡有拖欠参罚，俱一体停其升转，必待钱粮完解无欠，方许题请开复升转”①，并“定直隶各省巡抚以下、州县以上征催钱粮未完分数处分例”②。康熙二年，又由“户部题定征收地丁钱粮总作十分考成则例”③。此外，鳌拜等仍以劝垦荒地之多寡对地方官员加以奖惩，如河南总督刘清泰、巡抚张自德、偏源巡抚周召南、湖广巡抚刘兆麒等，先后以劝垦荒地功被加尚书、侍郎衔。对“垦地后复荒者”、“荒地捏报垦熟者”、“督抚降级罚俸、道府降级调用，州县等官革职”④，以解决垦荒中出现的弊病。
　　① 《清圣祖实录》卷1。
　　② 《清圣祖实录》卷2。
　　③ 《清圣祖实录》卷24。
　　④ 《清圣祖实录》卷5。
　　⑤ 《清圣祖实录》卷2。
　　⑥ 《清圣祖实录》卷4。
　　⑦ 《清圣祖实录》卷14。
　　⑧ 《清圣祖实录》卷17。
　　⑨ 钱仪吉：《碑传集》卷11，“冯文毅公溥事实”。
　　① 《清圣祖实录》卷1。
　　② 同上。
　　③ 《清圣祖实录》卷2。
　　④ 康熙《大清会典》卷20，“户部”四”，“田土”一，“开垦”。
　　在此基础上，鳌拜等下令各部院长官“俱著自行陈奏”功过⑤，又下令对现任督抚加以甄别，结果康熙元年有十一位督抚留任，一人解任，一人休致，一人以原官致仕，一人著降一级调用⑥。为减少行政开支，康熙四年及五年把六科满汉给事中由十二员减少到四员；康熙六年将各省布政使二人裁撤一人；同年十一月考察军政后，将贪酷、不谨、罢软、年老、有疾、才力不及、浮躁等官共五百六十三人“处分如例”⑦；康熙七年（1668）四月，“裁直隶各省大小衙门吏攒承差等役三千八百四十九名”⑧；七月，“甄别才力不及满汉官二十七员”，分别降革①。而另一方面，鳌拜等对地方官吏“不论满洲、汉军、汉人，应拣选贤能推用“②，“遇有紧要员缺，著不论资俸，将才能之员选择补用”，并将熟悉民间疾苦，“才能夙著”的地方官擢为科道言官，令其“据实指陈，有裨政治”③。这种裁撤冗吏、罢免不职、不拘资历、任人以才的做法，显然有利于吏治的整顿。康熙元年，为简化官吏考核制度，鳌拜等曾停止京察大计，“俱著三年考满”，并定出考满规则。康熙四年，又停止考满，恢复京察，定每六年考察官员一次。这样的来回变化，也无非说明辅臣对吏治的重视。
　　当然，在封建社会，特别是在其末世，政府机器中的许多弊病已积久难除，统治者的良好愿望也并不一定能收到好的客观效果，鳌拜辅政时期亦不能例外。因此，康熙六年熊赐履对当时弊病的指摘也定有事实根据④。但并不能因此而否定鳌拜在整顿吏治方面的努力，特别是康熙、雍正时继续执行了这些措施，为“康乾之治”创造了有利条件，就更不能掩没鳌拜辅政时期在这方面的贡献了。
　　鳌拜在辅政时期，采取一系列措施，努力恢复经济。在鼓励垦荒方面，除了前述以垦荒对官吏实行考成外，政府也鼓励百姓承种荒地。顺治十八年六月，针对顺治朝以来所以无人承种荒地是因为“耕熟后往往有人认业，兴起讼端”的情况，鳌拜等听从河南御史刘源浚的建议，“先给帖文，以杜争端”，并“除三年起科之外，如河工、供兵等项差役，给复十年，以示宽大之政”①。在国家财政拮据的情况下，政府还发给湖广等地穷民及河南等数省投诚官兵牛种银两②，给他们创造条件垦种田地，务农为生，这在以前是少有的。清初四川经济残破，鳌拜等亦接受官员建议，准许各地册籍有名无业或无名无业之人，由官府措处盘费，“差官接来安插”，并提出“无论本省、外省文武官员，有能招民三十家入川、安插成都各州县者，量与纪录一次；有能招民六十家者，量与纪录二次；或至百家者，不论俸满，即准升转”③。⑤ 《清圣祖实录》卷3。
　　⑥ 《清圣祖实录》卷6。
　　⑦ 《清圣祖实录》卷24。
　　⑧ 《清圣祖实录》卷25。
　　① 《清圣祖实录》卷26。
　　② 《清圣祖实录》卷22。
　　③ 《清圣祖实录》卷25。
　　④ 《清圣祖实录》卷22。
　　① 《清圣祖实录》卷3。
　　② 《清圣祖实录》卷15、23。
　　③ 《明清史料》丙编第十本第1000 页，“户部题本”，康熙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这对恢复四川的农业经济意义甚大。
　　为了保证经济恢复，鳌拜等实行了“轻徭薄赋”政策，除了开垦荒地，三年起科之外，他们还十分注意蠲免。康熙三年山西太原府属十二州县旱灾严重，地方官至次年才行申报，并征收了当年的赋税。“上以地方官察报迟延，有失抚恤之道，下旨切责”，并准蠲免次年钱粮和发仓赈济④。按清初例，灾十分者只蠲额赋十之三，但康熙四年山东济南等六府旱灾严重，政府就将全部钱粮豁免⑤。数日后，鳌拜等又下令户部注意防止地方官乘蠲免之机“侵扣肥己”，“使小民不沾实惠”，并提出对犯有此罪的大小官员从重治罪，决不宽恕⑥。此外还规定地方官在察看灾情时，“随带人役，务极减少，一切执事，尽行撤去”，切实保证蠲政的实效⑦。据《清实录》的不完全统计，辅政八年中，除康熙三年六月下令将顺治十五年以前各项钱粮悉予蠲免这一次大规模蠲免外，政府进行了包括灾蠲、欠蠲在内的各类蠲免共一百七十四次，涉及十六个省的七八百个府州县卫。除频行蠲政之外，鳌拜等也主张严禁加派。顺治十八年七月，清廷因用兵等以致入不敷出，下令加派练饷，直到钱粮充足日为止①。但由于地方凋敝，人民困苦，鳌拜等只得于当年十二月下令“急停，以舒民困”，“除顺治十八年已派外，康熙元年通行停止”②。加派练饷无疑是一大恶政，但他看到有损于经济的恢复、人民的休息，便在数月后停止，这种及时纠偏的作法，比起明末统治者来显然要高明一些。
　　鳌拜辅政时期经济上的一个德政，就是实行“更名田”。康熙七年十月，“命查故明废藩田房，悉行变价，照民地征粮”③。由于这些土地的一部分已在明末农民起义中为农民占有，清政府此举实际上就是向这些农民反攻倒算，也就必然遭到后者的激烈反对而无法实行。康熙八年三月，政府下令“著免其变价，撤回所差部员，将见在未变价田地，交与该督抚，给与原种之人，令其耕种，照常征粮”，并“将无人承种余田，招民开垦”④，这就正式承认了农民在明末起义中获得的部分成果。
　　到顺治末年，统一全国和巩固统治的战争虽已近尾声，但军事行动毕竟还一直存在，对经济恢复也有一定影响，由于鳌拜等努力实行促进经济恢复的措施，这段时间的农业生产不但没有停滞倒退，而且有所恢复和发展。仍以《清实录》中数字为据：从顺治十八年到康熙七年，人丁共增加228575；土地共增加145322 顷；征银共增加114838 两，平均人丁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一点七；平均土地年增长率为千分之三点六；平均税银年增长率为千分之零点六二，可见土地年增长率超过税收银年增长率四倍多，这当然有利于人民的休养生息，有利于经济的恢复。
　　鳌拜虽然是追随皇太极马上得天下的重要军事将领，其他三位辅臣也多次披甲从征，武功赫赫，有较长的军事生涯，但是，除了继续顺治朝以来的④ 《清圣祖实录》卷14。
　　⑤ 《清圣祖实录》卷15。
　　⑥ 《清圣祖实录》卷15。
　　⑦ 《清圣祖实录》卷26。
　　① “车克题加征练饷之法及严禁各官作弊事本”，《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四辑。② 《清圣祖实录》卷5。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
　　④ 《清圣祖实录》卷28。
　　统一战争之外，鳌拜辅政时期却没有进行什么咄咄逼人的军事行动，与他们在政治、经济诸方面的作为相比，他们在军事方面的政策和行动却是很有节制的。
　　辅政开始以后不久，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永历小朝廷及其支持者李定国部为清军消灭了，康熙二年到三年，鳌拜的弟弟穆里玛等又率军镇压了大顺农民军的余部夔东十三家军。尽管只是继续完成顺治时期的军事行动，但这些行动的后果已足以使鳌拜等采取相对保守的军事政策。夔东十三家军的英勇抗击，一直使统治者心有余悸，“京师中谚语有其事险难者，则曰：‘又上茅麓山耶？’”①。但更重要的是由于财政方面的困难——军事开支的浩大，不仅使鳌拜等难以继续进行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而且使人民负担极重，不得休息，有可能因此而使辅臣们恢复经济的努力付之东流。于是他们在灭亡了永历政权之后，就急不可待地宣布：“从此大兵得以休息，粮饷不致糜费。宣诏中外，咸使闻知。”②基于此，他们在对东南沿海的郑氏政权的行动中，就奉行了一条以防为主，以攻为辅，以抚为主，以剿为辅的路线。
　　康熙元年，郑成功病死，其子郑经继立，在台湾以及金厦一带与清皇朝抗衡。由于郑成功死后因继位问题而发生内讧，郑氏政权内部矛盾异常激化，许多文官武将都对郑经表示不满。鳌拜等利用这个机会，对郑氏人员诱以高官厚禄，招抚他们降清。如康熙元年十一月，杨学皋来归，授其左都督，加太子太保，“仍给三等阿思哈尼哈番”①；康熙二年，郑成功之族兄郑鸣骏被授遵义侯，族侄郑缵绪为慕恩伯，如此等等，不胜枚举。除封赐爵职之外，鳌拜等还重用这些人来打击郑氏政权，以示对他们的信任，如康熙三年命征台湾，统率水师的施琅、周全斌、杨富、林顺、何义等，无一不是郑氏故将。在清政权的“感召”之下，“自顺治十八年九月起，至康熙元年七月止，陆续招抚伪将军、都督、总兵，并副、参、游、守、千、把总等官共二百九十员，兵共四千三百三十四名，家口共四百六十七名”②。从康熙元年十月以后到康熙三年十月，较大规模的投降者有十六、七批，其中包括被称作郑经“腹心”、“左右臂指得力之人”的大量官员将领，还包括郑缵绪、郑世袭、郑芝豹生母黄氏、以及郑氏的“子侄眷属”，与他们同来降清的官员不下千余，军队百姓共有十数万，还有大量船只、盔甲器械等物，这就大大削弱了郑氏政权的力量。
　　鳌拜等乘郑氏政权的内讧，又辅之以攻，派兵先后攻克金、厦、铜山等地。郑经退守台湾。康熙四年，“廷议罢兵”，并派慕天颜赴台谕降，力图和平收复台湾。但郑经却企图裂土割据，“请称臣入贡如朝鲜”，遭到辅臣的拒绝①。康熙六年，施琅再请攻打台湾，因“朝议循于招抚”②而未果。从此双方对峙，直到十四年后。
　　鳌拜辅政时期采取的“以抚为主”的统一方针，应该说对恢复经济、与民休息、缓和财政危机都有好处，直到康熙二十一年，大臣冯溥为了“清心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8，“茅麓山”。
　　② 《清圣祖实录》卷6。
　　① 《清圣祖实录》卷7。
　　② 同上。
　　① 《清史稿》卷224，《郑成功传》。
　　② 钱仪吉：《碑传集》卷15，施德馨撰：“施壮襄公传”。
　　省事，与民休息”，还请玄烨“勿轻剿台湾”，继续鳌拜时期的政策③。鳌拜等人的上述行动，也取得了积极的效果，为康熙二十二年统一台湾准备了良好的条件。
　　关于清初几个弊政的处理问题。顺治初年给广大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很大危害的劣政，诸如逃人法、圈地与投充、迁海等等，在鳌拜辅政时期虽仍存在，但逐渐有所缓和。
　　由于迁海政策使沿海居民流离失所，顺治十八年八月，辅臣曾下令对迁海居民“速给田地房屋..使小民尽沾实惠”④。康熙四年，山东青、登、莱等处沿海居民“因海禁多有失业”，鳌拜等遂允许“令其捕鱼，以资民生”⑤。康熙七年，两广总督周有德报告当地“沿海迁民，久失生业”，建议于海口“一面设兵防守，一面安插迁民”。此建议得到鳌拜等批准⑥。康熙八年正月，“奉旨尽弛海禁”⑦，这对沿海居民是有好处的。
　　顺治年间，由于圈地和投充等弊政，迫使大量不甘沦为农奴和包衣的人四散逃亡，顺治十一年“逃人几至三万，缉获者不及十分之一”①。清廷便制订了更为严酷的逃人法，除捉拿逃人之外，还严惩窝主，牵连四邻，许多恶棍无赖又趁火打劫，使许多人身家性命难保。康熙三年底，专事缉捕逃人的兵部督捕衙门右侍郎马希纳也指出逃人法之弊害，请求“免提案内牵连之人质审”，以免“牵连多人”②。次年正月，鳌拜等历数逃人法之弊，认为“此等株连蔓引，冤及无辜，饿死道途，瘐毙监狱，实属可悯”，下令有关部门制定一个“逃人可获，奸棍不得肆恶，小民不受诈害”的立法③。康熙六年，又下令各地政府对骚扰地方的解役和逃人严加管束，如有“同谋挟诈”之事，要治以重罪，对这些解役约束不严的官吏，也要“严治其罪，必不宽恕”④。尽管他们把逃人问题看作与本族利益息息相关的问题，而不能根本改变逃人法，但由于注意了它的弊害并试图加以解决，使此时期的逃人问题日趋缓和。顺治年间两次大规模圈地之后，康熙五年，在鳌拜的直接干预下，京畿地区又发生了一次较大规模的土地圈换，这是辅政时期的一大弊政。康熙五年，鳌拜提出，顺治初年，多尔衮为了自己利益，把镶黄旗应得的保定等府好地据为己有，而把正白旗的坏地换给镶黄旗，因此要求“呈请更换”。这一提议遭到正白旗户部尚书苏纳海等人的反对。苏纳海认为“地土分拨已久，且康熙三年奉有民间地土不许再圈之旨”，要求将此议驳回⑤。虽然此事之起是由于八旗内部矛盾所致，但毕竟苏纳海的主张有利于社会安定，也有利于生产的恢复发展。
　　但是，鳌拜恃威专断，不顾苏纳海以及直隶总督朱昌祚、巡抚王登联等③ 钱仪吉：《碑传集》卷11，“冯文毅公溥事实”，《清史稿·冯溥传》。④ 《清圣祖实录》卷4。
　　⑤ 《清圣祖实录》卷14。
　　⑥ 《清圣祖实录》卷27。
　　⑦ 《广东通志·边防篇》，转引自谢国祯：“清初东南沿海迁界考”三。① 《清世祖实录》卷85。
　　② 《清圣祖实录》卷13。
　　③ 《清圣祖实录》卷14。
　　④ 《清圣祖实录》卷21。
　　⑤ 《清圣祖实录》卷18。
　　人的反对，于康熙五年十二月确定“镶黄旗迁移壮丁共四万六百名，该地二十万三千晌，将蓟州、遵化、迁安三处正白旗壮丁分内地、民地、开垦地、多土地、投充汉人地派给。不敷，又将永平、滦州、乐亭、开平民地酌量取拔”①。从以上记载看，正白旗迁出后的十一万多晌土地是远远不够镶黄旗二十余万晌的需要的，其他就要新圈民地。而正白旗迁走的壮丁也并未迁往畿南即镶黄旗迁出的地方，反去新圈玉田、丰润、永平等府县的民地，这样，所谓换地实际上就成为顺治以来的第三次大规模的圈地，给畿辅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
　　尽管鳌拜等在两个月后“拨换地土将完”之时，下令“此后各旗有具呈请拨换者，概行禁止”②。但是，鳌拜等人不顾百姓“扶老携幼，远徙他乡”之苦，不管“秋收之后”，蓟州、遵化等地“周遭四、五百里，尽抛弃不耕”③的恶果，强行换地圈地，对人民的生命财产带来极大损失，也危及农业生产和社会安定，实是祸国殃民的一大弊政。
　　① 《清圣祖实录》卷20。
　　② 《清圣祖实录》卷21。
　　③ 《清史列传》卷6，《朱昌祚传》。
　　第三节功过参半康熙八年（1669）五月十六日，权倾朝野威风凛凛的辅政大臣、一等公鳌拜，被康熙帝玄烨捉拿问罪。造成这一重大案件的根本原因是鳌拜结党营私，擅权专横，他的所作所为阻碍了皇权的高度集中，不利于玄烨的乾纲独断，而不是所谓的鳌拜欲图谋叛篡位。
　　康熙五年（1666）鳌拜利用圈换土地沉重打击了以正白旗为首的反对势力，他的势力急剧增长。康熙六年六月，索尼病死。七月，苏克萨哈由于鳌拜的威胁而请求退出政界，“往守先皇帝陵寝”，被鳌拜定为不满康熙帝亲政的大罪，处死籍没。这样，康熙初的四辅臣中就只剩下一个唯唯诺诺的遏必隆，鳌拜的势力就在康熙六年到八年五月他被逮前达到了顶峰。从他个人来说，他被授一等公，并加太师（有清一代大臣加太师者，唯鳌拜与遏必隆而已）；其子那摩佛承袭了二等公，并加授太子少师；其侄讷尔都尚公主，封为和硕额驸。就其集团成员而言，如班布尔善为大学士，济世为工部尚书，马迩赛为户部尚书等，基本上把持了朝政。“一切政事先于私家议定，然后施行，又将部院启奏官员带往私门商酌”①，甚至“红本已发科抄，辅政大臣鳌拜取回改批”②。正如法国传教士白晋所记，“在他（指康熙帝）十五、六岁时，四位摄政王中最有势力的宰相，把持了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六部的实权，任意行使康熙皇帝的权威，因此，任何人都没有勇气对他提出疑议”③。但与此同时，玄烨个人也随着年龄的增长而日益成熟，在鳌拜力主严惩苏纳海及苏克萨哈时，他已能明确表示自己的不同意见，虽然由于鳌拜势大而难以硬顶，但却更坚定了他清除鳌拜的决心。特别是鳌拜常常在“御前呵叱部院大臣，拦截章奏”①，甚至在玄烨面前“攘臂上前，强奏累日”②，极大地损害了玄烨作为一个皇帝的尊严。随着玄烨在康熙六年七月宣布亲政，鳌拜就日益成为他大权独握的障碍。因此，他在捉拿鳌拜的谕旨中称，“鳌拜在朕前理宜声气和平，乃施威震众，高声喝问..又凡用入行政，鳌拜欺朕无权，恣意妄为”③，这对于一代英主玄烨来说显然是不能容忍的。康熙八年五月，玄烨利用“布库游戏”擒捉鳌拜，结束了清史上的“鳌拜辅政时期”。从鳌拜的三十条罪状看，其中与其结党擅权有关的有二十三条，不尊重太皇太后的二条，对册立皇后妒忌、私买奴仆等有五条。与康熙、雍正、乾隆时期其他权臣或朋党集团如明珠、索额图、年羹尧、隆科多及和珅等相比，鳌拜既无严重的违法乱纪又无恶性之贪污受贿，更无图谋不轨的勃勃野心④，反之却做了一些有利于社会发展的事。对此，玄烨是很清楚的，他在捉拿鳌拜之后，只是将他“革职籍没，仍行拘禁”。不久死去，时间不详。康熙五十二年，玄烨已到了晚年，犹记起鳌拜的功劳。一次，他召集诸王贝勒大臣，说：“忆及数事，朕若不言，无敢言之人，非朕亦无知此事者。”其中特别① 《清圣祖实录》卷29。
　　② 钱仪吉：《碑传集》卷11，“冯文毅公溥事实”。
　　③ 白晋：《康熙帝传》。
　　① 《清圣祖实录》卷29。
　　② 《清圣祖实录》卷23。
　　③ 《清圣祖实录》卷29。
　　④ 《啸亭杂录》卷1“圣祖拿鳌拜”所记“席下藏刀”一事不足以证。
　　提到，“我朝从征效力大臣中，莫过于鳌拜巴图鲁者..鳌拜功劳显著，应给世职”⑤。讳而不言者，当年捉鳌拜系不得已之举。雍正帝执政后，“赐鳌拜祭葬，复一等公，世袭罔替”①，并于雍正九年加封超武公。这些身后隆典，说明鳌拜并非是极其危险的巨奸大憝，而仍是清帝褒奖的有功之臣。
　　⑤ 《清圣祖实录》卷254。
　　① 梁章钜：《归田琐记》卷5，“鳌拜”。
　　第十一章吴三桂在清朝建立对全中国统治的过程中，有一个引人注目的人物，这就是先以献关降清而声势显赫，后又叛清自立而身败名裂的吴三桂。
　　第一节明朝的宁远总兵吴三桂，字长伯，辽东人，生于明万历四十年（1612）。父吴襄，字两环，明天启二年（1622）武进士，崇祯年间先后任都指挥使、都督同知、总兵、中军府都督等重要职务。生活在这样一个家庭里，吴三桂自幼便粗通弓马骑射，并以此而得中武举。不久，又以父荫为都督指挥，从而开始了政治生涯。
　　吴三桂的幼年，正是明朝衰落，后金兴起，辽东边境战事频繁的时期。
　　因而从青年时期开始，吴三桂便随父征战各处，并以此而小有声誉①。青年时期的征战生涯丰富了吴三桂的阅历，并锻炼了组织能力，而明清之际复杂多变的政治形势也为吴三桂成年以后的军事、政治活动提供了广阔的舞台。吴三桂在政治舞台上的崭露头角和“擢居显职”，他的家族、亲戚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吴襄在辽东拥有一支精锐的家族亲军和足以养赡这支军队的大量的庄田①。舅父祖大寿、祖大弼、祖大乐等都是明朝世守辽东的重要将领。祖氏三大将之下，有祖泽润、祖泽远、祖泽溥、祖泽洪、祖可法等“十余副参，又系昆弟”②。作为这支势力核心集团的一个成员，吴三桂在登上仕途之初，便得到他们的全力扶持。他们或揄扬其才华“聪俊绝人”，将来必定“大成”③；或称颂其品质“纯忠极孝”；或赞扬其战功“夷夏震慑”④。正是在他们的赞助下，吴三桂才逐渐得到了驻守辽东的明朝高级官员的赏识。吴三桂也竭尽全力地结识并交结这些高级军政人士。太监高起潜总监宁锦军马，专以杀良冒功为能事，吴三桂却拜之为“义父”⑤，方一藻、洪承畴先后经略辽东，吴三桂也先后“拜其门下”⑥。由于吴三桂钻营有术，青云直上，不但在考核中被列为上等，而且在职务上也一再提升。就现存的一些明清档案史料来看，崇祯五年（1632）十二月时，吴三桂的职务只是游击⑦，然而，不过三年，崇祯八年八月时，已擢至前锋右营副将⑧。崇祯十二年七月，又由太监高起潜推荐而任团练总兵，驻守宁远⑨。仅仅几年的时间，吴三桂便由一个普通的中下级军官超升至高级军职，成为明朝政府镇守辽东的一员重要将领。
　　① 《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页136。
　　① 吴伟业：《绥寇纪略补遗》，见《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五本第4821 页，文海出版社1969 年版。② 《清太宗实录》卷60。
　　③ 同上。
　　④ 《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1。
　　⑤ 刘健：《庭闻录》卷1；参见《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四本第1 页。⑥ 《辛巳丛编·平吴录》页1。
　　⑦ 《明清史料》甲编第一本第9 页。
　　⑧ 《明清史料》丁编第五本事478 页、第492 页。
　　⑨ 《明清史科》丁编第七本第603 页。
　　吴三桂在关外时期虽然升迁极速，并被驻守辽东的明朝高级官员视为“智勇兼备之大将”①，但是，通观吴三桂在关外时期的全部史料，并未见其对整个辽东战局建一奇策，立一殊功。与此相反，不少史料却直接或间接地记载了他纵兵淫掠，骚扰百姓，畏敌怯战，临阵脱逃的事实。在吴三桂担任高级军职以前，根据其父吴襄自述“臣每奉调，父子俱入行间”②。如，崇祯四年救援大凌河之役，崇祯七年救授宣府、大同之役等，吴三桂当随父身历戎行。但大凌河之役时，吴三桂随父临阵脱逃，致使明军四万余人全部溃败，大凌河也因援绝而失陷于后金；宣府、大同之役时，吴三桂又随父畏敌逗留、骚扰地方。在吴三桂独当方面之任以后，这种情况依然没有变化。崇祯十四年夏，明朝政府为解锦州之围，以洪承畴为主帅，率师十三万，自宁远北上援锦。清军主帅皇太极侦知此事后，迅速调动兵力，围城打援，将援锦明军包围于松山。为了解除被动局面，洪承畴决定孤注一掷，率军突围。但是军事会议刚散，作为洪承畴所一向器重的将领，吴三桂便违反决定和另外一个大同总兵王朴一起率部提前遁逃。慌忙之间，竟连印信也被清军所缴获。受吴三桂、王朴的影响，其他四个总兵也各自夺路逃跑，致使清军乘势追杀，明军损失惨重。松锦战役是继萨尔浒战役之后明清主力在关外进行的又一次决定性战役。松锦战役的失败，为清军入关打通了道路。在这次战役中，吴三桂违背节制调度，率部遁逃，是导致此次惨败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松锦战后，明朝政府在追究战败责任时，吴三桂被降三级驻守宁远，另一个和他一起逃跑的大同总兵王朴却被处死。
　　松锦战后，吴三桂虽然是以待罪的败军之将的身份驻守宁远，但是，此时明清之间政治、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却使他在明清两个政权之间都较松锦战前更为重要。就明朝方面而言，松锦失陷后，宁远便成为阻挡清军入关的主要屏障。兼之以吴三桂在驻守宁远期间，搜集散亡，招募兵勇，所部军队又增至三、四万。1642 年，清军进关。次年春，吴三桂凭借这支军队入卫京师，颇有斩获。就在这年秋天，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相继失守，独有吴三桂撄守宁远孤城，未使清军得手。这使明朝政府很自然地便把吴三桂视为东部边陲之保障，并在其入卫京师时给予武英殿赐宴之恩荣。就清朝方面而言，夺取宁远是其实现入关作战的前提。为了实现这一战略意图，曾通过已经降清的吴三桂的亲戚故旧对吴三桂进行了频繁的劝降活动。信使往返，不绝于道。然而，一则由于明朝政权虽然摇摇欲坠，但仍对全国大部分地区实行着有效的统治；二则明清之间仇杀已久，所部将士仇满情绪尚很强烈；再则，吴三桂手中还掌握着一支战斗力相当强的军队。因此，吴三桂并没有立即决定投降清朝。但是，作为一个善于钻营的世家子弟，吴三桂既未表示出降清之意，也绝未作出毁书斩使的激烈行动，这就为他在日后时局剧烈变化时降清留下了一条后路。
　　吴氏是辽东世家，广有田产；吴三桂又早年得志，经常出入于高级官员的府第。明末士大夫豪华奢侈的生活方式和姬妾成群的腐朽习气，也给吴三桂以很深的影响。军旅之中，他不耐寂寞，“以风流自赏”，国难当头，他还把“仕宦当作执金吾，娶妻当得张丽华”作为自己的追求目标①。据一些史① 《明清史料》甲编第十本第958 页。
　　② 《明清史料》乙编第二本第136 页。
　　① 《辛巳丛编·吴逆始末记》页3。
　　料记载，壬午之役吴三桂入卫京师时，曾以千金购得苏州名妓陈圆圆。这些记载，虽互有出入，但大多是吴三桂同时代人所作，在反映吴三桂早年纵情于歌舞声色方面基本上是符合史实的②。
　　② 参见陈生玺：《陈圆圆事迹考》，载《南开史学》1981 年第2 期。
　　第二节献关降清晋爵平西王明清在关外对峙时期，吴三桂作为一个明朝将领，虽然参加过一些战斗，但是败多于胜，过大于功。然而，出人意外的是，在明末清初政治形势急剧变化的时刻，他却在各种政治势力之间屡行投机，左右逢源，一跃而成为政治舞台上的一颗“新星”。
　　首先，明朝中央政府对吴三桂表示了特别的重视。到崇祯十七年（1644）初，在经过与李自成起义军的长期战斗之后，明军主力损失殆尽。此时，李自成起义军又师出西安，北渡黄河，很短时间内，连下临汾、太原、真定、宣府、大同，矛头所向，直指明朝政府的京师——北京。面临覆亡命运的明朝便把赌注押在了关外拥有重兵的吴三桂身上。不少朝臣如王永吉、吴麟征等先后上疏，要求撤宁远之师以入卫京城。在这种舆论的推动下，崇祯皇帝先是于二月间召见吴三桂的父亲吴襄，询问吴三桂的兵力情况并将吴襄提升为中军府都督，而后，又于三月五日将吴三桂加封为平西伯，飞檄急调其入卫京师。一时之间，朝野舆论几乎一致把吴三桂看成是挽救明皇朝的唯一救星了。
　　在吴三桂接到撤离宁远的诏书之前，由于去秋中后所、前屯卫、中前所三城的失守，宁远早已是处于清军包围下的一座孤城。为了保住自己的身家性命，吴三桂已有弃守宁远之意。因而，在北京发出撤兵通知后，不过十天，吴三桂便已将宁远兵民五十万众撤至山海关。接着，又自山海关率师进京，二十日抵达永平。但是，就在此时，北京形势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腐朽透顶的明皇朝未待吴三桂率师至京便已于三月十九日被李自成起义军推翻了。明朝的灭亡使吴三桂失去倚靠，为了寻找新的主人，此后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吴三桂便在各种政治势力间进行投机活动。
　　永平和北京之间相距数百里，吴三桂于三月二十三日抵达蓟州时始得知李自成进京和崇祯皇帝吊死的消息①。不久，在京的绝大多数明朝官员投降李自成的消息也纷纷传来。面对敌我悬殊的军事、政治形势，为了保住自己的特权地位，吴三桂最初决定投降李自成②，恰在此时，李自成派来的招降人员李甲、陈乙也到达吴三桂军中，吴三桂遂“决意归李”，率领所部继续西进，并且还于所过途中，大张告示，宣称进京“朝见新主”③。几天以后，李自成在致左良玉等人的檄文中也声称：“唐通、吴三桂、左光先等知天命有在，回面革心”④。可见，在李自成进京之初，吴三桂确曾投降过李自成。
　　吴三桂之“决意降李”，并非是其立场的转变，而是在敌我形势悬殊下的投机之举。他希望自己的投降至少可以保证已有的特权和在京家小财产的安全，也许还抱有充当新王朝的佐命功臣的幻想。但是，农民军进京以后的革命措施使得吴三桂的这些幻想成了泡影。就在吴三桂刚刚决定投降李自成并向北京派出约降使者不久，从三月二十五日开始，农民军领导人刘宗敏、李过等便开始了对俘获的明朝在京官员进行拷夹、追赃等行动①，吴三桂的父① 冯梦龙：《甲申纪事》卷3，载《玄览堂丛书》第二十一本第253 页。② 彭孙贻：《流寇志》卷11，第177 页，明末清初史料选刊本，浙江人民出版社1983 年版。③ 《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3。
　　④ 谈迁：《国榷》卷100，第6063 页。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载《明清史料汇编》第四集第二十八本第70 页。亲吴襄也在被拷夹之列。这一行动，触犯了官僚地主阶级的切身利益，诋毁、攻击农民军的流言蜚语开始像瘟疫一样从北京传往外地。吴襄也私下致书吴三桂，要他“亟来救父”②。两三天后，这些消息和吴襄私函一起到达了正在西进的吴三桂军中。这对吴三桂的降李活动来说不啻是当头一棒。带有戏剧性的是，就在吴三桂得知其父被拷夹的同时或稍早些时候，李自成也注意到吴三桂对巩固自己政权的重要性，指示刘宗敏释放吴襄并命吴襄写信，劝告吴三桂投降。同时，又派出了降将唐通、降官王则尧、张若麒、左懋泰等人携带吴襄手书和大批银两直至吴三桂军中，进一步劝其投降。从时间上来说，这批招降人员到达吴三桂军中的时间仅比吴襄致吴三桂的私函晚到一两日（约在三月二十九日左右），而两封信的内容却截然相反，这不能不使吴三桂认为李自成的招降不过是一场骗局，是想诱己进京再行消灭。因此他立即停止西进，率部重返山海关。在致父吴襄的复信中表示与李自成的决裂。促使吴三桂降而复叛的还有一个陈圆圆被掳的问题。明末清初的不少史书都记载，甲申之变时，陈圆圆在北京被李自成的重要将领刘宗敏所占有，吴三桂得知后，盛怒之下叛李降清。这些记载，把对一个女人的争夺作为吴三桂叛李降清的主要原因，显然是失之片面的。但是，这一事件的确触发了吴三桂的感情。明末，封建士大夫不惜重金购置美妾已成为一种风气。陈圆圆既是吴三桂以千金之资所购得，而他本人又是拥兵数万的封疆大吏，在自己的这一特殊财产受到侵犯之时，他在感情上无论如何是不能与之合作的。因此，否认或是忽视陈圆圆被刘宗敏所掳掠这一事件对吴三桂举兵反李的作用，也是失之于片面的。
　　在政治上和李自成相决裂使得吴三桂处于腹背受敌的局面。山海关之西，李自成重兵近在咫尺，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山海关之东，又有日益逼近的宿敌强大的清兵。降李的道路既已堵塞，为图本身生存之计，吴三桂被迫把目光转向了雄踞东北的清朝政权。
　　就当时形势而论，吴三桂投向清朝虽然是势所必然，但是将这一设想付诸实行仍然有许多现实的困难。首先，几十年来，明清两个政权一直处于严重的军事争战状态，不独那些战败降清的军政要员如洪承畴、祖大寿等为士林所不齿，就是那些主张停战议和的大员如杨嗣昌、陈新甲等也为此饱受唾骂，现在自己却要去步这些人的后尘，会不会因此而给李自成政权制造一个动员各阶层人士讨伐自己的口实？其次，由于两个政权长期仇杀，自己军队中的仇满情绪也是相当强烈的，此刻，自己在政治上倒向清朝，会不会引起部队的哗变？还有，皇太极在世时，曾对自己多次劝降，却都被拒绝，当此穷蹙无路的情况下贸然求救，清朝会不会答应，会不会烧香引鬼而使自己处于更加困难的境地？为此，吴三桂先在三月底和李自成决裂之后制造了他和清兵联合入犯的假军情，以试探包括李自成政权在内的各阶层的反应①，其后，又到处散发传单，大造复辟舆论，宣扬“周命未改，汉德可思”，“试看赤县之归心，仍是朱家之正统”②，并煽动在京的士绅官僚为崇祯帝服丧。② 《辛巳丛编·平吴录》页2。
　　① 计六奇：《明季北略》卷20 崇祯十七年三月二十七日条下载：“吴三桂挟大清骑叩山海关，贼将不能御。”核之《清世祖实录》卷3 顺治元年三月并无清军攻打山海关事。以此可知，此为吴三桂和李自成决裂后所制造的假军情。
　　② 《小腆纪年附考》上册卷5 第147 页。
　　在他确知前者并未引起各界人士的恶感而后者却得到了大部分亡明官僚士绅甚至部分儒生的同情或支持后，四月初十左右，吴三桂才开始了他的联清击李计划的实施。
　　吴三桂致多尔衮的第一封求援信，表现了他最初对联清击李这一重大问题的基本立场。在此信中，吴三桂屡称明朝为“我国”、“我朝”，称清朝为“北朝”。也就是说，吴三桂是以明朝臣子的身份向清朝求援，请兵之目的是“灭流寇”，并使明朝得以“中兴”，而不是让清入主中原。在消灭农民起义军之后，将以“子女玉帛”和部分土地作为对清朝出兵的酬谢和报答。在清军进关路线问题上，吴三桂要求清兵“直入中协、西协”，而他本人却“自率所部，合兵以抵都门”③。即是说，只允许清兵从喜峰口、龙井关、墙子岭、密云等处进入明境。这些地方，既是以往历次清兵进入内地之旧路，又是目前李自成大军驻扎之处。按照这一规定，不但可以保护自身安全，防止清军乘机行其假途灭虢之计，而且还可以促使清军与李自成主力进行火并，他自己可坐收渔翁之利。这就是吴三桂最初实行的联清击李的政策。因为当时山海关形势虽然紧张，但李自成大军尚未东行，吴三桂尚未到达山穷水尽的地步，他对清仍心存疑惧。很快，就在吴三桂派出的使者携带书信刚刚出发时，李、吴军事对峙形势又有了新的发展。在吴三桂于四月初连败降将唐通、白广恩之后，李自成开始注意到山海关方面局势的严重性，便对吴三桂施加更大的军事压力。四月初六日，李自成增派万人东援并运大炮出城，两天以后，又“发数万骑东行”①。这些消息，当在十日前后传至山海关。李自成大军东来，山海关将作为主要战场。这样，清军即使从中协、西协等处入境也解救不了吴三桂即将覆亡的命运。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被迫改变初衷，由不许清兵自山海关进关转而迫切要求其自山海关进兵，以与即将到来的农民军作正面的交锋。据《沈馆录》卷七载：吴三桂使者转达了他的紧急请求：“贼锋东指，列郡瓦解，唯山海关独存，而兵弱力单，势难抵挡。今闻大王业已出兵，若及此时促兵来救，当开山海关门以迎大王。大王一入关门，则北京指日可定，愿速进兵”②。清军主帅多尔衮接受了他的请兵，“即遣学士詹霸、来衮往锦州，谕汉军赍红衣炮，向山海关进发”③。次日，多尔衮所率的全部军队也转向山海关进发。这说明，在清兵入关路线问题上，由于李、吴军事对峙形势的变化，吴三桂临时改变了决定，而这临时作出的新决定，是由使者代为口头转达的。
　　长期以来，山海关一直是清军入关作战的重要障碍，此次多尔衮率师入境，最初，其行军路线也仍是走密云、蓟州。此时，吴三桂却请求主动献关，这对清军来说，是提供了极大的方便。所以一接到吴三桂的来信，多尔衮便立即决定全部军队折而向南。次日，又迅速复信吴三桂，告以共捐前嫌，许诺“封以故土，晋为藩王”，“世世子孙，长享富贵”①。为了共同镇压农民起义军，清、吴之间的联合阵线就这样初步形成了。
　　在吴三桂派出求援使者不久，四月十三日，李自成亲率六万大军奔向山③ 《清世祖实录》卷4。
　　① 谈迁：《国榷》卷101。
　　② 《沈馆录》卷7，页11，载《辽海丛书》第八函第十册。
　　③ 《清世祖实录》卷4。
　　① 《清世祖实录》卷4。
　　海关。此时，被年初以来的一系列胜利冲昏了头脑的李自成，对当时军事对峙的严重性是估计不足的。在他看来，不但自己的军事实力远远超过吴三桂，而且吴三桂的父亲吴襄及其家属也都控制在自己手中。吴三桂不是在大兵东向途中卷甲归降，也一定会在战争中被轻而易举地消灭掉。对于吴三桂勾结清兵入关的现实可能性，则更是连想也不曾想。因此，在大军出发之时，他还携带了崇祯帝的两个儿子和吴襄随行，把政治上招降吴三桂作为此行的主要目的。李自成的这种轻敌麻痺思想和政治解决的幻想正好被吴三桂所利用。他得知李自成亲自率军东征的消息后，随即派出了山海关士绅、儒生李友松、谭邃寰、刘泰临、刘台山、黄镇庵、高选等六人“轻身绐贼”②，迎候李自成大军于北京之东不远的三河县，表示投降之意，以拖延时日，等待清兵。在派赴清军求援的使者携带多尔衮的复信返回山海关后，吴三桂马上又致书多尔衮，求其“速整虎旅，直入山海”③。李自成直至行抵关门之时，吴三桂派去接洽投降的代表妄图脱逃，才发现吴三桂假投降的真实意图④，但已贻误了轻兵速进夺取关门的有利时机。而多尔衮却在接到吴三桂的二次求援信后，经过一昼夜的强行军，于二十一日抵达关门十五里之外。这时，吴军已与农民军在石河战斗了一天。李自成未能在清军到达之前攻下山海关，已使自己处于被动地位，清军的到达更使清、吴联军在数量上超过了李军。这样，尽管两军尚未交锋，但战争的胜负已经大致决定了。
　　四月二十一日，清军抵达关门附近的当夜，便开始进行紧张的战斗部署，“夜半移阵骈阗之声四面皆至”①。清军统帅多尔衮利用吴三桂所处的危急局面，逼迫吴三桂放弃联清击李的政策而彻底投降清朝。出于这一目的，次日平明，清军进迫关门前五里许，“即顿兵不进”②。“驻兵欢喜岭，高张旗帜以待”③。此时，由于连日以来农民军所发动的强大攻势，山海关已危在旦夕，吴军内部也出现了瓦解的迹象。在这万分紧急的时刻，吴三桂得知了清军到达的消息，马上“遣使往请，九王犹未之信，请之者再三，九王始信，而犹未及行”④。吴三桂初次遣使往请，多尔衮顿兵不进，固然是因为不明吴三桂之真意和城中之虚实，是一种军事上的持重。而在“请之者再三”亦即了解了上述情况后，仍然观望，则显系借机逼迫吴三桂作出更大的让步。果然，在生死存亡的关头，在清、吴之间“往返八次”之后，吴三桂又向清军作出了新的让步，这就是剃发归顺清皇朝和割让包括北京在内的黄河以北的大片领土。在此同时，吴三桂也提出了“毋伤百姓，毋犯陵寝，访东宫及二王所在，立之南京”，作为允许清兵入关的条件，并得到了清军主帅多尔衮的同意①。这样，一方面是吴三桂在政治上降清，一方面清朝又允许其拥立明朝故太子。尽管这一约定的两个方面是直接矛盾的，但却是清、吴联合中的新突破，对于击败李自成农民军起了重要的保证作用。
　　② 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 年第5 期。③ 《清世祖实录》卷4。
　　④ 参见商鸿逵：《明清之际山海关战役的真相考察》，载《历史研究》1978 年第5 期。① 《沈馆录》卷7，页13。
　　② 《沈馆录》卷7，页13。
　　③ 钱■：《甲申传信录》卷8，第140 页，《中国历史研究资料丛书》1982 年版。④ 《吴三桂请兵始末》，载《明清史料汇编》第4 集第28 本，文海出版社1969 年版。① 《謏闻续笔》卷1，转引陈生玺：《清兵入关与吴三桂降清问题》，载《中华文史论丛》1981 年第2 期。清军入城后的当天下午，清、吴联军和李自成为数甚少的农民军交战于山海关外的一片石。次日，四月二十二日爆发了决定命运的惨烈的石河大战。根据清、吴双方的约定，首先由吴三桂率领所部和李自成大军作正面交锋。在战斗进行到最紧张的时刻，清军突然从阵后绕出并向李军发动了猛烈的进攻。李自成事先对清军入关毫无所知，兼之以连日作战，李军士气也处于再而衰的境地，虽然拚命搏战，最终抵挡不住清、吴两军的凶猛攻击，遭到严重的损失，“积尸相枕，弥满大野’②。农民军被击败了，李自成被迫率余众西走。决定三方命运的山海关之战就以清吴联合作战的胜利和李自成农民军的失败而告结束。
　　自明初以来，山海关一直是北京的门户和屏障。关门既已为清、吴军所有，北京即告危急。在军事上异常被动的形势下，李自成被迫西撤，途中，将吴三桂父吴襄及家属三十余口全部杀死。二十六日，返回北京，二十九日草草即位于武英殿，三十日晨，仓皇撤离北京，率军西行归陕。与此同时，清、吴联军紧追不舍，长驱直入。五月二日进入北京，不久宣布迁都于此。这样，以吴三桂献关降清为转折点，中国社会开始进入了一个新的时期。而吴三桂献关降清为清进据中原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吴三桂也因此得到了新主人的最高奖赏：山海关之战刚刚结束，摄政王多尔衮即于军中承制，给吴三桂进爵为平西王。他请兵击败李自成，实现了亡明士大夫的共同愿望，又得到了南明政权的赏识：南京福王政权建立伊始，便将他遥封为蓟国公，还派专使北上，携银犒军。一时之间，吴三桂这样一个在政治漩涡中挣扎图存、反复投机之人，竟然被戴上了“纯忠极孝、报国复仇、裂土分藩”的“世间伟人”的桂冠①，成为了明清之际风靡一时的人物！
　　② 《沈馆录》卷7 页13。
　　① 《辛巳丛编·吴三桂纪略》页1。
　　第三节杀故主晋爵亲王清兵入关后，由于各种政治势力的对比发生了急剧的变化，清政府又实行了高官厚禄收买的政策，亡明官僚纷纷归降清朝。吴三桂也放弃了拥立明太子的主张。尽管如此，作为降清的汉族地主阶级的代表，吴三桂和清政府之间仍有着相当大的距离。首先，吴三桂之乞师击李，打的是“复君父之仇”的旗号。在清兵入关之初，这一旗号因有利于清政府联合汉族地主阶级共同镇压李自成起义军，也一度为清朝统治者所容许。但从长远看来，这一旗号又和清政府取代明朝、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的总目标相矛盾。其次，吴三桂在降清之初，仍与明朝残余势力保持着一定的联系。对南京福王政权，他甚至表示：“不忍一矢相加遗”②。再次，和其他降官不同的是，吴三桂还拥有一支由自己独立统率的部队。因此，在入关之初，清朝政府对其外示优宠，内存疑忌，并未授之以事权。除在政治上对其严加防范之外，在军事上，也只是利用他对李自成起义军的仇恨，使其率兵击李。根据清政府的指令，顺治元年（1644）六月，吴三桂师出山东，平定李自成余部，九月，又从英王阿济格西征李自成。在李自成主力基本被消灭之后，顺治二年八月，清政府将其从前线调回，“出镇锦州”①。对于清政府的这种安排，吴三桂了然于心。从此以后，他再也不提什么“复君父之仇”，而是望风转舵，称崇祯帝为“故主”，反复表白自己“矢忠新朝”了②。三年之后，清朝政府又调吴三桂入关，与八旗将领李国翰同镇汉中，剿杀西北地区的抗清义军余部。在此期间，吴三桂为了表示自己对“新朝”的忠诚，不但对农民军残部进行残酷的镇压，动辄屠城，而且，对一些起兵抗清的朱明后裔，他也不遗余力地去斩尽杀绝。吴三桂思想和行动的转变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对他更加倚重，在西北地区抗清义军残部被剿杀殆尽之后，顺治八年，清朝政府又命三桂和李国翰一起率军入川，攻打张献忠义军余部。几年之中，先后平定重庆、成都等两川重镇。顺治十四年，又以平西大将军职，南征云贵，攻打南明最后一个政权——桂王永历政权。顺治十六年，下云南。十八年，师出缅甸，擒斩桂王。十几年间，吴三桂率部从西北打到西南边陲，为清朝确立对全国的统治建立了特殊的功勋。因此，清朝对他也由原先的控制使用改为放手使用。不但在李国翰死后，让他独承方面之任，而且在一切军事活动中也“假以便宜，不复中制，用人，吏、兵二部不得掣肘，用财，户部不得稽迟”①。同时，在职务上，也一再升迁。顺治十六年攻下云南后，即委其开藩设府，镇守云南，总管军民事务，康熙元年（1662）十一月，又以擒斩桂王功，晋爵亲王，兼辖贵州。其子吴应熊也选尚公主，号称“和硕额驸”，加少保兼太子太保。就这样，吴三桂以千百万抗清义军的头颅博得了清政府的信任，并使自己攀上了一生中权势的顶峰。
　　② 陈洪范：《北使纪略》，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一本第2963 页。① 《清史稿·吴三桂传》。
　　② 《清世祖实录》卷21。
　　① 刘健：《庭闻录》卷4，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三集第二十四本第3886 页。第四节叛清称帝五月而亡然而，就在吴三桂开藩设府，坐镇云南，权力和声势都达到顶点的时候，他与清朝中央政府的矛盾却开始激化起来。就清朝政府而言，使用吴三桂攻打南明政权，是为了建立其对全国的统治。为此目的，历时十数年，始将各地南明政权逐一消灭。在全国平定之后，清政府亟需在政治上实现对新占领地区的统治，在军事上裁减军队以减轻财政上的压力。因此，早在占领云贵之初，便向这些地区派出了行政官吏，而后不久，又计划撤回和裁减满洲及绿营军队。清朝的这些措施，无疑是和当时整个社会都需要休养生息的要求相符合的。但是，由于十几年来吴三桂政治、军事势力的迅速增长，清朝的这些措施却触犯到吴三桂本人的利益。就吴三桂方面说来，在南明政权尚未消灭之前，他与清政府命运相连，必须拼死作战。但在云贵底定之后，他便作起了“世镇云南”的美梦，并处心积虑地要把云南变为自己的割据领地。在政治上，为了巩固自己的地位，对于辖下的各级官吏，他“选用自擅”，“各省员缺，时亦承制除授，谓之西选”①。与此同时，他还以重金收买在京朝官及各省将吏，为自己效劳。在经济上，吴三桂除利用政治特权籍没“故明沐天波庄田七百顷为藩庄”之外②，还大肆兼并土地，“勋庄棋布”③，对人民进行残酷的剥削和压迫。与此同时，他还“垄盐井、金铜矿山之利”④，官卖各种土特产品，放高利贷，并凭借其庞大的财富，豢养宾客，收买士人。在军事上，他招纳李自成、张献忠余部，编为忠勇五营、义勇五营，加紧训练。此外，吴三桂还纵容部下将吏为非作歹，鱼肉百姓，“杀人越货，毫无畏忌，讼牒、命盗两案，甲兵居其大半”⑤。事实证明，吴三桂已经成为分裂割据势力的总代表。
　　对于吴三桂的这些活动，清朝洞若观火。因而在云贵平定之初，便着手裁抑吴三桂的权势。康熙二年（1663）即以云贵军事行动已经停止为理由，收缴了他的平西大将军印信，接着，又“截其用人题补之权，迁除悉归部选”⑥。六年，又乘其疏辞总管云贵两省事务之机，下令两省督抚听命于中央。同时，还剥夺了他的司法特权，“平西藩下逃人，俱归有司审理，章京不得干预”⑦。吴三桂则以“构衅苗蛮，借事用兵”⑧，扩军索饷相报复。吴三桂和清朝中央政府之间的矛盾更加尖锐了。
　　康熙十二年春，镇守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疏请归老辽东，康熙皇帝遂乘势作出了令其移藩的决定。而后，又对镇守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的撤藩要求也依例照准。在形势的逼迫下，吴三桂也假惺惺地上疏朝廷，请求撤藩，实则希冀朝廷慰留他。对于吴三桂的真实意图，康熙皇帝非常清楚。他认为，① 《清史稿·吴三桂传》。
　　② 《清史稿·吴三桂传》。
　　③ 刘健：《庭闻录》卷4。
　　④ 《清史稿·吴三桂传》。
　　⑤ 刘健：《庭闻录》卷4。
　　⑥ 刘健：《庭闻录》卷4。
　　⑦ 刘健：《庭闻录》卷4。
　　⑧ 《清史稿·吴三桂传》。
　　吴三桂和朝廷对立已久，“撤亦反，不撤亦反。不若及今先发，犹可制也”①。于是力排众议，毅然决定允其撤藩，还派专使至滇，雷厉风行地经理撤藩事宜。
　　清朝同撤三藩的决定粉碎了吴三桂“世镇云南”的美梦。吴三桂气急败坏，暗中指令死党向撤藩使者请愿，要求停止撤藩，继而又拖延时日，与心腹将领密谋发动叛乱。他还指使其党羽以“九天紫府刘真人”的名义吹捧自己是“中国真主”②，为反叛大造舆论。在经过一阵短暂的准备后，同年十一月底，吴三桂铤而走险，杀巡抚朱国治，自号“周王天下都招讨兵马大元帅”，令部下“蓄发，易衣冠”③，称兵反叛于云南。为了给自己的反叛活动披上名正言顺的外衣，吴三桂在“矢忠新朝”三十年后，又扯起了“复明”的旗号。反叛之前，他装模作样地率领部下祭扫桂王陵墓，“恸哭，伏地不能起”④，对部下大加煽动。反叛之后，又发布檄文，指责清朝“窃我先朝神器，变我中国冠裳”⑤，并声称要“共举大明之文物，悉还中夏之乾坤”⑥。一场大规模的叛乱活动就这样开始了。
　　由于吴三桂专制滇中十四年，这场叛乱又是蓄谋已久，因此，在反叛之初，吴军乘锐连下贵州、湖南，福建靖南、广东平南二藩和吴三桂在各地的党羽如四川之郑蛟麟、谭弘、吴之茂，广西之罗森、孙延龄，陕西之王辅臣，河北之蔡禄等也先后揭起叛旗，纷纷响应。一时之间，形势对吴三桂显得非常有利。在他看来，自己军队的战斗力远胜八旗，而揭起反满的旗帜，可以争取广大汉族士民的支持，就指挥才能而言，年轻的康熙皇帝又决非自己的对手。他以为自己又可以稳操胜券了。但是，实际情况恰与吴三桂的愿望相反。一是吴三桂兵力虽然强盛，但却不具战略眼光。在其起兵之后，既没有“疾行渡江，全师北向”，设法以军事上的胜利去推动政治上的成功；也没有“下金陵，扼长江，绝南北通道”或“出巴蜀，据汉中，塞淆函自固”，以建立巩固的后方①，而是分兵湖南、江西、湖北，逐地争夺一些战略价值不高的城镇。这就贻误了战机，给了清朝政府以从容布置反击的时间。其次，由于此时清兵入关已经三十年，民族矛盾早已下降为次要矛盾。吴三桂以反满相号召不过是刻舟求剑，脱离实际。而且，吴三桂降清以来的自我表演也太充分了。在民族矛盾最尖锐、民族斗争最激烈的时刻，他信誓旦旦地表示要“矢忠新朝”，对各地抗清义军极尽镇压之能事，曾几何时，他却又要“共举大明之文物”了。吴三桂的自我表演使人们看穿了他是一个见利忘义、口是心非、反覆无常的野心家，一些有气节的汉族知识分子对之更是嗤之以鼻，耻与为伍。因而吴三桂发出的“反清复明”的号召，在广大汉族士民中并未产生什么重要影响。
　　再有，与吴三桂的估计相反，康熙皇帝虽然年轻，但却有着杰出的政治才干。早在撤藩之初，便已对撤藩可能导致的后果有所准备，因此在他得知① 《清史稿·吴三桂传》。
　　② 《明清史料》丁编第十本第991 页。
　　③ 《清史稿·吴三桂传》。
　　④ 《吴耿尚孔四王合传》，载《明清史料汇编》第二集第十六本。
　　⑤ 《吴三桂檄》，转引稻叶君山：《清朝全史》第三十章第60 页。
　　⑥ 转录戴逸：《简明清史》第五章第260 页，人民出版社1980 年版。
　　① 《清史稿·吴三桂传》。
　　吴三桂反叛的消息后，镇定自若，措置得当。他首先停撤平南、靖南二藩，以在政治上孤立吴三桂，而后，又在京师处死吴三桂之子吴应熊及其同党，以打击吴三桂气焰，巩固后方。与此同时，为对吴三桂部下进行分化瓦解，康熙皇帝还宣布，在各省任职的吴三桂部下的亲属概不株连，各安职业。在军事上，康熙皇帝也作了周密的部署。他任命顺承郡王勒尔锦为宁南靖寇大将军，率师征讨吴三桂，还分别派出得力将领硕岱、赫业、马哈达、科尔坤等分赴荆州、兖州、太原、四川等军事重地。虽然在叛乱发动之初，清兵有所失利，但是，由于在政治上是讨逆平叛，经济上是以全国制一隅，时间不长，便扭转了军事上的失利局面，使得正面进攻的吴军，不能越长江一步，双方在战场上暂时出现了相持的局面。
　　康熙十五年是双方军事形势发生重要转折的一年。由于兵兴三年，吴三桂深感兵力、财力严重不足，而吴在各地的党羽也纷纷离心离德，各有图谋。与此相反，清朝政府却以全国的兵源、财源作后盾，数路出兵，进行反攻，并迫使各地之吴军处于守势。在湖广战线上，清军将领安亲王岳乐师出湖南，连克萍乡、醴陵、浏阳等重要城镇，矛头所向，直指省府长沙。在西北战场上，自是年初图海任统帅以来，所向皆捷。六月，穷蹙无路的王辅臣被迫投降。在东部战场上，康亲王杰书也率师自浙入闽，连克重镇。十月，耿精忠被迫投降，清师进入福州。受此影响，盘踞广西的孙延龄和盘踞广东的尚之信也表示要叛吴降清。十二月，孙延龄因事泄被杀，尚之信则遣使诣江西简亲王喇布军前投降。此后，在清军发起的不断进攻下，湖南、江西的吴军处境愈益恶化，吴军本部也开始出现了叛吴降清的现象。为了摆脱被动局面，康熙十七年（1678）三月，吴三桂撕下了“复明”的面纱，演出了一出称帝的丑剧，以衡州为“定天府”，建国号周，改元“昭武”，册妻张氏为后，孙吴世璠为太孙，置官封拜，颁制新历，举行云贵乡试。但是这些活动并没有给这个野心家带来什么好运，前线告急文书仍如雪片一样飞来。吴三桂气急败坏，称帝不久，便病倒在床，是年八月死于衡州，从而结束了这个身经两朝、历事三主的野心家的一生，时年六十七岁。
　　吴三桂死后，部下郭壮图、方光琛等拥立其孙吴世璠即位于贵阳，改元洪化。控制地盘越来越小，内部也更加分崩离析。乘此时机，清朝政府加强了政治策反和军事进攻。康熙十八年（1679），克复湖南、广西，十九年，又下四川、贵州并进兵云南，二十年春，师围云南省城昆明，并分兵克复附近州县。十月，昆明城内粮尽援绝，吴世璠自杀，余部投降。由吴三桂掀起的持续八年之久的一场大规模的内战至此全部平定。
　　第十二章图海图海，字麟洲，姓马佳氏，满洲正黄旗人。父穆哈达，世居绥芬。他自幼天资聪慧，机智过人，文武双全，历事顺治康熙两朝，深得君宠，被委以重任，往往在关键时刻建立奇功而多所贡献，是清初有名的满洲大学士和杰出的常胜将帅。
　　第一节大起大落图海以笔帖式出身，后以功加员外郎衔。顺治二年（1645）改内国史院侍读。八年二月被擢升为内秘书院学士。关于他这次提升，昭梿的《啸亭杂录》有具体描述：顺治帝临幸南苑，他背负御用之印鉴随从前往。皇帝很赏识其举止言行，“欲重用之”，恐人不服，因故意对众臣说：“某中书举趾异常，当置于法。”大家以其无罪，请求皇帝赦免。顺治帝又说：“否则立置卿相，方可满其愿也。”于是提升此职①。这段有关少年天子戏剧性故事的记载是否真实，姑且不论，但它说明了顺治帝对图海的器重确非一般。从此他步步高升，九年（1652）遇恩诏授骑都尉世职。十年四月迁升为内翰林弘文院大学士并充议政大臣。此时内三院共十四位大学士，他名列第九。十二年二月，顺治帝以“左右朕躬，恪勤职业”①，特加太子太保。五月，顺治帝谕吏部：“刑部职掌关系重大，以固山额真兼理恐有贻误”，于是特命图海以本衔摄刑部尚书事②。这时他的名字已升列十四位大学士中的第五位。次年考满加少保，荫一子入监读书。十五年十二月，他奉命同大学士巴哈纳、金之俊、卫周祚、李霨等校订《大清律》。
　　封建时代，伴君如伴虎。不论地位多高的臣子，在伴君的过程中，往往会由于莫名其妙的原因遭到惩处。受顺治帝青睐的图海的遭遇也是如此。顺治十四年十月、十一月先后发生了震动全国的顺天闱（北闱）和江南闱（南闱）科场作弊事件。本来科场作弊常常有，并不稀奇，而当北闱科场案发生后，顺治帝大怒，下令将考试官及举人共七人立斩，家产籍没，父母兄弟妻子俱流徙尚阳堡。对其余作弊者令法司详加审拟。图海主持的刑部遵旨审案，其主要作弊者王树德等供认不讳。于是据情分别惩处，其中立斩、立绞者共二十四名。上奏后，顺治帝以“多犯一时处死，于心不忍。俱从宽免死，各责四十板，流徙尚阳堡”③结案。继之又发生了南闱科场案，被揭发的主要作弊者，主考官方犹，他所取中举人方章钺系少詹事方拱乾第五子，与方犹“联宗有素，乘机滋弊”。于是顺治帝下令将方犹等主考官、同考官“俱著革职”，令刑部差员将方章钺“速拿来京，严行详审”，责令方拱乾“明白回奏”④。臣子当然是最能领会皇帝意图的。因此，主要案犯方章钺之父方拱乾的回奏是：“臣籍江南，与主考方犹从未同宗，故臣子章钺不在回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① 《清世祖实录》卷89。
　　② 《清世祖实录》卷91。
　　③ 《清世祖实录》卷116。
　　④ 《清世祖实录》卷113。
　　避之例。有丁亥、己酉、甲午三科齿科可据”①。言之凿凿。这就使这个案子的最主要依据成了问题。因而刑部很费一番思考的定案工作直到十五年十一月方结束，上奏请旨。其问拟内容是：正副主考官拟斩或拟绞，同考官拟责遣尚阳堡，方章钺等俱革去举人。这是根据案情做出的与北闱有区别的判决。对此，顺治帝却又是一反常态，他说“若不重加惩治，何以警戒将来！”于是大开杀戒：正副主考官立即正法，十七名同考官立即处绞，他们的妻子家产均籍没入官。而方章钺等八名中式举人俱责四十板，家产籍没入官，父母兄弟妻子并流徙宁古塔。显然这又是比北闱重得多的严厉判决。顺治帝又以刑部承问此案“徇庇迟至经年”，“问拟甚轻”②，下吏部议罪。吏部议：图海等“谳狱疏忽，分别革职，革前程并所加之级”。顺治帝下令：图海“从宽免革职，著革去少保太子太保并所加之级”③。
　　顺治十六年三月，顺治帝谕令将“奉职有年，勤劳素著”④的二十六名大学士、尚书分别晋爵，其中包括大学士八人，却没有图海。大概是因为南闱科场案的影响，使他第一次错过了一次普遍晋升的机会。但问题并未止于此，一个月后即闰三月，灾难又降临图海头上。
　　原来，二等侍卫阿拉那与公额尔克戴青家奴陈保发生斗殴。事后，陈保控告阿拉那抽刀相击。刑部审理取证后交兵部处理。兵部议革阿拉那职，又交刑部议罪。于是刑部拟判处阿拉那鞭一百，折赎，并上奏而获准执行。这个按正常程序已了结的案件，成了图海招祸的根源。十八天后，顺治帝突然劈头盖脑地向图海算起总帐来，作了一次出人意外的讲话。他谕吏部：图海向经简用内阁，期其恪恭赞理，克副委任，乃不肯虚公存心，凡事每多专擅。无论朕所见未见之处，恣肆多端。即在朕前议论，往往谬妄执拗，务求己胜。朕知其行事如此，不可久留密勿之地，故调用刑部。彼犹不悟，以为才能堪任，侈然自满。受事有年，不思感恩报称，过误愈多。屡加诫谕，迄无悛悔。朕复不忍遽弃，屡以小事惩处，使之警省，犹然置若罔闻。如阿拉那一案，问理不公，是非颠倒，情弊显然。朕面加诘问，仍巧言支饰，不以实对，负恩溺职，殊为可恶。已经革职付部，著议政王贝勒大臣九卿科道会同从重议罪具奏。①这篇罗织罪名的讲话，反映了图海平时得理不让人，早已使好强争胜的顺治帝老大不悦，憋了一肚子气。而刑部处罚二等侍卫阿拉那更冒犯了他的尊严，顺治帝再也不能容忍了。把本来兵刑二部共审最后由他批准定案的责任，完全算在图海一个人身上，并尽情泄愤，必欲置之死地。两天后，议政王大臣遵旨会议结果是：“图海负恩溺职，应论绞”。顺治帝做了一个高姿态，下令：“图海情罪重大，本当依议正法，但念其任用有年，姑免死，革职，家产籍没。”②就这样，在十五位大学士中已名列第三的图海，陡然间丢官抄家，一落千丈了。
　　① 《清世祖实录》卷113。
　　② 《清世祖实录》卷121。
　　③ 《清世祖实录》卷122。
　　④ 《清世祖实录》卷124。
　　① 《清世祖买录》卷125。
　　② 《清世祖买录》卷125。
　　第二节重新起用平定察哈尔顺治十八年（1661）正月，顺治帝福临病逝。十月，在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二年有余的图海，被再次起用，补授正黄旗满洲都统。任命时得旨称，顺治帝留有遗言：“图海情罪原屈，欲改未及，遇有满洲都统缺补用。”①图海从此转入军旅，开始了他的军事生涯。
　　清兵入关二十年来，南明政权、大西、大顺农民军以及各地各阶层的抗清斗争势力，几乎全部被镇压下去。这时只有大顺农民军余部在郝摇旗、刘体纯、李来亨等率领下，据湖广、四川、陕西三省交界地的陨阳荆襄一带坚持抗清。清朝为统一全国，安定统治，决定消灭这块抗清据点。康熙元年（1662）九月，下令三省各抽调三万绿旗官兵，加上西安驻防八旗，实行会剿。面对十余万众的大敌，郝摇旗等组织农民军联合反击。次年七月下旬于彝陵（今湖北宜昌）附近重创湖广提督董学礼部。接着，又合师以七万之众进攻驻扎在四川巫山县境的湖广、四川总督李国英部，清军战事不利。八月，清廷决定再加强力量，任命图海为定西将军做为靖西将军都统穆里玛的副手，率领禁旅从京师出发，取道荆州前往征剿。图海至前线后与李国英、提督郑蛟麟、总兵俞奋起、于大海等实行连营围困。农民军乘清兵立足未稳之际，以三千余众袭击俞奋起营地，图海得报即亲自率兵迎战，击败之。终因众寡之势悬殊，农民军各部被围困在湖广兴山县一带，相继失败。十二月底，清军攻破农民军陈家坡大营，刘体纯自缢而死。三天后农民军另一据点黄草坪亦被攻下，郝摇旗等被俘牺牲。只有李来亨独据茅麓山凭险抵抗，清军虽有二十万众却接近不得。最后由于图海等实行长期围困，绝其粮道和声援，农民军处境愈加险恶。至康熙三年（1664）终于力不能支，李来亨下令烧毁山寨，阖门自焚而死。十月，图海与穆里玛等下令将俘获的六千余名农民军尽数屠杀，然后携带被俘的三千余人口及八千余名降兵班师。
　　康熙六年，图海晋升为弘文院大学士，加世职为一等轻车都尉。九月，充任纂修《世祖章皇帝实录》总裁官。七年十二月比利时人南怀仁劾钦天监监副吴明烜推算历法差错，图海奉命同诸大臣同往测验。八年七月，以亢旱故，他奉命同诸大臣会同刑部将监内拟定重犯确审酌量减刑，均圆满完成使命。不久，图海以兼都统奏请解除政务，被慰留不允。九年（1670）改为中和殿大学士兼礼部尚书。此时他在大学士中又位列第三。十年晋居第二。十一年六月，再次奉命清理刑狱。七月，加太子太傅。声名复振，权势显赫。图海以文武之才，干练任职，卓有成效，而得到青年天子康熙帝的信任。但他也并非事事精明，考虑周全。在三藩撤留的重大问题上他曾提出了错误的主张。三藩即为清朝统一全国立了汗马功劳的三个藩王：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他们在战争中扩展势力，各拥重兵，跋扈一方并互通声息，形成尾大不掉之势，严重威胁着清朝的统治。对此，精明有为的康熙帝早已不能容忍，坚决主张撤藩。面对吴三桂等人的嚣张气焰，廷臣感到问题棘手，多数人认为撤藩令下，吴三桂等必借口反叛，局势将难以收拾，所以撤藩不利，图海极力主张“断不可迁移”①。只有户部尚书米思翰、兵部尚书明珠与刑部尚书莫洛等少数人力主撤迁。两种意见相持不下。最后，① 《清圣祖实录》卷5。
　　① 《清史稿》卷269《明珠传》。
　　康熙帝当机立断，否定图海等人意见，支持少数人主张。
　　在如何对待三藩问题上，身居显位的图海确实没有提出正确的意见，但康熙帝并不怪罪他。三藩之乱爆发不久，图海便“以病请解阁务”，康熙帝不允其请，加以“慰留”②。当时平叛战争中运送兵饷是个必须周全安排的大问题，康熙帝以“筹饷需才”③，特命图海兼管户部事务，督理清兵饷运。图海不负使命，他洞察饷运存在的问题后，于康熙十四年三月上疏：“近来供应大兵，恐有派累民间，虽屡奉上谕禁止，有司未能实心奉行，应敕督抚严禁。一应军需不得私派，夫役不得先期拘禁，征收钱粮正项外，不得丝毫科敛。民间词讼除重情速审速结外，其余户婚细事，不得乱准，牵累无辜。并禁衙蠹作奸指公需索，土豪恶棍鱼肉善良。庶几安居乐业，民不知兵。”这是一项针对实际情况解决问题，安定社会的好建议。康熙帝阅后立即下旨：“是。命速行通饬。”
　　这月，布尔尼突于东蒙辽西一带发动叛乱。布尔尼本是内蒙古察哈尔部首领，被清廷赐封为亲王。其祖父即清入关前一直同后金对立的林丹汗。林丹汗死后察哈尔部“悉众内附”，归服后金。皇太极实行笼络，特封林丹汗之子额哲为蒙古亲王，并将次女玛喀塔公主嫁给他。额哲于崇德六年（1641）病死，其弟阿布奈主管部内事务。顺治二年，阿布奈妻其嫂马喀塔。不久，马喀塔生布尔尼。顺治五年（1648）阿布奈袭封亲王。由于他“无藩臣礼”①，于康熙八年被派夺王爵，羁禁盛京。清廷为安定察哈尔部又以阿布奈之子布尔尼为亲王，并以安亲王岳乐之女嫁与为妻。布尔尼并未因此软化，时刻伺机反清，企图恢复昔日其祖父林丹汗时的统治，当三藩叛乱一起，他得悉京师禁旅与各路大军多已开赴前线，北京空虚，便起兵反清。
　　当时，三藩叛乱的战火甚为炽烈，云贵、两广、四川、湖南、福建以及陕西相继失守，北京及各地可以征调之兵已经很少，形势危急。布尔尼起兵消息传至北京后，人心惶惧。年轻的康熙帝在祖母孝庄文皇后的提醒下，决定使用“才略出众”的都统、大学士图海，令其统兵前往镇压。三月二十九日，命多罗信郡王鄂札为抚远大将军、图海为副将军率兵出征。实际上是图海发挥了主要作用。面对京城“宿卫尽空”的困难情况，图海“奏请选八旗家奴之健勇者”，获得允许，而立“得数万人”②，迅速组成了一支大军，准备携带红衣大炮，取道山海关迎战布尔尼。康熙帝在其出征前一天召见鄂札、图海等人面谕，指示其“须严禁将士，申明纪律，凡经过地方，毋得骚扰百姓”③。面对强大的蒙古骑兵，独具胆识的图海施展了他惊人的将兵才能。在康熙帝召见当天，他下令全体将士于第二日整装饱食齐集德胜门外。第二天即四月初六日黎明，图海全副武装至教场，检阅完毕，便下令立即急行军奔赴前线，昼夜兼程，不许歇宿。同时下令所过州县村堡任众军“略掠之”，因而“所获金帛无算”。四月二十一日，大军到达岐尔哈泰，在即将与布尔尼军交战之际，图海又进行战前鼓动：“前此所掠皆士庶家，不足为宝。今察哈尔承元之后，数百年之基业，珠玉宝货不可胜计，汝等如能获取之，可② 《清圣祖实录》卷44。
　　③ 《清圣祖实录》卷53。
　　① 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② 《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③ 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富贵终身也。”于是，“众踊跃从事”，“无不一当百”①。与敌军的遭遇战在达禄地方展开。布尔尼设伏山谷间，而以三千兵前来迎战，被勇猛的清军击溃。鄂札、图海等侦知敌有埋伏，便分布满洲、蒙古官兵进战、搜山，敌伏果发，土默特蒙古兵误入埋伏受挫，图海等立即分兵救援。布尔尼又发四百骑继至，图海亲自率兵力战，尽歼之。布尔尼被迫领军倾营出动，摆列火器尽全力与清军决战。图海下令严阵以待，迎头痛击。清军奋勇争前，布尔尼军队抵敌不住，大败。这时，布尔尼部下都统晋律率所属当阵反戈。布尔尼于慌乱中收拾溃卒竭力反扑，与清军接战两次。清军愈战愈勇，乘胜追杀，连战连胜。图海等于阵中招抚人户一千三百余口，“获马匹器械无算”②。布尔尼终于溃不成军，仅以三十骑逃遁，逃至札鲁特境，路遇奉清廷之命率兵前来会剿的蒙古科尔沁部额驸沙律，被杀。布尔尼之弟罗不藏及都统达里同时被杀。战事胜利结束，图海又“分散财帛，奖励士卒”③。
　　五月十四日，康熙帝令大将军鄂札率兵先还，副将军图海暂留察哈尔处理善后诸事。不久，康熙帝又谕大学士索额图：“大将军信郡王鄂札还师有期矣。副将军图海统兵讨逆，厥功茂著，凯旋之日，宜与大将军同至。可遣人驰谕，令以兵付同事大臣，轻骑先行。”①闰五月十二日，出师两个月后的大军凯旋北京。布尔尼叛乱的迅速平定，解除了清朝在三藩之乱时的后顾之忧，康熙帝甚为高兴，亲率诸王贝勒大臣于南苑大红门行隆重的郊劳礼。命出征全体将领进前行抱见礼，并谕凯旋大臣、章京及冒刃效力军士俱进前坐赐茶。特“命副将军图海至御幄侍坐，问以战阵之事”②，给予极高宠遇。当回宫陛见时，康熙帝责问图海放纵士卒掳掠，并“以有司劾章示之”。图海说，“臣实无状，然以舆台（地位低微者）之贱，御方强之敌，若不以财帛诱之以壮其胆，何以得其死力？然上不即诛（责令制止），待臣奏绩而后责之，实上之明也。”康熙帝会心地笑着说：“朕亦知卿必有所为也。”③图海因以功叙晋一等阿思哈尼哈番（男爵）。
　　① 《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② 勒德洪：《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上。
　　③ 《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① 《平定察哈尔方略》卷下。
　　② 《清圣祖实录》卷55。
　　③ 《啸亭杂录》卷2，《图文襄公用兵》。
　　第三节降服三藩叛将王辅臣三藩之乱的战火愈加蔓延。康熙十三年（1674）十二月，陕西提督王辅臣于平凉杀经略莫洛，响应吴三桂起兵叛乱，并迅速占据汉中、兴安之地，阻绝川陕栈道。清廷以贝勒董额为大将军率兵征讨，久攻不下，战事吃紧。吴三桂见事机可乘，于十四年十月，遣部将原清四川总督吴之茂以及王屏藩等率兵出四川，进犯秦陇，欲与平凉王辅臣合军，经川陕直捣北京。形势愈加险峻。康熙帝说：“大将军贝勒董额屯兵平凉日久，贼寇尚未剿灭，城池尚未恢复。夫秦省不能即定，川贼尚在窥伺者，皆由王辅臣未剿灭、平凉未克取故也。”①尽快剿平王辅臣之乱是平定三藩之乱的当务之急。十五年二月，图海受命为抚远大将军，率每佐领护军二名，疾赴陕西，总辖全省满汉大兵，贝勒董额以下皆听节制，以剿灭王辅臣。
　　供图海所率之兵不多。当时战线甚长，各处需兵，兵源极度紧张。于是，康熙帝下令增派每佐领骁骑校一名，交与图海率往河南留驻，另派河南兵赴平凉。又令图海选河南抚镇标下鸟枪手二百人，加上西安出征阵亡人等之仆从，令其披甲，一同率赴平凉。康熙帝特赐图海御用衣帽及团龙补服、黄带等物，又赐御用名马二匹、散马二百匹。图海临行前，康熙帝御太和殿，卤薄全设，举行隆重仪式，将敕印赐与图海。接着，命礼部、兵部侍郎送至郊外。图海肩负重任率师起行，开始了新的征程。
　　图海刚一踏上征途，各地告急警报又接连飞递朝廷。西北方面，贝勒董额疏报：王辅臣声言“将断关山道。臣拟遣兵往守，但见在之兵甚少，难以分发”，“势甚可虞”②。陕西提督王进宝等疏言：“贼薄秦州，屯踞北山，阻断临巩之路。秦州之兵无从觅饷，且兵力单弱，战守皆难。”③康熙帝令其全力堵剿、加意警备，并令其将一切军机除及时奏报朝廷外并及时具报图海知道。南方湖广岳州前线兵力不足，请求速发援兵。但此时京师往外派兵之数目极其有限。康熙帝下令说：“图海尚在怀庆，应以戍守河南兵每佐领骁骑校一名，选才能者署为夸兰大率赴岳州。”另外，再发京师每佐领骁骑一名与盛京兵一千五百名合为一营，留五百名防戍河南，“其盛京兵千名速添发大将军图海军前”①。紧接着江南、江西方面战事吃紧，急请增兵。康熙帝只好重新布署兵力，他认为：“广东变乱，江南、江西殊属可虞，若闽粤诸贼会犯京口等处，则江南兵单，难以防御。且江西告急，自江南往援甚便，官兵不可不增。其调大将军图海所领盛京兵一千名及驻防兖州每佐领骁骑一名，遣赴江南，发京城每佐领兵一名驻兖州。”②这样，临时增加给图海的兵员，多数又被截留调往其他战场。
　　图海临危受命，率领不太多的将士昼夜兼程，于五月十七日到达平凉前线。刚一驻足，他便“明赏罚，申约束”，因而“军威大振”。这时，诸将请求乘势攻取平凉城。图海说：“仁义之师先招怀而后攻伐。吾奉天威讨兹凶竖，无虑不克，顾念城中数十万生灵，无非朝廷赤子，遭贼劫掠至此，覆① 《清圣祖实录》卷59。
　　② 《清圣祖实录》卷59。
　　③ 《清圣祖实录》卷59。
　　① 《清圣祖实录》卷60。
　　② 《清圣祖实录》卷60。
　　巢之下杀戮必多。俟其向化归诚，以体圣主好生之德，不更美乎？”这种招抚政策一实行，致使平凉“城中军民闻者莫不感泣，咸思自拔以出”。在政治心理上发动的攻势首先取得了胜利。为了打击敌手的气焰，有利于招抚，图海还是以武力教训了王辅臣。图海首先选取了叛军以精兵踞守的虎山墩，作为攻击目标。虎山墩是平凉城北的制高点，是通西北饷道的战略要地。图海说：“此平凉之咽喉也，得此则饷道绝，城不攻而下矣。”五月十八日，即图海到达平凉地区的第二天，便指挥官兵对虎山墩发动仰攻。王辅臣以万余兵众对抗，并发射火器拼死拒战。图海指挥清军，分路出击，轮番进攻，愈战愈勇。自上午攻至下午，终于杀败敌众，阵斩伪总兵二人，叛军被杀及坠崖死者无数，遂攻下虎山墩。从而占据险要，“视城中如在掌握。因发大炮击其城中营，城中汹惧”①。出师首战告捷，清军占据优势。
　　这时，图海下令停止轰击，按既定计划，派遣幕僚扎授参议道周昌入平凉城招王辅臣。周昌，字培公，荆门（今属湖北）诸生，好奇计，有志略。因协助振武将军吴丹有功，以七品官录用。原来王辅臣部下总兵官黄九畴、布政使龚荣遇都是周昌乡人，他们曾多次劝王辅臣反正，并将此事以蜡丸密报周昌。当图海率征讨大军路过潼关时，周昌进见，特陈述谋略，表示愿为招降王辅臣出力，请求使用。从受命起就一直思索着用招抚来结束平凉战事的图海，得此人才喜出望外，遂留为幕府，以备使用。当清军攻下虎山墩后，即令周昌入城向王辅臣陈说利害，劝其投降。果然见效，王辅臣决定投降，并立即派其副将谢天恩随周昌回营请求赦罪。图海遂将招抚情由疏报朝廷请旨。六月一日，康熙帝颁赦诏。图海接旨后，于六日再派周昌进平凉城宣读赦诏。七日，王辅臣遣其布政使龚荣遇等率士民入清军大营献军民册，又遣其子王继桢及伪总兵蔡元等上缴所受吴三桂伪敕书两件、伪平远大将军印、陕西东路总管大将军印各一颗及诸伪札。图海以王辅臣未亲自出城投降尚怀疑惧之心，于是在十三日再派周昌，同时令自己亲侄前锋侍卫保定随同前往，温言开导。王辅臣因于十五日剃发率众出降。图海令副都统吴丹入城抚谕，做好善后工作，并严明军纪，兵士入城秋毫无犯。鉴于平凉被围日久，已经绝粮，且军民死亡过半，图海特命地方官赈济穷乏，掩埋死骨，其老弱无家可归者遣将士分送安插，因而“远近帖然”①。捷报传至京师，康熙帝诏谕：“大将军图海恭承简命，秉钺临边，即宣布恩威，剿抚并用，平凉一带旬日绥平，具见筹画周详，布置神速，克副委用，立奏肤功。朕心深为嘉悦，著从优议叙。”②平凉的收复，使清朝西北战场出现转机。叛军大为震动，已深入陕西的吴之茂军自秦州逃遁。图海于当月下旬，遣振武将军佛尼勒、提督张勇、王进宝等统满汉官兵追剿，接连于牡丹园及西和县北山大败其众。将军穆占也于同时进兵乐门，击败王屏藩部于红崖，收复礼县。叛军一败涂地，顷刻瓦解，伪固原巡抚陈彭、庆阳总兵周扬名、王好问，关山副将孔印雄，以及随叛军北上的云南土司总兵陆道清等，各率所属官兵相继来降，计将官九百余员、兵丁四万八千二百余名。在此同时，图海又进行了一些善后处理。他奏请，将平凉投诚中愿回原籍的苗族官兵加级赏赉妥善发回原籍。康熙帝当即① 《清史稿》卷251，《图海传》。
　　① 《清史稿》卷251，《图海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61。
　　批准。图海了解到起兵叛乱的原广西提督马雄之母及族人俱在固原，为招抚计，特奏请获准令马雄之子马承先、马承霄持书前往广西招降。
　　图海剿抚得法，卓有成效，使康熙帝极为欣喜。八月，康熙帝特谕吏兵二部：图海“器识老成，才猷练达，赞襄机务，宣力累朝，以文武之长才兼忠爱之至性，劳绩茂著，倚毗良殷。前察哈尔布尔尼背恩反叛，命图海为副将军帅兵征剿，运筹决胜，疆圉敉宁。近以平凉阻兵日久，屡命剿抚，罔有成效，特简图海为大将军统率大军节制各路，果尔谋略渊深，调度得宜，军锋所至，一战克捷。更能体朕好生之心，宣布恩威，开诚招抚，遂使平凉、庆阳、固原等处文武官员兵民倾心向化，悔罪归诚。生灵免于涂炭，边境赖以保安，数日之间关陇悉定。皆由筹画周详，布置神速，剿抚并用，克建肤功。图海以心膂大臣，膺秉钺重寄，实心为国，克副倚任，朕心深为嘉悦。”于是下令除以军功议叙外，“从优加恩”，封三等公，世袭罔替，“以示朕眷注忠勤，酬答勋庸至意”①。康熙帝对图海宠信倚重之情溢于言表。
　　① 《清圣祖实录》卷62。
　　第四节定陕甘，征四川，功勋卓著平凉之征的胜利，使康熙帝对图海的信任达到了新的高度。当陕西战事节节获胜时，图海曾建议朝廷暂停进取汉中之役，可分兵防守诸要隘，另外单派一军进剿湖广。康熙帝采纳了这一奏议，谕令图海多选精兵赴湖广剿贼。图海得旨后却上疏说：“平凉、庆阳虽经底定，而投诚官兵心尚未宁帖，汉中、兴安尚未恢复，若带精兵赴楚，恐不逞之徒心怀叵测。”②康熙帝便同意此请，收回成命，令图海停赴湖广，仍镇陕西，而改任穆占为征南将军率兵前往。康熙十五年（1676）十月，穆占上疏称：陕西各要隘已拨兵防守，所余满汉兵“请令大将军图海及臣率赴湖广”，或者“若欲进取汉中、兴安，应停发陕西满汉兵，令图海及臣率之，四路进取四川”。康熙帝不允其请，令“穆占仍遵前旨”③。十二月，图海上疏奏请进取汉中、兴安说：“平凉、庆阳虽已底定，汉中、兴安尚为贼据。臣等议于来春进讨。应先调绿旗官兵，檄提督孙思克量留兵守凉州，亲统官兵来秦州。将军侯张勇遣兵二千亦赴秦州。提督赵良栋量留兵守宁夏，亲统官军来凤翔。”康熙帝以“调兵征剿事关重大”，令图海与诸将“公同确议，遣章京驰驿奏闻”①。图海奉旨与张勇等计议征剿之事，但张勇等主张“宜视夏秋收获丰欠，再图进取”。图海虽然得不到众汉将的支持，却仍然坚持己见。他在康熙十六年正月上疏：“汉中、兴安山峻路险，延至彼时，适遇霪潦，贼守益坚。臣等仍欲调兵及时进取。”在两种意见相持不下的情况下，康熙帝没有支持任何一方，他指示：“大兵既克复汉中、兴安须设重兵，重兵一设则运饷维艰。若俟夏秋进取，又顿兵旷日虚糜粮糗，今将军穆占方剿吴逆，机不可失。大将军公图海暂停汉、兴之议，留满洲、蒙古兵一万同绿旗兵防守秦州诸隘，分兵五千遣大臣一人统赴荆州。”②不久，图海再向朝廷报捷：三月，成功地招抚了韩城等县北山地方伪总兵乔斌及其下官员一百余名。四月，遣兵进逼礼县驿门等处，多次击败叛军，收复塔什堡。
　　康熙帝曾谕兵部：广东平定之时宜添发大兵，集中全力平定湖南，剿灭吴三桂。现陕西有图海及将军、提督等剿贼防汛，兵源自无不足，且满洲大兵又复不少。宜分满兵每佐领三名，并酌选绿旗兵，遣赴湖广。令图海会同各将军、提督确议报告。九月，图海等上疏请求改每佐领三名为二名，并提出酌选三将军、二提督标下绿旗兵三千名，率赴荆州。康熙帝批准了这个请求，但令绿旗兵减一千。
　　这月，康熙帝以御制诗二首及衣服等物赐与图海。诗曰：其一：两朝密勿重元臣，秉钺登坛西定秦。
　　钟鼎功名悬日月，丹青事业画麒麟。
　　其二：威名万里作长城，壁垒旌旗壮远征。
　　绥靖边陲驰露布，凯旋立奏泰阶平。①② 《清圣祖实录》卷63。
　　③ 《清圣祖实录》卷63。
　　① 《清圣祖实录》卷64。
　　② 《清圣祖实录》卷65。
　　① 《康熙御制诗集》卷1，《赐抚远大将军图海二首》。
　　这两首诗对图海的功绩作了高度赞扬。在平定三藩之乱中建功立业的将领不乏其人，但得康熙帝赐御制诗的，连图海在内只有三人，足见他受到的宠遇之厚。
　　十二月，漠西蒙古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侵凌诸部，致使其他部民自河套来奔，避入甘肃一带。时甘凉南山一带有庐帐数千，肃州境内有庐帐万余。康熙帝特谕图海：或令提督等率兵往逐，“或选干练人员至番人头目处，开诚晓谕，令彼退回”，要“酌量指授而行，毋致生衅”②。图海谨慎处理，至第二年三月上报称，“流番”已陆续出口，妥善了结此事。
　　康熙十七年二月，图海再一次上疏请分兵两路进取汉中、兴安。康熙帝指示图海与张勇、王进宝等“协谋熟计，应机而行”③。随后又密令：“秦地所系重大，卿等亲率大兵前进，而王进宝、孙思克等倚任诸臣俱在戎行，脱行后更有他虞，殊难遏御。”因而再令暂停攻取汉中、兴安，“固守所在要害，广布恩威，从事招抚。俟后有可取之机再行奏闻”。④四月，康熙帝在拉笃祜由北京返回陕西汛地前，特传谕图海：“卿向在机密重任，澡德浴身，志节高洁，奉命西征，早清巨寇，宣布德意。兵过之地秋毫无犯，旧德老成，可谓社稷之臣。前者拉笃祜来知卿平安，朕心良足慰也。今因拉笃祜回汛，故示朕意。”①情深意挚，感人肺腑。康熙帝对图海愈加宠信。
　　这月，图海又奏报了新的战功：闰三月下旬振武将军佛尼勒、署都统吴丹等大败贼众于牛头山、香泉等处。四川总督周有德、副都统觉和托等大败贼众于秦岭等处，恢复潼关堡五寨。四月下旬，庆阳地方袁本秀受吴三桂伪札纠合徒众千余人盘踞山林作乱，图海调发庆阳、宜君、延安三营官兵并移咨王进宝派拨标兵协力合剿，斩袁本秀，余贼溃散，叛乱平定。
　　十二月，图海上奏欲轻骑赴京面奏事宜。康熙帝令其携带大将军印前来。次年二月，图海到达京师，受到了康熙帝所遣礼部侍郎额星格赍酒出德胜门的迎劳。十七天后，图海离京返任时，康熙帝又遣礼部侍郎杨正中赍茶酒送之于广宁门（广安门）外。图海这次专程进京面奏何事，史籍实录未直书。从后来康熙帝的传谕中可以了解到，图海一反常态，不是请求进兵而是请求缓兵，反对急于求成。他虽经认真考虑，为寻求稳妥，用意很好，但实际上康熙帝拒绝了他的建议。因为全国形势的发展已非昔比，叛军节节败退，清军占有主动权，宜趁胜攻取，而不能缓。
　　清兵由于在西北战场上的胜利和局势的日趋稳定，从而加强了它在南方的军事活动。康熙十七年三月，吴三桂在不断受挫之后，于衡阳称帝，并于当年秋天死去，他最后的一次垂死挣扎也未能扭转局面。清兵却抓住时机在湖南展开大规模反攻，从此叛军一蹶不振。到康熙十八年上半年，湖南、贵州、广西、四川相继收复，平定三藩之乱的战争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康熙帝已在筹思全线出击，以结束这场战争了，当然不会接受任何缓兵的建议。在胜利的鼓舞下，提督赵良栋上奏说：湖南已经平定，应立即恢复汉中、兴安，并表示“愿独当一路，竭忠自效”。康熙帝令图海集众确议。于是，图海奏② 《清圣祖实录》卷70。
　　③ 《清圣祖实录》卷71。
　　④ 《清圣祖实录》卷72。
　　① 《清圣祖实录》卷73。
　　称：“栈道益门镇各口逆贼率众来犯，据险为营，今令提督赵良栋进临武寨相机而行。俟臣等击破益门镇诸处贼垒，如有进取之机，酌量分道而进。”康熙帝不赞同这种坐等战机的打算，指出，湖南逆贼大败，困蹙遁走，“今逆贼震慑，正当剿抚并用之时”。他再次谕令图海等共议，“亟歼侵犯宝鸡之贼，恢复汉、兴，以平蜀地”①。这无疑是急速进取汉中的进军令。此时是康熙十八年六月。但图海并未理解好康熙帝的意图，一个月后，他回奏说：“益门镇逆贼既败，即遣兵追剿，而贼毁偏桥，无路可通。俟提督孙思克、赵良栋到日会议进兵。”康熙帝恼怒了，他再也不能容忍这种迁延时日的慢动作，下谕旨道：“逆贼既败，所在震动，自宜努力穷追，收复疆土。前称逆贼屯踞宝鸡，图海等欲调各路之兵进剿，及贼败之后又不乘机扑灭，反借称贼毁偏桥无路可通，竟尔退还！如此懦怯易退，何时乃得破贼？图海等速调提督孙思克、赵良栋等平定汉中、四川诸处，剿平逆贼勿失机会！”②图海接谕后，再也不敢迟疑，立即规划了四路进取汉中、兴安的军事行动方案，于八月二十八日上奏：他与将军佛尼勒等由兴安进，总兵官程福亮为后援，驻守旧县关诸处。将军毕力克图、提督孙思克等由略阳进，西宁总兵官朱衣客为后援，驻守西河诸路。将军王进宝、汉中总兵官费雅达等由栈道进，延绥总兵官高孟为后援，驻守宝鸡。宁夏提督赵良栋由徽州之巴都山进。诸将于九月初八日四路并发。康熙帝接奏后，在谕令中分析了全国各个战场上出现的反攻大好形势，指示：“宜乘贼处处败衂逃遁震动之时，分路扑灭。大将军公图海亟统大兵乘机剿灭汉中诸处贼寇，速定四川。如贼败走，即亟蹑其后，直捣穷追，勿使占据险要。”①康熙帝毫不动摇的进军令，抓住了战机，是适时的。但实际情况却复杂而困难得多。图海的待机之议和迟缓行动，反映了许多将领的意向，并非怯懦。当图海上奏四路出击的方案之后，九月份，凉州提督孙思克却奏称：“贼多步行，逾岭登山如履平地，小路曲径贼所稔知。我兵前进恐贼由纡径潜蹑我后，以绝饷道，为害滋甚。”又说图海分四路进攻之方案，“虽分贼势，终忧兵单”。因此他认为，“汉中兴安未便进取”②。十月份，张勇疏称，时届严冬，坚冰载路，转饷维艰，祈请暂止进征，“俟明春再行齐发”③。这些停攻和缓攻的奏议，都遭到了康熙帝的批驳。康熙帝长篇严词驳斥了孙思克，称其奏文“荒诞其辞”，痛责其“惟耽安逸，怯于进兵”，“不思奋力前进，反煽惑满汉，动摇民心，饰词妄奏，深负朕擢用之恩，情罪殊属可恶”④。对张勇的建议是“不准行”⑤。当然，康熙帝在战时责斥汉将还是有分寸的。因为八旗兵已暴露出许多弱点，在平定三藩之战中很不得力，不得不主要依靠绿旗兵的作用。为争取汉将效命，康熙帝特派遣内阁学士禧佛等赍敕专程至陕西，谕张勇、王进宝、赵良栋、孙思克：“尔等素受国家厚恩，戮力行间，树绩边疆甚多。殚矢忠贞，图报恩眷，朕所悉知。”“如尔等尽力报效，恢① 《清圣祖实录》卷81。
　　② 《清圣祖实录》卷82。
　　① 《清圣祖实录》卷83。
　　② 《清圣祖实录》卷84。
　　③ 《清圣祖实录》卷85。
　　④ 《清圣祖实录》卷84。
　　⑤ 《清圣祖实录》卷85。
　　定汉中、四川，朕必不拘成例，优与加恩。”又令禧佛传谕张勇等：“自古汉人逆乱，亦惟以汉兵剿平，彼时岂有满兵助战哉！”①康熙帝寄巨大希望于汉将、绿旗兵。而统一指挥张勇等行动的正是图海。康熙帝严词督催图海，也正是促进汉将坚决执行他的指令。
　　十一月，赵良栋疏报已于十月二十七日恢复略阳，“但大将军等三路大军不知远近”，担心不一致行动，孤军深入。康熙帝立即责令图海，“各路之兵宜互通音问”，“倘若迟疑不前，致有隔绝，即以迟误军机之罪罪之”。②就在康熙帝连下谕旨切责图海行动迟缓之时，图海已督率各路大军及时深入，并取得了预期战果：十月，图海率兵至镇安县分兵两队进剿，大败叛军总兵王遇隆于火神崖。接着，渡乾玉河，夺取河梁关，乘胜追击，韩晋卿遁入四川。王进宝恢复汉中，赵良栋恢复徽州、略阳，毕力克图恢复成县、阶州，受降叛军副将王光生以下将官十九员，兵丁三百六十。十一月，图海恢复兴安，收降叛军将军谢四、总兵王永世等并文武官三百八十二员，兵丁一万四千三百余名。平利、紫阳、石泉、汉阴、洵阳、白河及湖广竹山、竹溪、上津等县皆被收复。毕力克图收复文县，伪洮岷道王文衡降。捷报陆续飞报朝廷，得旨嘉奖，下部议叙。不久，命图海率大军之半屯驻凤翔，防守陕西全省。另一半由吴丹等统领督运粮饷。十二月，图海上疏获准，于现存半兵中拨发千人，令署副都统鄂克济哈等统领，驻守要地汉中。
　　汉中、兴安的收复，为清廷收复四川创造了有利条件。十九年正月，康熙帝谕议政大臣等说：进取四川，以满洲大兵为后应最为要策。于是令图海帅师前赴汉中，接济进蜀诸军粮饷。九月，清廷为消灭降而复叛的谭弘，命总督哈占由保宁出击，图海奉命酌发军中满汉兵为之声援，以分敌势。同月，图海根据揭发，在汉中三河口地方，破获了清廷通缉八年之久的“朱三太子案”的要犯杨起隆。
　　十月，康熙帝传谕图海：“尔前奏暂停诸路进兵，其说虽是，但恐停止进兵，贼愈滋蔓。前尔面请缓兵，朕下诏督战，始复岳州，湖南逆贼悉溃。后又暂停入川之师，朕趣（促）进兵，遂平四川。今贼以全力逼犯四川，若从广西南宁、湖广沅州进取贵州，则寇蜀之贼自溃。从此逆贼渐平，地方悉定，诸军可以凯旋矣。”康熙帝掌握全局制定决胜之策，这里虽然历数了图海的失误，也阐说了拒绝他缓兵建议的缘由，在推诚的话语中，表示了对臣子用心的理解与安慰，仍不失对图海的信任。康熙帝又说：“至投诚官员岂可深信？宜留置左右时加防范，朕前屡次密谕，今谭弘、彭时亨等果复叛乱。朕向谓此辈俱在尔军中，不意竟置之别所。此等反叛之徒受尔何恩而乃轻信如是也？嗣后宜密防之！”①批评了图海轻信投降者的失误，但语重心长，充满了关怀之情。
　　十一月，图海疏言称：泸州逃散绿旗官兵不敢还营，近永宁失陷，建昌路阻，若不速行收抚，将来或投入贼营，或相聚为乱，其害匪细。宜招抚还营，仍给粮补伍①。康熙帝指示总督哈占、将军王进宝等速招逃兵入伍。从而① 《清圣祖实录》卷85。
　　② 《清圣祖实录》卷86。
　　① 《清圣祖实录》卷92。
　　① 《清圣祖实录》卷93。
　　不仅消除了隐患又增加了兵源。二十年正月，图海得悉叛军并力进犯四川叙州诸处，请率兵赴援，康熙帝谕称已派将往援，令图海仍驻汉中防守秦蜀。长年在外征战的图海已积劳成疾。康熙帝对他深表关注，七月谕兵部说：大将军图海年老有疾，今四川云南渐次平定，可令携大将军敕印还京师。十月，图海还朝，康熙帝召见于乾清门，嘉劳之。十二月初十，图海以病乞休，康熙帝加以慰留。十四日，康熙帝为拒绝上尊号的传谕中曾说：“曩者平南王尚可喜奏请回籍时，朕与阁臣面议，图海断言不可迁移”，“朕素不肯诿过于臣下”。②图海有过人之处，也有不智之举，康熙帝完全明察，知人善任，扬其长而避其短，终使其建立大功。就在康熙帝这番讲话后的第五天，即十二月十九日，图海病故。康熙帝命大臣侍卫往祭茶酒，赐银三千两及蟒缎鞍马。第二年二月予祭葬，加祭二次，谥文襄。六月，以其子诺敏袭爵三等公。十一月，以《清太宗实录》告成，图海曾为监修总裁官，特为追叙加赠少保仍兼太子太傅。二十二年（1683）五月，特御制碑文，赞扬了图海一生的劳绩。其中说“腹心失倚，深用衋伤，虽恩恤有加，锡之嘉谥，而朕轸悼元老之心则未有已也！”①二十八年（1689）九月，图海之妻亡故，特遣官往奠茶酒。雍正二年（1724），追赠图海为一等忠达公，配享太庙，寻命建祠立碑，春秋致祭。
　　② 《清圣祖实录》卷99。
　　① 《八旗通志初集》卷149《图海传》。
　　第十三章明珠第一节先世及早年的经历明珠，字端范，姓纳喇氏，生于后金天聪八年（1634）。祖父金台石于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继其兄纳林布禄为叶赫部首领，天命四年（1619）时，被英明汗努尔哈赤斩杀。其子尼雅哈、德勒格尔归顺后金，隶满洲正黄旗。尼雅哈初授佐领，后屡次从征有功。顺治时改授骑都尉世职，康熙三年（1664）卒，长子振库袭职。
　　明珠为尼雅哈次子，顺治时初任侍卫，后任銮仪卫治仪正，又调内务府郎中。康熙三年升为内务府总管大臣，“掌内务政令，供御诸职，靡所不综”①，成为宫廷事务的最高长官。康熙五年（1666），任内弘文院学士，参与国政。
　　第二节参与国事的决策康熙六年（1667），玄烨亲政，明珠更被重用。次年，任刑部尚书。他奉命和工部尚书马尔赛调查淮扬水患之处，并会同漕运总督、河道总督等官，到兴化县白驹场地方查勘。返回后，向康熙帝报告说：旧有闸口四座，所出之水，由牛湾河入海。后因禁海填塞，水路受阻，淹没田地。因为白驹场离海甚远，并非沿海地方，不应堵塞，应速疏通河道，将四闸开通，积水可尽放出。另外，仍可设置板拦，一遇发水，即行开放，地方不致淹没，居民也不必迁移。明珠等人又查明清口是淮河、黄河汇合处，如果黄河水泛滥，势必越过淮河，而淮河水弱，黄河水中泥沙，将阻塞河道。因此，他建议：将黄河北岸挑挖引河，以备蓄泄，使泥土逐水而下，保证运道畅通无阻①。康熙帝采纳了他的建议，对解除水患，保护运道畅通，具有积极作用。十二月，传教士南怀仁认为吴明烜推算的康熙八年历书中，差错很多。明珠与其他大臣奉命前去测验。测验结果，吴明烜推算错误，南怀仁推算正确，都符合天象。康熙帝决定采用南怀仁的历书，并任命他为钦天监监副，掌管天文历法事务。
　　康熙八年（1669），惩办了鳌拜以后，明珠参与消除鳌拜集团及其影响时，为朝廷提出了一系列新的建议。康熙九年，明珠改任都察院左都御史。康熙十年二月，充经筵讲官。八月，建议停止盐差御史巡历地方之例。十一月，调为兵部尚书。康熙十二年（1672）正月，康熙帝在晾鹰台检阅八旗甲兵。在明珠的指挥下，军容整肃。康熙帝称赞：“此阵列甚善，其永著为令。”②平定三藩清初，平西王吴三桂，平南王尚可喜，靖南王耿精忠并列为“三藩”。
　　在对待“三藩”撤与不撤这个重大问题上，唯有明珠与户部尚书米思翰、刑① 《清史稿》卷118《职官五》。
　　① 《清圣祖实录》卷27。
　　部尚书莫洛等极少数人，坚决主张撤藩，与帝意完全一致。康熙帝认为：“吴、尚等蓄谋已久，今若不及早除之，使其养痈成患，何以善后？况其势已成，不若先发制之可也。”①当吴三桂发动叛乱时，朝廷有些人吓得惊慌失措。大学士索额图等人主张处死倡议撤藩的明珠等人，康熙帝严加拒绝。明珠竭诚效力，积极参与平定三藩叛乱的活动。康熙十九年闰八月，在处理尚之信属下兵丁时，给事中余国柱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即撤回，三总兵官标下兵丁应予分散。议政王大臣会议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应分入上三旗中，令驻广东，另设将军、副将军管辖。三总兵官标下兵丁，有愿为兵者为兵，愿为民者为民。康熙帝则认为：尚之信标下官兵均分八旗，另设将军、副都统管辖，分散其力量，日后或撤或迁比较容易。二总兵标下官兵仍驻广东，归将军管辖。裁去另一总兵标下官兵。他便征求明珠之意如何？明珠主张：尚之信标下官兵共十五佐领，分入上三旗，每一旗五佐领，为数不多，不必分隶八旗。以后若撤回迁移，亦不论旗分调取，有满洲大兵押送，分入上三旗办法可行。康熙帝表示同意：“既如此，不必分入八旗。尔等可改票来奏。”②在处理耿精忠等人时，依照刑律应凌迟处死，其同伙董国瑞等十九人应立斩。明珠上奏：“耿精忠之罪，较尚之信尤为重大。尚之信不过纵酒行凶，口出妄言；耿精忠深负国恩，擅自称帝，且与安亲王内多有狂悖之语，甚为可恶。”随后又奏：“此内有陈梦雷、金镜、田起蛟、李学诗四人，犯罪固应处死，然于应死之中，尚有可宥之处。”①康熙帝命议政王大臣会议集议。于是陈梦雷等四人，免死，给与披甲新满洲为奴。
　　三藩之乱的平定，巩固了清朝在全国范围内的统治，维护了全国的统一，在此期间，明珠的工作是有积极意义的。
　　康熙十四年，明珠调任吏部尚书，十六年，晋升武英殿大学士。从此明珠与索额图势均力敌，共理朝政。到康熙十九年索额图解任，由明珠一人佐理朝政，一直延续到康熙二十七年。在这九年时间里，恰值清朝承“三藩”之乱后恢复经济，明珠发挥了他的政治才能。
　　收复台湾平定“三藩”叛乱以后，康熙帝开始解决台湾问题。康熙二十一年（1682），福建水师提督施琅奏请自行进剿台湾。康熙帝征询大臣意见，明珠认为：“若以一人领兵进剿，可得其志。两人同往，则未免彼此掣肘，不便于行事。照议政王所请，不必令姚启圣同往，着施琅一人进兵，似乎可行。”②明珠进一步指出当时的形势：“郑经已死，贼无渠魁，势必衰微。”康熙帝同意明珠对形势的分析，表示“施琅相机自行进剿，极为合宜”①。施琅攻占台湾后，便疏陈善后意见：台湾有地数千里，人民十万，其地十分重要，如果放弃，必为外国占据，奸宄之徒可能窜匿其中，应该设官兵防守。康熙帝认为：不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1。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九年闰八月。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正月。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
　　能弃而不守，但镇守之官三年一易，亦非至当之策。于是命议政王大臣会议。明珠代表议政王大臣奏报：施琅请守已得之地，设兵防守为宜；郑克塽、刘国轩、冯锡范、陈允华等头目及近族家人，不便安置在外省，应带来编入旗下。康熙帝表示同意。②明珠还上奏：施琅之功实大，应加封为侯，授为将军，其属下官兵应加等议叙。康熙帝认为“此议甚当，即依行”③。在统一台湾的战争中，明珠是康熙帝的得力助手。
　　治理黄河治理黄河是清朝的一项重要政务。康熙二十一年，萧家渡决口，工部尚书请令河道总督靳辅培修，遭到康熙帝拒绝。明珠极力推荐靳辅参与治河事宜。他说：“靳辅历任既久，所见必真”，应令来京会议。次年，河水复归旧道，康熙帝甚为赞赏。明珠说：“河道既深，挽运无阻，往来商贾皆得通行，真国家之福。”④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提出治黄河方案：挑濬高、宝等七州县下河，引水入海，又筑高家堰堤岸，修整黄河两堤。康熙帝征求明珠意见？他回答说：“臣等意谓，最宜修治，但钱粮陆续给与，似为有益。”⑤十一月，在会议治河时，为防止海水倒灌，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则主张开濬故道。明珠赞成靳辅治河方案，上奏：“于成龙居官虽清，但河工事宜，未能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似应从靳辅之议。”王熙认为：“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乃照明朝河臣潘季训《河防一览》之法。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①以后康熙帝听信汤斌所言，赞成于成龙治河方案，而靳辅主张未能施行。康熙二十七年（1688），明珠被劾与靳辅结党。靳辅被免职离任。
　　对俄交涉明珠任大学士时，参与筹划抗击沙俄侵略，并亲自与沙俄使者交涉。康熙二十年（1681），蒙古正红旗副都统缺员，明珠推举彭春，“人亦颇优，不但副都统，即将军亦可”②。康熙二十二年，明珠认为：“萨布素甚优，与将军职任相宜。”③彭春、萨布素在首次抗击沙俄侵略，收复雅克萨城的战争中立下了战功。康熙二十五年，清朝再令萨布素率兵包围被沙俄第二次占据的雅克萨城。沙俄派使臣到北京请求解围，明珠奉命在午门前接收文书，并负责谈判。康熙帝决定和平解决，令萨布素将包围雅克萨城之兵，撤回驻地，为签订《尼布楚条约》之准备④。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年八月。
　　③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正月、二十二年八月。
　　④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一年十月。
　　⑤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年十一月。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四年十月、二十四年十一月。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十月。
　　③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年十二月、二十二年十月。
　　④ 《明珠等为俄使呈递奏书仪式及撤围雅芝萨事与纽科夫交涉记事》，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俄罗斯档。
　　第三节与理学名臣的往来康熙帝崇尚理学，用以改变满族贵族缺少文化素养的武夫形象，并作为统治汉人的思想武器。在皇帝周围聚集了如熊赐履、汤斌、李光地等理学名臣。明珠作为新一代的满族贵族，注意与理学名臣建立良好的关系，不失时机地显示自己“好书画，凡其居处，无不锦卷牙签，充满庭宇，时人有比邺架者，亦一时之盛也”①。其子性德为清代著名文学家，在徐乾学帮助下编印《通志堂经释》，俨然以宿儒自居。
　　当时，理学名臣之间，门户之见甚深，互相攻击。明珠“则务谦和，轻财好施，以招徕新进，异己者以阴谋陷之”②。徐乾学原先请李光地引见明珠，认为明珠是“可与为善之人，还有心胸”③，因此想要请明珠帮助，重新起用熊赐履。明珠对徐乾学说，你报老师之恩很好，但熊赐履对你未必好。他对皇上说你学问好，其他都不好。于是，徐乾学怀恨而别。后来徐乾学与索额图联合，索额图与熊赐履抛弃前嫌，重归于好。明珠、余国柱很是惧怕，阴谋诬陷熊赐履④。徐乾学与明珠的关系更加紧张了。
　　康熙二十四年，江宁巡抚余国柱告诉继任巡抚汤斌，朝廷蠲免江南赋税，乃明珠尽力促成，意欲勒索，遭到汤斌拒绝。考核官员时，外任官员向明珠馈送金银者络绎不绝。二十五年按察使于成龙与靳辅争论治河方案，朝臣均仰承明珠鼻息，支持靳辅，汤斌则陈诉勘查结果，赞成于成龙主张。凡明珠集团行事，汤斌多加梗阻。明珠、余国柱怀恨在心，曾经奏陈：汤斌有诽谤皇帝之语。建议罢免汤斌，未获批准。时人认为：“明珠、国柱辈嫉斌甚，微上厚斌，前途难料”①。汤斌病死后，徐乾学又激其门生郭琇弹劾明珠、余国柱。在原先依附明珠的徐乾学、高士奇的密谋策划下，明珠降职。明珠本为广植党羽，招徕新进，联络理学名臣，但由于理学名臣间的学派纠纷，明珠、索额图集团之间的矛盾，却使他自己失去了左右朝政的地位。
　　① 《啸亭杂录》卷10。
　　② 《清史稿》卷269《明珠传》。
　　③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④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① 《清史稿》卷265，《汤斌传》。
　　第四节晚年戴罪康熙二十六年，李光地还乡探母，临行之前，明珠对他说：事势有变，江浙人可畏（郭琇山东人，曾为江南道御史；徐乾学江南昆山人；高士奇浙江钱塘人），不久我亦危险，无所逃避②。冬季，康熙帝谒陵，于成龙在路上便对他说：当今官已被明珠、余国柱卖完了。康熙帝问有何证据？于成龙回答：请皇帝派亲信大臣去检查各省布政司库银，若有不亏空者，便是臣妄言。康熙帝讯问高士奇，高士奇尽言其状。康熙帝问：为何无人揭发？高士奇回答：谁不怕死！康熙帝又问：有我，他们势重于四辅臣乎？我欲除去，就除去了。有何可怕？高士奇说：皇上作主有何不可！③于是，高士奇与徐乾学密谋，起草参劾疏稿。先呈皇帝改定，康熙二十七年二月交由佥都御史郭琇参劾明珠八大罪状：（一）凡内阁票拟，俱由明珠指使，轻重任意。余国柱承其风旨，即有错误之处，同官莫敢驳正。皇帝时有诘责，乃漫无省改。即如御史陈紫芝参劾湖广巡抚张汧疏内，并请议处保举之员。皇帝面谕九卿应一体严加议处，乃票拟竟不书写，则保举张汧原属指使，于此可见矣！
　　（二）凡奉谕旨，获得好评，明珠便说：“由我力荐”；或不称旨，便说：“上意不喜，吾当从容挽救。”任意附会，市恩立威，因而结党，挟取货贿。他每日奏事完毕，出中左门，满汉部院诸臣及其心腹，拱立以待，皆密语片刻。皇帝意图无不宣露，部院衙门稍有关系之事，必请命而行。
　　（三）明珠连结党羽，满人则有尚书佛伦、葛思泰及其族侄侍郎傅腊塔、席珠等，汉人则余国柱结为死党，寄以心腹。向时会议会推，皆佛伦、葛思泰等把持；而余国柱更为囊橐，唯命是听，但知戴德私门。
　　（四）凡督抚藩臬缺出，余国柱等无不展转贩鬻，必索及满欲而后止。
　　所以督抚等官愈事朘剥，小民重困。今皇帝爱民如子，而民犹有未给足者，皆贪官搜索，以奉私门之所致。
　　（五）康熙二十三年，学道报满之后，应升学道之人，率往请价。九卿选择时，公然承风，任意派缺，缺皆预定。由是学道皆多方取贿，士风文教，因之大坏。
　　（六）靳辅与明珠、余国柱交相固结，每年糜费河银，大半分肥，所题用河官，多出指授，是以极力庇护。皇帝试察靳辅受任以来，请过钱粮几何，通盘一算，则其弊可知矣。当初议开濬下河道时，他以为必委任靳辅，欣然欲行，九卿亦无异辞。当见皇帝欲行另委他人，则以于成龙方蒙信任，举山必当旨。于成龙官止臬司，何以统摄。于是题奏仍属靳辅，此时未有阻挠意。及靳辅张大其事，与于成龙意见不合，于是一力阻挠，皆由倚托大臣，故敢如此。靳辅抗拒明诏，非无恃而然也。
　　（七）科道官有内升或出差的，明珠、余国柱都居功要索，至于考选科道，即与之订约，凡有本章，必须先送阅览，因此言官多受其牵制。
　　（八）明珠自知罪戾，见人则用柔然甘语，百般款曲，而阴行鸷害，意毒谋险。最忌者言官，恐发其奸状。当佛伦为总宪时，见御史李时谦累奏称② 《榕村语录续集》卷13、15。
　　③ 《榕村语录续集》卷14。
　　旨，御史吴震方颇有参劾，即令借事排陷，闻者骇惧。①郭琇所列明珠八大罪状，直欲将明珠置于死地。在处理明珠问题上，康熙帝因“不忍遽行加罪大臣，且用兵之时，有效劳绩者”②，故采取宽容的处理方式，革去明珠大学士职务，授为内大臣。明珠同党余国柱、科尔坤、佛伦等革职。
　　康熙二十九年，康熙帝命裕亲王福全统兵征噶尔丹，明珠与领侍卫内大臣索额图等参赞军务，因未及追击败逃的噶尔丹，降四级留任。以后，在康熙三十五年、三十六年，康熙帝两次亲征噶尔丹中，明珠都随从大军督运粮饷，因此叙功，恢复原级。康熙四十三年，明珠与大臣阿密达等奉命赈济山东、河南流民。康熙四十七年四月病死，终年七十四岁。
　　乾隆帝在审阅国史馆新纂《明珠传》后，认为：明珠主要的罪状是“徇利太深，结交太广，不能恪守官箴”。但是因康熙帝“念其于平定‘三藩’时曾有赞理军务微劳”，而没有“暴示罪状”①，严加惩罚，“是非功过不相掩”，仅是降职使用。
　　康熙朝前期，在分裂与统一的激烈的斗争中，以及满族政治经济变革的形势下，明珠参与朝政，协助康熙帝清除鳌拜、平定“三藩”、抗击沙俄、收复台湾、平定噶尔丹、治理黄河、接受汉族影响建立清朝政治经济制度，都有利于祖国统一，经济发展，应予肯定。明珠结党营私，贪污贿赂等等不法事，都是封建专制下的必然产物。康熙帝对郭琇弹劾明珠诸罪，并未公布于众，显然尚有曲全之意，这比索额图幸运多了。
　　明珠在任期内奉皇帝之命，以总裁之职参与重修《清太祖实录》、《清太宗实录》，编纂太祖、太宗、世祖《三朝圣训》，以及《政治典训》、《平定三逆方略》、《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明史》等，所编之书多为清朝首创，为后代所沿袭，其中《大清会典》是清朝康熙以前各项政治制度的集大成之作。明珠为清朝各项制度的确立出力最多。康熙朝以后，历朝续修《大清会典》，它成为研究清史的宝贵资料。
　　① 蒋良骐：《东华录》卷14。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二月。
　　① 《满洲名臣传》14《明珠传》。
　　第十四章索额图第一节先世贵族朝廷重臣索额图，姓赫舍里氏，满洲正黄旗人，出生年代推算当在崇德元年（1636）前后，生于盛京（沈阳）。他生活在满族贵族夺取全国政权，进而统一全国的时期，即为满族从马上得天下，转变为统治天下的时代。
　　索额图先世原隶哈达部。明万历二十八年（1601），努尔哈赤灭哈达，他的祖父硕色、叔祖希福携带家口归附。努尔哈赤获悉硕色、希福兼通满、蒙、汉文字，命同值文馆，赐号“巴克什”，并屡次遣使蒙古诸部。崇德元年，希福任内弘文院大学士，进二等甲喇章京，顺治九年（1652）十一月卒，赠太保，谥文简。索额图之父索尼在天命年间（1616—1626）为一等侍卫，其后屡立战功。天聪五年（1631）升任吏部启心郎。崇德八年（1643），晋升为三等甲喇章京。皇太极病逝，他以拥立皇子福临继位，成为维护八旗内部稳定局面的重要人物。顺治八年（1651），累进为世袭一等伯，擢内大臣，兼议政大臣、总管内务府。顺治帝曾褒奖他“克尽忠义，以定国乱，诚为荩臣。”①顺治十八年，福临病逝，新君玄烨即位。索尼与苏克萨哈、遏必隆、鳌拜同为辅政大臣，又授世袭一等公。康熙六年（1667）六月索尼去世，谥文忠。索尼的长子噶布喇曾任领侍卫内大臣，康熙四年，太皇太后挑其第二个女儿，册立为皇后。十三年，皇后生皇二子允礽后不久便去世，谥称孝诚仁皇后。次年，允礽被立为皇太子。索尼的第五子心裕“尚公主，遭遇之隆，古今罕觏”①，先袭一等伯，后又世袭一等公，官至领侍卫内大臣。六子法保袭一等公。索额图乃索尼第二子，他正是以其皇亲国戚的特殊地位而跻身于朝廷。
　　索额图初为侍卫，康熙七年，任吏部右侍郎。康熙八年五月，辞去侍郎职务，任一等侍卫。当时，身为四辅臣之一的鳌拜，广植党羽，“文武各官，尽出伊门下”②，把他的心腹之人安插在内三院和各部院担任要职，随意罢免他不中意的大臣。鳌拜的专权跋扈，引起康熙帝的强烈愤怒，索额图也十分不满。康熙八年五月，康熙帝“以弈棋故，召索相国额图入谋画”③，采取突袭的方式，逮捕鳌拜，惩其党羽，康熙帝始得真正主持朝政。八月，索额图升任国史院大学士。九年恢复内阁制，索额图改为保和殿大学士，一直到十九年八月离任。在这十年中，他成为朝廷里最有权势的大臣，在平定“三藩之乱”，稳定全国动荡的局面中，发挥了重大的作用。
　　① 辽宁省《赫舍里氏康族世谱》。
　　① 辽宁省《赫舍里氏康族世谱》。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1。
　　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1。
　　第二节为平定三藩积极谋划当吴三桂、耿精忠开始叛乱，天下骚动时，索额图认为这是因为撤藩激变，请将建议撤藩的人处死，遭到康熙帝斥责。其后索额图并未以此怀怨，在平定“三藩”的叛乱中，仍是积极出谋划策，协助皇帝运筹帷幄。康熙十八年十月，云贵总督周有德请求在进兵时应该专任一人，康熙认为：周有德好为大言。索额图说：他在陕西时，也曾条奏。“若一路进兵，从之犹可？分道并进，如何可行？”①同时，广西抚巡傅弘烈请求亲率兵进剿云、贵，兵部不准。康熙帝令大臣商讨进兵方略。索额图的主张为：“今大兵已经遣发，若又令其前进，多用官兵，必致劳困矣！”②同年十二月，傅弘烈为进兵掣肘，请求辞去巡抚职务。康熙帝不同意，索额图认为：“前此弘烈奏，俱从其请。今若以言行不相顾，不令进兵，则彼反得借口解释前非。应仍令照常募兵，向所指之处前进。”③以上意见，都被康熙帝采纳，付诸实行，对平定“三藩”叛乱，具有积极作用。（后来礼亲王昭梿在《啸亭杂录》中记载：“索（额图）相当权时，多谋略，三逆叛时，公料理军书，调度将帅，皆中肯要。”索额图在平定叛乱、统一全国的事业中，建立了不可磨灭的功勋。
　　当时，武英殿大学士熊赐履与索额图为莫逆之交。熊赐履为湖北孝感人，顺治十五年（1658）进士，后为康熙朝著名的理学名臣之一。康熙十五年，熊赐履票拟有误，欲嫁祸同官杜立德，取原草签，嚼后毁掉，引起纠纷，康熙帝命明珠审理。熊赐履一言不发，索额图劝说：“这本无大事，就是审贼犯，也毕竟要他自己亲供，方可定罪，老先生不言，如何定案。”又说：“老先生不要怕，就是如今吴三桂、耿精忠自己说出真情来降，皇上也只得歇了，赦了他，何苦不言！”①熊赐履窘辱备至，承认错误后，被免去大学士职务。当时，熊赐履在社会上声望甚高，世人都以为他是被索额图诬陷。明珠同党徐乾学对熊赐履说：“熊老师不出，天下何以治之！其去之事，全是椒房（指索额图）害之。”②其实不然，熊赐履被免职后，康熙帝询问可用之人，“索（额图）必以熊对，熊（赐履）必以索对”③。这种亲密关系是与他们的共同政治思想联系在一起的。索额图熟悉儒家学说，协助皇帝建立起清朝政治经济制度，俱载于康熙二十六年修《大清会典》中。不仅如此，索额图受汉族文化熏陶甚深，还是一位鉴别文物的专家。他“好古玩，凡汉唐以来，鼎镬盘盂，索相见之，无不立辨真赝，无敢欺者”④。康熙十八年七月地震，北京官署民房倒塌很多，百姓死伤甚众。左都御史魏象枢乘机上奏索额图“怙权贪纵状”，请求重谴。康熙帝斥责索额图说：“今见所行，愈加贪酷，习以为常”，告诫他们要痛改前非，否则加以重处。⑤每逢康熙帝倾听部院面奏政事时，索额图经常首先上奏，陈诉己见，事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
　　②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十八年十二月。
　　③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十月、十八年十二月。
　　① 《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② 《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③ 《榕村语录续集》卷14。
　　④ 《啸亭杂录》卷1。
　　⑤ 《康熙起居注》康熙十八年七月。
　　关用人吏治，出征用兵等大事，多采纳其议。康熙十八年十一月二十三日，康熙帝因病不能上朝，便命部院官员，将其奏章俱送内阁大学士索额图等人核办。索额图权势隆盛，时人注目。
　　康熙十九年八月，索额图以病请求解任，蒙皇帝优旨褒称：“卿辅弼重臣，勤敏练达，自用兵以来，翼赞筹画，克合机宜。”⑥命在内大臣处上朝，不久授议政大臣。后来康熙帝又说：索额图因贪恶，革退大学士。康熙二十二年三月，他对议政王大臣，列举索额图不端行为说：其一，索额图之弟心裕素行懒惰，屡次空班，皇帝交给索额图议处，索额图从轻处置，只罚俸一年。其二，索额图之弟法保懒惰，被革去内大臣职务，随旗行走，但仍不思效力赎罪，在外校射为乐，索额图未能尽教训之责。其三，索额图自恃巨富，日益骄纵。于是朝廷决定：革心裕銮仪使、佐领，仍袭一等伯，革法保一等公，革索额图议政大臣、内大臣、太子太傅，仍任佐领。这是索额图宦海生涯中的最低点。康熙二十五年（1686），索额图复起，任领侍卫内大臣。第三节签订《尼布楚条约》康熙二十七年，索额图奉命担任清与沙皇俄国谈判东北边界问题的首席代表，并签定了第一个中俄条约《尼布楚条约》。早在崇德八年（1643），沙皇俄国就派瓦西里·波雅科夫越过外兴安岭，侵入我国黑龙江流域，其后，又有哈巴罗夫一伙匪徒越过外兴安岭，再次侵入黑龙江流域，占领了达斡尔头人阿尔巴西住地雅克萨，建筑城塞，改名为阿尔巴津。他们还陆续沿江窜至黑龙江下游，到处烧杀淫掠，不断扩大对黑龙江流域的侵略。康熙二十年平定“三藩”叛乱后，康熙帝便集中力量准备反击沙俄的侵略。从康熙二十四年到二十五年，清军发起两次雅克萨反击战，挫败了沙俄的侵略，收复了雅克萨。沙俄被迫向清政府求和，遣使臣到北京，要求谈判。
　　康熙二十七年五月二十日，清在商讨与沙俄谈判方针时，索额图提出：“察鄂罗斯所据尼布楚，本系我茂明安部游牧之所，雅克萨系我达呼儿总管倍勒儿故墟，原非罗刹所有，亦非两界隙地也。”“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上下，及通此江一河一溪皆属我地，不可弃之于鄂罗斯”。他认为：如果沙俄能归还逃人，承认尼布楚、雅克萨、黑龙江是清朝领土，即“与之画疆分界，贸易往来。否则，臣当即还，不与彼议和矣”①。康熙帝同意这一谈判方针，遂命索额图、佟国纲出发，前往色冷格，与沙俄使臣费·阿·果罗文谈判。六月，索额图等使臣行至喀尔喀地方，获悉噶尔丹正在叛乱，侵犯了喀尔喀蒙古，道路被阻，便退回了北京。
　　康熙二十八年四月，经中俄两国代表重新商定，谈判地点改在尼布楚。
　　索额图等人在出发前向康熙帝奏陈：“尼布潮（楚）、雅克萨既系我属所居地，臣等请如前议，以尼布潮为界，此内诸地均归我朝。”康熙帝指示：“尔等初议时，仍当以尼布潮为界。彼使者若恳求尼布潮，可即以额尔古纳为界。”②康熙帝考虑到，噶尔丹正在进攻喀尔咯，希望尽早与沙俄划定国界，腾出手来对付噶尔丹，为此作出了重大让步。索额图率领使团启程前往尼布楚，经过两个多月的艰苦跋涉，六月抵达尼布楚，驻扎在尼布楚河南岸，与尼布楚城相距三里。七月初五日，中俄两国代表在尼布楚郊外开始谈判，果罗文首先发言，诬蔑中国挑起战争，提出：“两国以黑龙江至海为界”的无理要求。索额图当即予以驳斥：“敖（鄂）嫩河、尼布楚皆为我茂明安等部原来居住之地，雅克萨为我虞人阿尔巴西等居住之地”，俄国人侵入中国领土，并强行占据①。俄国应退到色楞格以西，归还侵占的中国领土。第二天会上，果罗文提议两国以布列亚河或结雅河为界。索额图根据出发前康熙帝的指示，与沙俄代表艰苦谈判，终于签订了以格尔必齐河和额尔古纳河，以及沿大兴安岭（即外兴安岭）为两国边界为主要内容的《尼布楚条约》。索额图忠实地执行了康熙帝的旨意，维护了国家的利益。《尼布楚条约》是中俄两国在平等协商的基础上缔结的，清朝虽然未能收回茂明安游牧地，却阻止了沙俄的进一步侵略，保证了两国边境居民的安宁生活，巩固了北方边疆。
　　① 《平定罗刹方略》卷4。
　　② 《清圣祖实录》卷140。
　　① 《索额图题会同俄使戈洛文勘定边界本》，康熙二十八年七月二十七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满文俄罗斯档。
　　第四节从征准噶尔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于康熙二十九年，侵袭内蒙古乌珠穆沁境内，威胁了清朝的安全。康熙帝决定亲征，于六月任命裕亲王福全为抚远大将军，出古北口，命恭亲王常宁为安北大将军出喜峰口。为防止噶尔丹在大兵未到前潜逃，康熙帝特命索额图带领盛京、吉林、科尔沁兵前往巴林，与裕亲王会合，在乌兰布通与噶尔丹进行决战。在击败噶尔丹后，索额图等因未即率兵追剿，而降四级留任。康熙三十五年三月，康熙帝第二次亲征，兵分三路，令将军萨布素率领东三省兵，从东路迎击准噶尔兵；命抚远大将军费扬古、振武将军孙克思等率陕甘兵，从宁夏出西路，截断噶尔丹后路；康熙帝亲率八旗兵，从独石口出中路。索额图在中路率领八旗前锋、察哈尔四旗及汉军、绿旗兵为先锋，并督火器营。五月大将军费扬古自西路抵图拉，康熙帝移营什巴尔台，会议作战方略。索额图主张：宜缓行，以待西路大将军兵。①康熙帝率大军驻克鲁伦河，噶尔丹望见御营，拔营逃遁，在昭莫多遭到西路大军截击，噶尔丹军队损失惨重，仅率数十骑逃走。康熙三十六年三月，索额图随康熙帝到宁夏，指挥战事。清军追歼噶尔丹，噶尔丹众叛亲离，走投无路，遂于闰三月十三日在阿察阿木塔地方服毒自杀。康熙帝班师回京，命索额图管理水路设站事务。以索额图此次出征有功，恢复原级。康熙四十年九月，索额图以自己年老，奏准退休，离开了朝廷。心裕代为领侍卫内大臣。
　　① 《清圣祖实录》卷172。
　　第五节被康熙处死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南巡到德州，皇太子得病，召索额图至德州侍疾。留居月余，皇太子病愈，一起回北京。这次康熙帝突然召索额图到德州的原因，表面上是令探视皇太子，其真实含意并非如此。索额图为皇太子生母孝诚仁皇后的叔父，太子与索额图关系又很密切。后来康熙帝逐渐对太子行事不满，索额图也被牵连在内。先是，康熙三十九年即有人告发索额图，康熙帝没有处置②。倾陷索额图的人，首先令人注目的是高士奇。高士奇家道贫困，但长于诗文书法，被推荐给索额图。索额图常以“椒房之亲，且又世贵，侍士大夫向不以礼，况高是其家奴狎友，其召之幕下也，颐指气使，以奴视之”。以后高士奇被康熙帝破格提拔，高官显贵，但见索额图时，“犹长跪启事，不令其坐。且家人尚称为高相公，索则直斥其名，有不如意处，则跪之于庭，而丑诋之”。索额图有时还“切齿大骂，辱及父母妻子”。为此，高士奇怀恨在心，“遂顿忘旧恩，而思剚刃于其腹中”①。康熙四十二年，高士奇随驾北上，这时他已背叛索额图，投靠明珠。明珠与索额图“权势相侔，互相仇轧”②。康熙帝回京后，于四十二年（1703）将索额图处死。康熙四十七年（1708），康熙帝曾对大臣们列举了皇太子的“种种恶端”，又说：“从前索额图助伊（皇太子）潜谋大事，朕悉知其情，将索额图处死。今允礽（皇太子）欲为索额图复仇，结成党羽。”③据礼亲王昭梿说：索额图在狱中时，曾有“客潜入狱馈饮食，及公伏法，客料理丧殓事毕，痛哭而去，不知所终”④。索额图的同党多被杀，被拘禁、被流放；同祖子孙都被革职，其二子格尔芬、阿尔吉善被处死。康熙帝对索额图一生所参与的重要军政大事，除与沙俄在尼布楚的谈判外，全面给予否定，并说“索额图诚本朝第一罪人也”⑤。这是不符合历史事实的，也是极不公正的评价。
　　② 《满洲名臣传》卷14《明珠传》。
　　① 汪景祺：《西征随笔》。
　　② 《啸亭杂录》卷10。
　　③ 《清圣祖实录》卷234。
　　④ 《啸亭杂录》卷10。
　　⑤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朝卷91。
　　第十五章黄宗羲第一节为父申冤赴京上疏黄宗羲，字太冲，号南雷，别署梨洲老人、梨洲山人，时人尊称为梨洲先生。
　　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八月八日，黄宗羲生在浙江余姚县通德乡黄竹浦（今余姚市明伟乡浦口村）。父尊素（1584—1626），字真长，号白安，万历四十四年（1616）进士，次年，为宁国府推官，走上了宦海生涯。
　　明天启三年（1623），黄宗羲十四岁，在家乡通过考试，补为浙江仁和县（今属杭州市）博士弟子员。黄尊素奉调入京，升任山东监察御史，黄宗羲即随父母入京读书。
　　当时明朝的政治极端腐败，朝廷实权掌握在以宦官魏忠贤为首的一伙佞臣手中。他们结党营私，为所欲为，穷奢极欲地攫取社会财富，又疯狂迫害正直官员，反对政治上的改革和改良，时人斥之为“阉党”。黄尊素是站在主张改革朝政的“东林党”一边的，是一位深怀忧国忧民之心的刚直人士。天启五年初，魏忠贤大兴冤狱，逮捕东林党领袖人物杨涟、左光斗等六人，次年二月，又逮捕应天巡抚周起元、左副都御史高攀龙以及周顺昌、缪昌期、李应昇、周宗建、黄尊素等七名官员。后又指使其爪牙，用极其残暴的手段将他们害死在公堂或牢狱。黄尊素于天启六年六月一日被害，年仅四十三岁，时黄宗羲十七岁。
　　当黄尊素被害的凶讯传到余姚，黄宗羲全家无比悲愤。祖父黄曰中激励孙儿为父报仇，写下“尔忘勾践杀尔父乎”八个大字贴在墙上①。母亲姚氏对儿子说：“汝欲解我，第无忘大父粘壁书耳！”②宗羲痛哭受教，决心效法春秋时代越王勾践的故事，立志卧薪尝胆向阉党报仇。
　　天启七年，朱由检即位，改元崇祯。崇祯元年（1628）正月，黄宗羲写好为父申冤的奏疏，身藏铁锥，赴京颂冤。当他到达北京时，崇祯帝已经镇压了“客魏”集团，平反了天启朝冤案，但阉党孽种尚存，宗羲余恨未消。他在“谢恩”之后，即上书皇帝，请求诛杀参与陷害其父的许显纯、崔应元、曹钦程、李实等人。崇祯帝即传旨刑部，严加审讯。
　　同年五月，刑部会审许显纯、崔应元等阉党余孽。许显纯以自己是万历皇后的外甥，要求减刑。黄宗羲严辞驳斥，说：“显纯与阉构难，忠良尽死其手，当与谋逆同科。夫谋逆则以亲王高煦尚不免诛，况皇后之外亲！”③结果，许、崔两人被判死刑。黄宗羲又痛打崔应元，拔了他的胡须去祭祀先父亡灵，还联合几个死难官员子弟，打死了直接杀害其父的牢头叶咨、颜文仲。
　　李实在受审时辩解说，当年诬陷黄尊素等人的公文，是魏忠贤指使别人冒充他的名义在盖有官印的白纸上填写的。但他做贼心虚，在审讯前给黄宗羲送银三千两，乞求其对证不追究他。宗羲严正拒贿，上疏说：“实当今日，犹能贿赂公行，其所辩岂足信！”
　　① 见《南雷文定前集》卷9，《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② 见《南雷文定前集》卷9，《移史馆先妣姚太夫人事略》。
　　③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鲒埼亭集》卷11。
　　审判结束后，黄宗羲与死难诸家子弟在诏狱中门共祭忠魂，哭声传入宫廷。崇祯帝叹息说：“忠臣孤子，甚恻朕怀！”
　　黄宗羲入京颂冤，轰动了京城，也传遍朝野。据邵廷采所撰《遗献黄文孝先生传》记载：当是时，先生义勇勃发，自分一死冲仇人胸..会审之日，观者无不裂眦变容。当是时，姚江黄孝子之名震天下。事定还里，四方名士无不停舟黄竹浦，愿交孝子者。年轻的黄宗羲，给人们留下了又勇又孝的深刻印象。
　　① 见《思复堂文集》，康熙年间刻本。
　　第二节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明崇祯元年（1628）秋，黄宗羲护持父亲灵柩南归，办完丧事，到郡城绍兴，跟随名儒刘宗周（1578—1645）学习。刘宗周字起东，号念台，人称念台先生，先后讲学于无锡东林书院、北京首善书院、绍兴蕺山证人书院。其学以“慎独”为宗旨，上承王阳明而又多所修正。
　　此后两年间，黄宗羲四出交游，往来于南京、苏州、常熟、杭州、绍兴、余姚、宁波等地，结识了江南文社、诗社中许多名士，如张溥、杨廷枢、陈子龙、吴伟业、万寿祺、周镳、沈寿民、沈士柱、何乔远、林茂之、汪逸、钱谦益、陈贞慧、汪沨、陆符、万泰等，并于崇祯三年（1630）经周镳介绍加入复社，多次参加了复社、幾社、读书社的集会活动。还同时在南京参加了科举考试，结果落第还乡。于是，他重温父亲“学者不可不通知史事”的遗训，发愤攻读经史著作，从明十三朝实录到二十一史，“每日丹铅一本，迟明而起，鸡鸣方已，两年而毕”①。此外，还广泛阅读了诸子百家之书，以及天文、地理、历法、数学、音乐、佛教、道教书籍。全祖望在《梨洲先生神道碑文》记载：（公）愤科举之学锢人生平，思所以变之。既尽发家藏书读之不足，则抄之同里世学楼钮氏、澹生常祁氏，南中则千顷斋黄氏，吴中则绛云楼钱氏，穷年搜讨。游屐所至，遍历通衢委巷，搜鬻故书；薄暮，一童肩负而返，乘夜丹铅，次日复出，率以为常。
　　由此，黄宗羲名声大振，“一时老宿闻公名者，竞延致之相折衷”，其弟宗炎、宗会，皆受宗羲之教而大有声名，“于是，儒林有‘东浙三黄’之目”。黄宗羲不仅参加了复社的文学集会，而且参与了复社声讨阉党余孽阮大铖之流的政治斗争。复社成立于崇祯初年，其领袖人物是张溥、张采，结社目的虽然主要是“以文会友”，“兴复古学”，但在政治上继承了东林党的遗风，反对阉党，主张改革，被称为“小东林”。阮大铖在崇祯初被列入“逆案”，削职为民，避居安徽怀宁老家，但野心不死，图谋复出。崇祯五年，李自成农民军占领安徽大部地区，他跑到南京避难，暗中招纳亡命之徒，又以金钱美女收买复社人士，大有死灰复燃之势。当时，复社人士担心阮大铖成为魏忠贤第二，决心将他赶出南京以消除隐患。崇祯十一年（1638），复社成员一百四十余人在周镳、陈贞慧主持下，共推吴应箕起草、顾杲、黄宗羲带头签名，发布了著名的《留都防乱公揭》。这是一篇声讨阮大铖罪状的檄文，文中揭露阮大铖“献策魏珰，倾残善类”、“阴险叵测，猖狂无忌”，表达了复社志士“但知为国除奸，不惜以身贾祸”的凛然正气。并指出如果阮大铖得志，“杲亦请以一身当之，以存此一段公论，以寒天下乱臣贼子之胆”①。公揭张贴后，阮大铖吓得“杜门咋舌欲死”②，不得不到南京城外牛首山寺庙中躲避了几年。而黄宗羲与一班复社文士又举行了桃叶渡大会，结“国门广业社”，几乎“无日不连舆接席，酒酣耳热，多咀嚼大铖以为笑乐”③。这期间，黄宗羲结识了方以智、梅朗中等人。
　　①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上。
　　① 转引自谢国桢：《明清之际党社运动考》第148—149 页，中华书局1982 年版。② 见《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③ 见《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崇祯十五年，黄宗羲与周延祚同赴北京应考，未能登第，大学士周延儒想推荐黄宗羲为中书舍人，宗羲力辞不就。他看到京都形势紧张，即整装南归。
　　崇祯十七年（1644）春，李自成率领大顺军进北京，推翻了明朝。接着，清兵入关，民族矛盾急剧上升。四月，黄宗羲跟随刘宗周至杭州，召募义军，以谋复明之计。五月，明凤阳总督马士英在南京拥立福王称帝，建立南明弘光政权，随即起用刘宗周任左都御史，宗羲随之到南京。但马士英借拥戴之功，把持军政大权，排挤抗清派，并任阮大铖为兵部侍郎。阮大铖修怨报复，编造《蝗蝻录》，诬指东林党人为蝗，复社人士为蝻，并根据《留都防乱公揭》的名单捕杀复社志士，企图一网打尽。黄宗羲与顾杲一起被捕入狱。幸而刑部掌院邹虎臣与顾杲是姻亲，故意拖延审讯。次年五月，清军攻下南京，弘光政权瓦解，黄、顾得以乘乱脱身。宗羲晚年回忆此事时说：“弘光南渡，止结得《留都防乱揭》一案也。”①但此案虽然了结，而黄宗羲“半生滨十死”的艰险岁月，却仅仅是个开头。
　　① 《陈定生先生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
　　第三节起兵抗清“濒于十死”
　　黄宗羲晚年之作《怪说》中自述：自北兵南下，悬书购余者二，名捕者一，守围城者一，以谋反告讦者二、三，绝气沙 者一昼夜，其他连染逻哨之所及，无岁无之，可谓濒于十死矣！清顺治二年（1645）五月，清军占领南京后挥师南下，很快就占领杭州，接着向浙东地区推进。由于清廷强令汉人剃发，激起了江南人民的强烈反抗，一些具有民族气节的官僚士大夫也奋不顾身，举义抗清。闰六月九日，原明九江道佥事孙嘉绩和吏科给事中熊汝霖首先在余姚举义，响应的民众有数千人。次日绍兴诸生郑遵谦杀了清朝招抚使，在绍兴举兵抗清。十一日，原明刑部员外郎钱肃乐在宁波聚众响应，定海总兵王之仁拥兵响应钱肃乐。二十七日，各路义军从台州迎接鲁王朱以海到绍兴，打起“监国”旗号。从而开始了长达八年的浙东抗清斗争。
　　孙、熊起兵后，黄宗羲即与弟宗炎、宗会毁家纾难，集合家乡黄竹浦子弟六百余人组成义军，参加监国鲁王政权的抗清斗争，时人称之为“世忠营”。顺治三年二月，鲁王任命黄宗羲为兵部职方司主事。不久，在孙嘉绩等人推荐下，又改任监察御史兼职方司主事。
　　鲁王政权建立之初，虽曾北渡钱塘江，打败过清军，但军权掌握在“悍帅”王之仁、方国安手中，他们不图进取而求保实力，提出了所谓“划地分饷”的分裂方案。同时，又与南方的隆武政权争夺正统，“竟成水火”①。宗羲致书王之仁，力陈保守策略的危险，而主张进攻。他写道：诸公何不沉舟决战、由赭山直趋浙西？而日于江上放船鸣鼓、攻其有备，盖意在自守也。蕞尔三府，以供十万之众，北兵即不发一矢，一年之后恐不能支，何守之为！当时行朝诸臣，虽然同意黄宗羲的西进北上战略，却不能付诸实施。只有熊汝霖曾率军西行，攻下海盐，但终因军力单薄而无力推进。
　　五月，孙嘉绩以所属“火攻营”部交宗羲指挥，宗羲即联合王正中、查继佐两支义军西行渡海，驻扎潭山。浙西抗清军首领陈潜夫（原明太仆寺卿）、朱大定（尚宝司卿）、吴乃武（兵部主事）等率军前往会师，接受宗羲约束。他们计划由海宁出发攻取海盐，进入太湖地区，北联吴中义师，颇有“吞吴楚之气”③。义师前锋直抵乍浦镇，宗羲又与城内义士孙奭约定，以求里应外合，攻下乍浦。但这时清军主力相距不远，王正中部一战失利，义师兵力微弱，无法推进。五月底，钱塘江水位下降，清军趁义师主将恃险无备策马过江，义军大溃。六月初一，清军占领绍兴，方国安劫持鲁王出逃。途中，鲁王乘隙脱逃，而方国安则和马士英、阮大铖一起投降了清军。这便是浙东抗清史上的“浙河兵溃”，或称“江上兵溃”事件。
　　六月十日，黄宗羲率残部五百余人进入四明山，驻军杖锡寺，意在结寨固守，坚持武装抗清。不久，因部将不听节制，激起民变，四明山寨被山民烧毁。宗羲被迫潜居家乡，伺机再起。清廷屡次发布通缉令，悬赏捉拿黄宗羲。他只得奉母携儿，暂避化安山中，结庐而居。
　　① 邵廷采：《东南纪事》卷2，《鲁王以海》。
　　②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③ 《行朝录·鲁纪年上》，载《黄宗羲全集》第二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6 年版。鲁王逃出后，在张名振、郑彩等人卫护下，至舟山、入福建，重立监国旗号，辗转于闽浙沿海，曾一度收复福建沿海三府一州二十七县，但内部矛盾重重，臣僚相互倾轧，致使得地复失，居无常所。
　　顺治六年七月，鲁王由闽入浙，驻扎健跳所（今属浙江临海）海面。黄宗羲闻讯，当即离家赴营，投奔行朝。鲁王任命他为左佥都御史，又提升为左副都御史。黄宗羲为有所振作，曾极力推荐四明山区抗清名将王翊，建议委以重任，“优其爵，使之总领诸营，以捍海上”①，却受到定西侯张名振所阻。当时，行朝君臣漂泊海上，处境艰难，黄宗羲在《行朝录·鲁纪年下》中记载：上自浙河失守以后，虽复郡邑，而以海水为金汤，舟楫为宫殿，陆处者惟舟山两年耳。..落日狂涛，君臣相对，乱礁穷岛，衣冠聚谈。
　　是故金鳌桔火，零丁飘絮，未罄其形容也。②一派狼狈景象，跃然笔端。所以，有人嘲笑他们是“海上天子，船中国公”。而黄宗羲虽然名列大臣，却无实权。于是，每日与“礼部尚书”吴钟峦在舟中读书讲学，空余时就注解《授时历》、《泰西历》、《回回历》等书。八月，宗羲闻清廷将“录其家口”，急得“陈情监国，得请变姓名，间行以归”①。十月，鲁王由健跳移驻滃州（今舟山），又召宗羲回行朝任职。
　　顺治六年冬，鲁王任命澄波将军阮美出使日本，请求派兵支援。同时任命兵部右侍郎冯京第和左副都御史黄宗羲监军同行。他们渡海抵达日本长崎岛和萨师玛岛。但乞师未成，失望而归②。不久，黄宗羲离开行朝，隐居家乡避难，但与四明山及海上抗清武装仍秘密往来。
　　顺治七年，清军加紧镇压浙东抗清斗争，黄宗羲和四明山抗清首领冯京第、王翊同被列名悬赏通缉。宗羲并未退缩，仍然暗藏鲁王密信，试图与浙西义师联络。七月，清军分两路围攻大兰山，捕杀了冯京第、王翊。宗羲之弟宗炎也被捕，将处死刑。宗羲秘密潜往宁波，与好友万泰、高斗魁等设计，从狱中救出了宗炎。
　　顺治八年秋，黄宗羲获悉清军将攻舟山，即秘密派人入海报警。九月，清军攻下舟山，行朝大臣张肯堂、吴钟峦、朱永祐等英勇牺牲。鲁王南逃，依附郑成功的永历政权。顺治十年，鲁王势孤力单，被迫取消监国称号，浙东抗清斗争宣告彻底失败。
　　顺治十一年，投奔永历政权的张名振派遣密使，想与黄宗羲等人联络，途中被清兵截获。清廷再次下令缉捕黄宗羲。这时，黄宗炎复聚冯京第旧部，在慈溪义士沈尔绪支持下抗清。顺治十三年，沈被告发，清廷以黄宗羲为主谋，即悬榜缉拿黄宗羲、宗炎。宗炎再次被捕，遇救得免。宗羲东奔西走，带着全家到处避难。在几年颠沛流离生活中，黄宗羲一家累遭祸殃，儿媳孙氏、儿子阿寿、孙女阿迎接连病死，故居两次遇火，所以，他悲愤地写下了“八口旅人将去半，十年乱世尚无央”、“半生滨十死，两火际一年”①的诗①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①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② 关于黄宗羲乞师日本事，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本已肯定，但梁启超作《黄梨洲朱舜水乞师日本辨》予以否定。但梁氏所辨多误，实不可信。详考梨洲所撰《避地赋》、《行朝录》和《海外恸哭记》，参考滃洲老民《海东逸史》、李聿求《鲁之春秋》等可以确认此事。
　　① 《南雷诗历》卷1，载《黄梨洲诗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句。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覆亡，郑成功东渡台湾，黄宗羲感到恢复事业已经无望，于是告别了颠沛流离的生活，后半生致力于讲学、著述事业。第四节讲学十七载创立浙东学派黄宗羲的讲学活动主要是在清康熙二年（1663）至十八年即他五十四岁至七十岁这段时间，讲学地点除余姚故居外，主要是在语溪（今浙江桐乡。明称崇德、清改称石门县，俗称语溪）、越中（今浙江绍兴）、海昌（今海宁）、甬上（今浙江宁波市鄞县）等地。二十年间，拜他为师的人多达数百，包括一部分清朝官员。正如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所记：“东之鄞，西至海宁，皆请主讲；大江南北，从者骈集，守令亦或与会。已而，抚军张公以下皆请公开讲，公不得已应之。”其讲学情况简述如下：康熙二年四月，黄宗羲应吕留良之请，到语溪设馆讲学，先后寄寓在吕氏梅花阁和吴氏水生草堂。次年二月和十月，又两至语溪，讲学之余，与弟黄宗炎、学生万斯选拜谒了宋代名士辅广（字汉卿、号潜庵）墓，并作《辅潜庵传》。康熙五年，再次在语溪设馆。在此期间，曾与吴之振、吴自牧父子一起选编《宋诗抄》，读遍吴氏藏书，收集了大量资料。自康熙六年以后，他与吕留良关系恶化以致决裂，才不到语溪开讲。
　　绍兴证人书院自刘宗周去世后停办了二十多年。康熙六年（1670）九月，黄宗羲会合同门学友姜希辙、张应鳌等人，在绍兴恢复了证人书院的讲学活动。其后两年，曾数度会讲于此，阐扬老师的学问气节。这期间，他编写了《子刘子行状》、《子刘子学言》、《答董吴仲论学书》、《答恽仲昇论子刘子节要书》。他在讲学中突出提倡怀疑精神，认为“小疑则小悟，大疑则大悟，不疑则不悟”。“泛然而轻信”的盲从，实则“非能信也，乃是不能疑也”①。
　　康熙十五至十八年间，黄宗羲曾多次到海昌（今浙江海宁）讲学，并担任主讲人。县令许三礼（字西山）约集不少官员去听讲，黄宗羲告诫他们说：“诸公爱民尽职，即时习之学也。”②他在给学生讲授《四书》、《五经》等经典时，鼓励相互辩驳，主张学以致用，认为“各人自用得着的方是学问。寻行数墨以附会一先生之言，则圣经贤传皆是糊心之具”③。
　　在海宁讲学时，黄宗羲向县令许三礼传授了中国和西方的天文历法等自然科学知识，向陈言扬等传授了中西数学知识。陈言扬在老师启发下写了一部论“勾股定理”的书，黄宗羲亲自为之作序。在序中他批评了中国封建统治者和浅陋儒生不重视自然科学的弊端，感慨地说：“西洋改容圆为矩度，测圆为八线，割圆为三角。吾中土人让之为独绝，辟之为违天，皆不知二五之为十者也。数百年以来精于其学者..不过数人而已。”①他回忆当年避居深山钻研数学时，“双瀑当窗，夜半猿啼伥啸，布算籁籁”②，简直如醉如痴。但学成后，犹如“屠龙之技”无所用，“且无可与语者”，现在看到学生陈言扬有了成就，即将平生所学“尽以相授”，以期祖国数学发扬光大，“使西人归我汶阳之田”③。
　　① 《答董吴仲论学书》，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③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①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③ 《叙陈言扬〈勾股述〉》载《黄梨洲文集》。
　　黄宗羲讲学收效最大者，是在宁波创办“甬上证人书院”时期。
　　康熙四年初，甬上（今浙江宁波鄞县）一班崇尚民族气节的名士如万斯大、万斯同、董允瑶、董允璘、陈赤衷、郑梁、范光阳等，将他们早先组织的文社合并为甬上策论会。这一年春，万斯大、万斯同等二十余名策论会成员相约到余姚向黄宗羲求教。康熙六年，策论会改名“讲经会”，以讲论《五经》为主题。他们常聚陈赤衷家，讨论经义，簟精竭思，“所谈不出于王霸”④，黄宗羲每至宁波，必赴会讲经。康熙七年三月，他赴甬，弟子们在鄞县广济桥延庆寺等地聚会。在黄宗羲提议下，遂改讲经会为“证人书院”。他在《董吴仲墓志铭》记载此事：“先师立证人书院，讲学于越中，至甲申（崇祯十七年）而罢讲。后二十四年为丁未（康熙六年），余与姜定庵复讲会、修遗书，括磨斯世之耳目。..甬上之闻风而兴者，一时多英伟高明之士，吴仲其一也。明年，余至甬上，诸子大会于僧寺，亦遂以证人名之。甬上讲学之士，数百年所创见..风气为之一变。”①书院的地址，据全祖望所记，在“城西之管村，万氏之别业”②，即万氏白云庄。书院自康熙七年创建至十四年结束，前后经历八年。参加讲会的人数估计有百余人。
　　黄宗羲讲学有两大特点：一是讲究实学，反对空谈，主张经世致用。他揭露明代中叶以来讲学的流弊说：“明人讲学，袭语录之糟粕，不以六经为根柢，束书而从事于游谈。”③又批评明末读书社的文人不务实学，“本领脆薄，学术庞杂”，所以“终不能有所成就”④。他鄙夷那些空谈道德性命而无真才实学的道学家们，指斥他们“封己守残，摘索不出一卷之内..天崩地解，落然无与吾事，犹且说同道异，自附于所谓道学者”⑤。正因如此，黄宗羲特别强调学者要明经通史，以求经世致用。他说：“学必原本于经术而后不为蹈虚，必证明于史籍而后足以应务。”所以，他要求自己的学生“必先穷经”、“兼令读史”⑥。这对于扫除明末脱离实际的恶劣学风起了极大的作用，“凡受公之教者，不堕讲学流弊”⑦，“前此讲堂锢疾，为之一变”⑧。二是宗羲讲学既重经史之学，又重自然科学，包括学习西方的近代科学知识。如在海昌讲学时，向知县许三礼传授了有关《授时历》、《西洋历》、《回回历》的知识，还培养了一个精通数学的陈言扬。他的儿子黄百家继承家学，在经学、史学、历学、数学方面均有较深造诣，并有专著传世。他的学生万经（万斯大之子）在《寒村先生七十寿序》一文回忆黄宗羲在甬上讲学的情景时说：梨洲弟子对“经学、史学以及天文、地理、六书、九章至远西测量推步之学”“争各磨励，奋气怒生，皆卓然有以自见”。
　　在黄宗羲的思想和学术风格熏陶下，形成了以甬上证人书院弟子为主力、其流风被于浙东乃至全国，其学脉传于乾嘉以至清末的清代浙东学派。④ 《陈夔献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① 《黄梨洲文集》页239，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鲒埼亭集外编》卷16。
　　③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④ 《陈夔献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页232。
　　⑤ 《留别海昌同学序》，《黄梨洲文集》页477。
　　⑥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⑦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⑧ 全祖望：《甬上证人书院记》。
　　这个学派的学术研究范围很广，诸如经学、史学、文学等，也包括自然科学，但以史学成就最显著。这一学派代表人物，以史学为主兼治经学的有万斯同、万言、邵廷采、全祖望、邵晋涵、章学诚，以经学为主兼治史学的有万斯选、万斯大、黄百家，文学方面有李邺嗣、郑梁、郑性等，自然科学代表人物有陈言扬，但最得梨洲真传的还是万斯同、全祖望和章学诚三人。
　　康熙十八年（1679），黄宗羲停止讲学活动，而全力从事于著书立说。
　　第五节著作等身一代大师黄宗羲在青少年时代曾写过不少应酬唱和的诗文，也写过学术专著，今保存下来的有《西台恸哭记注》（写于崇祯十一年，时二十九岁）、《四明山古迹记》（写于崇祯十五年时三十三岁，原稿五卷，康熙十二年改定为《四明山志》九卷）余皆不见。明朝灭亡的历史事实给黄宗羲以极大震动，于是他开始认真总结历史教训，决心为后人留下一些对经世治国有价值的言论文章。流传后世的梨洲遗著，绝大多数是作于顺治十年（1653 年，时四十四岁）之后，特别是在康熙时写的。著书立说，这是黄宗羲后半生的主要活动内容。顺治十年三月，鲁王朱以海在金门岛宣布取消“监国”称号。九月，黄宗羲写下了第一部重要的政治思想著作《留书》一卷八篇①。在该书《自序》中写道：古之君子著书，不惟其言之，惟其行之也。仆生尘冥之中，治乱之故，观之也熟；农琐余隙，条其大者，为书八篇。..自有宇宙以来，著书者何限？或以私意搀入其间，其留亦为无用。吾之言非一人之私言也，后之人苟有因吾言而行之者，又何异乎吾之自行其言乎？是故其书不可不留也。
　　这表明他著书目的，在于总结历史上的“治乱之故”，为后世立言。
　　黄宗羲在《留书》中表达了强烈的反清民族主义精神。他把清朝说成“伪朝”，把清帝骂作“虏酋”，把历史上少数民族对中国的统治视为“夷狄作乱”，甚至把《宋史》、《元史》的修撰者对辽、金、元政权的承认比作“为虎作伥”②。他在书中总结了明亡教训，认为明朝卫所制度腐败、宦官专政、土地与赋税制度不合理、科举制压抑人才等等，都是导致亡国的原因，但在另一方面也因有“夷狄”作乱，因此提出了“自三代以后，乱天下者无如夷狄”，而“夷狄”所以能够“乱天下”，又在于秦以后“废封建之罪”①。这就把批判的锋芒指向了中央集权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为他后来写作《明夷待访录》埋下了伏笔。
　　时隔十年，即康熙元年至二年，南方抗清斗争相继失败，清朝统治日趋巩固，黄宗羲对于恢复明室已经不抱希望，但他并不承认新皇朝统治的合法性，而认为当时“乱运未终”，治世有待未来。于是他在《留书》八篇基础上，加以扩充，写下了为后世“条具为治大法”的《明夷待访录》②。在这部名著中，黄宗羲不再像《留书》那样仅把批判矛头指向腐败的明皇朝和来自“夷狄”的清皇朝，而是指向了秦汉以来统治中国近两千年的封建君主专制① 《留书》八篇的篇名是《文质》、《封建》、《卫所》、《朋党》、《史》、《田赋》、《制科》、《将》，旧无刊本，仅有抄本流传下来。今宁波天一阁藏有乾隆年间慈溪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校抄本一种，存录前五篇，后三篇有目无文。经整理标点发表于《文献》1985 年第4 期，并收入《黄宗羲全集》第十一册，由浙江古籍出版社出版。引文均据天一阁抄本。
　　② 引文见《留书》中的《封建》、《朋党》、《史》。
　　① 引文见《留书·封建》。
　　② 《明夷待访录》原稿应有二卷二十六篇，并曾于康熙十二年刊刻，此板后毁于火。至乾隆年间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重刻此书时，删去了原属《留书》的有着明显反清内容的篇章，故传世刻本均来源于二老阁刻本，仅存一卷二十一篇。被删去未刻的《留书》五篇则以抄本形式流传下来。今存天一阁藏的抄本也系二老阁主人郑性、郑大节抄校。
　　制度，破天荒第一次揭示了“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③。他从政治、经济、法律、军事、教育、文化等各个方面提出了具有民主启蒙思想倾向的政治纲领，设计了未来理想社会的蓝图。
　　从康熙七年至十四年，黄宗羲经历七个寒暑，披阅千余家文集，编定了规模宏大的《明文案》二百十七卷。他在《明文案序》中申明自己选文的目的是为了发掘有明“三百年人士之精神”，要从“埋没于应酬讹杂之内，堆积几案”的千家文集中洗涤“情至之语”。他对自己的劳动很满意，认为《明文案》可与前人编的《昭明文选》、《唐文粹》、《宋文鉴》、《元文类》媲美，自信“有某兹选，彼千家之文集庞然无物，即尽投之水火不为过矣”①。《明文案》编成之时，黄宗羲年已六十六岁，但他仍然不辞劳苦地搜阅明人文集，曾多次长途跋涉到江苏昆山徐乾学家藏书楼（即“传是楼”）看书抄书，前后经历约二十年，终于在康熙三十二年（1693）八十四岁高龄时将《明文案》扩编成为《明文海》，计四百八十二卷。全书由黄宗羲亲定体例、写定目录，内文由其子弟抄录，宗羲亲作批注。书成以后，宗羲曾对儿子黄百家说：“非此不足存一代之书。”②《四库全书总目·〈明文海〉提要》称赞此书“搜罗极富，所阅明人文集几至二千余家”、“可谓一代文章之渊薮，考明人著作者，必当以是编为极备矣！”
　　康熙十五年至二十四年（1676—1685）间，黄宗羲编撰了另一部学术巨著——《明儒学案》六十二卷，近百万字。全书分立学案十九个，以王阳明学派为主流，兼述各家各派，记载了明代二百多名学者的事迹、言论和学术思想，是一部系统总结有明一代学术发展演变状况的断代学术思想史专著。他在叙述和评论各家各派的学术源流和思想倾向时，能做到“分其宗旨，别其源流”③，又注意存录各个案主的“一偏之见”和“相反之论”④。书成之后，学者纷纷抄传，推崇备至。与宗羲同时代的学者汤斌称赞《明儒学案》“如大禹导山导水，脉络分明；事功文章，经纬灿然。真儒林之巨海，吾党之斗杓也”①。全祖望则称此书为“有明三百年儒林之薮也”②。
　　继《明儒学案》以后，黄宗羲又着手编著《宋儒学案》和《元儒学案》，但未能完成，而由其子黄百家、后学全祖望续编而成《宋元学案》一百卷。通过编撰《明儒学案》和《宋元学案》，黄宗羲不仅创立了一种新的史书体裁——学案体，而且确立了以“一本而万殊”的真理论为指导的学术史观③。在哲学理论方面，他批判地总结了宋元明近七百年的理论思维成果，沿着他的老师刘宗周开拓的批评程朱理学、修正阳明心学的路子，在宇宙本原问题上坚持了唯物主义的“理气统一”论，认为“通天地，亘古今，无非一气而已”④，指出理与气是“一物而两名，非两物而一体”⑤，“理为气之理，③ 《明夷待访录·原君》，载《黄宗羲全集》第一册，浙江古籍出版社1985 年版。① 《明文案序上》载《黄梨洲文集》页388，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③ 《明儒学案·自序》。
　　④ 《明儒学案发凡》。
　　① 汤斌：《与黄太冲书》，载《南雷文定》三集“附录”。
　　② 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
　　③ 见郑性二老阁刻本《明儒学案发凡》。
　　④ 《梨洲太极图讲义》，载《宋元学案》卷12，《濂溪学案下》。
　　无气则无理”⑥；在主客体关系问题上则力图建立他的“理气心性统一”论，说“在天为气者在人为心，在天为理者在人为性，理气如是则心性亦如是，决无异同”⑦，又说：“盈天地皆心也。人与天地万物为一体，故穷天地万物之理，即在吾心之中。”⑧他在早些年（顺治年间）所写的《子刘子行状》和《孟子师说》等哲学著作中也反映了他的哲学思想受刘宗周的影响比较大。作为一个明朝的“遗民”，黄宗羲感到有责任整理和保存宋元以来特别是明代的历史文献资料，以总结历史经验，为统治者的借鉴。他除了编选宋、元、明三代的“文案”、“学案”之外，又用了大量精力编辑《明史案》①，完成了《行朝录》②、《弘光实录抄》、《四明山志》等重要的历史、地理专著，还编纂了《东浙文统》（已佚）和《黄氏捃残集》等地方文献资料。在宋、元史的整理方面，则纂辑了《宋史丛目补遗》、《续宋文鉴》、《元文抄》（今皆亡佚）等书。他的自著诗文集《南雷文定》、《南雷诗历》等也保存了许多可靠的明史资料。
　　黄宗羲在自然科学特别是在天文、地理、数学方面钻研颇深，成绩显著。他的自然科学著作计二十余种，较有代表性的是：《授时历故》、《授时历法假如》、《西洋历法假如》、《回回历法假如》；《今水经》；《勾股图说》、《开方命算》、《测圆要义》等，可惜多数已经亡佚了。
　　黄宗羲博学多才，著述宏富，涉及政治、经济、历史、哲学、天文、地理、数学、文学、宗教等众多学科。但其著作散亡严重、汇刊不全。旧史家对他的遗著，或者录其要而失其全，或者考辨未精、真伪不分，以致后代以讹传讹，很有详记之必要。
　　黄宗羲的著作总数有一百十多种，一千三百多卷，二千万字以上。今分类列目如下：1.文选汇编类十八种，存、佚各九种（以下有* 者为佚著）：《明文案》二一七卷，《明文海》四八二卷，《明文授读》六二卷，《姚江逸诗》十五卷，《黄氏捃残集》七卷，《剡源文抄》四卷，《杲堂诗文抄》十三卷，《子刘子学言》二卷，《黄忠端公文集》六卷；《明史案》二四四卷*，《宋元文案》若干卷，《宋集略》若干卷*，《元集略》若干卷*，《宋史丛目补遗》三卷*，《续宋文鉴》若干卷*，《宋诗抄》若干卷*，《元文抄》若干卷*，《正气录》一卷*；2.专著类六十八种，存二十八种，佚四十种：《留书》一卷，《明夷待访录》二卷（今存一卷），《破邪论》一卷，《汰存录》一卷，《易学象数论》六卷，《深衣考》一卷，《子刘子行状》⑤ 《明儒学案》卷44《诸儒学案上二》。
　　⑥ 《明儒学案》卷7《河东学案上》。
　　⑦ 《明儒学案》卷47，《诸儒学案中一》。
　　⑧ 《明儒学案改本序》，载《南雷文定五集》卷一。
　　① 根据钱林《文献征存录》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和邓实《国粹丛书〈行朝录〉后序》的记载分析，《明史案》有244 卷，类似草创之《明史》，其中包括《行朝录》3 卷和《海外恸哭记》1 卷。但《明史案》原书已散佚，今难确考。
　　② 根据钱林《文献征存录》和全祖望《梨洲先生神道碑文》和邓实《国粹丛书〈行朝录〉后序》的记载分析，《明史案》有244 卷，类似草创之《明史》，其中包括《行朝录》3 卷和《海外恸哭记》1 卷。但《明史案》原书已散佚，今难确考。
　　二卷，《孟子师说》二卷（今分七卷），《思旧录》二卷（今存一卷），《黄氏家录》一卷，《葬制或问》一篇，《梨洲末命》一篇，《明儒学案》六二卷，《宋元学案》一○○卷（初由宗羲主编，未成书，后由黄百家、全祖望续成，王梓材校定），《弘光实录抄》四卷，《行朝录》三卷（分《隆武纪年》、《赣州失事》、《绍武争立》、《鲁纪年》、《舟山兴废》、《日本乞师》、《四明山寨》、《赐姓始末》十篇，《海外恸哭记》一卷，《西台恸哭记注》一卷，《冬青树引注》一卷，《金石要例》一卷）、《历代甲子考》一卷，《四明山志》九卷，《匡庐游录》一卷，《今水经》一卷，《授时历故》一卷（今本四卷系后人据原本整理之作），《授时历法假如》一卷，《西洋历法假如》一卷，《新推交食法》一卷（今本二卷系后人据原本整理之作）；《授书随笔》一卷*，《四书私说》一卷*，《六家耆法》六卷*，《理学录》一卷*，《二程学案》二卷*，《倒戈录》一卷*，《虐征录》一卷*，《邪氛录》一卷*，《明季灾异录》一卷*，《从政录》一卷*，《蕺山同志考》一卷*，《姚江琐事》二卷*，《东浙文统》若干卷*，《明史条例》一篇*，《纬书》若干卷*，《三史》若干卷*，《续时略》若干卷*，《姚江文略》若干卷*，《姚江诗略》若干卷*，《补唐诗人传》一卷*，《四明山古迹记》五卷*，《台宕纪游》一卷（一名《台雁笔记》）*，《读龟山先生字说辨》一卷*，《天一阁书目》若干卷*，《律吕新义》二卷*，《黄氏丧服制》一卷*，《自著年谱》一卷*，《忠端公祠中神弦曲》一卷*，《春秋日食历》一卷*，《回回历法假如》一卷*，《监国鲁元年丙戌大统历》一卷*，《监国鲁五年庚寅大统历》一卷*，《大统历推法》一卷*，《大统历法辨》一卷*，《时宪历法解》一卷*，《气运算法》一卷*，《勾股图说》一卷*，《开方命算》一卷*，《测圆要义》一卷*，《割圆八线解》一卷*；3.自著诗文集类二十六种，存十八种，佚八种①：《南雷文案》十卷外一卷，《吾悔集》（即《南雷续文案》）四卷，《撰杖集》（即《南雷文案三刻》）一卷，《南雷文定》五种（《前集》十一卷，《后集》四卷，《三集》四卷，《四集》四卷，《五集》四卷，末一种又名《病榻集》、《病榻随笔》）二七卷，《南雷杂著》一卷，《南雷余集》一卷（又名《南雷集外文》），《南雷文抄》（郑祏抄本）三卷，《南雷文抄》（梨洲门人抄本）一卷，《南雷文约》四卷，《南雷诗历》三种（分三卷本、四卷本、五卷本），《匡庐行脚诗》一卷；《始学庵集》若干卷*，《庚戌集》若干卷*，《蜀山集》若干卷*，《老柳集》（庚寅至乙未年诗集）一卷*，《杏殇集》（丙申年诗集）一卷*，《金罍集》（丁酉、戊戌年诗集）一卷*，《露车集》（壬寅年诗集）一卷*，《心断集》（癸卯年诗集）一卷*，《吴艇集》（甲辰年诗集）一卷*②。
　　此外，尚有不少诗文散存于清人诗文集和《竹桥黄氏宗谱》等书，足见宗羲著述之丰了。
　　① 自著诗文集种类虽多，但多为重复结集，其主要文集是《南雷文定》，诗集是《南雷诗历》，但诸本卷数、篇目均有异同处，故仍分别列出。
　　② 以上六种诗集虽未见传本，但其主要的当已收入《南雷诗历》，故前人多不著录，目见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
　　第六节晚年顺清寿逾八旬黄宗羲在后半生虽然主要从事于著述，但并没有完全脱离政治。他同清廷的关系，由对抗、不合作到基本顺从，这也影响了他的政治意识的变化。从顺治至康熙初年，他对清统治者怀着强烈的民族仇恨，不仅在行动上进行武装反抗，而且在《留书》、《明夷待访录》等著作中还进行激烈的批判。但在康熙时代，清朝的政权日益巩固，康熙帝玄烨对顺治时期的暴力镇压政策作了较大的修改，特别是对汉族知识分子采取了笼络为主的政策，这无疑对黄宗羲的言行起着一定的影响。
　　康熙十六年（1677），侍读学土叶方蔼赋五古长诗一首，交董允瑶带给黄宗羲，诗中有“兴朝亟求贤，侧席心殷殷”，“勿著羊裘去，苍茫烟水滨”①之句，意在规劝黄宗羲结束隐逸生活，出来为清廷效力。黄宗羲即次其韵答诗一首，称“斯民方憔悴，何以返夏殷”，“勿令吾乡校，窃议东海滨’②，表明其不仕清廷之志。
　　次年，清廷议修《明史》，特开“博学鸿儒科”，以延揽人才。叶方蔼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黄宗羲的弟子陈锡嘏当时在北京任职，代为力辞。黄宗羲闻知后即致书陈锡嘏表示感谢，说他对叶氏举荐之事，“始闻之而骇，已喟然而叹”，而“喜兄（指锡嘏）之知我也”。又说如果让他“待诏金马”，无异于“断送老头皮也”①。
　　康熙十八年，监修明史总裁徐元文、叶方蔼两位内阁学士，征聘黄宗羲的弟子万斯同、万言北上修史。黄宗羲从“国可亡，史不可亡”的观点出发，支持万斯同“以布衣参史事”，但他在赋诗送行时告诫他们“太平有策莫轻题”②，表明其不与清廷合作的初衷。
　　康熙十九年，黄宗羲年已七十一岁，徐元文在康熙帝面前举荐黄宗羲参与修史，康熙帝下旨浙江督抚“以礼敦请”，黄宗羲仍然托病力辞。但他这时对康熙帝恐怕不太反感了，在给清朝官员的信中写道：“羲蒙圣天子特旨召入史馆..时以老病坚辞不行，圣天子怜而许之。”③这较之《留书》中骂清统治者为“夷狄”、为“虏酋”，已经大不相同。所以，他自己虽不应聘，却派遣自己的儿子黄百家到徐元文主持的明史馆去修史了。
　　在保持“遗民气节”问题上，进入晚年的黄宗羲，一方面极力称赞“遗民者，天地之元气也”④，表彰诸如汪沨、谢泰阶等明遗民不仕清廷的气节，另一方面又感到不能闭眼不看现实而采取与世毫无干涉的绝对隐居生活，所以，他所谓的遗民标准，是本身“止于不仕”（即不仕新朝）而又不废“当世之务”的“得中”之士⑤，他认为那些“种瓜卖卜，呼天抢地，纵酒祈死，穴垣通饮馔者，皆过而失中者也”⑥。他在《余若水周唯一两先生墓志铭》中，① 《黄梨洲诗集》页66，中华书局1959 年版。
　　② 《南雷诗历》卷4，《次叶叶讱庵太史韵》，载《黄梨洲诗集》，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① 《与陈介眉庶常书》，载《黄梨洲文集》页464、465。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② 《南雷诗历》卷2，《送万季野、贞一北上》，载《黄梨洲诗集》页70。③ 《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黄梨洲文集》页465。
　　④ 《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⑤ 《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⑥ 《谢时符先生墓志铭》，《黄梨洲文集》页213。
　　为自己的处世态度辩护说：“生此天地之间，不能不与之相干涉，有干涉则有往来。陶靖节不肯屈身异代，而江洲之酒，始安之钱，不能拒也。”①正是在上述思想指导下，黄宗羲不仅和许多“胜国遗民”交往密切，而且和清廷不少重要官员时相过从，或书信往来，或登门拜访。例如，他同“昆山三徐”（内阁学士、刑部尚书徐乾学；文华殿大学士，明史总裁徐元文；吏部侍郎徐秉义）关系十分密切，徐乾学、徐元文一再向康熙帝推荐黄宗羲，与黄宗羲互致书信，诗歌唱和，徐秉义曾至余姚拜访黄宗羲。黄宗羲也曾几次至昆山拜访徐氏兄弟，还请徐乾学为其父黄尊素祠撰写碑铭。徐元文病逝，黄宗羲写下了《哭相国徐立斋先生》的五古长诗，表示痛悼之意②。康熙二十六年，黄宗羲在写给徐乾学的一封信中，突出地反映了他晚年对清朝统治者态度的变化。他写道：去岁得侍函文，不异布衣胥肉之欢。公卿不下士久矣，何幸身当其盛也。今圣主特召，入参密勿，古今儒者遭遇之隆，盖未有两。五百年名世，于今见之。朝野相贺，拭目以观太平，非寻常之宣麻不关世运也。③又说：方今杀运既退，薄海内怀音草状；皇人仁风笃烈，救现在之兵灾，除当来之苦集，学士大夫皆以琴瑟起讲堂之上，此时之最难得者也。④在此信中，黄宗羲改变了他曾告诫万斯同“太平有策莫轻题”的态度，而提出了“其要以收拾人才为主”的治安策，并寄希望于徐乾学式的“真儒实学，居上而激扬之”①。
　　除与徐氏兄弟交往频繁之外，黄宗羲与朝中和地方一些有影响的官员如张玉书、汤斌、叶方蔼、许三礼、朱彝尊等都有交往，与先仕明、后仕清的钱谦益关系也很密切。他在晚年为人撰写的碑铭传状和致友人书中赞誉康熙帝为“圣天子”，称清朝为“国朝”、清军为“王师”，并从使用干支纪年到采用顺治、康熙等年号，甚至希望“同学之士，共起讲堂，以赞右文之治”②。这些事实，如完全站在明遗民的立场上看，确可谓梨洲“晚节有亏”。但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何尝不可以称道梨洲的现实主义态度呢！因为当其晚年，复明已绝对无望，康熙帝的文治武功又确实值得称道。
　　康熙二十五年，王掞视学浙江，倡议在黄宗羲故居黄竹浦重建忠端公（黄尊素）祠，宗羲写了《重建先忠端公祠堂记》。次年，王掞又捐俸汇刻刘宗周文集，宗羲与同门友董玚、姜希辙一起编辑了《刘子全书》，并为之作序。康熙二十七年，黄宗羲将旧刻《南雷文案》等文集删削修改，定名《南雷文定》重行刊刻。这年，他自筑生圹于龙虎山黄尊素墓侧，并有《筑墓杂言》诗。
　　康熙二十九年，黄宗羲年已八十，曾至杭州、苏州等地寻访旧迹，拜访朋友。次年，应新安县令靳治荆之邀游览黄山，为汪栗亭《黄山续志》作序。① 《黄梨洲文集》页128。
　　② 诗载康熙四十二年黄炳编刊之《黄氏续录》卷4，又见民国十五年刻《竹桥黄氏宗谱》卷13。③ 《与徐乾学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明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① 《与徐乾学书》，见上海图书馆藏《明黄宗羲〈南雷杂著稿〉真迹》。② 《董在中墓志铭》，载《黄梨洲文集》页238；参阅同书《太垣靳公传》、《姜定庵小传》、《周节妇传》、《陈夔献墓志铭》、《与李郡侯辞乡饮酒大宾书》等文。
　　康熙三十一年，黄宗羲病势沉重，闻知贾润刊刻其《明儒学案》将成，遂抱病作序，由黄百家手录。次年，《明文海》编成，宗羲又选其精萃编为《明文授读》。
　　康熙三十四年七月三日（公元1695 年8 月12 日），黄宗羲久病不起、与世长辞。他在病中曾作《梨洲末命》和《葬制或问》，嘱家人丧事从简：死后次日，“用棕棚抬至圹中，一被一褥不得增益”，遗体“安放石床，不用棺椁，不作佛事，不做七七，凡鼓吹、巫觋、铭旌、纸幡、纸钱一概不用”①。这表现了一个无神论者移风易俗的勇气。
　　黄宗羲在临终前四天给孙女婿万承勋的信中写道：总之，年纪到此可死；自反平生虽无善状，亦无恶状，可死；于先人未了，亦稍稍无歉，可死；一生著述未必尽传，自料亦不下古之名家，可死。如此四可死，死真无苦矣！这也可说是他自己的“盖棺定论”了。从黄宗羲一生业绩看，他作为一个思想家、著作家的历史地位，确实是“不下古之名家”的！
　　① 转引自黄炳垕：《黄梨洲先生年谱》卷下。
　　② 转引自万承勋《冰雪集》刻本《哭黄梨洲先生》诗注。万承勋，浙江鄞县人，字开远，号西郭，清初史学家万言之子，为梨洲门人之一，但声名不著。
　　第十六章顾炎武第一节遗民孤忠“无仕异朝”
　　顾炎武，江苏昆山人，明万历四十一年（1613）生。初名绛，学名继绅，字忠清。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南下，为敬仰南宋民族英雄文天祥的门生王炎午的忠贞品格，他更名炎武，字宁人。顺治七年，为避害曾化名蒋山傭。因家乡有一亭林湖，故人称亭林先生。
　　昆山顾氏，为“江东望族”，官宦世家，至炎武父辈家道中落。父亲顾同应，母亲何氏，生子五人，炎武是次子。在他很小时，就过继给嗣祖顾绍芾。嗣父顾同吉早卒，由嗣母王氏抚育。王氏受过良好教育，非常勤奋，“昼则纺绩，夜观书至二更乃息..尤好观《史记》、《资治通鉴》及本朝政纪诸书”，并经常给炎武讲刘基、方孝孺、于谦等人的事迹①，对炎武的思想有深刻的影响。顾绍芾博学多闻，留心时事政治，“阅邸报辄手录成帙”。他对明皇朝日趋没落的形势有较为清醒的认识。有一次，他指着庭院里的草根对嗣孙说：“尔他日得食此，幸甚！”在他的指导下，顾炎武阅读了《左传》、《国语》、《战国策》、《史记》和《资治通鉴》等史籍，也读过《孙子》、《吴子》等兵书。他教诲顾炎武说：“为士当求实学，凡天文、地理、兵农、水土，及一代典章之故不可不熟究。”①后来顾炎武提出的“经世致用”实渊源于此。
　　顾炎武十四岁正式入学，性情耿介，很有志向，与同乡归庄最为相好，并与他一起加入了政治性学术团体“复社”。经过十四年的寒窗，在科举上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对于功名举业逐渐淡薄。他日益发奋读书，研究实用之学。明崇祯十二年（1639），他“感四国之多虞，耻经生之寡术，于是遍览二十一史以及天下郡县志书，一代名公文集及章奏文册之类，有得即录，共成四十余帙”②。这些资料为他日后编写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国利病书》做了准备。
　　甲申（1644）之变，顾炎武闻讯后作《大行哀诗》，对于崇祯帝之死深表哀痛。清兵入关，明凤阳总督马士英等在南京迎立福王朱由崧，建立第一个南明政权。顾炎武受昆山县令杨永言的推荐，被福王政权授予兵部司务的职务。清兵攻陷南京后，顾炎武与归庄、吴其沆等在苏州、昆山参加了可歌可泣的抗清斗争。昆山城陷，死难者四万余人，顾炎武的生母何氏被清兵砍去右臂，两个弟弟遭杀害，好友吴其沆也被捕蒙难。顾炎武奉嗣母王氏避兵于常熟，王氏闻城陷，绝食十五天死节，临终时给顾炎武留下遗言：“我虽妇人，身受国恩，与国俱亡，义也。汝无为异国臣子，无负世世国恩，无忘先祖遗训，则吾可以瞑于地下。”③国恨家仇，嗣母遗言，使顾炎武终生保持了不与清廷合作的态度。
　　南明福王政权败亡后，唐王朱聿键在福州即位，遥授顾炎武为兵部职方① 《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伏》，见《顾亭林诗文集》（以下简称《诗文集》）第165 页，中华书局1983年版。
　　① 《亭林余集·三朝纪事阙文序》，见《诗文集》第155 页。
　　② 《亭林文集》卷6《天下郡国利病书序》，见《诗文集》第131 页。
　　③ 《亭林余集·先妣王硕人行状》，见《诗文集》第165 页。
　　司主事。时顾炎武母丧未葬，没有应召赴任，但与唐王政权保持着秘密联系。后来，顾炎武曾亲赴海上，又因道路阻隔，未能再次投入抗清斗争。在此期间，顾炎武非常关心抗清形势的发展，并且写下了许多首追悼死难烈士、感慨国家兴亡的壮丽诗篇。顺治七年（1650），为了躲避仇家的陷害，顾炎武伪作商贾，化名蒋山傭，遍游沿江一带，观察时局的变化。顾家原有仆人陆恩，见顾家衰败，叛投豪绅叶方恒，并且要以通海罪告发顾炎武。顺治十二年，顾炎武捉到陆恩，将其投入水中淹死。陆恩的女婿复投叶方恒，买通地方官吏，把顾炎武拘入私室，欲陷之于死地。顾炎武幸得友人帮助，得脱虎口。以后，顾炎武又在南京太平门外被叶方恒派遣的刺客击伤，因遇救幸免一死。在地方豪绅的迫害下，顾炎武见江南已难容身，于是“浩然有山东之行”①。他的好友归庄作文饯其北上，《序》中写道：宁人之学有本，而树立有素，使穷年读书山中，谁复知宁人者？今且登涉名山大川，历聘六国，以广其志，而大其声施焉。知今日困厄，非宁人行道于天下之发轫乎？②顺治十四年，顾炎武只身北上，开始了终其后半生的漫游生活。在二十五年间，他遍历山东、河北、山西、陕西等广大地区，所到之处，即考察山川形势，广交豪杰师友，“频年足迹所至，无三月之淹，友人赠以二马二骡，装驮书卷，所雇从役，多有步行，一年之中，半宿旅店”①。他曾考察了山海关、居庸关、古北口、昌黎、蓟州等战略要地，“所至阨塞，即呼老兵退卒，询其曲折，或与平日所闻不合，则即坊肆中发书而对勘之”②。他先后写成《营平二州史事》和《昌平山水记》等著作，总结宋代以来不了解营、平、滦三州的地理形势和战略地位，以致于争地构兵而亡天下的历史教训，为后人提供借鉴。
　　在长期的漫游生活中，顾炎武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的学者。他与他们切磋学问，砥砺风节，取人之长，补己之短。他在《广师》篇中写道：“夫学究天人，确乎不技，吾不如王寅旭；读书为己，探赜洞微，吾不如杨雪臣；独精三《礼》，卓然经师，吾不如张稷若；萧然物外，自得天机，吾不如傅青主；坚苦力学，无师而成，吾不如李中孚；险阻备尝，与时屈伸，吾不如路安卿：博闻强记，群书之府，吾不如吴任臣；文章尔雅，宅心和厚，吾不如朱锡鬯；好学不倦，笃于朋友，吾不如王山史；精心六书，信而好古，吾不如张力臣。顾炎武在学术上取得很大成就，与他的广交师友，虚心请益是分不开的。
　　顺治十八年，南明永历政权败亡，抗清斗争转入低潮。顾炎武知形势“不能骤革”，乃立定“不学礼无以立”之旨，笃志经史，勤勉著述，“以待后王，以待来学”④。他还曾经与李因笃一起，在雁门关之北，五台山之东，应募垦荒，积资待时，希望能够像后汉的马援、杜子春一样在边地立业。
　　康熙二年（1663），顾炎武的朋友吴炎、潘柽章受庄廷■《明史》案的① 《亭林诗集》卷2《赠路光禄太平》，见《诗文集》第314 页。
　　② 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卷2。
　　① 《亭林文集》卷6《与潘次耕》，见《诗文集》第140 页。
　　② 全祖望：《顾亭林先生神道表》。
　　③ 《亭林文集》卷6《广师》，见《诗文集》第134 页。
　　④ 《亭林文集》卷3《答汪苕文书》，见《诗文集》第60 页。
　　株连，被清廷所杀。顾炎武怀着满腔的悲愤，在旅程中遥祭亡友。他在诗中写道：“一代文章亡左马，千秋仁义在吴潘”①，对清统治者大兴文字狱表示强烈的义愤，对死者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后来他又在《书吴潘二子事》一文中，详细记述了庄廷■《明史》案的始末，对吴、潘二人的史才和德行给予高度评价，并且特别颂扬了他们在刑讯时所表现的大义凛然、威武不屈的精神。康熙七年，顾炎武本人被黄培诗案牵连在内，他闻讯后星驰赶赴济南，力辩原告姜元衡是以奴告主，捏造证据，诬陷别人。顾炎武被监禁七个月，后因李因笃等人的营救，才得出狱。他在《赴东》诗中感叹：“苦雾凝平皋，浮云拥原隰”，“所遇多亲知，摇手不敢言”②，可见当时情势的险恶。在清政权的文化高压政策下，顾炎武“退而修经典之业”，“穷经以待后王”。他编著了《音学五书》和《日知录》两书。《音学五书》于康熙六年开刻，此书纂辑了顾炎武三十余年研究音韵学的成果，共三十八卷。其中《音论》三卷，“审音学之源流”，是全书的总纲；《诗本音》十卷、《易音》三卷，考订了《诗经》和《周易》中的音韵；《唐韵正》二十卷，考察了从春秋战国至唐宋以来的音韵变迁；《古音表》二卷，厘析古音为十部，列表加以说明。顾炎武在同李因笃论音韵流变的书信中说：“愚以为读九经自考文始，考文自知音始。以至诸子百家之书，亦莫不然。”①这一观点开启了清代乾嘉学派注重音韵训诂学风的先河。《日知录》是顾炎武的代表作，也是他一生治学的结晶。他在此书的《自纪》中写道：愚自少读书有所得辄记之，其有不合，时复改定。或古人先我而有者，则遂削之。积三十余年乃成一编，取子夏之言，名曰《日知录》，以正后之君子。
　　康熙九年，《日知录》初刻本八卷问世，康熙十五年增改为二十余卷。今本三十二卷是潘耒在顾炎武逝世十三年以后刊刻的。其中前七卷论经义，八卷至十二卷论政治，十三卷论风俗，十四、十五卷论礼制，十六、十七卷论科举，十八至二十一卷论艺文，二十二至二十四卷杂论名义，二十五卷考证旧事，二十六卷论史法，二十七卷论注书，二十八卷论杂事，二十九卷论兵及少数民族，三十卷论天象、术数，三十一卷论地理，三十二卷为杂考。
　　值得注意的是，在康熙十五年，即顾炎武撰《初刻日知录自序》之年，他曾写信给黄宗羲，对《明夷待访录》给予极高的评价：“读之再三，于是知天下之未尝无人，百王之敝可以复起，而三代之盛可以徐还也。”②信中还说：“炎武以管见为《日知录》一书，窃自幸其中所论，同于先生者十之六七。”③这使我们知道顾黄两人的政治倾向颇多相同。
　　顾炎武深受嗣母王氏“无为异国臣子”遗言的影响。康熙十年，清廷开明史馆，内阁大学士熊赐履招请顾炎武参加，被他严辞拒绝，说：“果有此举，不为介推之逃，则为屈原之死。”①康熙十七年，清廷设博学鸿儒科，征举海内名儒，阁学叶讱庵和侍讲韩慕庐要推荐顾炎武应征，他再次表示“无① 《亭林诗集》卷4《汾州祭吴炎潘柽章二节土》，见《诗文集》第363 页。② 《亭林诗集》卷4《赴东六首》，见《诗文集》第378 页。
　　① 《亭林文集》卷4《答李子德书》，见《诗文集》第73 页。
　　② 《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见《诗文集》第238、239 页。
　　③ 《亭林佚文辑补·与黄太冲书》，见《诗文集》第238、239 页。
　　① 《蒋山傭残稿》卷2《记与孝感熊先生语》，见《诗文集》第196 页。仕异朝”，“耿耿此心，终始不变”②，并且决定从此以后绝迹不至北京。次年，叶讱庵任明史馆总裁，又招请顾炎武入史局，他回信说：“七十老翁何所求，正欠一死，若必相逼，则以身殉之矣！”③顾炎武的三个外甥（即徐乾学、徐元文、徐秉义）都在清廷做高官，号称“昆山三徐”。在他们没有发迹时，顾炎武曾经帮助过他们。徐氏兄弟一门鼎贵之后，多次给顾炎武写信，为他买田置宅，要迎请他南归，而顾炎武却拒而不往，宁可在异乡过清苦的生活。他还曾经给他的学生潘耒写信，让他“不登权门，不涉利路”，不去充当徐乾学的门客④。
　　顾炎武晚年定居于陕西华阴。他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秦人慕经学，重处士，持清议，实与他省不同。..然华阴绾毂关河之口，虽足不出户，而能见天下之人，闻天下之事。一旦有警，入山守险，不过十里之遥；若志在四方，则一出关门，亦有建瓴之便。由此可知，顾炎武在晚年仍然没有放弃反清复明的希望，他在陕西华阴定居即寓有观察时变、待机而动的深意。康熙十九年，顾炎武六十八岁，在这一年的元旦他作一对联：“六十年前，二圣［明神宗、光宗］ 升遐之岁；三千里外，孤忠未死之人。”①这一对联也可为顾炎武晚年的心境作一印证。
　　康熙二十年（1681），顾炎武不顾年迈体衰，仍然来往于陕西、山西之间。八月，在山西曲沃患重病。次年正月初八，顾炎武上马失足坠地，呕泻不止，初九日辞世，享年七十岁。
　　② 《亭林文集》卷4《答次耕书》，见《诗文集》第77 页。
　　③ 《亭林文集》卷3《与叶讱庵书》，见《诗文集》第53 页。
　　④ 《亭林文集》卷4《与次耕书》，见《诗文集》第79 页。
　　⑤ 《亭林文集》卷4《与三侄书》，见《诗文集》第87 页。
　　① 张穆：《顾亭林先生年谱》卷4。
　　第二节“经世致用”及民主意识顾炎武是明清之际贡献卓著、影响深远的伟大学者。他一生著述宏富，在经学、史学、音韵学、地理学、文学等领域都有重要的建树，在政治思想方面也提出了许多积极进步的主张。他的学生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有通儒之学，有俗儒之学。学者将以明体适用也。综贯百家，上下千载，详考其得失之故，而断之于心，笔之于书，朝章国典，民风土俗，元元本本，无不洞悉，其术足以匡时，其言足以救世，是谓通儒之学。..天下无贤不肖，皆知先生为通儒也。
　　顾炎武一生治学的方向可以用“经世致用”来概括。基于这种思想，他对宋明理学“空谈心性”造成的恶果进行了激烈的批判。他说：刘石乱华，本于清谈之流祸，人人知之。孰知今日之清谈，有甚于前代者。昔之清谈谈老庄，今之清谈谈孔孟。..以明心见性之空言，代修己治人之实学，股肱惰而万事荒，爪牙亡而四国乱，神州荡覆，宗社丘墟！昔王衍妙善玄言，自比子贡，及为石勒所杀，将死，顾而言曰：“呜呼！吾曹虽不如古人，向若不祖尚浮虚，戮力以匡天下，犹可不至今日！”今之君子得不有愧乎其言。他对王阳明的心学更是攻击不遗余力：以一人而易天下，其流风至于百余年之久者，古有之矣：王夷甫之清谈，王介甫之新说。其在今日，则王伯安之“良知”是也。孟子曰：“天下之生，久矣，一治一乱。”拨乱世，反诸正，岂不在后贤乎！顾炎武把明朝灭亡的原因归咎于宋明理学特别是王阳明心学的流祸。他以“拨乱世，反诸正”为己任，提倡穷六经之旨、急当世之务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变一代学风的作用。他还曾说：“愚独以为理学之名，自宋人始有之。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③。顾炎武用“古之所谓理学”即经学同宋明理学相对立，并且提出读经应自考文、知音开始。这一观点被清代许多学者所接受。江藩在《国朝汉学师承记》中说：“国朝诸儒究六经奥旨，与两汉同风”，是顾炎武和黄宗羲开启了先河。实际上，顾炎武所提倡的经学绝不仅仅是训诂考证，而是同“当世之务”紧密联系的。潘耒序《日知录》就曾指出：“如第以考据之精详，文辞之博辨，叹服而称述焉，则非先生所以著此书之意也。”清代诸儒受到清政权的文字狱威胁，退回到故纸堆中，专治训诂考证，正如梁启超所谓：“只算学得半个亭林罢了”④。
　　顾炎武针对宋明理学的空疏学风和假道学先生们的寡廉鲜耻，明确地提出了“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他说：愚所谓圣人之道者如之何？曰：博学于文；曰：行己有耻。自一身以至于天下国家，皆学之事也；自子臣弟友以至出入、往来、辞受、取与之间，皆有耻之事也。耻之于人大矣！不耻恶衣恶食，而耻匹夫匹妇① 《日知录》卷7“夫子之言性与天道”条。
　　② 《日知录》卷18“朱子晚年定论”条。
　　③ 《亭林文集》卷3《与施愚山书》，见《诗文集》第58 页。
　　④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
　　之不被其泽。顾炎武把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联系起来，治学和培养道德情操都是为了经世济民。宋明理学造成了“束书不观，游谈无根”的流弊，道学先生们“置四海之困穷不言，而终日讲危微精一之说”，后来竟有一部分堕落成“被服儒雅，行若狗彘”的无耻之徒。顾炎武对这些深恶痛绝，他认为清谈可以亡国，“士大夫之无耻，是谓国耻”②。他提出“博学于文”、“行己有耻”两大宗旨，一方面是对宋明理学的针砭，另一方面寓有通过严格读书人的操守而振奋国民精神的深意。顾炎武一生躬行实践了自己的主张，集道德文章于一身，给后人树立了楷模。
　　顾炎武在宇宙观上具有唯物主义的倾向。他在解释《易传》中的“游魂为变”时，引用了张载和邵宝的话。张载说：“太虚不能无气，气不能不聚而为万物，万物不能不散而为太虚。循是出入，是皆不得已而然也。”邵宝说：“聚而有体谓之物，散而无形谓之变..是故聚以气聚，散以气散。”顾炎武接受了这些观点，提出“盈天地之间者气也，气之盛者为神，神者天地之气而人之心也”③。这就坚持了世界是物质的，精神是物质所产生的唯物主义哲学命题。他在解释《易传》的“形而上者谓之道，形而下者谓之器”时，也提出了“非器则道无所寓”①的正确观点。顾炎武一生注重对具体问题的研究和考察，虽在哲学问题上没有做过系统的论述，但对中国古代的唯物主义哲学思想还是有所继承的。
　　顾炎武批判宋明理学“用心于内”的方法是“近世禅学之说耳”。②他反其道而行之，提倡外向的、实事求是的治学方法。顾炎武治学有两大特点，一是注重实地的考察，一是重视书本知识的积累。潘耒在《日知录序》中说：［先生］ 足迹半天下，所至交其贤豪长者，考其山川风J ?俗，疾苦利病，如指诸掌。精力绝人，无他嗜好，自少至老未尝一日废书。出必载书数簏自随，旅店少休，披寻检讨，曾无倦色。有一疑义，反复参考，必归于至当；有一独见，援古证今，必畅其说而后止。
　　顾炎武的一生真正做到了“读万卷书，行万里路”。他的《日知录》、《营平二州史事》、《昌平山水记》、《山东考古录》、《京东考古录》等著作都是实地考察和书本知识相互参证，认真分析研究以后写成的。顾炎武把写书比作“铸钱”，他鄙弃抄袭古书，改铸古人的旧钱，他认为正确的方法是自己去“采山之铜”。顾炎武重视典章文物、天文地理、古音文字、民风土俗的考核。凡立一说，必广求证据，反复辨析，常用归纳法得出正确的结论。这对于清代朴学方法的形成起了开风气的作用。
　　顾炎武曾说过：“君子之为学也，以明道也，以救世也。”①“明道”与“救世”在他看来是相互联系而不可分的两个步骤。顾炎武的学术领域非常广博，他在经学、史学、地理、音韵、词章和金石文字等方面都有重要的成就。这些成就不是与他的政治思想相脱离，也不是为他的政治思想作掩护，而是与他的政治思想密切结合。例如，他著《音学五书》，考证古今音韵的① 《亭林文集》卷3《与友人论学书》，见《诗文集》第41 页。
　　② 《日知录》卷13“廉耻”条。
　　③ 《日知录》卷1“游魂为变”条。
　　① 《日知录》卷1“形而下者谓之器”条。
　　② 《日知录》卷18“内典”条。
　　① 《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见《诗文集》第98 页。
　　流变，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者”，这同他著《日知录》一样，都是为了“跻斯世于治古之隆”②。《四库全书总目提要》称顾炎武“生于明末，喜谈经世之务，激于时事，慨然以复古为志，其说或迂而难行，或愎而过锐。”这一方面说明顾炎武的思想没有摆脱“法古用夏”的局限，另一方面也说明他所谈的“经世之务”是与清政权的统治相抵触的，在“法古用夏”的形式下包含着积极进步的内容。
　　顾炎武对中国封建社会的政治制度进行了批判。他说：方今郡县之敝已极，而无圣人出焉，尚一一仍其故事，此民生之所以日贫，中国之所以日弱，而益趋于乱也。何则？封建之失，其专在下；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古之圣人以公心待天下之人，胙之土而分之国。
　　今之君人者，尽四海之内为我郡县犹不足也，人人而疑之，事事而制之，科条文簿日多一日，而又设之监司，设之督抚，以为如此，守令不得以残害其民矣。不知有司之官，凛凛焉救过之不给，以得代为幸，而无肯为其民兴一日之利者，民焉得而不穷？国焉得而不弱？率此不变，虽千百年，而吾知其与乱同事，日甚一日者矣。很明显，顾炎武所说“郡县之失，其专在上”，其批判的锋芒是指向君主专制的。他所说君主专制是民生日贫、国家日乱的根源，与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指斥“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同样表现了明清之际的有识之士通过总结治乱兴亡的历史教训，在政治思想上已有所觉醒。顾炎武认为君主专制的弊病在当时已经发展到了不得不进行改革的地步。他提出的改革方案是“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即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把“辟官、莅政、理财、治军”四权归于郡县。
　　顾炎武发挥先秦儒家的民本思想，以此作为批判君主专制的武器。他说：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而非绝世之贵；代耕而赋之禄，故班禄之意，君、卿、大夫、士与庶人在官一也，而非无事之食。是故知天子一位之义，则不敢肆于民上以自尊；知禄以代耕之义，则不敢厚取于民以自奉。不明乎此，而侮夺人之君，常多于三代之下矣。顾炎武认为，君与臣都是为民而立，他们取得俸禄都是因为有管理之责，行代耕之义，因此，君与臣“一也”。在这里，顾炎武突破了君尊臣卑、君贵民贱的传统观念，在民本思想的基础上提出了君臣平等的思想。他还反对君主有“绝世之贵”，取“无事之食”，他认为君主的“自尊”和“自奉”是造成权力争夺、政治不稳定的原因。顾炎武的这些思想见解与黄宗羲的很相似。
　　顾炎武把“国”和“天下”区分开来。如有一段名言：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是故知保天下，然后知保其国。保国者，其君其臣肉食者谋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显然，顾炎武所说的“国”是指一姓一氏的“私天下”，而同它相对的则是包括天下人民利益在内的“公天下”。顾炎武认为，② 《亭林文集》卷4《与人书二十五》，见《诗文集》第98 页。
　　① 《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一》，见《诗文集》第12 页。
　　② 《日知录》卷7“周室班爵禄”条。
　　① 《日知录》卷13“正始”条。
　　朝代的更替是君与臣统治阶层的事，而道德的存亡关系到天下人民的利益，因此每个人都应负起责任。他还说：君臣之分所关者在一身，华裔（夷）之防所系者在天下。故夫子之于管仲略其不死子纠之罪，而取其一匡九合之功。盖权衡于大小之间，而以天下为心也。夫以君臣之分犹不敌华裔（夷）之防，而《春秋》之志可知矣。②这段话与吕留良在《四书讲义》中强调“华夷之防”大于“君臣之伦”，可以说是异口同声。把这段话同前面一段话相参照，可知顾炎武把民族的利益、人民的利益看得最为重要，而对传统儒家的“君臣之义无所逃于天地之间”做出了否定，对君主政权存在的合理性表露出怀疑，他提出的“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思想渗透了民主的意识。
　　顾炎武抨击八股取士的科举制度，说它败坏人才有甚于秦始皇焚书坑儒。他还指出，“天下之病民者有三：曰乡宦，曰生员，曰吏胥”。当时的生员有五十多万，由于这些生员户的赋役和科举考试的费用都转移到人民头上，所以“病民之尤者，生员也”。他大声疾呼：“废天下之生员而官府之政清，废天下之生员而百姓之困苏，废天下之生员而门户之习除，废天下之生员而用世之材出。”①他主张改革以八股文取士，让读书人把在八股文上所花的功夫“用之于经史及当世之务”；他还主张广开才路，用选举之法，“天下之人，无问其生员与否，皆得举而荐之于朝廷”②。这在当时是有进步意义的思想。
　　顾炎武早年参加“复社”，受到过“裁量人物，訾议国政”的东林余风的熏陶，因此他很重视“清议”的作用。他认为，社会风俗的邪正关系到天下的治乱，而“天下风俗最坏之地，清议尚存，犹足以维持一二；至于清议亡，而干戈至矣”③。他主张“存清议于州里”，“进乡评以扶国是”④。他还针对孔子的“天下有道，则庶人不议”，提出反命题：“政教风俗苟非尽善，即许庶人之议矣”⑤。他的“清议”思想主要是指重视社会舆论的作用，而没有提出建立议政机关的思想。与他同时的黄宗羲在《明夷待访录》中提出“必使治天下之具皆出于学校..天子之所是未必是，天子之所非未必非，天子亦遂不敢自为非是，而公其非是于学校”，即把学校作为议政的机关，这比顾炎武的思想要胜过一筹。但是，顾炎武的“清议”思想与黄宗羲的思想一样，尽管带有历史的局限，但都包含着民主议政的思想萌芽。
　　② 《日知录》卷7“管仲不死子纠”条。
　　① 《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下，见《诗文集》第22、24 页。
　　② 《亭林文集》卷1《生员论》中、下，见《诗文集》第22、24 页。
　　③ 《日知录》卷13“清议”条。
　　④ 《日知录》卷13“清议”条。
　　⑤ 《日知录》卷19“直言”条。
　　第三节顾炎武的历史性成就顾炎武生活在明清之际“天崩地解”的时代。封建社会的没落，资本主义的萌芽，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的空前尖锐，构成了那个时代的丰富画面，也为产生出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文化巨人提供了一个风雷激荡的学术环境。顾炎武的思想来自时代的启迪，同时又受到时代的局限。
　　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顾炎武记录了明代中后期社会发展的方向，如长江中下游一带“商贾既多，土田不重”，“末富居多，本富益少..贸易纷纭，铢求刻核”①。他对这些虽不能深刻理解，但却承认“天下之人各怀其家，各私其子”，是人之常情。他说：“为天子为百姓之心，必不如其自为..用天下之私，以成一人之公而天下治。”②他主张把开矿的权利下放到郡县，说“县令开之，是发金于堂室之内也”，“则唯主人有之，门外者不得而争也”。③这些都多少反映了当时市民阶层的意识。他提出“寓封建之意于郡县之中”，把生财治人之权归于郡县，这种政治上的民主改良是有其背后的经济原因的。
　　顾炎武由于阶级的局限，对明末农民战争是坚决反对的。但他身处乱世，大半生过着客旅生涯，“足迹半天下”，较多地接触到当时社会的实际，对劳动人民的苦难有一定了解，并抱有深切的同情。他认识到封建统治者的繁重赋税是“穷民之根，匮财之源，启盗之门”，他感慨“生民之困，未有甚于此时者矣”④。为此曾说：张子有云，民吾同胞。今日之民，吾与达而在上位者之所共也。救民以事，此达而在上位者之责也。救民以言，此亦穷而在下位者之责也。对劳动人民的同情，使顾炎武能够针对当时社会的弊病，提出减轻赋税和开矿兴利、“利尽山泽而不取诸民”等改良措施。他的“厚民生，强国势”的思想带有一定程度的人民性。
　　明朝灭亡，八旗铁蹄南下，亡国之痛，败家之仇，使顾炎武的思想不能不产生强烈的震动。顾炎武同当时许多进步的思想家一样，在经历了晚明鼎革之后，痛定思痛，开始对中国封建社会的痼疾和明朝灭亡的原因进行反省。顾炎武指出“郡县之失，其专在上”，触及到君主专制这一妨碍中国社会向前发展的政治赘瘤，具有一定的思想深度。但是明清之际，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因素的萌芽毕竟还很微弱，顾炎武后半生所北游的地区更是农业经济和宗法势力十分强大的地区。这使得顾炎武虽然看到了中国封建社会政治制度的弊病，却不能够认清这种制度的经济根源和阶级基础，因而也就不可能找到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正确途径，而只能在“三代之治”中寻求救世的药方。顾炎武主张地方自治，向君主分权，这在当时有进步的意义；但他提出在郡县设立世袭官僚，在村社借重强宗氏族②，明显地暴露了在他的思想中“死的拖住了活的”。
　　① 《天下郡国利病书》卷32。
　　② 《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五、六，见《诗文集》第14、15 页。
　　③ 《亭林文集》卷1《郡县论》五、六，见《诗文集》第14、15 页。
　　④ 《亭林文集》卷1《钱粮论》下，见《诗文集》第19 页。
　　① 《日知录》卷19“直言”条。
　　② 《亭林文集》卷5《裴村记》，见《诗文集》第108 页。
　　顾炎武认为，宋明理学“空谈心性”所造成的“经生之寡术”、“士大夫之无耻”，是朱明王朝灭亡的一个重要原因。他提出“博学于文”和“行己有耻”，提倡“经世致用”的实学，这在当时起到了转移学术风气的作用。但他把“当世之务”和“六经之旨”联系在一起，就使他的“经世致用”思想带有很大的历史局限。顾炎武的“博学于文”，比起宋明理学的“空谈心性”，当然是扩大了知识的范围，转换了认识的角度；但他的“博学于文”又以“好古敏求”为基本内容，这在一定程度上又遮蔽了人们的眼界。顾炎武重视对典章文物、地理沿革、音韵流变以及租赋、盐铁、科举、军事、风俗等等的考察，他研究历史固然是为了“鉴古以训今”，但有时候也不免流于烦琐和迂阔。例如，他审音学之源流，希望“圣人复起，举今日之音而还之淳古”，就确有食古未化的毛病。另外，顾炎武对“当世之务”的理解也还比较偏狭，他曾说：致知者知止也。知止者何？为人君止于仁，为人臣止于敬，为人子止于孝，为人父止于慈，与国人交止于信，是之谓止。知止然后谓之知至。君、臣、父、子、国人之交，以至于礼仪三百，威仪三千，是之谓物。..以格物为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则末矣。知者无不知也，当务之为急。①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仍然偏重于道德礼教，因而与宋明理学还没有严格地划清界限。他的“博学于文”也较多地限于社会知识的领域，而对自然科学则比较轻视。
　　顾炎武始终不与清政权合作，是与他恪守嗣母的遗言，终生抱定反清复明的志向相联系的。他在辞入史馆给叶讱庵的信中写道：“人人可出，而炎武必不可出矣”，其原因就是因为嗣母有“无仕异代”之言在先。顾炎武一生曾六谒孝陵，六谒思陵，充分表现了他的遗民孤忠之心。忠孝观念是顾炎武不与清廷合作的一个重要原因。另外，“华夷之防”的传统观念在顾炎武的思想中也占有相当大的比重，这也给他的民族气节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当然，这些历史的局限仍不足以掩盖顾炎武人格的伟大和思想的光辉。
　　顾炎武的学术成就和政治思想在历史上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不但开有清一代学风，而且中国近代的政治变革也从他那里吸取了精神力量。梁启超在《清代学术概论》中指出：“清代儒者以朴学自命以示别于文人，实炎武启之。最近数十年以经术而影响于政体，亦远绍炎武之精神也。”
　　① 《日知录》卷6“致知”条。
　　第十七章王夫之第一节先世和早年的生活王夫之，字而农，号姜斋，还用过其他别号①。湖南衡阳人。晚年隐居于石船山（今衡阳县曲兰乡湘西村），敌人尊称船山先生。明万历四十七年九月初一日（1619 年10 月7 日），生于衡州府城南回雁峰下的王衙坪（今属衡阳市大码头横街）。
　　王氏有谱牒可稽的始祖王仲一，居住扬州高邮的打鱼衬。明洪武间，因跟随朱元璋渡江作战有功，授山东青州府（治今山东益都）左卫正千户。其子王成，参加燕王朱棣为夺取帝位而发动的“靖难之师”，以功升任衡州卫指挥佥事，迁居衡阳。到王夫之出生时，已经住上十代了。
　　王夫之的父亲王朝聘，多次参加乡试，只取为“副榜”，以后到北京国子监肄业期满，也未授与官职。他少年时跟随衡阳有名的学者伍定相学习。伍“为学综天文、地纪、人官、物曲、兵农、水利之书，以淹贯为主”②。王朝聘又拜邹德溥为师。邹德溥是理学家邹守益之孙。邹守益先宗程朱，后师事王守仁，故学主折衷，一方面讲良知，一方面又不愿杂于禅，而兢兢于“戒惧慎独”①。王朝聘受到启迪，“以真知实践为学”②。王朝聘这种思想和治学宗旨，对王夫之有很大影响。
　　王朝聘有三个儿子：长介之，次参之，夫之最小。天启二年（1622），夫之四岁，与二哥参之入家塾，从大哥介之受读。十四岁时考中秀才，十六岁时从叔父王廷聘学诗，接受了“深不喜竟陵体”③，坚持“斟酌开、天，参伍黄、建，拒姝媚之曼声，振噌吰之亢韵”④的诗歌创作主张。崇祯九年（1636）赴武昌参加乡试，落第。次年夏，从王廷聘读史于“曳塗居”（王廷聘的居室）。崇祯十一年，王夫之入岳麓书院肄业。他与旷鹏升等订“行社，聚首论文，相得甚欢”⑤。崇祯十二年秋，赴武昌参加乡试，又落第。十月间，他和郭风蹮、管嗣裘、文之勇等设“匡社”，揣摩制艺，互相匡正。崇祯十四年，王夫之建造乾涛园，潜心读书其间。这时，湖广提学道高世泰至衡州主持岁试。王夫之的试卷，为高世泰所称赏，并写下评语：“忠肝义胆，情见乎词”⑥。未几，他赴武昌参加乡试，以《春秋》试卷列第一，中式举人第五名。十一月，王朝聘督促王夫之和王介之取道南昌，到北京等候会试，王夫之兄弟立即动身。他们于十二月初旬到达南昌，在那里度岁。由于李自成领导的农民军已在席卷河南后进入承天（治所今湖北钟祥），张献忠领导的农民军袭破黄梅，因而朝廷于崇祯十六年正月命将本年会试改为八月举行。王夫之由南昌返归衡阳，编印《乾涛园诗集》。五月三十日（7 月15 日），张① 据王之春：《船山公年谱》，还用过“卖姜翁”、“一瓠先生”、“瓠道人”、“双髻外史”、“梼杌外史”等别号。
　　②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岳麓书社1982 年版，第72 页。
　　① 《明史》卷282《儒林列传》。
　　② 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王船山诗文集》第26 页。
　　③ 王夫之：《家世节录》，《王船山诗文集》第106 页。
　　④ 王夫之：《牧石先生暨吴太恭人合祔墓表》，《王船山诗文集》第38 页。⑤ 王夫之：《［旷氏］南卿公墓志铭》，载《船山学报》1981 年1 期。8 页。⑥ 王夫之：《自序》，《王船山诗文集》第646 页。
　　献忠率军由蕲水攻占武昌，自称“大西王”。九月二十九日（11 月10 日）大西军攻入衡州。张献忠下令“开科殿试”，“考授”官吏①。王夫之和王介之因在郡有名望，就成为被延揽的对象。他们不愿与大西军合作，就在舅父谭允琳的引导下，连夜奔往南岳莲花峰下“草舍”藏匿，在生活上得到常居该地的夏汝弼和僧性翰的照顾，可是他们的父亲王朝聘，已经衰老，不能徒步，却被张献忠手下的人找去，要他通知王夫之兄弟出来佐助，王朝聘加以拒绝，准备投缳自杀。王夫之闻讯后，连忙“剺面刺腕”②，用毒药敷在伤口上，叫人把他抬到大西军的有关“官庭”中，“示不可用”③，同时谎称王介之已死。张献忠的部下见王夫之已到，就把王朝聘释放了。这天晚上，王夫之也伺机逃走。他奔往南岳莲花峰下（王朝聘也来此），在黑沙潭畔作《九砺》。此诗只有一首保存下来，其序云：“缘从贼者斥国为贼，恨不与俱碎，激而作此。”④可见王夫之当时的立场是与农民起义军和投奔大西军的知识分子完全对立的。
　　① 光绪《衡州府志》卷29《兵燹》。
　　② 王夫之：《石崖先生传略》，《王船山诗文集》第20 页。
　　③ 同治《衡阳县志》卷7《人物列传》。
　　④ 王夫之：《九砺之一》，《王船山诗文集》第521 页。
　　第二节坚持抗清斗争崇祯十七年五月，王夫之听到李自成指挥大顺军攻入北京、崇祯帝自缢和宁远总兵吴三桂引清兵入关，以及清统治者进入北京等消息，非常震惊，“数日不食，作《悲愤诗》一百韵，吟已辄哭”①。不久，王夫之听说福王朱由崧在南京即位（即弘光帝），感到十分激奋。②十月，他赴东安访友，了解到弘光朝廷的君臣对占据北京并调兵南下的满洲贵族缺乏警戒，不禁发出了“击楫意不伸，臣浪终难弭”③的慨叹，表现了对时局的深忧。在这种心情的支配下，他决定继续在南岳的深山中隐居，并在那“层峦耸翠，瀑布飞溅”，“景色清幽，人迹罕到”④的莲花峰的半山腰建造“续梦庵”，作为自己和父母等的“避兵常居之所”⑤。
　　顺治二年（1645）夏，明湖广提学道堵胤锡兴修南岳的二贤祠（祀朱熹、张栻），嘱咐王夫之和王介之、夏汝弼经营其事，增建前栋。未几，王夫之听说清军攻破南京弘光帝在芜湖被俘，续写了《悲愤诗》一百韵。闰六月，南明驻扎于衡山燕子窝的黄朝宣部和驻扎于攸县的张先壁部，肆行抢掠，“弱肉强食”⑥，当地和邻近地区的人民，备受荼毒。王夫之和二哥参之侍奉父亲王朝聘到耒阳、兴宁（即资兴县）和永兴避难。十一月，他们才回到南岳“续梦庵”。适堵胤锡重建方广寺，便托王夫之和王介之、管嗣裘、夏汝弼襄助。顺治三年，王夫之开始研读《周易》。他将研读《周易》的一些心得，分别写成札记（后编为《周易稗疏》），为以后进行系统的探索作好准备。接着，他编纂《莲花志》五卷，对南岳莲花峰的“沿革”、“形胜”、“古迹”、“名游”、“祀典”、“禅宿”、“物产”等，都作了简明的叙述。三月，王夫之到湘乡访友。他通过耳闻目见，觉得湖广地区存在着危机：南明湖广总督何腾蛟于上年九月接受了大顺军将领刘体纯、袁宗第、郝摇旗等联合抗清的要求。不久，何又同意与统率大顺军主力部队的李锦、高一功和李自成之妻高氏联合抗清，并奏准隆武帝，将这一部分大顺军称为“忠贞营”，由提学道堵胤锡负责“节制”①。隆武帝擢堵胤锡为佥都御史，巡抚湖广。由于湖广地区驻军近百万（包括南明部队和大顺军），筹划粮饷，极为困难，因而何腾蛟便创办“义饷”，增加租税，每亩田地较原额增加五倍多，仍不敷开支，又预征两年的钱粮。“赇吏承风，追呼每剧，又开告讦，籍没民财充饷，旦夕倾数十家以为常。”②弄得物议纷腾，人心动摇。同时，何腾蛟和堵胤锡各为督师（何为湖南督帅，堵为湖北督师）存在矛盾，互相倾轧，这对于开展抗清斗争，是极不利的。王夫之了解到上述情况，非常焦急，就冒着“盛夏”的酷热，前往湘阴，会见了湖北巡抚章旷（王夫之于崇祯十五年① 王敔：《姜斋公行述》。
　　② 参阅王夫之：《望江南·本意五》，《王船山诗文集》第562 页。
　　③ 王夫之：《东安得欧阳叔敬弟诗见忆赋答》，《王船山诗文集》第523 页。④ 王鹏：《船山公故居及其后裔概况》，载《船山学报》1984 年2 期。⑤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83 页。
　　⑥ 光绪《衡州府志》卷29《兵燹》。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岳麓书社1982 年版，第63 页。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25 页。
　　参加乡试时的房考官）“指画兵食，请调和南北督师，防溃变”③。对于筹划“兵食”一事，章旷只是点点头，而对于王夫之请求他调解何腾蛟和堵胤锡之间的矛盾，他却有所讳忌，竟对王夫之说：“本无异同，不必过虑。”④王夫之不敢再说，就失望地回去了。他提出的意见，章旷既未付诸实现（当然，也难以实现），所以他忧虑的问题终于发生：一方面，苛峻的征敛仍未能满足境内驻军的粮饷的需要，那些驻军（主要是南明原有的军队）就肆行劫掠，大失民心，而刘体纯、袁宗第率领的大顺军，则因缺乏粮饷而考虑脱离何腾蛟（冬，刘、袁率军离开长沙北上）；另一方面，何腾蛟和堵胤锡之间的矛盾未能解决，而“两府幕宾，半无赖士，益相构煽，遂成猜离，湖南北不相协应，而瓦解之形势成矣”①。九月，王夫之得到隆武帝于汀州（治今福建长汀）被清军擒杀的消息，又续作《悲愤诗》一百韵。此时，王朝聘也很悲痛，为了假经术以议政，他命王夫之记录他关于《春秋》的学说。他认为胡安国所著《春秋传》中的一些内容，如强调“兵权不可以假人”②，旨在重“内防”而“削指臂之势”，乃是“以赵普猜制之术说《春秋》”③，对后世十分有害；又如沿袭刘向、刘歆“尚变复”的观点而“核灾异，指事应”④，也是荒谬的。因此，他要王夫之把他这些研究《春秋》的见解记录下来，以期有裨于世。当时王夫之只录其梗概，作为以后撰写专著的基础。十一月初四日，王夫之的妻子陶氏病故，年仅二十五岁。
　　顺治四年四月，王夫之听说永历帝因清军的追攻而辗转来到武冈，感到很兴奋，就和好友夏汝弼商量，决定奔往辰、沅（今湖南辰溪、沅陵一带），寻找督师堵胤锡，想通过堵的推荐，然后间道往武冈，在永历朝廷供职，为抗清事业出力。不料刚走到车驾山（在湘阴县西南九十里），因大雨连绵，风雷交加，道路泥泞，难以行走，就被迫停留下来。正当他们困顿不堪时，忽然遇到当地士人萧常赓。萧和夏汝弼是旧相识①，就邀他们到自己家里去，“破壁相容”②。由于孔有德率领清军经长沙攻入湘潭，侦逻四出，人人自危，王夫之就和夏汝弼“披榛径”，登上了“特立于群山之表”的白石峰③，在那里躲藏。八月十四日，王夫之的二哥王参之病亡。王朝聘于悲伤之际，写信将此事告知王夫之，并叮嘱：“汝若自爱，切不须归，勿以我为念。”④寄出这封信的第二天，王朝聘也病倒了。王夫之收到父亲的信后，获悉家中变故，心里非常不安，就日夜奔波，回到了家里。他的大哥王介之已“踉跄先归”⑤。王朝聘见两个儿子都冒险回来，很不高兴，立刻叫人抬了他，和妻子谭氏及两个儿子到南岳潜圣峰居住，以免儿子遭受清统治者及其爪牙的迫害。十一③ 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前编。
　　④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
　　①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68 页。
　　② 参阅王夫之《宋论》，中华书局1964 年版，第184 页。
　　③ 王夫之：《春秋家说叙》。
　　④ 王夫之：《春秋家说叙》。
　　①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99 页。
　　② 王夫之：《惜馀鬓赋跋》，《王船山诗文集》第126 页。
　　③ 夏汝弼：《白石峰记》，转引自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83 页。
　　④ 王夫之：《家世节录》，《王船山诗文集》第112 页。
　　⑤ 王夫之：《家世节录》，《王船山诗文集》第112 页。
　　月十八日王朝聘逝世，年七十八岁。他病危时叮嘱王夫之兄弟：他死后，要把他葬在这“幽迥远人间”的山麓，勿载“遗形过城市，与腥臊相涉”⑥。这几句话，充分表现了王朝聘仇恨清统治者的思想，这对王夫之兄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王夫之自父亲死后，就和母亲谭氏及侄儿王敉（王参之长子）隐居于南岳莲花峰的“续梦庵”。他遵礼“守制”，一面潜心研究《周易》，一面注视着时局的发展，期待着出现有利的时机去参加抗清斗争。
　　顺治五年十月，湖广总督何腾蛟趁着清江西提督金声桓、副总兵王得仁和广东提督李成栋先后叛清归明、牵制了清统治者的很大兵力的机会而发动反攻，收复了湖南很多州县。王夫之见抗清形势好转，也和夏汝弼、管嗣箕、管嗣裘及僧性翰密商，在南岳方广寺组织起义，成立了起义军（夏汝弼因母病和母死后办丧事，没有在军中）。但机事不密，起义军正要进行战斗，却被那充当清统治者鹰犬的湘潭人尹长民袭击，致遭溃败。性翰受重伤，王夫之脱逃。这次起义失败，王夫之受到很大的刺激，他后来追忆此事，还说：“虽云与仇战者，败亦非辱，而志事不遂，亦何荣耶！”①王夫之在衡山起义失败后，为了避免清统治者的缉捕，就带着侄儿王敉奔往永历帝的都城——肇庆。王夫之到肇庆后，堵胤锡（时以武英殿大学士督师常德②）奏荐他为翰林院庶吉士，但他因正在“守制”，同时看到永历朝廷的一些官僚，苟且偷安，营私舞弊，感到很失望，就坚决地推辞了。
　　顺治六年春，王夫之了解到永历朝廷的大臣，只有以文渊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督师于桂林的瞿式耜，力主抗清，锐意兴复，他甚为钦佩，就离开肇庆，赴桂林暂居。这时，江西金声桓、王得仁兵败身亡，而从广东率军赴赣支援的李成栋也在信丰战败渡河时溺死，致使江西又被清军占领。与此同时，湖南也因何腾蛟在湘潭被清军袭擒杀害，南明各军相继溃退，致使湖南又遭沦陷。王夫之了解这情况后，不仅忧心国事，而且对处于清军践踏下的家乡和他的母亲，非常挂念。因之，他便于初夏时和王敉离开桂林回家乡去。他先到南岳莲花峰的“续梦庵”，清理残书，然后携带自己近数年来所写的诗稿《买薇集》，前往衡阳县西长乐乡石仙岭。这时他的母亲谭氏居住岭下很荒僻的“耐园”，由其长子王介之赡养。不料到达那里时，“土人弄兵”，欲杀害王夫之，虽然王夫之逃匿脱险，但家中财物却被抢劫一空，连《买薇集》稿也被抢去了。谭氏担心王夫之的安全，命他立刻离境。他只得又和王敉前往肇庆。未几，赴桂林，寓居于曾和他“相雅善”①的张同敞的“小东皋”里②。张同敞是瞿式耜的好友，由于他的游扬，因而瞿式耜便推荐王夫之和汪郊等一起参加“阁试”，以便永历朝廷正式授予官职。王夫之闻讯后，上疏请准“终制”。他在桂林，结识了富有爱国思想、精研自然科学的有名学者方以智。当时方隐居于平乐之平西村，王夫之与之“常相闻问”③。
　　顺治七年二月十八日，王夫之“服阕”，瞿式耜推荐他为永历朝廷行人⑥ 王夫之：《显考武夷府君行状》，《王船山诗文集》第27 页。
　　① 王夫之：《章灵赋》，《王船山诗文集》第85 页。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33 页。
　　① 光绪《衡州府志》卷26《游寓》。
　　②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63 页。
　　③ 《船山师友记》第58 页。
　　司行人。这时，永历帝因清军攻破南雄和韶州，已仓皇地逃到梧州，以舟为宫殿。尽管时局极为杌陧，但永历朝廷的党争却趋于白热化。二月初旬，“吴党”中的吴贞毓、郭之奇、程源、万翱等，在党魁朱天麟（东阁大学士、礼部尚书）、王化澄（东阁大学士、兵部尚书）的指使和梧州总兵陈邦傅的支持下，对那主张“厘纲纪，慎黜陟，重名器”④的被诋为“五虎”的“楚党”袁彭年、刘湘客、丁时魁、蒙正发进行猛烈的攻击，上疏控告他们“把持朝政，罔上行私，罪当死。”⑤永历帝以袁彭年劝李成栋“反正有功，置勿问”⑥，而将其余四人廷杖各八十。金堡被杖时，“受刑独重”，腿竟残。①廷杖后，永历帝命将四人下锦衣卫北镇抚司狱，并写下“密旨”给主持审讯的张凤鸣（都督），令其将金堡杀害②。王夫之听说“楚党”遭受这样的灾难，连忙从桂林赶到梧州就职，决定尽力营救。他和好友管嗣裘（中书舍人）同去谒见比较清廉正直的内阁首辅严起恒，请求严向永历帝进谏，不要杀害金堡等，否则，“志士解体”，谁也不会奔赴国难了③。严起恒听了这话，很受感动，就立刻“请对，不得入”。又“跪沙滨申救”④，谓“谏臣非今所宜谴，严刑非今所宜用，请贷堡等”⑤。永历帝不理睬。与此同时，瞿式耜也“亢疏申理”，永历帝仍“不听”。⑥三月，王化澄“入直”，他为了排挤首先请贷金堡等的严起恒，就于四月间和朱天麟（时永历帝敕召入直）一道嗾使刑科右给事中雷得复奏称严“奸逾严嵩，结虎招权，谋危社稷，买黄金通虏，拒杀诏使”。⑦眼看严起恒就要遭受迫害了，王夫之“悲愤有怀，不能自匿”，决定进行“死诤”⑧，就和董云骧（亦任行人司行人）上疏，谓“大臣进退有礼，请权允辅臣之去，勿使再中奸毒，重辱国而灰天下之心”。⑨疏入，永历帝下诏，以王夫之“职非言官”而奏事，严词加以指责⑩。“吴党”中的万翱、鲁可藻又奏请逮治王夫之。这时，握有兵柄的焦琏、马进忠、赵印选、曹志建等相继上疏反对大兴党狱；而“忠贞营”统帅高必正，在五月间入见永历帝时说，“阁臣严起恒虚公，宜专委用，金堡等处分过当”，并面责王化澄“徇私植党”①。对于万翱、鲁可藻的奏请逮治王夫之，高必正也“力争不可”②，这样才使万、鲁的阴谋未能得逞。由于焦琏、高必正等将领力救金堡等，永历帝不得不免除金堡的死罪，改为削职远戍，同时释放刘湘客、蒙正发、④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68 页。
　　⑤ 钱澄之：《所知录》卷4。
　　⑥ 钱澄之：《所知录》卷4。
　　① 鲁可藻：《岭表纪年》卷4。
　　② 蒙正发：《三湘从事录》。
　　③ 潘宗洛：《船山先生传》，引自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前编。
　　④ 钱澄之：《所知录》卷4。
　　⑤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28 页。
　　⑥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188 页。
　　⑦ 王夫之：《箨史·吏部主事董公》，引自《湖南历史资料》1960 年1 期。⑧ 王夫之：《章灵赋》，《王船山诗文集》第86 页。
　　⑨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28 页。
　　⑩ 参阅《王船山诗文集》第646 页。
　　① 钱澄之：《所知录》卷4。
　　② 王夫之：《永历实录》第28 页。
　　丁时魁。但是，“吴党”对于同情金堡等和支持严起恒的王夫之，却切齿痛恨，决定伺机构陷。恰巧攸县一狂人作“百梅诗”一帙，假冒王夫之的名义为之作序。王化澄看了这篇序，认为词语不逊，就想制造文字狱，把王夫之害死。王夫之受冤难伸，“愤激咯血”③。幸亏高必正极力营救，永历帝才批准王夫之休假，事实上就是撤销他的“行人司行人”的官职。七月，王夫之和侄儿王敉，离开梧州，前往桂林依瞿式耜。他经人介绍，与郑氏（襄阳郑仪珂之女）结婚④。不久他接到家信，知道母亲谭氏害病，就在清军逼近桂林时，决定和妻子郑氏及侄儿王敉一道返湘，但因“霪雨六十日，不能取道。”⑤延至次年（顺治八年）正月返家，王夫之的母亲早已去世。他遵礼守制。顺治九年二月，他和大哥介之避居耶姜山（又名大云山，跨衡阳、祁阳、邵阳三县）。四月，大西军对清朝发动猛烈的进攻，李定国在率军横扫广西后由永州攻入衡阳，他派人邀请王夫之参加抗清工作。王夫之虽然对李定国“屡有克捷，兵威震耳”表示钦佩，但他认为大西军的首脑孙可望挟制永历帝，“拂君臣之大义”，因而不可“托足”。①于是，他辞却李定国的邀请。次年正月，又有人邀他赴安隆。他经过深思熟虑，觉得孙可望还是不足有为而不愿贸然前往。他作《章灵赋》，抒写自己“退伏幽栖，俟曙而鸣”②的思想感情。
　　③ 王敔：《姜斋公行述》。
　　④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73 页。
　　⑤ 王夫之：《续哀雨诗叙》，《王船山诗文集》第168 页。
　　① 王夫之：《章灵赋》，《王船山诗文集》第87 页。
　　② 见《王船山诗文集》第92 页。
　　第三节不朽的著作光辉的思想顺治十一年，清统治者加强了对湖南的统治，并对一些曾经响应大西军的群众和怀有“光复旧物”之志的明臣，加以缉捕杀害。八月，王夫之和妻子郑氏避居于零陵北洞的钧竹源、云台山等处。他听说侄儿王敉在衡阳被清军杀害，甚感悲痛。是年冬，徙居常宁西南西庄源的山寺，日常生活得到当地隐士王文俨的“供赡”③。王夫之改换姓名，变易衣著，自称是傜人。顺治十二年春，王夫之一面设馆授徒，讲授《春秋》，一面开始作《周易外传》，通过探索象数以穷理，也就是他所说：“外传以推广于象数之变通，极酬酢之大用”④。在这部著作中，王夫之精辟地阐述了“器”（客观存在的各种具体事物）和“道”（事物的规律）的关系，指出：“天下唯器而已矣”，“无其器则无其道”⑤，以此反对程朱理学家的道在器先，器外求道的客观唯心主义观点。他希望人们“勉于治器”⑥，即致力于制作器物以备用。他强调“天下日动而君子日生，天下日生而君子日动”，认为“动”是道之枢，德之牖①。就是说，“动”是人们理解世界各种事物运动变化的普遍规律的关键和认识具体事物的特殊规律的门径。据此，他批判了老子“虚极静笃”和周敦颐“主静”、“禁动”的学说。他反复说明“乾坤并建”的道理②，认为“乾”的“阳”性和“坤”的“阴”性的正反两方面既互相对立，又同时并存，肯定了矛盾的普遍性和绝对性。他指出：世界上没有“截然分析必相对待之物”③，认为一切事物不是截然分割，绝对对立，而是互相包容，互相渗透，互相转化的。因之，他希望人们不要担心事物的对立面“终相背而不相通”，必须看到“相反而固会其通”④，即事物都是相反相成的，也就是一切矛盾的双方都具有同一性。他又指出，事物的运动变化，既有只发生量变和部分质变而仍然保持原有根本性状和规律的“通而自成”的“内成”，又有发生完全质变的“变而生彼”的“外生”。前者是“变必通”，后者是“穷必变”⑤，它们构成了事物由低级向高级发展的过程。以上所述各点，是《周易外传》中最有价值的内容。八月，王夫之撰完《老子衍》。他摒弃了过去注释《老子》者的陈言，采取“入其垒，袭其辎，暴其恃，而见其瑕”⑥的方法研究《老子》，既对其中的“道”在“物”先、“有”生于“无”的唯心论和把矛盾转化看作是循环往复的形而上学观点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又改造和吸取了其中某些关于对立面相互转化的观念，用来丰富自己的哲学思想。此外，王夫之认为《老子》主张统治者行“无为而治”，可以“节取”，因为统治者于人民困敝之③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09 页。
　　④ 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跋》。
　　⑤ 王夫之：《周易外传》，中华书局1977 年版，第203 页。
　　⑥ 《周易外传》第204 页。
　　① 《周易外传》第207 页。
　　② 《周易外传》第267、270 页。
　　③ 《周易外传》第247 页。
　　④ 《周易外传》第286 页。
　　⑤ 《周易外传》第184 页。
　　⑥ 王夫之：《老子衍自序》。
　　际，“使测老子之几，以俟其自复，则有瘥也”①。顺治十三年三月，王夫之撰《黄书》，他着重阐述了防御外来民族入侵维护本民族的独立和安全的重要性，强调“可禅可继可革，而不可使夷类间之”②。他认为从秦到宋的统治者为了“长久一姓”，竟对臣民猜忌防制，而宋统治者尤甚，致削弱民族自卫力量，亡于“女直”、“鞑靼”。这实际上是批判明统治者的。王夫之还针对明朝衰亡的情况，提出了增强边防、慎选举、任贤能和关心民瘼等主张。冬，由常宁回南岳，仍居于“续梦庵”。至顺治十七年，王夫之在衡阳金兰乡高节里的茱萸塘建造茅屋，称为“败叶庐”。搬进这简陋的新居十多个月，不料他的妻子郑氏病亡，年仅二十九岁。
　　康熙元年（1662）夏，王夫之听到永历帝及其皇后、太子被吴三桂在昆明绞杀，极端悲痛，又续写《悲愤诗》一百韵。次年九月，王夫之撰写了《尚书引义》初稿。他引申了《古文尚书》中的某些论点，从哲学和政治上总结了明朝衰亡的教训。在政治上，他指责“明代自太祖废丞相不设，数传后权移于寺人”③，又批判明朝实行严刑峻法而失民心。在哲学上，他从唯物主义认识论的角度明辨“能”（认识的主体）“所”（认识的对象）关系及其性质，驳斥佛教和受其影响的宋明理学家的“消所以入能”、“以能为所”①的以主观吞并客观的谬论，提出了“因所以发能”、“能必副其所”②的命题，强调必须有客观对象才能引起人们的认识作用，而人们的认识也必须与客观对象相符合。他又对“知”和“行”的问题进行了论证，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和王守仁等的“以知为行”③的学说，认定“知必以行为功”，“行可兼知，而知不可兼行”④。这样突出“行”对“知”的决定作用，是符合反映论原则的。王夫之在书中提出的“性”乃“生理”、“日生则日成”⑤的观点，对于否定“悬一性于初生之顷，为一成不易之侀”⑥的唯心主义先验论，是非常有力的。
　　康熙三年，王夫之在“败叶庐”设馆讲学。他将上年已动笔的记述永历朝史事的《永历实录》二十六卷撰毕⑦。他秉笔直书，对坚持抗清的爱国者，都加以褒扬，即使对曾经反抗过明朝而后来联明抗清的农民军将领高必正、李定国、李来亨等，也在不同程度上予以肯定（对李定国则几乎无微词），而对那些贪鄙庸劣和降清求荣的官僚，则严厉贬抑。这部著作，论述湖南、两广用兵和党争较翔实，而对永历帝逃往云南、贵州和缅甸的复杂情况，则记载简略，且有失实之处。次年，王夫之重订《读四书大全说》。他对胡广等主编的《四书大全》中辑录的宋元以来理学家解释《四书》所表现的一些唯心主义观点，进行驳斥，例如他肯定“理即气之理”，“气外更无虚托孤① 王夫之：《老子衍自序》。
　　② 王夫之：《黄书·原极》。
　　③ 刘毓崧：《尚书引义跋》。
　　① 王夫之：《尚书引义》第121 页，中华书局1962 年版。
　　② 《尚书引义》第121 页。
　　③ 《尚书引义》第66 页。
　　④ 《尚书引义》第68 页。
　　⑤ 《尚书引义》第55 页。
　　⑥ 《尚书引义》第57 页。
　　⑦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20 页。
　　立之理”①，就是驳斥朱熹的“理生气”和将“理”夸大为脱离“气”而独立存在的宇宙之根本的学说；他否定“不待学而能”的“生知”，也是针对朱熹“以尧、舜、孔子为生知”②而言的。在知行问题上，他不仅再次强调“无先知完了方才去行之理”③，用以反对朱熹的“知先行后”说，而且认为知中“亦有行”，行中“亦有知”④，阐明了“知”、“行”的辩证关系。此外，王夫之在“理”、“欲”问题上不赞成朱熹讲的存天理，灭人欲，认为“人欲之各得，即天理之大同；天理之大同，无人欲之或异”⑤；在“理”、“势”问题上，他强调“理势不可以两截沟分”，认为“理当然而然，则成乎势矣”；“势既然而不得不然，则即此为理矣”⑥。这是他历史哲学中的非常深刻的见解。
　　康熙六年，王夫之和王介之由于平日的言行表现了与清朝不合作甚至反清的倾向（如不剃发，不用清朝皇帝年号），因而几乎被人控告，幸亏好友刘象贤为之“排难”⑦，才避免一场大祸。次年春，唐端笏（字须竹）来就学，这是追随王夫之二十多年、深受器重的学者。七月，王夫之撰《春秋家说》三卷、《春秋世论》五卷。前者主要述其父王朝聘对《春秋》的见解，后者则为借论述春秋时代的“合离”、“盛衰”的变化，为后世提供“守经事”而“知宜”、“遭变事”而“知权”的经验⑧。又次年，王夫之辑三十岁以来所作古近体诗为《五十自定稿》。续娶张氏为妻。初夏时，王夫之应唐端笏之请，到馺阁岩为唐端笏讲述宋明理学源流，使唐端笏知“朱陆异同及后来心学之误”①，冬，王夫之造草庵，名“观生居”。这时，他已编成《春秋左氏传博议》上下卷。这是他评述春秋史事而为后人提供鉴戒的论文集，其中提出的“有即事以穷理，无立理以限事”②的命题和强调“相天”（根据自然规律而能动地改变自然），反对“任天而无能为”以及要求“竭天”（竭尽自然界赋予人们的认识和改造客观世界的能力）的思想③，都是非常精彩的。康熙十年，王夫之因好友方以智（时在江西庐陵县青原为僧）多次劝他前往“逃禅”，他虽曾以“人各有心”之语辞却，但方以智仍苦劝，故作诗述怀而答之④，表示自己“终不能从”⑤之意。夏，方以智赴吉安谒文天祥墓，道卒（一说方被清统治者捕送广东，途中病故）。次年三月，王夫之听说他所尊敬的前辈郭都贤因文字狱遇害于江陵，即作诗悼之⑥。八月，得方以智暴① 王夫之：《读四书大全说》，中华书局1975 年版，第660 页。
　　② 《读四书大全说》第458、459 页。
　　③ 《读四书大全说》第17 页。
　　④ 《读四书大全说》第172 页。
　　⑤ 《读四书大全说》第248 页。
　　⑥ 《读四书大全说》第601、599 页。
　　⑦ 《王船山诗文集》第172 页。
　　⑧ 王夫之：《春秋世论序》。
　　① 罗正钧：《船山师友记》第165 页。
　　② 王夫之：《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士文伯论日食》。
　　③ 《续春秋左氏传博议》卷下《吴征百牢》。
　　④ 见《王船山诗文集》第214 页。
　　⑤ 王夫之：《南窗漫记》。
　　⑥ 《王船山诗文集》第383 页。
　　死噩耗，“不禁狂哭”，又作诗深表哀悼⑦。
　　康熙十二年，王夫之撰写了《礼记章句》部分初稿。十一月二十一日平西王吴三桂叛清，揭开了“三藩之乱”的序幕。次年正月，吴三桂遣军先后攻入沅州、常德、岳州、衡阳。从这时到次年九月，王夫之多次出游，往来于湘乡、湘潭、长沙、湘阴、岳阳和萍乡等地。他的思想存在矛盾：一方面他和蒙正发（时居衡阳斗岭）一样，不屑接受吴三桂的“延致”①，“坚避不出”②；另一方面，他听到吴三桂宣称要奉崇祯帝太子“登大宝”的消息，又为之“喜欲狂”③，不仅自己考虑置身“铁马”之中④，而且希望那些他所认识或和他有某种联系的已参加吴三桂阵营的官员勇于北上攻战⑤，从而“涤六宇之霾云”⑥。但是，他在觉察到“兴亡多事天难定”⑦时（康熙十四年八月），不免有所傍徨⑧，就在荒僻的石船山下建草堂（即“湘西草堂”），由“观生居”迁到那里，一面治学，一面静观大局。
　　康熙十五年春，王夫之开始撰《周易大象解》，认为“象”与彖爻“别为一义”，不可用“象”来“释彖爻”，指出“象”乃“纯乎学《易》之理，而不与于筮”⑨。夏秋间，王夫之赴长沙、湘乡，和蒙正发、刘近鲁、唐端笏、刘象贤及明宗室朱翠涛对时局有所商谈。次年二月，清军“夹攻长沙”⑩，三月，清军击败吴三桂据守吉安之军。王夫之见吴三桂接连失利，且无复明之意，就决心退隐。七月，他将《礼记章句》四十九卷定稿。这部著作，不着重于立言，乃授徒讲义（时唐端笏和章旷之子章有谟从王夫之学《礼记》。《大学》、《中庸》两篇，仍用朱熹章句。因此，内容多陈旧，表现对封建的典章制度和道德规范的崇尚与维护；但其中亦不乏精义，如在认识论上强调“知行相资以为用”①，提倡“勤于力行”②；在教育思想上认为“教”与“政”是治国的关键，“语其本末，则教本也，政末也；语其先后，则政立而后教可施焉”③；又强调教师对学生必须“因材而授”、“因量以善诱”④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十一月初五日，吴三桂败走衡阳⑤，到第二年（康熙⑦ 《王船山诗文集》第215 页。
　　① 王夫之：《明文林郎户科右给事兼掌兵科右给事蒙公墓志铭》，引自《永历实录》，岳麓书社1982 年版。②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载《中国哲学史研究》1983 年3 期。
　　③ 王夫之：《三月七日所闻》，《王船山诗文集》第389 页。
　　④ 王夫之：《上湘旅兴》，《王船山诗文集》第207 页。
　　⑤ 参阅王夫之《安远公所遣都护刘君过寓庵问病歌以赠之》，《王船山诗文集》第387 页。⑥ 王夫之：《双鹤瑞舞赋》，载《文物》1982 年7 月15 日。
　　⑦ 王夫之：《留别圣功》，《王船山诗文集》第392 页。
　　⑧ 王夫之自撰堂联“六经责我开生面，七尺从天乞活埋”，王敔说作于“晚年”（《姜斋公行述》），大概是王夫之在感到复明的希望渺茫，打算遁隐长期从事著述的心情支配下，写而贴于“观生居”堂屋壁上的。
　　⑨ 王夫之：《周易大象解序》。
　　⑩ 《清史列传》卷80《吴三桂传》。
　　① 王夫之：《礼记章句》卷31。
　　② 《礼记章句》卷9。
　　③ 《礼记章句》卷5。
　　④ 《礼记章句》卷18。
　　⑤ 光绪补刊《衡州府志》卷29《兵燹》。
　　十七年）二月谋称帝，其部下决定上表劝进，并派人请王夫之执笔。王夫之拒绝说：“我安能作此天不盖、地不载语耶？”接着又说：“某先朝遗臣，誓不出仕，今何用不祥之人，发不祥之语耶？”⑥那个人惊愕地退出。王夫之随即逃藏深山。当三月初二日吴三桂于衡阳回雁峰前的馒头岭建坛即位时，王夫之愤慨地作《祓禊赋》，抒发了对吴三桂称帝的鄙视和自己有所追求的思想感情。八月十七日吴三桂病死，王夫之才消除了将受玷污的顾虑。
　　康熙十八年二月，清军攻入衡州，王夫之避居楂林山中的石鸡村（在蒸水南岸），撰《庄子通》。他对于庄子的唯心主义、相对主义固然不满，但认为“因而通之，可以与心理不背”⑦。只要“以物为师”而不“师心”⑧，并坚持“有经”⑨，就可以运用改造过的庄子之“术”来对待当时充满矛盾的社会环境。三月，王夫之返草堂。清统治者对他很怀疑，常派人暗中侦伺①。在这种情况下，他毫不畏惧，仍然撰写着《四书训义》（后编为三十八卷）。这是一种授徒讲义，保留了程朱学派特别是朱熹的很多观点（在很大的程度上是按照朱熹的《四书章句》进行阐述的），但也间有新意，如在人性论上不赞成朱熹的“性即理”的观点，强调性受之于“天”，即接受自然界的给予而成②；在教育思想上强调“必以学为成人之道”③，并提倡“学”与“思”相结合④；在经济思想上承认商贾具有“通天下之货贿”的社会职能，强调“禁暴而安商”⑤等等，都是可取的。次年春，编《六十自定稿》（诗集）。康熙二十年春夏间，王夫之患哮喘病，但仍致力于学术研究。秋，应僧先开之请，撰《相宗络索》，对佛教法相宗的思想及其范畴体系作了简明的介绍。同时，他又给弟子讲解《庄子》，撰《庄子解》三十卷。它虽与《庄子通》一样，批判了庄子的唯心主义、相对主义，但对庄子颇表同情，认为其持论“皆通于一，而两行无碍”，“其高过于老氏，而不启天下险测之机”⑥，甚至说其“救道于裂”⑦，表示有所肯定。次年九月，撰《说文广义》两卷。他对许慎《说文》所收之字，从宗六书而不泥古的角度进行了较全面的探索。他不仅重视从字形推求本义，据本义推求引申义，而且根据本字本义推求“孳乳”之字。他还注意从不同的方音分析字义的多样性，但在读音上却不赞成字义同而发为数音。他纠正了《说文》中的某些舛错，弥补了其中某些阙漏，但亦有不够精审之处。十月，王夫之撰《噩梦》，旨在救时政之“极弊”而“苏人之死，解人之狂”①，如指责“夫家之征，并入田亩”，使农民“以有田为祸”，希望减轻对农民的征敛；主张“军卫聚屯于边”，以⑥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⑦ 王夫之：《庄子通序》。
　　⑧ 王夫之：《庄子通·人间世》。
　　⑨ 《庄子通·养生主》。
　　① 参阅王夫之《勘破窗纸者爰书》和《斋中守犬铭》，《王船山诗文集》第127、123 页。② 王夫之：《四书训义》卷2。
　　③ 《四书训义》卷18。
　　④ 《四书训义》卷6。
　　⑤ 《四书训义》卷38。
　　⑥ 王夫之：《庄子解》卷33。
　　⑦ 王夫之：《庄子解》卷33。
　　① 王夫之：《噩梦序》。
　　“固中区”；反对“问刑官故出入人罪”，认为对“故入决遣”者尤应严惩；反对“鬻官”和“鬻士”；主张废除“班匠制”，代以“招募和雇”等等，都是针对明末积弊而提出的改革意见。又次年，王夫之将自己所作的《诗广传》重新订定（编为五卷）。他从儒家的“诗教”出发，对《诗经》中所表现的“情”，提高到“治道”上进行分析，认为“古之善用其民者，定其志而无浮情”，主张“导天下以广心，而不奔注于一情之发”②。因此，他推重“夷犹婉娩”的作品，而对于“迫矫而无馀思”和带有揭露性、怨恨性的诗篇，都非常不满。但这部著作也有不少进步的精辟的内容，如同情在暴君贪官压榨下的人民，主张适当地满足人们的物质生活欲望；强调“善取民者，视民之丰，勿视国之急”；认为“事起而时异，时异而道不可执”和希望“善用人者无弃人，善用物者无弃物”以及肯定社会历史进化等等，都是值得注意的。
　　康熙二十三年春，王夫之患病，至秋末始渐愈。他在病中撰《俟解》，勉励人们不为“习气”所移，而注重道德修养，同时批判了王守仁和其后学所宣扬的“无善无恶”观点。但他诋“庶民”为“禽兽”，则表现了严重的阶级局限性。次年春，王夫之撰《张子正蒙注》九卷①。他继承和发展了张载的朴素唯物主义和辩证法思想，认为气是宇宙的根本，它有“聚散”而无“生灭”；指出“非有一，则无两”，“惟两端迭运，遂成对立之象”②，看出了事物的统一中有对立；并且承认矛盾的斗争性：“刚柔、寒暑、生杀必相反而相为仇”，但彼此“无终相敌之理”，结果还是“和而解”③。这就宣扬了矛盾融合论。他认为“形也，神也，物也，三相遇而知觉乃发”④，即必须由感觉器官与客观对象相接触而引起思维活动，才能认识事物。他看出了“见闻之知”不能使人们认识事物的本质，但将其否定而夸大“德性之知”⑤，却表现了唯心论唯理论的倾向。他认为作为“生之理”的人性本来“无恶而一于善”，但“才有不善”（他将以前荀悦、韩愈等所说的“性”改称为“才”）而又“染于习”⑥，就使性受蔽而行为趋于“恶”了。这种论证，比以前的人性论前进了一步⑦。八月，王夫之撰《楚辞通释》十四卷。他根据王逸的《楚辞章句》进行改编，“删汉人无病呻吟之剿说”⑧，即将东方朔、严忌、王褒、刘向、王逸用骚体所写之赋删去，增入江淹的《山中楚辞》和《爱远山》，殿以自己所作之《九昭》。他联系所处的明清易代之际和自己的亲身遭遇，② 王夫之：《诗广传》，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① 王夫之对《张子正蒙注》未点明撰于何年，但此书阐述“太和”、“太极”含义及气无生灭说，与《周易内传》（卷4、卷5）所言完全相同，可见此书当成于撰写《周易内传》的康熙二十四年。又《周易内传》卷5 解释“太极”时有云：“张子谓之太和”。这说明《张子正蒙注》脱稿当早于撰《周易内传》。再以王夫之在康熙二十四年的事迹推断，则《张子正蒙注》当撰于是年春夏。② 王夫之：《张子正蒙注》第5、7 页。
　　③ 《张子正蒙注》第22 页。
　　④ 《张子正蒙注》第16 页。
　　⑤ 《张子正蒙注》第105、104 页。
　　⑥ 《张子正蒙注》第92、97 页。
　　⑦ 王夫之在撰《张子正蒙注》之前，曾撰《思问录》内外篇，其内容与《张子正蒙注》“互相发明”（参阅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后编转载《王氏族谱》之《船山先生传》）。
　　⑧ 王夫之：《楚辞通释》第168 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75 年版。
　　深刻地阐述了屈原热爱祖国而上不见信于君、下为群小排挤致被放逐的愤慨思想，抒发了自己类似屈原的“宗社人民瓦解之哀”①。这种思想感情，在《九昭》中表现得尤为明显。注释颇多新意，纠正了王逸的一些注释失当之处，但他也不免附会，特别是以“黄老修炼之术”②释《远游》，并及《离骚》，显系穿凿而不足据。九月，王夫之病中勉为门人作《周易内传》十二卷。这是他系统地具体地研究《周易》的著作。对于以前的“言易者”，他既反对汉代襄楷、郎f 、京房、郑玄、虞翻等“一以象旁搜曲引而不要诸理”和邵雍的“先天学”以及朱熹之“专言象占”，又不满意于王弼黜象数而专重义理和受其影响的唐宋之易学（宋代惟推重张载）。他指出：“易之为道，即象以见理，即理之得失以定占之吉凶，即占以示学”。又说：“易为君子谋，不为小人谋。君子之谋于易，非欲知吉凶而已，所以知忧知惧而知所择执也。”③这是王夫之对待《周易》的基本态度，也是他撰写《周易内传》的主要原则。在这部著作中，他对《周易外传》所揭示的“乾坤并建”、“道”不离“器”等哲学思想，进一步加以发挥。他企图从《周易》中“体天人之理”④，即力求体察“天道”以善应人事。次年正月，王夫之的大哥王介之死，他扶病至长乐乡耐园治丧事，回来后写了《孤鸿赋》，抒发对介之的悼念和自伤孤零的感情。六月，书写《传家十四戒》给长孙王生若（王攽之子），其中有“勿为僧道”、“勿作吏胥”、“勿习拳勇咒术”、“勿作师巫及鼓吹人”、“勿立坛祀山■跳神”等戒；并嘱其后裔“能士者士，次则医，次则农工商贾，各惟其力与其时”①。
　　康熙二十六年，王夫之在体衰多病的情况下，坚持写作《读通鉴论》②。在这部著作中，他认为历史的发展既是“势”因“理”成：“势之所趋，岂非理而能然哉”，又是“理”随“势”变：“势相激而理随以易”③；他肯定历史是不断进化的，反对“泥古过高而菲薄方今”④。既然历史不断进化，因而他强调“事随势迁，而法必变”，主张“一代之治，各因其时，建一代之规模以相扶而成治”⑤；他认为“生民之生死”重于“一姓之兴亡”，所以权臣篡位而能够使人民避免“原野流血之惨”，是不可非议的⑥；他不满意于君主“任独断”和“擅天下之士”⑦；他强调“严以治吏，宽以养民”，主张对人民“宽其役，薄其赋”⑧；他反对以申韩之术施政，但又认为“治道之裂，坏于无法”，因而主要用“法”来“饬吏治，恤民隐”⑨；他反对经济封锁，① 《楚辞通释》第74 页。
　　② 《楚辞通释》第4 页。
　　③ 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
　　④ 王夫之：《周易内传发例·跋》。
　　① 引自王之春《船山公年谱》后编。
　　② 《读通鉴论》有30 卷，不可能在多病的一年中写成，大约在几年前即已动笔。③ 《读通鉴论》第1、2 页。
　　④ 《读通鉴论》第694 页。
　　⑤ 《读通鉴论》第122、726 页。
　　⑥ 《读通鉴论》第598、345 页。
　　⑦ 《读通鉴论》第403、440 页。
　　⑧ 《读通鉴论》第239、631 页。
　　⑨ 《读通鉴论》第309、956 页。
　　强调“天下交相灌输而后生人之用全，立国之备裕”⑩；他希望汉族与少数民族“各安其所”，做到“我不尔侵”，“尔不我虐”，同时强调维护本民族利益，使之不受损害，认为如此才符合“古今之通义”①。这些思想和主张，在当时都具进步意义和积极作用。九月，王夫之送大哥王介之灵柩归茔，回家后又患病，从此他不再出门了。次年五月，他追忆平生交游和诗赋往还情况，写成《南窗漫记》。十二月，编《七十自定稿》（诗集）。次年四月，将《尚书引义》修订。秋，写成对当时服饰礼制进行考据的《识小录》。九月，刘思肯来访，给他第二次画像（第一次画像是康熙十四年二月王夫之在长沙水陆洲遇见刘思肯时），他自题《鹧鸪天》以抒情：“把镜相看认不来，问人云此是姜斋。龟于朽后随人卜，梦未圆时莫浪猜。谁笔仗，此形骸，闲愁输汝两眉开。铅华未落君还在，我自从天乞活埋。”②这一年夏秋，衡州等地又发生旱灾，王夫之一家人的生活很困难，他不禁有“俭岁无多芋栗收”③之慨。偏沅巡抚郑端了解到这种情况，又钦佩王夫之的学问和操守，便命衡州府知府崔鸣鷟“馈米币”，“嘱以渔艇野服，相晤于岳麓，并索所著述刊行之”，但王夫之“病不能往，且不欲违其素心，受米返币”，致函自称“南岳遗民”以谢之④。这说明王夫之年迈犹不愿与清朝合作，坚持民族气节。康熙二十九年正月，王夫之将以前（居败叶庐时）编选的各代诗文，加上评语⑤，并在此基础上，撰《夕堂永日绪论》内外篇。内篇论诗，兼及古文；外篇则侧重于论制艺。在这部著作和另外的《诗绎》（大约作于居败叶庐时）中，王夫之提出了自己的诗歌见解。他主张诗歌将“兴观群怨”冶为一炉，坚持“以意为主”，并重视“宛转屈伸”地“取势”①。他强调诗歌创作不能脱离“身之所历，目之所见”②，即应以作者的生活实践为基础。他认为优秀的诗歌主要由于做到情景融合：“情景名为二，而实不可离，神于诗者，妙合无垠。”③对于那些立“门庭”、矜“家数”的徒以模拟、雕琢取胜的诗歌，他都加以指责。次年四月，王夫之在喘咳中将《宋论》十五卷写完。他在这部著作中，较《读通鉴论》更为集中地寄寓了借论史来总结明朝亡国的教训的深意，如指出宋朝君主不但对武将猜忌，“有功者必抑，有权者必夺”，甚至加以“虐杀”④，而且对中枢文臣也“忌其持权”而任意黜退，使其不能“尽所长以图治安”⑤；指责宋朝君主“倚任奸人”，“大坏军政”⑥；认为宋朝不加强防御，对入侵的契丹（辽）、金、蒙古贵族妥协求和，而对国内人民则多方聚敛，并实行严刑峻法，必然难免于败亡；批评当时朝臣结“朋⑩ 《读通鉴论》第987 页。
　　① 《读通鉴论》第216、464 页。
　　② 《王船山诗文集》第546 页。
　　③ 《王船山诗文集》第272 页。
　　④ 王敔：《大行府君行述》（原稿）。
　　⑤ 诗选定为《古诗评选》、《唐诗评选》、《明诗评选》等；文选定为《八代文评选》，稿佚。①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
　　②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
　　③ 王夫之：《夕堂永日绪论·内篇》。
　　④ 王夫之：《宋论》第197、200 页，中华书局1964 年版。
　　⑤ 《宋论》第46 页。
　　⑥ 《宋论》第200、236 页。
　　党”，“宰执与台谏分为敌垒，以交战于廷”⑦等等。这与明朝后期（特别是崇祯朝）的腐朽和黑暗的情况十分类似，所以王夫之在分析时就鞭辟入里，发人深省！九月，王夫之作《船山记》，表达自己在明亡后不愿他往、乐意退隐于这非常荒僻的石船山下而终老的思想。不久，他的病情日益严重，自知不起，便预先写好墓石题名，以“明遗臣行人”自称，并作铭曰：“抱刘越石之孤愤而命无从致；希张横渠之正学而力不能企。幸全归于兹丘，固衔恤以永世。”①康熙三十年正月初二日（1691 年1 月30 日），王夫之逝世，享年七十四，葬于衡阳金兰乡高节里大罗山。王夫之的著作很多，除散佚的外，传世的尚有一百种，三百九十八卷。②⑦ 《宋论》第86、92 页。
　　① 《王船山诗文集》第116 页。
　　第十八章汤斌汤斌，字孔伯，号荆岘，晚号潜庵，河南归德府睢州（今睢县）人。清朝著名的清官与理学名臣。
　　第一节为民解忧的四品道员汤斌生于明天启七年（1627），父名祖契，号赠公，曾官陕西按察司副使。汤斌从小聪明，刻苦自励。八、九岁时有耆儒王获嘉开塾讲小学，“人皆惮其严正”，汤斌“独侍坐终日无倦容”，因而时人皆谓其“真大器”。他除读书外别无嗜好，曾经借他人书“篝火读达旦，率以为常”①。这时正值明末社会极度动荡之际，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自成率领农民军攻入河南，兵临睢州。在城北郭就读的汤斌闻讯急归，而睢州城已被农民军攻下，在动乱之中，斌母赵氏“被执不屈死”②。汤斌悲痛不已，乃随父离家避难河北。继而南下，寓居浙江衢州（今衢县）。他读书山中，“益自刻励”。四年后，即清顺治二年（1645），清兵平定江南，他随父归里。五年举于乡。六年会试中式，又三年，即顺治九年成三甲第一百六十七名进士，授翰林院庶吉士，时年二十六岁。功名获得后，他益加刻苦，“邸舍萧然，不蔽风雨，每入馆一仆一马，箪瓢疏食，坐一室竟日读书，不妄交游。于文艺外，即沈潜易理，究心圣贤之学”①。在探求诸学中，他尤致力于哲理的思索，而对宋明理学兴趣最大，顺治十一年授国史院检讨。
　　汤斌学问博洽，遇事直言敢谏。当顺治帝下诏求言，议修《明史》时，他于十二年二月应诏陈言，建议广搜先代遗书及明末死难诸臣事迹以修《明史》。疏上，下所司议，引起了强烈反响。内院大学士冯铨、金之俊等皆“不悦”，攻击他“夸奖抗逆之人，拟旨严饬”②。当时不少人担心他自招罪戾。其实汤斌意在表彰忠义，“昭示纲常于万世”，为巩固清朝统治服务。这点却被聪敏异常的少年天子顺治帝看得一清二楚。顺治帝特于夜半召汤斌至南苑，“温语久之”，不仅未加惩治，反而以其“为可大用”。
　　当时府、道多缺员，顺治帝很想在吏治改革上下一番功夫。他认为“京官习知法度，外官谙练民情，内外扬历，方见真才”③，决心把外官内转与京官外任的尝试进行下去。九月，特谕吏部：“翰林官员简擢中秘，习知法度，今用人孔亟，必得文行兼优者，以学问为经济，庶能饬法惠民，助登上理。”于是亲自裁定十八名“品行清端，才猷瞻裕”者，各照外转应得职衔升一级用，“遇缺即补”④。汤斌即其中之一。
　　顺治十三年二月，汤斌补授潼关道副使，这是以监督府县为专责之官。
　　潼关地处交通孔道，是兵家必争之地，自明末战乱以来，社会凋敝。当时正值清朝用兵紧急之时，这里“征发四至”①，“供应转输之繁，官吏科敛以办军需，民不堪命”，“民逃匿十二、三”②。面对残败的现实，汤斌到任之后，首先下令凡大军经过一律遣人迎之境外，约束其不得入城。令下后，“皆肃① 《汤潜庵先生斌传》，载《碑传集》卷16。
　　② 彭绍升：《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载《碑传集》卷16。① 《汤潜庵先生斌传》。
　　② 《汤文正公传》。
　　③ 《清世祖实录》卷93。
　　④ 《清世祖实录》卷93。
　　①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载《碑传集》卷16。
　　②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载《碑传集》卷16。
　　然，无敢犯者。属吏亦皆兢兢奉法”③。不久，总兵官陈德率兵二万调往湖南，经潼关时欲逗留不走。汤斌感到二万人坐食地方势难支撑，但让军队离开须以车送而不能强遣，遂与陈德商量。陈德提出要车五千辆。汤斌马上答复说：陈将军实用二千，其余待以银折算交付。于是暗中遣人租车二千辆，大部置河床上隐蔽，而对陈德说，车少未能如数租到。陈德说：不足的我自己租，何不把租金给我。汤斌说：可以。但须让兵士坐上租来的车先走，最后看缺多少车，再折算银两。陈德遂传令集合。汤斌乃坐关门之上连夜亲自指挥，令军士依次登车，坐满十辆即发遣出关。同时令藏匿之车齐集使用。至翌日凌晨四鼓，二万兵众便全部登车出关而去，不剩一人。汤斌遂于关门外设祖道准备为陈德饯行，遣人请陈将军出。陈德这才大吃一惊，他急欲追还军士。汤斌从容地说：“吾民驾牛裹粮十余日，一散不可复聚。且军已出关，不得入也。”④陈德无可奈何，仓皇离去。该军到洛阳不久便发生兵变，焚杀掳掠造成不少危害，潼关却安然无事。
　　次年，潼关一带早春无雨，干旱严重，小麦绝收。按例春夏兵饷要支付小麦，这时麦价昂贵高于谷价，汤斌建议以仓谷代替，将军却以将要兵变相拒绝，督抚怕兵变而加紧向民间征麦。汤斌说：“民且饥死，独不能变乎？兵有变吾自任之。”①于是，颁发仓谷充兵饷，并向军队保证：“今岁无麦食此，明年将补支若麦，而以谷价偿。”对此，将士均表满意。因而“关西数千里麦征悉停，兵民赖之”②。汤斌在潼关道副使任上效率甚高，出现“讼无留狱”。他除了严加约束兵将不许骚扰地方外，还“设保甲、行乡约、建义仓、立社学”③，以安定地方。不到三年，流民数千户回归家园。汤斌实心为民任事，也赢得了民众的爱戴。一次，他勘荒遇雨避于大树之下，过后“民以朱栏护树，时人比之甘棠”④。这是对他政绩的由衷肯定与赞美。
　　顺治十六年，汤斌转江西岭北道参政。调令一下，他便携带二仆奔上了千里征途。经河南时，他便道省亲，见父已病，因未莅任不能滞留，便又怀着悬念之心匆匆上路。岭北道地处江西南端，辖赣州、南安（今大余县）二府，地广山深。明旧将李玉廷称通海侯，率所部万余人，于雩都山一带坚持抗清斗争，局势动荡不宁。汤斌到任后，抓紧治理地方，“甫三日清积案八百余”⑤。同时致书李玉廷进行招降。此时，郑成功、张煌言海上抗清联军攻入长江，围困江宁（南京）。他们秘密遣使至赣州与李玉廷联系，争取呼应。不久，汤斌接到李玉廷受抚投降并约定降期的回音，但同时也查获了郑成功派来与李玉廷联络的使者，得悉李玉廷打算借诈降之机，攻陷无备的南安府城。汤斌立即将使者交与江西巡抚苏宏祖，并紧急报请移兵守南安以防不测。果然，李玉廷举兵来袭南安，见有防备，急忙撤去。后经清军数月追捕，终于剿灭其众。
　　岭北兵患消除之后，汤斌念父病亟忧虑成疾，特请假归省。督抚挽留无③ 《汤潜庵先生斌传》。
　　④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① 《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②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③ 《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④ 《汤潜庵先生斌传》。
　　⑤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效，为其惋惜。按清朝惯例，外官因事因病请假离任，等于断送了升官的前途，因为没有特荐，一般难以再次起用。这时督抚“欲令权宜，以终养请”，即谎报以独子身份离任奉养年老亲人，以终天年。汤斌因有十六岁的异母弟，不同意此议说：“奈何以此欺吾君也？且谓无兄弟而归，吾父必不乐。”①于是，以病具呈乞归，三院皆不同意。汤斌遂再次具文称：“某母赵氏壬午殉难最惨，已负终天之恨。前赴任时便道归省，某父抱病。马首南驰，方寸已乱，留之终无益于地方。且老父闻某病，病必剧。是某贻误严疆不可为臣，病贻亲忧，不可为子也。”②情词恳切。于是，获准以病离职归家养亲，时年三十三岁。从此，他二十年间无闻于宦海。
　　①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② 《汤潜庵先生斌传》。
　　第二节精通理学的“博学鸿儒”
　　汤斌归里之后，精心侍奉老父，孝敬继母，顺承颜色，周到备至。康熙三年（1664）四月，父病逝。五年七月服丧期满，九月便慕名前往河南辉县苏门山拜谒知名学者孙奇逢。孙奇逢，字钟元，河北容城人。清初，因乡园被圈占而移居河南。他屡征不起，隐居讲学夏峰，人称他为“夏峰先生”。他是调停于程朱、陆王，即主观唯心与客观唯心之间的哲学家、思想家。汤斌执弟子礼从其学习，时年四十岁。第二年学成回乡。康熙八年（1669）与同道立志学会，建绘川书院。宣称“所讲以身心性命纲常伦理为主，其书以四书、五经、孝经、小学、濂、洛、关、闽、金溪、河东、姚江诸大儒语录及通鉴纲目、大学衍义等书为主。”①这是熔程朱、陆王之学于一炉的理学，而以程朱学派主张为主。但他不屑于程朱学派的“相尚以伪”②，认为“人事外岂复有天下，不尽人事便是违天”③，主张尽人事。即所谓“居敬穷理，躬行实践”④，忠于职守，言行一致。于是徒众日多，声名远布。
　　康熙十七年二月，开博学鸿儒科，左都御史魏象枢以“学有渊源，躬行实践”，副都御史金鋐以“文词淹雅，品行端醇”⑤，一致推荐汤斌。汤斌应召，单车就道，进京赴试。“至则僦僧舍以居。生平故旧之在显要者绝不相闻。”次年，试为一等第十八名，授翰林院侍讲，参与修纂《明史》。从此受康熙帝宠遇而不断升迁。二十年二月，充日讲起居注官，六月，充浙江乡试正考官，寻转翰林院侍读。二十一年六月，命为《明史》总裁官。二十二年，命直讲筵，纂修太宗文皇帝与世祖章皇帝圣训。这时他益加自励，“每日昃辄正襟端坐，潜思经义。比入讲，敷陈详切，务以诚意动上听”⑥。不久，迁左春坊左庶子。二十三年二月，升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充《大清会典》副总裁。
　　① 《汤文正公全集》，《志学会约》。
　　② 《汤文正公全集》卷2《答陆稼书书》。
　　③ 《汤文正公全集》卷2《语录》。
　　④ 《汤潜庵先生斌传》。
　　⑤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⑥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第三节廉洁奉公的江宁巡抚康熙二十三年五月，江宁巡抚出缺。六月下旬，康熙帝于北巡途中听扈从学士以九卿所会推员缺请旨时，沉思良久之后，亲自提名说：“朕观学士汤斌质朴耿直，与尔等同衙门，尔等以为何如？”有说“质直能事”者，有说“人品优长，平昔寡交”者。康熙帝说：“道学者必在身体力行，见诸实事，非徒托之空言。今视汉官内务道学之名者甚多，考其究竟，言行皆背。如崔蔚林之好事，居乡不善，此可云道学乎？朕观汤斌颇有实行。”并感慨地说：“精通道学自古为难！”提倡道学的康熙帝看到，在道学家争相竞伪之中，汤斌毕竟有与众不同之处。他说：“朕闻汤斌曾与河南姓孙之人相与讲明，如此尚于道学相近。且汤斌前典试浙江，操守甚善，著补授江宁巡抚。”①九月，汤斌赴任前陛辞。康熙帝说：“朕以尔久侍讲筵，老成端谨，江苏为东南重地，故特简用。居官以正风俗为先，江苏风俗奢侈浮华，尔当加意化导。移风易俗非旦夕之事，从容渐摩，使之改心易虑，当有成效。钱粮历年不清亦须留意。尔在内阁曾看章疏，在外督抚凡钱谷刑名大事多有舛错，致令驳察。尔到地方尤当留意。近日江南吏治稍稍就理，尔能洁己率属，自然改观。”在受命之际，汤斌心中非常清楚，这些都是江南向来难以解决的问题，他特为请示说：“地方之事，臣未受任，何敢妄奏。据平日所闻，江苏赋额繁重，历年不能全完，新粮旧欠一时并征，官民交困。不知作何区处为善？”康熙帝说：“赋额久定，但当清厘耳。”①特赐汤斌白金五百两、表里十端、鞍马一匹。汤斌临行前遵旨入见，康熙帝撤御馔赐之，又赐御书三轴，并说：“今当远离，展此如对朕也。”②当时，康熙帝即将启程南巡，汤斌遂急速赴任。到任未几日，康熙帝便抵达长江岸边。汤斌同众官至江北迎驾，随至苏州后，康熙帝谕汤斌等说：“向闻吴阊繁盛，今观其风土，大略尚虚华，安佚乐，逐末者众，力田者寡。遂致家鲜盖藏，人情浇薄。为政者当使之去奢返朴，事事务本，庶几家给人足，可挽颓风。渐摩既久，自有熙皞景象。”③第二天，康熙观览苏州惠山，又传谕汤斌说：巡行所需之物“皆自内府储备，秋毫不取之民间。恐地方有不肖官员借端妄派，以致扰害穷民，尔其加意严察。如有此等，即指名题参，从重治罪。其沿途供役纤夫及闻朕巡行至此远来聚观百姓，恐离家已遥，不能自归，尔逐一详察，多方区画，令其还家。尔巡抚率布政使即从此回，料理此等事，不必前送。”汤斌回奏说：“此番皇上巡行，所过地方钱粮尽行蠲免，凡需用诸物并不派取民间，又赏赍沿途穷苦人民，恩恤耆老，百姓莫不欢呼踊跃，引领以望皇上速临。至地方各官，臣已行严禁。”又说，“沿途供役纤夫已给工食。其人民愿睹天颜，从远方来者，亦各自备资给，无烦圣虑。皇上巡幸江南等处，实千载奇逢，臣愿送驾渡江始回，令布政使章钦文先还。”他一再恳奏，康熙帝方允其请。康熙帝又说：“苏州乡官汪琬原系翰林，为人厚重，学问优通，且居乡安静，不预外事，因此特赐御笔手卷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二年九月初七。
　　② 《汤潜庵先生斌传》。
　　③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一轴，尔遣人付与。不必令其来见，着即在家谢恩。”①汤斌遂扈从至仪征，获赐御书一轴及狐腋蟒服而奉命还署。
　　前一年，江南淮扬一带水灾，前任江宁巡抚余国柱曾上奏说：“水退，田可耕，明年当征赋。”②汤斌莅任后遣员测查，田地大部仍然水淹，而水退之田亦未耕种，特奏请免赋。部议令再勘查。汤斌仍如实上奏，遂停止征赋之议。
　　江苏地区田赋繁重，历年拖欠不清。地方官多因征收不力，上任不满一年便被罢职而去。所以官员多不自爱，赴任后即极力搜刮肥私，而上官多抓其把柄索贿，因此，侵吞公款而被拘禁者累累。汤斌针对这种弊端告诫下属说：“今与若更始，苟称职吾不吝荐引，即不能，以考成罢归，犹得完身名，守坟墓。奈何目坐堂皇引前官妻子对簿勘产，反蹈若为？”又告诫司道郡守不得向属吏索贿。他为整顿吏治，先后奏劾了有贪酷劣迹的苏州、扬州知府及句容、宜兴、如皋、睢宁、江都、金坛等县知县。而对廉法奉公者极力加以保护。如常州知府祖进朝，因失察属吏被降调，他奏请留任，部议不准。康熙帝特发谕旨说：“祖进朝既经巡抚汤斌保奏清廉，可从其请，仍留原任，以劝廉吏。”③这时，吏部正进行行取之法，即从有政绩的知县中选授御史。汤斌疏言：“行取定例必钱粮胥完，而苏州、松江二府赋重役繁甲于天下。铨选得此，辄谓迁擢难期，颓然自放，或竟罔顾官箴。臣受任巡抚，首以察吏安民为念，遍告属员，圣上知人之明出自天授，苟能洁己爱民决不至久沉下位，故一时守令争取擢磨，操守廉洁，政绩表著者，实不乏人。然钱粮则万万不能十分全完，盖势处其难，智勇才力俱困。今若拘成例，势必以僻壤小邑易于藏拙者塞责，未足以光巨典。”他以吴县知县刘滋、吴江知县郭琇“廉能最著”，请求行取，“以励循良。俾繁剧与两邑相符者，亦知有登进阶，相率奋勉。”但疏下部议，仍以此二人都有钱粮未完之事，不予选授。最后，康熙帝下旨说：“汤斌既称为廉能最著，准其行取。”①由于汤斌积极努力，于是“除耗羡、严私派、清漕弊、汰蠹役、行保甲、革盐商羡费。一切皆以身先，屏绝请托。”②革除弊端、澄清吏治已见成效。
　　康熙二十四年四月，汤斌针对苏松等地赋额繁重，自康熙十八年以来，“异常灾荒，逋欠独多”，民“剜补无术”，一时难以征齐的实际，特上疏请求于二十四年起分年带征，以使“官免畏顾考成，挪新补旧之弊，民免累日并比，荒废农桑之苦”③。他经过认真考察之后，又上疏详细分析了“土隘人稠”的苏松两府，“田不加广而可当大省百馀州县之赋，民力所以日绌”，“逋赋难清”的情形，指出官员顾惜功名，为完欠赋，多生“辗转苟且之计”，造成“种种弊窦莫可究诘”，请求“将苏松钱粮合盘打算，各照科则量减一、二分，定适中可完之实数，无存过重必欠之虚额。再将科则稍加归并，使简易明白便于稽核”④。同时，他又接连上疏奏请蠲免苏、松等七府州十三年至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三年十月二十七、二十八日。
　　② 《清史稿》卷265《汤斌传》。
　　③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①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②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③ 《汤文正公全集》，《潜庵先生疏稿》。
　　④ 《汤文正公全集》，《潜庵先生疏稿》。
　　十七年未完银粮，淮、扬二府十八、九年灾欠，宿迁九厘地亩款项及缺额丁粮，以及请将邳州未完钱粮缓至十年后分年带征，均下部议行。其中宿州的所谓九厘地亩款项，即明万历以来的三饷加派，至此才最后解除。
　　这年秋，淮、扬、徐三府水灾，汤斌将蠲赈事宜及紧急救灾措施上奏，请发帑银五万两以购买湖广之米赈济灾民。同时，咨请漕运总督徐旭龄、河道总督靳辅分赈淮安，他亲往清河、桃源、宿迁、邳、丰诸州县察赈。康熙帝准其奏并特命户部侍郎素赫往助督赈。
　　汤斌在澄清吏治、调整额赋的同时，作为一个封建卫道士，他为整顿所谓浇薄的风俗，端正人心，不遗余力。他命令各州县建立社学，宣讲《孝经》以及康熙帝圣谕，倡导礼义廉耻。他禁止妇女游冶、少年轻生好斗的所谓“打降”活动，胥吏倡优不许穿裘帛、严禁“坏人心术”的淫词艳曲的流行以及“一幡之值至数百金”的迎神社赛，并禁止火化及久停柩不葬之俗。一年后终于出现“寺院无妇女之游、迎神罢会、艳曲绝编、打降敛迹”①，“一岁报葬者三万余棺”②的景象。当时江南一带到处建有迷信惑众的五通祠，而苏州城西上方山的一座更是相沿数百年，远近之人奔走如鹜，“牲牢酒醴之飨，歌舞笙簧之声无时间歇”，俗称其山为“肉山”，山下石湖为“酒海”。凡年轻妇女偶尔患病，巫人便说五通神将娶之为妇，而不再治疗，致使患者神魂颠倒，往往病势加剧而死。每年因此而死者不下数十人，这比河伯娶妇更为惨酷。在汤斌严加禁止下，一时稍有收敛。但当他赴淮上视察灾情时又猖獗起来。汤斌遂下令捣毁苏州五通祠，将木偶付之一炬，土偶投之深渊，并下令各地凡有五通祠者尽行拆毁，其木料留修学宫及城楼之用，并奏请“赐特旨严禁，勒石山颠，庶可永绝根株”。康熙帝因此下令：“淫祠惑众诬民，有关风化，如所请，勒石严禁。直隶各省有似此者，一体饬遵。”①于是江南一带风俗为之一变。
　　汤斌勇于任事，果断处理棘手案件。吴县监生王某有家仆窃资，逃出数年后，突然率领挟带弓刀者二十骑出现，自称投充到某亲王府，诟骂王某并勒索金钱，地方官不敢过问。汤斌得报后，立即下令擒拿，按律治罪。常熟县一奴仆持其主人所得南明隆武帝之札，要挟逼迫主人远逃，欲占据其家产、主妇。汤斌得知后大怒，说：“国家屡更大赦。此草昧时事，何足问，而逆奴以胁若主乎？”②于是立焚其札，杖毙其奴。
　　汤斌廉洁奉公，不阿附，不受贿。当时明珠为大学士，柄权势盛，由江宁巡抚升擢左都御史的余国柱极尽谄媚能事。当清廷下令蠲免江南之赋时，余国柱使人对汤斌说：此皆明珠之力，江南人应有所报，意在索贿。汤斌却不予理睬。当三年考核官员时，外官纷纷向明珠送礼，其中惟独没有汤斌的属员。
　　汤斌在任巡抚期间，生活简朴，清廉自持。“其夫人暨诸公子衣皆布，行李萧然，类贫士。而其日给惟菜韭。”他从不接受任何礼物，生日时，地方绅士知其“绝馈遗，惟制屏为寿，公辞焉。启曰：汪琬撰文在上。公命录①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②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①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② 《工部尚书汤公神道碑》。
　　以入，而返其屏。”③时人因将他比之于海瑞、周忱。
　　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十，康熙帝对大学士等说：“苏州巡抚汤斌居官廉洁，甚著贤声，向在讲筵，朕素所优眷，此诚可以大用。尔等会同九卿议奏。至詹事府关系最为紧要，现在官员殊不副职任，着一并传谕。”第二天，大学士等遵旨回奏说：“汤斌居官廉洁，人品端方，允堪内召，以副大用。至于詹事府衙门，关系最为重大，自古以来无不慎简贤良以资辅导。“汤斌操履清正，情性和平，洵可翼赞东宫，应升为礼部尚书总管詹事府事。”康熙帝说：“尔等所议深合朕心，即写谕旨来看。”①于是，授汤斌为礼部尚书，管詹事府事。
　　诏令下达后，汤斌立即起行。苏州百姓闻其离任，“聚哭辕门外叩留公，又设匦敛钱为路费，将诣阙保留公”②。汤斌因出示晓谕说：“吾在外不能为父老德，往者屡请核减浮粮并为廷议阻，今入见天子且面陈之。”③情词恳切，方得启行。苏州数万人“遮道焚香”送别，送者“逾千里不绝。公渡淮乃返”④。他离任时带回的东西，除因“吴中价廉故”，购一部二十一史之外，仍是赴任时携带之物：“敝簏数肩”而“不堪一物”⑤。
　　③ 冯景：《汤中丞杂记》，载《碑传集》卷16。
　　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三月初十、十一日。
　　② 《汤文正公传》。
　　③ 《汤中丞杂记》。
　　④ 《汤文正公传》。
　　⑤ 《汤中丞杂记》。
　　第四节忤权相遭贬郁病去世康熙二十五年（1686）闰四月，汤斌至京就任礼部尚书，陛见于乾清门。康熙帝说：“汝在江苏能洁己率属，实心任事。天下官有才者不少，操守谨慎者未能多见。汝前陛辞时，自言平日不敢自欺，今克践此言，朕用嘉悦，故行越擢，尔其勉之。”汤斌回奏说：“臣学识庸陋，蒙皇上简任江抚，奉职无状，惟陨越是惧。乃蒙皇上不次超擢，臣敢不勉竭心力，以图报称万一。”康熙帝详细地询问江苏年岁、风俗及地方吏治民生、缙绅居乡情况。汤斌一一具体回答。他说，水灾之后，经过蠲免赈济，民庆更生，“惟徐州所属地最荒瘠，水灾之后，今春民困较甚”。又说：“凤阳、蒙城一路饥民甚多。闻宿州、灵璧一带去年水灾，今春麦尚未熟，民间谋生无策。”将发生的问题如实奏报。康熙帝又特别询问了他对治理黄河的见解。治理黄河是关系国计民生的一件大事，康熙帝极为重视，但如何治理却大伤脑筋。原来按察使于成龙主张对黄河下游一带疏濬海口，以泄积水。河道总督靳辅却认为海口沙淤难清，主张筑高堤以束水入海。两人争持不下，久议不决。康熙帝虽然倾向于成龙的主张，但未轻易决策。特于去年命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额前往江苏会同汤斌等勘议。汤斌主张开濬下河入海口，认为“开一丈则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①。萨穆哈等阿附明珠，偏袒靳辅，回奏时只说共议认为开濬无益，并不言及汤斌的主张。汤斌如实奏对完毕后，康熙帝命其至南书房，赐食。第二天，康熙帝于听政时追问治河之事，终于真相大白。
　　五月，汤斌奉命充经筵讲官。
　　六月初，大学士奉命传问九卿科道及淮、扬所属之在京官员共议开濬海口事上奏说：“汤斌原任江宁巡抚，所见必确，今称开海口有益，故复议应开。”②康熙帝于是决定开海口，发帑银二十万两，遣工部侍郎孙在丰前往督修。尚书萨穆哈、礼部左侍郎穆成额以回奏失实故，均被革职。此事在朝中引起极大震动。
　　汤斌所管詹事府负教导太子之责。他特疏举荐候补道耿介，称其“赋质刚方，践履笃实，潜心经传，学有渊源，虽年逾六旬，精力尚健，乞征取引见，以备录用”①。康熙帝因授耿介为少詹事，命与汤斌共同辅导太子。汤斌清正不阿，已使朝中许多人忌恨不已。大学士明珠、前任江宁巡抚现任户部尚书余国柱尤其怀恨在心，伺机倾轧。当汤斌内擢回朝时，他们即摭拾其离苏州时告示中“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一语上奏，攻汤斌“市恩”②，在康熙帝心中投下了阴影，而汤斌自己并不知道。汤斌入朝后给太子上课时讲《大学》中“财聚民散”的道理。康熙帝听说后对太子说：“此列国分疆时语也。若海内一统，民散将安之？试问之。”汤斌回答说：“土崩之势，甚于瓦解。”③他列举秦朝、隋朝及明末敛财灭亡的事例后说，“一统而民散，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五年闰四月二十一日。
　　② 《清圣祖实录》卷126。
　　①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② 《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③ 《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祸更烈于分国时”④。康熙帝对此虽然不甚愉快，但尚能谅解其忠。二十六年五月，久旱不雨，康熙帝诏令臣工直言朝政得失。灵台郎董汉臣上疏，以“谕教元良，慎简宰执”⑤，指斥时事，揭发大学士明珠的过错。御史陶式玉上疏劾奏汉臣夸大其词，欺世盗名，请求逮捕严审。疏下内阁九卿会议。明珠听说康熙帝曾仔细阅读了董汉臣之疏，异常恐惧，而准备囚服待罪。大学士王熙却说：“市儿妄语，立斩之，则事毕矣。”汤斌说：“彼应诏言事尔，何罪？且所言早谕教崇节俭宜施行。大臣不言，小臣言之，我辈当自省。”①大学士勒德洪、吏部尚书达哈嗒均赞同汤斌之议。奏上，康熙帝下令：董汉臣免议。明珠、余国柱等愧恨不已。不久，召令汤斌同达哈嗒、耿介共同辅导太子。汤斌以病具疏请辞。余国柱趁机上奏治其罪，康熙帝不听。继而余国柱又以汤斌于九卿会议时有“惭对汉臣”之语上奏，传旨诘问。汤斌回奏说：“董汉臣以谕教为言，而臣忝长宫僚，动违典礼，负疚实多。”康熙帝以其词含糊不清，令再回奏。他说：“臣资性愚昧，前奉纶音，一时惶怖，罔知所措，本欲自陈愆过，致语多牵混，罪何可辞。臣自念供奉以来并无正经善言，足以仰助万一。而臣动违典礼，循省自惭。年来衰病侵寻，愆过丛集，乞赐严加处分，以警溺职。”康熙帝认为他“遮饰具奏，仍不明晰”，大为不满，降旨严责。接着，左都御史璙丹、王鸿绪，副都御史徐元珙、郑重等劾汤斌“奉谕申饬，不痛自引咎”②。又揭发他当离任苏州时文告中“爱民有心、救民无术”之语“为诽谤”③。这时耿介以疾乞休，于是此又成为攻击汤斌的把柄。詹事尹泰、少詹事舒淑开、音布、翁淑元等弹劾耿介“侥幸求去，实无痼疾”④，是“诈疾”⑤。并劾汤斌“妄荐如尸之人”。事态扩大，问题愈加严重。正直的达哈嗒实在看不过去，遂独自上疏说：“臣奉命辅导东宫，数日之内负罪实多。以汤斌、耿介不能当其任，况庸陋如臣？乞准解退。”⑥他挺身而出，这分明是为汤斌辨诬。于是部议：汤斌、达哈嗒、耿介俱应革职。康熙帝下令：汤斌、达哈嗒俱降五级留任，耿介听其休致。
　　不久，汤斌以继母疾乞求归省。康熙帝特下诏说：“卿何忍舍朕去，将赐第京师，命卿迎养耳。”汤斌以母老病重万不能来，乞请暂时归省，“复来以白衣领事”①，仍不允其请。这时，京师纷纷谣传汤斌将隶旗籍，不少人为之同情而泣下，拟为呼冤，后得悉真相方罢。汤斌在劳神焦思之中患病，康熙帝遣太医诊视。汤斌因九卿议事时入讲未至，又被劾，议降级调任。康熙帝命降两级留任。
　　康熙二十六年（1687）九月，汤斌改任工部尚书。十月，往通州（今通县）勘察贡木回，突患寒病，自言“腹不宁”②，于十一日夜半而逝。卒年六④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汤司空逸事》。
　　⑤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① 《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②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③ 《汤文正公传》。
　　④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⑤ 《故中宪大夫工部尚书汤文正公事状》。
　　⑥ 《清史列传》卷8《汤斌传》。
　　① 《汤文正公传》。
　　②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
　　十一岁。康熙帝遣学士两人奠茶酒，命将灵柩驰驿归里，以尚书礼祭葬。汤斌虽死，康熙帝仍不释于怀，他曾对廷臣说：“吾遇汤某特厚，而怨讪不休，何也？”众说没有此事。康熙帝说：“廷议董汉臣，彼昌言‘朝无善政，君多失德，大臣不言，故小臣言之。’尚不为怨讪乎？”③众人乃知汤斌为明珠、余国柱所中伤。汤斌死后七年，康熙帝再提旧事说，侍读学士德格勒曾奏称：翰林院编修熊赐瓒“所学甚劣，非可用之人。朕欲辨其真伪，将德格勒、熊赐瓒等人考试。汤斌见德格勒所作之文不禁大笑，手持文章堕地，向朕奏云：‘德格勒文甚不堪。臣一时不能忍笑，以致失仪。’继而汤斌出，又向众言：‘我自有生以来未曾有此一番造谎者。顷乃不得已而笑也。’使果系道学之人，惟当以忠诚为本，岂有在人主之前作一语，退后又作一语者乎？”①这里竟对一向端谨的汤斌的忠诚表示怀疑，显系冤枉。本来早在七年前即康熙二十六年（1687）五月，康熙帝曾亲自考试熊赐瓒、德格勒及徐元文三人。汤斌奉命当众诵读三人之文，接着又奉命与尚书陈廷敬、侍郎徐乾学等传阅，分出等次。他们一致评议熊文为最，徐文次之，而德格勒“卷不成诗文，难置等第之内”。两天后康熙帝又令翰林各官传看，其见解与上述完全相同。后廷议时，大学士明珠奏言：“德格勒本系满洲而假借道学之名，深可厌恶，应交该部严加议处。”大学士王熙也说：“德格勒诗文全无文理。”②可见，汤斌在当时的表现应是很自然的，他无需也没有任何必要作伪。此事作祟、陷害之迹显然。因而造成康熙帝对汤斌的怀疑与疏远，最终导致汤斌在无处申诉的凄惶之中病死。
　　尽管汤斌最后失宠，康熙帝疑怀不释，他仍允许地方之请，将汤斌入陕西、江西、江南名宦祠。后来，雍正十年（1723）诏入贤良祠。乾隆元年（1736）追谥文正。汤斌生平著作有后人编《汤文正公遗书》三十三卷，其中包括《拟明史稿》二十卷、《遗稿》五卷、《洛学编》五卷等。
　　③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
　　① 《清圣祖实录》卷163。
　　② 以上见《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六年五月十一——十四日。
　　第十九章李光地李光地字晋卿，号厚庵，福建安溪湖头乡人。清朝著名的清官、理学名臣，也是有争议却又深得康熙帝信任的人物。
　　第一节贪功卖友青云直上明崇祯十五年（1642）李光地出生于有诗书教养的富绅之家。自幼聪颖，五岁便从师授读，“未尝一启齿，发声试之，辄已成诵，不失一字。善属对，矢口惊人。塾师弗能教也”①。青少年时期是在认真研读经史百家书中度过的。他尤其致力宋明理学的探求，“以濂洛关闽为门径，以六经四子为依归”②。康熙三年（1664）试策论举于乡，九年中二甲二名进士，选庶吉士授编修，十二年二月充会试同考官。十月，请求省亲归里，从此迎来了他一生中的重大转折。
　　就在李光地省亲归里的这年十一月，平西王吴三桂据云南叛清，次年三月，靖南王耿精忠在福建起兵响应，不久，定南王尚之信也在广东反清，一时间长江以南形势险恶。踞福建的耿精忠为维系其统治，多方收罗人才。耿精忠更逼令福建各地知名人物齐集福州，出任伪职。李光地几乎同时收到了耿精忠和坚持抗清的郑经逼降、诱降之信。第二年，即康熙十四年年初李光地派其叔李日■至福州探听消息。这时与李光地同榜进士侯官（今福州）人编修陈梦雷，也因回乡省亲之故被逼授伪翰林院编修之职，梦雷不受，耿精忠怒降其为户部员外。陈梦雷托病不出与之周旋。当他见李光地之叔前来，并得知李光地亦即将来福州之消息，大为震惊，遂亟催促其“速归”，并请其劝阻李光地千万勿自蹈凶地，“勿陷网罗”①。他又恐李日■不能劝阻李光地，于是特派人辅之同行。正当此时，李光地已“自泉州五百里外，方巾大袖”②，来到省城福州，投见耿精忠，继至陈梦雷家。陈梦雷对其轻率投耿精忠甚为忿慨，不愿与见。后在陈梦雷之父的解劝下，两人相见。陈梦雷将“耿逆之狂悖，逆党之庸暗，兵势之强弱，间谍之机宜”，向李光地作了详尽的分析介绍。李光地“见其凿凿可听，始为恍然”。于是两人商定，陈梦雷继续留在福州“从中溃其心腹，睽其党与”，做内应；李光地借口父病速归，并遣人从山路将耿军虚实速报朝廷。陈梦雷表示在耿精忠面前设法关照李光地全家安全，并以“全家八口为保”③。李光地说：“果能保全者，本朝恢复日，君之事予任之。”④又说：“他日幸我之成功，则能白尔之节；尔之节显，则能白我之功。”⑤未几日，李光地以父病离福州归安溪。
　　五月，李光地遂具密疏陈破贼机宜。疏中首先表白心迹说：“臣自彼等构乱以来，遁逃山谷中，彼遣人延至再三，臣以死固拒，幸未污清节，以辱朝廷。”接着详细分析了耿精忠所盘踞的“疆域偏小，粮税稀薄”的福建，现已“粮尽兵疲，而彼等势已穷矣”的形势。他建议清朝的“南来大兵诚宜以急攻为主，不可假以岁月，恐生他变。”他指出，当时敌人的动向是，“耿逆方悉力于仙霞、杉关，郑敌亦并命于漳潮之界。惟汀州小路与赣州接壤，彼所置守御不过千百疲卒”，因此，“宜因彼防之疏，选精兵万人或五六千① 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载《碑传集》卷13（下同）。
　　② 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
　　① 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② 《松鹤山房文集》卷14《（康熙）四十四年五月疏》。
　　③ 《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④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⑤ 《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人，诈为入广之兵，道经赣州，遂转而向汀州，为程七八日耳。彼等闻急趋救，非月余不至，则大军入闽久矣。此所谓避实击虚，迅雷不及掩耳也”。这样，敌人则“不战自溃”①。此疏对敌我双方情形之分析及出兵布阵的建议很有见地，但疏中却只字未提与陈梦雷共谋之事，更未联名，只具他个人名字。后来他向陈梦雷的解释是：“诚恐事泄俱毙无益。”②因道途险阻，此疏置蜡丸中，遣家僮夏泽出杉关奔赴京师。当时京中官员以夏泽“自贼中来，虑有他变，弗敢以闻”③。独李光地之同里人、学士富鸿基毅然冒风险据实代奏。
　　康熙帝见疏之后赞许备至，特谕大学士说：“编修李光地不肯从逆，避入山中，具疏遣人前来密陈地方机宜，具见矢志忠贞，深为可嘉”④，并下兵部录其疏令领兵大臣知之。当时，由于广东尚之信叛乱，江西吃紧，清兵加意防守赣州、南安，未能抽出兵力按李光地建议挺进福建。但浙江的清兵却屡次击败耿军，因此乘胜追击，遂由衢州深入，十五年九月，攻下险要的仙霞关，长驱直入，一举收复建宁、延平，插向福州。十月，大势已去的耿精忠窘迫乞降。康亲王杰书驻师福州，令都统拉哈达、赍塔等进剿深入福建的郑经部队，并留心访问李光地。
　　康熙十六年正月，拉哈达麾军收复泉州，得知李光地离安溪县七十里结寨而居，因遣人以所奉上谕宣示。李光地于是往见哈拉达于漳州军营，他再次倾述了自己忠于朝廷的心迹。不久康亲王奏报中列举许多抗逆人物，但却没有陈梦雷的名字。其中对李光地的评价是：“蹇遭贼乱，颠沛不渝，矢志为国，始终不肯从逆，以全名义，应予表扬。”①得旨：“李光地不肯从逆，差人密奏地方机宜，忠贞茂著，深为可嘉，著从优议叙。”②部议于额外升为侍讲学士，康熙帝特为下令“著于额外升为侍读学士”③。不久，李光地北上进京赴任，到了福州，再次与陈梦雷相会。他对陈梦雷说：“尔报国之事非一，吾当一一入告”④，并写长诗相赠，中有“李陵不负汉，梁公亦反周”⑤之句，赞美他身陷敌中，而忠于朝廷。但朝廷并不了解陈梦雷的情况，此时最了解也最能证明陈梦雷赤子之心者只有李光地。陈梦雷对李光地完全信任，也寄予了巨大的希望。实际上李光地却将献蜡丸疏之事完全据为己功，他闭口不谈陈梦雷之功，终使陈梦雷落得个“从贼”之名而“负谤难明”。这不仅是陈梦雷的不幸，也是李光地的不幸。当陈梦雷从蒙蔽中清醒之后，怒揭李光地的卑劣行为。从此陈李公案一直未息，这是李光地一生中很不光彩的一页。
　　李光地到福州不久，未及起程进京，便因丁父忧而回乡守制。十七年三月，同安人蔡寅诡称明裔纠众万余，头缠白布，号白巾军奋起抗清，进犯安①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 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③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4《李光地传》。
　　④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①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66。
　　③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④ 陈梦雷：《闲止书堂集钞》卷1《绝交书》。
　　⑤ 《闲止书堂集钞》卷2，《寄答李厚庵百韵》附《李厚庵原赠诗》。
　　溪。李光地募乡勇百余人扼守险要，并要求乡人“毋资贼粮”，白巾军因乏粮解围而去，安溪得保。六月，郑经抗清军总统刘国轩率兵攻陷海澄、漳平、同安、惠安等县，继而围困泉州，断万安、江东二桥，造成泉州南北援绝，形势危殆，“泉人汹惧”①。李光地一方面派善于泅水者，从水关入城慰勉泉州守军坚守待援，一方面派遣兄弟、亲戚等分路告急以迎接援军。当时拉哈达驻师漳州，正值江水泛涨，长泰大路被水阻隔，乃导之由漳平、安溪小路挺进。李光地派叔父李日■率百余名乡勇渡石珠岭，“以木接护冲圮窄岸，其溜深马难涉者，筑浮桥以待”。李光地亲自“出迎十里外，具牛羊鸡豚等物馈劳大军。又倡率里人输送米粮”。同时派弟光垤、光垠率千余名乡勇度白鸽岭，迎巡抚吴兴祚于永春，从而被阻隔的清朝两路大军“遄行无阻”②，直抵泉州城下，大破郑军。郑军溃退海中，泉州围解。十一月，拉哈达具疏称赞李光地“为国尽劳，请加议叙”。康熙帝发谕旨：“李光地当闽地变乱之初不肯从逆，具疏密陈机宜，殚竭忠贞。今又遣人迎接大兵，指引道路，平险隘，治浮桥，馈食物饷军，率民兵备办粮米，供给兵众口粮，矢志灭贼，实心为国，深为可嘉。”③于是从优授为学士，服满赴京遇缺即补。十二月，李光地上疏推功将帅而辞新命。他说泉州围解“乃将帅仰奉威灵，拯百万垂危之命延及臣家，微臣其何功之有哉！”他又以极为谦恭的态度说：“以将军拉哈达率满汉万余之兵，行朝天、石珠岭鸟道之险，马喑仆病，千里赴难，推美于臣，而臣俨然遂蒙优叙，典虽至渥，心则何安？”又说，“念臣资质蠢愚，了无才藻，独从少为六经性理章句之学，粗有纶绪。自壬子、癸丑（按指康熙十一、十二两年）间，以翰林编修簪笔侍从，尔时固已仰承圣训。每自念此，生得以章句末学，执经敷义少佐高深，此臣之愿也。至于馆阁学士之职，主于赞画枢机、分载文献，自非老成知军国大体及有文章声望者不能称也。臣年才三十，筮仕日浅，典故未谙，文采不赡，岂宜冒昧而服大僚”，因而恳请辞去所授学士之官。在恳切谦恭的态度中表达了自己的愿望。康熙帝览奏后谕令说：“已有成命，著即祗遵，不必辞。”①但李光地此举却给康熙帝留下了极好的印象。他仍然居丧于家，“读书味道”，探讨哲理。
　　康熙十九年八月，李光地服除，奉母赴京入值。康熙帝下令不必候缺，即任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闰八月，康熙帝御乾清门召李光地，命其奏进家居时所作。李光地遂汇集读书笔录及论学文章为一卷，另加一序言进上。其序言对康熙帝做了肉麻的吹捧，如说：“学之系于天下大矣。”“我皇上天挺其姿，神授之识，生知乃复好古，将圣而又多能，其潜思实体，朝讲夕诵，非尧舜之道不陈于前，非天人性命之书不游于意。臣窃谓我皇上非汉唐以后之学，唐虞三代之学也。臣穷海末儒，蔽于聪明，局于闻见，四十无闻，没身为耻。今太阳之下爝火益微，抱卷趑趄，陨越无地。皇上之学也，近不敢背于程朱，远不敢违于孔孟。诵师说，守章句，佩服儒者，屏弃异端，则一卷之中或可以见区区之志焉。”又说孟子谓尧舜以来五百年必有王者兴，“而统一续，此道与治之出于一者也”。他说：“自朱子以来至我皇上又五百年，① 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②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③ 《清圣祖实录》卷78。
　　①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应王者之期，躬圣贤之学。天其殆将复起尧舜之运而道与治之统复合乎！”①从“理论”上对康熙帝做了无与伦比的赞颂。李光地在这里完全看准了康熙帝稽古右文尊崇理学的意图，可谓投其所好。从此，他更以自己的学问获得康熙帝的宠信。他“谋画多称上意”②，“深见契纳”③二十年七月，占据台湾的郑经一死，他便立即上奏说：“郑锦已死，子克塽幼，部下争权，宜急取之”④，并建议任用素习海上情形的内大臣施琅领兵往取。康熙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终于收取台湾。这是李光地为清朝立下的又一大功。
　　就在李光地出任内阁学士，倍受康熙帝宠信之时，陈梦雷却被诬以投降耿精忠出任大学士，处境岌岌可危。事实已使陈梦雷看清了李光地贪功卖友、阴险毒辣的真面目。他悲愤至极，于七月份写下了《告都城隍文》，开始揭露李光地的背信弃义行为。九月，即李光地出任内阁学士的第二个月，陈梦雷被逮入狱。第二年（康熙二十年）四月，廷鞫以死刑论。但因陈梦雷公开揭露李光地欺君卖友之事，早已在朝廷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谴责李光地而同情陈梦雷。李光地也看到了这点，他承认同榜进士、翰林院侍讲学士张玉书、徐乾学及左赞善王掞等，“都还信他（指陈梦雷）的话”①的事实。他们对李光地在这件事的所作所为深感遗憾。徐乾学甚至代李光地起草一份疏稿，反映陈梦雷在耿精忠叛乱时有功国家的表现，逼李光地上奏。在众目睽睽之下，李光地难以拒绝，遂具名上奏康熙帝，请求宽免陈梦雷。奏疏中说：“臣叔日■潜到其家探听，梦雷涕泣言隐忍偷生，罪当万死。然一息尚存，当布散流言，离其将帅，散其人心，庶几报国家万一。臣叔回述此语，臣知其心未丧也。”又说陈梦雷曾“言敌势空虚，屡欲差人抵江浙军前迎请大兵，奈关口盘诘难往。因详语各路虚实，令归报臣。此密约两次，知其心实有可原者也。”此疏还是起了作用，二十一年正月，陈梦雷被免死流放。但这份奏疏中显然回避了一个重要情节，即陈李共谋献蜡丸疏事，仅说他“其心未丧”，“其心实有可原”。这是说陈梦雷并无可以奖赏的报国之功，有的只是可以谅宥的罪过而已。其本质仍未离贪功卖友。对此，陈梦雷当然愤慨不已。李光地散布说陈梦雷责怪他不言蜡丸事，与他“闹不已”。他说：“本即徐健庵（徐乾学）与他自己做的，我何尝改他一字！他自己说不上的话，却教我说，可笑。”当然李光地知道删改与否，是任何人都无法核实的问题。他还散布说，陈梦雷的话是“徐健庵教他如此说”②。四月，陈梦雷被押离京师，踏上了流放的道路。李光地对这位昔日“同年中最相善”③的好友，发了点慈悲，“有资斧之赠”④，但遭到陈梦雷的拒绝。
　　五月，李光地请假送母归里。四年后，即康熙二十五年七月，李光地由故里回京。这时，尽管徐乾学已将陈梦雷所写的揭露李光地丑行的《绝交书》，呈进康熙帝，但也丝毫未影响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他下令不必候缺，即① 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② 钱林：《文献征存录》卷4《李光地传》。
　　③ 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墓碣》，《碑传集》卷13。
　　④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①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②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③ 李光地：《榕村语录续集》卷10。
　　④ 陈梦雷：《松鹤山房文集》卷13《抵奉天与徐健庵书》。
　　任原官。从此李光地步步高升，十月，充经筵讲官，十二月升为翰林院掌院学士，仍兼礼部侍郎，六天后，又充日讲起居注官。二十六年正月，教习庶吉士，三月，以母亲请假归省，康熙帝下旨：准其归省，悬缺以待。这是极大的信任与荣耀。这引起了许多朝臣的注意。李光地陛辞时，面奏侍读学士德格勒学博文优。不久，德格勒擢任掌院学士，旋被劾私抹起居注而罢官论罪。这年年底，康熙帝最尊敬的祖母孝庄文皇后逝世。二十七年三月，李光地回京，即被礼部劾奏：在途迁延，以三品卿员未及叩谒太皇太后梓宫，遂交吏部议处降五级调用。最重孝道的康熙帝却下令：宽免勿问。四月初一，康熙帝以李光地曾面奏德格勒事，命廷臣诘问。李光地供称：“此皆我识人不明，交友不慎所致。”“我妄奏是实，此皆系我之罪，更无辩处。”康熙帝因此下谕说：“李光地先奏德格勒所学甚博，文章甚优，亦善占易卦。德格勒又称李光地若以总督、提督任用，令同伊母赴任则来，若于别处任用，必不肯来。因伊等互相陈奏，朕欲辨其真伪优劣，特加考试。”结果德格勒所作之文，朝中大小官员一致认为“全无文义，甚属陋劣，事已昭著”。他说本“应将李光地治罪，但李光地前为学士时，凡议事不委顺从人。台湾之役，众人皆谓不可取，独李光地以为必可取，此其所长。除妄奏德格勒外，亦别无如此启奏之事，姑从宽免其治罪，令为学士。嗣后勿再妄冀外任，并希图回籍。宜痛加改省，勉力尽职。”①由于康熙帝坚定不移地信任，李光地不仅再一次得免获咎，而且官运愈加亨通，九月，充武会试主考官；二十八年五月，改通政使；十二月，摧任兵部右侍郎；三十年二月，充会试副考官；九月奉命同侍郎博霁、徐廷玺与原任河道总督靳辅，视察黄河应修险工；三十三年，提督顺天学政。他的仕途可谓一帆风顺，但他的伪诈面孔也越来越为众人所憎恶。
　　康熙三十三年四月，李光地闻母亲病故，这时康熙帝首先下谕旨说：“提督顺天学政关系紧要，李光地特行简用，著在任守制。”②李光地于是上疏奏称荷蒙圣恩，怎敢不竭诚报效，念虫蚁微情，亦须尽孝。因请假九个月归里治丧，十二月返任，不误岁科两科两试。他这是想尽忠尽孝、于公于私两相兼顾之计。不料却有违于尽孝的教条，当即被人抓住把柄，一时间舆论大哗，攻讦之声四起。御史沈恺曾、杨敬儒首先交章论劾，抨击其不遵为父母回籍守制三年的古训，是“靦颜充位”、“潦草塞责”③。疏上，康熙帝仍然命李光地遵行在任守制之前旨。接着给事中彭鹏又上疏指责李光地不请终制，“忽以三年之通丧请为九月之给假”，是贪恋禄位，它“于礼则悖、于情则乖、于词则不顺”，并详细陈述了李光地有十不可留，而要害问题是李光地的不孝。疏中说：“上谕十六章首曰敦孝悌以重人伦。”“不乞守制而请给假，非所以体上谕教敦孝意也。”这是“悖圣训而失本心”，“未闻不孝而能忠者也”。疏中又指出“数日之内，长安道上无不指光地为贪位而忘亲，司文而丧行，大损其生平”。他因此请求皇帝“重其罚”。康熙帝览奏后很为震动，传旨询问彭鹏。彭鹏又上一疏，称曰：“皇上令光地在任守制或以此试光地耳。光地深文厚貌，道仁道义，言忠言孝，一试诸此，而生平心术品行，若犀燃镜照而无遁形。”他揭露李光地请九个月假是“外以欺人则为丧心”，① 《康熙起居注》康熙二十七年四月初一，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②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③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内以欺己则为挟术”。“夫为人子而甘于丧心，为人臣而敢于挟术，两者均罪，光地必居一焉。以此赴任不可，以此回籍犹不可。”他认为李光地所谓的道学的虚伪面孔已经“败露”。因此建议皇上：“察光地患得患失之情，破光地若去若就之局。不许赴任，不许回籍，春秋诛心，如臣所请。”①分析揭露得有理有据。至此，康熙帝再也无法回护，于是将彭鹏的前后两疏一并下九卿议论，终于下令：李光地解任，不许回籍，在京守制。这是李光地的伪道学形象在众面前的又一次大暴露、大失败。
　　但是，这一切并未削弱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与倚重。三十五年李光地服阙，仍命任顺天学政，三十六年四月，授工部右侍郎，九月，改任左侍郎仍留任学政。三十七年十月，康熙帝东巡，于盛京召见陈梦雷。尽管陈梦雷于召对中揭露了李光地在蜡丸疏一事上的“欺君卖友”行为，陈梦雷受到康熙帝的赏识也从此获赦回京，在诚亲王处行走，但也仍然没有动摇康熙帝对李光地的信任。十二月，李光地即改任直隶巡抚，这是权势赫赫的肥缺。①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第二节直隶巡抚政绩卓著李光地在直隶巡抚任上最突出的政绩是尽心于农田水利。河道治理有关国计民生，是康熙帝继位以来最关心的重大问题之一。当时直隶地区屡遭水患，为害情况不亚于黄河下游。三十八年二月，康熙帝特谕李光地等说：“漳河与滹沱河故道原各自入海，今两水合流，所以其势泛滥。尔等往视，如漳河故道可寻，即可开通引入运河。如虑运河难容，即于河道之东别挑一河，使之赴海。其可否修浚情形尔等阅后再奏。”①李光地率属员进行了实地勘察之后，四月上疏，提出治河方案。他说，现在漳河分为三支，其中两支流入运河，另一支分流后又入运河。这样“入运之水已多，子牙河之水自减，可无碍漕之虑。但归卫之河与老漳河皆有散漫浅平之处，应酌量挑濬。其完固口小支河应筑鸭嘴坝及拦河坝，逼水入河。”再于静海县“阎、留二庄出水处挑成河道，两岸筑堤，束水归淀。则静海县地方不致淹漫，而大城等州县堤岸均无妨碍矣”②。诏如所请。接着，他因霸州、宛平、良乡、固安、高阳、献县，因开濬新河占民田一百三十九顷，特奏请豁免额赋而获批准。六月，他以通州（今通县）等六州县额设运输漕粮之红剥船六百只，每船给地十亩作为运丁赡养之费，如遇水旱灾害向不蠲免。为稳定运丁情绪，确保漕运畅通，他特别奏请按民田之例遇灾时额赋概予蠲免。下部议不准，康熙帝特准其奏。三十九年七月，静海等地方长堤竣工后，李光地奏请开诸州县水田，引漳、滏、滹沱、大陆诸水灌溉，并推荐管河同知许天馥为河间知府，以管理这项工程。四十年，又督修永定河，自郭家务至柳岔口开河筑堤。四十一年八月，他下令所属各州县广兴水利，“近山者导泉通沟，近河者引流酾渠，去水运远者凿井溉田。其水道应修濬者俱听备帑兴工”①。
　　李光地在为国家扭转财政亏空、清除考试积弊方面，也作出了有益的贡献。三十九年二月，他针对各级官吏侵吞、挪用公款、粮米成风和“法轻易犯”的弊病，上疏建议立法清厘宿弊，严加盘查属库及各种支出，有犯者实行重治，“嗣后地方官如挪移银至五千两以上或粮米六千石以上者，无论已未革职，仍拟满流，不准折赎，即遇恩典亦不准减免。庶人知畏威法，而仓库加谨矣”②。下部议行。七月，康熙帝因科场考试时大臣子弟取中者多而平民子弟甚少的弊端，下诏另编字号考取，并将给事中满晋、御史郑维孜条陈科场积弊与总督郭琇条陈学校弊端，连同九卿定议一起，下令尽行录出传示李光地及总督张鹏翮、郭琇、巡抚彭鹏。上谕中说：“四臣皆操行清廉。李光地为学院时官声最好，今阅九卿等所议果否得当，如何方能除去弊端，永远可守，各抒己见具奏。”③李光地遵旨上奏，称颂康熙帝的决定是“仰见天地无私，不遗侧陋，洵足永远遵守”。除同意九卿所议各款外，在严肃考场方面提出增加三条意见，即“势要勒收关节，许考官据实出首”④；加强考场巡察，务求精密严肃；革逐试场中所用儒士，以杜暗中行奸。于整饬学校弊① 《清圣祖实录》卷192。
　　② 《清圣祖实录》卷193。
　　① 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② 《清圣祖实录》卷197。
　　③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④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端方面，增加四条意见。
　　李光地治绩显著，不断得到康熙帝的赞扬：“自授巡抚以来，居官甚佳”，“体恤微员”⑤。四十二年四月，康熙帝谕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居官诚优，且得大臣礼”，“自任直隶巡抚以来，每年雨水调顺，五谷丰登，官吏兵民无不心服”①。于是又擢升为吏部尚书，仍管巡抚事。这年冬，他以河间一带水灾，奏请发放仓米赈贷并命富户出粟平粜。这时饥民大量涌入京师，康熙帝命八旗诸王贝勒大臣内务府各官及汉大臣官员等，于京城数十处设立粥厂赈济灾民，但这已给京师造成了巨大的压力。至第二年三月，大学士九卿等奉康熙帝上谕，令李光地领回河间等处饥民。当月，给事中黄鼎楫、汤右曾、许志进、宋骏业、王原等合疏弹劾李光地，指出去年直隶报灾州县二十余处，李光地上疏称开仓赈济或减价平粜，实际上河间饥民却散入京师者甚多，抨击“光地身为抚臣漫无经理，疏内所称民沾实惠，俱属空言。尤可异者宁津县被灾更重，流亡更多”，“而光地去岁竟不报灾，仅于题参知县陈大经疏内称‘宁津颇有水灾’，匿重为轻”。“光地目击流亡，不闻出一筹画，碌碌素餐，虚文巧饰”，特“请严加处分，以为大吏漠视民生之戒”②。李光地被责令回奏说：“去岁河间等府属被水，勘明成灾州县三十余处，陆续照例题请蠲免钱粮，分别灾份轻重将仓粮散赈出借，又设立粥厂二十余处。自去年十一月起至今未停，无论远近饥民皆许就食。其流散者饬地方官分道招令还乡。臣安敢稍涉懈怠以负皇上委任。然安集无术，尤有贫民如许散入京城，此臣及地方官之罪无可辩者也。”至于初不了解宁津地方被淹情况，是知县陈大经“竟不通报”造成的。“及十月中，臣扈驾西巡由真定回暑，路遇天津县民人，询知情形，即劾罢陈大经，疏中声明宁津颇有水灾”，“非敢匿重为轻也”。但由于受灾之后，“人民既不能悉归本业，致有流移，臣与地方官之罪又无可辞者也”①。他用委婉的言辞把问题说得一清二楚，康熙帝于是颁旨说：“不必引咎。”②四月，李光地又上奏，以河间水灾、饥民流入京师，自陈不职，请求解任。康熙帝览奏后，谕大学士说：“李光地著留任。其居官有何可议？但彼专信门生，常为所诳。凡人口讲道学彼即深信之，夫道学岂易言哉！”“若徒托之空言而无实事，则亦何益之有！”③这分明是为李光地开脱。但众臣似乎并不买账。八月，御史吕履恒参劾李光地于秋审之事任意决断。为此康熙帝特谕大学士说，李光地皆依律审拟，并非任意决断，并退还了吕履恒的奏本。继而给事中王原劾妻李光地所荐举的文选司郎中陈汝弼，劾其由刑部调吏部后“专擅恣纵，有贪赃情弊”。都察院议革职、刑部论绞。奏上后，康熙帝却说：“人有荐陈汝弼之贤能者，故朕简于众郎中内，特授选司郎中。如受贿是实，即置于法以为众戒；若未经受贿则应宽之。”驳回下令再审。回奏是“受贿有据，应立绞。”康熙帝仍然认为供证不实。于是特令议政大臣、九卿重新核查。报称有逼供现象。于是康熙帝下令，免陈汝弼所犯之罪。原审诸臣分别受到革、降处分。王原以被陈汝弼揭发有“嘱⑤ 《清圣祖实录》卷206、211。
　　① 《清圣祖实录》，卷212。
　　②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①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托私书”④行为，遭革职。康熙帝这更是公然出面偏袒李光地。四十四年十月，李光地疏劾云南布政使张霖假称诏旨，贩卖私盐，得赃银一百六十余万两。张霖论斩，家产籍没入京。
　　④ 同上。
　　第三节晋官大学士康熙四十四年（1705）十一月，康熙帝以李光地“居官甚好，才品俱优”①，升为文渊阁大学士。
　　李光地不仅在政治上深得康熙帝信任，思想文化及学问上更深得康熙帝的赏识与倚重。康熙帝是博学多才的帝王，他潜心钻研学问，多方面探求知识，对孔孟之道、程朱陆王之学，以及历算、机械等当代科学之事无不有极大兴趣。他尤其喜欢理学，而这正是李光地所擅长。李光地的理学体系是多弥缝而少发挥，尽说一些“模棱两可的话”，“足以调停一元二元之间”。他用这种取巧的办法，把本来矛盾的事物可以说得头头是道。这样“以伪代诚，君臣相欺而可以相安无害”②。这种思想方法和理论大有利于康熙帝的思想统治政策，所以深受康熙帝欢迎。当时人彭绍升说，李光地“所奏进文字，发舒心得，圣祖未尝不称善”③。所以他经常被康熙帝召入便殿研讨义理。康熙帝所御定的书籍多指派他来参定，如《御纂朱子全书》、《周易折中》、《性理精义》等均为李光地所校理。康熙帝曾十分满意地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亦莫若光地矣！”④李光地积极供职，认真阐发理学，康熙帝对他的信任与日俱增。越是这样，他在复杂的政治斗争和纷纭的官场中越是寡言慎行，惟恐招祸。“其有献纳罕见于奏章，独与公共事内廷者时能道之。”①在私下，他对重大事情也多以委婉和模棱两可的言辞。康熙四十五年六月，江宁知府陈鹏年为两江总督阿山疏劾定谳论斩。不久康熙帝问李光地阿山如何，李光地说：“当官勤敏无害，其犯清议者，独劾陈鹏年一事耳。”②康熙帝遂宽免陈鹏年，并将其内召。这时，康熙帝在废立太子问题上大伤脑筋。四十七年十一月，康熙帝有意将已废太子允礽复立为太子，召满汉文武大臣令其“详议，于诸阿哥中举奏一人”。结果众臣多附和内大臣阿灵阿，共同保奏皇八子允礽。对此康熙帝极为不满，下令再思具奏。同时传谕李光地说：“前召尔入，曾有陈奏，今日何无一言？”李光地回奏说：“前皇上问臣废皇太子病如何医治方可痊好，臣曾奏言徐徐调治天下之福。臣未尝以此告诸臣。”③这是在关键时刻准确体会康熙帝意图的极为得体的回奏。第二天，康熙帝便召见众大臣，公开宣布废皇太子病已痊愈，表明了复立之意。四个月后，即四十八年三月，康熙帝复立允礽为皇太子，李光地被任命为二正使之一，奉命持节授皇太子宝册。四十八年，李光地充会试正考官，这时他已六十八岁，奋勉不辍报知遇之恩，“闱中以过劳婴疾，不稍自惜”④。
　　李光地的晚年愈加为康熙帝所倚重，君臣彼此相知，关系更加密切。两江总督噶礼与巡抚张伯行互相攻讦，康熙帝遣大臣往讯，久久不能定案。五①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 杨向奎：《清儒学案新编》第1 卷，齐鲁书社1985 年板。
　　③ 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④ 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① 彭绍升：《李文贞公事状》，《碑传集》卷13。
　　②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
　　③ 《清圣祖实录》卷235。
　　④ 杨名时：《文贞李公光地幕碣》，《碑传集》卷13。
　　十一年二月，康熙帝忽将噶礼革职，寻孥戮之，而复张伯行官。此事李光地“实赞之。其语秘，世莫能详”①。这时发生了一起震惊全国的戴名世《南山集》狱案，被诛戮者甚多。著名古文家、桐城贡士方苞亦被牵连下狱论死。康熙帝在一次召见廷臣时偶然提到已故侍郎汪霦时感慨地说：“自汪霦死，无能古文者。”李光地说：“惟戴名世案内方苞能。”②五十二年二月，方苞因此蒙宽宥免治得释，出狱后隶汉军旗，以白衣入直南书房。三月，李光地参与千叟宴于畅春园，获赐袍帽等物。晚年的李光地，年老体衰，疾病不断，恶疮、疥毒、脾泄之症不时困扰着他。他或“两手硬肿，匕箸俱废”，或“不能胜衣冠，不能移动数步”，“苦楚缠绵”③。康熙帝对他关怀备至，给假令其坐洗温泉，亲赐药物、食物，甚至玉泉山水，指示治疗办法。一再指示其加餐，以增加体力，“饮食愈多愈好，断不可减吃食。”④这使李光地感激无状。他多次以病乞休，但康熙帝不愿他离去，一再温旨慰留。而《周易折中》、《性理精义》及续编《朱子全书》正是这时经李光地手相继纂修告竣的。五十四年六月，李光地再次上疏乞休，奏疏中说：“臣前以疮毒发体乞休，奉谕以内阁老臣凋零，令臣勉加调摄，药饵食物赐赉频仍，枯株败卉复得更生。”他历诉近几年间承修朱子全书、易经、性理诸书将次告成的情形后，又说：“俯念臣年七十有四，古人悬车之数已过，而痼疾缠绵。每奏对多失仪节，圣主哀矜，往往令人扶掖，而臣何敢自安？”又言“臣父殁于闽乱之时，窆封浅土，臣母之殁，因臣在京守制，久未合祔”。“乌犊私情难免凄恻”。⑤特请求休致。康熙帝览奏后说：“卿才品优长，文学素裕，宽宏休容，得大臣之体。自简任机务以来，恪共清慎，益著勤劳。今虽以老疾乞休，朕眷注方殷，何忍允其所请？”特“暂给假二年，事完即来京办事，以副朕笃念老臣至意。”并赐诗以壮行色，诗中有“协恭惟得老成儒，味道经书翊庙谟”①之句。
　　李光地回乡不到一年，从五十五年（1716）三月开始，康熙帝便一再传旨敦促其办完事迅速归朝。五十六年四月，李光地回京，趋热河（今河北承德）朝见。于是又立即供职，奉命审阅大学士王掞等所纂《春秋传说》及翰林院检讨张照等所辑《篆字经文》等书，时年七十六岁。此事，又引起不少人的非议，以为李光地贪图禄位。五十七年（1718）正月，内阁议上孝惠章皇后尊谥疏中未写章皇后字样，部议李光地等大学士“甚属错误”②，应各降三级。康熙帝予以宽免。四个月后的五月二十八日李光地病逝，享年七十七岁。正在热河行宫的康熙帝于六月十二日（7 月9 日）得到李光地噩耗及接到其请求休致的遗疏后，深为“悯悼”。他清楚群臣对李光地的不满情绪，特向大学士等说：“李光地屡经求退，其奏折已呈览数次。因大学士王掞患病告假，故暂止其奏，俟王掞到阁时，令其具本奏请，并非李光地贪恋官职①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
　　② 方苞：《望溪先生全集·集外文》卷6《安溪李相国逸事》。
　　③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④ 《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⑤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①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277。
　　而借以为名也。前折衷心毕露，甚是详明。”③遂将李光地以前请求退职奏折及遗疏一并发下，以消除群臣的误解。当天，康熙帝便派遣皇五子允祺、内大臣公马尔赛等往奠茶酒，赐银一千两。又命工部尚书徐元梦等护其丧归。康熙帝又谕部臣等说：“李光地久在讲幄，简任纶扉，谨慎清勤，始终如一。且学问渊博，研究经籍，讲求象数，虚心请益，知之最真无有如朕者；知朕亦无有过于光地者。倚任方殷，忽闻患病溘逝，朕心深为轸恻。所有应得恤典，该部察例具奏。”①于是予祭葬，谥曰文贞。雍正元年（1723）追赠太子太傅，十年入贤良祠。
　　李光地生平著作丰富，主要有《周易通论》四卷、《周易观象》十二卷、《诗所》八卷、《大学古本说》一卷、《中庸章段》一卷、《中庸余论》一卷、《读论语札记》二卷、《读孟子杂记》二卷、《古乐经传》五卷、《阴符经注》一卷、《参同契章句》一卷、《注解正蒙》二卷、《朱子礼纂》五卷、《榕村语录》三十卷、《榕村文集》四十卷、《榕村别集》五卷。
　　③ 《清圣祖实录》卷279。
　　① 《清史列传》卷10《李光地传》。
　　第二十章于成龙康熙时期，社会趋于安定，扫除了前代明朝的一些积弊，居官清廉者不断出现。于成龙①与张伯行是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著名清官，被人们赞为“江南第一清官”，“天下廉吏第一”。
　　① 康熙时有两个于成龙，一为山西人，一为直隶人，皆以居官清廉、勇于任事而受到朝野称道。时称前者为“老于成龙”，后者为“小于成龙”。本篇即指“老于成龙”。
　　第一节勇于任事于成龙，字北溟，别号于山，山西永宁（今离石县）人。明万历四十五年（1617）八月二十七日，出生于一个富裕的乡绅之家，从小就受良好教育。崇祯十二年（1639），二十三岁时参加科举考试，仅得个“副榜”贡生②。清顺治十八年（1661），进京备选，授广西省罗城县令，③始登仕宦之途，这年，他已四十五岁。
　　罗城位于广西北部少数民族地区，万山峻岭，沟谷纵横，虎狼昼行无忌，四时毒雾迷天，瘴疠盛行，北方人视为绝境。加之瑶、僮（壮）等民族杂处，语言不通，纠纷时起，很难治理。于成龙受命时，罗城县几经战争蹂躏，已残破不堪。显然，把这个最荒凉、最贫穷而充满了危险的地方交给了于成龙治理，亲友们都为他担心。他却不以为然，说：“君命也，独不闻义不辞险耶！”①行前，他在给友人的一封信中写道：“某此行绝不以温饱为念，所自信者，‘天理良心’四字而已。”②于成龙明知前途多艰，仍毅然接受任命。他辞别泪流满面的母亲和妻儿，跨上一匹驴，带了四名仆人，离家上任。他涉历重重险要，行程六千余里，终于来到了罗城，只见遍地蒿草，荒无人烟，瘴雾弥漫，群山隐现。县城仅有六户人家，城无寸墙，衙门仅是茅屋三间，门窗皆无。他一到，马上砍篱棘，插地为门，在院中积土，当作几案，旁边挖坑做饭，炊具只有一锅一盆。
　　于成龙到任后，就实心做事。他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每天召吏民来“从容问所苦”，宣谕朝廷慰抚之意。在当时情况下，召集流亡百姓，保护他们安居，不再受战争袭扰，特别是打击盗匪的抢劫活动，使他们安心生活，就成了首先必须解决的问题。一发现有抢劫、盗窃等事件发生，立即命随从侦破，审讯属实，迅速做出处理。经此不断打击，抢劫、盗窃以及危害百姓的不法事明显敛迹，地方渐获安宁，百姓也开始安下心来。
　　与罗城邻近的瑶族头人酋长，经常到罗城一带杀掠，成为当地百姓一大祸患。于成龙到任后，组织一支乡兵，将其击退，追剿残敌，欲一举捣毁其巢穴。瑶人酋长非常害怕，发誓再也不敢侵犯罗城境。于成龙这时才下令停止进兵。百姓免去年复一年的惊恐，更安心于生产，专力耕耘。①他体恤当地百姓疾苦，屡次请求上司放宽徭役的规定，减轻他们的负担，还想尽办法，从内地运进当地百姓急需的食盐，解决了人们生活的一大难题。诸事稍有头绪，他便兴建一处学宫，开展文化教育，培养人才。他创设了一座“养济院”，救济衣食无着、无亲故的贫穷人和无人侍养的老人的生活。于成龙面对现实情况，什么该办，什么该废，他都一一清理落实。原先一个残破毫无生气的罗城开始变得富有生机。
　　于成龙在罗城七年，全县面貌有了明显的改观，他与当地百姓也结下密切关系，受到他们的爱戴，亲“如家人父子”②。在每次缴纳田赋时，他们总② 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载《碑传集》卷65。
　　③ 戴震：《于成龙传》及熊氏《于成龙墓志铭》载成龙于顺治十三年任罗城县令。误，应为顺治十八年。① 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
　　② 《国朝先正事略》卷7《于清端公事略》。
　　① 戴震：《于清端传》，载《碑传集》卷65。
　　② 《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详见陈廷敬《清端于公传》，载《碑传集》卷65。留出数钱放到于成龙的案桌上。开始，于成龙不明白他们的意图，便问此为何意？他们说：“阿耶（同爷）不要‘火耗’，不谋衣食，宁酒亦不买耶？”③于成龙十分感动，仅留下够买一壶酒的钱，余钱全部退回。他的生活十分清苦，他的四个仆人忍受不了，有的离他而去，有的受瘴疠之害而死。罗城人很同情于成龙，每天早晚都去给他请安。有时还凑些钱献给于成龙，说：“知阿耶苦，我曹供些少盐米费耳。”他笑着回答：“我一人何须如许物！可持归，易甘旨奉汝父母，一如我受也。”谢绝了他们的好意。
　　有一天，于成龙家人来探望他，消息很快传开，罗城人高兴得奔走相告：“阿耶人来，好将安家去。”他们以为于成龙家人来此取钱，作生活之用，而于成龙一定缺钱，于是便凑了不少钱献上去。他婉言谢绝，笑着说：“此去我家六千里，单人携资，适为累耳。”让大家都回去。罗城人跪伏地上，感动得痛哭流涕，于成龙也忍不住跟他们一起哭了。最后还是不受他们的馈赠，劝他们把钱都收回去。①于成龙在罗城的政绩受到总督卢兴祖等人的赏识，向朝廷作了报告。康熙六年（1667），朝廷下达新的任命，提升于成龙任四川合州知府。这年，于成龙已经五十二岁了。罗城人得知他将要远调四川，倾城出动，都拦在路上，失声呼号，哭着说：“耶今去，我侪无天矣！”在于成龙起程之日，罗城人追送数百里，痛哭而回。有一个瞎子不肯回去，于成龙就问他为什么不走。瞎子说：我算计您袋中公费不够一千里途中用。我学过算卦，有这么点本事可以沿途挣点钱，以备不足之用。一席话，说得于成龙心里热乎乎的，就把他留了下来。由于阴雨连绵，在路上一再耽搁，钱也花尽了，多亏瞎子挣回些钱，做了路费，才使于成龙抵达合州。②合州这个地方，生活很困难，与罗城相比，也不差上下。这里经过明末农民战争、清兵进川，当地经济遭到严重破坏，百姓背井逃亡，州城仅剩下百余户人家。一年收缴正赋仅十五两白银，而供役相当繁重。于成龙到任后，立即着手整顿经济。他把一切不合理的规定和明朝遗留下来的弊政统统废除，招集百姓开垦荒芜土地，由当地官府贷给种子和耕牛，迅速恢复生产。他上任才一个来月，百姓纷纷迁回合州，骤增至千户。
　　不久，于成龙又被调到湖广黄冈（今湖北黄冈）任同知，驻岐亭。这里一向多盗，甚至白天公然行抢，却没有一个人敢于制止，闹得人心惶惶，生活不得安宁。于成龙意识到，此事关系到百姓生计，决定从捕盗入手，整顿州治。他首先招抚盗首彭百龄，赦免了他的罪过，令其捕盗自赎。他还不顾危险，亲自装扮成一个乞丐，打进盗贼之中，每天给他们打扫庭院，暗中观察他们的行迹。他住了十余天，完全掌握了他们的罪证，就脱身逃走了。他回到衙门，集合健壮捕快，亲自率领他们前去捕捉，一举将他们全部逮捕，审问完毕，将有血债的人处以死刑。经此打击，残余盗贼胆战心惊，纷纷逃离岐亭，地方从此获得安宁。
　　于成龙于公事之余，改穿便装，打扮成普通百姓装束，深入到各村堡，③ 民人纳税赋，多系碎银，而官府须将此加火重炼，制成重量规格一致的银块，便于存储。在重炼中银有所损耗，故规定缴税须将其损耗之部分也计在内。此项银即称火耗银，当地官皆以多加此项银两以饱私囊。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① 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② 以上见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访查案件，体察民情，举凡当地情况，无不了若指掌。论事决是非曲直，办案依刑律，都准确无误。于成龙在黄冈的政绩，受到湖广巡抚张朝珍的器重，把他作为良吏向朝廷推荐。
　　康熙十三年（1674），于成龙再调任武昌知府。这时，正值吴三桂发动叛乱，叛军已推进至湖南境内，逼临长江南岸。局势变得非常严重。朝廷全力应付叛乱，所在地方官率当地军民配合清军同叛军作战。于成龙驻地武昌处长江中游，是一战略要地。他作为武昌知府，自然负有守土之责，并参加了平叛的实际斗争。康熙帝命平叛大军攻取军事重镇岳州，成龙的任务是为大军造一座浮桥，以保证大军顺利进军。但浮桥刚造好，恰遇上一场山洪爆发，将浮桥冲垮。此事关系重大，上司追究责任，将于成龙免职。
　　但是，于成龙很快又得到立功的机会。吴三桂在湖北各州县散发反清檄文，引诱清地方官吏投降，凡投降叛军的都给予任命札书。如麻城、大冶、黄冈、黄安等地占山为王的武装力量都响应吴三桂，倚山结寨，树起叛军的旗号。大冶县逃犯黄金龙、大盗周铁爪、原于成龙手下捕役刘君孚等人相互勾结，推邹君升为首，接受吴三桂伪札，占据曹家河公开叛乱，威胁清军后方。湖广巡抚张朝珍知道于成龙任黄冈同知时很得民心，就令他前去招抚。于成龙侦知刘君孚虽然叛变，尚犹豫动摇，首鼠两端，便决计先招抚他。成龙兼程前往曹家河叛兵营地，离此十里，寻地投宿。他立即发布通令，凡自首者皆免罪。叛兵看到成龙的通令，纷纷投顺，日以千计，都免于处罚。与此同时，于成龙派遣当地乡官向刘君孚当面传达他的爱护之意，约定只要投降，就予以赦免。接着，他骑上一匹黑瘦的马，只带随从二人，“张盖鸣钲”，直接去刘君孚的住处，呼唤刘君孚出来见面。刘君孚一见于成龙，拜倒在地，接受招抚。当即有数千人跟随刘君孚投降。于成龙令他们分区保护地方，并挑选精壮，命他们征讨叛军。黄金龙在曹家河无法立足，逃到纸棚河，与首领邹君升企图保住山寨。于成龙督率新降的精壮兵尾追不舍，终将邹君升与黄金龙活捉，把他们斩首处死。①张朝珍得到捷报，大喜，马上向朝廷奏报：“武昌知府于成龙等，督率官兵堵截，擒杀贼首，胁从余党，俱已安插。”康熙帝令“下部议叙”②。批准张朝珍恢复于成龙职务的请求，提升他任黄州知府。
　　继收抚刘君孚，擒斩邹君升、黄金龙之后，于成龙又以巨大的勇气和深思熟虑的谋略，一举平息“东山贼”的叛乱。永宁乡何士荣、阳逻陈鼎业、石陂刘启业、泉畈鲍世庸与漏网的周铁爪各起兵数千人反清，号“东山贼”，他们依附吴三桂叛军，其中何士荣还受封为游击，纠结这几股叛兵，同清军对抗。他们遥与湖口、宁州诸土贼配合，图谋黄州。这时，各镇清兵大部进入湖南，屯驻荆州、岳州，与吴三桂主力对峙。而湖北地方空虚，黄州又为诸贼包围，形势危险，州中官吏主张退保麻城。于成龙不同意，说：“黄州，七郡门户，我师屯荆、岳，转运取道于此。弃此不守，荆、岳且瓦解。”誓死固守。①他召集乡勇二千人，派遣黄冈知县李经政进攻阳逻，擒获陈鼎业，处死。何士荣率叛军自牧马崖分两路进犯。于成龙派千总罗登云率千人当东路，他自率一部当西路。又令千总吴之兰攻击其左翼、武举张尚圣攻其右翼，① 以上见《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详见戴震《于清端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49。
　　① 《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他则攻其中坚。战斗非常激烈，千总吴之兰牺牲，叛军得势进逼，乡勇被迫后撤。在此危险的时刻，于成龙一马当先，冒着矢石，向叛军冲去。他一边疾驰，一边对千总李茂升说：“我死，汝归报巡抚！”茂升被于成龙敢战敢死的精神所激励，率部奋力迎战，越战越勇。这时，张尚圣自右侧出叛军之后，与于成龙、李茂升合军夹攻，叛军大败，活捉何士荣。于成龙乘胜进军，收复泉畈。前后激战二十四日，“东山贼”被全部歼灭，叛军首领何士荣被押送到巡抚张朝珍处，斩首示众。②张朝珍对于成龙勇平叛乱，保卫地方极为称赞，写成详细奏文，向朝廷报捷，力陈于成龙平叛之功。这件事给康熙帝留下了深刻印象，至数年后，即康熙二十年，于成龙进京陛见时，康熙帝还特别问起他在黄州任剿抚叛军的事，深表赞赏。
　　康熙十六年，于成龙从黄州知府升任黄州江防道。次年，再升至福建按察使。成龙每在一处为官，必得当地百姓爱戴。当调任他去福建任按察使，广大士民一再恳请将于成龙留下。在他离去之时，蕲黄及周围邻郡人“沿岸遮送至九江”，数万人“哭声与江涛相乱”，成龙也感动得流泪，目不忍视①。不久，成龙又调任布政使。康熙十九年，升任直隶巡抚，第二年，再升至江南江西总督。②这时，他已经是六十五岁的老人，成为朝廷的一员封疆大吏，地位显赫。
　　尽管于成龙官越做越大，但他勇于任事的锐气不减，仍以重民命为宗旨，关注民间疾苦，尽自己权力所及，不断为民请命。当郑成功入据台湾后，朝廷严行海禁，封锁郑氏与沿海人民的来往。地方官吏动则以“通海”之罪，随意逮捕沿海渔民，株连数千人，皆判处死刑。于成龙此时正在福建按察使任上，而康亲王杰书率军驻福州，维持耿精忠乱后的社会治安。于成龙便去见杰书，力陈“通海”各案所涉及的人多是平民，应予释放。但地方大吏们以案已定，不好更改，感到为难。于成龙声色俱厉地用手一指庭堂中被审的妇女儿童，说：“此曹皆何辜乃撄斧锧？皇天在上，人命至重，吾誓不能缄阿从事！”③杰书久闻成龙盛名，此时听了他的慷慨陈词，“悉从其请”，使千百无辜百姓得以活命④。
　　清军入福建，平耿精忠之乱，乘机劫掠很多良民子女为奴婢。于成龙从各方面集资，用这笔钱把他们都赎出来，各归自己的家乡。因为岁数太小而一时不能归家的，就把他们集中到衙署中养起来，达千余人，过一段时间，用船把他们送到父母或亲戚家。①当于成龙一到直隶巡抚任，就训诫所属各州县不得私加火耗银，馈赠上司。私加火耗银，是当时官吏搜括民财的一个重要手段，实为清初的一大弊政。他们任意私加火耗银，除了自己贪占，还拿出一部分，进献给上司，以图保官和升官。农民大受其害，怨声载道。成龙起自基层，洞悉官场之弊，特制定法令予以严禁，并约束各级官吏相互监督，不许挟嫌告讦。他上疏请求严定处分办法，康熙帝批准执行。②② 《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参见《国朝先正事略》卷7《于清端公事略》。① 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99。
　　③ 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④ 《国朝先正事略》卷7《于清端公事略》。
　　① 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② 《清圣祖实录》卷93。
　　于成龙在总督任上，年近七十，以很大的魄力“革加派，剔积弊”，每天办事常常是通宵达旦，而不知疲倦。他继续保持深入民间调查的习惯，常穿便服，独自一人到各处体察民间疾苦，考核属吏的表现。③他为官二十余年，一向清廉任事，不改初衷，贵在始终，这在封建主义时代的官吏中颇为难得。③ 《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第二节清苦克俭于成龙从为官的那天起，终其仕宦生涯，他的生活一直是很清苦的，克勤克俭，以澹泊为乐。他无论走到哪里，无论在哪级官位上，都未尝有丝毫改变。
　　于成龙在罗城县长达七年，这段时间是他为官的三分之一，他生活在一个极其艰难的环境，却与当地百姓同甘共苦，不贪不占，将生活保持在最低的水平，赢得了人民群众的衷心爱戴。自黄冈同知任上及以后，他从穷乡僻壤逐渐迁向繁华之地，从破败的小县城迁至生活优越的大都市，他的政治与社会地位也迅速提高。虽然生活条件改善了，官职不断地提升，但是，他的生活却一如既往，始终保持着自己的节操，不与世俗同流。
　　于成龙远离家乡，长期在外做官，职务频繁变动，从不携带家眷，独自一人生活，一切从陋从简。他从黄州江防道前往福建上任按察使，快要开船了，他催仆人上岸买萝卜，多达数石。船家不解地问：“这是贱物，买这么多干什么？”于成龙说：“我沿途吃饭，全靠这些东西，还可以压船呢！”①康熙二十年（1681）十二月，康熙帝因于成龙“在直隶居官甚善”，“特简任江南总督”②。按朝廷礼制，像于成龙这样的大员上任，沿途必有相应的接送，而他自己也要携带差役、随员一大批，以显示其崇高的地位和权威。但于成龙从河北到南京，一切排场和仪式全免，事先不做任何通知，为避免走漏风声，他不打扰驿站，不住沿途专设的公馆，而是自找宿店，自雇一辆驴车作为交通工具。正巧他的幼子来了，便陪他去上任。他身上仅带了制钱数十文，供沿途投宿之用。
　　南京方面，已知朝廷旨意，于成龙即将到任。各级官吏早已听说成龙为官清廉刚正，很敬畏他，又想巴结他。因此，至到任之日，都出城远迎。可是，直等到中午，还不见人来。正在猜疑不定时，巡逻的差役报告说：于总督早已单车入府了。于是，群吏争先进献宴席、各色礼物。成龙一概回绝，弄得一城官吏不知所措。
　　于成龙日常食用极为简陋，“日食粗粝”，“佐以青菜”。对他来说，最好的菜要算豆腐，他每天早晨，从市场上买回二斤豆腐，足够一日之用。在他的餐桌上，从无鸡鸭鱼肉，“终年不知肉味”。①江南人传为“于青菜”。于成龙喜欢半夜饮酒，每次以半壶为限，其价钱不过五厘钱而已。他在湖北做官时，长子前来探望。儿子要回家时，成龙才买了一只腌鸭，只切了一半给儿子，供作途中食用。这些事传开，人们给他编了一首歌谣：“于公豆腐量太狭，长公临归割半鸭。半鸭于公过夜钱，五厘酒价何处拈。”②南方人有喝茶的习惯，他的仆人也习以简朴，每天采摘衙门后院的老槐树叶当茶饮用。天长日久，槐树叶子都被采光了。他对自己的子女也是严格要求，从不准穿华贵的服装。他的子女冬天穿民用的褐衣，或木棉袍，未曾穿过一件珍贵的裘衣。③他到了江南总督任上，虽然官位显赫，收入增多，可他的生活还是那① 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
　　② 《清圣祖实录》卷116。
　　① 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
　　② 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③ 熊赐履：《于公成龙墓志铭》。
　　么清苦，每天食用依然是粗食、青菜。遇有荒年，他继续降低自己的生活标准，日以屑糠加少许米做粥喝。即使家属探亲，或客人来，也是以此粥相待。他说：“如法行之，可留余米赈饥民也。”④于成龙轸念饥民之心，并非说说而已。江南习俗侈丽，讲究吃穿玩乐，特别是那些豪强地主、贪官污吏，竞相追求，大肆挥霍，从不顾及百姓的苦难死活。于成龙决心改变这种风气，他从自己做起，率先示范，大力倡导节俭。食用简陋，连他居住与办公的总督衙门也是如此。堂堂的总督府，空空荡荡，无一奢侈之物。据亲眼见过的人说，“几案间蛛丝鼠迹”，一个竹笥，装有他的朝服一件，一只锅，备烧饭用，再有文卷书册数十束，“此外都无一物”。他的同僚以及满汉大臣们都不得不叹服：“于公清苦天下第一也。”①他自己做出榜样，便制定具体条例，严禁奢侈的各种表现。在他的倡导与强制下，“相率易布衣”，士大夫家减舆从，去排场，仪仗从简，毁掉涂有各种颜色的华丽装饰，婚嫁不用音乐。他到任才几个月，“政化大行”，社会风气有了明显的改变，有些豪族巨猾被迫携家远避。②于成龙为官清廉之名，朝野上下皆知。康熙帝对他十分赞赏。康熙十九年十月，这位英明的皇帝对大学士们说：“居官者，宜以清廉为尚，官皆清廉，百姓自得遂其生矣。今朝臣有如于成龙之清者否？”③他把于成龙作为居官的榜样，让他的臣属们仿效，同时，要以于成龙为标准，去鉴别官吏的好坏。次年二月，康熙帝在懋勤殿第一次接见于成龙，称赞他说：“尔为今时清官第一，殊属难得。”又问起当年在黄冈剿抚“土寇”叛乱之事，再询问他的属吏中有无清廉的人，于成龙当即推荐知县谢锡兖、同知何如玉、罗京等人清廉。康熙帝又提到在此之前于成龙参劾知县赵履谦是正确的。于成龙回答说：“赵履谦过而不改，臣不得已而参之。”康熙帝很满意，最后说：“为政之道当知大体，小聪小察，不足为多。且人贵始终一节。尔其勉之。”①接见后，特赏赐钱物、良马，以示鼓励。
　　康熙二十三年（1684），于成龙已六十八岁。康熙帝调江苏巡抚余国柱任左都御史、安徽巡抚涂国相任湖广总督，命成龙兼任江苏与安徽两巡抚事。不久，于成龙因病不治，至四月十八日死于任所。各将军、都统等地方大员及同僚、属吏都前来瞻仰遗容，只见室中空荡无物，仅在床头放着一个陈旧的方形竹制容器，里面装有一件绨袍，还有几只瓦罐，有的盛了一点粗米，有的盛了盐制的豆豉（此为大豆发酵后用盐泡制，供调味用）。仅此数物而已。②于成龙逝世的消息一传开，江宁（南京）市民百姓罢市，聚在一起痛哭，家家绘图像供奉祭祀。每天有数百、千人拥至衙舍哭拜，以至衙舍内外拥挤不堪。康熙帝得报，赐祭葬，根据他生前的为人和节操，谥“清端”。③于成龙逝世不久，内阁学士席（或写作锡）柱自福建、广东查勘海界回④ 《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① 陈廷敬：《清端于公传》。
　　② 《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③ 《清圣祖实录》卷92。
　　① 《清圣祖实录》卷94。
　　② 《郎潜纪闻》卷3。
　　③ 《清圣祖实录》卷115。参见《于公成龙墓志铭》。
　　京复命，康熙帝还问到于成龙在江南居官时的表现。席柱以自己耳闻目见，如实作了回答。他说：“臣过江南，人俱说于成龙居官甚清。但因轻信，被属员欺罔。”康熙帝说：于成龙到总督任上，听说“居官不及前，变更素行。至病故后，始知其居官廉洁，甚为百姓所称。或于成龙素行梗直，与之不合者挟仇谗言，造作属下欺罔等语，亦未可定，是不肖之徒见嫉耳。”说到这里，康熙帝不禁感叹：“居官如于成龙者有几！”④于成龙去世的同年十一月，康熙帝巡幸至江宁，召见江宁知府小于成龙，勉励他说：“务效前督于成龙，正直洁清，乃无负朕优眷之意。”①他又对大学士等人说：“朕博采誉评，咸称于成龙实天下廉吏第一！”②康熙帝回到北京，仍追念于成龙一生劳绩，于十二月，特加赠太子太保，荫一子入监读书。③至雍正时，准于成龙入祀“贤良祠”。
　　④ 《清圣祖实录》卷116。499① 《清圣祖实录》卷117。
　　② 《清史稿》卷277《于成龙传》。
　　③ 《清圣祖实录》卷118。
　　第二十一章张伯行张伯行与于成龙齐名，同为康熙朝的著名廉吏。于成龙生活在康熙前期，张伯行则生活在康熙中后期。可以说，他俩的政治活动贯穿了康熙朝六十余年的历史。
　　第一节治河崭露头角张伯行，字孝先，号恕斋，晚年又号敬庵。清顺治八年（1651）十二月，出生在河南开封府属一个名仪封（今兰考县东侧）的小城镇。他成名后，人们又尊称他为“仪封先生”。
　　张伯行的家资富有，这使他有优越的条件受到良好教育。他从七岁开始入私塾读书。父亲通晓孔孟之学，经常告诉他，“宋朝周、张、程、朱五子，乃上接孔、曾、思、孟之传者也，他日务读其书。”①张伯行牢记父亲的教导，总是打听、搜集周、张、程、朱五位大学者的书。十三岁时他已读完了“四书”“五经”。康熙二十年（1681），以县学廪生的资格参加科举考试，得中举人。康熙二十四年，他进京考试，获殿试三甲八十名，给予赐进士出身。这年，他已三十五岁。经考核，授予内阁中书，又改授中书科中书。中书科的职责是缮写册文、诰敕等事宜①。这是直接为皇帝办文、宣谕的机关之一。张伯行所任之职不过是一小办事员，还显露不出其才华。
　　张伯行在政治上崭露头角，引起人们的注意，始于治河，他的发迹和锦绣前程亦始于治河。
　　张伯行的家乡仪封地处黄河南岸，水患频年发生，沿岸人民的生命和财产不断地被洪水所吞没，清政府的经济为此也受到巨大损失。康熙帝很重视治黄，从康熙二十年到二十七年，以考城、仪封一带为重点地段，施工筑堤，以防水冲刷。
　　康熙三十八年六月，连续下暴雨，迅猛的洪水冲开了仪封城北关堤坝，咆哮而出，向城内袭来。人们惊惶失措，乱作一团，是时，张伯行正在家中为父丧守制，在此危难时刻，他挺身而出，召募当地百姓，亲自督率，找来布袋装沙填塞住决口，从而避免了一场即将发生的惨剧。张伯行的事迹很快被前来巡视水患的河道总督张鹏翮所知道，他很赏识张伯行的才干和魄力，便上疏推荐他治黄。次年，康熙三十九年，康熙帝下达谕旨，命张伯行以原衔赴河工之任，督修黄河南岸堤二百余里及马家巷、东坝、高家堰诸地的水利工程。他悉心于河务，苦干三年，劳绩显著。康熙四十二年（1703），授山东济宁道，他善治水的才华得到进一步施展。后来，他回忆这段治水的经历时，说：“余自庚辰（康熙三十九年）岁，奉命效力河工，日夕奔驰于淮扬（指扬州一带）徐泗（徐州地区）数百里之间。”②其辛苦和鞍马劳顿可以想见。不仅如此，他对治河颇有见地。他细心体察河务，精心研究治河方法，提出治理黄河、淮河、运河的设想方案。
　　清政府在开海运之前，运河一直是南北经济运输的大动脉。由于运河河床狭窄，加之长期淤积，容水量有限，往往黄河发大水时，倒灌入运河中，不只运河，连淮河也都跟着同时受害。所以，治理黄河，不能不治运河、淮河，而运河北段水浅，常出现干涸，更影响至关重要的漕运。如何治理黄、淮、运河，成了清政府长期面临的一大难题。张伯行驻地济宁，地当运河要津，距黄河甚近，黄河一发大水，济宁地段的运河同被水灾。他在此任上，以治河为要务，倾注了心血与才能。
　　① 《张清恪公年谱》卷上。
　　① 《雍正会典》卷245。
　　② 张伯行：《居济一得》序。
　　张伯行根据自己的实践，参酌古人治水经验，提出治水的原则是：“补偏救弊，相时度势，毋拘成格，毋循覆辙，善为之节宣。”①他认为，河水“宜蓄者蓄之，宜泄者泄之，而河犹有不顺其治者，未之前闻”②。这就是说，只要“蓄”、“泄”得宜，河水就不会为害。张伯行总结前人治水，概括为四个字：疏、浚、筑、塞。他则强调治黄河在于“分”其水。因为黄河之害苦于洪水来临无处可泄，其结果势必冲决堤坝，或倒灌运河、淮河，造成大面积水灾。因此，他建议应修通会河，最为有效。这样做，是“分”其水势，减“强”为“弱”，水流畅通，就不会发生水患。
　　治理运河，也是这样。张伯行详察运河水量，看出运河北段水源不足，是其干涸的主要原因，提出北运河要蓄水，办法是开引河一条，把发源于山西而流入黄河的沁水，设法引至张秋，入运河。其南运河所依赖的水源如南旺湖、马场湖，逐渐变为百姓耕地，运河缺水，而一到雨季，则田地尽被淹没。张伯行主张应将两湖还其为湖，既足运河水源，又使运河之水可蓄可泄，可保运河畅通而无害。
　　张伯行治河的思想主张及实践都保存在他自编的《居济一得》一书之中。从这本书的内容，已经展示出他对治河的许多精辟见解。
　　虽然张伯行提出许多治河的建议未尽被采纳，但是他在自己管辖范围之内努力实践其主张。他亲自督修黄河南岸堤坝二百余里，“往来督催，无时即安”。他颁行《济宁以南各闸放船之法》，制定山东四十八闸放船的具体规章，这些措施保证了他管辖的一段运河畅通无阻。康熙四十四年（1705）二月，康熙帝南巡，途经山东临清，召见张伯行，十分赞赏他的治河才干，亲书“布泽安流”榜，作为对他治河成绩的奖励。①张伯行以治河而知遇于康熙帝，受到器重。次年五月，经康熙帝批准，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司按察使②。从此，张伯行进入清政府的高级官员的行列。
　　① 张伯行：《居济一得》序。
　　② 《居济一得》卷7《条陈通会河》。
　　① 《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载：“（康熙）四十五年，上南巡，赐‘布泽安流’榜。”误。查《清圣祖实录》卷225 所记，四十五年五月提升张伯行为江苏按察使之前，并无南巡之事，仅在二月有“巡幸畿甸”之举（见卷二百二十四）。而康熙南巡是在四十四年二月：“御舟泊临清州”（卷219），伯行即于此时被召见，赐“布泽安流”榜。
　　② 《清圣祖实录》卷225。
　　第二节“清白之名闻天下”
　　张伯行是继于成龙之后又一个著名清官，他以廉洁、爱民、不畏权贵的“清白之名闻天下”，被康熙帝誉为“天下第一清官”。
　　体恤民情，重民命，封建统治者一向以此为标榜。然而，张伯行与一般官吏不同，他从政伊始，就身体力行，付诸实践，很得人心。他上任山东济宁道时，适值山东闹饥荒。他急灾民之所急，不等朝廷采取措施，便慷慨捐出河南家中的钱、粮、棉衣，分装数船，运往灾区，分发给运河标兵和灾民，“倾资广惠，众赖以济”①。这时，朝廷下达旨意，指令当地官员开仓赈济。张伯行奉命赈济汶上、阳谷等县，先后动用仓谷二万二千六百余石。事后，布政使司指控他专擅，上疏弹劾。张伯行毫不畏服，据理申辩：“奉旨赈济，不发仓谷，坐视各州县之百姓流离死亡而不救，仓有余粟，野有饿殍，本道之罪，其可逭乎？”又写道：“今本道以擅动仓谷被参，理应顺受。第恐将来山东各官，以本道为戒，视仓谷为重，民命为轻，一任鹄面鸠形，辗转沟壑，害有不可言者矣。”②张伯行驳斥得有理，朝廷没有追究，此事即作罢论。康熙四十六年（1707）正月，康熙帝再次南巡，三月二十五日，在松江召见张伯行，对大臣们说：“朕至江南，访问张伯行居官甚清，此名最不易得。张伯行由进士历任按察使，不可以书生待之。”又对吏部说：“福建巡抚员缺，甚为紧要。张伯行为人笃实，即在行间，亦非退缩者，著升为福建巡抚。”③康熙帝征求大学士和督抚们的意见，都“推奖无异词”。康熙帝非常高兴，说：“汝等何莫保举，朕保之。将来居官好，天下以朕为明君，若贪赃枉法，天下笑朕不识人。”①当即又赐张伯行“廉惠宣猷”榜②。
　　张伯行在江苏按察使任刚满十个月，即升为福建巡抚，从地方一个部门的负责官员一跃而成为地方最高行政长官。他深感责任之重，更加勤于政事，为地方兴利除弊。福建人多田少，一年所产粮食，不足一岁之用，市场米价昂贵，不法商人趁机牟取暴利。张伯行每年派官赴湖广、江西、广东等省采购粮食，以平价售出。他还广设仓储，积贮粮食，严防盗粮，禁止粮食出洋贸易或走私，从而保证了粮食供给，即使遇到荒年，粮食也无匮乏之虑。张伯行“终闽任，民无阻饥之患焉”③。省城福州多崇信佛教，皆买贫家女髡发为尼僧，多至千百人。张伯行下令严禁，并将已出家为尼的人都由其家属赎回，择婿婚配。贫穷之家无钱的，由官府代为赎出。“数月之间，怨旷得所，舆情大悦。”④康熙中期以后，吏治由松弛而变法，贪风也日甚一日。诸如贪污、贿赂、徇私舞弊等已屡见不鲜。张伯行身在官场之中，保持自己清廉的节操，坚决抵制贪贿之风。还是从他补授山东济宁道时说起。他被任命后，入京进见康熙帝。吏部文选清吏司有一个姓陈的官员，明目张胆索要一份厚礼。张伯行① 《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② 《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二年二月。
　　③ 《清圣祖实录》卷269。又，《清史稿·张伯行传》载，康熙于苏州见伯行，误，实在松江。① 《郎潜纪闻》（下）卷12。
　　② 《清史稿》卷265《张伯行传》。
　　③ 《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七年。
　　④ 朱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神道碑》。
　　拒绝送礼，因而不得进见，而与他同行的山东济东道馈以厚礼，陈某即准其先进见。张伯行怒目而视，被拒两月余。后经康熙帝查问，陈某才不敢不准张伯行进见。张伯行出任江苏按察使，按官场惯例，要向上司总督、巡抚馈送礼物，约合白银四千两。张伯行愤愤地说：“我为清官，岂能办此！”仅以价值数十金的茧扇帕等小物分赠督抚。他们嫌礼物太轻，都不受。①康熙四十八年十月，张伯行调任江苏巡抚②。他一到任，就以整肃官场贪风为目标，严禁徇私舞弊，不得上下互相馈送。为此，他向全省发布一道政令：一黍一铢，皆民脂膏，宽一分，民受一分之赐；要一文，身即受一文之污。虽日交际之常，于礼不废，试思仪文之具，此物何来？本都院水蘖盟心，各司道亦激扬同志，务期苞苴永杜，庶几风化日隆。③这份通令，写得简练如歌谣，通俗易懂。广大士民交相传诵，无不欢喜称快。
　　张伯行严格约束全省各地属员，而他自己则率先示范，杜馈送，处处节俭。他到福州上任时，见衙署“铺设甚盛，金银器皿，锦绣帷幕，炫耀于目”。于是，他召见属吏询问为何如此铺张。属吏说：“往例抚院新任，行户协备。”他严肃地说：“吾生平未尝用此，岂可过分？况行户即百姓，可滥用乎？”下令将全部陈设撤除，如数奉还，只留下前任巡抚不用的旧物。④调任江苏巡抚，先派旗牌官至苏，通令禁止官员科派百姓铺陈衙署。“及入署，四壁萧然，公（伯行）恬然安之。”⑤伯行在外做官三十余年，“未尝携眷”，每次上任，所带随从人员很少。任济宁道时，随行只四人，在福建任上有二十余人，而到江苏任上仅十三人。他的家很富有，在河南所置田产，“跨三、四州县”①。他“日用蔬菜米麦、寸丝尺帛，以至研麦磨石，曳磨之牛，皆自河南运载之”②。张伯行一生为官，个人费用不取自官，而取自于家，始终廉洁朴素，声望日隆，谁不为之叹服！
　　张伯行廉洁做官，操行端正，为贪官所不容，屡遭攻击，甚至陷害。但他不畏权势，凭一身清正之气，同贪官们展开了不妥协的斗争。他与江南江西总督噶礼的斗争，突出地表现了其个人品质。
　　噶礼是满洲正红旗人，清开国勋臣何和礼的四世孙。他以勋臣之后，入朝为官。论才具，尚称能干。但他为人十分贪婪，纵容属员残虐百姓。康熙四十九年正月，他由山西巡抚擢升江南江西总督。他本已声名狼藉，一到江南，又大张威福，搜括财物，更无所顾忌。适逢三年一次考核外任各级官员优劣，噶礼对其属吏多所包庇，隐匿其劣迹。张伯行查出，尽行揭露革职。从此，噶礼心怀忌恨。康熙五十年九月，发生了科场舞弊案，两人的矛盾势同水火。
　　① 《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五年十月。
　　② 《清圣祖实录》卷240。
　　③ 《碑传集》卷17，《太子太保谥清恪敬庵张先生行伏》，又《郎潜纪闻》卷1，页336—337 也记载此文，字句略有差异。
　　④ 《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四十六年六月。
　　⑤ 《张清恪公年谱》巷上，康熙四十九年正月。
　　① 《清圣祖实录》卷261。
　　② 《碑传集》卷17《张尚书传》。
　　原来，此年江苏省举行乡试，副主考官赵晋等人内外交通关节，噶礼从中牟利，据传他索银五十万两。榜文公布，舆论哗然。苏州考生千余人共抬财神像入学宫，供奉明伦堂，辛辣讽刺官场钱能通神，以此表示他们的愤怒和强烈抗议。张伯行即上疏，据实报告事情经过。康熙帝即命户部尚书张鹏翮会同噶礼、张伯行及安徽巡抚梁世勋等在扬州会审，很快搞清了事实。案犯新中举人吴泌、程光奎通贿、副主考官赵晋等人作弊均供认不讳。事涉噶札，张伯行坚持穷追到底，把事情搞个水落石出。噶礼又气又怕，从中百般阻挠。主持会审的张鹏翮与噶礼关系密切，便停止审问，希图尽速结案。这时，已是康熙五十一年正月，张伯行上疏劾总督噶礼，揭露他“营私坏法”“数十事”及与考官为奸等罪状，要求将他解任，一并严审。他在疏中大声疾呼：惩办噶礼等人，“振千古之纲常，培一时之士气，除两江之民害，快四海之人心”①。这一浩然正气的疏章很快传出，远近抄诵。张伯行不畏权势、刚直不阿的精神震动了朝野。噶礼见疏，惶惶不安，为了自保，也罗织罪名，上疏诬陷张伯行。督、抚互参，斗争愈加尖锐，问题也愈复杂。康熙帝下令督、抚都解任，交由钦差大臣审明。
　　福建、江苏百姓听说张伯行被撤职，纷纷罢市歇业。张伯行于扬州交印之日，数万人拥塞公馆院内及街道，哭声响彻全城，很多人要求赴京，向康熙帝申诉。次日，士民老弱又集公馆前，送上大量水果和蔬菜，张伯行皆谢绝。众人都跪在地上不起来，用膝盖爬行，恳求说：“公现任上止饮江南一杯水，今将去，无却子民一点心。”张伯行深为感动，仅收下豆腐一块，蔬菜一束。
　　及至张鹏翮审理督、抚互参案，有意偏袒噶礼，称张伯行“所奏全虚，应革职”；噶礼“所奏，有实有虚，应留任”②。康熙帝发现张等人有意掩饰真相，给予斥责，又改遣户部尚书穆和伦、工部尚书张廷枢等前往扬州再审。噶礼心虚恐慌，指使一位姓李的官员私向张伯行说和，又以噶礼“党众”，如张伯行不退让“必遭害”相威胁。张伯行说：“圣明在上，我何惧焉。”①穆和伦、张廷枢也抱着息事宁人的态度，开导两人互相让步，和气了结。张伯行严辞拒绝。于是，穆、张两大臣仍按张鹏翮原议上报。康熙帝很生气，说：“张伯行居官清正，天下之人无不尽知，允称廉吏。”而噶礼“办事敏练，而性喜生事，并未闻有清正之名”。他“屡次具参张伯行，朕以张伯行操守为天下第一，断不可参，手批不准，谕旨见在噶礼处。此所议是非颠倒”。命九卿、詹事、科道再议。第二天，康熙帝召见他们，说：“张伯行居官清廉，人所共知。..噶礼办事历练，至其操守，朕不能信。若无张伯行，则江南地方必受其朘削一半矣。”②最后，康熙帝申明为“保全清官之意”，作出判决：将噶礼革职，张伯行革职留任。③消息传到江苏，广大士民齐声欢呼，家家门上张贴祝文：“天子圣明，还我天下第一清官。”又云集圆妙观，焚香结彩，遥拜皇恩。在北京，江南人有数万，持香至康熙帝所居畅春苑，向① 朱轼：《太子太保礼部尚书张清恪公神道碑》。
　　② 《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五十一年四月。
　　① 《清圣祖实录》卷251。
　　② 《清圣祖实录》卷251。
　　③ 《清圣祖实录》卷251。
　　康熙帝谢恩，表示愿各减寿一岁，添加给圣寿“万万岁”。④康熙帝对此不胜欣慰。
　　张伯行复官后，“以海上有贼，欺君妄奏，监毙良民数人”之罪，被张鹏翮等屡次参劾，拟斩。康熙帝为保全张伯行，免罪，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九月，命其来京。⑤十二月，授为总督仓场侍郎，“戴罪效力”⑥。后调任户部侍郎、充会试副考官。康熙六十一年（1722）正月，康熙帝赐满汉老臣参加“千叟宴”。在宴会上，康熙表彰张伯行，说：“凡为大臣，当仰体君心，惠爱百姓。如张伯行为巡抚时，凡地方情形，米麦价值，皆不时奏闻，是真能以百姓为心者也。”①时年已七十二岁的张伯行，对此评价感到由衷的欣慰。④ 《张清恪公年谱》卷上，康熙五十一年十月。
　　⑤ 《清圣祖实录》卷265。
　　⑥ 《清圣祖实录》卷266。
　　① 《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六十一年正月。
　　第三节“礼乐名臣”
　　张伯行在勤政之余，一生孜孜求学，穷究程朱之学说，躬身倡导，为儒林所推重。雍正帝称他是一代“礼乐名臣”。
　　张伯行出身于礼乐之家，从小就受到孔子儒学的严格教育。及长，恪遵家教，又受到当时崇尚儒学的深刻影响，埋头苦学儒家经典，天天诵读、手抄，掌握了儒家特别是宋明理学的基本精髓。这为他以后的治学奠定了基础。及至从政以后，无论在鞍马、舟车之上，无论是在何等困境之中，他都手不释卷，读书研究不分昼夜和寒暑，“以道为娱”。他终生勤奋好学，卓有成就，确为同时代人树立了一个榜样。
　　张伯行笃信儒家，独尊程朱之学，作为自己研究学问和为政的指导思想。他说：“千圣之学，括于一敬。故道莫大于体仁，学莫先于主敬。”②他把儒家各代所学和主张概括成一“敬”字，因此学习儒家思想，应当把“主敬”放在首要地位。他比较各家学术思想，说：“《论语》言，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老氏贪生，佛者畏死，烈士徇名，皆刊也。”凡此皆不是“正学”，皆不足取。惟“孔子集群圣之大成，朱子（熹）集诸儒之大成”，他们的学说思想“皆忠君爱国，明体达用之言”①。他特别反对陆九渊、王阳明的学术思想，视他们是“异端邪说”，对贯彻儒学妨碍极大。因此，他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甚至奋声疾呼：“陆王之学不熄，程朱之学不明！”②这一切都表明张伯行是纯正的儒家学者、程朱的信徒。
　　张伯行致力于文化教育，培养人才，多所建树。康熙三十四年（1695），伯行归故里守制，设义学，召揽学生，接着，又自建“请见书院”。以后，他到哪里做官，就在哪里设书院。如，在济宁道时，自己出资办“清源书院”、“夏镇书院”；在江苏巡抚任，建“紫阳书院”；在福建，设“鳌峰书院”，等等。这些书院的设立，吸引了大江南北的青年前来学习。伯行每乘从政之暇亲至书院讲学。这对繁荣文化、培养人才起了促进作用。
　　张伯行既从政，又办学，还写书，自行编纂文集，著述甚是丰富。如，《正谊堂文集》、《道学源流》、《困学录》、《濂洛关闽集解》、《伊洛渊源录》、《性理正宗》等书，还有记述他治河的《居济一得》，不下百余种。这些著述丰富了清代文化的内容，是值得重视的一份历史遗产。
　　康熙六十一年，康熙帝去世，雍正帝即位。张伯行以清官廉吏和学风纯正而受到雍正帝的敬重。次年，雍正元年（1723），他以七十三岁的高龄，接受雍正帝的任命，升任礼部尚书。雍正帝并赐与“礼乐名臣”榜，给予很高的赞誉。雍正二年（1724），伯行七十四岁，还受雍正帝委托，前往阙里，祭祀“崇圣祠”。
　　雍正三年（1725）二月初，七十五岁的张伯行病了，他自感他的人生已临近尽头，便留下他最后的一份遗疏，吁请雍正帝崇尚“正学”即儒学与理学，奖励和扶持正直的大臣。延至二月十六日，与世长辞。
　　雍正帝赠谥“清恪”，追赠太子太保①。光绪四年（1878），准张伯行从② 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
　　① 唐鑑：《国朝学案小识》卷2《张孝先先生》。
　　② 《张清恪公年谱》卷下，康熙五十二年十二月。
　　① 《清世宗实录》卷29，页19。
　　祀文庙②。清代以名臣从祀文庙的，仅张伯行、汤斌、陆陇其三人。
　　② 《正谊堂文集》。
　　第二十二章靳辅第一节早年的经历靳辅，字紫垣，汉军镶黄旗人，生于后金天聪七年（1633）。其祖先原为山东济南府历城县人，所以有传记其籍贯山东历城。又因始祖于明初以百户从军戍辽阳，并落户此地，故另一些传记视靳辅为辽阳人，《奉天通志》即列靳辅为“乡宦”人物之一。靳辅先人中，始祖清，从军阵亡，得世袭千户，数传至曾祖守臣，祖父国卿，事迹均不显赫，其父应选，官通政使司右参议，算是有点名气了①。
　　靳辅自幼知书识礼，九岁丧母，执礼如成人。顺治六年（1649）出仕为笔帖式，两年后进入翰林院为编修②。那时，他对朝廷典章制度已很熟悉。顺治十五年改任内阁中书，不久升为兵部员外郎。康熙元年（1662）又升任兵部职方司郎中，七年，晋通政使司右通政，第二年升国史院学士，充任纂修《世祖实录》的副总裁官，九年十月，改任武英殿学士兼礼部侍郎③。
　　靳辅在康熙十年被任命为安徽巡抚，在任共六年，以地方军政首脑的身份，做了几件为人称道之事。
　　第一，请求豁免田粮和提倡发展生产。安徽地区连年荒旱，民多流亡，靳辅到任后关心人民的疾苦，尽力号召流民回到生产岗位上，经他召复的有数千户。他到任第二年，查出临淮、灵璧二县虚报开垦田地四千六百余顷，成为农民的沉重负担，他就奏请豁免了这份不合理的田粮。但是，靳辅有一个很重要的思想，这就是，他认为真正把地方治理好，不在于“请赈蠲租”，更主要的是发展生产，即“因民之力，教以生财之方”。为此，他主张在安徽地区“募民开荒”、“给本劝垦”、“六年升科”。这位巡抚举例说，凤阳五百里，苏、松三百里，苏、松财赋甲天下，而凤阳的贡税不及苏、松十分之一，虽然地有肥硗，却不应如此悬殊。追究其原因，他认为是苏、松地区水利修得好，小港支河，到处皆有，旱既可以灌溉，涝也得以排水，所以即使受到水旱影响，终究构不成大患。他以此为借鉴，在安徽实行沟田法，以十亩为一畘，二十畘为一沟。把沟里的土堆起来做道，道高沟低，涝则泄水，旱以灌溉。可惜未得具体实行，即因三藩之乱爆发而中止①。
　　第二，参加平定三藩之乱，维护地方安定。康熙十二年，镇守云南的平西王吴三桂因撤藩起兵反清，接着福建的靖南王耿精忠和广东的平南王尚可喜之子尚之信也相继反，这就是轰动一时的“三藩之乱”。第二年，吴三桂、耿精忠的叛乱军队进攻江西，煽动饶州的兵弁起而响应。安徽巡抚驻安庆，地与相近，康熙下令靳辅所在增兵设防。靳辅立即在池州（今贵池）、安庆地方部署军队，不但保卫了本地区的安全，还有力地支援了江西地区的平定三藩之乱的战斗。有个名叫宋镳（标）的人，在歙县山中为乱，声撼远近，① 王士祯：《靳辅墓志铭》，见《碑传集》卷75。
　　② 各书记载初仕时间不一，王士祯《靳辅墓志铭》是十九岁入翰林院为编修，即顺治八年初仕，而王启元《靳辅传》则称于顺治六年由笔帖式选充翰林院编修，时为十七岁。《清史稿·靳辅传》称顺治九年以官学生考授国史馆编修。陆燿《靳辅小传》称顺治七年，年十九。
　　③ 李桓《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① 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在江苏、安徽及江西地区流窜，与三藩之乱相呼应，靳辅将其追捕归案，消除了隐患①。
　　第三，大力节省驿站糜费。康熙十五年，因平定三藩之乱，清朝军费猛增，供应非常紧张，负责筹饷的户、兵二部下令裁减驿站经费。靳辅此时上疏指出，“欲省经费，宜先除糜费”。他列举一系列糜费的渠道和可以节省的项目，如外地诸大臣，非紧要事情，不必专门派人传送奏疏，这可使火牌糜费节省十分之四；京城派往外地的官员，可以酌量并减，即解饷解炮，沿途自有官兵护送，亦止需差部员一名，则勘合糜费又可节省十分之三四；严禁各种员役横索骚扰，无名之费节省会更多。以安徽为例，全部所属驿站银二十六万余两，以十分之四计算，一年可省十余万两②。这笔钱既可充军饷，亦可减少驿站本身的困难。康熙帝非常重视靳辅的意见，说：“驿递繁苦，皆由差员横索骚扰，著严行饬禁。”下部议，以靳辅所奏，定为条例。当年靳辅报告，安徽一地存留各属扛脚等项银十一万七千余两，节省驿站银十二万九千余两，总计二十四万余两。康熙帝当即表扬他节省存留驿站各项钱粮为数甚多，具见实心办事，按规定予以提拔，于是加兵部尚书职衔③。
　　① 靳辅：《题明宋镳案》见《靳文襄奏疏》卷8，《清圣祖实录》卷50。② 靳辅：《减差节省驿站银粮疏》、《节省钱粮疏》，见《靳文襄奏疏》卷8。③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第二节总督河道和“一日八疏”
　　康熙十六年（1677）三月，靳辅从安徽巡抚任上被提升为河道总督，官衔全称为“总督河道提督军务兵部尚书兼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这年他已四十五岁，从此到六十岁病逝，一直致力于治河，其间曾被提名当刑部尚书，但没有成为事实①。
　　滔滔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摇篮，像伟大的母亲一样哺育了中华儿女，并以五千年的文明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但在生产水平低下，技术落后，特别是剥削阶级统治的社会里，黄河也像百兽之王的雄狮一样，在诸河中最难驯服。横行在中原大地，到处咆哮，给人民生命财产造成极大的灾难。从大禹开始，治河成了历代统治者的试金石和国家的一项重要公共职能。康熙帝任命靳辅主治黄河，也正是这位有作为的皇帝真想把国家治理好，让百姓不为河患所苦。康熙帝说他从十四岁亲政以后就留心治河的问题。后来发生了三藩之乱，他以三藩及河务、漕运为三大事，写在宫中柱子上，提醒自己②。靳辅出任河道总督之日，正是黄河、淮河泛滥极坏之时。尤其是关系清朝统治命脉的运河也受到严重影响，使江南的漕粮不能顺利地运到北京。黄河自安徽砀山直到下梢海口，南北两岸决口七八十处，沿岸人民受灾，到处流浪，无家可归。黄河倒灌洪泽湖，高家堰决口三十四处。盱眙县的翟家坝成河九道，高邮的清水潭久溃，下河七州县一片汪洋。清口运河变为陆地③。康熙帝派工部尚书冀如锡亲自勘察河工，冀回来报告，不仅河道年久失修，而且缺乏得力的治河人才。现任河督王光裕计划修的几项工程，大部分以钱粮不足未动工，此人根本不具备治河才能，有人建议撤销他的职务①。在黄河、淮河、运河都存在严重问题，许多人束手无策的情况下，康熙帝选择靳辅作为河道总督走马上任了。
　　在靳辅未履任之前，清廷九卿会议曾讨论过冀如锡等提出的治河任务。
　　他们根据视察所见，认为急需修筑堤坝，其中有黄河南岸自白洋河至云梯关，北岸自清河县至云梯关及高家堰、周家桥、翟家坝、古沟等决口，其余溃坏和单薄之堤，也有必要修筑坚固。需要疏浚的有清口一带沙淤及运河受黄流淤淀之处。最迫切的是堵筑淮、扬两岸的堤坝、清水潭决口，还有归仁堤的未完部分工程。他们期待新的河道总督来完成这些任务②。
　　靳辅没有辜负时人的希望。他上任伊始，有个“八疏同日上之”的佳话，足以表现新任河道总督靳辅胸有成竹，雷厉风行的作风。这件事出现在康熙十六年七月十九日（1677 年8 月17 日）。从时间上看，靳辅三月得到任命，四月六日到宿迁上任（当时河道总督驻地在山东济宁），然后他就开始了视察河道，历时两个月。能在一天之内连上八疏，完全是他亲自调查河道并认真进行研究的结果。他在这次调查中，广泛地听取了各方面的反映。他在给康熙帝的奏疏中说：“毋论绅士兵民以及工匠夫役人等，凡有一言可取，一①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221。
　　② 《清圣祖实录》卷154。
　　③ 李祖陶：《治河事状》，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155。
　　① 《清圣祖实录》卷65。
　　② 《清圣祖实录》卷65。
　　事可行者，臣莫不虚心采择，以期得当。”③而他一日上八疏那种迫切心情，与调查所受触动也有很大关系。他踏着泥泞的河岸，上下千里，观察河水形势，感叹说：“河之坏极矣！”④这是他决心把黄河尽快治好的真正动力。不仅如此，靳辅从这次实际调查和访问中，还确定了他治河的总方针，即“审其全局，将河道运道为一体，彻首尾而合治之”①。靳辅认为，黄河河道坏到如此程度，不能“以尺寸治之”，只顾一点，不及其余，无济于事。他主张必须有个全局观念，从整体上采取措施，把河道、运道合起来共同治理。因为追本溯源，“盖运道之阻塞，率由于河道之变迁”。尤其强调治理黄河的重要性实际关系数省的安危，不能如过去只注意解决漕运的问题，而放纵黄河任意冲刷，如果还是那样，运道也不能保证畅通。他抱定目标是使“已淹之田可耕，见在之地可保，运道可通，额课可复”。在治法上，不全盘否定前人的经验，措施也不千篇一律，“有必当师古者，有必当酌今者；有须分别先后者，有须一时并举者”，总之，因势利导，随时制宜②。后来事实证明，他主要用了明代治河专家潘季驯的“束水攻沙”方法，而如“寓浚于筑”等方法皆属创新。在他的总方针下，把具体措施分为八个问题，每题一疏，所以就成了八疏。
　　靳辅的八疏，皆冠以“经理河工”第几疏，从第一到第八。其中有四疏讲治黄治淮，一疏讲治运河，其余讲治河管理，如筹集钱粮，裁并河官，选贤任能及设兵守护等等。如第一疏讲挑清江浦至海口，就是疏浚黄河下流，从清江浦至云梯关，在河的两旁离水三丈，各挑引河一道，使黄、淮下注，新旧河合而为一。再以新挑之土筑两岸大堤，南自白洋河，北自清河县，两者皆东至云梯关。云梯关至海口还有百里，其中近海二十里，湖大土湿，不能施工；余下的八十里亦尽可能加以疏浚，筑堤束水。这项计划二百天内完成，每天出动十二万三千多民工。第二疏讲挑疏清口，这是关于修治上流淤淀的设想。洪泽湖下流自高家堰西至清口，是淮河与黄河相会之处。他认为下流虽治，而上流有淤淀之处不及早疏通，则淮水直下之时难免阻滞散漫之患，因此主张在小河两旁离水二十丈，各挑引河一道，分头冲洗。第三疏讲的是高堰坦坡，就是迫切帮修堤岸。他提出培修七里墩、武家墩、高家墩、高良涧至周桥闸靠近洪泽湖的残缺堤岸，下筑坦坡，使水来至此平漫而上，顺缩而下，不致怒激崩冲。堤一尺，坦坡五尺，夯杵坚实，其上种草。第四疏讲包土堵决。以前堵塞黄河、淮河各处决口，一律用埽，既费钱又不耐用。靳辅提出筑土御水的方法可改为密下排桩，多加板缆，用蒲包裹土，麻绳捆扎而填之，可省费用一半，而坚固又大大超过下埽。第五疏专讲挑运河。他主张应把运河的河身挑浚，决口堵塞，使运河畅通无阻，免去老百姓盲目加垫。自清口至清水潭二百三十里皆须大为挑浚，以所挑之土倾于东西两堤之外，西堤筑为坦坡，东堤加培坚厚①。其余各疏讲治河管理上的几个问题。这八疏集中地反映了靳辅治河的理想、气魄和可贵的革新精神。清廷列这些奏疏做了认真讨论，但以正值用兵平定三藩之乱，如再大举兴河工，每③ 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见《靳文襄奏疏》卷1。
　　④ 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① 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见《靳文襄奏疏》卷1。
　　② 靳辅：《河道敝坏已极疏》。
　　① 均见《靳文襄奏疏》卷1。
　　天动用民夫十二万余人，恐怕对人民骚扰过分，提出应分别主次，选择其中主要的几项先行动工。康熙帝则下令靳辅再做一番更切实际的考虑。靳辅再次上疏，提出一些修改，如把运土由民夫改为车运等等。其基本内容都被通过并成了他后来实践的指导原则②。
　　② 《清圣祖实录》卷68。
　　第三节治河初见成效与第一次大争论靳辅的治河设想被基本通过以后，他就主持兴工了。浩大的工程一旦开始绝非易事，其间经常遇到困难和争论。幸运的是康熙帝以至高无上的权威认为靳辅忠诚、果敢、沉着、意志坚强，可以担当大任，以致力排众议而信任他。靳辅本人也非常感激皇帝的“知遇”，不怕艰难险阻，不计较个人得失，决心干出一番事业①。
　　清口是黄河与淮河交汇的地方，云梯关又是淮河、黄河的入海必经之路。靳辅治河的工程是，首开清口烂泥浅引河四道，疏浚清江浦至云梯关的河道，创筑束水堤一万八千余丈，塞王家冈、武家墩大决口十六处②。靳辅的治河有个理论，即欲使下流得治，必治好上流。根据这个理论，为防止黄河下流决口，又提出在上流建减水坝。于是在萧、砀、宿迁、桃源、清河等县河南北两岸，共建筑了十三座，其坝东西宽十二丈，南北长十八丈六尺，中间建立矶心六座，两旁俱用石墙，土内密钉排桩，灌以浆灰，上铺石板，用铁锭相联。每座坝各有七个洞，每洞宽一丈八尺，总计可以泄水之处为十二丈六尺。涨水时可用以宣泄③。
　　靳辅治河之初，东南水患益深，漕道益浅，故提出“河、运宜为一体”
　　的治理方针，他说：“运道之阻塞，率由河道之变迁。向来议治河者，多尽力于漕艘经行之地，其他决口，以为无关运道而缓视之，以致河道日坏，运道因之日梗。”根据运河自清口至清水潭，长约二百三十里，因黄水内灌，河底淤高，居民每遭水患，运船也被阻梗。他从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三月以后督集人夫，对这段运河进行挑浚，一年之内完工。又堵塞清水潭、大潭湾决口六及翟家坝至武家墩一带决口。对清口也进行了深浚。康熙十七年为筑江都漕堤，塞清水潭决口，靳辅到了现场观察。清水潭靠近高邮湖，他就在湖中离决口五六十丈的地方筑偃月形堤，筑成西堤一，长六百五丈，又挑绕西越河一，长八百四十丈，原来工部尚书冀如锡估计这项工程需费五十七万，而靳辅仅费九万，第二年竣工。受到康熙帝的表彰，奏请新挑河名为“永安河”，新河堤名为“永安堤”①。
　　改变运口是靳辅治河的一项重要内容。从明朝以来由于黄河的内灌，潘季驯治河时就将南运口移至新庄闸。但是这个运口距黄、淮交汇处仅二百丈，黄水仍不断内灌，运河垫高，年年挑浚不已。加上黄、淮会合，潆洄激荡，重运出口，特别危险。靳辅任河督以后，在康熙十八年一月至四月间，从新庄闸西南开新河至太平坝，又从文华寺永济河头开新河经七里闸，转而西南，亦至太平坝，皆至烂泥浅，移运口于烂泥浅之上。这个运口距黄、淮交会之处仅十里，从此再无淤淀之患，即使重运过淮，扬帆直上，也如履平地②。淮河为害由来已久，原因是黄河的变迁夺去了淮河入海的通路。这不仅影响淮河自身为害，也造成入淮诸水皆泛滥成灾。康熙十五年的一场大水，翟家坝淮河决口形成九条支河，清口却涓滴不出。靳辅督工堵塞决口，包括① 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②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③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① 《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
　　②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靳辅《恭报完工疏·改运口》见《靳文襄奏疏》卷3。原冲成的九河及高良涧、高家堰、武家墩大小决口三十四个。自周家闸经古沟、唐埂至翟家坝南筑三十二里之堤。康熙十八年（1679）大浚清口、烂泥浅、裴家场、帅家庄引河，使淮水全出清口，会黄东下①。靳辅上疏报告了这项治河工程的完成，同时提出山阳、宝应、高邮、江都四州县积水诸湖，逐渐干涸，他要广招农民开垦，下以使无地农民有田可耕，上则可以征收的赋税充实国库，所谓“上下均利”，但却引起了很大的争议。
　　北运口也经靳辅修治。康熙初，漕船到宿迁，由山东濮县南的董口北达。后董口淤塞，改为骆马湖。而漕船从七里闸出口，经骆马湖到窑湾，需走八十里。此段路程湖水浅，水面宽，夏秋则水涨，冬春则水涸，重运多受阻。靳辅主持在湖旁开浚一条皂河，长四十里，上接泇河，下达黄河，漕运从此不再受阻。这项工程刚提出时，清廷曾进行过讨论，工部尚书马喇等表示支持，左都御史魏象枢不大同意。康熙本人以关系漕运，也是同意的②。
　　从康熙十七年起，靳辅就开始报告湖河决口尽行闭合③，治河工程逐渐取得进展。同时他还就治河工作本身做了不少改革，如裁减冗员，加强属员责任感，严格赏罚，改河夫为兵，划地分守，按时考核，等等④。但是一边修治，一边仍有水患，从而引起越来越大的争论。康熙帝在一次谈话中也问大学士们：“修治决口，费如此多的钱粮，不久复决，此事如何？”被问者都乏良策，只说靳辅提出的期限未到，应当让他继续督修①。到了康熙二十年五月，限期已到，问题仍然没有解决，靳辅上疏说：“臣前请大修黄河，限三年水归故道。今限满而水犹未归，一应大工细册，尚未清造，请下部议处。”康熙帝当即下令给靳辅革职处分，但仍命他戴罪督修②。这年七月黄河大涨，皂河淤淀，不能通舟。很多人主张仍由骆马湖，而靳辅坚持不可，亲自督工挑掘一丈多远，黄落清出，仍刷成河。随后又挑出张庄运口③。
　　靳辅治河引起的空前大争论是在康熙二十一年。这年黄河在宿迁徐家湾决口，塞住了，又决萧家渡，争论就开始了。当时有一位名叫崔维雅的人，曾在河南、浙江等地任府州县官多年，参与治河，颇有成效。他著《河防刍议》、《两河治略》，对靳辅治河的一套办法多持否定态度。恰值这年五月，康熙帝派户部尚书伊桑阿等勘察河工。崔维雅以候补布政使身份奏上所著书，要求取消靳辅建减水坝的方法，主张顺水之性，疏导与筑堤并举。康熙帝令他与伊桑阿等随行，到现场同靳辅商议。这一行人遍察各项工程，到了徐州，让崔、靳进行讨论。靳辅说：“河道全局已成十之八九。萧家渡虽有决口，而海口大阔，下流疏通，腹心之害已除，绝不应改变计划，破坏已取得的成功，酿成后患。”④这件大事，在地方上无法解决，伊桑阿等回到京城。十月，在一次廷议会上，工部尚书萨木哈等提出萧家渡决口应令靳辅赔修。康熙帝认为，一是修河需要钱粮甚多，靳辅赔修不起；二是如果真的赔修，① 李祖陶：《治河事状》，《清史稿》卷128《河渠志三》。
　　② 《康熙起居注》第1 册，页455。
　　③ 王士祯：《靳辅墓志铭》。
　　④ 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靳辅传》卷5。
　　① 《康熙起居注》第1 册，页573、594。
　　② 《清圣祖实录》卷96。
　　③ 《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
　　④ 靳辅有《详陈臆说疏》，驳崔维雅，见《靳文襄奏疏》卷4。
　　万一贻误漕运仍不好办，所以他没有听取这个意见。这位重视实际的皇帝谈了他的看法，他说先看崔维雅的奏疏，觉得他列的条款似乎可取，而再看靳辅的回奏，又知道崔维雅提出的办法难以实行。又询问在座诸大臣有何良策，大家一致提出靳辅治河多年，应当听听他本人的意见，请他进京商议。康熙帝同意了这个建议①。
　　康熙二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三日，清廷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官员开会，在靳辅本人参加下，讨论他的治河事宜。会上，康熙帝命令靳辅口头说明自己的意见。靳辅说：“臣受河工重任，不敢不尽心竭力，以期有朝一日大功告成。今萧家渡工程，至来年正月一定完工。其余河堤，估计用银得一百二十万，逐处修筑，可以完工。”康熙帝追问：“尔从前所筑决口，杨家庄报完，复有徐家沟；徐家沟报完，复有萧家渡。河道冲决，尔总不能预料。今萧家渡既筑之后，他处尔能保其不决乎？河工事理重大，乃民生运道所关，自当通盘打算，备收成效，不可恃一己之见。”靳辅主动转移议题，指出人事问题比自然灾害影响更大，“若人事既尽，则天事亦或可回”。康熙帝立刻命他对崔维雅的意见发表看法。靳辅就其两点大加反驳，一反对崔维雅计划每天用民夫四十万挑浚，因各省民夫远道而来，最为不便；二反对崔维雅提出建河堤“以十二丈为率”，指出河堤必因地势高下，有的应十五丈，有的七八丈，岂可一律规定丈尺。康熙帝当场也表示“崔维雅所奏无可行者”。五年后崔维雅逝世，议给恤典，康熙帝仍说他“系不端之人。当时曾议修河，若委以此任，不但工不得成，必至事体败坏”①。
　　这次大争论以崔维雅的方案被否决而告终。靳辅被宽大免赔，仍按原计划督修。康熙二十二年四月，他上疏报告萧家渡合龙，河归故道，同时提出大滔直下，清口附近的七里沟等四十余处出现险情，天妃坝、王公堤及运河闸座，均应修筑。另疏请求让河南巡抚修筑开封、归德两府境内河堤，防止上流壅滞。康熙帝看到靳辅治河，“成与不成在此一举”，所以凡所请钱粮都要迅速解给②。七月，当康熙再次向户部尚书伊桑阿、学士胡简敬等询问河道情况，他们都说河归故道，船只往来无阻。康熙帝高兴地说：“前见靳辅为人似乎轻躁，恐其难以成功。今闻河流得归故道，良可喜也。”③十二月，靳辅得官复原职④。
　　①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912。又见《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①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920、1494。
　　②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981。
　　③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037。
　　④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第四节再获成功与争论迭起靳辅治河，除了每年经常的水患之外，从治理的成就来看，康熙二十二年以前基本上解决了黄河、淮河复归故道的问题，而自康熙二十三年以后进入一个新阶段。这时期的目标是，一方面巩固已有的成果；另方面则寻找永久性的修筑措施了。正是由于不断遇到新的水患和如何建筑永久性的措施，又引起了更加激烈的争论。
　　康熙二十三年（1684）十月，三十一岁的康熙帝南巡。十七日到达山东郯城县红花铺。作为总河的靳辅与总漕邵甘及郯城知县方殿元等到康熙帝驻跸的地方朝见皇帝。然后靳辅扈从康熙帝在河、淮之间，详视黄河、淮河、运河的水势、灾情及治河工程进展情况。二十一日，康熙帝特对靳辅讲了自己的感受和对治河的意见。他说：“朕向来留心河务，每在宫中细览河防诸书及尔屡年所进河图与险工决口诸地名，时加探讨。虽知险工修筑之难，未曾身历河上，其河势之汹涌漶漫，堤岸之远近高下，不能了然。今详勘地势，相度情形，细察萧家渡、九里冈、崔家镇、徐升坝、七里沟、黄家咀、新庄一带，皆吃紧迎溜之处，甚为危险。所筑长堤与逼水坝，须时加防护。大略运道之患在黄河，御河全凭堤岸，若南北两堤修筑坚固，可免决啮，则河水不致四溃。水不四溃，则浚涤淤沙，沙去河深，堤岸益可无虞。今诸处堤防虽经整理，还宜培茫增卑，随时修筑，以防未然，不可忽也。又如宿迁、桃源、清河上下，旧设减水诸坝，盖欲分杀涨溢。一使堤岸免于冲决，可以束水归漕；一使下流少轻，可无淮弱黄强、清口喷沙之虑。近来凡有决工处所，皆效其意，不过暂济目前之急。虽受其益，亦有少损。倘遇河水泛溢，因势横流，安知今日之减水坝不为他年之决口乎？且水流浸灌，多坏民田，朕心不忍。尔当筹划精详，措置得当，使黄河之水顺轨东下。水行沙刷，永无壅决，则减水诸坝皆可不用。运道既免梗塞之患，民生亦无垫溺之忧，庶儿一劳永逸，可以告河工之成也。”①康熙帝这番讲话非常重要，一则通过他的实地考察对河患有了切身感受，增强了他对靳辅治河的理解与支持；二则由于亲眼看到靳辅治河已有的效果，给了充分的肯定；三则对以后应采取的措施，提出了原则性的意见。靳辅听了康熙帝的讲话，立刻表示了看法。他说：“黄河为患最大，为功最艰，目前急务，不得不治其大而略其小，故借减水诸坝，使决口水分势弱，人力易施。待黄河尽复故道之后，臣当更议筑塞减水诸坝。”①靳辅把问题引到更实际的地方，指出他从事治河的艰难性质，说明先用减水坝解决迫切的大水患，然后再图长远，塞住减水坝。康熙帝这次南巡还看到治河民工很艰苦，指示靳辅不能让贪官污吏克扣工食，对他们应加意轸恤。十一月十四日回来的路上，康熙帝把所著《阅河堤诗》亲洒翰墨，赠给靳辅。诗说：“防河纡旰食，六御出深宫。缓辔求民隐，临流叹俗穷。何年乐稼穑？此日是疏通。已著勤劳意，安澜早奏功。”②这首诗反映出，康熙帝把治河看做一件大事，当他看到沿河人民生活非常穷困的时候，认识到只有把黄河治好，人民才能安居乐业。他勉励靳辅在已有的成就基础上，朝着大功告成的目标前进。①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242—1243。
　　①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242、1243。
　　②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252。
　　靳辅得到皇帝赠诗，受宠若惊，决心“效犬马之报”。
　　靳辅根据康熙帝解决防止减水淹民的指示，在宿迁、桃源、清河三县黄河北岸堤内开了一条新河，称为中河。再在清河西仲家庄建闸，引栏马河减水坝所泄的水入中河。这条河，上接张庄口及骆马湖清水，下历桃、清、山、安，入平旺河达海。漕船初出清口浮于河，至张庄运口。中河修成后，得自清口截流，迳渡北岸，度仲家庄闸，免去走黄河一百八十里的险路。这项工程于康熙二十五年动工，至康熙二十七年完成。历史上称赞靳辅开中河好处极多，建立了不朽的功绩，“中河既成，杀黄河之势，洒七邑之灾，漕艘扬帆若过枕席，说者谓中河之役，为国家百世之利，功不在宋礼开会通，陈瑄凿清江浦下。”①这时靳辅仍主张再修一些减水闸，而康熙帝认为减水闸有益河工无益百姓，命他详加考虑。康熙二十四年秋，靳辅以河南地在上游，如有失误，江南必将淤淀，又筑考城、仪封堤，封丘荆隆口大月堤，荥泽埽工等。在睢宁南岸龙虎山凿了减水闸四个。不久，一场新的治河之争就开始了。
　　引起争论的原因和康熙帝大有关系。他看到高邮、宝应等州县湖水泛滥，使广大民田被淹，提出要把这些地方减水坝泄出来的水引到海里。其实这也正是由于靳辅取得了治河的一定成就，使一些人，包括康熙帝，提出了更进一步的要求。康熙帝任命安徽按察使于成龙主持其事，但是仍受靳辅领导。在修治海口及下河问题上，于成龙和靳辅发生了分歧，他俩也是这场争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于成龙主张疏浚海口以泄积水，靳辅则认为，下河海口高出内地五尺，疏海口引潮内浸，害处更大。他建议自高邮东车逻镇筑堤，历兴化白驹场，束所泄水入海，堤内涸出的土地，丈量以后还给人民，剩余者招民屯垦，收取佃价，作河工费用。此议传到康熙帝那里，怕取佃价，人民负担不起，没有被立即批准②。
　　康熙二十四年十月，靳辅连奏三本，一是挑浚高、宝等七州县下河令入海；一是帮筑高家堰堤岸；另一是修理黄河两堤。这里靳辅所持的观点，多与康熙帝及众人不同。康熙帝以事关重大，乘寒冬之季，河工有空闲时间，决定召靳辅及于成龙速到京师，会同九卿详加讨论。这次讨论持续时间很久，第一次的讨论从十一月二十日至二十二日，连续三天。第一天，内阁大学士明珠向康熙帝奏报河工事宜，着重介绍靳辅主张开大河，建长堤，高一丈五尺，束水一丈，以敌海潮。于成龙提出开浚原来的河道。二人所议不合，各持己见。提到会上与九卿会议，大家以为于成龙虽是著名清官，但对河工未经阅历，靳辅久任河务，已有成效，应采纳他的意见。但通政使参议成其范、给事中王又旦、御史钱珏等支持于成龙，认为他的意见更有道理。汉大学士王熙只评论“于成龙所议是一旧说，靳辅所议是一创建之策”。汉学士徐乾学明确表示，靳辅之议可行，韩菼则赞成实行于成龙的方案。康熙帝说两人之议似乎都可以成功，但不知哪个对人民更有好处？令询问下河高、宝、兴、盐、山、江、泰七州县现任京官的人，让他们说哪个好？第二天继续讨论，来自江南的学士徐乾学还是提出靳输久任河工，屡著成功，举朝皆以为是，应从靳辅之议。有位翰林侍读，名叫乔■，江北宝应人，他反对靳辅之议，说那样工既难成，又伤损民田、房屋、坟墓甚多，且堤高一丈六尺，束水一① 王士祯：《靳辅墓志铭》、靳辅：《中河已竣疏》，见《靳文襄奏疏》卷6。②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381—1382。
　　丈，比民间房檐还高，伏秋之时，一旦溃决，百万生灵俱为鱼鳖，如何使得？若依于成龙之议，工也易成，百姓有利无害。康熙帝倾向于成龙，说他“所请钱粮不多，又不害百姓，且著他做，做得成固好，即不成再议未迟”。第三天，九卿等就乔■所上折子进行讨论。康熙帝问，是否乔■一人之议，大学士们回答说，在京官员十一人皆同此议，而且说明他们都无房屋、田地在那个地方。康熙帝让大家各抒己见，他们表示难以定论。最后决定派工部尚书萨穆哈、学士穆成格会同总漕徐旭龄、江宁巡抚汤斌速到淮安、高邮等地详问地方，二十天内回奏①。康熙二十五年二月初一日萨穆哈等返回，开始了第二次的讨论，又进行了三天，最后根据萨穆哈对调查的反映，认为挑浚海口无甚利益，应停止下河工程①。康熙帝对此结论不甚满意，勉强同意暂时停止。四月，江宁巡抚汤斌升为礼部尚书，他一改初衷，大谈开浚海口的必要性，说“开一丈则有一丈之益，开一尺则有一尺之益”，还提出具体办法，“以本地民力，本地钱粮，开本地海口”。经他这么一议论，朝廷主张开海口的人多了起来。康熙重新又追究萨穆哈等调查之后没有如实反映情况，在九卿会议上令二人跪下来回答问题，嗣后又将其解职。经过反复争论，清廷决定开下海，任命礼部侍郎孙在丰主持其事②。
　　这场争论对靳辅极为不利，即不但否定了他的意见，而且使康熙帝对他的信任发生了一定的动摇，当然也引起了更多的人向他展开猛烈攻击。如开海口的争论尚未结束，工部就提出靳辅治河已经九年，未获成功，糜费钱粮，应交部里严加议处。康熙帝说：“河工重大，因一时不能成功，即行处分，另差人修理，恐反致贻误。且俟一、二年后，看其如何？”得到皇帝的谅解，靳辅免遭革职处分，仍留原任。但康熙帝已认为他言语浮夸，说的不能完全兑现，便再寻找别的良法了③。
　　此波未平，康熙二十五年年底又掀起堵塞减水坝争论之波。孙在丰提出他主持的下河工程，先从海口挑石■等处开始，如遇水势稍减，需将减水坝全部闭塞。康熙帝知道此议与靳辅会发生矛盾，就令两人商议。朝廷有人提议让两人来京辩论，康熙帝决定只令靳辅来京。第二年正月，靳辅至京，回答了内阁及九卿官员所问开下河塞水坝的问题。这些人把靳辅的回答写成折子，十七日交帝阅后，康熙帝问在场官员意见如何？他们反映，靳辅同意可塞减水坝五六处，而高家堰之坝断不可塞。康熙说，塞小坝无意义，关键是塞高家堰大坝。又找靳辅到会面问。会上汤斌主张可塞高家堰，伊桑阿模棱两可，靳辅反对，并讥刺汤斌不懂河工之事。第二天再议，康熙帝问靳辅：“黄河南岸毛城铺一带闸坝可否闭塞？”答：“永塞不便，一年可以。”又问：“既闭之后，可减水势几分？”答：“春夏间可减十分之四，秋冬可减二分。”康熙帝说，能减几分也好，“高家堰之坝也可闭塞”。靳辅虽然又提出几个小问题，表白自己无意与孙在丰为难，但清廷就此决定本年暂塞高邮州、高家堰诸闸，来年堵塞黄河以南诸堤坝。这也使靳辅越来越陷入被动①。靳辅按照自己的考虑，为解决下河地区的水患，在这年的七月上疏提出① 详见《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396—1400。
　　①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426。《清史稿》卷279《靳辅传》。
　　② 蔡冠洛：《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页1413。
　　③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512。
　　① 《康熙起居注》第2 册，页1582—1585。
　　建重堤，这又导致一场争论。靳辅在奏疏中先从历史上论证高邮、宝应诸湖，宋元以前原是一片良田，在他堵筑清水潭时曾从河底发现过古钱及砖井石街。洪泽湖过去是清河县的洪泽村，因黄河改道使淮水壅不得下而造成的，高邮、宝应诸湖是由高家堰、翟家坝旁流东注的结果，从此良田变为汪洋，为患下河。又以实测说明，运堤比高家堰堤顶低一丈多，因此建减水坝，在堰堤泄水一千方，在运堤则可泄水一千二百方，这使过去三遭大涨而运堤安然无恙。进而指出，运堤所泄之水，以下河为壑，下河之东即大海，浚海口似可缓解水患，但在清江浦至海的南北千余里范围内，只有庙湾、天妃、石■三口为过去泄水入海之处，其余皆可以驰马之路，中间的泰州安丰、东台、盐城诸县，地势卑下，形如釜底，止就釜底挑挖，只能增加釜底的深度。如淮水盛涨，高家堰泄水汹涌而来，仍不能救被淹的民田。然后明确提出他和幕友陈潢设计的办法，即自翟家坝起，历唐埂、古沟、周桥闸、高良涧、高家堰，筑重堤一道。此工一成，好处极多，不仅使东堰堤减下之水北出清口，洪泽湖之水不再淹下河，下河十余万顷之地可变沃产，高宝诸湖皆可涸出田地数千顷，再召人屯垦，可充实府库，而且此堤还可以保护高堰，并使行于堤内河上的商民得到便利。在这篇奏疏中，靳辅专门说了些推荐陈潢的话①。靳辅的这篇奏疏一呈上，廷议同意他的意见，还给陈潢加上了佥事道衔。当时于成龙已任直隶巡抚，康熙帝令将靳辅奏疏给他看看，征求他的意见。于成龙仍坚持“下河宜挑不宜停，重堤宜停不宜筑”，彼此完全对立。一时议而不决。十月十七日，康熙帝在南苑行宫看了靳辅的题本，以挑河事关重大，命户部尚书佛伦等会同两江总督董讷、总漕慕天颜详议。结果董、慕两人对靳辅之议持反对意见，佛伦等主张用靳辅之议。十二月回奏，康熙帝命下廷议，恰值太皇太后逝世，暂时中止了讨论②。
　　① 陈潢，字天一（裔），浙江钱塘人。早年怀才不遇。靳辅过邯郸吕祖洞，见壁上题诗：“富贵荣华五十秋，纵然一梦也风流，而今落拓邯郸道，要与先生借枕头。”靳辅欣赏其豪迈，寻找作者，即陈潢，一见而成好朋友，以后长期以陈为幕客。陈为他治河等积极提供资料、数据和设计方案。陈潢也是一位多才多艺的水利专家。靳辅治河之所以取得巨大成就，与陈潢的帮助是分不开的。② 《清圣祖实录》卷132。
　　第五节跌宕的岁月康熙二十七年（1688）以后，靳辅进入了他个人生活的晚年。这时虽然只有短短几年，但跌宕起伏，惊心动魄，总的来看，已非当年可比。
　　首先使靳辅感到窘迫的是这年正月，江南道御史郭琇上疏劾靳辅治河多年，听命陈潢，今天议筑堤，明天议挑浚，浪费银钱数百万，没有终止之期。又指责他今天题河道，明天题河厅，以朝廷爵位为私恩，从未收到用人得当之效。还说他夺取民田，妄称屯垦，取米麦越境贩卖，特别是违背皇帝的旨意，阻挠开浚下河。疏中对陈潢抨击尤为激烈，斥之为“一介小人，冒滥名器”，提请严厉处分①。在康熙帝处理完太皇太后的丧事，主持议论河工的会上，郭琇又对靳辅攻击一番。户部尚书王日藻反映，他与诸大臣讨论，屯田一事有累于民，可以停止实行，而在高家堰之外筑重堤，应如靳辅所请。康熙帝本人却坚持说靳辅主张筑重堤及屯田，皆属“困民”、“害民”之举，应行停止②。二月，给事中刘楷又上疏劾靳辅用人不当，河工道厅之中杂职人员一百多人，而治河无成，每年只听报告冲决而已。御史陆祖修也劾靳辅“积恶已盈”，用舜殛禹做比喻，暗示应当杀了靳辅。一时之间，靳辅成了众矢之的③。靳辅不服气，上疏为自己辩护。疏中说，他受命治河之日，正是两河极坏之时，而他昼夜奔驰，先堵高家堰，淮水方出清口；旋堵清水潭；挑挖运河，改移运口，迄今永远深通。其向来行运之骆马湖，淤浅不能行舟，他创开皂河，漕艘无阻。至于浚筑经费，原遣大臣估计六百万两，而他苦心节省，一切所用不及原来估计的一半。靳辅列举这些成功之后，对攻击他的人如郭琇、于成龙、慕天颜、孙在丰等，一一进行了驳斥，揭露他们阴谋陷害。如郭琇与于成龙久结兄弟，郭琇与孙在丰又是庚戌科同年，陆祖修是慕天颜的门生，刘楷、陆祖修也是己未科同年。最为彻底的是靳辅揭露出他之所以遭到猛烈攻击，原因在于那些人的田地在下河流域，他们都是当地的豪强地主，清丈隐占触犯了他们的利益，所以这些人“仇谤沸腾”①。
　　康熙帝认识到奏劾靳辅的人有些不实事求是，不能据以定案，应给本人以陈辩机会。三月八日，康熙帝召集大学士、学士、九卿、詹事、科、道，总督董讷、巡抚于成龙、原任尚书佛伦、熊一潇、原给事中达奇纳、赵吉士等人当面进行讨论。靳辅以河道总督赴会。会上分为两派，一派如董讷等继续攻击靳辅，兼及陈潢；另一派如佛伦等，替自己开脱的同时，仍支持靳辅。两派争得不可开交。主要的对立面是靳辅和于成龙。靳辅重申主张筑重堤，于成龙则指责靳辅千方百计阻挠开下河。两人你一言，我一语，有来有往，越辩越起劲儿。最激烈之处是于成龙说，江南百姓恨靳辅，欲食其肉，靳辅反驳说：“臣为朝廷效力，将富豪隐占之地查出甚多，所以豪强怀恨，与百姓何干？”②董讷感到至尊面前，如此争辩，成何体统，努力加以制止。第二天又继续争论，仍各持己见。于成龙又提出一个新的问题，说靳辅为治河向民间派柳枝不对。靳辅反问道：“柳枝不用于河上，将用于何地？”在这次①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国史馆靳辅传》卷155。
　　② 《康熙起居注》第3 册，页1724。
　　③ 康熙当时说：“今因靳辅被参，而议论其过者甚多。”见《康熙起居注》第3 册，页1733。① 《清代七百名人传·靳辅传》页1432 引原疏。
　　② 《康熙起居注》第3 册，页1740。
　　讨论中，康熙帝看出于成龙的确不懂河务。但是靳辅固执己见，与众议不合，尤其康熙帝本人也不赞成靳辅的一些主张，所以讨论的结果决定给靳辅革职处分，以福建总督王新命代替他为河道总督，陈潢也被革去佥事道衔。
　　靳辅刚刚被革职，臣下立即向康熙帝报告了两件事，一是漕运道路阻滞，有人提出希望派靳辅去解决；另一个是中河已开通，实际是报靳辅之功。这两件事都使康熙帝为难。他同左右臣下谈话一再肯定靳辅治河有成绩，如修治上河，不能说不善，京城的官员们赖以为生的就是上河堤岸坚固，漕船能保证通行无阻。于成龙所云“河道已为靳辅大坏”，纯属无稽之谈。这时康熙帝惟恐新任河总完全改掉靳辅治河的成果，搞得前功尽弃。他说：“谓靳辅治河全无裨益，微独靳辅不服，朕亦不惬于心矣。”指出王新命如顺从于成龙将原工程尽行修改，就是各怀私愤。又派大臣前去调查，指示其已建闸坝堤埽及已浚引河，都应如靳辅所定章程，不必更改。这些人回来报告，基本肯定了靳辅的成绩。
　　康熙二十八年（1689）正月，靳辅被召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二十三日查看中河时，康熙帝问他：“尔当日如何筹画开浚中河？今又云何？”回答说：根据康熙帝以前巡视河工提出的任务想出来的，开浚之后看到不但可以解决水淹民田，还能通漕船，如令漕船由此通行，可免黄河一百八十里之险。现在看来，如再把遥堤进一步加修，更保险了。康熙帝听了靳辅的话，指示王新命继续完成中河善后事宜，强调先修遥堤及减水坝。三月，康熙帝根据南巡时江淮百姓、船夫处处称赞原来总河靳辅，念念不忘他的好处，又亲见靳辅所疏理的河道及修筑的上河一带堤坝，的确卓有成效，又见他实心办事，勤勤恳恳，觉得以前对他的革职处分太重，便下令恢复其从前的衔级。这是给靳辅恢复名誉，却不是官复原职。
　　靳辅第二次被革职以后，连续在家闲居三年。其间曾三次担负临时性的任务。第一次是康熙二十七年十一月，同工部尚书苏赫等查看通州运河，提出在沙河建闸蓄水，通州下流筑堤束水，都被采纳了。第二次是康熙二十八年，扈从康熙帝南巡阅河。第三次是康熙三十年九月，奉命同户部侍郎博际、兵部侍郎李光地等阅视黄河险工，行前康熙帝特别提到靳辅“于河务最为谙练”①。第二年正月还奏，报告了黄河南北两岸无冲损的减水坝及应加培的单薄处，并绘图呈览，下九卿会议，令如靳辅所议实行②。还有一次，康熙二十九年三月，漕运总督董讷以北运河水浅，拟尽引南旺河水北流，仓场侍郎凯音布也请浚北运河，康熙帝召靳辅咨询，靳辅提出从北运河两旁下埽束水，不必引南河北流。这时靳辅以治河专家发挥了作用。
　　康熙三十一年（1692）二月，运河同知陈良谟告发河道总督王新命勒取库银六万零七百两，康熙帝更加重视选择河总人选。他说：“倘河务不得其人，一时漕运有误，关系非轻。”他比较了几个可供任命的人选，还是决定罢免王新命，重新起用“熟练河务及其未甚老迈”的靳辅为河道总督。康熙帝说这可以解除他“数载之虑”③。靳辅以体衰多病推辞，不许，命顺天府丞徐廷玺作为协理，帮助他，也就走马上任了。
　　靳辅这一次东山再起，尽管已年老体衰，却仍决心为治河贡献一切智慧① 《清圣祖实录》卷153。
　　② 《清圣祖实录》卷154。
　　③ 《清圣祖实录》卷154。
　　和力量。他上任不久，陕西西安、凤翔地区遭灾，康熙帝下令截留江北二十万石漕粮，命从黄河运到山西蒲州（今山西永济县北）。靳辅接受这项任务以后，亲自督运，水路只能运至孟津（今河南孟津县东北），然后陆路运到蒲州。因做得出色，得到康熙帝嘉奖。但是他的病日益严重，就在这时他还连连上疏，复陈两河善后之策及河工守成事宜，对如何继续修治黄河、淮河及运河提出了宝贵的意见①。他还上一疏，要求恢复已故陈潢的职衔及过去因讨论河工而受处分的尚书熊一潇等名誉。七月二十六日以后，因发烧不止，靳辅请求退休，被批准。十一月，这位为治河而作出了巨大贡献的专家逝世于任所，终年六十岁。清廷按例给予祭葬。康熙三十五年，清廷批准江南人民的请求，在黄河岸边为靳辅建祠。靳辅死后，被追赠为工部尚书。四十六年，康熙帝南巡之后，在一次对吏部官员的谈话中，对靳辅的治河作了全面的评价。他说：“康熙十四五年间，黄、淮交敝，海口渐淤，河事几于大坏，朕乃特命靳辅为河道总督。靳辅自受事以后，斟酌时宜，相度形势，兴建堤坝，广疏引河，排众议而不挠，竭精勤以自效，于是黄、淮故道次第修复，而漕运大通，其一切经理之法具在，虽嗣后河臣互有损益，而规模措置不能易也。至于创开中河，以避黄河一百八十里波涛之险，因而漕挽安流，商民利济，其有功于运道民生，至远且大。朕每莅河干，遍加咨访，沿淮一路军民感颂靳辅治绩者众口如一，久而不衰。”这位清代最有作为的皇帝为奖励靳辅的功劳和贡献，再一次决定给他加赠太子太保，予骑都尉世职②。
　　① 见靳辅：《治河奏绩书》卷4《治纪》。
　　② 《清圣祖实录》卷229。
　　第二十三章颜元李塨康熙年间，北方兴起了一个新的学派，倡实学实行。这一学派的代表人物，是颜元和李塨，故有颜李学派之称。
　　第一节颜元的家世和生平颜元，字易直，又字浑然，生于明崇祯八年（1635），因自中年后倡导习行学说，书屋名曰“习斋”，世人尊称为习斋先生。颜元祖籍直隶博野县北杨村，父名颜昶，因家境贫寒，幼时过继到蠡县刘村朱九祚家为养子，改姓朱。颜元出生在朱家，取名朱邦良。时值家中园内凿林，取乳名园儿。后来颜元归宗，取此字音为名。
　　颜昶在朱家，常受到歧视和虐待，愤懑抑郁至极，萌生了逃离这个家庭的念头。明崇祯十一年冬，皇太极率清兵入关，掠掳京畿地区，颜昶乘机随军逃往关外，自此音讯断绝。这一年，颜元才四岁。八年以后，生母王氏又改嫁，留下他孤身一人在朱家。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号盛轩，多年在地方任武职。崇祯十二年，朱九祚任兵备道禀事官，携颜元移居于蠡县城内。当时，国事日非。他曾上言：“今日之兵，皆市井滑徒，顶名食粮。出则抢掠，战则奔逃。且逃后并不知其为谁，此所以仓库日空而战无一卒也。”他提出一种办法，认为可不费粮饷，而得可战之兵数万。其法是：“编各州县富民子弟习弓马者，十家共一兵，复其杂役，马甲器刃令自备。居常训练，每兵一副卒，正兵伤则提副卒补。伍兵土著不可逃。且一身勤王，十家安枕，其孰肯逃？兵利粮给，取之不穷。”①后来清军入关，朱九祚并无反抗的表示。顺治四年（1647），蠡县生员蒋尔恂曾以“反清复明”为号召，聚众杀死知县，称大明中兴元年，朱九祚却“率众守里”，对抗蒋尔恂的义军。蒋失败后，清廷驻蠡县兵备授予朱九祚巡捕官职务。不过，他有时也表现出一种正义感。顺治初年，“刘里被圈，旗奴韩某恣横，率意耕田，失产者日众”。九祚“伺其窝盗，围而擒之，鸣于县府”。按律，韩某本应问斩，虽遇赦得脱，但不敢再行肆虐，“里闬穷民不受满人侮，得各租祖田”。顺治八、九年时，地方粗安，清廷裁革省南道，朱九祚便谢任。不久，又因事被人控告，一度逃遁，颜元亦被系讯。讼案完结，家产日落。由于在城内居住费用较大，便返乡居住。晚年“恬退自牧，不入城市。教其子晃及养孙元耕读，是事不与世局”②。
　　颜元八岁起受启蒙教育，从学于吴洞云。洞云先生善骑射、剑戟，又感慨明季国事日非，曾著有攻战守事宜之书，同时也长于医术和术数。这使颜元从小时起，便受到与众不同的教育。可惜在十二岁时，因遭吴妻怨怒，不能再从先生游。颜元十四、五岁时，又看寇氏丹法，学运气术，娶妻不近，欲学仙。后来知仙不可学，“乃谐琴瑟，遂耽内，又有比匪之伤，习染轻薄”③。十九岁时，又从贾端惠先生学。端惠禁受业弟子结社酣歌、私通馈遗，颜元遵其教，力改前非，习染顿洗。为了科举功名，颜元从十岁起，还学习八股时文。养祖父朱九祚曾想为他贿买一秀才头衔。颜元哭泣不食，说：“宁为真白丁，不作假秀才！”结果，十九岁时，自己考中秀才。
　　颜元二十岁时，讼后家落，回乡居住后由他担负起全家生活费用。“耕田灌园，劳苦淬砺。初食薯秫如蒺藜，后甘之，体益丰，见者不以为贫也。”① 《习斋记余》卷10，《巡捕朱公行实》。
　　② 《习斋记余》卷10，《巡捕朱公行实》。
　　③ 李塨：《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为谋生计，开始学医。同时开设家塾，训育子弟。二十一岁时，阅《资治通鉴》，废寝忘食，于是以博古今、晓兴废邪正为己任，并决心废弃举业。后来他虽入文社、应岁试，只是取悦老亲而已，不愿以此误终身。二十三岁时，又见七家兵书，便学兵法，究战守事宜，尝彻夜不眠，技击之术亦常练习。这个时期，颜元还深喜陆九渊及王阳明学说，以为圣人之道在是，曾亲手摘抄要语一册，反复体味。
　　颜元二十五、六岁时，思想又有较大变化。这时他得《性理大全》读之，此书集宋代理学家思想之大成。他深深地为周、张、程、朱等人的学说所折服，从此屹然以道自任。“农圃忧劳中必日静坐五六次，必读讲《近思录》、《太极图》、《西铭》等书。”他乘间静坐，目的是主敬存诚，但周围的人“有笑为狂者，有鄙为愚者，有斥为妄者，有皆为迂阔、目为古板、指为好异者”②，他都毫不介意。康熙三年（1664），颜元听说蠡县北泗村有位王法乾，此人恶僧道，斥佛老，焚时文，读五经，居必衣冠，持身以敬，教家以礼，乡人有目为“狂癫”者，颜元却瞿然惊喜，大呼：“士皆如此癫，儒道幸矣！”遂与其纳交。两人每十日一会，每会，相互“规过辨学，声色胥厉，如临子弟。少顷，和敬依然”。同时各立日记，“心之所思，身之所行，俱逐日逐时记之。心自不得一时放，身自不得一时闲。会日彼此交质，功可以勉，过可以惩”①。后来，颜元与王法乾在对待宋儒的态度上发生歧异。颜元个人家世虽屡遭不幸，但始终以匡时济世为己任。他目睹明季政治日坏，风俗日降，兵专而弱，士腐而靡，极为痛切。据李塨回忆：“先生自幼而壮，孤苦备尝，只身几无栖泊。而心血屏营，则无一刻不流注民物。每酒阑灯炧，抵掌天下事，辄浩歌泣下。”②颜元二十四岁时，便著有《王道论》，后来更名《存治篇》，阐述了他的政治理想。他认为要开万世之太平，必须恢复“唐虞三代”的政治，“井田、封建、学校，皆斟酌复之，则无一民一物之不得其所，是之谓王道”③。
　　具体而言，有如下几个方面：首先，实行井田。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颜元主张恢复古代的井田制度。有人认为，实行井田是夺富民之产。颜元反驳说：“天地间田宜天地间人共享之，若顺彼富民之心，即尽万人之产而给一人，所不厌也。..况一人而数十百顷，或数十百人而不一顷，为父母者，使一子富而诸子贫，可乎？”不过，如何实行均田的理想，要“因时而措，触类而通”，能实行规划整齐、公私田分明的井田当然最好，否则可按各地情况实行均田。他认为，只有实行了井田、均田，解决了百姓的土地问题，才会“游顽有归，而土爱心臧，不安本分者无之，为盗贼者无之，为乞丐者无之，以富凌贫者无之。学校未兴，已养而兼教矣！”颜元还认为，实行了井田，能“寓兵于农”，使兵农合一，提高军队战斗力。他说：“自兵农分而中国弱..顶名应双，皆乞丐、滑棍，或一人而买数粮。支点食银，人人皆兵。临阵遇敌，万人皆散。呜呼！可谓无兵矣，岂止分之云乎！”而“古圣人之精意良法，万善皆①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 《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卷4《初寄王法乾书》。
　　①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 李塨：《存治篇序》。
　　③ 《存治篇》。
　　备。一学校也，教文即以教武。一井田也，治农即以治兵”。兵农合一的好处极多；一是“素练”，陇亩皆阵法，民恒习之，不待教而知。二是“亲卒”，同乡之人，童友相处，情义相结，可共生死。三是“忠上”，邑宰、千百长，无事则教农、教礼、教艺，为之父母。有事则执旗、执鼓、执剑，为之将帅，其孰不亲上死长！四是“无兵耗”，有事则兵，无事则民，不费月粮。五是“应卒难”，突然有事，随地即兵，无徵救求援之待。六是“安业”，无逃亡反散之虞。七是“齐勇”，无老弱顶替之弊。八是“靖奸”，无招募异域无凭之疑。九是“辑侯”，无专拥重兵要上之患。
　　其次，恢复封建。鉴于明代中央集权高度发展所造成的弊端及明亡的教训，颜元认为要实现长治久安，便应恢复古代的封建制度：“非封建不能尽天下人民之治，尽天下人材之用。”有人认为，实行封建会导致朝政不稳，颜元说：“殊不知三代以封建而亡，正以封建而久。汉、唐受分封藩镇之害，亦获分封藩镇之利。使非封建，三代亦乌能享国至二千岁耶！”“如此者，有事则一伯所掌二十万之师，足以藩维，无事而所畜士马不足并犯。封建亦何患之有？”不过，他也强调，具体如何实行封建，要“师古之意，不必袭古之迹”。
　　再次，改革学校。颜元极为重视学校和人才的作用，认为：“人才、王道为相生。”不过，“迨於魏、晋，学政不修，唐、宋诗文是尚。其流毒至今日，国家之取士者，文字而已。贤宰师之劝课者，文字而已。父兄之提示，朋友之切磋，亦文字而已。”故曰：“学校之废久矣！”如今，应“痛洗数代之陋”，“浮文是戒，实行是崇，使天下群知所问，则人才辈出，而大法行，而天下平矣！”所以，他竭力反对八股取士，“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彼卿相皆从此孔穿过，岂不见考试之丧气，浮文之无用乎，顾甘以此诬天下也！”取代八股取士最好的办法，是重征举：“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颜元的这些政治主张，带有浓厚的复古主义色彩，甚至空想的成分，但在当时，应说具有一定的进步性。后来，颜元的学术思想发生重大转变，这些政治主张，并无变化，某些方面还得到深化和发展。
　　颜元的养祖父朱九祚有一妾，生子名晃，故对颜元颇有闲言。颜元并不知自己父亲非朱翁之子，只以为晃是受到溺爱而已。出于忍让，他尊朱翁之命与养祖母刘氏别居另舍，并尽让田产与晃。
　　康熙七年（1668），养祖母刘氏病卒。因感祖母恩深，父亲又出走，不能归来殓葬，他哀痛至极。三日不食，朝夕祭奠，鼻血与泪俱下，葬后亦朝夕哭，生了大病。朱氏一老翁见到此情景，十分怜悯他，说：“嘻！尔哀毁，死徒死耳。汝祖母自幼不孕，安有尔父？尔父，乃异姓乞养者。”颜元听后大为惊异，到已改嫁的生母处询问，果得实情，因而哀减。
　　颜元居养祖母丧，恪守朱子家礼，尺寸不敢违。连病带饿，几乎致死。
　　虽觉得有许多违背性情处，但认为圣人之礼如此，不敢多疑。后来，他校以古礼，竟发现朱子家礼削删、不当之处甚多。“初丧礼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食之无算。宋儒家礼删去无算句，致当日居丧，过朝夕不敢食。当朝夕遇哀至，又不能食，几乎杀我。”“乃叹先王制礼，尽人之性。宋人无德无位，不可作也。”①由此发端，他对宋儒学说进行了全面的反省，“因悟周公之六①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德、六行、六艺，孔子之四教，正学也。静坐读书，乃程朱陆王为禅学、俗学所浸淫，非正务也”②。次年，便著《存性》、《存学》两篇，学术上自成一个体系。思想转变后，更体会到“思不如学，学必以习”，故改“思古斋”为“习斋”。此后教授弟子，也是让其立志学礼、乐、射、御、书、数及兵、农、钱、谷、水、火、工虞诸学，并习射、习骑、习歌舞及拳法武艺，力戒静坐空谈。
　　刘氏死后，朱晃继续唆使朱翁逐赶颜元，他只得移居随东村安身。康熙十二年朱翁卒，颜元便回博野县北杨村，归宗姓颜，时年三十九岁。
　　颜元归宗后，日常仍从事农田耕作。有一次客人来访，见他正在扬场，感到十分奇怪。颜元却说：“君子之处世也，甘恶衣粗食，甘艰苦劳动，斯可以无失已矣！”这时，颜元及门弟子日众，李塨便是于康熙十八年开始来问学的。对于新从游者，颜元必先向其申明自定教条其要点是：孝父母、敬尊长、主忠信、申别义、禁邪僻、慎威仪、重诗书、敬字纸、习书、作文、习六艺、序出入、尚和睦、贵责善、戒旷学等。特别是对六艺，尤为强调。每逢一、六日课数，三、八日习礼，四、九日歌诗、习乐，五、十日习射。他兢兢业业，以阐扬儒家学说中实用实行思想为己任。尝云：“天废吾道也，又何虑焉。天而不废吾道也，人材未集，经术未具，是吾忧也。”因吟诗道：“肩担宝剑倚崆峒，翘首昂昂问太空。天挺英豪中用否，将来何计谢苍生。”①对于自己，颜元仍是持身极严，而且与从学者互相规过。有一年，颜元曾买石氏女为侧室，女痴且癫，知是为媒人所欺。于是，令媒人将女领回并讨回原金。不料，媒人又将该女再度转卖给他人。李塨就此事向先生直谏及规劝，颜元听后，悲泣道：“吾过矣！”于是出原金赎女归其父。李塨极感先生改过之勇，从此立日谱以自考。颜元和李塨还有一个很有意思的约定：“对众不便面规者，可互相秘觉也。云：警惰须拍坐，箴骄示以睛，重视禁暴戾，多言作嗽声，吐痰规言失，肃容戒笑轻。”②康熙二十三年，颜元五十岁时，只身往关外，寻找父亲下落。原来，颜元的父亲颜昶随清军出关后，到了沈阳，有位镶白旗董千总给了他些本钱，开了个糖店，先后娶过妻王氏及妾刘氏，刘氏生两女，名银孩、金孩。颜昶也曾想返里探亲，因入关被阻未能实现，于康熙十一年病故，葬于沈阳附近的韩英屯。颜元到关外沿途寻父，艰苦备尝。当他在沈阳张贴寻人报贴后，被银孩所知。兄妹相见，面对痛哭。颜元祭奠父茔后，亲自御车，奉先父牌位归博野。
　　从关外归来后，颜元自叹：“苍生休戚，圣道明晦，敢以天生之身，偷安自私乎！”于是在康熙三十年，告别亲友，南游中州。行程二千余里，拜访河南诸儒。在各地，他结交士人，出示所著《存性》、《存学》、《唤迷途》等，宣传自己的政治主张，率直地抨击理学家空谈心性、以著述讲读为务、不问实学实习的倾向。寓居开封时，曾与名士张天章研讨学术。天章叹道：“礼乐亡矣，《存学》诚不容不作！”又研讨水政，天章曰：“先生何不著《礼仪水政书》？”颜元答道：“元之著《存学》也，病后儒之著书也，②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②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尤而效之乎？且纸墨功多，恐习行之精力少也。”因此，来问学者日众。在商水，访李木天，与言经济。李见颜元佩一短刀，便离座为他演诸家拳法。颜元笑曰：“如此可与君一试。”两人遂折竹为刀，对舞不数合，颜元击中木天手腕。木天大惊曰：“技至此乎！”又与深言经济，木天倾倒下拜。次日，令其子从先生游①。
　　颜元通过此次南游，愈发感到程朱之学为害的严重。他说自己当年从关外归来时，“医术渐行，声气渐通，乃知圣人之道绝传矣。然犹不敢犯宋儒赫赫之势焰，不忍悖少年引我之初步”。但是，“迨辛未游中州，就正于名下士，见人人禅宗，家家训诂，确信宋室诸儒即孔孟，牢不可破，口敝舌罢。去一分程朱，方见一分孔孟。不然终此乾坤，圣道不明，苍生无命矣”②。因此，他一方面著《四书正误偶笔》等，辨析朱熹学说的谬误，一方面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向友人及门生申明训诂、理学、科学的危害，尝大声疾呼：“仙佛之害，止蔽庸人。程朱之害，遍迷贤知。”“非去帖括制艺与读著主静之道，祸终此乾坤矣。”③颜元六十二岁时，肥乡郝公函（字文灿）三次礼聘，请他前往主持漳南书院。颜元到肥乡后，准备很好地施展自己的抱负，亲自拟定各种规章，构想书院规划，并手书“习讲堂”对联云：“聊存孔绪励习行，脱去乡愿禅宗训诂帖括之套”、“恭体天心学经济，斡旋人才政事道统气数之机”。可惜数月之后，该地大雨成灾，漳水泛滥，书院堂舍悉被淹没，他只好告辞归里。后来，因水患益甚，郝公函屡请未往。不久，郝公函来书问安，并附一契纸云：“颜习斋先生生为漳南书院师，没为书院先师。文灿所赠庄一所，田五十亩。生为习斋产，没为习斋遗产。”①从肥乡返回后八年，即康熙四十三年（1704）九月初二日，颜元病故。
　　逝世前犹谓门人曰：“天下事尚可为，汝等当积学待用。”死后葬于博野北杨村，门人私谥为“文孝先生”。
　　①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② 《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③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①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
　　第二节颜元的学术成就和贡献颜元平生注重习行，不尚空谈，故著述不多，有《存学编》四卷，《存性编》二卷，《存治编》一卷，《存人编》四卷，《朱子语类评》一卷，《礼文手钞》五卷，《四书正误》六卷，《习斋记余》十卷等。他的门人锺锌将其言行辑录成《习斋先生言行录》及《习斋先生辟异录》。生平事迹则详载于李恕谷、王源所辑《颜习斋先生年谱》中。
　　颜元认为中国学术思想演化大势，自孔孟以后，气运日降，儒业日毁，“孟子后之道之学，二千年总成一大谎。”具体认为：“秦火之后，汉儒掇拾遗文，遂误为训诂之学。晋人又诬为清谈，汉唐又流为佛老，至宋而加甚矣。仆尝有言，训诂、清谈、禅宗、乡愿，有一皆足以惑世诬民，而宋人兼之，乌得不晦圣道误苍生至此也！仆窃谓其祸甚于杨墨，烈于嬴秦。每一念及，辄为太息流涕，甚则痛哭！”①颜元学说与程朱理学有根本分歧，主要是两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关于气质之性的善恶问题。宋儒在观察宇宙和人生时，提出了“理”、“气”两个基本概念。虽然也说，理、气是不可分的，但又认为，理是最根本的、第一性的东西。朱熹说：“未有天地之先，毕竟也只是理。有此理，便有此天地。”②在人性论问题上，朱熹同样地把“理”与“气”作为性的根源。认为人禀赋天理产生“天命之性”（又称义理之性、道心），禀赋气质则产生“气质之性”（又称人欲、人心）。我国先秦时期的孟子，只说人性是善的。而说人有“气质之性”，则是宋代二程的发明。朱熹继承此说，认为人的天命之性是“浑然至善”的，专指理而言。而人的气质之性，是理与气杂而言之，人禀受气时有深浅、厚薄、清浊的不同，故性有善和恶的区别。气质之性（人欲）是万恶的根源。
　　对程朱的理气二元论及理先气后的唯心主义见解，颜元持不同看法。认为不能把理与气割裂。“若无气质，理将安附？”“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③表现了明显的唯物主义倾向。特别是在人性论上，颜元坚持孟子的性善说，反对把人性分为天命之性与气质之性，以及认为气质之性是恶的说法。“若谓气恶，则理亦恶，若谓理善，则气亦善。盖气即理之气，理即气之理，乌得谓理纯一善而气质偏有恶哉！”他以眼睛作比喻：“譬之目矣，眶、皰、睛，气质也。其中光明能见物者，性也。将谓光明之理专视正色，眶、皰、睛乃视邪色乎？余谓光明之理固是天命，眶、皰、睛皆是天命，更不必分何者是天命之性，何者是气质之性。只宜言天命人以目之性，光明能视即目之性善，其视之也则情之善，其视之详略远近则才之强弱，皆不以恶言。”①那么，恶是哪里来的呢？颜元的回答是：来自后天的引蔽习染。他说：“岂不思气质即二气四德所结聚者，乌得谓之恶？其恶者，引蔽习染也。”②譬如人的衣服若著尘触污，人见其失本色而厌观之，命之曰污衣，其实乃外染所成。仅需清洗以去其染著之尘污，虽极垢敝亦不可谓衣本有污。
　　①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下，《习斋记余》卷3《寄桐乡钱生晓城》。
　　② 《朱子语类》。
　　③ 《存性编》卷1。
　　① 《存性编》卷1。
　　② 《存性编》卷1。
　　颜元进一步指出，宋儒认为气质之性为恶的说法，会导致一个严重的社会后果：“将天生一副作圣全体，参杂以习染，谓之有恶，未免不使人去其本无而使人憎其本有。蒙晦先圣尽性之旨，而授世间无志人一口柄。”③他著《存性编》的目的，正是为了“使人知为丝毫之恶，皆自玷其光莹之本体。极神圣之善，始自充其固有之形骸。”④第二个方面是关于为学的内容与途径问题。颜元极为看重儒家经典学术思想及儒学人才的社会作用，认为这是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⑤而要使学术起到经世致用、扶危济难的作用和培养出匡时济世的人才，必须反对空谈心性，重视实事实功。他响亮地提出了“利者，义之和也”的命题，对千百年流行的董仲舒的说教进行了修正。他说：“以义为利，圣贤平正道理也。..孟子极驳利字，恶其掊克聚敛者耳。其实义中之利，君子所贵也。后儒乃云：‘正其谊不谋其利’，过矣！宋人喜道之，以文其空疏无用之学。予尝矫其偏，改云：‘正其谊以谋其利，明其道而计其功。’”①由此，在为学的内容方面，颜元旗帜鲜明地起来反对宋明理学的空疏无用，主张学习实事实物。他认为，尧舜周孔时代的“六府”、“三事”，“三物”，才是真学、实学。“唐虞之世，学治俱在六府三事，外六府三事而别有学术，便是异端。周孔之时，学治只有个三物，外三物而别有学术，便是外道。”②所谓“六府”，是指金、木、水、火、土、谷而言；所谓“三事”，是指正德、利用、厚生而言；所谓“三物”，是指六德、六行、六艺而言。具体地说，就是封建社会中修己治人、经邦济世的实用之学。如他在解释正德、利用、厚生时称：“齐明者，正吾身之德也；耳聪目明肢体健，利吾身之用也；寡欲积精、寡言积气、寡营积神，厚吾身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修身也。闲男女之邪心，饬彝伦之等杀，正一家之德也；宫室固、器皿备、职事明，利一家之用也；仓箱盈、凶札豫，厚一家之生也。建学校、同风俗，正一国之德也；百工修，百官治，利一国之用也；仓府实、乐利远，厚一国之生也，否则非尧舜之齐治也。”③在上述各项内容中，他最经常和明确强调的是“六艺”，即：礼、乐、射、御、术、数。还常将礼、乐、兵、农并举。如说：“礼乐圣人之所贵，经世重典也，而举世视如今之礼生吹手，反以为贱矣。兵学才武，圣教之所先，经世大务也，而人皆视如不才寇盗，反皆以为轻矣。惟袖手、文墨、语录、禅宗为至尊而至贵，是谁为之也！”①他强调礼，是从巩固封建制度的目的出发的：“圣人之道，莫大于礼。..国尚礼则国昌，家尚礼则家大，身有礼则身修，心有礼则心泰。”②他反对重文轻武，则是对宋以后士林风尚的③ 《存学编》卷1《上征君孙锺元先生书》。
　　④ 《存学编》卷1《上太仓陆桴亭先生书》。
　　⑤ 《习斋记余》卷1《未坠集序》。
　　① 《四书正误》卷1。
　　② 《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③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 《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
　　② 《习斋记余》卷1。
　　直接批判：“宋元来儒者却习成妇女态，甚可羞。无事袖手谈心性，临危一死报君王，即为上品矣。”③在为学的方法上，颜元猛烈地抨击理学家的读书静坐、居敬穷理，认为最重要的莫过于习行实践。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朱子教人半日静坐，半日读书，无异于半日当和尚，半日当汉儒，试问一日十二时辰，哪一刻是尧、舜、周、孔？”又说：“终日兀坐书房中，萎惰人精神，使人筋骨皆疲软，以至天下无不弱之书生，无不病之书生，生民之祸，未有甚于此者也。”④读书过多，不仅无益，而且有害：“读书乃致知中一事，专为之则浮学。”⑤因此，只有习行才是最关重要的：“吾辈只向习行上做功夫，不可向语言文字上着力。”“心上思过，口上讲过，书上见过，都不得力，临事时依旧是所习者出。”⑥关于习行的思想，是颜元平时强调最多的。这对于反对当时理学的空疏无用，具有很大的进步意义。自然，他所主张的习行的内容，主要是指封建社会儒士阶层的政治实践与道德实践，也包括一些国计民生所需的实用知识与技能。
　　有一回，一位学者不甚清楚孔孟实学实行与程朱静坐读书的差异，颜元便用极为形象的语言，描绘出两幅裁然不同的画面：“请画二堂，子观之：一堂上坐孔子，剑佩觽，决杂玉，革带深衣，七十子侍。或习礼，或鼓琴瑟，或羽籥舞文，干戚舞武，或问仁孝，或商兵农政事，服佩皆如之。壁间置弓矢、钺戚、箫磬、算器、马策，各礼衣冠之属。一堂上坐程子，峨冠博服，垂目坐如泥塑。如游、杨、朱、陆者侍，或反观打坐，或执书吾伊，或对谈静、敬，或搦笔著述。壁上置书籍、字卷、翰砚、梨枣。此二堂同否？”①当然，这里所描绘的孔子教育弟子的场面，实际已熔铸了颜元自己的理想。颜元在肥乡主持漳南书院时，曾议定书院规模，更是全面、具体地显示了他的学术与教育主张：书院建正庭四楹，曰“习讲堂”。
　　东第一斋，匾额曰“文事”，课礼、乐、书、数、天文、地理等科。
　　西第一斋，匾额曰“武备”，课黄帝、太公，以及孙吴诸子兵法，并攻守、阵营、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科。
　　东第二斋，匾额曰“经史”，课十三经、历代史、诰制、章奏、诗文等科。
　　西第二斋，匾额曰“艺能”，课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科。
　　书院大门内东侧，曰“理学斋”，课静坐，编著程朱陆王之学。大门内西侧，曰“帖括斋”，课八股举业。此二斋“为吾道之敌对，非周孔本学，暂收之以示吾道之广，且以应时制，俟积习正，取士之法复古，然后空二斋”①。
　　颜元的这种规划，在中国教育发展史上，确属别开生面的创新之举。
　　③ 《存学编》卷1《学辨一》。
　　④ 《朱子语类评》。
　　⑤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⑥ 《习斋先生言行录》卷下；《存学编》卷1。
　　① 《颜习斋先生年谱》卷上。
　　① 《习斋记余》卷2，《漳南书院记》。
　　第三节继承和发展了颜元学说的李塨李塨，字刚主，号恕谷，直隶蠡县曹家蕞人。生于清顺治十六年（1659）。他是颜习斋学说最得力的继承者、传播者和发展者。
　　李塨的祖父名彩，字素先，为人刚直仁厚，好施与，曾因“世乱”，出家资救济里中贫乏者，“劝勿为盗”。李塨的父亲名明性，字洞初，号晦夫，以孝闻名，世称“孝慤先生”。李明性是明季诸生，但“年甫壮，绝意仕进，不复攻举子业”。甲申之变后，清军入关，他“谢世事，不复问”，因念孔孟圣学“以敬为枢”，名其斋曰“主一”。他“每晨兴，读《孝经》、《大学》、《中庸》各遍，然后旁及他书。所读，务身行之”。博野颜习斋曾来访，读其日记及所辑诸书，深为叹服，归家将其姓字书于座上，“出入必拱揖”②。
　　李塨从四岁起，就由他父亲口授《孝经》、古诗、《内则》、《少仪》等。祖父素先翁弯制小弓，引导他习射。八岁入小学，孝慤先生教他学幼仪，读经书。十五岁时，娶颜习斋挚友王法乾的妹妹为妻。法乾对李塨评价很中肯，曾语习斋曰：“吾近狷，兄近狂，李妹夫乃近中行也。”康熙十六年，李塨十九岁，参加科考，进县学生员第一名③。
　　康熙十八年李塨二十一岁时，访问了颜习斋先生，“自此深以习斋学习六艺为是，遂却八比，专正学”。从此常随习斋游。颜元曾郑重对他说：“学者勿以转移之权，委之气数。一人行之为学术，众人从之为风俗。民之瘼矣，尚忍膜外？”李塨闻之泣下，感动异常，决心要尽全力传播习斋的学说，“不传其学，是自弃弃天矣！”①颜元与李塨之间师生之谊甚笃，相互间责善规过亦严。李塨“服习斋改过之勇，跃然志气若增，益效习斋立日记自考”。他的日谱，每个时辰下画一圆圈，按时在圈内画不同的符号，记载自己行为与意念方面的优劣得失。颜元经常评阅他的日谱，曾教以“记事减冗繁而录大纲，家务减琐小而惜精力，看书减而读所现学，习学减而勿贪多”②。
　　李塨除了受教于颜元外，还先后学琴于张函白、冯颖明，学射于赵锡之、汪若纪、郭金城，问兵法于王余佑，学书于彭通，学数于刘见田，学韬钤于张文升，后来到浙江时，又学乐于毛奇龄。平日他自立课程，一日习礼，三日学乐，五日习律，七日习数，九日习射，书则随时学习。
　　李塨从二十二岁开始，因力田不足养亲，便兼习医、卖药，并开馆授徒。他到刘村任塾师，修《学规》示从游者，主要条目有：孝父母、尊长者、修威仪、肃衣冠、习幼仪、远异端、重诗书、习六艺、通经史等。对于六艺，尤其重视：“礼乐射御书数，圣学之正务也。有愿学者，随其材而教之”③。二十五岁以后，李塨的政治及学术思想日趋成熟，开始从事著述，并广泛与各地人士交游。
　　他曾著一册，取名《瘳忘编》。在序中，他说：“宋明学者，如华子病②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③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①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②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③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忘，伏首诵读而忘民物。一旦大难当前，半策无施。惟拚一死，并忘其身，嘻，甚矣！予行年二十余，颇踔厉欲有为，而精神短浅，忽忽病忘，每恐其沦胥以溺也。乃捃摭经世大略，书之赫■以瘳之。”①二十八岁时，又书廿一史经济可行者于册，曰《阅史郄视》。三十一岁时，为颜习斋的《存性篇》、《存学编》、《存治编》作序，阐发颜氏学说的真谛及意义。四十岁以后，著《大学辨业》，对儒家的“格物致知”说提出了新看法。著《圣经学规纂》，摘录《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言论，加以诠释。五十岁时，著《平书订》，阐述了他的政治主张。
　　李塨在三十二岁时（康熙二十九年），赴京参加乡试，中举人。他深感时文害世，自此虽应乡试，但不再务举业。他多次往来京师，还到过中州及江南地区，任教师，作幕僚，和各地学者研讨学问。
　　李塨除在刘村任过塾师外，还在京师任过申佐领和郭子固的家馆。三十七岁至三十九岁时，应郭子坚之请，两次南下，到浙江桐乡佐理政事。沿途，他拜访学者，宣传习斋学说，并学乐于毛奇龄。四十六岁时，应河南郾城知县温益修之请，往郾城佐政。五十一岁至五十二岁时，应汉军旗人杨慎修之聘，两次到陕西富平佐县政，曾建议实行选乡保、练民兵、旌孝节、重学校、开水利等措施，因而政教大行。李塨后来回忆说：“塨比岁为杨慎修敦请西行，幸其虚怀听受，甚获民心。关中学者，颇可晤语。上而当道，下而草泽，皆有虚伫，吾道粗明粗行。两次东旋，官绅士庶送者填途。”①五十四岁时，他又到济南，任知府幕僚，不久即归。六十岁时，被选为通州学政，上任后不久，因病告归。在他六十一岁和六十二岁时，为了讲学会友，传播习斋学说，又曾两次南游。
　　李塨与颜元一样，强调真正的儒士必须“内外并进”，一方面律己要严，一方面以经邦济世为己任，不过，在个性和处世方法上，他二人也有不同之处。习斋性格高尚，不出，不交显贵。恕谷则为人豁达，广泛交友。习斋一介不取，廉洁自守，恕谷则受馈甚厚，力田致富。有一次，恕谷将入京会友，习斋对他说：“勿染名利。”恕谷答道：“非敢求名利也，将以有为也。先生不交时贵，塨不论贵贱，惟其人。先生高尚不出，塨惟道是问，可明则明，可行则行。先生不与乡人事，塨于地方利弊，可陈于当道，悉陈之。先生一介不取，塨遵孟子：‘可食则食之’，但求归洁其身，与先生同耳。”②恕谷晚年，家道富饶，有人议论他“力农致富’，他说：“非以求富也，聊以自守也。平生志欲行道，今年已迟暮，知无用矣，故遁迹田园。胼手胝足，则雄杰之余勇也。不稼不穑，胡取廛囷，则风人之退守也。”③李塨自六十四岁以后，大部分时间在乡间从事著述，与外人很少交往。
　　他订《拟太平策》，自称“一生总结是书”，在自序中说：“今幸太平之世，明四目，达四聪，令士皆得陈言。而不思治平之策，则有负于儒矣，非为天下之义矣！”雍正八年（1730），李塨已七十二岁，直隶总督多次聘请他出任《畿辅通志》总裁，李塨推辞不掉，便到保定府莲花池馆内任职，亲撰畿辅通志凡例。不久，又以病归里。
　　①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1。
　　①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②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3。
　　③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李塨七十四岁时，知病将不起，自作墓志。次年正月病逝，时在雍正十一年（1733）。谢世前曾作绝命诗一首：“情识劫年运足伤，北邙山下月生光。九京若遇贤师友，为识滔滔可易方。”
　　李塨秉承师教，以躬行经世为要务。与颜元所不同的是，他也勤于著述，曾说：“颜先生以天下万世为己任，卒而寄之我。我未见可寄者，不得不寄之书，著书岂得已哉！”①可见，他从事著述完全是为了传播颜习斋的学说。在政治、哲学和史学方面，李塨著有《瘳忘编》、《阅史郄视》、《平书订》、《拟太平策》、《四书传注》、《周易传注》、《传注问》等。在教育方面，著有《大学辨业》、《小学稽业》、《圣经学规纂》、《论学》、《学礼录》、《学射录》、《学乐录》等。典章制度和考据方面有《田赋考辩》、《宗庙考辩》、《郊社考辩》、《禘祫考辩》等。生平事迹，载于冯辰所辑《李恕谷先生年谱》中。后来，王灏刊《畿辅丛书》，有《颜李遗书》。近代北京的《四存学会》，亦编有《颜李丛书》。较全面地收录了颜元和李塨的著作。
　　李塨的政治和经济主张，与颜元大体相同，集中表述在《平书订》一书中，后来在《拟太平策》中又进一步系统化。他说：“予尝谓治天下有四大端，曰：仕与学合，文与武合，官与吏合，兵与民合。”②因为他认为，明亡的惨痛教训就在于文武脱节、兵专而弱、士子所学非所用。“明之亡也，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坐大司马堂批点《左传》，敌兵临城，赋诗进讲，其习尚至于将相方面觉建功奏绩，俱属琐屑，日夜喘息著书曰：‘此传世业也。’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①“其最堪扼腕者，尤在于兵专而弱，士腐而靡，二者之弊，不知其所底。以天下之大，士马之众，有一强寇猝发，辄鱼烂瓦解，不可收拾。..士子平居诵诗书，工揣摩，闭户傝首如妇人女子，一旦出仕，兵刑钱谷，渺不知为何物，曾俗吏之不如，尚望其长民辅世耶！”②他特别强调，要富国强兵，必须注重“分民”、“分土”、“建官”、“取士”、“制田”、“武备”、“财用”、“刑罚”、“礼乐”等方面的政策与措施。
　　为了解决当时的土地问题，李塨也主张恢复井田，或者实行均田、限田。“可井则井，难则均田，又难则限田。”③特别是均田，尤认为重要和可行：“非均田则贫富不均，不能人人有恒产。均田，第一仁政也。”为了实行这个制度，他特别赞赏颜元提出的“佃户分种”法：“今世夺富与贫殊为艰难。颜先生有佃户分种之说，今思之甚妙。如一富家有田十顷，为之留一顷，而令九家佃种九顷。耕牛子种，佃户自备。无者领于官，秋收还。秋熟以四十亩粮交地主，而以十亩代地主纳官，纳官者即古什一之征也。..佃户自收五十亩，过三十年为一世。地主之享地利，终其身亦可已矣，则地全归佃户。”④在人材选拔上，李塨也是反对科举制度，主张乡举里选。如说：“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①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5。
　　② 《平书订》卷3。
　　① 《恕谷后集》卷4《与方灵皋书》。
　　② 《〈存治编〉序》。
　　③ 《〈存治编〉书后》。
　　④ 《拟太平策》卷2。
　　学、大学之法。”⑤“乡举里选行之，或因时酌略，而大体莫易。”①但李塨不主张事事拘泥于古法，《李恕谷先生年谱》卷一中记：“习斋规先生策多救时，宜进隆古。先生规习斋尽执古法，宜酌时宜。”比如是否恢复封建的问题，李塨说：“惟封建以为不必复古，因封建之旧而封建，无变乱。今因郡县之旧而封建，启纷扰。”②在哲学思想方面，李塨坚持并发展了颜元的理气一元论的唯物主义见解。他对理学家离事言理的唯心主义说教进行了猛烈地抨击：“自宋有道学一派，列教曰：‘存诚明理’，而其流每不诚不明。何故者？高坐而谈性天，捉风捕影，纂章句语录，而于兵农、礼乐、官职、地理、人事、沿革诸实事，概弃掷为粗迹。惟穷理是文，离事言理，又无质据，且认理自强，遂好武断。”③李塨还有一段精辟的言论，明确提出“理在事中”、“理气不二”的唯物主义论断：“朱子云：‘洒扫应对之事，其然也，形而下者也。酒扫应对之理，所以然也，形而上者也。’夫事有条理曰理，即在事中。今曰理在事上，则理别为一物矣。天事曰天理，人事曰人理，物事曰物理。诗曰：“有物有则”，离事何所谓理乎？”④在认识论上，颜、李都强调因行得知，不能离行言知。但二人也有差异。颜元最强调的是习行，认为儒家“格物致知”的传统命题中，“格”就是“行”，就是“犯乎实做其事”。人的认识是行先知后，“手格其物，而后知至”。这表明，他最注重感性知识、实践活动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而李塨的看法是，如果只强调读书或只重力行，都是片面的：“不以读书为学，则返之而以力行为学矣，皆与圣经不合。”他认为每个人必须先进行学习，获得真知，才能身体力行。他对“格物致知”的解释是：“格物致知，学也，知也。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行也。”又说：“致知在格物者，从来圣贤之道，行先以知，而知在于学。”①这表明，他比较注重理性认识、间接经验在认识过程中的作用。应该说，这是对颜元重习行认识论的一个必要补充。
　　在教育方面。李塨与颜元一样，严厉批判了理学家提倡的习静教育和书本教育。他说：“静坐，十三经未有其说，宋儒忽立课程，半日静坐，则几几乎蒲团打坐之说矣。”并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②他认为，教育所要培养的应该是明德亲民、经邦济世的人才，而欲达此目的，必须“仕与学合”、“学用合一”，他说：“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自颜先生倡明此学，而今学者多知之，卓哉见也。.尊德行以此，道问学以此，隐居以此，行义以此。所学即其所用，所用即其所学，此府修事和之世，所以治且隆也。”③值得注意的是，李塨还很详细地提出了他所理想的学制和选士制度，其⑤ 《平书订》卷6。
　　① 《〈存治编〉书后》。
　　② 《〈存治编〉书后》。
　　③ 《恕谷后集》卷2《恽氏族谱序》。
　　④ 《传注问》。
　　① 《大学辨业》卷2《致知在格物解》、卷3《辨后儒格物解》。
　　② 《李恕谷先生年谱》卷2。
　　③ 《平书订》卷6。
　　主要内容是：八岁入乡学，乡师教之孝弟、幼仪、认字，习九九数。读《孝经》、《论语》、《大学》、《孟子》，及《易》、《诗》、《书》、《春秋》、《周礼》等，并习小乐小舞。十五岁，入县学，教之存六德、行六行，讲究经世济民之道，读《资治通鉴》及古文。习礼乐、骑射、六书、九数，作策论。聪颖者可涉猎九经、廿一史。二十岁，教成者进之郡学，教之三学，察试德行学艺。再经藩学、成均，察试后即谓之太学生。然后，分科以为士，共分礼仪、乐律、天文、农政、兵法、刑罚、艺能方域、理财、兼科等九科。乡、县、郡要定期考核这些士子并向政府进行推荐，以供选用。特别是小学，李塨在《小学稽业》一书中详细陈述儿童自八岁至十四岁时，应该学习的礼、书、数、乐四类课程的具体内容。这些，都是颜元所未及探讨的。
　　第二十四章王锡阐第一节生平与著作王锡阐，字寅旭，又字昭冥，号晓庵，又号余不、天同一生，江苏吴江人。生于明崇祯元年六月二十三日（1628 年7 月23 日），清康熙二十一年九月十八日（1682 年10 月18 日）去世。十七岁那年，时值清军南下，南明弘光政权覆灭，江南各地纷起抗清，他以投河自尽表示尽忠明朝。遇救之后，他又绝食七日，后来虽因父母强迫，不得已而复食，但从此放弃科举，隐居乡间，以教书为业。
　　清顺治七年（1650），吴江一带文人成立了惊隐诗社，“以故国遗民，绝意仕进，相与遁迹林泉，优游文酒，芒鞋箬笠，时往来于五湖三泖之间”①。当时入社的有顾炎武、潘柽章、吴炎等诸多名流，王锡阐也为成员之一。潘、吴都是王锡阐的挚友，潘柽章的弟弟潘耒还曾受业于王锡阐数年。潘柽章、吴炎两人精通史事，因念明代没有成史，他们仿《史记》体例合著了一部《明史记》，由王锡阐负责撰写其中“表历诸志”②。康熙二年（1663），清政府兴文字狱，潘、吴两人因列名庄廷■《明史》校阅而被处死，两人的妻子也在流徙途中自尽。惊隐诗社遭此变故，也在无形中解散。这件事对王锡阐影响很深，他曾为此作《挽潘、吴二节士》、《齐仕门》、《广宁门》等诗篇。并在晚年参与了友人搜集潘柽章、吴炎遗稿的活动。
　　除了与诗社友人的交游，对于王锡阐的生平，我们目前能够确切知道的，就是从中年起，他曾先后与张履祥、吕留良、钱澄之一起讲授“濂洛之学”，再有就是他一生中所做的重要的天文研究工作了。
　　王锡阐对天文历算的嗜好，始于青少年时代，那一时期先后行用的中、西两种历法，因其中原理深奥，一般人不经专门传授，难以掌握。他却能“无师授自通大意”。王锡阐曾说自己：“与人相见，终日缄默，然与论古今，则纵横不穷，家贫不能多得书，得亦不尽读，读亦不尽忆，间有会意，即大喜雀跃”①。朋友则说他“诸割圆勾股测量之法，他人所目眩心迷者，锡阐手画口谈，如指黑白。每言坐卧尝若有一浑天在前，日月五星横行其上，其精专如是。”②又说他：“为人孤介寡合，古衣冠，独行踽踽，不用时世一钱。”③正因为如此，王锡阐一生穷困，尤其晚年贫病交加。当时友人吕留良等人来访，他竟落到“已无粗粝能供客，尚有诗篇可解嘲”④的境地。王锡阐去世时年五十五岁。由于无子，学无传人，加之他的著作都用篆字，人多不能识，所以遗稿颇多散失，直至几年后，潘耒返回故里，其幸存的五十余种遗稿才得以搜集刊行。这些遗作中，与天算有关的有：《大统历法启蒙》、《历表》、《历说》、《晓庵新法》、《历策》、《五星行度解》、《日月左右旋问答》、《推步交朔序》、《测日小记序》及四封与薛凤祚、万斯大、朱彝尊、徐发① 沈彤等：乾隆《震泽县志》卷38《旧事》。
　　② 戴笠：《潘力田传》，见《松陵文录》卷17。
　　① 王锡阐：《晓庵先生文集》卷1《天同一生传》。
　　② 潘柽章：《松陵文录》卷10《人物志·隐逸》。
　　③ 潘柽章：《松陵文录》卷10《人物志·隐逸》。
　　④ 王锡阐：《晓庵先生诗集》卷2。
　　讨论天文问题的书信。以上著作均可见于《晓庵遗书》和《晓庵先生文集》。后来又有研究者在数学史家李俨先生的藏书中发现了已佚失多年的《圆解》抄本一册。此外，王锡阐的著作仅存篇名的还有：《西历启蒙》、《三辰晷志》、《丁未历稿》等。
　　第二节对中西历法的研究明朝末年，中国传统历法一直沿用的代数体系已过了顶峰阶段，依据实际行用已三百余年的大统历所作的天象预测经常出现较大的误差。此时，耶稣会传教士东来，传入了欧洲的天文数学知识。这些方法具有较高的精确度，运用了对中国人来说还是十分陌生的三角几何学、明确的地球概念及相应的仪器，因此对中国的上层知识分子产生了重大影响。历局徐光启本着先译西法，再“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①的设想，主持了《崇祯历书》的编译工作。当时参加这项工作的有龙华民、邓玉函、汤若望、罗雅谷等传教士，他们在这部书中系统地介绍了欧洲的古典天文学。此书完成时，因徐光启已去世，“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未能实施。同时由于守旧官僚的反对，《崇祯历书》在明覆灭之前始终未被正式颁行。直至清初，经由汤若望的删改，它才以《西洋新法历书》之名被清政府采用，并于其后盛行于世，成为中国学者研究西法的范本。
　　西法在中国翻译之时，距哥白尼《天体运行论》的发表已近一百年。在当时的欧洲，日心说正被越来越多的人所接受。然而受耶稣会的性质所限，传教士对中国人介绍的是罗马教廷坚持的地心说。只不过他们选择了测算相对精密的第谷的折衷地心说，并于同时介绍了大量托勒密古典地心说的内容及一部分不涉及宇宙理论的哥白尼的观测结果。由于师承众手，这部书不免有许多错误和漏洞，但其时整个中国学术界对欧洲天文学发展的了解处于闭塞状态，于是西法被很多人认作是“可二、三百年不易之法”，且“向之异议者亦诎而不复争矣”①。正是在这种形势下，王锡阐从了解中、西历法入手开始了他对历法的研究。在王锡阐的著作中，《大统历法启蒙》详细介绍了这部曾行用于世的最后一个传统历法的计算方法；《历表》为上述计算的数据表格；《西历启蒙》则当为一部同样性质的、介绍《西洋新法历书》的著作。正因为对中、西历法有比较多的认识，王锡阐对两种历法的见解才显得言之有据，并且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王锡阐的天文研究工作中，一个比较突出的与众不同之处是他对中、西历法的评论及对西法的批评，这些评论和批评主要见于《历说》、《历策》、《晓庵新法序》和《五星行度解》。对中、西历法，他总的看法是，大统历年久失修，积弊甚多，不能不加以改革。如他在《晓庵新法序》中所说：“守敬治历，首重测日，余尝取其表影，反复步算，前后牴牾。余所创改，多非密率，在当日已有失食失推之咎。况乎遗籍散亡，法意无征，兼之年远数盈，违天渐远，安可因循不变耶？”而西历虽然在精确度、几何方法、交食计算等方面胜过中历，仔细探究，它仍然存在着许多错误和矛盾之处，必须一一辨明，才能求得理数之本：“吾谓西历善矣，然以为测候精详可也，以为深知法意未可也；循其理而求通可也，安其误而不辨，不可也。”①从这点发出，王锡阐对西历从定气注历、时间制度、周天度之划分、置闰、冬至太阳位置、回归年长度变化、岁差变化、日月远地点、行星远日点移动、日月视径及视差、白道、太阳光径与实径、交食时刻、五星运动模式等历法的各个方面提① 《徐光启集》第374 页。
　　① 王锡阐：《历说》。
　　① 王锡阐：《晓庵新法序》。
　　出了批评，这些批评虽然不尽正确，但多数都确有根据，显示了作者在钻研西法上所花费的功力。例如，节气的划分，西历惯用定气，即太阳沿黄道每行十五度为一节气。而中历注历惯用长度为二十四分之一回归年的平气，并于计算交食时使用考虑了日行不均匀的定气。中历将两种制度并行，本无不合理之处，西人却“直以怫己而讥之”，以为中历节气有两天的误差，这是没能理解中历原理的缘故。再如西历的交食计算有许多优点：“推步之难，莫过交食，新法于此特为加详，有功历学甚巨。”②但实测时仍能发现西历的推算有很多不准确之处，王锡阐指出，这是因为西历的预测在交食时刻、食分及计算表格等方面都存在着缺陷。还有，按照第谷体系，行星以太阳为心绕转，太阳又以地球为心绕转。然而，“及推岁轮、均轮诸术，似五星天仍以地心为心，岂非自畔其说？”由于第谷生前未能按其宇宙模式完成系统的行星运动理论，因此《西洋新法历书》中除了火星的计算图形体现了行星以日为心，其余仍采用了原有的、行星围地绕转的模型。王锡阐的批评可谓一语中的。①康熙四年（1665），由于主张“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②的杨光先的指控，传教士汤若望钦天监官职被罢黜，杨光先被任为钦天监监正。他上任后决定重新选定历法，提出博访草泽中“博学有心计之人，与之制器测候”③。王锡阐为此作《历策》陈述自己的观点。该文特别引人注意的是他对“西学中源”说的论证。虽然这一当时不少人赞同的学说并不是王锡阐首创，而且文中所举数例只说明了西历以几何方法描述的天文现象，中历同样可以代数方法描述，并不能证明西法确实源于中法，但由于王锡阐是一位很有影响的天文学家，他的这番论证必然会对人们产生一种误导，这也反映了那个时代的学者在认识上的局限性。④② 王锡阐：《历说》。
　　① 江晓原：《第谷天文工作在中国的传播及影响》，《科技史文集》第16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92年版。
　　② 杨光先：《不得已集》下卷。
　　③ 王锡阐：《历策》。
　　④ 参见江晓原：《试论清代“西学中源”说》，《自然科学史研究》7 卷2 期，1988 年。第三节《晓庵新法》和《圆解》既然中历需要加以改进，西历又有许多不足，王锡阐便重提徐光启译书之初“熔彼方之材质，入大统之型模”的主张，并决定将其付诸实施。为此他“兼采中西，去其疵类，参以己意，著历法六篇”。这就是王锡阐最重要、最具代表性、而且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的著作——《晓庵新法》。
　　《晓庵新法》的第一卷和第二卷介绍的是作为天文计算基础的三角函数知识和基本天文数据。第三卷讲述朔、望、节气时刻、日、月、五星位置的计算。第四卷讨论昼夜长短、晨昏蒙影、月亮和内行星的盈亏现象，以及日、月、五大行星的视直径。第五卷求日食计算所需之视差和日心、月心连线的方向（后者称为“月体光魄定向”，用于日、月食方位的计算）。第六卷为日、月食预测及金星凌日、五星凌犯之推算。
　　纵观全书，《晓庵新法》有两个特点引人注目，一是尽管王锡阐对西法有很多批评，这些批评在《晓庵新法》中也有所体现，但该书计算的主要依据仍然是西方的三角几何知识和小轮体系，只不过全书没有给出一张几何图形，度数划分采用的是中国古代和王锡阐自己创造的体系，书中使用的天文学名词也有许多来自传统历法。这一特点向我们揭示：王锡阐对中、西历法所作之会通，可以说主要就是以传统方式表述西历之计算。《晓庵新法》的第二个特点是有一些重要创新。像后两卷的“月体光魄定向”、金星凌日及五星凌犯的计算均为王氏首创或首次引入。其中月体光魄定向还为清政府编于1722 年的《历象考成》采用。①与《晓庵新法》一样可以反映王锡阐接受西法之方式的，是他的另一部著作《圆解》。据研究，明清之际的传教士在介绍三角学公式时，有些只是“但举其用而不详其理”，因此一些天算家在广泛应用这些公式的同时，力图从理论上对它们加以证明。王锡阐在《圆解》中就给出了对平面三角学中两角和、差的正弦、余弦公式的证明。这些证明涉及的多数数学概念都传自西方。在书中，王锡阐一方面受《几何原本》的影响，对所用到的数学名词和概念首先加以定义。另一方面，他又按中国古代数学传统，不用《几何原本》中一系列关于“角”的名词，代之以从《周髀算经》中发展而来的“折”的概念。这说明王锡阐在接受西洋方法的同时，也有坚持传统的一面。①① 席泽宗：《试论王锡阐的天文工作》，《科学史集刊》第6 期，1963 年。① 梅荣照：《王锡阐的数学著作——〈圆解〉》，《明清数学史论文集》，江苏教育出版社1990 年版。第四节《五星行度解》《五星行度解》是王锡阐一部讨论行星运动理论的著作。书中采用了第谷的模型，但稍有变化。并且与第谷体系行星绕日均自西向东不同，在王锡阐的著作中金、水两星在自己的轨道上自西向东转，土、木、火三星则自东向西绕转。鉴于第谷体系没有统一的计算方法。王锡阐还在上述模型的基础上，导出了一组计算五星视行度的公式。
　　除了计算五星位置，王锡阐可能是受西历中“太阳于诸星如磁石于铁，不得不顺其行”②这一思想的启发，在《五星行度解》中还以引力解释了行星运动的原因：“历周最高、卑之原，盖因宗动天总挈诸曜，为斡旋之主。其气与七政相摄，如磁之于针，某星至某处，则向之而升，离某处，则违之而降。升降之法，不为直动，而为环动。”尽管王锡阐错误地把引力源归于最外层没有任何天体的“宗动天”，然而这却是西法传入后，中国学者以引力解释行星运动物理机制的第一次尝试。
　　王锡阐一向重视以天文观测验证步历理论。后人记他：“每遇天晴霁，辄登屋，卧鸱吻间仰察星象，竟夕不寐。”①去世前一年，在《测日小记序》中，他也说自己：“每遇交会，必以所步所测，课较疏密，疾病寒暑无间。年齿渐迈，血气早衰，聪明不及于前时，而黾黾孳孳，几有一得，不自知其智力之不逮也。”在王锡阐所作的多次观测中，惟有康熙二十年（1681）日食留下了较详细的记录。这次日食前，他作有《推步交朔序》，并将自己及中、西历的测算备陈于后。交食发生时，他与徐发等以五家方法同测，而已法最密。《测日小记序》即作于这次观测后。在文中，他述说了自己毕生的观测心得，其中有许多很有价值的经验之谈。
　　② 《西洋新法历书·五纬历指》。
　　① 王藻、钱林辑：《文献征存录》卷3《王锡阐》。
　　第五节在天文学史上的地位对于王锡阐的天文学研究，同时代人评价甚高。他与当时北方的历算名家薛凤祚被并称为“南王北薛”。与王锡阐交谊甚笃的顾炎武，十分推崇他的天文学造诣，曾作《广师》一文，文中有：“学究天人，确乎不拔，吾不如王寅旭”之句。天文数学大家梅文鼎亦说：“历学至今日大著，而能知西法复自成家者，独青州薛仪甫，吴江王寅旭两家为盛。薛书授予西师穆尼阁，王书则于历书悟入，得于精思，似为胜之。”②对于未能早知其人，同他深研此学，梅文鼎深感惋惜。
　　限于当时条件，王锡阐未能接触到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他会通中西，以求得更好的历法的尝试也不可能获得真正的成功，但其出色的研究才能、对中、西历法精深独到的见解以及一生致力于探求数理之本的努力使他在明清天文学史中占有一席重要地位。他在接受西法时采取的与众不同的方式也引起了现代研究者广泛的注意。
　　② 梅文鼎：《绩学堂文钞》卷5。
　　第二十五章梅文鼎第一节家世和生平梅文鼎、字定九，号勿庵，明崇祯六年二月七日（1633 年3 月16 日）
　　生于安徽宣城（今宣州市），是清初被誉为“历算第一名家”①的民间天文、数学家。他毕生致力于发扬传统科学的精华并会通西学，对整个清代的学术思想都有一定的影响。
　　梅氏先祖可远溯至北宋名儒梅尧臣。曾祖、祖父亦相继为明朝官吏。父梅士昌于明亡后隐居耕读，除经史外，对阴阳律历等学也有一定的兴趣。少年时代的梅文鼎就从父亲和塾师罗王宾那里获知一些天文学知识。康熙元年（1662）梅文鼎从宣城籍逸民倪正学习明代颁行的大统历法，同年撰成他的第一部科学著作《历学骈枝》。其后他曾数度赴金陵（今南京）参加乡试，虽然屡试不第，却结交了施闰章、蔡璿、黄虞稷、潘耒、方中通等一批学术朋友。由方以智临终前不久曾来函索看其著书这一事来看，梅文鼎在当时江南的学术圈中已具有一定的名望。康熙十四年（1675），梅文鼎在金陵购得明版《崇祯历书》一部分，同时又抄得波兰教士穆尼阁（J. N. Smogolenski，1611—1656）的《天步真原》等书，从此开始系统地钻研当时传入的西方天文、数学知识。
　　康熙二十八年（1689），梅文鼎来到北京，在大学士李光地家中教馆。
　　李光地本人及其子钟伦、弟鼎征、门人陈万策等皆从梅文鼎学习历算。他又以布衣身份参与《明史·历志》的纂写工作。京都名流朱彝尊、阎若璩、万斯同、刘献廷等人都曾与他交游。次年，梅文鼎应李光地之邀，将其研习天文历法的心得以问答形式撰成一书，取名《历学疑问》。数年后由李光地作序并出资刊刻。康熙四十一年（1702），康熙帝读到李光地进呈的《历学疑问》，对书中的观点非常欣赏。三年后的夏天，康熙帝在南巡的归途召见梅文鼎，连续三日在运河上的御舟中同梅文鼎谈论天文、数学，并亲书“绩学参微”四字，表彰他的研究工作。
　　梅文鼎的晚年主要在家著书授徒，四方慕其名者不少亲赴宣城向其问学。康熙帝也曾通过在宫中任《律历渊源》汇编官的梅文鼎之孙瑴成代为致意。文鼎弟文鼐、文鼏、子以燕、孙瑴成、玕成，以及曾孙多人皆通晓天文、数学。
　　康熙六十年（1721），梅文鼎于宣城家中逝世，康熙帝即命江宁织造曹頫营地监葬。
　　① 江永：“翼梅序”，《数学》卷首，《丛书集成初编》，商务印书馆1936 年版。第二节学术活动和著作梅文鼎从事学术活动的年代，正是康熙帝对西方科学产生了浓厚兴趣的时期。这位皇帝在宫廷的躬习西学和梅文鼎在民间对中西历算的会通，汇成了清代初期中国天文和数学研究的一个高潮。在中国科学史上，梅文鼎可以说是一个承前启后的人物：前有明末传统历算的衰颓和西方科学的输入；后有清中叶乾嘉学派对包括历算在内的传统学术的复兴。梅文鼎的天文和数学研究在他那个时代具有强烈的启蒙色彩。
　　梅文鼎平生著述“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者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①。他生前编定的《勿庵历算书目》内收天文著作62 种、数学著作26 种。他去世之后，先后由魏荔彤和梅瑴成组织人力刊刻发行了《梅氏历算全书》和《梅氏丛书辑要》两套丛书。以编排较为合理的《梅氏丛书辑要》为例，其子目依次为：《笔算》5卷（附《方田通法》和《古算器考》）、《筹算》2 卷、《度算释例》2 卷、《少广拾遗》1 卷、《方程论》6 卷、《勾股举隅》1 卷、《几何通解》1 卷、《平三角举要》5 卷、《方圆幂积》1 卷、《几何补编》4 卷、《弧三角举要》5 卷、《环中黍尺》5 卷、《堑堵测量》2 卷、《历学骈枝》5 卷、《历学疑问》3 卷、《历学疑问补》3 卷、《交食》4 卷、《七政》2 卷、《五星管见》1 卷、《揆日纪要》1 卷、《恒星纪要》1 卷、《历学答问》1 卷、《杂著》1卷，另有附录2 卷系梅瑴成的作品。
　　① 阮元：《梅文鼎传论》，《畴人传》卷38。
　　第三节对中国天文学的研究和贡献中国古代天文学的核心是制定历法，梅文鼎对传统天文学的研究就是围绕着历法沿革这样一条线索展开的。他有感于明代邢云路所著《古今律历考》对“古历之源流得失未能明也”，计划自己撰写一部58 卷的《古今历法通考》，内分历法沿革本纪、年表、列传、历志、法原、法器、图表等，显然包容了他所掌握的全部传统天文学的材料。可惜这部巨著没有出版，但从其自撰提要中亦可看出他对古历源流得失的真知灼见：“故不读耶律文正之庚午元历不知授时之五星，不读统天历不知授时之岁实消长，不考王朴之钦天历不知斜升正降之理，不考宣明历不知气刻时三差，非一行之大衍历无以知岁自为岁、天自为天，非淳风之麟德历不能用定朔，非何承天、祖冲之、刘焯诸历无以知岁差，非张子信无以知交道表里、日行盈缩，非姜岌不知以月蚀检日躔，非刘洪之乾象历不知日月迟疾，然非落下闳、射姓等肇启其端，虽有善悟之人无自而生其智矣。”①尽管对古历源流有浓厚的兴趣和深刻的认识，梅文鼎研究的重点却是元代授时历和明代大统历这两部相对晚近的历法。这一方面固然是因为授时历的优秀和大统历与之相应相承，另一方面恐怕也有通过研习历法来追念故明的心理动机。在《历学骈枝》一书中，梅文鼎用了大量篇幅辨证授时与大统的异同，开辟了后代学者通过大统历来解读授时历的研究途径。他又指出两历在法原、立成、推步等方面一脉相承；至于历元，大统虚用洪武甲子（1384）而实算仍本授时的至元辛已（1281）。他推崇授时历采用前代杨忠辅的岁实消长法，批评大统历弃而不用是一退步。他分析了两部历法在月行迟疾、日食计算等方面数据差异的原因，又论述了日、月不等速运动对合朔时刻的影响，校正了大统历中有关交食计算的错误数据，并用几何方法阐述了授时历中计算食限辰刻的原理。对于授时历中的两项重要创造，即相当于球面三角中纳皮尔公式的黄赤坐标换算法和相当于三次插值运算的招差术，梅文鼎则分别在《堑堵测量》和《平立定三差详说》中给出了详细的解说。他对这两部历法的若干研究成果也反映在《明史·历志》中。梅瑴成曾说：“《历志》半系先祖之稿”①，对比定稿的《明史·历志》和梅文鼎自撰的《明史历志拟稿》和《历志赘言》这两篇提要，可见他确实是《明史·历志》的主要作者。① 梅文鼎：《古今历法通考提要》，《勿庵历算书目》，“知不足斋丛书”本。① 梅瑴成：《操缦卮言》，《梅氏丛书辑要》本，乾隆二十六（1761）年。第四节对中国数学的研究和贡献梅文鼎对传统数学的研究当以《方程论》为最早。此书写成之后，他曾抄送一部给好友方中通并赋诗言志，诗前序写道：“方子精西学，愚病西儒排古算，著《方程论》，谓虽利氏（指利玛窦）无以难，故欲质之方子。”②的确，传统数学中有关线性方程组的内容正是当时传入的西方数学所不具备的，梅文鼎写作此书的一个动机就是提醒学人不要认为数学是西方的专擅。在这部书中，他还提出了将传统的“九数”划分为“算术”和“量法”这两大类的思想，他说：“夫数学一也，分之则有度有数。度者量法，数者算术，是两者皆由浅入深。是故量法最浅者方田，稍进为少广，为商功，而极于勾股；算术最浅者粟布，稍进为衰分，为均输，为盈朒，而极于方程。方程于算术，犹勾股之于量法，皆最精之事，不易明也。”①在梅文鼎的心目中，中国古代的勾股术就是西学之所谓几何，他通过《勾股举隅》和《几何通解》两书系统地论述了这一观点。《勾股举隅》首先用图验法证明了“弦实兼勾实股实”之理，实为刘徽、赵爽之后中国数学家对勾股定理的又一个证明。书中又借助图验法说明勾股形各边及其和差间的关系，并创造了已知勾股较与弦和和、勾股较与弦和较、勾股积与弦和和（或弦和较）、勾股较与弦和较（或弦较较），求其他元素的四类算法。《几何通解》的副题为“以勾股解《几何原本》之根”，书中首先列出《几何原本》中的命题，然后借助勾股和较术中的公式来证明。
　　当时《几何原本》只有前6 卷译本，梅文鼎在《测量全义》、《大测》等书透露的线索的启发下，对后几卷的内容进行了探索，多数成果都被写进他的《几何补编》一书之中。例如，他研究了正多面体及球体的包容关系，在西方这一课题乃是开普勒（J. Kepler，1571—1630）构造其宇宙模型的基础。他又研究了两种半正多面体即西方文献所称之“阿基米德体”。他还提出了球体内容小球的问题，并指出其与正多面体及半正多面体的关系。梅文鼎的《方圆幂积》是讨论球的表面积和体积与相应柱、台、锥体的关系，内中运用了剖割和旋转等多种技巧，对后来的研究者很有启发。
　　在当时传入中国的西方科学知识中，三角学恐怕是较难被人理解和接受的一部分内容。中国古代虽然有发达的勾股术，但一般角的概念却相对地缺匮，而“三角法异于勾股者，以用角也”①。梅文鼎作《平三角举要》和《弧三角举要》，可以说是中国人撰写的第一套三角学教科书。他又有《环中黍尺》，借助投影图解法来研究各种实际的球面三角问题，内中“三极通机”法与古希腊托勒密（Ptolemy，约85—165）的“曷捺楞马”（Analem- ma）法殊途同归。
　　对于中西之争，梅文鼎基本上能够持中平公正之心，这与他对数学本质的看法是有关系的。他在《中西算学通序》中写道：“数学者征之于实，实则不易，不易则庸，庸则中，中则放之四海九洲而准。”②他又说：“数学者② 梅文鼎：“复柬方位伯”，《绩学堂诗钞》卷一，乾隆二十二年（1757）刊本。① 梅文鼎：《方程论》“发凡”《梅氏丛书辑要》本。
　　① 梅文鼎：《平三角举要》卷一，《梅氏丛书辑要》本。
　　② 梅文鼎：《中西算学通序》，《绩学堂文钞》卷二，乾隆二十二年（1757）刊本。所以合理也，历者所以顺天也。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③同时他对西学中的内容也不一味盲从，而主张用“平心观理”和“义取适用”的态度去对待。他通过《笔算》、《筹算》和《度算》三部著作，分别介绍西方的笔算、纳皮尔算筹和比例规，但考虑中国文字采用直书形式，遂“易横为直以便中土”④。他在《历学疑问》中介绍了西方古典天文学中的小轮学说和偏心圆理论，但对采用这种模型统一地说明行星运动有所怀疑。在《五星管见》一书中梅文鼎提出了一种旨在调合托勒密和第谷（Tycho Brahe，1546—1601）两种体系的“围日圆象”说，使行星运动理论得到一个自治的解说。③ 梅文鼎：《堑堵测量》卷一，《梅氏丛书辑要》本。
　　④ 梅文鼎：《筹算》卷一，《梅氏丛书辑要》本。
　　第五节对清代学术界的影响梅文鼎是位个人经历和心理状态都比较复杂的历史人物。他生于明代官宦家庭又受教于明朝遗老，后来却蒙受清朝皇帝的恩宠，潜心钻研西学却又有“奉耶稣”而“弃儒先”之虞，这种矛盾的境遇促成了他积极地鼓吹“西学中源”说。在天文学领域，他宣称《周髀算经》中的“七衡六间”说就是地球分寒暖五带的原始，又说《黄帝内经·素问》中的“地之为下”就是地圆说的肇端，以及《楚辞·天问》中的“圜则九重”就是西方小轮体系的原型等等。在数学领域，他集中于论证几何学就是勾股的理论。由于时代的原因和清朝统治者的需要，这种不符历史实际的“西学中源”说在清代曾广为流传，并成了延缓西学深入传播的一个重要因素和统治者维系其王道正统的一个思想武器。梅文鼎的这一错误与其卓越学识的不和谐，乃是当时整个中华民族和中国社会在西方科技文明的冲击下所处两难境地的一种反映。
　　然而把梅文鼎的科学活动放在整个清代学术思潮演变的大舞台上加以审视，就会发现他在其中扮演了一个十分关键的角色。梁启超说：“我国科学最昌明者，惟天文算法。至清而尤盛，凡治经者多兼通之，其开山之祖，则宣城梅文鼎也。”①通过梅文鼎这一人物，也可从一个侧面看到中西两种文化由尖锐对立到开始交融的历史过程及其独特的方式。
　　① 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
　　第二十六章蒲松龄第一节少年时期蒲松龄，字留仙，又字剑臣，别号柳泉居士，山东淄川（今山东淄博市）蒲家庄人。生于明崇祯十三年（1640）四月十六日。他生长在一个渐趋败落的地主家庭里。远祖蒲鲁浑和蒲居仁，做过元代般阳路总管。高祖蒲世广是个廪生，曾祖蒲继芳是个庠生，祖父蒲生讷连秀才也未考取。祖父辈蒲生信，做过玉田知县，即《聊斋志异·梦别》中的玉田公。父蒲槃，字敏吾，“少力学”，至二十余岁还未能考中秀才，“遂去而贾”。他称自己父亲于“权子母之余，不忘经史，其博洽淹贯，宿儒不能得”①，到了四十几岁尚无子嗣，便“不欲复居积”，一面闭门读书，一面散其钱财，“周贫建寺”，后得四子一女，松龄为第三子。其时“家渐落，不能延师”，便亲自教子读书。蒲松龄天性颖慧，过目了然，在兄弟之中最受父亲的钟爱。十九岁初应童子试，便得到县、府、道都第一的优异成绩。山东学道施闰章（愚山）很赏识他。他对施闰章的知遇之恩，铭刻于心，在《聊斋志异·胭脂》中颂扬施：“真宣圣之护法，不止一代宗匠。衡文无屈士己也。而爱才如命，尤非后世学使虚应故事在所及”。从蒲松龄对施闰章的感念中，也多少可以窥见精神上受的某些影响。
　　进学第二年，蒲松龄就与同邑李希梅（尧臣）、张历友（笃庆）等少年秀才结为郢中诗社。蒲与张、李同年进学，当时正是同学少年，意气风发，“相期矫首跃龙津”。然而，科举对蒲松龄并非是直上青云的阶梯。继少年进学初露锋芒之后，“三年复三年”的乡试，却成了他终身难以闯过的关隘。康熙三年（1664），蒲松龄曾读书于李希梅家，他们“日分明窗，夜分灯火”，在一起专心致志苦读了几年书，这不仅说明他们彼此间在思想、性格、道德、学问互有影响，而且说明，蒲松龄的渊博学识是从刻苦钻研中逐渐累积起来的。
　　① 《蒲氏世谱》。
　　第二节对民间俚曲和鬼狐故事的兴趣青年时代的蒲松龄，不仅奋力于举业，“冀博一第”，而且对流行于农民群众中的俚曲歌词产生浓厚兴趣，还能自度曲。同邑友人唐梦赉《七夕宿绰然堂同苏贞下、蒲柳仙》诗中写道：“乍见耆卿还度曲，同来苏晋复传觞”。蒲松龄一生作有许多小曲和十四种俚曲，特别是小曲，很可能其中就有青少年之作。
　　蒲松龄对民间传说故事，极感兴味。他的《聊斋志异》也就是在青年时期开始创作的。康熙三年，张历友在《和留仙韵》之二中有句：“司空博物本风流，涪水神刀不可求。君向黄初闻正始，我从邺下识应侯。一对结客白莲社，终夜悲歌碧海头。九点寒烟回首处，不知清梦落齐州。”从张历友这首诗中已明显地透露了蒲松龄不仅爱好清谈述异，而且在这时已开始志怪传奇类小说的创作了，只不过当时还没有《聊斋志异》之名而已。这就是说，蒲松龄对民间鬼狐故事的兴趣、写作志怪小说的热情，不是在功名无望、满怀“孤愤”的情况下才萌发的；而是在潜心举业的青年时代，就“雅好搜神”、“喜人谈鬼”，并且热心地记录、加工，从事创作。这是兴趣和才华的顽强的表现，也是成就《聊斋志异》这部伟大作品的一个不可忽视的因素。蒲松龄后来将一腔“孤愤”寄托于神话幻想小说而不是别的形式，是与他早年对民间异闻传说有特殊感情，对幻想小说形式的特别爱好有密切的关系。
　　第三节幕宾生涯康熙九年至十年，在蒲松龄的一生经历中是颇有特色的一年。这时他应同邑进士、新任宝应知县孙蕙的邀请，南下江苏去作幕宾。孙蕙请蒲松龄为幕宾，主要是因其为同乡可作亲信助手，蒲松龄才识过人，堪任文牍事，其中当然也有同情蒲松龄落拓不遇、家境窘迫的意思。孙、蒲既是同乡，又是老相识，彼此没有什么隔膜，蒲松龄除代孙蕙作酬酢文字，草拟书启、呈文和告示之类，还常随孙蕙行役河上，或游扬州。蒲松龄对孙蕙体恤民苦，忤河务大员，因而受到弹劾，更是同情。他在《闻孙树百以河工忤大僚》一诗中写道：“故人憔悴折腰甚，世路风波强项难。吾人祗应焚笔砚，莫将此骨葬江干。”诗写得极动感情，极言做强项令之难。另外他还有《三月三日呈孙树百，时得大计邸钞》和《大人行》都表现了自己位卑才短，无力相助，和对孙蕙处境的深切同情。
　　这年三月，孙蕙调署高邮，蒲松龄随往，然而，他已厌倦了幕宾生活，思家甚切，不时流露愿归返故乡的情思。如《旅思》诗云：“十年尘土梦，百事与心违。天逐残梅老，心随朔雁飞。初春疑乍冷，久客似新归。可叹金城柳，参差已十围。”《堤上作》诗云：“独上长堤望翠微，十年心事计全非。听敲窗雨怜新梦，逢故乡人疑乍归。”这里流露的既是思乡又是自伤。其中最为重要的一首诗是《感愤》：“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别本“狐鬼史”亦作“夷坚志”），斗酒难消磊块愁。尚有孙阳怜瘦骨，欲从玄石葬荒丘。北邙芳草年年绿，碧血青磷恨不休。”这里抒发的是忧愤，是怀才不遇，表明自己不甘为人作幕一生。终于，在这一年的秋天，他便辞幕返回故乡了。
　　作幕生涯只有一年，但对蒲松龄的创作生活大有裨益。首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的一次远游，大开眼界，饱览风光，开阔了胸襟，陶冶了性情。一年间，他对南方的生活状况、风俗习惯也有所了解，这对他创作以南方为背景的那些作品，如《晚霞》、《白秋练》、《五通》等显然是不可或缺的；如《莲香》作于南游期间，是可以肯定的。其次，幕宾生涯使他有机会接触封建官僚机构的各色人等。可以说幕宾一年使他深入到封建官府心脏，熟悉了其中种种内情，这就为他在《聊斋志异》中描绘、揭露官场的弊害生出各种新巧的构思打下了厚实的生活根基。再次，在作幕宾期间，他还得以接触了南方一些能歌善舞的青年女性，如顾青霞、周小史，蒲松龄都有诗歌咏过她们。在《伤顾青霞》一诗中对这位歌女的不幸早逝，寄以深切的同情和哀伤，这与《聊斋志异》多篇对年轻鬼女的描写在精神上是相通的。另外，一年作幕使他搜集了大量创作素材。前面提及的那首《感愤》诗中所说：“漫向风尘试壮游，天涯浪迹一孤舟。新闻总入狐鬼史，斗酒难消磊块愁。”这里不仅表明他写作《聊斋志异》时间较长，也说明他积累较多。《巧娘》篇末注明是“高邮翁紫霞”提供的材料。还有，诗中把“狐鬼史”与“磊块愁”联系起来，说明这时作者已有明确的创作意图，是作为“孤愤”之书来写作了。
　　第四节贫病交加笔耕不辍康熙十年八月初，蒲松龄自淮扬返里。次年，他应乡试，又没有中试，尽管他带着孙蕙的一封荐书，也没起作用。这时他的心情痛苦之极，每年“营巢抱卵，拙似春鸠，衔草随阳，劳同秋燕”，“场屋中更更漏闻”，“风檐下步步镂心”，结果还是“年年落魄”，使他“四十衰同七十者”。这时他真的是“三载行藏真落水，十年意气已阑珊”①。
　　由于子女多而且小，天时又“连岁降奇荒”，康熙十一年淄川一带大旱，蒲松龄处于他坎坷一生中最艰难困苦的时期。所谓“贫因荒益累，愁与病相循”（《四十》）；“大者争食小叫饥”（《寄弟》）；“午时无米煮麦粥”（《日中饭》），都是这一时期写下的诗句，到他老母亡故时，以致无钱治具，告贷无门，最后不得不接受王如水的慷慨相助。这位小说家和诗人的穷困已达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
　　可喜的是在此艰苦岁月中，蒲松龄依然坚持《聊斋志异》的写作，他虽也产生过“鬼狐事业属他辈”的念头，却始终未辍笔。就在四十岁那年春天，这部杰作初具规模，并开始流传，蒲松龄感慨之余，乃作《聊斋自志》一文以弁其首。文中写道：“门庭之凄寂，则冷淡如僧，笔墨之耕耘，则萧条似钵。”可见他是在相当清苦的生活中进行写作的。
　　① 《蒲松龄集》。
　　第五节坐馆四十年家庭生活难以为继，又不愿为人作幕，也就只好到缙绅人家去坐馆了。
　　大约从康熙十二年（1673）起，蒲松龄开始了长达近四十年之久的塾师生涯。初始，蒲松龄在本邑城北丰泉乡王家坐馆，与王敷政的几个弟弟一正、居正、观正及其堂弟王体正相处极为融洽，时有诗歌唱和。蒲松龄在王观正死后写的悼诗《梦王如水》，尽情地抒发了他的沉痛之感，说明他们之间的深情厚谊。
　　蒲松龄大约在王家呆了两年以后，就到罢职归田的翰林院检讨唐梦赉家去做西宾了。唐梦赉极欣赏蒲松龄的才华，后数年唐梦赉为《聊斋志异》作序，说蒲松龄“幼而颖异，长而特达，下笔风起云涌，能为载记之言。于制举之暇，凡所见闻，辄为笔记，大要多鬼狐怪异之事。向得其一卷，辄为同人取去；今再得其一卷阅之，凡为余所习知者十之三四，最足以破小儒拘墟之见，而与夏虫语冰也”。可以说，唐梦赉是蒲松龄的知音，也是最早赞赏《聊斋志异》的人。
　　大约在康熙十七年左右，蒲松龄可能在刑部侍郎高珩家坐馆。康熙十八年（1679）蒲松龄的《聊斋志异》初次结集，作《聊斋自志》，高珩为之写序，阐述该书之特点和价值，以相推奖。这些都说明蒲松龄的艺术才华和《聊斋志异》的价值已受本邑名流所注目。然而康熙十七年，蒲松龄在乡试中又名落孙山，蹭蹬的命运和贫困的生活仍然在包围着他。
　　康熙十八年，蒲松龄年逾不惑，穷愁不遇，功名无望，贫病交加。然而可以庆幸的是，从这一年开始，他不再飘若萍梗，已有了一个比较安适的馆去坐，淄川五村西铺的显宦毕家，聘他为西席。蒲松龄遂设帐于绰然堂。毕家在明末是个名门望族，号称“三世一品”、“四士同朝”。蒲松龄的东家是刺史毕际有。这位毕际有，字载绩，顺治三年（1645）拔贡入监，考授山西稷山知县，后升江南通州知府。因解运漕粮，积年挂欠，赔补不及，康熙二年（1663）被罢官。以刺史称之，乃指其通州知州职衔。毕际有喜读书，精于鉴赏，风雅自命，在南通州做官时便广交名流，与江南大名士陈维崧、孙枝蔚、杜凌、林茂之等结识，“夜夜名流满高宴”。归田后，虽仍留心翰墨，有所著述，辑成毕自岩《石隐园集》，还曾助修邑志，但年事渐高，对于东山再起、光大祖业已然无意。
　　毕际有聘请蒲松龄来家设帐，一方面是为了教几个孙子读书，但另一方面，蒲松龄也是他清谈的伴友，文字的代笔。这样，毕际有对待蒲松龄比较友好，宾主相处十年，一直比较融洽。
　　毕刺史家的丰富的藏书开扩了蒲松龄的眼界，也为他提供了一个较好的读书和写作的环境，更有意思的是毕际有虽曾为贵官，但思想较为开明，并不歧视小说家言，不以他家的塾师谈鬼说狐，撰写艳情小说为侈陈怪异，有乖风化，不仅不加干涉，甚至风雅相属，赞助《聊斋志异》的创作。他除了提供一些素材外，还亲自为《聊斋志异》撰写短文，其中《五羖大夫》和《鸲鹆》两文，篇末明白地写着“毕载绩先生记”、“毕载绩先生著”。这对蒲松龄继续创作《聊斋志异》，该是一种鼓励吧！
　　毕际有死后，其子毕盛巨主持家务，宾主年纪相仿，长时间同桌共食，相互依傍，直是如同兄弟。蒲松龄在这样的环境中，度过他后来的三十年。除了以有限的时间出游、应试和抱病归家外，几乎全在毕家度过。
　　在这期间，文坛上的一段佳话出现了。大约在康熙二十七年春暮，文坛两俊秀相识。困守穷庐的秀才蒲松龄结识了位居台阁的诗坛盟主王士祯（字子真，一字贻上，号阮亭，又号渔洋山人）。
　　毕、王两家，世代联姻。毕际有的夫人是王士祯的从姑母。王士祯与蒲松龄会面，就是在毕家。蒲松龄与王士祯两人一朝相晤，便结下了文字之交。康熙四十七年（1708）蒲松龄有《王司寇阮亭先生寄示近刻，挑灯吟诵，至夜梦见之》七绝二首，其一云：“花辰把酒一论诗，二十余年怅别离。曩在游仙梦中见，须眉犹是未苍时。”
　　王士祯返回新城后，主动写信给蒲松龄，而蒲松龄对王士祯的态度是尊敬和爱戴。维系他们之间的纽带则又是《聊斋志异》一书。据说，王士祯非常欣赏《聊斋志异》，他未等全书脱稿，就“按篇索阅，每阅一篇寄还，按名再索..或传其愿以千金易《志异》一书”①，其中有些话虽不可信，但王士祯对《聊斋志异》颇为赞赏则是事实。比如，他曾写过若干条眉批，并在蒲松龄五十岁那年写诗推崇《聊斋志异》，这就是那首为后世广为传诵的诗：“姑妄言之妄听之，豆棚瓜架语如丝。料应厌作人间语，爱听秋坟鬼唱时。”蒲松龄也有诗酬答：“志异书成共笑之，布袍萧索鬓如丝。十年颇得黄州意，冷雨寒灯夜话时。”王士祯对蒲松龄的情意，对《聊斋志异》的称誉，不仅对蒲松龄是一种鼓励，也使《聊斋志异》飞出淄川，广为社会所知了。
　　由于孩子们渐次长大，蒲松龄的家境也日趋好转，到他七十一岁撤帐归来时，其家已是一个小康之家了。在这段时间内，他没有续写《聊斋志异》的迹象，但还坚持诗文、杂著的写作。
　　蒲松龄晚年生活虽较安定，却好景不长。不仅自己老况有加，幼孙也连“以痘殇”，到七十四岁时老妻又病故，他更觉凄寂，写出“迩来倍觉无生趣，死者方为快活人”（《悼内》）一类诗句①。一年之后，刚交七十六岁的蒲松龄，依窗危坐而卒，时为清康熙五十四年（1715）正月。
　　① 王培荀：《乡园忆旧录》。
　　① 《蒲松龄集》。
　　第六节《聊斋志异》的创作和流传《聊斋志异》的创作，前后历四十余年之久，贯串了蒲松龄的大半生。
　　《聊斋志异》属志怪传奇类小说，凡四百九十余篇，绝大多数是狐鬼花妖精魅的故事，以及一些奇闻异事。
　　蒲松龄创作《聊斋志异》的动机、过程和苦闷，在他所写的《聊斋自志》中说得极为分明：披萝带荔，三闾氏感而为骚；牛鬼蛇神，长爪郎吟而成癖。自鸣天籁，不择好音，有由然矣。松，落落秋萤之火，魑魅争光；逐逐野马之尘，罔两见笑。才非干宝，雅爱搜神；情类黄州，喜人谈鬼；闻则命笔，遂以成编。久之，四方同人，又以邮筒相寄，因而物以好聚，所积益夥。..独是子夜荧荧，灯昏欲蕊；萧萧瑟瑟，案冷疑冰。集腋成裘，妄续幽冥之录；浮白载笔，仅成孤愤之书；寄托如此，亦足悲矣！嗟乎！惊霜寒雀，抱树无温；吊月秋虫，偎阑自热。知我者，其在青林黑塞间乎！
　　《自志》表明，《聊斋志异》乃发愤之作，亦是孤愤之书。他通过“志异”抒怀言志，忧国忧民，类似屈原作《离骚》。“自志”也说明，《聊斋志异》的创作，经历了艰苦的过程，“自志”还说明，创作“志异”受到社会的冷落，友朋的劝阻和世俗讥笑。可见《聊斋志异》是集萃蒲松龄一生心血而写成。它凝聚着作者对现实人生的体验，其意义比苏轼在黄州借听人谈鬼来排遣政治上的苦闷，更为幽愤深广。
　　《聊斋志异》最富现实性和人民性的篇章，是那些揭露和控诉封建吏治黑暗、统治阶级腐朽和对人民的残酷迫害的优秀作品。《席方平》写冥间的城隍、郡司、冥王贪赃枉法，狼狈为奸，对负屈衔冤的席方平施行种种酷刑，实际上是现实生活中封建官僚机构的真实写照。《潞令》中的县官，贪暴不仁，死于他棍棒下的老百姓，狼藉于庭。《梦狼》写一个老人梦见衙门上下都是吃人的狼，堂上堂下，“白骨如山”，通过梦境则深刻反映了现实——官府就是虎穴狼窝，官吏就是吃人肉、喝人血的豺狼。在名篇《促织》里，作者为我们勾画了一幅惊心动魄的人民苦难图，人命不及促织，这便是封建社会的现实。
　　终生挣扎在科举道路上的蒲松龄，对于科举弊端有切肤之痛，所以，《聊斋志异》里有不少篇中深刻地揭露了科举制度的腐朽黑暗，特别是对考官的昏聩无知刻画得入骨三分，对科举制度戕害读书人的心灵，写来酣畅淋漓，令人回肠荡气。在名篇《贾奉雉》中真实地描写科场的美恶倒置，试官的愚智不分。在《司文郎》、《考弊司》、《于去恶》等虚幻故事中更尖锐地讽刺了考官的不学无术、爱钱如命。难怪在《三生》中一群科举失意者的鬼魂，一起向阎罗王请愿，要求对看不出文章好坏的考官，“挖其双睛，以为不识文之报”，“剖其心，以伸不平之气”，这种纯属幻想的离奇情节，无疑是反映了广大屡困场屋的知识分子的愤懑情绪。蒲松龄还以漫画家的笔触，为科举制荼毒下的知识分子画像，《王子安》中困于场屋的名士，白日作梦成翰林，“大呼长班”，为狐仙讥笑、戏弄，这就把读书人那种迷离恍惚、如痴如狂的精神状态，勾魂摄魄地描绘出来。
　　《聊斋志异》中写得最有情趣的是那些人鬼狐妖的爱情故事。这些人鬼狐妖“多具人情，和易可亲”。通过他（她）们的奇异故事，或讴歌其生死不渝的爱情；或描绘其闺房嬉戏，在一定程度上突破了封建礼教，流露出妇女个性解放的思想萌芽。如《连城》中描写连城与乔生以吟诗而成知己，连城赠金助乔生灯光，乔生割肉为连城合药。生不能成连理，死成伉俪。《瑞云》、《辛十四娘》、《小翠》皆歌颂了男主角不以妍媸为念，不因爱人变丑而爱弛的高洁情愫。至于像婴宁之天真，连琐之柔弱，黄英之端庄，侠女之刚毅，狐女之幽默都不合封建社会所谓的“女子无才便是德”的格言。当然《聊斋志异》中的爱情故事，也难免玉石杂陈、良莠并茂，其封建说教部分更不可取。
　　《聊斋志异》中还有些故事，富有寓言意味，其哲理蕴涵颇能启人心智。《劳山道士》揭示了一个很深的哲理，即在学习与工作中心浮气躁，一意取巧，不肯付出艰苦劳动，肯定是要碰壁的。而《画皮》则说明，恶鬼一样的坏人，往往乔装打扮，隐蔽自己的真象而以各种假象迷人，要不受坏人欺骗，必须学会透过现象看本质。
　　《聊斋志异》在艺术上的成就，就在于蒲松龄充分发挥了传统志怪传奇小说的艺术功能。人们读《聊斋志异》，便被那一则则奇异故事引导着去认识社会、理解人生。情节生动和丰富是《聊斋志异》的又一重要艺术特色，鲁迅评论《聊斋志异》的情节艺术说：“描写委曲，叙次井然，用传奇法，而以志怪，变幻之状，如在目前；又或易调改弦，别叙畸人异行，出于幻域，顿入人间；偶述琐闻，亦多简洁，故读者耳目，为之一新。”①《聊斋志异》最初以抄本形式流传，到乾隆三十一年（1766）始有知不足斋刻本（青柯亭本）问世，此后有多种选本、注本、评本出现。1956 年文学古籍刊行社影印蒲氏手稿本二百三十七篇，1962 年中华书局出版会校会注会评本，共包括四百九十一篇和附录九篇。1975 年上海人民出版社影印出版铸雪斋抄本。1979 年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了铸雪斋排印本。《聊斋志异》现有英、法、德、日等十八种外文译本。典雅古奥的《聊斋志异》能够译成几种世界主要语言广泛流传，说明了它的巨大的生命力。
　　蒲松龄是位勤恳的著作家，除了《聊斋志异》外，他还为农民编了不少实用书籍，如《日用俗字》、《农桑经》、《婚嫁全书》、《药祟书》、《历字文》等。康熙五十三年（1714），辑录《会天意》，以收量晴谋雨之意。后又手录《观象玩古》，“备旱涝之秋，为瞻云望岁之助”。
　　蒲松龄的杂著，表明了他与黎民百姓的血肉相关的联系。举凡乡民需要的种桑种地，医病取药，婚嫁礼仪，天气观测，修身养性，他皆有著述。这自然是他长期乡居接触实际的结果，也说明他的知识渊博。
　　另外作者还有诗千余首，词百余首，文四百余篇，戏剧三种，俚曲十四种，上述作品除失传者外，绝大多数已收入路大荒编的《蒲松龄集》中。① 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第二十七章雍正帝胤禛第一节储位斗争中继承皇位雍正帝，名胤禛，康熙帝第四子，康熙十七年十月三十日（1678 年12月13 日）生。
　　六岁进尚书房，稍长，便跟随康熙帝四出巡幸，并奉命办理一些政事。
　　十六岁那年，他陪同其三兄允祉往祭曲阜孔庙，十九岁，随从康熙帝征讨噶尔丹，掌管正红旗大营，又往遵化暂安奉殿祭祀孝庄文皇后，二十一岁受封为贝勒。二十三岁侍从康熙帝视察永定河工地，检验工程质量。二十五岁，随同皇父巡幸五台山，次年侍从南巡江浙，对治理黄河、淮河工程进行验收。三十二岁时，始封为雍亲王。四十四岁这年，正是康熙帝登基六十周年大庆，他奉命往盛京祭告祖陵，回京参加贡士会试试卷复查事务，冬至时遵命代康熙帝南郊祭天。次年，清查京、通两仓，又秉命冬至祭天。胤禛的这些活动，对他来说有两重意义，一是由于他多次随从巡幸、外出代办政务，足迹遍于中国主要地区，使他有机会了解各地经济物产，山川水利，民间风俗，宗教信仰，历史问题，取得了关于民事的第一手资料；二是观察了康熙帝处理政事，考查了地方行政和吏治，锻炼了处理某些政事的能力，获得了从政的一些经验。这两个方面的因素，对雍正帝日后治理国事都有很大的实践意义。不过对他影响至大的，还是康熙后期的储位斗争。
　　允礽自康熙十四年（1675）立为皇太子，时间渐久，自成一大政治势力，企图早日继位，便与父皇发生权力冲突，康熙帝一气之下，于四十七年将其废黜。诸皇子乘机谋取储位，皇长子允禔率先活动，受到康熙帝的指责，转而支持皇八子允禩。允禩早与皇九子允禟、皇十四子允禵联结，以行仁义收揽人心，被朝臣举荐为皇储。康熙帝对他本有好感，但对他露骨地谋求储位深为不满，予以摈斥。康熙帝为平息诸子的争竞，于四十八年（1709）再立允礽，同时封诸子为亲王、郡王、贝子，胤禛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被封为雍亲王的。胤禛也参与了这场储贰斗争，不过他不是为自己夺嫡，却是向康熙帝说允礽的好话，又同时与允禩保持联系。当康熙帝因废太子而伤心生病时，他自愿担任护理，请医调治。他八面玲珑，处处做好人，表现出政治上的圆滑和活动能力。
　　允礽再立后，为巩固储位又进行了一些非法活动，引起父皇不快，于五十年（1711）再次将他废黜。以后不断有朝臣为他复位奔忙，均遭康熙帝处罚。允礽被遗弃了，但他留下的皇太子的空位，康熙帝却未令人替补，惹得诸皇子为之大动心机。允禩有资本，继续活动，又一次受到父皇斥责。他的同伙允禵“虚贤下士”，联络各方人士，“颇有所图”①。允禵于五十七年（1718）受命为抚远大将军，出征西北，指挥两路清军入藏，送达赖六世至拉萨，驱逐了一度盘踞在西藏的准噶尔人的势力，稳定了西藏局势。他的声誉日高，有可能成为储君。诚亲王允祉受命开蒙养斋馆，身边聚集着一群学人。他也“希冀储位”，以至允礽再废后，竟“以储君自命”①。
　　在诸皇子营求储贰的明争暗斗中，胤禛毫不让人，不过他的表现方式多① 《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五十七年折）》。
　　① 《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二十四日谕。
　　少与众不同。胤禛深知，允礽再废后，谁活动有力，谁就可能谋得太子地位。他的办法是：一要想方设法取得父皇的宠爱；二要以废太子虐待昆季为戒，妥善处理好弟兄间关系；三要加意联络百官，尤其对康熙帝身边的大小臣僚多下功夫；四是大力培植雍邸人才，作为筹建江山的基干。胤禛采取两面派活动手法，外弛而内张，哄骗康熙帝、政敌和百官，取得了效果。康熙帝命他参加一些政务活动，还屡次去他的花园，与家人团聚，又召见胤禛的儿子弘历（乾隆帝），带到宫中养育。胤禛建立了一个小集团，其中有理藩院尚书、步军统领隆科多、川陕总督年羹尧等人。
　　康熙帝晚年，储位久虚，诸皇子激烈角逐，甚至连国法、家法也毫无顾忌。康熙帝主意不定，但对允禵、胤禛有所偏爱，看来他要在这两人中选择一个。
　　康熙六十一年（1722）十一月十三日皇帝病故，胤禛宣布圣祖遗诏：“雍亲王皇四子胤禛人品贵重，深肖朕躬，必能克承大统，著继朕登基，即皇帝位”②。
　　雍正帝继位不久，社会上就流传他篡改康熙帝遗诏的说法：“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篡的位①。康熙帝是否遗命允禵嗣统？这种传说确有令人生疑之点。清朝制度，称皇帝的儿子必冠以“皇”字，如称十四子必云“皇十四子”，若改遗诏“十”字为“于”字，则诏书文字应成为“皇于四子”，于文理不通，雍正帝怎能以此明目昭彰的作伪夺位呢？
　　从现在已掌握的资料看，说康熙帝要传位雍正帝或允禵，都缺乏足够的证据。所以这个问题仍可存疑。但是按康熙帝遗愿胤禛合法继位的说法较可信，而指定允禵嗣统说的历史资料则更缺乏可靠性。
　　胤禛做了皇帝，以四十五岁的中年开始了君临天下的政治生涯，这是他一生的转折点，他的个人历史，自然地划为截然不同的两个阶段。
　　雍正帝在储位斗争中的胜利，有其必然性，这就是：第一，他的才能和务实精神会取得一些人的支持，他的属人戴铎曾向大学士李光地称道其主子：“才德兼全，且恩威并施，大有作为。”②事实上，在争夺皇储的斗争中，雍正帝提出整顿积习的振作有为的政治方针，与允禩的仁义方针相对立，以争取人心。第二，他善于耍两面派手法，从而欺骗了对手和康熙帝，使政敌不以他为意，没有集中力量对付他，从而轻巧地取得成功。第三，他有一个集团，在关键时刻用上了力，如通过隆科多稳定京中局势，通过年羹尧控制允禵和稳定西北地区。
　　康熙朝的储位之争是统治者内部最高层次的权力争夺，凡参与者手脚都不会干净，都不那么高尚，所以雍正帝或他的弟兄允禩、允禵等人，即使康熙帝指定的继承人，谁上台都有谋夺的成分，都有可指责之处，但是过往较多的评论，赞扬允禵，贬责胤禛，同情允禩，这未必公允。
　　储位之争长达十几年，把一部分贵胄、官僚、文人以及西洋传教士卷了进去，激烈到你死我活的程度，这种情况预示，它不会随着胤禛的继位而彻底结束，胤禛还必须把这一斗争进行到底，这自然会影响雍正年间的政治。② 原件藏北京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
　　① 《大义觉迷录》，见《清史资料》第四辑121 页。
　　② 《文献丛编》第三辑《戴铎奏折（康熙五十七年折）》。
　　第二节政治思想、才能和性格雍正帝在康熙后期参与了储位斗争，形成他对社会政治的看法。他说：“朕在藩邸四十余年，凡臣下之结党怀奸，夤缘请托，欺罔蒙蔽，阳奉阴违，假公济私，面从背非，种种恶劣之习，皆朕之深知灼见可以屈指而数者，较之古来以藩王而入承大统，如汉文帝辈，朕之见闻更过之。”①他深知康熙后期的社会问题，如朋党斗争；吏治不清；依靠富民政策的实行，加速了贫富矛盾的积累；西北用兵不停，需要继续解决与准噶尔部的矛盾；国帑空虚。他针对现实，结合自己的理想，产生他的政治纲领。
　　雍正帝在即位的当月，谕令大学士、尚书、侍郎：“政事中有应行应革能裨益国计民生者，尔等果能深知利弊，亦著各行密奏。”②紧接着，在雍正元年（1723）元旦，给地方各级文武官员分别发布的上谕中，讲古代纯臣，皆“兴利除弊，以实心，行实政”①，发出为国计民生进行兴利除弊的政治改革的号召。他的改革思想包含如下内容：第一，反对因循苟且。雍正帝认为他即位时“人心玩愒已久，百弊丛生”，“若不惩创，将来无所底止”②，屡屡告诫臣下，不可“因循玩愒”③。他针对康熙帝“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思想，主张“着意搜剔”，把攻击这是“多事”的人斥为“浅见无知辈”④。他反对因循守旧，是为清除改革道路上的思想障碍。
　　第二，整顿吏治，以利民生。雍正帝在前述元旦给总督的上谕中说：“今之居官者，钓誉以为名，肥家以为实，而曰‘名实兼收’，不知所谓名实者果何谓也”⑤，实际上发出整饬吏治的通告。他在登极一周年的时候又说：“朕缵承丕基，时刻以吏治兵民为念”⑥，表明他企图通过整顿吏治，达到富国裕民的目的。
　　第三，反对朋党。雍正帝从亲身体验中深知朋党的危害：朋党各行其是，破坏朝政统一，损害君主权威。朋党之间互相攻击，任用私人，不仅失去正常的用人原则，也干扰了君主行使用人去人的权柄；朋党各抒政见，自我标榜，批评朝政，扰乱君主视听，妨碍坚持既定的政策。所以他说“朋党最为恶习”⑦。他反对的朋党包括科甲出身官员的师生同年的宗派关系，因此宣称，欲“将唐宋元明积染之习尽行洗涤”①。“务期振数百年颓风，以端治化之本”②。表明他为澄清政治、医治痼疾的决心。
　　兴利除弊的改革思想是雍正帝政治思想的一个内容，此外，他认为“有① 《雍正起居注》，四年十一月初二日条，原件藏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② 《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谕；拱北楼书局版影印本。① 《清世宗实录》卷3。
　　② 《上谕内阁》，雍正八年五月初十日谕。
　　③ “朱批谕旨·范时绎奏折》，雍正六年六月二十日折朱批；光绪十三年上海点石斋缩印本。④ 《朱批谕旨·田文镜奏折》，雍正八年二月初一日折朱批。
　　⑤ 《清世宗实录》卷3。
　　⑥ 《清世宗实录》卷13。
　　⑦ 《清世宗实录》卷6。
　　① 《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二月初三日条。
　　② 《雍正起居注》，雍正五年正月十三日条。
　　治人无治法”，以为好的君主和官吏就可以把政治办好，这是他的基本观念。他主张“为政务实”，即从实际出发，踏实地办事，这是他的思想灵魂。他主张施政严猛，要有雷厉风行的办事作风，这是他施政的策略思想。在雍正帝的全部政治观念中，兴利除弊是其核心内容，因而是他为政的基本特色。这一政纲，需要制定者有相应的施政智能和气魄，方有可能实现，雍正帝恰是这样的君主。
　　鄂尔泰等纂修的《清世宗实录》，说雍正帝“幼耽书诗，博览弗倦，精究理学之原，旁彻性宗之旨。天章睿发，立就万言。书法道雄，妙兼众体。每筹度事理，评骘人才，因端竟委，烛照如神。韬略机宜，皆所洞悉”③。这些评论虽不无溢美之辞，但基本上是事实。雍正帝自幼受严格的教育，掌握了满文、汉文，熟悉儒家经典，并能有自己的理解。他具有较多的历史知识，能够吸取前人的政治经验，又提倡三教同源之说，学兼佛老。他文思敏捷，才能出众，能于日理万机之中，亲自书写朱谕、朱批，动辄千百言，一挥而就。
　　雍正帝具有刚毅的性格。他教导臣下：“世间事，要当审择一是处，力行之，其余利害是非，概弗左盼右顾，一切扰乱阻挠，不为纤毫动摇，操此坚忍不拔之志以往，庶几有成。”④他倡言要树立坚忍不拔之志，自己就是这样实践的。他强烈反对优柔寡断的性格和作风，主张办事不怕艰难，不怕阻挠，认准了就干。雍正帝的刚毅果断同急躁毛病连在一起。康熙帝批评他幼年“喜怒不定”，他自以为到成年改正了，其实并不彻底。康熙帝又以“戒急用忍”训诫他，他把这书写出来作为座右铭，但有时还是犯急性病。他很自信，有人批评“为人自圣”①，是说他自信过头了。
　　雍正帝勤于政事，自云年富力强，可以“代理”“大学士所应为之事”②，要把国家元首和行政首脑两重职务都兼起来。他治理朝政，自朝至暮，少有停息，大致上是白天会见臣下，议决和施行政事，晚上批览奏章，常常至深夜方休。他在繁忙中又特别认真，臣下题本的错字，重复汇报的内容，都在他精细审视下检示出来。因为勤政，加上一套有效的行政办法，所以他办事迅速，这也是他刚毅性格的表现。
　　雍正帝的才能，表现在政治上可以归结为三点：一是较了解下情，也较了解自己；二是建立在了解下情的基础上的改革政治的抱负，以及改革的内容、范围和深度；三是处理政事的实际能力。雍正帝的才能紧紧地与他的政治思想、政治实践联系在一起。
　　雍正帝的性格与他的政治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他的坚毅性格，使他勇于冲破反对势力的阻挠，坚定地实行他的改革政策。他的刚强果毅，产生雷厉风行的作风，办事迅速，讲求实效。他的急躁使他的果断不能完全建立在对客观事物深入认识的基础上，在有的问题上陷入盲目性，犯了轻举妄动的毛病。自信心有助于他坚强果敢，但自信太过，容易阻碍言路，影响政治的改革。
　　③ 《清世宗实录》卷1。
　　④ 《朱批谕旨·高其倬奏折》，雍正五年九月初二日折朱批。
　　① 《李朝实录·英宗实录》卷40，十一年（雍正十三年）正月甲戌条，学习院东洋文化所究所1964—1965年版。
　　② 《上谕内阁》，雍正元年十一月初八日谕。
　　第三节政治斗争与处理政敌争夺皇位的胜利者雍正帝，不想放过政敌允禩等人，允禩等人也不甘心失败，所以双方的斗争在雍正帝继位后延续下来，只不过斗争的方式、性质有异于康熙朝罢了。
　　雍正帝于雍正二年（1724）对诸王文武大臣说：“尔等大臣内但有一人，或明奏，或密奏，谓允禩贤于朕躬，为人足重，能有益于社稷国家，朕即让以此位，不少迟疑。”①当皇帝的说这样的话，像是有天下为公之心，其实是被迫无奈，故作姿态，以此威胁众人尊奉他。事实上，不管那个皇子继位，都会因原先政敌的反对而威信一时建立不起来。所以康熙帝死后，统治集团上层的争斗有着削弱清朝政权的危险。雍正帝决定采取清除政敌、改革政治等措施，强化君权，树立自己的权威，克服初政的某种危机，巩固政权。雍正帝对允禩、允禵集团采取分化瓦解、各个击破的方针，有计划、有步骤地打击、直至消灭对方。康熙帝去世的第二天，雍正帝即封允禩为廉亲王，任命为总理事务大臣，先后让他掌管理藩院、工部事务，又任命允禩的支持者大学士马齐也为总理事务大臣，将允禩党人贝子苏努晋爵贝勒，将其子勒什亨委署领侍卫内大臣。雍正帝对这个集团的另一些成员则采取严厉的态度，一即位就征召允禵回京，削夺王爵，囚禁于遵化景陵，将允禟驱逐到西大通（今青海大通县东南），由年羹尧监视，将允■革爵，抄家监禁。这就使该集团首领分散于各地，联合不到一起，完全丧失东山再起的条件和机会。
　　雍正帝这样处置政敌恰到好处。虚尊允禩，实则是擒贼先擒王，以安抚该集团首脑，稳定政局。允禵在康熙季年、雍正即位之际政治影响力大，号召力强，如若对他尊宠，人们正可乘机向他靠拢，倒使他势力发展，不好收拾，所以对他以打击为上策。允禟之母宜妃健在，地位原属尊贵，在宗室中有一定威望。雍正帝对其母子不能不防，否则母子联合起来，可能乱政，还是把允禟遣发远地为好。允■不是该集团的最核心人物，给他严厉处分，既不会引起事端，倒可杀鸡儆猴，使那些非核心人物有所畏惧而不敢追随允禩、允禵。
　　允禩集团对雍正帝的当政非常藐视，时刻想推翻他的政权。允禵被召至京，雍正帝要与他亲近，他全不理睬。一次雍正帝训饬他，他表示不服，及至允禩命他下跪，他才听从。允禵的这番表现，显出他不服失败的劲头。允禩被加官晋爵，他的外亲都来祝贺，其妻乌雅氏说：“有什么可喜可贺的？不知道那一天掉脑袋呢！”①他们在雍正帝继位合法与否问题上大做文章，他们的太监被发配边疆，沿途称冤，逢人便说：“你们都来听新皇帝的新闻，我们已受冤屈，要向你们告诉，好等你们向人传说。”他们讲的内容都是涉及继位的大事，如改诏，又如说康熙帝是雍正帝害死的：“圣祖皇帝在畅春园病重，皇上就进一碗人参汤，不知如何，圣祖皇帝就崩了驾。”①把谋父篡位的罪名，加在雍正帝身上，是最厉害的一招，是欲置于死地。
　　允禩集团有社会基础，大约因讲仁政，得到一些人的支持。雍正三年① 《雍正起居注》，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条。
　　① 《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一月二十八日条。
　　① 《大义觉迷录》卷3。
　　（1725）三月，旗人蔡怀玺跑到景陵允禵囚禁处投送纸条，上写“二七便为主，贵人守宗山”。“以九王之母为太后”②。希望允禵坐江山，允禟之母宜妃为太后。同年，天津州民人郭允进自称遇洪觉禅师，得授韬略，书写“十月作乱，八佛被囚，军民怨新主”的传单，浙江人欧秀臣将之刊刻，广为传播③。他们同情允禩，怨恨雍正帝，可能还要暴动。山西人令狐士义到西大通找允禟，表示“愿附有道之主，不附无道之君”，要联合山、陕兵民，以保允禟④。
　　雍正帝在雍正二年春天以前，对政敌的打击尚有所节制，这是因为政权还不太巩固，不便太刺激对方。雍正二年三月，青海胜利，雍正政权的力量增强了，随即加紧惩治允禩一伙。四月，对允禩本人声罪致讨，说他“肆行悖乱，干犯法纪，朕虽欲包容宽宥，而国宪具在，亦无可如何，当与诸大臣共正其罪”⑤。五月，革去苏努贝勒，七月发出《御制朋党论》，进一步开展反对允禩党人的活动，不久年羹尧、隆科多问题的出现，遂放松了对允禩的攻势，迨至三年十二月，年羹尧赐死，便加速惩处允禩等人。至四年，允禟、允禩先后囚禁致死，允禵迁于京城景山，蔡怀玺自杀，郭允进枭首示众，其他允禩党人也遭到处分。至此，经营二十多年的允禩集团彻底垮台。
　　允禩等人与雍正帝的矛盾，在康熙年间是争夺储位，雍正初则转变为争夺皇位的斗争。雍正帝由于占据皇位的绝对有利地位，经过四年的努力，完全战胜了对方。
　　雍正帝的胜利主要是在政治上、组织上击败了政敌，而在思想领域，在舆论上，却没有达到这一目的。有人说他“凌逼弟辈”，惩处诸兄弟是“报复私怨”①。翰林院检讨孙嘉淦为此上条陈，要求雍正帝“亲骨肉”②。当时舆论较强烈，雍正帝不予反驳，只表示那是对他的人身攻击，并不追查造言人，对孙嘉淦还加以鼓励，提升他为国子监司业。
　　事情还不局限于舆论，更有人利用为制造政治事件，这就是“曾静投书案”。曾静是汉族贫苦读书人，具有尊华夏贱夷狄的思想，希望恢复汉人的统治，改善穷苦人状况。他听说雍正帝失德诸事，认为这是可以利用的反对清朝的理由，乃于雍正六年（1728）派弟子张熙到川陕总督岳钟琪处下书，策动他造反，为汉人复仇。他在书中宣布雍正帝十大罪状，即“谋父”、“逼母”、“弑兄”、“屠弟”、“贪财”、“好杀”、“酗酒”、“淫色”、“怀疑诛忠”、“好谀任佞”③。把允禩党人散布的关于雍正帝继位的言论汇集起来，作为重型炮弹攻击雍正帝。
　　这时雍正帝已度过初政权力不稳的阶段，力量也增强了，就利用曾静提出的问题，寻找攻击他失德的言论制造者，以便进行一场公开的辩论，挽回他的名声。
　　经过追查，根源果然是允禩集团中的人。雍正帝指出：允禩、允禟的“奴② 《文献丛编》第一辑《蔡怀玺投书允禵案》。
　　③ 《清世宗实录》卷44；萧奭：《永宪录》第290 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④ 《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八月二十八日条。
　　⑤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四月初七日谕。
　　① 《上谕内阁》，雍正元年二月初十日谕。
　　②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3《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孙文定公神道碑》，乾隆三十四年刊本。③ 《大义觉迷录》卷1。
　　隶太监，平日相助为虐者，多发遣黔粤烟瘴地方，故于经过之处，布散流言。而逆贼曾静等又素怀不臣之心，一经传闻，遂借以为蛊惑人心之具耳”①。雍正帝决心挽回自己的被动局面，迭发上谕，再次宣布允禩集团罪状，讲解储位斗争以来的历史，极力为自己洗白。他就曾静所列罪状，逐条辩解。他深知那些指责中关键是继位问题，特别详加解说。因为关于他“失德”的说法已散布在民间，他就想把他的辩词也使家喻户晓，于是把他关于曾静一案的上谕编辑在一起，附上曾静的口供，集成《大义觉迷录》，颁行各府州县，命地方官向民间宣讲。所以《大义觉迷录》成为雍正帝嗣位及初政的宣传品。看来雍正帝通过曾静案，对储位和皇位斗争的是非做了一个总结，宣布思想上和舆论上的胜利，但是实际上他没有取得这个效果。
　　① 《大义觉迷录》卷1。
　　第四节改革赋役制度及对农民的政策雍正帝把财政与民政联在一起考虑，进行了以下几项改革。
　　第一，清查亏空。雍正帝深知贪官污吏舞弊、钱粮短缺的严重情形，决心整饬吏治，清查钱粮。即位一个月就下达了命令。他首先讲了清理的必要性：各地亏空钱粮不是受上司勒索，就是自身侵渔，都是非法的。在先，大行皇帝宽仁，未对赃官明正法典，所谓勒限追捕，也不过虚应故事，亏欠依然如故。但由此而造成库藏空虚，一旦地方有事，急需开支，则关系非浅，因此必须清查。接着说了清理的政策，地方凡有亏空，限三年之内如数补足，如限满不完，从重治罪①。
　　清理令下之后，从中央到地方都动了起来。在户部查明亏空二百五十万两，雍正帝责令该部历任堂官、司官和部吏赔偿一百五十万，另一百万由户部逐年弥补。内务府官员李英贵等人冒支正项钱粮百余万两，雍正帝抄他们的家产来抵偿。
　　地方上的清查，在雍正元年普遍开展起来，当年被革职查封家产的地方大员很多，其中有湖广布政使张圣弼、湖南按察使张安世、江苏巡抚吴存礼、布政使李世仁、江安粮道王舜。原山西巡抚苏克济被人告发贪赃四百五十万两，雍正帝抄没其家产外，责令其家人赵七帮助赔补二十万两。
　　严厉的清查，经过三年，取得相当效果，中央的清理基本结束，一些省区，如直隶、河南、山西等省弥补了亏空。有些省份虽也获得一些效果，但虎头蛇尾，企图草草了结。雍正帝对此极为不满，下令展限三年，务期彻底搞清，否则重治督抚之罪。
　　第二，实行耗羡归公及养廉银制度。雍正帝清理亏欠，赃官赔偿以外，就令官员以羡余来弥补，所以清理财政的同时，必须进行耗羡提解。
　　康熙末年有人提出整治滥收火耗和改变它的用途的建议，认为耗羡除允许州县官动用一部分外，其余的归省里，用作公共事务。康熙帝不赞成。他说，征收火耗原是地方官的私事，若允许他部分归公用，就是中央政府承认此项征收是合法的，他本人将落个实行加派的罪名。雍正帝同乃父态度不同。雍正元年，山西巡抚诺岷请求将该省各州县耗羡银全部上缴布政司，一部分用作抵补无着落的亏欠，一部分给官员作养廉银。这是全面实行耗羡提解的办法，雍正帝当即批准实行，并在全国推广山西的做法。
　　耗羡提解的目的之一，是要制止官吏乱征附加税，降低火耗率，以减轻税民负担。雍正帝对于耗羡率，只许减少，不许增多。他说，如地方官员“于应取之外，稍有加重者，朕必访闻，重治其罪”①。耗羡归公后，各地火耗率与实行前发生变化，大多数地区耗羡率降低在正额钱粮的一至二成之间，比原来的高耗羡率有了一定程度的降低，扭转了地方官狂征滥派的严重情况。耗羡提解以后，雍正规定，它的用途为三大项；一是给官员的养廉银，二是弥补地方亏空，三是留作地方公用。第二个用项在雍正初年清理财政中业已实行，待清补完毕，这部分银子就改用到其他两项上。
　　清朝实行低俸禄的制度，致使官员贪赃枉法，滥征火耗银。耗羡归公了，但从中提出一部分，作为他们办公和生活补助费，不再多贪占，以维持其“廉① 《上谕内阁》，康熙六十一年十二月十三日谕。
　　① 《雍正起居注》，雍正四年十月十四日条。
　　洁”，称为“养廉银”。在雍正朝，由于清查亏空和实行养廉银制度，官场确实较前清廉。
　　第三，实现摊丁入粮制度。清朝政府的徭役，无田的穷民不堪负荷，有田有势的又勾结官吏进行规避。康熙时就有官员看到贫富差役不均的情形，有人提出改革办法，没有被康熙帝批准。雍正帝即位后，就面临这个棘手问题。
　　雍正朝摊丁入亩首先提出者是山东巡抚黄炳，他看到人丁逃亡日益严重，于雍正元年六月提出倡议。一个月后，直隶巡抚李维钧发出同样的呼声。雍正帝认为，“摊丁之议，关系甚重”，准备以后再办，因而始则责备黄炳“冒昧渎陈”①，继而把李维钧奏折交户部讨论。户部同意李维钧的条陈，雍正帝仍不放心，又让九卿詹事科道共议，有人就摊丁提出疑议，因田亩有大小好坏之别，怕摊得不均。雍正帝遂命李维钧详细规划具体办法，要做到对国课无损，于穷黎有益。李维钧遵命筹划，准备把地亩分为三等，丁银按地亩等级摊入，不至于好坏地负担轻重不均。十一月，雍正帝认为他“筹度极当”，办法完善，就命他于下年开始实行②，并命黄炳向直隶学习其具体办法，以便推行。这样，摊丁入粮的大事，经过半年的讨论，就定下来了，在全国次第实施。
　　第四，推行士民一体当差的政策。绅衿享有法定的豁免杂项差徭的权利，还谋求种种非法特权。雍正帝痛斥那些“荡检踰闲不顾名节”士人的种种不法罪行：他们“出入官署，包揽词讼”，勾结地方官，分享政府的司法权；“武断乡曲，欺压平民”，称霸乡里；“抗违钱粮，藐视国法”；“代民纳课，私润身家”，即揽纳钱粮，加以侵吞③。绅衿合法和非法的权利，造成平民与绅衿的对立，他们的不法行为，同政府的法令和权力也发生冲突。他们腐蚀各级官员，是产生吏治败坏的一种社会因素。封建国家要保持它的机器的正常运转，它的统治的稳定，就必须与不法绅衿作斗争。雍正帝看到问题的症结，于雍正二年二月，下令革除标志绅衿特权的“儒户”、“宦户”名目，不许他们借此营私不法①。为此，他颁行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
　　士民一体当差。雍正元年河南巩县知县张可标发布告示，令“生员与百姓一体当差”②，次年豫抚田文镜把这种办法推广到全省。
　　严禁绅衿包揽钱粮。雍正五年（1727）定出惩罚事例：凡贡监生员包揽钱粮而有拖欠的，不管多少，一律革去功名；拖欠至八十两的，以赃或枉法论处。
　　严禁绅衿欠粮。制定两条新法令，一是雍正六年规定，凡系绅衿拖欠钱粮，地方官要把他同平民欠粮分开，单独汇报，以便照绅衿抗粮例治罪。一是雍正八年定例，州县官要把生员应纳钱粮造册送学官，由学官协助督促完纳。
　　严禁绅衿驾词兴讼。河南进士王辙伙同伊伯武生王允彝、武生王甸极等包揽词讼，诈骗钱财，雍正帝革其进士，对他们严行审判。
　　① 《朱批谕旨·黄炳奏折》，雍正元年六月初八日折朱批，第九册。
　　② 《朱批谕旨·李维钧奏折》，雍正元年十月十六日折朱批，第五册。
　　③ 《上谕内阁》，雍正四年九月二十七日谕，第十一册。
　　①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二月十四日谕，第四册。
　　② 《朱批谕旨·石文倬奏折》，附班第奏折，第十一册。
　　加强对生监的管理。政府规定：每年年底，生监要五人互保没有抗粮包揽等事，生员完粮后，方准应试。
　　严禁生员罢考。政府一系列的政策，触动了绅衿特权，引起他们的不满和反抗，最严重的是雍正二年河南封邱罢考，生监声称“征收钱粮应分别儒户、宦户，如何将我等与民一例完粮，一例当差？”③强烈要求维护他们的特权。雍正帝指示地方官对肇事者严行惩处，又派刑部侍郎赴豫审理，将为首者处斩。
　　第五，制定主佃关系法令。绅衿不法，虐待佃户尤甚。雍正帝在处理主佃关系上，也注意打击不法绅衿。雍正五年，田文镜上疏，请将苛虐佃户的乡绅按照违制例议处，衿监吏员则革去职衔。雍正帝提出，他只考虑绅衿欺凌佃户，却没有顾及佃农拖欠地租及欺慢田主的问题，命再议论。于是定出田主凌虐佃户及佃户欺慢田主之例，规定秀才监生“私置板棍，擅责佃户”，“革去衣顶职衔”，并“杖八十”①。至雍正十二年加以改定，律文是：“凡不法绅衿，私置板棍，擅责佃户，勘实，乡绅照违制律议处，衿监吏员革去衣顶职衔，照律治罪。..如将佃户妇女占为婢妾，皆革去衣顶职衔，按律治罪。至于奸顽佃户，拖欠租课，欺慢田主者，照律治罪，所欠之租，照数追给田主。”②清朝法律，凡人之间拷打监禁，罪止杖八十。雍正帝定律例，将绅衿擅责佃户以满刑论处，表现了严厉禁止绅衿凌虐佃农的态度。这种主佃关系的律例，既保护地主收租，又保障农民人身地位，但本质上它还是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不过它以法律的形式不允许地主非法虐待农民，对其特权有所抑制，给予农民的人身以某种保护，较前确是一个进步。
　　③ 《朱批谕旨·石文倬奏折》，雍正二年六月二十三日折。
　　①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809《刑部·刑律斗殴》；宣统二年，商务印书馆版。② 光绪《大清会典事例》卷100《吏部·擅责佃户》。
　　第五节变更行政制度雍正帝整理财政的同时，对行政机构、管理制度也作了一些重大的改革。首先，确定秘密立储制度。清代原无行之有效的立储法，清太宗、世祖继位都曾发生过争权的斗争，圣祖时储位几度反复，后致虚悬，别无良策。世宗对这个问题考虑颇深，即位不久，于雍正元年八月十七日在乾清宫召见总理事务王大臣、满汉文武大臣，宣布他的秘密立储法。他先讲了立储的原因：圣祖临终建储，完全成功，是因他神圣睿哲，自能主持，而本人不如先帝，今为宗社久安着想，故应早为之计。接着说明立储方法：把指定储君的诏书，藏于匣内，将匣子置于顺治帝书写的“正大光明”匾额之后。皇帝宴驾后始得启动，以便预定的新君继位。这储君是谁，本人不知，诸臣不晓，一概保密。宣布完后，得到诸王大臣拥护，秘密建储制度就这样确立了。这是中国历史上没有过的新的立储方法。
　　其次，完善与推行奏折制度。奏折是官文书制度，是清代皇权政治发展的产物。它始出现于康熙年间，但在奏者范围、传递方法、疏奏内容及朱批等方面，都还没有制度化，雍正帝对此作出了明确规定。
　　关于奏折的撰写人，他明确规定中央部院侍郎以上和翰林科道各官，地方督抚提镇及藩臬学政，中央派出的盐政、关差、织造等，有的道员、知府、同知、副将等中级官员，由帝特许，亦可撰写。这样既明确了奏报人的职责，又扩大了它的范围。
　　为了保证奏折的内容不致泄漏，雍正帝定立了一套保密制度。撰写人须亲自书写，一般不许他人代笔，写就不得外传，否则治罪。由宫中制作皮匣，配备锁钥，发给具奏官员，专门用作储藏和传递奏折。督抚以上大员的折子，派专人送到大内乾清门，交内奏事处，直达御前，而不像题本交通政司转呈。一般官员的折子，亦差专人送到雍正帝指定的亲信大臣处，由他们代呈，代交人当然无权知道折子的内容。雍正帝阅毕，作了朱批，折子由原渠道发回。在奏折的内容上，较之以前，更为丰富了，最重要的是他们利用它商讨政务。雍正帝说：“本章所不能尽者，则奏折可以详陈；而朕谕旨所不能尽者，亦可于奏折中详悉批示，以定行止”①。臣下可以将拿不准的问题提出来，请皇帝裁夺；皇帝对不了解的或不懂得的问题，可以询问臣下，以增长见识，作出决断。雍正朝的许多重大政事，如前述的摊丁入亩政策，就是在雍正帝与黄炳、李维钧等疆吏、中央九卿间通过奏折反复筹商而最后定下来的。奏折被用来讨论政事、决定政策，就使它有了新的生命力。这也是康熙朝所没有的。
　　自雍正帝把奏折制度化以后，地方官有机要事务都撰拟奏折，经过皇帝朱批，认可了，才写题本作正式报告。这样题本就成了官样文章，价值大大降低。奏折代替了原来题本的作用。官员上奏折的也越来越多，使它成为主要的官方文书。这一制度坚持到清末。
　　再次，设立军机处。雍正五年，准备对准噶尔部用兵，七年正式出兵。
　　与此相配合，雍正帝设立军机处，协助他处理军务。军机处设有军机大臣，雍正帝从大学士、尚书、侍郎以及亲贵中指定充任，如怡亲王允祥、大学士张廷玉、户部尚书蒋廷锡、大学士鄂尔泰等，都是以亲重大臣兼任军机大臣。① 《清史列传》卷12《觉罗满保传》，中华书局1928 年版。
　　还有军机章京，由内阁、翰林院、六部、理藩院等衙门官员中选充。所有这些人都是兼职，他们的升转仍在原衙门进行。因此，军机处设立之初，“无专官”①。军机处没有正式衙署，有值班房，在隆宗门内，靠近雍正帝寝宫养心殿，以便于军机大臣被召见议事。无专官，无衙署，就使军机处成为一种特殊的机构。
　　军机处的主要职责是，遵奉谕旨，写成文字，并予转发。雍正帝每天召见军机大臣，有时一天召见数次，像在西北用兵紧张之时，张廷玉“内直自朝至暮”，“间有待至一二鼓”②，以备随时应召。召见时，雍正帝指示各项事件应如何办理，有时向军机大臣询问情况，听取他们的意见，以作出裁决。军机大臣根据旨意，草拟文书。上谕形成后，不经过内阁，由军机处直接发给有关官员。
　　军机处主要是作文字工作，雍正朝的军机大臣，不过是传旨办事，对制定政策起的作用不大，乾隆时当过军机章京的赵翼说，军机大臣“只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③。这就是说，军机处不过是皇帝的秘书班子，它只能忠实执行皇帝的命令，不可能形成危害皇权的势力。
　　雍正帝创立军机处，把它和奏折制度相结合，即以朱批谕旨答复臣下奏折，召见军机大臣授以政事机宜，天下庶务总归他一人处理。明太祖朱元璋罢丞相升六部，使“天下庶务皆朝廷总之”，他一人处置不过来，就指定当时还是低级官员的大学士协助处理，但那时内阁制度还没有形成，大学士帮不了他的忙。雍正帝不同，设立军机处，就有了固定助手，可以及时处理政事了，所以他的权力比明太祖还要集中，他以前的其他帝王的权力更没法与他相比，他是真正集权力于一身，总理天下庶务了。
　　① 王昶：《春融堂集》卷47《军机处题名记》；嘉庆十二年刻本。
　　② 张廷玉：《澄怀园主人自订年谱》卷2，光绪六年刊本。
　　③ 赵翼：《檐曝杂记》卷1，《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 年版。
　　第六节思想文化政策的实施雍正帝本身学兼儒、佛、道，希望臣民安分守己，都统一在儒家思想之下，于是利用教育制度和移风易俗的措施，进行教化。他实行向孔子顶礼膜拜和奴化教育方针。雍正帝说：“圣人之道，其为福于群黎也甚溥，而为益于帝王也甚宏，宜乎尊崇之典与天地共悠久也。”①别的帝王只讲孔学对臣民的意义，他则坦白承认它对帝王的绝大好处，所以极力推崇它。雍正元年追封孔子先人五世为王，次年把临雍的“幸学”改称为“诣学”，表示君主对孔子的尊敬。又为孔子的名字避讳，致使后人用“丘”字处，除“圜丘”一词外，都得改写成“邱”字。雍正帝到孔庙祭奠，亲自下跪，别人认为他礼仪太过，他却说只有这样，才能心安理得。雍正五年，将孔子诞辰的中祀礼，改为大祀，与康熙帝诞辰礼相同。
　　雍正帝尊崇儒家思想，通过学校教育和科举的途径进行宣传。雍正帝取士，第一重视四书文。雍正十年敕谕负责科举的礼部：“制科以四书文取士，所以觇士子实学，且和其声以鸣国家之盛也”②。他认为只有四书文才是检验士子真才实学的根据，故而加以提倡。后来乾隆帝也力行倡导，致使官方以四书文为唯一的正经学问，其他的则成了“杂学”、“杂作”。其实以朱注为标准的四书文取士的办法，只能窒息人才，培养忠实于帝王的奴才。雍正帝还重视在科举中加试《孝经》。顺治时乡试第二场有《孝经》试题，康熙时罢废，雍正帝为讲求孝道，把它恢复了。童生复试，本来有“小学”试题，雍正帝把它取消，改从《孝经》出试题。其实《孝经》可出之题甚少，臣下提出这个问题，雍正帝拒不考虑，因为他认为通过科举进行孝道教育最重要。雍正帝加强思想统治，大兴文字狱。
　　汪景祺，浙江钱塘举人，投到年羹尧幕下，著有《读书堂西征随笔》，内有讥笑康熙帝书法，非议康熙帝谥号和雍正年号的内容，还有《功臣不可为论》一文为功臣说话。年羹尧案发，汪景祺著作被抄出，雍正帝将他按大不敬律处斩。侍讲钱名世，与年羹尧是乡试同年，作诗盛赞年羹尧平青海的功绩，年案发生，雍正帝说他是儒门中好钻营的无耻文人，亲书“名教罪人”四字以诛其心，并命臣工作诗以讽刺他，还叫他把这些诗收集起来，编成《名教罪人》一书。有的官员诗作讥刺无力，雍正帝还处罚了他们。查嗣庭，浙江海宁人，官礼部侍郎，是隆科多和兵部尚书蔡珽推荐的，雍正四年任江西正考官，被人告发试题荒谬，抄家革职，监禁致死，复遭戮尸之辱。汪、钱、查因与年、隆、蔡珽等案有牵连，作为政治斗争牺牲品而被祸，但惩治他们的缘由，主要是因文字中写了触犯忌讳的话所致。汪、查都是浙江人，致使雍正帝认为浙江文人无耻至极，用停止该省乡会试的办法以示惩诫，浙江士人因而遭殃。
　　雍正七年（1729），发往西北军营效力的前工部主事陆生柟，著《通鉴论》十七篇，论述封建、建储、兵制、君臣关系、无为而治等问题，涉及到当朝朋党之争等敏感问题。雍正帝说他“借托古人之事几，诬引古人之言论，以泄一己不平之怨怒”①，下令将其在军前正法。也在军前效力的监察御史谢① 《清世宗圣训》卷4《圣学》。
　　② 《清朝通志》卷72《选举》，商务印书馆“十通”本。
　　① 《清世宗实录》卷83。
　　济世，借着批注《大学》，“毁谤程朱”②，对理学提出责难，雍正帝命在处死陆生柟时用其陪绑，以示惩诫。
　　前面说过的曾静案，又引出吕留良的案子。吕留良是清初理学家，著述甚多，富于民族气节，拒绝康熙帝博学鸿词的征召，强调华夷之别，曾静供出受他的思想影响，雍正帝就将他开棺戮尸，处死他的儿子及徒孙，家属发遣宁古塔（今吉林省宁安），给披甲人为奴。
　　吕案发生后，纯因文字关系页产生的案子增多，如进士徐骏，因诗曰“明月有情还顾我，清风无意不留人”，被人告发思念明朝、反对清朝，雍正帝也认为这是讥讪悖乱的言论，将徐骏斩决。又如浙江人、宛平县丞吴茂育，作《求志编》，该书的一个版本，有请人写的一篇序文，文末用于支纪年，未署雍正年号，被人告发，雍正帝指示浙江官员“严加审究，毋涉疏纵”③。这类文字狱的发生，是为强化思想统治的需要，适足表现封建文化专制主义统治的严酷和反动。
　　大搞祥瑞，是中国历史上许多帝王所喜好的活动，但也为一些君主所厌恶。雍正帝属于前一种人。他醉心于祥瑞，地方官投其所好，报告祯瑞的层出不穷，五花八门，名堂繁多，诸如嘉禾、瑞茧、蓍草、瑞芝、瑞麟、凤鸟、甘露、卿云、五星联珠、黄河清，应有尽有。地方官一报告，雍正帝就叫宣诸史馆，有时还要讲一讲天人感应极其快捷的道理，表彰一些人，告诫一些人。他这样讲求祥瑞，并非他真信那些怪诞之说，这从“卿云现”一事中表现得最清楚。雍正六年九月曾静案发生，给雍正帝加上谋父逼母的不孝罪名，十二月云贵总督鄂尔泰上奏折，声称圣寿节那天云南出现“卿云”，当地有的官员则说没有见到，否认出现“卿云”。雍正帝宁信其有，支持鄂尔泰，说他有强烈的爱君之心才这样奏报，而那些说没有发现的人藏有幸灾乐祸的邪心，为此嘉奖鄂尔泰及云贵官员，为他们加级晋爵。原来古人认为卿云现，表示天子孝。雍正帝意图用此说明他是大孝之人，才有这种天象出现，而绝对不是曾静所讲的不孝逆子。所以他是利用报祯祥来同反对派作斗争，以巩固他的统治。
　　雍正帝青年时代就喜欢阅读佛家典籍，与僧侣往还，并著《集云百问》论佛旨，自号“破尘居士”、“圆明居士”。即位初期自比“释主”，用比丘文觉密参帷幄，引起朝臣的反对。雍正帝否认缁衣参政，但对释氏有节制。到晚年，在宫中做法会，亲自收门徒。他大修古刹名寺，给僧人赐封号，支持禅宗中的一派，著作《拣魔辨异录》，参与佛教内部宗派的斗争，又搞了《御选语录》一书，阐扬其佛学观点。雍正帝与道士也频繁接触，宫中养着娄近垣、贾士芳、张太虚等人，但因一时恼怒，又把一度称为“异人”的贾士芳处死。雍正帝看中佛老，是他认识到儒、佛、道三教学说中的一致性：“三教之觉民于海内也，理同出于一源，道并行而不悖”①。即都是教育老百姓如何做人，如何安分守常。他是把儒、释、道三方面统一用为统治臣民思想的工具，以强化他的封建专制主义思想统治，同时，因为用沙门做谋主，也必须提高兰若的地位。但他不是佞佛，他要左右僧侣，而不允许佛教驾驭他。雍正帝身为天子，是俗民的最高统治者，又以宣讲佛教宗旨的权威解释② 蒋良骐：《东华录》页457，中华书局1980 年版。
　　③ 《朱批谕旨·程元章奏折》。
　　① 《清世宗关于佛学之谕旨（二）》，《文献丛编》第三辑。
　　人自居，大量干预佛家内部事务，有类于精神教主。他身兼俗王与法王的双重地位，使他的统治成为政权与神权的紧密结合而变得更加神圣。
　　雍正帝谕百官：“国家欲安黎庶，莫先于厚风俗，厚风俗，莫要于崇节俭。《周礼》一书，上下有等，财用有度，所以防僭越，禁奢侈也”①。他认为崇尚节俭，才能使官民各守本分，尊重名器，无有僭越，因而社会安定，黎民乐业。而要做到崇朴素去奢华，在于采取必要的措施，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他根据这种认识，倡导移风易俗，维护既定的服色、婚姻、丧葬法规，并对它们的不完善或不实用的部分加以改定。雍正元年，他禁止官民服用五爪龙图案的纱缎衣物。五年，更定王公百官衿士朝服顶带制度，比前朝的详细得多。在婚丧方面，规定官民婚嫁彩礼、鼓乐数目，禁止出殡设宴演戏，禁用金银殉葬。娱乐方面，不许官员私设戏班，禁止盐商挟妓嬉游，不准旗人沉湎梨园，斗鸡赌博，甚至民间祈神赛会，也以糜费和男女混杂有碍风俗而一度禁止。
　　此外，他还孜孜不倦地搞了一些“教化”活动，推行他的愚民政策。
　　雍正帝把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敷衍成《圣谕广训》一书，全面系统而又通俗地宣扬三纲五常，令百姓甘当顺民，为使民人知晓，规定在军民中宣讲。民间定于每月初一、十五两日进行，届期，城里的官民齐集学宫的明伦堂，听主讲者宣读。农村由乡约主持、宣讲后，对村民进行善恶两类的登记，以惩恶扬善。《圣谕广训》不过万言，每次讲一条，八个月也就讲完了。雍正帝反复要求宣讲，也只能流于形式。曾静案后，雍正帝又命地方官宣讲《大义觉迷录》，若不用心，则予治罪。乾隆帝继位后不但不让宣讲，反把这本书作为禁书。雍正帝提倡拾金不昧，也搞得煞有介事。河南一个农民拾到一百七十两银子，交还失主，河南巡抚田文镜赏他五十两银子，并挂匾额，雍正帝又赏一百两，还给他七品顶带。他得的实惠已远远超过拾物。雍正帝以此鼓励、倡导民风淳朴，是真正的祥瑞。以重赏诱人不拾遗金，不可避免出现作弊现象。于是报拾金不昧的很多，有不少是虚假的。所以雍正朝的道不拾遗，多系雍正君臣的渲染与粉饰。
　　① 《清世宗实录》卷10。
　　第七节改土归流及对边疆民族的政策雍正帝在处置民族事务方面，也贯彻改革的精神，积极经营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坚决镇压某些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改革民族地区的建制。康熙年间，统治青海广大地区的和硕特固始汗的子孙受清朝政府的封爵，其中罗卜藏丹津于康熙末年随同抚远大将军允禵进军西藏，驱逐准噶尔势力，袭封亲王。雍正元年，他令诸首领放弃清朝封爵，在取得喇嘛教圣地塔尔寺大喇嘛支持后，发动叛乱，进攻西宁，一时聚众二十余万。在他的影响下，青海、四川、甘肃的藏人也跟着暴乱。雍正帝命川陕总督年羹尧为抚远大将军统兵进剿，以四川提督岳钟琪为奋威将军，参赞军务。年羹尧经过周密的部署，大败叛军于西宁地区。雍正二年二月，岳钟琪追击残敌于柴达木，一举获胜。雍正帝论功行赏，封年、岳为公爵，批准年羹尧提出的处理善后十三条事宜。雍正帝向青海派驻办事大臣，处理蒙藏民事务，把西宁卫改为西宁府，下置西宁县、碾伯县、大通卫，使青海这一重要地区直接隶属于中央政府，又把藏人活动地区的甘肃凉州卫改为凉州府，增设武威县，改镇番卫、永昌卫、古浪所为县。这一措施有利于稳定青海及其附近地区的少数民族。
　　允禵从西藏驱除准噶尔势力后，康熙帝用藏人康济鼐、阿尔布巴等治理前藏，颇罗鼎管辖后藏，并留二千名蒙古兵驻防。雍正帝即位，撤回驻军。雍正五年，阿尔布巴叛乱，阴谋投奔准噶尔，颇罗鼐自动起兵平叛。雍正帝闻讯，指示：“当趁此机，先将西藏事宜料理清楚，以为边防久远之计”①，即派左都御史查郎阿率军一万五千名进藏平乱，诛杀首逆分子。总结上次撤军教训，留兵二千，分驻前后藏。设立驻藏大臣，正副二人，分统驻藏部队。驻藏大臣是固定职务，不便频繁更换，又怕内地官员入藏生活不适应，遂定三年一轮换办法。这时的驻藏大臣主要任务是管理清军，稳定藏中局势，与乾隆后期的驻藏大臣同达赖共理藏中事务有所不同，但它却开了这一制度的先河。
　　在西藏事件中，雍正帝总把西藏与准噶尔联在一起考虑，他说：“准噶尔事一日不靖，西藏事一日不妥；西藏料理不能妥协，众蒙古心怀疑二。此二处实为国家隐忧，社稷生民忧戚系焉。”②在他看来，西藏和准噶尔对清朝都是至关重要的：准噶尔安宁，西藏则不会生事；西藏不平静，也会引起蒙古的骚动。造成这些关系的因素是喇嘛教，他又说：“蒙古之人，尊信佛教，惟言是从，故欲约束蒙古，则喇嘛之教亦不轻弃”①。要利用喇嘛教，就不能不注意西藏问题。雍正帝在料理西藏事务时兼及准噶尔问题，具有全局观念，西藏局势稳定，以便他专力对准部用兵。
　　雍正帝于雍正五年筹划对准部战争，准备钱粮，训练士卒，制定作战方案。雍正七年，用岳钟琪为宁远大将军，出西路，傅尔丹为靖边大将军，出北路，进军征伐。但前线连吃败仗，雍正帝囚禁岳钟琪，屡换北路军营将帅。到后来，双方都打不下去了，开始谈判。雍正帝消灭对方的目的没有达到，究其原因，雍正帝、岳钟琪、傅尔丹等轻敌骄满是重要因素。未出师前，雍① 《鄂尔泰奏折》，《掌故丛编》第四辑，故宫文献馆出版。
　　② 《鄂尔泰奏折》，《掌故丛编》第四辑，故宫文献馆出版。
　　① 《上谕内阁》，雍正五年四月初八日谕，第十四册。
　　正帝自称：“选派将领，悉系镇协中优等人才，拣选兵丁，率皆行武中出格精壮，殊非草率从事。”②其实他的统兵将领就不怎么样，前任抚远大将军、后任绥远将军马尔赛连逃敌都不敢截击。岳钟琪疏言有“十胜”的把握，不过是一些大言、浮言。他出师未战，就遭到敌军突然袭击，其后老师糜饷不能立尺寸功。傅尔丹轻信敌间谍之言，进军中伏，吃了大败仗。主帅这样的思想状况，怎能指挥军队打胜仗。雍正帝频频更易主将，屡换屡不得人，调度乖方，其失败是必然的。
　　改土归流是雍正帝对南疆土司制的一项重大改革。雍正二年，他就深感土司制的弊端与土司的作恶，在给四川等地的督抚上谕中说：“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所属土民，每年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甚至取其牛马，夺其子女，生杀任情，土民受其鱼肉，敢怒而不敢言”①，要求他们加强对土司的管理，但他并没有行之有效的方法，说了也不起作用。到雍正四年九月，管云贵总督事鄂尔泰上奏折，建言改土归流，并拟定了实施方针：“计擒为上策，兵剿为下策。令自投献为上策，勒令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相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就是说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实现安定。雍正帝早就欣赏鄂尔泰的才能，按照他的“有治人无治法”的思想，相信鄂尔泰能办好这件事情，所以边看奏折，边批“好”学，最后批道：“朕心中嘉悦，竟至于感矣！有何可谕，勉之！”②全部批准他的建议，勉励他努力实行。为提高鄂尔泰的威望与事权，实授他云贵总督，又加兵部尚书衔。广西与贵州接壤，改流事务较多，雍正帝特将广西从两广总督属下划出，归鄂尔泰管辖，使他成为云贵广西三省总督。此外还调整了川滇边界不合理的行政区划。西南地方行政的这些改革，为鄂尔泰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做了组织准备。
　　在雍正帝的指导下，鄂尔泰、张广泗、哈元生等督抚提镇努力推行改流政策，到雍正八年（1730），云贵地区基本完成了改土归流。湘、鄂、川的改流准备得较充分，到雍正末年、乾隆初年亦告完成。整个改流的地区，以贵州涉及的最广泛，它新设的州县竟相当于原有州县的面积。改流的内容包括取消世袭土司，设置府厅州县，派遣流官，增添镇营，改革赋役制度，兴办学校等项。雍正末年，贵州古州地区发生破坏改土归流的叛乱，雍正帝派兵镇压，到乾隆初年获得成功，巩固了改流的成果。
　　② 《朱批谕旨·张元佐奏折》，雍正七年五月初九日折朱批。
　　① 《上谕内阁》，雍正二年九月十九日谕，第四册。
　　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折及朱批，第二十五册。第八节家庭生活和死亡之谜雍正帝有八个皇后和妃嫔。皇后那拉氏幼年入雍邸，雍正九年（1731）
　　病故，雍正帝因生病，没有亲临含殓。最宠爱的是年贵妃，她是年羹尧的妹妹，在康熙末、雍正初曾有专房之宠。为雍正帝生子女最多的是齐妃李氏，但她儿子不成才，李氏就没能获得皇帝进一步的宠幸。钮祜禄氏生了弘历，被封为熹贵妃。雍正帝多妻妾，但传说他好色伤身，则是不确实的。
　　雍正帝有十个儿子、四个女儿，但长大的只有四子一女。其中，弘时因罪被削除宗籍，可见雍正帝对他是很残酷的。雍正帝最喜爱弘历，其次是弘昼，封弘历为宝亲王，预示未来接掌大宝，封弘昼为和亲王，希望他与弘历和衷共济，保住他一脉相承的江山。他原喜欢年贵妃生的皇八子福惠，福惠八岁夭折，对雍正是个不小的打击。雍正帝做皇帝后没有女儿，就将允祥等人的女儿养于宫中，封为公主。
　　雍正帝经营了圆明园宫苑，常在圆明园与大内两处居住。他青年时中过暑，以后就怕炎热，故以较凉爽的圆明园为栖身之所，住在冬暖夏凉的九洲清宴、四宜书屋、万方安和等处。他同一切君主一样，有犬马之爱，对当时进口的西洋器物，表现了相当浓厚的兴致，如喜用温度计、望远镜、西洋眼镜，对西洋装束和西洋画也颇有兴趣。
　　据《清世宗实录》记载，雍正帝于雍正十三年八月二十一日得病，“仍照常办事”①，至二十三日子时就驾崩了。怎么这样快就死了呢？郑天挺先生认为“是中风死去的”②。这属于正常死亡。有一种传说，说是被吕留良的孙女吕四娘进宫刺杀的，此实为无稽之谈，然而流传很广，在民众中至今仍有市场，文艺家以此题材编造各种故事，此类小说、电影、戏剧不断出现，情节也越发离奇。但真正考察历史，关于雍正的死，还有种种不同的说法，如金梁曾怀疑雍正帝是吃道家丹药毒死的③，杨启樵在《雍正帝及其密折制度研究》一书对此作了一些论证，认为雍正帝是“服饵丹药中毒而死的”④。鉴于雍正帝亲近道士，误食丹药中毒是很有可能的。不过此说尚待进一步验证。雍正帝死后，根据他的秘密立储方法，由皇五子宝亲王弘历继位。嗣皇帝将乃父葬于易县泰陵，谥号“敬天昌运建中表正文武英明宽仁信毅大孝至诚宪皇帝”，庙号世宗。
　　总起来看，雍正帝政治的积极方面占主导地位。当时的客观条件为政治改革提供了可能性，而雍正的主观条件，使之得以实现。雍正帝很有才华，又有政治斗争经验，他认识到清朝前进道路上要克服什么障碍，多少意识到社会发展的要求。他从实际出发，决定了他提出的社会改革的内容。他实践的结果，一定程度上调节、缓和了社会矛盾，造成那个时代可能有的比较清明的政治，促成国力的强盛和多民族国家的巩固，发展了康熙朝政治中的清明成分，并为乾隆时期的鼎盛准备了更充分的条件，促进清代社会持续发展。因此，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雍正帝是奋发有为的、对历史发展作出贡献的君主，是历史上为数不多的比较杰出的帝王之一，是值得肯定的历史人物。① 《清世宗实录》卷159。
　　② 《清史简述》，页47，中华书局1980 年版。
　　③ 《清帝外纪·世宗崩》页89，1934 年序本。
　　④ 香港三联书店1980 年版，页297。
　　他及他的政治改革事业，在历史教科书上应当占有重要的一页。
　　第二十八章乾隆帝弘历清高宗爱新觉罗·弘历是清朝统一中国后的第四代皇帝，因在位年号乾隆，人们习称为“乾隆皇帝”。他在位六十年，继康熙、雍正之后，为加强封建专制统治、发展封建经济和文化以及巩固国家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了重大的努力，从而使清朝的统治发展到了全盛期；同时，由于他在晚年任情挥霍和吏治松弛，又直接导致了国内阶级矛盾的激化，清朝也由盛转衰。因此，他是一位对中国封建社会的历史进程发挥过重要作用和占有重要地位的历史人物。
　　第一节继位为帝弘历是雍正帝胤禛第五子，生母是钮祜禄氏。二兄弘昐两岁时早殇，未曾与序行次；而与序行次的长兄弘晖、三兄弘昀又于康熙四十三年（1704）、四十九年（1710）先后去世，年长于弘历的只有弘时一人，所以弘历在雍正帝诸子中排行第四而实为雍正帝第二子。
　　康熙五十年（1711）八月，弘历出生时，祖父康熙帝已年迈，二伯父允礽虽已不被康熙帝所喜爱，但仍居于法定继承人“太子”的地位，父亲胤禛仅是受封不及两年的雍亲王，母亲也不过是雍亲王身边的格格。当时，弘历的出世，也只是在康熙帝众多的孙辈中增添了一员而已，并未引起皇室甚至雍亲王府邸的特别重视。
　　康熙末年，诸子争夺储位的斗争日益激烈，使得弘历在皇室中的地位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康熙五十一年，太子允礽再次被废。此后，直到康熙帝去世，未曾再立皇太子。这样，康熙末年，作为康熙帝所喜欢的皇孙，弘历曾被养育于宫中，并随祖父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不久，康熙帝去世，胤禛（即雍正皇帝）即位。由于弘历时“性情放纵，行事不谨”①，失欢于乃父，而弘历在康熙末年曾因得到康熙帝的宠爱，而使其父在争夺储位的斗争中处于颇为有利的地位，因而雍正帝即位之初，便把年仅十三岁的弘历作为自己心目中的储君。不久，雍正帝对康熙以来的建储方式进行改革，决定秘密建储。雍正元年八月，雍正帝亲书弘历之名并存藏于乾清宫“正大光明”匾额之上。这样，弘历便由一个普通的皇子上升为密定的储君，地位发生极大的变化。康熙末年，雍正帝忙于争夺储位的斗争，无力顾及对弘历的教育。因而，弘历接受启蒙教育比其他皇族子弟为晚，直至九岁才入学读书②。雍正帝即位并决定弘历为储君之后，才加强了对他的教育。除原来教师福敏之外，还选派了朱轼、徐元梦、张廷玉、嵇曾筠、蔡世远等著名文臣辅导弘历学习文化知识和儒家经典，又以宗室重臣允禄、允禧等教其火器使用和弓马骑射。同时，还让他代行祭天、祭祖以提高他在全国臣民心目中的地位。在雍正帝的精心培养下，短短几年的时间，弘历便兼通满、汉文，遍习文武。为了进一步培养从政能力，雍正十一年，雍正帝封他为宝亲王，让他参与处理平定准噶尔叛乱和平定贵州苗民起义等重要政治军事事务。弘历在雍正时期受到了全面而又严格的教育和训练，表现出色，深得信任。雍正十三年（1735）八月，雍正帝突然去世，依照程序，宣读雍正帝建储密旨和有关手续，弘历便以当然继承人的资格，顺利地登上了皇帝宝座，改年号“乾隆”。
　　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一、雍正十三年十月己丑。
　　② 《采善堂全集》乾隆帝庚戌年原序，福敏跋文。
　　第二节乾隆初政自清军入关至康熙、雍正朝，清朝的统治正处于向上发展的时期。两个皇帝励精图治，英武有为，都为清统治的巩固作出了重要贡献。然而，由于具体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在处理统治阶级内部关系和制定的一些具体的政治、经济政策上，也存在着许多问题。这些问题的存在影响着统治阶级内部的一致，不利于政治、经济的进一步发展。因此，乾隆帝即位之初，便集中力量纠正前两朝特别是雍正朝的一些弊政，并在这一过程中施展了自己的政治才干。
　　皇室内部关系失调，是当时统治阶级内部颇为突出的一个问题。早在康熙末年，围绕着争夺储位这一中心问题，皇室内部便各立门户，自树党羽，明争暗斗，矛盾非常尖锐。雍正帝即位后，对政敌又大肆镇压，或者监禁、或者流放、或者杀戮。更为甚者，他对自己的主要政敌允禩、允禟等人，强行将其分别改名为阿其那、塞思黑，并残害致死，又祸及他们的子孙，给予削除宗籍。一时之间，皇室内部斗争变得空前激烈。尤其严重的是，此案涉及八旗贵族和功臣后裔甚多，既不能把他们尽行诛杀，又无法禁止其私下议论。尽管雍正帝在政治上取得了成功，但由于在皇室内部结怨过多，在舆论上却处于极为不利的地位。乾隆帝即位后，为了调整皇室内部关系失调的局面，收揽人心，缓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他首先将雍正帝长期监禁的政敌允■、允禵等释放出狱，恢复爵位。不久，又将允禩、允禟的子孙给予红带，收入玉牒，给以疏远皇族的待遇，同时，对于允禩集团中一些骨干成员，也分别赦免其本人及家属。乾隆帝的这些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缓和了原来十分尖锐的矛盾，为保持统治阶级各阶层人员的一致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在调整皇室内部关系的同时，乾隆帝还对雍正朝年羹尧、隆科多两案的遗留问题进行了妥善处理。年、隆两人都是雍正帝的佐命大臣，对其统治的建立和巩固都曾起过很大的作用，后被雍正帝视为隐患，立为专案，严厉惩办，对其友朋也从重处罚。冤案层出，株连过多，使许多官员和士子人人自危，怨声载道。乾隆帝即位后，便即恢复年羹尧“冒滥军功案”内革职的文武官员的职务，其后，对于此案牵连所及的各起文字狱的人员也分别放回原籍。乾隆帝敢于纠正前朝的乱政，不仅缓和了一个时期中最高统治者和广大官吏、知识分子之间的紧张关系，也赢得了他们的好感和支持，无疑稳定了政局，有利于统治。
　　除此之外，乾隆帝还对雍正朝以来形成的中央政府和地方缙绅之间颇为紧张的关系进行了调整。地方缙绅是清朝统治的社会基础，雍正朝以前，清政府曾给予他们一定的特权，但是，他们并不以此为满足，而是包揽词讼，横行乡里，鱼肉百姓，抗缴赋税，他们的所作所为严重地危害了清政府的利益。至雍正时，先后决定革除所谓儒户、宦户等名目，并推行了士民一起当差的政策，对其中的违法者予以严厉的打击。这些措施的推行，虽在一定程度上加强了朝廷对地方基层政权的控制，但却使政府和其政权的支柱地方绅衿之间的关系处于十分紧张的状态。长此下去，对于清政府的统治是十分不利的。乾隆帝看到了问题的严重性，立即放宽了雍正朝为惩治不法绅衿而制定的各项限制措施，对生员欠粮、包讼等不法事的处分分别改宽改缓。不久，又把举贡生员的杂色差徭一并豁免。这些措施，比较雍正帝的限制政策，应是一个倒退，但在当时却收到了扩大统治基础的效果。
　　乾隆帝一方面调整统治阶级内部各种关系，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另一方面又采取步骤纠正或放弃雍正帝推行的一些错误政策和措施。例如，由于崇信“祥瑞”，迷信炼丹长生之术，因而被臣下和僧道蒙蔽，严重影响了他的身体健康和政务。乾隆帝不信丹术，将宫中僧道驱逐出宫，下令严禁呈报“祥瑞”，“凡庆云、嘉谷一切祥瑞之事，皆不许陈奏”①。从大的方面来说，雍正帝在施政过程中也产生这样或那样的失误。例如，他推行耗羡归公政策，地方官员便迎合他的谕旨，多征多交耗羡，结果却加重了人民负担，地方官员的利益不受任何损害。讲求地方官员的治绩，鼓励垦荒，地方官员则隐匿水旱、奏开垦，谎报政绩，而将负担转嫁到一般农民身上。为劝农而实施奖给老农八品顶带的办法，实际上多为乡曲无赖所垄断。为解决八旗生计问题，曾在京师附近试行井田制，八旗子弟却盗卖官牛、出租土地，井田制则变得不伦不类。对于这些问题，乾隆帝一即位就连颁谕旨，分别予以纠正。雍正十三年（1735）十月，乾隆帝规定，以后各地奏报垦荒田亩时，“必详办查核”，“不得丝毫假饰以滋闾阎之累”①。同年十一、十二月间，又连下诏书，命令江南、四川、陕西等地减少耗羡成数②。乾隆元年（1736）七月，停止实行老农顶带之例③。同年十一月，废八旗井田为屯田④。乾隆帝以很大的勇气调整和纠正了雍正朝某些失误政策，当然他也继承和发展了雍正时所有积极意义的政策，这就使得乾隆朝的政治和经济在康熙、雍正两朝的基础上继续向前发展，对清的统治全盛局面出现，是一个良好开端。
　　① 《东华续录》乾隆一，雍正十三年九月辛亥。
　　① 《东华续录》，乾隆一，雍正十三年十月乙亥。
　　② 《东华续录》，乾隆二，雍正十三年十一月癸亥、十二月辛巳。
　　③ 《东华续录》乾隆四，乾隆元年七月癸卯。
　　④ 《东华续录》，乾隆元年十一月壬子。
　　第三节百务俱兴在乾隆帝通过纠正前朝的一些弊政而使统治得到初步巩固的同时，他还采取种种措施，强化以皇帝为中心的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促进封建经济的发展。这些措施虽多是创自前朝，但经乾隆帝发展之后却进一步制度化，并在各方面都收到了较大的效果。因此，他在位期间，政治安定、经济发展、文化繁荣，清的统治进入了入关以来最兴盛的时期。
　　奏折制是乾隆帝在位期间确立的一项重要制度。以前官员报给皇帝的奏章，基本上依照明朝旧例，分题本、奏本两种，前者报公事，用官印，后者报私事，不用印。在手续上皆经内阁转呈才能到达皇帝手中。为了加强皇权，提高运转速度和保密程度，顺治康熙之际，在此两种文书之外，出现了不经内阁而直接与皇帝本人联系的奏折。但在当时，拥有此种权力的人员极少，而且也没有一定的品级的规定。雍正时期，拥有奏折言事权的官员逐渐增多，但奏折仍非正式公文。许多事情都是由官员本人先用奏折与皇帝秘密联系，在得到皇帝首肯之后，仍以题本、奏本形式经内阁正式上奏。乾隆帝即位后，对前朝拥有奏折权的官员予以承认，至乾隆十三年（1748），还正式下令停止使用奏本。这样，奏折最终取代了奏本，成为与题本并行的一种最重要的上行文书。乾隆帝同雍正帝一样，严禁各地官员对上奏内容及皇帝批示互相泄漏。如乾隆八年规定：“嗣后凡密奏事件，未经发出之先，即上司属员，概不得互相计议参酌。如有漏泄通同，一经发觉，按其情事轻重，分别治罪。”①这些新规定，不但进一步削弱了内阁的权力，而且也使皇帝对各地情况的了解经常化，对于皇权的加强有着重要的意义。
　　乾隆帝还重建军机处并极大地加强其权力。军机处初建于雍正七年六月，原是为西北用兵期间军事上保密的需要而设置的。在此期间，有关西北用兵的一些奏折不经内阁而径由军机处直达皇帝，因此，这一机构的设置在客观上起到了加强皇权的作用。乾隆帝即位之初，曾一度将此作为前朝弊政之一而予以裁除，但不久又因实际需要而于乾隆二年十一月将此机构重新恢复，并在原来的基础上进一步增大了权力。雍正时，该机构在职军机大臣始终没有超过三人，其下所设的军机章京，也一直维持在十人左右。而军机处重建之后，乾隆帝扩大了军机大臣人数，任命鄂尔泰、张廷玉、讷亲、海望、纳延泰、班第等六人为军机大臣，军机章京也由原来的十人扩充至十六人，满汉各半。此后，随着其权力的加大和处理事务的增多，人数相应又有所增加。在对人员编制不断充实的同时，军机处处理事务也日益增多，权力愈加扩大，各项制度也不断趋于健全。以其处理事务而言，雍正时的军机处，不过是西北用兵时“筹办军务”的临时机构，乾隆时期，则扩大到“内而六部卿寺，暨九门提督，内务府太监之敬事房，外而十五省、东北奉天、吉林、黑龙江将军所属，西南至伊犁、叶尔羌将军、办事大臣所属，迄至四裔诸属国，有事无不综汇”①。其职责几乎无所不包，如帮助皇帝撰写上谕、处理奏折，审核内阁、翰林院所拟诏旨，议大政、谳大狱，为皇帝准备政事的参考资料，参与科举考试，奉派出京查办事件，陪同皇帝出巡、记录和积累有关档案等事务性工作，还对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文武官员的使用、任免提出草① 《清高宗实录》卷197。
　　① 梁章钜：《枢垣纪略》卷22；王昶：《军机处题名记》，中华书局1984 年版。案，供皇帝本人选择等等。军机处所承担的职权，已使它超出内阁之上而成为全国政事的中枢。为保证其所负担的各项职责能顺利得到贯彻，乾隆帝还为它制定了各种具体的规章制度。乾隆十四年，将雍正时铸造的“办理军机事务”的六字军机处印信改为“办理军机事务印信”，规定印信平时由内奏事处的夸兰达太监收存，用印时，由值班军机章京以镌有“军机处”三字的金鍉将之请出，用毕立即交还。为严格保密，军机处中的听差皆拣选十五岁以下不识字的幼童充任，而在军机处值庐，还有专派的御史往复稽查，不准任何人窥探。如有地方督抚官员通过各种方式向军机章京刺探情况，必严加处理①。尽管军机处在国家政治生活中发挥着如此重要的作用，但乾隆帝却始终未设专官，未立衙署。其职权范围虽广，但不过是仅供“传述缮撰”，“而不能稍有赞画于其间”的一个皇帝私人的秘书班子而已②。因此，军机处权力的加大，仅仅是皇帝个人权力的加大。通过军机处的重建，乾隆帝不但将传统的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旧有权力剥夺殆尽，使其名存实亡，而且也使明朝以来的内阁形同虚设。与奏折制度一样，军机处的重建及其机构、制度的健全，都进一步强化了乾隆帝的君主集权。
　　坚持雍正以来的秘密建储制度，并从理论上加以阐释，是乾隆帝加强君主专制统治的另一个重要措施。雍正帝创立了这一制度，并没有从理论上加以说明，它还不被统治阶级中的多数人所理解。乾隆帝在即位之初，也只是依雍正旧例，亲书建储密旨，“照旧收藏”③，而在思想上仍然把它看作是“酌权济经之道”，还没意识到后世子孙一定要执行照办。随着乾隆帝的儿子们的渐次成人和其统治经验的不断丰富，他越来越认识到明立太子的害处和秘密建储的好处，这才开始进行反复的阐释。他指出，“储贰一建，其弊丛生，不特佥壬依附，易启嫌隙，而名分早定，日久必致流于骄佚而不自知”④。“有太子然后有门户”，“盖一立太子，众见神器有属，幻起百端。弟兄既多猜嫌，宵小且从而揣测，其懦者逢迎以陷于非，其强者设机媒孽以诬其过，往往酿成祸变，遂致父子之间，慈孝两亏，家国大计，转滋罅隙”①。因此，他认为“建储册立，非国家之福，召乱起衅，多由于此”②。而秘密建储可以避免上述弊端。他说，这样做是为了“不肯显露端倪，使群情有所窥伺，此正朕善于维持爱护之深心也”③。但是，朝廷和地方的一些官员不赞成这一办法，不断上疏，建言立储。乾隆帝对他们严加斥责，甚至说他们是“离间父子、惑断国家之人”。他断然表示，以后谁如提及此事，“朕必将伊立行正法，断不宽贷”④。这样，制止了朝野思想的混乱，制度得以确立起来。这一制度，对于因皇室人员争位而招致国家动乱，起到了抑制的作用。在他即位已满六十周年之际，他又在秘密建储的基础上适时地举行内禅，既避免了历史上屡屡出现的最高权力过渡之际宗室干政、大臣擅权、政柄旁落的重演，也避免① 《清高宗实录》卷264。
　　② 赵翼：《簷曝杂记》卷1《军机处》，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③ 《东华续录》乾隆四，乾隆元年七月甲午。
　　④ 《东华续录》乾隆一二○，乾隆六十年九月己未。
　　① 《清高宗实录》卷1066。
　　② 《清高宗实录》卷1189。
　　③ 《清高宗实录》卷1066。
　　④ 《清高宗实录》卷317。
　　了父子、兄弟之间骨肉相残的悲剧的再现，使得最高权力的过渡得以顺利地进行。乾隆帝坚持秘密建储，找到了皇位继承的一个好办法，这比他的祖父康熙帝的确是高明得多。
　　打击朋党、改善官吏队伍状况，也是乾隆帝加强君主专制的一个重要方面。乾隆帝即位之初，辅政大臣鄂尔泰和张廷玉在朝廷各有一帮势力，他们以民族、同乡、血缘、登仕途径等关系而各结为门户。如张廷玉原籍安徽桐城，于是，桐城张氏一族赖其势力而登仕的有张廷璐等十九人，与其联姻的桐城姚氏，有姚孔振等十三人在仕。同样，鄂尔泰在满洲贵族中也有较多的追随者。如果任其发展，对乾隆帝加强自己的君主专制统治将十分不利。在这个问题上，明末党争是个深刻的教训。他反复告诫臣属不得依附逢迎，还利用机会对之加以限制，甚至对其为首者进行打击。乾隆十四年十一月，张廷玉以原官致仕时，乾隆帝曾特颁谕旨，许其身后配享太庙，但很快因他未曾亲自谢恩而收回成命，还削去其伯爵爵位。乾隆二十年，他又制造了“坚磨生诗抄案”，将鄂尔泰的两个亲信胡中藻和鄂昌处死，借此机会将鄂尔泰的牌位也撤出贤良祠，以为大臣植党之戒。与此同时，他还有计划地改变旧有官吏队伍的组成成份。这一工作不仅对原有官吏的升转乾纲独断，丝毫不假手于人，而且在遴选新任官吏时，也注意选拔与上层官僚关系不深的出身寒微之士。乾隆初年，他接连开博学鸿词科、经学特科等，其用意即在于此。经过一段时期的调整，形成了以君主为核心的一支官吏队伍，对全国臣民的控制大大加强了。
　　除了上述各项措施之外，乾隆帝还汲取历朝统治的经验教训，对内监干政和宗室擅权等方面也颇为注意。他即位之初，就对太监中的不法分子进行惩治，而后又对包括自己儿子在内的宗室的不法行为严加处罚。乾隆帝将此两项政策贯彻始终。在乾隆六十年中，内监活动相当收敛，宗室地位也相对较低，都未构成对皇权的威胁。这些措施，对于他皇权的极度扩张，也都起过重要的保证作用。
　　为了维护君主在全国臣民面前至高无上的地位，乾隆帝还继康熙、雍正之后大兴文字狱，对各级官吏、士子和百姓的思想进行严密控制。他制造的文字狱，不仅像前朝一样对敢于收藏具有反清色彩的“国初伪妄诗文”和“明季末造野史”的文人进行严厉惩罚，还将有碍专制统治的当代人的著作也一并列为重点打击对象。因此，这一时期文字狱的名目和数量都是空前的。以名目而言，有什么妄议朝政，谤讪君上；隐寓讥讽，私怀怨望；诋毁程朱，倡为异说；妄为著述，不避圣讳；捏造妖言，狂诞不经等。以数量而言，总数不下七、八十起，几乎占清代全部文字狱的半数。著名的有乾隆十六年的王肇基“献诗案”、乾隆四十二年的王锡侯“字贯案”、乾隆四十六年的程明諲代作“寿文案”等。因文字狱而被处死或受到株连被判处各种刑罚的更是不胜计数。在文字狱发展到高潮期间，又有民间的告密诬陷以泄私愤，经办官吏往往断章取义，穿凿附会，以扩大案情，都大大地加重了对人民和社会的危害程度。以至求学的士子、坊肆的书贾、种田的百姓，甚至供职的官吏，全国上下都人人自危，整个社会处于“万马齐喑”的政治局面之中，而乾隆帝本人的权势却因此而发展到了自秦始皇统一中国以来整个中国封建社会的最高峰。
　　经过两千多年的缓慢发展，到清代，中国封建社会已经进入了晚期。不管乾隆帝愿望如何，他加强君主专制的一系列措施，从总体上说，对社会的发展只能是弊大于利。清朝是少数民族的统治阶级入主中原，入关之后，又在开拓疆土、加强对边疆少数民族的统治，发展多民族的国家等重要方面作了巨大的努力。由于各民族、各地区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乾隆帝的统治措施，剔除其封建关系中最落后的部分，在巩固国家的统一和推动社会经济发展等方面，都还有着一定的进步作用。
　　在加强君主的政治统治的过程中，乾隆帝还继续雍正帝坚持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等项政策，先后实行各种措施以推动封建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耗羡归公、养廉银和摊丁入亩改革赋役制度，对地主和无地少地的农民承担的国家赋税进行了调整，限制了各级官吏对农民的非法加派，这对于发展封建经济有着一定的积极作用。然而，由于这些政策伤害了一些官僚和大部分地主的利益，雍正朝时，朝野之中反对者大有人在，在雍正帝去世之后，还有人纷纷将此作为前朝弊政而要求乾隆帝予以取消。对此，乾隆帝通观全局，反复考虑，继续坚持这些政策，对于其中一些政策还进一步予以推广。如耗羡归公，他在认真分析反对意见之后指出，这些意见大多都是“出于愿耗羡之在下以济其私者之口”，因而不予改变，“仍由旧章”①。又如，对于地丁合一政策，则不顾一些地主的反对而继续坚持，并且还在雍正朝未及施行的地区予以推广。乾隆帝的努力，收到了明显效果，不但使这些刚刚实行不久的政策进一步确定下来，而且也使国家财力得到了充实，社会经济有了进一步的发展。乾隆帝同他的父祖一样，继续鼓励垦荒、组织移民，并根据全国人口迅速增长、土地相对不足的实际情况，提倡农民种植高产作物。乾隆五十年秋，他曾数次指示河南、山东等地督抚推广甘薯种植，亲自抄录介绍其种植方法的《甘薯录》一书，寄给河南巡抚毕沅，指令他“多为刊布传抄，使民间共知其利，广为栽种”②。他在位期间，还仿效康熙帝的做法，先后五次普免全国钱粮，五次普免全国漕粮，至于对各省因灾荒和其他原因而临时蠲免钱粮的就更多了。当然，这往往由于各级官吏的预征而流于形式，但与明朝末年对人民的再三加派相比，则不啻有霄壤之别。所以全国各地区的农业、手工业和商业都有较大幅度的发展，耕地面积扩大，人口激增，国库充实，整个社会经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以耕地面积而言，乾隆三十一年，全国已开垦土地达七亿八千万亩；全国人口也从乾隆初年的一亿四千多万人增加到乾隆六十年的近三亿人；国库存银则长期保持在六、七千万两之间，几乎相当于全国每年赋税总收入的两倍，整个社会经济呈现了空前繁荣的新局面。
　　乾隆时期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从根本上来说，是明末农民大起义打击地主阶级、破坏封建生产关系的结果，是清初以来广大人民辛勤劳动的结果，但是，也应看到，清朝建立后几代统治者包括乾隆帝不断加强君主集权而出现的长期的安定局面和鼓励农业生产促进经济发展的政策，也为经济的发展创造了良好的客观环境。在这一社会经济繁荣局面的形成过程中，乾隆帝起了一定的推动作用。
　　① 《清高宗实录》卷178。
　　② 《东华续录》乾隆一○二。
　　第四节“十全武功”
　　加强对边疆地区的控制，以巩固国家的统一，这是乾隆帝一生中的重要实践活动。他继康熙、雍正两朝之后，对西北用兵，平定西藏，抗击廓尔喀入侵，坚持对西南少数民族地区实行改土归流，这些军事活动将西北、西南地区少数民族的割据政权削除净尽，使得清朝中央政府直接控制的版图超越了历史上的任何一个皇朝。而乾隆帝制定的各种措施，将中央政府对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有效管理提高到了一个新的水平。乾隆帝的这些活动，对于进一步开展国内各民族之间经济、文化的交流，对于国家的统一和进一步巩固，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准噶尔部是我国西北地区的厄鲁特蒙古诸部之一。康熙中期以后，该部崛起，先后兴兵进犯喀尔喀、青海和西藏等地。为了维护国家的安定和统一，康熙、雍正两朝曾先后对西北用兵。清政府的军事打击虽使准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地区的进犯活动有所收敛，但是清政府也没有实现对西北边疆进行直接统治的最终目的。乾隆十五年（1750）后，准部上层贵族发生了争夺汗位的内讧。最初，喇嘛达尔札联合其他贵族杀死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而夺得汗位。不久，喇嘛达尔札又被达瓦齐和阿睦尔撒纳所推翻，汗位又被达瓦齐夺去，接着达瓦齐又因争权夺利和阿睦尔撒纳以兵戎相见。准部上层贵族争夺汗位的斗争，使得本部和附近各部的广大牧民与中下贵族深受其害。为了摆脱战争灾难，萨喇尔、三车凌等先后率部内迁。乾隆十九年，在争夺汗位斗争中失败的阿睦尔撒纳也率领二万余人投降清朝，达瓦齐政权已经处于众叛亲离的境地。在这种情况下，乾隆帝为实现康熙、雍正两朝的“筹办未竟之绪”①，对西北地区准部的分裂势力展开了新的军事打击。
　　这次战争，分为平定达瓦齐和平定阿睦尔撒纳叛乱两个阶段。乾隆二十年春，乾隆帝调动大军，分北、西两路进军西北。由于达瓦齐政权已不得人心，清军“兵行数千里，无一抗者”②，不过三个来月，便攻下西北重镇伊犁，将达瓦齐擒获。清政府此次出师取得了重大的胜利。
　　然而，正当清政府处理善后事宜的时候，一度投降清政府的阿睦尔撒纳为了实现自己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野心③，竟置国家与民族利益于不顾，于乾隆二十年九月，又悍然发动了大规模的武装叛乱。由于此时大部分清军已经撤走，除少数据点外，北疆大部分地区又很快沦陷。在阿睦尔撒纳的煽动下，喀尔喀蒙古的个别上层贵族如青滚杂布等也揭起叛旗，武装反清。乾隆帝不能坐视叛乱继续蔓延和扩大，便于乾隆二十二年（1757）再度出兵西北。在清军的打击下，阿睦尔撒纳政权土崩瓦解，阿睦尔撒纳被迫逃亡俄罗斯，此后不久患痘死去。西北地区重新处于清朝中央政权的控制之下。乾隆帝平定准部上层贵族叛乱的军事行动无疑对于维护国家统一有着重大的积极意义。但是，这次战争毕竟是封建统治者进行的统一战争，在战争中，清军对当地人民的屠杀非常残酷，致使战后当地人口锐减，社会经济也受到很大的破坏。
　　在准部上层贵族的叛乱被平定下去之后，从乾隆二十二年到二十四年，① 《清高宗实录》卷489。
　　② 《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③ 《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乾隆又进行了平定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宗教首领大小和卓木武装叛乱的军事活动。
　　维吾尔族是世居我国新疆地区天山南路的一个少数民族。清初，准部贵族称雄西北，维吾尔族广大人民和其他西北各部一样处于准部贵族的统治之下。广大维吾尔族人民要向准部贵族交纳为数甚巨的各种贡赋，他们的宗教首领阿布都什特、玛罕木特及其二子波罗尼特、霍集占兄弟，还相继被噶尔丹、策妄阿拉布坦、噶尔丹策零等长期拘禁于伊犁。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期间，为了争取维吾尔族贵族的支持，对其政策有所改变。他释放波罗尼特返回维吾尔族本部，还诱使留居伊犁的霍集占率领准噶尔本部的回教徒也参加了叛乱。清政府平定阿睦尔撒纳武装叛乱的胜利，使广大维吾尔族人民最终摆脱了准部贵族的统治和压迫，在乾隆帝派遣使者商讨和平统一南疆的问题时，包括波罗尼特在内的许多维吾尔族有识之士都表示：“安集回地各城人民，听候大皇帝谕旨。”①这反映了广大维吾尔族人民的共同愿望。然而，刚从伊犁逃归的霍集占却妄图借此实现其割据的野心，在他的唆使下，前来商议和平统一事宜的清朝使臣被杀害，南疆形势急转直下，一场新的武装叛乱又爆发了。
　　乾隆二十三年（1758）乾隆帝派遣靖逆将军雅尔哈善等率满汉官军，由吐鲁番进攻维吾尔部北方门户库车，并在大败霍集占援军之后攻克该城。不久，又派遣战功卓著的将军兆惠率军挺进南疆，攻打叛军的主要据点叶尔羌城。乾隆二十四年春，定边右副将军富德又率军南下，清军遂分两路进攻叛军据点叶尔羌、喀尔喀什两城，在清军的强大攻势下，霍集占兄弟率领残部突围而出，西逃至巴达克山，被当地首领擒杀。大小和卓木掀起的武装叛乱最后被平定下去。
　　准噶尔部和维吾尔部叛乱的平定，使得清朝政府直接控制的领土极大地得到扩展。为了加强对这些地区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清政府于惠远城设伊犁将军，作为“总统新疆南北两路事务”的最高军政长官。在伊犁将军之下，在乌鲁木齐设都统，统辖乌鲁木齐、古城、巴里坤及吐鲁番等地驻军，在塔尔巴哈台设参赞大臣，统辖塔城的驻军，在南疆喀尔喀什、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乌什、阿克苏、库车、辟展等城设“办事大臣”或“领队大臣”，对当地实行军事统治。这些措施，进一步加强了中央政府对新疆地区的管理，对维护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清政府平定准部上层贵族武装叛乱的胜利，解除了长期以来准部上层贵族对相邻各部的压迫。作为这一事件的一个直接后果，是乾隆三十六年发生的土尔扈特部的重返祖国。土尔扈特部是我国厄鲁特蒙古四部之一，十七世纪二十年代以前，该部一直与其他三部共居于我国的西北地区。明朝崇祯初年，该部因无法忍受准噶尔部的压迫而在首领和鄂尔勒克的率领下离开故地，几经辗转之后，迁居于伏尔加河下游一带。在旅居国外一个多世纪的漫长岁月里，土尔扈特人饱受沙俄的压迫和欺凌。他们虽然身处异域，却无时无刻不在思念自己的祖国，不顾山险路长，一直与中央政府保持着密切的联系。而清政府也对远在异域的土尔扈特人表示关切。清军平定准部上层贵族的武装叛乱不久，即乾隆三十五年十一月，土尔扈特部渥巴锡汗便率领部民十七万口，不顾沙俄的重重阻挠，毅然踏上归途。经过八个月的长途跋涉，① 《回疆通志》卷12，民国十四年刊本。
　　克服了给养缺乏、疾病流行等难以想象的困难，终于在乾隆三十六年六月进入中国境内，从而实现了他们长期以来要求返回祖国的愿望。
　　乾隆帝对土尔扈特部的归来十分重视。专派陕西巡抚文绶前赴巴里坤等地，购办牛羊、衣物，接济他们的生活。不久，又指令伊犁将军舒赫德负责“分地安居，使就米谷而资耕牧”。张家口都统常青负责解送当地牧群“驱往供馈”；陕甘总督吴达善负责“发帑运茶，市羊及裘”①。在安排好他们的生活之后，乾隆帝又在热河避暑山庄附近接见渥巴锡等土尔扈特部首领，分别赐封为卓哩克图汗、亲王、郡王、贝勒、贝子、辅国公、台吉等，使其“管理所属，咸务生理，延及子孙，永荷安全之福”①。这是一件盛大的喜事，乾隆帝欣然命笔，亲撰《土尔扈特全部归顺记》、《优恤土尔扈特部众记》、《御制土尔扈特部纪略》等重要文章，记载土尔扈特部归回祖国的艰难历程。土尔扈特部重返祖国是乾隆帝经营西北边疆所取得的一项重要成就，这在当时及以后都有着深远的历史意义。
　　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也是乾隆帝在位期间巩固西南边疆的一项重大政治实践活动。入关之初，以达赖喇嘛为首的西藏地方政府即已归服清朝中央政府的统治。康、雍时期，清朝政府先后平定准部贵族策妄阿拉布坦对西藏的侵犯，委任西藏地方政府，设立驻藏大臣等，加强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在康、雍两朝的基础上，乾隆帝又通过出兵平定西藏叛乱，抗击廓尔喀入侵，对其政治、宗教等方面的旧有制度进行改革，而使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的控制进一步得到了巩固。
　　乾隆十五年（1750），西藏发生了以郡王珠尔墨特那木札勒为首的地方贵族割据势力的武装叛乱。在叛乱中，珠尔墨特那木札勒被驻藏大臣处死，但是两位驻藏大臣傅清、拉布敦也同时遇害。以达赖喇嘛为首的广大僧俗和入藏清兵联合作战，这次叛乱很快即被镇压下去。然而，这次叛乱却表明：让西藏个别贵族拥有过大的权势，很不利于西藏政局的安定和中央政府对西藏的统治。乾隆意识到这一点，便于乾隆十六年，在平叛斗争胜利后，立即废除了旧有的藏王制度，并成立了由四名噶隆组成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不久，又制定《西藏善后章程》，提高了达赖喇嘛和驻藏大臣的权力，还决定在西藏长期驻军一千五百名，这就从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加强了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
　　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理虽然有所加强，但由于西藏统治集团内部矛盾错综复杂，西藏政局仍不平静。至乾隆五十二年和五十六年，又先后两次遭到廓尔喀的入侵。尤其是后一次，廓尔喀侵略军在西藏上层贵族沙玛尔巴的勾引下，竟深入到西藏内地日喀则一带地方烧杀抢掠，给广大藏族人民带来了极大的灾难。乾隆帝即派遣大将军福康安率军入藏，将侵略军全部驱逐出境。次年，即乾隆五十七年（1792），经乾隆帝批准的《钦定西藏章程》颁布实施，对西藏地区的政治、宗教、军事和外交进行了全面的整顿和改革。在政治事务上，该章程规定，驻藏大臣在处理藏内事务方面与达赖、班禅的地位平等，拥有监督管理和任免西藏各级官员的极其广泛的权力。在宗教事务上，对以往达赖、班禅和各地活佛圆寂后，由巫师作法指定这一弊端百出的“呼毕勒罕制度”加以改革，改行在驻藏大臣的监视下，以金瓶（金奔巴）① 《东华续录》乾隆七十四，乾隆三十六年九月乙巳。
　　① 《东华续录》乾隆七十四，乾隆三十六年九月辛亥。
　　掣签的办法。并还规定呼毕勒罕的“坐床”典礼，必须在驻藏大臣的主持下进行。在军事上，为了加强西南地区的边防，《章程》规定建立西藏地方常备军，额数三千，分驻于各重要地区，由驻藏大臣统辖。在外交事务上，规定由驻藏大臣主持对外交涉，禁止噶隆以下的地方官员和外国私下联系。所有这些，都进一步加强了清朝中央政府对西藏地区的管辖，同时也限制了地方割据势力的发展，有助于西南边防的巩固和西藏地区政局的安定。
　　在西南地区，乾隆帝继续执行雍正朝以来改土归流的政策。他的主要活动，是在乾隆十二年至十四年及乾隆三十六年至乾隆四十一年两次平定大、小金川土司的武装反抗。
　　大、小金川两土司位于四川西北大渡河的上游，是我国藏族人民的聚居地之一。清初，两金川土司头目先后接受清朝的统治，而清朝也对他们传统的世袭统治制度予以承认。乾隆初年，大金川日益强盛，该土司头目莎罗奔不断侵扰相邻各部，兴兵攻打小金川，劫持了土司泽旺及其印信。不久，又出兵攻掠革布什札、明正两土司。为了惩治大金川对邻部的侵犯，乾隆十二年，乾隆帝调动三万大军，分两路进攻大金川。然而，由于当地山势险峻、气候恶劣和将领指挥失宜及间谍混入等许多原因，直到乾隆十三年夏秋，清军仍然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乾隆帝势同骑虎，又增兵、增饷，特派大学士傅恒前往该地指挥作战。傅恒至军后，采取了岳锺琪选锐深入的作战方略。乾隆十四年二月，清军进逼莎罗奔老巢勒乌围，莎罗奔被迫乞降。
　　但是，各土司之间的武装冲突仍然经常发生。为制止各土司之间的武装冲突，乾隆三十一年，四川总督阿尔泰采取了使大、小金川和各土司之间相互联姻的措施。这一措施暂时制止了各土司之间的相互攻掠，但却为大、小金川及相邻土司的联合反清准备了条件。乾隆三十六年，大、小金川土司索诺木、僧格桑分别攻掠附近土司，乾隆帝决定再度出兵。清军取各个击破之策，先尽全力攻打小金川。乾隆三十七年底，攻克其主要巢穴美诺，僧格桑逃往大金川。乾隆三十八年春，清军转向进攻大金川。指挥作战的温福腐朽无能，是年夏天，在索诺木的反攻下，清军遭到严重失败，连同前已攻克的小金川也一并丧失。乾隆帝又任命阿桂为定西将军，调集军队，重新组织进攻。是年冬，再克小金川，而后，又师出三路，进攻大金川。经过两年的战斗，至乾隆四十年底，始将大金川最后平定。这时，乾隆帝决心彻底推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在小金川旧地设美诺厅（后改名懋功厅），在大金川旧地设阿尔古厅，皆隶属于四川省，还分别在其险要地区设兵镇守，从此，这一地区最终结束了混乱相争的局面。
　　乾隆帝平定边疆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维护了国家的统一。乾隆三十一年到三十四年，乾隆五十三年到五十四年，乾隆帝还曾先后对缅甸和安南两国用兵。就战争性质而言，这两次用兵，都是不正义的战争，给中国和缅甸、安南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清初以来，经过历朝特别是乾隆皇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到十八世纪后半叶，我国形成了历史上空前统一的局面。在北起恰克图，南至南海诸岛，西起巴尔喀什湖，东至库页岛极其辽阔的土地上，居住着以汉族为主体的几十个民族的人民。为了维护国家的统一，以乾隆皇帝为代表的清朝统治者坚持“修其教而不易其俗，齐其政而不易其宜”①的原则，对少数民族的宗教信① 《清朝文献通考》卷292，“舆地二十四”。
　　仰和生活方式表示尊重，对其上层贵族则授以爵位和与之联姻，多方笼络。这些政策收到了极大的成功，他在位六十余年，各少数民族地区基本上保持了长期安定的局面，所有这些，都有利于全国各地包括边疆地区经济文化的发展，并推动清朝迅速走向全盛。
　　第五节编纂《四库全书》乾隆帝为发展封建文化也作出了重大的努力。他继汉、隋之后，通过大规模的访求遗书活动，而使当时的国家藏书量得到极大的增长，还通过组织全国学者编纂《四库全书》，而对古典文献进行了一次规模空前的整理。乾隆帝的这些活动，对于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繁荣当时的文化事业，都作出了重要的贡献。
　　乾隆皇帝即位之初，即开始组织学者修史，编撰各种书籍。著名的有《国朝宫史》、《续三通》、《清三通》、《通鉴辑览》、《大清一统志》等等，总数不下数十种。为了充实国家藏书，还于乾隆六年正月颁布谕旨，征求“业在名山页未登天府”的名家著作。①乾隆中期以后，他又以组织编纂《四库全书》为中心，进行了一场更大规模的系统整理和总结中国古代文化的活动。乾隆帝十分重视文化，他决意对社会上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首先广泛征集图书，不断颁布求书谕旨。在这些谕旨中，他指示地方各级行政官员必须将求书作为一件大事来抓，同时，还为征求遗书制定了具体政策：“在坊肆者，或量为给价”；家藏者“不妨缮录副本，仍将原书给还”，“一切善为经理，毋使吏胥藉端滋扰”②。他意识到广大臣工百姓因惧怕以文字获罪而产生的畏疑情绪，亲自反复进行解释，还以皇帝题词、赏赐图书、《总目》留名等手段奖励藏家献出家藏秘籍。经过他的多方努力，至乾隆三十八年（1773）九月，从全国各地征求的图书已逾万种，从而大大地充实和丰富了国家藏书。他还组织许多学者从内府所藏的《永乐大典》中辑出佚书五百多种，为这一时期古典文献的全面整理开拓了一个新领域。
　　在征求遗书活动取得很大成就之时，乾隆三十八年初，他决定在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的基础上，编纂一部巨型丛书《四库全书》和一部大型目录书《四库全书总目》。这是一项巨大的工程。为了保证这一工作的顺利进行，乾隆三十八年二月，根据他的指示，“四库全书馆”正式成立。许多知名学者先后被征召入馆，分别担任纂修、校理等职。这样，一个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内容的编修《四库全书》的工作便开始了。
　　根据乾隆帝的历次指示，在两书纂修的过程中，各纂修官分别对各地征集到的每一种书籍的不同版本进行校勘，并就作者、成书时代、内容异同、版本优劣诸方面进行考证，将其校勘、考证成果以另纸粘于该书每卷之末。同时，还仿汉朝刘向校书的旧例为每书撰写一篇提要，内容包括作者的时代爵里、本人事迹以及该书版本、卷次、内容价值等，并以该书的价值为据，拟出应刻、应抄、应存目三种意见，候旨决定。经乾隆皇帝同意后，其中，应刻、应抄两部分书籍皆交缮书处组织人员按已定规格进行抄录，收入《四库全书》，所有应刻、应抄、应存目三部分书籍提要，则均按类例汇为《四库全书总目》。
　　因为纂修的这两部书籍卷帙浩繁，不易翻阅，因而在两书编修正式开始不久，乾隆三十八年五月和乾隆三十九年七月，乾隆帝又分别指示在两书基础上另编《四库全书荟要》、《四库全书简明目录》两书。前者为《四库全① 《东华续录》乾隆十三，乾隆六年正月庚午。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三十七年正月四日谕旨，中华书局1965 年版。书》“撷其精华”①，后者则略去《四库全书总目》中的总序、各类小序和存目部分书籍的提要，仅对《四库全书》所收之书各作简单介绍。乾隆四十一年九月，又将收入《四库全书》的各书校勘记录也另行抄出，汇为《四库全书考证》一书，付聚珍板刊刻，以广流传，从而更加丰富了这次文献整理活动的内容。
　　在组织学者对社会全部现存文献进行整理的同时，乾隆帝还极为重视这批文献的收藏和流传。为了达到防火、防潮、防蠹、长期保存图书的目的，四库全书馆开馆不久，即派专人赴宁波了解已有二百多年藏书历史的范氏天一阁的建筑情况，并依其式样在紫禁城、盛京故宫、圆明园、热河避暑山庄等处分别建造了文渊、文溯、文源、文津等内廷四阁。其后不久，又以江浙为人文渊薮之地，在扬州、镇江、杭州等处建立南三阁，续抄三部《四库全书》存储其间，以便文士及研究者“就近观摩誊录”②。不仅如此，乾隆帝还指示，另抄《四库全书》副本一部，贮于北京翰林院，供愿读中秘书的词馆诸臣和北方文士抄阅。此外，再辟紫禁城御花园后的摛藻堂、圆明园之味腴书屋储放《四库全书荟要》。这些措施，对这一重要文献起到了保存和传播的作用。
　　在乾隆帝的直接领导下，经过全馆人员的共同努力，继乾隆四十三年《四库全书荟要》首先告成后，乾隆四十六年至五十二年，八部《四库全书》亦先后抄写完毕，并陆续入贮各阁。而《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书也在经过反复修改之后由武英殿刊出。总计《四库全书》八部，每部七万九千三百零九卷，分装三万六千三百余册，六千七百五十二函；《四库全书荟要》两部，每部一万九千九百三十卷，分装成一万一千二百余册，两千零一函，分别储存于政治中心的华北和文化发达的江浙等地。这就是说，在十几年的时间里，国家藏书量便增加了七十万卷，三十多万册。乾隆帝亲自领导编纂《四库全书》，集中全国优秀人才，投放大量资财，终于告成，这实在是我国古代文化发展史上的空前壮举。
　　编修《四库全书》，是乾隆帝亲自主持的一次空前规模的文化整理活动，这一活动把清代的学术研究及文化事业推向繁荣的顶峰。首先，由于该书的纂修是结合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和大规模的征求民间遗书两项活动同时进行的，这就使《四库全书》和《四库全书总目》两书的收书范围和质量都远远地超过历代。各地藏书家累世珍藏的宋刻、元钞善本书和失传几百年而文献价值极高的珍本秘籍都因之化私为公，化零为整。而且，《四库全书》在纂修中，对各书进行了分门别类的系统整理，从而使大批珍贵的古典文献赖此得以保存和流传。据统计，《四库全书》收录的书达三千四百六十一种，《四库全书总目》介绍的书达一万零二百五十四种，基本上将明代以前特别是元代以前的主要著作作了收录和介绍，为后人研究古代政治、经济、科技、文化保存了可贵的资料。其次，由于《四库全书》修成之后分八处存放，因此，许多学者可以就近借阅。翰林院副本和江浙三阁对文士及研究者开放，就有机会入阁抄写世上罕传之书，或用以校勘家藏书籍，并将其刻印行世。这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文化事业的发展。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以及《四库全书总目》和《四库全书考证》等书的编修和刊刻，又推动了乾隆时① 《办理四库全书档案》上册第15 页，乾隆三十八年五月一日谕旨。
　　② 《四库全书总目》卷首，乾隆五十五年六月一日上谕，中华书局1965 年版。期学术界辑佚、目录、版本、校勘、辨伪、考证等学科的全面而深入地开展起来。清朝成一代学风，创一代新学派，人才不断涌现，实始自乾隆。作为这一事业的主要主持人和开创者，乾隆帝作出的贡献是不可泯灭的。
　　但是，乾隆帝在主持纂修《四库全书》的过程中，却对中国古代文化的保存和流传又犯下了不可饶恕的错误。他在位期间，不但先后制造了多起文字狱，禁锢学术思想的自由发展，而且，在《四库全书》的纂修中，还寓禁于征，通过征求民间遗书、查缴禁书等项活动，对全部现存文献进行了一次总审查，使许多极有价值的古典文献尤其是有关明清之际的不少历史著作遭到查禁、销毁之厄运。据有人估计，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因为各种罪名而遭销毁的图书约在三千种左右，几乎跟《四库全书》的收书量大致相等，损失是惨重的，这是自秦始皇焚书坑儒以来中国古代文化的又一次浩劫。一些图书即使侥幸未被销毁，也因为不符合乾隆帝规定的“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道，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的封建道德标准而被判为“存目类”，有目无书，不收入《四库全书》，甚至有的连“存目类”也不予登录。一些图书虽因影响较大而不得不收，但也因忌讳多端而对其中内容加以抽毁和篡改，使许多珍贵古籍或遭肢解，或者严重失真。对这一点，人们是不能原谅乾隆帝的。
　　第六节挥霍浪费和珅专权乾隆帝即位之初，为了光大祖业，巩固自己的统治，他励精图治，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发展国家的统一等许多方面都作出了重要建树，在以后的几十年里，国家安定，经济繁荣，国库充实，国家政权也出现了入关以来的空前巩固和强盛的局面。但是，作为一个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表人物，乾隆帝在自己的统治巩固之时，其腐朽本性也充分暴露出来。这在他的生活上表现得尤其突出。他骄奢淫佚，挥霍无度，在他的纵容和影响下，奢糜之风日长，吏治也日趋败坏，贪污公行。兼之土地兼并日益剧烈，自然灾害频繁发生，广大农民的生活更加恶化，不满情绪不断增长。因此，乾隆中期以后，清朝的统治虽已达到全盛的顶点，但在其背后，却隐藏着深刻的社会危机。以致在嘉庆元年（1796）乾隆帝刚刚举行内禅之后不久，便爆发了大规模的农民起义，清的统治也自此而迅速转向衰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是极为奢侈的。他多次巡幸各地，游山玩水，靡费特甚。他大兴土木，任意挥霍，耗费了大量的国帑。据统计，从乾隆六年到嘉庆三年，乾隆帝先后巡幸各地近百次之多。如，巡幸热河避暑山庄五十二次，巡幸江南六次，巡幸五台山五次，告祭曲阜五次，东巡盛京四次。而且每次巡幸，大摆排场，兴师动众，随从众多，给所过地区的广大人民带来了深重的灾难。以巡幸江南为例，凡每次南巡，犹如迁都一样，不仅从行的后妃、王公和文武百官不可胜数，单警卫扈从的士兵就动辄数千人。为迎接乾隆帝南巡，运河两岸的地方官员更是大事铺张。在乾隆帝到来之前，他们征调民伕修葺、打扫行宫并在皇帝所经之处黄土垫道，清水泼街，张灯悬彩，高设香案；乾隆帝到来之际，他们身穿朝服率领属下官员及地方上的耆民老妇、绅衿生监跪伏道左迎候圣驾。同时，各地富商大贾也不惜巨资，费尽心机，争奇斗艳，以求博得皇上的欢心。乾隆帝本人也于沿途所经之处大搞排场摆阔气，赏银两、赐酒食不绝于途。乾隆帝巡幸各地，不但给所经地区的人民以极大的骚扰，而且也耗费了大量的内帑。在京师和热河，乾隆帝大兴土木，先后将圆明园原有的二十八景扩建为四十景，将热河避暑山庄原来三十六景扩建为七十二景，并在圆明园之外另建长春园、绮春园等风景名胜，在避暑山庄之外另建大型寺庙多处。这些浩大的工程，耗去巨额资财，大大加重了人民的负担。除此之外，每逢皇太后和乾隆帝本人的“万寿节”，以及皇室人员的婚丧嫁娶之日，也是大事铺张，任意挥霍。乾隆十六年十一月是乾隆帝的母亲孝圣宪皇后的六十寿辰。事先，在他的授意下，“中外臣僚纷集京师”①。届期，乾隆帝将其母亲从西郊接回大内举行庆典。为了使其赏心悦目，从西华门到西直门外十几里长的街道上，各省分段布置了豪华的街景和文娱节目。如，广东省在负责的地段使用了无数孔雀尾建造了一所两、三丈长的翡翠亭。湖北省在其负责地段用琉璃砖建造了一所“重檐三层”的黄鹤楼。浙江又别出心裁，竟用无数面镜子建造了一所水榭，人入其中，化身千亿，极为壮观。其后，如七十、八十寿辰时，“京师巨典繁盛，俱不减于辛未（指乾隆十六年）”②。特别是乾隆五十五年八月，恰好逢乾隆帝本人八十大寿，权臣和珅等人亲自操办，“务极侈大，内外宫殿，大小仪物，无不新办。自① 赵翼：《檐曝杂记》卷1《庆典》，中华书局1982 年版。
　　② 赵翼：《檐曝杂记》卷1《庆典》，中华书局1982 年版。
　　燕京至圆明园，楼台饰以金珠翡翠，假山亦设寺院人物，动其机括，则门窗开阖，人物活动”③。营办费用已远远超过以前各次庆典活动。不仅如此，乾隆五十年，他还踵乃祖康熙帝故事，征召年过六十岁的在职、致仕官员三千人，赐宴乾清宫，称为“千叟宴”。凡此种种，不仅耗费了巨额资金，使国家库藏日益空虚，而且由于在巡幸和节庆期间各级官员的纳贿送礼，也加速了整个统治阶级的没落和腐朽。
　　乾隆帝本人的生活腐化奢侈，对朝廷政局和整个统治阶级都产生了很恶劣的影响。其直接后果是和珅专权和吏治的败坏。
　　和珅原是内务府銮仪卫中一个地位较低的拜唐阿，但是靠着巧言令色，善于机变，扶摇直上，直至位居军机大臣、尚书和授大学士，前后专权达二十四年之久。在他秉政期间，他利用乾隆帝年老昏愦，喜谀厌谏的思想，报喜不报忧，一方面积极经营，扩大权势，“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一方面凭借自己的权势索取贿赂，“纳赂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①。从中搜刮到了骇人听闻的巨额财富，而乾隆后期的政治亦因此而达到了非常腐朽的地步。
　　吏治败坏是乾隆后期一个非常严重的问题。乾隆初年，承雍正帝大力整顿吏治之后不久，政治尚为清明，一般官吏也不敢公然贪污和为非作歹。但到乾隆中期以后，在乾隆帝本人生活极为奢侈和和珅专权的影响下，贪风复起，并发展到了不可遏止的地步。乾隆三十三年发生的两淮盐政高恒、普福和盐运使卢见曾贪污盐引案，乾隆四十六年发生的前甘肃布政使王亶望等合伙贪污捐纳监生所交赈灾银两案，乾隆四十七年发生的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亏空国库案，乾隆四十九年和乾隆五十一年先后发生的江西巡抚郝硕、闽浙总督伍拉纳、福建巡抚浦霖等勒索属员巨额银两案，及乾隆五十七年发生的浙江巡抚福崧索贿、侵吞公款等案，都是吏治败坏的典型事例。对于各案要犯，乾隆帝虽然皆处以极严厉的刑罚，但是贪风并未因此而有所收敛。相反，贪风的恶性发展使得各级官吏严重不纯，为政素质普遍降低。吏治一坏，直接导致了乾隆后期统治走向下坡路。
　　朝廷上下，一方面吏治败坏，贪污成风；另一方面，不少官僚、商人和地主还乘势兼并土地，贫富两极分化日益严重。加上接连不断的水、旱等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的生活陷入困苦之中。平常年景，农民还可以靠租佃地主土地勉强度日，一遇灾荒，生活无法维持，或者卖妻鬻子，或者流离道路，甚至出现饿殍盈道、人相食的惨景。所有这些，都表明清政府正面临着极为深刻的社会危机。就在乾隆帝大力宣扬自己的“文治武功”，并醉心于幻觉中的太平盛世的时候，继乾隆前期一些地区的人民聚众结社、进行抗租、抗粮斗争之后，从乾隆中期开始，各地农民的反清活动由结社、抗租抗粮已发展到武装斗争，彼伏此起，呈现日益扩大之势。如乾隆三十九年山东临清地区爆发了王伦领导的清水教农民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和四十八年甘肃循化地区先后爆发了苏四十三、田五等人领导的撒拉族、回族人民起义；乾隆五十一年至五十二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天地会农民大起义；乾隆五十九年湖南、贵州等地爆发了石三保、石柳邓等人领导的苗民起义和嘉庆元年爆发了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在各地农民连绵不断的起义的沉重打击下，深③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807 页。
　　①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4881 页。
　　深地震惊了太上皇乾隆帝和新君嘉庆帝。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临御天下六十年并又当了三年太上皇的乾隆帝满怀惊恐而又焦虑的心情，以手遥指西南而逝世，终年八十九岁。葬裕陵，庙号高宗。
　　第二十九章鄂尔泰第一节生平与家世鄂尔泰，字毅庵，姓西林觉罗氏，满洲镶蓝旗人。康熙十九年（1680）
　　生。先人投归努尔哈赤，为世管佐领。祖父图彦突官户部郎中，父亲鄂拜为国子祭酒。
　　鄂尔泰六岁入学，攻读四书五经，八岁开始作文，练习书法，十六岁应童子试，次年中秀才，十九岁补廪膳生，二十岁中举，即进入仕途。二十一岁袭佐领世职，充任侍卫。此后官场蹭顿，到康熙五十五年（1716）三十七岁时，才出任内务府员外郎。可是又淹滞不进，这时他很为自己的官场不利而烦恼。康熙六十年元旦，正值四十二岁，他作诗自叹：“揽镜人将老，开门草未生。”又在《咏怀》诗中吟道：“看来四十犹如此，便到百年已可知。”①他对自己的前途很悲观，绝没有想到后来能出将入相。
　　鄂尔泰官运的转机是在雍正帝继位之时。雍正元年（1723）正月，他被任命为云南乡试副主考，五月，被越级提升为江苏布政使，成为地方大员。雍正三年又晋升为广西巡抚。在赴任途中，雍正帝觉得他仍可大用，改封为云南巡抚，管理云贵总督事，而名义上的云贵总督杨名时却只管理云南巡抚事。所以，鄂尔泰在西南开始官职虽为巡抚，而实际上行使着总督的职权。雍正四年十月，鄂尔泰获得总督实职，加兵部尚书衔，六年改任云贵广西总督，次年得少保加衔，十年内召至京，任保和殿大学士，居内阁首辅地位。后又以改土归流之功晋封伯爵。同年，因清政府在西北两路用兵，他出任三边经略，赴陕甘前线督师，数月后回京复命。十三年，贵州改土归流地区土民叛乱，雍正帝以其对此经理不善，削伯爵，但对他信任如故。雍正帝死后，鄂尔泰出任总理事务大臣。乾隆间，除大学士职务以外，他又兼任军机大臣、领侍卫内大臣、议政大臣、经筵讲官，管翰林院掌院事，加衔太傅，国史馆、三礼馆、玉牒馆总裁，赐号襄勤伯。乾隆十年（1745）病逝，享年六十六岁。乾隆帝亲临丧所致祭，谥文端，配享太庙，入祀京师贤良祠。十一年之后，即乾隆二十年（1755），因其侄鄂昌与门生胡中藻之狱，被撤出贤良祠。鄂尔泰著有《西林遗稿》。雍正帝编著的《朱批谕旨》，收有《鄂尔泰奏折》，汇集了他在云贵广西总督任上的奏疏。
　　鄂尔泰的元配夫人早卒，续娶的是大学士迈柱的女儿。鄂尔泰与迈夫人感情甚笃，不娶妾，生有六子二女。长子鄂容安，官两江总督，娶布政使博尔多之女。次子鄂实，官前锋统领，娶大学士高斌之女。三子鄂弼，充西安将军，娶领侍卫内大臣哈达哈之女。四子鄂宁，位至云贵总督，娶内大臣海望之女。五子鄂圻，娶庄亲王允禄之女。六子鄂谟，娶迈柱之孙女。一门高官厚禄，联姻望族。①① 袁枚：《随园诗话》卷1。
　　第二节施行改土归流政策鄂尔泰历任封疆大吏和宰辅，对农田水利一贯比较重视。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察太湖水利，议修吴淞、白茆，因迅速离任而未得实现。雍正后期督巡陕甘时，规划屯田事宜，乾隆初年，巡视直隶河道，条奏开治之法。乾隆四年（1739）阅视运河河道。鄂尔泰还在地方上推行耗羡归公等项政策，注意荒政、漕运。但是这些方面都没有作出明显成绩。他一生最有意义的政绩是在西南推行改土归流政策。
　　元朝以来，在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和四川等省，有二、三十个少数民族中存在着土司制度。土司管理各该民族，职务世袭，但是需要中央政府批准。土司在内部自行征收赋役，仅向中央政府进贡少许银物。土司自有法令，对属民的生杀予夺，中央政府不予过问。这里实行的是土司的意志，而不是中央的政策。
　　实际上，土司是大大小小的割据势力，因而产生了中央政权要加强对他们辖区的统治与这些人竭力维护旧制度之间的矛盾。土司常到州县地界抢掠，危害汉民生命财产；有的汉人犯法，逃匿土司，州县官只有“用银钱买求”才能得到①。这就破坏了政府的司法权；有的地方官无端欺凌土司，敲诈勒索，又加剧了清朝统治与土司之间的矛盾。
　　土司对属民任意役使，赋税是“一年四小派，三年一大派，小派计钱，大派计两”①。他们所掠取的，比向中央进贡的要多得多。如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每年上贡的银为三十六两，米一百石，而他向土民征收的银却有二千三百四十八两，米一千二百十二石。土司恣意虐杀土民，对犯其法而被杀害的家属，还要征六十两、四十两、二十四两不等的银子，名之曰“玷刀钱”②。真是凶恶之极！
　　为了争夺土地和人畜，土司之间互相厮杀，经年不解，世代为仇，使得当地以及附近的州县不得安宁。
　　土司制度妨碍国家的统一，阻碍地方经济文化的发展，不利于社会安定，是阻碍社会进步的因素。废除这种落后的制度是历史发展的要求。明朝以来，中央政府在有条件的地方已实行改土归流的政策，到清代雍正时期，大规模改流的条件业已成熟。
　　雍正初年，大臣们对土司问题看法不一。广西巡抚李绂认为土司虽然为恶，但还不至于非改土归流不可，雍正帝与他的观点一致。雍正三年（1725）发生的长寨事件，加速了清政府对土司问题的处理。这年，云贵总督高其倬在贵州贵阳府广顺州长寨地方仲家族村寨建立营房，遭到武力反对。高其倬卸任回京，向雍正帝面呈土司问题的严重性。这时，鄂尔泰正好出任云南巡抚，到任就遇上这件棘手的事情。在处理过程中，深感对土司蹈袭旧法难于治理：用兵时他们逃跑了，或伪装投降，军队一撤，事故又即出现。他思虑筹措一劳永逸之法。雍正四年九月，他上奏折，提出推行改土归流的建议。奏折要点是：第一、阐明实行改土归流政策的必要性。土司相杀相劫，“汉民被其摧① 李绂：《穆堂别稿》卷21，《广西二兵记》。
　　①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论边省苗蛮事宜书》。
　　② 蓝鼎元：《鹿洲初集》卷1，《论边省苗蛮事宜书》。
　　残，夷人受其荼毒，此边疆大害，必当解决者”①。办法就是尽行改土归流，“将富强横暴者渐次禽拿，怯懦昏庸者渐次改置”。否则，不过是临事治标，不能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第二、拟议改流的方针和方法：“改流之法，计禽为上策，兵剿为下策；命自投献为上策，勒命投献为下策”。对于投献者，“但收其田赋，稽其户口，仍量予养赡，授以职衔冠带终身，以示鼓励”。改流的策略，既要用兵，又不专恃武力，争取波及面小，尽量减少阻力，以便迅速奏效。
　　第三、任事大吏必秉公奋力，才能达到目的。因为变革土司这样的旧制，困难很大，又有失败的可能。如果失败，将受到舆论的谴责和行政的制裁。要实行得好，主办人必须殚精竭虑，勤奋不懈，“稍有瞻顾，必不敢行；稍有懈怠，必不能行”。这就要不计较个人得失，实心实力地去做。
　　雍正帝全部批准他的建议，并为支持实行改土归流，于当年十月实授他的云贵总督官职，以提高其威望和事权。广西与贵州接壤，改流事务较多，雍正帝特地把广西划归云贵总督管辖。这些都为鄂尔泰推行改流政策做了组织准备。
　　对于广顺州长寨土民的抗官，鄂尔泰及其前任先是派人带去告示、花红，进行招抚，但是毫无结果。雍正四年四月，鄂尔泰向长寨发兵，事定后设立长寨厅（今长顺县）。长寨用兵成为大规模改土归流的开端。
　　同年六月，鄂尔泰因云南镇沅土知府刀瀚、沾益土知州安于蕃是一伙“势重地广”的“积恶土官”①，发兵将他们擒拿，在其地分设镇沅州（今镇沅县）、沾益州（今沾益县）。冬季，因乌蒙土官禄万钟屡次攻掠东川府，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助之为恶，鄂尔泰派游击哈元生率军征讨，即其地建置乌蒙府（后改称昭通府）和镇雄州（今镇雄县）。
　　雍正五年，鄂尔泰将投降的广西泗城土府的辖地一部分划归贵州，设立永丰州（今贞丰布衣族苗族自治县），一部分设泗城府（治所为今广西凌云县）。
　　六年，鄂尔泰认为清理黔东南土民问题，重点应在都匀府，其次是黎平府，再次为镇远。要分别轻重，次第解决。于是，鄂尔泰任用他赏识的贵州按察使张广泗带兵深入土民地区，一面招抚，一面用兵，设置官厅，派出同知，办理民政。
　　鄂尔泰不仅在当地设官建制，还在雍正帝支持下做了许多事情。
　　处置土司。对于土司本人，根据他们对清朝的态度，给以不同的处理。
　　自动交印的，厚加奖赏，给予现任武职或世职；对顽抗者严行惩罚，没收大部或全部财产。又把一部分土司迁徙到东南、中原省分，断绝他们与原领地的联系，以便比较彻底地清除他们在地方上的影响，稳定改流地区。
　　建设镇营。为强化对改流地区的控制，增设绿营军机构和增添驻防军，云南设置乌蒙镇、昭通雄威镇及潽耳元威镇，贵州另设古州镇和台拱镇，广西添置右江镇。
　　改革赋役、田制。废除原来土司的苛征暴敛，实行内地的赋税征收办法。将过去土司进贡的数额作为定额，平均摊到田亩中征收，一般不增加当地人民对中央的负担，削除了土司一层的盘剥。没收土司一部分土地，发给士兵，①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九月十九日折。
　　①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七月初九日折。
　　实行屯田。对土司强买的田地，允许土民按价赎回。在个别地方，准许土民占有土司的部分土地。
　　鄂尔泰在西南改土归流基本上成功了，究其原因，除了客观形势的要求，还在于鄂尔泰、雍正帝君臣的主观能动作用。鄂尔泰不仅发出推行改土归流的倡议，提出切实可行的方针、办法，与此同时，他主持其事，亲自去改土归流的地区进行指导和实践。雍正四年十一月他到最先实行的地区贵州长寨，沿途“招抚逃亡，给牛予种，按口赈粮，民皆欢集”①。即在当地规划设立营汛，增置官员，建立县治，这些都经雍正帝批准实施。接着，他前往东川土府，亲身体会到东川距离昆明近、成都远，而东川属四川节制，发生事情后四川总督鞭长莫及，不如云贵总督就近处理更为捷便，因此建议将东川改归云南辖治，也得到雍正帝批准。在赴东川途中，路过威宁，召见总兵孙弘本、游击哈元生、地方官杨永斌，商定解决邻近的乌蒙土府办法，迫使该土司投诚献土。次年六月，鄂尔泰为解决广西泗城土府问题，亲赴安笼镇，并约会广西提督韩良辅、巡抚李绂前来会商。在鄂尔泰到达的第二天，泗城土府岑映宸即缴印投诚，事定之后，鄂尔泰说他成功的原因有三个，其中之一就是他亲临其地，声威所至，土司慑服。②广西划归云贵总督管辖后，雍正七年冬至八年春，鄂尔泰自昆明出发，经贵州到广西，视察重要地区，在广西北部的广南土府（今广南县），恩威并施，使为恶的土司陆顺达父子俯首归顺，并在该地建造城郭。鄂尔泰此行，并就广西添设官员、驻军、从广西运粮接济贵州左州兵粮等事提出具体建议，并付诸实行①。鄂尔泰的频频出行，促进改土归流的迅速实现，并为云贵广西的经济恢复创造条件。如走贵阳、威宁、东川一线，见威宁康家海子一带水土好，稍加开辟，即可生产稻米数万石。在东川，他看到此地为“膏腴之府，物产之区”，乃置买耕牛，打造农器，兴建房屋，首批垦田万余顷。又见东川“矿厂颇多”，汤丹一厂试行开采，矿砂甚多，一年的税课可达一万两银子②。因而设法整顿这些地区的社会秩序，保证了生产的顺利进行。鄂尔泰在广西时下令疏浚广西全州的三十陡河与贵州都匀的清水江③。这两条河都流入湖南，疏通后，水路交通甚为便利，使黔、桂、湘三省物资得以较顺利的交流，促进了当地经济的发展，从而巩固了改土归流的成果。
　　①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81 页。
　　②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92—93 页。
　　①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126—130 页。
　　②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84 页。
　　③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129—130 页。
　　第三节可贵的用人思想鄂尔泰作为封疆大吏和雍正帝的宠臣，还向朝廷贡献用人的意见。他对于才与德、能力与职务等关系以及如何识别人的贤佞等问题上，提出他的见解与建议。有时，他就雍正帝的提问和观点而展开讨论，他们君臣之间的议论，虽然是从那个时代的现实出发的，但是今天看来，还是饶有趣味的，因为他们的对话很精彩，时时流露出真知灼见。
　　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鄂尔泰在论用人的奏折中写道：政有缓急难易，人有强柔短长，用违其才，虽能者亦难以自效，虽贤者亦或致误公；用当其可，即中人亦可以有为，即小人亦每能济事。因材、因地、因事、因时，必为官无弃人，斯政无废事。他强调用人一定要得当，什么职务，什么差事，用什么样的人，人、职相当，就能发挥人的才能，该办的事情就能办好。人尽其才了，职务就没有虚设，假如一个人是有才能的，又是有操守的，就是不适合担任那种职务，非要派他去做，他的才德不但不能发挥出来，反把事情耽误了，这样既毁了人，又坏了事。他认为任用官员要人才与职务相适合，最终目的是要把事情办好——“政无废事”，就能把国家治理好。这是他考虑用人问题的出发点。
　　鄂尔泰的奏议引起雍正帝的极大兴趣，随即在他的奏折上写出一篇议论：凡有才具之员，当惜之，教之。朕意虽魑魅魍魉，亦不能逃我范围，何惧之有？及至教而不听，有真凭实据时，处之以法，乃伊自取也，何碍乎？卿等封疆大臣，只以留神用力为要，庸碌安分、洁己沽名之人，驾驭虽然省力，唯恐误事。但用才情之人，要费心力，方可操纵。若无能大员，转不如用忠厚老诚人，然亦不过得中医之法耳，究非尽人力听天之道也。“用有才能的人”，这对于君主和大臣们来说，并没有异议。问题是有才能的人，可能有这样或那样的缺点，这样的人还可不可以用？用人者往往因此而不敢使用他们。雍正帝不这样认识问题，也不这样来处理对一个人的任免。他深知有才能的人未免恃才傲物，看不起上司和同僚，从而与那些庸愚听话的人不同，不容易驾驭，但是他认为不必惧怕他们，应当用心去掌握他们。在这里，尤需“惜之、教之”的思想，这是说人才难得，对已经涌现出来的干才，尽管他们有缺陷，也要爱惜，不能摧残。爱惜的方法之一，是对他们加强教育，帮助他们改正过失，以利充分发挥他们的才智。鄂尔泰见到朱批后，于十一月十五日具折陈述自己的意见：可信、不可信原俱在人，而能用、不能用则实由己。忠厚老成而略无才具者，可信而不可用；聪明才智而动出范围者，可用而不可信。朝廷设官分职，原以济事，非为众人藏身地，但能济事，俱属可用，虽小人亦当惜之，教之；但不能济事，俱属无用，即善人亦当移之，置之。他认为国家设官定职，出发点是为了办好事，不是为用人，尤其不是为养闲人，谁能把事情办好就应当用谁，而不必管他是①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
　　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维正四年八月初六日折朱批。
　　①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
　　君子，抑或是小人。在这个前提下，对于有缺陷的能人加强教育，对不能办事的善人，或调换职务，或离职赋闲，让出缺位给有能力的人来干。他进一步说明和发展了雍正帝的使用有才能的人及其有缺点即加以教育的方针，雍正帝看后大为欣赏，称赞他的说理“实可开拓人的胸襟”②。
　　归结起来，鄂尔泰与雍正帝的用人思想，第一个共同点是，以能力为旨归，大胆使用人才，而对有德无才的人，尽管可以信任，但不可重用，以免防碍政事。在对德和才的要求上，他们把才摆在了第一位。第二，对有缺点的人才，不因有才而放纵，而是加强对他的教育与管束，使他的才能发挥出来，防止他品德的缺陷败坏政事，第三，这样的用人原则是为办好国事，有利于国事者即任用，无利者不管他有什么值得重视之处，也不给予官职。国事第一，这个用人原则实有高明之处，处在封建时代的鄂尔泰、雍正帝君臣，把社稷利益放在首位，而不是首先考虑同个人的关系、个人的好恶，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对于人才“惜之、教之”的教育方针，是让人才从自身的负担中解脱出来，更好地施展他的才能，只有宽阔胸怀的政治家，才能具有这样了不起的思想和方针。就这一点而言，鄂尔泰可以进入政治家的行列了。鄂尔泰任人唯才的思想不只说说，而是贯彻于他的实践之中。所谓“节制滇南七载，一时智勇非常之士，多出幕下”①。他在改土归流中，提拔重用了哈元生、张广泗等人，使他们成为推行改土归流的重要人物。改土归流之始，哈元生是云南威宁镇游击，鄂尔泰大胆任用，命他率兵攻打叛乱的乌蒙土知府禄万钟及助纣为虐的镇雄土知府陇庆侯，哈元生冒矢石奋勇获胜，鄂尔泰即保举他为参将。雍正六年米贴土司作乱，鄂尔泰用哈元生率兵平叛，再获胜利，次年即升其为总兵。雍正帝也非常赏识他，于九年用之为云南提督，次年召进京城，解御衣赐之，让他在办理军机处行走，后又任命为扬威将军，征讨贵州古州叛乱，此次出师无功。鄂尔泰虽提升哈元生，然而对他的认识比较准确，还在雍正八年哈元生任总兵时，鄂尔泰在五月二十二日写的奏折中说：“哈元生人虽严勇，少近残刻，止可备调遣，不足以资统率。”①承认他是一员战将，但不是帅材。不久，“扬威将军”的使命证明鄂尔泰的看法是正确的，识人是深刻的，而雍正帝爱才心切，把哈元生的将才当作帅才来用，因而未见成效。
　　张广泗原为云南楚雄知府，雍正四年，鄂尔泰因贵州改土归流的需要，调张广泗为黎平知府。张广泗对土司剿抚兼施，所至立功，两年内被提升为贵州巡抚。雍正帝因未见过其人，不明其底细，于雍正七年在上谕中问鄂尔泰：张广泗“胸襟立志，未知可能开阔坚定否？”鄂尔泰即回奏，说被察考者“胸襟亦颇开阔，立志亦颇坚定，但明敏强干，犹属见事办事，若夫先筹全局，次扼要领，不遗琐细，而一视繁难，张广泗心能知及，而尚未能了了”②。即认为张广泗忠实于君主，一心向上，有统顾全局的能力，但不甚高明。鄂尔泰的分析与张广泗的行事，有相当符合处。雍正十年，宁远大将军岳钟琪以西路军营出师无功而获罪，张广泗受命往代，亦无功而还。雍正十三年代替哈元生经略云贵，平定古州之乱。乾隆十一年（1746）起，张广泗任川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朱批。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2《鄂西林用人》。
　　① 《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② 《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陕总督，出师大金川，久而无功，乾隆帝派大学士讷亲为经略，但讷亲方略不当，张广泗已看出来，因惧其势盛，而缄默不言，坐视其败，惹得乾隆帝怒而将其斩首。张广泗有小才而无大器，鄂尔泰也看得很准。张广泗忠君是有条件的，鄂尔泰看到他敏于办事的一面，忽视了他过于重视个人身家性命的一面，但对张广泗的基本点，鄂尔泰确是把握准了。
　　鄂尔泰的另一属员广西巡抚金鉷，不是鄂尔泰提拔起来的，但他们相处不久，鄂尔泰对他作了如下评论：金鉷肝胆可用，识力未充，阅人无多，历事有限..臣窃于金鉷有隐虑焉。在金鉷才具明爽，毅然有为，其感恩思奋实出于至诚，论担荷力量，并无逊于张广泗，若再进以学识，求理审机，破除我见，洵可为胜任之封疆。倘以此自限，犹不过一精悍材，无与于经济之选也。鄂尔泰虽肯定此人，却不以大材期许。后来证明，金鉷的确没有大作为。
　　雍正朝被表彰实心办事、认真提参属员的督抚，其中有豫抚田文镜、晋抚诺岷、鲁抚塞楞额、浙抚李卫、粤抚杨文乾、赣抚迈柱，再就是云贵总督鄂尔泰。鄂尔泰基于他对属员的了解，提拔了一批人，也参劾了一些人，基本上做到知人善任。雍正帝对鄂尔泰说：“卿之识人，实越常人。”②又说：“卿之识人感人，朕实信及。”③雍正帝在这方面对鄂尔泰的评价，反映了鄂尔泰善于识别人才的实际。鄂尔泰有着可贵的用人思想，并知人善任，正是这个原因，促成了改土归流事业的成功。
　　① 《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七年八月十八日折。
　　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四年十一月十五日折朱批。
　　③ 《掌故丛编》第三辑《鄂尔泰奏折》。
　　第四节性格与君臣际合鄂尔泰的发迹，在于巧遇雍正帝，这种君臣际合，又同他的性格、智识密切相关。
　　鄂尔泰自二十岁中举，即被召为侍卫。鄂尔泰的为政行事可以归结为两条，一是信奉和讲求忠孝。雍正二年他因侄子鄂昌、鄂敏同时中举，训诫他们说：“吾家世德相承，延及后裔，惟忠孝二字，永矢终身，是所望耳。”①以忠孝教子侄，亦以此自励。二是讲求实学治国。鄂尔泰在江苏布政使任上，对于士子，总觉着他们只会做八股文，而“实学尚少”，因而在考时文之外，加试古文辞。与士人交游，“辄与论经史，谈经济”②。这两条，一是忠君作为做人的根本，一是讲实学，作为从政的指导思想。
　　鄂尔泰与雍正帝的最初接触，是在康熙年间任内务府员外郎时，那时作为雍亲王的雍正帝要求鄂尔泰为其办理分外之事，鄂尔泰以“皇子宜毓德春华，不可交结外臣”，加以拒绝③。据记载，有一个暴戾的郡王，强命鄂尔泰替他办事，鄂尔泰不从，郡王将杖责之，他却说“士可杀，不可辱”，迫使郡王向他谢过④。鄂尔泰守着一项原则：忠于国君，忠于职守，不趋炎附势，不畏强暴，哪怕危害自己也在所不惜。他有着刚正不阿的性格。雍正帝虽然碰过他的钉子，但认识到这是忠君的品质，对皇帝的统治有好处，所以继位之后，不但不记他的仇，反而鼓励他，称赞他：“汝以郎官之微，而敢上拒皇子，其守法甚坚，今命汝为大臣，必不受他人之请托也”⑤，越级提拔他为江苏布政使。鄂尔泰以正直守职而得到皇帝的赏识。
　　鄂尔泰受知于雍正帝，后来关系发展，如同家人父子，如同朋友。雍正帝不只是给他加官晋爵，和他讨论政事，斟酌用人，对他的恩赐也是少有的，诸如赐福字，追封三代，而且还特加优遇，与众不同。比如，雍正帝五十大寿，群臣举觞庆祝，雍正帝未见到在昆明的鄂尔泰，心中不乐，特拣果饼四盘，专程送往云南，并说：“朕亲尝食物寄来卿食，此如同君臣面宴会也。”鄂尔泰因而感到“受恩至此，无可名言，天地神明，实鉴实察”①。雍正帝在鄂尔泰五年五月初十日的奏折上批说，他默祝“上苍厚土、圣祖神明，令我鄂尔泰多福多寿多男子，平安如意。”②八月初十日鄂尔泰奏称，到云南后，连得二子，已有五个儿子了，感谢皇上的祝愿和赐福。雍正帝回称，他的祝祷出于至诚，“今多子之愿既应，其他上苍必赐如意也”③。鄂尔泰在西南期间，雍正帝对他的赏赐几乎无月无之，《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对此种恩荣详加记叙，触目皆是，这里无庸赘说。更有甚者，雍正帝不顾君臣之体，称鄂尔泰为朋友。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鄂尔泰奏称他劝导新任云南巡抚朱纲如何忠诚于皇帝，雍正帝阅后批道：①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65。
　　②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64、68。
　　③ 《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④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⑤ 《啸亭杂录》卷10《宪皇用鄂文端》。
　　①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第97—98 页。
　　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五月初十日折朱批。
　　③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八月初十日折及朱批。
　　朕含泪观之，卿实为朕之知己。卿若见不透，信不及，亦不能如此行，亦不敢如此行也，朕实嘉悦而庆幸焉。雍正五年正月有所谓黄河清祥瑞，内外群臣上表称贺，其中鄂尔泰、杨名时的贺表不合规式，通政司照例题参，雍正帝却只让议处杨名时，而不及鄂尔泰，同一时间发生的同一性质的错误，何以有迥然不同的处理？雍正帝的解释是：“鄂尔泰公忠体国”，是“纯臣”，“求之史册亦不多觏”，故不忍以小节而加处分，而杨名时“毫无亲君爱国之心，与鄂尔泰相去霄壤”，不能因宽待鄂尔泰而及于杨名时，所以仍对杨议处。在这里，雍正帝偏袒鄂尔泰，已经到了强辞夺理的程度。
　　鄂尔泰的亲属亦因之得到雍正帝的特殊恩惠。鄂尔泰的长子鄂容安，原名鄂容，雍正帝在他中举后引见时赐名鄂容安。鄂容安于雍正十一年庶吉士未散馆时，被破例用为军机章京，“欲造就成材”①。鄂尔泰的五弟鄂尔奇康熙间为编修，雍正帝因其兄而垂爱之，用为户部尚书兼步军统领，使之成为亲信大臣。鄂昌是鄂尔泰的长兄之子，雍正六年以举人而为户部主事，数年之间，历道员、布政使，至巡抚，飞黄腾达。然其为官“贪纵”②，并非杰出人才。鄂尔泰的三兄鄂临泰之女，经雍正帝指婚，配给怡亲王允祥之子弘皎，日后成为王妃。
　　鄂尔泰对雍正帝的感恩图报，也出乎常人。雍正五年五月，鄂尔泰得到雍正帝赐物，写奏谢折说他的心情：“自念遭逢，虽义属君臣，实恩同父子，泪从中来，不禁复作儿女态。”③同年九月十六日奏折又讲：“（皇上）爱臣谆笃，臣之慈父；勉臣深切，臣之严师。”④一再讲他们君臣的关系如同父子、如同师生，显见君臣关系之深。
　　鄂尔泰的趋奉雍正帝，更表现在他违心地助长雍正帝搞祥瑞。雍正帝崇信祥瑞，鄂尔泰则投其所好，每每以报祯祥取悦雍正帝。他频频奏称云贵出现诸如嘉禾、瑞鹤、卿云、醴泉等。雍正六年十二月鄂尔泰奏报：万寿节那一天，云南四府三县地方，出现“五色卿云，光灿捧日”，次日“绚烂倍常”⑤。七年闰七月，鄂尔泰又奏报，贵州省思州和古州在一个月内祥云连续七次出现。有的官员不赞成鄂尔泰这样献媚，如，大理县刘知县说，我怎么看不到卿云啊，莫非是眼里迷了沙子？①雍正帝很不满意这些说风凉话的官员，他说像鄂尔泰这样的督抚陈奏祥瑞，是出于强烈的爱君之心。雍正帝为支持鄂尔泰，即以卿云之报而给云贵官员普遍加官晋爵，如鄂尔泰由头等轻车都尉授三等男爵，云南提督郝玉麟从云骑尉晋为骑都尉，其他巡抚、提督、总兵各加二级，知县、千总以上俱加一级。可见鄂尔泰报“卿云”不同寻常。鄂尔泰报“卿云”时，曾静投书案发生不久。曾静指责雍正帝是谋父、逼母、弑兄、屠弟的大逆不孝的人，而古来传说，“卿云”现是天子孝的表现，鄂④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十一月十一日折及朱批。
　　① 《清史稿》卷312《鄂容安传》。
　　② 《清史稿》卷338《鄂昌传》。
　　③ 《襄勤伯鄂文端公年谱》页90。
　　④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五年九月十六日折。
　　⑤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雍正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
　　① 《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尔泰在报卿云时，特意说是“皇上大孝格天”所致的庥征②，歌颂雍正帝是大孝子，道德上没有缺陷。曾静投书案是一场政治斗争，鄂尔泰则以报“卿云”支持雍正帝，希望皇帝取得政治上的主动。这实际是一种政治行动。其实鄂尔泰本人也知道祥瑞之说的荒诞，对奚落他的大理县刘知县不但不记仇，反而嘉许他的公直，向雍正帝推荐他③。他不惜毁坏自己的名誉，假造祥瑞，为在政治上支持雍正帝，可见他的忠君之心。
　　乾隆帝继位后，鄂尔泰仍然高官厚禄，但君臣关系，远不如前朝。特别是鄂尔泰与另一大学士张廷玉不和，各自引“门下士互相推奉，渐至分朋引类，阴为角斗”④。鄂、张本人在一室办公，面和心非，往往整天不说一句话，鄂尔泰有过失，张廷玉辄加讥讽，使鄂尔泰无地自容①。他们的纷争，为乾隆帝所不能容忍。乾隆七年（1742），鄂尔泰的门生、左副都御史仲永檀向鄂容安泄漏密奏留中事，狱兴，乾隆帝指责他“依附师门，有所论劾，无不豫先商酌，暗结党援，排挤异己”②。将之囚禁致死，并革鄂容安职。对鄂尔泰虽无惩处，但下吏部议，以示警诫。乾隆二十年，内阁学士胡中藻《坚磨生集》案发，胡诛死，与其唱和的鄂昌被株连自尽死。胡中藻亦是鄂尔泰门人，乾隆帝指责鄂尔泰搞朋党，说如“鄂尔泰犹在，当治其植党之罪”③。所以鄂尔泰晚年，君臣关系平常，致贻身后之咎。
　　总起来说，鄂尔泰基本上实现了忠君思想，以此为雍正帝所知遇，晚年培植私人势力，“忠”上的缺陷，导致君臣关系大不如前。忠君在封建的道德观念中是最高的原则，是大节，鄂尔泰对于雍正帝是紧紧地把握了这一点，在大节上成了完人，就站住了脚，而且青云直上。注意大是大非，抓大事，鄂尔泰深知其中三昧，他曾说：“大事不可糊涂，小事不可不糊涂，若小事不糊涂，则大事必致糊涂矣。”④他认识得很深刻，乃至同他有门户之见的张廷玉也说：“斯言最有味，宜静思之。”⑤表示佩服。清末钟琦在引述鄂尔泰这段话时，赞扬说：“文端识量渊宏，规画久远，此数语大有阅历。”⑥识大局，顾大体，是鄂尔泰一生的长处，虽然晚节有疵，但不影响他的大节。② 《朱批谕旨·鄂尔泰奏折》，六年十二月初八日折。
　　③ 袁枚：《小仓山房文集》卷8《武英殿大学士太傅鄂文端公行略》。
　　④ 《啸亭杂录》卷1《不喜朋党》。
　　① 《啸亭杂录》卷6《张文和之才》。
　　② 《清史稿》卷306《仲永檀传》。
　　③ 《清史稿》卷338《鄂昌传附胡中藻传》。
　　④ 张廷玉：《澄怀园语》卷1。
　　⑤ 张廷玉：《澄怀园语》卷1。
　　⑥ 《皇朝琐屑录》卷14，《轶事》。
　　第三十章傅恒第一节受帝宠金川立功傅恒，字春和，姓富察氏，满洲镶黄旗人。曾祖哈什屯为顺治朝内大臣，祖父米思翰为康熙朝户部尚书，父亲李荣保亦官至察哈尔总管。傅恒的姐姐为乾隆帝的孝贤纯皇后，故而他又是外戚。家族显贵使之在仕途上平步青云。乾隆五年（1740）他被授予蓝翎侍卫，仅过三年，又被破格提升为户部侍郎。乾隆十年，乾隆帝以傅恒“世族旧臣，可望成器，是以加恩令在军机处行走，使之练习政务”①，于是，又成为军机大臣，十二年晋升为户部尚书。十三年，孝贤纯皇后随从乾隆帝南巡，回来的路上死于德州，傅恒以皇后之弟又被加太子太保衔，晋升协办大学士。
　　傅恒以外戚望族骤登崇阶，引起朝中大臣的注目。乾隆十一年（1746），御史万年茂弹劾学士陈邦彦和于振，他们两人在本年八月举行的瀛台赐宴中向傅恒屈膝请安。乾隆帝认为此事“关系陈邦彦、于振两人之名节，而傅恒若妄自矜大，致词臣如是趋奉，亦当有应得之罪”②。于是，他亲自召见刘于义、汪由敦、舒赫德和王安国等，当面询问有无此事。刘、汪、舒三人都说没有这事，只有王安国说他听到关于此事的传闻，但未亲眼见到。乾隆帝对此很不满意，就令大学士张廷玉和讷亲两人进一步查核。他们询问了陈邦彦和于振，以及与陈、于两人同班的裘日修、董邦达等人，陈、于坚不承认，而裘和董则说未见到。根据张廷玉和讷亲所上的关于此事的奏文，乾隆帝断定此事为“子虚乌有”。御史万年茂因此受到处罚。虽然这场轩然大波被平息下去，但从中却反映出年轻气盛的傅恒在朝廷中的显赫地位。
　　正当傅恒官运亨通，步步高升时，地处西南边陲的四川金川地区燃起战火，土司莎罗奔攻打邻部，不听清政府裁处，清军进攻接连受挫。乾隆帝惩处经略讷亲和川陕总督张广泗后，以傅恒为经略，前往金川督师。谕旨指出：“自御极以来，第一受恩者无过讷亲，其次莫如傅恒。今讷亲既旷日持久，有忝重寄，则所为奋身致力者将惟傅恒是属。傅恒年方壮盛，且系勋旧世臣，义同休戚，际此戎马未息之时，惟是出入禁闼，不及援枹鼓勇，谅亦心所不安。况军旅之事，乃国家所不能无，满汉大臣必历练有素，斯缓急足备任使。傅恒著暂管川陕总督印务，即前往军营，一切机宜悉心调度。”①随之又晋升傅恒为保和殿大学士。傅恒也深知此行事关重大，因而对战前的准备做得很充分。他得知康熙年间征西藏时，威远炮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就“请各带两位，并令造办处员外郎西宁于城外交工部委员送金川军营”②。乾隆帝答应了他的要求，并批准傅恒和其他军机大臣的建议，除调京师及东北三省军队外，还从陕西、甘肃、云南、贵州、湖北、湖南和四川等省调拨满汉兵三万名，“定期来年三月内全抵军营”。此外，关于驿站、兵器、军粮及马匹等事项也都做了妥善的安排。同年十一月初三日，傅恒出师。临行之际，乾隆帝“亲诣堂子行祭告礼”，并“亲祭吉尔丹纛”，还“至东长安门外幄次，亲赐经① 《清高宗实录》卷277。
　　② 《清高宗实录》卷277。
　　① 《清高宗实录》卷325。
　　② 《清高宗实录》卷326。
　　略大学士酒，命于御幄前上马”①。皇子和大学士来保还奉命到良乡为傅恒送行。典礼之隆重前所未见。
　　离开京城后，傅恒率所部日夜兼程奔赴金川。进入四川境内后，山高路险，气候也十分恶劣，不是刮风就是下雪，行军异常艰难。加之四川屡遭战事，地方财力匮乏，军队所需马匹常常不能及时供给。傅恒为了尽早赶到金川前线，常常是“减从星发，竟至步行”。乾隆帝为此特颁旨嘉奖，“著晋衔太保，仍加军功三级”②。
　　乾隆十三年十二月，傅恒到达卡撒（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军营后，立即捉拿和斩杀了为张广泗所宠信而实为金川莎罗奔安插的奸细——良尔吉和阿扣，除掉了内部隐患。傅恒大力整顿军队纪律，任命冶大雄为总统，“凡张、讷误算者，咸更置之，壁垒为之一新”③。同时他亲临两军阵前，仔细观察地形，认真分析讷亲、张广泗失利的原因。时大金川莎罗奔据勒乌围（一作勒歪，在今四川省金川县之东），其侄郎卡固守噶尔崖（一作刮耳目，一作噶拉依，今四川省金川县东南），两地都在大金川的东岸，阻山临河，形势极为险峻。莎罗奔依恃这复杂的地形，修筑很多碉堡。这碉堡是用石头垒成的，比中原地区的塔还要高，它的四面都有孔，可以向外发射箭矢和枪弹。每一石碉只要有数名守军，就可以抵挡成百上千士兵的进攻。面对这险峻的地形和易守难攻的石碉，当初，讷亲和张广泗不是想法智取，而是一味强攻，“以卡逼卡，以碉逼碉”。傅恒以为这种办法最为荒唐，他在给乾隆帝的奏折中说：“臣查攻碉最为下策，枪炮惟及坚壁，于贼无伤。而贼不过数人，从暗击明，枪不虚发。是我惟攻石，而贼实攻人。且于碉外开濠，兵不能越，而贼得伏其中，自下击上。..客主劳佚，形势悬殊，攻一碉难于克一城。即臣所驻卡撒左右山顶即有三百余碉，计半月旬日得一碉，非数年不能尽。且得一碉辄伤数十百人，较唐人之攻石锋堡，尤为得不偿失。如此旷日持久，老师糜饷之策，而讷亲、张广泗尚以为得计，臣不解其何心也。”①基于此种认识，傅恒决定采取新的进攻策略，“近日贼闻臣至，每日各处增碉，犹以为官兵狃于旧习，彼得恃其所长，不知臣决计深入不与争碉。惟俟大兵齐集，四面布置，出其不意，直捣巢穴，取其渠魁，定于四月间必有捷报”②。然而傅恒关于金川地险、石碉难攻的奏报，却使乾隆帝征剿金川的决心动摇了。当初金川战事伊始时，他本以为其地小兵寡，不足以抵挡清朝大军。谁知劳师两载，寸土未获，反而因此诛杀讷亲、张广泗两位大臣。傅恒奉命督师出征金川的途中，又常奏报四川路险，物力贫瘠的情况，这才使他感到征伐金川并非易事。他在给傅恒的谕旨中，就表露出对这次出征金川颇有后悔之意：“讷亲自办理金川军务以来..而于道路之险阻，兵民之疲惫，一切艰难困瘁之状，从未据实入告。朕因军旅重大，不容久凟，特命大学士傅恒前往经略..设令讷亲、张广泗早行奏闻，朕必加以裁酌，不至多此一番劳费矣。今朕于此事颇为追侮。但办理已成，无中止之势。”①所以，当乾隆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十三年十一月癸丑条。
　　② 《清高宗实录》卷330。
　　③ 《清高宗实录》卷330。
　　① 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② 魏源：《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① 《清高宗实录》卷331。
　　帝接到傅恒关于金川石碉林立，易守难攻的奏报后，除了更加痛恨讷亲和张广泗隐匿实情不报外，也就产生了撤兵休战的想法。加之又屡奉皇太后“息武宁边”之谕，于是就在乾隆十四年正月十五日下令傅恒班师回朝。但是傅恒却认为金川之事可成，反对中途撤兵。他上奏说：“金川军事误于初起之时，蛮首本在化外，止可略惕以成，不必深入其阻，一误再误，以汔（迄）于今。若轻率蒇事，则贼焰愈张，众土司皆罹其毒，边宇将无宁日。使贼境果非人力所及，臣亦何敢强必成功？但审度形势，贼碉非尽当道，其巢尤皆老弱，但舍碉而直捣中坚，贼亦必出碉而内顾分拒。我兵且战且前，一面乘间夺碉，一面各携两旬干粮，由昔岭中峰直抵噶尔崖，实有破竹建瓴之势。今功在垂成，弃之可惜，且臣受命调兵大举，若不扫穴禽渠，亦何颜以返内地？不然，或贼震惕乞降，匍匐军门，则相机禽献，亦可奏凯。”②因为乾隆帝已决计罢兵，所以不同意傅恒继续进兵的要求，再次下达谕旨，要傅恒班师，且赐诗三章，中有“壮志无须效贰师”、“速归黄阁赞元功”之句。此时，傅恒和岳钟琪已兵分两路，率军深入。傅恒军由昔岭直取噶尔崖，岳钟琪军经党坝进攻勒乌围，连夺数个碉卡，声威大振。莎罗奔甚为恐惧，他自知力单势薄，难以抵挡清军凶猛的攻势，加之良尔吉和阿扣已死，失掉内应，更无计可施，于是，只好利用过去曾隶岳钟琪手下、随岳入藏平叛的关系，遣人向岳钟琪乞降。岳钟琪抓紧时机，亲率十三名骑兵驰入敌军营中。莎罗奔见岳钟琪亲至，即随岳钟琪赴傅恒军营。傅恒升帐受降，莎罗奔保证效忠清朝，不再侵犯其他土司，并交纳赋役，履行职责。于是，莎罗奔被免于治罪，仍为金川土司。至此，平定金川之役胜利结束。乾隆帝闻讯非常高兴，特地颁诏嘉奖，并沿袭功臣扬古利之例，赐给傅恒豹尾枪两杆、亲军两名①。同年三月，傅恒班师返京，乾隆帝命皇长子和裕亲王到郊外迎接，又“御殿受贺，行饮至礼”，下令按开国元勋额亦都、佟国维例，建宗祠祀傅恒曾祖哈什屯、祖米思翰、父李荣保，春秋官为致祭”②，并于东安门内赐第一所，赋诗庆其落成。宠命优渥，无以复加。
　　② 《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① 《圣武记》卷7《乾隆初定金川土司记》。
　　② 《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第二节任宰辅佐治国政平定金川的殊功使傅恒出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他精明干练，“文字虽不深，然于奏牍案卷，目数行下，遇有窒碍处辄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惬事理”③。尤其是他办事勤慎，惟乾隆帝之意旨是从，不敢有一点专擅，更博得皇帝的宠信。乾隆帝曾不无得意地说：“从前当大学士鄂尔泰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讷亲。讷亲在此时，朕培养陶成一经略大学士傅恒，皆几经教导，几经历练而后及此，人材难得，固非一朝一夕所能造就。”④按照惯例，军机处的军机大臣不能同时入见，以前只有讷亲一人当面承接皇帝谕旨，傅恒为首席军机大臣后，以自己见识不广难于独立承旨为由，改为诸位军机大臣一同入见。这样，他既可以使其他军机大臣“感和衷之雅”，又可使自己“稍释独记之劳”⑤。然而，乾隆帝还是经常在晚饭后，单独召见傅恒，和他商讨军政大事。时人称此为“晚面”。
　　傅恒在此期间，也确实参与不少军政大事的决策。乾隆十九年，清政府讨论是否要限制出海贸易人员回籍的问题。当时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资本主义萌芽在棉纺织业、染踹业、丝织业和矿冶业等行业中有了增长，与此相适应的是对外经济交往也越来越频繁，出海贸易的人越来越多。如何对待日益发展的对外贸易，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存在分歧，一些守旧的官员从维护封建统治的狭隘利益出发，千方百计地企图限制对外贸易的发展。乾隆十九年，福建巡抚陈宏谋在上奏中，提出了一个限制出海贸易的建议，他说出海贸易的民众，如果不能在三年之内回国，就不允许再回到他的家乡。显然，如果这一建议得以实行，不仅会使欲出海的人因害怕不能返乡而却步，而且也会使已在海外的人不敢回乡，这对正在发展之中的对外贸易无疑是一个很大的打击，因而此项建议遭到一些务实官员的反对。两广总督杨应琚说：“现在开洋贸易之民源源不绝。如三年后不准回籍，则少逾时限，即不得返归故土。应仍令船户查明缘由，出具保结，准其搭船回籍。”①对于这两种不同的看法，乾隆帝要傅恒等军机大臣讨论，拿出决策性的意见。傅恒不仅同意杨应琚的看法，而且还进一步提出：“凡出洋贸易之人，无论年分远近概准回籍，仍令于沿海地方出示晓谕，令其不必迟疑观望。至于责成船户出具保结之处，应如所议办理。其自番地回籍携有赀货者，如地方官役借端索扰，该上司访参治罪。”②乾隆帝同意了傅恒的提议。这一决定，使出海的人消除后顾之忧，可以安心地从事商业贸易活动。
　　另一件大事是，这一年清政府在决定是否出兵准噶尔，平定达瓦齐的过程中，傅恒起了更为突出的作用。清初以来，蒙古厄鲁特准噶尔部不断骚扰西北地区，成为清朝巩固统一的重大障碍。康熙帝和雍正帝虽然先后对准部的进犯给予沉重的打击，但面对内部团结、武力强盛的准部，却无法彻底铲除，因而只得议和。乾隆四年，双方达成协议，以阿尔泰山为界，准噶尔部在山后游牧，不得越阿尔泰界东；而已归顺清朝的喀尔喀部则在阿尔泰以东③ 《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④ 《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⑤ 《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① 《清高宗实录》卷472。
　　② 《清高宗实录》卷472。
　　游牧，不能越过界西。然而，这种局面并没有维持多久，从乾隆十年起，准噶尔内部发生了很大的动乱。这一年，其首领噶尔丹策零死去，为争夺汗位，封建贵族展开了血腥的争斗。经过一番激烈的厮杀，噶尔丹策零的长子喇嘛达尔札、次子策妄多尔济、纳木札尔都被杀身亡。乾隆十七年，得到辉特部台吉阿睦尔撒纳支持的大策零敦多布之孙达瓦齐登上了汗位。此人庸碌无能，贪婪残暴，四处兴兵攻打各部，大肆掠夺牛羊和牧场。持续不息的战乱给准噶尔民众带来了极大的苦难。归附清朝，结束分裂割据局面的呼声日益高涨。在这种情况下，厄鲁特蒙古族纷纷脱离达瓦齐的统治，投向清朝，原与达瓦齐联盟的阿睦尔撒纳，也因在与达瓦齐争权夺利的火并中失败，而领属下两万余人投降清朝。准部四分五裂、众叛亲离的局面，给清朝铲除割据势力，实现统一大业提供了前所未有的良机。可是当乾隆帝召集满洲王公大臣商议出兵准噶尔时，却遭到大多数大臣的激烈反对。这些身居要职的勋戚显贵，早已没有开国初期八旗将领的那种勇于进取，锐不可挡的气势，他们只想干风险小、获利大的事，而对于到路途遥远、气候恶劣的西北作战，本来就视为畏途，加之雍正九年（1731）清军进攻准部，在和通泊惨败的阴影又时时缠绕着他们，因而他们竭力阻止出兵准部。在一片反对声中，只有傅恒深谋远虑，力排众议，大力赞成出兵准部。这就给乾隆帝以很大的支持，他异常兴奋地说：“卿（指傅恒），朕之张华、斐度也。”①傅恒的支持和赞助，促使乾隆帝很快做出出兵准部、平定达瓦齐的决策。乾隆二十年，清军兵分两路，大举征讨达瓦齐，短短时间内，达瓦齐土崩瓦解，清军进占伊犁。在山穷水尽之际，达瓦齐只得向清朝投降。这以后，清军又粉碎了原已归顺清朝的阿睦尔撒纳所发动的叛乱，从此，根除了准部割据势力，统一了天山南北，多民族统一国家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和发展。在这一事件中，傅恒的远见卓识和勇于进取的精神，得到了充分的体现，为此，乾隆帝也多次予以嘉奖。他指出：“因筹及两路兴师之举，而人心狃于久安，在廷诸臣惟大学士傅恒与朕协心赞画，断在必行，余无不意存畏葸。..大学士、忠勇公傅恒著加恩再授一等公爵，以为力矫积习，为国任事者劝。”傅恒为表达自己对皇帝的忠心，上奏折恳请免授。乾隆帝虽允准其请求，但“仍于军机大臣内交该部从优加等议叙”，随后在紫光阁列功臣图像时，傅恒又排在第一位。不过，傅恒在军机大臣任上并不都是成功的，也不时受到皇上的训斥。
　　有一次，乾隆帝集臣工议事，傅恒来晚了，气喘吁吁地走进宫门，侍卫开玩笑地对他说：“相公身肥，故尔喘吁。”乾隆帝在一旁却板着面孔说：“岂惟身肥，心亦肥也。”显然这是在批评傅恒对公事漫不经心。这句话吓得傅恒连忙“免冠叩首，神气不宁者数日”①。乾隆十五年六月，帝令兵部、户部和吏部等三部讨论协办大学士阿克敦应否给俸的问题，但这三部互相推诿，迟迟不能拿出处理意见来。乾隆帝对此很生气，下令都察院议处这三部的堂司官。可是，都察院不仅拖了两个月才呈上奏文，而且在奏文中也仅议处吏部官员，而将由傅恒主管的户部和兵部另请吏部议处，这显然是有意庇护傅恒。乾隆帝也看出这一点，就降谕说：“盖因大学士傅恒管理部务，是以都察院徘徊观望，有心延搁，此所谓非曰爱之，其实害之。”②于是，左都御史① 《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① 《啸亭杂录》卷1《用傅文忠》。
　　② 《清高宗实录》卷371。
　　德通、彭维新和由傅恒荐举的左副都御史马灵阿都以瞻徇傅恒而受到降职和革职处分。更有甚者，就连傅恒的长兄广成，也因遭人弹劾而被解退。当然这并不意味着傅恒已经失宠，这不过是乾隆帝“驭下”的一种手法，他有意地压一下当时地位显赫的傅恒，使其对帝更为忠顺。
　　第三节击缅失败羞惭病故真正动摇傅恒地位的，是他经营缅甸事务的失机。清初，中国和缅甸之间，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建立起正式的官方联系，但两国地域毗邻，民间来往很是频繁。乾隆十八年，通过与缅甸关系较密切的云南茂隆厂主吴尚贤的介绍，两国开始有了交往，清政府允许缅甸使节来华，这是两国之间正式接触的开始。但这良好的开端却由于不久发生的缅甸内乱而中止。从乾隆二十年起，缅甸军队不断侵扰清朝耿马、孟连等土司。乾隆三十年，缅军甚至进犯云南九龙江橄榄坝，入据车里城。云贵总督刘藻遣兵征讨，因指挥失宜，反为其败。乾隆三十一年（1766）正月，清政府又派大学士杨应琚自陕甘移督云南。杨应琚到任后，指挥军队击退了缅军的进犯，收复了失地。但杨应琚却因此而傲慢轻敌，贪功启衅，他自普洱移驻永昌后，致书缅甸国王，声言将率大军数十万征讨，要缅甸投降。于是缅甸起兵迎战，双方战事再起。清军数战不利，缅甸军队乘机进扰云南。乾隆帝闻讯大怒，诏逮杨应琚至京，赐死。乾隆三十二年，派将军明瑞分兵五路征缅。战争之始，清军连战皆捷，进展很快，已逼近缅甸国都阿瓦（今缅甸曼德勒），但毕竟是孤军深入，粮草不继，终于在第二年二月兵败退回，明瑞也自尽身亡。
　　清军惨败的消息使乾隆帝甚为震惊，他见军情紧急，“必须重臣前往督率调度”，于是授傅恒为经略，阿里衮和阿桂为副将军，舒赫德为参赞大臣，经办征伐缅甸事务。乾隆三十四年二月，傅恒率满、蒙兵一万三千六百余名出征。临行时，乾隆帝亲自在太和殿授之敕印，并把自己用的甲胄赠给傅恒，以表示对他的信任和希望。
　　这一年三月，傅恒抵达云南，四月到永昌、腾越察看情况，着手进行战前准备。他得知缅军防守“专恃木栅”，而“清军向来用寻常枪炮攻取，无济于事”，就“访闻茂隆厂一带有善造大炮之人，将来进兵时兵弁各带铜、铁一斤，遇攻栅时随时暗铸大炮，出其不意”①。他还聚集众将，商讨进兵方略。鉴于过去明瑞将军专由陆路进兵，缅方得以集中兵力防御，而遭败绩的教训，傅恒决策水陆三道并进。因缅甸都城阿瓦在大金沙江以西，若由东路锡箔江进，则阿瓦仍隔江外，于是定议一路由戛鸠江（亦名兰鸠江，或槟榔江）出河西，取道孟拱（今缅甸密支那之西）、孟养（今缅甸密支那），直捣阿瓦，此为正师；一路由伊洛瓦底江东岸，经孟密（今缅甸杰氻）夹江南下，这是偏师；另一路则由伊洛瓦底江水路，顺流而下，先造船于蛮莫（今缅甸八莫），以沟通前两路军的联系，壮大声势，并兼及供应两军所需。①但是要实现水陆并进的方针，首先要解决船的问题。早在傅恒未到云南之前，乾隆帝就曾有造船的打算，并派副将军阿里衮去经办此事。但阿里衮以“边外峡行湍险，舟楫不通，沿江亦无办公所奏止”②。随后，傅显与佐三泰又奉命前往察勘实情，“所言与阿里衮等同”③。这样，造船之事只好暂且搁下了。傅恒抵滇后，详细地察询当地居民，获知蛮莫附近的翁古山树木较多，而位于此山旁边的野牛坝，气候凉爽无瘴气之害，是建造船只的好处所，① 《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四年四月己未条。
　　① 《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② 《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③ 《清史列传》卷20《傅恒传》。
　　于是傅恒就派遣傅显督工运料，并令湖广来的工匠造船。不久，一批船造成了。乾隆帝闻报很是高兴，特颁旨嘉奖，作诗《造舟行》以壮此举。
　　在兴造船只的同时，傅恒对征缅的其他准备事务也在加紧进行。清政府增调的军队陆续抵达云南，马匹和粮草也大体齐备。乾隆三十四年七月，满、汉精锐之师数万余众，马骡六万余匹，以及各种火器，如京师的神机火器、河南的火箭和四川的九节铜炮等“皆刻期云集”。然而当时距霜降尚早，部下诸将以“南徼地多瘴，群议宜俟霜降后出师”①。傅恒虽然也有些犹豫不定，但他害怕时间拖长了，不仅耗费很多物质，而且士兵也会产生松懈情绪，事情就更不好办了，所以他就不顾部下的劝阻，毅然下令进兵，打算乘敌准备不足之机进攻，收出其不意之效。同年七月二十日，傅恒祭旗进发。时副将军阿里衮已患病，傅恒要他留下养病，阿里衮坚请从征，傅恒同意了，只留阿桂于蛮莫督造战船。傅恒领军至戛鸠江后，征集船只，打造木筏，用十天的时间，全军渡过了戛鸠江。然后挥军西进，一路之上，孟拱、孟养两土司先后归降，并“各献驯象四，牛百头，粮数百石”②。此时缅甸正值秋收季节，一时未集军迎战，同时孟拱、孟养离缅甸中心地区又较远，因而傅恒军几乎是兵不血刃已前进了两千里。但是这期间，天气十分恶劣，“惟途间忽雨忽晴，山高泥滑，一马倒，则所负粮帐尽失，军士或枵腹露宿于上淋下湿之中，以致多疾病”③。加之，清军人地生疏，经常迷失方向，实在是难以深入了。面临如此险恶的困境，傅恒只得改变原先攻占木疏（即今缅甸甘布鲁），由陆路直取阿瓦的计划，于同年十月回师至蛮莫，与东路阿桂军会合。傅恒因率军“奔走数千里，疲乏军力，而初无遇一贼，经略之声名遂损，因羞恚得病”④。虽然如此，傅恒还是带病指挥，试图扭转这不利的局面。他见水战所需战船已大都造就，并且福建和广东水师也已到达蛮莫，就把军队重新布署，以阿里衮为西路，阿桂沿江东南下为东路，而自己则督舟师居中，沿伊洛瓦底江南进为中军。此时，缅甸亦集水陆军前来迎战，双方经过一番激烈交锋，缅军败退，清军三路告捷。不过，清军虽一时得手，但阿里衮随之病亡，许多官兵不是负伤就是患病，已无力再向阿瓦进攻。于是集全力图谋夺取阿瓦城北五百里的老官屯，以迫使缅甸乞降。老官屯前临大江，缅军在江东西岸周围二三里的地带树立了许多高大的木栅，栅外掘三重濠沟，沟外又横放大木头，使尖利的树枝朝外成鹿砦，使人无法通过。这是缅军的惯用之法。傅恒先命部下修筑土台，将大炮置放台上，向敌军阵地轰击。炮弹虽然将木栅击穿，但它却不塌落，而破损处又随即被缅军修补好。傅恒见此法不能奏效，就又“属生革为长絙钩之”，但力急绳断不能倒其栅。随后他又派士兵“伐箐中数百丈老藤，夜往钩其栅”，使数千人曳之，但藤却被缅军用斧砍断，此法又失败了。虽然屡次失败，傅恒仍不甘心，就又施用火攻，“先为杆牌御枪炮，众挟膏薪随之，百牌齐进，逾濠抵栅，而江自四更雾起，迄平旦始息，栅木沾润不能爇，兼值反风，遂却”。最后，傅恒又派士兵挖地道，埋火药轰之，然而火药引爆后，虽然“栅突高起丈余，贼号骇震天”，但随之落平，“又起又落者三，不复动，盖栅坡迤下，而地道平进，故土厚不能迸① 《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② 《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③ 《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④ 《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裂也”①。
　　此时，傅恒若以小部兵力继续围困老官屯，而以大部兵力从江西岸直攻阿瓦，还有扭转不利战局的可能，但他却坚执统军非取老官屯不可，于是清军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之中。特别是日趋加重的瘴气，使清军大量减员，傅恒在给乾隆帝上的奏报中说：“奈因本年瘴疠过甚，交冬未减。原派各营兵三万名，满兵一千名，见计仅存一万三千余名。”②乾隆帝接到奏报后，知清军已陷困境，遂下令暂行撤兵，并命傅恒返京师，“老官屯既不可久驻，野牛坝地方尚高，酌量于该处留兵屯守，并著土司等于关外相度地势驻扎防范。令其以暂时退驻，明年再行进兵之言，宣示于众..著传谕傅恒将善后事宜交阿桂筹办，即速驰驿来京”①。
　　与此同时，缅军在清军的攻势下，也日感震惧，加之阿桂的战船又截断了东西岸缅军之间的联系，他们也不愿再打下去了，于是就主动派人向清营递送文书，请求双方选择一适中地点，商谈休战罢兵之事。傅恒集众将商量对策，阿桂和其他将领皆“以兵多染瘴，日有死亡，争劝受降撤兵”②。傅恒虽不愿以议和结局，但也没有别的好办法，只好听从诸将的意见。经过一番讨价还价的谈判，双方终于达成休战撤兵协议。同年十二月，傅恒上奏，说缅甸方面答应清方提出的十年一贡的条件，请求乾隆帝批准协议。乾隆帝本来就已下令暂行撤兵，现在缅方又答应向清朝进贡，当然很快就予以批准。这样持续数年的战争宣告结束。
　　乾隆三十五年三月，傅恒还至京师，乾隆帝命他与其子福隆安同为总管内务府大臣。然而不久，傅恒的处境就很不妙。主要是缅甸一直未履行进贡的许诺，乾隆帝认为这很失体面，很是恼怒。只是因傅恒的病日见沉重，不忍心处罚他。傅恒本人更是羞愧难忍，数月之后即病死，终年还不足五十岁。乾隆帝亲自到其府宅祭奠，下令以宗室镇国公例丧葬，谥号“文忠”。这以后，乾隆帝东巡途经傅恒墓时，又进行了祭奠。嘉庆元年（1796），傅恒之子福康安去世，推恩赠傅恒郡王衔。
　　傅恒作为乾隆帝的宠臣，直军机处二十三年，“日侍左右”①，他对乾隆前期朝政影响之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他提拔重用了不少有文韬武略的干练之才，“惟以尊奉前辈，引擢后进为要务”②。一些颇有作为的文臣武将，如孙嘉淦、岳钟琪、卢焯、毕沅、孙士毅、阿尔泰和阿桂等，都是经他之手，得以施展才能，显露风采的，“故一时英俊之士多集于朝”③。其次，他对下属“每多谦冲”，“毫无骄汰之状”。乾隆二十三年吏部尚书汪由敦死后，傅恒极力推荐其子汪承霈，终使其得授兵部主事之职。后汪承霈奉命外任福建邵武知府，傅恒因其母年已八十，无人照看，特为之陈请，使汪承霈得以留京供职。兵部尚书舒赫德因处理阿睦尔撒纳归降一事不合君帝，触怒乾隆帝，被籍没遣戍，傅恒特地拿出自己的银两赎买其宅，等后来舒赫德被赦归① 《圣武记》卷6，《乾隆征缅甸记下》。
　　② 《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申条。
　　① 《东华续录》乾隆三十四年十一月丙申条。
　　② 《啸亭杂录》卷5《缅甸归诚本末》。
　　① 《清史稿》卷301《傅恒传》。
　　② 《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③ 《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后，又把宅赠于他。由于傅恒对下谦和，常为之解难，故人“皆感佩其德，久之不衰”④。
　　但是，傅恒“颇好奢靡，衣冠器具皆尚华美”⑤，这对当时日渐兴盛的豪华奢侈之风，无异是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尤其是，傅恒对于贪赃枉法残害民众的官吏，往往不能严之以法。两淮盐政使高恒因贪污，下刑部议罪，定为死刑，“勾到日，上恶其贪暴，秉笔欲下，傅文忠（即傅恒）代为之请曰：‘愿皇上念慧哲皇贵妃之情，姑免其死。’上曰：“若皇后弟兄犯法，当如之何？’傅战栗失色，上即命诛高恒”⑥。因而当时就有一名叫汪松的参军批评傅恒“以宽厚博众誉”，“为台鼎重任，不知身任怨劳以济国事，惟知含垢纳污，以博一时虚誉。吾恐日后，必有徇庇之夫，假公誉以济其私者。玩惕之风，由此日甚，先朝綦严之法，必因之隳坏矣。”①礼亲王昭琏甚至把乾隆后期和珅掌政后，官场盛行的苟且偷安之风也和傅恒联系起来。他说：“后和相（指和珅）秉政，果以丛脞为风，以阘冗为能事，风俗因之日偷，实自文忠公（指傅恒）有以启之也”②。这话不无道理。
　　④ 《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⑤ 《啸亭杂录》卷8《傅文忠之谦》。
　　⑥ 《啸亭杂录》卷1《杀高恒》。
　　① 《啸亭杂录》卷9《汪参军》。
　　② 《啸亭杂录》卷9《汪参军》。
　　第三十一章兆惠兆惠，字和甫，姓吴雅氏，满洲正黄旗人，康熙四十七年（1708）生。
　　他是雍正帝生母孝恭仁皇后族孙。父佛标，官至都统。作为乾隆朝的著名战将，他屡次征伐，为捍卫西北边疆，维护国家统一建树了功勋。
　　第一节平准部之功雍正九年（1731），兆惠初登仕途，年仅二十四岁，先以笔帖式的身分入值军机处，随之补授内阁中书，后几经升迁，到乾隆九年（1744）已官至刑部右侍郎，第二年，又成为正黄旗满洲副都统，乾隆十一年再被授为镶红旗护军统领。然而他对刑名之事并不精通，因此受到了处分。乾隆十三年（1748）他“定拟误繙清文一案罪名过轻”，“部议革职，得旨从宽留任”①。自乾隆十二年开始，清朝对四川大、小金川地区的征伐，使兆惠转向军事方面，有机会大展雄才了。乾隆十三年六月，兆惠兼管户部侍郎事不久，即奉命奔赴四川前线，为清军督运粮饷。他抵川后，就显示出办事干练的才能。他看到卡撒（今四川省小金县西）周围山梁、色尔力等路贮藏的军粮仅够两月之用，就将附近的崇德、牛厂和美诺等地的存粮调运过来，以备军需。同时，他还认真地观察了清军的情状，上疏朝廷披露其弊端：“臣观军营诸将惟护军统领乌尔登、总兵哈攀龙勇往，副将下颇多庸员。又闻各省派兵时，将备间以家丁冒名粮，或占额兵役使。”①乾隆帝对兆惠的呈奏，很赞赏地说：兆惠所奏，“俱属公论，可告之经略大学士傅恒秉公澄汰，以归核实。”②乾隆十四年征讨金川的清军凯旋归来，兆惠奉命查核军需钱粮。第二年，他被授予正黄旗护军统领，同年十一月，调户部左侍郎。
　　清廷对金川的征讨刚告一段落，西北地区又出现了硝烟弥漫的局势，兆惠也重上战场。乾隆十八年，清廷派遣兆惠赴西藏办事，防备准噶尔进犯。兆惠到藏后不久，就提出要求改变过去驻藏五百名清军士兵同时换班的制度，而改为分作两起换班：“一于头年五月起程，七月抵藏；一于次年二月起程，四月抵藏。”③这样就保证，无论何时西藏均有清军驻防，随时可抵御准部来犯西藏。清政府批准了他的建议。
　　乾隆十九年，阿睦尔撒纳被达瓦齐击败，无奈只得率其部属两万余人投奔清朝，并请求清出兵攻打达瓦齐。乾隆帝认为，这是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统一西北的大好时机，于是同臣下积极筹划西征事宜。他命兆惠协理北路军务，并总理粮饷。这样，兆惠又肩负着重大使命，开始为出征准部的军队准备军需物资。乾隆二十年，清军分西、北两路大举进攻达瓦齐。兆惠很想随军出征，就上奏朝廷，“请同哨探兵进剿”，但未被获准。这时，阿睦尔撒纳的部落奉清廷之命移牧于乌里雅苏台，乾隆帝遂命兆惠为领队大臣，驻军于此①。同年三月，清军在阿睦尔撒纳的协助下，击溃了达瓦齐的军队，进驻伊犁，并擒获达瓦齐。
　　达瓦齐被平定以后，清朝为进一步削弱准部势力，准备用“众建以分其势”的办法，把厄鲁特蒙古四部“封为四汗，俾各管其属”。但是一心想作“四部总台吉、专制西域”的阿睦尔撒纳，却竭力反对清政府的这一政策。②乾隆二十年八月，阿睦尔撒纳终于兴兵进犯伊犁。当时征讨达瓦齐的清军大① 《清史列传》卷20《兆惠传》。
　　① 《清史列传》卷20《兆惠传》。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① 王先谦：《东华续录》，乾隆二十年二月乙巳条。
　　② 魏源：《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部已经撤回，留守该地的定北将军班弟和参赞大臣鄂容安所属仅有五百名士兵。在敌众我寡的形势下，伊犁再次失守，班弟和鄂容安在突围时被困，脱身不得，自杀殉国。清政府闻变，于同年十月命兆惠总理北路台站，维护天山北路与内地的通讯联络。十一月，又调他赴西路巴里坤办事，兼理额林哈毕尔噶台站，为进剿阿睦尔撒纳筹备粮饷。乾隆二十一年正月，兆惠闻知定边右副将军萨喇尔自伊犁被陷复归，就特地赶到特讷格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阜康县东），会同萨喇尔商议进剿阿睦尔撒纳。此举深得乾隆帝的嘉许，遂命兆惠充参赞大臣，随同达尔党阿出征③。同年三月，清军在定西将军策楞和参赞大臣玉保的率领下，再次收复伊犁。但在追击阿睦尔撒纳时，却中了他的诡计，被他遁走哈萨克。乾隆帝闻讯大怒，革除了策楞和玉保两人之职，派达尔党阿出西路，哈达哈出北路，进兵哈萨克，继续追捕，同时，还令兆惠自巴里坤移驻伊犁，随时准备增援。又于同年五月，授兆惠为定边右副将军。这样，兆惠就由过去主要负责军队的后勤供应事宜，而成为直接指挥军队作战的将军了。
　　不久，达尔党阿和哈达哈因畏缩犹豫，坐失良机，致使阿睦尔撒纳再次逃脱。乾隆帝见天气渐寒，只得令达尔党阿和哈达哈撤军。
　　清军将领愚蠢无能，屡屡失机，使随清军西征的厄鲁特各部台吉“皆轻之”，渐生异志，而这时原归附清廷的喀尔喀蒙古郡王青袬杂卜又起而叛清，于是一场席卷准部的骚乱再度发生。辉特部台吉巴雅尔首先发难，率其部属劫掠扎哈沁五百余户，而绰罗斯特台吉噶尔藏多尔济佯装忠顺，派人将巴雅尔叛状告知兆惠。兆惠派宁夏将军和起将索伦兵百名，并征调吐鲁番伯克莽阿里克等集于辟展，准备征讨巴雅尔，但噶尔藏多尔济及宰桑呢吗、哈萨克锡喇、达什策零和莽阿里克等皆和巴雅尔串通，和起不知此情，毫无防备，遂被害身亡。随后，杜尔伯特部台吉车棱也叛变清朝。先已逃往哈萨克的阿睦尔撒纳见有机可乘，遂又卷土重来，复会厄鲁特各部于博罗塔拉河，自立为汗。
　　局势突然的恶化，使清朝在这地区的统治陷入困境，伊犁处于叛军的包围之中，情况十分危急。兆惠奉将军达尔党阿之命，率一千五百骑兵自伊犁东还请援。十一月启行，叛军前来截击，双方首战于鄂垒，次战于库图齐，再战于达勒奇。兆惠率清军奋勇冲杀，前后消灭叛军数千名。乾隆二十二年正月，兆惠率兵至乌鲁木齐，又遭到大队敌军的围攻。清兵无不以一当百，苦战十余日，犹不得出重围。军中无食则杀羸马，羸马杀尽，良马继之。最后军中无马可骑，将士只得步行于冰雪淖中，且战且走，二十二日至特讷格尔。此时将士们又疲又饥，不复能战，遂结营自固，而天又降大雪，驿传声息不相闻，兆惠军已处于全军覆没的危险境地。幸亏巴里坤办事大臣雅尔哈善派遣侍卫图伦楚率兵两千人前来增援，于三十日和兆惠会合，叛军始退。乾隆帝闻讯，特颁发谕旨，对兆惠大为嘉奖：“兆惠系驻扎伊犁等处办事大臣，适遇厄鲁特等背叛，奋勇剿贼，甚属可嘉。”封兆惠为一等伯“世袭罔替，并将御用荷包、玉牒、鼻烟壶加恩赏赐”①。不久，又授他为户部尚书、镶白旗汉军都统和领侍卫内大臣。
　　兆惠在这次突围战中的突出表现使他声名大震，乾隆帝也以此而知兆惠③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①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二年二月丙寅条。
　　可担当讨敌重任，于是兆惠就成为驰骋西北边疆的清军主要统帅之一。
　　乾隆二十二年三月，清政府命定边左副将军成衮札布出北路，右副将军兆惠出西路，大举征伐厄鲁特叛军，“会诸部落亦自相吞噬，绰罗特汗（即噶尔藏多尔济）为其兄子噶尔布所篡，台吉达瓦旋杀噶尔布。厄鲁特向不出痘，至是则痘疫盛行，死亡相望”②。兆惠乘势长驱直入，连战连胜，厄鲁特各部溃不成军，其首领也先后败死，只有阿睦尔撒纳未被擒获，又逃到哈萨克。同年六月，兆惠和富德率军穷追至左哈萨克。时阿睦尔撒纳与哈萨克汗阿布赉不睦，阿布赉派人和清军联系，准备将阿睦尔撒纳擒获并献给清朝。阿睦尔撒纳大惧，仅与部属八人徒步逃入俄罗斯。乾隆帝认为，“逆贼一日不获，西路之事一日不能告竣”③。命理藩院问沙皇政府行文，要求把阿睦尔撒纳引渡回来。经过再三交涉，俄国政府才把患天花已病死的阿睦尔撒纳的尸体移交清朝官员验看。
　　阿睦尔撒纳虽然败死，但厄鲁特叛军却未完全平定，“是年，迎降之鄂拓克等，军过辄复叛，并诱陷都统满福”，他们采取时聚时散的方式，寻找机会袭击清军。“时各贼众聚分四支，每支各一二千，伺间出没”①。乾隆二十三年正月，已被授为定边将军的兆惠和副将军车布登扎布奉命进剿厄鲁特叛军余部。乾隆帝令兆惠“毋以其乌合稍众，过疑虑”，要他坚决果敢地平定准部叛乱势力②。兆惠遂将军队分成四路：车布登扎布趋博罗塔拉，副都统瑚尔起等趋尼勒喀，侍卫达礼善等趋齐格特，他自己则领兵奔博罗布尔噶苏，四路大军最后要在伊犁会师。在清军的锐利攻势面前，厄鲁特叛军余部纷纷溃逃。兆惠遂令清兵，“凡山陬水涯，可渔猎资生之地，悉搜剔无遗”③。厄鲁特军至此尽被歼灭。兆惠率兵进剿厄鲁特叛军余部对于稳定西北边疆，巩固国防是有益的，但作为一个封建王朝的军事将领，兆惠在平叛中，对准部实行凶残的屠杀政策。清军所到之处，烧杀抢劫，滥杀无辜，使厄鲁特蒙古民众遭受了一场空前的浩劫，“草剃禽狝无噍类”，“凡病死者十之三；逃入俄罗斯、哈萨克者十之三，为我兵杀者十之五，数千里内遂无一人”④。厄鲁特蒙古所遭到的这场深重灾难，作为清军统帅的兆惠，是有很大责任的。② 《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③ 《清高宗实录》卷547。
　　① 《圣武记》卷4《乾隆荡平准部记》。
　　② 《清史稿》卷313《兆惠传》。
　　③ 《啸亭杂录》卷3《西域用兵始末》。
　　④ 同上。
　　第二节定回疆之功平定准噶尔割据势力之后，兆惠马不停蹄又率军征讨发生在天山南路维吾尔族地区的大小和卓的叛乱。居住在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康熙时期曾经受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的统治。噶尔丹败亡后，南疆维吾尔族的宗教首领玛罕木特管理着南疆。后来准部首领策妄阿拉布坦势力强大起来，他再度进攻天山南路，将俘获的玛罕木特拘禁于伊犁。玛罕木特的儿子布那敦（大和卓木）和霍集占（小和卓木）也和其父一起被监禁。不久，玛罕木特死，布那敦和霍集占仍留在伊犁。乾隆二十年，清军击败达瓦齐，收复伊犁后，将布那敦遣回叶尔羌（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菏车市），使其统领旧部，霍集占则留在伊犁，掌管伊斯兰教事务。当阿睦尔撒纳发动叛乱时，霍集占曾“率众助逆”，参加了叛乱。阿睦尔撒纳叛乱被平定以后，霍集占自伊犁逃回叶尔羌，唆使其兄布那敦一起策划叛乱。开始布那敦不愿反叛清朝，“大和卓木欲集所部听天朝指挥，受约束”。但霍集占执意不从，他煽动其兄道：“若听朝廷处分，必召兄弟一人留质京师，如准噶尔之例。我祖宗世以此受制于人，今幸强邻已灭，无逼处者，不以此时自立国，乃长为人奴仆，非计。中国新得准部，反侧未定，兵不能来；即来，我守险拒之，馈饷不继，可不战挫也。”①于是布那敦也参与了叛乱活动。这样，迅速平定天山南路的叛乱，又成为清政府的当务之急了。
　　清朝本不欲用兵南疆，遣送布那敦回叶尔羌和留霍集占于伊犁管理伊斯兰教的目的，就是想利用他们两人的影响，和平地统一天山南路。但是，清廷派遣赴叶尔羌和喀什噶尔（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喀什市）去确定回部应纳贡赋数目的侍卫托伦泰却被扣留，迟迟不得回归。于是乾隆二十一年九月，兆惠就令副都统阿敏道带领索伦兵一百名、厄鲁特兵三千名再赴叶尔羌和喀什噶尔招抚回部。阿敏道至库车又被霍集占拘禁，随后不久被杀。招抚不成，清朝决定发兵征讨。乾隆二十二年九月，清廷即宣召将军成衮扎布、富德和兆惠进京商议办理天山南路回部之事①。乾隆二十三年正月，清朝正式出兵。因这时兆惠正在搜剿厄鲁特叛军余部，遂以都统雅尔哈善为靖逆将军，率兵万人征伐霍集占兄弟。大军自吐鲁番进攻库车，将霍集占围于城中。但雅尔哈善不但不乘此机会发动进攻，聚而歼之，反而“不为备，终日棋弈，亦不巡垒”②，致使霍集占乘夜突围逃走。清军仅得库车一空城。乾隆帝闻知大怒，同年七月下令免去雅尔哈善职务，将平定天山南路的重任委之于兆惠，令其迅速率军赶赴库车。兆惠接到命令后，当即领兵八百名向库车进发，并上奏朝廷，表示“一抵库车即与雅尔哈善协力剿贼，断不肯半道回京有靦颜面”③。乾隆帝对此大加赞赏：“所奏肫诚勇往，深得领兵大臣之体。军旅为国家重务，以满洲大臣身膺简畀，统率戎行，正当踊跃自效，公尔忘私。我朝简策所重忠勤代著，远轶前古。乃近来渐染恶习，或至因循选懦，临事心怀观望；或闻撤兵庆若更生，曾不知奉公体国之义谓何？此风深可痛恨。..今兆惠奉到前次回京之旨，不肯苟且了事，毅然以剿贼自任。其器识实出诸臣之① 《圣武记》卷4《乾隆勘定回疆记》。
　　①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二年九月乙酉条。
　　② 《圣武记》卷4《乾隆勘定回疆记》。
　　③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甲辰条。
　　右。..朕方幸得一急公任事之大臣，深为嘉悦。..兆惠著加恩赏戴双眼孔雀翎，以示优奖。”①霍集占自库车逃出后，不敢停拜城，直抵阿克苏。阿克苏维吾尔族人民“闭城拒敌”，霍集占无奈，又趋乌什，仍不得入。于是只得又窜回叶尔羌，而其兄布那敦则返回喀什噶尔，互为犄角，负隅顽抗。兆惠率军自伊犁南越天山，取沙雅、阿克苏和乌什等城，闻霍集占据守叶尔羌，即不待大军集结，仅率三千余骑前去进攻。乾隆二十三年十月军至叶尔羌。此时霍集占已于城外坚壁清野，“凡村庄人户悉移入”，且掘壕筑垒，修筑工事。兆惠陈军于叶尔羌城之东，以两翼兵先夺据其新筑之台。霍集占从东、北、西三城门各出精锐数百骑迎战，都被兆惠率部打得大败。霍集占遂不复出。叶尔羌城周十余里，四面有十二门，据守的叛军有一万三千多名。②兆惠见城大，守兵又多，强攻难以奏效。于是率师临葱岭南河为阵。葱岭南河即所谓喀喇乌苏，汉语译为黑水，所以后人称兆惠营地为“黑水营”。兆惠为切断大小和卓木兄弟互援之势，派副都统多隆阿率八百名清军，扼守通往喀什噶尔之路；又探知霍集占部落的牧群在城南英奇盘山下，就准备渡河袭取，以便充实清营的军需，十月十三日，兆惠留少数兵守黑水营，亲率千余骑自东向南，渡河取其牧群。谁知四百骑兵刚过去，桥就断塌了。兆惠这才知道中了叛军之计。果然，霍集占率数千名骑兵前来截击，清军奋勇作战，猛冲敌阵。正在激战中，叛军步兵万余也出动围攻清军，而敌骑兵又张两翼包抄清军后路。这就使未过河的清军无法前去援救，而且河岸又沮淤，难于驰骋。于是，兆惠只得率过河军浮水，与留在北岸的清军汇合一处，沿河岸向黑水营方向且战且退。叛军复大举围攻，清军被截成数队，“人皆自为战，无不以死自誓”①。兆惠左冲右突，马中枪毙命，再易马又毙。清军勇猛作战，使叛军遭到很大的损失，而清军也阵亡士兵数百名，总兵高天喜、副都统三保和护军统领鄂实等皆战死。经过一场浴血奋战，清军终于在天黑时回到黑水营，掘壕固守。叛军连续五昼夜冲击清营，清军士兵身处危地，无不拚死一战，使叛军伤亡惨重，不能得手。于是霍集占就也派兵筑长围，妄图困死清军。兆惠率领人数很少的士卒同一万多叛军足足相持了三个月。在此期间，霍集占在河上游决水灌清军营，兆惠就在下游掘沟泄之。霍集占又向清营猛放枪炮，谁知清军营地依树林而建，兆惠派人伐树，反得叛军射来的铅丸数万，用以击敌。兆惠还把俘获的敌军士兵放回去，传布清军得神之助的谣言，以动摇敌军。但是时间长了，军粮渐尽，只得煮鞍革为食。兆惠见事情危急，派人冲出包围，向驻扎其余地方的清军求援。
　　乾隆二十四年正月，各地增援的清军陆续到达，包围黑水营的霍集占叛军在清军内外夹攻下土崩瓦解，狼狈逃窜，至此历史上著名的黑水营之围才解。
　　清军在黑水营之战所表现出的顽强的斗志，极大地震慑了霍集占叛军，他们果真认为有神灵在庇佑清军，从此士气低落，一蹶不振。乾隆帝更为欣喜，颁发谕旨，对兆惠大加嘉奖：“今兆惠统军深入，志在灭此朝食。自不暇辗转以为身谋，忠诚勇敢，朕实深为嘉予。兆惠著由一等武毅伯加二字，①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三年七月甲辰条。
　　② 戴逸主编：《简明清史》下册，页184。
　　① 《啸亭杂录》卷6《平定回部始末》。
　　晋封为武毅谋勇一等公。”①他还撰写《黑水行》，纪述黑水围之战，对兆惠极尽赞扬。
　　乾隆二十四年六月，清军集中在阿克苏、乌什和阿瓦提之兵已达两万人，马三万匹，骆驼一万头，于是兵分两路，大举进攻霍集占。一路由兆惠统领从乌什进攻喀什噶尔，一路由副将军富德率部由和阗进攻叶尔羌。清军所到之处，各城都开城迎降。霍集占兄弟见大势已去，只得率其眷属和党羽弃城逃跑。叶尔羌和喀什噶尔皆被收复。兆惠师至喀什噶尔，安抚民众，“为划疆界，定贡赋，铸泉币，并分屯满、汉兵驻守”②。随后，派遣富德等追击霍集占兄弟。同年七月，大败霍集占于阿勒楚尔和伊西洱库尔淖尔等地。霍集占兄弟穷途末路，只得窜入巴达克山。不久，他俩就被巴达克山首领擒杀。至此，大小和卓发动的叛乱终于被平定。乾隆帝为嘉奖兆惠在平定天山南路所立下的功勋，加赏他宗室公品级鞍辔以示宠异，还授他的一个儿子为三等侍卫。十一月，兆惠上奏，认为要使天山南路永息干戈，“仍须驻兵弹压。请于叶尔羌驻一千，喀什噶尔驻一千，英噶萨尔驻五百，阿克苏、乌什等处亦酌派兵驻守。并令各城伯克轮班入觐”③。乾隆帝批准了兆惠所拟定的这些善后措施。
　　乾隆二十五年正月，兆惠率西征军凯旋回京。乾隆帝亲临良乡，“于城南行郊劳礼”，对他大加抚慰，赏赐御用朝珠与良马，并和兆惠一同回城。随后又在丰泽园宴请兆惠，赏赐给他许多银币。兆惠的图像被陈列在紫光阁。同年二月，兆惠以一等武毅谋勇公、户部尚书入直军机处。乾隆二十六年又授协办大学士兼管刑部尚书。这一年殿试，又特命兆惠为读卷大臣，以“隆其遇”，兆惠自陈自己不识汉字。乾隆帝就告诉他，试卷上诸臣各有圈点，“圈多即佳卷”。兆惠看赵翼试卷上有九个圈点，就定他为第一名，列第三名的是陕西人王杰。但乾隆帝以本朝以前从未有陕西人成状元，遂把王杰列为第一名，赵翼为第三名。是时，征西军凯旋，而西人又得状元，此事一时传为佳话。①乾隆二十六年八月，兆惠奉命会同大学士刘统勋赴河南，查勘杨桥漫口，“奏疏浚贾鲁河及开放各事，谕奖其悉中机宜”②。这以后，兆惠又屡出察看河工水利之事。乾隆二十七年，他又同刘统勋等人查勘江南运河，为疏浚高、宝河湖入江之路，疏请开引河，择地筑闸坝。乾隆二十八年二月，“上以直隶滨水洼地秋霖秋潦未消”，命兆惠往勘海口，广宣泄，并督同御史永安等相度天津、静海、文安、大成等处疏浚事宜”③。同年三月，他上疏劾直隶总督方观承经理之误。十月，加太子太保。十二月，会同两江总督尹继善等筹办疏浚荆山桥河道。乾隆二十九年（1764）四月，兆惠返京途中，顺便查勘直隶河工，事竣还京。同年十一月去世。乾隆帝亲临其府第祭奠，当即把公主许配给其子扎兰泰，并赋诗悼念，又下令加恩晋赠太保，入祀贤良祠。十二月谥号“文襄”。
　　①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② 《清史稿》卷313《兆惠传》。
　　③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6《清人逸事》。
　　②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③ 《国朝耆献类征初编》卷24。
　　第三十二章阿桂第一节尚书之子初露头角阿桂，字广庭，号云岩，姓章佳氏，生于康熙五十六年（1717）八月初三日。原籍满洲正蓝旗，后被抬入正白旗。他出身于达官显贵之家，父亲阿克敦是乾隆朝协办大学士、刑部尚书，很受乾隆帝的器重。他自幼聪敏过人，“闻人谈史事，即了了，能记其大略”①。雍正十年（1732），十六岁的阿桂入官学读书，两年之后补为禀生。乾隆元年（1736），为副榜贡生，随后以父荫授大理寺丞，乾隆三年，中举，第二年补授兵部主事。此后，他春风得意，步步高升。乾隆八年以郎中的身份，充任中枢机构军机处的章京。
　　然而，接二连三的打击，却几乎使他身陷囹圄。乾隆十一年，出任户部银库郎中的阿桂，因为库项被窃，以失察之罪被降调为吏部员外郎。乾隆十三年初，阿桂随兵部尚书班弟赴四川金川军营办事，因经略纳亲，川陕总督张广泗进剿大小金川失利，“株守半载，无尺寸功”②，被逮捕处死，阿桂也被劾以“勾结张广泗，蒙蔽纳亲”，而交刑部审讯。后因乾隆帝念其父年老，只有阿桂这一儿子，才格外开恩，没有治他的罪，将其释放回家。这可说是阿桂在仕途上跌的一大跤。
　　但阿桂毕竟是满洲贵族子弟，因而在被释放的第二年就得到重新起用，再任吏部员外郎。又五年，为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由此渐登崇阶了。
　　①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② 昭梿：《啸亭杂录》卷4《金川之战》。
　　第二节创办伊犁屯田阿桂年轻时的飞黄腾达，主要是凭借其贵族世家的显赫地位，而他建功立业的真正起点是参与清朝对西北地区的用兵和经营。乾隆二十年（1755），雄才大略的乾隆帝利用厄鲁特蒙古准噶尔部发生内乱之机，决心完成康熙、雍正两朝未竟之业，命清军分两路向以达瓦齐为首的准噶尔部发动了大规模的进攻。同年六月，阿桂被派往西北，投身疆场。开始，阿桂奉命在乌里雅苏台管理台站，传递来往公文，供应前方所需。他办事勤慎，很得乾隆帝之宠臣靖边副将军、蒙古亲王成衮札布的信任，先后被授予参赞大臣、镶红旗蒙古副都统和工部侍郎等职。其间，阿桂之父阿克敦于乾隆二十一年正月病故，阿桂被准回京办理丧事。为时不久，即于同年七月奉命返回西北。
　　在清军的打击下，准部割据势力土崩瓦解，到乾隆二十二年底，清军已基本平定准部，但仍有一些残余分子还在顽抗，于是阿桂先是率军策应清军唐喀禄部，追击图谋遁入俄国的辉特部首领舍楞，后又与副将军富德一起追捕其余人员。
　　就在清朝即将结束对准部的军事行动时，天山南路的维吾尔族地区发生了霍集占兄弟的叛乱。乾隆二十四年五月，阿桂奉命赴霍斯库鲁克，会同副将军富德追击节节败退的霍集占兄弟。同年八月，两军激战于阿勒楚尔（今帕米尔巴尔唐河北雅夫索尔西南），时叛军以数千之众，拚死顽抗，战事呈胶着状态。在激战中，阿桂一马当先，亲率精锐士兵数百名，“由山麓绕出其右冲击之”①，敌军猝不及防，阵势大乱。清军乘锐掩杀，叛军伤亡惨重，狼狈逃窜。阿桂统军与其他路清军一起紧迫不舍，于伊西洱库河（即今帕米尔西之喷赤河）再次将敌军包围。在清军的穷追猛打之下，敌兵溃不成军，纷纷投降，霍集占兄弟见势不妙，只得和其亲信数百人向巴达克山逃去。这一仗，清军俘获一万二千余人，缴获各类兵器两千余件，牛羊驼马不计其数。同年十月，巴达克山首领素勒坦沙向清军献上霍集占兄弟的首级，至此，平定了天山南路。
　　清朝平定了准部和回部，统一天山南北后，即开始着手巩固对这一地区的统治。乾隆二十四年九月，阿桂奉命前往刚收复不久的阿克苏，处理地方善后事务。为解决战乱后军粮不足的困难，他将当地现存的牛羊作“为伊犁驻防兵来年行粮之需，已令该管官加意牧放以济军需”②。十月，又与路经阿克苏的清定边将军兆惠共同商定伊犁驻军和迁移阿克苏等地的维吾尔族农民前往伊犁屯田的具体办法。乾隆帝对伊犁屯田很重视，特下令要阿桂率军护送维吾尔人（即所谓回部）前往，并管理屯田的具体事务。乾隆二十五年初，阿桂率满洲索伦兵五百名、绿营兵一百名和三百名维吾尔族农民开赴伊犁，此为伊犁屯田之始。当然，要在伊犁驻兵和屯田实非易事。当时战争刚刚结束，残余的叛乱分子还在不时出来捣乱，同时持续多年的战乱又使本来就很贫瘠的这一地区遭到更大的破坏，到处是一片荒芜萧条的景象。因此，乾隆帝虽然认为清军必须在伊犁长期驻扎，以此既防止残余的叛乱分子再搞分裂割据，又能挫败早已图谋吞并伊犁的沙皇俄国的罪恶企图，但是，在这十分困难的条件下，伊犁屯田能否获得成效，能否解决驻军的军粮心中还是没有①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②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把握，于是，他“命各军营大臣等筹议如何分兵驻守”伊犁。①很多大臣“皆谓地方辽远，沙漠居多，旧时准夷马匹羊群消耗殆尽，难以为驻守计”②。在这决定清军是坚守还是从伊犁撤退的关键时刻，阿桂挺身而出，慷慨陈词，坚决主张在伊犁屯田。他说：“伊犁为西域适中之地，幅员广阔，苟能悉心筹计，从容布置，可冀有成。查守边以驻兵为先，驻兵以军食为要。臣来往军营，询问此间地势情形，伊犁海努克及固勒札等处水土沃衍，且有河可引灌注，若开垦屯田则兵食可以渐充。”③阿桂所言打消了乾隆帝的疑虑，使他作出了伊犁驻兵屯田的决策。乾隆帝鼓励阿桂说：“所办甚是，俱依议行。果能实心奋勉，次第办理，则屯田一事当录伊经始之功也。”④同年八月，他正式下令：“以阿桂总理伊犁事务，授为都统。”⑤皇上的信任和支持，使阿桂感恩戴德，他对伊犁驻防和屯田进行了周密的计划和安排。九月，在给乾隆帝的奏文中，他提出了七条建议：第一，增派更多的维吾尔族农民到伊犁，大力推行“回屯”。阿桂有个估计，即乾隆二十五年的三百名维族农民屯田收获量，“可敷屯田回人一千户之食”，而目前在伊犁的维吾尔人数目太少，最低还应再迁移七百名去，才能使“回屯”有所发展。
　　第二，增派数量更多的士兵，从事驻防屯田，即兵屯。阿桂把驻军分成两部分，满洲军队负责驻守，绿营兵专事屯种。根据当地自然条件和屯田发展前景的估计，阿桂建议将驻防的满洲兵再增加六百名，与此相适应的是将现有的绿营兵一百名增加到一千名，这就既能完成驻守任务，又能保证驻防兵的军粮供应。
　　第三，在发展屯田的基础上，逐步增加驻军的数目，提出“增派官兵请随时酌量定数”①。阿桂认为如屯田的维吾尔农民和绿营兵都各达到一千名，到乾隆二十七年，就可以生产出足够五、六千名士兵食用的粮食。粮食足用，就可以相应增加驻军的数目，以加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
　　第四，陆续修建城堡，保证屯田的顺利开展。阿桂经过实地调查知道，伊犁地区的要害地点，“河北则固勒札，河南则海努克”，“而地土肥饶之处则察罕乌苏”。因此他主张“应于海努克筑城，以回人三百名屯田，用兵数百名驻防..察罕乌苏筑城，以绿营兵一千名屯田并驻防..固勒札须筑大城，凡驻防大臣公署、仓库咸在，以为总汇”②。
　　第五，筹集马匹和骆驼，设置沿途台站，以传递文书，运输物资。阿桂认为，伊犁现有的六百匹马不敷使用，应再购买一千馀匹，再从乌鲁木齐调五百匹骆驼，这样便可设置多处台站，保证信息的传递和物资的运送。
　　第六，调运沿边粮食到伊犁，解决当前军队缺粮的困难。
　　第七，从流放到新疆的犯人中，简派能工巧匠赴伊犁，传授内地先进的生产技术。
　　①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②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③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④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五年三月丁未条。
　　⑤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五年八月壬辰条。
　　①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辛未条。
　　②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五年九月辛未条。
　　阿桂的七条建议，对清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至关紧要，因而很快得到乾隆帝的批准，并付诸实施，这就为伊犁屯田奠定了基础。同时，阿桂还组织人力制造农业器具和从事农业生产。由于屯田农民和士兵的辛勤劳动，伊犁屯田当年就获得丰收，“至秋丰稔，收粮皆倍，兵食以足”①。这一年，清政府褒奖平定西北的功臣，以功劳大小为序，在紫光阁悬挂画像，阿桂被排在第十七位。乾隆帝亲自撰文称赞阿桂：“心可干城，楚材继出，为国之桢”②。屯田初见成效，使阿桂增强了信心。为了进一步发展伊犁屯田，从乾隆二十六年起，他相继采取了进一步的措施：一是在伊犁牧群蕃息之时，禁止内地人到伊犁购买马匹和骆驼，以保证当地畜牧业的发展。二是大力招徕叶尔羌、喀什噶尔、阿克苏和乌什等地的维族民众来伊犁屯垦，以扩大屯田规模。同时，他还建议朝廷在伊犁和乌鲁木齐之间的玛斯纳、库尔喀喇乌苏和晶河等三处，“各酌派屯田兵，人各垦地十五亩，晶河以西归伊犁管辖，托克多以东归乌鲁木齐管辖”③。由于阿桂的精心筹划和组织，乾隆二十六年，伊犁兵屯垦种地达八千馀亩，收获粮食两万七千一百多石；回屯有八百户，平均每户收获粮食四十石，总产达到三万二千石左右④。
　　在大力发展屯田的同时，还制定和完善制度，加强对屯田的管理。乾隆二十七年正月，阿桂订立约束章程，在兵员的补充、钱粮的征收、官员的任选、产量的分配和屯军家属的养赡等五个方面都作了具体的规定。同年八月，固勒札和乌哈尔里克两地的城堡相继建成，乾隆帝亲自定名为“安远”城和“绥定”城。这两城完全是按照内地城市的模式建置，军营和民房以次分别。这些新城镇既是屯田管理的中心，又吸收四方商人来此交易，成为商业贸易的中心，“数千里地来往晏然”①。阿桂在新疆的实践活动在伊犁屯田的成功，无论在经济上政治上都具有重大意义，它对于开发边疆地区的经济，密切西北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巩固我国多民族的统一的国家，无疑是一个很大的促进。而阿桂以他的远大目光和气魄，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同时，由于他在新疆屯田的功绩，也使他的地位不断上升。乾隆二十六年，他被授予内大臣、工部尚书、议政处行走和镶蓝旗汉军都统等职。第二年，又授予骑都尉世职，并返京“供职询问方略”②。乾隆二十八年正月，阿桂到北京后，被授予军机大臣，给予在紫禁城内骑马的殊荣。六月，乾隆帝颁旨：“阿桂在军营殊为出力，且在伊犁办事亦甚妥协，著加恩将阿桂一族由正蓝旗抬入上三旗。”③七月，又被补授正红旗满洲都统，晋太子太保。
　　①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②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③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④ 《清朝文献通考》卷11，《田赋十一》。
　　① 《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②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
　　③ 《东华续录》乾隆二十八年六月壬寅条。
　　第三节办理缅甸事务阿桂在京任军机大臣，最初很得乾隆帝的信任，经常委派他外出处理地方事务。他先后参予审理归化城都统法启案件，赴直隶霸州、文安等处督办疏浚事，以及乾隆二十九年（1764）以署四川总督的身分，巡查四川金川土司郎卡扰边等情况，都办得很妥当。但不久在镇压乌什维吾尔人民起义过程中，他遭到了乾隆帝的处罚。乾隆二十九年四月，天山南路的乌什地区的维吾尔族民众因不堪忍受驻南疆的清朝官吏和维族上层贵族的压迫和剥削，在其首领赖和木图拉的率领下举行起义。义军屡次击败前来弹压的清军，声势浩大。乾隆帝以阿桂曾在伊犁办事多年，熟悉当地的情况，就令他赴乌什，与伊犁将军明瑞一起镇压起义。阿桂和明瑞指挥清军围攻乌什，义军领袖赖和木图拉在战斗中牺牲。义军在其子额色木图拉的带领下，继续英勇抗击。从乾隆三十年三月至八月，清军猛攻五个月，竟不能克。阿桂和明瑞只得采取长期围困的办法，断绝乌什和北界的一切联系，义军在弹尽粮绝的情况下，无法继续抵抗，乌什城终于落入清军之手。阿桂和明瑞将起义首领额色木图拉等人处死，而赦免了一般民众。乾隆帝以阿桂和明瑞“剿办迟延，示怯损威”和“获犯后又未确讯起衅缘由，草率错谬”为由，将他们“交部严议，寻议革职，命从宽留任”①。然后，又以阿桂“办理乌什事务毫无章程，革尚书任”，留在伊犁协助明瑞治事。当时伊犁屯垦有进一步发展，人口也增加很多，乾隆帝要明瑞“筹办安置事宜，须有准则可垂永久”②。阿桂遂建议将雅尔城移往楚呼楚，以便利用该地“田土膏腴，形胜亦便”的优势，改变雅尔城原址离牧场遥远，近城地亩不够耕种的状况。朝廷批准了阿桂的请求。乾隆三十二年阿桂被委任为伊犁将军，一跃而升为封疆大吏。显然他的处境又有所好转。
　　阿桂遭到的另一次挫折，是在他参与清朝对缅甸的战争时发生的。乾隆三十三年，明瑞征缅兵败自尽身亡以后，乾隆帝即授阿桂为副将军，偕同经略大学士傅恒、副将军阿里衮再次进攻缅甸。同年三月，阿桂奉召回京，四月授兵部尚书，六月又出任云贵总督。十一月，阿桂抵达云南永昌后，便与阿里衮率军攻取缅甸旧都木梳，然后，阿桂则率另一路军往蛮暮（今缅甸八莫）、野牛坝等地督造战船，以备水军进战之用。清军连续进攻，一再获胜，但因缅军持续抵抗和水土不合，士卒大量病亡，副将军阿里衰病故，经略傅恒身患重病，乾隆帝令阿桂筹画撤军事宜，并于乾隆三十四年底与缅甸议和。阿桂于十二月被任命为礼部尚书，因尚在云南，先由索尔纳代理其职。时木邦、蛮暮和孟连土司头目为躲避缅甸侵害，请求清政府将他们安置于内地，阿桂建议将云南大理、蒙化一带旧有的马厂官庄田拨给他们居住为生，朝廷予以批准。乾隆三十五年八月，乾隆帝以缅甸不遣使臣进贡，将阿桂的领侍卫内大臣、礼部尚书和镶红旗汉军都统等职均革去，“著以内大臣革职留任，办副将军事，令其自效”①。乾隆三十六年，又令阿桂出偏师骚扰缅甸，待其疲惫，再兴师攻之，阿桂则上疏请求大举攻缅，乾隆帝认为阿桂的建议不合时宜，下诏斥责，并夺其官，留军营效力。
　　①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② 同上。
　　① 《东华续录》乾隆三十五年八月戊寅条。
　　第四节平定金川正当阿桂因办理缅甸事务屡遭贬斥时，四川金川地区的形势再趋紧张，清朝的注意力从缅甸转向金川，这就给阿桂提供了洗刷旧耻、建功立业的大好机会。
　　乾隆十四年（1749）清军平定金川后，该地区仍归土司管理，各土司之间时起争端，十余年后又发生了更大规模的叛乱。乾隆中期以后，大金川土司莎罗奔已老，由其侄郎卡主持土司事务。他不断侵掠邻近土司，乾隆二十三年攻掠小金川和革布什扎土司。四川总督开泰下令劝阻，但郎卡根本不理，仍“侵邻境不已”①。乾隆三十六年（1771），莎罗奔之孙索诺木诱杀革布什扎土司，小金川僧格桑也攻打鄂克什和明正土司，并公然与清朝援军开战。乾隆帝命大学士温福自云南赴四川，进兵征讨。温福以阿桂熟悉四川情况，就带他同赴金川战场。同年十二月，抵金川后，朝廷以四川提督董天弼作战不利，免其职，以阿桂代理。清军分两路进攻小金川，阿桂随温福自汶川出西路，新任四川总督桂林由打箭炉出南路。战事伊始，阿桂领军一路冲杀，连杀下巴郎拉、达木和巴宗各寨，乾隆三十七年二月，又攻占资哩山和阿喀木雅等地，以功授参赞大臣。五月，桂林在墨垄沟失利，被劾罢职，朝廷命阿桂赴南路代桂林指挥。自此，阿桂又成为独当一面的大将。六月，阿桂抵军营后，即筹划进军方略。他得知小金川叛军首领僧格桑盘踞于小金川河北的美诺。而欲攻取美诺，必先占据其门户僧格宗，而清军必经之地的甲尔木山就成为首先争夺的战略要地。八月的一天晚上，阿桂悄悄地将部队集结于墨垄沟，然后乘半夜起大雾之机，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抢占了甲尔木山。乾隆帝闻报，特颁旨嘉奖，授阿桂为内大臣。十一月，阿桂军攻取僧格宗，十二月得授副将军职，奉命与大学士、定边将军温福和副将军丰昇额分道直取美诺。阿桂遂驱军攻克美都喇嘛寺。僧格桑被迫弃美诺，逃入大金川，与索诺木汇合。
　　阿桂与温福、丰昇额会师美诺后，檄令索诺木交出僧格桑，索诺木不理。于是阿桂和温福在乾隆三十八年奏准三路进攻大金川。这时，阿桂又被授以礼部尚书之职①。阿桂与温福、丰昇额分道进军后，连夺叛军几个碉卡，进展颇为顺利。然而由于统帅温福指挥失宜并败死，战局发生逆转。索诺木击败温福军后，乘胜占据小金川。阿桂闻变，毫不慌乱，亲自断后，将所部安全地撤至达河。
　　乾隆帝在热河（今河北省承德市）行宫得到兵败的消息，十分震惊，特地召大学士刘统勋商议对策。刘统勋原不主张对金川用兵，至此却力主征伐。于是，乾隆帝授阿桂为定西将军，丰昇额、明亮为副将军，并调遣健锐、火器营二千名士兵和吉林索伦兵二千名一起进剿金川。阿桂很快就收复了小金川全境。
　　捷报传来，乾隆帝甚为高兴，赐诗褒奖阿桂，并命他迅速移师进剿大金川。然而，夺取大金川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因为“大金川之地自乾隆十二三年以来全力抗守，增垒设险，严密十倍小金川。”②阿桂深知此情，作了充① 《圣武记》卷7《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① 《碑传集》卷28《阿桂行状》；《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② 《圣武记》卷17《乾隆再定金川土司记》。
　　分的准备，然后，于乾隆三十九年兵分三路向大金川进攻，经过两年的鏖战和围攻，在海兰察等将领和广大士卒的奋勇冲杀下，终于在乾隆四十一年正月逼令索诺木偕其祖莎罗奔及部众二千余降，阿桂安置大小金川“归顺”的藏族头领和一般人员，设副将、同知分驻其地，不久设懋功厅，废除了原来的土司制度。
　　阿桂征伐大小金川的胜利，也使他的地位大大提高。乾隆帝封其为一等诚谋英勇公，并进为协办大学士、吏部尚书和军机大臣。乾隆四十一年四月，清军班师回朝。乾隆帝亲自到北京城南良乡“行郊迎礼”，进城后，“御紫光阁，行饮至礼”①。
　　① 《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第五节治水督师查办钦案阿桂回京后，其地位继续上升。乾隆四十二年（1777）五月，授武英殿大学士，管理吏部兼正红旗满洲都统；六月，调镶白旗满洲都统，充玉牒馆、国史馆、四库全书总裁，文渊阁领阁事经筵讲官；十月，调镶黄旗满洲都统，管理户部三库；四十三年闰六月，兼管理藩院事，七月署兵部尚书，十一月为上书房总师傅；乾隆四十五年任军机处首席军机大臣；第二年，于敏中死后，又位居大学士班次第一。短短五六年的时间，阿桂已成为清廷“综理部务，赞襄枢要”的第一重臣。
　　不过，从乾隆四十二年至五十四年之间，阿桂在京城处理政务的时间并不多，他经常以朝廷重臣的身分，被乾隆帝派往各地，解决紧急和棘手的难题。其中首要一项是屡赴各省办理河工和水利事务。乾隆四十四年正月，黄河在河南仪封、兰阳等地决口，阿桂奉命前往治理。他详细了解黄河决口情况，决定在郭家庄开引河，修筑拦黄坝，然而由于黄河下流淤淀，上流溃溢，又经常刮风下雨，拦黄坝屡次筑成，又屡次被冲开。阿桂就在下流王家庄修筑顺黄坝，“兜蓄水势，逼溜直入引河”①。这个办法很有效，第二年三月，所修堤坝均告完工，决口被堵住了。同年十二月，回京城仅半年多的阿桂，又被派赴浙江勘察海塘工程。乾隆四十六年正月，阿桂抵浙后，“悉心履勘，度潮势之缓急，沙性之坚软，工力之难易”②，修筑鱼鳞石塘、柴塘和范公塘。上述工程完成后，又奉命顺道往清江，查勘陶庄河道及高堰石工。这一年秋天，黄河又在河南青龙冈决口，阿桂自甘肃赶赴河南，会同河道总督李奉翰督办堵塞决口。他仍按照成规，在决口处的两端筑坝。十二月，当两坝将要合龙时，副将李荣吉向阿桂建议，水势很盛，应缓一段时间再让两坝合龙。但阿桂不听，仍督促下属加快合龙进度。不久，两坝合龙，官员们都来向阿桂贺功，只有李荣吉不来。阿桂派人去叫李荣吉，他却对使者说：“为荣吉谢相公。坝不可恃，不敢离也。”③过了两天，东坝果然塌落，黄河再次决口。阿桂赶快前往察看，见李荣吉已坠落水中，忙使人救起。于是，他上疏自劾，并请求派熟悉河工的大臣来河南督办。乾隆帝颁旨说：“近年诸臣中经理河务较有把握者，舍阿桂岂复有人？惟当安心静镇，另筹妥办。”④乾隆帝对阿桂的信任，使他重新振作精神。不久，他“奏请将青龙冈迤下至孔家庄、荣华寺和杨家堂引河一律加宽，以期河流宣泄”①。乾降四十七年四月，又奏请“另于青龙冈迤上自兰阳至商邱添筑大堤，挑挖引河，并于北岸建筑坝基，逼溜南趋，以期截溜全归新河”②。这种下流疏引河，上游筑大堤，宣泄与堵截相结合的方法收效很大。乾隆四十八年工程完工后，决口被堵住了。这以后，阿桂于乾隆四十九年八月，又“督河南睢州堤工，三阅月工竣”③。乾隆五十年八月，他再赴河南，勘察微山、睢州工，并察洪泽湖、清口形势。当①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②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③ 《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④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①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②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③ 《清史列传》卷26《阿桂传》。
　　时由于黄河屡屡决口，运河河道淤塞，影响了漕运的正常进行。阿桂仔细了解情况后，力主引黄济运，他说：“臣初到此间，询商萨载、李奉翰及河上员弁，多主引黄灌湖之说。本年湖水极小，不但黄绝清弱，至六月以后，竟至清水涓滴无出，又值黄水盛涨，倒灌入运，直达淮、扬。计惟有借已灌之黄水以送回空，蓄积弱之清水以济重运。查本年二进粮艘行入淮河，全藉黄水浮运，才能过淮渡黄，则回空时虽值黄水消落，而空船吃水无多，设法调剂，似可衔尾遄行。”④此建议被采用，引黄济运自此开始。乾隆五十一年四月，年已七十岁的阿桂又赴清口，勘察堤工；六月到浙江督海塘石工；闰七月，勘江南桃源安东黄河漫口情形及堵筑事宜。乾隆五十二年，黄河在河南睢州十三堡处决口，阿桂于这年六月赶到那里，督促堵塞，十月，睢州拦黄坝合龙后，又奉命勘江南临湖砖石堤工，直到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始回京。阿桂治水生涯的尾声是承办长江河工。乾隆五十三年，荆州万城堤溃决，长江水从西、北两门涌入荆州，大片土地被淹。同年七月，阿桂奉命察看荆州被水情况。他经过一段调查了解后，主张采用先筑坝，再挖引河的方法治理，他说：“此次被水较重，土人多以下游之窖金洲沙涨逼溜所致，若开挖引河，江水平漾无势，仍至淤闭。请于对岸杨林洲靠堤先筑土坝，再接筑鸡嘴石坝，逐步前进，激溜向南，俟洲坳刷成兜湾，再趁势酌挑引河，较为得力。”①阿桂的建议被采纳。同年十月，阿桂回京，但随即又于第二年四月，再次勘察了荆州堤工。
　　阿桂在数十次奉命治理河工海塘过程中，虽然没有提出超越前人的治水方法，更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黄河为患的问题，但他从当时当地的实际情况出发，克服困难，尽心尽力地堵塞决口，修筑堤坝，这对减少水患带来的损失，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都起了积极的作用。
　　除督办河工外，阿桂在这期间还奉命两次督师镇压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甘肃是回族的聚居地之一。乾隆二十六年（1761），甘肃安定（今甘肃定西县）回民马明新创立新教，反对门宦地主对农民的残酷剥削。后来，他见所在地区门宦势力大，就转移到循化厅（今青海循化）撒拉族中去传教。撒拉族同回族一样信奉伊斯兰教，约有三万人，从事农业、皮筏和榨油业。同样遭受清朝统治和压迫的撒拉族民众，很快就接受了马明新的主张，于是新教就在那里传播开来。这引起旧教门宦地主的仇视，新、老教派间多次发生争斗。清政府站在旧教门宦地主一边，于是教派斗争就转化为反抗清朝的武装起义。乾隆四十六年，在马明新的助手苏四十三和韩二个的率领下，撒拉族和回族民众举行了起义。他们攻入老教区，杀死哈尔户长（总头人）韩三十八，并打败了陕甘总督勒尔谨派来镇压的清军，处死了兰州知府杨士玑和河州协副将新柱。义军随之攻占河州（今甘肃临夏市），进袭兰州，准备营救被关入监狱的马明新。
　　清政府得知甘肃撒拉族、回族起义的消息后，急忙调发京师健锐、火器营官兵两千名赴甘肃，并命阿桂和户部尚书和珅前往督师。这时，阿桂正在河南督办河工，乾隆帝就命和珅兼程先行。同年六月，和珅到甘肃后，义军已从兰州主动撤离，转移到距兰州三十里的华林山一带。和珅督军进攻，义军人数虽少，但顽强抵抗，“众虽千余，皆新教死党，素业射猎，精火枪，④ 《清史稿》卷127《河渠志》二。
　　① 《清史稿》卷129《河渠志》四。
　　又负地险”①，清军屡攻不下，固原总兵图钦保和近千名官兵都被击毙。不久，阿桂抵甘肃军营，和珅将失利责任归之于诸将不听调遣。阿桂认为如有这种情况，就应以军法处置。于是他就同和珅一起，召集诸将部署作战方略。阿桂发出的每一道指令，诸将都应声答应。阿桂对和珅说：“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②和珅又羞又恨，说不出一句话。乾隆帝对和珅的无能也有所察觉，颁诏斥责他不把战争的实际情况上报，说：“自阿桂至军，措置始有条理，一人足办贼，和珅在军，事不归一”③，下令和珅速回京。这件事使和珅益加嫉恨阿桂，二人自此不睦。
　　和珅回京后，由阿桂一人指挥战事。他见义军防守坚固，特地从四川调来一千名善于在山地作战的藏兵和七百名阿拉善蒙古兵，依仗兵力与武器精良的优势，切断义军水源，将其团团围困。在这种情况下，义军既没有后方的支援，又没有友军的策应，孤军奋战，处于被动地位。同年六月，义军防线终被清军突破，苏四十三在战斗中牺牲。义军余部退入华林寺，仍然英勇抗击。清军竟惨无人道地放火焚烧，义军全部壮烈牺牲，无一人投降。
　　阿桂镇压起义后，对新教徒进行疯狂的迫害。他将新教徒的田产分给旧教军官，并奏请“将新教礼拜寺概行拆毁，如查有私行传习，阳奉阴违者，照邪教律从重办理”①。陕甘总督李侍尧在查办所谓新教余党时，亦大肆株连罗织，迫害无辜。这就激起了更大的反抗。乾隆四十九年四月，回族民众在新教阿訇田五等人的领导下，在甘肃通渭石峰堡再次举行起义。甘肃提督刚塔率军镇压。田五在战斗中不幸牺牲，马四圭和张文庆继续率众斗争。他们攻占通渭城后，巧设埋伏，将清西安副都统明善和其部下一千二百名士兵全部歼灭。清廷闻讯极为震动，下令逮捕陕甘总督李侍尧、提督刚塔入狱，改命福康安和海兰察统兵进攻义军，同时还命阿桂领健锐、火器营士兵赴甘肃督师。同年六月，阿桂至甘肃后，义军已放弃周围小据点，全力固守石峰堡，“堡踞万山中，四面削险，沟堑纵横”②，十分险要。义军凭借天险，英勇抗击，清军屡攻不下，伤亡惨重。阿桂仍采用断绝水源和围困的手段，欲图迫使义军就范。义军孤立无援，奋勇突围，但未成功。七月，石峰堡被清军攻陷，起义宣告失败。阿桂因镇压有功，被授与轻车都尉世职。
　　在治水、督师的同时，阿桂还不时被乾隆帝派往各地，查办案件。乾隆四十六年，甘肃“冒赈案”就是由阿桂揭露和查办的。这一年，和珅和阿桂先后抵达甘肃督师，镇压撒拉族回族起义。当他们将甘肃境内时常下雨的情况上报朝廷后，乾隆帝就对近年甘肃省官吏屡次上报该省发生旱灾，请求赈济一事产生了怀疑。于是他下令阿桂和陕甘总督李侍尧调查此事。阿桂和李侍尧经过一番了解后，事情真相才开始暴露出来。此案始于乾隆三十九年。这一年原浙江布政使王亶望调任甘肃布政使。他到任后，和陕甘总督勒尔谨串通一气，先将收捐监生的米粮改为折色银两，然后年年虚报旱灾，打着用监粮赈济的名义，将银子全部私分。乾隆帝对甘肃冒赈案十分重视，特遣侍郎杨魁到浙江，会同巡抚陈辉祖，将又调回浙江的王亶望拘留审讯，抄了他① 《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② 《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③ 《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① 《兰州纪略》卷16。
　　② 《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的家，得脏银百余万两。在铁证面前，王亶望只得将如何私自改监粮，如何指使兰州知府蒋全迪“示意诸州县伪报旱灾，迫所辖道府具结申转”①，以及如何私分银两的罪状一一招认。乾隆帝下令斩王亶望，赐勒尔谨自尽，现任甘肃布政使王廷赞论绞，并即于兰州将蒋全迪斩首。同时，还命阿桂按治甘肃州县，查勘州县官在此案中的不法行为，规定凡冒赈私分银两在两万两以上者都要处死。阿桂经过一段了解和审讯后，把参与“冒赈案”的官员人数和冒赈银两数基本弄清。牵连此案的道府州县官达六十多人，被斩首的有二十二名，其余的也按情节的轻重给予不同的处罚。
　　但此案并未最后了结。乾隆四十七年有人控告闽浙总督陈辉祖在查抄王亶望家产时有舞弊行为。于是乾隆帝又命阿桂赴浙江按治。阿桂抵浙后，严鞫陈辉祖，将其在抄家时，以银换金，隐藏玉器，抽换朝珠，将王亶望的赃物窃为己有的罪行查清，陈辉祖遂被革职逮问。第二年二月，因又揭露出陈辉祖任内，浙江全省存在严重的钱粮亏空，乾隆帝一气之下就赐他自尽。① 《清史稿》卷339《王亶望传》。
　　第六节鄙视和珅力保晚节乾隆五十四年（1789）阿桂视察荆州堤工返京后，直到嘉庆二年（1797）病逝的九年时间内，他一直在京城处理政务，度过了人生道路上的最后一段里程。此时，朝廷的政局已为和珅及其同党所把持。和珅善于揣摸和迎合乾隆帝的心意，处处讨其欢心，深得皇帝宠信。阿桂虽以勋臣为首席军机大臣，地位在和珅之上，但因他十余年间经常外出，很少在京城处理政务，使得和珅乘机窃取大权，“和珅柄政久，善伺高宗意，因以弄窃作威福。不附己者，伺隙激上怒，陷之。纳贿者则为周旋，或故缓其事，以俟上怒之霁。大僚恃为奥援，剥削其下以供所欲。盐政、河工素利薮，以征求无厌，日益敝”①。阿桂对和珅专权乱政很是痛恨，但碍于乾隆帝对和珅的宠信，加之自己年已古稀，力不从心，因而也无可奈何。然而他不愿和和珅同流合污，尽管和珅一再拉拢他，也不能动摇他洁身自好之志，“乃除召见议政外，毫不与通交接。凡立御阶之侧，公必去和相十数武，愕然独立，和就与言政事，公亦漫应之，终不移故处也”②。乾隆六十年（1795），乾隆帝禅位于其子颙琰，自己则称太上皇。次年，颙琰正式即位，是为嘉庆元年（1796）。这年阿桂已八十岁，他因身体不适被准休假养病。谁知从此不起，于次年八月病死，终年八十一岁。阿桂死后，被赠太保，入祀贤良祠，谥号文成。
　　阿桂为乾隆时期著名战将和统帅，屡次统领大军东征西讨，为巩固多民族统一国家立下了重大功勋。他知人善任，发现才能胆识之士，即使是“散僚卒伍”，也“即登荐牍”。其下属有一名叫兴奎的将校，相貌魁伟，气度不凡，阿桂见之曰“此将材也”，即给副将札，命他进攻敌方阵地，果然大获全胜。以后兴奎屡立战功，为一时名将。此外王昶、韩崶、百龄和朱尔赓额等人都是阿桂从他们身为微员时提拔上来的，“其后皆为卿相”。他多谋善断，“闻其于军务倥偬间，惟于幕中独坐饮酒吸烟，秉烛竟夜。或拍案大呼，愀然长啸，持酒旋舞，则次日必有奇谋”。他治军有方，赏罚分明，“其驱使将士，如发蒙振落，其成功者，或奖以数语，或偿以糕果，而其人感激终身，甘与效死”。临危不惧，指挥若定，也使阿桂屡建奇功。当年征金川时，为了掌握敌情，一天傍晚，他率领十数名骑兵，登上一高地观察敌军阵地，但被发现。数百名敌军将高地围住。众寡悬殊，情况十分危急，但阿桂却毫不慌乱。他镇静自如地令随从的骑兵下马，脱下战袍并把它撕碎，悬挂于树上。然后再上马徐徐地走下高地。敌军逼近高地，在落日余辉的照耀下，他们隐隐约约看见树林中似乎挂有许多清军旗帜，估计清军人数一定很多，因而不敢再前进。等到侦察兵探明真相后，阿桂及其部下早已返回军营了。阿桂不仅是著名的统帅，而且是一代名臣。他经常参与国家重大政务的决策，勤慎善断，处理问题细致周到。乾隆四十六年，高宗见国家库存甚丰，就颁旨将康熙，雍正时沿续下来的各行省提镇空名坐粮归入养廉，另行挑补虚额。这样就需增兵六万名，每年也需增军饷三百万两。阿桂上疏劝阻说：“国家经费骤加不觉其多，岁支则难为继。此新增之饷，岁近三百万，二十余年即需七千万。请除边省外，无庸概增”①。应该承认，阿桂所言颇具眼光。① 《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② 《啸亭杂录》卷8《阿文成相度》。
　　① 《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但乾隆自恃库藏充溢，不以阿桂之议为然，决计行之。以后的事实表明这种挑补虚额的做法，不仅没有制止武官吃空饷，而且由于每年多支出军费三百万，时间一长，就便清朝财政背上了沉重的包袱。进入嘉庆时期（1796——1820）以后，清朝财政日益拮据，人们这才认识到阿桂当年的建议是很有远见的。嘉庆十九年（1814），吏部尚书英和在奏疏中说：“即如裁撤武官名粮，添给养廉一事，系乾隆四十六年奏准..臣闻其时，阿桂即有恐数十年后经费不支之奏。可见老臣谋国诸事，务期久远”②。
　　② 《皇朝经世文编》卷26《户政、理财上》；英和：《开源节流疏》。
　　第三十三章和珅和珅，是清代满汉大学士中声势最为显赫的人物。他在乾隆朝任职二十余年，举凡朝廷的军政、财务，皆由其专揽，又是清朝最大的贪官，家中堆满珍宝异物，价值难以统计。他所造成的不良影响可以说，对清朝的中衰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第一节罕见的发迹和珅，字致斋，姓钮祜禄氏，满洲正红旗人，生于乾隆十五年（1750）。五世祖尼牙哈纳巴图鲁在清军入关中立有战功，被授予三等轻车都尉世职，叔祖阿哈硕色在康熙年间，随驾征准噶尔时，“追贼阵亡”，后追叙其军功，赠和珅之父常保一等云骑尉（并承袭三等轻车都尉世职）①，常保还兼任过福建副都统。和珅年少时，曾在咸安宫官学就读，受到了良好的训练，学到了不少本领。乾隆三十四年，他承袭其父世职，并以满洲官学生被挑选入銮仪卫，充当浑唐阿（皇帝轿前的执事人）。传说有一次，乾隆帝出巡，车驾将发，因仓促间找不到黄盖而大怒，高喊：“是谁之过欤？”随行人员皆瞠目相向，不知所措，只有和珅应声回答说：“典守者不得辞其责。”乾隆帝顺着声音看到了和珅，见他仪表俊秀，音响宏亮，高兴地说：“若辈中安得此解人。”①一路上，乾隆帝问他家世年岁，读过什么书。和珅虽无多大学问，但由于读了一些“四书”“五经”，能熟练地背诵某些段落，加之机灵善辩，奏对颇使乾隆帝满意，觉得他是一个人才。乾隆三十七年，和珅被派为总管仪仗，升任三等待卫。他不仅受到乾隆帝的宠信，也得到身居显位的英廉（曾任刑部尚书兼正黄旗满洲都统、大学士、直隶总督）的青睐，英廉将自己亲手抚养大的心爱的孙女嫁给他为妻。
　　乾隆四十年，和珅被擢为御前侍卫兼正蓝旗满洲副都统，从此加官晋爵，平步青云，几年之内，任至军机大臣、大学士，还先后兼任、担任吏部尚书、户部尚书、理藩院尚书、内务府总管大臣、九门提督、领侍卫内大臣、满洲都统等要职，封一等忠襄公，位极人臣，秉权二十余年。和珅发迹之迅速，在封建社会的官场中亦属罕见。其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封建专制主义在清代达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乾纲独断”已成为最高统治者的唯一信条。乾隆帝晚年陶醉于“盛世”之中，喜听谀言而不容谏言，更不容对时弊有所指责。他对广大人民群众进行残酷统治、镇压，在统治集团内部则罗织文字狱，以望文生义、捕风捉影的手段，通过加上莫须有的罪名，制造浓重的恐怖气氛，显示皇帝生杀予夺的专制淫威。其结果，文人士子惴惴自危，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惶恐不安，无不看乾隆帝的眼色行事。这就给和珅这个最善于察颜观色人物的晋升创造了有利条件。
　　其次，当时朝廷上虽有元勋阿桂等人存在，但对和珅的贪横却无可奈何。阿桂之父阿克敦官拜协办大学士，阿桂以满洲世族而屡建奇功，乾隆四十二年即升为武英殿大学士，相当于首席宰相。但此后十余年间，他经常被乾隆帝派任外差，或赴各省治河，或赴各地查办朝廷命案，或率军出外镇压各地人民的反清武装起义等等，加之明哲保身，缺乏与和珅进行斗争的精神。如① 乾隆《八旗满洲氏族通谱》卷5《英额地方钮祜禄氏》。
　　① 《清朝野史大观》卷6《清人逸事·入相奇缘》。又陈康祺《郎潜纪闻》卷4：“一日，警跸出宫，上偶于舆中阅边报，有奏要犯脱逃者，上微怒，诵《论语》‘虎兕出于柙’三语。扈从诸校尉及期门羽林之属，咸愕眙互询天语云何。和珅独曰：‘爷谓典守者不得辞其责耳。’（原注：凡内臣称上皆曰老爷子，或曰佛爷）上为霁颜。问‘汝读《论语》乎？’对曰：‘然。’又问家世、年岁，奏对皆称旨，自是恩礼日隆，迁官多不次。和珅才敏给，遇事机牙肆应，尤善揣人主喜怒，以故高宗晚年倚毗益笃。”② 以上分见《清史稿》卷319《和珅传》；《清史列传》卷35《和珅传》；《钦定八旗通志》卷328《八旗都统》；《清仁宗实录》（中华书局1986 年版，下引《实录》皆同）卷5、15、21。史籍所述：“乾隆末，和珅势渐张，阿桂遇之不稍假借。不与同直庐，朝夕入直，必离立数十武。和珅就与语，漫应之，终不移一步。阿桂内念位将相，受恩遇无与比，乃坐视其乱政，徒以高宗春秋高，不敢遽言，遂未竟其志。”①这就助长了和珅的擅权。
　　再次，和珅聪明机敏，博闻强记，不但能诗善画，对满、汉、蒙、藏等语言文字也有所知晓，而且掌握了为人鲜知的西域秘咒，有较强的工作能力。这在当时朝廷官员中是很少见的，使他在随侍皇帝处理大事中处于有利的地位。乾隆帝在《御制平定廓尔喀十五功臣图赞》中赞扬和珅：“大学士、三等忠襄伯和珅，国家用武，帷幄丝纶，事殊四朝（原注：谓汉、唐、宋、明）。清文、汉文、蒙古、西番颇通大义（原注：去岁用兵之际，所有指示机宜，每兼用清文、汉文，此分颁给达赖喇嘛，及传谕廓尔喀敕书，并兼用蒙古、西番字。臣工中通晓西番字者，殊难其人）。唯和珅承旨书谕，俱能办理秩如，勒劳书旨，见称能事。”①另外，和珅也曾为乾隆帝整饬贪污之风效过力。乾隆四十五年，云南粮储道海宁揭露了云贵总督李侍尧贪纵营私后，乾隆帝立即命和珅处理此事。他一到云南，拷问李家仆人，查出许多证据，接着又上疏陈奏云南吏治废弛、府州县多亏帑等情形，回京后又向皇帝面奏了云南盐务、钱法、边防等情况，“多称上意，并允行”②，显示了和珅处理政务的才能。和珅还很“善体圣心”，对皇帝的起居可谓体贴入微。每当乾隆帝“有咳唾之时”，作为堂堂大学士的和珅竟“以溺器进之”③。这无疑是他获得宠信的重要因素。
　　乾隆帝晚年记忆力大减，智力迟钝，往往“早膳已供，而不过霎时，又索早膳，宦侍不敢言已进，而皇帝亦不觉悟，其衰老健忘，推此可知”④。每当朝鲜等国使臣谒见乾隆帝时，和珅均为出纳帝命之人。例如，嘉庆元年（1796）正月，朝鲜使臣为祝贺嘉庆帝即位，来到北京圆明园后，“太上皇帝使阁老和珅宣旨曰：‘朕虽然归政，大事还是我办。你们回国问国王平安，道路遥远，不必差人来谢恩。’”⑤和珅在对外事务中尚且有如此大的权力，那么他在对内政务中的左右力就可想而知了。
　　① 《清史稿》卷318《阿桂传》。
　　① 《钦定八旗通志》卷首。
　　② 《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③ 吴晗辑《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 册第4840 页，中华书局1980 年版。④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 册第4882 页。
　　⑤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 册第4912 页。
　　第二节秉权二十余年和珅自乾隆四十年（1775）发迹，至嘉庆四年（1799）正月被赐死，擅执朝政二十余年。他一人得势，鸡犬升天。弟弟和琳，官至总督，死后晋赠一等公，谥忠壮，配享太庙；儿子丰绅殷德，娶乾隆帝的掌上明珠固伦和孝公主为妻，并累迁都统兼护军统领、内务府大臣；和珅之女嫁给康熙帝之重孙贝勒永鋆，和珅的侄女即和琳之女嫁给乾隆帝之孙子质恪郡王绵庆。和珅与皇室的联姻无疑地巩固了自己的地位。此外，和珅的家人凭借其势，横行霸道。各地的封疆大吏也纷纷攀附和珅，作为向上爬的靠山。正如来华的朝鲜使臣所说：“阁老和珅，用事将二十年，威福由己，贪黩日甚，内而公卿，外而藩阃，皆出其门。纳贿谄附者，多得清要；中立不倚者，如非抵罪，亦必潦倒。上自王公，下至舆儓，莫不侧目唾骂。”①和珅执政期间，劣迹昭彰，大致有如下几方面。
　　其一，结党营私，排除异己。他自执掌朝政后，立即着手拉拢党羽，把大学士傅恒之子福长安拉入军机处后，两人串通一气，狼狈为奸。福长安成为和珅的得力助手，“其贪黩昧良，仅居和珅之次”②。两江总督苏凌阿，“贪庸异常，每接见属员，曰：‘皇上厚恩，命余觅棺材本来也。’人皆笑之。”就是这样一个厚颜无耻的官僚，因与和珅之弟和琳联姻，于嘉庆二年就担任了东阁大学士，兼署刑部尚书。“其入阁后，龙钟目眊，至不能辨戚友，举动赖人扶掖”，被称为“活傀垒戏”①。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都因曾在和珅家教读，被保列卿贰，兼任学政，成为他的党羽。和珅的族孙景安被委任河南巡抚，他在白莲教起义时不敢与起义军正面作战，总是在起义军后尾随，被人讥为“迎送伯”。
　　对于不附己者，和珅千方百计予以迫害、打击。乾隆四十六年初，甘肃回民苏四十三等举行反清起义，很快逼近兰州。清廷命和珅为饮差大臣，与大学士阿桂一同督师围剿起义军。因阿桂有疾，和珅受命兼程先进。他一到达兰州，即命诸将分四路冒险进兵，起义军人数虽只千余，但战斗力颇强，“素业射猎，精火枪，又负地险。官兵万余，皆营于城东，与贼辽隔，屡衅挫锐，每夜辄惊扰，枪炮达旦”②。固原总兵图钦保和千余名清兵被击毙。不久，阿桂来到兰州，和珅“委过诸将不听调遣”。后来两人一同部署战事，“阿桂所指挥，辄应如响，乃曰：‘诸将殊不见其慢，当谁诛？’和珅恚甚”。乾隆帝察知此事，斥责和珅奏报不实，令其速回京。“和珅用是衔阿桂，终身与之龃龉”③，两人始终势如水火。
　　嘉庆帝的老师朱珪及其宠臣、东阁大学士董诰，也躲不过和珅的陷害。
　　嘉庆元年，太上皇乾隆帝下诏调朱珪来京任大学士，嘉庆帝得知此事后，写诗向自己的老师表示祝贺。然而，“属稿未竟，和珅取白高宗曰：‘嗣皇帝欲市恩于师傅。’”乾隆帝大怒。幸亏董诰在旁解劝：“圣主无过言。”乾隆帝虽未治嘉庆帝和朱珪的罪过，终“以他事罢珪之召”。董诰也因替嘉庆①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1 册第4881 页。
　　② 《清仁宗实录》卷37。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8《苏相国》。
　　② 魏源：《圣武记》卷7《国朝甘肃再征叛回记》。
　　③ 《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帝说话而得罪了和珅。嘉庆二年，董诰回家奔母丧，当时，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正蓬勃发展，乾隆帝欲召回董诰以应付危局。每当他接见大臣时，总要问：“董诰何时来？”三年，董诰葬母毕回京，和珅却从旁制肘，“遏不上闻。”“会驾出，诰于道旁谢恩，高宗见之，喜甚，命暂署刑部尚书。”①才得以冲破和珅的阻挠。
　　其二，威福由己，控制朝政。对于和珅的专权，不仅朝廷内外，甚至在当时来到中国的外国使臣中也可听到许多议论。例如英国使臣马戛尔尼回国后曾说：“这位中堂大人（按指和珅）统率百僚，管理庶政，许多中国人称之为二皇帝。”②和珅恃宠弄权，独霸军机处。他规定：“凡军机大臣，止准在军机承本日所奉谕旨，部院稿案，不准在军机处办理。司员不准至军机处启事。军机章京办事处，不许闲人窥视。王以下及文武大臣不许至军机处与军机大臣谈论。至通谕王公之事，在乾清门阶下传述，不许在军机处传述。并命科道官一人轮日至隆宗门内纠察。”③这固然有防止以往军机处泄密现象的再发生，但其实质还是为加强和珅个人对军机处的控制大权。和珅又在军机处“直庐自立私寓”，这正如通政司副使钱沣在乾隆五十八年弹劾他的奏书中所说：“国家所以设立衙署，盖欲诸臣共集一堂，互相商榷，佞者既明目共视，难以挟私，贤者亦集思广益，以济其事。今和珅妄立私寓，不与诸大臣同堂办事，而命诸司员传语其间。即有私弊，诸臣不能共知，虽欲参议，无由而得”，显系“启揽权之渐”①。
　　和珅对干练之臣百般诋毁，处心积虑地扩大自己的职权，施展淫威。乾隆五十六年，清廷刻《石经》于辟雍，命和珅为正总裁。当时，总裁共有八人，尚书彭元瑞独任校勘，并受皇帝之命编《石经考文提要》。“事竣，元瑞被优赉。”和珅十分嫉妒，千方百计地诋毁彭元瑞，说他“所编不善，且言非天子不考文”。乾隆帝对此驳斥说：“书为御定，何得目为私书耶？”但是和珅仍然不死心，私自命人撰写《考文提要举正》，继续攻击彭元瑞。与此同时，他又把此文冒充己作进呈乾隆帝，并以《石经考文提要》“不便士子”为名，要求皇帝将其销毁，被拒绝。后来，“馆臣疏请”将《石经考文提要》颁行全国，由于和珅从中掣肘而“中止”。和珅还暗中命人“磨（《石经》）碑字，凡从古者尽改之”②，以发泄自己的不满。
　　嘉庆二年，和珅受任刑部尚书时，乾隆帝又命他兼理户部“紧要大事”，但他到任后，竟独揽户部的一切权力。同年，他又下令，以后大臣的奏章，一律要另备一份副本呈交军机处，使和珅先于皇帝阅看奏章，预知臣僚所奏事件的内容。这样，他就通过控制上奏章的渠道独揽了朝政大权。
　　嘉庆帝永琰当皇子时，被乾隆帝选为储君。和珅密知此事，故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二日，即定储位诏书发布的前一天，给永琰呈递一柄如意，表示这次即帝位完全是自己拥戴的结果。这实质上是向嘉庆帝邀功，以便在其即位后继续揽权。嘉庆元年，永琰即位为帝，但乾隆帝依然以太上皇名义训政，① 《清史稿》卷340《董诰传》。
　　② [英]斯当东：《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第370 页，商务印书馆1965 年版。③ 吴振棫：《养吉斋丛录》卷4。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4 册第1496 页，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② 《清史稿》卷319《和珅传》。
　　和珅继续受到重用。嘉庆帝虽察觉和珅有挟己之心，但碍于皇父情面，不得不示以亲信之意，同时装出“不欲事事”和与世无争的姿态，以麻痹和珅。如“和珅或以政令奏请皇旨，则辄不省曰：‘惟皇爷处分，朕何敢与焉。’是以珅亦恣行胸臆”。由于乾隆帝耄而健忘，和珅更能左右其意旨，成为出纳帝命之人。于是，他的专擅程度甚于往昔，人皆侧目，连皇帝也莫敢如何。一次宴筵席上，和珅上奏乾隆帝减掉太仆马匹，甚至影响到皇帝乘骑，使嘉庆帝暗自叹息说：“从此不能复乘马矣。”①他还把自己的老师吴省兰派到嘉庆帝身边，名为帮助整理诗集，实欲窥探皇帝的一举一动。更有甚者，他竟能否定皇帝的意旨。嘉庆二年，嘉庆帝鉴于来年春间自己“临雍礼成”，下谕旨定于“冬间大阅”。和珅即以川楚白莲教大起义未被扑灭为由，向乾隆帝提出不拟举行这一典礼。乾隆帝立即接受了和珅的建议，于嘉庆三年九月下谕旨说：“本年大阅，著暂行停止。”②和珅的专擅真是到了无以复加的地步。
　　其三，荫庇贪官，收受贿赂。乾隆时期，天下承平日久，随着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商品货币经济的发达，封建官僚、地主阶级腐化日深，因而贪官数目之多、官员品级之大、赃额之巨、手段之高、范围之广，堪称清代历朝之最。乾隆帝虽然时时以惩贪为务，对贪官屡兴大狱，惩罚的手段颇为严厉，但是剪而不绝，贪官也没有丝毫的改弦易辙，相反的倒是人人聚敛，上下交征，贪心日巨，贪风日炽。检索有关史料，人们就不难发现，许多大案要案均发生在和珅专权之后，显然与和珅不无关系。
　　乾隆四十六年，浙江巡抚王亶望在甘肃藩司任内贪污监生所交的赈济粮案发，清廷在其家搜出金银百万两之多。结果，王本人被斩，陕甘总督勒尔谨赐令自尽。事后，通政司副使钱沣察明勒尔谨、王亶望皆为和珅私党，陕西巡抚毕沅又经常奔走和门，与勒、王两人狼狈为奸，且知情不举，于是上奏疏弹劾毕沅。他指责毕沅“明知积弊已深，不欲抉之自我，宁且隐忍以负朝廷，实非大臣居心之道，其罪较之捏结各员，尤觉有增无减”，要求“将毕沅比照诸人严加议处，以昭宪典之平”①。和珅虽然没有能保住勒尔谨、王亶望等人的性命，但终于使毕沅免予议处。
　　乾隆四十七年，山东巡抚国泰、布政使于易简的贪污案发。国泰和于易简朋比为奸，贪赎营私，向下属勒索钱财，以致山东省仓库亏空数十万两，各州县仓库亏空数万两。乾隆帝得此消息后，即派和珅和通政司副使钱沣同往勘察。钱沣先于和珅数日离京，“微服止良乡，见干仆乘马过。侦之，则和遣往山东也。记其貌，伺其还，叱止之。搜身畔得国泰书，具言已挪款备查，中多隐语。”当钱沣到山东后，在历城县库查得库银乃是从商铺暂借充数的，于是宣布，商人必须按限定的时日取回自己借出的银两，否则充公。这样终于查出了国泰、于易简等人贪赃枉法大案。钱沣回京后，将国泰给和珅的信呈递乾隆帝。等和珅回京复命时，“高宗出示国泰书曰：‘朕已知之详，不必复奏也。”②在人证、物证面前，和珅的通风报信、竭力营救终于未能发生效力，国泰、于易简都被赐令自尽。
　　① 《朝鲜李朝实录中的中国史料》第12 册，第4982、4991 页。
　　② 《清高宗实录》卷1499。
　　① 《清史稿》卷322《钱沣传》；又《清高宗实录》卷1146、1147。
　　② 《清朝野史大观》卷6《钱南圆通政之敢言》。
　　以上两个例子说明，在和珅的纵容下，当时的吏治已十分腐败，可是乾隆帝与和珅还在一味粉饰太平，对正直大臣处处掣肘。乾隆五十五年，内阁学士尹壮图上奏说：“各督抚声名狼藉，吏治废弛。臣经过地方，体察官吏贤否，商民半皆蹙额兴叹。各省风气，大抵皆然。请旨简派满洲大臣同臣往各省密查亏空。”①这番话道出了实情，可是乾隆帝对此十分不快，和珅也很忌恨尹壮图，生怕他的“密查亏空”之火又会烧到自己头上，于是决定整整他。和珅表面上要求乾隆帝派尹壮图和户部侍郎庆成一同赴各地清查仓库，暗中却命令庆成监视牵制尹壮图。庆成每至一地，并不急于盘查，而是游宴数日，令尹壮图枯坐馆舍，一举一动都要受到限制。事先得到消息的地方官吏，赶紧东挪西借，暂时补足亏空，结果自然查不出任何弊窦。尹壮图只得自承虚诳，奏请治己罪。结果刑部以挟诈欺公、妄生异议罪，判处斩决。还是乾隆帝自觉太重了，免去死罪，降职为内阁侍读，后又改为礼部主事。这使和珅贪赃的气焰更加嚣张。
　　和珅不仅百般庇护各地的贪官污吏，而且更不容许正直官员触及自己的管家。和珅掌权，其管家刘全恃势营私，“衣服、车马、居室皆逾制”。陕西道监察御史曹锡宝“将论劾”，和珅的党羽吴省钦闻知此事，立即跑到热河密告扈从乾隆帝的和珅。于是和珅急忙将刘全叫到热河，主仆两人经过一阵紧张的策划，刘全“毁其室，衣服、车马有逾制，皆匿无迹”。乾隆帝看到曹锡宝的奏疏后，即质问和珅。和珅诡称自己平时对家人管束甚严，如有此事当予以重惩。于是，乾隆帝命留京办事王大臣召曹锡宝“问状”，又令步军统领“遣官从锡宝至全家察视，无迹，锡宝自承冒昧”②。最后受到了革职留任的处分。
　　和珅之所以不遗余力地曲庇贪官，主要是因为他从中央和各地官吏手中收受了巨额的贿赂。例如嘉庆四年正月，和珅被捕入狱后，曾交待了一些珍宝的来历。尽管这供词只是一些支离破碎的片断记载，但人们仍可从中窥见他贪赃受贿之一斑。和珅说：“珍珠手串，有福康安、海兰察、李侍尧给的，珠帽顶一个，也是海兰察给的。此外珍珠手串，原有二百余串之多，其馈送之人，一时记不清楚。宝石顶子，奴才将小些的，给了丰绅殷德几个（原注：丰绅殷德为和珅子，即尚和孝公主者），其大些的，有福康安给的。至大珠顶，是奴才用四千余两银子给佛宁额尔登布代买的，亦有福康安、海兰察给的。镶珠带头，是穆腾额给的，蓝宝石带头，系富纲给的。又家中银子，有吏部郎中和精额于奴才女人死时送过五百两，此外寅著、伊龄阿都送过，不记数目。其余送银的人甚多，自数百两至千余两不等，实在一时不能记忆。”①由此可见，乾隆后期，尽管清廷诛戮了一大批包括总督、巡抚、布政使和按察使在年的贪官污吏，但官场的贪污聚敛之风未有丝毫的收敛。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从中央到地方的各级官吏需要筹集大量银两，通过进贡、接驾、祝寿、献礼等方式，以满足乾隆帝挥霍钱财、和珅贪黩无厌的欲望。所以，乾隆帝与和珅实是官场贪污之风的总根子、罪魁祸首。
　　其四，贪黩无厌，聚敛私财。和珅自掌权后，即以聚敛自丰为唯一之目① 《清史稿》卷322《尹壮图传》。
　　② 《清史稿》卷322《曹锡宝传》。
　　① 徐珂：《清稗类钞》第3 册第1080 页。
　　的。他贪黩无厌，不顾一切地搜刮财货，其主要手段有：第一，收受贿赂。和珅大权在握，使得各省督抚司道畏其倾陷，不得不辇货权门，以结其奥援。于是纷纷向他行贿，和珅的供词中已说明了这一点。第二，擅取大内宝物。乾隆帝晚年，追求奢侈，挥霍无度，对于女乐、珍宝、宴席、巡游无所不爱，各地官吏和绅商纷纷供奉，因此大内积存了许多宝物。和珅仗着得宠，自由出入宫禁，凡看中的东西便私自拿回家中。乾隆五十五年，有一次兵部尚书孙士毅在宫门外遇见和珅，和珅问他手中所持何物。孙回答说是一只鼻烟壶。和珅接过一看，此壶是由一颗大如雀卵的明珠雕琢而成，精美异常，于是要求孙士毅转赠给他。孙告诉他，此壶早已奏闻皇帝，如果选不中再赠给他。过了几天，和珅又遇见了孙士毅，声称前一日得了一只珠壶。孙一看，原来就是他进奉的那只。当时，他还以为是皇帝赏给和珅的，以后经过调查，方知此壶是和珅从大内偷出去的。
　　第三，私吞贡物。各地官吏与绅商进贡的宝物，往往未及入宫就被和珅窃取。有一次，宫中某处陈设的一只直径一尺左右的碧玉盘为皇八子打碎。由于此盘是乾隆帝钟爱之物，皇八子十分恐惧。于是就和他的弟弟成亲王一同向和珅求援。和珅故作难色，皇八子吓得大哭。成亲王将和珅拉到僻静处百般求情，和珅才答应设法帮助解决。过了几天，和珅给了兄弟俩一只直径为一尺五寸的碧玉盘，而且色泽也超过了被打碎的那一只。此时，他们才如梦初醒，各地所供之物，上等者皆入和珅宅第，次等者方入宫中。嘉庆帝后来也指出：“督抚等所进贡物，在皇考不过赏收一二件，其余尽入和珅私宅。”①此话虽说替乾隆帝辩解，但却勾画出和珅贪婪的嘴脸。
　　对于和珅这种肆无忌惮地贪污中饱的劣行，乾隆帝当然不会不知道。然而由于两人相互依赖，在搜刮钱财方面具有共同点，正如著名的明清史专家邓之诚先生所指出的：“乾隆以军旅之费，土木游观，与其不出正供之费，岁无虑亿万，悉索之和珅，和珅索之督抚，督抚索之州县。”①乾隆帝还经常把大量钱财交给和珅，名为任其支配，实为容许其私吞。例如，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乾隆帝下谕旨将张家口地方所得税课盈余“著交和珅三万两”②。同年二月二十八日，乾隆帝又把“所得羡余银三千六百两”③交给了和珅。类似的例子恐怕不少，只可惜史籍阙如，使我们难窥全豹。不过，以上两例雄辩地说明，乾隆帝是和珅肆意贪污、侵吞国家资财的后台。
　　和珅的家产有多少？这是清史研究者经常谈到的一个饶有兴味的题目。
　　由于官书所记不甚详细，私家著述又互相牴牾，有的任意夸大，实在难辨究竟。不过，嘉庆帝的谕旨和内务府官吏的奏报依然为人们提供了解决问题的重要线索。
　　第一，关于和珅的钱财。步军统领、定亲王绵恩的奏折称：臣等奉旨查抄和珅及伊家人刘全等家产，所有查出和珅家：二两平金三万三千五百五十一两，银三百一万四千九十五两三钱三分，俱已交广储司收讫，业经奏闻在案。续查出和珅借出本银钱所开当铺共八座，及家人刘全、刘印、刘陔、胡六自开、伙开当铺共① 《清仁宗实录》卷37。
　　① 邓之诚：《中华二千年史》卷5。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正月初六日。
　　③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上谕档》，乾隆五十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八座，亦经奏闻在案。臣等自正月初八日起迄今，查得和珅契置取租房计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计一千二百六十六顷零。此外查出和珅借出应追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并自栓大车八十辆，每辆银一百二十两，共发出车价银九千六百两，分给各户领办。
　　又查出和珅家借出银两，通共本利银二万六千三百十五两。
　　查出和珅家取租房地，统计取租房地共价银二十万三千三百二十三两五钱二厘，价钱六千一百二十五吊。每年通共取租银四千七百六十六两七钱，租钱三万四千九百二十七吊九百六十八文。①据此，和珅拥有金银四百万两左右，取租房一千零一间半，取租地一千二百六十顷，这些地大多坐落在直隶的保定、河间、承德和京郊一带。此外，和珅在京畿通州、蓟州等地拥有当铺十座左右，对贫苦人民进行高利贷盘剥。他的私宅还役使着京师步军统领衙门及巡捕五营所管步甲兵丁千余名，实际上等于侵吞了巨额的军饷。
　　第二，关于和珅家藏的珍宝。除了金银之外，和珅家收藏的价值“数逾千万”的珍宝实在惊人。正如嘉庆帝在谕旨中所指：“（和珅）所藏珠宝内，珍珠手串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伊所藏真宝石顶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②和珅在当政时期，还纵令家人到处勒索钱财。被嘉庆帝称作“下贱家奴”的和珅家人刘全，拥有银两二十余万，并有若干大珠及珍珠手串。
　　由上所述，可知和珅确实是清代首屈一指的大贪官。
　　① 故宫《史料旬刊》第7 期《嘉庆诛和珅案》。
　　② 《清仁宗实录》卷37。
　　第三节可悲的结局嘉庆元年（1797），震撼全国的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爆发了。在镇压起义的过程中，恃宠当权的和珅与其党羽上下勾连，借机牟利。白莲教起义之初，和珅指使湖广总督毕沅不以实入告，使乾隆帝和嘉庆帝都以为这次起义不过是“疥癣小疾”，不足挂齿。等起义烽火迅速蔓延后，凡事都由乾隆帝通过和珅调度指挥。这就使和珅得窥乾隆帝旨意，各路军营带兵大员皆以和珅为靠山，“每次奏报打仗情形，小有斩获，即补叙战功，纵有挫衄，亦皆粉饰其辞，并不据实陈奏。伊等之意，自以皇考（乾隆）高年，惟将吉祥之语入告”。结果“虚报功绩，坐冒空粮”①者比比皆是，使本来已凋敝不堪的财政更加困窘，从而加深了清朝统治的危机。
　　和珅种种以权相当国、恃宠骄甚的行为，引起嘉庆帝的极大不满，但碍于乾隆帝之面，强为容忍。当时有的大臣对嘉庆帝上奏乾隆帝须由和珅代转提出非议，嘉庆帝虽然表面上若无其事地说：“朕方依相国理四海，何可轻也！”但已存杀和珅之心。还有一次早朝已罢，乾隆帝单传和珅入见。和珅至，“跪良久，上皇闭目，口中喃喃有所语。颙琰（即永琰，嘉庆即位后将“永”改“颙”）极力谛听，终不能解一字。久之，忽启目曰：‘其人何姓名？’珅应声对曰：‘徐天德、苟文明。’上皇复闭目诵不辍，移时，始麾之出。颙琰大骇愕，以问和珅。珅对曰：‘上皇所诵者，西域秘咒也。诵此咒则所恶之人虽在数千里外，亦当无疾而死，或有奇祸。奴才闻上皇持此咒，知所欲咒者，必为教匪悍酋，故竟以此二人名对也。’颙琰闻之，益骇，知珅亦娴此术，益存必杀之心”①。
　　嘉庆四年正月初三，乾隆帝去世。第二天，嘉庆帝削去了和珅的军机大臣、九门提督衔，命与其党羽、户部尚书福长安昼夜守直殡殿，不得擅自出入。接着，他又下了一道谕旨，内称：太上皇之在位，英明仁慈..遐龄既高，仁慈益甚，如文臣将士，稍著劳绩，立与封赏。即偶或兵败失机，亦不重惩，惟去职留任而已。设能带罪立功，则前咎且不问，仍与复职，并加优奖，足证上皇圣慈，待遇臣僚之恩洪惠深，可谓至极！讵内外文武，不能体上皇之柔怀，反通同为弊，出征之师，以负言胜，略一挫敌，则历陈功绩，冀膺上赏，其心已不可问。而况丧师辱国，罪岂尚可逭乎？久之内外蒙蔽，上下欺隐，匪乱屡作，殃及良民。武政之废，将士骄惰，赖有上皇近臣，为之缓颊，日复一日，几目朝廷法律，犹同儿戏，长此以往，国体何存，威信奚在？且查历年兵部，军糈一项，动辄钜万，究之事实，则皆执权者从而吞没，辗转盘剥，迨及士卒，只十分之一二，则国家坐耗巨饷，非养兵也，乃为权臣谋耳。试问兵奚能强，战焉可克？盖国之强弱，与武政相关，甚为重要，今疏忽如是，后将何堪！是以特着各部院大臣着实查办，以修武政，而安天下。此谕。①谕中“上皇近臣”显系指乾隆帝之宠臣军机大臣和珅而言，这表明嘉庆① 《清仁宗实录》卷37。
　　① 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240 页，商务印书馆1928 年版。
　　① 转引自萧一山《清代通史》卷中第240、241 页。
　　帝决心要正其罪而诛之。因此，谕旨一下，举朝震惊，反和珅派立即活跃起来。给事中王念孙等引经据义，首劾和珅，非常符合嘉庆帝的心意。正月初八日，嘉庆帝下令将和珅及其党羽、户部尚书福长安逮捕入狱。十一日，嘉庆帝在上谕中列举了和珅的种种罪状，命令各省督抚据此议罪，同时又指出，和珅如另有劣迹，一并据实复奏。于是，直隶总督胡季堂奏称：和珅丧尽天良，非复人类，种种悖逆不臣之行为，几同川楚“教匪”，而其贪黩放荡之劣迹，直如一无耻小人，更有甚者，丧心病狂，目无君上。②他要求按大逆律将和珅凌迟处死。这就有力地支持了嘉庆帝，从而将反对和珅的斗争推向了高潮。
　　十五日，嘉庆帝亲自宣布了和珅的二十大罪，具体条列如下：朕于乾隆六十年九月初三日，蒙皇考册封皇太子，尚未宣布谕旨，而和珅于初二日即在朕前先递如意，漏泄机密，居然以拥戴为功。其大罪一。
　　上年正月，皇考在圆明园召见和珅。伊竟骑马直进左门，过正大光明殿，至寿山口，无父无君，莫此为甚。其大罪二。
　　又因腿疾，乘坐椅轿抬入大内，肩舆出入神武门，众目共睹，毫无忌惮。其大罪三。
　　将出宫女子娶为次妻，罔顾廉耻。其大罪四。
　　自剿办教匪以来，皇考盼望军书，刻萦宵旰。乃和珅于各路军营递到奏报，任意延搁，有心欺蔽，以致军务日久未竣。其大罪五。
　　皇考圣躬不豫时，和珅毫无忧戚，每进见后，出向外廷人员叙说，谈笑如常，丧心病狂。其大罪六。
　　昨冬皇考力疾披章，批谕字画，间有未真之处，和珅胆敢口称不如撕去，另行拟旨。其大罪七。
　　前奉皇考谕旨，令伊管理吏部、刑部事务，嗣因军需销算，伊系熟手，是以又谕令兼理户部题奏报销事件。伊竟将户部事务一人把持，变更成例，不许部臣参议一字。其大罪八。
　　上年十二月内，奎舒奏报循化、贵德二厅贼番聚众千余，抢夺达赖喇嘛商人牛只，杀伤二命，在青海肆劫一案，和珅竟将原奏驳回，隐匿不办，全不以边务为事。其大罪九。
　　皇考入遐后，朕谕令蒙古王公未出痘者，不必来京。和珅不遵谕旨，令已未出痘者，俱不必来京，全不顾国家抚绥外藩之意，其居心实不可问。其大罪十。
　　大学士苏凌阿，两耳重听，衰迈难堪，因系伊弟和琳姻亲，竟隐匿不奏。侍郎吴省兰、李潢、太仆寺卿李光云皆曾在伊家教读，并保列卿阶，兼任学政。其大罪十一。
　　军机处记名人员，和珅任意撤去。种种专擅，不可枚举。其大罪十二。
　　昨将和珅家产查抄，所盖楠木房屋，僭侈逾制。其多宝阁及隔段式样，皆仿照宁寿宫制度，其园寓点缀，竟与圆明园、蓬岛、瑶台无异。不知是何肺肠。其大罪十三。
　　蓟州坟茔，居然设立享殿，开置隧道。附近居民有‘和陵’之② 《清仁宗实录》卷37。
　　称。其大罪十四。
　　家内所藏珍宝，内珍珠手串竟有二百余串，较之大内多至数倍，并有大珠，较御用冠顶尤大。其大罪十五。
　　又宝石顶并非伊应戴之物，所藏真宝石顶有数十余个，而整块大宝石不计其数，且有内府所无者。其大罪十六。
　　家内银两及衣服等件，数逾千万，其大罪十七。
　　且有夹墙藏金二万六千余两，私库藏金六千余两，地窖内并有埋藏银两百余万。其大罪十八。
　　附近通州、蓟州地方，均有当铺钱店，查计资本，又不下十余万。以首辅大臣，下与小民争利。其大罪十九。
　　伊家人刘全，不过下贱家奴，而查抄赀产，竟至二十余万，并有大珠及珍珠手串。若非纵令需索，何得如此丰饶？其大罪二十。①和珅在审讯中，虽然作了一番辩解，称其中一些条款“实系出自太上皇帝的旨意”，但皆一一供认不讳，“奴才罪该万死”②。最后由大学士九卿文武大员等定拟和珅罪名，请照大逆律凌迟处死，福长安照朋党律斩决。嘉庆帝初欲照此办理，但由于皇妹和孝公主再三涕泣求情，大臣董诰、刘墉等也奏称和珅曾任乾隆朝大臣，请从次律。十八日，嘉庆帝决定照雍正帝诛年羹尧例，赐令和珅自尽；福长安从宽改为应斩监候，秋后处决，并令监提福长安前往和珅狱所，跪视和珅自尽后，再押回本狱，后又将其释放回家，到裕陵去守陵。和珅之弟和琳已死，削夺公爵，撤出太庙，并毁专祠。和珅之子丰绅殷德因娶和孝公主为额驸，留袭伯爵，其余职务一概免除。和珅党羽苏凌阿、吴省兰、李潢、李光云等降革有差。
　　和珅临死时作诗一首：“五十年来梦幻真，今朝撒手谢红尘；他时水泛含龙日，认取香烟是后身。”孟森先生指出：“（和珅）临绝作诗，似偈似谣，不甚可解。或谓水泛含龙，似用夏后龙漦故事，为孝钦祸清之兆。香烟后身，孝钦或有烟瘾，而和珅于嘉庆初己染此癖，亦未可知。当时能吸洋烟者为绝少，至咸、同、光则不足奇。但以此为识，直谓再生作亡清之祸首，以报身仇耳。此无稽之谈，姑存轶闻。”①和珅被诛，嘉庆帝除去了多年的政敌和身边的隐患，并使封建专制主义得到了进一步的巩固。同时，清廷皇室也积聚了一大笔财产。如嘉庆帝将和珅住宅的一半赏给了庆郡王永璘，和珅之园淑春园的一半赏给了成亲王永瑆，另赐给公主很多财产，“累日携运不进”②。故有民间谚语：“和珅跌倒，嘉庆吃饱。”
　　① 《清仁宗实录》卷37。
　　② 徐珂：《清稗类钞》第3 册，第1081 页。
　　①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574 页，中华书局1981 年版。
　　② 孟森：《明清史讲义》下第574 页，中华书局1981 年版。
　　第三十四章郑板桥郑板桥，名燮，字克柔，因排行第二，自称郑大、郑大郎。板桥是其号，或题板桥居士、板桥道人，晚年自署板桥老人。他是清代杰出的艺术家、文学家。
　　板桥生于康熙三十二年（1693），卒于乾隆三十年（1765）。终年七十三岁。综观其一生，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四十四岁以前，在贫困中成长；四十四岁以后至六十一岁以前，中举做官；六十一岁以后，卖画终老。
　　第一节家业衰败刻苦求学郑氏祖上本属书香门第，先世原居苏州，明代洪武年间始迁扬州府属兴化县城东之汪头。曾祖新万，字长卿，是个庠生。祖父湜，字清之，是个儒官。父亲名之本，字立庵，号梦阳，是个品学兼优的廪生，先后教授过几百名生徒。舅父汪翊文，奇才博学，隐居不仕。生母汪氏，在郑板桥出生三岁时就去世，故板桥有“我生三岁我母无，叮咛难割襁中孤；登床索乳抱母卧，不知母殁还相呼”的凄恻诗句。以后，父亲娶继室郝氏，对板桥也很疼爱，他在《七歌》中追念：“无端涕泗横栏干，思我后母心悲酸，十载持家足辛苦，使我不复忧饥寒。”
　　板桥的叔父之标，字省庵，也很爱板桥。叔父有一子，名墨，字五桥，也是庠生。堂兄弟之间感情很好，有如亲兄弟一般。
　　从郑板桥与舍弟郑墨的通信中可看出，郑家原有典产三百亩，还雇用过佃户、女佣。板桥做秀才时还从家中旧竹书箱中找出不少前代家奴的契卷。但当板桥出世时，家业渐次衰落。
　　板桥是由乳母费氏照养大的。费氏原是祖母蔡氏的侍女，当板桥生母去世后，费氏把板桥视为己出。在灾荒年景，费氏也总是驮着板桥上街，先买块饼塞在他手里，再去料理家务。故板桥后来写有《乳母诗》云：“食禄千万钟，不如饼在手。”表示了对乳母的怀念。
　　板桥对乳母的感情很深。费氏有段时间暂别郑家到他处谋生，临走前，把板桥老祖母的旧衣服洗好补好，把缸里的水汲满，买几十捆柴草堆积灶下，就走了。板桥早晨跨进费氏的房间，里面空荡荡的，摸摸灶上尚有余温，锅里放着一碗饭、一盆菜，就是费氏平时给板桥准备的。板桥一见这情景，只是痛哭，连饭也不想吃了。费氏勤劳的一生及其高尚情操，潜移默化，深深感染了板桥，他后来为官清廉公正，能够体恤百姓的疾苦，与这也不无关系。板桥小时在家里，一直受着他父亲的直接教育和舅家的影响。三岁时，父亲就开始教他识字、写字，五、六岁时教他读诗背诵。六岁以后，教他读“四书”“五经”，要他抄写熟记。八、九岁时，父亲教他作文联对，还常去舅父家聆听舅父汪翊文的开导与教诲。《板桥自序》称自己“幼随其父学，无师也。”又说：“板桥文学性分，得外家气居多。”直至十七、八岁时，板桥才离开兴化老家到真州（今仪征县）的毛家桥去读书。
　　板桥读书很刻苦，且善于独立思考。他不相信有过目成诵的神童。他在《潍县署中寄舍弟墨一书》中说：“读书以过目成诵为能，最是不济事。眼中了了，心下匆匆，方寸无多，往来应接不暇，如看场中美色，一眼即过，与我何与也。”他还认为，无所不诵不是好事，对书要有选择，即使好的书，也要选择书中好的来读，有些章节，令人可歌可泣，更应该“反复诵观”。所以，他能在熟读上下苦功夫，经常一部书要读上多遍，务求能背得下来。板桥读的书也很广泛。他虽不喜欢考证繁烦的经学，但仍然花很大的功夫去攻读。他喜欢读历史、诗词、散文等作品。“少年游冶学秦柳，十年感慨学辛苏。”他不是个束缚在经书教条中的书呆子，也不总坐书斋死读书，而是喜欢走出家门，面向大自然。《板桥自序》中说：“板桥非闭户读书者，长游于古松、荒寺、平沙、远水、峭壁、墟墓之间。然无之非读书也。”二十岁时，板桥从真州回到家乡，拜陆种园老先生为师。陆种园品行高洁，文才横溢，书法很有个人风格，尤擅长填词。板桥就跟他学习填词。与此同时，他还结交了许多诗朋画友。由于板桥天分较高，学习勤奋刻苦，再加之名师尽心指点，他不仅通读了“四书”“五经”，且在绘画、书法、作诗、填词诸方面都有了名声，很快他就成为当时兴化县有名的秀才了。
　　板桥二十三岁时，与徐氏结婚。徐氏是个贤惠温顺的女子。婚后他们有了两男一女，为了养家活口，板桥只得辍学了。
　　板桥年轻时喜欢写字，爱好学画。他特别爱画竹。他家原有两间茅屋，茅屋的南边有些空地，种了许多竹子。每天早晨，板桥起床后就去看竹。竹，“劲节可风，潇洒不俗”，“历四时而长茂，值霜雪而不凋”，时时引起画家的共鸣。此外，他还画兰、画石。在二十岁左右，板桥的兰、竹、石已画得十分出色了。随着年事增长，阅历丰富，功夫日深，兰、竹、石在他笔下越来越不同凡响。于是他就常常以卖画鬻字来解救生活的贫困，所谓“日卖百钱，以代耕稼，实救贫困，托名风雅”。但是，由于他的竹画立意高稚，借竹咏志，能欣赏他字画的人并不多。
　　卖字画不行，不得已办起了塾馆，教几个蒙童。起初，他在兴化东门宝塔湾开馆。婚后第四年，他离开家乡，前往真州的江村教学，过着“傍人门户渡春秋，半饥半饱清闲客”的生活①。但灾荒年景，学生肚子都吃不饱，哪来束脩献给老师！所以，卖画无人要，教书无人来，“几年落拓向江海，谋事十事九事殆”，结果仍是一事无成②。
　　大约三十岁上，板桥的父亲去世了，家中境况更是艰难，揭不开锅是常事，门前债主不绝，儿子送先生的束脩也出不起，只好辍学回家。没法子，连老父遗留下的一些书籍也只好贱价出售，“今年父殁遗书卖，剩卷残编看不快；爨下荒凉告绝薪，门前剥啄来催债。”③板桥陷入了穷途末路的境地。接着，又是独生爱子早逝。至三十九岁时，他的结发妻徐氏也不幸病殁。这一连串的打击，直使得郑板桥对前途感到了失望，甚至产生了“我已无家不愿归，请来了此前生果”的悲观思想。在这艰难困顿，消沉颓唐中，幸而遇到江西程羽宸，慷慨解囊，以一千两银子相助，才“扫开寒雾”，“一洗穷愁”，使他解脱家庭的牵累，得以出游庐山、燕京、杭州等地。
　　板桥在四十岁中举之前，曾有三次出游。先是，板桥在三十二岁时出游江西，结识无方上人于庐山，板桥为之写竹、题诗，以后时有交往。三十三岁时，板桥又出游燕京，写下了著名的《燕京杂诗》，“不烧铅汞不逃禅，不爱乌纱不要钱；但愿清秋长夏日，江湖常放米家船”，板桥在诗中直率地提出了“不爱乌纱不爱钱”的主张。郑方坤《郑燮小传》在记述板桥此次旅京情况时也说：板桥“壮岁客燕市，喜与神宗尊宿及期门、羽林诸子弟游，日放高谈，臧否人物，无所忌讳，坐是得狂名”①。还有一次是在板桥四十岁那年秋天，出游杭州，漫步在风光明媚，“淡妆浓抹总相宜”的西子湖堤上，怀古咏今。他还多次来往钱塘江边，领略潮涨潮落、云起云飞的壮观，兴之所至，不能自已，吟出了《韬光庵》、《观潮行》、《弄嘲曲》等壮丽诗篇。板桥的前半生，就是这样度过的：读书、授课、著文、卖画、出游。此时的心情，正如他在《落拓》中自我写照的那样：“乞食山僧庙，缝衣歌妓① 《郑板桥集·教馆诗》。
　　② 《郑板桥集·七歌》之五。
　　③ 《郑板桥集·七歌》之一。
　　① 《郑板桥集》附录。
　　家。年年江上客，只是为看花。”
　　第二节清廉为官板桥虽然落拓不羁，济世之志却未泯灭，四十岁以后还在为功名奔走。
　　他不愿一辈子仅做个“锦绣才子”，曾说：“凡所谓锦绣才子者，皆天下之废物也，而况未必锦绣者乎！”在他看来：“读书作文者，岂仅文之云尔哉？将以开心明理，内有养而外有济也。得志则加之于民，不得志则独善其身。”①他也有进入仕途之心，因为这不仅能安身立命，而且能兼济天下，这才算不枉读了半生诗书。
　　板桥自己虽然也很想成为匡时济世之才，然而几次赴考，均名落孙山，所以一度心灰意冷，行迹散漫。不过，他认为，做官应读书，但读书不一定做官：“凡人读书，原拿不定发达，然即不发达，要不可以不读书。”即使不做官，也应该好好读书，“东投西窜，费时失业，徒丧其品，而卒归于无济，何如优游书史中，不求获而得力在眉睫乎！”②板桥进入中年后，曾有两段时间专心读书，一次是在雍正六年（1728）
　　他三十六岁时，住兴化天宁寺，主要是攻读“四书”“五经”，同时学习研究书法艺术，曾手写《论语》、《孟子》、《大学》、《中庸》各一部；书中直、隶、行、草相参的雏形已初步形成，尽管还嫌稚俗，却已显出一定功夫。第二次是在雍正十三年他四十三岁时，由于得到朋友的资助，他再度离开家乡，到焦山别峰庵、双峰阁发愤攻读。这回学习内容则更广泛了，除读“四书”“五经”外，还读《左传》、《史记》、《庄子》、《离骚》及贾、董策略、诸葛表章、韩文、杜诗、二十一史等，可谓经、史、子、集通观博览。这样系统的学习，为他后来的参政、论世、创作打下了坚实的基础。雍正十年，板桥四十岁时曾赴南京乡试，中了举人。而经过这次焦山借宿苦读，终于在乾隆帝即位那年（1736），赴京都应试，中了进士。他得意地画了一幅《秋葵石笋图》，并题上一诗：“牡丹富贵号花王，芍药调和宰相样。我亦终葵称进士，相随丹桂状元郎。”此时，他已四十四岁，虽不能像牡丹、芍药在春天与群花争艳，却能像秋葵那样与丹桂齐芳。
　　在封建社会里，“学而优则仕”是通行的法则，郑板桥作为封建时代的知识分子，当然也不会回避这一条路径。但他自乾隆元年中进士后，直至乾隆六年他四十九岁时，才被选为七品县令，去山东范县就任。
　　范县是鲁西的一个小县，地处黄河北岸。板桥骑了毛驴，带了书僮，一捆行李，几包书，一张琴，来到范县县衙。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叫人把县府衙门的墙壁打了百来个洞，大家莫名其妙，他解释说是“出前官恶习俗气耳”。因为在他看来，县衙与外面隔着厚厚的墙，新鲜空气进不来，衙里龌龊空气出不去。前任县官们偏爱空气污浊，房间发霉，他却需要自由自在与人交往，打破县令与百姓间的隔膜。
　　范县百姓对官府避而远之，小小衙门倒也清静。板桥无所事事，作画看花，饮酒解闷；醉后激奋，不免引亢高歌。声音传到门外，引起衙役议论，说这个县官真有些颠疯。这个议论给小丫头听到，急忙奔告板桥的家属。家属劝说：历来只有狂士、狂生，没有听说还有狂官，应当引起注意。此后，板桥就改在黄昏之后喝酒，酒后即睡，不再像开始时那样了。
　　① 《郑板桥集·与江宾谷江九禹书》。
　　② 《郑板桥集·潍县寄舍弟墨第四书》。
　　不久，板桥走出衙门，接触社会，了解民情。当时“父母官”出门，总得鸣锣喝道，大张旗鼓，喝令百姓肃静迴避。板桥却一反惯例，免去这些排场：“喝道排衙懒不禁，芒鞋问俗入林深。一杯白水荒塗进，惭愧村愚百姓心。”他经常不在衙门里而是在乡下巡视：“几回大府来相问，陇上闲眠看耦耕。”①由于板桥与农民接触，使他认识到了农民的作用。他在《范县署中寄舍弟墨弟的书》中说：“天地间第一等人只有农夫，而士为四民之末”；“使天下无农民，举世皆饿死矣”。
　　板桥办事公道，有较明显的爱憎观点。一次，有个姓李的四川籍学生，在县试考中第一名，但是考生们因他不是本地人，大家哄起来，不准李生应考。李生找板桥大哭了一场，诉说他已迁居范县十七年了，如果要回原籍应试，一则路途遥远，蜀道难行，二则即使回原籍后，语言不通，实在无法可想。板桥听了十分同情他，立即向府宪报告，请求解决。府宪反而诬说板桥“私有所询，乖违公义”。板桥如哑子吃黄莲，有苦没处说，只得忍痛将他除名；但为了李生的前途着想，就把他收做画徒，热心教育栽培他。
　　又如，范县有崇仁寺和大悲庵邻近相对，有一对年轻的和尚、尼姑相爱，村上人因为他们触犯了“清规戒律”，抓去见官。板桥看看他们两人年龄相仿，情投意合，就“令其还俗，配为夫妇”，并且写了一首律诗送给他们，其中有两句：“是谁勾却风流案？记取当堂郑板桥。”这表明板桥敢于冲破封建礼教的束缚，成人之美。
　　板桥是个耿直的读书人，他不爱巴结上司，而对贪官污吏则十分憎恨。
　　《小豆棚杂记》还记载着这么一件事：板桥有次因公到省城济南去办事，上司都很器重他，请他去趵突泉赴宴，一边喝酒，一边观赏“天下第一泉”，并嘱他做诗。板桥应声道：“原原有本岂徒然，静里观澜感逝川；流到海边浑是卤，更难人辨识清泉。”大家听了很不高兴，说是在讥讽上司。这首诗的确很有胆识，一下刺痛了那些贪官污吏。
　　由于板桥不摆官架子，办事公道，廉洁爱民，范县百姓把他当做是个谆谆善诱的长者敬重他。他在范县一共五年，五年知县任上他关心百姓的生活疾苦，做了不少有益于百姓的事，所以被后人称颂为：“爱民如子，绝苞苴，无留牍，公余辄与文士觞咏，有忘其为长吏者”①。
　　乾隆十一年，板桥已五十四岁了。他离开了范县，被调到潍县当县令。
　　像在范县那样，板桥常常穿着便衣到潍县四乡去访察民情，关心着民间疾苦，且能秉公办事。有一次他夜里出门，听到茅屋里传来琅琅读书声，一问原来是有个名叫韩梦周的，家里很穷，板桥就用自己的薪金帮助他，使韩攻读中举，成了进士。韩梦周后与板桥结为知己。
　　潍县地处渤海边，盛产海盐，盐商很多。大盐商有钱也有势，经营官盐，往往倚势欺压小本经营的私盐小贩。板桥遇到这样的诉讼案，总是“右窭子而左富商”，保障了私盐小贩的利益。
　　板桥对自己施政的失误也是敢于正视的。当时潍县地方每到冬天，偷盗抢劫的事很多，为了维护社会治安，板桥就招集当地人编成小队，专事巡查，防范和缉捕罪犯。这本来是好意，不料队里有些不纯分子滥用职权，对无辜农民进行敲诈勒索，而对坐地分赃的罪犯却放纵不管，弄得百姓怨声载道。① 《郑板桥集·喝道》、《范县姚太守》。
　　① 《兴化县志》卷8。
　　板桥发觉后，一面派人暗中调查处理，一面沉痛地检讨说：“殊令我愧对子民也！”立即把小队解散了。②板桥在潍县共住了七年。这七年中最大的功绩就是救济灾民。
　　乾隆十一、十二年，山东潍县等地连年灾荒，发生了“人相食”的惨事。板桥目睹现状，痛心异常，决定开仓借贷。当时不少官吏怕出事，阻止他这样做，或是劝他先向上司呈报请示。板桥激动地说：“此何时？俟辗转申报，民无孑遗矣！有谴我任之。”随即拨出一批谷子，叫百姓写领条借给，救活了万人的生命。秋后仍无收成，板桥便把借条当众烧掉了。他还沉痛地写下了《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等反映灾民悲惨命运的诗篇。
　　由于“板桥性疏放不羁，以进士选范县令，日事诗酒；及调潍县，又如故，为上官所斥”①。他秉性耿直，十二年官场生活，两袖清风，从不送礼孝敬上司，在处理诉讼案中，也不袒护地方富豪。尤其是在灾荒之年，以救民为要而开官仓，没把上司放在眼中，又令城内大户设厂煮粥，救济难民。这就更直接侵犯了豪商富贾的利益，为大官富商所不容。所以在乾隆十八年春，板桥六十一岁时，竟因“以请赈忤大吏”，又被诬告有贪污中饱之嫌，而被撤职罢官了。
　　板桥早就不想当这知县官了，“人皆以做官为乐，我今反以做官为苦”②。十二年的官场生活，使他目睹了社会的黑暗和民间的疾苦。他虽有“补天”之心，但并不是轻易能够“得志加之于民”的。他的宏图无法实现，他的才智无处施展，对现实极端不满，想改革时弊又困难重重。他只能以嬉笑怒骂之态，诗词书画之笔，既佯狂又隐晦地表露自己的思想。他于五十七岁时编定了《郑板桥全集》一书。后因健康状况欠佳，“决计告病乞休”，且一辞再辞三辞，但“苦衷不为上峰见谅”。他多次提出要求告老还乡，总不得批准，最后竟落个如此结局，这实在是一起冤案。当他含冤离开潍县时，“止用驴子三头，其一板桥自乘，垫以铺陈；其一驮两书夹板，上横担阮弦一具；其一则小皂隶而娈童者骑以前导。板桥则岚帽毡衣，出大堂揖新令尹，据鞍而告之曰：‘我郑燮以婪败，今日归装若是其轻而且简，诸君子力锯清流，雅操相尚，行见上游器重，指顾莺迁，倘异日去潍之际，其无亡郑大之泊也”①。意思是说：我郑板桥是因为“贪污”丢官的，我这行李又轻便又简单，连我自己也不知道贪污的银钱放到哪里去了。两书夹板，一具阮弦，就是他的全部财产，这对于那些诬告者，是一个绝妙的回答。
　　板桥去官之日，潍县百姓遮道挽留，家家画像以祀，并为建生祠。可见留在当时人民心目中的郑板桥，俨然是一位廉洁奉公的清官。自此后他与官场告别，再也没有重新作官。但总的说来，他在山东任上期间，家庭生活是较以前“稍稍富贵”些了。以后则又“稍稍贫”，先回老家兴化待了些日，然后来到阔别多年的扬州，开始了卖画终老的生活。
　　① 蒋宝龄：《墨林新话》。
　　② 《郑板桥家书》。
　　① 《小豆棚杂记》。
　　第三节卖画终老板桥回到阔别十多年的扬州，虽说不上是穷途落拓，却也决非衣锦还乡。板桥在未入仕途之前，靠画竹卖文谋生，这次归来，只好重操旧业，依旧靠卖画维持生活。
　　回到扬州，板桥第一幅画就是画墨竹，画上题辞道：“二十年前载酒瓶，春风倚醉竹西亭；而今再种扬州竹，依旧淮南一片青。”回想过去的生活，回顾大半生的经历，忆昔抚今，感慨系之。数十年前，板桥就在屋前栽竹，爱竹如命，不仅自己赏竹，还挥毫画竹，以卖画为生。“十载扬州作画师，长将赭墨代胭脂；写来竹柏无颜色，卖与东风不合时。”①那时，板桥穷愁潦倒，无路可走，卖画糊口，实不得而已。后来，板桥虽入仕途，但在范县任上，已有以做官为苦的感叹，直视靴帽如桎梏，懊悔入了仕途。如今，板桥在官场的激流中勇退，又回故乡卖画为生了，总算遂了他的心愿，从此可以自由自在，不必再受官场瘴气的熏染。然而，这次卖画虽与上次卖画一样，都是以此为谋生手段，但板桥在宦海浮沉中经历了一番波折，亲自体验到了官场的黑暗、人生的辛酸，思想感情已有了变化，他对生活的感受也有所不同了。表现在板桥的诗画中，就愈益显示出他那清劲挺拔的豪气来。
　　板桥重返扬州卖画，名气已经很大，远近官绅士民，都向板桥索画，使得他应接不暇。为了谋生，板桥不能不收酬金，而且决不含糊，不让那些想占便宜者得逞。晚年，板桥年老体倦，更不愿在卖画酬金上与人纠缠，干脆标定价格，并赋一诗，以诗谢客：“画竹多于买作钱，纸高六尺价三千。任渠话旧论交接，只当秋风过耳边。”②但是，板桥却不是见钱眼开，有求必应。“索我画偏不画，不索我画偏要画。”他声言：“凡吾画兰画竹画石，用以慰天下之穷人，非以供天下之安享人也。”①当时有不少豪门富商，并不懂得板桥的艺术，但为了故弄风雅，点缀厅堂，求画于板桥，板桥却置之不理。有些富商，为了求画，竟几费周折，迂回周旋，用计赚骗。
　　板桥所画，多为兰竹。板桥自己曾和石涛作过比较：“石涛善画，盖有万种，兰竹其余事也。板桥专画兰竹，五十余年，不画他物。彼务博，我务专，安见专之不如博乎！”为什么板桥最爱画兰竹？板桥在《题兰竹石二十七则》说道：“四时花草最无穷，时到芬芳过便空。唯有山中兰与竹，经春历夏又秋冬。”兰竹不怕暴风骤雨、天寒地冻，这样的本性最适于表现板桥那种不为俗屈的凌云豪气：“能豁吾胸”。板桥画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正是为了表现画家自己千秋不变之人。板桥爱兰、竹、石之情极深，把他自己的生命都灌注到画中去了。他在题《竹石》诗中说：“十笏茅斋，一方天井，修竹数竿，石笋数尺。其地无多，其费亦无多也。而风中雨中有声，日中月中有影，诗中酒中有情，闲中闷中有伴；非唯我爱竹石，即竹石亦爱我也。”
　　不过，板桥画虽多兰竹，晚年却也画梅菊芙蓉，用以寄意。板桥所画《柱石图》，题诗云：“谁与荒斋伴寂寥，一枝柱石上云霄。挺然直是陶元亮，① 《郑板桥集·和学使者于殿元枉赠之作》。
　　② 《郑板桥集·板桥润格》。
　　① 《郑板桥集·靳秋田索画》。
　　五斗何能折我腰？”在他的《梅竹》画上题诗道：“一生从未画梅花，不识孤山处士家。今日画梅兼画竹，岁寒心事满烟霞。”板桥所画，意之所至，随意挥洒，笔趣横生，意尽而止。
　　在扬州卖画期间，板桥和“扬州八怪”两画家李鱓、李方膺过从甚密。
　　李鱓，号复堂、懊道人。康熙五十年（1711）中举人，被召供奉内廷，但不愿束缚在死气沉沉毫无生气的宫廷画上，终被解职。后来，李鱓当过山东滕县知县，又因触犯权贵而去官，早在板桥之先已回扬州卖画。板桥在潍县为官时就已想追随李鱓回扬州卖画终老，他们既是同乡，又是知交，感情极好，交往极深。李方膺是南通人，离板桥家不远。他们以书画诗文会友，相互协作、鼓励、琢磨，在板桥回扬州的第三年，三人就一起作了《岁寒三友图》，板桥题诗道：“复堂奇笔画老松，晴江乾墨插梅兄，板桥学写风来竹，图成三友祝何翁。”①合画之外，板桥还常为李鱓、李方膺所作之画题诗。李鱓比板桥早亡，板桥甚为怀念，七十岁那年，板桥在一幅《兰竹石》画上题辞云：“复堂李鱓，老画师也。为蒋南沙、高铁岭弟子，花卉翎羽虫鱼皆妙绝，尤工兰竹。然燮画兰竹，绝不与之同道。复堂喜曰：‘是能自立门户者。’今年七十，兰竹益进，惜复堂不再，不复有商量画事之人也。”板桥深以为憾。板桥和金农的友情也很深。金农，是“扬州八怪”中另一著名画家，自号冬心先生，浙江杭州人，嗜金石，精诗书画印，五十岁后始学画，所作梅、竹、马、佛，有金石古气。板桥同金农相隔虽远而交情甚深。在潍县时，板桥误闻金农病死的消息，痛哭流涕，为之设灵。后知道金农病重未死，板桥才转悲为喜，千里之遥，立即修书问候。金农极为感动，自画一像，写诗寄奉板桥。两人交谊之深，可见一斑。板桥与金农书信频繁，畅谈骨董金石和词学，卓有识见。
　　此时的板桥，一如青壮年时代，仍喜离家遨游。回扬州的次年春，六十二岁的板桥就去杭州远游。到了杭州去湖州，逍遥自在一月游，接着，“过钱塘江，探禹穴，游兰亭，往来山阴道上，是平生快举”①。六十五岁时，板桥又去游高邮，写下了《由兴化迂曲至高邮七截句》。
　　板桥晚年虽已不能远游，但只要不是卧病不起，还是喜爱外出活动。《清史列传·郑燮传》说板桥，“晚年归老躬耕，时往来郡城，诗酒唱和。尝置一囊，储银及果食，遇故人子及乡人之贫者，随所取赠之”。阮元在《广陵诗事》中也有类似记载。板桥卖画得钱并不少，已非他青年时所能比，但其花费亦甚大，“所入润笔钱随手辄尽，晚年竟无立锥，寄居同乡李三鱓宅，而豪气不减”②。
　　板桥和当时的著名诗人袁枚有过交往。七十一岁的板桥，曾在两淮运使卢雅雨的清明日红桥诗会上同袁枚相晤。袁枚有《投板桥明府》赠诗：“郑虔三绝闻名久，相见邗江意倍欢。遇晚共怜双鬓短，才难不觉九州宽。红桥酒影风灯乱，山左官声竹马寒。底事误传坡老死，费君老泪竟虚弹。”板桥也有诗《赠袁枚》：“室藏美妇邻夸艳，君有奇才我不贫。”
　　乾隆三十年（1765），七十三岁的老人板桥已经体倦力弱，但还往来郡城。在客中，板桥画竹并题诗：“宦海归来两袖空，逢人卖竹画清风。还愁① 《郑板桥集·题三友图》。
　　① 《郑板桥集·与墨弟书》。
　　② 蒋宝铃：《墨林新话》卷1。
　　口说无凭据，暗里赃私遍鲁东。”③在诗后，他还特地写上：“板桥老人郑燮自赞又自嘲也。”就在这年冬天，终于与世长逝，葬于兴化城东管阮庄。③ 《郑板桥集·题画竹六十九则》。
　　第四节板桥风格板桥老人，经历康、雍、乾三代，先是康熙秀才、雍正举人、直至乾隆进士，当过十二年七品之官，最后罢官而去，卖画终老。板桥的生活，始极贫，中稍富，后稍贫，他的生活的变化，影响了他个性的发展，决定了他和周围环境的关系的变化，形成了自己的风格，这在他的艺术创作、特别是诗文中，都有深刻的反映。
　　板桥罢官回乡之际，扬州就有一文士李啸村给他送去一副对联，写的是：“三绝诗书画，一官归去来。”①寥寥十字，却概括了板桥一生。
　　板桥的一生，创作甚是丰富。他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包括诗、词、曲和各种书札散文等都很有特色，而且大多数作品能反映当时社会现实生活，具有进步的思想性和优美的艺术魅力。
　　板桥的诗篇，都是有感而发的，言之有物、意境深远。后世评曰：“诗近香山放翁、《吊古》诸篇，激昂慷慨。”②他的词，“少年游冶学秦柳，中年感慨学辛苏，老年淡忘学刘蒋”。
　　由于板桥从小生长在农村，出仕后又常与农民接近，所以他了解农村，熟悉农民，同情农民，厌恶豪富，不满权势。这样的爱憎感情，必然会在他的作品里得到反映的。如《悍吏》、《私刑恶》，他鞭挞酷吏鱼肉乡民；《孤儿行》、《后孤儿行》、《姑恶》，他揭露人间关系的不平；《逃荒行》、《还家行》、《思归行》，他再现了破产农村的悲惨。而好几阙词，如《田家四时苦乐歌》、《渔家》、《田家》等，也都写出了民间的疾苦。
　　板桥认为：“叹老嗟卑，是一身一家之事；忧国忧民，是天地万物之事。”①他主张，“经世文章”要“文必切于日用”，也就是要反映现实。因此他提倡“作主子文章，不可作奴才文章”，要“直掳血性为文章”，“笔墨之外有主张”，而“不为古所累”，做到“言外取言，味外取味”，“书中有书，书外有书”。他竭力反对“皆拾古人之唾余”和玩弄辞藻、无病呻吟的笔墨游戏。他明确指出：“千古好文章，只是即景即情，得事得理，固不必引经断律。”
　　在脱离现实的形式主义和拟古思想占领文坛的当时，大部分知识分子穷经尽史，钻进故纸堆里，他们慑于文字狱的淫威，不敢谈论与政治有关的问题，差不多文坛上充塞了描写风花雪月、儿女情长之类的作品。像板桥那样能反映社会现实生活，有明显进步思想倾向的作品在当时是十分难得的。另外，板桥诗词中，还有不少是抒写乡土人情、山水风光的，淳朴优美，真切动人。《范县诗》、《潍县竹枝词》四十首，是诗似画，感人至深。他还用民间小曲，抒发人生感慨。《道情》十首，通俗流畅，妙语警人。道情一体，出于散曲，后又失传，板桥等人则旧调翻新，屡抹更改，十余年始定，别开生面，自成一格。
　　板桥是一位现实主义文学家，但他更是一位杰出的书画家。板桥善书、善画而又善治印。他一生最喜画兰、竹、石。“四时不谢之兰，百节长青之竹，万古不败之石，千秋不变之人”，代表着竹者的顽强不屈、坚韧不拔、① 梁章巨：《楹联丛话》卷2。
　　② 《清代学者像传》。
　　① 《郑板桥集·板桥自序》。
　　正直无私、光明磊落，苍劲豪迈、虚心向上的精神境界，是他“倔强不驯之气”的象征。
　　板桥画竹十分注意对物写生，他花了一生中三分之二的岁月，专门为竹传神写影。但他不是形式主义地重复自然物，而是经过了一番提炼加工、集中概括的。他在《题画竹》中精辟地阐述道：“江馆情秋，晨起看竹，烟光、日影、露气，皆游动于疏枝密叶之间。胸中勃勃，遂有画意。其实胸中之竹，并不是眼中之竹也。因而磨墨、展纸、落笔，倏作变相，手中之竹，又不是胸中之竹也。总之，意在笔先者，定则也；趣在法外者，化机也。独画之乎哉？”这“眼中之竹”、“胸中之竹”、“手中之竹”的理论，是他在艺术创作上，把主观与客观，现象与想象，真实与艺术有机地融为一体，创造了师承自然，而又高于自然的境界。
　　另外，板桥也十分重视艺术形象的形、神。在形、神的关系的处理上，他提出了“以少胜多”的理论。他在谈及自己这方面的心得经验时说：“始余画竹，能少而不能多；既而能多矣，又不能少；此层功夫，最为难也。迨六十外，始知减枝减叶之法。苏季子曰：简练以为揣摩。文章给事，岂有二道！此幅似得简字诀”。
　　板桥画竹，有时寥寥数笔，只画“一枝竹十五片叶”，有时却是密密一丛，满幅皆竹。有时立竿于山坡崖壁，傲然挺拔，有时画竹于狂风暴雨之中，不肯低头。有时以兰竹置中心，或以石（石笋、石坡、石块）为背景，或以石为前景，相互烘托，前后呼应，变化多端，各尽其妙。所以，后人评板桥画竹：“竹易于密而难以疏，惟板桥能密亦能疏。”①能少能多，运用自如。板桥画竹能达到这样的境界，花去了四五十年的工夫。他在六十六岁所作一首题画诗中说道：“四十年来画竹枝，日间挥写夜间思；冗繁削尽留清瘦，画到生时是熟时。”由生而熟，又从熟而生，画竹由多而少，又从少而多，最后达到既能少又能多的自由境地，艺术达到了化境。其画兰、石也是如此。所以，板桥之画，虽多兰、竹、石，题材不算广，但其构思巧妙，笔墨多变，形象生动，风格爽朗，确是艺术精品。
　　板桥的书法，在清代也自成一家，不落窠臼，别有风格。清代前期，文人为了应付科举，所用书法，循规蹈矩，划一刻板，缺少个性，被称为“馆阁体”。而板桥则冲破旧规，不受束缚，他以真、草、隶、篆四体相参，创造出一种新体，自谦为“六分半书”，意即谓此体比古代之八分书体，尚欠一分半。而这种书体雄浑清劲，书法中还渗入画法，因而生气勃发，飘逸绝俗，甚得气韵生动之致。他还创造过一种书体叫“柳叶书”。其特点是中锋放笔为之，撤得开，给人以柳叶飘动之感。这是一种新的尝试。
　　板桥在创造书体的过程中，是经过艰难摸索的。首先，他博采百家：“字学汉魏，崔蔡钟繇；古碑断碣，刻意搜求。”简直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事后，他在《跋临兰亭叙》中总结自己创造板桥体的经验说：“古人书法入神超妙，而石刻木刻千翻万变，遗意荡然。若复依样葫芦，才子俱归恶道。故作此破格书以警来学，即以请教当代名公，亦无不可。”这段话，语重心长地告诫学习书法的人要能“破格”，走自己的道路，树自己的面貌。
　　板桥的印章也很著名，被后人列为金石名家。他的印章精致又别具一格。表现他经历的有“康熙秀才、雍正举人、乾隆进士”，官衔不过是“七品官耳”，而且“动而得谤者亦随之”。表现他志向的有“心血为炉熔铸今古”，“富贵非吾愿”，“恨不得填满了普天饥债”。艺术上他情愿做“青藤门下牛马走”，书体是“六分半书”。这些印章非常切人切事，把他的身世、爱好、性格、心愿，活灵活现地描刻出来了。
　　板桥的书、画、印各绝，但其艺术成就不在于“各绝”，而且在于熔“各绝”于一炉的完美。板桥几乎凡画必题，题跋皆妙。题跋与画面组合，变化多端，而又构成和谐整体。有时板桥以画为主体，辅以题跋；有时，板桥以字画参半，两相对峙而又对应成趣；有时，板桥却一反常规，题多于画，画面只占次位，题跋则成主体。这样的创新，别家无有，唯板桥敢为。更重要的是，板桥注重画面与题跋在内容上的统一，两者相得益彰，和谐成趣。本来，诗、书、画、印，是中国的独特艺术和传统风格。过去历代的有名书画家都力图把诗、书、画、印结合起来，如王维、苏东坡等都曾在诗、画结合方面做过一些探索。但是真正自觉地、有意识地把四者自然地结合起来，使之成为一种更加完美更加多姿多采的综合性艺术，当推郑板桥。板桥看出就画论画，仅在笔墨上寻找情趣是没有出路的，因此他处理了诗、书、画、印的关系，抓住了诗、书、画、印中相通的东西，提出了“三真”，即“真气、真意、真趣”的说法。他所说的“真气”就是爱憎分明、富于正义感的品质和气度；“真意”就是肝胆相见，助人为乐的真挚的思想感情；“真趣”就是艺术创作上摆脱绳墨，独创一格，形神俱备，堪称回味。据此“三真”，把四体熔为一炉，相得益彰，形成诗、书、画、印和谐的“齐美图”。这就为中国画的发展开拓了新路。①板桥书画，早在晚清已载誉中外，闻名于世。“一缣一楮，不独海内宝贵，即外服亦争购之”。如今，板桥书画更成了不可多得的艺术珍品。板桥的诗词小曲，也越来越受到重视。随着时间的推进，板桥的艺术、文学将越来越显示出它的魅力。
　　第三十五章吴敬梓第一节家世和生平吴敬梓，字敏轩，号粒民，安徽全椒人，移居南京后，自号秦淮寓客，晚年又署文木老人。康熙四十年（1710），出生在“科第仕宦多显者”的一个官僚家庭。远祖在明代永乐年间被封为骁骑尉，受邑江苏六合。高祖吴沛，字海若，为人耿介正直，宁肯贫居度日，不愿攀附权贵，时宁国太守关骥以书召进，他谢而不往。吴沛博学多才，能文善诗，工书法。最近发现了他的遗作珍本《西墅草堂遗集》，是由其子吴国鼎、吴国器、吴国缙、吴国对、吴国龙各辑一卷，另外还著有《诗经心解》六卷、《读史论略》、《四书口授真解》等。
　　吴敬梓的曾祖吴国对，顺治时的探花，选拔为翰林院庶吉士，工于诗赋古文，善书法，还擅长八股文，著有《赐书楼集》二十四卷。吴敬梓家乡又发现了吴国对《赐书楼集》之外的逸诗《吴玉随诗翰》，是手抄本，从中不仅可以看出吴国对的诗作成就，而且还能领略他的书法造诣。
　　吴敬梓的祖父吴旦做过州同知，“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祖辈中的吴晟是康熙十五年（1676）进士，著有《洪范辨证》、《周易新解》等。吴晟康熙三十年以一甲第二名及第，亦有文名，著有《宝稼堂集》、《卓望山房集》等。对吴氏家族来说，这是他们引以为荣的黄金时代，吴敬梓就曾以自豪的口吻做过这样的描写：五十年中，家门鼎盛。陆氏则机、云同居，苏家则轼、辙并进。
　　子弟则人有凤毛，门巷则家夸马粪。绿野堂开，青云路近。宾客则轮毂朱丹，奴仆则绣锦妆靓。卮茜有千亩之荣，木奴有千头之庆。
　　友人王又曾也说：“国初以来重科第，鼎盛最数全椒吴。”②诗赋的语言，固然难免夸饰，但也可见他家的显赫的声势。但到了他父亲吴霖起，家道开始衰落，吴氏家族的黄金时代一去不复返了。吴霖起是康熙丙寅年（1686）的拔贡，做过江苏赣榆县教谕。吴敬梓称述他父亲能“守子云之志，安黔娄之贫”，“鲑菜萧然，引觞徐酌”，是一个重节操、淡泊名利，具有正统儒家思想的知识分子。吴敬梓十三岁丧母，十四岁随父至赣榆任所。在父亲的督促下，吴敬梓不倦地学习着，他“读书才过目，辄能背诵”③，开始显露出文学才华。这样的家庭与环境，使他窥见了八股文写作的门径，所谓“搦管为文摧齐偶，渐得佳境啖蔗甘”，“下笔丽丽千言就，纵横食叶如春蚕”。他深切渴望有朝一日能在科场上大显身手。与此同时，他还进行诗歌创作。《文木山房集》收有他的第一首诗：《观海》：浩荡天无极，潮声动地来。鹏溟流陇域，蜃市作楼台。齐鲁金泥没，乾坤玉阙开。少年多意气，高阁坐衔杯。此诗充分表现了少年时代吴敬梓的奋发意气和广阔胸怀。
　　康熙六十一年吴霖起因病辞官，吴敬梓陪送父亲从赣榆返回故里，但吴霖起终于一病不起。吴敬梓二十三岁中秀才，也就是在这年，父吴霖起病故。从此吴敬梓的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先是族人们倚仗人多势众，提出了分① 吴敬梓：《文木山房集·移家赋》。
　　② 王又曾：《丁辛老屋集》卷12。
　　③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传》。
　　家的要求，“兄弟参商，宗族诟谇”。在一场争夺遗产的内战中，孤立无援的吴敬梓终以失败告终，留给他的资财寥寥无几。分家之后，吴敬梓的病弱的妻子陶氏也因不甘忍受族人的欺凌，饮恨而死。他对人生、社会的看法也由此发生了变化。
　　吴敬梓从小“不习治生”，又慷慨好施，挥金如土，“性耽挥霍”，“倾酒欢呼穷日夜”，不上十年就把家产荡尽，开始了穷困潦倒的生涯，正像他自己后来所回忆的：“田庐尽卖，乡里传为子弟戒”。这时，他在科举道路上也很不得意。考取秀才以后，一直没有中举。雍正七年（1729）他到滁州去应科考，由于“文章大好人大怪”，他有被黜落的危险，幸亏后来遇到一位姓李的学政，才破格加以录取。但到了秋季，他参加乡试，却又名落孙山。这件事使他对科举制度的本质有了更深刻的认识和体验。
　　科学考试上的失败，亲友故交或拒之门外，或避于路途，于是，他在雍正十一年三十三岁时，怀着“逝将去汝”的忿满心情，同他新娶的续弦夫人叶氏自全椒移居南京秦淮水亭。这时家境虽已很困窘，但他仍爱好宾客交游，“四方文酒之士，推为盟主”①。
　　在南京的日子里，对于吴敬梓撰写杰作《儒林外史》有着特殊意义。他结识了当时许多著名学者、文人，甚至还与道士、艺人频相往来。特别是他还从程廷祚、樊圣谟等朋友中，接触到清初进步的哲学思想，这都为他写作《儒林外史》和其他诗文创作提供了不少素材，也得到了思想艺术构思上的哲理启示。
　　家道中落，使吴敬梓对世态人情有了更深切的体验，场屋失利，也使他对举业由热衷到失望，提出了“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的怀疑。他逐渐看到了官僚的徇私舞弊，豪绅的武断乡曲，膏粱子弟的平庸昏聩，举业中人的利欲熏心，名士的附庸风雅和清客们的招摇撞骗，以及他们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卑污灵魂和丑恶嘴脸。这一切都使吴敬梓很自然地产生愤世嫉俗的感情。他的愤激之情，甚至达到了“嫉时文士如仇”的地步①。生活的剧变，也为他开拓了与下层人民接触的机会，使他有可能看到底层人民的一些优秀品质，这无疑对他的创作和思想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雍正十四年（1736），吴敬梓三十六岁时，安徽巡抚赵国麟行文举荐他到北京应“博学鸿词”科的考试，他以病辞。开始时他还有些后悔，后来看到堂兄吴檠、友人程廷祚落选而归，却又感到庆幸，从此他不再应考，再一次用实际行动对科举制度作出否定。乾隆帝游江南，士大夫都去夹道迎拜，他却“企脚高卧向栩床”②，表示对帝王的蔑视。吴敬梓曾有一诗赠友人，诗中写道：“长安卿相旧相识，应须笑傲凌王侯。”③这说明他对于富贵功名确实看得已经很轻了。
　　南京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名贤二百三十余人，祠圮已久，吴敬梓倡议修复，由于工费甚巨，他甚至捐献了出卖房屋的钱。但此时他的生计也更为艰难了，“日惟闭门种菜，偕佣保杂作”①，并靠卖文和朋友的接济① 金和：《〈儒林外史〉跋》。
　　① 程晋芳：《勉行堂文集·文木先生传》。
　　② 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
　　③ 吴敬梓：《文木山房集·送别曹明湖》。
　　① 顾云：《金本山志》卷4。
　　过活。有时竟陷于“囊无一钱守，腹作干雷鸣”，“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的困境。冬日苦寒，缺乏御寒之物，往往邀朋友绕城堞数十里而归，谓之“暖足”。在经历了这段艰苦生活之后，他更加鄙视那些形形色色的名利场中的人物了。而且更为可贵的是，贫穷的境遇，使他更坚定了一个正直知识分子的骨气，决不向达官贵人乞讨，正如他在自己的诗中所说：“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
　　乾隆十九年（1754）吴敬梓寄居扬州，因旅况贫窘，谋生艰难，于十月廿九日凌晨猝然而逝，卒年五十四。
　　第二节《儒林外史》的创作和流传吴敬梓“少攻声律之文”，“好学诗古文词杂体”，对于儒家经典，认为不能囿于后世儒生的解释，因此就“穿穴文史窥秘函”。他还明确说过，读经书，做学问，要采取“不在宋儒下盘旋，亦非汉、晋诸贤所能笼络”的态度，并公然斥责当时的理学家“于经生制举业外，未尝寓目，独好窃虚谈性命之言，以自便其固陋”②。正因此，吴敬梓在生活中也能一定程度地突破传统观念的束缚。他把儿子比作“良友”，跟各色人物广泛接触，不仅大胆效法晋代的阮籍、嵇康，“披襟箕踞”，而且敢于向“昧三从之古训”，从夫家逃到南京的苇城女士表示敬意。这也是他撰写《儒林外史》的思想根源。《儒林外史》大约写于他三十六岁。以后，根据程晋芳《怀人诗》中“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的说法，知道这部书最晚在他四十九岁时已经完成。又根据王又曾《书吴征君敏轩先生文木山房诗集后有序》说：“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知道这是吴敬梓寄居南京秦淮时所作。程晋芳的《文木先生传》称《儒林外史》为五十卷。同治八年（1869）金和的《<儒林外史>跋》，则说五十五卷，书里写完琴、棋、书、画四人之后，接着一首《沁园春》词就结束了。
　　《儒林外史》成书后，开始仅以抄本流传。第一个刻本是作者死后十多年由金兆燕在扬州任官期间（1768—1779 年）刻的，但是此刻本至今尚未发现。现存最早的刻本是嘉庆八年（1803）的卧闲草堂本，共五十六回，最末一回与全书的主题思想和写作风格大不相同，显然不是出于吴敬梓之手。同治十三年（1874），出现了齐省堂增订本，从回目、文字到回评，都有不同程度的改动。到光绪十四年（1888），又有东武惜红生序本（即增补齐省堂本），另外插入四回，共为六十回。这四回中掺进沈琼枝和宋为富婚后的故事，事既不伦，语复猥陋。根据金和的跋文所述，吴敬梓自己说过，除了“聘娘丰若有肌，柔若无骨”两语而外，无一字稍涉亵狎等语，可见这四回也是后来好事之徒所妄加的。1949 年后几次出版的《儒林外史》，基本上是根据卧闲草堂本为底本，删去第五十六回，保留最后的《沁园春》词为结束。由于清皇朝文字狱的威胁，吴敬梓把他的小说《儒林外史》中的故事假托发生在明朝中叶，但他所批判的实际是清统治之下的十八世纪的中国封建社会。
　　《儒林外史》不同于古典长篇巨著《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金瓶梅》和《红楼梦》的独特贡献，就在于通过一系列的人物和故事以及繁复的人生图画的描写，集中地反映了“儒林”的思想和性格，在中国小说史上第一次塑造了众多的生动的个性鲜明的知识分子形象，第一次在小说中对封建社会为知识分子所安排的读书、做官的科举道路和举业至上主义进行了深刻的抨击和讽刺。它在小说发展史和思想文化史上的划时代意义也正在于此。
　　闲斋老人在《儒林外史》序中写道：“其书以功名富贵为一篇之骨。有心艳功名富贵而媚人下人者；有倚仗功名富贵而骄人傲人者；有假托无意功名富贵，自以为高，被人看破、耻笑者；终乃以辞却功名富贵，品第最上一层，为中流砥柱。”这段话把握到了小说的主题。吴敬梓正是以“功名富贵”、② 吴敬梓：《尚书私学·序》。
　　“文行出处”这八个字来作为他反对的和肯定的人和事的界限的。他认为，热衷“功名富贵”者必然看轻“文行出处”，讲求“文行出处”者必然鄙夷“功名富贵”。而科举制度正是追求“功名富贵”的主要途径，也是败坏“文行出处”的主要因素。因此，《儒林外史》首先以深刻的笔触批判了科举制度，反对八股取士的办法。它无情地讽刺和嘲笑了那些热衷功名富贵的人，并剖示了科举制度对他们的毒害。吴敬梓本人曾既是科举制度的热衷者，又是受害者，所以他的感知来得分外深刻，从而促使他对中国封建科举制度和举业至上主义进行历史的反思。
　　作者笔下的人物大多具有八股取士造成的畸形的、变态的和被扭曲的品格形式，因此，从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来看，吴敬梓是出色地揭开了科举取士制的溃疡面，这就势必使那些孳生在腐肉上的蛆虫，也连同暴露出来。那一批批拥拥挤挤向着仕途攀爬的家伙，正是封建官僚的后备军，吴敬梓揭露这批候补官吏的丑恶嘴脸，在客观上使人看到封建吏治这株腐朽大树糜烂的根部，认识到它每况愈下的原因。这是问题的第一个层面。
　　吴敬梓的笔触并没有停留在这种政治文化的外显层次上，而是发展到宏观的民族文化的深隐层次。作者注意到了，由于经济、政治生活方式的转变而牵动的社会心理、社会伦理等多种社会层次的文化冲突，并把民俗风情引进小说中，以此透视出人们的心灵轨迹，传导出时代演变的律动。所以，《儒林外史》就触及到了什么才是作为国家精英的知识分子的精神解放的问题，即小说家的笔锋所向是知识分子在举业至上主义和八股制艺的牢笼下如何冲决精神罗网的问题。这是《儒林外史》高于以往批判诸作的地方。《儒林外史》中的人物如周进、范进、马二先生、匡超人乃至于杜少卿诸人，仅限于提供反思的基础，人物本身还未能进行这种反思，而小说家在塑造这些人物时已具有了这种可贵的自审意识，这是问题的第二个层面。
　　从《儒林外史》所展示的两个层面，可以看出作者对周代以来文化传统的崩溃有一种不忍之情，想恢复过去的礼乐制度，这一点可以从小说中祭泰伯祠找到内证。而更为重要的是吴敬梓在资本主义生产关系萌芽出现以后，对新思潮的敏感。他不知不觉地对八面来风的新鲜信息已有所吸收，所以作为小说家和诗人的吴敬梓就不可能不用其作品唤起民族精神的内省和更新。他的忧患意识正是对科举制和八股制艺进行宏观的历史反思的结果。
　　由此可见，吴敬梓不仅是要给一个个知识分子画像，他是历史地具体地活画出掌握知识而却愚昧的知识分子的奴性心理。所以这部小说要唤起民族的一种注意，即他要告诉自己的群体，如果我们不认识到自己身上的愚昧性，我们的民族是不会有根本改变的。吴敬梓是以一种深刻的历史哲学去考察自己先辈和同时代人的生活，尤其是他们的内心生活，他提出了这一群体的命运，因此他写的不是个别人的心灵历史，而是从总体上把握了潜在于知识分子内心深层的封建文化心理。
　　在艺术上，讽刺大师吴敬梓是用饱蘸辛酸泪水的笔来写喜剧，来描绘封建主义世界那幅变形的图画的。他有广阔的历史视角，因此，在他的讽刺人物的喜剧行动背后都隐藏着内在的悲剧性的潜流，这就是说，他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了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从中可以明显地看到吴敬梓笔下的众生相：物质和精神，现实和幻想尖锐地冲突；悲剧和喜剧，眼泪和笑声高度融合；凄惨和得意，失败和胜利形成强烈的对比。作者由痛苦的沉思转为发笑，而读者则由发笑转入痛苦的沉思。
　　吴敬梓在经、史、诗、词、文各方面都从事过著述，可惜没有全部流传下来。比如原有《文木山房文集》十二卷，现在仅存四卷，乾隆刊本（赋一卷，四篇；诗二卷，一百三十七首；词一卷，四十八阕）。大多都是他四十岁以前的作品。在长沙发现他晚年写的二十三首《金陵景物图诗》，其中断句“如何父师训，专储制举才”，表现了他对科举制度的有力抨击。另外，还从故宫博物馆和清人文集中发现了《题雅雨山人出塞图》、《老伶行》。至于散文，集外佚文有三篇：《玉巢诗草序》、《玉剑缘传奇序》和《尚书私学序》，是分别为友人著作所撰写的序文。其中《玉巢诗草序》是用骈文写的。
　　另有经学研究《诗说》七卷，内容是对《诗经》的解说，在乾隆、嘉庆年代还有人读过，但未经刊刻，已佚失不传。至于史学研究有《史汉纪疑》，书名表明应是一部史学著作，但未成书。
　　第三十六章曹雪芹第一节生平和家世曹雪芹的祖先是汉人，明朝末年定居于辽阳。高祖曹振彦隶籍于满洲正白旗包衣佐领，为皇室家奴，可以视为满人。曾祖曹玺是曹家成为望族的创业人，其妻子孙氏是康熙帝奶母。康熙二年（1663），曹玺被派到江南，任江宁织造郎中。这是正五品官，专为皇家办理织造用品和其他生活用品，官位不高，却是皇帝派出的亲信，地方官不得不另眼相看，故而实际地位较高。康熙帝赏赐曹玺正一品衔，荣誉非凡。他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病死于住所。其子曹寅，是康熙帝奶兄弟，少年时代伴君读书，康熙三十一年（1692）被任命为江宁织造，继承父业，一直做到五十一年（1712）病故，这中间兼任两淮巡盐御史，加通政使衔（正三品）。他奉康熙帝之命，组织校书班子，刊刻《全唐诗》、《佩文韵府》等书。他自身文才很高，善作诗词古文，喜作戏曲，著有《楝亭集》、《续琵琶记》，刻书很多，有《楝亭藏书十二种》、《楝亭五种》。他同江南的文士广交朋友，并为朱彝尊、施闰章等名家梓刻文集。康熙帝六次南巡，曹寅赶上了四次接驾，把康熙帝供奉在他的织造署里。曹寅的女儿出嫁给平郡王纳尔苏，成为王妃。他的妻子李氏，是苏州织造李煦的堂妹。曹寅时期是曹家的鼎盛阶段，但他开销大，拉下亏空，也是曹家衰落的开始。曹寅死后，康熙帝命曹颙继承乃父差使，对他颇为赏识，说是看着他长大的，“拿起笔来也能写作，是个文武全才的人”，办事又“谨慎”，是“朕所使用之包衣子嗣中，尚无一人如他者”①。可惜他在康熙五十四年（1715）死了，康熙帝怜悯曹寅两世孤孀无人奉养，下令把曹宣的儿子曹頫过继曹寅为子，并担任他的职务。曹頫原受曹寅抚养和器重，他的为人，据唐开陶编纂的《上元县志·曹玺传》讲：“好古嗜学，绍闻衣德，识者以为曹氏世有其人云。”看来他是忠厚老实的有点学问的人，但机变办事能力不足。自曹寅以来欠下的官帑亏空，多年没有弥补，他在办理织造事务上又屡出差错，雍正帝清厘钱粮，就以他“行为不端，织造款项亏空甚多”②为名，于雍正五年底下令抄他的家，罢他的官③。曹家于是离开任所，回到北京。曹玺祖孙三代四人出任江宁织造，前后六十余年，成为织造世家，离开江南后，家业凋零，一蹶不振。
　　曹雪芹是曹颙之子，于康熙五十四年（1715）夏天出生在江宁织造署，乾隆二十七年（1762）除夕死于北京，享年四十八岁。
　　曹雪芹，名霑，此为父辈所取谱名，赋予感戴皇恩或天恩祖德之意，字芹圃，表示游沣水，得功名的愿望。另一号梦阮，阮即指阮籍，表示自己思想性格上与之有相通处。雪芹是又一个号，又自署芹溪居士，这同佛教有一定关联。
　　雪芹与敦诚、敦敏兄弟交谊笃厚，敦氏弟兄是努尔哈赤之子英亲王阿济格的后裔。雪芹经常与他们交游，互相唱和。雪芹先卒，他们屡以诗文悼念。雪芹另一友人张宜泉，也是旗人，孤苦贫寒，在北京西郊教村学，雪芹晚年①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25 页，中华书局1975 年版。
　　② 《关于江宁织造曹家档案史料》185 页。
　　③ 关于查抄曹家的原因，流行一种曹家因允禩案而牵连的政治原因抄家说，本文认为不合史实，不取其说。与之过从甚密。雪芹相与的多为不得意的人。
　　曹雪芹的最后十年，在北京西郊的山村度过。张宜泉的《题曹芹溪居士》七言律云：“爱将笔墨逞风流，庐结西郊别样幽。门外山川供绘画，堂前花鸟入吟讴”①。说明雪芹的住处有山有水，有花木，有飞禽，自然环境很好。但是这个地方偏僻，房舍简陋，张宜泉赋予它诗情画意，不过是友人劝慰感情的流露。雪芹的居处坐落在什么地方，有人说是今日香山南边正白旗村三十九号住宅，有人说在香山北边白家疃村。
　　清人裕瑞在《枣窗闲笔》中说曹雪芹“身胖头广而色黑”②。
　　这是我们所知唯一的说明雪芹相貌体型的资料。
　　张宜泉在《伤芹溪居士》诗的小序中说曹雪芹“善诗画”③，这是知交之论。曹雪芹的诗意境高超，气势磅礴，韵律严整。敦诚在《佩刀质酒歌》里给予热情的称赞：“知君诗胆昔如铁，堪与刀影交寒光”④。他还把雪芹与唐代大诗人李贺相提并论。雪芹善于作诗，但不轻易吟哦，至今留下来的，除《红楼梦》里的，就只有为敦诚著的《白香山琵琶行》传奇所作题跋诗的最后两句：“白傅诗灵应喜甚，定教蛮素鬼排场。”雪芹具有卓越的绘画艺能，从《红楼梦》中薛宝钗论作画的有关叙述就可知了。他可能拿绘画为职业。张宜泉《题曹芹溪居士》中云：“羹调未羡青莲宠，苑召难忘立本羞”①。用李白被唐玄宗召为翰林而得意一时，阎立本为唐太宗大宴功臣的场面作画而身不能与宴感到耻辱两个典故。由此可以推想，雪芹可能应召到内廷画苑作画工，因受侮辱而离去。
　　曹雪芹缺乏经济来源，生活过得相当清苦，常常靠赊欠度日，所谓“举家食粥酒常赊”②。为了生存，有时就得卖画了，敦敏的“卖画钱来付酒家”③的诗句应是写实的。贫困不已，雪芹可能向阔亲戚请求过帮助，所以敦诚才对他讲：“劝君莫弹食客铗，劝君莫叩富儿门。残杯冷炙有德色，不如著书黄叶村”④。看来雪芹投亲遇辱，益知人世冷暖，增强对丑恶社会的厌恶。曹雪芹或许在右翼宗学当过差。敦诚赠他的诗有“当年虎门数晨夕，西窗剪烛风雨昏”的句子⑤，他们交往是在“虎门”，这里指学校，敦诚弟兄上过右翼宗学，因之推测雪芹到那里做过事。
　　曹雪芹的家庭人口很简单，前妻去世后，又续弦娶妇，还在人家处于“新妇”时期，他就辞世了。雪芹晚年有一娇儿，不幸殇逝，使他身心遭到沉重打击，酿成疾病，又无力医治，就在儿子死后几个月离开了人世。
　　① 见《红楼梦卷》页8。
　　② 见《红楼梦卷》页14。
　　③ 见《红楼梦卷》页8。
　　④ 见《红楼梦卷》页2。
　　① 见《红楼梦卷》页8。
　　② 见《红楼梦卷》页1。
　　③ 见《红楼梦卷》页7。
　　④ 见《红楼梦卷》页1。
　　⑤ 见《红楼梦卷》页1。
　　第二节《红楼梦》的创作和高鹗的续修《红楼梦》是我国封建晚期出现的伟大的文学作品，曹雪芹用小说的体裁，以贾宝玉、林黛玉这两位青年的爱情悲剧为主线，描写了当时社会的动荡以及有关各阶层人的生活。这是一部现实主义的作品，在艺术上也有很高的成就。全书一百二十回，其中后四十回由高鹗续补。
　　《红楼梦》的创作，甲戌本《红楼梦》的凡例有诗评说：“字字看来皆是血，十年辛苦不寻常。”又《红楼梦》各种本子的第一回都有关于成书情况的下引文字：“曹雪芹于悼红轩中披阅十载，增删五次，纂成目录，分出章回。”这说明曹雪芹用了至少十年的功夫，反复修改，成就他的著述。乾隆甲戌年（即十九年， 1754），曹雪芹基本上把《红楼梦》写成了。
　　但曹雪芹没有把红楼梦写完。今天所见的一百二十回本，只有前八十回是他撰著的，后四十回是高鹗续写的。雪芹原计划写作多少回，八十回后写没有写，写了多少？对这些问题，脂批作了局部的说明。庚辰本第四十二回前批说《红楼梦》“至三十八回时已过三分之一有余”，人们以此推算，曹雪芹计划中的《红楼梦》应是一百一十回①。
　　曹雪芹在世时，只有《红楼梦》的稿本和脂砚斋等批语的抄本，也可能有他人的抄本，但一定极少，而且都没有刻印。后来据脂批本抄写的本子很多，这可以说是脂本系统的《红楼梦》。雪芹去世二十多年后，出现了程伟元的枣梨本，后来它也有多种本子，可称为程本系统。此外，有近年出版的综合脂本、程本的校注本。
　　高鹗，字兰墅，汉军旗人，乾隆五十三年（1788）举人，六十年（1795）进士，入翰林院，官侍读。在中举后，与程伟元合作，续成后四十回。现在学术界争论的是续书的价值问题：第一，续书基本上完成了《红楼梦》故事的悲剧结局，在写悲剧这基本点上符合原作精神。
　　第二，续书反映的社会生活面相当广阔，给读者以有益的成分。
　　第三，续书在艺术性上虽然在主要方面不及原著，这是同曹雪芹这样艺术大师的手笔比较而言，但其本身还是不错的。后四十回写贾府败落，大故迭起，扣人心弦。宝钗婚黛玉死的艺术表现不可多得，虽则对贾母刻薄行事的描写过于显露，不似雪芹的含蓄，其实雪芹写贾母纵容凤姐等作恶，亦是批评贾母的，评论者若说高鹗这样写，如何要不得，则是过刻之论了。
　　第四，续书思想性与原作差别很大。高鹗把前八十回中猛烈抨击社会黑暗和儒家伦理的内容修改得缓和了，或删去了。续书又来个“兰桂齐芳”、“家道复初”的光明尾巴，改变主人公宝黛某些形象，有损于原著的光辉。曹著不可没有续书，全面权衡高书，尚堪作配，虽远不尽如人意。它使《红楼梦》成为完整著作，读者能得到可以接受的全书，除非有比它成功的续作来取代它，否则它是不可能消失于《红楼梦》之中的。
　　① 亦有根据其他脂批和抄本的抄写状况，推测为一百回，一百零八回的。第三节《红楼梦》的反封建意识曹雪芹在开篇楔子说他的书“将真事隐去”，又说“不干涉时世”。我们看《红楼梦》的故事，感到与作者的家世有一些吻合。当然，这不是曹氏家史，也不是作者自传。作者与这一部分家事，是要说明以下问题。第一，作者要暴露雍正朝的抄家风。雪芹写甄士隐的败落，据脂批，是要反映曹家被祸的。第一回写葫芦庙失火，殃及邻里甄士隐家，“于是接二连三、牵五挂四，将一条街烧得如火焰山一般”。这里有一条脂批：“写出南直召祸之实病。”
　　第二，作者认为曹家遭殃是失去靠山，是雍正帝代替康熙帝的缘故。
　　《红楼梦》有这样的社会意义：反映了康熙末年雍正初年的一部分政治史，即不同皇帝对政事处理不同，雍正帝上台，改变乃父宽仁政治，实行严厉政策，掀起抄家风，实现统治阶级内部改组，政局变化较大。至于曹雪芹采用“将真事隐去”的写法，应是当时文字狱猖獗的曲折反映，作者被迫不敢直写。
　　鲁迅说：“自有《红楼梦》出来以后，传统的思想和写法都打破了”①。真事隐去并不表现《红楼梦》的主要意义，打破传统的思想的内容更丰富，更有意义，它对封建制度、社会现实作了大量的暴露和抨击。如果说《儒林外史》主要是揭露封建科举制度的腐朽，《红楼梦》则在更为广阔的领域内反映了反封建主义的进步意识，这就是：一、揭露君权的罪恶。皇帝的一言一行，主宰着臣民的祸福。元妃归省是皇帝格外开恩的天大喜事，然而曹雪芹写骨肉相见的情景：贾妃满眼垂泪，方彼此上前厮见，一手挽贾母，一手挽王夫人，三个人满心里皆有许多话，只是俱说不出，只管呜咽对泣。..半日，贾妃方忍悲强笑，安慰贾母、王夫人道：“当日既送我到那不得见人的去处，好容易今日回家娘儿们一会，不说说笑笑，反倒哭起来。一回子我去了，又不知多早晚才来！”说到这句，不禁又哽咽起来。
　　几个小时过后，到了元妃回宫时刻：元妃总不忍别，怎奈皇家规矩，违错不得，只得忍心上舆去了。
　　（第17—18 回）
　　难得的一见，竟是如此悲戚，因为有“皇家规矩”管着他。把皇宫比作监牢，不能不认为曹雪芹具有非凡的勇气。
　　二、暴露封建官僚政治的黑暗。曹雪芹写薛蟠打死冯渊扬长而去，凤姐水月庵谋财害命，贾赦害得石呆子家破人亡。他们之所以能肆无忌惮地作恶，是因有官僚的帮助和庇护，这种关系，曹雪芹把它用“护官符”表述得最准确，他借用门子的嘴说道：如今凡作地方官者，皆有一个私单，上面写的是本省最有权有势、极富极贵的大乡绅姓名，各省皆然；倘若不知，一时触犯了这样的人家，不但官爵，只怕连性命还保不成呢！所以绰号叫作“护官符”。
　　① 《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鲁迅全集》第八卷，350 页。
　　做官的不过是“国贼禄鬼”①，是为富贵人家效劳的，哪管平民百姓的死活。曹雪芹用几条人命的血淋淋的情节，揭露了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国家的残暴和政治的黑暗，表明封建国家机器和官僚制度是万恶之源，是社会机体的毒瘤。
　　三、披露封建伦理道德的腐朽、虚伪。曹雪芹一面写贾府是“诗礼簪缨之族”，一面写家庭内部的肮脏丑事，看除夕祭宗祠是何等庄严，可是内里如同尤氏所说：“我们家下大小的人只会讲外面假礼假体面，究竟作出来的事都够使的了。”（第75 回）老奴焦大恨主子不争气，骂道：“我要往祠堂里哭太爷去。哪里承望到如今生下这些畜牲来！每日家偷狗戏鸡，爬灰的爬灰，养小叔子的养小叔子，我什么不知道？咱们‘胳膊折了往袖子里藏’！”（第7 回）主人的性生活糜烂得很，不但不顾廉耻，国法家法也不管，贾琏偷娶尤二姐就是在国孝家孝期间干出的。曹雪芹以艺术笔调，暴露了封建社会上层伦理道德的丧失殆尽，从而使我们认识到封建统治阶级的堕落及其仁义忠孝道德的欺骗性。
　　四、抨击封建婚姻制度的罪恶。曹雪芹写了许多婚姻悲剧，有的是听从家长的安排，如迎春由父亲做主嫁给孙绍祖，被折磨而死，没有好结果。有奴隶和平民争取婚姻自主，如司棋、潘又安、尤三姐，都被迫害致死。曹雪芹最着力写的是宝黛恋爱，在第五回《枉凝眉》一曲中倾注了他的全部感情：一个是阆苑仙葩，一个是美玉无瑕。若说没奇缘，今生偏又遇着他；若说有奇缘，如何心事终虚化？一个枉自嗟呀，一个空劳牵挂。一个是水中月，一个是镜中花。想眼中能有多少泪珠儿，怎经得秋流到冬，春流到夏！
　　这两个恋人被活活拆散，一个死，一个被迫同宝钗结婚。但宝钗也没有得到幸福，正像她破的竹夫人谜一样，冷守空房。无论是叛逆者、顺从者，都没有好的归宿，这是因有封建的婚姻制度在主宰青年男女的命运。曹雪芹以那些婚姻悲剧，有力地控诉了封建婚姻制度戕害青年的吃人的本质，揭露封建统治者“以理杀人”的残暴。
　　五、揭露封建教育制度的腐败。贾氏宗学的乌七八糟，哪里是教育人才的场所！贾政要求宝玉学习的，不过是读儒家圣贤之书，树立忠孝思想，学会时文八股，以便中试做官。宝玉对要他学习的教课书深恶痛绝，每每说除“四书”之外，都是前人“混编纂出来的”（第19 回），不值得学。宝玉，“除四书外，竟将别的书焚了”（第36 回），这不就是把讲解官方哲学的书籍抛弃了吗！宝玉不愿意作八股文，指责它是“饵名钓禄之阶”（第73 回）。曹雪芹通过宝玉的这些言行，嘲笑了科举教育制度和入仕制度。
　　六、痛恨理学。曹雪芹在书中对理学创始人周敦颐的《太极图说》作了讽刺，他写大观园主人公作诗词，理学的信奉者宝钗要给大家出《咏<太极图>》的诗题。“诗言志”，宝钗分明要藉此阐扬理学思想，可是薛宝琴说这个题没有意思，“不过颠来倒去弄些《易经》上的话生填，究竟有何趣味”（第52 回），打消了宝钗的主意。在这里，雪芹把理学大师的著述贬为枯燥乏味的东西，表现了对理学厌恶的态度。前述他写宝玉烧书，其实就是指性理之书，由此可见曹雪芹对理学的深恶痛绝。
　　七、揭露封建等级制度的罪恶。曹雪芹对处于封建等级制的最低层的奴① 贾宝玉语，见《红楼梦》第36 回。
　　仆的生活和斗争给予很大的注意。他笔下的奴隶，从来源讲就有世仆及其家生子女，有采买的，有赠送的；从地位讲，有家中出了知县的奴才总管，有大丫头、奶妪，有三等仆妇及小丫头，三六九等，行次分明；从政治态度讲，有焦大式的忠实奴才，有兴儿式的玩世不恭者，有龄官式的认识到贾府是樊笼、自身是小鸟的有所觉醒的丫头，有晴雯、鸳鸯式的反抗者。主仆的“名分”分明，奴仆只能被奴役，被凌辱，被出卖，这是奴仆制度决定的。曹雪芹写贾府主仆的冲突，实质上反映了封建社会被剥削阶级同剥削阶级间的斗争。
　　八、提供社会生活内容。曹雪芹对人们生活方式、生活资料的描写，在许多方面是相当细腻的、真实的。他写人们的衣服，不同身份、性别、年龄都不一样。王夫人骂晴雯：“我看不上这浪样儿！谁许你这样花红柳绿的妆扮！”（第74 回）穿着打扮反映人的身份。食的方面，曹雪芹比衣写的细致，家常饭食，宴席食物，乃至各种吃食，如茄鯗、莲叶汤，真是众人闻所未闻的稀罕食品。住，一个大观园，写出园林之盛。住所也有严格区分，有宁荣二公府，有宗族一般成员居住区，还有下人住宅区。主人住的地方，有的奴才到得了，有的奴才去不得，等级分明得很。曹雪芹把故事情节与时序变化结合起来，写了一些时令风俗，如除夕祭祖，元宵节猜灯谜，春天放风筝，中秋节赏月。还有家庭成员的喜庆日，如过生日，有小生日，也有整寿，过法也不同。贾母生日，亲朋祝寿；贾政的生日，合族庆祝；宝钗的生日，贾母出钱给她过；凤姐的生日，众人凑分子过；宝玉的生日，小女奴婢们偷着凑热闹。娱乐花样就多了，有唱戏的，打十番的，说书的；有打秋千的，有划船的；有玩鸟的；有摆弄各地土特产小玩意的。赌博的名堂也多，有打纸牌的，有掷骰子的，有抹骨牌的。人情往来的送礼，有种种情形：长辈给晚辈的，不挣钱人相互间的，亲友之间的，礼品反映人们间亲疏厚薄的关系。丧葬仪式，随死者的地位而定，皇妃的，家长的，正妻的，侧室的，殉葬的，婢女的，各不一样。《红楼梦》中种种生活细节的描写，反映封建的等级制度渗透到生活的各个领域，反映人们物质生活的水平，反映人们的精神生活和情趣，反映人们的风俗习惯，是十八世纪中国上层家庭生活方式的写照。九、点到了农民与地主及其政府的矛盾。农民与地主的矛盾是封建社会的主要矛盾，曹雪芹一开笔就写到了——甄士隐的家乡“水旱不收，鼠盗蜂起，无非抢田夺地，鼠窃狗偷，民不安生，因此官兵剿捕”。次后写了宁国府对农庄劳动者的剥削及地租在宁府开支中的地位。但是曹雪芹对主佃关系着墨不多，没有进一步揭示他们间的矛盾斗争。不过作家注意到这个问题，并且深知它对社会生活的影响。
　　综上所述，曹雪芹在《红楼梦》中用艺术的手法，反映中国封建社会晚期的主要特征：以皇帝为头子的封建国家，实行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进行残暴的统治，官吏营私舞弊，为少数富贵者服务；官方哲学儒家学说、程朱理学严密控制人们的思想，致使“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还要残酷；国家的科举制度和民间的义学，都很腐败，窒息人才的生长；包办的门第的婚姻制度，制约着青年男女，是他们婚姻自主的最大障碍，造成无数青年人的不幸；封建统治者穷奢极欲，道德沦丧；封建统治者的残酷压迫，激起被统治的农民、奴仆的反抗等等。曹雪芹形象地告诉人们封建社会的上层建筑和统治阶级的罪恶，统治阶级在精神上已经萎糜到什么程度，在力量上已经消耗到何等地步，它无可挽回地走向衰落。曹雪芹对这种现实极其不满，作了无情的揭露和鞭挞。他痛恨某些不合理的封建制度和残暴的统治者，继承了我国古代长期存在的民主性思想，从而写出封建社会的悲剧。
　　然而曹雪芹不只是用古代民主思想揭露封建社会的黑暗，他还用超越前人的思想进行创作，这就是：一、同情女子，反对男子压迫女子的思想。
　　曹雪芹在书中写的青年女子，或美丽天真，或聪明能干，对她们或者尽情讴歌，或者褒贬相当，比对男子的描写好得多，特别写宝玉尊重妇女，宝玉说：“女儿是水作的骨肉，男人是泥作的骨肉。见了女儿，我便清爽；见了男子，便觉浊臭逼人。”（第2 回）女子好是因为她们是洁净的，势利观念少，不像男子那样为权利而害人。
　　（2）主张建立在具有新的思想成分基础上的爱情的观点。
　　曹雪芹写宝黛恋爱，不同于前人的文艺作品的男女之爱，即郎才女貌、一见钟情式的爱。那些作品也有歌颂青年男女争取婚姻自主斗争的，但归结为男子出仕、女子诰封，这就大大减弱思想光彩，而宝黛恋爱突破了这种模式。曹雪芹写宝玉讨厌讲仕途经济的话，黛玉十分理解他，支持他，“自幼不曾劝他去立身扬名”（第36 回），宝玉因而把她认为知己，称赞地说：“林姑娘从来说过这些混帐话不曾？她若也说过这些混帐话，我早和她生分了。”（第32 回）他们有共同思想，即不追逐功名富贵。正是这个思想把他们联结在一起，并达到生死不渝的程度。曹雪芹对宝黛爱情的歌颂，反映出他对以思想因素为基础的恋爱的赞美。他提出这样的恋爱观，是前辈文艺家、思想家所没有的。
　　三、同情奴仆，主张提高他们的社会地位的见解。
　　宝玉是贵族公子，也摆臭少爷架子责骂奴仆，但曹雪芹着重写的是他同情奴仆的一面。他不讲究主仆名分，常与僮儿“没上没下，大家乱玩一阵”，奴仆“坐着卧着，见了他也不理，他也不责备，因此没有人怕他”（第66回）。他对奴仆的不幸遭遇，深表同情。藕官违禁在大观园内烧纸钱，彩云偷窃玫瑰露，宝玉怕她们受惩罚，主动为她们遮饰和承担责任。更有甚者，宝玉常说，他屋里的丫头，无论是家生的，外买的，都要让王夫人“放出去，与本人父母自便”。
　　曹雪芹在书中表现了对社会现实的不满，对一些新因素的憧憬，但对封建制度并不是决裂的态度。曹雪芹笔下的贾宝玉是不满现状、想要改革而又无能为力的人，作者给他八个字定性：“无材补天，幻形入世。”给他的偈语是：“无材可去补苍天，枉入红尘若许年。”（第1 回）脂批在那个偈语和八字旁边写道：书之本旨。
　　八字便是作者一生惭恨。
　　惭愧之言，呜咽如闻。
　　告诉读者，曹雪芹也是要补天的，并以无能补天为恨。作者的思想融注在他的艺术形象里了，我们可以认为，《红楼梦》流露了曹雪芹的无才补天思想。曹雪芹对封建的黑暗统治不满，但对封建制度还持保留态度，并不否定君权和亲权；他同情人民的不幸遭遇，但对人民试图用暴力手段改变自己的处境，则又持反对态度，故而令宝玉写出讴歌地主阶级反对农民起义的《姽婳词》。他对平等的向往，非常朦胧，即远未形成新的世界观，也就是找不到新的出路。因此我们说曹雪芹看到封建社会的弊病，但还不想同它决裂，希望它能好起来。他是要给这个社会补台，而不是拆台，但是他又没有能力补台，并且这个台也不是能够补的，所以就有无才补天的懊恼。
　　《红楼梦》中还有着历史循环论、宿命论、色空观念等唯心主义观念。
　　如《好了歌》和《注》是宣扬出世观念的，曹雪芹最终让宝玉出家，反映他也或多或少地具有出世思想。曹雪芹不满现状，寻找出路，没有找到，有时不得不寄托于佛老，冒出出世思想。
　　归结起来，在《红楼梦》里，曹雪芹描绘了一幅中国封建制度期社会生活的画面，揭露和批评了封建主义。
　　第三十七章戴震第一节钦赐殿试，《四库全书》纂修官戴震，字东原，安徽徽州府休宁县隆阜人。明清时代的徽州，不但商业发达，文风也极兴盛。戴震于雍正元年（1723）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十岁日读书数千言不休，十七岁学《说文解字》，尽得其目。戴震也自称，对于《十三经注疏》，“不能尽记，经及注则无不能倍（背）诵”①。说明他少年时通过自学建立了坚实的基础。
　　戴震十八岁时，随父客江西南丰，又课学童于福建邵武。这一时期，同里程恂对他非常器重，后来戴震在文章中称程为“先师”。同时，他又向婺源著名学者江永问学。江永精通经学、声韵学和天文算学，对戴震在学术上的成长，有很大影响。
　　戴震二十二岁时写成《筹算》二卷，二十四岁写成《考工记图注》，三十岁到三十三岁完成《勾股割圜记》、《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等文，都属自然科学著作。三十三岁以前，他还著有《六书论》三卷，《尔雅文字考》十卷，以及《屈原赋注》、《诗补传》等。
　　乾隆二十年（1755），戴震三十三岁，是他一生的转折点。《清史稿·戴震传》称他“避仇入都”。纪昀在《考工记图注》的序中说：盖先生是年讼其族子豪者侵占祖坟。族豪倚财结交县令，文致先生罪。乃脱身挟策入都，行李衣服无有也，寄旅于歙县会馆，饘粥或不继，而歌声出金石。①戴震在京，以其学识与翰林院中的钱大昕、朱筠、纪昀、王昶、卢文弨等人交往论学。除卢文弨是前三年进士外，其余诸人都是前一年的进士。这几人后来都成为著名学者，在学术上各有建树。他们见到戴的著作，听到戴的言论，皆击节叹赏，折节定交。
　　卢文弨二十三年后为《戴氏遗书》作序，称：吾友新安戴东原先生，生于顾亭林（顾炎武）、阎百诗（阎若璩）、万季野（万斯同）诸老之后，而其学足与之匹。精诣深造，以求至是之归。胸有真得，故能折衷群言，而无徇矫之失。
　　王昶后来为戴震作墓志铭，钱大昕后作《戴先生震传》详细记录了戴一生行谊及学术成就。
　　戴在京时，无锡秦蕙田为礼部侍郎，正编撰《五礼通考》，其书把戴震的《勾股割圜记》二篇全部收入，关于天文历法部分也往往采用其说。
　　乾隆二十一年，戴震仍留京，在吏部尚书王安国寓，为王之子王念孙授读。王念孙与其后的段玉裁，成为戴震最著名的两个学生。王的《读书杂志》、《广雅疏证》，段的《说文解字注》、《六书音韵表》，是清代学术史上有卓越成就的著作。
　　乾隆二十二年王安国去世，戴震自京南下，在扬州两淮盐运使卢见曾署中认识惠栋。这时，考据学者中有吴派、皖派之分。这主要是就其居住地区而言，在学术上也有所同异。惠栋是吴派大师，戴震是皖派大师，两人的结① 段玉裁编：《戴东原先生年谱》（以下简称《年谱》）十七岁条。
　　① 转引自《年谱》三十三岁条。
　　识也是很有学术意义的。次年惠栋去世，戴震在《惠定宇先生授经图》中曾提出：夫所谓义理，苟可以舍经而空凭胸臆，将人人凿空得之，奚有于经学之云乎哉！他认为学术理论见解的提出，要有所依据。这与他所说的“圣人之道在六经也。凡学始乎离词（分析词句之意），中乎辨言，终乎闻道”②，是一致的。
　　然而如果认为“不出于圣人之经，皆非学也”③，那就显示出片面性来。事实上戴震的社会政治思想运用了大量经典语言，但表达的是他本身的经验与体会。
　　戴震二十九岁始入学为秀才，到四十岁才乡试中举，以后六次入京会试不第。在当时以科举为正途出身，是普遍的社会心理，而未能入翰林院，对于众望所归、久负盛名的戴震无疑是一个实际矛盾。
　　明清科举制度的主要应试内容，是拘泥形式的八股文与试帖诗，而戴震的学术与思想，则远超出这些肤浅的取士之法。他本人对科举的评论是：其流弊，苟焉皮傅，剿说雷同。学不一二年，目不睹全经，掇拾巍科高第，不必素所蓄积也。故不见师友之盛如古昔，岂非徒趋利禄，加以得之固易哉。..士之贵学，岂如是而已哉。他指出科举之士，掇拾科名，争趋利禄，往往是没有实学的人。
　　戴震于乾隆三十四年第三次会试不第，往山西布政使朱珪处，被聘修《汾州府志》。王辑五是汾阳县人，戴为之作墓志铭，在墓志中借题发挥，写出科举制度流弊并表达自己的感慨，当在此时。
　　由于会试屡次不中，又不能放弃这一途径，戴震从四十一岁到五十五岁，一再往来南北。
　　四十一岁时，戴震在京，段玉裁相从讲学，后致函自称弟子。这年会试落选后，往江西瑞州（今江西高安、宜丰县境），曾作《凤仪书院碑记》，又提出通经致用的理论。他说：夫士不通经则材不纯，识不粹，不足以适于化理。故用经义选士者，欲其通经，通经欲纯粹其材识，然后可俾之化理斯民，克敬其事，供其职。②四十六岁，他应直隶总督方观承之聘，修《直隶河渠书》一百一十一卷，后未克竣事。此书清稿，据段玉裁记，一藏曲阜孔府，一藏直隶总督周元理家。周之甥婿据戴书删削，易名《畿辅安澜志》，冒名缮写进呈，由武英殿刊印③。又今徽州文化馆尚残存《直隶河渠书》的抄稿若干。
　　四十七岁时，戴震会试落选，往山西修《汾州府志》，四十九岁又不第，在山西修《汾阳县志》。
　　五十岁，自汾阳入京，会试又不中，往浙东主讲金华书院。《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绪言》即作于是年。翌年，继续在金华讲学。
　　① 《戴东原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② 《戴东原集》卷11《沈学子文集序》。
　　③ 《方苞集》卷6《再与刘拙修书》，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
　　① 《戴东原集》卷12《辑五王先生墓志铭》。
　　② 《戴东原集》卷11《凤仪书院碑》。
　　③ 《年谱》四十六岁条。
　　这年秋天四库全书馆正总裁于敏中以纪昀、裘日修之言，向乾隆帝推荐戴震，特召入京为四库馆纂修官。
　　五十三岁，戴震第六次会试又不第。由于其声望，奉乾隆帝命，与录取的贡士一同参加殿试，赐同进士出身，为翰林院庶吉士，仍从事四库全书的编纂。
　　在四库馆中，戴震作出不少成绩，从《永乐大典》辑出宋代张淳的《仪礼识误》三卷，把宋李如圭的《仪礼集释》厘订为三十卷。张淳的书，朱熹曾说“永嘉张忠甫所校《仪礼》甚仔细..较他本为最胜”①。经过戴震辑录，校订，于是得以传世。算书中的《九章算术》、《海岛算经》、《孙子算经》、《五曹算经》、《夏侯阳算经》等大都世无传本而散见《永乐大典》各韵部，经戴震辑出列入四库全书，各加案语，写成提要。
　　戴震在四库全书馆，利用藏书条件，凡是天文、算法、地理、文字声韵等各方面的书，均经其考订，精心研究、全力以赴，到五十五岁，乾隆42年（1777）夏日殁于北京崇文门西范氏颖园，可以说是以身殉职。他的弟子段玉裁说“谓先生鞠躬尽瘁，死于官事可也”②。他以杰出的才能智慧，把一生贡献给文化事业。
　　① 《朱子语类》卷85，中华书局1986 年版。
　　② 段玉裁：《戴东原先生年谱》。
　　第二节哲学思想整个乾嘉时代以至清末，戴震的哲学思想未被重视，或者说被他的考证学成绩所掩盖。然而也有少数例外，有些学者当时即见到戴学中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的重要意义。
　　洪榜是戴震的同乡青年学友。《孟子字义疏证》是戴震的哲学代表作，洪后来在《戴先生行状》中详记了戴的哲学。戴震的《答彭允初（即彭绍升）进士书》扼要阐述了自己的哲学思想并批驳了唯心主义错误。洪榜在《戴先生行状》中全文转载此书。朱筠（字笥河）代表当时人见解，认为戴氏可传不在于此，建议《行状》中删除此书，而洪榜去信据理力争。事件经过在江藩的《汉学师承记·洪榜传》中有记录。于此可见他对戴震哲学思想有所理解。
　　此外，与戴震同时的学者章学诚在《文史通义》中，多处记载与戴震在史学及修地方志方面的意见分歧。然而章也曾说过：戴君所学，深通训诂，究于名物制度而得其所以然，将以明道也。
　　时人方贵博雅考订，见其训诂名物有合时好，以谓戴之绝诣在此。及戴著《论性》、《原善》诸篇。精微卓邃，于天人理气，实发古人所未发者，时人则谓空说义理，可以无作，是固不知戴氏者。
　　①章学诚在当时，对学术文化以及社会状况，能发表深刻的独特见解。他与戴震论学中也有各持己见，互相讥议之处，然而上录一段，可见章对戴氏哲学有所肯定和有所理解。
　　戴震去世不久，乾嘉之际的学者焦循，在其著作中既着重揭橥了戴震批露封建社会“以理杀人”的名言①，同时又曾说过：先君子尝曰，人生不过饮食男女。非饮食无以生，非男女无以生生。惟我欲生，人亦欲生。我欲生生，人亦欲生生，孟子好货好色之说尽之矣。不必屏去我之所生，我之所生生，但不可忘人之所生，人之所生生。循学《易》三十余年，乃知先人此言，圣人不易。
　　这正是戴震“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③，“以情挈情，而无爽失，于行事诚得其理矣”④的进一步发挥。可见焦循也是了解戴震学说的少数学者之一⑤。然而焦循的理论也和戴震一样，在考证学盛行的大潮流中未能起应有作用。直到20 世纪初，戴震的哲学与社会政治思想才逐渐受到人们的重视。
　　① 《章氏遗书》卷2，《文史通义》内篇二《书朱陆而后》。
　　① 焦循：《雕菰集》卷6，《孟子字义疏证》赞。
　　② 焦循《易余龠录》卷12，页5 上，《木犀轩丛书》本。
　　③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一问答。
　　④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二问答。
　　⑤ 胡适在《戴东原的哲学》论焦循一节中，认为戴震“一人之欲，天下人之同欲也”，以及焦循“己与人同此性，即同此欲”两个论点不妥，理由是“因为人的好恶不齐，故不能执我的好恶为标准，而推之于天下人..我不爱听音乐，也遂不许人听音乐就不好了”（原书1927 年商务版133 页）。这里胡氏忽略了戴震、焦循所指是人类要求生存以及下一代继续生存的共同欲望，并非指个人之间各不相同的爱好。在宇宙观上，戴震提出了“气化流行，生生不息，是故谓之道”的命题⑥，和先秦到明清之际的所有古代唯物主义者一样，把“天”看成是自然的“天”，又继承了张载以来的传统，认为天是物质性的气所形成。
　　他同时提出“古人言道，恒该理气”这一非常精辟的名言，指出作为宇宙本体的“道”既包括物质性的“气”，也包括气的运动规律——“理”。他认为气是“道之实体”，理是气在运动、发展变化中的“不易之则”①。这就确切、完满地解决了中国哲学史上道、理、气三者之间的关系问题，堵塞了把道和理混同而给唯心主义以可乘之机的漏洞。
　　戴震同样具有旧唯物主义者的缺点，用自然观来解释社会现象，把有阶级区分的人类社会和纷纷纭纭的自然界等量齐观。他认为自然界的“理”与社会上的“理”在本质上是一致的，因此可以互相比附。在《原善》的前言中，他认为这种比附是“比类合义，灿然端委着矣，天人之道，经之大训萃焉”。
　　以下看戴震是怎样“比类合义”的。
　　戴震哲学思想集中表现在《孟子字义疏证》一书中。《孟子字义疏证》则以他稍前些时写的《原善》三卷为理论基础。
　　《原善》中所谓“善”，在戴震看来，既是自然的规律，也是社会的法则，又是人的道德②。作为人的道德，具体来说，指仁义礼智。他说：仁者，生生之德也。③又说：言仁，可以赅义。使亲爱长养不协于正大之情，则义有未尽，亦即为仁有所未至。④又说：言仁，可以赅礼。使无亲疏上下之辨，则礼失而仁亦未为得。①此外，他又说：举仁义礼，可以赅智。智者，知此者也。②对于这些传统的仁义礼智等概念，戴震从抽象的人性论出发，在形式上赋予了普遍性的意义。为了对这些普遍性的道德概念从自然界寻找理论依据，他又说：自人之德性溯之天德，则“气化流行，生生不息”，仁也。由其生生有自然之条理，观于条理之秩然有序，可以知礼矣。观于条理之截然不可乱，可以知义矣。..在天为气化推行之条理，在人为其心知之通乎条理而不紊，是乃智之为德也。③明乎天地之顺者，可与语道。察乎天地之常者，可与语善。通⑥ 《孟子字义疏证·天道》前言。
　　① 戴震：《绪言》前言。
　　② 《原善》卷上前言：“善，曰仁曰礼曰义..天下之大衡也，上之见乎天道..实之昭为明德..循之而得其分理。”
　　③ 《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① 《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② 《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③ 《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乎天地之德者，可与语性。④在戴震理论中，仁义礼智都是人性，也都是人的道德，是和自然界的条理、秩序相对应的。这就是戴震的性善说。
　　戴震的性善说与孟子的性善说，在表象上相同，而本质上有所不同。戴震的仁义礼智等道德观念或善性，是从实际生活（人伦日用）中产生的，而孟子的“仁义礼智根于心”⑤是认为人的道德与生俱生，是在出生的同时人心中就具有的。这区别是中国哲学史上朴素唯物主义与主观唯心主义的区别。戴震的性善说，或是他的仁智学说（据前引文，仁可以概括义和礼，所以不提义、礼），从他仅有的理论著作中可以看出，是戴震哲学思想与政治社会思想衔接的关键性环节。无论在《孟子字义疏证》、《原善》或《绪言》、《孟子私淑录》中，在论及人性时，戴震都以他的仁智说作为出发点。
　　问题如此重要，所以戴震要在孔孟经典中寻找依据。找依据直找到《易经》。他引证《易经》并加以论证说：《易》曰“易简而天下之理得”。自乾、坤言，故不曰仁智而曰易简。以易知，知一于仁爱平恕也。以简能，能一于行所无事也。
　　易则易知，易知则有亲，有亲则可久，可久则圣人之德，若是者，仁也。简则易从，易从则有功，有功则可大，可大则贤人之业，若是者，智也。天下事情，条分缕析，以仁且智当之，岂或爽失几微哉。①他以“仁”相当于《易经》的“易”，“智”相当于《易经》的“简”。自然界（乾坤）的易简，就是人类社会的仁智。
　　“易”和“简”的内容究竟指什么？怎样会与“仁”和“智”相互等同的？这些在戴震的比附与论证中多少有牵强的地方。然而这是当时思想家著书立说的通常体例，实际上不妨碍戴震在借用的语言中表达出18 世纪的进步思潮。
　　从“仁”和“智”出发，把什么乾、坤、易、简暂时放置不论，戴震的一系列理论则是明确的。
　　在戴震的仁、智学说中，宇宙间物质（阴、阳二气）有规律的不断运动、变化、发展的状态叫做仁。人类生活（人伦日用）正常进行和不断进行的状态也叫做仁。仁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运动和发展的总规律。他说：一阴一阳，盖天地之化不已也，道也。一阴一阳，其生生乎！
　　其生生而条理乎！以是见天地之顺，故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生生，仁也，未有生生而不条理者。①仁，不但是一切事物运动发展（“生生不息”）的准则，也是人的道德的最高准则。他说：“至贵者仁。”②又说：“仁者，生生之德也，‘民之质矣，日用饮食’，无非人道所以生生者。一人遂其生，推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③④ 《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⑤ 《孟子·尽心上》。
　　① 《原善》卷上，第三条。
　　① 《原善》卷上，第三条。
　　② 《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③ 参阅《原善》卷中，第四条，《孟子字义疏证·性》第一问答。
　　关于智，戴震认为是人的一种知觉和认识能力。虽然人与物（指其他生物）都有感觉能力，但人能从自然现象中掌握必然规律，其他物则不能。所以人有智而物只有“觉”④，这是由于人的能力大大超出其他动物。《原善》卷中第四条说“人之才质大远乎物”。
　　智的作用在乎处理一切事情时选择正确完善的方法和态度。他说：“故人莫大乎智足以择善也。”⑤这里所谓“择善”就是掌握仁、义、礼，并按照这些道德规范办事。
　　综上所述，在戴震体系中，仁是最高道德准则。用他自己的话来概括，就是“一人遂其生，推之而与天下共遂其生，仁也”⑥。智是认识客观事物规律而决定行止的能力。用戴震的话说，就是“故智者，事物至乎前，无或失其条理。”⑦仁是从道德论的角度谈的。智是从认识论的角度谈的。“仁者”是大公无私的，他说：“仁者无私”，“智者”能洞察事情，他说：“智者不凿”①。
　　仁者能认识到“一人之欲，天下人之所同欲也”②。所以戴震对于“仁”所下的定义是：“欲遂其生，亦遂人之生，仁也”③。所以仁者能达到“以我之情，挚人之情，而无不得其乎”④。智者能做到“明理”与“精义”，对一切事情能做出正确的区分和判断，也就是他所说的“是故明理者，明其区分也。精义者，精其裁断也”⑤。总而言之，仁和智，在戴震的理论中，是人的所有作为的最高理想。他说：“天下事情，条分缕析，以仁且智当之，岂或爽失几微哉。”又说：“语德之盛者，全乎智仁而已矣”⑥。
　　戴震进一步论证了仁与智的反面是私与蔽。他的论点如下：余尝谓学之患二，曰私、曰蔽..儒者之学将，以解蔽而已。⑦天下古今之人，其大患，私与蔽二端而已。私生于欲之失，蔽生于知之失。⑧欲之失为私，私则贪邪随之矣。..知之失为蔽，蔽则差谬随之矣。不私，则其欲皆仁也。..不蔽，则其知乃所谓聪明圣智也。
　　⑨可见在戴震理论中，仁与智是人最完善的标准。由于私和蔽所以不能达到仁与智，解决的方法在于去私去蔽。
　　以上仅是形式上的分析。从实质上看，戴震关于仁智的理论和④ 《原善》卷中，第二条。
　　⑤ 《原善》卷中，第二条。
　　⑥ 《孟子字义疏证·仁义礼智》前言。
　　⑦ 《绪言》卷上，第十七问答。
　　① 《原善》卷上，第11 条。
　　②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一问答。
　　③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九问答。
　　④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一问答。
　　⑤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三问答。
　　⑥ 《孟子字义疏证·理》前言。
　　⑦ 《戴东原集》卷11，《沈处士戴笠图题咏序》。
　　⑧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九问答。
　　⑨ 《孟子字义疏证·才》第一问答。
　　去私去蔽的见解，是针对宋儒的。其一，他提出“欲之失为私”，但不主张“无欲”或“遏欲”，而是主张“去私”和“节欲”。宋儒作为封建统治阶级的代言人，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压制人们的正常欲望，提出天理和人欲的对立就是正与邪的对立。
　　戴震和宋明以来所有进步思想家一样，认为人欲的正确处理，就是天理，他驳斥宋儒说：“性之欲不可无节也。节而不过，则为依乎天理，非以天理为正，以人欲为邪也。”①他对天理下的定义是：天理者，节其欲而不穷人欲也。是故欲不可穷，非不可有。有而节之，使无过情，无不及情，可谓之非天理乎？②这是在天理人欲问题上非常明确透彻的进步理论，反对了宋儒的“存天理，灭人欲”，③主张人的正常欲望的合理性，肯定了“正确理解的个人利益，是道德的基础”④。
　　其二，除“欲之失为私”以外，仁智论的另一方面——“知之失为蔽”，则是戴震所更加着重强调的问题。它所针对的是认为“理得于天而具于心”的道学家以及那些“以理杀人”的一部分封建统治者。
　　戴震首先指出：“夫事至而应者，心也。心有所蔽则于事情未之能得，又安能得理乎？”①他认为由于心有所蔽，而不是从“事情”中分析出来的这些所谓“理”，都是主观意见。以“意见”来处理事情，必然错误不得当。他说：夫以理为如有物焉，得于天而具于心，未有不以意见当之者也。
　　②凭在己之意见，是其所是而非其所非，方自信严气正性，嫉恶如仇，而不知事情之难得，是非之易失于偏，往往人受其祸，己且终身不寤。③这里深刻地刻画出宋儒的唯心主义以及封建统治阶级主观武断的形象。
　　宋儒认为不能得理是由于“人欲所蔽”。戴震指出他们的理论是：“不出于欲则自信无蔽。”④“自信无欲则谓之理，虽意见之偏，亦谓‘出于理不出于欲’。”⑤结果是造成：“使天下受其祸而不可救。”⑥所以戴震的结论是：凡以为“理宅于心”，“不出于欲则出于理”者，未有不以意①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十问答。
　　② 同上。
　　③ 朱熹说：“人之一心，天理存，则人欲亡。人欲胜，则天理灭。未有天理人欲夹杂者，学者须要于此体认省察之。”又说：“学者须是革尽人欲，复尽天理。”见《朱子语录》卷13，中华书局1986 年版。④ 爱尔维修（1715—1771）语，转引自《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卷2《神圣家族》中论爱尔维修的一节。①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九问答。
　　②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四问答。
　　③ 《孟子字义疏证·理》第四问答。
　　④ 《孟子字义疏证·权》前言。
　　⑤ 同上。
　　⑥ 同上。
　　见为理而祸天下者也。⑦这一封建社会的弊病，自明清以来，为害愈烈，历来有人在文字上摘发披露①，而戴震系统全面地从理论上加以分析，成为他哲学思想的中心，无疑是他在思想史上所作出的重要贡献。
　　戴震关于仁、智的理论，在《孟子字义疏证》的《理》、《性》、《才》、《仁义礼智》、《权》等篇以及《原善》的卷上、中、下三篇，各处都有涉及。在《孟子字义疏证》的初稿《孟子私淑录》和《绪言》中，则对这一理论还没有展开。可见这一理论是戴震晚年的“定论”。
　　概括起来，戴震的仁、智学说主要内容是：以《易经》中的易、简为理论依据。假借孟子“仁、义、礼、智”的名词而赋予戴震自己的思想，建立了完整的理论体系。仁是道德规范，求仁的方法是去私，去私就能使天下人满足其生存的愿望。这一理论从哲学史的角度批判程朱的理欲对立说，捍卫了人们正当的欲望。
　　智是认识能力。智的障碍是蔽。通过学可以解蔽，就能充分发挥智的作用。有了智就可以认清事务的条理，防止主观主义。这一理论从政治上揭露了以阶级偏见作为天理的封建统治者。
　　仁智理论是戴震哲学思想的精华所在。这一理论，尽管披着圣贤言语的外衣，是具有人民性的，也是朴素唯物主义的，对中国封建社会从思想上、政治上进行了集中、有力的批评，但也存在着不可避免的局限性和不足之处，举例如下：戴震的“欲之失为私”、“知之失为蔽”，指出了欲望不加以节制根源于私，认识的不符合实际根源于蔽。至于私和蔽的根源又是什么？戴震没有也不可能明确指出。他只是说过人的一切表现“胥成性则然”①，又说：“是皆成性然也”②。把私和蔽的根源归结于人的本性，没有联系到社会环境，仍然是抽象的人性论。
　　他的仁智说中提出了去私和去蔽的善良的愿望。去私的方法是恕和絜矩之道，去蔽的方法是“加之以学，则日进于智矣”③。而恕和学等廉价的处方终究没有治好历史的弊病。
　　⑦ 同上。
　　① 前于戴震的方苞在《与来学圃书》中说：“前世正直君子自谓无私，固执己见，虽有以正议相规者，反视为浮言，其后情见事屈，误国事，犯清议”。（见上海古籍出版社1983 年版《方苞集》159 页）后于戴震的清末刘鹗在《老残游记》中有一个回目叫“太尊治盗，嫉恶如仇”，写出了王太尊这一严气正性的形象。刘鹗评之为“刚愎自用，小则杀人，大则误国，吾人亲目所睹，不知凡几矣。二十四史中指不胜屈”（见《老残游记》自评）。这些都是“以理杀人”的典型材料。
　　① 《原善》卷中，前言。
　　② 《孟子字义疏证·才》第一问答。
　　③ 《孟子字义疏证·性》第二问答。
　　第三节考据大师戴震对于考据学有卓异的贡献。
　　清代考据学对古代文字、声韵、群经、诸子进行全面深入研究，在文献资料上有很大成绩。
　　这一学术潮流的产生，除社会政治原因外，也继承发展了宋明以来的学术文化传统。
　　朱熹对于《诗经》、《易经》都有注释。他的《诗集传》、《周易本义》与盛行的《四书集注》共同流传后世。他又著《仪礼经传通解》，由其学生黄干、杨复继续完成，是一部详细的综合注释。宋代王应麟的《困学纪闻》，黄震的《黄氏日抄》也具有对历史古籍多方面的考证内容。明代杨慎的《丹铅录》，胡应麟的《少室山房笔丛》都是对古书、古文字的考证，范围涉及经史子集四部。总的来说，明人考证学表现为芜杂零乱，不成专门之学，疏漏舛误甚多。而且凭臆断更改古书，造成误解，为通人所讥议。
　　到清初顾炎武的《日知录》，阎若璩的《潜邱札记》，则开始具有深入与精确的规模。到乾嘉时乃形成全面的考证学高潮，它以文字声韵学为基础对古代经典，搜集辑录大量资料，作综合深入的分析，不凭臆断，不制造伪证，对古书和古代典制能纠正前人之误，得出较正确的认识。焦循说：“本朝文学，一洗元明之陋”①，这是清代考证学的特点与成绩。至于脱离现实与近于烦琐，那是考证学作为一个历史事物的另一方面。
　　戴震是清代考证学的一位中坚人物和巨擘，这是同时代以及后人公认的。戴震对《诗》、《书》、《易》、《礼》、《春秋》都有研究，他的考证学成就表现在训诂、声韵，古代车服制度以及地理沿革等各方面。至于作为考证学大师，同时具有进步的人民性的思想，如前所述，则更为同时代的学者所不及。
　　戴震对于考证学的原则有以下几点：其一，循序渐进，取得理解。他说：“经之至者道也。所以明道者其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道，必有渐。”②又说：“古训明则古经明，古经明则贤人圣人之理义明，而我心之所同然者乃因之而明。”③又说：“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不可以躐等。”④这是考证学的一般方法，由文字入手研讨古书和古义。
　　其二，实事求是对待资料。他经过深湛学习，认为“《说文》九千余字固未能一一合于古，即《尔雅》亦多不足据”①。他举出“台”（音怡）、“朕”、“阳”三字是“予我”之义，“赍”、“畀”、“卜”三字是“给予”之义，而《尔雅·释诂》中把六个字交叉排列，就分不清两种意义。他又指出“《毛诗》误用《尔雅》者甚多，先儒言《尔雅》往往取诸《毛诗》，非也”②。又① 焦循：《雕菰集》卷6，《读书三十二赞》前言。
　　② 《戴东原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③ 《戴东原集》卷11《题惠定宇先生授经图》。
　　④ 《戴东原集》卷10《古经解钩沉序》。
　　① 《戴东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② 《戴东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说：“《说文》于字体、字训，罅漏不免。”③并举例一再说明。这些都是在博学的基础上卓越的见解与科学的态度。
　　其三，掌握原则，不轻信盲从。在与卢文弨讨论《大戴礼》中屡入六朝时不合理的俗体字一信中，戴震说：“苟害六书之义，虽汉人亦在所当改，何况汉魏六朝。”④说明对待资料，就其是非而定，而不是惟古是从。
　　由于以上原则，戴震治学要求严格，曾提出“学贵专精不贵博”，“知得十件，而都不到地，不如知得一件，却到地也”⑤。
　　专精的目的是达到“十分之见”，他说：“所谓十分之见，必徵之古而靡不条贯，合诸道而不留余议，巨细毕究，本末兼察”⑥。同时学者钱大昕在《戴先生震传》中说：“其学长于考辨。每立一义，初若创获，及参互考之，果不可易。”⑦比如，《尚书·尧典》中“光被四海”一句中“光”字，王鸣盛据《尔雅》释为“光，充也。”戴震认为尚可进一步论证。戴震引《礼记》中《乐记》及《仲尼间居》两篇中“横”字，郑玄注均为“横，充也”，因此认为“《尧典》古本必有作‘横被四海’者”①。后来钱大昕在《后汉书·冯异传》发现“横被四表，昭假上下”一句。姚鼐在班固《西都赋》发现“横被六合”一句。戴氏族弟戴受堂又在《汉书·王莽传》举出“昔唐尧横被四表”一句，更其明显。其后洪榜、段玉裁又补充引证，皆足以证明戴震的判断精确。
　　古书在流传中，有些被后人割裂，以考正文与注文混淆不清，如郦道元的《水经注》，经戴震考证，辨明经文与注文的体例，把混入经文的郦道元注别择出来。②此外在校订《大戴礼》时，认为《制言篇》中“诗云行有死人，尚或墐之”十字不是正文，而是注文。③并提出充分的理由说明。
　　声韵学方面，戴震把古代音的韵尾分成二十五部，并提出阳声韵与阴声韵共同配合于入声韵部的理论。他称之为“两两相配，以入声为相配之枢纽”④。在这基础上，戴震又创立了阴、阳入通转的学说。王国维论古声韵学时曾说：自明以来古韵学之发明有三。一为连江陈氏（按指陈第《毛诗古音考》），一为戴氏阴阳二声相配之说，三为段氏（指段玉裁）
　　古四声不同今韵说，而部目分析，其小者也。⑤可见这一“异平同入”，而阴阳通过入声相转之论的创见，尽管在声韵学发展中不免有后人余议之处，然而却是古音学史上重要的贡献和标志之一。
　　在考订古说的细节方面，戴震也“巨细毕究”。例如朱彝尊在《重刊广③ 《戴东原集》卷3《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④ 《戴东原集》卷3《与卢侍讲书》。
　　⑤ 据段玉裁编《年谱》，中华书局1980 年版《戴震文集》248 页。
　　⑥ 《戴东原集》卷9《与姚孝廉姬传书》。
　　⑦ 《潜研堂集·戴先生震传》。
　　① 《戴东原集》卷3，《与王内翰凤喈书》。
　　② 《戴东原集》卷6，《水经郦道元注序》。
　　③ 《戴东原集》卷3《再与卢侍讲书》。
　　④ 《戴东原集》卷3《答段若膺论韵书》。
　　⑤ 王国维《五声说》，《观堂集林》第二册第348 页，中华书局1959 年版。韵序》中称“声韵之学，盛于六代。周颙以天子圣哲分四声，而学者言韵悉本沈约。”①戴震指出“周颙”是“周舍”之误②。
　　又如宋元以来把反切的读音法归之于唐代沙门神珙。戴震博引颜之推《颜氏家训》、陆德明《经典释文》、《史记》张守节正义以及《崇文总目》序等记载说明反语始于三国魏时孙炎③。
　　总而言之，戴震的考证学是清代考证学极盛时的典型代表，对于所研究的古经典已达到“深求于语言之间，以至其精微之所存”④的程度。
　　然而他所提出的“由词以通道”⑤，“用必措天下于至安”，“学成而民赖以生”⑥等等，历史事实说明只是停留在理论上，而这些理想终究不是考证学所能实现的。
　　① 朱彝尊《曝书亭集》卷34。
　　② 《戴东原集》卷4《书卢侍讲所藏宋本广韵后》。按：周舍曰“天子圣哲”见《梁书·沈约传》。③ 近代又有人考证孙炎以前东汉已有反切读音（见张世禄《中国音韵学史》商务版124 页），然而终是孙炎集其大成。
　　④ 《戴东原集》卷10《春秋究遗序》。
　　⑤ 《戴东原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⑥ 《戴东原集》卷9《与某书》。
　　第四节自然科学史上的贡献戴震在自然科学方面对西学的融会贯通，以及其本人的创见，是他学术中另一突出贡献。
　　中国传统自然科学最发达，其次是医学和农学，应用科学基本上由民间匠人承担，停留在操作技术上，进步很慢。由于儒家重道轻艺传统的作用，中国自然科学史上相应的较少杰出人才以及他们提出的理论学说，虽有个别突出成就，总的说没有达到西方自然科学的正常全面发展以至于近一两世纪来的突飞猛进。
　　戴震的时代，已经经过明末西方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他本人少年时代已受到江永的启发，因此在自然科学方面有不少深入研究和新见，足与他的考证学互相媲美。
　　阮元《畴人传》以近四千字的长篇详记戴震的天文与算学的成就。在传论中说：所为步算诸书，缜密简要，准古作者..盖自有戴氏而天下学者乃不敢轻言算数，而其道始尊。然则戴氏之功又岂在宣城（指梅文鼎）下哉！①戴震在算学方面的贡献除辑佚古算书如前文所述，其本人少年时即著有《勾股割圜记》三篇，《畴人传·戴震传》中记：取梅文鼎所著《三角法举要》、《堑堵测量》、《环中黍尺》三书之法，易以新名，饰以古义，作《勾股割圜记》三篇。②三篇中第一篇所论如西法平面三角，第二篇如正弧三角，第三篇如斜弧三角。大都根据梅文鼎已有的推算方法写成③。
　　其法按相似三角形的对应边互成比例这一原理来推算，其本人新见不多。
　　戴震的天文学则有不少创见，使古代天文记载的某些实际内容得以明晰。
　　戴震参加了《续通志》中《天文略》的撰著，其中包括《星见伏昏旦中》、《列宿十二次》、《星象》、《黄道宿度》、《七衡六间》、《晷影短长》、《北极高下》、《日月五步规法》、《仪象》、《漏刻》等十目①。
　　戴震在《续天文略》的序言中自称：或补前书缺遗，或赓所未及，凡占变、推步不与焉。考自唐虞以来，下迄元明，见于六经史籍有关运行之体者，约而论之，著于篇。
　　可见《续通志·天文略》是一个经过戴震修订充实的中国古代天文学史的简编。其中“推步”（星体距离与出没时间的计算），由于另有记载不录，而“占变”属于迷信，也排除在外。
　　戴震的《七经小记》其中之一为《原象》。《原象》中包括《璇玑玉衡》、《中星》、《土圭》、《五纪》四篇。段玉裁《周髀北极璇玑四游解》之一① 《畴人传》卷42，商务印书馆1955 年版。
　　② 《畴人传》卷42，商务印书馆1955 年版。
　　③ 参陈展云：《戴东原的天算学》63 页，见北京晨报社1924 年版《戴东原二百年生日纪念论文集》。① 《戴东原集》卷5《续天文略序》。
　　之二两文。在上举文中，戴震表达了深湛的天文知识与卓异的判断能力。《周髀算经》中有“北极璇玑周四极”一句。《尚书·舜典》中有“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一句。
　　除“七政”共认为日月五星外，“璇玑玉衡”一概念从汉以来没有明晰正确的解释。
　　戴震以其丰富的知识与对古籍的理解，综合西方传入的天文学知识，对这一概念作了简明清楚的阐释。他说：今人所谓赤道极者，即《鲁论》之北辰②，《周髀》之正北极也，又曰北极枢。
　　今人所谓黄道极者即《周髀》之北极璇玑也，《虞夏书》“在璇玑玉衡以齐七政”，盖设璇玑以拟黄道极。后失其传，纷纭殊说，私臆罔据矣。①文中的“今人”指西方传教士，他们带来了天文学中的“黄极”、“赤极”等概念。
　　戴震指出赤极即是北辰（北极星），黄极即是北斗星（大熊星座），也就是《周髀》和《舜典》的“北极璇玑”。
　　戴震又说：正北极者，左旋之枢，北极璇玑每昼夜绕之而成规。就是说从地球上人的视觉中，北斗星每昼夜绕北极星像圆规一样行走一周，也就是《周髀》中所说的东西南北“四游”。
　　这解释既说通了《周髀》和《书经》中的疑难字句，同时也完全符合地球自转时所见到的天体现象。
　　戴震进一步指出北极璇玑“昼夜左旋一周而过一度”③，一年过360 度又回复到本位。这是指地球公转时所见北斗星移动位置的现象，同样是符合科学的论述。
　　可见戴震在天文学中利用西方知识，以之与中国古代记载融会贯通而得正确结论。这一突出事例也反映出当时社会的学者所具有的智慧与才能。② 按《论语·为政》有“譬如北辰，众星拱之”。
　　① 见《原象·璇玑玉衡》。
　　② 见《原象·璇玑玉衡》。
　　③ 见《原象·璇玑玉衡》。
　　第三十八章钱大昕第一节家世和早年生活钱大昕，字晓征，又字及之，号辛楣，晚年自署竹汀居士，雍正六年（1728）正月七日出生在江苏嘉定城西四十多里的望仙桥镇。钱氏祖籍常熟，明代正德年间，七世祖钱镃入赘嘉定管姓，遂定居于此。祖父钱王炯，父亲钱桂发，都是秀才，以教书为业。他刚满周岁时，祖父便教识字，五岁时，送至本村塾馆读书，十岁以后，又先后随祖、父到所在塾馆就学，并为他讲授历史故事和教习作诗。这对于他早年知识的增进，都起过重要的作用。
　　乾隆七年（1742），年方十五岁的钱大昕离开家乡到嘉定县城，向著名学者曹桂发问学。当年，考中了秀才。在考秀才的过程中，他的文才受到了主考官刘藻的特别欣赏，在全县士林中也获得了较高声誉。先是本县宿儒王尔达（王鸣盛之父）慕其才而许婚季女。不久，城东坞城顾氏又延其至家课读子侄。这样，钱大昕学习更为勤奋。在坞城任教时，他于授徒之暇，“晨夕披览”，通读了顾氏家藏的《资治通鉴》、《廿一史》等大量史籍①。与此同时，他还留意著述，在阅读李延寿《南史》、《北史》两部史书时，手编《南北史隽》一册。几年之间的刻苦自学，已为他后来的学术成就奠定了初步的专业基础。
　　乾隆十四年，经由王鸣盛和时任紫阳书院院长王峻的推荐，钱大昕被破格录入苏州紫阳书院学习。紫阳书院建于清初，雍正初年经布政使鄂尔泰重修后，即由讲求心性之学改为稽古考文，学风为之一变，从而成为汉学家的一个重要阵地。书院之中宁谧的环境，浓厚的学术气氛都为他潜心经史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兼之有王鸣盛、王昶、曹仁虎等同窗好友相互质难问疑，不长时间，钱大昕的知识较之于前有了长足的进步。
　　乾隆十六年春，乾隆帝首次南巡。钱大昕因献赋称旨而被召诣江宁（今南京）行在，由乾隆帝亲自出题进行复试。评卷揭晓，钱大昕中一等二名。为此，乾隆帝特赐钱大昕为举人，当即任命为内阁中书。次年，他束装入都，到内阁票签房办事，自此开始了仕宦生涯。
　　① 《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十年乙丑：钱大昕：《十驾斋养新录序》页17，上海书店1983 年版。第二节仕宦生活与学术研究钱大昕至京之初，所担任的内阁中书学习行走一职，是一个“三日一入直，十日一直宿”的闲散职务①，因此他便利用机会开始学术研究工作，很快在几个方面都取得了巨大的成绩。
　　钱大昕的学术研究，首先是从当时颇为薄弱的天算历法方面入手的。中国古代的历法向称先进，两千多年中，先后改历达七十余次，其大致情况皆载于历代史书历志。对此展开研究无疑是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方面。但是因其横跨历史、天算、数学几个领域，不少史学家往往避难就易，不做深入研究。面对这种情况，钱大昕毅然将之引为己任。中书任暇，他与吴烺、褚寅亮等人废寝忘食地学习数学大师梅文鼎的著作和先进的西方数学知识，并以其原理对历代史志所载天算一一加以审核验证。在此基础上，深入研究，于乾隆十九年，撰成《三统历术》一书，对《汉书·律历志》中保存的中国古代最完整的一部历法《三统历》进行了全面的研究，于其错谬之处则刊正脱误，于其文简意奥之处则疏通疑难，阐明大义。经过钱大昕的深入研究，从而使“二千年已绝之学，昭然若发蒙”①。一举成为天算的专家，连时任礼部尚书领钦天监事的何国宗在涉及历算推步等繁难问题时，也常常向他请教。在钱大昕对古代历法的研究取得了重要成就的同时，工部尚书秦蕙田又特邀他参加《五礼通考》的纂修工作。在编修中，钱大昕博览了经部有关书籍，这又促进了他后来深入进行经学的研究。
　　一件有意义的事是，乾隆十九年，钱大昕进士及第。这不仅使他调换了工作，即辞去内阁职务，入翰林院，任庶吉士，而且在此次会试中，与钱大昕一起中进士的还有王鸣盛、王昶、纪昀、朱筠等学者。这些学者与钱大昕一样，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致力的方向和专长。他们共同钻研，互相补充，彼此结下了深厚友谊。这对于钱大昕日后的学术成就，也起过重要的作用。乾隆十九年到三十一年，是钱大昕仕宦颇为顺利的时期。在此期间，他以其古学深邃而得到了乾隆帝器重。乾隆二十二年，他由翰林院庶吉士累迁翰林院编修，乾隆二十五年为右春坊右赞善，翰林院侍读，乾隆二十八年为侍讲学士，并两次随同乾隆帝巡幸热河、五台等地。同时，还三次充任山东、湖南、浙江等省的乡试主考官，两次充当会试同考官。此外，还先后充任武英殿纂修官、功臣馆纂修官、《续文献通考》馆纂修官等职务，参与了编修《热河志》、《续文献通考》、《音韵述微》等书的修撰工作。这些典籍的编就，也是他一生学术研究中的组成部分。
　　《热河志》共八十卷，是记载承德府及其所属一府五县全面情况的一部地方志书。此地虽处塞外，但与北京临近，距沈阳也不远，又为蒙古入京孔道，清初以来，早已引起统治者的重视。特别是康熙中期以后，为了加强对西北少数民族的统治，清帝于此建立避暑山庄，并时常至此巡幸，这里迅速成为一个新的政治中心。乾隆二十一年，乾隆帝决定纂修此书并指令汪由敦、裘日修两人具体负责，汪、裘两人遂于翰林中委派钱大昕、纪昀两人承担编修工作。在修纂过程中，钱、纪两人除大量阅读有关文献资料外，还扈从乾隆帝巡幸避暑山庄，对当地风土人情、建置沿革等自然条件和社会情况进行① 《钱辛楣先生年谱》，乾隆十七年壬申。
　　① 《清史列传》卷68《钱大昕传》。
　　广泛的调查。通过此书的纂修，培养了钱大昕对研究地方志的兴趣，并为后来编修《鄞县志》、《长兴县志》等地方志书和深入舆地方面的研究，准备了充分的条件。
　　乾隆二十五年，在翰林院侍读任上，钱大昕参加了《续文献通考》的编修工作。该书是对宋代学者马端临所撰《文献通考》的补修之作。早在乾隆十二年始修时，原拟定上接马著，下迄乾隆时代。在初稿纂修过程中，发觉古今同帙，书写格式难以统一，便于乾隆三十二年决定依《通典》、《通志》、《文献通考》三书旧例，按时代编为《续通典》、《清通典》、《续通志》、《清通志》、《续通考》、《清通考》等六部大书。由此转入改修阶段，至乾隆四十六年到五十二年陆续成书。钱大昕参与修书时，正是编纂初稿之际。他担任纂修的田赋、户口、王礼三篇考，不仅包括了今本《续文献通考》有关部分的全部内容，而且也包括了清《三通》相应部分中的许多内容。因此，钱大昕在参与修纂期间，通读了有关典章制度的全部专史和正史中的宋代以后部分，这不仅丰富了史学知识，并为日后撰写通考古今的史学名著《廿二史考异》准备了丰富的素材。同时也培养了他对专史和断代史研究的浓厚兴趣，为以后从事典章制度和元史的研究奠定了基础。
　　乾隆二十八年，在侍讲学士任上，钱大昕又参加了秦蕙田受命纂修的《音韵述微》的编修工作。他幼承家学，在紫阳书院又曾“精研古经义声音训诂之学”①。秦蕙田深知钱大昕学术功底之深，即委其代拟全书凡例。至今传世的这部书，于字音之外兼注字义，于注古音、古义之外兼注今音、今义，即表明了本书编修的特色和编者所付出的辛勤劳动。通过此书的纂修，又激发了钱大昕对研究声韵的兴趣，并在此后陆续撰成《声类》等音韵学著作。在经史研究方面，他注意以音韵学知识作为解决问题的一种工具，从而开拓了学术研究的新领域。
　　钱大昕勤奋治学，刻苦钻研，并由于实际工作的锻炼，年仅三十多岁时，已成为在经史研究几个方面都取得成就的著名学者。然而，繁重的研究和著述工作使他的健康受到严重损害。乾隆二十六年以后，他以心血耗损，得不寐之疾。乾隆三十二年春，又感染伤寒，虽经大力抢救而脱险，但其精力日疲而愈感不支了。祸不单行，正在此时结发妻子王顺媖病故。钱大昕于极度悲痛之余，乞假归里，开始了为期三年的归隐生活。
　　返回故里之后，钱大昕以望仙桥旧居狭隘，在嘉定城中孩儿桥边买得一处空宅，将家迁居于此。颜其堂曰“潜研”。为了遣愁，乾隆三十三年春他一度携同妹婿陈药耘作西湖之游。返家不久，又逢岳父王尔达去世，王尔达曾不计钱大昕家贫而许婚季女，婚后赘居王家时，又视如己出。乾隆十七年，钱大昕以献赋称旨，入都受职时，王尔达还亲送出郊。这样一位令人敬爱的老丈人的去世，使得他益为悲痛。因此在这期间，钱大昕除编次旧有笔记之外，仅撰成《洪文惠公年谱》、《陆放翁年谱》两种，学术成果并不算多。乾隆三十四年秋，钱大昕再去北京上任，直至乾隆四十年丁忧归里，他先后担任过《一统志》纂修官、《三通》馆纂修官、詹事府少詹事、广东学政等职务。他除了参加由政府组织的编修工作之外，还在金石研究和古典文献的整理方面也取得了新的成果。
　　乾隆三十六年，钱大昕参加《大清一统志》编修工作。《大清一统志》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 年版。
　　在乾隆初年已经成书。乾隆二十年以平定西北少数民族上层分子的叛乱，清政府直接控制的地区大为扩充，兼之以各地“府州县之分并改隶与职官之增减移驻亦多与旧制异同”①，因此乾隆二十九年以后，又组织力量对该书进行重修。钱大昕正是在这时参加重修工作的。这是他继《热河志》之后参与编修的又一部志书。这两部志书的纂修，对钱大昕的学术研究方向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乾隆三十七年，钱大昕又参加了《续通志》的编修工作。在此之前，他曾参与《续文献通考》的编修工作，对专史所载内容甚为熟悉，对其体例也了如指掌。在纂修之初，书中的“发凡”、“起例”，大多由钱大昕亲自手定。此书与《续文献通考》一起构成了钱大昕一生学术成就的重要内容。除上述成就之外，钱大昕还致力于金石的研究。早在乾隆二十一年，钱大昕于修《热河志》时，便曾以当地石刻充实该书内容。次年，在翰林院编修任上，他于公事之暇，常游琉璃厂书肆，先后购得汉、唐石刻二、三百种。他晨夕校勘，证以史事，并将这些研究成果写成题跋。乾隆三十六年，他将多年所作题跋厘为六卷，题名为《金石文跋尾》，由他的门生李文藻刊印行世。该书“横纵钩贯，援据出入”，在以金石证史方面，取得了“超轶前贤”①的成就。
　　在此期间，钱大昕还致力于古典文献的整理。中国古代文化光辉灿烂，传世文献也浩如烟海，汗牛充栋，但经历代辗转传钞、翻刻，错讹极多。为了顺利地进行整理，钱大昕首先精研《说文》、《尔雅》等文字、训诂之书。在此基础上，乾隆三十六年，他与同族的另一位学者钱坫一起校正了《白虎通》、《广雅》两书。此后，在《四库全书》纂修期间，他还亲自参加从《永乐大典》中搜辑佚书的工作，先后从中辑出《易稽览图》、《宝刻类编》两种古籍。其中《宝刻类编》后来被收入《四库全书》史部金石类，而《易稽览图》则未被收入《四库全书》，但从钱大昕所作的序中尚可窥见该书的大致内容①。所有这些，不但为古典文献的保存和流传作出了贡献，也对他的治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一定影响。
　　乾隆三十九年（1774），钱大昕在主持河南乡试时，被任命为广东学政，于是随即便道赴粤就任。到任半年之后，乾隆四十年五月，钱大昕接到父亲去世的凶讯，遂星夜返故里，也就结束了二十多年的仕宦生活。
　　① 《四库全书总目》卷68，页597，《史部-地理类一》，中华书局1965 年版。① 王鸣盛：《潜研堂金石文跋尾序》。
　　① 钱大昕：《潜研堂诗文集》卷24，《易稽览图序》商务印书馆“国学基本丛书本”第二集。第三节晚年归隐学术成就斐然从乾隆四十年钱大昕丁忧回乡，至嘉庆九年（1804）去世，是他一生中的第三个时期。这三十年间，他先后应邀主讲江宁锺山书院（乾隆四十三年至四十六年）、太仓娄东书院（乾隆五十年至五十三年）、苏州紫阳书院（乾隆五十四年至嘉庆九年），前后共达二十四年。乾隆嘉庆之际，锺山、娄东、紫阳三书院都是汉学家的重要阵地，在讲授内容上，也大多以经学训诂为主。钱大昕出任院长期间，尊奉汉学成法，教育学生研读经书，还大力提倡读史。在他的提倡下，不长时间，便先后培养出了一大批经史兼通的人才，为乾嘉时期学术气氛的活跃和文化事业的繁荣作出了贡献。在此同时，由于摆脱了官场庶务的纠缠和羁绊，兼之以教学活动的推动，他在学术研究上也进入了黄金时代。以研究方向而论，不仅在已经开拓的领域内继续有所深入，而且学术成果也大大超过了中年以前。他的几部重要学术著作如《廿二史考异》、《疑年录》、《元氏族表》、《元史艺文志》、《四史朔闰考》、《十驾斋养新录》等差不多都是在这个时期完成的。除此，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地方志、金石的研究上，他也都取得了新的进展。
　　《廿二史考异》是钱大昕归隐之后最先完成的一部重要学术著作。全书凡百卷，以读史札记的形式对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二十二部正史的文字和史实进行了全面的研究。早在青年时期，他即酷爱读史，走上仕途后，因为学术研究的需要，又通读了自古至今的全部正史。在读书过程中，他认真细心，发现问题，即书于另纸。这样日积月累，卷帙滋多。乾隆三十二年乞假归里时，曾对之进行初步整理，设教锺山书院期间，又就有关内容与周围学者深入讨论，反复修改，始将是书最终编就。此书是他大半生心血的结晶，实际上是反映了他的史学成就之代表作，在清代学术史上占据着重要地位。
　　首先，在治史方法上，从对历代正史的文字进行校勘入手，发现并订正了旧史记载中的大量的错误和阙略，为后人继续深入研究提供了丰富的经过鉴别的史料。由于作者脚踏实地，注重证据，学风朴实，不尚空谈，凡经作者论定的史事，大都确实无误，铁案难移。其次，在治史范围上，冲破了当时学者中普遍存在的“陋史荣经”，不读两汉以后史书的陋习，将研究范围扩大到了除《旧五代史》、《明史》之外的全部正史，表现了作者远大的目光，渊博的学识和深厚的功力。再次，在治史态度上，对前哲旧说，既不盲从，又不苛求。所载内容，凡有与前人暗合者则削而去之，如有得自他人启示者则必录其人姓名，以示不掠人美之意。所有这些，不但使该书在乾嘉时期的史学研究著作中独树一帜，而且对乾嘉以后直至近现代史学研究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此书编成后，钱大昕又将后来研究所得编为《三史拾遗》、《诸史拾遗》两书。此两书与《廿二史考异》一起构成了反映钱大昕学术思想的重要的著作。
　　《疑年录》是钱大昕继《廿二史考异》之后撰成的另一学术著作。在长期的治史实践中，他深切地体会到知人论世对于学术研究的重要性。为此先后撰写了《洪文惠公年谱》、《洪文敏公年谱》、《深宁先生年谱》、《陆放翁年谱》、《王弇州年谱》等著作。在主讲娄东书院期间，他又将所作各谱之意加以推广著成《疑年录》一书。此书凡四卷，按先后次序登录了东汉经师郑玄至清朝戴震约三百多位学者的生卒年代。而后，在紫阳书院任教期间，钱大昕又著成《补唐学士年表》、《五代学士年表》、《宋学士年表》各一卷，从而为后来学者治史提供了重要的臂助。
　　在此期间，钱大昕还致力于元史的研究，取得了巨大的成就。元朝是一个由蒙古民族统治者建立起来的皇朝，统治中国前后近一个世纪。元朝灭亡后，宋濂、王祎等奉明太祖朱元璋之命撰成《元史》。因为成书仓促，冗杂漏略，事迹错误比比皆是，不足以称为信史。钱大昕早在北京仕宦任上，便立志重修一部元史。为此，他在反复研究《元史》、《元朝秘史》、《元典章》等基本史料的基础上，对《元史》旧目进行增删并依目录陆续著成《元史稿》、《元诗纪事》两书初稿多篇。但归里后，有关资料缺乏，加之学术研究过于忙碌等诸多原因，钱大昕只对其中的《氏族表》、《元史艺文志》缮成清本，却未来得及对其他手稿最后编定，致使上述两书在钱大昕去世后散佚，这是十分可惜的。但从传世的《氏族表》、《艺文志》看来，其资料搜罗之广，内容考订之精都远在同类著作之上，为后人开展对元史的研究保存了可贵的资料。与此同时，钱大昕还将宋、辽、金、元四史和各种有关记载相互参订，撰成《四史朔闰考》一书，为后人从事宋、辽、金、元史的研究提供了极大的方便。《十驾斋养新录》是钱大昕晚年较有影响的学术著作。此书于嘉庆四年任教紫阳书院时最后编就，嘉庆八年刊印行世。全书凡二十卷、八百余条，是其一生读书札记的汇编。由于他学识渊博，“不专治一经，而无经不通；不专攻一艺，而无艺不精”①。该书就是一个明证，它于经学、史学、官制、地理、姓氏、典籍、金石、词章、术数等各门类知识几乎无所不及，所探讨的问题，也多为“精确中正之论”②。此书刊行后，钱大昕又继续研究，将所得编为《养新余录》，在他去世后，由其后人刊印行世。《十驾斋养新录》自刊行一百多年来，一直为学界所推重。
　　钱大昕集中精力撰著和整理其主要学术著作如《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等书的同时，在古典文献的整理和舆地、金石的研究方面也不断取得新成就。乾隆五十四年和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先后校勘印行了《风俗通义》和《长春真人西游记》两书。其中《长春真人西游记》成书于蒙元早期，保存了蒙古帝国兴起时期中国西北地区政治、经济方面的重要资料。但元末以后，此书失传，以致《四库全书》不收，《总目》不录，闻其名者甚至以为即是吴承恩的《西游记》。乾隆五十九年，钱大昕与段玉裁等在苏州玄妙观所藏《道藏》中发现此书，将之抄出加以校勘后刊印，始重与世人见面，从而为元史研究提供了可贵的资料。在舆地研究方面，乾隆五十二年和嘉庆六年（1801），他不顾病后体虚，两度应邀赴浙江总修《鄞县志》、《长兴县志》两书。在金石研究方面，继乾隆三十六年刊行《金石文跋尾》六卷之后，钱大昕又多方搜求拓文多种并一一考订，先后编订并刊行了《续刊金石文跋尾》七卷（乾隆四十六年）、《三集》六卷（乾隆五十三年）、《四集》六卷（嘉庆八年），并将一生搜集之金石碑刻编为《潜研堂金石文字目录》八卷（乾隆四十七年）和《附录》二卷（乾隆四十九年）。总计钱大昕一生收藏之碑刻拓本不下两千余通，其时代上自秦汉，下迄宋、元，所作跋文八百余篇。所有这些，都反映了钱大昕一生学术成就斐然，为后世保存和① 江藩：《国朝汉学师承记》卷3《钱大昕》，中华书局1983 年版。
　　② 阮元：《十驾斋养新录序》上海书店1983 年版。
　　积累古代文化遗产作出了不可估量的贡献。
　　钱大昕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取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就，至乾隆末年，已经成为全国学术界所景仰的大师和巨子，远近学者求教学问、请作书序之书信纷至沓来，通家子弟求作先人墓志者不绝于途。因此，钱大昕于教学、著述之外，还写下了大量的序跋、信札、传记、墓志铭等，为研究清代社会生活留下了可贵的资料。钱大昕知识渊博，擅长考据，其中不少篇章还与《廿二史考异》、《十驾斋养新录》两书一样有见地。这些文章，在他去世两年之后，由其门生后人汇编为《潜研堂文集》。
　　乾隆四十九年，钱大昕以劳累过度，一度曾患疯瘫，几乎不起。病愈之后，他不顾体虚和衰老仍著述不辍，以惊人的毅力先后完成学术专著多种。这时，嘉庆帝曾询问他家居情况，有意劝他重新出仕，钱大昕婉言谢绝了。嘉庆九年（1804）十月，乾嘉学派的主要代表者、一代大师钱大昕因病去世，终年七十七岁。
　　第三十九章赵翼第一节早年生活赵翼，字耘崧，又作云松，号瓯北，雍正五年（1727）十月出生在江苏阳湖（今属常州市）。据《瓯北先生年谱》所载，其祖上为赵宋皇室后裔，元、明两代仍有显宦，入清以后，赵氏一家日渐衰落，远非昔日可比了。曾祖赵州、祖父赵福臻都终身不仕，至赵翼之父赵惟宽主持家计时，全家仅有“老屋七间，田一亩八分”①，已经沦落为社会下层的一员了。
　　赵翼生长在一个半耕半读的塾师之家。早在他三岁时，叔父教他识字，六岁时又由父亲携至所在塾馆诵读《名物蒙求》、《性理字训》及《孝经》、《易经》等。他天分甚高，学习很努力，十二岁时便已能操笔为文，而“落笔处往往出人意表”②。此时，他兴趣广泛，求知欲旺盛，诗歌、词赋、古文、骈文无所不爱，无所不作，而且每以所作而沾沾自喜。父亲对此虽颇欣赏，但因当时科举考试并不以诗取士，因而常常禁止他读诗，督责他去作一些以备科举考试时用的八股文章。尽管如此，他仍为兴趣所驱而私自从事文学创作，“衬书布下杂稿常数十纸”①。不久，父亲去世。他为一家生计不得不继承父业，开馆授徒，转而习作八股。他考中秀才后，也仍未因此中辍学诗词和创作。数年之间，他“泛滥于汉魏唐宋诗古文词家，兼习为词曲”，“所著不下五、六寸”②。这样，他通过个人的刻苦努力，丰富了知识面，锻炼并提高了写作技巧，为以后的仕宦生涯和学术研究奠定了一个良好的基础。①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六年辛酉，见《赵瓯北全集》第一函第一册。
　　②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五年庚申。
　　①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五年庚申。
　　②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九年甲子。
　　第二节仕宦与著述乾隆十四年（1749），二十三岁的赵翼因“失馆无以自给”，便入都求职③。作为一个贫寒的青年儒生，他的经历远非如《瓯北先生年谱》所称：“声名一日动辇下”、名公巨卿争相罗致那样的简单顺利，而是倍经坎坷，饱尝酸辛。在从江南北上的旅途中，赵翼囊中空空，不得不“附一贵人舟”，住在高不满四尺的柁楼之上④。入京之初，又一度在户部尚书尹继善府邸客居待试博学宏词科的穷亲戚刘午岩那里寄居⑤。因而，在这一时期他所作诗篇里，充满了对早年怀才不遇的古代名人如苏秦、张良、韩信、班超、吕蒙正等人的同情，而这些名人不畏艰险的自我奋斗精神，也给身处逆境的赵翼以莫大的鼓舞和力量。
　　大约是那个寓居北京的亲戚刘午岩为之辗转请托的缘故，至京一段时期后，赵翼被刑部尚书刘统勋罗致其家纂修《国朝宫史》。该书是乾隆七年奉敕纂修的，乾隆十五年初稿告成。乾隆二十四年又以原书简略而对之进行增修，至乾隆二十六年始成一详备之书。就增修后的全书来看，共分训谕、典礼、宫殿、经费、官制、书籍等六部分，是关于清朝建国后内廷典礼制度的一部专史。赵翼参与撰修工作是在乾隆十四、五年中举前后，而此时初稿已近完成。可以推知，赵翼在此书形成中不过是一般纂修甚至缮写人员。尽管如此，赵翼在北京却总算谋得了衣食。而且他初次参与修史，这对后来赵翼从事史学研究也不无一定影响。
　　乾隆十五年，赵翼赴天津投靠一个以贩盐为业的族人，以商籍顺利地通过了顺天乡试，考取举人。在阅卷过程中，主考官汪由敦对他的文笔十分欣赏。赵翼中举之后，江由敦把他延请至家课读二子，还为自己代草笔札。此时，赵翼还考取了礼部义学教习的职务。汪由敦是乾隆帝所深相倚重的军机大臣，交游甚广，其本人又学识渊博，家藏图书万余卷。而礼部义学教习又是一个闲散职缺，“馆中无生徒，从学者每月恒朔望日一至”①，所有这些，都使赵翼有机会阅读大量典籍，对他学识的进一步提高，仕途的发展，提供了极为有利的条件。
　　乾隆十九年，赵翼在礼部义学教习任期已满之时又考取了内阁中书。是年秋，赵翼离京南归，省视了阔别六年的老母和妻女。至次年春始返京供职。由于他谙熟典章，文思敏捷，乾隆二十一年夏，又被选入军机处充任军机章京，此时他开始接触和参与处理军政大事，才干得到了充分的施展。在平定准噶尔上层分子叛乱期间，他撰拟诏旨，“顷刻千百言，无不中窾”①。在扈驾秋狝木兰期间，他不但自己应撰诏旨“文不加点”，挥笔而就，而且以其余力，沾溉其他随驾大臣，为他们代拟了不少篇应奉文字及恭和御制诗。后来，赵翼因其座师汪由敦去世，一度被挤出军机处，但仍值内阁。他在清政府政治中枢工作的实践，培育了注重研究一代大事的思想特点，这对他后来治史形成自己的独特风格产生了较深刻的影响。
　　③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十四年己巳。
　　④ 《瓯北集》卷2《柁楼戏题》。
　　⑤ 《瓯北集》卷2《入都依外舅刘午岩先生馆舍》。
　　①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十六年辛未。
　　①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十六年辛未。
　　乾隆二十六年，经十一年六度会试之后，赵翼考取了恩科进士第三名。
　　这时，赵翼离开了供职数年的军机处而进入翰林院，任编修。在此期间，他除两次充任顺天乡试主考官、又两次充任会试同考官之外，多数时间都用在了参加政府组织的编修史书的工作。乾隆二十六年，他入翰林院之后不久便以编修职务充任方略馆纂修官，与修《平定准噶尔方略》。该书分前、正、续三编，合为一百七十二卷。它以纪事本末体的形式记述了从清初至乾隆中叶清朝中央政府对厄鲁特蒙古的征服过程。其中《前编》五十四卷，起于康熙三十九年，止于乾隆十七年，“志其缘起，详述圣祖以来屡申挞伐之事”。《正编》八十五卷，起于乾隆十八年，止于乾隆二十五年，“备录扫荡伊犁及削平阿睦尔撒纳、歼馘波罗尼都、霍集占之事”②。《续编》三十三卷，起自乾隆二十五年，止于乾隆三十年，“凡一切列戍开屯，设官定赋，规划久远之制与讨定乌什及绝域诸蕃占风纳贡者咸载焉”③。赵翼与修该书对，这场战争刚刚结束，善后工作正在进行。赵翼在军机处供职多年，不少事件甚至经手处理，因此在纂修该书中，无论是发凡起例、搜集材料或是考定史实，对之润色，赵翼无疑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赵翼的史学天才的进一步发挥，是乾隆二十九年到三十一年。这期间他参加了集体编修《通鉴辑览》的工作。《通鉴辑览》全书一百二十卷，是自上古至明末的一部编年体通史。该书在修撰过程中，以明朝正德中李东阳等所撰《通鉴纂要》一书为蓝本而进行修改，并增入明代事迹。由于该书是根据乾隆帝的指示纂修，每一卷成，乾隆帝于披阅之暇又亲笔评断，当全书付印时又将乾隆帝的这些批语也一并刻入，故又称《御批通鉴辑览》。因为该书是一部通史，作为纂修官之一，赵翼无论分修哪个部分都必须阅读大量文献，包括正史“以迄外乘稗官”，“博采汇参，以衷其是”①。不仅如此，他还必须绞尽脑汁，为乾隆帝代拟批语。赵翼的这些修史活动，既丰富了中国的史学宝库，为发展中国的传统史学作出了贡献，也逐渐形成了他本人的治史思想。
　　在赵翼供职内阁、军机处和翰林院期间，许多全国第一流的学者，加王鸣盛、纪昀、钱大昕、毕沅、蒋士铨等也都在北京供职，与赵翼在学术研究上有过交往。这些学者，在学术研究领域中各有自己的专长，在治学方法上也都别具特色。学术研究上的频繁交往使赵翼和他们之间在专业知识上彼此补充，在治学风格上也互相影响，这对后来赵翼学术至于大成也都起过很大的积极作用。
　　乾隆三十一年冬，赵翼已在京任职十几年，被外放广西镇安府任知府。
　　此后数年中，又先后升任广州知府、贵西兵备道等职。其中除广州颇为繁华，镇安府和贵西任所均在万山丛中，在当时都是极为贫穷落后的地区。作为一个封建文人，离开繁华的京师和熟悉的工作，而至绝徼烟瘴之地处理庶务，本非赵翼之愿，但在奏辞不准、走马上任之后，赵翼却能本着固有的忠君爱民的思想，在自己的职权范围之内，作了一些有益于下层人民的事情。如在广西镇安府任上，他革除弊政，禁止胥吏向农民作额外科敛。在广州知府任② 《清朝文献通考》卷219《经籍》九。
　　③ 《四库全书总目》卷49。
　　① 《御此通鉴辑览》凡例。
　　上，他“平情折狱，无枉无滥”①。在贵西兵备道任上，他尽除以往官吏对铅厂厂丁“工价、马户运脚”、“克扣短发诸弊”②。所有这些，都使局部地区人民的困苦状况暂时有所缓解。因而赵翼也受到了这些地区人民的爱戴。在他调任广州知府后，镇安府百姓还派遣专人跋涉四千里遥致万民伞，还为他建生祠，便是对他任地方官时政绩的绝好的肯定。
　　在任广西镇安府知府期间，赵翼还参加了清朝政府组织的征缅之役。乾隆三十三年春，清政府第一次征缅失利，将军明瑞阵亡。接着，乾隆帝又委派大学士阿里衮指挥作战，并降旨令赵翼赴滇参赞军事。是年夏，赵翼遵旨至滇。秋冬之际，随阿里衮出边巡视，“渡怒江，逾高黎贡山，历龙陵、腾越，遍巡南甸、干崖、盘达、芒市、遮放各土司及虎踞、万仞、铁壁等关，周览形胜，询悉夷情，为进兵计”③。在大军征缅时，赵翼负责“守大营，护将印，一切缓急，皆得便宜从事”④。一年之后，赵翼才奉旨返回镇安府任所。前后一年的南疆军戎生活，不但使他对此次战争的始末了如指掌，为他后来撰写《皇朝武功纪盛》一书中的《平定缅甸述略》一节提供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而且也大大丰富了他的阅历，为他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提供了新的源泉。
　　乾隆三十七年冬，赵翼在贵西兵备道任上因广州谳狱旧案复发而受到降级调用的处分。他在广州知府任上时，已对官场生活感到厌烦，曾呈请返里养亲，此刻，又遭挫折，赵翼的这一意愿更为坚定，乃不顾上司和同官的劝留，于是年冬解任返里，从而结束了他的近二十年的仕宦生涯。
　　弃职里居之初，赵翼足不出户，“视膳之暇，手一编，披阅不辍”①。在阅读大量文史古籍的基础上，撰成了《陔余丛考》一书。该书共四十三卷，五十余万言，以笔记形式对中国古代典籍、历史事件和历史掌故进行了研究。他善于读书，深于思考，所探讨之问题，多为前人所未发。其中谈史部分不少内容后来又加以扩充收入《廿二史札记》一书。该书是作者任地方官多年后初返学术界时所作，所以内容似显芜杂不专。十几年后，赵翼将此书付印，遂流行于世，成为一部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力作。
　　作为一个封建文人，赵翼在弃职归养之初，确曾有超世离俗之感。但是，一个时期之后，单调的里居生活又使他感到寂寞乏味，又勾起了他对早年官宦生活的留恋。因此，在其母去世三年守丧期满之后，即乾隆四十五年，赵翼曾于乾隆帝南巡之时迎驾宿迁，想赴京补职，但终因病未能成行。赵翼未能再入仕途，对他来说虽然是件不无遗憾的事情，但是与宦海绝缘的客观环境却给他读书治学以极为充裕的时间。乾隆四十九年以后，赵翼又应两淮盐运使全德之请，长期主讲扬州安定书院。这个书院丰富的藏书和浓厚的学术空气都极大地促进了他专心进行学术研究。这时，赵翼“息意荣进，专以著述自娱”①，完成了自己的考史名著《廿二史札记》的主要部分。
　　《廿二史札记》一书是反映赵翼史学成就的代表作。全书三十六卷，补①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五年庚寅。
　　②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七年壬辰。
　　③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赵瓯北全集》第1 函第1 册。④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三年戊子，《赵瓯北全集》第1 函第1 册。①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三十八年癸巳。
　　① 《瓯北先生年谱》乾隆四十五年庚子。
　　遗一卷，列条目五百四十四条，对中国封建社会成书的二十四部官修正史和其中记载的重大历史事件逐一进行了考证、分析和评论。因为《旧唐书》、《旧五代史》当时尚未被官方列入正史，故称《廿二史札记》。其中，考证二十四史著述情况部分，对各书的撰者、编修过程、成书年代、所据材料、史料价值等重要问题系统地进行了一番审核，为后人了解历代正史的编撰情况提供了宝贵的资料。对于历史上的一些重要问题和事件，赵翼或使用传统的研究方法，就各史“纪、传、表、志中参互勘校”②，在其记载歧异处发现问题进行研究；或于传统研究方法之外另辟蹊径，针对“古今风会之递变、政事之屡更、有关于治乱兴衰之故”的重大历史问题③，将散见资料集中之后进行综合分析，以探讨各代政治之利弊和兴亡之原因。所有这些，不但使该书在史学研究范围上较之同时代考史各书更宽广，也使该书在史学研究方法上超出了同时代的许多著作。该书于嘉庆初赵氏自刻行世后，一百多年来，多次再版，久传不衰，在史学研究中发挥了较大的作用和影响。
　　乾隆五十二年至五十三年，台湾爆发了林爽文领导的农民大起义。赵翼一度中辍讲学而应浙闽总督李侍尧之请参赞军事，协办军需。事平之后，赵翼仍回安定书院，着手将康熙平定“三藩”以来清政府对内对外进行的几次大的军事行动过程编为一书，题为《皇朝武功纪盛》，将之刻印行世。该书凡四卷，三万言。赵翼修撰此书之目的是，“铺张鸿庥，扬厉伟绩”①，宣扬清朝统治者的赫赫武功，本不足取。诸如《平定三逆述略》、《平定两金川述略》、《平定廓尔喀述略》，所记或系抄录文汇阁藏书，或依据传闻，史料价值也不甚高。但其中的《平定准噶尔述略》、《平定缅甸述略》、《平定台湾述略》，或因作者当年亲手经办过、或者亲自参加，因而记叙较确，有着较高的价值。
　　赵翼的治学成就又不限于史学方面，在文学创作上，他也有一些进展。
　　他早年本以诗文而知名于世，中年以后，虽转而治史，但对文学创作却一直保持着浓厚的兴趣和爱好。乾隆五十七年冬，在著成《皇朝武功纪盛》一书后，赵翼辞去安定书院讲习职务而返回故里，优游林下，兴致勃勃地遨游了江南各名胜古迹。远至浙江杭州，近则苏州、江阴、镇江、扬州、南京等地，无不留下了他的足迹。这样，他在诗歌创作上又达到了一个新的意境。在创作数量上远远超出了中年以前，在语言上也一改早年用典过多的旧习。其中个别诗篇意境深远，让人百读而不厌。如《论诗》一首：李杜诗篇万口传，至今已觉不新鲜。江山代有才人出，各领风骚数百年。②读来既朗朗上口，又富于哲理，直可以与历史上第一流作家最优秀的作品相媲美。
　　赵翼除了诗作，还致力于文学理论的研究。嘉庆六年（1801），赵翼著成了《瓯北诗话》一书。全书共十卷，对唐、宋以来的著名诗人李白、杜甫、韩愈、白居易、苏轼、陆游等逐一进行了评论，在中国古典文学批评史上也占有一定的地位。
　　②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③ 赵翼《廿二史札记》小引，中华书局1984 年版。
　　① 《皇朝武功纪盛》赵翼自序。
　　② 《瓯北诗钞》绝句二。
　　嘉庆十五年，是赵翼中举六十周年。这年秋，赵翼以八十四岁的高龄与同科举人姚鼐亲至南京，重赴鹿鸣宴，参加了中举六十周年的庆祝活动。此时，与赵翼年岁相若的几个著名学者，如王鸣盛、毕沅、钱大昕、纪昀等皆已相继去世，赵翼作为当时学术界中的大师和巨子，受到了人们普遍的尊敬和景仰。但赵翼并不以此为满足，在年老体衰之际，他强支病躯，克服耳聋眼花、步履艰难、精力日减的种种困难，将一生经历见闻所记旧稿整理成《檐曝杂记》一书。由于作者阅历广泛，谙熟典章，留心各地风土人情，而且还擅长考据，因此这部晚年之作份量虽然不大，但内容却相当充实，为后人研究这一时期社会各方面的情况提供了珍贵的资料。
　　嘉庆十九年（1814）四月，在学术界辛勤耕耘了六十多年的赵翼因病逝世，享年八十八岁。
　　第四十章章学诚第一节立志史学章学诚，字实斋，号少岩，原名文敩，乾隆三年（1738）生于浙江绍兴府会稽县（今浙江绍兴市）。父章镳勤于治学，循循善诱。章学诚幼时多病，资质鲁钝，记忆力尤差，“日诵才百余言，辄复病作中止，十四受室，尚未卒业四子书”①。章镳于乾隆七年（1742）中进士，十六年受任湖北应城知县。十四岁的章学诚随父母去应城。这时，他童心未歇，尽管父亲为他延请擅长举业的塾师，可他不肯习作应举之文，而喜欢泛览群书，兴趣趋近于史学。他曾试图取材于《左传》、《国语》等书，改编为纪传体史书，名曰《东周书》，经营了三年之久，被馆师阻止而作罢。当时他“自命史才，大言不逊”。然而，基本功很差，“于文字承用转辞助语，犹未尝一得当也”②。
　　乾隆二十一年，章镳因故罢官，此后十余年辗转于湖北应城和天门（今湖北天门县）两县书院主讲，贫穷不能归乡，寄希望其子章学诚能够争取功名，而学诚年岁渐长，“稍知人世艰难，反顾其业，未有可以应世用者”①，因此，他不得不走科举考试这条读书人的进身之阶。乾隆二十五年，他第一次赴北京应顺天府乡试，未举。隔一年再赴乡试，又被斥落，于是就学于国子监。他在这个京师大学堂读书期间，考试成绩仍常居下等，受尽蔑视与讪笑，但同舍诸生中也有曾慎、甄松年两人与章学诚互为相知。
　　但是，这时的章学诚在学术上已有了独到之见。乾隆二十八年，他有两封答复甄松年的书信，表明了他在编修方志上的一些看法。其主要观点，一是志乃史体，所以“体裁宜得史法”，方志的编写应仿照纪传体史书，并提出“艺文”部分不能滥入诗文，诗文应另编文选作为志书的辅佐②等建议。二是方志应当“可为国史取材”，所以必须“详赡明备、整齐划一”。为此，他提出地方上“平日当立一志乘科房”，以保存有关资料。三是编写方志应有所“创特”，“非苟然为者”，使之不仅为一邑之书，而“实为天下之书”③。这些见解，是章学诚博览群书，大量参阅古今方志，并加以认真分析思考而形成的。章学诚确立了方志是一方全史的认识，具有很重要的学术意义，这使他在此后的修志活动中能够密切结合史学研究，为建立自己的方志学及史学理论开拓了广阔前途。接着，章学诚于乾隆二十九年参与《天门县志》的编纂；还提出关于修志的具体意见，题为《修志十议》。可以看出，他首先是在编修方志的领域里取得了较高的学术造诣。
　　乾隆三十年，章学诚至北京第三次应顺天府乡试，依然落榜，不久便拜投翰林院编修朱筠为师，学写文章。朱筠与当时一大批著名学者过从甚密，使章学诚藉以结识了许多学界名流，开阔了眼界。其中戴震的言论对他震动很大，将一个如何治学、通过什么途径成学的偌大问题摆在章学诚面前。戴震是乾隆年间第一流学者，经学考据的大师，在哲学上也有创见，又是一位杰出的① 《章氏遗书》（嘉业堂本）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② 《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① 《章氏遗书》卷17《柯先生传》。
　　② 《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二书》。
　　③ 《章氏遗书》卷15《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
　　思想家。戴氏的治学途径是：“所以明道者词也，所以成词者字也。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必有渐”①。这就是说，必须通过训释字句以解经，才能进而明道，即得出理论上的认识。戴震第一次会见章学诚，便以权威的姿态诲以这条治学途径，自称“予弗能究先天后天、河洛精蕴，即不敢读‘元亨利贞’；弗能知星躔岁差、天象地表，即不敢读‘钦若敬授’；弗能辨声音律吕、古今韵法，即不敢读‘关关雎鸠’；弗能考三统正朔、周官典礼，即不敢读‘春王正月’”②。这一番议论，致使学识未深、一向疏于训诂考证的章学诚陷于矛盾与徬徨之中，自觉“我辈于四书一经，正乃未尝开卷，可为惭惕，可为寒心！”③这种心情，明确表露于乾隆三十一年《与族孙汝楠论学书》中。是坚持原先“别出意见，不为训诂牢笼”④的独自治学的道路，还是改弦更张，从事经史考据？章学诚必须作出自己的抉择。这期间，他经过几年的坎坷颠簸，“浮气嚣情，消磨殆尽’⑤，不仅在科举考场屡遭挫折，就连研治学问的门径也一时茫然。乾隆三十二年秋，曾一度打算“屏摄一切，发愤为决科计”⑥，但迫于生计，还是接受了修撰《国子监志》的委任。此后，生活重担越发沉重，乾隆三十三年，父亲卒于应城，全家十七、八口皆来北京，他只得写信请求老师朱筠帮助寻求编书之职，“此直生死之关，夫子大人，当有以援之。”1其境遇窘迫的程度可以想见。
　　乾隆三十六年，章学诚在编修《国子监志》中与诸位学官意见牴牾，很不得意，于是辞去职务。翌年，他在一封信中十分感慨激奋地申述了辞职原因，并引述唐代刘知几辞退史官之职，私撰《史通》的事例自勉，初步设想要“勘酌艺林，作为《文史通义》”②。这是他第一次提《文史通义》的题目，可以推定是受到刘知几撰著《史通》的启示。
　　早在《答甄秀才论修志第一书》中，章学诚就认为：“丈夫不为史臣，亦当从名公巨卿，执笔充书记，而因得论列当世，以文章见用于时，如纂修志乘，亦其中一事也。”这段话恰好言中，编修方志正是章学诚平生主要学术活动之一。乾隆三十八年，他应和州（今安徽和县）知州刘长城之聘，主持编修《和州志》，根据和州旧志提供的资料，广泛搜求文献，用一年多时间撰成四十二篇，并辑为《和州文征》八卷。这次编修方志的活动对奠定章学诚的学术基础作用很大。第一，在《和州志艺文书》的序例中，论述校雠学“循流而溯源”、“辨章百家，通于大道”的基本原理，形成了“天下之术业皆出于官师掌故”的见解，并影响了他后来学术思想的发展。在修志期间的一封书信中，章学诚自称“检点前后，识力颇进”，“思敛精神为校雠之学，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下该《雕龙》、《史通》，甄别名实，品藻流别，为《文史通义》一书”③。这里将“上探班、刘，溯源官礼”与撰写《文① 《戴震集》卷9《与是仲明论学书》。
　　② 《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③ 《章氏遗书》卷22《与族孙汝楠论学书》。
　　④ 《章氏遗书》卷9《家书三》。
　　⑤ 《章氏遗书》卷29《与家守一书》。
　　⑥ 同上。
　　1 ①《章氏遗书》补遗《上朱先生》。
　　② 《章氏遗书》卷22《候国子司业朱春浦先生书》。
　　③ 《章氏遗书》卷29《与严冬友侍读》。
　　史通义》直接联系，不能不认为是有得于《和州志艺文书》的编纂和校雠学理论的阐发。第二，《和州志》的体例比较完善，设纪、表、图、书、政略、列传。虽然此后仍有改进，但基本轮廓已然形成。第三，各篇序例在解释这部方志的体例时发挥出许多创见，如对史表作用的阐明、对史书必须立图的论述等等，其中最重要的是提出了关于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
　　据章学诚后来回忆，他二十三、四岁时就产生了史书“于儒林、文苑之外，更当立史官传”①的设想，但仅在《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中才将这一设想阐发为考述史学源流的主张。他认为，史官传的内容应当“申明家学”，“以书为主，不复以一人首尾名篇”②，即不仅记述史家生平事迹，尤其应记述其史著的取材、编写、传布及后人攻习的情况。对于一代之史而有多家著述者，要“条别诸家体裁，论次群书得失，萃合一篇之中”③。对于史馆聚众修书，则“尤当考定篇章，复审文字，某纪某书，编之谁氏；某表某传，撰自何人。乃使读者察其臧慝、定其是非，庶几泾渭虽淆，淄渑可辨，末流之弊，犹恃堤防”④。这种写法，实际上已经打破人物传记的一般形式，成为考述史学渊源、作述家法的“专篇列传”。他批评以往的史籍没有这样的专篇，指出：“史臣载笔，侈言文苑，而于《春秋》家学、派别源流，未尝稍容心焉，不知将自命其史为何如也。”⑤这种主张包含了倡导记述史学史、研究史学史的思想萌芽，是十分可贵的创见。
　　乾隆三十八年夏，编修《和州志》期间，章学诚又与戴震相遇，就方志义例问题进行了面对面的辩论。戴震将考据学方法推及修志，主张方志应以考核地理沿革为务。章学诚批驳了戴震，指出方志应为一方之史，并非单纯的地理书，认为“考古固宜详慎，不得已而势不两全，无宁重文献而轻沿革耳”①。还进一步提出“夫修志者非示观美，将求其实用”的见解②。这场辩论，直使戴震无言可对，章学诚从而认清了对方虽然“经术淹贯，名久著于公卿间”，但却“不解史学”，并且“无其识而强作解事”③。于是，他心目中这个权威的形象完全垮台，一扫原来的徬徨，大大增强了不趋从于考据学风、走自己治学途径的信心。
　　这次编修《和州志》的活动，使章学诚经历了一次方志体裁、校雠方法和史学义例探索的实践，全面地提高了他的学术见识，在他一生的学术事业中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可是，《和州志》因不符合新上任的安徽学政秦潮的意见，竟至全书告废，仅章学诚自己删存其中二十篇，名曰《志隅》。不久，他离开安徽还乡，于乾隆四十年秋回到北京，过了一年多的困居无为的生活。后来他回忆说：“甲午、乙未（即乾隆三十九年、四十年），则江南修志反浙而复入都门，学识方长而文笔亦纵横能达。”④说明他本人对这次和① 《章氏遗书》卷9《家书六》。
　　② 《章氏遗书》外编卷18《和州志前志列传》序例。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⑤ 同上。
　　① 《章氏遗书》卷14《记与戴东原论修志》。
　　② 同上。
　　③ 同上。
　　④ 《章氏遗书》卷29，《跋甲乙剩稿》。
　　州修志的重要作用也有很深的体会。
　　第二节一代大师乾隆四十二年（1777），章学诚曾短期充任定州（辖境约当今河北省定县、曲阳、深泽三县）定武书院主讲。五月应永清（今河北永清县）知县、挚友周震荣之聘编修《永清县志》，至乾隆四十四年七月成书。其体例与《和州志》最明显的区别就是立吏、户、礼、兵、刑、工六书。这“六书”皆为汇编档案簿籍而成，便于保存历史资料，但却不能成为具有特见的、精炼的著述，正如后来他自己所说的：“永清全志颇恨芜杂”①。这促使章学诚继续对解决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进行探索。此年，章学诚还著成《校雠通义》四卷，这是与《文史通义》相并称的重要著作。
　　编修《永清县志》期间，章学诚在科举考场时来运转。乾隆四十二年秋，应顺天府乡试中举，次年中进士。但他自认迂疏，不具备做官的素质，始终未敢入仕。这样，《永清县志》成书之后，他仍然过着漂泊客游的生活，几年内穷愁潦倒、十分困苦。乾隆四十六年赴河南谋事不成，归途遇盗，行李及所存著述被抢劫一空。后来借朋友录存的别本重抄，但终不能复其全貌，其中《校雠通义》佚失第四卷，尤为可惜。出于生计，章学诚先后在肥乡（今河北省肥乡县）清漳书院、永平县（今河北卢龙）敬胜书院、保定（今河北保定）莲池书院主讲。在清漳书院，他向学生提出关于学习志向的策问：“举业将以应科目也，假使诸生亦已登进士第，无所事举业矣，遂将束书而不观耶？抑将尚有不能自已者耶？”他指出：“学亦不当专为举业。”①这表明章学诚自己虽然很热衷于科举功名，但仍将学术研究作为矢志不移的抱负。在敬胜书院主讲期间，全家迁至永平，此后其家口常随其谋业地点的变更而流徙不定。乾隆四十八年，他客寓北京，身患重病，幸亏同乡邵晋涵将他接至家中，延医治疗，得以不死。邵晋涵是一位著名学者，自十几年前与章学诚相识后，两人意气相投，这次病中，常与论学，每至深夜。两人皆有意重修《宋史》，章学诚明确提出要将“以班马之业而明程朱之道”作为立言宗旨②。此年，他的著述中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就是较为深入地从哲理上探讨学术源流和治学风格问题，写出了《言公》、《诗教》、《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等重要论著。
　　乾隆五十二年冬，章学诚谒见河南巡抚毕沅，受到厚遇，次年初即开局编辑《史籍考》，由章学诚主持其事。编辑此书是章学诚的一大学术志愿，目的是全面整理、总结历代史籍。但此举规模宏大，非一人所能胜任。此时依傍毕沅，人力、物力皆为充备，著名学者如洪亮吉、孙星衍、武亿等人均被邀请参与。除主持编辑《史籍考》外，章学诚还被安置于归德府（府治在今河南商丘市）文正书院主讲，他乘暇重新修订了《校雠通义》一书。经过这次精心更定，集中地表达了章学诚的目录学思想③。
　　在《校雠通义》中，章学诚将其目录学理论高度概括为“辨章学术，考镜源流”。“辨章学术”就是要指明群书大旨，辨清图书所属的学术体系及各自的特点，“求能推阐大义，条别学术异同”；“考镜源流”则要求明了① 《章氏遗书》卷9《又与永清论文》。
　　① 《章氏遗书》卷22《清漳书院会课策问》。
　　② 《章氏遗书》卷9《家书五》。
　　③ 章学诚反对“目录学”的称谓，自言其学为“校雠学”，参见《章氏遗书》外编卷一《信摭》等著述。各门学术发生发展的来龙去脉，“使人由委溯源，以想见坟籍之初者”①。他反对将图书的著录搞成徒为甲乙部次的登记簿，主张在“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基础上“部次流别，申明大道，叙列九流百氏之学，使之绳贯珠联，无少缺逸，欲人即类求书，因书究学”②，并且考察古今载籍的“得失之故”。这实际上是将目录学提高到学术史研究的水平。章学诚对学术渊源作了深入的论述，明确提出：“后世文字，必溯源于六艺。六艺非孔氏之书，乃周官之旧典也。”③此外还具体地分析了各家著述、各类典籍的源流，总结历代著录之书的得失，阐述了图书分类的方法，提出了“互著”与“别裁”等建议。“互著”就是将具备两种以上中心内容的书籍，分别在各类里互为著录，不避重复；“别裁”是一书中个别篇章另属其他学科的，要“裁篇别出”，著录于有关部类。这种建议完全是从考察学术源流的需要出发的，在编辑《史籍考》中他就力主采取这种方法。
　　章学诚编辑《史籍考》及其在目录学上的研究，一方面扩大了他的知识面，使之对图书文献情况有一个全面了解，另一方面形成了一套条分类析、溯流探源的研究方法，从而推动了其史学创见的形成。乾隆五十三年《校雠通义》的修订与《史籍考》的编纂，标志着章学诚的学术思想开始进入成熟阶段，这种成熟首先是从目录学理论完成的。
　　由于毕沅赴任湖广总督，章学诚随即失去文正书院讲席，携家离开河南。从乾隆五十三年下半年到次年上半年，他辗转于安徽亳州（今亳县）、太平（今太平县）、安庆之间，虽一时困厄，但学术上进展很大。乾隆五十四年四月十一日至五月初八，近一个月之内著文二十余篇，从哲理上探索学术史、治学宗旨、治学途径和学风问题，将自己的主张予以理论性的论证和阐发，其中《原道》、《原学》、《经解》、《博约》、《史释》等篇，皆为《文史通义》中的精粹。
　　章学诚的哲学思想主要表现于对“道”、“器”关系的论述，他虽然有“道不离器，犹影不离形”①的说法，但只是主张“道器合一”②，而未能像王夫之那样明确指出“道”从属于“器”，也不像戴震那样径直地将“道”视为物质的元初状态，这说明他还没有完全摆脱理学唯心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但是，他将“先王之道”描述为随着社会组织与行政管理方式的发展而渐形渐著，并且哲理性地概括为“道因器而显”③。这个命题实际上已将“道”置于发展过程中的被动地位，从而使他在考察社会史、学术史时得出许多具体的唯物主义看法，从哲理上论证了古时官师不分、治教合一，“政教典章、人伦日用之外，更无别出著述之道”④的学术史观。“六经皆史”论便是这种观念的集中体现。章学诚指出：“六经皆先王之政典”⑤，“古之所谓经，乃① 《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叙》。
　　② 《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互著第三》。
　　③ 《章氏遗书》卷10《校雠通义·原道第一》。
　　①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② 《章氏遗书》卷9《与陈鉴亭论学》。
　　③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④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⑤ 《章氏遗书》卷1《易教上》。
　　三代盛时典章法度见于政教行事之实”⑥，因此就实质而言，可谓“六经皆器”⑦、“六经皆史”⑧。这是“道器合一”哲理所推导出的必然结论。六经既然是实实在在的史，那么离“器”言“道”、离事言理便无当于六经之旨；六经既然不可视为“载道之书”，那么单纯训诂章句的治学途径也不值得倡导。章学诚提出：“史家之书，非徒纪事，亦以明道”①，认为“事变之出于后者，六经不能言，固贵约六经之旨而随时撰述以究大道也”②。这就是倡导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途径，而“六经皆史”论则为此提供了有力的理论依据。因此，“六经皆史”这个议论虽早已有之，但只有章学诚才赋之以精严的哲理与崭新的意义。
　　与“道器合一”的观点相呼应，章学诚进一步提出了“即器求道”的认识论。这包括两方面的内容：从“求道”上看，这是治学的目的：“君子即器以明道，将以立乎其大也”③。从“即器”上看，这是治学的方式：“学于形下之器而自达于形上之道”④。很明显，这种认识论本身就是既反对烦冗琐屑、无关大旨的考据学风，又否定离器言道、空谈义理的宋学末流。尤为可贵的是，他把“即器求道”的认识论推拓发挥，指出“必习于事而后可以言学”⑤，认为“君子苟有志于学，必求当代典章以切于人伦日用，必求官司掌故而通于经术精微，则学为实事而文非空言，所谓有体必有用也”⑥。这就从理论上阐发了学术必须经世致用的思想。总的看来，章学诚学术思想的主要特征，就在于既不盲从于考据学风，又避免陷入空谈义理的覆辙，而致力于独辟一条以史明道的治学蹊径，主张治学要有宗旨，学术必须经世致用。这些卓越的见解，乃是有其哲学思想作为理论基础的。
　　乾隆五十四年秋，章学诚应知州裴振的邀请编修《亳州志》，次年二月撰成。他自己对《亳州志》十分满意，认为“近日撰《亳州志》，颇有新得..义例之精，则又《文史通义》中之最上乘也”①。从此，他确立了方志立“三书”的体例，即志、掌故、文征各成一书，相互辅佐，志的部分体现作者的别出心裁，掌故收编一方典章，文征汇集一方文献，从而解决了方志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这样，章学诚的方志学理论基本成熟，其要点为：方志的性质为一方全史，既要成为一家著述，又应为朝史提供充备的资料，为此，方志必须立“三书”，以解决学术性与资料性的矛盾。按照这新的认识，章学诚对《永清县志》也重作删改，“稍赎十二年前学力未到之愆”②。可惜的是，由于裴振离职，《亳州志》未能刊行，仅在《文史通义》中留存几篇例议。
　　⑥ 《章氏遗书》卷1《经解上》。
　　⑦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中》。
　　⑧ 《章氏遗书》卷1《易教上》。
　　① 《章氏遗书》外编卷12《永清县志前志列传》序例。
　　② 《章氏遗书》卷2《原道下》。
　　③ 《章氏遗书》卷9《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④ 《章氏遗书》卷2《原学上》。
　　⑤ 《章氏遗书》卷2《原学中》。
　　⑥ 《章氏遗书》卷5《史释》。
　　① 《章氏遗书》卷9《又与永清论文》。
　　② 同上。
　　《亳州志》修成的当年，章学诚离亳州赴武昌，依附毕沅继续编辑《史籍考》，并参与了毕沅《续资治通鉴》的编纂。从乾隆五十五年至五十七年，《答客问》、《史德》、《方志立三书议》、《书教》等接踵而成，标志着章学诚已形成自己的史学理论体系。他的史学创见除考述史学源流的思想而外，主要的还有如下几点：第一，将史籍分为“著述”和“比类”的论断。章学诚认为：“古人一事，必具数家之学，著述与比类两家，其大要也。”③所谓“著述”，是指那些自成一家之言的独断之学。“比类”只是资料的记录、整理和纂辑，“所次比之材可使著述者出，得所凭藉以恣其纵横变化”①，两者的区别在于学术地位和学术功用的不同。没有独到的裁断，虽然“遵表志之成规”、“用纪传之定体”，还是不可称为著述②。这个创见，使章学诚掌握了评论以往史籍的有力方法和论证自己见解的重要依据，正是基于这个观点，他声言“吾于史学，贵其著述成家，不取方圆求备，有同类纂”③，同时也不完全否定考索与比类。在通史与断代史问题上，他之所以比较提倡通史，主要原因也是认为通史有二长：“一曰具剪裁，二曰立家法”④，即客观上要求必须各有自己的见识与裁断。
　　第二，对“史意”的标举。章学诚认为自己史学著述的独到之处在于“吾言史意”⑤。他说：“郑樵有史识而未有史学，曾巩具史学而不具史法，刘知几得史法而不得史意，此予《文史通义》所为作也”⑥。所谓“史意”，即指史家的撰著意图和宗旨，这包括两方面内容：一是考察以往史家的意旨，“读其书、知其言，知其所以为言而已矣”⑦，强调“读古人书贵能知其意也”⑧。二是提倡“作史贵知其意”⑨，就是要有一个学术宗旨，撰著目的。章学诚说：“史学所以经世，固非空言著述也。”⑩经世致用应是史家的宗旨。针对当时支离琐屑、不求宗旨的考据学风，他指出：“学业将以经世，当视世所忽者而施挽救焉。”①他以开辟新的学术风气为自己的目标。总之，章学诚标举的“史意”，就是“内得诸心，上通于道，古人精微由我而阐，后学津逮自我而开”②。这对于史学批评和史书撰著提出比“史识”、“史法”更高标准的要求，是他在史学理论上的一个重要贡献。
　　第三，改进史书体例的设想。我国古代史籍有多种多样的编写形式，体例的创新往往与史学思想的进步相辅相成，古代有成就的历史家，大多在史③ 《章氏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
　　① 《章氏遗书》卷9《报黄大俞先生》。
　　② 参见《章氏遗书》卷4《答客问上》。
　　③ 《章氏遗书》卷9《家书三》。
　　④ 《章氏遗书》卷4《释通》。
　　⑤ 《章氏遗书》卷9《家书二》。
　　⑥ 《章氏遗书》外编卷16《和州志志隅自叙》。
　　⑦ 《章氏遗书》卷16《知难》。
　　⑧ 《章氏遗书》卷8《为谢司马撰楚辞章句序》。
　　⑨ 《章氏遗书》卷4《言公上》。
　　⑩ 《章氏遗书》卷4《浙东学术》。
　　① 《章氏遗书》卷9《答沈枫墀论学》。
　　② 《章氏遗书》卷9《与朱沧湄中翰论学书》。
　　书体例发展上有自己的贡献。章学诚也不例外。他虽然未能得机会参修国史，但他从编修方志中总结出一套改进纪传体史书的设想。章学诚强调史表的作用，特别主张应立人物表以与传记相经纬；认为史书应将图作为一种必备的形式，与纪、表、志、传相并列；列传不但以记人为中心，还应有以记事为中心者；为方便读者，应编辑有类索引的“史篇别录”。这些具体方案就是吸取各种史书体裁的长处，加以变通，有机地综合一起，打破纪传体相沿已久的僵化格式，“因事变篇，不为常例所拘”③，这是章学诚历史编纂学思想的中心内容。
　　第四，史学总体观念。章学诚对各类史籍的研究具有全局性眼光，他指出：“有天下之史，有一国之史，有一家之史，有一人之史。传状志述，一人之史也；家乘谱牒，一家之史也；部府县志，一国之史也；综纪一朝，天下之史也；比人而后有家，比家而后有国，比国而后有天下，惟分者极其详，然后合者能择善而无憾也。”④很明显，这是将不同记述范围的史籍视为相互联系的整体，而不是各自孤立看待。在这个整体中，章学诚要求史料由下而上地逐级取裁，而编纂上则自上而下地贯彻史法，形成一个“制度由上而下，采摭由下而上”①的系统，其中州县方志是个关键环节，“今天下大计即始于州县，则史事责成，亦当始于州县之志”②。这种从史学总体观念出发，把州县方志提高到应有的地位，是章学诚史学理论上的独特创见。
　　对于史学理论的贡献是章学诚的主要学术成就，梁启超对此给予高度评价，他认为：“千年以来研治史家义法能心知其意者，唐刘子玄、宋郑渔仲与清之章实斋三人而已。”③章学诚的史学创见，确是中国古代史学史的宝贵遗产。
　　章学诚按照自己修史的原则，在武昌还主持了《湖北通志》的编修，除此，还编修了《常德府志》、《荆州府志》。修志过程中检验、修订和发展了自己的史学主张与方志学理论，使之更为完善。乾隆五十九年志事垂成，毕沅却因故贬职为山东巡抚。于是，不仅章学诚的志稿不被采用，他本人也不能不离开湖北。于是起身返回会稽。志稿委托他人校定，但终未刊行，仅章学诚自存一部分篇卷，尚可窥其一斑。
　　章学诚还乡时已经五十七岁，离乡四十余年，历尽艰辛。家中没有什么资产，只是藏书甚富而已。但他并未从此居家过安定生活，不久又出游扬州、安庆、桐城等地，其中一个重要的目的就是想寻取支持以便完成《史籍考》。这部巨著在湖北武昌借助毕沅之力，已完成十之八九，因毕沅贬谪而中断。嘉庆三年（1798），他在杭州靠谢启昆支持重新修订，编成三百二十五卷，但此书终于未能流传，仅有草创时的《论修史籍考要略》和成书时的《史考释例》二文以及《史籍考总目》留存至今。
　　嘉庆五年（1800），章学诚因眼病失明，犹从事著述，嘉庆六年（1801）十一月逝世。他的重要著述《文史通义》在他生前的嘉庆元年已有选刻，但流传至今的最早刻本是道光十二年的大梁（开封）本。他在逝世前曾将遗稿③ 《章氏遗书》卷1《书教下》。
　　④ 《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① 《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② 《章氏遗书》卷14《州县请立志科议》。
　　③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十五）。
　　托付王宗炎编校，其外篇目录与大梁本完全不同，内篇也有出入。1922 年刻行的嘉业堂本《章氏遗书》收罗颇广，其中《文史通义》部分即依照王宗炎目次。1956 年北京古籍出版社标点本《文史通义》，目次依《章氏遗书》，又补充几篇未见之文。这些资料是研究章学诚学术思想和生平事迹的主要依据。
　　章学诚一生未仕，家中没有田产，一直靠充当幕僚、主讲书院、编书修志等谋生。几十年间四处奔波，寄人篱下。清代著名学者中如此贫困窘迫、颠沛流离的极为罕见。在如此艰难的条件下，他始终治学不辍，他曾说过：“学问之事，正如医家良剂..仆困于世久矣，坎坷潦倒之中，几无生人之趣，然退而求其所好，则觉饥之可以为食，寒之可以为衣，其甚者直眇而可以能视，跛而可以能履，已乎已乎！旦暮得此，所由以生，不啻鱼之于水、虎豹之于幽也。”①这段话生动地说明章学诚是把学术研究作为一生最重要之事。
　　乾隆嘉庆年间，考据学蔚成风气，那时“学问之途，乃出一种贪多务博，而胸无伦次者，于一切撰述，不求宗旨，而务为无理之繁富..”②。章学诚独树一帜，认为“不思救挽，无为贵著述矣”①。他专加研治举世不为的文史、校雠理论，自言“吾最为一时通人所弃置而弗道，而吾于心未尝有憾”②，极力强调“君子学以持世，不宜以风气为重轻”③。这种自觉的反潮流精神，是章学诚学术思想的可贵之处。
　　不可否认，章学诚的政治思想有保守的一面，而在学术上却力求创新。
　　作为封建时代的学者，章学诚的思想有很大局限性。他认为“程朱之学，乃为人之命脉也”④，攻诋戴震对理学的批判是“害义伤教”、“谬妄甚矣”⑤。咒骂汪中、袁枚更是不遗余力，原因是此两人有所谓违反封建礼教的言论和行为。在章学诚的著述里贯穿着维护封建道德、宣扬纲常伦理的思想，这种态度在当时著名学者中是很少有的。保守的政治思想往往影响其学术见解，如他强调史家必知史德时，便将“诽君谤主”作为历史著述的大忌；提倡成一家之言，而又告诫“学者慎毋私智穿凿，妄谓别有名山著述在庙堂律令之外也”⑥。但由于章学诚一生颠沛流离，接触到社会的中下阶层，目睹政治弊端，晚年（嘉庆四年）曾以六篇书信向执政官僚提出改革吏治、改革科举的主张。这虽然仍出于维护封建统治，但毕竟是在积极地要求改革，与其挽救学风之弊的主张在精神实质上具有一致性。在学术上，章学诚力主创新，他提倡“运以别识心裁”⑦的独断之学，强调“不可概以成说相拘”，声明“专门之学，未有不孤行其意，虽使同侪争之而不疑，举世非之而不顾”①。论辩① 《章氏遗书》卷29《与史余村论学书》。
　　② 《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
　　① 《章氏遗书》卷29《上辛楣宫詹书》。
　　② 《章氏遗书》卷9《家书二》。
　　③ 《章氏遗书》卷9《家书五》。
　　④ 《章氏遗书》外编卷3《丙辰札记》。
　　⑤ 《章氏遗书》卷3《书朱陆篇后》。
　　⑥ 《章氏遗书》补遗《与邵二云论文》。
　　⑦ 《章氏遗书》《申郑》。
　　① 《章氏遗书》《答客问中》。
　　之中，颇有解放思想、著述者个性不受拘束的意味，这对后人的影响与启示是积极而深刻的，虽名不显于当时，但后来却被认为是封建社会末世的启蒙思想家。
　　第四十一章嘉庆帝颙琰第一节继位和亲政嘉庆帝，名颙琰，为乾隆帝弘历第五子。生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十月，三十八年被密储为太子，五十四年封嘉亲王，六十年九月正式册立为皇太子，并内禅帝位，以翌年为嘉庆元年。
　　颙琰自六岁学于兵部侍郎奉宽，从工部侍郎谢墉学今体诗，从侍讲学士朱珪学古文古体诗①。在侍学颙琰的名师中，朱珪最得崇信。乾隆四十五年（1780）朱珪赴福建学政任前夕，上五箴于颙琰，“曰养心、曰敬身、曰勤业、曰虚己、曰致诚”，颙琰“力行之”，甚至在亲政后，亦“尝置左右”②。少年时期的颙琰，学习成绩颇佳，“英词炳蔚，援笔立就，动成典则”③。年长后，尤喜读诸史、通鉴，居然达到“上下三千年，治迹目了然”④的程度。颙琰生长于清代全盛时期的乾隆朝。然而严重的社会危机已现端倪。当颙琰受乾隆帝内禅时，他得到的实际上是一个充满矛盾、危机四伏，日趋衰落的皇朝。嘉庆帝即位时已过而立之年。歌舞升平的“盛世”景象没有使他陶醉，他对于“盛世”下潜伏的种种社会危机有着清醒认识，也十分忧虑。当皇子时他曾随皇父南巡。在杭州，他目睹营伍骑射，但见“射箭箭虚发，驰马人坠地”①。他当政之后，犹每每述说此事为戒。可见乾隆时军备废弛的情况给他留下多么深刻的印象。而在即帝位的最初三年中，他不能有所作为。因为乾隆帝虽然禅位，但并未放弃权力，在归政上谕中，他明确宣称：“朕于明年归政后，凡有缮奏事件，俱书太上皇帝”，“军国重务仍奏闻秉训裁决，大事降旨敕”②。乾隆帝直至临终前“犹日亲训政，未尝稍辍”③。这时的嘉庆帝虽已即位，实际上不过是一个终日侍游宴，“上皇喜则喜，上皇笑亦笑”的傀儡。
　　嘉庆四年（1799）正月初三日，太上皇乾隆帝病逝，从此，嘉庆帝作为一个真正的皇帝开始行使权力。他在亲政上谕中表示：“嗣后一切政务，悉应仰体皇考圣意”④。后来的事实证明，这只不过是官样文章，亲政后的嘉庆帝并不想一切都按既定方针办。
　　此时，对清朝的统治构成严重威胁的主要来自两个方面。一是内政的弊败，一是内乱的频仍。嘉庆帝在位凡二十五年，实际当政二十二年。在此期间，他一方面大力整饬内政，力图通过对朝政的整肃来遏制走向衰败的趋势，恢复乾隆中期的鼎盛局面，同时又不遗余力地残酷镇压此起彼伏的农民起义。
　　嘉庆帝对内政的整饬，是从诛和珅着手的。和珅是乾隆帝的宠臣，满门①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② 《清史稿》340《朱珪传》。
　　③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④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
　　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② 《清史稿》卷15《高宗本纪六》。
　　③ 《清仁宗实录》卷37。
　　④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显贵，党羽众多，当政二十年，揽权纳贿，“蠹国病民”，使全国吏治更加腐败，贿赂公行。太上皇病故次日，嘉庆帝即革去和珅军机大臣、九门提督衔，不久，又下和珅于狱，查抄家产，赐令自尽，并惩办了和珅的几个重要党羽，开始了所谓的“咸与维新”局面。
　　第二节所谓的“咸与维新”
　　嘉庆帝亲政后，以清除和珅为契机，打出“咸与维新”的旗帜，同时立即从以下几个方面对内政加以整顿。
　　首先是诏求直言，开通言路。他认为，“求治之道，必期明目达聪，广为谘诹，庶民隐得以周知”①。他于亲政之日即颁发谕旨，要求“凡九卿科道有奏事之责者，于用人行政一切事宜，皆得封章密奏，俾民隐得以上闻，庶事不致失理，用付集思广益至意”②。四年六月，嘉庆帝又作了“不罪言者”的保证，即所谓：“朕既令人尽言又复以言罪人，岂非诱之言而陷之罪乎。”③他盛赞御史曹锡宝，在和珅声势熏灼之际，敢于直言纠劾，特加恩追赠曹锡宝副都御史衔，“以旌直言”④。乾隆五十五年（1790）十月，内阁学士尹壮图奏言，各直省仓库多有亏缺，各督抚借词弥补，层层朘削，民生坐困，乾隆帝派员会同尹壮图密往各省盘查。由于各省闻风已事先做好了手脚，结果查无实据，尹壮图以陈奏不实，被革职交刑部治罪。嘉庆帝认为如尹壮图这样的“敢言之臣”应该加以录用，立即命令尹壮图“即行来京候旨擢用”①。由于嘉庆帝以实际行动表明了诏求直言、广开言路的决心，所以在嘉庆帝亲政后的一段时间内，出现了“下至末吏平民，皆得封章上达，言路大开”②的局面。一时间，不少言官纷纷指陈时弊。嘉庆帝对言官的指陈，其关系国是，切中事宜者，多所采纳，对遭到弹劾的官员，其查证确实者，有所惩治。嘉庆帝对据实上陈，直言无隐的科道官员给予鼓励和擢用。嘉庆四年（1799）九月，河南偃师县民人杨道纯转呈策表，提出除积弊、苏民困以固国本；仓库漕粮，实国之本而弊最大，请降旨严行饬禁等建议。嘉庆帝十分赞赏，他说：“杨道纯以民人而条陈事件..所言皆系地方应办之事。..所陈各项，今次第举行。”③他下令，将杨道纯“以从九品未入流，交与直隶总督胡季堂差遣委用，遇有缺出，再行咨补”④。
　　其次，戒除欺隐粉饰之风。当时许多地方官员为了博取皇帝的青睐，往往热衷于歌功颂德、粉饰太平。嘉庆帝力图扭转这种官场作风。他亲政之日，接到浙江巡抚玉德奏报：“甘雨普霑，粮价平减”⑤。他抓住这个奏报，借题发挥说：“此等奏报，不可粉饰，朕总要真知小民疾苦以为教养，汝等大臣，敬志毋忘。”⑥不久，四川布政使林 奏称：川省“得雪，民情安贴。”嘉庆帝深知，“川省连年兵火，民不堪命，哀者赤子待哺嗷嗷”，哪得“民情安贴”？据此他再次告诫各督抚，“朕所望者，惟在汝等此数字切实奏报耳，若仍不以实告，惟务粉饰取悦，则闾阎疾苦从何而知？嗣后不许说假话，以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5。
　　②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③ 《清仁宗实录》卷46。
　　④ 《清仁宗实录》卷38。
　　① 《清仁宗实录》卷38。
　　② 《清史稿》卷356。
　　③ 《清仁宗实录》卷53。
　　④ 《清仁宗实录》卷53。
　　⑤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⑥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实告，慎志勿忘。”①嘉庆帝对一些地方官员讳灾不报的行为尤其深恶痛绝。嘉庆五年一月，云南威远一带水灾严重，井灶、民房、衙署、盐仓皆被冲塌，淹毙男妇三十二名，被灾民灶三千四百余丁口，冲倒房屋一千四百余间。云南巡抚江兰隐匿不报，经嘉庆帝多次查询，并派人查证确实后，仍不据实陈奏，反称被灾地区收成十分丰稔。嘉庆帝认为江兰有意讳灾，纯属“玩视民瘼”，立即将其革职，令其即行回籍。嘉庆帝为此颁发谕旨，严诫督抚讳灾，指出：地方水旱灾害发生后，惟在该督抚及早驰奏，“蠲赈兼施，用苏民困”，如该督抚等匿不上闻，“则小民饥困无依，或致别滋事端”②。他严厉要求各督抚在欠收、旱潦成灾时，必须“飞章入告，纤悉无隐”，“若有讳饰，必当严办示惩，江兰即前车之鉴也”③。此后，他言出法随，对讳灾不报的地方官员不断给予惩治。
　　再次，罢贡献，黜奢崇俭。乾隆帝晚年，迷恋声色，官场奢侈腐化之风与日俱增。嘉庆帝亲政后，诏罢贡献，崇俭黜奢，以期改变社会风气。
　　清朝俗例，凡督抚大臣进京觐见，必呈献贡物，藉此邀宠，京中大吏亦循此例。于是，海内奇珍，充陈内府，阉寺权奸从中渔利。群官竞相奉献，百姓赋税屡加，实为清廷一大弊政。乾隆朝曾两次明令禁止。然而，由于乾隆帝的逸侈，和珅的揽权受贿等诸多原因，煌煌圣训，形同具文。嘉庆帝亲政后，即宣谕严禁贡物：外省备办的各种贡物，“岂皆出自己资？必下而取之州县，而州县又必取之百姓。稍不足数，敲扑随之。以闾阎有限之脂膏，供官吏无穷之朘削，民何以堪？况此等古玩，饥不可食，寒不可衣..朕视之直如粪土也。”①同时还下令免除年节呈进如意之例，他认为：“年节王公大臣督抚等所进如意，取兆吉祥，殊觉无谓。诸臣以为如意，而朕观之转不如意也”②。他警告诸臣，经此次严谕之后，“有将所禁之物呈进者，即以违制论，决不稍贷”③。他得知由新疆叶尔羌采解的大块玉石，运送进京十分艰难，立即下令将“所解玉石，行至何处，即行抛弃，不必前解”④。嘉庆七年（1802）和阗采得大玉两块。兴肇等奏请将采玉回户伯克二人赏戴翎顶。嘉庆帝传旨严厉申饬兴肇等人，再次申明：“区区数十斤之玉块，又何足为贵乎？朕所宝者，惟在时和年丰，民安物阜。一切耳目玩好之物，素性实所鄙弃。”⑤他令将大玉或趁例贡附带运京，沿途运送稍有不便，即掷于该处，不必呈进。嘉庆帝当政期间，始终恪守“以粟米布帛为重，不贵珍奇”的信条。为了遏止奢侈之风，他遵循老师朱珪“君心正而四维张，朝廷清而九牧肃。身先节俭，崇奖清廉，自然盗贼不足平，财用不足阜”⑥的教诲，“躬行俭德为天下先”，企图为各级官员作个榜样。嘉庆四年，林宁奏请捐廉修理盛京夏园行宫，以备嘉庆帝巡幸行围驻跸。他不同意这样做，下令将夏园行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② 《清仁宗实录》卷59。
　　③ 《清仁宗实录》卷59。
　　① 《清仁宗实录》卷37。
　　② 《清仁宗实录》卷37。
　　③ 《清仁宗实录》卷37。
　　④ 《清仁宗实录》卷38。
　　⑤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5。
　　⑥ 《清史稿》卷340《朱珪传》。
　　宫立即拆卸，以拆卸的木料作修建盛京宫殿之用⑦。十四年，他在为巡幸五台山颁发的谕旨中规定，不准在途中及山上山下设置诸如戏台、杂伎、假山、假亭一切点缀，庙前不准设戏台演戏。他对于过去每当皇帝巡幸时，地方官员于沿途空缺处所用席片搭盖假山涂饰遮蔽，于沿途民间村庄庐舍颓垣陋室曲加粉饰的作法十分厌恶。他以为，当皇帝巡幸路经民间村庄庐舍时，应看到原来的面貌，“完整者可以觇丰盈气象，其颓垣陋室亦可藉以知民生疾苦，正合省方观民之义”①。十六年，嘉庆已年满五十，御史景德奏请按例在他的万寿节时，城内演戏设剧十日。嘉庆帝十分不满，降谕训斥，并将景德照溺职例革职，发往盛京派当苦差。同时，嘉庆帝严令各地不许在他寿辰之日广陈戏乐，亦不准办理庆典。各地派京庆寿的督抚及将军、提督，一概不准进献珠玉陈设。嘉庆十七年，山东巡抚同兴奏请兴修行宫。他再次反对，说：“各处行宫均不过一宿而已，所有游廊、山石、山洞、厂亭、水池等项俱停办理。”“若能一处节省三、四万两，十处即三、四十万矣。”②嘉庆帝当政二十余年，始终节俭如一。他力图以自己的行动，使海宇渐还昌朴，用心可谓良苦。无奈，他的所作所为并没有感动文武百官，奢侈之风历嘉庆朝而有增无已。他在给皇子旻宁的密谕中，痛陈自己无力除却奢侈之风的不能以言之的苦衷。他告诫子孙：“必当力除此弊..后世子孙若能体朕之心，法朕之行，成朕未竟之事，造次无忘不迩声色之谕，即我大清万世、天下臣民之福也。”③又次，力戒怠惰偷安的官风。乾隆中叶以后，吏治的败坏还表现为各级官员的怠惰偷安、萎靡不振，尸禄保位。当时，“政以贿成，人无远志，以疲软为仁慈，以玩惕为风雅，徒博宽大之名，以行狥庇之实”①。各部院衙门，“诸臣全身保位者多，为国除弊者少；苟且塞责者多，直言陈事者少。甚至问一事则推诿于属员。自言堂官不如司官，司官不如书吏”②。各督抚，“或于应办事件藉口行查，经年累月尚未完结，其废弛积习犹为牢不可破”③。嘉庆帝视各级官员的怠惰疲玩、萎靡不振为国家之隐忧。他当政期间，身体力行，“一日万机，罔敢暇逸”④。“勤求治理，惟日孜孜”⑤。对于政务，即便是耽搁一、两日也不允许。嘉庆十三年（1808）四月二十一日，初得皇长孙，内阁因此二十二、二十三两日均未进呈刑名本章，嘉庆帝立即传旨申饬，指出，一日万机，不容稍怠，政务殷繁，不容稍有旷误，“似此积压频仍，势必渐形丛脞”⑥。嘉庆十一年八月，直隶布政使庆格具奏，揭出司书王丽南等私雕假印、舞弊营私的情况。嘉庆帝闻悉，令协办大学士费淳、尚书长麟驰驿往查。九月，费淳等调查结束，查明自嘉庆元年起至十一年，地丁、耗⑦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国用一》。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国用一》。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国用一》。
　　③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国用一》。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4《松相公好理学》。
　　②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6。
　　③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4。
　　④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⑤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⑥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羡、杂款项下俱有虚收虚抵重领冒支等弊，计有二十四个州县共侵盗银三十一万六百余两。查清直隶官员司书串通舞弊案，使嘉庆帝十分震惊。自清朝开国以来，还从未发生过身任州县，与胥吏勾连一气，侵盗如此巨大银两的事！其作案手段的恶劣，州县官吏的目无法纪，肆无忌惮，实在到了令人吃惊的地步。嘉庆帝怒不可遏，迅速将书吏王丽南，州县官陈锡钰等二十余人抵法，查抄其家产。他对直隶历任庸碌无能、凟职失察之督抚，十分痛恨，严词责问直隶历任督抚，对于这样一个历时长久，明目张胆的勾连舞弊事件，竟“懵然不知，竟同木偶，所司何事？”①他决心对此案从严加重办理。最后各以其任内虚收数目的多寡，将直隶历任督抚颜检、瞻柱、胡季堂、梁肯堂、陈大文等分别治罪。
　　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第三节镇压川楚陕白莲教起义嘉庆帝当政期间，一方面对内政作了有限的整饬，同时又加紧对蓬勃兴起的农民起义进行镇压。
　　乾隆中叶以后，随着社会阶级矛盾的激化，农民起义也不断激发。嘉庆元年（1796），爆发了震撼全国的川、楚、陕农民大起义。已经退位仍手握重权的太上皇乾隆帝，立即调兵遣将，围追堵截，然而，劳师数年，糜饷数千万，结果是“良民不得已从贼，日以浸多，奔驱三载，不能自拔者数逾十万”②。起义由湖北发展到河南、陕西、四川三省地区。嘉庆帝亲政后，毫不迟疑地把镇压方兴未艾的农民起义作为最紧迫的政务，摆到了议事日程的首位。
　　嘉庆四年正月初四，即他亲政第二天，便命军机大臣传谕四川、湖北、陕西督抚、带兵大臣将领等，指斥他们“奏报粉饰，掩败为功”。严令他们“戮力同心，刻期灭贼”，警告他们：“有仍欺玩者，朕惟以军法从事”①。此后，嘉庆帝实行一系列新政策，采取各种措施，加强了对农民起义的镇压。首先是清除军中积弊。嘉庆帝认为，川、楚、陕农民起义，历经三载，尚未荡平，完全是因为和珅当政时“压搁军报，有心欺隐，各路军营，听其意指，虚报首级，坐冒军粮，以致军务日久未竣，贻误军国”②。和珅伏诛后，他多次警告营中带兵各大员，过去皆以和珅为可恃，只图迎合钻营，并不以军事为重，现在和珅已被惩办，失所依恃，向来掩饰虚捏之技已穷，就应该“勉力蒇功，若再不力加悛改，奋发有为，督率将领等设法兜截，速擒各首逆，则军律具在”③。他大力整顿督抚将领冒功侵饷问题。自嘉庆元年至四年，已耗费军饷七千余万两，然而，“兵丁衣服褴褛，几同乞丐”④。成千上万的军饷，或被诸将领克扣侵吞，故“军营中酒肉声歌，相为娱乐”⑤，或被馈送转赠，或被浮冒开销，以弥补过去亏损，军营竟成为统兵将领及地方官员发财致富的渊薮。于是，在京谙达、侍卫、章京，无不营求赴军，那些自军中而归者，“无不营置田产，顿成殷富”⑥。嘉庆帝认为，这种军营积弊，使得将吏“日以玩兵养寇为事”⑦，军营大员“藉剿贼为名，稽延时日，不愿蒇事”⑧，决心大加整饬。嘉庆四年十一月，以襄阳道胡齐崙经手湖北襄阳局军需，私扣银至二万九千余两，任情馈送，嘉庆帝将其处死籍没。对于“公然提用军需正项，信任胡齐崙一人经理，恣意侵扣，实为首先作俑”的已故湖广总督毕沅，革其子世袭职，对受贿的明亮、永保、庆成、鄂辉等领兵大员皆籍没其家。在处理湖北冒功侵饷案件时，他又派员严核四川军需虚实，“务使② 《清仁宗实录》卷39。
　　①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② 《清仁宗实录》卷38。
　　③ 《清仁宗实录》卷37。
　　④ 《清仁宗实录》卷52。
　　⑤ 《清仁宗实录》卷39。
　　⑥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⑦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⑧ 《清仁宗实录》卷53。
　　领兵各员无利可图，方能专心剿贼，以冀速蒇大功”①。他制定了“令各路粮台按旬开报，按月汇奏”的办法，使军饷支用的混乱情况有所纠正。
　　针对各路军营无所统属，将领各怀自私自利之心，争功诿过之事不断发生的情况，他授原总统四川军务的勒保为经略大臣，赐以印信，规定所有各路带兵大臣及陕西、湖北、河南督抚等悉受节制，“以一事权”②。为了赋予勒保更大的权威，嘉庆帝给予勒保“一面拿究，一面具奏”③不遵军令贻误重大军情者的特权，同时，又授明亮、额勒登保为参赞大臣，“别领官军，各当一路”④。
　　勒保制定了先筹川陕的用兵计划，坐镇四川，督率多路清兵，对起义军围追堵截。然而时过半载，据副都统福宁奏称：“贼以胁从而日增..据川东北各府厅州县禀报，多者万余，少者数千，其不知首逆姓名者，尚不知凡几，新起之贼实多于剿除之数。”⑤这说明，起义军不但没有被消灭，声势反而越来越大。嘉庆帝迁怒于勒保，于同年七月，以“经略半载，莫展一筹”等罪名，将勒保逮问治罪，其经略事务以将军明亮代之。不久，又以明亮行动迟延，将其免职。以都统额勒登保代之。
　　额勒登保系清军中一员悍将，在清廷镇压苗民及川、楚、陕农民起义中，“战绩为诸军最”①。他注重军纪，其军行经之地，民间竟能“无不安堵欢迎”②。特别是他自律甚严，胡齐崙一案，督抚将帅皆受其赠，独额勒登保未受其馈，故被嘉庆帝选择为经略大臣。
　　清廷耗帑数千万，经历数载而不能消灭起义军，究其原因，撇开起义军本身的原因不谈，这与清军各路将领及地方大员推诿塞责、畏缩避战有很大关系。他们或者虚张声势，将义军逐出管辖地段，而后粉饰奏报以塞责，或者以绕截为名，远远避开农民军的锋芒，而是以逐日向朝廷奏报起义军的行踪为事。当时流传的“贼至兵无影，兵来贼没踪，可怜兵与贼，何日得相逢”说法③，正是清军将领和地方大员畏缩避战的真实写照。河南巡抚景安尤其突出。他领兵驻扎南阳一带，任务是堵截湖北起义军进入河南，然而，他惟知远避尾随，从未和起义军正面交战，人皆呼之为“迎送伯”。嘉庆帝在确定了统兵大员之后，立即着手去贪惩懦，对围剿不力的将吏加以惩处，以永保“纵贼”湖北，景安“纵贼”河南，宜绵、秦承恩“纵贼”陕西，英善、勒保“纵贼”四川，惠龄“纵贼”渡汉江的罪名，将景安、永保逮交刑部，拟重辟，秦承恩、宜绵遣戍伊犁，英善驻防西藏，惠龄降级调用。他又针对各地官员“皆自顾疆域，以逐出为邀功，从不肯实力痛剿”④的行为，借严惩之机，进一步明确了各省将吏防守围剿之责，“责成各督抚将帅，各歼贼本境。倘有逸出邻境者，即治以“纵贼之罪，其邻省边备不严者，即治以疏防之罪。”① 《清仁宗实录》卷53。
　　②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③ 《清仁宗实录》卷38。
　　④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⑤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① 《清史稿》列传344《额勒登保传》。
　　② 同上。
　　③ 《清仁宗实录》卷37。
　　④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2。
　　①清廷镇压农民起义历久不能奏效的事实，使嘉庆帝认识到“诛之不可胜诛”的道理。他决定改变乾隆帝所实行的单纯军事围剿政策，采取“除著名各首逆自当悉数歼擒、断难宽宥外，其余逼迫附和之众，若有临阵投降，悔罪乞命者，不妨剿抚兼施，以期解散贼党”②的新政策。嘉庆四年正月，他诏谕天下，宣称：“各路贼队中之良民，如有能缚献贼首，悔罪立功者，不但宥其前罪，尚可..格外邀恩。否则或潜行散去，或临阵投降，亦必释回乡里，俾安生业。”③此后，他采取各种措施，把剿抚兼施政策付诸实施，其中重要的一条就是，优擢良吏，惩办贪官酷吏。他亲政后，立即抓住被清军诱捕解京的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供词中“官逼民反”一句话大做文章。起初，他将义军之起，归诸于和珅的贪婪，在诛灭和珅后的上谕中说：“我国家百数十年来，厚泽深仁..百姓幸际昌期，安土乐业，若非迫于万不得已，焉肯不顾身家，铤而走险。总缘亲民之吏，不能奉宣朝廷德意，多方婪索，竭其脂膏，因而激变至此。然州县之所以剥削小民者，不尽自肥己橐，大半趋奉上司。而督抚大吏之所以勒索属员者，不尽安心贪赎，无非交结和珅，是层层朘削，皆为和珅一人。而无穷之苦累，则我百姓当之，言念及此，能不痛心？”④不久，达州知州戴如煌，老病贪劣，属下民怨沸腾，武昌府同知常丹葵，奉檄查缉时，株连无辜数千人，惨刑勒索，均被逮京治罪。与此同时，一些为官清廉、政声卓著的官员，则被优擢任用。四川广元县知县刘清、巴县知县赵华、渠县知县吴桂，均被越格保荐。事实证明，嘉庆帝之“害民之官必宜去，爱民之官必宜用”的决策，使那些久负清名的官员，在招降抚绥上，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广元县知县刘清，被当地百姓呼为“刘清天”，早在嘉庆三年就曾为清廷诱捕了起义军首领王三槐，仅刘清一人，在军七载，即先后“招抚”起义者三万余人。对受抚民人的安置，是剿抚兼施政策成败的关键。嘉庆帝深知，经过历年战火，许多地方室庐焚荡，田亩抛荒，受抚之民“欲返则无所归，即归亦无所食，其势不得不托贼巢为栖身之所，藉盗粮为糊口之资。”①这样，势必使招抚成为空谈。为了使“此番安集，即成永远规模”②，他命刘清等悉心妥议，对他乡流落者如何资送还农，失所无依者，如何编丁占籍。勒保曾于四川采取了抚恤难民，给资安插的做法，嘉庆帝对此深表赞许，认为这样做，“使民生既获安全，贼党又可解散，为一劳永逸之计”③。继而，他又以难民就抚之后，无家可归，无地可种，即官给银两，只能赡给一时，并不能久安生计，在资粮用尽后，无以自存，“势必故智复萌，仍为草窃之事”④为忧，提出抚绥三策：“或清查叛产；或量给流亡绝产；或①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② 《清仁宗实录》卷38。
　　③ 同上。
　　④ 同上。
　　① 《清仁宗实录》卷39。
　　② 《清仁宗实录》卷41。
　　③ 《清仁宗实录》卷58。
　　④ 《清仁宗实录》卷53。
　　于南山老林垦荒，暂免升科。”⑤四年十月，嘉庆帝得知陕西终南山地区起义军已被镇压，提出将绵延八百余里的终南山山内老林，量加砍伐，其地亩拨给流民自行垦种，并要求根据山内地方形势广狭，或分建县治，或设立厅署，安设营汛，移驻兵弁，加以管束弹压。他以为，这样即可使流民成为土著，各安本业，“有恒产必有恒心”，就可以从根本上解决招徕安抚的问题了。然而，嘉庆帝对起义军的招抚诏谕，并没有发生“闻风踊跃，争先来归”的预期效果。当时的情况是，“虽有招抚之空谈，总未能收解散之实效”①。恼羞成怒的嘉庆帝严命各地将吏“必能剿而后可以言抚”②，如若起义人员拒降，则“惟有痛加剿杀，刬尽根株”③。
　　在嘉庆帝为平定白莲教起义实行的各项政策中，其中最为毒辣的要数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所谓“坚壁清野”，即并小村入大村，移平处就险处，深沟高垒，积谷缮兵，移百姓所有积聚，“实于其中。贼未至则力农、贸易，各安其生。贼至则闭栅登陴，相与为守”④。这种政策的实行，始于川、楚、陕农民起义初起时。当时一些地方将吏，针对起义军流动作战，随时随地得到人民的支持，而清军疲于奔命，不能有效地镇压起义军的情况，于湖北襄阳孝感的一些村市和长江沿岸的一些城镇修筑堡寨，取得成效。嘉庆二年将军明亮上书朝廷，请令于农民起义军最活跃的州县修筑堡寨，实行坚壁清野之策，但没有得乾隆帝的批准。嘉庆帝亲政后，历经数月，经多方调整调度，仍不能置起义军于死地，遂广为推行坚壁清野政策。四年六月，他根据湖北孝感随州寨堡团练、坚壁清野的经验，肯定这是镇压农民起义的“良策”，命经略勒保等，于川、陕、河南等省各处，仿照办理。同年七月，额勒登保继任经略后，首先于川东、川北各地“扼险筑寨，大者数千人，亦数百家，团练守御。”凡起义军“所至俱有堡寨，星罗棋布”①。额勒登保又令陕、楚“晓谕修筑”。额勒登保大力推行堡寨团练，受到嘉庆帝嘉奖，令各地从速推行。继而那彦成、松筠、台布、长麟推行于陕甘，而后书麟、吴熊光行之于湖北。“先后三四载，堡寨告成”②。嘉庆五年，由于川东、川北堡寨团练的推行，起义军的活动遇到了极大困难，他们被迫离开川省，转战陕甘。嘉庆帝指斥陕甘督抚推行堡寨团勇不力，明确规定：“自后以剿捕责成领兵将帅，而团练守御则责成督抚”③，严令“陕甘、湖广督抚严饬所属：山地则扼险结寨，平地则掘壕筑堡。其团练防守有效者保奏，违者罪之”④。面对起义军不断发展壮大的现实，他深感八旗、绿营及所募散勇之不得力，亦感兵力不敷调用，于是，在极力推广“扼险筑寨”、“掘壕筑堡”时，提倡团练乡勇，企图节省养疲兵、募散勇之资，收事半功倍之效，命令各省督抚⑤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① 《清仁宗实录》卷41。
　　② 《清仁宗实录》卷58。
　　③ 同上。
　　④ 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89，龚景翰《坚壁清野议》。
　　①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②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③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④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五》。
　　“聚集壮健，结队保守，贼至则合力迎御，贼去则仍安生业。”⑤为了提高乡勇的战斗力，后来他又要求各地对乡勇“勤加操练”，“团而不散”⑥。为了刺激乡勇头目更积极地为清皇朝效力，他力改军营中“临阵辄令乡勇居前，绿营兵次之，满兵、吉林、索伦又次之。..及战胜，则后队弁兵又攘以为功，而冲锋陷阵之乡勇反不得与”的情况，令各地将吏“嗣后乡勇有功，一例保奏，阵亡一例议恤”⑦。“寨堡团练”的坚壁清野政策，给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带来严重影响，极大地削弱了起义军赖以纵横驰骋、机动灵活地打击敌人的基础。因为它割断了起义军与广大贫苦农民的密切联系，使起义军在人员的补充、粮秣的供给等方面产生了极大的困难。而各地乡勇、团勇或为清军查询道路，递送情报，成为清军耳目；或“百十成群，乘夜劫营”，成为清军的别动队①。起义军处处遭受打击，日夜不得安宁。自坚壁清野政策实行后，白莲教大起义高涨的形势急转直下，“五年以前，贼势之炽者，以其到处裹人，胁从日众，抢掠民食，因粮于我也。自堡寨之议行，民尽依险结寨，平原之地，亦挖壕筑堡，牲畜粮米，尽皆收藏其中，探有贼信，民归寨堡，凭险据守。贼至，无人可裹，无粮可掠，贼势自衰矣”②。由此足见坚壁清野对川、楚、陕白莲教大起义的巨大影响。
　　嘉庆帝亲政后实行的一系列新政策，使起义军受到严重挫折。嘉庆五年下半年，许多著名的起义军领袖相继被捕或战死，义军不得不向川、楚、陕三省交界处的南山、巴山老林处转移，依托巴山老林坚持斗争。嘉庆六年二月，列名悬赏起义军领袖徐天德、王廷诏、高二（即高天升）、马五（即马学礼）、高三（即高天德）等。此时，经略额勒登保、参赞德楞泰又率军对起义军实行分路围剿，起义军面临的局势更加险恶。不久，王廷诏被俘，接着徐天德、马学礼、高天德等人或战死，或被俘。至嘉庆六年六月，起义军活动的地区仅局限于川、楚、陕三省交界的老林寨堡狭小的地区，人数剧减至二万四千余人。但是，起义军并没有放下武器，他们出没于丛山老林，游击于清军力量薄弱地带，“陕剿急则入川楚，楚剿急则入川陕”③。他们前赴后继，“即歼毙首逆，而去一人，复立一人”①。为了迅速歼灭起义军，嘉庆六年六月，经略、参赞于陕西平利举行会议，决定由德勒泰由西南逼攻，额勒登保由东北邀击，会剿于三省交界处。德勒泰在围剿中，分选兵勇，冒起义军服色、旗号，使用受招抚的起义军为向导，“或佯与合队，或趁夜袭营”②。起义军被内外夹攻，损失更为惨重。至嘉庆六年十月，起义军仅余一万多人。急于求胜的嘉庆帝限令于六年冬将起义军悉数歼灭。但是，这个计划并没有实现。嘉庆七年正月，活动于川北的起义军领袖苟文明联合其他零散队伍，积聚二千余人，渡嘉陵江上游之略阳河进入川东。自认已稳操胜券的嘉庆帝因劳师糜饷、旷日持久不能成功而大动肝火，愤而将额勒登保夺爵革翎，⑤ 《清仁宗实录》卷64。
　　⑥ 《清仁宗实录》卷63。
　　⑦ 《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四》。
　　① 嘉庆帝镇压白莲教起义利用的地方武装中，有团勇与乡勇之别。
　　② 严如煜：《川省边防备览》卷12《策略》。
　　③ 《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① 《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② 《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七年五月，又将额勒登保革职留任，令其“遍访将士，献擒渠之计。并悬重赏赐募。..限六月内灭贼”③。在清军全力压迫下，至七年十一月，起义军的著名领袖大部分已战死和被俘，零星起义军千余人只能分散活动于丛林中。嘉庆七年十二月，经略、参赞会同川督、陕督、湖督，以大功勘定，用黄布朱里折六百里驰奏，嘉庆帝立即“祭告裕陵，宣示中外”，论功行赏，大封领兵将帅、地方大吏。他虽以大功底定宣示中外，并没有立即撤兵罢战。他深明“一贼不尽，皆可滋蔓”的历史教训，指示经略、参赞“毋遽来京”，诸帅亦屯兵险要，穷追残存的起义军。至嘉庆八年七月，额勒登保等奏报三省肃清，大批清军开始撤离。不久，起义军余部趁清军纷纷撤离之机，突出老林，四出活动，而大批被裁撤乡勇与起义军的联合，使已濒临失败的白莲教大起义大有重振雄威的势头。这时，起义军人数虽不多，然而，他们皆历经百战之余，有丰富的经验，且“具悉官军号令及老林径路，忽陕忽川，忽聚忽散”①，而清军“分军遏之则不利，大队趋之则兔脱，仅余二、三百贼，而三省不得解严”②。地方大员一时束手无策。九年，嘉庆帝只好再次派遣还朝不久的额勒登保以钦差大臣赴陕，会同德勒泰再次围剿起义军。直至九年九月，各路皆报肃清。但是，即使在此后，起义军余部的活动仍在进行。嘉庆十年五月，起义军的最后一个领导者王世贵牺牲，标志着起义的最后失败。历时九年，遍及五省的白莲教农民大起义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嘉庆帝为了镇压起义，先后调集了十六个省的兵力，耗费白银二万万两，相当于清政府五年财政收入的总和。清政府在镇压起义军时，被击毙的一、二品高级将领二十多人，副将、参将以下军官四百多人。清政府的武装力量因而受到极大削弱。从此，这个皇朝走向衰落的趋势益发不可遏止。
　　嘉庆帝竭尽全力刚刚把白莲教大起义镇压下去，东南海疆警报迭起。福建同安人蔡牵领导的起义军，自嘉庆五年（1800）即发难于闽浙沿海，力量日益壮大。嘉庆九年起义军连■八十余艘，进入福建沿海。冬，蔡牵聚集战船百余艘率众二万有余进攻台湾，自号镇海王。这时，白莲教起义已被镇压，嘉庆帝立即增强了对蔡牵起义军的镇压，至嘉庆十五年二月，蔡牵领导的东南沿海人民起义最后失败。
　　东南海疆的警报刚刚解除，嘉庆十八年（1813），对清朝造成更大政治威胁的林清、李文成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又爆发了。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七日，三千名起义军攻破河南滑县县城，杀死知县强克捷，于狱中救出李文成，并推他为起义领袖。直隶之长垣、东明，山东之曹州、定陶、金乡等地农民纷起响应，杀官围城，势如烈火。与此同时，变生肘腋，祸起萧墙。九月十五日，由林清组织的京畿附近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军二百多人，由宣武门潜入内城，其中八十多名起义军突入禁门，至大内。当时，嘉庆帝正在热河行围。变起，宫内一片惊慌。留京王大臣率禁兵至，突入大内的起义军势孤力单陷于失败。嘉庆帝得到消息，惊恐万分。十七日下诏罪己，谴责诸臣“因循怠玩”，“致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①。谕令新任步军统领英和于京城及近畿大肆搜捕，“其三品以下官员以及军民铺户人等俱著逐户挨查，除妇女不③ 《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七》。
　　① 《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② 《圣武记》卷10《嘉庆川湖陕靖寇记八》。
　　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1。
　　查外，丁男按名点验”②。同日，林清于北京郊区的黄村被捕。十九日嘉庆帝还宫，在瀛台亲讯林清及内应太监，“皆磔之，传首畿内”③。在大力捕杀近畿农民起义军的同时，他重新大规模调兵遣将，布置对直、鲁、豫农民起义的围剿。十九年正月，在清军围剿中，天理教农民起义失败。
　　嘉庆一朝，人民的反抗斗争几乎没有停止过。嘉庆帝虽然把农民起义血腥镇压下去了，但是在农民起义的不断的沉重打击下，嘉庆帝统治的皇朝变得虚弱、精疲力尽。
　　②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1。
　　③ 《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变记》。
　　第四节抑制英国入侵严禁鸦片输入嘉庆帝在当政的二十多年中，除了着力于内政的整饬和全力扑灭农民起义而外，由于西方资本主义势力的东侵，他也不得不处理棘手的同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
　　嘉庆十年（1805），英国“护货兵船四只来广”，并带来英王书信，信中表示要以兵力“帮同缉捕”起义军。嘉庆帝对英国此举表现了高度的警惕，谕令粤督倭什布严密防范：“护货兵船向来必有湾泊处所，总当循照旧规，勿令任意越进为要。”①他又命即将到任的粤督那彦成，“修明武备，整顿营伍..以慑外夷而靖海疆”②。至于英王文书中表示的以“兵力帮同缉捕”起义军的意向，他明智地加以拒绝，表示：“海洋地面，番舶往来，原应内地官兵实力查缉，焉有借助外藩消除奸匪之理？”③嘉庆十三年九月，英国又借口帮助澳门葡人抵御法国，将带有炮械火药的兵船四只湾泊香山县属鸡颈洋面，英兵三百名，公然于澳门登陆，占据澳门东西炮台。后来，英舰见广州毫无准备，竟将兵船驶进澳门，停泊黄埔，又驾坐三板船至省城外，总兵黄飞鹏开炮轰毙英兵一名，伤三名，英军被迫陆续撤退。嘉庆帝接到奏报十分重视。为此，他严正声明，葡人与法人互相争杀，是它们之间的事，“中国并不过问”。但是，“中国外藩自有一定疆界，试思中国兵船从无远涉外洋，向尔国地方屯扎之事，而尔国兵船辄敢驶进澳门登岸居住，冒昧已极！”④他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入侵的目的说：帮护葡人也好，效力“天朝”也好，统统不过是借口，究其真实动机不过是“尔国夷人见西洋人在澳门贸易，趁其微弱之时，意图占住”⑤。他严正警告英国侵略者：“即速撤兵开帆”，“若再有延挨，不遵法度，则不但目前停止开舱，一而即当封禁进澳水路”，“并当调集大兵前来围捕”①。同时，他又以五百里的特急谕令，命粤督吴熊光：“边疆重地，外夷竟敢心存觊觎，饰词尝试，不可稍示以弱。”“当密速调派得力将弁，统领水陆官兵，整顿豫备，一有不遵，竟当统兵剿办，不可畏葸姑息，此事于边务夷情，大有关系。”②而粤督吴熊光、粤抚孙玉庭“唯鳃鳃于数十万税银，往复筹计，其于防备机宜，全未办及。”他申斥吴熊光、孙玉庭“懦弱不知大体”。他认为，一个国家的边防重地“任令外夷带兵阑入，占据炮台，视为无关紧要，不知有何事大于此事者？”③嘉庆帝将严重失职的吴熊光革职，并于十四年三月将其遣戍伊犁，孙玉庭革职罢归。英国侵略者面对戒备森严的广东海防，只好“开帆远去”。十四年，贸易季节来临时，嘉庆帝指示粤督百龄：英吉利“素性强横诡诈”，“于本年该国货船到时，先期留心侦探，如再敢多带夷兵欲图进口，即行调集官兵相机堵剿。”④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②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③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7。
　　④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⑤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② 《清代七百名人传》第二编《吴熊光传》。
　　③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8。
　　④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9。
　　以上情况表明，嘉庆帝对来自西方的侵略者保持了高度的警惕，实行了坚定明确的抵御政策。
　　其后，英国护货兵船仍不遵定制，不仅不停泊外洋，有时甚至将兵船驶至虎门。十九年二月，嘉庆帝令粤督蒋攸铦：“嗣后所有各国护货兵船仍遵旧制，不准驶近内洋。货船出口亦不许逗留，如敢阑入境地，即严加驱逐，傥敢抗拒，即行施放枪炮，慑以兵威。”⑤同年，他批准了蒋廷铦提出的防闲策，对中外贸易交往作了以下规定：严禁民人私为夷人服役；洋行不得搭盖夷式房屋；铺户不得用夷字店号；清查商欠不得滥保身家浅薄之人承充洋商；不准内地民人私往夷馆。在加强广东方面防备的同时，对居住京师的外国人也加强了管理。当时，在京师充当钦天监监正、监副，以及在内阁充当翻译的外国人计十一人。十六年，嘉庆帝饬令其中四人回国，对仍居留京师的七人，采取措施对他们的行动加以限制。这些防范措施，是在英国兵船屡犯广东之后采取的，因而具有正当的防卫性质。
　　对于从乾隆朝以来已逐渐成为社会公害的鸦片流毒，嘉庆帝是主张严加禁止的。他对鸦片流毒造成的危害有清醒的认识。嘉庆十五年（1810），广宁门巡役查获身藏鸦片烟六盒入城的杨姓烟贩。嘉庆帝在谕令中指出：“鸦片烟性最酷烈，食此者能骤长精神，恣其所欲，久之遂致戕贼躯命，大为风俗人心之害。”①他根据当时“嗜食者颇多，奸商牟利贩卖接踵而来”的严重情况，采取一系列严厉措施加以禁止。嘉庆十五年三月，为严断鸦片流入京城，除令崇文门税务机构于所属口岸稽察外，他又令“步军统领五城御史于各门禁严密访查，一有缉获，即当按律惩治，并将其烟物毁弃”②。为社弊清源，他命闽、粤督抚“关差查禁”，“毋得视为具文，任其偷漏”③。嘉庆十六年，钱楷在上书中提出：“外洋鸦片烟入中国，奸商巧为夹带”，“请饬闽粤各关监督并近海督抚，严督关员盘检，按律加等究办。内地货卖一经发觉，穷究买自何人，来从何处，不得含糊搪塞，将失察偷漏监督、委员及地方官一体参处，务使来源尽绝，流弊自除”④。嘉庆帝采纳了钱楷的建议，谕令沿海督抚认真察办。十八年七月，他“申禁私贩鸦片烟，定官民服食者罪”①。二十年，粤督蒋攸铦等“请于西洋货船到澳门时先行查验，并明立赏罚”②，嘉庆帝立即准其实行。他在批复中指出：“鸦片烟一项流毒甚炽，多由夷船夹带而来，嗣后西洋货船至澳门时，自应按船查验，杜绝来源。”③此外，嘉庆对外商偷运白银出洋问题亦高度重视。十九年，苏勒额奏称：洋商每年将内地足色银两私运出洋，复将低潮洋钱运进中国，任意欺蒙商贾，以致内地银两渐形短绌，请严加禁止白银出洋。嘉庆帝认识到，若将内地银两每年偷运出洋百数十万，岁积月累，于国计民生均有关系，命令粤督立即查明每年洋商偷运白银出洋的实数，订立章程，严密禁止。嘉庆帝对鸦片的严厉禁⑤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2。
　　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0。
　　②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0。
　　③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0。
　　④ 《清史稿》卷359，《钱楷》。
　　①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1。
　　②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3。
　　③ 《十二朝东华录（嘉庆朝）》卷13。
　　止，在当时是具有积极意义的，它对道光朝的禁烟运动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在西部边陲不断传来的张格尔叛乱的报警声中，黯然病逝于避暑山庄，享年六十一岁。葬昌陵，庙号仁宗。第四十二章道光帝旻宁道光帝，名旻宁，为嘉庆帝颙琰第二子。生于乾隆四十七年（1782）。
　　幼时“从编修秦承业、检讨万承风先后受读，又与礼部右侍郎汪廷珍、翰林侍读学士徐颋朝夕讲论”①，同时习学骑射。史载旻宁十岁时，随乾隆帝行围威逊格尔，竟能引弓获鹿。乾隆帝十分高兴，赐与黄马褂和花翎，并咏诗记其事。嘉庆四年（1799），嘉庆帝“尊建储家法，亲书上名”，缄藏于匣②，旻宁成为内定的皇嗣。后来在嘉庆十八年，爆发了由李文成、林清领导的天理教农民起义。在宫内一些太监的内应下，近百名义军分两路攻入紫禁城，“入内右门，至养心殿南”。当时，嘉庆帝“秋狝木兰”，不在京师。旻宁“御枪毙二‘贼’，余‘贼’溃散，乱始平”③。嘉庆帝称他“有胆有识，忠孝兼备”。旻宁谢恩奏言：“事在仓猝，又无御敌之人，势不由己，事后愈思愈恐。”④这一年，旻宁被封为智亲王。嘉庆二十五年（1820）七月，嘉庆帝病逝于避暑山庄，旻宁即帝位，以翌年为道光元年。
　　道光帝在位凡三十年，为挽救清皇朝的衰败，他很想作为一番，重整朝纲，使清朝振作起来。
　　① 《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② 《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③ 《清史稿》卷17《宣宗一》。
　　④ 《清史稿》卷17《宣宗一》。
　　第一节改革漕运、盐政，开禁采矿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中积弊丛集，其中尤以漕运和盐政问题最为严重。漕运为“天庚正供所关”，盐政则关系到国家重要的财政税收。这两方面的问题，不能不引起道光帝的关注和重视。
　　有清一代，漕政“病官病民”，弊端丛生。在漕粮的征收、交兑、运输、入仓的过程中，且不说办漕官员如何贪污中饱、属下吏员巧取横索，就说南粮北运，专恃运河，而运河河道已变得淤浅，一遇大水还成大害，南北运输不能畅通无阻。道光四年（1824），江南高堰漫口，清水宣泄过多，高宝至清江浦一带，河道节节浅阻，船只不能畅行，漕运再度紧张。有人奏请引黄入运，添筑闸坝，终因黄河水夹带大量泥沙淤积于河床，漕船仍不能通行。道光帝决计革除漕政积弊，有效地解决漕运问题。自元至明，海运之法，行之有效。清代嘉庆时，也曾试行。后来由于部分廷臣及主持漕运的胥吏以风涛、“海贼”等理由加以反对而一直不能实行。道光帝在廷臣“有谓可以试行者，亦有谓断不可行者，迄无定见”时，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认为，江苏苏、松、常、镇，浙江杭、嘉、湖等府属，滨临大海，商船装载货物驶至北洋，在山东、直隶、奉天各口岸卸运售卖，一岁中乘风开放，每每往来数次，“似海道尚非必不可行，令两江总督魏元烺、漕运总督严检、江苏巡抚张师诚、浙江巡抚黄鸣杰等各就所属地方情形，“广谘博采，通盘经划，悉心计议，勿存成见”，将海运之事“一一熟筹”①。但是，这些官员不愿承担海运风险，均以为海运窒碍难行，仍主张采用“引黄济运”，盘坝接运的办法。这种办法实行的结果，不仅不能从根本上解决漕运问题，还虚耗了大量资金。道光五年六月，道光帝分别给阻挠海运、又拿不出漕运办法的大学士孙玉庭及江浙有关地方官员以革职、降级、调用等处分，改派琦善为两江总督，并任命勇于改革、政绩卓著的安徽布政使陶澍为江苏巡抚，命他们切实筹措海运事宜。陶澍亲赴上海勘察海运的可行性，然后上奏，主张海运漕粮。道光帝同意试行，并于上海设立海运总局，由江苏派遣官员管理，在天津设立分局，由朝廷派遣官员验收。海运计划确定以后，陶澍再次亲赴上海督办。道光六年二月初一日，第一批海运船只，装载漕米一百二十三万三千余石扬帆出海了。海船自吴淞口出十滧，东向大洋至佘山，北向铁槎山，历成山，西转芝罘岛，稍北抵天津，总计水程四千余里①。道光帝派遣朝廷重臣赴津验米，米色滢洁，且时间缩短，运费低廉。此后，继续由海路运送漕粮。至六月初，江南漕米全部运完。道光帝实行海运漕粮，当时不失为明智之举，然而，由于各种保守势力的反对，他并没有能坚持实行下去。
　　清代盐法，大率因明制，各省行盐循用纲法，招商认窝（产盐地），领引办课，引从部发，遂使盐业之利尽归盐商。各盐商层层盘剥，兼之各省官绅皆视盐务为利薮，或藉口办公巧为侵蚀，私取规费。积习成弊，积弊成例，致使私盐充斥，官引滞销，国与民交受其困。道光时，盐业困顿凋蔽，愈益严重，而当时两淮之盐，销区最广，商疲课绌，积弊亦最深。道光十年，两江总督陶澍以淮盐疲蔽已极，屡陈积弊情形，并请删减浮费，停缓摊补。不久，道光帝批准实施了革新盐政的措施，将两淮盐政裁撤，其盐务改归两江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77。
　　① 《清代七百名人传》（上）《陶澍》。
　　总督管理，以一事权。道光十三年，推广实行票盐制。
　　所谓票盐制，即于场区适中地点，设局收税。无论什么人，只要照章缴纳税课，即可领票运盐，在限定的地域范围及规定的期限内自行贩卖。票盐制革除了专商专岸之弊，改变了过去盐商垄断盐利的局面，国家则可收化私为官之益。由于票盐制手续简单，官吏无由侵扰，成本减轻，商人因而争相经营。票盐法于道光十二年首先在淮北地区三十一个州县实行，效果十分显著，不到四个月，清运三十余万引（一引为四百斤）场盐运销一空。票盐制广为推行后，私盐不禁自绝，官盐畅销无阻，盐课成为国家财政一大收入。由于票盐法行之有效，时论皆以改引行票为救弊良策。
　　票盐法行之有效，实为利国利民之举，但同样受到和过去行盐之法利害相关的各种势力的反对，道光帝因推行票盐法阻力重重，也不得不使盐政的改革半途而废。
　　清代前期，从康熙中叶到乾隆中叶，曾采取了开放矿禁的作法，使中国的矿业有了一个较大的发展。但自乾隆中叶以后，由于阶级矛盾的尖锐，清廷经常以“开矿聚集亡命，为地方隐忧”为由，不断下达一道道“严行封禁”、“永远封禁”的命令。嘉庆帝时仍延续这一政策，强行封禁了一批开采的矿山，对要求允准开矿的官员和承办开矿的商人严加申斥，对一批朝廷获利甚多，及事关鼓铸大局的铜、铅等矿的开采，则由朝廷和地方官府严加控制。这种政策，使国家大利坐弃，民生日困。道光帝即位之初，仍企图实行这种政策。道光六年，他曾以畿辅重地，有碍地脉风水为由，禁止商人于宛平等五州县开采银矿。道光二十四年（1844），他对开矿有了些新认识，在一道上谕中明确地指出：“自古足国之道，首在足民，未有民足而国不足者，天地自然之利，原以供万民之用。”道光二十八年，他又在另一道上谕中称：“开矿之举，以天地自然之利，还之天下，仍是藏富于民。”①“足国之道，首在足民”，“藏富于民”，这种观点的提出，表明道光帝在治国之道上的一种真知灼见。道光帝同时以实际措施鼓励开矿。他对藉口办矿“累民扰民”，“人众易聚难散”而反对开放矿禁的官员进行劝导，告诫他们不能“因噎废食”。他严饬地方官员不得“畏难苟安，托词观望，游移不办”②。他又根据过去官办矿政，“官吏因缘为奸，久之而国与民俱受其累”的弊病，提出“官为经理，不如任民自为开采”。由此看来，道光帝对开矿一事，提倡颇力，措施亦得当，这对当时矿政建设大有裨益，百姓生活亦称方便。
　　① 《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43。
　　② 《清朝续文献通考》（一）卷43。
　　第二节矫正奢靡风尚从乾隆时始，上自乾隆帝，下至官僚地主和满族贵族，奢靡成风，愈演愈烈，对人民的巧取豪夺有增无减，阶级矛盾日益尖锐。为了挽救清朝统治危机，道光帝在即位之后，力图遏止奢靡之风，使整个社会能黜华崇实。他一即位，便颁发声色货利论，力图说明声色“常人惑之害及一身，人君惑之害及天下”③的严重危害，表示要谨遵嘉庆帝不迩声色之谕，力崇节俭，返朴还淳，告诫觉罗子孙身体力行，概从朴实，勿尚虚文，竭力倡导在皇族、满族贵族中恢复满洲淳朴旧俗。道光二年（1822），他规定在皇子皇孙指婚其福晋后，“父家置备装奁，不得以奢华相尚，一概务从俭约，复我满洲旧俗。将来进呈装奁清单，如有靡丽浮费之物，经朕看出，不惟将原物发还，并加以议处”①。道光十四年九月，他在观看八旗前锋护军各营章京步射时，发现各章京一体穿用蓝色袍服。他对这种“竞尚虚文”的做法极为不满，令管理八旗各营大臣晓喻所属官兵，“嗣后遇有射布耙及引见人员，惟期骑射娴熟，弓箭齐整，所穿袍服，细布俱可，不必再拘颜色..操练衣服毋尚奢华”②。他又命八旗兵丁习射时俱穿用布衣布靴，不准穿用缎，六品以下旗员平时只准穿用布衣布靴，亦不准穿用缎。如有违反者，除将旗员本身斥革外，必将该管大臣严加惩处。
　　当时，社会奢靡之风无过于河工者。清朝漕运依赖运河，历朝十分重视河政。国家每年靡帑数百万，真正用于工程之费不及十分之一。其余仅供河吏挥霍而已。河督的奢侈，有帝王之所不及者，如宴客集天下之珍馔，为烧一碗猪肉要杀五十余口猪，取其背肉一脔，余皆弃之。一盘驼峰肉，必得杀三、四峰骆驼。参加河督宴会的人，很少有能终席者，因每次宴会往往历经三昼夜而不能毕。除了河吏的挥霍而外，过往官员、举贡生员等等皆欲染指分肥。新翰林携朝臣一纸书信谒总督，万金可咄嗟至；举人、拔贡携京员一纸书信谒库道，千金可立至。道光帝对此早有所闻，于道光二十四年下达上谕，严行禁止过往官员及举贡生监幕友人等分肥饱己私囊的卑污行迹。他说：“河工银两，丝毫皆关国帑，河员承领钱粮，均有购料修防之责。傥过往官员、举贡生员、幕友等视为利途，纷纷前往，该员等焉有自己出赀之理？无非滥请支领，克减工程以为应酬之费，于河务甚有关系，不可不严行禁止。”①他命令南河总督潘锡恩对上述不法行为“一律严禁，嗣后查有持信往谒意在干求者..即将其人暂行扣留，指明参奏。其有向道厅求助，业经帮助银两者，即一并参办。”又令两江总督明查暗访，“倘此后仍有前项情弊，该河督未即举发，即行单衔奏参，庶几惩一儆百，力挽颓风”②。一纸上谕能不能力挽颓风做到弊绝风清，自当别论，但道光帝力挽奢靡之风的态度是坚决的。当然，随着整个封建制度的腐朽，要彻底解决封建官吏、满洲贵族、地主阶级中奢靡风气是不可能的。
　　③ 《清朝续文献通考》卷63。
　　① 王先谦：《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2。
　　②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8。
　　①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1。
　　②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1。
　　第三节整顿吏治吏治的腐败是封建制度腐朽的必然产物。清中叶以后，吏治的腐败更甚于前代，这是清朝走向没落的突出表现。究其原因，其中与清代公开推行的捐纳制度有关。公开卖官鬻爵，使得仕途更加混乱，贿赂公行，官吏贪鄙成风，产生了大批腐败、昏瞆的官吏和骇人听闻的贪污现象。道光帝即位后，深知吏治腐败所带来的严重后果，感到有必要加以整饬。道光二年（1822），他下达谕旨：“嗣后现任官员不准加捐职衔，著为例。”③这表明道光帝起初是打算废除捐纳弊政的。然而，后来由于国势的衰弱，尤其是国家财政的匮乏，他又无法摆脱财政困境，不得不仍旧求助于捐纳制度。自道光七年始，捐例大开，二十二年后，各省遍开捐例。至末年，两粤用兵，军需浩繁，于是，各省又遍设捐局，绅民凡纳银者，本人皆可补官铨选，而国家也得到一点财政补贴。从此捐纳泛滥成灾。道光帝虽迫于财源枯竭大开捐例，但他对通过捐纳取得官职的人，内心深为厌恶，对其戒备尤深。他曾多次向一个外放官员披露心曲：“捐班我总不放心，彼等将本求利，其心可知。”“我最不放心捐班，他们素不读书，将本求利，廉之一字，诚有难言。”他要这个外放官员到地方以后，务必留心察看，发现捐纳人员胡作非为，即上奏朝廷。他表示：“汝等一经奏到，或勒休，或送部引见，我断没有不依的。”①清代京官和地方府厅州县各级官员各有生财之道。京官依赖外官之馈赠，外官则以俸廉不敷办公为辞，依赖种种陋规，浮收勒折，科敛民财。一些膏腴之地，每岁陋规多至二十万。各级官员“箕敛溢取之风日甚一日，而闾阎之盖藏概耗于官司之朘削，民生困蔽”②。道光帝企图对各地陋规加以整顿，首先从直隶开始。道光元年，他命令直省督抚督率藩司，“将所属陋规逐一清查，应存者存，应革者革”，“奏定之后，通行饬谕，如再有以赔累为词，于此外多取于民者，一经发觉，即行从重治罪，不稍宽贷”③。但是，此谕下达不久，即“朝有诤臣”，“连章入告”，道光帝只好明降谕旨，停止清查直省陋规，使得这一措施半途而废。
　　为了整顿吏治，道光帝还对那些年老昏愦、诸疾缠身而又恋栈不肯退位者加以罢斥。云贵总督伯麟，年逾七旬，素患骨疾。道光帝将其调离总督任所，授以协办大学士衔，供职京师。回京不久，伯麟即要求外放，随即遭到道光帝严厉申斥：“知总督之养尊处优，而不知任大责重。以伊衰暮之年，使加以简任，尚安望其称职？”他认为伯麟“欲以要君之举，坚其恋栈之心”①，故毫不留情地将伯麟休致。
　　③ 《清宣宗实录》卷38。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②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
　　③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
　　①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2。
　　第四节禁止鸦片走私与贸易清中叶以后，鸦片烟毒的泛滥已成为严重社会问题，故雍正七年（1729），清廷即公布禁吸鸦片之命令，乾隆时严定国内商人、侍卫、官吏等不得贩卖鸦片，违者处以徒刑。嘉庆一朝，禁令屡颁，对吸食贩卖者的刑罚亦不断加重。然而，由于清皇朝的吏治腐败和外国鸦片烟贩子的破坏，纸纸禁令，形同具文。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鸦片趸船揽储于外洋，快蟹、扒龙等艇飞棹走私，吸食大小窑口潜藏于内地，吸食者遍布城乡各地，上自官府缙绅，下至工商优隶，以及妇女、僧尼、道士，在乡吸食。鸦片烟毒，危害生灵，“势将胥天下之编氓丁壮，尽为萎靡不振之徒”②，野有游民，国无劲旅，这是多么令人怵目惊心的情景！道光帝即位伊始，连连发布严禁鸦片的命令，查拿烟贩，禁民吸食，对地方官查拿鸦片不力者，订立议处失察条例，严饬地方官晓谕居民，不准私种罂粟，防止鸦片蔓延。道光十一年，他又命两广总督李鸿宾等“确加查核，如何使烟土不能私入，洋面不能私售..务将来源杜绝，以尽根株，勿令流入内地，以除后患”①。十二年八月，又谕令各省督抚提镇严禁陆路水师将弁兵丁吸食鸦片。但是，这些禁烟措施并未能遏止鸦片流毒的汹涌泛滥。清统治集团内部禁烟、反禁烟的斗争日益激化。
　　道光十六年（1836）六月十日，太常寺卿许乃济在上奏的《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亟请变通办理折》中，提出弛禁主张，要点有三：一、鸦片烟例禁愈严，流弊愈大。解决的办法是，“仍用旧例，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为防止白银外流，“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二、“文武员弁士子兵丁等，或效职从公，或储才备用，不得任令沾染恶习”，“其民间贩卖吸食者，一概勿论”。三、“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内地之种日多..外洋之来者自不禁而绝”②。许乃济的主张徒有禁烟之名，实为鸦片流毒推波助澜。道光帝对许乃济的主张，未置可否，只是发交两广总督邓廷桢，要他对此发表意见。身居烟毒渊薮的邓廷桢，竟支持许乃济的主张，认为“所请弛禁变通办理，仍循旧制征税，系为因时制宜起见”。他建议“准照原奏”③。许乃济的弛禁主张，除得到邓廷桢的附议外，“举朝无继言者”，而反对者的奏折却纷纷上达。其中礼部侍郎朱樽、兵科给事中许球、江南御史袁玉麟的三份奏折，充分揭示了许乃济主张的荒谬，对道光皇帝产生了明显的影响。这以后，道光帝多次谕令广东、直隶、山东、江苏、浙江、福建等沿海各省督抚并各海口监督，随时随地认真稽查，防止纹银偷漏出洋和鸦片走私入口，驱逐趸船，拿办窑口。道光十八年，鸿胪寺卿黄爵滋上达著名的《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疏》，提出严禁主张。其中最为重要之点，是提出以死刑来惩治鸦片吸食者。对于吸食鸦片的文武大小官员，如若逾限吸食，即是“以奉法之人，甘为犯法之事，应照常人加等，除本犯官治罪外，其子孙不准考试”①。对吸食鸦片者以死罪论处，这还是发言盈廷的历年条奏中的第一次。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3。
　　①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6。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
　　道光帝得到这个事关重大的奏折，立即命令各省督抚各抒己见，妥议章程，迅速具奏。在一年时间内，各省督抚纷纷遵命发表意见，其中绝大多数对黄爵滋的主张持反对态度。他们有的打着“圣朝宽大，不事峻法严刑”的旗号，反对重治吸食者；有的打着“清其源”“扼其流”的旗号，主张重治囤贩。支持黄爵滋的为数极少。两江总督陶澍是支持者之一，他认为“黄爵滋所陈重治吸食罪以死论之奏，实出于万不得已之苦心，而为救时之急务也”②。湖广总督林则徐早就力主严禁鸦片，而且已在湖南、湖北厉行禁烟。他在道光十八年七月的奏折中说：“流毒至于已甚，断非常法之所能防，力挽颓波非严蔑济..夫鸦片非难于革瘾，而难于革心。欲革玩法之心，安得不立怵心之法？”③在同年九月的《钱票无甚关碍宜重禁吃烟以杜弊源片》奏折中，林则徐进一步指出重治吸食的必要，再次痛陈严禁鸦片的迫切性。他说：“当鸦片未盛行之时，吸食者不过害及其身，故杖徒已足蔽辜。迨流毒于天下，则为害甚巨，法当从严，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④林则徐在奏折的后面，还附有详尽的戒烟药方，以说明在限期内戒绝烟瘾是可能的。
　　道光帝在黄爵滋提出重治吸食主张以后，虽然没有立即加以支持，但黄爵滋、林则徐等人的有说服力的严禁主张，无疑给予他很大震动。他在读到“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时，挥毫“朱圈赞赏”①。兵痼银竭的危险，终于使他下决心禁烟。此后，他采取了一系列行动，明显地加快了走向全面严禁鸦片的步伐。他下令将已由步军统领衙门拿获的吸烟官员革职，谕令步军统领、顺天府五城对吸烟者、贩烟者“一体认真访拿，有犯必惩”，令各直省将军、督抚等“饬属严密访查，一经报官，立即惩办”②，饬谕两广总督邓廷桢对广东将备兵丁内吸食鸦片者“随时惩治，万勿姑息”③，指示直隶总督琦善严密查拿天津洋船、铺户。他明令嘉奖湖北汉阳厉行禁烟的郭觐宸。他严令各直省将军、督抚“趁此整顿之时，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其贩运、开馆等犯，固应从重惩办，即文武官员、军民人等吸食不知悛改者，亦著一体查拿，分别办理”④。林则徐九月的奏折，进一步坚定了道光帝禁烟的决心和信心，他立场鲜明地站到了严禁派一边，对违令者施以严处。如，庄亲王奕窦、辅国公溥喜，在尼僧庙内吸食鸦片烟，事被揭发，便被道光帝革去了王爵、公爵。道光十八年十月二十八日，道光帝给予主张弛禁的许乃济“降为六品顶戴即行休致”的惩处。他在上谕中表明自己的态度说：“鸦片流毒内地，官民煽惑，传染日深。前年太常寺少卿许乃济奏请弛禁，朕即以为不得政体。本年鸿胪寺卿黄爵滋奏请严禁，当降旨饬令直省将军督抚各议章程。..朕于此事深加痛恨，必欲尽绝根株，毋贻远患。”①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4。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2。
　　④ 《林文忠公政书》乙集卷5。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② 《清宣宗实录》卷312。
　　③ 《清宣宗实录》卷312。
　　④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道光帝采纳严禁主张之后所采取的最具决定性的步骤，是于十二月三十一日，颁给林则徐钦差大臣关防，令他“驰赴粤省，查办海口事件，所有该省水师兼归节制”②。他申明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的目的，是为了“积习永除，根株断绝..为中国祛此一大患”③。为了实现这一目标，林则徐在次年即道光十九年三月至六月禁烟期间的一切措施，都得到道光帝的首肯和支持。他对于林则徐向外商宣示的“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的决心尤为赞赏，称誉林则徐“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④。道光帝屡次指示林则徐，应于各国船只出入经由要道的广东海口水陆严查，“务使外海夷船，不得驶进口门，妄生f 觎，内地匪船，不敢潜赴外洋，私行勾结..要期除恶净尽”⑤。林则徐不负皇上重托，采取有力措施，终于迫使外国鸦片烟商缴出鸦片二百多万斤。道光帝对此十分满意，将林则徐、邓廷桢等交部从优议叙。并谕令林则徐等查明实在箱数，派委明干员弁解京以凭核验。一些官员认为不值以国家有利之财，糜之于无用之物，同时广州至北京行程几千里，最易被人偷换。道光帝接受了正确的建议，改变了主意，令林则徐等“毋庸解送来京..即于收缴完竣后，即在该处督率文武员弁，公同查核，目击销毁。俾沿海居民及在粤夷人，共见共闻，咸知震慑”⑥。林则徐遵照谕令，于六月三日开始，把缴获的鸦片于虎门太平镇当众销毁，至二十五日才彻底销完，共销毁鸦片二百三十七万斤。
　　道光帝接到林则徐虎门销烟的奏报，揽奏兴奋之极，提笔批曰：“大快人心一事！”在林则徐于广东主持销烟期间，六月十四日，道光帝批准了五大臣会议提出的《查禁鸦片章程三十九条》，该章程将黄爵滋的严禁主张法律化，并增加了林则徐等人提出的具体建议，使之更为完善，更为具体。章程明确规定：“沿海奸徒，开设窑口，勾通外洋，囤积鸦片，首犯拟斩枭”；“开设烟馆，首犯拟绞立决”；“栽种罂粟、造制烟土、贩烟至五六百两，或兴贩多次者，首犯拟绞监侯”；“吸烟人犯均予限一年六个月，限满不知悛改，无论官民概拟绞监侯”；“在官人役并官亲幕友一年六个月内在署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宗室觉罗吸烟者照平民加一等治罪”；“宗室觉罗吸烟者发往盛京严加管束，如系职官及王公均革职革爵发往盛京永不叙用，如犯在一年六个月限满后者，照新定章程加重，拟绞监侯”①。道光帝将这个章程以《钦定严禁鸦片烟条例》的名义，颁发各省遵行，并谕令内阁将章程“纂入则例，永远遵行。”他又在上谕中再次宣示自己的禁烟宗旨说：“朕惟姑息非所以爱民，明刑即所以弼教。鸦片来自外洋，日甚一日..军民人等受其毒者，始则被人引诱，继乃习为泛常，甚至荡产戕生，罔知悛改，关系于人心风俗者甚巨。若不及早查禁，永杜弊源，则传染日深，其害伊于胡底..今定以死罪，立限严惩..庶几根株净尽。力挽浇风。”他告诫各省地方官员：“惟是有治人而后有治法，该将军督抚等，果能早为查办，何至流毒如今日之甚？朕姑宽其既往，自此次明定章程以后..倘仍意存玩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④ 《清宣宗实录》卷312。
　　⑤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泄，视条教为具文，或畏难苟安，或始勤终怠，则是甘心伏法，自丧天良，朕言出法随，决不宽贷，其各懔遵毋忽！”①兴贩、栽种、吸食鸦片罪以死论，在职官员、宗室觉罗、王公皆不能幸免，这充分说明道光帝企图一举永除积习，根株尽绝鸦片流毒的决心。
　　这样，从道光十八年年末开始，在道光皇帝的敦促下，一场轰轰烈烈的禁烟运动在全国展开。在广州，二百多万斤鸦片烟渣随海浪冲入大海，消逝得无影无踪；在沿海各省，鸦片走私船被缉获，走私烟贩被缉拿；在内地各省，罂粟的种植被严令禁止，鸦片烟、烟枪、烟具被收缴、销毁，各种戒烟药丸被分发，吸食者被处以刑法。诚然，在全国各地，禁烟措施在贯彻的程度上有很大差异，有的省份因弛禁派迁延观望、敷衍塞责而不能有效地执行禁烟措施。但道光帝是决心在全国切实实行禁烟的，其效果也是显著的，于国于民都有利。英国人卫三畏在《中国总论》一书中，对道光帝的禁烟、销烟给予了这样的评价：“鸦片是在最彻底的手段下被销毁了..在世界史中，一个非基督教的君主宁愿销毁损害他的臣民的东西，而不愿出售它来装满自己的腰包，这是唯一的一个实例。全部事务的处理，在人类历史上也必将永远是一个最为卓越的事件。”②这种评论并非过分。
　　① 《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鸦片战争》（1）。
　　② 转引自牟安世：《鸦片战争》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年版。
　　第五节鸦片战争中对英国侵略者的抵抗和妥协道光十九年（1839）初，当道光帝派遣林则徐驰赴广东，决心大张旗鼓地厉行禁烟时，他同时亦在筹划沿海的防卫，对广东海口的防卫措施尤其重视。他在给两广总督邓廷桢的上谕中说：虎门海口为粤海中路咽喉，应妥为布置，务于本年三月之内将排练炮台一律赶造完竣，并将新添炮位，如法制造，水师兵丁，由提督关天培“如数饬募，随时演习，以期得力”①。三月，林则徐到达广州，禁烟雷厉风行地展开后，他及时地提醒沿海各省督抚提镇，必须严密防范。
　　六月，义律指示不法商人拒不出具甘结，企图在澳门贸易，并欲偷卖新来鸦片，七月又发生了英国水手殴毙民人林维喜、拒不交出凶手的事件。面对英国侵略者的无理挑衅，道光帝支持林则徐“禁绝柴米食物，撤其买办工人”的做法，谕令林则徐等“不可稍示以弱”，“不得示弱长骄”②。九月四日，英国舰艇向中国水师船只开火，遭到中国水师的有力回击，迫使侵略者狼狈而逃。林则徐将这次战斗的经过作了详尽的汇报，道光帝大受鼓舞，在林则徐的奏折上批示：“既有此番举动，若再示以柔弱，则大不可，朕不虑卿等猛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③在这以后，道光帝给林则徐的谕令中，不断有“不可示弱贻机”的告诫。道光帝试图在广东给侵略者以坚决有力地打击的方针，是十分明确的。
　　道光二十年（1840），英军攻陷定海，道光帝对此毫无预见，未免有些惊慌。为了应付这猝然而至的紧急局面，他一方面对定海失守应负责任之官员革职拿问，一面作出了一系列军事部署。调福建提督余步云驰往浙江会剿，命邓廷桢选派闽省大员，带领舟师，星飞赴浙。不久，又颁发钦差大臣关防，令两江总督伊里布赴浙统筹剿办事宜。定海失陷后，道光帝为收复定海所进行的战争部署无疑是积极的，但英军攻陷定海，确也使他禁烟和抵抗的决心发生动摇。这时朝廷内部禁烟的弛禁派和反对派，纷纷在道光帝面前对林则徐等飞短流长，有的说，英军攻陷定海是因为绝其贸易，有的说系因林则徐烧毁鸦片而起，有的甚至无中生有地制造了林则徐私自接受英王文书加以销毁的谣言。这些流言动摇了道光帝对林则徐、邓廷桢的信任和支持。当他命令伊里布赴浙剿办时，伊里布同时也负有查究英军入侵起因的使命。当英舰沿海北上时，道光帝命直隶总督琦善，在英舰驶至天津海口时，不必立即开枪开炮，“傥投递禀帖等情事，无论夷字、汉字，即将原禀进呈”①。不久，英军舰到达清统治的心脏地区天津大沽，投书清廷，提出割地、赔款的无理要求。道光帝认为这些要求都是不可行的，故断然加以拒绝，然而慑于侵略者的坚船利炮的威胁，他也没有进行公开抵抗的胆量，反而承认：“上年林则徐等查禁烟土，未能仰体大公至正之意，以致受人欺蒙，措置失当。兹所求昭雪之冤，大皇帝早有所闻，必当逐细查明，重治其罪。”②为了表明自己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6。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5。
　　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2。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言出法随的诚意，他立即发出申饬林则徐的上谕，无理指责林则徐“外而断绝通商并未断绝，内而查拿犯法，亦不能尽，无非空言搪塞，不但终无实济，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易胜愤懑，看汝以何词对朕也”①。在英舰云集大沽时，道光帝虽然不敢号召公开的抵抗，但在内部仍进行着抵抗的部署。他曾命令盛京将军耆英对潜入奉天洋面游弋的英军舰只“即开放枪炮，尽力歼除，不必因有天津禀诉一事，转滋顾虑”②。并指示守御军队“断不准在海洋与之接仗，盖该夷之所长在船炮，至舍舟登陆，则一无所能，正不妨偃旗息鼓，诱之登岸，督率弁兵，奋击痛剿，使聚而歼旃”③。琦善被任命为钦差大臣派赴广东，道光帝赋予他的并不是向侵略者妥协投降的使命，而是谕令琦善“一面与之论说，一面妥为预备，如桀骜难驯，毋得示弱，需用兵丁，著一面飞调，一面奏闻”。还命令沿海各将军督抚等“仍遵前旨加意操练，以期有备无患”④。琦善到达广东后与英国侵略者进行谈判。英国侵略者不仅拒绝交还定海，同时再次提出赔偿烟价，开辟通商口岸等要求，道光帝再次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决意改变通过谈判解决纠纷的初衷，调遣湖南、四川、贵州兵驰赴广东，令琦善“整饬兵威，严申纪律，相机剿办”。他表明自己大申挞伐的决心说：“朕志已定，断无游移。”⑤他又及时将英国侵略者到广东后的情况通告伊里布等，令伊里布、裕谦“悉心筹划，何处必须防守，何处可以进剿，先事预筹，密为布置。并遴选将弁，准备枪炮，一俟广东咨照实在情形，即行相机堵剿，兵贵神速，计必万全，务须一鼓作气，聚而歼旃。”⑥道光二十一年一月，英军攻陷大角沙角炮台，重新挑起了武装冲突。道光帝于一月二十七日下令对英国侵略者“痛加剿洗，聚而歼旃”，这并不是虚声恫喝。在宣战令下达后，他接到琦善“敌船坚炮利，无可扼守，只得不避重罪，从权办理，吁恳施恩”的奏报后，十分愤懑，责令琦善“赶紧团练兵勇，奖励士卒，并储备军需粮饷枪炮火药”。他在另一份上谕中，愤怒驳斥琦善“地势之无要可扼，军械则无利可恃，兵力不固，民情不坚，若与交锋实无把握，不如暂示羁縻”的谬论，表示“汝被人恐吓，甘为此遗臭万年之举，今又摘举数端恐吓于朕，朕不惧焉”①。与此同时，道光帝开始了鸦片战争中第一次大规模的调兵遣将：授奕山为靖逆将军，隆文、杨芳为参赞大臣，征调湖北、四川、贵州三省兵丁各一千名前往广东。将力主妥协的琦善革职拿问。将迁延观望、株守数日、不积极进兵定海的伊里布，调回两江总督原任，不久交部严加议处。派遣“平日办事尚属勇往”的江苏巡抚裕谦为钦差大臣，兼程驰赴浙江，并从各地调集兵力，希望一鼓作气克服定海。道光帝的这些部署，由于前线将领的懦怯无能，没有能收到实际成效。《广州和约》的签订是不能完全归咎于道光帝的。同年八月，英国重又挑起更大规模的战争。英军相继攻占浙江定海、镇海。为了阻止英军长驱直入的进攻，道光帝作了鸦片战争中最后的军事抵抗的部署，以吏部尚书奕经为扬威将军，以侍郎文①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②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4。
　　③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3。
　　④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⑤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⑥ 《筹办夷务始末（道光朝）》卷18。
　　①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0。
　　蔚、付都统特依顺为参赞大臣，再次从各省集积军队一万一千多人，组织抵抗。道光帝在鸦片战争中的抵抗一直沿续到英军破吴淞沿长江进犯时，这中间虽有动摇，抵抗仍是道光帝对鸦片战争指导思想的主流。
　　第六节平定张格尔叛乱嘉庆时，随着吏治的日益腐败，清廷派往新疆地区的办事大臣、领队大臣及侍卫、章京人等，“或意存见小，子女玉帛，嗜欲纷营，又役使回人自恣威福”①。这些满族大员，还与当地伯克相勾结，“敛派回户，日增月盛”，“赋外之赋，需索称是，皆章京、伯克分肥，而以十之二奉办事大臣”②。清廷驻新疆各级官员和维族上层分子的倒行逆施，横征暴敛，激起维族人民的强烈憎恨，他们反抗贪官污吏的事件不断发生。张格尔系乾隆时因叛乱被诛的大和卓木波罗泥都之孙。他起初匿居于浩罕，后在喀布尔。在英国殖民者的支持下，他长期以来即在南疆进行活动，“以诵经祈福传食部落”③。嘉庆二十五年（1820）九月，张格尔利用南路参赞大臣斌静荒淫失回众心的机会，纠众数百寇边。领队大臣色普征额率兵击败，张格尔仅余二、三十人，舍骑步逃。色普征额欲与斌静宴中秋，并未趁胜穷追，张格尔得以逃生。道光四年秋至五年夏，张格尔又屡次骚掠近边，官军往剿则远遁。道光五年九月，领队大臣色彦图，以兵二百出塞四百里追剿，无所获。色彦图竟纵杀无辜的游牧布鲁特妻子百余而还，部落头目汰劣克愤极，率所部二千，追覆官兵于山谷。张格尔叛乱势力益发猖獗。道光六年七月，张格尔率众五百余，由开齐山路突至回城，拜其先人和卓木之墓。领队大臣乌凌阿以兵千余征剿，张格尔率军突围而出，“各回响应，旬日万计”④。叛乱迅速蔓延。这时，浩罕首领率万人至，因张格尔曾与浩罕相约，攻破西四城，“子女玉帛共之，且割喀什噶尔酬其劳”①。张格尔因探得喀什噶尔清军力量单薄，乃悔背前约。浩罕首领愤其背约，遂在我国境内与张格尔叛军火并。这年八月，张格尔率部连续攻陷喀什噶尔、叶尔羌、英吉沙尔、和阗，西四城全陷敌手。张格尔叛乱，使回部城镇沦于战火，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战火的浩劫，亦危及了清王朝在新疆的统治，道光帝决定遣军入疆平叛。清军仅用五个月的时间，即收复了张格尔盘踞的西四城，基本上粉碎了张格尔的叛乱。清政府平叛的迅速胜利，除了由于张格尔“须索科派，人心离散”，“暴虐已极，众心怨恨”的客观原因外，与道光帝的正确调度，也有密切的关系。他果断地派遣大军三万六千人，用署陕甘总督杨遇春、固原提督杨芳等为将帅，筹集充足的粮草、马驼、弓矢、枪炮，责令将帅赏罚公允严明军纪，抚剿并行，因而军事进展迅速，仅五个月的时间，即收复了西四城，在道光七年十二月擒获张格尔，彻底平定了叛乱。
　　道光帝又综合臣下建议，实行了一系列善后政策，他谕令要“重抚绥”，力图妥善地解决各回城伯克自治问题，明文制定了各回城补放伯克章程。规定各城三品至五品伯克缺出，由本城大臣，照内地体制，造具四柱清册，一劳绩，二资格，三人才，四家世，出具切实考语，将应升应补之人开列四五员咨送参赞大臣验看。为杜绝边吏和伯克等对回民的需索婪求，道光八年，照那彦成等所议，道光帝令将过去边吏伯克等扰累之事勒石永远革除，一勒① 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② 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③ 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④ 魏源：《圣武记》卷4《道光重定回疆记》。
　　① 《清史稿》卷四《属国传》。
　　各城大臣衙门，一勒各城阿奇木衙门，同时通行刷印，分贴各回庄明白晓谕，明文规定，此后，各城大臣或受已禁陋规或改易名目，仍有侵削，即照乾隆年间规定的办法，立行正法，所有滥应中饱之阿奇木等亦予正法。道光帝所实行的这一系列善后之策，为西部边陲的安宁巩固提供了条件。
　　在平叛战争中，道光帝多次下达“殄灭丑类，俾无遗种”①，“从逆者童稚不留”②的残酷命令，因而在这场战争中，维族人民生命财产的损失自然是十分严重的。但是，道光帝领导的对张格尔叛乱的平定，无论是对防止西方殖民主义者的入侵，还是对巩固中国西部边疆，维护祖国的完整统一，在客观上都有积极意义。
　　① 《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15。
　　② 《平定回疆剿擒逆匪方略》卷22。
　　第七节镇压瑶民起义在嘉庆统治时期，蓬勃、迅猛发展的全国各族人民起义的浪潮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然而，封建社会内部的矛盾仍然在不断激化，道光年间，各族人民反封建的起义时有发生。其中规模较大的是湖南、广东、广西瑶族人民的起义。
　　湖南衡、永、郴、桂四州郡，界广东连州、广西全州，踞五岭之脊，是汉、瑶人民共居杂处之地。汉族地主阶级欺压瑶族人民，“掠攘侵侮”，而官府则“右奸民以朘瑶”③。瑶族人民不堪封建统治者的欺压盘剥，奋而举起反抗的旗帜。
　　道光十一年（1831）十一月，湖南永州江华县锦田乡瑶民联合广东瑶民六七百人，在赵金龙领导下，于两河口起义，迅速攻克两河口地区。道光十二年正月，江华知县林先樑、永州镇左营游击王俊“带兵往捕’，为起义军所败。王俊滥杀无辜以泄愤，激起瑶民更激烈的反抗。起义军迅速发展，各寨响应起义的达一千多人，聚集于长塘夹冲，皆以红布裹首为号。永州镇总兵鲍友智调兵七百，永州知府李铭绅、桂阳知州王元凤各募乡勇数百合力进剿。赵金龙率军突围而出，至蓝山之王水瑶。起义军发展到二、三千人，乘胜进至宁远地区。道光帝调遣总督卢坤、湖北提督罗思举赴剿①，并令两广总督李鸿宾、广西提督苏兆熊各防边界。李鸿宾遣提督海凌阿率军进剿，海凌阿率宝庆协副将王韬以兵五百余由宁远之下灌进攻。义军早有准备，一部分人扮成清军模样，混入军中，“伪充夫役，为官兵舁枪械”，大批义军则设伏于山沟陡狭之“池塘墟”。海凌阿率军至，义军四出冲杀，“乘高下突”，清军立即陷于混乱，王韬“披枪阵亡”，海凌阿亦被当场击毙。起义军声威大振。道光帝增调“久历戎行，身经百战”的贵州提督余步云至湖南，又布置各地实行“坚壁清野”，并令各瑶寨“自相团练”，使起义军“无食可掠，无人可裹”。官兵残酷征剿，到四月才镇压了赵金龙起义。但广西贺县、连州瑶民又分别起义，连败官军，清廷费了很大力气，才将义军镇压下去。道光帝当政三十年，在改革内政方面，不无建树，绝非昏愦、贪鄙、淫暴之君，而是一个企图有所作为的皇帝，但是，他并未能够成为一个除弊起衰的中兴之君。
　　从根本上来说，中国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的大厦，历经二千余年已百孔千疮，它的基础已朽烂动摇，任何修补粉饰已无济于事，唯一的办法，只能是将这整座大厦拆除。这一点，显然是封建君主的道光帝所不能做到的。他所能做的不过是粘补修理。他曾经对人说过：“譬如一所大房子，年深日久，不是东边倒坍，即是西边剥落，住房人随时粘补修理，自然一律整齐，若任听破坏，必致要动大工。”①而道光帝所进行的粘补修理，往往也因为各种势力的反对而不能坚持到底。在道光帝所进行的所有改革中，没有一件是善始善终的，或者不了了之，或者恢复到原来状态。无数历史史实说明，以开创之势治天下，必能除弊去衰，开辟崭新之世，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只能苟延时日。
　　③ 魏源：《圣武记》卷7《道光湖粤平瑶记》。
　　① 魏源：《圣武记》卷7《道光湖粤平瑶记》。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作为一个并不想改弦更张的封建帝王，要想从根本上解决封建社会的种种弊端，自然不可能。那么，作为清皇朝最高统治者的道光帝，能不能通过一些卓有成效的改革，使已经衰败的朝政有些起色，使当时的中国能够拥有足够的力量，外以对抗侵略，内以稳定政局呢？这种可能是存在的。然而道光帝连这一点也没能做到。究其原因，主要有以下数端。
　　一是宰辅误政。道光帝所处时代，正是清皇朝急剧走向衰落，内忧外患交加的大变动的非常时代。非常之世，必须起用非常之才。道光一朝曹振镛当政于前，穆彰阿继之于后。终道光之世，倚任宠信最著者首推曹振镛。道光帝对曹振镛评价甚高，曾御制赞曰：“亲政之始，先进正人，密勿之地，心腹之臣，问学渊博，献替精醇，克勤克慎，首掌丝纶。”②曹振镛于道光朝当政十五年，恩遇益宠。其所以如此，是因为曹振镛“小心谨慎，一守文法”③。他“衡文惟遵功令，不取淹博才华之士，殿廷御试，必预校阅，严于疵累忌讳，遂成风气”①。他深通为官保己之道，抱定“多磕头少说话”的为官宗旨。道光帝依靠这样的人来辅助他除旧布新，朝政怎么会有起色？如果说，曹振镛还知“小心谨慎一守文法”，因而还能使封建政权在旧轨道上缓慢滑行的话，权相穆彰阿的当政，则使政局益发败坏。穆彰阿当政时，固宠窃权，“保位贪荣，妨贤病国。小忠小信，阴柔以售其奸，伪学伪才，揣摩以逢主意”②。穆彰阿在朝结党营私，“门生故吏遍于中外，知名之士多被援引，一时号曰‘穆党’”③。穆彰阿利用职权，多方扶持旗员为外任。因知府率兼税收，为膏腴之地，当时，旗员外放府道者率三、四倍于汉员。而旗员“多不识字，听信幕友家丁，恣为奸利”④。穆彰阿排斥异己，鸦片战争时，对主战派的林则徐、坚持台湾抗敌的达洪阿、姚莹等，构陷倾轧，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对投降派的琦善、耆英之流“同恶相济，尽力全之”⑤。道光帝重用穆彰阿及其党羽，国事焉得不坏？
　　二是选才拘挚。道光帝虽然也曾对人说过：“词章何补国家？但官翰林者，不得不为此耳！”⑥他也承认：“经史讲义，行之日久，徒成具文，无补实政。”⑦他要人读有用之书，不要为词章所困。但是实际上，道光帝在用人方面最重翰林，凡工卷折试帖律赋者，登第后不数年，每至督、抚、尚、侍。他不仅在平时处理朝政方面一味倚任翰林出身的官员，即使在遇有战事时，亦往往派他们去指挥战争，似乎翰詹皆能文能武。然而，“翰林之无用，同于他途，不得力甚于他途者，以其不明理，不识世务，而官气格外重，架子格外成”①。由翰林出身位至督抚者，不能说无人才，然而亦有许多人才散处于翰詹之外。道光帝将翰詹视作唯一的储才、选才之途，而不能不拘一格用② 《清史稿》卷363。
　　③ 《清史稿》卷363。
　　① 《清史稿》卷363。
　　② 《清史稿》卷363。
　　③ 《清史稿》卷363。
　　④ 邓之诚：《中华两千年史》卷5。
　　⑤ 《清史稿》卷363。
　　⑥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⑦ 《十二朝东华录（道光朝）》卷1。
　　① 《汪悔翁（士铎）乙丙日记》卷2。
　　人才，自然使许多才识之士不能被发现，不能被任用。
　　三是除弊乏术。道光帝君临天下之后，曾企图革除弊政，为衰弱的清皇朝注入新的活力，然而，综览其为政之道，他致力于革除的，枝节者居多，切中要害者甚微。当时的社会弊病，最要害的莫过于吏治的腐败、军备的废弛、社会经济的停滞不前，道光帝对此曾力图整饬，但最后屈服于腐朽势力的压迫而退避三舍，致使官吏贪淫婪索等问题没有得到治理。鸦片战争中，闽浙总督颜伯焘因临阵脱逃被革职回粤，路过漳州。颜伯焘随身所带行李，每天由六七百名扛夫，从初一日直运到初十日。颜伯焘随行兵役、抬夫、家属、舆马、仆从几三千名，再加亲军营三百人。这些人，沿途皆得酒饭招待，每天开酒席数百余桌。颜伯焘一住五天，仍没有离开之意。地方官不堪重负，只好贿赂颜伯焘的亲军营黄守备五十金，才将他打发起程。颜伯焘在漳州仅五天，地方用银达一万余两。一个革职官员，沿途尚且如此排场繁扰苛索，在任官员的作威作福巧取豪夺更可想见。封疆大吏贪污昏愦、沉湎声色，成为普遍现象。闽浙总督庆瑞“不肯究心公事，惟幕友之言是听”。他与“司道幕友宴会..较力唱曲，俗语村言，无所不说，不学无术，殊不自重。又甚至醉眼模糊，踉跄彳亍，同至教场，比射赌酒，屡射不中，定欲马射，以逞英豪”②。封疆大吏如此，道府官员的昏愚更令人瞠目。陕西雁平道章荆凡不理政事，公事皆幕友斯为盛主持。即使遇到京控发审案皆令书吏在外劝言，从不提审，结果是“两造到堂，原、被莫辨，而口钝言涩，狱不能折”①。国家依靠这样一些官员来管理，怎能弊绝政明？在振兴国家武备方面，道光帝虽然也采取了诸如清除冒滥，裁汰老弱，额设民壮充补训练等除旧布新的措施，然而未见任何成效，因而严重影响了国家抵御外侮的能力。鸦片战争中国遭到惨败，是对道光朝武备不修的惩罚。清朝以雄厚的武力，依靠八旗的骁勇善战入关统一中国。入关后，优越的寄生生活腐蚀了八旗官兵。绿营遂成为国家武备的重要力量，然而承平日久，绿营亦渐趋腐化，原始的弓箭藤牌早已落后于时代。清朝文恬武嬉的局面，早为识者所忧。道光帝在整治武备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重视，亦缺乏行之有效的得力措施，导致国防力量的衰弱日甚一日。在福建漳州，建有一军工厂，每月督造战船一只，以为驾驶巡缉之用。水师将船领去，或赁与商贾贩货运米，或赁与官府以备送往迎来。偶然出洋，亦不过寄碇海滨而已，从无缉获洋盗之事。更有甚者，水师与洋盗本为一家。其父为洋盗，其子为水师。水师兵丁，误差革退，即去而为洋盗。营中召募水师兵丁，洋盗即来入伍。国家依靠这等水师驻扎于海防重地，形同儿戏。海防武器的配备更新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似乎并未引起道光帝的关注。直至第一次鸦片战争中，仍然是广州海口水师船只陈旧，炮台的陈年旧炮只供摆设。亦间有铸新炮者，但所铸新炮不但膛口不与炮口吻合，火门亦不端正，用则炸裂无疑。北部海疆的重要战略要地山海关，竟连一尊摆样子的大炮也没有。在英军北上窥伺山海关以后只得慌忙从废弃炮位内拣得数尊尚系前明之物的旧炮，蒸洗备用。作为国家重要支柱的军事力量衰弱到如此地步，尚指望仅仅依靠它来抵御用坚船利炮武装起来的资本主义侵略者岂非梦呓？清中叶以后，社会经济的凋敝和土地的高度集中、封建剥削的苛重紧紧联系在一起。道光帝对此熟视无睹，听任其恶性发展。贵族、官僚、②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① 张集馨：《道咸宦海闻见录》。
　　地主对土地的兼并更加疯狂，大量的土地集中于少数人的手里。大学士琦善占有土地二百五十六万一千二百余亩。江苏吴江县的沈懋德占有良田万亩。湖北武陵县的丁炳鲲占有良田四千余亩。直隶静海娄步瀛占有良田四千余亩。贵族、官僚、地主占有大片良田之后，对农民实行残酷的剥削，农民收获物的十之五六、甚至十之七八被他们夺去。农民在饥饿死亡线上挣扎，既没有发展生产的能力，也没有积极性。生产力的停滞，使社会经济衰敝，国家财政力量困匮。道光帝的一切革除弊政的尝试，缺乏雄厚的物质力量的支持，自然不能除弊去衰。
　　道光三十年（1850）春正月，正当洪秀全在广西金田村起义之际，道光帝病逝于圆明园慎德堂，享年六十九岁。葬慕陵，庙号宣宗。
　　第四十三章阮元阮元是嘉庆道光时期的名臣，他不仅从政颇有政绩，且以著作家、刊刻家、思想家著称于世，在学术上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第一节生平、家世与为人阮元，字伯元、芸台，祖籍江苏仪征，乾隆二十九年（1764），生于扬州府城一个文武兼备的家庭。祖父阮玉堂，武进士出身，官至参将，军事余暇，“尤喜读书，为古文辞诗歌，授笔立就”，著有《湖珠草堂诗集》、《琢庵词》、《箭谱》及《阵法》等书①。父阮承信，国学生，幼读书，“治左氏春秋，为古文辞”②。母林氏出身仕宦之家，“通诗书，明古今大谊。”曾同时经理祖姑和公公的丧事，一切依礼法办理，但不请和尚道士念经，亲戚中有人提出异议，她回答说：“吾阮氏、林氏皆儒家，无庸此”③，表明其儒家风尚的特点。
　　阮元五岁，母亲教他识字，开始读书，六岁到私塾就学。他幼年口吃，念书不流畅，个性又要强，急得回家直哭，母亲领着他念读，于是背诵如流水。母亲又选白居易诗教儿子，并“教四声属对之法”①。所以阮元八、九岁就能作诗，后来他回忆此事，认为这是母教的成果，而“非塾师教也”②。如果说母亲开启于文字的教育，其父则令阮元疏理文义和立志向学。阮承信熟于《资治通鉴》，对阮元讲授“成败治乱，战阵谋略”③。他教儿子学射，并说：“此儒者事，亦吾家事也。”④希望阮元文武兼备。阮元幼年、少年时代受父母的精心教育，为日后的学业精进打下良好的基础。
　　阮元九岁时投师乔椿龄，乔是个秀才，“通诸经义，涉猎百家子史，尤深于《易》”⑤。他十七岁，奉母之命，又跟从李道南学习。李曾中进士，不乐仕进，在乡里教学，著有《四书集说》。他认为乔、李两师是“独立特行之儒”，就学于他们是幸事，而两位先生也很称许这位学生，可见阮元的学习出类拔萃。
　　乾隆四十九年，二十一岁的阮元中秀才，隶籍扬州府仪征县，五十一年成举人，五十四年中进士，充庶吉士。次年散馆，取中一等第一，任翰林院编修。五十六年大考翰詹，他又是一等第一，很得乾隆帝的赏识，任为少詹事、南书房行走，同年晋为正詹事。年轻的阮元以他的优异学识，平步青云，走上仕宦道路。
　　乾隆五十八年阮元出任山东学政，六十年改为浙江学政，任满回京，先后官兵部、礼部、户部侍郎，经筵讲官，嘉庆四年（1799）充会试副主考，次年出任浙江巡抚，一度丁父忧离职，后复任，嘉庆十四年，因循隐罪夺职。那年浙江学政刘凤诰被御史参劾监临乡试舞弊，嘉庆帝命阮元严加参奏，“以示大公于天下”，阮元因同刘凤诰是同年进士，曲为辩解，经审实，而责阮元包庇之罪：“止知友谊，罔顾君恩，轻重倒置。”①这是阮元一生官场上唯① 阮元：《揅经室二集》卷1，《诰赠资政大夫晋光禄大夫户部侍郎王考琢庵太府君行状》，文选楼刊本。② 《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③ 《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① 《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② 《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③ 《揅经室二集》卷1，《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④ 《揅经室二集》卷2，《雪塘阡表》。
　　⑤ 《揅经室二集》卷2，《李晴山、乔书酉二先生合传》。
　　① 《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中华书局本。
　　一的一次失意。
　　阮元夺职回京，任编修、国史馆总纂。嘉庆十七年出为漕运总督，二十一年晋湖广总督，次年改两广总督，任至道光六年（1826），其间有时兼任粤抚、粤海关监督。离两广改任云贵总督，十五年调进京城，任体仁阁大学士，管兵部事。道光十八年，阮元七十五岁，以老病请准休致，二十六年加太傅衔，二十九年（1849）病逝，享年八十六，谥文达。②阮元二十岁娶妻，其妻为祖母江氏的族孙女，是亲上加亲。江家祖籍安徽歙县，在扬州经营盐业。乾隆五十七年（1792），他妻子江氏亡故，幼女也早殇。后来，续娶孔氏，为曲阜衍圣公孔昭焕之孙女，诰封衍圣公孔宪增之女，衍圣公孔庆镕之姐③。
　　阮承信因阮元是单传，林氏又早卒，在乾隆六十年令把族孙常生过继给阮元为子，是为阮元长子。嘉庆六年（1801）妾谢氏生阮福，其后妾刘氏生阮祜，孔氏生阮孔厚及女儿阮安。阮元对诸子进行读书传家的教育，做两广总督时到钦州阅兵，恰是其祖父阮玉堂最后的任所，因写示儿诗：“后人有庆先人德，文武科名岂易哉！”①他在京中，听诸子夜读，甚为高兴，作诗抒情：“秋斋展卷一灯青，儿辈须教得此情。”②常生官清河道，先阮元而卒。常生与阮福帮助乃父做过文字工作。女儿阮安幼学诗画，作有《百梅唫馆诗》，丈夫张熙二十岁死，阮安在生下遗腹女后也死去，实有殉夫的意思。阮元对她的死很伤心，但又“心许之，曰礼也”③。以殉夫为礼，笃信三纲五常，人就变得残酷无情了。
　　阮元重视家族生活，因先世自淮安迁扬州近二百年，族人繁多，而未建宗祠，嘉庆六年于浙抚任上，与乃父承信、堂叔阮鸿议定，出资建立阮氏祠堂，买田作祭产，又在祠堂附近设立家塾，聘请名师教育族中子弟。阮元对族人亦多照顾，在山东、浙江学政任上，都请阮鸿帮助衡文，阮承信还要资助阮鸿捐纳为官。④阮元不好虚热闹，高官耆寿，从不做生日。四十岁是人们大做寿辰的年龄，阮元在正月二十日生日这天，离开浙江巡抚衙门，到海塘工地视察，避免亲友属吏的祝寿。以后无论大小生辰都这样过，所谓“每于是日谢客，独往山寺”⑤，作竟日之游。因往山林，参观古迹外，煮茶消遣，所以他把这一作法叫做“茶隐”。他的茶隐，到八十岁休致在乡时，仍不废弃。他在华诞以前，就从扬州城里搬到城郊的草庐中。不仅自己不做寿，也不给孔夫人做生日。如，道光三年（1823），他任两广总督时，孔夫人生辰这一天，为避客，独游广州荔枝湾。他的不做寿有两个原因，一是谢却寿礼，不以“屏幛② 以上传略，见《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李元度：《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清史稿》卷364，《阮元传》。
　　③ 《揅经室二集》卷2，《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揅经室续集》卷2 录《儒林传》文。《三十三种清代传记综合引得》谓阮之妻孔氏为孔庆镕之女，误。① 《揅经室续集》卷5，《由高州望钦州书示儿辈》。
　　② 《揅经室四集·诗集》卷9，《听福、祜、孔厚诸儿夜读》。
　　③ 《揅经室二集》卷6，《女婿张熙、女安合葬墓碣》。
　　④ 《揅经室再续集》卷2，《北渚二叔墓表》。
　　⑤ 《揅经室四集·诗集》卷11，《隐山三章》。
　　宴乐为美”①。二是讲求养生之道，即不做生日，把精力放在保养身体上。他同白居易生日相同，白居易四十岁时作有诗歌，阮元步其韵为诗，写道：“人生四十岁，前后关壮衰。我发虽未白，寝食非往时。”知道这时应当注意身体了。又考虑到自身政务、做学问繁忙，更要有好身体：“百事役我心，所劳非四肢。学荒政亦拙，时时惧支离。”所以他到此盛年，不是沾沾自喜于过往的成就，而是研究如何“却老病”②。阮元得享高年，同他爱惜身体，不搞狂欢淫乐，有很大关系。
　　阮元是一个勤奋的人，聪明好学，在长期疆吏生涯中，不间断地研究学问，撰有《揅经室集》、《畴人传》、《十三经校刊记》、《经籍纂诂》等巨著。
　　阮元仕宦一生，学习一生，著述一生。李元度说：“以经术文章主持风会，而其人又必聪明早达，扬历中外，兼享大年，其名位著述足以弁冕群才，其力尤足提倡后学，若仪征相国，真其人也。”③说阮元的特点是早发达，致高位，享大年，倡学术，影响远。这样看，基本上是符合事实的，但早达、高位并未讲出其人的历史地位，还是考查阮元的政事和学术，才能真正反映他一生的主要成就。
　　① 《揅经室再续集》卷2，《道桥别业爱吾草庐八旬韵序》。
　　② 《揅经室四集·诗集》卷6，《癸亥正月二十日四十生日避客往海塘用白香山四十岁白发诗韵》。③ 《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第二节几件政事清代八股文考试，成了士子入仕的敲门砖，他们往往不学无术，尤其轻视实践，缺乏实际办事能力。阮元也是科举制训练出来的读书人，但是他在读书时多少注意学以致用，青年时代接受了乃父这方面的教育。阮承信不以功名为念，所以教子务实学，“读书当明体达用，徒钻时艺无益也”。阮元做学政，正是管理士人读书和应试事务，承信又对阮元说：“取士当先器识，取文亦当无所不收，若以一隅之见为去取，必有弃材矣。”①这是阮元在给乃父与行状时复述的话，说明他非常同意这些观点，并且遵奉实行。阮元不受时艺束缚，不仅能搞学问，同时能处理政务。
　　阮元任浙江巡抚八年，始终做的一件事是镇压蔡牵起义和几起海盗。嘉庆五、六年，浙江、福建沿海多有海盗，有时登陆进行活动。海盗中有所谓“夷艇”，是清朝臣民与安南匪徒勾结组成的，他们中又分为凤尾、水澳、箬黄诸帮；有所谓“洋艇”，是中国人的组织，其中有以蔡牵为首的闽帮，以朱濆为主的粤帮。“夷艇”属于海盗性质，而蔡牵一帮是贫民的反抗运动。②阮元为了肃清地方，亲赴前线，指挥歼灭“夷艇”，如嘉庆五年夏天到台州督师。不过，他主要是干了两件事，一是支持水师将领李长庚，同他通力合作。李长庚原来是浙江定海镇总兵，阮元看到他有指挥作战能力，提请他总督浙江定海、黄岩、温州三镇水师，同时请调广东、福建水师来合围。这些建议都为朝廷所接受。嘉庆九年，阮元会同闽浙总督玉德，请求以李长庚总统闽浙水师，俾其专任肃清海洋事务，亦获允准。阮元与李长庚的私人关系也很好，互认为知己。李长庚作诗推崇阮元：“开府推心若谷虚，要将民物纳华胥。风清海外除奸蠹，令肃军中畏简书。”①另一件事是造“艇船”。原来洋艇船大，清水师船小，为在装备上取胜，阮元倡捐官俸，并把银子交给李长庚打造大船，使之超过洋艇。阮元为装备霆船，铸造大炮，由父亲阮承信在杭州监造，并送到军前。蔡牵方面为对付清军，在福建制造了巨艇，规模超过霆船。阮元与李长庚商量再造更大的船，李长庚乃求助于总督玉德，未得成功。②在阮、李通力合作之下，很快地消灭了凤尾、水澳、箬黄诸“夷艇”。于是浙江洋面比较安定。蔡牵乘机合并了“夷艇”的残余力量，称镇海王，专门进行反对清朝的战事。嘉庆十二年冬，李长庚消灭了蔡牵的主力，身亦战死。李长庚战死后，阮元赋诗悼念：“六载相依作弟兄，节楼风雨共筹兵。”③次年阮元复任浙抚，与闽抚张师诚合作，任用李长庚部将王得禄、邱良功，迫使蔡牵自杀，起义失败。④阮元很注意教育事业。他任浙抚时，就在杭州设立诂经精舍。他认为通经必须训诂，是以选择浙江好友学者的诸生到这里读书，并与王昶、孙星衍等学者主持讲席。王昶曾官刑部侍郎，著《春融堂集》，与阮元一样主张治① 《揅经室二集》卷2，《诰封光禄大夫户部左侍郎显考湘圃府君显妣一品夫人林夫人行状》。② 蔡牵活动的性质，史学界研究尚意见不一。此处采用为人民起义性质一说。① 《揅经室四集·诗集》卷5，附录李长庚：《次韵酬阮芸台抚军》。
　　② 《揅经室二集》卷4，《壮烈的李忠毅公传》。
　　③ 《揅经室四集·诗集》卷8，《戊辰五月办贼至宁波，为前提督壮烈的李忠毅公建昭忠祠，哭祭之》。④ 另见《国朝先正事略》卷22，《李忠毅公事略》；《清史稿》卷350《李长庚传》、《王得禄传》、《邱良功传》，卷358《清安泰传》，卷359《张师诚传》。
　　字学，研究经书，崇尚汉儒郑玄。孙星衍官山东督粮道，著《芳茂山人文集》，“深究经史文字音训之学，旁及诸子百家，皆必通其义”①。如作《问字堂集》六卷，记录他文字学的成果。该书院崇祀许慎、郑玄，表示学术的崇尚。②这个精舍，有研讨的风气。阮元把诸生的文章汇编成《诂经精言集》，刊刻传布，鼓励诸生学习热情。该书院培养了一批学者，所谓“上舍士致身通显及撰述成一家言者，不可殚数，东南人才称极盛焉”③。嘉庆七年，阮元在浙江海宁办“安澜书院”。二十五年，在广州创建“海学堂”，其规制一如杭州诂经精舍。次年又办“三水行台书院”。阮元在嘉庆七年建立浙江“玉环厅学宫”，玉环厅于雍正间增设，属温州府，有同知驻扎。阮元设学宫，以温州府学训导为玉环厅学训导，设立诸生中学名额。对于各地原有的学宫，阮元也有所整理，修葺江西、广东、浙江贡院，改善士子试场的环境。嘉庆二十二年于湖广总督任上，他处理湖南少数民族入学问题，将黔阳训导移为晃州（今新晃侗族自治县）训导，增定学额。原来苗民应试，注有“新童”字样，阮元命除去这类歧视性的说明，将苗生按民生对待。④对科举的指导思想，阮元也有些微的不同于官方传统的看法。清朝科举实行三场考试的制度，最重视头场，而此场又重视四书文，即要求应试者把握朱熹注的四书，讲性理之学，而不求实用。阮元对此有异议，给浙江优行生员出的策问透露了他的观点。他说：“以四书义取士，垂数百年，明初剿习成书，为《五经大全》，锢蔽士人耳目，至我朝以经术教士，当若何提倡，以矫空疏杂滥之弊欤？”“士之治经史者或短于文词，工文词者或疏于经史，专学艺者或钝于时务，习时务者或荒于学艺，当若何弃其短以得长，教其偏以求全欤？”①他对科举有不满的思想，但他并没有敢在自己的权限范围内实行改革，只是思想上有异趣。
　　阮元讲求民政，对社会救济事业甚为注意。清代地方官怕考成不好，往往讳灾不报，阮元比较实事求是，有灾情就上报，请求赈济和蠲免。他说：“致灾已不德，有力敢不殚！”②认为有灾祸就是自己官没有做好，怎能不去全力救灾呢！“致灾已不德”，是具有天人感应观念的表现，认识本身并不科学，但能检讨自身行政，从而去积极救灾，则是应当肯定的。嘉庆五年浙东水灾，三十万人陷入绝境，阮元出仓谷四十万石救济灾民。十年，浙西大灾，阮元冒暑到湖州放赈。阮元为灾民得到实惠，放赈一般不用胥吏，以免他们从饥民口中夺食，特邀请品德好的士人参与其事。阮元还搞了一些慈善团体，嘉庆七年在杭州设立“普济堂”，收养无依靠的老病贫民，寒冬赈粥。整饬杭州育婴堂，收养弃婴，比从前增加一倍。浙江金华府溺女之风严重，明清以来官方屡禁屡起，阮元再一次禁止，并由其父阮承信出面，给抚养女婴者以喜银，希望能长养下去。道光元年，阮元在广州设立“恤嫠局”，救济贫寒寡妇。
　　阮元为维护封建秩序，对民间的秘密结社极为注意，残酷镇压。嘉庆十① 张舜徽：《清人文集别录》卷10，中华书局1963 年版。
　　② 《揅经室二集》卷7，《西湖诂经精舍记》。
　　③ 《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④ 《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
　　① 《揅经室二集》卷8，《试浙江优行生员策问》。
　　② 《揅经室四集·诗集》卷5，《浙东赈灾纪事》。
　　九年三月，阮元出任江西巡抚，九月就奏报破获饶州府余干县朱毛俚、胡秉耀团伙的反清活动，并扩大线索，到奉贤县办案。嘉庆帝因他到任就能破获这样大案，特给他加太子少保衔，赏戴花翎，以示鼓励①。次年正月，阮元奏称捕获南昌府进贤县“结盟担匪”曾文彩等人，并把他们按律治罪。四月，在广信府贵溪县、饶州府安仁县发现秘密结社活动，并有与江苏江宁府同伙聚会的秘密情报，阮元立即上报，清廷命交两江总督查拿，终使方荣升等被害。阮元还破坏了赣州府龙南县钟锦龙、长宁县（今寻乌）郭秀峰、建昌府沪溪县（今资溪）陶省三等人的秘密结社。阮元在江西时间不长，却留下了大量破坏民间秘密结社的劣迹。
　　阮元从政较为务实，做了不少事，但其效果、性质如何，要作具体分析。他作为封建官僚，以治民为务，他要人民安分守常，当顺民，而对于那些积极准备反抗和已经起而抗争的民众则予以残酷镇压。这是反动的。他知道要老百姓服帖，必须给以生路，因此在他权限范围里搞蠲赈，搞善堂，希望不把受难的群众逼到反对官府方面去，这样较明智的政策对当地百姓不无好处。
　　① 《清史列传》卷35，《阮元传》。
　　第三节学术成就阮元治学领域广阔，经学、文字学、金石学、天文历算学、史学、地理学、校勘学，无不涉猎，尤专于经学，并有相应的著作。
　　阮元治学有较正确的态度，就是实事求是的精神。他说，研究经学，是“推明古训，实事求是而已，非敢立异也”②。他要提出自己的观点，但一定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去做，不是为标新立异而创异说。与这个态度相适应，他对于前人的学术观点，择善而从，不宗一派，以期立论持平。
　　阮元治学讲求方法，希望以此获得事半功倍的效果。他强调要注意研究的方法，认为做学问如同进殿堂，路子走错了，就不能登堂入室，具体谈到研究经学的方法，他说“文字训诂，其门径也”①。以音韵训诂为手段，以达到通经的目的。
　　这位学者治经，研究古人思想，有两点认识比较精到。一是认为情欲的合理性。理学家讲“灭人欲”，“存天理”，将情欲与天理对立起来。佛学要捐弃七情六欲，清净出世，认为情欲是私，是恶。情欲在理学、佛学那里都是要不得的。阮元论证了性、情、欲三者的关系，他从文字学解释“性”，谓“性字从心，即血气心知也”。就是认为性是从人的肉体和精神产生的，并非是外在的。味色声臭喜怒哀乐表现出来的“情”，“皆本于性”。他分析孟子“食色性也”的话，认为性中含有情，故概述为“情括于性，非别有一事与性相分而为对”。即情和性不可分裂，不是对立的。阮元认为，“欲生于情，在性之内”。因为“天既生人以血气心知，则不能无欲”。总起来说，阮元断定人人都有情欲——用他话说，“七情乃尽人所有”②——是性的表现，批驳了理学、佛学视欲为恶及情欲与性对立的观点。阮元承认情欲出自人的本性，并以恢复儒家这种观点自命，表明他肯定情欲是合理的。这种观点与他所尊敬的思想家戴震的看法相一致。戴震提出“人之同欲”的命题，他说：“饥寒愁怨，饮食男女，常情隐曲之感，则名之曰人欲。”认为人欲是人们对外界事物的接触而产生的感觉和认识，进而认为人欲是合理的。他说：“凡事为皆有欲，无欲则无为矣，有欲而后有为。”①反对理学的去人欲说，发出“以理杀人”比“以法杀人”还残暴的警世宏论。②阮元讲情欲的合理性，理论上的深刻性和战斗性都不如戴震，这除了认识上的问题以外，还在于他高官厚禄，不敢与作为官方哲学的理学公开对抗。尽管阮元的理论有缺陷，但他主张情欲合理性的观点是进步的，在本质上是对理学的封建禁欲主义的一个冲击。
　　阮元对思想史研究的另一个贡献是把儒家的“仁”解释为处理人际关系的思想。后世儒家把孔子的“仁”理解为爱人、爱民，行仁政，阮元把《论语》五十八章论到的仁，一百零五处提到仁字的地方，采用音韵训诂的方法，作了通盘的考察，认为东汉以前的人都把仁理解为人，是常识，故而人们不必对仁多加说明，而晋以后此解失传，人们反生出歧说，不解原意。他举出② 《揅经室集·自序》。
　　① 《揅经室一集》卷2，《拟国史儒林传序》。
　　② 《揅经室一集》卷10，《性命古训》。
　　① 《孟子字义疏证·权》。
　　② 《戴东原集·与某书》。
　　东汉以前几位学者和著作对仁的训诂，如曾子的“人之相与”，《中庸》的“仁者人也”，郑玄的仁，“读如相人偶之人。”他认为他们所理解的仁，就是说人与人的关系，因此他说：“春秋时孔门所谓仁也者，以此一人与彼一人相偶，而尽其敬礼忠恕等事之谓也。”又说：“凡仁，必于身所行者验之而始见，亦必有二人而仁乃见。若一人闭户斋居，瞑目静坐，虽有德理在心，终不得指为圣门所谓之仁矣。”归纳阮元的观点是：仁是讲人与人的关系，是要求人们以敬礼忠恕为原则处理相互之间的关系。阮元仁的思想还包含如何达到仁，仁对国君、臣民的各自内涵等内容。他说：“为仁须择人，与我相助。”自身要实现仁，一定要考虑对方能否同自身配合，因而要选择对象，不顾对方条件，行仁可能只是一种愿望，而不能达到目的。阮元说：“士庶人之仁，见于宗族乡党；天子诸侯卿大夫之仁，见于国家臣民。”①百姓之间、治人与治于人之间，仁的关系不同，仁的内容也就有了差异。阮元认为对于帝王来说，仁就是制约自己，按照百姓乐于或能够接受的条件去做，即要尊重百姓，不滥使民力，并给百姓以好处。对于百姓来说，仁之本在孝悌，在家行孝，对君主就能尽忠，即能把各种关系处理好。阮元对于仁的理解，符合于孔学的本意，对于后人正确分析儒家思想是有益的。仁是孔学的基本思想，它规定人际关系的原则是礼义，讲究温良恭俭让，抑制自己的欲望，满足对方的要求。中国人历来奉行这个原则，形成国风，成为“礼义之邦”。阮元对仁的本意的恢复，有利于理解儒家学说及其形成的传统，从而也有利于对它的清理。②阮元的著述成就，以学科分类，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关于经学，他主编了《经籍纂诂》、《十三经注疏校刊记》。《经籍纂诂》一百零六卷，是阮元在浙江学政任上主纂的。是他将唐以前经史子集各种古籍的正文和注释中的训诂汇辑在一起，以字为单位，按韵分类，成为史料丰富的古汉字大字典。其收字之多，超过《康熙字典》、《中华大字典》。《十三经注疏校刊记》成书过程较长，《十三经注疏》南宋始有合刻本，乾隆初又椠刻。阮元青少年时读经就注意诸本异同，加以订正，任詹事时奉命参加太学石经的校订，把唐代石经与宋板经书加以比勘，后到各地做官，继续校对石经与读本，作出记录，成《校勘记》二百十七卷，嘉庆十三年出版。
　　在金石学领域，阮元著的《积古斋钟鼎彝器款识》，研究了五百五十余件古器物，是前此同类著述中识器最多的。阮元在山东学政任上获知该省金石甚丰，遂利用任职条件，亲自收集，还通过友人广泛搜求，得拓片，汇编成二十四卷的《山左金石志》。阮元另辑有《两浙金石志》。他的研究金石有个特点，即利用它解释经义和历史，以他的话说，就是“颇于经史多所创获”①。
　　对于史学方面，阮元在嘉庆十五年国史馆总纂任上写作了《国史儒林传》。清朝史馆原没有儒林传及其体例，原因是国史馆传记，凡功臣、大臣，例由其家属提供材料，配合档案资料撰写，而儒林人物不能由家属提供资料，所以无法撰稿。阮元并不能破除资料来源规制，但觉得可以利用学者本身的著作来与其传记，于是择录纂辑，成百十人的儒林传，创立了清代史馆编撰① 以上引文并见《揅经室一集》卷8，《论语论仁论》。
　　② 参阅戴逸主编：《简明清史》第二册第272-273 页，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① 《揅经室三集》卷3，《积古斋记》。
　　儒林传的体例。他的传稿，部分地编在《揅经室续集》中。
　　嘉庆四年阮元兼管国子监学正时，编辑《畴人传》四十六卷。此书为中国上古至清代的天文历算学家二百四十三人、西洋人三十七人作传，写法是把古籍中有关史料摘录汇集，并对重要人物作出评论。
　　阮元对书画亦有所涉猎，入值南书房时，参与撰修《石渠宝笈》，研究宫中懋勤殿所藏的古书画，写出心得，成《石渠随笔》一书。
　　在地理学方面，阮元主修过《广东通志》。阮元任两广总督时，广东省志已有近百年未修，他乃主持其事，卒修成三百三十四卷的巨著。
　　阮元还有笔记类的述作。他在山东学政任上出游，与友人、幕客的唱和，集成《小沧浪笔谈》。移任浙江时，又有同类性质的《定香亭笔谈》问世。《揅经室集》是阮元诗文各种体裁作品的汇集，它分一、二、三、四集、续集、再续集、外集，前四集按经史子集分类，即一集为解经之文，二集为碑传文，重在叙史，而诗在四集，续集、再续集的分卷也是依四库分类法，外集则含有他人起草的作品，故取此名。前四集由阮元手订，后三集由其子阮福协助编辑。这个集子有单刻本，有《文选楼丛书》本。
　　阮元编辑地方资料或专题资料，刊刻甚多，如《淮海英灵集》、《江苏诗征》、《广陵诗事》、《两浙輶轩录》、《皇清经解》、《诂经精舍文集》等，还与其堂弟阮亨刊印《文选楼丛书》。
　　阮元的著作和编辑椠刻，是研究阮元学术思想和成就的直接资料，更是研究古代文化史的宝贵资料和便利研究者利用的工具书，是我国宝贵的文化遗产。
　　阮元学术文化上的成就，同他所处的时代与生活环境分不开。阮元的家乡扬州府经济文化素称发达，它地处南北大运河咽喉之要津，是全国第一大盐场淮盐的集散地，富有的盐商麇集于府城，乾隆帝的南巡更促进了它的繁荣。生长于此的阮元说：“翠华南巡，恩泽稠叠，士日以文，民日以富。”①又说：“扬州全盛在乾隆四五十年间，余幼年目睹。”②富裕繁华不断吸引文人纷纷来扬州。于是讲学与办学之风甚盛，外地文士与当地士人结合，切磋学问，既培养了人才，也造成文风兴盛。如大盐商、阮元族外舅公江春充任总商，获布政使衔，与学者钱陈群、曹仁虎、蒋士铨、金农、郑燮、戴震、杭士骏等交游。又一盐商汪应庚捐银四万七千两修缮扬州府学、江都及甘泉县学，又买田一千四百亩送三学，以所收地租为岁修之费①。扬州设有安定书院、梅花书院等，都受两淮盐政的资助，诸生享受膏火费②。因此造成扬州人文兴盛，如，在嘉庆己巳科以前的六十一次会试中，此地有二百三十九人中进士③。其中王安国、王引之祖孙及江德量、顾图河、季愈、王式丹等人俱在鼎甲。阮元就是这众多进士中的一员。他在家乡有机会向学有专长的人学习及与友人研讨学问，离开故里也能向乡前辈讨教。自云：“乡里先进多治经之儒”，如顾九苞、刘台拱、任大椿、王念孙、汪中，“皆耳目所及，或奉① 《揅经室四集》卷5，《画舫录序》。
　　② 《揅经室再续集》卷3，《扬州画舫录二跋》。
　　① 嘉庆《扬州府志》卷63，戴震：《汪氏捐立学田碑》。
　　② 嘉庆《扬州府志》卷19，《学校》。
　　③ 嘉庆《扬州府志》卷39，《选举》。
　　手有所授”。在北京，与作《弁服释例》的任大椿“相问难为尤多”④。又向同郡王念孙求教，得到很多文字学的知识，故为其作墓志铭追述受益之情：“元之稍知声音、文字、训诂者，得于先生也。”⑤为其后来用音韵训诂为工具研究经学准备了条件。歙县人凌廷堪于乾隆四十八年游扬州，因阮元“以学问相益”⑥。凌著有《礼经释例》，与《雕菰集》作者焦循同是戴震皖派中姣姣者。焦循亦是阮元的学友，扬州人。阮元幼时与他同学，青少年之际俩人同名，后来焦循专向学问方面发展，而阮元则兼及政事了。阮元与名流学者交游中受教益，增进了学问。没有扬州浓厚的学风的熏陶及去扬州游学的学人的指导，也就很难有学者式的阮元。
　　还应看到，阮元生活在乾嘉考据学鼎盛之时，这种学风给予他很大影响，所以他也搞考据，搞汉学，考释经文。
　　主观的努力，是阮元获得学术成就的内在因素，阮元青年时代就有强烈的求知欲望，又善于学习，才得到前辈的好感，并给予有力的指导。阮元出仕后，在做文字工作时注意钻研学问，做疆吏时仍然以极浓的兴趣挤时间搞研究，如对古器物的鉴识，是在“政事之暇”进行的，自谓“藉此罗列以为清娱，且以偿案牍之劳”①。他说是为调节精神，确实也有这个作用，但主要地还是表现了他勤于治学，不停顿地进行研究与写作。惟其如此，才可能有那么多著作问世。如督学浙江，“随笔疏记近事”，形成《定香亭笔谈》②。在山东，“校阅之暇”，钻研金石铭文，“咨访耆旧，广为搜索”③，始成《山左金石志》。一个封疆大吏，能如阮元那样坚持做学问的实不多见。阮元的这种精神很值得赞扬。
　　④ 《揅经室一集》卷11，《任子田侍御弁服释例序》。
　　⑤ 《揅经室续集》卷2，下《王石臞先生墓志铭》。
　　⑥ 《揅经室二集》卷4，《次仲凌君传》。
　　① 《揅经室三集》卷3，《积古斋记》。
　　② 《揅经室三集》卷2，《定香亭笔谈序》。
　　③ 《小沧浪笔谈》卷3。
　　第四节对西方的态度阮元任两广总督近十年，正是在鸦片战争前十几年，他处理过与英国人关系的事务多起，其对英态度颇值得注意。
　　阮元于嘉庆二十二年（1817）出任两广总督，是英国阿美士德使华失败的次年，中英两国矛盾开始激化。阮元就任的广州是双方的接触点，所以一到任就感到中英关系问题的严重性。二十三年二月、五月先后密疏奏陈对英人政策，主张对其采取强硬态度。他认为英人“长于水，短于陆，强于外洋，短于内洋”，因此要加强内洋和陆上的防务，英人来犯即给予炮火惩创，同时停止同它的贸易，断绝其食用采买，以此强硬态度，令“彼不敢轻犯”中国法令。嘉庆帝不同意他的主张，强调所谓“恩威相济”，并告诫阮元“断不可猛浪从事”①。这个“猛浪”警告非同小可，官员考成，有“浮躁”一项，即此之谓。皇帝限制阮元，不许他强硬行事。英国人不断上岸滋事，打死打伤中国人，清朝政府索取凶手，多无结果。阮元对此不能容忍。一次英人打杀中国妇女，阮元乃将他绞决抵罪。道光元年（1821）冬季，英军打死中国农民二人，凶犯逃回英国，阮元屡次向英方索要凶手，英人以停止贸易相威胁。阮元怕获“猛浪”之罪，不敢坚持强硬态度，遂采取折衷办法：许商船贸易，不许该兵船复来②。中央政府的软弱政策使地方官无所作为，当然阮元本身的软弱也不能辞其咎。英国侵略者进行罪恶的鸦片贸易，清朝政府早在雍正年间即下令禁止贩卖鸦片。嘉庆二十年、道光元年先后申严鸦片之禁。阮元于道光元年兼署粤海关监督，严格实行禁令，查禁英船夹带的鸦片烟，惩办走私的洋行商人伍敦元。但狡猾的英人采取更隐蔽的手段，继续贩毒。阮元查禁的效果不大。
　　明代后期西洋传教士来华，也带来一些西方近代文化知识，引起中国士大夫如徐光启等人的兴趣，称赞其技术之精。阮元和这部分人持有相反的态度，对于主张向西方学习的人极为反感。他认为中国科学文化最发达，如说“天文历算至今日而大备”①。对西方学术成就亦有所承认，如谓“利玛窦、汤若望、南怀仁等，于推步一事，颇能深究”②。但又认为西方的科技制作，在中国古代就有了，如说西方有自鸣钟，而中国早有刻漏③。西方算学有借根法，而中国算学早有天元法④。他甚至认为西方人的先进器物，是抄袭中国成果的产物：“西人亦未始不暗袭我中土之成说成法，而改易其名色耳。”⑤以为西法西器与中国之不同，只是改变了名字。他认为相信西方算学的人是不懂历史，“但知西法而已，安知所谓古法哉！”⑥阮元否认西法，根本看不起西方人及其国家，称德意志人汤若望之祖国为“欧罗巴极西之小国”，清① 《清史列传》卷36，《阮元传》。
　　② 《国朝先正事略》卷21，《阮文达公事略》。
　　① 《揅经室四集》卷5，《里堂学术记序》。
　　② 《畴人传·凡例》。
　　③ 《揅经室四集》卷5，《自鸣钟说》。
　　④ 《揅经室再续集》卷2，《续畴人传序》。
　　⑤ 《揅经室再续集》卷2，《续畴人传序》。
　　⑥ 《揅经室续集》卷2 下，《畴人利玛窦传论》。
　　朝用汤若望为官就是大气魄⑦。阮元对西方人修正某些科学观点不予承认，否认其科学性⑧，可见他还不懂得科学的认识已在不断发展的这个真理。看来，在西方自然科学面前，阮元固步自封，错误地以为中国古老的文明能够代替一切最新的文明，而不承认中国之外的发明创造。他的观念陈旧，对西方的科技知识贫乏，是落后于时代的迂腐之见。比起他的先辈徐光启诸人他是落后的。所以他的错误不仅是当时中国封建体制的原因，也是他本人食古不化，背上中国古老文明的包袱而不能前进。
　　综观阮元的一生，他勤奋不息，忠君以尽臣节，并以此受知于乾、嘉、道三朝皇帝，高官厚禄以终天年。他有经世致用思想，勤政务实，既试图解决一些人民的痛苦，又残暴镇压过民众运动，表明他是一个典型的封建官僚。他终生辛勤治学，留下大量著述，体现了那个时代的考据成就，是一笔可贵的文化遗产。从这个意义上说，他对中国文化所作的贡献是应予肯定的。⑦ 《畴人传》卷45，《汤若望传论》，商务印书馆1935 年版。
　　⑧ 《畴人传》卷46，《蒋友仁传论》。
　　第四十四章王清任第一节生平和著作王清任，又名全任，字勋臣，清乾隆三十三年（1768）生于直隶玉田县鸦鸿桥河东村。以武庠生纳粟捐得千总衔，例受武略骑尉。为人性情磊落，精于医术。从青年时期起即往来京师从事医疗实践活动。曾历游滦州（今河北唐山一带）、奉天（治所在今沈阳市）等地。后定居北京行医，开设一家药铺，店名“知一堂”，颇享医名。中晚年与四额驸那引成交好，结为义兄弟。居住四额驸府中，长达数十年之久。道光十一年（1831） 二月十六日，殁于那引成府中，其妻携随用衣物扶柩回乡。王清任的专方、著述、手稿等，除已刊行于世的《医林改错》之外，其他均散佚。
　　王清任具有强烈的责任心与求知欲，是我国不可多得的富有革新精神的医学家。他崇尚实践，敢于冲破传统观念，不顾顽固守旧分子的攻击责难，想方设法对尸体进行直接观察，并在自己的医疗实践中注意多方访问。经过四十多年的艰难探索与不懈努力，所著《医林改错》一书，在解剖学及临床医学方面提出了一些独到的见解，并绘制了二十五幅人体脏腑图，为中国医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第二节在解剖学上的贡献解剖学是形态医学的开端，是一切医学基础理论的基础。我国的解剖学起始是很早的。在《灵枢经·水篇》中就有：“夫八尺之士，皮肉在此，外可度量切循而得之。其死，可解剖而视之”①的记载。之后又有过一些以了解人体形态结构为目的的解剖活动。《汉书·王莽传》记述：“翟义党王孙庆捕得，莽使太医尚方与巧屠共刳剥之，量度五脏，以竹筵导其脉，知所终始，云可以治病。”②宋代吴简和杨介进行过两次较为细致的解剖，并分别绘成《欧希范五脏图》和《存真图》，这可以说是中国早期的解剖学图谱。然而，由于封建伦理道德提倡“以孝事父母，以恕待他人”。所谓孝，则是“身体发肤，受之父母，不敢毁伤，孝之始也”。所谓恕，则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这就要求人们不仅要谨慎保护父母及自身体肤的完整，还要不毁伤他人身体，因而解剖学作为一种直接毁伤躯体的行为，在中国古代难以开展，导致了解剖学的发展相当缓慢，大都是循经所云，相沿传袭。
　　王清任早在青年时期阅读古医书的过程中，便发现古人关于脏腑的论述有一些含糊不清，甚至有自相矛盾的地方。他不甘人云亦云，因而颇感苦恼，“自恨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③。由此立更正之心。然而，他身处以孝恕伦理道德代替法律的封建社会，欲亲见脏腑，又谈何容易？他虽竭思区画，无如之何，悬念十年，茫无所进，只能等待时机。至嘉庆二年（1797）他的一片苦心终于有了实践的机会。四月上旬，他行医来到河北省滦州稻地镇，正逢此地小儿传染病流行，病死率极高。贫苦人家无力承担丧葬费用，只得用草席包裹孩尸，浅埋于义冢荒野。当地风俗又以为不必深埋，孩尸被野狗吃后，弟妹可避灾不死。因此，各处荒野乱坟中，破腹露脏的尸体每天不下百数，惨不忍睹，臭气熏天。王清任为了亲见脏腑，释其悬念，每天清晨骑马到荒郊野坟，不避污秽，对尸体显露的脏器进行仔细的观察。然而由于这些尸体都经野狗啃食，脏器破损残缺，大多是仅留着肠胃，少有保存完整的心脏肝脏的。他只能互相参照，反复体会，连续观察了十天，参看了百余具尸体，使他大开眼界。他认识到古书中描绘的脏腑与实际不相符合，即使件数的多少也不尽准确。但是，由于尸体均遭破坏，对于胸中膈膜的形态，其位于心上心下，是正是斜，他未能亲见，故仍存疑惑。
　　嘉庆四年（1799）六月，王清任在奉天遇上一次机会。一个因疯病打死丈夫和公公的女犯要被处以剐刑。他紧跟至西关，忽然领悟到那是个妇女，据伦理道德是不容近前观看的，只得远而避之。等到行刑者提着犯人的内脏从他面前经过，他才观察到这成人的脏器形态与小儿相同。嘉庆二十五年（1820），他在北京又遇上了一次机会，一个因打死母亲而处以剐刑的男犯被行刑于崇文门外。等他赶到，行刑已结束，膈膜行刑时遭破坏了，仅见到脏腑。他不得已在道光八年（1828）五月再赴刑场观察，又未得近前。他屡经挫折，虽已见到了大部分的脏腑，但对膈膜一物尚不明了。他不甘随意提笔，因而耿耿于怀，仍设法多方访问。
　　① 陈璧琉等：《灵枢经白话解》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版。
　　② 《汉书·王莽传》卷99，中华书局1962 版。
　　③ 陕西省中医研究院：《医林改错注释》第6、7 页，人民卫生出版社1985 版。道光九年（1829）十二月，北京安定门大街板厂胡同恒家请王清任出诊看病。席间闲谈，王清任说到自己留心四十余年未能将膈膜验明一事。刚好江宁布政司恒敬公在座。此人曾镇守哈密，领兵于喀什噶尔，所见诛戮尸体极多，对膈膜一物知之甚详。王清任喜出望外，恭敬请教，恒敬公被王清任求实和执著追求的精神所感动，向他详尽地说明膈膜的形态和位置。王清任对于脏腑形态的观察研究工作经历了四十二个春秋的努力，至此才告一段落。他将观察结果和研究心得，绘成二十五幅脏腑全图，配以文字说明，撰成了《医林改错》的上半部分。
　　长期以来，王清任坚持对人体脏器进行实际观察，因而对人体脏腑的认识比前人有了较大的进步，改正了前人对脏腑认识上的某些错误。如，纠正了所谓肺有六叶两耳二十四孔，肝有七叶，心有七孔三毛等等说法，补充了当时解剖学上的一些不足。他对胰脏、胰管、胆囊管、幽门括约肌、肠系膜等均作了详细描绘和说明。这些描述与现代解剖学相对照，基本上是正确的。其他如对膈膜形状和位置的叙述，视神经的发现，对会厌作用的认识，对脑功能的看法等等，都较前人有着显著的进步。值得一提的是，王清任对心血管系统的观察和研究。虽然著作中把血管误称为气管，错误地认为心无血，但是他对于血管形态、位置、走行路线的描述是相当精彩的。他观察到了颈动脉（左右气门）、主动脉（卫总管）、肠系动脉（气府）、肱动脉、肾动脉、股动脉等等，把动脉称作为“卫总管”，把静脉称作为“荣总管”。他指出：“卫总管体厚形粗，长在脊骨之前，与脊骨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筋骨长。”而“荣总管体薄形细，长在卫总管之前，与卫总管相连，散布头面四肢，近皮肉长”①。并指出荣总管与卫总管长短相等。这种清楚明了的描述，在我国解剖学史上可以说是空前的发现。此外，他的脑髓说也是相当杰出的。他指出：“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②他认为耳目喉鼻舌等均与脑相通，在脑的指挥下完成视听言嗅等功能。在当时的条件下，王清任的这些见解确是难能可贵的。我国解剖学家侯宝璋教授在研究了王氏著作，历述其八个方面改正前人解剖之错误后曾指出：“王氏虽未能尽改古人之错，而其敢于疑古及创造之精神，实可钦佩，至其观察之能力，亦甚精审。”③① 《医林改错注释》第45 页。
　　② 《医林改错注释》第38 页。
　　③ 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1 期。第三节“气血学说”的提倡王清任著《医林改错》的原意，“乃记脏腑之书”，事实上此书在临床医学方面的贡献并不逊于解剖学。他最突出的成就是提倡气血学说。这一学说在祖国医学中很早就有记载，我国中医经典《内经》中就提出疏理气血，使其通调畅达，这是中医学治病的关键之一。王清任对这一理论有了发挥，认为治病之要诀，在于明气血。无论外感内伤，要知初病由何而起，不能伤脏腑，不能伤筋骨，不能伤皮肉，所伤者无非气血。气病有虚实之分，实则指邪气实；虚是指正气虚。血病有血亏血瘀之分。血亏，必定有引起亏血的原因。或因吐血、衄血，或溺血、便血，或破伤流血过多，或崩漏、产后伤血过多。若血瘀，必有血瘀的表现可查验。他根据自己数十年的临床实践，总结出气虚症六十种，包括半身不遂门四十种、小儿抽风门二十种，以及血瘀症五十种，供临症参考。
　　在临床治疗用药上，王清任有两个鲜明特点，即活血化瘀和补气。在《医林改错》中，除了收有古方之外，他还提出了三十三个处方，大部分用的是活血化瘀法。直接以活血逐瘀命名的处方有会厌逐瘀汤、血府逐瘀汤、膈下逐瘀汤等八种。他提出的以膈膜为界划分疾病部位，用不同的逐瘀汤分治上、中、下三个不同部位的瘀症，都是非常新颖合理的治疗方法，弥补了前人所未备。在用药上，他用得最多的是桃仁、红花、川芎、赤芍等。这四味药普通易得，价格便宜，而又疗效显著，至今仍是活血化瘀的首选药物。
　　王清任的补气法以其特殊的选药用量及配伍方法独树一帜。在《医林改错》中，补气方有补阳还五汤、黄芪防风汤、足卫和荣汤等十一种。其中十种均用一两以上的黄芪为主药，并有八种配合逐瘀法。这种补阳还五汤至今仍是特别著名的效方，也是他的补气法的典范。方中重用黄芪达四两以上。补气药中，参类价格昂贵，不是久服之品。而黄芪价廉物美，针对性胜于参类，疗效也很好，重用黄芪补气确是谙熟药学的选择。
　　活血化瘀及补气逐瘀法，在临床上的使用范围非常广泛。王清任本人曾用血府逐瘀汤治疗了一女子胸任重物，仆妇坐胸才能入睡；一男子胸不任物，揭被露胸方能入睡。用活血化瘀均获奇效。随着医学科学的发展，此法在今天临床应用范围更为广泛，是内科、外科、妇科、伤科多种疾病最重要的治法之一。王清任的方子在临床上的使用也仍然很有价值。如补阳还五汤治疗脑血管意外，尤其是后遗之半身不遂，至今仍为首选。再如血府逐瘀汤治疗颇为棘手的急性弥漫性血管内凝血也取得较好的疗效。目前，尚有一些单位及个人以王氏的方子及他的常用药物，作为课题进行现代研究。可见王清任的临床成就至今受到医务界的关注。
　　在病因学说方面，王清任也敢于否定前人的错误论述，提出一些独到的新见解。如，对于天花，王清任便推翻了历来胎毒学说，他指出自汉代以前无出痘者，如果说是胎毒，汉代以前之人岂不是父母所生？他根据自己的实际观察和天花流行时少则一省，多则数省的特点，反复论证天花并非胎毒，而是“遇天行触浊气之瘟疫”①，自口鼻而侵入人体，由浅入深，再从皮肤发出而形成天花。并认为天花的轻重和感受瘟毒的轻重有关。治疗方面主要在于辨明轻重，清解瘟毒，活血化瘀，补气助阳。尽管在世界范围内天花已被① 《医林改错注释》第146 页。
　　彻底消灭，但王清任为治疗天花而创制的治法，如解毒与活血，养阴与活血，补气与活血等的配合，以及他的一些治疗方药，如解毒活血汤，助阳止痒方等对今天的中医临床仍有很大的启发，还常用于麻疹、风疹、喉痹、音哑等症的治疗。
　　第四节最可宝贵的精神作为一位医家，王清任身上最可宝贵的是他敢于不囿旧说，勇于大胆探索的创新精神。长期以来，由于儒学是封建社会的正统思想，中医学的创新和发展也深受其限制。历代医家，尤其是宋代之后，为了使一般人能信服并接受自己的观点或学说，在著书立说时，皆须从儒学经典著作中求得根据，很少有人敢于冲破这个藩篱。中医基础理论方面的著作更多的是以对《内经》、《难经》、《伤寒论》、《金匮要略》的注释与发挥为主要形式。遇到疑难及与己见有悖之处，宁可提出所谓错简、衍脱问题，而不敢轻易创立新说。至于解剖学则更是一个“禁区”，除偶尔几次官方组织外，几乎无人敢于问津。在这样的因循守旧、尊古崇古风气重压之下，王清任虽已预见到自己提出新的见解，纵然能说，必不能行，并会招致“离经叛道”的罪名。但是有许多病如不说明，人不知源，想到此，他又不得不说了。于是，他决心“不避后人罪我”，毅然闯入解剖学这一禁区。他直言“前人创著医书，脏腑错误。”①立志予以更正。他不避经典，不讳圣贤，对于自己认识到的东西敢于直指其错，畅述己见，语言犀利，达意明确。他这样做的目的并不在于标新立异，而是考虑到“后世业医受祸，相沿又不知几百年”。正如他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自述：“余刻此图，并非独出己见，评论古人之短长”，“惟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
　　王清任还是一位谦谦君子。他对自己认为正确的古医书相当珍视。他说：“伤寒、瘟疫、杂症、妇科，古人各有所长，对症用方，多半应手取效，其中稍有偏见，不过白玉微瑕。”对于自己认为有成就的医家亦相当崇敬。他说：“伏思张仲景论伤寒，吴又可著瘟疫，皆独出心裁，并未引古经一语。”他也大力推崇自己认为是切实可用的医著，认为查证可用《证治准绳》，查方可用《普济方》，查药可用《本草纲目》。其他可读可记的有《医宗金鉴》，理足方效的有《瘟疫论》。而他自己的方著，“不过因著《医林改错·脏腑图记》后，将平素所治气虚、血瘀之证，记数条示人以规矩，并非全书”。可见他并没有过高地估计自己。
　　王清任的治学态度是相当严谨的。他主张“医家立言著书”“必须亲治其症，屡验方法，万无一失，方可传于后人。若一症不明，留与后人再补，断不可徒取虚名，恃才立论，病未经见，揣度立方。”①他自己这样说，也是这样做的。他公开承认自己的观察和记述并非尽善尽美，“其中当尚有不实不足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查增补，抑又幸矣。”在《口眼歪斜辨》篇中，对于为何大凡患左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右侧，而患右半身不遂者口眼歪斜在左侧，王清任疑惑不解，当时又无书籍可供考查。他没有凭想象去牵强附会，而是把这一点明确告诉读者，承认“余亦不敢为定论，以待高明细心审查再补”②。把疑问留给后人去解答。王清任对于“病不知源，方不对症”，“不知妄对、遗祸后世”的做法非常反感，认为那是“以活人之心，遗作杀人之事”，更有甚者是“以无凭之谈作欺人之事”，深刻抨击① 《医林改错注释》第3 页。
　　① 《医林改错注释》第97 页。
　　② 《医林改错注释》第1 页。
　　了这种不负责、欺世盗名、损人利己的作法。
　　王清任恒心之持久，追求之执著是非常感人的。他为了亲见脏腑，屡遭挫折，却不折不挠，数十年如一日，艰苦而顽强地向着认定的目标前进。在极其困难的情况下，经历四十二年的努力，方得成就。就连《医林改错》的反对者也认为：“清任之恒心，独得千古，后学者能具清任之恒心，何患不成名医？”①《医林改错》问世之后，后世对其毁誉不一。一般说来，对其脏腑学说遵循者较少，而对其气血理论崇信者较多。王清任的拥护者对其评价很高，赞扬他集数十载之精神，考正乎数千年之遗误，绘图立说，定方救逆，理精识卓。认为“惟清任因考验脏腑生理，自少壮逮于黄发，栖迟秽地刑场，与夫访问秋官，终成不朽之业..岂彼闻义不徙如陆懋修辈狺狺之吠所能损益其间乎？”②而他的反对者对其攻击亦很激烈，责备《医林改错》越改越错，错上加错，甚至是一种流毒。骂他“不自量”，“不仁”，是“狂徒”。诚然，象其他一些古代著名医家一样，王清任亦非完人。可是清代甚至近代一些对王清任的攻击意见亦不足取。他们所攻击的大多是《医林改错·脏腑图记》。而实际上，他们并未亲自去致力于解剖学的研究，只是针对王清任坚持对尸体进行直接观察而又对旧有学说提出大胆的质疑和批判，攻击他“教人于胔骼堆中、杀人场上学医道”，“东张西望，东集西凑，便可驾圣贤而上”③。因此，他们少能言中王氏的真正不足，反之，大多是攻击了他深入实地，敢于革新的科学态度。
　　① 葛荫春：《古今名医言行录全集》第19 页，民国20 年印行。
　　② 范行准：《明季西洋传入之医学》第34 页，民国36 年印行。
　　③ 葛荫春：《古今名医言行录全集》第19 页，民国20 年印行。
　　第五节历史条件的限制由于历史条件和当时科学水平的限制，王清任的思维研究方法及学术观点方面尚有不妥之处，他著作中关于人体解剖方面的绘图和记述也有失误的地方。例如，他对中医脏象经络学说在医疗实践中的作用不够重视，对自己所引用的资料有些并未能真正理解，或理解不全面，有些理解可能并非作者原意。还有一些是把几种不同观点拉在一起，借以说明古人论述的错误与矛盾，这种方法显然不够妥当。如在《医林改错·脏腑记叙》中论肺之孔窍时说：“虚如蜂窠，下无透窍，吸之则满，呼之则虚。既云下无透窍，何得又云肺中有二十四孔，行列分布，以行诸脏之气。”①这段文字是来自两个人的论述，前一句为赵献可所言，说的是肺除上面有气管与外界相通以外，再无孔窍与外界相连，肺的虚盈交替完成呼气吸气，这是符合客观情况的。后句肺中有二十四孔的提法是李梴所言，可能是受玄学的影响从术数推论得来，是错误的。将这样两个论点不加注明地放在一起，来引证古人论肺之错，不能不说是一个遗憾。再如《伤寒论》中的六经学说是条分归纳外感热病复杂证类的辨证纲领，并不是指十二经络，也不是指某脏某腑，王清任对此并不理解，因此他提出的几个方效经络错的例证其实是他自己理解上的错误。在他的脏腑图记中，比较突出的错误是他的“心无血论”。王清任由于看到宰杀猪羊，血皆从刀口流出，心脏无血。从尸体中又看到胸腔有积血，便认为膈膜便是血府，具有存血的功能。而心脏只是出气入气的道路。由于认为心无血，也就把动脉当成了气管，反而对“脉是血管，气血在内流通，周而复始”这一正确论点加以否定，并由此对中医的脉学也失去了足够的认识，提出：“头面四肢按之跳动者，皆是气管。”①的错误论断。此外，他认为膀胱有下口，无上口，以及出气、入气、吐痰、吐饮、唾津、流涎，与肺毫无干涉等等，显然也是不对的。王清任对人体脏器结构及功能上的这些错误认识，主要是受当时社会条件与他进行观察的条件所限制，因此是不能苛求的。
　　尽管如此，王清任仍不愧是一位有成就，有见地的医家，他的《医林改错》仍不失为一本有价值的医学珍著。这部书自从道光十年（1830）在京初版以来，已多次再版刊行，版本达三十多种。至今中医界已是无人不晓此书，无人不读此书。一些西方人士还将此书一部分译成外文，在自己国家出版，把王清任称作近代的中国解剖学家。《简明不列颠百科全书》也列条肯定他为有影响的医学家。
　　① 《医林改错注释》第4 页。
　　① 《医林改错注释》第46 页。
　　第四十五章吴其浚第一节生平吴其浚，字瀹斋，别号雩娄农，河南固始人。清乾隆五十四年（1789）
　　生于官宦之家。嘉庆二十二年（1817）二十八岁时考中一甲一名进士，授官翰林院修撰。二十四年（1819），典试广东。道光初直南书房，后督湖北学政。历洗马、鸿胪寺卿、通政司副使。超迁内阁学士。十八年擢升为兵部侍郎，督江西学政，调户部。二十年（1840）以后，先后历任湖北、湖南、云南、贵州、福建、山西等省巡抚或总督。二十六年（1846）乞病退归，次年（1847）病死。因“时称其清勤”和“洁己奉公”而得到清廷的“照例赐恤”①。
　　吴其浚不同于清代的一般官吏，在为政之余，还注意经世致用之学，对植物、矿产和地理等都有所研究，特别是对于植物学的研究极感兴趣。他到过许多地方，陆应穀说他“宦迹半天下”②。所到之处，随时留意观察，采集植物标本。有时因为季节的关系，某一种植物标本未能得到，过许多年想起来还念念不忘，引以为憾。同时，他还从古籍以及当时的著作中广泛搜集有关的记载和论述。后来他将文献资料汇编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又根据多年研究所得撰写出《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是在吴其浚逝世后第二年，由陆应穀代为刻印的，本人没有看到出版，所以书中有些错乱的地方，也许是由于全书在他生前未最后写定的缘故。本书的版本，除道光二十八年（1848）陆应穀太原府署序刻本，即初刻本外，还有光绪六年（1880）山西浚文书局用初刻本原版重印本，因有少数旧版散失，补刻了一些新版，书首多了曾国荃的一篇序，内容完全与初刻本相同。1919 年，山西官书局再次重印，又补刻了一些新版。1919 年，商务印书馆出了排印本。1915 年，云南图书馆也重印过，书首有由云龙《重刻植物名实图考序》以及日人伊藤圭介的《重修植物名实图考序》。日本也出过排印本。1956 年，商务印书馆又以1919 年的排印本为底本，经过校勘，重新出版。
　　① 《清史稿》卷381，《吴其浚传》。
　　② 《植物名实图考·序》。
　　第二节《植物名实图考》《植物名实图考》综合了过去的研究成果并有发展和提高。所参考的文献资料包括经史子集，自古至当时达八百多种。正如书名所标示的，主要是考核名实，因而专谈各种植物的形状、用途以及产地，尤详于药性。书的性质有些近于本草，其编写体例也仿照传统的本草，分类方法和《本草纲目》相似。《植物名实图考长编》分为谷类、蔬类、山草、石草、隰草、蔓草、水草、毒草、果类、木类等十一类。《植物名实图考》增加了“群芳”，计为十二类。《植物名实图考长编》二十二卷，收录植物八百三十八种；《植物名实图考》三十八卷，收载植物一千七百十四种，比《本草纲目》增加了519 种，所述植物广及中国19 个省，而江西、湖南、云南、山西、河南、贵州等省的植物采集和收录较多。
　　由于吴其浚治学严肃认真。主要是以实物观察为依据，然后以文字材料为辅加以印证。他对未经“目验”，而仅凭“耳食”的做法很反感，在“党参”条写道：“余饬人于深山掘得，莳之盆盎，亦易繁衍。细察其状，颇似初生苜蓿，而气味则近黄耆。”①又“穬麦”条：“《天工开物》谓穬麦独产陕西，一名青稞，即大麦，随土而变，皮成青黑色，此则糅杂臆断，不由目睹也。”②另外，吴其浚“多识下问”，对“老农”、“老圃”、“舆台”、“牧竖”都多所咨询，认为他们的五谷草木知识比一般士大夫丰富。在“薇”条中指出：“此菜亦有结实、不结实两种。结实，豆可茹；不结实者茎叶可茹。余得之牧竖云。”③“芜菁”条则称：“后人乃以根叶强别，《兼明书》不知其误，而博引以实之，何未一询老圃。”④再就是他具有实事求是的精神和科学的研究态度，对可疑植物，经过研究比较，还是不能肯定的，都不下结论。如卷二十“黄药子”条为：“滇南又别有黄药..即湖南之野山药。其白药子，亦谓之黄药，皆别图。凡以著其物状，而附以俚医之说，以见一物名同实异。不敢尽以古方所用必即此药，以贻害于后世，庶合阙如之义云尔。”《图考》所以能取得较高成就，是和吴其浚的治学态度分不开的。《植物名实图考》有较高的学术价值。德国人毕施奈德（ EmilBretschneider）在所著《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1870 年）中对《图考》作了较高评价；伊藤圭介对它评价也很高，说：“辨论精博，综古今众说，析异同，纠纰缪，皆凿凿有据。图写亦甚备，至其疑似难辨者，尤极详细精密”；美国的一些学者如劳弗（Lau-fer，B.）、米瑞（Merrill，F.D.）、沃克（Walker，E.H.）等所写著作中，对该书也有所引用，并加以推崇①。经过吴其浚的细致认真观察、实验和考证分析，发现了过去有关书籍中的不少问题，纠正了一些本草学的错误和阙略。如李时珍《本草纲目》对每种药物，以“释名”确定名称；“集解”叙述产地、形态、栽培及采集方法；“辨疑”、“正误”考订药物品种真伪和纠正历史文献记载的错误；“修治”说明炮炙法；“气味”、“主治”、“发明”则分析药物的性味与功用；“附① 《植物名实图考》第七卷，“山草类”。
　　② 《植物名实图考》第一卷，“谷类”。
　　③ 《植物名实图考》第四卷，“蔬类”。
　　④ 《植物名实图考》第三卷，“蔬类”。
　　① 梁家勉：《我国动植物志的出现及其发展》，载《科技史文集》第4 辑，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0 年版。方”系搜集古代医家和民间流传的方剂。采用以上的标目，优点是分别清楚，一目了然；但缺点在引用古文献时，为避免重出，经常割裂原书文义，有时两书记载相同，兼采并用时仅标一人之名，不能保留古代文献本来面目。《图考》则忠实于古文献原貌，全部照录，并注明出处。又如《本草纲目》中把五茄科的通脱木与木通科的木通混为一物，同列于蔓草类。吴其浚纠正其错误，把通脱木从蔓草类中删除而改列入山草类。他还指出《救荒本草》所绘子图，与他所见者不同，可能是两个种。此种例子在书中有不少。
　　《植物名实图考》附图一千八百多幅，比以前任何本草书中的附图都要精确。这些图大部分是在植物新鲜状态时绘下的，非常逼真，而且其中很多是根、茎、叶、花全株绘下的，颇能反映出该植物的特征。如藿香图，突出了藿香的特点：叶对生，叶片卵形或三角形，基部圆形，顶端长尖，边具粗锯齿，花序顶生等，与植物学上的唇形科（Tabiatac）藿香（Agastacherugosa）图相符。又一般认为《本草纲目》所载仙人掌为凤尾草，但据植物学者研究，《纲目》上的图不准确，不是凤尾草①。而《图考》中所绘的凤尾草图，清晰可辨，其文字说明：“凤尾草生山石及阴湿处，有绿茎、紫茎者，一名井兰草，或谓之石长生”，与所绘之图相符，正是现在植物学上的凤尾草（Pterismultifida Poir）。毕施奈德认为《图考》中的附图“刻绘尤极精审”，“其精确者往往可以鉴定科和目”；他曾采选蜀黍、粱、薯蓣、苘麻、商陆、佛手柑、铁树果、椰子等八种植物图重雕，用连史纸拓印，附在书末。国内学者对本书的附图也很重视，因为这些植物图对近代植物学的研究有较大参考价值。
　　对中国的植物分类学，《植物名实图考》也有重要意义。许多现代植物分类工作者在研究植物时往往要参考它。除可以根据书中的附图鉴别出一些植物的科、属，乃至种名外，不少植物的中名定名也是以之为依据的。目前中国植物分类研究中，以《图考》中的植物为正式中名的非常多。如八角枫科（Alan-giaceae）、小二仙草科（Haloragaceae 或Haloragidaceae）；还有马甲子属（Paliurus Mill）、画眉草属（Eragrostis Beaur）等等。
　　当然，《植物名实图考》也存在一些缺点和糟粕。因受时代条件限制，吴其浚的思想没有脱离封建士大夫阶层的范畴，反映于书中就是常常在分析植物形态、性味或用途时，往往夹杂大段，甚至连篇累牍的陈腐议论，借题发挥他的政治见解和“修身处世”之道，与植物本身全不相干。他虽纠正了以前本草书中的不少错误，但自己在许多地方也犯了错误。如莽草是木兰科植物，他却把卫矛科的雷公藤误认为莽草；又把油芷误认为狼尾草等。有些地方考订也较潦草，照抄其他书籍，无自己的见解。
　　① 裴鉴：《中国药用植物志》第1 册，中国科学社生物研究所1939 年编印。第三节其他著作吴其浚的其他著作还有《滇南矿厂图略》和《滇行纪程集》。前者由吴其浚编纂，东川府知府徐金生绘辑，为介绍云南铜矿和其他矿产的著作。约成书于道光二十四至二十五年（1844—1845）。书分上下卷，上卷为《云南矿厂工器图略》，包括工器图二十幅，次滇矿图略，下引第一、硐第二、硐之器第三、矿第四、炉第五、炉之器第六、罩第七、用第八等。书后附有节录宋应星《天工开物》中的“五金”（第十四卷）、王崧的《矿厂采炼篇》、倪慎枢的《采铜炼铜记》和《铜政全书·咨询各厂对》。卷下名《滇南矿厂舆程图略》，有全省图一幅，次为府、州厅图21 幅，下为滇矿图略，其下再分为各种矿产、运输等。
　　《滇行纪程集》为上下卷的诗集。此书无序、无后跋、无刻书年月。共收录自保定府经河北、河南、湖北、湖南、贵州而至滇南胜境途次歌咏名胜、古迹之诗二百零三首。诗没有什么特色，但在每首题下有题解或建置沿革。如“嘉鱼县”下注：“汉沙羡地，晋沙阳地，梁置沙州，旋废，南唐升为嘉鱼县。”又云：“县以鱼岳山得名，山西北有灌矶山，旧皆临江，江迁而在陆矣。陆溪口吴时屯兵为重寄，麻屯在陆口东，孙权平山贼麻保二屯于此。赤壁有五：汉阳、汉川、黄州、嘉鱼、江夏，应以县西七十里之赤壁与对岸乌林为据。”这些注解对研究沿革地理者颇有参考价值。①第四十六章王聪儿李文成第一节王聪儿与白莲教王聪儿是清代白莲教大起义的重要领袖。她在嘉庆初年与姚之富一起领导襄阳黄号（又称齐家营）起义军，纵横驰骋于鄂、川、陕、豫四省，英勇战斗了两年多，给予清朝统治者以沉重打击，在中国农民战争史上写下了光辉的一页。
　　王聪儿（1777—1798），湖北襄阳人，大起义时，年约二十岁①。她自幼丧父，随其母在襄樊往来走解卖艺，这在封建社会里被统治者看作是最卑贱的职业，嘉庆帝污为“械马倡伎”②。她受尽欺压凌辱，从小经历了社会最底层的悲惨生活，尝遍人间的颠沛艰辛，在幼小的心灵里埋下了对统治者仇恨的种子，锻炼成坚强不屈的性格。
　　以满族贵族为主建立的清朝，曾有过“康乾盛世”，彼时，地主阶级通过圈占、强买和高利贷等诸种手段，巧取豪夺，吞占了大片土地。失去土地的农民，纷纷流窜到湖北、四川和陕西三省交界广袤千里的南山老林和巴山老林，成为流民、“棚民”。至乾隆后期，从朝廷到地方各级官吏贪污聚敛成风，鄂、豫、川、陕、楚等省屡遭天灾，老百姓处于水深火热之中，阶级矛盾日趋尖锐。
　　当广大的被压迫被剥削的人民实在生活不下去的时候，白莲教支派收元教便组织和发动了一场震撼中外的大起义。收元教首领宋之清的大弟子齐林，利用自己身为襄阳“繁剧”州县总差役的合法身分，掌握了千人以上的差役，在他们中间传教收徒，并通过他们将势力扩展到湖北、四川的广大地区。王聪儿十六岁时与齐林结婚，被称为齐王氏。此后，她就成为齐林的得力助手。她在帮助齐林传教的过程中，特别积极收萃女流。她的几百名妇女弟子日后都参加了白莲教大起义。这样，齐林在湖北收元教内号“大师父”，王聪儿号“二师父”，又称“齐二师娘”。
　　乾隆五十九年（1794）秋，清廷大规模镇压鄂、豫、皖、川、陕、甘六省的收元教和混元教。各省地方官吏奉乾隆帝指令大索白莲教徒，缉拿教首刘松、刘之协、宋之清等人。随后，白莲教首领除刘之协等数人逃脱外，几乎全部被捕。刘松、宋之清等被凌迟枭示，齐林等十九人“俱照妄布邪言为首例，拟斩立决”①。这就是著名的六省教案。王聪儿在这次大屠杀中幸免于难。她削发为尼，隐藏在襄阳城郊的一座尼姑庙中。
　　清朝统治者的血腥镇压，不但未能遏制大起义的到来，相反倒促使起义的火种迅速蔓延。嘉庆元年（1796）二、三月，刘起荣等假借老教首张汉朝的名义，首先在家乡附近的黄龙垱举起义旗；随后姚之富在家乡彭家疃附近的夹河洲，高均德在家乡高家湾附近的三合镇分别起义响应。姚之富领导的一支起义军，是这次大起义的主力。
　　① 关于王聪儿此时年龄有两种说法，一为二十岁，一为“年未三十”（邓之诚：《骨董琐记》卷8，《齐王氏》条）。
　　② 《清仁宗实录》卷123。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革命运动》（白莲教），乾隆五十九年十月十六日，福宁奏。（下列档案皆省略收藏单位）
　　姚之富是齐林的徒弟。六省教案之后，姚之富继承了齐林的未竟事业，广收门徒，在湖北地区酝酿、组织和发动起义，日后成为襄阳黄号起义军的实际领袖。他在起义爆发后，为了表达对其师齐林的怀念与敬仰，同时也是由于六省教案前王聪儿在教内的影响，遂“迎王氏为总教师”①。此时这仅是王聪儿的荣誉职衔，其地位、威信尚不及姚之富。
　　姚之富、王聪儿起义之后，首先发动了襄樊之战。
　　嘉庆元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率军围攻樊城，因清军有备，继而强攻襄阳城。起义军冒着清军炮矢，鸣锣呐喊，以门板遮面，循木梯木板攀城而上，终因襄阳临汉水而立，城高墙厚，易守难攻而屡攻不下。最后因嘉庆帝集合五路清军围剿，起义军被迫撤离襄阳，向清军防备空虚的钟祥挺进。在战斗中，王聪儿非常注意军纪的整顿和赏罚分明。齐林之徒曾大寿在成为起义将领之后，违抗军令，“齐王氏斩之，令益肃”②。军纪的严明，保证了起义军内部的号令一致，为起义军的发展壮大，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六月初，起义军进驻钟祥一带，并以此为基地，筹集粮草，打击清军。
　　这就使嘉庆帝十分恐慌，急令永保总统湖北军务，并调兵遣将围剿起义军。王聪儿、姚之富利用山路丛杂、到处沟壑的有利地形和清军兵力不足的弱点，采取了南北两面迎敌、分途突围的战术，至七月末终于冲破了清军的包围圈，回到襄阳的双沟、王家楼一带。清军尾追不舍，起义军复分两路迅速转移，一部由黄龙垱向枣阳、唐县行进，一部由吕堰驿向邓州行进。起义军在陈家河与清军短兵相接，歼灭大量清军，取得了钟祥突围后的第一个胜利。
　　随后，王聪儿、姚之富带领起义军乘胜由湖北向河南邓州、南阳挺进，在襄邓平原上纵横驰骋，永保虽然拥有“京营劲旅及大兵万余，徒尾追不迎击，致贼东西横躏无忌”。义军闯枣阳，击伤清直隶提督庆成，扫邓州，困清河南巡抚景安于魏家集。嘉庆帝闻之大怒，下令把永保“逮入都治罪”，改“命惠龄总统军务”①。
　　嘉庆二年初，襄阳起义军开始了大规模的流动作战，分三路北趋河南。
　　姚之富、王聪儿率领中路，“出南阳，掠嵩县、山阴”，他们“不整队，不迎战，不走平原，惟数百为群，忽分忽合，忽南忽北”，使清军晕头转向，疲于奔命。当时，景安虽拥兵四千屯戍南阳，但胆小如鼠，“不出一卒”，当起义军入陕经过河南西部边境时，景安又“避贼，驻军内乡。贼入陕后二十余日，景安始至”②。因此，人们给他起了个绰号叫“迎送伯”。
　　和清将贪生怕死的狼狈相成显明对照的是，王聪儿不仅亲临前线指挥，而且勇敢善战，身先士卒，每次战斗总是冲杀在前。据记载：“齐二寡妇每临阵，戴雉尾，衣红锦战袍，于马上运双刀，矫捷如飞，所向无敌。有时跷一足，自山顶疾驰而下，注坡蓦涧，从无蹉跌。其劲捷亦可想矣。”③嘉庆二年三月的一次战斗中，王聪儿左臂中了清军一枪，跌下马来，被部下迅速抢救脱险。
　　王聪儿与清朝统治者英勇斗争的精神，鼓舞了广大起义将士。她直接领① 石香村居士：《戡靖教匪述编》卷9《陕甘楚豫述》。
　　②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①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② 同上。
　　③ 朱翌清：《埋忧集》卷6《段珠》。
　　导的数百名女兵，在战斗中都和她一样冲杀在前。如“王氏有婢名黑女子，亦勇捷善斗，为群贼所服”①。
　　起义军中出现如王聪儿这样杰出的女领袖，并非偶然。白莲教秘密传教收徒，不分男女，没有性别限制，凡“习其教者，有患相救，有难相死”②，因此，处于社会最底层的广大被压迫的妇女和男子一样，纷纷入教，同时也就出现了不少女教首。当起义爆发后，她们和男子一起投身于反清斗争的行列之中。在她们之中，就涌现出了不少从事各种活动的女领袖。而王聪儿则是她们当中最为杰出的代表。
　　嘉庆二年四月，姚之富、王聪儿等在陕西镇安与北路的王廷诏、西路的李全两部会师。这时，嘉庆帝急令各路清军务在汉水以北剿灭起义军。起义军派李全一部向北佯攻盩厔（今陕西周至县）、蓝田，吸引清军主力，而姚之富、王聪儿率大部轻装疾进，马不停蹄，沿汉水北岸经安康、汉阴、石泉，五月中旬到达汉水上游北岸的紫阳白马石，接着顺利渡过了汉水，甩掉了跟踪的清军。当清军统帅惠龄五天之后赶至渡口时，除了望见一片滔滔的江水和起义军丢弃的破烂外，连起义军的影子也看不到了。嘉庆帝得知此讯后，大骂惠龄“坐失机会，实属大错”，“惠龄屡经贻误，岂可复膺总统之任？”宣布：“一切军务，著（陕甘总督）宜绵总统，明亮、德楞泰帮办”③。起义军取得了渡汉水首捷后，基于下列因素分三路向四川挺进。
　　第一，嘉庆元年秋，湖北其他各支起义军除去林之华、覃加耀所部还在鄂西苦战外，都已陆续失败。这就使清军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向襄阳起义军猛扑过来。而襄阳起义军由于一开始就和清军打阵地战，损失很大，部队急遽地减员。姚之富曾为此派人四出贴写“午月午日白阳劫尽”的“逆词”①，动员各地教徒参加起义队伍。可惜，因清军严密封锁，这个计划失败了。第二，与此同时，四川的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嘉庆元年冬起义后，一举攻克了东乡（今四川宣汉）县城，声威大振，队伍也因之扩大。姚之富、王聪儿得知此事，“见湖北、河南都反不成，听见四川反的人多，我们的人少，想要过四川去会同教的人”②。第三，襄阳、四川的起义领袖基本都是齐林的弟子或再传弟子③，彼此曾通信息。乾隆末年，当收元教酝酿起义时，就已有进军四川的设想。川东云阳起义领袖高名贵在嘉庆二年闰六月被俘后追述说，齐林的再传弟子樊学鸣，曾在乾隆五十八年吩咐过他：“轻易不要动手，只等他的教内人到来才可起事。”④可见，襄阳起义军向四川转移，既是迫于形势，也是起义前的原定计划。从当时的形势来说，姚之富、王聪儿采取的这一战略也是正确的，得到了四川起义将领的拥护。高名贵对此曾回顾说：嘉庆二年六月，“知道襄阳教内的人来了，我就齐起人来，分作前、后、中、左、① 朱翌清：《埋忧集》卷6《段珠》。
　　② 周凯：《内自讼斋文钞》卷1《纪邪匪齐二寡妇之乱》。
　　③ 《清仁宗实录》卷17。
　　① 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清史室、资料室编：《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239 页。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239 页。
　　③ 参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九辑第194—195 页；《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二日辛卯，宜绵、明亮等奏。
　　④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58 页。
　　右五营，整顿军器，只等中会（指襄阳义军）的人到来，就好一同行走”①。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三日，姚之富、王聪儿率领的襄阳起义军和四川徐添德、王三槐等在四川东乡会师。浩浩荡荡的起义队伍绵延三十多里，蔚为壮观。
　　接着，川楚起义军商定按地区统一编号：姚之富、王聪儿部称襄阳黄号，徐添德部称达州青号，王三槐部称东乡白号..东乡会师后，起义处在关键时刻，如果各路起义军加强团结，统一指挥，统一作战，采取一套正确的战略战术，那么就会推动五省白莲教起义形势的迅速发展，促进起义高潮的到来。然而，包括王聪儿在内的所有起义领袖都没有这样做。六月二十四日，即东乡会师的第二天，各路起义军即分散行动，各自为战了。姚之富、王聪儿率部回师湖北。
　　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当时，清兵统帅部按照嘉庆帝的“大兵云集，四面攻围”②的指令，拟订出“聚歼”楚川起义军于川东北地区的计划。清军惠龄部紧紧尾追襄阳起义军，宜绵部正围攻徐添德、王三槐和四川另外两支主力罗其清、冉文俦部。清军总兵力已达四万余人，还有大量乡勇，起义军估计约有三万余人，其中还包括许多随军家属。在军情紧迫、兵力相差悬殊的情况下，两省起义军面临的压倒一切的问题是，火速摆脱即将合围的清军包围，尽快转移。
　　但是，问题在于襄阳起义军应向哪里转移，只有返回湖北的一条路吗？
　　事实并非如此。因为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广阔的、地势险要的四川有着很大的回旋余地和发展前景，同时又有四川起义军的合作，可以大大减少人地生疏和给养供给的困难。如果两省起义军在协助罗其清、冉文俦等部打开川东北局面的同时，以一部分兵力向清军力量十分空虚而又不能迅速调进军队的川中、川西进军，并在那里建立根据地，那么，嘉庆五年春冉天元等发动川西战役时所掀起的斗争高潮，将有很大可能提前出现。这不仅会使清军“聚歼”起义军的部署全盘破产，还将在政治、经济等方面遭受沉重打击，起义军的力量和影响则将急速扩大，斗争的进程也很可能有所改观。可是，姚之富、王聪儿却率领襄阳起义军主力撤离四川，这就使川楚起义军失去了利用这种大好形势向前发展的机会，并造成了他们从此长期流动作战的错误，最终导致了失败。
　　襄阳起义军不能与各路反清队伍协同作战，而是单独转移，这还需要从整个起义军方面寻找原因。首先，白莲教发展到清代，虽已遍布大半个中国，但是派系林立，各派独立活动，互不相属。起义后，“伊等虽名为同教，而势力各有不同，察其形迹，自必欲各踞一处”①。这种情况必然导致起义军长期处于分散状况而不能形成集中统一的领导。王聪儿对此也无能为力，她的资历和能力更不足以使自己成为白莲教“八路兵马总指挥”，以及全体起义军的总领袖。其次，各支农民起义军的主要成员，属于无地少地的贫苦农民及自耕农民，封建社会的这种分散经营、互不联系的个体小生产者，正是产生起义军组织上分散性和思想上安土重迁的阶级基础。清统治者对于襄阳起义军在到达四川后即产生的浓厚思乡情绪看得很清楚，一再指出：“姚之富、①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58 页。
　　②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剿捕档》。
　　① 《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41，嘉庆二年六月二十七日丙申，宜绵、明亮、德楞泰奏。李全、齐王氏、高均德等，皆籍隶襄、樊、南（阳）、邓（州）等处，是以总思北窜汉江，逃回本地”①，“此伙陕楚之人甚多，四川地方生疏，不愿前往，立意总欲渡江回乡”②。这说明王聪儿不仅没有摆脱农民习惯势力的影响，高瞻远瞩地制定出正确的战略计划，相反，她幼年的往来各地走解卖艺倒助长了她的流动作战思想。
　　襄阳起义军为回师湖北，首先向川东的开县、云阳、万县等地挺进，兵锋直指夔州、奉节等地。清廷怕其再入湖北，慌忙指令明亮、德楞泰派总兵达音泰率部到白帝城堵截，但姚之富、王聪儿率起义军到白帝城后便将达音泰部团团包围。明亮等复派兵增援。王聪儿当机立断，采取速战速决的战术，命令义军分三路同时进攻清营。起义军将士轮番作战，皆持盾以捍，失铳不退，入夜则点起火把，进行夜战。经过两昼夜的激战，起义军终于突破了清军防线，顺江而下迅速挺进湖北，于闰六月下旬抵达归州（今秭归）、巴东一带。嘉庆帝急令湖北巡抚汪新在竹山、竹溪防堵，令明亮、德楞泰率清军主力水陆追击入楚。王聪儿等采取了广布疑阵、迷敌耳目的战术，把起义军分为两路，一路由王廷诏率领，神出鬼没地出现在巴东县长江对岸的石门，声言欲南渡进攻县城。明亮等信以为真，赶紧率兵回师防守。当他们复战王廷诏时，突然发现姚之富、王聪儿等率起义军主力二万余人已向兴山、保康、南漳等地远扬，清军的阻击计划遭到了彻底的失败。这次战役，充分显示了襄阳黄号在襄阳起义军中的主力军作用和姚之富、王聪儿的军事指挥才能。清统治者对他们怀有极大恐惧和仇恨，嘉庆帝甚至认为，“若得生获姚之富、齐王氏，则功成八分”①。
　　从这次战役起，由于“总教师”的地位及军事指挥才能的显露，使王聪儿的名字在官方文书中频繁出现，甚至把她看作是超越姚之富之上的“首逆”了。从此，她的声望、威信和地位在襄阳起义军中日趋提高。
　　王聪儿、姚之富率起义军欲从南漳到襄阳，中途受到清总兵王文雄的狙击。起义军遂“佯退，次日复倍道分进，由宜城、钟祥北走襄樊”②，接着又向房县、竹山一带山区进军，八月，击毙前来围剿的清副都统丰仲布以下数百名官兵。王聪儿本想把清军由房县、竹山一带引向鄂西北老林地区，然后乘机渡过汉水，但因汉水两岸有清军重兵防守，只得改变计划经竹山、竹溪，于九月进入陕西。
　　十月，清军统帅宜绵因镇压义军不力，被嘉庆帝革职，以勒保代之。十一月，襄阳起义军再度入川，意在吸引清军南下，以便乘机折回陕南，强渡汉水。但清军尾追不舍，义军陷入窘境。姚之富主张“不如..往百丈关，会上冉文俦一股，可以抵敌官兵，一面攻打广元，一面由栈道回陕”。可是，当他们赶到百丈关，冉文俦部已经转移，“又遇官兵，打败”。王聪儿经过深思熟虑，提出：“且折回五郎庙一带，如过得去，即仍由原路回陕。若再遇官兵，即入独山一带，山内小路甚多，大半与陕西交界，官兵总不能路路① 《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龄等奏；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庆成奏。（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② 《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二年十一月十二日，明亮、德楞泰、惠龄等奏；嘉庆二年十月二十九日，恒瑞、庆成奏。（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① 《军录·农运·结社》，嘉庆二年九月初十日，明亮、德楞泰奏折的朱批。② 魏源：《圣武记》卷9《嘉庆川湖陕靖寇记》。
　　挡住，就仍折回陕西。”①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正确的。襄阳起义军就是按照王聪儿的这个方案，于十二月经独山折回陕西，突破汉江，打开通往河南和湖北的道路。这一军事行动，不仅甩开了敌人，“贼匪窜至五郎，而明亮甫赶至洋县，已落一站之后”②，同时又解决了襄阳起义军入陕三个多月来，北渡汉水的大问题。这一作战方案的提出与行动，又一次显示了作战骁勇的王聪儿，是一个颇有智谋的军事领袖。
　　从嘉庆二年底至三年初，襄阳起义军分成几股转战于陕西境内。嘉庆三年二月，王聪儿、姚之富率领二万多起义军由陕西西乡、洋县渡汉水，北上攻下郿县、盩厔（今周至）。接着，王聪儿命令李全带领一支先头部队直逼西安，寻找返回河南的道路。这一行动，把陕西巡抚秦承恩吓破了胆。他急忙闭城，“日夕哭泣，目皆肿”③。可惜，李全部在西安近郊焦家镇圪（鸽）子村与清军王文雄部交战失利。根据这个情况，王聪儿决定回师陕东南，率领起义军来到山阳石河铺一带，准备向东杀回湖北。这时，清将明亮、德楞泰紧追不舍，也来到石河铺。为防止义军“前窜楚、豫”，明亮等派赛冲阿和温春、爱星阿各带兵一千分赴高坝店、漫川关堵截，明亮等则带兵四千由黄陇铺、宽坪，向漫川关兜剿，对王聪儿等形成三面夹击之势。三月初五日，当明亮等到达宽坪之时，正值起义军三路向莲花池一带进发。明亮、德楞泰亲带清军，亦分三路追剿。起义军“排列左右两山，并山脚大路，分投抗拒”。德楞泰率部从大路截杀，明亮、达音泰等分别抢占左右山梁。起义军施放火枪进行抵抗，经过激战之后，转到尖河口，编为二队，一队向两河口，一队向漫川关，但分别被赛冲阿、温春等截回，改向西南甘沟一路进发，清军追击了一百七十余里，双方损失都很惨重，“百余里之内，尸横遍野”。由于起义军行动迅速，德楞泰连夜催促，集结兵力，又令郧阳知府王正常、郧西知县孔继干募集乡勇，前来围剿。初六日黎明，德楞泰、明亮等由上津堡、槐树沟“兜剿”，将王聪儿等逼至三岔口。“贼众男妇，尚有八、九千人，犹敢舍死冲扑，占住山梁，奔突沟口”，正当清军吃紧时，湖北把总修永宏“闻枪炮之声，即带领乡勇堵剿前来，并力截杀”。德楞泰还从俘获的起义战士口中得知王聪儿、姚之富皆在左山梁，于是带领兵丁，将左山梁四面围住。王聪儿、姚之富顽强战斗，“率男妇三千余人，滚石放枪力拒”。德楞泰、明亮等“四面一直涌上。该二逆东驰西突，率众奔逃至险峻之处，弃马扒越”。德楞泰咬牙切齿地传令清军务要生擒，以便解京请赏。王聪儿知道最后的时刻已经到来，至死不降，她“率妇女十余人，从西面投落陡崖”。姚之富亦向悬崖跳下，壮烈牺牲。当清军追到崖下时，王聪儿“气尚未绝。当加讯问，业已不能详供，惟自认齐王氏不讳”①。一代女英雄为反抗封建统治而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近万名起义军战士为此也都献出了自己的生命。王聪儿、姚之富牺牲后，余部仍在继续战斗。襄阳白号高均德部欲由陕西雒南进入河南。当他们行至雒南两岔河一带，遭遇三路清军围困。他们怀着“为齐王氏等复仇”的决心，勇气倍增，“相率死斗”。他们“分投占据① 以上引文均见《剿平三省邪匪方略》卷59，嘉庆二年十二月二十七日壬戌，明亮、德楞泰奏。② 《清仁宗实录》卷26。
　　③ 昭梿：《啸亭杂录》卷4《王文雄》。
　　① 以上引文俱见《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1 册第323—326 页。山头，将矛手枪手排列于前，舍命力据”①，誓与清军战斗到底。
　　嘉庆三年七月，鄂东蒲圻县人王添万“闻得齐王氏已被官兵杀了”，十分悲痛。他感念齐王氏平素相待甚好，要想替她报仇。他们利用周围都是深山的有利条件，在山顶砌石墙，建造茅草房屋，制造军器、火药，组织了二千左右教徒起义②。起义虽然失败了，却反映了王聪儿的英雄气概已成为被压迫人民的巨大的精神鼓舞力量。
　　王聪儿虽然牺牲了，但她仍然活在人民的心中，在她战斗过的地方，人们编出许多歌谣、故事、传说，四处传播，代代相传，歌颂着女英雄的不朽业绩。据湖北省郧西县的调查材料，有一首歌谣写道：齐王氏真胆大，刀枪矛子都不怕。
　　一心要过大小坝③，杀条血路进四川。
　　联合兄弟杀进京，阎王扁上打一仗④，杀得鬼神也心惊。歌谣唱出了广大劳动人民对她的持久怀念与崇敬。
　　王聪儿牺牲十五年之后，河南滑县人李文成又组织了著名的直鲁豫三省天理教反清大起义。
　　①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一册第329—331 页。
　　② 《清中期五省白莲教起义资料》第五册第64 页。
　　③ 大小坝系指郧西县大小坝河。
　　④ 湖北郧西三岔河槐树沟地方，重峦叠嶂，山高谷深。茅山阎王扁是群山中最险要的地方。王聪儿等在这里度过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第二节李文成与天地教李文成是嘉庆十八年（1813）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天理教起义的重要领导者。这次起义虽然仅仅坚持了三个多月，但却给清统治者造成极大的震惊。嘉庆帝为此下了“罪己诏”，惊呼这次起义“酿成汉、唐、宋、明未有之事”，“思及此，实不忍再言矣！”①李文成，河南滑县东北五里谢家庄人，约生于乾隆中期②，他生活的时代，“康乾盛世”已近尾声。川、陕、楚白莲教大起义虽然失败，但是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依然未得到任何缓和。嘉庆时期，直、鲁、豫三省官吏几乎是无官不贪，无吏不暴，占有数百、上千、成万亩土地的地主到处皆有，这些地主利用种种特权，拖欠钱粮，地方官吏就伺机将亏空加在广大农民的头上，敲诈勒索，中饱私囊。所以天理教发展教民时，“所言皆系地方文武贪酷不仁等弊”③。
　　嘉庆十六年至十八年，直、鲁、豫三省发生了严重的自然灾害。广大农民“皆以草根树皮 口度日。经过官道，两旁柳叶采食殆尽”④。但是，地方官吏和地主阶级却趁机向农民催科派差，更加重了农民的灾难。广大农民“思乱者众”①。世代以泥水匠、木工为业的李文成和京畿大兴县人林清、河南滑县人冯克善，在三省农民中组织天理教，以进行反清的武装斗争。
　　天理教是白莲教的一个支派。明末清初，白莲教在统治阶级的残酷镇压下，逐渐转向处于社会下层的农民和兵士中传教收徒，发展力量，形成了很多支派。在京畿和直隶、山东、河南，就有荣华会、红阳教、白阳教、大乘教和八卦教等。
　　大约在嘉庆十年前后，李文成加入了河南南阳人梁健忠领导的震卦教。
　　由于他很有才能，将“教中事有条理不当者”，“厘次剖析，众推服之无异词”②，成为滑、浚一带震卦教的实际领袖。滑、浚一带的震卦教，均称为“东方震宫王老爷门下”，“王老爷”即王中③，是震卦教教主，于乾隆三十七年（1772）被清政府杀害。其后，李文成被徒众奉为“当日震卦王卦主转生”④，并积极发展自己的势力。李文成在滑、浚一带传教收徒时大力宣传：“造反事成之后，将教内的人加封官职，给予地亩。所有入教的就有送粮食自数石至十数石，大钱自数百文至数千文不等。每钱百文，许地一顷。粮食数石，许给官职。”⑤“每钱百文，许地一顷”，李文成以土地为号召，吸引了越来越多的人信奉天理教，更加踊跃地加入反清斗争。李文成以土地为号召，说① 《清仁宗实录》卷274。
　　② 据天理教首领林清的外甥董国太称：“李文成系黑面八字须，约四十七、八岁。”（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董国太供词》。以下简称《军录·农运·结社》，按此推算，当生于乾隆三十一年或三十二年。
　　③ 《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日，庆升奏。
　　④ 《清仁宗实录》卷267。
　　① 同治《滑县志》卷12《杂志》。
　　② 兰簃外史：《靖逆记》卷5《李文成》。
　　③ 原故宫明清档案部编：《清代档案史料丛编》，第三辑第7 页。
　　④ 托津等纂：《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1。
　　⑤ 《军录·农运·结社》，《刘第五供词》。
　　明他确实考虑到，在起义成功后剥夺地主阶级的土地，分给农民。在一定意义上说，这是对封建地主土地所有制的一次冲击，它得到了广大农民的热烈拥护。河南的农民“相从者众”①，“于号簿内按名登记”者，“共计男妇大小三千八百余名”②，这些人日后成为天理教起义的中坚力量。
　　与此同时，冯克善和林清也在积极传教收徒。冯克善在山东收了德州宋跃隆父子和滑县牛亮臣（后成为天理教起义的军师）的儿子牛文成、浚县李大成等人为徒，依靠他们发展离卦教，自任教主。林清自嘉庆初年起传教收徒，经过多年的努力，终于统一了京畿地区的白阳教、红阳教、大乘教、荣华会、坎卦教，并将这个统一的教派定名为白阳教，这是林清为应“白洋（阳）劫”而取的带有反清政治目的的秘密宗教的名称。白莲教系统的各教派信奉“无生老母”。以回涅槃境地的“真空家乡”为最终目的，并鼓吹“两宗、三际”说。“两宗”指世界上存在着明、暗两种相互斗争的势力。“三际”指白莲教义把世界分为三个时期：青阳（过去）、红阳（现在）、白阳（未来）。“无生老母”在三个时期分别派燃灯佛、释迦佛、弥勒佛统治人类世界。其中“红阳”时期，黑暗势力占了上风，形成了“大患”，招致“恐怖大劫”即“白阳劫”的来临，弥勒佛随之降生，领导人们驱走黑暗，赢得光明。显然，这是披着宗教外衣的政治预言。能够吸引处于水深火热之中的广大群众参加反清斗争。
　　之后，林清又提出了“八卦总该归一”③的口号，以图联络直、鲁、豫三省的八卦教，进一步扩大势力，并且在嘉庆十六年亲自到滑县会见了李文成和冯克善。
　　出于推翻清朝统治的共同愿望，林清即与李文成、冯克善结为刎颈之交，倡言李文成为八卦教主，使当地习教者深信不疑。接着，林、李合伙夺了梁健忠的卦主职位，由李正式继任震卦教主。他们一起还确定了震卦在八卦各卦中的地位：“震卦为七卦之首，各听约束，其后兼理九宫，统领八卦。”文成即“奉清为十字归一。于是，八卦九宫，林李共掌”①。至此，李文成和林清初步实现了“八卦归一”的目标。他们在这次会见中还利用“星象示变”，规定了起义日期。原来，这年八月，“慧星出西北方”，李文成认为，“星射紫微垣，主兵象”，从而推算出起义日期“应在酉之年，戌之月，寅之日，午之时，故以（嘉庆）十八年九月十五日午时起事”②。这种以两年前的天象决定两年后的起义日期，而不以阶级斗争形势和敌我力量对比为依据的做法，显然带有浓厚的宗教迷信色彩。这样，起义还处在准备阶段时期就埋下了失败的种子。
　　嘉庆十八年七月，李文成、林清、冯克善在河南滑县附近的道口召开了起义前的最后一次会议。会上决定：起义时的“明号是‘奉天开道’，暗号是‘得胜’两字，约定九月十五日动手造反，各带徒弟于本县起事”，并要求林清占据直隶，李文成攻克河南，冯克善夺取山东，然后，李、冯等人率① 《钦定平定教匪纪略》卷25。
　　② 《军录·农运·结社》，《刘第五供词》。
　　③ 《军录·农运·结社》，《刘宗山供词》。
　　① 《靖逆记》卷5《林清》。
　　② 《靖逆记》卷5《李文成》。
　　领各自徒弟“半月内到京”③，与林清会合，共同赶走清朝皇帝。难怪嘉庆帝大骂这次起义“其心总在北京图谋社稷，与从前三省（白莲教）迥不相同，险恶肆逆，异乎寻常”①。这说明李文成、林清等人领导的天理教起义，一开始就抱有夺取政权、彻底推翻清皇朝的政治目的。李文成在这次会上还对未来的“大明天顺”政权作出了组织安排：李文成为天王、于克敬为地王、冯学礼为人王，林清为“文圣人”，冯克善为“武圣人”，辅佐李文成管理天下。这样，在反对清朝统治这一共同斗争目标指引下，李文成和林清、冯克善将其三股势力，即京畿地区的白阳教和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以震、离二卦为核心的八卦教联合起来，并将这一组织定名为“天理教”。接着，李文成又任命了天理教八个卦的教首，他们是：离卦王王道隆，艮卦王刘宗顺，震卦王宋克俊即宋老秀，乾卦王寿光德，坤卦王冯相林，巽卦王王修治，兑卦王刘国明，坎卦王尹老德，他死后，其子尹振继任②。
　　由于李文成的旗子上确实写有“大明天顺”的字样，因此，过去国内外一些学者据此将这次起义看作是“一种民族主义运动”。
　　清朝是一个以满族贵族占支配地位的封建政权，统一中国以后，仍在推行民族歧视与压迫的政策。因此，汉民族的民族意识与民族感情也就很难平息。但是，由于受阶级与历史的局限，他们没有也不可能认识民族压迫的阶级实质，而将清朝的民族压迫视为本身苦难的主要根源。这就必然要借用恢复“大明”的旗号进行反清斗争。
　　这里，还有另外一种情况值得注意。这就是，人们从明朝被李自成领导的农民起义推翻的历史事实，认识到它已经不再是一个神圣的不可侵犯的偶像，真命天子也并非总由一家世代相承。这种社会意识又决定了在农民的反清斗争中，“复明”的政治色彩必然地相当淡薄。天理教起义充分说明了这一点。
　　天理教和白莲教一样，崇奉“真空家乡，无生老母”的八字真诀，它也打着弥勒佛旗号，但实际上，却对“无生老母”和弥勒佛并不过分崇信。在天理教徒的眼里，弥勒佛的作用是和林清本人联系在一起的，林清就是指路的“佛”；他们也不用虚无缥缈的“牛八”（“朱”字的分写）充当精神领袖，而是用《三佛应劫统观通书》里“十八子明道”的话比附李文成，李遂号“严霜十八子”，自称“李自成转世”。这表明李文成、林清等人是把明末农民革命领袖李自成作为自己理想中的英雄人物，即把李自成作为自己的战斗旗帜。他们显然是要发扬李自成反明斗争的革命传统，继承他的革命事业，不仅要推翻清朝统治，而且要建立农民政权。事实也正是这样。李文成在传教中谆谆告诫他的教徒说：“汝曹善自用功。一劫能造万劫之苦，一劫也能修万劫之福。”①这是李文成借用宗教语言，鼓励天理教徒起而推翻清朝的腐朽统治。由此看来，天理教起义的实质是一次以推翻清朝为代表的封建统治为宗旨的农民革命运动。
　　嘉庆十八年9 月15 日，林清派了一百名左右的天理教徒攻打紫禁城，由③ 《军录·农运·结社》，《冯克善供词》。
　　① 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朱批奏折·农民运动类·秘密结社项》，嘉庆十八年十月十一日河南巡抚方受畴奏折上的朱批。
　　② 《军录·农运·结社》，《秦学曾供词》。
　　① 《靖逆记》卷5《崔士俊》。
　　于众寡悬殊，当天失败。林清为叛徒出卖，于9 月17 日被捕，后被清政府杀害。在林清攻打紫禁城之前，李文成亲自领导了直、鲁、豫三省交界地区的天理教起义。起义范围大致又可分为三个小地区。河南的滑、浚二县，这里是起义的中心，也是起义主力所在。
　　道口会议之后，李文成一方面把会议决定内容通知他的八卦王，令他们把各自的几千徒众集合好，按原约定，于九月十五日准时起义，然后半月内到京和林清会合。为夺取起义成功，他指令天理教首领牛亮臣在滑县大伾山加紧打造军器。不料，此事为滑县知县强克捷侦知。嘉庆十八年九月初二日，强克捷逮捕了李文成、牛亮臣，并将李文成“刑断其胫”①。冯克善、宋元成和八卦王等人激于一时的义愤，决定提前起义。他们来不及通知在北京地区的林清变更起义日期，便于九月初六日夜晚，集合滑县的天理教徒，里应外合，一举攻下县城，救出李文成、牛亮臣。强克捷仓皇逃至封邱，在其上司逼迫下自缢。他的家属和滑城官吏三十余人全部被起义军处死。
　　起义军占据滑城之后，李文成即在城内扎下大营，建立政权，称“天王”，又“开帅府，设羽帐”，帐后树“大明天顺李真主”②的大旗，以牛亮臣为军师，宋元成为大元帅，秦学曾为提调兵马总先锋，并在北门外挂有“招军旗”，积极吸收穷苦百姓加入起义队伍。接着，起义军攻占了道口、桃源，与附近的滑城形成犄角之势。九月初八日，李文成又派于克敬北攻浚县。
　　应该指出，李文成等占据滑城是战略上的重大失策。从清政府查获的“逆产”数目看，直、鲁、豫三省内李文成、牛亮臣等人拥有的土地总数在六百六十顷、房屋在一千一百间以上③。农民起义军固有的恋土怀乡观念，不愿远离故土，促使他们坐守孤城。
　　起义者占据滑城后，李文成由于伤重需要治疗，领导起义军的任务都由牛亮臣、宋元成承担，其他将领轻易见不到他。因此，起义军在行动上也就未能形成统一的领导，甚至有些起义军战士在附近地区抢劫当铺、衣物而无人过问，而牛亮臣等人却纷纷带头将自己的家口搬进滑城，更加恋城不走，严重地拖住了起义军战略转移的后腿。天理教是秘密宗教，而秘密宗教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传教时带有地区性，离开了自己的活动范围就无所作为。李文成和起义军坐守滑城，正符合清统治者的愿望。正如礼亲王昭梿说：“贼初起时，余告当事者，即忧其四出奔突，难以追逐。后闻其据城自守，已知其无能为，”因为“孤城致毙，此兵法所最忌者”①。事实果如所料，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底，滑城起义军在清军四面包围下全部被消灭。
　　李文成派兵攻打浚县，同样也是个战略上的错误。从当时的形势来看，嘉庆帝一听到滑县起义的消息迅即调军围剿，已使起义军处于敌强我弱的不利地位。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李文成不倾其全力围攻浚县，而是挥戈东进，把分散在直鲁豫三省各地的起义队伍统一起来，做到进可联成一片，退有牢固的后方可守，是完全能够壮大自己的力量，粉碎清军的围剿的。但是，李文成等人没有这样做，而是在占据滑城之后强攻浚县，二十多天的阵地战使起义军伤亡惨重，于克敬在一次战斗中牺牲。十月初，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率① 魏源：《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贼记》。
　　② 《靖逆记》卷5《李文成》。
　　③ 《军录·农运·结社》，《大学士刘镮之奏》。
　　① 昭梿：《啸亭杂录》卷6《滑县之捷》。
　　军从四面八方向滑、浚一带集结时，起义军被迫撤回滑城，这样就丧失了向外发展的大好时机，加速了起义军的失败。
　　在其他地区，如直隶南部的开州、东明、长垣，这里的起义队伍分散行动，每支队伍不过几百人。虽然其中一支曾攻入长垣县，却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巩固已得到的胜利。
　　在山东，地处西南的曹县、定陶、金乡等县，这里的起义是在李文成的徒弟朱成贵的领导下，攻克了定陶、曹县。
　　总的来说，起义一度迅猛发展。仅长垣至滑县交界的二、三十里之处，起义军的营寨“联络十余里不绝，众不下十数万，旌旗蔽日，声势锐甚”①。直、鲁、豫三省起义的消息一传到北京，嘉庆帝立即派直隶总督温承惠为钦差大臣，带兵由北堵截，命河南巡抚高杞紧防西南两路，“勿使渡河南窜，亦勿令窜入（太行）山谷”②。不久，嘉庆帝又令大同镇总兵张绩“前往山外扼要处所驻扎”③，徐州镇总兵沈洪带兵“迅速由东南迎头北上，正可并力兜围”④，两江总督百龄带兵驻扎徐州，防止起义军向江南逃跑。九月十七日，嘉庆帝又调陕甘总督那彦成任钦差大臣，“总统军务”，同时把能征善战的固原提督杨遇春和清军官兵约二万余人调到河南。此后不久，又派托津为监军，驻守直隶开州督战。这样，温承惠在北，同兴在东，高杞在南，杨遇春在西，逐渐形成了对起义军的严密军事包围圈。
　　从九月下旬，清军开始向直鲁两省的起义军发动进攻。十月上旬，清军先后攻下了山东起义军的主要据点定陶、扈家集和曹县。与此同时，各地官吏勾结地主编查保甲，选乡勇，办团练，坚壁清野，配合官军将分散在山东各地的许多小股起义军击破。在直隶的开州、东明、长垣，由于起义队伍过于分散，又不懂得集中兵力对付敌人，结果从十月初至十一月初，在清军三次攻势之下，丢失一个又一个据点。至此，山东、直隶地区的起义军主力基本被消灭，余部大多退往滑、浚一带。起义军的地盘就只剩下河南滑城、道口、桃源三个据点，双方最后的决战即将开始。
　　形势对起义军来说是十分严重的。李文成觉察到“官兵势重，抵敌不住”，决定派冯克善往山东德州去约他的徒弟们“前来接应”①。
　　还在十月九日，杨遇春等即“驰至道口”，先后剿灭了道口附近的新镇、丁栾集等地的起义军。十月二十一日，道口的起义军分两路主动进攻杨遇春的军营，双方酣战达五时之久。冯克善在激战中突围，奔往山东，寻求救兵。十一月十九日，他在河北献县不幸被捕，后解京处死。
　　冯克善出走山东后，清军于十月二十七日，分七路攻下道口，进剿起义军的最后一个据点滑城。
　　正当滑城岌岌可危之际，十月三十日晚，兑卦教首刘国明潜入滑城，与李文成等人召开紧急会议。由于史料的缺乏，我们还不知道他们作出了哪些决定，但从当时直鲁一带仍有少量分散的起义军在活动的事实来看，他们显然把解救滑城危急的希望寄托在直鲁豫起义军的支援上。为了保存起义火① 道光《续长垣县志》卷下《人物志·郭有成》。
　　② 《清仁宗实录》卷273。
　　③ 《清仁宗实录》卷275。
　　④ 《清仁宗实录》卷273。
　　① 《军录·农运·结社》，《冯克善供词》。
　　种，以便继续斗争，起义军的领导集团决定由刘国明护送李文成出走山东，而留牛亮臣等人坚守滑城。
　　当夜三更，李文成在刘国明等人护卫下，坐着大车，秘密地来到了滑城附近的南湖。第二天，他们率一千多人从南湖出发。尽管此时天理教起义已经面临最后覆败的危局，但是这支队伍沿途经过的地方，还是有许多贫苦群众参加进来，使起义军的人数猛增至四千余人。
　　十一月初四日，李文成等来到长垣、东明一带。这时，他们不仅受到清军托津部的围追堵截，而且适逢四川提督奉调带兵赴滑县围剿起义军，经过东明，“因恐贼匪东窜，即在东明县属郝士连村扎营”①。李文成感到，往山东之路已走不通，于是当机立断，拐大弯往封邱、延津、阳武、新乡、辉县、林县一带转移，并到达距直隶边界不远的林县临淇镇，又意图与直隶起义军会合。但是，他们再一次受到清军的围追堵截，进退无路，被迫从林县临淇镇来到辉县北部的侯兆川，占领了这里的险要据点司寨。
　　司寨背山临川，沟深墙固，内有民房三百楹，砖石作墙，纵横高耸，又有碉楼十余座，巍然屹立，坚不可破。李文成刚扎下营寨，清将杨芳即统兵占据了司寨北面的咽喉之地白虎岗。十一月十八日，李文成派二千起义军进攻白虎岗。清军开始时怯战，不肯向前。杨芳亲斩两名清兵后，众皆“股栗”，被迫一窝蜂扑上前。双方血战数个时辰，起义军战士的鲜血染红了山岗河水。十一月二十日平明，清军向司寨发动了猛攻。寨内的几百名起义军战士，在李文成、刘国明的领导下，绕着围墙，从早晨坚守到傍晚，并不断用板门砖木堵塞被清军毁坏的寨墙。当清军攻进寨内之后，他们又据险掷石，与清军展开了短兵巷战。日暮时，清军仍未能占据全寨，最后使用了放火焚烧的恶毒手段。
　　这时，清军发现李文成藏在一座碉楼里，杨芳率众登楼，妄想活捉李文成以邀功。在这最后时刻，李文成等虽然势孤力单，依然悉力抵抗。刘国明出其不意地持刀跃出，连杀两名清兵后牺牲。此时，杨芳趾高气扬地声称：“有能擒李文成来献者，受上赏。文成若投出，余贼皆免死。”①但是，李文成和所有的起义战士都丝毫不为所动，在凶狠的敌人面前威武不屈，视死如归。碉楼上的李文成神色坚毅，炯炯有神的目光像利剑似地射向敌人，高呼：“李文成在此，欲杀即杀，断不肯降！”②最后举火壮烈自焚。剩下的起义军战士群相拥抱，让烈火吞没了自己的身躯，充分显示了他们为推翻清朝统治而英勇献身的大无畏精神。
　　司寨陷落后，三省边界起义军又在滑城作殊死的战斗。
　　还在十月下旬，当清军统帅那彦成等率军进攻道口、围困滑城，起义军面临危急之际，他们已做好了决一死战的准备。他们把道口屯粮运往城内，“足支一载”，“尽够食用”，陆续凑集不少火药、鸟枪、刀和其他守城器械，清除清军奸细，使城内“无敢内应”③，训练士卒，加强军事力量。十一月初，李文成离开滑城后，城内军民遵照他的指令，继续加紧备战，铸了四门炮和许多支大鸟枪，又从地下刨出六百斤硝磺制造弹药，天理教各① 《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一月，章煦片。
　　① 《靖逆记》卷3《司寨之捷》。
　　② 《靖逆记》卷3《司寨之捷》。
　　③ 《圣武记》卷10《嘉庆畿辅靖贼记》。
　　卦王分守四门。清军这时也在城外建立炮台，掘地道，准备攻城，同时又故意将林清首级悬挂帐外，以瓦解起义军军心。但是，起义军无人理睬，坚持战斗。他们不断抛下断碑巨石，压塌清军地道，使潜藏在内的清军毙命。十二月初十日，清军点燃了地道内的炸药，将西南和南面的城墙各轰坍了一大段。起义军“枪石如雨”，痛击进犯的清军。有一名起义战士轻蔑地向敌人喊道：“欲破我城，须精兵二十万！”“官兵射之，中其左臂，拔矢以射官军，官军又射之，贼以手接矢，左右驰突。”①充分表现了起义军战士不怕牺牲，誓与清军血战到底的英雄气概。
　　由于众寡悬殊，清军攻入了滑城。接着，城内的街头巷尾，到处展开了白刃搏斗。起义军在一片火海中顽强地奋战，直至他们生命的最后时刻。在这场惊心动魄的滑城保卫战中，起义军中的女英雄、李文成的妻子张氏表现得十分英勇。她在李文成出走后，不仅参加了保卫滑城的指挥工作，运筹帷幄，而且身先士卒，冲锋陷阵，白天和起义战士登城防守，夜晚则率兵“潜出烧炮台、劫营，无夜不扰”②。直到滑城被攻破的前一天晚上，张氏还由“数千（起义军）拥护出城，扑卡数次”③。城破时，牛亮臣等人劝其“诡作被难妇女出城。张氏曰：‘城亡与亡，不死者非英雄。’”④于是，她和年仅十二岁的女儿挥刀巷战，击杀多名清兵，力竭后母女俩一同自缢，实践了李文成在反清斗争中的誓言。
　　李文成和林清领导的以农民为主体的天理教起义，虽然历时三个月就失败了，但却极大地打击了清朝的反动统治。
　　① 《靖逆记》卷3《平定滑县》。
　　② 蒋湘南：《七经楼文钞》卷5《书滑县平贼事》。
　　③ 《军录·农运·结社》，嘉庆十八年十二月二十日，那彦成片。
　　④ 《靖逆记》卷5《李文成》。
　　第四十七章数学在中国数学发展史上，清代是由古典数学向近代数学的转型时期。这一时期，数学研究是相当活跃的，就数学家人数和有关专著的数量而言，超过了以往的任何时代。虽然当时中国数学的整体水平已落后了，与正在兴起和迅速发展的西方近代数学相比差距越来越大，但中国的数学家刻苦钻研和不懈努力，在发掘、整理、继承和发扬中国传统数学，以及消化、吸收和深入研究引进西方数学等方面，仍然取得了不少重要的和具有独创性的成果，作出了令人瞩目的贡献，并且逐渐完成了由常量数学到变量数学和由初等数学到高等数学的演变。
　　第一节对数的引进明代末年，由于历法改革的需要，陆续引进了欧氏几何学、三角学和笔算等西方数学。入清之后，这项工作仍在继续进行，其中最重要的是由波兰传教士穆尼阁（J.N.Smogolenski，1611—1656）和薛凤祚所介绍的对数方法。薛凤祚（1600—1680），字仪甫，山东益都金岭镇（今属山东淄博）人，与清初著名天文学家和数学家王锡阐有“南王北薛”之称。他早年曾向明代学者魏文魁学习中国传统的天文历算方法。五十多岁时又在南京向穆尼阁学习西方天文学和数学等科学知识。所著《历学会通》于1664 年刊行。
　　《历学会通》共分正集、续集和外集三部分，主要讲述天文学，此外还有数学、医药学、物理学、水利、火器、兵法等内容。名为“会通”，表明他的目的是想把中法西法融会贯通起来。该书的数学部分主要是传自穆尼阁的《比例对数表》（1653 年），《比例四线新表》和《三角算法》等各一卷。《比例对数表》和《比例四线新表》分别给出了1～20000 的六位对数表和六位三角函数（正弦、余弦、正切、余切）对数表。书中把今天所说的“对数”称为“比例数”或“假数”，并简单解释了把乘除运算化为加减运算的道理。这是对数方法在中国的首次介绍。对数是17 世纪最重要的发现之一，它有效地简化了繁重的计算工作。在对数、解析几何和微积分这三种当时西方最重要的数学方法中，也只有对数比较及时地传入了中国。《三角算法》所介绍的平面三角和球面三角知识，比《崇祯历书》中有关三角学的内容更丰富一些。如平面三角中包含有正弦定理、余弦定理、正切定理和半角定理等，且多是运用三角函数的对数进行计算。球面三角中，增加了半角公式、半弧公式、达朗贝尔公式和纳皮尔公式等。
　　明末清初还传入了西方的一些计算工具，如纳皮尔算筹、伽利略比例规、计算尺（尚无游标、滑尺）、筹式计算器和帕斯卡计算器（机械式加法器）等。这些计算工具有些是外国制造的，有些则是国内自行研制的，现今仍收藏在故宫博物院。由于这些计算工具的实际运算效率并不高，远不如珠算，因而并没有得到广泛的应用。在17 世纪，我国有四算之称，即珠算、笔算、筹算（非指中国古代用算筹进行的筹算）和尺算，后三者都是由西方传入的，但当时主要和普遍使用的仍是珠算。
　　第二节梅文鼎的数学工作明清之际西方数学和天文学的传入，在中国学术界引起了巨大的反响，引进与反引进的斗争有时是相当激烈的。当时中国学术界对待引进的西方科技知识的态度，基本上有三种。一种是不分精华与糟粕，一概否定，盲目排斥，如明末冷守中和魏文魁，清初杨光先等。如，杨光先说过：“宁可使中夏无好历法，不可使中夏有西洋人”①，正是这种愚昧保守思想的典型代表。另一种态度以明末徐光启、李之藻等为代表。他们努力学习西学，在引进西方科技知识方面作出了积极的贡献。但是，他们对于西方传教士的政治目的缺乏应有的警惕，而对于西方科技知识则过于推崇，无论先进或不先进、适用或不适用，往往是兼收并蓄，一概照搬，缺乏分析和批判的精神。例如徐光启对中国传统数学和西方数学就有不少偏激之词。他认为《几何原本》有“四不必”：不必疑，不必揣，不必试，不必改。而相反地，却把中国古代数学说得一钱不值，“所立诸法芜陋不堪读”②，在《刻同文算指序》中又说“网罗艺业之美，开廓著述之途。虽失十经，如弃敝 矣”。中西数学有不同的传统，各有自己的特色。徐光启的这些思想显然是非常片面的和错误的。此外，清代还有一些人如阮元、戴震等，他们主张“西学东源”说，认为几何学即勾股，代数学来自天元术，西方数学全部来源于中国。这种思想当然与历史事实不符，只能造成阻碍学习外国先进科学技术知识的不良影响。第三种是以梅文鼎和王锡阐为代表，对于中西数学和天文学进行了比较深入的分析和研究。梅文鼎认为“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分新旧”，“务集众长以观其会通，毋拘名相而取其精粹”①，虽然他在实践中还有不足之处，但这种有分析，有鉴别，实事求是，洋为中用的科学态度，与对于外来文化盲目排斥或盲目崇拜的两种错误倾向是有根本区别的。
　　梅文鼎（1633—1721），字定九，号勿庵，安徽宣城（今安徽宣州市）
　　人。毕生研究数学和天文学，著述繁富，约有80 余种之多，被乾嘉学派誉为“（清初）历算第一名家”。康熙帝曾在一次南巡归途中召见梅文鼎，连续三天与他讨论天文学和数学问题，并亲书“绩学参微”四字予以表彰。在数学方面，梅文鼎对于当时的中西数学进行了相当全面的研究，几乎涉及初等数学的各个领域。在梅文鼎之孙梅瑴成编选的《梅氏丛书辑要》中，收集了梅文鼎的数学著作13 种共40 卷，其中包括《笔算》5 卷，《筹算》2 卷，《度算释例》2 卷，《方程论》6 卷，《少广拾遗》1 卷，《勾股举隅》1 卷，《几何通解》1 卷，《方圆幂积说》1 卷，《几何补编》4 卷，《平三角举要》5卷，《弧三角举要》5 卷，《堑堵测量》2 卷，《环中黍尺》5 卷。这些著作对当时已传入中国的算术、几何、代数、三角、比例规、纳皮尔算筹等西方数学知识，作了系统的整理和全面的阐述，并且取得了一些独创性的研究成果，如关于正多面体和半正多面体的研究，关于球体积的计算，关于以投影原理解球面三角问题等。梅文鼎的数学著作还有一个特点，就是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叙述比较复杂的数学问题，正如阮元所说“其论算之文务在显明，不辞劳拙，往往以平易之语解极难之法，浅近之言达至深之理，使读其书者① 杨光先：《不得已》。
　　② 徐光启：《勾股义》绪言。
　　① 梅文鼎：《堑堵测量》卷2。
　　不待详求而又可晓然”①，这也是非常难能可贵的。梅文鼎的数学工作，在有清一代吸收和消化西方数学知识过程中，起了会通中外，继往开来的重要作用。
　　① 阮元：《畴人传·梅文鼎传》。
　　第三节康熙帝与《数理精蕴》康熙帝（1654—1722）是一位很有作为的君主。他对于科学技术也较关心，不仅热心学习新的科技知识，而且亲自参加科学研究和实验，这在封建帝王中可说是绝无仅有的。1712 年他命梅瑴成等编撰《律历渊源》100 卷，于1723 年编成印行。其中数学部分为《数理精蕴》共53 卷，包括上编“立纲明体”5 卷，下编“分条致用”40 卷，数学用表4 种8 卷，这是一部当时中国传统数学和引进的西方数学知识的百科全书，基本上反映了当时国内的数学水平。特别是由于这部书是以康熙帝名义主持编撰和出版的，所以流传很广，影响也较大，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是学习和研究数学必须参考的重要著作。《数理精蕴》是在梅文鼎数学著作、白晋和张诚等进讲的讲稿等基础上编成的，比较全面地叙述了算术、几何、代数、三角等学科的成就。其中较新的内容有对数表的造表方法。关于对数和对数表，《历学会通》已有所介绍，但没有造表方法。《数理精蕴》下编卷三十八“对数比例”阐述的造表法是首先确定lg1=0，lg10=1，lg100=2..然后提出六种方法来计算1～10 之间和10～100 之间各数的对数。《数理精蕴》中另一项新内容是利用未知数列方程和解方程的方法，当时称为“借根方比例”。例如，一九根一六二○， 方立- =一根=一二，用现代数学式表示，即：x3-9x=1620，x=12。其中应用了加号“+”，减号“-”和等号“=”，这是中国传统数学所没有的。这种方法虽来自西方代数学，但实际上与宋元时的“天元术”很相似，而表示方法有所不同。《数理精蕴》还最早介绍了素数概念，称之为“数根”，并给出了1～100000 的素因数分解表及十万以内的素数表，此外还有1～100000 的十位对数表，间隔为10〃的七位三角函数表等。
　　第四节中国传统数学的整理研究和《畴人传》从康熙帝晚年开始，特别是雍正年间，清政府的内外政策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此后大约一百余年里，对外实行闭关锁国，对内屡兴文字狱，加强思想控制，乾隆年间又开设四库全书馆，编辑《四库全书》。在这种形势下，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工作基本上停止了，不少人开始致力于对中国古籍的辑佚、考证、校勘和注疏，以及对传统文化的研究，形成了以整理古典文献为主要目标的乾嘉学派。我国的数学研究工作也同样转入了整理古算书和对于已有的中西数学进行深入研究的阶段。
　　在这一时期，经过戴震、阮元等著名学者的努力，我国早已失传的许多数学著作，如算经十书，宋元数学家秦九韶、杨辉、朱世杰、李冶的主要著作，都陆续通过由《永乐大典》辑录、据私人藏书家所藏珍本抄录等各种途径被发掘出来，整理出版，其中朱世杰《算学启蒙》的刊刻底本还出自朝鲜刻本。这些古典数学专著重新出现后，立即引起不少数学家的重视，并纷纷为之注释校勘和进行深入研究，作出了相当突出的成绩。其中李潢（？—1811）《九章算术细草图说》、《海岛算经细草图说》、《辑古算经考注》、《四元玉鉴细草》和《〈数书九章〉大衍求一术考注》，罗士琳《四元玉鉴细草》等，都有不少独到的见解。张敦仁《求一算术》、骆腾凤《艺游录》、时曰醇《求一术指》、黄宗宪《求一术通解》等，对于大衍求一术（一次同余组）和百鸡问题（不定方程）重新进行了研究和阐发，澄清了古算中陈述不清的一些问题，特别是黄宗宪还改进了古代的一些算法。乾隆嘉庆时期著名学者焦循（1763—1820）著《加减乘除释》，使用甲、乙、丙、丁等文字代表不同的具体数字，分析《九章算术》、《孙子算经》、《张丘建算经》、《缉古算经》中各种算法的规律，提出了一些有关加减乘除的基本运算律，如加法交换律和结合律，乘法交换律、结合律及分配律，整指数的二项式定理等，向着理论算术的发展迈出了重要的一步。乾隆嘉庆时代的学者通过整理和研究古代算书的辛勤劳动，使濒于湮没无闻的数学典籍重放光芒，为后世研究古代数学发展史和了解祖国古代数学的辉煌成就，保存了极为宝贵的文献，这是乾嘉学派的重大功绩。但可惜的是，由于社会条件和指导思想的不同，中国乾嘉时期整理和研究古典文献的热潮，并没有像欧洲文艺复兴时期那样对包括数学在内的科学发展起到应有的推动作用。
　　这一时期还有一部重要作品，就是阮元主编，李锐和周治平协助编撰的《畴人传》46 卷（1799 年）。在封建史家编撰的正史中，极少为科学家或技术专家专门立传。《畴人传》则完全是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传记，着重表彰他们卓越的科学成就，这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件创举。全书收集历代数学家和天文学家二百四十三人，而把西方人士三十七人作为附录，记载了他们的生平事迹和科学成就。在有些人的传记之后，还有简短的评论。《畴人传》对于研究中国古代数学和天文学是很有参考价值的资料，其中对一些数学家和天文学家的评价也相当精辟。但书中也有不少内容反映了阮元的封建保守的陈腐观点。《畴人传》编成之后，又有一些人继续这项工作。罗士琳撰《畴人传续编》6 卷（1840 年），论述当时学者的生平和成就，内容比较翔实。华世芳撰《近代畴人著述记》（1884 年），所记很简略。诸可宝撰《畴人传三编》7 卷（1886 年），所收史料和当时社会上的评价也比较可靠。黄钟骏撰《畴人传四编》11 卷和附卷1 卷（1898 年），虽然所收人数较多，但很多人并非是数学家或天文学家，有些著作也早已失传，内容无从查考，因此《四编》的质量远不如前几编。
　　第五节方程论对方程论中高次方程实根个数判定问题的研究，是乾隆嘉庆时期中国数学家的重要成果之一。宋元时代数学家贾宪、秦九韶等，创造和发展了“增乘开方法”，解决了高次方程正实根的求解问题，但是对于该方程是否还有其他的根，方程根与系数之间的关系，则没有进行过探讨。清代数学家李锐、汪莱、焦循经常通信或在一起讨论数学和天文学问题，当时被誉为“谈天三友”。汪莱（1768—1813），字孝婴，号衡斋，安徽歙县人，著作有《衡斋遗书》9 卷和《衡斋算学》7 册。首先提出一个方程可能存在不只一个正根，并通过与李锐的讨论，提出一套“审有无”（即判别方程是否存在正根）的方法。他的结论包括：对于二次方程x2-px+q=0，当≤ 时，方程有正根； ＞ 时，无正根。对于三次方程q (p 2) q (p 2) x - px + q 2 2 3= 0 qp 2p，当≤ · 时，方程有正根，否则无正根。这两个结果与现在3 3判定二次方程与三次方程存在正实根的判别式p2-4q≥0 与4p3-27q≥0 是一致的。汪莱研究了xn-pxm+q=0 类型的高次方程有无正实根的判定方法，上述两种判别式是这种判定方法的特例①。李锐（1769—1817），字尚之，号四香，江苏元和（今苏州市）人，著作有《李氏算学遗书》等。他在与汪莱讨论过程中，进一步发展了汪莱的成果，总结出下列几条规律：设有方程a0xn+a1xn-1+..+an-1x+an=0，则1.方程系数有一次变号时，此方程有一个正根；2.方程系数有二次变号时，此方程可有两个正根；3.方程系数有三次变号时，此方程有三个或一个正根；4.方程系数有四次变号时，此方程可有四个或两个正根。其中2，4这两种情形，方程可能不存在正根，但在李锐《开方说》中不予讨论②。这些结论与现在所谓“笛卡儿符号法则”是一致的。此外，李锐还首次提出了方程的重根问题。他还指出：方程“不可开，是为无数。凡无数必两，无无一数者”①。当时虽然还没有虚根的概念，但他的这一结论为高次方程可能存在虚根（或复数根）和虚根成对的情况，以及方程根的个数问题等代数学基本问题，提供了进一步研究的广阔余地。李锐和汪莱关于高次方程实根个数判定问题的研究成果，虽然在时间上晚于西方，但他们突破了宋元数学的原有范围，开辟了方程理论研究的新方向，特别是他们在中国数学史上最早开创了带有纯理论性质的研究课题，并独立取得了一定的成就，这无疑应该给以充分的肯定。
　　① 汪莱：《衡斋算学》第5 册，第7 册。
　　② 李锐：《开方说》，见《李氏算学遗书》。
　　① 李锐·《开方说》，见《李氏算学遗书》。
　　第六节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明末《崇祯历书》中已经介绍了三角函数表的编造方法，即所谓六宗、三要和二简法。这种造表法利用普通三角函数关系公式推算，相当繁琐，并且也不能算出任意角的三角函数值。此后陆续有人研究这一问题，但未取得重大突破。清初康熙年间，法国传教士杜德美（P.Jartoux，1668—1720）曾介绍三个无穷级数公式，当时称之为“圆径求周”、“弧背求正弦”和“弧背求正矢”，相当于圆周率π的展开式以及正弦和正矢的幂级数展开式：p = + + + +ìí.üyt3 114 31 34 51 3 54 72 2 222 2 23 . ! ! !· ·· ··. ，sin! ! !! !x x x x xversx x x x= - + - += - + -1 31 51 71 21 416!3 5 72 4 6.，.．梅瑴成将其记载在《梅氏丛书辑要》的附录《赤水遗珍》中。这些公式提供了计算任意角度三角函数值的简捷算法，受到当时数学家的欢迎。但由于杜德美没有给出这三个公式的证明，因而造成了理解上的困难。首先对此进行深入研究的是蒙古族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明安图。明安图，字静庵，蒙古族正白旗人，生年不详，约卒于1763 年。毕生在钦天监从事天文工作，曾任时宪科五官正，晚年升任钦天监监正。他经过30 余年的不懈努力，把中国古代数学与引进的西方数学结合起来，创造了割圆连比例法和级数回求法，终于圆满地证明了上述三个公式，并且推导出另外六个公式，其中较重要的有反正弦和反正矢的幂级数展开式：arcsin! ! !x x x x = + + + + 11 31 351 3 5732 252 2 27 · · ·.，( )! !arc versxx x x x22121 41 26!1 2 38!2222 232 2 24 = + + + +ìí.üyt· · ·. ．明安图的数学专著是《割圆密率捷法》4 卷。这部书在他生前未能完成，后由其学生和儿子续成出版（1774 年）。此外，他还曾参加编著《历象考成》、《历象考成后编》和《仪象考成》等重要天文学著作，并曾两次亲赴新疆地区测绘地图，在天文学和地图测绘学等方面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清代关于无穷级数的研究是一个相当活跃的领域。明安图之后，董祐诚（1791—1823）在《割圆连比例图解》中又采用不同方法得到了关于弧、弦、矢三者关系的四个公式，简化了明安图的结果。项名达（1789—1850）在《象数一原》中，又把这四个公式简化成两个公式。项名达还和戴煦（1805—1860）共同发现了指数为有理数的二项式定理。在《外切密率》中，戴煦首先得到了正切、余切、正割、余割、反正切、反正割等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李善兰也进行了这方面的研究，但用的是他所发明的“尖锥术”。徐有壬（1800—1860）的《测圆密率》和《造表简法》，则对于清代数学家关于三角函数展开式的研究成果，作了较为全面的总结。此外，戴煦的《对数简法》和李善兰的《对数探源》，给出了自然对数的幂级数展开式。由此可见，清代数学家已经基本上解决了初等函数的幂级数展开式问题。虽然这些成果在时间上大多晚于西方数学家的同类成果，但这都是中国数学家刻苦钻研独立作出的贡献，并且其中用到的数学方法已经有了微积分思想的萌芽，从而为顺利接受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学等近代数学知识，实现由传统数学向近代数学的演变，奠定了重要的思想基础。
　　这一时期关于椭圆的研究也有了新进展。项名达的《椭圆求周术》及戴煦为之补作的图解，提出了正确的椭圆周长公式：p a e e e = - - - - 2 11 21 32 41 3 52 4 6 2222 242 22 2 26 p ( )· ·· ·· ·. ，其中为椭圆离心率， ， 、分别为椭圆长、短半轴，其所用e e = a b 2 a ba2 22-方法符合椭圆积分法则。并据此推导出圆周率倒数公式：1 121121 32 41 3 52 4 6 222 22 22 2 2 p= - - - - ( )· ·· ·· ·. ．项、戴的这项工作是中国数学家关于二次曲线研究的最早的重要成果。
　　第七节李善兰的数学工作李善兰（1811—1882），字壬叔，号秋纫，浙江海宁人，晚清时期的著名数学家、天文学家、翻译家和教育家，我国近代科学的先驱者。自幼爱好数学，青少年时代自学和研读了许多中西数学和天文学典籍。三十岁以后，已有很高的数学造诣，并陆续发表了一些数学和天文学方面的重要研究成果。1852 年，李善兰到上海墨海书馆，与英国汉学家、传教士伟烈亚力（A.Wylie，1815—1887）等人合作，翻译出版了《几何原本》后9 卷，以及《代数学》、《代微积拾级》、《谈天》、《重学》、《植物学》等西方近代科学著作，其中《代微积拾级》是第一部译成中文的解析几何和微积分学著作，为近代科学在我国的引进与传播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60 年后，他先后做过江苏巡抚徐有壬以及曾国藩的幕僚，但主要是从事科学研究工作。1868年开始担任北京同文馆算学总教习，直至1882 年辞世。李善兰的学术专著是《则古昔斋算学》（1867 年）13 种24 卷，包括《方圆阐幽》1 卷，《弧矢启秘》2 卷，《对数探源》2 卷，《垛积比类》4 卷，《四元解》2 卷，《麟德术解》3 卷，《椭圆正术解》2 卷，《椭圆新术》1 卷，《椭圆拾遗》3 卷，《火器真诀》1 卷，《对数尖锥变法释》1 卷，《级数回求》1 卷，《天算或问》1 卷，其中记载了他在传统数学领域的主要成就。例如，“尖锥求积术”是李善兰创造的一种独特的数学方法。在《方圆阐幽》中，李善兰首先列出十条预备定理作为推算的基本依据，并且以求圆的面积为例，说明尖锥术的具体应用。这些预备定理的基本思想是：当n≥2 时，Xn 可以用一个平面图形的面积或一条线段的长度来表示。如其第八条命题说明，高为底面积为的尖锥体体积等于，这相当于定积分h ahah nn +1n +1ax dxahnnnoh=++ò1 1．他利用尖锥术得到了圆面积展开式，三角函数和反三角函数展开式以及自然对数展开式等许多很有意义的结果①。李善兰在《垛积比类》中，深入和全面地研究了三角垛、乘方垛、三角自乘垛、三角变垛等求和问题，发现了多种类型的代数恒等式，其中尤其著名的是三角自乘垛求和公式：（ ） （ ） （ ）， r pppjn p jp rnjp+ - = + -+ = =. . 1 22 12120式中。这一公式现在通称“李善兰恒等式”，章用、华( )!!( ) m m m1 11=-罗庚、图兰·帕尔（匈牙利）等现代数学家都对它进行了新的探讨。李善兰对于数论问题也曾作了不少研究。他在《考数根法》中，独立证明了费马定理，即如果ap-1 能被N 整除，且N 为素数，那末N-1 必能被P 整除。但N-1能被P 整除，仅是N 为素数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他指出了这个定理的逆定理不成立，并给出另外几个有关素数的判定方法。
　　① 李善兰：《方圆阐幽》、《弧矢启秘》、《对数探源》，均见《则古昔斋算学》。第八节其他方面的成就在中国古代传统数学中，关于有限项级数的求和问题，是一个相当有成绩的领域。如宋元时代的垛积招差术，提出了许多种高阶等差级数的求和公式。在清代，又有不少人继续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康熙时的数学家陈世仁（1676—1722）撰《少广拾遗》，专门讨论垛积术，得到：1 + 3 +5 + + (2n 1) =1 3n(4n 1)1 + 3 +5 + + (2n 1) = n (2n 1)2 2 2 2 23 3 3 3 2 2. ，. ，- -- -等一系列新成果。
　　中国古代很早就发明了先进的十进位值制记数法。但在长期的历史发展过程中，也曾涉及到其他的进位制。例如《易经》的六十四卦，体现了二进制的思想，西汉扬雄《太玄经》的八十一首，体现了三进制的思想。明代朱载堉在进行律管长度换算时实际上应用了九进制。清代数学家汪莱所著《叁两算经》，则是中国数学史上第一次系统探讨非十进制算术的论文。文中论述了二至九进制的理论和算法，列出了二至九进制的乘法表，并讨论了非十进制除法运算有否整数和有限小数商的情形。这是清代数学中一项值得称道的成就。
　　项名达在《开诸乘方捷术》中，创用逐次逼近法开高次方。他与戴煦所得到的四个递推公式，为高次方程的近似计算问题提供了有效的新方法。他在《象数一原》中提出的待定系数法，也是无穷级数研究中的一种重要方法。在画法几何方面，我国古代很早就掌握了用富有立体感的平面图形来表现空间物体的绘图技巧。许多建筑图样、绘画和雕刻作品运用了正投影、透视、轴测图等如今属于画法几何的方法。元代天文学家郭守敬《授时历草》和明代的《营造正式》等都画出了相当准确的二视图。清代康熙时的数学家年希尧（？—1739），对于引进的西方透视画法钻研了三十余年，撰写出我国第一部透视学专著《视学》（1729 年），把我国的制图理论和方法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视学》所附图版极其精美，绘制的建筑图样比例准确，层次分明，立体感强，这在中国传统科学著作中是很罕见的。《视学》中论述的透视学原理主要有量点法、双量点法、截距法、仰望透视法、阴影作法等，其中有些内容早于西方画法几何的奠基人法国数学家蒙日。
　　第四十八章天文学清代是中国天文学发展史上的一个非常特别的时期。从总体上看，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古代天文学走向衰亡，从一门实用的为社会所需要的科学逐渐变为一种属于古代文化范畴的科学遗产，成为科学史研究的对象；在中国新生长起来的建立在欧洲天文学基础上的天文学，逐渐与国际接轨，成为近代天文学的一部分。这是一个从传统天文学体系缓慢变化为近代天文学体系的时期。在社会变革的过程中，新天文学一改过去为皇家服务的传统，成为推翻旧王朝的思想武器，再往后才成为现代意义上的天文学。
　　第一节《西洋新法历书》与《时宪历》的颁行顺治元年（1644）七月，礼部左侍郎李明睿上书，提出“查得明朝旧制，历名大统，今宜另更新名。”显然依照历代改朝换代另立新历的惯例，清政府迫切需要一部新历。此前不久，原在明历局参与编纂《崇祯历书》的德国传教士汤若望曾仔细推算了当年八月的日食，并上书说：“臣于明崇祯二年来京，曾依西洋新法厘定旧历。今将新法所推本年八月初一日日食，京师及各省所见食限分秒并起复方位图象进呈，乞届期遣官测验。”汤若望的做法正好迎合了编制新历的需要。八月初一，清政府派大学士冯铨和汤若望共赴灵台验测，事后冯铨复奏：“用大统术、回回术所推，交食食刻均差，独按西洋新法所推一一吻合”，肯定了汤若望的预测结果，同时也肯定了西洋历法。此后，清廷谕示：“旧法岁久自差，非官生推算之误。新法既密合天行，监局宜学习勿怠玩”，并决定由汤若望主持，按西法推算编制新历。新历完成后，摄政王多尔衮奉旨批准将新历定名《时宪历》，颁行天下。同年十一月，汤若望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第一次由外国人执掌了钦天监。新法成为清政府的官方历法。
　　在随后的一两年里，汤若望将原有137 卷的《崇祯历书》删改压缩成103卷，更名为《西洋新法历书》，进呈给清政府。他在上呈新法的奏文中说：“臣创立新法，规制仪象，以测诸曜视行”，“臣阅历寒暑，昼夜审视，著为新历百余卷”，而没有提及明末徐光启和历局中众人的工作。《西洋新法历书》是当时钦天监官生学习新法的基本著作和推算民用历书的理论依据。以《西洋新法历书》为基础，取天聪戊辰（清皇太极天聪二年，1628 年）为历元编制的《时宪历》，在清初除中间五年外，前后行用了八十余年。
　　罗马教廷和耶稣会派遣传教士来华的根本目的是要不断扩大天主教在中国的影响，以便获得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利益。明末清初，天主教在华势力确实获得了迅速的发展，如据毕嘉统计，在1651～1664 的14 年间，新受洗入教者已超过十万人。但是，传教士和教徒们的一些言行触犯了封建统治者的尊严，天主教义也与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不合，同时围绕历法改革的“新旧之争”也一直在继续进行，终于在清政府钦天监引发了一场激烈的斗争。顺治十七年（1660），安徽歙县人官生杨光先向礼部上《正国体呈》，说《时宪历》上有“依西洋新法”五字，是“窃正朔之权以予西洋”。只是当时汤若望受宠正深，礼部未予上报。康熙三年（1664）七月，杨光先在鳌拜、苏克萨哈支持下再向礼部呈递《请诛邪教状》，控告汤若望等传造妖书，窥视朝廷机密，内外勾结，教会二十年来收徒百万，布党京省要害之地，图谋不轨等。又附上《摘谬论》和《选择议》，指责号称万年历的历法只编了二百年和“选荣亲王葬期用洪范五行，山向、日月俱犯忌杀”。经清政府会审，结果汤若望与另外七名钦天监官员被判凌迟，五人被判斩首。后因北京接连五日发生地震，按例减刑，只有李祖白等五名钦天监官员处斩。清政府同时任命杨光先为钦天监监正。此后，汤若望于康熙五年（1666）去世，各省传教士被押往广州驱逐出境。
　　守旧势力的这一次胜利依靠的是政治，而不是天文学本身，并且也不能证明传统天文学优越于西洋新法。杨光先虽被任命为钦天监监正，但他实际上不懂天文学，“但知推步之理，不知推步之法”，在五次辞职未准，不得已就任后，只好废《时宪历》复用《大统历》。由于《大统历》已经过时，钦天监大统科的人员又未能积极配合，所以采用《大统历》的做法并不行得通，杨光先又不得不起用原回回科历官吴明烜，改用回历方法制历。回回科官员本来就“虚糜廪禄，毫无职司”，对中国民用历法所知甚少，回历本身也已过时，难以担此重任，因而随后几年间出了不少差错。康熙七年（1668）十一月，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上书指责杨光先、吴明烜的历法不合天象，后经验证属实，于是又彻底废除了《大统历》、回回历法，重新起用《时宪历》。康熙八年，鳌拜伏诛，南怀仁再次上告，结果一翻前案，汤若望及被斩五人皆平反赐恤，杨光先则拟斩而因年老赦归。新法与守旧势力的这次较量以守旧势力的失败告终，此后南怀仁渐受宠用。
　　第二节钦天监的天文工作清代钦天监的天文工作仍沿袭旧制。其工作内容主要有三项：1.编算每年行用历书，并译成满蒙文字；2.管理观象台，进行天象观测；3.掌管标准计时工作，并负责为重大活动选择吉日、辨识禁忌等事务。由此可见，当时的天文学仍然是以历法和星占为皇家服务的“应用技术”，并没有将它作为需要发展的科学来对待，穿新鞋又走了老路。从这个意义上说，传统天文学还有强大的影响，具有汉化欧洲天文学的潜能。
　　《历象考成》与《历象考成后编》《西洋新法历书》刊行后，成为编制每年时宪历的依据，也成为中国学者学习和研究西方天文学的主要资料之一。但由于《西洋新法历书》实际上出自多人之手，对西洋新法的叙述不够清晰和系统，不少内容隐晦难通，加之时有错讹和图表不符之处，如康熙帝曾研究过它并亲自进行日影测量，发现新法历书中一些数据已不够准确，所以编修一部经中国学者整理、解释并订正错讹的新书是很有必要的。康熙五十年（1711），康熙帝指出：“天文历法，朕素留心，西法大端不误，但分刻度数之间积久不能无差”，要求礼部并钦天监招考天算人才，加强天文实测，准备重新修订《西洋新法历书》。康熙五十三年修书工作开始进行，他又谕示：“今修书宜依古历规模，用今之数目算之”，确定了编修新著的基本原则。此次重修历时九年，于1722年完成《历象考成》42 卷。《历象考成》为《律历渊源》的第一部，分上下两编。上编16 卷名《揆天察纪》，讲天文理论；下编10 卷名《明时正度》，讲计算方法，并附算表16 卷。《历象考成》在理论阐述、数据精度和逻辑结构上比《西洋新法历书》有所进步，如根据实测确定了新的黄赤交角；计算平太阳时和真太阳时的时差，考虑到太阳近地点每年有移动所产生的影响；计算月食时采用了月面方位等。但它总体上采用的仍是西方天文学中的第谷体系，数据也多为第谷所定，这在当时已经落后，并且随着年代的增加，误差也越来越大。
　　雍正八年（1730）六月，据《历象考成》推算日食，与观测不符，于是钦天监监正明图奏请校修《历象考成》。后由在钦天监供职的传教士戴进贤和徐懋德根据法国天文学家卡西尼的计算方法，重修日躔、月离两表附于书后。但是，这次新编的日躔表和月离表，没有给出关于天文理论和使用方法的说明，难以掌握，以至钦天监内的中国人只有蒙古族天文学家明安图会用，这当然是不能令人满意的。因而在乾隆二年（1737）组成以戴进贤、徐懋德为主，由明安图等协办的“增修表解图说”班子，并于乾隆七年编成《历象考成后编》10 卷。后编比前编有较大的进步，如抛弃了过时的小轮体系，应用了开普勒第一定律（椭圆运动定律）和第二定律（面积定律），增补了关于视差、蒙气差的理论与采用了较精确的数据等。但《历象考成后编》应用的开普勒定律中，日地关系是颠倒的，即太阳沿椭圆轨道绕地球运动，而非哥白尼的日心体系，这种颠倒，对于数学计算并没有什么影响。
　　天文仪器清代观象台比明代有很大的进步，如增加了仪器，改换了刻度等，以适应新的天文理论和天象观测的需要。康熙八年（1669）清政府命南怀仁督造新仪，并于康熙十二年制成六件大型天文仪器，计有赤道经纬仪（用于测量天体的赤经差和赤纬）、黄道经纬仪（测量黄经差和黄纬）、地平经仪[测量地平经度（方位角）]、地平纬仪（又称象限仪，用于测量天体的地平纬度）、纪限仪（测量二天体之间的角距离）与天体仪（即天球仪，相当于古代的浑象，可用于演示或推算天体位置以及出没和中天时刻等）。南怀仁还写成《灵台仪象志》一书，说明上述仪器的原理及使用方法，末附一份全天星表，他也因此而被提升为钦天监监正。康熙五十四年（1715），法国传教士纪利安又造地平经纬仪，并为了安装它而重新调整了观象台上陈列的其他仪器。这件仪器实际上是地平经仪和地平纬仪两仪的组合。清观象台上最后安装的一件大型仪器叫玑衡抚辰仪（用法与赤道经纬仪相同，但可直接测量赤道经纬度），于乾隆九年（1744）由德国传教士戴进贤主持开始制造，乾隆十九年竣工，是八件仪器中最有中国传统风格的一种。玑衡抚辰仪仿照古代浑仪的结构，制作精美，分度刻划准确，而刻度则如其他仪器，为一圆周360 度制。以上八件天文仪器至今仍保存在北京古观象台上。这些仪器总的来说仍旧在古典天文学的框架内。与我国传统的天文仪器相比，其改进之处在于它们在设计制造和安装方面比较精细；采用了西方通行的360 度制和60 进位制；刻度盘上加有游标，提高了读数精度；黄道经纬仪上装设有黄极圈等，另外，纪限仪是过去所没有的。这些古色古香大多带有欧洲风格的天文仪器，并没有装置当时西方已广泛使用的望远镜，所以它们虽可用于一般观测，编制和校验历法，但作为天体研究的工具，则已是远远地落后了。
　　《仪象考成》、《仪象考成续编》及全天星表乾隆四年（1739），戴进贤奏请增修《灵台仪象志》的星表部分，乾隆九年，钦天监发现黄赤交角比《灵台仪象志》出版时已有显著的变化，因此又奏请清政府重新测算星表，与研制玑衡抚辰仪同时进行，并于乾隆十七年（1752）由戴进贤主持编成《仪象考成》32 卷，1756 年刊行。乾隆曾亲自为之作序，说此事使“天官家诸星纪数之缺者，补之序之，紊者正之”。《仪象考成》首两卷介绍玑衡抚辰仪的性能和用法，后30 卷是星表。其中载录传统星官277 个共1319 颗星，比《灵台仪象志》多16 个星官109 颗星，又增添了传统天文学中没有的星1614 颗，南天极附近23 个星官150 颗星，合计共300 个星官3083 颗星。这是清代发表的又一份全天星表，据研究，它们主要是参照新出版的欧洲星表的数据编撰而成的。
　　道光二十二年（1842），清政府决定重测星表。这时在钦天监中已无外国传教士，参加工作的全是中国官员，他们于道光二十五年完成了《仪象考成续编》32 卷。续编中收入3240 颗星，与《仪象考成》相比，新增163 颗星，并删减了这次没有观测到的6 颗星。中国天文学家独立测算完成的这一巨著，反映了中国天文学的进步。中国天文学家不仅独立承担了大量的观测工作，并根据新的观测结果对原有星表进行了修订，而且还提出了许多独到的见解。例如，他们否定了认为恒星亮暗不同是由于恒星直径大小不同的说法，而以恒星离我们的远近距离来加以解释，并且提出恒星本身的变化也会造成恒星亮度的变化，从而纠正了传教士所传授的关于恒星等方面的错误概念。
　　第三节钦天监以外的天文工作清代钦天监以外的天文学研究工作是十分出色的。中国学者出于实践需要和对天文学的爱好，再加上对洋人把持钦天监的局面总觉得脸上无光，于是一部分人致力于研究和发掘中国古代天文学的精华，希望找回昔日的光荣；一部分人努力学习和掌握西方数学和天文学，借鉴彼方之长，弥补我方之短，以利应用；还有一些学者可说是学擅中西，对于中西天文学的长处与存在的问题都有所阐发，因而在传统天文学与欧洲天文学两个方面都形成了活跃的研究风气，取得了不少在有清一代很有影响的研究成果。
　　梅文鼎是这一研究的开路先锋。他致力于阐发西学要旨，表彰中学精萃，对传统天文学与欧洲天文学展开了全面的研究。他在《历学骈枝》5 卷，《古今历法通考》58 卷，《明史·历志》等著作中，对于中国传统天文学中的历法沿革、基本原理、计算方法、仪器、图表等，作了全面的论述。尤其是他对《授时历》和《大统历》的深入阐释，例如关于日、月不等速运动对合朔时刻的影响，关于日月交食的计算，用几何方法解释《授时历》求日食和月食食限时刻的原理，接近球面三角学的黄赤坐标换算法，三次差内插公式以及对《大统历》错误数据的校正等，更是常常为人们所称道。梅文鼎对伊斯兰天文学也有所探讨。在《历学骈枝》、《回回历补注》中，他对回回历法五星行度，本轮运行以及西域星表的考算，是研究回回历的重要成果。关于西方天文学，他著有一本学习西法的入门著作《历学疑问》，介绍了西方天文学中的小轮学说和偏心圆理论等。书中提出西法有些内容为中历所无，可添补中法之未备，兼收并取，以使历法更为完善，这本书康熙曾亲加批点。这方面的著作还有《五星管见》、《交食》、《七政》、《恒星纪要》等，对于西方推算日月食和日月五星位置的方法以及星表等，作了较系统的整理和阐述。但他宣扬的西学东源说，如提出西方天文学体系，其本源出自中国古代盖天说等，则是荒谬的，并且产生了不良的影响。
　　清代乾嘉学派的许多学者，对中国古代天文学也有很深的研究，成果颇多。他们认为通经必须博史，而经书史著中又有十分丰富的天文历法内容，并且历代各家历法中有不少难解之处，这些都是“通经博史”途径上的拦路石，应予充分研究。如李锐校注过汉代三统历、后汉四分历和乾象历，复原了宋代奉元历、占天历。他还根据何承天调日法研究了各家历法的日法、朔余，著有《日法朔余强弱考》。汪曰祯计算出从西周至清初两千五百多年的朔闰时刻，写成《历代长术辑要》10 卷，这部书成为后来研究历史年代学的重要参考文献。这方面的另一项突出成就，是先后由阮元、罗士琳、诸可宝、黄钟骏主编的巨著《畴人传》及其续编。《畴人传》的编写历经百年，前46卷成于嘉庆年间，最后一编竣工于光绪二十四年。该书是一部上至传说时代，下至编书年间著名的数学家、天文学家传记，生平从简，学术成就多录，堪称洋洋大观的天文学史专著。
　　王锡阐（1628—1682）是众多民间天文学家中的一位佼佼者。他的天文学代表作《晓庵新法》，被收入《四库全书》。他还著有《丁未历稿》、《三辰晷志》、《汉书日食辨》、《字母原始》等，收入《木犀轩丛书》、《晓庵先生文集》中的天文著作还有：《历法表》、《大统历法启蒙》、《历策》、《历说》、《日月左右旋问答》、《五星行度解》、《推步交朔序》、《步交会》、《测日小记序》等。王锡阐是一位既不盲从，也不守旧，很有创见的杰出天文学家。他亲自进行各种天文观测，深入研究中西学说，“考正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取西说之长而去其短”①，并且作出了许多创造性的贡献。例如，他对于汤若望因不懂得平气与定气的区别，不懂周天度数的中西划分方法各有特色等，而对《大统历》妄加评议，提出了批评。他也指出以《西洋新法历书》为代表的西法，并非完全正确无误，如关于日、月视直径的论述，推算日月交食时不加月亮运动的改正数等，都是错误的，在五星的小轮模型和水星、金星公转周期等方面也都存在问题。同时他也指出了《授时历》、《大统历》的一些缺点。而在《晓庵新法》中提出的关于日、月食时初亏和复圆的方位角，金星和水内行星凌日，月掩行星和五星凌犯初终时刻等计算方法，则是他的新成就。此外，撰有《历学会通》，系统介绍欧洲天体运动计算方法的薛凤祚，竭力推崇西学的江永，福建学者游艺等也都对天文学的发展有不少贡献。
　　王贞仪（1768—1797）是一位有作品传世的民间女天文学家，这在封建社会中是很少见的。她在天文方面做过大量工作，但其天文著作多已失传，仅存《岁差日至辨疑》、《盈缩高卑辨》、《经星辨》、《黄赤二道解》、《地圆论》、《勾股三角解》等，收于《金陵丛书》之《德风亭集》。总的说来，这一时期民间天文学家比钦天监的天文工作面更广，更为活跃，许多成果成为科学史研究的珍贵资料。
　　① 阮元：《畴人传》卷35。
　　第四节近代天文学的萌芽波兰天文学家哥白尼创立的日心说和他的不朽名著《天体运行论》，为近代天文学的建立和发展奠定了基础。我国早在明末为历法改革而编译的《崇祯历书》中，就已大量引用《天体运行论》中的材料，并把哥白尼列为欧洲四大天文学家之一。但是，当时参与编译工作的耶稣会士并未把哥白尼学说的核心“日心地动说”介绍给中国学者，最早把哥白尼学说介绍到中国来的是波兰传教士穆尼阁，时间大约在清代初年。当时，由于受到耶稣会纪律的约束，穆尼阁还不可能对这种具有革命性的科学理论作全面的和系统的介绍，因而只能私下向中国学者透露其部分内容和要点，而且透露的范围是极其有限的，影响也不大。随着对西方和传统天文学的深入研究，有些学者如梅文鼎、刘湘煃、江永等独立地产生了一些具有近代天文学意义的思想。如江永曾明确指出：“五星皆以日为心，如磁石之引针”①，然而很可惜，这种含有太阳引力思想的看法并没有引起深入的思考。康熙晚年之后，清政府实行闭关锁国的政策，大规模引进西方科学技术的工作基本上停顿了。但出于编修历法和天象观测等需要，仍不时传入一些西方近代天文学的新成果。如乾隆七年（1742）完成的《历象考成后编》应用了开普勒的椭圆运动定律和面积定律，只不过是传教士们对开普勒定律进行了改造，将地球放在椭圆焦点的位置上，太阳绕地球运动。《皇朝礼仪图式》（1759 年）收录的两件天文仪器、浑天合七政仪及七政仪，则是演示哥白尼太阳系学说的仪器，七政仪还配有钟表机械，可以自动演示地球和行星绕太阳的运动。乾隆二十五年（1760），法国传教士蒋友仁向乾隆皇帝进献《坤舆全图》，在地图周围附有一些涉及天文学内容的示意图及文字说明。在这些附图和文字说明中，肯定了哥白尼学说，并介绍了正确的开普勒定律以及地球为椭圆形等欧洲天文学的最新发展。然而，《坤舆全图》和两件演示太阳系的仪器都被锁进了深宫内院，只有个别的中国学者见到过。又过了三十多年，《坤舆全图》才以《地球图说》为名正式出版，而阮元为该书作序却说“不必喜其新而宗之”。这部最早介绍哥白尼学说的著作，虽使更多的人对哥白尼学说有所了解，但实际上在当时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一直到1859 年李善兰与伟烈亚力译出《谈天》（即英国天文学家赫歇尔的名著《天文学纲要》）之后，哥白尼学说和近代天文学才真正得到了广泛的传播。这已经是鸦片战争以后的事情了。
　　① 江永：《翼梅》卷5。
　　第五节气象学的发展气象观测与气象记录天气现象与农业生产及许多活动都有密切的关系，因此，清政府对于气象观测工作是很重视的，并且建立了一套相当完善的制度。例如，康熙、乾隆时期曾将改进后的雨量器发放至全国各地，要求及时上报雨泽情况。现在第一历史档案馆中还保存有大量各地上报雨情的奏折。清政府还令钦天监和各地气象观测部门逐日观测阴晴和雨雪等天气现象，并将观测结果缮写成《晴雨录》，按月呈报皇帝阅看。有些《晴雨录》已包括阴晴、雨雪、雷电、风向等内容，关于雨雪情况还特别注明下雨和下雪的起止时间和程度，实际上已很接近于现代的气象观测记录簿。此外，对于特殊的天气现象如初雷情况等，钦天监要进行详细观测并以“题本”形式奏呈。保存至今的北京、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大量《晴雨录》以及钦天监题本、各地奏折等气象档案，是研究各地气候变化的重要参考资料。在《清史稿》、《清实录》及各地方志中，还记载有恒寒、恒阴、冰雹、雷震、大雨、大水、少雪、干旱以及飓风等灾害性天气和反常的气候现象，其项目之多、范围之广和记载之详，是以前各代所无法相比的。这些记载经过系统的整理，有助于了解或研究天气情况特别是灾害性天气形成的规律。
　　气象仪器我国古代已发明多种用于测量雨量、雪量、风向和空气湿度的器具。康熙九年（1670）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又制成两种新的气象仪器。一种称为“验燥湿器”，实际上就是用鹿筋作感湿质的湿度计。其依据可能是英国物理学家胡克提出的用羊肠线测湿的原理。另一种称为“验冷热器”，在U 型管一端有充气的小球，管内有水，当外界温度变化时，球内气体体积发生膨胀或收缩，于是引起U 型管另一侧水位变化，以水位及其升降指示温度及其变化。这实际上是以空气作感温质的早期温度计。据张山来《虞初新志》记载，此后不久，我国青年学者黄履庄也制造出了与此原理相同且结构相仿的“验燥湿器”和“验冷热器”①。
　　气象谚语与天气预报清代一些从事月令和农事研究的学者，也辑录了不少与预报天气有关的谣谚，这些谣谚是广大劳动人民在生产和生活中长期积累的经验的总结。如继元娄元礼等《田家五行》、明徐光启《农政全书》后，乾隆时编纂的《授时通考》、梁章钜撰《农候杂占》等，都收集了很多这方面的内容。此外，在社会上尤其是在星相和医卜等江湖术士手中，还流传着冠以《白猿经》的各种著作。这类著作虽然常常假托诸葛亮或刘伯温的名义，并载有大量封建迷信的内容，被蒙上一层浓厚的神秘色彩，但其中有些关于天气现象的材料，是这些江湖术士出于特定目的进行收集或长期观测的结果，仍具有一定的科① 见张潮辑：《虞初新志》卷6《黄履庄小传》。
　　学价值。例如大约成书于清代初年的《白猿献三光图》（略称《三光图》，抄本），主要描述云与天气的关系，共附有云图132 幅。《三光图》序称，按此图所绘云象可“预知风雨之期”，如“东西黑白云来掩日，无风自长，两边会合，主当夜子时有暴风猛雨”，“满天淡白云若鱼鳞，散后日色无光，主有大风七日”，前者可解释为夏季白天两块对流云发展合并后，积雨云体扩大，对流更为强烈，易导致严重的雷雨天气，后者表示卷积云变化很快，多见于气旋或锋面前部，反映上层大气处于不稳定状态，因此未来易有大风天气。这类记述是有科学根据的，并且这种图文结合的形式，生动形象，易于掌握，可说是在气象观测和天气预报方法上的一大进步。上海图书馆藏《诸葛武侯白猿经风雨占图说》附有一幅《日火下降旸气上升图》。这幅图以图解形式说明了太阳幅射在空气对流中的作用，并且对于风、云、雷、电、雨等的形成原理和过程，以及水汽上升，成云致雨，润湿地面及渗入地下的水分循环情况，作了较合理的解释，这是我国古代气象理论的一项杰出成就。在其他一些著作中也有不少涉及天气经验的资料，至今仍有一定的参考价值。如康熙《台湾府志·风信》指出：“清明以后，地气自南而北，则以南风为常风。霜降以后，地气自北而南，则以北风为常风。若反其常，则台飓将作，不可行舟。”
　　气象理论清代涉及气候和气象知识的著述是相当丰富的，尤其是随着国家疆域的统一，对于边疆地区的气候特点，有了更详细的描写和进一步的认识。如乾隆时期傅恒等纂修的《西域图志》，椿园《西域闻见录》，《西藏志》等，都是著名的地理学著作，同时也载有关于气候知识的丰富内容，其详细和准确程度也是历代同类著作所难以相比的。椿园曾奉使西行，旅居新疆多年，所述皆耳闻目见，如他对西域大风写道：“辟展东之三间房、十三间房、布干台（均在今哈密与吐鲁番地区）皆大风之处。凡风起，皆自西北来，先有声，如地震，瞬时风至，屋顶多被掀去；卵大石子，飞舞满天；千斤之重载车辆，一经吹倒，则所载之物，皆零星吹散，车亦飞去；独行之人畜，有吹去数百里之外者，有竟无踪影者。其风春夏最多，秋冬绝少。”①使人有身临其境之感。
　　清代在气象理论的探讨方面，也有一些新的进展。如清初著名学者和地理学家刘献廷（1648—1695），通过对湖南、广东、江苏、北京等地植物生长情况的研究，不仅肯定了各地区物候现象有南北和东西的差异，而且指出：“今历本亦载七十二候，本之月令，乃七国时中原之气候也。今之中原，已与月令不合，则古今历差为之。今于南北诸方，细考其气候，取其确者，不妨多存几句，传之后世，则天地相应之变迁，可以求其征矣。”②这一段话说明当时所编物候历只是抄袭古代记载，已与实际情况不符，并提出古今气候有变化而未来气候仍将有变化，进而建议多记录一些物候现象以作为未来气候变化研究的依据。他的这些论述及建议是很有创见的。清初天文学家游艺，福建建宁人，曾参考中学西学有关著作一百余种，编著《天经或问》一书，① 椿园：《西域闻见录》卷2。
　　② 刘献廷：《广阳杂记》卷3。
　　以问答形式回答当时人们有关天文、气象和地理方面的疑难问题。书中《地》卷比较全面地讲解了气象方面的知识，例如对于云、雨、露、霜、雾、雹、雪、霰、风、雷、电、霞、虹、晕、霾等天气现象，大多作了有一定科学依据的解释，其中有些内容来自西学。这部著作曾传入日本，在日本产生了不小的影响。
　　第四十九章物理学清代处于封建社会晚期，在物理学方面，如光学研究及器具制作有一定的成就之外，传统的内容几乎基本停顿。同时，明末清初来华的西方传教士则带来了一些西方近代物理学知识。
　　第一节力学比重的测定康熙初年，西方的一些物质比重常数传入中国，数值较我国历来沿用值准确，因而推动了在我国的重新测定工作。梅瑴成主持测定了赤金、纹银、水银、红铜、白铜、黄铜、钢、生铁、熟铁、高锡、六锡、倭铅、黑铅、白玉、金珀、白玛瑙、红玛瑙、砗磲、青石、白石、红石、象牙、牛角、沉香、白檀、紫檀、花梨、楠木、黄杨、乌木、油、水等三十二种物质的比重，并将测定结果记载在他主持编撰的《增删算法统宗》卷一中。我们若将所测各值根据清代及现今的度量衡加以换算，则可知当时的测定值与今值相当接近。
　　乾隆年间还进行过各地泉水比重的测定。当时由于北京玉泉的水最轻，故以玉泉水为基准，“曾制银斗较量玉泉之水，每斗重一两”，然后用这一量器去测定其他地方的水的比重。刘岳云在《格物中法》卷二“玉泉记”中记载了此事及各地的水重。
　　传入中国的西方力学知识比利时传教士南怀仁撰著的《新制灵台仪象志》（1674），在第二卷中，介绍了较多的力学知识，包括材料的强度、物质的比重、物体的重心与稳度，简单机械如杠杆、滑轮、螺旋、斜面等的应用及其作用，等等。在第四卷中介绍了“垂线球仪”即单摆的知识，包括单摆的等时性、摆动周期与振幅无关、周期平方与摆线长度成正比等，以及作为用单摆计时的例子，介绍了自由落体的下落距离与时间的平方成正比。书中有些内容引用了伽利略的著述①。
　　① 参阅严敦杰：《伽利略的工作早期在中国的传布》，载《科学史集刊》第7 期（1964）。第二节热学明清两代，有关热学知识的发展并不多。南怀仁在所著《验气图说》（1671）及《新制灵台仪象志》中提到了某些热学方面的内容，如介绍了欧洲十七世纪早期有关空气温度计、以及弦线扭转式吸湿性湿度计的原理、结构和应用等知识②。
　　② 参阅王冰：《南怀仁介绍的温度计和湿度计试析》，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5 卷第1 期（1986）。第三节声学有关声学的研究及实验清代较之明代远为逊色，且记述不多。
　　郑光祖《一斑录》卷三“物理”篇记载了一些有关声学的认识。如空气振动成声及声可以被反射：“空中融气有所震而成声。前有一墙，曲声为勒转，必成应声。若墙外有圈洞，则愈甚。故山多之处，应声百出，其变也。”使用“顺风耳”传声或听声：“顺风耳用铜制，或如喇叭而较大。人以口就之而喊，其声洪大可闻于隔山对江。若以耳就之，所闻亦较朗。”他还写道，“人家墙壁以空甏横砌而成，使口尽向内，则室中所作之声尽收入甏，而贴邻不闻”。这里空甏起了隔声的作用。这与方以智在《物理小识》中的记述相同。另外，他还说到“凡平地数十里外人马大众行声，可探之于地下。法以四五尺大竹通去其节，直埋入地，留尺上出，以耳就之，其声轰轰然”。这种方法与古代的“瓮听”、“地听”一样，都是利用固体传声和气腔共振的原理。
　　康熙帝对声学亦甚关注。他曾探讨过声音的共振现象，认为“相声相应，自然之至理也”①。他还特别研究过测量声速的问题：“朕以算法较之，雷声不能出百里。其算法依黄钟准尺寸，定一秒之垂线，或长或短或重或轻，皆有一定之加减。先试之铳炮之属，烟起即响，其声益远益迟，得准比例而后算，雷炮之远近即得矣。朕每测量过百里，虽有电而声不至，方知雷声之远近也。”①他的方法是利用单摆（即南怀仁在《新制灵台仪象志》中所介绍的“垂线球仪”）测定时间，先测出从看到烟起至听到炮声的时间间隔，再比较从闪电到雷声的时间间隔，从而推断出声源的距离。
　　① 《康熙几暇格物编》上册，卷下“同声相应”条。
　　① 《康熙几暇格物编》，上册，卷上“雷声不过百里”条。
　　第四节光学传统的光学研究及记载清代，卢兆漋、郑光祖等均有关于针孔成像和面镜成像方面的观察和记述②，基本上与沈括的研究和认识类同。
　　郑光祖《一斑录》卷三写道：“舟上撑篙，篙入水如曲。渔人猎鱼鳖，照所见，不获也，须求之于下乃获。碗中置一钱于底，遥望不克见，注水于碗，令极满，则钱影浮于水面。”我国自古以来虽然有许多关于大气光学现象及其他的记载，其中一些现象与折射密切相关，但总的说来，对折射现象的研究较少。至清代，人们对折射的认识仅止于此。
　　光学器具的制作我国自制眼镜始于清初，孙云球即是苏州眼镜业的创始人。他先是制造眼镜，后来制成“千里镜”（望远镜），还制造过“存目镜”（放大镜）、“万花镜”、“鸳镜”、“半镜”、“夕阳镜”、“多面镜”、“幻容镜”、“察微镜”（显微镜）、“放大镜”、“夜明镜”等七十种光学仪器和器具，后人誉之为“巧妙不可思议”①。他写成《镜史》，总结制镜经验，在当时“市场依法制造，各处行之”，为中国光学仪器发展史作出过重要贡献，可惜《镜史》已佚失。
　　黄履庄也研究制作过“千里镜”（望远镜）、“临画镜”、“显微镜”
　　等。值得注意的是制造“瑞光镜”，其“制法大小不等，大者径五六尺，夜以一灯照之，光射数里，其用甚巨。冬月人坐光中，遍体生温，如在太阳之下”②。这大概是属于探照灯一类的装置。
　　光学著作清代的光学著作，以郑复光的《镜镜詅痴》和邹伯奇的《格术补》为代表作。
　　郑复光继承中国古代传统的光学知识，同时又吸收明末清初西方传入我国的近代光学知识，加以研究并融会贯通，写成几何光学专著《镜镜詅痴》。该书分四个部分：1.“明原”，阐述光学基本概念、几何光学基本定律；2.“类镜”，论述几种反射镜和折射镜的质料和性能，着重介绍几种方形透镜的特性及光学现象；3.“释圆”，论述圆形透镜的性质，包括凸、凹透镜的成像规律，成像特点，透镜组的成像，及凸、凹透镜之间的量的关系；4.“述作”，阐述十七种光学仪器和器具的制造和使用方法等。其中，“释圆”部分是全书的重点，是郑复光用力最深、成就最大的部分，他建立了单个透镜的“顺三限”和“侧三限”以及透镜组的“距显限”和“变显限”的理论，这是在当时闭关锁国时代，郑复光独自试验和研究建立起来的独特的理论体② 卢兆漋：《天香楼偶得》；郑光祖：《一斑录》卷3“物理”。
　　① 《吴县志》卷75“列传艺术二”。
　　② 《虞初新志》卷6“黄履庄小传”。
　　系。郑复光还在他的另一著作《费隐与知录》中，讨论了有关针孔成像、冰透镜取火、近视眼、远视眼及眼睛的调节等有关光学方面的一些问题。
　　邹伯奇对光学理论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在《格术补》一书中。该书深入讨论了透镜成像原理和成像公式，他得到透镜物距、像（“影”）距和焦距（“日限”）之间的定量关系：“置日限尺寸自乘为实，以物距镜减日限为法除之，得影加远之数”；“或置日限尺寸为实，以物距镜乘之，物距镜减日限除之亦同”；“若先有影距镜数，与物距镜相乘，与物距镜相并为法除之，得此镜之日限”。我们如果以u、v 和f 分别表示物距、像距和焦距，上面三句话用式子可分别表示为fu fv ffuu fvvuv uf2 -= --=+； ； ．这三个式子实际上就是透镜成像的高斯公式1 1 1u v f+ = ．邹伯奇还讨论了透镜组的焦距、几种折射望远镜和反射望远镜（即伽利略式、开普勒式、格雷高里式、和卡塞格林式望远镜）以及放大镜、显微镜的结构和原理，眼睛和视觉的光学原理等。邹伯奇还是我国照相术的先驱。他曾制成“摄影之器”（实为一种取景器），并用来绘画景物①。之后在此基础上，研究制成了我国第一台照相机。
　　西方传入的光学知识南怀仁所著《新制灵台仪象志》第四卷，较多涉及光学知识，主要是关于光的折射和色散。该书是最早涉及西方关于折射现象的研究和知识的中文著作，所述基本上是自托勒密之后至十七世纪初以前西方对折射现象的认识。书中所列光在空气—水，水—空气，空气—玻璃，玻璃—空气，水—玻璃及玻璃—水界面上发生折射时的折射角度表（南怀仁称其为“气水差”、“水气差”、“气玻璃差”、“玻璃气差”、“水玻璃差”、“玻璃水差”）的数值有很大的误差，有些还是错误的。他也没有及时地把折射定律介绍到我国①。该书对于棱镜色散和虹霓生成的解释，出自牛顿以前西方对色散的认识，即认为色散是由于透明体的厚度不同而引起的，当然，这种解释是完全错误的②。
　　① 《邹征君遗书·存稿·摄影之器记》。
　　① 参阅王冰：《南怀仁〈新制灵台仪象志〉所述之折射》，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4 卷第2 期（1985）。② 参阅王冰：《明清时期西方近代光学的传入》，载《自然科学史研究》第2 卷第4 期（1983）。第五节电和磁指南针和罗盘广泛应用于航海在清代，指南针更加广泛普遍地被应用于航海。康熙年间，闽浙总督满保奉命巡海，加强台湾等地防卫，曾进呈《西南洋各番针路方向图》。徐葆光出使琉球，他撰写的《中山传信录》卷一“针路”条，即有我国出使海船使用旱针的最早记载。乾隆年间，周煌出使琉球，撰成《琉球国志略》，书中首卷绘有旱罗经图及针路图。
　　磁屏蔽现象的发现和对磁偏角的观测刘献廷《广阳杂记》有一段记载：“磁石吸铁，隔碍潜通。或问余曰：‘磁石吸铁，何物可以隔之？’犹子阿孺曰：‘惟铁可以隔耳。’其人去复来，曰：‘试之果然。’余曰：‘此何必试，自然之理也。’”①显然当时已了解磁屏蔽现象，但不知其原理，只能用“自然之理”来笼统地加以解释。康熙帝曾对磁偏角进行过观测：“定南针所指，必微有偏向，不能确指正南，且其偏向各处不同，而其偏之多少亦不一定。如京师二十年前测得偏三度，至今偏二度半。各省或偏西或偏东，皆不一。惟盛京地方得正南，今不知改易否也。宋沈括《梦溪笔谈》谓，磁石磨针，必微偏东向。而元周达观《真腊风土记》谓，定南多丁未针。《大观本草注》谓，丙丁皆火位，庚辛受其制，物理相感耳。而推求真南之道，昔人未尝言之。朕曾测量日影，见日至正南影必下垂，以此定是正南真向也。”②清代人们已通过观测知道磁偏角因地因时而异。
　　① 《广阳杂记》卷1。
　　② 《康熙几暇格物编》上册，卷上“定南针”条。
　　第五十章地理学清代的地理学可分为两部分，一是传统的地理学，另一是西方地理学的传入和吸收。
　　第一节传统地理学的进展明末清初，正是西方近代地理学产生前的酝酿阶段。中国也有类似的酝酿工作，这就是从徐霞客开始的一批主张“经世致用”，研究大自然奥秘的地理学者所做的工作。
　　清初，顾炎武（1613—1682）把地理学作为经世的工具，用以探求有益于国计民生的方略。他认真考察和研究“山川风俗疾苦利病”，特别是在军事上可能会起重要作用的地理位置，这也是他为反抗清朝统治所作的一种准备。他的著作《肇域志》100 卷，专讲地理沿革、建置、山川、名胜。《天下郡国利病书》120 卷，专论地方利病。此外，还著有《昌平山水记》、《营、平二州地名记》和《日知录》等。
　　顾祖禹（1631—1692），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经过三十多年的奋斗，写成《读史方舆纪要》130 卷。他写书的目的，有说是“为民族光复之用”①，也有说是“有意为反抗清朝统治的军事行动作参考”①。他本人的行动也证明了这点。康熙十三年（1674）乘三藩之乱，他只身入闽参加耿精忠起事，以图反清复明，但失败了，后又拒绝在清朝做官，直到去世。
　　刘献廷、孙兰、梁份等人则为“经济天下”而研究地理。刘献廷认为：“学者识古今之成败是非，以开拓其心胸，为他日经济天下之具也。”②他研究《水经注》，完全从当时的民生利病出发来考虑如何加以利用。他说：“西北水道，莫详备于此书。水利之兴，此其粉本也。虽时移世易，迁徙无常，而十犹得其六七..有斯民之志者，不可不熟读而急讲也。”③他对过去的地理著作只讲疆域沿革而不谈天地之故的作法提出批评，并建议在地理著作中增加新的科学内容④。这种思想对促进中国传统地理学的进步和发展是非常宝贵的。
　　在孙兰的地理学思想中，极力主张地理著作不仅要志其迹，记其事，而且要“说其所以然，又说其所当然，说其未有天地之始与既有天地之后”⑤。即探求自然现象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和发展规律。这与近代地理学发展的指导思想是一致的，可惜在中国由于封建统治的桎梏而未能实现。
　　① 梁启超：《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第318 页，中国书店1987 年版。
　　① 侯仁之主编：《中国古代地理学简史》第75 页，科学出版社1962 年版。② 《广阳杂记》卷4。
　　③ 《广阳杂记》卷4。
　　④ 《广阳杂记》卷3。
　　⑤ 《柳庭舆地隅说》自叙。
　　第二节古代地理学文献的考释清代中期，由于封建统治者加强了对思想、文化的控制，大兴文字狱，使得学术思想沉闷，学术活动走上了脱离实际、脱离生产的道路。不少有名的学者，难以积极探索自然规律，开拓新的科学领域，而只能按照封建皇朝的严格限制，去做一些校注与解释经典的工作，形成了以考据见长的乾嘉地理学派。如在校勘《水经注》上取得突出成就的有全祖望、赵一清和戴震等。他们的著作《全校水经注》、《水经注释》和《殿本水经注》，在学术上都有一定的贡献。但这种研究学问的方向很不利于新学科的发展。清末，杨守敬以毕生精力对《水经注》作疏，写成《水经注疏》。但最后完成书稿的是他的学生熊会贞。
　　清代，给《禹贡》和《山海经》作注释的人不少，其中以胡渭《禹贡锥指》、毕沅《山海经新校正》、郝懿行《山海经笺疏》最为有名。
　　第三节边疆地理和域外地理清代学者研究边疆地理的目的，在鸦片战争前是为了满足扩大地理视野和管理边疆的需要。比较有名的著作有：杨宾《柳边纪略》，吴桭臣《宁古塔纪略》，西清《黑龙江外记》，椿园氏《西域闻见录》，傅恒《西域同文志》，祁韵士《西域释地》、《西陲总统事略》，徐松《新疆识略》，松筠《西招图略》等。鸦片战争后，由于边患日渐严重，学者们痛感边疆地理知识的不足和外国地理知识的贫乏，于是，为了祖国边防的安全，积极开展了边疆和域外地理的研究。比较有名的著作有：张穆《蒙古游牧记》，姚莹《康輶纪行》、《东槎纪略》，何秋涛《朔方备乘》，黄沛翘《西藏图考》，曹廷杰《东北边防辑要》、《东三省舆地图说》，魏源《海国图志》，徐继畬《瀛环志略》等。姚莹在写《康輶纪行》时特别声明：“喋血饮恨而为此书，冀雪中国之耻。”①黄沛翘写《西藏图考》时也说：“今英吉利占据五印度..是则南界之防，尤今日之急务也。”
　　① 姚莹：《复光律原书》，载《东溟文后集》第8 卷。
　　第四节关于水系的专门研究清代还出现了一批专门论述水系分布和状况的著作，如黄宗羲《今水经》，齐召南《水道提纲》，戴震《水地记》，万斯同《昆仑河源考》，徐松《西域水道记》，孙彤《关中水道记》，李诚《云南水道考》，蒋子潇《江西水道考》，纪昀《河源纪略》等。其中以《水道提纲》最有名，全书共28卷，约30 万字，成书于1761 年。齐召南根据康熙《皇舆全览图》并参考大量方志和一些内府秘籍撰写，记载了当时全国实有的山川脉络，都邑城址。每写一条水时，都从源头说起，以主流为纲，其纳受支流为目；写全国水系时，以大河为纲，小河为目。该书记述的水系范围相当广阔，包括北纬18°—56°，东经73°—145°，超过历史上任何水系著作。所记河流数目为《水经注》的四倍，达到5980 条。描述水系的方法和分类体系比前人也有明显的进步。在写法上完全打破行政区划界线而纯以自然水系为准，从上源到河口，顺着河水一泻千里，水系支架历历在目，脉络清晰。记载河流会合点、河曲和峡谷时，不仅注明地名，而且注明经纬度，这种作法为齐召南所首创。第五节方志学清代是方志学大发展的时期。从数量上说，全国现存地方志8100 多种中，清代约有5600 种，占70%①；从种类上说，有一统志，通志，府、州、县志，厅志，卫、所志，土司司所志，合志，乡镇志，识略，山水志，湖堤志，水利志，盐井盐场志，宫殿志，寺观志，祠宇志，陵墓志，风俗志，名胜古迹志等。就方志学理论而言，经过方志学家章学诚等的努力，建立了较为完整系统的方志学理论。
　　清朝各级政府都很重视编写方志，积极倡导但严加控制。特别是康熙、乾隆、光绪三朝编修最多。从地区上看，北方的河北、河南、山东等省所编志书超过江苏、浙江等地，突破了自宋以来南志多于北志的格局。同时边疆省区也开始修志。政府严加控制修志活动，州、县以上志书几乎全是官修，私人编修的极少。在写法上，清代志书的最大弊端是隐恶扬善，书美不书恶②。清代的《一统志》一共修了三部。第一部是康熙二十四年（1685）开始纂修，乾隆八年（1743）才完成，共342 卷。第二部乾隆二十九年（1764）开始纂修，四十九年（1784）完成，共500 卷。第三部始于嘉庆十六年（1810），道光二十二年（1842）完成，共560 卷。由于第三部的材料截止于嘉庆二十五年，所以通称嘉庆志，即《嘉庆重修一统志》。此志汇载全国各地情况，以省和特别地区为单位立卷，最后附录有外交关系的世界各国。所记地理现象是汇集全国方志的内容，资料非常丰富，超过以前所有一统志，受到人们的重视。
　　各省通志的写法有两种，一是以府、直隶州为单位，分述各项制度和人物传记；二是以志为纲，再分述各府州县的情况。
　　所有志书的共同点是都采用志、传、图、表的表达方式，这种基本体例来源于正史，是“志仿史例”的结果。
　　章学诚提出的方志理论，主要有如下几点：第一，方志属地方史，“志属信史”，而不是像他以前的学者那样，一直把方志归入地理类。第二，修方志求其实用，应该“详近略远”。第三，方志的内容分三个部分，“仿纪传正史之体而作志，仿律令典例之体而作掌故，仿文选文苑之体而作文征”①。第四，方志的体裁为四体，一是纪，二是传，三是考，四是表和图。第五，修志的方法，“乘二便，尽三长，去五难，除八忌，立四体，归四要”。第六，方志辨体，即分清各种地方志编纂的体例，划清各类方志的内容界限。这些理论观点，现在看来不够全面，特别是把方志纳入史学范畴后，削弱了方志的地理学内容，影响了地理学的发展，这是不足取的。但在当时，他的理论为建立中国方志学奠定了基础，作出了很大的贡献。
　　① 冯尔康：《清史史料学初稿》第120 页，南开大学出版社1986 年版。② 刘光禄：《清代编修方志概述》，《文献》1982 年11 辑。
　　① 章学诚：《文史通义·方志立三书议》。
　　第六节旅行家和游记鸦片战争前，清代的旅行家及其游记中，有不少是相当有名的。如康熙时期的郁永河，“性耽远游，不避阻险”②，多年游历海上。他说过：“探奇揽胜者，毋畏恶趋避，游不险不奇，趣不恶不快。”①这与徐霞客的言行几乎一致。康熙三十六年（1697）春，他被派往台湾征购硫黄，从厦门出发，经金门、澎湖到台湾平安城，再沿西海岸北上至淡水。著有《裨海纪游》（又名《采硫日记》）。
　　康熙时期的樊守义（1682—1753）是撰写我国第一部欧洲游记的旅行家。他于康熙四十六年（1707）冬前往欧洲，途经澳门、南洋、葡萄牙、西班牙等地到达意大利，在意大利求学并加入耶稣会。他于康熙五十八年（1719）三月初回国，五十九年六月十三日抵达广州，九月至热河晋见康熙帝。回国后，樊守义追记旅游经过，写成《身见录》一书②，内容有沿途地名，交通工具，各地气候、物产、人种、商业、城市、港口、宗教、文化教育、建筑、风俗等。
　　康熙时期最著名的旅行家是图理琛（1667—1740）。康熙五十一年（1712）四月，他奉命赴土尔扈特（在伏尔加河下游，里海北岸的地区）。自北京启程，途经蒙古高原，西伯利亚，乌拉尔山到达目的地。归程除自托博尔斯克，溯额尔齐斯河至塔喇斯科（塔拉），再经托穆斯科（托木斯克）到叶尼塞斯克这段路程与去时不同外，其余均循去路返回。康熙五十四年（1715）三月二十七日回到北京。往返费时近三年，行程达三万五千里。他一路走一路写游记，把沿途山川地势、村落城堡、节气物候、动植物、土产、人种、宗教、生活习俗、户口、驻兵和里程作了翔实的记录，书名为《异域录》。这是我国最早记载俄国地理的重要文献，受到各国学者的重视，先后被译成法、俄、德、英、日、瑞典等多种文本。
　　乾隆四十八年（1783），福建龙溪人王大海，航海至爪哇，游遍北岸诸港，侨居八年后回国。他把见闻写成《海岛逸志》6 卷，记载爪哇及附近岛屿的山川、形势、物产、名胜、华侨生活、风尚等。
　　清朝嘉庆年间，另一位航海家谢清高，十八岁随商人航海，遇风暴翻船，被外国商船救起。后随外国商船经商，到过许多地方。十四年后回国，口述海外见闻。大约在嘉庆二十五年（1820）由杨炳南笔录成《海录》一书。② 《裨海纪游》。
　　① 《裨海纪游》。
　　② 方豪：《中西交通史》下册，岳麓书社1987 年版。
　　第七节《皇舆全览图》和《乾隆内府舆图》继利玛窦之后，西方地图学在清朝继续传入中国。康熙、乾隆年间，中国政府聘请西方传教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 1730），雷孝思（J.B.Régis，1663—1738）、杜德美（Petrus Jartoux，1668—1720）等十人来中国从事大地测量和绘制地图，并传授这方面的知识，从而引进了西方大地测量学和制图学。这对中国传统测量学和制图学可以说是一次革命，所取得的成果是世界地理学史上的大事。
　　大约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订立《尼布楚条约》之后，康熙帝看到了精确地图在政治、外交上的巨大作用，于是下决心引进西方先进的测绘制图技术。他下令各大臣推荐专家，购买仪器。当他到全国各地巡视时，命外国专家随行，测定各地的经纬度，为制图作准备。康熙四十七年（1708）以后，全国范围的三角测量和绘制地图工作陆续开始进行①。全部工作由康熙帝主持，大的计划、方针、法规也由他亲自裁定，具体人选、组织机构、工作质量他都过问。在大规模的测绘工作正式开始以前，康熙帝还命传教士先行试点，绘制出北京附近地图。他亲自校勘，比较旧图，确认新图远胜旧图之后，才下令开展大规模的测绘工作。康熙四十七年由各国传教士及中国学者二百余人混编的测量队伍组成②，以传教士为主，分组开赴各地进行三角测量和经纬度测量。实测工作进行了八年才结束，以后又用两年时间整理资料。在杜德美的主持下，完成了有名的《皇舆全览图》。这项工作在当时是走在世界前列的，比西欧各国要早约一百年。
　　康熙帝主持的全国地图测绘工作并没有彻底完成，如在新疆西部和西藏部分地区，因有战事等原因而未能实测。因此乾隆年间又继续进行了这一工作，有些地区专门派人实地测绘，有些地区则根据有关地理资料在康熙《皇舆全览图》的基础上向西、向北扩展，并于乾隆二十五年（1760）完成了《乾隆十三排地图》（即《乾隆内府舆图》）。《乾隆内府舆图》图幅比《皇舆全览图》增加了一倍以上，北至北冰洋，南至印度洋，西达红海、地中海和波罗的海，实际上是一幅亚洲大陆全图。
　　康熙、乾隆年间的地图测绘成果不仅影响了整个清代，还影响到民国初年。在这段时间出版的地图，十之七八都是根据这一成果。
　　清代在中国流传的西方地理著作，有南怀仁的《坤舆图说》，《坤舆外纪》。蒋友仁（Michel，Benoist1715—1774）的《坤舆图说稿》（又名《地球图说》），《坤舆全图绘意》等。
　　① 翁文灏：《清初测绘地图考》，《地学杂志》1930 年第3 期。
　　② 忍侬：《中国地图作制之研究》，《东方杂志》1917 年第14 卷2 号。第五十一章化学清代前期，我国的化学仍处于继承传统与学习西方的知识积累阶段，尚未形成一门独立的学科。与此同时，欧洲则处于近代化学的孕育与发轫时期，陆续发现了碳酸气、氢、氮、氧、氯等重要气体和锌、镍、磷、钨等重要元素，并相继建立了化学元素概念，科学的燃烧学说，化学基本定律和原子论。但这些新发现并没有及时传入我国。鸦片战争以后，随着英国医生合信著《博物新编》，徐寿和傅兰雅合译《化学鉴原》等出版，中国的化学才开始走上了近代化学的发展道路。
　　第一节传统化学工艺的发展清代康熙、乾隆时期，与化学工艺有关的一些传统手工业技术，如冶金、纺织、陶瓷、造纸、制盐等，获得了进一步的发展，其中有些工艺技术不仅引起欧洲工商界的关注，而且受到一些化学家的重视，对欧洲化学的发展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中国的陶瓷业向来发达，清代时瓷器产品种类繁多，制作精美，工艺手段已完全成熟，盛极一时，并且还创造出许多新的工艺方法。如康熙青花，以多量高岭土配比作胎，釉料采用国产钴料，主要是产于云南的珠明料（钴土矿），其中“正料”含钴（氧化钴）量一般在5～6%①，在1320℃左右的还原气氛中烧成，翠蓝雅洁，清新明快，瓷质坚硬，已达到现代硬质瓷的技术标准。郎窑红，以氧化铜为着色剂，用1300℃以上的高温还原焰烧成，釉光强烈，红艳夺目，对准确控制烧窑内气氛和烧成温度有很严格的要求，烧制工艺难度相当大。康熙时的臧窑还有一项发明，就是将氧化锑加入釉料，使瓷器色谱增加了亮泽的锑黄色，适当调整釉中铁的成分还可得到橙至橙黄各色。此外，康熙五彩，雍正粉彩等釉上彩瓷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就，如“粉彩”就是在含铅的彩料中，掺入一种含砷的玻璃料（玻璃白），利用其乳浊作用，产生乳白色的效果。中国精美的瓷器早在唐宋时期就已传入欧洲，为王公贵胄所珍爱。虽然在很长时间内，欧洲人努力研究和仿制中国瓷器，但一直未真正掌握烧制瓷器的方法，如法国在18 世纪初还只能制造含有大量玻璃质且强度很低的软质瓷器。康熙时法国传教士殷弘绪（P.d＇Entrecolles）曾在景德镇居住达七年之久。他在两封长篇通信中，将瓷器的选料配方以及釉彩烧制方法等工艺奥秘传至欧洲，并送去了高岭土和瓷石等样品。直到18世纪下半叶，西方的制瓷业才获得了迅速的发展。
　　中国在金属冶炼方面的创造发明，在18、19 世纪间对于西方的近代化学工艺也曾起过一定的推动作用。如我国早已有之的镍白铜，是冶金技术上的一项杰出贡献。清代康、雍、乾三朝，云南镍白铜的生产有了相当大的发展，并且引起了西方人士的注意。法国耶稣会士杜赫德（J.B.du Halde）在1735年提到：“最特出的铜是白铜”，“它的色泽和银色没有差别”，“只有中国产有，亦只见于云南一省”①。1775 年和1776 年，英国和瑞典分别对得自东印度公司的中国镍白铜样品进行了化验和研究，但直至1823 年才由英、德两国仿制成功②。又如我国应用金属锌的历史是很早的，明代宋应星《天工开物》所载升炼倭铅法，则是金属锌冶炼技术的最早记录。英国于1738 年在欧洲率先开始锌的生产。据劳弗《中国伊朗编》所说，相传其提炼锌的方法来自中国，是一位英国学者特意到中国考察后才带回去的。当时，中国的锌锭仍然流行于欧洲，如1745 年有一批金属块由广州运往瑞典，货船在哥德堡附近沉没，后来有一部分金属块被打捞上来，经化验证实是纯度为98.99%的锌。
　　清代前期的造纸术进入了总结和提高阶段，不仅很好地继承和发展了明代的造纸工艺，在仿制失传古纸方面的成就也很突出，并出现了一些新品种① 周仁等：《景德镇瓷器的研究》，载《中国古陶瓷研究论文集》，轻工业出版社1983 年版。① 转引自张子高：《中国化学史稿》第114 页，科学出版社1964 年版。② 《中国化学史稿》第115 页。
　　的纸。虽然中国造纸术早已通过阿拉伯传入欧洲，但直到18 世纪，西方国家仍然在继续研究中国的造纸方法。如1754 年有两位北京青年到法国高等学校学习自然科学。返国前，法国经济学家杜尔果（Turgot，1727—1781）请他们帮助了解中国造纸技术的一些细节，希望“把几札准备抽剥纤维的藤类和压榨机一并寄来”，他还提出“据说中国人用米浆来粘纸张..我们想知道如何制造这种纸浆”，“如何把这样大幅（指12×8 尺）的纸页掀起来而不致于破裂”，“请寄一百或二百张最好的纸张前来，纸幅广六尺，宽四尺。如果这种纸张适合雕刻家印板之用，我们有意试制”①等等，说明当时法国学者还没有完全掌握造纸和加工纸的技术，并试图通过各种途径了解中国传统造纸工艺的奥秘。
　　① 转引自潘吉星：《中国造纸技术史稿》，文物出版社1979 年版。
　　第二节药物化学中国古代炼丹术作为原始形式的化学，创始于战国和秦汉时期，在东汉和魏晋南北朝有了很大的发展，唐宋时期形成了高潮，南宋以后逐渐消沉，到了清代则已趋于衰亡。金丹家通过炼丹实践所炼制的丹药，虽然不能点化金银和使人长生不老，但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药物学的进展。在清代，炼丹术这方面的成就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如康熙年间师成子著《灵药秘方》（1718年），收录丹药方剂约30 个，并列出灵药10 例。这是一部颇受医家重视的丹药专著，其中有些方剂对治疗外科疮疡有显效，至今仍在临床使用。
　　清代关于制取乌头碱的记载，是有关药物化学的宝贵资料。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曾转引《白猿经》（约为17 世纪作品，已失传）所载“射■膏”即乌头碱的制法，其大致手续是，取新鲜草乌头一、二斗，洗净，剥去黑皮，捣碎，榨出乌头汁。然后静置令渣滓沉淀，澄取清液置碗中自然蒸发；至碗口出现“黑沙点子，面如结冰，有五色云象”，再放炉内低温烘干，直到下层为稠膏，上层为白如砂糖的结晶。这就是毒性极为强烈的乌头生物碱结晶。含有乌头碱的稠膏即射■膏，毒性亦极强，“此物上箭最快，到身，走数步即死”①。我国古代很早就把“射■”作为军事上和狩猎上常用的箭毒，但其制法多述而不详，赵学敏的引文则是关于制取乌头生物碱的完整记载。在欧洲，德国化学家泽迪内尔（F.Sertüner）于1817 年制得吗啡碱，被认为是世界上最早发现的生物碱，而提取乌头碱则到19 世纪中叶才实现，要比《白猿经》所载晚了二百多年。乌头是一种多年生草本植物，全国各地都有。据考证，古代所说的“堇”，指的就是乌头，“饮鸩止渴”的“鸩”，即乌头酒②。①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正误》，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
　　② 朱晟：《我国古代在无机酸、碱和有机酸、生物碱方面的一些成就》，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北京大学出版社1985 年版。
　　第三节西方化学知识的引进与应用明末和清代前期来华的耶稣会士也曾介绍一些西方的化学知识，但其数量与天文、数学、火器、技艺等是无法相比的，并且基本上属于西方古典化学的范畴。其中有关物质理论的内容，如古希腊亚里士多德的四元素（土、水、气、火）学说，在西方影响很大，而在中国则几乎没有产生什么影响。在这些化学知识中，对于中国学者来说，无机酸及其性质是一种既有理论价值又有实际意义的新鲜知识，中国古代炼丹家本来有机会发现盐酸、硫酸、硝酸等重要无机酸，但由于种种原因而失之交臂。明末徐光启曾手录《造强水法》，据现有资料，这是关于制造硝酸的最早记载，其中还提到强水（硝酸）可溶解金属，但不能溶解黄金，如加入盐（生成王水），则可溶解黄金等性质。由于徐氏手稿并未公开发表，知之者甚少，因而也不会有多大影响。此外，方中通《物理小识》以及汤若望等根据德国学者阿格里科拉（G.Agricola，1494—1555）的名著《矿冶全书》译述的《坤舆格致》，都介绍了一些无机酸的性质与制法，但由于当时明朝已近覆亡，兵荒马乱之际，这些科学知识也难以引起人们的重视。这种情形是不足为怪的，遗憾的是在此后经过了漫长的一百多年才又出现了关于无机酸的记载。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载：“强水，西洋人所造，性最猛烈，能蚀五金。王怡堂先生云，其水至强，五金八石皆能穿漏，惟玻璃可盛。西人造强水之法，药止七味，入罐中熬炼，如今之取露法，旁合以玻璃瓶而封其隙。下以文武火叠次交炼，见有黑气入玻璃管中，水亦随气滴入。黑气尽，药乃成矣。此水性最猛烈，不可服食。西洋凡画洋画，必须镂版于铜上者，先以笔画铜，或山水人物，以此水渍其间一昼夜，其渍处铜自烂，胜于雕刻，高低隐显无不各肖其妙。铜上有不欲烂处先用黄蜡护之，然后再渍。俟一周时，看铜有烂痕，则以水洗去强水，拭净蜡迹，其铜版上画已成，绝胜雕镂，且易而速云。”①赵学敏在这里介绍了硝酸（即强水）的性能和制造方法（蒸馏时出现的黑气应为二氧化氮），以及硝酸在锓制铜版画方面的实际应用，但对于制取硝酸所用的原料则语焉不详。18 世纪中叶，乾隆曾命宫廷画师意大利人郎世宁（G.Castig-lione，1688—1766）等人绘制《武功图》16 幅送往欧洲锓制铜版，亦曾命人将圆明园西洋建筑测绘成图，在国内锓制铜版印刷，说明当时我国已经掌握了制取硝酸并应用于铜版印刷的技术①。此外，赵学敏还介绍了在外科临床上用硝酸治疗痈疽的方法。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关于氨水的记载也是涉及西方化学药物的一条重要资料。该书将氨水称为“鼻冲水”，明确指出：“鼻冲水，出西洋，舶上带来，不知其制。或云树脂，或云草汁合地溲，露晒而成者。番舶贮以玻璃瓶，紧塞其口，勿使泄气，则药力不减。气甚辛烈，触人脑，非有病不可嗅。岛夷遇头风伤寒等症，不服药，唯以此水瓶口对鼻吸其气，即全身麻颤出汗而愈，虚弱者忌之。宜外用，勿服。治外感风寒等症，嗅之大能发汗。”②“鼻冲水”这一名词现已不用，但从其来源、贮藏方式、气味、性能等方面来判断，可确认为现在人们所熟知的氨水，而其药用范围和施用方法则古今①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
　　① 潘吉星：《我国明清时期关于无机酸的记载》，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②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卷一，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
　　已有很大不同。
　　第四节化学实验康熙二十九年（1690）初，康熙帝因身体一度欠佳而想了解一些西洋医药知识，于是命法国耶稣会士白晋、张诚进讲西方医药学，翻译西方医药书籍，并在宫内设立化学实验室，用西法制药。在这个化学实验室内摆放着各式炉灶及银制的制药工具和器皿，不久便制成多种丸散膏丹。康熙帝曾多次亲临观看操作过程，并留下试制成的药剂备用③。但关于这个中国最早的新式化学实验室究竟置备有哪些设备和化学药品，做过什么化学实验以及取得了什么化学成就，至今还缺少深入的研究。此外，康熙帝勤于思考，乐于试验的事例还有很多。如他曾创用熬水征验之法，“朕每遇温泉，即以银碗盛水，隔汤用文火收炼。俟碗水干，观水脚所积，或为礜石，或为硷卤，或为硫黄等，皆判然分晓。且视所积之轻重，而水性之清浊，及浴人之损益，皆可知矣。较之昔人悬虚拟议，辨之于色香味，而究无捉摸者，不实有可据而足凭乎？”①这种熬水法，虽然还比较粗糙，但简便易行，有科学根据，在判断温泉水质和疗效等方面比前人有所进步，从中也体现了康熙所具有的可贵的实验精神。
　　道光、咸丰年间的丁守存（1812—1886）是一位十分重视并且不怕危险亲自进行化学实验的杰出科学家。道光二十二年（1845），他曾“以洋镪水点药，误伤自目，月余平复”②。他在《自来火铳造法》一文中，着重阐述了雷管及雷银的制法及其亲自进行实验的过程。他的方法是将硝石、白矾（或明矾）和青粉（即青矾）分别提纯，放在玻璃器皿中蒸馏而得到稀硝酸，再将稀硝酸处理后得到较纯的浓硝酸，然后使浓硝酸和纯酒精（乙醇）、纯银相作用，制得雷酸银结晶，并把雷银用作雷管起爆药。从自制硝酸到制得雷银，这是我国早期近代化学史一项难度很大的精密化学操作③。这一实验发生在鸦片战争之后和系统的近代化学知识传入中国之前，因而就更加难能可贵了。
　　③ 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2 期。① 《康熙几暇格物编·熬水》。
　　② 丁守存：《编年自记》。
　　③ 潘吉星：《我国明清时期关于无机酸的记载》，见赵匡华主编《中国古代化学史研究》。第五十二章生物学生物学在清代基本上仍处于较原始的描述性的知识积累阶段，尚未形成一门系统的和独立的学科。但是，人们对于动植物形态和分类的认识已有较大发展，同时，在动植物生态学、人体解剖生理学以及遗传育种等方面，都得到了提高，取得了新的成就。
　　第一节动植物形态知识关于动植物形态的知识，与以前一样，在清代大都是在药用和农用实践中积累起来的。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记载了许多与生物学有关的内容。该书很重视植物的“名”，每种植物凡有别名和土名等都给予记录，而且有些植物就是以形态特点命名的，如龙须藤、刺儿菜、金钱草、胖大海等，至今都还流传于民间。该书对于动植物形态的描述也相当细致和准确。如元宝草，“一茎直上，叶对节生，如元宝向上，或三四层，或五六层”，金莲花“花色金黄，七瓣两层，花心亦黄色，碎蕊，平整有尖，小长狭，环绕其心”，鸬鹚“形如鹅而色黑面红”，“水乡人家多养之以捕鱼”，带鱼“出海中，形如带，头尖尾细”，“无鳞，身有涎，干之作银光色”，①并指出鲛鱼种类很多。此外，对许多贝类动物如田螺、蛤蜊、蚬等的形态习性也都有翔实的描述。
　　在清代，关于家养动物形态也有不少仔细的观察和深入的研究。如张宗法《三农纪》指出，猪“喙短扁，鼻孔大，耳根急，额平整，腰背长，肷膛小，尾直垂，四踶齐，后乳宽，毛稀者易养。喙长则牙多，不善食”，“耳根软，不易肥，鼻孔小，翻食，首皱，蹄曲，不易壮”，鸭“形有大、小、高、矮，色有黑、白、黄、苍、褐、花等”，“口中五龄者生蛋多，三龄者次之”，鹅“首方目圆，胸宽身长，翅束羽整，喙齐声远者良”。这些都表明猪、鸭、鹅等的外部形态与其生长好坏有着密切的关系，对家畜家禽饲养业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①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人民卫生出版社1963 年版。
　　第二节生物分类学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中所反映的动植物分类，基本上承袭了李时珍《本草纲目》的分类方法。但作为“拾遗”之作，其中所记动植物的不少种类，还是第一次记载的，如罗汉松、鸡血藤、胖大海、金鸡勒等。汪灏等编著的《广群芳谱》（1708 年），是一部植物学专著，增加和调整了明代王象晋《群芳谱》中植物的种类和类目，并略去了非植物的《鹤鱼谱》等专谱。此书将植物分为谷、桑麻、蔬、茶、花、果、木、竹、卉、药十目，其分类体系是以生活应用为主要标准。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则对植物分类学有更大的贡献。
　　第三节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继《广群芳谱》而出现的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及其姊妹篇《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是具有很高学术价值并产生广泛影响的植物学著作。《植物名实图考》与以前记载有植物知识的农学和医药学著作不同，是一部内容丰富并集中反映植物本身生物学特性的专著。这部著作的特点：一是此书虽采用了许多前人的资料，但并不局限于辑录前人的解释，而主要根据作者自己对各种植物所进行的实地观察和研究。他反对“耳食”，主张“目验”，以求达到实事求是的结果。因此他的描述能清楚地说明各种植物的形态及生态习性，使读者易于辨认植物的种类①。二是此书采用了图文并茂的形式。作者广泛采集植物标本，精绘植株图形，基本上做到每物一图。“其精确者往往可资以鉴定科属”，有些还可考订到“种”②。吴其浚根据实物考证，绘图说明，增补和改正了《本草纲目》中相当不少的阙略和谬误③。书中著录植物的范围是相当广泛的，涉及我国19 个省，尤以所记江西、河南、云南、贵州等省的植物最为丰富。其所记植物种类从数量到地理分布都远远超过了历代本草书。三是在植物分类上较前一阶段又迈进了一步。《植物名实图考》记载植物1714 种，分谷、蔬、山草、隰草、石草（包括苔藓）、水草（包括藻）、蔓草、芳草、毒草、群芳（包括寄生于一些木类的担子菌）、果、木等12类。其分类原则主要是以植物的形态（如草、木、蔓），生境（如山、石、隰、水），性味（芳、毒），用途（如谷、蔬、果）等为依据。这种按植物形态分类的特点，不仅表明早期植物学曾经历了以实用为主这个阶段，而且也反映植物学是经由农学和医药学的附庸而逐步走向独立发展的阶段。经过这一阶段以后，才有植物形态、生理、遗传等学科的迅速发展。因此，可以说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在开创中国近代植物学上具有承前启后的作用。另一部著作《植物名实图考长编》，成书于《植物名实图考》之前，共记载植物838 种，其分类除没有“群芳”一类外，基本上与《植物名实图考》相同，但次序不完全相同。此书是全面辑录历代古书中有关各种植物的资料，重点收载各种植物的形态描述，生长习性，用途等，以及历代专谱，如《芍药谱》、《牡丹谱》、《荔枝谱》、《打枣谱》、《蚕书》等等。这些专谱各有特点，都是珍贵的生物学文献。
　　① 参见刘昌芝：《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科学思想》，载张履鹏等编《吴其浚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
　　② [德]E·毕施奈德著，石声汉译：《中国植物学文献评论》，商务印书馆1957 年重印本。③ 参见刘昌芝：《吴其浚〈植物名实图考〉在植物学史上的地位及其科学思想》，载张履鹏等编《吴其浚研究》，中州古籍出版社1991 年版。
　　第四节植物生态学清代学者对植物与环境的关系也有了较多的认识。赵学敏在《本草纲目拾遗》中写道：苦草“生湖泽中”，水杨柳“生溪涧水旁”，翠羽草“性最喜阴湿”，神仙对坐草“山中道旁皆有之”等等①。以上列举的植物，有的适合在水中或水旁生长，有的适合在陆地上生长，有的喜阴，有的喜阳，不同植物对环境条件的要求是不同的。在植物生态学上，性喜阴湿的植物（如翠羽草）称为阴生植物；性喜阳光的植物（如神仙对坐草）称为阳生植物。陈淏子（1612—？）通过花木栽培实践，对于植物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作了深入研究。他在《花镜》（1688）中指出：“花之喜阳者，引东旭而纳西晖；花之喜阴者，植北囿而领南薰”，“凡植之而荣者，即纪其何以荣；植之而瘁者，必究其何以瘁。宜阴、宜阳、喜燥、喜隰、当瘠、当肥，无一不顺其性情，而朝夕体验之。”①《花镜》记载了陈淏子在园艺方面的许多宝贵经验，是我国古代园艺学的一份重要文献。
　　①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人民卫生出版社1983 年版。
　　① 阵淏子：《花镜》，农业出版社1963 年版。
　　第五节植物生理学清代学者对于水在植物生命活动过程中的作用，以及一些矿物质作为肥料促进植株繁茂生长的作用，已有进一步的认识，并将之运用于农艺实践中取得了显著的效果。《花镜》指出移栽花木“若大树，趁春初未发芽时，或霜降后，根旁宽深掘开，斜将钻心钉地根截去，惟留四边乱根，转成圆垛，仍覆土筑实，不但移栽便，而结实亦肥大。”②这里说的是要把较大果树的一侧钻心钉地根截去，促进靠近茎干的支根和侧根发育，而使水分和养料的吸收逐步过渡到“四边乱根”来完成，加上移栽选在春初未发芽或秋后落叶时，树冠蒸发水分最小，这样就保持了水分平衡，因而更易于成活。《花镜》所载凤尾蕉“冬亦不凋，如少萎黄，即以铁烧红钉其木上，则依然生活。平常不浇壅，惟以生铁屑和泥壅之自茂，且能生子，分种易活”。铁元素是形成叶绿素的必要条件之一，植物缺铁，叶片就会变为黄色。上述用铁治疗萎黄的方法是十分正确的。该书又记载种牡丹时“冬日以钟乳粉（碳酸钙）和硫磺少许，置根下有益”，“凡花欲催其早放，以硫磺水灌其根，便隔宿即开”①。汪灏《广群芳谱》亦载牡丹“常在八九月时，隔二年一次取角屑、硫磺，碾如面，拌细土粉，挑动花根，壅入土一寸，外用土培约高二三寸，地气既暖，入春渐有花蕾”，“冬至日研钟乳粉和硫磺少许，置根下土中，不茂者亦茂”。表明人们已从实践中了解到铁、硫、钙等都是植物生长发育过程中不可缺少的元素。现代生理学已证明，硫直接参与含硫的维生素以及辅酶A的代谢作用，因此，硫对植物的生命活动是很重要的。钙是构成细胞壁的一种元素，细胞壁的胞间层就是由果胶钙组成的。如果缺钙，植物生长会受到抑制，严重时根头茎端甚至会溃烂坏死②。由此可见，古人用硫磺、钙粉等促进开花和使果木生长繁茂是很有道理的。
　　② 陈淏子：《花镜》“移花转垛法”，农业出版社1963 年版。
　　① 陈淏子：《花镜》“变花催花法”。
　　② 苟萃华等著：《中国古代生物学史》，第104—105 页，科学出版社1989 年版。第六节对动植物生长习性的观察与研究关于植物的开花习性，清代学者不乏生动形象的记录。如陈淏子指出，向日葵“每干顶上只一花，黄瓣大心，其形如盘，随太阳回转，如日东升则花朝东，日中天则花直朝上，日西沉则花朝西”③，对向日葵向光性的观察完全正确。他在《花镜》中还谈到嫁接时“树以皮行汁，斜断相交则生”④。这种解释符合砧木和接穗是通过两者木质部和韧皮部的营养输送达到嫁接成活的。说明他对嫁接生理已有较深的认识。陈淏子又说：“如以本色树接本色，惟以花之佳，果之美者接，自不待言矣。若以他木接，必须其类相似者方可。”①明确提出了品种间嫁接时，远缘种类在同科或同属间都可互接的原则，并且已注意到植物间亲和力与嫁接成活的关系。
　　关于动物的生态习性，这一时期也有很多有价值的见解。如康熙帝在《鸟舌》一文中谈到啄木鸟时说：“惟啄木之舌，其根通于脑后，其尖逾引逾伸，长出于咮寸余，树中虫蠹虽潜藏穴隙，皆伸其舌钩取之。又有一种蛇头鸟，其颈项甚长，其舌亦如啄木，每为鹰鹞击擒，辄伸其舌以刺，鹰鹞负痛，力一少纵，则逸而逝矣。”②这段话明确指出了啄木鸟的鸟舌适宜在树中觅食，蛇头鸟的鸟舌适宜对天敌的防卫，注意到了动物的形态构造与环境的适应关系。
　　这一时期对于海洋动物生活习性的观察和认识更为深入。如有些文献记载比目鱼“身扁，喜贴沙上”③；旗鱼“鼻头一刺，长二三尺”，“水面驱鱼如飞”，有时“船为所制”；飞藉鱼“两翼尚存，渔人伺夜深时，悬灯以待，乃结阵飞入舟中”，甚至“舟力不胜，灭灯以避”④，利用飞鱼的趋光性，用灯光诱捕。此外，对于海鱼的生育方式，也有较多的发现。如古代已经知道鲨鱼的胎生现象，而清代郁永河的记载则更为明确：“鲨鱼一尾，重四五斤”，“庖人将剖鱼，一鲨从腹中跌出，剖之更得六头。以投水中，皆游去。始信鲨胎生。”①又“■鱼放卵，雄者为雌者放卵口中，卵不分散，故类繁”②。毫无疑问，只有通过长期的观察和从事渔业生产活动，才能发现■鱼口中孵卵的奇特现象。渔民为了指导水产捕捞，了解鱼类回游规律和掌握各种水产的汛期是很重要的。据《广东新语》载，“凡河豚以三月从咸海入者可食，以冬十一、十二月从淡江出者不可食”③，说明当时已掌握了河豚的生活习性及适宜的捕捞时间。
　　③ 陈淏子：《花镜》“花草类考”。
　　④ 陈淏子：《花镜》“接换神奇法”。
　　① 陈淏子：《花镜》“接换神奇法”。
　　② 《康熙几暇格物编》。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
　　④ 《台海使槎录》卷3。
　　① 郁永河：《采硫日记》卷上。
　　②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2。
　　③ 屈大均：《广东新语》卷23。
　　第七节遗传育种中国古代已经有了丰富的遗传育种经验，到了清代，人们更加有意识地利用生物普遍存在的遗传变异，实行人工选择，从而培养出各种优良品种。关于选择在育种工作中的重要性，已受到人们普遍的重视。如陈淏子在谈到种桃时说：“取佳种熟桃，连肉埋粪土中，尖头向上”④，强调实生繁殖，必须选择佳种，播种时尖头向上，才易发芽。《花镜》共记载了牡丹131 个品种，芍药88 个品种，兰花35 个品种，菊花152 个品种，莲花22 个品种，荔枝75 个品种等，还描述了金鱼的许多品种，显示了我国古代选育植物和动物品种方面的突出成就。从中也可以看出，在人工选择过程中，生物类型可以发生很大的变化。赵学敏更明确地提出：“物生既久，则种类愈繁”，对于生物界的演变和物种的变异，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和体验，并且举例说：“如石斛，一也。今产霍山者，则形小而味甘。白术，一也。今出于潜者，则根斑而力大。此皆近所变产。”①清代在选择育种方面，还应用了单株选择法。据《康熙几暇格物编》记载，康熙年间乌剌地区的人曾发现“树孔中忽生白粟一科”，后用这棵白粟播种，结果“生生不已，遂盈亩顷。味既甘美，性复柔和”。从而培育出高产的优良品种。后来，康熙命人在山庄里试验，果然发现这种白粟的茎、叶、穗都比他种大一倍，而且成熟快，这种单株选择育种的成功，对康熙帝有很大启发，正如他所说：“想上古之各种嘉谷，或先无而后有者概如此。”②此后，康熙帝又应用这种单株选择法，选育成功了一种早熟、高产、“气香而味腴”的水稻优良品种“御稻”，并“从此生生不已，岁取千百”，“内膳所进，皆此米也”③。
　　④ 陈淏子：《花镜》“下种及时法”。
　　① 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
　　② 《康熙几暇格物编》。
　　③ 《康熙几暇格物编》。
　　第八节人体解剖生理学清代在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有了较大的进展。如康熙帝为了了解西方有关人体结构及各器官功能方面的知识，曾令传教士白晋和巴多明进讲人体解剖生理学。白晋和巴多明根据英国医生和实验生理学家哈维的血液循环理论，以及法国解剖学家韦尔内（G.J.du Verney，1648—1730）、丹麦解剖学家巴特兰（T. Bartholin，1616—1680）、法国医生戴尼（Dienis）等人的著作，编译出一部关于人体解剖生理学的满文讲义，并附有多幅插图①。康熙帝在听过白晋和巴多明进讲的解剖学及阅读了这二人进呈的十几条解剖学原理和附图后，命将这些讲义及插图整理缮写，并译成汉文，各装订成册，录写副本。白晋和巴多明编写的讲义，反映了西方人体解剖生理学方面较新的成果，但遗憾的是，这部讲义并未公诸于世，只限宫廷有关人员参阅，未能产生更广泛的影响。现在可在丹麦哥本哈根皇家图书馆，伦敦英国图书馆，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等处见到的满文本《周身血脉图》及其复制件，可能就是当时白晋、巴多明所编讲义的部分内容。
　　康熙二十八年（1689），西藏刊印了桑杰加措编著的《蓝琉璃》，这是藏医名著《四部医典》的注释本。康熙四十三年（1704）又由名画师绘制成医用彩色挂图79 幅，其中有神经血管和五脏六腑解剖分图及人胚发育图等。在《蓝琉璃》和人体解剖脏腑彩图中所描述或描绘的人体结构，如动脉、静脉等血液循环系统，神经系统及各器官等，都大体上与实际相符，所述胚胎发育过程要经历的鱼期、龟期和猪期，也很生动形象，这些都反映了藏族医学在人体解剖生理学上的杰出成就②。
　　清代著名医学家王清任（1768—1831）曾先后在滦州、北京、奉天（今辽宁沈阳）等地观察尸体，研究人体内脏结构，著有《医林改错》2 卷。书中重新绘制出人体脏腑图，并补充和订正了前人研究中的一些缺点和错误。例如，他正确地区分了胸腔和腹腔，指出只有心脏和肺脏在横膈膜之上，其余的内脏器官都在横膈膜之下。他首次观察到肺管及其逐级分枝，这相当于现代所说的气管、支气管及细支气管。对于神经系统，王清任再次强调脑是智慧的中枢，即“灵机记性，不在心在脑”，正确地理解了思维记忆与脑的关系，并且在尸体解剖和动物实验的基础上，肯定了听觉、视觉、嗅觉都“归于脑”等。在心血管方面，他了解到动脉和静脉的分布及其与心脏的联系，特别是对颈动脉、主动脉、肱动脉及肾动脉的位置和形态描绘更接近实际。王清任的这些新发现和新成就，是对中国古代人体解剖生理学和医学发展的杰出贡献。
　　① 潘吉星：《康熙帝与西洋科学》，见《自然科学史研究》1984 年第2 期。② 赵璞珊：《中国古代医学》，中华书局1983 年版；强巴赤烈等：《胚胎学简史及藏医对胚胎学的贡献》，载《藏族学术讨论会论文集》，西藏人民出版社1984 年版。
　　第五十三章医药学清代初年，社会生产力得到一定的发展，医药学也有一些相应的进步。
　　但是清代对内高压、对外闭关锁国的政策严重束缚了医学科学技术水平的不断提高。特别是尊经复古之风盛行，繁琐考据之学兴起，学术研究也多囿于引经据典和脱离客观实际的境地。在这种比较浓厚的思想倾向制约下，医学科学技术创新求实之研究渐趋低落，保守崇古的思想日益占有重要地位，使清代中期以后医药学发展趋于缓慢，在一些领域甚至只有普及而看不到有什么提高。
　　第一节本草学的发展特点清代成书的本草学著作甚多，按其特点约可分为三类：一是普及类著作以《本草备要》、《本草从新》为代表。《本草备要》是医药爱好者汪昂编撰的。他鉴于“乡间市井，稍能诵《药性》（即《药性赋》）读《回春》（即《万病回春》）者，辄尔悬壶，草菅人命，恬不为怪”①，选辑《本草纲目》中460 种较常用药物，由博返约，以为初学者参考掌握。《本草从新》作者是藏书世家出身的吴仪洛，他精读有关医药书籍，历四十年，考订补充《本草备要》而撰成，收载药物增至720 种。以上两书流传甚广，影响深远。第二类为富有学术价值的药物学著作，如：赵学敏《本草纲目拾遗》与吴其浚的《植物名实图考》等。赵学敏（1719—1805），字恕轩，钱塘（今杭州）人，好学博览，刻苦钻研，对医药知识尤为精通。他深知李时珍《本草纲目》乃一代杰作，但并非包罗无遗，完美无疵，于是决心拾其所遗，历四十年，阅六百种文献，访二百多人，编成此书，名为《本草纲目拾遗》。该书收药716 种，颇多民间和外来药之记述，如鸦胆子治疗阿米巴痢疾，金鸡勒（奎宁原植物）治疗疟疾等等，在学术界享有较高的地位。吴其浚在著成《植物名实图考长编》的基础上，又经七年努力，撰成《植物名实图考》38 卷，收载植物1714 种，附写生植物图1500 余幅。其分类、名称、产地、品种、形态、性味、功用等，对前人的失误颇多论辨，所涉药用价值之叙述，以及错误之改正等，均在学术界有着较大的影响。第三类是以食物治疗疾病的食疗本草著作。如：沈李龙的《食物本草会纂》、王孟英的《随息居饮食谱》、费伯雄的《费氏食养三种》等十余种。这些著作在“食治不愈然后命药”的思想指导下，对普及和发展我国传统的药膳，即用食物之有药效者进行疾病治疗的方法，作出了重要贡献。
　　① 汪昂：《本草备要·自序》，商务印书馆1955 年铅印本。
　　第二节王清任对人体解剖学研究的卓越成就中国医学的发展由于理论上若干因素的制约，不甚重视人体组织解剖之深入研究，因而给人的印象是该学科在秦汉之后趋于衰落。王清任医术名噪京师，所设药铺名“知一堂”。他深切感受到认识人体对发展医学的重要意义，强调：“治病不明脏腑，何异于盲子夜行”，“著书不明脏腑，岂不是痴人说梦”①，抱着“非欲后人知我，亦不避后人罪我，为愿医林中人，一见此图胸中雪亮，眼底光明，临症有所遵循，不致南辕北辙，出言含混，病或少失，是吾之厚望”的态度，恭身于滦州稻地镇解剖观察疫死儿童尸体三十余具，还千方百计赴刑场观察处死男女犯人的尸体，并参照动物解剖和亲自查访刽子手对人体解剖的了解经验，先后历时四十二年，终于将所了解的人体内脏之解剖知识，特别对照古人之有错误者，一一绘成人体各内脏之解剖图，并以文字予以论证。这部著作名曰《医林改错》（1830），共两卷。他实事求是地指出：“其中尚有不实不尽之处，后人倘遇机会亲见脏腑，精察增补，抑又幸矣。”我国现代解剖学家侯宝璋教授给予王清任有关人体解剖学贡献以很高评价②。梁启超也高度赞扬王清任“诚中国医界极大胆之革命论者”。王清任除在人体解剖上作出杰出贡献外，他在医学治疗学上也颇富声誉，他的活血化瘀论和血府逐瘀汤是现代治疗冠心病等的重要理论和药物。① 王清任：《医林改错·自序》。
　　② 侯宝璋：《中国解剖史》，载《医学史与保健组织》，1957 年1 期。第三节温病、传染病治疗技术的提高古代之伤寒，明清时期的温病，其所研究的主要内容均为传染病、流行病。清代以来，由于人口增加，城市人口集中、城乡以及海内外经济交流日趋频繁，特别在江苏、浙江一带，传染病滋生、蔓延和暴发相当普遍。而长期沿用的伤寒学说则难以解决大量发生的传染病问题。温病学说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在医学家寻求新方法新理论的实践中逐步发展起来的，并逐渐为医界所接受。此期在温病学方面做出突出贡献，一般比较公认者有清代温病四大家，即叶天士、薛生白、吴鞠通、王孟英。
　　叶天士（1667—1746），名桂，号香岩，苏州人，世医出身，先后拜师17 人，吸取众师之长，革除株守“伤寒”以治传染病的学风，创造性提出：“温邪上受，首先犯肺，逆传心包”的理论体系，立“卫、气、营、血”辨证施治纲领，用以辨别传染病发病的深浅部位和不同病期的不同治疗步骤和方法。他为了诊断和鉴别更为确切，进一步发展和创造了辨舌、验齿、观察白 和粘膜斑等方法，提出传染病四大治疗原则：平凉解表、甘寒养阴、清热解毒、滋阴救液，以及许多治疗方剂。叶氏在传染病猖獗之时，终日忙于诊务，治疗了大量病人，积累了丰富的临床经验。但他无暇著书立说，只有平日教育生徒的口传心授。故其学说和理论经验，由门人记录整理而编成《温热论》，并成为清代温病学的奠基性著作。署名叶氏的著作还有《临证指南医案》、《叶案存真》等，也都是弟子们所辑。叶天士医德高尚，不但常为贫病者施医赠药，且告诫生徒家人“医可为而不可为，必天资与学力相济而后应世，不然鲜有不杀人者”。
　　薛生白（1681—1770），名雪，江苏吴县人，居苏州，多才多艺，且精于医学，善于治疗湿热等传染性疾病，医名齐天士，学术上每不服叶天士，故命其宅为“扫叶山庄”，号为扫叶山人。在治疗传染病的学理上提倡：“湿热之病，不独与伤寒不同，且与温病大异。”撰有《湿热条辨》等，特别是为肠道传染病等的治疗创立了新的途径。
　　吴鞠通（1758—1836），名塘，江苏淮阴人，先习儒后攻读医学，在治疗传染病方面颇多借鉴汉代张仲景、明吴又可和当代温病大家叶天士的学说和经验，创立了广为后世医学家所遵循的三焦辨证学说，撰有《温病条辨》一书，以论述其学说理论和临床治疗经验。三焦辨证，与张仲景的六经辨证，叶天士的卫、气、营、血辨证，都为治疗传染病作出了卓有成效的贡献。这三种学说虽然在立论和对传染病的认识上有着较大的差异，但其共同对象却是基本一致的。吴氏三焦辨证理论指导下所创立的治疗原则和方法，处方和用药，对后世都有着巨大的影响。
　　王孟英（1808—1866？），名士雄，浙江海宁人，先后在杭州、上海等地行医，以擅治肠道传染病等闻名遐迩。他在学术上十分重视以《内经》、《伤寒论》理论为经，以叶天士、薛生白之温病学说为纬，编撰成《温热经纬》（1852）一书。此外，还有《霍乱论》及《王氏医案》等著作。
　　上述四大家，在我国温病学说和丰富传染病治疗方法及技术方面取得了新的成就。与此同时，我国医学家如：郭志邃撰《痧胀玉衡》（1675 年），余师愚撰《疫疹一得》（1794 年），雷丰撰《时病论》（1882 年）等，均对我国传染病、流行病的防治作出了贡献。此外，还有卢之颐《痎疟论疏》、孔毓礼《痢疾论》、徐子默《吊脚痧方论》、郑奋扬《鼠疫约篇》、梁希曾《疠科全书》、肖晓亭《（麻）疯门全书》、张绍修《时疫白喉捷要》、陈耕道《疫痧草》、以及清代多次刻印的陈司成《霉疮秘录》（1632 年）等，对疟疾、痢疾、霍乱、鼠疫、麻风、白喉、猩红热、梅毒等传染病更进行了专门的研究和经验总结。人痘接种法预防天花在全国推广和应用，以及其技术的改进和提高，也都是在清代完成的。加之1805 年引进英人在我国人痘接种术基础上改进发明的牛痘接种术，使我国在传染病防治方面达到较为先进的水平。
　　第四节外科学的发展与保守倾向清代特别是后期，在外科学的发展上虽然时有激进与保守思想之间的学术争鸣，但终因社会诸种因素的严重制约，外科医疗上的保守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申斗垣，是一位比较激进的外科医师，他对华佗剖腹手术未能流传深表惋惜，并力求自己能启外科之玄妙，并以外科病手术治疗每获奇效而闻名。撰有《外科启玄》（1604 年）一书，倡导“以利刀去之”或“以利刀割去，银烙匙烧红一烙止血”等外科手术，切除筋瘤和血瘤。他虽生于晚明，但其书对清代外科之发展多所影响。祁坤，通儒，知诸子百家，尤精医，擅外科，曾召任太医院御医，擢太医院院判。他认为，外科诸症，其本必根于内，治外难于治内，而医多重内轻外，乃殚精采掇，广收古今名贤之确论，撰《外科大成》（1665 年）一书，名闻于时。后来官修的《医宗金鉴·外科心法要诀》多取材于此书。王洪绪以反对外科手术，主张保守治疗而获得当时十分广泛的信誉。其著作《外科证治全生集》在二百多年间创造了连印50 多次的高纪录，也足见其影响之大。王洪绪，名维德，江苏吴县人，得承家学，精通医道，尤擅外科疮疡，行医四十余年，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他在诊断和确定治疗原则上，强调“痈乃阳实之症，气血热而毒滞；疽乃阴虚之症，气血寒而毒凝”，所创阳和汤治疗疽症，每获良效。临床强调“以消为贵，以托为畏”①。但他否定外科手术，甚至攻击陈实功等主张手术治疗的外科学家“尽属刽徒”。更有甚者，他不但反对手术切开脓肿引流，对有引流祛腐排脓作用的丹药也一概反对，公然主张药助自溃。这不但会延误治疗时机，而且会增加病人的痛苦。然而由于病人多畏惧外科刀针，其法仍为大多数病家所乐于接受。王氏自誉“用药从无一误”②，故称其著作为《外科证治全生集》（1740）。继王氏之后的清代外科，虽然有对其保守思想持批评意见者，但其保守思潮越来越占着重要地位。
　　① 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
　　② 王洪绪：《外科证治全生集》，人民卫生出版社1956 年版。
　　第五节针灸、外治与气功的发展清代医学发展的一个特点，即在整个封建礼教制约下，重视汤药内服，而对针刺艾灸和外治比较轻视。特别清太医院废止针灸一科，使针灸的发展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在此期间，虽然有大批针灸著作出现，但其内容多属歌诀普及为主，少有新的进步和医疗技术的改进。1822 年，清王朝竟以“针刺火灸，究非奉君之宜”为由，明令太医院针灸科永远停止。加之西方来华的殖民主义者为宗派利益所驱，宣传针灸为“致死之针”，“医疗上的折磨”等，也严重阻碍了针灸的发展。
　　外治法在太医院乃至士大夫阶层是没有地位的，然而在民间却得到了显著的发展。其中最为突出者有赵学敏的《串雅外编》和吴尚先的《理瀹骈文》。赵学敏，前已述及他在撰写《本草纲目拾遗》方面的卓越贡献。他在总结外治法经验的基础上，还编撰有《串雅内、外编》（1758 年），其中分禁药、起死、保生、奇药、针法、灸法、熏法、贴法、蒸法、洗法、熨法、吸法、杂法、取虫等28 门，第一次全面系统地将过去视为“医中小道”的外治法整理成专著，赋予其新的生命。吴尚先（1806—1886），名樽，字师机，浙江杭州人，寓居扬州，设存济堂药店。他在战乱环境下，潜心于不用药、少用药的外治法研究和调查，渐以擅长按穴、膏药、薄贴、敷、熨、熏、浸、刮痧、火罐等十余种外治法而闻名。如1862 年避地海陵，广施膏药，日治数百人，获效迅捷，人皆称“自来医家未有若是之简捷也”。他于1870 年将其实践经验和所积累的资料撰成《外治医说》，后改名《理瀹骈文》。书中所载，后世医家誉之为简、便、验、廉的治疗方法。
　　气功、养生和按摩导引：气功、养生在清代也是一门少有建树的学科。
　　例如有影响的尤乘《勿药须知》、汪昂《勿药元铨》、潘伟如《内功图说》等，虽然有较多流传，但其内容基本上是抄录之作。《易筋经》（1829 年刊），乃托名天竺达摩禅师传授，介绍导引法养生术，或单独刻版印行，或附其他有关内容合成一书刊行，是清代养生导引术流传最广的书籍之一。此外，郑观应《中外卫生要旨》（1890 年）一书，是以兼收中国和国外传入的卫生保健内容为特点的专书，也有着较大的影响。在按摩推拿方面，此期的进步以小儿病推拿按摩治疗经验的总结比较突出。如熊应雄《小儿推拿广意》（1676年），骆如龙《幼科推拿秘书》（1785 年），夏云集《保赤推拿法》（1885年），以及影响更为广泛的张振鋆《厘正按摩要术》（1888 年）等，对于清代按摩特别是小儿推拿按摩的推广和普及起了重要的作用。推拿按摩术式和一般常见的消化不良症治疗经验，甚至为许多老年妇女所掌握，在解除无医少药的农村病人的疾苦上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第六节医学类书、全书、丛书等的大量编纂在医学著作的整理研究上，清代从医案、医话、类书、全书、丛书以及医史著作等，可以说作出了空前的成绩。据1961 年统计，在全国60 家图书馆和个人藏书家所收藏的清代编纂的丛书、全书、类书、医案、医话、医论、医史类著作多达498 种①。几乎囊括了清代及清以前所存在的全部医学著作，更为清代及清以后医学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例如：《古今图书集成·医部全录》（1723 年）辑录历代医籍100 余种，520 卷；魏之琇在明代《名医类案》的基础上，补充该书之缺漏和未收的清代医案，编成《续名医类案》（1770年）60 卷，分为345 门，包括传染病、内科、外科、儿科、妇科以及五官科等之治疗医案。个人丛书如陈修园即有《南雅堂医书全集》16 种，乃至《陈修园医书七十二种》等共20 多个版本。
　　① 中医研究院等编：《中医图书联合目录》，北京图书馆1961 年版。
　　第七节最早的医学会与医学杂志的创办中国医学的发展至明清时期已经形成了学术交流的客观要求，而且已创办了民间的学会组织和学术期刊。中国最早的医学会组织“一体堂宅仁医会”，是由著名医学家徐春甫1568 年创建于直隶顺天府，“集天下之医客都下者”组成，参加者多达46 人。按其宗旨约有：探讨医学学术，切磋钻研医学知识，讲求医德修养，真诚相待存善去过等。如明确强调：“理无终穷，学无止法”，“已精而益求其精也”，“深戒徇私谋利之弊”，“要克己行仁”，“善相助，过相规，患难相济”。特别还对参加者提出：诚意、忘利、戒贪鄙、力学等22 条严格条件①。创刊于1792 年的《吴医汇讲》，是我国出现的最早的医学杂志。其创始人和主编是清代名医唐大烈，字立三，长洲（今苏州）人，曾任苏州府医学正科，他选苏州、无锡、常熟、太仓等的著名医学家关于医论、医评、验方、考证、笔记等近百篇论文，分别刊登于1792—1801 年的十一期《吴医汇讲》中，以与医林交流切磋。其办刊宗旨：“凡属医门佳话，发前人所未发，可以益人学问者，不拘内、外、女、幼各科，无不辑入”②，而且强调“随到随镌”，不但为中医学发展交流作出了新的贡献，而且积累保存了许多珍贵的医学论文资料。
　　① 徐春甫：《医学入门捷要六书》。
　　② 金寿山：《最早杂志促进学术交流——吴医汇讲》，载《中医杂志》，1958 年1 期。第八节西医学的传入明中叶后已有西医学传入我国。1596 年卡内罗接受教皇庇护第五的任命，在澳门设立医院，西医开始进入中国大地。1582 年意大利利玛窦来华，1601 年到达北京，居10 年，也曾与中国医界人士接触。1693 年5 月，康熙患疟久治不愈，传教士洪若翰用西药金鸡纳治愈，西医药影响扩大。法国罗德先（1645—1715）和樊继训（1664—1703）等相继来华，并以治愈皇室要人疾病而获厚赐和信任。18 世纪末，来华传教士医师越来越多，其中皮尔逊、马礼逊、李文斯顿、哥利支、裨治文、伯驾等十分活跃。裨治文与伯驾在广州创办“博济医院”，提出“欲介绍基督教于中国，最好的办法是通过医药，欲在中国扩充商品的销路，最好的办法是通过教士”。哥利支更提出《任用医生在中国传教商榷书》①。随着传教士医师的增多，他们利用医药传教，利用传教扩大中国人对西医药的信任，进行办医院、开医校、翻译西医药书籍，成立医会，创办医学期刊，送中国人到国外留学学习医学等。最早翻译西医药书籍并作出贡献者如英国传教士，医生合信氏，编译有《全体新论》（1851年）、《西医略论》（1857 年）、《内科新书》、《妇婴新说》（1858 年）等；美国教会医生嘉约翰编译有《内科全书》（1883 年）、《病症名目》、《西药名目》（1899 年）等20 余种；在西医期刊方面，如《广州新报》（1806年）、后改名为《西医新报》，还有《博医会报》（1888 年）等等，为在中国传播和发展西医学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人被派遣到国外学习西医最早者是黄宽（1828—1878），先后在英、美学习， 1855 年获得爱丁堡大学医学博士学位， 1857 年回国在广济医院从事医疗与教学。此后，到国外学习西医者逐渐增多，西医学在鸦片战争之后，随着列强的政治、军事、科学文化影响的不断增强，开始站稳了脚跟。清末，西医学在中国的发展，以其若干方面的优越性，已深深获得群众和统治集团内部若干人士的信赖，有了进一步发展的基础。
　　① 张慰丰：《早期西洋医学传入史略》，载《中华医史杂志》，1981 年1 期。第九节清代医事制度清代医事管理制度、医疗机构和医学教育等，在前期基本上沿袭明代，太医院医学设大方脉、小方脉、伤寒、妇人、疮疡、针灸、眼、口齿、正骨等九科。为皇室服务的组织有御药房等，军医也由太医院派遣。地方也设有医学，除主持地方官员和民疾外，还负责由民间培养的优秀医学家中选送中央经考试择优录用以充太医院等的任务。在医学教育方面，其生源主要来自医官子弟，经过繁难的保证、考查品行等手续，再经面试均合格者才可进太医院学习。其教材主要是包括有中医理论和各科临床内容的《医宗金鉴》（1742年），教师多从御医中选取学识渊博者充任。1840 年后，太医院因经费困难，几乎三十年不闻读书声。1866 年虽应胡庆源之请求重视医学，医学教育仍处于困难境界，此期，太医院医学分科只设五科。1881 年清廷改太医院教习所为医学馆①。光绪帝1898 年谕称：“医学一门关系至重，极应另立医学堂考求中西医理，归大学堂管理，以期医学精进。”此后在京师、天津等地始设医学堂。但由于医官俸禄不断减少，生活日益困难，太医院和医学堂越来越处于名存实亡的地步。随着西医学传入和发展，官方于1893 年举办北洋医学堂，1902 年军队兴办陆军医学堂等，是我国最早举办的西医学教育。
　　① 龚纯：《清代的医事制度史料》，载《人民保健》，1960 年第4 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