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庸传

前言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
近40年来，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金庸，其作品在风靡了全球华人世界的同时，也使中国特有的武侠小说创作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峰。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除了金庸，极少有哪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如此广泛地受到人们的喜爱。金庸的作品文字浅白凝练，情节精彩纷呈，幻想雄奇无比，并时时处处表现出他在文学、艺术、地理、历史等范畴的渊博知识。有评论写道：“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剑影、曲折离奇，细加比较，便不难发现，金庸的作品比旧武侠小说多了一种人情味，一种历史沧桑感，一种诗意，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更有人认为：金庸小说对中国文化领悟之深刻，对人性揭示之透彻，是当代作家中所罕见的。于是，有这么一种说法：在中国文学史上，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一是曹雪芹的《红楼梦》，另一便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正如“红学”的兴盛，一个以金庸武侠小说为研究对象的“金学”，也正一天天地引起广泛的关注。在海外，早已有“金庸学会”，而台湾远景出版社推出的一套10册《“金学”研究丛书》，更掀起了“金学”研究的第一个高潮。在大陆，“金学”研究也已起步，在不远的将来，“金学”将大有发展。金庸从1955年开始创作武侠小说，1972年完成《鹿鼎记》后封笔退出“江湖”，迄今作品共有15种36册。对自己的作品，金庸不愿说更多，他只强调他在创作这些小说时有一个愿望：“不要重复已经写过的人物、情节、感情甚至细节。”
事实上，一个作家敢于对自己提出这样“苛刻”的愿望，足见金庸对自己有着极高要求，也有着充分的自信。
金庸被视作“奇迹”，并非只因为他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查良镛作为金庸的本名同样有名，这也是文学史上极为罕见的。一般情况，作家以笔名出名后，其本名往往被人忘记。但金庸不同。如果说“金庸”所指为武侠小说家，那么查良镛则指他作为报业大亨、社评家和社会活动家。1991年，香港《资本》杂志评出计有198位的“90年代香港华人亿万富豪榜”，金庸（查良镛）以12亿资产列为第64位。金庸被称为中国历史上“以文致富”第一人；以至于日本推理小说家松本清张感叹道：“香港竟有这么富有的作家！”金庸在武侠小说之外，一手创办了已成为香港大报之一的《明报》。《明报》历经风雨，被金庸视作“毕生的事业与名誉，是我对社会、对朋友、对同事的责任”。
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金庸一手写武侠，一手写社评，支撑起了《明报》大业。他的社评是第一流的，许多读者是因他的社评而买《明报》。在社评中，他预见了中国大陆一系列的政治事件。《明报》在香港成了中国报道的权威。
但他也因此屡历风险。“文革”中，他曾被称作“豺狼镛”，并在香港被某些人列为第二号要杀的人。但他挺住了，《明报》依然是《明报》。
金庸其实对参与社会发展的进程有着浓厚兴趣。他青少年时的第一理想是要做个外交官。种种原因，外交官没能做成，但这不减他对政治的关注。
七八十年代及之后，他已成为香港文化界举足轻重的人物。中共高层如邓小平、胡耀邦、江泽民都曾会见他并与之长谈。1988年，他更因“主流方案”风波而成为当年的风云人物。对于那一切，他只说：问心无愧。
金庸1972年封笔不写武侠，1993年他便辞去《明报》掌门人一职，彻底引退。他的解释是：“我最佩服的便是范蠡和张良，功成身退，飘然而去。我所写武侠小说中的男主角，陈家洛、袁承志、杨过、张无忌、令狐冲、韦小宝，都是大吵大闹一番后悄然归隐。”
在他宣布辞去《明报》集团主席第二天，他又以《第三个和第四个理想》为题撰文说：“对于我，第一个理想是，少年和青年时期努力学习，得到相当知识和技能。第二个理想是，进入社会后辛勤发奋，做几件对自己、对别人、对社会都有利的事。第三个理想是，衰老时不必再工作，能有适当物质条件、健康、平静愉快的心情和余暇来安度晚年，逍遥自在。第四个理想是，我创办了《明报》，确信这事业对社会有益，希望它今后能长期存在，继续发展，为大众作出贡献。”
如此平和的语言，如此平和的心境……回首几十年的奋斗历程，金庸真的如此平静吗？金庸之深大、神秘，正构成了金庸的无穷魅力。百年一金庸，金庸说不完。
相比不少文学名家那些颇有来历和颇有讲究的笔名来说，“金庸”这个名字的来历却出人意料的简单——查良镛中的“镛”字拆开便是。
就知名度而言，这信手拈来又后来居上的“金庸”，实在不知要比他本名高出了多少倍！不过，与那些只被人记得了笔名却反而弄不清其本名的情况大有不同的是，作为本名，“查良镛”倒也并未给声名赫赫的“金庸”所淹没。
第一章 家族显赫 已领风骚数百年
家几百年来名人辈出，领尽风骚，清朝皇帝康熙称之为“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他头发稀疏，额上的几绺，潇然飘逸，如风中的野草；宽阔、闪亮的额头，饱蕴着智慧，看着它，如读一部高深博大的天书；那对眼睛虽小，却锐利如鹰，任何世界的风云变幻都逃不出他的视线……
他的脸呈国字型，饱满；身体健硕、魁梧。平时，他不苟言笑，不怒自威，神情威风凛凛，散溢着一股强大的震撼力。站着时，如乱云中的一棵劲松；坐着时，腰直胸挺，威力逼人，像一个一呼百应、号令天下的武林盟主。
偶尔，他亦会张口大笑，笑得前倾后仰，眼睛眯成一线，笑声挥洒出孩童般的纯真无邪，而脸上也隐隐约约地散发出一种佛光……
——这就是查良镛。他的脸相刚柔并蓄，笑与不笑时判若两人。不少人都感到惊讶：他的一副法相，隐然旁证出他所创办的报章的名字：“明”。
查良镛的一脸佛相，可能因潜心、诚心读禅研佛而得。他不爱交际，不善应酬，只喜欢独处居室，静静地读书、研佛、下棋、听音乐……倦了，就倚靠在沙发上，凝望着挂在墙上的那副对联：“竹里坐消无事福，花间补读未完书。”
这是他的祖先、康熙皇帝的文字侍从之臣查升的墨迹。查良镛喜欢哺哺自念这副对联，细细咀嚼它的真谛，并陶醉于对联所写的那种宁静、淡泊、远避红尘、隔离江湖的境界之中。每每这个时候，查良镛往往会联想起他那名人大家辈出的家族，以及学风兴盛、书香浓郁的家乡……
在离江南名城杭州不远处的海宁，每到农历八月十八日前后，人们就从四面八方蜂拥而来，聚在海宁盐官镇的钱塘江口观潮。只见水天相连之处有条白练横卧江上，海鸟在低空追逐翱翔，远处传来一阵阵轰隆隆的声音。江潮由远而近，几经盘旋翻滚，渐近眼前，潮声震耳，浪涛壁立，形成“万马突围天鼓碎，六鳌翻背雪山倾”的奇丽、壮观景象。
这就是闻名于世的钱江潮。因观潮的最佳地点是在海宁县的盐官镇，所以钱江潮又被称为海宁潮。
1924年2月，查良镛就出生在海宁县袁花镇一个富有的家庭。袁花镇紧挨着盐官镇，所以，每年的观潮季节，少年查良镛都跑到盐官镇去凑热闹，去看气势磅礴的钱江潮。
查良镛不仅年年去看钱江潮，还时常听到关于钱江潮的种种神话传说。其中，“鹤类有遗恨，终古使人哀”的神话在那一带流传最广，给查良镛留下的印象也最深。这个神话说的是：春秋末期，越国被吴国打败了，勾践向吴王请和。吴王夫差表示同意，但吴国的大臣伍子胥却坚决反对。越国就想办法收买了吴王的宠臣太宰伯嚭，叫他在吴王面前为越国讲好话，还说了伍子胥许多坏话。吴王听信了，在把勾践放回的同时，竟“赐剑自裁”，把伍子胥杀了。伍子胥死后，还被装进一个大皮囊中抛到钱塘江里去。9年以后，越王起兵灭了吴国，伍子胥怒不可遏，就乘着素车白马在钱塘江中奔腾吼叫，钱塘江于是就怒潮荡漾，翻江倒海——钱江潮也由此而来。
很小时的查良镛，就已经深受这些民间神话传说的熏陶，这也是查良镛了解中国历史的开始，他对中国历史的浓厚兴趣也就是从此而来的。
海宁原来隶属杭州府，是浙江省的一个海滨小县。浙江“物华天宝”、“人杰地灵”，素有文化之邦的美誉。远在六七千年以前，浙江人民就有了自己的文化生活；春秋时期，吴越文化，独具异彩；秦汉以后，浙江学术思想十分活跃；三国魏晋，文化艺术称名当世；唐宋以迄于明清，浙江的文学、史学、艺术等方面更是成果辉煌。尤其是在文学创作方面，浙江的文人更是不胜其数，故向有“浙江文章齐中华”之誉。南朝诗人谢灵运、“初唐四杰”之一的骆宾王、盛唐“吴中四杰”之一的贺知章、中唐诗人孟郊、宋代诗人陆游等都是出于浙江；而中国古代章回小说的扛鼎之作《水浒传》的作者施耐庵、《三国演义》的作者罗贯中，也被考证为浙江人。
海宁县自古以来就是学风兴盛之乡，自清朝起，更是人才辈出。早清陈世琯师事黄宗羲，积极倡导颜李之学，成果卓著；嘉道年间，又有周广业、吴骞、陈鱣、沈维矫等人崛起。周广业勤于经史，吴骞专于校书，陈鱣精于训诂，沈维矫则研精义理。到了道咸同年间，张廷济、蒋光煦又以校勘著名，钱保塘究心于形声、训诂、舆地之学，成就斐然。光绪年间，李善兰精于天文历算，成为中国自然科学的一位重要开创者。到了近代，更出现了国学大师王国维，还有著名诗人、学者徐志摩和著名军事家蒋百里。徐志摩和蒋百里还是查良镛的近亲。
海宁查家，则是当地数一数二的世家望族。在查家的宗祠，有一副清康熙帝亲笔所题的对联：“唐宋以来巨族，江南有数人家。”
人所共知，在封建王朝中，能获皇帝御题对联者，必是于朝廷有功，在乡党有名的家族。
事实上，查家也的确是名人大家辈出。在查家祠堂内的几十个牌匾上所记录的族中功名人士中，就有官至翰林的族人。
按古书所载，查氏源出芈姓，春秋时楚国有公族大夫封邑在查，后代称查氏。查氏家族的名人，五代时南唐有工部尚书查文徽，宋代有殿中侍御史查元方，明末有史学家查伊璜，清代有画家查士标等。而清代的康熙帝文字侍从之臣、书法家查升，康熙年间的诗人、翰林院编修查慎行和雍正帝时的礼部侍郎查嗣庭，就出自海宁查家。
在查良镛先祖中，最有名望的当算是查慎行、查嗣庭兄弟。查慎行原名嗣琏，字夏重，后受《长生殿》案牵连改名慎行。康熙间进士，特授翰林院编修，入直内廷。他曾追随邑人远征云贵，讨伐吴三桂残部，故有不少诗作反映战争残酷和民间疾苦。入京为官后，深悉官场内幕，看破世情，厌倦仕途，于是归田家居。赋闲作诗，著有《敬业堂诗集》等著作，是清初最有成就的诗人之一。查嗣庭乃查慎行的弟弟，官至礼部侍郎。雍正四年（1726年），他主持江西省试，出了一道考题：“维民所止”。这本来是《诗经》里的一句话，但有人却向皇帝报告：“维”、“止”两字是“雍正”两字去掉上半截，岂不是暗示要砍掉皇帝的头吗？
另外，他们还向皇帝告查嗣庭所出的其他试题亦“皆远其辞文”，别有用意，如首题“君子不以言举人，不以人废言”，显然与当今国家取士之道相违背；《易经》次题“正大而天地之情可见”，《诗经》次题“百室盈止，妇子宁止”，前用“正”，后用“止”字，明显是与去年正法之年江景棋文稿《历代年号论》中指“正”字有“一止”之象，凡有“正”字者皆非吉兆等语相同。
雍正听完，勃然大怒，大发龙威，立即下令逮捕查嗣庭入狱，又下令查抄他的诗文笔记，认为其中语多悖逆，心怀怨望，谤讪朝廷，因而钦定“大逆不道”之罪。查嗣庭在狱中病死后，还被戮尸枭首。其亲属有的被杀，有的被流放，有的被捕，如其兄长查慎行，就被定为“家长失教罪”，被逮入京，一年后放归，不久就逝世。
及至现代，除查良镛外，他的同族远房如在台湾的、曾做过师范大学校长的查良钊和做过“司法行政部长”的查良鉴，在香港的商界人士、社会活动家查济民，以及在大陆的、以诗闻名的查良铮（穆旦），说来都是知名人士。在查良镛来说，家人中对他后来成长影响最大的是他的祖父。
查良镛的祖父名查文清，是光绪丙戌年进士，曾在江苏丹阳任知县。因政绩良好，加了同知衔，后因“丹阳教案”而辞官回乡。
当年，不少外国传教士纷纷涌入中国，尤以沿海省份为甚。这些传教士并非只事传教，常常藉西方势力欺压中国百姓。而官府方面慑于西方列强的淫威，往往视而不见，等同于姑息养奸。终于，忍无可忍的百姓便愤起反抗外国传教士的欺压。各地与传教士的摩擦时有发生。在丹阳，数百愤怒的群众围攻了建于当地的教堂，并一把火将其焚烧，成为轰动一时的“丹阳教案”。
熊熊大火解了百姓们的心头之恨，却也不可避免地惹下了事端。
事发后，查文清的上司为了向外国传教士交代，准备将丹阳烧教堂的为首两人捉拿处斩。此事让身为丹阳知县的查文清颇感为难。一方面，作为下级他不好违抗上司的命令；而另一方面，作为中国人他与百姓们一样痛恨外国传教士的劣行，因而十分不愿看到那两人被捉拿处斩。
思来想去，查文清终于寻得一个两全之策。他先差人秘密通知为首那两人迅速逃走，得知确已逃脱后，他才一身轻松地前去上司那里汇报。面对恼羞成怒、坐立不安的上司，查文清语气平和：事件乃因外国人欺压良民引起公愤，数百人一涌而上，焚烧教堂，当中并无为首之人。不待上司细究，查文清又道：“丹阳教案”，本官难辞其责，故请求辞去官职。说罢，扬长而去。
辞官回乡后的查文清，心境清朗，读书赋诗之外，又着手编纂《海宁查氏诗钞》，达数百卷之多；可惜，未等到《诗钞》雕版付印，查文清便去世了。查文清的丧礼极尽哀荣。出丧之日，丹阳有十多位绅士前来吊祭，而当时带头火烧教堂的两个人，也一路哭拜而来，每走一里路，就磕一个头，从丹阳一直磕到袁花。
祖父的经历和品行，在查良镛的心中烙上了深刻的印记。查良镛后来说，祖父查文清对他有两个重要影响，一是使他知道外国人欺负中国人；二是要多读书。从查良镛的话中，可以捕捉到这样一个信息。即：查良镛后来所以一直期望自己能成为一名外交官，显然与他在祖父经历中看到的“外国人欺负中国人”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联。
第二章 与书为伍八岁开始读武侠
8岁那年，查良镛无意中看到武侠小说《荒江女侠》，“琴剑二侠”的行使生涯深深地吸引了他。这是查良镛看到的第一部武侠小说。之后，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
查文清死后，留下了一些家宅和田地。查良镛出生的时候，查家还拥有3600多亩田地，租种查家田地的农民有上百户之多。所以，他的父亲查枢卿实乃“当仁不让”的大地主。查家富有，雇有一些长工、短工料理家务。查良镛刚上学时，就有一名长工负责接送他，下雪、下雨的日子，这名长工还抱着查良镛上学、回家。这位长工是个驼子，半身残废，是查文清辞官时从丹阳带回袁花家里来的；查文清死后，他继续在查家当长工。因为残疾，查良镛很同情他，每次看到别人取笑他，就予以制止，有时还为此哭了起来。他发病的时候，查良镛还时常到他的小房子里看他，拿些东西给他吃。
因查良镛懂事，心地善良，故这位长工待良镛很好。当时长工已是六七十岁的人，但他把少年查良镛视为朋友，还把自己的身世告诉查良镛。原来，这位长工是江苏丹阳人，家里开豆腐店。当地一名财主看中他的美貌的未婚妻，便设计陷害他，并差人把他打成残废，还把他关进牢狱两年，而他的未婚妻则做了财主的继室。他出狱后心怀愤懑，就持刀刺伤了财主，于是又被判刑入狱。后来，查文清当了丹阳县正堂后，才把他救了出来。
这位长工病死后，查良镛一直很怀念他，心里时常记着他辛酸的身世。二三十年后，查良镛曾经以他的身世为素材，写了武侠小说《连城诀》，以纪念在他幼小时对他“很亲切的一位老人”。
在浙江，自古以来学风浓郁，书院林立，藏书之风十分兴盛。在明朝，就藏书之多而言，以地区而论，江浙为首。到了清代，浙江藏书之盛，超逾前代。浙江的藏书家，以杭州为最多，海宁也曾一度次之。
因为家学渊博，海宁查家藏书十分丰富，“查氏藏书”在浙西一带很有名声。查家珍藏着900卷之多的《海宁查氏诗钞》雕版，是查文清生前编写的。这些雕版置满两间房子，查良镛和兄弟们把这些雕版当玩具，还时常钻到这些雕版之中捉迷藏。日子长了，对雕版上的诗词，查良镛也能耳熟能详，随意就能读出几句来。可以这样说，查良镛是在书堆中长大的。他曾经回忆说：“家中藏书很多，我幼时虽看不懂，但找书却方便；而且不单有古书，也有新书，因为我的伯父、父亲、兄长都是大学毕业生。我自小与书为伍，培养出喜欢读书的基本性格，加上长辈的文化修养好，家里房产亦丰，生活不愁，家人间的活动也很文雅，闲来多是下棋、看书……”
尽管那时查良镛年纪幼小，但所涉读的书籍已相当广泛。在现代知识方面，查良镛称小学时代“得益最多，记忆很深”的，是父亲、兄长购置的邹韬奋所著《萍踪寄语》、《萍踪忆语》等世界各地旅行记，以及邹韬奋主编的《生活周报》。查良镛迷上武侠小说，也是从这个时候开始的。一天，他在翻查家中藏书时，无意中看到一本武侠小说《荒江女侠》。这部小说是“新文派”始祖、言情小说名家顾明道写的，内容主要是写方玉琴、岳剑秋这对“琴剑二侠”的武侠生涯。书中首创男女二侠双双闯荡江湖之模式，这对后世的武侠小说影响很深。顾明道以言情小说的笔调、新文艺腔的笔法写这本小说，给阳刚味浓烈的武侠小说注入了温婉艳约的柔美，开启了“侠情”武侠小说的新境界。
查良镛粗粗翻阅了几页，书中的内容就吸引住他，令他爱不释手。一连几天看完这本《荒江女侠》后，查良镛禁不住拍案叫绝：“想不到世上还有这么好看的书！”当时，查良镛只有八九岁。
其后，少年查良镛到处搜罗武侠小说，一睹为快。他在当时相当流行的、上海出版的消闲性读物《红玫瑰》中读到平江不肖生的《江湖奇侠传》，书中桂武、甘联珠、余罗汉、甘瘤子等人物大大地吸引了他，其中“火烧红莲寺”的故事更给他留下深刻的印象。另外，平江不肖生在《顺探世界》杂志上连载的描述清末民初武林真人真事的《近代侠义英雄传》，更使查良镛看得入迷。
以后几年，查良镛看过武侠小说有好几十本，其中描写梁山好汉反抗官府的《水浒传》，写包青天安良除暴、一身正气的《三侠五义》及其续篇《小五义》、《彭公案》、《施公案》等等，看得查良镛如痴如醉。
查良镛迷爱武侠小说，只是因为武侠小说好看，人物和故事深深地吸引着他；但他并没有想过要写武侠小说，更没有想到自己将来会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
1937年，查良镛13岁，就读于浙江省立嘉兴中学。刚读完中学一年级，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来读到高中，战火更烈，家乡沦陷。由于战事，浙江北部邻近上海的富庶城市——杭州、嘉兴、湖州的一流中学便成立了联合高中。此后，查良镛随学校辗转于余杭、临安、丽水。没有了家庭的接济，查良镛一度只能靠政府发给的公费度日，穿草鞋，受军训，四处颠沛。然而，也正是早年的这一段艰苦生活，锻炼出了他日后的独立性格。
第三章 文章惹祸 被联合高中开除
岁时，查良镛编写的《给投考初中者》一书出版，畅销省内外，初露才华。
17岁时，查良镛做出了一件叛逆之事：写一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贴在学校墙报，影射学校的训导主任。
查良镛读初中三年级的时候，有一件事至今仍然让查良镛引为自豪，并被他看作是自己经营出版业天赋的初露。
那时，查良镛因为要报考高中而天天忙于做功课。一天放学后，他和两个要好的同学留在教室里复习功课，互相切磋。做完功课，他们三个人聚在一起聊天，但谈的还是投考高中的事。闲聊中，查良镛突发奇想：“那么多学生为了考试天天忙于功课，太辛苦了。我们不妨根据我们以前报考初中的经验，编一本书给准备投考初中的学生看，教他们怎样复习功课才能做到事半功倍。”
“没错，这是个好主意！”“如果有教人怎么投考高中的书，我们也一定会买来看的，所以，编写一本怎么报考初中的，一定很受准备报考初中的小学生欢迎。”
“我们得赶紧编写，赶在考试之前出版。”……三个人商量一番，决定由查良镛主编这本书，四个人每人写一部分。
接着，他们便分头编写。书定稿后，定名为《给投考初中者》，内容是教升初中的学生怎样在各科考试中答题，取得高分。他们三个人自行设法印刷发行。
能发现考初中的学生需要这样一本书并且有能力写出这样一本书，可见查良镛的聪明过人。这本由查良镛自任主编的书，不单畅销浙南，还远销至江西、福建等省。可以想见，因为这类型的书在中国可能是首次出版，大受欢迎是自然而然的事。《给投考初中者》一书的畅销使查良镛和他两个同学获得了一笔丰厚的利润，除足够他在抗战期间的生活所需外，还有能力把妹妹从乡间接到后方求学并接济有困难的同学。
这大概是查良镛出版的第一本书。推算起来，当时他只有15岁！
查良镛天资聪颖，又勤奋好学，因而较早便显露出他的与众不同和出类拔萃。学业方面，查良镛最为突出，是公认的高材生。这一点，查良镛自己证实说，由于“天生记忆力好，看课外书也多”，所以，“由小学到大学”，他“每年的成绩是班上的第一名”。
此外，中学时代的查良镛便已开始显露出他的文学创作才华。在他当年同窗的印象中，高材生查良镛不仅“数理化成绩优异”，而且“英语、国文更是出色，能写得一手好文章”。
而且，更让他当年同窗记忆犹新的是，查良镛曾因一篇文章惹怒了学校的训导主任，并因此被校方开除。这段鲜为外人所知的旧事，收在了大陆出版的、由萧乾主编的“新编历史笔记文丛”之一——《两浙轶事》中。
那是1941年，查良镛在浙江省立联合高中就读。当时学校办有一个壁报，校内凡有兴趣者均可自由编写。对查良镛来说，这个壁报自然成了他练笔的一个极好园地，所以同学对查良镛写作才华的最初了解，便来自这个壁报。
壁报就设在校图书馆的走廊上。这一天课余，壁报前忽然挤满了人，大家争看一篇题为《阿丽丝漫游记》的文章。因为人多，前排便有人高声朗诵给后面挤不上前的同学听，而听者则不时拍手叫好。
《阿丽丝漫游记》正是查良镛所写。文中，他描述一位名叫阿丽丝的小姐不远千里来到一所学校校园，正兴高采烈遨游东方世界之际，忽见一条色彩斑斓的眼镜蛇东游西窜，吐毒舌，喷毒汁，还口出狂言威吓教训学生：“如果……你活得不耐烦了，我就叫你永远不得超生，……如果……”眼镜蛇时而到寝室，时而到教室；或到饭厅，或到操场，学生见之纷纷逃避。
同学们一眼便看出，文中眼镜蛇所讽喻的是学校的训导主任沈乃昌。这位训导主任戴眼镜，讲话时常夹着“如果”二字，学生就以“如果”作他的绰号。这是一位令人讨厌、不近情理的训导主任，人人敬而远之。查良镛借文中阿丽丝之口，讲出了学生想讲却不敢讲的话，自然令同学们拍手称快。但对号入座的训导主任却被惹怒了，于是，几天后，校方宣布将查良镛开除。自此，查良镛离开联合高中，转入衢州中学学习。这一旧事在查良镛当年同窗看来，既显露出查良镛的文学创作才华，也见出他敢于反抗强权的精神，因而时隔多年仍难忘怀。
抗战之前，富家子弟纷纷到国外留学，学成后再回国一展抱负。这在当时成为一时的潮流和时尚。
以查家优裕的家境，让查良镛去海外留学本是计划中的事。但战争的爆发使这一计划不能得以实现。以至于后来查良镛忆及此事，仍颇感遗憾：如果没有抗战的爆发，无论在家庭还是在个人，所首选者必是出国留学。他甚至想到，“若学成回来，就很有可能当上大学教授。”
对查良镛来说，虽然不能出国留学以圆他的“教授梦”是个不小的憾事，但也正因为这一变化，反倒使他更坚定了对另一想法的追求。这就是：做个外交官！
第四章 打抱不平 竟招致勒令退学
查良镛小时候的理想是：当一名外交官。
抗战后期，他如愿考进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查良镛看不惯一些国民党职业学生在大学里横行霸道，整人打人，于是“行侠仗义”，打抱不平。谁知，他的“侠举”惹了祸，校方勒令他退学。“查少侠”只好离开校园，浪迹江湖……
本来，在祖父查文清的经历中，查良镛便已朦胧感受到“外国人欺负中国人”的屈辱。而现在，就在眼前，日本人正横行于中国的半壁河山！这一切，使得这个成长中的少年在学业之外会更多地去想：将来自己能为改变这一切做些什么？换句话说，这时查良镛想的是：什么职业在维护一个国家的尊严上做得更直接呢？以一个少年特有的天真和浪漫，查良镛自然而然地想到了要做外交官。他相信，没有比外交官这份职业能更好地实现他的报国之愿了！
此外，选择“外交官之路”，其实与查家作为名门望族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毕竟，外交官这一高贵身份，可与查家的名分相配相称。查良镛以及家人当然不会不考虑到这一点。
抗战后期，查良镛如愿考入了当时设于重庆的中央政治学校外交系。
这个学校是国民党用以培训政治干部的地方。这里毕业的学生多被派往各地当县长；而查良镛所读的外交系，毕业后大都被派往国外，进而成为使节。查良镛正是冲着这一点报考的。
进了大学校门，查良镛一如往常，全心扑在学业上。他像小学、中学一样，继续保持着班上的第一名。一年级读完，教育长程天放在“总理纪念周”的全校师生大会上宣布：“上学年全校总成绩最高的是外交系一年级学生查良镛。”
重庆当时是国民党政府的首都。当时正值国共两党为一致对外抗日而进行的第二次国共合作时期，除了国民党的要员外，中共的要员周恩来等人也聚集重庆。
共产党当时在重庆办一份报纸《新华日报》，影响很大。喜欢读书看报的查良镛偶尔也有机会看到这份报纸。因为他读的是外交系，所以对国际形势、对当时正在进行的二次世界大战的局势非常关心。报纸上有关这方面的报道和评论，查良镛都不会错过。其中，他最为喜欢《新华日报》上每两周一次的“国际述评”专栏。
这个专栏由当时著名的政论家乔冠华撰写，用的是“于怀”笔名，内容是分析国际最新形势，评述战争进程。这些评述文章，立论精辟，文笔潇洒自如，给查良镛留下非常深刻的印象，以至他后来创办《明报》，亲自撰写国际评论时，还时常想起乔冠华的那些精彩绝伦、热情洋溢的评述文章。
被联合高中开除后，查良镛很想乖乖地当个好学生，埋头书本，不理别的事，多读点书。
但查良镛所想显然与当时的特定情境难以合拍。有句话形容说：“偌大个中国已容不下一张安静的书桌”。试想，大半个中国正战火纷飞，怎么可以奢望“两耳不闻窗外事，一心只读圣贤书”那般的宁静呢？可查良镛偏偏有这样的奢望。
正值战时，又是这样一个性质特殊、使命特殊的学校，校方自然对学生颇多管束。尽管查良镛对校政一样不满，却没有兴趣参与学生对抗校方的政治活动。至于学生中派系斗争，查良镛更是不闻不问，避之千里。
或许，少年之老成终归有限；亦或许查良镛终于悟出“读书归读书”仅仅是一厢情愿；总之，查良镛没能让自己的“不闻不问”坚持到底，并且为此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事情说来简单。当时学校中有不少国民党的职业学生，横行校园。一日，这些职业学生又与其他学生冲突，在人群中打了还不够，又将几名学生领袖揪到学校操场的舞台上打，说他们是“异党分子”（即共产党）。这时，冷眼旁观的查良镛再也看不过眼了，便将此事向学校投诉，责问校方何以容忍那些职业学生的劣行，甚至进而与领导党务的训育长激烈争辩，态度自然“恶劣”。不闻不问倒也无事，一问一辩便出了大祸。校方给查良镛投诉的回复是：勒令退学。
没有理由，也不需理由。一夜之间，查良镛的“外交官之路”戛然中断。
与在联合高中被开除，转个学校再读有着很大不同的是，被中央政治学校勒令退学的查良镛，现在却必须就地找个工作来做。好在他有个叫蒋复璁的表兄是中央图书馆馆长（他是蒋百里的侄儿，后来到台北后当台湾故宫博物馆馆长），凭这层关系，查良镛得以在馆里的阅览组挂了个职衔，拿点薪俸。这实际成了查良镛步入社会的第一份职业。
阅览组的工作是办理取书还书登记，兼以维持现场秩序。工作时间是下午2点至夜晚10点。对查良镛来说，这份工作十分轻松。而最让他满意的，是可以借工作之便大量读书。这期间，查良镛细读了英文原著的司各特小说《撤克逊劫后英雄传》，以及大仲马的《隐侠记》、《基督山恩仇记》等。
老话说：塞翁失马，焉知非福？查良镛在校园里没法寻到一方安静的书桌，给人赶出校门，却得了一块安静读书的大好天地。以今天的眼光看，这段时间的阅读，对日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着实有着不小的影响。
1945年，抗战胜利。查良镛随家人一起回到家乡。当时，查良镛21岁，正是闯天下的年龄。所以，在家里歇过几日，查良镛便告别家人，匆匆上路。
他先来到杭州。很快，他在当地的《东南日报》找到工作，做外勤记者。《东南日报》当时的社长是汪远涵。汪是一位好好先生，对查良镛很器重。至今，查良镛与汪远涵还时常有书信往来。查良镛自中学时代便四处投稿，《东南日报》即是其中之一。他之入杭州《东南日报》，是由上海《东南日报》副刊主编陈向平推荐的。
这是查良镛与报业的第一次接触，从此，便跟报业结下了不解之缘。据查良镛后来忆述说，匆匆告别家乡后直接找了报社做，是因为“本身对新闻报业有着浓厚兴趣”。
事实上，在《东南日报》的工作，只是查良镛给自己安排的一次实习，同时也为他后来进入《大公报》做了热身。查良镛的目标是去上海发展，杭州只是过渡。果然，做了不到一年时间，查良镛辞了《东南日报》的工作，转去上海。这时，他的堂兄查良鉴是上海市法院院长，并在东吴大学法学院做兼职教授。通过堂兄的关系及自己在中央政治学校的学历，查良镛进入上海东吴法学院插班修习国际法。这一决定表明查良镛仍对“外交”这一职业充满憧憬，希望能有机会让他曾中断的“外交官之路”再次铺展。
然而，政局的混乱已使查良镛的希望变得渺茫，甚至学业也难保障。到1946年，解放军迫近长江北岸，上海大多数学校匆匆转移，一般学生不经考试就算毕业了。
第五章 进大公报 身无分文走香江
48年底，查良镛被派往香港《大公报》工作。
“身无分文走香江”的查良镛从此就得靠自己的双手打天下，而他与《大公报》几十年的恩怨情仇也由此开始。
1946年秋，上海《大公报》在全国范围内公开招聘三名国际电讯编辑。正是这次招聘，开始了查良镛与《大公报》之间20年的恩怨情仇。
《大公报》是一张历史悠久的报纸。该报于1902年6月创刊于天津，创办人是英敛之，其办报宗旨是“开风气、启民智”。1925年停办，到1926年9月1日复刊，由天津盐业银行总经理吴鼎昌任社长，胡政之任经理，张季鸾任总编辑，报纸标榜“不党、不卖、不私、不盲”。
在创刊之后的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大公报》只是一份纯商业报纸，只靠发行和广告收入来维持。风格独特，颇受中产阶级和企业知识界人士欢迎。“九一八”事件后，《大公报》积极鼓吹抗日。1936年，《大公报》上海版正式出版发行。但抗战全面爆发后，天津和上海的《大公报》都停止出版，转而在汉口、香港、桂林、重庆另起炉灶。
抗战胜利后，上海、天津的《大公报》相继复刊。
上海《大公报》这次招聘，正是在它复刊之后不久。
当时，在国内众多的报纸中，《大公报》销量虽非最大，然而是地位最高、最有影响力的。所以，查良镛从报纸上看到《大公报》上海版招聘编辑的广告，就决定前去应聘。
由于《大公报》的声望很高，所以应聘者多达3000人，当时要经过笔试和面试，而查良镛最终还是以其出众的才华被录用。当时，查良镛尚在东吴法学院修习，所以，最初他在《大公报》是兼职。
1947年后，形势每况愈下，全面内战爆发。年底，胡政之专门组织了较年轻的班子，亲自带队到香港恢复出版《大公报》，以求异地发展。
《大公报》香港版于1948年3月15日复刊后，查良镛被调派香港。自此，名门之后的查良镛便以一个“异乡”人的身分，远赴香江，开拓他未知的人生旅程。1948年，查良镛24岁。依照民间的说法，这一年正是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
所谓“本命年”，来自十二生肖。每人都有一个属相，或牛、或马、或羊……总之，随着12年一个轮回，一个人的12岁、24岁、36岁等等如此类推，都属“本命”之年。
有关“本命年”，民间讲究颇多。诸如认为“本命年”最多凶险，需系以红腰带或穿红背心避邪之类；但也有这样的说法，即：一个人一生中至为关键的几步如转折、发迹等等，又往往发生在“本命年”里。有好事者更搜集相当数目的例证以支持这一说法。
把这一说法信手引来用到查良镛身上，或许有牵强附会之嫌，但却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角度。不管怎样，正是在查良镛的第二个“本命年”——1948年，查良镛奉《大公报》调派去了香港。后来的事实证明，这是查良镛一生中十分重要的一个转折点。换句话说，如果没有《大公报》的这次调派，查良镛后来在香港的传奇便也无从谈起。
没人知道那个“本命年”里查良镛是否系了红腰带，甚至，连当年查良镛决定来香港时，到底是怎样的心境，也是一个不大不小的谜。
1948年的中国，国共两党的较量已日趋明朗。较之局面混乱的上海，远在南端的香港自然不失为一块可以静观其变的局外之地。由此来看，以查良镛当时鲜明的“不问政治”的行世原则，选择避开混乱，似乎可以成为他乐于赴港的理由。此外，对一个只有24岁的青年来说，这样一个去陌生之地白手开拓的机会，显然是有足够吸引力的。
于是，查良镛欣然按受了调派香港的任务。人已成年，全凭自己作主，给家人通报此行仅仅是例行公事。在查良镛来说，虽是远赴香港工作，心境上却也与平时出外度假没有太大差别。
这天，行装简单的查良镛登上了上海飞往香港的飞机。不知是走得太匆忙还是别的什么原因，飞机起飞后查良镛才突然发现自己身上竟一分港币也没有！查良镛暗想：这不是笑话吗？飞机倒是坐得起，可下了飞机却连坐巴士的钱都没有！边想边急出了一身冷汗。
也巧，查良镛的邻座刚好是他的同行——香港《国民日报》的社长潘公弼。潘公弼见查良镛神情异样，忙问究竟。查良镛如实相告。“哈哈！这还不好办？！”说着，潘社长掏出钱包，又道：“借你10块。”
查良镛连声道谢。正凭了向潘社长借来的10元港币，查良镛才搭船过海、再坐出租车来到了报社。
这段经历查良镛至今难忘。1993年，他在一首诗中以“南来白手少年行”的诗句感叹当年。这已是查良镛“身无分文走香江”45年后。常说：白手打天下。比照查良镛今日之辉煌，实在想像不出初到香港时，他竟是身无分文！这不是活脱脱的“白手打天下”吗？想来小说家们精心设置的情节也不过如此罢了。和在上海《大公报》时一样，查良镛在《大公报》香港版继续做国际电讯翻译并编国际新闻版。
查良镛初来乍到，仅是报馆一小职员而已，倒也并不在意香港是何情形。相反，大陆那边的巨变是真正令他关注的。仅仅在他南来香港一年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这一变化也直接波及他所供职的《大公报》。《大公报》见大势已定，便转而向新政府靠拢，于1948年11月10日发表《和平无望》的社评。自此，在香港的《大公报》也转而成为“左派”报纸。
时局的演变，并不影响查良镛继续做他的电讯翻译，但在内心，他知道自己并不安于这样平淡。他在等待机会。
第六章 北上求职 垂头丧气返香港
为了圆自己的外交官之梦，查良镛毅然抛妻离职，北上京都再敲“外交官之门”。他兴冲冲地找到乔冠华。谁知结果是垂头丧气地南回香港。
尽管查良镛给一纸“勒令退学”断了外交系毕业后再做外交官的可能，可他仍心存梦想，再入东吴法学院进修国际法；尽管进了报馆做的是他有兴趣做的工作……但这一切都未能剪断他的“外交官情结”；找机会做个外交官仍是他心中最大的抱负。
就在查良镛做电讯翻译和编国际新闻版的同时，他也念念不忘地经常在报上发表有关外交及国际法方面的文章。
1949年11月9日，也就是新中国正式成立一个多月后，中国航空公司和中央航空公司全体员工4000余人宣布起义，脱离国民党政府，接受中共政权领导。11月，中央人民政府铁道部衡阳铁路局发表声明，称“前粤汉、湘桂黔及浙赣各区铁路局所辖铁路存港器材、物资、汽车、款项均为人民国家所有，严禁冒领及私自承购”。而台湾国民党方面也曾派员到港，打算处理上述那些资产。国共双方因此发生争辩。
就在国共双方就此问题争持不下的时候，查良镛根据他以前学过的国际法知识，写了一篇长文《从国际法论中国人民在国外的产权》，于11月15日和18日分两天在《大公报》发表，阐明中央人民政府拥有铁路部门在香港的资产。这是查良镛在《大公报》上发表的第一篇国际法论文。自此，他写的这方面文章就时常出现在《大公报》上。
由于查良镛在这方面十分用心，因而文章写得颇有见地。尽管未在香港获得什么反响，却不期然在日本东京得了一个知音。
这知音名叫梅汝璈，乃中国国际法的权威人士。梅汝璈曾任东京战犯法庭中国首席大法官，与英国、法国、苏联等盟国的法官在东京审讯二次大战的日本战犯，并参与判处战犯东条英机死刑的审讯，所以颇有声望。
梅汝璈是在东京读到查良镛的文章的，发现很有见地，便格外留意起来，并记住了查良镛的名字。一次，路过香港，特地约了查良镛见面倾谈。当看到前来的查良镛竟是一年轻后生，此后又读了查良镛的几篇用英文写的国际法论文，梅汝璈更加欢喜，暗自庆幸自己发现了一个可堪造就的人才。
梅汝璈是国民党员，但鉴于他的声望，大陆解放后，中国外交部仍邀请他为顾问。梅汝璈在盛情之下离开东京，赶到北京。还在路上，梅汝璈就想到：刚成立的外交部急需人才，而他印象深刻的查良镛再合适不过。一到北京，梅汝璈便急急给查良镛发了电报，说自己身边没有好助手，希望查良镛能到北京协助他工作。收到电报，查良镛十分高兴。这不正是自己苦苦追求、殷殷期盼的吗？终于可以一圆“外交官之梦”了！天赐良机，怎可错过？！查良镛即刻作出决定：北上！
在查良镛北上一事中，有一段插曲。
查良镛这时已经结婚成家。由于查良镛的私人生活十分隐秘，绝少向外人提及，只能分析推断：在查良镛的三次婚姻中，这是第一次。极可能查良镛是在内地结了婚，再带太太南下。
据说查良镛的这个第一位太太来自养尊处优的家庭，因而十分在意生活水准。当查良镛携太太从内地南来香港时，最初作为报馆的小职员，每月薪金200多元，虽说维持基本生活不成问题，但却让养尊处优惯了的太太颇有怨言。到后来，查良镛的月收入加上稿费达到800多元，太太才稍感满意。可恰在这时，查良镛决定北上，这一决定，遭到了太太的强烈反对。但查良镛已不肯回头。和当时所有怀有一腔报国热情的年轻人一样，查良镛觉得家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能为国家做点事。他没有理睬太太的反对，坚持把太太安顿回了娘家。以致夫妻关系从此恶化，并导致后来以离婚告终。
从这段插曲中，可见查良镛北上的决心之大、之切！
查良镛风风火火满怀希望地北上了！这是在1950年。
后来有人形容说，那时，查良镛上穿方格恤衫，下着牛仔裤，一身小资产阶级打扮，独自兴高采烈地去了红色北京。
到了北京，查良镛见过梅汝璈后，便去外交部找到当时任周恩来秘书的乔冠华。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乔冠华曾作为中共地下党员在香港秘密工作过一段时间。1946年，他又受中共组织委托，再次到香港来，创办了新华社香港分社，任第一任社长，直到1949年底才返回北京。其间，他时常在《华商报》等报刊发表国际问题评述文章，查良镛很佩服他的文才。到了后来，《大公报》“左倾”后，乔冠华几乎每周都与《大公报》有关人员开座谈会，交谈国际、国内形势，磋商编务。每次座谈会，查良镛与乔冠华都能碰面。相熟之后，两人颇感意气相投。除乔冠华外，当时外交部还有位部长助理杨刚女士，她曾是《大公报》驻美特派员，既认识查良镛，也很欣赏他的才干。
对查良镛的到来，乔冠华当然表示欢迎，但也坦白相告：“外交部的确需要人才，不过，一个受过国民党教育的地主后代，恐怕很难会被吸纳。”
说到这里，乔冠华顿了一下，又道：“当然，也不完全没有希望，但惟一的渠道就是要先到中国人民大学受训，在适当的时候入党，这样才能正式进入外交部工作。”
看着查良镛不解的表情，乔冠华又提议说，如果不愿去人民大学，可以改为到人民外交学会工作。他解释说，人民外交学会属外交部的外围机构，专门负责与外国的联络。如果经过一段时间工作，党会视其表现而决定是否吸收入党，然后才决定能否进外交部。
乔冠华一番话，犹如一盆冷水劈头浇下，令查良镛感到失望。但查良镛仍抱有一线希望。他想：受训就受训吧，只要能到外交部工作就行。
于是，乔冠华很快为他安排好入读人民大学的手续。因为这是干部培训学校，所以每个入学的人都要先写自传。这时，查良镛突然觉得自己北上的决定是大错特错了！
查良镛后来说：“我愈想愈不对劲，对进入外交部工作的事不感乐观。自己的思想行为都是香港式的。对共产党也不了解，所以未必可以入党。而且，一个党外人士肯定不会受到重视，恐怕很难有机会作出贡献……”
至于去外交学会的建议，查良镛也不愿采纳。查良镛像当时决定北上一样，迅速而坚定地做出选择：回香港！许多年后，查良镛叹道：“事后回想，深觉当时天真，外交部的工作人员，岂可容纳非共党人士？”
查良镛重回《大公报》，不久就调到《新晚报》当副刊编辑。梁羽生正好也在《新晚报》任职，两人遂成朋友。他们一起下棋，一起写棋话，时常海阔天空闲聊——而聊得最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
从北京回到香港，查良镛想来想去，最后还是决定“吃回头草”，重返《大公报》。但是，查良镛怎么也没想到，《大公报》有个别负责人竟然拒绝他，理由是：既然离开了，为什么还要回来？几经周折，查良镛最终还是如愿以偿。
一次天真的北上求职，断送了婚姻，还差点失去《大公报》的工作。值得吗？或许在别人看来颇不值，但查良镛并不这样看。他并不认为此行一无所获。一来此次在北京，不但见到了一些很多人梦寐以求也见不到的大人物如周恩来、乔冠华等，还时常与他们吃饭、聊天；二来，经过此事，对中共的处事方法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对外交部的“高干”朋友乔冠华，查良镛不仅对他没有怨意，还一如既往地敬佩他。以至20多年后，当身为外交部部长的乔冠华，以中国赴联合国代表团团长身份在联大发言时，查良镛还在《明报》撰写社评《乔冠华演辞有才气》，赞许乔冠华：“……乔冠华演辞的主要内容不脱中共一般文告声明的范围，但有一些说法却具有个人风格，表现了独特的才华。他是文人出身，以写国际问题分析文章知名，这篇演辞中偶尔也显露了若干他昔年文字中的光芒。”
当然，北上求职失败，查良镛是非常失望和怅然的。在重庆中央政治学校读书时，查良镛领略到了国民党的腐败，对国民党已不抱什么好印象；中国共产党在解放战争中节节取胜，以至取得政权后，查良镛对新中国充满信心，并满怀抱负，希望为新中国效劳，干一番事业。谁知尽兴而去，败兴而归，查良镛心里很不是滋味。
重返香港《大公报》后，查良镛仍然负责翻译和编辑国际新闻。那段时间，他在《大公报》干得不是很愉快。所以，他很想换一下环境。后来，他就转去刚创办不久的《新晚报》编副刊。
虽然《新晚报》也是“左派”报纸，隶属于《大公报》，但人事毕竟有所不同。
在那里，查良镛结交了两位好朋友：一位是《新晚报》负责人罗孚，另一位是后来与查良镛一样成为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梁羽生。
在《新晚报》，查良镛开始在副刊上撰写影评。他喜欢看电影，几乎每天看一部，多数是外国电影。他以姚馥兰和林欢为笔名写的影评，时常出现在《新晚报》的“下午茶座”栏目里，很受读者欣赏。
除了写影评，查良镛还写电影剧本，《绝代佳人》、《兰花花》等就是他在20世纪50年代初写的电影剧本。其中《绝代佳人》还由长城电影公司拍成电影，李萍倩导演，夏梦主演。在1957年中国文化部主办的1949年至1955年优秀影片授奖大会上，该片获得了优秀影片荣誉奖。查良镛得了一枚编剧金质奖章。
不只是对电影感兴趣，查良镛对芭蕾舞也感兴趣。据罗孚后来回忆说：“他一段时间去学过芭蕾，在一次报馆的文艺演出中，他还穿上工人服，独跳芭蕾舞，尽管在艺术上那是不合格的，却是使人能够留下印象的。”
身材稍为肥胖的查良镛跳芭蕾舞时的样子，一定是很惹人发笑的。
据查良镛说，他在《大公报》、《新晚报》的时候，报馆的编辑常常转一些读者来信给他，要他代答一些关于舞蹈的问题。
罗孚还说，查良镛在《新晚报》工作的那一段日子应该是得意的。“得意”，除了因为工作称心如意外，可能还因为他有一个情趣相投的同事梁羽生。
梁羽生年纪比查良镛大一些，查良镛时常尊之为“梁兄”。他是广西蒙山人，出生于一个富有人家。抗战胜利后，梁羽生到广州岭南大学读国际经济，1949年到香港定居，先在《大公报》，后到《新晚报》。
查良镛与梁羽生都是地地道道的棋迷。
查良镛偏爱围棋，梁羽生象棋、围棋都喜欢。两人同在《新晚报》，朝见口晚见面，闲来就摆起棋局，杀个你死我活。两位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摆局对弈，互争高低，可谓新派武侠小说创作史上的一段佳话。有意思的是，他们两人不仅下棋，还喜欢写棋话。查良镛写的棋话篇篇精彩，梁羽生以陈鲁为笔名发表在《新晚报》上的棋话，更被认为是一绝。
他们一起对棋，一起写棋话，也时常坐在一起闲聊。年轻人走在一起自然热闹，谈天说地，无遮无拦。不过，在查良镛和梁羽生来说，最让两人谈得起劲的则是武侠小说。两人平时都爱读武侠小说，如白羽的《十二金钱镖》、还珠楼主的《蜀山剑侠传》等；每每读了一部后，便拉了对方交流心得，常常口若悬河聊得收不住，可谓颇有共同语言。聊归聊，两人都不曾想到自己也去写武侠小说，更没想到还真成了气候，甚至双双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
第八章 偶试身手 书剑恩仇露锋芒
1955年，梁羽生以《龙虎斗京华》一书打响。
1957年，查良镛偶试身手，写出第一部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一举成名。“金庸”作为一个“神话”由此诞生。
两位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梁羽生和查良镛，同在新中国成立前夕到达香港，同在《大公报》和《新晚报》任职，同样喜欢对弈、写棋话，同样喜欢读、喜欢谈武侠小说……这样多相同之处，说起来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有人说，抛开两人扎实的功底、对武侠小说的共同爱好和各自的才情不说，仅就偶然因素而论，两人写起武侠小说来，实在与50年代初期那场著名的拳师比武有着最为直接的关系——正是拳师的这一“打”，也就打出了从50年代开风气，直到80年代依然流风余韵不绝的海外新派武侠小说的天下。
那是1953年，当时香港的两位著名拳师吴少仪、陈克夫准备比武打擂，由于香港禁止打擂而澳门不禁，于是擂台设在了澳门新花园。
消息传出，香港市民个个翘首以盼，十分关注。虽然比武过程并不轰轰烈烈，只打了几分钟便以太极拳掌门人一拳打得白鹤派掌门人鼻子流血而告终，但事情本身仍在市民中大为轰动，并成为街谈巷议的话题热闹了很长一段时日。
报界当然不会放过这个大好机会，前前后后添油加醋、使足气力。而《新晚报》所出有关比武的《号外》更是瞬间便被一抢而空。一看到市民们对比武打擂竟如此痴迷热衷，身为《新晚报》总编辑的罗孚一时计上心来：何不趁此热闹在报上搞个“武侠小说连载”呢？这不是招徕读者的绝好一招吗？
罗孚并非凭空生出此计，他知道手下有一班“武侠迷”，平时口沫横飞大谈武侠。他想：若能变“谈”为写岂不更妙？他首先找到了梁羽生，梁羽生也不怯场，一口应承下来。于是，就在比武的第二天，《新晚报》便刊出预告说将连载武侠小说以满足“好斗”的读者。梁羽生也不含糊，只酝酿了一天时间，第三天《龙虎斗京华》开始见报并一路连载下去。
照罗孚本意，灵机一动想出要登武侠小说，其实是想趁着热闹刺激一下报纸销路；而梁羽生本是“武侠迷”，正乐得一试身手。所以，《龙虎斗京华》一出笼便大受欢迎，而由此开了新派武侠小说的先河，则是完全大出他们意料之外的。
眼看着《新晚报》的“武侠小说连载”一纸风行，人人争读，其他各报坐不住了，眼红之外纷纷起而效仿——于是梁羽生声名日隆的同时，也成了各报的“抢手货”。很快，由于梁羽生“分身无术”，不能为更多的报纸同时“炮制”武侠，便有人想到：既然梁羽生一人单枪匹马难以“维持局面”，何不举荐新人上阵，一方面满足读者需要，另方面也让“武林”更热闹好看呢？于是，与梁羽生同为“武侠迷”的查良镛，便成为当然的人选。
据说，另一位才子百剑堂主也在同时披挂上阵，可惜武侠小说并非他所长，刊出后不受读者欢迎，于是一部收场。
再说查良镛。查良镛虽说里里外外一派书生气，却是个十足的“武侠小说迷”。他读第一本武侠小说，可以追溯到八九岁时。这以后，他更是一部接一部读得爱不释手。而且，除了中国的武侠小说，他还涉读西方的大量小说，包括与中国武侠小说十分接近的品种，如大仲马等人的作品。到了香港，他又读克莉斯蒂的西方现代侦探小说，一样入迷。
正式写武侠小说之前，查良镛写东西并不很多。早期写些散文，进了报社先在国际新闻版写些相关的文章，后又因编副刊而写影话、影评及其他随笔。要说大一点的，恐怕还是这时他写的一些电影剧本，此外也翻译了一些西洋短篇小说。尽管所涉猎的品种可谓不少，但数量并不多，而且独独没有写过一篇小说！
梁羽生写武侠小说的一炮窜红，自然颇让查良镛感到诱惑。查与梁同是“武侠迷”，平时又多在一起交流；才情方面，两人也不分高下。于是乎，这边厢梁羽生写得热火朝天，一发不可收；那边厢查良镛不由得一身技痒，跃跃欲试。
说巧真巧，说是偶然也有必然，当梁羽生忙得不可开交，分身无术时，查良镛便作为最佳人选被点将上阵。向报界举荐查良镛的，据说是罗孚。
那是1955年的事。一天，罗孚找到查良镛，对他说：“《香港商报》急需有武侠小说连载，我已向他们推荐你来写，你就写吧！”
查良镛没有推辞，他认为自己看过不少武侠小说和外国小说，又有多年写作、写电影剧本的经验，写起武侠小说来应该不成问题，加之时常与他一起下棋、时常一起谈武侠小说的梁羽生一炮走红，更坚定了查良镛的信心。
但怎么写？写些什么内容？写些什么人物呢？从来没写过小说的查良镛躲在家里苦思冥想。
突然间，查良镛想起家乡海宁，想起清朝皇帝乾隆修建的海宁海塘，想起做童子军时在海塘边露营的情景，想起小时候时常看到的乾隆帝御题诗的石刻，想起从童年时起就听家父兄长讲的关于乾隆出身的故事……
相传弘历的母后为雍正生了一个女孩，同一天，海宁的陈阁老也生下一个男孩，雍正的妻子担心生了女孩不能讨雍正欢心，于是生出一条偷梁换柱的妙计：以女换男，用陈阁老的男婴替换自己所生的女婴。结果，海宁陈阁老的儿子当了清朝的皇帝，这个皇帝就是乾隆。
这个半真半假的故事，调动起查良镛丰富的想像力。他自言自语道：“没错，就写乾隆皇帝，写他与汉人的恩恩仇仇。”
查良镛一时兴起，随即执笔，将小时候在家乡听来的这段稗史传说，铺陈成繁花茂叶，写成洋洋洒洒、飘逸自如的《书剑恩仇录》。
他把稿子交给《香港商报》连载，并第一次使用“金庸”这个笔名。
在《书剑恩仇录》中，查良镛杜撰了一个人物：陈家洛。陈家洛是金庸笔下的第一个正面主角，一个充满矛盾的大英雄。他出生于海宁一个富贵人家，而后投身武林，有志报效国家，为人重情重义，20来岁时，被抬举为红花会的总舵主。红花会的宗旨是替天行道，与朝廷为敌，但偏偏乾隆皇帝却是陈家洛的亲哥哥。小说就是以乾隆与陈家洛两人的相识、相交、相亲、相恨为线索，展现一段历史故事、一种感情世界、一个武侠天地。
陈家洛多愁善感，性情软弱，欠果断，一遇上私情与公德相违，便进退维谷，优柔寡断。他虽率众起义反朝廷，但心里往往期望被朝廷招安。在敌对势力面前，过高估计情义的力量，天真的幻想酿成红花会的失败，最后他只好退隐回疆。
书中最有情趣和引人入胜的，当是陈家洛与乾隆的交往。乾隆出场时，查良镛把他写成一个风流缙绅，在山石间抚琴，与陈家洛交谈后，顿生怜才之心，双方以扇琴互赠，结为朋友。当乾隆沉醉于美色之时，陈家洛婉言谏君，惹来乾隆满脸怒色。一场冲突一触即发。后来，乾隆夜祭父母，巧遇陈家洛，亲兄弟终于相认，乾隆以“情深不寿，强极则辱”八字相赠，情深感人。而当乾隆被困六和塔、受制于众雄时，陈家洛慷慨陈词，痛斥乾隆不忠不孝，读来痛快淋漓。最后，乾隆出尔反尔，为得到美丽的香香公主，假允陈家洛，欲灭红花会，亲兄弟变得你死我活、不共戴天。
《书剑恩仇录》最初几天在《香港商报》连载时，还不是特别受人注意。一个多月后，小说展现出来的一个个壮观的场面、一个个神态不一的人物以及千头万绪的情节，就深深地吸引了读者。查良镛以其生动流畅的语言，多姿多彩的人物群像，曲折起伏的故事情节，一扫旧派武侠小说的沉闷气息，也令《香港商报》一纸风行，一时间变得“洛阳纸贵”。
据查良镛当时说，《书剑恩仇录》连载了一段时间后，有不少人都向他谈起这部武侠小说，还有很多读者写信来道贺，其中有银行经理、律师、大学讲师，也有拉手车的工人，有七八十岁的老婆婆，也有八九岁的小弟弟、小妹妹。而在南洋很多地方，《书剑恩仇录》还被作为电台广播和街头说书的题材。
《书剑恩仇录》是每天在《商报》连载一篇，而查良镛也基本上是每天写一篇，从1955年写到1956年。
在这部武侠小说中，书与剑的冲突，江山与江湖的对抗，史实与艺术的结合，武学与奇情的交融，显示出金庸的博大情怀和深厚的文学功底，以及对大场面、复杂情节、众多人物驾驭自如的能力。
偶试身手，出手不凡。《书剑恩仇录》令“金庸”名声鹊起，锋芒直逼梁羽生。新派武侠小说的另一位一代宗师诞生了！
梁、金并称，一时瑜亮。
粗粗一算，距梁羽生写第一部武侠小说已晚了有一年多时间。所以，后来的评论家在论及新派武侠小说时，往往据此称金庸是后来居上！
有一个小细节说来十分有趣。“梁羽生”和“金庸”是两人写武侠小说的笔名，两个名字从此成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代名词。梁羽生本名陈文统，而其笔名的由来，据说是他曾以“梁慧如”写过文史随笔，便有了“梁”字；“羽”字来自他十分喜爱的《十二金钱镖》作者宫白羽。“梁”加“羽”则“生”出“梁羽生”。两相比较，“金庸”一名的来历则全无典故，只从本名“查良镛”中拉出一个“镛”字然后再拆开，便有了“金庸”。
这一细节的微妙在于，梁羽生虽声名赫赫，其本名陈文统却完全不被人知道；但金庸不同，金庸一名远播千万里，查良镛作为本名也绝不逊色。这便是金庸较之梁羽生多出的另一个传奇——武侠小说之外的报业奋斗史。当然，这是后话。闲话不说，言归正题。
有了《书剑恩仇录》，从此便有了金庸。在今天看来，蔚为壮观的新派武侠小说，其最初的触发实在不过是几个报人、文人的“小游戏”而已，充其量是对报纸销路的刺激。但天下事往往如此，一个并不经意的举动常常正是一项大事业的开端！对查良镛也一样，这个时年31岁的年轻人本不过是一时技痒，小试身手，但之后却成就为新派武侠小说的一代宗师！这便怪不得局外人称奇叹妙了。
这里特别要提一下罗孚。当年，是他突发奇想，建议梁羽生撰写武侠小说，又是他向《商报》举荐查良镛。可以这样讲，没有罗孚，就没有“梁羽生”和“金庸”，就没有新派武侠小说创作的盛况。
罗孚长期在《新晚报》和《大公报》担任要职，是香港有数的资深报人。对新派武侠小说的兴起，罗孚应该是最为了解的人。他曾分别写过《侠影下的梁羽生》和《金色的金庸》两篇文章，追忆梁、金两人写武侠小说的始末。
如果细数起来，催生了“金庸”的，既是一场轰动香港的拳师比武，也是《新晚报》老总罗孚的灵机一动，又是梁羽生一炮窜红带来的诱惑，还是历代武侠小说的熏陶；同时，更是查良镛自身对武侠小说由来已久的浓厚兴趣以及并非人人都有的天分和才华……总之，方方面面使得“金庸”作为一个“神话”诞生了！
第九章 文坛佳话 三剑客彩笔争辉
50年代，查良镛、梁羽生、百剑堂主同写武侠小说，人称“三剑客”。
一日，他们突发奇想：在报上开设专栏《三剑楼随笔》，三人合写，以展现“三剑客”“交会时互放的光芒”，给“新派武侠”留下一段历史见证。
撰写《书剑恩仇录》的时候，查良镛已从《新晚报》调回《大公报》。《书剑恩仇录》令他名声鹊起，但在《大公报》里，他仍然只是一个小编辑。以前是编电讯稿和国际新闻，这次是编副刊。
《书剑恩仇录》一炮走红，令香港《商报》销量大增，也使得查良镛成了报纸的“抢手货”。当时，人们皆称查良镛为“金庸”，其原名已被笔名淹没。多家报社都诚邀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他分身乏术，不能同时写多部武侠小说，故他只答应继续为《商报》撰稿。
《书剑恩仇录》之后，查良镛又接着写他的第二部武侠小说《碧血剑》，那是1956年的事。
《碧血剑》写的是明朝末年的故事，主角主要有两个人，一个是活着的人袁承志，另一个是死了的人“金蛇郎君”夏君宜。
查良镛在开始下笔写《碧血剑》时，就打算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寻求一个突破。他吸取外国文学作品的表现手法，第一次在武侠小说中运用倒叙形式来展示波澜起伏的故事。书中真正的主角“金蛇郎君”夏君宜自始至终没有出场，他的故事，他的身世，他的性格特点，全部通过温仪与何红药两个女人动情地回叙和追忆展现出来。这种倒叙、插叙的写作手法，正是新派武侠小说与旧派武侠小说的一个重要区别，它的运用，为以后武侠小说情节的跌宕起伏开了一个先例。
《碧血剑》一出，全城争读，众人传诵，“金庸”的名声更为响亮。
当时，在香港写武侠小说的，主要有三人：梁羽生、查良镛和百剑堂主。他们三人都是同事，平时来往诸多，后又同时写武侠小说，所以曾有人称他们为“文坛三剑客”。
在《大公报》里和查良镛一起编副刊的一位编辑灵机一动：“不妨借他们三人的名气，给他们三人每人开一个专栏，写些散文随笔之类的文字，轮流刊载，这一定大受读者欢迎。”
这位编辑找来“三剑客”，把主意和盘托出。查良镛听完，说了一句。“分开写，轮流刊登倒不如三剑客一齐出马，这样还可以互相壮胆。”
大家不待商议，觉得这主意不错，于是以“三剑楼随笔”为栏目名称，相约合写，以展现“交会时互放的光芒”。
《三剑楼随笔》从1956年10月开始，在《大公报》副刊上刊载，每日一篇。对这个专栏，查良镛极为看重。他为这个专栏写的第一篇随笔《“相思曲”与小说》，曾谈到他对这个专栏的理解：“你或许是我写的《书剑恩仇录》或《碧血剑》的读者，你或许也看过正在皇后与平安戏院上映的影片《相思曲》（Serenade）。这部影片是讲一位美国歌唱家的故事，和我们的武侠小说没有任何共通的地方，但我们这个专栏却是上天下地无所不谈的，所以今天我谈的是一部电影。也许，百剑堂主明天谈的是广东鱼翅，而梁羽生谈的是变态心理。这一切相互之间似乎完全没有联系，作为一个随笔与散文的专栏，越是没有拘束的漫谈，或许越是轻松可喜。”
为了达到“轻松可喜”的效果，查良镛在专栏中东拉西扯，谈音乐、谈围棋、谈照相、谈书画、谈电影、谈舞蹈、谈圣诞节、谈圆周率……几乎无所不谈。查良镛所写的随笔，文字轻松活泼，意趣盎然，很有可读性，如《钱学森夫妇的文章》、《围棋杂谈》、《快乐和庄严》、《也谈对联》、《摄影杂谈》等篇目，都广受读者喜爱。据百剑堂主说，为了写这一千多字的随笔，他们三人常常要翻几本书，查不少资料。果然如那位编辑先生所料，《三剑楼随笔》一出，就传来一片赞誉之声。百剑堂主回忆说：“‘随笔’陆续发表之后，我们除了接到许多读者的来信外，还接到一些文稿，或者是就我们所写的东西提出补充的，或者提出不同意见的，我们接到后，真是又兴奋，又感谢。”
《三剑楼随笔》刊载了三个多月，不知何故就停止了。三个多月里的100余篇随笔，皆以轻松的笔调，抒写世间万象，篇篇自成格局，不少还被誉为神来之笔。《三剑楼随笔》结束后，“三侠客”之中，查良镛和梁羽生继续武侠小说创作，百剑堂主则在这方面浅尝辄止，转为专心于政论撰写，成为政论名家。后来，这文坛“三剑客”各人走各人的路，不再时来闲聚、互磋文艺，但《三剑楼随笔》留下了他们隽永、潇洒的散文彩笔，也留下了“新派武侠”的历史见证。这段文坛快客的文笔交会，成为文坛上的一段佳话。
虽然在《大公报》里查良镛仍然是副刊部的一个小编辑，但今时的查良镛已非往日的查良镛。武侠小说《书剑恩仇录》、《碧血剑》既为他带来名气，也给他带来很可观的经济收入，加上电影剧本、影评、散文等的稿酬，查良镛的经济条件已非常优越。
但是，经济条件的好转，武侠小说创作的成就，并没有给查良镛带来太多的快乐和满足感。因为那段时期，他感到在《大公报》里政治束缚越来越大，思想控制越来越紧，故他精神上很苦闷。
据查良镛后来回忆说：“我在《大公报》前后10年，马列主义的书也看了很多，也花了很多时间去研究。我属于工作上有些成绩的人，开小组会讨论时，我是组长。但我觉得他们的管理方式与我格格不入。”
结果，查良镛离开了《大公报》，转入一间电影公司。
查良镛辞职时，据说《大公报》负责人曾数度挽留，但他去意已决，并未回心转意。
但离开《大公报》，并非从此就可以与之“一刀两断”，一了百了。查良镛怎么也没想到，几年后，他会与《大公报》成为“对头”，双方拉开阵势，斗得你死我活。
当然，这些都是后话了。
第十章 雪山惊天 射雕奠宗师地位
《雪山飞狐》一出，天惊石破，全城争读。
《射雕英雄传》更被视为“天书”，新派武侠小说的宗师地位，由此奠定。那年，查良镛34岁。
查良镛离开《大公报》的时间是1957年，他进入的长城电影制片公司是香港当时最大的电影制片公司之一。
闯进电影圈，进入“长城”，对查良镛来说是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喜欢电影自不用说，从1950年起，他还为《新晚报》、《大公报》写影评，一写就是好几年；其间，还写过电影剧本，其中好几个剧本还被“长城”采用拍成电影。
因为这样的关系，查良镛很熟悉香港的电影圈，在电影圈有不少朋友。从他所写的“三剑楼随笔”中可以得知，他时常出席电影圈的活动，与电影圈人士有诸多来往。
由于对电影的酷爱，查良镛当时很想在电影圈干一番事业。
初进入“长城”，查良镛干的是编剧工作。写电影剧本，对他来说是驾轻就熟的。所以，他花在电影剧本方面的时间和精力并不太多，倒是武侠小说创作占据了查良镛大部分的时间。
自1955年开始写《书剑恩仇录》后，查良镛就没有一天停过写武侠小说。因为是写给报纸连载的，每天一篇，每篇一千字左右，所以他每天都得写稿、送稿。写完《碧血剑》后，查良镛又马不停蹄地写另外一部小说——《雪山飞狐》。《雪山飞狐》主要写胡斐与苗人凤和胡一刀夫妇的江湖恩仇。
像《碧血剑》一样，《雪山飞狐》的主要人物并不是直写、明写的胡斐，而是暗写、倒叙中的苗人凤和胡一刀夫妇。但它也与《碧血剑》的写法有点不同，倒叙中的苗人凤并没有“死去”，而是在书中“活着”，最后还要和胡斐决一死战，以分胜负输赢。
与以前写《书剑恩仇录》和《碧血剑》相比，查良镛写《雪山飞狐》更为用心，以至写到后来，整个人都完全投入小说之中。写到最后，胡斐和苗人凤这对多年的江湖死敌对峙于一座悬崖峭壁之上，没有退路，没有任何回旋的余地，多年的恩恩怨怨一定要在今天了结。果然，两人大打出手，奇招百出，胜负难分。交战中，胡斐找到了苗人凤刀法中的一个破绽，此时只要他再发一招，一刀砍下去，苗人凤可能就败在刀下，胜负就可分，多年恩怨也可了结。但是，就在这个节骨眼上，就在读者都在屏气静息等待结局的时候，查良镛却戛然搁笔，宣称：全书到此结束！
为何到此结束？查良镛自己解释说：“写到最后，胡斐的矛盾，就变成了我的矛盾，同时苗人凤的痛苦，也成了我的痛苦，这两人如何了断恩怨情仇，连我也决定不了，所以胡斐那刀到底砍不砍得下去，我无法知道……”
此书连载完毕，读者、朋友都纷纷问查良镛：到底胡斐这一刀最后砍没砍下去？如果说查良镛以前的两部武侠小说的出现是初放光芒的话，那这部《雪山飞狐》，却是石破天惊之作。它的情节扑朔迷离，但悬念解开之后又合理合情；它结构严谨，几乎没有任何漏洞。尤其是故事的铺排手法，以一天来写100年的恩怨纠葛，这样精妙的构思与立体框架，堪称绝笔。
《雪山飞狐》连载过程中，全城争读，读者紧紧追着情节的发展；而到最后，查良镛留下的悬念，更使全城争议纷纷。一时间，“胡斐手里的刀有没有砍下”成了城市热门话题。
而当香港市民还在对《雪山飞狐》议论纷纷的时候，查良镛又推出他第四部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
查良镛在这部恢弘、浩大的小说中以一代英雄成吉思汗南征北战为背景，重点写了郭靖传奇的江湖生涯。
郭靖是个相貌平凡、资质愚钝的人，因父亲被金兵所杀，后被蒙古英雄成吉思汗收养。他的生活里遇上很多武艺高强的江湖人物，经历充满传奇、刺激。这些人和事，一个接着一个，一件接着一件，环环紧扣，令人紧追不舍。
查良镛以其非凡的想像力，塑造了一个个性格各异、经历不同的江湖人物：东邪、西毒、南帝、北丐、江南七子、周伯通、裘千仞、瑛姑……查良镛不愧为驾驭历史而又能随心所欲编写故事与塑造人物的高手。尤其是他在广阔的历史背景下，写出“东邪西毒南帝北丐中神通”的传奇故事，以笔掀惊涛的巧妙安排和细腻入微的心理描写，使武侠小说变成一种令人读之不忍释卷、回味再三、击掌叫好的艺术品。
查良镛在《射雕英雄传》中，也写了不少刻骨铭心的恩怨情仇：杨铁心与包惜弱的情深义重、完颜洪烈对包惜弱的痴情、杨康与穆念慈的情欲缠绵、郭靖与黄蓉的纯真情感、周伯通与瑛姑的情怨、华筝对郭靖的情痴……这一个个情怨故事，读来都足以令人叹息再三，或羡慕不已。
这是一部结构完整得天衣无缝的作品，它标志着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创作开始进入炉火纯青的境界。不管是在场面的气势上，还是在人物群雄的气势上，以及故事情节的气势上，《射雕英雄传》几乎压倒所有的武侠小说。《射雕英雄传》的出现，可谓“全城轰动”。当时的“轰动效应”，正如查良镛的好朋友倪匡所说：“等到《射雕英雄传》一发表，更是惊天动地，在1958年，若是有看小说的人而不看《射雕英雄传》的，简直是笑话。”
那时，每天报纸出来，人们首先翻到副刊看金庸的武侠小说连载；市民们街谈巷议的话题，多半与小说中的人物、情节有关。一时间，只要是金庸的武侠小说，人们便一路追着看下去；看过一遍不过瘾，又看第二遍、第三遍；看过连载，又看每“回”一本的小册子，还看最后出版的大部头全本……
在曼谷，当地中文报纸每一家都转载金庸的作品，并在报馆门口贴出昨日和今日所载的片段。当时各报是靠每天往来香港至曼谷的班机送来香港报纸转载的，因而大家彼此共享；但到了小说中的紧要关头，有的报馆为了抢先，便不再坐等班机到来，而利用地下电台的设备通过电报来报道香港当天作品的内容，以满足读者迫不及待的渴望。
用电报来拍发武侠小说，这在报业史上恐怕是破天荒的举动。可见金庸作品受欢迎的程度。
自《射雕英雄传》出现之后，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巨匠、大师地位，人人公认。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至高地位，由此奠定。
那是1958年。
那年查良镛34岁。
第十一章 编导电影 才子巧遇俏佳人
民间市井传言：查良镛离开长城电影公司，与感情问题有关。
武侠小说创作占据了查良镛大量的时间和精力，但那是属于业余创作，查良镛的正职仍然是“长城”电影公司的编导；虽然武侠小说所得稿酬和版税很高，查良镛手头上积蓄了一些钱，但他仍然是每月只拿280元的小职员。
当然，比起在《大公报》，查良镛在“长城”的收入是不错的，虽然月薪差不多，但他每写一个剧本，即使不被采用，也有3000元稿费，所以，初进入“长城”时，即使写《雪山飞狐》花去了很多时间，但查良镛还是抽空写了好几部电影剧本。
那段时间，他以“林欢”为笔名写的剧本，主要有《不要离开我》、《三恋》、《小鸽子姑娘》、《有女怀春》、《午夜琴声》等，分别由长城当家花旦和小生如夏梦、石慧、陈思思、傅奇等主演。
只做编剧，当然不是查良镛闯入电影圈的目的，他还要做导演，不过，直到后来退出电影界，查良镛也没有单独执导过一部片子，只是在1958年与程步高合导了由陈思思、傅奇主演的《有女怀春》，1959年又和胡小峰联合导演了由夏梦、李嫱主演的《王老虎抢亲》。这是两部比较卖座的影片。
虽说查良镛以热烈的激情闯入电影圈，甚至许多年后仍对此颇感怀恋，但短暂的从影经历使他所获甚少，也几乎谈不上影响。以至于绝大多数人（甚至包括电影界人士）都不知道查良镛曾搞过电影。1979年查良镛去台湾访问，一帮电影人与其聚会，本是冲着武侠小说大师威名来的，谈话中得知查良镛也曾是电影圈中人，个个惊呼“怎么不知道”；于是查良镛自嘲道：“你们不知道，证明我搞电影完全失败。”
当然也有人记得这回事儿。1981年查良镛携妻女回大陆访问，上海等地电视中突然放映旧片《王老虎抢亲》。令查良镛大为感动的是，片头“导演林欢”已改成了“导演查良镛”。查良镛当时曾说：“这部戏的主要导演其实是胡小峰先生，我当时对导演技术还有很多不懂。”
查良镛进电影圈不久便匆匆退出，被认为与查良镛要摆脱“左派”机构的管理方式有极大关系。
长城电影公司是张善琨于1948年底创办的，真正的老板是商人吕建康，“长城”成立后，专拍国语片。到了1950年，“长城”改组，袁仰安出任总经理，这时“左派”机构开始控制“长城”，红色电影也在那时拍了不少。及至后来，更有人把“读书会”等组织，引进公司，向职员灌输红色思想，导致严俊、李丽华、林黛等先后退出。从此，“长城”在整体上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左派”机构。
当时查良镛离开《大公报》，也有摆脱思想限制的原因，查良镛希望多拍些娱乐性和商业化的电影，提高卖座率；但长城公司的摄制方针是思想教育为主，当然与查良镛的主张不能相容，甚至在工作检讨会上，把查良镛评为资产阶级思想浓厚。重重束缚，不仅使查良镛的艺术创作意图难以发挥，而且违背了他追求独立、自由的原则；再加上查良镛编写的好几个剧本不获通过，使他兴趣大减，便转而自立门户，创办了《明报》。
关于查良镛退出电影圈，据说也有感情方面原因。
怎么回事？
原来，查良镛在长城期间，喜欢上了一位女明星，苦苦思恋，却终未有结果。多数人认为，这女明星正是当年长城“大公主”夏梦。
夏梦是出名的美女。美到什么程度？港台著名导演李翰祥说：“夏梦是中国电影有史以来最最漂亮的女明星，气质不凡，令人沉醉。”
查良镛在“长城”时，夏梦还是长城当家女主角。她塑造了一系列纯真善良、美貌动人的年轻妇女形象。她扮演典雅端庄的大家闺秀、雍容华贵的宫廷少女、沦落风尘的多情女郎、活泼可爱的民家姑娘、屡遭不幸的哀怨少妇等等，都获得成功，极受观众赏识。
夏梦也是查良镛编剧的《绝代佳人》女主角，并在查良镛执导的《王老虎抢亲》中反串明朝四才子之一周文宾一角，演得潇洒倜傥，一副多情书生模样。可以想像：以夏梦的绝色美貌以及大明星的光环，当时只是小小编剧的查良镛，的确没有什么可作为追求的资本。
关于查良镛喜欢夏梦，市井坊间有多个版本。著名专栏作家哈公生前曾这样说：“查先生是一个专于爱情的人，我跟他共事于长城电影公司时，查先生喜爱上一个美丽的女明星，那女明星是一流的大美人，而我们的查先生，那时不过是一个小编剧、小说家，当然得不到那位女星的青睐。”
倪匡也含含糊糊地说过：“好像追过夏梦。”
查良镛所恋者是否夏梦暂且存疑。细想之下，当年查良镛追求未果倒也未必就是坏事——也许正是这失败的追求刺激了他而发奋做点大事呢？不过，真情如何，只有查良镛自己知道。局外人是从查良镛后来的小说中另找依据。有人分析说：“在他的小说中，不难看到夏梦的影子，像《射雕英雄传》里的黄蓉，《天龙八部》里的王语嫣，《神雕侠侣》里的小龙女，无论一颦一笑，都跟夏梦相似。”
这自然仍是未得到查良镛本人认可的说法。
但从后来的一些蛛丝马迹中，人们或许可以揣测得出查良镛对夏梦是非常喜欢和眷念的。在他创办《明报》以后不久，夏梦曾有过一次长时间的国外旅游经历，《明报》除了报道夏梦的游踪外，还开辟了一个专栏“夏梦游记”，一连十多天刊载夏梦所写的旅游小说文章。
有人因此猜测，如果不是查良镛对夏梦一往情深，他不可能如此大方慷慨，在自己的报纸上给夏梦大辟专栏。
另外，到了1967年底，夏梦也像千千万万的香港人一样，移民国外，去了加拿大定居。这在当时是一件很平常不过的事情，但《明报》却一连两天在头版头条位置，用很大篇幅报道了夏梦去加拿大的情况。
不仅如此，查良镛还专门为此写了一篇社评，“祝福”夏梦这个“善女人”。他在《夏梦的春梦》的社评中写道：“……对于这许多年来，曾使她成名的电影圈，以及一页在影坛中奋斗的历史，夏梦定会有无限的依恋低徊。可是，她终于走了。这其中，自然会有许多原因，在我们的想像之中，一定是加拿大草原的空气更加新鲜，能使她过着更恬静的生活，所以她才在事业高峰之际，毅然抛弃一切，还于幽谷，遗世独立，正是‘去也终须去，住也不曾住，他年山花插满头，莫问奴归处。’我们谨于此为她祝福。”
《明报》的社评向来都是评述香港大事和世界大事的，为一个女明星的移民而大作文章，甚至以社评形式为她“祝福”，这样的处理是很异常的。不少人也由此揣测查良镛对夏梦的一片痴心和爱意。
总之，电影圈里的经历，在查良镛来说，总是遗憾多于收获。不过，要是查良镛在电影圈里得心应手，顺顺当当，恐怕就没有武侠小说大师金庸、报业大亨查良镛了！对读者们来说，这又是“不幸中的万幸”！
虽然查良镛在电影方面没能做出大的作为，可偏偏又是他的武侠小说，后来又把个影视界弄得热闹非凡；甚至在某种意义上是“救了电影一把”。这，对查良镛来说算是一种慰藉和补偿吧。
第十二章 自立门户 八万港元创《明报》
35岁那年，查良镛拿着他的8万港币，自立门户，创立《明报》。
1959年，查良镛35岁。这是查良镛来香港的第11个年头。
11年前，初到香港时的那个毛头小伙子，而今已步入壮年；11年，当年那个报馆里的小职员，已摇身成为声名日隆的新派武侠小说家。
依照常理，由于写武侠小说的一举成功，查良镛这时的心情想来应该不错，即使不至于春风得意，也总该是欢欢喜喜吧？但其实不然。相反，此时的查良镛颇有些心事重重。在查良镛看来，如果要给自己1948年来港后的这11年打个分数的话，及格虽不成问题，却绝然不会得到高分。查良镛自有他的道理。
一直以来，他的抱负就是能做个外交官，所以他又是读外交系，又是修习国际法，目标明确却终未能如愿以偿。不想到了香港后，本来他已不对此再抱什么幻想，却不期然又给梅汝璈的邀请重新点燃了内心潜藏的对外交官事业的热情，于是他毅然北上，结果颓然而归，并因此断送了第一次婚姻。这对查良镛无论如何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如果仅仅是这些，当然还不足以让查良镛心事重重；真正让他深感不安和不舒畅的，还是他所从业的机构里的重重束缚，而这与他崇尚和追求的独立、自由等人生准则格格不入！
《大公报》里，一方面是报社在各方面尤其思想上严加限制的管理方式，而另一方面是查良镛讲求实际、酷爱言论自由的个人追求，两者愈来愈难以相容；最后，尽管《大公报》多次挽留，但查良镛去意已决，便转去了长城电影公司，希望能在电影圈得到发展。
不曾想，查良镛在电影圈的发展也不如意。长城电影公司是与《大公报》性质相同的机构。公司的摄制方针与查良镛的个人想法很不相投，尤其一味注重思想教育的作法，使查良镛的艺术创作意图很难得到发挥。这期间，查良镛虽有机会编导了几部影片，但还是有好几个剧本未获通过。到了1959年，公司的摄制方针更趋严格，以至于整年间才只出品一两部电影。
本来查良镛就深感干电影这行拘束很大，这样一来，便使得他对电影的兴趣大大减弱了。他知道，已经不可避免地要做新的选择了。
来港11年的发展，在查良镛的心目中未能评以高分，正在于他始终处于这样一种窘况：想有所施展却总是难以尽情施展。这对一个有能力又有大志的青年来说，该是多么大的苦恼！
有人会说，难道查良镛不把他武侠小说的大受欢迎看作为成功吗？
不错，是成功，但却只是查良镛的人生追求中微小的部分。此外，他的武侠小说的走红并非他预料中的，他的远大抱负也远不是做个武侠小说家所能替代的！不管怎样，1959年里的查良镛，在一番深思熟虑之后，毅然决定自立门户，寻求真正的发展。
查良镛选择了办报。
办报的艰难尽人皆知。在香港，有这样一句话：“假如和人有仇，最好劝他拍电影；假如和人有三世仇，最好劝他办报纸。”
这意思很明白：办报亏本的机会比任何行业都高。
查良镛当然深知这一点。他知道，他踏上的是一条“不归路”，只许成功，不能失败！风险是不言而喻的，然而因为风险就只好留在那与自己的追求格格不入的机构里吗？
显然，查良镛最后的选择只能是：宁愿冒风险，也绝不放弃自己的追求。何况，怎见得自立门户、自求发展，就一定以失败而终呢？
事实上，查良镛的决定并非意气用事，他是有备而来的！
查良镛当然为此做了很实际的考虑：资金方面，由于他翻译的外国作品很畅销，更加上他的武侠小说广受欢迎，因而版税已有好几万元，加上其他方面的收入，查良镛总有二三十万元的积蓄可做启动。他甚至也做了最坏的打算，即使办报不成功，凭他的武侠小说和翻译外国作品的收入，也足以保证基本生活。至于报纸的销路，查良镛相信：他的武侠小说总是可以对销路有刺激的。
查良镛找来他的同乡、也是中学同学的沈宝新，邀他做合伙人。于是，查良镛出8万，沈宝新出2万，合而为共计10万元，双双投入了前途未卜的创业。
1959年5月20日，《明报》正式创刊了。一在当天的“发刊词”中，查良镛表明了《明报》的立场：维护“公平与善良”。
《明报》办了半个月后，查良镛又再次在社评中表明《明报》的立场——
我们重视人的尊严。主张每一个人应该享有他应得的权利，主张每个人都应该过一种无所恐惧，不受欺压与虐待的生活。
我们希望世界和平，希望国家与国家之间，人与人之间，大家亲爱而和睦。
我们希望全世界经济繁荣，贸易发展，自然也希望香港市面兴旺，工商业发展，就业的人多。希望香港居民的生活条件能不断地改善。
我们办这张报纸的目的，是要为上述这些目标尽一点微薄的力量。如果我们报导战争与混乱，报导凶杀与自杀，我们是很感遗憾的；如果我们报导和平与安定、报导喜庆与繁荣，我们是十分高兴的。我们要尽力帮助这社会公正与善良，那就是我们的立场。
今日声名赫赫的香港三大报之一《明报》，它的诞生却并不轰轰烈烈。
许多人以为，查良镛一开始办的就是《明报》，其实不然。
这段《明报》出世前的小插曲鲜为人知——当时，查良镛邀了沈宝新一道创业；出于为销路的考虑，他最初只是想办一份名为《野马》的小说周刊。似印行武侠小说为主。这个思路对查良镛来说，显然保守了点。也巧，当时沈宝新在一家印刷厂工作，地点就在《成报》附近，他看见《成报》每日出版，利润可观，就建议改周刊为日报。这一建议显然给了查良镛以办报的信心。于是，1959年3月登记的《野马》小说周刊在同年10月改以《明报》登记。
与《野马》小说周刊的命名大为不同的是，《明报》的命名则见出查良镛颇费心机并寄予厚望。一方面，“明”字含有“明理”的意思，这成为《明报》的出发点；另一方面，“明”也意寓着前途光明。仅从《明报》的含义上，便也不难理解为什么查良镛会视《明报》为自己生命中最重要的部分。
查良镛请了当时香港最著名的书法家王植波为《明报》题写了报名，并且一直沿用至今。
一番紧张的筹备之后，《明报》在港岛中环开张了。
虽是一份报纸，但编辑部其实小得不能再小了。除沈宝新负责经理和发行外，查良镛身兼主笔和总编辑之职；再有两位，一是诗人何达（做不满一个月即自行离去），另一是后来的《明报晚报》总编辑、再后来又移居加拿大的潘粤生。满打满算，只有四人。
至于报纸，也只是四开大的“小报”，只有今天一张报纸的一半，报纸的四个版，头版主要是时事新闻，第二版是娱乐消息，第三版是小说连载，第四版是社会新闻。
这些都还是次要的，“火烧眉毛”的是如何给《明报》在市场中“定位”。
那时，市面上有《响尾蛇》、《响尾龙》、《超然》一类的小报，以色情招徕，占有不少读者。对《明报》来说，这条路当然不肯走；可初出茅庐的《明报》又没能力向《星岛日报》、《华侨日报》及《工商日报》这样的大报看齐。于是，查良镛便给《明报》挑了一条介乎《星岛日报》等大报与《超然》等小报之间的“中间路线”。反映到报纸上，却有些不伦不类。一眼望去，《明报》的版面极杂乱——既有严肃正经的查良镛的“社评”，又有其他作家所写的“香艳小说”，风格很不统一。
这迫于无奈而选择的“中间路线”，充其量只能使《明报》得以维持生存，却丝毫不能使《明报》在报林中获取什么声名，自然更谈不上有任何地位了。于是，一度盛传的说法是：查良镛的这份报纸大概维持不了多久。
办报的艰难，当然在查良镛的预想之中；但究竟艰难到何种程度，却是他不曾细想过的。
在《明报》创业最艰难的时候，只剩下查良镛和沈宝新在苦苦地支撑。为渡过难关，查良镛拼命工作，全然不理会这样那样的说法。每天，查良镛都要忙碌到深夜才离开报社。
报社在港岛中环，而家则在尖沙咀，一海之隔。夜深人静，天星小轮已经停航，只有乘俗称“哗啦哗啦”的“电船仔”才能渡海。
第十三章 经营惨淡 自撰小说撑报业
多人都认为不出一年半载，《明报》就会关门大吉；但查良镛凭着他的一支如椽妙笔，凭着他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和《倚天屠龙记》等，撑起《明报》大业，使《明报》得以苦苦维持下去。
《明报》创办初期，条件艰苦，可以说查良镛当时是惨淡经营的。有不少人一直都认为《明报》创办一两年内，都是亏蚀的。
但查良镛却说，《明报》一开始就赚钱，创刊当年的圣诞节，员工还开舞会庆祝报纸盈利。
报纸创办几个月后，查良镛就四处招兵买马，先是把在《晶报》当记者的雷炜坡拉过来当采访主任，而后又聘得在《红绿报》工作的龙国云（陈非）加盟《明报》。此外，还有目前任《成报》总编辑的韩中旋。
据说，雷炜坡加入《明报》后，曾向查良镛建议：《明报》与其他报纸看齐，出版对开尺寸，以便更好地为读者接受，打开销路。查良镛接纳了这个意见，不久《明报》就由四开小报改为对开大报。
在《明报》创刊的最初两年，《明报》的“招牌菜”主要有几个。查良镛自己的武侠小说连载，雷炜坡以柳鸣莺为笔名撰写的“伶星专栏”，简而清以简老八笔名写的马经，以及汪昆以“识途老狗”为笔名写的澳门狗经。
从创刊之日起，《明报》就开始连载查良镛的《神雕侠侣》，每日一篇，每篇约两千字左右，登在第三版。
雷炜坡的“伶星专栏”也几乎是每天一篇，多数时候都是登在第一版。这个专栏透露了不少娱乐圈、戏曲界明星的工作、生活情况，可读性很强。
至于简而清的专栏，更是出类拔萃。他的马经，每天占据大量篇幅，得到很多读者捧场。
当时，查良镛也写社评。《明报》一开始创刊，查良镛就亲自操笔挂帅。创刊最初两三个月，平均每隔两三天一篇社评，到了当年年底，就增加到几乎每天一篇。那个时候的社评，每篇只有300至500字，短小精悍，用词简洁精练，但观点未见尖锐，故并没有产生太大影响。
可以这样说，创业初期的艰难中，使《明报》得以维持下去的，主观上凭了查良镛不屈不挠的毅力，客观上则是他的武侠小说的功劳。
查良镛的好友，香港作家倪匡就曾说过：“《明报》不倒闭，全靠金庸的武侠小说。”
这话一点不错。他的武侠小说虽然不能改变《明报》的经济状况，至少可以让它苦苦支撑下去。
办《明报》之前，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在《香港商报》就拥有庞大的读者群。有了自己的报纸，他颇负盛名的武侠小说自然也转到《明报》刊出。
从创刊第一天起就在《明报》连载的《神雕侠侣》，是承接《射雕英雄传》的故事和人物而写的，主要人物除了《射雕英雄传》里出现过的郭靖、黄蓉，还有杨过、小龙女、郭芙、郭襄。
《神雕侠侣》主要写情，正如这部小说的主题曲所唱：“问世间，情是何物？直教生死相许。”
其中重点是写杨过和小龙女的爱情。
杨过和小龙女互慕互爱，情深意切，谁知后来却在不能不分开的情形下分开。16年间，杨过经历种种磨难，终成一代大侠，但他对小龙女至死不悔，天天都在思念着小龙女；而小龙女也尝尽苦头，在一个山谷底下长期独居，甚至还遭一个道士奸污。
《神雕侠侣》同样是一部石破天惊的力作，一经连载，全城争读。直到小说连载快将结束的时候，全城都在议论”：“坚贞不渝、历尽千辛万苦的杨过和小龙女，最后能不能重逢团聚？”
当时，几乎人人都在期望他们重逢，再续前缘。而查良镛也顺从众望，安排他们最后相见，结果读者人人拍手称好，全城皆喜。
但是，却有不少“行家”认为查良镛这样处理结局为一大败笔，他们所持的看法是：“小龙女被奸污之后再出现，还有什么光芒可言？还不如让杨过一辈子苦苦思恋！”
查良镛为何这样安排结局，外人不得而知。但据倪匡说，查良镛是有“苦衷”的。他说：“金庸在写《神雕侠侣》时，喜剧收场，绝对可以谅解，因为那时，正是《明报》初创时期，《神雕》在报上连载。若是小龙女忽然从此不见。杨过凄凄凉凉，郁郁独生，寂寞人世，只怕读者一怒之下，再也不看《明报》。”
结局这样安排，是败笔还是绝笔，见仁见智，但可以肯定的是，《神雕侠侣》为《明报》争取了不少读者。使《明报》得以在惨淡之中维持下去。
这部小说差不多写了3年，查良镛是在很大的压力之下写这部小说的，因为那段时间正是《明报》最艰难的创业时期。后来，查良镛曾经感触良深地说：“重新修改《神雕》的时候，几乎在每一段的故事中，都找到了当年和几位同事共同辛劳的情景。”
在写《神雕侠侣》的同时，查良镛还写另外一部武侠小说《飞狐外传》。该书可视为《雪山飞狐》的姐妹篇，它主要是写胡斐这个江湖人物的成长过程，补《雪山飞狐》的不足。这部小说是查良镛为《明报》的附属刊物小说杂志《武侠与历史》而写的。
同时写两部长篇武侠小说，况且当时又要打理创刊初期的《明报》大小事务，还要承受各种各样的压力，故查良镛当时的辛劳艰苦程度，是可想而知的。可以这样说，这段时期，是查良镛一生之中最辛苦的日子。
但是，为了让《明报》能维持下去，查良镛当时已没有太多的选择，他只好又得天天熬夜，像一部没停过的机器一样，为《明报》赶制武侠小说。《神雕侠侣》之后，查良镛接着又写《倚天屠龙记》，从1961年7月6日起在《明报》连载。
《倚天屠龙记》可以视为《神雕侠侣》的续篇，两者在内容上有承上启下的关系，因而与《射雕英雄传》一起并称“射雕三部曲”。
《倚天屠龙记》以安徽农民朱元璋揭竿而起建立明朝天下为历史背景，以张无忌的成长为线索，写江湖上的各派各帮、各种人物的恩怨情仇。
张无忌自出世就充满坎坷，历尽磨难。在童年、少年颠沛流离的生涯中，遇上很多武林高手，无意中学得一身绝世武功。后来阴差阳错地被推举为“明教”教主，一统武林天下，并统率各路英雄抗击蒙古大军，以期光复中原。大仁大勇的张无忌，最后却敌不过自己手下的大将朱元璋，只好眼巴巴把教主之位双手拱让给朱元璋，朱元璋一统江山成为皇帝；而他自己却退出江湖，隐居一隅，天天为心爱的赵敏画眉吟诗……
在《倚天屠龙记》中，武当七侠、峨眉师徒、天鹰教人马、明教二使者与四大护法王、少林众僧、崆洞派、丐帮……众多帮派和江湖高手纷纷出场，其间千头万绪，过程繁杂，但查良镛写来有条不紊，前呼后应，结构完整，几乎难寻漏洞，如此驾驭能力，可谓空前绝后。
围攻天鹰教，围攻光明顶，决战少林寺……这些高手云集的武斗，一场又一场，连接不断，高潮迭起，看得人们眼花缭乱，惊心动魄，喘不过气来；
张翠山和殷素素这对恩爱夫妇双双自杀，俞岱岩无辜被金刚指断其四肢，张三丰为救张无忌委曲求全，殷素素改邪归正后难以求生，殷离苦练千蛛万毒手……段段情节，营造出一个个百般无奈的悲剧氛围，读来比刀光剑影、刀枪相见的场面更叫人荡气回肠，悲叹不已；
杨逍、殷梨亭和纪晓芙，张翠山和殷素素，张无忌和周芷若、赵敏、小昭、殷离，周芷若和宋青书，胡铁牛和王难姑，殷梨亭和杨不悔……这些人之间的情情爱爱，怨怨恨恨，各不雷同，每一节、每一段皆成爱情描写的经典之笔。
《倚天屠龙记》以其磅礴的气势、丰富的想像力、悲壮的场面等，倾倒了无数的读者。《明报》也“倚天”得以维持下去。
在连载《倚天屠龙记》的同时，《明报》还连载查良镛的另一部中篇武侠小说《白马啸西风》。这部小说是查良镛在1960年为电影创作的故事，并非专为《明报》连载而写，只是因为《明报》当时没有多少“猛稿”支撑，查良镛才把它拿到《明报》来连载。
跟查良镛的其他武林小说相比，《白马啸西风》是一部比较一般化的作品；但如果拿它与其他人的武林小说相比，它还是一流的。
两部连载小说，一篇社评，同时出自查良镛之手，同时出现在一天的报纸上——那时的《明报》，真正是靠查良镛一支笔撑大业。
不容置疑，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事实上是《明报》初创期的“招牌菜”。为了追看金庸的武侠小说，武侠迷们纷纷转而改买《明报》。这与查良镛当初的预计完全吻合。
不过，一张报纸单靠一段小说拉拢读者，始终是不可靠的。这等于大树没了根，不能开枝散叶。查良镛自然明白这个道理，可是一时间又没有别的路可走，也只好保持现状。
这之后，由于报社在中环的社址要拆楼，《明报》便搬到了上环，后来又搬到湾仔谢斐道。
这次搬迁实际成了《明报》的一个新开始。《明报》的发迹，便是在谢斐道期间开始的。
那时，《明报》的规模较中环时期已有扩展，同时经济情况也有所改善。只是，销路仍然未如人意。以查良镛的理想，当然希望《明报》的销量能追上那几张大报，销路只胜《超然》一类小报，查良镛无论如何心有不甘。正当大伤脑筋之际，中国大陆爆发了一次“逃亡潮”。这便是著名的“广东逃亡潮”。查良镛怎么也想不到，这滚滚而来的“逃亡潮”，居然带“旺”了《明报》！
第十四章 倾力报道 逃亡潮带旺《明报》
1962年5月，10万大陆居民波浪式地涌向弹丸的香港，形成一股浩浩荡荡的“逃亡潮”，香港处于一片混乱之中。
《明报》倾力倾情报道、评论“逃亡潮”，声名大噪，发行量倍增，苦苦支撑的局面终于结束。
1962年，3年灾荒，加上中共与苏共关系破裂，苏联从中国撤走大批专家。在内外交患的情况下，中国大陆经济、生活出现空前的困难。为了偿还外债，连中共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刘少奇等人都得勒紧裤带，一年也吃不上几次肉。而老百姓，则就更苦了。
在这种处境之下，广东省有大批居民就选择这样一条路：偷渡到邻近的香港。而大陆政府为了减轻社会的负担，也大量批准居民前往香港定居。从1962年2月份起，大量的广东居民就涌进香港。到了5月份，这股人流达到高潮，每天都有数以万计的广东居民从边境涌入香港……
当时，香港已有300多万人口，城市人口密度已非常的高，加之香港工商业正处于四面楚歌的困境；大量人口此时涌入，势必直接地影响到香港的就业、物价、住房、食水、医疗等种种问题，而弹丸之地的香港是完全承受不了这个压力的。所以，港英当局对涌进香港的合法、非法中国居民，均采取限制、截拦、阻止他们入境。港府每天都调动大批警察处处抓人，一车又一车地把逃港者押送回深圳。但这并没有控制住形势，一大批一大批的大陆居民仍然波浪式地涌入香港，香港面临着自和平以来最大的危机。
“逃亡潮”的出现，对香港来说可能是一次灾难，但对于传播媒介来说，却是一次挑战，一次充分表现自我的机会。
对于汹涌而来的“逃亡潮”，查良镛最初的态度是，低调处理，不登“逃亡潮”的消息。做出这样的决定，是因为他“不愿多惹是非”。
5月初，逃亡人数越来越多，被困在边境的饥民越来越多，查良镛再也不能熟视无睹，《明报》上也就开始登载这方面的消息，查良镛随即安排陈非等几名能干的记者，每天都跑到沙头角、粉岭、元朗、罗湖等边境地带，现场采访有关“逃亡潮”的情况，并在报纸上以图文加以详尽报道。在5月12日、13日、15日、18日几天的《明报》上，第一版几乎整整一版都是“逃亡潮”的新闻，大标题、大图片，大登特登，极尽渲染之能事。《明报》为此集中人力、集中版面对一件事进行详尽采访和报道，这是创刊以来的第一次。就“逃亡潮”的报道而言，《明报》与《星岛日报》、《华侨日报》等大报相比，可以说是不相上下。
及时、详尽的报道，其实只是查良镛的一个招数。在此同时，他还使出另一个招数：让《明报》更直接介入“逃亡潮”这件大事之中。
5月14日，查良镛安排陈非等几个记者驱车前往沙头角梧桐山采访。梧桐山幅员广阔，横跨香港新界和广东惠阳淡水，每天都有几千人从梧桐山偷渡往港。但由于港府出动大批军警截拦，造成大批偷渡者聚集在梧桐山上，平日寂静的梧桐山一时间人声鼎沸，一片混乱。
查良镛听完记者的汇报后，当即写了社评《火速！救命！》，呼吁有关方面立即组织抢救队上梧桐山……
从5月13日起，查良镛还给记者一个新任务：每天送一车食品到边境，分派给饥饿中的大陆同胞。
同时，查良镛又在《明报》上发出启事，向社会各界征集资金和物资，救援大陆同胞。《明报》员工以身作则，先行捐款捐物，接着社会各界也纷纷响应。一个星期时间，《明报》就筹得18万港币和一大批物品。那几天，《明报》每天都辟出版面，刊载捐赠者名单和捐赠数额。《明报》成了一个小小的救援中心和救援联络站，大批的物资每天都不断地涌到《明报》。而《明报》则把征集到的物资源源地送到难民手上。
这样一来，《明报》就在香港众多的报纸中脱颖而出，出尽风头，引起市民们的广泛关注，成为不少市民的一时之选。
对这次“逃亡潮”，查良镛采取了与港府一致的立场：支持港府的遣返政策，同情大陆同胞的遭遇。那段时间，他就这个问题写了十多篇社评，表明《明报》的立场和态度。
这是一个颇受争议的立场。例如台湾方面，就批评港府遣回非法入境的中国人民乃不近人道。联合国中也有人公开攻击港府。查良镛在《协助警方共渡难关》的社评中，为这一立场辩护：“其实试问台湾和联合国，为什么台湾只允许每年收容1000人（据外国通讯社消息），却要小小的香港来者不拒？”他还吁请市民支持港府的政策，配合警方的行动：“希望本港居民们尽力遵守法律秩序，协助警方，平心静气地对付目前的困难。我们心中都感到矛盾，在情感上，希望这些同胞们能平安入境，但在理智上，却又知道弹丸之地的香港，实在无法容纳成千上万的新来者。我们即使心中有些不愿意，但也不能不支持警方的行动。”
在另外一篇社评《巨大的定时炸弹》中，查良镛又再次呼吁市民们：“不要阻扰警方处理这个难题，不要认为警方执行任务，是对我们中国人含有敌意。”
在这篇社评中，查良镛还极力为港府和警方辩护：“香港政府目前所采取的对策，我们可以想像得到，在决策人自己，也是相当痛苦的。至于在边境执行这决策的军警人员，当然也是很难受，很不愉快的。……事实上，这件事好比一个巨大的定时炸弹，警方人员正在小心翼翼全神贯注地设法移开，是否能够安全解决，现在尚未可知。万一处理稍有不慎，以致爆炸开来，那么全香港320万居民就要受到极大的灾祸。我们如果单凭一时情感冲动，反而去和搬移定时炸弹的人为难，岂非危险之极？……不要轻视这个危机！我们是否能够继续安居乐业，和这个大炸弹是否爆炸，有极大的关系。”
《明报》当时对“逃亡潮”的报道和评论，并不逊色于其他几份大报，因而也抢走了不少原来看这几份大报的读者。1962年5月之前，《明报》每天的发行量只有一万几千份，但“5月逃亡潮”期间，发行量翻倍递增，每天销出4万份。《明报》开始名声大噪。
香港不幸，《明报》有幸。报纸销量急升，多年来的惨淡局面得以结束，《明报》出现了第一次转机。
查良镛也成功地度过了第一个艰难时期。
第十五章 出动警察 武侠小说遭查禁
1960年，台北市出动大批警察，在大大小小书店搜缴武侠小说，查良镛的武侠小说居然在查禁之列，台湾当局指之为“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
1960年2月中旬，台湾台北市警察局大批警察大举出动，到市区郊区所有大大小小的书店搜查武侠小说，其中包括查良镛的《射雕英雄传》、《碧血剑》、《书剑恩仇录》等。台湾当局指这类武侠小说内容“毒素颇深”，是“统战书本”，“影响读者心理，危害社会安全”。
当时，《大公报》曾为查良镛打抱不平，为他的武侠小说辩护。《大公报》的文章《怪哉！蒋集团怕武侠小说》指出：“……一些比较好的武侠小说中，多带一点‘爱国思想’，而这种思想便正是读者所欢迎，而台湾当局认为‘毒素’了。
在所有的武侠小说中，都是贪官污吏，或为非作恶，或投靠异族之辈，才会怕侠士的，而今台湾当局竟然也怕武侠，不怕被人拿作话柄么？”
在这以后的一段时间里，查良镛仍然坚持“独立”、“中立”的原则，无意与任何人或任何党派搞“对立”。在《明报》社评中、他尽量坚持这个原则。1962年10月10日，蒋介石发表两篇“双十”文告，希望大陆军民起来反共，并承诺“国府”必予以支持。查良镛在《明报》社评《蒋介石的双十文告》中讽刺地指出：“……从这两个文告中可以很明显的看出来，蒋先生没有军事反攻的信心，只是把希望寄托在大陆人民自发的反共行动上。在我们看来，大陆人民如果起义反共，也不致于贪图台方一个‘所光复地区军政长官’的名字。”
“但文告中有两点很可欣赏，第一点：‘我们反攻复国的信条，是‘不是敌人，就是同志’。第二点：‘严禁阶级歧视和寻仇报复，恢复我国忠恕仁爱的善良风俗与安宁秩序。’这两点表现了宽厚仁爱的泱泱风度，颇具中兴气象，只不过话是这么说，事实上不知能否做得到。”
笔调温和，全是针对“双十文告”而评，没有论及其他。
1962年11月，正在与印度在边境交火中节节获胜的中国政府突然宣布，从11月22日起中印边界上全线停火，并从12月起撤退军队，不但撤回到1959年的实际控制线，而且再后退20公里，并要求印度坐下来谈判。
对中共的这个举动，查良镛称赞之至。他的社评以《史无前例潇洒漂亮》为题，对中共大赞特赞：“我们本来预料，中共攻到中印的正式分界线后，收复了失地，大概就会按兵不动，不至一直攻到印度的领土内。但目前的声明，那更是宽宏大量之至，历史上的交战双方从来没有如此大方的。只有春秋时晋文公为报秦国昔日接待之恩，秦晋交兵时下令晋兵退军三舍（90里），然后再打。但那也是在交战之前，而不是在连续大胜之后，突然停火退兵，要求和谈。这一招使得漂亮之极，潇洒之至。”
1962年10月底，当中印双方正在边境交战时，美国国务院发表声明，指责共产中国对印度领土的完整，作“不顾原则的挑战”，是“猛烈的侵略行为”。查良镛听闻，大感愤慨。在《明报》社评《美国声明是非颠倒》中，对美国的声明表示强烈不满和抨击：“……美国这个声明，完全错了，那是对国际公法和联合国宪章‘不顾原则的挑战’。国际间法律和正义的原则是什么？是每个国家都有权利保卫自己的领土。中共和印度发生战争的地区，明明是在麦马洪线以北。这麦马洪线本是当年英国殖民政府和西藏地方政府非法划定的，任何中国政府从未承认过，但即使以此为据吧，印度军队也是侵入了中国的领土。中国军队击退侵略者，怎能说是‘侵略性的行动’呢？是不是肯尼迪准备挥军进入古巴，古巴如果起而应战，那就是侵略美国了？”“……美国的国策可以不顾是非，只讲利害。然而堂堂一个大国，正式声明中居然歪曲是非，那就为天下有识之士所不取了。”
第十六章 漫游欧洲 倪匡代笔写天龙
1965年年中，查良镛漫游欧洲一个多月，于是请倪匡“代笔”写《天龙八部》。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相告：“金庸，真不好意思，我将阿紫的眼睛弄瞎了！”
步入1964年，《明报》已具备中型报纸的规模，虽然还不能与几张大报相比，但已经在香港报界建立起独特的风格，尤其在知识分子和一些政府官员的心目中地位甚高，其知名度和影响还开始波及到世界一些国家。而身兼《明报》社长、总编辑、主笔的查良镛，也摇身一变成为一个有一定地位的报人和较高知名度的社评家，并开始活跃于海内外传媒界。
因为《明报》的条件已大大改善，财政已大有盈余，各方面都已上轨道，故这时候的查良镛已不必像以往那样天天守着《明报》，而可以脱身到外地参加一些国际性的报界活动。
1964年1月，查良镛以《明报》社长身份，应日本方面的邀请，前往东京参加日本《世界周刊》举办的一次报人座谈会。在那次座谈会上，查良镛曾就中国当时的政治、经济、社会形势等问题发表演讲。
1964年4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远赴日本东京，参加国际新闻协会（IPI）举办的“亚洲报人座谈会”。会议期间，有两件事令他感触良深。
一天，日本新闻协会在赤坂王子饭店举行招待会，招待出席座谈会的各地代表。日本《每日新闻》前任社长、最高顾问、日本外交部部长大平正芳先生也到会发言。查良镛发现，身为外交部部长的大平正芳态度谦逊，对身为报人的本田毕恭毕敬。
对此，查良镛感到有点不可理解。日本的朋友告诉他，在实际生活中，本田的地位比大平正芳重要得多，因为外交部长是内阁职务，政府一改组，内阁成员也更换，到时大平正芳就无权无职了，而本田却始终是世界大报《每日新闻》的掌门人；况且，日本报人享有充分的新闻自由，政府完全受到报纸的舆论监督。
查良镛由此更加坚定了自己的认识：“在一个真正的民主社会中，政府决不能影响报纸，报纸却可以影响政府。政要可以上台下台，内阁可以改组更换，报纸的言论和立场却必须是一贯的。报纸不诚实，读者不看它，报纸非垮台不可。政府不诚实，报纸不断地攻击它，政府也非垮台不可。归根结底，政府的命脉，是真正操在广大人民手里。”
另外，查良镛还参观了日本最大的报纸《朝日新闻》。在那里，他看到记者们乘坐自己报社的飞机四出采访新闻；他看到几十架印报机中印好的报纸，由几十条传送带同时输往打包车间……设备如此先进，采访交通工具如此现代化，令查良镛顿然有“小巫见大巫”之感。
《朝日新闻》现代化、高效率的运作，使查良镛看到了世界报业的发展趋向，也极大地调动起他把《明报》办成世界名报的热情。从日本参加亚洲报人座谈会回港不到一个月，查良镛又代表《明报》，远赴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参加国际新闻协会的第十三届年会。会议之余，查良镛还到土耳其多个城市参观、游玩……
周游列国，游山玩水，广交世界报业朋友，不必天天牢守《明报》，不必天天为《明报》劳力劳心，查良镛觉得很轻松、很惬意。这大半年，无疑是查良镛自创办《明报》以来，最舒畅的日子。
在此后长达一年与《大公报》等报纸的笔战中，刺激了《明报》的销量，《明报》日发行量又从“逃亡潮”后的四五万份，跃升到近10万份，跻身为香港发行量最多的报纸之一。发行量剧增，盈利也就大大增加，财政实力也自然地大为增强。
这时，查良镛又再次以《明报》社长的身份，到英国伦敦参加国际新闻协会主办的会议，顺便在欧洲做了一次长时间的旅游。
查良镛是在1965年5月份开始他的欧洲漫游计划的，到了6月份才回港，这也是自《明报》创立以来，他时间最长的一次外游。他启程赴欧洲那天，《明报》各部门的负责人都到机场送行，并向查良镛表示自己工作的重心所在，希望他安心外游，不必牵挂报社的事。
当时，报社已上轨道，查良镛并不太担心报社的编务，倒是比较担心正在《明报》连载中的武侠小说《天龙八部》。
《天龙八部》是从1963年9月3日起在《明报》连载的，这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武侠小说，在写法上与查良镛以往的小说截然不同，在结构上采取了写完某一个人之后再写另外一个人的手法，看似脱节，但实际上又前后交错，将不同的人联结一起，相互映衬，绝对不会混乱，堪称绝笔。
在查良镛所有的武侠小说中，《天龙八部》的人物是最繁多的，他们有如繁星闪烁在《天龙八部》这部“天书”里。这众多的人物，基本上分属公子哥儿段誉的故事、和尚虚竹的传奇以及英雄好汉乔峰的经历，他们陪衬这三位首脑人物，犹如众星拱月，形成浩瀚的星河。
在《天龙八部》里，查良镛第一次以佛教“大悲大悯”的思想来破孽化痴，用佛教的去贪、去爱、去取、去缠的经义来开导读者，既增强了武侠小说的思想深度与哲学内涵，又充分显示出查良镛博大精深的学问。
自这部小说在《明报》连载后，读者反应强烈，众人都公认这是至今为止查良镛最好的武侠小说。
查良镛远赴欧洲漫游时，《天龙八部》的故事还没有完结，也就是说还须写下去、连载下去。但这一外出就是一个多月，查良镛已没办法兼顾武侠小说的事。但总不能断稿开天窗，那怎么办？查良镛于是找人“代笔”。查良镛找来“代笔”的人，就是倪匡。
倪匡是查良镛的好朋友，两人诸多往来，时常在一起品酒论文。倪匡文才了得，下笔如神，就文章数量而言，香港无人能比。他以武侠小说和推理科幻小说著称于世，是香港以文致富的佼佼者。查良镛找倪匡“代笔”，当然是欣赏他的文才。早在两年前，《倚天屠龙记》刚连载完毕时，新加坡一位报馆老板曾要求查良镛续写《倚天屠龙记》，但查良镛当时已着手写《天龙八部》，不能两部小说同时写，于是曾向这位老板推荐倪匡，要倪匡写《倚天屠龙记》的续篇，但倪匡以“世界上没有人可以续写金庸的小说”为由，婉言拒绝。这次，查良镛又找来倪匡，但不是“续写”，而是“代笔”。“倪匡，我这趟外出时间较长，你帮帮忙，代写《天龙八部》三四十天吧！”承蒙查良镛看得起，倪匡高兴得哈哈大笑：“你说该怎样写？”查良镛认真地说：“我看不必照原来的情节，免得不能连贯，最好写一段自成段落的独立故事。”
查良镛的要求正合倪匡心意，倪匡于是点头答允：“那好吧，我就放胆自由发挥了。”
当时，在场的还有香港名作家董千里。倪匡答应“代笔”后，查良镛又特别说明一句：“老董的文字功夫很好，你的稿子写好之后，我想请老董看一遍，改过后再见报，你看怎么样？”倪匡也很佩服董千里的文才，所以满口允诺：“这没问题，有老董在旁监督，我还求之不得呢！”就这样，倪匡操笔上阵，为查良镛代写《天龙八部》；而查良镛则远在欧洲开会、游玩。那段时间，查良镛每隔一两天就写信回报社，以“旅游寄简”的形式写下欧洲开会、旅游的情况，交由《明报》刊登。查良镛旅欧回港，倪匡已代写了6万多字。一见面，倪匡就说：“金庸，很不好意思，我把阿紫的眼睛弄瞎了！”原来，倪匡讨厌《天龙八部》中的阿紫，于是一怒之下，故意将她给弄瞎了。查良镛一听，哭笑不得，满脸无可奈何的表情。接着，他自己就潜下心来，把《天龙八部》写完，对阿紫的瞎眼，也作了别出心裁的处理。对于这部自己有份撰写的武侠小说，倪匡推崇备至。他说：“《天龙八部》是千百个掀天巨浪，而读者就浮在汪洋大海的一叶扁舟上，一个巨浪打过来，可以令读者下沉数十百丈，再一个巨浪掀起，又可以将读者抬高几百丈。”
而倪匡自己，在看《天龙八部》的时候，也像千千万万的读者一样，“全然身不由主，随着书中的人物、情节而起伏”。他认为，《天龙八部》堪称世界小说的杰作。对于代金庸写《天龙八部》的这段经历，倪匡后来曾自撰一副对联，上联是“屡替张彻编剧本”，下联就是“曾代金庸写小说”，以此聊以自赏。在这之后，倪匡还与查良镛合著过武侠小说。1966年在《明报》连载的《血影》和1967年在《明报》连载的《长铗歌》，就写明由“金庸”和“岳川”（倪匡笔名）所著。后来，《明报周刊》出版，杂志上又赫然出现“金庸”和“倪匡”合著的武侠小说——但倪匡后来透露说，作品乃他一人执笔，只是借“金庸”之名推销作品而已。查良镛结识满天下，但经常与他在一起的，是倪匡和名导演张彻、名作家董千里，他们四人经常在一起喝酒玩乐。其中查良镛与倪匡之间的一些生活趣事，在香港文化界流传很广。从这些趣事中，人们或许可以了解到查良镛立体的一面。《明报》一创刊，查良镛便邀倪匡为《明报》写稿。一天，一班朋友聚在一起，倪匡趁机对查良镛说：“金庸，《明报》可真是越办越好啊！”查良镛谦逊地说：“全靠大家支持！”倪匡紧接着问：“听说《明报》赚了不少钱，是吧？”查良镛不做否定，只说：“不多，赚一点点，赚一点点！”倪匡看时机已到，连忙直入正题：“赚了那么多钱，我的稿费也该加一加吧？”查良镛一听，方知中了“圈套”。但他急中生智，应付倪匡说：“这问题先不谈，我回去给你回信答复。”
过两天，倪匡果然收到查良镛的信。信中详列十条理由，解释稿酬不能加。倪匡捧着信，只能兴叹：“金庸啊金庸，真奈何不了你。”
此事在别人看来，可能会觉得查良镛吝啬，但当事人倪匡并不这样认为，他还时时称赞查良镛慷慨大方够朋友。据倪匡自己说，他有时等钱用，查良镛会预付他的小说的版税给他，数目都不小；每次预付版税，查良镛总忘不了说这一句：“倪匡，钱不要乱花呀！”原来他知道倪匡大手大脚，花钱如流水。倪匡也曾经在一篇写查良镛的文章中，写到查良镛对他的两件趣事：“……金庸嗜玩‘沙蟹’（话事啤），蟹技，段数甚高，查府之中，朋辈齐聚，通宵达旦，筹码大都集中在他面前。笔者赌品甚差，有一次输急了，拍桌而去，回家之后，兀自生气，金庸立时打电话来，当哄小孩一样哄，令笔者为之汗颜。又有一次也是输急了，说输了的钱本来是准备买相机的，金庸立时以名牌相机一具见赠，其对朋友大抵类此，堪称是第一流朋友。”
在公开场合或办公室，查良镛一脸严肃，不苟言笑，所以不少人都对他敬而远之。但据倪匡说：“金庸本性极活泼，是老幼咸宜的朋友，可以容忍朋友的胡闹，甚至委屈自己，纵容坏脾气的朋友，为了不使朋友败兴，可以唱时代曲‘你不要走’来挽留朋友。”
第十七章 千里谋划 一轮明月酬夙愿
1965年底，查良镛创办了《明报月刊》。这本杂志是由散居在世界各地、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往来筹划、创办的，这在世界出版史上实属罕见。
在1965年，除了处理《明报》的一些重要事务外，查良镛的精力主要放在两件事上：一是写《天龙八部》，二是筹划、出版一本月刊。这本月刊的筹划和出版，堪称世界出版史上的一个佳话。
《明报》几次对其他报纸的笔战，除了在香港引起全城关注之外，还在海外造成很大的反响。不少华人，尤其是知识分子都想方设法、通过各种途径了解笔战的情况，纷纷写信给查良镛，称赞查良镛的学识和勇气，对《明报》表示支持。
海外华人的支持，对查良镛是莫大的鼓励。不少人都说，查良镛在笔战中战意勇猛，是因为他的周围有无数的朋友在支持他。
不少海外文化界人士都把《明报》视为自己的报纸，把查良镛视为朋友，他们在给查良镛的信中，经常把自己的一些想法告诉查良镛。其中，有不少海外学人都不约而同地向查良镛表达一个要求：希望有一本独立的、没有任何政治背景的中文刊物，来发表大家的意见，交流朋友们的感想和看法；也希望这本刊物能客观地报道各地华人社会的真实情况，不要作任何偏袒的或恶意的宣传。
真是心有灵犀一点通，他们的想法正好与查良镛的愿望不谋而合。早在《大公报》、《新晚报》当编辑的时候，他曾和周榆瑞等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一起筹划这样一份杂志，但由于经济方面的原因，当时不能成事。海外华人学者都一致认为，牵头组织、创办这样一份杂志的最佳人选，非查良镛不可。
当时，凭《明报》的人力、财力，办这样一份杂志是没有多大问题的。既然海外华人有这股热情，对自己又如此厚爱，查良镛当然乐于接受。此后，他又通过书信和亚洲、欧洲、美洲的华人文化界朋友具体商量创办杂志的事宜。经过多次的函谈之后，大家就杂志的编辑宗旨，达成了一个共识：杂志是“五四时代的北京大学式”、“抗战前后的大公报式”，以严肃负责的态度，对中国文化与民族前途，能够有积极的贡献，但它也应当有温和可亲、富于人情味和幽默感的一面。1965年底，坚持“独立、自由、宽容”，以文化、学术、思想为主的《明报月刊》终于创刊了。从第一期起，《明报月刊》就展露出勃勃生机，它除了刊载海外学人寄来的一些学术水平较高的稿件外，还刊登大量关于中国政坛、政要的内幕长篇文章。所以，杂志一出版，就引起了海内外的关注。
《明报月刊》先发制人，出师成功。
由一些散居在各大洲、素不谋面的学人，通过书信往来就办成一本杂志，这在出版史上是罕有的。把这些学人维系在一起的，是对人类思想文化的酷爱和执着追求的热情，而这种方式最后之所以能够成事，功劳则应该归于查良镛。《明报月刊》虽然是“大家共有的一份刊物”，但海外华人学者、作家、教授、新闻工作者等人，所能做的也只能是提提意见，出出主意，提供稿件，其他的都得由《明报》、由查良镛来承担。
为了这份杂志，为了让大家的愿望开花结果，查良镛倾尽了自己的心血。《明报月刊》创办初期，查良镛自己挂帅当总编辑，协助他工作的只有许冠三、王世瑜两位。
据查良镛自己回忆，那时他家住在九龙，“为了决心办成这份许多人认为决不可能生存的刊物，在香港租了一层楼，把间隔的墙壁都拆去了，连厨房也取消，成为空空荡荡的一间大书房，日日夜夜的在这书房里办月刊的事。附近再租了一层楼，作为月刊的编辑部。”
大书房里的书全都是查良镛自己的。他喜欢读书，每次到国外去都要到书局购书，所以个人藏书非常丰富。办《明报月刊》，封面、封底、内页都需要大量的图片。查良镛藏有不少欧美出版的相当精美的图片历史书、美术画册，原来是凭兴趣而购下的，没想到现在办月刊派上了用场。
为了编《明报月刊》，查良镛暂时减少了对《明报》的参与，天天躲在大书房里翻资料、编稿件。他妻子每天做好饭后，就坐船过海从九龙送到香港给他吃。因为要照顾查良镛，妻子无法照料孩子。当时查良镛有一个两岁多的小女孩阿讷，每天只能在家里自己玩。
一天，当查良镛正躲在书房里编《明报月刊》时，他的大孩子打来电话，说阿讷爬到钢琴上玩耍，不小心摔下来，跌断了左臂。
查良镛连忙回家，抱着女儿，看着医生为她诊治，而心里却老是想着《明报月刊》的事——因为发稿限期已到，但插画却还没有找到。
在查良镛看来，办《明报月刊》，就是构筑一堵墙壁，用以“保藏一些中华文化中值得珍爱的东西”，意义非凡，因为当时“文化大革命”正在大举破坏中华文化，情况严重，所以，即使初办时自己心力交瘁，他也认为值得。
查良镛一边独力承担《明报月刊》的编务，一边物色人手以替代自己入主《明报月刊》。一年多以后，胡菊人就接手《明报月刊》，总管编务，而查良镛也完全放手让他自由发挥。
胡菊人曾在《中国学生周报》当社长，编杂志经验丰富，还在美国新闻处做过事，新闻敏感很强。他接管《明报月刊》编务后，除了选登一些学术文章、知识性较强的的短文外，还重点经营一些披露、分析中国政治和国际性形势的稿件，使《明报月刊》逐渐成为一份综合性的高水准杂志。
在《明报月刊》的内容中，最引人注目的还是分析中共形势的文章。胡菊人以其独有的新闻触觉，紧紧把握时代跳动的脉搏。中国大陆有什么变动，胡菊人就以第一时间刊登长文加以反映和剖析。那时，经常为《明报月刊》撰稿的有司马长风、徐俊观、牟家三、牟润孙、丁望、徐东缤等人，他们都是名噪一时的政论专家。
在胡菊人的苦心经营下，《明报月刊》成为香港学术水准很高的杂志。在国外，这本杂志的影响也很大，一些日本的中国问题专家，还时常写信给胡菊人，索取中共政坛资料，或者把近作寄来给《明报月刊》发表。
对《明报月刊》，查良镛既情有独钟，也一往情深。他虽然不想《明报月刊》亏蚀，但也从不指望它给自己带来利润。杂志亏蚀时，《明报》给补贴，而盈利时，又投入到杂志上。至于编辑部的房租、水电等费用，则一直由《明报》支付。查良镛对《明报月刊》充满厚爱，如同对自己子女一样。
《明报月刊》10周年时，他曾情深款款地说：“现在阿讷12岁了，已会翻阅月刊中的图片和一些最浅近的文字。原来，我们的孩子（我们夫妻二人的）和我们的刊物（我们工作人员与作者、读者们的）都已长大了。朋友们都说我们的阿讷很美很乖，也说我们的月刊办得不错。我只希望，当我自己的生命结束而离开这世界时，阿讷（还有她的哥哥姐姐）也仍是这样乖，过得很幸福。我们的月刊也仍是像过去10年那样，从不脱期出版，受到许许多多人的喜爱。”
第十八章 历经“文革” 终确立大报地位
“文革”期间，《明报》以及时的中国报道，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大放光芒。《明报》因而销路突飞猛进，正式确立大报地位。
60年代中期，由于《明报》发展迅速，湾仔谢斐道的旧址已不敷应用，《明报》于是搬迁到北角的南康大厦，租用该大厦的地下、二楼、十楼和顶楼做办公室和厂房。此时，《明报》已自备机器，自行印刷《明报》。
就经济效益而言，60年代中期的《明报》已是大赚特赚，年利润已有数十万元，这在当时可是个大数目。报纸在海内外有一定影响，又有大钱可赚，查良镛自然精神爽朗。
据《明报》的一些资深职员说，那段时间，逢年过节，查良镛都会在家里设宴酬谢员工。茶余饭后，总要玩乐一番，而赌钱是必不可少的，平时不爱玩乐的查良镛那天也一定会做庄赌钱，而且一定会有一次不开牌，待各员工开牌后自称通输，然后陪钱给员工，以此表示感谢。
《明报》渐入佳境的时候，查良镛不满足现状，在《明报》内容上大做改革，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他认为，海外对大陆的情况了解甚少，如果能多披露这方面的情况，《明报》一定大受欢迎，销量必然会随之大增。
但要增加对中国问题的报道也很不容易，因为当时香港的记者根本不可能到北京采访，没办法取得第一手资料。在这种情况下，查良镛的对策有两条：一是多采用外国通讯社和外国一些中国问题专家提供的稿件；二是多转载大陆一些报刊（包括不公开发行的）的文章。
事实上，第一条对策，查良镛自《明报》创刊不久就开始实施。60年代初期，《明报》已经大量刊用一些外国记者撰写的中国问题特稿，这在当时香港报纸中是独树一帜的。
从1965年开始，《明报》又开辟“乡土”专栏，专门辑录大陆一些公开或地下报刊上发表的有一定分量的专稿，每隔几天就有一期，每期至少占半个版。“乡土”曾先后转载过“上山下乡专题”、“江青上海滩演业史披露”等一系列特稿，详尽披露一些重要事件和人物的秘闻。很受香港市民欢迎。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从大陆移民到香港的知青丁望、周青等人加入《明报》，他们充分发挥自己对大陆生活了解的优势，撰写大量关于中国大陆的文章，为《明报》平添不少光彩，也在香港报界独领风骚。
这时，大陆爆发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明报》大力发挥以往在报道中国问题方面的特长，及时报道“文革”的动态，在香港报界大放光芒。
1966年，“文革”刚开始，查良镛就以其独有的新闻慧眼，认为“文革”并不是在文化方面破旧立新，而是要夺权。当时香港的“左派”报纸都认为“文革”就是文化破“四旧”，因而攻击《明报》，指《明报》造“文革”之谣。后来的事实证明查良镛的分析是正确的。
关于“文革”的报道和评论，在香港所有的报刊中，《明报》是最为出色的。当时的《明报》，“文革”是报道的重点。外国通讯社的电讯稿、来自大陆报章的新闻、本报记者所撰写的内幕新闻和评论文章，加之查良镛的社评，充斥《明报》的第一版，大大满足了市民了解“文革”内幕和动态的需要。其中有不少文章是预测“文革”发展动向的，有很多都被后来的事态所证实。
尤其是查良镛的社评，更是精辟，充满独醒之见，对“文革”的发展趋势、中共政治斗争内幕之分析准确无误，似乎所有一切都在他意料之中，成为一时之选。到此，查良镛不仅以他的武侠小说被誉为“第一侠笔”，同时也以他精辟的社评被誉为“香江第一健笔”。
正如“逃亡潮”救了艰难起步的《明报》一把，“核子裤子”之争又令《明报》销路大增，到了“文革”，《明报》的销路更是突飞猛进。
“文革”期间，《明报》还率先开辟一个专门刊登大陆消息的专版：《北望神州》。该版先后由周青和丁望主编。他们两人都是当时香港首屈一指的专家型中国问题记者，在他们的精心编排下，《北望神州》专版出尽风头，香港所有报章无可匹比。此后，这个专版易名为“中国消息版”，继续大放光芒。
这个时候，《明报》的日销量已稳住在12万份以上，“大报”地位正式确立。不难看出，《明报》的每一次大发展，都与“中国大陆”这四个字有关。所以有人说，《明报》的发达是靠了共产党。想想，却也不无道理。
尽管并非出于一种刻意追求，但不知不觉中，《明报》渐渐显出它在“中国报道”方面确有过人之处，而且随着这一“特长”的发扬，《明报》也事实上成为香港报纸中独树一帜的“中国报道”的一张大报。
第十九章 大难当头 身携健笔避海外
1967年夏季，被称为“香港式文化大革命”的“暴动”发生，查良镛因支持港府被“左派”骂为“汉奸”、“走狗”、“豺狼镛”。
1967年，大陆正处于“文化大革命”的高潮，香港也受到影响。发生于1967年夏天的暴动，正是在这种形势之下的产物。查良镛在这次暴动中，面临危难，经历了人生中最大的一次考验。
香港“六七暴动”，有人称之为“香港式的文化大革命”，它起源于当时一连串的劳资纠纷，包括渣华邮船公司、南丰纱厂、四间的士公司、香港人造花厂、红磡青洲水泥厂等。在这些劳资纠纷中，最初都是工人自发采取行动，后来“左派”工会介入其事，行动变得非常激烈。特别是新蒲岗人造花厂的纠纷，最后发展至街头静坐、张贴大字报，以及每日川流不息的各业工人慰问等行动。香港政府为此采取了强硬的镇压行动，出动大批警察，用武力驱散工人，并逮捕了部分工人。
港府这一激烈的镇压行动，更加引起了“左派”人士的不满。“左派”人士因而组织“斗委会”，统一领导这场运动，与港英政府对抗。他们每天都排队到港督府抗议、张贴大字报。到了5月22日，警察采取了另外一次更大规模的镇压行动，在中环花园道以暴力对付示威人士，酿成流血事件。
之后，港府和“左派”势力展开了长期的对抗，“左派”“斗委会”组织工人大罢工，全港交通一度陷于瘫痪；最后，双方的冲突发展到城市游击战式的对抗，满地真假炸弹。有一次，警方出动1000多名警察，动用直升飞机，携带现代化武器，进攻北角的华丰国货公司。
香港社会出现了空前的混战，经济陷于低潮，人心惶惶，市民和资金大量外流，香港岌岌可危。
对于这场暴动，查良镛和“左派”一开始就站在对立面上。他反对“左派”势力采取过激的行动，支持港府严厉镇压“暴动”。
在6月6日社评《本港“左派”拥刘少奇》中，《明报》把矛头直接指向“左派”：“关于香港的5月事件，现在已可看得很清楚，那完全是本地‘左派’人士所主动进行的，并非北京有命令来叫他们采取行动。”
那为什么“左派”要采取这样过激的行动呢？社评列举一些实例分析说，这是因为“左派”近年来有一连串拥护、支持“刘邓陶”的行为，而当时北京正大举清算“刘邓陶”，“白纸黑字，对‘刘邓陶’的拥护早已发表出来了，如何能够抹去？惟一的办法，只有将功赎罪，即刻立一件发扬毛泽东思想的大功。那是迫不及待，只争朝夕的急事，如果迟了一刻，大功未竟而十二金牌已到，那如何得了？”
《明报》这篇社评的最后说：“对于香港‘左派’报纸同业的拥护刘少奇，基本上我们是表示同情的，从这一点上攻击他们，是不公平的。……我们只希望他们自己扪心自问：‘为了少数人自私自利的打算，因而危及香港400万人的和平自由生活，妨碍到中共对香港的基本国策，损害了毛泽东思想的威望，是否应该？’”查良镛对“暴动”的态度，使他与“左派”的对立更加尖锐起来，“左派”痛骂查良镛为“豺狼镛”、“汉奸”、“走狗”。
由于《明报》支持港府、反对“左派”，6月5日，在澳门当权的“左派”势力宣布不准《明报》和《明报月刊》进入澳门，至此，已有十份香港报章被禁行销澳门。
6月9日的《明报》社评《本报被禁行销澳门》，表明了《明报》不畏强权，决定与“左派”斗争到底的决心：“你们禁止明报销入澳门，我们在经济上当然受到损失，但你们想压迫我们投降屈服，那完全是痴心妄想。你们在香港不能取得胜利，明报当然继续出版，跟你们斗争到底。”
查良镛很清楚，与“左派”对抗，后果难以想像，因为当时“左派”已经对一些支持港府、反对“左派”的报社采取过激的袭击行动。对抗“左派”，使《明报》处于生死存亡的关头。
《明报》当时在北角英皇道561号。形势危急，为防意外，查良镛指示员工把《明报》所在的标记都拆了下来。此外，编辑部大门装上了铁闸，字房工人把铸字用的铅熔成铅液，以备暴徒来犯时防卫。
有一天，几百名“左派”分子浩浩荡荡地冲到英皇大道之561号大厦，要砸《明报》。他们找了近半个小时还是找不到《明报》编辑部，后来找到时，《明报》编辑部已拉上大闸，而警方也在此时赶到。《明报》得以免遭砸烧之灾。“左派”分子烧不到《明报》报馆，他们当然不会罢休。他们买通了印刷《明报》的建明印刷公司机房的一名员工，于6月23日凌晨，以“偷偷摸摸”的手法，更换《明报》版面，并印行发售。
结果，23日的《明报》一出版，全城哗然。原来，在《明报》第四版上，刊有一篇署名为“明报机房工人斗委会”的声明，题目是“敬告同业，行动起来”。声明说，《明报》机房工人已成立“斗委会”，呼吁同业“行动起来”，不可承印《明报》，等等。这段文字的排印和字体十分粗糙，完全不同于《明报》的其他字体，明眼人一看就发现这乃临时偷梁换柱而造成的。
一连几天，数以千计的读者给《明报》来电、来信，除了个别不明真相者对《明报》提出批评和指责外，绝大多数读者都对《明报》表示支持和同情。“六二三”事件发生后，建明印刷公司机房中即没有工人上班，一时间给《明报》的印刷出版造成困难。《明报》不得不采取权宜措施，暂时减少版面，只出一大张。几天之后，在其他一些印刷同业的支持下，《明报》克服了困难，恢复了原来的报纸张数，运作恢复正常。对于“左派”分子“偷梁换柱”的手段，《明报》发表一系列文章，对此严辞痛斥：“……事实上，明报系统的工作单位，根本没有什么‘斗委会’的存在，我们对于维护广大市民安全的措施，基本上表示赞同，对于‘左倾’盲动主义表示厌恶。”
“……利用祖国人民的血汗钱来收买一小撮‘牛鬼蛇神’，实现破坏《明报》的本于‘自由、理性、和平”的崇高立场，一小撮不是左派的‘假左派’，他们所耍弄的这种见不得光的大阴谋，又说明了什么？一句话，他们对明报‘怕得要死！恨得要命！’”“……‘六二三明报事件’，只有让人更加清楚一小撮‘左翼’教条主义捣乱分子，是如何的卑鄙无耻，如何的见不得人。他们把‘爱国’这一名词窃为己有，成了他们的‘专利品’；凡拥护他们的，就叫做‘爱国’，反对他们的，就叫做‘卖国’，这是滑天下之大稽！……”
而另一方面，“左派”的行动进一步升级，他们“烧巴士、烧电车、杀警察、打巴士电车司机、烧贝夫人健康院、炸邮政局、用定时炸弹爆炸大埔乡事局、攻打茶楼、大石投掷行人和汽车、向警察投掷鱼炮、爆炸水管、烧报馆车辆……”香港几乎变成一个恐怖世界，人人自危，而《明报》及其员工自然首当其冲，成为“左派”分子袭击的重点目标，人身安全受到了严重的威胁。
这时，查良镛已离开香港，远在瑞士。对于查良镛远赴瑞士避风头，当时有几种说法，一种说法是，他原是到瑞士开国际性的新闻会议的，后来听说“左派”要对他下毒手，于是延迟回港，滞留瑞士；另外一种说法是，在“左派”放出风声要置他于死地后，查良镛于是带着一家大小离港到瑞士暂避。又有一种说法是，他和总编辑潘粤生在新加坡办《新明日报》。
无论哪种说法也好，查良镛滞留海外，都是因为被“左派”威胁所致。
那段时间，查良镛每晚都打长途电话回报馆询问情况，叮嘱大家出出入入要小心；另外，据说，查良镛还写信给当时的《明报》总编辑梁小中，要他与当时任采访主任的龙国云主持大局，如形势恶劣，他们两人可以自行先把《明报》暂时结束。
8月24日，在电台里报道“暴动”事实、抨击“左派”的香港商业电台著名播音员林彬，惨遭“左派”分子行凶暗害，被淋汽油，活活被烧死。此事惊动一时。林彬被烧死后，当时有一种气氛，下一个目标可能就是查良镛。但他仍然不畏“左派”的威胁，还要求《明报》对林彬不幸逝世表示敬悼。《明报》一连刊出《烧不灭正义的声音》、《敬悼林彬先生！》等社评，敬悼林彬这位“大丈夫”，痛斥“左派”分子的暴行，并表明对“左派”分子决不退缩、决不妥协、斗争到底的决心。
最后，中国政府表态，认为香港应该保持现状，这次“暴动”，才逐渐平息。在这一次“暴动”中，有51人死亡，800多人受伤。
从那以后，到70年代，查良镛一直为香港警方暗中保护。
第二十章 创办明周开娱乐周刊先河
报周刊》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也为查良镛带来可观的利润。
《明月》和《明周》这两颗星星，辉映着《明报》这个月亮。
“六七暴动”之后，香港社会趋向稳定，经济迅速繁荣发展起来；查良镛虽然一直受警方保护，但他和“左派”的宿怨、矛盾仍然存在，然而正面的冲突却不再发生，这就使得查良镛能够安安静静地生活、工作，拓展《明报》的事业。虽然《明报》已经成为一份有很大影响力、盈利可观的报纸，但查良镛似乎并不满足于死守《明报》，而是想建立一个庞大的报业集团，当一个报业大亨。
除了《明报月刊》外，查良镛还先后创办了《武侠与历史》杂志、《新明日报》星马版、《明报周刊》、《明报晚报》、《财经日报》等报刊，初具报业集团的雏形。
《武侠与历史》是查良镛在60年代初期创办的，主要刊登武侠小说和历史小说，查良镛早期的武侠小说《飞狐外传》，古龙的武侠小说《绝代双骄》曾经在上面连载，风光一时。后来虽然停办了，但在近代武侠史上，有其重要的地位。
马来西亚《新明日报》和新加坡《新明日报》是查良镛与新马当地的商人合作的，前者创刊于1967年4月8日，后者创刊于1967年3月8日，都是在“六七暴动”之前，查良镛在里面占的股份最多。这两份《新明日报》起初是用同一个版，内容相同，后来当新加坡独立后，两地政府的政策不同，就分为内容不同的新加坡版和马来西亚版，但副刊、小说的稿件还是港、星、马三地同用，不同的只是新闻财经版。这两份报纸发展迅速，不出几年便跻身于当地三大销量最多的报纸行列。直到今日，两份报纸仍为星马销数最多的报纸之列，但后来当地政权严格管制报纸，查良镛已出售股权，报纸的内容风格，亦已和当初查良镛、潘粤生主持时大不相同。
《明报晚报》的前身是《华人夜报》，是查良镛于60年代后期创办的。这两份报纸的总编辑一度由王世瑜担任，而王世瑜就是查良镛一手提拔上来的。
王世瑜初进《明报》时，只是一名小校对。因为勤快，甚得查良镛欢心，很快就升为助理编辑、编辑，最后还被查良镛委为刚创办的《华人夜报》的总编辑。王世瑜升职之快，一时无二，查良镛如此爱才惜才用才，也被香港传媒传颂一时。
《华人夜报》走的是软性路线，内容主要以吃喝玩乐为主，还带有一些色情成分。报纸一出版，销路尚好，但不久却停办了。
《华人夜报》停办的原因，据说与查良镛的太太朱玫有关。有一种说法，说当时朱玫不满《华人夜报》色情内容太多，对王世瑜也很有意见，有一次，两人曾就某个问题发生争执，朱玫于是要求查良镛辞掉王世瑜。查良镛左右为难，最后迫于无奈，就把朱玫的意思转告王世瑜。谁知王世瑜一气之下，就辞退不干，转而加入《新报》做事。
王世瑜一走，《华人夜报》也停刊，代之而起的是《明报晚报》。
王世瑜加盟《新报》不久，《新报》创办了《新夜报》，由王世瑜当总编辑。那段时间，王世瑜时常在《新夜报》上制造新闻痛骂查良镛，或开查良镛的玩笑，以解自己的心头之恨。有人曾劝查良镛控告王世瑜，但查良镛却总是一笑置之，不把此事放在心上。
当《新夜报》打开销路后，王世瑜就辞退《新报》的工作，自立门户创办《今夜报》。《今夜报》在王世瑜的精心炮制下，发行量超过《新夜报》，成为小说之王，为王世瑜赚了不少钱。而赚了钱后的王世瑜，却又把《今夜报》卖掉，举家移民加拿大。
查良镛听说王世瑜不办报了，立刻请他回来《明报》机构，当《明报晚报》和《财经日报》的社长，后来又兼任《明报》总编辑。查良镛不计前嫌，气量如此之大，令人敬佩有加。
《财经日报》原本不属于《明报》所有，它是由《明报》的一名记者黄扬烈创办的。当时黄扬烈在《明报晚报》任职，他发现财经报纸大有可为，于是离开《明报》，自立门户，与其他人合资创办了《财经日报》。可惜《财经日报》销量平平，财政出现困难，黄扬烈难以再支撑下去。在这种情况下，黄扬烈只好硬着头皮去找查良镛，请求查良镛支持《财经日报》。像对待王世瑜一样，查良镛并没有责怪黄扬烈当年离开《明报》，还百般安慰黄扬烈。
初时，查良镛只是《财经日报》的债权人；但数次借钱支持后，《财经日报》仍然没有起色，有些股东纷纷退股而去，剩下黄扬烈一个人苦苦支撑。黄扬烈要求将《财经日报》归入《明报》，前债一笔勾销，再付清一些所欠的工薪和稿费，从此，《财经日报》就成为《明报》机构的一分子。但《财经日报》寿命也不长，不出几年也停刊。在《明报》系统的系列报刊中，除了《明报》，现在仍然风光无限的，还有《明报月刊》和《明报周刊》。
《明报月刊》无亏无盈，它不仅没有成为查良镛的负担，还为查良镛赢来了声誉。这份月刊至今仍然是香港品位最高的学术性综合杂志之一。至于《明报周刊》，则为查良镛带来了不少花花绿绿的真金白银。
《明报周刊》是“六七暴动”后创办的，它的前身其实就是《明报》的星期日副刊，叫做《东南亚周刊》。这张副刊是免费赠送给读者的，内容主要是一些娱乐圈的人物和新闻。
过了一段时间，查良镛见到星期日副刊很受欢迎，于是对它大事改革，把它改为16开的周刊，增加内容。一经改革，读者反映更好。而这本16开的周刊，实际上就是《明报周刊》的雏形。
一介书生的查良镛其实也很有生意头脑和商业眼光。他认为周刊大有可为，于是正式创办《明报周刊》，重点刊载娱乐圈新闻。但《明报周刊》不再附报纸免费赠送，而是单独出售，每份订价5角。当时，香港的中文报纸每份只售1角，而《明报周刊》订价5角，这可是个高价钱，所以当时有不少人对查良镛的做法不尽赞同。他们认为，周刊一直免费附送，如今要花钱买，加上价格那么高，难以打开销路。查良镛力排众议，坚持己见：“我们可以加多一些彩页，多刊载一些适合家庭妇女看的软性文章，销路是完全可以打开的。”
别人再也无话可说，定价5角的8开度的《明报周刊》终于创刊。很多人都始料不到，《明报周刊》的面世，居然还开了香港娱乐周刊的先河。《明报周刊》最初由潘粤生主理，但不久他被查良镛安排到新加坡负责《新明日报》编务，空缺便由雷炜坡顶上。
雷炜坡可以说是香港报界采写娱乐新闻的老行尊，是这方面的宗师级人物。《明报》创办初期，他以柳鸣驾笔名写的“伶星专栏”，写尽娱乐圈众星，为《明报》添色不少；后来一直主编《明报》娱乐版，他负责采写的娱乐专栏“偎红楼主”也名噪一时。
《明报周刊》到了雷炜坡手中，经他一雕琢，就大放光芒。尤其是刊登“香港小姐何秀汶情书”的那期周刊，一经出版，全城轰动，销量一下子增加了好几万份，《明报周刊》因此进入第一个辉煌时期。到了1973年，功夫巨星李小龙暴毙，雷炜坡动用所有人力采访、搜集资料，炮制了一个“李小龙专辑”。这期周刊一经出版，半天就全部售完，再版发行也一下子又被抢购一空。
这是《明报周刊》的第二个辉煌时期。
当时，《明报周刊》采编人员只有几个人，但他们创造的效益也极高。70年代，《明报周刊》一年盈利有好几十万，到了80年代，更跃升到一二千万。由于《明报周刊》的成功，不少人就加以仿效，各种各样的娱乐周刊就纷纷面世，令香港出版界显得更加热闹非凡。这股周刊热潮至今仍然方兴未艾，而《明报周刊》这个开山鼻祖也仍然不甘后人，销量遥遥领先。
《明报周刊》的成功，最初有赖于查良镛的商业眼光、生意头脑，到后来则主要是雷炜坡一手缔造。雷炜坡也因此被誉为香港编娱乐周刊的第一高手。由于全情投入《明报周刊》，雷炜坡后来积劳成疾，到了台湾疗病一年多时间。其间，查良镛每月照样给雷炜坡支付薪金。雷炜坡回港后，查良镛恳请他再主理《明报周刊》，所出条件比以前更优惠：一，大幅加薪；二，不限制雷炜坡的上班时间。从此，雷炜坡通常一周才回报馆二次，更多时候都是在家里用电话、传真遥控编务。查良镛对雷炜坡这个人才如此厚爱，众人称赞。
《明报》机构，在查良镛手下有过多种报刊，但到了后来，只剩下《明报》和《明报月刊》、《明报周刊》。
《明报》派生出来的这两份杂志，一个有名，一个有利。有人比喻说，它们是《明报》的一对“姐妹花”，是查良镛的一对“孖宝”；也有人比喻说，《明报》是一个大月亮，《明月》和《明周》是两颗星星，两星拱月，交相辉映。
第二十一章 独醒之见 笔指天下第一家
查良镛有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世界第一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香江第一健笔”。香港市民喜欢看他的社评，连国共两党政要、美国国务院也剪辑他的社评，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明报》借助“逃亡潮”、“笔战《大公报》”、“文革”等几件大事，销量大增，发展迅速；而到了“六七暴动”之后。《明报》基本上是在平平静静中稳定发展，大起大落、大风大浪情况不再出现。
这个时候，《明报》可以说是人强马壮了。查良镛手下的人马，如潘粤生、陈非、雷炜坡、汪济、王琳、司马长风、孙淡宁、丁望、张续良、胡菊人、王司马、林三木、王世瑜等，个个都是独当一面的大将，这些人都是当时香港传媒的翘楚。就人才的阵容而言，当时香港没有任何一家报刊比得上《明报》。
有这么多人才撑着《明报》，查良镛自然不用太操心《明报》的编务。除了坚持每天写一篇社评和武侠小说外，查良镛已极少介入《明报》的具体编务，大多数时间，他都是躲在家里看书、下棋、研佛……
查良镛当时住在渣甸山的一幢两层高的别墅里，这幢别墅是“六七暴动”后香港地产低潮时，查良镛以40多万港币的低价购下的。别墅的二楼面积约200平方米，全部用作书房。书房铺着蓝色地毯，四壁都是伸延到天花板的书架，上面摆满了各种书籍，其中包括《古今图书集成》、《点校本二十四史》、《资治通鉴》、《大藏经》……这些都是大部头著作，如《大藏经》就有一百多册。书房角落放着一张写字台，查良镛每天就是在这里度过的。
查良镛私藏的图书数量之多，在香港的私人藏书中，也可名列前茅。查良镛并不是想做一个纯粹的藏书家，他是因为喜欢看书才大量购书的，有些书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精读的。这么丰富的图书，查良镛如何看得完？
说起来真让人难以置信，除了很特别的日子外，每天，查良镛都坚持看书6个小时以上。据查良镛的中学同学、《明报》股东沈宝新说，查良镛爱看书的习惯自小已经养成，早在初中时，他就限定自己每天要读几个小时的书，绝不松懈。
查良镛涉猎广泛，音乐、舞蹈、美术、外语、宗教、历史、哲学……方方面面的书，他都看。据倪匡说，60年代初期，查良镛觉得自己的英文程度不够好，就自修英文。他家里有一个一人高的铁柜，抽屉拉开来全是一张张小卡片，上面写满英语单词、短句。查良镛每天坚持自修英语几个小时。正是因为苦学英文，查良镛的英文程度众人称道，他可以得心应手地用英文撰写政论文章，也可以用流畅的英语做长篇演讲。
正因为查良镛好学，所以被人誉为一部“活辞海”。一些朋友、同事有时碰到一些弄不清楚的问题，也懒得去查资料，就干脆去问查良镛，而查良镛几乎是有问必答，有答必准。
白天在家中的大书房里看书、写武侠小说，到了晚上11点钟左右，查良镛才回《明报》去。那时，他的女秘书早已经下班，工人替他送上一杯清茶，他就关起门来写社评。
自《明报》创刊起，《明报》的社评有98%以上是由查良镛执笔的。
有不少人说，《明报》能有今天，主要靠查良镛两支笔，一支是写武侠小说的“侠笔”，另一支是写社评的“健笔”。有很多人就是为了要看查良镛那几百至一千字的社评而买《明报》的。查良镛写武侠小说，举世闻名，故他这支写武侠的“侠笔”认第二，没有人再认第一；也正因为这支“侠笔”惊天动地，所以他的另一支写社评的“健笔”往往不大为世人所知。其实，作为社评家，查良镛同样是卓有成就的。他的社评，几乎全是独醒之见，分析问题精辟入里，文字生动易懂，众人称颂，堪称“香江第一健笔”。
查良镛的社评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分析精辟，预测准确。这里略举几个例子。1964年9月底，美国国务卿鲁斯克宣布中共将于近期进行一次核子爆炸。但是何日何时爆炸，中方严加保密，美国情报部门也不得而知。查良镛却见解独到，认为中共试爆原子弹应该在下午三四点钟进行。
在10月10日的社评《中共核爆应在下午举行》一文中分析说：“……我们相信中共造成原子弹的日子已不在远。鲁斯克所以提前宣布，目的是减少这个新闻的耸人听闻性，以削弱中共在这件事上所企图获得的宣传与心理效果。……美国极力设法，要将中共制原子弹之事先行张扬，等到中共真的造成时，全世界只当是一件旧闻，觉得也不过如此而已。”
查良镛继续分析说，“当中共核爆成功时，美国如果侦查到，很可能比中共抢先宣布。”
那中共会在何时试爆呢？查良镛最后得出结论：因此，中共举行核爆，最好选择在下午三四点钟，其时美国正是深夜，仪器中查到之时，国务卿来不及开记者招待会，北京电台就可先行广播了。到了1964年10月16日，中共官方发布消息，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已经爆炸成功，引爆地点在西部地区，引爆时间是下午三点钟。查良镛的分析果然应验。“文革”开始，“红卫兵”组织出现，中共官方报道说“红卫兵”的任务就是“破四旧”，而那些不明真相的“红卫兵”也果真到处“破四旧”。
查良镛在一篇刊于1966年9月1日《明报》上的社评《红卫兵的新行动将是什么？》一文中，查良镛一针见血地指出——红卫兵是毛泽东、林彪发动起来打击刘少奇一派的一种组织，真正的目标在整肃党内的反毛林分子，什么改路名、改招牌、剪头发、赶修女等等行动，只不过先来一个下马威，造成一种“打他个人仰马翻，落花流水”的印象。《水浒传》中说凡有配军到来，先打一百“杀威棒”，红卫兵们大吵大闹，便是在打中共党内反毛林分子的杀威棒。神主牌、水月观音、维纳斯等因此遭灾，乃是城门失火，殃及池鱼，甚至苏联大使馆外的示威，也不过是作攻而非主攻。……如果认为毛泽东、林彪花了这么大的力气来组织红卫兵，目标只是在砍永安公司的招牌，拆大佛寺中的罗汉，那当真是“等闲视之”了。他们的真正目标，在“消灭各地各单位中的黑帮黑线”。
当时，刘少奇还是堂堂国家主席。查良镛认为“红卫兵”的目标将是推翻刘少奇，这是世界上第一次有报纸这样评说。那时香港的“左派”报纸还对此大加抨击，指查良镛造谣惑众。但后来的事实证明查良镛这些评说，乃是真知灼见。1966年11月，在北京“文艺界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大会”上，中共中央军委任命江青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文化工作顾问。当时，江青只是国务院文化部的一个小小官员，负责电影方面工作，并非正式涉足政坛。
查良镛由此推断江青从此将在中共政坛扮演一个非常重要的角色。在12月6日的社评《江青是毛泽东路线的代表》中，查良镛指出——……很明显，这次大会的主要目的，在确立江青崇高的政治地位。不久，江青果然露尽峥嵘，在中共政坛翻云覆雨，横霸一时。
1967年底，林彪作为“毛主席最亲密的战友”，风光一时，地位在一人之下，众人之上。一天，中共海军中一批“积极分子”在北京集会，林彪为他们题写了两句著名的话：“大海航行靠舵手，干革命靠毛泽东思想”。会上，“积极分子”多次强调必须以林彪为榜样，最后大会还宣读了“海军全体指战员给伟大统帅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主席的决心书”。
查良镛认为这次大会大有文章。他甚至预测林彪将会没有好下场。在1967年12月3日的社评《林彪渐露跋扈相》中，查良镛分析道——
北京的军人所以为这小事大举庆祝，当然是林彪在显示他枪杆子的力量，不但是做给刘邓派看，做给周恩来和江青看，也是在做给毛泽东看。为什么指战员的决心书不写给毛泽东而写给林彪。其中便大有文章。如果毛泽东目前已然精力就衰，那就罢了，否则林彪此举，定然大犯毛氏之忌，这是“震主”和“挟主”之行，什么时候毛泽东赫然震怒，再来造林彪一反，亦非奇事。当时正是林彪最得势之时，不久毛泽东还指定他为自己的接班人，并把这个决定写进中国共产党党章。试想，当时世界上有谁会想到林彪的最终下场呢？但查良镛却早在1967年就预测毛泽东将会“造林彪一反”。预卜先知，令人叹为神奇。“文革”后期，邓小平落难江西，查良镛在社评中分析邓小平很快就会重出政坛；江青横行霸道之时，查良镛的社评骂她“不知往哪里躲”，说毛泽东一死，她也就没好日子过……
对中共政坛的这些变化，查良镛的社评分析得非常准确，仿佛中共时势发展全在他掌握之中。
有人曾经问他，为什么对中共政局的变化分析如此准确。查良镛曾回答说，有很大原因是因为他了解中国历史：“我写社评时，我说林彪一定垮台，那时他是最威风的时候，我的观点，是因为在中国历史上，接班人基本上都没有好结果，汉武帝手刃自己的太子，康熙皇帝这样厉害，太子的收场也不过如是，当直接威胁到权力时，接班人都没有好下场。”
查良镛还说，他一生中受《资治通鉴》影响最大：“《资治通鉴》令我了解中国的历史规模。差不多所有中国人也按这个规模。”
不仅是对中共政局，即使是对世界时势，查良镛的分析也很准确。他的社评不少是评论世界大事的，其中一些关于时势发展的预测，基本上都是准确的。比如1967年底，美越双方经过一轮交战后，战火暂停下来。越南战场是否再起战火，当时有各种说法。查良镛在当年12月22日的社评《明年二月越南大打》一文中，分析美越将再起战火——
从世界大局看来，明年2月至4月这三个月中，越战势将进入无比激烈的局面。因为不久便将有圣诞休战，二月底又有农历新年休战。到5月雨季开始，便不利于美国空军的出击，而到10月份时，美国的大选已进入短兵相接的阶段，到9月再开始大打，已来不及了。因此1月份中，詹森势将提出各种和平试探（最近提出了五个条件，但内容殊无新意，势难为越共所接受），这一个月中如果对和平谈判达不成任何协议，则2月便将大打。前天美军又有4300生力军开到南越，使得驻越美军超过了韩战时的最高峰，那当然是为大打作准备。美军想在这三个月中取得若干进展是可能的，但想得到“决定性”的胜利，恐怕难以如愿。
越南战场正如查良镛所料，1968年2月1日，越共在南越各城镇同时发动了猛烈的攻势，美越又再交战。查良镛2月3日的社评《甫交二月果然大打》还为此回应上一篇社评所论：“……1月份果然有和平试探，结果并无协议，甫交2月，果然大打，可说是不幸而言中了。”
美越大打，美军在溪山受困，美国国内于是出现了是否向越军投放原子弹的争议。查良镛在2月17日的社评《越战会否用核弹？》中谈及自己的观点——据我们观察，美国决计不会为了防卫溪山而使用战术性核弹，但始终不愿清楚明了的说这句话。一来是使越共心怀恐怖，不敢放手大搞；二来是使中共有所顾忌，不致贸然插手越局。……要知道美国出兵越南，以保卫越南人民的民主自由为口号，如果以核弹炸死了大批无辜越南人，那是全世界极大多数人（包括大多数美国人）所不能原谅的。
当然，这些分析、预测时势、政局发展的社评，只是查良镛众多社评中很少的一部分，而更多的，则是以理智、冷静的态度，以独立、公平的立场，去评说各种各样的事情。而这部分社评，更能体现出查良镛作为一个社评家所具有的风骨和智慧：支持马寅初的人口控制理论、反对消灭传统戏剧、批评中共用行政命令改革文艺、力斥江青祸国殃民、声援周恩来和邓小平……这些独醒之见，皆为那个年代的强音，曾产生很大的影响。
查良镛的社评，是《明报》的灵魂。《明报》之所以成为一份知识分子的报纸，成为时政的权威报纸，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查良镛的社评的功效。查良镛的社评，不但广受香港平民和政府关注，甚至连国共要员、美国国务院也剪辑留存，作为资料加以研究参考。
有一次，在台湾，曾有记者问查良镛：“您的社评为什么写得那么好？”
查良镛认为主要是因为他坚持独立的原则，不为任何势力所利诱和威迫：“……就《明报》而言，在别的方面我们也不见得就比其他报章好，不过，有一点我们却是做到了，那就是真正独立的，任何力量想影响我们的话，我们是绝对抗拒的。这种态度和立场，可能读者在短期内注意不到，一但长期下来，读者就会了解，我们是真正客观、独立和公正的，这个原则维持了达二十多年，可说是非常不容易的，因为各种威迫利诱是很大的。当然这决不是因为我有什么伟大、能够不为威迫利诱所动。只是因为我觉得，一个人只要能维持起码的生活就够了，只要过得去就可以了。这样，利诱就容易抗拒了。因为你给我很多钱当然很好，但是我辛辛苦苦搞起来的一番事业就这样卖给人家，就真是太可惜了。就这样经过了一次又一次的利诱和威迫。”
不受别人利诱和威迫，使查良镛的社评不会人云亦云、亦步亦趋或成为某一势力的传声筒，而是尽抒己见，尽发经独立思考而得来的议论，因而立场鲜明、个性突出、观点始终贯穿如一。
另外一方面，查良镛很多社评成为精品，还因为它们都经过查良镛的千锤百炼。查良镛并非下笔如飞、倚马可待的人，一篇千字左右的社评，他往往要花去两三个小时，翻查资料，逐字斟酌，改改写写，然后才能定稿，可谓“字字皆辛苦”。也正由于查良镛写社评速度慢，故排字房通常要为了一段社评而延迟下班。而查良镛写完社评之后，还要看报纸大样；签完大样时，已是凌晨两点钟左右，编辑部已没有人，查良镛常常都是最后一个离开报社的。
第二十二章 笑傲江湖 鹿鼎记成为绝唱
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最初是为了赚钱，而后是为了支撑《明报》大业；到了60年代末期，则是试图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进行一些新尝试，并表达自己的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于是，便有了政治寓言——《笑傲江湖》，以及社会问题小说——《鹿鼎记》。查良镛的社评，是《明报》的灵魂；而他的武侠小说，则是《明报》的血肉。从1955年写第一部武侠小说起，十多年间，查良镛几乎每天都在写武侠小说；到70年代初期，《明报》已经成为一份有相当影响、有可观利润的报纸后，查良镛仍然一手写社评，一手写武侠小说。
但是，如果说最初的10年，查良镛写武侠小说更多是为了赚钱、为了支撑《明报》报业的话，那么到了60年代后期，查
良镛写武侠小说，则更多是为了在武侠小说创作方面做一些尝试，试图把武侠小说创作推上另一巅峰，并且通过武侠小说表达自己的一些政治取向和对现实社会的一些看法。
“逃亡潮”、“核裤之争”、“文革”、“六七暴动”，这些大事都把查良镛深深地卷进去。尤其是“文革”发生后，查良镛作为一个社评家，他每天都在关注着中共政局的变化。对社会的反思，使得查良镛不可能不把这些反思写进自己的武侠小说之中。也正因为这样，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笑傲江湖》终于诞生。《笑傲江湖》开始写于1967年，那正是中国大陆“文革”进行得轰轰烈烈的时期。
查良镛在这部作品中，第一次不以帮主、盟主、武林至尊为主角，他所刻意塑造的令狐冲只不过是一位普普通通的武林侠客。这位令狐冲个性独立，有情趣，是个情圣；但他讲义气，还是个英雄。他可以一手抱着自己心爱的女人，一手挥剑而战；他我行我素，总是按自己的天性行事，不理外间的评议；他有时也会在武林中长剑挥舞，但却时常抚琴长唱《笑傲江湖》，憧憬没有斗争、没有权力的隐居生活。查良镛在他身上，寄托着一种强烈的道德意识：虽然无势无权，但也可以忠于自己的原则，傲然过自己的生活。
围绕着令狐冲，查良镛在《笑傲江湖》中塑造了各种性格各异的人物：怪异的东方不败、狂傲凶残的任我行、老谋深算的岳不群、霸气凌人的左冷禅、活泼可爱的小仪琳、痴情的任盈盈……查良镛在《笑傲江湖》中，通篇都是在写你死我活的权力斗争——为了当五岳盟主，嵩山派掌门左冷禅施计窃取华山派掌门岳不群藏有的武林秘笈，而岳不群也摆局让左冷禅取得“假”秘笈，待到华山论剑之日，岳不群以“真”斗“假”，刺伤左冷禅两眼；稳坐五岳剑派盟主后的岳不群，却还虚情假意地安慰左冷禅，并推举他当嵩山派掌门；岳不群为了武林秘笈，至大开杀戒，向自己的徒弟下手；东方不败与任我行为争“朝阳神教”盟主之位，反目成仇，干戈相见；任我行重掌“朝阳神教”，凶相毕露，对异己之士赶尽杀绝；……为了地位，为了权力，人会变得虚伪，变得丧心病狂，变得那么地不择手段。而一旦自己的权力到了极限，地位达到巅峰状态，人却又自然而然的堕落、腐化。如任我行，听到“千秋万载，一统江湖”的口号，就觉得自己高高在上，不再对自己的属下以兄弟相称……
至于令狐冲，则是那个疯狂尘世中清者自清、傲者自傲的孤独英雄，是权力斗争的浑浊之音中一个最不协调的音符，是人们心中的政治企求。可能也是权力斗争中的一个神话。
正因为《笑傲江湖》充满非常强烈的权力斗争意识，所以与其说查良镛是在写武侠英雄，倒不如说他是在刻画一个个政治人物。
事实上，查良镛也曾承认，在他的构思中，任我行、东方不败、岳不群、左冷禅，甚至是林平之、向问天、方证大师、冲虚道人、定闲师太、莫大先生、余沧海等人，都不是武林高手，而是政治人物。
查良镛在他的武林小说中，第一次把强烈的政治意识渗透进去，第一次把武林高手当成政治人物来写，主要是因为写这部小说时，适逢国脉危难。
但查良镛认为，《笑傲江湖》并非有意的影射文章，而是通过书中一些人物，企图刻画中国三千多年来政治生活中若干普遍现象——可能，也正是这个原因，查良镛一反过去的写法，摒弃他最擅长的历史背景和虚构故事相结合的创作方法，在《笑傲江湖》中没有任何历史背景——正如他所说：“不顾一切地夺取权利，是古今中外政治生活的基本情况，过去几千年是这样，今后几千年恐怕仍是这样。”
不管怎么说，《笑傲江湖》毕竟与查良镛过去的武侠小说已明显不同，它是一部政治寓言，更是一部伟大的文学作品。
写完《笑傲江湖》之后，查良镛又于1969年10月开始撰写另外一部武侠小说《鹿鼎记》。如果说，查良镛写《笑傲江湖》，是以江湖上的权力之争暗喻政治生活中的争权夺利，那么到《鹿鼎记》，侧是赤裸裸地描写政治生活——清朝康熙皇帝时期的政治生活。
查良镛在这部小说中，不再突出武林人物，不再渲染“武林至尊”的意识，而是强调“无剑胜有剑”的武侠观点。所以，小说的主角不再是武功高强的英雄好汉，而是只会绣腿花拳、擅长花言巧语的小家伙——韦小宝。
韦小宝不擅武功，但他深得“无剑胜有剑”的妙谛。他擅长另一种武功——玩弄手段和权术，这有如一把无形的“剑”，它比武林高手的“倚天剑”不知要厉害多少倍。所以，韦小宝能够在社会中立足，能够从妓院中走向宫廷，能够得宠于皇帝——这远非那些武林高手所能及。
韦小宝在社会中打滚的绝招是：“花花轿子人抬人”。他会耍嘴皮子，善于溜须拍马，擅于随机应变，满肚子诡计阴谋。如果说那些武林高手的功夫是“硬”功夫，而韦小宝的却是“软”功夫，结果是“硬”不敌“软”，所以韦小宝成功，仕途、情场双双得意——而那些一等的武林高手，在《鹿鼎记》中全都成为他的陪衬、他的点缀。
查良镛对韦小宝这个小家伙情有独钟。他说，《鹿鼎记》写了几段，他就开始把韦小宝当成好朋友，因为他虽然不学无术、粗俗无文、溜须拍马、诡计多端，但他忠于朋友、讲义气……
韦小宝完全不懂武功，查良镛却把他当作一部武侠小说的主角，是因为要突破武侠小说的传统模式，让武侠小说进入“无剑胜有剑”的新境界，并突出武侠小说的政治内容和政治主题。
而《鹿鼎记》的主题，明显的，就是通过写韦小宝的仕途之路，以及康熙皇帝与韦小宝的君臣关系，开中国几千年历史的玩笑，表现出中国“国民性的悲剧”与“文化的悲剧”。
但是，另一方面，由于《鹿鼎记》突破了江湖恩怨、武林争霸的传统武侠小说模式。由于把韦小宝这个小家伙当作第一主角，所以很多人认为《鹿鼎记》不像是武侠小说，也不像是查良镛所写。
《鹿鼎记》连载没多久，就不断有读者来信问查良镛：“《鹿鼎记》是不是别人代写？”
读者这样问，是查良镛意料之中的事，因为他一开始就刻意突破“自己的风格与形式，要尽可能尝试一些新的创造”。但查良镛的这种尝试是否成功呢？
对此，有弹有赞，众说纷纭。但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鹿鼎记》乃查良镛最好的武侠小说，是武侠小说的最高境界。
《鹿鼎记》是在查良镛众多的武侠小说中，争议最多的一部。查良镛的新尝试成功与否，见仁见智，但有一点是公认的，那就是它已经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武侠小说。
查良镛做出这样全新的尝试，是读者始料不到的；更使读者意想不到的是，当他们还在对《鹿鼎记》议论纷纷的时候，查良镛却在1972年底公开宣布封笔：“如果没有什么意外，《鹿鼎记》是我最后的一部武侠小说了。”
第二十三章 挂印封刀 十年修订不寻常
封笔之后，查良镛把近20年来所写的武侠小说逐字逐句地修改。经过10年的修订，一套15种共36册《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版完毕。
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宣布封笔，不再写武侠小说，这对无数“金庸迷”来说，确实有些残酷。但查良镛一如他笔下许多功成名就的人物一样，去意已决，绝不回头。
查良镛为何封笔不写？
还在他封笔之前，他就透露他将不写的可能：“我现在写是为了娱乐。但是十几部写下来，娱乐性也差了。也许要停写几年，才再继续写下去也说不定。现在娱乐自己的成分，是越来越少了，主要都是娱乐读者。”
正式封笔后，当人们不断追问为何不写、会不会再写时，查良镛解释道：“有两种情况，一方面是自己感觉困难，一方面是写小说的欲望现在很淡了；写小说本身是相当辛苦的事。”
“我第一部写的是《书剑恩仇录》，还算成功，就一直写下去，写到最后一部《鹿鼎记》，那是在1971、1972年间就写完了，觉得没多大兴趣，就不写了。”
“目前情况下，如果我的生活没有太大改变，可能就不再写了。一来我不希望自己写过的风格、人物再重复；过去我写了相当多，要突破比较难。再者武侠小说出自浪漫想像，年纪大了，心境自然也不同。”
查良镛的解释坦诚、平淡。几乎人们能猜测的原因，他自己也都谈到了——写小说很辛苦；写小说的欲望淡了；没多大兴趣了；不愿意重复自己；年纪大了，心境不同……虽然查良镛对封笔之事做过多番解释，但人们仍然觉得这样的理由不够充分，觉得他“挂印封刀”可能还有更深层的原因。对查良镛为何封笔，他的一些好朋友曾从多方面加以破译。倪匡时常调侃查良镛：“你怎么也写不出来了！”
查良镛所持的理由是：“任何事物，皆有一个尽头，理论上来说，甚至宇宙也有尽头。小说创作也不能例外，到了尽头，再想前进，实在非不为也，是不能也。再写出来，还是在尽头边缘徘徊，何如不写？”经倪匡调侃数十次之后，查良镛也喟然感叹：“真的是写不出来了。”
查良镛的多年棋友、台湾名人沈君山，却从佛学的角度诠释他为何“挂印封刀”。“
金庸小说的意境，创造的人物的演变，可以用一首蒋捷的《虞美人》来描写：‘少年听雨歌楼上，红烛昏罗帐；中年听雨客舟中，江阔云低断雁叫西风；而今听雨僧庐下，鬓已星星也。悲欢离合总无情，一任阶前点滴到天明。’就如禅宗‘云门三唱’有三个层次，一是涵盖乾坤，二是截断众流，三是随波逐浪。我觉得金庸先生的小说，‘书剑江山’时期陈家洛潇洒出众才气挥放是涵盖乾坤。到了郭靖、杨过那一类型独立独行是截断众流；到韦小宝，武功什么都不会，乌七八糟，偷抢摸都来，但他能从心所欲，他不会武功最后一刀却把人杀掉，自己也搞不清喜欢哪个女朋友，但最后最漂亮的七个一把就抓过来了，所谓随波逐浪，令人羡慕不已。韦小宝以后就很难写了，到佛家所谓无相的随波逐浪，人已到至境，无可无不可了，那以后怎样再写呢？”
除却这些顺理成章的外在因素外，有没有更深层的原因使得查良镛封笔不写呢？答案似乎可从查良镛的封笔之作《鹿鼎记》中寻找。《鹿》是查良镛全部武侠作品中最为独特的一部。由于它的独特，以至于最初读到这部作品的“金庸迷”们竟怀疑是否金庸亲笔所作。
但《鹿》不仅是查良镛的亲笔，且又是他的巅峰之作。某种意义上，《鹿》已非单纯的武侠小说，而是借了武侠小说形式的社会小说。一直以来，以查良镛的功力，却仅仅被世人名以“武侠小说家”，这在查良镛无论如何都心有不甘，于是，《鹿》的问世其实隐含着查良镛为自己“正名”的意思——即，查良镛多多少少都在暗暗希望将来能将“武侠小说家”的名头去掉那“武侠”二字。
《鹿》被很多人认为是查良镛最好的小说，又是查良镛最为用心、投入的一部。《鹿》在人物、结构和思想深度等等方面都见出超群之处。有了这样一部巅峰之作，以查良镛的明智，应是以此封笔为最佳选择。
此外，还要看到，作为武侠小说家扬名于世，实非查良镛的本意。查良镛始终没有泯灭的是他的政治抱负。于是，停了小说创作，以便有更多精力、时间投入社会，应是当年已近50岁的查良镛考虑在内的。以后查良镛在1980年于社会活动方面的活跃，恰恰也证明了这一点。
封笔之后，查良镛紧接着又进行一项庞大的文字工程：全面修改近20年来创作的所有武侠小说，并且出版自己的武侠小说全集。
这项庞大的文字工程自1972年底开始。由于所有的武侠小说都是写给报纸连载的，每天写一段，一部小说往往要写两至三年，时间跨度长，脱稿时间仓促，故小说中难免会出现前后不连贯、衔接不好，甚至自相矛盾的地方，另外，有些文字、句子也难免有毛病，一些内容也不一定很准确。所以，查良镛修订作品，下了很大的功夫，他几乎是逐字逐句地修改，一些故事情节被改得面目全非，甚至连主要人物的名字也改了。
经查良镛这么一改，小说的结构更严谨了，句子也几乎无懈可击了。但是有人却对查良镛的修改大为不满，他们觉得在感情注入方面，修订过的小说不如原来的小说，新版注重精雕细琢斧凿痕迹太深，不像旧版那样感情自然流露。
查良镛修订、出版的程序是，按写作时间顺序修改作品，每改完一部就出版一部。有相当多读者都不太喜欢新版小说，他们甚至写信给查良镛，或在报刊上撰文，向查良镛提出抗议，要求查良镛修改适可而止，不要把小说改得面目全非，丧失原作的感情色彩。
查良镛可能也听取了读者的意见，因为最后的两三部小说改动已不太大，到了最后的《鹿鼎记》，已基本上是保存原貌。修订《天龙八部》时，查良镛碰到一个问题，就是这部小说有六七万字是他自己到欧洲旅游时托倪匡代写的，他不想把人家的作品“占为己有”，于是去征求倪匡的意见。
“倪匡，我想将你写的那一段删去，不知你是否见怪？”查良镛一本正经的。倪匡大声嚷嚷：“见怪，见怪，大大的见怪！”查良镛大感为难不知如何是好。
这时，倪匡张口大笑起来。
查良镛一脸困惑，不知倪匡何意。“金庸，我见怪的不是你删我写的文字，而是你来问我。那么多年老友，你是知道我不见怪的，真是！”
查良镛有点不好意思：“是！是！我知道你不见怪，但礼貌上总要问一句。”
倪匡又来了：“去他的礼貌！别来这一套！”结果，查良镛把倪匡写的那几万字删掉后，重新写过，统一全书的文风和内容。到了1982年，查良镛终于把15部武侠小说修订完毕，15种36册的“金庸武侠小说全集”终于出齐。修订、出版工作，前前后后共用了10年时间。
为了使读者易于分辨，金庸把除《越女剑》外的14部长中篇小说书名的第一个字，做了一副对联：“飞雪连天射白鹿，笑书神侠倚碧鸳。”
飞——《飞狐外传》 笑——《笑傲江湖》
雪——《雪山飞狐》 书——《书剑恩仇录》
连——《连城诀》 神——《神雕侠侣》
天——《天龙八部》 侠——《侠客行》
射——《射雕英雄传》倚——《倚天屠龙记》
白——《白马啸西风》碧——《碧血剑》
鹿——《鹿鼎记》 鸳——《鸳鸯刀》
第二十四章 举世风行天下谁人不识君
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到处都有“金庸迷”。从来没有一个作家的作品，能像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那样广受欢迎。有人甚至说他是武侠小说创作的“真命天子”！“有华人的地方，就一定有金庸的武侠小说！”这句话常常被用来形容查良镛及其武侠小说的广泛影响。事实也的确如此。
香港、台湾、大陆自不必说，除此之外，东南亚、欧美等凡有华人聚居的地方，都有数目可观的“金庸迷”。
同时，查良镛的武侠小说获得的是最广泛的读者群：无论文人、还是商人或科学家或政治家，无论大学教授、还是中学生，可以说不分职业和文化程度，都有“金庸迷”。换句话说，从获得诺贝尔奖的教授，到贩夫走卒，从黄土高原到美利坚，各个阶层，各个地方，都有“金庸迷”。
于是有人说，在中国文学史上，恐怕只有两位作家的作品，真正做到了家喻户晓，真正做到了写尽中国的人生，那就是曹雪芹的《红楼梦》以及查良镛的武侠小说。
武侠小说是中华文学的独特品种。一般而言，不懂中文、不谙中国文化却又要读武侠小说，被认为是不可想像的。但查良镛又是一个例外。由于武侠小说的魅力，他的作品又被译为多种文字，以满足不懂中文的国外“武侠迷”们的渴望。
在印尼，有许多不会华语的印尼土生华人以及印尼土著，都是武侠小说的热心读者，都是“金庸迷”。这当中，印尼的大多数官员与平民一样热衷武侠。
早在五六十年代，港澳东南亚大兴武侠小说时，印尼街面除了售卖港版查良镛武侠小说小册子外，各报章更是翻译成印尼文进行连载。其后，又有印尼版单行本接连出版，销路甚佳。
对查良镛武侠小说的痴迷、熟悉，印尼人也不逊于华人，甚至不少人别有一番独特见解。翻译《射雕英雄传》的燕·威查雅便分析得头头是道：“金庸是个武侠小说之王。在他十余部闻名全球的小说中，很难说出哪一部是他最好的作品。也许《神雕侠侣》是最热闹的一部，《倚天屠龙记》最为紧张，《天龙八部》最为复杂，《雪山飞狐》最为感人，而最美丽且最富有浪漫色彩的要算是《射雕英雄传》了。”
当然，印尼与中国同属亚洲，地理、文化相近，所以印尼人能读懂中国的武侠小说倒也并非意外。常常有人奇怪：查良镛这样的大师既没有产生于大陆，也没产生于海峡对岸的台湾，怎么偏偏产生于大陆、台湾之间的“文化沙漠”——香港？
这不失为一个有趣的话题，个中原因研究者不妨细细探究。循着这个话题，同样有趣的发现是：查良镛小说起于香港，发散至两岸，而且，更广泛的读者群及真正的研究者，其实在大陆和台湾。
当然，无论最初读到查良镛小说还是开始对查良镛的研究，时间上，台湾都远远早于大陆。
查良镛作品进入台湾，一样是由盗版作“开路先锋”的，直到1979年9月才由远景出版社正式出版了查良镛授权的《金庸作品集》。
远景出版社的社长是年轻有为的出版人沈登恩。更早的时候，极具眼光的沈登恩便取得了查良镛武侠小说的台湾版权。沈登恩“深信这套武侠小说的出版，将开拓中国小说的新境界，为出版界树立一块新的里程碑。”
事实上，查良镛作品的正式出版的确成为台湾文坛的一大盛事。
远景出版社出版《金庸作品集》第一部《快客行》的日期为1979年9月10日，而这之前的9月7日起，台湾报界便先热闹了起来，并由台湾的两大民营报纸《联合报》与《中国时报》上演了一场“刀光剑影”的“争夺战”。
9月7日，《联合报》副刊辟出十一栏篇幅开始连载附有插图的查良镛的《连城诀》，并配以《金庸：武侠文坛的奇人》为题的“编者按”进行推介；同时刊出的是思兼的《侠骨柔肠话金庸》和《金庸论武侠小说（语片）》，阵势颇大。“编者按”特别强调：《连城诀》只是第一部，今后将陆续连载查良镛的力作。多年来一向不登武侠小说的《联合报》，此番为查良镛破例，足见查良镛小说的魅力。
仅仅一日之隔，9月8日，《联合报》“联合副刊”的老对手——《中国时报》“人间副刊”，更辟出十八栏篇幅，隆重推介查良镛及其作品。《中国时报》连载的是《倚天屠龙记》，除“编者按”外，还有闻镛的《结客四方知己遍——倚天屠龙记金庸》、罗龙治的《记侠之泰斗金庸》及孟子的《金庸的“人性尊严”》三篇配合文章，阵势不弱于《联合报》。
传媒因查良镛而“开战”，令“观战”的“金庸迷”大叫过瘾。这也成了小说传播中最为精彩的一幕！
由于东南亚各国均有华人侨居，再加上各国也有本国的武术和技击的传统，所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除在香港、台湾、大陆风靡外，也风靡于整个东南亚。除了中文版查良镛小说在东南亚地区广泛流传外，金庸小说也被译为印尼文、越南文和泰国文等。
20世纪60年代后期，《笑傲江湖》在《明报》连载时，越南有20多家中文、越文和法文报纸也同时连载。
在印尼，50年代与60年代港版的查良镛武侠小说的小册子，在各报摊上都有出租或出售。由于读者多，书不够，许多书摊将它重抄油印成小书，一样抢手。此外，查良镛小说也被大量译成印尼文或连载或出单行本，港台武侠片也助长了印尼华人以及土著人对武侠小说的兴趣。据印尼《时代》杂志介绍，印尼许多长官都是武侠小说迷和武侠片迷。为了增加小说销路，出版商有时采用电影海报作为武侠小说的封面，像重版的《射雕英雄传》和《神雕侠侣》就是两个例子。
较之港澳台及海外“金庸迷”来说，为数众多的大陆“金庸迷”算是“后来者”。由于众所周知的原因，50年代至70年代，大陆除去一些中共高层人物，老百姓全不知道香港有个武侠小说大师查良镛。这一情形直到70年代末才得以改变。所以，如果不计民间渠道的流传，大陆读者对查良镛的认识，应从1980年当时十分热门的广州《武林》杂志连载《射雕英雄传》才开始。
自此，查良镛武侠小说便在大陆掀起一股股热浪，至今风靡不衰。
正如谁也估计不出查良镛武侠小说到底有多少读者一样，查良镛作品在大陆究竟印行了多少，自然也永远是个未知数。惟一一个确切数字是1985年：当年度总共销售了四千多万册！这是国家出版局局长亲口对查良镛说的。
“金庸迷”包含了各色人等，不论高级干部还是平民百姓，不论知识分子还是普通工人、农民，总之各个阶层、各种职业都有“金庸迷”。也正是从查良镛开始，武侠小说在文学研究中历来没有地位的局面才得以改观。在海外，早已有“金庸学会”，更有不少学子以研究查良镛做博士论文。其后，对查良镛的研究更被作为“金学”而与“红学”相提并论。
这是“奇迹”的延伸——没有人会想到，历来被贬斥为“通俗”和“不登大雅之堂”的武侠小说，终有一日成为众多研究者的研究对象；更没有人想到研究某一作家的武侠作品会成为一门专门的“学问”。但，有了查良镛，有了他的武侠小说，这“没想到”竟不可争地成了事实。
1980年10月12日，香港《明报》刊出这样一则广告——等待大师。倪匡执笔，金学研究第一集“我看金庸小说”是中国第一部有系统地研究金庸小说的专书，初版早已售出，再版已经运到，港九各大书店出售中。
《明报》评论这本书说：“倪匡以他妙趣横生的笔调，写了心得，因而没有给人沉闷的感觉，吸引你一口气把它读完，这是本书最大的特色。”
“金学研究”预定出版十集，除邀约名家执笔外，特别欢迎读者投稿，出版“我们看金庸小说”，稿酬优厚，本月底截稿。
这是台湾远景出版社社长沈登恩做的一则征稿广告。说是广告，不如说是“金学”研究倡议书。而且，沈登恩并不止于“倡议”，更实实在在出版了一套十余册的《“金学”研究丛书》，使“金学”研究迈出了第一步。而在大陆，从80年代末开始，也陆续出版了各类查良镛研究著作。有人预言，“金学”研究将会和“红学”一样蔚然成风。
研究者认识到，查良镛对中国文化领悟之深刻，对人性揭示之透彻，是当代作家中所罕见的。研究者指出：表面看，似乎都是刀光剑影、曲折离奇；细加比较，便不难发现，查良镛的作品比旧武侠小说多了一种人情味、一种历史沧桑感、一种诗意、一种深刻的人生哲理！
有一位美籍华人，名夏济安，他一直从事文学研究方面的工作，同时也非常喜欢看武侠小说。还在50年代初，梁羽生、查良镛尚未涉足武侠小说时，夏济安便预见到武侠小说不可限量的前景，他对好友说：“武侠小说这门东西，大有可为，因为从来没有人好好写过。”
他又说，将来要是实在没有其他办法，他一定会去写武侠小说。后来，在台湾，一个偶然机会，夏济安看到了查良镛的《射雕英雄传》，禁不住拍案叫绝，连忙给好友写信：“真命天子已经出现，我只好到外国去了。”
显然，以夏济安对武侠小说源流的了若指掌和对武侠小说的热衷、迷恋，不自觉中已具备了相当专业的眼光；于是，当他一接触到查良镛的作品，他便一眼看出查良镛是个高手；并且，直觉告诉他：这个查良镛远不是平常意义上的“高手”，而是“真命天子”，是负有某种使命的大人物出现了！
夏济安的眼光够犀利！
自50年代中期到90年代的今天，40年的历史印证了夏济安的预见——其一：武侠小说果然“大有可为”，这便是新派武侠小说的出现和经久不衰的风行。其二：“大侠”查良镛以一部部家喻户晓的心血之作，在把武侠小说创作推向前所未有的高峰的同时，也无可争议地登上了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宝座。查良镛果然是“真命天子”！
或许，在这里，我们可以说的是，近百余年来香港的历史，以其惊人的经济奇迹而备受世人关注和倾慕；但香港不仅仅这一点才值得炫耀——试想产生了查良镛，产生了风靡华人社会的新武侠小说，不也是香港在“经济奇迹”之外对人类的另一贡献吗？
第二十五章 武侠世界 金梁古榜上留名
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由“十大宗师”的作品构成；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查良镛、古龙、梁羽生三位大师的新派作品；而其中又以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为巅峰。
这正是：“武林”至尊，惟数金庸；风行天下，谁与争锋？
武侠小说是中国文学的一个特殊品种。广义上讲，中国武侠小说源远流长，可追溯到魏晋志怪小说及唐代传奇，甚至汉代的《游侠列传》、《刺客列传》。
作为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的查良镛，对武侠小说的发展历史自然有着深刻的了解和认识。他在《金庸作品集》（三联版）序中写道：“中国最早的武侠小说，应该是唐人传奇中的《虬髯客传》、《红线》、《聂隐娘》、《昆仑奴》等精彩的文学作品。其后是《水浒传》、《三侠五义》、《儿女英雄传》等等。”
尽管武侠小说可谓源远流长，但一般认为，武侠小说真正自成一家，建立为一种独立的文学类别，则是从20世纪初才开始的。有人这样形容：宋、明的白话小说，清代的侠义及公案小说所开的花朵，在民国初年成熟结果了。
这便开始了今人所说的，由旧武侠和新派武侠构成的“百年武侠小说史”。
总体来看，“百年武侠小说史”经历了两个黄金时代。第一个黄金时代是20年代初期至40年代末期的“百家争鸣”期。这一时期的武侠小说以描写侠客义行为主。由20年代“南向北赵”（向恺然和赵焕亭）两大家开始，渐把武侠潮流推向高峰，至30年代，又有还珠楼主的“奇幻剑侠派”震惊武坛，同时又有王度庐的“悲剧侠情派”，随后，白羽及邓澄因又闯出了“超技击派”……各家自擅其长，蔚为壮观。
但伴随着这个黄金时代，武侠小说一直遭到文坛“正统”文人的猛烈抨击。
武侠小说的第二个黄金时代，便是勃兴于港台的新派武侠，由梁羽生、金庸、古龙构成的“巨星时代”。三个武侠巨星既把武侠小说创作推向了最高峰，又开创了武侠小说的全新境界，这一时期自50年代中期始，至70年代末期，由于梁、金封笔，古龙早逝而告终结。
在百年武侠史中，有10位杰出的武侠小说家被公推为十大宗师。当中除梁羽生、金庸、古龙三位“巨星时代”之外，另七位均属“百家争鸣”期——还珠楼主：一生著有武侠小说37部，《蜀山剑侠传》是他的第一部作品，也是他的成名作和代表作。他首将儒、佛、道哲学精义融入小说，独创“境界”，后世武侠小说写道言佛，标出意境者，无不源出于此，诚为“出世武侠”第一人。
郑澄因：为数极少的深谙武艺技击的武侠小说家之一。一生写作武侠小说达88部，数量为同辈作家之首，而《鹰爪王》是他傲立武侠文坛的长篇巨作。
平江不肖生：即向恺然，与当时武侠小说家赵焕亭合称“南向北赵”。代表作《江湖奇侠传》，首开民国奇幻派武侠小说之先。
朱贞木：为“超技击派”武侠小说三大家之一，与当时的白羽及郑澄因齐名。代表作有《七杀碑》、《虎啸龙吟》、《罗刹夫人》等。
白羽：“超技击派”武侠小说大家。一生创作24部武侠小说，以《十二金钱镖》最为有名。他独创了许多富于奇想的“纸上武功”，并分别以成语、典故加以命名，使武功描写富有文学意味，提高了打斗的美学价值，成为以后武侠小说创作中的一大特色。
赵焕亭：与向恺然齐名，有“北赵”之称。代表作为《奇侠精忠传》。
王度庐：由“鸳鸯蝴蝶派”起家，后创作武侠，以衷感顽艳的格调描写侠客的情场风波，独创“悲剧侠情派”武侠小说。其代表作为《鹤——铁》系列五部曲。可以说，武侠小说“十大宗师”的作品组成了中国武侠小说百年发展的壮丽风景。而当中最为辉煌的，当是金、古、梁三位大师的新派武侠小说。
有关三位大师的异同比较，多年来一直是武侠小说研究的热点。一般来说，武侠小说家自己较少出面言及武侠小说。但也有例外。
1966年，香港《海光文艺》月刊上有一篇署名“佟硕之”的《金庸梁羽生合论》。一直以来，这篇《合论》都被当做是罗孚所作，直到1987年12月，香港中文大学举行了一个“国际中国武侠小说研讨会”，任教美国威斯康辛大学的刘绍铭在参加会议后发表专文，还把这篇《合论》一再说是罗孚所作，又说极有参考价值。
其实，写这篇《金庸梁羽生合论》的是梁羽生。当时，罗孚创办《海光文艺》，约请金庸、梁羽生各写一篇，梁羽生以“佟硕之”（意为“同说之”）的笔名写了这篇《合论》，而金庸则婉拒未写。
梁羽生的这篇《合论》名副其实是篇字数不少的论文。文中一段被多次引用：“梁羽生是名士气味甚浓（中国式）的，而金庸则是现代的‘洋才子’。梁羽生受中国传统文化（包括诗词、小说、历史等等）的影响较深，而金庸接受西方文艺（包括电影）的影响较重。”
一般认为，梁羽生这段话是实事求是的，“不管对别人还是对自己，褒贬得都颇有分寸，并非无的放矢。”
“金梁并称，一时瑜亮”是人们常常用以形容金庸、梁羽生两大宗师的一句话。但就时间先后而言，则是先有梁，后有金，且多数人认为查良镛后来居上，尤其在作品的深度与广度方面，则是金胜于梁。无论从故事情节的奇诡曲折、人物性格的复杂多样，以及揭示人生问题的深刻精辟等方面看，查良镛都是远远胜于梁羽生的。即以二人的处女作论，查良镛的《书剑恩仇录》也比梁羽生的《龙虎斗京华》高出许多。自然，二人所知既广，所能亦多。梁在塑造武侠之余，还善写棋话和文史随笔，都写得生动活泼，见其才情。查良镛则一手写天马行空的武侠小说，一手写严谨缜密的政治评论，双管齐下，各臻佳妙。
有关查良镛与新派武侠小说大师古龙的比较，研究成果也颇多。根本上，金与古，前者承续中国古典传统，后者注入现代小说生命。有人具体比较说——写情：查良镛坚贞，古龙浪荡；人物：查良镛重历练，古龙重经历；叙事手法：查良镛古典、浑厚，古龙现代、阳刚；读者：查良镛多知识分子，古龙多一般大众……等等。此外，还有人指出古龙小说有着诸多商品化的弊病，如书中时时添加一些莫名其妙的“色情”味精，以刺激读者的感官；再如为了牟利，下笔不免粗糙，信笔所之，写到哪儿算哪儿的情况多有存在。而这一类情况，在查良镛小说中是绝对没有过的。
古龙曾就查良镛说过的一句话，相信是颇有意味的，他说：“在全世界的中国人当中，先生的影响力在我认识的朋友中无出其右者，他作品中深思熟虑的看法，在中国小说史及思想史上都具有重要的地位。”
仅从不同作家的比较而言，更多情况是见仁见智，并不决定什么。但对查良镛，他学兼中西，识见超卓，才情横溢，博大精深；其作品已登上武侠小说的最高峰，等等，这类评价早为人们所公认了。
由于有了查良镛，有了梁羽生、古龙，便给武侠小说的未来发展带来了相当的难度。人们普遍认为，创新与求变是武侠小说继续发展的根本，这也是武侠小说百年史所证明了的。但诸多迹象表明：武侠小说再度兴旺尚需写作人更多的努力，而眼下情形太不乐观。
另有人说，武侠小说史上，有了查良镛这样的奇才出现，已是足称大幸；至于是否还有武侠小说的另一个“黄金时代”，这已不是单纯的武侠小说创作本身的问题了。
至少至少，有了查良镛，武侠小说不枉百年行。
第二十六章 应邀赴台 与蒋经国论时政
应国民党之邀，查良镛于1973年春去了台湾，还与蒋经国、严家淦见面会谈。蒋、严都是“金庸迷”，但他们与查良镛所谈的，并非武侠小说，而是时政国是……
1973年4月18日至4月28日，查良镛去台湾作了为期10天的访问。这也是他的第一次台湾行。一直以来，作为报人和政评家的查良镛在密切关注大陆的同时，也密切关注着台湾，更期盼着能有机会亲自去台湾看看。
自查良镛到香港的20多年来，他去过大陆8次，欧洲5次，美洲、中东、澳洲、日本、甚至东欧的南斯拉夫也去过；至于东南亚各国，差不多去遍了，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是不计其数……但种种原因，偏偏是十分想去又近在咫尺的台湾始终没有机会成行。
有关台湾的各类报道自然可以不断读到和听到，但在查良镛来说，却总不及亲自去看看那么有真切的感受；而且，查良镛在台湾也有很多亲友，常常想念他们……如是等等，都让查良镛想去台湾一访的心情变得愈加强烈。现在，查良镛久久期盼的一天终于到来。
查良镛是以《明报》记者身份去台湾的。不言而喻，促成此行的内情，无论在查良镛还是在台湾方面都是秘而不宣的。
但这并不妨碍我们做如下的推测——
在当时，《明报》在查良镛十余年的努力下，已成为香港举足轻重的大报之一；查良镛本人除武侠小说大师之尊外，更是香港著名报人和著名社评家；恰在此时，两岸关系发生微妙变化，于是查良镛便成了两岸都希望争取的力量，而大陆正值“文革”，比较之下台湾方面自感可能性更大，发出邀请顺理成章。可以说，在台湾方面，只要人来，至少都将在香港获得一次有影响的宣传。
查良镛当然是明白人：无论你何种动机都不妨碍我走走看看。查良镛对于自己身份的强调，亦显出他对于“分寸”的把握——既不以武侠小说家的身份，也不以《明报》社长的身份，而仅仅以《明报》记者的身份。虽说查良镛仅以《明报》记者的身份到台湾，但查良镛毕竟不是普通记者。他得以同当时担任“行政院院长”的蒋经国、“副总统”严家滏、“中央党部秘书长”张宝树等政要会面并作长时间的谈话，便足以证明这一点。
蒋经国、严家淦等虽是与查良镛初次会面，但却是久闻其名。《明报》上的社评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蒋经国、严家淦等也都是“金庸迷”，对书中英雄人物可谓了如指掌。
蒋经国是在“行政院”的会客室里与查良镛会面的。
蒋经国身材胖胖的，精神很好，虽已是60多岁的人了，但看上去似乎不过50多岁的样子。
宾主落座。查良镛环顾四周：会客室正中挂着一幅大油画，画中是蒋经国伴着父亲在山溪边观赏风景；另一边是一幅书法，写着几句格言，意思说成大事者必当艰苦卓绝，能忍人之所不能忍。
查良镛先问“老先生”蒋介石的健康情况，蒋经国谢后答道：因为感冒正在家休养，不过近来已康复了些。
接着，查良镛马上进入正题，以记者的身份，非常直率地提出了一些问题。查良镛道：“目前人们关心的，是台北当局对北京的和谈呼吁作什么反应——”蒋经国不假思索地答道：“决不和谈。”
停了一下，又说：“傅作义在北京‘二二八座谈会’上的发言是看到了。傅作义是国民党政府的‘叛徒’，由他来发出和谈呼吁，那是对国民党的重大侮辱，说明中共只是企图侮辱国民党，绝无和谈的真正诚意。”
蒋经国反问：“如果林彪、黄永胜之类人物投向了台湾，由他们向中共发出和谈呼吁，中共会怎样想？”
查良镛追问：“但如果是毛泽东或周恩来向台北呼吁和谈呢？”“在目前情势下，北京强而台北弱，我们在许多方面都遭到过困难，双方根本不可能进行任何平等的谈判。对台北而言，和谈就是‘投降’。要‘投降’，那也不用谈判，‘投降’就是了。但我们绝不‘投降’。对于共产党打打谈谈的策略，我们是了解得很深刻的，过去也有过不少惨痛的教训。我们在大陆上失败了，但至少是失败中得到了经验教训。”
查良镛静静地倾听着。他记忆力极好，从不用笔记或录音，只是问和听，但过后他可以准确地复述出谈话的全部内容。“我们在大陆上与共产党斗争是失败了。从前我们犯了许多错误。我们力求在台湾少犯错误，有了错误就力求迅速改正。”
或许因为很少有人这样没有顾忌地提出问题，或许是早就准备了坦诚布公地回答查良镛的提问，查良镛从蒋经国的话中明显感到，这当中有很多与报上所发表的官式谈话相距很大。以往阅读台北当局所发布的官方文告，查良镛心里总有一种“浮夸吹嘘”的感觉。什么“几年内反攻大陆”、“共匪伪政权转眼就要灭亡”之类，别说查良镛不相信，恐怕连他们自己也不相信。蒋经国承认：当中共进入联合国、尼克松到北京、日本与北京建交的消息不断传来时，确实给台湾朝野带来巨大震动；然而时间渐渐过去，大家对于新的形势也能适应了。他在谈话中又坚决否认了“台湾独立”的可能性。
谈话中，提到了周恩来。蒋经国说：“抗战时在重庆常和周恩来见面，他的确是很能干的。周恩来对中共有大功劳，如果中共没有周恩来，那是搞得一团糟了。”
查良镛注意到：国民党自己人谈话间所用的“共匪”一词，在与他谈话时换成了“共产党”。
最后，蒋经国客气地请查良镛对台湾提些批评。因为已谈得很久了，查良镛顾及时间，便只提了一点：“听说台湾的军事、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事无巨细，都要由蒋先生亲自决定。我以为你应当掌握政策，一般实际事务交由部属分层负责。在一个民主政体中，应当职权分明，同时你也可以节省些精力。”
蒋经国微笑着沉思片刻，然后解释道：“你的意见很对。只不过我求好的心太切，总想一切事情推进得快些。看到工作不如理想，心里就很焦急，我亲自去督促推动，总希望大家多加一把劲。”
查良镛点头表示理解这种心情，但心里又想：这显然还是家长式的领导，还是继承“老先生”的传统来办事。这仍旧是“人治”而不是“法治”。
告别蒋经国后，查良镛仍思绪不断，他想：“公平地说，蒋经国当了‘行政院长’一年，台湾各方面便有显著进步。只在外交上有重大挫折，但这是任何人都无能为力的……”
查良镛注意到，台湾所发生的变化是多方面的。其中之一便是正致力于发展经济。事实上，还在查良镛来台之前就听说，台湾现在的行政院是“经济内阁”。而他所要访问的“副总统”严家淦，之所以能升到“总统”的高位，主要就在于他在经济建设上的贡献。这天，查良镛去“总统府”与严家淦会面。
“总统府”确显出与众不同。红地毯从大门一直通向会客室，两边有卫兵持枪敬礼。这场景让走在红地毯上的查良镛感到严肃之至。但进了会客室，与严家淦开始谈话后，气氛又全然不同了。查良镛从始至终都感觉是在一位经济学教授的家里听他讲经济理论。
其实，严家淦的平易近人，是查良镛早就听说了的，所以也并不感到意外。
给查良镛印象最深刻的，是严家淦主要谈台湾经济的缺点，而不谈优点。
严家淦谈道：“我们的国防费用负担很重，预料美国的军援不久就会停止。但我们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准。关于国民收入，有很多种解释，如果一个国家的国民平均收入很高，但军费开支、政费开支用去了一大部分，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就不太多。我们要使老百姓的真正收入增加得更快。”
严家淦给查良镛特别讲到他最近两次去美国时遇到的情形：“有几个美国朋友见到我时很惊讶，话中意思是说：怎么你还在这里？我以为台湾早完蛋了。”
说着，严家淦摇摇头，又语气平和地说道：“如果我们勤勤恳恳地为老百姓做事，我们是不会完蛋的。”
严家淦谈锋很健，谈着谈着早已超过了预定时间。这时，一个秘书进来轻轻说：“张秘书长在外面，有事请示。”
一听这话，查良镛连忙起身告辞。严家淦摆手道：“不忙走，不忙走。”
让查良镛重又坐定。严便亲自出去请张宝树（“中央党部秘书长”）进来，要他一起参加，继续谈下去。
与蒋经国、严家淦等台湾政要的谈话，给查良镛留下深刻印象。后来查良镛撰文评述说：“这次我到台北，印象最深刻的事，不是经济繁荣，也不是治安良好，而是台北领导层正视现实的心理状态，大多数设计和措施，显然都着眼于当前的具体环境。”
第二十七章 参观金门 盼两岸一统江山
查良镛在金门看到：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上、地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我这一生能亲眼见到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在台湾，查良镛访问了蒋经国、严家滏等政要人物，还到了不少地方走走看看。查良镛在台所接触的除了官方人士外，其余亲戚、报界同行、小说作者等等，都是中上收入阶层。他们的生活不错，但查良镛深知，这不足以表示农民、工人等占最大多数人民的生活情况。
倒是在查良镛离开高雄时的大清早，他看见成千人坐电单车在马路上迎面而来，颇为壮观。一问，原来是一家大工厂的工人去上工。查良镛心想：至少，大工厂工人的生活水准不算低。
此外，在桃园和新竹，查良镛随意去看了几户农民家庭。只在门口张望，没有作采访。看上去，房屋很简陋，家具也有些破烂。但一家有电视机和电单车，另一家客厅有一个小电冰箱。查良镛也看到，在田地里操作的农民很多人穿胶靴，乡下姑娘电发、穿花裙子、戴劳作手套，田边还有收音机，就像香港新界的农家姑娘一样。
去台湾，金门总是要去的。查良镛此行也安排了去金门。
金门岛事实上是个大要塞，地底的坑道纵横全岛，大卡车和坦克车通行无阻，地面上和地底下，到处都是炮位和机关枪阵地。金门的防守副司令接待了查良镛一行，并带他到各处参观。一路，查良镛边看边问。“共产党如果打金门，是不是能拿下来？”副司令答道：“世界上没有绝对攻不陷的要塞，问题是代价。”
他说，要攻就必须有重大牺牲，而他们要考虑到是否值得冒险。
副司令又告诉查良镛：现在的隔日炮轰金门只是形式上的，偶尔打几发空炮，送些宣传品过来。双方的心理战、喊话、广播、空飘和海飘也都降级了。副司令说：“金门老百姓6万余人，一律参加军事训练，人人发枪发子弹。”
金门的清洁让查良镛十分难忘，他相信这里是全世界最清洁的地方之一。
虽短短几天，但查良镛一直细心观察。他感到，台湾人很有礼貌，待人亲切和蔼。商店的店员、餐厅的侍者、的士司机、开电梯的人，几乎个个笑脸迎人。台湾人对客人的热情，令查良镛自然地联想到香港人。香港人往往做了几十年邻居却从来不含笑招呼。
对治安良好感受也很深切。在酒店，查良镛偶遇几位香港来的熟人，于是约了一起到一个朋友家玩“沙蟹”。这是查良镛十分喜欢的一种游戏。几人一直玩到深夜，3点多钟出来在街上走，没有人觉得害怕。而在香港，这样的“安全”则是许多年前的事了。
当然，这同时查良镛也发现许多不足和弊端。
台湾人情味浓，大家做事不免要讲情面。只要有熟人，什么事情都方便些，大大小小的特权阶层自然由此产生。查良镛注意到：甚至买一张对号火车票、订一家酒店房间，往往也要讲交情和面子。这反不如香港那样一切直率爽快、公事公办的好。
此外，查良镛觉得台湾人工作效率有大大提高的必要。台湾人做事不大紧张，这颇有东方社会中那一份闲散。
还见到一些人很爱摆架子、打官腔，那通常是较低级的公务人员，事情办不好，先把一切责任推到别人头上再说。对查良镛来说，这种作风已有20多年没见到了，香港和新加坡极少有，台湾却相当普遍。但不管怎样，这第一次的台湾行，终于使查良镛了却了多年来的一桩心愿——到台湾走走看看。
10天的时间很短暂，但此行仍让他感慨良多。
回到香港后不足两个月，查良镛便于1973年6月7日起在《明报》连载了长达数万言的访台纪行。这便是他著名的《在台所见·所闻·所思》。连载后，文章受到广泛注意，接着又出版了单行本，在报摊广为发行。后来，又应海外读者要求，在《明报月刊》分期刊出。
《在台所见·所闻·所思》一文更多记录了查良镛台湾行的“所思”，其中既有对台湾的建言，更有他多年积累的对中国人、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思考。——不论三民主义、共产主义、民主自由、中华文化的传统等等，其中可能有合理的部分，也可能有不合时宜的部分。在台湾而言，应当采用最能为台湾人民谋幸福的办法，最受台湾人民欢迎的办法，使得最大多数台湾人生活得最快乐。——我相信中国最大多数人民所盼望的，就是这样一个政府，希望大陆和台湾将来终于能和平统一，组成一个独立、民主的民族和睦政府。——我这一生如能亲眼见到这样的一个统一的中国政府出现，实在是毕生最大的愿望。
第二十八章 中共邀请 二十八年后还故国
邓小平复出后，中共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回大陆访问。
查良镛向中方提出一个要求：想见邓小平。
报告很快送到邓小平那里。邓小平看到报告后，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1973年春天从台湾访问回港后，查良镛的心里总萦绕着一个挥之不去的想法：什么时候回大陆，回家乡走走看看？
虽然台湾也是中国领土的一部分，但他心里始终很清楚：在自己的感情最深处，那960万平方公里的雄鸡状大陆，才是他的家国，才是他的根！
在查良镛的武侠小说中，不乏这样的人物：因为战争，因为外族入侵，或者因为天灾人祸，家庭变故，他们不得不背井离乡，流浪他方；但是无论身处何处，他们仍然家国思归，蕴积在心底的思乡情结浓得化不开。
作为一个从小饱受中国历史和传统文化熏陶的海外旅人，作为一个感情丰富的中国武侠小说宗师，作为一个时刻关注中华民族命运，常常在社评中指点江山、激扬文字的报人，查良镛的思乡之情尤为浓烈。大漠落日、茫茫草原、万里长城、千里雪山、江南水乡……这些在他的武侠小说中多次出现过的景致，是查良镛长期以来梦牵魂绕的地方。
自1953年离开上海、杭州后，查良镛曾在1962年去过广东省境内的广州、佛山、从化、新会、深圳等地。从那之后，再也未踏足过大陆。1973年，查良镛纵然思乡情切，也无法如愿成行。当时，大陆还在进行“文革”，政局混乱，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一些重要人物仍然遭陷害、被打击，大权旁落；而以江青为首的一帮人却大权在握，左右着中国的命运。查良镛经常在《明报》的社评中，称赞邓小平，为邓小平的际遇打抱不平，而对那些得势的当权派却大胆笔伐，尤其对正处于权力巅峰状态、不可一世的江青，查良镛更是极力痛斥，不留情面。他在社评中常常说她“不知往哪里躲”——意为有朝一日，终将恶有恶报。
所以，在“四人帮”横行一世时，查良镛不能回去；一直等到邓小平“东山再起”，重新掌握中共实权，一直等到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召开，彻底否定“文革”，重新评价毛泽东的是非功过后，查良镛才得以偿愿。
自从1977年邓小平在万众呼唤之下“东山再起”，执掌大权后，他极力拨乱反正。1978年底召开、1979年初结束的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邓小平提出推行开放改革政策，把全国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方面来。从此，他在中国推行了一系列的改革措施，中国大陆出现了前所未见的生气，而邓小平也因此被誉为中国改革开放事业的“总设计师”。
作为一份长期的报道、评述中国的问题而著称于世的报纸，《明报》自然对大陆的这一变化非常关注。但是，在《明报》上出现的，不再像以前那样几乎全是清一色批评中国的文章——因为在继续批评中共一些不良弊端的同时，《明报》也以很大篇幅，报道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成果，支持中国重点发展经济——也就是说支持邓小平的新政策。
《明报》向来以大胆、大量报道中国问题而著称，故中共领导人对这份报纸很关注，它是不少中共官员必看的“参考报纸”之一。《明报》的这一变化，引起了中共高层的注意和兴趣。他们对查良镛的看法和认识也开始有所改变。
这时，中共方面有人提出：应该邀请查良镛在适当的时候，到大陆访问。
他们的理解是：像查良镛这样有地位、有名望、有才干的报人，应该是“统战对象”，要好好团结；像《明报》这样有相当影响力的报纸，应该把它争取过来。于是，中方有关部门正式向查良镛发出信息：邀请他来大陆访问。
查良镛接到邀请，并不感到突然，这是他意料之中的事。他随即向中方提出一些要求，其中一条就是：想见邓小平。
查良镛说，几十年来，在中共的高层领导人之中，他最想见的就是邓小平：“我一直很钦佩他的风骨。这样刚强不屈的性格，就像是我武侠小说中描写的英雄人物。”
中方的报告很快就送到邓小平那里。
查良镛对邓小平仰慕已久，而邓小平对查良镛不但不陌生，还特别欣赏他。邓小平是从《明报》的社评中认识查良镛的。
查良镛在自己撰写的社评中，反对中共批判北大教授马寅初，支持马寅初的“人口论”，反对盲目的“大跃进”思想和行为，支持惨遭迫害的彭德怀，反对“文革”，反对江青和林彪，反对红卫兵“造反”，反对江青之流困扰周恩来，批评“左”倾路线……这些观点，基本上和邓小平的主张和看法是一致的。所以，很早以前，邓小平就已经留意到这个跟那些人云亦云、看风使舵的报人、评论家截然不同的查良镛，非常欣赏他深邃理论和独到的见解。
当然，给邓小平留下最深刻印象的，可能还是查良镛一贯以来对他的支持和拥护。尤其是邓小平70年代被打倒，落难到江西省的那段艰难岁月，查良镛时常在《明报》的社评中称赞邓小平，支持邓小平，反对中共对他的处置，并预言他将“东山再起”。
在那个年代，别说是在国内，就是在海外，在报章上公开支持、称赞邓小平的文章少之又少，而像查良镛那样常常在社评中客观评价邓小平、拥护邓小平的，也很难找到第二个人。
在落难的日子里，像查良镛这样的支持和拥护，多多少少会给处于事业低谷的邓小平带来一些安慰，甚至是一些力量。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查良镛是邓小平的一个志同道合、殊途同归的“知音”。也许，从那个时候起，邓小平就觉得查良镛是值得一见、值得一谈的朋友。
查良镛对邓小平的支持和拥戴还不止于此。
在邓小平复出后，查良镛不断在《明报》上撰文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对邓小平安排务实派执掌党政大权大加称赞，并力拥邓小平当国家主席……所有这些，邓小平都知道得一清二楚。相信他一直想见见查良镛这位特殊的“朋友”、不寻常的报人。
所以，我们可以想像，当他看到有关部门送来的邀请查良镛访问大陆的报告时，他或许有些高兴，连声自语：“这个查良镛！这个查良镛！”随即，邓小平在报告上写下批示：“愿意见见查先生。”
在国务院港澳办公室、新华社香港分社和中旅社等机构的安排下，1981年7月16日，查良镛携妻子和一对子女起程回大陆。陪同查良镛去大陆的还有中方的一些官员。
坐在从香港飞往北京的客机上，看着舷窗外，往事历历如在眼前。
1948年，第一次南下香港谋业的时候，自己才24岁。那时，身无半文，只有满腔热血，连乘出租车过海的10元港币也是向邻座的香港《国民日报》潘社长临时借的。
想到这，查良镛不禁暗暗一笑。那位人人称为“小查”的小青年，如今已是大名鼎鼎的新派武侠小说一代宗师、富有的报人、指点江山的社评家，如今正作为中共政府的贵宾，衣锦还乡。抚今追昔，查良镛自觉不愧此生，无悔为人。仰靠在座椅上，查良镛静静地梳理着往事，他喃喃自语：“最后一次离开上海、杭州是什么时候了？哦，没错，是年，算起来已有28年了。真是‘二十八年后还故国’啊！”
二十八年间，大陆风云变幻，但不管怎样，大陆毕竟是他的家国，如今在阔别多年之后，终于回来了，而且是风风光光地回来了。当飞机飞到华北上空，可以看得见华北大地的时候，查良镛按捺不住亢奋和激动的心情，频频俯视那片他既熟悉、又觉得陌生的故土……
第二十九章 见邓小平 大会堂里论江山
见面时，邓小平笑口盈盈地说：“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
一个是著名政治家，一个是知名政评家，两个人谈起政治，当然不会流于一般的敷衍，政见和才智充分地表露出来。
邓小平和查良镛的会面安排在7月18日上午，地点是人民大会堂福建厅。邓小平当时的职务是中共中央副主席，但实质上他是中共最具权力和最有权威的领导人。
查良镛是在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港澳办主任廖承志的陪同下，前往大会堂的，他的妻子和一对子女也随行。当查良镛一行来到福建厅时，邓小平已在大厅门口等候。他走上前去，握着查良镛的手，像见到老朋友一样，满脸笑容：“欢迎查先生回来走走！”
“我一直对你很仰慕，今天能见到你，很感荣幸！”查良镛神情很诚恳。
“对查先生，我也是知名已久了！”邓小平笑盈盈地说。
随即，查良镛向邓小平介绍了自己的妻子儿女，邓小平也表示：“欢迎！欢迎！”见面礼后，邓小平、廖承志与查良镛及其一家人站成一排合了影。
邓小平和查良镛虽属初次见面，但由于两人“神交”已久，加之“英雄所见略同”，所以长达一个小时的会谈始终很热烈，从未出现冷场，并且还不时擦出一些“火花”。
会谈结束后，邓小平站起来亲自送查良镛。走到大厅之外，两人又站着谈了一会儿。
邓小平握着查良镛的手，热情地说：“查先生以后可以时常回来，到处去看看，最好每年来一次。”
查良镛连声致谢。
邓小平会见查良镛的情况，中国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和中新社随即作出报道，世界各地的很多报纸都刊载这一新闻，中国大陆和港澳的报纸几乎都以此作为“头条新闻”刊载。北京中央电视台还在当晚的新闻节目中，详尽播映了两人会谈的情景。
作为中共代表人物的邓小平，会见长期“反共”的查良镛，向外界传递了这样一个信息：中共有雅量，愿意听取不同政见者的意见，愿意与政见不同的人士交朋友。
此事显示了以邓小平为核心的中共高层开明的政治风度，因而引起了国际间的广泛关注；而本来已经颇具知名度的查良镛，也因此更加名噪中外，风头之劲，环顾港澳，一时无二。
这次会谈，也揭开了查良镛传奇一生的另一段里程。
第三十章 廖公宴请 欢声笑语荡席间
廖承志说：“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
“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查良镛回应道。
在谋划、邀请、安排查良镛回大陆访问、会见邓小平的整个过程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廖承志是最关键的人物，因为只有在他的同意和支持下，查良镛的大陆之行才能成事。当时，他身兼国务院港澳办公室主任，是中共主管港澳事务的最高长官。
廖承志是国民党元老廖仲恺先生的儿子。他与香港有缘，“二战”时期，他曾受中共之命到香港，负责中共在香港的一切活动。中共执政后，他长期主政中共的港澳事务和华侨事务。
查良镛到达北京的当天，廖承志就和查良镛见面。第二天，廖承志大开宴席，请查良镛一家吃饭，陪同的还有港澳办、新华社香港分社等部门的官员。
廖承志虽然位居高官，但毕竟是文化人出身，性格乐观、豪爽，平时总是嘻嘻哈哈的。席间，对同是文化人的查良镛，虽然对方是第一次见面的“老反共分子”，但廖承志视之为老朋友，放开胸怀，谈笑风生。他向查良镛讲自己怎么样被张国焘扣留，讲延安的窑洞生活，讲“西安事变”，讲毛泽东……讲到有趣的地方，就发出朗朗笑声。
查良镛知道廖承志多才多艺，能写能画。一提起廖承志的画工，他告诉查良镛一件趣事：“有一年，我参加中共代表团赴苏联出席联共全国代表大会，赫鲁晓夫在台上口若悬河，大发议论，我听得很乏味，一时兴起，便画赫鲁晓夫的速写和漫画，把他的形象极度夸张，难看极了，画了一张又一张。当时，坐在我身边的是东德代表，他看到赫鲁晓夫的漫画，刹时目瞪口呆……”说完，廖承志又哈哈大笑起来。
查良镛向来严肃，庄重有余，诙谐不足，话语不多，但在席间也被廖承志无拘无束的豪爽性格所感染，对廖承志有唱有和，欢声笑语荡漾在宴席上。
谈着谈着，廖承志的谈话渐入主题：“查先生的社评写得不错，时常有一些独特的见解，不过有些观点，我们并不认同。”
查良镛回应说：“是的，大家的看法并不尽相同。”
接着，廖承志又向查良镛详尽表述自己对《明报》的看法，有议有论，褒贬有之，查良镛也尽量向他解释自己的办报方针和宗旨，以求共识。关于《明报》，关于廖承志，十多年前有过这样一件事：
1966年10月23日，《明报》以《廖承志？中国新闻社？》为题的一篇社评，曾经论及廖承志的政治前途。
当时，廖承志是国务院侨务工作委员会主任。1966年10月，他曾两次到广东省湛江市看望归国的难侨，中共官方通讯社新华社和中新社都就此事发了电讯，香港的几家左派报纸也都报道此事，但各自报道的内容却有所不同。
10月18日，《大公报》刊载“中国新闻社湛江17日电”，题目是：“廖承志抵湛江两次面告归国难侨：‘毛主席周总理慰问你们’”。报道这样引述廖承志的话：“周总理要我来看望你们，告诉你们，毛主席对你们非常关心，毛主席和周总理问候你们。”
同一天，《文汇报》也刊登这则新闻稿，但标题与《大公报》的显然不同，三行大标题、六行小标题中完全不提“周总理”的名字。
同一天的《新晚报》刊载的是新华社的电讯稿，稿中引述廖承志的话：“我们伟大的领袖毛主席和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以及周恩来总理让我把问候的话带给你们。你们辛苦了！”
第二天，从《大公报》和《文汇报》同时刊出中新社的“订正启事”，说昨天的电讯稿中，在“毛主席和周总理”之间，必须加入“他的亲密战友林彪副主席”。
《明报》的社评就是评论此事，社评指出：值得注意的是，中共的两个国家通讯社，于同一日报道同一件事情，为什么内容竟有重大不同？到底廖承志提了林彪之名没有？
如果廖承志根本没有提林彪的名字，那么廖承志不免有点“牛气”了（牛鬼蛇神气息也）。如果他提了林彪之名而中国新闻社故意漏去，那么中国新闻社是犯了“滔天大罪”了（中共若干省份的宣传人员因未及时传达林彪的指示，均被控犯了“滔天大罪”）。或者是廖承志，或者是中国新闻社（或其主要负责人），两者之一，不久必被清算，立此存照，且看验与不验。
果然，几天之后，廖承志就遭到批判。廖承志被清算，是否与社评中所指之事有关，别人不得而知；但作为主管侨务工作的最高官员，一定会看港澳的报纸资料，所以相信廖承志是看到《明报》这篇关于他的社评的。但他看到这篇社评时感觉如何，那只有自己才知道了。
谈完《明报》，廖承志又谈起香港的几家报纸的办报倾向、销量……廖承志对香港情况了如指掌，令查良镛佩服有加。报纸的倾向、社评的观点，都涉及到比较敏感的政治问题。为避免过分集中讨论这些问题而致席间气氛趋于紧张，廖承志在谈到查良镛的社评时，又来一番自我调侃：“其实，写文章不容易。我也喜欢写文章，但周总理就时常批评我的文章，说气势有余，并且太长，如‘长江大河，与沙石俱下’，其中大有不必要的句子，应当多删削删削。”
廖承志不愧为“外交”能手，这一番话又引来大家一阵笑声，宴席上的气氛仍然轻松、热烈。
查良镛访问大陆之时，正是中英两国政府就香港前途进行谈判的前夕；在这之前，邓小平已经公开向外界表示中共对香港前途问题的立场，即在香港的主权问题上，中方决不会有任何让步，但在中国对香港恢复主权、政权后，仍然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对于即将举行的中英谈判，国际社会非常关注。前途问题，笼罩着500多万香港人。
在这特定的时期，查良镛和廖承志会面，自然都会谈起这个问题。廖承志详尽、耐心地向查良镛解释中共的政策：“继续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决不是什么权宜之计。大力发展经济，是中国的主要任务，而香港长期的繁荣、稳定，对中国经济的发展是非常有利的……”
廖承志希望《明报》能多宣扬中共对香港前途问题所采取的立场、政策，而查良镛也表示，有责任、有义务通过自己的《明报》，做一些有利于香港繁荣稳定的工作。
其实，近年来，关于香港的前途问题，查良镛在他的社评中也时有评述，但与中共高层官员坐下来面对面谈这个问题，则是第一次。也正是从此之后，查良镛以前所未见的热情，在仍然笔论春秋的同时，亲身介入政治生活，为香港的前途奔走呼号，以致引发一连串的风波——当然，这是后话了。
第三十一章 青春作伴 游山玩水会亲朋
在新疆天池，查良镛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兴奋莫名，买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
查良镛这次回大陆，除了想见见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听他们谈香港问题外，还想见见阔别多年的亲戚朋友，游览祖国的大好江山。
著名画家黄永玉是查良镛的老朋友。1950年前后，他曾在香港《大公报》工作，与同在《大公报》任职的查良镛相识、相交。1953年，黄永玉返大陆，在北京中央美术学院教授版画。从此两人就各分南北，难得一见。
老朋友在北京相见，万分高兴，两人追忆起30年前的往事，不禁兴叹岁月已逝。查良镛得知黄永玉在大陆的30年间，屡遭劫难，其中之一就是在“文革”中，他因一“猫头鹰风波”，遭全国范围内的极左分子“大批判”，后来才获“平反”。
听到老朋友的不幸遭遇，查良镛无限感慨。
查良镛很敬佩黄永玉这样的知识分子，觉得他们有胆识、有骨气。访问大陆回香港后，当有记者提起《明报》长期以来反对中共“左倾”，提起他因长期“反共”而遭香港的“极左”分子恐吓时，查良镛深有感触地说：“比之国内大多数的知识分子的遭遇，我们是幸运上万倍了。在大陆反对‘极左派’，那才是真正需要风骨和气节。在香港抨击‘四人帮’和‘极左派’，算不了什么。大陆成千上万的人为了反对‘极左派’而惨遭迫害，闹得家破人亡，妻离子散。我们是躲在庇护所里叫叫嚷嚷，有时慷慨激昂一番，有时冷嘲热讽一番，那绝对不能跟人家相比。”
在大陆访问期间，不少朋友都和查良镛谈起邓小平，大家都称赞邓小平有风骨、有气节。
听完，查良镛说：“当年大陆上批邓批得很激烈的时候，我听到有人说，邓小平的反应是：‘聋子不怕天雷打，死狗不怕滚水淋’。意思是说，任由你们批判，我也不理睬。邓小平如此刚强不屈，真令人敬佩！”
跟邓小平见面对谈，与朋友谈起邓小平，查良镛对邓小平在过去的艰难岁月里表现出来的风骨更加敬佩，而对他在大陆推行的改革开放政策也更加支持和拥护。他认为，邓小平的新政策比之中共过去任何时期都好得多，比苏联、波兰、东德、北欧这些共产党国家都好得多。查良镛相信，朝着这条道路走下去，以中国人务实的方式，就一定能使中国人民幸福和自由。
在新疆游玩时，查良镛接触到一些“文革”前、“文革”中到新疆垦荒的上海青年，其中有一个上海青年就为查良镛开旅行车。他对查良镛说：“以前每隔10年，可以回上海探亲一次，假期48天，旅费公家支付，最近缩短为每5年一次，大家就满意多了。如果再缩短为每3年一次，自然大家会更加高兴。”
在大陆跑了一圈，与一些人交谈，查良镛更加相信，仅仅靠威严、号召，往往不是最好的办法，而实实在在的物质鼓励所产生的作用却更大。
在浙江老家，查良镛还有些亲人。7月18日晚上，他们从电视上看到邓小平会见查良镛的情景，非常高兴，都为查家出了一个有地位、有名望的查良镛而感到自豪。为了见见阔别30年的兄弟姐妹，查良镛专程去了杭州，而亲人们也从各地赶来杭州和查良镛聚首。查良镛了解到，在“文革”期间，他的不少亲人都挨了整，
他的弟弟就在工厂里被绑起来打了好几天。一家人聚在一起，谈起这些不愉快的往事，都是轻描淡写的。如今，查良镛的亲人们物质生活已大大改善，心境也很愉快。抚今忆昔，大家都沉浸在欢乐的气氛中。
查良镛在武侠小说中，写过不少著名的地方，但写这些地方时，查良镛一般都是做天马行空式的想像和描绘，因为这些地方他压根儿就不曾去过。这次回大陆，又得到中国旅行社的精心安排，查良镛自然不会放过良机。
他去了《射雕英雄传》中写过的蒙古，茫茫无际的草原、蘑菇形的帐篷、草原上奔跑的羊群……这些不曾见过的景致居然也令查良镛觉得很亲切。
他戴着草帽，穿着短袖衬衫，脖子上佩着一条擦汗白毛巾，登上他向往已久的万里长城，时而在长城上低头徜徉，时而眺望远方连绵起伏的群山，57岁的查良镛像一个青春少年那样，兴奋不已，频频叫人为他拍照留念。
他去了《书剑恩仇录》中写过的兰州、新疆。他参观了兰州历史博物馆，坐在那块陨石旁拍照；在新疆古城高昌，他兴致勃勃地游览了那些远古的建筑物，惊叹人世间的沧桑巨变；在天池边，他惊喜地发现几个维吾尔族的小孩子手里捧着天山雪莲——就是《书剑恩仇录》中陈家洛采来送给香香公主的那种雪莲，他用一块钱人民币向小孩子买了两朵，带在身边，带回香港。
除了游山玩水，查良镛还在大陆观看了一些戏剧演出。在乌鲁木齐，他看了写曹操逼宫的晋剧《逍遥津》；在成都，他看了川剧《杨贵妃》；在上海，碰上当地正在举行纪念梅兰芳逝世20周年文艺演出，他看了《生死恨》，剧中四位年轻青衣精彩的唱功，给他留下美好的印象。
这次大陆之行，除了游北京、内蒙、新疆和甘肃，查良镛还去了成都、重庆，还坐船经长江三峡到宜昌，并经武汉到上海、杭州，从南到北，又从西到东，足足用了33天时间，游览了13个城市。
虽然舟车劳顿了33天，但查良镛不但一点也不觉得辛苦，还觉得这次游山玩水，乃人生一大享受。但有些遗憾的是，由于时间关系，他没能按计划远赴西藏高原，观赏藏族风光和领略藏族风情……
第三十二章 访京归来 褒多贬少说大陆
香港后，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记者的采访，畅谈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
这次大陆之行，是查良镛人生的一个重要转折点。通过与邓小平等中共官员的接触、交谈，经过33天的游览，实地考察和访问，查良镛对邓小平及其倡导的改革开放政策有了更深的认识，对大陆的现状实况也有了更详尽的了解。
可以这样说，33天的大陆之行，其实是查良镛对中国大陆的一次认真的把脉，是他重新认识中共和中国大陆的过程。从大陆回到香港后，查良镛有好长一段时间处于激动和亢奋之中，这除了因为邓小平的会见、中共的极高礼遇，令他强烈地感受到那种前所未有的成功和满足之外，主要的还是因为实地考察、访问之后，极大地调动起他关注、思考中共和大陆的激情——这种激情，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有过之而无不及。
回香港之后没几天，查良镛兴致勃勃地接受了《明报月刊》记者的独家采访，详尽地回答了记者提出的问题，畅谈他大陆之行的所见、所闻、所思。谈到对中共的看法，查良镛说：“……第一，我相信中国大陆上，目前没有别的政治力量足以取代中共的领导地位。第二，我相信中国在几十年内不可能实行西方式的民主，即使可能，也未必对国家人民有利。第三，我个人赞成中国实行开明的社会主义，总的来说，这比之香港式的完全放任的资本主义社会中的极度贫富不均，更加公平合理。不过大陆上个人自由大大不够，共产党搞经济缺乏效率，不能尽量解放人民的生产力，过去所积累的左倾思想与作风太严重。我个人赞成一步一步地不断改革，不相信天翻地覆的大革命能解决问题。”
在查良镛访问大陆的前前后后，中共官方传媒都用“经济繁荣、治安良好”的词句形容中国大陆的现状。当记者问及大陆目前是否“经济繁荣、治安良好”时，查良镛认为：“‘经济繁荣’还谈不上，和外界先进地区相比，那差得远，也比不上台湾，但和前几年相比，可繁荣得多了。治安如何，我没有亲身体验，看情形也不见得很好，比之1953年时大概差得多；但比之香港的治安，当然不知好了多少倍。不过我觉得大陆上秩序不大好，到处有点乱糟糟的感觉，尤其是马路上的交通，汽车喇叭之响，实在令人感到厌烦。总的感觉是人实在太多。在各大城市中，街上行人的拥挤，与香港简直不相上下。”
当记者问及大陆之行印象最深刻的是什么时，查良镛说：“我发觉中共从上到下，不再浮夸吹牛，多讲自己的缺点，很少讲成绩，这一点给我的印象最深刻。”
而当记者问起“感觉到的主要变化是什么？”时，查良镛深有感触地说：“最主要的是人们的恐惧感大大减少，在日常谈话中，人们对不满的事情毫无顾忌地说出口来。其次是各种令人讨厌的提防猜忌和政治措施极少存在。飞机场和火车站上不再见到荷枪的解放军来回巡视。拍照毫无限制，也不必先冲印了才能带出来。在火车上，广播中不再长篇累牍诵读《人民日报》社论或毛主席文章，而是播放轻音乐，包括台湾的《高山青》、《橄榄树》等，甚至有Jinglebell，jinglebell的圣诞音乐。”
接着，查良镛又向记者讲起大陆人民的生活：“总的来说，大陆居民的生活条件还相当艰苦，尤其是居住条件。我去了七八个老朋友和亲戚的家里，他们都住得很差，令人心中很不安。食品供应是大大改善了，粮票的作用已不大，大多数食物都可以在自由市场上买到。国营菜场中买菜买肉还是要排队。衣食不成问题，交通大家骑自行车，最大的困难似乎是住房。一般人的收入当然还是很低，薪水25年来基本上没有调整，只每月加了5元副食津贴，还有一些奖金，不过数字不大。公教人员就没有什么奖金。”
“农民最高兴，实行生产责任制、包产到户之后，每一家的收入都增加很大，又可以自由建屋。因此最热诚拥护新政策的是农民和牧民。我在内蒙古见到一户牧民，他们这一家本来只准养8头羊，宰1头羊要得到批准。现在新政策下，国家以公价向他们每年收购8头羊，数字不变，但此外可以自由养羊，自由宰杀。现在这一家养了80头羊，还有几匹马。草原上牲口吃草根本不要本钱，政策一变，生产的改变可有多大！”“知识分子也很兴奋，主要是没有政治运动，没有整肃、斗争、清算那一套，可以自由研究，当局鼓励读书。”
“工业中问题重重，工人似乎不怎么积极。干部的劲头好像也不怎么足。相信主要是生活还得不到重大改善的缘故。说起来，大家都羡慕农民。我一个弟弟是煤矿工程师，他说到他矿上的一个困难。一到农忙时节，矿工缺勤的特别多，许多人回家去帮助家人在农地上耕作，因为农业上的增产都是自己的，矿上勤工所得的奖金却寥寥无几。”
另外，记者和查良镛还谈到香港前途问题。记者问：“香港今后长期维持现状的可能性，你现在的看法，比之这次去中国大陆之前，感觉得增加了，还是减少了？”查良镛不假思索地回答记者：“我更加觉得，香港人如想长期维持现状，大有更加‘好自为之’的必要。第一是要经济更加健全，大家拼命在地产上赚钱的行径终究是行不通的，因为这在破坏香港经济。第二，香港人自己的所作所为，比之英国人的所作所为，影响更为重要。第三个问题较小，香港到中国大陆去的游客很多，大家的言行要多多检点。有一小部分香港游客的作风，就好像二次大战后初期去世界各地游玩的美国人，自恃有钱，气焰嚣张，令当地人士大为反感。虽是个别情形，但反感的积累，对香港人会相当不利。”
大陆之行回来，查良镛对照台湾、香港现状，发现了中港台三地的优点、缺点，最终得出一个结论：“访问大陆回来，我心里很乐观，对大陆乐观，对台湾乐观，对香港乐观，也就是对整个中国乐观。我觉得中国大陆目前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是对的，但应当逐步让人民有更多自由、更多的机会。台湾发展经济的基本政策也是对的，但要努力缩小贫富之间的巨大差距。……香港最宝贵的是生活自由、法治精神以及发展经济的效率与灵活性、广泛的机会，最糟的是极端自由资本主义下的不公道。”
最后，当记者问“对于中国大陆和台湾，你短期内有什么希望”时，查良镛回答说：“希望邓小平健康长寿！希望蒋经国健康长寿！”
说完，查良镛又向记者解释。他这样说：并不是“左右逢源”，只是因为邓小平和蒋经国都对他很客气。“凡是对我客气的人，我都希望他们健康长寿。在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的许许多多朋友，我都衷心希望他们健康长寿。我没有资格做邓小平或蒋经国的朋友，不过我深信他们所实施的改革，比之以前的政策是好得多，是进步而不是倒退。就算他们对我不客气，我还是希望他们健康长寿。”
“从前中共和台湾的政策都不大好，甚至不好，我就两面都不赞成，人家说我‘左右不讨好’。现在我觉得双方的政策都在进步，有人就说我是‘左右逢源’。其实男子汉大丈夫，既无求于人，又需要讨好什么？逢迎什么？”
第三十三章 优待《明报》 中共特别开“小灶”
新社给《明报》开“小灶”，提供电讯稿给《明报》刊用；向来对中共热嘲冷讽的“哈公专栏”停刊；“反共”的报道和评论大大减少……有人说：查良镛“转徽”了。
查良镛表示：“我对中共的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自从1981年和邓小平会面之后，查良镛对中共有了一些新的认识，他与中共官员的接触、来往也多了起来；而中共对查良镛也不断进行“统战”，对《明报》的态度也有所改变。
查良镛会见邓小平、廖承志之后，中共有关方面经过一番讨论，最后由中共高层拍板决定：由官方中新社负责编辑，每天向《明报》提供中国方面的报道；《明报》采用时，可改用“本报专讯”报眉。结果，向来以报道中国问题而著称的《明报》，大陆报道的容量更大，权威更高，在众多的香港报纸中领尽风骚。但是，跟中共官员的接触、来往，并不意味着查良镛放弃原来的办报宗旨。在1981年与邓小平见面之后，香港曾有人揣测查良镛可能会被中共“统战”、“感化”而“转”，当时查良镛就公开以《明报》的创办信条“有容乃大，无欲则刚”来阐明自己的报纸方向不会因为任何人而产生动摇。他说：“在我们所处的环境里，有条件在报刊内容上兼收并蓄，在意见上尽量欣赏任何一方面的好处，尽量‘与人为善’，可以有条件独立生存，无求于人。如果我们不这样做，未免辜负这些条件了。当然，我们的能力微薄得很，各种看法也限于自己的修养学识，价值有限，总之是设法做到无愧于心，尽一个报人的责任就是了。”
所以，自查良镛与中共官员有所来往以后，《明报》的立场仍然一如既往。他采纳中方的意见，在《明报》刊载中新社特讯，只是想扩大《明报》对中国问题的报道面，并不是让《明报》成为中共的传声筒——因为，《明报》对这些特讯，并非全盘刊用，而是有所取舍的。
当时，香港一本杂志有一篇文章说，《明报》经营成功了，赚了不少钱，在香港置了不少地产，资产大了，不舍得放弃，因此查良镛要改变办报立场，讨好中共，以备一旦局势有变，可以保住财产。
看到这篇文章，向来极少发火的查良镛也发怒了。他反驳对方：“那真是门缝里瞧人，把人看扁了。如果局势真的有变，难道‘讨好’一下，就能保住身家吗？如果连这样简单的道理也不明白，我怎么还有资格来评论世事时局？”
面对社会上一些人的误解，在《明报》出版24周年的时候，查良镛亲自撰写题为《自由客观决不改变》的社评，表明自己的立场。查良镛在社评中说——……我们有一个斩钉截铁的志愿：决不会对不起《明报》的老读者。如果环境变迁、条件变动，《明报》不可能再维持自由客观的风格，我们立即关门收档。“士可杀，不可辱”，这句话说来容易，做起来很难，生死毕竟是大事。但放弃一件事业、停办一个企业，许多人一生之中往往会经历许多次，虽然可惜，也没有甚么大不了。“客观的风格决不改变”。这是《明报》出版24周年之日向老读者们的郑重声明。
……我们不相信局势会变得很糟。中共目前有务实派的路线，对中国国家人民有利，长期来说，对香港也有利。北京目前的领导人基本上根据理性来决定政策路线，与5年以前、10年以前大不相同。我们有充分理由可以假定，再过5年、10年，比今天会更加好些。
1984年，刚上任的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设宴招待查良镛夫妇。席间，大家谈起《明报》，查良镛明确地表示：“我对中共的态度，是同意的支持，不同意的批评，总的来说是支持邓小平的改革开放政策。”
当时，那位负责人也表示欣赏他的这个态度。
这位负责人还特别向查良镛提起《明报》上的“哈公怪论”专栏。
哈公乃笔名，他是香港最有名的杂文专栏作家之一。
这位负责人在向查良镛了解“哈公怪论”的情况，查良镛解释说：“我们保留这个专栏，并不是同意他的观点，只是因为它的读者很多，这对报纸的销量有一定影响。”
听查良镛这样一说，那位负责人也表示理解：“《明报》不用哈公的稿，别的报刊一样会用。”
结果，“哈公怪论”仍然在《明报》上生存。
但是，事过不久，突然有一天，“哈公怪论”从《明报》上消失了。一时间，这件事引起香港平民议论纷纷，不少人认为这是查良镛受中方影响、统战所致。但是，据一些知情者透露，乃因总编辑潘粤生删了“哈公怪论”中一两行字，哈公抗议罢写，事情闹到查良镛那里。查良镛当然支持总编辑，哈公就不写了。查良镛劝说无效。后来，新华社香港分社负责人也证实，中方从不向《明报》施加压力，要求查良镛停用“哈公怪论”专栏。
查良镛一直强调《明报》的办报方针不会因为外部条件而改变，但是《明报》的老读者都感觉到，自打倒“四人帮”以后，尤其是查良镛会见邓小平之后，《明报》跟过去有了明显的不同，不像以前那样连篇累牍地揭中共的内幕，没完没了地批评、抨击中共的政策。
对于《明报》的这种变化，查良镛也承认。但他认为：与其说是《明报》改变，倒不如说是中共在改变，大陆在改变，在向好的方向发展；这种变化反映到《明报》上，自然是“反共”的色彩淡化了。
查良镛一直认为：《明报》是一份中国人办的、给中国人看的报纸。办这样的一份报纸，无非是想通过舆论的力量，去影响社会的发展。
在香港和海外华人社会，《明报》早已一纸风行，但查良镛仍然不知足，因为世界华人最集中的地方——中国大陆，10亿中国人看不到《明报》。
查良镛甚至认为：从影响社会的发展这个意义上来说，《明报》进入中国大陆比进入世界上任何地方都重要。
所以，从70年代末期起，查良镛的心里就有一个想法：怎样让《明报》的理念、精神，渗透进长期封闭、信息不灵通的中国大陆，让10亿中国人听到来自海外的另外一种声音？
或许是因为《明报》的“反共”色彩已经淡化，或许是因为《明报》支持中共的改革开放政策，或许是因为《明报》关于中国问题的报道量大，令中方认为有参考的价值……最后，中方有关部门作出决定：准许《明报》有限量地向大陆发行，订阅部门主要限于党政机关和宣传文化机构。
从此，资本主义社会的《明报》开始进入社会主义的红色中国，大陆的不少中高层领导干部、宣传文化机构的知识分子，都能看到《明报》。
虽然《明报》进入中国大陆是“十分节制”的，只属于内部订阅，不能像《文汇报》、《大公报》那样“堂堂正正”，可以在市面上公开摆卖，但《明报》在党政干部和知识分子群中所产生的影响也是不小的。
第三十四章 笔系香江 前途问题纵横谈
查良镛对香港问题的真知灼见，对香港问题的高瞻远瞩，环顾整个香港，也是数一数二的。
1984年9月，中英草签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香港从此进入回归祖国的过渡期，而查良镛的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也行将开始。自1967年的“暴动”被平息以后，香港人都忙于赚钱，而将香港的前途问题搁之脑后。但是，历史一踏进80年代，几百万香港市民突然间发现，原来香港前途问题已经近在眉睫，因为新界的租约期行将届满，香港的存在和发展正受到周围环境的威胁。
在此之前的1979年，港英政府就已经开始向中方试探这个问题。那一年，港督查理浩到北京进行亲善访问，邓小平会见他时曾说：“叫香港的投资者放心。”
当时，双方没有提及新界租约问题，也就是说并没有触及香港前途问题的实质，所以香港仍然风平浪静。
到1981年，邓小平又对前来北京访问的英国外交大臣卡灵顿表示：
在16年内或16年后，即使香港的地位有变，投资者的利益也不会受到损害。到了1982年4月，前英国首相希思到北京进一步试探这个问题，邓小平明确地对他说：无论将来香港政治地位如何，香港经济现状会保持不变，请投资者放心。
希思听出了邓小平的弦外之音：香港主权必须归回中国。
消息传到香港，投资者恐慌，市民焦虑不安，不少人都认为阴影开始笼罩着香港市民，像“六七暴动”期间一样，移民潮、移资潮又开始弥漫着香港。香港前途问题，已不再是一些知识分子和政要清谈的专利，而是全港几百万市民都迫切面对的现实政治问题。
查良镛也一样，对香港前途问题非常关注。那一两年，每月伦敦来的政要到香港，查良镛都和他们见面会谈，交换对香港前途的看法。
但查良镛又和普通的香港市民不同，他关注香港前途问题，但他冷静、理智，一开始就以现实的态度去看待这个问题。
1981年2月19日，在中英双方官员就香港前途问题试探性接触时，查良镛就通过《明报》的社评，对香港前途问题进行理性的分析，表明自己的看法。这篇社评最后指出——问题的关键之所在，是中英双方有必要在这一两年内设想出一种妥善的方式，保障香港的长期安定。这种方式必须具备下列条件：
一、中国政府决不签署任何丧失领土主权的协定，一切安排不能影响中国作为一个大国、社会主义革命政权的体面，不能稍有损害中国的荣誉和民族尊严。签署这项协议的中国领导人，在将来任何情况下，都不致被政敌、评论家、后世的历史家指责为丧失国家民族的利益。这种安排能使中国政府和群众普遍视为是胜利和光荣，同时实际上的确对中国有利。
二、这项安排不能违反英国重视法治、自由、人权的原则，不致成为英国的负担。英国政府及领导人不会因签署这项协定，而在国会中受到强烈反对，英国公众与报刊的舆论，不会认为不符合英国的民主传统与人道主义精神。在政治、外交、战略、经济的考虑中，这项安排对英国有利。
三、新的安排不改变香港政治、社会与经济现状。香港居民普遍安心，外国的投资人得到保障，工商业的经营可以有较长期的计划。香港经济繁荣，科技发展。香港各界人民的生活有长期性的健康发展。
要满足这三个条件，似乎不大容易，……总之有办法的。
这篇社评，是香港报章最早专论香港前途问题的文章之一。在这之前，查良镛已有不少社评论及这个问题，但对香港前途问题提出比较具体和实质性的看法、建议的，可能这是第一篇。
查良镛在这篇社评中的观点，可谓真知灼见——因为后来中英两国政府关于香港问题的会谈，基本上是在社评中提出的三个条件这个范围中进行的。
查良镛不愧为一个高瞻远瞩的政评家。第二天，他又在《明报》的社论《关于香港未来的一个建议》中提出一个大胆的、很有远见的建议。社评一开头就触及香港前途问题的实质——
关于香港的未来，中英双方的想法是相当一致的，维持香港的现状，对各方面都有利益。但采取怎样一种安排方式，使中英港三方面都感到满意，却颇不容易。相信在今后一两年中，北京、伦敦、香港的领导人都会郑重考虑这个问题，也会有各种方案提出来。我们试提一个建议，以供参考。
方式是由中英两国外交人员经过磋商和研究后，订立一个有关香港的条约或协议，或由两国外交部长发表一个联合公报。我们把这个协议暂称“香港新约”。协定在北京、伦敦或香港签字都可以，那只是形式。内容主要为三点：
一、香港是中国的领土。
二、香港现状不变。
三、中国如决定收回香港，应在15年之前通知英国。
这三个要点很简单，但相信已能充分满足中英当局以及香港居民三方面的要求。在分析了这三方面内容如何满足中英港三方要求后，查良镛最后指出——
协议中当然应有各种详细规定，例如：说明鉴于历史上的原因、为了发展中英两国的友好关系、便于促进和平贸易，因此香港的现状不变；说明中国在收回香港之前，港英政府的职权和过去相同；规定中国正式提出收回的通知后，港英当局在15年后应作有秩序的移交，保持一切设施的完整等等。
这是香港最早详尽论述中英关于如何就香港前途问题谈判、谈判会达成什么协议这个问题的文章之一，它更是香港所有报章中第一篇最准确地论述这个问题的社评——甚至可能是全世界论及这个问题最早、最准确的文章。
一年半之后，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访问中国，中英正式揭开香港问题的谈判之幕。中国当局正式告知撒切尔夫人，中国决定收回香港主权和政权——当时是1981年9月，离1997年6月底约15年，恰与查良镛在社评中提出的建议之三吻合。
更有甚者，后来中英双方会议的主要内容，以及最后达成的协议，也基本上与查良镛所建议的要点相符，那就是：香港是中国的领土，香港现状保持不变。
在香港前途问题还没有拿上中英两国的谈判桌的时候，大多数的香港人都有恐慌的心理，但有些人也对前途问题抱有幻想——当然，抱有幻想的也有一些英国的政客。比如，香港有人希望英国人在“九七”之后仍然管治香港，或者香港独立、英国政客希望继续向中国租用新界等等。
查良镛认为所有这些幻想都是不现实的。
1981年2月21日，查良镛在《明报》的社评《世事岂能尽如己意》中，向中英港三方面提出“忠告”——
中国当局不能期望，香港居民能够眼见租借期只剩下9年、8年、7年……一天天的减少，而仍能心平气和、心安理得的和以前一样做生意，过日子。那时候社会上如有任何变动，都不会是向着好的一方面发展。中国当局不能期望，哪一天中国想收回香港了，在一年或半年前提出通知就可接收，如果有这种可能，在此情况出现之前，敏感的香港人早就能够走的就走了个干净，不能走的早已无法维持原来的生活，不能期望对港英政府作种种“喝令”或“影响”。英国的原则很明确，如果不能在这里进行绝对独立的自主的治理，那么就结束治理，和平而客气的离开，决不委曲求全，牺牲原则。
英国当局不可能期望中国能承认南京条约、同意香港本岛是属于英国的永久割地；不能期望北京当局会签订新的租借条约，将新界和北九龙自1997年起再续租99年；不能期望中国会长期承认香港是英国的殖民地。
香港居民不能期望，香港可以像新加坡那样独立，可以像瑞士那样成为一个政治上中立的纯经济区，可以由中英联合保证香港的现状永远不变……香港的现状将来总有一天会变的，但如事先能有15年的通知，一切就能有秩序的、损害最少的改变。
这些“忠告”，来自查良镛理性的分析，是现实主义的观点，这对后来英国人、香港人放下幻想，以现实的态度对待前途问题，使中英谈判顺利进行并达成协议，应该有一定的新闻导向作用。
在中英谈判香港前途问题的前前后后几年，香港报章关于这个问题的社评多不胜数。当中，查良镛这三篇最早一批深入评述香港前途的社评，可以说是最有现实意义、最有社会价值和最为精彩的。很多人在中英谈判期间达成协议之后，回过头来看这些社评，都无不佩服查良镛分析问题的透彻力和富有远见。
1982年9月，中英两国政府正式就香港前途问题进行谈判。首次谈判后，新华社发表声明：“中国政府关于收回整个香港地区的主权的立场是明确的，众所周知的。”
英国继续租借香港、对香港拥有主权已不可能，于是在以后的谈判中要求以主权换回政权，引起中方的强烈反对。到了1984年初，英国外相贺维正式声明：“要达成一份能使本港在1997年以后仍然由英国管治的协议，是不切实际的幻想。”
这段时间，香港的行政、立法两局议员频频访问英国，向英方反映香港“民意”。1984年2月，立法局非官守议员更提出了“罗保动议”。动议声明：“任何有关香港前途问题之建议，在未达成最后协议之前，必须在本局辩论。”
“罗保动议”的消息公布之后，引起各界震动，中方更透过舆论，指责“罗保动议”是利用香港“民意”“搞三脚凳”，干涉中英两国政府的谈判。
对于中方极力抨击的“罗保动议”，查良镛给予很大的支持。1984年3月7日，他在题为《充分讨论对大局有益》的《明报》社评中，明确表明自己的观点——
……到目前为止，香港人无权参与中英关于香港前途的会谈，无权获知会谈的内容，所知者不过会谈是“有益而有建设性的”而已。这正如旧式包办婚姻，双方家长为儿女谈婚嫁，不准儿女自己提意见，甚至瞒得密不通风，不让儿女知道自己终身大事的前途。双方家长都肯定地认为：“爹娘为你着想，是为了你好，决不会错。”
其实，中英港三方面的要求是一致的。香港的“民意”并不可怕，未必与中方所提的各种建议有何重大歧异，中国所提“九七后50年三个不变”，事实上已超过了香港民意的要求。立法局对这些建议进行辩论，相信绝不至于反对中国保证九七后50年三个不变。
看来，问题的关键是在：“对于中方所提的这种种建议，中国提供了什么具体保证，使香港人信得过将来必定会充分实现？保证充分而具体，香港人信心大增，香港就能有长期的稳定与繁荣。在法理上，香港可以无权参与谈判；为了会谈的顺利进行，香港人可以无权获知会谈内容。但信心、稳定、繁荣，终究不能从法理与权力中产生。香港人至少“有权缺乏信心”。在述评了香港人“无权获知会谈内容”、“有权缺乏信心”之后，查良镛最后指出——
立法局中充分进行辩论，是香港人讨论自己前途的途径之一。立法局的辩论是公开的，其过程与内容报上会详细报道。如果对某几位立法局议员的意见不同意，任何人可以通过各种传播媒介予以驳斥反对。香港公众可以判断哪一方面比较有理。北京与伦敦也可衡量哪一方面的意见对大局更加有利。
立法局辩论中的发言，很可能有些是北京（甚至伦敦）所不愿意听到的，然而毕竟值得考虑，或许由此而能使最后协议草拟得更加妥善些。在决定一件大事之前，与其听到的尽是一片喝彩叫好之声，不如也听一些逆耳之言。说不定这场辩论会使会谈受到某些阻延，和谐的气氛受到若干影响，港币币值有些波动，恒生指数下跌多少点。但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对于达成中英港三方面所共同寻求的目标会有助益。对最后协议的内容有益而有建设性，就是对中英港三方面有益而有建设性。不一定赞成的意见才有益而有建设性，在极大多数情况下，反对意见往往更加有益而有建设性。“罗保动议”最后是被通过了，但这并没有影响到中英谈判的进程。1984年4月份，英国方面发表声明，宣布英国已同意于1997年前将香港的主权和治权交还给中国，保证香港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方式50年不变。
至此，香港的人终于死了一条心：香港的前途已定，不可能再有什么改变的了。1984年4月22日，查良镛在题为《惟一可能的结果》的《明报》社评中引述1981年2月19日和20日这两日的社评，表明自己对香港前途问题的一惯看法。社论最后说——
我们重提三年多之前的两篇文字，用意是在说明，从大局来观察，香港的前途只能这样发展，实在不可能有别的道路可走。那是在几年之前便可预见到的。因此，我们不能对目前的结局有什么抱怨，或者对哪一方面、哪一些人提出指责。仍然以冷静的态度作理智判断，应当认为：中国和英国方面处理这件事所有的有关人员，都已尽了很大的努力，已在最大的可能范围中尊重了香港人的基本愿望。
到此，查良镛关于香港问题的论证也暂告一段落。
自1981年开始专注于笔论香港前途以来，查良镛以满腔热情去关注、评论这个问题。平均每隔两、三天，就有一篇关于香港前途的社论。就文章的数量而言，环顾香港所有的时事评论员，没有一个能与查良镛相比。查良镛撰写社评几十年，但他似乎对关于香港前途的社评情有独钟。1984年年中，他曾从中挑选出二百多篇，汇集成《香港的前途——明报社评之一》一书出版。
到了1984年9月26日，中英双方终于在北京草签了关于香港前途的《联合声明》。中方代表周南和英方代表伊文思两支笔一挥，宣告香港的殖民统治行将结束。从此，香港进入了回归祖国的过渡期。
而查良镛，在经历了几十年的风风雨雨之后，也和香港一样，踏进人生的另外一个阶段——查良镛的一段不寻常的、掀起不少惊涛骇浪的历史，又将开
第三十五章 踏足政坛 参加基本法草委
1985年6月，中方委任查良镛当基本法起草委员会委员。
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查良镛登台发言，他以《一国两制和自由人权》为题，表明了自己的政治宣言。
发言完毕，掌声热烈。
雷洁琼拉着查良镛的手，称赞说：“你的发言太好了！”
1984年9月26日，也就是胡耀邦会见查良镛一周后，中英两国政府代表草签了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
《联合声明》的主要内容包括：一，1997年7月1日，香港的主权和治权正式交还给中国；二，中国在恢复行使香港主权后，实行“一国两制”，香港的社会制度、经济制度等现状维持50年不变。
《联合声明》草签之时，查良镛还在北京。邓小平提出的“一国两制”，查良镛认为是“天才的设想”。他在北京中共中央的机关报《人民日报》上发表文章，高度评价“一国两制”的构想是“一言可为天下法，一语而为百世师”。
1984年12月9日，中国总理赵紫阳和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分别代表中英两国政府，在北京人民大会堂正式签署《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邓小平、李先念等中共领导人出席了签署仪式，北京中央电视台通过人造卫星向世界实况转播了这历史性的场面。
《联合声明》生效后，起草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的工作随即提到中共的议事日程。
1985年4月10日，六届全国人大第三次会议通过决议，决定成立基本法起草委员会，负责起草基本法。
这时，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告知查良镛，中方邀他参加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查良镛自创办《明报》起，一直坚持为《明报》撰写社评，写了20多年，论尽天下大事，但那只不过是纸上谈兵、书生论政；而参加草委，则是真正的参政议政。作为一个笔论春秋的社评家，对参政议政自然抱有很大热情——况且，在40年前，风华正茂的查良镛曾一度闯外交官之门，想从政报国；另外，在武侠小说创作和报业方面已经登峰造极的查良镛，也一直期待着在另一个领域开创自己的一番事业。
但是，查良镛也有所顾虑。他想：《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是中方成立的机构，参加草委，《明报》读者是否认为我亲共，甚至认为《明报》会变成左派报纸？《明报》的同仁也有这个担心。他们向查良镛表示：你参加草委，有些读者或许会对我们报纸的独立立场感到怀疑，这对我们报纸是有损失的。
但经过一番考虑之后，查良镛决定接受中方的委任。他向《明报》的同仁解释：“我认为我应该为我所爱的香港出一番力，做些有益于香港人的事。我于1948年3月来到香港，身无分文，此后在这里成家立业，过了几十年自由自在的生活，香港给予我的实在极多。我在香港社会中受到爱护尊敬，能有较好的物质生活，心中常自有感激之情，只觉我比别人所得为多，而回报不足。这一次有机会为香港花5年心力，真正做一件重要的事，然后退休，心中会感到安慰。”
至于参加草委是否与《明报》独立的立场会冲突，查良镛对他们说：
“《明报》的立场，决不因我担任起草委员而有丝毫改变，如果中共改变目前的政策，回头采取极左路线，《明报》一定会激烈批评反对。那时如果我不能再去北京开会，自然只好不去，在那样环境下，即使去开会也不会有什么用，北京也不会容许我们制订一部旨在保持香港稳定繁荣的基本法。香港的前途，毕竟取决于北京的政策路线。”
1985年6月18日，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正式成立，委员59人，其中内地委员36名，香港委员23名。港澳办主任姬鹏飞被任命为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有香港南联实业公司董事安子介，香港环球航运集团主席包玉刚，香港大公报社社长费彝民，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胡绳，民盟中央副主席费孝通，全国人大秘书长王汉斌，香港东亚银行总经理李国宝等。
查良镛以新闻工作者的个人身份参加了草委会。
当天，查良镛以《目标是求“不变”》为题，为6月19日的《明报》撰写社评，强调即将起草的《基本法》应该立足于维持香港的现状不变。
6月30日，查良镛又在另外一篇题为《对基本法的初步构想》的《明报》社评中，表明自己对基本法的四点意见：实际重于理想，经济重于政治，自由重于民主，法治重于平等。
后来，查良镛又向新闻界阐明自己的这四个观点。他认为：“我提出这四点意见，并不是不要政治、不要民主、不要平等。‘重于’是‘在重要性的比较上’占先，‘不要’则根本否定。两者完全不同。孔子说：足食足兵，民信之矣。三者都不可缺少，但‘民信之矣’重于‘足食’、‘足食’重于‘足兵’。他是强调建立人民信心的重要，并不是说人民可以不必吃饭，国家可以不要军备。将来写成的基本法，如果内容比较偏于保守，我相信整体上对香港会较有好处。毕竟，大多数香港人是怕变，是希望不变。将来社会上如果真有改变的需要，大势所趋，势不可挡，一部‘基本法’也万万阻挡不了。因为‘基本法’通过之后，也不是永远不能修改的。”
由此可见，三年之后，查良镛提出被港人批评为过于保守的政制“主流方案”，并非一时之意，其想法是由来已久的。当然，这是后话了。
1985年7月1日，查良镛到北京出席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走进人民大会堂，查良镛见到不少他仰慕已久的重要人物，如钱昌照、雷洁琼、胡绳、费孝通、张友渔、钱伟长等人，他们都是草委。见到他们，并和他们交谈，查良镛非常的高兴。
与查良镛以前有过交往的老熟人如李后、鲁平、郑伟荣等，也参加草委。见到他们，查良镛自有一番重逢旧友的乐趣。
在几十个内地委员当中，几乎每人都是《明报》的读者，其中不少人还是查良镛的武侠小说的忠实读者。大家聚在一起，时不时会谈起《明报》和武侠小说，查良镛心情很愉快。
他说：“我们进行起草香港基本法的工作，从人类历史的观点来看，可说是有划时代意义的。我们感到这任务的重大和光荣。”
在这之前，查良镛曾指示《明报》印行了一本中英文对照的《中英关于香港问题的联合声明》，里面还附有联合国颁布的《公民权利和政治权利国际公约》与《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国际公约》的全文，以及与之有关的若干文件。这个版本比一般的中英文联合声明本，篇幅增加了四倍。
查良镛编印这个版本，用意是很明显的。他认为：“为了体现中英联合声明中这一项的规定，对这两个国际公约有详细研究的必要，其中的根本精神和条文，应当吸收入基本法之中。”
为此，查良镛还把近百本《中英联合声明》书册带到北京。分派给各位草委作参考。
由此可见，查良镛对起草基本法，既抱有极大的热情，也投入很大的精力，他希望能在这方面发挥自己的一些作用。
7月4日，查良镛在全体会议上，以《一国两制与自由人权》为题，向委员们作了长篇发言。
一开始，查良镛就大赞特赞“一国两制”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作用。他说——
“一国两制”的构想对于香港的将来固然具有决定性意义，对于台湾以及全中国也事关重大，中国和平统一大业的最后完成，极可能要以这构想作为基础。眼光再看得远一些，这构想对全世界、全人类、以至整个人类的历史，都能产生深远无比的影响，主要的作用，在于这构想使得“全球战争的避免”成为可能。……“一个国家、两种制度”的构想，很容易推演而成为“一个世界，两种制度”。一国两制如能成功，全球两制的和平共处、和平共存也成为并非不可企及的设想。这使得人类的文明不致被核子战争所摧毁，人类的长期性进步不受阻碍。同时这也表示社会主义对自身制度的优越性深具信心，不怕竞争。这构思可以说是马克思主义的发展。马克思主义本来不是一成不变的，外界的条件改变了，革命的方针策略也相应改变。
如果从这构想发展出一系列的世事变动，人类终于能避免核子大战。
由邓小平的“一国两制”设想，引伸到“一个世界，两种制度”，以及“全球战争的避免”将成为可能，这是查良镛一个大胆的联想。是对邓小平“一国两制”这“天才”设想的至高评价。
接着，查良镛又向委员们表明他关于“一国两制”在香港的试验不容许失败的理念——
“一国两制”的情况，在人类历史上并未长期而安定地出现过。一个国家中有两种不同的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并存，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当然常有，但那总是不安定的，两种制度总是以战争或武装斗争的方式来互争雄长，过不多久，一种制度便吞并了、消灭了另一种制度。
中英联合声明是对“一国两制”构想的第一次国际性认可。中国领导人提出了一个完整的设计，英国领导人认为是可行的。双方同意之后，以国际条约的形式固定之。两个大国决心在香港长期施行。
这是第一次正式的有计划的具体实践。
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任何科学理论的真假，都须用实验、试验、实践来检查考核。
在香港的试验不容许失败，这不单为了香港500多万同胞、中国10亿同胞，也为了全世界整个人类。当然，香港的试验如果失败了，还可在别的地区再作试验。但香港如果一试而成，中华民族的兴旺发达便快速得多。我们中国人由此而对人类历史作出了永久性的贡献。
对于即将展开的基本法起草工作，查良镛也表明了自己的看法。他明确地表示，基本法主体应该是维持香港人原有的“自由和人权”——
保持香港资本主义体系的强大经济力量，应当是基本法的目标。基本法中要规定保障香港居民的自由和人权，这不但是符合中英联合声明中两国政府的承诺，也是保障自由经济的必要手段。因为以集体主义为主导的生活方式，与自由经济不能配合。
……政治制度、社会制度总是为经济制度服务的。先进工业资本主义国家实施一人一票的直接选举，这并不是惟一的选举制度。香港的经济环境与社会目标不同，将来在基本法中如何规定，值得从长计议。中英联合声明中规定，要“保持香港原有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50年不变”。其中“原有的”三字值得注意。世界各国的资本主义制度和生活方式并非完全相同，我们的主要目标是“保持原有的”制度和生活方式，并不是大作改变而去搬抄别国的制度和生活方式。查良镛的发言一完毕，会场顿时响起热烈的掌声，不少委员都称赞查良镛言之有物、发言精彩。
钱昌照、雷洁琼等几位老前辈更拉着查良镛的手，连声称赞。雷洁琼用英语赞许查良镛的发言：“你的发言好极了！”
如果说，1984年出版的《香港的前途》社评集是查良镛对香港前途的预见性设想，则这篇讲话可以说是他参与起草基本法的政治宣言。
查良镛一生中最后一段风风雨雨的历史，从此揭开序幕。
基本法起草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委员们主要就起草工作的规划和步骤，起草委员会的工作方法和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等问题进行讨论。
在整个讨论过程中，查良镛毫无顾虑，畅所欲言，成为发言最多的草委之一。
会议讨论的一个重要问题是：作为一种地方法规的未来香港特别行政区基本法，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宪法的矛盾将怎样解决。
草委会主任委员姬鹏飞、副主任委员王汉斌和外交部副部长周南等中方高官，分别就这个问题作了详细的解释。他们认为，将来的基本法由人大通过，就是人大按照香港的具体情况，而以基本法来规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内实行的制度；香港由于情况特殊，可以不遵守宪法中种种规定，那是宪法本身所赋予的宪法。
在讨论中，查良镛对此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他说：
“一般法律条文中往往有‘但’如何如何的规定，中国法律的术语称之为‘但书’。‘但书’的规定比本文优先。譬如说：某条马路不能泊车，但星期天不在此限。任何人星期天在该处泊车就不算违例，交通警察如要控告，必定会输。香港基本法可说是中国宪法中的‘但书’。法律如果规定某种特殊情况为例外，那么只要出现这种特殊情况，就须以‘例外’来处理。比方说，犯某种罪要处某种刑罚，‘但’如犯人是未成年人则从轻发落。只要犯人未成年则非从轻发落不可，如果不从轻处刑，法官就违法了。”
为了在起草基本法的过程中，多听取、咨询香港人的意见，中方决定在香港成立基本法咨询委员会。在讨论如何筹备咨委会时，草委之间出现了分歧。
有委员认为，草委会的25名香港草委，应该全部加入咨询委员会；也有委员认为香港草委可以自愿加入咨委。查良镛主张草委全部不加入。
草委会第一次全体会议，很多时候草委们是参加分组讨论的。查良镛与港澳办副主任李后、侨办主任廖晖、外交家何在铄等草委分在第三组。
7月9日，中共领导人胡耀邦、邓小平、李先念、彭真等来到人民大会堂，会见草委会全体委员，并一起合了影。
中共几个最高领导人会见草委会委员，显示了中共对《基本法》起草工作的重视。
参加这次草委第一次全体会议，与一些老朋友和那些他仰慕已久的人物在一起谈论《基本法》起草工作，查良镛觉得很高兴。但几天的会议也有令查良镛不愉快的地方。会议结束后，他曾向新闻界透露其中的一些“内幕”：“有些委员在发言之时，以姬鹏飞主任那篇讲话作为‘立论根据’，似乎只要一引姬主任的讲话，那就绝对正确，理直气壮之至。有些人发挥的不是自己的见解，而是姬主任讲话中的‘精义’。其实姬主任在讲话之中，说得很谦逊的，说是‘讲点意见，供各位委员讨论时参考’。两次讲话最后都说：‘不当或不足之处，请批评指正。’他在参加我们第三组讨论时，一再说自己提出意见是‘抛砖引玉’，请大家批评指教。但不少的委员的发言态度，对姬主任的讲话未免过分重视强调，令人联想起当年人们引用‘毛主席语录’。在内地讨论问题，引用权威人士的意见或许是一种方便，但对于我们习惯于西方民主社会中生活方式的人，总觉得人人都是平等，对于一种意见的评价，应当根据于意见本身，而不是提出这意见之人的身份地位。”
查良镛向新闻界表明他的看法：
“我赞同姬鹏飞主任的讲话，但反对过分突出主任委员（甚至副主任委员）的重要性。每一个起草委员的发言权，应当都是相等的。”
这次会议，是查良镛第一次在正式的议政场合，表露自己的政治倾向和施政才干。查良镛在这次会议中非凡的表现，为他不久之后出任基本法政制小组负责人做了一个很好的铺垫。
查良镛回香港不久，即召集《明报》的部分编辑和记者座谈，向他们畅谈基本法起草的情况。
当时，港英当局正在香港积极推行政制改革，立法局9月间首次举行间接选举，到1989年举行直选。《明报》的编辑记者们很自然的向查良镛提起这个问题，而查良镛也侃侃而谈，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和立场。
1986年4月18日至22日，基本法草委会第二次全体会议召开，草委会成立了“中央和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关系”，“居民的基本权利和义务，”“政治体制”，“经济”，“教育、科学、技术、文化、体育和宗教”5个专题小组。
查良镛被任命为“政治体制”小组负责人。中方负责人肖蔚云是著名法学家、北京大学法律系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起草委员会委员。
这次会议，标志着基本法的制订工作进入了具体起草的新阶段；由查良镛一手策划的一场“政制风波”也即将刮起。
第三十六章 群雄并起 “武林大会”当盟主
样设计未来香港的政制模式，各方各派意见不一，政制方案花样百出。群雄并起，不分上下，于是促成“武林大会”举行。
查良镛主持“武林大会”，然而得不到积极的成果。
1986年4月成立的基本法政制小组，除查良镛外，小组负责人还有内地委员肖蔚云。成员则有：李后、鲁平、毛钧年、雷洁琼、张友渔、许崇德、李福善、查济民、郑伟荣、项淳一、邬维庸、黄保欣、廖瑶珠、谭惠珠、端木正、李柱铭、司徒华等人。
身为小组负责人的查良镛和肖蔚云，其职责就是召集、主持政制小组会议，对小组工作进行协调。政制，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权组织形式。
基本法政制小组的任务，就是为未来的香港特别行政区设计一套政制形式。
对于设计一个什么样的政体，香港各界意见不一，政制小组的19位成员也意见不一。笼统而分，意见主要分为二种：一种是主张加速香港的民主政体改革进程，在香港尽快尽早实施激进的民主政制；另一种则强调以维持香港的政制现状为原则，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循序渐进式的政制改革。
对于整个基本法，查良镛向来主张“不变”和“保守”；对于其中的政制内容，他也主张“保守”。
他说：“我个人的理解，政治体制是整个基本法的一部分，政治制度不能脱离经济制度、社会制度和生活方式而超然独立，不可能其他部分‘继续保留’、‘保持原来的体制’，独有政治体制却急速大变。”
政制小组一开始展开工作，查良镛就坚持他这个原则。
如果说基本法的起草过程是充满风风雨雨的，那这场风雨则主要是政制方案的争议；而政制之争，则又几乎集中在立法机关和行政长官的产生问题上。
第一次政制小组会议，草委们就发生激烈的争辩，在行政、立法、司法三者之间的关系和各自的职责等问题上，大家争论不休。一种意见认为三权分立实际上仍然会有一个主导，问题是应该行政主导还是立法主导？这个问题大家争论了好长一段时间。也有意见认为，现要设计的是一种具香港特色的政治模式，这种新的政制模式，决不是简单的用“主导”或“分立”之类的名词足以概括得了的。
经过半年多时间的激烈争辩，到1986年1月，在深圳举行的小组会议上，草委会政制专题小组达成几点共识：第一，政制要有助于发展资本主义制度，有利于保持香港的繁荣稳定；第二，中国收回香港的主权不是为了对香港实行革命性的改造，因此，要保持原有政治体制的优点；第三，要兼顾社会各阶层利益，逐步发展适合香港情况的民主参与。
在后来举行的小组专题会议上，政制小组又拟定了有关行政和立法机关职权等的部分多项条文，其中包括：行政长官是一个拥有实权的行政最高首长，在当地通过选举或协商产生，报中央任命，如有严重违法和渎职行为会受到弹劾；行政机关执行政策，编制财政预算案，提出法案及议案；立法机关通过法律。
原则性的政制内容定了以后，草委会政制小组接着又讨论更加具体的实质问题：行政机关、立法机关和行政长官如何产生？
这段期间，形势就像查良镛武侠小说中所写的那样：群雄并起，风起云涌。香港社会提出的方案不下四五十个，其中较为突出的，包括由85名工商界基本法咨询委员提出的“85人方案”，和由部分咨询委员联络基层人士提出的“190人方案”。
“各门各派”各有各的主张。但归纳起来，问题无非集中在这两方面：行政长官如何产生？意见大约可分为两类，一类由一个小团体提名，然后一人一票普选；另一类是由大选团来选举；而在立法机关的产生问题上，主要分歧则在于首届直选和功能团体选举各自的比例，及是否有选举团（或顾问团）成分。
各派林立，吵吵嚷嚷，但分不出是是非非。身为政制小组负责人的查良镛便在1988年初提出一个“协调方案”以期化解各种方案的分歧。
查良镛的“协调方案”主要侧重于谈行政长官的产生，他主张“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但强调在提行政长官候选人的程序上要作严密周详的规定。
由于基本法中政制部分是香港各界最为关注的，所以它的起草过程也最复杂和最艰难。自1986年4月各专题小组成立以来，政制小组开的专题会议比任何专题小组都要多，但工作进展却还是最为缓慢。到了1987年8月，草委第五次全体会议举行，其他专题小组基本上都已提交比较完整的方案，惟独政制小组才提交部分条文初稿，有关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的产生及立法机关的组成和产生办法仍然待拟。政制小组的工作进度受到了其他草委的指责。有些草委对查良镛说：“怎么你们的报告老是说明、解释一大堆，理不出一个头绪来？”
在全体大会上，查良镛向其他草委们解释此乃为了多听取港人对不同方案的意见。他在发言中声称：“……政制小组内部的多数，不一定就是香港人中的多数；而草委内部的多数，也不一定是香港人中的多数。……政治上成熟的智慧，应当是互谅互让，各退一步以达成协议。在草委会中得到全面胜利，如果受到香港半数或接近半数的人反对，我们的工作不能算是成功。”
第五次草委会全体会议之后，就是《基本法征求意见稿》的咨询期。拿不出完整的政制方案咨询香港市民，那如何是好？
据查良镛自己说，如果单纯靠表决，当时就可以得到一个主流方案。但他认为应当争取一个团结和谐、照顾到各方面利益的表决结果。
于是，查良镛和肖蔚云等其他小组成员达成共识：在征求意见稿中并列出各种政制方案。其中，行政长官产生办法共五个方案，查良镛“一人一票普选行政长官”的“协调方案”为方案之五；而立法机关的产生办法则有四个方案，李柱铭、
司徒华提出的“190人方案”也并列其中。
查良镛为此一直在想：“用什么方法，才可以得到大家都满意的结果？”显而易见，查良镛是倾向于一个两全其美，既让中方满意又能让港人接受的方案。
1988年5月至9月，《基本法征求意见稿》在香港征询市民意见期间，香港各界、各阶层、各团体在政制方案的讨论上仍然是百家争鸣，意见不一。
这期间，基本法草委会的内地委员两次到香港来征询市民意见。查良镛在多次地与他们交换意见后，产生一种“柳暗花明”的感觉。他说：“我发觉，他们本来原则性太强的态度已经开始转变。他们在用心倾听各界的不同意见，尤其第二次，好几位内地草委都强调不能一面倒，要争取团结和谐，但保持稳定的目标当然不能放弃。我发现了转机，心中暗暗喜欢，似乎经过这次咨询，政制上有了打破僵局的可能。”
内地委员访港之后，查良镛就开始构思新的“协调方案”，以综合各方意见，达成一个小组的“主流方案”。
“协调方案”怎么写呢？查良镛初时想过与另一个政制小组负责人肖蔚云共同商量草拟，但转念一想：“肖蔚云一来身在北京，不大清楚香港各界人士变化多端、几乎日日不同的协调过程；二来他不久就要到希腊讲学开会，到11月中旬才回北京。算了，还是自己上吧！”
查良镛闭门两天，终于拟出一个政制方案的新协调草稿。
他把“新协调方案”的具体内容传真到北京给肖蔚云，希望以他和肖蔚云两人的名义提出这个方案。肖蔚云从北京给查良镛传来一封信，明确表示：“这方案乃你多方考虑的结果，应以你的名义提出，建议作为小组讨论的基础。”
查良镛想：这也好，以我个人名义提出，可减少被内地草委控制的形象，香港人容易接受一些，在小组中可能会较少受到反对，对大局有好处，况且这也是我草拟的，没必要强加于人。
这个时候的查良镛，虽然人在香港，但已根本无法顾及《明报》的工作，极少回报馆上班。他以全副精力专注于政制方案的协调工作。
10月份开始，查良镛就找一些人座谈、对话，了解社会各界人士对政制方案的意见，并推销自己的新协调方案。
他和徐昱雄、杨森、程介南、黄宜弘、何俊仁等人举行了两次座谈会。这五人是来自香港各界的精英分子，他们代表着各方面的意见。座谈会气氛热烈，大家畅所欲言，进行理性的对话，对政制方案提出多种意见。
此后，查良镛又与张振国、程介南、梁兆棠、曾钰成四位教育界人士多次接触。这四人是政制方案“38人方案”的倡议人，大家对政制方案的起草进行了十分友好的对话。
在和这些人士接触时，查良镛向他们透露了“新协调方案”的主要内容，征求他们的意见。他们都反对查良镛的“新协调方案”，认为分三个阶段举行全民投票的时期过长，立法会议普选成分的起点太低，整个方案过于保守。
在听取了香港各界人士的意见后，查良镛又对“新协调方案”进行修改、补充。在征求意见稿咨询期结束后，以程介南、陈子钩等人为代表仍然极力扮演协调角色，于是他们策划、组织了一次关于协调政制方案的“武林大会”。
“武林大会”于1988年11月12日在香港举行，离即将在广州召开的政制小组会议有一个星期。大会由基本法咨询委员会政制小组成员程介南、陈子钧策划。出席“武林大会”的包括政制方案“190人方案”、“89人方案”、“8人方案”的倡议人，以及港人协会、杰青协会、励进会、大学毕业同学会、劳联、工联等团体的代表，与会者还有廖瑶珠、黄保欣、邬维庸、谭耀宗等草委，一共有70多人。
查良镛主持大会，担任“武林大会”的主席。
既是“武林大会”，各路英雄好汉自然要展现自己的“武艺招式”。出席“‘武林大会”的各界人士对政制方案征求意见稿展开激烈争辩，极力推销自己的看法或方案，唇枪舌剑，不逞多让，那场面，有如查良镛武侠小说中的“华山论剑”。
但是，大家经过一番“过招”之后，结果仍然不分胜负，各个方案还是协调不了，只是达成了五点原则性的共识：（一）各方案提案人均认为互相协调交换意见是好方式，彼此不应持对抗性和排斥性的态度，大家也希望争取有机会继续对话；（二）行政长官应通过选举产生候任人，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三）行政长官的选举应以民主的方式选举；（四）选举行政长官应用充分民主的程序提名；（五）香港特别行政区立法机关最初用混合选举方式产生。
共识达成了，但在具体的问题上仍然争议不休。在“武林大会”上，关于行政长官的选举方法有坚持首届行政长官普选产生与间选产生两种不同意见，而主张行政长官由间选产生者，其中的直选比例由最少四分之三不等，而最终发展至全港一人一票选举的过程，有意见认为应以固定时间表方式，也有意见认为应以灵活机制或引发点方式，时间分别在第二至五届之间。
至于立法机关最初的直选成分，分别有不超过四分之一和不少于二分之一等不同意见。
查良镛最后在“武林大会”上总结发言说：
“各不同政见方案人士一起出席较大规模会议，诚意商讨，气氛热烈，会议有相当大成果，对本周草委政制小组的会议肯定有帮助。”
查良镛又向与会者透露：“将于本周末在广州举行的政制小组会议，一定要就行政长官、行政机关和立法会议的产生问题达成主流方案，而且一定会有新方案，然后交由香港市民咨询。”
查良镛草拟“新协调方案”，原本希望能化解各方各派歧见，尽快达成政制小组的主流方案，但又有多少人理解他的一片苦心？所以，几天后这个“新协调方案”刮起一场大风暴，是查良镛始料不及的。
第三十七章 连夜修改 协调方案终出台
武林大会”决不出胜负输赢，查良镛于是亲自为未来香港政制设计蓝图——草拟新政制协调方案。
第一稿出来，遭到强烈反对。
与中方官员“密谋”一番后，查良镛又连夜赶改方案……
“武林大会”举行的当天晚上，应政制小组成员李柱铭大律师的邀请，查良镛又到海富大厦李柱铭的办公室，与李柱铭、司徒华、杨森、李永达等民促会的领导人会谈。这几位都是香港著名的“民主派”人士，他们在香港1991年举行的首次立法局直选中大获全胜，全部晋身于立法局。
坐下来，查良镛对李柱铭他们说：
“下午的会议给了我一些灵感，对我提出方案有帮助。我觉得不能纯以会议出席的人多数赞成什么，作为香港人的意见。过往的讨论集中在立法机关的组成及由第几届开始普选行政长官，忽略了其他重要问题，如行政长官与立法机关权力的划分。”
李柱铭、司徒华再次向查良镛极力推销“190人方案”，把他们的意见充分表达出来。
对他们的看法，查良镛不以为然，但他还是耐心地听他们的解释。听完，查良镛坦率地对他们说：
“李先生和司徒先生完全明白政制小组内的情形，你们的方案是不可能被接纳的，尤其是在1997年7月1日之前在香港普选行政长官的主张，绝无可能得到通过。政制小组只有4天会期，已无时间从头谈起。我准备提一个协调方案，只希望你退我让之后，有个较好的结果，民主普选的机会在1997年后50年内不会被完全封死，要在基本法中开一个口子，在适当时期通过全港选民投票的方式，能够得到实现。至于进展的步骤，恐怕是相当缓慢的。你们一定会认为十分保守。”
对查良镛的想法，李柱铭、司徒华等人也坚决不认同。他们当即向查良镛表示：“查先生，我们不会放弃既定原则，在本周的政制小组会议上，我们一定反对你的方案，坚决斗争到底。”
那天晚上，除了李、司徒两位草委外，还有几个外界人士，查良镛觉得不便深谈，谈了一个多小时后就起身告辞了。在回家的途中，查良镛坐在车上，头枕着靠椅，一直想着今天的“武林大会”和刚才与李、司徒等人的会面。或许，他脑海中正转着这样的念头：“会议没有成果，但不要紧，他们不跟九个方案协调，总之还是有机会的。当然，终究不能全部依照他们的意思。不论在哪一方面，他们都是少数派，不过少数派的主张也不可置之不理”。
回到家里，虽然已疲劳了一天，但查良镛没有一点睡意。可能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把原先草拟好的“新协调方案”草稿拿出来，想吸收多些人士的意见，把方案写定。他对自己说：“尽可能把方案写得保守一点，以免在小组中一提出，一、二、三，立刻就被否决。只要大家接受可以讨论，李柱铭、司徒华两位向来热烈发言，态度坚定，再经过这次咨询后内地草委倾向于协调，颇有可能砍砍削削，拉向中间。”
第二天一大早，查良镛带着他的“新协调方案”上深圳去找当时的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草委会副主任许家屯。那天正好是礼拜日，许家屯正在深圳贝岭居度假。见查良镛到来，许家屯非常高兴，还叫扬州名厨烹制一席淮扬菜，招待查良镛。
查良镛向许家屯介绍了他的“协调方案”的主要内容：行政长官以大选举团方式产生，立法局议员普选，并由第四届开始“检讨”全面实行普选行政长官和立法局议员，即1997年后15年，通过一定程序，比如立法局多数通过或全民投票等，决定是否全面实行普选立法局议员和行政长官。
许家屯当即向查良镛表示自己的看法：“对大选举团和议员产生比例，我没有什么意见，但从第四届就开始‘检讨’，我觉得还是快了一些，是否可以推迟一至两届？”
查良镛忙问许家屯何故这样。许家屯说：“我认为形势发展很难预料，民主步伐的快慢，不可能完全由人为规定，但‘立法’时则应该将‘安全’系数打足一点。如果条件提早成熟，‘法’是可以修改的，‘检讨’也可以提前。”
查良镛向许家屯解释，如果第四届普选条件仍不成熟，“检讨”还是有可能通不过的。
许家屯对此并不认同，查良镛觉得许家屯的想法比自己还保守。看来与许家屯达不成什么共识，查良镛也就没有再与他继续讨论下去。
当天，查良镛又赶回香港。
第二天，查良镛又会见香港各传媒的记者。记者们纷纷打听“新协调方案”的内容。查良镛向记者声称：“新协调方案是‘中间落墨’，既不过分保守，也不过分激进，我想这方案可能会被民主派和保守派批评为‘非驴非马’。”
说到这，查良镛对着记者们笑了笑：“其实，‘非驴非马’也无所谓，作骡子也不要紧，只要有用，能拉车就行。”
11月16日下午，查良镛将“新协调方案”的内容，连同“工作文件”分送给在香港的政制小组成员。由于中港关系专题小组在16日在广州举行会议，部分同时属中港关系小组的政制小组成员廖瑶珠、李柱铭等人已于15日离港赴穗，故直到17日下午，他们才收到查良镛的方案。据查良镛自己说，在这之前，他曾写信给政制小组的各位成员，后来查济民委员提出以新的方案代替他原先的两个方案，但仍是以顾问团为基础。李福善委员也提了一些具体建议，都是关于条文内容的。
11月18日傍晚6点多钟，查良镛自香港坐直通火车抵达广州。来到委员们住宿的白天鹅宾馆，一大群香港记者围上来，缠着查良镛问这问那。有几个记者告诉他：“查先生，我们已经知道了你的新协调方案的内容。”
查良镛听完非常不高兴。方案是准备向小组提交讨论的，提出之前不应该泄露。
他不客气地说：“新闻界人士不遵守行规，报道不该报道的新闻，影响小组会议。”
记者们紧追着查良镛，抢着发问：“你的协调方案为什么这样保守？”
查良镛为记者所逼，只说了一句。“我的方案协调了港人的意见，并不保守。”
吃过晚饭，查良镛和另一位政制小组负责人肖蔚云和草委会的三位正副秘书长李后、鲁平、毛钧年举行预备会议，商讨此后四天的会议安排和讨论方式。
预备会上，有两位委员对查良镛的“新协调方案”提出不同意见，认为方案的民主进程太缓慢，香港许多热心政制人士一定不会满意。他们说：“我们主张照顾香港热心人士的情绪。经过几个月的咨询，政制小组不能不作出合理的让步，所以方案还须修改。”
这两位草委的意见，大大出乎查良镛的意料之外，他想不到经过6个月的咨询，内地草委的态度竟有如此急剧的转变。查良镛觉得有内地草委的支持，协调起来应该容易得多了。
他当即答应对方案进行修改，尽量加快民主政制的进程。
查良镛和其他四位草委立即讨论怎样修改方案。他们将原来方案所拟的政制分“三个阶段发展”削去一个阶段，全民投票的年份也大大提早，同时要解决许多具体的技术问题，例如每一届立法会议成员的人数、普选成员如何逐届增加等。预备会达成一个共识：以查良镛的“新协调方案”作为这次政制小组会议的讨论基础，形成小组的“主流方案”。
散会后，大家走出会议室，见到一群记者已守在那里。查良镛原来的“新协调方案”已经泄露出去，记者们都已经从旁打听到主要内容，方案非常保守，令有些记者们半信半疑，不敢贸然发稿回香港。他们围着查良镛打听证实方案的具体内容。
查良镛坦率地对记者说：
“我刚才已咨询了其他草委的意见，决定对我原先的方案进行修改。所以你们已经得到的方案，并不是我明天要正式提出的方案。”
“方案会做哪方面的修改呢？”记者们紧问不休。
“这个我就不能告诉大家了，请原谅！”
说完，查良镛便和记者们告辞。
回到房间，已是夜晚11点多钟。奔波劳累了一整天，查良镛仍然精神饱满，没有一点倦意。他把“请勿打扰”的字牌挂在门外，把电话听筒也搁起来，便埋头修改“新协调方案。”
深夜1点多钟，“新协调方案”终于修改完毕。他把方案交给秘书处的陈佐洱（后来晋升为港澳办某司司长，中英联络小组中方组长），请他即时拿去复印出来。本来，查良镛也想着把修改好的“新协调方案”送给其他草委、好让他们能在会前参阅，但当时已是深夜，大家都已睡着了。岂能吵醒别人？查良镛只好说算了。
查良镛如释重担，伸展双臂，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打开窗户。四周很幽静，但珠江两岸仍然灯火璀粲。“很快就天亮了，抓紧时间睡一会儿吧！”查良镛喃喃自语。
此时此刻的查良镛，心情亢奋。对着美丽的珠江夜景，他心潮起伏，浮想联翩——但是，相信他怎么也想不到，明天，居然会有一场大风暴向他猛烈地扑过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