卓别林自传
《卓别林自传》 --------------- 序幕 --------------- 在威斯敏斯特桥通车之前，肯宁顿路还只是一条骑道。一七五○年后，才从桥头那儿新辟了一条路，直接通到布赖顿区。这样一来，我在那儿度过大部分童年的肯宁顿路上，就出现了一些建筑得很华美的房子，它们临街的一面都有铁栏杆围着的阳台，居民也许还在那上面看到过乔治四世驾幸布赖顿区。 到了十九世纪中叶，那儿多数的宅门已经零落破败，改成了论间出租的住房和公寓。然而，其中仍有一些保持着原状，里面住的都是医生、富商和歌舞剧名角儿。每逢星期日上午，沿肯宁顿路，你不时可以看到一辆时髦的双轮弹簧马车，在一家住宅门口停下，准备接一位歌舞剧演员去兜风；经过十里路程的遨游，他可以远达诺伍德或默顿，回来时还要沿途停车，光顾各个酒馆，如白马酒馆，号角酒馆，以及肯宁顿路上的巨盅酒馆等。 我十二岁那年，常常站在巨盅酒馆外面，留心看这些大名鼎鼎的先生们跳下他们的马车，走进酒馆休息室，到那歌舞剧红角儿聚会的地方；原来他们星期日回家午饭之前，习惯是要在那儿来上最后“一杯”的。身上穿的是格子花纹衣服，头上戴的是灰色常礼帽，钻石戒指和领带别针灿灿闪亮：瞧他们风头够多么足啊！星期日午后两点钟，酒馆歇业关门了，于是这些顾客都一溜儿走到外边，彼此开一会儿玩笑，然后互相道别。这时候我总是出神地紧瞅着他们，觉得非常有趣，因为他们有的摆出了神气怪招笑的一副架子。 等到所有的人都走了以后，那情景就好像是太阳隐进了云层一样。这时我才走向肯宁顿路后边不远那一排凄凉的破旧屋子，回到波纳尔弄三号，走上那道通到我们家小顶楼、摇晃得像就要倒塌的扶梯。屋子里的情景见了叫你感到沮丧，那儿空气污浊，只看到桶里的污水和破旧的衣服。在我要谈到的那一个星期日，母亲正坐在那儿向窗外呆看。后来，她转过了身，衰弱无力地笑了笑。屋子里很闭塞，它只略大于十二英尺见方，并且看上去要更加小，而那斜倾的屋顶也显得更加低。靠墙的桌子上摆满了龌龊的盆子和茶杯；低矮的墙根儿那块地方恰够安放母亲给漆成了白色的那张旧铁床。床与窗之间是一个小火炉，床脚头是一张旧扶手椅，它被拆开了改装成一张单人床，我哥哥雪尼就在那上面睡。但是，那时候雪尼出海去了。 那一个星期日，屋子里的气氛更使人感到抑郁，因为，不知道为了什么，母亲不曾收拾屋子。往常，她总是把它整理得干干净净，因为她性情开朗，兴致很好，并且年纪还轻，那时还不到三十七岁，她能使那间寒碜的顶楼显得十分舒适。特别是在冬天的星期日早晨，她总是让我在床上吃早饭，我一醒就看见小屋子里收拾得挺整齐，小火炉里的火烧得挺旺，炉台上的水壶热气腾腾，一条鳕鱼或者熏鲱鱼放在火炉炭围跟前，这样她烤面包时就可以不致让它冷了。母亲喜孜孜地出现在我身边，屋子给人一种舒适的感觉，开水灌进我们的陶器茶壶时发出了柔和低沉的声音，我这时候看自己的每周滑稽连环画：这一切是我在一个宁静的星期日早晨享受到的乐趣。 但是，那一个星期日她却无精打采地坐在那儿望着窗外。最近三天里，她一直坐在那个窗口，显得那么异样地沉默寡言，心事重重。我知道她很烦恼。雪尼出海了，我们已经两个月没有收到他的信了，而母亲租来拼命做活计、挣点儿钱维持我们生活的那架缝纫机，已经因为过期未付分期摊付金而被收去了（这种事情是司空见惯的）。再说，我靠教舞蹈挣来贴补家用的每星期五个先令也突然落空了。 我不大留意我们的经济恐慌，因为我们经常在那种恐慌中过日子；再说，自己还是一个小孩儿，我对家中的烦恼事情很容易淡忘了。仍旧和往常一样，我总是放学后才回家，帮母亲做点杂事，倒掉污水，拎一桶干净水上楼，接着就匆忙赶到麦卡西家去，在他们那儿度过整个黄昏——只想到要躲开我们家令人愁闷的那间顶楼。 麦卡西夫妇是我母亲在歌舞团内演唱时认识的老朋友。他们在肯宁顿路比较幽静的地方租了一套舒适的公寓房子，过的那种生活在我们看来是相当富裕的。麦卡西夫妇有一个儿子叫沃利，我总是和他一块儿玩到天黑，照例要被留下来吃茶点。而那样留连着不走，我就扰了他们好多顿晚饭。有时候麦卡西太太探询母亲的近况，问最近怎么没有见到她，于是我就托词掩饰一下，原来母亲自从生活潦倒后，就难得去看她剧团里那些朋友了。 当然，有时候我也待在自己家里，于是母亲就沏一壶茶，用烤肉上滴下的油煎一些面包，我吃得津津有味，母亲再读一个小时书给我听，她书读得非常好听，这时我就感到和母亲在一块儿很快乐，觉得自己待在家里要比去麦卡西家更好玩儿。 再说，那天我一走进屋子，她就转过身来，用谴责的眼光瞅着我。我看到她那副模样，不觉大吃一惊。她面孔消瘦，形容憔悴，眼睛里露出了一个人熬受着痛苦时的神情。一种无法形容的悲哀控制了我，我一时感到为难，不知如何是好：又是想要留在家里陪着她，又是急于摆脱开家中的一切烦恼。她愣头愣脑地瞅着我。“你干吗不上麦卡西家去呀？”她说。 我差点儿哭了出来。“我要陪着你。” 她别过脸去，茫然地望着窗外。“快到麦卡西家去吃你的晚饭吧——家里没你吃的啦。” 我听出她的口气里是在责备我，但是我仍旧赖着不肯走。“既然你要我去，那么，我就走吧，”我最后勉勉强强地说。 她苦笑了笑，拍了拍我的脑袋。“好，好，你快去吧。”虽然我也曾央求她让我留下，但是她坚持要我走。看到她一个人留在那间可怜的顶楼里，我走的时候怀着负疚的心情，但是当时压根儿没想到，就在此后不多几天内，一件可怖的噩运就要降落在她身上了。 --------------- 童年时光(1)(图) --------------- 卓别林 我于一八八九年四月十六日晚上八时，出生在沃尔沃斯区的东街。此后不久，我们一家人就搬到了兰贝斯区圣乔治路的西广场。据母亲说，当时我的生活是幸福的。我们的家境相当宽裕，一家人住了三间设备很优雅的屋子。童年时有一件回忆得起的事：母亲每天晚上去剧院之前，总让我和雪尼睡在一张舒适的床上，爱怜地给我们把被窝掖好，然后将我们嘱托给那个女仆。我三岁半时，在我的那个小天地里，什么奇怪的事情都可能发生。既然比我大四岁的雪尼有本领变戏法，会把一块硬币吞下肚去，再从脖子后边取了出来，我就不甘示弱，也同样地把一枚半便士的硬币吞了下去，害得母亲只好去请医生。 每天夜里从戏院回到了家，母亲照例要留一些好吃的东西在桌上——一块那不勒斯式蛋糕，或者几粒糖果——让我和雪尼第二天早晨吃，讲好了要我们早晨别吵闹，因为她往往睡得很迟。 母亲是杂剧场的喜剧演员，那时年纪刚近三十，长得娇小玲珑，白皙的面孔，青紫色的眼睛，淡棕色的长发一直垂到了腰底下。我和雪尼都崇拜母亲。虽然实际上她并不是一位倾国倾城的佳人，但我们都觉得她美丽得像天仙一样。多年以后，那些认识她的人还对我说，她当时娇艳可爱，有着一种迷人的风韵。她常常很得意地把我们弟兄俩打扮得整整齐齐，星期日一块儿出去旅行，雪尼穿的是伊登中学学生装和长裤，我身上是一件蓝色天鹅绒上衣，配上一副蓝色手套。每逢这种时候，我们总是沿着肯宁顿路漫步，一路上出足了风头。 在那些日子里，伦敦的一切都是那样从容不迫。动作的节拍是从容的；甚至那些马拉着有轨的车，沿威斯敏斯特桥路跑下去时，也踏着从容的步子，然后，到了桥边路尽头，在那旋转盘上，也从容不迫地拐过弯去。记得在母亲走红的那些日子里，我们也住在威斯敏斯特桥路。那儿的人都显得欢欣而和蔼，街上都是一些吸引人的店铺、酒馆和音乐厅。路拐角上对着桥的那家水果店里陈设得五光十色，铺子外面也都是排列得整整齐齐、堆得高高的水果：橘子、苹果、梨和香蕉，而这就跟河对面那座庄严灰暗的议会大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这就是我童年时代的伦敦，这就是我情感渐萌、思路初开时的伦敦：记得那春光明媚的兰贝斯；记得那些琐微细碎的事情；记得怎样和母亲坐在公共马车顶层上，我试着去触那掠过去的紫丁香树枝；再有那些扔在有轨马车和公共马车站附近人行道上的车票，五颜六色：橘黄的，蓝的，粉红的，绿的；再有威斯敏斯特桥路拐角上那些脸色红润的卖花姑娘，她们正在做一些鲜艳的纽扣眼插花，灵巧的手指拨弄着闪亮的锡箔和颤巍巍的羊齿草；再有那些刚洒过水的玫瑰花，它们在润湿中散发着香味，勾起了我迷离恍惚的忧郁；再有那些令人感到抑郁寡欢的星期日，那些面色苍白的父母，带着他们的孩子，孩子走过威斯敏斯特桥上很小心地拿好了他们的玩具风车和彩色汽球；再有那些一便士的妈妈船，它们驶过桥底下时，怎样轻轻地把烟囱倒下来。我相信，我的心灵就是在这一切琐事中成长的。 再有我们家客厅里那些曾经影响了我情绪的东西：母亲的那幅和真人一般大小的蕾尔·格温画像，使我感到厌恶；我们家餐具架上的那些长颈水瓶，使我感到愁闷；那个圆形的小八音琴，它的珐琅面上绘了几个云雾中的天使，我看了又是欢喜又是迷惑。我喜爱的却是那个用六便士从吉卜赛人那儿买来的玩具椅子，它使我体会到一种占有财物的特殊感觉。 我记忆中的一些不平凡的大事是：一次跟母亲一起去水族馆看杂耍，看到了“她”，那是一个活生生的女人，在熊熊烈火中伸出脑袋向人微笑，我们还花了六便士摸彩，母亲把我举到一个装满木屑的大桶口边，让我从里面摸一包意想不到的东西，结果包里是一只吹不出声音来的糖口哨，还有一只玩具红宝石胸针。再有一次是去坎特伯雷杂剧场，我坐在一张红丝绒椅子上，看父亲表演…… 后来，天黑了，坐在一辆四匹马拉的马车顶上，母亲把我裹在一条旅行毯里，车上还有她剧团里的一些朋友，我们的吹鼓手吹响了号角，和着马匹的得得蹄声和挽具的丁丁铃声，沿着肯宁顿路驶去，于是我就沉浸在他们的欢乐和嬉笑声中。 后来，发生了一件事情。可能那已是事情发生后的一个月，也可能是几天以后，我突然觉出母亲的举动和外界的情形都不大对头。那一天她整个上午都和一个女朋友在外面，回到家里时她是那么激动。我正在地板上玩耍，意会到笼罩在我上空的气氛极度紧张，而我则好像是在井底下倾听什么似的。母亲又是哭又是说什么，她一再提到一个叫阿姆斯特朗的家伙——阿姆斯特朗说这呀，阿姆斯特朗说那呀，瞧阿姆斯特朗这个畜生！看她那样异乎寻常地激动和紧张，于是我哭了，哭得很厉害，母亲只好抱起我来哄我。又过了几年，我才知道那天下午是为了一件什么事情。原来母亲刚从法院回来，她告父亲不赡养他的孩子，可是官司打得不太顺利。阿姆斯特朗是我父亲的律师。 我不大知道自己有一个父亲，也不记得他曾经和我们在一起生活过。他也是一位喜剧演员，为人安静，喜欢沉思，有着一双乌黑的眼睛。母亲说他长得像拿破仑。他还有一条洪亮的嗓子，被公认为是一位优秀的艺人。甚至是在那个年代里，他也能挣到每星期四十镑的高薪。毛病出在他嗜酒如命，据母亲说，就因为这个缘故他们俩离了婚。 在那个年头里，歌舞剧演员要不喝酒，是一件难以做到的事情，因为所有的戏院里都卖酒，演员演完戏后，总要到戏馆附设的酒吧间和那些主顾们对饮。有一些戏院，它们酒吧间赚的钱要比票房赚的还多。更有许多名角儿，他们之所以能拿到大量的薪酬，不但因为他们有演唱的才能，而且因为他们把大部分钱都花在戏馆的酒吧间里。所以不少的艺人，都在酩酊中毁了他们的一生，而我父亲就是其中的一个。他因饮酒过度病故，死时刚三十七岁。 母亲总是以幽默和愁怨的口气谈到有关他的事情。他喝酒时脾气很暴躁，有一次他大发雷霆，母亲就和几个朋友一起跑到了布赖顿去，父亲盛怒之下拍了一个电报：“你打算怎样？立即电复！”她的回电是：“打算跳舞、宴会、野餐，亲爱的！” 母亲在姐妹二人中居长。外祖父名叫查尔斯·希尔，出生于爱尔兰科克郡，是一个爱尔兰皮匠。他面色红润，一头蓬松的白发，胡子长得有些像惠斯勒所画的卡莱尔。风湿痛把他折磨得够苦，据他说，民族主义者起义的时候，他因为要躲避那些警察，睡在潮湿地上，结果就染上了这毛病。最后他在伦敦落了户，在沃尔沃斯区的东街上靠修理皮鞋过日子。 --------------- 童年时光(2) --------------- 外祖母一半是吉卜赛人。这件事原是我们家的一件秘密。然而外祖母却常常夸口，说什么她家里是一向付高价地租的。她娘家姓史密斯。我只记得她是一个性情活泼的小老太婆，每次看见了我，总是学着小孩儿讲话的声调跟我亲热。我还不满六岁那年，她就死了。她早已和外祖父离开，至于那是为了什么，他们俩谁也不肯说明。但是据凯特姨妈透露，那是因为家里发生了三角恋爱纠纷，外祖母和她的新欢在一起时被外祖父给撞破了。 如果以普通的标准来衡量我们家道德观，那就像将一支寒暑表放在沸水里一样荒唐。由于具有这样一种世传的特性，皮匠的两个漂亮女儿就很快地离开了家庭，被吸引到舞台上去了。 母亲的妹妹凯特姨妈，也是一位喜剧演员，但有关她的事我们几乎一无所知，因为她只间或在我们的生活中出现一下。她长得很标致，可脾气挺大，始终不能和我母亲融洽相处。她也偶尔来我家玩，但往往是因为母亲说了一句什么话，或做了一件什么事，突然引起她大动肝火，闹得不欢而散。 母亲十八岁那年和一个中年男子私奔，逃到了非洲。她后来常常谈起她在那里过的生活，说如何拥有大农场，雇有仆人，养有驯马，那生活是够豪华的。 也就是在她十八岁的那一年，我哥哥雪尼出世了。我听说，他是一位爵爷的儿子，等到年满二十一岁，就可以继承一笔为数二千镑的财产，这件事我听了又是高兴又是懊恼。 母亲并没有在非洲待很久，就回到了英国，和我父亲结了婚。我不知道非洲的那宗公案又是如何了结的。但是，每逢我们家穷极无奈时，我就责怪母亲不该放弃了那样美好的生活。她总是笑着说，那时候她年纪太轻了，做事不谨慎，也不聪明。 我不知道她对我父亲的感情究竟深到什么程度，但是，每次谈到父亲的时候，她并没有怨恨的口气，而这就使我怀疑，她当时是否能够十分冷静客观，不致深深陷入情网。有时候她用同情的口气叙述有关父亲的事，也有时候谈到他如何酗酒和动武。以后几年，每逢生我气的时候，她总是伤心地说：“你会像你父亲那样穷苦死了的。” 她在去非洲之前就认识了父亲。他们俩互相爱恋，并且合演过一出爱尔兰情节剧《沙默斯·奥布赖恩》。十六岁那一年，她已开始演主角。就在随着这个剧团作巡回演出的时候，她遇到那个中年的爵爷，跟他一起逃到了非洲。等她再回到英国时，父亲和她重温旧情，于是他们结了婚。婚后三年，我出世了。 我不知道，除酗酒外还有什么其他不愉快的事情，只知道，我出生后一年，我的父母就离了婚。当时母亲并没有申请赡养费。她有足够的资格当一名红角儿，每星期挣二十五镑，尽可以维持自己和她两个孩子的生活。只是后来时运不济了，她才请求救济，否则她是不会去打官司的。 她的嗓子早就常常失润。她的喉咙本来就容易感染，她稍微受了点儿风寒就会患喉炎，一病就是几个星期，然而又必须继续演唱，于是她的声音就越来越差了。她对自己的嗓子已经没有把握。唱到半当中，它会变得沙哑，突然低得像是在轻声细语，于是听众就哄堂大笑，开始喧哗。为自己的嗓子提心吊胆，这就影响了她的健康，使她在精神上垮了下来。结果是，她剧团里的生意越来越少了，最后是完全没有生意了。 由于母亲的嗓子不好，我五岁那年就第一次登上舞台。母亲不愿意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间分租的房子里，晚上常常带我上戏院。那时候她正在奥尔德肖特的俱乐部里演唱，那实际上是一家肮脏的下等戏馆，招待的对像多数是士兵。那些兵都是很粗野的，只要一不满意，就会跟你恶作剧。一般演员都把在奥尔德肖特的演出看作是恐怖的一周。 记得当时我正站在条幕后面，母亲的嗓子哑了，声音低得像是在悄声儿说话。听众开始嘲笑她，有的憋着嗓子唱歌，有的学猫儿怪叫。我稀里糊涂，也闹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事情。但是噪声越来越大，最后母亲不得不离开了舞台。她走到条幕后面，心里很懊恼，就跟舞台上管事的顶起嘴来，管事的以前曾看到我当着母亲的朋友表演过，这时就建议我代替母亲演下去。 记得就在那一片混乱中，他搀着我走出去，向观众解释了几句，就把我一个人留在舞台上了。于是，面对着灿烂夺目的脚灯和烟雾迷蒙中的人脸，我唱起歌来，乐队试着合了一下我的调门，就开始替我伴奏。那是一首家喻户晓的歌，叫《杰克·琼斯》，歌词是： 一谈起杰克·琼斯，哪一个不知道？ 你不是见过吗，他常常在市场上跑。 我可没意思找杰克的错儿， 只要呀，只要他仍旧像以前一样好。 可是，自从他有了金条， 这一来他可变坏了， 只瞧他怎样对待他的歌儿们， 就叫我心里十分地糟。 现在，星期天早晨他要读《电讯》， 可以前呀，他只翻一翻《明星报》。 自从杰克·琼斯有了那点儿钞票， 咳，他得意得不知道怎样办才好。 我刚唱到一半，钱就像雨点儿似的扔到台上来。我立即停下，说我必须先拾起了钱，然后才可以接下去唱。这几句话引起了哄堂大笑。舞台管事的拿着一块手帕走过来，帮着我拾起了那些钱。我以为他是要自己收了去。心里这样想着，我嘴里就向观众们说了出来，这一来他们就笑得更欢了，尤其是看到管事的拿着钱走过去，我那样急巴巴地紧跟着他。直等到他把钱都交给了母亲，我才重新回到台上，继续唱歌。我一点儿也不感到拘束。我向观众们谈话，舞蹈，还做了几个模仿动作，有一次是模仿母亲唱她那支爱尔兰进行曲，歌词是这样的： 赖利，赖利，就是他那个小白脸叫我着了迷， 赖利，赖利，就是他那个小白脸中我的意。 我走遍了大大小小所有的部队里， 谁也比不上他那样又漂亮又整齐， 比不上雄赳赳的八十八部队里， 那一位高贵的中士，他叫赖利。 我重复地唱歌曲中的叠句时，完全出于无心，也学母亲那样沙哑着嗓子唱，没想到观众却大为欣赏。他们有的大笑，有的喝彩，接着就把更多的钱扔了上来。当母亲走出台来，领我走时，观众都报以热烈的掌声。那天夜里在台上露脸，是我的第一次，也是母亲的最后一次。 命运之神捉弄人时，既不稍存怜悯，又不顾及公道。他对母亲就是那样儿。母亲的嗓子此后始终不曾恢复。深秋转入寒冬了，而我们家的境况也越来越拮据了。虽然母亲平时有打算，储蓄了一点儿钱，但那点儿钱很快就花光了，而她的首饰和其他少数积聚的一些东西，为了开销度日，她也给送进了当铺，仍旧希望自己的嗓子能够恢复。 --------------- 童年时光(3) --------------- 同时，我们已经从三间舒适的住屋里搬进了两间屋子，最后搬进了一间屋子，我们的什物逐渐减少，而新搬去的地方，那环境也显得更加阴暗了。 她相信了宗教，据我猜想，这是希望信仰可以恢复她的嗓子。她经常去威斯敏斯特桥路的救主堂做礼拜，每逢星期日我都得在那儿坐到巴哈的风琴乐曲奏完了，焦急地耐着性子听Ｆ·Ｂ·迈耶牧师讲道，牧师热情激动、扣人心弦的声音在教堂中回荡，好像谁拖着脚步走过来的声音。他那讲道肯定是很动人的，因为有时候我看见母亲悄悄地擦眼泪，这使我感到有点儿不安。 我清楚地记得：我是怎样在一个炎热的夏天领圣餐，那个凉凉的银杯，里面盛着鲜美的葡萄汁，怎样沿着一排排信徒传递过来；当我呷得过多时，母亲的那只手怎样轻轻地阻止了我。而当牧师合上了《圣经》时，我又是怎样感到如释重负，因为这表示讲道就快结束，大伙儿就要开始祈祷、唱最后的赞美诗了。 母亲自从信了宗教，就难得再去看她戏剧界里的朋友。那个世界已经烟消云散，只留下一片回忆了。好像，那时候我们一直过着困苦的日子。一年的短暂时间，就仿佛是漫长无尽的辛苦的一生。当时我们生活在抑郁寡欢的阴暗中；工作本来就不容易找，何况母亲除了演唱以外什么事都不会做，找工作就更加不容易了。像她这样一个身材矮小、漂亮灵活的女人，在维多利亚时代奋斗是很不利的，因为那个时代里贫富有着天壤之别，穷苦的妇女没有其他选择，只能干一些粗重活儿，或者是在血汗工厂里做苦工。偶尔她也找到了帮人家领孩子的工作，但是那种机会究竟难得，况且雇用的时间又是很短的。然而她很有主意：由于曾经替自己制戏装，她学会了一手好针线，可以为一些教友们做衣服，靠这挣几个先令。但这点儿收入简直不够维持我们一家三口的生活。由于父亲酗酒，戏院就不跟他按期订合同，而他每星期十先令的补贴也就不按期付给我们了。 母亲这时候已经卖去了她大部分的东西。最后可以出手的只剩下了她那一箱子戏装。这点儿东西她一直死保住不肯放，希望嗓子能够恢复，可以重新登台。有时候，她偶尔翻箱子找什么东西，我们就会看见一件闪亮的绣金戏装，或是一头假发，于是就央求她穿戴起来。我记得，有一次她穿戴了法官的长袍和帽子，和她那衰弱的嗓子唱出一支她从前自己编写、曾经唱红了的歌曲。那支歌轻快活泼，是二拍子的，歌词是： 我是一位女法官， 也是一位好法官。 判断案子很公平， 审理官司可真行。 我要教律师 明白几件事， 还要让他们看一看， 女孩儿到底有多大能耐…… 接着，她就以惊人的潇洒姿态，开始表演她那优美的舞蹈，一时竟忘了她的缝纫活，只顾唱另几支得意的歌曲逗我们乐，一面还合着那些歌曲跳舞，到后来直跳得气喘吁吁，精疲力尽。这时候她就要谈到从前的那些事，给我们看一些她的旧戏单。有一张戏单上面是： 特 约！ 扮相美丽 技艺超群 正派喜剧女角 擅长舞蹈、反串 莉莉·哈利 她向我们表演时，不但拿出了她自己那些轻歌舞剧的玩意儿，而且模仿她在那些所谓正派戏院中所看到的其他女演员。 她每说一出戏，总要同时扮演几个角色：比如，说到了《神奇的十字架》，她就要扮演梅茜亚怎样眼中闪出了神灵的光芒，走进兽圈去让狮子吃。她还要模仿穿着五英寸高跟鞋（因为生得矮小）的威尔逊·巴雷特，学他那样装出祭司长的腔调宣布：“这基督教是个什么玩意儿，我不明白。但有一点我是肯定的，那就是，既然它能够造就了像梅茜亚这样的女人，那么罗马，不，那么整个世界都会变得更纯洁了！”……她演到这里时，可能是带着点儿幽默的神气，但多少是在欣赏巴雷特的演技。 她具有一种直觉，永远能够辨出那些有真正才能的艺人。不论是谈到女演员中的爱伦·泰丽，或者是杂剧厅里的乔·埃尔文，她都要分析他们的艺术。她那样理解演戏的技巧，是出于一种本能，而也只有一个爱好戏剧的人，才能像她那样谈论戏剧。 她总是讲一些有趣的轶事，边说边表演，比如，她叙述拿破仑皇帝生平的一件事情，说他怎样在他的书房里踮起了脚去取一本书，这时候内伊元帅拦住了他（母亲同时扮演两个角色，但总是表演得很诙谐），说：“陛下，让我来给您拿吧。我人更崇高。”这时候拿破仑把眉头一皱，把脸一板，说：“什么更崇高？应该说更高！” 她总是模仿蕾尔·格温那样演戏，并且有声有色地描绘蕾尔怎样抱着她的孩子，向王宫中楼梯上探出了身子，威胁查理二世道：“给这个孩子一个封号，否则我就要扔下去摔死他！”于是查理皇帝来不及地答应，说：“好的好的！封他为圣奥尔本斯公爵。” 我记得，一天傍晚，那是在奥克利街我们地下室的那间屋子里。我发高烧没完全好，仍旧在床上躺着。雪尼到夜校里读书去了，家里只有母亲和我两个人。那天下午，天已经很晚，她背对着窗户坐着，一面读《新约》，一面以他人无法模拟的神态表演和解说书中的故事，叙述基督如何爱怜穷人和小孩。她那样伤感，也许是因为当时我在生病吧，但是，以前我的确不曾听过或看到，谁像她那样清晰动人地说明基督的为人。她谈到他如何宽容和体谅一般人，谈到那个女人犯了罪，那些暴徒要用石头砸死她，基督就对他们说：“你们中间，谁是没有罪的，谁就可以先拿石头砸她。” 她一直谈到天色已经昏暗，直至点灯时才停下来，然后又接着讲，耶稣怎样使病人相信，只消摸一摸他的衣裳穗子，他们的病就会好了。 她谈到那些祭司长和法利赛人的仇恨妒忌，描绘耶稣如何被捕，如何在彼拉多巡抚面前显得那样安详和庄严，彼拉多一面洗着手一面说（她用演戏的神态念这句道白）：“我查不出这个人有什么罪。”她还讲，那些人怎样剥了他的衣服，用鞭子抽他，把一顶荆棘编的王冠戴在他头上，戏弄他，啐他，说：“恭喜你，犹太人的王啊！” 这样说下去时，她不禁流了泪。她讲到西门怎样帮着背耶稣的十字架，耶稣眼光中露出了感激的神情；她讲到那个悔罪的强盗，说他跟耶稣一起在十字架上就刑时怎样请求赦免，耶稣说：“今日你要同我在乐园里了。”他从十字架上向下面看他的母亲，说：“母亲，看你的儿子啊。”接着，在临死时的那一阵痛苦中，他叫喊着：“我的神呀，你为什么离弃我？”讲到这里，我们俩都哭了。 --------------- 童年时光(4) --------------- “你可以看出，”母亲说，“他是多么富有人情味啊。和我们大伙儿一样，他也会怀疑呀。” 母亲的话使我太感动了，我恨不得就在那天夜里死了去见耶稣。但是母亲对此并不表示热情。她说：“耶稣要你首先生活好，做好了你在这个世界上应做的事情。”在奥克利街那间阴暗的地下室里，母亲使我看到了这个世界上前所未有的慈祥的光辉，只是在这种光辉的照耀下，文学和戏剧才具有它们最伟大、最富有意义的主题，也就是关于爱情、怜悯与人性的主题。 我们生活在下等社会里，是很容易养成那种不注意语法的习惯的。但是母亲永远不受环境的感染，十分留心我们的谈话，随时纠正我们的语法，使我们意识到，我们是有身份的人。 我们的家境越来越窘困了，当时我年幼无知，常常怪母亲为什么不再去演唱。她总是微笑着说，那种生活矫揉造作，是虚伪的，一个人在那种环境里是很容易忘了上帝的。然而，每当她谈起了戏剧时，她往往会忘了情，又兴奋激动起来。有时候，旧事重提，她会低下头去对着她的活计，好半晌沉默无语，而我也感到闷闷不乐，因为我们此后再也不会过那种丰富多彩的生活了。后来，母亲抬起头来，看见了我那副沮丧的神情，就强颜为笑地安慰我。 冬天渐渐近了，雪尼没有可穿的衣服了；于是母亲就用她自己那件旧天鹅绒短衣给他改制了一件上装。那件短衣的袖子上有着红黑两色的条纹，肩上还打了褶儿，母亲虽然想尽了办法去改制，但怎么也改不好。雪尼被强着穿这件衣服时哭起来了，他说：“学校里那些孩子看了，会怎样想法呀？” “管人家怎样想法呢？”母亲说，“再说，看上去它挺有气派嘛。”母亲有一种能够说服人的本领，所以，直到今天，雪尼仍旧弄不明白，当时他怎么肯穿上了那件衣服。他不但穿了那件衣服，而且穿了母亲的一双截低了的高跟鞋，这一身打扮害得他在学校里打了多少次架。孩子们都管那叫“雅各给的彩衣”。 我呢，穿了一双母亲用她那件红色紧身衣改制的长统袜（看上去它们就像是打了褶儿的），被大伙叫作“弗朗西斯·德雷克爵士”。 在这万分愁苦的日子里，母亲患了偏头痛症，只好停止做活计，并且，接连许多天，不得不把敷了茶叶的眼睛缚起来，躺在黑暗的屋子里。毕加索有过一个蓝色时期，我们过的则是灰色的日子。当时我们靠救济贫民的布施，领赈济的包裹和施粥所里发的票子。雪尼趁课间休息时间去卖报，这对补贴家用虽然有如杯水车薪，但也不无小补。然而，危难总是有它的极点的，我们那一次也可以说是否极泰来了吧。 一天，母亲还没完全好，眼睛上还蒙着绷带，雪尼突然冲进了我们那间黑暗的屋子，把他的报纸向床上一扔，说：“我拾到一个钱包了！”他把一个钱包递给了母亲。打开了钱包，她只见里面是一捧银币和铜币。她赶快束紧钱包，接着就激动地倒在床上了。 原来，雪尼到公共马车上去卖报。在一辆车的顶层上，他发现了空座上有一只钱包。他赶快把一张报纸向上一覆，好像是无意中落下来的，接着就把报纸连同钱包一起拾起，赶紧离开了车。他在广告牌后面空地上打开了钱包，看见了一捧银币和铜币。他告诉我们，他的一颗心扑通扑通地直跳，也不去数那些钱，就束紧钱包，跑回家来了。 等到母亲清醒过来时，她把包里的钱都倒在床上。但钱包仍旧是沉甸甸的。夹层里还有一个小袋儿。母亲打开了它，看见它里面有七个金镑。我们欣喜若狂。多谢上帝，钱包里没留下失主的住址，因此母亲并没有由于宗教信仰而受到良心谴责。虽然也曾为失主的不幸感到惋惜，但母亲相信，这是皇天降福，上帝所赐，所以很快就不再去想到物主的损失了。 母亲患的究竟是生理还是心理上的病，我不知道。但是，一个星期内她就复原了。她的病刚好，就把我们打扮得全身一新，大家一起到海滨绍森德去玩一天。 第一次看见了海，我仿佛受到了催眠术。在灿烂的阳光下，我从一条山路上走向海边。大海看来好像悬在空中，仿佛是一个活生生的、颤巍巍的、眼看着就要扑倒在我身上的怪物。我们三个人脱了鞋去水。暖洋洋的海水在我们脚背上面和足踝四周回荡，轻轻地在我脚底下陷下去的沙粒给人一种愉快的感觉。 那一天够多么美啊——橘黄色的海滩上，到处都是粉红和蓝色的水桶和木铲，再有那些花花绿绿的帐篷和太阳伞，一些帆船喜盈盈地冲破了笑呵呵的轻波微浪，另一些小船懒洋洋地歪在海滩上面，散发出海藻和柏油的气味：这一切迷人的情景，至今仍旧在我记忆中留连着。 一九五七年，我回到绍森德，去寻找第一次从那儿看到大海的那条狭窄山路，但已经找不到它了。在镇市尽头还有几家老式店面，仿佛是一个熟悉的渔村留下的残迹。这儿，一个已经过去的时代在低声细语——也许，那只是海藻和柏油发出的气味吧。 好像是沙漏里的沙粒，我们的钱随着时光耗尽了，艰苦的日子又赶上了我们。母亲去另找工作，但是什么工作也找不到。更多的问题出现了。分期摊付款过期了，所以母亲的缝纫机又被搬走了。父亲每星期十先令的赡养费也完全停付了。 在百般无奈中，母亲去找另一位律师，律师看出这件案子没多大油水，就劝她领着两个孩子去请求兰贝斯市当局救济，这样可以迫使父亲出钱赡养我们。 没有第二个办法了：她要肩负起养活两个孩子的重担，而自己又是那样病病歪歪的，于是决定我们三个人一起进兰贝斯贫民习艺所去了。 --------------- 兰贝斯贫民习艺所(1) --------------- 我们虽然明知道，进贫民习艺所是一件丢脸的事，但是，当母亲把这件事告诉我和雪尼时，我们俩又都觉得很兴奋，很想改变一下我们的生活，不再住在那一间令人窒息的屋子里。可是，在那个伤心的日子里，我还不知道实际上即将发生的事情，这一切要等到我们亲自进了贫民习艺所的大门才知道。那时候我才突然感到悲哀和慌乱，原来，一到了那里，我们就被分开了，母亲往那一面妇女收容部去，而我们弟兄俩则往另一面儿童收容部去了。 我是多么清楚地记得第一个探望日里那辛酸凄凉的情景啊：看见母亲穿着一身贫民习艺所里的衣服走进了探望室，我不觉为之震惊。瞧她显得多么悲伤而又狼狈啊！刚刚一个星期，她已经衰老消瘦了许多，但是一看见了我们，她脸上就有了光彩。我和雪尼都哭了，这一来母亲也哭了，大滴的泪珠开始从她颊上滚了下来。最后，她的情绪平静了，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块儿坐在一张粗木头长凳上，我们俩把手放在她膝上，让她亲切地抚摩着。她笑着看我们剪短了的头发，爱怜地拍着我们的脑袋，说再过不久我们又要团聚了。她从围裙里边拿出了一袋椰子糖，那是她给一个保姆编结了袖口花边，然后用挣来的钱在习艺所小卖部里买来的。我们分别后，雪尼老是伤心地说，她人老得多了。 雪尼和我很快就适应了贫民习艺所里的生活，但总是被一种阴暗的愁云笼罩着。在习艺所里做了些什么事情，现在我已经不大记得，只记得跟其他的孩子围着一张长桌子吃饭，那是一件使人感到温暖和老是盼望着的事情。吃饭的时候，由一个贫民习艺所里留所的人照管着，他是一位年纪大约七十五岁的老先生，留着稀疏的白胡子，有着一双忧郁的眼睛，露出了一副庄严的神气。他挑选我坐在他身边，因为我年龄最小，并且，在不曾剪短的头发之前，我的头发是最鬈曲的。他管我叫他的“老虎”，还说，等我长大了，要让我戴一顶有帽章的高帽子，叉着手坐在他的马车后座上。他这样抬举我，我就非常喜欢他。但是，过了一两天，又来了一个年龄比我更小的孩子，他的头发比我的更鬈曲，于是就占去了我在老先生身边的位子，因为，按照老先生的奇怪解释，一个年龄更小和头发更鬈的孩子照例是应当坐首席的。 过了三个星期，我和雪尼从兰贝斯贫民习艺所转到了汉威尔贫民孤儿学校，那儿离伦敦市区大约有十二英里。乘着一辆送面包的马车到那儿去是令人兴奋的，并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是相当快乐的，因为当时汉威尔附近一带景色很美，沿着小路都是七叶树，麦田里的麦子正在成熟，果园里的树上果实累累。打那时起，每当雨后在乡间闻到那种浓馥的香气，我就会想起了汉威尔。 我们一到那儿，就被送进试读部，先要经过体格和智力检查，然后才可以进入学校本部，这是因为在每三四百个儿童当中，就有一个不正常的或有病的儿童，这种儿童对一般学生的影响不好，同时本人住在那儿也不会快乐。 头几天里，我茫然若失，只觉得愁闷，因为以前在贫民习艺所里，我想到了有母亲在身边感到安慰，可是一到了汉威尔，我就好像和她远离开了。后来我和雪尼从试读部升入校本部，被分在两个地方，雪尼加入了大班，而我则和年龄小的孩子在一起。我们睡在不同的区里，因此平时难得彼此见面。那时我刚六岁多一点儿，孤苦伶仃，瘦弱可怜，尤其是每当夏日黄昏，临睡前做祷告，同着其他二十个小孩，一起穿着睡衣，跑在宿舍中央，我从长方形的窗子里望出去，看那逐渐低沉的落日和连绵起伏的小山，感到一切对我都是陌生的，这时我总是跟着大伙沙哑着嗓子，音调不谐地唱着： 夕阳西沉，求主与我同居； 黑暗渐深，求主与我同居； 求助无门，安慰也无求处， 常助孤苦之神，与我同居。 每逢这个时候，我就感到十分苦闷。虽然我不明白赞美歌的意思，但歌声和斜阳增添了我的愁思。 可是，过了不到两个月，母亲就作了安排，为我们请假离校，我们又被送往伦敦，到了兰贝斯贫民习艺所，这可是我们喜出望外的事情。母亲穿着自己的衣服，在大门口等候着我们。原来她这次申请让她的孩子离校，只是为了要和他们度一天假，一起在外面消磨几小时，当天就回去。那时母亲在贫民习艺所里，只有用这个办法，才能和我们聚会一次。 我们自己原来穿的衣服，在进贫民习艺所前，都被收去用蒸气消毒，这一天发还给我们时，并不曾熨平。母亲同雪尼和我，缓步走出习艺所大门时，一身都是皱皱巴巴的。那时正是清晨，我们没地方可走，就往离那儿大约有一英里路的肯宁顿公园去。雪尼有九便士，包在一块手绢里，于是我们买了半磅黑樱桃，坐在肯宁顿公园里一张长条凳上吃着，度过了那一个上午。雪尼还把一张报纸揉成了一个团儿，用一根绳绕在上面，我们三个人玩了一会儿接球游戏。中午，我们到一家咖啡馆去，用剩下的钱买了一块二便士的蛋糕、一条一便士的鲱鱼和两杯半便士的茶，三个人匀着吃。后来，我们回到了公园，雪尼和我又一块儿玩耍，母亲坐在那儿编结活计。 下午，我们走回贫民习艺所去。母亲玩笑地说：“咱们到了那儿，正赶上吃茶点。”管事的非常气愤，因为他们又得重新蒸我们的衣服，但是这一来我和雪尼就必须在贫民习艺所多待上一些时候再回汉威尔，当然，我们就又有机会可以和母亲在一起多聚一会儿。 但是，经过这一次聚会以后，我们在汉威尔差不多待了一年——这是对我的性格成长最有影响的一年，我在这一年里开始上学，老师教我怎样写自己“卓别林”的姓。这几个字吸引了我，我觉得它们的形状和我很相像。 汉威尔学校分为两部分，一部分是男生校舍，另一部分是女生校舍。每逢星期六下午，浴室特为年龄小的儿童开放，由年龄较大的女孩给他们洗澡。当然，那时我还不满七岁，洗澡时虽然羞手羞脚，但也只好不顾体面，让一个十四岁的小姑娘用一块毛巾在我浑身上下擦着，自己第一次意识到了难为情。 年满七岁后，我由小班升入大班，大班里的儿童是从七岁到十四岁。此后我就有资格参加所有成年人的活动，包括军训和体操，以及每星期按时两次的校外散步。 我们在汉威尔虽然被照顾得很好，但过的却是凄凉的生活。那气氛是愁郁的。我们在那些乡间小路上散步，百来个人，两个人一排。我多么恨那些散步，那些我们经过的村子，还有那些紧张瞅着我们的本地居民啊！他们都管我们住的地方叫“牢房”，那是一句黑话，指的就是贫民习艺所。 --------------- 兰贝斯贫民习艺所(2) --------------- 男孩子的运动场占地大约一英亩，是用石板铺成的。运动场四周是砖砌的平房，包括办公室，储藏室，医务室，牙医诊所，还有一间男孩的藏衣室。院子最阴暗的角落里是一间空屋子，最近那里面关了一个十四岁的小孩，据其他的孩子说，他是一个天不怕地不怕的小家伙。他企图逃出学校，在三层楼上爬出了窗户，登上了屋顶，工作人员爬上去捉他，他竟公然向他们扔石子和七叶树果子。这件事情发生时，我们小班学生都已经睡觉，第二天早晨那些年龄较大的孩子把这件骇人听闻的事情讲给我们听了。 学生犯了这一类性质严重的过失，到了星期五就要在那大健身房里受罚。那是一间阴森森的大厅，大约有六十英尺长，四十英尺宽，屋檐很高，一边从梁上垂下了几根爬绳。星期五的早晨，二三百名男孩，从七岁起到十四岁的，整队走进大厅，像部队那样排列整齐，站成一个凹形。犯了过失的人站在缺口一面的厅底深处，一张长课桌（那样儿好像军营里用的餐桌）后面，等候审讯和受罚。桌子前面，靠右边，摆着一个架子，上面搭拉着几根缚手腕的皮带，还触目惊心地挂着一个板子。 凡是犯了轻微过失的孩子，都被一一横按在那张长桌子上，脸朝下，脚被缚起来，由一位中士牢牢按住了，另一位中士从孩子的裤子里扯出他的衬衫，蒙住他的脑袋，然后拉紧了他的裤子。 欣德拉姆大尉，一位退伍海军军官，体重大约有两百磅，一只手背在后面，另一只手握着一根大约有四英尺长，足足有男人大拇指那么粗的藤条，摆好了架式站在那里，估量着这根横在孩子屁股上空的藤条。然后，他慢条斯理、紧张动人地高举起了藤条，唰的一声横抽在那孩子屁股上。这情景惊心动魄，每次总有一个孩子昏倒，从行列中跌了出来。 每一个犯了罪的人，少则挨三下，多则挨六下。被打到三下以上时，他那哭喊声是可怖的。有时候，人们以为事情坏了：他不出声了，或者，晕过去了。藤条打下去，他不动弹了。于是就将这个挨了打的人抬到一边，安放在健身房的垫子上，让他在那儿抽搐扭动，至少十分钟，痛楚才会逐渐减轻，这时，屁股上就横着留下了三条像洗衣服女仆的手指那么宽的粉红色伤痕。 用板子打的情形又有所不同。打了三下以后，孩子就需要由两位中士扶着，给送到外科医生那儿去医治了。 孩子们会告诫你：即使没犯过错，你也别否认人家的控告；因为，如果一经被证明确实犯了过错，那你就要受到最大的惩罚。孩子们往往口齿不清，不能说明自己是无辜的。 我那年七岁，到了大班里。我记得第一次看人家怎样挨打，自己悄悄地站在那里，当管事的走进来时，我的一颗心扑通扑通直跳。站在桌子后面的，就是企图逃出学校的那个无法无天的小家伙。我们只看见他高出了桌面的脑袋和肩膀，他好像长得很矮小。他有着一张瘦削的脸，一双大眼睛。 校长庄严地宣布了他的罪状，接着就问他：“你有没有罪？” 我们这位无法无天的小家伙不肯回答，只傲然向前直瞪着眼睛。于是他被拉到了架子跟前；因为他矮小，就让他站在一只肥皂箱上，这样就可以用皮带把他的手腕缚了起来。他挨了三板子，然后被送到外科医生那儿医疗去了。 每逢星期四，就要在运动场上吹响喇叭，我们都停止游戏，像塑像似地僵在那里，这时欣德拉姆大尉就对着一只扩音器，宣布星期五应当去受罚的那些人的名字。 有一天，星期四，我大吃了一惊，只听见我的名字被报出来了。我怎么也猜想不出自己做了什么错事。然而，当时我竟会莫名其妙地感到兴奋——这也许是因为我成了一幕戏里的主角吧。到了受审的那一天，我走进场去。校长说：“人家告你放火烧堤防（指的是厕所）。” 这可是冤枉。原来有几个孩子在那石头地板上烧一些碎纸片儿，我是在火烧着的时候走进去解手的，但是点火的人当中并没有我。 “你有没有罪？”他问。 我很紧张，并且被一种无法控制的力量支配着，于是脱口而出地说：“有罪。”当时我既不感到气愤，也不觉得冤枉，只意会到一种可怕的危险，就听凭他们把我领到了桌子跟前，在我屁股上抽了三藤条。砭肌灼肤地痛得我停止了呼吸，但是我并没有哭出声来。我虽然已经不能够行动，被抬到了垫子上去休息，可是我却觉得自己是勇敢地胜利了。 那时雪尼在厨房里打杂，事先不知道这件事情，直到我受罚的那一天，他和其他的孩子一同列队走进健身房，一眼看见我在桌子后边露出了脑袋向外张望，才大吃一惊。后来他告诉我，看着我被抽那三藤条时，他气愤地哭了。 做弟弟的提到了他的哥哥，总是管他叫“我那小家伙”，说时会感到得意，并且觉得有人保护着自己。所以，我从饭厅里出来，有时候就去看“我那小家伙”雪尼。他在厨房里打杂，常常偷偷地递给我一个里面夹了一大块黄油的面包卷儿，而我就把它藏在运动衫里面走出来，然后和另一个孩子分了吃——这并不是因为我们肚子饿，而是因为吃这么丰富的大块黄油是难得的奢侈享受。但是，享受这种精致的点心好景不常，因为雪尼离开了汉威尔，到“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去了。 一个贫民习艺所里的男孩，年龄一满十一岁，就可以由自己选择，将来是去参加陆军或是海军。如果是要参加海军的话，他就被派到“埃克斯默思”号上去实习。当然，这并不是强迫的，但是雪尼一心想要在海上做出一番事业。这一来我就一个人留在汉威尔了。 儿童把头发看作是一件十分亲切的东西。第一次被剃了头发，他们会哭得很伤心；不管头发长得怎样：是浓密的，是直的，或是鬈的，他们都会感觉到自己本身的一部分被割裂了。 有一个时期，金钱癣成了汉威尔的流行病，因为它最容易传染，所以患这病的儿童都被送进了二楼俯临运动场的那间隔离室。我们常常仰起头来望那些窗子，看见那些可怜的孩子正在眼巴巴地看我们，他们的脑袋被剃得精光，用碘酒染成棕色。那副样子怪可怕的，我们向他们看时直觉得恶心。 因此，有一次在饭厅里，一个保姆突然在我背后停下来，拨开了我的顶心发，说：“这是金钱癣呀！”这时候我就忍不住哭起来了。 医治了好几个星期，那段时间好像是漫长得永远也过不完的。我被剃光了头，涂上了碘酒，像一个采棉花的人那样在脑袋上包了一条手绢。但是，我绝对不去向窗外面看下边那些孩子，因为我知道他们是多么讨厌我们。 --------------- 兰贝斯贫民习艺所(3) --------------- 在我隔离期间，有一次母亲来探望我。当时她不知怎的离开了贫民习艺所，正在设法让我们重新有一个家。一看见她来到，就好像看见了一束花儿；她是那么鲜艳，那么可爱，我因为自己身上穿得邋里邋遢，剃光了的头上涂着碘酒，觉得很不好意思。 “瞧他这张龌龊脸，你可得原谅他呀，”那个保姆说。 母亲笑起来了，我很清楚地记得，她怎样紧搂着我吻我，一面十分亲切地说：“不管你多么龌龊，我总是爱你。” 此后不久，雪尼就离开了“埃克斯默思”号，我也离开了汉威尔，我们又和母亲在一起了。她在肯宁顿公园后面租了一间房间，有一段时期里还勉强能够维持我们的生活。但是，过了不久，我们又回贫民习艺所里去了。我们之所以会回到那儿去，大概是因为母亲很难找到工作，而父亲戏院里的生意也更清淡了。在那短短的一段时期里，我们经常从这一个后间搬到那一个后间，就像是在玩跳棋似的——而最后的一步则是回到了贫民习艺所里。 由于住的地方属于另一个贫民救济区，这一次我们就被送进了另一个贫民习艺所，然后从那儿转进了诺伍德学校，那地方比汉威尔更加凄凉，那儿的树木更高大，树叶也更浓密。也许，乡间的景色是更秀丽的，但那气氛也是愁人的。 有一天，雪尼正在赛足球，两个保姆把他唤出了场子，说母亲疯了，已被送进凯恩－希尔疯人院里了。雪尼听到这不幸的消息时毫无反应，又回到了场子上去赛足球，但等到球赛一结束，他就独自悄悄地走开，哭起来了。 他告诉我这件事，我听了不相信。我没有嚎啕痛哭，但在昏乱中完全感到绝望了。母亲怎么会疯了呢？她是那样一个无忧无虑、性情爽朗的人，她怎么可能疯了呢？我恍惚中感觉到，她这是故意地要丧失了理智，抛弃了我们啊。在绝望中，我仿佛看见她无可奈何地瞪着我，逐渐在一片空虚中消失了。 一星期后，我们听到正式宣布这一件事；我们还听说，法院已作出判决：父亲必须负责抚养我和雪尼。想到要和父亲住在一起，我感到很兴奋。以前我总共只和他见过两次面，一次是看见他在舞台上，一次是我走过肯宁顿路上的一幢房子，他正和一个女人从前面花园里的小路上走出来。我停下来望着他，出于天性，知道他就是我的父亲。他招手唤我过去，问我叫什么名字。我只觉得当时的情景很有趣，好像是在演一出戏，于是装出了不解事的神气说：“我叫查理·卓别林。”这时候他会意地向那个女人瞥了一眼，摸了摸他的口袋，给了我一枚二先令半的银币，我毫不怠慢，一直跑回了家，告诉母亲，说我遇见父亲了。 学校管事的用那辆面包车把我们送到了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也就是我曾经看见父亲从花园小路上走出来的那幢房子。上次和父亲在一起的那个女人开了门。她面孔消瘦，满脸愁容，但是长得很漂亮，有着高大匀称的身材、丰满的嘴唇和牝鹿样忧郁的眼睛，年纪大概已有三十了。她名字叫露易丝。看来卓别林先生当时不在家；一经办完例行的手续，在文件上签了字，那位管事的就把我们交给了露易丝，她就把我们领上楼去，到第一层楼梯口前面那间客厅里。我们走进去时，一个小男孩正坐在地板上玩耍，他是一个四岁大的孩子，长得很俊，有着乌黑的大眼睛，留着浓密的棕色鬈发。这就是露易丝的儿子，也就是我的异母兄弟。 一家人住了两间屋子，前房虽然有很大的窗户，但透进来的光却仿佛是从水底里反映上来的。看上去所有的东西都好像和露易丝一样忧郁；墙上糊的纸叫人看了愁闷，马毛呢的家具叫人看了愁闷，玻璃罩里做成标本的梭子鱼，吞吃了另一条同样大的鱼，但嘴里露出了它的脑袋，那样儿更是叫人看了愁闷得心里难受。 她在后间里多摆了一张床，让我和雪尼睡，但是那张床太小了。雪尼说，他要睡客厅里的沙发。“叫你睡在哪里，你就睡在哪里，”露易丝说。这句话一出口，大家再没有话可说，都僵在那里了，于是我们又走回到那间卧室里。 我们不曾受到热诚招待，这是毫不奇怪的。抚养我和雪尼的责任是突然强加在她肩上的，再说，我们都是父亲的弃妇所生的孩子。 我们俩默默地坐在那里，看她怎样摆桌子准备一些吃的。“过来，”她对雪尼说，“你也可以做点儿事情，去给煤篓子里添上煤。再有你，”她转过身来对我说，“到白鹿酒店隔壁小菜馆里去，买一先令碎肉回来。” 我巴不得离开了她和她周围的一切，因为我心中越来越隐隐地觉出一种恐怖，只希望我们能够回到诺伍德去。 后来父亲回家来了，他很慈祥地招呼我们。我完全被他吸引住了。吃饭的时候，我注视着他的一举一动，留心看他怎样吃菜：他切肉的时候那样拿着一把刀，就好像握着一支笔。此后好些年里，我一直模仿他那样儿拿刀。 露易丝告诉父亲，说雪尼嫌床太小，父亲听了就叫他睡在客厅里的沙发上。雪尼的这一胜利，激起了露易丝的反感，从此她对雪尼结下了仇恨。她经常在父亲面前说他的坏话。虽然露易丝性情忧郁，脾气暴躁，但是她一次也没有打过我，甚至没有装出要打的样子来吓唬我，然而，因为她恨雪尼，所以我一直害怕她。她常常喝酒，这就使我更加感到恐怖。每逢喝醉了，她就露出了一副不顾一切的可怕的神气；她有时候对着她小儿子那张天使一样美丽的脸蛋儿高兴地笑，可小儿子却用一些下流话辱骂她。由于某种原因，我从来不和这个孩子接触。虽然他是我的异母兄弟，但我不记得曾经有一次和他谈过话——这也难怪，我几乎要比他大四岁。有时候，露易丝坐在那儿，一边喝酒，一边默默地思索什么，于是我就感到恐怖。雪尼根本不去理她，他经常很晚才回到家里。可是我一放学就得直接回家，因为要跑跑腿儿，干些零碎杂活。 露易丝把我们送进肯宁顿路学校读书，这在那凄凉的生活中也是一种排遣，因为，和其他的孩子在一起时，我就觉得不那么孤单了。星期六下午放假，但我从来不盼望这个日子，因为那天我得回家洗地板，还要擦那些刀叉，并且，每到这一天，露易丝照例要开怀畅饮。我在一旁擦那些刀叉，她总是和一个女朋友坐在一起，一边喝着酒闲寻气恼，一边大声儿向她的朋友抱怨，说她怎样必须照看我和雪尼，说她怎样受了委屈。我记得她说过：“这一个还好（指我），可那一个是个小流氓！应当把他送进感化院——再说，他又不是查理的儿子。”她这样恶毒地骂雪尼，我听了又是害怕又是发愁，于是只好闷闷不乐地去睡觉，但是又气恼得怎么也睡不着。那时我还不满八岁，但是，在我一生中，那些日子是最漫长和最悲哀的了。 --------------- 兰贝斯贫民习艺所(4) --------------- 有时候，逢到星期六的夜晚，我感到十分伤心，听到有人走过后面卧室的窗子底下，用手风琴拉出了轻快的乐调，那是一支苏格兰高地进行曲，还有几个粗野的青年人和几个嘻嘻哈哈笑着卖水果的姑娘，合着乐曲唱歌。他们唱得那样活跃有力，真好像是一些铁石心肠的人，对我的哀愁无动于衷，然而，当音乐声逐渐去远，声音越来越轻时，我却对它感到不胜留恋。有时候，一个沿街叫卖的小贩走过去，特别是每天夜晚都要走过去的那个小贩，仿佛他是在高声唱着《统治吧，大不列颠！》，唱到最后还拖了一个粗浊的尾声，其实，他只是在叫卖牡蛎啊。我还可以听到，隔开三家门面的酒馆里，那些顾客在歇火上门的时候喝得醉醺醺的，哭声哭气，大声嚷嚷，唱着一支当时流行的伤感歌曲： 看在旧日的情分，别把仇恨记在心上， 看在旧日的情分，还请你多多原谅。 人生一世没几年，大家何苦吵个没完， 这颗心呀最宝贵，你可别叫它破碎。 握手言欢莫记恨， 看在旧日的情分。 我根本不喜欢歌里的那种情趣，但是它好像投合了我当时忧郁的心境，所以我被它唱得睡着了。 雪尼很晚才回到家里（他好像总是那么晚），临睡前总要去翻那菜橱。这情形惹恼了露易丝，一天夜里，她已经喝了好些酒，就走进屋子，扯掉了他的褥单，赶他出去。但是雪尼已经准备好怎样对付她。他赶快把手伸到枕头底下，猛地掣出了他用一个长鞋绊钩磨尖了的针眼锥。 “你再走近我跟前一步，”他说，“我就用这个扎你！” 她被吓得倒退了回去。“啊，瞧这个该死的小流氓！——他要杀死我呀！” “是的，”雪尼像演戏似地说，“我要杀死你！” “你等着卓别林先生回来瞧吧！” 但是卓别林先生是难得回来的。后来，我记得，一个星期六晚上，露易丝和父亲已经喝了不少酒，我们不知怎的会一起同房东太太和她丈夫坐在楼下前房客厅里。在灿烂耀眼的灯光下，父亲脸色苍白得可怕，那时他情绪很坏，自言自语地嘟哝一些什么。突然，他手伸进口袋，掏出了一把钱，使劲向地下一扔，金币银币洒得四面都是。那效果是潜意识的。开始大家都一动不动。房东太太愁眉苦脸地坐在那儿，但是我看见她的一双眼睛在转动，紧盯着一枚滴溜溜滚到了那面角落里椅子底下的金镑，我的眼睛也紧盯着它。大伙儿仍旧不动，我终于想到应当站起身，把它拾起来；于是，房东太太和其他的人也学着我的样，去拾起其余的钱币，并且，在父亲威胁的眼光注视之下，大家都留心着交代清楚了自己的动作。 有一天，星期六，放了学回到家里，我发现家里一个人也没有。雪尼和往常一样，整天都在外边踢球。房东太太说，露易丝一早就带着她的儿子出去了。起先我很高兴，因为这一来我就可以不必洗地板擦刀叉了。等到午饭时间过了很久，我这才着急起来。说不定，他们把我一个人抛下了吧。下午的时间随着过去，我开始想念他们了。发生了什么事故呢？那间屋子显得冷酷而孤僻，那样空空洞洞的，我看了感到害怕起来。同时我肚子也饿了，于是我去看那菜橱，但是菜橱里什么吃的也没有。腹内空空，我饿得再也忍受不住，就孤零零地走了出去，在附近市场上溜达，消磨那个下午。我沿着兰贝斯支路徘徊，饥肠辘辘，向小菜馆的窗子里张望，看那些热气腾腾、引人垂涎的烤牛肉、猪肉，再有那些用肉汁卤浸成了金黄色的土豆。接连着几小时，我一直在看那些靠说嘴骗人兜售货物的小贩。我用这办法排遣自己，稍微感到舒服一些，暂时忘了愁苦和饥饿。 等我回到家门口，已经是夜里了；我敲了敲大门，里面没人应声。所有的人都出去了。我疲乏地走到肯宁顿路口拐角，坐在离家不远的路边上，留心看有没有人回来。这时我又是困倦又是伤心，心里想，雪尼不知道上哪儿去了。时间已近半夜，除了一两个过路的以外，肯宁顿路口渺无人迹。店铺一个个都熄了灯，只有药铺和酒店里的灯还亮着，这时我感到自己孤苦伶仃了。 突然间，我听到了音乐声。多么醉人的音乐啊！乐声从拐角上白鹿酒店的门厅里传来，在空寂的广场上悠扬悦耳地回荡。那支曲子叫《金银花和蜜蜂》，是以高度的技巧用小风琴和大箫奏出的。我以前从来不曾留心听这样美妙的音乐，没想到这支曲调是那么富有情感，那么活泼轻快，你听了会感到那么温暖和舒坦。我忘了自己所处的困境，向对街演奏音乐的艺人那面走了过去。弹小风琴的是个瞎子，原来眼睛那里只留下了两个结了疤的眶。吹大箫的人露出了一副迷茫和愤慨的神情。 音乐很快地演奏完了，他们走后，黑夜就显得更加忧郁了。我浑身疲倦乏力，向对街家门口走过去，也不管有人回来了没有。我只想到要去睡觉。后来，我隐隐约约地看见一个人沿着花园的小路朝房子跟前走过来。那是露易丝——前面跑的是她的小儿子。我吃了一惊，只见她身子尽向一边偏斜，跛得很厉害。起初我还以为她是出了什么事故，一条腿受了伤，后来我才明白，她是喝得酩酊大醉了。我从来没有见过这样一个身体歪斜着的醉人。看到她这种情形，我想还是躲开了她为妙，于是我就待在那里不动，等她走了进去。过了一会儿，房东太太也回家了，我跟她一起走进了屋子。我刚蹑手蹑脚地爬上那黑漆漆的楼梯，想不让人看见就进去睡觉，这时露易丝跌跌撞撞地走到了楼梯口。 “他妈的你要上哪儿？”她说，“这儿又不是你的家。” 我站在那里僵住了。 “你们今天夜里不许睡在这里。我已经被你们闹够了；给我滚出去！你和你的哥哥都滚！让你们的父亲去管你们。” 我毫不犹豫地扭转身，下了楼，走出门去，这时我不再感到疲劳了，我已经缓过气来了。我曾经听说，父亲常常去王子路的王后酒馆，那里离这儿大约有半英里路，于是我朝那个方向走去，希望可以在那里找到他。但是我很快就看见路灯映出了父亲的模糊身影，他正向我走过来。 “她不让我进去，”我呜呜咽咽地哭，“她大概喝醉了。” 我们向家里走去时，他也跌跌撞撞地走着。“我自己也不清醒啦。”他说。 我试图安慰他，说他是清醒的。 “不，我喝醉了，”他咕哝着，话里带出了懊悔的口气。 他推开了客厅的门，站在那儿一声不响，两眼恶狠狠地瞪着露易丝。她在壁炉旁边站着，扶着壁炉台，止不住地两面摇晃。 --------------- 兰贝斯贫民习艺所(5) --------------- “你为什么不让他进来？”他问。 她茫然无助地向他望了望，然后嘟哝道：“你也好滚他妈的——你们都给我滚！” 他突然从旁边架子上拿起了一只沉甸甸的衣服刷子，一个闪电似的猛力挥了出去，刷子背正巧打在她一边脸上。她闭起了眼睛，接着就咕咚一下子晕倒在地下，仿佛是希望自己在昏迷中忘记了一切。 我被父亲的举动吓呆了；他这样狂暴，真叫我瞧他不起。至于此后再发生了一些什么事，我的记忆现在已经模糊。好像是后来雪尼回来了，父亲看我们俩睡好了，然后他又出去了。 过后我才知道，原来父亲和露易丝那天早上吵了嘴，因为父亲去看他哥哥斯宾塞·卓别林（在兰贝斯附近一带开了好几家酒馆的那个哥哥），把她留在家里。露易丝一向对自己的身份很敏感，不喜欢去斯宾塞·卓别林家，所以父亲独自去了，而为了报复，露易丝就到别处去玩了一天。 露易丝是爱我父亲的。那天晚上，她在壁炉旁边茫然失措，由于父亲不怜惜她而感到伤心。那时我虽然年龄还很小，也能从她眼光中看出她的爱。同时我相信，父亲也是爱她的。这我在许多场合都可以看出来。有时候他温柔体贴，晚上临去戏院前总要和她接吻道别。星期日早晨，如果前一天晚上没喝酒，他就和我们一起吃早饭，说给露易丝听他在喜剧里演的那些动作，我们都听得出了神。我总是全神贯注，像个老鹰似地紧盯着他的一举一动。有一回，他闹着玩儿，在头上包了一块手巾，围着桌子追赶他的小儿子，一边嘴里说：“我是特克伊·拉巴布皇帝呀。” 晚上大约八点，上戏院之前，他难得吃什么固体食物，总是吞下六个红葡萄酒浸的生鸡蛋。他的身体每天全靠这点儿东西维持着。他不常回家，如果回来，那只是为了要睡觉醒醉。 有一天，儿童虐待防止会的办事人员来访问露易丝，这件事使她感到非常气愤。人家那次来，是因为接到了警察局的报告，说一天夜里三点钟，发现我和雪尼睡在一个值夜的人的火炉旁边。原来那天夜里露易丝把我们俩关在门外面，后来警察叫她开了门，才把我们放了进去。 可是，过了几天，父亲去内地巡回演出的时候，露易丝收到了一封通知信，说母亲从疯人院里出来了。又过了一两天，房东太太走上楼来，说有一位夫人在大门口，唤雪尼和查理出去。“来的是你们的母亲，”露易丝说。我们一时间都愣住了。接着雪尼就连蹿带跳地跑下了楼，扑到母亲怀里，我紧跟在他后面。仍旧是那个满面笑容的可爱的母亲，她亲热地拥抱着我们。 露易丝和母亲会面是尴尬的，所以母亲等候在大门口，我和雪尼收拾了自己的东西。双方都没有气恼和怨恨的表示——说真的，甚至是向雪尼道别的时候，露易丝也是彬彬有礼的。 母亲在肯宁顿路口的一条后街上租了一间房间，它在海华腌菜厂的附近，所以，每天下午，我们老是闻到那股酸味儿。但是那间房的租金很少，这样我们就又团聚了。母亲身体非常好，我们根本没想到她曾经生过病。 那一段时期里我们靠什么度日，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但是，记得我们并不曾经历什么无法忍受的困苦，也不曾遇到什么难以解决的问题。父亲几乎是准时支付每星期十先令的补贴，当然，母亲又重去做她的活计，并且又恢复了她和教会的联系。 有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一段时期里发生的。我们街尽头是一个屠宰场，经常有赶了去宰的羊经过我们家门口。我记得，有一次一头羊逃走了，它沿着大街向下跑，看的人都乐了。有的人跑去捉它，有的人自己摔倒在地。我见这情景有趣好玩，四周一片混乱，就高兴得哈哈大笑，觉得它太滑稽了。但是，后来那头羊被捉住，送回到屠宰场时，悲剧的现实性控制了我，我跑进家门，哭喊着对母亲说：“他们要杀死它了！他们要杀死它了！”过了许多天，那个寂寥的春日下午，那个滑稽的追赶场面，一切情景依然留在我的记忆中；我常常猜想，我后来拍电影的主题思想——悲剧与喜剧的成分相混合——是不是受了那一件事的启发呢。 这时学校使我开了眼界：我学了历史、诗歌和科学。但我觉得有些课程单调沉闷，尤其是那一门算术：它的加法和减法，只会使人联想到一个小职员和一架现金收入记录机，它的用处充其量也不过是为了避免找错了钱罢了。 历史单是记录邪恶与暴行，一系列都是臣子们如何谋杀国王，皇帝如何害死妻子、弟兄和侄儿女；地理单是叫人看地图；诗歌单是教人练习记忆。学校的教育用一些知识和事实把我闹得稀里糊涂，我对它们最多也不过是稍感兴趣罢了。 除非是有人施展出兜销商品的那种技术，不是叫我滥记事实，而是给每一门功课读一篇引人入胜的序言，增添我的乐趣，丰富我的想像，或者是使数字的魔术妙趣横生，同时把那些地图加以浪漫化，使我对历史具有某种观点，教我欣赏诗歌的音乐性，那样，我也许才有可能成为一个学者。 自从母亲回到了我们身边以后，她又开始激起我对戏剧的兴趣。由于她的鼓舞，我感觉到自己具有一种才能。但是，直到圣诞节的前几个星期，学校里上演《灰姑娘》大合唱时，我才感到迫切需要把母亲教我的东西全部表演出来。不知道什么缘故，那次班里没有挑选我去表演，我羡慕那些被选中了的同学，但认为我能够在那支大合唱中表演得比他们更好。我不满意那些男孩子，因为他们毫无想像力，只会那样呆板地背诵他们的歌词。两个扮丑姊姊的又缺乏热情，不能表演出喜剧的精神。她们念道白时，迂腐气十足，哼着小学生的音调，矫揉造作得使人感到难堪。我是多么希望演一个丑姊姊，能够把母亲教我的技巧全部表演出来啊！但是，那个演灰姑娘的女孩子却把我吸引住了。她长相美丽，态度文雅，大约有十四岁，我心里暗暗地喜爱她。可是，对我说来，无论在社会地位或年龄方面，她都是我没法高攀的。 我觉得，要不是因为有那个美丽的女孩子，那个大合唱将是很沉闷的，然而她的美丽又使我感到有点儿忧郁。当时我根本没想到，两星期后我竟会一鸣惊人，被叫到每一个班级里去背诵《普丽茜拉小姐的猫》。那是一段喜剧歌词，母亲在一家报刊门市部的橱窗外面看到了，觉得它很有趣，就抄了带回家来。在一次课间休息的时候，我把它背诵给一个同学听。我们的老师里德先生正在备课，他看见了，感到很有趣，等学生们到齐了，他就叫我背诵给大家听，他们听了哄堂大笑。这样一来，我的名气就传开了，第二天我被带到全校各个课室里，当着男生和女生背诵这段歌词。 --------------- 兰贝斯贫民习艺所(6) --------------- 虽然我五岁那年就已经代替母亲，当着观众们演出，但实际上这一回我才初次体会到演出的魅力。学校变成了一个富有刺激性的地方。从一个默默无闻、怕难为情的小孩，我一跃而成为老师和同学注意的人物。这件事甚至提高了我的学习成绩。但是，我的学校教育不久就要被另一件事打断：我离开了学校，搭上了兰开夏八童伶木屐舞蹈班。 --------------- 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1)(图) --------------- 卓别林 父亲认识舞蹈班主杰克逊先生，于是撺掇母亲，说登台演戏对我是一个立身成名的好机会，同时在经济方面对她也不无小补，因为我可以解决吃住的问题，而她每星期可以有半镑的收入。母亲起先拿不定主意，但在会见了杰克逊先生和他一家人以后，就同意了。 杰克逊先生已经五十多岁，以前在兰开夏当过教师。他有三个儿子和一个女儿，这些孩子都在兰开夏八童伶班里学演技。他是一位虔诚的罗马天主教徒，元配的妻子去世后，他和几个子女商量续弦的事。他续娶的妻子年纪比他略大一些，他常常带着虔敬的神情，说给我们听他续娶的经过。他在一份报纸上登了一则征婚广告，收到了三百多封应征的信，而那一封信恰巧是杰克逊太太寄来的。她以前也是一位学校教师，并且，好像是应了他的祷告，也是一位天主教徒。 杰克逊太太的长相并不很好看，但无论在哪方面她都谈不上是一个贪图享受的妇女。我还记得，她那张枯槁瘦削、颜色苍白的脸上布满了皱纹——这也许是因为她年纪已经不小，婚后又给杰克逊先生添了一个男孩子的缘故。然而，她是一位忠实负责的妻子，即使是在哺乳期间，她也辛勤工作，帮着丈夫经营管理那个戏班子。 她谈到自己的罗曼史时，和杰克逊先生所说的稍许有点儿出入。据说，他们俩虽然通了信，但是直到结婚的那一天大家还没见过面。他们头一次在客厅里会见，儿女们都在另一间屋子里等着，这时候杰克逊先生说：“我对你完全满意，”而她也表示了同样的想法。每次对我们几个男孩子讲到最后时，她总是一本正经地说：“可是我没想到，一下子就当上了八个孩子的母亲呀。” 三个儿子，最小的十二岁，最大的十六岁，还有一个九岁的女儿，她把头发剪得和我们一般短，这样就可以在戏班里充男孩子。 每逢星期天，除了我以外，所有的人都去天主教堂里望弥撒。因为只有我一个人是基督新教徒，我就感到很孤单，所以偶尔也和他们一起去教堂。要不是顾忌母亲的宗教信仰，我是很可能改信天主教的。我喜欢它那种神秘色彩，还有卧室角落里那些家中设的祭坛，孩子们在祭坛上供了圣母玛利亚像，摆着鲜花，点着蜡烛，每次经过那儿时，都要向其屈膝行礼。 我排练了六个星期后，可以在班里合着跳舞了。但是，这时候我已经过了八岁，失去了自信力，第一次面对观众时会感到怯场，我连腿都没法移动。又过了几个星期，我才能够像其他孩子那样单独舞蹈。 我不甘心于单单在八童伶的戏班里跳跳木屐舞。像其他几个孩子一样，我很想能够独个儿演上一场，这样不但可以挣更多的钱，而且，我自然而然地想到，要比单单舞蹈更能使我感到满足。我很想成为一个演丑角的童伶——可惜这需要有胆量，敢独自在台上表演。其实，我最初之所以想演舞蹈以外的节目，也不过是为了要逗人笑笑罢了。我有一个设想，那就是两人合演一出喜剧，由两个男孩装扮成剧中的流浪汉。我把这个主意告诉了另一个孩子，于是两人决定合演。此后这件事就成了我们梦寐以求的理想。我们管自己叫“百万富翁流浪汉：布里斯托尔和卓别林”，准备带上流浪汉的胡子和大钻石戒指。未来的表演中，将包括一切我们认为是能够招笑和可以赚钱的玩意儿，但是，真可惜，这计划没有能够实现。 观众之所以爱看兰开夏八童伶班，正像杰克逊先生所说的，是因为我们完全跟一般戏院里的童伶不一样。他夸口说，我们是从来不涂油彩的，我们红扑扑的面颊都是天然色的。如果我们有谁在演出之前面色有点儿苍白，他就要我们拧自己的脸。但是在伦敦，每天晚上要去赶两三场戏，有时候我们会忘记了他的话，登台后显得有点儿疲劳和厌倦，后来，看见杰克逊先生在条幕后面急得只是苦笑，一面笑一面指着他的脸，这时我们就像触了电一样，于是脸上突然闪出了笑的火花。 我们去外省巡回演出时，每到一个镇上，就要在那儿的学校里读一个星期书，但这对我的学业进步是毫无助益的。 过圣诞节的时候，我们在伦敦马术表演场上演的《灰姑娘》哑剧里扮猫和狗。当时马术表演场实际上是一个新开的戏院，那儿兼演杂剧和马戏，布景考究，很能吸引观众。马戏场的部分地板凹了下去，里面灌满了水，还设计了花样翻新的芭蕾舞。一排又一排的漂亮姑娘，穿着闪闪发发光的潜水服走上了场，然后完全消失在水底里。当最后一排人钻到水里时，法国大名鼎鼎的丑角马塞林，身上穿了一套邋里邋遢的夜礼服，头上戴了一顶歌剧帽，手里拿着一根钓鱼竿，走出场来，坐在一只折凳上，打开了一个大珠宝箱，在鱼钩上挂一串金刚钻项圈当鱼饵，把它投到水里。停了一会儿，他又用小一点儿的珠宝去“诱鱼”，扔下去几只镯子，最后把珠宝箱里的东西全部倒了下去。突然间，一条鱼上了钩，于是，他就像发了疯似的，开始滑稽地打着转儿，拼命地扳那根钓鱼竿，最后从水里提出了一个经过训练的小狮子狗，狗会模仿马塞林的一举一动：他坐下来，狗也跟着坐下来；他竖蜻蜓，狗也跟着竖蜻蜓。 马塞林的滑稽戏新奇有趣，伦敦人对他的表演喜爱得发了狂。在布景厨房的一场里，我陪马塞林演滑稽戏里的一个小配角。我扮演一只猫，吃着牛奶，马塞林从一条狗跟前倒退过来，在我背上绊了一个跟头。他老是怪我，说我背拱得不够高，否则他可以摔得轻一点儿。我戴了一个猫的假面具，装出了猫吃惊的神气，第一天日场为儿童演出时，我走到那个狗的屁股后面，开始用鼻子去嗅。观众们大笑，于是我转过身，向他们做出吃惊的神情，一面扯动一根绳，这时我瞪着的那只眼睛就开始眨巴。我又用鼻子嗅几下，又眨巴几下眼睛，戏院管事的从后台走出来跺脚，在条幕后面急得直做手势。但是我继续那样表演。我先嗅嗅狗，再嗅嗅台口，然后举起了一条腿。观众们哄堂大笑——也许是因为这个姿势做得已经不像是一个猫了。最后我看见了管事的，于是在热烈的掌声中蹦蹦跳跳地跑了进去。“以后可别再玩这一套啦！”他气急败坏地说，“你这样，会叫宫内大臣封了我们的戏院的！” 《灰姑娘》很能卖座，虽然马塞林自己并不编排剧情和故事，但他始终是一位吸引观众的红角儿。又过了几年，马塞林去纽约马术表演场演出，仍能轰动一时。但是，等马术表演场取消了杂技，大家很快就把他忘记了。 大约是在一九一八年左右，林林兄弟三个场子的马戏团来洛杉矶演出，马塞林也跟着一块儿来了。我以为他总该担任主角了，但是使我感到惊讶的是，他只不过是在巨大的场子上跑来跑去的许多丑角中的一个——一位伟大的艺人，终于在三个场子的马戏团那种极度浪费人才的情形下消失了。 --------------- 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2) --------------- 后来，我到他的化装室里去作自我介绍，向他旧事重提，说我曾经在伦敦马术表演场扮猫儿陪他演出。但是他的反应极为冷淡。他甚至没有卸下丑角的化妆，可以看出他的悲哀，他仿佛在忧郁中显得呆板了。 一年以后，他在纽约自杀了。报纸上登出了短短的一则报道，说一个和他同住的人听见了一声枪响，发现马塞林已经倒在地上，手里握着一枝手枪，一张留声机唱片仍在转动着，奏的是《月光与玫瑰》。 许多英国喜剧演员都是自寻短见死的。Ｔ·Ｅ·邓维尔这位杰出的喜剧演员，走进了一家酒馆雅座，听见有人说：“瞧那个家伙玩儿完了。”就在那一天，邓维尔在泰晤士河边开枪打死了自己。 马克·谢里登是英国杰出的丑角之一，他在格拉斯哥的一个公园里用手枪自杀，因为他的演出没受到该市观众的欢迎。 弗兰克·科因是一个性情活泼愉快的喜剧演员，和我们一起合演过戏，曾以这一首轻松的歌曲唱出了名： 你别叫我骑那个玩意儿行不行？ 要我对付那样的马呀，我可不能。 瞧，只有这种马我骑骑还不妨： 连姑娘们都可以在它背上晾衣裳！ 他下了台后，总是那样满脸笑容，高高兴兴的。但是有一天下午，准备好和他妻子坐了自己的马车去兜风，他忘了一件什么东西，叫妻子等着，自己走上了楼。二十分钟后，妻子上楼去看他为什么耽搁了那么久，在浴室内发现了他。他倒在血泊中，手里拿着一把剃刀——他抹了脖子，几乎连脑袋都给割下来了。 在我童年时代看到的许多艺人当中，那些给我印像最深的倒并不是戏演得很红的，而是下台后在性格上显得独特的。在喜剧中扮演流浪汉和耍杂技的查摩，最肯严格地训练他自己。每天早晨，戏院一开门，他就开始接连几小时练习他的杂技。我们看到，他在后台怎样把一根台球棒竖在他下巴上不倒下，然后把一只台球扔到空中，用那棒尖儿去接住它，再把另一只台球扔到空中，让它落在第一只球上边，但不致再落下来——可是演到这后一招儿时，他常常会失手。接连着四个年头，据他对杰克逊先生说，他一直在练习那一招儿，后来，一个周末，他准备首次向观众献技了。那天晚上，我们都站在条幕后面看他表演。瞧他平时演得多么熟练，而这是第一次演出呀！他把第一只球抛了上去，承在棒尖儿上不落下来，再抛上去第二只球，又承在第一只球上面了。但是观众们只一般地报以掌声。杰克逊先生常常谈到那天晚上的事。他对查摩说：“你叫观众们把你的玩意儿看得太容易了，所以你卖不出去呀。你应当先失几次手，然后再接住它。”查摩大笑。“我还没练会怎样失手哩。”查摩还喜欢研究摸骨看相，他说出了我的性格。给我看相时，他说我这人无论学会了什么知识，都会记住了它们，并且会很好地加以利用。 此外还有最会招人笑和给人印像很深的格里菲斯两兄弟，他们常常使我感到困惑，因为这两个在滑稽戏里耍荡秋千的丑角，老是在秋千上用大棉鞋狠命地踢对方的脸。 “嗳哟哇！”被踢的一个说，“我看你再敢踢！” “再敢踢？”……叭的又是一脚。 这时候一个被踢得晕头转向，露出了吃惊的神气，说：“瞧他又踢我啦！” 他们这种狂暴举动使我感到吃惊。但是，一演完了戏，他们就变得那样文静和严肃，又是两个友爱的弟兄了。 丹·伦诺可以说是自从传说中的格里马尔德人以来最伟大的英国丑角。我虽然没有看过全盛时期的伦诺，但我觉得，与其说伦诺扮演的是丑角，毋宁说他扮演的是性格演员。母亲曾经对我说，伦诺那样想入非非地描绘伦敦下层社会，是富有人情味的，是令人喜爱的。 大名鼎鼎的玛丽·劳埃德以轻佻活泼著称，但是我们和她一起在伦敦河滨马路老蒂沃利剧场演出时，我再没有见过比她更严肃认真的艺人了。我总是张大了眼睛，留心看这个神情焦急、身体很胖的小妇人在后台紧张地来回踱步，出场前她一直是那么急躁和担心。可是一出场后，她就立刻变得轻松愉快了。 再有专爱刻画狄更斯小说中人物的布兰斯比·威廉斯，他模仿尤赖亚·希普、比尔·赛克斯和《老古玩店》里的老者时，完全把我吸引住了。这个长相漂亮、态度端庄的年轻人，对着那些吵吵嚷嚷的格拉斯哥观众表演时，已化身为这一些有趣的小说人物，他所用的手法为舞台开辟了一个新天地。他还激起了我对文学的兴趣；我想要知道这些书里面究竟隐藏着一些什么神秘——这些像乌贼鱼般隐住了自己的狄更斯小说人物，是如何在这样千奇百怪的克鲁克香克的世界中活动的。虽然我当时还不会阅读，但是我仍旧买了一部《奥立弗·退斯特》。 我对狄更斯的小说人物着了迷，于是要学布兰斯比·威廉斯那样模仿他们。这种显露出来的才能是不会长期瞒过人的。所以，有一天我在模拟《老古玩店》里的老者给其他的孩子看时，被杰克逊先生发现了。他当场宣布我是天才，并且决定要将这一件事公诸全世界。 这件大事发生在米德尔斯布勒的那家戏院里。我们跳完了木屐舞，杰克逊先生登上了台，那副一本正经的模样，就好像要宣布一位新生的救世主降临人间一样。他说，在一班孩子当中发现了一位天才儿童，这天才儿童会学布兰斯比·威廉斯扮演《老古玩店》里的老者，模仿老者如何看不出他的小蕾儿已经死了的那副情景。 观众们已耐着性子看了一晚上很沉闷的游艺，这时候已经不大有兴致再往下看了。我身上仍旧是一件平常跳舞时穿的镶花边领子的白亚麻布短罩衫，一条丝绒灯笼裤，一双红色舞鞋，但是却要扮得像一个九十岁的老头儿。我们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也不知道想什么办法，弄来了一副旧假发——也许那是杰克逊先生买来的吧——但是它和我大小不配称。虽然我的脑袋很大，但是那假发更大；那是一副给扮秃了顶的演员戴的假发，是用长长的一圈儿灰色线制成的，所以，当我学着老人弯腰驼背，出现在台上时，那样儿就像是一个甲虫在那儿爬，对此观众们抱有同感，于是都嗤嗤地笑了起来。 这一来再要叫他们安静下来可就难了。我压低了声音悄悄地说：“嘘，嘘，你们别作声，你们会吵醒了我的蕾蕾呀。” “响点儿！响点儿！大声点说！”观众们嚷嚷。 但是我仍旧衰弱无力地悄声儿说着，完全像是在窃窃私语，于是观众们就开始跺脚，而我刻画狄更斯小说人物的尝试也就到此结束了。 --------------- 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3) --------------- 和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艺徒在一起，虽然生活过得很简朴，但我们是愉快的。可是偶尔我们也会惹起一些小小的纠纷。记得有两个年龄与我相仿的艺徒是走软索的小男孩，他们和我们一起串演，有一次偷偷地告诉我们，说他们的母亲一星期要拿到七先令六便士，每逢星期一早晨就要在他们盛火腿蛋的盆子底下摆一先令，给他们当零用钱花。“可是，”我们当中一个孩子说，“我们只拿到两便士呀，早餐只吃到面包和果酱。” 杰克逊的儿子约翰听我们这样埋怨时，伤心得哭了，他告诉我们，有时候，在伦敦郊区，我们只能临时演出一两个星期，他父亲每周只能为这个班子挣到七镑，甚至勉强对付开销都很困难。 由于看到这两个小艺徒过着这种富裕的生活，我们也都渴望成为走软索的演员。因此，有几个早晨，戏院一开门，我们当中就有一两个人开始练习翻筋斗，在自己腰里缚上一根绳。这样练下去，我筋斗已能翻得很好了，可是后来我摔了一跤，大拇指挫伤了。于是我的走软索生涯也就告终了。 除了舞蹈以外，我们总想方设法地要多学会一些其他的本领。我想在滑稽戏里耍杂技，于是攒了一点儿钱，买了四个皮球和四个白铁皮盆子，每天连续几小时站在床头旁边练习。 杰克逊先生真是一个好人。在我离开童伶班的前三个月，我们参加了一次为我父亲举办的义演，因为那时父亲已经病得很厉害，许多艺人都自愿献技捐助，其中包括杰克逊先生的兰开夏八童伶班。举行义演的那天晚上，我父亲走到台上，气喘吁吁，很费力地说了一席话。我站在戏台边上看着他，没想到他已经是早晚就要去世的人了。 我们回到伦敦后，每逢周末我都要去看望母亲。她觉得我面色苍白，身体很瘦，认为舞蹈对我的肺有害。她非常担心，就写信给杰克逊先生，絮叨这一件事情，杰克逊先生看了大为恼火，最后把我送回了家，说他不值得为了我跟这样一个爱找麻烦的母亲纠缠不清。 过了几个星期，我害了气喘病。病越来越厉害了，母亲以为我患了肺结核，就赶紧带我去布朗普顿医院，在那里给我作了全身检查。结果医生并不曾发现我有肺病，但我确是患了哮喘症。此后几个月里，我一直呼吸困难，感到非常痛苦。有时候我恨不得要从窗子里跳了出去。用一条毯子蒙着头去嗅那药草喷雾，也不能使我喘得好一点儿。但是，像医生预测的那样，最后我的病好了。 这一个时期里的事情，我有记得清楚的，也有已经模糊了的。给我印像深刻的，是穷苦生活中那种使人感到难堪的处境。我已经记不得雪尼当时在哪里，因为他比我大四岁，所以我只偶尔意识到他是在我身边的。为了减轻母亲的负担，他可能是去跟外祖父一起住了。我们的住处好像常常东搬西迁，最后是搬进了波纳尔弄三号的顶楼里。 我很清楚地体会到，我们家由于穷苦而在社会上受到了种种耻辱。即使是那些最穷苦的儿童，他们每逢星期日总要吃一顿自己家里烧的菜。在家里吃烤肉是一件体面的事情，同时也是以此区分穷人各阶层的一种仪式。凡是无力在家中吃一顿星期日饭菜的，都属于乞儿阶层，而当时我们就是属于那个阶层的。母亲总是叫我到最近的那家小餐馆去，买一客六便士客饭（包括一点儿肉和两样蔬菜）。这是多么寒碜啊——尤其是在星期天！我老是缠着她，怪她为什么不在家里烧一些菜，尽管她再三向我解释，说在家里做菜要多花一倍的钱。 但是，我们鸿运高照，一个星期五母亲去赛马，赢了五先令，于是，为了使我高兴，决定星期天自己烧一顿饭菜。除了其他一些可口的食物以外，她还买了一块预备烤了吃的肉，但看上去它又像是牛肉又像是板油。肉大约有五磅重，上面还贴了一张标签：“最宜烧烤”。 母亲没有炉灶，只得借用房东太太的，但又不好意思老是在厨房里跑出跑进，就随便地估计了一下需要烤多少时间。结果是，真叫人扫兴，我们的那块肉缩得像只棒球一般大小了。尽管母亲埋怨，说我们吃六便士一客的饭菜既省事又可口，但是我却吃得挺高兴，因为想到自己已经能和那些左右高邻过着同样的生活，而感到心满意足。 我们的生活中突然出现了一次变化。母亲遇见了她的一个老朋友，这朋友衣饰华丽，气派十足，看来很是得意，原来她已经放弃了舞台生涯，做了一位阔绰的老上校的外室。如今她住在斯托克韦尔街一个上等住宅区里，一天和母亲久别重逢，非常高兴，就约我们去她家里度夏天。因为当时雪尼正下乡去采蛇麻，所以，也用不着多方邀请，母亲就答应了。母亲反正做得一手好针线，于是把自己打扮得很大方，而我则穿上了兰开夏八童伶班留下的那套漂亮衣服，所以这次出门看上去总算相当体面。 再说，第二天我们住进了兰斯多恩广场拐角上一个极其幽静的寓所，到了一个极其富丽的环境里，那个宅门里雇有许多仆人，粉红色和蓝色的卧室里，挂的是印花棉布窗帘，铺的是白色熊皮地毯，而我们在那儿过的生活也是十分奢侈的。我记得非常清楚：那些温室中培育出来的碧绿的大葡萄把饭厅里的餐柜上点缀得多么美丽，而每当我看到那枝葡萄神秘地逐渐减少，一天天变得更像一个光杆儿时，我又感到多么内疚。 那家人一共用了四个女仆：一个厨娘，三个老妈子。除了母亲和我以外，另有一位男客，那是一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他留着剪短了的红色小胡子，老是显得十分紧张。平时他对人和蔼可亲，态度大方，在那位留着灰色络腮胡子的上校出现之前，他好像永远是组成这个人家的一员——但每次上校一回来，这位漂亮的年轻人就不见了。 上校每星期只偶尔回来一两次。他在家的时候，整个住宅里都笼罩着一种神秘的气氛，母亲总是关照我躲开点儿，别叫他给撞见了。有一天，我跑进门厅，上校正从楼上走下来。他是一个身材高大、态度端庄的绅士，穿了一件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一张红润的脸，长长的花白络腮胡子，一个秃脑袋瓜儿。他向我温和地微笑，一面继续向前走去。 我始终不大明白，为什么大伙儿要那样大惊小怪的，为什么上校一回到家里就会产生这种影响。但是上校从来不在家里多待，他一走后，那个留着小短胡子的年轻人就来了，而一家人也恢复正常了。 我变得十分喜欢那个留着小短胡子的年轻人。我们总是带着女主人的两条美丽的猎狗，一起到克拉彭公地去散步，一直要走到很远的地方。那些年头里，克拉彭公地的环境很是优雅。在我们偶尔去那儿买东西的药房内，连那些香水、肥皂和香粉散发出的熟悉的香味，也给人一种优雅的感觉——打那时候起，我一闻到了那些药房里的气味，就会有一种愉快的怀旧情绪。那位年轻人劝母亲让我每天早晨洗冷水浴治哮喘，这种冷水浴可能是有益的，因为浴后我感到精神爽适，所以后来我就喜欢洗冷水浴了。 --------------- 兰开夏八童伶舞蹈班(4) --------------- 值得注意的是，一个人是非常容易适应那种上层社会的生活排场的。他会变得多么文雅，多么习惯于生活上的享乐啊！过了还不到一个星期，我已经认为享受这一切是理所当然的了。做完了每天早晨的那套仪式，牵着崭新的棕色皮带出去溜那两条狗，然后回到那所漂亮的住宅里，由仆人派头十足地用银盘子端上菜，侍候着你用午餐，这一切使你感到多么幸福啊。 我们花园墙后面那边有一户人家，那家雇了和我们住的这家一样多的仆人。他们一家三口，年轻夫妇俩带着一个儿子，那儿子和我年龄差不多大小，他那间儿童室里摆满了精致的玩具。我常常被邀去和他一起玩耍，留在那儿吃晚饭，这样我们俩就成了极要好的朋友。他父亲在市中心一家银行里担任很高的职位，母亲长得年轻貌美。 有一天，我无意中听到我们住的这家的女用人和这个孩子的女仆谈体己话儿，那女仆说她们家少爷需要请一位家庭女教师。“这一个也要请一位呀，”我们这家的女用人说，她指的是我。我听到自己被人家当作是一个有钱人家的孩子，感到很兴奋，但是当时不大明白，为什么她要这样抬高我的地位，也许她是在暗示，她所侍候的人家和隔壁那一家是同样地有钱有势，这样就可以抬高她自己的身价吧。从此以后，每逢和隔壁人家的小孩一起吃饭时，我就感觉到自己是在冒充一个富家子弟。 最后我们离开了那个体面的人家，回到了波纳尔弄三号，虽然那是一个令人伤心的日子，但是，一想到自己过自由自在的生活，又感到一种安慰，无论怎样说吧，做客人时我们总感到有些紧张，并且，正如母亲所说，客人好像是糕点，留得时间久了，就会变味，不中吃了。就这样，一度使我们和短暂的奢侈生活发生联系的那条丝带断裂了，我们又恢复了自己习惯的穷苦的生活方式。 --------------- 艰难度日(1) --------------- 一八九九年是留络腮胡子之风盛行的一年：留络腮胡子的有皇帝、政治家、士兵和水手，有模仿克鲁格、索尔兹伯里、吉钦纳和德皇的，也有模仿那些板球运动员的——在那个年代里，我们看到的是浮夸与荒谬得令人难以置信的举动，是豪富与赤贫极端的差别，是漫画与报刊上所表现的愚蠢的政治偏见。至于英国人，他们必须一再忍受打击，并且感到气愤。因为有几个布尔农民在非洲德兰士瓦作战时不肯正大光明地交锋，于是我们那些穿红色军服的士兵就成了他们躲在大石头后面射击的最好的靶子。后来，多亏陆军部窥破了这一点，立即把我们的红色军装改成了卡其制服。以后，如果布尔人再要打的话，就让他们试试咱们的厉害吧。 我只是从那些爱国歌曲和独幕剧里，从那些绘有将军绣像的香烟画片儿上，约略地知道了一些有关战争的事情。不用说，那些敌人都是道地的流氓。听到了布尔人包围莱迪史密斯的消息，人们都很伤心；听到了马弗京解围的捷报，举国又欣喜若狂。后来我们获得胜利——那是屡经挫败后获得的胜利。这一切我都不是从母亲口中听到的，而是从别人那儿听来的。母亲从来不去提到战争。她要进行她自己的战斗。 雪尼那年十四岁，已经从学校里出来，在河滨马路邮局里找到工作，当了一名报差。靠了雪尼的工资和母亲缝衣服挣的钱，在经济上我们几乎可以过得去了——虽然，母亲对家用的那点儿贴补是为数甚微的。她那时候替一家血汗工厂做计件工，缝一打罩衫挣一先令六便士。尽管送来的是已经裁剪好了的罩衫裁片，但要缝好一打罩衫，仍需工作十二小时。母亲的记录是一星期缝五十四件罩衫，报酬总共只有六先令九便士。 夜里，我躺在我们那间顶楼里，常常醒来，看着她俯身凑近缝纫机，脑袋周围映出一圈油灯光，脸上覆着一片暗淡的阴影，她全神贯注地看着那线缝迅速地在缝纫机针底下移过去，她的嘴唇由于紧张用力而微微张开着点儿；听着那单调的机器声，到后来我又睡着了。她这样工作到深夜，往往是因为有一笔账已经到了付款的最后限期。分期付款，它老是成为一个迫切需要解决的问题。 后来，一个难关到了。必须为雪尼做一套新衣服了。他整个星期，包括星期日，都穿着他那套报差的制服，到后来他的朋友都取笑他了。所以，有两个周末，他老是躲在家里，最后母亲才给他买了一套蓝哔叽衣服。她好不容易地凑齐了十八先令。但是，这样一来，就给我们造成了亏空，因此每逢星期一，雪尼穿了他那身报差的制服回去上班时，母亲就不得不把那一套哗叽衣服送去当了。她把衣服当七先令，到了星期六再给赎出来，好让雪尼穿了度周末。这件每周习惯做的事情，一年多来已经成为例行仪式，直到后来那套衣服磨得都要破了。这时候她受到一次打击了。 那是星期一的早晨，母亲仍和往常一样到当铺里去。那个伙计感到为难了。“对不起，卓别林夫人，我们不能当给你七先令了。” 母亲吃了一惊。“可是为什么呀？”她问。 “因为那太担风险了；这条裤子已经磨损了。你瞧呀，”他边说边把一只手衬在裤裆底里，“你可以看得见那一面了。” “可是，这个星期六就给它赎出来呀，”母亲说。 当铺伙计摇摇头。“连上衣带裤子，最多我只能出三先令。”母亲是不大容易哭的，但这一次她受的打击太大了，她眼泪汪汪地回到了家里。她还指望那七先令维持我们一个星期的生活呀！ 同时，我的衣服也是破烂不堪，补不胜补。我在兰开夏八童伶班的那套衣服已经变成了小丑穿的戏装。胳膊肘上，裤子上，鞋上，袜子上，到处都是补丁。就是这样一身打扮，有一天我迎面碰见了斯托克韦尔街那位漂亮的小朋友。他来到肯宁顿干什么，我不知道，再说，我也窘得不好意思再去问他。他倒是很亲切地招呼我，但是我看得出，他是在打量我那副可怜样儿。为了冲淡局促的神气，我装作毫不在意，用最文雅大方的口气对他说，因为刚上完了那一堂该死的木工课回来，所以穿着这样一套旧衣服。 但是，听了我的解释他并不感兴趣。他露出了一副懊丧的神情，把眼光闪到一边，怕人看出了他那副尴尬的样子。他问到了我母亲。 我满面春风地说，她到乡下去了，接着又关心地问他：“你还是住在老地方吗？” “是呀，”他回答时那样仔细地观察我，就好像我犯了什么弥天大罪似的。 “那么，我去了，”我突然说。 他淡淡地一笑。“再见，”他说，于是我们分了手，他从容不迫地向那一面走去，我又气又羞，慌慌张张地朝另一个方向跑了。 母亲常常说：“你可以老是低头哈腰，但是什么东西也拾不着。”可是她自己并不遵守这句格言，于是我常常为此失了面子而感到气愤。有一天，从布朗普顿医院回来，母亲在路上停下来责备几个孩子，怪他们不该欺侮一个衣衫褴褛的街头流浪女人。那女人把头发剪短了，而这在当时是很少见的，所以那些孩子都大声儿笑着，彼此拉拉扯扯地往她身上推，仿佛谁碰到了她就会蹭脏了自己似的。那个女人像一头困兽似地站在那里，后来还是亏了母亲的干涉才解了围。这时候女人忽然露出了认识母亲的神气。“莉儿，”她衰弱无力地说，唤的是母亲的艺名，“你不认识我了吗？我是伊娃·莱丝托克呀。” 母亲立刻认出了她，她是母亲演歌舞剧时认识的一个老朋友。 我非常难为情，只好一径向前走去，在拐角那儿等候着母亲。那些孩子走过我身边时，都嘻嘻哈哈地笑着。这一下子可把我气坏了。我回过头去看母亲怎样行事，哎呀，瞧那个流浪女人跟她在一块儿，一起向我这面走过来了。 母亲说：“你还记得小查理吗？” “我怎会不记得他呀！”女人伤心地说，“他还是小小孩儿的时候，我抱了他多少次啊。” 想到这，我感到一阵恶心，因为那女人是那么肮脏讨厌。我们沿路走过去时，看见一些人都转过身来朝我们三个人望，真叫人难堪呀。 母亲演歌舞剧认识这个女人时，人家都管她叫“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母亲告诉我，那时候她又漂亮又活泼。据那女人说，她曾经生病进了医院，自从出院后就在拱门下面过夜，或者住救世军的收容所。 母亲首先送她到公共浴室里去洗了一个澡。然后，使我大为吃惊的是，竟把她领到了我们的小顶楼里。这女人是否单是由于生病而落到这个地步，我不知道。但是懊恼的是，她竟然睡在雪尼那张扶手椅改制的床上。母亲还把自己所能匀得出的衣服统统送给了她，又借给她两个先令。过了三天，她走了，此后我们再没看见或听到这位“时髦姑娘伊娃·莱丝托克”了！ --------------- 艰难度日(2) --------------- 父亲去世之前，母亲和我一度搬出了波纳尔弄，在泰勒太太家租了一间屋子，这位泰勒太太是母亲教会里的朋友，也是一位虔诚的基督徒。她身体矮胖，年龄在五十五岁左右，腮巴宽阔，黄黄的脸上布满了皱纹。我在礼拜堂里留心看她，发现她满口牙齿都是假的。她一唱歌，那些假牙就从上牙床脱落在舌头上——于是那歌声就具有一种催眠力。 她一举一动，都显得劲头十足，好像精力十分充沛。由于基督教的关系，她情愿照顾母亲，以很低的房钱把自己家里三层楼上的一间前房租给了母亲，她的那幢大房子旁边是一片坟地。 泰勒太太的丈夫活像狄更斯笔下的匹克威克先生，是一个制作精密度尺的技工，他的工作室就设在那间顶楼里。屋顶上开了一扇天窗，我觉得那儿很像天堂，因为有一种宁静的气氛。我常常去看泰勒先生工作，直看得出了神，他戴着一副厚玻璃眼镜，全神贯注地对着一只很大的放大镜，制造他那可以量一英寸五十分之一的钢尺。他独个儿干活，我常常给他当差跑腿。 泰勒太太一心要她丈夫皈依宗教，因为，按照基督徒的想法，她丈夫不信教就是一个罪人。她女儿长相和她一模一样，只是面色没那么黄，当然，年纪也轻得多，要不是因为态度傲慢，盛气凌人，按说她是可以讨人欢喜的。她和她父亲一样，也从来不去做礼拜。但是泰勒太太始终希望能够把父女俩一起感化过来。女儿是她母亲的一颗掌上明珠，但并不是我母亲的一颗明珠。 一天下午，我正在顶楼里看泰勒先生干活，听见下面母亲和泰勒小姐吵起来的，但是，两个人都向对方大声嚷嚷。我走到我们房门口楼梯平台上，母亲正向栏杆外探出身子说；“你以为自己是什么人呀？臭小姐？” “哎呀！”女儿叫喊起来，“这种话也是一个基督徒说得出口的呀！” “你别急呀，”母亲口齿灵活地说，“我的好小姐，这话就出在《圣经》上：《申命记》第二十八章第三十七节，我只不过改用了一个字罢了。但是，‘臭’对你很配哩。” 经过这次吵架，我们又搬回到波纳尔弄去了。 肯宁顿路上那家三鹿酒馆，并不是我父亲常去光顾的地方，但是有一天晚上我走过那儿，忽然转到了一个念头，想要向里面望一望，看看父亲是不是在那儿。我把酒馆门推开了点儿，只露出几寸宽的一条缝，可不是他吗，坐在角落里哩！我已经准备走开了，可是这时他脸上露出了笑容，做手势唤我过去。我见他这样向我表示亲热，感到惊奇，因为他一向是不流露情感的。看样儿他当时已经病得很厉害，他的眼睛陷了下去，身体肿得又肥又大。他做了一个拿破仑的姿势，把一只手插在背心口袋里，好像是为了要减轻点儿呼吸困难的痛苦。那天晚上他十分殷勤，问到母亲和雪尼的近况，在我临走之前，还把我搂在怀里，第一次吻了我。那是我最后一次见到他。 三星期后，他被送进了圣托马斯医院。人家只好先把他灌醉，然后再把他送了去。他一知道自己进了医院，就像发了疯似的大闹起来——但是，这时他已经是垂死的人了。虽然他还很年轻，只三十七岁，但却由于患水肿，一病不起。医生从他的膝部放出了十六夸脱水。 母亲去探望了父亲好几次，每次回来都很伤心。她说，父亲谈到要重新回到她身边，要再到非洲去过新的生活。我听了这个打算大为高兴，但母亲只摇了摇头，因为她心里很明白。她说：“他说这话，只不过是要讨我们欢喜罢了。” 有一天从医院里回来，她听了宣传福音的约翰·麦克尼尔牧师的话，感到非常恼火，因为牧师去探望父亲时说：“咳，查理，看了你这副样儿，我只能想起那句古老的成语：‘种瓜得瓜，种豆得豆’啊。” “去安慰一个要死的人，亏他怎么会说出了这样的话。”母亲说。过了不多几天，父亲去世了。 医院要知道谁给他办丧事。母亲手头不名一文，就想到要由戏院慈善团体“杂耍演员福利基金会”负担丧葬费。这个主意一出，卓别林家族里的人登时闹了起来——由慈善团体负担丧葬费，这对他们是一件十分丢脸的事。我父亲最小的弟弟，那位非洲的艾伯特叔叔，当时正在伦敦，说他情愿付丧葬费。 下葬的那一天，我们在圣托马斯医院会齐，然后和卓别林家族其他的人一起从那里去图廷公墓。雪尼因为要上班，不能够去。母亲领着我在指定的时间前两小时到了医院里，因为她要在入殓之前再看父亲一面。 棺材里垫了白缎子，缎子边儿上和父亲脸周围都是小朵的白色雏菊。母亲觉得那些花又朴素又动人，问那是谁放在那儿的。管事的告诉她，说那天一大清早，有一位太太领着一个小男孩来过。那是露易丝。 第一辆马车上坐的是母亲、艾伯特叔叔和我。在去图廷的路上大家都很拘束，因为母亲以前从来没有见过艾伯特叔叔。艾伯特叔叔是一个相当时髦的人物，谈吐也很文雅；他虽然对我们彬彬有礼，但那态度是冷漠的。据说他很有钱，在德兰士瓦拥有大片的牧马场，英布战争期间英国政府所用的马都是由他承办的。 下葬时落着倾盆大雨，掘墓人把铲起的泥块抛在棺材上，发出了凄厉的沉重响声。那情景是阴森可怖的，于是我哭了。后来亲属们都把他们的花圈和花朵扔进墓穴。母亲没东西可扔，就取出了我那块珍爱的黑边手绢。“喏，孩子，”她悄声儿说，“这就算是咱们俩的一点儿心意吧。”后来，卓别林家人到他们的一家酒馆里去吃午饭；临走之前，他们很客气地问我们要上哪儿。于是我们搭车回到了家里。 我们回到了家里，菜橱里除了一碟烤牛肉上滴下的油汁外，什么吃的都没有，母亲囊空如洗，因为她已经把最后的两便士给了雪尼当饭钱。自从父亲生病以来，母亲就很少工作，现在又是将近周末，雪尼当报差挣的七便士早已花光了。送殡回来，我们都饿了。幸亏那个收破烂的在门口走过，我们剩下了一个旧煤油炉子，于是母亲怪心痛地把它卖了半便士，买了半便士面包，搭着那点儿油汁给吃了。 母亲是我父亲的法定遗孀，第二天被唤到医院里，去领父亲遗留下来的东西，那是一套黑色的衣服，上面斑斑点点都是些血迹，一件内衣，一件衬衫，一条黑领带，一件旧睡衣，几双家常穿的软鞋，鞋子里塞满了橘子。她掏出了橘子，一个半镑金币从鞋子里落在床上。这可是上天赐给我们的啊！ 此后几个星期里，我臂上老是缚着一块黑纱。一个星期六下午，我出去做卖花生意，这种哀伤的标志就成了赚钱的工具。原来，经过好说歹说，我终于向母亲借了一先令，去花市买了两束水仙花，放学后就忙着把它们分扎成许多小束。如果所有的花都卖了，我就可以赚一倍的钱。 --------------- 艰难度日(3) --------------- 我总是走进酒馆，满面愁容，悄声说：“买水仙花呀，小姐！”“买水仙花呀，太太！”那些小姐太太总是问：“你带谁的孝呀，孩子？”于是我就把声音放低了，悄悄地说：“我父亲，”这时她们就赏给我钱。母亲见我晚上回到家里，一个下午就卖了五个多先令，觉得很奇怪。一天，我走出一家酒馆，和母亲撞了个满怀，从此结束了我的卖花生涯；她看到自己的孩子在酒馆里卖花，认为对她这个基督徒是一种侮辱。她说：“喝酒已经害死了你父亲，在这种地方赚来的钱只会给咱来带来灾难。”虽然她留下了那些钱，但是从此再不许我去卖花了。 我这个人是天性非常爱做商人的。我老是在转念头，想要做个什么买卖。我常常向那些空的铺面里望，考虑怎样利用它们去做一些赚钱的生意，从卖鱼卖炸土豆片儿起，一直到开杂货店。想到的都是一些与吃食有关的行业。我只不过是缺少本钱罢了——可是，那本钱你从哪儿去张罗呢？最后，我说服了母亲，让我离开学校去找工作。 我成了一个干过许多行当的老油子。首先，我在一家杂货店里当了一名跑腿的小伙计。一有空，我就在地下室里玩得挺有趣，那儿四面堆满了肥皂、淀粉、蜡烛、糖果和饼干，我尝那些糖食，到后来都吃腻了。 此后，我在思罗摩尔顿大街保险业医生胡尔和金西－泰勒开的那家诊所里当了一个小用人，这原是雪尼的差事，经他临走时推荐，就由我接了下来。待遇很优厚，我每星期领十二先令，做的是侍应生的工作，可是医生们走了以后，我还得打扫诊所。侍应生的工作我做得挺不错，很能赢得那些候诊病人的欢心，但是一到了打扫诊所时，我就心灰意懒——在这方面雪尼可要比我强得多。倒那些尿瓶子我不在乎，但是擦那些丈把高的诊所窗子确是一件艰巨无比的工作，于是，诊所里光线越来越晦暗，灰尘扑扑，到后来人家很客气地告诉我，说我干那种活不称，年龄太小了。 一听人家这样说，我伤心得哭起来了。金西－泰勒医生娶的是一位很有钱的太太，在兰开斯特门有一所很大的住宅，他看我可怜，说愿意把我留在他家里当一名小用人。我立刻心花怒放。在一个宅门里当小用人，再说，又是一家非常高贵的人家。 那是一件美差，因为那一家所有的女仆都喜欢我。她们把我当作一个小孩儿，我临睡前她们都要吻我，向我道晚安，要不是造化捉弄人，我也许会成为大宅门里的管家。一天，太太吩咐我去清理地下室里的一块地方，那儿高高地堆着许多粗板箱和破烂货，必须把它们一起理好，打扫干净，排列整齐。后来，我无心干活，却对一个八尺来长的铁管子发生了兴趣，把它当个喇叭吹着玩儿。正当我玩得高兴的时候，太太走进来了——于是我被辞退，三天后离开了那里。 我挺爱干经售书报的Ｗ·Ｈ·史密斯父子商店里的那种活儿，但是后来老板一发现我年龄太小，立刻把我解雇了。此后我又当了一天吹玻璃的工人。以前我在学校里读到描写吹玻璃的文章，觉得这工作新奇有趣，可是，热气熏倒了我，我在昏迷中被抬了出去，放在一堆沙土上。单是这情形已经够我受的了；我甚至没回去过领那一天的工资。后来我又到斯特雷克尔文具印刷所里去工作。我向那儿的人吹牛，说我会操作沃菲代尔印刷机——那是一个二十多尺长硕大无朋的家伙。原来，我从外面向地下室里瞧时，看见那机器正在转动，以为干这活儿倒简单容易。同时我看见一张招贴上写着：“招雇沃菲代尔印刷机码纸男童工。”后来工头把我领到了那台机器跟前，它大得像个怪兽似的。操作这部机器时，我必须站在一个五尺高的平台上。这一来我就像到了埃菲尔铁塔顶上一样。 “揍她呀！”工头说。 “揍她？” 看见我张皇失措，他大笑起来。“你从来没管过沃菲代尔嘛。” “只要给我一个机会，我学会起来挺容易，”我说。 所谓“揍她”，就是去拉那根杠杆，让那畜生动起来。他指给我看那根杠杆，然后让那野兽以半速度动作。于是怪兽开始转动身体，咬牙切齿，发出尖厉刺耳的吼声；我以为它要把我吞下了。那些纸大得惊人，用一张纸就可以把我整个身体包裹在里面。我拿着一只像牙刮刀，拨开了那些纸张，捏着纸角儿把它们揭起来，然后，小心翼翼，抓紧时间，把它们凑齐在牙齿跟前，让那怪兽咬住了它们，把它们吞进又吐出，直到纸张在后边尽头卷了出来。头一天，那头饥饿的畜生老是要抢在我前头，我神经紧张得人都要倒了下来。但是，我终于接下了这个每星期十二先令的工作。 在那些凛冽的清晨，天还没吐亮，就出去上工，你会觉出一种传奇的气氛和探险的情调，那时候街上荒凉静寂，只看见一两个模糊阴影，向洛克哈特茶室的灯光那面移近，那是去吃早点的人。一天工作开始之前，和几个同事一起喝着热茶，浑身暖烘烘的，在那休息的片刻中你自然会有一种幸福之感。再说，印刷所的工作并不讨厌，要不是每逢周末必须洗干净那些胶质滚筒上的油墨，高大沉重的滚筒每个足有一百多磅重，洗时非常吃力，其余的工作还是可以对付的。但是，在那儿工作了三个星期，我患了流行性感冒，于是母亲又逼着我去上学了。 雪尼那年十六岁，一天很激动地回到了家里，原来他找到了工作，是在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一艘驶往非洲的客轮上当一名号手。他的差使是饭前吹喇叭，此外再干一些其他的活儿。他从前在“埃克斯默思”号训练船上学会了吹喇叭，现在得到了报偿。工资是每月二镑十先令；侍候二等舱里三桌客人吃饭，还可以领到赏钱。出航前公司可以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他当然要把这笔钱交给母亲。想到将来的日子好过了，我们就搬到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楼上的两间屋子里。 雪尼第一次航行归来，我们可以庆祝一下了，因为他带回来了三镑多赏钱，并且那些都是银币。我记得，他把钱从几个口袋里掏出来放在床上。我好像生平第一次见到那么多的钱，于是再也舍不得撒开手。我把那些钱捧了起来，倒了下去，再堆起来，弄着玩儿，到后来母亲和雪尼都说我是一个守财奴。 那是多么奢侈的生活啊！瞧我们那样儿恣意地享受啊！那是夏天，我们大吃其糕饼和冰淇淋——我们还吃了其他许多考究的东西。在这段时期里，我们早餐时吃的是熏鲱鱼、萨门鱼、鳕鱼和烘糕，星期日早晨还吃松饼和煎饼。 雪尼着了凉，在床上睡了几天，母亲和我服侍着他。记得，就是在那几天里，我们尽兴地吃冰淇淋，我带了一只很大的玻璃杯到那家意大利冰淇淋店里去买了一便士的冰淇淋，店主见了十分恼火。我第二次去时，他建议我搬一个浴盆去。我们夏天爱吃的一种冷饮是冰果子露牛奶——冰果子露在撇去了乳脂的牛奶里冒起了泡泡，那味儿可真美呀。 --------------- 艰难度日(4) --------------- 雪尼给我们说了许多有关他航行的趣事。出航前第一次吹午饭号时，他差点儿被辞了工。由于长期没有练习，他怎么也吹不好那喇叭，乘那条船的一些兵士都喧哗起来。管事头儿暴跳如雷。“妈的你这算什么玩意儿呀？”“对不起，先生，”雪尼说，“我的嘴唇还没能够凑好。”“哼，那你还是趁船没开之前凑好了你那该死的嘴唇吧，否则我们就要赶你上岸了。” 开饭的时候，侍者们在厨房里排成了长列的队，等着领菜。可是，轮到雪尼时，他一时忘记了自己要的是什么，只好再排到队伍的末尾。雪尼说，头几天里，人家都已经在上点心了，他还在上汤。 雪尼待在家里，到后来我们把钱都给花完了。幸而公司又雇他第二次出航，并且又预支给他三十五先令，他把钱都交给了母亲。可惜这点儿钱不够我们维持多久。三个星期一过，我们已经吃尽用空；必须再过三个星期，雪尼才能回来。母亲虽然继续做针线活，但是她挣的那点儿钱不够维持我们的生活。到后来我们又陷入困境。 可是我的主意还是很多。母亲有一堆旧衣服；那是一个星期六的早晨，我打算到市场上去想个办法把它们卖了。母亲显得有点儿为难，说那些东西不值什么钱。但是，我还是用一条旧被单把它们包了，走到纽因顿靶子场，把我那一堆不体面的货摊在人行道上——那样儿是怪寒碜可怜的——然后站在那龌龊的街道上吆喝。“瞧这件呀！”我一面喊一面捡起了一件旧衬衫，然后又捡起了两件旧紧身衣。“你们愿意出多少？——一先令六便士，三便士，两便士？”哪怕是我喊一便士，也不会有一个人来买。有些过路的人停下来，惊奇地望了望，然后笑着走了。我开始感到很尴尬，特别是因为对面那一家首饰店里的人从窗子里向我望。但是，什么也打消不了我的主意。最后我还是把一双样子不太令人丧气的鞋罩卖了六便士。可是，我在那里待得越久，就越感到局促不安。过了一会儿，首饰店里的那位先生向我走过来，用很重的俄国口音，问我这买卖干了多久了。尽管他的神情很严肃，但我仍旧可以从他话里觉察出一些幽默的意味，于是我告诉他，说我只是刚开始做这买卖。他慢腾腾地向他那两个咧开了嘴笑着的伙伴走回去，他们俩这时候正在从窗子里望我。这已经使我够难堪的了。所以我想，现在该包好了我的货物回家了。当我告诉母亲，说我把一副鞋罩卖了六便士时，她听了很生气。“还可能多卖一些的，”她说，“那是一副很美的鞋罩呀！” 在这一段时期里，我们倒不大关心付房租的事，这个问题很容易解决，每逢收租人要上门的那一天，我们只要躲出去就行了，我们的那些什物总共值不了几个钱儿，搬运费会超过了我们欠的那点儿钱。但是，我们最后还是搬回到波纳尔弄三号里。 这时候我认识了在肯宁顿路后面一条马房巷里干活的那个老头儿和他的儿子。他们都是玩具小贩，原来是住在格拉斯哥的，后来在各个市镇里流浪，闲时制一些玩具沿途贩卖。我很羡慕他们那种自由自在的生活。干他们那一行，并不需要什么本钱。只要有一先令，你就可以开始经营。他们先是收集一些鞋盒子，一般鞋铺都巴不得把这种东西送给他们；此外再收集一些包装葡萄用的软木屑，那也是不必花钱就可以弄到手的。他们一开始时，只需要买一便士的胶，一便士的木材，二便士的麻线，一便士的圣诞节彩色纸，三团两便士一团的五彩锡箔。只要花一先令，他们就能制七打小船，售价是每只一便士。船的两侧是从鞋盒上剪下的厚纸，给缝在一块硬纸板底上，在光滑的表面上涂一些胶水，再洒上一些软木屑儿。在船桅杆上包一些彩色锡箔，再在中桅和前后帆杠顶端粘上红、黄、蓝色的小旗儿。一百多只这样的小玩具船，配上了五颜六色的锡箔和旗帜，看上去很热闹有趣，可以吸引顾客，很容易地销售了出去。 我和他们混熟了以后，就开始帮着他们做小船，不久就熟悉了他们的手艺。他们从我们附近搬走了以后，我就自己做起这行生意来。只用了六便士的本钱，也不顾剪硬板纸把手打起泡，我在一个星期内做出了三打小船。 但是我们顶楼里没那么多的地方，可以又让母亲做活计，又让我做小船。此外，母亲还抱怨煮胶水臭气难闻，老是担心那胶水罐儿弄脏了她的亚麻布罩衫，因为那些罩衫常常摊满了大半间屋子。由于我对家用比母亲贴补的更少，她的活计就更为重要，于是我放弃了这门手艺。 在这一段时间里，我们很少见到外祖父。因为上一年他身体不大好。他患痛风，手肿了，不能再做修理皮鞋的生意了。过去可以省出一两先令的时候，他总是拿了来贴补母亲。有时候他还烧一种粥给我们吃，那是一种十分美味的燕麦奶粥，是把燕麦片和洋葱放在牛奶里煮熟了，再加上盐和胡椒。每到冬天，那是我们夜晚吃了可以御寒的补品。 小时候，我心目中的外祖父是一个严厉和倔强的老人，他不是怪我疏忽了礼节，就是责备我说错了语法。由于有过那些小小的抵触，我就开始讨厌他了。现在，他患风湿症，住在医院里，母亲每逢探望病人的日子总要去看他。而去探望他总是合算的，因为她往往带回来满满一袋鲜鸡蛋，这在我们生活拮据的日子里确是一种奢侈品。母亲有时候自己不能够去，就叫我去。我一直觉得很奇怪：为什么外祖父看到我时会那样高兴。那些看护都很喜欢外祖父。他后来告诉我，说当时他老是跟她们讲笑话，说虽然风湿症妨碍了他的行动，但并不曾毁坏了他的整个机器。他那样有一搭没一搭地混说，把那些看护都给逗乐了。风湿症稍好点儿，他就去帮厨，我们的鸡蛋也就是打那儿来的。逢到探望病人的日子，他往往是躺在床上，偷偷地从他床边小柜里递给我一口袋鸡蛋，我临走前赶快把它们藏在我的海军服里面。 接连着几个星期，我们一直靠鸡蛋过日子。鸡蛋有多种吃法，我们有时候煮，有时候煎，也有时候做乳蛋糕。尽管外祖父给我壮胆，说那些看护都是他的要好朋友，对他所作所为心里大致有数，但我兜着那些鸡蛋离开病房时，总是提心吊胆，惟恐在那打蜡的地板上滑跌倒了，或者我那鼓鼓囊囊的衣服会被人家看出破绽来。说也奇怪，每次我临走的时候，那些看护明明是回避开了。外祖父医好了风湿症出院的那一天，对我们来说确是一个伤心的日子。 再说，已经过了六个星期，但是雪尼仍旧没有回来。起先这件事并没使母亲感到惊慌，但又过了一个星期，她就写信去给多诺万－卡斯尔轮船公司办事处，后来接到通知，说雪尼患了风湿症，在开普顿上岸就医去了。这个消息增添了母亲的忧虑，影响了她的健康。她继续做她的活计，幸而我也找到了一点工作，放学后给一家人家教几课舞蹈，每星期收五先令。 --------------- 艰难度日(5) ---------------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麦卡西家搬到了肯宁顿路。麦卡西太太以前是一位爱尔兰喜剧演员，是母亲的朋友。后来她嫁了沃尔特·麦卡西会计师。但是，自从母亲不得不结束了舞台生涯，我们就不曾再看到麦卡西夫妇，现在，七年后，他们搬到肯宁顿路上地段最好的华尔科特大厦里来住，我们又重逢了。 他们的男该沃利·麦卡西和我是同年。小孩儿的时候，我们常常扮大人玩，假装我们是喜剧中的反派，吸假想的雪茄烟，乘假想的马车，把我们的父母都给逗乐了。 麦卡西家搬进了华尔科特大厦，母亲难得去看他们，但沃利和我已经成了亲密的好友。我一放了学，总是先赶到家里母亲身边，看她有什么事要差我做，然后跑到麦卡西家去。我们总是在华尔科特大厦后面演戏玩。因为我是舞台管事，所以总是派自己演反派，我本能地体会到，扮反派要比演正角更为有趣。我们总是一直玩到沃利吃晚饭的时候。他们家往往留我吃饭。到了要开饭的时候，我很会用讨好儿的方法引得人家留下了我。但是，也有时候我的手法未能奏效，只得恋恋不舍地回到家里。母亲见了我总是那样高兴，总要给我弄些吃的：或者是用烤肉滴下的油煎些面包，或者是煮一只外祖父给的鸡蛋，再沏上一杯茶。她有时候读书给我听，有时候和我一起坐在窗口，对那些过路人评头品足，以此使我高兴。她会给那些人编出种种故事。如果那是一个年轻人，步履轻快急促，她就说：“瞧那儿走的是霍潘兹科奇先生。这会儿他是上赌场去。如果今儿运道好，他能给自己和他女朋友赢来一辆旧货双人自行车。” 接着，一个人无精打采、慢慢腾腾地走了过去。“咳，他这是回家吃饭去，想到了只有炖肉和芹菜，那是他最不爱吃的。” 接着，一个人趾高气扬地走了过去。“瞧那是一位体面的青年人，可是这会儿他只惦记着他裤裆里那个破洞眼儿。” 后来，一个人快步如飞地闪了过去。“瞧那位先生刚刚吃了伊诺果子盐呀！”她这样往下说，招得我一阵又一阵地大笑。 又过了一个星期，雪尼仍旧杳无音信。如果当时我不是那么年幼无知，而是更能觉察出母亲的焦灼心情，我也许就会意识到，将会发生什么事情了。我也许就会注意到，那几天里她一直是无精打采地坐在窗口，也不去收拾屋子，并且变得异常沉默了。我也许就会关心到，那家服装店开始挑剔母亲做的活，不再包工给她做了。由于她积欠了分期付的款子，人家就搬走了她的缝纫机；而我教舞蹈的每星期五先令，又突然落了空：随着这些事态的发展，我也许就会注意到，她一直显得那么冷漠和迟钝。 麦卡西太太突然病故。以前她已经病了一个时期，身体很快地衰弱下来，现在终于逝世。我立刻转到一个念头：如果麦卡西先生娶了我母亲，那该多么好啊——我和沃利是很要好的伴儿。再说，这是解决母亲所有问题最理想的一个办法呀。 举行葬礼后不久，我就向母亲谈起了这件事情：“你应当认真对待这件事情，多去看看麦卡西先生。我敢打赌，他是要娶你的。” 母亲露出了暗淡的微笑。“那么，就让这个可怜的人来求婚吧，”她说。 “只要你打扮得整整齐齐，像你往常那样吸引人，他会来求婚的。可是，你根本就不肯试一试。你老是坐在这间龌龊屋子里，叫人看了怪害怕的。” 可怜的母亲呀。我真懊悔不该说这些话啊。我根本没想到，母亲是因为营养不良，身体虚弱了。然而，第二天，不知怎的使出了一种超人的力量，她又打扫干净了那间屋子。 那时学校正在放暑假，所以我想还是早点儿到麦卡西家去吧——我只想要躲开了我们家那个可怜的顶楼。后来，麦卡西家留我吃午饭，但是我直觉地想到了应当回到母亲身边。我刚走到波纳尔弄，就被几个邻居的孩子在弄门口拦住了。 “你母亲疯了，”一个小姑娘说。 这句话像一个巴掌打在我脸上。 “你胡说些什么呀？”我咕哝。 “是真的呀，”另一个孩子说，“她刚才敲我们每一家的门，把一块块煤分给我们，说那是给孩子们的生日礼物。你不信去问我妈。” 我不去往下听，就一路跑过去，跨进了敞开着的大门，蹿上了扶梯，推开了我们的房门。我停下了，缓了一口气，凝神仔细地看母亲。那是一个夏天的下午，空气闷热得令人难受。母亲仍旧像平时那样坐在窗口。她缓缓地转过身来向我看，苍白的脸上是一副痛苦的表情。 “妈！”我几乎是在大喊。 “什么事情呀？”她冷冷地说。 这时我跑过去，扑倒在她膝上，把脸紧贴在她怀里，抑制不住地哭了。 “好啦，好啦，”她亲切地说，一面抚摩着我的脑袋，“出了什么事情啦？” “你身体不好了。”我哭得直哽咽。 她安慰我道：“我身体可好哩。” 看来她是那么思想混乱，心事重重。 “不对！不对！他们说你到每一家人家，去——”我再也说不下去了，只管哽咽着。 “我是去找雪尼呀，”她有气无力地说，“他们不让我看他，把他藏起来了。” 这时候我知道孩子的话是真的了。 “哦，妈妈，你别这样说啦！别说啦！别说啦！”我啜泣着，“我给你请大夫去。” 她一面抚摩我的脑袋，一面接着说：“麦卡西家知道他在哪儿，可他们把他藏起来了，不让我看见他。” “妈妈，让我去请大夫，”我大声儿说。我起来，向门口跑过去。 她露出了痛苦的神情盯着我后面瞧。“你上哪儿去？” “请大夫去。不会多耽搁的。” 她不说什么话，只是急切地紧瞅着我。我赶快跑下楼去找房东太太。“我这就去请大夫。我妈身体不好！” “我们已经去请了，”房东太太说。 区里的医生是个脾气暴躁的老年人，他听完了房东太太的话（和孩子们所说的大致相同），只敷衍了事地给母亲作了一次体格检查。“精神失常。把她送进医院去吧，”他说。 医生写了一张字条；上面除列举了一些其他的说明以外，还注明母亲患的是营养不良症，后来医生向我解释，说她是饿坏了的。 “她还是到医院里去的好，在那儿可以吃得有规律一些，”房东太太说这话，无非是在宽慰我。 她帮着收拾母亲的衣服，让她穿着好了。这时母亲温顺得像个小孩儿似的，其实她是非常虚弱，仿佛已经失去了意志力。我们走出去时，街坊和孩子们都聚在大门口，惊奇地瞧着我们。 --------------- 艰难度日(6) --------------- 医院离开我们家大约有一英里路。我们缓步走去，我扶着母亲，她软弱无力，像喝醉了酒似地跌跌撞撞，两边摇摆。在午后酷热的阳光下，我们的悲惨景像仿佛被无情地暴露无遗。在我们身边走过去的人，一定以为母亲是喝醉了酒，但我却觉得这些人像梦中的阴影一样。她一句话不说，但又好像知道我们是上哪里去，并且自己也急于要到那里去。我沿路试着去安慰她，她只是微笑着，她已经虚弱得不能说话了。 最后，我们到了医院里，一位年轻医生接待了她。他看完了字条，很和气地说：“好的，卓别林夫人，这边来吧。” 她很听话地让他检查了身体。但是，等到看护要领她走时，她突然转过了身，痛苦地觉察到要把我丢下了。 “明儿见。”我装出了高兴的神气说。 她被带走的时候，急切地回过头来朝我看。直等她走了以后，医生才转过来对我说：“那么，你怎么办呢，孩子？” 因为对贫民习艺所的学校已经领教够了，所以我很有礼貌地回说：“哦，我到我姨妈家去。” 从医院走回去的时候，我伤心得只感到知觉已经麻木，但是却觉得更放心了一些，因为我知道，母亲进了医院，总要比没吃没喝，独个儿坐在那间黑暗的屋子里好一些。可是，我怎么也忘不了看护领她走开时她那副伤心的神情。这时候我想到了她种种可爱的地方，想到了她那愉快的性情，她那温柔亲切的神态，想到了这个疲乏瘦小的人怎样沿着大街走过来，那样精疲力尽，心事重重，可是，后来一看见我向她奔过去，就立刻变了另一个样儿，这时我总是急切地看纸袋里她经常给雪尼和我带回来的好吃的，而她就露出了满面笑容。甚至是那天早晨，她还给我留下了一点儿糖果——我伏在她膝上哭时，她就把糖果拿出来给我吃。 那天，我不曾直接回家，因为我没勇气直接回去。我一路向纽因顿打靶场市场走去，浏览那些店面橱窗，一直徘徊到下午很迟的时候。后来我回到了顶楼里，瞧那屋子多么空洞和寒碜啊。一张椅子上摆了一只洗衣盆，里面盛着半盆水。水里浸着一件女衬衫和我的两件衬衫。我开始到处寻找，菜橱里只有半小包茶叶，此外什么吃的都没有。壁炉台上放着母亲的钱包，里面有三个半便士、一串钥匙和几张当票。桌子角儿上摆着她刚才给我吃的糖果。这时候我忍不住又哭了。 由于情绪上极度疲劳，我那天夜里睡得很熟。第二天早晨醒来，我又对着那愁人的空屋子，阳光射了进来，照在地板上面，仿佛增强了母亲离家后冷清的感觉。后来，房东太太走上来说，她不曾将这屋子租出去之前，我仍旧可以住在那里；还说，如果要吃什么东西，我尽可以去向她讨。我向她道了谢，说雪尼回来了就会全部付清我们的欠租。但是，我不好意思再向她讨吃的。 我并不曾照我答应的那样第二天去探望母亲。我没勇气去，它太使人伤心了。但是房东太太去看了医生，医生说母亲已被转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这件悲伤的消息反而减轻了我的良心谴责，因为凯恩－希尔远在二十英里以外，那儿我是没法去的。雪尼不久就要回来了，到那时候我们可以一同去探望母亲。头几天里，我没去看她，也没向我认识的人提起这件事。 我总是一清早就悄悄地走出去，整天在外面闲荡；我老是想办法到什么别的地方去弄点儿吃的——再说，即便是少吃一顿，对我也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一天早晨，房东太太看见我走下楼去，就问我可曾吃早饭。我摇摇头。“那么你来吃呀，”她仍旧是那样粗声粗气地说。 我故意不去麦卡西家，因为我不愿意让他们家知道母亲的事情。像一个逃亡者，我避开了所有的人。 母亲刚离开家一星期，我已经习惯于随遇而安的生活；对这种生活，我既不感到悲哀，也不引为快慰。我最顾忌的是房东太太，因为，如果雪尼再不回来，她迟早要把我的情况报告给教区里的负责人，而我就会再被送进汉威尔学校。所以我老是躲开了她，有时候甚至睡到外面去。 我认识了几个在肯宁顿路后边一条马房巷里劈柴的人；这些样子像流浪汉的人，在一个阴暗的堆棚里辛勤劳动，他们老是那样悄声儿说话，整天把那些木头锯的锯，劈的劈，砍成了半便士一捆的柴火。我老是在敞开着的门口踅来踅去，留心看他们干活儿。他们拿一块一尺见方的木头，把它劈成寸把厚的木片儿，再把这些木片儿垛齐，劈成了小棒儿。他们劈得那么快，我看得出了神，觉得干这活儿倒挺有趣。过了不久，我就开始帮他们劈柴。他们从承包拆房屋的商人那儿买到木头，把它们运到自己的堆棚里堆了起来，这至少需要花一天时间，然后用一天的时间锯木头，再用一天的时间劈木头。到了星期五和星期六，他们就去卖那些柴火。我对卖柴火的事不感兴趣，但觉得跟他们一起在堆棚里干活儿很热闹有趣。 他们是一些和蔼而安静的人，年龄都不满四十，但是从神情和动作上看来却要老得多。老板（我们这样称呼他）像一个患糖尿病的人那样鼻子通红，除了一颗虎牙外，上边其余的牙齿都掉光了。但他脸上自有一种亲切可爱的神气。他咧开嘴笑时，尽量露出他那颗虎牙，那样儿挺滑稽的。有时候，没有多余的茶杯，他就拾起了一只空牛奶罐，冲洗一下，咧嘴笑着说：“用这个当杯子好吗？”另一个人，虽然也挺和气，但是却很沉默，黄面孔，厚嘴唇，话说得很慢。中午将近一点钟的时候，老板总是抬起头来朝我望望，说：“你尝过干酪皮做的威尔士兔子肉吗？” “咱们已经吃过好多次了，”我回说。 这时他总是噗嗤一笑，露出了他的牙齿，递给我两便士，于是我就跑到路拐角阿希开的那家卖茶叶和杂货的小店里，买回一便士干乳酪皮和一便士面包，阿希很喜欢我，老是多给我一点儿。我们把干乳酪皮洗刷干净了，给冲上一些水，再加上一点儿盐和胡椒。有时候老板还在那里面放一块肥咸肉和一些洋葱屑儿，另外煮一罐子热茶，那一顿午餐是十分可口的。 虽然我并没向他们要钱，但是，到了周末，老板却给了我六便士，这使我喜出望外。 那个黄面孔的乔常发癫痫，发病时老板就烧几张褐色打包纸，放在他鼻子底下，让他闻了苏醒过来。有时候乔会嘴里吐白沫，咬自己的舌头，等到清醒后，就露出一副伤心和惭愧的神情。 这些劈柴的人，从清晨七点起，一直工作到晚上七点，有时候甚至更晚一些，每当他们锁上了堆棚回家时，我就感到很愁闷。一天晚上，老板请我们去伦敦城南游艺场看戏，他买的是两便士一张的顶层楼座票。乔和我已经洗好了脸，在等候老板。我很激动，因为那星期是弗雷德·卡诺（几年以后，我加入了他的剧团）在那儿演他的喜剧《早起的鸟》。乔靠在马房巷的墙上，我站在他对面，又是高兴又是激动，可就在这时候，乔突然发出了一声喊，在墙根儿横着倒了下去，他发病了。他因为盼望看戏，太紧张了。后来老板要留下来看护乔，但是乔坚持我们不必等他，说第二天早晨他就会好的。 --------------- 艰难度日(7) --------------- 上学的事已经成为一种威胁，它一直使我提心吊胆。劈柴人偶尔也提到了我读书的事。暑假已经结束，他们感到有点儿过意不去了，于是我就避开了他们，等到四点半钟放学的时候再去。但是，在耀眼的阳光下踯躅街头，一直要等到四点半方才可以回到他们那儿有荫蔽的地方，那日子确是漫长和寂寞的。 一天夜里，我偷偷地走上楼去睡时，房东太太唤住了我。原来她还没睡，在等着我。当时她十分激动，递给了我一份电报。电文是：“明晨十时滑铁卢车站盼接。雪尼。” 在车站上接雪尼时，我那副样儿确实太不体面了。我的衣服又脏又破，我的鞋子张开了大嘴，我的帽子衬里像女人的汗衫似的搭拉在外面；我的所谓洗脸，只不过是在劈柴人的自来水龙头底下冲一下，因为这样可以省我提着一桶水登上三层楼扶梯，经过房东太太的厨房。我和雪尼见面时，我耳脖子上还留着隔夜的宿垢。 雪尼仔细向我全身打量，说：“出了什么事情啦？” 我顾不到委婉地说给他听了。“妈精神失常，我们只好把她送进医院了。” 他的脸沉下来了，但是他克制了自己。“你现在住在哪儿？” “还是住在老地方，波纳尔弄。” 他转过身去找他的行李，这时候我才注意到他是那么苍白憔悴。他唤了一辆四轮马车，脚夫把他的行李堆在车顶上——瞧，除了其他的东西，还有一篓子香蕉呀！ “那是咱们的吗？”我急切地问。 他点了点头。“香蕉太生了；要等一两天才能吃。” 一路上，他问到母亲的情况。我激动得没法很连贯地说话，他只片断地听到了个大概。接着他就告诉我，说他怎样被留在开普敦一个医院里治病，他这次回来积了二十磅，原来是打算把这些钱都交给母亲的。他发起了一次抽彩会，这些钱是从一些兵士那里赢来的。 他把自己的计划说给我听。他不愿再航海了，打算去演戏。他估计那些钱可以维持我们过二十个星期，而在这一段时间里，他就到戏院里去找工作。 我们坐上马车，带着一篓香蕉回到家里，引起了邻居们和房东太太的轰动。房东太太把母亲的事说给雪尼听，但是没有让他知道那些细节，以免增添他的烦恼。 雪尼当天上街去买东西，给我添了一套新衣服，那天晚上，我们打扮得整整齐齐，一起坐在伦敦城南游艺场的正厅里。看戏的时候，雪尼一再说：“要是妈今儿晚上来了，她不知道该怎么乐呢。” 那个星期里，我们到凯恩－希尔去探望母亲。我们坐在会客室里，焦急的期待使我们痛苦得几乎无法忍受。我记得怎样听到钥匙的响声，怎样看见母亲走了进来。她面色苍白，嘴唇发青，她虽然认得出我们，但是并没有对我们表示高兴；她从前那种热情洋溢的神态已经消失了。她由一个看护陪着，那看护是一个语言无味、但是喋喋不休的女人，她一直站在那里准备说话。“可惜你们来得不巧呀，”她说，“因为她今天人不大舒服，你说对吗？亲爱的？” 母亲很有礼貌地向她瞟了一眼，含着微笑，仿佛是在等着她走开。 “你们要等到她身体好一点的时候再来，”看护补充了一句。 最后，看护走了，屋子里只剩下我们了。虽然雪尼试图鼓起母亲的兴致，说他怎样运道好，怎样攒了许多钱，为什么在国外耽搁了那么久，但她只坐在那里听着，一面听一面点头，显得精神恍惚，思虑重重。我说她很快就会复原的。“可不是吗，”她伤心地说，“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后来医生告诉雪尼，说她这次精神失常，肯定是由于营养不良，还说需要给她进行适当的治疗，现在她虽然有时候是清醒的，但如果要她完全复原，那还需要几个月的时间。此后好些天里，我脑际一直萦绕着这句话：“你们那天下午只要给我吃一点儿东西，我就不会有那种事情了。” *************** *第二部演艺生涯 *************** 我独个儿生活在这迷茫混乱的状态中。在这个时期里，我也曾接触到妓女和私娼，也偶尔酗酒，然而，醉酒、妇人、歌曲都不能使我长期感兴趣。实际上我所需要的是浪漫惊险的生活。 --------------- 初登戏台(1)(图) --------------- 卓别林 约瑟夫·康拉德在给他朋友的一封信里说：生活使他感觉到，自己像一只瞎眼老鼠被逼到了角落里，它等待着的是打下来的棍子。这一比喻很可以用来形容我们所有的人陷入困境时可怕的情景；然而，在我们当中，也有人等到的是好运道，而我就是其中的一个。 我曾经当过报童，印刷工人，制玩具的小贩，吹玻璃的工人，医生的小用人，等等，但是在干这些临时性的活儿时，像雪尼一样，我始终不曾忘了要当演员的最终目的。所以，每逢休息的日子，我总要擦亮我的皮鞋，刷干净我的衣服，换上一条洁净的硬领，按时去河滨大街贝德福路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我经常往那儿走动，直到后来我的那套衣服迫使我无法再去时为止。 我头一回去那儿时，看到事务所里济济一堂，都是一些衣冠楚楚的“演员”，有男的，也有女的，大伙儿站在那里，彼此装腔作势地谈着话。我远远地站在门旁边角落里，战战兢兢，羞羞答答，只怕人家注意到我那套破旧的衣服和那双头上绽裂开了点儿的鞋子。一个年轻职员，时不时从里间办公室里走出来，他那句极为爽利的话一出口，就像一把镰刀似的刈去了那些傲然自负的“演员”：“没有你的工作——也没有你的——也没有你的。”于是，那间事务所就像教堂里做完了礼拜一样，人都走空了。有一次，最后只有我一个人留下来了！那个职员看见了我，突然停下来。“你来干什么？” 我觉得，我当时的情形象奥立弗·退斯特在央求添一点儿薄粥。“你们需要扮演孩子的角色吗？”我挣出了这么一句。 “你登记了吗？” 我摇摇头。 出乎我意料之外，他把我领进了隔壁一间办公室，登记了我的姓名住址，以及所有其他的细节，还说，如果需要人，就会通知我。我离开那儿时，因为完成了一项任务而觉得愉快，但同时又因为不曾弄出一个什么名堂来而感到如释重负。 再说，雪尼回家后一个月，我收到了一张明信片。明信片上写的是：“请来河滨大街贝德福路布莱克默演员介绍所。” 我穿着一身新衣服，被直接带进去见布莱克默先生，他笑容可掬，很和蔼地接见了我。我原来以为很会拿大和专事挑剔的布莱克默先生，竟是一个非常客气的人，他给了我一张字条，叫我拿着它到查尔斯·弗罗曼的事务室里去找Ｃ·Ｅ·汉密尔顿先生。 汉密尔顿先生看了字条，见我长得那么矮小，觉得有趣，同时又感到奇怪。当然，我向他虚报了一个年龄，说我是十四岁——其实我刚十二岁半。他向我解释，说他们要我演《福尔摩斯》里的小用人比利，秋天开始，一共巡回演出四十个星期。 “现在，”汉密尔顿先生说，“将要在《福尔摩斯》里演主要角色的Ｈ·Ａ·塞恩斯伯里先生，编了一出新戏，叫《吉姆：一个伦敦人的传奇》，这出戏里面有一个角色要由孩子来扮演，它对你非常合适。”在巡回演出《福尔摩斯》之前，戏班先要在金斯顿戏院试演《吉姆》。我的薪酬是一星期两镑十先令，以后演《福尔摩斯》的时候也是拿这么多。 尽管拿这么多钱好像发了一笔横财，但是当时我连眼都不眨巴一下。“我可得和我哥哥商量一下这个待遇，”我一本正经地说。 汉密尔顿先生大笑起来，好像觉得我很有趣，接着他就把工作人员都叫出来看我。“这就是咱们的比利！你们觉得他怎样？” 大伙儿都乐了，一个个都满面堆笑地瞅着我。我想，这是怎么一回事情？这个世界突然变了，从此我将获得它的爱宠，受到它的照顾了。后来，汉密尔顿先生递给我一张他写给塞恩斯伯里先生的字条，说我可以到莱斯特广场绿厅俱乐部里去找他，于是我踌躇满志地离开了那儿。 到了绿厅俱乐部，我受到了同样的接待，塞恩斯伯里先生把其他的工作人员都唤出来看我。他立刻交给我桑米的脚本，说桑米是他这出戏里的一个重要角色。我有点儿紧张，生怕他立刻叫我念台词，那我就要当场出丑了，因为我几乎是不会阅读的，幸亏他叫我把脚本带了回去，等空了的时候再读，他们要再过一个星期才开始排练这出戏。 我乘车回去时，一路上高兴得傻傻惚惚的，这时候我才充分地意识到刚才发生了什么事情。我突然摆脱了贫苦的生活，开始实现长期以来憧憬的理想——也就是我母亲从前常常谈到的，一直羡慕的那个理想。我就要成为一位演员了！瞧这一切来得多么突兀，多么意外啊！我一页一页不停地翻我的脚本——那是一本棕色纸封面的小册子——它是我有生以来拿到手的最重要的文件。车子一路走着的时候，我意识到，自己已经突破了重要的一关。此刻我已经不是贫民窟中的一个野孩子，我已经是戏剧界中的一位人物了。我激动得要哭出来。 我把经过情形说给雪尼听时，他的眼睛湿润了。他蹲在床上，摇晃着脑袋，频频地点着头，出神地向窗外面望着，最后，他严肃地说：“这可是咱们生活中的一个转折点。要是母亲在这儿和我们一起为这件事高兴，那该有多么美呀。” “你倒想想看，这件事有多么好，”我高兴地接着说，“要演四十个星期，每星期有两镑十先令。我对汉密尔顿先生说，一切都要由你来负责处理。所以，”我急切地接下去说，“咱们也许还可以多讨一些。无论如何，咱们今年可以省下六十镑！” 等到情绪逐渐冷静下来以后，我们考虑到，扮演这样一个重要角色，拿两镑十先令好像太少了一点儿。后来雪尼跑去交涉，希望可以把薪酬再提高一些——因为我说：“不妨这样去试一试。”——但是汉密尔顿先生拿定了主意。“最多是两镑十先令，”他说，于是我们也就高兴地接受了。 雪尼把脚本读给我听，还教我怎样记那些词儿。脚本很长，大约有三十五页，但是我三天里就把它记熟了。 《吉姆》在德鲁里巷戏院楼上大厅里排练。由于雪尼极其热心地辅导，我几乎每一句词儿都念得很准。只有一个名字使我伤脑筋。原来的一句台词是：“你以为你是个什么样的人呀——皮尔庞特·摩根先生？”可是我老是念成了“普特普林特·摩根”。塞恩斯伯里先生叫我记牢了它。最初的几次排练，给了我不少启发。排练为我展开了一个技术的新世界。我以前不知道什么叫作舞台技术，如怎样配合时间，怎样停顿，怎样递点子给一个演员，叫他转身或坐下等：这一切我都很容易地学会了。塞恩斯伯里先生只矫正了我一个错儿，那就是，我说话的时候会扭动脑袋，做作得过了火。 --------------- 初登戏台(2) --------------- 排练了几场以后，他感到惊奇，想要知道我以前是否演过戏。看到自己居然能叫塞恩斯伯里先生和戏班里其他的人高兴，我感到多么得意啊！然而，我又把他们的高兴看作是一件理所当然的事情。 《吉姆》将在金斯顿戏院试演一个星期，然后再去富勒姆戏院试演一个星期。这是一出情节剧，是模仿亨利·阿瑟·琼斯的《银皇帝》编写的，讲的是一个患了健忘症的贵族，他怎样同一个年轻的卖花姑娘和一个叫桑米的报童（由我扮演）住在一间顶楼里。在道德方面，这出戏完全是正派的：姑娘睡在顶楼里的菜橱上，我们叫他公爵的那个人睡在榻上，而我则睡在地板上。 第一幕的布景是法学院德弗罗巷七号Ａ，阔绰的律师詹姆斯·席顿·加特洛克的房间里。衣衫褴褛的公爵去找这位他从前的情敌，要向他讨几个钱，去救济那个卖花姑娘，因为卖花姑娘在他患健忘症的时候养活了他，是他的恩人。 在一场吵闹中，反派对公爵说：“滚出去！你和你那卖花的姘头一起给我去饿死吧！” 公爵虽然身体衰弱，但是从桌上拿起了一把裁纸刀，好像是要刺那坏人，可这时候他的癫痫发作，手里的刀落在桌上，自己昏倒在坏人脚跟前。就在这个紧要关头，坏人的前妻，也就是这位衣衫褴褛的公爵一度爱过的那个女人，走进房来。她也替公爵求情，说：“他追求过我没成功；他打官司又输了！无论如何，你现在得帮他一点儿忙！” 但是，坏人拒绝了。在达到高潮的这一场戏里，坏人骂他的前妻不忠实，说她和这个流浪汉有染，还说出了她的种种丑事。她狂怒之下，就拿起了流浪汉手中落下来的那把裁纸刀，刺中了坏人，坏人倒毙在他的扶手椅里，这时流浪汉仍旧昏倒在他脚跟前。女人逃走了，公爵清醒过来，发现他的情敌已经死去。他说：“老天爷呀，瞧我怎么干出这种事情来了？” 戏里的情节继续发展下去。公爵搜死人的口袋，找到了一只钱包，在包里摸到了几个金镑、一只钻戒、以及一些首饰，他把这些一起拿了；越窗逃走时，他转过身来说：“再见啦，加特洛克到底还是亏你帮了我的忙。”幕落。 第二幕是公爵住的那间顶楼里。幕启时，侦探独自向一个菜橱里张望。我吹着口哨上场，一看见侦探我就站住了。 报童 哦，你！你知道那是小姐的卧房吗？ 侦探 什么！那个菜橱？你过来！ 报童 瞧他这样老脸皮！ 侦探 别没规没矩的。走进来，关上门。 报童 （向他走过去）邀人家到他们自己的会客室里去，你这算是客气吗？ 侦探 我是侦探。 报童 什么，警察？我走啦！ 侦探 我不会伤害你的。我只是要打听几件事情，这对某些人是有好处的。 报童 有好处！如果这儿有谁走运，他绝不会是靠了警察！ 侦探 别胡说。需要我向你说明，我是侦缉队里的吗？ 报童 不用你费事。我一看你这双皮靴就知道了。 侦探 这儿住的是谁？ 报童 公爵。 侦探 知道，可是他真名字叫什么？ 报童 那我可不知道。他说“公爵”是个“ｎｏｍｄｅｇｕｅｒｒｅ”，可是，我要是知道这是什么意思，我就不是人。 侦探 他是个什么样儿的人？ 报童 瘦得只剩下一把骨头。头发已经花白，面孔刮得精光，戴一顶大礼帽和一个单片眼镜儿。他妈的，瞧他这样戴着眼镜儿瞅你！ 侦探 再有吉姆——他是谁？ 报童 他？你意思是女的她呀！ 侦探 啊，原来她就是那个女的，她…… 报童 （接口说）她睡在菜橱上面——这间屋子是我们的，是我和公爵的，等等。 这个角色的道白和动作还有许多，说也奇怪，观众们都觉得他十分有趣，我想，这是因为当时我看上去要比实际年龄更小的缘故。我每念一句台词，就引起了一阵笑声。但是有一些舞台上的动作却使我很伤脑筋，比如：在台上真的沏茶那一场。我老是被闹胡涂了，不知道应该先在壶里放茶叶还是先冲开水。还有一点是很矛盾的：我念台词反而比做动作更容易。 《吉姆》的演出并不成功。剧评家毫不留情地批评了这出戏。但是我却受到了赏识。我们戏班里一位查尔斯·罗克先生拿给我看的那篇文章更是对我赞誉备至。罗克先生是阿德尔菲戏院颇有声望的一位老演员，我有好多场是和他合演的。“年轻人，”他严肃地说，“你看了这篇文章，可别脑袋发胀呀。”他先向我大谈其谦虚与和蔼的重要，然后读给我听《伦敦热带时报》上刊载的一篇剧评，后来我逐字逐句地把那篇剧评记住了。文章先讥笑了那一出戏，接下去写的是：“但是，幸而有一个角色弥补了它的缺点，那就是报童桑米，这出戏之所以招人笑，多半是亏了有这个灵活的伦敦流浪儿童。桑米一角虽然在剧中被写得陈腐而平常，但是查尔斯·卓别林这位玲珑活泼的童伶却把他演得十分有趣。以前我不曾听说过这个孩子，但是，我希望，在不久的将来会看到他的巨大成就。”雪尼买了一打《时报》。 演完了两星期《吉姆》，我们接着就开始排练《福尔摩斯》。在这段时期里，雪尼和我仍旧住在波纳尔弄，因为我们在经济上仍旧不大有把握。 在排练期间，雪尼和我曾到凯恩－希尔去探望母亲。起先那些看护告诉我们，说我们不能去看她，因为那一天她人不大好。后来她们把雪尼领到了说话不会被我听见的地方，但是我还是听见雪尼说：“不，我想他是不要去看的。”接着他就转过身来，伤心地说：“你不要到软壁病房里去看妈吧？” “不要，不要！我受不了！”我说时直退缩。 但是雪尼去看了母亲，她认出了他，人比以前清醒了。过了一会儿，一个看护来告诉我，说现在母亲情况很好了，问我要不要去看她。于是我们一起到她那间软壁病房里去坐。我们离开那儿之前，她把我引到一边，忧心忡忡地低声说：“你可别迷了路呀，他们会把你关在这儿的。”她在凯恩－希尔待了十八个月，才恢复了健康。我出去巡回演出时，雪尼经常去探望她。 在巡回演出中扮福尔摩斯的Ｈ·Ａ·塞恩斯伯里先生，跟《河滨杂志》里那些插图上面画的活脱一个样儿。他那张长脸上有着一副精明的神气，前额显出他是一个十分聪颖的人。在所有扮演福尔摩斯的角儿当中，他被认为是最杰出的一位，甚至胜过了编写这个剧本和最初扮演福尔摩斯的威廉·吉勒特。 --------------- 初登戏台(3) --------------- 我第一次巡回演出时，戏班管事决定让我同班里做木工的格林先生和管行头的格林太太住在一起。这一安排使我感到很不高兴。再说，有时候格林先生和他的太太要喝酒。我又不愿意老是凑他们的时间吃饭，并且不喜欢他们吃的那些菜。如果我和格林夫妇一起住下去，他们肯定会比我更感到厌烦的。所以，过了三个星期，我们都同意分开了；由于我年龄太小，不适合和班里其他的人同住，我就单独住开了。到了陌生的城镇里，我举目无亲，一个人住在一个后间里，晚上演出之前，难得和其他的人见面，只有自言自语的时候听到自己的声音。有时候我到班里演员聚会的酒馆里去，看他们打弹子，但总是感觉到，我只要一去，就会使他们的谈话受到拘束，而他们也毫不隐瞒地使我觉察到这一点。我每次笑他们那些轻浮的举动，他们就向我蹙起了眉头。 我开始变得忧郁了。星期日的晚上，到了北方的城镇里，我沿着灯火已熄的大街上走着，听见教堂里传来凄凉的钟声，这时就感觉到自己在孤寂中没有一点儿安慰。平时，我总是去逛逛市场，走走商店，买一些肉和其他食品，让房东太太烧一些菜。有时候，我找到了兼管膳宿的人家，就和房东一家人在厨房里吃饭。我喜欢这样儿，因为北方人家的厨房都收拾得干净卫生，灶头是绿色的，炉条擦得闪亮。房东太太烘好了面包，这时候，度过了寒冷阴暗的一天，你对着兰开夏人家厨房里的熊熊炉火，看见灶头摆满了一盘盘不曾烘的面包，坐下来和房东太太一家人喝茶，一本正经地尝那刚出炉的热面包，涂上新鲜奶油吃着：这一切确是可爱的。 我到外省去了六个月。在这段时期里雪尼并没能够在戏院里找到工作，最后他不得不抑低了做演员的雄心壮志，去河滨大街科尔－霍尔酒店当一名侍者。他在一百五十个应征的人当中被录取了。但是，也可以说，他不惜屈尊俯就，这是一次丢面子的事情。 他经常写信给我，向我报道母亲的近况，但是我却难得回他信，这主要是因为我有一些字还不大会写。他有一封信深深地感动了我，也增强了我和他亲密的关系；他怪我为什么不给他回信，提到我们俩怎样一起经受苦难，说那种艰苦的日子应当把我们俩团结得更加紧密。“自从母亲生了病，”雪尼信里说，“就只剩下咱们俩相依为命了。所以，你必须经常写信给我，让我知道我还有一个兄弟呀。”他的信十分感动人，所以我立即回了信。从此以后，我就另眼看待雪尼。他的信加强了我们的友爱，这爱在我一生中始终不衰。 我已经习惯于独个儿生活。但是到后来，由于平时太少谈话，所以，如果忽然遇见了戏班里的人，我就会感到非常局促。我不能够很快地镇定下来，有条有理地回答问题，所以，每次离开我的时候，一些人肯定以为我的理智已经失常，对此感到惊奇和担心。比如，我们班里演主角的女演员格丽泰·哈恩小姐，她长得美丽动人，对人非常和蔼，但是，每当我看见她穿过马路，向我这面走过来时，我就要赶快扭转身，去看一家店铺的橱窗，或者拐向另一条路，避开了她。 我不再去注意自己的外表了，在生活习惯上变得散漫了。和戏班一起上路时，我老是迟到，在最后一分钟里赶到了火车站，衣服零乱，硬领也不戴上，经常为了这些事情受到大伙责备。 为了解除寂寞，我买了一只兔子，不管在哪里寄宿，我总是瞒着房东太太，偷偷地把它带到我屋子里。那是一个可爱的小东西，只可惜它不是养驯了的。看它那一身皮毛雪白干净，没想到它有一股臊臭。我把它养在一只木笼子里，给藏在床底下。房东太太把我的早餐端到屋子里，一进来总是高高兴兴地，但后来闻到了那股气味，就带着烦恼和迷茫的神情走了出去。她刚一走，我就把兔子放了出来，它就在屋子里到处跳来蹦去。 过了不久，我已经把它训练熟了，每次只要一听见有人敲门，它就跑回到它的笼子里。如果房东太太发现了我的秘密，我就让兔子表演这一套，结果往往会赢得她的欢心，她就耐着性子让我们住完了那一星期。 可是，到了威尔士的托尼潘迪，我耍完了我那一套以后，房东太太并不说什么，只神秘地笑了笑；那一天晚上，我从戏院回去，发现我宠爱的小动物已经失踪。我查问这一件事，房东太太只摇摇头。“它一定是逃走了，要不就是被谁偷走了。”她用她自己的办法有效地处理了这一个问题。 我们从托尼潘迪到了矿业市镇埃布维尔，准备演出三天；幸亏在那里待的时间不长，因为，在那个年代里，埃布维尔是一个阴湿和丑陋的市镇，一排一排的房子，形状都很难看，式样都是一律的，每幢房子里有四间点着油灯的小房间。戏班里的人多数是去住小客栈。我很幸运，在一个矿工家里租了一间前房，房间虽小，但还是舒适干净的。晚上演完了戏，我的晚饭总是放在火炉前面，吃时仍旧是热的。 房东太太是一位中年妇人，她个子高大，长得很漂亮，但仿佛带有一种忧郁的神气。早晨她送来了我的早餐，几乎是一句话都不说。我注意到，那厨房的门总是关着的；每次去要什么东西，我总得敲门，而那扇门只微微开了几寸宽的一条缝儿。 第二天晚上，我正在吃饭，她的丈夫进来了，这人和他妻子年纪差不多大。他那天晚上在戏院里看完了戏回来。这时他正准备去睡，手里拿着一支点亮了的蜡烛，站在那里和我谈了一会儿话。最后他停下来，好像是想到再要说什么。“喏，是这么一回事，我有一样东西，它也许适合你们干的这一行。你见过一种人蛙吗？这儿来，你拿好了这支蜡烛，让我来掌灯。” 他领我走进了厨房，把那盏灯放在一个菜橱上，菜橱的下半部不是开着两扇橱门，而是拦了一幅帷幕。“喂，吉尔伯特，出来呀！”他一边说一边拉开帷幕。 一个半人形的怪物，从橱底里爬了出来，他下面没有小腿，上面是一个大得不相称的扁脑袋，金黄色的头发，苍白可怕的脸，塌鼻子，大嘴巴，肌肉发达的健壮的肩膀和胳膊。他身上穿着一套法兰绒衬衣，裤脚管被剪短到大腿部分，从那里面伸出了十个粗短的脚趾。这个可怕的怪物，可能有二十岁，也可能有四十岁。他仰起头，咧开嘴，露出一排蜡黄的大板牙。 “喂，吉尔伯特，跳呀！”做父亲的说，于是那个可怜的家伙就慢慢地俯下身体，用手臂撑着向上一纵，几乎蹿到我的头一般高。 “你看他有资格搭马戏团吗？这是人蛙呀！” 我吓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然而，我仍旧提了几个马戏团的名字，说他可以写封信去。 --------------- 初登戏台(4) --------------- 他一定要那可怜虫再表演几套把戏，一会儿蹦跳，一会儿爬高，一会儿用手撑着一张摇椅的臂竖蜻蜓。最后把戏做完了，我装出了很感兴趣的样子，称赞他表演得很精彩。 “晚安，吉尔伯特，”我临走时说，那可怜的家伙也扯着一条粗嗓子结结巴巴地说：“晚安。” 那天夜里，我几次醒了过来，去拉拉那扇门，试试它可曾锁好。第二天早晨，房东太太好像挺高兴，话也多了一些。“我知道你昨儿晚上看到吉尔伯特了，”她说，“当然罗，只有留你们戏班里的人在这儿住的时候，他才睡在那个菜橱底里呀。” 这时候我想起一件可怕的事，原来，我睡的就是吉尔伯特的床啊。“可不是吗，”我应了一句，接着又装出很感兴趣的神气，谈到他是否可以搭马戏班。 她点了点头。“我们常常有这个打算。” 记得我那样表示热心——或者，不管那是表示什么吧——看来只是为了要讨好房东太太。在离开那家人之前，我还走到厨房里，向吉尔伯特道别。我竭力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握了握他那长满老茧的大手，他也亲切地和我握手。 在外省演了四十个星期，我们回到伦敦，接着又在郊区各地演了八个星期。《福尔摩斯》的演出盛况空前，所以，第一轮演完后三个星期，我们又准备作第二轮演出了。 这时候雪尼和我决定搬出波纳尔弄，在肯宁顿路租一套更体面的房间；我们像蛇一样，要蜕去自己的皮，消除一切过去留下的痕迹。 我和戏班管事的商量，下次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让雪尼扮一个小配角，于是雪尼搭上了戏班——他的薪酬是每星期三十五先令！这一来我们可以一块儿巡回演出了。 雪尼每星期都有信写给母亲，我们第二轮巡回演出将近结束时，收到了凯恩－希尔疯人院的来信，说母亲已全部恢复健康。这真是一个喜讯。我们很快就给她办好了出院手续，并且准备接她到雷丁去和我们团聚。为了庆祝这一件大喜事，我们租一套特别考究的公寓房子，包括两间卧室和一间客厅，客厅里有一架钢琴，在母亲的卧室里摆了鲜花，还准备了一顿精致的饭菜。 我和雪尼到火车站去接她，我们俩又是紧张又是高兴，然而，一想到她必须知道如何适应新的环境，才能够重新和我们一起生活时，我又焦急起来，因为明知道我们不可能再恢复从前那种亲密的关系了。 最后，火车进了站。我们心情激动，惴惴不安，逐个儿看那些从车上走下来的旅客们的脸。到后来，终于看到了母亲，她含着微笑，很镇定地朝我们走了过来。我们向她迎上去时，她并没有显得十分伤感，只是亲切而大方地招呼了我们。显然，她也在试着使自己适应一切。 在乘马车回我们宿舍的那段短短的路途中，我们谈到许多事情——各式各样的事情，有的是原原本本的，有的是毫不连贯的。 我们首先领她去看那套房间，以及她卧室里的鲜花，经过那一阵子欢腾和兴奋，后来我们都在客厅里坐下了，你看着我，我看着你，大伙儿激动得喘不过气来。那是一个阳光煦和的日子，我们的房子坐落在一条宁静的街道上，但是这时候静寂的空气反使人感到不舒服，我虽然要鼓起兴致来，但只觉得自己是在克制着一种忧郁的情绪。可怜的母亲呀，只要让她在生活中获得少许满足，她就很快活了，她使我回想起了我不幸的过去——世上只有她一个人会使我有这种感触啊。然而，我竭力不让大家看出我的心事。母亲显得苍老了一些，人也胖了一些。我一向觉得她很会打扮，为她感到骄傲，很想让她以最动人的风度出现在我的同事们面前，可是现在她的外表是很不整齐的。她肯定是觉察到了我的心事，所以用探询的目光转过来看我。 我很当心地把她一绺头发理一理好。“你去会我的同事们之前，”我笑着说，“我要你打扮得最漂亮。” 她向我看一眼，然后取出了她的粉扑，在脸上扑了粉。“瞧我生活得多么幸福啊，”她高兴地说。 过了不久，我们彼此完全适应了，而我那种忧郁的情绪也随之消失了。我们之所以不能再像小孩儿那样和她亲热，那是因为我们年龄渐长的缘故，她对此知道得比我们更清楚，而我们也就觉得她更可爱了。在巡回演出期间，她总是出去买一些吃用的东西，带回来的有水果和点心，并且总有一些鲜花。从前也是这样，不管我们多么穷苦，她星期六晚上出去买东西时，总要带回来一些紫罗兰。但是，现在她有时候很沉默，那冷淡的神情使我感到难受。她已经不大像是我们的母亲，而更像是一位客人了。 一个月后，她要回伦敦去了，因为急于要安定下来，可以趁我们巡回演出结束前为我们布置好一个家；并且，像她所说的，这样可以更俭省一些，不必再多花旅费，跟着我们到各地去跑。 母亲在我们从前住过的切斯特街那家理发店楼上租了一套房间，用分期付款的办法买了一套价值十镑的家具。那几间房当然不能像凡尔赛那样宽敞，也没那样华丽，但是她在那几间卧室里创造了奇迹，给那些装橘子的木箱上覆盖了印花棉布，这一来它们看上去就像是几口小衣橱一样。我和雪尼每星期总共挣五镑五先令，我们把一镑五先令交给了母亲。 雪尼和我结束了第二轮巡回演出后，和母亲一起待了几个星期。我们虽然都很高兴陪着母亲，但是心底里又想要再出去巡回演出，因为切斯特街的屋子里没有外省公寓房子里那种舒适的设备，而雪尼和我此时已经习惯于那些小的享受。母亲肯定也意识到了这一点。她去火车站送我们走时，看上去很高兴，但是，当火车开了，她在站台上笑着挥动手绢时，我们都觉得她有些忧郁。 在我们第三轮巡回演出期间，母亲来信说，雪尼和我从前去肯宁顿路投靠的那个露易丝死了。真是造化弄人啊，她就死在我们一度被关在那儿的兰贝斯贫民习艺所里。她只比父亲多活了四年，就抛下了她的小儿子去世了，后来这孤儿也被送进了我和雪尼曾经去过的汉威尔学校。 母亲在信里说，她去探望了那个孩子，她先介绍了自己，然后告诉他，说我和雪尼曾经跟他和他爸妈一起在肯宁顿路的房子里住过。但是那孩子已经不记得这件事了，因为那时候他刚四岁。他对自己的父亲也毫无印象了。现在他已经十岁。他用的是露易丝娘家的姓，而据母亲探听到的，他连一个亲属也没有。母亲说他是一个很漂亮的孩子，非常安静，十分怕羞，并且看来很会用心思。母亲给他带去了一袋糖果，还给他买了一些橘子和苹果，答应经常去看他，我相信她确实是经常去的，直到后来她自己旧病复发，又被送进了凯恩－希尔疯人院。 --------------- 初登戏台(5) --------------- 母亲重新发病的消息传来，像一把刀刺进了我心里。详细的经过情形我们始终不知道。我们只收到一份简短的正式通知，说有人发现她语无伦次，在马路上徘徊。我们毫无办法，只好让可怜的母亲听命运摆布去了。她从此再不曾全部恢复理智。此后几年里，她在凯恩－希尔疯人院里日趋衰弱，直到后来我们经济宽裕了，才把她送进一家私人医院。 有时候，厄运之神对他们所嘲弄的对象已感到厌倦，于是又发了慈悲，不信，但看他们对我母亲就是这样儿。在临终前的最后七年里，她又过着舒适的生活，四周布满了阳光，摆满了鲜花，看到她的儿子都长大成人，名成利就，一切都是她不曾想像到的。 因为要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所以我和雪尼有许多星期不曾见到母亲。最后我们搭弗罗曼戏班的巡回演出永远结束了。布莱克本皇家戏院老板哈利·约克先生，从弗罗曼戏班买下了《福尔摩斯》的上演权，到一些更小的城镇里去演出。这个新戏班邀了我和雪尼，但是却把薪酬减少了，每人只能领到三十五先令。 搭上了一个下等戏班，去北方小城镇里演出，这种降落是令人沮丧的。同时，将这个戏班和我们刚离开的那一个相比较，这就增强了我的歧视心理。我原来并不打算让人家知道二者的优劣对比，然而，在排练的时候，那位新导演问到我一些舞台指挥技术，有关怎样递点子，怎样做某些动作等，而由于热心帮助他，我就急着告诉他弗罗曼戏班里导演的技术。当然我不会因此赢得班里其他演员的好感，从此他们都把我看作是一个乳臭未干、狂妄自大的小子。后来，一位新的舞台管事还对我怀恨在心，有一次借口我制服上落掉一颗钮子，罚了我十先令——他以前已经为这一类的事警告了我多次了。 《福尔摩斯》的作者威廉·吉勒特陪同玛丽·多萝来到伦敦，合演他所编的《克拉丽莎》。剧评家很不客气地批评了这个剧本，还批评了吉勒特念道白时的姿态，于是吉勒特就编了一出过场戏，叫做《福尔摩斯做人难》，他本人在这出戏里不说一句话。戏里一共有三个角色：一个疯女人，一个福尔摩斯，再有福尔摩斯的小用人。这时候，恰如喜讯从天而降，我收到了吉勒特的管事波斯坦斯先生拍来的电报，问我是否能去伦敦陪吉勒特在这出过场戏里演出，扮演比利一角。 我紧张得直哆嗦，因为不知道我们的戏班仓促中究竟能不能在外省找到一个代替我演比利的角儿，所以，接连几天，我一直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一样。总算好，他们居然另找到了一个比利。 回到伦敦，在一家西区的戏院里演出：我只能把这一次的遭遇形容成为我的新生。每件事情都使我激动得头晕目眩：那一天晚上我怎样到了约克公爵戏院；我怎样会见了舞台管事波斯坦斯先生；他怎样领我到吉勒特先生的化装间里；经过介绍，吉勒特先生怎样对我说：“你高兴和我一起演《福尔摩斯》吗？”而我又是怎样紧张激动地回答说：“非常高兴，吉勒特先生！”再有，第二天早晨，在台上等着排演的时候，我是怎样见到了玛丽·多萝，她穿着那一身非常漂亮的白色夏季服装。在那样一个时刻，看到那样一个美丽人物，她给人的是那种突然的刺激。她刚走下一辆双轮马车，发现她衣服上有了一个墨水污点，想要知道管行头的人有没有办法去掉那污点，而听到那个人回说没有把握时，她就娇嗔满面地说：“哦，瞧它叫人多么扫兴呀！” 她真具有倾国倾城的美貌，但我看了竟会觉得她可恨。我恨她那微微噘着的娇嫩的嘴唇，她那整齐雪白的牙齿，她那令人心醉的下颏，她那乌亮漆黑的头发，她那深棕色的眼睛。我恨她那样假意着恼，并且在做作当中流露出了那种媚人的神态。她询问那个服装管理员时，始终就不曾注意到我在旁边，虽然我是站在很近的地方紧盯着她，她的美丽使我呆愣在那里了。那一年我刚满十六岁，在突然接近这样一个光艳照人的美女时，我决心不要被她迷惑住。但是，我的天呀，她是多么美啊！我确实是对她一见钟情了。 《福尔摩斯做人难》一剧，由才艺超群的女伶艾琳·范布勒小姐饰疯女人，念大段道白，而演福尔摩斯的吉勒特却只是坐在那里听着。他这是在跟那些剧评家开玩笑。我念着开场时的道白，一面冲进了福尔摩斯的住室，顶住了那两扇门，而疯女人则在外面猛撞着，接着，我激动地向福尔摩斯说明当时的情况，而疯女人就撞了进来！此后，二十分钟内，她一直语无伦次，不停地说一桩要福尔摩斯办理的案件。福尔摩斯偷偷地写了一张字条，摇了摇铃，把字条递给了我。后来，两个彪形大汉带走了疯女人，台上只剩下我和福尔摩斯，这时候我说：“您的办法对，先生；那儿才是真正的疯人院。” 剧评家欣赏这一句笑话，但是吉勒特为玛丽·多萝编写的《克拉丽莎》却失败了。剧评家虽然竭力吹捧玛丽的美丽，但是他们又说，单是凭了这一点，并不能使一出伤感戏很紧凑地演到底，于是吉勒特在此后一段时间里重演了《福尔摩斯》，我仍旧在该剧中演比利。 我能够和大名鼎鼎的威廉·吉勒特合演，当时十分激动，就忘了去打听我的待遇。一星期后，波斯坦斯先生拿着薪酬袋来找我，露出了抱歉的神气。“我真不好意思给你这一点儿，”他说，“可是弗罗曼办事处的人说，还是照原先的数目：两镑十先令。”这使我喜出望外。 排演的时候，我又遇见了玛丽·多萝——瞧，她更美丽了！——我虽然决心不要为她颠倒，但是，毫无办法，结果是我在沉默中更深地陷入情网。我只恨自己软弱，怪自己无能。那是一个矛盾的现象。我既觉得她可恨，又觉得她可爱。再说，她对人又是那样和蔼可亲。 她在《福尔摩斯》里演爱丽丝·福克纳，但是我没有一场是和她合演的。我老是等候着机会，算计好时间，在楼梯上碰见了她，然后吞吞吐吐地说一句“晚上好”，这时她总是喜孜孜地回答一句“晚上好”。而这就是我俩之间所有的接触了。 《福尔摩斯》一演而红。在我参加演出的时期里，有一次亚历山德拉王后也去看戏；同她一起坐在御用包厢里的是希腊国王和克里斯琴亲王。亲王明明是在说明剧情给皇上听，于是，就在舞台上单剩下我和福尔摩斯两个人，一出戏正演到最紧张的关头，全场都鸦雀无声的时刻，整个戏院中忽然听见一个人声音洪亮地说：“不用你讲给我听！不用你讲给我听！” 迪翁·布西科的办事处设在约克公爵戏院里，他每次走过我身边时，总是带着赞许的神情，轻轻地拍拍我的脑袋，而那位常常去后台看吉勒特的霍尔·凯恩也是如此。有一次吉钦纳勋爵还向我笑着。 --------------- 初登戏台(6) --------------- 在《福尔摩斯》演出期间，亨利·欧文爵士逝世，我去威斯敏斯特教堂参加殡礼。我因为属西区演员，领到了一张观礼券，感到非常得意。举行葬礼时，我坐在神情严肃的刘易斯·沃勒和以不流血外科手术名噪一时的沃尔福德·博迪“医生”中间，沃勒是当时伦敦看日场传奇戏的观众们崇拜的偶像，至于博迪“医生”，记得我后来曾在一出滑稽短剧中模仿和取笑过他。那时候沃勒的侧影很漂亮，他目不斜视，直挺挺地坐在那里。但是，在亨利爵士被放进墓穴的时候，博迪“医生”为了要看得更真切一些，老是把脚踩在那仰卧着的公爵的胸口上，沃勒先生见了十分气愤，露出了鄙视的神情。于是我不再去看殡礼，就索性坐下来望着前面那些人的背影了。 在《福尔摩斯》演期结束之前的两个星期，布西科先生给我开了一封介绍信，叫我去见当时赫赫有名的肯德尔先生和夫人，希望我能够在他们的新戏里扮演一个角色。那时候他们在圣詹姆斯戏院里很能叫座的一轮演出刚要结束。约定的时间是上午十点，在该戏院的休息室里会见肯德尔太太。二十分钟过去了。一个人的侧影终于远远地在街上出现：肯德尔太太来了，这个身材高大、神情傲慢的女人一见了我就说：“哦，你就是那个孩子呀！我们就要到外省去巡回演出一出新戏，我很想听你念一下脚本。可是，这会儿我们非常忙。所以，明天早晨你还是在这个时间来一趟，好吧？” “对不起，夫人，”我冷冷地回答，“可惜我不能去市外演出。”这句话一说完，我就略抬了抬帽子，走出了休息室，雇了一辆过路的马车——此后一连闲散了十个月。 《福尔摩斯》在约克公爵戏院演完了最后一场，玛丽·多萝也要回美国去了，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到外面去，喝得酩酊大醉。又过了两三年，我在费城遇见了她。那一次她为我们卡诺喜剧团假座的新戏院行开幕礼。她仍旧是那么美丽。我演丑角，已经上了妆，她致词时我站在条幕后面看着，但是怕难为情，没让她知道那就是我。 在伦敦演出的《福尔摩斯》结束，同时在外省的巡回演出也告满期，所以我和雪尼一时都闲下来了。但是雪尼很快就另找到了工作。他在《时代》戏报上看到了一则广告，就搭上了查理·马农的丑角闹剧班。当时这类的戏班有好几个，都是轮流在各个游艺场里演出的：有查理·鲍德温的银行职员戏班，有乔·博根尼的疯子面包师戏班，有布瓦塞特戏班，演的都是哑剧。这些戏班虽然演粗鲁的滑稽戏，但是却配有优美的舞剧音乐，所以很受观众欢迎。在所有的这类戏班中，弗雷德·卡诺的戏班是最杰出的。卡诺有许多可以上演的喜剧脚本，每一出戏名里都嵌有一个“鸟”字，如“监狱里的鸟”，“早起的鸟”，“不吭声的鸟”，等等。刚开始时只演以上这三个剧本，到后来卡诺组织了三十多个戏班，它们演出的节目包括圣诞节的哑剧和一些细致而繁重的音乐喜剧，从这些戏的排演中训练出了许多优秀的喜剧演员，如：弗雷德·基钦，乔治·格雷夫斯，哈里·韦尔登，比利·里夫斯，查理·贝尔，以及其他许多名演员。 雪尼搭马农戏班时，弗雷德·卡诺看中了他，把他邀了去，薪酬是每星期四镑。我比雪尼小四岁，没适当的戏让我演，但是我在伦敦演出时积下了一点儿钱，雪尼去外省演出，我就留在伦敦，有时候到台球房里去玩玩台球。 --------------- 在卡诺剧团(1) --------------- 这时候，我那麻烦和讨厌的青春期开始，少年时代情感的模型正在形成。我所向往的是那些轻率莽撞、富有热情的事情，有时候陷入空想，有时候闷闷不乐，对生活一会儿愤恨，一会儿热爱，那时的思想有如含苞待放的花蕾，我在这个光怪陆离的迷宫中四下彷徨，时或想入非非。我头脑中或词汇里始终就不曾有过“艺术”这一个词。演戏只不过是一个谋生的手段罢了。 我独个儿生活在这迷茫混乱的状态中。在这个时期里，我也曾接触到妓女和私娼，也偶尔酗酒，然而，醉酒、妇人、歌曲都不能使我长期感兴趣。实际上我所需要的是浪漫惊险的生活。 我很了解那些穿着爱德华时代服装的恶少的心理；和我们所有的人一样，他们无非是要引人注意，喜欢小说性的奇遇和戏剧性的生活。既然公立学校的学生可以那样寻欢作乐，胡打乱闹，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偶尔出出风头，做一些恶俗的游戏呢？既然所谓上层阶级可以保留着纨绔子弟的作风，为什么他们就不可以独行他们自己那一套呢？这些想法不也是很自然的吗？ 他们知道，机器可以随着他们的意志开动，正像随着任何其他阶级的意志开动一样；要换一个齿轮，或者揿一下电钮，并不需要具有什么特殊的智力。在这样一个不讲情理的时代里，他们不是和任何一位骑士、贵族或学者同样不可加以轻视的吗？他们的手指头不是和任何一队拿破仑的大军同样能够毁灭一座城市吗？那些旧时代里的恶少，不是代表着一个违法乱纪的统治阶级的复活吗？人类只是一种驯服的动物，多少世纪以来，他们都用欺诈、残酷和狂暴的手段统治着其他的人，而这些恶少也许就是下意识地感觉到了这一点，因此他们的态度才会受到这种感觉的影响吧？可是，正像肖伯纳所说的：“瞧我又把话扯离题了，一个爱发牢骚的人老是这样儿。” 最后，我在凯西马戏团里找到了工作，在一出歌舞短剧中模仿和取笑大盗迪克·特平的沃尔福德·博迪“医生”。我那样模仿博迪“医生”，可以说是相当成功的，因为那已经不只是在演低级喜剧，而是在刻画一个教授与学者式人物的性格，我想出了一个很聪明的主意，把自己扮得和博迪惟妙惟肖。我成了全戏班里的红角儿，每星期挣三镑。那个戏班里都是孩子，但扮演的却是街头上的大人；我也觉得那种戏演得很不像样，但是它给了我一个将自己训练成为喜剧演员的机会。 凯西马戏团在伦敦演出时，我们六个演员寄宿在肯宁顿路菲尔兹太太家里。菲尔兹太太是一位六十五岁的老寡妇，她有三个女儿：芙蕾德丽卡，茜尔玛，菲碧。芙蕾德丽卡嫁了一个苏联细木匠，那木匠派头挺神气，但是长相极丑，一张鞑靼人的大扁脸，一头亚麻色的头发，一撮亚麻色的小胡子，一只斜巴眼。我们六个人在厨房里吃饭，逐渐跟那家人混得很熟。雪尼每逢来伦敦演出时，也住在那里。 我最后脱离了凯西马戏团，但又回到了肯宁顿路，仍住在菲尔兹家。老太太很和气，有耐性，做事也勤恳，她完全靠出租房间的收入过日子。已经出嫁了的女儿芙蕾德丽卡由她丈夫养活。茜尔玛和菲碧帮着做家务。菲碧十五岁，长得很美。鸭蛋脸儿，鼻子微钩，她无论是在肉体或感情方面，都对我有着强烈的吸引力，但是我总在感情上克制着自己，因为那时我还不满十七岁，知道自己对女孩子转的都是一些不好的念头。至于菲碧，她为人很正派，所以我们不会发生什么事情。后来她逐渐对我产生了好感，我们成了很要好的朋友。 菲尔兹家人都是感情十分容易激动的，她们有时候会互相争执，大吵大闹。而吵闹往往是为了应当轮到谁做家务事引起的。茜尔玛大约二十岁，一家人要数她最尊贵，也最懒惰，她老是说应当轮到芙蕾德丽卡或者菲碧做家务事。这就从争论发展成为拌嘴。在一场吵闹中，心里的委屈和家中的丑事全都被抖了出来，闹得外人都知道了。菲尔兹太太透露，茜尔玛曾经私奔，跟一个年轻的利物浦律师同居，从此就把自己看作是一位贵妇人，认为做家务事会贬低她的身份，菲尔兹太太骂得最起劲的时候说，“好嘛，既然你是一位太太，那就给我请了出去，再去找你那位利物浦律师好啦——可惜呀，他是不会要你的了。”最后，为了一壮声势，菲尔兹太太总是抓起一只茶杯，往地下一扔，把它砸了个粉碎。这时候茜尔玛总是坐在桌子跟前，端起架子，不动声色。接着，她很沉着地拿起一只杯子，轻轻地把它丢在地下，说：“我也会发脾气，”边说边把另一只杯子也丢在地下，接着一只又一只，到后来地上满都是碎瓷片儿。“别瞧我也是会闹事的。”这时候，可怜的母亲和姐姐妹妹都无可奈何地望着她。“你们瞧她呀！瞧她在干什么呀！”母亲哼哼着说。“喏！再给你一些东西扔，”说着把糖缸递过去给她，茜尔玛接了过去，又若无其事地把它丢在了地下。 每次遇到这种情形，总是由菲碧出来做和事佬。她处事公平正直，受到全家人的尊重，最后结束一场争吵时，往往是由她自告奋勇去做那些家务事，但茜尔玛老是拦住了她。 我失业已将三个月，生活全靠雪尼维持，每星期十四先令的膳宿费由他付给菲尔兹太太。他现在是弗雷德·卡诺戏班里主要的喜剧演员，常常向卡诺提到他的兄弟有演戏才能，但卡诺并不理会，因为觉得我年龄太小了。 那时候犹太喜剧演员在伦敦最能叫座，于是我就想到要带上假大胡子，以为这样就可以瞒了我的年龄。雪尼给了我两镑，我用这钱准备排演一出戏，那里面是从一本美国笑话书《麦迪逊汇编》里摘出的歌曲和有趣的对话。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进行练习，并表演给菲尔兹家人看。她们都认真地看，并且鼓励我，但没有作其他表示。 福雷斯特游艺场，那家坐落在离迈恩路不远犹太区中心的小戏院，可以让我假座试演一个星期，但不给我任何报酬。我以前曾经搭凯西马戏团在那儿演过戏，戏院管事觉得我演得还不错，愿意给我一个演出的机会。我未来的希望和理想全凭这一星期的试演了。如果能在福雷斯特一演而红，我就会在伦敦所有的大戏院里轮流演出。说不定，不用一年，我就可以青云直上，成为轻歌舞剧中一个挂头牌的名角。我已经答应菲尔兹家，等我在家里排练好，到了周末就给她们弄来戏票。 “我看，等到成了名，你就不肯来我们家住了，”菲碧说。 “肯定要来住的，”我很有礼貌地说。 星期一中午十二点，我们全体排练唱歌和示意等，这一切我都很内行地给张罗完了。但是，我还没有充分考虑到我的装扮。我拿不定主意，究竟应该把自己打扮成什么样儿是好。晚上演出前的几小时，我一直在化装间里试样儿，但是，无论粘上多少假胡子，我怎么也没法瞒去我的年龄。我的喜剧内容又是十分反犹太人的，但是这一点我竟然会不知道，我说的那些笑话不但是陈旧的，而且，就像我的犹太口音一样，也是拙劣的。再说，我这人并不是有趣招笑的。 --------------- 在卡诺剧团(2) --------------- 我刚说完了开场的几句笑话，观众们就开始扔铜子儿和橘子皮，又是跺脚，又是起哄。起先我还不知道那是怎么一回事。后来我开始感到恐怖了。我慌乱起来，把词儿越说越快，而那些捣乱的观众，有恶意嘲笑的，有怪声吆喝的。扔铜子儿和橘子皮的也越来越多了。我离开了场子，也不等着去听戏院管事的意见，就一直走到化装间里，卸了装，离开了戏院，再也不回到那里去了，连我那几本音乐书都没取回来。 我回到了肯宁顿路寄宿的人家，时间已经很晚，菲尔兹家人都已就寝，而我也深幸她们都已经睡了。第二天早餐时，菲尔兹太太急切要知道演出的情形。我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说：“演得还可以，但是再要作一些修改。”她说，菲碧去看我演出的，但是没对家里人说什么，因为她很疲倦，要睡觉了。后来我看到菲碧时，她不提起这件事，我也就不再去提它，菲尔兹太太和她家里其他的人都没有再提起，她们见我不曾连续演一星期，也不表示诧异。 幸亏雪尼这时在外省，可以省了我告诉他这件事的经过，否则我会感到很痛苦的——但后来他一定是猜到了，或者是菲尔兹家人告诉他了，因为他始终不曾问起我这一件事。我竭力要忘记那天晚上的恐怖，但是它损伤了我的信心，并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创痕。那个可怕的经验给了我一个教训，使我更正确的认清了自己；我并不是一个演轻歌舞剧的喜剧演员，我缺乏那种接近观众和吸引他们的本领；同时我又宽慰自己，认为我是一个擅长于刻画性格的喜剧演员。但是，要在我干的这一行里获得成功，我还要再遭到一两次挫折哩。 我十七岁那一年，在《快乐少校》那出短剧中扮演了少年主角演员，但是那出戏是很令人扫兴的，它只演了一个星期。戏里扮我妻子的女主角，是一个五十岁的女人。每天晚上，她在台上趔趄着脚儿走着，喷出了一股杜松子烧酒臭气，于是我这个热心和多情的丈夫就得把她搂在怀里，一面还要吻她。经过这一次演出，我原先要成为男主角的雄心壮志也被消磨尽了。 此后我开始尝试编剧工作。我写了一出短小的喜剧，名为《十二位正直的人》，那是一出粗鲁的滑稽戏，讲的是一个陪审团辩论一件毁约案件。一位陪审员既聋且哑，另一位陪审员是个醉汉，再有一位陪审员是个江湖医生。我把剧情讲给查科特听，这查科特是一个演杂耍的催眠术师，当时他正在准备向一个丑角施催眠术，然后蒙了他的眼睛，让他驾一辆四轮马车在镇上到处跑，由他查科特坐在车后边，向丑角发送催眠的刺激。他愿意给这个脚本出三镑的代价，讲明了要由我导演。我们租了一个班子，在肯宁顿路号角酒馆的聚会室里排练。当时有一个爱挑剔错儿的老演员说，这个短剧不但写得粗俗，而且很是无聊。 第三天，刚排练到一半，我收到查科特送来的一张字条，说他已经决定不演这出戏了。我不是那种遇事很洒脱的人，我把字条藏在口袋里，继续排练下去。我没勇气向班里的人说明这件事。到了吃午饭的时候，我把他们一起带到我们宿舍里，说我哥哥有话要和他们谈。这时我把雪尼领到卧室里，给他看那张字条。他看完了字条说：“怎么，你还没告诉他们吗？” “没有，”我悄声说。 “那么，你告诉他们呀。” “我说不出口，”我说，“我无论如何说不出口，让他们白白排练了三天。” “可这又不是你的错，”雪尼说，“去告诉他们，”他大声儿说。 我胆怯了，哭起来了。“叫我说什么是好呢？” “不要傻气！”他说着站起了身，走进隔壁房间，把查科特的字条拿给大家看，说明了事情的经过，然后把我们都带到路边拐角上那家酒馆里，吃了三明治喝了酒。 演员们有些行事是你预料不到的。那个曾经发了许多牢骚的老家伙，这时候显得最通情达理；雪尼告诉他，说我怎样感到为难，他听了大笑起来。“这又不是你的错儿，孩子，”他说时在我背上拍着，“这都要怪那个该死的老流氓查科特不好。” 在福雷斯特戏院演出失败后，我无论再试什么其他的事情都碰壁。但是青春是乐观主义中最突出的因素，因为青年人会本能地感觉到，厄运只不过是暂时的，永远背时或一直走运都是不可能的。时运总有一天会转变的。 后来我时来运转。一天，雪尼说卡诺先生要见我。卡诺当时大概是不满意在他最红的短剧《足球赛》里跟哈里·韦尔登先生合演的那个丑角。韦尔登是一个很受观众欢迎的丑角，直到三十几岁临死前，他始终是最能叫座的。 卡诺先生这人长得短小精悍，皮肤紫褐色，一双眼睛炯炯有神，好像老是在估量着别人。他开始是一个在杠子上玩把戏的，到后来结识了三个演闹剧的丑角。四个人组成了他滑稽哑剧的核心。本人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他又创造了许多喜剧人物。他虽然已有其他五个戏班在各地巡回演出，但自己仍旧经常登台。 一个最初和卡诺合作的演员，谈到卡诺是怎样退休的。一天晚上，在曼彻斯特，演完了戏以后，班里的人都埋怨卡诺不能掌握时间，说他把一些可以逗笑的机会都给错过了。那时候卡诺已经从他的五出戏里攒了五万镑，他说：“好吧，哥儿们，既然你们都有这样的想法，那我就洗手不干了吧！”接着他就摘下了他的假发，放在扮戏桌上，苦笑了笑。“一言为定，我这就算退出了。” 卡诺先生家住在坎伯韦尔区科德哈伯弄，隔壁就是一个栈房，他把他那二十出戏的布景都堆在栈房里。他的办事处也设在那里面。我到了那儿，他很客气地招待我。“雪尼对我说，你的戏演得非常好，”他说，“你可有把握和哈里·韦尔登合演《足球赛》吗？” 哈里·韦尔登是特邀角儿，他的薪酬很高，每星期拿三十四镑。 “我只要有机会就行，”我信心十足地说。 他笑了笑。“十七岁很年轻，可你看上去比十七岁还要年轻。” 我立刻耸了耸肩。“那是一个化装问题。” 卡诺大笑起来。后来他对雪尼说，就因为那样一耸肩，我搭上了戏班子。 “好吧，好吧，让我们瞧瞧你能够玩点什么吧，”他说。 当时约定了试用两星期，每星期是三镑十先令，如果我表演得令人满意，他们就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 在伦敦游艺场演出之前，我可以有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揣摩要扮演的角色。卡诺叫我去正在演《足球赛》的牧林戏院，看我要扮演的那个角儿是怎样演的。老实说，那个人演得呆笨而不自然，并且，不是我夸口，我知道自己可以胜过他。我以为演这角儿需要有更多模仿取笑的滑稽成分。主意既定，我就决意这样去演。 --------------- 在卡诺剧团(3) --------------- 我只有两次排练的机会，据说韦尔登先生不能多安排几次；其实他根本就不高兴来，因为排练打扰了他玩高尔夫球。 排练的时候，我并没有给大家留下很好的印象。我台词念得挺慢，当时感觉得到，韦尔登是在怀疑我是否能够胜任。雪尼曾经扮演过这个角色，如果他在伦敦，也许可以给我一些帮助，但是那时候他正在外省演另一出短剧。 虽然《足球赛》是一出模仿取笑的闹剧，但是每一次都要等到韦尔登出了场，才会听见笑声。一切都是为了韦尔登的出场作准备，而他本人又是一位杰出的丑角，所以，他从出场起就使台下笑声不绝。 在游艺场演出的那天晚上，我的神经紧张得像一个时钟上拧紧了的发条一样。那一个晚上将重新巩固我的自信心，洗清我在福雷斯特戏院里受到的可怕的羞辱。我在那巨大的舞台后面来回踱步，口中默默祝祷，心里是焦急中夹杂着恐惧。 奏乐了。启幕了。一个合唱歌舞团在台上载歌载舞。最后，他们走下场了，舞台上空了。这是叫我出场的提示啊。将要出场时，我的情绪很乱。这时候，你要么就是克服了你的紧张情绪，要么就是为紧张情绪所压倒。我一走上台，情绪立刻舒畅了，头脑完全清醒了。我是背朝着观众走上场的——这主意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从背后看上去，我一身打扮得整整齐齐，穿着一件大礼服，戴着一顶大礼帽，下面套着鞋罩，手里拿着手杖——是一个标准的爱德华时代的反派。接着我扭转了身，观众看见了我的红鼻子，发出了笑声。这一来观众就对我有了好感。我装模作样地耸了耸肩膀，然后噼啪弹了一下手指，走了一个圆场，在一个哑铃上绊了一个跟头。接着，我无意中把手杖挥在一个练拳的吊球上，吊球“叭”地反弹在我脸上。我站立不稳，摇摇晃晃，我的手杖从侧面打在我脑袋上。观众们哄堂大笑。 这时候我从容自在，有着耍不尽的俏头。我尽可以连续五分钟吸引住观众，一句话不说，使观众们笑个不停。我正在模仿反派大摇大摆地走着，我的裤子开始往下褪。我的一颗钮子丢了。我四下里寻找钮子。我假意拾起一件什么东西，接着就气呼呼地把它扔了：“瞧这些该死的兔子！”又是一阵笑声。 哈里·韦尔登的脑袋像一轮满月出现在条幕后面。以前，他出台前是从来没有人笑的。 他一走出场，我就紧张激动地搂住了他的腰，压低了嗓子说：“赶快！这一来可糟啦！给我一根针！”这些都是临时穿插，并不曾排演过。我已经提高了观众的情绪，为他创造了条件，他那天晚上演得非常成功，我们又增添了许多俏头。落幕后，我知道自己演得不错，戏班里的几个演员都和我握手，向我祝贺。我走到化装间去的时候，韦尔登只扭过头来冷冷地说了一句：“演得不错——很好！” 那一天夜里，我步行回去，这样可以放松一下我的紧张情绪。我中途停下，倚在威斯敏斯特桥栏杆上，俯看黑暗中闪闪发亮的河水在桥底下流过去。我快乐得只想哭，但是怎么也哭不出来。我一再挤眼睛蹙眉头，但是我没有眼泪，只觉得心里一片空虚。我下了威斯敏斯特桥，走向像堡，在一家小咖啡馆里喝了杯茶。我想和什么人谈谈心，但是这时雪尼又在外省。如果当时他在本地，我就可以把今晚的情形说给他听了，那对我是多么大的快慰啊，尤其是经过了福雷斯特戏院里那一次失败以后。 我没有一点儿睡意。从像堡走到肯宁顿门，我又喝了一杯茶。一路上我独个儿又是说又是笑。直到清晨五点我才去睡，我已经精疲力尽了。 卡诺先生头一天晚上不在，但是第三天晚上来了，那天我一出场观众就报以掌声。后来他来找我，满脸堆笑，叫我明天早晨到他办公室里去签订合同。 我不曾写信告诉雪尼初演的情形，只给他拍了一份极简单的电报：“已签订一年合同，每周四镑。祝好，查理。”《足球赛》在伦敦连演了十四个星期，然后去各地巡回演出。 韦尔登扮演的喜剧角色属痴呆型，他模拟的是那种说话迟钝的兰开夏郡傻子。演这种角色，在英格兰北部挺能叫座，但到了南部就不大受欢迎了。布里斯托尔、加的夫、普利茅斯和南安普敦等城市里的人，对韦尔登都很冷淡；在这些地方演出的几个星期里，韦尔登总是脾气暴躁，表演时只是敷衍塞责，而把一肚皮气都发泄在我身上。戏里面演到某些地方，他是要打我的。这术语叫做“打盹儿”，那应当是他假装打在我脸上，同时由另一个人在条幕后面拍一下巴掌，这样听上去就像真的打了我。可是，有时候他竟真的抽我的嘴巴，并且是不必要地打得那么重，我想这是出于妒忌。 在贝尔法斯特演出时，这种情形发展到了极点。原来剧评家严厉地批评了韦尔登，但是却赞扬了我的演技。韦尔登对这感到无法容忍了，所以那天晚上他在台上狠狠地揍了我一顿，直打得我鼻子流血，痛得我再没劲头去插科打诨。事后我对他说，如果他再敢这样，我就要抄起台上的那只哑铃，砸出他的脑浆来，我还对他说，即使他妒忌，也不必那样把气出在我身上。 “我妒忌你呀，”他和我走向化装间时轻蔑地说，“哼，单是我这屁股，也要比你浑身的本领大！” “你的本领就全靠那屁股，”我反唇相讥，紧接着就关上了化装间的门。 雪尼回到伦敦，我们决定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一套房间，准备花四十镑去买家具陈设。我们到了纽因顿打靶场的一家旧货家具店里，告诉老板我们打算出多少钱装饰四间屋子。老板对我们这笔买卖很感兴趣，接连几个小时帮我们选择要买的东西。我们在前面一间屋子里铺了地毯，在其他几间屋子里铺了漆布，还买了一套家具，包括一张床和两只扶手椅。我们在客厅的角落里摆了一架摩尔式回纹细工屏风，用一只黄色灯泡在它后面照亮，再在对面角落里摆了一个镀金画架，架子上是一幅嵌在金边框里的蜡笔画。画的是一个裸体模特儿，她站在台上侧转了脸向旁边望，一个留着胡子的画家正在掸她大腿上的一只苍蝇。在我看来，这件艺术品和那架屏风将这间屋子点缀得幽雅绝俗。其实这些装饰只不过是集摩尔烟店和法国妓院里的陈设的大成。但是，我们都很喜欢这些陈设。我们还买了一架竖式钢琴，虽然比原先的预算多花了十五镑，但我们相信这点儿钱是值得花的。布里克斯顿路格伦肖大厦十五号房间，成了我们眷恋的安乐窝。尤其是去外省演完了以后，我们是多么渴望回到那里啊！现在我们手头已经相当宽裕，可以每星期贴补外祖父十先令，还可以给自己雇一个女用人，每星期来打扫两次房间，但实际上这是不需要的，因为我们并没有什么事情可以使唤她做。我们住在那套房间里，就像是呆在一座神庙里一样。我和雪尼总是坐在我们那两张大扶手椅里，感到悠然自得。我们还买了一个四周有皮座儿的浮雕铜炭围，我老是在扶手椅上坐坐，再去炭围边皮座儿上坐坐，试试它们舒服的程度。 --------------- 在卡诺剧团(4) --------------- 我十六岁那一年，一幅剧团广告画激起了我荒唐的想像，广告上画的是一个姑娘，站在一座悬崖上，头发被风吹得飘飘的。当时我就幻想到，我要和她玩高尔夫球——虽然那是我厌恶的一种游戏——在露湿的草地上走着，一时间我恣意地玩味那种活跃的情感、充沛的精力、自然的美丽。那是荒唐的想像。但是青年时代的爱情故事又与此不同。它往往是千篇一律的那么一套。比如，由于一顾一盼，由于初见面时的几句话（往往是几句愚蠢的话），生活就会在几分钟内全部改观，整个大自然就会对我们表示同情，让我们突然发现它那些奥秘中的快乐。再说，当时我所遇到的就是那么一套。 那时候我即将满十九岁，在卡诺剧团里已经是一个很红的喜剧演员，然而我总感到有些什么地方不足。春天来了，又去了，夏天给我带来的是一片空虚。我的日常工作是那么单调，我的周围环境是那么沉闷。我看不出自己有什么前途，所见到的只是庸俗无聊的人群中一些平凡琐碎的事情。单是为了辛苦谋生而奔波忙碌，这是不够理想的。这种生活是毫无价值的，是索然无味的。我变得忧郁了，感到不满了，星期日总是独个儿出去散步，到公园里听乐队的演奏。我对自己不耐烦，对别人嫌讨厌。不用说，显然是那件事情发生了：我被情思困扰着了。 当时我们是在斯特里塞姆帝国戏院里演出。在那些日子里，我们每天晚上都要在两三个游艺场里表演，总是乘了剧团的马车，从一个地方赶到另一个地方。我们在斯特里塞姆演出的节目被排在很早的时间，为的是演完了还要赶往坎特伯雷游艺场和蒂沃利游艺场。我们开始上演时，天还没黑。那一天热得厉害，斯特里塞姆有一半座儿都是空着的，但我并不曾因为只顾注意到这一些而减轻了自己的忧郁。 一个叫做“伯克－库茨美国姑娘”的歌舞团，排在我们前面演出。我根本没去注意歌舞团里的那些姑娘。但是第二天晚上，我正呆头愣脑、漠不关心地站在条幕后面，忽然一个姑娘跳着舞滑了一跤，其他几个姑娘笑了起来。其中有一个向旁边望时和我对了眼光，她是想要知道我是否也觉得这件事好笑。突然我被她那双闪耀着顽皮光芒的棕色大眼睛吸引住了，这姑娘长得像一只小羚羊，身材苗条，一张端正的鸭蛋脸儿，一个媚人的丰满的嘴，一口好看的牙齿——当时她给我的影响就好像是我触了电一样。后来她下了场，叫我拿好一面小镜子，让她整理头发。我这就有机会仔细地看她。这是故事的开始。星期三那天，我问是否可以约她在星期日会面。她大笑起来。“没抹上这个红鼻子的时候，你是个什么样儿我都不知道！”——当时我穿着一身燕尾服，打着一条白领带，在《不吭声的鸟》里扮演一个爱喝酒的丑角。 “幸亏我的鼻子并不是这样红，再说，我也不是像现在扮的这样老，”我说，“不信明儿晚上我带张照片来。” 我送给她一张自以为拍得比本人更漂亮的照片：一个身量未足，形容尚小的青年，露出一副愁容，戴着一条黑领圈。 “哦，没想到你挺年轻嘛，”她说，“我以为你要老得多哩。” “你以为我多大年纪了？” “至少有三十了吧。” 我笑了。“我还没满十九呢。” 因为我们每天都要排演，所以平时不可能约会。最后她答应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在肯宁顿门和我见面。 夏天里的这个星期日热极了，整天里烈日当空。我穿了一套黑色的衣服，腰身挺时髦地裁得稍紧点儿，戴了一条黑领圈，拿着一根黑檀木手杖。到达那里时离四点还差十分，我很紧张地等候在那里，留心看走下车来的乘客。 我等候着的时候忽然想起，还不曾见过她卸了妆是个什么样儿。我想像中的形象模糊了。无论怎样回忆，我怎么也想不起她的面貌来了。我有点儿害怕起来了。也许，她的美貌是伪装的吧！那只是个幻想吧！每次从车上下来了一个相貌平常的年轻姑娘，我就一阵心灰意懒。我会不会为此失望呢？我会不会被自己的想像蒙蔽了，或者，被她演戏时的化装欺骗了呢？ 四点缺三分，一个姑娘跳下了车，朝我这面走过来。我的心都冷了。她那一副长相很使我失望。想到要整个下午陪着这样一个人，同时还得装出一副高兴的神气，这可是一件令人难堪的事情。但是，我还是抬了抬我的帽子，挤出了笑容，可是她却恶狠狠地瞪了我一眼，朝前面走了过去。多谢老天爷，来的不是她。 四点一分整，一个年轻姑娘跳下了一辆街车，向前走过来，在我面前停下了。她戴了一顶式样简单的水手帽，穿了一件镶着铜钮扣的蓝色对襟短上衣，两只手深深地插在外套口袋里，她没化装，看来却比往常更美。“瞧，我来啦，”她说。 一看见她来到，我慌乱得连话都说不上来了。我激动起来。我想不出说什么话或做什么事是好。“咱们叫辆车吧，”我沙哑着嗓子说，一面向路上东张西望，接着又向她转过身去。“你喜欢上哪儿？” 她耸了耸肩。“随便上哪儿。” “那么，咱们就上西区吃饭去吧。” “我已经吃过了，”她说时显得很镇静。 “咱们上了车再商量吧，”我说。 我那样热情激动，她肯定感到莫名其妙，因为我在车上老是重复说：“我知道这件事会给我带来烦恼的——你太美啦！”我试图说一些有趣的话，想给她留下深刻的印象，但是，我怎么也说不上口。我已经从银行里取出了三镑，打算带她去特罗卡德罗，以为一到了那种弦歌悦耳、纸醉金迷的地方，她就会把我看成是一位风流人物。我要使她无法克制自己。但是，她仍旧露出冷静的眼光，并且看来对我说的话不大理解，尤其是我说到她是我的复仇女神，那是我新近刚学会的一个词儿。 她再也不会了解，当时的那一切对我意味着什么啊。我并没有涉想到男女之爱，我想得更多的是要和她待在一块儿。凭我当时那种身份，我很少有机会接触到优雅和美丽的姑娘。 那天晚上，我再三请她在特罗卡德罗吃饭，起先她怎么也不肯。她说宁愿和我一起吃一客夹心面包。后来，我们在这家豪华的酒馆里占了一个座儿，虽然我并不想吃，但是认为有义务叫一席丰盛的菜。吃饭时我们都很严肃，好像是在受罪：我常常拿不准应该用哪一件餐具。为了使自己显得态度潇洒，我边吃边吹牛，甚至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去使用那洗指，但是我知道，我们离开酒馆时都很高兴，因为这一来我们可以轻松了。 --------------- 在卡诺剧团(5) --------------- 离开了特罗卡德罗，她一定要回家。我提议雇一辆车，但是她宁愿走路。她家住在坎伯韦尔路，这对我是再好也没有的了，我意思是说，这样我就可以再多陪她一会儿了。 这时候我的情绪已经冷静下来，而她也好像不那么拘束了。那天晚上，我们沿着泰晤士河滨走去，一路上海蒂谈到她的女朋友，谈到一些有趣的经历和其他琐事。但是我几乎没听进她说了些什么。我只知道那是一个醉人的夜晚——我像是在天堂中散步，心里是那样喜悦，那样激动。 我和她分手后，又独自向河滨那面走回去，我已经着了迷！仿佛被一种慈祥的光辉照亮着，受一种热诚的善心感动了，我把三镑中剩下来的钱都散给了那些睡在泰晤士河滨的穷人。 我们约好第二天早晨七点钟碰头，因为她八点钟要在沙夫茨伯里大街附近地方排演。从她家到威斯敏斯特桥路地下车站，大约要走一里半路，尽管我演完戏已经很迟，两点钟以后才睡，但是天一亮我就起来，赶去会她。 现在坎伯韦尔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因为海蒂·凯利的家在那儿。那几次，我们一路手挽着手走到地下车站时，我又是感到幸福，又是觉得迷茫。我平时绕过去不走的那条肮脏冷落的坎伯韦尔路，现在已经具有一种迷人的魅力，我在晨雾中沿着那条路走，远远地看见海蒂的身影向我这面移近，就激动起来。在那几次漫步的时候，我根本不记得她说了一些什么。我完全着了迷，相信我们是被一种神奇的力量联系到了一起，我们的会聚是天缘巧合。 我接连着三个早晨和她在一起；这三个时间短暂的早晨，使那几天里所有剩下的时间，直到第二天早晨，都显得是无足轻重的了。可是，到了第四天的早晨，她的态度变了。她看见我时显得很是冷淡，一点儿也不起劲，甚至不肯和我握手。我怪她不应该这样，并且半开玩笑地责备她，说她不爱我了。 “你这真是想入非非，”她说，“别的且不谈，我刚十五，你只比我大四岁。” 她这几句话的意思我没听进。但是我看得出是突然和我疏远了。她眼光朝前笔直望着，两只手插在外套口袋里，踏着女学生的那种步伐大大方方地走着。 “意思就是说，实在你并不爱我呀，”我说。 “我不知道，”她回答。 我大为震惊。“如果是你不知道，那就是你不爱我呀。”她不回答，一声不响地走着。“你瞧我猜得多么准，”我故作镇静地接下去说，“我对你讲过，我遇到你，这件事会给我带来烦恼的。” 我试图窥探她的心情，想要知道她究竟和我要好到了什么程度，可是，无论我怎样问，她老是这样回答：“我不知道。” “你愿意嫁给我吗？”我要她表态了。 “我年纪太小了。” “那么，如果是必须出嫁的话，你打算嫁给我，还是嫁给别人？” 但是她不作出肯定的答复，老是重复说：“我不知道……我喜欢你……但是——” “但是你不爱我，”我接过来说，这时我的心冷了。 她一声不言语。那天早晨，天上浓云密布，街上显得那么黯淡凄凉。 “这都怪我不好，我太冒失了，”我声音嗄哑地说。这时我们已经到了地下车站进口处，“我想，咱们还是分手了吧，再也不要会面了，”我说时心里想，不知道她听了这话会有什么反应呀。 她显得很严肃。 我拉着她的手，亲切地拍了拍。“再见了，还是这样儿好。你给我的影响已经太大啦。” “再见，”她答了一句，“我很抱歉。” 这一句表示歉意的话，沉重地打击了我。当她的身影消失在地下车站里时，我只感到空虚得难以忍受了。 我做错了什么事啦？是我太莽撞了吗？我不应当叫她表态的。瞧我多么傲慢，多么愚蠢，而这样一来呀，除非是不怕叫自己出一次丑，否则就没法再和她见面了。现在怎么办呢？我只有忍受着痛苦了。在再会到她之前，只希望我能在睡梦中忘了这种精神痛苦就好了。无论如何，在她还不愿意见我的时候，我必须避开她。也许，这是因为我太认真了，太热情了。下一次我们会面的时候，我必须是淡而不厌的，不即不离的。但是，她愿意再见我吗？她肯定要见我的！她总不能这样轻易地把我抛开了呀。 第二天早晨，我忍不住又向坎伯韦尔路走去。这一次我没遇见她，但是却遇见了她的母亲。“瞧你怎样对待海蒂的！她说，“她哭回家来，说你永远不要再见她了。” 我耸了耸肩，苦笑了笑。心想：“瞧她又是怎样对待我的呀？”接着我就结结巴巴地问，可否让我再去看她一次。 她警惕地摇了摇头。“不必啦，我想你还是别去的好。” 我邀她去喝酒，于是我们走到路拐角一家酒店里去谈这件事，我请求她让我再去见海蒂一面，她允许了。 我们走到那幢房子门口，海蒂开了门。她看见我时，露出了惊奇和担心的神气。大概她刚用日光牌香皂洗了脸——有一股清新的香味儿。她站在大门口不动，一双大眼睛显得那么冷淡。我看出来，这件事是没有希望的了。 “你瞧，”我装出开玩笑的口吻说，“我又来说再见啦。” 她不答话，但是我可以看出，她是很想我离开那儿。 我伸出了手笑着。“那么，又一次再见啦，”我说。 “再见，”她冷冷地说。 我转过了身，听见临街的门在我后面轻轻地关上了。 虽然我只和她会见了五次，每次会见难得超过二十分钟，然而，这短暂的邂逅奇遇给我的影响却持续了很长一个时期。 --------------- 第一次出国(1) --------------- 一九○九年，我到巴黎去了。女神剧场的比尔内尔先生邀卡诺剧团去作一个月的短期演出。一想到要出国，我就非常激动。出发前的一星期，我们在伍尔维奇演出，那个城镇是阴湿和凄凉的，而我们在那里演出的一个星期也是凄凉的，所以我只是巴望改变一下环境。剧团订于星期日早晨启程。我差点儿误了车，一路在站台上跑过去，跳上了最后的一节行李车，一直乘到多佛。那些日子里，我老是要误车。 我们横渡海峡时遇到倾盆大雨，但是，透过迷雾第一次看到法国，那种刺激是令人难忘的。“那不是英国，”我老是这样提醒自己，“那是大陆！是法国！”我在想像中一向憧憬着那个地方。我父亲有法国人的血统，实际上卓别林家族的原籍是法国。他们是在雨格诺时代来到英国的。父亲的一位叔父老是夸耀说，英国的这一支卓别林家族是一位法国将军的后裔。 那是深秋时节，从加来到巴黎的一段旅程是沉闷的。但是，车一驶近巴黎，我就兴奋起来。这时我们已经越过了那些凄凉冷落的乡村。后来，在暮色增浓的天空下，我们逐渐看见一片辉煌灿烂的灯火。“那儿是巴黎的灯光呀，”和我们同车的一个法国人说。 巴黎的一切都符合我的理想。从北火车站到若弗鲁瓦－玛丽街，一路上我又是激动又是焦急；经过每一个路拐角，我都想走下车去。那时是晚上七点；咖啡馆里射出诱人的金色灯光，单瞧它们摆在外边的那些桌子，就可以看出那里的人是多么会欣赏人生。然而，除去多添了一些新发明的汽车而外，巴黎仍旧是莫内、毕沙罗和雷诺阿笔下的巴黎。那天是星期日，好像所有的居民都在寻欢作乐。四周是一片喜悦与活跃的气氛。甚至是若弗鲁瓦－玛丽街上我那间石头地板房间，我管它叫“我的巴士底”的，也不能减低我的兴致，因为一般人都是在小酒馆和咖啡馆外边那些桌子跟前过日子的。 星期日晚上没有演出，可以到女神剧场去看戏，星期一我们就要在这个戏院里上演了。剧场里装饰得金碧辉煌，豪华富丽，到处都是镜子和巨大的水晶枝形挂灯，我还没见过哪一家戏院有这样大的气派。那些上流社会人物，在铺着厚地毯的休息室和花楼里走来走去。珠光宝气的印度王子包着粉红色的头巾，法国和土耳其军官戴着有羽毛装饰的头盔，在酒吧间里喝着白兰地。宽畅的外间休息室里奏着音乐，那些太太小姐都把她们的披肩和皮大衣寄存在衣帽间里，袒露出她们雪白的肩膀。她们都是一些老观众，为了惹人注意，她们都故意地在休息室和花楼里走来走去。在那个年代里，那些太太小姐都是那么美丽和优雅。 女神剧场里还有一些职业翻译，他们帽子上都缀有“译员”的标志，在戏院里各处走着，我认识了一个领班的翻译，他能很流利地说好几国的语言。 我演完了戏，总是穿上了我那套登台的夜礼服，夹在其他人当中到处溜达。那一天走过来一个娇艳的人儿，我看见她那鹅样的颈项，雪白的皮肤，不觉心旌动摇。她是属于吉布森笔下那一类型的修长身材的美女，长得非常俏丽，微微翘起的鼻子，长长的乌黑睫毛，穿着一件黑天鹅绒衣服，戴了一副白色的长手套。她登上花楼台阶的时候，掉下了一只手套。我赶快把它拾了起来。 “谢谢，”她说。 “我希望您再掉下来一次，”我顽皮地说。 “您说什么？” 这时候我想起来，她听不懂英语，而我又不会说法国话。于是我就去找我那个翻译朋友。“我对一个姑娘很有意思。但是看上去她要的价钱很贵。” 他耸了耸肩膀。“最多一路易。” “好吧，”我说，虽然当时我觉得一路易的要价是大的——而结果看来也确是如此。 我叫翻译在一张明信片后面用法语写了几句谈情说爱的话：“我十分爱您”，“我对您一见钟情”，等等，我准备一到适当的时候就派它们用场。我还叫他作好了事先的安排，于是他就当上了双方的牵线人。最后，他回来说：“全都谈妥了，代价是一路易，可是你得付她从戏馆到她家里的来回车钱。” 我犹豫了一下。“她住在哪儿？”我问。 “车钱最多是十法郎。” 但这十法郎却把我难倒了，我没料到还有这样一笔额外费用。“她不能够走路吗？”我带开玩笑地说。 “您听我说，这位姑娘可是高级的，您必须给她付车钱，”他说。 我勉强答应了。 等一切都谈妥了以后，我就登上花楼台阶，在她旁边走过去。她笑了笑，我转身向她瞥了一眼。“今儿晚上！” “太好啦，先生！” 因为我们在休息之前还要演出，所以我约好等我的戏演完了以后再去会她。我朋友说：“趁我唤那姑娘的时候您去叫车，这样就不会浪费时间了。” “浪费时间？” 我们的车沿着意大利大街驶去，光影掠过她的脸和细长白皙的脖子，这时候她真美丽动人。我偷着去看我明信片上写的法文。“我十分爱您，”我试着说。 她大笑起来，露出了一口雪白整齐的牙齿。“您的法语说得好极了。” “我对您一见钟情，”我一往情深地接下去说。 她又大笑，并且矫正我的法语，说我应当用“你”这个亲密的称呼。她想了想这个字，接着又大笑起来。这时她看了看她的表，但是表停了；她表示要知道时间，说她十二点钟有一个十分重要的约会。 “不是今儿晚上吧，”我羞涩地说。 “是今儿晚上。” “可是你今天整个晚上都没空嘛，通宿儿！” 她突然露出了很吃惊的神气。“哦，不，不，不！不是通宿了！” 这一来那些不堪入耳的话都说出来了。“二十法郎只一次吗？” “一点儿不错！”她加重语气说。 “我很抱歉，”我说，“我想，还是叫车停下了吧。” 把送她回女神剧场的车钱付给了车夫，我这个极度伤心失望的年轻人跳下了车。 我们原可以在女神剧场连演十八个星期，因为我们很能叫座，可是卡诺先生已经和别的地方有约在先了。我的薪酬是每星期六镑，但我把所有的钱都花了。我哥哥的一个表兄，也就是雪尼的一个父系亲属，来向我认亲戚。这人很有钱，属于所谓上流社会，当时正在巴黎，就带着我去玩了不少地方。他是一个戏迷，甚至剃掉了他的胡子，以便冒充我们剧团里的人到后台去逛。可惜他后来不得不回英国去了，据我知道，他一回国就被他严厉的父母大加训斥，然后被送到南美洲去了。 --------------- 第一次出国(2) --------------- 在去巴黎之前，我曾听说当时海蒂的舞剧团正在女神剧场演出，于是我决定再去会她一次。抵达巴黎的那一天晚上，我就到后台去打听，但是从一个跳舞的姑娘口中获悉，那个舞剧团已于一星期前到莫斯科去了。我正在和那个姑娘谈话，只听见楼梯上一个人粗声粗气地说：“马上给我过来！你怎么可以跟一个不认识的人谈话！” 说这话的是那姑娘的母亲。我试图解释，说我只不过是要打听一个朋友的消息，可是她不理睬我的解释。“别去跟那个家伙多说，马上给我上来。” 我对她这种粗暴的态度很是生气。但是，后来我和她熟悉了。她和她的两个女儿跟我住在同一个旅馆里，两个女儿都是女神舞剧团里的演员。小女儿十三岁，是舞剧里的主角，长得非常漂亮，舞也跳得很好，但是那个十五岁的大女儿舞跳得不行，长相又很难看。母亲是法国人，胸部丰满，年纪四十左右，嫁的是一个苏格兰人，这男人那时在英国。我们在女神剧场演出后，她来向我道歉，表示不该对我那样莽撞。从此我们就很要好了。她们在自己卧室里备了茶点，我经常被邀到她们屋子里去喝茶。 现在回想起来，我当时天真得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一天下午，两个女儿都出去了，单是那母亲和我在一起，她的神情变得很奇怪，倒茶的时候她哆嗦起来了。那时我刚谈了一阵我的希望和理想，我的爱好和失望，她听了很是感动。当我站起来，把我的茶放在桌子上时，她走近我跟前。 “你真可爱，”她说时两手捧住了我的脸，两眼直盯盯地冲着我的眼睛里瞅。“像你这样的好孩子，是不应该受人欺侮的。”她眼睛茫茫地向我看，显得那么古怪，好像是在使催眠术，她的声音颤抖起来，“你知道吗，我爱你就像爱自己的儿子一样啊。”她说时仍旧双手捧着我的脸。然后，她的脸慢慢地向我凑近，她吻了我。 “谢谢你，”我说，接着就真诚地——而且是天真地——回吻了她。她的眼睛仍旧呆呆地紧盯着我，她的嘴唇在哆嗦，她的眼光凝滞了，后来，她忽然克制住感情，走过去重新倒了一杯茶。她的态度变了，嘴角上似乎闪出了笑意。“你太可爱了，”她说，“我真喜欢你呀。” 她把她女儿的事都悄悄地告诉了我。“小女儿是个很好的姑娘，”她说，“可是你对那个大的可得留点儿神；她现在很叫人伤脑筋。” 演完了戏，她常常邀我到她和她小女儿睡的那间大卧室里去吃夜宵；在回到自己房里之前，我总是吻了母女俩，向她们道了晚安；然后，我必须穿过大女儿睡的那间小房间。有一天晚上，我正走过那间屋子里，她向我招了招手，小声地说：“把你的房门开着，等她们都睡着了我就过来。”说来你也许不相信，当时我气呼呼地一下子把她推倒在床上，大踏步走了出去。她们在女神剧场演期结束后，我听说当时只有十五岁的这个大女儿跟一个驯狗师私奔了，那驯狗师已经六十岁，是一个身体魁梧的德国人。 然而，我又不像你表面看上去的那样天真。我偶尔也会和剧团里的人出去玩上一个通宵，在妓院里狂欢滥饮，凡是年轻人那些起哄捣乱的事我都干。一天晚上，喝了好几杯苦艾酒，我跟一个从前是轻量级职业拳击手，名叫厄尼·斯通的，动起武来。事情发生在一家酒馆里，堂倌和警察把我们拉开了后，他说：“咱们在旅馆里见。”原来当时我们两人都住在那一家旅馆里。他的房间在我的上面，清晨四点钟我摇摇晃晃地回到了旅馆，去敲他的房门。 “进来，”他兴致勃勃地说，“现在，脱了你的鞋，咱们别惊吵了别人。” 于是我们悄悄地脱光了上身衣服，然后互相对峙。你打过来，我闪过去，我们好像经过了一段长得过不完的时间。他有几次很准地打中了我的下巴，但是没有把我打倒。“我还以为你的拳厉害呢，”我冷笑着说。他猛地向前一扑，但是扑了个空，一头撞在墙上，差点儿晕了过去。我想乘势把他打倒，但是我那几下打得太轻了。我原可以把他打伤的，可惜我挥出的拳太无力。突然，他一拳正打在我嘴上，震动了我的门牙，这时我清醒过来了。“住手，”我说，“我可不要你打掉了我的牙齿。”于是他走过来和我拥抱，然后去照镜子：他的脸都被我打破了。我的一双手肿得像一副拳击手套一样。天花板上、窗帘上、墙壁上都是血，我不知道，血怎么会溅到了那上面。 夜里，血从我嘴角边流到颈项里。早晨舞剧里演主角的小姑娘照例送来茶点，吓得尖声怪叫起来，她还以为我是自杀呢。此后我再不曾和人打过架。 一天晚上，翻译来找我，说有一位名音乐家要见我，问我是否愿意到他包厢里去？这次邀请相当有趣，因为和他一起坐在包厢里的还有一位极美的外国小姐——一位苏联芭蕾舞团里的演员。那位先生说他很欣赏我的表演，还说没想到我是这样年轻。听了这些夸奖的话，我很有礼貌地向他鞠躬，同时还偷偷地向他的女友瞟了几眼。“您是一位天生的音乐家和舞蹈家，”他说。 我当时除了满脸陪笑以外，再没有什么话可以答复这样的称赞，于是望了望翻译，恭恭敬敬地了鞠了躬。音乐家站起来向我伸出了手，我也站了起来。“可不是，”他握着我的手说，“您是一位真正的艺术家。”和翻译一起离开后，我转过身来问：“跟那位先生在一起的小姐是谁？” “她是一位苏联芭蕾舞演员，那小姐叫——”他说了一个很难念的名字。 “那位先生叫什么？”我问。 “德彪西，”他回答，“大名鼎鼎的作曲家。” “我从来没听到过这个名字，”我说。 那一年，斯坦赫尔夫人谋杀亲夫案闹得满城风雨，但审讯后被宣判无罪；那一年，男女调情的“蹦蹦舞”风靡一时，舞侣一对对恬不知耻地紧搂着打转儿，做出了种种淫荡的样儿；那一年，每镑课六便士所得税令尽管令人难以置信，但竟然获得通过；那一年，德彪西把他的《牧神的午后》乐曲介绍到英国，但上演时被喝了倒彩，听众们退出了剧场。 我满腹愁闷地回到了英国，开始去外省各地巡回演出。这些地方和巴黎形成了多么鲜明的对照啊！在北方城镇中，在那些愁人的星期日黄昏：所有的店铺都已经打烊，凄凉的钟声好像在谴责人们，这时候那些吵吵闹闹酗酒的小伙子和嘻嘻哈哈笑谑的大姑娘，就在昏暗的大街小巷成群结队地游逛。这是他们星期日傍晚惟一的消遣。 这样在英国混了六个月，我才习惯于自己的日常工作，可就在这时候，从伦敦办事处传来了一条消息，于是我的生活又活跃起来。卡诺先生通知，叫我在《足球赛》的第二轮演出中替代哈里·韦尔登。我觉得这是自己福星高照。这对我确是一个机会。虽然我已经在《不吭声的鸟》和其他一些短剧中获得好评，但是，和我在《足球赛》中演主角相比，以前的那些演出只能说是很小的成就。再说，我们要去牛津游艺场上演，那是伦敦的第一流游艺场。我们将成为全市瞩目的人物，我的名字将首次印在戏单的最上边。这可是大大地提升了一级。如果我在牛津游艺场红了，我就可以一举成名，就可能要求一大笔薪酬，最后就可以扩大我演剧的范围，可不是，到那时候各色各样美妙的设想都可以实现了。由于《足球赛》一剧基本上用的是原来的戏班子，所以我们只需要排练一个星期就行了。我对怎样演这一个角色考虑了很久。哈里·韦尔登说的话是兰开夏口音。我决定演出时学伦敦本地人说话。 --------------- 第一次出国(3) --------------- 可是，第一天排练时，我患了喉炎。我想尽了办法来挽救我的嗓子，小声儿说话，吸药剂，喷药雾，到后来我急得完全没有心思考虑演出时应当怎样逗趣儿和找俏头了。 开演的那天晚上，我拼命地喊，嗓子里的每一条血管和神经都紧张到了极点。但是我怎么也没法让观众听见。后来，卡诺走过来，露出了一副又是失望又是轻蔑的神情。“谁也听不出你在说些什么，”他嗔怪我。我向他保证，说明天我的嗓子就可以好转；但是，情形并不如此。实际上反而更糟了，因为我已经把嗓子逼得太厉害，很有完全失音的危险。第二天晚上，由一个临时替角代演。结果是，第一个星期结束，约我演的戏被取消了，我对牛津游艺场演出的一切希望与理想全部落空，失望之下受到的打击太重了，我患流行性感冒了。 我已经有一年多不曾见到海蒂。流行性感冒初愈，身体软弱，心情忧郁，这时我又想到了她；一天晚上很迟的时候，我漫步向坎伯韦尔她住的地方走去。但是，那幢房子空了，外面贴了一张“招租”的告白。 我继续漫无目标地在那几条街上徘徊。突然，夜色中出现了一个人影，它穿过马路，向我移近。 “查理！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说这话的正是海蒂。她穿了一件海豹皮黑色外衣，戴了一顶海豹皮圆帽子。 “我迎接你来了，”我开玩笑说。 她笑了笑：“你很瘦嘛。” 我告诉她，我患流行性感冒刚好。那年她十七岁了，出落得更俏丽，打扮得也挺时髦。 “可是，我也想知道，你上这儿来干什么呀？”我问。 “我刚才去看一个朋友，这会儿上我哥哥家去。你高兴一块儿去吗？”她反过来问我。 一路上她告诉我，说她姊姊嫁了一个叫弗兰克·Ｊ·古尔德的美国百万富翁，他们一家住在尼斯，她明天早晨就要离开伦敦去和他们住一个时期。 那天晚上，我站在一边看她柔媚动人地和她哥哥跳舞。她和她哥哥在一起，显得那么娇憨和妖娆，这时我不禁感觉到，我对她的热情已经比从前淡了一些。这是不是因为她已经变得和一般女孩儿一样平凡了呢？一想到这点，我又是一阵怅惘，觉得我对她已经是处于一个旁观者的地位了。 她的身腰已经开始变得丰满，我注意到她胸部的轮廓，觉得应当突出的地方还是很小，不太吸引人。即使我有能力成家的话，我会娶她吗？不，我不打算跟谁结婚。 在那月光皎洁的寒夜，我和她一起走了回去，谈到了她会过美满幸福的生活时，我的口气肯定是忧郁和冷漠的。“你说得这样悲伤，我听了差点儿要哭出来，”她说。 那天晚上回旅馆时，我有一种洋洋自得的感觉，因为我能使她觉察了我的忧郁，这说明我的个性给她留下了印象。 卡诺又派我演《不吭声的鸟》；说来又气又好笑，一个月不到，我的嗓子已完全复原。我虽然对演《足球赛》的经过情形十分失望，但是却竭力不去把这件事放在心上。然而，这一个念头却缠绕住了我：也许，我是不配代替韦尔登的吧？此外，我在福雷斯特游艺场的那一次的出丑，就像一个魔影似地隐藏在这个念头后面。由于我的自信心始终不曾恢复，所以，每逢要扮演一出独幕喜剧里的主角时，我就会受到一次恐惧心理的考验。现在，那个叫人担心和需要作出决定的日子又到了：必须通知卡诺先生，我的合同已经满期，我要增加薪酬了。 对于那些他看不中的人，卡诺是会丝毫不给情面的。由于他喜欢我，所以我总算还不曾见到他在这方面的表现，但他确是会采用一些下流的办法，使出他那令人难堪的一套。演他的那些独幕喜剧时，如果哪一个丑角不合他的意，他就会站在条幕后面，捏着鼻子咂嘴儿，发出了你听得很清楚的嘲笑声，但是，有一回他做的次数太多了，那个丑角走下场来，对着他就是一拳头；从此以后，他再也不玩那种下流手段了。再说，现在我要和他面对面进行新合同的谈判了。 “好呀，”他冷笑着说，“你要加薪，可轮回上演的戏院要减价。”他耸了耸肩膀。“自从在牛津游艺场砸了锅，我们就只是听到人家埋怨。他们说，这个剧团不够水平——是个草台班。” “可是，他们总不能为了这件事怪我呀，”我说。 “他们就是怪你嘛，”他回答时紧盯着我。 “他们怪我什么呀？”我问。 他亮了亮嗓子，低垂了眼光。“他们说你演得不行。” 这句话好像是一个拳头打在我心窝里，同时激起了我的愤怒，但是我镇静地回答：“别人并不是这样想法，他们愿意比这儿出更多薪酬。”这是一句假话——其实并没有人来邀我。 “他们说，戏演得太坏了，丑角也不行。喏，”说到这里，他拿起了电话听筒，“我现在接伯蒙德赛区明星戏院，你可以自己听听……我听说，你们上星期卖座不好呀，”他对电话里说。 “糟透了！”传来了那面的声音。 卡诺咧开了嘴。“你说，这是什么缘故呀？” “戏演得没劲！” “挂头牌的丑角卓别林怎么样？他还不错吧？” “他坏得发了臭！” 卡诺递给我听筒时咧开了嘴。“你倒自个儿听听。” 我接过了听筒。“也许他是发了臭，”我说，“可是一半儿也抵不上你那马桶戏院臭！” 卡诺想要制服我，但是结果没成功。我对他说，如果他也是这样想法，那就不必再和我续订合同了。卡诺在许多方面都很精明，但他不是一位心理学家。即使是我发了臭，他也不应当让另一个人在电话里说给我听。当时我的薪酬是五镑；虽然对这件事信心不足，但我却要加到六镑。没想到卡诺竟会照数给了我，我又获得他的信任了。 卡诺剧团美国分部经理阿尔夫·里夫斯回英国来了，于是大伙儿窃窃私议，说什么他这次来是为了物色一位演喜剧的主角，要把他带到美国去。 自从在牛津游艺场演砸了以后，我就一心想去美国，这不但因为那地方给人刺激和富有冒险性，而且因为它重燃起了我的希望，想要在一个新的环境中重振旗鼓。说起来时运也真好，我们剧新编了一出由我主演的短剧《溜冰》，在伯明翰演得很红，而这时正赶上里夫斯先生到那儿去找我们，于是我就把我所有的绝招儿都使了出来，结果是里夫斯拍电报给卡诺，说找到了他要带往美国去的喜剧演员。但是当时卡诺打算让我演别的戏。于是，接连着几个星期，我一直被这件事情扰得心神不宁，到后来，卡诺对一出短戏《银猿》发生了兴趣。这出戏是取笑一个人怎样被介绍进秘密社团的事。里夫斯和我都认为它荒唐无聊，并没有什么精彩的地方。但是卡诺却迷信这出戏的内容，坚持美国有很多秘密社团，认为取笑这类社团的戏会在那里大受欢迎，于是，我又是快慰又是兴奋，卡诺挑选了我去美国，在《银猿》一剧中演主角。 --------------- 第一次出国(4) --------------- 我正需要有这样一个去美国的机会。我觉得自己在英国的发展已经到了顶点，再说，我在这儿的机会将会受到限制。我几乎不曾读过什么书，如果我在游艺场演丑角失败了，那么，除了去干一些粗活以外，就再没其他的事可做了。但如果到了美国，我是可以有更光明的前景的。 启程的前一天晚上，我在伦敦西区漫步，走过莱斯特广场、考文垂大街、马尔街和皮卡迪利街，我沿途停下，感到很凄凉，想到这是最后一次看到伦敦了，因为我已经决定要在美国长住下去了。我一直走到夜里两点钟，沿途尽量领略那些寂静无人的街道上的诗意，增添了自己的愁思。 我最讨厌向人家辞行。你去向亲友道别，他们来给你送行，那无非是徒乱人意罢了。我早晨起身时刚六点钟。所以我不去惊醒雪尼，只在桌上留了一个字条：“启程赴美，将经常给你信。查理。” --------------- 初赴纽约(1) --------------- 我们的船开赴魁北克，冒着十分恶劣的天气，在大海上航行了十二天。有三天，我们的船舵坏了，差点儿抛锚。但是，想到自己是往另一个国家去，我就感到很轻松愉快。我们乘的是艘取道加拿大的牲口船，虽然船上那一次没载牲口，但是却有许多老鼠，它们傲然盘踞在我的舱铺脚头，后来我把一只鞋向它们扔过去，它们才跑开了。 那是九月上旬的一天，我们的船在迷雾中绕过纽芬兰。最后我们看见了大陆。那天下着细雨，圣劳伦斯河两岸显得很荒凉。从船上望过去，魁北克好像是老哈姆雷特的鬼魂在上面徘徊的那堵城墙，于是我开始猜想，不知道美国是个什么样儿。 但是，当我们的船向多伦多前进时，田野在一片秋色中越来越美丽了，这就激起了我更大的希望。我们在多伦多换火车，到美国移民局办理手续。一个星期日，早晨十点钟，我们终于到达纽约。我们在纽约时报广场走下有轨电车时，我感到有些扫兴。报纸在大街上和人行道边被风刮得到处都是，百老汇大街看来很不齐整，像是一个刚起床还没梳妆打扮的女人。几乎是每一个拐角上，都摆着有搁脚板的高椅子，人们只穿着衬衫，很舒坦地坐在那些椅子上，让擦鞋的人擦亮他们的皮鞋。他们给人的印象是：收拾打扮的事都是在马路上进行的。有许多人像是外地来的，他们都无所事事地站在人行道旁，仿佛是一些刚离开火车站的人，趁调换火车的间歇在这里消磨时间。 然而，这就是纽约，这就是富有冒险情趣、令人茫然失措、使人感到有点儿害怕的纽约。相反，巴黎给我的却是一种更亲切的感觉。虽然我不会说法语，但是，到了巴黎，我在设有小酒店和露天咖啡座的每一个拐角上都受到欢迎。然而，纽约基本上是一个做大生意的地方。高大的摩天楼好像是高傲无情的，它们根本不理会到普通老百姓的方便；即使是在那些酒吧间里，也没有给顾客们坐的地方，只有一道长长的铜栏杆，可以让你在它上面搁搁脚，那些大众光顾的饮食店，虽然收拾得很干净，铺着白色的云石，但看上去却是那么冷落，一点人情味儿也没有。 我去第四十三街附近，也就是如今纽约时报大厦那地方，在一幢褐色砂石砌的房子里租了一间后房。房间阴暗龌龊，这时我就开始怀念伦敦和我们的那小套住室。地下室里是一个洗衣房，平常每天熨平和烘干衣服时散发着臭气，更使我感到不舒服。 头一天我就很窘。到饭馆里去点菜，我简直是在受罪，因为我说的话是英国口音——并且话讲得很慢。许多人说得那么快又急，我就感到很不自在，担心我那样结结巴巴地讲话，会浪费了他们的时间。 我不习惯于那种轻快的节拍。在纽约，即使是一个做小买卖的，他干起活来也是那么利落。擦皮鞋的人那样利落地抖动他的擦鞋布，酒吧间的伙计那样利落地送上啤酒，然后让那杯酒在光滑的柜台上一直滑溜到你面前。卖苏打水的伙计给你来一客鸡蛋麦乳精牛奶，那样儿就像是一个灵活的杂技演员在变戏法。他飞快地抄起一只玻璃杯，抓到了什么就往里面放，一些香料，一团冰淇淋，两匙麦乳精，再来一只生鸡蛋，他叭地一下子就磕碎了那只鸡蛋，然后加上牛奶，把所有这些东西装在一个容器里摇了摇，不到一分钟就给你端上来了。 第一天，在大马路上，我看见许多人都显得很寂寞孤僻；另一些人则端起了架子大摇大摆，好像那块地方是他们买下来的。有许多人的举动好像很冷落生硬，仿佛你待人和蔼客气就是表示软弱无能似的。但是，一到了晚上，当我随着一群穿夏令衣服的人沿着百老汇大街走过去时，我的心就安定下来了。我们离开英国时是峭寒的九月中旬，但抵达纽约后却进入晴暖宜人的晚秋，气温在二十六七度。我沿着百老汇大街往下走，千百万盏电灯亮了，五光十色，像是一些鲜丽的珠宝。在那温暖的黑夜里，我的态度转变了，我认识到美国的意义了：那些高大的摩天楼，那些绚烂悦目的灯光，那些争强斗胜的广告，燃起了我的希望，激发了我的冒险心情。“这就是那个地方呀！”我对自己说，“这就是我应当呆的那个地方呀！” 百老汇大街上，所有的人都像是从事娱乐性行业的；演员，玩杂耍的，演马戏的，表演其他游艺的，到处都是：马路上，酒店里，旅馆里，百货公司里，他们都在谈论自己的表演。你可以听到许多戏院老板的名字：李·舒伯特，马丁·贝克，威廉·莫里斯，珀西·威廉斯，克劳和厄兰格，弗罗曼，沙利文和康西丁，潘塔吉。不论是打杂的女佣，还是开电梯的工人，侍者，电车上的卖票员，酒吧间里的伙计，送牛奶的或制面包的：他们谈起话来都像是一些开戏院的人。你可以在街头听到一些谈话的片断，几位样子像农村妇女的慈祥的老太太说：“他刚去过西部，给潘塔吉一天演三场。只要有合适的脚本，那孩子将来准会是一个挂头牌的歌舞剧演员。”一个看门的说：“你看到艾尔·乔尔森在冬花园里演戏吗。他肯定还有更好的戏码留给杰克戏院呢。” 每天报纸上都用整版的篇幅刊载舞台新闻，编排得就像是赛马的表格式预报一样，并且，也像报道那些引进赛跑的马，把轻歌舞剧按照其受欢迎被喝彩的程度分别列为第一、第二和第三。我们的戏班还不曾进入比赛，但我急于要知道，它赛完后将在表格上排什么名次。我们约定只在珀西·威廉的轮回上演戏院演六个星期。暂时还没有其他戏院来邀我们续演下去。我们在美国待多久，全要由这次演出的成绩来决定。如果演砸了，我们就得回英国去了。 我们定了一间供排练用的房间，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去排练《银猿》。演这出戏的戏班子里，有绰号“怪物”的老沃克，他是著名的德鲁里巷丑角，那年已经七旬开外，虽然有着一条低沉宽亮的嗓子，但是我们在排练时发现他咬字不准，而这次排练时主要是由他来解释剧情。比如“要做出过火的招笑举动，ａｄｌｉｂｉ－ｔｕｍ”这样一句话，他就怎么也不会说。头一天晚上，他急忙中把它说成了“Ａｂｌｉｂ－ｂｌｕｍ”，后来又把它说成了“ａｂｌｉｂｕｍ”，他始终不曾说对过。 卡诺在美国名气很响。所以报纸上把我们的戏码排在第一流演员的上边。我虽然讨厌这出独幕剧，但当然要竭力把它演好。我也希望，像卡诺所说的那样，这出戏“最合美国人的胃口”。 这里我不必再去描写，头一天晚上出场前我是多么紧张着急，一直捏着一把汗。再有，看见那些美国演员在条幕后面望着我们时，我又是多么局促不安。我一出场说的那句笑话，在英国会被认为是非常招笑的，并且是可以被用来预测以下各场是否会演得成功的。那是一个露营的场面。我拿着一只茶杯，从帐篷里走了出来。 --------------- 初赴纽约(2) --------------- 阿奇（由我扮演） 早晨好，赫德森。你可以给我一点儿水吗？ 赫德森 当然可以。你要水干什么？ 阿奇 我要洗澡 （观众中只发出轻微的笑声，接着就是一片冷冰冰的静寂。） 赫德森 你昨儿晚上睡得好吗？阿奇？ 阿奇 哦，睡得糟透了。我梦见一条毛毛虫追我。 仍旧是一片死寂。于是，我们就这样沉闷地演了下去，只看见条幕后面那些美国演员的脸越拉越长了。还没等我们演完，他们都走光了。 那是一出沉闷无聊的独幕剧，我早就劝卡诺不要把它排为主打戏。我们的戏目里还有其他有趣得多的独幕剧，比如：《溜冰》、《漂亮窃贼》、《邮局》和《议员珀金斯先生》等，那些戏美国观众看了会感兴趣的。但是卡诺老是那样倔强。 在外国演出遭到失败，别的姑且不谈，那情形至少是令人沮丧的。每天晚上演出的都是我们那些热情洋溢、妙趣横生的英国喜剧，但面对着的却是一些冷漠沉默的观众，那确是令人难堪的。我们就像是一伙逃犯似的在戏院里偷偷地走进走出。接连着六个星期，我们一直忍受着那种羞辱。其他戏班的演员都躲开了我们，好像我们害了瘟病似的。我们聚集在条幕后面，准备继续演下一场时，都垂头丧气，含羞带愧，那情形就像是要排列好了等候着枪毙一样。 我受到这种冷遇，感到很孤独，但幸亏是我独个儿住开了。这样我的自卑感至少可以不致于影响了其他的人。白天里，我总是沿着那些漫长得没有尽头、不知道会把我引到哪儿去的大街散步，到动物园、公园、水族馆和博物馆里去解闷。自从我们的戏演砸了以后，我就觉得纽约非常可怕：它那些建筑物太高了，它那物竞天择的气氛压倒了我们。看来五马路上那些华丽的房屋并不是什么住宅，而是一些表彰成功的纪念碑。那些高大建筑和时髦商店，都好像在无情地提醒我，指出我个人的力量是多么微弱。 有时候我在全市各处溜达，向很远的贫民区走去，穿过麦迪逊广场的公园，看见那儿有好些奇形怪状的孤苦老人，他们坐在板凳上，呆滞的神情中透出了绝望，两眼直瞪着双脚。后来，我继续向前走，到了三马路和二马路。那里的穷人看来都是那么生硬、怨怒、冷漠，有在地上爬的，有尖着嗓子叫的，有哭的，有笑的，有挤在门口附近或太平梯上的，也有涌上街头的。我看了那景象就感到很沮丧，于是又急着要回百老汇大街去了。 美国人是乐观主义者，他们想到了什么就做什么，老是不知疲倦地进行尝试。他们衷心向往的是“名利双收”。此外再有：“意外成功！”“一鸣惊人！”“倾销存货”，“捞了钞票就跑！”“改换行业！”这些都是不安本分的想法，但这些想法却振作了我的精神。说来也矛盾，由于我们的戏班遭到失败，我反而感到轻松了，觉得没有拘束了。在美国还有许多其他的机会呀。我干吗要死守着演戏这一行呢！我又不是一个献身于艺术的人。我尽可以改行嘛！于是我又有了信心。以后，无论再遇到什么事情，我反正要在美国待下去。 为了在失意中寻找排遣，我想到了求知识学文化；于是我开始到那些旧书铺里去看书。我买了一些课本——一本凯洛格的《修辞学》，一本英文文法，一部拉丁英文字典——下定决心，要研究这几本书。可惜我没能坚持到底。我只略翻了翻那些书，便把它们藏在箱底里，一古脑儿都给忘了——直到第二次去美国时，我才再取出来看。 我们抵达纽约的第一个星期，在戏报上看到一出叫《格斯·爱德华的学生时代》的戏，是由一个童伶班演的。这个戏班里有一个很能吸引人的小家伙，年纪虽小，但样子却很老练。他对赌香烟画片的瘾头很大，老是要和那些舞台工作人员或其他的人掷骰子赌画片儿，当时那种画片儿拿到了联合雪茄烟商店里去，可以调换各式奖品，从镀镍的咖啡壶起，一直到大钢琴。这个叽里呱啦话说得特别快的童伶，名叫沃尔特·温切尔；又过了好些年，他的话仍旧说得那么快，然而，他写的报道却往往有失实之处。 虽然我们剧团的演出遭到了失败，但是戏剧界对我个人却做了极好的评价。《剧艺报》的赛姆·西尔弗曼谈到了我的时候说：“那个剧团里至少还有一个很能逗笑的英国人，他总有一天会使美国人为他倾倒的。” 这时候我们都已死心塌地，准备演满六个星期就卷铺盖回英国了。但是，第三个星期，在五马路戏院演出时，那里的观众多数是当管家和仆役的英国人。我真没想到，那个星期一晚上一开演我们就赢得了一个满堂彩。每一句笑话都把观众招得哄堂大笑。我们剧团里的每一个人，包括我在内，都感到很惊奇，因为我预料又会看到往常那种冷落的场面。大概，由于演出时很随便，我就感到轻松自在。因此我那天演得很成功。 那个星期里，有一位戏院经纪人看了我们的戏，就邀我们去西部给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戏院巡回演出二十个星期。我们准备演低级的轻歌舞剧，每天要演三场。 虽然为沙利文和康西丁第一次巡回演出时我们没能够一演而红，但是，和其他的戏班子比起来，成绩还算过得去的。在那个年代，美国中西部是可爱的。那些地方的节拍比较缓慢，气氛富有浪漫色彩；每一家药铺和酒吧间门口，都摆着一个摇骰子的桌子，你可以赌店里出售的任何东西。每逢星期日早晨，大街上一直听到骰子在空洞中发出亲切悦耳的声音；我有好多次用一角钱赢到了价值一块钱的东西。 那些地方生活费用很低。小旅馆里让你住一间房，每天管三餐，一星期收七美元。食品卖得特别便宜。我们剧团里的人主要是到酒吧间吃柜台上卖的便餐。你只要出五分钱，就可以喝一杯啤酒，再在柜台上随意挑一样可口的餐点。有猪蹄圈，咸肉片，土豆色拉，沙丁鱼，通心粉和干酪烘制的布丁，各色各样的香肠片，碎猪肝红肠，意大利香肠，以及热狗等。我们戏班里，有人贪图便宜，就吃得很多，把盆子垛起了一大堆，直到伙计跑来干涉他们，说：“喂！你们要把这一大堆盆子运到哪里去——是准备到克朗代克河去吗？” 我们剧团里一共有十五个人（或许不只十五个），除了付去火车卧铺票费外，每人至少可以从自己的薪酬里省下一半的钱。我的薪酬是一星期七十五美元，我坚持按时把五十美元存进了曼哈顿银行。 我们巡回演出的目的地是太平洋沿岸地区。那一次戏码和我们排在一起、跟我们一同去的还有一个年轻漂亮的得克萨斯州人，他是演空中飞人的，当时他正在三心二意，不知道应当继续和他的伙伴演空中飞人，还是应当改行做一个职业拳击家。我每天早晨和他练拳，虽然他长得比我更高更重，但是我却能够随意地击中他。后来我们成了极要好的朋友，每次练完了拳，我们总是一块儿出去吃午饭。他告诉我，他家里人是得克萨斯州的普通农民，于是他就谈到农庄上的生活。不久我们就想到要放弃演戏，两人去合伙养猪。 --------------- 初赴纽约(3) --------------- 我们合起来有两千美元，两人大做其黄金梦；我们计划在阿肯色买五角钱一英亩的地，开始时买二千英亩，用其余的钱买猪，并整理那片地。如果一切顺利的话，我们估计，猪按照倍增生殖率计算，平均每年一窝五头，五年里我们就可以每人赚十万美元。 坐在火车上，我们从窗子里望出去，看到那些养猪场，就激动得像什么似的。我们吃饭，睡觉，做梦，都想到了猪。要不是因为买了一本科学养猪的书，我真会放弃了演戏，成为一名养猪的；可是看到书里那样生动地描写阉猪的技术，我的满腔热情都冷了下去，终于把干这一行的念头抛在脑后了。 这一次出去巡回演出时，我随身带了我的小提琴和大提琴。从十六岁那年起，我每天都要在卧室里练四小时至六小时的琴，每星期我都请戏院里的乐队指挥或者他介绍的人教我。因为我用左手拉琴，所以我提琴上的弦都是按左手拉的需要装的，低音梁和音柱都更换了位置。我很想将来能成为一位首席小提琴手，如果这志愿不能实现的话，那么我就在轻歌舞剧团里拉琴，但是，随着年龄的增长，我认识到自己练这一行艺术是永远也不会出色的，于是我放弃了它。 一九一○年，芝加哥曾以它的丑恶吸引了人们：偏僻，污秽，它是一个仍然保持着边疆时代精神的城市，一个繁华的、热闹的，像卡尔·桑德伯格所描写的“烟与钢”的社会。在我的想像中，它附近是一望无垠的旷野，有点儿像苏联的大草原。这城市具有剽悍的拓荒者那种使人感到生气勃勃的喜悦精神，然而骨子里又隐藏着那种男性孤寂的苦闷。由于要减轻这种肉体上的痛苦，一种风靡全国的所谓歌舞剧就应运而生，演这种歌舞剧的是一伙举动粗野的丑角，再配上二十来个合唱团的姑娘。这些姑娘有的长得很漂亮，有的已经憔悴色衰。那些丑角有的很会招人笑，而演出的戏则多数是猥亵的色情喜剧，内容是粗俗的戏谑。剧中的气氛突出了“男子汉”的重要性，穿插了一些庸俗的两性之间的纠纷。但是，说来也矛盾，观众们看了这些戏，非但不去想到色欲，反而会对剧中的情节表示同情。芝加哥到处都上演这类的戏；有一出戏叫作《华特生肉庄》，扮演这出戏的是二十个中年妇女，她们长得奇胖无比，一律穿着短裤出场。据广告宣称，这些女演员的体重加起来有好几吨重。她们在戏院外面贴的照片上装出了一副羞羞答答的神气，但是你看了只会感到愁闷。 到了芝加哥，我们住在商业区以外瓦巴希大街上一家旅馆里；旅馆虽然显得冷落和寒碜，但是另具有一种浪漫色彩，因为演歌舞剧的姑娘多数都住在那儿。我们每到了一个城镇里，总是直接赶往戏班子姑娘住的那些旅馆里，我虽然有意拈花惹草，但这种妄想并不曾实现过。夜里，火车在附近高高的路基上疾驶过去，像一架老式电影放映机那样把闪烁的光影投在我卧室的墙上。虽然在那儿并不曾有过什么奇遇，但是我仍旧喜欢那家旅馆。 有一个年轻姑娘，她是那么安静、漂亮，但不知道什么缘故，从来不跟别人合群，走过时老是显出一副忸怩的神情。我在旅馆休息室里走出走进，偶尔经过她身边，但是，始终没勇气跟她搭讪，我应当说，她也没有作出鼓励我的表示。 我们从芝加哥去太平洋沿岸地区时，这姑娘和我们同车；去西部的歌舞团，往往是都走我们所走的一条路线，并且在同一城镇里演出。有一次，我走过车厢里，看见她正在和我们剧团里的一个演员谈话。后来那演员走过来，坐在我旁边。“她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呀？”我问。 “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这个可怜的孩子，我真替她难过。” “为什么？” 这时他靠紧了我一点儿。“你可记得，谣传演戏的姑娘里有一个害梅毒的吗？咳，就是她呀。” 到了西雅图，这姑娘不得不离开歌舞团，进了医院。我们替她募捐，车上所有的剧团都捐了钱。可怜的姑娘，这一来所有的人都知道她的事情了。但是，她总算运道好，后来又加入了她的歌舞团。当时新出的一种洒尔弗散注射剂治好了她的病。 在那些日子里，美国各地妓院区比比皆是。在芝加哥，万国妓院更是远近闻名，它是艾物利姐妹（两个中年的老姑娘）开设的；相传它以拥有每一个国家的妓女而著名。房间是用各种不同的风格装饰和陈设的：土耳其的，日本的，路易十六时代的，甚至有一个阿拉伯帐篷式的。它是全世界最考究的，也是最昂贵的一所妓院。百万富翁，实业巨子，内阁阁员，参议员和法官，都是那里的嫖客。开完了会的人，为了庆祝达成某项协议，往往把那妓院包下来玩它一个晚上。有一个贪色的富翁，据说在那里面住了三个星期，日以继夜地狂欢作乐。 我们越向西行，我越是觉得那些地方可爱。从火车里望出去，只看见大片的荒野，景色虽然凄凉黯淡，但使我充满了希望。原来，空阔的地方是有益于灵魂的。它能够展开人的视野。现在我的眼界扩大了。那些城市，如克利夫兰，圣路易斯，明尼阿波利斯，圣保罗，堪萨斯城，丹佛，比尤特，比林斯：到处都呈现出一片兴旺发达的景象，给了我很大的鼓舞。我们和其他轻歌舞剧团中许多演员交了朋友。每到了一个城镇里，我们总是六七个人一起，在妓院区里会集。有时候我们赢得了鸨儿的欢心，于是那一夜她就关上了窑子，包给了我们。偶尔也有一些姑娘爱上了演员，跟着他们跑到邻近的城镇里去了。 在蒙大拿州的比尤特，有整个一长条马路和几条横街都属妓院区，那里开了上百家下等窑子，它们里面的姑娘年龄最小的是十六岁，每次收费一美元。比尤特妓院区的女人被夸为中西部最漂亮的，其实这话并不虚假。只是你看见一个打扮得很时髦的漂亮姑娘，你就可以十拿九稳地说，她是从妓院区出来买东西的。她们到了外边，总是目不斜视，举止十分大方。许多年以后，我和萨默塞特·莫姆争论《雨》一出戏里莎娣·汤普森这个人物。我记得，珍妮·伊格尔斯扮莎娣，穿了一双松紧靴，打扮得那么难看。我对莫姆说，如果蒙大拿州比尤特的窑姐儿那样打扮，她再也别想有生意了。 一九一○年，蒙大拿州的比尤特仍旧是一个“尼克·卡特”式城镇，那里的矿工都穿着长统靴，戴着两加仑帽，拿着红手巾。我亲眼看见一些人在街头开枪，互相射击，一个老年胖警察局长追着射击一个逃犯，犯人最后被困在一条死胡同里，总算不曾被打伤。 我们继续向西前进，我的心情更轻松了，因为看来那些城市更清洁了。我们一路要经过温尼伯，塔科马，西雅图，温哥华，波特兰。温尼伯和温哥华的观众，基本上都是英国人；尽管我当时一心向往美国，但总觉得在英国观众前演出是一件愉快的事。 --------------- 初赴纽约(4) --------------- 加利福尼亚州（以下简称加州）终于到了！这个阳光和煦的乐园，沿着太平洋海岸，绵延千里，到处都是橘树林，葡萄园，棕榈树。旧金山是美国通往东方的出口，那个城市里的食品价廉物美，我在那儿第一次尝到普罗旺斯式田鸡腿、杨梅松饼和鳄梨。我们于一九一○年到达旧金山，那地方经过了一九○六年的那场地震，或者，像当地人所说的，经过了那场大火，已经重新修建起来。虽然山地的街道上还留下了一两条裂缝，但毁坏的残迹已经看不出来。每样东西都是崭新的，漂亮的，包括我住的那家小旅馆。 我们在皇后戏院上演，戏院老板锡德·格劳曼和他父亲都很和气，并且都爱结交朋友。戏报上第一次单独登出了我的名字，但不曾提到卡诺。再说那些观众也真可爱！虽然《银猿》是一出很沉闷的戏，但是演出时场场客满，观众们笑声不绝。格劳曼高兴地说：“你什么时候在卡诺戏班里演完了，就回到这儿来，让咱们一块儿演出。”我以前从来不曾看到人家这样高兴。在旧金山，你会觉察到一种乐观和奋发的精神。 相反，洛杉矶却是一个丑陋的城市，那里天气闷热，居民面有菜色，好像是患有贫血症似的。气候虽然温暖得多，但是空气不及旧金山的清新。将来有一天，等到好莱坞只剩下了威尔夏尔大街上年深日久的柏油坑时，得天独厚的加州北部仍会继续繁荣下去的。 我们在盐湖城结束了第一轮巡回演出，这个摩门教徒的发源地使我想起了摩西如何救出了以色列的子孙。那是一个空落落的城市，它好像是一片蜃景，在烈日的热气中荡漾，而城里的街道那样宽阔，也只有那些走过了大平原的人会设计建筑出来。像摩门教徒一样，城市显得冷漠和严肃——而那儿的观众也是如此。 我们给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戏院演完了《银猿》，回到了纽约，已经准备直接回英国了，但是威廉·莫里斯先生那时正在和其他几个轻歌舞剧团抢生意，决定邀我们演六个星期，在他纽约第四十二街的戏院里演出我们所有的戏目。我们的主打戏是《英国游艺场之夜》，演出大受欢迎。 那个星期的一个晚上，一个年轻人和他的友人约了两个女友出来玩，为了消磨时间，无意中走进了威廉·莫里斯的美国音乐厅，凑巧看到我们演出的戏。其中一个年轻人说：“要是有一天我当上了老板，我就要邀那个角儿演戏。”他指的是我在《英国游艺场之夜》里扮演的酒鬼。说这话的年轻人当时在Ｄ·Ｗ·格里菲斯的影片公司里当一名临时演员，一天领五美元的薪酬。他叫麦克·孙纳特，也就是后来基斯顿影片公司的创办人。 我们在纽约给威廉·莫里斯演了六个星期，卖座极盛，于是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上演戏院再一次邀我们去作二十个星期的巡回演出。 我们的第二轮巡回演出将近结束时，我感到闷闷不乐。再有三个星期，我们将先后在旧金山、圣迭戈和盐湖城上演，然后就要回英国了。 离开旧金山的前一天，我沿着市场街漫步，走到一家小店门口，店里挂着窗帘，外面钉了一块牌子：“擅看手相，纸牌算命——卦金一元。”我走了进去，觉得有点儿局促，一个年纪四十岁左右的胖女人从里面一间屋子里走出来接待我，嘴里还在嚼着没吃完的饭。她像办例行公事那样指了指墙根儿对着门口的一张小桌子，连看都不朝我看一眼，说：“请坐。”接着就自己在我对面坐下了。她的举动显得很急促。“把这些牌洗一洗，对着我签三次，然后请把您的手摊在桌上。”她把牌翻过来，在桌上铺开了，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开始看我的手。“您现在打算出远门，那就是说，您要离开美国。但是，不久您还要回来的，要干另一行——和您现在做的事不同。”说到这里，她迟疑了一下，显得有些迷惑不解，“嗯，几乎是相同的，但又不是一样的。照我看来，您干新的这一行大吉大利，前途无限光明，但是，我不知道这是一行什么职业。”她这时方才抬起头来望了望我，然后拉住我的一只手。“哦，可不是，您要结三次婚：头两次不够美满，但是您最后生活得很幸福，婚后有三个孩子。”（这一点她可算错啦！）接着，她再仔细地看我的手。“是呀，您将来是一位百万富翁，这是一只发财的手呀。”后来，她又仔细地相我的脸。“您将来害支气管肺炎寿终，享年八十二岁。请付一元卦金。您有什么问题要问的吗？” “没有，”我大笑起来，“我想，还是别多麻烦您啦。” 在盐湖城，报上刊登的都是些拦路抢劫和洗劫银行的新闻。到夜总会和咖啡馆去的人，常常会遇到几个用袜子蒙着脸的匪徒，被胁迫着一溜儿靠墙根站好，让他们把所有的钱都给抢走了。有一次，一天晚上发生了三次盗劫案，全市居民都恐慌起来。 我们演完了戏，通常是到附近一个酒吧间里去喝酒，偶尔也认识了那里的一些顾客。一天晚上，酒吧间里来了一个胖子，面孔圆圆的，样子很愉快，跟他一起来的还有另两个人。三个人当中胖子年纪最大，他走到了我们跟前。“你们这几个，不就是在皇后戏院演那出英国戏的吗？” 我们笑着点头。 “我说我认识你们嘛！喂，哥儿们！过来呀。”他唤过了他那两个伙伴，给他们介绍了，然后请我们喝酒。 胖子是英国人，虽然从他的话里已经听不出一点儿英国口音了；他年纪大约五十岁，性情很和蔼，有着一双炯炯闪亮的小眼睛，一张红润的脸。 夜深了，他的两个朋友和我们剧团里的人一个个都走到卖酒的柜台那面去了，只剩下我和“胖子”（他那两个年轻朋友都这样称呼他）两个人。 他把我当做了知己。“三年前我回到了老家，”他说，“可是那儿的情形已经变了样——瞧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呀。我三十年前来到这儿，一个吸血鬼，他妈的叫我在蒙大拿铜矿里差点儿送了命——后来，我变得聪明了。我说：‘干干这行买卖倒不错嘛。’瞧，现在有弟兄们捧我的场。”说到这里，他掏出了一大叠钞票。“咱们再干一杯。” “当心呀，”我玩笑地说，“当心着了人家道儿呀！” 他朝我看了一眼，十分狰狞的眼光中闪出了会意的微笑，接着又眨巴了一下眼睛。“这些娃娃，我才不把他们放在心上哩！” 看到他那么一眨眼，我被一种恐怖控制住了。这一眨眼里有着许多含意。他仍旧那样笑嘻嘻地紧盯着我。“明白了吗？”他说。 我懂事地点了点头。 --------------- 初赴纽约(5) --------------- 接着，他把脸紧凑近我耳边，很坦率地告诉我。“看见那两个小子吗？”他悄声儿说，指的是他那两个朋友，“那是我的伙计，两个笨蛋——没一点儿头脑，可有的是胆气。” 我提心吊胆地把一个手指放在唇边，暗示他的话会被人家听见了。 “不要紧，兄弟，今儿夜里我们就开路。”他接下去说，“你听我说，咱们都是英国人，都是从那雾城里来的——对吗？我有好多次看见你在伊斯林顿区帝国戏院里，那样儿胡打乱摔。”他做了一个鬼脸，“你那碗饭可不是好吃的呀，兄弟。” 我大笑起来。 后来，跟我谈得更投机了，他想要和我结为生死之交，还要知道我在纽约的住址。他说：“想到了老朋友，我要写信给你。”总算幸运，此后我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 离开美国(1) --------------- 离开美国时我倒并不十分依依不舍，因为我已经打定主意，将来还要去那里，至于怎样去什么时候再去，那我就不知道了。另一方面，我又很盼望回到伦敦，再去住我们那一套舒适的小房间。自从我去美国演出，那几间房间就成为我要去朝圣的地方了。 我很久没获得雪尼的信息。他在最后的一封信里，说把外祖父接到我们那儿去住。但是，我抵达伦敦，雪尼去车站接我时告诉我，说他已经退掉了那套房间，因为他已经结婚，现在搬到布里克斯顿路有家具的房子里去了。这对我可是一个沉重的打击——你想像一下吧：那个曾经使我生活富有意义的地方，那个给我安慰的小小避风港，那个家庭中值得骄傲的一部分，现在没有了……我成了一个无家可归的人了。我只好在布里克斯顿路租了一间后房。但住在那地方，我感到很忧郁，于是决意尽快重去美国。第一天晚上，伦敦对我的归来显得很冷漠，就好像是一个空洞的角子老虎（投入一枚硬币，有时候可以赢到钱的赌具），见人投进去一枚钱币一样，显得那样满不在乎。 由于雪尼已经结婚，并且每天晚上都要工作，所以我很少去看他；但是到了星期日，我们两人就一起去探望母亲。那一天我们都很烦恼，因为她的病情不大好。她前一晌老是吵闹，不停地唱赞美诗，曾经被关在软壁病房里。看护事先把这情形告诉了我们。那天雪尼进去看她，但是我没勇气进去，只好在外面等候着。雪尼出来时显得很愁闷，说医生给母亲施了冰水淋浴刺激疗法，她脸色发了青。在这种情形下，我们决定让她进私人医院——因为我们现在负担得起医疗费用了——把她转进了已故英国著名喜剧演员丹·伦诺曾经住过的那家医院。 我一天天感到更加孤寂，完全像个流离失所的人一样。如果能够回到我们那小套公寓房子里，相信我的情绪会两样的。当然，当时我也不是绝对地愁苦。从美国回来后，英国那些风俗习惯，熟悉的生活，亲密的联系：一切都深深地激动了我。那是一个美丽的英国夏季，它那富有浪漫色彩的可爱之处是我在任何其他地方所看不到的。 我的老板卡诺先生，邀我乘他那艘可供住家的船到塔格岛去度周末。那艘船设备考究，上面装有红木镶板，辟了几间客厅。一到晚上，船上四周围五颜六色的彩灯通明，热闹好看。那是一个可爱的温暖的晚上，饭后我们坐在上甲板彩色灯底下喝着咖啡吸着烟。这是英国风味，我不再留恋其他的国家了。 忽然，听见有人扯着一条油滑恶俗的假嗓子尖声怪叫：“啊呀呀，瞧我这条漂亮船呀，大伙儿瞧呀！瞧我的漂亮船呀！再有这些灯！哈！哈！哈！”到后来叫喊声变成了恶意嘲谑的狂笑。我们打量那是谁在这样放肆，这时只看见一个男子，身穿白色法兰绒衣服，坐在一条划艇上，一个妇人斜倚在后座上。这样一对伴侣，好像是《笨拙》周刊上的漫画人物。卡诺从栏杆上探出了身子，向他大声咂嘴儿，但是他继续狂笑。“现在咱们只有一个办法，”我说，“必须做得像他想像的那样恶俗。”于是我破口大骂，把那些最村野的话都骂了出来，那个女人听得不好意思了，他这才悄悄地把船划走了。 这混蛋这样可笑地发泄他的情感，并不是为了要批评我们趣味低级，而是由于自己存在有一种势利偏见，认为我们是下等人在出风头，应当受到他的嘲笑。他永远也不敢向白金汉宫这样狂笑大喊：“啊呀，瞧我住的是多么大的房子呀！”或者是向皇室加冕时乘的车大声儿嚷嚷。我在英国的时候，随时随地都可以深切地觉察出这种阶级的划分。看来，这一类的英国人太喜欢轻易作出判断，老是将别人的社会地位看作是低微的。 我们的剧团从美国回来后重新登台，在伦敦各游艺场连演了十四个星期。演出的戏很受欢迎，观众的反应非常好，但是我一直在想，我们会不会再去美国呢？我是爱英国的，然而我不可能在英国生活下去，由于出身低微，我心中总是感到不安，想到自己到后来终究是一个郁郁不得志的人。所以，当我听到我们又被邀去美国巡回演出时，我觉得有出头的希望了。 星期日我和雪尼去探望母亲，她身体似乎略好了一些；雪尼去外省之前，我们曾一起共进晚餐。在伦敦最后那一个晚上，我心情混乱，感到很愁闷，于是又去伦敦西区漫步，一路走一路对自己说：“这是我最后一次看到这些街道了。” 这一次我们是乘“奥林匹克”号的二等舱，去纽约转赴美国西岸。最后轮机声逐渐减轻，说明我们的船已驶近目的地。这次到了美国，我感到很亲切——我这个外国人已经跟其他许多外国人交上了朋友。 我不但喜欢纽约，而且渴望到西部去，重新会见那些从前是邂逅的新交，但现在我已认为是亲密的朋友，比如：蒙大拿州比尤特那个当酒吧间伙计的爱尔兰人，明尼阿波里斯那个殷勤好客的百万富翁地产商人，圣保罗那个曾经和我亲热了一个星期的美丽的姑娘，盐湖城那个苏格兰矿山主麦卡比，塔科马那个对人和气的牙医师，再有旧金山的格劳曼一家人。 去太平洋沿岸之前，我们演出的场所是那些“小地方”，也就是芝加哥和费城郊区以及福尔河和德卢斯等工业城镇里的那些小戏馆儿。 我仍像以往那样单独寄宿在外面。这样也有它的好处，因为我可以有机会多学一些知识，几个月以来我一直抱有学习的决心，只是始终不曾付诸实施。 当时我们戏班里有那么一伙人，大家都热心要多学一些东西。我也是其中的一个。但我的动机不像他们那样单纯，我之所以要获得知识，并不是因为爱好知识，而是想要用知识作为护身符，免得由于愚昧无知而受人轻视。所以，一有空我就去逛旧书店。 在费城，有一次我无意中找到了一部罗伯特·英格索尔的《论文演说集》。是一个惊人的发现；英格索尔的无神论投合了我的想法，我也认为，《旧约》中描写那种可怕的残酷是对人类精神的侮辱。后来我又找到了爱默生的作品。读了他那篇《谈独立》，我觉得自己继承了宝贵的生得权。接着是阅读叔本华的著作。我买了三卷《世界是意志和表像》，但只是偶尔随手翻阅一下，四十年来始终不曾精读一遍。对沃尔特·惠特曼的《草叶集》，我至今仍然感到困惑。我觉得，他那满腔热情过分地激动了，他作为一位民族诗人过分地神秘了。在化装室里，休息时间我有时候还喜欢看看吐温、坡、霍桑、欧文和黑兹利特的作品。在第二轮巡回演出期间，也许我并没能够像自己期望的那样读很多古典作品，但是我却充分地体会了演戏行业下层中那种沉闷的滋味。 --------------- 离开美国(2) --------------- 在轮回上演的戏院中演低级轻歌舞剧，使人灰心丧气，一星期演七天，每天演三场，有时候甚至要演四场，这样拼命苦干时，我对美国所抱的那些希望一时都烟消云散。相比之下，在英国演轻歌舞剧就像到了天堂里一样。单说我们在英国每星期只演六天，每晚只演两场。但有一点是差强人意的：在美国我们可以稍许多攒下一点儿钱。 我们在内地一连演了五个月，那种沉闷无聊的生活我已经过得心灰意懒，所以，等到我们在费城有一个星期的休假时，我高兴极了。我正需要有一些变化，需要改变一下环境——需要忘记我自己，变成另一个人。我已经厌烦低级歌舞剧那种沉闷的演出，决定要尽量享受一星期富有浪漫色彩的闲适生活。我已经积了很多钱，一下子想开了，决心痛痛快快地花它一下。为什么不去花它呢？我省吃俭用地积下了这些钱，等到有朝一日没活干时，又得那样省吃俭用地过日子，干吗不趁现在稍许花它一点儿呢？ 我买了一件昂贵的睡衣和一只时髦的旅行箱，总共花了七十五美元。店员十分客气：“我们可以给您送去吗，先生？”单是他这一句话，就给了我一种优越感。我现在要去纽约，要一洗演下等轻歌舞剧的积郁和烦闷，要摆脱掉干这一行的单调生活。 我去阿斯特旅馆定了一间当时认为是相当豪华的房间。我穿着我那件下摆裁成圆角的时髦上衣，戴着圆顶帽，拿着手杖，当然，还提着我那只小箱子。看到休息室里那样富丽堂皇，旅客们趾高气扬，旁若无人，我在客房登记的时候微微有点儿哆嗦。房钱是美金四元五角一天。我怯生生地问，要不要预先付款。办事的十分客气，他殷勤地说：“哦，不用，先生，不必预先付。” 我走过那间金碧辉煌、奢华富丽的休息室，情绪上很是激动，所以，一到了自己房间里，我只觉得想要哭。我在屋子里待了一个多小时，一会儿仔细看浴室里那些精致考究的水管龙头，一会儿试一试那些充沛畅急的冷热水。多么豪华的生活，可以尽你去享受啊！ 我洗了澡，梳好头发，穿上我的新浴衣，准备充分享受我用美金四元五角代价换来的奢侈生活……我很想阅读一点儿什么东西，看一份什么报纸。但是我不好意思打电话去叫送一份报纸来。于是我端起一张椅子，在房间当中坐下，打量四周的一切，我在繁华富丽中觉出了忧郁。 过了一会儿，我打扮好了，走下楼去。我问清楚了大餐厅在哪里。那时候吃晚饭还早；餐厅里只有一两个人在用餐，几乎所有的座儿都是空着的。茶房头儿把我领到窗口一张桌子眼前。“您这儿坐好吗，先生？” “哪儿都行，”我用我最悦耳的英国口音说。 突然间，侍者们一窝蜂赶到我跟前，送来冰水，递上菜单，端上黄油和面包。由于心情过于激动，我这时并不觉得饿。但是我还是做做样子，点了清炖肉汤、烤子鸡和餐后吃的香草冰淇淋。侍者递给我一张酒单，我仔细地看了一阵，然后点了半瓶香槟。我只顾扮演自己的角色，也无心去品尝那些酒菜。吃完了饭，我赏了侍者一块钱小费，这在当时是特别阔气的了。但是，想到我一路走出来时侍者们那样向我鞠躬和注意我，我觉得这点儿钱还是花得值得的。我毫无缘故地回到自己房间里，在那儿坐了十分钟，然后洗了手，走了出去。 那是一个夏天的晚上，天气爽适，我的心情也爽适，我踏着稳定的步子，向大都会歌剧院走去。那里正在上演《汤豪舍》。我从来不曾看过这大歌舞剧的整出，只是在轻歌舞剧中看过它的片断，因为我不喜欢这出戏。但是这会儿我却很有兴致要去看它一下。我买了一张票，在二楼厅座里占了一个位子。歌剧里演员说的是德语，我一句也听不懂，也不知道戏里的情节。但是，当那死去的皇后在朝圣者合唱队的歌声中被抬过场时，我伤心地哭了。那出戏仿佛结束了我整个辛苦的一生。我再也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了；我不知道邻座的观众对我有什么想法，但是我走出剧院时步履蹒跚，情绪上受到了很大的震动。 我在商业区里净拣那些最黑暗的街道走，因为我已经受不了百老汇大街繁华喧闹的刺激，我不能立即回到旅馆那间令人眼花缭乱的屋子里，必须是先让激动的心情平静下来。后来，等到恢复了宁静，我就准备直接回去睡觉。我在精神和肉体上都已经疲惫不堪了。 我刚要走进旅馆时，忽然迎头遇见海蒂的哥哥阿瑟·凯利，他以前一向是在海蒂那个歌舞团里任管事的。因为他是海蒂的哥哥，所以我和他交了朋友。现在我已经有好几年没见到他了。 “查理！你上哪儿去呀？”他问。 我漫不在意地向阿斯特旅馆那面点了点头。“我正要回去睡觉。” 这句话对阿瑟产生了影响。 这时候他身边还有两个朋友，他给我介绍了，然后提议大伙儿一起去麦迪逊大街他的公寓里喝咖啡，闲谈一会儿。 那是一套很舒适的房间，大家随意坐下了，东拉西扯地闲谈起来，阿瑟一直小心翼翼不提我们过去的事情。同时，知道了我住在阿斯特旅馆，他很想探听我的底细。但是我守口如瓶，只说我是来纽约度两三天假期的。 阿瑟已和他当年住在坎伯韦尔时的情况大不相同。他现在是他姐夫弗兰克·Ｊ·古尔德的助手，已经成为一个很阔绰的商人。我听他谈到那些社会新闻时，就感到更加愁闷无聊。阿瑟提到他的一个朋友时，说：“那是一个有教养的小伙子，我知道他的家庭出身是很好的呀。”我听到他这样关心门第，不禁哑然失笑，看来，我和阿瑟几乎是毫无共同之处的了。 我在纽约只待了一天。第二天早晨我就决定回费城去。虽然那一天给我带来了所需要的变化，但也使我感到愁闷和孤寂。现在我又需要朋友了。我只想到要在星期一早晨演出，可以遇到我们戏班里那些同事。虽然心里讨厌再去干那种沉闷的工作，但我对那一天优美的生活已经感到满足。 回到费城后，我信步走到戏馆里。里夫斯先生收到了一份电报，他拆那电报时我刚巧在旁边。他说：“我不知道，这会不会是拍给你的。”电文是：“你班内有无卓福英或与此姓相似之人？如有，请其与百老汇大街隆加克大厦二十四号凯塞尔与鲍曼事务所联系。” 我们戏班里并没有姓这个姓的人，但是里夫斯说，这也许就是指的卓别林。这时我激动起来，因为，据我知道，隆加克大厦坐落在百老汇大街中段，大厦里满都是律师事务所，记得我有一位阔绰的伯母住在美国什么地方，于是我想入非非：会不会是她故世了，给我留下了一笔财产呢。于是我就复了一个电报给凯塞尔与鲍曼，说戏班里有一位卓别林，也许是他们所要找的人。我焦急地等着回电。回电当天到了。我拆开了电报。电文是：“可否请卓别林速来我事务所？” --------------- 离开美国(3) --------------- 我心情激动，满怀希望，第二天搭了早车去纽约，从费城到那里只消两个半小时。我不知道将遇到一些什么事情——只是在幻想：自己坐在一间律师事务所里，听人家宣读一份遗嘱。 但是，一到了那儿，我就有些失望，因为凯塞尔与鲍曼并不是什么律师事务所，而是一家电影制片公司。然而，这件事的真实情况却是够刺激的。 查尔斯·凯塞尔是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股东之一，他说麦克·孙纳特先生曾经看到我在第四十二街美国音乐厅扮演一个酒徒，如果我确是那个演员的话，他很想邀我去代替福特·斯特林先生。我过去常常想到要拍电影，甚至提议和我们戏班老板里夫斯合伙，买下所有卡诺剧团的独幕剧上演权来拍电影。但是里夫斯顾虑重重，不敢贸然从事，因为我们对拍电影都是外行。 凯塞尔先生问我可曾看过基斯顿的滑稽影片。我当然看过好几部，但是我不说那些影片都是些胡打混闹、乱七八糟的玩意儿。只有一个黑眼睛的漂亮姑娘，名叫玛蓓尔·瑙尔芒的，我觉得她很讨人欢喜，也只是由于有她的穿插，那些影片才值得一看。我对基斯顿型的滑稽影片并不十分热心，但是我知道它们的宣传价值。这一行我只消干它一年，再回去演轻歌舞剧就可以成为国际有名的红角儿了。再说，这是新奇的生活，有趣的环境。凯塞尔说，合同签订后，我要拍三部电影，周薪是一百五十美元。这比我当时在卡诺戏班里拿的薪酬要多上一倍，但是我支支吾吾地回答，说我一星期至少要有二百美元。凯塞尔先生说，这要由孙纳特先生决定，他将通知在加州的孙纳特先生，然后让我知道他们商量的结果。 我等候凯塞尔的回音时，急得心神不宁。也许，我讨价太高了吧？最后回信来了，说公司愿意和我签订为期一年的合同，薪水头三个月是每周一百五十美元，其余的九个月是每周一百七十五美元，我生平从来不曾拿过这么许多钱。合同将从我们沙利文和康西丁轮回戏院的演期满时开始。 多谢上帝保佑，我们在洛杉矶皇后戏院演出时大受欢迎。演出的一出喜剧叫《俱乐部之夜》。我扮演一个老态龙钟的酒徒，看上去至少有五十岁。孙纳特先生也去看那出戏，戏演完了，他向我祝贺。在那次短促的会晤中，我注意到，他长得很魁梧，厚唇，大嘴，窄脑门儿，大腮帮子：这一切给了我很深的印象。但是我在猜想，不知道将来他和我共事时能融洽吗？那次会晤时我一直十分紧张，惟恐他对我不满意。 他随便地问到我什么时候可以加入他们的公司。我说，九月的第一个星期，我和卡诺戏班的合同满期，就可以开始工作了。 我在堪萨斯城和戏班分手时，又踌躇起来。这时戏班即将回英国，而我则将往洛杉矶，要全靠自己去打天下，但又感到不是太有把握。在演出最后的一场之前，我叫了一些酒来请大伙儿喝，想到要和他们分别，不觉依依不舍。 我们戏班里的一个演员，叫阿瑟·丹多的，不知道为什么不喜欢我，这时要开我一次玩笑，就悄悄地说，戏班里要赠给我一件小小的礼物。说真的，我听了这话很是感动。但是结果根本没这么一回事。等到大伙儿都走出了化装室，小弗雷德·卡诺才老实告诉我，说丹多本来还准备先发表一篇演说，然后送给我那件礼物，但是我请大家喝了酒，他就再没勇气玩这一套了，于是把那所谓的“礼物”留在化装台上的镜子后面。原来那是一个空烟盒儿，外面包了锡纸，里面装了一些用剩了的油彩头儿。 --------------- 基斯顿电影制片厂(1) --------------- 我一路上担心着急，最后到了洛杉矶，在一家叫大北旅馆的小客栈里开了一间房间。头一天晚上，我的假日是像平时工作日那样度过的，是去卡诺剧团从前演出的皇后戏院里看第二场戏。检票员认出了我，走过来对我说，孙纳特先生和玛蓓尔·瑙尔芒小姐就坐在后面两排，问我可要坐到他们一起去。我很激动，匆忙中大家悄声介绍了以后，就一起看戏。戏散了场，我们沿大马路走过去几步，在一家德式地下餐馆里吃夜宵喝酒。孙纳特先生看到我那么年轻，感到很惊奇。“我还以为你年纪要大得多哩，”他说。我觉出他对我有点儿不放心，就很着急，因为想起孙纳特的喜剧演员都是一些样子挺老的人。弗雷德·梅斯已经五十开外，福特·斯特林也四十多了。我回答说：“我化装后可以要多么老有多么老。”但是玛蓓儿·瑙尔芒的态度使我心定了一些。其实，即使当时对我有什么看法，她也不会表示出来。孙纳特先生说我不必立即开始工作，应当先到伊登代尔的电影制片厂去，熟悉一下那里的人。我们离开餐馆，一起跳上了孙纳特先生那辆漂亮跑车，最后我被送回客栈。 第二天早晨，我乘电车去洛杉矶郊区伊登代尔。那是一片尚未定型的地方，它好像自己还没打定主意：究竟是要做一个普通的住宅区，还是要成为一个半工业区。那儿有几处堆积木材和抛弃废铜烂铁的地方，此外再有一些看来是无人管理的小农场，临公路的地方盖了一两间木头房子的商店。经过多次询问，我走到基斯顿电影制片厂的对面。制片厂占了一片一百五十英尺见方的地，外面围了一道绿色的栅栏，里面是一些破破烂烂的房子。要进去时，你必须先走完一条花园里的小路，穿过一所平房——整个儿那片地方，看来和伊登代尔一样，也是不曾定型的。我站在对面公路上向它呆呆地看了一会儿，考虑到底要不要进去。 午饭时刻到了，我看着那些演员，男的，女的，再有基斯顿警察，都不曾卸装，一起从平房里涌了出来。他们穿过公路，走进一家小卖部，出来时都在吃着三明治和热狗。有一些人扯着粗嗓子追着另一些人大声儿喊：“喂，汉克，加油呀！”“叫斯利姆赶快呀！” 这时候我忽然难为情起来，赶快走到路拐角，远离开点儿的地方，留心看孙纳特先生或者瑙尔芒小姐会不会从平房里出来，但是我没看见他们。我在那儿站了半小时，然后决定回旅馆去了。当时要我走进制片厂，去面对着所有那一伙人，那可是一件没法办到的事。接连着两天，我都是已经走到了制片厂外面，但是没勇气进去。到了第三天，孙纳特先生打电话来，问我为什么不去。我只得推托了一个事故。他说：“这就来吧，我们等着你。”于是我去到那里，大着胆子走进了那所平房，说我要见孙纳特先生。 孙纳特见我去了很高兴，立即把我带到制片厂里。我完全被那里的情景吸引住了。柔和的光线均匀地布在整个场地上。日光从一幅幅宽阔的白色亚麻布上面折射下来，被分散开了，于是给每样东西添了一种虚无缥缈的色彩。这样分散光线，是为了在日光下面拍电影。 孙纳特给我介绍了一两位演员，这时我对拍电影的过程发生了兴趣。一排并列着三个场地景，三个喜剧班子正分别在各个场地上拍电影。那情形就好像是在看世界展览会一样。有一个场地上，玛蓓尔·瑙尔芒正在乒乒乓乓捶门，一面叫喊：“让我进来呀！”接着摄影机停下了，一场戏拍完了——我没想到，影片就是这样零七八碎地拍成功的。 我要去接替的那一位主要演员福特·斯特林，这时候正在另一个场地上拍电影。孙纳特先生把我介绍给他。福特即将脱离基斯顿，去和环球搭班子。他非常受观众欢迎，场地上所有的人都跟他好。他们围着他的场地看，对他热情地笑着。 孙纳特把我拉到了一边，向我解释他们拍电影的手法。“我们没电影剧本——我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着故事的自然发展演下去，最后形成一个追赶打闹的场面，这就是我们喜剧主要的结构。” 这个方法很有趣，但是我个人厌恶追赶打闹的场面。这种演法会埋没了演员的个性；虽然我对电影一行懂的极少，但是我知道，没有任何东西比个性更为重要的了。 那一天，我从这一片场地走到那一片场地，看那几个班子怎样拍电影。他们好像都是在模仿福特·斯特林。这使我很烦恼，因为福特的那种风格是和我不一样的。他扮演一个处境尴尬的荷兰人，在整个一场戏里都说着荷兰口音的话临时编词儿，这很招人笑，但一经拍成默片，这种招笑的成分就没有了。我不知道孙纳特要我怎样演。他看过我的戏，一定知道我不适于演福特那一类型的喜剧；我的风格恰巧和他的相反。然而，在这个制片厂里，每一个故事，每一个镜头，都是有意或无意地为福特·斯特林设计的；即连罗斯科·阿巴克尔也是走斯特林的路子。 显然，这电影制片厂从前是一片农场。玛蓓尔·瑙尔芒的化装室设在一间旧平房里，隔壁另一间房是给普通女演员上装的。平房对面的建筑，从前肯定是一个牲口棚，现在改成了一个统间化装室，在那里面化装的是班底的一些小演员和基斯顿警察，其中大部分都是从前演马戏的丑角或职业性赛拳的。分配给我的是麦克·孙纳特、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尔等主角演员用的化装室。那是另一所牲口棚式的建筑，它从前也许是一间存放马具的房间。除了玛蓓尔·瑙尔芒以外，还有几个美丽的姑娘。那里有一种优美与丑陋混合而成的奇特无比的气氛。 接连着好几天，我一直在制片厂里到处溜达，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可以开始拍戏。我偶尔看见孙纳特在场地上走过，但是他总是心不在焉，没有注意到我。于是我感到很不安，担心他会后悔不该邀了我，而这样我神经上就一直很紧张。 每天，我心情的好坏都要由孙纳特决定。如果他碰巧看见了我，朝我笑一笑，这就给我添了希望。厂里其他的人都对我抱一种观望的态度，但是，我觉得，也有人在怀疑我代替福特·斯特林是否能够胜任。 星期六到了，孙纳特显得十分亲切。他说：“到办公室领你的薪水去。”我对他说，我更急于要工作。我很想和他谈一谈有关模仿福特·斯特林的问题，但是他打断了我的话，说：“别着急，咱们以后再谈。” 九天过去了，一直这样闲着，我紧张得很痛苦。但是福特总是安慰我，下班后他有时候让我搭他的车到闹市区里，我们一起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喝杯酒，和他的几个朋友碰碰头。有一个朋友，一位埃尔默·埃尔斯沃思先生，我起先很不喜欢他，觉得这个人相当粗俗，他老是半开玩笑地讥刺我：“我知道你要顶福特的位子了。可是，你能逗人笑吗？” --------------- 基斯顿电影制片厂(2) --------------- “这我不敢夸口，”我尴尬地说。他这样取笑，我感到很窘，尤其是当着福特的面。幸而福特很客气，他用这两句话给我解了围：“你没看到他在皇后戏院扮演那个酒鬼吗？非常逗人笑。” “嗯，他还没把我逗笑过呢，”埃尔斯沃思说。 埃尔斯沃思是一个大块头，浑身臃肿，那样儿像是患疬子颈的，他带着一副愁闷和猥琐的神气，有着一张光溜溜的脸，一双忧郁的眼睛，一张皮肤松弛的嘴，一笑就露出缺了两个门牙的地方。福特还一本正经地悄声儿告诉我，说他是一位文学、经济和政治学权威，是国内知识最渊博的一个人，并且是富有幽默感的。然而我却不能欣赏他这些优点，总是设法躲开了他。可是，一天晚上，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他说：“这个英国佬已经开始拍戏了吗？” “还没开始，”我惶悚不安地笑着说。 “我说，你最好是能逗人笑呀。” 这位先生已经给我吃了不少的苦，这时候我把他自己的药回敬了一些给他：“是呀，如果是我能够有一半儿像您的长相这样逗人笑，那我就成功啦。” “啊呀！这句俏皮话可真够挖苦的，对吗？单凭这一句话，我就得请他喝一杯。” 盼望已久的时刻终于到来。孙纳特出去拍外景，玛蓓尔·瑙尔芒和福特·斯特林的班子也都跟着去了，电影制片厂里剩下了没几个人。仅次于孙纳特的基斯顿总导演亨利·莱尔曼先生准备拍一部新片子，要我在里面扮一个新闻记者。莱尔曼这个人很爱虚荣，因为自己导演了几部机械性质的喜剧片很成功，就沾沾自喜。他老是说他不需要什么个性，说他的影片能招笑，完全是靠了机械的效果和剪接的技巧。 当时我们没有电影故事。需要用一些演喜剧的手法来拍一部模拟印刷厂的真实性故事影片。我穿了一件大礼服，戴了一顶大礼帽，贴上了两撇翘胡子。我们已经要开始拍了，这时我看出来，莱尔曼还在想笑料。我那时刚来到基斯顿，当然很热心，想要给他出点儿主意。但是，我与莱尔曼之间就因此产生了矛盾。在我会见报馆编辑的那一场里，我加进了所有我能想得出的俏头，甚至向班子里其他的人出主意。虽然拍完这部影片只花了三天时间，但是我认为我们拍了一些非常逗笑的镜头。然而，当我看到制成的片子时，我伤了心，原来剪接的人剪去了所有我招笑的地方，把影片割裂得我认不出来了。我莫名其妙，不知道他们究竟为什么要这样做。许多年后，亨利·莱尔曼自己说了出来，原来那是他故意给剪了的，因为按照他的说法，他认为我知道的太多了。 我和莱尔曼拍电影的第二天，孙纳特拍完外景回来了。那一天福特·斯特林占了一片场地，阿巴克尔占了另一片场地，三个班子同时拍戏，整个场地上都挤满了人。我穿着平时穿的衣服，没什么事情可做，就站在孙纳特看得见的地方。这时他站在玛蓓尔身边，嘴里叼着一支雪茄，正在仔细打量一个旅馆休息室的布景。“咱们现在需要一点儿笑料呀，”他说，接着就向我转过身来。“你扮上一个丑角吧。什么样儿的都行。” 我不知道应该扮什么样儿是好。我不喜欢我那一身新闻记者的装扮。在去化装室的路上，我忽然有了主意：我要穿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和一双大鞋子，拿一根手杖，戴一顶圆顶礼帽。我要每一件东西看上去都显得不合适：裤子是松泡泡的，上衣是紧绷绷的，礼帽是小的，鞋子是大的。我起先有点儿犹豫，不知道应该扮得年老还是年轻，后来想起了孙纳特希望我是一个年纪老得多的人，于是就贴上了一撮小胡子，我想，这样可以显得更加年老，但又不致遮住了我的表情。 我对这人物的性格是心中无数的。但是，一经装扮好了以后，那身衣服和那副化装就使我体会到那是一个什么样儿的人。我开始对他有了了解，而等到一走上场，那人物就完全活生生地出现了。我站在孙纳特跟前，装出了那个人物的样子，大摇大摆地走着，一面挥着我的手杖，在他面前来回踱步。笑料和俏头纷至沓来，在我脑海中不断地涌现。 麦克·孙纳特的成功秘诀，就在于他富有热情。他是一位同情的看客，一看到他觉得好笑的地方就尽情地笑，他站在那儿咯咯咯地笑得浑身直哆嗦。而他这样就鼓舞了我，于是我向他解释这个人物的个性：“你瞧，这个家伙的个性是多方面的：他是一个流浪汉，一个绅士，一个诗人，一个梦想者；他感到孤单，永远想过浪漫的生活，做冒险的事情。他指望你会把他当作是一个科学家，一个音乐家，一个公爵，一个玩马球的。然而，他只会拾拾香烟头，或者抢孩子的糖果。当然，如果看准了机会，他也会对着太太小姐的屁股踢上一脚——但只有在非常愤怒的时候他才会那样！” 我这样演了十几分钟，招得孙纳特不停地笑。“很好，”他说，“这就上场去吧，看你在场地上能玩点儿什么出来。”就像以前跟莱尔曼拍影片时一样，我并不知道剧情是什么，只知道戏里穿插的是玛蓓尔·瑙尔芒和她丈夫以及一个情人之间的纠纷。 无论演哪一出喜剧，你的态度是最为重要的，而要抱有某种态度也并不永远是一件容易的事。在旅馆休息室的那一场里，我感觉到自己是一个骗子，这骗子冒充一个客人，但实际上他是只想要找一个安身之处的流浪汉。我走进了休息室，绊倒在一位太太的脚上。我转过身去向她抬了抬我的帽子，表示道歉，接着，刚扭转身，又绊倒在一个痰盂上，于是又转过身去向痰盂抬了抬我的帽子。摄影机后面的人都笑起来了。 这时候已经有一大群人聚集在那里，其中不但有其他班子里的演员，离开了他们的场地，跑过来看我们，而且有场面上的工作人员，木匠，管戏装的。这对我确是一种鼓励。等到我们排演结束时，已经有许多观众在哈哈大笑。不一会儿，我看见福特·斯特林也勾过了别人的肩头向我们这面张望。拍摄完毕，我知道自己演得还不错。 那天下了班，我到化装室去时，福特·斯特林和罗斯科·阿巴克尔正在那里卸装。大家没说什么，但可以觉出那种气氛中充满了矛盾心情。福特和罗斯科都喜欢我，但是，我明明觉出他们在内心中是有着矛盾的。 这一个镜头演得很长，一共拍了七十五英尺胶片。后来孙纳特先生和莱尔曼先生争论，应不应该全部放映，因为喜剧的一个镜头一般是难得超过十英尺的。我说：“既然是逗笑的，长短又有什么关系呢？”最后他们决定让这一个镜头映足七十五英尺。由于这一身衣服已经使我受到这个人物的感染，我当时就决定，此后不管再演什么戏，我要永远穿这身衣服了。 --------------- 基斯顿电影制片厂(3) --------------- 那天傍晚，我和一个小演员一同搭电车回旅馆。他说：“伙计，你这一炮可打响了；以前从来没有一个人在摄影场上招得大伙儿那样笑过，连福特·斯特林也没这样——你总瞧见他那张脸吧，盯着你瞅，多么有意思啊！” “但愿上映时他们也那样笑就好了，”我说时克制着自己的得意。 又过了几天，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我无意中听到福特向我们的朋友埃尔默·埃尔斯沃思形容我扮演的人物：“瞧那家伙，一条鼓鼓囊囊的裤子，一双扁平脚，你从来没见过那样肮脏邋遢、一副可怜相的小瘪三，他那样儿抓痒，就好像是在胳肢窝里捉毛虱似的——可他真会逗人乐呀。” 我扮演的人物与众不同，是美国人不熟悉的，甚至连我也不熟悉。但是，一穿上了那身衣服，我就感觉到实有其人，感觉到他是一个活生生的人物。说真的，他会使我转到种种荒唐古怪的念头，而在我不曾打扮和化装成这样一个流浪汉之前，那一切都是我做梦也想不到的。 我和一个小演员混得挺熟，每天晚上乘电车回去时，他总是详细地说给我听那一天电影制片厂里的人对我的反映，还谈到他本人对我那些俏头的想法。“那一个俏头可妙极了，在洗指里蘸湿了手指，再在那个老头儿的大胡子上擦擦干净——厂里的人从来没见过那种玩艺儿。”他这样一件件地说下去，我听了十分得意。 每逢孙纳特给我导演时，我就感到很自在，因为一切都是由我临时在场子上演出的。同时，由于大家都不能对自己绝对有把握（甚至导演也是如此），我就认为自己并不比导演知道的更少。因此我对自己有了信心；我开始提出建议，孙纳特也总是立刻加以采纳。这样我就相信自己是具有创作能力的，是能够自己编写故事的。的确，我这是由于受到了孙纳特的鼓舞。但是，当时我只是使孙纳特满意了，我还不曾使大伙儿都满意。 拍第二部影片，我又是由莱尔曼导演。那时莱尔曼即将离开孙纳特，去搭斯特林的班子，但为了酬谢孙纳特，他在合同期满后再多工作两星期。这次和他合作时，我又给他出了许多主意。他对我提出的意见总是笑嘻嘻地听着，但是一条也不采纳。“在戏院里这样演也许会逗人笑，”他老是这样说，“但是，在影片里，咱们可没时间这样演。咱们必须不停地活动——拍滑稽影片就是要你追我赶的。” 我不同意他这样一概而论的说法。“幽默总是幽默，”我和他争执，“不论那是在电影里还是在舞台上。”然而他老是说那套废话，坚持按照基斯顿的老办法行事。一切动作都得快——也就是说，要快步飞跑，爬上屋顶和电车，跳到河里，扎进码头那面的水里。虽然必须遵守他那些拍喜剧片的原则，但是我偶尔也插进去一两段自己做的有趣动作，然而，像以前一样，他总是设法在剪接室里把它们剪得面目全非。 我不相信莱尔曼会在孙纳特面前说我的好话。莱尔曼走后，我又被派去跟另一位导演尼古拉斯先生拍片子，这位先生老气横秋，年纪已近六十，他自从电影问世以来就从事这一行业。我也跟他闹别扭。有一个俏头，那就是揪住了一个丑角的脖子，把他从这一场赶到那一场。我要做一些更细腻的动作，但是他也不肯听我的。“咱们没时间呀，没时间呀！”他老是这样嚷嚷。他完全要走福特·斯特林的路子。虽然我只稍许违拗了他一下，但是看来他已经去向孙纳特报告，说他没法儿跟我这个混蛋合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孙纳特导演的那部影片《玛蓓尔奇遇记》在闹市区里上映了。我提心吊胆地夹在观众们当中看那部电影。福特·斯特林一出，观众们照例是一阵骚动，发出了笑声，但对我的出场却是一片冰冷的沉寂。看到所有我在旅馆休息室里做的那些滑稽动作，观众们几乎都不笑。但是，影片继续放映下去时，他们开始小声儿笑了，接着是大声儿笑了，将近结束时又是一两次哄堂大笑。我在这一次放映中发现，观众们并不歧视新演员。 我不知道孙纳特对我所作的初步努力是否满意。但后来我相信他是失望的。因为，过了一两天，他找我来了，说：“你听我说，他们都在埋怨，说没法儿跟你合作。”我竭力向他解释，说我工作认真，一心要把影片拍好。“你呀，”孙纳特冷冷地说，“只要能照着我们的话去做，我们就心满意足了。”但是第二天我又和尼古拉斯拌嘴了，这一次我发起火来。“随便哪一个每天领三块钱的临时演员，都能够做你叫我干的这些活儿，”我对大伙说。“我为的是要拍一些好影片，不单单是被你们到处赶来赶去，最后从电车上摔了下来。我不能就这样每星期拿一百五十。” 可怜的尼古拉斯“老爹”（我们给他起的绰号）气坏了。“这一行我已经干了十多年，”他说，“你他妈的又懂得些什么？”我试图说服他，但是没有用。我试图说服班子里其他的人，但是他们也不同意我的看法。“哦，他知道，他知道，他干这一行，资格要比你老多啦，”一个老演员说。 我先后拍了大约五部影片，尽管他们在剪接室里大刀阔斧地删剪，但是我仍然设法在其中几部里保留下了我自己想出的滑稽动作。我熟悉了他们的剪片方法，于是总把逗笑的动作和俏头安排在出场和进场的时候，知道他们要剪去这些镜头是困难的。同时我一有机会就去学制片艺术。我在洗印间和剪接室里跑出跑进，留心看剪片工作人员怎样剪接那些片子。 这时候我一心想要自编自导我的喜剧片，于是就去和孙纳特谈这个计划。但是，他不听我的主意，反而叫我去听刚开始做导演的玛蓓尔·瑙尔芒的指挥。这一下可把我气坏了，虽然玛蓓尔是一个非常可爱的姑娘，但我不相信她能当好导演；因此第一天就发生了不可避免的争吵。当时我们在洛杉矶郊区拍外景；其中有一个镜头，玛蓓尔要我拿着水龙皮带在公路上浇水，后来坏人的车在路面上滑了过去。我建议让我先站在水龙皮带上，水放不出来了，等到我俯身向筒口里看，无意中让脚离开了皮带，那水就直喷射到我脸上。但是她立刻打断了我的话：“咱们没时间啦！咱们没时间啦！照着我的话演吧。” 单是这句话我就受不了——何况这句话又出之于一个漂亮姑娘之口。“对不起，瑙尔芒小姐，我不能够照着你的话做。我不相信你有资格指导我。” 摄影的场面是在大路当中，我离开了那儿，在人行道边上坐下了。可爱的玛蓓尔，那年她刚二十岁，长得漂亮动人，是大伙的宠儿，没有一个人不喜欢她。这会儿她坐在摄影机旁边，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以前从来没有人这样顶撞过她。我也觉得她美丽可爱，并且心里还对她有着那么一丝柔情，但我有责任做好自己的工作。摄影人员和全体演员立刻围住了玛蓓尔，大家一起商量对策。后来玛蓓尔告诉我，当时有一两个临时演员很想要揍我一顿，但是她拦住他们。稍停，她派了那位副导演过来，问我是否打算拍下去。于是我走到大路对面她坐的地方。“对不起，”我表示歉意，“我根本看不出这是有趣好笑的。但是，如果你允许我在笑料方面出一点儿主意的话……”她不屑和我争辩。“很好，”她说，“既然你不肯照着我的话做，那么我们就回制片厂去吧。”虽然当时的情形很僵，但是我对此毫不在意，我只耸了耸肩膀。那一天的工作倒没受到多大损失，我们从上午九点起就开始拍戏了。这会儿已经是下午五点多，太阳很快地落山了。 --------------- 基斯顿电影制片厂(4) --------------- 到了制片厂里，我正在洗去油彩，孙纳特冲进了化装室。“他妈的这是怎么一回事？”他问。 我试着向他解释。“影片里缺少笑料，”我说，“可是瑙尔芒小姐什么意见都不肯听。” “叫你怎样演，你就怎样演，要不你就给我请出，不管什么合同不合同，”他说。 当时我十分镇静。“孙纳特先生，”我回答，“我来这儿以前，同样是混饭吃，如果你要辞我的工，那么，就请辞吧，但是，我是工作认真的，我和你同样心急，想要拍一部好影片。” 他一句话不说，呯地一声把门关上了。 那天晚上，和我那个朋友一同乘电车回去时，我把这件事说给他听了。 “太可惜啦，你这一阵子在咱们厂里演得挺不错嘛，”他说。 “你看他们会辞了我吗？”为了掩饰焦急的心情，我嘻笑着说。 “那是毫不奇怪的。孙纳特离开你化装室的时候，我看他简直像发了疯一样。” “好吧，反正我不在乎。我腰包里已经有一千五百元，除了回英国的盘缠还有多余的哩。不过，我明儿还是得去一趟，如果他们不要我……那也是活该啦。” 第二天早晨八点钟有一次排演，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办才好，于是，也不去化装，我就那样坐在化装室里等着。大约到了八点差十分，孙纳特向门里探进头来。“查理，我有几句话和你谈一谈，咱们到玛蓓尔的化装室里去吧。”他的声音听来特别和气。 “是啦，孙纳特先生，”我说，一面跟着他走去。 玛蓓尔不在那儿；她在试片房里看样片。 “你听我说，”孙纳特说，“玛蓓尔很喜欢你，我们都喜欢你，都认为你是一位优秀演员。” 我见他这样前踞后恭感到奇怪，自己立刻软了下来。“我当然十分尊重瑙尔芒小姐，”我说，“但是我不相信她有资格做导演——她毕竟年纪太轻啦。” “不管你怎样想法，你还是宽宏大量，在这方面帮帮忙吧，”孙纳特说着拍了拍我的肩膀。 “我一向就是这样尽力而为的嘛。” “好吧，那你就勉为其难，和她合作下去吧。” “你听我说，如果你让我自个儿导演，你就不会再有这些麻烦了，”我说。 孙纳特沉吟了一下。“如果拍出来的片子不能上映，这笔费用由谁来付呢？” “由我来付，”我回答，“我把一千五百元存在随便哪一家银行里，如果片子不能上映，那笔钱就是你们的。” 孙纳特思索了一会儿。“你有电影故事吗？” “当然有，你要多少有多少。” “好吧，”孙纳特说，“和玛蓓尔拍完了这部影片，我另作安排吧。”我们十分友好地握了手。后来我去向玛蓓尔道了歉，那天晚上孙纳特陪我们两人出去吃饭。第二天，玛蓓尔对我和气极了。她甚至跑来向我讨主意。摄影人员和其他演员都迷惑不解，我们就这样很圆满地拍完了这部影片。孙纳特这一次突然态度改变，使我莫名其妙。又过了几个月，我才摸清了这件事的底细：据说，孙纳特已经打算在那个星期结束时解雇我，但就在我和玛蓓尔吵架的第二天早晨，他收到了纽约办事处发来的电报，催他赶快多拍几部卓别林的影片，因为那里大量地需要这些片子。 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每次发行的影片，平均为二十拷贝。如果是印到三十拷贝，那已经被认为是相当成功的了。上一部影片，也就是我所拍的第四部影片，已经印到四十五拷贝，但要求添印的订货单还是有增无已。因此，收到电报后，孙纳特变得和气了。 在那个年代里，导演的技巧是很简单的。我只需要为演员的出场和下场辨清了我的左右方向就行了。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向右边走下场，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从左边走出场；如果一个演员在上一个镜头结束时面对着摄影机从银幕上消失，他在下一个镜头出现时就要背朝着摄影机在银幕上出现。当然，这些都是最基本的规则。 但是，随着经验的积累，我发现摄影机的位置不但能影响观众的心理，而且能说明一场电影的情节；实际上它也是决定电影风格的一个关键。如果摄影机离开得稍许太近一点儿，或者是稍许太远一点儿，它就可以增强或者削弱效果。由于精简动作很是重要，所以，除非是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否则你就不愿意让一个演员不必要地走太多的路，走路的动作是缺乏戏剧性的。因此，摄影机的位置应当影响电影的组织，同时要使演员的出场显得好看。摄影机的位置使电影增添了变化。并没有一条固定的规则，可以说明特写镜头比远景镜头更能起强调作用。采用特写镜头是一个情感问题；在某些场合，远景反而能够起更大的强调作用。 在我早期演的《溜冰》那部喜剧片里，就有这样的例子。流浪汉走上溜冰场，跷着一只脚溜冰，他一路滑过去，围着转圈儿，跌倒在一群人当中，闹得笑话百出，结果是一大堆人都在摄影机的前景中倒在冰上，而流浪汉却溜到溜冰场的后边，变成了背景中一个极小的影子，坐在一群观众当中，若无其事地看他所引起的一场混乱。然而，让流浪汉在远处显出一个小影子，反而要比给他拍一个特写镜头更招人笑。 刚开始导演我的第一部影片时，我并不像自己想像的那样有把握，实际上我有点儿心慌。但是，等到孙纳特看了第一天拍的影片，我放了心。那部影片叫《遇雨》。它并不是一部轰动全国的影片，但它挺招人笑，并且很能卖座。片子拍完后，我急于要知道孙纳特的反映如何。他从试片房里出来时，我等在那儿。“怎么，你准备开始拍下一部了吗？”他问。从那时候起，我就自编自导所有的喜剧片。拍好了每一部影片，孙纳特给我二十五元额外津贴，作为奖励。 孙纳特现在完全把我当作了自家人，每天晚上都请我吃饭。他总是向我介绍其他班子拍的影片的内容，而我总是想出了一些奇奇怪怪的主意，这些主意我认为只有我本人明白，别人都不容易理解，但是孙纳特听了总是哈哈大笑，结果总是采用了它们。 现在我在观众中看自己的影片时，发现他们的反应和从前不同了。观众们看到影片上映出基斯顿滑稽影片公司的广告时，总是有一阵骚动和兴奋；刚看见我在影片上出现，还没有看到我做什么动作，他们已经发出欢畅的笑声：这使我十分得意。观众们都非常喜爱我，我心里想：如果能够这样生活一辈子，我也可以心满意足了。加上了津贴，我的收入是每星期二百美元。 --------------- 基斯顿电影制片厂(5) --------------- 自从埋头工作，我就很少再有空去亚历山德里亚酒馆，也没机会再碰到我那位爱挖苦人的朋友埃尔默·埃尔斯沃思。但是，又过了几个星期，我在街上遇见了他。“喂，你听着，”他说，“我最近看了几部你的影片，说真的，你演得太好啦！你有一种完全独特的风格。我这并不是在瞎捧你。你真会逗笑！早先你为什么不说呀？”不用说，后来我们成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基斯顿的人教会了我不少东西，我也让他们学会了不少玩意儿。在那些日子里，他们对技巧、舞台艺术或表演手法都知道得很少，而我把这一切从戏院里介绍给了他们。他们对自然的手势也懂得很少。每逢要遮蔽后景，导演总是叫三四个演员，闹闹哄哄的，一溜儿面对着摄影机站着；如果是做哑剧表示“我要娶你的女儿”，演员总是做一些容易看懂的手势，先指自己，再指左手无名指，然后指那个姑娘。他们做手势时，很少顾到含蓄与效果，而我在这方面就显得更出色了。我知道，在演早期的那些电影时，我在许多地方占了便宜；于是，就像一位地质学家一样，我进入了一片蕴藏丰富、待人开发的领域。我认为那是我一生事业中最富有刺激性的一个时期，因为我正开始发现一些神妙的东西。 事业做得顺利，一个人就容易讨人欢喜，所以我和制片厂里所有的人都混得很熟。临时演员、场面工作人员、服装管理员、摄影师，都管我叫“查理”（“查理”是查尔斯的爱称）。虽然我并不喜欢跟所有的人都那么热和，但是这样亲热使我感到高兴，因为我知道，这种亲热的表示，说明我在事业上的成功。 现在我已经对自己的计划满怀信心，而在这一点上我是应当感谢孙纳特的。因为，虽然孙纳特和我同样没有文化，但是他相信自己的趣味，并且使我也养成了这种习惯。他的那种工作方式使我具有信心，而看来那种工作方式是正确的。他头一天在制片厂里说：“我们没电影剧本。我们想到了什么笑料，就随着故事的自然发展演下去。”这几句话丰富了我的想像。 这样从事创作，我就觉得拍电影的工作富有刺激性。从前演戏时，我的日常工作都很呆板，缺少变化，每天晚上都重复着同样的一套；舞台上的动作一经排练好了，固定下来了，你就难得有机会独出心裁，加以改变。在戏院里，惟一促使你提高演技的是：一出戏演得很成功，或者是，一出戏演得失败了。但是拍电影更加自由。拍电影使我有一种冒险的感觉。孙纳特老是说；“你认为根据这个笑料拍一张片子好吗？”或者说：“闹市区里大马路上发大水了。”像这一类的话，往往会发展成为一部基斯顿的喜剧片。正是这种可爱的不受拘束的精神，给我增添了乐趣，因为它激发了我的创造力。拍电影是那么自由，又是那么容易——不像研究文学，不像从事写作；拍电影我们只需要想到一件事，然后就可以环绕着那件事去找笑料，并随着它的发展编出一套故事来。 举一个例子，在《他的史前生活》一片中，我一出场就找了一个俏头。我出来时像史前人那样打扮，披着一张熊皮，看了看四面的景色，然后从熊皮上拔下一些毛，装在我的烟斗里。单是根据这样一个想像，已可以编出一篇有关史前人的故事，展开一系列爱情、对抗、斗争和追逐等情节。我们在基斯顿拍电影，采用的就是这个方法。 现在不妨回顾一下，我最初怎样会想到：除了笑料以外，还要给我的影片增添一些新的成分。有一次我拍一部影片，叫《新看门人》，其中有一场演的是经理开除了我。我恳求他发发慈悲，请他把我留下来工作，于是就做出哀求的手势，表示我家里人多，有好几个小孩儿。当时有一个名叫多萝茜·达文波特的老女演员站在一边，排练的时候我朝她看了一眼，不觉吃了一惊：我是在模拟伤感的表情，但是她竟哭起来了。“我知道你这是在逗观众乐，”她说，“可是我看了忍不住就要哭啊。”她证实了我曾经有过的想法：我能够逗人笑，同样也能够惹人哭。 要不是因为那儿有一种娇柔美丽的力量作为调剂，制片厂中那种“男性”的粗犷气氛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正是由于有了玛蓓尔·瑙尔芒，制片厂才会那样吸引人。玛蓓尔长得非常漂亮，双眼皮的大眼睛，嘴角边微翘的丰满嘴唇，一副幽默和种种娇憨的神态。她性情轻松愉快，而为人又善良和蔼，慷慨大方，所以我们都喜欢她。 大家常常谈到，玛蓓尔是怎样照顾那个女服装管理员的孩子的，她又是怎样跟那个摄影师开玩笑的。玛蓓尔喜欢我，但只是像一个做妹妹的喜欢她的哥哥，因为那时候她对孙纳特情有独钟。由于孙纳特的关系，我才常常和玛蓓尔在一起；我们三个人总是一块儿吃饭，饭后孙纳特在旅馆休息室里打盹儿，我就和玛蓓尔一起去电影院或咖啡馆里消磨一个小时，然后走回去唤醒孙纳特。有人也许会想到，我们俩这样亲近，总会做出什么风流韵事来吧，但是结果并没有发生什么事情；说起来未免令人怅惘，我们始终只不过是要好的朋友。 但是有一次，玛蓓尔、阿巴克尔和我在旧金山一家戏院里演义务戏，我和玛蓓尔差点儿闹出事情来。那是一个大家都很兴奋的晚上，我们三个人的戏演得非常成功。玛蓓尔把她的衣服忘记在化装室里，叫我陪同她一起去取。阿巴克尔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车上等着我们。一时间，屋子里只有我们两个人，她容光焕发，艳丽动人，我把披肩搭在她肩上的时候吻了她，她也吻了我。要不是人家在等着，我们也许还会做出一些什么事情来的。后来，我也曾试图续成这件好事，但是没有成功。“不可以，查理，”她笑嘻嘻地说，“我不是属于你这一类型的，你也不是属于我这一类型的。”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这时候好莱坞还在成长中——金刚钻大王吉姆·布雷迪来到了洛杉矶。一同来到那里的还有多莉姐妹和她们的丈夫，而金刚钻大王吉姆招待起客人来是挥霍无度的。在亚历山德里亚酒馆里的一次宴会上，客人们当中有多莉孪生姐妹和她们的丈夫，卡洛塔·蒙特里，和萨拉·伯恩哈特配演的男主角卢·泰勒金，麦克·孙纳特，玛蓓尔·瑙尔芒，布兰奇·斯威特，纳特·古德温以及其他许多人。多莉孪生姐妹长得美丽动人。她们姐妹俩同他们的丈夫和金刚钻大王吉姆·布雷迪，几乎是形影不离，人们对他们之间的关系都没法猜透。 金刚钻大王吉姆是一个很独特的美国式人物，但看上去却像是一个性情温和的英国佬。第一天晚上，我简直不能相信自己的眼睛，因为看到他袖口上和衬衫胸前的钮子都是金刚钻，每一颗钻石比一枚先令还要大。过了几天，我们在纳特·古德温的水上酒馆里吃晚饭，这一次金刚钻大王吉姆戴的是一套翡翠装饰，每一块翡翠足足有一个小火柴盒那么大。起先我还以为他戴这些翡翠是为了开玩笑，就很天真地问他那些可是真翡翠。他说都是真的。“可是，”我惊奇地说，“这简直叫人不能相信嘛。”他说；“如果你要看美丽的翡翠，瞧这儿，”他说着揭起了他的背心，给我看一条大小像昆斯伯里侯爵锦标带的带子，上面缀满了我从来不曾见过的大翡翠。他还很得意地告诉我，说他有十套宝石，每天晚上要带上一套不同的。 --------------- 基斯顿电影制片厂(6) --------------- 那一年是一九一四年，我刚二十五岁，正值春秋鼎盛，我那样热爱自己的工作，不但是因为我的事业一帆风顺，而且因为这种工作十分有趣，它使我有机会见到所有的电影女明星，而这些明星都曾经有一个时期迷恋过我。玛丽·璧克馥，布兰奇·斯威特，米里亚姆·库珀，克拉拉·金布尔·杨，绀许姐妹：这些人一个个都是天姿国色，你面对着这些美女，恍如身历仙境。 托马斯·英斯常常在他的电影制片厂里大摆筵席，开跳舞会，他的厂设在北圣莫尼卡面临太平洋的旷野中。那些夜晚是多么美妙迷人啊——年轻人和美丽的姑娘，在露天舞池中翩翩起舞，配着那如泣如诉的乐声，听着那轻轻拍打着附近海岸的浪涛声。 珀姬·碧尔丝这位姑娘长得特别俏丽，她那细巧妍美的面庞，白腻似雪的颈项，娇娆迷人的姿态，第一次使我无法自持。我进基斯顿的第三个星期才看到她，因为她患感冒，不曾去厂里。后来我们一见钟情，两相爱悦，我快乐得心花怒放。那些日子里，每天早晨去上班时，我只想要见到她，多么富有浪漫情趣啊。 每逢星期日，我就到她父母亲住的公寓里去看她。我们会晤时，每天晚上都要山盟海誓，每天晚上都要缠绵一番。是呀，珀姬是爱我的，但是好事多磨。她一再拒绝了我，到后来我在失望中放弃了。那时候我并不想要和任何人结婚。像我那样随心所欲，确是太冒险了。没有一个女人是和我心中那个模糊的形象相符合的。 每一个制片厂有如一户人家。就我们的厂来说，它一星期可以拍一部影片；拍摄一部达到正片应有长度的影片，从来不需要超过两三个星期。我们是在日光下拍影片，因此选中了加州那个地方，据说那儿每年有九个月是阳光充足的。 强烈的弧光灯大约在一九一五年即已问世，但是基斯顿从来不使用那种灯，因为灯光闪烁，不及日光下拍的清楚，再加布置那些灯也太费时间。基斯顿每拍一部喜剧片，难得需要花一星期以上的时间，说真的，有一次我只用了一个下午就拍完了一部短片，叫《二十分钟的爱情》，映出时观众的笑声始终不绝。《面包和炸药》是一部最能卖座的短片，拍时只花了九天工夫，但用去了一千八百元。由于超过了基斯顿喜剧片预算规定的数目，我那二十五元的津贴被扣除了。孙纳特说，要捞回本钱只有一个办法，那就是把它当作两大本影片放映，后来他们就采用了这个办法，头一年里就卖了十三多万元。 这时候我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其中有《二十分钟的爱情》、《面包和炸药》、《牙医师》和《舞台工作人员》等。在这段时期里，我也曾经同玛蓓尔和玛丽·德蕾丝勒合拍一部正片。和玛丽合作是愉快的，但是我认为那部影片并没什么出色之处。后来我又开始导演自己的影片，对此我感到很欣慰。 我把雪尼介绍给了孙纳特；这时候卓别林的姓已经很吃香，所以他乐于添用一个我们家族的人。孙纳特和雪尼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周薪二百美元，这要比我当时的报酬多二十五美元。雪尼和他的妻子刚从英国来，一天在我要去拍外景时来到了电影制片厂。那天晚上我们一起出去吃饭。我问他我的影片在英国放映的情形。 他说，我的名字还没有在广告上出现，就有许多游艺场的演员兴冲冲地告诉他，说他们看到了一位新成名的美国电影丑角。雪尼还说，他没有看到我的喜剧片之前，先去向影片经纪人打听什么时候放映那些影片，后来他说出了自己的身份，他们就请他看了三部影片。他独个儿坐在放映室里，笑得像一个傻孩子似的。 “你看了那些，有什么想法？”我问他。 雪尼并不表示惊奇。“哦，我早知道你会一举成名的，”他信心十足地说。 麦克·孙纳特是洛杉矶体育俱乐部会员，他可以把临时会员证赠给自己的朋友，于是送了我一张会员证。市内所有的单身汉和生意人，都把那儿当作是聚会的地方，那是一个很考究的俱乐部，二楼上有一间大餐厅和几间娱乐室，太太小姐们晚上都可以去那儿玩，此外还设有一个酒吧间。 我在最上面一层楼租了一间很幽静的大房间，里面有一架钢琴和一部分藏书，隔壁住的是五月百货商店（市内最大的一家商店）的老板莫斯·汉伯格。租金在当时算得是很便宜的。我每星期付十二元房钱，就可以享受俱乐部里的一切设备，包括很考究的健身房和游泳池，服务也非常周到。一共算下来，我每星期花七十五元，过着奢侈的生活，包括时常请朋友喝酒，偶尔还请客吃饭。 俱乐部里有着一种友谊的气氛。即使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已经爆发，这种气氛也不曾被打乱。人们都以为战争六个月内就会结束，听到吉钦纳勋爵预言，说什么这一仗要打上四年，都认为那是荒诞不经之谈。有许多人听到宣战的消息，反而感到高兴，因为这一来我们就可以扮演德国人了。胜利是不成问题的，英国人和法国人会在六个月内把德国人打得落花流水。当时战争还不曾进入激烈阶段，而加州离开战场又是那么远。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孙纳特谈到要和我续订合同，想要知道我的条件。我对观众欢迎我的程度心中已经相当有数，但同时又知道，这种好景是不常的，我相信，按照我现在这样的速度拍影片，不到一年，我的一点玩意儿就要玩光了，所以我不能错过这个机会。“我要每星期领一千元！”我胸有成竹地说。 孙纳特被吓倒了。“可是，连我还拿不到这个数目呢，”他说。 “我知道，”我回答，“但是，如果是贴出了你的名字，观众可不会像看到我的名字那样排了队买票呀。” “也许如此，”孙纳特说，“但是，如果没有我们这个组织的支持，你也会完蛋的。”接着他警告道，“你倒看看福特·斯特林的下场吧。” 这话也是事实，因为福特脱离了基斯顿，混得并不大好。但是我对孙纳特说：“我拍一部喜剧片，只需要一个公园，一个警察，一个漂亮姑娘。”实际上，我有几部最能卖座的影片，就是单靠这点儿配搭拍出来的。 这时孙纳特拍电报给他的合伙人凯塞尔和鲍曼，商量如何答复我的要求并续订合同。后来，孙纳特来找我，向我提出这样的建议：“这么办吧，你还有四个月才满期。现在让我们取消了你原来的合同，从今起每星期给你五百元，一年后加到七百元，两年后再加到一千五百元。这样，你平均每星期也可以拿到一千元了。” “麦克，”我回答，“如果你们把这个顺序颠倒一下，第一年是一千五百元，第二年是七百元，第三年是五百元，那我就同意。” --------------- 基斯顿电影制片厂(7) --------------- “可这是多么奇怪的办法呀，”孙纳特说。 此后大家就不曾再谈起续订合同的事。 后来，再为基斯顿工作一个月就要满期了，但是并没有其他影片公司邀我。这时我开始紧张起来，心想，孙纳特一定是知道了我的底细，所以他才这样耐心等待着。往常，每拍完一部影片，他就要跑来找我，开着玩笑催我拍下一部；现在虽然我已经两个星期没有工作，但是他一直不来找我。他对我是客气的，但也是冷漠的。 即使处在这种情形之下，我仍旧没有失去信心。如果没有其他制片厂来邀我，那么就让我自己来经营吧。为什么不可以呢？我有信心，认为自己能够独立工作。我清楚地记得，有一次我怎样凑在制片厂的墙上签一张领料单，从那时起我就有了这信念。（作者因为自己拍摄影片所需要的设备极为简单，所以相信其资金足够创办一家影片公司。） 雪尼自从加入基斯顿影片公司，已经拍了好几部很能卖座的影片。有一部在世界各地打破卖座纪录的影片，叫做《潜艇海盗》，雪尼在那部影片里使出了各色各样的摄影技巧。看见他这样成功，我就去约他合作，由我们俩来开办一个公司。我说：“咱们只要有一架摄影机和一片场地就行了。”但是雪尼很保守。他认为这件事太冒险。“而且，”他补充说，“像这样的高薪，我生平还从来不曾领过，我不情愿放弃。”于是他又在基斯顿工作了一年。 有一天，环球影片公司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说她情愿以每一英尺胶片一角二分的代价收买我拍的影片，但是不答应给我一千元的周薪，所以最后没谈出一个结果来。 一个名叫杰斯·罗宾斯的年轻人，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来看我，他听到什么人说，我要在签订合同之前先分到一万元的红利，周薪要一千二百五十元。这对我倒是一个新鲜主意。其实，在他提到这个办法以前，我压根儿就没有想到要一万元的红利，然而，自从那时起，我就老是惦记着这个办法了。 那一天晚上，我请罗宾斯吃饭，尽让他一个人讲话。他是直接代表埃山奈影片公司的Ｇ·Ｍ·安德森先生来的，安德森绰号布朗科·比利，是乔治·Ｋ·斯普尔先生的合伙人，他情愿给我定一千二百五十元的周薪，但是罗宾斯对分红利的办法还不能肯定。我耸了耸肩膀。“看来，他们很多人都在高价拉角儿，”我说。“他们价钱都喊得挺高，可就是不肯拿出现款来。”后来，罗宾斯打电话到旧金山找安德森，说其他条件已经谈妥，但是我要现付一万元红利。过了一会儿，他喜气洋洋地回到桌上来。“一切都谈妥了，”他说，“明天你就可以分到你的一万元红利。” 这时候我高兴极了。事情好得简直不大像是真的。然而，扫兴得很，第二天早晨罗宾斯只给了我一张六百元的支票，说安德森先生就要亲自来洛杉矶，现付一万元的事将由他来办理。后来，安德森到了，他兴致极好，对这件事很有把握，但是仍旧没有把那一万元拿出来。“等咱们到了芝加哥，这件事就会由我的合伙人斯普尔先生办妥的。” 我虽然有点儿犯疑，但是不愿意妄加揣测，仍旧很乐观。现在我要再为基斯顿工作两个星期。必须拍完我的最后一部影片《他的史前生活》，工作是紧张的，因为我老是惦记着许多事情，很难集中思想。到后来，这部影片终于拍好了。 --------------- 埃山奈电影公司(1) --------------- 离开基斯顿，确实令人依依不舍，因为我已经和孙纳特以及全厂同事有了感情。我没有去向大家道别，我竟然没勇气那样做。经过的情形十分简单。我星期六晚上做完了我的影片剪接工作，下一个星期一就和安德森先生启程赴旧金山；抵达该地时，他那辆新买的梅塞德斯牌绿色汽车已经在那里等候着我们。我们只停下来在圣弗朗西斯旅馆里吃了午饭，然后就向奈尔斯进发，因为安德森在那地方设有一所小电影制片厂，专为埃山奈公司（“埃山奈”是“斯普尔与安德森”的第一字母被读走了音）拍摄安德森的牛仔比利西部电影。 奈尔斯坐落在沿铁路线的地方，从旧金山乘汽车到那儿只需要一小时。那是一个只有四百人口的小镇，居民多从事种紫花苜蓿和养牲口。电影制片厂设在一片空地中央，离市镇大约有四英里路。我一见那个制片厂，连心都冷了，看来没有比它那样儿更叫人泄气的了。它的屋顶是用玻璃铺的，夏天在那里面工作肯定十分热。安德森说，芝加哥的制片厂会使我更为满意，那地方拍喜剧片的设备也比较好。我在奈尔斯只待了一小时，安德森利用这一会儿工夫和他的工作人员处理了一些事务。接着我们就离开了该地，再回到旧金山，在旧金山乘火车赴芝加哥。 我很喜欢安德森的个性，因为他具有一种特别迷人的地方。他在火车上就像是在照看自己的兄弟似的招待我，每到了站头上就要买一些杂志和糖果。他年纪在四十左右，对人腼腆，不多讲话，谈到公事时总是满不在乎地说：“不用担心。这件事会办妥的。”他不跟人多交谈，好像神思很恍惚。但是我觉出他这人骨子里是很精明的。 那一次的旅程很有趣。在火车上遇到了三个人。我们先是在餐车里注意到了他们。其中两个人外表很神气，但是另一个人却显得和他们不大配称，那是一个服装朴素、样子粗鲁的人。看到他们在一起进餐，我们就觉得奇怪。我们猜想，大概两个人是工程师，而另一个显得落落寡合的是干粗活的工人吧。我们离开了餐车，其中一个人走进了我们的包房，向我们介绍了他自己。他说他是圣路易斯的警察局长，刚才认出了布朗科·比利。他和他的同事正把一名罪犯从圣康坦监狱押回到圣路易斯去处绞刑，因为不能单独留下罪犯一个人，所以问我们是否可以到他们的包房里，去见见那位地方检察官。 “我想，你们也许想要知道这件事情的经过吧，”警察局长把底细说给我们听，“这个家伙作案累累。圣路易斯的警察逮捕了他，他请求警察准许他去自己房间里，在箱子里拿几件衣服；当他在箱子里找东西的时候，他突然抽出一枝枪，打死了那个警察，然后逃到加州。后来他在那里深夜行窃，当场被捕，被判了三年徒刑。他刑满出狱的时候，地方检察官和我已经在那儿等着他了。这是一件蓄意谋杀案件——我们要处他一个绞刑。”他满意地说。 我和安德森到他们包房里去。警察局长是一个性情快活、身材矮胖的人，脸上老是带着笑，眼睛眨巴闪亮。看来地方检察官比较严肃。 警察局长介绍了他的朋友，然后说：“请坐。”接着他又向那犯人转过身去。“这是汉克，”他说，“我们送他回圣路易斯，那儿有点儿麻烦事等着他哩。” 汉克冷笑了笑，但是没说什么。他年纪已近五十，是一个身高六的大汉。他和安德森握手，说：“我看见过您好多次了，布朗科·比利，说真的，您那样开枪，那样拦路抢劫，我从来没见过演得比您更好的了。”汉克说他对我知道的极少，因为他在圣康坦待了三年——“外面发生了许多事情，可是您都不知道啊。” 虽然大家谈笑风生，但是我感到有一种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是好，于是只是听着警察局长谈话，一面朝他淡淡地笑着。 “这是一个强横霸道的世界呀，”布朗科·比利说。 “是呀，”警察局长说，“可是我们要使它强横霸道得好一点儿。汉克总该明白这个意思。” “当然，”汉克粗声粗气地说。 警察局长开始讲他的道理：“汉克一走出圣康坦，我就这样对他说了嘛。我说，如果他对我们规规矩矩，我们也会对他客客气气。我们不愿意用手铐，不愿意多麻烦；现在他只戴了一副脚镣。” “一副脚镣！那是什么呀？”我问。 “您连脚镣都没见过吗？”警察局长说。“撩起你的裤腿来，汉克。” 汉克撩起了他的裤腿，可不是吗，一副镀镍的脚镣，大约有五英寸长，三英寸厚，四十磅重，很伏贴地套在他的脚踝上。从这件刑具，大家谈到了最新式的脚镣。警察局长解释，说这种特制的脚镣里圈上有一层橡皮衬垫，犯人戴着可以舒适一点儿。 “他睡觉的时候也戴着那个东西吗？”我问。 “嗯，那就要看情形啦，”警察局长说时轻蔑地看了看犯人。 汉克的那一笑是阴郁和神秘的。 我们一直坐到吃晚饭的时候，天色渐渐黑了，我们的谈话扯到了汉克怎样再度被捕的经过情形。警察局长解释，从监狱交换的情报中，他们收到了一些照片和指印，断定汉克就是他们要缉捕归案的。于是他们就在汉克要出狱的那一天，赶到了圣康坦监狱大门口。 “可不是吗，”警察局长眨巴着小眼睛，瞅着汉克说，“我们在对街等着他。不一会儿，汉克走出了监狱的边门。”说到这里，警察局长用食指在鼻子旁边抹了一下，向汉克狡猾地指了指，露出阴险的冷笑，慢条斯理地说：“我——看——那就是——我们要的那个人！” 他继续说下去，安德森和我都听呆了。“我们约法三章，”警察局长说，“如果他对我们规规矩矩，我们就对他客客气气。我们带他去吃早餐，请他吃热狗、火腿蛋。喏，他现在乘的是头等车。这要比戴着脚镣手铐受苦好多了。” 汉克笑了笑，嘴里嘟哝道：“如果存心的话，引渡的时候我是可以拒捕的。” 警察局长向他冷冷地看了一眼。“那样对你不会有多大好处的，汉克，”他慢腾腾地说，“那样只不过是稍微多耽误一点儿时间。像这样舒舒服服地坐头等车，不是更好吗？” “我想，是更好吧，”汉克迟钝地说。 火车驶近汉克的目的地时，他几乎是用爱怜的口气谈起了圣路易斯的监狱。他想到要被其他的囚犯审问时，露出了很感兴趣的神气。“我在想，那些黑猩猩看到我在袋鼠法庭上受审，会怎样跟我开玩笑呀！大概，他们会捞走了我所有的烟草和香烟哩。” --------------- 埃山奈电影公司(2) --------------- 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那样优待汉克，就好像一个斗牛士怜爱他即将杀死的那头牛一样。他们要下车了，那天是除夕，所以，我们道别时，警察局长和地方检察官都祝我们新年快乐。汉克也和我们握手，他阴沉沉地说，世上没有不散的筵席。我不知道应当怎样向他道别。他那样犯罪，确是残酷和懦怯的，但是，看他戴着沉甸甸的脚镣一跷一拐地走下火车，我又希望他能逢凶化吉。后来，我们听说他被绞死了。 我们抵达芝加哥，有电影制片厂经理迎接，但是斯普尔先生没有来。经理说，斯普尔先生有事到外地去了，要等到年假以后才会回来。我当时并不把斯普尔不在的事看得很重要，因为电影制片厂也要等到新年以后才有事情可做。我和安德森一家人共度除夕。元旦那天，安德森启程去加州，他向我保证，斯普尔一回来，就会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办妥，包括分给我一万元红利的事。电影制片厂设在工业区里，从前那儿分明是一所仓库。第二天早晨我到了那里，斯普尔仍旧没来，也没有为安排我的工作留下什么话。我立刻觉察出这件事有点蹊跷，相信工作人员一定知道一些底细，只是不肯吐露出来罢了。但是我并没有为这件事担心；我很有把握，相信只要能拍出一部好影片，我所有的问题都会迎刃而解。于是我问经理，我是否可以获得厂内工作人员的全部合作，并全权使用厂里的一切设备。“当然可以，”他回答，“这件事安德森先生已经吩咐过了。” “那么我就要开始工作了，”我说。 “很好，”他回答，“您可以到二楼去找负责剧本组的露爱娜·帕森斯小姐，她会给您一个剧本。” “剧本不用人家的，我自个儿编，”我爽气地说。 我当时脾气很大，因为这些人好像对所有的事情都不清楚，而斯普尔又不露面；再说，厂里的工作人员都死气沉沉，那样儿有些像银行职员，而拿着领料单到处走来走去，那样儿又有些像信托公司的管事——总之，他们办事的派头给人留下的印象很深，但是制出的影片却并不如此。楼上办公室里，各组的房间被隔成许多像出纳员坐的小阁子。那气氛是完全不利于搞创作的。每天一到六点，哪怕是导演正拍到一半，电灯扭熄了，所有的人都回家了。 第二天早晨，我到演员调配组去。“我想要组织一个班底，”我冷冷地说，“是不是可以请你们派给我几个这会儿没其他工作的演员？” 他们让我看了几个他们认为可能是合适的人。有一个斗鸡眼演员，名叫彭·窦平的，看来还懂得一些玩意儿，当时埃山奈没有派什么活儿给他干。我立刻看中了这个人，就选用了他。但是，我还需要一个担任主角的女演员。我找了几个人来看，其中有一个似乎还可以，那是公司刚录用的一个相当漂亮的年轻姑娘。但是，咳，我的天呀！我竟然没法叫她作出反应。她太令人不满意了，最后我只好死了一条心，把她打发走了。又过了许多年，格露丽亚·史璜荪对我说，那个姑娘就是她，当时她对演电影抱负很大，不喜欢拍那些打闹的喜剧片，所以存心不和我合作。 当时埃山奈的大明星弗朗西斯·Ｘ·布什曼，觉察出了我不满意这个地方。“不管你对这个电影制片厂怎样看法吧，”他说，“相对而言，它还是好的。”然而，它并不好；我不喜欢这个电影制片厂，也不喜欢“相对而言”这个词儿。此后情形越来越糟了。我要看样片，他们就让我看原来的底片，为的是要节省制正片的费用。这使我大为吃惊。我要他们拿出正片来，他们当时的反应就好像我是存心要叫他们破产似的。他们老是那样沾沾自喜，容易满足。因为他们是最早拍电影的一家制片厂，仗着自己享有专利权，可以进行垄断，就根本不考虑到要拍好电影。虽然其他的公司正在制出更好的影片，向埃山奈的专利权挑战，但是埃山奈仍旧那样自鸣得意，每到星期一早晨分配它的剧本时，随随便便的，那样儿就像是在发纸牌一样。 我已经快要拍完我的第一部影片《他的新行业》，两个星期已经过去了，但是斯普尔先生仍旧没回来。我没有分到红利，也没有领到薪水，于是就很瞧不起他这个人。“这位斯普尔先生跑到哪儿去了？”我去质问那些高级职员。他们很窘，都不能作出令人满意的说明。我毫不掩饰我的鄙视，问斯普尔先生是否一向是这样办事的。 此后，又过了几年，我才从斯普尔本人口中获悉当时是怎么一回事情。原来斯普尔以前从来不曾听到过我的名字，所以一知道安德森和我签订了为期一年的合同，薪水定为每星期一千二百元，还要分给我一万元的红利，他就拍了一份措辞激烈的电报给安德森，问他是不是发了疯。而等他打听清楚，知道安德森和我签订合同，只是听了杰斯·罗宾斯的推荐，完全是一次投机，这一来他就更加担心了。当时他雇用的那些喜剧片演员，待遇最好的周薪只有七十五元，而他们所拍的喜剧片都很难收回成本。因此斯普尔离开了芝加哥。 可是，斯普尔一回来，和几个朋友在芝加哥一家大饭店里吃饭，没想到那几个朋友都向他道喜，祝贺我加入了他的公司。并且，以往从来不曾有过那么多的报界人士涌到电影制片厂的办事处，去采访查理·卓别林的新闻。于是，他就想到要做一次试验。他给了小侍者二角五分钱，叫他在饭店里找我。小侍者在客厅里叫喊“查理·卓别林先生有人找，”这时候饭店里的人就聚到了一起，到后来那儿是一片热闹欢腾。这是第一件事，它说明我是多么受人欢迎。第二件事发生在影片交易所里，当时斯普尔不在。后来他才知道，原来我还在曾开始拍电影，我的影片已经预售了六十五拷贝，这是以往从来没有过的事，等到我的影片刚拍完，公司已经售出了一百三十五拷贝，而订货单还在不断地涌进来。公司立即把售价从每英尺一角三分提高到每英尺二角五分。 斯普尔终于露面了，于是我和他谈到我的薪水和红利。他一迭声地赔礼道歉，向我解释说，他早已关照了办事人员，叫他们把所有的事情都给办妥。他还没看到合同，但是以为办事人员是知道的。我听了他这篇鬼话很生气。“你害怕些什么呢？”我直截了当地说，“如果高兴的话，你现在仍旧可以取消你的合同嘛——实际上，我认为你们已经撕毁了合同。” 斯普尔长得高大肥胖，说话的口气很柔和，要不是因为面色苍白，皮肤松弛，突出的上嘴唇翘在下嘴唇上边，几乎可以说他的长相是漂亮的。 “如果你这样想，那我感到很遗憾，”他说，“但是，你总知道，查理，我们是一个信誉卓著的公司，是一向遵守我们的合同的。” --------------- 埃山奈电影公司(3) --------------- “可是，这一次你们就没遵守合同，”我打断了他的话。 “我们这就处理这件事情，”他说。 “我倒不着急，”我讥讽地说。 我在芝加哥短短的那段时间里，斯普尔想尽了方法安慰我，但是我怎么也没法和他热乎起来。我说我不高兴在芝加哥工作，如果他要收到好的效果，应当设法让我去加州。“我们要竭尽一切力量使你高兴，”他说，“你喜欢到奈尔斯去吗？” 我并不太喜欢去那儿，但是我更喜欢安德森，觉得他比斯普尔人好；所以，《他的新行业》一拍好，我就到奈尔斯去了。 布朗科·比利的西部影片，全都是在奈尔斯拍的；那些影片每部都是一本长的，他一天就可以拍好一部。他有七个情节，总是用它们颠来倒去重复地拍，最后从这些影片中赚了几百万美元。他的工作不是经常的。有时候，他会在一个星期内拍上七部一大本的西部电影，然后接连休假六个星期。 奈尔斯的电影制片厂，周围建了好几所加州式小平房，都是布朗科·比利建来给他公司职工住的，再有一所大平房，那是给他自己住的。他对我说，如果我高兴的话，可以和他合住一所房子。我听了这个建议很喜欢。拥有百万家财的牛仔布朗科·比利，曾在芝加哥他妻子豪华的住宅里那样款待我，今后在奈尔斯和他一起住，那种生活至少是不会差的吧。 走进他的平房，天色已经昏暗；我们一开电灯，我不禁大吃一惊。那地方竟是那么空洞冷落。他那房间里只摆着一张旧铁床，床头上空悬着一只电灯泡。房内其他的家具，只有一张摇摇晃晃的桌子和一把椅子。靠近床边是一个木箱，上面摆着一只铜烟灰盘，里面满都是烟蒂。分给我的那一间屋子，几乎是一模一样的，只是少了一个装什物的箱子。所有的东西都是不堪使用的。那间浴室真叫人没法形容。你必须拿起一只壶，在浴盆龙头下接满水，给倒在马桶箱里，才会有水冲下来。这就是拥有几百万家财的牛仔Ｇ·Ｍ·安德森的住宅。 我相信安德森是一个怪人。虽然是一位百万富翁，但是他从来没想到要过舒适生活；他心目中的享乐，只不过是买几辆华丽的汽车，捧几个拳击手，开设一家戏院，演出几场音乐喜剧而已。他不在奈尔斯拍电影时，多数是去旧金山，住在租金低廉的小旅馆里。他这个脾气古怪的人，性情诡异，喜怒无常，好动不好静，同时喜欢过孤独的生活；虽然有漂亮的妻子和女儿住在芝加哥，但是他却难得去看她们。他们分开居住，各自过活。 从一个制片厂调到另一个制片厂，确是一件麻烦事情。我必须重新组织一个工作班子，也就是说，必须挑选一个令人满意的摄影师，一个副导演，一个固定的班底，而要组成一个固定的班底是困难的，因为在奈尔斯可供选择的人很少。除了安德森的牛仔演员班，奈尔斯还有一个班子：那是一个性质很特别的，专门拍喜剧片的班子，每逢安德森不拍电影的时候，这个班子就继续拍戏，以便维持开销。固定的班子里有十二个演员，那些人多数是演牛仔的。我又需非要物色一个漂亮姑娘担任女主角。这时候我是一心急于要工作。虽然还没编好剧本，但是我已经吩咐工作人员去搭一个很考究的咖啡馆的布景。原来每逢我思想枯竭时，一个咖啡馆的场面往往会使我想出笑料或剧情来。趁他们搭布景的时候和安德森去旧金山，要在他的音乐喜剧班里跳舞的姑娘当中找一个担任女主角的演员。那些姑娘虽然很会演戏，但都不适合拍电影。一个给安德森演牛仔的年轻漂亮的德裔美国人，叫卡尔·斯特劳斯的，说他知道有一个偶尔去希尔街塔特咖啡馆的姑娘。他本人并不认识这个姑娘，只知道她长得很漂亮，咖啡馆的老板也许会知道她的住址。 塔特先生和这姑娘挺熟，知道她名叫艾娜·卜雯斯，是从内华达州洛夫洛克来的，现和她已经出嫁的姊姊住在一起。我们立刻去和她联系，约她在圣弗朗西斯旅馆会面。她不仅是漂亮，而且长得很美。那次会面时，她显得忧郁严肃。后来我才知道，原来她那时候刚经过了一次恋爱纠纷。以前她进过大学，读过商业课程。她是一个安静和沉默的姑娘，有着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一口洁白整齐的牙齿，一个细巧的嘴。看她那样严肃，我怀疑她是否会演戏，是否有幽默感。虽然有着这些想法，但是我们仍旧聘请了她。她至少可以给我的喜剧片一些点缀。 第二天，我们回到了奈尔斯，但是咖啡馆的场面还没有布置好，工作人员把布景搭得很粗糙难看，这电影制片厂在工艺方面显然是不够水平的。我吩咐他们再作一些修改，然后自己开始思索剧情。我想到，这部影片可以叫作《夜游》——要演的是一个酒鬼怎样去寻欢作乐——单凭这一些材料，我已经可以开始拍一部影片，然后指定了彭·窦平担任配角。开始拍电影的前一天，安德森戏班里的一个演员邀我去吃夜宵。他招待得很简单，大家只喝了啤酒，吃了三明治。我们一行大约是二十个人，卜雯斯小姐也在内。吃完了夜宵，有的人玩牌，还有几个人随便坐下来闲聊。后来我们谈到了催眠术，这时我就吹牛，说我怎样会催眠。我夸口说，我能在六十秒钟内使屋子里任何一个人被催眠过去。我说得那样活灵活现，班里大多数人都信以为真，但是艾娜不相信。 她大笑起来。“这可是胡说！谁也没法把我催眠过去！” “你呀，”我说，“正是最理想的一个对象。我和你打十块钱的赌，我能在六十秒钟内叫你昏睡过去。” “好吧，”艾娜说，“我就和你赌。” “当心呀，如果以后你觉得不舒服，可别怪我呀——当然，也不会很严重。” 我试着吓唬她，想叫她不敢打赌，但是她主意拿得很稳。有一个女的劝她别让我做催眠。“瞧你真傻气，”她对艾娜说。 “我还是要赌，”艾娜冷静地说。 “好极了，”我说，“我要你把背紧贴着墙站好，和其他的人远开着点儿，这样我可以使你聚精会神。” 她照着我的话做了，露出毫不介意的微笑。这时候屋子里的人都注意起来了。 “哪一个来计时间？”我说。 “别忘了，”艾娜说，“你要在六十秒钟内叫我睡着呀。” “你要在六十秒钟内完全失去知觉，”我说。 “开始！”计时间的人说。 我立刻装模作样，做了两三个手势，两眼紧盯着她的眼睛。接着，我就凑近她脸前面，不让别人听见，悄声说：“装假的！”然后又做了几个手势，说：“你要失去知觉了，你已经在失去知觉，失去知觉！” --------------- 埃山奈电影公司(4) --------------- 这时我朝后退，她开始摇晃。我立刻抱住了她。看的人当中有两个惊喊了起来。“快来人！”我说，“哪一个帮我把她放在榻上。” 她“醒”过来时，装出了一副迷茫的神气，说感觉到很疲劳。虽然尽可以赢得这一场打赌，向大家证明她的想法是对的，但是，为了玩笑，她很大方地放弃了应得的彩头儿。这件事引起了我对她的重视和好感，并且使我相信，她是富有幽默感的。 我在奈尔斯拍四部喜剧片，但是制片厂的设备欠佳，我在那里总感到不满意，不能安心工作。于是我向安德森提议，要去洛杉矶，因为，在那里拍喜剧片，他们可以提供更好的设备。他同意了，但他之所以同意，也有一个缘故，那是因为本地的制片厂太小，人手又缺，不够让三个班子同时拍戏，而我正在垄断了那个制片厂。于是，经过协商，他在洛杉矶中心博伊尔高地租借了一个小制片厂。 我们在那制片厂里拍戏的时候，来了两个新近从事这一行业的年轻人，他们是哈尔·罗奇和哈罗德·罗克，也来租借制片厂的场子。 我每拍一部新的喜剧片，它的市价就随着上涨一次，于是埃山奈公司提出了一个空前未有的条件。凡是放映我的喜剧片的戏院，如果映一部长达两本的片子，每天至少要付五十元的租金。这样计算下来，公司在每一部影片上就可以预收五万元以上的租金。 一天晚上，我已经回到当时住的斯托尔旅馆（那是一家中等旅馆，但它是新开的，房间很舒适），洛杉矶的《考察家报》打来了紧急电话。这家报馆转告了他们从纽约收到的一份电报，电文是： 愿出二万五千元，请卓别林来纽约马戏场登台，每晚十五分钟，为期两周。此举并不妨碍其正式工作。 我立刻挂电话到旧金山找Ｇ·Ｍ·安德森。那时已经很晚，电话打不通，直到清晨三点钟才找到了他。我在电话里告诉他收到的电报，问他可否让我离开两星期，去挣那二万五千元。我说，我可以在去纽约的火车上编剧，到了那边就把影片拍好。但是安德森不同意我去。 我卧室的窗子正对着旅馆里的楼梯井，你只要一说话，所有的屋子里都会发出回声。电话不清楚，我不得不把这几句话大声儿喊上几遍：“两星期净赚二万五千元，我不愿意放弃这个机会呀！” 这时候楼上的一扇窗打开了，只听见一个喊道：“别废话啦，睡你的觉去吧，你这个混蛋。” 安德森在电话里说，如果我给埃山奈再拍一部长达两本的喜剧片，公司就偿付我那二万五千元。他答应第二天来洛杉矶，把钱给我，并签订一份协议。我打完电话，扭熄了灯，已经睡上床，忽然想起了刚才楼上那个人的话，于是又从床上爬起来，摊开了窗子，向上边喊了一句：“去你妈的！” 安德森第二天抵达洛杉矶，带来了一张二万五千元的支票，而原来邀我去的那家公司却于两星期后倒闭了。我的运道真好呀。 再说，回到洛杉矶，我比从前更快乐了。虽然博伊尔高地的制片厂附近是贫民区，但那里离我哥哥住的地方很近，我晚上有时候可以看到他。他仍旧在基斯顿，他和该公司订的合同要比我和埃山奈订的合同大约早一个月满期。看到我的事业这样一帆风顺，他就打算用自己的全部时间代我管事。据报道，我每拍一部新影片，声望就随着提高了一级。我虽然看到买票的观众列成的长队，知道我在洛杉矶受人欢迎达到了什么程度，但是还没想到我在其他地方受欢迎的程度。在纽约，所有的百货公司和药铺里都在出售模仿我扮演的角色制成的玩具和肖像。齐格菲歌舞团的姑娘们，都演卓别林的节目，她们也不顾难看，都贴上小胡子，戴上圆顶帽，穿上大皮鞋和肥裤子，唱一支歌，叫《那双查理·卓别林的脚》。 各式各样兜揽广告的建议，使我们应接不暇，要做广告的东西有：书籍，衣服，蜡烛，玩具，香烟，牙膏，等等。影迷的信件，一堆又一堆的，越来越多了，复信成了一个问题。雪尼坚持说，必须答复所有的来信，哪怕是多出一笔开销，也得另添一位秘书。 雪尼向安德森提议，公司除了一般发行影片以外，还可以出售我的照片。否则净让那些电影院老板去赚这些钱，那是不公道的。埃山奈虽然把我的影片成百上千拷贝卖了出去，但都是按照老式的销售方法经营。雪尼建议，应当根据座位多少，向那些更大的戏院按比率增加定价。如果采用了这个办法，每一部影片就可以多收十万元以上。安德森认为这件事是办不到的，因为它违反了整个电影托拉斯的设计，影响到六千家戏院的利益，而这些戏院购买影片的规则与方法又是不可变更的；很少电影院老板是肯按照这种条件付款的。 后来，《电影先驱报》上发表了一项声明，说埃山奈公司已取消原来出售影片的办法，将根据每家戏院座位的多少，像雪尼建议的那样，按比率向其增加定价。正如雪尼所说，这样一来，我拍的电影每一部就可以多卖十万元。这一条新闻使我警觉起来，心想，我每星期只拿一千二百五十元，编剧演出和导演都由我一个人包办呀，于是我开始诉苦，说工作太紧张，我以后拍影片需要更多的时间。自从订了一年的合同，我每两三个星期就拍好一部喜剧片。芝加哥方面很快作出反应；斯普尔搭火车赶到洛杉矶，同意我每拍一部影片另分一万元红利，作为额外奖励金。受到了这一鼓励，我的精神也就好起来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Ｄ·Ｗ·格里菲斯拍好了他的成名巨作《一个国家的诞生》，一跃而成为一位杰出的电影导演。毫无疑问，他是拍无声影片的天才。他所拍的影片虽然具有情节剧的特点，而且有时失之于夸张和荒唐，但总是能够独创一格，所以他的每部影片都是值得一看的。 地密尔开头拍的那几部影片，如《轻歌齐唱》和根据小说改编的《嘉尔曼》，看来可以寄予厚望，但是自《男女之间》以下，他的作品就一直脱离不了闺阁裙钗的小圈子了。他的《嘉尔曼》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我拍了一部两大本的影片取笑《嘉尔曼》，那是我给埃山奈拍的最后一部影片。但是，我离开了埃山奈后，该公司竟把我已经剪去的片断又都搜集起来，加了进去，将影片延长成为四大本，这件事把我气得病了两天。这是一次很不光彩的行为，但是它给了我一个教训，从此以后，我在每一份合同上都作出规定，即：凡是我已经摄制好的影片，公司不得对其作任何删节、增添或篡改。 由于我的合同行将满期，斯普尔又赶到滨海地区，带来了他称之为一项好到了极点的建议。他要我给他拍十二部两大本的影片，情愿给我三十五万美元的报酬，并由他支付制片的一切费用。我对他说，在签订任何合同之前，我要他当场先付下十五万美元的红利。于是，我和斯普尔的谈话就到此结束了。 --------------- 埃山奈电影公司(5) --------------- 未来，未来——多么美妙的未来啊！未来将把我引到哪里去啊？前景令人眼花缭乱。金钱，成就，一切正以排山倒海之势纷至沓来；一切是那么迷人，那么可怕——但又是那么神妙啊！ 雪尼在纽约逐个考虑那些邀我的公司所提出的待遇，而我则在结束《嘉尔曼》的拍摄工作，当时住在圣莫尼卡滨海的一所房子里。晚上我有时候在圣莫尼卡码头尽头纳特·古德温开的那家餐馆里吃饭。纳特·古德温被公认为是美国舞台上一位最成功的演员，也是擅演音乐喜剧的丑角。他演莎士比亚的戏和现代音乐喜剧，都曾名噪一时。以前他是亨利·欧文爵士的知己朋友，先后曾经结婚八次，每一个妻子都以艳名著称。玛克馨·艾丽奥特是他的第五个妻子，他给她起的绰号也很奇怪，叫“罗马元老院议员”。“可是，”他说，“她长得真美，并且非常聪明。”纳特性情和蔼，很有修养，并富有幽默感，但是当时年事已高，不再登台了。我虽然从来不曾看过他的演出，可是久闻他的大名，对他十分敬佩。 我和纳特成了莫逆之交；在那些秋寒料峭的黄昏，我们常常沿着荒凉的海滨人行道散步。天气萧瑟愁人，我内心中更是激动。他听到我拍完了影片将去纽约，就向我提出了一些极其有益的忠告。“你已经取得很大的成功，将来的生活是美好的，只要你知道怎样待人接物……你到了纽约，可不要走近百老汇大街，不要和观众见面。有许多成名的演员都犯了这个错儿，那就是：他们喜欢出头露面，好听人家称赞——这样只会毁灭了他们给观众造成的假像。”他说这话时声音是那么洪亮。“到处都会有人邀请你，”他接下去说，“但是，你可别接受那些邀请。选择一两个人做朋友也就够了，其余的，就让他们成为你想像中的人吧。有许多红演员，都错以为应当接受社交上所有的邀请。约翰·德鲁就是前车之鉴。他受到上层社会的欢迎，去到所有人的家里，结果是人家都不上他的戏院里去了。他们可以在自己的客厅里看到他了。你已经迷住了一般观众，而如果要继续迷住他们，你就得离开他们远一点儿。”他忧郁地说。 那是一个秋日的黄昏，我们沿着荒寂的海边漫步，这些谈话听来是美妙的，也是愁郁的——纳特的事业已经告终，而我的则刚开始。 《嘉尔曼》的剪接工作一结束，我就赶快收拾了一个小提包，走出我的化装室，直接搭六点钟开往纽约的火车，事先已经拍了一个电报给雪尼，告诉他我动身和抵达的时间。 我坐的是一列慢车，它要走五天才到。我独个儿坐在一间统车室里——在那些日子里，我没上装时是不会被人认出来的。火车走的是南面一条路线，要经过得克萨斯州的阿马里洛，将在下午七点钟到达该地。我打算去刮脸，但是已经有几个乘客在盥洗室里，所以我只好等着。结果，火车已驶近阿马里洛，但我仍穿着一身衬衫裤。后来，火车缓缓地开进了站，突然被沸腾的人群围住了。我从盥洗室的窗子里偷偷地向外张望，只看见车站四周乱哄哄地挤满了一大群人。柱子上挂着横幅，悬着旗帜，站台上摆了几张长桌，桌子上摆了茶点。我想，这大概是在举行庆祝会，欢迎或欢送本地的什么要人吧，于是我把肥皂沫涂在脸上。但是喧闹声更响了，后来我清楚地听见有人问：“他在哪儿？”接着就有一群人冲进了那一节车厢，他们在走道里跑来跑去，一面大喊：“他在哪儿？查理·卓别林呢？” “什么事情？”我应声说。 “我们代表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市长和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请您和我们一起喝点儿冷饮，吃点儿点心。” 我突然被吓呆了。“我不能去呀，瞧我这副样儿！”我透过了满脸的肥皂沫说。 “哦，没关系嘛，查理。只要穿上一件晨衣就行了，这就去和大伙儿见面吧。” 我慌慌忙忙地洗干净了脸，也不去管那只剃了一半的胡子，就穿上一件衬衫，打了一条领带，一面扣上衣的钮子，一面走下车去。 人们向我欢呼。市长很费力地发表演说：“卓别林先生，我代表阿马里洛所有崇拜您的观众——”但是他的声音被不断的欢呼声淹没了。他又开始说：“卓别林先生，我代表阿马里洛所有崇拜您的观众——”这时人群拥过来，把市长一直推到我身上，然后把我们俩都挤到了火车旁边，一时间市长已经忘了他的欢迎词，只想到我们的安全问题。 “退后呀！”警察们嚷嚷，一面在人群中向我们挤过来。 市长已经对欢迎一事失去兴致，微带粗鲁的口气对警察和我说：“好吧，查理，让咱们结束了这件事，你就可以回到车上去了。” 等到我们推推搡搡，挤到了桌子跟前，大伙儿也安静下来了，市长这才能够发表他的欢迎词。他用一个匙子在桌上敲了敲。“卓别林先生，您的得克萨斯州阿马里洛朋友们，为了表示他们感谢您带给他们的一切快乐，请您跟我们一块儿吃点儿三明治和可口可乐。” 他致完了欢迎词，问我是否可以讲几句话，一面催着我登上那张桌子，于是我就在桌子上含糊不清地嘟哝了几句，大意是说，我很高兴来到阿马里洛，对这次激动人心的盛大欢迎感到惊喜，毕生不会忘记这一件事，等等。接着，我就了座，开始和市长攀谈。 我问他怎么会知道了我来的消息。他说：“那是通过电报生知道的。”接着他就解释，原来我拍给雪尼的那份电报首先发到了阿马里洛，再中转到堪萨斯城、芝加哥和纽约，而那些电报生就把这消息透露给了报馆。 我回到车上，懒洋洋地在我位子上坐下，一时心里成了块空白。整个火车里一阵骚动，人们在过道里走来走去，都呆呆地瞅着我，咯咯咯地笑着。我不能全部理解或充分体会阿马里洛所发生的一切。我太激动了，于是，就那样紧张地坐在那儿，又是高兴又是愁闷。 火车还没开，人家给我送来了几份电报。一份电报是：“欢迎，查理，我们堪萨斯城居民恭候大驾。”另一份是：“已备下轿车，供给抵达芝加哥转车之用。”再有一份是：“可否下榻布莱克斯通旅馆？”火车驶近堪萨斯城，人们沿铁道旁边站着，一面欢呼，一面挥他们的帽子。 堪萨斯城的大火车站，被人群挤得水泄不通。警察已无法控制那些从外边不断涌过来的人群。靠着火车放了一个梯子，让我爬上车顶去和群众见面。我重复了在阿马里洛说的那几句客套话。这时又送来了更多的电报，它们邀我去参观一些学校和其他机构。我把电报都塞在手提包里，准备到了纽约再去答复。从堪萨斯城到芝加哥，一路上又都是人，他们站在联轨站旁边或空地上，车过时向我招手。我很想尽情地享受这种乐趣，但同时又想到，这个世界已经疯狂了！如果演一两出胡打乱闹的喜剧就能引起这样的轰动，那么，在那些知名人士中，也许不乏招摇撞骗的事情吧？从前我老是想要群众注意我，现在这个目的总算达到了——然而，说也矛盾，这会儿我反而感到愁闷和孤寂，觉得自己和群众分隔开了。 --------------- 埃山奈电影公司(6) --------------- 到了芝加哥，我需要到另一个火车站去转车，人群在出口处夹道欢呼，看着我上了那辆轿车。我被送到布莱克斯通旅馆，那里已经给我定下了一套房间，让我在去纽约前略事休息。 在布莱克斯通旅馆里，我收到了纽约警察局长发来的电报，请我在第一百二十五号街车站下车，不要像原先安排的那样去中央大火车站，因为已经有许多人在那儿等着了。 雪尼乘了一辆轿车在第一百二十五号街接我，他又是紧张又是兴奋。说话时他压低了声音。“你猜怎么着？”他说，“人群一大早就聚集在火车站，自从你离开了洛杉矶，报馆每天都发布新闻简报。”他给我看一份报纸，上面用大黑体字印着：“他已来到本市！”另一行标题是：“查理在隐蔽中！”他在去旅馆的路上告诉我，他已经和互助影片公司谈妥，他们给我的报酬是一年六十七万美元，每星期付一万美元，一俟经过体检，在签署合同的时候就先付十五万美元红利。他已约好律师吃午饭，那天整个下午都不得闲，所以准备让我在广场饭店下车，他已经给我在那儿定了一间房间，明天早晨再来看我。 正像哈姆雷特所说的：“现在可只剩下我一个人了。”那天下午，我在马路上到处溜达，看看那些橱窗，不时漫无目的地在街道拐角上停了下来。瞧我这是怎么啦？现在正是我飞黄腾达的时候——再看，我一身打扮得这样整整齐齐，但竟然没一个地方可以去的。这样，你还有什么方法去认识社会上那些有趣的人物呢？看来，所有的人都认识我，但是我却不认识他们；我现在变得有心事不愿向人吐露，只觉得自己可怜，被忧郁的情绪困扰着。记得，基斯顿一个很红的喜剧演员说过：“现在咱们的目的可达到了，查理，你说对吗？”“达到了哪儿呢？”我心里想。 这时我记起了纳特·古德温的忠告：“不要走近百老汇大街。”但是，对我来说，百老汇大街只是一片沙漠。我所想到的是，应当在这支胜利狂想曲的演奏下去会晤几个老朋友——我不是也有几个老朋友住在纽约、伦敦和其他地方吗？现在我需要这另一类的观众——要不，我去看看海蒂·凯利吧。自从演电影以来，我就再没听到她的消息——她对这件事的反应一定是有趣的。 那时海蒂和她姊姊弗兰克·古尔德夫人住在纽约。于是我沿着五马路走去，记得她姊姊的住址是八百三十四号。我在那幢房子前面停下了，不知道海蒂是否在里面，但是我没勇气进去看她。也许，她会走出来吧，那样我就可以有意无意地遇到她了。我等了大约半小时，来回地徘徊，但是没一个人从那幢房子里走出来，也没一个人走进去。 我到哥伦布圆形广场的蔡尔兹餐馆里去，点了一客烤饼和一杯咖啡。女侍者漫不经心地招待我，后来，我叫她添一块黄油，这才被她认了出来。于是，一传十十传百，餐馆里所有的人，包括厨房里的伙计，一个个都盯着我看。最后我不得不在餐馆里里外外一大群人当中挤开了一条路，乘上一辆路过的出租汽车逃了。 接连两天，我在纽约到处漫步，但是没遇见一个熟人，我一会儿快乐兴奋，一会儿又抑郁寡欢。这时保险公司的医师已经给我作了体格检查。过了几天，雪尼得意洋洋，来到旅馆里。“一切都解决了，你的体检及格了。” 接着就是办理签署合同的例行手续。我领那张十五万美元的支票时拍了照。那天晚上，在纽约时报广场上，我夹在一群人当中，看电灯广告绕过纽约时报大厦映出的新闻。新闻标题是：“卓别林与互助影片公司签订年薪六十七万美元合同。”我站在那里，毫不介意地看那广告，仿佛那是别人的新闻。一时发生的事情太多了，我的情感已被消耗尽了。 --------------- 互助影片公司(1)(图) --------------- 《摩登时代》剧照 孤寂感是可厌的。它会使人感染到一种难以捉摸的忧郁气氛，觉得自己不能吸引别人的注意和兴趣，并为此感到有点儿羞怯。每个人都会或多或少有这种感觉。我的孤寂感更会使我遇事时畏缩，但看，我虽然具备一切交友的条件，年轻，有钱，有名气，但是却在纽约独自四下彷徨，感到百无聊赖。记得我有一次遇见美丽的英国音乐喜剧名演员乔茜·柯琳丝，那时她正在五马路上走着，忽然碰到了我。“哦，”她很亲切地说，“你一个人在这儿干什么呀？”我只觉得自己像是有什么行为不检之处被人发现了似的。我笑了笑，说我正要去和几个朋友午餐，但是，我真想向她说实话，——说我很寂寞，很想约她去吃饭——只是不好意思说出口。 同一天下午，我在大都会歌剧院附近溜达，碰见了大卫·贝拉斯科的女婿莫里斯·格斯特。以前我在洛杉矶见过格斯特。他是以当“黄牛”倒卖戏票起家的，这一行生意在我初到纽约的那段时期里是很风行的。（所谓当黄牛，就是买了戏院里最好的戏票，然后站在戏院门口兜售牟利。）格斯特后来以承包戏院而暴富，尤其是以上演马克斯·莱因哈特导演的那一出场面伟大的《奇迹》赚了很多钱。格斯特的那副长相是斯拉夫类型的，白皙的面孔，腰子形的大眼睛，阔嘴，厚唇，看上去有些像劣版图书上奥斯卡·王尔德的画像。他很容易激动，对人说话时简直有点儿像盛气凌人。 “真见鬼，你这一晌到哪儿去啦？”接着，还没等我来得及回答，他又问，“真见鬼，你为什么不来看我呀？” 我对他说，这会儿我要去散步。 “这可是见鬼！你不会一个人散步的！这会儿你到底上哪儿？” “不上哪儿，”我委婉地说，“只是出来透透新鲜空气。” “跟我来！”他说时把朝着他去的那个方向扭转了身，紧勾住我一条胳膊，叫我没法逃走。“我去把你介绍给一位真正有价值的人——一位你应当和他交朋友的人。” “你要上哪儿去呀？”我急着问。 “让你去会我的朋友卡鲁索，”他说。 我怎么推辞也没用。 “卡鲁索和杰拉尔丁·发娜今儿有一出日戏，他们俩合演《嘉尔曼》。” “可是我——” “我的上帝，你总不至于害怕呀！瞧卡鲁索这个人真可爱——和你一样朴素，富有人情味儿。他看见了你，要快活死啦，他在想像你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 我再三对他说，我要去散步，去吸点新鲜空气。 “这对你比吸新鲜空气更有意思呀！” 我被他拉着穿过了大都会歌剧院的休息室，匆匆忙忙沿着过道走向有两个空位子的地方。 “你那儿坐，”格斯特悄声说，“我等到休息时间再来。”他一说完这话，就沿过道走得无影无踪了。 我以前听过几次《嘉尔曼》的音乐，但是这次听来有点儿不大像。我看了看我的节目单；是呀，是星期三，这一天排的戏是《嘉尔曼》呀。但是，那奏的却是另一个曲调，我听来也很熟悉，它更像是《里戈莱托》。我被闹糊涂了。这一幕结束前大约两分钟，格斯特悄悄走过来，在我旁边坐下了。 “这演的是《嘉尔曼》吗？”我小声儿问。 “是呀，”他回答，“你没拿到节目单吗？” 他一把夺过了节目单。“可不是，”他悄声说，“卡鲁索和杰拉尔丁·发娜合演，星期三日戏，《嘉尔曼》——瞧这上面！” 幕降落了，他拉着我沿着一排座位走到通后台的边门。 几个穿软底靴的人正在那里换布景，我只觉得自己老是妨碍他们的工作。那儿的气氛仿佛是一个迷梦。出现在梦中的是一个身体瘦长、神情严肃的人，胡子翘着，敏锐的眼睛从高处瞪着我。他站在舞台中央，布景在他身边移来移去，他露出了一副担心的神气。 “加蒂－卡萨扎先生，我的老朋友，你好呀？”格斯特说时向他伸出了手。 加蒂－卡萨扎跟他握了握手，做了一个表示轻蔑的手势，然后嘟哝了几句什么。这时格斯特向我转过身来。“你猜对了，演的不是《嘉尔曼》，是《里戈莱托》。杰拉尔丁·发娜在演出前最后一分钟请假，她着凉了。这一位是查理·卓别林，”格斯特说。“我这会儿领他去会卡鲁索，也许可以鼓起他的兴致来。你和我们一块儿去吧。”但是加蒂－卡萨扎哭丧着脸摇了摇头。 “他的化装室在哪儿？” 加蒂－卡萨扎唤那舞台管事。“他会领你们去的。” 我自觉地警告自己，不要在这个时候去打扰卡鲁索，于是把这意思向格斯特说了。 “你别傻气啦，”他回说。 于是我们沿着过道向卡鲁索的化装室一路摸索过去。“是谁把灯扭熄了，”舞台管事说，“等一等，让我去找开关。” “你听我说，”格斯特说，“有人等着我哩，我可得先走一步了。” “你这时候不能走开吧？”我赶紧问他。 “会有人照应你的。” 我还没来得及答话，他已经走了，我被留在一片黑暗中。舞台管事擦亮了一根火柴。“我们到了，”他说，接着就轻轻地敲了敲门。只听见一个意大利口音的人在里面吼了一声。 我的朋友用意大利语回答，他最后说的是“查理·卓别林！” 又听见一声吼。 “听我说，”我悄声儿说，“还是下次再来吧。” “不，不，”他说；他这时已经是在完成一件使命。门虚开了，那个上了装的人向外面黑暗里望。我的朋友说明我是什么人，声音里透出了烦恼。 “哦！”上了装的人说，随即关上了门。后来，门又开了。“请进来吧！” 这一次小小的成功，好像使我的朋友振作起精神。我们走进去时，卡鲁索背朝着我们坐在他化装台跟前，正对着一面镜子修剪他的小胡子。“啊，先生，”我的朋友高兴地说，“我很荣幸，向您介绍电影界的卡鲁索——查理·卓别林先生。” 卡鲁索向镜子里点了点头，继续修剪他的小胡子。 最后他站起来，一面束带子，一面仔细打量我。“你演得很红了，对吗？你挣了很多钱。” “是呀，”我笑着说。 “你肯定十分快乐。” “可不是。”我接着向舞台管事看了一眼。 “那可好，”他高兴地说，暗示我们可以走了。 我站起来，向卡鲁索笑了笑。“我不要错过了斗牛的一场。” --------------- 互助影片公司(2) --------------- “那是《嘉尔曼》里的一场，现在演的是《里戈莱托》，”他说，一面和我握手。 “哦，对，可不是！哈哈！” 在当时的环境许可下，我已经从纽约获得了最大的精神调剂，于是心里想，不必等到对这花花世界中的享乐厌腻了，还是趁早离开这里吧。再说，我也急于要履行新订的合同，去开始工作了。 我回到洛杉矶，下榻于当地最豪华的旅馆，也就是坐落在五马路与大马路拐角上的亚历山德里亚大饭店。这家旅馆的建筑是洛可可式的：休息室里有云石柱和水晶枝形挂灯，大厅当中铺着那条近似神话的“百万金元地毯”——那个大笔电影买卖成交的地方——人们之所以开玩笑，给它题上这样一个名字，一半是因为那些专爱传播小道新闻或俨然以电影业赞助者自居的人，常常站在那条地毯上，满口里谈的都是数以亿万计的金元。 亚伯拉罕森就是在那条地毯上发了财，他租借了电影制片厂里的一片场地，雇用了几个失业的演员，出售根据州权用低价拍摄的便宜影片。一般人都管这种影片叫“贫民区”影片。已故的哥伦比亚影片公司经理哈利·科恩就是以拍摄贫民区影片起家的。 亚伯拉罕森是一位现实主义者，他承认自己并不喜爱艺术，拍影片只是为了要赚钱。他说话苏联口音很重，导演影片时老是向女主角吆喝：“好，从屁股后边走上场”（意思是，从后面走上场）。“这会儿你到镜子跟前去，照一照你自己。嗳呀！我冻美嘛！现在，混搅他二十尺吧”（意思是，要用自己临时穿插的动作拍二十英尺影片）。女主角往往是一个胸部丰满的年轻娘们，穿的是光着脖子的宽大衣服，露出了大片胸部。亚伯拉罕森老是叫她面对着摄影机时是弯下腰来系她的鞋带，有时候是摇一只摇篮，也有时候是按摩一条狗。亚伯拉罕森就这样赚了二百万美元，然后，很聪明地趁早洗手不干了。 锡德·格劳曼被百万金元地毯从旧金山吸引了来，在洛杉矶谈判修建他那所造价百万美元的戏院。后来洛杉矶日趋繁荣，锡德也就成了豪富。他做起广告来异想天开，但也真有他的办法，有一次他让两辆汽车在全市里飞驰，车上人互相对开空枪，车后还挂着一个牌子，上面的广告是：“格劳曼百万金元大戏院献映《地狱》”，一时洛杉矶为之轰动。 锡德还发明了一些小玩意儿。他想出了一个奇怪的主意：让好莱坞明星在他的中国戏院外边湿水泥地上留下他们的手脚迹印；不知怎的，影星们群起效尤。后来这件事竟变得几乎和接受奥斯卡金像奖一样光荣了。 我住进亚历山德里亚旅馆的头一天，旅馆管事交给我莫德·费莉小姐的一封来信。费莉是一位名演员，曾同亨利·欧文爵士和威廉·吉勒特合演过戏，在戏里担任女主角。这次她星期三在好莱坞旅馆请帕芙洛娃吃饭，邀我作陪。我当然很高兴。虽然以前不曾见过费莉小姐，但是我在伦敦到处都看到印着她相片的明信片，对她的美貌是一向倾慕的。 赴宴的前一天，我叫我的秘书打电话去问一下，如果不是便饭，我就要打黑领带。 “您是哪一位？”费莉小姐问。 “我是卓别林先生的秘书，他过来陪您用饭，星期三晚上——” 费莉小姐仿佛觉得诧异。“哦，当然是便饭，”她说。 费莉小姐已经在好莱坞旅馆的游廊上等着我。她仍旧是那样美丽。我们东扯西拉至少闲聊了半小时，这时我开始觉得奇怪：怎么其他的客人还没到。 最后她说：“我们进去吃饭好吗？” 真没想到，桌上只有我们两个人！ 费莉小姐是那么美丽动人，同时又是非常缄默，我隔着饭桌瞅着她，猜测她这样单独和我会晤究竟是为了什么。一时间我脑海中闪过了一些荒唐遐想——但是，看来她并不曾觉察出我那些不可告人的念头。我开始进行试探，想知道她要我来是为了什么。“这真有趣，”我兴冲冲地说，“单是咱们俩吃饭！” 她茫然地笑了。 “饭后咱们做点儿什么有趣的游戏吧，”我说，“到夜总会去，或者，做点儿什么别的事情。” 她微微露出惊讶的神气，迟疑了一下。“今儿晚上恐怕我得早点儿休息，因为明儿早晨我就要开始排演《马克佩斯》。” 我的试探遭到了挫折。我完全被闹胡涂了。幸而第一道菜上来了，我们一时都默默地吃着。两人都觉察到，有什么事情不大对头。费莉小姐迟疑了一下。“我怕，今天晚上您感到相当沉闷哩。” “非常有趣，”我回说。 “可惜，三个月前我请帕芙洛娃吃饭，那一次您没来，我知道您也认识她。现在才晓得，原来您当时在纽约。” “对不起，”我说时赶快取出了费莉小姐的信，这时我才去看那日期。接着，我把信递给了她。“您瞧，”我大笑起来，“我迟到了三个月呀！” 在一九一○年的洛杉矶，可以看到美国西部拓荒者与实业界巨头时代的结束，当时我还受到过许多这一类人物的款待。 其中有一位是已故的威廉·安·克拉克，这位拥有数百万家财的铁路巨头和铜矿大王是一个业余音乐家，他每年都要捐给知音交响乐团十五万美元，自己在该团的第二小提琴组里客串表演。 “死谷苏格兰佬”是一个诡秘莫测的人物，他性情很爽快，长得肥头大耳，戴一顶十加仑帽，穿一件红衬衫和一套粗蓝斜纹布工作服，每天晚上在斯普林街一带地下室酒馆和夜总会里滥设宴会，挥金如土，赏起侍者们来是百元钞票，过了一晌，他神秘地销声匿迹了，再过了大约一个月，他又出现了，又开宴会了，接连着好些年，他一直过着这样的生活。谁也不知道他的钱是哪儿来的。有人相信他在死谷里有一个秘密矿，就试图跟踪他，但是他总是避开了那些尾随他的人，直到现在也没有谁能探出他的秘密。一九四○年去世之前，他在死谷沙漠里造了一座巨大的城堡，那个奇怪的建筑物耗费了他五十多万美元。城堡至今仍留在那儿，但已在烈日的照耀下逐渐荒废。 帕萨迪纳的克兰妮－贾芙夫人拥有四千万美元的家财，是一个热心的社会主义者，她曾经为许多无政府主义者、社会主义者和世界产业工会会员支付律师辩护费。 那时候格伦·柯蒂斯正在给孙纳特拍电影，表演了惊险的飞行绝技，同时他在筹措资本，准备创建现在规模巨大的柯蒂斯飞机制造工业。 阿·彼·季安尼尼当时还在经营两家小银行，它们后来发展成为美国最大的金融机构之一——美国银行。 --------------- 互助影片公司(3) --------------- 霍华德·休斯的父亲是现代油钻的发明人，霍华德继承了父亲的巨额财产，从事制造飞机，这样就将自己的产业增加了许多倍。他是一个脾气古怪的人，平时住在一间三等小旅馆的房间里，一般很少露面，总是在电话中处理他那庞大的企业。他兴之所至，还拍摄一些电影，有些影片，如由已故的琼·哈洛主演的《地狱天使》等，曾经风靡一时。 在那些日子里，我日常的娱乐是：去弗农体育馆看星期五晚场杰克·多伊尔的拳赛；去奥尔菲姆戏院看星期一夜场的轻歌舞剧；去摩罗斯科戏院看星期四固定戏班演出的戏；偶尔也去克卢恩音乐厅听交响乐。 洛杉矶体育俱乐部是当地上流社会人士和商界名流集中的地方，他们一般都在喝鸡尾酒的时候去那里聚会。在那里好像是到了外国租界里一样。 一个在电影里扮小配角的年轻人，常常坐在那间娱乐室里，这个很孤寂的人名叫范伦铁诺，他到好莱坞来试自己的运道，但是并不顺利。他是由另一个名叫杰克·吉尔伯特的小配角介绍给我们的。此后大约有一年我不曾见到范伦铁诺；而就在这段时间里，他一跃而成为大明星。等我再见到他时，他开始还显得很腼腆，后来我说：“自从我上次和你见面以后，你已经成为大名鼎鼎的人物了。”他听了大笑起来，此后就不再感到拘束，变得和我很亲热了。 范伦铁诺总是带着那么一副忧郁的神气。成名后他并不自大，反而显得更加谦虚。他人很聪明，并且态度安详，毫不虚荣，对妇女具有一种极大的诱惑力，但和她们的关系都维持得不好，女人一经嫁了他，就会做出一些对不起他的事情。有一次婚后不久，他的妻子就和洗片室里的一个工作人员发生了关系，常常和那人躲到暗室里去。没有谁比范伦铁诺更能吸引妇女的了，也没有谁比他更会上妇女的当的了。 我现在开始准备履行我六十七万美元的合同了。代表互助影片公司处理一切事务的考尔菲尔德先生，在好莱坞中心区租了一个电影制片厂。我组织了一个阵容很坚强的小班子，其中包括艾娜·卜雯斯，埃里克·坎贝尔，亨利·伯格曼，艾伯特·奥斯汀，劳埃德·培根，约翰·兰德，弗兰克·乔·科尔曼，利奥·怀特等人，于是我很有把握地开始工作。 我的第一部影片《百货公司巡视员》拍得总算很成功。影片里有一个百货公司的场面，我在一个自动楼梯上大演其追赶打闹的动作。后来孙纳特看了这部影片，说：“咳，咱们怎么就没想到要用一个自动楼梯呢？” 不久我就开始快速度地工作，每个月拍完一部两大本的喜剧片。《百货公司巡视员》拍好以后，接着是《救火员》，《无赖汉》，《午夜一点钟》，《伯爵》，《当铺》，《拍电影》，《溜冰》，《安乐街》，《治病》，《移民》，《越狱》等。拍完这十二部喜剧片，一共只花了大约十六个月的时间，包括由于我伤风感冒以及其他小事故而停拍的时间在内。 有时候剧情中出了一个问题，我感到不容易解决了。每次遇到这种困难，我总是暂停工作，竭力思索，在化装室里搜索枯肠，来回踱步，或者接连几个小时坐在布景后面，想办法解决那个难题。这时候只要是一看见管事的或演员们瞅着我，我就会感到难堪，尤其是因为互助影片公司要负担制片费用，由考尔菲尔德先生在那儿监视着拍片工作的进度。 我总是远远地看到他穿过那片场地。只要是一看见他那身影，我就清楚地知道他在想些什么：一点儿东西也没拍出来，可是总开销倒增加了不少。这时我总是挺“文气地”暗示（像你敲打大铁锤那样“文气”），我思索问题的时候，就是不喜欢看见有人在我旁边，或者感觉到他们是在为我着急。 每逢那样白白地泡了一天以后，考尔菲尔德先生总是故意趁我离开制片厂的时候，仿佛偶然不经意地遇见了我，装出了很轻松的神气向我打招呼，接着就问：“思路来了吗？” “糟透了！我大概是完蛋了！我什么也想不出来！” 这时他总是发出毫无表情的声音，那是他装出来的笑声。“别着急，思路会来的。” 有时候，一天已近结束，我所有的念头想到后又都放弃了，已经是陷入绝望了，这时候解决问题的办法突然自己呈现出来，仿佛是在云石地板上扫去了一层积灰，就在那儿发现了我一直寻找的美丽的镶嵌花纹。一时紧张情绪消失了，制片厂里活跃起来了，瞧考尔菲尔德先生那一阵笑呀！ 拍摄所有的影片，我们班里那些人从来不曾有谁受过伤。凡是激烈的场面，都像舞蹈那样经过了仔细认真的排练。打耳刮子的动作都是假装的。不论场面上有多么混乱，每个人都知道自己应做的动作，一切都是配准了时间的。拍影片时出工伤事故是不可宽恕的，因为影片中所有的形象，包括狂风、暴雨、地震、沉船、奇灾巨变等等，都是可以做假的。 摄制所有这些影片，只出过一次事故。那一次是在拍《安乐街》的时候发生的。当时我把一盏街灯向那个恶棍头上扳下去，要用煤气熏他，可是灯罩倒下来，锋利的铁边落在我鼻梁上，后来医生给我缝了两针。 给互助影片公司拍电影的那些日子，我认为是我一生工作中最愉快的一段时间。我那年二十七岁，心情轻松、无忧无虑，有着无限美妙的前景，人们都对我友好，生活过得有趣，不久我将成为百万富翁：这一切简直是有点儿不可思议的。金钱不断地涌进我的钱柜。我每星期一万元的收入已经积累到了几十万。现在我的身价已是四十万了，再过几天我的身价将是五十万了。我简直不能相信这是真的了。 我记得，Ｊ·Ｐ·摩根的朋友玛克馨·艾丽奥特有一次对我说：“金钱是一件应该忘记的东西。”但是我说，它也是一件值得记忆的东西。 毫无疑问，一个人一经出人头地，他就会生活在另一个世界里；当时凡是我遇见的人，都对我笑逐颜开。我虽然是一个暴发户，但我的意见总会受到人家认真的考虑。有些人，虽然刚和我认识，但已经愿意和我做最亲密的朋友，像亲属似的关心我的问题。这一切都令人感到快意，可惜我天性不适于和人家这样亲热。我喜欢交朋友，就像我喜欢听音乐一样——必须是我有兴致的时候才会喜欢它。不用说，像我这样随心所欲，有时候是会感到孤独的。 我的合同将要期满的一天，我哥哥进了体育俱乐部我的卧室里，高兴地说：“喂，查理，你现在已经属于百万富翁阶级了。我刚给你谈了一笔交易：替第一国家影片公司拍八部两大本的喜剧片，报酬是一百二十万美元。” --------------- 互助影片公司(4) --------------- 那时候我刚洗完澡，腰里围着一条毛巾，在屋子里走来走去，边走边拉着小提琴，奏的是《霍夫曼故事》。“哼——哼，我想，这可太美啦。” 雪尼突然大笑。“我永远记得你这副样儿：屁股上围着一条毛巾，手里拉着小提琴，听到我签订了一百二十万美元的合同，是这样的反应呀！” 我承认当时确是有点儿装腔作势，因为我想到了需要做的那些事情——这笔钱可不是容易挣的呀。 然而，眼前的这一切财富，并没改变我的生活方式。我虽然已经习惯于拥有这些财富，但是还不习惯于使用这些财富。我挣到了神话似的这笔钱——但是它仅代表一些数字，实际上我还不曾看到它。所以，我必须做的一件什么事情，来证明我确实拥有这些钱。于是，我聘了一个秘书，雇了一个仆人，买了一辆汽车，用了一个车夫。那一天，我走过一家汽车样子间，看到一辆七座的“汽机”牌汽车，当时那算是美国最考究的汽车了。它是那么华丽，简直不像是出售的。但是，我走进了那家店，问：“这卖多少钱？” “四千九百元。” “我要这辆车，”我说。 那个人吃了一惊，试图再拖延一下，不准备就这样立即成交。“您不要看看机器吗？”他问。 “看不看都是一样——我不懂得那些玩意儿，”我回答。但是，我又用大拇指揿了揿那轮胎，表示自己有点儿内行。 做成这一笔交易很简单；只要在一张纸上签个名，那辆车就属于我的了。 怎样投资是一个问题，我对此道是外行，但雪尼对这方面的术语都很熟悉：他知道什么是账面价值，资本利润，优先股和普通股，甲乙两类定额，可兑换的股票和公债，工业受信托人，以及储蓄银行依法可以用来投资的证券等。在那些日子里，投资的机会很多。洛杉矶的一个房地产经纪人怂恿我和他合伙，每人投资二十五万美元，现在我的投资本利可以达到五千万美元，因为后来那儿发现了石油，成为加州最富的地区之一。 --------------- 和道格拉斯的友谊(1) --------------- 许多知名人士，都在这时候来参观了我们好莱坞的电影制片厂，这些人当中有：梅尔芭，利奥波德·戈道斯基和帕德瑞夫斯基，尼金斯基和帕芙洛娃。 帕德瑞夫斯基很有一股迷人的魅力，但同时又有一种庸俗的气味，一种过分自高自大的神态。他的外表给人一种深刻的印象：头发很长，斜搭在嘴唇上边的胡子显出严肃，下巴上那撮小胡子使我隐约觉察出他有一种虚荣感。每次他开演奏会，大厅里的灯光暗淡下来，气氛阴郁森严，他刚要在琴凳上坐下时，我就会想像到，有人会抽掉他屁股底下的凳子。 大战期间，我在纽约里茨旅馆里遇见他，向他热情地招呼，问他是否准备在纽约演奏一次。他摆出了一副架子说：“在为敝国政府公务外出期间，我是不举行演奏会的。” 后来帕德瑞夫斯基当了波兰总理，但是我对此事和克里孟梭具有同感，克里孟梭在签订那个倒霉的凡尔赛和约的一次会议上对帕德瑞夫斯基说：“像您这样一位天才艺术家，怎么会不惜降低身份，搞起政治来了？” 相反，利奥波德·戈道斯基这位伟大的钢琴家，身材矮小，圆圆的脸上老是堆满了笑，却显得那么朴实和幽默。他去洛杉矶开完了演奏会，在当地租了一所房子住下，我常常去看他。每逢星期日，我都有机会去听他练琴，看他那双特别小的手施展出高度的技巧，它们是那么灵活。 尼金斯基和他俄罗斯芭蕾舞剧团的演员也来电影制片厂参观。他是一个神情严肃、长相漂亮的人，高高的颧骨，忧郁的眼睛，那副样儿好像是一个俗家打扮的僧侣。当时我们正在拍《治病》。他坐在摄影机后边看我拍戏，我觉得那一场挺逗笑，但是他却一直板着脸。其他的人看了都大笑，惟独他越来越忧郁了。临别前他走过来和我握手，只淡淡地说了一句他非常欣赏我的演技，问可不可以再来参观。“当然欢迎，”我说。此后两天里，他又那样愁眉苦脸地看我拍戏。到了最后那一天，我关照摄影师别在摄影机里装上胶片，因为知道，受了尼金斯基忧郁的影响，我那些逗笑的动作是做不好的。然而，每天看完了以后，他总要赞扬我几句。“您的喜剧是芭蕾舞型的，您是一位舞蹈家，”他说。 谈到舞蹈，我还没看过俄罗斯芭蕾舞剧团，也没看过其他芭蕾舞剧团。但是，就在那个周末，我被邀请去看一场午后演出。 到了戏院里，由贾季列夫出来欢迎我；贾季列夫是一个精力充沛、热情洋溢的人。他表示抱歉，惟恐那一天出的节目我不太欢喜。“可惜演的不是《牧神的午后》，”他说。“我想您喜欢看那个节目。”接着他就转过身去对他的经理说：“告诉尼金斯基，休息后咱们演《牧神》给夏洛看吧。” 第一场芭蕾舞演的是《山鲁佐德》。我对它的印象不大满意。动作太多了，舞蹈太少了，而里姆斯基－科萨科夫的音乐又是那么多重复。但接下来是尼金斯基跳双人舞，他一出场，我就像触了电一样。世界上的天才我只见过少数几位，其中有一位就是尼金斯基。他像是一位仙人，具有一种催眠的力量，那种忧郁的表情给人一种超凡出世之感；每一个动作都富有诗意，每一次跳跃都引起我离奇的幻想。 他已经关照贾季列夫休息时间带我到他化装室去。我到了那里，一句话都说不上来了。对于伟大的艺术，你不能够单凭使劲扭自己的手指，或用什么语言来表示欣赏。我只默默地坐在他化装室里，留神看镜子里那张奇怪的脸，看他在颊上画绿色的圈儿，装扮成牧神。他不善于敷衍应酬，只问了一些有关我电影的无关紧要的话，而我也只能极简单地答复他。休息时间结束，催场铃响了，我说要回到自己位子上去了。 “别走，别走，还早着呢，”他说。 这时有人敲门。“尼金斯基先生，序乐奏完了。” 我露出了着急的神气。 “没关系，”他说，“时间还多着呢。” 我感到惊奇，不知道他为什么要这样。“您瞧，我还是去了吧？” “不，不，让他们再奏一次序乐。” 最后贾季列夫冲进了化装室。“上场吧，上场吧！观众们已经在鼓掌了。” “让他们等着好啦，这样更有趣，”尼金斯基说，接着又泛泛地问了我一些话。 我觉得很窘。“我可真得回到我位子上去了，”我说。 在《牧神的午后》中，尼金斯基的演技是空前绝后的。他所创造的那个神奇的世界，那些在美丽的树林阴影中出现的悲哀的幽灵，再有他这个在神秘气氛中四下徜徉的热情与忧郁之神：所有这一切的情趣，他好像毫不费力，只用了几个简单的手势就表达出来了。 六个月以后，尼金斯基疯了。那一天下午，在他化装室里，那样让观众们等候着他出台，他已经微露出精神失常的迹像。我亲眼看见，一个极度敏感的心灵，怎样开始离开这个被战争残酷地破坏了的人间，进入另一个他自己梦想的世界。 任何一门艺术，达到它崇高境界的人是罕见的。帕芙洛娃就是达到那种境界的一位罕见的艺人。她的表演总是深深地感动了我。她那艺术虽然闪耀着灿烂的光辉，但同时又具有一种淡薄而鲜艳的色彩，娇柔得就像一片白玫瑰花瓣儿一样。她舞蹈时的每一个动作都恰恰保持着重心。她走上场的时候，无论是多么愉快和媚人，但我看了总是想要哭。 我是在“帕芙”（帕芙洛娃的朋友都这样称呼她）来好莱坞环球影片厂拍一部新片的时候和她认识的，此后我们就成了知己。可惜旧式摄影机的速度无法拍出她舞蹈中抒情的趣味，因此她那伟大的艺术失传了。 有一次，为了表示感谢，苏联领事馆设宴招待帕芙洛娃，我也参加了。那是一次国际友人的宴会，场面是很隆重的。来宾在席上一再祝酒，发表讲话，有的人说法语，有的人说俄语。我相信，英国来宾被邀请发言的只有我一个人。轮到我讲话之前，一位教授用俄语发言，盛赞帕芙洛娃的艺术。他一时热泪盈眶，随即走到帕芙洛娃跟前，热情地吻她。我心想，以下我无论怎样讨好，总是难以出色的了，于是我站起来说，由于我的英语不足以形容帕芙洛娃艺术的伟大，我要用中国话来讲。接着我就胡乱地说了一通不成话的中文，也仿效那位教授把声音越提越高，最后比那位教授更加热情地吻帕芙洛娃：我把一块餐巾罩在我和她头上，不停地吻她。来宾哄堂大笑，打破了席上严肃的气氛。 萨拉·伯恩哈特在奥尔菲姆歌剧院演出。当然，她年事已高，已经到了她艺术生涯行将结束之时，所以我无法对她的演技作出正确的评价。然而，杜斯来到洛杉矶时，虽然也已经衰老，舞台生涯即将结束，但这并不能使她那天才的光辉暗淡下去。那一次陪她演出的是一个搭配得非常整齐的意大利班底。一个漂亮的青年男演员，在她出场前已作了非常出色的表演，成功地占据了舞台中心。杜斯怎样才能胜过这个青年人精湛的演技呢？我不禁这样猜想。 --------------- 和道格拉斯的友谊(2) --------------- 这时候，从舞台左边，杜斯毫不引人注意地穿过一条拱道走出了场。她在一架大钢琴上的一篮白菊花后面站住，开始很悠闲地重新整理那些花朵。大厅中飘过了轻微的惊叹声，我的注意力立即离开了那个年轻演员，集中在杜斯身上。这时她既不去看那年轻演员，也不去理会其他的角色，只管安静地整理那些花朵，一面把她带来的几朵花添了进去。她把花整理好了，慢慢地走到斜对面舞台外角，坐在炉边一张安乐椅上，望着壁炉的火焰。有一次，只有那一次，她望了望那年轻人，于是一切人类的智慧与精神的苦痛都在那一顾盼中流露了出来。然后，她继续聆听，一面烤着手——多么美丽和灵敏的一双手啊。 男演员说一篇热情洋溢的话，随后，她瞧着那一炉火，一面侃侃而谈。她谈话时，毫无一般演员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她的声音仿佛是从悲哀的热情的余烬中发出来的。我一句话也听不懂，然而，我意识到，我正面对着一位我从来不曾见过的最伟大的演员。 曾经和赫伯特·比尔博姆·特里爵士配戏时担任女主角的康斯坦斯·科莉尔，接受了三角影片公司的聘请，和赫伯特合拍电影，扮演马克佩斯夫人。记得还是小孩儿的时候，我就有好多次在皇帝戏院的顶层楼座看她的戏，对她在《不朽城》一剧中的表情，以及在《奥立弗·退斯特》中扮南茜的演技，钦佩到了极点。所以，有一天在利维餐馆里，看到一张送到我桌上的条子，说科莉尔小姐想要见我，问我是否可以到她桌上去时，我就很高兴地过去了。自从那次会晤以后，我们的交情始终不衰。康斯坦斯秉性忠厚，赤诚待人，并且热爱生活。她还喜欢给人家介绍朋友。她要我认识赫伯特爵士，还要我会见一个叫道格拉斯·范朋克的青年，说我和他有许多共同之处。 据我知道，赫伯特是英国戏剧界的一位巨擘，也是技术最精湛的一位演员，他不但能激发观众的思想，还能掌握他们的情绪。他演《奥立弗·退斯特》里的费金，又是招人好笑，又是叫人害怕。他能很容易地造成一种几乎是令人难以忍受的紧张气氛。他只要用一只烤面包的叉，玩笑般轻轻地戳一戳小活闪，观众们看了就会毛骨悚然，特里对人物的构思设想，永远精辟过人。他扮演那个滑稽的斯文加利就是一个例子；他能使观众相信真有这样一个古怪人物，并且能使这个人物具有幽默与诗意。剧评家说特里过分强调独特风格，这话也对，但是特里会很有效地利用这些独特风格。他的演技是十分现代化的。他对《裘力斯·恺撒》的理解也是独出心裁的。他演殡葬一场中的马克·安东尼，不是习惯的那样向一群人慷慨陈词，大声疾呼，而是透出了冷漠和轻蔑，并不把那些人放在眼里，只是随随便便地说上一席话。 我还是一个十四岁的小孩儿时，就看过特里许多出拿手戏，所以，康斯坦斯单约赫伯特爵士和他女儿艾里斯吃饭，邀我去作陪时，我听了非常兴奋。我们约好在亚历山德里亚旅馆特里的房间里会面。我故意晚一点儿去，希望康斯坦斯会先到达那里，这样我就可以不致感到紧张，但是，当赫伯特爵士叫我进他的房间时，那里除了他以外，只有他的影片导演约翰·爱默生一个人。 “啊，进来，卓别林，”赫伯特爵士说，“我从康斯坦斯那里久闻大名呀！” 他给我介绍了爱默生，然后解释说，他们刚在研究《马克佩斯》里的几场布景。不一会儿，爱默生走了，这时我忽然羞涩起来。 “很抱歉，让您等着，”赫伯特爵士坐在我对面一张安乐椅里说，“我们刚才在讨论怎样为女巫那一场加强效果。” “哦——哦，”我结结巴巴地说。 “我想，如果是在气球上挂些薄纱，让它们飘在空中，那一场的效果会更好的。您以为怎样？” “哦——哦……太妙啦！” 这时赫伯特爵士不再往下说了，他朝我望了望。“您的事业非常顺利，对吗？” “这算不了什么，”我含糊不清地说，好像是在道歉。 “可是，现在您是举世闻名的了！在英国和法国，兵士们还唱您的歌哩。” “有这样的事？”我假装不知道。 他又朝我望了望——我看出来，他对我有了一些看法，脸上露出了怀疑的神气。接着，他站起来了。“康斯坦斯还不来。我去打个电话，问问她有什么事情。现在让您见见我的女儿艾里斯吧，”他说着从屋子里走出去。 我舒了一口气，因为想到来的是一个孩子，像我这样低水平的人就可以和她谈谈学校和电影了。可就在这个时候，一个身材修长的年轻姑娘走进了房间，拿着一枝长烟嘴儿，声音宽亮低沉地说：“您好，卓别林先生。大概，我是世界上惟一不曾看过您电影的人吧。” 我惶窘地笑着点了点头。 艾里斯长得像个斯堪的纳维亚人，金色短发，小翘鼻子，一双浅蓝色的眼睛。那年她刚十八岁，样子非常吸引人，带有五月市那种浮华的气息，她十五岁那年就已经出版了一本诗集。 “康斯坦斯老是谈到您，”她说。 我又惶窘地笑着点了点头。 后来赫伯特爵士回来了，说康斯坦斯因为要试戏装不能来了，我们不要等她吃饭了。 我的天呀！和这两个陌生人一起，这一晚叫我怎样过呀？我心里十分着急，一面跟着他们默默地走出房间，默默地走进电梯，默默地步入餐厅，在桌子跟前坐下，那样儿仿佛我们是刚送完了殡回来的。 可怜的赫伯特和艾里斯竭力找话儿说。但不久也死了这条心，就那样向椅背上一靠，四面打量那间餐厅。我只巴望快点儿上菜，吃菜的时候可以减轻点儿我极度紧张的情绪……父女俩交换了几句话，接着就谈到法国南部、罗马和萨尔茨堡——问我到过那些地方吗？问我看过马克斯·莱因哈特导演的戏吗？ 我表示遗憾地摇摇头。 过时候特里仔细地打量我。“我看，您应当出去旅行。” 我告诉他，现在根本没时间去旅行，接着我忽然想起来了，我说：“您瞧，赫伯特爵士，我的成功来得太突然了，我简直没时间跟上它，但是，早在十四岁做小孩儿的时候，我就看到您演斯文加利，演费金，演安东尼，演福尔斯塔夫，有的我看过好多次，打那时候起，您就成了我崇拜的偶像。我没法想像您下了台是什么样儿。您是一位传奇的人物。今天晚上，和您一起在洛杉矶吃饭，这件事使我太激动了。” --------------- 和道格拉斯的友谊(3) --------------- 特里被我的话感动了。“真的呀！”他重复说。“真的呀！” 打那天晚上起，我们就成了知己。赫伯特爵士偶尔来看我，于是我们三个人，赫伯特同艾里斯和我，就共进晚餐。有时候康斯坦斯也来了，我们就一同去维克多·嚣俄餐馆，一边喝咖啡，一边听那缠绵悱恻的室内音乐。 我已经从康斯坦斯口中，听到了许多有关道格拉斯·范朋克的描绘：他是如何有风趣，如何有才华，不但其个性富有吸引力，而且是一位茶余饭后谈笑风生的客人。在那些日子里，我并不喜欢那些才华外露的年轻人，尤其不喜欢茶余饭后喋喋不休的人。但是，有一天几个人约好在道格拉斯家里聚餐。 后来道格拉斯和我都曾谈起那天晚上的情景。我去赴席之前，曾向康斯坦斯推说身上不快，但是她无论如何要我去。于是我决定假装头痛，准备早些离开那儿。范朋克说，那天他也感到紧张，听到门铃响时，赶快跑进地下室，那里有一张弹子台，他就打起弹子来。但是从那天晚上起，我们做了一辈子亲密的朋友。 道格拉斯之所以能赢得观众们的同情与喜爱，也并非出于偶然。他那些电影里所体现的精神，那种乐观心情和必胜信念，都是十分投合美国人的趣味的，也可以说是投合各国人的趣味的。他具有一种不平凡的吸引力与风趣，以及一种真挚的童稚的热情，并以这一切感染了观众。一经和他熟悉后，我就发现他是绝对诚实的，因为他承认自己喜欢做一个势利人，还说凡是事业上成功的人都对他具有吸引力。 虽然道格拉斯已经成为一个非常走红的人物，但是他总是盛赞别人的才能，而对自己的成就则表示谦虚。他常常说我和玛丽·璧克馥是天才，而他只是小有才能而已。当然，实际上并非如此；道格拉斯是有创造力的，也是有气魄的。 道格拉斯为拍摄《罗宾汉》特地辟了一片布景地十英亩的场地，城堡上面是巨大的堞口，外面是吊桥，比真正的城堡要大得多。他得意洋洋地领我去看那大吊桥。“伟大呀，”我说。“要是我的一部喜剧片里用这个布景开场，那该有多么美呀：放下吊桥来，然后，我抱出我的猫儿，再把牛奶拿了进去。” 他的朋友，从牛仔起，一直到国王，形形色色都有，而他对这些人个个都感兴趣。甚至对他演牛仔的朋友查理·麦克，那个油嘴滑舌、废话连篇的家伙，他也非常感兴趣。我们一起吃饭的时候，查理常常会在门道里装腔作势地说：“瞧你这个地方，可真不错呀，道格拉斯，”接着又向餐厅里东张西望：“可惜呀，从桌子跟前到壁炉那儿太远了，吐痰不便呀。”说到这里，他就蹲下身来，说他妻子怎样控诉他“虐啊……待”，要和他“离啊……婚”。“我说，法官呀，讲到虐啊……待，我整个儿身体也斗不过那女人的一个小指头呀。再说，无论是哪个家伙，放起枪来谁也别想比得上那个娘们。她呀，能叫我在我们家那棵老树后边跳来跳去，东躲西闪，到后来呀，你能透过那些窟窿眼儿看到树的另一面！”我感觉到，查理说那套荒唐无稽之谈，是在去道格拉斯家之前经过排练的。 道格拉斯的住宅，以前是给猎人住的，那是一个样子相当寒碜的二层楼房子，盖在一片丘陵地上，现在那儿叫贝弗利山而当时则是布满残梗断株、四面一片荒瘠的丘陵地。碱质土壤和山艾树散发着强烈的辛辣气味，人闻了嗓子里干燥，鼻孔里发酸。 在那个年代，贝弗利山看上去像是一片荒废的地产投资区。条条小路隐没在旷野中，空悠悠的街道上只看到一些电灯柱子和白色灯罩，多数的灯罩已经残缺，都被客栈里的醉汉开枪击碎了。 道格拉斯·范朋克是第一个在贝弗利山定居的电影明星，他常常邀我去他家度周末。深夜我在卧室里听到成群去垃圾箱抢食的山狗嗥叫。仿佛是谁在敲响一些小钟，那嗥声是凄厉可怕的。 平时经常有那么两三个配角演员住在道格拉斯那儿，这些人是：给他写电影剧本的汤姆·杰拉蒂，前奥林匹克运动健将卡尔，此外还有两个牛仔。我同汤姆和道格拉斯的交谊，有些像三个火枪手的关系。 每逢星期日早晨，道格拉斯总要事先准备好一队牧童骑的马，我们天不亮就起身，骑马越过山地去看日出。马童拴好了马，生起了营火，准备好咖啡、烘饼和咸肉。我们看日出时，道格拉斯总是高谈阔论，而我总是在一边开玩笑，埋怨夜里没睡好，说看日出还需要有几个女性在一起。然而，那样早骑马出去遨游，确实富有浪漫色彩。只有道格拉斯能强迫我骑那马，尽管我再三埋怨，说人们不该过分爱怜这牲口，还说马是下贱的，倔强的，笨拙的。 那时道格拉斯和他第一个妻子离了婚。每天晚上他都要邀一些朋友去吃饭，其中有他正在狂恋的玛丽·璧克馥。他们俩对恋爱的事也曾有所警惕。我常常劝他们宁可同居，不要结婚，不必去受形式的拘束，但是他们不同意我这种违反常规的想法。由于我曾经竭力反对，最后他们结婚时请了所有的朋友，单单没有请我。 在那些日子里，我和道格拉斯常常要侈谈哲学，我总认为人生是空虚的。但是道格拉斯相信，我们的生命是上天注定的，我们的一生是负有重大责任的。每当道格拉斯对神秘的哲理谈得热情激动时，我就觉得他可笑。记得，一个很热的夏夜，我们俩爬上了一个大水塔顶，坐在那儿谈天，一面欣赏贝弗利荒野中瑰丽的景色。月亮晶莹灿亮，群星闪耀着神秘的光辉，我谈到人生是没有理由可以解释的。 “看呀！”道格拉斯热情激动地说，并向天体划了一个弧形，“瞧那月亮！再瞧那千千万万的星！世间之所以有这一切美丽的景象，肯定存在着一个理由吧？这一定是为了要完成一种命运！这一定是为了要达到一个美好的目的，而你我就是实现这一目的的一分子呀！”说到这里，他向我转过了身，突然兴奋起来。“上天为什么会赋予你这种才能，让你利用影片这一神妙的工具，让全世界千千万万人都看到了你？” “又为什么把这工具送给了路易斯·伯特·梅耶和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我接过来说。道格拉斯听了大笑起来。 道格拉斯那样醉心于浪漫情调，简直到了不可救药的程度。我到他那儿去度周末，有时候清晨三点钟睡得正熟，突然被闹声吵醒，我透过浓雾，只见一个夏威夷乐队正在草地上向玛丽奏小夜曲。那情景是动人的，然而，除非是亲自参与其事，否则你是很难鼓起这种兴致的。正是由于这些孩子气的性情，所以人家都觉得道格拉斯可爱。 --------------- 和道格拉斯的友谊(4) --------------- 道格拉斯爱玩耍作乐，养了许多狼狗和警犬，出去时就让它们蹲在他“卡迪拉克”牌敞篷汽车后座上。他就是喜欢这一类的玩意儿。 好莱坞很快就变成了作者、演员和其他知识分子的圣地。许多知名的作家，从世界各地来到这里：吉尔伯特·帕克爵士，威廉·约·洛克，雷克斯·比奇，约瑟夫·赫格谢默，萨姆塞特·莫姆，吉韦纳尔·莫里斯，伊瓦涅斯，艾莉诺·格林，伊迪斯·沃顿，凯思琳·诺里斯，以及其他许多人。 萨姆塞特·莫姆从来没有住在好莱坞写文章，但是他所写的电影故事极受好莱坞欢迎。有一次他在好莱坞住了几个星期，然后去南海群岛，在那里写一些精彩的短篇小说。后来，在筵席上，他说给我和道格拉斯听一篇故事，也就是《莎娣·汤普森》那篇故事，据我说，那是根据真人真事写的，后来它被改编成《雨》。我一直认为《雨》是一个最完美的剧本。戴维森牧师和他的妻子都是形象非常生动的人物，他们比莎娣·汤普森更为有趣。如果戴维森牧师一角能由特里扮演，那部电影该有多么精彩呀！他会把这个角色演得多么文雅、冷酷、油滑、可怕啊。 在好莱坞那种环境里，竟然会有一个房子低矮、设备简陋、样子像个仓库似的所谓好莱坞旅馆。这旅馆一跃而享盛名，那情形正好像一个村姑喜出望外，继承了一大笔财产一样。旅馆租金异常昂贵，那是因为从洛杉矶通往好莱坞的公路几乎没法通行，而一般文坛名流又都要住在那些电影制片厂附近。凡是到过那家旅馆的人都会茫然失措，还以为自己走错了地方哩。 艾莉诺·格林在那家旅馆里包了两间卧房，把一间改为客厅，她先把一些枕头包上浅色的布，然后把它们铺在床上，这样那张床看上去就像是一张沙发。她就在这间屋子里招待她的客人。 我第一回会见艾莉诺，是她宴请十个客人的那一次。我们去餐厅之前，一起在她房间里喝鸡尾酒，客人中我是第一个到的。“啊，”她双手捧住我的脸，目不转睛地注视着我说。“让我仔细看看你。多么奇怪啊！我还以为你的眼睛是褐色的呢，没想到完全是蓝的呀。”虽然这一瞬间我被弄得很不好意思，但后来就觉得她很可爱了。 艾莉诺是一位英国上流社会的典型人物，然而她那部小说《三星期》却震撼了爱德华七世的英国社会。小说中的主角保罗是一个很有教养的年轻英国人，他和一位王后有过一段风流事件，王后先爱过他，后来才嫁给了那个年老的国王。当然，那个小太子实际是保罗的儿子。其他的客人还没来时，艾莉诺把我带到她的另一间屋子里，那儿四壁挂满了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年轻英国军官的照片。她一挥手说：“瞧这些都是我的保罗呀。” 她很喜欢玩她的魔术。记得一天下午，玛丽·璧克馥说感到很疲劳，但是又睡不着。当时我们都在玛丽的房间里。“指给我看哪一面是北方，”艾莉诺吩咐。接着她就把一个手指轻轻地放在玛丽额上，重复地说：“现在，她睡熟了！”道格拉斯和我悄悄地走过去，看了看玛丽，她的眼睫毛还在微微颤动。事后玛丽告诉我们，她当时不得不假装睡熟，并且那样坚持了一个多小时，因为艾莉诺一直留在房间里守着她。 一般人都以为艾莉诺容易激动，其实她倒是最冷静的。然而，对电影恋爱故事的设想，她却天真得像个小姑娘一样：女人总是把睫毛偎贴在情人的面颊上，或者是在虎皮毯上做出一副愁怨的神气。 她给好莱坞写的三部曲，在时间上一部比一部更短促。第一部叫《三星期》，第二部叫《他的一小时》，第三部叫《她的片刻》。《她的片刻》含意很微妙。小说里讲到一位大家闺秀（由格露丽亚·史璜荪扮演），她即将出嫁，但那男人并不是她所喜爱的。当时他们俩在热带森林里建立了一个观察哨。有一天独自骑马出去，由于对植物学很感兴趣，所以下了马去仔细看一朵罕见的花儿。她刚向花俯下身子，一条极毒的蝮蛇突然蹿了出来，对准她的胸部咬了一口，格露丽亚捂着胸部狂喊，那个她真正喜爱的男人（由漂亮的汤米·米恩扮演）恰巧在附近走过，听见了她的喊声。他赶快从丛林中跑了出来。“怎么一回事？” 她指着那条毒蛇。“我被它咬了！” “咬了哪里？” 她指了指她的胸部。 “那是最毒的东西呀！”汤米说，他当然指的是那条蛇，“快，必须急救！一刻也不能耽搁！” 一般都是用止血带的办法，即用一条手帕缚在被咬伤处的周围，以阻止毒汁进入血液循环，但那是不可想像的，这时他们离开医生住的地方有好多里路。他突然把她抱起，扯掉了她的衬衫，露出了她光艳白皙的肩膀，然后把她扭转了身，以免被摄影机照得不太雅观，接着就俯身凑向她，去吮那毒汁，边吮边吐。由于这样的吮吸治疗，她终于嫁给了他。 *************** *第三部进入联美 *************** 《大独裁者》剧照《摩登时代》剧照 一天傍晚，我去圣西米恩度周末，玛丽昂出来接待我时，神情很紧张。原来，有一个客人在园地里走过，被人用剃刀给刺伤了。 玛丽昂一激动就会口吃，但这一来反显得更加妩媚，那样儿好像是小说中的一位落难佳人。 --------------- 联美影片公司(1)（图） --------------- 《大独裁者》剧照 《大独裁者》剧照 现在我正在履行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和我签订的合同的最后部分，只巴望早一天结束了它。这家公司一点儿也不知道体贴和同情别人，而且眼光短浅，所以我急于要离开它。再说，这时候我一心想拍故事影片。 要拍完那最后三部电影，看来是非常困难的。我先拍那两大本的《发薪的日子》，此后只需要再拍两部影片就行了。我的下一部喜剧片《朝圣者》，长短相当于一部故事片。这一来又要伤脑筋去和第一国家影片公司办交涉了。正如萨姆·高尔德温所说，“卓别林不配做一个生意人——他只知道不肯少拿他的钱。”谈判的结果倒还满意。由于《寻子遇仙记》打破了卖座记录，我对《朝圣者》提出的条件并未经过什么周折就被接受了：这部电影将作为两部影片计算，公司将付给我应得的四十万美元，此外再有应当分到的利润。现在我终于可以和联美公司自己的同事们合作了。 在道格拉斯和玛丽的提议下，约瑟夫·申克（我们都管他叫诚实的乔）和他的妻子诺玛·塔尔梅奇加入了联美公司，此后诺玛拍的影片将由我们的公司发行。乔将担任公司经理。我虽然喜欢乔的为人，但认为他并不曾作出一位经理应有的贡献。他的妻子是一位相当红的影星，但是，讲到票房收入，她比不上玛丽或道格拉斯。乔的地位并不高于阿道夫·朱科尔，我们既然已经拒绝了朱科尔入股，为什么又要允许乔入股呢？只是由于道格拉斯和玛丽竭力支持，他们的意见占了上风，所以乔当上了经理，并且成为联美公司中地位同等的股东。 此后不久，我收到了一封紧急通知，邀我出席一次讨论有关联美公司前途问题的会议。我们的经理先在会上说了几句客套话，表示很乐观，接着玛丽就严肃地对我们说，她听到一则电影业传播的消息，感到很恐慌——她老是感到恐慌——据说那些轮回上映的电影院即将进行合并，所以，除非是我们采取适当措施，去对抗这种竞争，否则联美的前途将是岌岌可危的。 我听了这一席话并不着急，因为相信，只要我们的影片好，就不怕这种竞争。但是其他的人都很担心。乔·申克严肃地警告我们，说虽然我们公司的基础是巩固的，但是，如果为自己的前途设想，就不应当单由我们几个人去承担全部风险，而是应当让外面人加入一些股份。他已经去和华尔街的狄龙－里德公司进行联系，他们愿意投资四千万美元，向我们公司入股，分享盈利。我坦率地说，我反对华尔街和我的工作发生任何联系，并坚持说，只要我们能够拍出精彩的影片，我们就不必害怕合并的事。乔抑制着愤怒，用沉着的口气高姿态地说，他这是要为公司做一些建设性的工作，我们应当利用这一机会。 这时候玛丽又把话接了过去。她谈公事时惯用一种谴责别人的口气，不是直接对我，而是间接扯到其他的人，这样就会使我觉得自己是十分自私的。她赞扬了乔的好处，特别强调了他工作辛苦，为了建立我们的公司出了多少气力。“我们作出的努力，都应当是建设性的，”她说。 然而，我已打定主意，坚持不要任何其他人参与我本人所作的努力；我情愿并且有信心用自己的钱为这些努力进行投资。会议演成了一场激烈的争论——激烈的程度已超出了一般的讨论——然而我坚持自己的主张，说，如果其他人不准备接受我的意见，坚持要继续进行这一件事，他们尽可以这样做，那我就退出公司。这一来大伙儿都严肃地声明要誓守忠诚，而乔也保证不愿做任何可能破坏我们友谊或影响我们公司协调的事情。于是，华尔街入股的事就被打消了。 在给联美公司拍摄我的第一部影片之前，我原打算让艾娜·卜雯斯担任一次女主角。虽然我和艾娜在情感上已经疏远，但是我对她的事业仍很关心。然而，经过比较冷静的分析，我意识到她已变得相当老气，而这对我将来的影片中所需要的女配角是不相称的。此外，我也不愿意把我的剧情和人物局限于一个固定的喜剧班底，因为我已有一些模糊的想法，满怀雄心，打算拍一些喜剧故事片，而拍这一类的影片，就需要有更为齐全的班底。 接连几个月，我一直在考虑，怎样由我自己编剧，和艾娜拍一部《特洛伊女人》。但是我们越深入研究这项工作，越认为需要把它拍成一部成本很贵的影片，最后还是放弃了这项计划。 后来我又开始考虑让艾娜扮演其他什么有趣的妇女。当然，我想到了约瑟芬！尽管拍这种影片需要古代服装，并且成本要比拍《特洛伊女人》高一倍，但这都不成问题。当时我的热情很高。 我们开始进行广泛的研究，阅读德布里昂的《回忆拿破仑·波拿巴》，以及拿破仑的仆人康斯坦的回忆录。但是我们越是深入钻研约瑟芬的身世，越是被拿破仑的形象吸引住。我对这位叱咤风云的天才大感兴趣，到后来拍约瑟芬影片的念头逐渐淡薄，而拿破仑的形象则变得更加鲜明，我很想扮演他这个角色。这部影片可以叙述他的意大利战役：用史诗形式描绘一个二十六岁的青年人的意志与勇气，讲到他怎样制服那些百战沙场的老将，消除了他们的妒忌和强有力的反抗。然而，可惜的是，后来我的热情逐渐冷淡下去了，有关拿破仑和约瑟芬的计划也就作罢了。 大约就在这个时候，曾经多次改嫁、轰动一时的美女佩吉·霍普金斯·乔伊斯，一身珠光宝气，带着从她五个丈夫那儿弄到手的三百万美元——这是她对我说的——在好莱坞露面了。佩吉出身寒微：她是一个理发匠的女儿，后来当了齐格菲歌舞团的舞女，先后嫁了五个百万富翁。此时佩吉的美貌虽仍不减当年，但是神态已经略显倦怠。她直接从巴黎来，很引人注目地穿着黑色衣服，因为最近有一个青年人为了她自杀了。她就这样穿着一身丧服撞进了好莱坞。 有一次，我们一起很安静地进餐时，她悄悄告诉我，说她最不喜欢出风头。“我只想嫁一个男人，生几个孩子。我心底里是一个朴实的妇女。”她说时一面整理她胳膊上带的二十克拉钻石和翡翠镯子。玩笑的时候，佩吉管这些首饰叫“我的臂章”。 谈到她的某一位丈夫时，她说，新婚之夜，她把自己锁在卧房里，要他先从门槛缝里塞进一张五十万美元的支票，才许他进去。 “他照办了吗？”我问。 “他照办了，”她娇嗔中带着点儿嘲笑口气说，“第二天早晨，趁他还没醒，我第一件事就是去兑了那张支票。但是，他是一个浑蛋，一个酒鬼。有一次我把一瓶香槟对着他的脑袋就是一下子，他被送进了医院。” --------------- 联美影片公司(2) --------------- “所以，你们俩就这样拆了伙？” “不是的，”她大笑起来，“他好像倒挺喜欢我这一招，后来更对我着了迷。” 托马斯·英斯邀我们到他的游艇上去。总共只有三个人：佩吉、托马斯和我，大家坐在特别房舱里一张桌子旁边，喝着香槟。那时已经是黄昏，佩吉手边摆着一瓶香槟。天渐渐黑了下来，这时我看出佩吉正把她对我的兴趣转移到托马斯·英斯身上，开始对我显得有点儿不耐烦了，于是我就想起，她会把从前用香槟酒瓶对付她丈夫的那一招使到了我头上来。 我虽然喝了一点儿香槟，但人很清醒，就轻轻地对她说，只要我丝毫怀疑到她那漂亮的脑袋里转到了那个念头，我就要把她从船上扔下去。从那一次以后，我就脱离了她那个小圈子，而米高梅公司的欧文·塔尔贝格则成了她下一个眷恋的对象。欧文因为非常年轻，有一个时期被她这位风头人物害得神魂颠倒。米高梅影片公司里盛传他们俩结婚的惊人谣言，但后来欧文的热情消失，结果两人并没有搞出什么名堂来。 在我们那一段简短但是离奇的认识过程中，佩吉曾讲给我听她和一位著名的法国出版商交往时的几件趣事。这些事情促使我编写了《巴黎一妇人》，让艾娜·卜雯斯去主演。我无意自己串演，而是导演了那部影片。 有一些影评家说，无声电影没法表现心理状态；要表现心理状态，它最多只能是通过一些明显的动作，如男主角把女的按在树干上，狂热地对着她的嗓子眼儿噗哧噗哧喷气，或者是挥动椅子，打砸笨重的东西，等等。《巴黎一妇人》一片驳倒了以上的说法。我故意用一些细致的动作，来描写心理状态。例如，艾娜扮演一个交际花，她的女友走进房间，给她看一本社交新闻杂志，那里面刊载了一条艾娜的情人结婚的消息。艾娜冷冷地接过了杂志，看了一看，赶快把它放在一边，做出一副漠不关心的神气，接着就点燃了一支烟。但是观众们可以看出她是受到了刺激。她笑嘻嘻地在门口和她的朋友道了别，就赶回去看那份杂志，情绪十分激动地读那条新闻。那部影片里用了许多微妙的暗示。有一场是女仆在艾娜的卧室里打开了五斗橱，无意中让一个男人戴的硬领落在地板上，而这就说明了女主人和片中男主角（由阿道夫·孟郁扮演）的关系。 影片受到了一些有鉴赏能力的观众的热烈欢迎。它是第一部蓄意讽刺和描写心理的无声电影。此片一出，就有其他许多同一类型的影片问世，其中包括恩斯特·刘别谦导演的《姻亲关系》，孟郁在该片中几乎是重演了同样的角色。 阿道夫·孟郁一跃而成为大明星，但是艾娜的成绩却不太好。这时候有人邀艾娜去意大利拍一部影片，为期五个星期，报酬是一万美元，她向我讨主意，问是否应当接受。我当然怂恿她去，但是她不愿和我们断了关系。于是我建议，她不妨接受邀请，如果工作不能连续下去，尽可以再回来和我合作，而那一万美元仍旧可以到手。艾娜拍了那部影片，成绩并不太好，所以又回到了我们公司里。 那时我还没拍完《巴黎一妇人》，波拉·内格里以十足的一副好莱坞派头，在美国社交界初次露面。派拉蒙影片公司确实把宣传工作做得过了火，甚至超出了一般愚笨的广告范围。他们乱七八糟地虚构了一些妒忌和争吵的故事，为格露丽亚·史璜荪和波拉大肆宣传。刊出的标题有：“内格里抢史璜荪的化装室。”“格露丽亚·史璜荪给波拉·内格里尝闭门羹。”“内格里已同意接见史璜荪。”报刊就这样喋喋不休地胡扯了下去。 讲到那些虚构的故事，我们既不能怪格露丽亚，也不能怪波拉。实际上，她们一开始都是很要好的朋友。但是女性的离奇曲折的故事，广告部门一经得悉，便如获至宝。当时有许多人设宴招待波拉。就在这谣言纷纭的一段时间里，有一次我去好莱坞剧场听交响音乐会遇见了波拉。她同她那一伙广告工作人员和派拉蒙影片公司董事坐在我隔壁包厢里。 “查尔利伊（效德国口音唤“查理”）！你怎么不给我信呀？你一次也不来看我。难道你不知道，我是打德国赶来看你的吗？” 我听了这些话很得意，虽然并不相信她最后的那一句，因为我只是在柏林见过她一面，那一次为时还不过二十分钟。 “瞧你多么狠心，查尔利伊，也不打个电话来给我。我等了那么久，想要看到你的信。你工作的地方在哪儿？把电话号码告诉我，我要给你打电话。”她说。 我对美丽的波拉的这份热情很怀疑，但这样承她青睐，我多少受到了感动。过了几天，她在贝弗利山她租的房子里设宴请我。即使是按好莱坞的标准来说，那次宴会也够称得上是盛大的，虽然去了其他许多男明星，可是她只顾招待我。不管那是否出自真诚，但是我很高兴。这是我们的奇遇的开始。此后，接连着几个星期，我们一起在公共场所出现，而这在那些专栏作家们看来，当然又是什么风流事件。不久报上就出现了这样的标题：“波拉和查理订婚。”这类报道使波拉感到非常不安，她说我应当发表一篇声明。 “那应当是由女的出面，”我回答。 “那我应当说些什么呢？” 我不置可否地耸了耸肩。 第二天，我接到通知，说内格里小姐不能见我，但没说明原因何在。可是，就在那天晚上，她的女仆惊慌失措地打电话来，说她家小姐病得很厉害，问我能不能立刻去一趟？我一到那里，就被一个哭哭啼啼的女仆领进了客厅，只见波拉小姐两眼紧闭着躺在一张长椅里。后来她张开了眼睛，哼哼着说：“你真狠心呀！”就这样，我扮演了一次卡萨诺瓦。 过了一两天，派拉蒙影片公司经理查理·海顿打电话来。“你给我们招来了很多麻烦，查理。我可以跟你谈一谈吗？” “当然可以。就请到我家里来吧，”我说。 于是海顿来了。他来时已近午夜。这个身体矮胖、容貌猥琐的人，我觉得，凭他那副样儿在一家批发货栈里管事倒挺合适；他一坐下来，就开门见山地说：“查理，报上登的这些谣言，把波拉都给气病了。你为什么不发表一篇声明，把这些谣言平息一下？” 我见他态度傲慢无礼，就直冲他瞅着。“你要我说什么？” 他试图用开玩笑和不介意的口气掩饰他的窘态。“你喜欢她，对吗？” “我认为，这一类的事情谁也管不着，”我回答。 “可是，我们公司已经在这个女人身上投资了一百万！报上这些宣传给她的影响很坏。”说到这里，他停顿了一下，“查理，你既然喜欢她，为什么不就娶了她呢？” --------------- 联美影片公司(3) --------------- 这时，从他那令人难以置信的侮慢态度中，我看不出有丝毫玩笑的意味。“如果你以为，只是为了要保护派拉蒙公司的投资，我就会和一个人结婚，那你完全想错了！” “那么，你就别再和她见面吧，”他说。 “这要由波拉决定，”我回答。 谈到后来，我用玩笑口气淡淡地说，我在派拉蒙公司里没股份，所以我不明白为什么应该娶她。我和波拉的关系就这样突然地开始，又同样突然地告终。此后她没有再来找我。 就在我和波拉打得火热的那一段时间里，一个年轻的墨西哥姑娘来到了电影制片厂；她是从墨西哥城一路步行到这儿来找查理·卓别林的。我因为已经对一些影迷有过几次经验，所以关照我的经理“好好地把她打发走”。 这件事随即被丢开了，可是后来家里给我打来电话，说这位小姐坐在门口台阶上。我一听这话，汗毛都竖起来了。我吩咐仆人叫她离开，说我暂时留在制片厂里，等到事情完了再回去。十分钟后，听说她已经走了。 那天晚上，波拉和雷诺兹医生夫妇在我家里晚餐，我把这件事情说给他们听了。我们推开前门，四面望了望，看那姑娘是否确实不曾再回来。可是，饭刚吃到一半，仆人冲进餐厅，脸色都白了。“她在楼上，睡在您的床上！”仆人说他去收拾屋子，给我铺床，发现她穿着我的睡衣躺在床上。 我慌得不知道怎么办才好。 “让我去会她，”雷诺兹说着离开了座位，急忙走上了楼。我们其余的人都坐在那儿，静候事态的发展。过了一会儿，他从楼上下来了。“我跟她作了一次长谈，”他说，“她年纪很轻，人也长得漂亮——谈话很有条理。我问她为什么睡在你床上。‘我要见卓别林先生，’她说。‘你可知道，’我对她说，‘你这样会被认为是有精神病，可能被送进疯人院吗？’她一点也不在意。‘我又不是疯子，’她说，‘我只不过是崇拜卓别林先生的艺术，所以从墨西哥远道来见他。’我对她说，她最好还是脱掉你的睡衣，穿好自己的衣服，立刻离开这儿，否则我们就要去叫警察了。” “我想见一见这位姑娘，”波拉装模作样地说，“叫她下楼来，到起居室里去。”我犹豫不决，觉得这样会使大家很窘。但是后来姑娘大大方方地走了进来。雷诺兹说得对：姑娘长得年轻漂亮。她说已经在制片厂外边徘徊了一天。我们请她吃饭，但是她只喝了一杯牛奶。 她坐在那儿喝牛奶时，波拉向她提出了许多问题。“你是爱卓别林先生吧？”（这时我眨了眨眼睛。） 姑娘大笑。“爱他呀！哦，没有的事，我只不过是崇拜他，因为他是一位伟大的艺人。” 波拉问：“我的影片你看过吗？” “看过，”她漫不经心地说。 “你觉得它们怎么样？” “很好——但是，你不是像卓别林先生那样一位伟大的艺人。” 当时波拉的表情挺有意思。 我警告那姑娘，说她的行动会引起误会，然后问她可有回墨西哥城的盘缠。她说她有钱；于是雷诺兹又劝了她几句，她就走了。 但是，第二天中午，男仆又冲进了房间，说她服毒了，这会儿在路当中躺着。我们毫不怠慢，立刻打电话报告警察局，用救护车把她送走了。 第二天报上把这件事大肆宣传，刊出了她在医院病床上的照片。医生已经给她洗了胃，她正在接见新闻记者。她说并没服毒，只是为了要引人注意，又说她并不爱查理·卓别林，她来好莱坞，只是想要拍电影。 她出院后被交给福利会照管，福利会写了一封措词委婉的信给我，问我能否资助她返回墨西哥城。信里说：“她并无恶意，不是坏人。”于是我们代她付了回乡的旅费。 现在我可以给联美拍第一部喜剧片了，于是我一心要拍出一部比《寻子遇仙记》更为成功的电影。接连几个星期，我一直搜索枯肠，要想出一些剧情来。我老是对自己说：“下一部影片一定要成为一首史诗！一首最伟大的史诗！”可是，我怎么也想不出情节来。后来，一个星期天早晨，在范朋克家里度周末，早餐后我和道格拉斯一起闲坐，看几张立体风景照片。有几张照的是阿拉斯加和克朗代克河的风景，一张拍的是奇尔库特山口，一长列勘探金矿的人，正在攀越那冰冻的山峦，画片背面还印了一段说明，描写这些人如何在艰苦环境中克服困难。我想，这可是一个精彩的题目，它可以刺激我的想像。果然，各种离奇念头和喜剧动作立刻在我脑海中涌现，虽然我还没有一篇故事，但故事的轮廓已经开始形成。 创作一部喜剧时，说来也矛盾，悲剧的因素往往会激起嘲笑的心理；我想，这是因为嘲笑是一种反抗的态度：每到无可奈何的情况下，我们就必须用嘲笑的态度去反抗自然的力量，否则我们就会发疯。我看过一本书，它讲到唐纳移民队去加州时怎样迷失了路，被大雪困在内华达群山中。一百六十个拓荒者，最后生还者只有十八个人，多数人都冻饿而死。有的人饿得只好吃死尸，还有人为了充饥，把自己的鹿皮鞋都烤了吃。从这些悲惨的描写中，我想到了影片中最好笑的镜头。在极度饥饿的情况下，我把我的皮鞋煮了吃，一面还剔出那些钉子，仿佛它们是美味阉鸡的骨头，并且津津有味地大嚼那些鞋带，仿佛它们是一些细面条儿。这样饿得要发狂时，我那同伴就把我想像成为一只鸡，想要把我夹生的吃了。 那六个月里，我想出了一系列喜剧片镜头，于是，也不用剧本，我就开始拍摄，相信从喜剧的穿插和动作中可以演出一篇故事来。当然，我走了不少冤枉路，许多有趣的镜头到后来都被剪去了。其中有一组镜头，拍的是流浪汉和爱斯基摩姑娘谈爱情，姑娘教流浪汉学爱斯基摩人那样互相擦鼻子代替接吻。流浪汉要离开她去找金矿时，依依不舍地道别，把鼻子抵着她的鼻子热情地擦着。已经走开了，流浪汉再转过了身，用中指摸摸自己的鼻子，向她最后抛了一个“吻”，接着又偷偷地把指头在自己裤子上擦了擦，因为他这时候已经有点儿伤风感冒了。但是，有关爱斯基摩人的部分后来都被剪去了，因为它们和片中舞女的更重要的故事有了抵触。 拍《淘金记》的时候，我第二次结婚。由于我们有了两个儿子，现在他们都已长大成人，而我又非常爱他们，所以有关这次婚事我就不去详细加以记述了。我们婚后，过了两年，都试图使生活过得美满，然而，毫无希望，结果还是招来了很大的痛苦。 --------------- 联美影片公司(4) --------------- 《淘金记》在纽约河滨戏院上映，我去主持初映典礼。影片一开始，就看到我兴冲冲地绕过一座悬崖，不知道自己背后跟着一头熊，观众们都狂笑鼓掌。直到终场，只听到笑声，间或还杂着掌声。后来联美公司的销售经理海勒姆·艾布拉姆斯走过来拥抱我。“查理，我保证这部影片一共至少可以卖六百万。”结果真的是卖了那么多钱！ 初映结束，我病倒了。那时我住在里茨旅馆，一天忽然觉得透不过气来，就慌忙打电话给一个朋友。“我快死了，”我喘着气说，“找我的律师来呀！” “律师！你是要请一位医生，”朋友也慌了。 “不，不，去找我的律师，我要立遗嘱。” 我的朋友惊慌失措，律师和医生他都给我去找了，但是那时候我的律师凑巧在欧洲，所以只来了医生。 医生照例检查了我的身体，发现并没有什么别的病，只是神经衰弱。“这是因为天热的缘故，”他说，“离开纽约，到海边去一趟，你可以在那儿静养几天，呼吸海滨的空气。” 半小时内，我已被匆匆忙忙送到了布赖顿海滨。在路上我莫名所以地哭了。后来，我住进了临海的一家旅馆，占了一间前房，坐在窗口深深地呼吸海滨的空气。但是这时候有许多人聚集在旅馆外面叫喊：“喂，查理！”“你好啊，查理！”我只好从窗口移到里边去坐，免得让他们看见了。 突然，听见像狗叫似的一声尖号。一个人掉下水去了。救生员把他抬起来，就放在我窗口前面，给他施行急救，但是为时过晚，他已经死了。救护车刚把他送走，又听见一声惨叫。前后一共抬进来三个人，后面的两个被救活了。我比刚来时更加紧张了，决定还是回纽约去吧。过了两天，我差不多完全好了，于是又回加州去了。 --------------- 玛丽昂·戴维丝(1) --------------- 回到贝弗利山，我收到一个朋友的来信，邀我去他家会见格特鲁德·斯坦。我到了那里，斯坦小姐正坐在客厅当中一张椅子上，穿了一件花边领子的棕色衣服，双手放在膝上。不知怎的，她那样儿有些像凡高画的鲁兰夫人，不过格特鲁德不是把红发在头顶上挽一个髻儿，而是把剪短了的棕色头发披散着。 客人们围着她站了一个圈儿，彬彬有礼地保持着相当的距离。一个侍女向她悄声说了几句什么，然后走近我跟前。“格特鲁德·斯坦小姐要见您。”我赶快走向前。当时没有机会和她多谈话，因为其他客人正陆续到来，等着向她介绍。 午餐时女主人让我坐在格特鲁德旁边，不知怎的我们谈到了艺术。记得谈话好像是这样开始的，我夸赞餐厅窗外的景色很美，但是格特鲁德对此并不表示赞许。“天然的都是平凡的，”她说，“倒是模仿的更有趣。”她就这个题目发挥了一通意见，说假云石要比真的更美，特纳画的日落要比任何真的天空更可爱。虽然这些话早已被前人说过，但我仍旧很有礼貌地表示同意。 她对电影的情节发表了一套见解：“它们太陈腐了，并且，太复杂和牵强了。”在一部影片里，按照她的意思，我最好是直接走上一条大街，拐上一个弯，再拐上一个弯，再拐上一个弯。我想说，这无非是要解释她那神秘的诗句“玫瑰是玫瑰是玫瑰”，但是我本能地克制了自己，没有把这句话说出口。 午餐桌上铺着美丽的比利时花边台布，好几位客人见了都赞不绝口。我们谈话时，咖啡是盛在很轻的漆器杯子里端上来的，我的一杯摆在太靠近我袖子的地方，我手微微一动，就把咖啡打翻在台布上。真叫人不好意思！我正一迭声向女主人道歉，格特鲁德也打翻了她的咖啡。这时候我稍觉宽慰，因为照说现在感到窘促的不单是我一个人了。然而，格特鲁德毫不介意，她说：“不要紧，它没泼翻在我衣服上。” 约翰·梅斯菲尔德来参观我们的制片厂；他身材高大，长得很漂亮，并且对人和蔼而体贴。但是，不知怎的，他的这些特点会使我感到十分羞怯。幸而我刚读过《小街上的窗子》，很欣赏这一首诗，所以当时并没有一直沉默着，我背诵了我喜爱的那几行诗： 一群人在狱门口外聚集， 等着那丧钟为他们敲响， 等着去尝另一地狱的毒剂， 绝望的人啊，他们就是这样。 拍《淘金记》的时候，一天我接到埃莉诺·格林的电话：“亲爱的查理，你一定要见一见玛丽昂·戴维丝；她这人真可爱，她一定喜欢见你，所以，请你到公使旅馆来和我们一起吃晚饭，饭后一起去帕萨迪纳看你的影片《有闲阶级》。” 我虽然不曾见过玛丽昂，但是早已看到有关她的那些五花八门的广告。这类讨厌的广告，你翻开每一份赫斯特系报纸杂志都可以看到。它们做得太过火，以致人们给玛丽昂·戴维丝编了许多笑话。有一次，有人叫比阿特丽斯·李莉看洛杉矶繁密的灯火，她就开玩笑。“这太美啦！”比阿特丽斯说，“我想，再过一会儿，它们就会聚集到一起，连缀成‘玛丽昂·戴维丝’几个字了！”你只要翻开一份赫斯特系的杂志或报纸，就必然会看到玛丽昂的巨幅照片。但一般人看了这些广告，反而不愿到票房去了。 一天晚上，在范朋克家里，主人放映了玛丽昂·戴维丝演的《骑士春秋》。使我感到意外的是，玛丽昂是一位很有才能的喜剧演员，是富有风趣与魅力的，即使没有赫斯特系报刊为她那样大吹大擂，她也有资格成为一位大明星。在埃莉诺·格林的席上，我发现玛丽昂为人纯朴可爱，从那时起我们就成了知己。 赫斯特和玛丽昂的关系，不但在美国，即便在世界各国都被编成了故事传说着。他们俩的交往，直到赫斯特逝世为止，前后历时三十多年。 如果有人问我，在我一生中，什么人给我留下的印象最深刻，我应当说，那是已故的威廉·伦道夫。我还应当说明，虽然赫斯特有一些值得赞美的品德，但他给我的印象并不都是愉快的。在他的个性中，正是那些离奇难解的部分吸引了我：他是那样孩子气，那样精明，那样和善，那样冷酷，那样有财有势，尤其是对人那样坦率自然。如果以世俗的标准来衡量，他是我所知道的最自由的人。他所经营的企业，形形色色都有，范围庞大惊人：发行几百种刊物，经营采矿事业，在纽约拥有巨额地产，在墨西哥占有大片土地。赫斯特的秘书告诉我，他的企业总值达四亿美元——当时这是一个很大的数目了。 人们对赫斯特毁誉参半。有的人认为他真正是一个美国爱国的人士，另一些人则认为他是一个机会主义者，其兴趣所在，无非是推销他的报纸，积累他的财富。然而，年轻的时候，他确定富有冒险精神，信仰自由主义。再说，他父母的家当也可供他随意动用。据说，有一次金融家拉塞尔·塞奇在五马路遇见了赫斯特的母亲菲比·赫斯特。他说：“如果令郎再这样抨击华尔街，他的报纸每年要亏损一百万。” “如果照这样亏损下去，塞奇先生，那么他的事业还可以维持八十年，”赫斯特的母亲说。 我第一次会见赫斯特就说错了一句话。《剧艺报》的主编和发行人赛姆·西尔弗曼陪我到河滨环形路赫斯特的公寓里去午餐。那是有钱人爱住的那种跨两层楼的公寓房子，房间里挂着珍贵的名画，天花板很高，四壁都装着红木嵌板，墙上抠出的格子里摆着磁器。赛姆把我介绍给赫斯特一家人，然后我们坐下来吃饭。 赫斯特夫人很有风趣，态度和蔼大方。赫斯特恰巧相反，他老是张大了眼睛，尽让我自己去谈话。 “我第一次在美艺酒馆里看见您，赫斯特先生，”我说，“您和两位女士坐在一起，当时一个朋友把您指出来给我看。” 这时候我觉察到什么人在桌底下踩了我一脚。我猜那是赛姆·西尔弗曼。 “哦！”赫斯特表情怪滑稽地说。 我不知道该怎样往下说才好。“嗯，如果不是您，那一定是一个长得和您很像的人——当然，我的朋友也没看真，”我天真地说。 “是呀，”赫斯特眨了眨眼睛，“能有一个替身，那对你是非常方便的。” “可不是，”我笑了，也许笑得声音太大了一些。 赫斯特夫人给我解了围。“是呀，”她以幽默的口气强调了一句，“那对你是非常方便的。” 这件事就这样被轻轻地带过去了，我觉得那顿午餐吃得很愉快。 --------------- 玛丽昂·戴维丝(2) --------------- 玛丽昂·戴维丝来到好莱坞，在赫斯特的世界影片公司摄制的电影中担任主角。她在贝弗利山租了一幢房子，赫斯特让他那条二百八十英尺长的大型快船取道巴拿马运河，驶到加州海面。此后，有一个时期，影界人士就过着《一千零一夜》故事里的那种生活。玛丽昂每星期要举行两三次盛大宴会，每次邀请的客人多到上百位，其中有男演员、女演员、参议员、马球运动员、合唱班小歌手、外国权势人物，此外还有赫斯特的经理和编辑人员。那种气氛很奇怪，它既轻快又紧张，因为，当天晚上的宴会是否开得愉快，都要看威风凛凛的赫斯特的脾气这个晴雨表，而他那脾气又是像水银柱般变化莫测的。 我还记得玛丽昂在她租的那幢房子里举行宴会时发生的一件事。我们有五十来个客人站在那儿，赫斯特阴沉沉地坐在一张高背椅上，他的编辑人员在四周围了一个圈儿。玛丽昂光艳照人，像雷卡米爱夫人那样穿了件长袍，斜倚在一张长椅上，但是后来看见赫斯特只顾在那里办他的公事，就变得沉默起来。突然，她愤怒地大喊：“嘿！喂！” 赫斯特抬起头来：“你是在叫我吗？”他问。 “是的，是叫你！你过来！”她说时一双蓝色的大眼睛紧瞪着他。赫斯特的编辑人员退到了后面，屋子里空气紧张，一片静寂。 赫斯特像斯芬克斯似的坐在那儿，眼睛眯细了，脸绷得更紧了，嘴唇抿成了一条细线，手指神经质地敲着他那张宝座似的椅子扶手，一时拿不准要不要大发雷霆。我已经准备去取我的帽子了。但是，他忽然站起来。“嗯，我想我该走了，”他说，一面笨拙地向她走过去，“我的女主人，有什么吩咐呀？” “办公事到城里去办，”玛丽昂火辣辣地说，“别在我家里办。我的客人都等着要喝酒，你赶快给他们去吩咐一下。” “是了，是了，”他说，一面怪滑稽地蹩到厨房里去了，这时所有的人才放了心，大家笑了。 有一次我从洛杉矶去纽约处理一件紧急事务，中途收到赫斯特拍来的电报，邀我和他一起去墨西哥。我复电表示歉意，说我有事去纽约。可是，到了堪萨斯城，赫斯特的两个代理人接我来了。“我们来接您下车，”他们陪着笑说，还说赫斯特先生准备叫他驻纽约的律师在那里办理我的事务。但是我没能够分身。 我从来不曾见过谁像赫斯特那样挥金如土。洛克菲勒对金钱怀有道义的责任感，皮尔庞特·摩根从金钱的力量中获得鼓舞，但是赫斯特把千百万金元毫不在意地挥霍着，就像是在花每星期的零用钱一样。 赫斯特赠给玛丽昂的圣莫尼卡海滨住宅，简直是一座王宫，那是由意大利请来了匠人，像征性建造在沙土上的一所乔治式建筑，占地宽三百英尺，上下分为三层楼，一共有七十间房间，舞厅和餐厅的墙壁都是用金箔糊就的。到处挂的是雷诺兹、劳伦斯和其他名家的画——虽然其中也杂有一些赝品。在那间橡木嵌板的宽大的藏书室里，只要一揿电钮，一部分地板就会掀了起来，变成了放映电影的银幕。 玛丽昂的餐厅里可以很宽舒地坐五十位客人。几套很精致的客房，至少可以供二十位客人下榻。前临大海的那座花园里，辟有一个意大利式的云石游泳池，长一百多英尺，当中横跨着一座威尼斯式云石桥。游泳池近旁是一个酒吧兼小舞厅的建筑。 圣莫尼卡当局曾经打算造一个码头，供小型军舰和游艇停泊之用，这项计划获得了洛杉矶《时报》的支持。我因为自己有一条小游艇，也觉得这主意很好，一天早餐时把这件事说给赫斯特听了。“这在附近一带是有伤风化的，”他气愤地说，“让那些水手们跑来向这些窗子里看，这儿被当作一个妓院啦！”此后这件事就不曾再提起。 赫斯特非常任性。遇到兴致好的时候，他会做出奇形怪状，挺招人笑地跳他喜欢的查尔斯顿舞，也不管人家怎样批评他。他做事从不仰承他人鼻息，只是随着自己高兴。在我的印象中，他是一个很呆板的人——也许他确实是这样一个人，但是他并不试图把自己扮成另一个样儿。有许多人以为那些署名赫斯特的社论是由阿瑟·布里斯班捉刀，然而布里斯班曾经亲口对我说，赫斯特的社论是全国写得最漂亮的。 有时候赫斯特显得特别孩子气，动不动就要恼火，我记得，有一天晚会上，我们正在挑选两组人，准备玩字谜游戏，他忽然怪人家不该把他给漏了。“这么着，”杰克·吉尔伯特开玩笑说，“咱们俩来玩一个字谜，就选‘ｐｉｌｌ－ｂｏｘ’这个字，我扮演ｂｏｘ，你就扮演ｐｉｌｌ。”可是Ｗ·Ｒ·误会了；他的声音都哆嗦了。“我才不玩你那个老掉牙的字谜哩，”他说着走出了屋子，随手呯地把门关上了。 赫斯特在圣西米恩辟的那片大庄园，占地四十万英亩，沿太平洋海岸逶迤三十英里。住宅像座城堡似的造在一片高地上，海拔五百英尺，离海岸四英里。别墅的主要部分由几座城堡式建筑构成，建筑材料都是从欧洲装运来的。房屋的正面好像是兰斯大教堂和庞大的瑞士农舍式别墅的综合体。它的周围是五所意大利式住宅，建造在高地边缘上，像环列在它周围的几个卫士，第一所住宅里可以住六位客人。这些房子都是按照意大利式装饰的，天花板是巴罗克式的，上面雕刻的那些展开了翅膀的天使笑嘻嘻地朝你望着。正中的别墅里再有可供三十位客人住的房间。会客室长约九十英尺，宽五十英尺，墙上挂着哥白林花毯，有的是真品，也有的是赝品。气派轩昂华贵的大厅里，两头都摆着玩十五子游戏和打弹球的桌子。餐厅的建筑模仿威斯敏斯特大教堂的中部，虽具体而微，但里面仍可很舒畅地坐八十位客人。宅门里一共雇用了六十个仆人。 离开别墅一段路，在听力所及的地方，是个动物园，里面养着狮子、老虎、狗熊、无尾猿、猩猩以及各色的禽鸟和爬虫。从动物园门口到别墅之间，是一条五英里长的车道，道旁竖着布告板：“请让动物先行”。如果成对的鸵鸟还没打定主意要离开大路，那你只好坐在汽车里等着。母羊、麋、鹿、野牛，成群结队，在庄园附近漫游，常常阻碍了你的前进。 火车站上停有接客的汽车，如果你乘飞机去，那儿还有一个私人飞机场。如果你不是在开饭的时间到达，就有人把你领到下榻的地方，并告诉你：八点钟开晚饭，七点半在大厅里举行鸡尾酒宴。 讲到娱乐，你在那里可以游泳，骑马，打网球，玩各种应有尽有的游戏，或者是去看动物园。赫斯特有一条严格的规定，即下午六点钟之前不用鸡尾酒款客。但是玛丽昂会把她的朋友邀到她住的地方，偷偷地用鸡尾酒招待他们。 --------------- 玛丽昂·戴维丝(3) --------------- 酒菜非常精美；看那菜单，就像是查理一世在大摆筵席。有时鲜的野味：野鸡、野鸭、松鸡、鹿肉。但是，在这样穷奢极侈的筵席上，我们用的却是纸制餐巾，只有赫斯特夫人在家的时候，才请客人用亚麻布餐巾。 赫斯特夫人每年一度来圣西米恩，但并没有因此引起纠纷。她和玛丽昂互立内外两个门户，已是双方心照不宣的事情：每次赫斯特夫人快到的时候，玛丽昂和我们一伙人就很小心地离开了那儿，或者是回到圣莫尼卡玛丽昂的海滨住宅。我从一九一六年起就认识了米莉森特·赫斯特，俩人成了很要好的朋友，因此我可以来往于两个宅门之间。有时候米莉森特和她那些旧金山的上流社会朋友住在庄园里，邀我去度周末，于是我就仿佛是在社交季节中初次造访似的去到那里。然而，米莉森特也并不存有什么幻想。她看见大伙儿离开那儿时，虽然假装糊涂，但是又显示了她的幽默感。她说：“即使没有玛丽昂，反正也会有其他的人。”她时常悄悄地向我谈到玛丽昂和Ｗ·Ｒ·的关系，但是从来不曾表示怨恨。“他仍旧和往常一样，好像我们之间并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仿佛压根儿就没有玛丽昂这么一个人，”她说，“我一回到这儿，他总是显得那么亲切可爱，但就是呆不上几个小时。并且，总是来这么一套：吃饭到半当中，仆人递给他一张条子，他打了个招呼就走了。等到再回来时，他总是那样尴尬地说，有一件紧急的事，要立刻去洛杉矶处理，我们都假装相信他的话。当然，大伙儿都知道，他又是去会玛丽昂了。” 一天晚饭后，我陪米莉森特去园地里散步。别墅浸在月光里，衬着那七座山峦的蛮荒景色，显得神秘而阴森；群星的光芒刺穿了十分澄净的天空。我们伫立了一会儿，环顾四周美丽的景色。从动物园那面，可以听到狮子偶尔发出怒吼，大猩猩不断地尖声厉号，嗥声在山顶上空回荡。那是阴森可怖的：每天黄昏，太阳一落山，猩猩就开始号叫，起初叫得还轻，后来逐渐惨厉可怕，一直叫到深夜里。 “瞧那个该死的畜生肯定是疯了，”我说。 “这儿整个地方就是一个疯狂世界。你瞧呀！”她说时望了望那个城堡式别墅，“这只有疯狂的奥托想得出来呀……他还要继续去修建，不断地增添，一直造到他死的那天为止。以后，它还有什么用处呢？谁也没有财力来维修它。做旅馆吧，不合适，如果把它捐献给政府，我怀疑它对政府有什么用途——连做学校也不配。” 米莉森特谈到赫斯特，总是透出一种慈蔼的口气，而这就使我怀疑，她对他是否仍有夫妻之间的感情。她是一位善良的妇女，很能体贴别人，但是，自从我在政治上遭到歧视以后，她就不再理我了。 一天傍晚，我去圣西米恩度周末，玛丽昂出来接待我时，神情很紧张。原来，有一个客人在园地里走过，被人用剃刀给刺伤了。 玛丽昂一激动就会口吃，但这一来反显得更加妩媚，那样儿好像是小说中的一位落难佳人。“我们还不……不……不知道，这是什么人干的事情，”她压低了声音说，“可是Ｗ·Ｒ·已经派了几个侦探在园地上到处搜索，现在我们别让其他的客人知道这件事。有人怀疑，作案的是一个菲律宾人，所以Ｗ·Ｒ·吩咐，还没大致查清楚之前，叫所有的菲律宾人都离开庄园。” “被刺伤的是谁？”我问。 “今儿晚餐的时候，你就可以看到他，”她说。 晚餐时我坐在一个年轻人对面，他的脸用绷带包扎着；只看见他炯炯闪亮的一双眼睛，以及不停地笑着时露出的一口白牙齿。 玛丽昂用胳膊肘在桌子下边碰了碰我。“就是他，”她悄声儿说。 他胃口很好，好像一点儿也不曾因为受到袭击而扫了兴。人家向他打听这件事情时，他只耸了耸肩，咧开嘴笑了笑。 饭后玛丽昂领我去看出事的地方。“就在那个塑像后面，”她指着一座复制的“胜利女神”云石像说，“瞧，这儿是血迹。” “他到那塑像后边去干什么呀？”我问。 “是要……要……要躲开那个人的袭……袭……袭击，”她说。 突然，我们的那位客人又在夜色沉沉中出现，他跌跌撞撞地走过我们面前，血从面颊上滴了下来。玛丽昂惨叫了一声，我蹿了起来。一下子不知道从哪儿跑出来了二十个人，把他团团围住。“我又被刺伤了，”他呻吟着。两个侦探把他抬起来，护送到他的屋子里，随即在那儿盘问他。玛丽昂也走开了，但是，一小时后，我在大厅里遇见了她。“怎么一回事？”我问。 她露出疑惑的神气。“他们说，那是他自己干的事。他是一个痴子，这样做只是为了要出风头。”大家不再同情他了，当天晚上就赶快把这个怪人从山上送走，而那些无辜的菲律宾人第二天早上又上工了。 托马斯·利普登爵士也曾在圣西米恩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作过客，这位饶有风趣的苏格兰老人，老是长篇大论地谈话，说的是一口很有韵味的土腔。在滔滔不绝的谈话中，他常常回忆一些往事。 他说：“查理，你来到美国，现在可发迹了——我也是这样。第一次来这儿，我乘的是一条运牲口的船。我当时就对自个说：‘下一次来的时候，我要坐上自己的游艇，’而后来呢，我确是做到了。”他还向我发牢骚，说他经营利普登饮料，被骗去了几百万英镑。驻西班牙大使亚历山大·穆尔、托马斯·利普登爵士和我，在洛杉矶常常一起出去吃饭，席上亚历山大和托马斯爵士谈一些从前的事情，俩人你一句我一句顺口儿提到贵族的名姓，就像是随意抛香烟蒂似的，他们给我的印象是：贵族们一开口就是说俏皮话。 在这一段时期里，我常常去看赫斯特和玛丽昂，他们很好客，邀我每星期去玛丽昂的海滨住宅度周末，我因为很喜欢他们过的那种豪华生活，尤其因为道格拉斯和玛丽那时在欧洲，所以我就常常应邀去了。一天早晨，和其他几个人一同进早餐时，玛丽昂在她的剧本问题上向人讨主意，但是Ｗ·Ｒ·不喜欢听我的意见。那个电影故事主要谈的是男女平等问题，于是我说，一般都是由女人挑选她们的男人，男人在这方面是没法作主的。 Ｗ·Ｒ·的看法不同。“哦，不对，”他说，“一向都是男人挑选女人。” “我们以为是如此，”我回答，“但是，只要一个小姑娘指着你说：‘我要那一个，’于是，你就被她挑了去。” “你的想法完全错误，”赫斯特自信不疑地说。 --------------- 玛丽昂·戴维丝(4) --------------- “问题是，”我接下去说，“她们都把技巧隐藏得非常巧妙，因此我们就相信，那是我们在挑选。” 赫斯特蓦地把桌子一拍，早餐桌上的东西都被震得跳了起来。“我说一样东西是白的，你就偏要说那是黑的！”他大吼。 我相信，当时我面色微微发了白。仆人刚巧给我端上咖啡。我抬起头来说：“请你叫人把我的东西收拾一下，给我雇一辆车。”接着，一言不发，我站起身来，走进舞厅，憋着一肚子怒气在那儿大踏步走来走去。不一会儿，玛丽昂来了。“怎么啦，查理？” 我的声音直哆嗦。“凭他是谁，也不能向我那样吆喝。他以为他是谁啦？是尼禄吗？是拿破仑吗？” 她没答话，就转过身去，赶快离开了屋子。过了一会儿，Ｗ·Ｒ·来了，他只装作没发生过任何事情的样子。“什么事情呀，查理？” “我是不习惯被人吆喝的，尤其是我在别人家里作客的时候。所以，我这就走。我——”我的一句话没说完又咽下去了。 Ｗ·Ｒ·想了想，接着也开始在房里来回地走。“让咱们把这件事情谈谈开吧，”他说，他的声音也在发抖。 我跟着他进了大厅，走到摆在墙凹进去地方的一张古色古香的奇彭代尔式双人椅跟前。赫斯特身高六英尺四英寸，又长得相当胖。他在椅子里坐下了，指了指那点儿空着的地方。“坐下吧，查理，让咱们把这件事谈谈开。”我挨着他紧紧地挤在一起坐了下去。他不再说一句话，突然伸出了手，我虽然坐在那儿没法动弹，但还是挺费力地和他握了手。接着他就开始解释，他的声音仍旧颤抖着。“你瞧，查理，我实在不喜欢玛丽昂演这个剧本……她是尊重你的意见的。你呢，又赞成她演这个剧本……嗯，大概就是由于这个缘故，我就冒犯了你。” 我的气立刻消了，和他和解了，一迭声说这是怪我不好；最后我们再一次挺费力地握了手，然后试着往起站，但是发现我们都卡在那张奇彭代尔式椅子里，这时候椅子发出了可怕的嘎吱嘎吱声。费了好大劲，我们终于挣脱了身，那张椅子倒纹丝不动。 现在猜想起来，当时玛丽昂一离开了我，就直接去找赫斯特，怪他不该那样粗暴，叫他出来道歉。玛丽昂知道什么时候乘机进言，什么时候保持缄默，所以有时候她是不开口的。“他发起脾气来，”玛丽昂说，“好像起了风暴，打响了雷……雷……雷啊。” 玛丽昂性情愉快，风趣悦人。每逢Ｗ·Ｒ·有公事去纽约，她总是把她的朋友一起邀到她贝弗利山的住宅里（那时候海滨住宅还不曾造），于是我们就举行宴会，玩字谜游戏，一直玩到午夜。接着，鲁道夫·范伦铁诺就在他家里回请，而我又在我家里宴客。有时候，我们包下了一辆公共汽车，装满了一车子食物，再雇上一个奏六角手风琴的乐师，于是一二十个人一起到马利布海滩，在那里生起篝火，半夜里野餐，捕石鲈鱼。 赫斯特报系的专栏作家露爱娜·帕森斯，每次都由后来担任我副导演的哈里·克罗克陪同着，和我们一块儿去。这样游玩以后，我们总是在凌晨四五点钟才回家。玛丽昂对露爱娜说：“这要是被Ｗ·Ｒ·知道了，咱们俩当中准有一个被解雇，可……可……可是，被解雇的不会是我呀。” 有一次，玛丽昂家里举行宴会，大伙正玩得高兴，Ｗ·Ｒ·从纽约打来了电话。玛丽昂听完了回来，怒气不息。“你们可想得到吗？”她气愤愤地说，“Ｗ·Ｒ·竟然派了人监视我呀！” 原来赫斯特在电话里读给玛丽昂听一份侦探的报告，列举了他走后玛丽昂做的一些事情，说有人看见她清晨四点钟离开了某甲家里，五点钟离开了某乙家里，等等。她后来告诉我，说赫斯特准备立刻回洛杉矶，把他们俩的事料理清楚，从此一刀两断。玛丽昂当然恼火，因为她只是去看了几个朋友，并不曾做任何非礼的事。侦探报告里所举的确是事实，但经过一番歪曲，就给人留下了错误的印象。Ｗ·Ｒ·到了堪萨斯城，拍来电报：“已改变初衷，不拟回加州，旧地多少欢娱，往事不堪回首，现仍返纽约。”可是，过了不久，他又拍来一份电报，说他要来洛杉矶了。 Ｗ·Ｒ·一回来，所有的当事人都紧张起来。但是玛丽昂和他的那次会见消除了一切误会，最后是为欢迎Ｗ·Ｒ·回贝弗利山举行了一次盛大的宴会。玛丽昂在她租的房子上层造了一个可以坐一百六十位客人的临时餐厅。收拾装潢，安装电灯，铺一个舞池：在两天之内全部竣工。玛丽昂只要一摩擦神灯，样样东西都齐备了。那天晚上，她戴了一只新的价值七万五千美元的翡翠戒指，那是Ｗ·Ｒ·给她的礼物，总算幸运，谁也没有被解雇。 我们在圣西米恩的庄园和玛丽昂的住宅里住了一段时间，要调一个环境，有时候就到赫斯特的游艇上去度周末，泛舟到圣卡塔利娜岛，或者是去南面的圣迭戈海滩。有一回，游艇到了圣迭戈海滩，不得不把当时已经接管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的托马斯·哈·英斯送下船。那一次我不曾去，但一同在船上的埃莉诺·格林后来告诉我，说英斯起先玩得很高兴，可是午餐时突然浑身剧痛，只得离了席。大伙都以为他是发了胃病，但后来他痛得更厉害了，这才被抬上岸，送进了一家医院。医院里发现他是发了心脏病，于是把他送回贝弗利山他的家里，他到家三星期后，心脏病复发死了。 恶毒的谣言四下传布开，说什么英斯是被开枪打死的，赫斯特是与此事有关的。谣言纯属虚构。这件事我知道，因为英斯去世前两星期，赫斯特、玛丽昂和我还到他家里去探望过他；看到我们三个人，他非常高兴，相信自己不久就会痊愈。 英斯的死打乱了赫斯特世界影片公司的计划，因此这些计划只好由华纳兄弟影片公司去完成了。但是两年后赫斯特影片公司并入米高梅影片公司，在米高梅的制片厂场址上为玛丽昂造了一所精致的平房化装室（我管它叫特里亚农）。 赫斯特的报纸业务，大部分都是在这儿处理的。我多次看见他坐在玛丽昂的会客室当中，地下摊了二十多份报纸。他坐在椅子上综观形形色色的标题。“那一条排得不醒目，”他指着一份报纸声音尖溜溜地说。“为什么登某某人的那篇特写？”有时候他会拣起一本杂志，大拇指翻一翻书页，双手掂一掂它的分量。“《红皮书》上的广告怎么啦？——这一期出得挺轻嘛。打个电报给雷·朗，叫他马上来。”就在这个当儿，刚离开摄影棚的玛丽昂来了，她打扮得花枝招展，带着一副嘲笑的神气，故意践踏着那些报纸走过来，还说：“把这些破烂都给我收拾开，我的化装室都被它们给弄糟了。” --------------- 玛丽昂·戴维丝(5) --------------- 赫斯特有时候会显得十分天真。他去看玛丽昂的影片初映，常常要邀我和他同车去，汽车快要开到电影院门口，他就先下了车，以免被人家看见他是和玛丽昂一起去的。但是，后来《赫斯特考察家报》和洛杉矶《时报》卷入了一场政治斗争，赫斯特猛烈抨击对方，《时报》不甘示弱，最后就进行人身攻击，指责赫斯特过着双重生活，在圣莫尼卡筑有香巢，并且提到了玛丽昂。赫斯特不曾在他的报纸上反驳这类攻讦，但是后来有一天他来找我（那时玛丽昂的母亲刚去世），说：“查理，戴维丝太太下葬，你可以和我一起去抬灵柩吗？”我当然答应了。 大约是在一九三三年，赫斯特邀我一同去欧洲旅行。他已经在丘纳德轮船公司的一艘客轮上，为他的一行人包了整整一排房舱。但是我谢绝了，因为这样旅行，一定是同二十来个其他客人一道去，一路慢慢地航行，赫斯特高兴停留就停留，高兴赶急就赶急。 有一次我和赫斯特去墨西哥旅行，就尝到了这种滋味，那时候我的第二个妻子正有孕，十辆汽车，跟在赫斯特和玛丽昂的车后面，在崎岖的路上行进，恨得我只是骂这伙人。路没法走了，我们只好放弃了原定的目的地，在一个墨西哥农民家里过夜。我们一共有二十个人，但只有两间屋子；多承他们照顾，把一间屋子让给了我们夫妻俩和埃莉诺·格林睡。有的人睡在桌上和椅子上，有的人睡在鸡舍和厨房里。我们那间小屋子里的情景怪有趣的，我妻子占了那张惟一的床，我横卧在两张椅子上，埃莉诺好像是准备去里茨旅馆，打扮得齐齐整整，戴着帽子，蒙着面纱，带着手套，躺在一张破榻上。她像墓上雕凿的偃卧着的人像，双手交叉在胸口上，睡中始终不曾改变一下这个姿势。这一点我知道得挺清楚，因为那天夜里我一直没合上眼。第二天早晨，我从眼角睨视，只见她起来时仍和昨天躺下时一样，发式纹丝不动，连一根头发也没乱，她皮肤白皙光润，精神焕发，就好像是走过广场旅馆的茶室时那样。 赫斯特有一次带着我从前的副导演哈里·克罗克一起去欧洲旅行。那时哈里已是赫斯特的社交秘书，他问我是否可以为Ｗ·Ｒ·写一封介绍信给菲利普·沙逊爵士，于是我给他写了。 菲利普热诚款待了赫斯特。他知道赫斯特多年来一直公开反英，就作了安排，让他和威尔士亲王会面。菲利普让这两位在他的藏书室里单独会晤，据他说，亲王在那里单刀直入地问赫斯特为什么要那样反英。他还说他们在那里谈了两个小时，他相信那次与亲王的会晤收到了有益的效果。 我永远无法理解赫斯特的反英情绪，因为他在英国拥有贵重的股票，可以从这些股票中获得巨额利润。他的亲德倾向可以追溯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在那关键时刻，他和当时德国大使伯恩斯托夫伯爵之间的交往和友谊引起了舆论强烈的抨击。赫斯特虽然拥有强大的势力，但也无法平息物议。此外，他的美国外籍通讯记者卡尔·冯·维甘德，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时，还经常写偏袒德国的文章。 赫斯特去欧洲旅行时，访问了德国，并会见了希特勒。那时人们还很少知道希特勒的那些集中营。第一次是我的朋友科尼利厄斯·范德比尔特写了几篇报道，透露了那些集中营的内幕。范德比尔特找了一个借口，进入了一个集中营，描写了纳粹在那里进行的种种迫害。但是，由于那些残酷的暴行被他描绘得近似荒唐，所以很少人相信那是真的。 范德比尔特寄给我一套明信片，上面印的都是希特勒发表演说时的姿势。他那张脸丑恶得可笑——好像是在拙劣地模仿我的样儿，一撮怪滑稽的小胡子，几绺竖起的乱发，再有那可厌的薄唇小嘴。我不可能把希特勒这样一个人放在眼里。每一张明信片上是一个不同的姿势：有一张上面，他向一群人大声疾呼，手蜷曲得像两个爪子；另一张上面，一条胳膊举起，另一条胳膊下垂，像一个玩板球的人准备投球；再有一张上面，双手在前面紧握，好像是在举一个假想中的哑铃。敬礼时一只手向上挥起，引向肩后，掌心向上，我看了那样儿就想到要在它上面放一托盘龌龊盆子。“这是一个疯子呀！”我心里想。但是，等到爱因斯坦和托马斯·曼被迫离开德国，我才觉得希特勒这副嘴脸不是滑稽可笑，而是阴险可怖了。 我第一次会见爱因斯坦是在一九二六年，那时他到加州来讲学。我有这样一种想法，认为科学家和哲学家都是一些理想化的浪漫主义艺术家，他们都是朝着另一个方向发挥了自己的热情。我的这一想法很能说明爱因斯坦的个性。他性情愉快，对人亲切，细看上去像一个典型的阿尔卑斯山区的德国人。虽然他的态度是那么安详温和，但是，透过外表，我可以看出，他是非常容易动感情的，而他那非凡的智力就是来源于这种性情。 环球电影制片厂的卡尔·莱姆勒打电话给我，说爱因斯坦教授想要见我。我听了很是激动。于是我们在环球电影制片厂里会见，并在那里同教授、他的夫人、他的秘书海伦妮·杜卡斯和副教授沃尔特·迈耶共进午餐。爱因斯坦夫人的英语讲得很流利，实际上要比教授说得更好。这位肩宽背阔的妇女，精力十分充沛；显然她因为做了这位伟大人物的太太而感到幸福，并且无意于掩饰她这种心情；她那高度热情是可爱的。 饭后莱姆勒先生领大家去参观电影制片厂，爱因斯坦夫人把我拉到了一边，小声儿说：“您为什么不邀教授上您家去呢？我知道，如果有机会单是咱们几个人在一起静静地谈一谈，他一定会很高兴的。”因为爱因斯坦夫人关照，应当举行一次简单的宴会，所以我另外只请了两个朋友。席上她讲给我听爱因斯坦博士发明相对论那天早晨的情景。 “博士像往常一样，穿着他的睡衣，从楼上走下来早餐，但是那天他几乎什么东西也不吃。我以为他不大舒服，就问他哪儿不痛快。‘亲爱的，’他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他喝完了咖啡，就走到钢琴跟前，开始弹琴。他时而弹几下，时而停一会儿，记下了一些什么，然后又重复说：‘我有一个惊人的想法，一个绝妙的想法！’” “我说：‘那么，究竟是什么想法呀，你就讲出来吧，别叫人打闷葫芦啦。’” “他说：‘这很难说，我还得把它推究出来。’” 她告诉我，说他怎样继续弹琴，有时记下一些什么，大约经过了半个小时，然后回到楼上他的书房里，关照她别让人打扰他，此后就在楼上待了两个星期。“每天我把饭菜给他送上去，”她说，“黄昏时他出去散一会儿步，活动活动，然后又回到那儿工作。” --------------- 玛丽昂·戴维丝(6) --------------- “一天，”她说，“他终于从他的书房里走下来，面色很苍白。‘喏，就是这个，’他对我说，一面疲倦地把两张纸放在桌上。那就是他发明的相对论。” 因为雷诺兹医生也懂得点儿物理学，所以那天晚上我也邀请了他，他在席上问教授可曾看过邓恩写的《时间实验》。 爱因斯坦摇摇头。 雷诺兹装模作样地说：“邓恩提出了一条有关维数的很有趣的原理，一种叫什么，”——说到这儿，他迟疑了一下——“一种叫什么维数的发展。” 爱因斯坦赶快向我转过了身，带着顽皮的神气悄声说：“一种维数的发展，这是个什么玩意儿？” 后来雷诺兹不再谈维数的问题了，他问爱因斯坦可相信鬼吗。爱因斯坦承认从来不曾看见过鬼，还说：“如果有其他十二个人同时看到了同样的现象，那么我是会相信的。”他笑了。 那时候大家都盛谈灵魂现象，心灵体流露的表演在好莱坞风行一时，尤其是一些电影明星家里，常常举行灵魂学家聚会，表演实物腾空和各种心灵学现象。我没参加过这种集会，但是著名喜剧女演员范妮·布赖斯言之凿凿，说她在一次灵魂学家集会上亲眼看见一张桌子从平地升起，飘浮在屋子里的空中。我问教授可曾目睹这种现象。他和蔼地笑了笑，摇了摇头。我还问他的相对论是否和牛顿的假设有所抵触。 “相反，”他说，“它是那假设的进一步发展。” 我在席上告诉爱因斯坦夫人，说等我的下一部影片放映后，我准备去欧洲。 “那时候您一定要到柏林来看我们，”她说。“我们住的地方不大——教授没有很多钱，虽然洛克菲勒基金会有一百多万美元供他用来作科学研究，但是他从来没有动用它。” 后来我去柏林时，到他们住的那一套朴素的小公寓房子里去拜访他们。那住宅有点儿像你在布朗克斯看到的房子：一间房兼做客厅和餐室，地下铺着破旧的地毯。家具中最贵重的是那架黑漆钢琴，也就是爱因斯坦在那上面写出有关四维空间的历史性草稿的钢琴。我常常猜想，不知道那架钢琴后来落到哪里去了。它可能被安放在史密森协会或大都会博物馆里了，也可能被那些纳粹党徒当柴火烧了。 纳粹的恐怖笼罩了德国，爱因斯坦一家人去美国避难。爱因斯坦夫人讲了一件有趣的事，说明教授在金钱方面是多么一无所知。普林斯顿大学要聘请他，谈到了报酬问题。教授提出的数目太小了，普林斯顿学校当局说，他所要的待遇在美国连维持生活都不够，他至少需要两倍于此数的薪水。 一九三七年，爱因斯坦夫妇到加州旧地重游，一同来看我。爱因斯坦和我亲热地拥抱，并告诉我，他是同三位音乐家一起来的。“饭后我们要演奏一回给您听听。”那天晚上，爱因斯坦参加演奏了一次莫扎特的四重奏。虽然他的弓法不太娴熟，技巧有点儿生硬，但是演奏时他露出了狂喜的神情，闭拢了眼睛，摇晃着身体。那三位音乐家对教授的参加并不表示十分欢迎，都委婉地劝他休息一会儿，由他们三个人另奏几支乐曲。教授同意了，然后和我们一起坐在那里听。可是音乐家演奏了几个乐曲后，教授悄声儿问我：“我什么时候再演奏呀？”音乐家们走后，爱因斯坦夫人有点儿着恼，她安慰她丈夫道：“你演奏得比他们哪一个都好！” 过了几天，爱因斯坦夫妇又来晚餐，这一次我邀请了玛丽·璧克馥、道格拉斯·范朋克、玛丽昂·戴维丝、Ｗ·Ｒ·赫斯特，以及其他两位客人。玛丽昂·戴维丝坐在爱因斯坦旁边，爱因斯坦夫人坐在我右边，再过去就是赫斯特。饭前大家兴致好像都挺不错，赫斯特很亲切，爱因斯坦很客气。但是，大家吃了一会儿，我就觉察出气氛逐渐冷淡下来，到后来大家一句话也没有了。我竭力要使谈话活跃起来，但是怎么也没法引得客人开口。餐厅里笼罩着可怕的沉寂，我只见赫斯特愁对着他的点心盆子，教授露出微笑，坠入沉思。 玛丽昂仍旧是那样嘻皮笑脸，在桌上向每个人说几句俏皮话儿，扯几件不相干的事情，可就是没和爱因斯坦谈话。突然，她扭转身向教授淘气地说：“哈罗！”接着就用中指在他头上掠了掠，说：“你为什么不把头发剪一剪呀？” 爱因斯坦笑了，于是，我想现在可以散席，还是到客厅里喝咖啡去吧。 苏联电影导演爱森斯坦来到了好莱坞，他的随行工作人员中有格里戈尔·亚历山德罗夫，还有一个年轻英国人，是爱森斯坦的朋友，叫艾弗·蒙塔古。我常常看到他们几个人在一起。他们在我的球场上打网球，球打得很差——至少是亚历山德罗夫打得很差。 爱森斯坦将为派拉蒙影片公司导演一部影片。这时他已经因为拍了《波特金》和《震撼世界的十天》而成名；所以派拉蒙影片公司把他看作一颗摇钱树，想聘请他作导演和编剧。后来他编了一个很好的剧本叫《萨特的黄金》，那是根据一篇有关早期加州有趣的文献改编的。剧本中并无宣传色彩，然而，由于爱森斯坦来自苏联，后来派拉蒙影片公司就有了顾虑，终于打消原议。 有一天，和爱森斯坦谈到了共产主义，我问他：受了教育的无产者，在智力方面是否比得上那些世代有文化的贵族。看来他对我的知识浅薄感到惊讶。这位出身于苏联中产阶级工程师家庭的爱森斯坦说：“一经受了教育，群众的智力就会变成一片富饶的新土壤。”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我看到爱森斯坦导演的《伊凡雷帝》，那是所有历史片中一部登峰造极之作。他用写诗的手法解释历史——这是解释历史的一个极好的方法。我看到，甚至是一些新近发生的事情也会被人任意加以歪曲，因此所谓历史只会引起我的怀疑。然而，用诗的方法解释历史，就可以对某个时期获得一般的印象。总而言之，艺术作品比史书包含了更可靠的事实和更详尽的记述。 --------------- 《城市之光》(1) --------------- 我在纽约的时候，一个朋友告诉我，说他看到影片配音的情形，他预言，这一发明不久即将在电影业中引起一场革命。 我听过后就把这件事丢开了，又过了几个月才想起它来，因为华纳兄弟影片公司摄制了它的第一部有声电影。那是一部古装影片，是由一位非常漂亮的女演员主演的——她的名字我现在不去提了——起先她在片中悄然无语，然而却十分生动地表现了巨大的悲哀，一双忧郁的大眼睛里流露出即使是莎士比亚的词藻也难以描绘的痛苦。可就在这时候，影片中突然出现了一个新的组成部分——我们听到了一只贝壳凑近耳朵时发出的那种声音。接着，那位美丽的公主就像在沙土中说起话来：“哪怕是抛弃了我女王的宝座，我也要嫁格雷戈里。”这使我大吃一惊，因为，在这以前，我们都觉得这位公主是十分可爱的。电影继续演下去，那里面的对话就更加好笑了，但是这一切还不及音响效果更招笑。公主房门上的把手一扭动，我以为那是什么人开动了田里的一辆拖拉机；门一关上，又像是两辆装运木材的卡车互相撞上了。有声电影刚问世时，制片人完全不知道怎样控制声音：一位身披铠甲的游侠骑士，发出了铿锵的响声，你听着好像是走进了一个钢铁厂；一家人吃饭，那噪声好像是个小饭店到了最忙乱的时刻；把水倒在杯子里，会发出突然升高了的奇怪的声音。我离开戏院时，相信有声电影的日子是不可能维持多久的。 但是，又过了一个月，米高梅影片公司放映了它的《轻歌曼舞》，那是一部大型音乐片，虽然内容庸俗无聊，但是映出时卖座极盛。这是有声电影的发轫，此后所有的电影院立刻开始争订有声影片。无声影片衰落的日子到了。这是一件令人惋惜的事，因为那时候无声电影正在改良进步。德国导演穆尔瑙已经很有效地利用了这一艺术形式，而我们某些美国导演也正在开始仿效他的手法。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是具有世界性吸引力的，它的对象包括知识分子和下层社会。然而，现在这一切都要成为明日黄花了。 但是我决定继续拍无声电影，因为我相信，不同类型的娱乐是可以同时并存的。再说，我是一个演哑剧的，在这方面我是别具一格的，而且，不客气地说一句，是首屈一指的。所以我接下去再拍一部无声电影——《城市之光》。 影片取材于这样一个故事，它讲到一个小丑，由于在马戏场上出了事故而双目失明。他有一个小女儿，是一个多病和神经质的孩子，他出院时，医生嘱咐他不要让女儿知道他已经失明，应当等她身体强健了再告诉她，因为怕她受不了刺激。后来小丑那样跌跌撞撞，把小姑娘招得哈哈大笑。但是，这情节太令人伤感了。于是，小丑瞎了眼的故事，就被改编成为里面有卖花姑娘的《城市之光》了。 以下故事里的次要情节，已经在我思想中酝酿了好多年：富翁俱乐部里的两个会员，有一次谈到，人们清醒时的意识是不可靠的，于是决定用河滨马路上一个睡熟了的流浪汉做一次实验。他们把流浪汉送进他们华丽得像天宫般的寓所里，让他恣意享受美酒声色之乐，等他烂醉睡熟后，再把他送回原来的地方，流浪汉醒后还以为自己做了一场梦。根据这一构思，我想到了《城市之光》里的百万富翁，富翁沉醉时和流浪汉挺要好，可是清醒后就不理睬他了。环绕着这个主题，展开了剧中的情节，于是流浪汉就在盲女郎面前假装是一个富翁。 那些日子里，拍完了《城市之光》，我总是去道格拉斯的制片厂里洗蒸气浴。他的许多朋友——有演员，导演，制片人——都聚在那里，于是我们就随意喝着杜松子酒和汽水，闲谈有关有声电影的事情。听到我在拍另一部无声电影，多数人都感到惊奇。“你真有勇气呀，”他们说。 以前我拍电影，往往会引起一些制片人的兴趣。但是现在他们都只想到要拍几部精彩的有声电影，于是，随着时光的推移，我开始感到自己与世隔绝，担心已经走上没落的道路。 乔·申克以前是公开表示不喜欢有声电影的，但现在他的思想也波动了。“恐怕以后是它们的世界了，查理，”于是他接着说，只有卓别林能够拍出一部卖座儿的无声电影。虽然这是一句恭维我的话，但听了却叫人不好受，因为我无意独个儿死保着无声电影的艺术。再说，那些杂志上的文章也表现得忐忑不安，因为它们都对查理·卓别林拍电影的前途表示怀疑和担心。 《城市之光》的确是一部理想的无声电影，什么困难也阻止不了我去拍这部影片。然而，我遇到了好几个问题。自从有声电影问世以来，到现在已有三个年头，一般演员几乎忘了怎样演哑剧。现在他们只顾到谈话与时间的配合，而不再顾到动作与时间的配合了。再有一个困难，那就是需要物色一个既会装得像个瞎子、但又不致因此损及美感的姑娘。许多人跑来自荐，她们抬起了头，露出了眼白，那样儿叫你看了就难受。总算运道好。有一天，我看见一家影片公司在圣莫尼卡海滩拍电影。有许多穿着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向我挥手。那是我以前见过的弗吉尼亚·彻里尔。 “我什么时候可以给你拍电影呀？”她问。 看到她那婀娜匀称的身体，穿着蓝色的游泳衣，我根本没想到要请她来扮演这样一个需要着重表现心灵的盲女郎。但是，对其他几个女演员进行了一两次试验后，我都很失望，这才把她找了来。出我意料的是，她具有那种模拟盲人的本领。我教她怎样朝着我看，但是，要向自己内心里看，而不是看见了我，她居然能够照着我的意思做。彻里尔小姐长得很美，并且适于上镜头，只是缺乏演戏经验。有时候这反而成为一个优点，尤其是拍这种技术占首要地位的无声电影。那些富有经验的女演员有时积习太重，而哑剧中的动作技巧又是十分机械的，这样她们就会感到一时无所适从。经验较浅的演员，反而更容易适应那些机械动作。 有一个镜头是，流浪汉为了要穿过那条车辆拥挤的街道，就从一辆轿车这面的门走进，再从那面的门走出。流浪汉关上车门，瞎眼的卖花姑娘听见了声音，以为他是汽车的主人，就把花儿送上去。流浪汉用他仅有的半克朗买一束鲜花。一个不小心，他把她手里的花碰落在人行道上。她蹲下身子，四面摸着去拾。他指给她看。但是她仍旧摸索着。他忍不住自己给拾起来，奇怪地朝她看。突然他明白了，原来她是看不见，于是，把花在她眼前晃了晃，知道了她是盲人，这才很不过意地把她扶了起来。 整个这一场，总共只演了七十秒钟，但是，为了拍好它，我花了五天时间，一再地重拍。这不能怪那姑娘，一半是由于我拍电影时刻意求工，已经到了着魔的程度。《城市之光》一片，经过了一年多的时间才摄制成功。 --------------- 《城市之光》(2) --------------- 在拍摄这部电影期间，股票市场狂跌。我幸而不曾被殃及，因为我以前读了梅杰·Ｈ·道格拉斯的《社会信贷》，该书分析并解释了我们的经济制度，说一切利润基本来自工资。所以，失业意味着丧失利润，并使资本减少。这一说法给我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因此，一九二八年，当美国失业人数达到一千四百万人时，我就售出了我所有的股票和债券，把我全部所有都变成了流动资本。 股票市场狂跌的前一天，我和欧文·伯林一同进晚餐，他对股票行情很是乐观。他说，在他常去的一家酒馆里，有一个女侍者把她的投资增加了一倍，不到一年就赚了四万美元。他本人手头有价值几百万美元的股票，这些股票可以给他带来上百万元的利润。他问我可做股票生意吗。我对他说，现在已经有一千四百万人失业，所以我不相信股票。我劝他趁有赚头的时候把股票一起出笼，从此洗手别干了，他听了大为不高兴。于是我们在这问题上争执起来。“你为什么要这样低估美国的价值！”他责备我，说这是很不爱国的表现。第二天，股票市场暴跌了五十点，欧文的财产荡然无存。一两天后，他来到我的制片厂里，又是懊丧又是愧悔，他很想知道我那消息是从哪儿听来的。 最后，《城市之光》拍摄完毕，只剩下给它配音乐了。这方面有一点是值得欣慰的，那就是音乐可以由我来支配，于是我自己作了曲。 因为优美的音乐会给我的喜剧片增添上感情的一面，所以我要认真地为它们配上富有浪漫色彩的优美的音乐，以此衬托出流浪汉的个性。那些改编乐曲的人很少理解这一点。他们老是要配上一些滑稽有趣的音乐。但是我总是这样解释：我不要音乐喧宾夺主，我要它优美悦耳地配合着表达感情，正有如黑兹利特所说：一部艺术作品，如果没有感情，它就是不完整的。有时候，一位音乐家向我炫耀，大谈其半音阶和全音阶的局限性，这时我就用外行的口气打断了他的话：“不管旋律多么美，这主要是一支即兴伴奏曲。”给一两部影片配过音乐后，我已经能用内行的眼光去看乐队指挥的总谱，知道哪一支乐曲是被管弦乐配得过了火。如果我看到铜管乐器或木管乐器组内的音符很多，我就说：“铜管乐器奏得太杂了，”或者说：“木管乐器奏得太乱了。” 听五十人组成的交响乐队首次演奏你自己谱的乐曲，这比任何其他的事都更紧张刺激。 《城市之光》终于配好了音乐，这时我就急于要知道影片的成果如何。于是，也不事先公布，我们就在热闹市区的一家戏院里进行试片。 那一次我所受到的考验是可怕的，因为放映我们影片的那家戏院有一半座位都是空着的。那些观众都是去看戏的，并不是去看喜剧片的，所以，直等到电影已经放映了一半，他们才从迷茫中清醒过来。可以听到一些笑声，但是笑声很轻。影片还不曾演完，我看见几个人影在过道中移过去。我用胳膊肘碰了碰我的副导演。“他们还没看完就走了。” “也许，他们是上厕所去了。”他悄声说。 此后我再也没法集中思想去看电影了，我只顾等那些走过去的人重回来。过了几分钟，我小声儿说：“他们还没回来呀。” “有的人是赶火车去了。” 离开戏院时我心里想，两年时间和二百万美元都算白扔了。走到外面，戏院经理站在休息室里向我招呼。“影片十分精彩呀，”他笑着说，但接下去的那句恭维话却是寓意含混的，“以后，我想看到你拍一部有声的，查理——全世界的人都在等着啦。” 我勉强挤出了笑。我们的工作人员已经陆续走出戏院，这时都站在人行道上。我走到他们当中去。我的经理里夫斯一向是很严肃的，但这时却用轻松的口气说：“我认为它挺不错，要知道——”他最后这几个字听来不大妙，但是我很有把握地点了点头。“如果戏院里是满座，那观众的反应会是热烈的——”但接着我又补了一句：“当然，还有一两个地方要修剪一下。” 这时候我们忽然想起，直到现在，我们还不曾为这部影片做推销工作，于是大家都慌了。但是我倒不为此十分着急，因为，我希望，我的名气仍旧具有票房价值。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经理乔·申克警告我，现在已不比放映《淘金记》的时候了，一般电影院老板已不再准备给我那样的待遇，而那些轮流上映的大电影院也和我们保持着相当的距离，都抱着观望的态度了。以前电影院老板对我的每一部新影片都很感兴趣，但现在他们已经不那么热心了。再有，要在纽约放映电影是有困难的。他们通知我，纽约所有的电影院都已被预定出去了。所以我必须排队等候了。 在纽约，只可以租借到乔治·Ｍ·科汉戏院，它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但那儿一般不适合于放映电影，大家都认为它是一个赔钱的电影院。它甚至不配称为一个电影院。虽然我每星期要付七千美元租金，并需保证连续租八个星期，但戏院里除了四壁之外，其他一无所有：经理，出纳，引座员，放映师，台上工作人员，电灯招牌广告费用，一切都需要自己筹备支付。既然已经花了二百万美元——都是我自己拿出来的钱——我就索性孤注一掷，把这戏院租下来了。 同时里夫斯和洛杉矶一家新落成的电影院谈妥了，准备在该戏院初次献映我们的影片。爱因斯坦夫妇当时仍在洛杉矶，也要去看——但是，他们再也不曾想到，去时会有那么多的麻烦。初映的那天晚上，他们先在我家里晚餐，然后我们一起驱车去市区。沿几个街区的大街上都挤满了人。人群挤碎了戏院附近商店的橱窗，警备车和救护车试图驶进人群。我们由一队警察卫护着，推推搡搡，走进了休息室。我最讨厌初映的晚上：心情紧张，只闻到香水和麝香混杂着煤气灯的气味——你头昏脑胀，只想作呕。 这位老板造了一所很考究的戏院，但是，和当时的许多电影院老板一样，他不懂得怎样放映电影。电影开始了。银幕上映出了导演和制片人的名字，像在一般电影初映时一样，观众都报以掌声。后来，第一个镜头终于出现。我的心急跳起来。那是一个塑像纪念碑揭幕典礼的滑稽镜头。观众们看了都大笑起来！他们越笑声音越高，变成了哄堂大笑。我已经抓住了观众！我的一切疑虑和恐惧都开始烟消云散。我只想到要哭。接连放映了三本，观众们一直笑着。由于紧张兴奋，我也跟着他们一起笑。 就在这时候，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突然间，影片在一片笑声中断了！戏院里灯光通明，一个人用麦克风宣布：“在继续放映这部精彩的喜剧片之前，让我们占用诸位五分钟的时间，向诸位介绍一下这个美丽的新戏院的优点。”我简直没法相信自己的耳朵。我发了狂。我从座位上一下子跳起，沿走道飞奔过去：“那个婊子养的混蛋戏院经理在哪里？我要宰了他！” --------------- 《城市之光》(3) --------------- 观众们都支持我，大家又是跺脚又是拍手，而那个白痴仍继续大谈戏院里种种精致的设备。但是观众开始喝倒彩，他这才赶快停下了。此后，整整映了一本，笑声才又恢复正常。在这种情况下，我认为这部影片是成功的。映到最后一场时，我注意到爱因斯坦在拭眼泪——这又一次证明，科学家永远是多情善感的。 第二天，也不去等着看影评，我就启程去纽约，因为再过四天就要在那里放映电影，我必须先赶到那里去。我一到那儿，就大吃一惊，发现什么宣传工作都不曾做，报上只刊出了一则例行的广告启事：“我们的老朋友又要和我们见面了，”以及其他几条毫无吸引力的介绍，此外什么都没有了。于是我警告我们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不能全凭观众对我的好感，必须向他们做广告；要知道，我们是在一个戏院里初映，而这家戏院平时是不映电影的。” 我刊登了占半幅版面的广告，用了同样大小的字体，每天登在纽约最大的报纸上： 查尔斯·卓别林 在《城市之光》中演出 假座科汉大戏院 全天各场连映 票价五角至一元 我花了三万美元在报纸广告上，再用三万美元在戏院门口租了一个电气招牌。由于时间已所余无几，我们必须赶快干，于是我整夜不睡，试验放片，决定影片的大小，矫正有差距的地方。第二天我招待了新闻记者，向他们谈了为什么我要拍一部无声影片的原因。 联美影片公司的工作人员，对我拟定的票价表示怀疑，因为我把票价定为最高一元，最低五角，但所有映头轮影片的大电影院的票价，最高的是八角五分，最低的只三角五分——它们映的都是有声电影，并且还有演员亲自登台。我的想法显然也有它的根据：我们映的是一部无声电影，而这就更需要抬高它的票价；如果观众们要看这部影片，他们是不会因为八角五分与一元之差而不来看的。所以我反对让价。 影片初映的情形很好。但是初映的成绩并不能说明一切。最重要还是要看一般观众的反应如何。他们会对一部无声电影感兴趣吗？我半夜没睡着，一直在想这些念头。但是早晨我被我的宣传员惊醒，他在十一点钟冲进了我的卧室，兴奋地大喊：“伙计，可真有你的呀！这一炮打响啦！从今儿早晨十点钟起，排队的人已经绕过了整个街区，现在交通都给阻塞了。大约有十名警察在维持秩序。观众们都争先恐后地要进去。你倒听听，他们在怎样嚷嚷！” 我感到一阵轻松愉快，于是吩咐给我预备早餐，一面开始盥洗。我说：“告诉我，映到什么地方笑声最大？”于是他详细地描绘，观众们看到哪儿哈哈大笑，看到哪儿捧腹大笑，看到哪儿纵声狂笑。“你还是自个儿去瞧瞧吧，”他说，“看了对你的心脏有好处的。” 我本来是不愿去的，但最后却不过他那份热情，只好去了。我只看了半个小时，和一群人站在戏院里后边，连续地突然迸发的笑声打破了快乐的紧张气氛。这已经足够了。我心满意足地离开了那儿，然后，为了舒缓自己的感情，我在纽约全市漫步了四个小时。其间，我有时走过那家戏院，看见人们排成了长队，络绎不绝地绕过了那片街区。这部影片又获得了一致的好评。 放映我们影片的这家戏院，共有一千一百五十个座位，接连着三个星期，每星期卖座八万美元。对面派拉蒙影戏院共有三千个座位，映的是一部有声电影，还有莫里斯·萨瓦利埃亲自登台，一个星期里只卖了三万八千美元。《城市之光》一连放映了十二个星期，扣除了一切开销，还净赚四十多万美元。它之所以不再映下去，只是因为纽约轮流上映的戏院提出了要求，说它们已用高价订下这部影片，不愿影片轮到它们放映时已经陈旧了。 现在我准备去伦敦，在那里为放映《城市之光》做好筹备工作。这次在纽约时，我常常会晤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他是《纽约客》的编辑，最后为巴尔扎克《逗乐集》的新版本画了插图。他刚三十七岁，但是已经先后结婚五次。最近他情绪很坏，一度企图自杀，大量吞服了什么药剂。我劝他陪我一同去欧洲，说这样换一个环境对他有好处。于是我们两人登上了“奥林匹克”号，也就是我头一次回英国乘的那条船。 *************** *第四部故乡之旅 *************** 睽别十年后，我不知道这次回去时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于是感到惴惴不安。我倒挺想悄悄地回去，不要惊动任何人。然而，我这次去是为了主持《城市之光》的初映，这就必须为影片做宣传工作。后来，我总算不曾失望，有很多人来欢迎我。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1) --------------- 睽别十年后，我不知道这次回去时伦敦人会怎样接待我，于是感到惴惴不安。我倒挺想悄悄地回去，不要惊动任何人。然而，我这次去是为了主持《城市之光》的初映，这就必须为影片做宣传工作。后来，我总算不曾失望，有很多人来欢迎我。 这一次我住的是卡尔登旅馆，因为，和里茨旅馆相比之下，它是一个更老的地方，住在那儿我会感到伦敦对我更加亲切。我住的一套房间十分华丽。每天走进卡尔登，我就像是走进了一座金碧辉煌的宫殿。我认为，要习惯于奢侈生活，乃是一件最使人发愁的事情。但是，在伦敦，财富能使你每时每刻过着新奇有趣的生活。整个社会是一个游艺会。早晨第一件事就是节目的开始。 我向窗外望出去，看见下面街上贴了好几幅招贴。一幅上面是：“查理仍然是他们的宠儿。”我觉察到它的弦外之音，不禁会意地笑了。新闻记者对我非常客气，我在一次招待会上闹了一个笑话：他们问我是否要去参观埃尔斯特里，我很天真地问：“它在哪儿？”他们彼此交换了一下眼光，微笑了笑，然后告诉我，说那是英国电影工业中心。我当时确实显得很尴尬，所以他们也就不再见怪我了。 第二次去英国，几乎和第一次同样激动人心，并且肯定比第一次更为有趣，因为我有机会会见了许多更有趣的人物。 菲利普·沙逊爵士打电话来，他几次邀我和拉尔夫到他公园弄的城里公馆和利姆普纳的乡间别墅去吃饭。我们还和他在下议院共进了午餐，在议院休息室里会见了阿斯托夫人。过了一两天，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去圣詹姆斯广场一号午餐。 我们一走进客厅，就好像走进了蒂索夫人的群英殿——我们面对着肖伯纳、约翰·梅纳德·凯恩斯、劳合·乔治以及其他一些名流，但这些都是活生生的人。由于阿斯托夫人富有过人的机智，所以谈话进行得很活跃，但后来她突然被唤走了，接着就是一阵使我感到难受的沉默。幸亏肖伯纳把话说开了头，讲了一则有关英奇教长的有趣故事：英奇对圣保罗的说教表示愤慨，说：“保罗歪曲了我们教主的教义，可以将其比喻为把救主倒钉在十字架上了。”肖伯纳最和蔼悦人的地方是，他会亲热地凑趣，使席上谈笑风生。 在午餐席上，我跟经济学家凯恩斯闲谈，说我在一本英国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谈的是英格兰银行（当时它还是一家私人银行），在信贷方面所起的作用；文章里说，大战期间，英格兰银行已经用空了全部黄金储备，只剩下四亿英镑外国证券，政府要向该银行借五亿英镑，于是银行的主管人员就把那些证券一起搬了出来，向它们看了一下，又把它们藏进金库，然后向政府提供了贷款，据说这一个办法曾被重复了好几次。凯恩斯点点头说：“是这个情形。” “可是，”我很有礼貌地问，“那些借款又是怎样偿还的呢？” “还是用纸币去偿还嘛，”凯恩斯说。 午餐将近结束，阿斯托夫人把一副喜剧演员用的假牙套在牙齿上面，模仿维多利亚时代贵妇人在骑艺俱乐部里说话。带上了假牙，她的面部就变了形，显得十分滑稽。她激动地说：“在我们那个时代里，我们英国妇女带着猎犬出去打猎，多么气派——不像美国西部那些轻佻的丫头，她们跨在马背上，多么恶俗难看。我们是坐在横鞍上，跑得又稳又快，多么庄重，多么文雅。” 阿斯托夫人真可以成为一位杰出的演员。她又是一位可爱的女主人，我应当感谢她为我们举行了多次愉快的宴会，让我有机会见到许多英国知名人士。 午餐后，客人都散了，阿斯托勋爵领我们去看芒宁斯给他画的肖像。我们到了画室门口，芒宁斯不愿让我们进去，经阿斯托勋爵再三商量，他才答应了。他画的是阿斯托勋爵骑在一匹猎马上，四周是一群猎犬。这时我的一句话合了他的意，我不但赞美那些已经画好的人像，还夸他给猎犬的动作所作的速写草稿。我说：“这些动作是有音乐性的。”芒宁斯高兴了，他给我看了另几幅速写。 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在肖伯纳家里午餐。餐后Ｇ·Ｂ·把我领到他书房里——单是我们俩——让阿斯托夫人和其他客人都留在起居室里。书房俯临泰晤士河，房里窗明几净。忽然，我发现壁炉架上边摆满了肖的著作，肖写的文章我读过的很少，这时我就像个傻子似的走近它们跟前，发出了惊叹：“啊呀，这全都是您写的呀！”接着我就想到，也许是他故意安排了这么一个机会，要和我谈一谈他的作品，试一试我的智力吧。我又想到，我们俩总不会这样老待在这儿，其他的客人就会走进来打破这个僵局的。我真希望他们快点儿进来。然而，没人进来，一时屋子里静默得令人难受，我只好笑着转过身去，四面打量屋子里的陈设，泛泛地谈了几句，说这屋子里是多么舒适。然后，我们又回到其他客人那里去。 此后我几次会见了肖伯纳夫人。记得我们谈到Ｇ·Ｂ·的剧本《苹果车》，说一般人对这剧本的反应比较冷淡。肖伯纳夫人很恼火。她说：“我叫Ｇ·Ｂ·别再写剧本；一般观众和写剧评的都不配看这些戏！” 此后三个星期里，我们一直忙着赴宴会。一次是拉姆齐·麦克唐纳首相邀请，另一次是温斯顿·丘吉尔邀请，此外就是阿斯托夫人、菲利普·沙逊爵士等一些贵族们邀请。 我第一次会见温斯顿·丘吉尔，是在玛丽昂·戴维丝的海滨住宅里。那天一共大约有五十位客人，他们在舞厅和会客室之间转来转去，这时候丘吉尔由赫斯特陪同着在走道里出现，双手插在背心口袋里，一副拿破仑的姿势站在那儿，注视着这些跳舞的客人。他那样儿好像是一时茫然失措，不知道怎样才好。Ｗ·Ｒ·看见了我，招呼我过去，给我们介绍了。 丘吉尔虽然对人很亲热，但显得有点儿粗鲁。赫斯特走开了一会儿，我们俩就站在那里，随便交谈了几句，而客人们这时仍在我们身边转来转去。后来，我们谈起英国工党政府，这时他才振作起精神。“我有一件事不理解，”我说，“在英国，如果选举了社会党的政府，那并不会改变国王和王后的地位。” 他疾速地向我瞥了一眼，露出嘲笑和挑衅的神气。“当然不会改变，”他说。 “我还以为社会党是反对君主制度的哩。” 他大笑起来。“如果你是在英国，我们会因为你说这句话割了你的脑袋。” 又过了一两天，他邀我到他住的旅馆里去吃晚饭。我去时那里已经坐了另两位客人，还有他的儿子伦道夫，那是一个十六岁的漂亮小伙子，他非常喜欢说理和辩论，并且像一般主意坚定的青年人那样，在一些问题上提出了批评。我看得出，温斯顿为他感到十分骄傲。那是一次非常愉快的晚会，爷儿俩在席上随意取笑，谈了一些日常琐事。此后，在他返回英国之前，我又和他在玛丽昂的海滨住宅里会过几次。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2) --------------- 现在我和拉尔夫来到伦敦，丘吉尔先生就邀我们去查特威尔度周末。那天天气十分寒冷，我们驱车到达那里。查特威尔别墅是一所美丽的老式房子，里面陈设得很朴素，也很雅致，有着那种家庭的亲切气氛。我只是在第二次来到伦敦时，才真正开始对丘吉尔有所了解。当时他是下议院一位后座议员。 我认为温斯顿爵士比我们多数人都更会寻欢作乐。在人生舞台上他扮演了许多角色，表现出了勇气、兴趣与巨大的热情。这个世界上的有趣事情，很少有一件被他错过了。人生对他是有趣的。他生活得痛快，玩起来也痛快——他押了很大的赌注，并且是一个赢家。他享受了权力，但从来不曾对权力着迷。在事务繁忙的生活中，他能够挤出时间来从事他所爱好的消遣：砌砖，跑马，绘画。我在他餐厅里看见壁炉上边挂着一幅静物油画。温斯顿看出我对这幅画很感兴趣。 “这是我画的。” “啊，太美啦！”我热情激动地说。 “算不了什么——我在法国南部看见一个人画风景画，我就说：‘我也能画。’” 第二天早晨，他领我去看他自己给查特威尔砌的围墙。我大为惊奇，说砌墙并不是一件像看来那样轻而易举的事。 “我来教你怎样砌，五分钟内你就可以学会。” 第一天晚上，席上有好几位年轻的议员，这些人真可以说是都拜倒在他门墙之下，其中有布思比先生（即现在的布思比勋爵）和已故的布伦丹·布雷肯（后来成为布雷肯勋爵），两位的谈吐都富有风趣。我告诉他们，说我要去会见当时正在伦敦的甘地。 “我们把这个家伙纵容得也够了，”布雷肯说，“管他什么绝食抗议，当局应当把他送进牢房，永远关在牢里。除非我们拿定主意，否则就会丢了印度。” “如果监禁能够解决问题，那倒是一个挺简单的办法，”我插嘴说，“但是，你把一个甘地关进监狱，就会有另一个甘地出现。甘地像征着印度人民的需要，除非是他们的需要得到满足，否则就会陆续产生甘地。” 丘吉尔转过身来向我笑了笑。“你倒可以成为一位出色的工党党员。” 丘吉尔的可爱之处，就在于他能宽容和尊重别人的意见。对那些与他意见相左的人，他好像是从来不去记恨的。 布雷肯和布思比当天晚上就回去了，第二天我和温斯顿一家人很亲密地共度假日。那是一个政局动荡不安的日子，比弗布鲁克勋爵整天连续打电话到查特威尔来，温斯顿晚餐时几次离席去听电话。当时正在进行选举，国内处于经济危机之中。 我觉得吃饭时的情景很有趣，温斯顿在桌上大谈其政治，一家人听着，都显得那么怡然自得。你感觉到，这是他们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大家对此已经习惯了。 “内阁大臣谈到平衡预算如何困难重重，”丘吉尔说时偷偷地向家里人瞟了一眼，然后看了看我，“说什么经费已经到了拨无可拨的地步，说什么再没有其他东西可以上税的了，因为英国人拌起他们的糖茶来已经像是在搅糖浆一样了。”他停了下来，留心看大伙对这几句话的反应。 “如果再在茶叶上征收一笔税，预算是不是可以平衡呢？”我问。 他看了我一眼，迟疑了一下。“可以的，”他回答——但是我觉察出他的口气并不是十分肯定的。 我很喜欢查特威尔那种朴素的、几乎是斯巴达式的风格。丘吉尔的那间卧室是和图书室合而为一的，里边四面沿墙壁都高高地堆满了书。有一面全部摆的是国会议事录。还有许多有关拿破仑的书籍。“是呀，”他承认，“我是十分崇拜他的。” “我听说，你有意思拍一部以拿破仑为主题的电影，”他说，“你应当去拍嘛——这方面有极精彩的喜剧片资料：有一次，拿破仑正在洗澡，他兄弟热罗姆穿着一身金线绦镶边的制服，冲到他的跟前，以为这是一个好机会，可以使拿破仑在尴尬的情况下答应他提出的要求。但是拿破仑故意在浴缸里滑了一下，泼了他兄弟制服上一身水，然后吩咐他离开那儿。兄弟狼狈地退出来了——那是喜剧片里一个很精彩的镜头呀。” 我记得，有一次丘吉尔先生和夫人在奎格利诺酒馆午餐。温斯顿满面怒容，那样儿像是一个孩子在闹脾气。我走到桌子跟前去招呼他们。“看样子您好像是受了谁的气似的，”我笑着说。 他说刚在下院里辩论了出来，对讨论德国问题的情况很不满意。我以为这是一件稀松平常的事，但是他摇了摇头。“不，不，这问题非常严重，确实非常严重。” 在丘吉尔家里作客后不久，我见到了甘地。事先有人来问我是否愿意去会见甘地。我听了当然非常兴奋。对甘地我是一向尊敬的，我钦佩他那精明的政治眼光和钢铁般的坚强意志。但是我认为他去伦敦是一个错误。因为，到了伦敦这种环境里，他那传奇式的重要意义就会随之消失，而他那样举行宗教仪式也会贬低了自己的形象。在寒冷阴湿的英国，很不整齐地围着他那惯用的缠腰布，那样儿就显得与四周的一切很不调和。所以，他来到伦敦，给一些人提供了挖苦嘲笑的资料。一个人往往是在离得你更遥远的地方，会给你更崇高的印象。 我会见他的地方，是在离东印度码头路不远贫民区内一幢简陋的小房子里。街上站满了人，两层楼上都挤着新闻记者和摄影记者。接见是在楼上一间大约十二英尺见方的前房内。我去时圣雄还不曾到，我在那里等他的时候，就开始考虑应当对他谈些什么。以前我曾听到，他怎样入狱，怎样绝食抗议，怎样为印度的自由进行斗争，此外还约略知道一些他怎样反对使用机器。 最后他到了，当他拢着他的缠腰布走下汽车时，人们都向他高声欢呼。在贫民窟里那条拥挤不堪的小街上，看见许多人欢呼簇拥着这样一个外国人，走进一幢简陋的房子，那情景确是很奇特的。他上了楼，走到窗口，招手叫我过去，于是我们俩一起向下面人群挥手。 我们刚在沙发上坐下，照相机的闪光突然在屋子里四下照亮。我坐在圣雄右边。这时，想到了必须就一个自己一无所知的问题发表相当精辟的谈话，我就开始局促和害怕起来。坐在我右面的是一个脾气很执拗的少妇，她向我说了一大堆话，可我一句也没听进，我只表示赞许地点着头，同时心里却在盘算：应当向甘地谈一些什么。我知道，这一次必须由我来开场，不能等着圣雄来说给我听：他是多么爱着我最新的一部影片，等等——他是否看过影片都成问题。后来，一个印度女人突然用命令口气打断了那个少妇喋喋不休的谈话：“小姐，请你说到这儿为止，让卓别林先生和甘地谈话好吗？”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3) --------------- 挤满了人的屋子里突然静下来。圣雄那张仿佛戴着面具的脸上露出了期待的神情，这时我想到，现在整个印度都在等着我说话啦。于是我亮了亮嗓子。“我当然同情印度人奋发图强，同情他们为自由进行斗争，”我说，“然而，您对机器那样深恶痛绝，我有点儿想不通。” 圣雄点了点头，微笑了笑，这时我接下去说：“无论如何，机器如果被用来为人民造福，就可以帮助打碎奴役他们的枷锁，让他们能用更少的时间去从事劳动，有更多的时间去增进知识和享受人生。” “这我明白，”他冷静地说，“但是，印度人要实现这些目标，就必须首先摆脱英国的统治。过去机器使我们依赖英国，我们要不再依赖他们，惟一的办法就是抵制一切机制的货物。因此，我们每一个印度人都必须纺自己的纱，织自己的布，把这看作是一件爱国的任务。这是我们向英国这样一个强大敌人进攻时应当采取的方式——当然，这方面还有其他的原因。印度的气候和英国的不同；因此印度人的习惯和需要也两样。英国天气冷，这就需要努力发展一些工业，形成了复杂的经济。你们需要制造餐具的工业，可我们用手指夹东西吃。所以，生活中出现了许多不同的地方。” 印度如何使用策略争取自由：在这方面，我很清楚地听了一堂现身说法的课；说来也矛盾，使我受到鼓舞的这个人既讲求实际，又富于理想，同时具有实现这些理想的坚强意志。他还告诉我，要实现高度的独立，就必须抛弃一切不必要的东西，至于暴力，那它终必自趋灭亡的。 屋子里其他的人都散了，圣雄问我是否高兴留在那儿看他们做祷告。他自己盘腿坐在地板上，另五个人和他围坐在了一圈。那是一个奇怪的景象：在伦敦贫民区中心的一间小屋子里，六个人盘着腿坐在地板上，这时曛黄的夕阳很快地在屋檐后边降落，我坐在一张沙发上，看他们恭恭敬敬地做祷告。我心里想，这是多么矛盾啊，瞧这位非常讲求实际的人，具有那样精明的法律眼光，那样深奥的政治现实感，然而，这一切都仿佛消失在一片顶礼诵赞声中了。 《城市之光》初映的那一天，暴雨倾盆，但是热心的观众仍旧赶到了戏院里，影片映得很成功。我坐在楼厅上肖伯纳旁边，引起了场内一片笑声和掌声。我们俩只好一同站起来鞠躬。而这一来就更把观众们招乐了。 丘吉尔来看初映，还参加了初映后举行的晚宴。他发表了一篇讲话，说他要为一个人祝酒，这个人从前出生在河对面，后来赢得了全世界的喜爱，这个人就是查理·卓别林！我没想到他会说这一番话，当时听了感到有点儿惶窘，尤其听到他开头称呼“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由于受到席上那种繁文缛节的感染——此外，还由于其他的原因——我也用类似的口气说：“勋爵们，女士们，先生们，我的朋友故财政大臣——”说到这里，我说不下去了。我只听到好些人在窃窃私语。接着我又听到一个洪亮的声音重复说：“故财政大臣，故财政大臣！我喜欢这样说法，故财政大臣！”说这话的当然是丘吉尔。我一时醒悟过来，于是接下去说，“嗯，说‘前财政大臣’怪别扭的。” 马尔科姆·麦克唐纳（工党首相拉姆齐·麦克唐纳的儿子），邀我和拉尔夫去会他父亲，然后在契克斯过夜。我们去时，在路上遇见了首相，他正在作保养身体的散步，穿着灯笼裤，带着围巾，戴着便帽，还叼着烟斗，拄着手杖，那神气完全是一个乡绅，丝毫也不像一位工党领袖。我一见到他，就觉得他是一个地位显赫的要人：这人显然经常意识到首相的重大责任，同时从他那高贵的气派中透出点儿幽默的趣味。 那天晚上，大家起先感到有些拘束。但是吃完了晚饭，我们都到那历史上有名的长厅里去喝咖啡，在那里看到了克伦威尔刚死后做的面型和其他历史文物，然后一起坐下来闲谈。我对首相说，自从我上次回来后，英国已经有了很大的改善。一九二一年，我在伦敦还看到很多穷人，一些白发苍苍的老奶奶睡在泰晤士河堤岸上，但是我这次来，那些老奶奶都不见了，睡在那里的流浪汉也没有了。商店里货物充沛，孩子们鞋袜穿得整整齐齐，这一切当然应归功于工党政府。 首相的神情显得高深莫测，他不开口，尽让我说下去。我知道工党政府是社会党的政府，问他这样的政府是否有权力在基本上改变这个国家的组织。他眨了眨眼睛，用幽默的口气回答说：“它应当是能够的，然而，英国政治上有一个矛盾现象：你只要一朝大权在握，立刻就会变得束手无策。”他回忆了一下，然后说了一段他任首相后首次进白金汉宫觐见的故事。当时皇帝陛下很亲切地招呼他，说：“怎么，你们社会党人打算把我怎么办呢？” 首相笑了起来，说：“当然是向陛下效忠，为国民谋福利。” 在选举期间，阿斯托夫人邀我和拉尔夫去普利茅斯她的家里度周末，会见也要去那里度周末的Ｔ·Ｅ·劳伦斯。但是劳伦斯因为临时有事不曾赴约。后来阿斯托夫人邀我们到她的选区里去，参加在码头上举行的一次集会，她将在会上向一些渔民演讲。她问我是否也可以说几句话。我说，我是支持工党的，实际上不能赞同她的政策。 “没关系嘛，”她说，“只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看看您。” 那一次露天集会，我们在一辆大卡车上讲话。她选区里的主教也来了，主教显得有点儿不高兴，我觉得他只是敷衍地招呼了我们一下。阿斯托夫人作了简短的介绍，然后我登上了卡车。“朋友们，你们好，”我说，“让我们这些百万富翁来指导你们选举，这敢情好，但是，我们的情况是跟你们很不同的。” 这时候我忽然听见主教发出感叹：“说得好！” 我接下去说：“阿斯托夫人和你们可能有一些共同点——至于共同点是什么，那我可不知道。我想，你们总要比我知道得更清楚一些。” “好极了！非常好！”主教说。 “至于她的政纲，再有她的政历，代表这个，呃……呃……”“这个选区的，”主教说——我每次一结巴，他就提醒我——“阿斯托夫人的政历肯定是十分令人满意的。”我最后还说，我知道她为人是非常和蔼可亲的，心地是极其善良的。我走下了车，主教仍旧满面堆笑，他热情地和我握手。 英国的牧师具有强有力的诚恳感，这最好地反映了英国人的品质。正是由于休利特·约翰逊博士和牧师会会员柯林斯这些人物，以及其他许多高级教士，英国教会总是显得那么生气勃勃的。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4) --------------- 我的朋友拉尔夫·巴顿做出来的事情很古怪。我发现客厅里的钟停了，电线被人割断了。我告诉他这件事，他说：“是呀，是我给割断的。我嫌那钟滴答滴答吵得讨厌。”我听了很惊讶，感到不大痛快，但是，想到拉尔夫一向脾气古怪，也就把这件事丢开不提了。他离开纽约后，忧郁症看来已经痊愈。现在他决定要回美国了。 临动身之前，他问我是否高兴和他一起去看他的女儿。那是他的大女儿，是他第一个妻子所生的，一年前做了修女，现在在哈克尼一个天主教女修道院里。拉尔夫常常提起她，说她十四岁就受到神的感召，一心要做修女，无论父母怎样劝说也没用。他给我看她十六岁那年拍的一张照片，她的美貌立刻将我吸引住：一双乌黑的大眼睛，一个丰满而又细巧的嘴，从照片上向人亲切地微笑。 拉尔夫解释，说他夫妇曾经带她去巴黎，多次参加舞会，出入夜总会，希望她能打消进修道院的念头。他们给她介绍了好些男朋友，让她到最热闹的地方去玩，她好像也感兴趣，但结果仍旧不能改变初衷。拉尔夫已有十八个月没见到她。现在修女见习期满，她已正式担任圣职。 女修道院坐落在哈克尼贫民区中心，是一所阴暗的房子。我们到了那里，女修道院长接待我们，把我们让进了一间阴森森的小房间，我们在那里坐下，等候了不知多少时间。最后他的女儿进来了。我登时感到一阵悲哀，因为她长得和照片上一样美丽，只是笑时露出嘴里有一边缺了两颗牙齿的地方。 当时的情景显得很不调和：我们三个人坐在那间阴暗愁人的小屋子里；三十七岁的父亲是一个混混沌沌的俗人，他跷着腿，吸着香烟；十九岁的女儿是一个漂亮年轻的修女，她坐在我们对面。我想离开那儿，在外面汽车里去等着，但是他们父女俩怎么也不许我走。 她虽然外表上愉快活泼，但是我可以看出她另有那么一种冷淡的神气。她的动作很急促，仿佛是神经过敏的，一谈到自己做小学教师她就显得很紧张。“小孩儿真难教，”她说，“可是，我会习惯的。” 拉尔夫和她谈话时，一面吸着烟，眼光中流露出得意的神气。虽然他不是基督教徒，但是，我看得出，他挺喜欢女儿成为一个修女。 父女俩团聚时，有着那么一种忧郁冷落的气氛。肯定她已经在精神上经历了一次考验。尽管她是那样美丽年轻，但是自有一种忧郁和严肃的神气。她谈到我们在伦敦受到欢迎的热闹情形，还问到拉尔夫的第五位妻子杰曼·泰尔菲的近况。拉尔夫告诉她，说他们已经离婚。“这还用说吗，”她转过身来笑着对我说，“我就是不赞成爸爸娶那么多太太。”拉尔夫和我都不好意思地笑了。 拉尔夫问她是否要在哈克尼待很久。她心事重重地摇了摇头，说教会也许要派她去中美洲。“但是，去的时间和地点，他们是不会让我知道的。” “那么，到了那儿，你总可以写封信给你父亲吧？”我插了一句。 她犹豫了一下。“照规矩我们是不可以和任何人通信的。” “连你父母也不可以吗？”我问。 “不可以，”她装出毫不在意的神气，接着向她父亲笑了笑。大家沉默了一会儿。 临走的时候，她抓住了父亲的手，好半晌亲切地握着它，这仿佛是出于一种天性。我们驱车离开了那儿，拉尔夫虽然仍旧装得不大介意，但是可以看出他很抑郁。两星期后，他在纽约寓所里自杀：躺在床上，用被子蒙着头，向自己开了一枪。 此后我常常去看Ｈ·Ｇ·威尔斯。他在贝克尔街租了一所公寓房子。我去那里拜望他，总看见他的四个女秘书，四面堆满了参考书籍，一面从百科全书、技术书刊，以及文献和论文中作摘记，一面进行核对。“那是我最近写的一部书，《货币分析》，”他说，“工作量是够呛的。” “看样子，我还以为工作大部分是她们做的哩，”我开玩笑说。他图书室四周高架子上摆了一些样子像大型饼干听的箱子，上面分别标着：“传记材料”，“私人信件”，“哲学论文”，“科学资料”，等等。 饭后来了一些朋友，其中一位是看上去很年轻的拉斯基教授。哈罗德是一位极有才华的演说家。有一次我听他在加州美国律师公会里演讲，也不用什么提纲摘记，就口若悬河地谈了一个小时。那天晚上，在Ｈ·Ｇ·的寓所里，哈罗德向我谈了有关社会主义哲学的一些惊人的新发明。他说，速度上的稍许加快，会形成巨大的社会差别。那次谈话非常有趣，后来Ｈ·Ｇ·就寝的时间到了，他毫不客气地望了望几位客人，再看了看自己的表，于是大家都散了。 一九三五年，威尔斯到加州来看我时，我怪他不应该那样批评苏联。我读了几篇他贬低苏联的报道，想要从他那里知道一些第一手资料，没想到他几乎是对苏联表示深恶痛绝。 “但是，您的结论是不是下得过早了呢？”我和他争辩。“他们的任务是艰巨的，国内外都出现了反对势力和阴谋活动。再过相当的时候，肯定会有好的成果吧？” 那时候，威尔斯对罗斯福的新政取得的成绩抱着很大希望，认为在美国垂死的资本主义中会出现一种半社会主义。他好像对他曾经会晤过的斯大林特别啧有烦言，说苏联在他的统治下变成了一个暴虐专制的国家。 “既然您这位社会主义者认为资本主义注定了要毁灭，”我说，“而苏联的社会主义又失败了，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希望呢？” “社会主义不会在苏联失败的，也不会在其他地方失败的，”他说，“然而，社会主义的这一特殊发展，变成独裁政体了。” “苏联肯定是犯了错误，”我说，“并且，和其他国家一样，还会继续犯错误。我认为它最大的错误是，革命后拒绝偿付外国贷款和苏联公债，说什么那些都是沙皇欠下的债。可能它有理由拒付这些债款，但我仍认为它铸成了一个大错，因为这样就招致了其他各国的反对、抵制和军事入侵。结果是，它比偿付这些债款多花了一倍的钱。” 威尔斯部分同意我的看法，说我的见解理论上是对的，但事实上是办不到的；因为拒付沙皇的欠债已经明令公布，这一件事鼓舞了革命斗志。如果再去偿清旧政权的债务，那就会激起人民的愤慨。 “可是，”我争辩，“如果苏联肯遵循惯例，不那样单凭理想，它就可以从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那里借到巨额贷款，把本国的经济更快地建设起来，而由于战后资本主义迭经变革，通货膨胀，这就可以很容易地偿清了它的债务，同时保持了国际信誉。”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5) --------------- 威尔斯笑起来。“可现在已经太晚啦。” 我会见威尔斯的次数很多，会见的地方也不同。他在法国南部为他的苏联太太盖了一幢房子，而那位太太的脾气是很容易激动的。壁炉架上边刻了几个哥特体的字：“两个爱人，筑室于此。”“是呀，”他听我谈到这题词时说。“我们好多次把这块牌子装上去又拆下来。每次我们拌了嘴，我就吩咐泥水匠拆下它；等到我们和好了，她又吩咐泥水匠把它装上去。它被装上去又拆下来好多次，到后来，泥水匠不来理我们了，让它留在那上边了。” 一九三一年，威尔斯的《货币分析》完稿，写这部书一共花了两年时间，看来他很疲劳了。 “现在再打算做什么呢？”我问。 “写另一本书。”他懒懒地笑着说。 “我的天呀，”我说，“您就不准备休息一个时期，或者做一些别的事情吗？” “有什么别的事情可做呢？” 威尔斯的寒微出身，给他留下了一些迹印，这不是从他的作品中或者外表上，而是像我一样，可以从他那过分敏感的反应上看出来。我记得，有一次他错发了一个“ｈ”音，直羞得头发根都红了。想不到这样一个大人物，竟然会为这样一件小事情脸红。我记得，还有一次他谈到一个在英国贵族家里当花匠的叔父。叔父最大的愿望就是让威尔斯进一个大宅门当听差。Ｈ·Ｇ·嘲笑说：“要不是老天爷保佑，我也许已经当上一位二管家了！” 威尔斯要知道，我是怎样对社会主义发生兴趣的。我告诉他，那是因为我到了美国，有一次遇见了厄普顿·辛克莱。他驱车陪我去帕萨迪纳他家里午餐，途中轻轻地问我是否相信利润制度。我半开玩笑说，这问题只有会计师能够回答。这的确是一个难以解答的问题，但是我本能地感受到，他这一句话问到了点儿上，从那时候起，我就对社会主义发生了兴趣，并且不再把政治看作是历史问题，而把它看作是经济问题了。 记得威尔斯曾经问我是否具有超感觉力。于是我讲给他听一件可能并非出于巧合的事情。有一次，我和网球运动员亨利·科歇，还有另一个朋友，一起到比亚里茨的一家酒吧间里。酒吧间墙上是三个赌博的轮盘，每个轮盘上都标有“１”到“１０”的号码。我故弄玄虚，半开玩笑地说，我觉得自己受到了一种精神力量的支配，要去转动那三个轮盘，第一个轮盘将停在“９”上，第二个将停了“４”上，第三个将停在“７”上。接着，啊，瞧呀，第一个停在“９”上了，第二个停在“４”上了，第三个停在“７”上了——它的可能性是百万分之一。 威尔斯说这纯粹是出于巧合。“可是，”我说，“如果巧合的事情一再发生，那就是值得研究的，”于是又讲到一则我小时候亲身经历的故事。有一次，我走过坎伯韦尔路一家杂货铺，发现那店铺关上了百叶窗，这情形是罕见的。我由于一种什么冲动，就爬上窗台，向百叶窗的洞隙里望。屋子里阴暗无人，但是食品杂货都摆得好好的，地板当中是一口大货箱。我当时感到一阵恶心，就跳下窗台，继续朝前走去。过后不久，破获了一件谋财害命的案子。一个外表和蔼、年纪六十五岁、名叫埃德加·爱德华兹的老人，霸占了五家杂货铺，每次他都是用窗户的平衡棒（一种铁棒，用来平衡可以上下拉动的窗户）。打死了原来的店主，然后霸占了他的财产。在坎伯韦尔路那家杂货铺里，那口货箱中装的是最后三个被害者的尸体：达比先生、达比太太和他们的孩子。 但是威尔斯不相信这是由超感觉力起的作用，他说日常生活中有许多巧合的事情，这原是一些很普通的现象，它们并不能证明什么。我们当时谈到这里为止，其实我还可以告诉他一件亲身经历，那时候我年纪还小，有一次在伦敦桥路一家酒店门口停下来，去讨一杯水喝。一个态度和蔼、留着小黑胡子的男人，给了我一杯水。不知怎的，我一时不想去喝那水。我假装着要去喝，趁那人转身和另一个顾客谈话时，就放下那杯水走了。两个星期后，伦敦桥路王冠酒店老板乔治·查普曼被控用马钱子碱先后毒死了五个妻子。就在他给我水喝的那一天，最后一个被他害死的妻子正在酒店楼上一间屋子里咽气。查普曼和爱德华兹后来都被绞死了。 讲到鬼神的事，我在贝弗利山盖那幢住宅的大约前一年，收到了一封匿名信，写信的人说，他是一个千里眼，一次在梦中看到了一幢房子，房子造在一个小山顶上，前面是一片草坪，草坪的尽头有点儿像船头那样，是尖的。 那幢房子一共有四十扇窗，还有一间天花板很高的大音乐室。他说那是一个神圣的地方，因为两千年前印第安人曾在那块土地上杀活人祭神。你永远不能让那幢房子里黑暗，否则那儿就要闹鬼。信里还说，如果要避免遭到凶祸，那除非是我不单独待在那幢房子里，同时还要使房子永远保持光亮。 当时我并没注意这封信，以为那是什么骗子写来的，就把它当作一件奇怪好笑的事搁在一边了。但是，过了两年，我有一次清理书桌抽屉，发现了那封信，又把它读了一遍。真奇怪，信里有关房子和草坪的描写完全是对的。以前我不知道有多少窗，这时想到了去数一数，使我十分惊愕的是，我发现那些窗子恰巧是四十扇。 我虽然不相信幽灵，但是有一回决定要做一次试验。星期三晚上用人都休假，房子里空寂无人，所以我到外面去晚餐。一吃完饭，我就回到家里，走进琴房，那是一间像教堂中部那样狭长的屋子，天花板是哥特式的。我放下窗帘，扭熄了所有的灯。然后，我一路摸索到一张扶手椅跟前，在椅子里静悄悄地坐了至少十分钟。浓密的黑暗刺激了我的感官，我恍惚觉察到一些模糊的影子在我眼前飘荡；但是，后来我明白了，那是月光照进窗帘的隙缝，在一只水晶酒瓶上折射的光影。 我把窗帘拉紧了，那些浮动的影子也消失了。我又在黑暗中等着——这一次足足等了五分钟，没有任何动静，我就小声儿说：“如果这儿有鬼，就请向我显灵吧。”我又等了一会儿，但是仍旧毫无动静。于是我又说：“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让我交通神明？是否可以给我一个信号，比如，轻轻地拍一声，或者，不用这个方式，而是通过我的心灵，促使我写出一句什么话来；要不，就吹来一阵冷风，表示幽灵出现了。” 我又坐了五分钟，但是，既没有吹过来一阵风，也没有出现任何迹像。四周一片死寂，我心里空洞洞的。我认为试验终于失败，于是开亮了灯。后来我走进了起居室。窗帘不曾拉拢，月光下清楚地看出了那架钢琴。我坐下来，开始抚那些琴键。无意中我弹出了一个和弦，觉得那声音很美，于是又重复弹了几次，最后乐声在整个屋子里回荡。我为什么要这样弹琴呢？也许，这就是一种神灵的显示吧！我继续弹那个和弦。突然一道白光围在我的腰里，我蓦地从钢琴前面跳起来，站在那里，一颗心扑通扑通跳得像是在擂鼓一样。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6) --------------- 我镇定下来以后，开始推究原因。钢琴是摆在窗边角落里的。这时我恍然大悟，原来那是一辆从山路上驶近的汽车射出来的灯光，我把它当作心灵体的流露了。为了彻底弄清楚这件事情，我又在钢琴前面坐下，又把那和弦反复弹了几次。起居室那面尽头是一条黑暗的过道，过道那边是餐厅的门。我从眼角里看见那扇门开了，一个什么东西从餐厅里出来了，沿着黑暗的过道走过去了，那是一个矮小难看的妖怪，眼睛周围有着像小丑脸上画的那种白圈儿，一一地向琴房走了过去。我还没来得及扭转头，它已经不见了。我毛骨悚然，站起了身，要去追它，但是它已经走得没有踪影了。我以为那是由于自己神经太紧张的缘故，可能是一根闪动的睫毛构成了幻景，于是我又去弹琴。此后再不曾出现什么迹象，我决定睡觉去了。 我换了睡衣，走进浴室。刚开亮灯，我就看见了那个妖怪，它正在浴缸里瞪着我！我一下子跳出浴室，差点儿摔倒。原来那是一只臭鼬呀！我从眼角里看见的就是那个小东西，只是它在楼下显得更大了一些。 第二天早晨，男仆把这个惊惶失措的小畜生关在笼子里，后来我们都很钟爱它。但是有一天它逃走了，此后我们再不曾看到它。 我离开伦敦之前，有一天约克公爵和公爵夫人邀我去午餐。那是一次便宴，席上只有公爵、公爵夫人、夫人的双亲，此外再有她的兄弟——一个大约十三岁的小家伙。稍停，菲利普·沙逊爵士也来了，餐后公爵夫人托我们俩送她兄弟回伊登中学。这个小家伙挺安静，他紧跟着菲利普爵士和我；我们由两位班长陪同着在学校附近走了一圈，后来班长和其他几个学生请我们去喝茶。 我们走进了那个卖糖果和便宜茶的普通的小卖部，公爵夫人的兄弟和其他百来个伊登中学学生留在外边。我们四个人走进楼上一间很挤的小屋子，围着一张小桌子坐下。他们招待得很周到，可是后来问我要不要再来一杯茶时，我随便答应了一句，而这就害得他们发生了经济恐慌，因为我们的主人钱不够了，不得不和其他几个学生商量办法去了。 菲利普悄声说：“恐怕是，他们为了请咱们客，缺了两便士，这可怎么办呢。” 但是他们终于凑齐了钱，又叫了一壶茶，我们不得不赶快给喝了，因为上课铃已经响了，他们只有一分钟时间，就要赶进校门，所以当时那一阵是够乱的。我们进了校舍，由校长出来接待，他领着我们去参观了雪莱和其他许多名人在里面刻了姓名的那间大厅。最后校长仍将我们交给了那两位班长，由他们领着进入全校中最神圣的地方，也就是雪莱住过的那间屋子。但是我们的朋友小鲍斯－莱昂仍留在外边。 只听见我们年轻的东道主口气十分专横地对他说：“你来干什么？” “哦，他是和我们一起的，”菲利普出去打圆场，说明他是我们从伦敦带来的。 “好吧，”我们的年轻东道主不耐烦地说，“进来吧。” 菲利普爵士悄声说：“他们这样准许他进来，已经是作了很大的让步；如果是另一个孩子撞进了这个圣地，那是会影响他的前途的。” 直到后来有一次陪阿斯托夫人去伊登中学，我才注意到该校的斯巴达式纪律。那是一个严寒的日子，天色已经十分黑暗，我们沿着灯光朦胧的棕色过道摸索着前进，看见每个房门口旁边墙上都挂着洗脚盆。最后我们找到了那间屋子，敲了敲门。 阿斯托夫人说：“我想要知道，这个周末是不是可以让你回家去。” 我们谈了一会儿，忽然听见叩门的声音，我们还没来得及说“请进”，只见门把手已经转动，舍监走进来了，那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人，身材魁梧，仪容漂亮，留着金色头发。他简单地向阿斯托夫人说了一句“晚上好”，向我点了点头。接着他就把臂肘撑在小壁炉架上，开始吸他的烟斗。显然阿斯托夫人来得不是时候，所以她解释道：“我这次来，是想要知道，可不可以领这孩子回去度周末。” “很抱歉，不可以，”他很不客气地回答。 “哦，就照顾一下吧，”阿斯托夫人仍旧和颜悦色地说，“别这么固执啦。” “我不是固执，我只是说明事实。” “可是，瞧他的脸色这么苍白。” “哪里的话，他人很好嘛。” 我们原来坐在孩子的床上，这时她站了起来，走到舍监跟前。“哦，就照顾一下吧！”她连哄带骗地说，一面轻轻地推了推他，我常常看到，每逢要说服劳合·乔治或其他人时，她总是喜欢这样推推他们。 “阿斯托夫人，”舍监说，“你这种习惯很不好，你会把人推倒的。我请你别这样。” 这一来阿斯托夫人技穷了。 后来不知怎的，我们把话题扯到了政治问题上，可是舍监立刻用一句简短的批评打断了我们的话：“英国的政治之所以搞不好，就是因为女人太爱多管事，话说到这儿为止，晚安，阿斯托夫人。”接着他很随便地向我们两人点了点头，就走开了。 “瞧这个人脾气多么坏，”阿斯托夫人说。 可是她的儿子却为舍监辩护。“哦，他不坏，妈妈，实际上他人非常好。” 尽管舍监那样反对妇女，但是我仍十分喜欢他的为人，因为他具有那么一种诚实和坦率的性格，他毫无幽默感，但是很诚挚。 我已多年不曾见到我哥哥雪尼，所以从英国到尼斯，去他那儿盘桓几天。雪尼以前老是说，等到有一天攒满了二十五万美元，他就要退休。这里我可以补充一句，他攒的钱已经大大超过了这个数目。他不但是一个精明的商人，而且是一个杰出的喜剧演员，他拍了许多很能卖座的影片，其中包括《潜艇领航》、《鸿运高照》、《箱中人》、《查理的姑母》，等等，他从这些影片中赚了不少钱。现在，像他所说的那样，他已退休，和他妻子在尼斯安了家。 当时弗兰克·Ｊ·古尔德也住在尼斯，他听说我要去那儿看我哥哥，就邀我去朱安莱潘他家里作客，我当即答应了。 我到尼斯之前，在巴黎停留了两天，到女神剧场去了一趟，因为兰开夏八童伶班的艾尔弗雷德·杰克逊正在那里领班，他是从前剧团中的童伶之一。我见到了艾尔弗雷德，他告诉我，杰克逊家已经相当富裕，现在拥有八个舞蹈班，他父亲仍旧健在。我如果去女神剧场，就可以看到他，因为几个戏班都在那儿排练。老人虽然已经八旬开外，但仍然精神矍铄。我们谈到往事，都感慨地说：“真没想到啊！”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7) --------------- “你瞧，查理，”他说，“你小时候给我的印象最深：你的性情是那么柔顺啊。” 社会的赞扬，不能使你长期地陶醉，就像蛋白牛奶酥一样，时间一久，它就会塌了下去。这一次我受欢迎，那情形也是如此：往后气氛突然冷下来了。第一阵风是从报刊上吹来的。经过一番天花乱坠的吹捧，报刊改变了它们的调门。我想，那是为了读起来可以更有趣一些吧。 伦敦和巴黎的激情已经消逝。我感到倦怠了，需要休息了。我在朱安莱潘休息时，接到通知，要我到伦敦守护神戏院作一次钦命演出。但是我不曾去，只汇去了二百英镑。这一来我就触怒了当局。他们说我冒犯皇上，藐视圣旨。我没想到，守护神戏院经理的一纸通知竟有如皇上的诏书一样。再说，我是临时接到通知，也来不及为此作好准备。 几个星期以后，又受到了第二次抨击。一天，我正在网球场上等候我的搭档，来了一个年轻人向我介绍他自己，说他是我的一个朋友的朋友。我们彼此寒暄了几句，就谈到了自己的一些看法。这个年轻人挺讨人欢喜，会对人表示同情。我这人有一个弱点，就是会对新认识的人突然发生爱好，尤其是遇到那位新交善于聆听别人的话，于是，我就在许多问题上发表了意见。谈到世界大事时，我表示悲观，说欧洲局势将导致另一场战争。 “哼，下一次再打仗，可别指望我参加，”我的朋友说。 “我认为你这样并没错，”我回答，“我就是瞧不起那些专给我们带来苦难的人；我就是不爱听人家吩咐，要我们去把什么人杀死，去为什么事情送命——还要说这一切都是为了爱国。” 我们很亲切地道了别。记得我还约他第二天吃晚饭，但是后来他没来。真没料到呀！和我谈话的这个人并不是什么朋友，原来他是一位新闻记者。第二天报纸就在显著地位刊出：“查理·卓别林不是爱国主义者！” 报道的是实话，但当时我并没要把私人的看法公诸报端。事实是：我之所以不是爱国主义者，那不但是由于道德或理智上的原因，而且由于我缺乏这种爱国主义者的感情。有人在爱国主义的幌子下杀害了六百万犹太人，这时候你怎么能容忍爱国主义？也许有人说，那是在德国发生的事情；可是，每一个国家里都潜伏有那种杀人的组织啊。 我是不能大力鼓吹国家自豪感的。如果你是深受了这些影响，如家庭的传统，住宅和庭园，快乐的童年，家人和朋友，等等，那我是能够理解你这种感情的，然而，我却是缺乏这一切背景的。对我来说，爱国主义充其量也不过是一些地方习惯所形成的思想感情罢了；如赛马，打猎，吃约克郡布丁、美国牛肉饼和可口可乐，然而，如今这些土产都已成为全世界普及的东西了。当然，如果我所在的国家遭到侵略，我想，和大多数人一样，我也会作出最大的牺牲。但是我不能对祖国抱那样狂热的爱，因为那样只会使一个人成为纳粹，所以，我尽可以毫不在乎地放弃了它——根据我的观察，纳粹组织虽然暂时是潜伏着的，但是它们可以很快地在每一个国家里活跃起来。因此，除非是我本人相信某一政治目标，否则我就不愿意为它作出任何牺牲。我不能为国家主义牺牲——我更不愿为一位总统、首相或独裁者去送死。 过了一两天，菲利普·沙逊爵士陪我去孔苏埃洛·范德比尔特·鲍尔桑家午餐。他家住在法国南部一个很美丽的地方。座上有一位客人显得很特殊，他身体瘦长，头发乌黑，留着小短胡子，样子和蔼可亲，午饭时我和他攀谈起来。当时我谈到梅杰·道格拉斯写的《经济民主》一书，说他的信贷理论可以解决目前各国的经济危机——这时我不妨援引孔苏埃洛·鲍尔桑那天午后所说的话：“我发现和卓别林谈话挺有趣，我注意到他那强烈的社会主义倾向。” 首先我肯定说了一些话，特别使那位身体瘦长的绅士感兴趣，因为他脸上闪出了光，眼睛张得很大，我可以看出了他的眼白。他好像赞同我说的每一句话，可是后来我谈到了我的主题，而那些话肯定又是和他的意思相左的，因为他露出了失望的神气。原来那天我是在和奥斯瓦德·莫斯利爵士谈话，我根本没想到这个人后来会当上了英国黑衫党头子——但是，我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他的瞳仁上边露出眼白，咧开着的大嘴里露出牙齿，给人的印象即使不是有点儿可怕，至少是十分异样的。 在法国南部，我还会见了埃米尔·路德维希这位曾经为拿破仑、俾斯麦、巴尔扎克等人写了巨帙传记的作家。他把拿破仑描写得很有趣，但是，由于过分注意心理分析，反而使一些叙述为之减色。 他拍给我一份电报，说他十分欣赏我的《城市之光》，很想要见我一面。他那副样子和我所想像的完全不同。他像是一个温文尔雅的奥斯卡·王尔德，头发留得很长，丰满的嘴唇旁边有着女性的曲线美。我们两人在我的旅馆里会见，初见时他显得相当客套，有些做作，他递给我一片月桂树叶，说：“从前罗马人成了名，人家就赠给他一顶月桂树叶编的王冠。所以，我送您一片月桂树叶。” 过了一会儿，我对这种热情的赞扬逐渐适应，这才开始觉察到，路德维希是在掩盖他的羞涩情绪。等到他恢复正常后，我发现他是一个非常聪明有趣的人。我问他写传记时什么是最基本的条件。他说最基本的是态度。“这样说来，传记是具有偏见和经过删节的记录了，”我说。 “有百分之六十五的事情是不会被提到的，”他回答，“因为那些事情牵涉到了其他的人。” 晚餐席上，他问：在所看到过的东西当中，我认为什么是最美的。我不假思索地回答说，海伦·威尔斯打网球的动作最美：不是姿势优美，动作简练，而且对于男性有一种健康的吸引力。再有，就是停战后不久我看到的一个新闻片镜头，拍的是一个农民在佛兰德犁一片上面曾经死了成千上万人的土地。路德维希描绘了一幅佛罗里达海滩日落的景色，那时，一辆敞篷汽车懒洋洋地驶过，车上挤满了穿游泳衣的漂亮姑娘，其中有一个坐在后挡泥板上，一条腿荡在空中，汽车在前进，她的脚趾触到了沙土，划出了一条连绵不断的迹印。 此后，我又想起其他美丽的景色：那是佛罗伦萨贵族广场上本文努托·切尔利尼的“珀修斯”。那时是夜晚，广场上已经点上了灯，我原来是打算去看米开朗琪罗的“大卫”，但是一看到“珀修斯”，我觉得其他一切艺术品都黯然失色。我被它那风格与形式的无法形容的美所陶醉。珀修斯手里高举着墨杜萨的头，那女怪在他脚底下惨痛地蜷曲着身体，珀修斯成为一切悲哀的像征，他使我想起了奥斯卡·王尔德神秘的句子：“因为，每个人都会杀死他心爱的东西。”在善与恶永恒的神秘的斗争中，他完成了自己应做的事情。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8) --------------- 我接到阿尔巴公爵的电报，邀我去西班牙。但是第二天报纸上都以大字标题刊出：“西班牙爆发革命”。于是我终止去西班牙，改赴维也纳——忧郁的，美丽的维也纳。那个地方给我留下的最清晰的记忆是：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有过一段罗曼史。那件事的经过，有点儿像维多利亚时代小说的最后一章：两人海誓山盟，最后吻别，知道以后再不会有相逢的日子了。 离开维也纳，我到了威尼斯。那是秋天，当地已经没有游客。但是我却更喜欢那里有一些游客，因为有些地方需要游客点缀，才会显得温暖有生气，否则就很容易变得像一片墓地一样。实际上我是喜欢那些游山玩水的人，因为，去度假日的人，看来总要比匆匆忙忙挤进旋转门上写字间的人更可爱一些。 威尼斯虽然景色秀丽，但使人感到忧郁，所以我只在那里待了两夜，每天没什么可以消遣的，只有听听留声机唱片——连唱片也只能偷着听，因为星期日跳舞和听唱片都是墨索里尼所禁止的。 我原来想要回到维也纳，去那儿重寻旧欢。但是因为已约好了去巴黎，赴创议欧洲合众国的阿里斯蒂德·白里安的午宴，我不愿错过这一机会。那次我会见白里安先生时，他好像身体欠佳，带有一副失望和愤懑的神气。午宴是在巴黎《不妥协者》报发行人巴尔比先生的寓所里举行的，虽然我不懂法语，但是觉得那次宴会十分有趣。诺阿耶女伯爵是一个活泼得像只鸟儿似的娇小的女人，她说得一口英语，非常机敏可爱。白里安先生一看见她就说：“近来我极少见到你；你这样难得来，就好像是一个被人遗弃了的情妇啊。” 餐后，他们陪我去爱丽舍宫，我在那里受了荣誉军团勋位。 我不打算描绘我第二次访问柏林时受到热烈的、盛大的欢迎——虽然，有时候我几乎又是心痒痒地想要去提到那件事。 讲到这里我想起了，有一次玛丽和道格拉斯把他们出国时拍的旅行记录片放映给我看。我总以为，他们会给我看一些有趣的旅行记录片的。那影片一开始，映的是玛丽和道格拉斯抵达伦敦的情景，火车站上欢迎的群众人山人海，旅馆外边欢迎的群众也是人山人海，然后是他们抵达巴黎的情景，那儿欢迎的人更多了。我看完了伦敦、巴黎、莫斯科、维也纳和布达佩斯各地火车站上和旅馆外面的盛况，就天真地问：“咱们什么时候可以看一点儿镇市上和乡村里的风光呀？”他们都笑了。应当承认，我描绘那些欢迎我的群众时，也是不够谦虚的。 再说，到了柏林，民主政府招待我，并派约克女伯爵——一位非常漂亮的德国姑娘——陪着我，可以说是由她充当了我的随员。那是一九三一年，是纳粹党人刚在德国国会中得势的时候，我竟然不曾觉察到有半数的报刊都在攻击我，说我是一个外国人，说德国人这样狂热地欢迎我实在可笑。当然，这些都是纳粹报纸。当时我很天真，玩得很高兴，对这一切都毫不注意。 德皇的一位堂弟，很热情地陪我去参观波茨坦的无愁宫。在我看来，所有的宫殿都是一些荒谬的建筑，是一些无谓的炫耀。想到凡尔赛宫、克里姆林宫、波茨坦宫和白金汉宫时，我一般并不重视它们的历史意义，而只是意识到它们是由夸大自负的心理构成的。德皇的堂弟告诉我，无愁宫具有更美的建筑风格，它虽然小巧，却更富有人情味。但是我看了它，就想起了妇女的梳妆盒，感到很扫兴。 我参观了柏林罪犯作案展览馆，只感觉到恐怖和烦闷——看到那些照片上拍的尽是被害的、自杀的以及形形色色腐化堕落和人类的变态行为。最后我总算离开了那幢大厦，又呼吸到新鲜空气。 《奇迹》的作者冯·富尔默博士请我去他家吃饭，我在那里会见了德国的一些艺术和戏剧代表人物。我还和爱因斯坦夫妇在他们那套小小的公寓房间里消磨了一个晚上。当时曾经作好安排，让我和冯·兴登堡将军一起吃晚饭，但由于将军临时生病而作罢，后来我又去法国南部。 前面已经说过，我在这本书里将谈到性的问题，但不拟加以渲染，因为我在这方面并没有什么新颖的东西可以谈的，然而，人类的繁殖原属自然界的重要活动，因此每一个男人，不论年轻或者年老，每遇见一个女人，总会估量一下他与对方之间的性的可能。而我也是一向如此的。 从事工作的时候，我是从来不去想到女人的；只是在拍完了电影，无事可做的时候，我才会在这方面把持不住。正如Ｈ·Ｇ·威尔斯所说：“一天当中有那么一个时刻：你已经写完了早晨应写的稿子，复完了下午应复的信件，再没有其他的事情可做了。这时候你就会感到沉闷，也就会涉及到性的问题了。” 因此，在天蓝海岸无事可做的时候，我认识了一个极其美丽的姑娘，很运道，这姑娘能够消除我的寂寞。她和我同样是散漫不羁的，于是我们一见之下，互认知己。她毫不隐讳地告诉我，说她新近刚忘情于一个曾经与之恋爱，但后来彼此不欢而散的埃及青年。我们之间的关系虽然未经谈明，但双方都心照不宣；她也知道我最后是要回美国去的。我每星期补贴她一笔费用，于是两人一同去俱乐部、酒馆和其他娱乐场所。我们吃饭，跳舞，从事一般游乐。但是，由于经常接近，我终于对她有了感情，于是，想到要回美国时，就不大舍得抛下了她。一念及要和她分手，我就觉得她可怜；她是那么愉快、美丽、知情识趣。但是，有时候她也会引起我的猜疑。 一天下午，我们在一个俱乐部里参加茶舞，她突然紧拉住了我的手，原来她多次对我提到的那个埃及情人“Ｓ—”来了。我很不高兴；后来，过了一会儿，我们就离开了那里。快要走到旅馆时，她忽然发现手套留在俱乐部了，要回去取，叫我先去旅馆。她的托辞分明是假的。但是我既不加以阻拦，也不多说什么，就一径回旅馆去了。两小时后，她仍没来，我肯定她这次去不仅仅是为了一副手套。我已约了几个朋友那天晚上出去吃饭，时间快到了，仍旧不见她来。我刚要独个儿去，她回来了，面色苍白，头发蓬乱着。 “你现在去吃晚饭，已经太迟了，”我说，“被窝里舒服暖和，你还是回到那儿去吧。” 她不承认有这种事，又是辩解又是央求，但是怎么也没法为耽搁了这么多时间自圆其说。我肯定她是和她那个埃及情人在一起的，经过一阵吵骂，我没带她去，就独个儿走了。 一个人突然感到孤寂无聊，谈话时竭力要使声音高过那如泣如诉的萨克斯管，高过那夜总会里的一片喧哗吵闹：我们这些人当中，谁不曾有过这样的经验啊？你和另几个人坐在一起，自己在做主人，但内心却是那么痛苦。我回到旅馆，发现她不在那儿。我慌了。难道她已经走了不成？她竟然走得这么快啊！我走进她的卧室，心上一块石头才落了地，因为她的衣服和其他东西仍旧在那里。十分钟后，她兴冲冲地回来了，说是去看电影的。我冷冷地对她说，我第二天就要去巴黎，现在准备和她把账结清，从此一刀两断。她对这一切都表示同意，但仍旧不肯承认她和那埃及情人有过沾惹。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9) --------------- “即使我们之间还存有一些情分，”我说，“但是，因为你这样欺骗我，那点儿情分也被一起打消。”接着我就编了一个谎，说我曾跟踪她，看见她从俱乐部里出来，和她的埃及朋友到他旅馆里。可真没想到，她痛哭流涕，承认有这么一回事，接着就赌咒发誓，保证以后不再和他见面。 第二天早晨，我收拾东西，准备动身时，她抽抽搭搭地哭起来了。我的朋友上来说，东西都已准备停当，他在楼下等着我，我准备搭他的车走了。她咬着她的食指，伤心地哭起来。“千万不要丢下了我，千万不要……不要丢下我呀。” “你要我怎样呢？”我冷冷地问。 “只要你陪我去巴黎；到了那儿，我保证再也不麻烦你了。”她说。 看她那么一副可怜相，我心软下来了。我告诉她，说这样一路上是不会愉快的，也是毫无意义的，因为一到了巴黎我们就要分手了。她对这一切都同意了。于是，那天早晨，我们三个人乘了我朋友的车一起去巴黎。 车刚开时，气氛很严肃，她黯然无语，我客气而冷淡。然而这种态度是很难持久的，因为，车一路行进时，我们看到了一些共同感兴趣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人就会说出一些自己的看法。但是，我们不会像以前那样亲热了。 我们直接将她送进旅馆，然后和她道别。她说和我永别了，但这明明是一句假话。她感谢我为她费了许多事，和我握了手，装腔作势地说了一声“再见”，就消失在旅馆里了。 第二天她打电话来，问我可以陪她去吃午饭吗？我拒绝了。但是，当我和朋友一起走出旅馆时，看见她穿着皮大衣，打扮得整整齐齐，已经等候在外面了。于是我们三个人一同吃了午饭，后来又去参观约瑟芬被拿破仑离弃后在那里度过晚年的马尔美松。那是一所美丽的宅邸，约瑟芬曾经在那里洒了不少眼泪；在那个萧瑟的秋天，我们当时的心情更是忧郁。我的女友忽然不见了；后来我发现她坐在花园里一个石凳上，哭得泪人儿一般——看来，她是受到了整个气氛的感染。我的心几乎软下来了，但是，我怎么也不能淡忘了她那个埃及情人的事。于是我们在巴黎分了手，我启程去伦敦。 回到伦敦，我又几次会见威尔士亲王。记得第一次会见他是在比亚里茨，那是由我朋友弗内斯夫人介绍的。我和网球运动员科歇，再有其他两个朋友，在一家热闹酒馆里吃饭，亲王和弗内斯夫人走进来了。茜尔玛递了一张条子到我桌上来，问是否高兴饭后和他们一起去俄罗斯俱乐部。 我觉得那次会见是客套的应酬。我们彼此经过了介绍，亲王殿下就叫了酒，然后起来和弗内斯夫人跳舞。亲王跳完了舞，在我身边坐下，和我谈话。“您当然是美国人啰？” “不，我是英国人。” 他露出惊讶的神气，“您在美国待了多久？” “一九一○年就去了。” “哦，”他点了点头，好像在思索什么，“是战前去的吗？” “是的。” 他笑了。 在那天晚上的谈话中，我提到了夏里亚平，说他将设宴招待我。亲王显得很孩子气，说他也想去。“殿下，”我说，“夏里亚平对您的光临肯定会感到荣幸和快乐。”于是我请亲王允许我去安排这一件事。 宴会的那天晚上，亲王的风度赢得了我的崇敬，他先陪着夏里亚平八十多岁的老母，一直到她离席去休息了，这才过来和我们大家一起谈笑。 再说，此时威尔士亲王在伦敦，他邀我去贝尔维迪尔堡他的乡间别墅。那是一座古堡，经过了重新修建，但布置得很是一般，只是邸内的菜肴烹调得十分精美，而亲王又非常会招待客人。他领着我去参观了他的邸宅；他的卧室里陈设得很简单朴素，只床头挂了一张上面绣了王旗的新式大红花毯。另一间卧室里的陈设使我吃了一惊，那是一个红白两色的房间，房里摆了一张四根柱子的床，每根柱顶上插了三根粉红色的羽毛。这时我才想起，原来羽毛是亲王皇室纹章上的标志。 那天晚上，有人介绍我们玩当时美国风行的一种叫作“公评”的游戏。玩时发给每个客人一张卡片，上面列有十个项目，包括：魅力，智力，品格，性吸引力，仪容，诚恳，幽默感，适应能力，等等。先由一个客人走出去，切实地考虑了卡片上自己所有应予评定的项目，给它们分别打上分数，从一分起到最多的十分——比如，我给自己批的分数是：幽默感七分，性吸引力六分，仪容六分，适应能力八分，诚恳四分。同时，其他的人都悄悄地给离开了屋子的那个人评分数。后来，被评分的人进来，读出他自己打的分数，再由一位代言人读其他客人所评的分数，看两种分数是否符合。 轮到亲王时，他说他的性吸引力是三分，但是客人们平均评了他四分，我评了他五分，也有人只评了他两分。在仪容项下，亲王给自己评了六分，客人们平均给了他八分，我给了他七分。在魅力项下，他自己说应得五分，客人们的平均评分数是八分，我评的分数也是八分。至于诚恳，亲王给自己打了最高的十分，客人们的平均分数是三分半，我批的是四分。亲王很恼火。他说：“我认为，我所有的特点中最重要的就是诚恳。” 我小时候曾经去曼彻斯特，在那里待过几个月。现在既然闲着没事，我就想到要到那里去看看。虽然曼彻斯特是那样凄凉冷落，但它对我具有一种浪漫色彩的吸引力，仿佛，透过了雾和雨，从那里闪出了一种令人难以捉摸的光辉；也许，那是因为我想起了兰开夏郡人家灶下的炉火了吧——也许，那是因为受到当地人的精神的感召了吧。于是，我雇了一辆轿车，向北出发。 在去曼彻斯特的途中，我在艾冯河畔斯特拉特福（市名，在英国沃里克郡，莎士比亚故居所在）停下来，因为以前从来不曾去过那里。我到达那儿是星期六晚上，时间已经很迟，晚饭后我出去散步，希望能够找到莎士比亚的故居。四下一片漆黑，但是我本能地拐了一个弯，沿着一条街走了下去，在一所房子外边停下，擦亮了一根火柴，看出了一个牌子：“莎士比亚故居”。我肯定是被一种相互冥合的灵感引导着——可能是诗人的灵感吧！ 第二天早晨，斯特拉特福市长阿奇博尔德·弗劳尔爵士到旅馆里来看我，领我去参观了莎士比亚的故居。我怎么也没法把诗人和这样一个地方联系在一起；我几乎无法相信，像这样一位伟大人物，竟然会住在这样一个地方，或者是出生于这样一个地方。一个农民的孩子到了伦敦，后来成为红演员，当了戏院老板，这种事是容易想像的；但是，这样一个人竟然会成为伟大的诗人和剧作家，会掌握那么许多有关外国宫廷、红衣主教和帝王的知识，这可是令人无法理解的。讲到莎士比亚的作品究竟是谁写的这一个问题，管他是培根写的也好，是南安普顿或者里奇蒙写的也好，我都不去介意，但是我根本没法相信那是一个斯特拉特福的孩子写的。必须是一位具有贵族风度的人，才写得出那样的作品。也只有一位出身高贵和富有才华的人，说话时才会那样完全不去注意文法。我看了那一所农舍，听了一些当地的传说，讲到他小时候怎样喜欢游荡，怎样不用功读书，怎样偷捕鱼鸟，对某些事物又是怎样抱有那种乡愚的看法，我就不相信他在思想上会发生这样大的转变，成为最伟大的诗人。在伟大天才的作品中，你可以从某些地方看出他们是出身寒微的，然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中，你却一点儿也找不到这一类的迹像。 --------------- 为《城市之光》作宣传(10) --------------- 我从斯特拉特福乘汽车去曼彻斯特，下午三点左右到了那里。那天是星期日，曼彻斯特市内一片沉寂，街上几乎连一个人影也没有。所以我只得回到车上，取道布莱克本。 我小时候随剧团巡回演出《福尔摩斯》时，布莱克本是我爱去的一个城镇。那时候我往往住在一家小客栈里，包括膳宿，每星期付十四先令，不演出时就在客栈里的小弹子台上打弹子。英国刽子手比林顿常常去那儿，我和他打过弹子。 我们到达布莱克本时刚五点钟，虽然天色已经昏暗，可是我仍旧找到了从前住的那家客栈，在那儿喝了一杯酒，但并没有被人认出来。客栈老板已经换了人，可是我那个老伙伴弹子台仍旧摆在那里。 后来，一路摸黑，我到了市场上；占地大约三英亩的广场上黑漆漆的，最多只点了三四盏路灯。一些人都聚在那儿听政治演说。当时英国正处于严重的经济萧条中。我从这一群人里走到那一群人里，听他们发表不同的意见：有的人措辞尖锐激烈；一个人谈社会主义，另一个人谈共产主义，还有一个人谈道格拉斯计划，但可惜这问题太复杂了，一般工人都听不懂。我听那些会后三三五五聚在一起的人谈话，没想到会发现了一个思想仍和维多利亚女王时代那样保守的老人。他说：“英国人多年来坐吃山空，毛病就出在这里；发救济金会毁灭了英国！”于是我在黑暗中发表我的意见，尖着嗓子插嘴说：“要是没救济金，那就不成为英国啦，”这时有一些人支持我：“说得对，说得对！” 当时政治局势未可乐观。英国的失业人数几乎已达到四百万——这数目还在不断地增加——但是工党也提不出什么与保守党不同的办法来。 我去伍尔威奇，听坎宁安·里德先生发表为自由党竞选的演说。他虽然谈了许多政治上冠冕堂皇的话，但是并不曾作出任何承诺，因此不能对选民产生什么影响。坐在我身边的一个年轻伦敦姑娘大喊道：“你们不要听这套上等人无聊的废话，只要告诉我们，你打算把四百万失业工人怎么办，我们就知道该不该选你的政党。” 我想，如果这个姑娘在政治上是代表下层社会的，那么工党就有希望获胜，然而，我估计错了。斯诺登发表广播讲话后，保守党大获全胜，贵族竞选斯诺登。所以，我离开英国时，保守党的政府正处于优势，但等到我抵达美国时，保守党政府又在走下坡路了。 假日中从事消遣，你最多也不过是在追逐一些空虚的理想而已。我在欧洲遍访名胜，玩得时间太久了，而之所以会如此，原因也很明显。当时我觉得自己受到了挫折，失去了目标。自从有声电影发明以来，我就不能决定何去何从。虽然《城市之光》对我是一次巨大的胜利，它赚的钱比当时任何有声影片所赚的都多，但是我觉得，如果再要拍一部无声电影，那对我将是不利的，再说，我担心自己已经落伍，因此被一种沮丧情绪所困扰。虽然一部好的无声电影更富有艺术价值，但是我必须承认，有声电影能使人物更具有形象。 有时候我也考虑到是否可以拍一部有声电影，但是一想到这件事我就难受，因为我知道它永远不能达到我无声电影的标准。如果拍有声电影，我就必须完全抛弃我流浪汉的角色。也有人提议，不妨让流浪汉说话。但这是一件无法想像的事，因为只要流浪汉一开口，他就会变成另一个人物。再说，他脱胎的那个模型和他穿着的那套破烂衣服，都是和他的不说话分不开的。 正是由于想到了这些令人烦恼的问题，我才把我的假期延长了下去，然而，我的内心却在不断地催促我，“回好莱坞吧，去开始工作吧！” 结束了英国北部的旅行，我回到了伦敦卡尔登旅馆，正准备订船票取道纽约返回加州，忽然收到了道格拉斯·范朋克从圣莫里茨（圣莫里茨：村名，在瑞士东部阿尔卑斯山上，海拔六千英尺，以风景优美著称）拍来的电报，于是我的计划又改变了。电报上说：“请来圣莫里茨。将特为你的光临降一场雪。谨此恭候。道格拉斯问好。” 我刚读完电报，就听见有人胆怯怯地叩门。“进来！”我以为来的是侍者。可是没想到，那是我天蓝海岸的女友在向屋子里张望。我吃了一惊，有些恼火，但最后还是忍耐下了。“进来吧，”我冷冷地说。 我们去哈罗德商店添购什物，买了滑雪装备，然后我在邦德街一家首饰铺里给她买了一只镯子，她十分高兴。又过了一两天，我们到了圣莫里茨；我见了道格拉斯，不觉精神为之一振。虽然道格拉斯和我一样，也在为决定自己的前途感到为难，但是我们谁都不去提这些事情。我看见他独个儿在那里，相信玛丽已经和他分手。然而，一经在瑞士群山中会晤，我们的忧郁都随之消失。我们一起滑雪——至少是一起学着滑雪。 前德国王储，也就是德皇的儿子，当时也住在那家旅馆里，但是我不曾去会他，只是有一次在电梯里和他遇见了，我不好意思地笑了，因为想起了我的喜剧片《从军梦》，德国王储在那里面被扮成了一个丑角。 到了圣莫里茨，我把我哥哥雪尼也邀去了。既然不必急于回贝弗利山，我就决定取道远东返回加州，雪尼也答应陪我，要把我一直送到日本。 我们首先启程去那不勒斯，我在那里和女友互相道别。但是这一次她情绪很好。她没有哭。我想，她已经把这些事情看穿了，觉得无所谓了，因为，在瑞士待了几天以后，我们之间的神秘吸引力已经淡薄下来，对此我们都心中有数了。所以，我们很友好地分了手。船驶离岸边时，她在码头上学我流浪汉走路。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 东方之旅(1) --------------- 有关东方各国，前人已经写过许多引人入胜的游记，所以我不打算再在这方面向读者饶舌。但是我有理由要提一提日本，因为我在那里遇到了一些离奇古怪的事情。讲到我之所以要去日本，那是因为我读了小泉八云的一本书，书里谈到的日本文化和戏剧引起了我的兴趣。 我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轮船，避开了一月里砭肌裂肤的寒风，进入了阳光煦和的苏伊士运河。船抵达亚历山大港，上来了另一批旅客，其中有阿拉伯人，也有印度人——实际上这些人都代表的是另一个世界！一到日落黄昏，那些阿拉伯人就要在甲板上铺好他们的席子，朝着圣地麦加方向朗诵祷词。 第二天早晨，船进入红海，于是我们都脱下了“北欧人的衣服”，穿上了白色的短裤和绸质的衬衫。轮船在亚历山大港装上了热带水果和椰子，所以我们早餐有芒果，晚餐吃冰冻椰子牛奶。一天晚上，我们都学着日本人的习惯，在甲板上席地而坐，共进晚餐。一位船员教我在米饭上倒一点儿茶，给饭增添一些香味。当轮船驶进下一个南方港口时，大家更兴奋了。日本船长冷静地宣布，第二天早晨就要抵达科伦坡了。锡兰虽然富有异国情趣，但我们一心想去的却是巴厘和日本。 我们的下一个港口是新加坡，一到那儿，我们就进入了中国杨柳图案盆子上描绘的那种气氛——只看见沿海洋一带都长着榕树。新加坡给我留下的鲜明印象，是那些在新世界游艺园里献技的中国演员，那些孩子都是非常有才能的，并且是有很高的文化的，因为他们所演的戏都是伟大中国诗人写的许多古典作品。演员因袭传统形式，在一个宝塔上演出。我看的那一出戏，要连台演三个晚上。戏里的主角是一个十五岁的姑娘，她扮演一个王子，歌唱时真有遏云裂帛的嗓音。第三天晚上，演到了全剧中的高潮。有时候你不懂得一国的语言，反而对你更好，我从来不曾像看到那最后一幕时感动之深，也从来不曾听过那种很不调和的乐调：如泣如诉的丝弦，雷声震响般铜锣，再有那充军发配的年轻王子，最后退场时用尖厉沙哑的声音唱出了一个凄凉绝望的人的无限悲哀。 雪尼怂恿我去巴厘岛，说该岛是如何不曾受到文化浸染，那儿美丽的妇女是如何袒胸露臂。这些介绍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们第一次看见那岛，是在一个清晨——朵朵白云萦绕着青翠的群山，望过去那些峰峦就像一些漂浮着的小岛。在那个年代里，还没有海港或机场，人们都是乘了划船靠近一个旧木头码头登上岸的。 我们的车绕过了一些大杂院，每个大杂院里面住着一二十户人家，围墙砌得很整齐，大门口装修得也很气派。我们越向前进，景色越是秀丽，只看见一层层银光闪闪的绿色稻田，向下去是蜿蜒曲折的溪流。忽然，雪尼用臂肘碰了碰我。沿路边走过来一列年轻妇女，她们头上顶着一篮篮水果，态度大方，胸部袒露着，只腰里围着花布。打那儿起，我们一路上就不住地用臂肘碰着。有些妇女长得很美。我们的向导是一个美籍土耳其人，他和车夫坐在前面，我觉得这人很讨厌，因为他老是露出了一副色迷迷的神气，扭过头来看我们的反应——仿佛是他在排演一出什么戏给我们看似的。 巴塘的那家旅馆是新近建成的。每一间客厅下边都用板分隔开了，上边像阳台似的空着，而卧室则设在客厅后边，里面倒很清洁舒适。 美国水彩画家赫希菲尔德和他妻子已经来了巴厘两个月，这时邀我们去作客，他们的寓所以前是墨西哥米格尔·科瓦尔鲁比亚斯住的。赫希菲尔德向一个巴厘贵族租了那所房子，每星期只付十五美元，生活过得像贵族地主一样。晚饭后，赫希菲尔德夫妇、雪尼和我们一起出去散步。夜色沉沉，天气闷热，没有一丝风，忽然间，只看见无数的萤火虫，大片大片的，像闪耀着青光的波浪，在稻田上空疾涌而过。从另一个方向，合着乐调的旋律节拍，传来了小铃鼓的丁冬轻鸣和大铜锣的堂堂震响。“什么地方在舞蹈，”赫希菲尔德说，“咱们去看看。” 走过去大约两百码，看到了一群土著，有的站着，有的蹲着，还有一些姑娘盘腿坐着，她们有的带着篮子和小灯，在兜售零食。我们挤进人群，看见两个十岁左右的姑娘，腰里系着绣花围裙，头上戴着精致的金箔装饰，和着低沉的大锣，配着高昂的歌声，在灯光下跳着花式舞蹈，金箔随着舞步灿灿闪亮。她们的头摇摆着，眼睛闪动着，手指颤抖着：一切和那粗犷的音乐相配合，音乐越奏越强烈，到后来像是奔腾的怒浪，接着又逐渐徐缓下来，像是安静的河流。音乐一下子结束了，跳舞的姑娘突然停止，又回到人群里面。没有一个人鼓掌——巴厘人从来不鼓掌，也从来不赞美或道谢。 音乐家和画家沃尔特·斯皮斯来旅馆里看我们，和我们共进了午餐。斯皮斯已在巴厘住了十五年，说得一口巴厘话。他曾经把一些巴厘音乐改编成钢琴乐曲，这时弹给我们听；我觉得它们有些像用二拍子演奏的巴哈协奏曲。他说，巴厘人的音乐趣味相当精致，他们不喜欢我们现代的爵士音乐，认为那还不够活泼，过于缓慢。他们觉得莫扎特的乐曲富有情感，但只对巴哈的作品感兴趣，因为那些作品的格调与节奏和他们的相似。我觉得巴厘音乐冷酷无情，听了会叫人感到不安；即使那些十分悲哀的乐调，也流露出饥饿的明诺托那种阴森可怖的兽欲。 午餐后，斯皮斯领我们走进森林深处，说那里将举行一次鞭挞仪式。我们必须沿着森林里一条小径走四英里路。一到那里，我们就看见一大群人，围着一个大约十二英尺长的祭坛。年轻的姑娘，系着美丽的围裙，袒露着胸部，排列成行，头上顶着篮子，篮子里盛着水果和其他献祭物品，一个祭司，样子像个回教托钵僧，穿着一件白色长袍，长发一直披到腰际，一面祝福，一面把供品放在祭坛上。几个祭司念完了祷祠，一群嘻嘻哈哈笑着的青年拥了上去，看见祭坛上有什么就抢什么，祭司用鞭子狠狠地抽他们。因为鞭子抽得太厉害了，有的人不得不抛弃了他们已经拿到手的东西，据说这样用鞭子抽，是为了要赶走那些引诱青年偷窃的魔鬼。 我们随意参观了一些庙宇，访问了一些大杂院，看了斗鸡，参加了一些节目庆祝和宗教仪式，那些仪式不分昼夜，每时每刻都有举行的。有一次，我离开了一处仪式，那已是清晨五点。巴厘人的神都是喜欢享乐的，人们礼拜这些神，不是敬畏他们，而是爱好他们。 一天晚上，已经很迟了，斯皮斯和我看见一个高大健壮的女人在火炬照耀下舞蹈，她的小儿子在后边模仿她的动作。一个看上去相当年轻的男子，偶尔给她指点一下。我们后来才知道，原来这个人是她的父亲。斯皮斯问他几岁了。 --------------- 东方之旅(2) --------------- “地震是哪一年发生的？”他问。 “十二年前，”斯皮斯说。 “是吗，那一年我已经有三个孩子结婚了。”似乎觉得这样解答还不够清楚，于是他又补充了一句：“我现在已经活了二千元了。”那意思是说，他这一辈子已经花了那么多的钱了。 在许多大杂院里，我都看见崭新的轿车被用来养鸡。我问斯皮斯这是什么缘故。他说：“有一个大杂院里的人家，用共有方式经营生产，把卖牲口赚的钱存在储蓄基金里，许多年来，他们积了一笔为数相当可观的钱。有一天，听了一个会兜生意的汽车销售员的话，他们买下了几辆‘卡迪拉克’牌轿车。头几天里，他们把汽车开来开去，觉得怪好玩的，到后来汽油用光了。这时他们发现，开一天汽车花的钱，要等于他们干一个月活挣到的，于是他们把汽车都丢在院子里，让鸡去做窝了。” 巴厘人的幽默和我们的很相似：他们爱说一些涉及男女关系的笑话，谈一些日常的大道理，还要玩弄一些字眼儿。有一次我要试试我旅馆里那个年轻侍者的幽默感。“小鸡为什么要穿过那条路呀？”我问。 他露出了轻视的神气。“这谁都知道嘛，”他对翻译说。 “你说得对，那么，哪一个是先有的，是鸡还是蛋？” 这一下可把他问倒了。“是鸡——哦，不对——”他摇了摇头，“是蛋——哦，不对，”他把头巾向后推了推，又思索了一会儿；最后他很有把握地说：“是蛋。” “那么蛋又是什么下的呢？” “是鳖呀，鳖是老祖宗，所有的蛋都是它下的。” 那时巴厘是一个天堂。当地人一年只下稻田干四个月活，其他八个月都从事文化艺术活动。整个岛上的娱乐都是免费的，这一个村里的人为另一个村里的人演出。然而，这天堂已今非昔比了。随着教育的普及，人们遮掩起他们的胸部，抛弃了那些喜欢享乐的神，转而信仰西方的神了。 在动身去日本之前，我的日本秘书小野提议由他先去给我们做好准备。我们将受到日本政府的接待。轮船驶抵神户码头，有飞机在船的上空盘旋，散发欢迎传单，成千上万的人在码头上欢呼。我看见无数绚丽多彩的和服，背后面是烟囱和灰暗的码头，那种美是很不调和的。从日本人的表现中，我看不出传说中的神秘与仇恨。群众那样兴奋激动，和我在其他各地所见到的相同。 日本政府为我们准备了一列去东京的专车。一站站下去，欢迎的人越多，情绪也越来越热烈，站台上挤满了漂亮的姑娘，她们赠给我们许多礼物。看她们穿着和服，站在那里等候，真像是看一次花卉展览。到了东京，估计有四万人等候在车站上欢迎我们。在一阵人群拥挤中，雪尼跌倒在地，差点儿被人踩坏了。 东方的神秘，一向被描写得像传奇中的故事。我总以为那是我们欧洲人的夸大之词。但是一在神户登陆，我们就觉察到那种神秘气氛，而后来到了东京，则完全被那种气氛所包围。在去旅馆的途中，我们的车开到市内一个清静的地方。汽车突然放慢速度，终于在皇宫前面停下。小野露出了焦急的神情，向轿车后窗外面望出去，然后转身向我提出了一个很奇怪的要求。他问我是否可以下车，向皇宫鞠躬致敬。 “是习惯如此吗？”我问。 “是的，”他随口说，“您不必鞠躬，只要走下车就行了。” 我觉得他的要求有点儿奇怪，因为，除了我们后边跟了两三辆汽车以外，那儿四周围没一个人。如果是习惯如此的话，那么一般人就会知道我要下来，也就会有一群人等候在那里，至少是有那么一小群人等候在那里。但是，我仍旧下了车，鞠了躬。我回到车上，小野紧张的神色松弛下来。雪尼认为这是一个奇怪的要求，觉得小野的举动也很奇怪。自从我们到了神户，小野就显得那么心事重重。我对这些事并不介意，说这也许是因为他工作得太累了。 那天晚上没有发生什么事情，但是第二天早晨雪尼十分激动地走进了客厅。“我不喜欢有这种事情，”他说，“我的皮包被人搜查了，我的文件都被动过了！”我对他说，即使是发生了这种事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但是我怎么解释也没法消除雪尼的顾虑。“这件事情有些蹊跷！”他说。但是我笑他，说他太会犯疑了。 那天早晨，政府派了一位特工人员来照看我们，说我们无论去什么地方，都必须先让小野通知他。雪尼硬说这是在监视我们，说小野隐瞒了我们一些什么事情。我必须承认，小野确实越来越显得忧心忡忡了。 雪尼的疑虑并非毫无根据，因为那天发生了一件离奇的事情。小野说，一个商人有几幅绢绘春宫，要邀我到他家里去看。我吩咐小野转告那个商人，说我对此不感兴趣。小野露出了为难的神色。“要不，我还是叫他把画儿送到旅馆里来吧？”他向我出主意。 “绝对不要，”我说，“叫他别浪费时间。” 他开始踌躇。“这些人不是一句话就可以打发走的哩。” “你这是什么意思？”我问。 “嗯，他们已经恫吓了我好几天了；东京这地方，有些人可不是好惹的。” “别胡说啦！”我驳回了他，“我们叫警察去追查。” 但是小野摇了摇头。 第二天晚上，我同我哥哥和小野在一家酒馆的雅座里晚餐，六个年轻人走了进来。一个人在小野身边坐下，交叉起两条胳膊，其他几个人退后一步，一起站在那里。坐下来的那个人怒气冲冲，开始用日语向小野说一些什么。小野一听他的话，忽然脸色变得煞白。 我身边没带武器。但是我把一只手放在外衣口袋里，仿佛是带了一支手枪，一面大声说：“这是什么意思？” 小野头也不抬，冲着他的盆子嘟哝道：“他说，您不肯去看他的画，这是侮辱他的祖宗。” 我一下子跳了起来，一只手仍插在口袋里，恶狠狠地瞪着那个年轻人。“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接着我对雪尼说，“咱们离开这儿。小野，你去叫辆车。” 一经安然到了外面，我们都放了心。一辆汽车正等着我们，我们乘上了车就走了。 第二天首相的儿子请我们去看相扑比赛，走过来一个随从人员，他拍了拍犬养健先生的肩膀，向他悄悄说了几句什么。犬养健先生向我告罪，说有紧急事情要走开一步，但等会儿还会来的。相扑将结束时他来了，面色惨白，显然是受了极大的刺激。我问他可是病了。他摇摇头，接着突然双手捂住了脸。他说：“我父亲刚才被人暗杀了。” --------------- 东方之旅(3) --------------- 我们把他护送到我们旅馆房间里，给他喝了一些白兰地。这时他才告诉我们事情发生的经过：六个海军青年军官，打死了首相官邸门口的警卫，冲进了他的私室，那时他正和他的妻子女儿在一起。这件事以下的经过是犬养健听他母亲说的：来暗杀的人围住了首相，并用手抢指着他，首相试图和他们说理，一连谈了二十分钟，可是没有用。他们一句话不说，就准备开枪。但首相求他们不要当着他妻女的面打死他。他们准许他离开她们。他很镇静地站起来，领着几个行刺的人走进了另一间屋子——他在那里一定是再一次和他们说理，因为妻子和女儿心急如焚地等了很久，才听见枪声响起，首相被打死了。 暗杀事件发生的时候，首相的儿子正在看相扑比赛。他说，当时如果不是和我们在一起，他肯定和他父亲一同惨遭毒手了。 我把他伴送回家，看到了两小时前他父亲被杀害的那间屋子。席子上还有一大滩血不曾干。那里聚集了许多摄影记者和新闻记者，但是，为了礼貌关系，他们都没有拍照。他们还要我发表讲话。我只得说，这件事对首相家属和全国都是一件惨痛的悲剧。 惨剧发生的第二天，原来是安排了我受故首相正式接待的，但现在当然被取消了。 雪尼说，暗杀事件只是整个神秘案件的一部分，它多少是和我们有牵连的。他还说：“六个刺客打死了首相，六个人那天晚上到我们吃饭的酒馆里：这并不是偶然的巧合。” 直到后来，休·拜厄斯发表了他那部内容丰富有趣的《暗杀政府》（艾尔弗雷德·Ａ·诺夫公司出版），涉及我的那一部分秘密才真相大白。看来，有一个号称黑龙会的集团当时甚为活跃，而那次要我向皇宫鞠躬的人就是属于这个集团的。现在让我摘录休·拜厄斯书中有关审讯杀害首相人犯的一段记述： 据主持策划这次暗杀的古贺清志海军中尉在军事法庭上供述，阴谋分子曾经讨论一项轰炸众议院的计划，企图以此导致军事管制。先由那些可以很容易领到旁听证的文官在楼座上扔炸弹，而青年军官则埋伏在门口，开枪打死那些从里面逃出来的议员。再有一项计划，如果它不是在法庭上招供出来，那确实是很难令人相信的，那就是要暗杀当时访问日本的查理·卓别林。首相曾邀请卓别林先生出席茶会，青年军官认为可以乘开茶会时冲进官邸。 法官：暗杀卓别林，这有什么意义呢？ 古贺：卓别林是美国的红人，又是资产阶级的宠儿。我们相信，杀死了他，可以挑起一场日美战争，这样我们就可以一箭双雕。 法官：那么，为什么后来又放弃了你们精心策划的阴谋呢？ 古贺：因为，后来报纸透露，举行茶会的事还没确定。 法官：计划袭击首相官邸，你们的动机何在？ 古贺：是要推翻兼任政党总裁的首相，也就是说，要粉碎政府的核心。 法官：你打算杀死首相吗？ 古贺：是的，我有这样的打算。不过我对他并没有私人恩怨。 这个凶手还说，他们之所以最后放弃了暗杀卓别林的计划，是因为“内部对此发生争议，有人认为，暗杀了这个喜剧演员，未必就会挑起日美战争，增强军方势力”。 我可以想像到，当时暗杀分子已经开始执行他们的计划，可是后来发现我并不是一个美国人，而是一个英国人——“哦，非常抱歉！” 但是，在日本遇到的事情并不全是神秘和不愉快的；我在那里的大部分时间都过得很有趣。我没想到，歌舞伎竟然是那么可爱。它并不完全是一种拘于形式的戏剧，我们可以在它里面看到古老戏剧与现代戏剧的混合。演员的技巧被认为是首要的，戏剧只不过是演员用来表现技巧的素材而已。用我们西方的标准来衡量，他们的技巧是有明显的局限性的。每逢不能有效地运用写实手法时，他们就索性忽略了它。比如，我们西方人要演出一场比剑，就不免要暴露出一些不合情理的地方，因为，无论双方斗得多么激烈，你总可以从中看出一些小心谨慎的动作。相反，日本人在这种场合就不去理会什么写实主义。他们比剑时，彼此隔开一段距离，做出劈和刺的姿势，这一个要砍那一个的头，那一个要斫这一个的腿。每一个人在自己的那一块地方跳跃旋舞。那样儿就像是在跳芭蕾舞一样。战斗是属印象派的，它总是以一胜一负的姿势告终。而在表现死的一场里，演员们又从印象主义转变为写实主义了。 他们有许多戏都以讽刺为主题。我看过一出和《罗密欧与朱丽叶》类似的戏，剧中两个年轻情人的婚事也是遭到了父母的反对。戏是在一个旋转舞台上演出的，日本人用这种舞台已有三百年的历史。第一场的布景是新房里，小夫妻俩刚结婚。这一幕的剧情是，一些和事佬赶到一对新人的父母那里去求情，希望两代人言归于好。但是习惯势力太顽强了。父母已经狠下了一条心。于是两个情人决定按照日本传统方式自杀，即每人在席子上洒满了花瓣儿，然后在那上面殉情；由新郎先杀死新娘，然后自己伏剑而死。 情人洒花瓣在席子上准备自杀时，他们说的一些话把观众招乐了。翻译告诉我，那些话之所以招笑，是因为它们含有讽刺的意味，比如他们说：“咱们这样相亲相爱了一夜，如果再活下去，那就显得是虎头蛇尾了。”接连着十分钟，他们一直这样说笑话。后来，新娘跪在铺满了花瓣儿的席子上，离开新郎几步，袒露出脖子；当新郎拔出剑向她慢慢地走近时，舞台开始转动，剑锋还没刺到年轻妻子的咽喉，这一场已经从观众们眼中消失，接下去看到的已经是沐浴在月光中的屋外场地。这时观众们都静悄悄地坐着，仿佛经过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最后，听见越来越近的人声。原来那是死者的朋友，来向他们报告好消息，说父母已经宽恕了他们。来的人已经喝醉，他们开始争执，不能决定由谁去宣布这消息，后来他们为两个情人唱小曲儿，但听不到他们的反应，于是就去敲门。 “别去打扰他们了，”一个人说，“他们要不是睡熟，就是太忙了。”于是大家走开了，一边走一边继续唱小曲儿，同时台上传来那种滴答滴答的空洞钟声，说明戏已演完，台上的幕随着徐徐降落。 日本再可以维持多久不受到西方文化的毒害呢：这是一个可以争辩的问题。日本人留意生活中那些简单的片刻，这代表了他们的文化特点——他们那样徘徊观赏月华，那样像朝圣般去欣赏樱花，品茗时又是那样悄然沉思：看来这一切是注定要消失在西方工业的烟雾中的了。 --------------- 东方之旅(4) --------------- 我的假期结束了，在假期中虽然接触了许多有趣的事情，但也看到了一些令人懊丧的情景。我看到食物在霉烂，货物堆得很高，但是饥饿的人群在它们周围徘徊，千百万人失业，没人需要他们工作。 一次在饭桌上，我居然听到一个人说，除非是我们发现了更多黄金，否则什么也解救不了目前的危机。我谈到自动化会减少就业的机会，有人说这问题是可以解决的，因为劳力最后会变得非常便宜，它甚至可以去和那些自动装置竞争。经济萧条是十分残酷的。 *************** *第五部永别好莱坞 *************** 曾受周恩来邀请与梅兰芳在一起 我老早就巴望着和一家人站在上层甲板上，等候那激动人心的片刻，看着船离开海岸，平稳地前进，然后驶入另一个世界。可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了，我被狼狈地关在自己房舱里，只好从舷窗里向外张望。 --------------- 永别纽约(1) --------------- 我清晨五点就登上了“伊丽莎白女王”号，看来好像是故意选了一个富有浪漫色彩的时刻，其实，说来也可怜，这只是为了要躲开递传票的法警。我的律师教我，应当偷偷地登上船，把自己锁在房舱里，一直等到领港员下了船，那时候才可以走上甲板。由于近十年来接受了不少教训，惟恐再会出什么岔儿，我就照律师的话做了。 我老早就巴望着和一家人站在上层甲板上，等候那激动人心的片刻，看着船离开海岸，平稳地前进，然后驶入另一个世界。可是，现在不能这样做了，我被狼狈地关在自己房舱里，只好从舷窗里向外张望。 “是我，”乌娜敲门。 我开了门。 “吉姆刚赶到，送咱们来了。这会儿他站在码头上。我向他喊，说你是在躲开那些递送传票的，还说你要从舷窗里向他招手。喏，现在他在码头那面。”她说。 我看见吉姆远离开了一群人，站在烈日底下向船上一路看过来。我赶快摘下我的浅顶软呢帽，从舷窗里伸出胳膊向他招手，乌娜从旁边一个舷窗里向外望。“他还是没看见你，”她说。 吉姆始终不曾看见我，而那是我最后一次看见他，他孤零零地站在那儿，仿佛是脱离了世上所有的人，在那儿东张西望地找我。两年后，他心脏病发作逝世了。 我们的船终于启碇；还没等到领港员离开船，我已经打开舱房门，走上甲板，恢复了自由。瞧那儿——纽约高大建筑的空中轮廓，在超然中显得那么雄伟，在阳光下迅速地离开了我，在烟云缥缈中逐渐地变得更加美丽了……当那辽阔的大陆消失在迷雾中时，我有一种异样的感觉。 想到一家人去英国时，我的心情很激动，但又很舒畅。浩瀚的大西洋洗涤了人的胸襟。我感到自己已经成为另一个人。我已经不再是电影界中一个神秘的人物，不再是一个受人恶毒诽谤的对象，而是一个带着妻儿去度假的人。孩子们在上甲板上尽兴地玩耍，我和乌娜坐在两张帆布睡椅上。这时我体会到理想的快乐——一种极其近似悲哀的心情。 我们恋恋不舍地谈到那些别离了的朋友。我们甚至谈到移民局工作人员的亲切态度。一个人受了少许一点儿礼遇，就会多么容易地心软下来啊——仇恨心理并不是容易滋长的啊。 我和乌娜打算及时行乐，度一次很长的假期，同时，由于要为《舞台生涯》的放映作好安排，我们这次休假就不是毫无目标的。想到能够使工作与娱乐相结合，我们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的早点吃得极为愉快。我们的客人有阿图尔·鲁宾斯坦夫妇和阿道夫·格林。可是，早点刚吃到一半，有人递给哈里·克罗克一份海底电报。他已经准备把它放进口袋了，可是送电报的人说：“人家等着您在无线电里给回音。”哈里读着电报脸色就沉下来了，接着他回了众人一声就走开了。 后来，他唤我到他房舱里，把那份电报读给我听。电报上说，美国政府将拒绝我再入境；在未经获准入境之前，我必须先到一个移民局调查委员会去，对一些涉及政治性质和有关道德败坏的控诉进行申辩。现在合众社来打听，我是否准备对此发表什么意见。 我的每一根神经都紧张起来。讲到我是否能够再回到那个不愉快的国家里，这对我已经是一件无所谓的事情了。当时我很想告诉他们：说我能够越早离开那种仇恨的气氛越好；说美国政府那样对别人进行侮辱，把自己装得道貌岸然，已经使我觉得腻烦；说这件事整个儿使我感到厌恶。然而，现在我的全部财产都在美国，一想到美国政府可能变个方法去没收了它们，我就恐怖起来。要知道，他们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呀。因此，我就去发表了一篇冠冕堂皇的声明，说我要回到美国，去对当局提出的控诉进行申辩，说发给我的再入境签证并不是一张“废纸”，而是一份美国政府给我的正式文件——以下我又说了一大串胡诌的话。 此后我们在船上就再没有安静的时刻了。通讯社从世界各地拍来无线电报，要我发表声明。我们的船在驶抵南安普顿之前，第一站先停靠瑟堡，一百多位欧洲新闻记者登上了船，要我接见他们。午餐后我在餐室里安排了一小时的接见。虽然他们都对我表示同情，但这样答复问题总令人感到烦闷和疲劳。 从南安普顿去伦敦，我一路上提心吊胆；因为，这比美国政府拒绝我再入境一事更为重要，我是急于要知道，乌娜和孩子们初看到英国乡间景色时会有什么反应。多年来我一直夸赞德文郡和康沃尔郡等英国西南部地区的风景有多么秀丽，可是现在我们经过的都是盖在丘陵地上的一排一排形式单调的住房，以及一簇一簇黯淡的红砖建筑。乌娜说：“它们看上去都是一样的。” “咱们再等等看，”我说，“这会儿咱们刚经过南安普顿外面。”果然，我们一路前进，乡间的景色越来越美了。 我们火车抵达伦敦滑铁卢站，一大群对我友情始终不渝的老乡，又像以前那样热情地等候在那里。我们走出车站时，他们都挥手欢呼。一个人说：“瞧你可真能呀，查理。”这种话听来是令人感到心里温暖的。 最后乌娜和我把事情都料理好了，一起站在萨芙伊旅馆六楼我们房间的窗口。我指给她看那座新建的滑铁卢大桥；桥虽然蔚为壮观，但现在已经对我没有多大意义，只有桥下那条路引向了我的童年时代。我们默默地站在那里，观赏世界上最激动人心的城市的景色。我也曾赞叹巴黎协和广场上那种富有浪漫色彩的美景，也曾领悟日落黄昏纽约千万扇光彩闪烁的窗子给人的神秘启示，然而，我认为，从我们旅馆窗子里看到的伦敦泰晤士河的景色凌驾于一切之上，因为它具有那么一种普渡众生的伟大的气概，一种几乎是十分富有人情味的美。 我向乌娜瞥了一眼，这时她正在那儿仔细观赏下面的景色，在兴奋中显得很紧张，而这样看上去就比她实际年龄二十七岁更为年轻了。自从我们结婚以来，她已经和我共同经受了多次考验；这会儿她凝视着伦敦的全景，阳光在她的乌发上闪耀着，我第一次发现了一两根银丝。当时我口里不曾说什么，但是心里只想到要将一切都毫无保留地献给她，我只听见她悄声说：“我喜欢伦敦。” 自从我上次来到此地，又已经有二十年了。河流曲折的地方和两岸高低的坡坂，看来已经具有现代的丑恶的形式，它们破坏了城市的远景。至于我的童年时代，那多半已经化为烟垢污染的废墟上的余烬了。 我陪着乌娜在皮卡迪利和莱斯特广场上漫步，发现那儿已经被一些美国玩意儿弄得面目全非：可以看到午餐柜，热狗摊，以及牛奶房；我们还看见一些不戴帽子的青年和穿着蓝斜纹布裤的少女，正在到处闲荡。我记得，从前人们是怎样按西区居民的装饰打扮，上街都戴着黄色手套，提着手杖。可是，那个社会已经消失了，已由另一个社会所替代了，人们的眼光改变了，爱好不同了。男人会听了爵士音乐落泪，行凶已经改变为纵欲。这是时代在前进。 --------------- 永别纽约(2) --------------- 我们雇了一辆汽车，开到肯宁顿去看波纳尔三号，但是那幢房子已经人去楼空，即将进行翻造。我们在肯宁顿路二百八十七号门口停下，因为雪尼和我曾随同父亲在那里面住过。后来，我们穿过贝尔格雷夫广场，看见从前那些华丽的私人住宅的房间里都点着日光灯，一些职员坐在桌子跟前办公；其他的住宅已被改建成为长方形的房子，层层叠起，像一些玻璃橱，又像一些水泥盒子——据说，这一切都代表着进步。 我们有许多问题亟待解决：首先是要将我们的钱从美国提取出来。这就是说，乌娜必须飞回加州，从我们的保管箱里取出所有的东西。她去了十天，回来后把一切经过详细地说给我听了。她到了银行里，职员仔细地核对了她签字的笔迹，向她望了望，接着就走开了，去和银行经理商量了好一会儿。乌娜当时很着急，但他们最后还是让她开了我们的保管箱。 她说，在银行里办完一切手续后，她回到贝弗利山家里。一切仍和我们走时一样，花儿和庭园仍是那样美丽可爱。她颇为伤感，在起居室里独自站了一会儿。后来，她看到我们家的瑞士男仆亨利，亨利告诉她，我们走后，联邦调查局的人去过两次，每次都要盘问他，打听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问他可知道这家人家举行过什么荒淫放荡的晚会吗，可有裸体的姑娘参加吗，此外还提出了其他诸如此类的问题。他回说，我和妻子儿女都过着很安静的生活，于是他们就恫吓他，问他是哪一国的人，问他来美国多少年了，还要看他的护照。 乌娜说，她一听了这些话，不管多么留恋那幢房子，也决意立刻割弃了它。即使我们的女佣看见她走时哭了，也不能打动她，她还是赶紧离开了那儿。 一些朋友问我，怎么会招致了美国人的反感。我最大的罪过当时是，现在仍旧是：因为我这个人是不肯与人同流合污的。虽然我并不是一个共产党，但是我不肯随波逐流，跟着大伙一道去仇恨共产党。当然，这样我就开罪了许多人，其中包括美国退伍军团人员。讲到那些具有真正建设性意义的工作，比如，制定美国军人权利法案，为退伍军人和军属穷苦儿童创办福利等，我并不反对这个组织，因为这些措施都是十分有益的，都是富有人道主义的。但是，一旦军团人员滥用他们的合法权利，并假托爱国者的名义，滥用自己的权力去侵犯他人，这时候他们就破坏了美国政府的基础结构。这种特权爱国者，可能形成一些病毒细胞，最终使美国演变成为一个法西斯国家。 第二，我反对非美活动委员会这一组织，因为它首先就是一个滑头名词，其伸缩性很大，可以被用来套住任何美国公民的脖子，钳制他们的言论，然而，这些人的坦率的见解正代表了持不同意见的少数。 第三，我从来不曾打算入美国籍。要知道，也有很多美国人在英国挣钱过活，但并不曾打算入英国籍；比如，米高梅影片公司的一位美籍经理，每周薪金高达几千美元，在英国生活和工作了三十五年以上，并不曾入英国籍，但英国人从来不去介意这件事情。 我之所以作这番说明，并不是为了要进行辩解。我写这本书时，一开始就问自己写书怀着什么动机。动机有很多，但辩解并不是其中的一个。如果总括一下我当时的处境，我可以这样说一句，即：在许多强大的党派与无形的政府所形成的一种气氛中，我使一个国家对我怀有敌意，从而，很是不幸，失去了美国公众对我的好感。 《舞台生涯》安排在莱斯特广场奥狄昂戏院里放映。因为这部影片不是往常的那种卓别林喜剧片，所以我很担心，不知道观众的反应如何。初映之前，我们先给新闻界举行了一次预映。电影拍好后，到现在已隔了一段很长的时间，所以我可以客观地评价这部影片了；应当说，看后我很受感动。这并不是自我陶醉，因为，我看自己的影片时，既能欣赏其中的某一些镜头，也会厌恶其中的另一些镜头。然而，我并不曾像某一位恶意造谣的记者所见的那样，后来看得哭了起来——再说，即便是我哭了，那又怎样呢？如果一个作者不对他的作品发生感情，那他就很难指望公众会对它发生感情。说真的，我欣赏自己的喜剧片，往往有甚于一般观众。 那一次《舞台生涯》举行初映，是为了给慈善事业捐款，所以玛格丽特公主也去了。第二天影片才开始公映。虽然影评是冷淡的，但影片打破了世界卖座记录；并且，尽管在美国受到了抵制，但它的收入仍超过了我以前拍摄的任何一部电影。 我和乌娜离开伦敦去巴黎之前，斯特拉博尔吉男爵在上议院设宴招待我们。席上我坐在赫伯特·莫里森旁边，听到他这样一位社会主义者拥护原子防卫政策，我不禁感到惊奇。我对他说，无论如何增强我们的原子反应堆，英国总是一个易受攻击的目标，因为它是一个小小的岛国，如果等我们已被化为灰烬，那时再去进行报复，那又何补于事呢。我深信，对英国国防来说，最可靠的战略是严守中立，因为，在原子时代里，我不相信绝对中立会遭到破坏。但是，莫里森根本不同意我的看法。 使我感到奇怪的是，竟然会有那么许多聪明人都主张使用原子武器。我在下议院里会见了索尔兹伯里勋爵，他和莫里森抱有同样的观点，我表示痛恨原子防卫政策，但同时意识到，我的话勋爵听了甚为逆耳。 写到这里，我想应当概括地谈几句我现在对世界形势的看法。由于现代生活越来越复杂，再加上二十世纪动力学的发展，于是，在政治、科学和经济各方面，个人就被一些庞大的组织所包围，并受到它们的威胁。思想需符合条件，行事需经过批准，举动需获得允许：于是，我们正在成为这一切的牺牲者。 我们之所以会让人家造成这样一种类型的人物，那是因为自己缺乏识见的缘故。我们已经不知不觉地变得丑陋和臃肿，失去了审美的观念。同时，我们的生活感官已经由于追求利润、权力与垄断而变得迟钝。我们已经让这些影响蒙蔽了自己，以致完全忽略了那些严重的后果。 科学知识，由于缺乏慎重指导或负责精神，就为政客和军人提供了具有强大摧毁力的武器，以至世界上所有人的命运都被这些人所掌握。 有一些人的道德责任感和智力才干有时至少是不够格的（在许多情况下甚至是成问题的），而让权力过分集中在那些人手中，到后来就会导致一场毁灭人类的战争。然而，对此我们却熟视无睹，听之任之。 有一次，罗伯特·奥本海默博士对我说：“人永远受到求知欲的冲动。”按说这是一件好事，然而我认为，在许多情况下，人们并不去注意追求知识带来的后果。博士也同意我这种看法。有些科学家就像宗教狂热者一样。他们只顾研究科学，相信他们的发现永远是有益的，认为他们的求知信条就是道德标准。 --------------- 永别纽约(3) --------------- 人是一个以谋求生存为其主要本能的动物。因此，他的独创性发展在前，他的灵魂超拔在后。可见，科学的进步远远超出了人类的道德行为。 在人类进步的道路上，利他主义的行进是缓慢的。它慢慢地踱步，时时会倾跌，落在了科学的后面。它只有在环境许可的条件下，才能发挥它的作用。要消除贫穷，你不能指望利他主义或政府的慈善事业，你只有求助于辩证唯物主义。 卡莱尔说过，要世界得救，必须靠人们思考。然而，只有人们处于性质严重的情况之下，到了迫不得已的时候，他们方才会进行思考。 比如说，刚分裂了原子的时候，人们曾经陷入困境，他们必须进行思考。他们必须选择一条道路：或者是毁灭了自己。或者是约束着自己；科学的威力强迫他们作出选择。而在这种情况之下，我相信他们的利他主义最后仍将为人信奉，他们对人类怀抱的善意终将战胜一切。 自从离开美国后，我们在生活中就受到了殊礼的待遇。到了巴黎和罗马，我们都像凯旋的英雄那样受到欢迎：樊尚·奥里奥尔总统在爱丽舍宫设午宴招待我们，英国大使馆也为我们设了午宴。后来，法国政府授给我荣誉军团军官勋章；同一天，法国戏剧电影作家协会聘我为名誉会员。我还收到该会主席罗歇·费迪南先生特为此事写来的一封非常动人的信。现将该信翻译如下：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 如果有人对于您光临敝地时引起了这样的轰动感到惊奇，那么这些人就不会理解我们为什么这样敬爱您；他们就不会很好地鉴定人类的价值，就不会特意去列举近四十年来您给我们带来的许多快乐，也不会衷心感谢您的教益，或正确评价您大量赐给我们的喜悦，向我们表示的同情；至少可以这样说一句，这些人是完全得福不知的。 您是世界上最伟大的人物之一，您和那些取得了最辉煌成就的人齐名媲美。 首先要谈到的是您的天才。天才这一被人滥用了的名词，只有赠给以下这样的人方才名副其实：这人不但是一位非凡的喜剧演员，同时又是一位作家，一位作曲家，一位电影制片者，更重要的，是一位性情诚恳和气度宽宏的人。而现在，您就是兼具了以上所有这些特点的一位，此外，您又是这么朴实，这就使得您的人格更加崇高，您当然会使现代遭到和您同样折磨的人感到温暖，受到感动。单是具有天才，还不能赢得人们的崇敬，也不能引起人们的爱慕。然而，您所激起的那种情感，却只有“爱”这个字可以代表它。 观赏《舞台生涯》的时候，我们笑，那是发自内心的笑；我们哭，那是流着真诚的泪——也可以说是您的泪，因为是您赠给了我们眼泪这份宝贵的礼物。 说实在话，盛名不能是凭盗窃据有的；只有为人类造福而享有的盛名是有意义的，是有价值的，是历久不衰的。您的演技之所以成功，是因为您演出时潇洒自如，率真随分，不受教条束缚，但又非全凭机灵，这是由于您自己从前有过那些苦难、快乐、希望与失望；许多人都理解这一切，因为他们也曾受到难以忍受的痛苦，需要获得同情，经常希望得到安慰，在笑中暂时忘了痛苦，而这种笑也并非是要治愈人的创伤，它只是要给人一些慰藉。 即使我们不知道，但我们仍可以想像出，您曾经付出多么大的代价，才能够练就这一套神奇的本领，能使我们哄堂大笑，接着又突然痛哭。人们可以猜想，或者应当说可以看出，您本人经历了多少痛苦，才能那样细致入微地描绘所有那些琐碎的小事，那些事深深地感动了我们，那些事是您从自己的生活片断中汲取来的。 这是因为您的记性很好。您忠实于您所记得的童年生活。您一点也不曾忘记那个时期里自己的悲哀，那个时期里亲人的死亡；您是要别人不再遭到您的那些痛苦，至少，是要所有的人都知道如何怀抱着希望。您从来不曾因为一朝得意而忘了您那悲哀的少年时代，名气始终不能把您和过去的历史分割开来——然而，说来也可叹，那种情形在一般人中却是屡见不鲜的。 能这样永远怀念您的早年生活，这也许是您最大的优点和最重要的资产，并且，这真实地说明了，群众为什么会那样崇拜您。您那些细致的表演，引起了他们的共鸣。看来，您好像是永远与他们心连着心。的确，没有比这更为协调的了：您将编剧、表演、导演等工作合而为一，集合了几方面的才能，为拍摄富有人情味和旨在教益的影片作出了贡献。 正是由于以上的原因，所以您的作品总是精深博大的。它不受理论的障碍——甚至极少受到技术的障碍；它永远是一篇自白，一席私话，一篇祷词。每一个观众都是您的伙伴，因为他们所想到的和您一样，所感受的和您相同。 单凭您的才能，您已经使一般批评者折服，您已经使他们倾倒。这可不是一件容易做到的事。一般批评者永远不肯承认：您不但发挥了老式舞剧的可爱之处，而且表现了费多的狂烈的热情。然而，您确实具有这些特点，同时您还表现出一种使我们联想到米塞的风度，虽然您并没向任何人去仿效，也不和任何人相似。而这也是您能成名的一个秘诀。 今天，有机会欢迎您来，我们戏剧电影作家协会感到荣幸和高兴。原谅我们屈尊枉驾，增添了您的麻烦。我们十分希望您来到我们当中，听我们告诉您：我们是多么敬爱您，您确是属于我们这个协会的。因为，在您的影片中，故事都是卓别林先生写的。同样，音乐是他作的，片子是他导演的。此外，作为一位喜剧演员，他的表演也是第一流的。 在这里，您可以会见一些法国作家，戏剧作家，电影剧本作家，作曲家，制片人：所有这些人，和您一样，都以不同的方式熟悉了您所知道的艰苦工作，知道这工作是光荣的，但也是需要作出自我牺牲的，他们都有着同样的抱负，那就是：要使群众受到感动，获得快乐；要让他们看到生活中的种种悲欢离合；要描绘那种对失去了爱的恐惧；要同情那些无端受害的人；要满怀希望，本着和平与友爱的精神，去弥补那受到损坏的部分。 谨向您表示感谢，卓别林先生。 罗歇·费迪南（签名） 去看《舞台生涯》初映的都是一些知名人士，其中有法国阁员和各国使节。但是美国驻法大使不曾去。 我们做了法兰西喜剧院的贵宾，喜剧院特为我们上演莫里哀的《唐璜》，参加演出的都是法国第一流的艺术家。那天晚上，王宫里喷泉吐水，灯火争辉，法兰西喜剧院的学生欢迎我和乌娜，他们穿着十八世纪的学校制服，举着亮堂堂的烛架，把我们让进了上层楼厅，那里坐满了全欧洲最美丽的妇女。 --------------- 永别纽约(4) --------------- 我们在罗马受到同样的接待，我接受了勋章，总统和部长们都接见了我。那一次预映《舞台生涯》时，却发生了一件好笑的事情。美术部部长建议我绕过那些人群，从后台门进去。我觉得部长的建议有些古怪，说既然人们那样耐心地候在戏院外面，想要见我一面，为了礼貌起见，我也应当从正门进去，让他们看上一眼。当时我觉得部长有着一种奇怪的表情，他只是柔声饴气地重复说，从后边走可以省却我许多麻烦。但是我坚持不肯，而他也就不再勉强我了。 那天晚上预映时，戏院外面像往常那样灯火辉煌。我们乘的轿车驶近戏院，人群被绳子远远拦在马路那面——我心里想，他们离开得太远了。我竭力装出了潇洒大方的神气，走下轿车，绕到路当中，在弧光灯的照耀下满脸堆笑，学着戴高乐的姿势挥起了双臂。立刻，卷心菜和蕃茄像连珠炮似的在我旁边飞了过去。我一时没看清楚那是些什么东西，也不知道发生了一件什么事情，后来只听见我那位担任翻译的意大利朋友在后面伤心地说：“真没想到，在我国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呀。”幸喜不曾掷中我，于是我们三步并作两步走进了戏院。这时我才觉察出当时的情景令人发噱，忍不住哈哈大笑。连我的意大利朋友也只好跟着我笑了。 后来我们才知道，原来那些闹事的是一些年轻的新法西斯主义者。我应当说，他们那样扔番茄，并无意使用暴力，只不过是要示威罢了。他们当中有四个人当场被捕，警局问我是否要向他们提出控诉。“当然不要，”我说，“他们还都是年轻的孩子。”（他们是十四岁到十六岁的青年。）于是这件事就被丢开不提了。 在我离开巴黎去罗马之前，主编《法兰西文学》的诗人路易·阿拉贡来电话，说让－保罗·萨特和毕加索想要见我，于是我邀他们共进晚餐。因为他们说要找一个幽静的地方，所以就选了我旅馆的房间里。给我负责宣传工作的哈里·克罗克一经获悉这件事，几乎是歇斯底里发作。“这样，咱们离开美国以来所做的工作都白搭啦。” “可是，哈里，”我说，“这儿是欧洲，又不是美国，何况这三位都是世界名人。”当时我已无意再回美国，但我很小心，还不曾把真情向哈里或其他任何人吐露，因为我还有一些财产留在美国不曾脱手。听了哈里的话，我也几乎相信，只要是同阿拉贡、毕加索和萨特聚会一次，就无异于是阴谋推翻西方民主制度。哈里虽然这样担心，但后来又特地留下了，让这几位先生在他的纪念册上签了名。那一天我不曾邀哈里一同晚餐。我告诉他，说我们期望斯大林会来，不愿这件事被张扬出去了。 我对那天晚上的酬酢不太有把握。只有阿拉贡会说英语，而你依靠翻译交谈，就像是在远远地打靶子，必须等待射击的结果。 阿拉贡的脸轮廓分明，人长得很漂亮。毕加索的样子挺滑稽，人家很可能把他当作一个杂技演员或者小丑，再也不会想到他是一位画家。萨特有着一张圆脸，你虽然不容易从他的长相上辨出他是什么样的人，但可以看出他有一种精明和灵敏的美。他是一个城府很深的人。那天晚上宴会散了，毕加索领我们到左岸去看他至今仍在使用的那间画室。我们登上扶梯，看见他下边那层楼上一家住宅门口挂了一个牌子：“敝寓非毕加索画室——请更上一层楼。” 我们走进了一间样子十分寒碜，像间堆房似的顶楼，那是一个连查特顿也不愿意死在那儿的地方。椽子上钉了一只钉，上面挂着一只光溜溜的灯泡，我们借着灯光可以看出一张摇摇晃晃的铁床和一只已经坏了的炉子。靠在墙脚下是一堆积满了灰尘的旧油画。他拣起了一幅——那是塞扎纳的作品，而且是一幅精品。他拣起了另一幅，接着又是一幅。我们至少看了五十幅名画。我真恨不得向他出一大笔钱，把所有的画都给买下来——只是为了要让它们离开那个垃圾堆。在高尔基的“底层”中，埋藏着一座金矿。 --------------- 定居瑞士(1)(图) --------------- 查理.卓别林曾受周恩来邀请 到巴黎和罗马去主持了献映后，我们又回到伦敦，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这时我还需要找一所住宅，好把一家人安顿下来。有一个朋友劝我去瑞士。我当然喜欢留在伦敦，但是我们不知道那儿的气候对孩子是否合适；再加那时候我们确实担心限制货币的问题。 因此，怀着点儿忧郁心情，我们收拾起什物，带着四个孩子到了瑞士。我们暂时下榻洛桑面临湖水的湖滨旅馆。那时已是秋天，景象萧疏，但群山仍是那么秀美。 接连着四个月，我们一直在寻找一所合适的房子。此时乌娜即将生第五个孩子，她很着急，说出院后不愿再住旅馆，由于时间紧迫，我就忙着到处去找房子，最后是在韦维稍北科西尔村的德班别墅定居下来。我们不曾想到，那所房子占地三十七英亩，有一片果园，里面除其他水果外，还有大颗的黑樱桃，鲜美的青皮李，苹果和梨；再有一个菜园，里面种有草莓、玉米和极其可口的芦笋，后来，无论我们外出到哪儿，遇到这些蔬菜当令时节，总要老远地赶回来。阳台前面是一片占地五英亩的草坪，四周是葱茏的大树，衬托着远处的湖泊和群山。 我聘用了几位很得力的助手：雷切尔·福特小姐给我们安排家务，后来当了我的总管家，比尔尼埃太太担任我在瑞士的英文秘书，这本书的原稿经她打过了好几遍。 我们起初看了气派这样大的一所住宅，有点儿胆怯，不知道我们的收入可够维持开销吗，但是房东告诉了我们所需的费用，我们算算自己的钱还是够的。这样我们就住进了人口有一千三百五十人的科西尔村。 至少是经过了一年的时间，我们才适应了当地的环境。孩子们暂时进科西尔的村校。要他们一下子样样都使用法文，的确是很吃力的，我们担心这样会在他们心理上产生什么不好的影响。但是，不久他们已经能说流利的法语，看到他们能这样很好地适应瑞士生活方式，我们是很激动的。连孩子们的两个保姆，凯凯和平妮，也用功地学起法语来。 这时我们开始斩断自己和美国的一切关系。结束这件事，还需要相当长的一段时间。我到美国领事馆去缴回了我的再入境签证，对领事说，我已决定不再去美国住了。 “你不打算回去了吗，查理？” “不去了，”我说时几乎像是在道歉，“我年纪太老了，再招惹不起那些无谓的麻烦了。” 他没发表什么意见，只说了这么几句：“好吧，你如果再要回去，随时凭普通签证都可以去。” 我笑着摇了摇头。“我已经决定在瑞士长住下去了。”我们彼此握了手，于是这件事就这样结束了。 这时乌娜决定放弃她的美国国籍。于是，趁去伦敦的时候，她通知了美国大使馆。但是使馆人员说，办这个手续至少需要三刻钟时间。“这可是胡说！”我对乌娜说，“要这么长的时间，这简直是岂有此理。我陪你一块儿去。” 我们一到大使馆，我过去由于种种侮辱和诽谤所受到的气一时迸发，就要像一只气球似地爆炸了。我大声问移民局办事处在哪里。乌娜觉得不好意思。一间办公室的房门开了，一个人走出来说：“喂，查理，你和你太太进来好吗？” 他肯定已经看出我的来意，所以第一句就说：“一个美国人要放弃他的国籍，必须经过全面考虑，并且是在头脑清醒的时候考虑。所以我们要履行询问的手续，这是为了保护一个公民的权利。” 不用说，我觉得这话有它的道理。 他是一个年近六旬的人。“一九一一年我在丹佛旧王后戏院看过你的演出，”他说时带着责怪的神气瞅着我。 这一来我的气当然平息下去了，于是我们谈到多年前那些快乐的日子。 讨厌的询问结束了，所有的文件都签好了，我们和和气气地道了别，这时候想到自己对这种事缺乏感情，我又觉得有些难过了。 去伦敦的时候，我们偶尔也会见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西德尼·伯恩斯坦，艾弗·蒙塔古，爱德华·贝丁顿－贝伦斯爵士，唐纳德·奥格登·斯图尔特，埃拉·温特，格雷厄姆·格林，Ｊ·Ｂ·普里斯特利，马克斯·莱因哈特，以及小道格拉斯·范朋克等。虽然有些朋友我们不常会晤，但想到了他们时也会感到一种快慰，就像我们有时候要驶进某个港口，知道自己在那儿有个什么可以停泊的地方而感到高兴似的。 有一次去伦敦，我们接到通知，说苏联大使馆将在克拉里奇旅馆举行宴会，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想要在那儿会见我们。我们到达旅馆时，休息室里已经挤满了来来往往、神情激动的人群。我们由一位苏联使馆人员陪同着，在人群中一路挤了过去。忽然，我们看见赫鲁晓夫和布尔加宁从对面走过来；他们也是一路挤着，脸上的那副表情说明，他们已经感到厌烦，不高兴再等，正要退了出去。 可以看出，赫鲁晓夫即使是在懊恼的时刻，仍旧带着一副幽默的神气。他正挤向出口，陪同我们的人唤道：“赫鲁晓夫！”但是赫鲁晓夫向他挥了挥手，表示不高兴再等了。陪同我们的人喊：“赫鲁晓夫，查理·卓别林！”布尔加宁和赫鲁晓夫都止住步，转过身来，脸上露出了喜悦。我真感到得意。我们在汹涌的人潮中互相介绍了。赫鲁晓夫谈了几句话，由一位译员翻译，说苏联人非常喜欢看我的电影，接着我们就喝了一些伏特加。我以为它里面是洒了不少胡椒粉，但是乌娜觉得它的味儿不错。 我们好容易在一小圈腾空了的地方一同拍了照。由于声音太吵闹，我根本没法谈话。“让咱们到隔壁屋子里去吧，”赫鲁晓夫说。一群人觉察出了我们的意思，于是一场混战开始了。我们由四个人护卫着，被猛地推进了里边一间屋子。一离开了人群，赫鲁晓夫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嘘”地舒了一口气。这时我才定下神来，可以安心谈话了。 这时候一个美国记者打断了我们的谈话：“我听说，赫鲁晓夫先生，令郎昨儿晚上离开了学校，进城寻欢作乐来了。” 赫鲁晓夫露出了半恼半笑的神气。“我儿子是个很规矩的青年人，他准备做工程师，读书很用功，但是我想，他有时候也要找点儿娱乐。” 我们谈了几分钟，有人来通知，说哈罗德·史塔生先生在外面候见赫鲁晓夫先生。赫鲁晓夫向我转过身来开玩笑说：“您不介意吗？他是一个美国人。” 我笑了起来，说“我不介意。”后来，史塔生先生和夫人同葛罗米柯先生和夫人一起快步走进来。赫鲁晓夫回了我们一声，说他只过去说几分钟话，接着就走到屋子那面角落里去同史塔生和葛罗米柯谈话了。 --------------- 定居瑞士(2)(图) --------------- 梅兰芳与喜剧大师卓别林在一起 为了找一些话说，我就问葛罗米柯夫人，是否准备回苏联。她说要去美国。我说她和她丈夫已经在美国住了很久。她笑了，那样儿有点儿不好意思。“我倒不在乎，”她说，“我喜欢那个地方。” 我说：“我不相信，真正的美国是在纽约或者太平洋沿岸；就我个人来说，我更喜欢美国的中西部，比如，北达科他，南达科他，明尼阿波利斯和圣保罗。我觉得那些地方住的才是真正的美国人。” 史塔生夫人突然激动地说：“喂，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和我丈夫就是明尼苏达州人呀。”她又兴奋地笑着重复了一句：“我听了您这话真高兴。”我心里想，她原来以为我受到美国那些恶意中伤后仍耿耿于怀，要对美国大发牢骚。然而实际并非如此，再说，即使是如此的话，我也不会向史塔生夫人这样一位和蔼可亲的太太发泄满腹怨气。 我看赫鲁晓夫还有好一会儿工夫要和其他几个人谈话，就和乌娜站了起来。赫鲁晓夫看见屋里乱腾腾的，就离开了史塔生，走过来送我们。我们握手时，我一眼瞥到了史塔生；这时他背靠着墙，漫不经心地眼光直冲前瞅着。我向所有的人告了别，单单没去招呼史塔生——在当时的情况下，我觉得，那样做法还是得体的——然而，从那一瞥中，我觉得史塔生这个人是可爱的。 第二天晚上，我和乌娜两人在萨芙伊旅馆烤肉餐厅里晚餐。饭后我们正在吃点心，温斯顿·丘吉尔爵士和他夫人走进来，在我们桌子前面站住了。一九三一年以后，我就一直没见到过温斯顿爵士，也不曾收到过他的信。但是，《舞台生涯》在伦敦放映后，我们联美的分销办事处问我，是否可以将这部影片送到温斯顿爵士宅邸里去放映给他看。我当然非常乐意这样做。过了几天，他寄来了一封信，向我再三致谢，说他很喜欢这部电影。 再说，这时候温斯顿爵士面对着我们站在桌子跟前。“好呀！”他说。 那“好呀！”两字中似乎含有一种不满意的口气。 我赶快站起来，满面堆笑，给他介绍了乌娜，那时她正准备回屋子里去。 乌娜走后，我问是否可以陪温斯顿爵士和夫人一起喝咖啡，接着就坐到他们桌上去。丘吉尔夫人说，她在报上看到我会见赫鲁晓夫的新闻。 “我一向和赫鲁晓夫相处得挺好，”温斯顿爵士说。 但是，我始终觉得温斯顿爵士有什么事不高兴。这也难怪，自从一九三一年以来，又发生了许多事情。虽然他个人以百折不挠的勇气和鼓舞人心的词令拯救了英国；然而，我认为，他那篇提到“铁幕”的富尔顿演说并没有取得什么成就，只不过加剧了冷战而已。 后来，话题转到了我的《舞台生涯》上。这时温斯顿爵士终于道出了这么几句：“两年前，我写过一封信给你，祝贺你的影片成功。你可曾收到吗？” “哦，收到了，”我热情激动地说。 “那么，你为什么不回我的信？” “我没想到那需要回信，”我表示歉意。 但他可不是你能哄得过去的。“哼，”他悻悻地说，“我还以为那是你对我表示见怪哩。” “哦，绝对不是，”我回答。 “不过，”他接下去说，而这样一来就把我的话岔开了，“我是一向爱看你的影片的。” 像这样一位伟大的人物，竟然会留心这样一件琐屑的事情，还记得两年前一封不曾见复的信，这一点使我觉得很有趣。但是，在政治上，我的看法始终是和他不同的。丘吉尔说：“我到这儿来，并不是为了主持瓦解英帝国。”这样说法可能是妙于词令的，然而，面对当今的世事，这样说法是不现实的。 他所说的“瓦解”，并不能将其归咎于政治活动，革命军队，共产党宣传，暴力煽动，或者是肥皂箱上的演说。真正的阴谋者倒是那些肥皂包皮纸，我意思是指那些国际间的广告宣传，包括无线电、电视和电影，此外，再有汽车和拖拉机，科学的发明，交通和速度的加快，等等。一些帝国的瓦解，实际上都是由这些革命势力促成的。 刚回到瑞士，我就收到尼赫鲁的一封信，内附蒙巴顿勋爵夫人的介绍信。勋爵夫人认为尼赫鲁和我会有许多地方是意气相投的。她说尼赫鲁将路过科西尔，也许我们有机会见一次面。尼赫鲁去洛桑参加大使年会时寄来了这信，说希望我去他那儿过夜，第二天再搭他的车回德班别墅。于是我就到洛桑去了。 出乎我意料的是，尼赫鲁和我长得一般矮小。他的女儿甘地夫人也在那里——那是一个对人亲切、态度安详的妇女。尼赫鲁给我的印象是：他遇事十分警惕，思虑辨析入微，既是富于感情的，又是严肃和敏锐的。起先他显得很腼腆，但后来就熟了，他应我的邀请去我家午餐，于是我们一同离开洛桑，驱车去德班别墅，而他的女儿则取道日内瓦，乘了另一辆车尾随在后面。一路上我们谈得很高兴。他盛赞蒙巴顿勋爵，说他任印度总督时，为结束英国在印度的利益作出了极大的努力。 我问他印度在意识形态方面将朝哪个方向发展。他说：“不论它是哪一个方向，那总是为了改善印度人民的生活，”接着又说，他们已经开始执行一项五年计划。在整个途中，他一直高谈阔论，而他的汽车夫则以每小时七十英里，或者更快的速度沿着陡狭的公路飞驶，时不时来一个急拐弯。尼赫鲁只顾说明印度的政策，可是，老实说，他的话我有一半不曾听进，因为我只想到要去干涉那个车夫。汽车不时发出尖厉的声音突然刹住，我们向前面撞了出去，可是尼赫鲁仍旧显得那样若无其事。谢天谢地，后来总算让我定了一会儿神，原来汽车暂时在十字路口停下了，尼赫鲁的女儿要和他分路走了。只是在这个时刻，他才显出是一个体贴入微的慈父，他拥抱着女儿，亲切地对她说：“你要自个儿当心呀，”听来这更像是一个做女儿的应向父亲说的话。 正当朝鲜危机紧迫，全世界人都十分焦灼地注视着那极端险恶的局势时，中国大使馆打来了电话，问我是否可以在日内瓦为周恩来放映《城市之光》，周当时是决定和战的关键性人物。 第二天，总理邀我们去日内瓦和他共进晚餐。我们临去日内瓦之前，总理的秘书来电话，说总理阁下可能被一些事情耽搁住，因为会议上突然出现了重大事件（这是一条很不完整的报告），届时我们不必等候他，稍迟他会出席的。 没想到，我们到达那里，周恩来已经在他寓所的台阶上等候我们。和世界上其他各地的人一样，我也急于要知道会议上发生的事件，于是向他请教。他亲切地拍了拍我的肩膀。“一切都和平地解决了，”他说，“是五分钟前解决的。” --------------- 定居瑞士(3) --------------- 我以前听过许多有趣的故事，讲到三十年代共产党人如何被迫转移，深入中国内地，已经分散的少数军队，如何在毛泽东的领导下又被组织起来，然后沿途重振军威，转向北京。那一次的进军，为共产党赢得了六亿中国人民的拥护。 那天晚上，周恩来向我谈了一件毛泽东奏凯进入北京的动人故事。一百万中国人去欢迎他。在那巨大的广场尽头，搭了一个高十五英尺的大台，他从台后面登上阶梯，则一露出头来，一百万人就掀起了怒涛般的欢呼，随着他的身躯全部出现，欢呼声越来越高。当征服了中国的毛泽东看见了这样一大群人时，他站定了一会儿，接着就突然双手捂着脸哭了。 周恩来曾经和毛泽东一同参加那一次横贯中国的著名的长征，备尝艰辛和痛苦，但是我望望那张神采奕奕的英俊的脸，不禁感到惊奇，看来他是那么沉着和年轻。 我告诉他，我上次去上海时是一九三六年。 “是吗，”他若有所思地说，“那是在我们长征之前呀。” “看来，您现在再用不着走那么远的路了，”我开玩笑说。 那一次宴会上，我们喝了中国香槟（味道挺不错），并像苏联人那样一再祝酒。我祝中国国运昌明，说我虽然不是一个共产党人，但衷心地抱着和他们同样的希望，愿中国人民，愿全世界人民过更美好的生活。 我们在韦维交了一些新朋友，这些朋友当中有埃米尔·罗西尔先生和米歇尔·罗西尔先生，再有他们的家属，他们都是热爱音乐的。经埃米尔介绍，我认识了钢琴演奏家克拉拉·哈斯基尔。克拉拉住在韦维，我们每次去到那镇上，她就同罗西尔两家人来和我们一起进餐，餐后为我们演奏。她虽然已经年过六旬，但在欧美各地备受听众欢迎，她的事业正在鼎盛时期。可是，一九六○年去比利时，她从火车脚踏板上跌下来受了伤，送进医院后不治而死。 我常常听她逝世前灌的那最后几张唱片。第六次修改这部书稿之前，我曾经听克拉拉演奏、马尔克凯维指挥的贝多芬第三钢琴协奏曲，觉得那是最能表达原作神韵的伟大艺术作品，它对我写完这部书起了鼓舞的作用。 如果不是由于家务羁绊着，我们在瑞士的社交生活可能是很活跃的，因为西班牙王后，以及跟我们最亲密的谢弗罗·丹特雷居伯爵和伯爵夫人，都住得比较近，而许多电影明星和作家也离开我们住处不远。我们常常会见到乔治·桑德斯和贝尼塔·桑德斯，而诺埃尔·科沃德也是我们的近邻。每到春天，许多英美朋友都来看我们。杜鲁门·卡波特有时候到瑞士来工作，便中常常来访。到了复活节，我们总是带着孩子去爱尔兰南部。这是全家人每年盼望的一次旅行。 夏天里，我们常常穿着短裤在阳台上晚餐，遥望那苍茫暮色，在外面一直要待到十点钟。我们常常会临时突然决定去伦敦或巴黎，也有时候去威尼斯或罗马：去这些地方都很方便，只需要几个小时。 去巴黎时，我们常常受到好友保罗－路易·韦耶的款待，逢到八月里，他总要邀我们一家人去地中海岸边他命名为“青年女王”的那所华丽的别墅里住上一个月，于是孩子们都尽兴地游泳或滑水。 有些朋友问我：可想念美国吗？可想念纽约吗？老实说，我不想念那些地方。美国改变了，纽约也改变了。规模庞大的工业组织机构，以及报刊、电视和商业广告，已经完全使我和美国生活方式格格不入了。我需要的是另一种绝对不同的生活方式，一种具有更朴素的人情味的生活方式，而不是那些繁华热闹的通衢，高耸入云的大厦，因为，一看见这些东西，我就会想起庞大的商业和它那些压倒一世的成就。 又过了一年多，我才结清了我在美国的全部资产。美国政府要就我《舞台生涯》一片在欧洲所赚的钱征税，一直计算到一九五五年为止，说我仍旧是美国居民，虽然我从一九五二年起即被拒绝重返美国。正如我的美国律师所说，我已经失去了法律上补救的能力，因为我再没有机会回到美国去为自己进行辩护了。 后来，一经解散了我在美国所有的合伙企业，结清了我在美国所有的资产，这时我就尽可以对他们的要求置之不理了。然而，由于不愿为了这件事去依托另一个国家的庇护，我还是结清了这一笔账，数目要比他们原先向我索取的少了许多，但仍比我实际应付的多出不少。 和美国斩断一切关系，那是一件令人难受的事。我们贝弗利山住宅里的女佣海伦听到我们不再回去时，寄来了以下这封信：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我已经给你们写过好多封信，可就是没把它们寄出去。自从你们走了以后，看来一切都出了毛病啦——除了为自己的亲人而外，我从来没有为谁这样伤心难受过。可是，所有的事情都是那样不公正，那样做得过火，真叫我受不了呀。再说，后来我们听到了最担心害怕的伤心消息——说什么，要把几乎所有的东西都收拾了走——这简直是意想不到的事情嘛——这简直是不可能的事情嘛——我们收拾的那些东西，差点儿都被眼泪给漂走了，我伤心得一直到这会儿还在脑袋疼——我真不知道你们这些人是怎样会受得了的。求您，求求您，卓夫人，只要有一丝办法可想，您千万别让卓先生卖了这幢房子呀。所有的房间，虽然里面几乎只剩下地毯和窗帘，但是都有它们可爱的地方呀——我这个人可真想不开，我永远也不甘心让别人来住这幢房子。要是我自个儿有这笔钱，那该有多么好，可这是在转傻念头，这是在胡思乱想啊。尽可能节省别的开支吧。可是，求您，求求您留下这幢房子吧。我知道这些话没我说的份儿，可我仍旧忍不住要说——同时，我永远希望，将来有一天你们会回来，我可得找大点儿的信封。向府上所有人问好，原谅我用铅笔，连我的那支墨水笔也出毛病啦。 海伦谨启 我们还收到男仆亨利的一封信，他是这样写的： 亲爱的卓别林先生和夫人： 我有好多时候没写信给你们了，因为我的瑞士英文很难准确表达我的思想。前几个星期，我有一件很快乐的事情，原来我有机会看到了《舞台生涯》。那是一次内部放映。是朗塞尔小姐请我去看的。看的人一共有二十来个。我认得的只有雪尼·卓别林先生和夫人，朗塞尔小姐，再有罗利。我坐在后边老远的地方，为的是要独个儿静静地想一想。这影片可真美呀。大概，我声音笑得最大，可眼泪也流得最多。我从来没看过这么精彩的电影。它从来没在洛杉矶放映过。无线电里倒广播过好几张唱片，都是《舞台生涯》里的音乐。多么美的音乐啊。我听的时候，被它深深地感动了。他们没提到那是卓别林先生作的曲。孩子们喜欢瑞士，我听了很高兴。当然，成年人需要更多的时间，才能习惯外国生活。我就是要说瑞士是一个美丽的国家。那儿有世界上最好的学校。而且，它是世界上最老的共和国，一一九一年就起就成立了。那儿的八月一日是这儿的七月四日。是独立纪念日。那天不放假，但是你可以看到所有的山顶上升起了焰火。总而言之，那是少数保守的、繁荣的国家之一。我是一九一八年离开那儿去南美洲的。后来我回去过两次。我还在瑞士部队里服过两期兵役。我出生在瑞士东部圣加仑。我有一个兄弟在伯尔尼，还有一个兄弟在圣加仑。 --------------- 定居瑞士(4) --------------- 向府上各位致最良好的祝愿。 亨利谨上 以前我所有在加州的工作人员都照常领薪水，但是现在我已在瑞士定居下来，再也无力支付这一笔钱了。所以我给他们结算了解雇费，让他们每人领了一笔红利，总数是八万美元。艾娜·卜雯斯除了领到红利外，仍旧作为我的雇员支薪，直至逝世为止。 为《凡尔杜先生》一片选择演员时，我曾经想到要让艾娜扮葛罗斯奈夫人那个重要角色。由于她一向不来电影制片厂，每周的薪水都是由办事处汇给她的，所以我和她已有二十年没见面。事后她对人说，接到制片厂唤她去的通知时，她不但是兴奋，简直是震惊了。 艾娜一到，摄影师罗利就跑到我化装室里来。他也二十年不曾见到她了。“她来啦，”他说时一双眼睛炯炯闪亮。“当然，她已经不是从前那样儿了——可是，看来仍旧是出色的！”他还告诉我说，这时候她正在她化装室外面草坪上等着哩。 我不喜欢久别重逢后来上一个伤感的镜头，所以装出了一副无所谓的神气，好像前几个星期还见到过她似的。“好呀！好呀！我们到底把你找来了，”我高兴地说。 在日光下，我注意到她笑时嘴唇在哆嗦；于是我赶紧说明为什么要找她来，并且兴冲冲地把电影的故事内容说给她听。“故事好像非常精彩哩，”她说——艾娜永远是一个兴头好的人。 她的台词读得还不错，但是一有了她在身边，我就会觉出一种忧郁的怀旧感，因为她会使我想起早年那些顺利的日子——记得，那些日子里的一切都给人带来了希望啊！ 艾娜工作很卖力，但是结果仍旧没用，因为扮演这个角色需要有欧洲人那种矫揉造作的姿态，但是这却是艾娜所不会的，所以，和她一起工作了三四天，我不得不承认，她是不适于扮演这个角色的。艾娜并没表示失望，反而如释重负。此后我很久没听到她的消息，直到我移家瑞士，才接到她收到解雇费后写来的信： 亲爱的查理： 这是我第一次写信给你，感谢你多年来一直厚待我，给我种种照顾。我们早年里好像不曾有过这么多的麻烦，你现在可惹上了。但你有着可爱的妻子和儿女，我相信你的生活是十分美好的…… 〔以下她描写了她的病痛，埋怨医生和护士的费用太大，但最后，仍是她那老脾气，又讲了一则笑话：〕 现在讲一个我听到的故事吧。一个人被密封在一个火箭飞船里，人家把火箭发射到高空中，测验他能够飞多高——所以，事先关照他，要记录高度。于是他就这样继续数了下去：二万五千——三万——十万——五十万……数到这里，他自言自语地说：“耶稣基督呀！”而这时候就听见有人极低的声音应道：“你有什么话呀——？” 千万请你，请你早日来信，查理。你还是回来吧，你是属于这儿的呀。祝好！ 真心诚意最最崇拜你的 艾娜 许多年来，我始终不曾给艾娜写过信；每次都是由电影制片厂向她转达我的意思。她的最后一封信，是她获悉可以像留用人员一样继续支薪时写来给我的： 亲爱的查理： 现在我又满怀感谢的心情，回到了医院（黎巴嫩杉木）里，给我的颈部进行钴射线治疗。再没有比这手术更痛苦的了！无论哪儿一动弹，你就痛哪。但是，治我患的这种毛病，这还算是最好的疗法哩。希望这个周末能够回家，此后就可以单看门诊了（那可太好了）。幸亏我的内脏都正常，所以医生说，这只是局部的毛病——而这情形就使我想起了那个站在七马路和百老汇大街路口的人，他把纸头撕成小碎片儿，向四面散洒着。一个警察走过去，问他这是干吗。他回说：“这是要大象躲开点儿呀。”警察说：“这一带一个大象也没有。”那个人回说：“真哪，可见得这方法是有效的了，对吗？”我就是爱说笑话，请你原谅。 祝你和府上好，祝你们事事称心如意。永远问好。 艾娜 １９５６．１１．１３ 我收到此信后不久，她就去世了。所以，这个世界变得更年轻了。青年人接管了这个世界。而我们这些活得时间较久的人，随着生活历程的前进，就变得稍显生疏了。 所以，现在我即将结束我历尽险阻的人生旅程。我明白，我是时运的宠儿。我受到世人的关注，我赢得了他们的爱，也遭到了他们的恨。可不是，这世界赐予我一世它最好的，只给了我极少它最坏的。不论经历了什么拂意的人事变迁，但我相信好运与逆境都好像浮云那样偶然在我上空飘过。一经领悟了这一点，我对自己遭到的那些坏事情就不致过分地震惊，而对那些好事情就会意外地愉快。我对生活没有计划，对人生不懂哲理，只知道：不论是智者也好，愚人也好，我们都必须为生活进行斗争。我的思想是摇摆不定的，是前后矛盾的；有时候我会为了一些小事感到烦恼，但有时候又会对一些灾难无动于衷。 但是，我现在的生活比以往的更富有刺激了。我身体很康健，仍旧有创作能力，并且有计划再拍几部电影——也许不是自己去演，而是编写了剧本，指导我的孩子们去演——他们有几个都是很有演戏的才能的。我依旧雄心勃勃；我永远也不服老。我有许多事情要做；除了有几个尚未完篇的电影剧本需要写好，我还要写一个剧本，编一出歌剧——如果岁月许可的话。 叔本华说，快乐是一种消极的状态，但我不同意他这种说法。最近二十年来，我明白了快乐的意义。我很幸运，娶了一个出色的妻子。我希望能在这方面多写一些材料，然而，这就联系到了爱情，纯粹的爱情是最为美丽的，但也是令人无可奈何的，因为它是人们无法表达的。我和乌娜生活在一起时，她性格中显出的那种深沉与恬美，对我永远是一种启示。即使是她沿着韦维的狭窄的路边，在我前面婉约而端庄地走着时，我看见她那挺直了的匀称和娇小的身体，拢向后面的黑发中露出的几根银丝，就会突然对她的一切产生爱慕，觉得自己嗓子里被一块什么东西堵塞住了。 怀着这种快乐，我有时候坐在外面我们的阳台上，夕阳西沉，我的眼光越过了那大片青绿的草坪，眺望远处的湖水，而湖水以外则是那些凝重的群山，怀着这种心情，我一无其他杂念，只知道欣赏那庄严的宁静的美。 --------------- 译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