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帝国的兴亡_3

　　阿道夫·希特勒在他充满剧烈变动的一生中少有几次承认失败，这次是其中之一。他写信给墨索里尼说，“这个西班牙人的乏味废话归结起来是，西班牙现在并不想参战，而且将来也不会参战。这是极端令人烦闷的，因为这意味着暂时已不可能以最简单的方式在英国的地中海属地打击英国了。”
　　但是，在地中海打败英国的关键是意大利而不是西班牙。而墨索里尼的脆弱的帝国并没有力量独力完成这个任务，希特勒也没有想到给予它完成这个任务的手段，其实希特勒是有这种手段的。他现在承认，直接越过英吉利海峡攻击英国或间接越过更广阔的地中海攻击它的可能性“暂时”已经消失了。虽然这是令人失望的，但是希特勒在认识到这一点后却感到宽慰。他现在可以转而处理他心中时刻想着的问题了。
　　1941年1 月8 —9 日，他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举行了一次军事会议。隆冬的积雪现在已深深地覆盖着这座高山，山上的空气看来已使他头脑清醒过来。据雷德尔海军元帅和哈尔德将军关于会议的长篇秘密报告所透露，当希特勒向他的军事首脑们概述他的伟大战略时，他的思想又如脱缰之马一样驰骋起来。他又恢复了乐观态度。[820][雷德尔记道] 元首坚信，即使我们失掉整个北非，欧洲的局势也不再可能对德国有不利的发展了。我们在欧洲的地位已十分巩固地确立起来，因此结果是不可能对我们不利的？？英国只有在大陆上打败我们以后才有希望赢得战争。元首深信，在大陆上打败我们是办不到的。
　　他承认，直接入侵英国的确是“行不通的，除非使英国在很大程度上陷于瘫痪，除非德国拥有绝对的空中优势”。他说，海军和空军必须集中力量攻击英国的海上运输线，从而断绝它的供应。他认为，这种攻击“可能使得早在7 月或8 月就赢得胜利”。他说，同时，“德国必须使自己在大陆上变得十分强大，致使我们能够对英国（和美国）进一步进行战争”。括弧是希特勒加的，括弧内的字是意味深长的。在缴获的德国记录中，这是第一次提到希特勒——在1941年初——准备面临美国参加战争的可能性。
　　接着，这位纳粹统帅谈到了各个战略地区和各个战略问题，并概述了他打算怎么办。
　　［雷德尔写道] 元首认为，使意大利不垮台，这一点对于战争的结局十分重要？？他决心？？不让意大利失掉北非？？失掉北非会使轴心国的威信大大下降？？（因此）他决心支持他们。
　　这时，他告诫他的军事领袖们不要泄露德国的计划。
　　他不愿把我们的计划告诉意大利人。意大利王室极有可能会把情报送给英国！！
　　希特勒说，给予意大利的支持，是把一些反坦克部队和德国空军中队派往利比亚。更重要的是，他将派遣由两师半兵力组成的一个军去支援在阿尔巴尼亚退却的意大利人——希腊人现在已把意大利人逼进了阿尔巴尼亚。在这方面，“马丽他计划”将加紧执行，他下令，必须立即开始把军队从罗马尼亚调到保加利亚，这样就能在3 月26日开始“马丽他计划”。希特勒还相当详细地谈到有必要作好准备，以执行“阿蒂拉计划”（德国的代号看来几乎是取之不尽的），他在1940年12月10日的指令中已概述了这个计划。这是要占领法国的残余地区并夺取法国在土伦的舰队的一个计划。他认为现在可能必须很快执行这个计划。他说，“如果法国不听话，就必须把它彻底粉碎”。如果这样，这是粗暴地违反贡比桌停战协定的行动，但是，至少从哈尔德和雷德尔的记录来看，没有一个陆军将领或海军将军提出这个问题。
　　正是在这次军事会议上，希特勒称斯大林是“一个冷酷无情的讹诈能手”，并对他的司令官们说，必须“尽快”使俄国屈膝。
　　[ 希特勒说] 如果美国[ 这是他第二次提到美国参加对德战争的可能性] 和俄国参加对德战争，情况将变得非常复杂。因此，必须从一开始就消除出现这种威胁的任何可能性。如果消除了俄国的威胁，我们就能无限期地对英国进行战争。如果俄国垮台，日本就可大大松一日气，这一点则竟味着美国所受到的威胁增加了。
　　这就是这个德国独裁者在1941年开始时对全球战略的想法。
　　在军事会议之后的两天，1 月11日，他在第二十二号指令中体现了这种想法。他规定，根据“向日葵计划”调德国掇军去的黎波里，根据“阿尔卑斯山紫罗兰计划”调德国援军去阿尔巴尼亚。
　　“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
　　希特勒约墨索里尼在1 月19日和20日到伯格霍夫去见他。墨索里尼由于意大利在埃及和希腊的溃败而感到震惊和丢脸，并没有兴趣作这一次旅行。齐亚诺发现，当墨索里尼登上他的专车时，他“愁眉苦脸，神经紧张”，担心希特勒、里宾特洛甫和德国将领们会对他不客气。他带了助理参谋长阿尔弗雷陀·古佐尼同行，这使事情更糟了。齐亚诺在他的日记中描绘古佐尼是一个大腹便便头戴染色假发的庸才。齐亚诺认为，把这个人带到德国人面前，肯定是丢脸的。
　　墨索里尼感到又惊讶又放心的是，他发现希特勒亲自来到普赫小火车站的覆盖着白雪的月台上来迎接，态度既客气又热诚，丝毫没有责备意大利在战场上的可悲的表现。据齐亚诺的日记，他还发现希特勒当时的心情是非常反俄的。希特勒在第二天花了两个多小时，向他的意大利客人和两国的一些将领作了讲话。据约德尔将军写的关于这次讲话的一项秘密报告证实，虽然元首急于在阿尔巴尼亚和利比亚帮助意大利人，他的主要思想仍放在俄国方面。
　　[ 希特勒说] 即使美国参战，我也不认为它会形成很大的危险，大得多的危险是俄国这个大家伙。虽然我们同俄国签订了非常有利的军事和经济协定，但我宁愿依靠我所拥有的强有力的手段。
　　虽然他对打算用他的“强有力的手段”干什么事这一点已作了暗示，但是他没有向他的伙伴透露他的计划。不过，这种暗示已足以使负责拟定细节的陆军参谋总长在两星期后于柏林举行的会议上能够向最高统帅提出这种计划。
　　有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高级将领参加的这次军事会议，从2 月3 日中午开到下午6 点。哈尔德将军概述了陆军参谋总部的计划，虽然他后来在他的书中说，他和勃劳希契怀疑他们自己对苏联的军事力量所作的估计，并且总的来说是反对“巴巴罗沙”的，认为这是一项“冒险”，但是在他同天晚上写的日记中或者在最高统帅部关于会议的极端秘密的备忘录中，没有只字片语可以证实这个说法。的确，根据日记和记录透露，哈尔德最初对双方部队都作了认真的估计，估计敌方虽约有155 个师，但德国的兵力也差不多一样，而且据哈尔德说，“质量要优越得多”。后来当灾难降临时，哈尔德和其他将领认识到，他们关于红军的情报是极其错误的。但是在1941年2 月3 日，他们并不怀疑他们的情报。而且事实上，哈尔德关于双方兵力和消灭红军的战略* 的报告写得令人极其信服，因此希特勒在最后不仅表示“基本上”同意，而且对于这位参谋总长提出的前景感到极为兴奋，他欢呼说：“当‘巴巴罗沙’开始时，全世界将会大惊失色，难置一言！”
　　他迫不及待地要开始实行这个计划。他急躁地下令“尽快”把作战地图和部队的部署计划送给他。
　　巴尔干序曲
　　在“巴巴罗沙”能够在春天开始以前，必须把位于巴尔干的南翼掌握在手中，并加强那里的军事力量。到1941年2 月的第三周，德国人已在罗马尼亚集结了一支68万人的大军。罗马尼亚同乌克兰接壤，从波兰边境到黑海，共长300 英里。但是在甫面，希腊人仍然使意大利人不能越雷池一步。
　　柏林方面有理由相信，从利比亚开来的英国军队不久会在那里登陆。据希特勒在这段时期里举行的无数次会议的记录透露，他担心，盟国可能在萨洛尼卡以北形成一条战线，对于德国来说，这条战线会比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的一条类似的战线更加麻烦，因为它将使英国人得到一个基地，从那里派飞机去轰炸罗马尼亚的油田。此外，这条战线还将危及“巴巴罗沙”。事实上，他们早在1940年12月就已预见到这个危险，当时发布了关于“马丽他计划”
　　的第一道指令，规定德国用集结在罗马尼亚的军队，通过保加利亚大举进攻希腊。保加利亚在第一次大战中，由于对谁是胜利者没有看准而吃了很大的亏，它现在又打错了算盘。保加利亚政府相信了希特勒所谓他已经打赢这场战争的保证，并对得到南边的希腊领土而获得一条通向爱琴海的通道的前景感到眼花缭乱，因此它同意参加“马丽他行动”——至少允许德军过境。李斯特陆军元帅和保加利亚的陆军参谋总部在1941年2 月8 日秘密达成了一项大意如此的协定。2 月28日晚上，德国陆军部队从罗马尼亚渡过多瑙河，占领了保加利亚的战略阵地，保加利亚翌日参加了三国条约。
　　比较强悍的南斯拉夫人不是这么听话的。但是他们的顽强只有激使德国人把他们也拉进自己的阵营。3 月4 日到5 日，元首非常秘密地把摄政王保
　　罗亲王召到伯格霍夫，对他进行惯常的那一套威胁，然后是利诱，表示要把萨洛尼卡送给他。3 月25日，南斯拉夫首相德拉吉沙·斯维特科维奇和外相亚历山大·辛卡尔一马科维奇到达维也纳，他们两人是在头天晚上为了躲避敌对的示威或者甚至绑架而偷偷溜出贝尔格莱德的。他们到达维也纳后，在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面前代表南斯拉夫签字参加三国条约。希特勒极为满意，他对齐亚诺说，这会有助于他对希腊的进攻。这两位南斯拉夫领导人在离开维也纳之前收到了里宾特洛甫的两封信，这两封信肯定德国“决心永远”
　　尊重“南斯拉夫的主权和领土完整”，并保证轴心国家“在这场战争中”不会要求让它的军队在南斯拉夫有过境权。这两项保证后来都被希特勒违反了，其速度之快，在他本人的纪录来看，也是破天荒的。
　　这两位南斯拉夫大臣回到贝尔格莱德不久，他们以及政府和摄政王就在3 月26日夜里被由若干高级空军军官领导的并得到陆军大多数人支持的一次群众起义推翻了。年轻的王太子彼得抱着雨水管滑下来，逃过了摄政官员的监视，被宣布为国王。虽然杜森·西莫维奇将军的新政权立即表示愿意同德国签订互不侵犯条约，但是柏林可以清楚看出，它不会接受元首要南斯拉夫担当的傀儡地位。在贝尔格莱德举行的狂热的庆祝活动中，一批群众向德国公使的汽车吐唾沫，塞尔维亚人表明了他们是同情谁的。
　　贝尔格莱德的政变使阿道夫·希特勒勃然大怒，这是他一生中最愤怒的时刻之一。他认为这是对他个人的侮辱，一怒之下突然作出了后来证明对第三帝国的命运是灾难深重的决定。
　　他在3 月27日急忙把他的军事首脑召到柏林的总理府，会议召开得极其仓促，勃劳希契、里宾特洛甫和哈尔德都迟到了。希特勒大叫大嚷地声称要对南斯拉夫人进行报复。他说，贝尔格莱德政变危及了“马丽他”，甚至更严重的是危及了“巴巴罗沙”。因此，他决定“不等新政府有可能宣布效忠，就在军事上把南斯拉夫毁灭，使它不再是一个国家”，他下令说，“不要进行外交上的询问，不要提出最后通碟”。他又说，要以“无情的严厉行动”
　　粉碎南斯拉夫。他命令戈林马上派轰炸机从匈牙利空军基地起飞“进行波状攻击，摧毁贝尔格莱德”。他发布了立即入侵南斯拉夫的第二十五号指令，他要凯特尔和约德尔当晚就制定军事计划。他指示里宾特洛甫对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说，南斯拉夫将由它们瓜分，它们全都可以分到一片土地，一个小小的克罗地亚傀儡邦除外。
　　然后，据最高统帅部的极端秘密的会议记录中划有着重线的一节说，希特勒宣布了一切决定中关系最重大的一个决定。
　　他对他的将领们说：“‘巴巴罗沙计划’不得不推迟开始，期限最多为4 星期。”
　　纳粹统帅为了对一个胆敢不把他放在眼里的小小的巴尔干国家发泄个人的怒气，而推迟对俄国的进攻，这可能是希特勒一生中导致最大灾难的一个决定。这样说并不过分：由于他在3 月的那个下午在柏林的总理府大怒之下作出了那个决定，他失掉了在战争中获胜的最后良机，不能使他以如此惊人的（虽然是野蛮的）天才建立的第三帝国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大的帝国，同时不能使自己成为欧洲的主宰。德国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元帅和有天才的陆军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后来由于俄国的大雪和零下温度才发现，按照他们的估计，要取得最后胜利，所需要的时间尚差三四个星期。这时，他们才沉痛地想起了这个决定，虽然这时他们对这个决定的后果的了解，要比在作出决定时深多了。他们和其他将领后来总是把接着产生的一切灾难都归咎于一个自负而激怒的人所仓促作出的这个不明智的决定。
　　最高统帅在散会之前向他的将领们发布的第二十五号军事指令是一项典型的希特勒式文件。
　　南斯拉夫的军事政变已经改变了巴尔干的政局。尽管南斯拉夫表示了忠诚，但是目前必须把它视为敌人，因此必须尽快予以摧毁。
　　我打算用武力打进南斯拉夫？？歼灭南斯拉夫军队？？
　　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奉命当晚就拟定计划。约德尔后来对纽伦堡法庭说：“我在帝国总理府工作了一个通宵。我在3 月28日清晨4 点，把一项备忘录交给了我们负责与意大利最高统帅部进行联络的冯·林特仑将军。”
　　因为，必须立即将德国的作战计划通知墨索里尼，并要求他进行合作。
　　墨索里尼在阿尔巴尼亚的士气不振的军队，当时正有可能遭受南斯拉夫人从后方袭击的危险。为了保证使墨索里尼了解对他的期望，希特勒不等约德尔将军拟就他的军事计划，就在27日半夜火速写了一封信，命令立即用电报发往罗马，以便使墨索里尼当夜收到此信。
　　领袖，情况迫使我用这个最快的办法把我对局势以及对可能产生的后果所作的估计告诉你。
　　从一开始，我就认为南斯拉夫在同希腊的争端中是一个危险的因素？？因此，我尽了一切正当努力来使南斯拉夫参加我们的大家庭？？不幸，这种努力没有成功？？今天的消息使人毫不怀疑南斯拉夫的外交政策马上就要改变。
　　因此，我已在军事上安排了一切必要措施？？现在，我真挚地要求你，领袖，在今后几天不要在阿尔巴尼亚采取任何进一步的行动。我认为你必须用现有的一切部队来掩护南斯拉夫一阿尔巴尼亚之间的最重要的关口。？？我还认为，领袖，你必须用现有的一切手段，极其迅速地增援你在意大利一南斯拉夫战线上的军队。
　　我还认为，领袖，对我们所采取的和下令要采取的一切行动应该严守秘密？？这些措施如果为人所知，就会毫无价值？？领袖，如果能保守秘密，那[826］么我毫不怀疑，我们两人就可取得不下于一年前在挪威取得的那种成就。这是我的不可动摇的信念。
　　请接受我的衷心的和友好的致意。
　　阿道夫·希特勒就这个短期目标来说，纳粹统帅的预言又是正确的；但是看来他丝毫没有感到，从长远来说，他对南斯拉夫的成功的报复将使他付出多大的代价。4月6日黎明，他的军队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全力扑向南斯拉夫和希腊，势如破竹地越过了保加利亚、匈牙利和德国本国的疆界，迅速地向那些被德国空军照例事先进行的轰炸炸得不知所措的、装备很差的守军进逼。
　　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贝尔格莱德要被夷为平地。接连三天三夜，戈林的轰炸机在这个小小的首都掠过房顶、低飞肆虐——因为这个城市没有高射炮——炸毙了17000名平民，炸伤了更多的人，使这个地方成为硝烟迷漫的一堆瓦砾。希特勒称之谓“惩罚计划”，他显然深信，他的命令已经非常有效地执行了。南斯拉夫人来不及动员他们的人数不多而精悍的军队，他们的陆军参谋总部犯了试图保卫整个国家的错误，他们被打垮了。4 月13日，德国军队和匈牙利军队开进了残破的贝尔格莱德。17日，南斯拉夫陆军的残余部队（仍然有28个师）在萨腊那伏投降，国王和首相乘飞机逃到了希腊。
　　在6 个月的战斗中使意大利人丢脸的希腊人，无法抵挡李斯特元帅的由15个师组成的第十二军团，其中4 个师是装甲师。英国急忙从利比亚派遣大约4 个师，共53000 人，开往希腊。但是，他们像希腊人一样，被德国的装甲部队和空军的猛烈轰炸打得一败涂地。北部的希腊军队在4 月23日向德国人投降，并且也硬着头皮向意大利人投降了。4 天后，纳粹的坦克隆隆地开入雅典，在卫城阿克罗波利斯挂起了叄遄制臁４耸保⒐嗽俅纹疵璺ù雍Ｂ烦肪馐且淮涡」婺５亩乜潭顺肪卸畈欢嗍峭晒Φ摹?
　　到4 月底，在3 周内，除克里特之外，一切都结束了。5 月底，德国人在用伞兵进行的一次袭击中从英国人手里夺取了克里特。在墨索里尼在整个冬天遭到惨败的地方，希特勒在春天的几天之内就取得了成功。虽然墨索里尼由于摆脱了困境而感到宽慰，但是他丢了脸，因为全靠德国人使他摆脱困境的。希特勒现在开始瓜分南斯拉夫了，而意大利得到的一份是令人失望的，这也并没有使墨索里尼感到好过一些。
　　元首并不只是在巴尔干使他的昏庸无能的小伙伴摆脱困境。当意大利在利比亚的军队被歼之后，希特勒虽然很勉强，但是终于同意派遣1 个轻装甲师和一些空军部队前往北非，在那里，他安排由埃尔温·隆美尔将军全面指挥意大利一德国部队。隆美尔是一个大胆泼辣、足智多谋的坦克军官，他在法兰西战役中作为一个装甲师的师长而驰名一时。英国人以前在北非沙漠中从来没有碰到过像他那样的将领，有两年之久，他将使英国人伤透了脑筋。
　　但是他不是唯一的问题。英国人由于从利比亚向希腊派去相当多的陆军和空军，而使他们在沙漠里的地位大为削弱。最初，他们并不过分担心，甚至在他们的情报人员报告说德国装甲部队在2 月底到达的黎波里塔尼亚之后都没有感到过分不安。他们是不该如此的。
　　在3 月的最后一天，隆美尔用他的德国装甲师和两个意大利师（其中1 个师是装甲师）突然攻击昔兰尼加。在12天中，他收复了这个省，包围了托卜鲁克，并抵达了离埃及边境只有几英里的巴尔迪亚。英国在埃及和苏伊士的整个地位再次受到了威胁；事实上，由于德国人和意大利人到了希腊，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控制权已受到严重的威胁。
　　在这第二个春天，即这次战争的第二个春天，德国人又取得了一些辉煌胜利，现在单独坚持作战的英国的困境，由于国内德国空军夜间的轰炸，由于海外英军被赶出希腊和昔兰尼加，看来比以前更加严重、更加没有希望了。
　　英国的威信降到了新的低点，而威信在一场生死斗争中是十分重要的，因为在这种斗争中，宣传是一个非常有力的武器，特别是在影响美国和俄国方面。
　　* 希特勒于5 月4 日在柏林德国国会发表的胜利演说中很快利用了这一点。他的演说主要是对丘吉尔进行的恶毒的冷嘲热讽的[828] 人身攻击，说他（跟犹太人一起）是战争的鼓动者，说打输战争是他一手造成的。
　　他是历史上最嗜血成性、也是最外行的战略家？？5 年多来，这个人一直像疯子一样在欧洲到处追逐，寻求他能够放火焚烧的东西？？作为一个军人，他是一个糟糕的政客；作为一个政客，他同样是一个糟糕的军人？？丘吉尔先生的天才就是善于装成一副虔诚的样子说慌、歪曲事实，直到最后把惨败说成是光荣的胜利。丘吉尔对战略是一窍不通的，因此，他一下子就在[ 南斯拉夫和希腊] 两个战场上吃了败仗。在其他任何国家，他都是会受到军事法庭的审判的？？他的不正常的心理状态只能表明他患了瘫痪病，或者表明他是一个说胡话的醉汉？？
　　至于使他如此愤怒的南斯拉夫政变，希特勒没有试图掩饰他的真正感情。
　　一小撮被收买的阴谋分子进行的这次政变使我们全都大吃一惊？？各位先生，你们知道，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时，我立即下令进攻南斯拉夫。这样对待们意志帝国是不行的。
　　虽然希特勒由于他在春天取得的胜利，特别是由于他对英国人取得的胜利而狂妄自大，但他没有充分认识到这种胜利对英国是多么大的一个打击，他也没有充分认识到，英帝国的困境多么严重。在他向德国国会发表演说的那天，丘吉尔正在写信给罗斯福总统，说明埃及和中东丧失的严重后果，并要求美国参战。首相当时正处在他在整个战争中最阴郁的心境。
　　[ 他写道] 总统先生，我请求你不要低估在中东的溃败可能产生的后果的严重性。
　　德国海军力促元首充分利用这种局势。为了进一步改善轴心国的情况，新近被任命的伊拉克首相、亲德的拉希德·阿里领导了对巴格达城外哈巴尼亚英国空军基地的一次攻击，并呼吁希特勒协助把英国赶出这个国家。这是5 月初的事情。随着克里特在5 月27日被攻克，对“巴巴罗沙”一向不热情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在5 月30日呼吁希特勒准备对埃及和苏伊士发动一次决定性的攻势。急于一俟得到援军就继续推进的隆美尔从北非也发出了类似的呼吁。雷德尔对元首说，“这一打击要比占领伦敦对英帝国更为致命”。
　　一星期以后，这位海军元帅把海军作战参谋部作战处草拟的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备忘录警告说，虽然“巴巴罗沙”“在最高统帅部的领导方面当然占主要地位，但决不可因此而放弃或推迟在地中海的作战”。
　　但是元首已经下定决心；事实上，从他在圣诞节假日宣布“巴巴罗沙计划”并对雷德尔海军元帅说必须“首先消灭”俄国以来，他一直没有改变他的决心。他的思想局限于陆地，不理解海军所主张的目光更远大的战略。甚至在雷德尔和海军作战参谋部在5 月底向他提出请求之前，他就在5 月25日发布的第三十号指令中作了最后规定。他下令把一个军事代表团、几架飞机和一些武器送到巴格达去帮助伊拉克。他说，“我已决定支持伊拉克以鼓励中东的局势发展”。但是他目光所见没有超过这个小小的、不充分的步骤。
　　至于海军将领和隆美尔所主张的目光更远大的、大胆的战略，他说：以后是否可能（如果可能，用什么办法）对苏伊士运河发动攻势并最后把英国人从他们在地中海和波斯湾之间的阵地赶出去，要到“巴巴罗沙计划”结束之后才能决定。
　　首先必须消灭苏联；其他一切必须等待。我们现在可以看到，这是一个极其重大的错误。在这个时刻，即1941年5 月底，希特勒本来只要用他的一小部分部队就能给英帝国以毁灭性打击，也许是致命的打击。处境极为困难的丘吉尔比谁都更清楚了解这一点。他在5 月4 日写给罗斯福总统的信中承认，如果失掉埃及和中东，那么，继续进行战争“将是一件艰巨、长期和前途黯淡的事情”，即使美国参战也是这样。但是希特勒不了解这一点。由于他的巴尔干战役已使“巴巴罗沙计划”的开始推迟了几周，从而危及了这个计划，他的盲目就更加不能理解了。必须在比原定计划更短的时间内完成征服俄国的工作，因为有一个冷酷无情的限期：曾经使查理十二世和拿破仑遭到失败的俄国的冬天。德国人要在冬天来临之前攻占一个从来没有被西方征服过的大国，只剩6 个月的时间了。虽然6 月已经来到，必须在不平的公路和陈旧的单轨铁路上把那些已被派到东南方面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大量军队千里迢迢地调至苏联边境，而这些公路和铁路要运输如此多的军队，是极其不够的。
　　正如结果所证明的，这次延迟是致命的。为希特勒的军事天才辩护的人们说，巴尔干战役并未使“巴巴罗沙”的时间表大大推迟，无论如何，推迟主要是由于那一年雪融化得晚，这使东欧的道路在6 月中旬还是泥泞不堪。但是重要的德国将领的证词则不这样认为。名字将始终同斯大林格勒联系在一起的弗雷德里希·保罗斯陆军元帅，这个时候是陆军参谋总部的俄国战役的主要策划人，他后来在纽伦堡证人席作证说，希特勒要毁灭南斯拉夫的决定使得“已巴罗沙”的开始推迟了“大约5周”。海军的作战日志也说推迟了这佯长的时间。在俄国带领南方集团军的冯·伦斯德陆军元帅在战后对盟军的审讯员说，由于巴尔干战役，“我们至少迟开始4 周”。他又说，“这是一次代价非常昂贵的推迟”。
　　无论如何，在4 月30日，当希特勒的军队完成了对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征服时，他为“巴巴罗沙”规定了新的日期，在1941年6 月22日开始。
　　恐怖统治的策划
　　在占领俄国方面可以不受限制地采取任何手段。希特勒坚持要将领们非常清楚地了解这一点。
　　1941年3 月初，他召集了三军首脑和重要的陆军战地指挥官，定下了这个规定。哈尔德记下了希特勒的话。
　　[ 希特勒说] 由于对俄国的战争的实际情况，不能以侠义方式进行，这场斗争是一场意识形态和种族差别的斗争，必须以空前的、残酷无情的严厉方式进行。所有的军官必须抛弃过时的思想。我知道，用这种办法进行战争的必要性是你们各位将军所不能理解的，但是？？我绝对坚持，必须毫无违抗地执行我的命令。政治委员是跟国家社会主义背道而驰的意识形态的传播者。因此要消灭政治委员。
　　破坏了国际法的德国士兵？？应予以宽恕，俄国没有参加海牙公约，因此它不能根据这个公约而享受任何权利。
　　这样就发布了所谓《政治委员命令》。德国将领们究竟是应当服从元首要他们犯战争罪行的命令呢，还是应当按照他们自己的良知行事？后来在纽伦堡的审讯中向他们提出这个重要的道德问题时，进行了不少的讨论。
　　据哈尔德后来说，将领们对这道命令大为愤怒，会议一结束，他们就向他们的总司令勃劳希契提出抗议。这个没有骨气的陆军元帅* 答应，他将“反对所发布的那种形式的命令”。哈尔德一口咬定说，后来，勃劳希契书面通知最高统帅部，陆军军官“决不能执行这种命令”。但是他果真如此吗？
　　勃劳希契在纽伦堡直接受审时所作的供词中承认，他没有向希特勒采取这种行动，“因为根本没有办法改变他的态度”。他对法庭说，陆军首脑所做的就是发布一道书面命令，“陆军的纪律必须按照过去实行的方针和规定严格遵守”。
　　语言辛辣的军事法庭庭长劳伦斯大法官间勃劳希契：“你没有发布直接提到《政治委员命令》的任何命令吗？”
　　他回答说：“没有，我不能直接取消这道命令。”
　　凯特尔将军于5 月13日以元首的名义随后发布了几道指令，具有普鲁士传统的旧派陆军军官这时便又有了一个良心斗争的机会。主要的一个指令限制了德国军事法庭的职能。这种职能要由一种比较原始的法律取而代之。
　　［俄国的］敌方平民所犯的可惩罚的罪行不再受到军事法庭的审讯，直到发出进一步通知时为止？？
　　凡有罪行嫌疑者应立即递交一位军官，由该军官决定是否把他们枪毙。
　　关于武装部队人员对敌方平民所犯的罪行，不一定予以起诉，即使这个行为同时是一种军事罪行。
　　陆军奉令可以从轻处理这种犯罪者，每一次都要记住“布尔什维克”自从1918年以来使德国遭受的一切损害。只有“为维护部队的纪律和安全而需要把德国兵送交军事法庭时”，才有理由采取这种措施。指令最后说，“无论如何，只有那些同最高统帅部的政治意图相符合的法庭判决才可予以批准”。这项指令应“作为‘绝密，文件处理”。
　　凯特尔代表希特勒在同天签署的第二道指令责成希姆莱承担为俄国境内的政治管理进行准备的“特别任务”。指令说，“这种任务是由于必须在两个对立的政治制度之间进行斗争而产生的”。这个纳粹秘密警察虐待狂者奉命“由他自己负责”“独立”行事，不受陆军干预。将领们清楚知道委派希姆莱执行“特别任务”意味着什么，虽然他们在纽伦堡军事法庭受审时否认他们知道这一点，此外，指令说，当希姆莱进行工作时，应封锁俄国的被占领区。希特勒规定，即使“政府和党的最高级人员”也不准观看。
　　同一指令任命戈林“开发这个国家，获取它的经济资财，供德国工业使用”。
　　附带说一句，希特勒在这道命令中还宣布，一俟军事行动结束，将把俄国“划分成各个国家，各国建立自己的政府”。这种工作进行的办法将由阿尔弗雷德·罗森堡拟定，罗森堡是一个头脑糊涂的波罗的海人，正式说来，他是纳粹的主要思想家，我们前已述及，在慕尼黑的日子里，他是希特勒的启蒙导师之一。4 月20日，元首任命他担任“有关东欧地区问题的中央监督专员”。善于误解历史甚至误解他所出生和上学的俄国的历史的这个纳粹傻瓜，立即着手在他的故乡建造他的城堡。罗森堡的长篇累牍的档案原封不动地被缴获了。他的档案像他的书一样，读起来枯燥无味，我们不让它们来妨碍本书的叙述，虽然必须偶尔提到它们，因为它们透露了希特勒关于俄国的一些计划。
　　到了5 月初，罗森堡为有希望成为德国历史上最大的一次征服拟就了他的第一个详尽的计划。首先，俄罗斯的欧洲部分将划分成一些所谓帝国专区，俄属波兰将成为一个叫做奥斯特兰的德国保护国，乌克兰成为“一个同德国联盟的独立国”，盛产石油的高加索将由一个德国“全权代表”统治，3 个波罗的海国家和白俄罗斯将构成一个德国保护国，准备直接并入大德意志帝国。罗森堡曾向希特勒和将领们提出了无数备忘录，据他说是为了说明他[833] 作出决定的“历史和种族条件”。他在其中的一项备忘录中解释说，完成上面所说的最后一点的办法将是，把在种族上可以同化的波罗的海人德国化，并“把不良分子放逐出境”。他告诫说，在拉脱维亚和爱沙尼亚，“必须计划进行大规模的放逐”。这些被驱逐出境的人将由德国人、最好是由退伍军人来代替。他规定说，“波罗的海必须成为德国的内海”。在军队开始进攻之前两天，罗森堡向他的一些将去接管俄国的统治权的最亲密的合作者发表了演说。
　　[ 他说] 养活德国人民这项工作，在德国对东方的要求的清单上居于首位。[ 俄国] 南部领土必须？？为养活德国人民？？而服务。
　　我们认为绝对没有理由说明我们有义务也用这个富饶地区的产品来养活俄国人民。我们知道，这是一种严格的需要，而不是带任何感情的事情？？俄国人今后的年头将是非常难过的。的确是非常难过的年头，因为德国人蓄意策划要把数以百万计的俄国人饿死！
　　负责对苏联进行经济剥削的戈林甚至比罗森堡更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
　　他的东方经济工作处在1941年5 月23日的一道冗长的指令中规定，决不可把俄国南部黑土地带的剩余粮食运给工业地区的人民，反正那里的工业是要破坏的。这些地区的工人及其家属就只能等着饿死——或者，如果他们能够的活，就移居到西伯利亚去。必须把俄国生产的大量粮食运给德国人民。
　　[ 指令宣称] 这些地区的德国行政机构可以缓和一下饥馑的后果，并加速恢复原始的农业状况。
　　但是，这种措施不会避免无疑将发生的饥馑。如果企图从黑土地带输送剩余粮食来使那里的居民免于饿死，那就会使欧洲的供应受到影响，就会削弱德国在战争中的持久力，破坏德国和欧洲的抵抗封锁的力量。必须清楚而完全地了解这一点。
　　德国蓄意采取这种政策会使俄国老百姓死掉多少？各部国务秘书们在5 月2 日举行的会议作了一般的答复。会议的一项秘密备忘录说：“无疑，如果我们从这个国家拿走我们所需的东西，那么就将有好几百万人饿死。”
　　戈林说过，罗森堡也说过，这种东西要拿走——必须“清楚而完全地了解”
　　这一点。
　　是否有什么德国人，即使是一个德国人，曾经抗议过这个计划中的残酷行动，这个经过深思熟虑的、要把成百万人饿死的计划？在有关德国掠夺俄国的指令的一切备忘录中，没有提到有什么人反对——像至少是一些将领反对《政治委员命令》那样。这种计划不仅仅是像希特勒、戈林、希姆莱和罗森堡之流的神志错乱的人的狂妄和邪恶的空想。从一些记录中可以清楚看出，多少星期和多少月来，许多德国官员把风和日暖的春光消磨在写字台旁，忙着把一些数字加起来，撰写备忘录，冷酷计划对几百万人的屠杀。
　　这一次是用饿死的方法。在那些日子里，面貌温和的养鸡出身的海因里希·希姆莱也坐在他在柏林党卫队总部的写字台旁，戴着夹鼻眼镜，读着要用更快、更厉害的办法屠杀另外几百万人的计划。
　　希特勒对于他的忙碌的文武走卒在策划如何进攻苏联、毁灭苏联、剥削苏联、大肆屠杀百姓方面的劳动感到非常满意。他在4 月30日规定了进攻的日期——6 月22日，在5 月4 日在德国国会发表了他的胜利演说，然后回到他最喜欢去的地方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伯格霍夫，他在那里可以凝视山巅仍然覆盖着春雪的阿尔卑斯山的壮丽景色，并考虑他的下一次征服，最大的一次征服，据他对他的将领们说，全世界对这次征服将会大惊失色。
　　1941年5 月10日是星期六，就在这天晚上，他在这里得到一个令人惊奇的出人意料的消息，使他大为震动，并迫使他不得不暂时把战争丢在脑后，正和西方世界的几乎任何其他人听到这个消息以后的反应一样。原来他最亲信的心腹、纳粹党的副领袖、仅次于戈林的第二号接班人、自从1921年以来最忠心耿耿的追随者、自从罗姆被谋害以来最接近的朋友，已经自己坐飞机溜了出去，同敌人进行谈判去了！
　　鲁道夫·赫斯的出走
　　据施密特博士追述，5 月10日晚上鲁道夫·赫斯乘一架麦塞施米特一110 战斗机独自飞往苏格兰的消息最初传来时，对希特勒的打击“好像一颗炸弹落在伯格霍夫一样”。凯特尔将军发现元首在他的宽敞的书房里走来走去，一个手指放在额角上，口中咕哝着说，赫斯一定是发疯了。希特勒喊道，“我必须立即同戈林谈话”。翌日早晨，同戈林和纳粹党的所有首脑开了一次紧张的会议，他们要设法“想出”——用凯特尔的话来说——一个向德国公众和全世界公布这件令人难堪的事情的办法。凯特尔后来作证说，他们的任务并未由于英国人最初闭口不谈他们这位不速之客面容易些，希特勒和当时的与会者曾一度希望，也许赫斯会用完了汽油，掉在冰冷的北海中淹死了。
　　元首最初得到的情报来自赫斯的一封内容有点前言不符后语的信件，这封信是由一位信使在赫斯于5 月10日下午5 点45分从奥格斯堡起飞之后几小时提交的。希特勒对凯特尔说：“我在这封信里认不出赫斯了。那是另外一个人。他一定出了什么毛病——神经有点锗乱。”但是元首也很猜疑，他下令逮捕了麦塞施米特，因为赫斯是从他的公司的机场起飞的，同时还逮捕了这位副领袖的几十个幕僚。
　　如果说赫斯的突然离去使希特勒莫名其妙，那么他的出人意料的到来也使丘吉尔莫名其妙。斯大林则十分猜疑。在战争进行的整个期间，这件奇怪的事情一直是一个谜，只是在纽伦堡的审讯中才得到澄清，赫斯在那里是被告之一。事实可以简短地谈一谈。
　　赫斯一直是一个糊里糊涂的人，虽然他不像罗森堡那样愚蠢。他自作主张飞往英国，幻想他能够安排一项和平协议。虽然他抱有幻想，但却是真诚的——看来没有理由怀疑这一点。他于1936年在柏林的奥林匹克运动会上同哈密尔顿公爵见过面。他从他的麦塞施米特飞机跳出以后，用降落伞安全地着陆，离公爵在苏格兰的住宅不到12英里，可见他导航是准确的。他要求一个农民带他去见这位苏格兰公爵。哈密尔顿是皇家空军的一个空军中校，那个星期六傍晚正在扇形站作战室值班，他在晚上10点过后不久在雷达屏上发现这架麦塞施米特飞机从海岸飞进来降落。一小时后，有人向他报告，这架飞机已经坠落焚毁，驾驶员跳伞，驾驶员说他的名字叫阿尔弗雷德·霍恩，自称有“特别使命”要见哈密尔顿公爵。英国当局安排在翌日上午进行这次会晤。
　　赫斯向公爵解释说，他是在执行一项“人道使命，元首并不想打败英国，而希望停止战斗”。赫斯说，这是他第四次试图飞到英国来，他在另外三次曾由于气候关系而不得不折回。他说他毕竟是德国的一个内阁阁员。这些事实表明了“他的诚意以及德国希望和平的意愿”。在这次谈话中，正如以后跟其他人进行的谈话中一样，赫斯毫不迟疑他说，“德国将打赢这次战争，如果战争继续下去，英国人的处境将是可怕的。因此，他的主人最好利用他的到来，进行和谈。这个纳粹狂人充满自信，相信英国人会坐下来同他谈判，他请公爵要求“国王‘假释，他，因为他来英国没有带武器，并且是出于自己的自由意志前来的”。后来他又要求以一个内阁阁员应得到的尊重来对待他。
　　随后几次的会谈（除一次外），英国方面是由艾冯·寇克派特里克进行的，他是了解德国情况的前英国驻柏林大使馆一等秘书，他的秘密报告后来在纽伦堡法庭曾利用过。赫斯像鹦鹉学舌一般重复了希特勒对于纳粹的一切侵略行为（从奥地利到斯堪的纳维亚和低地国家）的解释，并且坚持说战争是英国造成的，如果英国现在不停止战斗，它肯定要失败。接着他就向这位研究纳粹德国问题的老手提出了他的和平建议。这些建议就是希特勒在进攻波兰前夕力促张伯伦接受而没有成功的那些建议，即英国应该让德国在欧洲自由行动，交换条件是德国让英国在“英帝国内完全自由地行动”。必须归还前德国殖民地，当然，英国还必须同意大利媾和。
　　［寇克派特里克报告说] 最后，当我们要离开房间时，赫斯还补充说了一句。他说，他忘记强调，这个建议只能根据这样一个谅解予以考虑，即这项建议是由德国同一个非现任的英国政府进行谈判的。自从1936年以来就策划战争的丘吉尔先生以及他的一些支持其战争政策的同僚们并不是元首能够与之谈判的人物。
　　作为一个在纳粹党内和在第三帝国内经过勾心斗角的残酷斗争取得这样高的地位的德国人鲁道夫·赫斯，真是太天真了，这是了解他的一切人都能证明的。从这些谈话记录可以清楚看出，他满以为会立即受到——如果不是丘吉尔，那么也至少是“反对党”的接见，把他当作一个认真的谈判代表。
　　赫斯认为哈密尔顿公爵是反对党的领导人之一。当他同英国官员的接触继续仅限于同寇克派特里克一人时，他的好战和威胁态度越发厉害了。在5 月14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对这位不信他那一套的外交官描绘了英国继续战争将会遇到的可怕后果。他说，不久将对不列颠群岛进行厉害的、彻底的封锁。
　　［赫斯对寇克派特里克说] 这里如果有人设想英国本土可以投降，战争可以由英帝国进行下去，那是无用的。希特勒的意图是，万一发生这种情况，就继续封锁英国本上？？以至于我们不得不面临有意使这些岛上的人民饿死的情况。
　　赫斯极力主张立即进行他冒了极大的风险来进行的会谈。据他向寇克派特里克解释，“他自己的出走是为了给我们一个在不丧失威信的情况下举行谈判的机会。如果我们拒绝这个机会，那就清楚地证明，我们无意同德国达成谅解，希特勒就有权——事实上他有责任——把我们完全毁灭，并在战后使我们永远处于从属[837] 地位”。赫斯坚持，谈判代表的人数要少一些。
　　作为德国的一个部长，他不能使自己处于这样一种地位，即他独自一个人要听一大批人纷纷提出的意见和问题。
　　就寇克派特里克而论，会谈就这样可笑地结束了。但是，据丘吉尔说，英国内阁——令人惊讶地——“邀请”西蒙勋爵在6 月10日会见赫斯。据这个纳粹副领袖的律师在纽伦堡说，西蒙答应他将把赫斯的和平建议提交英国政府。
　　赫斯的动机是清楚的。他真诚希望同英国靖和。他毫不怀疑，德国会在战争中获胜，并会毁灭联合王国，除非立即靖和。毫无疑问，他还有别的动机。战争使他个人黯然失色。在战争期间，作为希特勒的副手管理纳粹党是一种很无聊的而且不再是非常重要的职务了。目前，在德国的重要工作是处理战争和外交事务。元首所注意的就是这些事情，其他一切几乎全都顾不上了，这些事情使戈林、里宾特洛甫、希姆荣、戈培尔和将领们处于重要地位。
　　赫斯感到既失望，又嫉妒。为了恢复他以前在他所爱戴的领袖身边的地位和他在国内的地位，单枪匹马地安排德英两国之间的和平，这样一种大胆而显赫的政治成就，岂不是最好的办法吗？
　　最后，这个眉毛浓密的副领袖，像其他一些纳粹要人一一如希特勒自己和希姆莱——一样，居然相信占星学。在纽伦堡，他向美国的监狱精神病学家道格拉斯·凯莱博士说，在1940年底，他的一位占星学家在为他算命时说，他是注定会带来和平的。他还叙述他以前的导师、慕尼黑的地缘政治学家霍斯霍弗教授如何在梦中看到他在英国城堡的饰以挂毡的大厅里阔步行走，给两个“北欧人”大国带来了和平。对于赫斯这样一个从未摆脱幼稚思想的人来说，这种话当然使他着迷，毫无疑问，他去英国执行这项不可思议的使命，是受了这种话的影响的。
　　在纽伦堡，一位英国检察官提出了另一个理由：赫斯飞往英国是设法安排一项和平协议，这样当德国进攻苏联时，它就可以只在一条战线上作战。
　　俄国检察官对法庭说，他确信这一点。约瑟夫·斯大林也相信这一点，他在这个危急时刻是极其猜疑的，但[838] 是他的猜疑看来不是集中在他应该猜疑的德国，而是集中在英国。赫斯到达苏格兰使他相信，在丘吉尔和希特勒之间正在策划某种阴谋，正如这个俄国独裁者让德国放手进攻波兰和西方一样，这项阴谋也会让德国放手进攻苏联。3 年以后，英国首相在第二次赴莫斯科时，曾设法使斯大林相信真实情况，但是斯大林硬是不相信。寇克派特里克曾设法使赫斯谈出希特勒对俄国的意图，从他进行的询问中可以清楚看出，赫斯根本不知道“巴巴罗沙”，或者，如果他知道的话，他也不知道马上就要执行这个计划。
　　赫斯突然离开之后的一些日子，是希特勒一生中最狼狈的日子。他认识到他的政权的威信由于他的最亲密的合作者的出走而受到了严重损害。如何向德国人民和外界解释此事呢？对被捕的赫斯下属进行了讯问后，元首相信，没有人对他不忠诚，也肯定没有什么阴谋，他所信任的这个助手只是神经错乱了。在英国证实赫斯到达之后，伯格霍夫方面决定向公众以这个原因来作解释。不久，德国报纸忠实地刊载了简短的报道说，这个前国家社会党要人已成了“一个神志不清的、神经错乱的、头脑糊涂的理想主义者，充满了由于他在[ 第一次] 世界大战中负伤而造成的幻觉”。
　　[ 官方的新闻公报说] 这位同志赫斯看来是生活在幻觉之中，正由于此，他才认为他能够实现英国和德国之间的谅解？？但是这不会影响德国人民被迫继续进行的战争。
　　希特勒暗中下令，如果赫斯回来，立即枪毙。* 他公开剥夺了他的这位老同志的一切职务，派性格更为阴险和沉默的马丁，鲍曼来代替他担任党的副领袖。元首希望这个奇怪的插曲将尽快被人遗忘；他自己的思想再次很快转向对俄国的进攻，这次进攻不久就要进行了。
　　克里姆林宫的困境
　　尽管有一切证据证明了希特勒的意图——在波兰东部集结德国部队，100 万纳粹军队驻在附近的巴尔干半岛，德国武装部队征服了南斯拉夫和希腊，占领了罗马尼亚、保加利亚和匈牙利——克里姆林宫中的人们，特别是斯大林，虽然的确不愧是赤裸裸的现实主义者，仍然盲目地希望俄国会躲过这个纳粹暴君的暴怒。当然，赤裸裸的事实不能不使他们天然的疑心日益增长，希特勒在东南欧的行动也使他们的不满越来越难以遏制，但是在春天的这几个星期中，莫斯科和柏林的外交往来中却存在着某种不现实的、几乎难以置信的、十分奇怪的东西（详尽地记录在缴获的纳粹文件中）。在这些往来中，德国人笨拙地企图把克里姆林宫骗到底，而苏联领导人看来对现实还没有充分了解并据此及时采取行动。
　　虽然苏联对德军进入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随后又进攻南斯拉夫和希腊，几次提出抗议，认为这违反了纳粹一苏联条约，是对俄国“安全利益”
　　的威胁，但是，随着德国进攻日期的接近，苏联却格外努力去姑息讨好柏林。
　　斯大林自己在这方面起了带头作用。1941年4 月13日，冯·德·舒伦堡大使向柏林拍发了一封耐人寻味的电报，叙述日本外务相松冈洋右在那天晚上从莫斯科动身的时候，斯大林不仅向日本人而且向德国人表示了“一种异常友好的态度”。在火车站上[ 舒伦堡的电报说] 斯大林公开地寻找我？？用手臂搂着我的肩膀说：“我们必须继续交朋友，你现在必须千方百计维持我们的友谊！”不一会儿，斯大林转向德国代理武官克莱勃斯上校，在弄清楚他是一个德国人以后对他说：“我们将继续同你们做朋友一一患难与共！”
　　3 天以后，德国驻莫斯科代办提伯尔斯克希打电报给柏林强调说，斯大林在车站上的表现表明了他对德国的友好态度，“鉴于一直流传的关于德苏即将发生冲突的谣言”，这种表现是特别重要的。一天以前，提伯尔斯克希曾经通知柏林说，克里姆林宫在进行了几个月的讨价还价以后已经“无条件地”接受了德国关于解决两国之间从伊戈尔卡河到波罗的海的边界的建议。
　　他说，“苏联政府的殷勤态度看来是非常突出的”。鉴于柏林正在酝酿采取的行动，确实是这样的。
　　苏联政府向被封锁的德国供应重要的原料，也仍然是殷勤的。1941年4 月5 日，负责同莫斯科进行贸易谈判的施努尔高兴地向他的纳粹主子报告说，俄国在1941年1月和2月份的交货，由于“政治关系冷淡”而放慢速度以后，“在3 月份已经飞跃增加，特别是在谷物、石油、锰矿、非铁金属和贵重金属方面”。
　　[ 他又说］通过西伯利亚进行的过境运输正在像往常一样顺利地进行着。由于我们的要求，苏联政府甚至在满洲边界拨出一列运输橡胶的货车供我们支配。
　　6 个星期以后，在5 月15日，施努尔报告说，有求必应的俄国人拨出了几列运货专车，以便4000吨迫切需要的生胶可以通过西伯利亚铁路运往德国。
　　俄国人正在按时依照合同所规定的数量运交原料，虽然这使他们负担很重？？我的印象是，我们甚至可以向莫斯科提出超过1 月10日条约的范围的经济要求，以使德国获得超过目前合同的范围的粮食和原料。
　　施努尔说，德国没有按照计划如期向俄国送交机器。但是看来他并不介意，如果俄国人不介意的话。可是他在5 月15日由于另外一个因素而感到不安。他抱怨说，“关于德苏即将发生冲突的许多谣言造成很大的困难”。他把这种谣言归咎于德国的官方人士。令人惊奇的是，施努尔在向外交部发出的一份很长的备忘录中解释说，这种“困难”不是来自俄国，而是来自德国工业公司，他说，这些公司正在设法“取消”它们同俄国人缔结的合同。
　　必须在这里指出，希特勒正在尽他的最大力量否认这些谣言，另一方面，他正在忙于设法使他的将领和高级官员相信德国遭受俄国进攻的危险在日益增加。虽然这些将领通过他们自己的军事情报对情况了解得更清楚，但是希特勒对他们的魔力如此之大，甚至到了战后，哈尔德、勃劳希契、曼施但因等人（不过没有保罗斯，看来他比较诚实）还争辩说，苏联在波兰边界的军事集结在夏初已变得具有很大的威胁性了。
　　冯·德·舒伦堡伯爵这时已从莫斯科回国作短期休假，他于4 月28日在柏林会见了希特勒，并设法使希特勒相信俄国的意图是和平的。他试图解释说：“俄国对于预言德国要进攻俄国的谣言很为担心。”他又说：“我不能相信俄国会进攻德国？？如果说斯大林在1939年英法仍然强大的时候没有能同这两国合作，他今天在法国被毁灭和英国遭受重创的时候肯定不会作出这样一个决定。我倒相信斯大林甚至会对我们作出进一步的让步。”希特勒假装表示怀疑。他说，“塞尔维亚事件”使他“预先得到了警告”。他问道：“？？俄国人到底着了什么魔要同南斯拉夫缔结友好条约？”* 他说，他并不相信“俄国会进攻德国国”。这话倒说的不错。可是他最后说，他还是不得不“谨慎行事”。希特勒并没有告诉他的驻苏大使他计划对俄国采取什么行动，而舒伦堡这个旧派的诚实规矩的德国人直到最后一直是给蒙在鼓里的。斯大林对于希特勒想要采取的行动也是毫无了解的，但是对于迹象或警告却不是一点也没有看到或听到。4 月22日，苏联政府正式对于它所说的纳粹飞机从3 月27日到4 月18日侵犯边界80次提出抗议，并且详细叙述了每一次侵犯边界的情况。它说，有一次，4 月15日在罗夫诺附近降落的一架德国侦察机中发现了一架照相机，几卷曝光胶卷和一幅撕破了的苏联西部地区地形图，“所有这一切都证明了这架飞机的人员的目的是什么”。俄国人甚至在抗议时态度也是和解的。照会说，他们正向边防军发出“命令，不得射击在苏联领土上空飞行的德国飞机，只要这种飞行不是经常发生的”。
　　斯大林在5 月初进一步采取了和解的行动。为了讨好希特勒，他驱逐了比利时、挪威、希腊、甚至南斯拉夫驻莫斯科的外交代表，关闭了它们的公使馆。他承认了伊拉克的亲纳粹的拉希德·阿里政府。他极其严格地约束苏联的报纸，以免惹怒德国。
　　（舒伦堡在5 月12日打电报给柏林说）斯大林政府是有意采取这些表明其意图的行动的？？为的是缓和苏德之间的紧张局势，并为未来创造更好的气氛。我们必须记住，斯大林本人一向主张德苏之间应有友好关系。
　　虽然斯大林长期以来一直是苏联的绝对的独裁者，但这是舒伦堡在他的电报中第一次用“斯大林政府”一词。这是有充分的理由的。5 月6 日，斯大林取代莫洛托夫亲自担任人民委员会主席即总理的职务，莫洛托夫继续担任外交人民委员。这是大权独揽的共产党书记第一次接管政府职务。全世界的反应普遍认为，这意味着局势对苏联来说已经变得非常严重，特别是在它同纳粹德国的关系方面，因此只有斯大林担任名义上的和实际上的政府首脑才能应付这种局势。这个道理是很明显的，但是还有另一个道[842] 理不是那么明显，而德国驻莫斯科的这位精明的大使马上向柏林指出了这个道理。
　　他报告说，斯大林对于德苏关系的恶化感到不快，把主要责任归咎于莫洛托夫的笨拙的外交手腕。
　　［舒伦堡说］我认为，可以有把握地假定，斯大林已为自己规定了一个极为重要的外交目标？？
　　他希望以他个人的努力来达到这个目标。我坚信，在斯大林认为是严重的国际局势中，他为自己规定的目标是不使苏联与德国发生冲突。
　　这个狡猾的苏联独裁者难道在现在一1941年5 月月中——还没有认识到这是一个不可能实现的目标？除了卑躬屈膝地向希特勒投降以外，他没有别的办法达到这个目标？他肯定知道希特勒征服南斯拉夫和希腊的意义，知道大量德军驻在他的西南邻国罗马尼亚和匈牙利的意义，并且知道德国武装部队在他的西部边界上的波兰加强力量的意义。他一定听到过在莫斯科一直流传着的谣言。到5 月初，舒伦堡在5月2日的第一封电报中所称的“德俄即将进行军事摊牌的谣言”在苏联首都已极为流传，他和德国大使馆的官员都很难否认。
　　［他通知柏林说] 请记住，企图驳斥在这里莫斯科的谣言，肯定是徒劳的，如果这种谣言不断从德国传到这里，如果到莫斯科来的或者途经莫斯科的每一个旅客不仅带来了这些谣言，而且甚至还能列举事实证实这些谣言的话。
　　这位老资格的大使自己也日益怀疑起来了。柏林指示他继续否认这些谣言，并且要他宣传，不仅德军没有在俄国的边界上集中，而且实际上有大量部队（为了供他“个人参考”而告诉他，部队数目是8 个师）正在从“东部调到西部”。也许这些指示只能增加这位大使的不安，因为这时全世界的报纸正在开始宣传德国沿苏联边界集结军事力量。
　　但是在这以前很久，斯大林就接到了关于希特勒进攻计划的明确警告，他显然没有注意这些警告。最严重的警告是美国政府提出的。
　　早在1941年1 月，美国驻柏林商务参赞山姆·伍德向国务院发出了一份机密报告说，他从可靠的德国人士获悉，希特勒正在制定计划在春季进攻俄国，这是一份详尽的电报，它叙述了参谋总部的进攻计划（这种叙述证明是十分正确的），以及在一旦征服[843] 苏联时对它进行经济剥削的准备工作。
　　* 科德尔·赫尔国务卿最初认为伍德上了德国“暗探”的当。他召见了埃德加·胡佛，这位联邦调查局首脑看了这份报告，认为是真实的。伍德提出了向他提供情报的人士的名字（他们在柏林的各个部以及在德国参谋总部工作），在进行核查之后，华盛顿方面认为这些人照理是应当知道将要发生什么事情的，他们也是非常反对纳粹而不会乱说的。尽管当时美苏政府之间的关系非常紧张，赫尔决定把情况通知俄国人，要副国务卿塞姆纳尔·威尔斯把报告的内容通知康斯但丁·奥曼斯基大使。威尔斯在3 月20日这么做了。
　　[ 威尔斯后来写道] 奥曼斯基先生面色变得非常苍白。他沉默了一会儿，然后只是说：“我完全认识到你向我提供的消息的严重性。对于你的情报，我的政府将不胜感激，我将立即把我们的谈话情况通知我的政府。”
　　如果说他的政府是感激的，如果说它真的相信这个及时的情报，那么，它并没有向美国政府作过任何表示。事实上，正像赫尔国务卿在他的回忆录中所说的，莫斯科越来越怀敌意和挑剔了，因为美国对英国的支持使得美国不可能向俄国供应它所要求的全部物资。可是，据赫尔说，国务院在6 月的第一周从它驻布加勒斯特和斯德哥尔摩的公使馆接到关于德国将在两周内进攻俄国的电报以后，就把电报的抄件发给驻莫斯科的斯但哈特大使，这位大使把电报抄件转交给了莫洛托夫。
　　丘吉尔也曾设法警告斯大林。4 月3 日，他要求他驻莫斯科大使斯但福·克里普斯爵士向这个独裁者提交他本人写的一封信，指出他从英国一名情报人员那里得悉的德军在波兰南部调动的消[844] 息对俄国的意义。克里普斯没有立即递交这封信。丘吉尔几年以后在他的回忆录中写到这次事件时仍然对这种拖延感到恼火。
　　在4 月底以前，克里普斯知道了德国所规定的进攻日期，德国人也了解他知道了这个日期。4 月24日，德国驻莫斯科海军武官向柏林海军总司令部发出了一份简单的电报：英国大使预官6 月22日是战争爆发的日期。
　　这封电报是缴获的文件之一，在德国海军日记同日记载了这封电报，并在末尾加上了一个惊叹号。海军将领们对于英国大使的预言的确切性感到惊奇。这位可怜的海军武官像驻莫斯科的大使一样，没有被告知这个秘密，他在电报中说，这“显然是荒谬的”。
　　莫洛托夫一定也是这样认为。一个月后，5 月22日，他接见舒伦堡，讨论了各种问题。大使向柏林报告说，“他像以往一样是和蔼的、自信的和消息灵通的”，并且再次强调“苏联的两位最有力人物”斯大林和莫洛托夫正在“特别”努力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
　　这位通常是机灵的大使有一点是极为错误的。莫洛托夫在这个时候肯定不是“消息灵通的”。这位大使也不是消息灵通的。
　　俄国外交人民委员消息闭塞的程度在1941年6 月14日，在德国进攻以前仅仅一周，公开表现出来。莫洛托夫在那天晚上召见了舒伦堡，把塔斯社一项声明的全文交给他，莫洛托夫说，这项声明将在当天晚上广播，并在第二天早上见报。苏联政府这项官方声明把“英国和外国报纸上普遍出现的关于‘苏德之间即将发生战争’的谣言”归咎于克里普斯本人，斥责这些谣言“显然是荒谬的？？是反苏反德力量的笨拙的宣传伎俩”。它又说：苏联人士认为，关于德国？？想要对苏联发动进攻的谣言完全是无稽之谈。
　　声明甚至把最近德军从巴尔干调到苏联边界解释为“同苏德关系无关”。
　　至于俄国将要进攻德国的谣言，则是“不真实的和挑拨性的”。[845] 塔斯社代表苏联政府所发表的声明，由于德国人所采取的两个行动而越发显得滑稽已极，一个行动是在声明发表的那一天即6 月15日采取的，另一个行动是在第二天采取的。
　　里宾特洛甫在6 月15日从威尼斯（他在那里同齐亚诺进行会谈）向布达佩斯发出了一封密电，要匈牙利政府“采取步骤，确保它的边界”。
　　鉴于俄国在德国的东部边界集结重兵，元首大概会至迟在7 月初被迫澄清德俄关系，并在这方面提出某些要求。
　　这是德国人向匈牙利人吹吹风，但是却没有向他们的主要盟国这么作，当第二天在威尼斯的运河上泛舟游览时，齐亚诺向里宾特洛甫询问了关于德国进攻俄国的谣言。这个纳粹外长回答说：“亲爱的齐亚诺，由于每一个决定都藏在元首的不可捉摸的心中，我现在还不能向你提供任何情况。但是有一点是肯定的：如果我们进攻他们，斯大林的俄国将在8 星期内从地图上抹掉。”* 当克里姆林宫正在满不在意地准备在1941年6 月14日向全世界广播，宣布关于德国进攻俄国的谣言“显然是荒谬的”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就在那天同德国武装部队的主要官员就“巴巴罗沙”举行了他的最后一次大规模军事会议。关于在东部集结军队和把他们部署到出击阵地的工作已按时间表在5 月22日执行了。几天以后发出了一个修改了的时间表。这是一份详尽的文件，它表明，到6 月初，不仅关于进攻俄国全部计划都已完成，而且大规模调动军队、大炮、坦克、飞机、船只和供应品的复杂工作也已按计划开始进行了。海军在5 月29日那一夭的作战日志上有简短的一条说：“为‘巴巴罗沙’进行的预备性的军舰调动工作已经开始”。同罗马尼亚、匈牙利和芬兰（芬兰现在渴望夺回俄国人在冬季战争中从它那里拿走的东西）的参谋总部进行的会谈已经完成。6 月9 日，希特勒从伯希特斯加登发出命令，召集三军总司令和战地高级将领在6 月14日在柏林就“巴巴罗沙”举行最后一次全日会议。
　　尽管任务艰巨，不仅希特勒，而且还有他的将领，在检查历史上最大军事战役——从北冰洋的彼得沙莫延伸到黑海的大约1500英里长的战线上发动全面攻击——的最后细节时都是满怀[846] 信心的。前一天晚上，勃劳希契在东部视察军队集结情况后返回柏林。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陆军总司令非常高兴。他说，官兵的情况极为良好，并且作好了准备。
　　6 月14日举行的这次最后军事会议从上午11点一直开到下午6 点半。
　　会议在下午两点休会进午餐，希特勒在午餐时对他的将领们进行了另一次战斗前夕的激励士气的谈话。据哈尔德说，这是“一次全面的政治演说”，希特勒强调，他必须进攻俄国，因为俄国的沦亡会迫使英国“屈服”。但是，这个嗜血成性的元首一定甚至更多地强调了另外的某种东西。凯特尔在纽伦堡直接受审时叙述了这一点。
　　主要的问题在于，这是两种意识形态之间的决定性战斗，必须用完全不同的尺度来衡量我们作为军人所习知的惯例——根据国际法是唯一正确的惯例。
　　凯特尔说，希特勒于是发布了用“残暴手段”在俄国进行空前的恐怖统治的各种命令。
　　凯特尔自己的辩护律师问道：“你，或者任何其他将领，曾否对这些命令提出过异议？* 这个将领回答说：“没有，我本人没有提出过异议。”他又说，其他任何将领也没有提出过异议。”
　　克里姆林宫的人们尽管以多疑、狡猾和冷静著称，尽管在他们面前摆着一切证据和警告，但是直到最后一分钟还没有认识到他们将会受到进攻——而进攻的力量之大几乎会毁灭他们的国家。这几乎是不可想象的，然而却是事实。
　　在1941年6 月21日令人愉快的夏晚9 点半，即在德国预定开始进攻以前的9 小时，莫洛托夫在克里姆林宫的办公室接见了德国大使，表现了他的“最后的昏庸”。*莫洛托夫提到德国[847]飞机进一步侵犯边界的行动，他说，他已经指示苏联驻柏林大使提请里宾特洛甫注意这些行动。在这以后，他转而谈到另一个问题，舒伦堡在当天晚上向外交部发出的急电中叙述了这个问题：[ 莫洛托夫对他说] 有若干迹象表明，德国政府对苏联政府不满。甚至有谣言说，德苏之间即将发生战争？？苏联政府不能了解德国不满的原因？？如果我能告诉他造成德苏关系目前的情况的原因，他将很感激。
　　[ 舒伦堡又说] 我回答说，我不能答复这个问题，因为我没有有关的情报。
　　他不久就要得到这种情报。
　　因为里宾特洛甫正在从柏林向莫斯科发给他日期为1941年6 月21日的一封密码长电，上面写有“特急，国家机密，大使亲收”字样。电报的开头说：在接到这封电报以后，仍存在的一切密码文件要统统销毁。无线电机要加以破坏。
　　请立即通知莫洛托夫先生，你有紧急的事要通知他？？然后请向他发表下列声明。
　　这是一个我们现已见惯的声明，其中充满了陈腐的谎言和捏造，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制造这种谎言和进行这种捏造已是十分熟练的了，因为他们以前常常进行这种捏造以便为每一个新的无端侵略行动进行辩解。或许这一次在纯粹厚颜无耻和欺诈诡术方面多少超过了以前的几次，至少这是本书作者在重读之下所得到的印象。它说，德国信守纳粹一苏联协定，而俄国一再破坏它，苏联对德国进行了“破坏、恐怖和间谍活动”。苏联“反对德国在欧洲建立稳定的秩序的努力”。它同英国一起阴谋“进攻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的德军”。由于集中“现有的全部俄国部队于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一条漫长的战线上”，它“威胁了”德国。
　　[ 它接着说] 过去几天所接到的消息，使我们对俄军的这种集中的侵略性质不再有任何怀疑？？
　　而且，还接到来自英国的消息，说到克里普斯大使为[848] 谋求英苏之间更密切的政治和军事合作在进行谈判。
　　因此概而言之，德国政府宣布，苏联政府已违反了它所承担的义务，1.不仅继续而且甚至加紧企图破坏德国和欧洲；2.采取了越来越反德的外交政策；3.把它的全部部队集中在德国边界并已作好了准备。这样，苏联政府就破坏了它与德国缔结的一些条约，并且即将在德国争取生存的斗争中从后方攻打德国。因此，元首命令德国的武装部队用他们所拥有的全部力量对付这个威胁。
　　里宾特洛甫在最后通知他的大使说，“请不要就这项照会进行任何讨论”。舒伦堡曾用他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改善德苏关系，他知道对苏联的进攻是无端的和没有道理的。如今他除了感到震惊和幻灭之外，还有什么话可说呢？他在天刚黎明时到克里姆林宫，宣读了德国的声明。* 莫洛托夫终于目瞪口呆，他一声不响地听完了，然后说：“这是战争，你认为应该这么对待我们吗？”
　　就在同一天的黎明时刻，在柏林的威廉街出现了一个类似的场面。6 月21日的整个下午，苏联大使弗拉季米尔·杰卡诺索夫一直打电话给外交部，要求会见里宾特洛甫，以便提出他对德国飞机进一步侵犯边界一事的温和的抗议。他得到的答复是，纳粹外长“不在城里”。后来，在22日清晨两点，他接到通知说，里宾特洛甫将在清晨4 点在外交部接见他。这位大使曾经是副外交人民委员，是斯大林手下的一名刽子手，是一个解决困难的能手，曾经主持过立陶宛的接管工作。他在外交部像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一样受到了他一生中最大的震动。当时在场的施密特博士描述了这个场面。
　　我从来没有看到里宾特洛甫在杰卡诺索夫到达以前的5 分钟那样兴奋。他像一个囚在笼子里的野兽一样在房间里走来走去？？
　　杰卡诺索夫被请进房间里来，他显然没有猜到有什么不测之事，向里宾[849] 特洛甫伸出手来。
　　我们坐下？？杰卡诺索夫开始代表他的政府提出了需要加以澄清的某些问题。但是他刚一说话，毫无表情的里宾特洛甫就打断他的话说：“这不是现在要谈的问题。”？？
　　这个傲慢的纳粹外长接着说明问题是什么，他给了这位大使一份舒伦堡当时正在向莫洛托夫宣读的备忘录的抄件，并且通知他说，德军当时正在苏联边界采取“军事反措施”。施密特说，这位吃惊的苏联大使“迅速地恢复了镇定”，并且对于这种事态发展“表示深切的遗憾”。他把这种事态发展归咎于德国。“他站起身来，敷衍地点了一下头，没有握手就走出了房间。”
　　纳粹一苏联蜜月结束了。1941年6 月22日清晨3 点半，在克里姆林宫和德国外交部最后的外交仪式结束之前半小时，希特勒沿几百英里长的战线发出的大炮轰隆声把这一蜜月轰得烟消云散。
　　在炮击以前还有另一个外交序曲。6 月21日下午，希特勒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附近阴暗森林中的新的地下大本营“狼穴”中，坐在他的办公桌旁，口授了一封致墨索里尼的长信。正如在准备他的其他一切侵略行动时一样，他对他的好朋友和主要盟友并不推心置腹。总是到最后一分钟才把自己的秘密告诉他。现在，在最后一刻钟，他这样做了。他的信是我们所得到的最说明情况和最真实的证据，说明他所以采取这个致命步骤的原因。这个步骤为他的未日和第三帝国的未日铺平了道路，长期以来曾使外界迷惑不解，这封信中当然也充满了希特勒惯用的谎言和遁辞，他甚至企图用这些谎言和遁辞来欺骗他自己的朋友。但是在这些谎言和遁辞的背后和字里行间，我们可以看出他的基本想法以及他在1941年夏天（大战以后的第二个夏天）正式开始时对于世界局势真正的——虽然是错误的——估计。领袖！
　　经过几个月的伤尽脑筋的考虑和令人不安的等待，我终于作出了我一生中最困难的决定，我正是在这个时候写这封信给你的。
　　局势：* 英国已在这场战争中打败了。它像一个快要淹死的人那样，抓住每一根稻草。可是，它的某些希望当然并不是没有一定道理的？？法国的毁灭？？已使英国战争贩子的眼光不断地转向他们曾经努力挑起战争的那个地方，即转向苏俄。
　　苏饿和英国两国都同样对于？？由于长期的战争而筋疲力尽的欧洲发生兴趣。北美联邦则站在两国后面鼓励它们？？[850] 希特勒然后解释说，由于苏联的大量军事部队在他背后，他就决不可能集结力量——“特别是在空中”——对英国进行足以使它屈服的全面攻击。
　　实际上，俄国现有的一切部队都在我们的边界上？？如果情况使我有理由运用德国空军对付英国，那也会产生这样一种危险：俄国将开始执行它的勒索战略，而我只是由于感到空军处于劣势就不得不默默地屈服于这种战略？？英国将更加不愿意求和，因为它能把它的希望寄托在俄国伙伴身上。
　　事实上，随着俄国武装部队备战活动的加强，这种希望自然会增长起来。此外，美国也将把他们希望在1942年获得的大量军用物资运送给他们？？
　　因此，经过反复思量，我终于决定趁早下手，以免后患？？我的总的看法如下：1.法国像以往一样是不能信任的。
　　2.北非本身，领袖，就你的殖民地而论，大概在秋天以前没有什么危险。
　　3.西班牙是不坚决的，我担心它将只是在战争结果有定局时才会参加？？
　　5.在秋天以前进攻埃及是不可能的？？
　　6.美国是否参战是无关重要的问题，因为它现在正在用它能够动员的一切力量支援我们的敌人。
　　7.英国本国的局势是很坏的；粮食和原料的供应越来越困难。进行战争的斗志只是靠希望而存在，而这些希望完全是以两个假定为基础的：俄国和美国。我们没有消灭美国的可能，但是我们的确有力量排除俄国。消灭俄国也意味着使远东的日本大大松一口气，从而有可能通过日本的介入对美国的活动造成更大威胁。
　　在这种情况下，我已决定结束克里姆林宫的伪善行径。
　　希特勒说，德国将不需要意大利的任何军队到俄国去。他不想让人分享征服俄国的光荣，就像他不让人分享征服法国的光荣一样。但是他说，意大利可以“提供决定性的援助”，那就是加强它在北非的部队，并且准备“在一旦法国违反条约时开进法国”。这对于渴望扩大领土的墨索里尼是一个很好的诱饵。
　　就对英国的空战而论，我们暂时将继续采取守势？？[851] 至于东线的战争，领袖，它将肯定是困难的，但是我对于它将获得伟大胜利这一点，没有一丝一毫的怀疑。我首先希望的是，那时，我们将有可能在乌克兰获得一个共同的粮食供应基地，它将向我们提供我们在将来可能需要的额外供应。
　　接着他谈到他所以没有较早地通知他的伙伴的借口。
　　领袖，我等到现在才告诉你这个消息，是因为最后的决定要到今晚7 点才能作出？？
　　领袖，不管可能发生什么情况，我们的形势不会由于采取这个步骤而恶化；它只会改善？？如果英日不从严酷的事实得出任何结论，那么我们在我们的后方得到巩固以后，就能够用更大的力量迅速地消灭我们的敌人。
　　最后，希特勒描述了他在终于作出决定后感到大松一口气的快感。？？领袖，让我再谈一件事情。由于我在苦心思考以后作出了这个决定，我在精神上再次感到自由了。尽管我们完全有诚意努力实现最后的和解，可是同苏联的伙伴关系常常使我非常苦恼，因为在我看来，它总有点违反我的整个信念、我的思想和我以前的义务。我现在为我解脱了这些精神上的痛苦而感到高兴。
　　致热烈的同志式的问候。
　　阿道夫·希特勒。
　　6 月22日清晨3 点，在德军开始进攻以前半小时，冯·俾斯麦大使在罗马叫醒了齐亚诺，把希特勒的长信交给他。这位意大利外长然后打电话把这封信告诉了当时正在利西奥纳避暑地休养的墨索里尼，墨索里尼在半夜里由于他的轴心伙伴的来信而被从睡梦中叫醒，这不是第一次了，他对这一点很恼火。墨索里尼对齐亚诺焦躁地说，“我在晚上也不大打扰我的仆人，但是德国人毫不体谅人，随便在什么时候都把我从床上叫起来”。可是墨索里尼搓搓他的睡眼以后，马上下令立即对苏联宣战。他现在完全是德国人的俘虏了。他知道这一点，并且对此感到恼火。他对齐亚诺说，“我只希望一件事情，那就是在东方进行的这场战争中，德国人会给煞一煞威风”。不过，他认识到，他自己的前途现在已完全依靠德国的武力了。他确信德国人将在俄国获胜，但是他希望至少德国人会被打得鼻青脸肿。
　　他没法知道，也没有想到，在西方的任何其他人也没有想到，德国人会得到坏得多的结果。6 月22日星期天，拿破仑就是在1812年那一天前往莫斯科途中渡过涅曼河的，他的祖国法国也是在一年前那一天在贡比臬投降的，阿道夫·希特勒所向无故的机械化装甲部队就在那一天清晨大举渡过了涅曼河和其他一些河，猛扑俄国。红军尽管得到了一切警告，但是正如哈尔德将军第一天在日记中所说，红军“在整个战线上，遭到战术上出其不意的袭击”。最初所遇到的一切桥梁都是完整无损地占领下来的。哈尔德说，事实上，在边界的大部分地方，俄国人甚至没有作好战斗部署，还未能组织抵抗就被打败了。数以百计的苏联飞机在机场上遭到摧毁。几天以内，数以万计的俘虏开始源源而来；整军整军的军队被迅速包围了。看来这是波兰战役的重演。
　　一向谨慎的哈尔德看过参谋总部的最近报告以后在7 月3 日的日记上写道：“对俄国进行的战役在14天内就获胜了。这么说是一点也不过分的。”
　　他又说，战争将在几周内全部结束。





　　第二十四章 形势的转变

　　到1941年初秋，希特勒认为俄国已经完蛋了。
　　战役开始后的头3 个星期中，陆军元帅冯·包克的中央集团军，率有30个步兵师、15个装甲师或摩托化师，从比亚利斯托克向前推进450 英里，抵达斯摩棱斯克。莫斯科就在1812年拿破仑曾经经过的那条公路向东200 英里，北面一路，陆军元帅冯·李勃的集团军，兵力达21个步兵师和6 个装甲师，往北穿过波罗的海沿岸国家迅速向列宁格勒推进。南面一路，陆军元帅冯·伦斯德的由25个步兵师、4 个摩托化师、4 个山地师和5 个装甲师组成的集团军，向第聂伯河和基辅进军。基辅是希特勒垂涎已久的富饶的乌克兰的首府。
　　用最高统帅部的公报的后来说：德军是“按计划”沿着从波罗的海到黑海的1000英里的战线上全面向前推进的。纳粹独裁者相信，随着苏军一个接着一个被包围或被击溃，德军必将以更快的速度前进。因此，到了7 月14日，即入侵后刚满3 个星期，希特勒竟发布一项指令，说陆军兵力可“在最近将来大大减少”，军火生产将集中于海军舰只和空军飞机方面，尤其要以后者为重点，以便对最后的敌人英国作战，以及——他又说——“对美国作战，如果有此必要的话”。到了9 月底，他指示最高统帅部准备解散40个步兵师，以便腾出这一部分人力用于工业生产方面。
　　俄国的两个最大的城市，彼得大帝在波罗的海沿岸建立的都城列宁格勒和现在是布尔什维克首都的古城莫斯科，在希特勒看来，快要陷落了。9 月18日，他发下严格命令：“列宁格勒或莫斯科方面即使提出投降，也不得予以接受。”他在9 月29日的指令中对他的指挥官说明了应该怎样对待这两个城市：元首已决定将圣彼得堡[ 列宁格勒] 从地球上消除。* 一旦苏俄被推翻，这个大城市的继续存在，并无重要意义？？
　　我军目的在于包围这个城市，用炮击和连续不断的空军轰炸，把它夷为平地？？
　　把这个城市接管过来的任何要求，将不予考虑。因为全市居民的生存和供应他们食物的问题，不能由我们也不应该由我们解决的。在这一场争取生存的战争中，我们对于这样一个大城市的人口连一部分也不想保留。
　　就在同一个星期，10月3 日那一天，希特勒回到柏林，对德国人民作了一次讲话，宣称苏联已经崩溃。“今天我宣布，我毫无保留地宣布，”他说，“东方的敌人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在我们部队的后边，已经有了相当于我在1933年执政时德意志国家幅员两倍的土地。”
　　10月8 日，莫斯科南面重镇奥勒尔陷落，希特勒派他的新闻发布官奥托·狄特里希乘飞机回到柏林。第二天，狄特里希对世界各大报纸的新闻记者宣布，守卫莫斯科的提莫申科元帅所率苏联最后一支完整的部队，已被围困在德军于莫斯科城下设下的两个钢铁包围圈中；布琼尼元帅的南方部队已经溃散；伏罗希洛夫元帅的六、七十个师的部队已被包围在列宁格勒。
　　“从各种军事意义上看，”狄特里希最后洋洋得意地说，“苏俄已经打垮了。英国的两线作战的迷梦已经破灭。”
　　希特勒和狄特里希的牛皮，至少吹得太早了。* 俄国人尽管在6 月22日遭到了突然袭击，部队和装备遭到重大损失，在仓猝后撤中，他们的一些精锐部队陷入敌人包围，但是实际上，从7 月[855] 份起，他们已开始进行德军从来没有遇到过的、日益顽强的抵抗。在哈尔德的日记中，以及在中路战线统率一支庞大的装甲部队的古德里安将军和像他那样的前线指挥官的报告中，都开始频繁地——后来则连篇累犊地——记载着顽强的战斗、俄国人的殊死抵抗和反攻，以及除了苏军以外德军也遭到惨重损失的情况。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后来写道，“即使在[ 争夺明斯克的] 第一次战役中，俄国军队的表现也与波兰军队和西方盟军失败时迥然不同。俄国军队即使是在被包围的时候，也仍然坚守阵地，继续战斗。”俄军的人数之多，他们的武器装备之好，都是希特勒做梦也想不到的。苏联的新的师源源投入战斗，德国的情报机构事前对此竟毫无所闻。哈尔德在8 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现在已经越发清楚，我们不仅低估了俄国巨人的经济力量和运输力量，而且最重要的是，低估了他们的军事力量。我们最初计算敌人大约有200 个师，现在已经查明番号的有360 个师。一有十几个师被消灭，俄国人就又投入十几个师。我军战线由于分布太广，显得过于单薄。我们的战线没有纵深度。结果，敌人在连续进攻之后，常常得到一些成功。”伦斯德在战后向盟军提审人员直率供认：“在发动进攻后不久，我便发现以前所写的关于俄国的一切都是满纸胡话。”
　　古德里安、勃鲁门特里特和塞普·狄特里希等将军在他们的报告中，对初次碰到俄国Ｔ—34型坦克都表示惊讶不已。他们对Ｔ—34型坦克事前毫无所闻。这种坦克的装甲很厚，德国的反坦克炮弹打上去就被弹回来，坦克毫无损伤。勃鲁门特里特后来说，这种装甲车的出现，标志着后来所谓“坦克恐怖”的开始。战争开始以来，德国人在以空军保护地面部队和进行战前侦察方面一直占有压倒优势，现在却第一次不能用这种优势占便宜了。苏联的战斗机，尽管在战争爆发的第一天在机场上遭到轰炸，在战争初期的战斗中也受到重大损失，但是，和那些新的师团一样，仍然不断出现，简直说不上是从哪儿来的，还有，德军进军过于迅速，加上俄国没有适宜的机场，都使德国空军基地距离太远，无法有效地掩护前线作战。冯·克莱施特将军后来报告说：“在好几次挺进时，我的装甲部队由于没有飞机掩护，遇到很大困难。”
　　德国人对俄国还有一个估计上的错误，克莱施特曾对利德尔·哈特谈过这一点。不用说，那年夏天，绝大多数西方人士也有同样的错误估计。
　　克莱施特说：“我们把胜利的希望主要寄托在入侵必然要使俄国发生政治混乱这种前途上？？我们把过高的希望放在这样的信念上：斯大林一旦遭到重大失败，必然要被国内人民推翻。这种想法是元首的政治顾问们制造的。”希特勒确实对约德尔说过：“我们只要在门上踢一脚，整个破[856] 房子就会倒下来。”
　　希特勒认为，到7 月中旬，踢门的机会已经到来了。当时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发生了头一场战略上的大争论。结果是，元首不顾大多数高级将领的反对，作出了哈尔德认为已证明是“东线战役中最大战略上的错误”的决定。问题说来也简单，但是却极关重要。这就是，包克所率领的实力最强、也是迄今为止德国三路大军中成就最大的中央集团军，要不要从7 月16日已经到达的斯摩棱斯克向前推进200 英里，拿下莫斯科？还是仍然坚持按照希特勒在12月18日指令中规定的计划行事，以北路和南路两翼为主攻？换句话说，是以莫斯科还是以列宁格勒和乌克兰作为最后目标？
　　以勃劳希契和哈尔德为首的陆军总司令部，坚决主张全力进攻苏联首都。支持这个意见的有包克，他所统率的中央集团军，正沿着公路向莫斯科进军；还有古德里安，他的装甲部队正在前边打头阵。他们在辩论当中，除了强调攻占敌人首都的心理上的价值之外，还申述了更多的理由。他们向希特勒指出，莫斯科是军火生产的重要来源，而且更重要的，它是俄国交通运输的枢纽。拿下莫斯科，苏联不仅要失去一个主要的军火来源，而且后方的兵员、供应也不能运往遥远的各个前线，各个前线就要因此而削弱和崩溃。
　　此外，将领们还向这位现在已成为他们最高统帅的前下士提出一个最后的、无可置辩的论点。他们说，种种情报表明，俄国的主力现在正集中在莫斯科前沿，以图全力保卫首都。在斯摩棱斯克正东，50万苏军突破了包克的双重包围，正在挖壕据守，以阻挡德军进一步向首都推进。
　　[ 哈尔德在战争结束后不久给盟军写的一份报告中说道] 这样一来，俄国兵力的重心就摆在中央集团军的面前？？
　　参谋总部提出了这样一种看法：我军必须以击败敌人的军事力量为作战目标，因此，下一个最迫切的任务是，集中中央集团军的全部力量，击溃提莫申科的部队，进军莫斯科，拿下敌人的这个抗战神经中枢，并击溃敌人的新的部队。由于季节变换在即，准备这次进攻的部队的集结工作必须尽快完成。与此同时，北方集团军须执行既定任务，争取与芬兰人取得联系。南方集团军将继续向东推进，尽可能牵制敌人的力量。？？参谋总部与最高统帅部经过多次讨论，没有取得任何结果，后来，陆[857] 军总司令[ 勃劳希契] 把参谋总部的一份备忘录交给了希特勒。
　　我们从哈尔德的日记中了解到，提交这份备忘录的日期是8 月18日。哈尔德写道：“这事引起了爆炸性的后果。”希特勒对乌克兰的盛产粮食地区和工业地区以及高加索的俄国油田垂涎已久。而且，他认为他现在找到了一个诱歼仍在坚守中的基辅东面第聂伯河东岸的布琼尼部队的大好机会。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打下列宁格勒，与芬兰军队在北面会师。为了达到这两个目的，必须从中央集团军分出好几个步兵师和装甲师，调到北路去，尤其是南路去。莫斯科可以等一等再说。
　　8 月21日，希特勒向与他意见不合的参谋总部下达一项新的指令。哈尔德在第二天的日记中逐字逐句地把指令内容抄录下来。
　　陆军方面提出的关于东线作战如何继续的建议，不符我的意图。
　　在冬天到来以前要达到的最重要目标，不在于占领莫斯科，而是拿下克里米亚，拿下顿尼茨盆地的工业和煤矿区，并切断俄国的高加索石油供应线。北路的任务在于围困列宁格勒和同芬兰军队会师。
　　希特勒在指令中规定，必须彻底摧毁南路的第聂伯河一带的苏联第五军团。这一支部队的顽强抵抗，使希特勒伤了好几天的脑筋。他还要求占领乌克兰和克里米亚，包围列宁格勒，与芬兰军队会师。他最后说：“只有这样，才能创造进攻提莫申科部队、顺利地打败它的条件。”
　　[ 哈尔德悻悻地说] 这样一来，原定要在莫斯科大门前给俄国军队以决定性打击的这一目标，就只得从属于想夺取一个有价值的工业区和向俄国油区方面进军的欲望了？？希特勒现在已给同时攻占列宁格勒和斯大林格勒的主意迷住了，因为他自信这两个“共产主义圣地”一旦陷落，俄国就要土崩瓦解了。
　　希特勒为了对那些不能赞赏他的战略天才的陆军元帅和将军进行侮辱，发出了一个哈尔德称之为“反备忘录”（针对陆军18日的备忘录）的文件。
　　参谋总长说这个“反备忘录”“通篇是骂人的话”，例如其中说到，陆军司令部中全是一批“脑袋已被过时理论弄得陈腐不堪”的人。
　　哈尔德在第二天日记中大发牢骚：“不能忍受！闻所未闻！莫此为甚！”
　　这天整个下午和晚上，他与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会商，[858] 讨论元首对陆军总司令部和参谋总部事务进行的“不能允许的”干涉，最后他建议陆军总司令和他本人辞职。“勃劳希契不同意，”哈尔德写道：“因为他认为这并不实际，而且也与事无补。”这个胆小怕事的陆军元帅这次仍和从前一样，向那位以前的下士屈服了。
　　第二天，8 月23日，古德里安将军到元首的大本营，哈尔德就怂恿他劝说希特勒放弃他那将会造成重大损失的决定。虽然，这位性情倔强的装甲部队司令用不着怂恿也会这么做的。他一到大本营就碰上了勃劳希契。陆军总司令对他说：“我不许你跟元首谈莫斯科的问题。在南方作战的命令已经发下来了。当前只是如何执行的问题。讨论是没有用处的。”
　　但是，当古德里安晋见希特勒时——勃劳希契和哈尔德都没有和他一起进去——他还是拒绝服从命令，竭力主张立即进攻莫斯科。
　　[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 希特勒让我把话说完，然后详细说明他所以作出不同决定的种种理由。他说，将来继续进行战争，十分需要乌克兰的原料和农业。他谈到有必要使克里米亚半岛失去作用，他认为“克里米亚是苏联进攻罗马尼亚油田的航空母舰”。我头一回听到他说出这样的话：“我的将军们对于战争的经济方面的问题一窍不通。”？？他已经发布严格的命令，规定进攻基辅是当前的战略目标，进行一切军事行动时，必须牢记这一点。在最高统帅部这里，我头一回看到后来非常习见的一个现象，希特勒每说一句话，在场的凯特尔、约德尔等人莫不点头称是，只有我仍然坚持我自己的观点？？但是哈尔德在以前历次讨论中，从来没有点头称是。第二天，古德里安看到他，把自己并没有能使希特勒回心转意的情况告诉了他。古德里安说参谋总长“精神完全失常，使我十分惊讶，他竟口出不逊，作了完全没有根据的指责和诋毁”。
　　这是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最高统帅部中发生的最严重的一次危机。可是更严重的危机及其不利后果还在后头哩。
　　南路方面，伦斯德的部队由于得到从中路抽调出来的古德里安的装甲部队和步兵师的增援，终于发动了进攻。古德里安认为这个进攻从本身来说是一个重大的战术胜利。基辅于9 月19日陷落——德国部队已越过基辅150 英里——到26日，基辅战役便结束了。据德国方面宣布，俄国军队被包围而投降的共达665000人。[859] 在希特勒看来，这是一次“世界上史无前例的最大战役”。但是尽管这个成就非同小可，他的一些将领对于它的战略上的重大意义却更加怀疑了。在中路，包克的没有装甲部队的集团军，在斯摩梭斯克东面不远的杰斯纳河一带，两个月来一直按兵不前。秋雨季节快来了，到时候俄国的道路将是一片泥泞。随之而来的将是冰天雪地的严冬。
　　对莫斯科的大进攻
　　希特勒终于勉勉强强地对勃劳希契、哈尔德和包克的主张让了步，同意重新发动对莫斯科的进攻。但是太迟了！9 月5 日下午，哈尔德去看他，这时元首主意既定，就急不可待地要进克里姆林宫了。最高统帅下了命令，“中路必须在8 天到10天之内开始行动”。（“不可能！”哈尔德在日记中叫道。）
　　“包围他们，击败他们，消灭他们。”希特勒同意把中央装甲集团军的古德里安装甲部队重新调回来，这时该部在乌克兰正打得难解难分。同时还同意从列宁格勒前线把莱因哈特的坦克军调过来。可是装甲部队要一直等到10月初才能调回来，经过休整，投入战斗。
　　10月2 日，大规模进攻终于开始了。进攻的代号是“台风”。一股强风，一股旋风，要猛袭俄国人，要在莫斯科前沿歼灭俄国人的最后的作战部队，要把苏联打垮。
　　但是在这里，纳粹独裁者又一次犯了自大狂的毛病。在冬季到来之前拿下俄国首都，他还认为不够。又下令北路的陆军元帅冯·李勃同时占领列宁格勒，在北面与芬兰军队会师，继续向前推进，切断摩尔曼斯克铁路。他又下令伦斯德同时清扫黑海沿岸，拿下罗斯托夫，夺取迈高普油田，向伏尔加河岸的斯大林格勒进军，以切断斯大林与高加索地区的最后联系。伦斯德向希特勒解释，这样做意味着要越过第聂伯河作400 多英里的大进军，队伍的左翼将危险地暴露在敌人面前，这时最高统帅对他说，南路的俄军现在已不可能进行什么了不起的抵抗了。伦斯德说他对于这个荒谬可笑的命令“纵声大笑”，他不久以后碰到的却是与希特勒的估计迥然相反的情况。
　　德军沿着拿破仑进军莫斯科的老路向前推进。一开始，来势汹汹，煞是像一股台风似的。
　　10月上半月，德军打了一仗勃鲁门特里特后来称之为“教科书式的战役”。德军包围了在维亚兹马和勃良斯克之间的苏联两支部队，据称俘虏了65万人，还有5000门大炮、1200辆坦克。到了10月20日，德国装甲部队的前锋部队已进抵离莫斯科40英里的地方，苏联中央各部和外国使馆急忙撤退到伏尔加河上的古比雪夫。这时，就连头脑清醒的哈尔德（他从马背上摔了一跤，折了一根锁骨，暂时住在医院里治疗）也相[860] 信，凭着领袖的大胆的领导和有利的天时，在俄国的严冬到来之前拿下莫斯科是不成问题的。
　　但是，秋雨连绵，道路泥泞的季节来临了。这一路乘车行进的大军，越走越慢了，有时还不得不停止前进。正在打仗的坦克也得撤下来，去拖曳陷在泥坑里的大炮和弹药车。由于缺乏拖曳车辆用的钢链、挽钩，只得派空军运输机空投一捆捆绳子，其实这时十分需要飞机运送别种军需品。开始下雨是在10月中旬，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说，“以后几个星期就听烂泥的摆布了”。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是在莫斯科战役中首当其冲的陆军元帅冯·克鲁格的第四军团的参谋长，他生动描述了当时的狼狈情形。
　　步兵在泥泞中一步一滑，每门大炮得用许多马队来拉才能前进。所有车辆都陷在泥坑里，一直陷到车轴部分。甚至牵引机行动起来也十分困难。不上几天，很大一部分重炮就动弹不得了？？这一切使得我们早已疲惫不堪的部队处于怎样的紧张状态，也许是不难想像的。在哈尔德的日记上，在古德里安、勃鲁门特里特等德国将领的报告中，第一次出现了怀疑、甚至绝望的迹象。这种情绪也传播到战地的下级军官和士兵中——也许可以说，这种情绪就是从他们中间产生出来的。勃鲁门特里特回忆说：“现在，当莫斯科似乎已经在望的时候，官兵的心情却开始起了变化。敌军的抵抗坚决起来，战斗越来越激烈？？许多连队得不到增补，只剩下六七十人。”可供使用的大炮和坦克也不够。他说：“冬天快到，可是冬衣连影子还没有见到。？？在遥远后方的广大的森林沼泽地带，开始出现有游击队的活动。运输队常常遭到伏击？？”
　　勃鲁门特里特回忆道，从这时候起，曾经在这同一条路上走向莫斯科的拿破仑大军的鬼影和拿破仑全军覆没的事迹，就常常萦绕在纳粹征服者的睡梦中。德国将领们开始阅读或者重读高兰古侯爵所著的关于这个法国征服者1812年冬天在俄国惨败的可怕故事。
　　在遥远的南方，天气稍微和暖一些，但是也是多雨，道路泥泞，战事同样进行得不顺利。克莱施特的坦克已于11月21日开进顿河口的罗斯托夫。
　　这时，戈培尔博士的宣传乐队大吹大擂地说，“通向高加索的大门”已经打开了。但是，这个大门并没有开上几天。克莱施特和伦斯德都认识到，罗斯托夫是守不住的。5 天以后，俄国军队收复了罗斯托夫。德国军队在南北两翼受到夹攻，[861]狼狈后撤50英里到米乌斯河一线。克莱施特和伦斯德当初就曾计划在这里建立一条冬季防线的。
　　罗斯托夫的撤退是第三帝国历史上另一个小转折点。在这里，纳粹军队头一回遭受到重大的挫折。古德里安后来评论说，“我们的灾难是在罗斯托夫开始的；那是危机迫近的预兆”。德国陆军的高级将领伦斯德陆军元帅因此丢了官职。在伦斯德撤退到米乌斯河的时候：[ 他后来答复盟军提审时说道] 元首突然给我下了一道命令：“留驻原地，勿再后撤。”我立即复电：“要想坚守，简直是发疯。首先，部队固守不住，其次，若不撤退，将被歼灭。我再次请求撤销这项命令，否则请另派别人接替。”当晚，元首的复电来了：“同意所请，望即交出指挥权。”
　　“于是，”伦斯德说，“我便回家去了。”
　　像这样命令在远方的部队冒险死守阵地的一意孤行，曾遭到许多将领的反对，虽然在以后一些令人惊心动魄的月份中也许曾把德国军队从全军覆没中挽救出来，但是这种做法还是导致了在斯大林格勒和其他地方的惨重失败，并促成希特勒的覆亡。
　　那一年冬天，俄国很早就大雪纷飞，气温降到零下。据古德里安记载，初雪是在10月6 日的夜间下的，正是对莫斯科重新发动进攻的日子。这样的天气提醒他再一次要求大本营发来冬衣，尤其是厚靴和厚毛袜。
　　10月12日，他记载说，雪还在下个不停。
　　11月3 日，第一次寒潮到来，气温降到了零度以下，而且还在继续下降，到11月7 日，古德里安报告说，部队开始发现“严重冻伤病员”。
　　13日，气温降到零下8 度，“越来越觉得”缺少冬衣了。枪[862] 炮和人一样受到了严寒的影响。
　　[ 古德里安写道] 由于供坦克履带防滑用的尖铁没有运到，路上的冰引起了不少困难。天冷使得大炮上的瞄准镜失去了效用。发动坦克时，得先在底下点人烘烤一阵。燃料常常冻结，汽油也冻得粘糊糊的？？[ 第一百一十二步兵师的] 各团因冻伤都减少了500 人左右。由于天气太冷，机关枪打不响，我们的37毫米反坦克炮已证明对付不了[ 俄国的] Ｔ—34型坦克。
　　古德里安后来说：“结果人心惶惶，甚至一直影响到后方博哥罗次克。
　　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还是第一次遇到这种情况。这是一个警告：我们的步兵战斗力已经到了尽头了。”
　　而且，还不止步兵如此。11月21日，哈尔德在日记上潦草地写道，古德里安打电话来说，他的装甲部队“已经无能为力了”。这位素来悍善战的坦克兵司令明白表示，他决定于该天去见中央集团军司令包克，请求收回发给他的命令，因为他“实在无法执行”。他情绪消沉达于极点，那天写道：冰天雪地，无处避寒，无衣御寒，人员装备受到严重损失，燃料供应也糟糕透顶——所有这一切使我难以履行司令官的职责，长此以往，我的重大责任要把我压垮了。
　　古德里安在回溯这段往事时也说：对此刻发生的事件真正能够作出评价的只有这样的人：在这悲惨的冬天，他曾目睹俄国的漫天大雪，他曾挨过那吹过俄国的把沿途一切都埋在雪中的凛冽寒风；他曾一小时又一小时地乘车走过荒无人烟的地方，好不容易见到一间不仅样的房屋，里面住的是无衣少吃、饥寒交迫的士兵；他也曾遇到对比之下吃得较饱、穿得较暖、冬季作战的装备一应俱金的生气虎虎的西伯利亚人？？
　　这些事现在不去细说了，但是有一点需要首先强调一下：尽管俄国的冬天这样可怕，同时，即使苏联军队的冬天准备工作必然比德国军队作得好一些，但是现在应该指出的起决定作用的主要因素不是气候，而是红军的英勇战斗以及他们的不屈不挠的顽强意志。哈尔德的日记和战地指挥官的报告，都证实了这一点。他们经常对俄国军队进攻和反击的规模和声势感到惊讶，而对德军的挫折和损失则感到灰心。纳粹将领们不能理解，有着暴政制度[863] 的俄国人，在德军初次打击下又受到惨重损失的俄国人，为什么没有像法国和其他情况比俄国好的国家那样土崩瓦解。
　　勃鲁门特里特写道：“我们在10月底11月初惊讶而又失望地发现，俄国人虽然遭到打击，但看来并不认为自己已不再是一支战斗力量。”古德里安谈到他在进军莫斯科途中，在奥勒尔遇到一个年老退休的沙皇时代的将军。
　　“你们要是早来20年[ 他对这位装甲兵将领说] ，我们一定会伸开双手欢迎你们。但是现在太晚啦，我们刚刚开始站起来，现在你们来了，把我们推回到20年前去，这么一来我们又得从头开始。现在我们在为俄罗斯打仗，在这个事业中，我们是团结一致的。”
　　到了风雪交加、气温持续在零下的11月底，在希特勒和他的大部分将领看来，莫斯科似乎已在股掌之中了。德军在首都北、南、西三面，已到达距离目标二、三十英里的地方。希特勒远在后方东普鲁士的大本营里，反复地端详着地图。在他看来，到莫斯科的这最后一程，根本算不了什么。他的军队已前进了500 英里；他们只要再走二、三十英里便行了。他在11月中旬对约德尔说，“我们最后再用点力，就要胜利啦”。陆军元帅冯·包克负责指挥中央集团军向莫斯科作最后攻击。他在11月22日打电话给哈尔德，以马恩河战役与现在情况相比，他说，“那次战斗中，投入最后一个营就决定了战役的胜利”。尽管敌人加强抵抗，包克对参谋总长说，他相信“一切都已不成问题”。到11月的最后一天，他果然投进了他的最后一个营。对苏联心脏的最后的总攻，定在第二天，即1941年12月1 日。
　　最后的总攻意外地遇到顽强抵抗。这是有史以来在一条战线上集中了最强大的坦克部队：在莫斯科正北，霍普纳将军的第四坦克集团军和霍特将军的第三坦克集团军向南进迫，在莫斯科正南的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土拉北上，克鲁格的庞大的第四军团居于中央，穿过市郊的森林向东杀开一条血路——希特勒的最大希望就寄托在这样声势浩大的军事部署上。到12月2 日，第二百五十八步兵师的一个侦察营突入莫斯科城郊的希姆基，克里姆林宫的尖顶已经在望，但是第二天早晨就为几辆俄国坦克和从市内工厂紧急动员起来的工人队伍所击退。这是德国军队到达莫斯科最近的地方；这是他们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看到克里姆林宫。
　　12月1 日晚上，正害着严重胃痉挛的包克已经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的部队力量大为削弱，他再也不能用他们来“作战”了。参谋总长给他打气说，“应该不惜使出最后一把劲，打倒敌人。如果办不到，我们再另作决定”。
　　第二天，哈尔德在日记上简短地写道：“敌军的抵抗已达到极点。”过了一天，12月3 日，包克再打电话给参谋总长。哈尔德在日记上记下包克所谈的情况：第四军团的先头部队又撤下来了，因为侧翼跟不上去？？我军快要到山穷水尽的地步了。
　　包克第一次谈到要转攻为守时，哈尔德提醒他说：“最好的防守是坚持进攻。”
　　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碰上的是俄国人和那样的天气。第二天，12月4 日，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南面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已被制止，古德里安报告说气温已下降到零下31度。第二天，温度又下降了5 度。他说，他的坦克“差不多动弹不得了”。同时，他的侧翼和在土拉北面的后卫都受到了威胁。
　　12月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200 英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全线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还得后撤。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同时，勃劳希契也绝望地告诉他的参谋总长说，他要辞卸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天是德国将领们黑暗、悲惨的一天。
　　[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没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勇的部队的一切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在克鲁格的第四军团司令部里，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已看出形势到了转折点。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想在1941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化为泡影了。”
　　第二天，12月6 日，刚在6 个星期以前继提莫申科元帅任中路战线司令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发动了攻势。在莫斯科前沿200 英里长的战线上，他的7 个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共计100 个师——全线出击。这些部队中有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包克第一次谈到要转攻为守时，哈尔德提醒他说：“最好的防守是坚持进攻。”
　　这话说来容易做来难，因为碰上的是俄国人和那样的天气。第二天，12月4 日，古德里安的第二装甲军团从南面攻占莫斯科的企图已被制止，古德里安报告说气温已下降到零下31度。第二天，温度又下降了5 度。他说，他的坦克“差不多动弹不得了”。同时，他的侧翼和在土拉北面的后卫都受到了威胁。
　　12月5 日是关键性的一天。德军在环绕莫斯科周围200 英里的半圆形阵地上，全线被制止住了。傍晚，古德里安通知包克，他不仅已经被止住，而且还得后撤。包克打电话给哈尔德说，“他已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了”。同时，勃劳希契也绝望地告诉他的参谋总长说，他要辞卸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这一天是德国将领们黑暗、悲惨的一天。
　　[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 这是我平生第一次必须作出这样一种决定，没有比这再困难的事了？？我们对莫斯科的进攻已经失败。我们英勇的部队的一切牺牲和煎熬都已归于徒劳。我们遭到了可悲的失败。
　　在克鲁格的第四军团司令部里，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已看出形势到了转折点。他后来回忆道：“我们想在1941年打败俄国的希望，已在最后一分钟化为泡影了。”
　　第二天，12月6 日，刚在6 个星期以前继提莫申科元帅任中路战线司令的格奥尔基·朱可夫将军，发动了攻势。在莫斯科前沿200 英里长的战线上，他的7 个军团和两个骑兵军——共计100 个师——全线出击。这些部队中有新入伍的，也有久经沙场开始被开刀了。我们已经看到，伦斯德由于被迫撤出罗斯托夫，已被解除南路部队司令官的职务。陆军元帅冯·包克自从在12月间遭到失败以后，胃病转重，已于12月18日由冯·克鲁格元帅接替他的工作。克鲁格的被打得落花流水的第四军团被逐出莫斯科近郊，而且永远不能再推进到那里了，甚至英勇善战、首先采用大规模装甲战而革新了现代战争的古德里安将军，也在圣诞节被解除职务，因为他未得上级批准，擅自下了撤退命令。同样喧赫一时的坦克部队司令霍普纳将军，也以同样的罪名被希特勒突然撤职，被夺了军阶，还被禁止穿着军服。他的第四装甲集团军曾到达莫斯科北面望得见城区的地方，但随即被逐退。汉斯·冯·斯波纳克将军，一年前曾以指挥空运部队在海牙登陆而得到骑士十字勋章，现在受到更严厉的处分。因为他在12月29日当俄国军队在其背后从海上登陆时，把他在克里米亚的1 个军中撤出1 个师。他不仅被立即褫夺军阶，还被拘禁，送交军事法庭审讯，在希特勒的坚持下被判以死刑。*[866]甚至善于逢迎拍马的凯特尔也和最高统帅闹起纠纷。甚至像他那样的人在12月初也清楚看到：为了避免奇灾大祸，必须从莫斯科作全面撤退。但是当他鼓足勇气向希特勒陈述这个意见时，希特勒对着他狠狠地训斥了一顿，大声骂他是个“木头人”。过后不久，约德尔看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哭丧着脸，坐在桌子旁写辞呈，旁边搁着一支左轮手枪。约德尔悄悄地挪开手枪，劝凯特尔——显然并不太费事——不要辞职，要对元首的侮辱继续忍受下去。凯特尔照办了，他以无比的耐心一直忍受到最后一刻。
　　陆军元帅冯·勃劳希契要统率一支不能像最高统帅所要求的那样常胜不败的军队，这项吃力的差使使他的心脏病一再复发。到朱可夫开始发动反攻时，他已决意要辞去陆军总司令的职务。
　　12月15日，他到新转移的防线作了视察以后回到总司令部，哈尔德见他“疲惫不堪”。他在日记上写道：“勃劳希契再也看不到有使陆军摆脱绝境的办法。”这位陆军首脑已智穷力尽。他在12月7 日曾请求希特勒兔去他的职务，12月17日又提出一次，两天以后，得到正式批准。3 个月以后，元首跟戈培尔谈起他对这位由他亲自提名统率陆军的人的真正看法。
　　元首谈到他[ 勃劳希契] 时，用的尽是些轻蔑的字眼[ 戈培尔在1942年3 月20日的日记上写道] ，说他是一个爱好虚荣、懦弱无能的可怜虫？？笨蛋一个。
　　希特勒对他的亲信谈起勃劳希契：“他算不上是个军人；他是个稻草人。
　　如果勃劳希契再留在他的职位上，哪怕是几个星期，事情就会酿成巨灾大祸。”由谁来接替勃劳希契，这个问题在陆军人士中曾引起种种猜测。但是这正如同当年由谁来接替兴登堡的猜测一样，都离谜底甚远。
　　12月19日，希特勒召见哈尔德，对他说，他将亲自接任陆军总司令。
　　哈尔德可以留任参谋总长，如果他愿意的话。哈尔德表示愿意。但是希特勒明白表示，从今以后，他将亲自掌管陆军事务，正如他掌管德国的几乎一切事务一样。
　　[ 希特勒对哈尔德说] 担任作战指挥算不得什么，是谁都干得了的。陆[867] 军总司令的任务是按照国家社会主义的方式训练陆军。我不知道有哪一位将军能按照我所要求的做到这一点。因此，我决定亲自接任统率陆军的任务。
　　希特勒就这样取得了对普鲁士军官团的彻底胜利。这位曾在维也纳当过流浪汉的前下士现在成了国家元首、战争部长、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兼陆军总司令。哈尔德在日记中不满他说：将军们现在只不过是传送希特勒命令的信差，而他的这些命令是根据他的独特的战略思想制定出来的。
　　实际上，这个自大狂的独裁者不久又给自己带来更大的权力：通过法律使自己具有德国历史上任何人——不论帝王或总统——都没有得到过的权力。1942年4 月26日，他让他的唯命是从的国会通过一条法律，赋予他对任何德国人有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力，同时明令废止与此相抵触的一切法律。
　　为了让大家相信，有必要引一下这条法律的条文。？？在目前这场战争中，德国人民正面临着一场有关生死存亡的斗争，元首必须拥有他认为必要的一切权力，以便促进或赢得胜利。为此，元首作为国家领袖、武装部队最高统帅、政府首脑和最高行政首长、最高法官和党的领袖，得以——不受现行法律规定的约束——在必要的情况下，采取一切手段强使任何德国人履行自己的职责，不论他是普通士兵还是军官，是下级文官、高级文官还是法官，是党的领导干部还是下级干部，是工人还是厂主。若有人违背自己的职责，元首经过缜密调查以后，有权不必按规定程序，给予应得的惩罚，撤销其职务、官阶和地位，而不考虑其所谓完全应该享有的权利。阿道夫·希特勒真的已不仅是德国的领袖，而且成了法律的化身。甚至在中世纪或更早的野蛮部落时代，也从没有任何德国人像他这样，在名义上、法律上和实际上一样都独揽暴君威权于一身。
　　话又说回来，希特勒即使没有增添这份权力，也已是陆军的绝对领导，现在不过是直接掌握了陆军指挥权罢了。那年寒冬，他断然采取行动，煞住了他的残兵败卒的退却，使他们免于拿破仑军队沿同一条冰天雪地的道路从莫斯科退却的命运。他禁止部队继续后撤。长期以来，德国将军们对他的死守方针是否正确一直有着争论：它到底是把部队从全军覆没中挽救出来了，还是加重了不可避免的重大损失。大多数司令官争辩说，他们当初在阵地防守不住时如果有权退却，就可以挽救出许多人员和装备，并为进行休整甚至发动反攻提供有利的条件。事实是，整师整师的部[868] 队常常被追上、被包围和被打得四分五散，如果及时退却的话，本来是可以把这些部队救出来的。
　　但是，后来也有一些将领不得不承认，希特勒坚持要部队稳住阵脚、继续战斗的坚强意志，是他在战争中的最大成就；也许正由于此，部队才没有在冰天雪地中完全土崩瓦解。勃鲁门特里特将军对这种见解有过很好的概括：希特勒执意下令部队不论在任何形势下，不论在多么困难的条件下，都必须坚守阵地，这无疑是正确的。他本能地意识到，在冰天雪地中作任何撤退，必将使前线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他也意识到，如果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德国部队一定要遭到拿破仑大军同样的命运？？由于冰雪封途，撤退只有通过空旷的田野。这样，用不了几夜，部队就支持不住，他们就会情愿在半道上躺倒等死。而且，后方也没有准备好可供他们撤退到那里的阵地，也没有他们可以守得住的任何防线。
　　一个军长冯·提伯尔斯克希将军同意这种看法。
　　这是希特勒的一个巨大成就。在那个危急的关头，部队都在回想拿破仑撤出莫斯科的故事，终日生活在这个阴影的笼罩之下。如果一经开始退却，就会仓皇四散，溃不成军。
　　德国陆军，不论是前线部队还是远在后方的大本营，全都惶惶不可终日。
　　哈尔德把这种情况生动地记在日记中。“非常困难的一天！”这是1941年圣诞节日记的开头一句话。一直到新年以后，他在日记中记述俄国军队的历次突破和德军所遇到的严重情况时，都用上了这一类词句。
　　12月29日。又是危急的一天！？？元首和克鲁格在长途电话中作了紧张的谈话。元首禁止第四军团北翼继续后撤。第九军团情况岌岌可危，该军团的指挥官们显然已不知所措。中午，克鲁格慌慌张张地打来一个电话。第九军团请求撤退到尔热夫后面？？
　　1942年1 月2 日。激战的一天！？？第四军团和第九军团情况十分危急？？俄国军队已突破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北面的阵地，把前线撕开一个大缺口，目前还看不出有重建防线的办法？？由于这种情况，克鲁格要求批准撤出深陷在敌后的阵地。与元首展开激烈争辩，元首仍坚持他的意见：不论后果如何，必须保持现有阵地？？
　　1 月3 日。马洛亚罗斯拉韦茨和博罗夫斯克之间的防线已被突破，情况[869] 越发危险。库勃勒* 和包克十分激动，要求批准撤出北路正在崩溃的阵地。元首怀疑手下的将领是否有勇气作出困难的决定，发了一顿脾气。但是部队在零下30度的严寒中明明是无法守住阵地的。元首下令：他会亲自来决定是否有必要继续撤退？？
　　但是到了这个时候，这种事情的决定权，已不在元首而在俄国军队手中了。希特勒能勒令德国军队拼死守住阵地，但是他再也阻挡不了苏联军队的前进，正跟克努特王不能阻挡潮水涌来一样*.有一次，在惊慌之中，陆军总司令部有些军官建议，使用毒气也许可能扭转局势。哈尔德在1 月7 日的日记上写道：“奥赫斯纳上校劝我对俄国人开始进行毒气战。”也许由于天气太冷了，总之这项建议没有下文。
　　1 月8 日是哈尔德在日记上记载的“万分危急的一天”。“苏希尼契[ 在莫斯科西南] 的突破，使克鲁格的处境更困难了。因此他坚持要求撤出第四军团。”这位陆军元帅给希特勒和哈尔德打了一整天的电话，坚持要求撤退。
　　到了晚上，元首才勉强同意了。他批准克鲁格“逐步地”后撤，“以便保护部队的联络”。
　　原定要在莫斯科庆祝圣诞节的德国军队，现在在这一整个可怕的冬天，却被俄军逐步地有时是迅速地击退，此外，也因为恐怕遭到俄军的包围和突破而退却。到2月底，德军已退到离莫斯科75 英里到200 英里的地方。哈尔德在2 月将尽时，在日记中记下了这次冒险进攻俄国失败的兵员损失数字。
　　他写道，到2 月28日为止，兵员损失共计1005623 人，相当于他的全部兵力的31％。其中死亡202251人，受伤725642人，失踪46511 人，（冻伤112627人）这还不包括匈牙利、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部队在俄国的重大损失。
　　春天到来，冰雪消融，漫长的战线上平静了一个短暂时期。希特勒和哈尔德开始忙于筹划向前方调派生力军，调派更多的坦克、大炮，以便重新发动攻势——至少在前线的一部分地区发动攻势。德国军队在广大的战线上再也没有发动全面进攻的力量了。严寒的冬天所造成的损失，特别是朱可夫的反攻，使全面进攻的希望破灭了。
　　但是我们现在知道，希特勒早就意识到，他要想征服俄国的[870] 这一场赌博已经失败了，不仅在6 个月的时间内办不到而且永远办不到。哈尔德在1941年11月19日的日记中记下了元首向最高统帅部几个军官所作的一次长篇“训活”。希特勒在德国军队离莫斯科只有几英里而且正在死命进攻这个城市时，便已经放弃了在年内打败俄国的希望，而在打第二年的主意了。哈尔德记下了元首的打算。
　　明年的目标。首先拿下高加索。目的，俄国南方边疆。时间：3 、4 月。北路方面，今年战事结束以后，伏洛格达或高尔基，* 时间只能在5 月底。
　　明年还有什么目标，尚待决定。一切将看铁路运输的能力而定。关于将来要建立一堵“东壁”
　　的问题也待以后决定。
　　如果苏联要被消灭的话，就用不着建立什么“东壁”。看来，哈尔德在听着最高统帅继续往下谈的时候，对这一点是动过脑筋的。
　　总的说来[ 他最后写道] ，给人的印象是，希特勒现在已认识到任何一方都不能消灭对方，并认识到这种情况将导致和平谈判。
　　对这位纳粹征服者来说，这一点认识一定是起了当头棒喝的作用的。6 个星期以前，他还在柏林发表过广播演说，“毫无保留地”宣布俄国已被“打垮，再也不能站起来了”。他的计划已经给打得粉碎了，他的希望已经化为泡影了。两个星期以后，12月6 日，当德国军队在莫斯科郊外给击退回来的时候，他的计划和希望更进一步破碎了。
　　次日，1941年12月7 日是星期日，在地球的另一边，发生了一件事件，把希特勒轻率地挑起的欧洲战争变成为一场世界大战。这场世界大战将要决定他和第三帝国的命运，尽管希特勒自己这时还不能意识到这一点。原来在这一天，日本轰炸机袭击了珍珠港。第二天，* 希特勒赶忙从他在“狼穴”的大本营乘火车回到柏林，他曾经对日本庄严地许下秘密的诺言，现在已到了履行这个诺言——或者是翻悔——的时候了。





　　第二十五章 轮到了美国

　　阿道夫·希特勒对日本的轻率的诺言，是他在柏林与亲轴心的日本外相松冈洋右经过一系列会谈之后作出的。时间是在1941年春天，正是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前不久。我们从缴获的德日会谈记录中，可以追溯出希特勒又一个重大的估计错误的来龙去脉。这份记录和纳粹在这段时期的其他文件表明，元首是多么无知，戈林是多么狂妄，里宾特洛甫是多么愚蠢，以至于他们不能了解美国的潜在军事力量——这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威廉二世、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曾经犯过的错误。
　　希特勒对美国的政策从一开始就存在着一个基本的矛盾。虽然他根本瞧不起美国的军事力量，但在战争的头两年中，却仍然尽力使美国不卷入战争。
　　正如前文所述，使美国不卷入战争，是德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主要任务。他们用尽一切手段，包括贿赂国会议员、试图津贴作家和资助“美国第一委员会”，来支持美国孤立主义者，使美国在战争中不参加到德国的敌人方面。
　　希特勒十分懂得，只要美国由罗斯福总统领导一天，希特勒的征服世界、与意大利和日本瓜分地球的狂妄计划就一天不得实现。他在私下谈话时把这一点说得很清楚。他认为，早晚要对付美国，而且用他的说法，要“狠狠地”对付。但是一次只能对付一个国家，这是他的战略迄今得到成功的秘诀。
　　对付美国的时候一定会到来，但只有在打败英国和苏联之后才能这么做。到那时候，他将在日本和意大利的帮助之下，对付暴发户美国人。胜利了的轴心国家将轻而易举地使孤立无援的美国人屈服在它们的淫威之下。
　　希特勒尽力想在对美国下手的准备工作就绪之前，使美国不卷入战争；要做到这一点，日本是关键所在。
　　1940年3 月11日，里宾特洛甫曾对墨索里尼指出，日本拥有牵制美国的力量，它可[872] 以阻止美国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那样出兵欧洲对德国作战。
　　在战争期间，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与日本人打交道时，最初特别强调不要惹得美国放弃中立的重要意义。到1941年初，他们特别急切地想把日本拖进战争，不是去打美国，更不是打他们马上就要进攻的俄国，而是去打显然快要打败、但仍不肯屈服的英国。早在1941年，德国就加紧对日本施加压力了。2 月23日，里宾特洛甫在萨尔斯堡附近的富许尔霸占来的宅邸里，接见了日本大使大岛浩将军。这位大使性情暴躁，常常使作者认为他是一个比纳粹党人还要地道的纳粹分子。里宾特洛甫对客人说，战争虽已取得胜利，但是日本“为了自身利益”，应该“尽快”参战，占领大英帝国在亚洲的领土。
　　[ 他继续说道] 日本的突然出兵，一定可以阻止美国参战。美国目前还没有武装起来，它不会愿意它的海军在夏威夷以西遭到危险。在日本出兵的情况下，美国参战的可能性更小。日本只要在其他方面尊重美国的利益，罗斯福即使拿什么丧失威望的论据来说服美国人打仗，也是不可能的。如果美国在日本进占菲律宾时也不得不袖手旁观，那未它就很不可能宣战。
　　里宾特洛甫又说，美国即使真的参战，“也绝不会对三国条约的国家的最后胜利产生多大危险”。日本舰队一定会轻而易举地打败美国舰队，战争将以英国和美国的垮台而迅速结束。这样的话对这位性情暴躁的日本大使是十分动听的，所以里宾特洛甫大讲特讲。他劝日本在华盛顿正在举行的谈判中，态度要坚决，“说话要干脆”。
　　美国只有在认识到他们面对的是坚定不移的决心以后，他们才会后退。美国人民？？不愿意牺牲自己的子弟，因此是反对参战的。美国人民本能地感到，罗斯福和幕后操纵的犹太人是在无缘无故地把他们拉迸战争中去。因此，我们对美国的政策一定要干脆、坚定？？
　　这位纳粹外交部长还提出一点警告。这个警告也曾对佛朗哥提过，但是可悲地没有产生作用。
　　德国一旦受到削弱，用不着多久，日本就将发现它自己处于全世界的围攻之中。我们坐的是一条船。现在是决定我们两国未来几世纪命运的时刻？？德国的失败也就是日本帝国的理想的告终。1941年3 月5 日，希特勒发布了一项称作“关于与日本合作[873] 的第二十四号基本命令”的绝密指示，把他的对日新政策通知了军事将领和外交部的高级官员。在三国奈为基础上的合作必须以尽早促使日本在远东采取积极行动为目标。若能做到这一步，英国的强大力量将受到牵制，美国利益的重心将转移到太平洋？？
　　作战的共同目标主要在于迫使英国迅速屈服，从而使美国不能参战。
　　占领新加坡这个英国在远东的战略重镇，肯定地意味着我们3 大强国取得了整个作战中一项决定性胜利。* 希特勒还敦促日本占领英国的其他海军基地，甚至在“一旦不能阻止美国参战时”，占领美国的基地。希特勒在指示的最后部分命令：“千万别让日本得知‘巴巴罗沙’计划的消息。”盟国日本与盟国意大利一样，不过是德国实现野心的工具，它们的政府都不能使元首推心置腹地把他的进攻俄国的打算透露给它们。
　　两个星期以后，即3 月18日，海军元帅雷德尔在同希特勒、凯特尔、约德尔开会时，强烈地要求迫使日本赶快进攻新加坡。雷德尔解释说，现在是千载难逢的大好时机，因为“整个英国舰队已受到牵制，美国对日本进行战争还没有准备好，美国舰队的力量也赶不上日本”，这位海军元帅说，攻下新加坡，就可以“解决涉及英美两国的其他一切亚洲问题”，同时，自然也可使日本得以避免与美国发生战争，如果日本希望避免的活。这位海军元帅认为，在这个问题上只有一个障碍，在他提起这一点时，希特勒一定是大皱眉头的。雷德尔警告说，根据海军情报，日本只有在“德国开始登陆英国以后”，才肯在东南亚对英国采取行动。在这次会议的海军方面的记录中，没有记载希特勒是如何回答这个问题的。雷德尔肯定知道最高统帅既没有在今年登陆英国的计划，也不存这种希望。雷德尔还提了另外一件事，元首未置可否。他“建议”“把对俄国的打算告诉”松冈洋右。日本外务相现在正在取道西伯利亚和莫斯科前往柏林途中。一路上，如赫尔国务卿所说，* 他发表了好战的亲轴心的谈话。3 月26日，他到达德国首都。当时正是希特勒感到十分狼狈的时候，[874] 因为那天夜间贝尔格莱德发生政变，南斯拉夫的亲德政府被推翻了，元首正忙于制订镇压这个难以驾驭的巴尔干国家的新计划。因此他要等到27日下午才能接见日本客人。
　　第二天上午，里宾特洛甫与松冈会谈，他的谈话不过像放了一阵留声机旧唱片，这种唱片是专门用在这种场合，放给这类客人听的。只不过话说得比往常更愚蠢，而且还不让短小精悍的松冈插嘴。这在施密特博士记录的长篇会谈秘密记录中可以看得清清楚楚（这份记录现在是缴获的外交部文件之一）。“这场战争，轴心国家是赢定了，”里宾特洛甫宣称，“英国认输只不过是时间问题。”接着他就催促日本“赶快进攻新加坡”，因为这将是“早日打倒英国的一个具有极大决定意义的因素”。面对着这样一个自相矛盾的说法，这位矮小的日本客人眼睛眨也没有眨一下。施密特回忆说：“他不动声色地坐着，对这种奇怪的谈话究竟有什么印象，丝毫也没有透露。”谈到美国的问题，里宾特洛甫说道：毫无疑问，若不是罗斯福总是给丘吉尔打气，英国早就不会打下去了？？三国条约的一个首要目标就是威吓美国？？阻止它参战？？我们必须用尽一切办法，阻止美国积极参加到战争中来，并且阻止它过于有效地援助英国？？一旦拿下新加坡，阻止美国参战也许就大有希望，因为美国是不能冒险把舰队派到日本海面去的？？这样一来，罗斯福的处境就十分困难了？？
　　尽管希特勒有过规定，不要把德国即将进攻俄国的事告诉松冈——为了防止泄露消息，这样做是必要的，但是我们就要看到，这给德国带来了灾难性的后果——里宾特洛甫还是作了若干泛泛的暗示。他告诉客人，德国和苏联的关系是没有毛病的，但是不大友好。而且，如果俄国威胁德国的话，“元首就要消灭俄国”。他又说，元首深信，如果打起来的话，“几个月之内，俄国就不存在了”。
　　施密特说，松冈听了这番话，眨一眨眼睛，满脸显出惊讶神情。里宾特洛甫这才赶忙叫他放心，说他不相信“斯大林会采取不明智的政策”。施密特说，在这当儿，里宾特洛甫被希特勒叫去讨论南斯拉夫危机问题，按说他应该举行正式午宴招待贵宾的，竟也忙得顾不上了。
　　下午，希特勒在下定了消灭另一个国家（南斯拉夫）的决心以后，对日本外务相做工作了。他开始说道，“英国已经输掉了战[875] 争，问题只在于英国能不能明智地认输”。现在，英国还抓住两根救命草：俄国和美国。希特勒在谈到苏联问题时，比里宾特洛甫谨慎一些。他说，他不相信会发生与俄国打仗的危险。归根到底，德国有着大约160 个师到170 个师的兵力“可用于防备俄国”。至于美国，他说：美国的面前摆着三条路：它可以武装自己，它可以支援英国，它也可以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
　　如果它援助英国，就不能武装自己。如果它抛开英国不管，英国就要被打垮，那时美国就会发现自己处于单独同三国条约国家作战的境地。但是，美国要想在另一条战线上作战，是绝对不可能的。
　　因此，元首最后说道，“任何人都不能想像得出”日本在太平洋动手有比现在更好的机会了。他竭力夸张地说：“这样的时机，一去难得再来。这是历史上千载难逢的机会。”松冈表示同意，但是提醒希特勒说，可惜他“做不了主。此刻他不能代表日本帝国作出肯定采取行动的保证”。
　　但是希特勒这个绝对的独裁者却能够作出保证，并真的在4 月4 日对日本作出了保证，这是在十分随便而且谁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的情况下作出的，是在松冈拜访了墨索里尼回到柏林以后。* 这第二次会谈，是在纳粹进攻另两个无辜的国家南斯拉夫和希腊的前夕举行的。这天，元首沉浸在一片好战的心情中，他急切地希望取得新的轻易的胜利，急切地希望对贝尔格莱德报仇。他说，虽然他认为与美国开战是“不合宜的”，他已经把“它包括在他的估计之内”。但是他并不认为美国的军事力量有什么了不起。德国为了阻止美国人在欧洲登陆，已作了种种准备工作。它将用潜艇、飞机对美国进行一场激战，德国有丰富的战争经验？？美国绝不是它的对手，[876］且完全不说德国士兵显然远远胜过美国人这一事实。
　　这样的吹牛使他无法不作出致命的保证。施密特在会谈记录中记了下来：如果日本与美国发生冲突，德国方面将立即采取必要的步骤。
　　从施密特的记录中可以清楚看到，松冈并没有充分体会到元首所作保证的重要意义，因此希特勒又说了一遍。
　　正如他已经说过的，一旦日美两国发生冲突，德国将立即参加。* 希特勒不仅对这个随便作出的保证付出了昂贵的代价，而且，还因为没有把他在占领巴尔干以后立即要进攻俄国的意图告诉日本而付出了昂贵的代价。松冈在3 月28日的一次谈话中，转弯抹角地问里宾特洛甫，在他回国途中，要不要“在莫斯科停留，以便与俄国人就签订互不侵犯条约或中立条约的问题进行谈判”。呆头笨脑的纳粹外交部长满不在意地回答说，松冈“在莫斯科如果可能就不必提这个问题，因为这个问题也许和当前形势不完全适应”。他并没有十分了解未来事件的意义。可是在第二天，他的木头脑袋想明白这一点，在这天的谈话中他一开头就谈起这个问题。跟希特勒即将于4 月4 日随便地作出保证一模一样，他在谈话开始时先提出了保证：一旦俄国进攻日本，“德国将立即投入战斗”。
　　他说，他所以作出这项保证，“为的是让日本放心地向南进攻新加坡，而不必担心俄国的牵制”。松冈最后谈到他前来柏林路过莫斯科时，曾向苏联建议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并暗示说俄国人颇有赞同的意思。里宾特洛甫听了，又毫不在意，只是劝松冈对这个问题“表面上敷衍一下”。
　　但是日本外务相在返国途中一到莫斯科，就和斯大林签订了一个中立条约。预见到这个条约后果的德国驻苏大使冯·德·舒伦堡，曾把条约的内容用电报通知了柏林。它规定如一方卷入战争，另一方将保持中立。这个条约是在4 月13日签字的。这是日本一直信守到底的唯一条约，虽然后来德国方面劝告日本不要遵守这个条约。因为到了1941年夏末，纳粹就要央求日本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海参崴），而不是进攻新加坡或马尼拉了！
　　尽管如此，希特勒最初并没有了解到俄日中立条约的意义。4[877]月20日，当雷德尔向希特勒问起这件事时，希特勒说，这项条约是“在德国默许之下”订立的，并说他欢迎这个条约，“因为这么一来日本就不能随意对符拉迪沃斯托克采取行动，应该引它去进攻新加坡”。* 希特勒这时深信德国能在当年夏天消灭俄国。他不想让日本在这项盖世武功中与他平分秋色，正如他过去不愿意与意大利分享征服法国的果实一样。他也有绝对的自信，可以用不着日本的帮助就能打败苏联。里宾特洛甫道出了他的主子的这种思想。他在3 月29日对松冈说，一旦俄国逼得德国“动手打起来”，“如果日本军队无法进攻俄国，他认为是对的”。
　　但是，不到三个月，希特勒和里宾特洛甫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却有了意想不到的、极大的转变。1941年6 月28日，即纳粹军队大举进犯俄国之后的第六天，里宾特洛甫打电报给德国驻东京大使欧根·奥特将军，要他尽一切力量促使日本从背后迅速袭击俄国。电报指示奥特要利用日本人抢夺领土和财富的贪欲，同时力陈这是使美国保持中立的最好办法。
　　[ 里宾特洛甫解释说] 我们可以希望，迅速打败苏俄——特别是如果日本在东方采取行动的话——最足以说服美国使其相信，跟完全孤立的英国站在一边、与世界上最强大的联盟相对抗，是徒劳无益的。松冈是赞成立即进攻俄国的，但是东京政府并不接受他的看法。政府的态度似乎是这样：如果德国果真像他们自己所说的那样能迅速打败俄国，他们就不会需要日本的帮助。可是，东京方面对纳粹能否取得闪电式的胜利尚难肯定，这就是他们所以采取上述态度的真正原因。
　　但是里宾特洛甫仍不死心。7 月10日，正是德国对俄国的进攻势如破竹的时候（我们在前边谈过，甚至连哈尔德也认为胜利[878] 已经到手了），这位纳粹外交部长在东线所乘的专车上给德国驻东京大使发去一份电报，重新提出更强烈的要求。
　　既然像日本驻莫斯科大使所报告的那样，俄国实际上已处于崩溃边缘？？日本就决不可能在完成军事准备工作之后不解决符拉迪沃斯托克和西伯利亚地区的问题？？
　　我要求你用一切办法继续要求日本尽早参加对俄国的战争？？日本参战越早越好，德日两国的目标当然仍是在冬季到来之前，在西伯利亚大铁路上会师。这样一个令人头晕目眩的大好前景，并没有能打动军国主义的日本政府。4 天以后，奥特大使回答说，他仍在尽一切力量说服日本方面尽早进攻俄国。他说松冈是完全赞同的，但是东京的内阁中“障碍很大”，奥特必须对之进行斗争。事实上，性情暴躁的松冈不久就给排挤出内阁。他的去职，使德国暂时失去了一个最好的友人。尽管我们不久将要看到，柏林和东京后来又恢复了比较密切的关系，但是无论如何也没有能密切到使日本人相信，帮助德国进攻俄国是明智的。希特勒又一次在自己擅长的惯技上，输给了一个狡猾的盟友。“这年整个秋天（以后两年中还有好几次），里宾特洛甫一直努力劝诱日本夹攻俄国，但是东京政府都拒绝了，答复很彬彬有礼，实际上就是说，“实在对不起，请原谅”。
　　这年整个夏天，希特勒一直没有死心。8 月26日，他对雷德尔说，他“相信日本在兵力一经集中以后，便将立即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日本人现在所以不动声色，我看是为了便于顺利地集结兵力和突如其来地发起进攻”。日本档案文件透露东京在这个令人为难的问题上是如何对德国虚与委蛇的，例如8 月19日，当奥特大使向日本外务次官问起日本出兵俄国的问题，外务次官回答说：“进攻俄国这类问题对日本来说是一个极端严重的问题，得三思而行。”8 月30日，越来越不耐烦的奥特大使向外相丰田海军上将提出一个问题：“请问日本有没有参加苏德战争的可能性？”丰田回答说，“日本现在正作准备，完成准备工作还需一些时间。”
　　“避免与美国发生事件！”
　　由于日本自己也有烤着的栗子取不出来，它坚决不肯为希特勒从俄国的火中取栗，因此对德国来说，在征服苏联以前，不让美国卷入战争，就成为更加重要的事情了。在1941年夏天，元首深信德国可以在冬季到来以前把苏联征服。
　　很久以来，德国海军一直不满意希特勒限制他们的活动，不许他们破坏美国对英国的货运，对抗美国海军舰只在大西洋上对德国潜水艇和海面舰只越来越厉害的敌对行动。纳粹的海军将领，比心思局限在陆地上的希特勒看问题看得远。他们几乎从一开始便看到美国参战必不可免，并力劝最高统帅对此要早作准备。1940年6 月法国战败以后，雷德尔在戈林的支持下，便立即敦促希特勒夺取法属西非，更重要的是占领大西洋上的冰岛、亚速尔群岛、加那里群岛等岛屿，以防止美国占领这些岛屿。希特勒表示颇有兴趣，但是他要先进攻英国和征服俄国，然后再对付已处于绝望境地的暴发户——美国人。参谋总部的男爵冯·福肯施但因少校，在一份绝密的备忘录中透露了希特勒在1940年夏末的观点。
　　元首现在正在忙于考虑占领大西洋诸岛的问题，其目的在于日后对美国进行战争，此间也已开始考虑这个问题。
　　由此可见，问题已不在于希特勒想不想对美国进行战争，而在于选定什么时候发动战争。第二年春天，发动战争的日期在元首心里已经有点谱儿了。
　　1941年5 月22日，雷德尔海军元帅与最高统帅会商，悲哀地报告说，海军“不得不打消占领亚速尔群岛的计划”，原因很简单：力量不够。但是到了此刻，希特勒对这项计划的兴趣却大起来了。据雷德尔的秘密札记所载，希特勒的回答是这样的：元首仍然赞成占领亚速尔群岛，以便远程轰炸机可以从那里起飞去轰炸美国，可能在秋天就会有这样的需要。
　　这就是说，在击溃苏联以后。然后就轮到美国了。两个月以后，7 月25日，正当对苏攻势进入高潮时期，希特勒对晋见他的雷德尔更明确地谈了这个问题。据雷德尔笔记：希特勒对他说，“东方战事结束以后，他将保留对美国采取严厉行动的权利”。希特勒对这位海军首领又强调地说，但是在此以前，他仍然希望“避免美国宣战？？这是因为考虑到陆军正在进行紧张的战斗”。
　　雷德尔不满意这种主张，事实上，他的日记中（现在可以从缴获的文件中看到）关于同希特勒会见的记载，都流露出他对元首抑制德国海军的做法的日益不耐烦的情绪。每一次会见时，他[880] 都想改变希特勒的看法。
　　这年年初，2 月4 日，雷德尔向希特勒呈送一份备忘录。在这份备忘录中，海军方面表示十分怀疑让美国继续像现在这样中立下去对德国的价值，实际上，海军将领们都认为，美国参战如能促使日本成为轴心方面的一员交战国，反而“对于德国的战争努力是有利的”。但是纳粹独裁者并没有为这种论点所打动。
　　雷德尔泄气极了。这时“大西洋战役”正酣，德国没有占上风。美国根据租借法案提供的大批物资源源运到英国。“泛美中立巡逻”使德国潜水艇越来越难以进行有效的活动。雷德尔把这些情况都向希特勒一一指出，但是没有收到多大效果。3月18 日，他又晋见希特勒，报告说，开向英国的美国货船得到美国军舰护航，一直到冰岛。他请求授权给他不经警告而攻击美国军舰。他要求采取一定措施，以防止美国在法属西非获得立足点。他说，美国如果获得立足点，“是十分危险的”。希特勒听了回答说，他将与外交部（不是任何其他单位而是外交部！）磋商这些问题。这不过是搪塞推托海军将领们的一个办法。这年整个春天和初夏，他一直搪塞推托。4 月20日，雷德尔又向他请求准予“按照海上截夺惯例，对美国商船开火”，希特勒也拒绝了。美德军舰的第一次正式有记录的冲突，是在4 月10日发生的。这天美国驱逐舰涅布拉克号对一艘有进攻迹象的德国潜水艇发射了深水炸弹。5 月22日，雷德尔带着一份长篇备忘录回到了伯格霍夫，他建议对罗斯福总统的不友好行动采取反措施，但是没有能打动他的最高统帅。
　　元首认为[ 海军元帅写道] ，美国总统的态度仍在未定之中。在任何情况下他都不希望发生会导致美国参战的事件。俄国战役爆发以后，避免与美国发生事件的理由就更多了。6 月21日，对苏发动进攻前夕，希特勒又对雷德尔着重地谈了这个问题。这位海军元帅曾兴高采烈地对他报告，Ｕ—253 号潜艇在北大西洋德国宣布的封锁区内发现了美国战斗舰得克萨斯号和随行的一艘驱逐舰之后，如何“跟踪前进，准备进攻”。他又说，“凡是涉及美国的事情，坚定的行动往往比明显的让步更为有效”。元首同意他所说的原则，但是不同意这一具体行动，并且再次对海军提出告诫。
　　元首详细说明，他希望在“巴巴罗沙”计划有相当进展之前，避免与美[881] 国发生任何事件。
　　几个星期以后，局势就会更加明朗起来，并且可望对美国和日本产生有利于我的影响。到那个时候，美国由于受到日本的威胁的增加，便会不那么想参战。因此，如果可能的话，今后几个星期内，必须停止在封锁区内对海军船只进行任何攻击。
　　雷德尔试图争辩说，在夜间是很难辨别出是敌舰还是中立国家的舰只的。希特勒没让他把话说完，便责成他发布避免与美国发生事件的新命令。
　　于是，这位海军首领当晚便发布命令，停止对“封锁区内外”任何军舰进行攻击，除非确定是英国军舰。对空军也下达了同样的命令。7 月9 日，罗斯福总统宣布美国军队将接替英国对冰岛的占领。柏林方面迅速作出强烈的反应。里宾特洛甫致电东京指出：“美国军队帮助英国，侵入了我们已正式宣布为战区的地方，这本身就是对德国和欧洲的侵略行为。”雷德尔急忙赶到“狼穴”，元首正在那里指挥着他在俄国的部队。雷德尔要求希特勒对这样一个问题做出决定：“应该把美国占领冰岛看作是参战，还是看作是一种应该不予理睬的挑衅行为。”在德国海军看来，美国登陆冰岛是一种战争行为。海军在一份长达两页的备忘录中，请元首注意罗斯福政府对德国犯下的其他各种“侵略”行为。海军还要求有权在必要时可以在护航区内击沉美国货船和进攻美国军舰。* 希特勒没有同意。
　　［雷德尔在关于这次会见所写的报告中说道］元首详细解释说，他迫切望美国的参战能再推迟一两个月。一方面因为东线战事需要投入空军的全部力量？？他不希望分散空军力量，那怕只是一部分；另一方面，在东线作战如能获胜，将对整个局势起巨大的影响，说不定还能对美国态度起巨大的影响。因此，他暂时不希望改变现行命令，而是希望切实避免发生事件。
　　雷德尔又争辩说，他手下的海军指挥官们如果出于，“误会”而袭击美国船只，不能要他们负责。希特勒反驳说，至少在遇到军舰时，海军要先“确实判明”是敌舰以后才能进行攻击。为了使（882 ）海军将领们正确领会他的意思，元首于7 月19日发布了一项特别命令，规定“在扩大的作战区域内的美国商船，不论是单独航行或者在英美护航队中航行，如果在使用武力以前即已判明为美国商船者，不得进行攻击”。在美国也已承认是不可入内的封锁区中，可以袭击美国商船。但是希特勒在他的命令中又特别规定：这个作战区“不包括美国到冰岛之间的航路”。“不”字下面有希特勒自己划的着重线。但是正如雷德尔所说，“误会”是不可避免的。5月2日，一艘潜水艇击沉了开往南非的美国货船罗宾·莫尔号，击沉的地点在德国封锁区外很远的地方。临近夏未时，又有两艘美国商船遭到鱼雷袭击。9 月4 日，一艘德国潜水艇向美国驱逐舰格利尔号发射了两个鱼雷，都未命中。一个星期以后，9月11 日，罗斯福在一次演说中对这次攻击作出反应，他宣布已下令海军，‘一发现就开火”，同时警告说，轴心国家的舰只如进入美国防区，那就是“自冒风险”。
　　这篇演说把柏林惹火了。纳粹报刊把罗斯福骂作。‘头号战争贩子”，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回忆说，当时希特勒“非常激动”。但是，等到9 月17日下午，雷德尔海军元帅到达东线大本营“狼穴”，力劝希特勒对“一发现就开火”的命令断然采取报复措施时，元首的怒气已经平息了。海军元帅向他请求说，现在应该对德国海军解除不得进攻美国船只这一禁令了，但是最高统帅的回答仍然是斩钉截铁的一个“不”字。
　　[ 雷德尔在关于这次谈话的记录中写道] 对俄国的战事看来到9 月底可以定局了，因此元首要求谨慎从事，在10月中旬以前，在对商船航运的作战中，避免发生任何事件。
　　雷德尔忧伤地写道，“因此，海军总司令和潜水艇舰队司令［邓尼茨海军上将]撤回了他们的建议。必须把暂时按照原先发布的命令行事的理由通知各潜水艇”。从当时形势看来，希特勒一定是用了非凡的克制能力才做到这一步的。但是，对于那些年轻的潜水艇舰长来说，他们在北大西洋的惊涛骇浪中执行任务，不断遭到日益奏效的、美国海军舰艇也常常参加的英国反潜艇措施的骚扰，要他们这样进行自我克制显然是更加困难了。7 月间，希特勒对雷德尔说，如果有一个潜水艇舰长“出于误会”击沉了美国船只的话，他绝不会查究。11月9 日，他在慕尼黑那个人所共知的啤酒馆里，对“纳粹党元老”作每年一次的讲话时，对罗斯福的演说作了回答。
　　罗斯福总统已经下令他的舰只一经发现德国舰只立即开火。我已命令德国舰只在遇到美国舰只时不要开火，但在遭到攻击时进行自卫。任何德国军[883] 官如果没有采取自卫行动，我将把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11月13日，他又发布一项新的指令，命令德国潜水艇在尽力避免与美国海军交战的同时，在受到攻击时必须进行自卫。
　　潜水艇当然早已这样做了。
　　10月16日夜间，美国驱逐舰克尔纳号在援助遭受德国潜水艇袭击的护航队时，发射了深水炸弹，德国潜水艇对它发射鱼雷，作为报复。船员11名死亡。这是美国在对德国的不宣而战的战争中的第一批伤亡。* 紧接着就有了更多的伤亡。
　　10月31日，美国驱逐舰卢本·詹姆斯号在执行护航任务中被鱼雷击沉，全舰145名人员中牺牲了100 名，包括全部7 名军官。这样，在最后正式宣战以前很久，一场真枪实弹的战争就已开始了。
　　日本自有打算
　　前边已经说过，希特勒给日本派定的任务，不是让美国参加到战争中来，而是使它置身于战争之外，至少要暂时做到这一点。他知道，如果日本拿下新加坡，威胁印度，这就不仅对英国是一个严重打击，而且也会把美国的注意力——以及一部分力量——从大西洋转移到太平洋去。甚至在他请求日本进攻符拉迪沃斯托克之后，他仍然认为日本这样做不仅是可以帮助他打垮俄国而且是可以进一步压迫美国继续保持中立的一种手段。说来奇怪得很，不论希特勒本人还是其他任何德国人，似乎从来没有想到过，日本另有它自己的一套打算，他们一直到很久以后才明白，日本在没有摧毁美国太平洋舰队、消除后顾之忧之前，是不敢在东南亚对英国、荷兰发动大规模进攻的，更不用说从背后进攻俄国了。不错，纳粹征服者对松冈作过保证，说一旦日本与美国交战，德国一定跟着参加，可是现在松冈已经下野了。此外，希特勒也曾经常不断地要求日本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集中力量对付英国和苏联，因为英国和苏联的抵抗使希特勒无法赢得这场战争。这些纳粹统治者不明白，日本可能首先考虑的是对美国进行直接的挑战。
　　这并不是说，柏林方面希望日美达成谅解。那将使三国条约的[884] 主要目的——恐吓美国，使它不敢参加战争——遭到破坏。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回答提审人员时，把元首对这个问题的想法作了一个大概是诚实而确切的估计，不过也就是这一遭：他［希特勒] 害怕，美国和日本一旦达成某种协议，就意味着使美国免除了后顾之忧，美国将会更快地发动突然进攻或参战？？他担心他们会达成协议，因为日本有某些集团是希望与美国取得和解的。野村吉三郎海军上将就是这样一个集团中的一员。他于1941年2 月到华盛顿任日本驻美国大使，从3 月份开始直到最后一刻，与科德尔·赫尔进行了一系列目的在于和平解决两国分歧的秘密会谈。这些会谈使柏林方面感到极为不安。* 老实说，德国为破坏华盛顿会谈作了最大努力。早在1941年5 月15日，威兹萨克向里宾特洛甫提交一份备忘录，指出“目前日美之间达成任何政治协议都是不可取的”。他力陈，除非能防止产生这样一种协议，否则日本将会脱离轴心。纳粹德国驻东京大使奥特将军经常访问外务省，对赫尔—野村谈判提出过警告。当美日双方不顾这种警告继续进行谈判时，德国方面又改用一种新策略，竭力诱使日本把美国放弃对英国的援助和敌视德国的政策作为日美继续谈判的条件。那是5 月间的事情。到了夏天，情况发生了变化。7 月间，希特勒最关心的是唆使日本对苏联进攻，而在这同一个月中，由于日本侵入法属印度支那，赫尔国务卿中断了与野村的谈判。到8 月中旬，日本政府建议近卫文首相与罗斯福总统亲自举行会谈，以便和平解决两国的争端，这才恢复了赫尔—野村的谈判。柏林方面对日美恢复谈判十分不快，不知疲倦的奥特不久以后又到东京外务省表达了纳粹方面对这一发展的不快情绪。外务相丰田海军上将和外务次官天羽甜言蜜语地告诉他，计划中的近卫—罗斯福会谈，只会有助于实现三国条约的目标。他们提醒他说，三国条约的目标就在于“防止美国参战”。到秋天，正当赫尔—野村谈判继续进行时，威廉街又恢复了[885] 春天用过的老策略。它在东京坚决要求日本方面指示野村向美国提出警告：如果美国对欧洲轴心国家继续采取不友好行为，德意两国可能要宣战，在这种情况下，日本将要按照三国条约的规定参加德意一边。这时希特勒仍然不希望美国参战；他采取这种手段的用意实际上是为了恫吓华盛顿，使它不敢参战，同时缓和一下大西洋上的美国的敌意。
　　赫尔国务卿立即获悉德国施加的这种新压力。这是由于当时人们所称的“魔术”而获悉的。原来美国政府从1940年底开始，依靠这种“魔术”，把日本用绝密电码拍发的电报和无线电报都抄收下来和翻译出来了——不仅是来往于东京与华盛顿之间的电报，而且还有来往于东京与柏林以及其他各国首都之间的电报。德国的要求在1941年10月16日由丰田打电报告诉野村，还附有指示，要野村把德国的要求用一种大为缓和的口气转达给赫尔。这一天，近卫政府倒台，换上来的是以狂热好战的东条英机将军为首的军人内阁。在柏林，与东条一样好战成性的大岛将军，连忙跑到威廉街，向德国政府说明这个好消息的意义。大岛大使说，东条担任首相意味着日本将更加靠拢轴心伙伴，华盛顿的谈判将要告终。不知是否故意，他并没有向他的纳粹朋友们道出停止谈判将必然会导致怎样的结果，也没有谈到东条接任首相因而将有着比他们所设想的还要多得多的意义，那就是：除非华盛顿会谈以罗斯福总统接受日本得以自由行动——不是进攻俄国而是占领东南亚——的条件而迅速结束，否则日本新政府将决意与美国进行战争。这样一种可能性从来没有在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的头脑中出现过，他们仍然认为，日本只有进攻西伯利亚和新加坡并使美国担心太平洋的局势而不敢参战，才对德国有利。元首一直没有懂得，他的糊涂的外交部长更不用说了，他们所渴望的赫尔—野村的华盛顿会谈的失败，恰恰会带来他们力图在时机成熟以前要避免的结果：美国卷进世界冲突中来。* 现在，时间越来越紧了。
　　11月15日，来栖吉三郎作为帮助野村进行会谈的特使抵达华盛顿。来栖此人曾出使柏林，签订过三国条约，多少有些亲德倾向。赫尔国务卿不久便发现这位日本外交使节没有带来什么新建[886］议。赫尔认为，他此行目的在于力图说服华盛顿立即接受日本的条件，如果不成，则以谈判来麻痹美国政府，等日本准备就绪，便发动一场迅雷不及掩耳的袭击。11月19日，东京给野村发来不祥的“风向”暗号，赫尔的密码译电员立即翻译出来。在日本大使馆每天收听的东京短波广播中，如果日本新闻广播员插进“东风，有雨”的字眼，那就意味着日本政府决定与美国作战。东京方面还通知野村，在收到“风向”的警报时，立即销毁所有密码和机密文件。
　　现在柏林方面才意识到要发生什么事了。在发出“风向”电报的前一天，11月18日，里宾特洛甫突然接到东京一项请求，希望德国与日本签订一项规定两国不与共同敌人单独媾和的条约。这使他颇为惊异。日本方面所指的共同敌人是哪些，并没有说清楚，但是很明显，纳粹外交部长是希望以俄国为第一号敌人的。他“原则上”同意了这项建议，显然是放心地认为日本这下子终于要履行它将在西伯利亚攻打苏联的含混诺言了。这是十分可喜而及时的，因为红军在辽阔的战线上的抵抗正日益猛烈，俄国冬天又已到来，它比原先预计的要早得多。日本对符拉迪沃斯托克和太平洋滨海各省的进攻，可能会增添额外压力，促使苏联迅速崩溃。
　　但是里宾特洛甫的迷梦很快就破灭了。11月23日，奥特大使从东京发来电报，向他报告说，种种情况表明，日本将要南进，目的在于占领泰国和荷属婆罗洲的油田，并说日本政府希望知道，一旦日本发动战争，德国是否将与日本患难与共。这项情报清楚地意味着，日本不是要进攻俄国，而是打算在南太平洋对荷兰与英国“开战”，而这场战争很可能使日本卷进与美国的武装冲突中。但是里宾特洛甫和奥特并没有领会到最后这一点。他们在这段时间中来往的电报表明，尽管他们现在失望地了解到日本不愿意进攻俄国，但是却仍然相信，日本的南进将是进攻荷兰与英国的属地，而不会是美国的属地。像希特勒所希望的那样，山姆大叔将继续放在一旁，等到轮到它的时候再说。纳粹德国在这个问题上所以发生种种误解，主要是由于在这个关键时刻，日本没有对德国推心置腹，把它的有关美国的重大决定通知德国。赫尔国务卿由于得到密码译电“魔术”的帮助，消息灵通多了。早在11月5日，他便得悉新任外务相东乡茂德已打电报指示野村，以11 月25日为根据日本方面的条件同美国政府签订协定的限期。日本方面于11月20日向华盛顿提出了最后建议。赫尔和罗斯福所以知道这些建议是最后建议，因为两天以后，“魔术”给他们译出的东乡发给野村和来栖的一份电报就是这样说[887] 的，只是限期延长至11月29日。
　　[ 东乡打电报给大使和特使说] 我们所以要求在25日以前解决日美关系，有种种为你们所猜测不到的理由。但假使能于29日签字？？我们决定等到那一天。这次我们已下定决心，限期绝对不再改变。
　　到限期以后，事情就会发生。1941年11月25日是一个关系重大的日子。
　　这一天，日本航空母舰特遣舰队驶向珍珠港。在华盛顿方面，赫尔在这一天到白宫，去，向国防会议提出警告说，国家面临着来自日本的危险，他并向美国陆海军首脑着重指出日本进行突袭的可能性。同一天，柏林举行了一个有点奇特的仪式。在这个仪式上，3 个轴心国家以非常盛大而铺张的典礼延长了1936年签订的反共公约。正如有些德国人所说，这是个空洞的姿态，对于把日本拉进对俄战争没有起丝毫作用，只不过是给专门说大话的里宾特洛甫一个机会，攻击罗斯福是“头号战犯”，并为被这样一个不负责任的国家领导人出卖了的“忠实、虔诚？？的美国人民”洒几滴鳄鱼之泪。
　　看来，纳粹外交部长已被他自己的话弄得飘飘然了。11月28日，里宾特洛甫参加了由希特勒主持的一次军事会议，会开得很久。当晚他召见大岛。
　　这次会谈给日本大使的印象是：德国对美国的态度（用大岛随后拍给东京的电报所说的话）已经“大大强硬起来了”。希特勒原定在对付美国的准备工作没有完成以前尽一切力量使美国不卷入战争的政策，看来要放弃了。里宾特洛甫突然怂恿日本同时对英美进行战争，并且保证第三帝国给予支持。里宾特洛甫警告大岛说，“如果日本犹疑不定？？英美的全部军事力量将集中起来对付日本”。——在欧洲战争还在进行的情况下，这是颇为愚蠢的论点。
　　他接着说：希特勒今天说过，在德国、日本同美国之间，在生存权利问题上有着根本的分歧。我们接到报告，日美谈判由于美国方面采取了强硬态度，实际上已无取得圆满结果的希望。
　　如果情况属实，如果日本决定要与英国和美国交战，我深信这不仅有利于德日双方的共同利益，而且必将为日本自身带来有利的结果。[888] 这位矮小精悍的日本大使听了又惊又喜，但是他还想核实一下自己是不是理解得不错。
　　他问道：“阁下的意思是不是说，德国与美国之间即将进入实际战争状态？”
　　里宾特洛甫迟疑了一下。也许他说得太过头了。“罗斯福是个狂人，”
　　他回答说，“因此谁也说不上他会干出什么来。”
　　从这位外交部长刚刚说过的话来看，大岛觉得这个回答是奇怪而不能令人满意的，因此在谈话快要结束时，他坚持再回到主要问题上来。他问道：假如战争果真扩大到“一直在援助英国的那些国家身上”，德国将采取什么行动？
　　[ 里宾特洛甫回答道] 一旦日本与美国交战，德国自然立即参战。在这种情况下，德国绝无可能单独与美国媾和。元首在这个问题上是下了决心的。这样干脆的保证正是日本政府一直在期待的。不错，这年春天希特勒曾对松冈作出过同样的保证。但是自从那时以来，希特勒为日本拒绝参加侵俄战争很不高兴，似乎早把这事忘得一干二净了。现在从日本方面说，剩下的唯一问题是让德国把它的保证写成书面文件。11月29日，大岛将军兴冲冲地给东京打了报告。第二天，发来了新的指示，通知他说，华盛顿谈判“现已破裂”。
　　[ 来电指示说] 因此，请阁下立即会晤希特勒总理与里宾特洛甫外长，将事态发展的概况秘密地通知他们。告诉他们：英美两国最近都采取了挑衅态度。告诉他们：英美正计划向东亚各地调集军事力量，我方必然也将调兵进行对抗。极端秘密地告诉他们：日本与盎格鲁—撒克逊国家之间存在着由某种武装冲突而突然爆发战争的极大危险，还要告诉他们：这场战争爆发的时间可能比任何人想像的还要快。
　　日本的航空母舰舰队现在正在驶往珍珠港的途中。东京迫不及待地希望德国签字。在大岛接到新指示的同一天，即11月30［889]日，日本外务相与德国大使在东京举行会谈。他对德国大使着重说明，由于日本拒绝对美国要它退出三国条约的要求让步，华盛顿谈判已告破裂。日本希望德国正确估计它为共同事业作出的这一牺牲。
　　“现在已到了作出严重决定的最后关头，”东乡对奥特将军说，“美国正在认真地准备战争？？日本并不怕谈判破裂，它希望一旦发生那种情况，德国和意大利能按照三国条约站在它这一边。”
　　［奥特在向柏林拍发的电报中说] 我回答他，德国未来的立场是无庸置疑的。日本外务相于是说道，他从我的话中了解到，德国在这种情况下将会认为自己与日本的关系是共命运的关系。我回答说，照我的看法，德国当然愿意两国在这种形势下有共同的协议。
　　珍珠港事件前夕
　　大岛将军是德奥古典音乐的热烈爱好者。尽管局势如此严重紧张，他还乘飞机到奥地利去参加莫扎特音乐节。但是这位奥地利伟大作曲家的美妙音乐，他并没能欣赏多久。12月1 日，他接到紧急通知，赶忙回到柏林。一到大使馆，便看到新发来的指示，要他加紧行动起来使德国在协定上签字。一点时间都不能耽误。
　　而现在，里宾特洛甫被逼到墙角里，却迟疑起来。这位纳粹外交部长显然开始充分意识到，他对日本的轻率许诺所引起的后果了，因此态度变得十分冷淡，谈话也是闪烁其词。12月1 日深夜，他对大岛说，他必须请示元首后才能作出任何明确的诺言。12月3 日，星期三，日本大使再到威廉街催问，但是里宾特洛甫仍然借词推脱。尽管大岛告诉他情况万分紧急，外交部长的回答仍然是，他本人是赞成签订书面协定的，但必需等本星期晚些时候元首从大本营回来以后才成，正如齐亚诺在日记中颇为得意地写到的，希特勒实际上已飞往俄国南方前线去见冯·克莱施特将军，因为“他的部队由于遭到一次意外的攻势，正在继续后撤中”。
　　这时日本方面也求助于墨索里尼，他并未到前线去，12月3 日，日本驻罗马大使拜访墨索里尼，正式要求意大利根据三国条约的规定，在日本与美国的冲突开始时，立即对美国宣战。大使还希望签订一个规定不单独媾和的条约。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那[890] 个日本译员“像片树叶似地发抖”，墨索里尼则声称，他是“乐于”同意的，不过要等与柏林方面磋商以后。
　　第二天，齐亚诺发现德国首都方面的态度极为审慎。
　　也许他们会同意的[ 他在12月4 日的日记中开头写道] ，因为除此而外，也没有别的办法。但是德国人越来越不喜欢惹得美国出兵的主张。与此相反，墨索里尼倒是乐意的。
　　不论里宾特洛甫有怎样的意见——说来奇怪，希特勒仍有几分重视他的意见——只有这样纳粹统帅自己，才能决定德国要不要向日本作出正式保证的问题。
　　12月4 日夜间，外交部长显然已得到元首同意签订条约的命令，在深夜3 点的时候，他给大岛将军送去一份条约草案。条约载明德国将与日本一同对美国作战，井同意不单独媾和。里宾特洛甫在毅然孤注一掷，跟着元首改变了两年来一直顽固坚持的政策之后，不由得希望他的盟国意大利也能迅速仿效行事。
　　昨晚被里宾特洛甫闹得通宵不安［齐亚诺在12月5 日日记中开头写道］。他两天以来迟迟未给日本答复，现在却1 分钟也不能等待了。夜间3 点钟，他派马肯森［大使] 来访，送来一份关于日本参战和同意不单独媾和的三国条约的草案。他们要我叫醒领袖，但我没有照办。领袖很高兴。
　　日本人方面现在己得到一个希特勒和墨索里尼都已赞同的条约草案，但是两人都还没有签字，这使他们还是放心不下。日本人怀疑元首之所以拖延，是因为要求得到交换条件：若要德国参加日本对美国的战争，日本就必须参加德国对俄国的战争。日本外相在11月30日发给大岛的电报指示中，就一旦德国人和意大利人提出这个棘手的问题时该如何应付，发出了几点指示。
　　如果[ 他们] 问起我们对苏联的态度，告诉他们：我国政府已在7 月间发表的声明中澄清了我国对俄国的态度。告诉他们：我国现时的南进行动，并不意味着放松对苏联的压力；如果俄国与英美进一步携手合作，对我国采取敌对行动，我们准备倾全力对付。但在目前，集中力量用于南方对我有利，我们暂时不对北方采取任何直接行动。
　　12月6 日到了。这一天，朱可夫在莫斯科前线发动反攻。德[891] 军在风雪严寒中踉跄后退，这使希特勒有更多的理由要求接受他的交换条件。东京的外务省为这个问题感到十分不安。海军特遣舰队现在离珍珠港已不远，珍珠港已在航空母舰上的飞机的航距之内。迄今为止，美国军舰或飞机一直没有发现这支特遣舰队，这真是个奇迹。但是，它还是随时有被发现的可能。
　　东京给在华盛顿的野村和来栖发去一份很长的电报，指示他们于第二天，即12月7 日星期日午后1 时正拜访赫尔国务卿，告诉他日本拒绝美国的最新建议，并着重说明，谈判“实际上已经破裂”。东京现在拼命要求柏林提供书面的支援保证。但是日本军阀对德国仍然没有推心置腹，没有把第二天即将对美国进行攻击的消息告诉他们。但是他们越来越担心，除非日本同意不仅对美国和英国作战而且也对苏联作战，希特勒可能不肯作出保证。东乡无计可施，只得再给大岛大使发出一份很长的电报，要求他尽力在俄国问题上拖延一下德国人，除非万不得已不要让步。日本的陆海军将领们尽管自欺欺人地认为自己有能力对付得了美国和英国，但总还算清醒地认识到，即使有德国的帮助，日本也不能同时再与俄国交战。东乡在那个决定命运的星期六（12月6 日）发给大岛的指示和其他被截获的电报一样，被赫尔国务卿的译电专家翻译出来，使我们能够窥见在这最后关头日本对第三帝国所玩弄的外交手腕。
　　我们希望在战略上的条件成熟以前，避免？？与俄国发生武装冲突；因此，要使德国政府了解我们的这种处境，并与他们进行商谈，使他们至少在目前不要坚持在这方面交换外交照会。
　　向他们详细解释：虽然美国在向苏联运送物资？？这些物资的质量不好，数量也不大。一旦我们对美国发动战争，我们将截获美国开往苏联的一切船只。此点务望尽力取得谅解。
　　但是，如果里宾特洛甫仍坚持要求我方在这个问题上作出保证，由于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别无他法，只有发表一项？？声明，大意为：我们在原则上将阻止美国通过日本海面向苏联运送作战物资；同时也使他们同意，允许发表补充声明，大意为：如果从战略上考虑，我们仍有必要避免苏联对日本作战（我的意思是，我们不能截夺苏联的船只），就不能彻底执行这项保证。[892] 如果德国政府拒不同意[ 上述办法] ，并以我国参战并缔结一项不得单独媾和的条约为他们同意的绝对条件，那我们别无他法，只有暂缓签订这项条约。
　　日本人其实无须这么担心。希特勒并不坚持要求日本在对美英两国作战的同时，也对俄国作战。原因是为什么，不仅东京的军国主义者或其他任何人不明白，也是违反逻辑和难以理解的。虽然，如果希特勒坚持的话，可以想像，战争的进程也许就会不一样了。
　　不管怎样，日本方面在1941年12月6 日（星期六）晚上，已下定决心要在太平洋上给美国一个沉重的打击。但华盛顿或柏林方面却没有人知道，这次打击的确切的地点和时间。这天早晨，英国海军部告诉美国政府一个消息：发现一支庞大的日本入侵舰队正在穿过暹罗湾向克拉地峡方向驶去，这表明日本方面将首先进攻泰国或马来亚。下午9 点，罗斯福总统以个人名义给日本天皇发去一封电报，请他一同寻求“驱散乌云的办法”，同时警告说，日本军队侵入东南亚将会造成“难以想像的”局势。美国海军部的情报人员已就日本海军主要舰只的位置起草了最新报告。报告说，绝大部分军舰都在日本国内港口，其中包括此刻已开到离珍珠港不到300 英里，正在把轰炸机发动起来，准备于黎明时起飞的特遣舰队的全部航空母舰和其他舰只。
　　也是在那一个星期六的夜间，海军部向罗斯福总统和赫尔先生报告说，日本大使馆正在销毁电报密码。海军方面首先要译出东乡的长篇电报，这份电报共有14个部分，陆陆续续拍发了整整一下午。海军译电员尽快地边收边译，到下午9 点30分，一位海军军官已把前13个部分的译文送到白宫。罗斯福先生正和哈里·霍普金斯在书房里，罗斯福读了电报后说道，“这是说要爆发战争了”。但是究竟在什么时候，什么地方，电报上没有说，总统也不知道，就连野村海军上将也不知道。远在东欧的阿道夫·希特勒也不知道，而且比罗斯福知道的更少。
　　希特勒宣战
　　1941年12月7 日（星期日）上午7 点半（当地时间），日本对美国驻扎在珍珠港的太平洋舰队发动了突然袭击，使柏林和华盛顿方面都猝不及防。尽管希特勒曾对松冈许下口头诺言，德国将参加日本对美国的战争，里宾特洛甫也曾对大岛大使作过保证；[893] 但是这种保证一直没有签字，日本方面也丝毫没有向德国人透露过一点关于袭击珍珠港的风声。* 而希特勒此刻又正为了重行整顿在俄国战场上丧魂落魄的将领和狼狈后撤的部队，忙得不可开交。
　　当外国广播收听台首先收到偷袭珍珠港的消息时，柏林已入夜了。外交部新闻司一个官员打电话给里宾特洛甫，把这个震撼世界的新闻告诉他，里宾特洛甫起初还不相信，并且责怪这个官员打扰了他，大发了一通脾气，他说，这个报告“很可能是敌人耍的宣传花招”，下令天亮以前不许吵醒他。
　　因此，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作证时也许说的是真话，不过也就是这一遭：“这次袭击使我们完全感到意外。我们过去认为日本可能要进攻新加坡或香港，但我们从不认为，进攻美国会对我们有利。”可是，同在法庭上所说的正好相反，他对日本进攻美国实际上是极为高兴的。或者说，他给齐亚诺的印象是这样的。
　　晚上，里宾特洛甫打电话来［齐亚诺在12月8 日的日记中这样开头］。他为日本进攻美国感到高兴。他既然这样高兴，我就不得不向他道贺，虽然我对这件事是否有利并不是很有把握？？墨索里尼（也）很高兴。很久以来他就赞成澄清美国和轴心国家之间的关系了。
　　12月8 日（星期一）下午1 时，大岛将军到威廉街，请里宾特洛甫澄清德国的态度。他要求德国“立即”对美国正式宣战。
　　［大岛给东京发去的电报称］里宾特洛甫回答说，希特勒当时正在大本营开会，讨论宣战该采用怎样的形式才能使德国人民有个好印象。他将把你的要求立即转达给希特勒，并尽一切力量促其迅速实现。
　　日本大使在给东京的电报中说，这位纳粹外交部长还告诉他，就在8 日清早，“希特勒已下令德国海军，不论在何时何地与美国船只遭遇，即行攻击”。但是这个独裁者在宣战问题上仍拖延不决。
　　据元首的记事日历所记，他于12月8 日夜间赶回柏林，第二天上午11点钟到达。里宾特洛甫在纽伦堡国际法庭上声称，他曾向领袖指出：按照三国条约的条款，德国并不一定要对美国宣战，因为日本显然是侵略者。
　　三国条约的条文规定我们只有在日本自身受到进攻时，才给予援助。我晋见元首，将当前局势中有关的法律问题作了解释。我对他说，我们固然欢迎在对英国的战争中得到一个新盟友，但是如果对美国宣战？？则又意味着增加一个必须对付的新敌手。
　　我对他说，根据三国条约的规定，既然发动进攻的是日本，我们就没有必要正式宣战。元首考虑了好一阵，然后给了我一个明确的决定。“如果我们不站在日本方面，”他说，“从政治上说，条约就不存在了。但这还不是主要的理由。更主要的是，美国已经在向我们的舰只开火。他们在这场战争中一直是一个有力的因素。由于他们的行动，他们早已造成战争的局面了。”
　　元首当时认为，美国现在要对德国进行战争是明摆着的事情。因此他命令我把护照发给美国外交代表。罗斯福和赫尔在华盛顿一直在充满信心地等待着希特勒作出这个决定。
　　他们在12月8 日对日本宣战以后，就受到相当大的压力，要他们让国会通过对德国和意大利宣战的决议。但是他们决定等等再说。珍珠港的遭到轰炸，已解除了他们进行宣战的一个束缚，现在，手头掌握的若干情报更使他们相信，一意孤行的纳粹独裁者将会解除他们的另一个束缚。* 他们曾经仔细研究了11[895] 月29日大岛大使从柏林发往东京而被美国截抄的电报，其中谈到里宾特洛甫曾经对日本方面作出保证：一旦日本与美国“交战”，德国一定与日本站在一边。在这项保证中，并没有说明德国只有在确定了谁是侵略者之后，才给予援助。这是一张空白支票。美国肯定认为，日本人此刻一定正在柏林嚷着要求兑现。
　　这张支票终于兑现了，但那是在希特勒再度犹豫之后才兑现的。
　　12月9 日，他回到柏林的当天，便下令召集国会开会，但是后来又把会议拖延了两天，一直到11日才开会。显然，正如里宾特洛甫后来所说，他已下定了决心。他受够了罗斯福对他本人和纳粹主义的种种攻击；他不能再忍受美国海军在大西洋对德国潜水艇的战争行动，雷德尔曾为此跟他唠叨了差不多一年。他日益仇恨美国和美国人，而且有一种日益增长的倾向——后患无穷地低估了美国的潜在力量，从长远来说，这一点对他更有不利的后果。* 与此同时，他又大大过高估计了日本的军事力量。看来他真的相信一旦有世界上最强海军的日本在太平洋上收拾了英美之后，便会掉过头来进攻俄国，帮助他完成征服东方的大业。几个月之后，他对一些部下确实说过这样的话：他认为日本的参战，“对我们有着非凡的价值，即使光是从它所选择的时间来看”。
　　日本人选择的时间事实上正是俄国寒冬的意外困难使我军士气遭到严重压力的时候，也正是德国人都十分担心美国早晚要参加冲突的时候。因此从我们的立场看，日本的参战再及时也没有了。
　　日本对美国在珍珠港的舰队发动突然而猛烈的袭击，无疑也受到希特勒的赞赏——他之所以赞赏，更由于这种“突袭”正是他自己最得意的拿手好戏。12月14日，他在给大岛大使颁发德国雄鹰大十字金质勋章时，表示了这种看法：你们用这种办法宣战，做得对！这种办法是唯一正确的办法。
　　他说，这与他“自己的做法”是一致的。
　　这种做法就是谈判尽可以谈下去。但如一方发现另一方只是为了进行拖延，为了欺骗和侮辱对方，而不愿意达成协议，一方则必须进行打击——自然越重越好——不必为宣战手续浪费时间。他听到日本头一批战役的消息时感到十分宽慰。他自己就常常以极大耐心进行谈判，例如与波兰和与俄国的谈判。但是当他看出对方不愿意达成协议时，便不通过任何手续，发动突然的进攻。他将来还要这样做。
　　希特勒所以这样仓促决定把美国列进他的死敌名单中，另外还有一个理由。在那一个星期中曾出入总理府和外交部的施密特博士，明白地指出了这一点。他后来写道：“我得到的印象是，希特勒虽然也估计到美国会宣战，但由于他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威望欲，要由自己首先宣战。”希特勒在12月11日向国会所作的演说也证实了这一点。
　　“我们将总是先动手，”他对那些欢呼的议员们说，“我们将总是先下手！”
　　真的，柏林在12月10日深怕美国先宣战，里宾特洛甫严令德国驻华盛顿代办托姆森，丝毫不得有什么疏忽大意以致将希特勒第二天的行动计划泄露给美国国务院。
　　12月10日纳粹外交部长通过一份长电给托姆森发去了宣战声明全文。
　　他自己一定要在12月11日下午两点半在柏林把这个声明交给美国代办。托姆森奉令在1 小时以后，即柏林时间3 点半准时把宣战声明送交赫尔国务卿，要求发给他护照，并把德国的外交代表事务委托瑞士代理。里宾特洛甫在电报的末尾警告托姆森，在递交这一照会以前，切勿与美国国务院进行任何接触。他说，“我们希望在任何情况下不要让美国政府抢先这一步”。
　　不论希特勒为何犹豫不决，使国会会议延期了两天，但从缴获到的德国外交部与驻华盛顿大使馆之间的来往电文中以及外交部其他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出，元首实际上在12月9 日，即他从俄国前线的大本营回到首都的当天，即已作出要对美国宣战的重大[897] 决定。看来这位纳粹独裁者之所以要延迟两天，并不是为了作进一步的考虑，而是为了反复推敲他的国会演说，以便使向美国宣战一事能对德国人民产生应有的效果。希特勒深深了解，德国人民对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国所起的决定性作用是记忆犹新的。
　　12月9 日，汉斯·狄克霍夫奉命起草一份关于罗斯福反德活动的长篇清单，以便元首在国会演说之用。* 狄克霍夫当时在名义上仍然是德国驻美大使，但自从1938年秋两国撤回主要外交使节以来，他一直在外交部无所事事。
　　也是在12月9 日，托姆森在华盛顿接到指示，要他焚毁电报密码和机密文件。这天午前11点30分他急电柏林：“一切均已按指示采取了措施。”
　　现在他才开始意识到柏林在闹什么鬼了。当夜，他密告德国外交部：美国政府显然也知道了。他说：“此间相信，德国将于24小时以内对美国宣战，至少是断绝外交关系。”
　　希特勒在国会里：12月11日
　　12月11日，希特勒在国会中对那些机器人似的议员们发表演说，为他的对美宣战进行辩护。这篇演说的主要内容是对弗兰克林·Ｄ·罗斯福进行人身攻击，指责这位美国总统为了掩盖“新政”的失败而挑起战争。他大声咆哮道，“只有”受到百万富翁和犹太人支持的“这个人”“应对第二次世界大战负责”。长期以来，他对这个人积累下来的满腔郁愤，如今一下子迸发成冲天怒火。这个人自始至终阻挡着他独霸世界的道路；这个人曾三番五次痛斥[898] 他；正当英伦三岛遭到沉重打击而岌岌可危的时候，这个人却对它进行有力的援助；这个人的海军又在大西洋中使他屡遭挫折。
　　现在请允许我对那个以这个人为代表的另一半世界明确表示我的态度。正当我国军队在冰天雪地中奋战的时候，这个人却狡猾地喜欢发表炉边谈话，这个人是这次战争中的头号罪犯？？
　　这个称作总统的人对我进行的侮辱性攻击，我是不屑理会的。他把我叫做匪徒，实在是无聊透顶。归根到底，这个字眼，无疑不是在欧洲而是在美洲创造出来的，因为在欧洲这里没有这种匪徒。
　　再说，我也不是罗斯福所能侮辱得了的，因为我认为他是狂人，和威尔逊一样的狂人？？他始而煽动战争，继而颠倒是非，再用基督教的伪善外衣把自己可耻地掩盖起来，然后慢慢地、肯定地把人类引向战争，还赌咒发誓请上帝来证明他进攻别人是多么正当。——简直跟从前共济会会员惯用的那一套手法一模一样？？
　　罗斯福犯下了一系列违反国际法的严重罪行。德国人和意大利人的船只及其他财产所受的非法侵夺，被拘留而失去自由的人受到威胁和掠夺。罗斯福日益嚣张的挑衅最后竟发展到这般地步：他命令美国海军在任何地点袭击并击沉悬挂德国和意大利旗帜的船只，这是对国际法的粗暴违反。美国部长们对于用这种犯罪手段击沉德国潜艇竟还大肆吹嘘。德国、意大利的商船遭到美国巡洋舰的袭击和劫夺，船员遭到监禁。
　　多年以来，德国和意大利虽然受到罗斯福总统的令人无法忍受的挑衅，却仍一直进行真诚努力，以防止战争的扩大并保持与美国的关系，这种努力现在已因此归于失败了。
　　罗斯福要把“反德情绪煽到战争的高峰”的动机是什么？——希特勒问道。他解释有两个原因。
　　我深深了解，罗斯福的思想与我的思想有着天壤之别。罗斯福出身富家，他所属的那个阶级在民主国家中有一帆风顺的坦途。我只是一个穷人家的孩子，得靠勤勉工作才能打开一条出路。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时，罗斯福的地位使他只知道战争的好处，这种好处是那些在别人流血时大做生意的人所享受的。我只是一个执行命令的普通士兵，战后复员归来，自然仍和1914年秋天一样穷困潦倒。我和千百万的人共命运，而弗兰克林·罗斯福则是和所谓“上层的一万家”的人共命运。
　　战后，罗斯福做起金融投机的买卖来。他从通货膨胀中，从别人的不幸中谋利，而我呢？？躺在病院里？？[899] 希特勒又花了一些篇幅继续作这种不伦不类的对比，然后才谈到他的第二点：罗斯福想利用战争来逃避他做总统失败的后果。
　　国家社会党开始在德国执政与罗斯福当选总统是在同一年？？他接受的国家在经济上凋敝不堪，我接管的国家则由于民主制度而面临着全面崩溃当德国在国家社会党的领导下，出现了史无前例的经济恢复和文化艺术的复兴时，罗斯福总统却没有使他的国家得到丝毫的进步？？这是不足为奇的，只要我们记住，他所号召支持他的那些人，或者不如说，把他叫来的那些人，都属于犹太分子，他们的利益只在瓦解而不在建立秩序？？
　　罗斯福的“新政”立法是完全错误的。毫无疑问，继续执行这样的经济政策，即使是在和平年代，也会把这位总统搞得焦头烂额，尽管他有如簧之舌也是枉然。他如果是在一个欧洲国家搞这一套，迟早要被控犯有故意浪费国家财富的罪名，给送上国家法庭；恐怕还难免被控犯有非法谋利罪而被送上民政法庭。
　　希特勒以为美国孤立主义者和一大部分实业界人士对罗斯福的“新政”
　　也有这样的评价，至少是也有一部分这样的评价。他竭力想利用这一点。他哪里知道自从珍珠港事变以后，这些集团的人士和全体美国人民一样，都已一致支持他们的国家了。
　　美国有许多人，其中还包括身份很高的人［他继续说，暗指上边谈到的那些集团的人士］，已经看出并完全认识到这个事实了。罗斯福已有渐成众矢之的之势。他设想解救的办法唯有一条，就是把公众的注意力从国内转移到对外政策方面？？在这一点上，他周围的犹太人支持了他？？犹太人的一切穷凶极恶的卑鄙手段都汇集到此人周围，他则伸出手来。
　　于是美国总统越来越致力于制造冲突？？多少年来这个人只有一个希望：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爆发一场冲突。
　　希特勒接着又历数了罗斯福在这方面的活动。他从1937年罗斯福在芝加哥发表“隔离演说”* 说起。“现在他［罗斯福] 害怕，”希特勒大声叫道，“如果欧洲实现和平，他在扩军方面浪费的千百万美元就要被看作是明显的欺骗，因为事实上并没有人想进攻美国——因此他一定要挑惹别人进攻他的国家。”
　　这个纳粹独裁者由于德美关系终于破裂似乎感到欣慰，他还要让德国人民也同他一样感到欣慰。
　　我认为大家一定感到欣慰，现在总算有一个国家，为真理和正义遭到史[900] 无前例的无耻糟蹋而首先提出了抗议？？日本政府在与这个人进行了多年的谈判以后，也终于再也不能容忍他的无耻欺骗了。这个事实使我们全体德国人民，我想还有全世界一切正直的人民，都深深感到满意？？美国总统最后总该懂得——我这样说只是因为他智力有限——我们已看透了他孜孜以求的目标是一个接一个地摧毁别的国家？？
　　至于德国，它不需要罗斯福先生或丘吉尔先生，更不用说艾登先生，大发慈悲。它只要求它自己的权利！它将为自己赢得这种生存的权利，哪怕有1 千个，1 万个丘吉尔和罗斯福合谋反对它？？
　　因此我已安排好在今天把护照发给美国代办，以及下列？？讲到这里，国会议员们一跃而起，大声欢呼，元首的话淹没在一片疯狂的喧闹声中。
　　没有多久，下午两点半，里宾特洛甫以极其冷淡的态度接见了美国驻柏林代办利兰·毛里斯。他让毛里斯站着，听他宣读德国的宣战声明，随后给他一份抄件，就打发他走了。
　　［声明说] 尽管从这次战争爆发以来，德国方面在与美国的来往中一直严格遵守国际法的规定，美国政府对德国终于采取了明显的战争行为。这就在实际上造成了战争状态。
　　为此，德国政府决定与美国断绝一切外交关系，并且宣布，在罗斯福总统造成的这种情况下，德国也同样认为自即日起已与美国处在战争状态。这天上演的这出戏的最后一幕是签订德、意、日三国协定，协定宣布三国“在对美英联合作战取得胜利以前，绝不放下武器”、也不单独媾和的“不可动摇的决心”。
　　仅仅6 个月以前，阿道夫·希特勒在一场在他看来胜利已经在握的战争中，面对的只是一个在围困之中的英国。可是现在，他出于有意的选择，使自己处于与世界上3 个最大工业强国相对抗的斗争中。在这一场斗争中，归根到底，军事力量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经济力量。这3 个敌国的人力合在一起，也大大超过了3 个轴心国家。在1941年岁末12月这多事的一天，希特勒和他的陆海军将领们看来都没有头脑清醒地好好权衡一下这些事实。［901]聪明的德国参谋总长哈尔德将军在12月11日的日记中，竟没有把德国已对美国宣战的事情记载下来。他只提到那天晚上他听了一个海军上校所作的关于“日美海战的背景”的讲演。日记其余部分写的全是从俄国前线许多情况紧急的地方陆续传来的坏消息。这些消息，也许是可以理解的。因为他已无暇设想将来会有这么一天，他的力量日衰的部队可能还得和来自新世界的生力军交手的问题。
　　雷德尔海军元帅对希特勒的这一行动确实是欢迎的。第二天，12月12日，他和元首谈话，宽慰后者说，“由于日本的有效干预，大西洋的局势将会有所缓和”。他谈到兴高采烈时说道：已经得到情报：有些[ 美国] 军舰正从大西洋调往太平洋。太平洋方面肯定需要更多的轻型军舰，特别是驱逐舰。运输船只会有大量需要，因此可以预料美国会从大西洋撤出商船。英国的航运任务将趋紧张。
　　希特勒在这样不顾前后作出孤注一掷的决定以后，现在却突然满腹狐疑起来，他有几个问题要向海军元帅提出。元帅“是否认为敌人在最近将来会采取步骤，占领亚速尔群岛、佛得角，甚至进攻达喀尔，以挽回在太平洋遭到挫折而丧失的威信”？雷德尔认为不会。
　　［他回答道] 在未来几个月中，美国将把它的全部力量集中到太平洋。英国由于巨型军舰已遭到惨重损失，也不愿再作任何冒险。* 他们看来也没有运输能力执行这种占领任务或提供补给。
　　希特勒要问的还有一个更重要的问题：“美国和英国有无可能暂时放弃东亚，以便首先击败德国和意大利？”海军元帅也请他不必担心。
　　［他回答道] 敌人不可能放弃东亚，即使是暂时放弃也不可能；英国如果这样做，将严重危及印度，同时，只要日本舰队占上风，美国也不可能从太平洋撤出舰队。
　　雷德尔为了鼓舞元首情绪起见，又报告说：6 艘“巨大的”潜[902] 水艇将“尽速”开往美国东海岸。
　　德国侵俄的战局既已弄到那种地步，隆美尔的部队又在北非后撤，德国最高统帅和他的军事首脑的注意力很快便从新的敌人方面移开。他们肯定地认为，这个新的敌人在遥远的太平洋上已忙得无暇西顾了。直到过了一年之后，他们才回过来再去考虑这个新敌人的问题。而这一年，将是战争期间最关紧要的一年，是出现伟大的转折点的一年，它不仅将无可更改地决定这场冲突的结局（在整个1941年中，德国人都认为战事差不多已经结束，德国差不多已经胜利了），而且要决定第三帝国的命运。第三帝国由于初期获得了惊人胜利，地位扶摇直上，迅速地升到今人头晕目眩的高度，希特勒当真相信，而且宣称，他的这个帝国将会昌盛千秋。
　　随着1942年新年的临近，哈尔德日记中的记载也越来越有不祥的兆头了。
　　“又一个黑暗的日子！”他在1941年12月30日用这句话开始他的日记，这一年除夕那天的日记也以此开头。这位德国参谋总长对就要发生的可怕的事情有了预感。





　　第二十六章 伟大的转折点：1942年——斯大林格勒和阿拉曼

　　密谋分子恢复了活动
　　希特勒的侵俄大军在1941年冬天受到严重的挫折，一批陆军元帅和高级将领的受到撤职处分，这两件事重新燃起反纳粹密谋分子心头的希望。
　　只要军队以破竹之势取得节节胜利的时候，只要德军和德国的荣耀直上云霄的时候，密谋分子是无法使高级将领们对反叛发生兴趣的。但是现在，至今天下无敌、不可一世的德国军队碰上了堪与匹敌的强手，在风雪严寒中败退；半年以来死伤兵员已过百万大关；大批最著名的将领被不容分说地撤职，其中有些人，例如霍普纳和斯波纳克，当众受到凌辱，而大多数人也受到了侮辱并成为这个残暴独裁者的替罪羔羊。* “时机看来差不多成熟了”，哈塞尔在1941年12月21日的日记中满怀希望地说。他和他的同谋分子确信，普鲁士军官团不仅（904 ）由于他们身受不体面的待遇，而且由于最高统帅在俄国严寒时节疯狂地把他们和他们的军队带到灾难边缘，一定会感到不满。前面已经谈过，密谋分子一直相信只有兵权在握的将军们才有推翻纳粹暴君的实际力量。现在正是他们还来得及动手的最后机会。最重要的是要抓紧时机。他们看到，在进攻俄国遭到失利、美国又已参战以后，战争已不再有胜利的希望了。但是也还不能说战争已经失败。他们认为，如果在柏林建立起一个反纳粹的政府并且讲和的话，还有可能得到有利的和平条款，使德国仍然成为一个主要强国，也许至少还可以保全希特勒获得的若干利益，例如奥地利、苏台德和波兰西部。
　　即使在1941年夏未击败苏联仍然大有希望的时候，他们就在反复盘算着这些念头。8 月19日，丘吉尔和罗斯福起草了大西洋宪章，这个宪章的内容给他们当头狠狠一棒，特别是其中第八条规定：在战后普遍裁军协定签订以前，德国必须解除武装。对哈塞尔。戈台勒、贝克等反对派成员来说，这意味着盟国并不想将德国纳粹分子和非纳粹分子区别对待，并且，如哈塞尔所说，“证实了英美两国不仅是在对希特勒作战，而且要摧毁德国，使它失去防卫能力”，的确，对于这位现在正专心致力于反叛希特勒，却决心要为一个没有希特勒的德国获得尽量多的东西的贵族出身的前任大使来说，大西洋宪章的第八条，“破坏了取得和平的一切合理的机会”。他在日记中就是这么说的。
　　尽管大西洋宪章的条文使密谋分子大失所望，但是大西洋宪章的公布，看来又促使他们行动起来，哪怕只是因为它使他们感到，必须在还来得及的时候干掉希特勒，以便使反纳粹的政权能为仍然占有大半个欧洲的德国在讲和中有利地进行讨价还价。他们并不反对利用希特勒的战果来为德国争取最为有利的条款，8 月底，哈塞尔、波比茨、奥斯特、杜那尼和国内驻防军参谋长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在柏林举行了一系列会谈。用哈塞尔的话来说，会谈的结果是，“德国爱国者”（他们这么自称）要向盟国提出“十分温和的要求”，但是“有一些权益则不能放弃”。这些要求和权益是什么，哈塞尔没有说；但我们从他的日记中其他部分可以看出：这等于是坚持德国1914年的东部边界，加上奥地利和苏台德区。
　　但是时间日益紧迫了。8 月底，哈塞尔在与其同党开完最后一次会议之后在日记中写道：“他们一致认为，再拖下去就太晚了。等到我们获胜的机会显然已不复存在，或者说微不足道的时候，就没有办法了。”他们曾经做过一些努力，劝诱东线战场上的重要将领，在进攻俄国的夏季战役中把希特勒逮捕起来。这种做法肯定是得不到[905] 什么效果的。因为这些将领们在战争初期获得惊人胜利的情况下，根本不会想到要推翻这个使他们能获得这样胜利的机会的人。不过这些努力在军方人士的心中也确实播下了一些种子，它们以后会萌芽成长起来。
　　这年夏天在陆军中策划密谋的核心是在冯·包克陆军元帅的司令部里，他的中央集团军正向莫斯科挺进。包克参谋部中的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少将是密谋集团的首脑人物，他早年对国家社会主义的一股热情己完全消失，使他终于成为密谋者队伍中的一员。协助他的有他的副官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还有他们安置在包克那里当副官的两个同党汉斯·冯·哈尔登堡伯爵和海因里希·冯·莱恩道夫伯爵，这两人都是德国著名世家的子弟。* 他们为自己规定的任务之一是对陆军元帅包克进行工作，劝他在希特勒访问集团军司令部时把他逮捕起来。但是对包克做工作可不是一桩容易的事情。包克虽然口口声声说厌恶纳粹主义，但是他依靠它的庇荫，官运亨通，而且他为人爱好虚荣，野心勃勃，根本不会在这场赌局的这个阶段干冒险事情。有一次恃莱斯科夫试图向他指出，元首正在把国家引向灾难，包克听了大声说道：“我不许攻击元首！”特莱斯科夫和他的年轻副官给浇了一盆冷水，但是并没有气馁，他们决定自己动手干。1941年8 月4 日，元首巡视设在包里索夫的集团军司令部。
　　他们计划当他从飞机场驱车到包克的住处时，把他逮捕起来。但是这些策划反叛的人这时还不是行家，他们没有考虑到元首的保安措施。希特勒左右前后密布着党卫队的警卫，而且他拒绝乘坐集团军方面派来的汽车，他预先调来了自己的车队，供从机场到市区之用。这就使那两个军官根本无法接近他。
　　这次失败——类似这样的失败显然还有过几次——给陆军中那些密谋分子不少教训。第一点教训是，要想抓到希特勒并不容易；他总是戒备森严的。另一点是，即使抓住他或逮捕了他也并不解决问题，因为重要将领一个个不是胆小怕事，就是由于作过忠诚宣誓，麻醉过深，不会帮助反对分子接着干下去。大概到了这个时候，即1941年秋天，陆军中有些年轻军官，其中大部分如施拉勃伦道夫等都是部队的文职人员，不得不得出这样的结论：杀死希特勒是最干脆的，也许是唯一的解决办法。因为这样一来，那些胆小怕事的将军们就可以从他们对领袖的忠诚宣誓中解放出来，拥护新政权并使陆军支持它。
　　但是在柏林的策划反叛的头目仍然不打算把事情闹大到这样地步。他们正在策划一个叫做“隔离行动”的愚蠢计划。由于某种理由，他们认为这个计划一方面可以使那些将军们不至于背弃自己效忠元首的誓言而在良心上得到安慰，同时又可以帮助他们[906] 为德国除掉希特勒。他们的想法一直到今天还令人难以理解。不过他们的计划是这样：东线和西线的高级司令官按照预先约好的暗号，一齐拒绝服从作为总司令的希特勒的命令。这当然会使将领们破坏服从希特勒的誓言，但是柏林的诡辩家们却装作看不到这一点。他们解释说，不管怎么样，这个计划的真正目的在于制造混乱局势，这种局势一出现，贝克依靠国内驻防军在柏林的部队的帮助，就夺取政权，解除希特勒的职务，并宣布国家社会主义为非法。
　　但是国内驻防军并不成其为一支军事力量。它只不过是一批乌合之众的新兵，在作为补充兵员调往前线之前受一点基本的军事训练。这次冒险要想真正获得成功，必须把在俄国前线或占领区统率着老兵的若干高级将领争取过来才成。其中一位似乎是当然人选，他就是曾参加过哈尔德想在慕尼黑时代逮捕希特勒的密谋、现任西线总司令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1942年1 月中，密谋分子派遣哈塞尔去与维茨勒本和驻比利时军事司令官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会谈，策动他们参加新的密谋计划。曾任大使的哈塞尔因已受秘密警察的监视，只得打着巡回讲学的幌子到处向德国军官和占领区的文官讲演，题目是《生存空间和帝国主义》。讲演期间，他先后在布鲁塞尔与福肯豪森、在巴黎与维茨勒本进行过秘密会谈。他对这两个人，特别是后者，获得良好的印象。
　　当许多其他的陆军元帅在俄国大显身手的时候，维茨勒本被搁在法国这条次要的战线上，感到手痒难耐。他对哈塞尔说，“隔离行动”是不切实际的想法，只有采取直接行动推翻希特勒才是唯一的解决办法，他愿意担当领导的任务。他认为，1942年夏季德国军队重新在俄国发动进攻的时候，也许是采取行动的最好时机。为了准备这一天，他希望动点小手术，先把身体弄好。不幸得很，这项决定却给这位陆军元帅和那些同谋者带来了严重后果。
　　维茨勒本和腓德烈大王等人一样患有痔疮。* 为了解除痔疮的病痛，动手术本来是平常的事。但是当这年春天维茨勒本请短期病假去动手术时，希特勒却乘机免去了他的现役职务，派伦斯德接替他的工作。而伦斯德尽管最近还遭到过领袖的不客气的对待，并不想参加反对希特勒的密谋。这么一来，密谋分子发现他们在陆军中寄予最大希望的人，成了一个没有一兵一卒的陆军元帅。没有兵力，是无论如何也建立不了新政权的。
　　密谋的领导人大失所望。他们接连举行秘密会议，筹划对策，[907] 但不能克服他们的沮丧情绪。哈塞尔于1942年2 月底的一次会议之后写道：“看来目前对希特勒是没有什么办法可想了。”但是在下列两个方面要做的事情并不少：一是解决关于他们在废黜希特勒之后究竟要建立一个什么样的德国政府的问题；一是加强他们的临时拼凑、至今效率极低的组织，以便一旦时机到来时能够接管政府。
　　在抵抗运动的领导人中，绝大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保守分子，他们的要求之一是恢复霍亨佐伦皇朝的君主政体。但是在霍亨佐伦皇室中由哪个亲王登上宝座，却一直未能取得一致意见。密谋分子中的一名文职领导人员波比茨希望由皇太子登位，但在其他人中，大多数都对皇太子深恶痛绝。沙赫特赞成皇太子的长子威廉亲王，戈台勒赞成威廉二世的幼子普鲁士的奥斯卡亲王。大家一致的是：都不考虑德皇的四子、绰号叫做“奥咸”的奥古斯特·威廉亲王，因为他是狂热的纳粹分子，党卫队的分队长。
　　到了1941年夏天，大家大致同意帝位的最适当人选是皇太子的次子，也是当时在世的年龄最大的儿子路易一斐迪南亲王。* 当时他正33岁，在迪尔伯恩的福特汽车工厂工作过5 年，现在在汉莎航空公司当雇员，接近并同情密谋分子。这个风度翩翩的年轻人终于成了霍亨佐伦皇室中最孚众望的人选。他跟得上20世纪的潮流，是个讲民主、有脑筋的人。而且他有一个美丽、聪慧而勇敢的夫人，即以前的俄国女大公寇拉公主。还有，对密谋分子来说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一点，他还是罗斯福总统的私人朋友。1938年他们夫妇在美国度蜜月时，罗斯福曾邀请他们到白宫作过客。
　　哈塞尔和他的几个朋友并不完全认为路易—斐迪南是理想的人选。1941年圣诞节前后，哈塞尔在日记中无可奈何地写道：“他缺少许多非有不可的品质。”但是他还是同意了别人的意见。
　　哈塞尔最感兴趣的是德国政府未来的政体和性质。早在上一年年初，他在与贝克将军、戈台勒和波比茨商量以后，制定了一个过渡时期纲领，1941年末又作了进一步修改。这个纲领规定：恢复个人自由；在正式宪法通过以前，由一位摄政执掌国家最高权力；这个摄政作为国家元首，可以任命政府和国务委员会。戈台勒和密谋分子中的几个工会方面的代表不赞成这样使权力过于[908] 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做法，建议立即举行公民投票，使临时政权得到群众支持，而表明其民主性质。但是由于缺少更好的办法，大家这才把哈塞尔的方案作为一个原则性的声明接受下来。后来这个方案为1943年制定的一个自由而开明的纲领所代替，后者是在赫尔莫特·冯·毛奇伯爵所领导的克莱骚集团的压力下制定出来的。
　　1942年春，密谋分子终于正式选定了一个领袖。他们一致承认贝克将军为领导，不仅因为他的才智和品德，而且因为他在将领中的威信和在国内外的声望。但是由于他们没有加紧组织起来，因此实际上也就没有让他担当起领导的责任。哈塞尔等少数人尽管对这位前参谋总长十分敬佩，却并不完全信任。
　　1941年圣诞节前不久，哈塞尔在日记中写道：“贝克的最大缺点在于空论太多，正如波比茨所说，他是一个战术家，却缺少意志力。”后来事实证明，这个评价并非毫无根据，将军的这种优柔寡断性格和严重缺乏采取行动的意志，日后证明是极其不幸的。
　　虽然如此，到了1942年3 月，密谋分子经过多次秘密会议以后还是决定“必须由贝克主持一切”（哈塞尔语）。到了月底，这位大使又写道，“贝克已正式被接受为我们集团的领袖”。但是人们从他们遗留下来的记载可以看到，在这段期间，他们的密谋活动仍然茫无头绪。在他们的无休无止的会议上，甚至最积极的成员也一直笼罩在一种很不现实的气氛之中。到这年春天，他们知道希特勒正在计划，等俄国的地面干燥以后，立即重新发动进攻。他们认为，这只会使德国在无底洞中越陷越深。但是，尽管他们谈得很多，却未见有所动作。1942年3 月28日，哈塞尔坐在他的埃本豪森乡村别墅中写下这样的日记：临离开柏林的前几天，与那森、贝克和戈台勒作了详谈。前景不甚美妙。
　　前景怎能美妙得起来呢？连个行动计划都没有。得马上行动起来，趁现在还有时间。
　　在战争的第三个春天到来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却有他的计划——而且他有实现这些计划的坚强意志。
　　德军在战争中的最后一次大攻势
　　由于希特勒愚蠢地不让德军在俄国及时撤退，造成了重大的伤亡和武器损失，使得许多指挥人员锐气大伤，也使1942年1 月、2 月间几个星期中的局面有几乎无法收拾的危险。尽管如此，希特勒死守活拼的疯狂决心无疑也有助于抵挡来势汹涌的苏军。德国军人的勇敢和坚韧的传统精神也起了作用。
　　俄国军队在北起波罗的海南至黑海的战线上发动的进攻，到了2 月20日劲头已经过去了。3 月底，又到了泥泞季节，血流成河的漫长战线相对地沉寂下来。双方都已精疲力尽了。1942年3 月30日德国陆军的一份报告透露了这一回冬季战役中遭到了多么惨重的损失，东线全部162 个作战师中，只有8 个师还有进攻的能力。16个装甲师中，只剩下140 辆坦克可供使用——比1 个师的正常数字还要少。
　　当部队休整时，现在身兼武装部队最高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希特勒，就己在忙于制定夏季攻势的计划了。其实还要早得多，早在隆冬时期部队仍在冒着风雪后撤时，他就在这么做了。这些计划不如去年那样野心勃勃。现在他才开始明白，要经过一次战役就摧毁红军的全部力量是不可能的。这年夏天，他将把大部分力量集中在南线，证服高加索油田、顿尼茨盆地工业区、库班的小麦产区，并拿下伏尔加河上的斯大林格勒。拿下这些地方，可以达到几个重要目标：使苏联失去为继续进行战争所迫切需要的石油、大量粮食和工业，另一方面却可使德国得到几乎同样急需的石油和粮食的来源。
　　希特勒在即将发动夏季攻势时，对倒霉的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说：“如果我拿不到迈科普和格罗兹尼的石油，那么我就必须结束这场战争。”斯大林很可能也说过差不多同样的话，为了把战争坚持下去，他也必须保持高加索的油田。斯大林格勒之所以变得如此重要，原因就在于此。德国占领斯大林格勒，就可以封锁住通过黑海和伏尔加河向俄国中部运送石油的最后的主要路线，如果高加索油田还保持在俄国人手中的话。
　　希特勒不仅需要石油发动飞机、坦克、卡车，还需要人来补充他的兵员日减的部队。冬季作战结束时伤亡总数是1167835 人，病员还不包括在内，后备兵员不足弥补这样的损失。最高统帅部向德国的盟国——还不如说是仆从国家——要求提供更多的部队。早在冬天，凯特尔元帅匆忙赶到布达佩斯和布加勒斯特，为夏季攻势征募匈牙利和罗马尼亚的军队，整师整师地征募。
　　戈林，最后甚至希特勒也亲自出马，请求墨索里尼提供意大利军队。
　　1942年1 月底，戈林到达罗马，点收意大利向俄国战线增援[910] 的部队。他向墨索里尼保证1942年可以打败苏联，1943年可以使英国放下武器。
　　齐亚诺发现这位脑满肠肥、胸前挂满勋章的帝国元帅简直不堪忍受。
　　他在2 月2 日的日记上写道：“此人还是那样趾高气扬，架子十足。”
　　两天以后又写道：戈林今天离开罗马。我们在艾克赛尔西奥饭店吃饭，吃饭的时候戈林别话不说，只谈他的珠宝。
　　他手上真的戴着几只漂亮戒指？？在去火车站的路上，他穿着一件宽大的黑貂皮大衣，既像1906年汽车夫的穿着，又像一个高等妓女去看歌剧时的打扮。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的腐化堕落已日甚一日了。
　　墨索里尼向戈林表示，只要德国给大炮，就在3 月份派两师意大利部队到俄国去。但是他对他的盟邦在东线的失败是如此忧心忡忡，以致于使希特勒认为有必要在这个时候举行一次会谈，以便说明德国仍然拥有多么强大的军事力量。
　　这次会谈于4 月29日和30日在萨尔斯堡举行。墨索里尼、齐亚诺和随从人员被安顿在一座巴罗克式的克莱斯汉姆宫里，这座宫殿曾经是历代王公主教的故宫，现在又经过一番装饰，布置了从法国运来的帷帘、家具和地毯。
　　意大利外交大臣猜想德国人得到这些东西大概“所费无几”。齐亚诺看到元首倦容满面。他在日记中写道，“去年冬天那几个月在俄国的生活在他身上留下了明显的痕迹，我第一次发现他添了许多白发”。* 会谈中，德国方面照例说了一通对总的形势的估计。里宾特洛甫和希特勒请两位意大利客人放心：在俄国、北非、西线和公海上，一切都很顺利。
　　他们透露，东线即将发动的攻势，矛头是指向高加索油田。
　　一旦俄国石油来源告罄[ 里宾特洛甫说] ，俄国便要屈膝投降了。然后英国？？也将屈服，以求保全被打得支离破碎的英帝国的剩水残山？？
　　美国完全是吹牛？？
　　齐亚诺带着几分耐心听着他的对手的话。但他得到的印象是：[911] 不论美国最后采取什么行动，真正吹牛的却是德国。实际上，只要他们一想到这里，“他们就觉得凉了半截身子”。
　　像往常一样，话说得最多的是德国元首。
　　希特勒没完没了的说呀，说呀，说呀[ 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墨索里尼在受罪——他也是惯于只管自己发言的，现在却不得不憋着不说话。第二天吃过午饭，在一切都谈过以后，希特勒又不住嘴他讲了1 小时又40分钟。战争与和平，宗教和哲学，以至艺术和历史，什么问题都淡了，真是一项不漏。
　　墨索里尼不由得看看手表？？德国人，可怜的德国人，天天得耐着性子听希特勒讲话。我敢担保，他讲话时的每一种姿势，每一个字眼，每一处停顿，他们莫不记得烂熟，约德尔将军经过一番了不起的克制，最后在一张长沙发上睡着了。凯特尔也直打瞌睡，但他总算没让脑袋搭拉下来。他离希特勒太近，不能由着自己？？虽然希特勒费了很多口舌，或者也可以说正是由于他费了这些口舌，总算使墨索里尼答应向俄国前线提供更多的意大利炮灰。希特勒和凯特尔从各个仆从国家得到了很大收获，据德国最高统帅部统计，“盟邦”将有52个师可供夏季作战之用——罗马尼亚27个师，匈牙利13个师，意大利9 个师，斯洛伐克2 个师，还有西班牙1 个师。这52个师约占东线的轴心国家全部兵力的1/4.在德军进攻重点所在的战线南部，将要增援41个师的生力军。其中一半，即21个师是匈牙利部队（10个师）、意大利部队（6 个师）和罗马尼亚部队（5 个师）。哈尔德等绝大多数将领并不赞成把大多的希望寄托在这么多的“外国”师上。他们认为，这些部队的作战素质往轻里说也是靠不住的。但是由于他们自己人力不足，也只得接受这些援兵。这一决定很快就对即将到来的灾难起了促成作用。
　　最初，在1942年夏天，轴心方面还大走红运。在进攻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战役开始以前，北非战场上便已取得了轰动一时的胜利。
　　1942年5 月27日，隆美尔将军在沙漠地区重新展开攻势。“他率领有名的非洲军（有2 个装甲师和1 个摩托化步兵师）和8 个意大利师（其中1 个师是装甲部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攻势把英国沙漠部队打得狼狈逃回离埃及边境不远的地方。6 月21日，他攻陷英军防线上的重镇托卜鲁克，1941年英军曾在这里坚守9 个月，直到德国撤围。两天以后，他进入埃及。6 月底，到达离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三角洲65英里的阿拉曼。盟国许多政界人士大为震惊，他们反复端详着地图，认为现在几乎已无法阻挡隆[912] 美尔给予英国一次致命打击：征服埃及，然后在得到增援的条件下，向东北推进，席卷中东的大油田，再与俄国境内的德军会师于高加索。俄国境内的德军这时已经开始从北面向高加索前进了。
　　这是盟国在战争中最黑暗的时刻之一，相对说来，是轴心方面最光明的时刻之一。但是正如前面所说，希特勒对全球战略是一窍不通的。他不知道如何利用隆美尔在非洲获得的惊人成就。他奖给这位非洲军的英勇领导人一根陆军元帅的节杖，却没有给他送去供应和援兵。”由于雷德尔海军元帅和隆美尔的一再催促，希*1941年11月和12月，在与英国军队经过一系列恶战之后，隆美尔的部队被完全逐出昔兰尼加省，一直退到该省西部边境的阿格拉一线。但是到了1942年1 月，隆美尔以其惯有的弹性，卷土重来，经过17天的快速战斗，收复了一半失地，回到加柴拉，并于1942年5 月末从加柴拉发动了一场新的攻势。
　　特勒才勉强同意首先派非洲军和一小批空军到利比亚。他这样做只是为了防止北非意大利军队的溃散，而不是由于预见到征服埃及的重要性。
　　德国要征服埃及，关键实际上在于马耳他岛。这个小岛位于地中海中间，在西西里和利比亚的轴心基地之间。英国的轰炸机、潜水艇和海面舰只就是从这个英国军事要塞出发，袭击德国和意大利向北非运送给养和兵员的船只的。1941年8 月，准备运给隆美尔的给养和增援部队，大约有35％葬于海底；10月，这个数字达到63％。11月9 日，齐亚诺在日记中悲哀地写道：从9 月19日以来，我们已放弃了向利比亚运送物资和人员的打算；每一次尝试都付出了很高的代价？？今晚我们再作尝试，7 艘轮船出发了，护航的有两艘万吨巡洋舰和10艘驱逐舰？？我们的船只全部——我说的是全部——被击沉了？？英国人在葬送我们的船只之后，返回他们[ 在马耳他] 的港口。
　　德国人过迟地从大西洋战场腾出几艘潜水艇到地中海来，并给凯塞林元帅增加了若干中队的飞机，供西西里基地使用。德国决定要使马耳他岛失去作用：如果可能的话，还要摧毁英国在地中海东部的舰队。这个决定立即收到了效果。1941年底，英国损失了3 艘战舰、1 艘航空母舰、2 艘巡洋舰以及几艘驱逐舰和潜水艇，余下的舰只被逐回埃及基地。几个星期之中，马耳他日夜遭[913] 到德国飞机的狂轰滥炸。这就使轴心的供应顺利运出——1 月间没有损失任何船只——使隆美尔得以重整旗鼓，大举进军埃及。
　　3 月间，雷德尔海军元帅说服希特勒批准了隆美尔进攻尼罗河的计划（“阿伊达计划”），同时批准了用伞兵占领马耳他的计划（“大力神计划”）。
　　从利比亚发动的进攻将于5 月底开始，袭击马耳他预定在7 月中。但是到了6 月15日，正当隆美尔得到初步成功时，希特勒却推迟了进攻马耳他的计划。
　　他向雷德尔解释说，这是因为无法从俄国前线抽调出部队和飞机。一两个星期以后，他又一次推迟“大力神计划”，说不妨等到东线夏季攻势结束、隆美尔征服埃及之后。他指示在这个时期中可用继续轰炸的办法使马耳他不能动弹。
　　但是马耳他并没有被制伏得不能动弹。由于没有能使马耳他失去作用，也没有能把它拿下来，德国即将付出昂贵的代价。6 月16日，英国的一个大护航舰队开到这个被围困的海岛。尽管损失了几艘军舰和运输船，这次行动使马耳他又恢复了基地的作用。美国航空母舰“黄蜂”号上的喷火式战斗机飞到马耳他，不久以后就使德国轰炸机再也不能轰炸这个岛屿了。隆美尔尝到了苦头。他的供应船只被击沉了3/4.隆美尔进驻阿拉曼时，只有13辆作战坦克。* 他在7 月3 日的日记中写道：“我军力量已日渐衰竭。”而这时金字塔已几乎在望，再往远处看，便是埃及和苏伊士运河这个大战利品！希特勒又失去了一个大好机会，又失去了一个由战运给他带来的最后的天赐良机。
　　德军在俄国的夏季攻势：1942年
　　到了1942年夏末，阿道夫·希特勒似乎又显得不可一世。每个月德国潜水艇在大西洋击沉70万吨英美船只。美国、加拿大和苏格兰的造船厂虽在热火朝天地加紧生产，但也补不上这个损失。尽管元首为了早日结束俄国的战事，大大削减了西线的兵力，调出了大部分部队、坦克和飞机，但是这年夏天丝毫没有迹象表明，英美部队已强大得足以在英吉利海峡对岸进行哪怕是小规模的登陆。英美部队甚至也不敢冒险占领法属西北非，其实它们如果登陆的话，软弱的法国由于派别分歧，即使企图抵抗，也是难以阻挡的，而德国在意大利和的黎波里除了有很少几艘潜水艇和几架[914] 飞机以外，别无任何武装力量。
　　英国海空军也未能阻止从法国西部港口布列斯特开出的德国两艘巡洋战舰“夏恩霍尔斯特”号、“格奈斯瑶”号和重巡洋舰“欧根亲王”号，在光天化日之下闯过英吉利海峡安全地驶回德国。* 希特勒曾经担心英美一定会占领挪威北部，因此他坚决主张这3 艘重型军舰从布列斯特闯过英吉利海峡，以便到那里去防卫挪威海面。他在1942年1 月底对雷德尔说：“挪威是决定胜负的地区。”他认为必须不借一切代价守住挪威。但是事实表明这样做是多余的。英美在西线兵力有限，对于如何使用这些兵力另有它们的计划。
　　从地图上看，希特勒到1942年9 月所占领的地区，是相当惊人的。地中海实际上已成为轴心国家的内湖，德国和意大利拥有北岸从西班牙直到土耳其的大部分地区，在南岸拥有从突尼斯到离尼罗河60英里的广大地区。事实上，德国部队现在守卫着北起北冰洋上挪威的北角、南到埃及、西自大西洋上的布列斯特、东至中亚细亚边缘的伏尔加河南岸这一片广大地区。
　　8 月23月，德国第六军团已抵达斯大林格勒正北的伏尔加河一带。两天以前，叄遄制煲巡迳隙蚨悸乘股剑馐歉呒铀魃铰鲎罡叩囊蛔椒澹?8481英尺）。8 月8 日，占领了年产石油250 万吨的迈科普油田，虽然德国人发现油田已几乎全部遭到破坏。8 月25日，克莱施特的坦克部队已进驻莫兹多克，距格罗兹尼四周的苏联最大产油中心只有50英里，距里海也只有100 英里。31日，希特勒催促高加索方面的司令李斯特陆军元帅纠集所有可以调集的力量向格罗兹尼作最后进攻，以便他“能够拿到油田”。同一天，隆美尔也向阿拉曼发动进攻，力图向尼罗河突破。
　　希特勒对他的将领们的战绩从来没有满意的时候，他于7 月13日撤去了指挥整个南线攻势的冯·包克陆军元帅的职务；又据哈尔德的日记透露，他还不断责骂大部分司令官和参谋总部进展迟缓。尽管如此，他现在仍然相信，决定性的胜利已经在握。他命令第六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在攻占斯大林格勒以后，沿伏尔加河北进，形成一个大规模的包围行动，从东西两面进逼俄罗斯中部和莫斯科。他认为俄国人已经完了；据哈尔德说，他当时曾谈[915] 到分兵越过伊朗进驻波斯湾的问题。他眼看便可以与日本在印度洋会师了。
　　德国情报部门9 月9 日的一份报告说：俄国在整个前线的后备力量都已消耗殆尽。希特勒对这份报告的正确性竟深信不疑。他在8 月底与雷德尔海军元帅举行会谈时，他的心思已从俄国转移到英美方面。他说，俄国现在在他的眼中已是一个“不怕封锁的生存空间”。他确信，不用多久便可迫使英美达到“可以谈和的程度了”。但是当年情况正如库特·蔡茨勒将军后来卧区时听悦，尽管大可乐观，却如镜中幻影。差不多所有战地的将领都和参谋总部的将领们一样，看出了这幅美丽图画上的破绽。概括说来就是：德国根本缺乏人力、枪炮、坦克、飞机和运输手段等种种资源，来实现希特勒执意要达到的目的。当隆美尔试图就埃及情况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时，希特勒命令他到赛麦林山中去养病。
　　当哈尔德和李斯特陆军元帅也想就俄国前线情况指出这一点时，他们被撤了职。
　　苏军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抵抗日益顽强，秋雨季节又日益临近，这时就连最外行的战略家也会看出德国军队在俄国南部面临着日益严重的危险。第六军团的北翼战线极长，从斯大林格勒沿顿河上溯到沃罗涅什共长350 英里，毫无掩护，希特勒在这一线部署了仆从国家的3 个军团：匈牙利的第二军团在沃罗涅什的南面；意大利的第八军团在东南面更远一些位置；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团，在斯大林格勒正西、顿河河曲的右侧。由于罗马尼亚人和匈牙利人有着很深的敌对情绪，因此得用意大利人把他们隔开。
　　在斯大林格勒南面的草原地带，还有第四支仆从军队，罗马尼亚的第四军团。这些军团的战斗力都不可靠自不用说，他们的装备也不充足，缺乏装甲、重炮和机动能力。还有，他们的兵力十分分散，罗马尼亚的第三军团只有69个营，却守卫着一条105 英里长的战线。但是这些“盟邦”的部队是希特勒所拥有的全部人马了。德国自己腾不出足够的兵力来填补这个缺口。同时，正如希特勒对哈尔德所说，由于他认为俄国人已经“完了”，因此他并不为顿河侧翼这条暴露在敌人面前的漫长战线过分操心了。
　　但是这条战线却正是掩护斯大林格勒的第六军团和第四装甲军团以及高加索战线上的Ａ集团军的关键。如果顿河侧翼垮下来，不仅斯大林格勒方面的德军要受到被包围的危险，而且高加索方面的德军也将被切断。这个纳粹统帅又进行了一次赌博。他在这年夏季战役中进行这样的赌博已不是第一次了。
　　7 月23日，正当攻势进入高潮时，希特勒又在进行另一次赌[916] 博。
　　当时俄国军队正在顿尼茨盆地和顿河上游之间全线后撤，一路迅速向东撤到斯大林格勒，一路向南退守顿河下游。德国必须当机立断：是集中力量拿下斯大林格勒、封锁伏尔加河，还是把主要矛头指向高加索，以夺取俄国的石油。早在月初，希特勒便已反复考虑了这个决定大局的问题，但他拿不定主意。最初，石油气味的引诱力很大。Ｂ集团军所属的第四装甲军团本来已经推进到顿河河曲一带，离斯大林格勒已经不远，但是希特勒却于7 月13日把它从Ｂ集团军中抽调出来，派到南方去帮助克莱施特的第一装甲军团越过罗斯托夫附近的顿河下游，继续向高加索油田推进。这时，第四装甲军团本来也许可以奔袭轻取几乎没有防卫的斯大林格勒。但是等到希特勒发觉自己犯了错误，为时已经太晚了。接着他一错再错。两个星期以后，当第四装甲军团回师北上，向斯大林格勒进发时，俄国人已经充分恢复过来，足以抵挡德军了；第四装甲军团的撤离高加索前线，又使克莱施特的力量大受削弱，无法完成向格罗兹尼油田进军的任务。* 这一支强大的装甲部队回师向斯大林格勒推进，是希特勒在7 月23日所作的致命决定的结果之一，他不顾哈尔德和前线指挥官的劝告而作出的要求同时拿下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狂妄决定，具体规定在德国陆军历史上著名的第四十五号指示中。这是希特勒在战争时期所作的最有决定命运意义的一项决定。因为不上几天，这项决定便得到了两头落空的结果，从而导致德国军队有史以来最为丢脸的失败，它确定了希特勒永远不能赢得战争的胜利，千秋万代的第三帝国的日子已经屈指可数了。
　　哈尔德将军惊惶之至。在乌克兰维尼察附近的“狼人”大本营（7 月16日，希特勒搬到这里，为的是离前线更近一些）出现了一场激烈的争吵。参谋总长哈尔德极力主张集中主要力量打下斯大林格勒，并试图解释，德国陆军根本没有力量能在两个不同方向同时进行两场强大的攻势。希特勒反驳说，俄国人已经“完了”。哈尔德便竭力使他相信：根据陆军的情报，情况远非如此。
　　[ 这天晚上哈尔德在日记上忧郁地写道] 对敌人的力量一直作过低的估[917] 计，达到了可笑的程度，并且越来越具有危险性。在这里要想认真地进行工作已经不可能了。凭着浮光掠影的印象作出病态的反应，对形势及其发展前景毫无估计的能力——这些使这个所谓“领导”具有一种极其特别的性质。
　　哈尔德担任参谋总长职务的日子也已屈指可数了。后来他在回想当年的情况时写道：希特勒的决定与自古以来公认的战略、战术原则不再有共同之处。他的决定是一种狂暴的天性在一时冲动下的产物，这种天性不承认可能性是有限度的，而只凭愿望和梦想行事？？关于哈尔德所说的最高统帅“对自己力量病态地估计过高，对敌人力量有害地估计过低”的情况，他后来谈过这样一桩事情：有一次，有人把一份非常客观的报告念给他听。报告上说，斯大林于1942年在斯大林格勒以北、伏尔加河以西地区仍能集结100 万到125 万生力军，在高加索的50万人还不包括在内。这份报告并证实了俄国为前线生产的坦克每月至少达1200辆。希特勒未等听完，便攥着拳头、嘴角挂着白沫，把念报告的人大骂了一顿，不许他今后再念这种愚蠢的废话。哈尔德说：“用不着有未卜先知的天才，也能预见到一旦斯大林把这150 万大军用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侧翼，将会出现怎样的局面。* 我十分清楚地向希特勒指出这一点。但是结果却是解除了我陆军参谋总长的职务。”
　　这事发生于9 月24日，早在9 月9 日，哈尔德听凯特尔说，握有高加索方面军队最高指挥权的李斯特陆军元帅已被革职，他便料到下一个该轮到他下台了。凯特尔还告诉他，元首认为他“在精神上已不能胜任他所担任职务的要求”。关于这个问题，希特勒在哈尔德24日向他辞行时向他作了详细的解释。
　　“你我的神经都太紧张了。我有一半是为了你的缘故。我看不值得再这样拖下去了。我们现在需要的是国家社会主义的热情，而不是专业的能力，在你这样的旧式军官身上，我是得不到这种热[918] 情的。”
　　哈尔德事后评论道：“这种话简直不像是一个负责的统帅说的，而像是一个政治狂人说的。”弗朗兹·哈尔德就这样下了台。他并不是没有缺点的。和前任参谋总长贝克将军一样，他的思想常常混乱，缺乏行动的毅力。虽然他有时也反对希特勒的做法，尽管不起作用，但是仍然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德国其他的陆军高级将领一样，还是同希特勒合作，并且在一个长时期内助长了他的疯狂侵略和征服。不过他总算还保持着某些文明时代的德性。他是第三帝国陆军的最后一个旧派的参谋总长。* 继他之后任参谋总长的是库特。蔡茨勒将军。他比哈尔德年轻，是属于另一类的军官，曾在西线的伦斯德手下当过参谋长。
　　陆军参谋总长一职曾有一度，特别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在德国陆军中职位最高、权力最大。现在库特。蔡茨勒在任这个职务时，却比元首的一个听差好不了多少。他一直做到1944年7 月发生谋刺希特勒的事件为止。调换一个参谋总长并不能改变德国陆军的处境。这时分兵两路进攻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的德军，受到苏军的顽强抵抗，阻滞不前。10月份一个月中，斯大林格勒一直进行着激烈的巷战。德军逐屋战斗，虽获得一些进展，但损失十分惊人。因为正如经历过现代战争的人都知道的，大城市中的断垣残壁，十分有利于顽强而持久的防守。俄国人充分利用这些障碍物，拼命争夺每一寸焦土废墟。尽管哈尔德及其继任者对希特勒作过警告：德国进攻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已疲惫不堪，但是最高统帅仍然硬要他们继续前进。一批又一批新的师投入战斗，但转眼间就在这人间地狱中化为齑粉。
　　进攻斯大林格勒本来只是达到目的的一个手段，但是现在却成为目的本身了。当德国部队已到达斯大林格勒城郊的南北两面的伏尔加河西岸，切断了伏尔加河的交通时，这个目的实际上已经达到了。但现在对希特勒来说，能否占领斯大林格勒已成了一个关系到个人威信的问题。有一次，蔡茨勒居然鼓足勇气向元首[919] 提出一个建议：由于沿顿河一带漫长的北翼战线情况危险，应将第六军团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到顿河河曲一带。希特勒听了勃然大怒，厉声说道：“德国士兵到了哪里，就要守在哪里！”
　　虽然情况困难，损失惨重，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却于10月25日打电报向希特勒报告：他估计至迟可于11月10日完全占领斯大林格勒。希特勒听到这项保证兴奋极了，第二天便发下命令：第六军团和正在斯大林格勒南面作战的第四装甲军团应准备于斯大林格勒攻陷之后，立即沿伏尔加河向南北两面继续向前挺进。
　　希特勒并不是不知道顿河侧翼战线所受到的威胁。最高统帅部大事日记的记载表明，这种威胁曾引起过希特勒的相当不安。但是问题在于：他没有充分意识到这种威胁的严重性，结果是没有设法去应付这种威胁。他深信局势已在他掌握之中，于是在10月的最后一天，他和最高统帅部人员及陆军参谋总部撤出了在乌克兰维尼察的大本营，回到腊斯登堡的“狼穴”。他确实相信，如果苏联果真会发动什么冬季攻势的话，也只能在中路和北路战线发动。那样他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可以更好地进行指挥。
　　他一回到腊斯登堡，坏消息便从另一条战线也是更遥远的战线传来了。
　　隆美尔陆军元帅的非洲军遇到了困难。
　　第一个打击：阿拉曼之役和英美军队的登陆
　　8 月31日，在交战双方都称之为“沙漠之狐”的隆美尔，在阿拉曼重新发动进攻，企图包围英国第八军团，进逼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从地中海边到盖塔拉低地之间约40英里长的沙漠战线上，在酷热天气中进行了一场恶战。但是隆美尔没有达到目的，9 月3 日，他中止战斗，转攻为守。在埃及的英军好不容易得到了人员、枪炮、坦克、飞机的有力增援（坦克和飞机主要来自美国）。8 月15日，还调来了两个新司令官：一位是脾气古怪却颇有天才的将军伯纳德·劳·蒙哥马利爵士，接任了第八军团司令；另一位将军哈罗德·亚历山大爵士，后来证明是一位出色的战略家和有才干的行政官，他担任了中东总司令的职务。
　　隆美尔在这次挫折后不久，请病假到维也纳南面山区的赛麦林医治鼻疾和肝肿病。10月24日下午，他在那里接到希特勒打来[920] 的电话。“隆美尔，非洲的消息很不妙。情况一时好像还弄不清。
　　看来没有人知道施登姆将军的下落。* 你觉得能回到非洲，重新接管那边的工作吗？”隆美尔病虽未好，同意立即回到非洲。
　　蒙哥马利于10月23日下午9 点40分发动进攻。10月25日晚，隆美尔回到阿拉曼西面的司令部时，德军已给打败了。第八军团的大炮、坦克和飞机太多了，尽管意、德军战线仍在固守，尽管隆美尔仍在拼命调动他那些备受打击的各师，以抵挡来自各方的进攻，或甚至还展开反攻，但是他已意识到形势毫无希望了。他没有人员、坦克、汽油的后备力量。英国皇家空军这时终于完全掌握了制空权，对德军的人负、装甲车辆和剩下来的军需物资进行了无情的轰炸。
　　11月2 日，蒙哥马利的步兵和装甲部队突破了战线的南部，开始压倒守卫这一防线的意大利师。这天晚上，隆美尔向设在2000英里以外的东普鲁士的希特勒大本营发去一封无线电报，报告说他再也守不住了，打算乘目前为时尚不算晚，向西撤退到40英里之外的富卡阵地。
　　第二天，当他已开始这样行动时，最高统帅打来了一份很长的无线电报。
　　致隆美尔陆军元帅：我与德国人民怀着对你的领导能力和在你领导之下的德、意部队的英勇精神的忠实信心，注视着在埃及进行的英勇防御战。在你现在所处的形势下，只有坚宁阵地，绝不后退一步，把每一条步枪、每一个士兵投入战斗，舍此别无考虑？？你可向你的部下指明，不是牲利就是死亡，别无其他道路。
　　阿道夫·希特勒如果服从这项愚蠢的命令，意、德军队将立即遭到歼灭。拜尔莱因将军说，隆美尔接到这项命令时，头一遭在非洲感到不知怎么办才好。经过一番内心斗争，他决定服从最高统帅的决定，而不理会实际指挥德国非洲军的里特。冯·托马将军的反对。托马将军曾经表示，不管怎么样，他也要撤退。* 隆美尔后来在日记中写道：“我终于强迫自己接受这个决定，因为我经常要求部下无条[921]件服从，所以我希望自己也能接受这个原则。”后来，他才明白这是不对的。他后来的日记表明了这一点。
　　隆美尔一面勉强地下了一道停止退却的命令，一面派专人乘飞机回国向希特勒说明：除非同意他立即撤退，否则全军将要覆没。但是事态的发展已使得这次旅行成为多余的了。11月4 日晚，隆美尔冒着因违抗命令而被送上军事法庭的危险，决走保全他的残兵败卒，撤退到富卡。但是能撤出来的，也只是装甲部队和摩托化部队的残部。步兵（其中大部分是意大利部队）只得抛在后头听任他们投降，事实上多半已经投降了。11月5 日，元首来了一份简略的回电：“我同意将部队撤到富卡阵地。”但是富卡阵地早已被蒙哥马利的坦克越过了。隆美尔率领他的非洲军残部在15天中一气溃退了700 英里，一直撤到班加西以西，但是到了那里还是没有驻足喘息的机会。残部中有意大利部队25000 人，德国部队10000 人，60辆坦克。
　　这是阿道夫·希特勒末日的开始，也是他的敌人迄今为止赢得的最有决定性的一场战役。虽然，下面还有一场比这更具有决定性的战役即将在俄国南部冰雪覆盖的草原上开始。但是在它爆发以前，希特勒还将从北非听到更坏的消息，这个消息决定了轴心力量在世界这一地区的命运。
　　早在11月3 日，元首大本营在接到隆美尔惨败的初步报告时，使得悉发现有盟军舰队在直布罗陀集结的消息。最高统帅部中谁也猜不透这批舰队的动向如何。希特勒认为只不过是驶往马耳他的又一批由众多舰只护送的船队而已。这是很有趣味的事情，因为半个多月以前，即10月15日，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人员就曾讨论过几份关于“盎格鲁一撒克逊”即将在西非登陆的报告。情报显然来自罗马。因为在一个星期之前，即10月9 日，齐亚诺在与军事情报机关的领导人会谈以后，在日记中就写道：“‘盎格鲁一撒克逊’正准备在北非大举登陆”。这个消息使齐亚诺大为沮丧；他预见到这次登陆将不可避免地导致盟军对意大利本土进行直接的进攻。事实证明这个预见是正确的。
　　希特勒最初听到这个情报，并没有予以十分重视，因为这时他正为俄国人并未停止他们的拼死抵抗而操心，根本没有心思考虑别的问题。10月15日在最高统帅部的一次会议上，约德尔建议准许维希法国增援北非，以便使法国人能够击退英美的登陆部队。据最高统帅部的大事日记所载，元首没有同意这个建议，认为这可能引起意大利人的不满，意大利人对增强法国力量的任何措施都是嫉妒的。直到11月3 日为止，德国最高统帅部中似乎再没有[922] 人提起这件事。但是在那一天，尽管在直布罗陀的西班牙一边的德国情报人员已经报告，说有大批英美舰队集结，希特勒由于正在忙着为在阿拉曼的隆美尔打气，对于在他看来只是又一批开往马耳他的护航队的小事，并没有关心。
　　11月5 日，最高统帅部接到报告：一支英国海军部队正从直布罗陀向东开出。但是一直到11月7 日早晨，美英部队在北非开始登陆的12个小时之前，希特勒才对来自直布罗陀的最新情报稍作考虑。这天上午他在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又接到报告：英国驻在直布罗陀的海军部队正与从大西洋调来的大批运输船只和军舰会合，向东驶往地中海。参谋人员和元首进行了长时间的讨论。这一切意味着什么？这一大批海军舰只的目标何在？希特勒说，他现在倾向于这样的看法，即西方盟国可能试图用四、五个师的兵力在的黎波里或班加西作大规模登陆，以便从后方打击隆美尔。最高统帅部的海军联络官西奥多·克朗克海军上将宣布说，敌军部队最多不过两师人，就算两师人吧，也必须采取行动对付。希特勒要求地中海方面的空军立即加强力量，但是得到的回答却是：“目前”不可能办到。根据最高统帅部大事日记来判断，这天早晨希特勒只办了一件事情，那就是通知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准备执行“安东计划”。这个计划是占领法国至今尚未被德国控制的地区的代号。
　　希特勒没有把这个预兆不妙的消息或隆美尔的困难处境放在心上——如果英美在他的后方登陆的话，隆美尔将成为瓮中之鳖。希特勒也没有把最近从俄国前线传来的一个情报放在心上，这个情报警告说，俄军即将在斯大林格勒的德国第六军团的背后顿河沿岸发动反攻。11月7 日午饭以后，希特勒乘车到慕尼黑去了，因为第二天早晨，国社党的老党员将要在慕尼黑举行一年一度的庆祝“啤酒馆政变”的纪念集会，希特勒预定要在会上发表演说！* 正如哈尔德所说，在战争期间这一危急的关头，希特勒作为政客的本性压倒了他的作为军人的本性。他把在东普鲁士的最高统帅部临时交由一个名叫冯·布特拉一勃兰登菲尔斯的上校负责，最高统帅部的负责军官凯特尔元帅和约德尔将军与希特勒一同去参加啤酒馆庆祝活动了。希特勒曾经坚持要亲自过问在辽阔的战线上的师、团以至营的行动，以指挥战事。但正当希特勒的纳粹大厦开始倾陷的关头，他却为了一桩并不重要的政治事务，到远离战线数千英里的地方作这一次旅行，这种做法实在是奇特和疯狂的行动。希特勒开始变了，他开始腐朽衰退了。正如戈林早[923] 已如此一样。戈林的一度强大的空军在日趋衰微，但是他却日益迷恋他的珠宝和玩具火车，根本没有时间来考虑这一场旷日持久、日趋艰苦的战争的种种不愉快的现实问题。
　　艾森豪威尔将军统率的英美部队于1942年11月8 日午夜1 点30分在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海滩登陆。早晨5 点30分，里宾特洛甫从慕尼黑打长途电话到罗马，把这个消息告诉了齐亚诺。
　　[ 齐亚诺在日记中写道] 他颇为紧张不安，问我们准备如何应付。说老实话，我冷不防被他的电话叫醒，困得没法给他一个十分满意的回答。
　　这位意大利外交大臣从德国大使馆打听到，使馆人员都“给这个意外的消息真的吓坏了”。
　　希特勒从东普鲁士开出的专车直到下午3 点40分才抵达慕尼黑。他接到的关于盟军在西北非洲登陆的最初报告是颇为乐观的。报告说，法军在各地奋勇顽抗，并在阿尔及尔和奥兰击退了试图登陆的敌军。在阿尔及利亚，亲德的达尔朗海军上将得到维希政权的批准，正在组织抵抗。希特勒作出的最初反应是很混乱的。他下令立即加强克里特的守军——克里特离开新的战场十分遥远——他解释说，采取这项措施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向非洲运送增援部队。他命令秘密警察把魏刚将军和季劳德将军* 带到维希那里监视起来。他要求冯·伦斯德元帅准备执行“安东计划”，但在他给予新的指示之前，不要越过在法国的分界线。他要求齐亚诺和现任维希法国总理皮埃尔·赖伐尔第二天来慕尼黑见他。
　　希特勒在这24小时之中，一直沉湎于这种想法：力求与法国结成联盟，使它参加对英美的战争，同时在眼前，尽力加强贝当政府反对盟军在北非登陆的决心。11月8 日星期日早晨，贝当与美国断绝了外交关系；这位高龄的法国元帅并对美国代办发表声明，表示法国部队将抵抗英美的入侵。贝当的这些行动，大概助[924] 长了希特勒的上述想法。最高统帅部在那个星期日的大事日记强调说，希特勒一心想达成“与法国的全面合作”。这天晚上，德国驻维希代表克鲁格·冯·尼达向贝当提出一项建议，要求德法结成紧密的联盟。但是第二天，元首在向老党员作了讲话（他在这次讲话中宣称斯大林格勒“牢牢掌握在德国手中”）以后，又改变了主意。他告诉齐亚诺，他毫不幻想法国会有什么作战的愿望，他已决定“全面占领法国，登陆科西嘉岛，在突尼斯建立一个桥头堡”。这一决定在赖伐尔乘汽车于11月10日抵达慕尼黑后就通知了他，虽然没有告诉他执行的时间。这个法国卖国贼连忙答应说服贝当接受元首的要求，但建议德国方面可先按计划行事，无需等待那位衰老昏债的老元帅的同意。这当然正中希特勒的下怀。齐亚诺在日记中对这个在战后以叛国罪被处决的维希总理有一段描写。
　　赖伐尔打着白领结，穿着法国农村中产阶级服装，在大厅中许许多多身着制服的人中间特别显眼。他极力用亲切的语调谈他这次旅行的情况，说他在车上睡得很久。但没有人理睬他这些话。希特勒对他保持了冷淡的有礼态度？？
　　这个可怜虫想也没有想到德国人将把怎样的既成事实摆到他的面前。当赖伐尔在隔壁房间里抽着香烟和各式各样的人交谈时，德国方面正在发出占领法国的命令——关于即将采取的行动，一句话也没有对他讲。冯·里宾特洛甫告诉我，要到第二天早晨8 点钟才会这样通知赖伐尔：由于夜间接到的情报，希特勒迫不得已着手全部占领法国。希特勒完全违反停战协定占领法国非占领区的命令，是在11月10日下午8 点半钟发下的，于第二天早晨执行。除了贝当表示无效的抗议以外，未发生任何事件。意大利人占领了科西嘉岛。在艾森豪威尔的部队来得及赶到之前，德国飞机开始空运部队，占领法属突尼斯。
　　这种希特勒式的欺骗行为还有一桩，而且是更典型的一桩。11月13日，元首向贝当保证，德国和意大利都不会占领土伦的海军基地。停战以后，法国舰队便被冻结在那里。11月25日，最高统帅部的大事日记记载说，希特勒已经决定尽速执行“利拉计划”，* 这是占领土伦并夺取法国舰队的代号。
　　27日早晨，德军进攻土伦[925] 军港，但法国水兵进行了抵抗，使得舰上人员能够按照德·拉波德海军上将的命令把这些舰只凿沉。法国的舰队因此没有落到在地中海迫切需要它的轴心国手中。但盟国也没有得到这批舰队，它们对盟国来说也是极有价值的。
　　希特勒赶在艾森豪威尔之前拿下了突尼斯，但这却是一个值得怀疑的胜利。在他的坚持之下，为了守住这个桥头堡，共投入了约25万德国和意大利军队。如果在几个月前，元首把这批部队和坦克的1/5 用于增援隆美尔，这头“沙漠之狐”现在很可能已越过尼罗河，英美在西北非的登陆就不可能发生，地中海也不会无可挽回地落到盟国手中，从而使轴心国的腹部还能得到保护。但是如今的事实却是：希特勒在这年冬天迫不及待地送到突尼斯来的每一个士兵、每一辆坦克、每一门大炮以及非洲军的残部，到春末就要完全损失，德国部队被押进战俘营的人数，比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还要多。现在我们必须回过头来谈谈斯大林格勒战役了。
　　在斯大林格勒的惨败
　　11月19日黎明，俄国军队在大风雪中向顿河展开了猛烈反攻。几小时以后，消息传到伯希特斯加登，这时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的主要将领们正在阿尔卑斯山上胜地流连忘返。最高统帅部虽然也曾料到苏军可能在顿河地区发动进攻，但并不认为有什么大了不起，非得要希特勒于11月8 日晚在慕尼黑向他的老党员同志发表了他的出名的啤酒馆演说之后，同他的主要军事顾问凯特尔和约德尔赶回东普鲁士大本营不可。因此，他们仍然在上萨尔斯堡享受山间的清新空气。
　　留在腊斯登堡的新任陆军参谋总长蔡茨勒将军打来的加急电话，突然打断了他们的宁静生活。蔡茨勒得到了最高统帅部的大[926] 事日记中所称的“紧急消息”。进攻开始的最初几小时中，占压倒优势的一支俄国装甲部队，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沿岸，在谢腊菲莫维奇和克列茨卡亚之间，全面突破罗马尼亚第三军团的阵线。在这个被围城市斯大林格勒的南面，另一支强大的苏联部队正在猛攻德国第四装甲军团和罗马尼亚第四军团，眼看就要突破他们的阵线了。
　　只要看一看地图，便可明显看出俄国的目标所在。蔡茨勒对此更是一清二楚，因为他从陆军情报部门获悉，敌人为了达到这个目标，在斯大林格勒南面集中了13个军团，几千辆坦克。俄国人显然正以大量兵力从南北两面夹击，企图切断斯大林格勒德军的退路，逼迫德国第六军团不是仓皇向西退却，就是束手就擒。蔡茨勒后来争辩说，他一看到这种形势，便建议希特勒同意第六军团从斯大林格勒撤退到顿河河曲一带，恢复被突破了的阵线。这么一个建议竟惹得元首大发了一顿脾气。
　　“我决不离开伏尔加！我决不从伏尔加后退！”他大声叫喊。事情就这样定了。他一时发疯作出的这个决定，很快就带来了灾难。他亲自下令第六军团坚守斯大林格勒周围阵地。希特勒及其随行人员于11月22日回到大本营，这天已是苏军发动进攻的第4 天，前方传来的消息很坏。南北两面的苏军已在斯大林格勒西面40英里顿河河曲上的卡拉赫会师。当晚，第六军团司令保罗斯将军发来一份无线电报，证实他的部队已被包围。希特勒立即回电，指示保罗斯把他的司令部迁入城内，布置困守，部队解围前的给养将由空运解决。
　　但是这话等于白说。现在在斯大林格勒被切断了退路的德军共达20个师，还有罗马尼亚两个师。按照保罗斯来电要求，每天空运的军需物资至少须750 吨。德国空军缺少足够的运输机，远不能满足这种要求。即使有足够运输机，在这样风雪交加的天气中，在苏联战斗机已占空中优势的地区，也并不是全都能完成任务的。虽然如此，戈林仍对希特勒保证，空军可以担负这项工作。可是始终没有开始这样做。
　　为第六军团解围是比空投更为切实可行和有希望的办法。
　　11月25日，希特勒把最有天才的战地指挥官冯·曼施坦因元帅从列宁格勒前线调回来，委派他担任新建的顿河集团军司令。他的任务是从斯大林格勒西南向前推进，为第六军团解围。
　　但是元首现在对这位新任司令官的要求，简直是办不到的。曼施坦因竭力向他解释，唯一的成功的机会在于第六军团从斯大林[927] 格勒向西突围，另一方面曼施坦因自己的部队以第四装甲军团为前锋，向东北进攻，夹击处于这两支德军之间的俄军。但是希特勒仍然不同意从伏尔加河撤退。第六军团必须留在斯大林格勒，而曼施坦因必须杀开一条血路，打到斯大林格勒。
　　正如曼施坦因跟最高统帅争辩时所说，这种做法是行不通的。俄国人的力量太强了。尽管如此，曼施坦因还是不得不怀着沉重的心情，于12月12日发动了进攻。这次进攻称作“冬风计划”，倒是名副其实，因为这时俄国的严冬的寒风已猛袭南部草原，积雪成堆，气温降到零下。反攻起初颇为得手。霍特将军所率的第四装甲军团，沿科切耳尼科夫斯基到斯大林格勒的铁路线两旁，向东北推进到离斯大林格勒约有75英里的地方。到12月19日，该军离斯大林格勒南郊已不到40英里。21日，离城已不到30英里。夜晚时分，被围的第六军团部队已能看到在大雪覆盖的草原的那一边，来救他们的援兵所发的信号弹了。
　　据德国将领们后来所作的证词，第六军团这时如果从斯大林格勒向第四装甲军团的前进阵地突围，可以说肯定会获得成功。可是希特勒又一次禁止第六军团突围。12月21日，由于蔡茨勒的坚持，领袖总算同意保罗斯的部队突围，但以他们也能同时守住斯大林格勒为条件。参谋总长说，这种愚蠢的想法差不多把他气疯了。
　　“第二天晚上，”蔡茨勒后来说，“我请求希特勒批准突围。我指出，这肯定是我们解救保罗斯20万大军的最后机会了。”
　　希特勒一点也不肯让步。我把我们这个所谓堡垒的内部情况告诉他。士兵们饥饿沮丧，对最高统帅部失去信心，伤员得不到适当照顾而奄奄一息，还有成千人在冻死。但这也没有效果。对我所说的这些活，同对我过去所提的其他论点一样，他仍然无动于衷。
　　霍特将军在正面和两翼遭到俄国人日益坚强的抵抗，再也无力越过这最后30英里，打到斯大林格勒。他认为，如果第六军团突围，他还是能够同它会师，然后两支部队便可以一起撤退到科切耳尼科夫斯基。这至少能挽救20万德军的生命。“这在一两天内——12月21日至23日——进行，也许能获得成功，但如果再[928] 晚的话，便无济于事了。因为红军这时已在更北面的地方开始进攻，威胁着曼施坦因的整个顿河集团军的左翼，这是霍特所不知道的。12月22日夜间，曼施坦因打电话给霍特，要他准备按照即将颁发的完全不同的新命令行事。第二天，新命令发下来了。命令要求霍特应即停止向斯大林格勒推进，派遣他所率的3 个装甲师中的一个师到北面的顿河前线，他自己则率其余部队就地死守。
　　为斯大林格勒解围的努力失败了。
　　曼施坦因之所以给霍特发来这项新命令，是因为他在12月17日得到一个紧急的消息。这天早晨，一支苏联军队在顿河上游地区的博古查尔突破了意大利第八军团的防线，人晚，已打开一道27英里宽的缺口。3 天以后，缺口扩大到90英里，意大利部队仓皇溃逃。南边的罗马尼亚第三军团，在11月19日苏军发动攻势的第一天就已挨了严重的打击，现在正在瓦解。因此无怪乎曼施坦因必须调出霍特的一部分装甲部队来协助堵住这个缺口。于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发生了。
　　不仅顿河方面的部队向后撤退，已经进到离斯大林格勒这样近的霍特的部队也后撤了。这些撤退又转过来使高加索方面的德军受到威胁。一旦俄国人打到亚速夫海附近的罗斯托夫，高加索方面的德军将被切断。圣诞节后一两天，蔡茨勒向希特勒指出：“如果你再不下令立即撤出高加索，我们就要碰到第二个斯大林格勒了。”最高统帅这才勉强于12月29日给克莱施特的Ａ集团军下了必要的指示。Ａ集团军系由第一装甲军团和第十七军团组成，它们没有完成夺取盛产石油的格罗兹尼油田的任务。现在这支部队也在目标在望时开始大踏步后撤了。
　　德军在俄国受到的挫折和德、意军队在北非受到的挫折，促使墨索里尼转起念头来。希特勒曾经邀请他于12月中旬到萨尔斯堡会谈。当时墨索里尼正患胃病，饮食受到严格限制。他接受了邀请，但对齐亚诺说，要去的话得有一个条件，即让他单独进餐，“因为他不愿意让一帮狼吞虎咽的德国人看到他不得不只吃大米和牛奶”。
　　墨索里尼认为，现在已经到了这样的时候：可以劝说希特勒为了避免在东线继续受到损失，与斯大林达成某种妥协，集中轴心国家的力量用于防卫北非残余地区、巴尔干和西欧。他对齐亚诺说，“1943年将是英美作出努力的一年”。希特勒由于离不开东线的大本营，不能同墨索里尼会晤，因此齐亚诺便代表墨索里尼经过长途跋涉，于12月18日到达腊斯登堡来，把墨索里尼的建议转达给希特勒。希特勒对这些建议嗤之以鼻。他向意大利外交大臣保证，他可以向北非派出增援部队而毫不削弱俄国前线的力量，他说北非是一定要守住的。尽管希特勒作出这些信心十足的[929]保证，齐亚诸却发现德国大本营中的士气十分低沉。
　　气氛是沉重的。除了消息不妙，也许还要加上潮湿不堪的森林中的凄凉景象和集体住在兵营中的沉闷生活？？俄国前线被突破的消息给人们带来满腹优愁，谁也不想对我隐瞒这种情绪。有人公然企图把失败归罪于我们。
　　这时，顿河一带的意大利第八军团残部正在四散逃命。齐亚诺的一个随员向最高统帅部一名军官问道，意大利部队是否遭到了重大损失，回答是：“根本没有损失，他们都拔腿溜了。”高加索和顿河地区的德国部队，如果不说是在拔腿溜的话，也可说是在尽快脱身以免被切断。1943年新年以后，他们天天后撤，越撤离斯大林格勒越远。现在是俄军消灭斯大林格勒的德军的时候了。但是他们首先给第六军团已处绝境的士兵一个保全生命的机会。
　　1943年1 月8 日早晨，3 名红军青年军官带着一面白旗，进入斯大林格勒北部的德军防线，把苏军顿河前线司令罗科索夫斯基将军的一份最后通牒送交保罗斯将军。最后通牒提醒保罗斯，他的部队已被切断，解围无望，空中接济也不能保持了，然后说道：你军已陷入绝境。你们饥寒交迫、疾病丛生，俄罗斯的寒冬还只刚刚开始。严霜、寒流、暴风雪还在后头。你的士兵缺少冬衣，卫生条件又差到极点？？你们的处境已一无希望，继续抵抗下去实在毫无意义。
　　有鉴于此，并为了避免无谓的流血牺牲，兹建议你们接受下列投降条件？？
　　这些条件是体面的。所有被俘人员一概发给“通常标准的口粮”。伤病员和冻伤人员将得到医治。所有被俘人员可以保留他们的军阶领章、勋章和个人财物。通碟要求保罗斯于24小时之内答复。
　　他立即将最后通碟的全文以电报发给希特勒、并要求准予便宜行事。最高统帅立即驳回了他的请求。要求投降的期满之后，又过了24小时，即1 月10日早晨，俄国以5000门大炮狂轰猛炸，展开了斯大林格勒战役的最后阶段。
　　这一仗打得激烈而残酷。在瓦砾成堆、遍地冰冻的城内废墟[930] 上，双方都以令人难以置信的英勇，不顾一切地进行战斗。但是战斗并没有持续多久。6 天之中，德军的袋形阵地已缩小了一半，只剩下15英里长、9 英里宽的一块地方。1 月24日，阵地又给一劈为二，最后一条小型的临时跑道也失去了。过去，飞机还运来些供应品（特别是治疗伤病员的药品），并运走了29000 名伤病员，现在再也不能降落了。
　　俄国方面再给他们这些勇敢的敌人一次投降的机会。1 月24日，苏联的使者带着一份新的建议来到德军阵地。保罗斯又一次感到左右为难：是向疯狂的元首尽服从的天责，还是尽责挽救残部使之兔于灭亡，实在拿不定主意。
　　他又向希特勒请示。
　　[ 他于24日去电] 部队弹尽粮绝？？己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伤员18000 人，无衣无食也无药品绷带？？继续抵抗下去已无意义。崩溃在所难免。部队请求立即允予投降，以挽救残部生命。
　　希特勒的答复至今保存着。
　　不许投降。第六军团必须死守阵地，直至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他们的英勇坚持对建立一条防线和拯救西方世界将是永志难忘的贡献。
　　西方世界！不久以前，第六军团的官兵刚刚在法国和弗兰德对这个世界动过干戈。这对他们说来，真是哑子吃黄连。
　　继续抵抗不仅无意义、无用处，而且是办不到的事。1943年1 月底，这一场史诗性的战役已近尾声，像一支点完了的蜡烛，就要劈啪几声油干火灭了。1 月28日，这一支曾经喧赫一时的军队的残兵余卒被分割在3 小块袋形阵地之中，保罗斯将军的司令部在南面的一块，设在当初生意鼎盛、如今已成一片废墟的“万有”百货公司的地下室里。据一个目击者说，总司令坐在黑暗角落里的行军床上，样子万分颓丧。
　　向他们祝贺的无线电报开始如雪片涌来，保罗斯和他的部下根本没有心情欣赏这些。戈林曾在阳光充足的意大利消磨了大半个冬天，手上摆弄着珠宝，身上穿着皮大衣，到处大摇大摆。现在，在1 月28日，他也打了一个电报来：第六军团的英勇奋战将名垂青史，后世子孙将会骄傲地谈起兰吉马克战役的大胆，阿耳卡萨尔战役的顽强，纳尔维克战役的勇敢和斯大林格勒战役的自我牺牲精神。
　　1943年1 月30日是纳粹党执政十周年，当晚，这位脑满肠肥[931] 的帝国元帅在无线电里大吹大擂。第六军团的将士们在这最后的一晚听了，也丝毫不感到欢欣鼓舞。
　　千年之后，德国人将怀着敬畏心情谈起这次战役（斯大林格勒战役）。他们将会记得，德国之所以取得最后胜利虽有种种原因，但是起决定性作用的是这一仗？？将来人们将会这样谈起伏尔加河上的英雄战役：你们到德国来的时候，别忘了说一声，你们已经看到我们长眠在斯大林格勒。为了德国的更大光荣，我们的荣誉和我们的领袖们要求我们必须这样做。
　　第六军团的光荣和可怕的痛苦现在都快要结束了。1 月30日，保罗斯电告希特勒：“最后崩溃不出24小时之内。”
　　最高统帅得到这个信息，赶忙对斯大林格勒的那些死在眼前的军官们封官晋爵，显然希望这种恩典能加强他们光荣殉职的决心。希特勒对约德尔说，“在德军历史上，从来没有一个陆军元帅是被生俘的”，随即给保罗斯发去一份电报，授予他令人羡慕的元帅节杖。
　　117 名军官也各升一级。这真是骷髅卖俏的把戏。
　　结局本身已经没有什么精采场面了。1 月31日晚，保罗斯向总部发出最后一份电报。
　　第六军团忠实于自己的誓言并认识到自己所负的极为重大的使命，为了元首和祖国，已坚守自己岗位，打到最后一兵一卒、一枪一弹。
　　下午7 点45分，第六军团司令部的发报员自己决定发出了最后一份电报：“俄国人已到了我们地下室的门口。他们正在捣毁器材。”最后写上“ＣＬ”
　　——这是国际无线电码，表示“本台停止发报”。
　　在第六军团司令部并没有发生最后一分钟的战斗。保罗斯和他的参谋部并没有坚持到最后一兵一卒。总司令的地下室的黑黝黝的洞口，有一名俄国下级军官率领一班士兵来探头伸脑窥看。俄国人叫里面的人投降，第六军团的参谋长施密特将军接受了要求。保罗斯瘫软无力地坐在行军床上。施密特问他：“请问陆军元帅，还有什么话要说吗？”——保罗斯连吭一声的力气都没有了。
　　北面的一个德军袋形阵地中是2 个装甲师和4 个步兵师的全部残兵余卒，坚守在一座拖拉机工厂的废墟中。2 月1 日夜间，部队接到希特勒总部发来的一个电报。
　　德国人民期望你们与守卫南面堡垒的部队一样，履行你们的职责，你们继续乡坚持一天、乡坚持一小时，都有利于建立一条新的战线。
　　2 月2 日快到中午时分，这支部队投降了。投降之前给最高统[932] 帅发去一份电报：“？？已对占压倒优势的敌人战到最后一人。德国万岁！”
　　冰雪满地、血肉模糊的屠场似的战地，终于沉寂下来了。2 月2 日下午2 点46分，一架德国侦察机在城市高空飞过，发回电报说：“斯大林格勒已无战斗迹象。”
　　这时，91000 名德军（其中包括24名将军），正在冰雪途中一步一拐地走向寒冷凄凉的西伯利亚战俘营。这批战俘都是饥肠辘辘，身患冻伤，大部分还负了弹伤，人入迷茫颓丧。他们抓紧了裹在头上的满是血污的毛毯，以抵御零下24度的严寒。两个月以前，这一支远征部队共有285000人，现在除了20000 名左右罗马尼亚部队和29000 名伤员已空运回国外，残存的就尽在于此了。其余人员已全部战死。而在这年冬天正向战俘营作艰苦行军的这91000 人中，也只有5000人有幸能回到祖国。*这时，希特勒在东普鲁士的暖气烧得热呼呼的大本营里，正在责骂进攻斯大林格勒的将领们不懂得如何和何时杀身成仁。其实，该对这次巨大灾难负责的正是希特勒自己的固执和愚蠢。
　　2 月1 日，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在最高统帅部举行会议。会议的记录尚在，它有助于我们了解这位德国独裁者在他一生中的最困难时刻，也是他的军队和国家的最困难时刻，所显示出来的性格。
　　他们已经在那儿投降了——正正式式、完完全全地投降了。他们本来应该团结一致，负隅顽抗，然后用最后一粒子弹自尽？？那个人[ 保罗斯] 应该举枪自戕，正像历来的司令官眼看大局已去便拔剑自刎一样？？甚至瓦鲁斯还对他的奴隶下命令说：“现在杀死我吧！”
　　希特勒越说越对保罗斯的贪生怕死感到恨之入骨。
　　你们应该想像得到：他将被带到莫斯科——还可以想像到那里的陷阱。在那里，任何文件他都会签字。你们看吧，他会写自白书，发表声明。他们将从精神堕落的斜坡上一步步往下走，直到深渊的最底层？？你们看吧，不出一个星期，赛德列兹、施密特甚至保罗斯就要上电台广播* ？？他们将被送到留布兰卡，在那里将被老鼠啃掉。一个人怎会这样贪生怕死？我实在弄[933] 不明白？？
　　生命是什么？生命就是民族。个人总是要死的。在个人生命之外，还有民族。任何人如果不是因为他的职责使他还离不开这个痛苦的现世，他怎么能害怕使自己从苦难中解脱出来的这一死亡的瞬间？不能！？？许多人已不得不牺牲自己的生命，而现在却有这样一个人、在最后时刻玷污了许许多多人的英名“他本该以一死而摆脱一切痛苦，升入永生不朽和民族长存的天国，但他却偏爱去莫斯科！？？
　　就我个人说，使我最伤心的是，竟然提拔他这样的人当陆军元帅。我本来是想以此满足他最后欲望的。在这次战争中，我将不再任命陆军元帅了。小鸡还没孵出来，就不该先数有多少个。希特勒和蔡茨勒将军接着就如何向德国人民公布投降消息的问题，简单地交换了意见。2 月3 日，即保罗斯等投降后的第3 天，最高统帅部发布一项特别公报：斯大林格勒战役已经结束。第六军在保罗斯陆军元帅的卓越领导下，忠实地履行了他们打到最后一息的誓言，为优势的敌人和不利于我军的条件所压倒。
　　德国广播电台在宣读这项公报时，先放送低沉的鼓声，宣读之后放送了贝多芬第五交响乐的第二乐章。希特勒宣布全国志哀4 天。4 天之内各地剧院、电影院和一切娱乐场所停止营业。
　　德国历史学家瓦尔特·戈立茨在他所写的关于参谋总部的一本历史书中认为，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个耶拿* ，肯定是德国军队所曾遭到的最大的一次失败”。还不仅如此。斯大林格勒战役与阿拉曼战役、英美在北非登陆合在一起，标志着第二次世界大战到了伟大的转折点。纳粹德国的征服达到高潮时，曾席卷大半个欧洲，打到离亚洲不远的伏尔加河，在非洲也几乎打到尼罗河，现在退潮已经开始，而且一退就再也不能回涨了。纳粹进行大规模闪电攻势，以成千上万的坦克和飞机打得敌人胆战心惊、溃不成军的时刻，现在也已告终了。当然，德军在局部地区还会作拼死的进攻，例如1943年春在哈尔科夫，1944年圣诞节前后在阿登。但这些进攻也只是以后两年、也是最后两年的战争中德军拼命进行的防御战的一部分。希特勒手中已失去了主动权，而且一失而不能再得了。现在他的敌人已夺走了主动权，而且紧紧地掌握住了主动权。这种主动权不［934]只是在地面，而且还在空中。
　　1942年5 月30日晚问，英国第一次以1000架飞机轰炸科隆，随后又在这多事的夏天对其他城市进行了更多的同样规模的轰炸。德国一般居民也开始和在斯大林格勒、阿拉曼的德国士兵一样，尝到了战争的恐怖。而在此以前，只有他们的军队把这种恐怖加在别国人民的头上。
　　纳粹的可怕的大迷梦，终于在冰天雪地的斯大林格勒，在酷热如焚的北非沙漠破灭了。保罗斯和隆美尔的失败不仅决定了第三帝国的灭亡命运，而且决定了希特勒和他的党卫队刽子手们一直忙于在占领区内建立的荒诞不经、令人毛骨惊然的所谓新秩序的灭亡命运。在本书最后一章写到第三帝国覆亡之前，我们最好先来看看这种新秩序——它的理论和它的野蛮的实践——是什么样子，看看欧洲这个古老而文明的大陆在像做了一场噩梦一般经历了新秩序的初步恐怖之后，好容易逃脱幸免的究竟是什么。不论对本书说来也好，对亲身经历过这种新秩序的或者在新秩序结束之前已遭屠杀的善良的欧洲人说来也好，这都是第三帝国全部历史中最黑暗的一章。





　　第二十七章 新秩序

　　新秩序虽然从来没有画出过全面详尽的蓝图，但从缴获的文件和实际发生的情况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自己是很明白他所要的是怎样的一种新秩序：一个由纳粹统治的欧洲，它的资源供德国利用，它的人民作为德意志主宰民族的奴隶，“不受欢迎的分子”必须灭绝——首先是犹太人，其次是东方的许多斯拉夫族，特别是他们之中的知识分子。
　　犹太人和斯拉夫人是Ｕｎｔｅｒｍｅｎｓｃｈｅｎ——劣等民族。在希特勒看来，这些人根本无权活在世上。只有斯拉夫人中的一部分人，给德国主子做奴隶、耕耕地。开开矿，也许还有点用处。东方几个大城市：莫斯科、列宁格勒和华沙，必须永远从地球上消灭掉* ，而且俄国人、波兰人和其他斯拉夫人的文化也必须毁灭干净，也不许这些国家的人民得到正常的教育，他们的发达的工业的设备要加以拆除，运到德国。这些国家的人民只许从事农业，以便生产粮食供应德国，而给他们自己留下的粮食，只够勉强维持生命。纳粹首领们认为，欧洲本身必须成为“无犹太人”的欧洲。
　　“一个俄国人或捷克人的遭遇如何，丝毫不能使我感到兴趣。”1943年10月4 日，海因里希·希姆莱在波森对他的党卫队军官发表一篇机密讲话时这样说。希姆莱这时是党卫队和第三帝国整个警察系统的领导人，其地位仅次于希特勒。他不仅对8000万德国人，而且还对两倍于此数的被征服人民掌握着生杀予夺的大权。
　　如果这些民族在改进我们的血型方面有些优点可以利用［希姆莱又说] ，则利用之，必要时还可以把他们的儿童掳掠到德国来，由我们抚养成人，这[938] 些民族是生活得富裕还是像牲畜一样饿死，我全都不感兴趣；只有在我们需要他们为我们的文化做奴隶的时候，我才对他们感到兴趣。
　　我之所以关心10000 名俄国妇女在挖反坦克壕沟时是否累死，不是为了别的，只不过是想知道她们为德国建筑的反坦克战壕完成了没有？？1943年希姆莱在波森发表的这次讲话，下文还要谈到，因为它涉及到新秩序的其他方面的情况。在他发表这次讲话以前很久，纳粹领导人对于如何奴役东方人民的问题，就已提出一套主张，并拟定了计划。
　　1940年10月15日，希特勒已经就捷克人——被他征服的第一个斯拉夫民族——的前途问题作出了决定。他们之中的半数将被“同化”，其主要办法是把他们送到德国去做奴隶劳工。另一半人，“特别是”知识分子，则干脆“消灭掉”，有一份秘密报告在谈到这个问题时，就是用的“消灭掉”这个字眼。
　　两个星期以前，10月2 日，元首对将要征服的第二个斯拉夫民族波兰人的命运，也已明确了思想。他的忠实秘书马丁·鲍曼遗下一份载有纳粹计划的长篇备忘录。希特勒曾把这个计划的要点给波兰残存部分的总督汉斯。弗朗克以及其他官员作了概括。波兰人生来就该专门干下贱的劳动［希特勒强调说] ？？对于他们谈不上什么改善生活。波兰人的生活必须保持在最低的水平，不得有所提高？？波兰人很懒，必须强迫他们从事劳动？？[ 波兰的] 总督辖区只是我们获得非熟练劳动力的来源？？德国每年需要的劳工可以从那里获得。
　　至于波兰的教士：他们应按照我们的要求传教。若有教士不接我们的要求行事，就除掉他。教士的任务在于使波兰人安分守己、愚昧无知。
　　还有另外两个阶层的波兰人需要对付，这个纳粹独裁者也没有忘掉谈起他们。
　　必须记住，不能让波兰绅士阶层生存下去；哪里有这种人，就必须把他们消灭掉，不论听起来多么残忍？？
　　波兰人只应该有一个主人，就是德国人。同时存在两个主人，是不可能、也是绝不允许的。因此，必须把波兰的知识分子的一切代表人物都灭绝。这听起来虽然残忍，但生活的法则就是如此。
　　德国人把自己当做主宰民族、而斯拉夫民族必须做他们的奴[939] 隶的这一套痴心妄想，在对待俄国人方面表现得尤其狠毒。德国驻乌克兰专员、残暴不仁的埃里希·科赫于1943年3 月5 日在基辅所作的演说中把这种狠毒用心暴露无遗。
　　我们是“主宰民族”，我们必须严厉而公正地进行统治？？我要取走这个国家的一切财富。我到这儿来不是降福布祥的？？这里的居民必须劳动、劳动、再劳动？？我们来到这里绝不是给他们散发灵粮神食。我们来到这里为的是给胜利打基础。
　　我们是一个主宰民族，我们必须记住，即使最下贱的德国工人，从人种上和生物学的方面看，也比这里的居民高贵千倍。不到一年之前，1942年7 月23日，当德军逼近俄国的伏尔加河和高加索油田时，希特勒的党务秘书和当时已成了他的得力助手的马丁·鲍曼给罗森堡写了一封长信，重申希特勒关于这个问题的观点。罗森堡的德国东方占领区事务部有一个官员把这封信的要点概述如下：斯拉夫人该为我们劳动。一旦我们用不着他们了，可以让他们死去。因此，强迫他们打预防针以及由德国为他们提供医药是多余的。斯拉夫人的繁殖是不需要的。他们可以避孕或人工流产——越多采用越好。让他们受教育是危险的。计数能数到100 就够了？？每多一个受教育的人就多一个未来的敌人。我们把宗教给他们留下来，作为他们消愁解闷的一种方法。至于粮食，除了绝对必要的数量之外，一点也不能多给。我们是主人，先得顾我们自己。德国军队进入俄国之初，在许多地方曾被那些长期受到斯大林暴政压迫和恐怖统治的人作为解放者来欢迎。战争初期，俄国军队还发生过成批开小差的事。特别是在被俄国占领不久的波罗的海地区，以及在独立运动始终未被完全扑灭的乌克兰，许多人由于能从苏联的统治下获得自由——哪怕解放他们的是德国人——而感到欢欣鼓舞。
　　当时在柏林曾有少数人相信，如果希特勒注意策略，采取怀柔政策，答应把俄国人民从布尔什维克的虐政下解救出来（给他们宗教自由、经济自由，把集体农庄改为真正的合作社），最后建立一个自治政府，是能够把俄国人民争取过来的。当时不仅占领区的俄国人可能与德国人合作，而且非占领区的俄国人也会从斯大林的暴政下争取解放。抱有这种看法的人还说，如果做到这一点的话，布尔什维克政权将会崩溃，红军将会瓦解，正如1917年沙皇军队的瓦解一样。
　　但是，在纳粹占领下的野蛮统治和德国征服者常常公开宣布的露骨意图很快就破坏了出现这种前途的一切可能。德国征服者[940] 的意图就是：掠夺俄国土地，奴役俄国人民，并把德国人移民到东方来。
　　有一个德国人奥托·勃劳蒂加姆博士对于这种灾难性的政策以及它所破坏的一切良机，作了再透彻不过的说明。勃劳蒂加姆是职业外交家，又是罗森堡新建立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政治司副司长。他在1942年10月25日写给上级的一份颇有意见的绝密报告中，大胆指出了纳粹在俄国所犯的错误。
　　我们刚到俄国的时候就看出当地居民对布尔什维主义有厌恶情绪，他们急切地期待着一些能为他们未来生活提出较好前景的新口号。德国人有责任提出这样的口号，但是这些口号却至今未提出来。
　　当地人民把我们当作解放者，欢欣鼓舞地欢迎我们，他们是愿意为我们效劳的。
　　事实上，口号倒是提过一个，但是一下子就给俄国人识破是什么货色了。
　　未开化的人由于东方民族的天生本能立刻发现[ 勃劳蒂加姆继续说] ，“从布尔什维主义下解放出来”的口号，只不过是德国人用来按照他们自己的方式奴役东方民族的幌子？？工人、农民很快便看出，德国并没有把他们当作具有平等权利的伙伴，而只是把他们看作是实现他们政治、经济目标的对象？？我们自以为是，毫不客气，把一切政治经验都置诸脑后？？以“二等白人”的待遇对待东方占领区的民族，认为上帝赋与他们的任务只是替德国人当奴隶？？
　　勃劳蒂加姆说，使俄国人反对德国人的还有另外两件事情：虐待俄国战俘和强征俄国男子和妇女做奴隶劳工。
　　几十万俄国战俘在我们的战俘营里饿死、冻死，这对我们的朋友和敌人来说都已不是什么秘密？？现在我们又看到这样一种奇怪的现象：在战俘像苍蝇一样饿死之后，却又不得不从东方占领区招募几百万劳工到德国来？？
　　我们到处肆无忌惮地糟蹋斯拉夫人，我们所使用的“招募”办法也许只能从最黑暗的贩卖奴隶时代找到渊源。经常抓丁的事情已经发生了，不论健康与否或年龄大小，一批批的劳工被运到德国？？* 这位官员在报告中总结说，德国在俄国的政策和措施已经[941] “遭到东方民族的极大反抗”。
　　我们的政策已迫使布尔什维主义者和俄罗斯民族主义者结成了反对我们的联合阵线，俄国人今天之所以以无比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进行战斗，正是为了争取使他们做人的尊严得到承认。
　　勃劳蒂加姆博士在结束他的长达13页的备忘录时，以肯定的语气要求彻底改变现行政策。他说，“我们必须向俄国人具体说明他们的未来命运”。但是这种呼声在纳粹德国是无人理睬的。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希特勒早在进攻俄国以前，就对如何对待俄国和俄国人的问题发过指示。* 他这个人一经作出决定，所有德国人是谁也不能劝他改动分毫的。
　　1941年7 月16日，希特勒召集戈林、凯特尔、罗森堡、鲍曼和拉麦斯（帝国总理府长官）到他的东普鲁士大本营开会，再次说明他对新征服区的计划。当时，德国对俄国发动进攻还不到一个月，但从德国的初期胜利中已明显看出，很大一块俄国领土即将沦入德国人手中。他在《我的奋斗》中曾清楚表明德国要从俄国取得广大的“生存空间”，现在这个目标终于实现在望了。从鲍曼起草的有关这次会议的秘密备忘录（已在纽伦堡披露）中可以清楚看出，希特勒要求他的这几个得力副手都能清楚了解他在这方面的意图。他还告诫说，他的意图不得“外传”。
　　[ 希特勒说] 外传是没有必要的，问题主要在于我们自己必须弄清我们所要求的是什么？？不应该使任何人能够认识到，这是最后解决的开始。我们也不要因此而不采取一切必要的措施——枪杀、易地移殖，等等——我们是要采取这些措施的。
　　希特勒接下去谈到，在原则上，我们现在必须面对这样的任务，即按照我们的需要来切开这块蛋糕，以便能够：第一，统治它；第二，管理它；第三，榨取它。
　　他说，他并不在乎俄国人已经下令在德国战线的后方进行游击战：“他们进行游击战，我们就可以消灭任何反对我们的人了。”
　　希特勒解释说，总而言之，德国要统治远至乌拉尔为止的俄国领土。在这一大片土地上，除了德国人以外，任何人不得携带[942] 武器，接着，希特勒又逐个地谈到如何处置俄国每一片蛋糕的问题。
　　整个波罗的海地区必须与德国合并。？？克里米亚将成为德国领土，外国人必须全部从那里撤走，只留德国人在那里安家立业？？科拉半岛将由德国占领，因为该地有大片镍矿。必须谨慎地进行准备工作，以便把芬兰归并到德国，使之成为联邦中的一个邦？？元首将把列宁格勒夷为平地，然后交给芬兰人。
　　希特勒命令，要使巴库油田成为“德国的祖借地”，把伏尔加河一带的日耳曼人聚居区归并过来。在讨论到将由哪些纳粹领导人管理这些新领土时，一场剧烈的争吵发生了。
　　罗森堡表示，他想起用冯·彼得斯道夫上尉，因为他有特殊功绩；大家听了莫不惊讶，人人都表示反对，元首和帝国元帅［戈林］都着重指出，冯·彼得斯道夫肯定是个疯子。
　　在怎样最有效地统治被征服的俄国人的方法上，也有过一番争论。希特勒建议德国警察应配备装甲车。戈林认为没有必要。他说，他的飞机可以“在发生骚乱时投掷炸弹”。
　　[ 戈林又说] 自然，必须尽快绥靖这一片广大地区。最好的解决办法是将一切不敢正眼看你的人统统枪毙。* 戈林是四年计划的负责人，又担任开发俄国经济的领导工作。其实说“掠夺”更恰当一些。1942年8 月6 日，他向派往占领区的纳粹官员讲话时就是那样说的。他说：“这过去常常称为掠夺。不过今天情况已变得人道多了，尽管如此，我还是要掠夺，彻底地掠夺。”至少在这一点上，戈林是言出必行的。他不仅在俄国，而且在整个欧洲的纳粹占领区恣意进行掠夺。这可以说是新秩序的全部内容。
　　纳粹对欧洲的掠夺
　　纳粹掠夺的财富总数有多少，永远是个谜；要把它精确计算出来，没有人有这种能力。但是有些数字是可以找到的，其中不少还是德国人自己统计出来的。这些数字表明，戈林发给他的部下的指示，是如何按照德国人办事彻底的作风贯彻执行的。
　　你一发现有什么东西可能是德国人民所需要的，就必须像警犬一样追逐。一定要把它弄到手？？
　　送到德国。弄到手的东西可真不少，不仅有货物、劳役，还有钞票和黄金。希特勒每占领一个国家，他的财政人员马上便夺取这个国家的国家银行中的黄金和外国证券、外汇等。这还不过是头一步。接着便征收数字惊人的“占领费”。
　　据纳粹财政部长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计算，到1944年2 月底，这种占领费共达480 亿马克左右（约合120 亿美元），法国比其他被征服国家遭受更大压榨，担负了其中的大部分。到战争快结束时，征收的占领费估计约为600 亿马克（150 亿美元）。
　　在这笔费用中，法国被迫支付350 亿马克，平均每年担负70亿马克，约相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德国按照道威斯计划和扬格计划每年所付赔偿费的4 倍以上。而当初要德国付出这笔赔偿费，希特勒曾认为是滔天大罪。此外，法兰西银行还被迫给德国“贷款”45亿马克，法国政府还被迫支付“罚金”
　　5 亿马克。据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估计，德国以占领费和“贷款”的名目向比利时榨取的钱约相当于比利时国民收入的2/3 ，向荷兰榨取的钱也占该国国民收入同样的比例。据美国战略轰炸调查处的统计，德国向各被占领国家总共榨取了贡金1040亿马克（约合260 亿美元）。”
　　但是德国甚至连形式上的付款手续都不办而掠夺走的货物，则根本无法统计。纽伦堡国际法庭不断收到从各方面送来的数字，多到你无法对付；但是据我所知，没有一个专家能把这笔帐整理出来，计算出总数。例如，估计德国人从法国运走（以“征收实物”名义）900 万吨谷物、全国所生产的燕麦的75％、油的80％、钢的74％等等，总值1845亿法郎。
　　备受兵烫和德国野蛮统治的蹂躏的俄国，却不是那么容易榨[944] 取。在纳粹文件中有着许许多多关于苏联“交货”的报告。例如，德国人在1943年的“交货”清单中，就列有900 万吨谷物、200 万吨饲料、300 万吨马铃薯、66.2万吨肉类。此外，苏联调查委员会还有一笔帐，在占领期间，德国从苏联运走900 万头牛、1200万口猪、1300万只羊，这还是仅举少数几项。但是俄国的“交货”还远不够理想；德国人计算这些“交货”总值才不过40亿马克（10亿美元）。
　　贪得无厌的德国征服者对波兰的压榨可说是无所不用其极。德国驻波兰总督弗朗克博士说，“只要这一地区还有什么东西能压榨，我就要不遗余力地压榨出来”。这番话是在1942年底说的，他按官价兑换率（两个半德国马克合1 美元）约合400 亿美元。但我是按照黑市兑换率4 个德国马克换1 美元计算的。按购买力说，这样换算比较精确。
　　不断吹嘘，在占领波兰的3 年中已榨取了大量物资，特别是为德国的饥饿的人民榨取到了粮食。他还警告说，“如果在1943年执行了新的粮食计划，光是华沙城内及郊区就会有50万人无粮食可吃”。在波兰的新秩序的性质，是在这个国家被征服之初就确定下来的。1939年10月3 日，弗朗克向陆军传达了希特勒的指示。
　　我们对波兰的统治，只能采用下列手段来利用这个国家的资源人力：进行无情的剥削；运走对德国战时经济极关重要的全部粮食、原料、机器、工厂设备，等等；迫使所有波兰工人到德国去劳动；把波兰经济削减到仅够维持当地居民生存需要的最低限度；关闭一切教有机构，特别是技术学校和高等学校，以防止波兰新知识分子的成长。必须把波兰当作殖民地对待。波兰人应该是大德意志帝国的奴隶。纳粹副领袖鲁道夫·赫斯也说，希特勒决定“不再重建华沙，元首也不想在总督辖区恢复或重建任何工业”。
　　弗朗克博士曾经发出公告：在波兰的一切财产，不论其为犹太人所有或为波兰人所有，一律无偿没收。从波兰人手中抢走了无数农场，交由德国移民接收。在并入德国的4 个波兰地区（西普鲁士、波森、泽希瑙、西里西亚），到1943年5 月31日为止计“查封”了70万处地产，共合1500万英亩土地，并“没收”了9500个庄园，共合650 万英亩土地。在德国“中央地产局”精密表格中，并没有解释“查封”与“没收”的区别何在，这对被剥夺了财产的波兰人来说，根本没有什么区别。
　　甚至占领区中的贵重文物也遭到掠夺。后来从缴获的纳粹文[945] 件可以看出，这是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明确指示下进行的。希特勒和戈林依靠这种掠夺，大大扩充他们的“私人”收藏。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自己估计，他的藏品价值达5000万德国马克。在掠夺艺术品这一特殊领域中，戈林是名副其实的策动者。征服波兰以后，他便立即下令掠夺波兰的文物。受他委派执行这项命令的专员，在半年之内就能作出这样报告：“这个国家的几乎全部文物”已被接收了。但是，欧洲的伟大的艺术珍品多半收藏在法国。这个国家被纳粹征服后不久，希特勒和戈林便下令进行劫夺。希特勒委派罗森堡执行这项特别的劫夺任务。罗森堡设立了一个称作“罗森堡特别工作处”的机构，他不仅得到戈林而且还得到凯特尔将军的协助。凯特尔确曾向德国驻法陆军部队下过一道命令，说明罗森堡“有权将他认为有价值的文物运到德国进行保护。至于这些文物的用途，将由元首亲自决定”。
　　1940年11月5 日，戈林为了分配巴黎卢浮宫所收藏的艺术品，特别发布了一道密令。这个命令道出了希特勒决定“这些文物的用途”的一套想法。
　　这些艺术品将“按下列几类分别处理”：1.元首对其用途保留决定权者。
　　2.对充实帝国元帅[ 即戈林] 的收藏？？有用者？？
　　4.适合于迭交德国各博物馆者？？法国政府抗议掠夺该国的文物，指出这种行为违背海牙公约。当罗森堡手下的一个名叫本耶斯先生的德国艺术专家大胆提请戈林注意这个问题时，那个胖胖的艺术专家戈林回答说：“亲爱的本耶斯，让我来操这份心吧。我是全国最高法律权威。我的命令就是决定，你遵照执行就是了。”
　　从缴获文件来看，本那斯在第三帝国历史中只在这里出现过一次。据他的报告说：球艺厅中收藏的、准备归元首所有的文物，以及帝国元帅指定归己的文物，将用两个车厢装运，挂在帝国元帅的专车之后？？送到柏林。以后还有更多的车厢装运文物。德国官方的一份秘密报告表明，到1944年7 月为止，从西欧运到德国的文物共装了137 辆铁路货车，计有4174箱，21903 件，其中绘画10890 幅。这些绘画[946] 中有伦勃朗、鲁本斯、哈尔斯、弗美尔、委拉斯开兹、牟利罗、戈雅、维赛里奥、华托、弗拉戈纳尔、雷诺兹、庚斯博罗的作品。* 罗森堡早在1941年1 月估计光从法国掳掠的文物就值10亿马克。德国人掠夺原料、制成品、粮食，尽管把占领区人民搞得山穷水尽，食不果腹，甚至造成饥荒，并且在战争行为方面违反了海牙公约，但是德国人总还可以借口全面战争的迫切需要来为自己开脱，即使这不是什么正当的理由。但是盗窃文物对希特勒的战争机器并没有什么帮助。这种事情之所以发生完全是由于贪欲，由于希特勒和戈林个人的贪得无厌所致。
　　被征服各国人民对以上种种掠夺还能忍受得了。因为战争和敌人的占领总不免要带来贫困的。但这只不过是新秩序的一个方面，而且是最温和的一个方面。在幸而短命的新秩序中，最令人难忘的，并不是德国对物质财富的掠夺，而是对人的生命的掠夺。纳粹在这方面的道德堕落是人世间亘古少见的。千百万正直、善良的男女被强迫从事劳动；千百万的人在集中营里遭到严刑拷打；还有千百万的人，其中犹太人便有450 万，遭到血腥屠杀或被活活饿死，死者的遗体被付诸一炬，为的是焚尸灭迹。
　　这些惊人的恐怖事件，如果不是有充分的文件作证和有凶手亲自供述的话，的确是令人难以置信的。下文所述是根据确凿的证据，其中有一些是根据少数生还者的亲身经历作为旁证写成的。这些记述只是一个概要，由于篇幅所限，无数骇人听闻的详细情节只得略而不谈了。
　　新秩序下的奴隶劳动
　　截至1944年9 月底，为第三帝国做苦工的外国平民共约750 万人。这些人几乎都是用武力逮捕来的。他们被装在铁篷货车上运到德国，途中常常吃不上，喝不上，连拉屎撒尿的地方也没有。到了德国以后，就被派到工厂、田间、矿山从事劳动。不仅被强迫劳动，而且还遭到侮辱、殴打和饿饭，常常因为缺衣、缺食、没有住所以致冻馁而死。
　　此外，在这些外国劳动力之外还有200 万战俘，其中至少有50万人被分配到兵工厂和军火厂劳动。这种做法是公然违反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的，这两个公约都规定了不能用战俘从事这些劳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被强迫建筑工事、向前线运送军火、甚至被派去操纵高射炮的几十万战俘。德国人强迫战俘干这些工作，是对德国签过字的各种国际条约的又一违反。德国人把大批劳工运来，害得许多人家妻离子散，一家人流落在德国，天各一方。少年儿童中年岁稍大能做点工的，也逃不掉这个命运。甚至德国高级陆军将领也参与劫夺儿童的工作，把他们运回国来从事奴隶劳动。罗森堡的文件档案中有一份写于1944年6 月12日的备忘录，透露了在俄国占领区劫夺儿童的情况。
　　中央集团军打算抓四五万10岁到14岁的少年？？运到德国。这个方案原来是第九军团提出的？？其目的在于将这批少年主要分配到德国各种行业当徒工，德国企业部门是十分欢迎这个办法的，因为它是解决徒工不足的重要措施。
　　这种办法不仅可以阻止敌人的兵力得到直接的增援，而且还可以削弱敌方人口增长的潜力。
　　劫夺少年的行动计划有一个代号：“干草行动”。这份备忘录还说，莫德尔陆军元帅率领的乌克兰一北方集团军也在执行这一计划。德国人抓劳工的办法最初还比较温和，后来却越来越恐怖。人们走出教堂或影院就被一把抓走了。特别在西欧，党卫队往往干脆把城市里的一段地区封锁起来，把身强力壮的男女全部抓走。为了同一目的，在乡村采用了包围全村进行搜捕的办法。在东欧，如果发生抗拒强迫劳动的命令的事情，就干脆烧掉整个村庄，把居民全都运走。在罗森堡的被缴获的文件中，就充满了德国方面的载有这类事件的报告。在波兰，至少有一个德国官员认为事情做得有点过火了。
　　[ 他在给总督弗朗克的报告中说道] 在城乡各处，在街道、广场、车站，甚至在教堂，夜晚到住户家中，残酷地滥抓人，使得居民惶恐不安，达于极点。人人都处在危险中，不知何时何地会遭到警察突如其来的逮捕，被送到集中营，他们的家属谁都不知道他们的下落。但是，把奴隶劳工抓来还不过是第一步。把劳工送到德国去的运输条件是够恶劣的。1942年9 月30日，一个叫古德凯尔希博士的人在给罗森堡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的一份报告中叙述两列火车相遇时的情景：一列火车上满载着体力已经耗尽而遣送回国的东方劳工；在布列斯特一立托夫斯克附近遇到了岔道上另一列上面满载着“新召募来的”俄国工人的火车。他写道：由于回国的劳工乘坐的车厢里的死尸，很可能惹出一场大祸来？？在这列火车里，有些妇女生了孩子，孩子在半路上就扔到窗口外面去了。有肺病和性病的人与大家坐在同一个车厢里。快要死的人躺在连稻草也没有铺的货车里；有一个死人被扔在铁路路基上。在其他开回去的火车上想必也发生过同样的情况。
　　对东方劳工说来，这不是进入第三帝国的一个令人感到光明的前奏，但它至少使他们对即将面临的苦难的历程有所准备。等待着他们的是饥饿、鞭打、疾病、挨冻，住的是没有炉子的房子，穿的是单薄而破烂的衣服。等待着他们的是成日成夜的劳动，什么时候身子撑持不住了，什么时候劳动才算完。
　　德国制造枪炮、坦克、弹药的规模巨大的克虏伯工厂是使用奴隶劳工的典型场所。克虏伯用了大批奴隶劳工，其中也包括俄国战俘。战时有一个时期，布痕瓦尔德集中营中有600 名犹太妇女被送到克虏伯工厂做工，她们“住在”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劳动营里。原来收容在这所劳动营里的是意大利战俘，他们已经迁走了。克虏伯工厂中为奴隶劳工看病的“高级医生”威廉·雅格博士，在纽伦堡所写的一份供词中叙述了他接任这项职务时所看到的情况。
　　我头一次出诊时，看到这些妇女身上害着大块大块的脓疮和别的疾病。在我去以前她们至少已有两星期没有看到医生了？？没有药品供应？？她们没有鞋穿，光着脚走来走去。每人穿的仅有的一身衣服是麻袋缝成的，麻袋上开了几个口，让头和手臂伸出来。她们的头发都给剃了。营房四周围上铁丝网，由党卫队的警卫人员严密把守着。
　　劳动营中食物供应的数量很少，质量极坏。到营房走过一趟，没有不挨跳蚤咬的？？我的两只手臂和别的地方就被咬起几块大疮？？
　　雅格博士把这种情况报告克虏伯的董事们，甚至报告厂主古斯塔夫·克虏伯·冯·波伦—哈尔巴赫的私人医生，但是毫无效果。他所写的几份关于克虏伯工厂其他劳动营的报告，也没有能使情况得到丝毫改善。他在供词中提到，有几份报告，叙述的是住有俄国和波兰劳工的8 个营房的情况：住的地方拥挤不堪，因而疾病丛生，而且缺少足以维持一个人活命的食物，缺少用水，缺少厕所。
　　东方工人的衣服也十分缺乏。他们不论劳动时或睡觉时穿的都是从东方来的时候穿的那一身衣服。他们几乎全都没有大衣，只得用毛毯当大衣御寒和挡雨。由于没有鞋穿，许多工人只得光着脚上工，甚至冬天也是如此？？
　　卫生条件恶劣到了极点。在克拉麦普拉茨，1200个人使用的厕所，是原来只供10个儿童用的？？
　　厕所的地面上到处是大小便？？鞑靼人和吉尔吉斯人受的罪最大；由于居住条件太坏，食物粗劣，不能吃饱，加上劳动过度，得不到足够的休息，他们像苍蝇一样死去。
　　许多工人还害着斑疹伤寒。传染这种病的虱子以及无数的跳蚤、臭虫等害虫，折磨着住在这些营房中的人？？营房中的供水时常中断，一断就是8 天到14天？？
　　一般地说，西方劳工比东方劳工生活得略好一筹——后者在德国人眼中不过是人类的渣滓。但是这种区别也只是相对的。雅格博士在克虏伯工厂设在埃森市诺格拉特街收容法国战俘的一个劳动营中所见，可作例证。
　　他们在狗窝、小便池和原来的面包房里住了将近半年。狗官高3 英尺，长9 英尺，宽6 英尺，每间住上5 个人。战俘必须四肢着地才能爬进去？？劳动营里没有水。”被分配到德国农场劳动的奴隶劳工大约有250 万人。其中绝大部分是斯拉夫人和意大利人。尽管由于环境不同，他们的生活比在城市工厂中劳动的人要好一些，但远不是理想的，甚至也谈不上是人道的。从缴获的一项关于“波兰籍的外国农场工人的待遇问题”的指令中，可以看到他们所受待遇的一斑。这项命令虽然适用于波兰人——签发的日期是1941年3 月6 日，那时还没有能用上俄国人——但后来被用作对待其他国籍的人的通则。
　　波兰籍的农场工人不再有申诉的权利，因此，任何官方机构均不得接受其申诉？？严禁到教堂去？？严禁到剧院、电影院或其他文化娱乐场所？？
　　严禁与妇女和姑娘性交。
　　波兰籍的农场工人如与德国妇女性交，按照希姆莱于1942年颁发的布告，将被处以死刑。从事奴隶劳动的农场工人不得乘坐“火车、公共汽车或其他公共交通工具”。颁布这项指令显然为的是防止农场工人逃出他们不得离开的农场。
　　[ 指令规定] 严禁任意调换工作。农场工人须按雇主要求长期劳动。每天劳动时间的长短，不加限制。
　　雇主均有权对农场工人进行体罚？？如果条件许可，可将农场工人从居处迁到马厩等处居住，在采取这样措施时不能心善手软，甚至被抓到德国来做家务劳动的斯拉夫妇女，也被当作奴隶一般对待。
　　早在1942年，希特勒便命令沙克尔找50万斯拉夫妇女到德国来，“以便减轻德国家庭妇女的负担”。这位奴隶劳工专员对她们在德国家庭中劳动的条件作了如下规定：不许提出工余时间的要求。从东方来从事家庭劳动的妇女，只有为了办家务事才可离家上街？？
　　她们不得上饭馆、电影院、剧院，不得上其他类似的场所去。也不得到教堂去，在纳粹的奴隶劳工计划中，妇女和男子显然是同样需要的。在德国人抓来劳动的300 万左右俄国平民中，有半数以上是妇女。大部分妇女被分配在农场从事重劳动或在工厂做工。
　　奴役征服区的几百万男女，使他们为第三帝国于最低贱的劳动，并不只是战时的权宜措施。上面引述的希特勒、戈林、希姆莱等人的言论只不过是他们言论的很少一部分，但是也可以清楚看出，如果纳粹德国长久维持下去，新秩序将意味着德意志主宰民族统辖一个西起大西洋东至乌拉尔山脉的庞大的奴隶帝国。在这个帝国中，东方的斯拉夫人受到的待遇肯定是最坏的。
　　1941年7 月，当时希特勒进攻苏联还不到一个月，他便着重指出，他的占领苏联计划是“一种最后解决办法”。一年以后，征服俄国的战事进入高潮时，他教训部下说：我们对于亿万愚蠢可笑的斯拉夫人，要采取这样的办法：把他们之中的最优秀的按照我们的要求加以改造，而把其余的人隔离在他们自己的猪圈里；谁要是妄谈什么该对当地居民慈悲为怀，该让他们得到教化，马上把他送进集中营！
　　战俘
　　尽管德国人严重违反了海牙公约和日内瓦公约，把战俘送到兵工厂或从事与前线作战有关的各种劳动，但是对于那些被第三帝国俘获的几百万战俘来说，这种规模庞大的劳动还不是他们最发愁的事情。
　　他们最关心的还是熬过战争，保全一命。如果他们是俄国人，那未熬过战争保全性命的希望最少。苏联战俘的人数比其他各国战俘合在一起的总数还要多，大约有575 万人。1945年盟军解放战俘营中被俘人员时，生还的苏联战俘只有100 万人。在战争时期被德国人释放的或被批准到德军建立的伪军中服役的人大约也有100 万。饿死、冻死、病死的俄国战俘达200 万。
　　其余的100 多万人没有作出交代，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证实这100 多万人中的大部分，或者因上述原因而死亡，或者被党卫队保安处处死。据德国方面文件记载，处死的有67000 人，这肯定只是一部分数字。
　　大部分俄国战俘，约380 万人，是在德国发动侵俄战争的第一阶段，即从1941年6 月21日到12月6 日期间对俄国进行的几次大包围中被俘的。显然，在战事正在进行和迅速向前进军时，要求任何军队能很好地照顾这么一大批战俘是有困难的。但是问题在于德国人根本未作任何努力。我们从前边引述的纳粹文件中看到，德国人对苏联战俘确实是故意不给饭吃；在1941年漫天风雪的冬天，气温降到零下时，不给他们安身的地方，许多人因此活活饿死冻死了。
　　据罗森堡这样有权威地位的人说，许多纳粹官员的态度是：“这些战俘死得越多，对我们越好。”
　　愚蠢不堪的东方占领区事务部部长无论如何也算不上是个讲人道的纳粹分子，特别是对于俄国人。而我们知道，他是在俄国人那里长大的。但是，即使连他这样的人，也曾心有不忍。1942年2 月28日，他在致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元帅的一封长信中，曾对俄国战俘所受到的待遇提出抗议。他写这封信，正是那年冬天苏联军队在莫斯科和罗斯托夫击退德军，反攻之势有如破竹的时候；德国人这时已经看出，他们想一举消灭俄国的一场赌博已经输定了，说不定要一输到底了；他们也已看出，在美国已经参加到俄国和英国一边而与德国为敌的今天，德国人很可能在这一场战争中被打败。情况如果真的如此，胜利方面是要追究他们的战争罪行的。
　　［罗森堡在致凯特尔的信中说] 在德国的苏联战俘，遭到极为悲惨的命运。360万战俘中，全劳动力只有几十万人。许多人不是饿死，就是由于气候的折磨而死。
　　罗森堡继续说道，这种情况本来是可以避免的。俄国有足够的粮食供他们食用。
　　但是在多数情况下，战俘营长官都不许把这些粮食供战俘食用，而宁可[953] 让他们饿死。甚至在战俘被押送到战俘营的途中，也不许老百姓给他们东西吃。许多战俘在途中由于饥饿劳累，跟不上队伍，就被枪决。枪杀战俘是当着饱受惊吓的老百姓的面进行的，尸体就弃在原地。许多战俘营根本没有住的房子。下雨下雪，战俘也睡在露天里……
　　最后还得提一下枪决战俘的事情。他们这样做……根本不从政治上考虑问题。例如各集中营里都把“亚洲人”一概枪决……
　　岂止亚洲人。俄国战役开始后不久，最高统帅部和党卫队保安处便达成一项协议，由保安处“甄别”俄国战俘。保安处的大刽子手奥托·奥仑道夫在一份供词中透露了“甄别”的意图何在。奥仑道夫与希姆莱手下许多人一样，是个不务本业的知识分子，他曾得过两个大学学位（法学和经济学），并曾在应用经济科学学院当过教授。
　　[ 奥仑道夫说] 所有犹太人和共产党干部都要调出战俘营，处以死刑。据我所知，在对俄国作战的整个期间，一直采用这种办法。
　　但是这样做也不无困难。俄国战俘的身体往往衰弱得连上刑场都走不了。为此，秘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提出了抗议，此人短小精悍，也是个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 他说：集中营长官不满地说，预定要被处决的苏联人在到达集中营时，已有5 ％到10％的人死亡或濒于死亡……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前往集中营的途中，譬如从火车站走向集中营的途中，就有相当多的战俘由于疲惫不堪倒在路上，有死了的，也有半死的，因此护迭时后边还得跟上一辆卡车装运这些人。要想不让德国人看到这种场面是不可能的。
　　秘密警察对俄国战俘饿死累死丝毫也不在乎，他们遗憾的只是每死一个战俘就使刽子手们少一个行刑的对象，但是他们不愿意德国人民看到倒毙于途的惨象，因此“秘密警察缪勒”——他在德国以此著称——下令：自即日起（1941年11月9 日），俄国战俘凡显然无活命希望因而连短途旅程也不能走动者，以后无需运到集中营处死。
　　[954] 死了的战俘不能劳动自不必说，甚至饿坏累坏的战俘也都失去劳动能力了。到了1942年，德国人已清楚地意识到战争将长期拖下去，比他们原先设想的时间要长得多；同时也已看出，他们的后备劳动力十分缺乏，被俘苏军已成为德国后备劳动力的重要组成部分。因此纳粹放弃了屠杀战俘的政策，而采取利用他们从事劳动的办法。1943年，希姆莱在波森对党卫队人员作了一次讲话，解释了为什么要改变这项政策的道路。
　　当时[1941 年] 我们对这么一大批人没有像今天这样，把他们当作原料和工人。战俘饿死累死几万几十万，从几个世代那样长远的意义上看，是没有什么可遗憾的；但是在目前，由于丧失了劳动力，这种情况却是可惜的。
　　现在必须让战俘们吃得足以使他们有力气干活了。到1944年12月，已有75万战俘在兵工厂、矿山（分配了20万人）和农场劳动，其中包括不少军官。他们的待遇是苛刻的，但是总算可以活命。甚至凯特尔元帅建议在战俘身上打烙印的办法也废除了。* 德国人对待西方战俘，特别是英美战俘，比对待俄国人相对地来说好一些。虽然屠杀英美战俘的事也偶然发生过，但一般都是由于个别战俘营长官个人的极端残暴和虐待狂所致。1944年12月17日比利时凸出地带战役中，在马勒梅第附近的田野中血腥屠杀71名美国战俘，便是一个例子。
　　希特勒也曾亲自下令杀害西方战俘。例如他曾下令屠杀50名英国飞行员，这些人于1944年春被俘，后来在萨岗的一个集中营逃跑未成。戈林在纽伦堡说，他“认为这是整个战争时期最严重的一次事件”，约德尔将军则称之为“不折不扣的谋杀”。
　　1943年英美对德国加紧轰炸以后，德国便有意鼓励杀害盟军在德国跳伞降落而被俘的飞行人员，上述事件实际上似乎是他们这个政策的一部分。德国鼓励一般平民在抓到跳伞降落的盟军飞行员后，立即私刑处死。战争结束以后，不少犯有这种罪行的德国人受到审判。（1944年英美轰炸德国达到高潮时，里宾特洛甫主[955] 张对被击落的英美空军人员立即处死，但希特勒则采取比较温和的态度。）
　　1944年5 月21日，他在与戈林会商以后，只是发布这样一项命令：英美飞行人员凡曾扫射过客车、平民以及紧急着陆的德国飞机者，可不经军法审判即予枪决。
　　被俘的空军人员有时则被直接交由党卫队保安处进行“特别处置”。
　　1944年9 月，约有47名美英和荷兰的飞行人员（全都是军官）在毛特豪森集中营惨遭杀害。集中营中有一个法国战俘莫里斯·拉姆普是目击者之一，他在纽伦堡叙述这次屠杀的情况时说：47名军官光着脚，被带到石坑里……在石坑的最下一层阶梯上，警卫人员把石头放到这些可怜的人们背上，要他们扛到上边去。头一趟扛的石头约60磅重，一面扛着一面挨打……第二趟扛的更重，什么时候被石头压垮了，就遭到脚踢棒打……到了晚上，路上已倒下21具尸体，另外26个人在第二天早晨也死了。
　　这是毛特豪森集中营里常用的“处决”方式，也是杀害无数俄国战俘的若干方式之一。
　　从1942年起，亦即战争的趋势开始对希特勒不利以后，他便下令杀害被俘的盟军突击队员，特别是在西线被俘的人员。（被俘的苏联游击队员被立即枪决，自不必说。）元首在1942年10月18日发布的《突击队绝密命令》，是被缴获的纳粹文件之一。
　　自即日起，在欧洲或非洲执行所谓突击任务的敌人一俟被德军发现，不论是否携带武器，也不论是在战斗中还是在逃跑中，应全部处死，即使他们身着军服也不赦免。
　　同一天，希特勒又发布一项补充指示，将他所以发布这个绝密指令的理由对司令官们作了解释。他说，由于盟军突击队获得成功，我不得不严令消灭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部队，并宣布对不服从这些命令者予以严惩……必须晓喻敌人：从事破坏工作的突击队员将毫无例外地被全部消灭。
　　这就是说，他们要想死里逃生是绝对没有希望的……［他们］绝不要妄想会得到日内瓦公约规定的待遇……如果由于审问上的需要而留下一个两个暂时不杀，审问过后也得立即枪决。[956] 这种特殊罪行是严格保密的，约德尔将军在希特勒指令上又添加了补充说明，下边还打上重点：“这项指令只供司令官阅读，切勿落人敌人手中。”他们还得到指示，在及时记下内容后，全部文件即悉数销毁。
　　文件的内容想必已铭记在各级司令官的心中，因为他们都已贯彻执行了。有两个例子可以谈一下，当然事例还多得很。
　　1944年3 月22日夜间，美国陆军第二六七特别侦察营的2 名军官和13名士兵，乘一艘军舰在意大利境内距德国阵地后方很远的地方登陆，准备破坏斯比塞到热那亚之间的一个铁路隧道。这批侦察人员一律身着军装，并没有携带便服。3 月26日，即他们被俘后的第3 天，一队执刑队人员就根据德国陆军第七十五军军长安东·多斯勒将军亲自颁发的命令将他们处死，刑前未经审问。战争结束后不久，多斯勒将军受到美国军事法庭的审判时，为自己的罪行辩解说，他只不过是遵照希特勒的突击队命令行事。他争辩说，他如不服从，自己将被元首送交军事法庭审判。
　　1945年1 月在斯洛伐克跳伞降落的15名英美军事人员，其中有一名美联社战地记者，全都身着军服，在毛特豪森集中营被处死刑。这是根据恩斯特·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的命令执行的。卡尔登勃鲁纳博士继海德里希之后任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是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这个屠杀罪行如果不是集中营中目击他们处死的一名副官招供出来，恐怕永远也无人知道，因为这个集中营中大规模处决战俘的文件大部分已经销毁了。
　　纳粹在占领区的恐怖统治
　　1941年10月22日，法国《灯塔报》刊登了下列通告：10月20日上午，受英国和莫斯科雇用的懦怯的罪犯暗杀了南特的战地司令。凶手至今尚未捕获。
　　我已下令先枪决50名人质，作为这个罪行的抵偿……如果从现在起至10月23日午夜，凶手仍未捕获归案，将再枪决50名人质。
　　这一类通告常常出现在法国、比利时、荷兰、挪威、波兰、俄国的报纸上，或者写成红底黑框的海报张贴出来。德国人公然宣称，偿命的比率一律定为100 ：1 ——每有一个德国人被枪杀，就[957] 枪决100 名人质。
　　虽然抓人当人质是古代的习惯，例如罗马人就十分爱用这种办法，但是到了近代，一般已不采用这种办法了。只有德国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人在印度和布尔战争时在南非用过。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希特勒指挥下的德国陆军却大规模地抓人当人质。凯特尔元帅和一些身份比他低的司令官都曾签署过逮捕人质和枪杀人质的密令，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曾提出许多这样的密令文件。1941年10月1 日，凯特尔下令说：“人质当中必须包括著名头面人物或者他们的家属，这一点至为重要”；一年以后，驻法德军司令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也强调指出，“被枪决的人质的名气越大，对凶手所起的威慑作用也就越大”。
　　第二次大战期间，德国人一共处决了29660 名人质，这个数字还不包括“瘐死”在法国监狱中的40000 人。波兰是8000人，荷兰是2000人。在丹麦，他们用一种所谓“肃清暗杀”制度来代替公开宣布枪杀人质。希特勒明令，德国人在丹麦如遭杀害，要秘密采取“以五顶一”的报复办法。由于德国人采取这种办法，斯堪的纳维亚半岛的最孚众望的人士之一、丹麦牧师、诗人兼剧作家卡伊·门克被残酷杀害了。他的尸体被抛弃在街头，身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猪猡，你还是为德国效了劳。”
　　凯特尔元帅在纽伦堡供称，在他不得不遵照希特勒命令行事而犯下的所有战争罪行中，以根据Ｎａｃｈｔ　ｕｎｄ　ＮｅｂｅＩ　Ｅｒ1 ａｓｓ——《夜雾命令》所犯的罪行“最为严重”。这项奇怪的命令是希特勒专门用来对付西欧占领区的无辜居民于1941年12月7 日亲自颁布的。正如这项命令的奇怪名称所显示，它的目的在于逮捕“危及德国人安全”的人，逮捕以后并不立即枪决，而是丝毫不落痕迹地让他们消失在德国的茫茫夜雾之中。他们的下落不通知其家属，即使所谓下落常常只不过是他们在德国的埋葬地点。
　　1941年12月12日，凯特尔发布一个指令，对希特勒的命令作了解释。
　　“在原则上，”他说，“对德国犯有罪行的人应处死刑。”但是，如果对这些罪犯给以监禁的处分，即使同时还罚做终身苦役，也将被认为是软弱的表现。只有对罪犯处以死刑，或者采用使罪犯家属及当地居民不知其下落的办法，才能收到极大的威吓效果。
　　1942年2 月，凯特尔又对《夜雾命令》作了补充。如果一个[958] 人被捕后8 天之内还没有被判死刑的话，应将这些囚犯秘密送往德国……这些措施将起到威慑作用，因为（1 ）这些囚犯将不留痕迹地消失，（2 ）不说明他们的下落和命运。
　　受命执行这个可怕任务的是党卫队保安处。在缴获到的保安处文件中充满了有关“ＮＮ”（代表“夜雾”两字）的各种指示，特别是关于要求对被害人埋葬地点严守秘密的指示。到底有多少西欧人士消失在“夜雾”之中，纽伦堡国际法庭根本无法确定这项数字，但是看来难得有人逃出虎口。
　　但是我们从党卫队保安处的文件中，可以得到一些能说明问题的数字，这是关于他们在占领区中用在俄国的另一种恐怖行动所杀害的人的数字。这种特别的恐怖行动是德国人称做特别行动队干的。从其活动情形看，称为灭绝队更合适些。他们所杀害的人的头一批整数是在纽伦堡偶然查清楚的。
　　有一天，在开审前不久，美国检察官、年轻的海军军官惠恃纳·Ｒ·哈里斯少校向奥托·奥仑道夫盘问他在战时的活动情况，人们知道，这个看上去年纪颇轻（38岁）而又漂亮的德国知识分子当过希姆莱的德国中央保安局的第三处处长，但在战争的最后几年的大部分时间中，他在经济部任对外贸易专家。他告诉哈里斯少校，战争时期他一直在柏林任公务员，只有一年是例外。当被问到这一年离开柏林时干了些什么时，他回答说，“当特别行动队Ｄ支队队长”。
　　哈里斯是律师出身，这时已是熟悉德国问题的有相当权威的情报专家，对特别行动队的情况有不少了解。因此他立即追问下去：“在你任特别行动队Ｄ支队队长的那一年，你的那一队一共杀害了多少男子、妇女和儿童？”
　　哈里斯事后回忆说，当时奥仑道夫耸了耸肩，稍微迟疑了一下回答道：“9 万！”
　　特别行动队最初是希姆莱和海德里希于1939年组织起来的，其目的是跟随德军进驻波兰，搜捕犹太人，把他们集中到犹太人隔离区。过了将近两年，在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以后，特别行动队才与德国陆军取得协议，受命随战斗部队之后执行“最后解决”的一部分任务。为了执行这项任务，组成了4 个特别行动队：Ａ支队、Ｂ支队、Ｃ支队和口支队。奥仑道夫于1941年6 月到1942年6 月之间领导的便是Ｄ支队，该支队在乌克兰南端地区活动，附属于第十一军团。约翰，哈兰·阿门上校在法庭上问奥仑道夫曾接受过什么指示，他回答说：“指示要求我们清算犹太人和苏联政治委员。”
　　“你所说的‘清算’，是不是就是‘杀死’的意思？”阿门问他。
　　“是的，就是杀死。”奥仑道夫回答道，并解释说，杀掉的人中有男子，也有妇女和儿童。
　　“为什么要屠杀儿童呢？”俄国法官Ｉ·Ｔ·尼基钦科将军插口问道。
　　奥仑道夫：命令是必须全部消灭犹太居民。
　　法官：也包括儿童在内？
　　奥仑道夫：是的。
　　法官：犹太儿童全部杀死了吗？
　　奥仑道夫：是的。
　　奥仑道夫在回答阿门提出的其他问题时以及在他的供状中，叙述了一场典型的杀人情况。
　　特别行动队到了一个村庄或市镇以后，就命令当地犹太人中的头面人物把全体犹太人集合起来，说是要给他们“重新安置”。他们被勒令交出自己的贵重物品，并且在临刑前脱下外衣。他们被装上卡车押往刑场，刑场通常是在反坦克战壕里——往往当场能杀死多少便装上多少。用这种办法是想使被害人从知道死到临头至真正被处决的这段时间越短越好。
　　不一会儿，摆出一副战斗姿态的执刑队人员就枪杀这些站着或跪着的人，然后把尸体扔到壕沟里。我不许执刑的人单独枪决人，而是叫他们几个人放排枪，以避免个人直接承担责任。别的支队的领导人要求让被害人平伏在地上，从后颈射进子弹。我不同意这种做法。
　　“为什么？”阿门问道。
　　“因为这样做会使被害人和执刑的人心理上的负担过重。”奥仑道夫回答说。
　　奥仑道夫又详细谈到他在1942年春天接到希姆莱的一项命令，要他们改变处决妇女和儿童的方法。此后，妇女、儿童就被送到两家柏林公司专门为杀人建造的“毒气车”上去。这个党卫队保安处的军官向法庭供述了这种奇特的车辆怎样进行工作的情况。
　　从外表上看不出这种囚车的实际用途。它们看起来跟密闭的货车差不多，但构造却不一样，车子一开动，就把［排出的] 毒气送到车厢里，10分钟到15分钟便使人致命了。
　　“你们是怎样把被害人引上囚车的？”阿门上校要他说明白。
　　“我们对他们说，要把他们送到另外一个地方。”奥仑道夫回答。
　　接着他诉说，埋葬毒气囚车上的死难者是教特别行动队人员“受罪的苦差使”。在纽伦堡法庭上提出的一份文件中，有一个叫贝克尔博士的人证实了这一点。据奥仑道夫证明，贝克尔就是制造毒气囚车的人。他在给总部所写的一封信中，反对由特别行动队人员把毒气熏死的妇孺尸体卸下来，他提请注意：该项工作可能对这些人员身心健康起危害作用，他们向我诉说，每次卸下尸体都要感到头痛。
　　贝克尔博士还向上级指出毒气的使用方法往往不对头。司机为了想尽快把工作办完了事，把加速器扳到最大限度。被处决的人是被闷死而不是按照我们原来计划昏睡而死的。
　　贝克尔博士——在他自己的心目中——真是个人道主义者，他下令改进操作技术。
　　我的指示现在证明，正确调整操纵器，结果死亡来得更快，而且犯人是安安静静地睡着了的。
　　再也看不到以前常见到的恶形怪状的死相和遗屎遗尿的现象了。
　　但是据奥仑道夫证明，毒气囚车一次只能处死15到25个人，这完全不能满足希特勒和希姆莱的大规模屠杀的要求。据特别行动队官方报告，仅仅1941年9 月29日、30日这两天中，在乌克兰的首府基辅就“处决”了33771 人，其中绝大部分是犹太人。要完成这样的任务，毒气囚车是不够的。
　　英国首席检察官哈特莱·肖克劳斯爵士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宣读过一个德国人的报告，此人曾亲眼看到乌克兰的一次规模较小的集体屠杀。法庭在宣读这份报告时，全场吓得鸦雀无声。报告是赫尔曼·格拉伯经过宣誓画押的供词，他曾任一家德国建筑公司乌克兰分公司的经理兼工程师。1942年10月5 日，他在乌克兰的杜布诺亲眼看到特别行动队的人员在乌克兰民团的配合下，在杀人坑旁杀人的情况。他报告说，这次共杀害了镇上的5000名犹太人。
　　……我的工头和我直接走向坑那边去。我听到从一个小土堆后面传来一连串的枪声。手中拿着马鞭子或狗鞭子的党卫队人员命令从卡车上下来的男人、妇女和大大小小的儿童脱下衣服。他们被迫把衣服放在指定地点，按鞋子、外衣、内衣分类放着。我看到的一堆鞋子大约有800 到1000双，还有一大堆一大堆内衣和衣服。
　　这些人脱下衣服，一声也不叫喊，也没有哭泣。他们一家一家地聚在一起，互相吻别，等待着另一个党卫队人员打手势。这个党卫队人员站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手里也拿着一根鞭子。我在近坑处站了15分钟，没有听到一个人叫怨或恳求饶命……
　　一个银白头发的老太太抱着1 个周岁左右的孩子，唱歌给他听，还逗着他。孩子高兴得咯咯地笑着。孩子的父母噙着眼泪望着他们。父亲拉着一个约10岁的男孩子，温存地向他说话；孩子忍着满眶泪水。父亲又一手指着天空，一手抚着孩子的头，好像在给他解说些什么。
　　这时，站在坑边上的一个党卫队士兵向他的一个同志叫喊几声，那人便点出20来人，叫他们往土堆后面走去……我清楚地记得一个苗条的乌发姑娘从我身边走过时指着自己说：“23岁。”
　　我绕过土堆走去，发现前边有一处很大的坟场。尸体紧紧地挨在一起，一个压着一个，只有脑袋露在上边。差不多所有的人头上都有血，淌到肩膀上。有人还在动弹，有人举起膀子，转动着脑袋，表示自己还没有死。坑里已装满2/3 ，我估计里面有1000人了。我探寻放枪的人。那是一个党卫队人员，他坐在狭窄的坑头的边沿上，双脚悬到坑里，手里拿着一支冲锋枪，抽着香烟。
　　赤身露体的人们住坑里走下几步，从躺在坑里的人头上爬到这个党卫队人员指定的地方。他们躺在死人或受伤者的上边；有人还抚摩一下活着的［962 ］人，轻声跟他们说些什么。一会儿，我就听到一阵连续的枪声。再往坑里一看，有人抽搐着身子；有人把头枕在别人身上，动也不动了。血从他们的脖子上流下来。
　　又一批人已经走过来了。他们走进坑里，一排排躺在前一批死难者身上被枪杀。
　　就这样杀了一批又一批。第二天早晨，这个德国工程师又到刑场去看了一下。
　　我看到大约30个赤身露体的人躺在离坑不远的地方。有些人还活着……过后，这些还活着的犹太人被勒令把尸体拖到坑里。然后，他们自己也得躺到坑里，以便子弹从他们脖子上射进去……我在上帝面前起誓，说的全是实情。
　　在红军把德军逐出苏联领土以前，特别行动队到底屠杀了多少犹太人和俄国共产党干部（前者数字远远超过后者）？纽伦堡法庭一直没有统计出确实数字，但是我们从希姆莱的记载（虽然不完全对得起来）中可以得到一个粗略的概念。
　　奥仑道夫的Ｄ支队杀害了90000 人，还不如其他一些支队。例如在北方的Ａ支队于1942年1 月31日报告，它在波罗的海沿岸地区和白俄罗斯“处决了”229052名犹太人。Ａ支队队长弗朗兹·施塔勒克向希姆莱报告说，他在白俄罗斯遇到一些困难，因为“动手很晚，已是霜冻季节，使大规模行刑更加困难得多。但是，”他报告说，“到目前为止，已［在白俄罗斯］枪杀了41000 名犹太人。”施塔勒克后来在同年被苏联游击队杀死。他在报告中附了一纸相当详细的地图，上面标出在他指挥之下各地处死的人数——用棺材作为标志。地图表明，仅在立陶宛便屠杀了136421名犹太人；另有34000 人“因为需要他们劳动”，暂时不杀。报告宣布，犹太人较少的爱沙尼亚已“没有犹太人”了。
　　特别行动队的刽子手们在严冬暂停活动一段时候以后，到1942年夏天又忙得不可开交。到7 月1 日，在白俄罗斯已杀死55000 多犹太人。10月间，明斯克犹太人隔离区剩下来的16200 人在一天之内全被杀光。到了11月，希姆莱已经可以向希特勒报告，从8 月到10月底在俄国已杀死363211名犹太人，虽然为了博得嗜杀的元首的欢心，这个数字不免有些夸大。［963 ］据秘密警察的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统计，特别行动队在东欧各国总共屠杀了200 万人，差不多全部是犹太人。但是这个数字几乎肯定是浮夸的；党卫队的头目对他们的屠杀成就总是十分得意，他们往往填报加了码的数字，以博得希姆莱和希特勒的欢心。这事说来有点奇怪，但事实确是如此。1943年3 月23日，希姆莱手下的统计专家理查德·科勒尔博士向他报告，住在俄国的633300名犹太人已经“重新安置”——这是对特别行动队的屠杀的一种委婉说法。令人惊异的是，这个数字与一些专家后来煞费苦心调查所得的结果正相吻合。加上战争最后两年中杀害的100000人，这个数字大概是我们所能得到的最准确数字。
　　以上这个数字虽然已经够大了，但是若与希姆莱的灭绝营在贯彻“最后解决”政策时杀害的人数相比，还是小巫见大巫哩。
　　“最后解决”
　　1946年6 月晴朗的一天，纽伦堡的3 个美国检察官在提审时盘问党卫队大队长奥斯瓦德·波尔，被告曾担任的工作之一是负责纳粹集中营中的囚犯所从事劳动的工程。他在参加党卫队以前是海军军官，德国崩溃以后隐藏了一阵，直到一年以后，在1946年5 月才被逮捕归案，当时发现他乔装成雇工，在一个农场劳动。
　　波尔在回答一个问题时用了一个名词。纽伦堡的检察官们当时已忙碌了好几个月，研究几百万字的缴获文件，所以这个名词对他们已很熟悉。波尔当时说，有一个叫霍斯的同事被希姆莱派去搞“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那是个什么问题？”检察官问波尔。
　　“灭绝犹太人。”他回答道。
　　随着战事的进展，纳粹高级领导人的辞汇里和文件中日益频繁地使用这个名词。因为从表面上看这个名词好像并没有什么伤［964 ］天害理的意思，显然可以使他们免得彼此提醒对方真实含意而感到内疚，而且他们也许认为，如果犯罪的文件一旦泄露出去，这个名词多少可以掩饰一下他们的罪行。
　　绝大多数纳粹头子果然在纽伦堡受审时不承认他们了解这个名词的意思。戈林还争辩说，他从没有用过这个词儿。但是谎言不久就被揭穿了。法庭在审问这个肥胖的帝国元帅时，摆出他在1941年7 月31日给党卫队保安处处长海德里希的一项指令。他发布这项指令正是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兴致勃勃地执行灭绝任务的时候。
　　［戈林指示海德里希］现在我委任你进行各项准备工作……以便全面解决德国统治下的欧洲各地的犹太人问题……
　　我还责成你尽快给我草拟一份文件，说明……为了贯彻我们打算进行的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的工作，已经采取了哪些措施。
　　海德里希十分清楚戈林所说最后解决一词的含意，因为早在快一年以前、占领波兰之后的一次秘密会议上，他自己就曾用过这个名词。在那次会议上，他概述了“最后解决的第一步”，其中包括把犹太人全部集中到大城市里的犹太人隔离区，这样最后处理他们的命运就不费事了。
　　就其实际执行情况来看，“最后解决”是阿道夫·希特勒老早就盘算过并且在战争爆发以前公开谈论过的。1939年1 月30日，他在国会讲话时就说过：如果国际犹太金融家……再一次把各国推进世界大战的深渊，结果将是……整个欧洲各地的犹太民族全被消灭。
　　他说，这是一个预言，他后来在其他公开讲话中又一字不易地把这句话重复了5次。其实，把欧洲推进武装冲突深渊的并不是“国际犹太金融家”，而正是他自己，不过这个问题对希特勒来说，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是，现在已经爆发了世界大战，在这场战争中，他已征服了绝大多数欧洲犹太人居住的东欧广大地区，从而使他有机会执行他的“消灭”计划。到进攻俄国的战争开始时，他已经发布了必要的命令了。
　　纳粹高级领导人物所熟知的“元首关于最后解决的命令”，显然一直没有写成明文——至少在缴获的纳粹文件中没有找到一份［965 ］成文的东西。
　　种种迹象表明，这项命令很可能是希特勒口头上告诉戈林、希姆莱和海德里希，再由他们在1941年夏秋时候往下传达的。不少证人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作证说，他们“听到过”这个命令，但是谁都说未见过文件。后来，德国总理府长官、顽固不化的汉斯·拉麦斯出庭作证时，在被追问之下回答说：我知道元首有一项命令由戈林传达给海德里希……这项命令叫做“最后解决犹太人问题”。
　　但是拉麦斯跟许多被告一样声称，他在纽伦堡听到盟国律师向他说明这个情况以前，真的不了解这项命令到底是怎么回事。
　　到1942年初，据海德里希的意见，应该是对“最后解决”的“各项根本问题”加以澄清的时候了，以便这项工作可以最后得到贯彻和结束。为此，海德里希于1942年1 月20日在柏林郊区风景美丽的汪西湖召集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保安处各机构的代表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的记录对后来纽伦堡的一些审判起了很重要的作用。尽管当时德军在俄国正受到挫折，纳粹官员仍然认为胜利已经在望，德国眼看就要统治包括英格兰、爱尔兰在内的整个欧洲了。因此，海德里希对参加会议的15名高级官员说，“在最后解决欧洲犹太人的问题的过程中，牵涉到的犹太人近1100万”。然后他就谈了各国犹太人的数字。在德国旧有版图上，只剩下131800名犹太人（1939年有25万人）。
　　他说，但是在俄国还有500 万犹太人，在乌克兰还有300 万，在波兰总督辖区还有225 万，在法国还有75万，在英国还有30多万。言外之意显然是要全部消灭这1100万犹太人。然后他又说明了如何来完成这项重大任务。
　　现在，在“最后解决”的过程中，必须把犹太人送往东方……作为劳动［966 ］力使用。把有劳动力的犹太人按性别分开，编队送到这些地区去筑路。许多人在这样的劳动中肯定会受到自然淘汰。
　　剩下来终于能活下来的人，由于无疑是具有最坚强的抵抗力的部分，必须受到相应处理。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应该认为这些经过自然淘汰而剩下来的人是犹太人可能东山再起的祸根。
　　换句话说，欧洲的犹太人首先将被送到被征服的东方，然后劳动到死，活下来的少数体格特别健强的人则干脆处死。至于原来就住在东方、已在德国统治之下的几百万犹太人，又该怎样处理呢？代表波兰总督辖区的国务秘书约瑟夫·贝勒博士提出了一项现成的处理方案。他说，波兰的犹太人将近250 万，这些人“构成了极大的威胁”。他们是“疾病的传染者，黑市的经营者，而且不适宜于劳动”。这250万人不产生送走的问题，他们原来就住在那里。
　　［贝勒博士最后说] 我只有一个要求：必须尽快解决我的领土上的犹太人问题。
　　这个老实的国务秘书，情不自禁地道出了上自希特勒的纳粹高级领导人的急躁心情。在这个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几百万犹太人对德国将是多么有价值的奴隶劳工。实际上，直到1942年快到年底的时候，他们才明白过来，但为时已太晚了。早先他们只懂得一点：在修筑向东通往俄国的道路的工程中，使几百万犹太人劳累致死，得费不少时间。因此，早在这些不幸的人们累死之前——大多数人还根本没有被叫去参加劳动——希特勒和希姆莱便决定采用更迅速的办法来处置他们。
　　办法主要有两种。一种办法，我们在前边已经谈过，是在1941年夏天入侵俄国之初采用的。这就是特别行动队的执刑队大规模枪杀波兰和俄国的犹太人，死在他们手里的有75万人。
　　希姆莱于1943年10月4 日在波森对党卫队将领们作报告。当时他心中盘算的就是这个实现“最后解决”的方法。
　　……我要很坦率地跟你们谈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这个问题在我们自己人中间必须谈得非常坦率，但是绝不要向别人公开……
　　我说的是……灭绝犹太民族……你们当中绝大多数人一定了解，当100 具、500具或1000具死尸躺在一起的时候，这事情意味着什么。一方面要坚持这样做，另一方面又要保持自己成为正派人（除了由于人性弱点所造成的某些例外情况），这就是我们的艰苦所在。这是我国历史上从未写过、将来也不会再写的光荣的一页……
　　这个戴眼镜的党卫队领袖为了寻欢作乐，曾经要人枪杀包括妇女在内的100 名东方的犹太人给他看，当场却几乎晕倒过去；因此，他在看到党卫队军官们在灭绝营的毒气室中有效率地工作时，想必把这种杀人法看作德国历史上更加光荣的一页。因为正是在这些死亡营中，“最后解决”获得了最骇人听闻的成就。
　　灭绝营
　　纳粹设立的30多个主要集中营全都是死亡营，几百万囚徒挨饿受刑，死在这些集中营里。虽然集中营当局都有记录，每个集中营都有正式的死亡登记簿，但并不完整，而且在胜利的盟军逼近时，许多登记簿都被销毁了。毛特豪森集中营有一本死亡登记簿保存下来一部分，那上面记载着从1939年1 月到1945年4 月死亡了35318人。1942年底，对奴隶劳工的需要感到特别迫切时，希姆莱下令“务必降低”集中营中的死亡率。由于缺乏劳动力，他在办公室里接到下面这项报告时大不高兴：从1942年6 月到11月，收容在集中营里的136700名囚徒中，死亡者约70610 人，处决者9267人，“转移”
　　者27846 人。所谓“转移”就是送到毒气室的别名。这样，剩下来可以当劳工的人就没有多少了。
　　但是在实现“最后解决”方面，取得进展最大的正是在灭绝营中。最大的也是最出名的灭绝营是奥斯威辛，它有4 个大毒气室和附设的火葬场，处死和焚化的能力远比特莱勃林卡、贝尔赛克、锡比堡和切尔诺等其他集中营为高。它们都是在波兰境内。在里加、维尔纳、明斯克、考那斯和利沃夫附近，还有一些规模较小的灭绝营，它们与大的几个营有一点不同，就是用枪杀而不用毒气。
　　有一个时期，用何种毒气处死犹太人效率最高，在党卫队领导人之间曾有过不少竞争。速度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特别是在奥斯威辛。这个灭绝营在快要完蛋的时候，曾创造一天毒死6000人的新纪录。一度担任过该营长官的鲁道夫·霍斯本来是一个曾犯谋杀罪的罪犯。他在纽伦堡法庭上供述了他所使用的毒气是优越的。
　　犹太人问题的“最后解决”意味着彻底灭绝欧洲的全部犹太人。1941年6 月，我奉命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设备。当时在波兰总督辖区已经有了其他3 个灭绝营：贝尔赛克、特莱勃林卡、瓦尔西克……
　　我访问特莱勃林卡，以便了解他们是怎样进行灭绝工作的。特莱勃林卡营长官告诉我，他在半年之中已经消灭了80000 人。他的主要任务就是消灭来自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全部犹太人。
　　他用的是一氧化物的毒气，我认为他的办法效率并不十分高。因此，我在奥斯威辛建立灭绝营时，用的是一种结晶的氢氰酸叫“齐克隆Ｂ”。我们把这种药品从一个小洞投到死亡室里去，这样杀死死亡室里的人，约需3 分钟到15分钟，视天气情况而定。
　　我们知道里面的人是什么时候死的，因为他们一死就不再叫唤了。我们一般等待半个小时再把门打开，把尸体搬走。尸体搬走以后，我们的特别队人员就从尸体上取下戒指，挖出假牙上的金子。
　　我们还有一个地方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我们建造的毒气室同时可容2000人，而特莱勃林卡的10个毒气室每个只能装200 人。
　　接着霍斯又说明送往毒气室去的死难者是怎样被“挑选”出来的。所以要挑选，是因为并不是所有囚犯都要消灭——至少不是立刻消灭，因为要把其中一些人送到伊·格·法本化学厂和克虏伯工厂去做工，直到他们耗尽了精力，够上“最后解决”的条件时为止。
　　我们有两名党卫队医官在奥斯威辛专管检验运来的囚犯。一名医官叫囚犯列队行进，就在他们走过他面前时，当场作出决定。适合劳动的人被送迸集中营，其余的人立刻被送到灭绝工厂。未成年的儿童都被处死，因为他们年轻，做工还不行。
　　霍斯先生总是不断改进大规模杀人的艺术。［969 ］还有一个方面，我们也是比特莱勃林卡有改进的：特莱勃林卡的被害人往往事先就知道自己将被杀害，而我们在奥斯威辛则设法欺骗被害人，使他们相信他们是去消灭身上的虱子。当然，他们也常常看出我们的真正意图，我们有时也碰到一些骚乱和麻烦。妇女往往把孩子藏到衣服底下，不消说我们一发现就把孩子送去处死。
　　上级要求我们把这种灭绝屠杀干得不让人知道：但是继续不断地焚化尸体所发出来的令人作呕的臭气，不可避免地要充斥这整个地区，所有附近居民都知道奥斯威辛是在进行灭绝工作。
　　霍斯解释说，有时候对少数“特别囚犯”——显然指的是俄国战俘——则干脆注射石脑油杀死。“我们的医生奉命要填写一般的死亡证明书，当然死亡原因一项随便怎么填上都可以。”
　　奥斯威辛幸存的囚犯和看守也叙述了当年集中营中人们被杀害和被处置的情景。他们的叙述可以补充霍斯的直率的供词。“挑选”哪些犹太人去劳动、哪些犹太人立即用毒气熏死的工作，是在被害人一下货车，在铁路的岔道上进行的。他们被锁在货车里，既没有饭吃又没有水喝，有的长达一星期——因为许多人是从法国、荷兰、希腊那样遥远的地方运来的。虽然在这时出现了夫妻、子女被强行拆散的悲惨情景，但是正如霍斯和幸存的人所说，他们谁也想不到自己将落到怎样的下场。事实上有些人还拿到印有注着“瓦尔德湖”字样的美丽的风景明信片，要他们签上字寄给亲人。明信片上印有这样的话：我们在这里过得很好。有工作做，待遇也不错。我们在等待你们的到来。
　　从近处看，毒气室以及附设的焚化场丝毫不是外表可怕的所在；怎么也看不出这会是这样一个地方。上面是修整得很好的草地，草地四周还种上花；入口处的牌子上写有“浴室”字样。毫不生疑的犹太人以为只是把他们带到浴室来消灭虱子，因为在所有集中营消灭虱子是很普遍的事情。而且他们在进去时还有美妙的音乐伴奏哩！
　　演奏的是轻音乐。据一个生还的人回亿，从囚犯中挑一些人组成了一个乐队，参加乐队的都是“年轻貌美的女郎，一律身穿白衬衫和海军蓝的裙子”。
　　在挑选送进毒气室的人时，这个独特的乐队就奏起《快乐的寡妇》和《霍夫曼故事》中的轻松曲调。她们不演奏庄严的、沉重的贝多芬作品。奥斯威辛的死亡进行曲是直接选自维也纳或巴黎轻歌剧的轻快欢乐的曲调。
　　伴随着这些令人回忆起幸福和快乐年华的音乐，男女老幼被带进“浴室”，一到里面，就有人要他们脱下衣服准备洗“淋浴”。有时还领到毛巾。
　　他们一走进“淋浴间”，这才开始看出有些不对头了，因为多至两千人像沙丁鱼似地被塞进了这个房间，根本无法洗澡。这时重实的大门马上推上了，加了锁，还密封起来。死亡室的顶上砌有磨菇形通气孔，它们给修整得很好的草地和花坛掩盖得几乎一点也看不出来，勤务兵们站在这些气孔旁边，准备好一接到命令，就把紫蓝色的氢氰化物或称“齐克隆Ｂ”的结晶药物投下去。“齐克隆Ｂ”原本是作为强烈的消毒剂制造出来售卖的，而现在，如前所述，霍斯先生却自鸣得意地发现了它的新的用途。
　　有些曾从附近房屋里目击当时情景的幸存的囚犯回忆说，有一个时期，向勤务兵们发出讯号，要他们把药物投下去的是一个莫尔中士。“好吧，给他们点东西尝尝。”他说完就会大笑一阵，药物就从气孔里倒进去，倒完马上把气孔封上。
　　刽子手们通过门上装着厚玻璃的窥视孔可以看到里边的情况。下面那些赤身露体的囚犯们有的仰头望着滴水不出的莲蓬头，有的望着地上在纳闷，为什么看不到下水道。毒气发生效果需要过一些时间，但是囚犯们不用多久就看出毒气是从上面的气孔放下来的。这时人人都吓慌了，一齐向离管子远的地方拥去，最后冲到巨大的铁门旁边。据莱特林格说，在大门附近，“他们堆成了一个金字塔，人人身上发青，血迹斑斑，到处湿漉漉的。他们互相抓着、掐着想爬过去，一直到死还不松手”。
　　二三十分钟以后，这一大堆裸露的肉体都不动弹了，抽气机把毒气抽掉，大门打开，“特别队”的人员进来接手工作了。这些人都是被囚禁的犹太男子，营部答应他们免于一死，并给以足够的食物，作为他们做这种人间最可怕的工作的报酬。他们工作时都戴上防毒面具，穿上胶皮靴，手拿水龙头。
　　莱特林格叙述了当时的情况。
　　他们的第一项工作是，洗掉血迹和便污，然后再用绳套和铁钩把互相抓着、掐着的死尸分开来，这是今人毛骨悚然的搜寻黄金和拔除死者的牙齿和头发的前奏；德国人认为这些牙齿和头发都是战略物资，接着，便开始了这样的旅程：先用电梯或轨道货车将尸体运往焚尸炉，再将骨渣运到工厂磨成灰末，最后，用卡车把它们运到索拉河，撤入河中。
　　许多记载表明，德国商人为了争夺建筑这种屠杀和处理尸体的新设备和供应这种致人死命的蓝色结晶药物，曾经展开了激烈的竞争。艾尔福特的制造加温设备的托夫父子公司在投标建造奥斯威辛的火葬场时，获得了成功。
　　在集中营的档案中找到的连篇累牍的信件，暴露出这家公司的商业经营的情况。从该公司在1943年2 月12日的一封信中可见其一斑：致奥斯威辛党卫队和警察局中央建筑处：事由：为集中营建造第二和第三个火葬场。
　　我们已收到你们要建造5 个三层焚尸炉的订货单，其中还包括两个搬运尸体的电梯和一个紧急时用的电梯。另外还订造一套加煤设备和一套搬运骨灰的设备。
　　但是，做这种骇人听闻的生意的，不只是托夫父子公司这一家。在纽伦堡审判中，还提出另外两家公司的名称和它们的一些信件。其他许多集中营对死尸的处理，也曾引起商业竞争。例如，柏林的第迪尔工厂曾投标在贝尔格菜德一个纳粹集中营装置一座焚尸炉，并且自称这座炉子可以生产十分优良的产品。
　　将尸体送入焚尸炉，我们建议只要在滚动的圆筒上安装一个金属叉子。
　　每座焚尸炉的炉膛只需24英寸高、18英寸宽，因为棺材是不用的。从贮尸处将尸体运往焚尸炉，我们建议用轻便的有轮子货车。随函附上按比例绘制的设计图。
　　另外一家钻营贝尔格莱德这种生意的公司是科里公司。它强调在这方面有极丰富的经验，因为它已为达豪建造了4 座焚尸炉，为卢布林建造了5 座，而且它说它们“在实际运用中都令人十分满意”。
　　我们曾在口头上和你们谈过关于提供构造简单的焚尸设备，现再送上我们的已臻完善的焚尸炉的设计，这种焚尸炉用煤做燃料，使用情况迄今令人十分满意。
　　我们建议给你们计划中的建筑物装置两座焚尸炉，但请你们进一步研究，两个焚尸炉是否肯定能满足你们的需要。
　　我们保证这些焚尸炉效率高、耐用，并且用上等材料和精湛技术制造。
　　等待你们进一步的消息，我们将随时为你们效劳。
　　希特勒万岁！
　　Ｃ·Ｈ·科里。
　　科里公司总经理。
　　最后，即使德国的自由企业尽了极大努力，利用上等材料，提供精湛的技术，还是满足不了焚烧尸体的需要。在许多集中营，结构完善的焚尸炉远远赶不上需要，尤其是1944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当时它每天要焚毁6000具的尸体（据霍斯提出的数字则多达16000 具）。例如，1944年夏天的46天中，这个集中营杀死的匈牙利犹太人就达25万至30万名。甚至毒气杀人室也赶不上需要，而不得不用特别行动队的办法进行集体扫射。尸体干脆扔入壕沟焚烧，其中许多尸体只烧毁了一部分，然后就用推土机推上土埋起来。
　　到最后，集中营长官都埋怨焚尸炉不仅不敷应用，而且“不经济”。
　　首先用来杀死受难者的“齐克隆Ｂ”结晶药物是由两家德国公司供应的，它们都从伊·格·法本化学公司取得了专利权。这两家公司就是汉堡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和德骚的达格奇公司；前者每月供应两吨氰化物结晶体，后者每月供应3/4 吨。它们的提货单曾在纽伦堡拿出来作证过。
　　这两家公司的董事辩解说，他们出售这些产品只是供消毒用的，并不知道被用来杀人，但是，这种辩护是不能成立的。从已经发现的特奇一施塔本诺夫公司的一些信件来看，这些信上谈到不仅供应产生毒气的结晶药品，而且还供应灭绝室的换气和保温设备。而且，那个与众不同的霍斯一旦开始供认，就供认得相当彻底，他还证明，特奇公司的董事们不可能不知道他们的产品的用途，因为他们提供的毒物足以杀害200 万人。英国的一个军事法庭在审问这家公司的两个合伙人布鲁诺·特奇和卡尔·威恩巴赫尔时确信这一点；这两个人都在1946年被判死罪并被绞决。第二家公司，德骚的达格奇公司的董事格哈德·彼得斯博士受到的惩罚较轻，德国法庭只判处了他5 年徒刑。
　　战后，在德国开始审判以前，人们普遍认为，大规模屠杀只是为数很少的一些狂热的党卫队头子的罪行。但是，法庭的记录毫无疑问地证明了许多德国企业家是同谋犯，其中不仅包括克虏伯和法本化学托拉斯的董事，而且还包括许多较小的企业家，这些人从外表上看一定是最平凡和正派的人，就像任何地方的规矩的企业家一样，是社会的栋梁。
　　仅仅在奥斯威辛一个集中营里，到底屠杀了多少不幸的、无辜的人？人们将永远无法知道它的确切数字。这些人中大多数是犹太人，但也有许多别的人，特别是俄国战俘，霍斯本人在他的供状中估计，有“250 万人是在毒气室和焚尸炉中被消灭的，至少还有50万人死于饥饿和疾病，总数约为30Ｑ万人”。后来，在华沙法庭审判他本人时，他将这个数字减少为113.5 万人。
　　1945年1 月红军占领了这个集中营以后，苏联政府进行过一番调查，获得的数字是400 万。莱特林格根据自己的详细研究，认为奥斯威辛用毒气处死的受难者的数字“连75万”也不到。他估计有60万人左右死于毒气室，此外还要加上大约30万或30万以上“失踪者”的“未知数”，这些人是被枪杀或病死饿死的。不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数字都是巨大的。
　　特别队人员在一堆堆冰冷粘湿的尸体旁边工作着，死者如有假牙，他们就把镶的金子拔出来。未被拔掉的，尸体被焚毁后，假牙上镶的金子还留存，就从尸灰中拣出来。这些金子被熔化以后，同其他从罹难的犹太人身上搜到的贵重物品一起运给德国国家银行。根据希姆莱和银行总裁瓦尔特·丰克博士签订的一个秘密协定，这些东西都存在党卫队帐上。帐户用的一个假名字叫“马克斯，海利格”。从这些灭绝营中劫掠而来的贵重物品，除了牙齿上的黄金以外，还有金表、耳环、手锡、戒指、项链，甚至还有眼镜框子——因为党卫队欺骗犹太人说要“重新安置”他们，鼓励他们把所有的贵重物品都带在身边。此外还有大量的珠宝，特别是金刚钻和银器，以及大叠大叠的钞票。
　　事实上，“马克斯·海利格”存放的财物在德国国家银行里几乎是满坑满谷。早在1942年，银行在保险库便堆不下了。唯利是图的董事们便设法将这些物品交给市政当局主办的当铺去处理，换成现钞。德国国家银行于9 月15日致柏林市营当铺的一封信谈到“第二批货物”的事。它一开头便说：“我们将下列贵重物品交给你们，请尽可能予以最好的利用。”信中所附清单很长，并且分门别类，其中包括154只金表，1601个金耳环，132 个金刚钻戒指，784 只银质怀表和“160 个各种镶金假牙”。到1944年初，这家柏林当铺已被这些源源不绝送来的赃物堆满。它通知德国国家银行，不能再继续接受了。盟军占领德国以后，在纳粹藏匿过部分档案和赃物的一些荒废的盐矿中，发现了许多在“马克斯·海利格”帐上留下来的财物，它们足以堆满德国国家银行法兰克福分行的3 个大保险库。
　　银行家们知道不知道这些独特的“寄存物品”的来路呢？德国国家银行贵重金属物资部经理在纽伦堡供认，他和他的同事们注意到许多批货物都是从卢布林和奥斯威辛运来的。
　　我们都知道这些地方是集中营所在地。金牙是在1943年11月送来的第10批货物中出现的。金牙日渐增多，数量十分可观。
　　臭名远扬的党卫队经济处处长奥斯瓦德·波尔曾经专门负责党卫队的这门交易工作。他在纽伦堡强调指出，丰克博士和德国国家银行的负责人与董事们都十分清楚他们要典当出去的这些货物的来路。他相当详细他说明了“丰克和党卫队之间进行的关于把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运给德国国家银行的交易”。他记得他和银行副总裁艾米尔·波尔博士曾经有过这样一次谈话。
　　在这次谈话中，对这一点不再存在任何怀疑：将要交付的物资都是从那些在集中营里被杀害的犹太人身上来的。所谈的物资包括戒指、表、眼镜、金条、结婚戒指、胸针、别针、金牙和其他贵重物品。
　　波尔谈到，有一次在视察了德国国家银行中存放“来自犹太死人”的贵重物品的那些保险库之后，丰克博士举行了一次愉快的宴会，招待前往视察的人员。在宴会中，他们的谈话的中心就是这些战利品的独特的来路。
　　“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不止一个目击者说过，许许多多犹太人是抱着听天由命的精神来迎接纳粹毒气室中或特别行动队的集体屠杀坑中的死亡的。但是，并非所有的犹太人都是这么乖乖地听人处死的。1943年春天，被圈禁在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约6 万犹太人就曾经对纳粹刽子手进行过反抗和斗争。这6 万人是1940年像牲畜一般被赶进这个区域的40万人中的残存者。
　　关于这次华沙犹太人隔离区的暴动，也许没有一个人留下的记载会比镇压暴动的那个扬扬得意的党卫队军官的记载更为可怕和具有权威性。这个德国人就是党卫队联队长、警察少将雨尔根·施特鲁普。他那本写得绘声绘色的官方报告书至今还留存着。那份报告用皮面精装，有着丰富的插图，用75页精致的厚证书纸打字而成，题目是《华沙犹太人隔离区已不再存在》。
　　在纳粹征服波兰一年以后，即1940年秋末，党卫队把约40万犹太人赶到一起，用一堵高墙把他们圈禁在那个中世纪的古老的犹太人隔离区周围将近2 英里半长、1英里宽的地区之内，同华沙其他区域隔绝。在正常的情况下，这个地区只能住16 万人，因此这时就拥挤异常。但这还只是最起码的困难。总督弗朗克甚至连仅够勉强维持一半人活命的食物也拒绝发给。犹太人还不准离开这个封锁区，违者一经发现，就当场格杀勿论。因此，他们只能在围墙内的几个军火工厂中工作，除此以外，再也找不到其他工作。而这几个军火工厂都是德国武装部队经营的，要不就是深知如何利用奴隶劳动来攫取大量利润的贪得无厌的德国商人经营的。至少有10万犹太人依靠别人每天施舍一碗常常是用草煮成的汤来苟延残喘。那是一场毫无希望的求生的挣扎。
　　但是，犹太人隔离区的居民并未按照希姆莱所期望的那样很快地饿死、病死，因此他在1942年夏天发布命令，以“治安的原因”为辞，迫使华沙犹太人隔离区中的犹太人全部迁出。7 月22日，大规模的“重新安置”行动开始了。据施特鲁普的统计，自那天起到10月3 日，一共有310322个犹太人已被“重新安置”。那就是说，他们已被运往灭绝营（其中大多数被运往特莱勃林卡灭绝营）用毒气杀害了。
　　希姆莱还是不满足。1943年1 月，他突然到华沙进行了一次视察，发现犹太人隔离区中还有60000 人活着，就下令一定要在2 月15日以前完成“重新安置”的行动。结果证明这是一项困难的任务。冬天的气候如此严寒，加之当时陆军在斯大林格勒遭到惨败，跟着又在俄国南部节节后退，迫切需要运输工具，因此党卫队很难找到必要的火车车皮来完成最后的“重新安置”
　　计划。而且，据施特鲁普报告，犹太人也在“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抵制对他们的最后清洗。直到春天，希姆莱的命令才得以执行。当时决定采取连续3 天的“特别行动”来清除犹太人隔离区，但结果却花了4 个星期。
　　在上年30余万犹太人迁出以后，德国人得以缩小四周围着高［976 ］墙的隔离区的范围。当1943年4 月19日早晨，党卫队的施特鲁普将军指挥他的坦克、大炮、火焰喷射器和爆破队袭击这个地区时，它的面积已只有1000码长、300 码宽，然而，它却像一个蜂窝似的，布满了下水道、地洞和地窖，拼命挣扎的犹太人把这些地方变成了他们的防守据点。他们的武器很少，只有一些手枪和步枪、偷偷运来的一二十挺机关枪和土制的手榴弹。但是，在这个4 月的早晨，他们决心使用这些武器。在第三帝国历史上，犹太人用武力反抗他们的纳粹压迫者，这是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
　　施特鲁普率领了2090名士兵，其中约有一半是正规军或武装党卫队，其余的则是党卫队的警察，加上335 名立陶宛民团和一些波兰警察及消防队员。他们在第一天就遭到了意外的抵抗。
　　［施特鲁普曾用电传打字机每天发出报告，其中第一篇报告说］行动刚一开始，我们就遭到了犹太人和匪徒们的猛烈的集中射击。一辆坦克和两辆装甲车受到了莫洛托夫鸡尾酒的猛击……由于遭到了敌人的这种反击，我们只得后撤。
　　德国人重新进行了攻击，但是，遇到很大阻碍。
　　约在17点30分，我们遭到一排建筑物中敌人的猛烈抵抗，包括机枪射击。有一个突击队击败了敌人，但是，未能捉到抵抗者。犹太人和罪犯们从一个据点到另一个据点且战且退，进行抵抗，最后逃走了……在第一次攻击中，我们损失了12个人。
　　起初几天的情况一直是这样，在坦克、火焰喷射器和大炮的攻击下，武器少得可怜的守卫者节节败退，但仍然坚持抵抗。施特鲁普将军表示不能理解“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这是他对那些被围困的犹太人的称呼）为什么不肯屈服和不甘心被清算。
　　［他报告道］在几天以内，事情已看得很清楚：犹太人不再心甘情愿地被重新安置，而是决心要反抗疏散……开头几天还能捉到相当数量天生是胆小鬼的犹太人，但是，在行动的后一阶段，要抓到匪徒和犹太人就越来越困难了。犹太人一而再、再而三地组成二三十人的新的战斗小组，组内还有数量相等的妇女，燃烧起新的反抗火焰。
　　施特鲁普写道，妇女们都是先锋队，惯会“双手开枪”和投掷手榴弹，这些手榴弹藏在她们穿的灯笼裤里面。［977 ］战斗打到第5 天，怒不可遏的希姆莱命令施特鲁普“用最严酷和无情的顽强手段”“扫荡”隔离区。
　　［施特鲁普在最后一份报告中说］因此我决定用烧光所有的房子的办法把整个犹太区摧毁。
　　接着，他描述了随后发生的情况。
　　犹太人留在大火燃烧着的屋子里，直到他们害怕被活活烧死，才从楼上跳下来……即使骨头已被摔断，他们还是尽力想爬到街道对面尚未着火的房子里去……尽管面临着被活活烧死的危险，犹太人和匪徒们往往还是宁想回去葬身于烈火之中，而不愿冒被我们活捉的危险。
　　施特鲁普这一类人根本就无法理解，为什么这些男男女女宁愿在烈火中战死，而不愿在毒气室中平静地送命。此刻他正在把那些未被杀害的俘虏送到特莱勃林卡去。4 月25日，他打了一个电传打字电报给党卫队总部，报告他抓到了27464 名犹太人。他说：我正在设法搞一列火车车皮，明天开往Ｔ2 ［特莱勃林卡］。如搞不到的话，就只好明天在这里清算他们了。
　　清算常常是就地进行的。第二天，施特鲁普向上级汇报：“有1330名犹太人被拉出战壕，立即消灭；有362 名犹太人死于战斗。”只有30名俘虏被“撤走”。
　　到暴动将近结束时，抵抗者躲到下水道中去。施特鲁普想往下水道总管里灌水，把他们淹出来，但犹太人设法把水挡住了。有一天，德国人从183 个下水道探洞往里投烟幕弹，但施特鲁普懊恼地报告说，他们未能获得“预期效果”。
　　最后的结局自然没有什么可怀疑的。陷入绝境的犹太人以奋不顾身的勇气斗争了整整一个月，虽然施特鲁普在一次每日汇报中是用另一种不同的口吻说的，他抱怨“犹太人和匪徒们使用种种狡猾的战斗方法和诡计”。到4 月26日，他报告说，许多抵抗者被“热、烟和爆炸”弄得“快要发疯了”。
　　这一天，又有好几排房子被烧成焦土。这是迫使这些废物和劣等民族到地面上来的唯一的和最后的办法。
　　5 月16日是最后一天。那天晚上，施特鲁普发出了最后一天的战况报告。
　　180 名犹太人、匪徒和劣等民族已被消灭，过去的华沙犹太区已不复存在。20点15分，炸毁华沙犹太会堂，这一场大规模行动至此结束……
　　总共处置了56065 名犹太人，其中包括抓到的和证实已被消灭的犹太人。
　　一星期以后，总部要他对这个数字作一说明。他回答道：在这56065 人中，有7000人在大规模行动期间在前犹太人隔离区中被消灭。6929人被押送到特莱勃林卡后消灭了；因此，被消灭的犹太人的总数是13929 人。此外，有5000—6000名犹太人是被炸死或在烈火中烧死的。
　　施特鲁普将军的算术做得不十分清楚，因为还有36000 名犹太人没有交代。但是，他在那本精装的最后报告中说的确是实情：他抓到了“总共56065 个犹太人，他们确实已被消灭”。毫无疑问，有36000 人是在毒气室里被毒死的。
　　据施特鲁普报告，德国人的损失是：16人被杀，90人受伤。从这个将军亲自描述的十分可怕的战斗细节和逐屋争夺战的残酷性质来看，真正的数字大概要大得多，但是为了不去刺激希姆莱的敏感的神经，他把数字报得很低。施特鲁普最后说：德国的军队和警察“本着忠诚的精神，毫不懈怠地完成了他们的任务，他们全都是士兵的好榜样”。
　　“最后解决”一直进行到战争结束时为止。它究竟屠杀了多少犹太人？
　　这个数字一直在争论中。据两个党卫队中目击者在纽伦堡供述，仅仅秘密警察犹太处处长卡尔·艾克曼就杀死了五六百万人。艾克曼是从事这种罪行的纳粹大专家之一，在“最后解决”创导者海德里希的指使下进行这个工作。
　　纽伦堡起诉书上的数字是570 万，与世界犹太人大会的估计数字一致。莱特林格对“最后解决”曾作过详细调查，他推断的数字要少一点——在4194200 人到4581200人之间。
　　1939年住在希特勒军队占领区里的犹太人约有1000万。不论根据哪一种估计，他们肯定已被德国人消灭了将近一半。这就是纳粹独裁者的神经错乱所造成的最终结果和付出的惊人代价；［979 ］这种神经错乱是他早在青年时代在维也纳过流浪生活时患上的，而且又传给了他的众多的德国信徒们，或者说，他们本来就患这种病症。
　　医学试验
　　在寿命不长的新秩序时期，德国人的某些行为与其说是产生于大规模屠杀欲，不如说是出于纯粹的虐待狂。也许对精神病医生说来，这两者之间才有所区别，但它们的最后结果是完全一样的，只不过死亡的规模前者与后者有所不同罢了。
　　纳粹的医学试验便是这种虐待狂的一个例子，因为把集中营的囚犯和战俘当作豚鼠进行试验，在科学上得到的好处是极少的，如果说有任何好处的话。这是德国医学界不能引以自豪的一个恐怖的故事。虽然进行“试然”的是不到200 名的残忍的江湖医生——其中固然有些人在医学界的地位甚高——但是全国的成千上万名第一流医生是知道他们的罪行的，而从所有的文件看来，这些医生竟没有一个人提出过最轻微的公开抗议。
　　在这种谋杀中罹难的不只是犹太人。纳粹医生也利用了俄国战俘、波兰集中营里的男女囚犯，甚至还有德国人。“试验”的方法各种各样。囚犯们被置于压力试验室，受“高度”试验，直至停止呼吸。他们被注射致命的斑疹伤寒和黄疽病毒。他们被浸在冰水中作“冷冻”试验，或者被脱光衣服放在户外雪地里直至冻死。他们还被用来进行毒药弹和糜烂性毒气的试验。在专门囚禁妇女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被称为“兔子姑娘”的成百名波兰女犯受到毒气坏疽病的创伤，其余的女犯则被进行“接骨”试验。在达豪和布痕瓦尔德，吉普赛人被挑选来试验靠喝盐水究竟能活多长时间，是怎样活的。
　　在几个集中营，以各种不同的方法大规模地对男女犯人进行了绝育试验，因为正如一个党卫队医生阿道夫·波科尔尼有一次在给希姆莱的信中所说：“不仅要征服敌人，而且要使他们灭绝。”如果不能把他杀掉——如前所述，到战争快要结束时，对奴隶劳动的需要使这种做法成为疑问——可以使他［980 ］不能生育。事实上，波科尔尼医生告诉希姆莱，他认为他已找到了完全恰当的办法，就是用一种杯芋属植物。他说这种植物有永远绝育的效果。
　　［这个高明的医生在写给党卫队头子的信中说] 目前囚禁在德国的300 万布尔什维克可以使之绝育，这样，就可以使他们做工，而又不致于繁殖，仅仅这个想法就展示了远大的前景。
　　另一个胸怀“远大前景”的德国医生是斯特拉斯堡大学解剖学研究所所长奥古斯特·希尔特教授。他的专业同其他人的专业有所不同。他在1941年圣诞节写给希姆菜的副官鲁道夫·勃兰特中将的信中，把自己这一专业作了以下的说明：我们搜集了大量各个种族和民族的头盖骨。但犹太人种头盖骨标本很少……现在在东方进行的战争给我们提供了克服这个缺点的机会。由于获得了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他们是令人憎厌但却十分典型的劣等民族的标本——的头盖骨，我们现在有机会得到科学材料了。
　　希尔特教授不要已经死掉的“犹太族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头盖骨，他建议在这些人还活着的时候，先把他们的头量一量。然后——在把这些犹太人弄死以后，不要损坏他们的头颅，应由医生割下他们的头，装入密封的白铁罐里送来。
　　希尔特博士答应，接到这些头颅以后他将进行工作，进一步作科学的测量。希姆莱高兴极了。他指示为希尔特教授“提供他的研究工作所需要的一切东西”。
　　希尔特得到了充分的供应。他的供应者是一个名叫沃尔弗莱姆·西佛斯的有趣的纳粹分子。他在纽伦堡的主要案件和其后的“医生案件”中，花了许多时间充当见证人。在“医生案件”中，他也是一个被告。西佛斯原来是一个书商，后来爬到党卫队上校和遗传研究所执行秘书的地位。这个研究所是希姆莱为追求他的许多疯狂想法之一而建立的一个荒谬绝伦的“文化”组织。据西佛斯说，它有55个“研究分支机构”，其中有一个称为“军事科学研究所”，由西佛斯兼任所长。此人目无定睛，表情阴险，还长着浓密的、漆黑的胡须。在纽伦堡，人们给他取了个外号，叫［981 ］“纳粹蓝胡子”——“蓝胡子”是一个著名的法国杀人犯。像本书中许多其他人物一样，他也保藏着一本小心记录的日记，这本日记和他的一些信件都留存下来，对他走上断头台的末路起了不小作用。
　　到1943年6 月，西佛斯在奥斯威辛搜集到一些男人和女人，供斯特拉斯堡大学教授希尔特博士作“科学测量”的骨胳之用。西佛斯报告说，“总共处理了115 人，其中有79名犹太男子，30名犹太妇女，4 名‘亚洲人’和2 名波兰人”。他要求柏林的党卫队总部把这些人从奥斯威辛运到斯特拉斯堡附近的纳茨维勒集中营去。纽伦堡的一位英国检察官曾经问到“处理”这个词究竟包含着什么意义。
　　西佛斯回答道：“人类学的测量。”
　　“在他们被杀害之前，他们要经过人类学的测量？这就是处理的全部过程，是吗？”
　　“还做了模型。”西佛斯补充道。
　　以后的情况是党卫队上尉约瑟夫·克拉麦叙述的，他是奥斯威辛、毛特豪森、达豪和其他集中营的一名老刽子手，曾经以“贝尔森野兽”之名而威震一时，后来被一个英国法庭在卢纳堡判处死刑。
　　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的希尔特教授告诉我，有一批囚犯正从奥斯威辛运来。他说这批人将被送往纳茨维勒集中营的毒气室用毒气杀死，尸体将被送到解剖学研究所供他使用。他给我一个装着约半品脱盐——我想那是氰化盐——的瓶子，并且告诉我，大概应当用多少份量去毒死那些来自奥斯威辛的囚犯。
　　1943年8 月初，我收到了80个囚犯，要我用希尔特给我的毒气杀死。第一次，我在晚上带着大约15个妇女乘坐一辆小汽车驶往毒气室。我告诉这些妇女，她们必须到室内进行消毒。我没有告诉她们将被毒死。
　　这时，纳粹的技术已经十分完善了。
　　［克拉麦接着叙述道］在几个党卫队人员的协助下，我把那些女人的衣服剥得精光，并把她们赤条条地推进毒气室。
　　门一关上，她们就开始尖声号叫起来。我通过一条管子把一定数量的毒盐送入室中……从一个窥视孔看室内发生的情况。这些女人只呼吸了大约半分钟便栽倒在地上。我开了通风机以后，把门打开。我发现那些女人都已死在地上，混身都是粪便。
　　克拉麦上尉作证说，他这样反复做了几次，直到80名囚犯都被杀死，他们的尸体也都“按照要求”送给希尔特教授了。当检察官问他当时的感觉时，他说出了一个令人难忘的答案，这个答案揭露了第三帝国的一种极难为人理解的现象的本质。他说：在做这些事情的时候，我毫无感觉，因为我是奉命用我已告诉过你的办法杀死这80个人的。
　　而且，我正足按照这种方式训练出来的。
　　另一个证人亨利·赫里皮埃尔供出了下一步所发生的情况。他是一个法国人，在斯特拉斯堡解剖学研究所希尔特教授的实验室中当助理员，一直到盟军进驻该地时为止。
　　我们收到的第一批材料是30个妇女的尸体……这30具女尸到达时，身上还没有完全冰凉。她们的眼睛睁得很大，而且还在发光，眼珠通红，充满血丝，而且都从眼窝里突了出来。鼻子和嘴巴周围有血迹，尸体还没有完全僵硬。
　　赫里皮埃尔怀疑她们是被人弄死的，偷偷地将刺在她们左臂上的囚犯号码抄了下来。他说，其后又运来了两批囚犯，共56个男尸，情况和第一批的完全一样。在希尔特博士的技术指导下，他们被浸在酒精里。但是，这位教授对这件事有点心神不安。他对赫里皮埃尔说：“彼得，如果你不能守口如瓶，你就会像他们一样。”
　　但希尔特教授还是进行了他的工作。根据西佛斯的信件，教授把死者的头割下来，并且，如他自己所写的，“把这些过去从未得到的骨胳收集在一起”。但是，出现了一些困难。在听到希尔特博士申述这些困难以后，本人并没有医学或解剖学的专门知识，但是仍担任这个遗传学研究所领导的西佛斯，于1944年9 月5 日向希姆莱报告。他说：由于科学研究的工作量很大，分解尸体的工作至今尚未做完。分解80具尸体需要一些时间。
　　而且时间不多了。正在挺进的美、法军队已逼近斯特拉斯堡。希尔特要求“对如何处理这些收藏，予以指示”。
　　［西佛斯代表希尔特博士向总部汇报说］可以把尸体的肌肉剥掉，使人们辨认不出他们究竟是谁。但是，这就意味全部工作中至少有一部分是白做的，科学将失去这一批独特的收藏，因为剥掉肌肉以后，就不能再做石膏模型了。
　　这样的骨胳收藏是不会引人注意的。肌肉部分可以就说是在我们接管解剖学研究所时法国人留下来并准备送去焚烧的。在以下3 种建议中，应实行哪一种，请予指示：（1 ）全部收藏都保存下来；（2 ）销毁一部分；（3 ）全部销毁。
　　“你为什么要剥掉尸体的肌肉，证人？”在寂静无声的纽伦堡法庭上，英国检察官问道，“为什么你建议把责任推到法国人身上？”
　　“我是个门外汉，对这件事可说不出什么意见。”这个“纳粹蓝胡子”回答道，“我只不过是转达希尔特教授的一个问题。我和屠杀这些人的事情毫无关系。我只是起了邮差的作用。”
　　检察官反驳他说：“你仅仅是个邮差，一个杰出的纳粹邮差吗？”
　　许多纳粹分子在受审时总是拿这个漏洞百出的理由为自己辩护。这一次，也和其他多次一样，一下子就被检察官抓住了。
　　缴获的党卫队档案透露，西佛斯于1944年10月26日曾经汇报：“斯特拉斯堡的收藏已按照指示全部销毁。从整个形势看来，这样处置最好。”
　　后来，赫里皮埃尔描述了没有完全成功的焚尸灭迹的企图：1944年9 月，盟军向贝尔福特挺进，希尔特教授命令朋恩和梅尔先生把这些尸体切成块，送到焚尸炉里烧毁……第二天我问梅尔先生，他把所有尸体都切掉了没有，朋恩先生回答道：“我们设法把全部尸体都切掉，尸体太多，干不完。我们留了几具在储藏室里。”
　　一个月后，当美国第七军团的部队以法国第二装甲师为前锋进入斯特拉斯堡时，一个盟军工作组在那儿发现了这几具尸体。
　　新秩序的主子们不仅搜集骨胳，而且还搜集人皮。不过在后一种情况下不能用“为科学研究服务”作借口。集中营中囚犯的人皮、特别是专门为了这个残忍目的而处死的囚犯身上剥下来的人皮，只有装饰的价值。有人发现它们可以用来制造极其精美的灯罩，其中有几只是专门为布痕瓦尔德集中营长官的老婆依尔斯·科赫夫人制造的；囚犯们给这个女人取了个外号叫“布痕瓦尔德的娼妇”。文身的人皮似乎最受欢迎。一个名叫安德烈阿斯·法芬伯尔格的德国囚犯在纽伦堡谈到这个问题。……所有文身的囚犯奉令须向医疗所报告……对囚犯们检查以后，其中刺得最好、最具有艺术价值的，就用注射毒药的办法杀死。
　　然后将尸体送往病理学部门，把一片片符合要求的文身人皮从尸体上剥下来，并作进一步的处理。成品送给科赫的老婆，做灯罩和其他家具上的装饰品。
　　有一片人皮显然最为科赫夫人所喜爱，上面刺着“汉斯和格丽特尔”字样。
　　在另一个集中营达豪，这种人皮常常供不应求。一位名叫弗朗克·勃拉哈博士的捷克被囚医生，在纽伦堡为此作证时，就曾这样说过：有时我们得不到足够的有着好皮的尸首，腊彻尔博士就说：“没关系，你们将会得到尸体的。”
　　第二天我们就会收到二三十具青年人的尸体。他们都是颈部中弹或头部被击碎致死的，这样可以不弄坏皮肤……这种人皮一定要从健康的囚犯身上剥下来，而且要完整无缺。
　　正是这个席格蒙·腊彻尔博士似乎应当首先对残忍已极的医学试验负责。由于在党卫队中流传腊彻尔夫人在48岁以后还生育了3 个子女的新闻，这个可怕的江湖医生引起了希姆莱的注意。因为希姆莱一心要培育繁殖优秀北欧人的后代。事实上，这3 个孩子却是腊彻尔夫妇每隔一个时期到孤儿院去拐骗来的。
　　1941年春，腊彻尔博士参加德国空军在慕尼黑举办的一个特种医学训练班时，突然异想天开。他在1941年5 月15日写信给希姆莱，谈到他这个狂想。他说他吃惊地发现，关于飞行高度对飞行员影响的研究工作已陷于停顿，因为“一直找不到人来进行试验，因为这种试验非常危险，没有人自愿来做”。
　　你能否提供两三个职业罪犯来做这种试验……受试验者当然会死掉。
　　这种试验将在我的合作下进行。
　　党卫队头子在一个星期内就复信表示：“自将乐于提供囚犯供高空飞行研究之用。”
　　于是便拨来了一些囚犯，腊彻尔博士开始进行工作了。他的工作成果可以从他自己的以及别人的一些报告中看到，这些报告都在纽伦堡和其后审讯党卫队医生的法庭中出示过。
　　腊彻尔博士自己的研究报告，在乱用科学术语方面称得上是典范之作。
　　为了进行高空试验，他把慕尼黑的空军减压室搬到达豪集中营附近，那里有活人随时备用，当做试验的豚鼠。从这个装置里，把空气抽掉，使其中的氧气和气压近似在高空中的状态。
　　然后，腊彻尔博士就进行观察。下面是一个典型的观察情况。
　　第三个试验是试验人体在相当于29400 英尺高空时的失氧反应，受试验的是1 个37岁的健康的犹太人。呼吸继续了30分钟。4 分钟以后，受试验者开始出汗和扭动头颈。
　　5 分钟以后，出现了痉挛状态；从第6 分钟到第10分钟，呼吸急促，受试验者失去知觉。从第11分钟到第30分钟，呼吸减慢，每分钟只吸气3 次，到这段时间终了时，呼吸完全停止……停止呼吸后大约半个钟头，开始解剖尸体。
　　在腊彻尔博士办公室内工作过的一个奥地利囚犯安东·巴霍莱格也描述了这些试验，不过不是那么有科学味道而已。
　　我曾亲自从减压室的观察窗中，看到里面的囚犯站在真空中，直到他的两肺破裂……他们会发狂，扯掉自己的头发，想努力减轻压力。他们在疯狂中用手指和指甲抓破自己的头和脸，伤害自己。
　　他们用手和头撞墙，高声号叫，努力减轻耳膜上的压力。这些情况总以试验者死去告终。
　　腊彻尔博士对200 名左右囚犯进行这种试验之后，才结束了他这个工作。从“医生案件”的证词看来，这200 人中约有80人当时被害，其余的人则是为了灭口而在后来被处死的。
　　这个特殊的研究计划于1942年5 月结束。当时，德国空军元帅埃哈德·米尔契向希姆莱转致了戈林的“谢意”，感谢腊彻尔博士的首创性试验。不久以后，在1942年10月10日，空军军医督察希伯克中将为了“达豪的试验”以德国空军医务和研究部门的名义向希姆莱表示“由衷的感谢”。
　　然而，他认为这些试验中遗漏了一项，他们没有把飞行员在高空所面临的严寒考虑在内。他告诉希姆莱，为了弥补这个缺陷，空军正在建造一间“有着全套冷却设备和相当于10万英尺高空条件”的减压室，他还说，“各种方式的冷冻试验仍在达豪继续进行”。
　　试验确实在继续进行，而且又是腊彻尔博士带头的。但是，他的医生同行中，有些人已开始感到不安了。基督徒应当做腊彻尔博士正在做的事情吗？
　　德国空军中的少数军医显然开始产生了怀疑。希姆莱听到这种情况，非常震怒，立即写信给米尔契空军元帅，抗议空军中的“基督教医学界”所引起的麻烦。他要求这位空军参谋长解除腊彻尔在空军医务队中的职务，以便把他调到党卫队去。他建议他们去找一个“应该有科学家的声望的非基督教徒的医生”来继续腊彻尔的有价值的工作。同时希姆莱强调指出，由他亲自负责从集中营提供只配一死的社会渣滓和罪犯供这种试验。
　　腊彻尔博士的“冷冻试验”有两种：第一种是，观察一个人最大限度能忍受多冷的气温，超过这个限度才会冻死；第二种是，找寻经受了极端寒冷而尚未冻死的人重新回暖的最好办法。他选用了两种冻死人的方法：把人浸在一桶冰水里，或者在冬天将人脱得精光，赤条条地放在雪地里过夜。腊彻尔写给希姆莱的关于“受冻”和“回暖”试验的报告连篇累牍；这里只举一两个例子就可以说明其大概。最早的一次试验是在1942年9 月10日进行的。
　　受试验者穿上飞行员服装，被浸入水中……头上蒙了罩子。让他们穿着救生衣以免下沉。试验时水的温度在华氏36.5度至53.5度之间。在第一组试验中，脑后根留在水外。在第二组试验中后颈和小脑淹在水里。胃部的温度低至79.5度，肠部低至79.7度，都由电表记录下来。只是当脊髓和小脑都冻得冰冷的时候才会死亡。
　　在解剖这种死尸时，总会发现脑壳内的空处充满了大量的、多至一品脱的淤血。心脏的情况总是右心室极度肿胀。受试验者只要体温降到82.5度，就不免要死亡，即使施以各种急救也无法复活。
　　这种解剖结果明显地证明，在目前正研究制作的泡沫护身服上有一个保温的头部和颈部保护装置是很重要的。
　　腊彻尔博士的一个附件中包括6 份“死亡病历”，它们注明了水温，受试验者出水时的体温，死亡时的体温，在水中浸泡的时间和致死所需的时间，最强壮的人能在冰水中维持100 分钟，最弱的只能维持53分钟。
　　集中营的囚犯瓦尔特·奈夫曾在腊彻尔博士手下担任护士，他用外行话给“医生案件”提供了一份描述水冻试验的材料。
　　这是一次最残忍的试验。两个俄国军官从战俘营中被押解出来。腊彻尔把他们的衣服剥光，赤身浸入水桶。1 个钟头又1 个钟头地过去了，这一次，这两个人呆了整整两个半钟头还能应声答话，而一般情况是，最多只呆上60分钟就会失去知觉。他们恳求腊彻尔给他们注射安眠剂，但怎么恳求也不答应。在快满第3 个钟头时，一个俄国人向另一个说道：“同志，请你跟那个军官说，开枪把我们打死吧！”另一个人回答道，他不期望这个法西斯豺狼会发善心。然后，两人就握手道别，彼此说了一句“再见，同志。”……一个波兰青年把这几句活翻译给腊彻尔听，虽然译的与原话稍有出入。腊彻尔走进他的办公室。那个波兰青年马上想给这两个受害者打麻药针，但腊彻尔立即又折回来，他用手枪威吓我们……试验至少延续了5 小时，那两个受试验者才死去。
　　初期冷冻试验的名义上的“主持人”是个叫霍尔兹洛纳博士的基尔大学医学教授。他有一个助手名叫芬克博士。他们和腊彻尔一起工作了两个月以后，认为他们已经用尽了一切可以试验的办法。于是这3 个医生就给空军写了一份长达32页的绝密报告，题为《人体的冷冻试验》。1942年10月26日至27日还在纽伦堡召开了一次德国科学家会议来听取和讨论他们的试验报告。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关于在海上和冬季紧急情况中的医学问题》。根据“医生案件”中的证词，当时有95名德国科学家出席了这次会议，其中包括医学界的一些最著名人物。虽然这3 个医生使大家毫无疑问地知道试验杀害了许多人，却没有一个人对此提出任何问题，因而也没有提出任何抗议。
　　霍尔兹洛纳教授和芬克博士这时退出了试验，但坚持不懈的腊彻尔博士仍然独自坚持下去，从1942年10月一直进行到第[988] 二年的5 月，除了其他试验以外，他还要进行一种他所谓的“干冻试验”。他在写给希姆菜的信中说，在奥斯威辛进行这种试验要比在达豪适合得多，因为那里更冷，同时因为那里地方大，在集中营内引起的骚动可以少一点。（受试验者在挨冻时要大喊大叫的。）
　　由于某些原因，改变地点一节未能实现，因此腊彻尔就在达豪继续他的研究工作，他巴望着来个真正的严冬天气。
　　[1943 年初春，他写信给希姆莱说] 感谢上帝，达豪又出现了一阵突然的严寒。一些人在户外21度的气温下呆了14小时，他们的体温落到77度，身上出现冻伤……
　　在“医生案件”中，证人奈夫又用外行话描述了他的上司所进行的“干冻”试验。
　　晚上，一个囚犯被赤身放在营房外的一副担架上，身上盖一条被单，每小时往他身上泼一桶冷水。这个受试验的人就这样躺在外面，一直到第二天早晨。他的体温都记录了下来。
　　后来腊彻尔博士说，给受试验者盖被单和泼水是错误的……将来，受试验者身上绝不要盖任何东西。下一次又用10个囚犯来依次进行试验，他们一个个都被脱得精光。
　　当囚犯们慢慢冻死的时候，腊彻尔博士或他的助手不断记录着他们的体温、心脏活动和呼吸状况等等，受难者的悲号不时划破夜晚的沉寂。
　　[ 奈夫向法庭解释道] 起初腊彻尔禁止在麻醉状态下进行这种试验。但是受试验者的狂喊乱叫，使腊彻尔不对他们施行麻醉就无法继续试验。
　　冬夜，受试验者被扔在达豪营房外的冰水桶里或赤身躺在地上冻死——希姆莱说，这些人只配死。即使没有冻死，他们马上也会被杀死。但是，如果是勇敢的德国飞行员和水兵们（这些试验表面上正是为了他们才进行的）掉进北冰洋的冰水里或者陷在挪威、芬兰或俄国北部北极圈内的冰天雪地之中，则只要可能一定要把他们救出来！于是，这个天下绝无仅有的腊彻尔博士便在达豪对那些“活人豚鼠”进行所谓“回暖试验”。他想知道，要使冻僵了的人回暖起来，并能把他救活，究竟用什么办法最好？
　　海因里希·希姆莱在给他那伙忙忙碌碌的科学家提供“实际”解决办法方面，从来是不落后的。他向腊彻尔建议，可以试用“动物的体温”来回暖，但这个医生起初并没有重视这个想法。他写信给这个党卫队头子说：“用动物的体温——动物或女人的身体——来回暖太慢了。”可是，希姆莱坚持要说服他。
　　[ 他写信对腊彻尔说] 我对用动物体温进行试验怀有很大的好奇心。我个人认为这种试验可以取得最好的、最有效的结果。
　　腊彻尔博士虽然有怀疑，但他不是一个敢漠视党卫队头子的建议的人。
　　他立即动手进行所有试验中最荒诞的“试验”，并且为后代子孙留下了各种骇人听闻的详细记录。4 个女犯从腊文斯勃鲁克的妇女集中营被送到达豪来给他。但是，在这些被列为妓女的女犯中，有一个使这位大夫感到不安，因此他向上司汇报说：在指派给我的女人中，有一人表现出她具有地道的北欧民族的特点……
　　我问这个女孩子为什么情愿当妓女，她回答道：“为了脱离集中营。”当我表示反对说自愿做妓女是可耻的事情时，她对我说：“在妓院里混半年总比在集中营里关半年强……”
　　当我想到一个外表看来纯系北欧民族的姑娘在劣等种族的集中营犯人面前赤露身子时，我的种族良心感到受了侮辱……为此，我拒绝用这个女孩子来进行我的试验。
　　但是他用上了另外那些头发不那么金黄、眼睛不那么碧蓝的女人。他的研究结果于1942年2 月12日写成一份“秘密”报告，送呈给希姆莱。
　　受试验者按照惯常的方式受冻——穿着衣服或是脱得精光——他们被浸入不同温度的冷水里……当他们肛门温度到86度时，就被从水中移出。
　　在8 次试验中，我们把1 个冻僵的男人放在一张宽大的床上，躺在两个裸体女人中间。指示这两个女人尽量紧挨着蜷伏在冻僵了的男人的身旁，然后用毯子把3 个人盖起来……
　　受试验者一旦苏醒过来，他们就再也不会失去知觉，他们很快就明白过来，贴近女人的裸体。
　　然后，他们的体温逐渐上升，上升的速度和用毯子紧裹下的回暖速度几乎完全一样……有4 个受试验者发生了例外的情况，他们在体温达到86度至89.5度之间时，进行了性交。性交以后，他们的体温迅速上升，同用热水洗澡差不多。
　　腊彻尔博士发现，一个女人使冻僵者回暖的速度比两个女人还要快，他对这一发现颇感惊奇。
　　我认为这是因为用一个女人来回暖，就避免了那种个人的抑制，她会更紧地贴近冻僵的人。在这种情况下，完全恢复知觉特别迅速。只有一个人没有恢复知觉，只是稍稍有点回暖。这个受试验者出现脑溢血的症状后死去，解剖的结果证明确实是脑溢血。
　　概括说来，这个嗜杀成性的刽子手得出结论说，用女人来使“冻僵了的”男人回暖，其“进程非常缓慢”，用热水洗澡的办法更有效些。
　　[ 他总结说] 在受试验者中，只有那些身体状态允许进行性交的人，才能以惊人的速度回暖，并以惊人的速度恢复健康。
　　从“医生案件”中的证词看来，有300 人被用来进行了约400 次“冷冻”
　　试验，直接被冻死者有八九十人，其余的人（除极少数例外）后来都被杀害，有些人发了疯。腊彻尔博士本人没有出席这次审讯作证。他继续进行他的血腥的新试验，为数之多，不胜枚举，直至1944年5 月同他老婆一起被党卫队逮捕时为止。他们被捕的原因似乎并不是为了他那些杀人的“试验”，而是因为他和他老婆被控在他们的子女的出生问题上进行了欺骗。这种欺骗行为是崇拜德国母亲的希姆莱所不能容忍的。他曾经真的相信，腊彻尔太太是在48岁那年开始先后生育3 个孩子的，当他知道这些孩子是拐骗来的之后，他大为震怒。于是，腊彻尔被关进了他所熟悉的达豪集中营的政治犯牢房，他的老婆则被押往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这个医生曾经从那里得到许多妓女来进行“回暖”试验。夫妻两人都没有活下来，据信他们是希姆莱本人下令处死的——这是他一生中最后的行动之一。否则，他们可能成为尴尬的证人。
　　这样尴尬的证人，确实有一些活下来受审了。其中有7 名被判死罪并已被绞决，他们直到最后还为自己辩护，说他们的杀人试验是为祖国服务的爱国行为。“医生案件”中唯一的1 个女被告赫塔·奥伯休塞博士被判20年徒刑。她承认曾给五六个被关在腊文斯勃鲁克的波兰妇女（一共有几百人）注射致命的毒针，使她们受到各种“试验”的折磨。有不少像臭名昭著的波科尔尼那样想使千百万敌人丧失生殖能力的医生被宣告无罪。有几个人表示悔罪。在第二次审讯这些医界败类时，曾在哈佛医学院任教的艾德温·卡成仑包根博士要求法庭判处他死刑。他大声说：“你已经在我的前额刻上了该死的标记。任何一个医生如果犯了我所被控的那些罪行，都应当处死。”
　　他被判处了无期徒刑。
　　海德里希之死和利迪斯村的末日
　　战争进行到中途时，发生了一件报复行动：新秩序的匪首们因为屠杀被征服的人民而遭到了一次报复。保安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处长、秘密警察的副首领、38岁的莱因哈德·海德里希遭到了暗杀。这个长着鹰钩鼻子和一对冷酷的眼睛的恶魔警官，是“最后解决”的创始人，在占领区中被称为“刽子手海德里希”。
　　日夜图谋取得更大权力并且阴谋取代他的上司希姆莱的海德里希，在他的其他许多职务之外，又谋到了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的“代理保护长官”的职位。前任“保护长官”，那个可怜的老牛赖特于1941年9 月被希特勒用长期病假的名义赶走了，海德里希代替了他，占据了布拉格的赫拉德欣古堡——波希米亚国王的王宫所在地，但是，他在这个宝座上没有坐很长久。
　　1942年5 月29日的早晨，当他乘坐敞篷的曼赛德斯牌竞赛用汽车，从乡村别墅驶往布拉格的古堡时，一颗英制炸弹向他投来，把他的汽车炸得粉碎，把他的脊椎骨也炸断了。这颗炸弹是两个捷克人投掷的，他们一个叫扬·库比斯，一个叫约瑟夫·加拜克，属于当时在英国的自由捷克斯洛伐克军队，是由英国皇家空军的飞机空投下来的。他们有执行这个任务的良好装备，在施放烟幕后逃走，并且得到了布拉格的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神甫们的掩护。
　　海德里希于6 月4 日伤重身死，接着，德国人就进行野蛮的报复。为了他们的英雄之死，按照古老的条顿民族原始仪式，一场地地道道的大屠杀开始了。根据秘密警察的一份报告，有1331名捷克人，其中包括201 名妇女，被立即处死。真正的刺客和120 个隐藏在卡尔·波洛梅斯教堂的捷克抵抗运动成员一起，被党卫队包围起来，杀得一个不剩。然而，由于这个反抗主宰民族的行动而受害最深的，还是犹太人。他们之中有3000人被赶出特莱西恩施塔特的“特殊照顾的”犹太人隔离区，运往东方被消灭。在爆炸的当天，戈培尔就在柏林的少数尚未被捕的犹太人中逮捕了500 人；在海德里希死去的那天，枪决了其中的152 人，以示“报复”。
　　但是，在海德里希之死所引起的后果中，离布拉格不远的克拉德诺煤矿城附近的利迪斯村的命运，也许是文明世界所最难忘却的。在这个和平的小村里，进行了一场可怕的野蛮屠杀，原因只不过是为了杀一儆百给被征服的人民看看，因为他们居然胆敢杀害一个征服者。
　　1942年6 月9 日早上，有10辆大卡车满载德国保安警察，在马克斯·罗斯托克上尉的率领下，到达了利迪斯，包围了这个村庄。任何人都不准离开这个村庄，只许外出的村民回来。有一个12岁的小男孩因为吓怕了，想偷偷逃走，当场被枪杀。有一个农妇跑向村外的田野里，背后中了一枪身死。全村的男子都被锁在村长霍拉克的谷仓、马厩和地窖里。
　　第二天从天亮时起一直到下午4 点钟，他们被押到谷仓后的花园里，10人一排，被保安警察的执刑队枪决。在那里处决的共有172 个男子和16岁以上的青年，此外还有19个男村民在大屠杀时，正在克拉德诺矿场里工作，后来被抓到后在布拉格处决。
　　有7 个妇女在利迪斯被捕后，被押到布拉格枪决。这个村庄的所有其他妇女，一共195 人，都被运往德国的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在那里，7 人被毒气毒死，3 人“失踪”，42人被虐待致死。有4 个将要分娩的利迪斯妇女，起初被送往布拉格的产科医院，她们的新生婴儿被杀害后，她们自己又被运往腊文斯勃鲁克。
　　留下来要德国人处理的只有利迪斯村的儿童了。他们的父亲现在都死了，母亲都被囚禁起来了。必须说明，德国人并没有把他们也枪决掉，甚至男孩子也未枪决。他们都被送到格奈斯瑙的一个集中营。他们一共有90人，其中7 个不满1 周岁的孩子经过希姆莱的“种族专家”的适当检查以后，被纳粹挑选出来送往德国，取了德国名字，准备培养成德国人。后来，其他孩子也得到同样的处置。
　　捷克斯洛伐克政府在提交纽伦堡法庭的一份关于利迪斯的官方报告中，得出了这样的结论：“他们已完全没有下落了。”
　　幸运的是，他们之中至少有一些人后来被找到了。我记得在1945年秋，我在当时盟军管制的德国报纸上看到一些侥幸没有死亡的利迪斯村的母亲们所发出的可怜的呼吁，她们要求德国人民帮助她们寻找她们的子女的下落，并把他们送回“老家”。
　　实际上，利迪斯这个村庄本身已经从地球表面上消失了。在屠杀了男人、运走了妇女和儿童以后，保安警察立即烧毁了村庄，炸光了断垣残壁，并且把它夷为平地。
　　虽然利迪斯村成为纳粹所犯的这类野蛮罪行中最著名的一个例子，但是，它并不是德占区中得到这种悲惨结局的唯一的村庄。在捷克斯洛伐克还有一个这样的村庄，勒扎基；在波兰、俄国、希腊和南斯拉夫也有几个。甚至在新秩序的屠杀罪行较少的西欧，德国人也曾一再重演利迪斯这样的惨剧，虽然在许多情况下，例如在挪威的塔勒伐格，他们只不过是在将村中所有房屋夷成平地以后，把男子、妇女和儿童分别送往不同的集中营。
　　但是，在1944年6 月10日，亦即利迪斯大屠杀后两年零一天，法国里摩日附近的格拉尼河畔奥拉多村，又发生了恐怖的屠杀惨案。以在俄国进行恐怖行动出名而不是以战斗出名的德国党卫队“帝国师”的一支特遣队，包围了这个法国市镇，勒令居民到市中心的广场集合。司令官在广场宣布，据报村子里藏着炸药，必须进行搜查和核对身分证。于是，全村的652 个居民都被监禁起来。男人被赶入谷仓，妇女和儿童被赶入教堂。整个村庄都被纵火焚烧。然后，德国兵就来处置居民。关在谷仓里而尚未烧死的男子，都被机枪扫射身死，关在教堂里的妇女和儿童也遭到机枪扫射，未中弹者也在德军纵火焚毁教堂时葬身于大火之中。3 天以后，里摩日的主教在已被焚毁的讲坛后面发现有15具烧焦的儿童尸体堆在一起。
　　9 年以后，1953年，一个法国军事法庭确定，在奥拉多的大屠杀中，一共有642人罹难，其中妇女245 人，儿童207 人，男子190 人。只有10个人幸免于死。尽管当时被烧伤得很厉害，他们靠装死而逃脱了出来。
　　同利迪斯一样，奥拉多也始终没有重建起来。它的断垣残壁成为希特勒的欧洲新秩序的一个纪念碑。内部全毁的那个教堂在一片和平景象的田野里十分令人注目，使人记起那个收获前夕的、美丽的6 月的日子。那一天，整个村庄和它的所有居民突然消失了。在教堂原先的一扇窗户那儿，有一块小小的牌子，上面写着“洛芳西夫人，当年教堂内唯一生还者，在此窗户脱逃”。
　　前面有一座小小的、钉在生锈的铁十字架上的耶稣像。本章所述，便是希特勒的新秩序的开端，便是“纳粹匪徒帝国”在欧洲初显身手的情况。对人类说来，幸运的是，这个新秩序在婴孩时代就被摧毁了——不是被德国人民反对这种野蛮倒退的起义所摧毁，而是由于德军的战败和其后第三帝国的垮台。现在剩下要谈的就是这个经过了。





　　第二十八章 墨索里尼的垮台

　　在大战初期，有连续3 年之久，每当夏天到来，德国人就在欧洲大陆上发动大规模的攻势。现在，到了1943年，形势却倒转过来了。
　　那年5 月初，曾经一度横行北非的一支轴心劲旅的残部在突尼斯被俘，艾森豪威尔将军指挥下的英美军队下一步显然就要进攻意大利本土了。正是这种恶梦，曾经在1939年9 月使墨索里尼坐卧不安，也曾经使墨索里尼迟迟不敢让意大利参战，直等到毗邻的法国已被德国人征服，英国远征军又被赶到海峡对岸。现在，这个恶梦又来了，但这一次，它很快成为现实。
　　墨索里尼本人心力交瘁，幻想破灭；被这种恶梦吓得胆战心惊。在他的人民和军队中间，普遍存在着失败主义的情绪。工业城市米兰和都灵发生了大规模罢工，饥饿的工人为了“面包、和平、自由”而举行示威。威信扫地的、腐败的法西斯政权正在迅速瓦解中。当齐亚诺伯爵于这年年初被解除外交大臣的职务，而被派到梵蒂冈去作大使时，德国人就怀疑他到那里去是想与盟国单独议和，正如罗马尼亚的独裁者安东尼斯库已经在怂恿的那样。
　　几个月来，墨索里尼不断向希特勒呼吁，要求他同斯大林议和，以便把德国军队调到西方，和意大利军队一起，共同防御在地中海上的英美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以及他认为正在英国集结、准备横跨海峡入侵大陆的英美军队的日益增长的威胁。希特勒认识到，此刻又是需要同墨索里尼举行会谈的时候了，应当给这个意志消沉的伙伴打打气，使他挺起腰杆来。这次会谈于1943年4 月7 日在萨尔斯堡举行，虽然意大利领袖到会时下定决心要实现自己的主张，或者至少要谈出自己的主张，但是，最后他却又一次屈服于希特勒的滔滔不绝的词令之下。后来希特勒向戈培尔谈到了他取得成功的经过，戈培尔把这件事写在日记中：[996] 由于作了一切可能的努力，他成功地把墨索里尼又推回到原来的轨道上……意大利领袖完全改变了主意……希特勒认为，当墨索里尼到达这里走下火车时，他看来很像一个心劳力竭的老人，而[ 在4 天以后] 离开这里时，又是精神奕奕，对于什么事情都有了准备。
　　但是，实际上，墨索里尼对随后即将迅速连续发生的事件，并未作好准备。5 月间，盟军占领突尼斯，接着在7 月10日，英美军队又在西西里胜利登陆。意大利人十分不愿意在自己的本土上发生战事。不久，希特勒获悉意大利军队已经处于他在最高统帅部向他的顾问们所说的“崩溃状态”。
　　[ 希特勒于7 月17日在一次军事会议上说] 只有采取像斯大林在1941年或法国人在1917年所采取过的那些野蛮的措施，才能拯救这个国家。必须在意大利成立某种法庭或军事法庭，来清除不良分子。他再一次把墨索里尼找来讨论这件事。这次会议于7 月19日在意大利北部的菲尔特雷举行。这正好是两个独裁者的第十三次会谈，会谈的情况同不久前举行的几次一样。饭前3 小时、饭后两小时，都是希特勒一个人在说话，墨索里尼在一旁恭听。这个狂热的德国领袖竭力想使他这位有病的朋友和同盟者的颓丧精神重新振作起来，但是并未收到很大效果。他说，他们必须在各个战场上继续作战。他们的任务不能留给“下一代”，“历史的声音”还在呼唤着他们。如果意大利人打下去，西西里和意大利本土是能够守住的。
　　更多的德国军队会来增援他们。不久便有一种新式的潜水艇参加作战，它要给英国来一个“斯大林格勒”。
　　施密特博士觉得，尽管希特勒许了诺言，夸了海口，当时的气氛还是低沉已极。墨索里尼实在劳累过度，对他的朋友的长篇大论无法听进去，最后要求施密特把笔记给他看。会议正在进行期间，传来了盟军飞机第一次在白昼对罗马大肆轰炸的消息，意大利领袖的绝望心情更加深了。本尼托·墨索里尼还不到60岁，却已非常疲惫衰老。他曾在欧洲舞台上昂首阔步了20年之久，这时已到了智穷力竭的地步。回到罗马时，他发现情况比第一次大轰炸所造成的结果严重得多。他面临着法西斯党统治阶层内部他的某些最亲信的追随者、甚至他自己的女婿齐亚诺的反叛。而且，在这种反叛的幕后，有着一个连国王也包括在内的更广泛阶层的人物所策划的、企图推翻他的阴谋。
　　以狄诺·格兰第、朱塞佩·波太伊和齐亚诺为首的那些法西斯谋反头子，要求召开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自1939年12月以来，这个委员会一直没有召开过会议，而且它一直是一个完全听[997] 命于领袖个人的有名无实的机构。委员会终于在1943年7 月24日夜间召开了会议，墨索里尼在作为独裁者的生涯中第一次发现自己由于把国家引入灾难而成为猛烈抨击的目标。委员会以19票对8 票通过了一项决议，要求恢复有一个民主议会的君主立宪制。决议还要求把军队的全部指挥权重新交还国王。
　　这些法西斯反叛者，看来并没有什么比这更进一步的打算，可能只有格兰第例外。但是，某些将领和国王策划了第二个更大的阴谋，而且现在已发作了。墨索里尼本人显然觉得自己已经度过了惊涛骇浪。意大利的事情毕竟不是由法西斯党最高委员会的多数票决定的，而是由领袖个人决定的。因此，当7 月25日夜晚，他被国王召到宫中，立即被撤除全部职务并被一辆救护车押往一个警察局时，他感到完全出乎意料之外。
　　当代罗马帝国的恺撒就这样不光采地垮台了。这个在20世纪中一贯进行好战叫嚣的人物，懂得如何从混乱和绝望中取利，但是，实在说来也是个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人物。作为一个常人，他不是没有头脑的。他博览史书，自以为懂得历史的教训。但是，作为一个独裁者，他却犯了这样一个致命的错误：想把一个缺乏工业资源的国家变成一个强大的军事帝国，而且这个国家的人民和德国人不同，他们太文明，太世故，太讲实际，不是这种虚妄的野心所能迷惑得了的。意大利人民从来没有像德国人那样衷心拥护过法西斯主义，他们只是忍受着它，知道它不过是一个就要过去的阶段，墨索里尼到最后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但是，像所有的独裁者一样，他被权力冲昏了头脑，而权力又必然娇纵了他，腐蚀了他的思想，毒化了他的判断力。这便导致他犯了第二个致命的错误：把他自己的和意大利的命运部同德意志第三帝国的命运连结在一起。当丧钟开始为希特勒的德国敲响的时候，也开始为墨索里尼的意大利敲响了。1943年的夏天来临时，意大利领袖已听到这个钟声。但是，他无法逃脱他的命运。到了这时，他已成了希特勒的俘虏。
　　没有人放一枪来拯救他，甚至法西斯民团也没有这样做。没有一个人来替他作辩护。似乎没有一个人把他的屈辱的下台放在心上——他被装在一辆救护车里，从国王面前押走，送到监狱里。[998] 相反，大家都对他的垮台额首称庆。法西斯主义也像他的创始人一样，轻易地瓦解了。彼得罗·巴多格利奥陆军元帅召集一些文官武将组成了一个无党无派的政府。法西斯党被解散，法西斯分子被撤除了重要的职位，反法西斯人士从监狱里被释放出来。
　　希特勒的大本营对墨索里尼垮台的消息的反应是可以想像的，虽然无须乎作这种想像，因为有连篇累牍的秘密记录记载了当时的情况。这一次强烈的震惊，甚至纳粹人士也立即清楚地意识到，可能会发生某些类似的情况。
　　在罗马发生的事件也许开了一个可怕的先例，这种危险使戈培尔感到非常不安。7月26 日，他应召急速前往腊斯登堡大本营。我们从他的日记中获悉，这个宣传部长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向德国人民解释墨索里尼被推翻这件事情。
　　“我们到底该对他们说些什么呢？”他问着自己，后来，他决定暂时只能告诉他们，意大利领袖是因为“健康的原因”而辞职的。
　　[ 他在日记中写道] 可以想像，德国某些颠覆分子知道了这些事件以后，他们可能更加认为，他们可以在这里重演巴多格利奥及其追随者们在罗马干过的同样的勾当。元首命令希姆莱，这种危险如在德国一触即发，就采取最严格的警察措施。
　　但是，戈培尔接着又说，希特勒并不觉得这种危险在德国已达到一触即发之势。宣传部长最后安慰自己说，德国人民不会把“罗马的危机看成是一个先例”。
　　还不到两个星期以前，在双方会谈中，德国元首已经看到墨索里尼正在走向崩溃的一些迹象，但是，当7 月25日下午大本营开始收到罗马的消息时，他还是感到完全出乎意料。第一个消息只不过是说法西斯最高委员会已经召开，希特勒不明白召开这个会议的原因。他问道：“召开这种会议究竟有什么用处？除了说些空话之外，他们还能做些什么呢？”
　　那天晚上他担心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情得到了证实。在9 点半钟开始的一次会议上，他向他那些吃惊得目瞪口呆的军事顾问们宣布：“意大利领袖已经辞职。我们的死敌巴多格利奥接管了政府。”
　　希特勒在战争末期曾数度以极其冷静的判断力对待意外的消息，这一次也是如此，正如他早先在比较顺利的时期遇到危机时所表现过的那样。当约德尔将军主张他们应当等待罗马的更全面的报告时，希特勒打断了他的话。
　　[ 他说] 那是当然的，但是，我们仍应当预先作好计划。毫无疑问，为了叛卖，他们必定会宣称他们仍将忠于我们，但是，那是叛卖。他们肯定是不会继续忠于我们的……虽然那个人[ 指巴多格利奥] 立即宣布要把战争继续下去，但那没有什么意义。他们不能不那么说，可是叛卖终归是叛卖。我们[999] 也要采取同样的手段，同时作好一切准备，以便一下子把全部党羽都抓过来，把这些流氓一网打尽。
　　这就是希特勒的第一个念头：把推翻墨索里尼的那些人都抓起来，使意大利领袖复辟。
　　[ 他又说下去] 明天我将派一个人去，命令第三装甲步兵师师长率领一支精选的部队开往罗马，立即将整个政府、连同国王和全班人马，都逮捕起来。首先要逮捕王储，并且把整个集团、特别是巴多格利奥和全部党羽都抓起来。然后，迫使他们屈服，两三天内就会发生另一次政变。
　　希特勒转身对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说：希特勒：约德尔，起草命令……告诉他们带着进攻武器开进罗马……逮捕政府官员、国王和全班人马。我首先要的是王储。
　　凯特尔：他比那个老头更重要。
　　包登夏茨[ 空军的一名将领] ：那要先布置好，以便把他们装进一架飞机运走。
　　希特勒：直接装进飞机就起飞。
　　包登夏茨：别让那个小孩子在飞机场上走失了。
　　在午夜过后不久召开的又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如何对付梵蒂冈的问题。
　　希特勒作了这样的回答：我立刻就到梵蒂冈去。你们以为梵蒂冈会使我有什么为难吗？我们马上会把这个地方接管过来。全部外交团都在那里……那些贱骨头……我们要从那里把那群猪猡抓出来……事后我们可以再道歉……
　　那天晚上，希特勒还下令占领意德边境和意法边境的阿尔卑斯山的所有山口。为了这个目的，从法国和德国南部迅速集结了大约8 个德国师，编成Ｂ集团军，由精悍的隆美尔指挥。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如果意大利人炸毁了阿尔卑斯山的隧道和桥梁，那么，驻扎在意大利的德军的给养来源就会被切断，其中有些部队在西西里同艾森豪威尔的部队已经在进行激战，它们就不能维持多久。
　　但是，意大利人不可能在一夜之间突然转身过来反对德国人。巴多格利奥必须首先和盟军取得联系，看看自己能否和他们签订停战协定，得到盟军的支持来抵抗德军。希特勒正确地估计到这[1000]正是巴多格利奥所要做的事情。但是他丝毫也不知道这件事会拖那么久。的确，7 月27日在元首大本营召开的一次军事会议的讨论就完全是在这种设想的支配下进行的；出席这次会议的有纳粹政府和军队的大多数显要人物，包括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隆美尔和新任海军总司令卡尔·邓尼茨海军上将——他是在1 月间雷德尔海军元帅失宠以后接任的。以隆美尔为首的大多数将领都力主谨慎从事，对意大利的任何行动计划都应进行周密准备，三思而行。希特勒想立即有所行动，甚至不惜从俄国人刚刚开始（7 月15日）发动第一次夏季攻势的东方战场撤出一些主要的装甲师。将领们的想法这一回似乎总算占了上风，希特勒接受了他们的暂不采取行动的劝告。同时，把手头能集结起来的德军尽量派去，越过阿尔卑斯山，开进意大利。戈培尔对将领们的犹豫不决采取了一种不赞成的看法：[ 在这次军事会议之后，他在日记中写道] 他们不考虑敌人正在准备做什么。毫无疑问，在我们考虑和准备行动的时候，英国人是不会袖手旁观等待一星期的。
　　他和希特勒其实用不着担心。盟国不但等了一个星期，而且等了6 个星期。到了这个时候，希特勒的计划已经确定，执行计划的军队也已布置就绪了。
　　事实上，在7 月27日召开军事会议时，他已经在自己忙碌不停的头脑里匆匆忙忙地想好了这些计划。计划分四个部分：一、“橡树计划”——如果墨索里尼是在一个岛上，就派海军去营救，如果墨索里尼是在大陆，就派空军伞兵去营救；二、“学生计划”——突然占领罗马，使墨索里尼的政府在那里复辟；三、“黑色计划”——这是对意大利全部领土进行军事占领的代号；四、“轴心计划”——用以掳获或破坏意大利舰队。后来，最后两个计划合起来称为“轴心计划”。
　　1943年9 月初的两次事件使德国元首的计划付诸实行了。9 月3 日，盟军在靴形的意大利南端登陆；9 月8 日，意大利和西方[1001]国家于9 月3 日秘密签订的停战协定公开宣布出来。
　　那天，希特勒飞往乌克兰的扎波罗日耶，企图使一蹶不振的德国战线重新振作起来。但是，据戈培尔说，希特勒突然觉得有一种“奇怪的不安情绪”，因此于当晚就回到了东普鲁士的腊斯登堡大本营。他一到就听到了他的主要同盟国已经投敌的消息。虽然这事是他意料之中的事，而且他也为此作了准备，但是，实际发生的时间仍然使他感到意外。大本营有好几个钟头陷于一片混乱之中。德国人首先是从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广播中听到意大利签订停战协定的消息的。当约德尔从腊斯登堡打电话询问当时驻在罗马附近法拉斯卡蒂的凯塞林元帅这个消息是否属实时，这位在意大利南部的德军司令官承认这对他也是一个新闻。凯塞林的总部那天早上正被盟军炸毁，他也正忙于调集军队，以便去阻击在西岸某地新登陆的盟军，但是他还是发出了“轴心”
　　这个代号。解除意军武装和占领意大利的计划开始执行了。
　　那一两天内，意大利中部和南部的德军情况是十分危急的。意大利有5 个师在罗马附近同德国的两个师对峙着。如果9 月8 日在那不勒斯港外出现的强大的盟军入侵舰队，像凯塞林及其幕僚当初所预料的那样开往北方，在首都附近登陆，再得到占领附近机场的伞兵的增援，那么，意大利的战局就会有不同的发展，第三帝国就可能提早一年遭到最后的灾难。凯塞林后来说，在9 月8 日晚上，希特勒和最高统帅部已经把他的8 个师的全部兵力作为无可挽回的损失而“一笔勾销”了。两天后，希特勒告诉戈培尔，意大利南部已经丢失了，必须在罗马以北的亚平宁山一带建立一条新防线。
　　但是，盟军司令部并没有利用它的完全制海权，而靠了这种制海权，它本来是可以在意大利东西两岸的几乎任何地点登陆的；它也没有利用它在空中的压倒优势，而这正是德国人所担心的。而且，艾森豪威尔的司令部似乎也没有作什么努力去利用大批意大利部队同自己的军队配合行动，特别是在罗马附近的5 个师。如果艾森豪威尔那样做了，德国人就会陷入绝境。至少凯塞林和他的参谋长齐格飞·维斯特法尔事后都有这样的看法。他们说，他们根本没有力量打退从意大利的“靴子”南端北上的蒙哥马利军队，击退在任何地点登陆的马克·克拉克将军的入侵部队，同时对付在他们阵地中间和后方的大批意军。但是美国的第五军团不是在罗马附近、而是在那不勒斯南面[1002]的萨累诺登陆，盟军的伞兵部队没有在罗马机场上出现，这使这两位将军大大地松了一口气。当意大利的军队毫无抵抗地投降和缴械时，这两位将军就更觉得放心了。这意味着德国人可以轻而易举地占领罗马，甚至暂时占领那不勒斯。这样，他们就占领了意大利的2/3 地区，包括北部的工业区，那里的工厂都被开动起来为德国制造军火。希特勒近乎奇迹地又延长了一段寿命。
　　意大利的退出战争，使他十分恼火。他再一次把戈培尔叫到腊斯登堡，对他说，这是“一件极其不要脸的事”。此外，墨索里尼之被推翻也引起了他对自己的地位的担心。戈培尔在9 月11日的日记中写道：“元首采取了最后的措施，以便一劳永逸地防止在我们这里发生类似的事情。”
　　戈培尔曾再三要求希特勒，“在这困难的关头，应该让人民从元首那里听到一两句鼓励和慰藉的话”。9 月10日晚上，希特勒向全国作了广播。但他在那次广播中，却以毫不在乎的口气谈起下面的问题：有人妄想在这里找到卖国贼，那是因为他们完全不懂得国家社会主义的国家的性质；他们以为他们能在德国制造一次“七·二五”事件，那是因为他们对我个人的地位、对我的政治合作者和我的元帅们和三军将领的态度有着根本的错觉。
　　实际上，正如下文将要叙述到的，有几个德国将领和一小撮过去的政治合作者，在军事上节节败退之际，开始再一次产生反叛的念头，这种念头到第二年7 月就将发展成为一种比推翻墨索里尼一举更为猛烈、虽然不那么成功的行动。[1003]希特勒为了防止任何正在酝酿的叛变而采取的措施之一是下令撤除所有德国亲王在国防军中的职务。黑森的菲利普亲王过去一直在元首和墨索里尼之间作通信联络工作，常到大本营来，这时便被逮捕，交给秘密警察去发落了。他的妻子玛法尔达公主是意大利国王的女儿，也遭到逮捕，并且同她的丈夫一起关进集中营。意大利国王像挪威和希腊的国王一样，逃出了希特勒的魔掌，希持勒以逮捕他的女儿来泄愤。
　　有好几个星期，元首每天召开的军事会议都以大量时间来讨论希特勒心中所关心的一个问题：营救墨累里尼。读者还记得“橡树计划”是这个计划的代号，在大本营的会议记录上，墨索里尼常常被称为“宝贵的对象”。绝大多数将领，甚至戈培尔都怀疑这位意大利前领袖是否还是一个非常宝贵的对象，但希特勒却仍然这样认为，而且坚决主张去营救他。
　　他不仅想为这个他仍然有着私人感情的老朋友帮一次忙，他还想让墨索里尼担任意大利北部的新法西斯政府的首脑，以减轻德国人管理这部分领土的负担，并且帮助他保卫那条很长的供应线和交通线，防止怀有敌意的意大利人民的破坏，因为人民中间，现在已开始出现令人头疼的游击队了。
　　到8 月1 日，邓尼茨海军上将向希特勒报告，海军相信已查出墨索里尼被囚在万托特纳岛上。到8 月中旬，希姆菜的密探肯定领袖是在另一个岛，即离撒丁岛北端不远的马达累纳岛上。他们制订了周密的计划，准备派遣驱逐舰和伞兵进攻该岛，但是，这个计划还未执行，墨索里尼又被转移了。根据停战协定的一个秘密条款规定，应当把他交给盟军，但巴多格利奥由于某种原因迟迟没有执行这个规定。到9 月初，这个“宝贵的对象”被偷偷地带到亚平宁山脉最高峰大萨索山山顶上的一家旅馆里去了，到这个地方只有一条铁索铁路可通。
　　德国人立刻获悉了他的下落，就派飞机到那山顶上空侦察，并且判定用滑翔机运载军队，大概可以登到那个顶峰，制服意大利宪兵警卫队，然后用一架小型费赛勒怪鸟式飞机把墨索里尼带走。这个大胆的计划于9 月13日执行，领导者是希姆莱的党卫队里另一名知识分子出身的暴徒，一个叫奥托·斯科尔兹内的奥地利人。[1004]他还将在本书末尾的另一次天不怕地不怕的冒险行动中出现。斯科尔兹内绑架了一个意大利将军，把他装进自己的滑翔机里。当他率领空运部队在距山顶旅馆100 码的地方降落时，他发现领袖正在二楼的一个窗口满怀希望地往外看着。大部分意大利警卫一看见德国军队就逃入山中，少数没逃的也在斯科尔兹内和墨索里尼劝阻下没有动用他们的武器。这个党卫队头子把他抓来的将军推在自己队伍前面，大声叫警卫们别向这个意大利将军开枪。同时，据一位目击者回忆，意大利领袖也在窗口高呼：“谁都不要开枪！不要流一滴血！”果然一滴血也没有流。
　　那个法西斯首脑欣喜若狂。因为他曾经发誓宁可自杀，也不愿落到盟军手里，被送到纽约的麦迪逊广场公园去展览（这是他自己后来说的）。几分钟以内，他就被塞进一架小型的费赛勒怪鸟式飞机里，从旅馆下边一小块尽是石头的草坪上冒险起飞了。他们先飞到罗马，当晚又换乘一架德国空军运输机飞到维也纳。墨索里尼很感激希特勒营救了自己。当他们两天以后在腊斯登堡会面时，他热烈地拥抱了希特勒。但是，他现在已是一个垮了的人了，意气颓唐，以前在他心中燃烧过的火焰已变成灰烬。而且，使希特勒十分失望的是，他看来并不想在德国占领下的意大利恢复法西斯政权。将近9 月底时，德国元首在同戈培尔进行一次长谈时，毫不掩饰他对他的意大利老友的失望心情。
　　[ 这次谈话后，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这位意大利领袖没有如元首所期望的那样，从意大利的灾祸中得到教训……元首希望意大利领袖做的第一件事应该是用一切报复手段惩处背叛他的人。但他没有作这种表示，因而就显出了他的真正无能。他不像元首或斯大林那样是一个革命家。他总是以意大利本国人民为念，这就缺乏作一个世界革命家和起义者的宽广胸襟。
　　还有一件使希特勒和戈培尔十分恼火的事情是，墨索里尼同齐亚诺取得了和解，而且似乎是完全在他的女儿、齐亚诺的妻子爱达的操纵之下。当时齐亚诺夫妇正在慕尼黑避难。希特勒和戈培尔认为，墨索里尼应当立即将齐亚诺处死，至于爱达，应该像[1005]戈培尔说的那样，狠狠地抽她一顿鞭子。
　　他们不同意墨索里尼把齐亚诺“那个毒蘑菇”（戈培尔这样称呼他）放在新的法西斯共和党的首要地位。
　　希特勒坚决主张意大利领袖立即建立这样一个党。墨索里尼9 月15日在德国元首的怂恿下宣布成立新的意大利社会共和国。
　　这个新政府从来没有什么作为，墨索里尼根本没有把心放在上面。也许他还保有足够的现实感，看到自己现在只不过是希特勒的一个傀儡，他和他的“法西斯共和政府”除了德国元首为了德国的利益而授给他们的某些权力以外，并无任何真正的权力，而且意大利人民也永远不会再接受他和法西斯主义了。
　　他再也没有回到罗马。他住在意大利极北部一个很冷僻的地方——加尔达湖畔加尔那诺附近的加米纳特堡。他的住所周围由党卫队元首警卫队的一支特派部队严密守卫着。为了把墨索里尼的臭名昭著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护送到这个幽美的湖畔胜地。特地把塞普·狄特里希这个党卫队老打手从俄国前线被打得屁滚尿流的党卫队第一装甲军调出来负责这项工作，在第三帝国，事情常常是这么办的。潦倒的独裁者由于情人又回到了自己的怀抱，对生活中的其他事情似乎都漠不关心了。情妇不止一个的戈培尔，说此事使他大为震惊。
　　[ 戈培尔在11月9 日的日记中写道] 意大利领袖和他那位由塞普·狄特里希奉命护送来的女友的私生活，引起了许多疑虑。
　　戈培尔在几天前就注意到，希特勒已经开始“在政治上勾销这个领袖了”。但是，应当补充说明，德国元首在勾销他之前，先已迫使他把的里雅斯特、伊斯特里亚和南提罗耳“割让”给德国，双方并取得谅解，将来还要加上威尼斯。对这位曾经骄横一世的专制魔王，可以毫不留情地使他蒙受种种羞辱。希特勒竟然逼着他在11月逮捕了自己的女婿齐亚诺，并于1944年1 月11日将齐亚诺在维罗纳的监狱中处死。
　　到1943年初秋，阿道夫·希待勒很可以认为，他已度过了第[1006]三帝国所面临的最严重的危险。在关键性的几个星期里，希特勒和他的将领们曾经担心，墨索里尼的垮台和巴多格利奥政府的无条件投降，很可能使德国南部边界暴露在盟军的直接攻击之下，并为盟军开辟了从意大利北部进入防御薄弱的巴尔干半岛的道路，而巴尔干恰恰位于正在俄国南部拼命作战的德军的后方。意大利领袖乖乖地离开了罗马的权力宝座，对德国元首在国内外的威信是一个严重打击，正如随之而来的轴心联盟的毁灭一样。然而，在两个月之内，希特勒以一次大胆的行动，使墨索里尼复辟——至少在世人眼里看来是如此。意大利在巴尔干半岛、希腊、南斯拉夫和阿尔巴尼亚的占领区，免除了遭受盟军攻击的危险。这样的攻击，德国最高统帅部曾经预计在夏末随时可能发生。但那里的好几个师的意军都乖乖地投降，成了德国的战俘。
　　元首满意地看到凯塞林的部队不但没有像德国元首当初设想的那样已被一笔勾销，不但没有撤退到意大利北部，这个元帅的部队反而在罗马以南布下了阵地，轻而易举地阻挡住英美法军队在半岛上的北进。不容否认，希特勒以他个人的胆识和他的军队的勇猛，已使他在南方的处境有了很大的好转。
　　但在其他地方，他的处境却继续在逆转。
　　1943年7 月5 日，他对俄国发动了后来证明是最后一次的大攻势。德国陆军的精华——将近50万人，加上配备有新式重型“老虎”坦克的17个装甲师，向库尔斯克西面俄国阵地的突出部分进攻。这就是所谓“城堡计划”。
　　希特勒认为这一攻势不仅能置俄国最精锐的百万大军于死地（就是这支大军曾在头年冬天将德国人从斯大林格勒和顿河赶出来），而且能使他再向顿河流域推进，也许甚至于能推进到伏尔加河流域，然后从东南迂回攻陷莫斯科。
　　这一攻势遭到了决定性的失败。俄国人对此已经早有准备。到7 月22日，装甲部队的坦克已损失了一半，德军攻势已完全停顿，并开始溃退了。
　　俄国人对自己的力量信心十足，他们不等德国的进攻结束，就在7 月中旬向库尔斯克以北奥勒尔的德军阵地突出部分发动了他们自己的攻势，并且迅速地突破了德军阵地。这是俄国人在这次大战中的第一次夏季攻势，自此以后，红军再也没有失去过主动权。8 月4 日，他们把德国人赶出奥勒尔，这个地方是德国人在1941年12月攻打莫斯科时在南部的一个枢纽。
　　现在，苏军攻势已扩大到全线。8 月23日，哈尔科夫失守。1 个月后，9 月25日，德国人被赶出了哈尔科夫西北300 英里的斯摩棱斯克。而在进攻俄国的初期，德国人曾经像拿破仑的大军那[1007]样，十分自信地从这个城市踏上通向莫斯科的大路。到9 月底，希特勒在南路遭到步步进逼的军队退到第聂伯河一线和北自第聂伯河河曲的扎波罗日耶南到亚速夫海一线。顿尼茨盆地的工业区已经失守，克里米亚的德国第十七军团处于被切断的危险中。
　　希特勒相信他的军队能够守住第聂伯河和扎波罗日耶以南的要塞阵地，这两条防线联在一起，形成了所谓“冬季防线”。但是俄国人甚至没有稍微停留一下进行休整。在10月份的第一周内，他们在基辅的北面和东南渡过第聂伯河。
　　11月6 日，基辅失守。到这个决定命运的1943年末，南部的苏军越过了希特勒部队1941年夏向俄国内地进军时轻而易举地取得初期胜利的那些战场，逼近波兰和罗马尼亚的边界。
　　事情还不止于此。
　　那一年，希特勒的命运遭受到另外两个挫折，它们也标志着形势的转变：其一是大西洋战役的失利；另一是盟军加紧对德国本上进行破坏力极大的、夜以继日的空袭。
　　正如上面说过的，德国潜水艇在1942年击沉了盟军船只共计625 万吨，其中大多数是开往英国或地中海的。要弥补这个损失，是远远超过西方各国造船厂的生产能力的。但是，到1943年初，由于利用了远程飞机和航空母舰，特别是由于有了新技术，在海面船只上装设雷达，可以在敌军潜水艇尚未看到自己以前就发现了它们，因此盟军在对付潜水艇方面已占了上风。潜水艇在尚未驶近盟军护航舰队之前就遭到伏击而被炸沉，数量之多，使新任海军总司令兼潜水艇舰队司令邓尼茨起初怀疑是否有人叛国。但他很快就知道这并非有人叛国而是雷达造成了如此惨重的损失。在2 月、3 月和4 月这3 个月内，被击沉的潜水艇正好是50艘；而在5 月份1 个月内，就达37艘。这样迅速地损失下去，德国海军是受不了的，于是，还没到5 月底，邓尼茨就自作主张下令将潜水艇全部撤出北大西洋。
　　9 月间，它们又回到北大西洋，但在这年的最后4 个月内，它们只击沉了67艘盟国船只，自己却又损失了64只潜水艇。这个比例决定了潜艇战的未日，并且决定了大西洋战役的结局。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1917年，当德国陆军陷于困境时，它的潜水艇曾经逼得英国几乎屈膝投降。
　　1942年，它们眼看要实现使英国屈膝的目的了；这一年，希特勒的军队在俄国和北非也已被阻，而美英为了一面要阻止日军在东南亚的侵略，一面又要集中人力、武[1008]器和给养来攻打西方的希特勒欧洲帝国，也弄得焦头烂额。
　　1943年，他们在破坏北大西洋航运方面遭到了失败，虽然失败的确实消息使希特勒大本营的人们感到气馁，但他们并没有充分认识到它的灾难性后果。因为，正是在这决定战局一年的12个月中，大量武器和给养几乎毫无阻碍地运过了大西洋，这就使来年对“铜墙铁壁的欧洲”的进攻成为可能。
　　也正是在这一年中，德国人民尝到了现代战争的恐怖滋味，而且是在他们自己的家门口尝到的。公众都不知道潜水艇的战况如何。虽然来自俄国、地中海和意大利的消息越来越坏，但它们涉及的毕竟是远离本土几百或几千英里以外的地方发生的事情。可是，夜里有英国飞机、白天有美国飞机来进行的空袭，现在已开始摧毁一个普通德国人的家、他的工作的机关或工厂了。
　　希特勒本人从来不肯去视察遭到轰炸的城市；看来这个任务对他简直是一种难以忍受的痛苦。戈培尔为此苦恼不堪。他抱怨说，他源源不绝地收到来信，“质问元首为什么不去视察那些遭受空袭的不幸的地区，为什么在任何地方都见不到戈林的面”。这位宣传部长的日记权威地描述了空袭给德国城市和工业区造成的日益惨重的损失。
　　1943年5 月16日……美国轰炸机的白昼空袭正在造成异常重大的困难。在基尔……海军的军事与技术设施遭到非常严重的损失……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我们将面临到头来无法忍受的严重后果……
　　5 月25日……英国飞机对多特蒙德的夜袭，是德国城市所遭受的空袭中特别严重的、也许是最严重的一次……来自多特蒙德的报道十分可怕……工厂和军火厂受到极惨重的破坏……有8 万至10万居民无家可归……西方的居民开始逐渐丧失勇气。这样的地狱生活是难以忍受的……晚上我收到[ 又一篇] 关于多特蒙德的报告。该城几乎全部被毁。几乎没有一间房子能够住人了……
　　7 月26日夜间，汉堡受到一次严重的空袭……给居民和军事生产都带来了十分惨重的后果……
　　这是一场真正的灾难……
　　7 月29日夜间，汉堡又遭到迄今最严重的一次空袭……来了800 至[1009]1000架轰炸机……考夫曼[ 当地纳粹党领袖] 给我发来第一份报告……他谈的惨祸，规模令人难以想像。一个百万人口的城市被摧毁了，其毁坏情况是史无前例的。我们面临着几乎无可解决的种种问题。必须为这100 万人解决吃住的问题。必须把人口疏散到尽可能远的地方去。必须给他们衣服穿。总之，我们在那儿面临的问题，在几星期以前是丝毫没有想到的……考失曼淡到约有80万无家可归的人在街头流浪，无以为生……
　　虽然德国的某些军事工厂，特别是制造战斗机、轴承、海军舰只、钢和新式喷气飞机的燃料的工厂，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希特勒寄予极大希望的、设在皮奈蒙德地方的那个十分重要的火箭试验站，也遭到了很大的损失，虽然铁路和运河运输不断被切断，但是，在1943年英美加紧轰炸期间，德国整个军备生产实际上并没有减少。其部分原因是没有遭受轰炸的德国占领区，尤其是捷克斯洛伐克、法国、比利时和意大利北部的工厂增加了生产。
　　正如戈培尔在日记中所说明的，英美空军所造成的最大的损害，是在德国人民的家庭和精神方面。本书作者还记得，在战争的最初几年，关于德国空军轰炸对敌人、尤其是英国人所造成的可怖后果，有过许多报道，使德国人得意洋洋。他们当时相信，这种轰炸能使战争早日胜利结束。现在，在1943年，他们自己开始尝到空袭的充分滋味，这种空袭的破坏力远比德国空军对别人，甚至比1940—1941年对伦敦居民的任何空袭都要厉害得多。德国人民像英国人民曾经表现过的那样，勇敢地、艰苦地忍受了这一切。但是，在4 年战争以后，频频遭到轰炸就越发使人感到是严重的负担了。这就难怪在快到1943年年底时，随着德国人在俄国、北非和意大利的希望的破灭，随着第三帝国从南到北各处城市都被炸成一片焦土，德国人民已开始绝望，开始认识到败局已定，目[1010]前的遭遇就是这个败局的开始。
　　当时已经赋闲在家的哈尔德将军后来曾这样写道：“至迟到1943年年底时，人们已明确无误地看出，这场战争在军事上已经失败了。”1943年11月7 日，啤酒馆政变纪念日的前夕，约德尔将军在慕尼黑对纳粹党的各地领袖们发表了一篇不准公开的、调子低沉的演说。他虽然没有说得像哈德尔那样严重，但对战争第五个年头开始时形势的描述也够暗淡了。
　　[ 他说] 今天，在国内战线最令人头痛、从而对前线有最严重影响的，是敌机对我们的家园和妻儿的恐怖空袭。在这一方面……战争具有了这种方式，完全是英国的过错。自从种族战争和宗教战争以来，人们曾经认为不可能再发生这种战争的方式了。
　　这些恐怖空袭在心理、精神和物质上的影响十分重大，因此我们必须设法减轻——假若不能完全制止的话。
　　1943年的失败和轰炸给德国人的民心和士气所造成的影响，由这位代表元首发表演说的权威人士作了生动的描述。
　　颠覆的鬼影在全国各地徘徊着。所有的胆小鬼都在寻找出路，或者照他们的说法，寻找政治解决办法。他们说，我们应当趁手里还有点东西的时候进行谈判……
　　不只是“胆小鬼”有这种想法。戈培尔博士本人，希特勒最忠实的和狂热的信徒，像他在日记中所透露的那样，也想在1943年年终之前寻求一条出路。他所苦心思索的不是德国应不应当谈判和平，而是应当同谁谈判的问题——同俄国，还是同西方？他不像某些其他人开始做的那样，背着希特勒谈论寻求和平的必要性。他勇气十足，毫无顾忌地直接向领袖倾吐自己的想法。
　　1943年9 月10日，戈培尔在日记中第一次提到可能进行和谈的问题。那天他正在腊登斯堡元首大本营，他是在得到意大利投降的消息之后奉召去大本营的。
　　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应当首先转向哪一边：是转向莫斯科方面，还是转向英美方面。无论如何，我们必须清楚地认识到，对这两方面同时作战，要取得胜利是非常困难的。
　　他发现希特勒对盟军在西方入侵的前景和俄国战场的“危急”局势“有些担忧”。
　　令人苦恼的是，我们丝毫不知道斯大林留作后备的力量究竟有多少。我非常怀疑，在这种情况下我们是否有可能从东方调出若干师兵力到其他欧洲战场上去。
　　戈培尔在他那机密的日记中写下了自己的一些想法，这些想法在几个月前肯定是会被他自己认为是叛国性质的失败主义的想法的。写了以后，他就开始对希特勒道出了这些想法：我问元首，我们迟早是否可以同斯大林打交道。他说暂时还不行……但元首认为，同英国人打交道要比同苏联人容易些。元首认为，到了一定时候，英国人会清醒过来的……我却比较倾向于斯大林更为容易接近、因为斯大林是一个比丘吉尔更为实际的政治家。丘吉尔是一个浪漫的冒险家，跟他谈话是谈不出什么道理来的。
　　当他们的事情搞得漆黑一团的时候，希特勒和他的助手们开始抓住这样一线希望：盟国内部会发生纠纷，英国和美国会害怕红军席卷欧洲，终于会和德国联合起来保卫旧大陆，使之不受布尔什维主义的统治。8 月间，希特勒曾经在一次会议上和邓尼茨相当详细地谈过这个可能性，现在，在9 月间，他又和戈培尔讨论了这个问题。
　　[ 戈培尔在日记中写道] 英国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愿意有一个布尔什维克的欧洲……一旦他们认识到……他们只能在布尔什维主义或者对国家社会主义放松一些，这两者中选择其一，那么，他们无疑会对我们表示出愿意和解的意向……丘吉尔本人是反对布尔什维克老手，他目前同莫斯科合作只不过是权宜之计。
　　希特勒和戈培尔似乎都忘记了，是谁首先同莫斯科合作的，是谁迫使俄国作战的。在同希特勒讨论了和平的可能性以后，戈培尔作出了这样的结论：迟早我们就将面临倒向哪一边的敌人的问题。德国进行两线作战从来没有得过便宜，这一次我们也不可能把这样的战争长期坚持下去。
　　但是，到这时才考虑这个问题不是已经太迟了吗？戈培尔在9 月23日回到大本营。他在早晨和希特勒散步时，发现元首对于同一方和谈以便在一条战线上作战的可能性，要比两星期前悲观得多了。
　　元首不相信目前进行谈判能够取得任何结果。英国还没有被打得晕头转向……在东方，目前的形势自然是相当不利的……斯大林正处于有利地位。
　　那天晚上，戈培尔单独和希特勒一起进餐。
　　我问元首，他是否准备和丘吉尔进行谈判……他不相信同丘吉尔谈判会取得任何结果，因为丘吉尔充满敌意，再说，他是受仇恨而不是受理智支配的。元首宁愿和斯大林谈判，但他不相信谈判会成功……
　　我告诉元首，不论形势如何，我们必须同这一方或那一方取得和解。德国从未在两线作战的战争中取得过胜利。因此我们必须设法使自己摆脱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
　　这个任务远比他们似乎认识到的要困难得多，虽然十分轻率地把德国投进了一场两线作战的战争的正是他们自己。但在1943年9 月的那天晚上，至少有一会儿，这个纳粹统帅终于流露出他的悲观心情，并且沉思着和平的味道该是多么甜蜜。据戈培尔的记录，希特勒甚至说他“渴望”和平。
　　他说他将很高兴再一次同艺术界人士进行接触，晚上去看看戏，去访问艺术家俱乐部。
　　在战争进入第五年的时候，在德国，思考取得和平的机会和办法的人，并不止希特勒和戈培尔两个。那些遭到挫败、喜欢空谈的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目前人数已有所增加，但还是少得可怜。现在他们看到希特勒的军队虽然还在国外作战，但败局已定，就又在考虑反叛的问题了。他们之中的大多数（绝不是全体）终于在克服了最严重的良心不安以后，勉强得出这样的结论：要使德国取得和平，从而使祖国有希望体面地生存下去，就必须用谋杀的办法搞掉希特勒，同时消灭国家社会主义。
　　1944年到来了。英美军队肯定会在这一年开始后不久的时间内发动横渡海峡的进攻，红军将会逼近帝国本土，德国许多古老的大城市很快便将被盟军炸成平地。密谋分子着急之下，开始积极准备起来，企图在希特勒政权把德国投入彻底毁灭的深渊之前，采取谋杀这个纳粹独裁者和推翻他的政权的最后尝试。
　　他们知道，时间已经不多了。





　　第二十九章 盟军对西欧的进攻和德国内部杀害希特勒的尝试

　　在1943年里，密谋分子进行了不下6 次暗杀希特勒的尝试，其中有一次，他们在元首乘飞机巡视俄国战线后方的时候，把一颗定时炸弹放在他的飞机里面，只是因为这颗炸弹没有爆炸，密谋才告失败。
　　这一年里，抵抗运动发生了同以前的情况大不相同的变化。密谋分子最后放弃了对陆军元帅们的期望。这些元帅们简直太怯懦了，或者太无能了，他们不敢利用他们的地位和兵权来推翻他们的最高统帅。1942年11月，在斯摩棱斯克森林中举行的一次秘密会议上，抵抗分子中的核心政治人物戈台勒，曾经亲自劝请东线中央集团军司令克鲁格陆军元帅积极参加清除希特勒的活动。这位运摇不定的将军刚接受了元首的一笔厚礼。* 当时他倒是答应了戈台勒的请求，但过了没有几天就又胆怯起来了。他写信给在柏林的贝克将军，要求别把他算在他们里面。
　　几个星期之后，密谋分子又想劝诱保罗斯将军。这位将军所率领的第六军团正被围在斯大林格勒，他们估计他对领袖一定极度失望，因为造成这样局面的正是领袖本人。他们想诱使他发表一个告全军官兵书，号召他们推翻这个把25万德国士兵置诸死地的专制魔王。贝克将军亲自写了一封呼吁他这样做的信，由一个空军军官乘飞机把信送进这个被围的城市。前面已经说过，保罗斯的回答是向他的元首发出了雪片似的表示效忠的无线电报。直到他成为俄国人的俘虏到了莫斯科之后，他才有所觉悟。
　　对保罗斯的希望破灭以后，密谋分子曾经有几天把希望寄托在克鲁格和曼施坦因身上。这两个人在斯大林格勒惨败之后，飞到腊斯登堡，据说是去要求元首把俄国战线的指挥权交付给他们。这一步如果成功，就成为在柏林发动政变的一个讯号。但这些密谋分子的主观愿望再一次落空了。这两位陆军元帅确实飞到了希特勒的大本营，但只是去重申他们对最高统帅的忠诚。
　　“我们被抛弃了。”贝克愤恨地抱怨道。
　　对贝克和他的朋友们说来，这一点已很明显：他们不能期望从前方的高级指挥官那里得到实际的帮助。在绝望之余，他们转向唯一剩下的一个军事力量的来源——国内驻防军，或称补充军。国内驻防军根本不能说是一支军队，只是正在训练的新兵和在国内执行警卫任务的超龄部队的大杂烩。但那些人至少都有武装。在正规化的部队和武装党卫队远在前线的情况下，当希特勒遭到暗杀的时候，这支军队也许足以帮助密谋分子占领柏林和其他一些重要的城市。
　　但是，在暗杀希特勒这一致命行动是否必要，甚至于是否适宜的问题上，反对派内部仍然没有取得完全一致的意见。
　　例如，克莱骚集团就绝对反对任何这一类的暴力行动。这个集团是由一群各色各样的杰出青年知识分子和理想主义者组成的。他们聚集在德国两个最著名的、最贵族化的世家后裔的周围：一个是赫尔莫特·詹姆斯·冯·毛奇伯爵，他是1870年率领普鲁士军队战胜法国的那位陆军元帅的曾侄孙；另一个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他是拿破仑时代那位著名将军瓦尔登堡的嫡系子孙，这位将军曾同克劳塞维兹一起在和沙皇亚历山大一世缔结的道罗根条约上签字；根据这个条约，普鲁士军队调转枪口，帮助推翻了拿破仑。
　　这个集团的名称，来自毛奇在西里西亚的克莱骚的庄园。它不是一个阴谋团体，而是一个讨论小组* ，它的成员代表了纳粹上台以前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也可以说是他们希望在希特勒统治的这场恶梦消失之后将要出现的德国社会的横断面。它包括两个耶稣会神甫，两个路德派牧师，若干保守分子，自由分子，社会民主党人，富裕的地主，前工会领导人，教授和外交官。虽然在出身和思想上各有不同，他们还是能找到广泛的共同点，使他们的反对希特勒的运动在思想方面、精神方面、伦理方面、哲学方面以及在某种程度上的政治方面有一定的基础。几乎所有这些人都在战争结束之前被绞死了，他们遗留的文件包括对未来的政府[1016]和对新社会的经济。社会和精神基础的规划。根据这些文件来判断，他们的目标是建立一种基督教社会主义的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所有的人都要成为兄弟，现代社会的可怕病症，人类精神的败坏，将得到纠正。他们的理想是崇高的，高到像是在天空的白云之中，而且还染上一点德国神秘主义的色彩。
　　但是，这些有崇高理想的年轻人却有着令人难以相信的耐心。他们痛恨希特勒，痛恨他给德国和欧洲带来堕落。但是，他们对于推翻希特勒并不感到兴趣。他们认为德国即将遭到的失败会完成这个使命。他们只把注意力集中在希特勒倒台以后。毛奇当时曾这样写道：“对我们来说……战后的欧洲是如何在我国人民心中重建人的形象的问题。”
　　杰出的美国新闻记者桃乐赛·汤普逊，长驻德国多年，对德国十分了解。
　　毛奇是她所接近的老朋友。她曾力劝他从山顶上走下来，正视现实。1942年夏天，在一系列从纽约发给“汉斯”的短波无线电广播中，他请求他和他的朋友们采取一定行动消除那个恶魔似的独裁者。她努力提醒他：“我们不是生活在一个圣者的世界里，而是一个凡人的世界里。”
　　“汉斯，上次我们见面，在临湖的那个美丽的阳台上一起喝茶……我说过，有一天你得用行动——剧烈的行动，来表明你的立场……而且我记得，我还问过你，你和你的朋友们究竟有没有勇气行动……”这是一个尖锐的问题。结果，答案看来是这样：毛奇和他的朋友们有勇气议论——他们因此被杀害了——而无勇气行动。
　　这与其说是他们精神上的缺陷，倒不如说是理智上的缺陷，因为他们全部十分勇敢地面对残酷的死亡。这个缺陷是造成克莱骚集团同贝克一戈台勒—哈塞尔密谋集团之间分歧的主要原因，虽然他们对于未来接管纳粹政权的政府的性质和结构也有争论。
　　1943年1 月22日，他们在彼得·约克家里举行了一次正式会议，由贝克将军主持。据哈塞尔在日记里说，贝克“当时是比较软弱和沉默的”。以后还开过几次会。在未来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上，在“青年人”和“老年人”
　　——用哈塞尔的话——之间，掀起了一场猛烈的争辩，毛奇同戈台勒之间也冲突起来。哈塞尔认为，这位前任莱比锡市长十分“反动”，同时指出毛奇“倾向英美与和平主义”。秘密警察也注意到了这次会议，后来在对参加者的审讯中，对于这些讨论提出了一份详细得惊人的报告。
　　对密谋分子的活动，希姆莱已经掌握了比他们之中任何一个人所意识到的更多的线索。本书所叙述的历史中，有不少意想不到的转折，这里又出现了这样一个转折。在1943年的这个关头，因为胜利的前景已经消失、失败的前景已在眼前，这个举止温文而嗜血成性的党卫队领袖、第三帝国的警察头子，开始对抵抗运动产生了个人的而且并不完全是不怀好意的兴趣。
　　他同抵抗运动进行了不止一次的友好接触。有一件事情可以说明这些密谋分子的心理状况：他们之中不止一个人——特别是波比茨——竟开始认为可以用希姆莱代替希特勒！这个看来狂热地效忠于希特勒的党卫队头子，自己也开始这样考虑，但是一直到最后，他始终耍两面派的手法，而在这个过程之中，许多英勇的密谋分子在他手里送了命。
　　抵抗运动现在在3 个方面进行工作。克莱骚集团为了拟订一个幻想中的太平盛世的规划，在进行着无休无止的讨论。比较现实一些的贝克集团在努力想办法杀掉希特勒，取得政权。它还在同西方进行接触，以便让民主的盟国得知将要发生的事情，并探询它们将会同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谈判什么样的和约。* 这些接触都是在斯德哥尔摩和瑞士进行的。
　　在瑞典首都，戈台勒常常同银行家马尔克斯和雅可布·瓦伦堡会晤。他们是他的老朋友，在伦敦有密切的商务关系和私人关系。在1942年4 月戈台勒同雅可布·瓦伦堡举行了一次会晤，戈台勒催促他设法同丘吉尔接上头。
　　密谋分子要求事先从这位首相那里得到保证：如果他们逮捕希特勒并推翻纳粹政府，盟国就同德国媾和。瓦伦堡回答说，根据他对英国政府的了解，要它作出这样的保证是办不到的。
　　一个月之后，两个路德派教士在斯德哥尔摩同英国人进行了直接的接触。他们是德国福音派教会对外关系局成员之一汉斯·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后者是一个著名的神职人员和积极的密谋分子。他们听说英国圣公会契切斯特主教乔治·贝尔博士正在斯德哥尔摩访问，就赶去见他。波霍弗是化了装，拿着谍报局奥斯特上校给他的伪造护照出国的。
　　两个牧师对主教谈了密谋分子的计划，而且同戈台勒一样，提出了这个问题：一旦希待勒被推翻之后，西方盟国是否将同一个非纳粹政府谈判一个体面的和约。他们要求通过私下的通讯或公开的宣言得到答复。为了使主教得到反希特勒的密谋是认乎其真的印象，波霍弗给了他一份领导人名单。这个不慎的行动后来使他付出了自己的生命，并且使得其他许多人不可避免地遭到杀害。
　　这是盟国所掌握的关于德国内部的反对派及其计划的最权威和最新的材料。6 月间，贝尔主教回到伦敦之后，立即转给英国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
　　但是，1938年曾经为了抗议张伯伦对希特勒的姑息政策而辞去外交大臣职务的艾登，看了这份材料以后，却心存怀疑。因为从慕尼黑事件以来，英国政府曾经从自称是德国密谋分子的人那里得到过类似的材料，但是一直没有发生过什么事情，结果就没有给予答复。
　　德国地下组织和盟国方面在瑞士的接触，主要是通过艾伦·杜勒斯。他从1942年11月到战争结束，一直是在瑞士的美国战略服务处的负责人。他的主要客人是汉斯·吉斯维乌斯。吉斯维乌斯是德国谍报局的工作人员，派在德国驻苏黎世总领事馆当副领事。他经常从柏林到伯尔尼来旅行。前面已经提到，他也是谋反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的作用主要是从贝克和戈台勒那里把消息传递给杜勒斯，让他随时了解各种反希特勒计划的发展情况。去访问杜勒斯的其他德国人中间还有舒恩菲尔德博士和特罗特·佐·索尔兹，后者是克莱骚集团的成员之一，也是谋反活动的参加者之一。他有一次到瑞士去，像其他许多人做过的那样，对杜勒斯提出“警告”：如果西方民主国家拒绝考虑同一个反纳粹的德国政府签订一个体面的和约，密谋分子们就要转向苏俄。杜勒斯虽然本人表示同情，但无法给予任何保证。这些德国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既如此坚持从西方取得有利的和平解决，而在取得这一和平解决之前，对除掉希特勒却又如此踌躇不定，这不免使人们感到奇怪。人们可能以为，如果他们像经常所声述的那样——这无疑是真诚的——把纳粹主义看作一种滔天的罪恶，他们就应该集中力量努力去推翻它，而不管西方会怎样对待他们的新政权。人们得到这样的印象：这些“善良的德国人”中的许多人，太容易把自己的失败归咎于外部世界，正如他们之中的有些人，把第一次战败后德国的苦难，甚至于把希特勒本人的得势，都归咎于外部世界一样。
　　“闪电计划”
　　1943年2 月，戈台勒在斯德哥尔摩告诉雅可布·瓦伦堡，“他们计划在3 月份发动政变”。
　　他们确实有这样的计划。
　　这个计划称作“闪电计划”，是陆军办公厅主任弗雷德里希·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和克鲁格率领下在俄国作战的中央集团军参谋长冯·特莱斯科夫将军两人在1 月和2 月间筹划的。奥尔布里希特是一个十分虔诚的教徒，新近才参加密谋集团。但是他由于就任新职，很快就成为一个关键人物。
　　作为补充军司令弗雷德里希·弗洛姆将军的副手，他的地位使他能够集结柏林和德国其他大城市的卫戍部队来支持密谋分子。弗洛姆本人同克鲁格一样，现在对元首的幻想已经破灭了，但还被认为不是完全可以信任的，所以没有让他参与这个密谋。
　　2 月末，奥尔布里希特对特莱斯科夫参谋部中一个低级军官、年轻的费边·冯·施拉勃伦道夫说：“我们已经准备好了。是‘闪电’的时候了。”3 月初，密谋分子在中央集团军总部所在地斯摩棱斯克举行最后一次会议。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虽然没有参加行动，他是知道这件事情的，还为这次会议作了安排。他同他手下的汉斯·冯·杜那尼和埃尔温·拉豪森将军一起飞到斯摩棱斯克，表面上是去召开一次武装部队谍报军官会议。拉豪森随身带了几个炸弹。他从前是奥地利陆军的一个谍报军官，在参与谋反活动的德国谍报局人员中，他是在大战结束时唯一的幸存者。
　　施拉勃伦道夫和特莱斯科夫在经过多次试验之后，发现德国炸弹不适合他们行动的要求。据这个年轻军官后来解释，这些德国炸弹要用一根信管引发，信管点燃时发出一种不大的嘶嘶的声音，这就会使他们露了马脚。他们发现英国炸弹好一些。施拉勃伦道夫说，“在爆炸之前，它们没有任何声响”。
　　英国皇家空军曾经在欧洲的德国占领区空投过许多这样的武器，供盟国特务人员进行破坏之用，有一个曾被用来暗杀海德里希。谍报局收集到一些，后来转到密谋分子手中。
　　斯摩棱斯克会议订出的计划是诱使希特勒到这个集团军总部来，在那里把他干掉。这将是在柏林发动政变的讯号。
　　希特勒现在对绝大多数将领都有戒心，所以要诱使他进圈套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特莱斯科夫说服了他的一个老朋友——希特勒的副官，现在成了将军的施蒙特，要他对希特勒做工作。在经过一阵犹疑和几次改期之后，元首终于同意在1943年3 月13日到斯摩棱斯克来。施蒙特本人对这个阴谋是完全不知情的。
　　在这期间，特莱斯科夫又重新努力使他的上司克鲁格来领头杀死希特勒。他向这位陆军元帅建议，准许指挥集团军司令部骑兵部队的陆军中校冯·波斯拉格男爵在希特勒和他的卫队到达时，用这支部队把他们消灭。波斯拉格是欣然同意的。他所需要的只是陆军元帅的一道命令。但是这位动摇不定的司令官没有敢下这道命令。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于是决定亲自动手。
　　他们打算只是简单地在希特勒回去的时候在他的飞机里放一个英国制的炸弹。施拉勃伦道夫后来解释说，“把事情弄得像是飞机失事，可以避免暗杀行动在政治上的不利后果。因为当时希特［1020］勒还有许多党徒，如果发生暗杀事件，他们将对我们的起事进行坚决的抵抗”。
　　在3 月13日希特勒到达后的下午和晚上，这两个反纳粹的军官曾经两度准备改变计划。他们先想在希特勒同集团军高级将领开会的克鲁格私人寓所里让炸弹爆炸；后来又想在这群人吃晚饭的军官食堂里爆炸。但是这样做将会炸死一些将领，而密谋分子正是指望着这些将领，在他们一旦摆脱个人对元首效忠誓言的约束之后，帮助他们在德意志帝国接管权力的。
　　晚餐之后，元首的飞机立即就要起飞。把炸弹偷运进飞机这个工作还未完成。施拉勃伦道夫已经把他称作“两个爆炸包”的东西装置好，而且把它们扎在一起，像是两瓶白兰地酒。在进餐的时候，特莱斯科夫做出很自然的样子，问希特勒随行人员之一、陆军参谋总部一个名叫海因兹·勃兰特的上校，能不能帮忙把他的一份礼物——两瓶白兰地酒，带给他的老朋友、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处长赫尔莫特·斯蒂夫将军。勃兰特根本没有想到会有什么问题，就答应说，他乐于帮忙。
　　在飞机场上，施拉勃伦道夫紧张地用手指从他那个包裹的一个小小的开口处伸进去，开动了定时炸弹的装置，然后在勃兰特走上元首座机的时候，把这个包裹交给了他。这是一个构造精巧的武器。它没有那种使人生疑的钟表装置。当这个青年军官按了一个按钮之后，一个小瓶子就被打破，流出一种腐蚀性的化学品，把一根拉住弹簧的金属线慢慢腐蚀掉。这根线蚀尽之后，弹簧就把撞针一推，打着雷管，使炸弹爆炸。
　　施拉勃伦道夫说，他们预计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起飞之后约30分钟，刚过明斯克不久，就会出事。他兴奋之极，打电话给柏林，用密码通知那里的密谋分子，“闪电”已经开始。然后，他同特莱斯科夫怀着怦怦跳动的心，等待着惊人的消息。他们预期，最早的消息将来自护送元首座机的战斗机的无线电报告。他们1 分钟1 分钟地数着，20分、30分、40分，1 个小时……还是没有消息。过了两个多小时，消息来了。那是一个例行公事的电报，报告希特勒已在腊斯登堡降落了。
　　［施拉勃伦道夫后来复述当时情况说］我们都怔住了，想不出失败的原因。我马上给柏林打电话，用密码告诉他们，尝试失败了。接着特莱斯科夫和我商量下一步怎么办。我们震动得很厉害。这次尝试失败是十分严重的事情。但更糟糕的将是炸弹被发现，这必然会引起对我们的侦查和一大批紧密合作者的送命。
　　炸弹永远没有被发现。当天夜里，特莱斯科夫打电话给勃兰特上校，随意地问起他是不是已经抽空把他的包裹送给斯蒂夫将军。勃兰特说，他还没有功夫办这件事情。待莱斯科夫就叫他别送去了，因为瓶子弄错了，施拉勃伦道夫明天有点公事到那里去，将托他把想送给斯蒂夫的真正好白兰地捎去。
　　施拉勃伦道夫以令人难以置信的勇气飞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把两瓶白兰地酒换出了那个炸弹。［他后来叙述说] 我还能清楚地回忆起当时我的恐怖心情。勃兰特把炸弹递给我，不小心猛然一撞，使我担心它会来一个过时的爆炸。我装得很镇静，不去想我拿着的是个炸弹，立即上了汽车，开到邻近的科尔青铁路交叉点。
　　他从那里搭夜车去柏林。在卧车车厢里，他关起门来，一个人把炸弹拆开。他很快就发现发生了什么事情——或者说，为什么没有发生什么事情。
　　炸弹的装置是灵的；小瓶子破了；腐蚀性的液体蚀尽了金属线；撞针也向前撞过了；但是，雷管没有发火。
　　柏林的密谋分子极度失望，但并不气馁。他们决定对暗害希特勒再来一次新的尝试。很快就有了一个好机会。希特勒将由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陪同，出席3 月21日在柏林军械库举行的阵亡将士纪念日的纪念仪式。这是一个不仅可以搞掉希特勒而且还可以搞掉他的主要伙伴的机会。正如克鲁格的参谋部中的谍报科长冯·格斯道夫上校后来所说的那样：“这是一个不可多得的机会。”特莱斯科夫选定格斯道夫男爵来掌握炸弹，这是一次要同归于尽的任务。计划是这样：上校把两颗炸弹藏在大衣口袋里，点上信管，在仪式中尽量靠近希特勒站着，把元首和他的随从以及上校自己都送上西天。格斯道夫以突出的勇敢精神，毫不踌躇地自愿牺牲自己的生命。
　　3 月20日晚上，他在柏林艾登饭店他的房间里同施拉勃伦道夫见面。施拉勃伦道夫带来了两颗炸弹，用的都是点燃10分钟的信管。但因为军械库内玻璃顶的院子里气温接近零度，这些武器爆炸之前可能需要15分钟到20分钟时间。希特勒在发表演说之后，预定在这个院子里用半小时参观从俄国人那里缴获的战利品的展览。这个展览是格斯道夫的部下布置的。这是上校能够接近元首和杀害他的唯一的地方。
　　格斯道夫后来叙述了当年所发生的事情。
　　第二天，我在大衣两边口袋里各装了1 个带10分钟信管的炸弹。我打算尽可能靠近希特勒，这样至少可以把他炸得粉碎。当希特勒……走进展览厅的时候，施蒙特过来告诉我，希特勒准备只用8 分钟或10分钟参观展览。固此，不可能实行这次暗杀了，因为即使在正常的温度下，信管至少也需要10分钟。这个最后1 分钟的改变计划，是希特勒典型的保安诡计，又一次救了他的命。* 格斯道夫说，特莱斯科夫将军在斯摩棱斯克“手里拿着一只跑表”，焦急地和期待地听着仪式的实况广播。当广播员宣布，希特勒进了展览厅只停留了8 分钟就离开时，这位将军知道，又一次尝试失败了。
　　后来至少又有3 次密谋分子称之为“大衣”行刺希特勒的尝试，但下面我们将会看到，每一次都遭到类似的挫折。
　　1943年初，在德国发生了一次自发性的事件。这次事件虽然规模不大，但有助于使抵抗运动萎靡不振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而到那时为止，抵抗运动想除掉希特勒的所有尝试都告挫败了。这次事件又是一个警告，说明纳粹当局对于最起码的反对的表示，会采用多么残酷无情的手段。
　　我们在前面已经讲到过，德国的大学生在30年代初期，曾经是最狂热的纳粹分子。但是，希特勒的10年统治使他们幻想破灭了。德国不能赢得战争，特别是当1943年来临的时候，发生了斯大林格勒的灾难，这就使这种幻灭感更加尖锐起来。慕尼黑曾经是产生纳粹主义的城市。慕尼黑大学现在却成了学生反抗运动的温床。领头的人物是一个25岁的医科学生汉斯·舒尔和他的21岁的妹妹、学生物学的沙菲。他们思想上的导师是一个哲学教授，名叫库特·休伯。他们利用称为“白玫瑰通信”的方式，在其他大学里进行反纳粹的宣传，并且同柏林的密谋分子也取得了联系。［1023］1943年2 月里的一天，巴伐利亚纳粹党领袖保罗·吉斯勒在收到了秘密警察送给他的一批这种信件之后，召集了学生开会。他在会上宣布，身体不合格的男生——身体合格的都已被征入陆军服役——将被分配去做某种更有用的战时工作。接着，他不怀好意地对大家瞟了一眼，提出要女生们为了祖国的利益每年生一个孩子。
　　他还说：“如果有些姑娘缺少足够的姿色去勾上男人，我可以把我的副官分配给她们……而且我能保证她们尝到妙不可言的滋味。”
　　巴伐利亚人虽然素以有点粗俗的幽默著称，但是学生们对这种下流话是受不了的。他们把这个党领袖轰下了台，又把来保护他的几个秘密警察和党卫队人员赶出会场。当天下午，反纳粹的学生在慕尼黑街道上举行示威，这在第三帝国还是破天荒第一次。学生们在舒尔兄妹领导下，开始散发小册子，公开号召德国青年行动起来。2 月19日，一个宿舍管理员看到汉斯·舒尔和沙菲·舒尔从大学的阳台上撒传单，就向秘密警察告了密。
　　他们送命的经过是迅速而野蛮的。他们被拉到可怕的“人民法庭”上，由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主持审判。法赖斯勒大概可以说是第三帝国中继海德里希之后最阴险和最嗜杀的纳粹分子，本书以后还要提到他。他们被判定犯了叛国罪，宣判死刑。在受讯时，沙菲·舒尔被秘密警察拷打得十分厉害，她出庭的时候，有一条腿已经折断了。但是她的精神仍然不屈。对法赖斯勒的野蛮威吓，她平静地回答：“你同我们一样都知道，这场战争已经输定了。
　　为什么你这样卑怯，不敢承认这一点？”
　　她撑着拐杖，一步一拐地走向绞刑架，极其英勇地迎接死亡。她的哥哥也是这样。休伯教授和另外几个学生在几天之后也被处死刑。
　　这一事件促使在柏林的密谋分子看到他们面临着的危险。这时，在密谋分子中间，某些领导人的轻举妄动，经常引起其他领导人的担心。戈台勒本人嘴巴太不牢。波比茨在努力试探希姆莱和党卫队其他高级军官参加密谋集团的可能性，这是极端冒险的。为人十分独特的威兹萨克在战后喜欢把他自己描绘成坚决的抵抗分子，但在当时他吓得同最亲密的朋友哈塞尔断绝一切来往。他指责哈塞尔（还有冯·哈塞尔夫人）“轻率得令人难以置信”，还警告说，秘密警察正在跟踪哈塞尔。* 秘密警察还在监视着其他许多人，特别是多嘴的、自信的戈台勒。1943年3 月，是密谋分子受挫折的月份，他们两次行刺希特勒的尝试都流产了。紧接着，秘密警察又给了他们一次打击。但是，很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打击主要不是由于专门的追踪技术，而是两个情报机构、即武装部队谍报局和希姆莱的中央保安局倾轧的结果，中央保安局主管党卫队的情报机构并且想把卡纳里斯海军上将撵走，接管他的谍报局。
　　1942年秋天，一个名叫施密特休伯的慕尼黑商人，因为私运外币越境到瑞士而被捕。他实际上是谍报局的一个特务，但他长久以来运出国境的钱是给在瑞士的一群犹太难民的。在第三帝国，一个德国人的最大罪过莫过于此了，哪怕他是一个谍报局特务也罢。由于卡纳里斯没有营救施密特休伯，这个特务就开始向秘密警察供出他所了解的谍报局的情况。他攀出汉斯·冯·杜那尼。杜那尼同奥斯特上校一样，一直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施密特休伯告诉了希姆莱手下的人，1940年约瑟夫·缨勒博士到梵蒂冈去的任务，是通过教皇同英国人搭上关系。他透露了1942年波霍弗牧师用谍报局发的伪造护照到斯德哥尔摩去访问契切斯特主教的事情。他还暗示出奥斯特想除掉希特勒的各种计划。
　　经过几个月的侦察，秘密警察行动了。1943年4 月5 日，杜那尼、缪勒和波霍弗被捕。奥斯特在这期间已经设法销毁了大部分罪证文件，在12月间被迫辞去谍报局职务，在莱比锡被软禁起来。
　　这对密谋集团是一个沉重打击。施拉勃伦道夫谈到奥斯特时说，他是“一个上帝要塑造的那种样子的人，头脑清楚而沉着，危险临头仍镇定如常”。
　　从1938年试图搞掉希特勒以来，奥斯特一直是密谋集团中关键人物之一。杜那尼的职业是律师，他一直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助手。新教牧师波霍弗和天主教神甫缪勒，不但为抵抗运动带来巨大的精神力量，而且在历次国外活动中，表现出个人英勇不屈的典范。他们被捕之后，备受酷刑，但仍拒绝出卖他们的同志。
　　但最严重的是，谍报局瓦解之后，密谋分子失去了“掩护”，也失去了他们相互之间、他们同犹豫观望的将军们之间、他们同西方的朋友们之间互通声气的主要途径。
　　希姆莱警犬的追踪又有了更多的发现，几个月之内谍报局和它的首脑卡纳里斯就完全完蛋了。
　　有一个新发现是在1943年9 月10日发生的，是在纳粹圈子里称为“索尔夫夫人茶会”的事件引起的。安娜·索尔夫夫人的已故丈夫曾在威廉二世手下做过殖民大臣，在魏玛共和国做过驻日本大使。她很久以来就是柏林一个反纳粹的“沙龙”的女主人。常到这个“沙龙”来的有许多高贵的客人，其中有：俾斯麦的孙女汉娜·冯·勃莱多夫伯爵夫人，第一次世界大战时德国驻美大使的侄子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著名的耶稣会神甫埃克斯勒本，还有外交部一个高级官员奥托·基普和伊丽莎白·冯·泰登。
　　奥托·基普曾因参加一次招待爱因斯坦教授的午宴，被免去德国驻纽约总领事的职务，但后来又设法复任外交官职。伊丽莎白·冯·泰登是一个有才华的、虔诚信教的妇女，在海德耳堡附近的威勃林根办一所著名的女子学校。
　　9 月10日在索尔夫夫人家里的茶会上，冯·泰登小姐带来一个少年英俊的瑞士医生，名叫勒克西，在沙尔勃鲁赫教授主持的柏林仁慈医院工作。同极大多数瑞士人一样，勒克西博士表示了强烈的反纳粹情绪。在场的许多人都表示同感，特别是基普。茶会散场之前，这个好意的大夫自动提出，愿意为索尔夫夫人或她的客人递送任何信件给他们在瑞士的朋友——德国反纳粹的流亡分子和英美外交官。在场的不止一个人很快接受了他的好意。
　　不幸的是，勒克西博士是秘密警察的特务。他把几封可以作为罪证的信件和关于这次茶会的报告，一起交给了秘密警察当局。
　　冯·毛奇伯爵的一个在空军部工作的朋友偷听到了这个瑞士医生同秘密警察之间的几次电话。冯·毛奇伯爵从这一朋友那里得悉了这一情况，立即对他的朋友基普发出警告，基普又通知了索尔夫圈子里的其他人。但是希姆莱已经掌握了证据。他也许是希望把网再拉得大些，所以等了4 个月才下手。
　　1 月12日，所有参加那次茶会的人，除了索尔夫夫人和她的女儿巴勒施特莱姆伯爵夫人以外，都被逮捕、审讯和处决了。* 她们母女俩关在腊文斯勃鲁克集中营，最后幸免一死，真是奇迹。冯·毛奇伯爵为他的朋友基普所牵连，这次也被捕了。但这还不是基普被捕的唯一后［1026］果。它的影响远及土耳其，并为最后解散谍报局、把它的工作转移给希姆莱铺平了道路。
　　在基普的亲密的反纳粹朋友中，有埃里希·凡尔麦伦和他的美貌绝伦的妻子——娘家姓名伊丽莎白·冯·普勒登堡女伯爵。同其他反对现政权的人一样，他们参加了谍报局，被派在伊斯坦布尔工作。秘密警察召令他们回柏林在基普案中受审。他们知道回去以后的命运会怎么样，所以拒绝了这个命令，在1944年2 月初同英国特务机关取得联系，飞到开罗，又从那里飞到英国。
　　柏林方面认为，凡尔麦伦夫妇带了谍报局的全部密码逃亡，把它们都交给了英国人，虽然后来发现这是不确实的。但这却成了希特勒搞掉谍报局的最后一个借口。在杜那尼和谍报局的其他人员被捕之后，加上对卡纳里斯越来越怀疑，他就想这样做了。1944年2 月18日，他下令解散谍报局，由中央保安局接管它的工作。这是希姆莱又一件值得夸耀的事情。他同陆军军官团的斗争可以追溯到1938年诬告冯·弗立契将军的事件。谍报局的解散，使武装部队完全失去了自己的情报机构，并且增加了希姆莱对将军们的权力。
　　这也是对密谋分子的进一步的打击，现在密谋分子已经没有任何可以利用的特务机构了。
　　但是他们没有打消杀害希特勒的图谋。从1943年9 月到1944年1 月，又组织了6次尝试。8月间，雅可布·瓦伦堡到柏林来看戈台勒。戈台勒向他保证，一切准备工作都已经完成，可以在9 月间发动政变。到那时，施拉勃伦道夫将去斯德哥尔摩会晤丘吉尔先生的代表，进行和谈。
　　“当时我怀着提心吊胆的心情，等待9 月的来临。”这位瑞典银行家后来对文伦·杜勒斯说，“9 月过去了，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一个月之后，施蒂夫将军——就是特莱斯科夫送给两瓶“白兰地酒”和希姆莱后来称作“中了毒的小矮子”的那个说话刻薄的驼子——设法在腊斯登堡希特勒的午间军事会议上，放一颗定时炸弹。但到最后关头，他又胆怯了。几天之后，他从谍报局拿来藏在大本营一个了望楼下面的那些英国炸弹爆炸了。幸亏希特勒命令负责调查这个案件的谍报局上校瓦尔纳·施拉德，是参与密谋活动的人，密谋分子才没有暴露。
　　11月里，又组织了一次“大衣”行刺活动。密谋分子挑了24岁的步兵上尉阿克西尔·冯·丹·布舍，试穿一种新的陆军大衣和一种新的作战背包，这两件装备都是希特勒下令设计的，现在他要亲自观看，以便批准生产。为了避免重蹈格斯道夫的覆辙，布舍决定在他试穿的大衣口袋里，装上两颗在点燃引线之后几秒钟就会爆炸的德国炸弹。他的计划是趁希特勒检查新大衣的时候，一把抓住他，这样两人就同归于尽。
　　但在预定的试穿日期前一天，盟军的一颗炸弹把这些新式的大衣和作战背包炸毁了。布舍就返回俄国前线他的连队。12月间，他又来到希特勒的大本营，打算仍旧利用试样子的机会，进行谋害。但元首忽然决定到伯希特斯加登去度圣诞节假日。不久，布舍在前线受了重伤，于是另一个在前线作战的年轻步兵军官调来代替他。这个年轻军官就是海因里希·冯·克莱施特，资格最老的密谋分子之一埃瓦尔德·冯·克莱施特的儿子。试穿新大衣的日子定在1944年2 月11日，但元首由于某种原因并没有来。据杜勒斯说是因为空袭。* 到了这时，密谋分子已经得出这样的结论：由于希特勒采取经常改变日程的手法，他们的计划必需大加修改。他们看到，希特勒肯定会出现的场合是每天两次同最高统帅部和陆军总司令部的将军们的军事会议。必须在这样的一次会议上杀掉他。1943年12月26日，一个名叫施道芬堡的青年军官，代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来到腊斯登堡大本营，准备参加中午的会议，作关于陆军补充［1028］问题的报告。在他的皮包里，有一颗定时炸弹。这次会议临时取消了，因为希特勒到上萨尔斯堡度圣诞节去了。
　　这是这个少年英俊的中校第一次进行这样的暗杀行动，但不是最后一次。因为反纳粹的密谋分子终于找到了冯·施道芬堡伯爵这样一个他们所需要的人。从此以后，他不但担负起用现在看来唯一可能的办法亲手来杀害希特勒的任务，并且把新的生命和光辉、希望和热情注入密谋集团。他成为密谋集团的真正的领袖，尽管从来不是名义上的领袖。
　　冯·施道芬堡伯爵的使命
　　冯·施道芬堡伯爵是个具有职业军官所需要的惊人才能的人。他于1907年出生于德国南部一个著名世家。他的姓名是克劳斯·菲利普·沈克。他的母亲是乌克斯库尔一吉伦勃兰德女伯爵。他的外曾祖父是抵抗拿破仑的战争中的军事英雄之一格奈斯瑙，后者曾同夏恩霍尔斯特一起创建了普鲁士陆军参谋总部。在他母亲这方面，他又是另一个拿破仑时代名将约克·冯·瓦尔登堡的后裔。他的父亲曾经做过伍尔登堡末代国王的枢密大臣。这个家庭是一个融洽的、虔诚地信仰罗马天主教、有很高文化教养的家庭。
　　克劳斯·冯·施道芬堡就是在这样的家庭背景和气氛中长大的。他体格健壮，所有见过他的人都说他十分英俊。他才气横溢，好学不倦，头脑冷静周密。他喜好驰骋养马和体育运动，也热爱文学和艺术，博览群书，涉猎颇广。他在青年时代接受了天才诗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浪漫神秘主义的影响。
　　这个年轻人一度想以音乐为职业，后来又想从事建筑，但在1926年19岁的时候，参加了陆军，在著名的第十七班堡骑兵团当见习军官。
　　1936年，他入柏林陆军大学。他的全面的才华引起了教官们和总司令部的注意。两年以后，他成为参谋总部的一个年轻军官。他虽然像许多同一阶级出身的人一样，思想深处是保皇派，但到那时为止，并不反对国家社会主义。显然是1938年的排犹行动，使他第一次对希特勒产生了怀疑。1939年夏天，他看到元首正在把德国引向一场可能是长期的、伤亡惨重的、最后归于失败的战争，这时他的怀疑增长了。
　　尽管如此，当战争来临的时候，他以特有的精力投入了战争。在波兰和法国战役中，他在霍普纳将军的第六装甲师当参谋，声名卓著。看来是在到了俄国之后，他对第三帝国的幻想完全破灭了。1940年6 月，即进攻敦刻尔克的前夕，他被调回陆军总司令部。在对俄国作战的最初18个月中，他的大部分时间是在苏维埃领土上，协助在俄国战俘中组织俄罗斯“志愿”
　　部队和担任其他等等工作。据他的朋友说，施道芬堡这时认为，在德国人要推翻希特勒的暴政的时候，这些俄国人的军队可以用来推翻斯大林的暴政。
　　也许这可以作为斯蒂芬·格奥尔格的糊涂思想给他的影响的一个例子。
　　党卫队在俄国的暴行，更不用说希特勒的枪杀所有布尔什维克政治委员的命令，打开了施道芬堡的眼睛，使他清楚地看到他所为之服务的主子是个什么样的人。由于机缘巧合，他在俄国遇到了决心杀掉这个主子的两个主要的密谋分子——冯·特莱斯科夫将军和施拉勃伦道夫。据后者说，他们后来碰了几次面，就使他们相信施道芬堡是他们的人。施道芬堡于是成了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
　　但是他还只是一个低级军官。他很快发现，那些陆军元帅们不是胆子太小，就是太没有主意，不可能有什么作为，来推倒希特勒或者停止后方对犹太人、俄国人和战俘的可怕的屠杀。斯大林格勒的不必要的灾祸也使他感到厌恶。1943年2 月，这次灾祸结束之后，他请求派往前线，被调到在突尼斯的第十装甲师当作战参谋。他参加了凯塞林山口战役的最后阶段，在这次战役中，他所属的部队把美国人赶出了山口。
　　4 月7 日，他乘的汽车开进一处布雷的战地，也有人说，还受到低飞的盟军飞机的扫射。施道芬堡受了重伤。他的左眼瞎了，左手的两个指头和整个右手都炸掉了，左耳和左膝盖也受了伤。有几个星期，看来情况是即使幸而能活下来的话，他的右眼好像也很可能瞎掉。他进了慕尼黑一所医院，多亏沙尔勃鲁赫教授的精心治疗，他重获生命。人们会认为，任何人处在他的境地，一定会在伤愈之后退伍，从而也就退出了密谋集团。但到了仲夏时节，他在反复练习用左手剩下的3 个包扎起来的指头拿笔之后，写了一封信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说他希望在3 个月之内回去重新服役。在长期疗养中，他有时间思考许多问题，最后得到了这样的结论：虽然成了残废，他还有一个神圣的使命要完成。
　　有一天，他的妻子伯爵夫人尼娜（他们有4 个年纪还小的孩子）到医院去看他。他对坐在床边的妻子说：“我觉得我现在必须做一点事情来挽救德国。我们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必须担起我们应负的责任。”1943年9 月底，他回到柏林，升任中校，担任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参谋长。
　　很快他就开始练习用他那只还没有完全残废的手的4 个指头，拿一把夹子引发谍报局收藏的英制炸弹。
　　他所做的工作远不止此。他的勃勃的生气、清楚的头脑、宽阔的思路和杰出的组织才能，为密谋分子们注入了新的生命和决心。但也产生了一些分歧。因为施道芬堡对于密谋集团的老朽的领导人如贝克、戈台勒和哈塞尔所拟议的、一旦推翻了国家社会主义之后所要建立的因循保守、无声无色的政权，很不满意。他比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们讲求实际多了。
　　他要实行一种新的、充满活力的社会民主主义，并且坚持要在拟议的反纳粹政府成员名单中，包括他的新朋友尤利乌斯·莱伯和威廉·刘希纳，前者是一个卓越的社会民主党人，后者是前工会干部，两人都是密谋集团的核心和积极分子。在这个问题上经过了许多争论，但施道芬堡很快就在密谋集团的政治领导人中取得了左右一切的地位。
　　在密谋集团的绝大多数军人中间，他也同佯取得了成功。他曾经认为贝克将军在声望上是这些军人的领袖，对这位前任参谋总长表示很大尊敬。但在回到柏林之后，他看到刚经过一次癌症大手术的贝克，已经失去往日的精神，显得疲惫并且有点沮丧。在政治上，贝克完全受戈台勒的影响，没有什么头脑。在实行起义时，利用贝克在军界的很高声望是有好处的，甚至是必要的。但在提供和指挥所需要的部队方面，必须找服现役的青年军官来帮忙。
　　施道芬堡很快就找到了他所需要的大部分关键人物。
　　除奥尔布里希特外，这些人是：施道芬堡的上司、陆军总司令部组织处长施蒂夫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爱德华·瓦格纳将军，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埃里希·菲尔基贝尔将军，军械署长弗里茨·林德曼将军，柏林卫戍司令保
　　罗·冯·哈斯将军（他可以为接管柏林提供部队），外籍军队科科长冯·罗恩纳男爵上校，还有他的参谋长冯·马图契卡伯爵上尉。
　　还有两三个处于关键地位的将军，其中主要的一个是弗里茨·弗洛姆。
　　他是补充军实际上的总司令。同克鲁格一样，他忽冷忽热，不能完全算数。
　　密谋分子们也还没有吸收到一个现役的陆军元帅。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是最早参加的密谋分子之一，内定为将来的武装部队总司令。但他现在已退为后备役，手下没有军队，他们曾向现在指挥西线所有部队的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进行游说，但伦斯德拒绝背弃他效忠元首的誓言，或者说，这至少是他的借口。才能卓越然而看风使舵的冯·曼施但因陆军元帅也是如此。
　　在这个当儿——1944年初——一个十分活跃而且受人爱戴的陆军元帅对密谋分子表示了某种接近的倾向。施道芬堡起初不知道这件事情。这个陆军元帅就是隆美尔。他的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计划，使抵抗运动的领导人感到十分惊异。他们中间多数人把这个“沙漠之狐”看作纳粹分子和机会主义分子，认为他过去无耻地对希特勒献媚、争宠，现在只是因为看到战争败局已定，才想背弃他。他们因而不同意要他。
　　1944年1 月，隆美尔就任西线日集团军司令，这支部队是用来抵御英美渡海进攻的主力的。在法国时，他开始同两个老朋友往还很密，一个是比利时和法国北部的军事总督亚历山大·冯·福肯豪森将军，另一个是法国军事总督卡尔·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这两个将军都已经参加反希特勒的密谋集团，他们慢慢地把隆美尔也引进来。他们对隆美尔进行的工作，得到后者一个担任文职的老朋友卡尔·施特罗林博士的协助。施特罗林是斯图加特市长。同本书许多人物一样，一度是一个热心的纳粹分子，但现在战争正走向失败，许多德国城市，包括他自己的城市，正在盟军轰炸下很快地成为一堆堆废墟，他就开始另作打算。他在这条道路上又得到了戈台勒博士的帮助。1943年8 月，戈台勒曾劝他参加起草一个给内务部——现在由希姆莱担任部长——的备忘录，联名要求停止迫害犹太人和基督教会，恢复公民权利和重新建立一个不受党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干预的司法系统。
　　施特罗林通过隆美尔夫人，把这个备忘录送给这位陆军元帅，这个备忘录似乎对他产生了显著的影响。
　　1944年2 月底，他们两个在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隆美尔家里促膝谈心。
　　［这位市长后来叙述道］我告诉他，东方战线上某些高级陆军军官提议逮捕希特勒，强迫他在电台上宣布退位。隆美尔同意这个想法。
　　我又告诉他，他是我国最伟大、最得人心的将领，在国外比任何其他将领都更受尊敬。我说：“你是唯一能够使德国避免发生内战的人。你必须以你的大名来赞助这一运动。”隆美尔迟疑了一下，最后作了决定。
　　他对施特罗林说：“我想，出来挽救德国是我的责任。”
　　在这次以及所有以后同密谋分子的会见中，他都反对谋杀希特勒——不是由于道德上的理由，而是由于实际考虑。他认为，这个独裁者如果被杀，就会成为一个烈士。他坚决主张由陆军逮捕希特勒，把他押上德国法庭，根据他对本国人民和占领区人民所犯的罪行加以惩治。
　　这时，命运又为隆美尔带来另一个影响。这种影响来自汉斯·斯派达尔将军。斯派达尔在1944年4 月15日担任这位陆军元帅的参谋长。他也是一个谋反分子，虽然与施道芬堡分属不同的密谋集团，但两人都是不同寻常的陆军军官，他不但是一个军人，还是一个哲学家，1925年以优异成绩得过图平根大学哲学博士学位。他到任以后立即着手对他的上司做工作。
　　只过了一个月，即5 月15日，他就安排了隆美尔、施图尔纳格尔以及他们的参谋长在巴黎附近一所乡村别墅里开会。斯派达尔说，会议的目的是拟定“停止西线的战争和推翻纳粹政权的必要措施”。
　　这是一件大事情。斯派达尔知道，在进行准备工作的时候，同国内反纳粹分子，特别是戈台勒一贝克集团建立更紧密的联系，是迫切需要的。有几个星期，浮躁的戈台勒一直要求设法让隆美尔同牛赖特举行一次会谈。不是别人，竟是牛赖特！我们知道牛赖特为希特勒的肮脏勾当尽过力，起初当外交部长，后来又当第三帝国驻波希米亚的保护长官。不过现在，由于可怕的灾难快要降临祖国了，他也开始清醒过来了。隆美尔认为同牛赖特和施特罗林见面太危险，就决定派斯派达尔将军去。5月27 日，在弗罗伊登施塔特的斯派达尔家里举行了会议。出席的3 个人——斯派达尔、牛赖特和施特罗林都是斯瓦比亚人，这种亲密关系不仅使会议开得融洽，并且很容易就达成协议。他们的协议是这样：必须尽快推翻希特勒，隆美尔必须准备出任国家的临时首脑或武装部队总司令。应该说明，隆美尔自己从来也没有想当这两个职务。他们还拟定了许多细节，包括同西方盟国接洽停战的计划以及国内密谋分子同隆美尔总部的通讯密码。
　　斯派达尔将军着重声明，当时隆美尔已经把要做的事情坦白地告诉了他在西线的顶头上司冯·伦斯德陆军元帅，而且还说，后者也已“完全同意”。
　　不过，这个陆军高级军官的性格是有缺陷的。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在讨论起草联名给希特勒的要求的时候，伦斯德对隆美尔说：“你年轻。
　　你了解和热爱人民。你干吧。”
　　后来，在春未又举行几次会议，拟订了下面的计划。在参与密谋的西线的陆军军人中，斯派达尔几乎是唯一幸免于死的人。他这样叙述这个计划：立即与西方盟国停战，但不是无条件投降。德国人从西线撤回本国。盟国立即停止对德国本上的轰炸。逮捕希特勒，由德国法庭进行审判。推翻纳粹统治。在贝克将军、戈台勒和工会代表刘希纳领导下的各个阶层的抵抗力量，暂时接管德国的行政权。不实行军事独裁制度。在“欧洲合众国”的结构内，准备实行“建设性的和平”。在东方，继续战争。缩短战线，守住多瑙河口、喀尔巴阡山、维斯杜拉河、默默尔一线。
　　将军们似乎毫不怀疑，在实行这个计划之后，英美就会同他们一起进行反对俄国的战争，以防止——照他们说法——欧洲布尔什维克化。
　　在柏林，贝克将军同意了这个计划，至少是在对东方继续进行战争这个限度以内。5 月初，他通过吉斯维乌斯，给杜勒斯送去一个备忘录，提出了一个异想天开的计划。在英美进攻西欧之后，西线上的德国将军们将把他们的部队撤到德国边境。在这过程中，贝克要求西方盟国进行3 项战术行动：派出3 个空运师到柏林地区，协助密谋分子守住首都；在汉堡和不来梅附近的德国海岸，举行大规模海上登陆；派出相当大量的部队渡过英吉利海峡在法国登陆。与此同时，可靠的反纳粹的德国部队将占领慕尼黑地区，把希特勒包围在上萨尔斯堡的山间别墅之中。对俄国的战争将继续进行。杜勒斯说，他毫不迟延地叫柏林的密谋分子别做梦了。他告诉他们，同西方单独媾和是不可能的。
　　施道芬堡、他那些参加克莱骚集团的朋友以及像前驻莫斯科大使舒伦堡这样一些密谋分子，早已认识到了这一点。事实上，他们之中绝大多数人（包括施道芬堡在内）都是“东方派”——虽然反对布尔什维克，但是亲俄。有一个时期，他们认为同俄国达成较有利的和平协议，比同西方盟国还可能容易一些。俄国通过斯大林本人的多次声明，在它的广播宣传中，曾经强调它不是对德国人民作战，而是对“希特勒分子”作战；而西方盟国却只是口口声声他讲“无条件投降”。但在1943年10月，苏联政府在盟国外长莫斯科会议上正式宣布完全赞同要求德国无条件投降的卡萨布兰卡宣言，这时密谋分子才放弃了这种主观愿望。
　　现在，当决定命运的1944年夏季快要来临的时候，他们认识到：由于红军迫近德国边境，英美军队也已经部署好大规模渡海进攻，而德国在意大利对亚历山大率领下的盟军的抵抗正在瓦解，他们必须赶快除掉希特勒和纳粹政权，才能够取得某种和议，以免德国被占领和消灭。
　　在柏林，施道芬堡和他的同伙终于拟就了他们的计划。这些计划总的代号是“伐尔克里”。这是一个很恰当的名称，因为伐尔克里是北欧一日耳曼神话中一些美丽而可怕的少女，据说她们飞翔在古战场上，寻找那些该杀死的人。这一次，要杀死的是阿道夫·希特勒。十分含有讽刺意味的是，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在垮台之前，使元首同意了这个“伐尔克里”计划。原来他把“伐尔克里”伪装成这样一个计划：一旦在柏林和其他大城市服劳役的千百万外国劳工暴动时，国内驻防军就接管这些城市的治安工作。这样的暴动是很少可能发生的，简直是不可能发生的，因为那些外国工人既没有武器，也没有组织。但是好疑的希特勒这时已感到草木皆兵，而且当时几乎所有精壮的士兵都不在国内，有的在前线，有的在辽阔的占领区内镇压当地人民，因此他很容易地就接受了这个想法：国内驻防军应该有个防范这群心怀不满的奴隶劳工、保障国内治安的计划。这样，“伐尔克里”计划成了军中密谋分子的一个绝好的掩护，使他们可以相当公开地拟订希特勒被暗杀后，国内驻防军接管首都和维也纳、慕尼黑、科隆等城市的计划。
　　在柏林，密谋分子主要的困难是手上的军队太少，人数不及党卫队部队。
　　在城内和城外四周还有为数不小的空军防空部队。除非国内驻防军采取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动，否则，即使希特勒死了，这些部队将会继续忠于戈林，不惜为保持在他们的头子的领导下的纳粹政权而战。他们的高射炮可以当大炮用，来对付国内驻防军部队。另一方面，柏林的警察部队因为它们的头子冯·赫尔道夫伯爵参加了密谋集团，已为密谋分子所掌握。
　　鉴于党卫队和空军部队的实力，施道芬堡十分重视控制首都的行动时间。最初两小时将是最关键的时刻。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陆军部队必须夺占全国广播总局和两个本市电台、电报局、电话局、总理府、政府各部和党卫队一秘密警察总部。戈培尔是唯一很少离开柏林的纳粹显要人物。他和党卫队军官必须加以逮捕。在这时间里，希特勒一死，他在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必须立刻同德国其他地方隔绝，使得不论是戈林或是希姆莱，或是凯特尔、约德尔这样的纳粹将领，都不能接管政府或试图纠集警察或军队来支持纳粹政权的继续存在。这项工作由长驻元首大本营的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负责。
　　只有到了这个时候，在政变发动后两小时内完成了这一切事情之后，才能够通过广播、电话和电报，把先期拟好的公报发给其他城市的国内驻防军部队指挥官、在前线和占领区指挥军队的最高级将领，宣布希特勒已死，一个新的反纳粹政府已在柏林成立。在24小时内，起义就应该结束——成功地结束，新政府巩固的建立起来。否则，那些摇摆不定的将军们就可能会发生反悔。戈林和希姆莱可能把他们争取过去，那就会发生内战。在这种情况下，前线就会溃退，而密谋分子希望防止的混乱和崩溃就将不可避免。
　　一切都在于密谋分子有没有能力在希特勒被暗杀之后——这件事情将由施道芬堡亲自负责——以最快的速度和最大的努力，运用柏林市内和四周的国内驻防军部队，为他们的目的服务。这是一个困难的问题。
　　在一般的情况下，只有国内驻防军即补充军总司令弗里茨·弗洛姆将军，才能下令执行“伐尔克里”计划。而他的态度如何，直到最后还是一个问号。
　　1943年的整整一年里，密谋分子都在对他做工作。他们最后的结论是，这个谨小慎微的军官只有等他看到起事已经成功之后才能完全算数。但他们对起事成功自以为是有把握的，所以就瞒着他，动手起草了一系列准备以他名义发布的命令。如果他在关键时刻动摇，就用霍普纳将军代替弗洛姆。霍普纳就是那个卓越的坦克部队指挥官，在1941年莫斯科战役之后被希特勒撤职，并且被禁止再着军服。
　　柏林的另外一个重要将领的问题也使密谋分子很伤脑筋。这是冯·科茨弗莱契将军。他是一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分子，指挥着包括柏林和勃兰登堡在内的第三军区。密谋分子决定把他逮捕，由冯·图恩根男爵将军代替。柏林卫戍司令保罗·冯·哈斯将军已经参加了这个密谋，可以指望他领导卫戍部队完成占领柏林的这个重要的第一步工作。
　　除了起草控制柏林的详细计划之外，施道芬堡和特莱斯科夫在戈台勒、贝克、维茨勒本等人的合作下，起草了给各军区司令的命令，指示他们如何接管辖区的行政权、镇压党卫队、逮捕纳粹首要分子和占领集中营。此外，还写好几个动人的文告，准备在适当时机发给武装部队、德国人民、报界和电台。这些文告有的由贝克以新的国家元首的名义签署，有的由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有的由戈台勒以新总理的名义签署。这些命令和文告都在班德勒街由两个参加密谋的勇敢的妇女在深夜里十分秘密地用打字机打出许多副本。这两个妇女，一个是对密谋活动贡献很大的特莱斯科夫将军的夫人艾立卡·冯·特莱斯科夫，另一个是玛格丽特·冯·奥文，她是一个退休将军的女儿，多年担任两位前任陆军总司令冯·哈麦斯但因将军和冯·弗立契将军的忠实的秘书。这些文件准备好之后都藏在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的保险柜里。
　　这样，计划都安排好了。事实上，这些计划在1943年底就已安排好了，但有好几个月，并没有为实现这些计划采取什么行动。然而形势的发展却不等待密谋分子。到1944年6 月，他们意识到［1036］时间已经所余无几了。
　　首先，秘密警察盯得很紧。参加密谋的人被逮捕，一星期比一星期多，其中有冯·毛奇伯爵和克莱骚集团成员，同时被处决的人也很多。密谋集团的核心分子贝克、戈台勒、哈塞尔、维茨勒本等，因为希姆莱的秘密警察盯梢盯得太紧，连见面都越来越困难。这年春天，希姆莱曾警告已经下台的卡纳里斯说，他知道得很清楚，有些将军们和他们的文职朋友正在图谋反叛。他提到正在监视贝克和戈台勒。卡纳里斯把这个警告转达给奥尔布里希特。
　　对密谋分子来说，军事形势也同样有着不祥之兆。一般人都认为，俄国人就要在东线发动一次全面反攻。罗马已经放弃给盟军了。它是在6 月4 日失守的。在西线，英美登陆迫在眉睫。德国可能很快就要遭受军事失败——在还没有来得及推翻纳粹之前。也许是由于克莱骚集团的思想影响，确实有越来越多的密谋分子，开始认为还不如取消原定计划，让希特勒和纳粹分子去负担这场灾难的责任。现在推翻他们，可能只是重复“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背后中了暗剑”的神话曾使许多德国人深信不疑。
　　英美的进攻：1944年6月6日
　　施道芬堡本人并不相信西方盟国会在那年夏天作登陆法国的尝试。从谍报局转到希姆莱的军事情报局工作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曾经在5 月初提醒过他，进攻可能在6 月的任何一天发生。但是他还是不相信。
　　德国陆军本身对于进犯的日期和地点也狐疑不定。在5 月里，有18天功夫，不论气候或海洋、潮汐都适于登陆，但德国人注意到，艾森豪威尔将军没有利用这些有利条件。5 月30日，西线总司令伦斯德向希特勒报告，没有迹象说明进犯已经“迫在眉睫”。6 月4 日，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认为，由于气候恶劣，至少在半个月内盟军不会采取行动。
　　这时，德国空军已不能对英国南部海岸港口进行空中侦察，而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就是在这一时刻在这里大批登船的。德国海军也因为海浪太大，撤回了在海峡中的巡逻船艇。因此隆美尔只能根据他所得的很少情报和驻巴黎的空军气象站的意见，在6 月5 日早晨起草了一个形势报告，向伦斯德报告说，进犯不会立刻发生，接着就乘汽车回到赫林根家里，同家人一起过了夜，然后于第二天去伯希特斯加登，同希特勒会谈。
　　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后来回忆道，6 月5 日是“平静的一天”。
　　看来隆美尔这么悠哉游哉地回德国去一趟，并不是什么不应该做的事。虽然德国特工人员发回来的一些例行报告提到盟军登陆的可能性。这一次说是在6 月6 日到16日之间。但是自从4 月份以来，这样的报告已经有过上百份了，所以没有人认真地看待。6 月6 日，驻防诺曼第的第七军团司令弗雷德里希·杜尔曼将军竟下令暂时解除经常戒备状态，召集高级将领在离盟军即将登陆的这些海滩南边约125 英里的勒恩，进行“图上作业”。
　　德国人对英美进攻的日期既心中无数，对入侵的地点也完全蒙在鼓里。
　　伦斯德和隆美尔都肯定地认为，进攻的地点将在海峡最狭处的加莱地区。他们在这里集中了最强的部队第十五军团，它的实力在春天里已由原来的10个步兵师增加到15个步兵师。但到3 月底，阿道夫·希特勒的不可思议的直觉，使他感到进犯的主要地点可能在诺曼第。在以后几个星期，他命令大量增援部队开进塞纳河和卢瓦尔河之间的地区。他不断告诫他的将军们：“注意诺曼第！”
　　但德军实力的绝大部分，不论是步兵师还是装甲师，仍然留在塞纳河以北，在勒阿弗尔和敦刻尔克之间。伦斯德和他的将军们首先注意的还是加莱海峡而不是诺曼第。在4 、5 月间，英美最高司令部又在这里举行了一系列虚张声势的行动，使他们更加相信自己的估计是正确的。
　　6 月5 日这一天是在比较平静的情况下度过的——就德国人方面来说是如此。英美的猛烈空袭，继续破坏着德国的军需库、雷达站、Ｖ—1 飞弹发射场和交通运输线，但这样的空袭多少星期以来一直在日夜不停地进行，在这一天看来也不比以往更加紧张。
　　夜色初降，伦斯德的总部接到报告说，伦敦的英国广播公司正在给法国抵抗运动发出数量多得异乎寻常的密码电讯，从瑟堡到勒阿弗尔的德国雷达站遭到了干扰。夜间10时，第十五军团截获到英国广播公司发给法国抵抗运动的一份密码电讯，第十五军团相信内容是告诉他们进攻即将开始。该军团遂立即进入戒备状态，但伦斯德却认为不必对第七军团发出警报。而盟军在此刻——快到午夜时分——正在向这个军团防守的西端海岸（在冈和瑟堡之间），千船齐发，蜂拥而来。
　　直到6 月6 日凌晨1 时11分，第七军团才意识到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当时该军团司令在勒恩参加“图上作业”，还没有回来。两个美国空运师和1 个英国空运师已开始在他的防地着陆。1 时30分发出了全面警报。
　　45分钟之后，第七军团参谋长马克斯·贝姆赛尔少将，用电话向隆美尔总部的斯派达尔将军报告：这一次看来像是“大规模行动”。斯派达尔不相信，但把情况转报给伦斯德，后者也同样表示怀疑。这两个将军认为，空降伞兵只不过是盟军的一种声东击西的手法，它的主要登陆地点仍是在加莱附近。他们在2 时40分告诉贝姆赛尔，伦斯德“并不认为这是一次大规模行动”。
　　6 月6 日拂晓后不久，在诺曼第海岸的维尔河口和奥恩河口之间的地区，在一个庞大舰队的猛烈炮火的掩护下，大批盟军部队正从无数船舰上登岸。当这一消息传到之后，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仍然认为，这不是盟军的一次主要攻击。斯派达尔后来说，直到6 月6 日下午，情况才算判明。到了这时，美军已经在两处海滩、英军在一处海滩取得了立足点，并且向纵深推进了2 —6 英里。
　　斯派达尔在上午6 时打电话到隆美尔的家中。这位陆军元帅立刻取消了谒见希特勒的计划，乘汽车从家里动身。但直到下午，他才回到Ｂ集团军司令部*.在这段时间里，斯派达尔、伦斯德和伦斯德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将军，都在用电话同当时在伯希特斯加登的最高统帅部联系。由于希特勒发布过一个愚蠢的命令，即使是西线的总司令非经元首特许也不能调用装甲师。
　　这3 个将军在6 日清晨要求批准急调两个坦克师到诺曼第去，约德尔答复说，希特勒先要看一看形势的发展。然后希特勒就上床了，尽管西线将领的告急电话响个不停，但没人敢去打扰他。
　　当下午3 时这个纳粹统帅醒来时，已经传到的坏消息使他立刻行动起来。他批准派遣利尔装甲师和党卫队第十二装甲师到诺曼第去，但后来事实证明，这个命令已下得太迟了。他还发了一道著名的命令，这道命令一直保
　　存在第七军团的作战日记里，传给了后代：1944年6 月6 日16时55分。
　　西线指挥部参谋长着重指出，最高统帅部要求在6 月6 日傍晚前，消灭桥头阵地的敌军，因为存在着敌方鄙队继续由海空登陆进行支援的危险……
　　滩头阵地必须至迟在今晚肃清。
　　希特勒几个月来一直在说，德国的命运将在西线决定。现在，他想从上萨尔斯堡来指挥这场迄今为止最有关键性的战役。在阴凉的山间气氛中，发出这个异想天开的命令看来是当作一件十分严肃的事情来做的，命令还由约德尔和凯特尔副署。隆美尔在从德国回到总部1 小时之后，于当天下午5 时前不久用电话转达这个命令时，他似乎也是严肃对待它的。因为他命令第七军团总部派第二十一装甲师、也就是这个地区唯一的德国装甲部队立即发动攻击，“不管增援部队已否到达”。
　　这个师早在隆美尔下令之前已经发动攻击了。当隆美尔同第七军团总部通话时，接电话的贝姆赛尔将军，对希特勒要求“至迟在今晚肃清”盟军滩头阵地（现在已有了3 处）的命令，直截了当地回答道：“这是不可能办到的。”
　　希特勒大肆宣传的“大西洋壁垒”在几小时之内就被突破了。一度吹嘘得不可一世的德国空军已经完全从天空中被赶走了，德国海军从海洋上被赶走了，德国陆军也冷不防受到袭击。战事还远没有结束，但它的结局已经不再有什么疑问。斯派达尔后来说，“从6 月9 日以后，主动权已落在盟军手中了”。
　　伦斯德和隆美尔认为，现在是当面把真相告诉希特勒并且要求他承受一切后果的时候了。他们劝诱他在6 月17日到苏瓦松北面的马吉瓦尔同他们开会。开会的地点是在一所建筑坚固的地下避弹室里。这座避弹室原来是准备在1940年夏天进攻英国时作为元首的大本营的，但一直没有使用。现在，过了4 个夏天，这个纳粹统帅在这里第一次出现了。
　　[ 斯派达尔后来写道] 他脸色苍白而疲惫，神经质地弄着他的眼镜和夹在手指里的许多颜色铅笔。他弯着腰坐在一只凳子上，陆军元帅们站着。他原来那种使人跟着走的魔力似乎消失了。他简单地、冷冰冰地同大家打了个招呼，然后愤愤地大声说，他对盟军登陆成功十分气恼，想让战地指挥官们对这件事情负责。
　　但是，想到再一次遭到大败的前景，将军们的胆子壮了起来，至少隆美尔是这样。在希特勒疾言厉色的责骂告一段落的时候，伦斯德让隆美尔作主要发言人，当时在场的斯派达尔说，“隆美尔毫不容情地坦率指出……对[ 盟军的] 空中、海上和陆上优势，死[1040]拼硬斗是没有希望的”。* 真的，如果希特勒放弃他的寸土不让、驱敌下海的荒唐决定，那未形势也许不会那么没有希望。在伦斯德赞同下，隆美尔建议德军撤至敌军猛烈的海军炮火射程之外，把装甲部队暂时撤出战斗，加以整编，留作以后发动攻击之用。他认为，“在敌人海军炮火射程之外”进行一场战斗，可能把盟军打败。
　　但是最高统帅对任何撤退的建议都听不进去。德国士兵必须坚持抵抗。
　　他对后撤的问题显然感到不愉快，于是很快就转变了话题，斯派达尔说希特勒当时的表现可谓是“犬儒主义和虚假直党的奇怪混合”，他竟对将军们保
　　证，新的Ｖ—1 武器（或称嗡嗡飞弹）已在前一天第一次向伦敦发射，它“对大不列颠将起决定作用……使英国人愿意议和”。当这两个陆军元帅要希特勒注意德国空军在西线的惨败时，元首反驳说，“成群的喷气战斗机”——当时盟军还没有喷气机，而德国已在生产——很快就会把英美飞行员赶出天空。他说，那时英国就要垮台。谈到这里，盟军飞机来了，他们只好暂时停止会议，躲到元首的防空洞里。
　　进了钢骨水泥的地下室之后，谈话又继续进行*.这时，隆美尔坚持要谈一谈政治问题。
　　[ 斯派达尔说] 他预言，德军在诺曼第的防线将要崩溃，盟军突入德境是难以阻止的……他对俄国方面的防线能否守住也表示怀疑。他指出德国在政治上的完全孤立地位……他最后……竭力主张结束战争。
　　在隆美尔说话的时候，希特勒打断了他好几次，最后索性不让他说下去：“你不用为战争的未来发展操心，还是为你自己受到进攻的防线操操心吧。”
　　不论在军事方面还是政治方面，这两个陆军元帅的意见都没有得到什么结果，约德尔将军后来在纽伦堡回忆说，“希特勒对他们的警告根本不加注意”。最后，两位将军请求这位最高统帅至少到隆美尔的Ｂ集团军总部去一次，同几个战地指挥官谈一谈他们在诺曼第的作战情况。希特勒勉强同意，日期定在两天之后，即6 月19日。
　　但结果他并没有去。6 月17日下午，两个陆军元帅从马吉伐尔走后不久，一个向伦敦发射的Ｖ—1 飞弹，因机件失灵，转过头来，掉在元首地下避弹所上面。没有人炸死，甚至连受伤的人都没有，但是希特勒却吓坏了，他立刻动身向比较安全的地方转移，马不停蹄地一直奔进伯希特斯加登的山里。
　　在那里又接到更坏的消息。6 月20日，期待已久的俄军攻势在中路开始了。攻势十分猛烈，希特勒集中了最精锐部队的德军中央集团军几天之内被完全击溃，防线被撕了一个很大的缺口，通往波兰的道路被打开了。7 月4 日，俄国人越过了1939年波兰东部边境，向东普鲁士推进。最高统帅部迅速调集所有可用的后备部队，赶去保卫祖国本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这还是第一次。这使西线德军更加陷于无可挽救的命运，因为从现在起，他们不可能再指望得到任何为数较大的增援部队了。
　　6 月29日，伦斯德和隆美尔再一次吁请希特勒面对东线和西线的现实，趁很大一部分德军部队还存在的时候，设法结束战争。这次会议是在上萨尔斯堡举行的。在会上，最高统帅对两个陆军元帅冷若冰霜，干脆地拒绝了他们的请求，然后就来了长篇大论的独白，说他将用新的“奇迹般的武器”赢得战争。斯派达尔后来说，希特勒的谈话“越说越远，越说越离奇，最后不知说到哪里去了”。
　　两天之后，冯。克鲁格陆军元帅代替伦斯德任西线总司令。7 月15日，隆美尔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用陆军电传打字机发出。他在信上写道，“部队正在各地英勇作战，但是这场寡不敌众的斗争即将结束”。他用亲笔写了一段附言：我必须请求您毫不迟延地作出恰当的结论。我作为集团军的司令官，感到有责任清楚他说明这一点。
　　隆美尔当时对斯派达尔说：“我已经给了他最后的机会。如果他不利用这个机会，我们就要行动。”
　　两天之后，7 月17日下午，隆美尔在从诺曼第前线返回总部途中，他的军官轿车受到低飞的盟军战斗机的扫射，他身受重伤，当初以为活不过当天。
　　这对密谋分子是个不幸，因为隆美尔这时已经义无反顾地下定决心，要在以后几天里，尽他的力量推翻希特勒对德国的统治，尽管他仍然反对暗杀希特勒。斯派达尔说他敢保证隆美尔确已下了决心。事实证明，陆军军官中间极其缺少隆美尔的魄力和勇气。而这些陆军军官，当东西两线德军在1944年7 月都告崩溃的时候，好不容易终于要想打倒希特勒和国社党了。
　　斯派达尔说，密谋分子“痛感自己失去了力量的支柱”。
　　最后关头的密谋活动
　　盟军在诺曼第登陆成功，使柏林的密谋分子陷于极大的混乱。如前所述，施道芬堡并不认为盟军会在1944年登陆，即使登陆，成败的可能性也各居一半。他似乎希望登陆失败，因为美英政府在受到这样一次流血牺牲、代价重大的挫折之后，会更愿意在西线同他的反纳粹新政府议和，在这种情况下他的政府就可以取得更好的议和条件。
　　形势显示进攻已经成功，德国已经遭受又一次决定性的失败，在东线也有即将遭受一次新的失败之势。这个时候，施道芬堡、贝克和戈台勒就开始考虑继续执行他们的计划还有没有用处。如果他们成功，他们只会受到促成最后的灾难的谴责。虽然他们明白这种灾难现在已经不可避免，但德国人民群众一般还没有认识到这一点。贝克的最后结论是，虽然反纳粹的起事成功，现在也不能使德国免遭敌人的占领，但至少可使战事结束，使祖国不再流血和受到摧毁。现在议和还可以防止俄国人打进德国和使它布尔什维化。议和还可以向全世界表明，除了纳粹德国以外，还有“另一个德国”。而且——谁知道呢？——说不定至少是西方盟国，会对被征服的德国不至于过分苛刻，尽管它们提出了无条件投降的条款。戈台勒同意这种看法，他对西方民主国家甚至还寄予更大的希望。他说，他知道丘吉尔多么害怕“俄国的全面胜利”的危险。
　　以施道芬堡为首的年轻人却没有完全被说服。他们去征求特莱斯科夫的意见。后者现在是驻防在崩溃中的俄国战线上的第二军团参谋长。
　　他的答复使得那些踌躇不决的密谋分子重新走上正轨。
　　必须不惜任何代价进行刺杀的尝试。即使失败，在首都攫夺权力的尝试也必须进行。我们必须向全世界和我们的后代证明，德国抵抗运动的成员敢于走出决定性的一步，而且不惜为此冒生命的危险。同这个目标相比，其他任何事情都是无足轻重的。
　　这个启发性的答复使问题得到了解决，使施道芬堡和他的青年朋友们的精神重新振作起来，怀疑也冰释了。俄国、法国和意大利战线的崩溃迫在眉睫，促使密谋分子立即行动。促使他们加紧执行计划的，还有另一个事件。
　　从一开始，贝克一戈台勒一哈塞尔集团就拒绝同共产党地下组织发生任何关系，后者对前者也是如此。在共产党看来，密谋分子的反动性质不下于纳粹分子，如果他们获得成功，国社党德国虽然被推翻了，他们却会阻止一个共产党德国的出现。贝克和他的朋友们很明白这条共产党路线。他们也知道，共产党的地下活动是由莫斯科指挥的，它的主要作用是为俄国人提供情报。* 他们还知道，共产党的地下组织中混进了不少秘密警察的特务。秘[1044]密警察头子海因里希·缪勒把这种特务分子称作“Ｖ人”。缪勒本人是苏联内务部特务机关的仿效者和崇拜者。
　　6 月间，密谋分子违背戈台勒和一批老人的劝告，决定同共产党人接触。
　　这是出于社会民主党方面，特别是阿道夫·莱希维恩的建议。莱希维恩是社会民主党的哲学家、以“候鸟”著称，现任柏林民俗博物馆馆长。他同共产党人保持着暖昧的关系。虽然施道芬堡本人对共产党人是怀疑的，他的社会民主党朋友莱希维恩和莱伯说服了他。他们说，同共产党人保持某些联系现在是必要的，因为这样可以了解他们在干些什么以及如果政变成功，他们打算怎么办，而且还可以在最后时刻，如果可能的话，利用他们来扩大反纳粹抵抗运动的基础。施道芬堡勉强同意莱伯和莱希维恩在6 月22日同共产党的地下领袖们会见。但他警告他们，尽量少告诉共产党人有关的情况。
　　会见在东柏林举行。莱伯和莱希维恩代表社会民主党人，名叫弗朗兹·雅可布和安东·沙夫科夫的两个人，自称是——也可能确实是——共产党地下组织的领袖。他们还有另一个同志作伴，他们介绍这个人名叫“兰博”。这些共产党人对反对希特勒的密谋看来知道不少内情，他们还想作进一步的了解。他们要求在7 月4 日同密谋集团的军事方面负责人会见。施道芬堡拒绝了这个要求，但授权莱希维恩代表他在那一天同他们继续会谈。莱希维恩一到那里，就同雅可布、沙夫科夫一起被捕了。原来“兰博”是秘密警察的密探。第二天，莱伯也被捕了，而施道芬堡原来是指望他在新政府里成为主要政治力量的。
　　施道芬堡对莱伯的被捕感到十分震动，因为他同莱伯已经建立了亲密的私人友谊，并且认为莱伯是拟仪中的新政府所不可缺少的人物。不仅如此，他还立刻看到，现在希姆莱的部下已经紧紧跟踪，整个密谋组织已有随时败露的危险。他认为，莱伯和莱希维恩是勇敢的人，可以期望他们即使在酷刑之下也不吐露任何机密。但他们到底能不能这样？有些密谋分子觉得并不能完全肯定。即使是最勇敢的人，当他们的身体被难以忍受的痛苦折磨的时候，他们能够保持沉默的时间也许是有限度的。
　　莱伯和莱希维恩的被捕是促使密谋分子立即采取行动的又一个动力。
　　1944年7月20日的政变
　　快到6 月底时，密谋分子交上了一个好运。施道芬堡被提升为上校，而且被任命为国内驻防军总司令弗洛姆将军的参谋长。这个职位不但使他可以用弗洛姆的名义给国内驻防军发布命令，而且使他可以直接地和经常地见到希特勒。事实也确是如此，元首每星期总有两三次要召令国内驻防军司令或其代表到大本营去，要给在俄国伤亡惨重的师团补充兵员。施道芬堡想在一次这样的会议上放置炸弹。
　　施道芬堡现在成了密谋集团的中心人物。成功的唯一希望完全在他身上。在密谋分子中，只有他能够进入警卫森严的元首大本营，因此杀掉希特勒非他莫属。由于弗洛姆还没有完全争取过来，不能肯定算数，所以在搞掉希特勒之后，指挥军队占领柏林，也是他作为补充军参谋长的任务。他要在同一天里，在相距两三百英里的两个地方——元首在上萨尔斯堡或腊斯登堡的大本营和柏林——实现这两个目标。在第一个和第二个行动之间，他还必须花两三小时，乘飞机回首都，而他在飞机上的这段时间里，什么也不能做，只能指望他在柏林的同伙已经放手执行他的预定计划。我们在下面就会看到，这是困难之一。
　　还有其他的困难。其中之一是一种几乎是完全不必要的考虑，但是在那些现在已决心豁出去的密谋分子心里却产生了这种考虑。他们得出了这样的结论，即仅仅把阿道夫·希特勒杀掉是不够的。他们必须同时杀掉戈林和希姆莱，以保证这两个人所掌握的兵力，不会用来反对他们。他们还认为，如果把希特勒这两个主要的助手搞掉，在前线的那些还没有争取过来的高级将领会更快地响应他们。由于戈林和希姆莱常常在元首大本营参加每日军事会议，密谋分子觉得用一颗炸弹同时干掉这3个人，也许并不是大困难的。这一愚蠢的决定，使施道芬堡丧失了两个宝贵的机会。
　　7 月11日，他奉召到上萨尔斯堡去向元首报告关于急需的补充兵员的供应的问题。他在到伯希特斯加登的飞机上，带了一颗谍报局的英制炸弹。密谋分子前一天晚上在柏林举行的一次会议上，决定趁这个机会杀掉希特勒——还有戈林和希姆莱。但希姆莱那天没有出席会议。施道芬堡抽出一会儿功夫，从会场出来，打电话给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这个情况，并强调说，他还是能把希特勒和戈林干掉的。但是这位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却力劝他还是改日连希姆莱一起干掉。那天晚上，施道芬堡回到柏林，碰到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坚决主张下一次他一定要下手搞掉希特勒，不管戈林和希姆莱在场与否。贝克和奥尔布里希特都同意了。
　　下一次的机会很快就来了。7 月14日，施道芬堡奉命在第二天向希特勒报告补充兵员的情况，因为俄国战线上的中央集团军在丧失了27个师之后，已经不成其为一支作战力量了，所以必须征调每一个能够征调的新兵去填充俄国战线上的缺口。那一天——14日——希特勒已经把他的大本营迁回腊斯登堡的“狼穴”，亲自负责恢复中路战线的阵地。在中路战线，红军已经到达离东普鲁士只有60英里的地方了。
　　7 月15日早晨，施道芬堡上校再度乘飞机到元首总部去，皮包里装着一颗炸弹。这一次，密谋分子认为成功已有十分把握，所以一致同意第一个“伐尔克里”信号——通知军队开始向柏林进军，坦克部队开始从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学校驰向首都——应在希特勒会议开始（预定下午1 时）之前两小时发出。接管工作不得有丝毫延误。
　　7 月15日星期六上午11时，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对柏林发出“伐尔克里”
　　一号指示。中午以前，军队就向首都中心移动，奉命占领威廉街。下午1 时，施道芬堡挟着皮包，来到元首的会议室，作了关于兵员补充的报告，然后离开会议室，去同柏林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通电话，用事先准备好的密语告诉后者说希特勒在场，他打算回到会场，让炸弹爆炸。奥尔布里希特通知他，柏林的军队已在移动。这件伟大事业的成功终于似乎就要到手了。但是，当施道芬堡回到会议室的时候，希特勒已经走了，而且没有再回来。
　　闷闷不乐的施道芬堡赶快再打电话，告诉奥尔布里希特这一新的情况。
　　这位将军马上撤销了“伐尔克里”信号，命令军队尽快地、尽可能不引人注意地回到军营。
　　还有一个失败的消息也沉重地打击了密谋分子。施道芬堡回到柏林之后，他们集会商讨下一步怎么办。戈台勒主张采取所谓“西方解决办法”。
　　他向贝克建议，他们两人飞到巴黎去，同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计议在西线停战，由西方盟国同意不再推进到德法边界线以东，这样就可以把西线的德军腾出来而开到东线去，使[1047]德国免于沦入俄国人和他们的布尔什维主义之手。贝克的脑筋比较清醒。他知道，现在还认为能同西方单独媾和的想法完全是白昼作梦。贝克的意见是，即使从挽救德国的荣誉考虑，杀害希特勒和推翻纳粹主义的计划，也必须不计一切代价地实行。施道芬堡表示同意。
　　他发誓说，下一次他决不会失败。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因为把军队调进柏林，受到了凯待尔的责备，所以表示他不能再干这样冒险的事情，这样做会使整个密谋暴露。他说，他用“这是一次实际演习”的话好不容易在凯特尔和弗洛姆面前才把上次的事情勉强搪塞过去。在确切知道希特勒已死的消息之前，再也不敢下令调动军队，这种心理，将在下一个关键性的星期四造成灾难性的后果。
　　7 月16日星期天晚上，施道芬堡邀请了一些知友和亲戚到他在汪西的家里去。其中有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个不大说话的、内向的、有学者风度的年轻人，在海军总司令部任国际法顾问。有凯撒·冯·霍法克中校，他是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密谋集团同西线将领的联系人。有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他是一个前纳粹分子，现在仍任柏林警察局副局长。还有特罗特·佐·索尔兹。霍法克刚从西线回来，他曾在那里同福肯豪森、施图尔纳格尔、斯派达尔、隆美尔和克鲁格等许多将领进行过商谈。他报告说，德国在西线马上就要完全崩溃，但更重要的是，隆美尔虽然仍旧反对杀害希特勒，但是不管克鲁格跳向哪一边，他将支持密谋集团。经过了长时间讨论之后，这些青年密谋分子一致同意，结束希特勒的生命现在是唯一的出路。他们现在已经没有这样的幻想，即认为他们的孤注一掷的行动会使德国免于无条件投降。他们甚至于一致认为，德国不但要向西方民主国家也要向俄国人无条件投降。他们表示，重要的是，让德国人自己而不是他们的外国征服者把德国从希特勒的暴政下解放出来。
　　但是他们已经太晚了。纳粹暴政已经存在了11年，到了德国在一次自己发动的战争中败局已定的形势下，他们才开始采取行动。而在这以前，他们并没有用实际行动来反对过这次战争的发动，在许多情况下，也根本没有表示反对。不过，晚行动总比不行动好。无论如何，他们的时间已经不多了。
　　前线的将领告诉他们，在东线和西线的崩溃可能只是几星期里的事情。
　　对密谋分子来说，行动时间看来只有很少几天了。7 月15日那次过早地往柏林调兵已经引起了最高统帅部的怀疑。在这一天，传来了密谋集团在西线的领袖之一冯·福肯豪森将军突然被免去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地区军事总督的职务的消息。他们担心，一定有人出卖了他们。7 月17日，他们听说隆美尔受伤甚重，他们得无限期地不能把他考虑在计划内了。第二天，戈台勒在警察总部的朋友传消息给他，希姆莱已经下了逮捕他的命令。虽然戈台勒不同意躲藏，由于施道芬堡的坚持，也只得躲藏起来。同一天，施道芬堡的一个在海军中工作的朋友、也是极少几个参加密谋集团的海军军官之一阿尔弗雷德·克朗兹菲尔德上校告诉他，柏林流传着谣言，说是元首的大本营将在以后几天内被炸毁。这再一次使人感到，密谋集团中一定有人泄露了风声。一切都显示出，秘密警察正在向密谋集团的核心进逼。
　　7 月19日下午，施道芬堡再度奉召去腊斯登堡，向希特勒报告关于编组新的“人民步兵师”的进展情况。补充军正在匆忙地训练这些师，以便投入正在瓦解的东线。他要在第二天即7 月20日的下午1 时，在元首大本营举行的第一次每日会议上提出报告。施道芬堡通知住在柏林远郊的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和霍普纳将军，必须及时进城。贝克将军作了最后的准备工作，以便在施道芬堡进行暗杀工作后飞回柏林前负责指挥政变。柏林城内和四周驻军的重要军官都接到了通知，7 月20日是那个日子。
　　施道芬堡在班德勒街起草给希特勒的报告，直到黄昏时分。8 时稍过，他离开办公室回到在汪西的家中。在回家途中，他在达伦姆的一个天主教堂作了祷告。他平静地在家中同他的弟弟伯特霍尔特一起度过了这个晚上，很早就休息了。每个在那天下午和晚上见过他的人都回忆道，他的态度和蔼可亲，心情平静镇定，看不出有什么不寻常的事情就要发生。
　　1944年7月20日
　　1944年7 月20日早晨，阳光灿烂，天气很热。6 点刚过，施道芬堡上校由他的副官瓦尔纳·冯·哈夫登中尉陪同，驱车经过柏林城里一排排被炸毁了的房屋，到伦格斯道夫机场去。在他那鼓鼓的皮包里，装着有关新的“人民步兵师”的文件。他将根据这些文件于下午1 时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狼穴”向希特勒作[1049]报告。在这些文件中间，用一件衬衣裹着的是一颗定时炸弹。
　　这颗炸弹，同去年特莱斯科夫和施拉勃伦道夫放在元首飞机里、后来没有爆炸的那一颗是完全一样的。如前所述，这种英国制造的炸弹的爆发装置是这样的：先打破一个玻璃管，让里面的药水流出来，把一根细的金属线腐蚀掉，于是撞针就弹出来，击发雷管。金属线的粗细决定从发动到爆炸所需时间的长短。这天早上，炸弹里装的是最细的线，腐蚀掉它最多只要10分钟。
　　在机场上，施道芬堡碰到了昨天晚上给他炸弹的斯蒂夫将军。他们在机场上找到一架等候他们的飞机。这是陆军军需总监、密谋集团首脑分子之一爱德华·瓦格纳将军的私人座机。他特意安排好让他们使用这架飞机来担任这次极端重要的飞行。7点钟，飞机起飞，10 点刚过就到了腊斯登堡。哈夫登嘱咐驾驶员在过了中午12点钟之后，准备好随时起飞回去。
　　一辆军官轿车把他们从机场载往“狼穴”大本营。它位于东普鲁士一处阴暗、潮湿、林木茂密的地方。这地方要进去颇不容易，而且正如施道芬堡无疑曾经注意到的那样，要出来也是不容易的。它的建筑分成内外三层，每层都围以布雷的阵地、地堡群和通电的带刺铁丝网，日夜不停地由忠心的党卫队士兵巡逻。要进入防卫森严的希特勒起居和工作的内院，即使是最高级的将领也必须持有只能一次有效的特别通行证，并且要由党卫队大队长腊登休伯（希姆莱的负责保安的头子兼党卫队队长）或他的副手之一亲自查验。
　　但是由于施道芬堡是希特勒本人召见的，他和哈夫登虽然被挡住查验通行怔，没有什么困难就通过了3 道检查哨。施道芬堡同大本营营地司令的副官冯·莫仑道夫上尉共进早餐之后，就找到了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弗里茨·菲尔基贝尔将军。
　　菲尔基贝尔是密谋集团中的关键人物之一。施道芬堡同他约妥，他随时准备好把爆炸的消息很快传给柏林的密谋分子，以便他们立即开始行动。菲尔基贝尔然后就切断所有电话、电报和无线电交通，使元首大本营同外界隔绝。要做这些工作，再没有人比最高统帅部通讯网主管人处在更有利的地位了，所以密谋分子都觉得把他争取了过来是十分幸运的。整个密谋计划的成功，没有他是不行的。
　　访晤了陆军驻最高统帅部代表布尔将军、讨论了补充军的事情之后，施道芬堡走到凯特尔的办公处，把他的帽子和皮带放在会客室，就走进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的办公室。他在那里发现他必须比原定计划更急速地行动才行。现在是中午12点刚过。凯特尔告诉他，因为墨索里尼要在下午两点半坐火车到达，元首的第一次每日汇报会从下午1 点提前到12点半举行。凯特尔叮嘱他，必须报告得简短一些。希特勒要求会议尽快结束。[1050]在炸弹爆炸之前就结束吗？施道芬堡心里一定感到纳闷：命运是不是在他作可能是最后一次的尝试时，又一次把成功从他手上夺去。他原来显然还希望，这次会议会在元首的地下避弹室举行，在那里炸弹的爆炸力将会比在地面建筑中增加几倍效力。但是凯特尔告诉他，会议将在会议室举行。* 这个会议室远不是像一般所说的那样是一间简陋的木头结构的小屋。在上一年冬天，希特勒已下令在这座原来的木头结构房屋四周，筑起了18英寸厚的钢骨水泥墙，以防止起火和防御可能落在近处的炸弹碎片。这些厚实的墙壁将会增加施道芬堡的炸弹的威力。
　　他必须马上就发动炸弹内的装置。他把准备向希特勒报告的内容先对凯特尔简述了一下。快说完的时候，他注意到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在不耐烦地看表。离12点半还有几分钟，凯特尔说，他们必须马上去开会了，否则就会迟到。他们走出屋子没有几步，施道芬堡说他把帽子和皮带忘在会客室了，乘凯特尔还来不及要他的副官（一个名叫冯·约翰的中尉，这时正和他们在一起走着）替他去取，就马上转身跑回去。
　　在会客室里，施道芬堡很快地打开皮包，用他仅有的3 个指头拿住镊子，打破玻璃管。除非再发生机械故障，这类炸弹只在10分钟之内就要爆炸。
　　惯于媚上欺下的凯特尔为这一耽误很生气。他转身回到房子外面，叫施道芬堡快一点。他喊道，我们要迟到了。施道芬堡为这一耽误表示歉意。凯特尔无疑是知道像上校这样肢体伤残的人束起皮带来会比别人要慢一点的。
　　当他们走向希特勒的小屋的时候，施道芬堡看来情绪很好，凯特尔那点小小的不快也消散了。他还没有丝毫起疑心的迹象。
　　但是，正如凯特尔所担心的，他们迟到了。会议已经开始，当凯特尔和施道芬堡进屋的时候，施道芬堡在前厅停了一下，对管电话总机的上士说，他在等候他在柏林的办公室打来的紧急电话，[1051]电话里要告诉他最新的材料，补充他的报告（这是说给凯特尔听的），电话一来立刻去叫他。这也是很不寻常的，因为凡是希特勒在场的时候，即使是一个陆军元帅，除非是叫他离开或在会议结束那位最高统帅已经退席之后，一般是不敢随便走开的。但这也没有引起凯特尔的怀疑。
　　他们两人走进了会议室。从施道芬堡把手伸进皮包、拿镊子夹破玻璃管之后，已经过去4 分钟了。还有6 分钟。房间很小，大约30英尺长、15英尺宽，有10扇窗户，都敞开着，因为天气闷热，这样可以有点风吹进来。这么多的窗户开着，当然会减少任何炸弹爆炸的效力。房间正中，有一只长方形桌子，18英尺长，5 英尺宽，是用很厚的橡木板做的。这个桌子的构造很特别，它不是用几条腿支起来，而是在桌子的两头，用差不多和桌面同样宽的两块很大、很厚的底座支起来的。这个有趣的构造对往后的历史将起它的作用。
　　当施道芬堡进去的时候，希特勒正坐在桌子的一边中央，背对着门。他的右首是陆军副参谋总长兼作战处长豪辛格将军、空军参谋总长科尔登将军和豪辛格的参谋长海因兹·勃兰特上校。凯特尔马上站到元首的左边，他的旁边是约德尔将军。还有三军和党卫队的其他18个军官站在桌子四周，但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在场。只有希特勒和两个速记员坐着。希特勒在弄着他的放大镜。他现在需要用放大镜才能看清楚摊开在他面前的地图上印的细线条。
　　豪辛格正在作一个黯淡的报告。他谈到俄国中路战线被突破的最新情况，以及由此产生的在中路以及北路和南路战线上德军的危险处境。凯特尔插进去报告冯·施道芬堡到会和他今天来的任务。希特勒对这个只有一条肩膀、一只眼还蒙上罩子的上校看了一眼，冷淡地打了个招呼，接着说他要听完豪辛格的报告之后再听施道芬堡的。
　　施道芬堡于是站到桌子旁边、在科尔登和勃兰特的中间，离希特勒右边约几英尺远。他把皮包放在地上，把它推到桌子下面，让它靠着那个坚实橡木底座的里面一边。它离希特勒的腿约6 英尺远。时间现在是12点37分。
　　还有5 分钟。豪辛格继续讲，不时指着摊在桌上的作战形势地图。希特勒和军官们俯身在地图上仔细地看着。
　　没有人注意到施道芬堡这时已偷偷溜了出去，也许除了勃兰特上校之外。这位军官正在全神贯注地听他的将军讲话。他俯身到桌子上去，想更清楚地看一看地图，发现施道芬堡那只鼓鼓囊囊的皮包碍事，先用脚想踢到旁边去，最后还是用一只手把它拣起来放到桌子那个厚厚的底座的靠外一边。
　　这样一来，在炸弹和[1052]希特勒之间就隔着这个厚厚的底座了。* 也许就是这个看来无足轻重的举动救了元首的命，而送了勃兰特的命。这是难以解释的命运在作怪。读者当还记得，勃兰特上校就是1943年3 月13日晚上，特莱斯科夫骗他在乘希特勒的飞机从斯摩棱斯克回腊斯登堡时带两瓶“白兰地酒”的那个蒙在鼓里的军官。他当时那样做，丝毫没有怀疑这两瓶酒实际上是一颗炸弹，那颗炸弹同他现在随手在桌子底下挪得离最高统帅远一些的这颗炸弹有着同样的装置。它的化学药水此时已经快要蚀尽拉住撞针的金属线了。
　　最高统帅部长官凯特尔是负责召见施道芬堡这件事情的。他沿着桌子往这位上校原先站的地方看去，因为豪辛格的黯淡的汇报快讲完了，他要暗示施道芬堡，准备好接下去汇报。也许施道芬堡还要别人帮忙把文件从皮包里拿出来。但使他十分生气的是，年轻的上校并不在那里。凯特尔想起施道芬堡在进来的时候对电话接线员说过的话。就悄悄地退出房间，打算去把这个行动奇突的青年军官找回来。
　　施道芬堡并不是在打电话。管总机的上士说，他匆匆忙忙地走出大楼去了。凯特尔无可奈何地回到会议室。豪辛格正在结束他的关于当天的不利形势的汇报。他正在说：“俄国人正以强大兵力在杜那河西面向北推进。他们的前锋已到杜那堡西南。如果我们在贝帕斯湖周围的集团罩不立即撤退，一场灾祸……”
　　这句话永远没有说完。
　　就在这一瞬间——中午12点42分，炸弹爆炸了。
　　施道芬堡看到了当时发生的情况。他正和菲尔基贝尔将军站在后者在第八十八号地下室的办公室前面，离会议室有200 码远。他焦急地先看看手上的表，秒针在一秒秒过去，然后抬头看会议室。他看到会议室在轰然一声中烟火大作。他后来说，当时的情景像是会议室中了一个155 毫米的炮弹。人体从窗户里被抛出来，碎片飞到空中。在施道芬堡兴奋的心里，以为毫无疑问，会议室里每一个人都已经被炸死或者命在旦夕了。他匆忙地同菲尔基贝尔告别。现在暗杀已经成功，菲尔基贝尔要立即通知柏林的密谋分子，然后切断通讯线路，直到首都的密谋分子接管了柏林，并且宣布新政府的成立。* 施道芬堡的下一个任务是安全而迅速地走出腊斯登堡大本[1053]营。检查哨的卫兵已经看到或者听到元首会议室的爆炸，立即封锁了所有出口。在离菲尔基贝尔的地下室几码远的第一道岗哨，施道芬堡的汽车被挡住了。他跳下车子，要求见哨所的值班军官。在后者的目击下，他给什么人——不知道是谁——打了个电话，简短地说了几句话，挂上电话，转身对那个军官说，“尉官先生，我被批准通行了”。
　　这完全是蒙人的，但起了作用。这个尉官负责地在他的登记簿上记下了“12点44分，施道芬堡上校通过”之后，还通知了下一个检查哨，让汽车通过。到了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检查哨，困难就更大了。这里已经收到了警报，挡车的栏杆已经放下，卫兵加了双岗，不准任何人出入。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哈夫登中尉，发现他们的汽车被一个名叫科尔勃的很顽固的上士挡住了。施道芬堡又要求打电话，向营地司令的副官莫仑道夫上尉抱怨，“因为发生了爆炸，”卫兵不让他通过。“我有急事。弗洛姆将军正在飞机场等我。”这也是蒙人的。施道芬堡知道得很清楚，弗洛姆在柏林。
　　上校挂上电话，转身对上士说，“上士，你听到了，批准我通行”。但上士不管他那一套，自己打电话给莫仑道夫核对。莫仑道夫上尉证实了施道芬堡的话。
　　他们的汽车于是向飞机场飞驰而去。在路上，哈夫登中尉急急忙忙地把他带在自己皮包里的另一个炸弹拆开，把零件丢在路边（后来都被秘密警察找到）。机场场长还没有收到任何警报。当这两个人的汽车开进机场的时候，他们的飞机已经发动。一两分钟之内，飞机便腾空而去。
　　现在是1 点刚过。后来这3 个小时，在施道芬堡一生中一定是最长的3 小时。当这架速度不高的亨格尔飞机在平坦多沙的德国平原上向西飞去的时候，他只能希望：菲尔基贝尔已经同柏林联系上并且传递了最重要的讯号；他在首都的同伙已经立即行动起来接管这个城市，并且正在发出早已准备好的给德国本上和西线的军事指挥官的文告；他的飞机不会被接到了警报的德国空军战斗机或者被在东普鲁士上空越来越活跃的四出巡弋的俄国飞机所迫降。除了这样希望以外，他什么也不能做。他自己的飞机没有长距离的无线电通讯设备，如果有这种设备，也许能使他听到从柏林发出的最早的一些激动人心的广播。他预期在柏林降落之前，这样的广播一定已经播出。
　　因为没有这种设备，他也不能亲自同首都的盟友们通讯，把菲尔基贝尔将军也许没有能发出的讯号发给他们。
　　他的飞机在这个夏日的下午继续飞行。它在下午3 点3 刻在伦格斯道夫机场降落。施道芬堡兴高采烈地奔向机场上最近处的一个电话，打电话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以便确切了解在这决定命运的3 小时里（一切都靠这3 小时）已经完成了哪些工作。当他一听说什么也没有完成时，不禁大惊失色。
　　原来1 点刚过，菲尔基贝尔的电话就来了，告诉了柏林的密谋分子关于爆炸的消息，但是因为线路不好，他们没听清楚，究竟希特勒被炸死了没有。因此，他们什么也没有做。“伐尔克里”命令是从奥尔布里希特的保险箱里拿出来了，但是并没有发出去。在班德勒街，大家都无所事事地在等待施道芬堡回来。在新政府里将分别担任国家首脑和武装部队总司令的贝克将军和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本来预定在得讯之后要立即开始发出准备好的文告和命令，并且通过广播宣告德国新时代的开始的。但此时他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机场上给奥尔布里希特打电话时表示肯定相信希特勒已被炸死了。但事实与此相反，希特勒并没有死。勃兰特上校把皮包推到结实的橡木桌子底座外面，这一几乎是无意识的行动，救了希特勒的一命。
　　他受了极大的惊吓，但受的伤并不重。他的头发烧焦，两腿的伤，右臂拧伤后暂时不能动作，耳膜震坏，脊背也被落下来的一根椽子划破了。有一个目击者后来回忆道，当希特勒由凯特尔搀扶着从这所被炸坏了的、正在燃烧的屋子里走出来的时候，几乎认不出是他了——脸是黑的，头发在冒烟，裤子撕成碎片。凯特尔丝毫没有受伤，也真是奇迹。但在炸弹爆炸的桌子那一头的那些人，绝大多数不是已死或命在旦夕，就是受了重伤。* 在惊魂未定的最初时刻，大家对爆炸的来源有过几种猜测。希特勒起初认为可能是由一架敌方的战斗轰炸机偷袭而引起的。约德尔按着溅满了血的头——吊灯架子和别的东西正掉在他头上——说，他相信是些建筑工人在屋子地板下放了定时炸弹。施道芬堡的炸弹在地板上炸了个很深的窟窿，所以看起来颇有点像。
　　过了一些时候，人们才怀疑到这个上校身上。希姆莱听见爆炸就奔到现场，他也弄得完全莫名其妙。他的第一个行动就是在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之前一两分钟打电话给柏林刑事警察头子阿图尔·奈比，要他派一批侦探乘飞机来进行侦查。
　　在惊惶和混乱之中，起初没有人记起施道芬堡刚在爆炸发生之前溜出会议室。起初人们以为他一定在房子里，一定是在那些受了重伤、急送医院的人里面。希特勒要求对医院进行检查，但当时他还没有怀疑到施道芬堡。
　　大约在爆炸发生之后两小时，渐渐有了线索。在会议室管理电话交换台的上士报告说，有一个曾经对他说在等柏林长途电话的“独眼上校”从会议室出来，不等电话就急急忙忙地出了房子。参加会议的有些人这时想起来，施道芬堡曾经把他的皮包放在桌子底下。检查哨的卫兵室报告，施道芬堡和他的副官在爆炸刚刚发生之后通过了这些岗哨。
　　希特勒对施道芬堡开始怀疑了。同腊斯登堡机场通话后，了解到这个十分有意思的情况：施道芬堡在下午1 点刚过就从机场起飞，说是去伦格斯道夫机场。希姆莱立即下令，等他在那里一降落就加以逮捕。但由于菲尔基贝尔关闭通讯联络的勇敢行动，这个命令始终没有传到柏林。直到这时，大本营似乎还没有人怀疑到柏林会发生什么不幸的事情。大家都认为这是施道芬堡的单独行动。除非他像有人怀疑的那样在俄国敌后降落，抓到他是不难的。
　　在当时那种情况下，希特勒看来是表现得够镇静的。他心上还有别的事情。
　　他还要去迎接墨索里尼。墨索里尼乘的火车误点，下午4 点才能到达。
　　1944年7 月20日下午，这两个法西斯独裁者举行的最后一次会见，是颇为怪诞可笑的。他们视察了已经成为瓦砾场的会议室，却还在欺骗他们自己，认为他们手创的、要统治欧洲大陆的轴心，并没有同样成为一片瓦砾。
　　曾经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意大利领袖现在只不过是被纳粹打手从监禁中救出来、由希特勒和党卫队支撑起来的一个伦巴底的地方领袖而已。但是元首对这个已经垮台的意大利暴君的友谊和尊敬从来没有动摇过。他尽自己身体条件所允许的限度热烈地接待他，带他看那还在冒烟的、几小时前他几乎在这里送命的会议室残迹，而且预言他们的共同事业，不管遭到多少挫折，将很快取得胜利。
　　当时在场当翻译的施密特博士回忆了这个场面：墨索里尼简直吓坏了。他不懂这种事情怎么能在大本营发生……
　　[ 希特勒追叙道] “我当时正站在这张桌子旁边；炸弹就在我脚前爆[1056]炸……很明显，我决不会碰到什么不幸的意外。这无疑是命运要我继续前进，完成我的事业……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是一个顶点！大难已经过了……我现在比过去更加确信，我所从事的伟大事业必然将度过目前的危机，一切都会得到很好的结果。”
　　墨索里尼过去经常一听希特勒的话就像喝了迷魂汤，据施密特说，这一次也是这样，表示同意。
　　[ 他说] “我们的处境很坏，也许甚至于可以说是近乎绝望。但是今天在这里发生的事情给了我新的勇气。在[ 这一] 奇迹之后，不能想像我们的事业会遭到不幸。”
　　这两个独裁者和他们的随从走去喝茶。这时大约是下午5 点钟。跟着就出现了一个滑稽的场面，这个场面使我们看到了狼狈不堪的纳粹头子们在第三帝国发生一次最大危机时的一幅很有启发性的，如果说不是令人意想不到的景象。这时，根据希特勒的手令，腊斯登堡的通讯系统已经恢复，开始收到来自柏林的报告，说明在柏林，同时也可能在西线，已经爆发了军事叛变。
　　元首手下高级将领之间爆发了压抑已久的互相埋怨。他们争吵的声音震动屋顶，而希特勒本人起初则沉默地坐着，心里在盘算，墨索里尼则不好意思地红着脸。
　　邓尼茨海军上将听到谋刺案的消息就乘飞机赶到腊斯登堡。他到达的时候，茶会已经开始。他一来就大骂陆军的背叛行为。戈林代表空军，对他表示支持。但邓尼茨接着又向戈林开火，责骂德国空军一败涂地。那位肥胖的帝国元帅为自己辩护了一阵，转而攻击他的老政敌里宾特洛甫，说德国的外交政策完全破产。说到一个地方，他威胁说要用他那根元帅杖把这个妄自尊大的外交部长揍一顿。戈林大喊：“你这下流的卖香槟酒的小掮客！闭上你的臭嘴！”这是里宾特洛甫受不了的，他要求对他尊重一点，即使是帝国元帅也罢。他喊道：“我现在还是外交部长，我的姓名是冯·里宾特洛甫！”* 接着有人提起过去的一次反对纳粹政权的“叛乱”，就是1934年6 月30日的罗姆“阴谋”案。希特勒本来愁眉不展地呆着，吞眼江湖医生西奥多·莫勒尔给他的各种颜色的药片，一听说这件事情，就火冒三丈。据当时在场的人说，他从椅子上跳起来，满嘴唾沫，尖声叫喊，大发雷霆。他说，同他这一次将要对付叛徒们的手段比较起来，他过去对付罗姆和其他叛国从犯的手段就根本不算什么。他要把他们全都连根铲除。他咆哮说：“我要把他们的老婆孩子都关进集中营，一点也不宽恕！”在这一点上，同在其他许多类似的情况中一样，他是说到做到的。
　　一半是由于声嘶力竭，也由于柏林来的电话开始传来军事暴动的更多情况，希特勒中止了他那发狂的独白，但是怒气并未平息下去。他送墨索里尼上了火车，这是他们最后一次分别。然后他回到住处。大约6 点钟的时候，据报告政变还没有平定。他抓起电话，尖声地命令柏林的党卫队，对任何可疑分子格杀勿论。“希姆莱在哪儿？他为什么不在那里！”他大喊着，忘记了刚刚1 小时以前，当他们坐下来喝茶的时候，他才命令这个党卫队头子飞往柏林对叛乱进行无情镇压，此刻他的头号警察还没有赶到那里哩！
　　施道芬堡于下午3 点3 刻在伦格斯道夫降落时大为沮丧地获悉，经过长期周密准备的柏林起义，迟迟没有开始。关系重大的宝贵的3 个小时白白过去了，而在这段时间里，元首大本营同外界是隔绝的。
　　施道芬堡永远没有弄清楚这究竟是什么原因，任何历史学家也不能把这命运攸关的一天内发生的事件系统地整理出来。天气闷热，也许起了一定影响。主要的密谋分子知道施道芬堡在当天早上去腊斯登堡，参加下午1 时的元首大本营汇报会，而且像有人告诉霍普纳将军的那样，施道芬堡“皮包沉重”。尽管如此，快到中午的时候，只有少数几个主要的密谋分子，而且大部分是低级军官，开始懒懒散散地跨进班德勒街上的补充军总部，也是密谋集团的总部。我们记得，在施道芬堡上次在7 月15日打算谋害希特勒的时候，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曾在预定炸弹爆炸时间之前两小时下令柏林卫戍部队开始进军。但在7 月20日，也许是鉴于上次所冒的风险吧，他并没有发出同样的命令。在柏林以及在附近的邓伯立兹、于特堡、克拉姆普尼茨和伍恩斯道夫的训练中心的部队指挥员，曾在上一天晚上得到通知，他们很可能在20日会接到“伐尔克里”命令。但是奥尔布里希特决定在收到腊斯登堡的菲尔基贝尔发来的确凿消息之后，再让他的部队行动。霍普纳将军在皮包里带着希特勒禁止他穿着的制服，在12点半钟，正好是施道芬堡打破炸弹装置内的玻璃管的时候来到班德勒街。他和奥尔布里希特一同出去午餐，互相敬酒，祝贺他们的事业成功，一共喝了半瓶。
　　他们回到奥尔布里希特的办公室不久，陆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弗里茨·提耳将军冲了进来。他激动他说，他刚刚同菲尔基贝尔通了电话，虽然线路不好，加以菲尔基贝尔讲得非常含蓄，听来爆炸已经发生，但希特勒并没有炸死。既然如此，提耳认为“伐尔克里”命令不应该发。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都表示同意。
　　因此，从下午1 点15分到3 点45分，即施道芬堡在伦格斯道夫降落并匆忙赶去打电话的时候，根本没有采取什么行动。部队没有集结，给其他城市军事司令部的命令没有发出，而且最奇怪的是，没有人想到要去占领无线电广播局或者电话局、电报局。两个主要的军事首领贝克和维茨勒本还没有露面。
　　施道芬堡的到达，终于推动密谋分子们行动起来。他在伦格斯道夫打电话敦促奥尔布里希特将军立即按“伐尔克里”行事，不必等他到达班德勒街再动手，因为从飞机场到那里要走3 刻钟。密谋分子最后总算有了发号施令的人，开始行动了。而没有命令，一个德国军官，即使是一个反叛的德国军官，即使是处在这样关键性的日子，似乎也不知怎么才好。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施道芬堡的密友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取来“伐尔克里”命令，开始用电传打字机和电话发出这些命令。这些命令都是好几个月之前准备好的。第一道命令要求柏林城内和四郊的部队立即戒备。第二道命令由维茨勒本以“武装部队总司令”名义签署、由冯·施道芬堡上校副署，宣布元首已经死亡，维茨勒本“把行政权力转移”给国内的各军区司令和前线的战斗部队司令。这时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还没有到达班德勒街。他到远在柏林西南20英里的佐森去会晤军需总监瓦格纳了。于是派人去请他和贝克将军。密谋集团中这两个高级将领在这决定命运的一天，行动竟这么从容不迫。
　　命令发出去了。有些命令是在弗洛姆将军本人并不知情的情况下用他的名义发布的。奥尔布里希特接着就到这位补充军总司令的办公室去告诉他，据菲尔基贝尔报告，希特勒已经遇刺，劝他负责“伐尔克里”行动，保证国内的治安。密谋分子认为，弗洛姆的命令会自动得到遵守。他此刻对他们是十分重要的。但弗洛姆同克鲁格一样，有骑墙的天才；他是那种骑在墙上先要看清楚自己将落在什么地方之后才跳下去的人。他要求得到希特勒已死的确切证明再决定行动。
　　在这关头，奥尔布里希特犯了密谋分子在这一天所犯的又一个灾难性的错误。根据施道芬堡从伦格斯道夫打来的电话，他认为元首已死无疑。他也知道，这天整个下午，菲尔基贝尔已经成功地切断了通往腊斯登堡的电话线路。因此，他大胆地拿起电话，要总机给他接通一个“闪电”电话给凯特尔。
　　使他大吃一惊的是，他不知道通讯已经恢复，凯特尔几乎立刻就来听电话了。
　　弗洛姆：大本营出了什么事情？柏林流传着许多耸人听闻的谣言。
　　凯特尔：你问的是什么？这里一切如常。
　　弗洛姆：我刚收到报告，说元首被刺死了。
　　凯特尔：胡说八道。确实有人行刺，但幸运的是行刺失败了。元首安全，只是受了点轻伤。顺便问你，你的参谋长施道芬堡伯爵上校在哪儿？
　　弗洛姆：施道芬堡还没有回来。
　　从这一刻起，密谋集团就失去了弗洛姆，由此而产生的后果很快就看出来是极其严重的。奥尔布里希特怔了一下，一言不发地溜出了办公室。这时，贝克将军到了。他穿着一身深色的便服来负责全局，也许这是为了使这次起事减少一些军事色彩。但是，正如大家很快所意识到的那样，真正负责大局的是冯·施道芬堡上校。他在下午4 点半钟的时候，帽子也不戴，气喘吁吁地奔上前战争部的楼梯。他简短地报告了爆炸的情况，着重指出，他是在相距200 码的地方亲眼看见爆炸的。奥尔布里希特插进来说，凯特尔本人刚刚接了电话，发誓说希特勒只受了轻伤。施道芬堡答道，这是凯特尔说慌，为的是借此争取时间。他说，最低限度希特勒一定受了重伤。他接着说，不论情况怎么样，他们现在能做的只有一件事情，那就是抓紧时间来推翻纳粹政权。贝克同意这个意见。他表示，这个专制魔王是死是活，对他说来并没有什么两样。他们必须干下去，摧毁他的罪恶统治。
　　当前的困难在于：在使事情遭到致命的延误之后，目前又处于混乱之中，他们虽然计划周密，这时竟不知下一步应该如何进行是好。即使提耳将军带来了消息，说是希特勒遇刺无恙的新闻即将通过德国全国广播网广播，这些密谋分子竟仍然没有想到，他们该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立即占领广播电台，阻止纳粹广播他们的消息，而让他们自己的新政府文告响彻四方。要是他们手上没有部队来做这个工作，柏林的警察也能够干得了。密谋集团的核心人物之一、警察局长冯·赫尔道夫伯爵，从中午过后就不耐烦地等待着要带领他那支不小的、已经处于戒备状态的部队投入行动。但一直没有命令传来。
　　最后在4 点钟的时候，他乘车赶到班德勒街，去看看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奥尔布里希特告诉他，他的警察部队要听陆军的指挥。但是现在还没有一支反叛的军队——只有一些不知所措的军官们在总部里打转转，却没有兵士可以指挥。
　　这件事，施道芬堡该做而不做，反而忙于打紧急电话给他的表兄弟——在巴黎的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总部工作的凯撒·冯·霍法克中校，敦促那边的密谋分子行动起来。这一着无疑是重要的，因为密谋集团的工作在法国组织得比较好，并且得到柏林以外其他地方的更为重要的陆军军官的支持。施图尔纳格尔确实比他在起事中心的同僚表现出更有魄力。在天黑之前，他已经逮捕和禁闭了巴黎的全部1200名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官兵，包括他们的那个可怕的司令官党卫队少将卡尔·奥伯格。如果这天下午在柏林表现出同样的魄力，把这种魄力用在正确的方面，历史的发展可能会有所不同。
　　对巴黎发出警报之后，施道芬堡就把注意力转移到顽固的弗洛姆身上。
　　他是弗洛姆的参谋长。自从弗洛姆从凯特尔那里听说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之后，他就拒绝同叛乱分子合作。这样就使密谋计划的成功受到严重的危害。
　　贝克不敢在这场赌局中这样早就同弗洛姆争吵，所以在施道芬堡和奥尔布里希特去看他的时候，托词不同他们一起去看弗洛姆。奥尔布里希特对弗洛姆说，施道芬堡能够证实希特勒的死亡。
　　“这是不可能的。”弗洛姆说得很干脆，“凯特尔对我证实的正相反。”
　　施道芬堡插进来说：“凯特尔是在撒谎，他向来是撒谎的。我亲眼看见希特勒的尸体抬出来的。”
　　这话是出自他的参谋长又是目击者之口，弗洛姆不能不想一想。他沉默了一阵。奥尔布里希特想利用他的犹豫不决。对他说，不管怎么样，“伐尔克里”信号已经发出去了。弗洛姆一听就跳了起来，大声喊道：“这简直是犯上！谁发布这命令的？”听说是梅尔茨·冯·基尔海姆上校发的，他就把这个军官召来，宣布加以逮捕。
　　施道芬堡为争取他的上级，作了最后一次努力。他说：“将军，是我自己在希特勒开会时爆炸这颗炸弹的。这次爆炸就像中了一颗15厘米炮弹一样。屋子里没有人能够幸免。”
　　但是，弗洛姆这样一个机灵的见风使舵的人是不会上当的。他答道：“施道芬堡伯爵，行刺已经失败了。你立即自杀吧。”施道芬堡冷然加以拒绝，弗洛姆这个红脸胖子立即宣布把他所有这3 个客人——施道芬堡、奥尔布里希特和基尔海姆——逮捕。
　　奥尔布里希特答道：“你在欺骗自己。现在是我们要来逮捕你。”
　　在袍泽之间接着发生了一场不合时宜的厮打。据一个说法，弗洛姆打了独臂的施道芬堡一记耳光。但这个将军很快就被制服，关在他的副官的房间里。路德维希·冯·利昂罗德奉命看守。* 叛乱分子采取了切断室内电话线的预防措施。施道芬堡回到办公室，正碰上党卫队大队长庇弗雷德来逮捕他。庇弗雷德是一个党卫队流氓，最近在俄国人推进到波罗的海区域之前，特别行动队赶紧杀害了221000名犹太人，他就是因为监督焚尸灭迹的工作而出了名。庇弗雷德和他的两个党卫队保安处便衣特务被锁进了旁边一间空的办公室。接着，负责指挥柏林一勃兰登堡区（第三军区）军队的冯·科茨弗莱契将军来到，询问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这个彻头彻尾的纳粹将军坚持要见弗洛姆。他被带去见奥尔布里希特，但拒绝同后者谈话。于是，贝克接见了他。他由于顽固不化，也被锁了起来。按照预定计划，冯·图恩根将军奉派接替他的职位。
　　庇弗雷德的出现提醒了施道芬堡，密谋分子忘记在这座建筑物四周布置警卫。于是从大德意志警卫营（这时它应该担任警戒任务，但却没有值勤）
　　调来了一个分遣队在大门口担任警卫。这样，下午5 点多，叛乱分子总算控制了他们的总部。但这是柏林城中他们唯一能够控制的地方。那些预定要占领首都并把它交给新的反纳粹政府的陆军部队，究竟遇到了什么事情呢？
　　下午4 点刚过，当密谋分子终于在施道芬堡回来之后活跃起来的时候，柏林卫戍司令冯·哈斯将军打电话给驻在邓伯立兹的精锐的大德意志警卫营营长，命令他下令全营戒备，并立即到菩提树下大街的司令部来报到。警卫营营长是新近任命的奥托·雷麦少校。他在这一天要起关键作用，虽然他并不是密谋分子原来指靠的人。他们已对他进行过审查，因为该营被分派担任一项极端重要的任务。他们调查了以后认为他是一个不问政治的军官，只知服从顶头上司的命令。他的勇敢是无可置疑的。他曾负伤8 次，最近还得到希特勒亲手颁发的橡叶骑士十字勋章——这是难得的荣誉。
　　雷麦遵命下令全营戒备，并且立即进城来接受哈斯的具体指示。将军告诉他，希特勒遇刺，党卫队企图发动政变；命令他封锁威廉街的政府各部以及设在附近的恩哈尔特车站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下午5 点半钟，行动迅速的雷麦已经完成了任务，回来向菩提树下大街报告，等候新的任务。
　　现在另一个次要人物挤到这个戏剧性事件中来，帮助雷麦成为密谋集团的送命阎王。一个名叫汉斯·哈根博士的中尉，是一个容易激动和自视甚高的年轻人，担任着雷麦的警卫营的国社党指导员。他也在宣传部的戈培尔博士手下担任工作。这时他实际上被宣传部派驻在拜罗伊特，协助希特勒的秘书马丁·鲍曼写一本名叫《国家社会主义文化史》的书。他在柏林出现是很偶然的。他是来为一个在前线牺牲的不知名作家发表纪念演说的，同时他想乘这个机会在下午给全营官兵作一个关于“国家社会主义指导问题”
　　的报告，虽然这天天气闷热，他十分喜欢在公共集会上讲演。
　　在去邓伯立兹途中，这个容易激动的中尉确信自己从一辆驶过的陆军汽车里看到了身着全副军装的冯·勃劳希契陆军元帅。他立刻想到，这些老将军们一定在干什么叛国的勾当。勃劳希契很久以前就被希特勒一脚踢出了他的司令部，不管穿没有穿军装，那一天其实并不在柏林，但是哈根发誓说他见到了勃劳希契。在雷麦少校接到占领威廉街的命令的时候，他正同少校谈着话。这个命令引起了他的怀疑，他向雷麦要了一辆带车斗的摩托车，上车立即赶到宣传部去向戈培尔报信。
　　部长刚接到希特勒打来的第一个电话。希特勒告诉他发生了谋刺的事情，命令他尽快地把谋刺失败的消息在电台上广播。这似乎是一向警觉的宣传部长所得到的关于在腊斯登堡发生的事情的最初消息。不一会儿，哈根给他带来了柏林即将发生的事情的最新消息。戈培尔起初还有点不信，他认为哈根有点无事生非。有一种说法是，正当他要把这个客人赶走的时候，中尉请他亲自看看窗外发生的事情。他见到的情景比哈根那些歇斯底里的话更有说服力。陆军部队正在宣传部四围布哨。戈培尔虽然是个愚蠢的人，这次脑子却转得特别快。他要哈根通知雷麦立刻来见他。哈根遵命办了。在这以后这个人就退出了历史舞台。
　　这样，当班德勒街的密谋分子正在同全欧洲的将军们联系，完全没有注意像雷麦这样一个担负着重大任务的低级军官的时候，戈培尔却在同这个人联系，不管他的军阶多么低，在这个特定的时刻他却占了举足轻重的地位。
　　他们之间的接触是不可避免的，因为这时雷麦奉命去逮捕这个宣传部长。这样，少校的手上既有抓戈培尔的命令，又有戈培尔邀请他去会见的通知。雷麦带了20个人走进宣传部。他嘱咐他们，如果过了几分钟他不出来，他们就到部长办公室去接他。然后他同副官握着手枪，走进办公室，去逮捕当天在柏林的最重要的纳粹官员。
　　约瑟夫·戈培尔在德意志第三帝国所以能够飞黄腾达，原因之一是他在困难局面下有快速讲话的天才，而现在正是他充满风浪的一生中最困难最危急的局面。他提醒这个青年少校对最高统帅的效忠宣誓。雷麦干脆地答称：希特勒已经死了。戈培尔说，元首生龙活虎似地活着，他刚同元首通过电话。他可以证明这一点。他一面说一面就拿起电话同腊斯登堡最高统帅紧急通话。密谋分子没有占领柏林的电话总局或者至少切断它的线路，这个失误再一次加重了灾难。只有一两分钟时间，希特勒便在电话里说话了。
　　戈培尔很快地把话筒递给雷麦。少校听得出他的声音吗？最高统帅问道。在德国，人们千百次在无线电里听到他讲话，谁听不出他那嘶嗄的声音呢？而且，在几星期之前受勋的时候，他还直接听到过元首讲话。据说，少校在电话里听到希特勒的声音立刻立正。希特勒命令他镇压叛乱，并且只服从戈培尔、希姆莱（他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正乘飞机去柏林）和莱因纳克将军（他正巧在柏林，已奉命接管全市所有部队的指挥权）的命令。元首还立即提升少校为上校。
　　对雷麦来说，这就够了。他已经接到了最高当局的命令，接着就以班德勒街的人们所缺乏的魄力去执行这些命令。他从威廉街撤回全营部队，占领了菩提树下大街的卫戍司令部，派出巡逻队去阻挡任何其他可能正向柏林进发的部队，自己则出发侦查密谋集团的总部所在地，以便把首犯一网打尽。
　　反叛的将军们和上校们为什么把这样重大的任务交给雷麦，他们为什么不在最后关头用一个全心全意支持密谋集团的军官去替代他的位置，他们为什么连派一个可靠的军官同警卫营一起行动以监视雷麦是否执行命令这样的事情都没有做？这些问题都是7 月20日事件中的谜。还有，为什么当时不立即逮捕在柏林的最重要、最危险的纳粹官员戈培尔？宣传部一个武装警卫也没有，只要冯·赫尔道夫手下两名警察就可以在两分钟之内完成这个工作了。
　　还有，为什么密谋分子不占领位于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总部，这样不仅镇压住秘密警察，还可把关在那里的他们的许多同伙（包括莱伯在内）
　　释放出来？秘密警察总部事实上并没有武装警卫，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的神经中枢——德国中央保安局的办公处也是这样。人们会认为，这些机关一定会被首先占领的，但却没有这样做。这些问题也都无法解释。
　　雷麦的迅速转变，班德勒街的人们过了一些时间之后才知道。很显然，柏林发生的情况，他们知道的太少，也知道得太迟了。由于目击者的报道充满了令人莫名其妙的矛盾，即使今天也难以弄清一些问题的真相。例如坦克部队到哪儿去了呢？在城外驻防的部队到哪儿去了呢？
　　下午6 点半钟刚过，全欧洲都能听到的发报力很强的德意志广播电台播送了一则简短的公告，宣布有人行刺希特勒，但已失败。这对班德勒街那些心神不定的人们是一个严重的打击，但这也是一个警告，使他们知道原定占领广播大厦的部队没有能完成任务。戈培尔在等待雷麦的时候，已把公告的内容用电话通知了广播电台。7点差1刻，施道芬堡用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司令官们发出一个通报，告诉他们，广播的公告是假的，希特勒已经死了。但是这则广播对政变分子造成的损失是怎么也补救不了的。在布拉格和维也纳的司令官们本来已经着手逮捕党卫队和纳粹党的首领，现在又开始缩回去了。接着在下午8 点20分，凯特尔设法通过陆军电传打字机，给陆军各部队的司令部发出一个元首大本营的通告，宣布希姆莱已被任命为补充军总司令，“只许服从他和我本人所发的命令”。凯特尔又加上一句：“由弗洛姆、维茨勒本或霍普纳所发的任何命令均属无效。”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希特勒无恙的公告以及凯特尔要求只服从他的指挥而不是密谋分子指挥的干脆的命令，对于远在法国，正要投向密谋分子一边的冯·克鲁格陆军元帅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点下面就要谈到。
　　就是反叛军官们寄予很大希望的坦克部队也没有能到达。有人可能以为，著名的装甲部队将军霍普纳会抓得住坦克的，但他并没有做到这一点。密谋分子曾下令克拉姆普尼茨装甲兵学校校长沃尔夫冈·格拉斯麦上校把他的坦克开进城，他本人也应到班德勒街报到待命。但这个坦克兵上校不愿意参加任何反纳粹的军事政变。奥尔布里希特劝说无效，只好把他也拘留在大厦里面。但格拉斯麦还是有机会小声地指示他的没有被捕的副官去对柏林装甲兵总监部（它对坦克部队有管辖权）报告情况，并叫他要只服从装甲兵总监部的指挥。
　　这样，迫切需要的坦克虽然有几辆开到了市中心动物园的胜利碑附近，但大部分没有落入叛乱分子手中。格拉斯麦后来用欺骗手段逃脱禁闭。他对卫兵说，他决定接受奥尔布里希特的命令，打算亲自去指挥坦克，于是就溜出了大厦。坦克很快从城里撤退了。
　　在那些因为拒不参加谋反而被马马虎虎、客客气气地看管起来的人中间，这个装甲兵上校并不是唯一溜走的军官。这种情况对叛乱的迅速平息也有影响。
　　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在快到8 点钟的时候终于来了。他身着正式制服，挥动着元帅节杖，准备接受武装部队新任总司令的职务。但他似乎立即发觉，政变已经失败了。他对贝克和施道芬堡大发脾气，说他们把事情全都搞糟了。
　　在被审讯的时候，他对法官说，当他听说连广播电台都未占领时，他已清楚看出，起事没有得手。其实，这时他以陆军元帅的权威本来是可以号召柏林和国外的更多的部队司令官的。但他并没有尽到力量，他在班德勒街那座大楼里只呆了45分钟，就又大踏步地离开了——离开了现在看来败局已定的谋反。他乘着他的曼尔赛德斯牌汽车，回到他在这决定性的一天曾白白消磨掉7 小时的佐森。他对军需总监瓦格纳将军说，起事已经失败，然后又乘车回到30英里外他的乡村别墅。第二天，他在那里被一个名叫林纳茨的陆军将领逮捕了。
　　现在，最后一幕的幕布拉开了。
　　下午9 点过后不久，德意志广播电台宣布，元首将在当天深夜向德国人民广播。到处碰壁的谋反分子听到这个消息，不禁呆若木鸡。几分钟之后，他们获悉柏林卫戍司令、也就是当初错派雷麦少校——现在已是上校了——的冯·哈斯将军已被捕，纳粹将军莱因纳克在党卫队支持下已接管对柏林所有部队的指挥权，正在准备袭击班德勒街。
　　党卫队终于集结起来了。这主要得归功于懀呛返牡澄蓝油纷影峦小に箍贫饶冢驯环哪骼锬峋瘸觯纱丝杉挠赂摇Ｋ静恢滥翘斐隽耸裁词虑椋栽谙挛?时搭上了去维也纳的夜间快车。当火车在利希特菲尔德郊区停靠的时候，他在党卫队保安处的第二号头子、党卫队将军施伦堡的敦促下下了车。斯科尔兹内发现毫无戒备的党卫队保安处总部正处在一种极其歇斯底里的状态。但他是一个头脑冷静的人，而且又是一个能干的组织者，很快就把他的武装队伍集合起来，着手工作。最先说服坦克学校的队伍仍旧效忠于希特勒的就是他。
　　腊斯登堡的有力对策、戈培尔的争取雷麦和利用无线电的迅速决定、党卫队在柏林的恢复活动，以及班德勒街方面谋反分子的令人难以置信的混乱和无所作为——这一切使得许多正要投向谋反分子一边或者甚至已经这样做了的军官，踌躇起来。其中之一是奥托·赫尔福特将军，此人是已被逮捕的科茨弗莱契将军的参谋长。他开始时已同班德勒街合作，设法集合部队，后来看到风势不对，就改变了立场，于下午9 点半左右打电话给希特勒大本营，说他正在镇压军事政变。
　　弗洛姆将军的拒绝参加，曾使起义一开始就陷入危机，因此遭到拘禁。
　　他现在却活跃起来了。约在下午8 时，即当他在副官的房间里被拘禁了4 小时之后，他请求允许他到楼下自己的房间里去休息。他以一个军官的荣誉保
　　证决不想法逃跑或同外界通消息。霍普纳将军不但同意，而且由于弗洛姆说他又饥又渴，还给他送来了夹肉面包和一瓶酒。在此以前不久，弗洛姆幕僚中有3 个将军到了这里，他们拒绝参加叛乱，并且要求把他们送到他们的上司那里去。令人费解的是，他们居然被送到弗洛姆的屋子里，虽然也是被拘禁起来。他们一到，弗洛姆就告诉他们，这屋子有一个很少使用的后门，他们可以从那里逃走。他背弃了对霍普纳的誓言，命令这些将军们出去组织力量，攻打这座大厦，把他救出来，并平定叛乱。这些将军们乘人不备，溜了出去。
　　奥尔布里希特手下的一群低级军官，起初有的附和了叛乱分子，有的留在班德勒街观看风色，到了这时，已经开始看到，叛乱正在失败。他们还开始意识到，如果叛乱失败，而他们没有及时起来反对叛乱，他们就都会被作为叛徒绞死。他们之中就有一个人后来这么说。有一个叫弗朗兹·赫尔伯中校的，原本是一个警官，又是一个真心实意的纳粹分子。他从斯本道军火库搞来了一些冲锋枪和弹药，秘密地放在二楼。大约10点半钟的时候，这些军官会见奥尔布里希特，要求他明确地告诉他们，他和他的朋[1067]友们究竟想达到什么目的。这位将军作了说明，他们也不争辩，就退出来了。
　　过了20分钟，他们又回来了。大约有6 个或者8 个人，由赫尔伯和波多·冯·德·海德中校带头，手里举着武器，要求奥尔布里希特作进一步的解释。施道芬堡听见声音，进来观看究竟，就被抓住了。当他夺门而逃，走下楼梯的时候，他那仅有的一条胳臂中了枪弹。这些反叛乱分子开始胡乱地开枪，虽然除了施道芬堡以外，他们并没有打着什么人。接着他们在曾经被谋反集团用作总部的那层楼上跑来跑去，搜捕谋反分子。贝克、霍普纳、奥尔布里希特、施道芬堡、哈夫登和梅尔茨都被赶进了弗洛姆那间空的办公室。
　　一会儿，弗洛姆本人在他的办公室里出现了，手里拿着手枪。
　　“诸位先生，”他说，“我现在要以你们对待我的办法来对待你们。”
　　但他并没有这样做。
　　“放下武器！”他命令说，并且告诉刚才逮捕他的这些人，他们已经被捕了。
　　贝克平静地回答，伸手去摸手枪。“我是你从前的司令官，你不能这样要求我。我自己对这个不幸局面的后果负责。”
　　“好，让枪对准你自己。”弗洛姆警告说。
　　这个才能出众、文雅有礼的前参谋总长非常缺乏行动的意志力。这使他在一生中最重大的考验面前最后归于灭亡。直到临死，他都是如此。
　　“在这一刻，我想起了从前……”他开始说，但弗洛姆不让他说下去。
　　“我们现在不想听你这一套。我要求你停止说话而采取行动。”
　　贝克采取了行动，他扣动扳机，但是子弹只擦伤了他的头。他倒在椅子上流了一点血。
　　“给这位老先生帮点忙。”弗洛姆命令两个青年军官。但当他们去拿武器的时候，贝克不让他们开枪，请求再给他一次机会。弗洛姆点头同意。
　　接着，弗洛姆转向其他谋反分子。“你们各位，如果想要写信的话，我给你们几分钟时间。”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要了纸笔，坐下来给他们的妻子写封短短的诀别信。施道芬堡、梅尔茨、哈夫登和别人沉默地站着。弗洛姆大步走出了房间。
　　他很快下定决心要消灭这些人。他虽然拒绝积极参加谋反活动，但好几个月以来他对谋反活动一直是知情的，并且庇护了行刺的凶手，也没有上报他们的计划。因此他要消灭这些人，不但为了灭口，还要使自己成为枚平叛乱的人，向希特勒邀功。在纳粹匪徒世界里，要想这样做已经太迟了，但当时弗洛姆并没有意识到这一点。
　　过了5 分钟，他又回来，宣布他已“以元首的名义”举行了一次“军法审判”（至今没有发现有什么证据证明他曾这样做过），判处以下4 名军官死刑：“参谋总部上校梅尔茨·冯·基尔海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这个我不再知道他姓名的上校[ 指施道芬堡] 和这个中尉[ 指哈夫登].”
　　那两位将军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还在给妻子写信。贝克将军瘫在椅子上，子弹擦伤处流出来的血满脸都是。那4 个“被判死刑”的军官，像电线杆似地沉默地站着。
　　弗洛姆对奥尔布里希特和霍普纳说：“先生们，你们准备好了吗？我必须要求你们快一点，这样才不致于使别人太为难。”
　　霍普纳写完信，把信放在桌上。奥尔布里希特要一个信封，把信放进去，封好口。贝克现在恢复了一点神智，要求再给他一支手枪。施道芬堡（他那只好胳臂的袖子浸透了枪伤流出来的血）和他的3 个“被判死刑”的同伴被带了出去。弗洛姆叫霍普纳跟出去。
　　在楼下的院子里，一部陆军汽车用防空布罩罩上的车灯，射出了微弱的光线。这4 个军官很快地被行刑队打死了。目击者说，当时人声嘈杂，主要是卫兵们的吆喝声。他们急急忙忙，因为怕空袭。那年夏天，英国飞机几乎每晚都飞临柏林上空。施道芬堡在临死时喊道：“我们神圣的德国万岁！”
　　这时，弗洛姆给霍普纳将军自己选择。3 星期之后，在绞刑架的阴影下，霍普纳对“人民法庭”说出了当时经过。
　　“[ 弗洛姆说] 唉，霍普纳，这件事情真使我伤心。你知道，我们一直是好朋友和好同志。你让自己卷进了这件事情，不能不承担它的后果。你要同贝克走同样的路吗？要不，我就要立即逮捕你。”
　　霍普纳当时回答说，他并“不感到这样有罪”，他认为他能为自己“辩白”。
　　弗洛姆握一握他的手回答：“我理解”。霍普纳被送进了摩亚比特的军人监狱。
　　当他被带走的时候，他听见从隔壁房间门口传来贝克的疲惫的声音：“这次要是不行，那就请帮忙吧。”接着传来手枪射击的声音。贝克第二次尝试自杀又告失败。弗洛姆从门口伸进头去，再一次要一个军官“给这位老先生帮一帮忙”。这个不知姓名的军官拒绝帮这个忙，而让一个上士去做。这个上士把第二次受伤后昏迷过去的贝克拉出房间，颈上加了一枪，结果了性命，这时已过午夜。在德意志第三帝国11年半的时间中，这仅有一次的反希特勒严重叛乱，在11个半小时内就被平息了。斯科尔兹内带了一队武装的党卫队来到了班德勒街。他是一个警官，知道不应该杀掉那些人，因为他们如加以严刑拷打会供出关于谋反活动规模的十分有价值的证据。因此，他禁止再处决人，把另外的谋反分子加上手铐，送进了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监狱。他又命令侦探们收集那些谋反分子来不及毁掉的犯罪文件。希姆莱在这以前已经到了柏林，在戈培尔的宣传部里成立了一个临时总部，宣传部现在已由雷麦的警卫营的一支部队保卫着。他打电话给希特勒，报告叛乱已经平定。在东普鲁士，一辆广播车正从柯尼斯堡向腊斯登堡疾驰，以便元首发表预告已久的广播演说。德意志广播电台从下午9 时起，每隔几分钟就预告一次元首即将发表广播演说。
　　快到深夜1 点的时候，阿道夫·希特勒的嗄哑的声音在夏天夜空中响起来了。
　　我的德国同志们！
　　我今天对你们讲话，第一是为了使你们听到我的声音，知道我安然无恙；第二是为了使你们了解在德国历史上从未有过的一次罪行。
　　由一些野心勃勃的、不负责任的同时又是愚蠢无知的军官组成的一个很小的集团，合谋杀害我，以及与我一起的武装部队最高统帅部的将领。
　　施道芬堡伯爵上校放置的炸弹在离我右边两米的地方爆炸。它使我的许多真正的、忠贞的合作者受了重伤，其中一人已经去世。我本人除了一些很轻微的碰伤、擦伤和烧伤之外，安然无恙。我把这看作是上天降大任于我的证明……
　　这些篡夺者的圈子是很小的。它同德国武装部队、特别是同德国人民的精神毫无共同之处。这是一个犯罪分子的匪帮。这个匪帮将加以无情消灭。
　　因此，我现在命令，任何军事当局……都不得服从这群篡夺者的命令。我同时命令，人人都有义务逮捕任何散发或持有他们命令的人，如果遇到抵抗，可当场格杀勿论……
　　这一次，我们将以国家社会党人常用的方法来对他们实行清算。
　　血腥的报复
　　这一次，希特勒也是说到做到的。
　　纳粹对待自己的德国同胞的野蛮，这时达到了顶点。在疯狂的逮捕之后，接着就是令人毛骨悚然的严刑拷打、草率的审判和死刑的宣布。死刑的执行大多数是缓慢地绞死，把死难者用钢琴琴弦吊在从肉铺和屠场借来的肉钩子上。嫌疑犯的亲戚朋友，成千上万地被抓起来送进集中营，许多人就死在集中营里。少数有勇气掩护逃犯的人都被立即处死。
　　希特勒在万分震怒和难以餍足的报复欲望支配之下，拼命督促希姆莱和卡尔登勃鲁纳，更加努力去搜捕所有敢于谋害他的人。他亲自定下了处理这些人的办法。
　　在腊斯登堡爆炸发生后举行的最初几次会议中，有一次他咆哮说：“这回对罪犯要毫不客气地干掉。不用开军事法庭。我们要把他们送上人民法庭。
　　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法庭要用闪电速度进行审判。判决宣布两小时之后立即执行。要用绞刑——别讲什么慈悲。”
　　这些来自上面的指示，都由“人民法庭”庭长罗兰·法赖斯勒严格地执行了。法赖斯勒是一个卑鄙恶毒的狂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他当了俄国的战俘，成了一个狂热的布尔什维克。后来，即使在1924年他成了一个同样狂热的纳粹分子以后，他还是赤色恐怖的热烈崇拜者和这种恐怖统治方法的热心仿效者。在30年代中，在莫斯科曾举行过多次审判，许多“老布尔什维克”和大部分高级将领都以“叛国罪”被清算。这些审判的总检察长是安德烈·维辛斯基。法赖斯勒就曾专门研究过维辛斯基的技术，所以希特勒在上面提到的那次会议上曾赞叹道，“法赖斯勒是我们的维辛斯基”。
　　人民法庭的第一次审讯于8 月7 日、8 日在柏林举行。受审判的7 月20日事件的谋反分子有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霍普纳将军、施蒂夫将军和冯·哈斯将军，还有一些同自己所崇拜的偶像施道芬堡密切合作的下级军官——哈根、克劳辛、伯纳第斯、彼得·约克·冯·瓦尔登堡伯爵。由于在秘密警察的刑讯室里饱受折磨，他们已经不像样子。又由于戈培尔下令把审判的每一个细节都拍摄下来，使这部电影在军队和社会上放映时可以作为一个教训——也作为一个警告——所以更是千方百计地把被告弄得狼狈不堪。他们穿着破烂的衣服，旧衣服和旧绒衫，走进法庭的时候，胡子也没有刮，没有领子，不带领带，裤子上没有背带，也没有腰带，只好提着。特别是曾经威风凛凛的那个陆军元帅，看去像是一个精神颓丧的、牙齿脱光的老头子。他的一口假牙被拿掉了。当他站在被告席上受尽恶毒的首席法官刻薄揶揄的时候，他一直用手抓着裤子，怕它掉下来。
　　法赖斯勒对他喊道：“你这不要脸的老家伙，为什么老弄着你的裤子？”
　　尽管他们知道自己的命运已定，这些被告在法赖斯勒的不停侮辱前面，还是表现出了尊严和勇气。最勇敢的大概要算施道芬堡的表兄弟、年轻的彼得·约克。他冷静地回答那些最侮辱性的问题，而且从不掩饰他对国家社会主义的鄙视。
　　法赖斯勒问道：“你为什么没有入党？”
　　伯爵回答：“因为我不是而且永远不可能是一个纳粹分子。”
　　当法赖斯勒怔了一阵之后又追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约克想作解释。“庭长先生，我在侦讯时已经说过，纳粹主义是这样一种思想，我——”
　　法官打断他。“——不能同意……你不同意国家社会主义关于根除犹太人的公正思想？”
　　约克答道：“重要的是，造成这一切问题的是国家对个人的集权主义要求，这种要求迫使个人放弃他在道德上和宗教上对上帝的责任。”
　　“废话！”法赖斯勒大声叫道，他不让这个年轻人说下去。这样的话可能破坏戈培尔博士的电影，也可能让元首生气，因为元首已经下令，“别让他们发表长篇演说”。
　　法庭所指定的辩护律师简直可笑极了。从审判记录可以看到，他们的卑怯是几乎难以置信的。例如，维茨勒本的律师，一个名叫威斯曼博士的人，比国家检察官还厉害，几乎同法赖斯勒一样地申斥由他辩护的人是一个“谋杀的凶手”，完全有罪，应受极刑。
　　8 月8 日审判一结束，就宣判极刑。希特勒曾经命令，“他们全都该像牲口那样被绞死”。他们确实这样被绞死了。在普洛成西监狱，这8 个被判死刑的人被赶进一个小房间，房里天花板上挂着8 个肉钩子。他们一个一个被剥光上衣，绑起来，用钢琴琴弦做成一个圈子套在他们脖子上，另一头挂在肉钩子上。当一个电影摄影机沙沙响起的时候，这些人被吊起来，绞死了。
　　他们身上那没有裤带的裤子，在他们挣扎的时候，终于掉了下来，使他们赤身露体地现出临死时的痛苦。审讯的照片和电影都奉命立即冲洗出来，赶送给希特勒，使他在当天晚上就可以看到。据说，戈培尔看这些影片时用双手按住眼睛，才没有晕过去。
　　这年的整个夏天、秋天和冬天，直到1945年初，狰狞的人民法庭一直在开庭，匆匆忙忙地进行阴风惨惨的审讯，罗织罪状，判处死刑。
　　1945年2 月3 日早晨，正当施拉勃伦道夫被带进法庭的时候，一颗美国炸弹炸死了法赖斯勒法官，炸毁了当时还活着的被告中大多数人的案卷。这样审讯才算停止。施拉勃伦道夫奇迹似地保住了性命。他是交上好运的极少几个密谋分子之一。最后美国军队在提罗耳把他从秘密警察的魔爪中解放出来。
　　另外那些人的下落应该在这里作个交代。
　　在7 月20日事件发生之前3 天，准备在新政权中担任总理的戈台勒由于得到警告，说秘密警察已经对他发出逮捕的命令，就躲起来了。他在柏林、波茨坦和东鲁普士之间，流浪了3 个星期，很少在同一个地方住上两夜。那时希特勒已悬赏100 万马克通缉他，但总还有朋友或是亲戚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8 月12日早晨，他在东普鲁士日夜不停地步行了几天之后，已经精疲力尽、饥肠辘辘，就撞进马里安瓦尔德附近康拉斯瓦德村的一家小客店里。
　　当他正在等候给他端来早点的时候，他发现有一个穿着德国空军妇女辅助队制服的女人正在注意他，于是他也不等早点了，溜出店铺，走向近处的树林里去。这时已经太迟了。这个女人名叫海伦·施瓦尔斯尔，是戈台勒家里的一个老相识。她很容易地就认出了他，偷偷地告诉了同她坐在一起的几个空军人员。戈台勒很快就在树林里被捕了。
　　人民法庭在1944年9 月8 日把他判处死刑，但直到第二年的2 月2 日，才同波比茨同时被处死。希姆莱所以迟迟没有绞死他们，显然是因为考虑到他们，特别是戈台勒，通过瑞典和瑞士同西方盟国建立的联系，可能会对自己有帮助，如果他要来收拾国家残局的话——这个前景这时已开始在他心里滋长。
　　前驻莫斯科大使弗雷德里希·瓦尔纳·冯·德·舒伦堡伯爵和前驻罗马大使哈塞尔，原定在新的反纳粹政府中接管指导外交政策的权力，分别在11月10日和9 月8日被处死。弗里茨冯·德·舒伦堡伯爵在8月10日死于绞刑架下。最高统帅部通讯处长菲尔基贝尔将军也在同一天被处决，7 月20日他在腊斯登堡所起的作用前面已经谈过。
　　死者的名单是很长的。有一个材料说，共处死了4980人。秘密警察的记录上是7000人被捕。在本书提到过的抵抗运动领导人中，被处死的有弗里茨·林德曼将军、冯·波斯拉格上校、狄特里希·波霍弗牧师、谍报局的格奥尔格·汉森上校、冯·赫尔道夫伯爵、冯·霍法克上校、詹斯·彼得·耶森博士、奥托·基普、卡尔·兰格本博士、尤利乌斯·莱伯、冯·利昂罗德少校、威廉·刘希纳、阿图尔·奈比（刑事警察头子）、阿道夫·莱希维恩教授、伯特霍尔德·冯·施道芬堡伯爵（克劳斯的兄弟）、提尔将军（陆［1073］军总司令部通讯处长）和冯·图恩根将军（在政变的那天贝克任命他继任冯·科茨弗莱契将军的职务）。
　　还有一批共20个被判死刑的人，希姆莱迟迟没有执行，显然是因为他认为，如果他接管政权并进行议和的话，这些人可能对他有用处。但在4 月22日夜间，当俄国人开始打到首都中心区的时候，他们都被匆匆打死了。这批罪犯们当时从利尔特街监狱转移到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地牢中去——在第三帝国的末日期间，许多罪犯都在这时利用灯火管制的机会逃跑了——队党卫队人员见到他们，就让他们排在一堵墙前面，开枪扫射了一阵，只有两个人逃出性命。事情的经过就是他们说出来的。这次被杀的有艾尔布莱希特·冯·伯恩施多夫伯爵、克劳斯·波霍弗（波霍弗牧师的兄弟）和艾尔布莱希特·霍斯霍弗（赫斯的好友。他的父亲是一个著名的地缘政治学家，不久便自杀了）。
　　弗洛姆将军虽然在决定命运的7 月20日晚上有那些表现，还是没有逃掉一死。第二天，希姆莱接替弗洛姆的补充军总司令职务，下令逮捕了他。他于1945年2 月间被押上人民法庭，以“怯懦”罪受审，并被判处死刑。* 也许是作为对他协助挽救纳粹政权有功的一点小小的补偿，他没有像被他在7 月20日晚上逮捕的那些人一样用肉钩子吊死，而是在1945年3 月19日由行刑队枪毙。
　　被革职的谍报局局长卡纳里斯海军上将，对密谋分子有过许多帮助，但是并没有直接参加7 月20日事件。他的神秘莫测的生涯，使他死亡的情况多年不明。人们只晓得，在谋害希特勒的事情发生之后，他被捕了。但是凯特尔设法不让他被送上人民法庭。
　　凯特尔在最高统帅部的工作中，只做过很少几件好事，这是其中一件。
　　元首对于这一延误大发雷霆，命令把卡纳里斯交给一个党卫队的即决法庭审判。这个程序也拖延了一个时期，直到1945年4 月9 日，即大战结束之前一个月，卡纳里斯和他的从前的助手奥斯特上校以及其他4 个人，终于在弗洛森堡集中营受审，并被判处死刑。但是卡纳里斯是否已被处决，则不能肯定。
　　10年之后，这个谜才被解开。
　　1955年，处理这个案件的秘密警察检察官被捕受审，许多目击者出庭证明，他们看见卡纳里斯在1945年4 月9 日被绞死。有一个目击者丹麦人伦丁上校说：他看见卡纳里斯光着身子，从牢房里被拖到绞架上。奥斯特也同时被处决了。
　　有些被捕的人死里逃生，最后被盟军先头部队从秘密警察手中解放出来。在这些人中间有哈尔德将军和沙赫特博士。沙赫特同7 月20日的叛乱并没有关系，但他在纽伦堡法庭上说，他曾［1074］“加入过”。哈尔德被关在一个不见天日的单人牢房里几个月。这两个人以及一批著名的德国和外国犯人，包括许士尼格、莱翁·勃鲁姆、施拉勃伦道夫和冯·福肯豪森将军，都是1945年5 月4 日在南提罗耳的下多夫被美军解救出来的，当时看守他们的秘密警察正打算把他们全部处决。福肯豪森后来被比利时人作为战犯审讯，在监狱中候审，关了4 年。
　　1951年3 月9 日，他被判12年劳役，但两个星期之后就被释放回国。
　　许多牵涉进这次谋反事件中的陆军军官，为了不让自己被送上人民法庭受罪都自杀了。海宁·冯·特莱斯科夫将军是密谋集团在东线军官中的灵魂，他在同他的朋友和副官施拉勃伦道夫诀别时说了一些话。施拉勃伦道夫记得最后几句话是：“现在，大家都会来攻击我们，咒骂我们。但是我的信心并没有动摇——我们做的事情是正当的。希特勒不但是德国的头号敌人，也是全世界的头号敌人。几小时之内，我将要在上帝面前，就我的行为和夫责进行申辩。我认为，我能带着一颗无愧的良心，为我在反对希特勒的战斗中所做的一切进行辩护……
　　“参加抵抗运动的人没有不穿上内萨斯的衬衫的。一个人只有甘愿为他的信仰而牺牲自己的生命，他才是有价值的。”
　　那天早晨，特莱斯科夫乘车到第二十八步枪师的阵地，悄悄地到前沿无人地带，拉响了一颗手榴弹，炸掉了自己的脑袋。
　　5 天之后，陆军军需总监瓦格纳也自尽了。
　　在西线的陆军高级将领中，有两个陆军元帅和一个将军自杀。前面已经叙述，在巴黎，当驻法军事总督海因里希·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逮捕了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处一秘密警察的全部人马时，起义开头进行得很好。现在一切都要看冯·克鲁格陆军元帅的动向了。克鲁格是新任西线总司令。特莱斯科夫在俄国战线工作时，曾对他做了两年工作，想努力使他成为一个积极的密谋分子。虽然克鲁格忽冷忽热，但最后总算同意——或者说，密谋分子这样认为——等希特勒一死，他将支持叛乱。
　　7 月20日晚上，在拉罗歇—基扬的Ｂ集团军总部——隆美尔出事后，这个集团军也由克鲁格指挥——举行了一次决定命运的晚餐会。克鲁格想同他的一些主要的顾问讨论一下关于希特勒存亡的相互矛盾的消息。这些顾问是：他的参谋长古恩特·勃鲁门特里特将军、Ｂ集团军参谋长斯派达尔将军、施图尔纳格尔将军和冯·霍法克上校。施道芬堡在下午稍早一些时候曾用电话通知霍法克关于爆炸和柏林起事的消息。当这些军官们齐集进晚餐的时候，至少其中有些人觉得，这位素来谨慎的陆军元帅眼看就要下决心和叛乱分子同命运了。晚餐快要开始的时候，贝克和他通了电话，恳求他的支持，不管希特勒是死是活。接着就接到了冯·维茨勒本陆军元帅签署的第一号通令。克鲁格得到了很深的印象。
　　但是，他还想得到有关形势发展的更多消息。对叛乱分子说来，不幸的是，新的消息来自施蒂夫将军。施蒂夫在当天早上同施道芬堡一起到腊斯登堡，对他表示了预祝，还看到了爆炸，但他判定希特勒并没有被杀。现在，到了晚上，他正想法灭迹。勃鲁门特里特接通了施蒂夫的电话，施蒂夫就告诉了他已经发生的事情或者说并没有发生的事情的真相。
　　“这样看来，已经失败了。”克鲁格对勃鲁门特里特说。他似乎是真的很失望，因为他接着说，如果计划成功，他就要马上与艾森豪威尔接触，要求停战。
　　在晚餐的时候，气氛是阴森森的，斯派达尔后来回忆说，“他们好像坐在一间死神降临的屋子里”。克鲁格听着施图尔纳格尔和霍法克热烈地申述他们为什么认为即使希特勒还活着也必须要起事的理由。勃鲁门特里特描写了当时的情况：当他们申述了理由以后，克鲁格带着显然失望的语气说：“先生们，尝试已经失败了。一切全完了。”施图尔纳格尔喊道：“元帅，我想你是知道原定计划的。必须要有所行动。”
　　克鲁格否认他知道任何计划。他命令施图尔纳格尔释放在巴黎被捕的党卫队保安处人员。然后，他又劝施图尔纳格尔说：“我看你最好换上便服躲藏起来。”
　　但是有着像施图尔纳格尔这样军阶的自尊的将军是不会选择这样的出路的。在巴黎的拉菲尔旅馆举行了令人不可思议的通宵的香槟酒会，会上由奥伯格将军率领的被释放的党卫队和保安处军官与曾经逮捕他们的陆军将领们握手言欢（如果叛变成功，这帮党卫队人员肯定要被枪决）。施图尔纳格尔在酒会结束以后便坐车回德国去，因为他原已接到命令要他回柏林去报到。
　　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曾在那里指挥过一个营的凡尔登停下来再看一看这个著名的战场。但是也是为了执行一个个人的决定。他的司机和警卫员听到一声枪响。他们发现他在一条运河里挣扎。子弹打穿了一只眼睛，另一只也受了重伤。他被送到凡尔登陆军医院，受伤的那只眼睛也被切除了。
　　但这并没有使施图尔纳格尔免于厄运。在希特勒的火急命令下，这位双目失明、处于绝望之中的将军被解到柏林。他被押上人民法庭，躺在一张小床上听法赖斯勒的辱骂。8 月30日，他在普洛成西监狱被绞死了。
　　冯·克鲁格元帅拒绝参加叛变，这一决定性行动并没有能够使他得救，正如弗洛姆在柏林所采取的类似的行动不能使自己得救一样。斯派达尔在评论到这位迟疑不决的将军时说道：“命运不会饶恕那些虽有信念但没有足够的决心把信念付诸实行的人。”现在已经得到证明，12月20日才被处决的冯·霍法克上校在严刑拷打之下招出克鲁格、隆美尔和斯派达尔曾参与叛变计划。据勃鲁门特里特说，奥伯格曾对他说过，霍法克在初次提审中“招出”
　　克鲁格。勃鲁门特里特还说，这位元帅从奥伯格那里亲自听到这一消息后“开始显得越来越忧虑起来”。
　　从前线来的消息也不能使他精神振奋起来。
　　7 月26日布莱德雷将军率领的美军已经突破在圣洛的德军阵地。4 天以后巴顿将军率领的新建立的第三军团越过这一缺口到达阿夫朗舍，打开通往布里塔尼和南方的卢瓦尔河的道路。这是盟军进攻的转折点，7 月30日，克鲁格报告希特勒大本营说：“整个西线已被突破……左翼已经崩溃。”到8 月中旬，所有留在诺曼第的德军都被围在法莱附近的狭小的袋形阵地内，希特勒下令不得再往后退。元首现在已十分讨厌克鲁格，责怪他使西线遭受挫败，并且疑心他想要带着队伍投降艾森豪威尔。
　　8 月17日瓦尔特·莫德尔元帅来接替克鲁格。克鲁格事先并不知道自己已被免职，只是到莫德尔突然出现后才知道的。希特勒通知克鲁格，要他报告今后在德国的行踪。这是一个警告，说明他已被怀疑与7 月20日的叛变有关。第二天他写了一封长信给希特勒，然后就驱车回家了。他走到梅茨附近服了毒药。
　　在缴获的德国军事档案中发现了他致希特勒的遗书。
　　当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已不在人间了……生命对我已经失去了意义……隆美尔和我……早已预见到今天的形势。我们的话没有人听……
　　我不知道在各方面都受过考验的奠德尔元帅是否能控制目前的局势……如果他控制不住，如果你所期望的新武器不能成功，那末，我的元首，下定决心结束这一场战争吧。德国人民所遭受的苦难实在太大了，现在已经到了结束这种恐怖的时候了。
　　我一直敬佩您的伟大……如果说命运比您的意志和天才还要强大的话，那么上帝也是如此……
　　希望您现在也表现足够的伟大，在必要时结束这一场毫无希望的斗争……
　　根据约德尔在纽伦堡的口供，希特勒一声不响地看完了这封信，然后未加评论地交给约德尔。几天以后，在8 月31日的军事会议上，希特勒说：“有充分的理由认为，克鲁格如果没有自杀的话，也无论如何要被逮捕的。”
　　接着就轮到德国群众的偶像隆美尔陆军元帅。
　　当冯·施图尔纳格尔将军自杀未遂，双目失明，神志不清地躺在凡尔登医院手术台上的时候，他喃喃地道出了隆美尔的名字。
　　后来冯·霍法克上校在柏林艾尔布莱希特亲王街的秘密警察的监狱中受不了酷刑，也招认隆美尔曾参与7 月20日阴谋。霍法克引证隆美尔元帅曾经对他说过的话：“告诉柏林的人，他们可以指望我。”希特勒听了这句话以后十分震惊，他因此作出决定：他所宠信的也是在德国最受欢迎的这位将军必须死去。
　　隆美尔当时住在伯奈的野战医院里。他的头盖骨、两个太阳穴和颧骨受了重伤，左眼也受了严重的损害，脑袋上尽是炸弹碎片。为了避免遭到进攻中的盟军的俘虏，他先从这个野战医院被迁至圣一歇尔曼，在8 月8 日那天又迁到乌尔姆附近赫林根的自己的住宅里。他从前的参谋长斯派达尔到赫林根去访问他。第二天，9 月7 日，斯派达尔就被捕了。这对隆美尔是第一个警告，说明会有什么下场等待着他。
　　“那个病态的撒谎者现在已经完全疯了！”隆美尔在与斯派达尔谈话中谈到希特勒的时候这样说，“他正在对7 月20日案件的谋反分子发泄他的虐待狂！他不会就此罢手的！”
　　隆美尔现在注意到，保安处的人员正在监视他的住宅。他的15岁的儿子原来在高射炮中队服役，现在暂时告假回家来服侍他。当他和他的儿子—同在附近森林中散步的时候，他们两人都带着手枪。希特勒在腊斯登堡大本营收到霍法克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副本后，就下令处决隆美尔。但是办法与众不同。后来凯特尔对纽伦堡的提审人员解释说，元首认识到，“如果这个赫赫有名的元帅，德国最得人心的将军，被逮捕并押上人民法庭的话，这将是一件非常丢脸的事”。因此希特勒同凯特尔商量好，让隆美尔知道控告他的证据，让他选择要么自杀，要么以叛国罪在人民法庭受审。如果他选择自杀的话，他死后可以获得具有全副军事荣典的国葬仪式，而且可以保全他的家属。
　　于是在1944年10月14日中午，希特勒大本营有两位将军驱车来到被党卫队用5 部装甲车团团围住的隆美尔的住宅。一位将军是威廉·布格道夫，一个长着酒糟鼻子、同凯特尔一样对希特勒唯命是从的酒鬼；另一位是与他有着同样性格的、他的陆军人事处的助手恩斯特·迈赛尔将军。他们事先通知隆美尔，他们是从希特勒那里来的，准备同他谈一谈他“未来的职务”问题。
　　凯特尔后来作证说，“我在希特勒的指使下，叫布格道夫带着一份招出隆美尔的证词到他那里去。如果证词是真的，他要对后果负责；如果是假的，他会得到法庭的开释。”
　　“你还命令布格道夫带一点毒药给他，是不是？”检察官问凯特尔。
　　“是的。我告诉布格道夫带上毒药。假如有此需要，隆美尔也好使用它。”
　　在布格道夫和迈赛尔到达以后，事实真相就清楚了：他们不是前来商谈隆美尔的未来职务的。他们要求和这位元帅单独谈话，于是3 人到隆美尔的书房去。
　　“几分钟以后”曼弗雷德·隆美尔后来追述道，“我听见父亲上楼到母亲的房间去。”他接着说：父亲同我走进我的房间。他开始缓慢地说：“我刚才不得不告诉你的母亲，我将在15分钟内死去……希特勒指控我犯了叛国大罪。鉴于我在非洲服役有功，给了我一个服毒自杀的机会。那两位将军带来了毒药。这种毒药在3 秒钟之内就能致人于死命。如果我接受的话，对我的家庭将不会采用在这种情况下的例行措施……我还可以得到国葬待遇。一切都准备停当了。在15分钟年你将接到从乌尔姆的医院打来的一个电话，说我在赴会途中因脑病发作死去了。”
　　事情果然就是如此。
　　隆美尔穿着他那件旧的非洲团皮前克，手里拿着元帅的节杖，跟着两位将军上了车。车行一二英里后在森林旁的路上停下来，迈赛尔将军和党卫队司机走下车来，隆美尔和布格道夫仍留在车上。1 分钟以后，当下车的那两个人回来的时候，隆美尔已直挺挺地死在座位上。布格道夫不耐烦地走来走去，似乎担心会误了他的午餐和午饮。隆美尔夫人在与丈夫告别15分钟以后，接到预期的从医院打来的电话。主治大夫报告说，两位将军带来了元帅的尸体，他是因大脑栓塞致死的，这显然是前次他头盖骨受伤的结果。实际上布格道夫横蛮地禁止解剖尸体。“不要动尸体，”他大叫道，“一切柏林都已经安排好了！”
　　一切的确是已经安排好了。
　　莫德尔元帅发布一道冠冕堂皇的命令，宣布隆美尔因“7 月17日受伤”
　　不治身死，对“我国最伟大的指挥官之一”的牺牲表示哀悼。
　　希特勒给隆美尔夫人的电报说：“您丈夫的死给您带来巨大的损失，请接受我最真挚的吊唁。隆美尔元帅的英名将永远和北非英勇的战役联系在一起。”戈林在电报中表示了“默哀”：我们都希望您的丈夫能继续活在德国人民之中，但是他却因伤英勇地与世长辞了，这深深使我伤心。
　　希特勒下令举行国葬。德国陆军高级将领冯·伦斯德在举行国葬仪式时致悼词。他站在裹着叄遄制斓穆∶蓝迕媲八担八男氖鞘粲谠椎摹薄?
　　斯派达尔说：“在那些在场的人看来，这个老军人［指伦斯德］似乎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在这里，命运给了他担当马克·安东尼这一角色的独特机会。他一直保持着他这种道义上的无动于中的态度。”* 德国陆军骄矜自负的军官团所受到的耻辱是很大的。它的3 个卓越的元帅——维茨勒本、克鲁格和隆美尔——牵连在试图推翻希特勒的阴谋里，1 个被绞死，另外2 个被逼自杀。它不得不眼看着它的数十名高级将领被押进秘密警察的监牢，在人民法庭上通过公审丑剧被合法地谋杀。军官团虽然有着自豪的传统，但在这史无前例的形势下，并不能团结一致。它力图要保持它的“荣誉”，但其方法，至少在一个外国观察家看来，只能使它丢脸和堕落。在那个奥地利下士出身的人的淫威下，惊慌失措的军官团领袖们只好摇尾乞怜，卑躬屈膝。
　　因此，当冯·伦斯德元帅站在隆美尔尸体前面致悼词的时候精神颓丧、心情惶惑，就毫不足怪了。他同其他的将领一样，已经够低三下四了，但是希特勒现在还要逼着他们受尽一切屈辱。伦斯德亲自接受了所谓军事“荣誉法庭”执行法官的任务，希特勒设立这个法庭的目的是要把所有参预7 月20日案件的军官嫌疑犯全部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他们就不能受军事法庭的审问，而是作为平民不光彩地移交给草草审判的人民法庭。这个“荣誉法庭”
　　不允许被控告的军官为自己辩护，它只是按秘密警察所提供的“证据”行事。
　　伦斯德对于这种限制并没有提出过抗议，另一个法官古德里安将军也没有抗议过。古德里安在炸弹案发生以后被任命为陆军参谋总长，在他的卧区录中，他曾承认过这是一个“不愉快的任务”，法庭的审问是“凄惨的”，而且提出了“最困难的良心问题”。这无疑是实情，因为伦斯德、古德里安和其他法官——都是将军——把数以百计的军官从陆军中开革出去，这样侮辱他们不算，还要把他们去送死。
　　古德里安干的勾当还不止于此。他以参谋总长的名义发布过两道堂皇的命令，向最高统帅保证全体军官对他永远效忠。第一道命令是7 月23日发布的，它谴责谋反分子不过是“很少数的军官，其中有一些是已经退休了的。
　　这些人丧失了一切勇气。他们由于怯懦和软弱，宁愿走耻辱的道路，而不走一个高尚军人应该走的唯一的道路——尽职和荣誉的道路”。因此他庄严地向元首保证“陆军中将军、军官和士兵的团结一致”。
　　同时那个早已被黜的冯·勃劳希契元帅赶紧发表一个强烈谴责这次政变的声明，保证继续向元首效忠，对一向瞧不起将军们、连勃劳希契也不放在眼中的希姆莱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表示欢迎。另一位失宠的人，退休了的雷德尔海军元帅，因为怕自己被人怀疑至少曾同情过这些谋反分子，也急急忙忙赶到腊斯登堡当面向希特勒表示忠诚。7 月24日，老式的军礼被强迫废除了，代之以纳粹式的敬礼，以“作为陆军对元首的不可动摇的效忠和陆军与纳粹党之间最紧密的团结的象征”。
　　7 月29日古德里安警告参谋总部的所有军官，从此以后必须带头做效忠于元首的好纳粹分子。
　　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必须是一个国家社会主义的军官领袖……这不仅要表现在他对政治问题的模范态度上，而且表现在根据元首的主义对年轻指挥官进行政治教育的积极合作上……
　　上级军官在评定和遴选参谋总部军官的时候，应该首先考虑他们性格和精神的特征，其次才是才智。一个坏蛋也许永远是非常狡猾的，但在患难时期，他就经不起考验，因为他是坏蛋。
　　我希望参谋总部的每一个军官马上表示他自己己接受我的看法，并且当众宣布。凡是办不到这一点的人，应该申请辞去参谋总部的职务。
　　据现在知道的材料，并没有人申请辞职。
　　一个德国军事历史学家评论道，这样一来，“参谋总部作为一个独立自主的整体的历史，可以说就此结束了”。参谋总部这个由优秀军事人才组成的组织，是由夏恩霍尔斯特和格奈斯瑙所创立并由毛奇发展成为国家支柱的。它曾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统治德国，控制过魏玛共和国。它甚至逼使希特勒摧毁冲锋队，杀害其领袖，因为他们反对它。但是，到了1944年夏天，它却被贬低到成为一群摇尾乞怜的、吓破了胆的人的可怜的团体。对于希特勒不会再有任何反抗，连批评也不会再有了。曾经不可一世的陆军，同第三帝国的所有其他的机构一样，与希特勒同流合污了。陆军的将领们现在已麻木不仁，十分缺乏当时发动政变时的那几个人所具有的勇气，以至于连提高嗓子说话（更不必说采取行动）来拦住那个独夫的手都不敢。虽然他们现在完全认识到，这个独夫正在迅速地把他们和德国人民带到他们可爱的祖国有史以来最可怕的灾难道路上去。
　　这些人都是作为基督教徒培养成人的，受过旧道德的熏陶，以爱惜荣誉自豪，在战场上能视死如归，然而他们精神上和意志上的麻木不仁一至于此，实在令人惊异。不过，如果读者还记得本书最初几章扼要叙述过的德国历史的进程的话，这也许并不是难于理解的。这一进程把盲目服从尘世间的统治者看作是日耳曼民族的最高道德，并且鼓励奴颜婢膝。现在这些将军们认识到他们对之匍匐在地的人的罪过了。古德里安后来回忆起希特勒在7 月20日事件以后的情况。
　　在他身上，严厉已变成残酷，虚声恫吓已变成干脆撒谎。他常常毫无顾忌地撒谎，却一口咬定别人在撒谎。他再也不信任任何人。同他打交道一向是够麻烦的，现在倚直是成了一种痛苦，并且是越来越加剧的痛苦。他经常失去一切自我克制的能力，使用的语言越来越粗暴。他周围的亲信中，现在已没有人能起约束的影响了。
　　虽然如此，现在只有这个人，这个半疯癫的、在身心方面迅速堕落了的人，能够把败退中的军队振作起来，并且使这个被打得一塌糊涂的国家打起精神来，正如他在1941年大雪纷飞的冬天在莫斯科所做的那样。他运用了那种令人难以置信的、在德国任何其他人——陆军、政府和人民中间——都缺少的意志力量，几乎是匹马单枪地把这个痛苦的战争拖延了差不多一年之久。
　　1944年7 月20日叛变的失败，不仅是由于陆军中和文职人员中的最能干的一些人的难以理解的愚蠢，弗洛姆和克鲁格性格上的致命弱点，这些叛变者在每一关头碰到的坏运气。它的失败还由于所有使这个伟大的国家得以继续维持的人：将军们和文官们，穿军服和穿便服的德国人民群众，没有进行革命的准备。事实上，尽管他们受尽苦难，有被击败和为外国占领的悲惨前景，但他们并不想革命。他们仍然接受并且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虽然它给德国和欧洲带来了堕落。他们仍然把希特勒看作是国家的救星。
　　［古德里安后来写道］当时，无可驳辩的事实似乎是，大多数德国人民仍然相信阿道夫·希特勒，如果希特勒死了，他们会认为谋杀者杀害的是唯一能够使战争胜利结束的人。
　　勃鲁门特里特将军虽然没有参加叛变计划，但是如果他的上司克鲁格能够坚强些，他一定也会支持叛变的。他在战争结束之后还发现，至少“在平民中有一半人在听到德国的将军们参加了推翻希特勒的计划时大吃一惊，因此他们痛恨这些将军们。在陆军中间也表现同样的情绪”。
　　希特勒用一种无法解释的催眠术——至少在我这个非德国人看来是如此——始终得到这一伟大民族对他的忠诚和信任。不可避免地，德国人民像一群不会说话的牲畜一样，但是怀着一种使他们不同于牲畜的虔诚的信念，甚至热情，盲目地跟着他跳下悬崖，投向国家的灭亡。





　　第三十章 德国的征服

　　战争打到了德国本土。
　　希特勒还没有来得及从7 月20日炸弹案的震动中恢复过来，便又面临着法国和比利时的丢失及东战场的巨大攻势。敌军以压倒优势兵力从四面八方向帝国进逼。
　　从1944年6 月10日开始的俄国夏季攻势，节节胜利，到8 月中旬，红军打到了东普鲁士边境，在波罗的海地区包围了德国50个师，深入到芬兰的维堡，消灭了中央集团军，而且在六个星期内在这条战线上推进了400 英里，到达维斯杜拉河与华沙隔河相望。同时，在南线从8 月20日开始发动新攻势，月底就占领了罗马尼亚和供给德军天然汽油唯一重要来源的普洛那什特油田。8 月26日，保加利亚正式退出战争，德军开始从该国仓皇撤退。9 月间，芬兰也退出战争，并向拒绝撤离其领土的德军开火。
　　在西线，法国迅速解放了。在新近成立的美国第三军团司令巴顿将军身上，美国人找到了一位坦克将军，与在非洲的隆美尔一样骁勇善战。7 月30日他攻克了阿夫朗舍之后，即让布里塔尼自生自灭，而开始向在诺曼第一线的德军进行大包抄，向东南推进到卢瓦尔河畔的奥尔良，然后转师向东推进到巴黎南面的塞纳河。8 月23日盟军抵达巴黎东南方和西北方的塞纳河，两天以后，雅克·勒克莱克将军所率的法国第二装甲师和美国第四步兵师就攻进了巴黎。被德国占领了4 年之久有法兰西荣誉之称的这一伟大城市解放了。人们发现法国抵抗运动部队已经基本上控制了巴黎，还发现塞纳河上的桥梁——其中有许多都是艺术品——均未遭受破坏。在法国的德军残余部队现在正在全线撤退之中。在北非战胜隆美尔的蒙哥马利，于9 月1日晋升为元帅，率领加拿大第一军团和英国第二军团在4天内挺进200 英里，从塞纳河下游通过有历史意义的1914—1918年和1940年的战场进入比利时。9 月3 日攻陷布鲁塞尔，次日又攻克安特卫普。盟军进展神速，德军甚至来不及破坏安特卫普的港口设备。这对盟军说来是一件大喜事，因为该港障碍一旦扫清之后，即可成为英美军队的一个主要供应基地。
　　在英加军队的南面，古特尼·Ｈ·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一军团以同样速度攻入比利时的东南方，到达1940年5 月德军致命的突破从那里开始的缨斯河，攻占纳缪尔和列日的堡垒，使得德军没有时间进行防守。在第一军的南面，巴顿的第三军团攻占了凡尔登，包围梅茨，进抵摩泽尔河，并在贝耳福尔山峡与法美第七军团会师；该军团在亚历山大·派契将军指挥下于8 月15日在法国南部海岸一带登陆，迅速挺进到罗尼河流域。
　　到8 月底，西线德军已损失50万人，其中半数是被俘的；并且损失了几乎全部的坦克、重炮和载重汽车。已经没有什么东西能用来保卫祖国了。曾经大肆吹嘘过的齐格菲防线实际上已无人防守，也没有武器防守。西线绝大多数德军将领都认为大势已去。斯派达尔说：“地面部队已经不再存在了，更不要说空军。”于9 月4 日重新被任命为西线总司令的伦斯德在战后对盟军提审人员说：“就我个人来说，战争在9 月间就结束了。”
　　但对阿道夫·希特勒来说，却不是如此。8 月31日，他在大本营对一些将军们训话，试图给他们灌输铁的意志并鼓舞士气。
　　我们在必要时将在莱因河上作战。这没有什么了不起。我们在任何情况之下都要战斗下去，正如腓德烈大王所说，要一直打到那些该死的敌人之中有一个精疲力竭不能再战为止。我们要作战到底，一直打到赢得在今后50—100 年内能够保障德国民族生命安全的一个和平局面为止，这个和平局面，首先不能像1918年那样再一次地沾污我们的荣誉……我活着就是为了领导这一战斗，因为我知道，如果在这一战斗的背后没有铁的意志，这场战斗是不能胜利的。
　　希特勒在严厉批评陆军参谋总部缺乏铁的意志之后，对他的将军们透露了他坚信前途有望的一些理由。
　　盟军之间的关系变得十分紧张的时候，他们决裂的日子就要到来了。历史上所有的联盟迟早都是要垮台的。不管怎样艰难，唯一的办法是等待恰当的时机。
　　戈培尔受命组织“总动员”的工作。新被任命为补充军司令的希姆莱，动手建立25个人民步兵师以防守西线。在纳粹德国，关于“总体战”的计划和言论尽管很多，但是国家的资源却远远没有全部利用起来。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在整个战争时期日用品的生产仍然维持着庞大的数字，这显然是为了保持民心和士气。而且他仍然迟迟未实行战前制定的动员妇女进工厂工作的计划。1943年3 月，当斯佩尔打算要妇女进工厂时，他说：“牺牲我们最珍贵的理想，这个代价太高了！”纳粹思想认为德国妇女应该呆在家里，而不是在工厂里，因而她们就一直呆在家里。在战争的头四年，当英国有225 万妇女从事战时生产的时候，德国只有18.2万妇女干着同样的工作。德国在和平时期有150 万人当家庭佣工，战时还始终保持这一数字。
　　现在敌人已经打到大门口，纳粹首脑们慌起来了。
　　15岁到18岁的孩子和50岁到60岁的男子都应召入伍。在大学、中学、机关和工厂里到处搜寻入伍者。
　　1944年9 月到10月有50万人参加了陆军，但是没有规定要妇女进机关、工厂去替代这些入伍者。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部长艾伯特·斯佩尔向希特勒抗议说，技术工人的应征入伍严重影响到军火生产。
　　自从拿破仑时代以来，德国士兵就从来没有需要去保卫祖国的神圣领土。那时以后的普鲁士的和德国的战争都是在别国领土上进行的，受到破坏的也是别国的领土。现在军队已陷入困境，因此对他们进行了大张旗鼓的激励士气的工作。
　　西线战场的士兵们！
　　……我希望你们保卫德国的神圣领土……坚持到底！……
　　元首万岁！
　　陆军元帅冯·伦斯德。
　　集团军的士兵们！
　　……只要我们一息尚存，决不放弃德国一寸土地……任何人不战而退，都是民族的叛徒……
　　士兵们！我们的家乡，我们的妻室儿女的生命系此一战！
　　我们的元首和我们的亲人对他们的士兵是有信心的！……
　　我们的德国和亲爱的元首万岁！
　　陆军元帅莫德尔。
　　虽然如此，可是由于大势已去，逃兵的数目一天比一天多。希姆莱为了防止逃亡，采取了严厉措施，9 月10日他下了一道命令。
　　某些不可靠的分子似乎相信，只要他们向敌人投降，战争对他们来说就结束了……
　　每一个逃兵……都将受到应得的惩罚。而且他的可耻的行为会给他的家属带来极其严重的后果……他们统统要被枪毙。
　　第十八步兵师的霍夫曼一舒恩福恩上校对部下说：我们队伍里的叛徒逃到敌人那边去了……这些杂种泄露了重要军事秘密……骗人的犹太造谣者用小册子来哄骗你们，想要把你们都变成杂种！让这些犹太人放毒吧！……至于那些忘掉荣誉的可耻叛徒，他们的家庭必须为他们的叛国行为抵罪。
　　9 月间，发生了一件使德国将军大惑不解的、他们称之为“奇迹”的事情。在斯派达尔看来，这是“1914年法国的‘马恩河奇迹’在德国的变相重演。盟军的猛烈进攻突然沉寂下来”。
　　盟军的司令官，上自艾森豪威尔将军开始，一直到今天还在争论为什么当时进攻会沉寂下来；而对德国的将领们来说，这是完全不可理解的。到9 月的第二周，美军已经进到亚琛前面和摩泽尔河上的德国边境。德国已暴露在盟军面前。蒙哥马利在9 月初已经催促艾森豪威尔把他的全部供应和储备物资交给英加军队、美国的第九军团和第一军团，以便在他的指挥下在北方发起猛烈攻势，急速插进鲁尔区，夺取德国的主要兵工厂，打开通往柏林的道路并结束战争。艾森豪威尔拒绝了这一建议。他要求在一条“宽阔的战线上”向莱因河推进。
　　但是他的军队进展太快，供应不上。每一吨汽油和军火必须要从诺曼第海滩上运进来，或者从瑟堡的唯一的港口运进来，再由汽车运三四百英里才能到达前线。9月的第二周，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便因缺乏供应停足不前。同时又碰到出乎意料的德军的抵抗。伦斯德在两处重要据点集中了他能调动的兵力，因此在9 月中旬能够至少暂时阻止了巴顿第三军团在摩泽尔河的前进，霍季斯第一军团在亚琛前面的前进。
　　在蒙哥马利催促下，艾森豪威尔同意了一个大胆的计划：夺取阿纳姆附近下莱因河畔的桥头堡，从而取得从北面包抄齐格菲防线的阵地。这一计划和原来蒙哥马利挺进鲁尔区直捣柏林的意图相差很远，但它也可以提供一个战略基地，以备日后之用。这一进攻是9 月17日开始的，第一步行动是把从英国基地起飞的两个美国空降师和一个英国空降师大批空投下来。但是由于气候不佳，由于空降部队恰恰降落在他们事先没弄清楚的两个党卫队装甲师之间，再加上没有充足的陆军从南面接应，进攻因此失败了。经过10天猛烈的战斗之后，盟军撤出阿纳姆。降落在这一城市附近的英国第一空降师约9000人，只剩下2163人。在艾森豪威尔看来，这次挫折“充分证明更加艰苦的战斗还在后面”。
　　可是他仍然没有料到，在那年冬天圣诞节到来之前，德军力量已经充分恢复，可以在西线发动一次令人猛吃一惊的袭击了。
　　希特勒垂死的孤注一掷
　　1944年12月12日的晚上，一群西线战场上的德国高级指挥官被召到伦斯德的总部去，他们被搜取了腰间佩带的武器和手里的公事包，然后被装进一个大汽车里，在没有亮光的乡野雪地里开了半个钟头，目的是弄得他们晕头转向，最后停在一个很深的地下室通道前，原来这是希特勒在法兰克福附近泽根堡的大本营。在那儿这些人第一次知道了少数最高参谋官和指挥官一个月前就已经知道的事：元首准备在4天内在西线发动一次强大的反攻。
　　自从9 月中旬艾森豪威尔的军队在莱因河以西德军前线受阻以来，希特勒的脑子里就盘算着反攻的念头。虽然美军第九、第一和第三军团在10月间就曾试图再度发起攻势，如艾森豪威尔所说，要“猛扑”莱因河，但是遇到阻碍，进展缓慢。
　　10月24日在一场苦战之后，一度是查理曼大帝的帝国古都亚琛向盟军投降了，这是盟军占领的第一个德国城市，但是美军还是不能突破，攻到莱因河的防线。不过，在整个战线上，美军以及在北方的英军和加拿大军正以消耗战拖住越打越弱的德军。希特勒意识到继续这样保持守势只不过是拖延末日的到来。他那发热的脑子里涌现出一个大胆设想的计划：夺回主动权，发动攻势，切断美军第三和第一军团，深入安特卫普，夺取艾森豪威尔的主要供应基地，压迫英加军队沿比利时和荷兰边境撤退。他认为这一攻势不但会使英美联军遭受惨败，从而使德国西部边疆不再感受威胁，而且使他能转过来对付俄国军队。俄国军队虽然在巴尔干半岛方面仍在前进，但从10月以来已在波兰和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上受阻了。这一攻势还会很快地打通阿登森林，1940年德军的大突破就是从这里开始的；而且德国情报人员知道这里只有4 个很弱的美军步兵师防守着。
　　这是一个大胆的计划。希特勒认为这个计划一定会使盟军措手不及，在他们有机会整顿以前击溃他们。但是有一个弱点。德军不但比1940年时削弱了，尤其是空军力量，而且它碰到的对手是一个资源雄厚得多、装备好得多的敌人。德国将军们赶紧提醒元首注意这种情况。
　　伦斯德后来说：“当我在11月初得悉这一计划的时候，我大吃一惊。希特勒根本没有和我商量过……很显然，要执行这样一个野心勃勃的计划，现有的兵力实在太少了。”伦斯德和莫德尔知道同希特勒争论是毫无用处的，他们决定提出一个替代的计划，他们希望这个计划一方面能满足希特勒坚持发动进攻的愿望，一方面能把进攻局限于除去美军在亚琛的突出地带。然而，这位德军西线总司令对于改变元首意图是不抱什么希望的，他甚至不愿参加12月2 日在柏林举行的军事会议，而派他的参谋长勃鲁门特里特去。但是参加会议的勃鲁门特里特、莫德尔陆军元帅、哈索·冯·曼特菲尔将军和党卫队赛普·狄特里希将军（后两人将指挥两支担任突破任务的装甲大军）
　　都不能改变希特勒的决定。深秋以来希特勒就为他的最后的孤注一掷到处搜罗残兵余卒。
　　11月间，他居然拼凑了近1500辆新的或改装的坦克和重炮，12月又再拼凑了1000辆。他还征调了28个师，包括9 个装甲师，供突破阿登森林之用；此外还有6 个师，准备在主要攻势发动之后进攻阿尔萨斯之用。戈林还答应凑3000架战斗机。
　　这是一支相当可观的力量，虽然远比不上1940年伦斯德在同一战场上所使用的兵力。但是要拼凑这样一支兵力，意味着取消对东线德军的增援，东线的德军司令官们认为这种增援是击退俄国准备在1 月发动的冬季攻势所必不可少的。当负责东线战场的参谋总长古德里安表示异议时，希特勒痛斥了他一顿。
　　用不着你来教训我！我已经在战场上指挥了5 年德国陆军，在这一时期中我所获得的实际经验，参谋总部无论谁想比也比不了。我曾研究过克劳塞维兹和毛奇，而且把所有施利芬的文件都念过。我比你清楚得多！
　　当古德里安抗议说，俄国准备以压倒优势的兵力进攻并且列举了苏军兵力的数字后，希特勒大声说道：“这是自成吉思汗以来最大的虚张声势！这些胡话是谁说起来的？”
　　12月12日晚上，被搜去公事包和武器的将军们聚集在泽根堡元首大本营，他们发现这位纳粹统帅，正如曼特菲尔后来回忆时所说：“背已驼了，面色苍白，有些浮肿。他弯着腰坐在椅子上，两手发颤，尽力隐藏那只随时要发抖的左臂。他是个病人……走路时一条腿拖在后面。”
　　然而希特勒的精神却仍然同从前一样高涨。将军们原以为最高统帅会给他们讲一讲反攻的全面军事形势，而他却给他们谈了一通政治和历史的大道理。
　　历史上从来没有过像我们敌人那样的联盟，成份那样复杂，而各自的目的又那样分歧……一方面是极端的资本主义国家；另一方面是极端的马克思主义国家。一方面是垂死的帝国，英国；另一方面是一心想取而代之的原来殖民地美国……
　　联盟中的每一个伙伴在参加时都抱有各自的政治野心……美国企图继承英国的衣钵；俄国想要取得巴尔干……英国打算保住它在……地中海的地盘……眼前这些国家就在争吵不休。谁能够像蜘蛛那样坐在网中央，注意形势的发展，他就可以观察到这些国家间越来越加深的矛盾。
　　如果我们发动几次攻击，这个靠人为力量撑住的共同战线随时随地可能霹雳一声突然垮台……
　　只要我们德国能保持不松劲……
　　要紧的是打破敌人认为胜利在握的信念……战争最后要看哪一方认输。我们在任何时候都要让敌人知道，不管他们怎样，他们决不能叫我们投降。决不能！决不能！
　　将军们散会时，这个动员演说还在他们的耳朵里嗡嗡地响着。
　　他们谁也不相信——至少他们后来这样说——阿登攻势会成功，但是他们仍然决心尽最大的能力去执行命令。
　　他们这样做了。
　　12月15日夜间，德军在亚琛以南的蒙却奥和特里尔西北的埃赫特纳赫之间的70英里的战线上进入他们的进攻阵地。这天晚上很黑，下着霜，浓雾笼罩着阿登森林附近崎岖的大雪覆盖着的群山。根据天气预报，会连着几天有这样的气候，估计盟军的飞机在这期间不能起飞，德国的供应线可以免遭诺曼第那样的浩劫。连着5 天天气都帮了希特勒的忙，这个完全出乎盟军总司令部意料的德军行动，在12月16日早晨获得初步进展以后，接连几次突破盟军阵地。
　　12月17日夜间，一支德军装甲部队到达斯塔佛洛，它距美军第一军团总部驻扎地斯巴只有8 英里，美军仓皇撤退。更重要的是，它距一个存有300 万加仑汽油的巨大美国供应站只有1 英里。假如这个供应站被德国装甲部队占领，它就会进展得更远更快，因为德军非常缺乏汽油。由于汽油供应不上，它的装甲部队不断放慢进展速度。斯科尔兹内的所谓第一五○装甲旅，穿着美式军服，驾驶着缴获的美军坦克、大汽车和吉普车推进得最远。约有40辆吉普车穿过被击溃的前线，其中有几辆一直进抵缪斯河。
　　但是在美军第一军团4 个战斗力不强的师在阿登森林被击溃以后，其他零星部队坚强的临时抵抗却使德国的进展缓慢下来。同时，它们在蒙却奥和巴斯托尼德耳突破处南北两翼坚守阵地，使德军只能通过狭长的突出地带前进。美军在巴斯托尼的这一场抵抗决定了德军的命运。
　　巴斯托尼这个公路交叉点，是防守阿登森林和其后面的缪斯河的关键。
　　如果防守坚固，不但能够阻止曼特菲尔率领的第五装甲军沿主要公路向缪斯河上的迪囊进攻，而且能够牵制准备进一步推进的大批德军。12月18日早晨，曼特菲尔的装甲部队的前哨离巴斯托尼只有15英里，而城内只有一些准备撤退的美军一个军的参谋人员。在17日晚上在莱姆斯休整的第一○一空降师奉命以最大速度赶到100英里以外的巴斯托尼。大汽车开着灯跑了整整一夜，在24小时内赶到该城，比德军到得稍早一点。这是一次有决定性的行军比赛，德国人输了。德军虽然包围了巴斯托尼，但要把部队绕过它，继续向缪斯河推进，是有困难的，他们不得不把强大部队留下来牵制这个公路交叉点，试图把它拿下来。
　　12月22日，德国第四十七装甲军司令海因里希·冯·卢特维茨将军写信给美军第一○一空降师师长Ａ·Ｃ·麦克奥利夫将军，要求巴斯托尼守军投降。他收到一封后来传得很广的只有一个字的回信：“呸！”
　　圣诞节的前一天是希特勒在阿登森林赌博的决定性的转折点。德国第二装甲师的一个侦察营在前一天到达缪斯河上迪囊以东3 英里的高地，等候开坦克的汽油和援军以便沿斜坡直冲缪斯河。汽油和援军都没有到来。美国第二装甲师突然从北面打来。巴顿的第三军团的几个师已经从南面攻上来，其主要目的是解巴斯托尼之危。曼特菲尔后来写道：“在24日的晚上，已经看得很清楚，我们的行动已成强弩之末。我们现在知道我们的目标是绝对达不到了。”德国狭长的突出阵地两翼所受的压力实在太大了。圣诞节的前两天天气转晴，英美空军大显身手，大肆轰炸德国供应线和驶上狭窄崎岖的山间公路的军队和坦克。德军向巴斯托尼作最后一次尝试。德军在圣诞节整天——从早上3 点钟开始——发动了一系列的攻击，但是麦克奥利夫的守军屹立不动。第二天，巴顿第三军团的装甲部队从南面突破，为守军解危。对德军说来，现在面临的问题是如何从狭长走廊地带撤退，以免被切断和消灭了。
　　但是希特勒对于任何撤退的建议都是听不进去的。12月28日晚上，他召集了一个大规模的军事会议。他不但不听从伦斯德和曼特菲尔的劝告，及时把德军从突出阵地撤出来，反而命令继续猛攻巴斯托尼，重新向缪斯河推进。此外，他还坚持马上向南方阿尔萨斯发动进攻，那里的美军战线由于巴顿派了几个师北上进攻阿登森林而变得薄弱了。将军们声称，他们既没有足够的兵力向阿登森林继续发动进攻，也没有足够的兵力向阿尔萨斯发动进攻，对于这些话希特勒充耳不闻。
　　先生们，这一行我已经干了11年了，而且……我从来没有听人向我报告过一切事情都已准备得完全好了的……准备永远不会完全。这是很明显的。
　　他滔滔不绝地说下去。将军们看得明白，他们的总司令说着说着，早已看不见现实而置身于云雾之中了。
　　问题在于……德国是否有意志继续生存下去和是否遭到摧毁……这场战争失败，德国人民就毁灭了。
　　他接下去又花了很多时间谈了罗马帝国的历史，谈了七年战争中普鲁士的历史。最后他又回到当前的迫切问题。尽管他承认阿登攻势“并没有获得预期的决定性胜利”，但是他声称这一战役已经带来了“整个形势的转变，在半月以前没有人相信这种转变是可能的”。
　　敌人不得不放弃所有的进攻计划……他们不得不把已经精疲力竭的部队拖上战场。他们的作战计划完全被打乱了。他们在国内受到严厉的批评。目前是敌人心理上很不利的时刻。敌人已经不得不承认在8 月以前决定战局已没有希望，也许到明年年底也不能……
　　末了这句话是承认最后失败吗？希特勒连忙想纠正这种印象。
　　先生们，我必须补充说……你们决不能认为我会（那怕是极为遥远地）预计到战争将要失败……
　　我从来不懂得什么叫“投降”……在我看来，今天的形势并不新鲜。我经历过比这糟糕得多的形势。
　　我提这些只是因为我要你们了解为什么我要这样狂热地追求我的目标，为什么没有任何东西能够把我拖垮。虽然焦虑使我苦恼，甚至损害我的健康，但没有东西能够丝毫改变我继续作战直到最后胜利为止的决心。
　　至此他呼吁他的将军们拿出“全部精力”来支持这次攻势。
　　那时候我们将……彻底打垮美军……那时候我们看吧。我不相信敌人能长期抵抗45个德国师……我们仍将掌握命运！
　　太晚了！德国缺少能把他的话兑现的兵力。
　　元旦那天，希特勒以8 个师的兵力攻打萨尔地区，并且命令海因里希·希姆莱率领一个军团从上莱因河的桥头堡发动猛攻。在德国将领们看来，让希姆莱带兵简直是在开玩笑。这两起攻势都没有获得进展。从1 月3 日起以两个军共9 个师的兵力向巴斯托尼所发动的总攻，展开了阿登战役中最激烈的战斗，但也毫无所获。到1月5日，德军已放弃夺取这一重镇的希望。他们面临着被英美军队反攻切断的危险，这一反攻是1 月3 日从北面发动的。1 月8 日，莫德尔所率领的军队在巴斯托尼东北的豪法里兹有被包围的危险，这时他才接到准许撤退的命令。到1 月16日为止，恰好是希特勒以他最后的兵力军火作赌注发动攻势的一个月之后，德军又回到他们开始攻击的战线。
　　德军死伤和失踪约12万人，损失了600 辆坦克和重炮，1600架飞机和6000辆汽车。美国损失也很惨重：死亡8000人，受伤48000 人，被俘或失踪21000 人，还损失了733 辆坦克和反坦克炮。但是美军能补充他们的损失，而德军却办不到。他们已经把［1096］最后的招数都使出来了。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的最后一次大反攻。它的失败不仅使西线的失败成为不可避免，而且也葬送了东线的德军，因为希特勒将他的最后的后备力量投入阿登战役，这一行动的不利后果马上就显示出来。
　　希特勒在圣诞节后第三天向他的西线将领发表的冗长训话中，对俄国战场仍然十分乐观。虽然巴尔干半岛已经丢失，但德军从10月以来仍然坚守着波兰和东普鲁士的维斯杜拉河的阵地。
　　［希特勒说］很不幸，由于我们的宝贝同盟军的叛变，我们不得不逐步后撤……但尽管如此，我们大体上还能守住东战场。
　　但能守多久呢？古德里安在俄军包围布达佩斯之后，曾在圣诞节前夕和元旦早晨两度向希特勒乞求援兵，以便应付俄军在匈牙利的威胁和应付他预料苏联将于1 月中旬在波兰发动的攻势，但是毫无结果。
　　［古德里安说］我曾指出，由于西方盟军的轰炸，鲁尔地区已经陷于瘫痪……可是我又指出，另一方面，上西里西工的工业区仍然能够全部开工，德国军人工业的中心已经移到东方了。如果上西里西工失守，我们在几星期内就将遭到失败。但是这些话等于白说。我受到驳斥，在最没有基督教气氛的环境中度过了一个十分惨淡的圣诞节前夜。
　　但是古德里安在1 月9 日第三次再到希特勒的大本营去。他带着他的东线谍报处长盖伦将军，盖伦企图用地图和其他图表向元首说明，在俄国即将于北方发动的攻势下，德国所面临的十分危急的处境。
　　［古德里安说］希特勒大发雷霆……他说这些图表是“完全荒谬”的，并且命令我把制图表的人关到疯人院去。我当时也发了火说：“如果你要把盖伦将军送迸疯人院，最好让医生证明我也是疯子吧！”
　　希特勒硬说，东线战场“从来没有拥有像今天这样强大的后备力量”。古德里安反驳道：“东线战场是个空架子，只要突破一点，全线都会崩溃。”事情果然如此。
　　1945年1 月12日，科涅夫率领的集团军从华沙南面维斯杜拉河上流的巴拉诺夫的桥头堡出击，向西里西亚推进。在其北面，朱可夫率领的集团军跨过华沙南面和北面的维斯杜拉河，华沙在1 月17日失守。再往北，俄国两个军团，占领了半个东普鲁士，并且挺进到但泽湾。
　　这是大战以来俄国发动的最大攻势。仅仅在波兰和东普鲁士两地，斯大林就投入了180 个师的兵力，其中很大一部分是装甲师。它们锐不可当，势如破竹。
　　古德里安说：“到1 月27日［苏联发动攻势15天以后］，俄国的声势浩大的进攻很快就使我们有全军覆没的危险”那时东西普鲁士已经被切断。
　　就在这一天，朱可夫从卢本跨过奥得河，在两星期内前进220 英里到达德国本土，离柏林只有100 英里了。最最严重的是，俄军已经占领了西里西亚的工业基地。
　　负责军火生产的斯佩尔在1 月30日，希特勒上台的十二周年纪念日，给希特勒打了一个报告，指出西里西亚失守的影响，“战争已经失败”，报告开头便这样说，接着他冷静而客观地作了说明。自从盟军大举轰炸鲁尔区以来，西里西亚的煤矿就为德国提供了60％的煤。现在铁路、发电厂和工厂所储存的煤只够用两星期。因此，斯佩尔说，在西里西亚失守以后，德国所能生产的煤只等于1944年生产的1/4 ，钢只等于1944年的1/6.这就预示出1945年是灾难的一年。
　　古德里安后来叙述说，元首晃眼看了一下报告，念了第一句之后便叫人把它收在保险柜里。他拒绝单独接见斯佩尔，他向古德里安说：“……我拒绝再单独地接见任何人……［他］总是说些使人不愉快的话。我受不了！”
　　1 月27日下午，在朱可夫的部队渡过奥得河，离柏林只有100 英里的时候，希特勒大本营发生了饶有趣味的事。这时大本营已迁至柏林总理府，此后，一直到最后，大本营都没有再移动。
　　25日那天急得团团转的古德里安去见里宾特洛甫，要他设法同西方马上接洽停战，以便使剩下来的德国军队能集中起来对付东线俄军。这位外交部长马上到元首跟前告密，于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把［1098］古德里安大骂了一顿，并且指控他犯了“叛国罪”。
　　但是在两个晚上以后，东线的灾难性的打击使得希特勒、戈林和约德尔反而认为没有必要向西方要求停战了。他们深信西方盟军由于害怕布尔什维克的胜利所带来的后果会自动找上门来。1 月27日元首会议记录的片断还保
　　存了这场戏的一部分。
　　希特勒：你们认为英国人对俄国的这一切进展会感到高兴吗？
　　戈林：他们当然不希望我们会挡住他们，而让俄国人占领整个德国……他们当初并不希望……
　　我们会像疯子一样地抵挡他们，而让俄国人节节进逼，现在差不多占领了整个德国……
　　约德尔：他们一向对俄国人怀有戒心。
　　戈林：如果这种情势发展下去，几天之内我们就会［从英国人那里］收到电报。
　　第三帝国的首脑们就这样把他们的最后希望系在一根游丝上。这些人曾经缔结了对付西方的纳粹一苏联条约，但是到最后他们还是不能理解为什么英国人和美国人不跟他们一道去击退俄国的进犯。
　　德国军队的崩溃
　　1945年的春天，第三帝国的末日很快地来到了。
　　垂死前的痛苦是在3 月里开始的。到了2 月，由于鲁尔区大部分已经成为一片废墟，上西里西亚又沦于敌手，煤的产量降到1944年的1/5 ；而且由于英美轰炸使得铁路和航运瘫痪，这些煤很少能运出去。元首会议上的主要议题是缺煤问题。邓尼茨抱怨说，因为没有燃料，他的舰只有很多无法开动；斯佩尔耐心地解释说，由于同样原因，发电厂和军火工厂也陷于停顿状态。
　　罗马尼亚和匈牙利油田的丧失，加上德国人造汽油工厂遭到轰炸，使得汽油非常缺乏，以致迫切需要投入战斗的战斗机大部分不能起飞，被盟军的空军炸毁在飞机场上。由于坦克缺乏汽油，很多装甲师不能出动。
　　对“神奇武器”的指望最后也放弃了。不仅是人民大众和士兵，甚至于像古德里安这样讲实际的将军们，都曾一度把他们的希望寄托在这种武器上。当艾森豪威尔的军队重新占领法国和比［1099］利时的海岸时，用以袭击英国的Ｖ-1飞弹和Ｖ-2火箭发射场，除了在荷兰还保留了几处以外，其余差不多全部丧失了。当英美军队进抵德国边境以后，德国向安特卫普和其他军事目标发射了约有8000枚这种飞弹，但造成的损失微不足道。
　　希特勒和戈林曾经想要依靠新的喷气机把盟军的空军赶跑。如果缺乏这种飞机的英美飞行员未能成功地采取对策的话，希特勒的想法是可能实现的，因为德国人已经制造了1000多架这种飞机。盟军的老式战斗机是无法同德国喷气机在空中较量的，但是这种喷气机极少能够起飞。制造供喷气机使用的特殊汽油的炼油厂已经被炸毁了，为了使喷气机能够起飞而建造的加长跑道很容易被盟军驾驶员发现，把停在机场上的喷气机炸毁。
　　海军元帅邓尼茨曾经向元首保证，新的用电力发动的潜水艇能在海上创造奇迹，再度给北大西洋上的英美生命线以灾难性的打击。但是到1945年2 月中旬为止，新制造的126 艘这种潜水艇，只有两艘下了水。
　　至于那使伦敦和华盛顿十分焦虑过的德国原子弹计划，也没有什么进展，这是因为希特勒对它没有兴趣，同时希姆荣又逮捕了许多原子科学家，怀疑他们对党国不忠，或者是把原子科学家派去从事他认为是更重要的一些无聊的“科学”试验。1944年底英美两国政府大大松了一口气，他们已探悉到德国人在这一次战争中不可能有原子弹。现在已有85个师兵力的艾森豪威尔的军队，于2 月8 日开始向莱因河进逼。他们预计德国军队只能采取拖延战术，而且为了保持实力，会退到江面辽阔、水流甚急的极难强渡的莱因河对岸去。伦斯德就曾提出过这样的主张。但是在这里，也像在其他的地方一样，希特勒在这些吃败仗的日子里总不愿听撤退的话。他对伦斯德说，这不过意味着“把灾难从一个地方转移到另一个地方而已”。因此，德军在希特勒的坚持下守住了阵脚，但是并没有能守多久。到2 月底，英美军队在杜塞尔道夫以北好几处地方进。抵莱因河。两个星期以后，他们已经牢牢控制了摩泽河以北的莱因河左岸。德军死伤和被俘的又有35万人，其中被俘的占29.3万人，大部分武器和装备均已损失。
　　希特勒又大发雷霆。3 月10日，他最后一次再把伦斯德革职，换上来的是在意大利长期苦战坚守的凯塞林元帅。2 月间，元首在［1100］大怒之下已经打算宣布废除日内瓦公约。他在19日的会议上说：“让敌人知道我们决心用我们手头所有的一切手段为我们的生存而战。”既不上火线却又嗜血成性的戈培尔博士怂恿希特勒采取这一步骤，他建议将所有被俘的飞行员一律立即枪毙，作为盟军猛烈轰炸德国城市的报复。当有些在场的将领从法律的角度提出反对意见时，希特勒愤怒地反驳道：见他的鬼！……如果我毫不含糊地表明：我不体恤俘虏，不管报复不报复，我根本不考虑敌军战俘的权利，那么，不少［德国］人在他们开小差以前就会好好想一想。
　　这是希特勒的追随者第一次看到，在他的世界征服者的使命失败以后，他决心像沃丹在瓦哈拉那样，要投入一场血腥的大屠杀中，不仅要使敌人而且也要使德国人民同归于尽。在讨论结束时他要邓尼茨海军元帅“考虑这一步骤的利弊，并火速汇报”。
　　第二天邓尼茨带来了他的报告，这个报告典型地显示了邓尼茨的为人。
　　这件事如果实行，弊多利少……总而言之，最好还是维持一下外表，同时把我们认为必要的措施实行起来，但不必事先就宣布。
　　希特勒勉强同意了这个报告。正如前面已经提到过的，虽然被俘飞行人员和其他战俘（俄国人除外）没有普遍遭到屠杀，但有好些被杀害了，而且老百姓也被教唆用私刑打死用降落伞着陆的盟军飞行人员。有一个被俘的法国将军名叫梅斯尼，是按照希特勒的命令蓄意加以谋杀的。盟军战俘被迫长途行军，在途中没吃没喝，同时又遭到盟军在空中的扫射，很多战俘断送了性命。德国的意图是想把这些战俘运到内地去，以免被进攻的盟军所解放。
　　希特勒要德国士兵“在开小差以前好好想一想”的问题不是没有根据的。
　　在西线开小差的人，至少是在英美军队进攻前面尽快投降的人，正在急剧地增加。2 月12日凯特尔以“元首的名义”下了一道命令说，任何士兵“骗取假条或用伪造证件旅行……将被处死刑”。3 月5 日西线Ｈ集团军总司令勃拉斯科维兹将军［1101］下令：一切散兵游勇……以及自称掉队而在寻找其队伍者，就地审讯枪决。
　　4 月12日，希姆莱更进了一步，他下命令说，对任何放弃市镇和重要交通中心的指挥官“均可处以死刑”。守卫莱因河桥头的一些不幸的指挥官已经成了这道命令的牺牲者。
　　3 月7 日午后，美军第九装甲师到达雷马根附近的高地，距莱因河上游可布林斯25英里。使美国坦克部队惊异的是，他们看到在莱因河上的鲁登道夫铁路桥仍未遭受破坏。他们马上从斜坡冲到河边。工兵们急忙地切断他们所能找到的一切爆炸物的引线。一个步兵排冲过大桥，当他们到达东岸时接连发生两起爆炸。大桥震动了一下，但仍屹立着。守在岸边的缺乏战斗力的德军很快就被击退了。坦克冲过桥去，傍晚在莱因河东岸建立了坚强的桥头堡阵地。德国西部最后一个天堑就这样越过了。
　　几天以后，3 月22日晚上，巴顿的第三军团在美国第七军团和法国第五军团的配合下，打了一个漂亮仗，拿下萨尔一巴拉丁那特三角地带以后，又在美因兹以南的奥本海姆渡过莱因河。3 月25日，英美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莱因河西岸，并在两处地方渡河建立了坚强的桥头堡阵地。在6 周之内希特勒在西线的兵力损失1/3 ，并且损失了差不多可以装备50万人的武器。
　　3 月24日早晨两点半钟，希特勒在他的柏林大本营召集军事会议研究对策。
　　希特勒：我认为奥本海姆的第二个桥头堡是最大的危险。
　　赫维尔[ 外交部代表] ：那儿的莱因河河面并不宽。
　　希特勒：足有250 米。在这样险要的河上，只要有一个人睡着了就会带来可怕的不幸事件。
　　最高统帅想要知道是否“能派一个旅或相当的兵力到那里去”。一位副官回答说：[1102]目前派不出到奥本海姆去的部队，在赛纳军营只有5 门反坦克大炮，它们将在今天或者明天准备好，要在几天以后才能投入战斗。
　　几天以后！就在他们开会的时候，巴顿已经在奥本海姆建立了一个7 英里宽、6英里深的桥头堡阵地，而且他的坦克正向东面的法兰克福推进中。
　　当年一度强大的德国军队曾以其不可一世的装甲军在欧洲横冲直撞，而在目前这种危机的时刻，最高统帅所考虑的不过是拼凑5 门“要在几天之后才能投入战斗”的破烂的反坦克大炮，去抵挡敌人强大的装甲部队的进攻，由此可见其所处困境之一般。
　　到了3 月的第三周，美军已渡过莱因河。3 月23日晚上，蒙哥马利所率领的英、加、美强大盟军开始强渡下莱因河，分兵向德国北部平原和鲁尔区推进。这时候希特勒把他的仇恨从进逼的敌人那里转移到曾给他赢得德国历史上最大胜利的德国人民的身上。现在在这失败的冬天里，他认为人民已经同他的伟大相比是远远配不上了。
　　希特勒在1944年8 月对纳粹地方领袖的演讲中说，“如果德国民族在这次斗争中被击败的话，它想必是太衰弱了：它在历史面前没有能够证明它的英勇气概，注定只能遭到毁灭”。
　　他的身体很快地垮了下来，这也使得他的心理受到有害的影响。指挥作战的紧张，接二连三吃败仗所带来的震惊，久居地下室缺乏新鲜空气和活动的有损健康的生活，更加经常的大发脾气，以及他遵照江湖医生莫勒尔的劝告每天服用的有毒性的药品（这也是同样重要的因素）——这一切使他在1944年7 月20日事件以前，健康已经受到损害。7 月20日那天的爆炸，震破了他两耳的鼓膜，常常引起他头晕目眩。在炸弹事件以后，他的医生们劝［1103］他去长期休假，但是他拒绝了。他对凯特尔说：“如果我离开东普鲁士，它就会沦于敌手。只要我在这里，它就保得住。”
　　1944年9 月，他病倒了，不得不躺在床上。11月间，他回到柏林时恢复了健康。但是他再也没有能恢复对自己可怕的脾气的控制力。1945年前线来的消息越发不妙，他暴跳如雷的时候就愈来愈多了。他发脾气时总是手脚发抖，无法控制。古德里安将军曾描写过好几次这种时刻的情况。1 月底，当俄国人已经打到距离柏林100 英里的奥得河时，这位参谋总长开始要求把在波罗的海地区被切断的几个德国师从海上撤出来。这时希特勒向他发作起来。
　　他站在我面前晃着拳头，我那好心肠的参谋长托马尔不得不抓住我的衣襟，把我向后拉了一把，他怕我会被揍一下。
　　据古德里安说，几天以后，1945年2 月13日，他们两人又在俄国战场形势上大吵了两个钟头。
　　他站在我面前，举起拳头，脸上气得通红，全身发抖。狂怒使他变成了另一个人，完全丧失了控制自己的能力。在每一次发作之后，他就在地毯边上走来走去，然后猛地在我面前停下来，重新指着鼻子骂我。他几乎是放开嗓门嘶叫，两只眼睛鼓得要脱出来，额边的青筋也暴了起来。
　　就是在这种精神状态和健康情况下，这位德国元首做出了他一生中最后的重大决定之一。3 月19日，他下了一道总命令，要把所有德国的军事、工业、运输和交通设备以及所有的储备统统毁掉，以免它们完整地落入敌人之手。这些措施要在纳粹地方领袖和“民防委员们”的协助下由军事人员执行。
　　命令最后说：“一切指示与本命令相抵触者均属无效。”
　　这就是说，德国要变成一片荒漠不毛之地。可以使德国人民在战败后维持生存的任何东西都不能保留下来。
　　坦率的军备和战时生产部长斯佩尔，从以前和希特勒的谈话中已经预料到他会发出这样野蛮的指示，因此在3 月15日曾写了一个备忘录，坚决反对这种犯罪行为，并重申他认为战争已经失败的意见。3 月18日晚上，他亲自将备忘录交与元首。
　　[ 斯佩尔说]4至8 星期内，德国经济将要最后崩溃，这是可以料定的……经济崩溃以后，战争就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即使在军事上也是如此……我们必须尽力保持一个基础，那怕是一种最原始的状态的基础，使这个[1104]民族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我们没有权利在战争的现阶段进行一种可以影响这个民族的生存的破坏行动。如果我们的敌人要摧毁这个曾经无比英勇地作过战的民族，那么，这个历史的耻辱应完全由他们承担。我们有责任使这个民族有一切的可能在遥远的将来得到复兴……
　　但是自己的命运已经注定的希特勒，对于他曾经表示过无限热爱的德国民族的继续生存是毫无兴趣的。他对斯佩尔说：如果战争失败，这个民族也将灭亡。这种命运是不可避免的。没有必要考虑这个民族维持一个最原始的生存基础的问题。恰恰相反，最好由我们自己动手把这些基础破坏掉，因为这个民族将被证明是软弱的民族，而未来只属于强大的东方民族[ 俄国].而且，在战争以后留下来的人不过都是劣等货，因为优秀的人已经战死了。
　　因此第二天，这位最高统帅公布了他那臭名昭著的“焦土”政策的指示。
　　元首的秘书马丁·鲍曼在3 月23日也发了一道同样野蛮的命令，这位胆小如鼠的人物现在在希特勒宫庭中的地位超过任何其他纳粹暴吏。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叙述道：鲍曼的命令旨在把德国东部和西部的人口，包括外国工人和战俘在内，移至德国中部。数以百万计的人必须徒步旅行。对他们的生存，没有准备任何条件，而且在当时的情况下，也没有办法准备。
　　这势必要造成不可想象的饥荒。
　　假如希待勒和鲍曼的其他命令——他们还发出一系列的补充指示——都付诸执行的话，数以百万计的尚未在战争中死去的德国人也要送命了。斯佩尔在纽伦堡法庭上总括各种“焦土”命令说，必须摧毁的有：所有工厂、所有重要的电力设备、自来水厂、煤气厂、食品店、服装店；所有的桥梁、铁路和交通设备；所有的河道、船只；所有的机车和货车。
　　德国人民之所以能够幸免这一次最后的灾难，除了因为盟军的进展神速使得这次巨大破坏无法执行之外，是由于斯佩尔和一［1105］些军官尽了他们非凡的努力。他们（终于！）直接违抗希特勒的命令，在国内四处奔走，保证重要的交通、工厂和商店不被那些死心塌地服从命令的军官和纳粹党棍们所炸毁。
　　德国陆军的未日现在来临了。
　　蒙哥马利元帅所率领的英加军队，在3 月的最后一周渡过下莱因河，向东北推进，直趋不来梅、汉堡和波罗的海边上的卢伯克。同时，辛普逊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九军团和霍季斯将军率领的美国第一军团分别迅速地从北面和南面绕过鲁尔区。4 月1 日，他们在利普施塔特会师。莫德尔元帅的Ｂ集团军，包括第十五和第五十装甲军团，共计21个师，被包围在德国最大工业区的废墟之中。它们撑持了18天，在4月18 日投降。德军325000名官兵被俘，其中包括30名将官，但莫德尔不在其内。他不愿做俘虏，自杀身死。
　　莫德尔的部队在鲁尔的被围，使得德国西线出现了一个200 英里宽的大缺口，美国第九军团和第一军团的部队已无须再牵制鲁尔区，现在正通过缺口直趋德国心脏易北河。通往柏林的道路已经大开，在美国这两个军团和德国首都之间只有几个零星溃散的德国师。4 月11日晚，一天内挺进了大约60英里的美国第九军团先头部队到达马格德堡附近的易北河，第二天就在河岸建立了桥头堡。美国人离柏林只有60英里了。
　　艾森豪威尔现在的目的是要在马格德堡与德累斯顿之间的易北河上与俄国人会师，把德国分裂为二。虽然艾森豪威尔遭到丘吉尔和英国军事首脑们的严厉抨击，责备他没有抢在俄国人前面到达柏林，因为对他说来这本是轻而易举的事，可是艾森豪威尔和他的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参谋们此时却急于要想同俄国人会合以后马上向东南进攻，以便夺取所谓“民族碉堡”。
　　据说希特勒正在那里聚集残部，打算在南巴伐利亚和西奥地利之间的几乎无法越逾的阿尔卑斯山中作最后抵抗。
　　“民族碉堡”其实只是一个幻影。它只存在于戈培尔博士的宣传中和中了这种宣传之计的艾森豪威尔总部的小心翼翼的人们的心上。早在3 月11日，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就提醒艾森豪威尔说，纳粹正在策划在山区修建攻不破的堡垒，而且希特勒将要亲自从伯希特斯加登的巢窟中指挥防守。情报说，冰天雪地的山崖是“几乎攻不破”的。
　　［情报又说］在这里，迄今为止领导德国的那些力量，将能依靠天险和最有效的秘密武器，继续存在下来，准备东山再起。这里的轰炸不着的工厂将生产军火，粮食和设备将贮藏在巨大的地下崖洞里，经过特别选拔的年轻人将受游击战的训练，整个地下军队因此能得到装备和指导，以便从占领军手中解放德国。
　　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的情报处，看来几乎已经有英美侦探小说作家渗透进去了。总之，盟国远征军最高统帅部对这份异想天开的情报是认真对待的。艾森豪威尔的参谋长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为“在阿尔卑斯山中进行旷日持久的战争”的可怕的可能性大伤脑筋。他担心它会使美国人的生命遭受巨大损失而且使战争无限期拖延下去。
　　这是诡计多端的戈培尔博士最后一次以他的恫吓宣传成功地影响了战争的战略过程。希特勒最初诚然考虑过退到奥地利—巴伐利亚深山中去进行最后的抵抗，因为他是在那儿附近诞生的，一生中大部分的私生活是在那里度过的，他喜爱那里，在伯希特斯加登山上的上萨尔斯堡上又有那唯一可说是属于他自己的家，但是他迟疑不决，把事情耽误了。
　　4 月16日美军进抵纳粹党召集大会的所在地纽伦堡，同时朱可夫率领的俄国军队从奥得河上的桥头堡出击，在4 月21日进抵柏林郊区。维也纳已在4 月13日失守。4月25 日下午4 点40分美军第六十九步兵师的巡逻部队与俄军第五十八近卫师的先遣部队在柏林以南75英里的易北河上的托尔高会师。德国南北被切断了。阿道夫·希特勒被孤立在柏林。第三帝国的未日已经到来。





　　第三十一章 众神的末日：第三帝国的末日

　　希特勒原来打算在4 月20日，他56岁生日那天，离开柏林前往上萨尔斯堡，在神话般的巴巴罗沙山间堡垒中指挥第三帝国的最后决战。政府各部大部分都已南迁，汽车上满载着政府文件和拼命要离开这注定要沦陷的柏林的疯狂的官员。10天以前，元首也把他的大部分侍从人员送往伯希斯特加登，去收拾他的山间别墅伯格霍夫，专候他的到来。
　　然而命运已经注定他再也看不到他那心爱的阿尔卑斯山上的山间别墅了。他没有想到未日会来得这样快。美军和俄军正神速地向前推进，以会师于易北河上。英军已兵临汉堡和不来梅城下，被占领的丹麦有被切断的危险。
　　在意大利，博洛尼亚已经沦陷，亚历山大率领的盟军正在向波河流域推进。
　　俄军在4 月13日拿下维也纳以后，沿着多瑙河挺进，而美国第三军团也在顺河而下准备和俄国人在奥地利的希特勒家乡林嗣会师。在战争期间一直在修建宏伟的大礼堂和体育场以作纳粹党的首府的古老城市纽伦堡已被包围，美国第七军团的一部正绕过纽伦堡向纳粹运动的诞生地慕尼黑挺进。柏林已听到俄国重炮的隆隆声了。
　　办事糊涂的财政部长、曾经在牛津大学领过罗得奖学金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一听到布尔什维克党人要来了，便离开柏林仓皇逃向北方去了。
　　他在4 月23日的日记中写道：“整整一星期，噩耗不断传来。我国人民似乎正面临着最不幸的命运。”
　　希特勒是在上年11月20日由于俄军的逼近，最后一次离开他在东普鲁士腊斯登堡的大本营来到柏林的。自从东线战场战事爆发以来，他很少来柏林，如今他就一直呆在柏林了。
　　12月10日，他才离开那里，到瑙海姆浴场附近的泽根堡的西线大本营去指挥那场冒险的阿登战役。阿登战役失败后，他在次年1 月16日回到柏林。直到他的末日为止，他都在总理府。总理府的大理石的大厅已被盟军炸成废墟了。他就在下面50英尺深的地下避弹室中指挥他的正在崩溃的军队。
　　他的健康在急剧恶化。2 月间第一次见到他的一个年轻陆军上尉，后来在回忆当时他的容貌时说：他的脑袋微微晃动。他的左臂松弛地垂着，手颤动得很厉害。他的眼里射出一种无法形容的闪烁的光辉，给人以恐惧的、极不自然的感觉。他的面色和眼圈使人感到他已经精疲力竭。他的一切动作都和衰老的人一样。
　　自从7 月20日炸弹事件以来，他对任何人都不信任，甚至党内老伙伴也不例外。“所有的人部欺骗我”，3 月里他向一位女秘书这样发火道：我没有可以信赖的人。他们都背叛了我。这使我难过……假如我出了什么事，德国便没有领袖了。我没有继承者。赫斯疯了，戈林失去了人民的拥护，希姆莱不会得到党的赞同，而且他根本不讲艺术……你去想吧，有谁能做我的继承者……
　　人们也许会认为，在这样一个历史关头还在大谈继承问题，未免不够实际，但在纳粹疯人国，人们却不这么想。不但元首为这个问题伤脑筋，而且我们不久将会看到，那些主要继承候选人，也为这个问题着了迷。
　　虽然希特勒身体已经垮了，而且由于俄国人打到了柏林和西方盟军占领了德国本土，可怕的未日已迫在眉睫，但是他和他的几个最疯狂的追随者却顽固地盼望能在最后一分钟出现奇迹，使他们得救。他们之中，戈培尔尤其如此。
　　4 月初的一个夜晚，戈培尔向希特勒朗读其元首喜爱的一本书：卡莱尔所著的《腓德烈大王史》。他所朗读的这一章叙述的是七年战争中最黑暗的日子，那时这位大王已感到日暮途穷，他对他的大臣们说，如果在2 月15日以前他的运气仍不好转，他就要放弃战争，服毒自杀了。这一段历史的确很合时宜，戈培尔无疑是用极其戏剧化的方式朗诵的。
　　“英勇的国王！[ 戈培尔继续念道] 请您再等一等，您那受难的日子就要过去了。您那交好运的太阳很快就要拨云雾而升起来照耀着您了。”2 月12日，俄国女皇死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就出现了。
　　戈培尔告诉克罗西克，希特勒的眼睛里“充满了泪水”。这场动人的情景，我们就是从克罗西克的日记中看到的。
　　他们在这本英国人写的书的鼓励之下，从希姆莱的无奇不有的“研究”室的档案里调了两张预卜吉凶的星象图来研究。一张是在1933年1 月30日元首就职时为他卜算的；另一张是一位无名星象学家在1918年11月9 日魏玛共和国诞生之日为它卜算的。戈培尔把这两个非凡的文件加以重新研究以后所得出来的结论告诉克罗西克：一个惊人的事实已经看得很清楚，两张星象图都预卜战争要在1939年爆发，并且预料到1941年以前的胜利和以后的节节失败，以及1945年初，特别是4 月的前半月的最大的打击。4 月下半月我们将要获得暂时胜利。然后是停滞状态，一直到8 月，才会有和平。在今后3 年内德国的处境很困难，但从1948年开始德国就会东山再起。
　　用卡莱尔和星象图的“惊人”预言所武装起来的戈培尔，在4 月6 日对败退中的士兵发出了动听的呼吁：元首宣称时来运转就在今年……天才的真正品质在于它能意识到和确知即将到来的转变。元首知道转变到来的确切时刻。命运给我们带来了这个人，因此在这内外交困的时刻，我们将要亲眼看到奇迹……
　　不到一个星期，4 月12日的晚上，戈培尔自信奇迹的“确切时刻”已经到来。这是情况进一步恶化的一天。美国人已经出现在德骚一柏林公路上，最高统帅部匆匆下令炸毁公路附近的两个最后剩下来的军火工厂。从此以后德军只能依靠手头现有的军火作战了。这一天，戈培尔住在布赛将军在奥得河前线的古埃斯特林的总部里。布赛对他保证说，俄国要突破防线是不可能的，又说他要坚守这道防线，“直到英国人踢我们屁股为止”。戈培尔在第二天将这些话告诉了克罗西克。
　　[ 戈培尔重述道] 那天晚上他们一起坐在总部里，他发展了他的理论，根据历史的逻辑和正义，情况肯定是要起变化的，正如七年战争中发生了勃兰登堡王室的奇迹一样。
　　“这一次又是哪一位俄国女皇要死掉呢？”一位军官问。
　　戈培尔也说不上来。但是，他回答道，命运“带来的可能性是多种多样的”。
　　当这位宣传部长那天深夜回到柏林的时候，皇家空军把这座都城的市中心又炸成一片火海。总理府和威廉街的阿德隆饭店的废墟在焚烧中。在宣传部大楼的石阶上，一位秘书迎接戈培尔并告诉他一件紧急消息。“罗斯福，”
　　他说，“死了！”
　　从总理府到威廉广场的大火的照耀中看得很清楚，部长面色忽然开朗，精神一振。
　　“把最好香摈酒拿出来！”戈培尔喊道，“给我接元首的电话。”
　　希特勒在马路对过的地下避弹室里躲避轰炸。他拿起电话机。
　　“我的元首，”戈培尔说，“我向您祝贺！罗斯福死了！星象图里写得清清楚楚，4 月下半月是我们的转折点。今天是星期五，4 月13日。［其实已经过了午夜。］转折点到了！”
　　希特勒的反应没有记录下来，但由于他从卡莱尔和星象图那里获得了鼓励，他的反应是可以想象得出的。不过戈培尔的反应是有记录的。他的秘书说：“他欣喜若狂！”
　　那位昏庸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克伯爵也高兴得要疯了。当戈培尔的国务秘书打电话告诉他罗斯福死讯时，他叫了起来，至少是在他忠实记录的日记里是如此。
　　这真是历史的天使降临了！我们感到她在我们的房里鼓翼的声音。难道这不是我们引颈翘望的运气转变吗？
　　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给戈培尔表示他的“祝贺”。他得意洋洋地把这件事记在日记里。打电话似乎还不够，他又写了一封信，欢呼罗斯福的死是“老天的惩罚……上帝的礼物”。
　　长期以来掌握大权并在古老的欧洲大学里受过教育的部长先生们，如克罗西克和戈培尔之流，竟然死抱住星象图的预言不放，在柏林的熊熊大火中为美国总统的死亡而兴高采烈，认为这是上帝在最后的刹那间把第三帝国从迫在眉睫的灾难中拯救出来的千真万确的迹象！柏林演出的最后一幕戏就是在这种疯人院的气氛中演到最后闭幕的。
　　4 月15日，爱娃·勃劳恩来到柏林与希特勒相会。德国人很少人知道她，至于她和希特勒的关系，知道的人就更少了。她做他的情妇已有12年以上。
　　正如特莱佛—罗伯尔所说的，为了她的婚礼和葬礼，她在4 月间来到了柏林。
　　她在本书最后一章里担当了一个有趣的角色，但她本人却不是令人感到兴趣的；她不是彭帕朵儿伯爵夫人那样的人物，也不是一位罗拉·孟特兹。
　　毫无疑问，希特勒非常喜欢她，而且同这个脾气随和的女人在一起感到轻松，但他总是不让她露面，不让她到他分设各地的大本营去，而他在战争年代中大部分时间是在大本营度过的，甚至极少允许她到柏林来。她总是幽居在上萨尔斯堡的伯格霍夫，消磨时光的方法是游泳、滑雪、读廉价小说，看无聊电影、跳舞（这是希特勒所不赞成的）和没有个完的打扮，为了那远离的爱人而憔悴。
　　元首的司机埃里希·肯普卡说：“她是德国最不幸的女人。她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是在等候希特勒。”
　　在纽伦堡一次提审中，凯特尔元帅描述了她的形象。
　　她身材苗条，容貌秀丽，大腿很美——人们可以看出——她沉默寡言，是一位非常、非常美丽的金发女人。她很少露面，人们很少看到她。
　　她出身于中下层家庭，父母亲是巴伐利亚人。纵然希特勒是个独裁者，她的双亲当初坚决反对她和希特勒的暧昧关系。她曾在海因里希·霍夫曼在慕尼黑开设的照像馆工作，霍夫曼将她介绍给希特勒。这件事是在吉莉·拉包尔自杀以后一、二年发生的。我们知道，希特勒的这个外甥女曾经是他的一生中一次非常热烈的爱情的对象。爱娃·勃劳恩看来也常常被她的爱人逼得要发狂，虽然她的情况与吉莉·拉包尔有所不同。爱娃住在希特勒阿尔卑斯山别墅的一套房间里，但因为不能忍受长期别高之苦，她在他们相识后的最初几年曾两度要想自杀。但是她渐渐地习惯于那令人沮丧的既非妻子、也非情妇的暖昧身份，满足于做一个伟大人物的唯一女伴，尽量享受极为难得的共同在一起的时光。
　　她现在下了决心要同他死在一道。同戈培尔博士夫妇一样，她也不愿意生活在一个没有阿道夫·希特勒的德国里。“那样的德国是不宜于一个真正的德国人活下去的。”她临死前在地下室里对著名的德国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莱契这样说。爱娃·勃劳恩头脑简单，在思想上对希特勒可以说毫无影响，这也许就是他愿意跟她在一起而不愿同一位聪明的女人在一起的原因。
　　但是很显然，他对她的影响，就像对其他很多人的影响一样，是绝对全面的。
　　希特勒的最后重大决定
　　4 月20日是希特勒的生日，这一天颇为平静地过去了，虽然在地下室里参加庆祝的空军参谋长卡尔·科勒将军在日记里写着那是迅速崩溃的各个战线进一步遭受灾难的一天。所有纳粹元老戈林、戈培尔、希姆莱、里宾特洛甫和鲍曼都在座。此外还有仍然活着的将军们，如邓尼茨、凯特尔、约德尔和克莱勃斯。最后一个人是新任、也是最后一任的陆军参谋总长。他们向元首祝贺生日。
　　尽管情况很不妙，元首并不特别沮丧。正如在3 天以前他曾对他的将军们所说，他仍然相信“俄国人在柏林城下要遭到最惨重的失败”。将军们比他更了解情况，他们在庆祝会后的例行军事会议上敦促他离开柏林到南方去。他们解释说，一两天内俄国人就要把通往南方的最后逃生之路切断了。
　　希特勒迟疑不决，未置可否。他显然不能面对这样一个可怕的现实：第三帝国的首都马上就要被俄国人攻占了，而早在几年以前他就宣布这些俄国人的军队是已被打垮了的。为了向这些将军们表示让步，他同意建立两个分开的司令部，如果美军和俄军在易北河上会师的话，他准备派邓尼茨海军元帅去指挥北方的司令部，至于南方的司令部也许会派凯塞林去；他对后者的任命还拿不定主意。
　　当天夜间，大批人员撤离柏林。元首最信任的两个老部下希姆莱和戈林也走了。戈林所带领的汽车大队满载着从他的豪华公馆卡林霍尔运出的金银财宝。这两个纳粹元老在离开柏林时，都相信他们亲爱的领袖死期快到，都相信自己将是继承人。
　　他们都没有再见到他。当天晚上也溜到比较安全的地方去的里宾特洛甫，也没有再见到他。
　　但是希特勒却还没有死心。在生日的第二天，他下令给党卫队将军菲里克斯·施坦因纳，叫他向柏林南郊的俄国人发动全面反攻，柏林地区的所有一兵一卒，包括空军中的地面部队，都必须全部投入战斗。
　　“所有按兵不动的司令官”，希特勒向留守柏林指挥空军的科勒将军喊道，“都要在5 小时内被处决。你自己也必须拿你的脑袋保证最后一个人也要投入战斗。”
　　发命令那天和第二天，希特勒一直都在焦急地等待施坦因纳的反攻消息。这是他多么脱离现实的又一例子。施坦因纳并没有反攻。他压根儿就没有这么做。这次反攻仅仅存在于这位穷途末路的独裁者的狂热的脑海中。当他最后被迫正视现实时，风暴就大作了。
　　4 月22日，希特勒走向毁灭途中的最后转折点到了。从早晨[1113]开始一直到下午3 点钟，他都在打电话，就像前一天那样，试图从各个指挥站了解施坦因纳的反攻情况。没有人知道。科勒将军的飞机找不到反攻的影子，地面指挥官也找不到它，虽然反攻应该是在柏林以南两三英里的地区进行。
　　甚至连施坦因纳本人，虽然他还活在人间，也无影无踪，更不要说他的部队了。
　　希特勒在下午3 点例行的军事会议上大发雷霆。他怒气冲天地要求知道施坦因纳的消息。凯特尔、约德尔等人都毫无所知。但是将军们却带来了其他消息。由于把军队从柏林北面撤退下来支援施坦因纳，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北面阵地，俄军已经突破阵地，它的坦克部队已经到达城内。
　　最高统帅听到这样的消息实在受不了。所有还活着的见证人都说他已经完全丧失了控制力。他一生中从来没有发过这样大的火，这就是未日了，他尖叫道。每个人都背叛了他。除了背叛、撒谎，腐化和怯懦之外，没有别的。
　　一切都完啦！好吧，他愿意留在柏林。他愿意亲自保卫第三帝国首都。谁愿意走，就可以走。他愿意在这里以身殉国。
　　别人表示不同意。他们说，如果元首退到南方去，还是有希望的，在南方，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在捷克的集团军和凯塞林所率领的大量军队仍然完整。已离开柏林到西北去指挥军队的邓尼茨和希姆莱（我们将要看到他正在为自己打算）都打电话来敦促元首离开柏林。甚至里宾特洛甫也打电话来说，他要搞一次拯救全局的“外交妙计”。但是希特勒对他们已经没有信心了，甚至于对他的“俾斯麦第二”也失掉信心了——这是他以前在一时兴到为之的时候曾经称呼他那外交部长的名字。他对大家说，他已经做出了决定。
　　为了向他们表明他的决定是不能收回的，他叫了一位秘书来当场面授了指示，并命令马上广播出去。这个指示宣称，元首将要留在柏林，保卫它到底。
　　随后希特勒把戈培尔叫来，他邀请他、他的妻子和六个孩子从他们在威廉街花园的被炸得一塌糊涂的公馆中迁到“元首地下室”来。他知道，至少这位狂热的忠实的追随者和他的家属是愿意同他坚持到最后的。接着，他翻阅文件，把他认为应该毁掉的检出来交给一名叫尤利乌斯·夏勃的副官带到上面花园中去烧掉。
　　最后到了那天晚上，他把凯特尔和约德尔叫来，命令他们到南方去指挥残余军队。在战争期间一直在希特勒身边的这两位将军和最高统帅最后告别时的情况都留下了很生动的记载。
　　当凯特尔说他不愿意离开元首他去的时候，希特勒回答说：“你要服从我的命令。”一生中从未违抗过元首命令、甚至叫他去搞罪恶滔天的战争犯罪行为时也唯命是从的凯特尔没有再讲下去，但不那么俯首贴耳的约德尔却憋不住了。虽然他对元首忠心耿耿，替他卖了不少力气，但仍保留了一点军人传统。在他这个军人看来，最高统帅是在放弃他对军队的指挥，在大难临头之时推卸自己对他们的责任。
　　“你在这里没有办法指挥，”约德尔说，“你身边没有进行领导的参谋部，怎样进行领导？”
　　“那么，戈林能够在南方把领导责任负起来。”希特勒反驳道。
　　当有人指出没有一个士兵愿为那位帝国元帅作战时，希特勒打断他的话：“你说的作战是什么意思？还有什么仗好打的！”甚至疯狂的征服者眼睛里的阴翳也终于消失了，或者说至少是上天在他平生最可怕的最后几天中使他清醒了一阵子。
　　希特勒在4 月22日的大发雷霆以及他留守柏林的最后决定引起了一些反响。在柏林西北的霍亨里亨的希姆莱，从党卫队派驻大本营联络官赫尔曼·菲格莱因打来的电话中获得了第一手消息，他对部下大喊道：“在柏林的人全都疯了！我现在怎么办？”
　　“你马上到柏林去。”希姆莱的重要部下之一、党卫队办公厅主任戈特洛勃·伯格尔说。伯格尔是那些真诚相信国家社会主义的头脑简单的德国人之一。他哪里知道他的可敬的首长希姆莱，在党卫队瓦尔特·施伦堡将军的鼓动下，已经与瑞典的福尔克·伯纳多特伯爵联系，商洽西线德军的投降问题了。“我要到柏林去，”伯格尔对希姆来说，“你也有责任去。”
　　那天晚上到柏林去的是伯格尔而不是希姆莱。他的柏林之行是一件有意义的事，因为他第一手描绘了希特勒在重大决定之夜的情况。当伯格尔到来时，俄国炮弹已经在总理府附近爆炸起来。他发现元首“沮丧不堪，完全垮了”，不禁大为震惊。他对希特勒决定留在柏林表示敬意，他说：“在人民赤胆忠心地长期作战之后，谁也不能抛弃他们。”可是这句话却引起元首又发了一顿脾气。
　　［伯格尔后来追述说］元首一直一言不发，这时忽然尖叫起来：“大家都欺骗了我！没有人告诉我真实情况！军队欺骗了我！”……他继续不断地大声喊叫。他的脸色又青又紫。我想他随时会晕倒下来……
　　伯格尔也是希姆莱战俘管理处的处长。在元首恢复平静以后，他们讨论了有关一批重要的英、美、法战俘，哈尔德和沙赫特等德国犯人以及前任奥地利总理许士尼格等人的命运问题。这些人正被运往东南以免落入进犯德国的美军之手。伯格尔那天晚上要飞到巴伐利亚去主持此事。他们两人还谈到在奥地利和巴伐利亚已经有分裂主义者暴动的消息。一想到在他的原籍奥地利和第二故乡巴伐利亚竟会发生叛变，希特勒又痉挛起来了。
　　［伯格尔写道] 他的手、腿和脑袋都在颤抖；他继续不断地喊：“把他们统统枪毙！把他们统统枪毙！”
　　到底这个命令是枪毙所有的分裂主义者，还是所有的重要囚犯，还是一起都在内，伯格尔并没有搞清楚，但是这位头脑简单的人显然认为应该包括所有的人在内。
　　戈林和希姆莱试图取而代之
　　科勒将军没有参加4 月22日的元首军事会议。他要照顾空军，“除此之外，”他在日记里写道，“一天到晚受侮辱，我也受不了。”
　　科勒在地下避弹室的联络官埃卡德·克里斯蒂安将军于下午6 点15分慌慌张张地打电话给他说：“这里正在发生历史性的、对战争最有决定意义的事情！”两小时以后，克里斯蒂安来到柏林郊外维德派克一瓦尔德的空军司令部，亲自向科勒报告：“元首已经垮了！”克里斯蒂安，这位和希特勒的一位女秘书结婚的忠诚纳粹分子急得喘不过气来，除了断断续续告诉科勒，元首决定以身殉国并焚毁文件外，别的甚么也说不出来。于是空军参谋总长不顾英国空军刚刚开始的大规模的轰炸，即刻动身去见约德尔，想弄清楚那天地下避弹室中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
　　科勒在柏林与波茨坦之间的克拉姆普尼茨（没有最高统帅的最高统帅部的临时大本营现在设在这里）见到约德尔，约德尔把全部悲剧告诉了他。同时他还对科勒透露了一件还没有人告诉过科勒的事情。这件事在以后几天疯狂的日子中还产生了一个戏剧尾声般的发展。
　　“至于说到［和平］谈判，”希特勒对凯特尔和约德尔说，“戈林比我能搞得更好些。戈林是精于此道的。他很会和对方打交道。”约德尔现在把这些话重复给科勒听。
　　这位空军将军认为他有责任马上飞到戈林那里去。由于敌人有监听站，用无线电通话说明新发生的情况是既困难又危险的。戈林在几年以前就被希特勒正式任命为他的继承人、现在元首又有意叫他去担任和平谈判的事，这是丝毫不能耽搁的。约德尔同意这种看法。4 月23日早晨3 点30分，科勒坐了一架战斗机飞往慕尼黑。
　　中午时分他到了上萨尔斯堡，把这个消息告诉了戈林。这位正在期待（说得好听一点）继承之日到来的帝国元帅竟出乎意料地小心谨慎起来。他说，他不想上他的“死敌”鲍曼的圈套；从事情的发展来看，他的谨慎是有根据的。他已陷于进退两难的困境。“如果我现在行动起来，”他对他的顾问们说，“我可能被斥为卖国贼；如果不采取行动，就要被指责为在危急存亡关头没有尽到责任。”
　　戈林把住在伯希斯特加登的总理府国务秘书汉斯·拉麦斯召来，征求他在法律上的意见；他又从保险柜里拿出一份1941年6 月29日希特勒的命令。
　　这道命令规定得明明白白，如果希特勒死去时，戈林将是他的继承人；如果元首不能视事时，戈林将代表他。大家一致认为既然希特勒留在柏林等死，在最后时刻与各个军事指挥部和政府机构割断了联系，他已不能视事，因而戈林根据这道命令有明确的责任把权力接管过来。
　　但是戈林小心翼翼地给希特勒打了一个电报。他要把这一权力的委托肯定下来。
　　我的元首！
　　有鉴于您已决定留守在柏林堡垒内，请问您是否同意我根据您1941年6 月29日的命令，马上接管帝国全部领导权，代表您在国内外充分自由地采取行动？如果在今晚10点钟还没有从您那里得到回音，我将认为您已经失去行动自由，并且认为执行您的命令的条件已经具备。我将为了国家和人民的最大利益采取行动。您知道在我一生这最严重的时刻我对您的感情，非语言所能表达。愿上帝保护您，使您能克服一切困难迅速来此。
　　您的忠诚的赫尔曼·戈林。
　　就在当天晚上，希姆莱与伯纳多特伯爵正在几百英里之外的波罗的海边卢伯克的瑞典领事馆内进行会谈。忠诚的海因里希——这是希特勒对希姆莱的呢称——并没有要求继承权力；他已经在行使这种权力了。
　　他告诉这位瑞典伯爵，“元首的伟大生命快要结束了”。他说，一两天之内，希特勒就会与世长辞。因此希姆莱催促伯纳多特马上告诉艾森豪威尔：德国愿意向西方投降。希姆莱又说，在东方，战争仍将继续打下去，直到西方国家来接替这一抗俄战线为止。现在这个自揽第三帝国独裁权力的党卫队头目竟是这样的天真，或者说竟是这样的愚蠢，或者说竟是这样的天真和愚蠢！当伯纳多特要求希姆莱将他的投降请求写下来的时候，他匆匆地在烛光下起草了一封信——因为那天夜里英国空军前来轰炸，卢伯克的电灯全灭了，他们两人是在地下室商议的。希姆莱在信上签了字。
　　戈林与希姆莱很快地发现，他们的行动都失之过早了。虽然希特勒与他的部队和政府部长们的联系，除了无线电之外，都被切断了（因为到23日夜间，俄国人差不多已完成了对柏林的包围），但是现在他仍要表明，只靠他的人格力量和威信仍能够控制德国，而且只要他通过悬在地下避弹室上空的气球里的叽叽作响的无线电发报机讲一句话，就能够敉平“叛国阴谋”，即使是他最重要的追随者所发起的“叛变”。
　　斯佩尔和另一位出色的妇女目击者（关于她在柏林最后一幕戏的动人表现，下文即将述及）曾详细地记述了希特勒收到戈林电报时的反应。斯佩尔是在4 月23日晚上坐了一架小飞机到被围的首都来的，飞机降落在离总理府只有一个街区的横贯动物园的东西轴心大街东头的勃兰登堡门附近。斯佩尔获悉希特勒决定留在即将被攻陷的柏林不走的消息之后，特地前来与元首告别并向他坦白承认，由于“对个人的忠诚与对国家的责任之间的矛盾”（这是他自己的话），他不能不违背元首的焦土政策。他完全估计他会以“叛国罪”被捕，而且可能被枪毙，毫无疑问，如果独裁者知道斯佩尔在两月以前曾试图要杀害他以及其他没有被施道芬堡炸死的人时，他一定会把他枪毙的。
　　原来这位杰出的建筑师出身的军火部长虽然常常以超政治自豪，但也同其他的德国人一样，终于觉悟了，虽然为时已迟。当他最后知道他的亲爱的元首决定要通过焦土政策毁灭德国民族时，他下定决心要刺杀他，他的计划是在柏林地下室召开全体军事会议时将毒气送进通风设备。因为不只是将领们，而且戈林、希姆莱和戈培尔等人一定会参加会议，他希望将第三帝国的全部纳粹领导和最高统帅部彻底消灭掉。他弄到了毒气，查看了空气调节系统之后发现花园里的空气进口管子上装上了一个12英尺高的烟筒，这是希特勒为了防止破坏亲自下命令安装的。他发觉将毒气注入烟筒而不被花园里的党卫队卫兵发现是不可能的。因此他放弃了他的计划，希特勒又一次免遭暗算。
　　现在，在4 月23日那天的晚上，斯佩尔向希特勒全部坦白了他拒绝执行盲目破坏德国残余设备的经过。使他大吃一惊的是，希特勒竟未表示愤恨，也没有发脾气。也许希特勒为他的年轻朋友——斯佩尔刚过40岁——的坦率和勇气感动了吧。他对斯佩尔一向具有深厚感情，并且认为他是一个“艺术家同行”。根据凯特尔的记载，希特勒那天晚上显得异常镇静，他下定决心数天之内在这里死去这件事，好像给他带来了精神上和心情上的平静。但是这是前一天大风暴以后的平静，也是另一个大风暴前夕的平静。
　　因为戈林的电报这时已经送到总理府。鲍曼终于找到了一个机会。他先把它扣压起来，然后这个阴谋能手将它作为“最后通牒”和“窃取”领袖权力的一种叛逆企图递交给元首。
　　“希特勒怒不可遏，”斯佩尔写道。“他大骂戈林，他说他早已知道戈林已经完蛋了，他腐化，吸毒。”这句话使这位年轻的建筑师“大吃一惊”，他奇怪为什么希特勒会让这样一位人物身居高位如此之久呢？希特勒平静下来后又说：“让戈林去谈判投降罢，反正谁去谈判都没有关系。”这句话也使斯佩尔迷惑不解。但是希特勒的这种心情不过维持了一会儿功夫。
　　在讨论结束以前，希特勒在鲍曼的怂恿下口授了一道命令，用电报通知戈林，说他犯了“叛国罪”，理应处以死刑，姑念其长期效劳党国，如果马上辞去全部职务，可免一死。电报饬令戈林即刻回电是否辞职。这还未能使这个蛆虫一样的鲍曼得到满足。他私自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驻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总部，命令即将戈林及其部下和拉麦斯以“叛国罪”加以逮捕。
　　第二天黎明之前这位第三帝国的第二号人物，纳粹头目中的最傲慢、最富有的角色，德国历史上的唯一的帝国元帅和空军总司令成了党卫队的阶下囚。
　　3 天以后，在4 月26日的晚上，希特勒谈起戈林时所讲的话，比在斯佩尔面前所讲的强烈得多。
　　到地下避弹室来的两位最后客人
　　又有两位有趣的客人这时来到元首地下避弹室的疯人院。他们是憎恨成性而且特别憎恨戈林的著名女试飞驾驶员汉娜·菜契和里特·冯·格莱姆将军。他们在4 月24日接到命令，要他们从慕尼黑动身回到柏林，听最高统帅面授机宜。但是他们的飞机在4 月26日晚上降落在动物园机场时，被俄国的高射炮的炮弹击伤，格莱姆的脚被炸坏了。希特勒走进手术室，医生正在给将军包扎伤口。
　　希特勒：你知道为什么我召你来？
　　格莱姆：不知道，元首。
　　希特勒：因为赫尔曼·戈林已经背叛了我和祖国。他背着我和敌人建立了联系。他的行为是懦弱的表现。他违抗我的命令逃到伯希特斯加登，从那里他给我打了一封可耻的电报。它是……
　　当时在场的汉娜·莱契说，元首的脸开始抽筋，呼吸急促得像要爆炸似希特勒：……一个最后通牒！一个愚蠢的最后通牒！现在什么都完了！我一切都没有了！没有人效忠，没有人看重荣誉，我什么失望都尝到过，我什么背叛都碰到过！现在又加上这个！一切全完啦！什么对不起我的事都对我干了！
　　我已立即下令把戈林作为帝国叛徒逮捕了，革掉他所有的职务，把他从所有机构中赶出去。这就是我召你来的原因。
　　希特勒就这样在地下室里任命躺在床上治伤的受宠若惊的将军为空军总司令，其实他完全可以通过无线电提升格莱姆，那样也可以不致使他成为瘸子，并且使他能够留在总部里，那是唯一能够指挥残余空军的地方。同莱契小姐一样，格莱姆原来打算并且十分愿意同元首一起死在地下避弹室里的。
　　但是3 天以后，希特勒命令格莱姆离开柏林去处理一件新的“叛国”案件，因为，正如我们所看到的，犯“叛国”罪的在第三帝国的领导人中已不止戈林一个人了。
　　在这三天中，汉娜·莱契有足够的机会目睹地下避弹室疯人院里的疯子生活，其实，她自己也参加了这种生活。由于她同希特勒一样容易感情冲动，她所留下来的记载是阴惨可怕，惊险多变的，但是大体上是真实可靠的（作者把这个记载与其他目睹者的报告核对过），因此它在这部历史书的最后一章中占有重要的地位。
　　4 月26日，她同冯·格莱姆将军到达的那天深夜里，俄国开始炮轰总理府，炮弹的轰隆声和墙壁的倒塌声增加了地下室的紧张气氛。希特勒把这位女飞行家叫到一旁。
　　“我的元首，为什么你要留在这儿？”她说，“为什么要使德国失掉你？
　　元首必须活下去，德国才能活下去。人民要求你活下去。”“不，汉娜，”她说元首这样回答她，“如果我死去，这是为了我们国家的荣誉，这是因为我作为一个军人，必须服从自己的命令，保卫柏林到底。”
　　［他继续说］我的好姑娘，我原来并没有打算这样做。我曾经坚信在奥得河的岸边可以保卫住柏林……当我们尽了最大的努力仍旧失败以后，我是比别人都感到惊慌。在柏林被围以后……我相信我的留守会使全国军队效法我的行动前来解救柏林之围……不过，我的汉娜，我仍抱有希望。温克将军的军队正从南面打过来。他必须而且一定会把俄国人击退，以便解救我们。那时我们将举行反攻并守住阵地。
　　这是那天晚上希特勒所表现的一种情绪；他仍对温克将军的解围抱有希望。但是不到一会儿功夫，当俄国对总理府的炮轰达到十分猛烈的时候，他又陷入绝望中了。他给莱契一瓶毒药，另一瓶给格莱姆。
　　“汉娜，”他说，“你是那些准备与我同归于尽的人中的一个……我不希望我们当中任何人被俄国人活捉，也不希望我们的尸体被他们发现……爱娃同我决心把我们的尸体烧掉。你们想自己的办法罢。”
　　汉娜将毒药交给格莱姆，他们两人决定在“最后时刻真正到来时”将毒药吞下去，而且为了万无一失，在服毒之后将紧绑在他们身上的重型手榴弹上的引线拉掉。
　　一天半以后的28日，希特勒的希望，至少是他的幻想，又复燃了。他在无线电话上对凯特尔说：“亟盼柏林解围。海因里希的军队在于什么？温克在什么地方？第九军团怎么样了？温克什么时候能与第九军团会师？”
　　莱契描写那天希特勒的情形时候说：他在地下室里踱来踱去，手里晃摇着被手汗浸湿得快要破碎的公路地图，只要有人在场，他就同他策划温克战役。
　　但是温克“战役”，正如一周以前施但因纳的“反攻”一样，不过是元首的幻想而已。温克的军队和第九军团一样已被消灭了。在柏林北面的海因里希军队正仓皇向西撤退，为的是宁可当西方盟军的俘虏而不当俄军俘虏。
　　4 月28日，地下避弹室这些走投无路的人整天都在守候着这3 支军队、特别是温克的军队的反攻消息。俄国先头部队距总理府只有几条街，他们在从东面和北面以及从西面通过毗邻的柏林动物园逐步向总理府推进中。当援兵毫无消息时，希特勒听了鲍曼的谗言，又认为发生新的叛国阴谋了。晚上8 点钟，鲍曼打了一个无线电报给邓尼茨。
　　掌握军权的人不但不督促军队前来解围，反而保持沉默。叛变似乎已代替了忠诚。我们仍守在这里。总理府已成废墟了。
　　不久以后鲍曼又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舒埃纳尔、温克等人必须火速前来解围，以证明他们对元首的忠诚。
　　现在鲍曼是在为自己讲话。希特勒已经下了决心在一两天内死去，可是鲍曼却想活下去。他也许不能继承元首，但是不管谁做继承人，他都希望在幕后进行操纵。
　　那天夜间，伏斯海军少将终于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说一切与陆军的无线电联系都已断了。他迫切要求海军的无线电能够供给一些外界的消息。
　　不久消息果然来了一些，不是从海军部来的，而是从宣传部的收听站发来的。
　　这消息使阿道夫·希特勒大惊失色。
　　原来地下避弹室中除了鲍曼之外，还有一个纳粹官员想活下去。这人就是希姆莱在总理府的代表赫尔曼·菲格莱因，一个在希特勒统治时代爬上高位的典型人物。他系马夫出身，做过赛马的骑师，识字不多，后来成为臭名昭著的克里斯蒂安·韦伯的部下，韦泊是希待勒最老的党徒之一，喜欢养马。
　　1933年以后，他靠营私舞弊发了一笔横财，养了很多赛跑的马。菲格莱因受到韦伯的帮助，在第三帝国内爬到很高的地位，成了党卫队所属部队的将军。
　　1944年，他被任命为希姆菜在元首大本营的联络官后不久，同爱娃·勃劳恩的妹妹格利特结了婚，这就进一步提高了他在大本营的地位。所有后来还活着的党卫队的头子们都一致认为，他同鲍曼联成一气之后，就迫不及待地在希特勒面前出卖他的党卫队主子希姆莱。菲格菜因虽然声名狼藉，愚昧无知，但似乎仍具有贪图活命的本能。当船快要下沉的时候，他是看得出来的。
　　4 月26日那天，他悄悄地离开了地下避弹室。第二天下午希特勒才发现他失踪了。这引起了多疑的元首的猜疑，他派了一支武装的党卫队搜查队去寻查。他们发现他身穿便服藏在俄国即将占领的夏洛登堡区他的家里。他被押回总理府被褫夺党卫队的大队长官衔，并且被拘留起来。菲格莱因的企图逃跑马上引起了希特勒对希姆莱的怀疑。这位党卫队首领有意离开了柏林，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呢？在他的联络官菲格莱因擅离职守以后，他一直没有消息。现在消息来了。
　　我们已经知道，4 月28日是地下避弹室中十分难熬的一天。俄国人在日益逼近。温克的反攻或其他任何的反攻都音讯全无。被围的人们通过海军的无线电千方百计探询柏林以外的事态发展。
　　宣传部的无线电收听站收到伦敦英国广播公司的一则发生在柏林以外的事情的消息。这是路透社从斯德哥尔摩发出的新闻，它极其耸人听闻，难以置信，因此戈培尔的一位助手海因兹·洛仑兹在4 月28日深夜仓皇跑过遍地弹坑的广场，来到地下避弹室，将收抄下来的这一消息交给他的部长和元首。
　　莱契写道，这则消息“给全体在场的人一个致命的打击。群情哗然，男男女女都因震怒、恐惧和绝望而齐声嚎叫起来”。以希持勒为最厉害。女飞行家写道：“他像一个疯子似地大发雷霆。”
　　海因里希·希姆莱，这个忠诚的海因里希也遗弃了这条即将沉没的船。
　　路透社的电讯谈到他和伯纳多特伯爵的秘密谈判以及他打算使西线德军向艾森豪威尔投降。
　　希特勒对于希姆莱的绝对忠诚从不怀疑，这个打击实在不能再大了。莱契说：“他的面孔通红，变得几乎认不出来……希特勒在一阵子狂怒之后失去了知觉，整个地下室一时鸦雀无声。”戈林至少还曾请求元首许可他接管。
　　但是这位“忠诚”的党卫队全国总队长连请求都不屑于提出；他一点招呼不打便叛了国，和敌人进行了联系。希特勒在稍稍清醒以后对他的部下说，他所遇到的所有叛国行为莫此为甚。
　　几分钟以后收到的消息说，俄军已经逼近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的波茨坦广场，可能在30小时以后，即4 月30日的早晨，就会攻打总理府。这个打击和这个消息标志着未日来临。这逼使希特勒马上作出他一生中最后的决定。他在黎明时同爱娃·勃劳恩结了婚，立下遗嘱，派遣格莱姆和汉娜·莱契去出动全部空军轰炸逼近总理府的俄国军队，并且命令他们将希姆莱作为卖国贼加以逮捕。
　　“一个卖国贼决不能继承我为元首！”汉娜说他当时对大家这样说：“你们必须出去做到使他绝不能继承我。”
　　希特勒已等不及对希姆莱进行报复了。不过这位党卫队首领的联络官菲格莱因现在却在他的掌握中。他从禁闭室里将马夫出身的党卫队将军提出来，严加审问关于希姆莱的“叛国”情况并指控他与希姆莱同谋。在元首的命令下，菲格莱因被拖到总理府花园里枪决了。他娶了爱娃·勃劳恩的妹妹做妻子这件事也帮不了他的忙。爱娃也没有出力去搭救他妹夫的性命。
　　“可怜的、可怜的阿道夫，”她对汉娜·莱契低声说，“所有的人都抛弃了他，出卖了他。宁肯死一万个人，也不能让德国失掉他。”
　　德国虽然失掉了他，但爱娃在那最后的时刻里却赢得了他。4 月29日凌晨1 点到3 点之间，希待勒为了酬劳他的情妇的忠诚不贰，满足了她的愿望，正式同她结婚。他一直认为婚姻会阻碍他把全部精力献身于领导他的党获得政权，领导他的国家称霸世界。
　　现在已经没有什么要他领导的了，而且他的生命也要结束了，他可以安全地同爱娃做几小时的夫妻。
　　戈培尔找来一位名叫瓦尔特·瓦格纳的市议员，他当时正在离总理府几排房子不到的一支人民冲锋队的队伍里作战。这位感到惊奇的议员在地下避弹室的一间小会议室里主持了结婚仪式。从现在仍保存着的结婚证件中可以看出元首的一位秘书称为“死婚”的部分情况。希特勒要求，“由于战事的发展，结婚预告只能口头宣布，其他一切拖延婚事的事情均需避免”。男女双方宣誓他们是“纯亚利安人种”，而且“没有使他们不能结婚的遗传病症”。
　　死到临头，这位独裁者仍坚持要遵守形式，只有在填写他父亲的名字（出生名为施克尔格鲁勃），母亲的名字和他们的婚期时他留下了空白。他的妻子签名时先用“爱娃·勃劳恩”，写到“勃”字，就划掉了重签上“爱娃·希特勒，原姓勃劳恩”。戈培尔和鲍曼作为征婚人也签了名。
　　在简短的仪式之后，元首的私室里摆下了阴森森的结婚早餐。席上有香摈酒。除了他的秘书们、留下来的将领克莱勃斯和布格道夫、鲍曼和戈培尔夫妇外，他连素食厨师曼齐阿里小姐也请来参加婚礼宴会。有一阵子谈话集中在过去的黄金时代，以及鼎盛时期中党的同志们。希特勒怀念地谈到他在戈培尔结婚时做傧相的情景。即使到了最后的时刻，这位新郎还免不了老习惯，要说个不停，回顾他这戏剧性的一生中的各个高潮时期。他说，现在全完了，国家社会主义也完了。死对于他倒是一种解脱，因为他的相交最久的朋友和支持者都出卖了他。结婚宴会上笼罩着阴郁的气氛，有些客人噙着眼泪溜掉了。希特勒最后也溜掉了。他在隔壁房间里，把一位名叫格特路德·荣格夫人的女秘书找来，开始口述他的遗嘱。
　　希特勒的遗嘱
　　他的遗嘱是两个文件。正如希特勒所希望的，遗嘱已被保存下来。它们同其他的文件一样，对于本书是很有意义的。它们证实了这个曾经以他的铁腕统治德国12年多、统治大部欧洲达4 年之久的人物没有从他的经验中学习到任何教训。即使是从多次挫败和毁灭性的最后失败中，他也没有能够吸取任何教训。不错，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曾回想起他年轻时在维也纳街头流浪的时代，曾回想起他早期在慕尼黑的喧闹的啤酒馆时代。他咒骂世界上一切的坏事都是犹太人干的，不断吹嘘他那半瓶子醋的宇宙理论，叹息命运再度击败德国，使它不能得到胜利和征服的机会。他把他对德国民族和全世界的遗言看作是对历史的最后的呼吁。希特勒在这个遗言中，重弹他在《我的奋斗》一书中的空洞的老调，又加上了些最后的谎话。作为一个已无可救药地被绝对权力完全腐化了的醉心权势的暴君的墓志铭，这个遗言再也恰当不过了。
　　希特勒称之为“政治遗嘱”的东西为两部分，第一部分是他对后代的呼吁，第二部分是他对未来的具体指示。
　　自从我竭尽绵薄，在德国被迫参加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充当一名志愿兵以来，已经有30多年了。
　　在这30名主中唯一指导着我全部思想、行动和生活的是我对人民的热爱和忠诚。这种热爱和忠诚给了我力量，使我能够作出人世间最艰难的决定……
　　说我或者任何其他的德国人在1939年要战争，是不真实的。需要和煽动战争的，完全是那些犹太血统的或为犹太人的利益服务的国际政容。
　　我曾经为限制和控制军备提出过无数次建议，这是后代任何时候也抹煞不了的，也不能把战争爆发的责任推到我的头上。我也从来没有希望在可怕的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还会再有一次以英国或美国为敌的世界战争。时光会飞逝，但是在我们城市和建筑物的废墟上，对最终要负责任的人们的仇恨将永远不会消失。他们就是对眼前这一切负有责任的人们：国际犹太人集团和他们的支持者。
　　接着，希特勒重复了他的谎言：他在对波兰发动进攻的前3 天，曾向英国政府提出合理解决波德问题的办法。
　　仅仅由于英国统治集团需要战争，这才遭到拒绝。他们之所以需要发动战争，一方面是由于商业上的原因，一方面是他们受到国际犹太人集团的宣传影响。
　　其次，他不仅把千百万人死于战场和轰炸的“全部责任”，而且把他大肆屠杀犹太人的“全部责任”，都推到犹太人的身上。然后，他就谈起他所以决定留下来与柏林共存亡的理由。
　　这6 年的战争尽管遭受种种挫败，但终有一天会被认为是一个民族争取生存的最光荣、最英勇的表现而载入青史。在6 年后的今天，我不能抛弃这个国家的首都……我要与千百万留守在这个城市里的人们生死与共。而且，我不会落到敌人手中。我知道他们正需要由犹太人导演一场新戏，采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因此我决定留在柏林，在我认为元首与总理职位已经不能维持下去的时刻，以身殉国。看到我们农民和工人的无比功勋和业绩，看到以我的名字命名的年轻一代所做的史无前例的贡献，我将含笑与世长辞。
　　遗嘱再往下是号召全体德国人“决不放弃斗争”。他终于不得不承认，国家社会主义目前已经完蛋了，但是他向同胞们保证，由于士兵和他本人的牺牲，种子已经撒了下去，有朝一日会生长起来……在一个真正团结一致的民族中，国家社会主义运动将要获得光荣的再生。
　　希特勒在临死以前还要对陆军，特别是军官团，进行最后一次侮辱，他认为他们对这次惨败负有主要责任。虽然他承认纳粹主义已经完蛋，至少是暂时完蛋了，他仍然命令三军将领以各种手段加强士兵们对于国家社会主义的信仰，以便提高他们的抵抗精神，并特别强调这一事实：我，作为国家社会主义运动的创建者，宁愿牺牲而不愿怯懦地辞职或者投降。
　　接着他就讽刺陆军的军官团：希望我们的陆军军官将来像我们的海军那样，把决不放弃一城一地看作是荣誉攸关的问题；尤其重要的是，指挥官们必须至死也要忠诚地克尽职守，做出光辉的榜样。
　　其实恰恰是希特勒的坚持要坚守“一城一地”“至死”（如斯大林格勒），才造成了军事上的灾难。但是在这方面，也正如在其他方面一样，他没有吸取到教训。
　　他的“政治遗嘱”的第二部分涉及继承问题。尽管第三帝国已在烈焰和爆炸中化为废墟，希特勒在没有指定继承人、决定继承人所必须任命的政府组成人员以前是不肯死去的。首先他不得不将以前指定的继承人除掉。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帝国元帅赫尔曼。戈林开除出党，并剥夺1941年6 月20日命令中授与他的一切权力……我任命邓尼茨海军元帅为德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最高统帅。
　　在我去世以前，我将前党卫队全国总队长兼内政部长海因里希·希姆莱开除出党并革除他的一切职务。
　　他认为陆军、空军和党卫队的将领们都背叛了他，使他不能获得胜利。
　　因此他能够选择的继承人只能是在他的征服战争中不能起大作用的小小海军的首领了。这一选择也是对陆军的最后嘲笑，因为陆军在战争中出力最大，死人最多。他还最后一次地谴责了自从建党以来除戈培尔以外两个最亲密的合作者。
　　戈林与希姆莱不仅对我不忠，还瞒着我，违背我的意志私自与敌人谈判，并非法地企图夺取国家控制权，从而给整个国家带来了无法弥补的耻辱。
　　在开除了叛国者和指定了继承人以后，希特勒又指定了邓尼茨的新政府的组成人选。他们都是“诚实的人”，他说，“他们会以一切手段完成继续作战的任务”。戈培尔将出任总理，鲍曼为“党务部长”——这是一个新职务。赛斯一英夸特，这个奥地利的卖国贼和新近担任荷兰总督的刽子手，被任命为外交部长。斯佩尔，同里宾特洛甫一样，被丢弃了。但是自从1932年被巴本任命为财政部长一直蝉联到现在的施维林·冯·克罗西史伯爵仍将继续保持他的职位。此人是一个傻瓜，但必须承认，他在尽力保全自己方面却是个天才。
　　希特勒不仅任命了他的继承人的政府，他还给它下了一道最后的典型的指令。
　　最重要的是，我命令政府和人民要竭尽全力拥护种族法律，无情地打击一切民族的毒害者国际犹太人。
　　交待了这一点之后，这位德国最高统帅就完了。时间是4 月29日，星期日，早晨4 点钟。希特勒把戈培尔、鲍曼、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召来做见证人，他在“政治遗嘱”上签了字，然后他们也在这个文件上签字。
　　随后他又迅速地口述了他的私人遗嘱。在这一部分遗嘱中，他回顾了他的奥地利下层中等阶级的出身，解释他为什么要结婚，为什么要同他的新妇一道自杀；他还处理了他的财产，他希望这笔财产足够使他的遗族维持温饱的生活。希特勒倒是没有像戈林那样利用他的权势为自己捞一笔大财。
　　在斗争的年代中，我曾认为我不能承担结婚所给我带来的责任，但是现在，当我生命行将结束之际，我决定与我有过多年真诚友谊并自愿在柏林已遭围困之时来到这里与我同生共死的女人结婚。
　　她自愿作为我的妻子同我一道死去。这就弥补了由于我服务于人民而进行工作给我们两人所带来的损失。
　　我的所有财物，不论其价值多少，都属于党，如果党不存在了，就归国家。假如国家也灭亡了，那我就用不着再交待了。我这些年来所收集的绘画从来没有打算作为私藏，而完全是为了在我的故乡多瑙河畔的林嗣建立画廊之用。
　　他指示遗嘱执行人鲍曼把所有值得作为私人纪念品的东西交给我的亲属，并给他们一笔足够维持一个小资产阶级生活水平的费用……
　　我的妻子同我决定死去，以免遭受被推翻或者投降的耻辱。我们希望我们的遗体将在我服务于人民12年来进行大部分日常工作的地方立即火化。
　　希特勒在口述两份遗嘱之后已经精疲力竭，回到室内睡了。这时天已破晓，曙光照到他生命中最后一个安息日的柏林。全城被浓烟笼罩着。俄国人大炮的直射程之内的房屋在倒塌、焚烧。他们离威廉街和总理府已经不远了！
　　希特勒睡觉以后，戈培尔和鲍曼就马上忙碌起来。希特勒在他们作为见证人签过字的“政治遗嘱”中，曾明确指示他们两人离开柏林参加新政府。
　　鲍曼十分乐意服从这一指示。尽管他对元首忠诚，但是如果他能避免的话，他是不想同元首一道同归于尽的，他一生中唯一希望的是在幕后指挥的权力，也许邓尼茨仍会给他这种权力。这是说，如果戈林在得悉元首去世的消息后不篡夺宝座的话。为了确保戈林不致篡夺，鲍曼马上给在伯希斯特加登的党卫队打了一个无线电报。
　　……如果柏林和我们沦于敌手的话，必须将4 月23日的卖国贼消灭。战士们，负起你们的责任！这关系到你们的生命和名誉！
　　这是一道要谋害戈林和他的空军将领的命令，鲍曼早已使党卫队将他们逮捕了。
　　戈培尔博士与鲍曼相反，但与爱娃·勃劳恩一样，是不愿意在他们敬爱的元首已经逝世的德国活下去的。他早已把命运交给了希特勒。只是由于希特勒，他才得以飞黄腾达。他一直是纳粹运动的主要预言家和宣传家，而且在制造纳粹神话方面仅次于希特勒。为了使这些神话能够流传下去，不但元首应当壮烈牺牲，作为元首最忠实的追随者，唯一没有背叛元首的党内元老，也必须壮烈地死去，给后世留个榜样，有朝一日能够使国家社会主义的火苗重新燃烧起来。
　　当希特勒休息之后，戈培尔似乎就是怀着这样的心情回到他那地下室的小房间里去写自己对当代和后代的遗言的。他把他的遗言叫做“元首政治遗嘱的附录”。
　　元首已经命令我离开柏林……到他所任命的政府里去担任一员领导。
　　我一生中还是第一次必须坚决拒绝服从元首的命令。我的妻子和孩子们也同我一起拒绝服从。
　　在最危急的时刻抛弃元首，实为人情和忠贞所不许；何况在今后余生中，世人将把我看作是一个可耻的卖国贼和下贱的无赖，我不仅将会失掉同胞们对我的尊敬，也会失掉自尊心……
　　在元首被叛逆的梦魇缠绕着的战时这些最危急的日子中，少不得要有一个人无条件地陪着他直到最后牺牲……
　　因此我相信我正在为德国人民的前途做一件最好的事情。在今后艰苦的岁月里，树立榜样比活着更重要……
　　基子这种理由，我同我的妻子一起，并代表我们的儿女（他们太小了，还不能表示他们的意见，如果他们的年龄比现在大一些，也会毫无保留地同意我们的决定）表示坚定的决心：即使帝国首都沦于敌手也不离开它，而要在元首的身边结束我的生命。因为如果我不能生活在元首的身边并为他服务，生命对我个人来说是没有任何价值的。
　　4 月29日早晨5 点半钟戈培尔写完了他的遗言。柏林已经破晓，但战争的烟火遮住了太阳。在地下避弹室的电灯光下还有许多事情要做。头一件事情是如何通过附近的俄国防线将元首的遗嘱带给邓尼茨等人，以便为后代永远保存下来。
　　为了带出这个文件的副本选择了三名信使：希恃勒的军事副官维利·约翰迈那少校，党卫队军官和鲍曼的顾问威廉·山德尔，以及前一天晚上带来希姆莱叛变恶耗的宣传部官员海因兹·洛仑兹。多次获得奖章的约翰迈那负责领导这一小组，设法通过红军防线。他要把这个遗嘱的一份副本交给斐迪南·舒埃纳尔元帅，后者的集团军仍完整地坚守在波希米亚山中，而且希特勒已任命他为新的陆军总司令。布格道夫将军在递交舒埃纳尔的文件里附了一封信说，希特勒是在“今天收到希姆莱叛变的骇人听闻的消息之后”
　　写了他的遗嘱的，“这是他的不可变更的决定”。山德尔和洛仑兹要把他们的副本带交给邓尼茨。山德尔的副本中也附了一封鲍曼的信。
　　亲爱的海军元帅：因为所有的师团都未能前来解围，看来我们已经没有希望，元首昨晚口述了这份政治遗嘱。希特勒万岁！
　　当天中午这3 位信使出发去执行他们的危险的使命。他们经柏林动物园和夏洛登堡迂回西行，到达哈维尔湖前面的皮彻尔斯道夫。该地驻扎了希特勒青年团的一个营，还在等待不见踪影的温克大军的到来。为了到达这里，这3 个人已经成功地溜过了3 重俄军封锁线，柏林动物园中央的胜利碑，在动物园前面的动物园车站，以及皮彻尔斯道夫的外围。他们还必须通过很多俄军防线，还得经历很多的冒险。虽然最后他们都一一通过了这些防线，但是已经太晚了，他们携带的文件对邓尼茨和舒埃纳尔已经没有用处，后者根本没有见到这些送信人。
　　那天离开地下避弹室的还不止这3 个送信人。4 月29日中午，希特勒又恢复了暂时的平静，召开例行军事会议讨论战争形势，跟快6 年来他每天都在这个时候召开会议一样，就好像路还没有走到尽头似的。克莱勃斯将军报告说，昨夜和今晨俄军已进一步逼近总理府。剩下的可怜一点点守军的军火供应越来越少。温克的援军仍无消息。有3 个军事副官感到无事可做，又不愿同元首一道自杀，于是他们请问元首是否可以离开地下避弹室去打听温克的下落。希特勒批准了这个请求，并命令他们催促温克马上行动。当天下午这3 个军官便离开了。
　　不久，又有第4 人离开了，此人是希特勒的空军副官，战争开始以来成为核心组织中的下级人物的尼古拉斯·冯·贝罗上校。贝罗也是不想自杀的，他也感到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已再没有什么有用的事可做。他要求元首准许他离开，也得到了批准。希特勒这天真是十分通情达理。他也想到他可以利用这位空军上校给他带出一封最后的信。这封信是写给凯特尔将军的。
　　鲍曼已怀疑他有叛国之嫌。希特勒在这封信中对陆军进行最后一次谴责，他认为陆军辜负了他的期望。
　　毫无疑问，那天夜里10点钟所举行的情况汇报会上所获得的消息更加深了元首对陆军的切齿痛恨。威德林将军负责指挥勇敢的、但是装备简陋而又超龄的人民冲锋队和不足年龄的希特勒青年团队伍，正在被围的柏林牺牲自己，以便使希特勒多活几天。据他报告说，俄军已沿萨尔兰街和威廉街推进到空军部附近，距总理府只有咫尺之遥。他说敌人至迟于5 月1 日，也就是说，在一两天内将打到总理府。
　　末日终于来临。甚至一直在指挥着即将前来为首都解围的纸上军队的希特勒，也终于认识到这一点。他口述了最后一封信，命令贝罗带给凯特尔。
　　他在信上告诉这位最高统帅部长官：柏林保卫战现在已结束；他将自杀，决不投降；戈林和希姆莱已经背叛了他；他已任命邓尼茨作为他的继承人。
　　他对于纵然是由他领导的但仍给德国带来失败的武装部队还有最后一句话要讲。他说海军战斗得非常出色。空军也很勇敢，只有戈林应对空军丧失战时初期优势负责。至于说到陆军，一般士兵打得很好而且很勇敢，但是将领们辜负了他们，也辜负了他。
　　[ 他接着说] 人民和武装部队在这次长期艰苦的斗争中，贡献了他们的全部一切。牺牲是巨大的。
　　但是很多人滥用了我对他们的信任。在整个战争时期，不忠和背叛使抵抗遭到破坏。
　　这就使我无法领导人民获得胜利。陆军参谋总部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陆军参谋总部是不能相比的。它的成就远远比不上前线将士们的成就。
　　从这里至少可以看到一点：这位纳粹最高统帅的性格至死也没有改变。全部伟大的胜利都归功干他。失败和最后的倒台则归咎于别人，归咎于他们的“不忠和背叛”。
　　接下去是他的临别赠言，这是这个疯狂的天才人物一生中最后留下的有记录可查的文字：这次战争中德国人民所作的努力和牺牲十分巨大，使我不能相信会是白费的。目标仍然必须是为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
　　最后这句话是直接从《我的奋斗》一书中引来的。希特勒的政治生命是从为优越的德国人民赢得“东方的领土”这一着迷的妄想开始的，现在他又抱着这一妄想结束他的生命。千百万德国人民的死亡，千百万德国家园的被炸毁，甚至于德国的灭亡，都不能使他相信，从东方斯拉夫民族那里夺取土地，是决无实现可能的条顿式的梦想，且不谈道义问题。
　　希特勒和他的新妇之死
　　4 月29日下午，地下避弹室收到了从外面世界传来的最后一批消息。法西斯独裁者、希特勒的侵略伙伴墨索里尼已经命丧黄泉，陪着他死去的还有他的情妇克拉拉·贝塔西。
　　他们是在4 月26日企图从科摩逃往瑞士时，被意大利游击队捕获，于两天以后处决的。4 月28日（星期六）晚上，他们的尸体被装上卡车，运到米兰，抛弃在广场上。第二天，他们被倒吊在路灯杆子上，后来又被放下来扔到路旁明沟里，让复仇的意大利人能够在那个安息日尽情地糟蹋他们。劳动节那天，本尼托·墨索里尼与他的情妇合葬在米兰的玛基欧尔公墓的贫民墓地里。意大利领袖和法西斯主义就是在这样悲惨的可耻下场下成为历史陈迹。
　　墨索里尼不体面的下场到底有多少详细情况传到了希特勒耳中，现在还不清楚。人们只能猜测，如果他知道得很多，那不过更加强了他的决心，不让他和他的新妇或他们的尸体，如他在遗嘱中所写的那样，成为“犹太人导演的一场戏，来取悦他们歇斯底里的群众”。
　　希特勒在获悉墨索里尼的死讯以后，马上进行他的最后准备。他毒死了他心爱的名叫布朗迪的法国阿尔萨斯种名狗，又枪杀了家里的其他两条狗。
　　他将剩下的两名女秘书叫来，把毒药交给她们。当野蛮的俄国人打进来的时候，如果她们想要使用的话，可以使用，他说，他很抱歉在诀别时不能送更好的礼物给她们，他对她们长期忠诚的服务表示感谢。
　　夜已降临，阿道夫·希特勒的生命的尽头到了。他命令他的秘书荣格夫人焚毁档案中的残余文件，并且命令所有地下避弹室的人在没有得到通知以前不能入睡。大家解释这个命令的意思是希特勒认为他向大家告别的时候到了。但是，据几位在场人的回忆，一直到半夜以后很久，大约是4 月30日早晨两点半钟，元首才走出他的私人房间，来到作为饭厅的过道上，在那里等候他的约有20人，多半是他的女部下。他同在场的人一一握手，嘴里叽叽咕咕，也听不清说的是甚么。他眼里含着泪水，据荣格夫人的回忆，“他的视线好像越过地下避弹室的墙，看着很远的地方”。
　　在他退回私室以后，一件奇特的事情发生了。地下避弹室里已经达到令人不能忍耐的紧张气氛松弛下来了，有几个人到饭厅来跳舞。这个不可思议的舞会发出的喧嚣声音很大，以至使元首那边下了命令叫他们安静一点。俄国人可能在几个小时以后就打进来，把他们都杀光。虽然他们当中大多数人一直在考虑如何逃命的问题，但是由于元首对他们生命的严格控制已经结束了，在这短暂的片刻，只要可能，他们也想寻欢作乐一番。这些人看来真是如释重负，因为他们竟跳了个通宵。
　　鲍曼却不是这样。这位阴险人物还有事情要办哩。他企图逃命的机会似乎愈来愈少了。从元首自杀到俄军来到之前的这一段时间恐怕太短，很难逃到邓尼茨那里去。如果逃不了，在希特勒尚未死去之前，他还能假借名义发号施令的时候，他至少可以进一步拿“卖国者”来报仇雪恨。在最后一天夜间，他还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邓尼茨！
　　我们愈来愈感到，这几天来，在柏林战场的各个师团一直在闲着。我们所获得的情报全受凯特尔的控制，扣压，或者篡改……元首命令你火速对所有卖国者进行无情的打击。
　　虽然他知道希特勒在几小时内就要死去，他在电报中还附加了一句：“元首仍然活着，正在指挥柏林的保卫战。”
　　但是柏林已经保不住了。俄军几乎已经占领整个城市。现在仅仅是如何保卫总理府的问题了。总理府已成了瓮中之鳖，希特勒和鲍曼在4 月30日中午的最后一次情况汇报会议上已经了解到这一点。俄国人已经打到柏林动物园的东边，进入波茨坦广场。他们离总理府只有一条街了。阿道夫·希特勒实现他的决心的时候已经到了。
　　他的新妇这一天显然没有心思吃午饭，希特勒同他的两位秘书和素食女厨一道进餐，她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是她替他做的最后一餐饭。大约在下午两点半钟，他们快要用完午饭的时候，管理总理府车房的元首司机埃里希·肯普卡接到命令，叫他立刻运200 公升汽油到总理府花园来。要弄这许多汽油是有困难的，但肯普卡终于搞到大约180 公升，找了3 个人帮忙把汽油运到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
　　为维金式火葬收集汽油还在进行的时候，希特勒已用毕最后一餐。他把爱娃·勃劳恩叫来，与他一道同他最亲密的伙伴们诀别。这些人是戈培尔博士、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他的秘书们和女厨曼齐阿里小姐。戈培尔夫人没有在场。这位刚强而美丽的金发女人，同爱娃·勃劳恩一样，觉得下决心同丈夫一道死去是容易的，但一想到要杀死她那6 个年轻的孩子们，她就感到缺乏勇气了。这些天来这些孩子们整天在地下避弹室嬉戏，丝毫不知有什么可怕的下场在等待着他们。
　　“亲爱的汉娜，”两三天以前一个晚上，她曾对莱契小姐说：“当最后一天来到的时候，如果我对孩子们缺乏勇气，你必须帮助我……他们是属于第三帝国和元首的。如果第三帝国和元首不存在了，他们也就没有地方可以生存了。我最害怕的是在最后一霎那变得太软弱。”她现在一个人呆在她那小房间里，正在努力克服她那最大的恐慎。
　　希特勒和爱娃·勃劳恩没有这样的问题。他们要结束的只是自己的生命。
　　与大家告别之后，他们回到自己的寝室。戈培尔、鲍曼和其他几个人，在外面的走廊里等候着。过了一会儿，他们听到一声枪响，他们等待着第二次枪声，但是却没有声音了。他们等了一会儿，轻轻地走进元首的房间。他们看到阿道夫·希特勒的尸体趴在沙发上，还在淌血。他是对着自己的嘴放了枪的。爱娃·勃劳恩躺在他的身旁。两支手枪滚落在地板上，但是新娘子并没有用她的手枪。她服了毒药。
　　时间是1945年4 月30日，星期一，下午3 点30分。这是阿道夫·希特勒56岁生日后的第10天，是他担任德国总理、建立第三帝国以来的整整12年零3 个月。第三帝国的寿命只不过比他多活一个星期。
　　接着就进行维金式火葬。没有人讲话，唯一的声音是俄国的炮弹落在总理府花园里和打在四周弹痕累累的墙壁上的爆炸声。希特勒的侍从、党卫队中队长海因兹·林格和一个勤务兵将元首的尸体抬出来，尸体是用军用灰绿色毛毯包裹的，以便遮住那张血肉模糊的脸。肯普卡从露在毯子外面的黑色裤子和皮鞋认定这是元首的尸体，因为希特勒总是穿着这样的裤子和灰绿色上衣的。爱娃·勃劳恩因死的干净一些，身上没有血。鲍曼将她的没有包裹的尸体抬出来，到了过道之后交给肯普卡。
　　希特勒夫人［这位司机回忆道］穿着一件黑色衣服……我看不出身上有什么伤口。
　　尸体被抬到花园里，在一阵轰炸之后，趁机将尸体放在一个弹坑中然后点燃汽油。以戈培尔和鲍曼为首的送葬人退回地下避弹室的紧急出口处，当火焰上升时全体肃立，举起右手行纳粹告别礼。仪式很短，因为红军炮弹又开始轰击花园，这些人赶紧退回地下室的安全处所，让汽油引起的熊熊烈火去完成消灭阿道夫·希特勒及其夫人的遗体的工作。对于鲍曼和戈培尔来说，他们在失却了元首和独裁者的第三帝国中仍有任务要完成，虽然各人要完成的任务是不相同的。
　　任命邓尼茨为继承人的元首遗嘱，现在还来不及由送信人送到他的手里。必须用无线电通知这位海军将领。但是眼前已经丧失权力的鲍曼，甚至到了这个时刻仍在迟疑不决。尝到过权力滋味的人要突然放弃权力是困难的。最后他终于发了一个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元首任命你为继承人，以代替前帝国元帅戈林。任命状现在途中。你必须采取适应形势需要的一切措施。
　　关于希特勒的死，他只字未提。
　　指挥德国北部军队并将他的总部移至石勒苏益格邦的普洛恩的邓尼茨，接到这个消息大吃一惊。他和纳粹党的首领们不一样，并不想做希特勒的继承人。在他的水手的脑瓜里也从来没有想过这件事。两天以前他认为希姆莱会做继承人，还跑到这个党卫队首领那里去向他表示支持。但是他由于从来没有想到过违抗元首的命令，仍然相信希特勒还在人间，他发了下面的回电。
　　我的元首！
　　我对您的忠诚是无条件的。我将尽一切力量解除柏林之围。然而如果命运一定要我作为您的继承人统治德国的话，我将把战争打到底，无愧于德国人民的史无前例的、英勇的斗争。
　　海军元帅邓尼茨。
　　那天夜间，鲍曼和戈培尔有了一个新的打算。他们决定尝试与俄国人进行谈判。仍呆在地下避弹室里的陆军参谋总长克莱勃斯将军，曾经在莫斯科做过助理武官，会讲俄语，他在莫斯科火车站曾受到过斯大林的拥抱，这事曾轰动一时。也许他能够从布尔什维克那里得到一点东西。戈培尔和鲍曼特别想要获得的是让他们安全通行，以便他们能够到邓尼茨的新政府那里去担任新职。作为交换条件，他们准备放弃柏林。
　　克莱勃斯将军在4 月30日子夜以后不久出发去见苏联指挥进攻柏林部队的崔可夫将军。陪同克莱勃斯前往的一位德国军官所记录的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克莱勃斯：今天是5 月1 日，我们两个国家的伟大的节日。
　　崔可夫：我们今天欢庆伟大的节日。你们那边的情形如何则很难讲。
　　这位俄国将军要求在元首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以及在柏林的德国守军全部无条件投降。
　　克莱勃斯的使命执行起来是要花时间的。5 月1 日上午11点钟，他还没有回来，已经等得很不耐烦的鲍曼，再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
　　遗嘱已经生效。我将尽快地到你那里去。在我到来以前，我建议你不要发表这一消息。
　　这封电报的措词是含糊的。鲍曼就是不愿意直截了当地说元首已经死了。他打算离开柏林之后争取头一个将这一件大事告诉邓尼茨，以便赢得新任总司令的欢心；但是即将与他的妻子和儿女一道死去的戈培尔，没有什么个人的原因不将那个简单的事实告诉邓尼茨。下午3 点15分，他给邓尼茨打了一个电报——这是柏林被围的地下避弹室发出的最后一封无线电报。
　　海军元帅邓尼茨。绝密。
　　昨天下午3 点30分，元首去世了。4 月29日的遗嘱任命你为德国总统……［以下是内阁主要人员的任命名单。］已遵照元首的命令，派人将遗嘱给你送去……鲍曼打算今天到你那里去，并将情况报告你。关于向报界和军队宣布此事的时间和方式由你决定。请复电。
　　戈培尔戈培尔认为没有必要将自己的意图告诉新的领袖。在5 月1 日傍晚，他执行了自己的意图。第一件事是毒死6 个孩子。他们的游戏终止了，每人打了一针毒药、显然是头一天毒死希特勒的几条狗的那个医生干的。然后戈培尔将他的副官、党卫队小队长古恩特·施瓦格曼叫来，要他去取汽油。
　　“施瓦格曼，”他说，“这是最可恶的背叛。将军们都出卖了元首。一切全都完了。我将同我的妻子和家人一道死去。”他甚至对他的副官也没有说，他已叫人将他的孩子们谋杀了。“你必须烧掉我们的尸体。你能这样做吗？”
　　施瓦格曼向他保证，他能这样做，于是叫两个勤务兵去弄汽油。几分钟以后，大约8 点半钟，天快要黑下来的时候，戈培尔博士夫妇走过地下室，与正好在走廊里碰到的那些人告别，然后走上花园。在他们的请求下，一个党卫队勤务兵对准他们的后脑勺放了两枪。4 桶汽油泼在他们的尸体上，然后燃起火来，但这次的火葬搞得并不太好。地下室里还活着的人都急着要参加马上就要开始的大逃亡，没有时间花费在焚烧已经死去的人的尸体上。俄国人第二天就发现了两具焦黑的尸体，马上就认出它们是宣传部长和他的妻子的尸体。
　　5 月1 日晚上9 点钟，元首的地下避弹室已经是大火熊熊，元首的侍从人员约五六百人，大半是党卫队，在总理府的地下避弹室里窜来窜去准备逃亡，据逃亡人中希特勒的裁缝后来回忆，他们就像一群砍了脑袋的母鸡。逃亡的计划是徒步由总理府对面的威廉广场的地下铁道车站出发沿地下铁道走到弗雷德里希街的高架电车站，然后渡过斯勃利河，穿过俄军防线立即向北。有许多人逃脱了，另一些人却没有，鲍曼也在其内。
　　当克莱勃斯将军那天下午带着崔可夫将军无条件投降的要求回到地下避弹室的时候，鲍曼认定唯一活命的机会是跟着大伙一齐逃跑。他这一伙人企图尾随一辆德国坦克，但据同他在一起的肯普卡说，一颗俄国炮弹正击中这辆坦克，鲍曼几乎肯定已被打死了。在皮彻尔斯道夫大桥抛下他的一营年轻战士、只顾自己逃命的希特勒青年团的首领阿克斯曼当时也在场，他后来供述，鲍曼的尸体躺在养老院街与铁轨交叉的桥的下面。月光照在鲍曼脸上，阿克斯曼看不出他有什么伤痕。据他的估计，鲍曼在看到自己逃出俄国防线的可能性已等于零的时候，吞下了胶囊毒药。
　　克莱勃斯将军和布格道夫将军没有参加集体逃亡。人们相信他们是在总理府的地下室里用手枪自杀的。
　　第三帝国的结束
　　第三帝国比它的创造者多活了7 天。
　　5 月1 日晚上10点钟刚过，当戈培尔博士夫妇的尸体在总理府花园中正在焚烧，地下避弹室里的人们集结在一起准备从柏林地下铁道逃亡的时候，汉堡广播电台突然终止播送勃鲁克纳的庄严的第七交响乐。一阵军鼓声之后，一个广播员说道：我们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同布尔什维主义战斗到最后一息，今天下午在德国总理府的作战大本营里为祖国牺牲了。4 月30日，元首任命海军元帅邓尼茨为他的继承人，现在由元首的继承人海军元帅对德国人民讲话。
　　第三帝国在弥留之际还在撤谎，就像它在建立之初一样。除了希特勒不是在那天下午而是在前一天下午死去这一无关宏旨的事实以外，他也不是打到“最后一息”时牺牲的。但是继承希特勒衣钵的人为了保持神话，为了要控制仍在进行抵抗的军队，广播这个谎言是必要的，因为如果士兵们知道事实真相，一定会感到他们被出卖了。
　　邓尼茨在晚上10点20分进行广播的时候也重复了这个谎言，并大谈元首的“壮烈牺牲”。实际上他当时也不知道希特勒是怎样死的。戈培尔的电报中只说他在头一天下午“死”了。但是这并不妨碍邓尼茨在德国人民灾难临头的时刻，在这个问题上或者在其他问题上，把他们已经糊涂的头脑弄得更糊涂。
　　［他说］我的任务是拯救德国，使它不致遭受向我们进攻的布尔什维克敌人的破坏。正是为了这个目的，才要继续把军事斗争进行下去。只要英国人和美国人阻挠这个目的的实现，我们也就不得不继续进行抵抗他们的防御战。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英美两国的作战不是为了他们人民的利益，而只是为了在欧洲散布布尔什维主义。
　　这是一个拙劣的歪曲。这个海军元帅并不曾对希待勒在1939年与这个布尔什维克国家结盟的决定提出过抗议，正是由于这一决定，德国才得以同英国以及后来同美国作战。他在广播结束时抚慰德国人民说：“在我们做了这样重大的牺牲之后，上帝是不会抛弃我们的。”
　　这些都是空话。邓尼茨知道德国的抵抗已经到了头了。4 月29日，希特勒自杀的前一天，在意大利的德军已经无条件投降。由于通讯设备受到破坏，元首未能获悉这项消息，这就使得他的最后几小时能够舒服一点，不然的话，他就更加不能忍受了。5 月4 日，德军最高统帅部命令所有在德国西北部、丹麦和荷兰的德军向蒙哥马利元帅投降。第二天凯塞林的Ｇ集团军，包括驻在阿尔卑斯山北部的德国第一军团和第九军团在内，都投降了。
　　同一天，即5 月5 日，新任德国海军总司令汉斯·冯·弗雷德堡海军上将来到设在莱姆斯的艾森豪威尔的总部接洽投降。从最高统帅部的最后文件中可以清楚看出，德国的目的是想拖延几天，以便争取时间尽量把德国军队和难民从俄国进军的道路上撤出，使他们能够向西方盟军投降。约德尔将军第二天也来到莱姆斯，帮助他的海军同僚进行策划。但这是徒劳的，文森豪威尔看穿了这个诡计。
　　［他后来写道］我命令史密斯将军通知约德尔，除非他们立即停止一切的借口和拖延，我将封锁整个盟军战线，并用武力阻止任何德国难民进入我们的防线。我不容许进一步的拖延。
　　5 月7 日凌晨1 点半钟，邓尼茨接到约德尔向他报告的艾森豪威尔的要求后，从丹麦边境的弗伦斯堡新成立的总部打电报给约德尔，授以全权在无条件投降文件上签字。他们的花招失败了。
　　［1139］1945年5 月7 日凌晨2 点41分，在艾森豪威尔总部——莱姆斯的一所学校里，举行了德国无条件投降的签字仪式。这个学校不大，房子是红色的。代表盟军在文件上签字的是瓦尔特·比德尔·史密斯将军，代表俄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伊凡·苏斯洛巴罗夫将军，代表法国作为见证人签字的是弗朗索瓦·赛维兹将军。代表德国签字的是海军上将弗雷德堡和约德尔将军。
　　约德尔要求讲话，得到了允许。
　　这次签字以后，德国人民和德国武装部队的祸福吉凶，已交由胜利者决定了……在这个时刻，我只能表示希望胜利者会宽大地对待他们。
　　盟军方面对此没有反应。但是约德尔也许卧亿起5 年前双方所演的角色与这次正好相反的另一个场合。当年一位法国将军在贡比臬签署无条件投降书后，也曾发出类似的呼吁——结果毫无用处。
　　1945年5 月8 日午夜，欧洲的炮火和轰炸停止了。自从1939年9 月1 日以来在欧洲整个大陆上第一次出现令人感到有点异样、但受到欢迎的平静。在这5 年8 个月零7 天中，在800 个战场上，在1000个被轰炸的城镇中，有千百万的男女被屠杀；更多的人在纳粹毒气室里和党卫队特别行动队在俄国和波兰的死人坑的边沿上被杀害——这一切都是阿道夫·希特勒的征服野心所造成的结果。绝大多数的欧洲古城，都遭到破坏。天气暖和以后，无数没有葬埋的尸体从瓦砾堆中发出了令人恶心的臭味。
　　在德国的大街上，再也没有穿长统靴的冲锋队齐步前进的声音了，再也没有成群结队、身穿褐衫的人们的喧闹声了，再也没有元首从扩音器里发出的尖叫声了。
　　经过12年4 个月零8 天之后，这个“千秋帝国”已寿终正寝了。除了一伙德国人之外，这段时期对于所有的人都是黑暗时代，而现在这个黑暗时代也在凄凉的暮色中结束了。这个“千秋帝国”，正如我们所见到的，曾将这个伟大的民族，这个富有才智但又极易被引上歧途的人民，带到他们从来没有经历过的权力和征服的高峰，现在它却土崩瓦解了，其突然和彻底，在历史上是极其罕见的。
　　1918年德国在最后的败北以后，德皇逃跑，帝制崩溃，但支撑这个国家的其他传统机构依然保留下来。一个人民选出的政府。一支德国军队的核心和参谋总部仍继续起着作用。但是1945年的春天，第三帝国却根本不存在了。无论哪一级的德国政权都不存在了，千百万三军将士在本土上变成了战俘。千百万居民，一直到乡村的农民，全被占领军统治，他们不但要依靠占领军维持法律和秩序，而且从1945年的夏季到严冬都要依靠占领军所供给的粮食和燃料过活。这就是阿道夫·希特勒的愚蠢给他们带来的结果，也是他们自己那样盲目、那样死心塌地地追随他的结果，虽然在1945年秋天我回到德国的时候，发现人们对希特勒并不怎么痛恨。
　　人民还活着，土地也还在。但人民却茫茫然，流着血，挨着饿。当冬天到来时，他们在轰炸的劫后残垣中，穿着破烂的衣服不停地打着哆嗦；土地也一片荒芜，到处是瓦砾成堆。曾经企图毁灭其他许多民族的希特勒，在战争最后失败的时候也想要毁灭德国人民，但与他的愿望相反，德国人民并没有被毁灭。
　　只有第三帝国成了历史陈迹。





　　简短的尾声

　　那年秋天，我回到那曾经不可一世的国家，在第三帝国的短短的年代中，我曾在那里呆过很久。一切都难于辨认出来了。我曾在另一本书中谈到这次见闻。这里还要做的只是把这本书中出现过的其他突出人物的命运交代一下。
　　在丹麦边境弗伦斯堡成立的邓尼茨残余政府1945年5 月23日被盟军解散了，全体成员均被逮捕。5 月6 日，在莱姆斯投降的前夕，邓尼茨解除了希姆莱的职务，打算借此来赢得盟军的好感。这个曾对千百万欧洲人民长期操生杀大权并经常行使这项大权的党卫队头子，在弗伦斯堡附近流浪了一个时期，5 月21日，他同11名党卫队军官企图通过英美防线回到他的故乡巴伐利亚去。希姆莱剃去、了短胡子——这一定使他很苦恼——左眼上贴着一个黑眼罩，换上了陆军士兵制服。这帮人头一天就在汉堡与不来梅港之间英国的一个哨所上被抓住了。经过盘问之后，希姆莱向一位英国陆军上尉承认了自己的身份，于是他就被押到在卢纳堡的第二军团总部。他在那里被剥去衣服进行搜查，然后给他换上一套英国陆军制眼，以免他可能在他的衣服里暗藏毒药。但是搜查得不够彻底。希姆莱将氰化钾胶羹藏在他牙龈上的一个小洞里。当5 月23日从蒙哥马利总部来的另一位英国情报官员命令军医官检查犯人口腔时，希姆莱咬破了胶囊，在12分钟内便一命呜呼了，虽然用洗胃和灌呕吐剂的办法尽力想使他活命，但这一切都无济于事。
　　希特勒的其余亲密伙伴的寿命比较长一些。我到纽伦堡去看过他们。在他们赫赫不可一世的时候，我常在这个城市里举行的纳粹党年会上看到他们。现在在国际军事法庭的被告席上，他们[1142]的样子大不相同了。他们完全变了样。他们穿着敝旧的衣服，心神不宁地坐在位子上，再也没有从前做领导人物时那种傲慢神气了。他们看起来像一群碌碌的庸才。似乎很难想象，这些人在上次看到的时候曾经掌握过那样巨大的权力，居然能够征服一个伟大的民族和绝大部分的欧洲。
　　在被告席上共有21个人。* 戈林比我上次看见他时体重减少了80磅，他穿着一套褪了色的没有肩章的德国空军制服。他由于坐在被告席的首位上显然很高兴，这是在希特勒死后对戈林在纳粹政权中的地位的一种为时已晚的承认。在飞往伦敦以前曾经是第三号人物的鲁道夫·赫斯现在形容惟淬，凹下去的眼睛失神地瞪着前方。他装作健忘的样子，但是一望而知是个垮了的人。里宾特洛甫的傲慢自大的神气终于完全消失了，低垂着头，面色苍白，神情沮丧。凯特尔的趾高气扬也不见了。那位头脑糊涂的纳粹“哲学家”罗森堡，看来也终于对现实有所醒悟了，这是把他带到这个地方来的客观事件的功劳。
　　纽伦堡的犹太人陷害者尤利乌斯·施特莱彻也在那里。我曾看见他从前在这个古城的大街上挥舞着鞭子昂首阔步，这个有虐待狂和色情狂的人看来颇为颓丧。现在他已是一个衰弱的秃顶老头，满头大汗地坐着，眼睛瞪着那些法官，心想这班人一定都是犹太人（这是一个警卫后来告诉我的）。第三帝国负责奴隶劳动的头子弗里茨·沙克尔也在被告席上，眼睛眯成一条缝，活像一头猪。他显得很紧张，身子不停地前后摇摆。坐在他旁边的是巴尔《柏林日记的结尾》。
　　杜·冯·席腊赫，他先是希特勒青年团的头子，后来又成为维也纳的党领袖。
　　他的美国血统比德国的还多，看上去很像一个因为犯了某种过失被学校开除的大学生。在被告席上还有沙赫特的继任者，目无定睛、其貌不扬的瓦尔特·丰克。沙赫特博士也在那里，在第三帝国最后的几个月中，他曾被他所敬重过的元首关进集中营，随时都在担心被处死刑。现在他非常气恼的是，盟军竟会把他也当作战犯审问。弗朗兹·冯·巴本对希特勒的上台比其他任何德国人都要负更大的责任，现在也被抓来当被告。他似乎老多了，不过他的曾经多次侥幸脱险的老狐狸的神情，仍然刻画在他那干瘪的老脸上。
　　希特勒的第一任外交部长，旧派的德国人牛赖特是一个没有什么信仰和原则的人，现在显得十分颓丧。斯佩尔却不然，在这一伙人中间，他给人以最直率的印象。在长期的审问中，他的讲［1143］话很老实，无意逃避他的责任和罪过。在被告席上，还有奥地利的卖国贼赛斯—英夸特、约德尔和两位海军元帅——雷德尔和邓尼茨。希特勒的继承人穿着一身服装店做的现成衣服，活像一个鞋店小职员。“刽子手海德里希”的继承人卡尔登勃鲁纳是双手沾满鲜血的人，在受审时将会抵赖他的一切罪行。曾驻波兰的纳粹刽子手汉斯·弗朗克也许会承认他所干的一些罪行，因为他最后终于有点悔悟，按照他自己说的，重新发现了上帝并恳求他的饶恕。死到临头也同平时一样毫无特色的弗立克也在那里。最后一名是汉斯·弗里茨彻。由于他的声音很像戈培尔，他曾当过广播评论员，戈培尔曾将他安插在宣传部当一名官员。
　　看来法庭上所有的人，连他本人在内，都不明白为什么他也成了被告——因为他的职位太小了——除非是把他看作是戈培尔的幽灵。后来他被开释了。
　　被开释的还有沙赫特和巴本。后面这3 个人后来在德国整肃纳粹法庭上被判处很重的徒刑，但结果只服了很短的刑期。
　　纽伦堡法庭上被判处徒刑的有7 人：赫斯、雷德尔和丰克被判无期徒刑，斯佩尔和席腊赫被判20年徒刑，牛赖特被判15年徒刑，邓尼茨被判10年徒刑。其余的被判死刑。
　　1946年10月16日凌晨工点11分，里宾特洛甫走上纽伦堡监狱死刑室的绞架，接着一个一个相隔不久上绞刑架的有凯特尔、卡尔登勃鲁纳、罗森堡、弗朗克、弗立克、施特莱彻、赛斯一英夸特、沙克尔和约德尔。
　　但是赫尔曼·戈林并没有上绞刑架。他骗过了刽子手。他在轮到他以前两小时，吞下偷偷带入监狱里的毒药。他同他的元首阿道夫·希特勒和与他争夺继承人的劲敌希姆莱一样，在最后也成功地选择了他自己的与世长辞的道路；而对这个世界，他也同他们两人一样，曾带来那样惨无人道的灾难。
　　后记
　　本书所受到的欢迎出人意料。
　　在我的出版商、编辑、代理人以及众多的朋友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相信公众会买这样一部书——部头如此之大，注释如此之多，价格如此昂贵，所叙述的又是这样一个题目。我的演讲代理人曾告诉我，人们对希特勒和第三帝国已不再有任何兴趣，我的演讲必须换个话题。我的出版商事先仅印了12500 册书。
　　因此，本书一经出版便吸引了相当一部分读者这一事实，对于我们大家都是一个意外的惊喜。我本人从未掌握过销售情况，无论是西蒙一舒斯待所出的精装本还是福西特所出的平装本。3 年前，我惊奇地获悉，《第三帝国的兴亡》在“当月图书俱乐部”的销售册数超过了其历史上的任何其他书籍。
　　但究竟售出了多少册，我不清楚，本书在海外也颇受欢迎，这包括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尽管在德国情况稍差一些。
　　本书的书评文章，其分析之透彻，远远超出我的期望，德国的这类书评不在此列。尽管从整体来说，学术界的历史学家们对本书及我本人态度冷淡（似乎我是一个无权闯入其禁脔，但却擅自闯进去的家伙，他们说，只有教授历史的人才能写出好的史书）。但也有显著的例外。
　　Ｈ·Ｒ·特雷弗- 罗珀就是这样一个例外。当初获悉星期日的《纽约时报书评》已将本书交给他去评论时，我感到诚惶诚恐。他是牛津大学一位颇受尊敬的历史学家，我对他也极为尊崇——我认为他的《希特勒的最后日子》一书很有价值。但在当时，英国的书评家们对美国作家极为苛刻，除此之外，我还认为，作为一位知名学者，特雷弗一罗珀很可能与他的美国同行一样，对试图撰写历史的记者不屑一顾。因此我得出结论，我可能会在这份出版物上受到猛烈抨击，而该出版物对于美国作家及其著作来说，是极其重要的。
　　但特雷弗一罗珀亦有惊人之举。他的书评的标题明确提示了他要说些什么。
　　我们这一世纪最黑暗之夜中的光明希特勒德国令人战栗的故事杰出的研究成果生动感人的叙述“通常情况下，”特雷弗- 罗珀在文章开头写道，“在事件过后仅仅半代人的时间……便去撰写这段历史是根本不可能的。但就第三帝国而言，一切都极不寻常，甚至连它的最后覆灭也是如此。随着它的彻底崩溃，（希特勒）统治的全部秘密也大白于天下，所有的档案文件都被缴获……
　　“现在，活着的证人能够与史实结为一体，这在以往是从未有过的。人们所缺少的只是一位历史学家。威廉·夏伊勒正是这样一位历史学家……”
　　这些令人陶醉的评论出现在文章的开头。它令我受宠若惊。结论部分同样令我激动不已：“这是一部出色的学术著作，方法客观，论断公正，结论无可辩驳。”
　　同样知名的《纽约先驱论坛报书评》的头版评论文章又使我的头脑清醒过来。文章作者戈登·克雷格当时是普林斯顿大学的历史学家。他的牛津同行断言撰写第三帝国的历史我正当其人，他对此却完全不能同意。决不是！
　　他认为本书过于冗长且“不平衡”。他对我未曾读过一位默默无闻的德国史学家的著作表示遗憾。事实上，我的书并非基于其他史学家的著作，而是基于原始资料——缴获的德国秘密文件。如果说他注意到了这一点的话，他对此也没有太深的印象。
　　在德国，说得温和一点，本书没有得到评论家们的多少好评。德国人根本没有正视他们的过去。在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率领下，本书受到狂暴的攻击，作者本人也受到中伤。“一名仇德分子！”阿登纳这样称呼我。
　　由于本书是如实记叙纳粹德国的历史以及德国人违背人类精神、侵害邻国、侵害欧洲犹太人的种种罪行，而我又是让文件所记录的事实自己说话，因此，我对德国人的强烈反应有些吃惊，但也并非完全意外。
　　现在，在《第三帝国的兴亡》出版30周年之际，世界突然面对着一个新的重新统一的德国。不久之后，统一的德国将在经济上再次强大起来，如果它愿意的话，也将在军事上强大起来，正如它在威廉二世和阿道夫·希特勒时代那样。欧洲将再次面对德国问题。如果历史还有些借鉴意义的话，那么德国邻国的前景并不十分乐观，在我的有生之年，它们曾两次遭受日耳曼军队的入侵。后一次是由希特勒领导的，本书的读者当会记得，德国的行为是一种野蛮的恐怖。
　　人们现在会问：德国人变了吗？许多西方人显然认为德国人变了。我本人对此则没有把握，我曾在纳粹时代的德国生活和工作，我的观点无疑因个人的这段经历而蒙上了阴影。事实上没有人真正知道这一关键问题的答案。
　　完全可以理解的是，以前曾深受德国征服之苦的国家，已不想再心存侥幸了。
　　德国问题有解决的办法吗？或许，这有赖于以一个欧洲安全体系束缚重新统一的德国。它将永远无法挣脱这一束缚去推行昔日的侵略政策。
　　从根本的意义上讲，自第三帝国覆灭以来，形势已经发生了变化。正如我在1959年撰写的前言的结尾部分所述，氢弹的出现已使阿道夫·希特勒这类传统的征服者成为过去。如果真有一个新的希特勒式的冒险家试图领导德国进行新的征服，那么，他将被原子武器所击退。这将迅速地制止德国的侵略。然而，不幸的是，那也将是整个世界的末日。
　　因此，尽管氢弹以及准备用来发射氢弹的火箭、飞机和潜艇对这一星球的生存构成了可怕的威胁，但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它们却至少有助于解决德国问题。由德国人，或由任何其他人进行的血腥征服不会重演了。
　　这个世界上的那些走人歧途的政府和无所适从的人们如果能记住纳粹恐怖下的黑暗和几乎席卷了全球的种族大屠杀，可能也将是有益的，而这正是本书的宗旨。记住过去有助于我们理解现在。
　　威廉·夏伊勒1990年5 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