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内战

　　美国内战

　　乔弗里·瓦德（Geoffrey Ward）主笔

　　华夏出版社 2009




　　目录

导言　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
第一章　1861年，同室操戈
当·E.法伦贝切：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第二章　1862年，永获自由
芭芭拉·J.费尔德：是谁解放了奴隶？
第三章　1863年，战局纵览
肖比·富特访谈录：战争中形形色色的人
第四章　1864年，最神圣的土地
詹姆斯·M。麦克福尔森：战争与政治
第五章　1865年，我们天性中的一线良知
C.凡·伍德沃德：内战塑造了我们哪些特性





　　导言　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十字路口

　　1864年4月12日清晨4时30分，彼埃尔·格斯塔·都坦特·贝鲁加（Pierre Gustave Toutant Beauregard）将军向手下的南方邦联的炮手们下令：向桑姆特（Sumter）堡开火。那时分，桑姆特城堡只是查尔斯顿（Charleston）湾区外的一个隐隐绰绰的黑影。经过三十四小时的炮击，城堡上升起一面白旗，炮轰就此结束。这场战斗的唯一损失是邦联的一匹马。这场没有流血的战斗揭开了美国历史上一场最血腥的战争的序幕。
　　当时，没有人能预料到这第一仗所引发的战争震动美国的程度。从建国伊始到战前的那一段时间，美国一直就像布鲁斯·凯顿（Bruce Catton）所形容的那样：“小得能装进一个人的脑子里和心里，一个年轻人概念中的‘祖国’只不过是他从自己的卧室的窗口能看到的那块地。”然而，内战之前的大部分美国在这场战争中灰飞烟灭，而战后美国大部分的发展也都是这场战争的结果。在战争爆发前，人们完全无法想象这场战争是美国历史上最能确定美国内涵和塑造美国性格的事件——其意义之重大、深远，以至于我们现在无法想象，如果这场战争没有发生，我们后来将会是个什么样子。
　　在南军于阿波麦脱克斯（Appomattox）签订投降协议后不久，曾在令人难以忍受的联邦医院工作过的、来自布鲁克林的记者兼诗人瓦特·惠特曼（Walt Whitman），凭着自己对战争的观察告诫后人：“将来的人们永远也不会知道分裂战争中烈焰燃烧的地狱和阴森可怕的景象，以及无数的小场面和内幕；他们还是不知道为好。战争的真实情况是永远不会被写进书里的。”
　　后来的作家和史学家并没有由于惠特曼的劝诫而却步。在内战结束后的一又四分之一个世纪里，有关内战的书籍多达五万多本，其中有无数的私人日记、军团历史、传记和军事记录、图文集、社会学分析、对战争的起因及其后果的论著、内战时期人口成份统计数据、农作物收成报告，甚至气候情况；还有地图集、书信集、命令集、评书集、哲学小册子、成册成册的纪实作品、小说、诗歌和音乐。每年都会有数十本新书出版，再一次重温当年的战事，给那些已是久远的历史遗痕、艰难岁月和一言难尽的桩桩件件再作一次注释和排列组合——我们仍然在寻找那个完美的最终定论。
　　然而，直到今天，惠特曼的话仍然具有意义。“战争的真实情况”还留在那些浩如烟海的典籍之外的地方，它们在那里向我们质询：美国人为什么会自相残杀？怎么会爆发那场战争的？那些参战的、阵亡的、行军作战的、唱歌的、给家写信的、溃逃的、开小差的、死去的、参与救护的、恸哭失声的、被保护的和被击败的究竟是些什么样的人？置身于那场战争之中是一种什么样的感觉？那场战争对美国和美国的民众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在那场将黑奴从奴隶制中解放出来的运动过程中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为什么后世的人们老是用不见血的英雄传奇阻挡观察战争的视线，让人们难以看清这场战争的起因，还有这场战争所取得的伟大成果——将四百万黑人以及他们的子孙后代从奴隶制的枷锁中解放出来？联邦取胜的意义何在？联邦的含义何在？为什么时至今天，这个充满人间悲苦、惨祸、英勇无畏和死亡的故事仍然对我们具有如此巨大的吸引力？
　　有些历史事件会在某个文化中根深蒂固地扎下根，永远被世人津津乐道。这些事件会成为整个社会的传奇和精神柱石的核心。内战正是这样一种历史事件。正如罗伯特·潘·沃伦（Robert Penn Warren）所述：“在美国人的想象中，内战是我们的历史上最大的一个事件。事实上，将其称之为美国历史也不为过。在内战之前，从最根本、最内在的意义上说，我们没有历史。”或者像著有三册内战历史纪实经典巨作的作者肖比·富特（Shelby Foote）最近在我们拍摄纪录片采访他时说过的一段话：
　　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理解，必须建立在，我强调一下，真正建立在对内战的理解之上。我对此坚信不疑。内战确定了我们的所有属性。（在确定我们的属性方面）美国革命起过作用，我们介入过的、始于一次大战的那些欧洲战争，也曾起过作用。但是，是内战确定了我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为我们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指出了方向，这其中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假如你想理解二十世纪的美国性格，你就有必要去了解发生在十九世纪的这场空前浩劫。这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一个十字路口，这可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十字路口：整个过程中经历了所有人间悲苦和巨大的悲剧。
　　我们像许多人那样，都被那个十字路口所吸引：都被带回到那些曾经历那场战争的人们留下的话语和画面，带回到那些疑问和传奇的泥沼之中，带回到确定我们属性的那场为期四年的生死搏斗中出现的残暴和英勇。
　　我们于1985年至1990年之间为“公共广播系统”制作了一部有关内战的十小时连续纪录影片，本书就是在这个过程中诞生和成书的。我们用了五年时间完成了影片的制作：安排、研究、写稿、拍摄、剪辑、重新写稿、重新拍摄、重新研究、重新剪辑——整个过程比内战本身的时间还稍长一些。其中，二十四个专家学者、五个编辑、四个研究人员、无数的图书馆馆员和馆藏员、两名直升机飞行员，还有其他许多人为我们制作这部影片提供了帮助。我们相信，这个创作阵容之全面，在有关内战的影片制作的历史上是前所未有的。对于我们这些专搞历史影片的制片人来说，这部影片是我们所能想象的最具挑战性、难度最大、最吸引人、也是最具神秘色彩的项目。整个制片过程和所有这一类项目一样，具有一种巨大的转化心灵的能力。
　　尽管历史题材的纪录影片或类似本书的书籍的目的与历史学家的著作的许多目的和精神是一致的，但两者之间还是不尽相同。历史学家喜欢谈论我们的历史及其宏观意义，而纪录片制片人则乐于记录和表现这样一个简单的事实：我们的过去的确是有历史可考的。我们能让观众看到，在那个年代，人们都是这种模样和打扮，说起话来都是这种腔调，对某些事情的感觉是如此等等。由于历史题材的纪录片善于用视觉和语言的手段将历史搬到今天，所以往往比正宗的历史研究更直接、更具感情色彩。
　　1861年陷入内战的美国，也许是当时世界上文化程度最高的国家。从在前线作战的战士到留守在家中的百姓都为后人留下了一整套反映当时情形的见闻和感受，其内容之丰富和感人，令人惊叹。在一些出色的学者和顾问的帮助下，我们从那些当年亲眼目睹那场战争的人们留下的大量记录中，整理出一大套摘录，并将其与我们手头的一大套历史影像配合使用，其中充满了对当时情形的描述、反思、见解，其中有路见不平时发出的呐喊、玩世不恭的调侃，也有伤感之情、欢笑和凯旋。
　　我们在影片和本书中尽了最大的努力描述那场战争。整个故事是通过那些亲身经历那场战争的男女老少的讲述展开的。其中不只包括像罗伯特·E.李（Robert E. Lee）、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和亚伯拉罕·林肯那些显赫人物，也包括来自南卡罗莱那州坚持写内战日记的玛丽·切斯那特（Mary Chestnut）、来自纽约的律师乔治·坦普顿·斯强（George Templeton Strong）、来自罗德岛州派吐克斯特（Pawtuxet）的列兵依莱沙·亨特·罗德兹、从密苏里州格莱斯够（Glasgow）逃亡出来的黑奴斯鲍斯伍德·赖斯——还有哈莱斯·格利利、克莱拉·巴顿、芮斯尼尔·豪松和朱丽叶·伍德·豪；然后，在影片结尾处，还有来自美国社会各阶层的、被那场战争影响、破坏和永久地改变了人生道路的数百人的声音。
　　我们的意图一直是把握住内战的全过程，将大大小小的事件都包含在我们的作品之中，将重要的历史活剧和日常生活中的细枝末节一同展现给读者。由于某种原因，“石墙将军”杰克逊那个在激战中始终吮吸柠檬的怪癖，为他一八六二年在仙伦朵尔谷地（Shenandoah Valley）取得的军事大捷所具有的那种令人胆战的神秘更添加了一份神秘的色彩。一张当时的照片，为我们展现了民众细读伤亡名单的情景：他们从中发现哪家的儿子、兄弟和父亲能够重返家园，哪家的男人已一去不返，那种情形足以体现当年席卷全国的那种悲哀和担惊受怕的情绪——虽然这样的情景在当时已经成为日常生活中的一部分，但从未真正被当作一件习以为常的事。我们想听到林肯的声音。我们想知道尸体防腐处理台是什么样子。我们想看看高空侦察气球的模样、士兵的发型，还有宾夕法尼亚州的张伯斯堡（Chambersburg）被邦联叛军纵火焚毁后的景象，以及士兵们是怎样操练、用餐、作战、忍受痛苦和死去的。
　　1861年夏天，威尔曼·麦克林真的受够了。两支庞大的军队正在向他的农庄汇集。内战的第一个战役——公牛道战役（或按南方邦联的说法，曼那萨斯战役）即将在这个年迈的弗吉尼亚农夫的农庄展开。激战中，北军的炮弹击中了他夏天使用的厨房。于是，麦克林举家搬出位于里士满西南很远处的曼那萨斯。他希望这次搬迁能就此躲过战祸，一家人在一个尘土飞扬的十字路口边上的名叫阿波麦脱克斯场院的小镇上住了下来。谁能料到，三年后，李就是在他的客厅里向格兰特投的降。所以，威尔曼·麦克林可以这样夸口：内战在我家的前院打响，在我家的前院结束。
　　内战的大小战场共有一万多处，从新墨西哥州的维弗地（Valverde）到田纳西州的突拉哈马（Tullahoma），从佛蒙特州的圣·艾班斯（St. Albans）到佛罗里达州海岸边的菲南第那（Fernandina）。参战的美国人达三百多万之众，其中六十万人阵亡，占当时总人口的百分之二。
　　内战期间，美国人的家园变成了军事指挥部，美国的教堂和学校成了照顾濒死将士的避难所。庞大的、四处搜集粮草的军队横扫美国的农庄，焚毁美国的城镇。美国人就在这里，在美国本土，在他们自己的玉米地和桃园里，沿着那些耳熟能详的道路，在那些带有美国名字的江湖之畔大规模地互相残杀。
　　在田纳西河畔的谢楼展开的两天的激战中，阵亡的将士超过了在那之前所有美国战争中阵亡人数的总数。在冷港，短短二十分钟之内，七千美国男儿命归黄泉。许多从未离家二十英里的人们，突然发现自己已成为一支浩荡大军中的一员，在离家数百英里的地方投身于那些史诗般的鏖战之中。他们知道他们在撰写历史，这场战争是他们一生中最大的一次历险。
　　内战有许多别名：“州际大战”、“抗击北方入侵”、“第二次美国革命”、“徒劳之战”、“叛乱”、“手足之争”和“最近的不和”。瓦特·惠特曼称其为“试图分裂的战争”。邦联叛军将领约瑟夫·强斯顿（Joseph Johnston）称其为“抗击北州之战”。但不管怎么称呼，这场战争无疑是美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事件。它目睹了奴隶制的灭亡和南方种植园世袭贵族阶层的衰败。它是新旧政治和经济秩序的分水岭，是大工业、大企业和大政府时代的开端。这是第一场现代化战争。对于美国人来说，也是代价最沉重的一场战争，它造成的伤亡人数最大，给国民造成的精神上和肉体上的痛苦也最大。这是整个国家所经历的最可怕、最有必要、最令人揪心、最互相仇视、最用心险恶，也是最具英雄主义的一场冲突。
　　我们不可避免地从这些宏观角度去观察这场战争。于是，我们就容易忽视那些熬过那场噩梦和被那场噩梦改变了人生的那些活生生的普通民众。十八万五千名美国黑人为解放他们的同族浴血奋战。来自北方缅因州的鹿岛（Deer Isle）的渔民和店员曾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杖市（BatonRouge）和弗杰尼亚州的福莱德里克斯堡（Fredericksburg）那些异乡客地英勇战斗，痛苦地死去。在南方，很少有人家没有失去一个儿子、兄弟或父亲的。
　　这场战争和所有内战一样，也具有许多令人痛心的、具有讽刺意味的特征。罗伯特·E·李是在谢绝担任联邦全军统帅之后才成为邦联叛军的传奇人物的。林肯的四个内弟从军邦联，其中一个阵亡。弗杰尼亚的一个小镇温切斯特（Winchester）在整个内战过程中易手七十二次。密苏里州有三十九个团的子弟参加维克斯堡（Vicksburg）包围战：其中十七个团为邦联效力，另外二十二个团则效忠联邦。
　　能将这些讽刺意味、互相敌对和分歧的含义表达得比罗伯特·潘·沃伦更精辟的人不多：
　　我可以这样说，一场内战是所有战争的原型，因为敌对的双方是对敌方既恨又爱、积怨已久、但又是从小一起长大的同胞骨肉。在一场内战中——尤其是像这次内战，当整个国家都具有共同的坚定而又意义重大的信仰时，交战双方就不只是被历史随意地放在一个战争舞台上的不同群体——人们在冲突中的所有自我分裂变成了一面面反映国家不幸遭遇的镜子，而整个国家的自我分裂也成了一面大镜子，在这面镜子里，每个人能看到他自身具有的那种深刻的分裂，这种分裂不只是个人政治倾向的矛盾，同时还是更深刻的个人内部的冲突的体现。
　　1861年和1865年之间，美国人同室操戈，生灵涂炭，其结果，是将美国变成了一个再也无法想象这种空前浩劫会发生在自己家园的国家。联邦政府的权威和各州主权之间的尖锐冲突引发了那场内战，而在内战结束时，这场冲突已经演变成在美国国土上展开的一场有关自由含义的殊死搏斗。1863年，亚伯拉罕·林肯在葛底斯堡曾说过：这场内战事关“自由的新生”。当他说此话时，也许还没有意识到这句话的全部含义。

　　肯·伯恩斯
　　瑞克·伯恩斯
　　写于新罕布什尔州，瓦坡（Walpole）





　　第一章　1861年，同室操戈

　　☆流星

　　1837年11月7日的月朗风清之夜，两百来人将坐落在密西西比河东岸的伊利诺伊州的艾通（Alton）的一座砖制仓库围得严严实实，其中的一些人还带着火把。这座楼是一家名为《观察家》的周报的报社。该报的主编伊利阿·P.乐乔（Elijah P. Lovejoy）主教因为猛烈抨击奴隶制，最近刚被人从河对岸的圣·路易斯赶了出来。暴徒们曾三次夺取他的印刷机，并将其扔入密西西比河，此时，乐乔和一小群支持者已下定决心，决不让过去的事在这里重演。
　　人群吼着要主编投降。他们投掷的石块敲碎了楼上的玻璃窗。拥挤的人群中有些人还在挥动枪支。乐乔也有一支枪。不知是他，还是他的盟友从窗口向下面的人群开了火。人群中有一人应声倒下，此人的朋友们将他举过头顶，传送到安全的地方。但为时已晚：此人因伤势过重死去，众人高喊着报仇雪恨，冲向仓库。
　　有个人手持一块烧得通红的烙铁，沿着梯子向房顶爬了上去。主编冲下楼去，手中持有一枝手抢，猛力推开门，喝令此人下来。人群中有人向乐乔开了五枪。
　　乐乔被害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开来。一个白人竟然在一场有关黑人奴隶制的争论中被杀害了，而且当时那场争论好像正在威胁每一个美国人表达意愿的权利。在马塞诸塞州，前总统约翰·昆西·亚当斯（John QuincyAdams）闻讯，“就像经历了一场强烈地震，大为震惊。”在北方各地，人们纷纷参加各种抗议集会，一个废奴派写道：“过去，有许多国民认为奴隶制与他们无关，现在，他们终于发现自己错了。”在俄亥俄州的哈德逊的众礼会教堂里的一个传教士对聚集在那里的信众说：“现在放在我们面前的问题，已不再是‘我们能不能给奴隶以自由？’而是‘我们这些人自己究竟还是不是自由人，还是已经沦为暴众私法统治下的奴隶？”，在教堂的后面，一个长相奇特、瘦骨嶙峋的人站了起来，举起右手说：“这里，站在上帝面前，当着这些证人的面，我起誓，将我的一生献给铲除奴隶制的事业。”此人便是约翰·布朗。
　　二十一年之后，1859年10月16日，星期天的晚上，正是这个约翰·布朗，带领了一支由五个黑人和十三个白人组成的小队人马，潜入弗吉尼亚的一个叫哈帕斯渡口（Harpers Ferry）的小村子。此时的他，已是一个满面胡须的人，从长相上看，像是《圣经·旧约》里的哪个先知。他还随队带了一辆装有两百支步枪、两百支手枪和一千杆梭镖的马车，这些都是准备用来武装奋起造反的奴隶们的武器。他坚信，只要战斗一打响，奴隶们就一定会来投奔他。一旦奴隶参加他的队伍，他就带领他们沿阿巴拉契亚山脉（Appalachian）南下，去摧毁整个奴隶制。他说：“我希望能发动一次声势浩大的进军，尽管这像是山桑（Samson）取得的最后那场胜利。”［1］（译者注：指与敌人同归于尽。）
　　早年的布朗曾亲眼目睹一个白人用铁铲痛打一个奴隶男孩的情景，从此，他对奴隶制产生了极度的仇视，但是，此人除了这个贯穿始终的深仇大恨之外，在其他所有事情上则都无定规。他在管教自己的二十个孩子时，连撒个小谎和做家务太慢之类的小毛病都要重打一番。他在生意场上没有能耐，在他住过的六个州里曾先后破产二十余次，拖欠债务更是家常便饭。尽管如此，他仍然坚信自己是上帝在人间的代言人。他和四个儿子曾偷偷摸到肯萨斯领地的波特瓦托米溪（Pottawatomie Creek）的一些木屋附近，将五个支持奴隶制的男人和男孩叫了出来，然后以“击败恶魔撒旦和他的走狗”为名，用大砍刀将他们尽数斩杀。
　　在《圣经》中，布朗最喜欢的一段话来自《希伯来书》9:22——“不流血就无法洗刷原罪”，他那种为事业甘洒热血的勇气，在一小群没有勇气与自己痛恨的社会制度进行武装斗争的北方废奴派中赢得了暗中的狂热支持。这些人中有来自波士顿的唯一神教派牧师托马斯·温握·赫金森博士、反抗土耳其的前希腊老兵、盲人教育家山缪·格雷利·豪教授和以前曾是奴隶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当布朗邀请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参加这次突袭时，他拒绝参与，认为那是自杀行为。事后，他经常为这个决定自责。他对布朗曾作过这样的评价：“他为争取自由事业所表现的热情远远高于我的热情，我的热情是一星烛火，他的热情则是中天之日。我可以为奴隶解放而生，约翰·布朗则能为奴隶的自由而死。”在哈帕斯渡口，布朗和他手下的人悄悄地占领了联邦政府的军火库和机房，并抓了一些人质，其中一人是乔治·华盛顿的重侄孙，他被迫交出一柄当年普鲁士弗里德里克大帝赠予华盛顿将军的佩剑。布朗将其挂在腰间。
　　从那以后，布朗就再没碰上一件顺心事。他手下的人杀的第一个人居然是一个自由黑人——小镇上的包裹总管。结果，奴隶没有起义，反倒把小镇的居民给激怒了，他们将机房包围了起来，然后将守卫那里的人一个一个地干掉。布朗手下的人中第一个被杀的是丹杰弗尔德·纽比，此人原来是奴隶，他加入布朗的队伍时，原本希望能将妻小从弗吉尼亚州的种植园里解救出来。人群中有人将他的耳朵割了下来留作纪念。
　　这场力量悬殊的战斗结束时，布朗手下又有九人丧命，其中两个是他自己的儿子。
　　星期二早晨，九十名美国海军陆战队队员从华盛顿赶到，领头的是来自弗吉尼亚州的罗伯特·E.李中校，当联邦求援急报送到首都时，这个骑兵军官正在休假；他连军装都没来得及穿，便火速赶来了。
　　李手下的人轻而易举地攻占了机房。布朗本人被军官的佩剑砍伤，然后被转交给弗吉尼亚州，以叛国罪受审。由于伤势太重，无法站立，他是躺在法庭的地板上受审的。威廉·丁·哈维尔（William Dean Howells）曾有感而发：“虎落平阳……身在囚笼仍是虎。”布朗犯下的罪是无法否认的。里士满《辉格报》评论说“这个落魄的老叛国贼和杀人犯应该上绞架”。对他的审判只能有一个结论。布朗向妻子承认：“说句大实话，我这次的确被打得落花流水。但我只要在绞架上坚持几分钟，就能把这次惨败中失去的东西挽救回来；我一定要让一次挫折产生出最大的效果。”布朗说得不错：贺曼·梅维尔（Herman Melville）曾称他为“战争的流星”。亨利·瓦兹握斯·朗费罗（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在布朗受刑当天的早晨，就在日记中写道：“今天将是我们历史上最伟大的一天，是一场新的大革命的开端——这场新的革命就像上一场大革命一样有必要。”亨利·戴维·沙里（Henry David Thoreau）将布朗的绞刑和耶稣在十字架上受难这两个事件看成是“一根长链的两端。他已不再是那个苍老的布朗；他已成了一个传播光明的天使”本来，南方人也许认为只有那些坚定和公开反对奴隶制的人才会产生上述感受，但是，当时布朗的勇气在那些普普通通、反奴隶制倾向并不明显的北方民众中得到广泛崇拜，这一现象是令人震惊的，也是前所未有的——足以证明当时反奴隶制的情绪在北方思维中的根基之深。
　　大多数的北方人对布朗采取武装袭击的作法表示反对，所以对他的献身精神和勇气的赞许有所克制。一份宗教周刊《独立派》指出：袭击哈帕斯渡口是不理智的举动，“但是〔布朗］表现出来的动机是崇高和神圣的。”但是，南方人却看不到北方人对这一事件所持的区别对待的双重态度，一开始，他们只是被袭击事件所震惊，现在，他们所看到的是，似乎有如此众多的北方同胞对一个执意在奴隶中煽动反抗情绪的宗教狂持有同情态度，这使得他们恐惧万分。查尔斯顿的《镜报》指出：“我们不能再这样妥协下去了，”就连“最倾向于维持联邦统一的那些人”现在也不得不承认：“南方若要留在联邦，将永远不得安宁。”一个来自北卡罗莱那州的富人写道：“我一直是一个坚定的联邦支持者，但是我不得不承认，北方对哈帕斯渡口惨案的赞许……动摇了我对联邦的忠诚……我愿意冒险接受一切由于联邦解体所引起的灾祸，不再向无礼的北方称臣。”有一千五百名军人在布朗受刑的查尔斯镇（Charles Town）执行警戒任务，其中有一支来自弗吉尼亚军官学校的士官生队，他们的首领是托马斯·J.杰克逊（Thomas J. Jackson），他是个性情古怪的战术教官，士官生在背后都管他叫“糊涂汤姆”。另外还有一个“里士满灰衫队”的列兵、年轻的演员约翰·维尔克斯·布斯（John Wilkes Booth），他痛恨废奴运动，但不得不承认“布朗是个勇敢的老人……一个被神感召的人……本世纪最伟大的人物。”结果，这个勇敢的老人在绞架上没说一句话，令所有人大失所望。但是，他在交给一个看守的一张纸条上写道：
　　我，约翰·布朗认准了：只有鲜血才能洗刷掉这片罪恶土地上的所有罪孽。
　
　　☆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

　　从表面上看，这片平和的土地上似乎没有多大的罪孽。大多数的美国人说的是同一种语言，耕种的是同一片土地，信奉的是同一个新教的上帝。他们都为自己能从当时地球上最强大的国家——大英帝国手中挣脱出来、赢得独立，然后在荒原上开创出一个生机勃勃、发展迅猛的新国家而自豪。最值得他们夸耀的是他们自己创建的、在七十一年中为他们实行自治政府提供保障的共和体制，几乎所有的美国人都认为这些政治体制为世界其他地区的民众所仰慕。
　　不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很少有人会对最近佛罗里达州参议员史蒂文·R.麦劳利（Stephen R. Mallory）所说的一句话提出异议：“让这个国家的生活停止下来就像不让一只自由的、无拘无束的雄鹰直冲云霄那样不可能。”然而，不到一年，麦劳利本人却摇身一变，成了一个和那个国家为敌的新政府里的海军部长。
　　那么，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呢？有关的答案堪称众说纷纭，有时多得就好像没有两个人是为了完全一样的理由去兵戎相见：经济是部分原因；政治、文化和地域权限等问题也是部分原因。一个南方妇人解释道：“我们之间的隔阂是由于性情不合造成的，我们已经离异……因为我们之间无法相容……”。
　　但是，从一开始，就没有什么能比奴隶制更能造成南北之间的对立和分歧的了。杂文作家约翰·杰·切普曼（John Jay Chapman）曾写道：“在我国建国之初，奴隶制时时刻刻都是一条沉睡的毒蛇，它当年就盘在制宪大会的审议台上。由于轧棉机的发明，它在1803年路易斯安那州购地时就苏醒了一大半……从那时起，尽管人们嘴上不明说，奴隶制其实一直是人人心知肚明的隐患。”1619年，在“五月花号”登陆普利茅斯的前一年，一艘荷兰的三帆快速战舰在弗吉尼亚的杰姆斯城的港口外停泊，将随船带来的二十个非洲黑人卖给那里的英国殖民者。很快，殖民地里出现了数十万奴隶，其中一些在北方，但大多数在南方，他们在那里种植烟草、蓝草和水稻。
　　1775年开始的美国革命，是被“人人生而平等”的信条激发起来的，然而，十三个殖民地都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到了1787年召开制宪大会时，北方已有五个州废除了奴隶制，但是，那年夏天，在独立大厅里的五十五个制宪大会代表当中，就有十五人拥有奴隶，至少还有十五人从南方的那个“奇特的制度”中谋取私利。在会上，没有代表费神建议废除奴隶制；宾夕法尼亚州反奴隶制协会向年迈的本杰明·富兰克林呈交一份议案，呼吁他提议废除奴隶制，他为了不惹恼他的同僚，将议案塞进口袋，没有上交大会讨论。大会上也没有任何代表反对要求民众将逃亡的奴隶归还原主的法律条款。康涅狄克州的代表罗杰·舍曼（Roger Sherman）认为制定这样的法令和将偷一匹马的行为定为犯罪的法令一样合情合理。
　　然而，在有关州与州之间的商务关系、私有财产的保护以及怎样决定各州国会席位数这些表面上与奴隶制不相干的讨论中，奴隶制所具有的那种自相矛盾会在不知不觉中掺杂进来。在国会席位数的划分上，政治上的实用主义甚至将南北方的角色逆转了，来自不将奴隶人口作为决定国会席位依据的北方诸州的议员们认为，奴隶仅仅是私人财产，不配作为正常人口计算；而南方诸州则认为，至少在这个问题上，奴隶都是人，所以，他们应该理所当然地被算在人口之内。（译者注：美国众议院的席位数根据各州的人口而定。人口越多的州，在众议院的席位越多。）最后妥协的结果是：每个奴隶被折算成五分之三个人。这个妥协是第一个为了避免各派别公开对抗所作的妥协，后来所作的一大串的妥协就变得越来越司空见惯。
　　“没有什么比这些人获得自由更顺理成章的事了。”托马斯·杰弗逊曾就奴隶的问题说过这样一句话，而且在他和许多同时代的人看来，即使在南方，奴隶制似乎也已日薄西山。在那里，几乎所有由奴隶耕种的肥沃的烟草地，已经由于地力耗尽变得贫瘠。1808年，在第一届国会上，来自南方和北方的议员们就一起立法禁止国际的奴隶交易。
　　但是，事情并没有按开国先贤们安排的方向发展。就在那一年，美国国内的奴隶交易空前火爆。南方奴隶制的救星，居然是一个头脑精明、善于发明的北方佬。1792年，年轻的耶鲁大学毕业生依莱·惠特尼（EliWhitney）一路南行，来到佐治亚州的萨瓦那（Savannah），打算在那里找个家庭教师的工作。结果，他没有接那份差事。但在路上，他与独立战争的将领芮萨尼尔·格林（Nathaniel Greene）的遗孀见了一面。当时，她和其他的种植园主的产业都很不景气，其原因是缺乏一种既快又省钱的办法给棉花去籽。在南部的广大区域里，适宜高原生长环境的短梗棉花长得非常旺盛。惠特尼后来回忆道：“当时在格林太太家里，还有几位声名非常显赫的先生，他们都认为，假如有人能发明一种机器……不论是对国家，还是对发明者来说，都将是件了不得的事。”十天之后，惠特尼找到了答案——一架轧棉机，这是一台原理简单的机器，利用带齿的滚筒将棉花纤维拉过一面金属细网，将棉籽留在网的另一面。过去，一个奴隶，不管怎么逼，干十小时，只能拉出一磅无籽棉，而一台改进过的惠特尼轧棉机，一天就能拉出三百到一千磅无籽棉。在那以后的两年里，美国产棉各州向拥有新型的棉纱机和机械化织布机的英国出口了一百六十万磅棉花，是1792年全年出口量的十二倍。到了1850年，棉花出口量超过一百万吨。
　　到1860年，内战爆发前夜，每七个美国人中就有一人属于另一个人。四百万男女老幼都是奴隶。其中的三百万以上在最南方的农田里干活，南卡罗莱那州的参议员杰姆斯·亨利·哈曼德（James Henry Hammond）说过：在那里，“棉花是上帝，凡是非洲人必定是奴隶，否则，用不了多久，就全完了。”依莱·惠特尼在将大部分的南方紧紧地绑在奴隶制这辆战车上之后，为北方的转化作出了贡献，他没有从他发明的轧棉机里赚到什么钱——还没等他完成设计，他的设计就被人四处复制——但他凭着自己在纽黑文外的一家枪械厂发了大财。他是最早采用统一规格的零部件的企业家之一，这个系统在美国的制造业中引发了一场革命性的变化，最终强化了北方的工业，其势迅猛，不可阻挡。
　　在南方人经营自己的土地的同时，北方在不断地强盛起来。1800年，全国五百万人中有一半住在南方。到了1850年，只有三分之一的人住在那里。全美九个最大的城市中，只有新奥尔良在南方。同时，美国制造的产品中，只有十分之一来自南方的作坊和工厂。1852年，仅纽约市就有一百家造钢琴的作坊。1846年，新奥尔良连一家出版商都没有，就连该城的城市导游书都是在纽约的曼哈顿印的。
　　北方人发明了蒸汽机船、快速帆船、钢犁、电报、收割机、铅笔、擦划火柴、别针、打字机、草帽和橡皮球。
　　一个来自法国的访问者说：“日复一日，北方变得越来越富，人口也越发稠密。而南方则停滞不前，益发贫困……这种越来越太的差距所带来的最直接的后果，是权力和政治影响力的平衡受到的剧烈冲击。原来占上风的州渐趋劣势，默默无名的荒原成了联邦里的新州……随着人口的迁移，财富也换了门庭。这些变化不可能不伤及那些既得利益者，不可能不煽起人们冲动的情绪。”为了平息这些冲动情绪。1820年，国会对密苏里提出的作为一个奴隶州加入联邦的请求作了让步，但同时又小心地在其余的“路易斯安那购地”的领地上画线立界，并在界线以北禁止实行奴隶制，满心希望能建立一条将自由和奴役永久隔开的界线。结果，那项合约维持了四分之一个世纪。
　　但是，奴隶制的问题是无法永远妥协下去的。年迈的杰菲逊曾写过：“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就像夜半响起的火警，将我惊醒，令我心悸。我一下便意识到这是为联邦敲响的丧钟。”约翰·昆士·亚当斯（John QuincyAdam）总统所见略同：“我一直习以为常的感觉是：目前我们面临的问题只不过是一篇序言——一部巨大的悲剧的一页标题而已。”1829年，波士顿的一家二手衣店的自由黑人业主戴维·沃克（DavidWalker）出版了一份煽动性很强的小册子“申诉”，号召奴隶们起来造主人的反：
　　美国的民众们，为了你们自己的前途，我要正告你们：我们必须，也必将获得自由。我正告你们：尽管这是你们不情愿的事。为了敛财，为了造福子孙，你们也许会竭尽所能将我们永远禁锢在苦难的境地之中；但是，上帝迟早会将我们从你们的压迫下解救出来。假如我们被迫为获取自由而动武，你们将会大祸临头！
　　萨瓦那的市长要求波士顿市长逮捕沃克，并将这本小册子定为非法出版物。在佐治亚州，教奴隶认字本身就属犯法行为。波士顿市长断然拒绝了这些要求。
　　1831年，威廉·劳德·加里森（William Lloyd Garrison）在波士顿创立了一份猛烈抨击奴隶制的报纸《解放者报》。加里森这个人很容易被各种思潮影响，他对颅相学、透视心理学和唯心主义灵学的热衷不亚于他对和平主义、禁酒节欲和女权运动的热情。但是，令他无法摆脱的是对奴隶悲惨遭遇的同情：
　　我很明白许多人反对我使用的严厉措辞；但是，难道我们没有理由使用这样的严厉措辞吗？我会像严酷的事实那样严酷，像毫不含糊的公理那样毫不含糊。在这个话题上，我不想约束我的思想、言论或写作……我是真心诚意的——我不会模棱两可——我不会寻找借口——我不会后退半步——世界最终会听到我的呐喊。
　　坚信奴隶制不仅是罪恶的制度，而且联邦政府必须着手将其废除的废奴派，一向是人口中的少数，但是，加里森很快便成了他们最坚定不移的代言人。《解放者报》的订阅者从未超过三千人，从未创过盈利。该报由加里森自写、自印和自己邮寄，只有一个助手，一天工作十二小时，靠吃水果和他办公室楼下的面包铺里的隔夜蛋糕度日。但是，世界真的听到了他的呐喊，他写的报道被南北各地的其他报纸广泛引用，他的旗帜很鲜明：奴隶制是人类的原罪，除非立刻和无条件地废除这个制度，任何妥协性的中间道路都是对恶魔的默许。他说：“南方种植园主的营生可以这样来概括：毫无节制的贪欲、肮脏污秽、骄横吹嘘、傲慢的压迫者、色厉内荏的恶棍、人欲横流、无与伦比的傲慢无礼、彻头彻尾的自欺欺人、前所未有的压迫统治、比野蛮人更甚的狂暴凶残。”加里森在白人和黑人中有一支势力不大、但在不断增强的同盟军。温代尔·菲利浦斯（Wendell Phillips）是他最亲密的战友。他是一个出色的演说家，他的崇拜者称他为“敢冒天下之大不题的云游爵士”。他对自己的理想坚定至极，由于食糖和棉布是奴隶生产出来的产品，所以被他拒之于门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是一个黑女奴和一个白人的孩子，他曾两次从主人手中脱逃。他喜欢对他的听众说：“我今晚是以小偷和强盗的身份来到你们面前的，我将这颗脑袋、四肢和躯体从主人那里偷了出来，然后带着它们，逃到了这里。”道格拉斯后来成了一个出色的反奴演说家，有人怀疑他过去根本不是奴隶。他撰写了一部自传，一部分是为了证明那些人的谬误，然后用一个英国崇拜者赠给他的六百美元赎买了自己的自由，然后重返反奴斗争的前沿，创办了他自己的期刊《北极星》。
　　加里森创办报纸的同一年，乃特·特纳（Nat Turner）在弗吉尼亚州发动奴隶起义，杀死五十七个白人，南方大部分地区陷入恐慌。南方人指责北方人鼓动奴隶造反，拒不承认奴隶们可能自发地奋起反抗。特纳和他的追随者被围捕，有些人当场被杀，其余的人在审判后被处决。南卡罗莱那州立法院悬赏五千美元将加里森逮捕归案。
　　这样一来，南方原先主张迟早必须废除奴隶制的那些舆论沉默了下来；而那些原来捍卫奴隶制的人一时士气大振。来自南卡罗莱那州的参议员约翰·C.卡洪（John C. Calhourn）曾断言：“我坚信，基于目前人类文明的状况，在实行奴隶制的州内的两个〔种族〕之间的关系，不但不是恶性的，而且是良性的——完全良性的。”此时，有关奴隶制的不同观点已成为美国公众关于言论自由的永无休止的争论的焦点。禁止教授奴隶认字的法律越来越严。在乔治镇（Georgetown）和哥伦比亚特区，邮局禁止订阅《解放者报》的自由黑人到邮局取报，惩罚违反者的手段之一是二十五下皮鞭。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2］向国会提议禁止将反奴宣传品邮寄到南方。国会制定了自限言论的条例，禁止议会成员在议会会堂谈论奴隶制。在波士顿，一群人差一点将加里森吊死，在费城的一个离独立堂不远的地方，另一群暴徒将一座废奴派新建的、奉献给言论自由原则的会堂一把火烧了。马塞诸塞州州长爱德华·艾弗莱特（Edward Everett）说：“所有人说话都必须小心，那些激惹奴隶主的言论，除了让他们变本加厉地压迫奴隶之外，不会起任何作用。”但是，争论没有因此终结。
　　1846年，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春田市（Springfield）的年轻的辉格党人律师亚伯拉罕·林肯当选众议员。在他看来，至少对白人来说，“独立宣言”应该是完全按字面理解的。也就是说，每一个人都有权凭借自己的天赋能力上升到应得的地位，就像他本人的经历那样。他也反对奴隶制；他说，如果奴隶制不是罪恶，那么世上就没有任何罪恶可言。每当他听到某人为奴隶制辩护，他就很想让此人亲身体验一下奴隶的生活。但是，由于宪法没有授权国会干预制宪时已经实行奴隶制的州里的事务，所以他认为那些为废除奴隶制所作的鼓动不仅会无功而返，反而会引起南方民众的过激情绪，使得南方更加顽固地维持奴隶制。他相信，只要北方诸州禁止实行奴隶制，加上国会在1820年密苏里妥协界线以北的西部新领地里禁止实行奴隶制，只要靠耐心等待，便能最终消除奴隶制的罪恶，奴隶制度将以“自然死亡”告终。他曾说，奴隶制虽然令人头疼，但只是一个“正在走向消亡的次要问题”。
　　同年，美国与墨西哥交战。等到战争结束，来自田纳西州的杰姆斯· K.浦克（James K. Polk）总统在两名南方出生的将领温弗尔德·斯戈特（Winfield Scott）和扎卡里·泰勒（Zachary Taylor）的帮助下，凭借一支三分之二的战士来自南方的军队，为他的祖国赢得了一百二十五万平方英里的新疆域，其中近一半位于1820年划定的界线以南。
　　当时，南方在众议院里已经是少数，在那里，迅速增长的北方人口早已淹没了他们的众议员的声音，在参议院，南方还能与北方抗衡［3］。此时，他们将把奴隶制扩张到广大的西部荒原的方案看成是让奴隶制继续生存下去的必要条件：除非那些从西部原野上划出的新州也允许实行奴隶制，否则，势单力薄的南方就只能听任那些只想从奴隶制中谋利的北方参议员摆布了。
　　来自密西西比州的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曾质问他那些来自北方的同僚：“自由领地党的先生们，你们提的是些什么样的议案呀？你们难道是在为改善奴隶的境遇而提议吗？根本不是……你们嘴上说，你们反对奴隶制的扩张……奴隶们能从中得到任何好处吗？根本不能。你们所考虑的不是人道主义，而是你们可能趁限制奴隶制领地之机欺诈我们……使你们可能在合众国国会中取得多数派地位，从而将联邦政府变成一架增强北方权势的机器……你们的意图是通过一套不公正的立法程序来促进合众国的工业，让南方的民众为此付出代价。”在支持加里森的人中，只有最激进的一些人坚信国会具有在各州禁止奴隶制的权威。但对于许多北方人来说，这些广袤的西部新领地则是另一回事；他们无法想象美国旗帜应该将南方的那个“奇特的制度”强加在这些用来自全美各地的人们的生命换来的新领地之上。
　　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写道：“我国疆域之广袤，令人深深地担忧，一个政府究竟能否与整个国家合拍同步？”奴隶制的问题似乎成了所有争论的焦点。密苏里州的第一个参议员托马斯·哈特·班腾（Thomas HartBenton）是“神赐使命”论（Manifest Destiny）的最狂热的鼓吹者之一，他曾将这种令人愤恼、无所不在的争论焦点比作《圣经·旧约》里描述的青蛙灾害：“你无法看台面上，因为那里有青蛙，你无法在筵席中坐下，因为那里有青蛙，你无法去揭开新娘的盖头，因为那里也有青蛙！”越来越多的人在谈论南方的要求如果得不到满足，南方将会退出联邦的可能性。退出联邦的想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建国之初，时不时地，某个权利受到侵犯的州的代言人就会跳出来，威胁说该州宁愿退出联邦，也不愿和他们认定背叛了开国先贤制定的原则的那些州在一个联邦里厮混。
　　他们的论点有一种蛊惑人心的严密性。分裂主义者声称：各自都具有主权的各州为了它们的共同利益，创建了联邦政府，都自愿赋予联邦中央政府以全权。所以，假如任何州或地区认为受到了它帮助建立的联邦政府的伤害，它完全有权退出联邦，而用不着屈从于中央政府的权威。使用联邦的军队阻止一个州退出联邦的作法是违反宪法的“恐吓”行为，因为用这支军队镇压那些最初将这支军队交给中央政府的那些人应该算是出师无名。
　　分离主义从来就不只是南方独有的思潮——事实上，最初的分离主义者倒是那些怨气冲天的新英格兰诸州，由于1812年战争对它们的经济的破坏，它们曾以退出联邦作为威胁，拒绝参与那场战争。但是，分离主义情绪最高涨的地区仍要数南方。
　　联邦派反驳论点是：作为一个整体的美国民众——而不是最初的十三个州——结成了联邦，因此，只有全体民众才能解散联邦。同时，属于联邦的不同群体不允许无视代表全体民众的国会制定生效的法规，或者随意退出联邦。1832年，南卡罗莱那州坚称有权废除该州未核准的联邦关税，出生于南方的杰克逊总统曾威胁向该州出兵，他所依据的正是上述观点。假如少数派可以推翻多数派的意愿，世上就没有哪个民主共和政体能够继续生存下去。杰克逊警告南卡罗莱那州的民众：“我们将不顾一切困难，不惜一切代价维护联邦。那些告诉你们不遵法纪也可以平安无事的人们是在哄骗你们。他们的目的是分裂联邦。用武力分裂联邦是叛国行为。你们真想犯叛国罪吗？”当时，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但是，他们中间最顽固的那些人从未摈弃过这个分离主义信条。近三十年之后，另一个总统在宣读就职演说之前，将重温杰克逊的这段话。
　　1850年，一个经肯塔基州参议员亨利·克雷（Henry Clay）从中斡旋产生的新的妥协，将加利福尼亚作为一个自由州接纳入联邦。与此同时，“逃亡奴隶法”也得到加强；从那时起，联邦警员被责成协助逮捕逃亡奴隶，凡是协助奴隶逃亡的普通公民将遭受罚金两千美元和监禁六个月的惩罚。
　　支持这项妥协安排的马塞诸塞州参议员丹尼尔·韦伯斯特（Daniel Webster）说：“联邦政府在这个问题上的立场是坚定的，”但对于那些比他反奴立场更为坚定的人们来说，美国政府本身似乎站到了敌方。当时已卸任的众议员林肯说：“坦白地说，我不愿看到那些可怜的生灵被围捕……但是，我紧咬嘴唇，没有吱声。”其他的人没有沉默。来自俄亥俄州的废奴派众议员乔希瓦·吉丁（Joshua Giddings）宣布：“就是总统让我们这片自由的土地血流成河，他也永远无法让我们去遵守那条法令。”在芝加哥，市参议会通过决议，宣布“逃亡奴隶法”违背宪法精神，同时也违反了上帝的法则。在俄亥俄州的奥伯林（Oberlin）学院，学生们将囚禁在附近的韦林顿（Wellington）的一个逃奴从狱中释放。在波士顿，为了将逃亡的奴隶安东尼·伯恩斯（AnthonyBurns）遣送给主人，政府动用了联邦军队和十万美元的费用。一时间，教堂鸣钟，民众下半旗志哀。一个波士顿市民在与伯恩斯和捕捉他的人一同坐船南下之后写道：“那天晚上临睡前，我们还都是些老式、保守，主张以妥协维护联邦的辉格党人，谁知一觉醒来，全都成了满腔怒火的废奴派。”“包含在独立宣言中的有关政治自由和自然公理是否适用于我们（黑奴）？”1852年，在纽约州罗彻斯特的一个由大多数白人组成的国庆庆典上，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向听众发问。“这个七月四日只是你们的，不是我们的。你们欢欣鼓舞，我则是黯然神伤。将一个脚带镣铐的人拉进一座富丽堂皇的自由圣殿，叫他来和你们一起欢唱，是不人道的戏弄和亵渎神灵的嘲讽。”同年，哈丽叶特·比彻·斯托（Harriet Beecher Stowe）的《汤姆大叔的小屋》（或《下等人生活见闻》）问世。她后来回忆时说：“假如当时大张旗鼓的准备或者有谁宣布我将做的事，我想我可能无法写成这本书；但是，没有谁指望我做任何事，所以我能够自由自在地写作。”这本书注重情感、有时有居高临下的优越感、某些细节令人难以置信（书中一个恶毒的监工西蒙·里格利居然来自新英格兰）。该书的大部分是在缅因州的布郎斯维克写的；作者总共只在一个奴隶州里度过整整一个周末。据她说，英雄人物山姆大叔悲惨死去的那个高潮是她坐在教堂里时突发的奇想。
　　但是，她对残酷的奴隶制的描述比以往任何作品更能打动读者。一年之内，该书在全美的销量达三十万册，全世界盗版销量达一百五十万册。一时间，与小说相关的歌曲、戏剧和一种“体现奴隶家庭仍在被拆散”的北方儿童纸牌游戏也应运而生。查尔斯·狄更斯的夫人抚卷而泣。就连英国维多利亚女王读此书时也流了泪。
　　到了1854年，卡洪、克雷和韦伯斯特都已从参议院离任。参议院中最重要的人物是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民主党人史蒂文·A.道格拉斯（Stephen
　　A. Douglas）。此公在他的崇拜者中有“小巨人”之称，他身材矮小、为人精明，而且雄心勃勃。他本人拥有一百四十名奴隶，不过他声称并不在意奴隶制是否被废除。此时，他正在寻找机会推销一条横跨北美的铁路，这条铁路将促成另一项妥协方案，为他代表的州以及他本人谋利。这个妥协提议取消1820年国会为划分奴隶州和自由州制定的界线，并且让肯萨斯和内布拉斯卡这两个新领地里的定居者自己决定是否在领地中禁止奴隶制。他说：“假如肯萨斯的民众想要一个奴隶州，就由他们去，如果他们想要一个自由州，他们也有权实行。不论肯萨斯的民众怎样选择，伊利诺伊的、密苏里的、纽约的、肯塔基的民众不应该有什么抱怨。”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众认为他们被出卖了；肯萨斯-内布拉斯卡法案得以通过，国会似乎放弃了代表全国民众在一件对事关整个国家切身利益的重大国政上的发言权。林肯和许多其他人一直确信的奴隶制走向灭亡的进程似乎一下子停顿了下来。成千的北方民主党人退出民主党。陈腐的辉格党分崩瓦解。道格拉斯抱怨说那年春天他回伊利诺伊州探家时，一路上全是百姓焚烧他的偶像的火光。
　　7月4日，威廉·劳德·加里森在马塞诸塞州的福莱明汉（Framingham）的一大群人面前高举一本联邦宪法，称其为“与死神签的盟约、与地狱定的合同”，然后将其投人火中。他宣告：“让所有与暴君的妥协见鬼去吧！让所有的民众都有发言权，阿门！”熊熊火光中，人群齐声赞同。
　　前众议员林肯说：“内布拉斯卡法案的精神和（17）76年的精神是完全背道而驰的……我们正在一点一点地放弃原有的信仰，代之以新的信条……我们的革命是以宣告人人生而平等开始的，而现在，我们从那个起点一直堕落到另一个宣言：一些人奴役另一些人成了‘自治政府的一项神圣权利’。”在北方抗议肯萨斯-内布拉斯卡法案的浪潮中，一个新兴的政治集团应运而生，这是一个由本土主义者［4］、主张节制者、迷茫的自由土地的民主党人和愤愤不平的辉格党人组成的古怪的大杂烩，但他们现在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走到了一起：反对将奴隶制引入迄今为止禁奴的新领地。一开始，人们称他们为“反内布拉斯卡法案党人”，后来称“共和党人”；政敌则称他们为“亲黑共和党人”。纽约州参议员威廉·斯沃德（William Sward）说：“奴隶州的先生们，我们将在肯萨斯的荒原进行竞赛，上帝将让多数派和正义的一方取胜。”五千支持奴隶制的密苏里州民非法越境进入肯萨斯州，他们占领投票站，并且建立立法机构，就连发表反奴隶制的言论的人也会因言获罪。反奴隶制的定居者建立了他们自己的政府，由北方人在后面撑腰，向他们提供援军和成箱成箱的夏普斯（Sharps）步枪。“山姆大叔的小屋”的作者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兄弟亨利·伍德·比彻（Henry Ward Beecher）是一个布鲁克林的神职人员，在他向信众保证他将购买并寄送二十五支步枪到肯萨斯之后，人们便将北方向肯萨斯运送的枪械戏称为“比彻的《圣经》”。肯萨斯发生了多起枪击和持刀行凶案。在劳伦斯（Lawrence），一个支持奴隶制的乡警被杀。八百南方人闯进城中搜寻凶手，结果喝得大醉，干脆一把火将曾是反奴总部的旅馆烧得精光。
　　肯萨斯的暴力事件一直影响到美国国会的会场。马塞诸塞州的废奴派参议员查尔斯·桑姆那（Charles Sumner）在作完将支持奴隶制的密苏里州民称之为“从一个惴惴不安的旧制度的渣滓中选出来的雇佣走卒”的为期两天的声讨时，当场被来自南卡罗莱那州的众议员普莱斯顿·S.布洛克斯（Preston S. Brooks）用手杖打得昏迷过去。布洛克斯事后得意洋洋地对记者吹嘘：“我让他尝了三十下最狠的棒打。到最后，他像一头牛似地大嚎，我的手杖全打断了，不过，我把杖头留了下来，那是金子做的。”后来，他的崇拜者为他送去许多新手杖。南方和北方的参议员开始带刀和手枪进人会场。正是桑姆那被打的消息将约翰·布朗激怒到在肯萨斯杀人的地步；这件事将他激“疯”了，他的长子后来回忆道：“完全疯了。”在那以后的三个月里，在“流血的肯萨斯”，有二百多人被杀。这样的互相残杀在肯萨斯、密苏里两州的交界处延续了十年之久。
　　更坏的消息还在接连不断地传到反奴隶制阵营中。从1819年开始，每一个新接纳的州都在其境内剥夺了黑人的公民权。1857年，美国最高法院裁定在尚未建州的新领地里也照章办理。十年前，一个名叫德莱德·斯科特（Dred Scott）的人曾投诉要求获得自由，理由是他曾在密苏里领地的自由疆界里住过数年。现在，最高法院将他的起诉驳回。来自马里兰州、在法庭的资历最老、曾为七名总统主持过宣誓就职演说的首席大法官罗杰·B.泰尼（Roger B. Taney）动笔撰写了多数派的意见。泰尼本人解放了他所拥有的全部奴隶，甚至还为其他奴隶赎买过自由。但是，按照他对宪法的理解，斯科特不管怎么说，仍然是一个奴隶，而且奴隶和奴隶的后代的地位都永远无法得到法庭的认可，他们永远不能成为美国公民。泰尼写道：“他们被共和国的奠基者认定为一种劣等的种族，完全不配与白人种族混为一谈……他们劣等到无权享有白人应得的尊重。”另外，由于宪法已经认可了奴隶制，国会无权引用密苏里妥协，在任何新领地禁止其实施。
　　亚伯拉罕·林肯当时正在准备重返政坛，并且向资深的史蒂文·道格拉斯挑战，想夺其参议员的位子。他谴责最高法院的裁决，认为这是种植园主的阴谋，是政治动机驱使下作出的决定，是为将来可能将州政府禁止奴隶制也定为违宪的法庭裁决所作的铺垫：
　　现在，世界上所有的势力似乎正在迅速聚集起来和〔奴隶〕作对。财神老爷想利用他们挣钱，野心家也接踵而至，哲学家也跟了上来，时下流行的神学家也很快掺和了进来。这些人已将奴隶关进了他的牢房；他们搜遍了他的全身，没有给他留下一件可以用来撬门的工具。然后，这些人一个接一个地将一扇扇沉重的牢门关死；现在，他们占有了他……用一把需要一百把钥匙才能打开的锁将门锁死，这把锁需要同时使用所有的钥匙才能开启——而这一百把钥匙却又落在一百个不同的人手中，而这些人又散落在一百个不同的、相隔甚远的地方。
　　结果，林肯以微弱的劣势败给了道格拉斯。次年，约翰·布朗的袭击也未能打开奴隶们的牢房，但是，北方和南方的对立日趋尖锐，而每一方内部又都存在着严重的分歧。
　　南方也有不少人反对奴隶制，认为谈论退出联邦是痴人说梦。在南方中部的一些大片地域里，棉花并不是主要农作物，那里的贫困山民并不拥有奴隶，他们对于平原上的那些拥有奴隶的、富有的种植园主充满蔑视。一个阿拉巴马州温斯顿郡的农民说：“他们要的只是让你为他们那些黑鬼去打仗，等你把他们的仗打完了，你都不配给他们舔屁股。”北方的一些人憎恨奴隶制，是因为这是一个罪恶的制度；另外有些人反对奴隶制，是因为奴隶的使用直接影响白人劳工的利益；同时还有一些支持奴隶制的人，其原因涉及金钱。一个纽约的商人曾写道：“无论是北方的商界，还是南方的商界，都早已对此习以为常了。仅就这个城市的商贾而言，南方人赊欠的账务就有成百万美元，南北之间万一出点事，这笔钱就难保了。让废奴派成功地废除奴隶制的后果是我们无法承受的。这与正义的原则无关，此事乃商业利益所必需。”其实，自由黑人在北方大部分地区只享有很少的自由。只有缅因、新罕布什尔、佛蒙特和马塞诸塞四个州给了他们选举权；没有一个州允许他们加入陪审团；就连五千名在独立战争中为美国自由而战的黑人士兵也不准加入任何州的民兵组织。俄亥俄、印第安纳、俄勒冈和亚伯拉罕·林肯自己的家乡伊利诺伊州的立法院都立了各种“黑人法”，不鼓励或完全不让黑人在境内定居。在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民众中，对奴隶本身的同情甚少。另一个纽约富人曾写道：“如果他们（南方人）不是一帮自吹自擂、匪气十足的人，我还真为我们那些玩火自焚的南方同胞感到悲哀。他们被四百万天晓得怎样才能摆脱的黑鬼拖累、窒息和折腾得无法动弹。”到了1860年的总统大选，在那之前四十年中的大部分时间里入主白宫的民主党，在奴隶制的问题上发生了分歧。史蒂文·道格拉斯是北方民主党人的总统候选人。南方的民主党人则另立山头，推举肯塔基州的参议员约翰·C.布莱克里奇（John C. Breckinridge）为总统候选人。另外来添乱的是由已经分崩瓦解的辉格党的残余力量提名的田纳西州的约翰·贝尔（John Bell），此公的唯一竞选口号是“宪法”，在已被搅得心烦意乱的选民中，这句口号怎么去理解都行。
　　共和党人看到有可乘之机，选择仅仅两年之前在竞选参议员时败给道格拉斯的、反奴隶制观点较温和的前众议员亚伯拉罕·林肯。他的提名是各派妥协的结果，在共和党代表大会上，群雄云集，而他是所有人的第二选择。他是一个来自中西部州中部的温和派，没有这种温和的立场，这个新兴政党将无缘问鼎。林肯虽然确信宪法禁止总统对已经实行奴隶制的州采取行动，然而，他还是承诺不让奴隶制继续蔓延。他告诉自己的支持者：“在这个问题上，我是坚定不移的，就像一根钢链，对奴隶制的限制是一定要实施的，现在办，总比等到将来的哪个时候办要好。”南卡罗莱那州发出警告：一旦作出这种承诺的候选人当选总统，该州将退出联邦。
　　道格拉斯在各地作巡回竞选演说——在总统竞选历史上尚属首次——而他的对手则保持着谨慎的缄默。选举日那天，林肯仅以百分之四十的得票率获胜，他在所有的自由州中获胜，在所有的奴隶州中失利。
　　里士满《辉格报》称：林肯的当选“无疑是降临在这个国家头上的最大的灾难。但是，现在木已成舟，美国民众能做的事是降下风帆，将主桅杆拆下，等待飓风的到来”。查尔斯顿《镜报》同声应和：“茶叶已被扔进海中，1860年的大革命开始了。”［5］
　　在北方城市中，共和党人欢庆林肯的胜利，而在南方各地，许多郡政府门前都在焚烧林肯的偶像。南卡罗莱那州立法院召集会议讨论退出联邦之事。

　　☆分裂症

　　林肯当选总统时，联邦共有三十三个州，第三十四个，自由的肯萨斯，正准备加入联邦。等到1861年3月他宣誓就职时，联邦只剩下二十七个州，从行政大楼都能看到波多马克河对岸的阿灵顿山上的叛军旗帜。
　　南卡罗莱那州于12月20日率先发难，五天之后，仍然驻扎在查尔斯顿的慕他尔堡的少数联邦部队撤往远离港湾的桑姆特堡。指挥官罗伯特·安德生（Robert Anderson）少校说，部队换防是为了“防止流血事件。”1861年1月9日，密西西比州退出联邦。10日，佛罗里达州退出联邦。阿拉巴马州、佐治亚州和路易斯安那州纷纷效法响应。
　　在得克萨斯州的奥斯顿，山姆·休斯顿（Sam Houston）州长由于试图阻止德州加入邦联伪政权，被免去州长职务。他警告州民：
　　让我告诉你们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事吧……你们的父亲、丈夫、你们的儿子和兄弟将在刺刀的威逼下被赶到一起……在牺牲数不清的钱财、几十万条生命之后，才有微弱的希望赢得南方的独立……但我对此颇有怀疑。我和你们一样坚信各州拥有主权的信条，但我必须告诉你们，北方是决意要维持这个联邦的统一的。因为他们住在寒冷的北方，他们不是一群像你们那样性情火爆、任性冲动的人。但是，当他们向一个方向进发……他们会以稳健的步伐和像巨大雪崩那种坚持不懈的气势向目标进发。
　　结果，得克萨斯州还是退出了联邦。美国东南方人口最多、曾先后出生过七位美国总统的弗吉尼亚州似乎也即将退出联邦。
　　华尔街的一个律师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所有的迹象表明，一星期接着一星期，这个叛国炎症-分裂症正在逐步蔓延。”1861年2月10日下午，前参议员杰弗逊·戴维斯和他的妻子凡里利娜正在他们在密西西比州维克斯堡稍南处的莱尔弗尔德种植园的花园里修剪玫瑰。
　　一个奴隶从草坪上飞奔而来，交给他一张纸。凡里利娜·戴维斯后来回忆说：“他在读电报时，脸上那种阴沉神色就像有什么大难要降到我们家，让我好害怕。过了几分钟，他把［电报的内容］告诉了我，就像谈到死人的事一样。”他已被推选为美利坚邦联合众国临时政府总统。
　　戴维斯是个身材高大、面容憔悴的人；他为人敏感、紧张，而且有消化不良的毛病。他一侧的脸颊因患有神经痛而抽搐，最后，他的一只眼睛也因此失明。他经常失眠，为人极其拘谨、正统，甚至不喜欢与他人以名相称，就连和奴隶交流也不例外。［6］他的为人以孤傲固执著称。山姆·休斯顿就是认为他是“冷得像爬行类”的那种人，就连崇拜他的妻子也承认“他对官宦之道一无所知，就是知道了也不会用”。不过，朋友和家人都证实他在私下里的热情和真诚。自从他所在的州退出联邦，他一直不很明确他能为这个新邦联做些什么；他最希望做的事是人们请他在战场上统领军队。
　　他现在领导的政府成立仅仅两天，依据的是一部与过去的宪法很相似的全新的宪法。只是这部新宪法明文规定保障拥有奴隶的权力，总统任期为六年，为每个内阁成员在议会中提供一个席位。新国家的首都定在阿拉巴马州的蒙哥马利，戴维斯答应次日（11日）前去赴任。
　　第二天早上，伊利诺伊州的春田市，阴冷的雨下个不停，亚伯拉罕·林肯正准备启程到他的首都华盛顿赴任，他没有戴帽子，站在大西火车站，在那里和他的乡亲们道别：
　　我在这里生活了四分之一世纪，从一个年轻人变成了一个老者。我的孩子们都出生在这里，其中一个就葬在这里。我现在就要离开这里，去面临一个比当年的华盛顿肩负的还要艰巨的重任，我不知何时，也不知道最后是否还能回来。如果没有曾庇佑过华盛顿的神明的协助，我就无法成功。有了他的协助，我就不会失败。只要你相信这个和我同在的神，无论你在天涯还是海角，他会永远和你同在。让我信心十足地希望一切都将圆满如愿。现在，我就把你们托付给他，我希望你们在祷告里也把我托付给他。我诚恳地向诸位告别了。
　　2月18日，杰弗逊·戴维斯在蒙哥马利的州府前的台阶上宣誓就职，然后向欢庆的人群发表演讲：
　　我们今天的政治地位是通过一个史无前例的手段取得的。这充分体现了政府必须建立在大众意愿之上这一美国理念，不论什么时候，当政府违反了建立政府的初衷，在这个政府管制之下的民众就有权、人民就有权依照他们自己的意愿改变乃至推翻这个政府……政府设置的障碍可能会减慢，但不能永远阻止这个进程，这个进程的正义为其发展提供了精神支柱，伟大的民众是这一事业得以持久的保障。
　　他的听众热烈欢呼、热泪盈眶，齐声唱起了“再见，星条旗”和“南方热土”，后者是一个名叫丹·艾密特（Dan Emmett）的北方人创作的流行歌曲。
　　新邦联的副总统亚历山大·H.史蒂文斯（Alexander H. Stephens）是一个体型瘦小的结核病人，前佐治亚州众议员，他说的话比新总统还要露骨：
　　我们的新政府是建立在一个与种族平等相反的理念基础之上的……其基本依据是黑人和白人不能并驾齐驱这一颠扑不破的真理。
　　这个……政府是世界上有史以来第一个建立在这一条伟大的物质和伦理真理之上的政府。
　　在南卡罗莱那州参议员杰姆斯·切斯那特（James Chestnut）的妻子玛丽·切斯那特的眼里，那个新政府似乎一开始就有点不稳。戴维斯为了确保邦联中的七个州得到同等待遇，便从这些州各选一人作为他的内阁成员。内阁成员中的多数人最初都反对退出联邦；其中三人是在国外出生的。她注意到：“内阁是一个不同意见和不满情绪的炸药桶，只需有人点一把火，就全炸了窝了。”蒙哥马利的所有事务都得因地制宜。内阁成员的第一次碰头会是在一个旅馆的房间里开的。一张钉在门上的公函信笺标明了总统办公室。财政部长必须自购办公桌椅。因为南方没有高质量的印刷机，南方邦联最初发行的货币居然是一家纽约印刷厂印制的。一个来访者问邦联的国务卿罗伯特·土姆斯（Robert Toombs）：“国务院在哪儿？”他答道：“先生，在我的帽子里，档案馆就在我的大衣口袋里。”玛丽·切斯那特写道：“共和国，每个人都在唠叨，每个人都要发言，没有戒律，全是含糊不清的瞎嚷嚷，有欲加治罪的和倒打一耙的——这样的共和国哪能打仗……快来一个强人政权吧。”对于那些独立性极强的邦联创始人来讲，世上好像没有什么小到不需要争论的事。戴维斯宣誓就职不到一星期，一个南卡罗莱那州的法官在一次晚宴上对客人说，临时国会已经“践踏了〔新〕宪法，〔因为他们〕给了戴维斯总统一幢房子”。还有一些人争辩，因为他们的新国家代表了最真正的美国精神，所以，邦联应该依旧挂星条旗；应该让那些北方佬劳神破费去设计一面新国旗。但是，他们的提议最终被否决了。升第一面邦联旗帜的殊荣交给了美国前总统约翰·泰勒的孙女莱娣霞·泰勒小姐，而这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前总统，不久便成为邦联临时国会的一员。
　　前密西西比州众议员路休斯·昆塔斯·拉马说：“感谢上帝！我们终于有了一个为其生、为其祈祷、如有必要就为其献身的、自己的国家！”现在，在北美大陆，出现了两个互相对立的共和国。当时在任的美国总统是相信“退出联邦”和“以武力相威胁”这两者均属违宪行为的杰姆斯·布坎伦，他对当时的处境感到无能为力。结果，邦联不费一枪一弹，在南方各地的原联邦设施便一个接一个尽数转交给了邦联诸州。
　　林肯将怎样应付这个局面呢？近四个月来，他向选民保证要维持的联邦正在分崩瓦解，他一直保持沉默。现在，他开始了为期十二天的铁路旅程，向北方的首都华盛顿进发，新近当选的总统没有透露多少暗示。在宣誓就职之前，他无法行动，在伊利诺伊州之外的大部分地区，人们只知道他只做过一任众议员，他的当选是有关奴隶制扩张问题的全国性争议将民主党分化瓦解的结果，他素来以普通人自居。他常拿自己的身高和平凡开玩笑：“女士们、先生们，很高兴和你们见面；我想你们见到我也一样高兴；但我当然认为我是我们这些人中间最走运的人。”他试图稍稍改善自己的仪表，给自己留了胡须。一个参加他的招待会的人曾写道：“昨晚，我见到了新总统……他是个精明的人，不像他们说得那么难看，当然也不是个美男子。他个子很高，六尺四，富有号召力，鞠躬很得体，不僵硬，面相既和善又刚毅。”但当时人们仍然不清楚他决心做些什么。他告诉聚集的人群，维护联邦的完整是他的职责，也同样是他们的职责。不论他们住在何处，不论他们过去在政治观点上有何分歧，所有美国人都要“团结起来……和我们的国家、和我们的整个国家紧紧地联结在一起。”就连在蒙哥马利举行的抗拒联邦政府的仪式好像也没有让他震惊。他一次又一次地向前来听他演说的人们坦率地保证，退出联邦的危机是“人为造成的”：“除了那些在任何时候都可能被幕后策划的政客煽动起来的危机之外，天下本无大事。”“现在，事态没有恶化……没有谁在遭受苦难，除非有谁将战争强加在政府头上，否则就不会发生流血。”《纽约先锋报》指出：“面临这一可怕的危机，林肯先生如果没有什么良策，那么他最好什么都不要说。”前马塞诸塞州州长爱德华·艾弗莱特的话能代表许多大失所望的东部民众的心声：“显然，此人素质非常低劣。”其实，林肯犯了严重的判断错误。他当时仍然坚信，退出联邦是一小撮势力很大的富有的种植园主策划的阴谋。大多数的南方白人得不到奴隶制的任何好处。所以只要他反分裂的立场坚定，南方的民众一定会起来抵抗分裂狂潮。
　　2月22日是华盛顿诞辰纪念日，南北双方都还将其作为法定节日来庆祝。那天早上，林肯在费城的独立堂前升旗，对人群说“我宁愿在此地被人刺杀”也不愿放弃独立宣言中包含的平等理想。
　　就在这时，他对南方发生的事变的误解又被今人所说的一个公关失误搞得雪上添霜。他这段旅途原本应该在声势浩大的游行中经过巴尔地摩，然后在华盛顿举行盛大的欢迎仪式。但是，在费城，一名出生在苏格兰的名叫艾伦·平克顿（Allan Pinkerton）的铁路侦探警告他，有人预谋在巴尔地摩行刺。对于林肯来说，暗杀的威胁本来不是什么新闻；自从选举日起，他就不断接到威胁，他个人倾向于对这份警告同样不予理会。但是时过不久，从另一个不相干的消息来源传来一个类似的传言。这次，他手下的参谋们说服他不去马里兰州府，他们的观点是，如果行刺成功，维持联邦的大计就可能落空。
　　他同意只由平克顿和一个伊利诺伊州的老朋友伍德·希尔·拉芒（Ward Hill Lamon）陪同，乘坐到华盛顿的夜车，不声不响地潜入城中。结果，除了坐在附近的一个快活的醉汉一整夜断断续续地哼唱“南方热土”，拉芒怎么劝都无法劝止之外，一路无事。第二天清晨六时，林肯一到华盛顿，便被朋友悄无声息地护送到维拉（Willard’s）旅馆，他在搬进行政大楼之前就一直住在那里。
　　充满敌意的报纸对他偷偷摸摸进京出的洋相幸灾乐祸。一个漫画家将他画成一个身披斗篷、斗篷盖遮住眼睛、鬼鬼祟祟潜入京城的小丑。查尔斯顿《镜报》说：“这里的所有人都为这种胆小如鼠、不体面的进京的举动所不齿。”《伦敦时报》驻华盛顿记者威廉·哈伍德·罗索（William Howard Russell）报道称：“林肯先生受到了冷遇，这里的人们都喜欢谈论他化装进京赴任这件事。”3月4日，就职宣誓日，华盛顿天寒风急。一大群神情紧张的人们聚集在国会大厦前，等着目睹新总统，并聆听他的演讲。当时，华盛顿城里的亲南方的情绪甚高。仪式场地附近的每个窗口都配有两个枪手，附近建筑物的房顶上也布满了枪手，国会前的场地上还安装了火炮，一旦有问题，马上可以应付。七十五岁高龄的、德高望重的墨西哥战争的英雄、陆军统帅温弗尔德·斯戈特（Winfield Scott）将军，此时虽然已经过于肥胖，加上痛风症，连马都不能骑，但雄心不减当年。他警告任何胆敢前来搅乱宣誓就职仪式的人，谁敢捣乱，“就用他们的血肥阿灵顿的田。”（译者注：阿灵顿位于与华盛顿隔河相望的弗吉尼亚的郊外）
　　仪式的过程还算太平。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泰尼主持了宣誓仪式，新上任的总统看上去既立场坚定，又通情达理。他保证不干预已经实行奴隶制的各州里的内部事务，但同时拒绝承认由所有的州组成的联邦中的任何一个州单独宣布退出联邦的权利。他发誓“坚守、占据和占有”所有联邦设施。然后，他直接向南方发出肺腑之言：
　　我的那些心怀不满的同胞们，在你们的手中，而不在我的手中，是有关内战这样一个至关重要的问题。政府是不会率先动武的。你们自己如果不先动武，你们就不会陷入战祸之中……我们之间原本就不是敌人，而是朋友。我们决不能成为敌人。尽管我们可能都在意气用事，但这决不能就此绝了我们的同胞手足之情。在这片广阔的国土之上，从每一个爱国战争的战场和爱国志士的坟头延伸出来的那些无形的记忆长弦，都是和每一颗跳动的美国心脏、每一个温暖的美国家庭息息相通的，当这些千丝万缕的情弦再一次被我们天性中的一线良知所触动，它们也一定会被触动，就一定还会汇集成一曲联邦的赞歌。
　　当时，国会大厦尚未完工，它的正厅上的圆顶还没有安装，有人提出等这场危机过后再行施工。林肯坚持照常施工。他说：“我看这是个兆头，联邦将继续下去。”宣誓就职数天过后，一个名叫克莱拉·巴顿的专利局的年轻职员对一个朋友说：“3月4日来了，又过去了，我们现在还真有了一个共和党的总统，也许最特别的是，一整天，我们没有看到任何人对他表现出丝毫的不满。”现在，因为共和党人第一次有机会取得一度被民主党人占据的成千的联邦政府职位，林肯不仅得留神对手的动静，还得应付朋友的纠缠。一个幽默作者写道：“这座城市到处都是从西部来的乡下佬……每个人都称老艾伯小时候就认识他，有一个老小子还记得林肯妈出生时去找医生的事。”行政大楼前的车道上，想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的人形成两条长龙，一条进，一条出。从早到晚，每个工作日，从不间断。有一个人，第一次没做上联邦法官，退而求其次，想在老家混个邮政局长干干，结果还是未能如愿。再次回来想试试是否能干个守灯塔的营生。他说只要能在大西洋沿岸混口饭吃就行。另外有一人一边在林肯乘坐的马车后面追赶，一边挥舞着手中的文件，直到林肯将他打发走：“不！不！我不想在街上开什么店。”

　　☆捅了马蜂窝

　　从圣诞节后的那一天起，安德生少校手下的六十八名联邦士兵就一直龟缩在查尔斯顿湾外的桑姆特堡的石墙内，被六千士气高昂的南卡罗莱那民兵和一个半圆形的火炮阵包围着，断绝了援兵和粮草。安德生是一个来自肯塔基州的职业军人，他对奴隶制持同情态度——他本人曾一度拥有过奴隶——他坚信仅仅仰仗武力是永远不可能迫使分裂出去的州返回联邦的。但是，他对自己的军人职责和对国旗的忠诚是不可动摇的。
　　斯科特将军向林肯建议放弃桑姆特堡；当时，没有一支庞大的船队和二万五千人的部队，就不可能为城堡提供补给。林肯的大部分内阁成员也都同意这个看法。当时，几乎每个内阁成员私下里都认为自己能把事情处理得比他的新上司更好。在总统候选人提名过程中，他们中有四人曾是林肯的劲敌。战争部长是来自宾夕法尼亚州的政客西蒙·坎墨伦（Simon Cameron），此人品行不正，臭名远扬，一个认识他的人曾说，他除了烧得通红的火炉之外，没有不偷的东西。财政部长赛蒙·P.切斯（Salmon P. Chase）认为林肯反奴隶制的立场过于温和，并且可能已经在做一八**年接替林肯的总统梦。来自密苏里的司法部长爱德华·贝兹（Edward Bates）认为他的上司反奴立场过于直露，坚信为桑姆特堡继续充补给养不但将导致内战，而且会导致“社会混乱和……奴隶起义，其可怕的后果不言自明。”但是，没有哪个内阁成员能比来自纽约州的威廉·H.史伍德（William　H. Seward）更相信自己要比这个任命自己为国务卿的总统更加高明。他曾是候选人提名战的最大热门，但林肯最终胜出。一开始，他就在有关桑姆特堡前景的激烈争议中搅浑水，他向南方发出一封私人的、未经总统同意的保证函，向南方保证联邦部队将从这个小岛和平撤离，然后，给林肯发了一封异乎寻常的名为“供总统参考的几点想法”的文件。其中称：现在需要强硬的政策，而且史伍德已为制定和实施这些政策完全做好了准备；他认为桑姆特堡必须放弃，同时，可以用挑起美国与西班牙或法国的战争的方法使得南北双方联合起来。林肯虽然欣赏史伍德的才干，但对他的做法极不赞赏，对他的野心也不以为然，很有礼貌地回绝了他；林肯要做一个自己做主的总统。
　　数星期过去了，对安德生和他手下被围困的守军的同情在北方蔓延。
　　《纽约时报》称：“行政当局必须制定一个行动方案，什么都比干等下去要好。民众要求政府制定一个方针，他们就能将其作激励为数众多但爱国情绪受到影响的美国民众的口号。”4月6日，林肯终于作了决定。他当选总统已过半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这样拖下去会有助于将已分裂出去的州重新拉回联邦。他决定向桑姆特堡运送给养，他将此决定通知了南卡罗莱那州长，但他说只要给养船队和城堡本身不受攻击，他就不会增派援兵或者输送武器。
　　他仍然希望此事能够得到和平解决，不过，也愿意冒战争风险。对他来说，维持联邦的完整不只是一个地域疆界的问题，这是一个比北方的理想更重要，甚至高于国家的理想：这是一个与人类的前途命运攸关的问题。如果联邦可以被解体，开国先贤们开创的、伟大的民众自治的实验就会宣告失败；“独立宣言”中“所有人肩上的重负都必须卸去，所有人都有同等的机遇”的承诺将被背弃。
　　南方邦联政府此时也不知如何应对，国务卿土姆斯不想向城堡开炮。他告诉戴维斯：“总统先生，此时此刻，此举是自杀、谋杀，我们在北方的每一个盟友都会离弃我们。你只会去捅一个从山区一直延伸到到大海的广大区域里的大马蜂窝，现在那些平静无事的蜂群，届时定会蜂拥而出，把我们蛰死。此举毫无必要；这将我们置于不义之地；这是一条死路。”但是，那些急于行动的人最后占了上风，阿拉巴马州的分裂主义者杰尔卡拉斯（J. G. Gilchrist）告诉战争部部长尼罗依·P.沃克（Leroy P.Walke）：“除非你在阿拉巴马的百姓面前洒些鲜血，否则不到十天，他们就会重返旧联邦。”这些主战派坚信，主动出击不仅能增强已加入邦联的各州彻底退出联邦的决心，而且还能将弗吉尼亚州也拉过去。弗吉尼亚州的众议员罗杰·帕拉尔（Roger Pryor）对查尔斯顿欢呼的人群说：“如果你们想要我们加入你们的邦联，就主动出击！”4月12日午夜之后，帕拉尔、杰姆斯·切斯那特和另外两名邦联特使划船到桑姆特堡，向安德生少校递交了由邦联战争部长签署的最后通牒，要求联邦指挥官于清晨四时之前投降；否则，南卡罗莱那的炮兵将向城堡开火。
　　安德生拒绝投降。他在送这些官方客人上船时说：“如果我们此生不再相见，但愿上帝会让我们来世重逢。”现在，他和他的部下除了隐蔽起来，等待不可避免的炮击之外，别无他策。
　　玛丽·切斯那特听到炮声传来：“4月12日……震耳的炮声。我跳下床，跪下，然后伏地祈祷。我一辈子从未这样祈祷过。”1861年4月12日清晨四时三十分，一个衣着整齐、喜欢炫耀、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克鲁安人，邦联指挥官彼埃尔·格斯塔·都坦特·贝鲁加将军下令向桑姆特堡开炮，内战爆发。贝鲁加自己本来就是一个炮手，在西点军校做炮兵学生时，表现极佳，他的教官打破惯例，将他留在身边任助理一年。此时，那个正守在被他的炮当成训练靶子打的、孤立无援的联邦前哨的指挥官安德生少校，正是当年的那个西点教官。
　　南卡罗莱那州的“州权”吉斯特将军是那天早上邦联炮兵的总指挥，但是，点响第一炮的荣誉却交给了一个来自弗吉尼亚州的平民——众议员帕拉尔。在那以前，此人一直是个死硬的分裂派，但此时，他突然发现自己无法“打响内战的第一炮”，这一炮可能带来的严重后果让他受不了。他们找到了其他的志愿者，其中的一个是艾德孟德·拉奋老人，他也是弗吉尼亚人，宣扬退出联邦已有二十年。“当然，我非常感谢你们把这个荣誉交给我。我很高兴来打响这第一炮。”一个联邦的军士长记得“第一发炮弹燃烧的弹道……固定在星空中”的情景。一个查尔斯顿的少女回忆在一个炮台接着一个炮台的炮轰“传来一种震耳欲聋的轰鸣”以及过后的“一片火海……战争爆发了”。
　　查尔斯顿的市民们聚集在房顶上为邦联的炮击和联邦守军的勇气喝彩欢呼。尽管这个小小的人造岛上挨了三千三百四十一颗炮弹，联邦守军还是坚守了一天半。玛丽·切斯那特记录中说，尽管她本人在整个炮击过程中除了喝茶之外无法排解内心的恐慌和激动。“我们看不出黑人奴佣在言谈举止上有任何变化……他们不动声色。他们究竟是些麻木不仁的蠢货呢，还是些比我们还精明的人，外表沉默、内心刚强，在暗中等待他们的出头之日呢？”在整个炮轰过程中，没有人受重伤——唯一的损失是一匹马——联邦守军时不时地回击，但是，桑姆特堡的形势显然已陷入绝望。三十四小时之后，安德生要求停火。
　　联邦守军投降之后，搭船北上。贝鲁加准许他当年的教官将那面曾飘扬在城堡上的破损的美国国旗随身带走。安德生想在死后用这面国旗入葬。

　　☆叛臣贼子和爱国志士

　　桑姆特堡陷落的消息传到首都华盛顿时，美国的常规军不到一万七千人，其中大部分驻扎在最西部的区域。只有两名将军有过实战经验，温弗尔德·斯戈特和另一个墨西哥战争的英雄、名望更高的约翰·沃尔（JohnWool）将军，当时已届七十七岁高龄。
　　林肯要求各州州长和新领地首领为政府提供七万五千民兵，服役期限为九十天。各州对他的号召立即作出了热烈的响应。长达六个月的令人心焦的等待终于到头了，行动的时刻到来了。
　　俄亥俄州中部的奥伯林学院的一个学生写道：“人们嘴上谈的、心里想的都是战争和志愿从军的事！今天上的课仅仅是走走形式。我根本无心读书、无法入睡，在我写这些文字时都不知道我还能写。”政府要求俄亥俄州出十三个团，但是，报名人数之多，州长给战争部长写信时称：“由于我州民众在开始时不可避免的混乱和热情，”他无法“阻止他们组织二十个兵团的热情。我们心中的雄狮被唤醒了”。
　　1843年西点军校毕业生尤利萨斯·S.格兰特（Ulysses S. Grant），受不了和平时代的军队里的枯燥乏味，因而酗酒，结果被赶出军队。随后，他回到伊利诺伊州格利那（Galena）的老家，在他父亲的硝皮作坊里做伙计。当他听到战争打响的消息，试图在军中找个一官半职，但没有得到回音，最后，他到伊州首府春田市去查询，看看军队里是否仍然有他一席之地。结果，还果然有，他当上了一名招兵官，经管潮水般涌来的志愿参军的人，一天挣四块二毛钱的工资。他说：“现在只剩下两派人了，要么是叛臣贼子，要么是爱国志士，我从现在起将与后者为伍。”很明显，整个北方都持这种立场。一个牧师的妻子对纽约州的奥巴姆（Auburn）的一次特别礼拜作了这样的描写：“在士兵们走进教堂，坐进为他们预定的长凳时，信众全体起立，拍手鼓掌，布道是一番很激昂的演讲，将奴隶制指为目前局势的根源……唱诗班高唱爱国歌曲，信众加入了合唱，同声欢唱道：为祖国献身，真幸福，真幸福！”在曼哈顿的街上，男人将邮票贴在礼帽上作为即兴的爱国标志；他们的妻子和女儿们则将红、白、蓝三色的丝带围在女帽上。一个纽约的主妇在给海外的朋友的信中说：“在我们自己的社交小圈子里……一个母亲送走了一个心爱的儿子；另一个，两个儿子；另一个，四个。一个男孩子，白喉刚好，跳下床，就打好背包。一个年轻貌美的妻子今天在为她的丈夫打点行装，不让他看到她在落泪。”纽约第六团里有那么多来自包瓦利（Bowery）的街头硬汉，据说一个人只有蹲过监狱，才能参军。而贵族子弟聚集的开往华盛顿的第七团，随队携带的三明治都是名店戴尔莫尼科（Delmonico‘s）做的精品，还带着一千只有闪丝绒罩面的小凳，可以供他们坐着进餐。
　　有些地方的全镇上下都报了名。密西根第十志愿团里全是来自弗灵特（Flint）的人；他们的指挥官是该市市长，他们团的医生从他们还是孩子时起就给他们看病了。
　　新移民也加人了进来——爱尔兰人参加“六十九战斗团”、爱尔兰野战军团、爱尔兰志愿团和圣派特里克旅；意大利人去格利包地（Garibaldi）卫队和意大利军团；德国人加入斯都本（Steuben）志愿团、德国步枪团、特纳步枪团和德考卜（DeKalb）团。许多新移民志愿者既听不懂也不能说英语。
　　6月5日，十九岁的依莱沙·亨特·罗德兹，一个北方佬海船船长的儿子，辞了他在罗德岛派吐克斯特的一家马具作坊里做伙计的工作，加入了罗德岛第二志愿团。如果不是他做寡妇的母亲苦苦求他留在家里，他早就参军了。他回忆道：“在我们的家里，这个星期天过得很伤心，我母亲走到哪，眼里都噙着眼泪，我呢，不知怎么劝她才好，心里好窝囊，只好闷声不响，暗自伤心。”最后，在他睡下后，她走进他的屋子，“带着一种旧时斯巴达母亲那样的神情对他说：‘孩子，其他的母亲必须做出牺牲，我为什么不能呢？假如你觉得入伍是义不容辞的责任的话，我同意了。’”第二天早晨，离普罗顿斯（Providence）军火库的招兵站开门还有两小时，罗德兹和他最好的同学就在门外的台阶上等候了。罗德兹报名当了一个列兵。他在开始写的日记中坦白道：“我们从早到晚地操练。我站在一面大镜子前，在装束打扮上花了几个小时，很快发现自己还挺像个当兵的……令我惊奇的是，我居然被选为一等军士长。至于一等军士长到底干些什么事，我心里一点谱都没有。”两星期之后，罗德岛第二团开赴前线。罗德兹写道：“今天，我们接到命令，打点行装，准备开拔……到华盛顿……我的背包重得不行，重负之下，我只能勉强踉跄而行。到了船码头，那里已经聚集了好大一群人，我们怀着一种悲喜交加的复杂情绪上了蒸汽机船。”华盛顿实际上是个南方城市，被奴隶制州围得严严实实，大街小巷到处都能听到叛国言论。出身南方的政府官员正在匆匆南行，对他们的朋友说一两个星期后，等邦联军队攻占这座城市之后，他们就会回来。
　　正规陆军的每三个军官中，就有一人南下助逆。来自弗吉尼亚的军需官约瑟夫·E.强斯顿写道：“尽管我现在做的事是最最不仁不义之事，我必须向着南方。我今天有的一切都是美国政府给的。政府给了我体面的教育和穿戴。要离开岗位实在是无奈之举，但是我只能走。尽管我现在辞职，我相信我是永远不会向那面老国旗动武的。”联邦军队中最有前途的一个军官是另一个弗吉尼亚人罗伯特·E.李，他曾是墨西哥战争中的英雄。他的老上司温弗尔德·斯戈特将军说：“假如……美国总统告诉我，一场为自由或废除奴隶制的大战即将爆发，问我当今谁是可用的将才的话，我到死都是那句话：‘此任非罗伯特·E·李莫属！’”李相信联邦是“永恒”的，由于退出联邦的议论有可能将南方拖进“动乱的深渊之中”，他认为这些议论不仅是“空谈”，而且具有危险性。他在炮击桑姆特堡之前曾写道：“作为一个美国人，我深为我的祖国和她的富饶和政治结构骄傲。不论哪个州的权利受到侵犯，我都将奋起捍卫。但是，在我看来，没有什么能比联邦的分崩瓦解更大的灾难了。我们所抱怨的所有坏事都会聚集在一起，我将牺牲我的荣誉之外的一切，维护联邦的统一。”桑姆特堡陷落后四天，李被林肯任命为整个联邦军队的总指挥。他要求延期受命，他在观望他老家的举措。
　　第二天，弗吉尼亚州投票退出联邦。那天下午，李向一个药剂师说了一句心里话，称自己是“一个反应迟钝、看不出退出联邦有任何好处的人”。但是，结果，他还是跟了他的老家走。4月23日，他接受了弗吉尼亚军总指挥的职务。他给他的北方朋友们写了一封告别信：
　　我无法与我的出生地、我的家园、我的家乡子弟兵戎相见。最最重要的是，我希望我们之间的分歧能够得到和平解决……无论是什么样的结局，我预计这个国家将经历一场浩劫，这是对我们国家的罪孽所作的必要的清算。但愿上帝指引我们从良向善，也保护你们和你们所拥有的一切。
　　林肯招兵的号召激怒了南方，也惊动了北方，但这种情形和他的初衷大相径庭。弗吉尼亚州州长在给林肯的信中说：“弗吉尼亚的民兵不会为华盛顿的政府效力……你的目的是征服南方诸州……你选择了发动内战这条路。”弗吉尼亚退出联邦后，李奇曼成了邦联的新首都。田纳西也随即退出联邦。阿肯萨和北卡罗莱那跟随其后。至此，形成了十一个邦联州与二十三个联邦州对峙的局面。许许多多的南方人志愿从军，他们来自佐治亚州的哈尔瓦希（Hiawassee）、密西西比州的哈希帕克那（Hushpuckena）和阿拉巴马州的月庄（Moonsville）。他们中的三分之一被说服返乡。有些人拒绝回家。
　　佐治亚州的一个律师兼商人约翰·B.戈登相信奴隶制是“推动世界文明、教育和人类进步的最伟大的动力”，他自己组织了一个山地团，他们坚持戴浣熊皮帽，自称“浣熊勇士”。当他们赶到亚特兰大，人们告诉他们还用不着他们，他们便就地留下，戈登给南方各州州长发电报请缨。最后，阿拉巴马州答应收留他们。他们登上火车，直奔蒙哥马利。戈登回忆他们沿途受到的欢迎：“入夜，簧火在山坡上熊熊燃烧，火炬队和鼓号队在各个城镇的街道上游行。没有大炮，人们就用铁匠的铁砧发出的震响来欢迎我们。”来自哥伦比亚的二十岁的山姆·瓦金斯是田纳西州响应号召从军的小伙子中的一个。他加入驻扎在那西维尔（Nashville）的田纳西第一团的毛里灰衫队。他和大多数的叛军士兵一样，本人从奴隶制中得不到任何好处。他说，他是为各州的自主权而战的，因为“南方是我们的国家，北方是住在那里的人的国家”。
　　7月，他所在的部队被派往弗吉尼亚。
　　卸帐号响过，我们将所有的东西装上火车……我们也搭车同行，时速三十英里，蒸汽机能达到的最大速度。每到一站，老百姓和妇女们都在向我们挥手帕，高呼戴维斯万岁和南方邦联万岁……啊，能受到这样的欢迎，当兵也值了。
　　邦联副总统史蒂文斯说：“林肯可能会带上七万五千人的军队来镇压我们，但我们是为我们的家园、我们的父母、我们的妻子、兄弟姐妹和儿女而战！……如有必要，我们能召集一百万人，如果他们倒下，我们还能再召一百万，然后，还能再召一百万。”事实上，南方获胜的希望非常渺茫。北方有近两千一百万人，邦联诸州只有九百万人，其中有三百五十万人是奴隶，奴隶主可不敢把他们武装起来。北方的铁路里程较南方多出两倍以上。邦联诸州所生产的制造业产品总值还不到纽约市的四分之一。
　　所有这一切，对于加入塔拉普杀（Tallapoosa）大刀队、契可烧（Chickasaw）敢死队和切诺基（Cherokee）杀林肯队的那些人来说，都是耳边风。
　　南方人坚信自己是不可战胜的，而北方人则是贪婪的懦夫。北方佬“做过的最血腥的事，也只不过是用标枪刺鲸鱼，给鳕鱼开膛破肚之类的事”。
　　《拉里旗帜报》同意这种观点：
　　南方的军队将由前所未有的最佳的士兵组成；而林肯只能从城市的阴沟里搜罗炮灰。那些都是从世间各个角落里拼凑起来的下流的社会渣滓。他们当兵只是为了挣钱，一遇到危险就会四散奔逃。
　　一个曾驻扎在阿拉巴马州的前美国海军军官拉斐尔·萨乃斯说，莫比尔（Mobil）“正在以空前高涨的热情”备战。他已经向军方递交了辞呈，取道南下，换上了另一套军服。“年轻的商人们放下了手里的账本，日夜整队操练。”玛丽·切斯那特说，查尔斯顿“到处都是当兵的。这些新来的是紧赶慢赶赶来的。他们生怕还没过上打仗的瘾，战争便已结束。从哪个乡村小镇来的小鬼都想来大干一场”。
　　一个住在佐治亚州罗马的女人注意到：“这些年轻人都随身带着礼兵服，几乎每一个士兵，都有一个仆从，大小家用杂碎一应俱全，所以在兵营里过得也很舒适奢华，最终，等他们到了华盛顿，再好好挥霍一番，他们认为那一天已为期不远了。”双方都认为对方在九十天内便会垮掉，而且双方都认为这是白人之间的纷争。前来报名参军的黑人均被拒收遣返。
　　
　　☆从速行动，然后等候

　　桑姆特堡陷落的最初的那几天里，华盛顿的情形是极其焦躁难熬的。里士满《观察报》曾作过如下报道：
　　一声愤怒的吼声，决意要大家冒险去攻占华盛顿。一只脏鸟住的肮脏的鸟笼是需要用火的烈焰才能净化的……我们的人能攻占这座城，温弗尔德·斯戈特这个叛国老贼和林肯这个畜生，两个加起来也挡不住。被激怒的、被深深地伤害的民众的正义的愤慨，一定会好好地教训教训那个从伊利诺伊州来的大猩猩，让他夹着尾巴飞快地逃回那些自由黑鬼的州去，比他来的时候还要快。
　　已经有人风传说大约一万五千名叛军已到达离亚历山德拉（Alexandria）很近的地方，另外还有八千叛军已到达哈帕斯渡口，据说更多的叛军还在向这里集结。
　　那几天里，在叛军和首都之间只有一小支政府军的人马，以及来自附近区域的零星民兵队伍，其中包括“银发护卫队”，这支队伍是由1812年战争幸存的对祖国忠诚不二、但已站立不稳的退伍老兵组成的。
　　马里兰州的分离主义者将铁路桥烧毁，切断了邮路，还将华盛顿与北方诸州的电报切断。惊恐的市民逃往农村。街上空无一人。政府机关只能靠寥寥无几的工作人员勉强维持。史伍德回忆道：“在每一个部、每一个局……邮局也好，海关也罢，所到之处，不满情绪都有所抬头，虽然还没有到公开暴露的程度。”驻扎在诺福克（Norfolk）庞大军港里惊恐万状的联邦海军总督放弃了他的防区，为了不让邦联叛军夺取战舰，他下令将停泊在港内的五艘战舰一把火烧个精光。
　　一支由志愿者组成的卫队开始负责白宫的警卫工作。这支卫队由两人带领：一个是曾在“血腥的肯萨斯”期间担任游击队长的杰姆斯·H·莱恩参议员，另一个是来自肯塔基的废奴派卡修斯·马赛勒斯·克雷，此人“身携三支手枪和一把阿肯萨牙签〔尖刀〕。”斯科特将军制订了一个以防万一的防守方案。如果一旦有人向白宫进攻，总统和内阁成员将撤到财政部墙坚砖厚的地下室，然后靠那里的贮水和二千桶面粉先熬一下。入夜，从白宫的窗口向外望去，波多马克河对岸的叛军髯火清晰可见。
　　4月19日，当马塞诸塞第六团的人马通过巴尔地摩的街道向华盛顿进发时，当地有群人向他们开火，马塞诸塞的人马开火还击；结果，四名士兵和九个平民丧生，另外还伤了不少人。一个马里兰州的代表要求林肯不再让部队经过马州。总统回答道：“我手下得有部队才行……我手下的人又不是田鼠，能打地洞，也不是飞鸟，能从天上飞过。除了穿过你的州，没有别的办法，他们只能这样走。”但是，在私下里，他下令部队绕过巴尔地摩，生怕激起当地的民愤，会促使马里兰州退出联邦，投靠邦联。
　　林肯签发招兵令十天之后，他的军队中的大部人马尚未到达华盛顿。
　　他几近黯然神伤，在办公室里来回踱步，不断地自言自语：“他们怎么还不来？他们怎么还不来？”当有些在巴尔地摩受伤的马塞诸塞士兵被带到白宫来见他时，他对他们说：“我真不相信北方还在……你们是唯一北方不亡的证据。”4月25日中午，一声火车的汽笛长鸣，宣告大部队终于到达。纽约第七团先行抵达，整队从白宫前走过，一边还高唱一首古老的卫理公会教徒唱的赞美诗，用的是新歌词——“约翰·布朗的身躯”。一个朋友后来回忆说，林肯见此情景，“微笑频频”。
　　“哇！我们终于到了华盛顿，好奇怪的一座城市呀！到处是泥浆，猪和黑人满街乱跑，还有豪华宫殿，到处都是棚户。今天，我们打点干净……接受了总统的检阅。在我们经过白宫时，我亲眼看到了亚伯拉罕·林肯。他看上去像是个诚实的好人，我相信他能在上帝的帮助下，将我们的国家平安地从危机中带出来。”罗德岛第二团抵达华盛顿后，依莱沙·罗德兹（Elisha Rhodes）写道。
　　罗德岛的战士们在专利局里的那些装有天下奇物的箱子中间支起了行车床。从纽约来的将士们则睡在众议院的议事厅的地毯上，而且有人还在议长的宝座上“发表演讲”，好好地过了一回瘾。马塞诸塞来的人在议会大厦的正中圆厅里扎营，在地下室里的火炉上烤猪肉片吃。
　　同情南方的人对此大为不满，菲利普·菲利普斯写道：“现在，你简直无法认出这座被上帝遗弃的城市，我们美丽的首都，所有的艺术珍品，都让林肯搬来的这批痞子兵给毁坏和站污了。〔士兵中〕有点教养的人也有同感，〔纽约〕第七团的一个人曾对我说，我们曾经敬仰的国会山里出现的这些破坏现象，他这一辈子还没有见过！”但是，那些仍然对联邦忠心耿耿的人们则有不同的看法。玛丽·克莱默·艾米斯回忆道：“华盛顿已不再是远在天边的哪个土屋里的一个整天等待、祈祷的母亲心目中的一个地名。她心爱的儿子就在议会的正中圆厅里扎营……今天之前，联邦首都还不这么像美国人民的心脏……现在，这是我们国家真正的首都。”联邦军队的营帐将特区围了一圈。很快，华盛顿就成了地球上防御工事最坚固的城市，周围建了二十二个炮台和七十四个堡垒。
　　伊丽莎白·林希·洛玛克丝太太是一个陆军军官的遗孀，她的儿子是一路护送林肯去就职演说的民兵队伍的指挥官。现在，他已南下为自己的弗吉尼亚效力去了，而她则决定留在华盛顿。那个春天，她写道：“今天下午，弗吉尼亚·泰勒驾车来接我出去。”在回来的路上，她们路过纽约第七团的营地。“他们有个很棒的军乐团。小伙子们人人看起来都很精神。我们停下来看他们的操练，但是，唉，想想他们操练是为了杀人——而且是杀我老家的人。”那场屠杀始于5月22日。前一天，弗吉尼亚的选民们以三比一的压倒优势，正式通过了该州脱离联邦的法令。林肯宣布，弗吉尼亚民众的“这种作法，纵容了这场大叛变，将自己州作为反叛基地……本政府除了在发现叛变的地方之后，与之作针锋相对的斗争之外，别无其他选择”，随即挥师横渡波多马克，包围阿灵顿高地（Arlington Heights），占领亚历山德拉，从而为首都开辟了一个缓冲区。
　　走在最前面的是艾默·艾斯沃兹上校，他曾是林肯律师事务所的见习士，和总统一家过往甚密。他时年仅二十有四，已是一个引人注目的军人。他被纽约消防局招聘，担任有名的纽约“法国轻步兵”（Zouave）消防队队长。当他看到邦联的叛旗在亚历山德拉一家旅馆上飘扬时，他冲将进去，直冲顶楼，将其砍了下来。当他手拿叛旗，下得楼去时，被旅馆的老板用一杆长枪杀害。艾斯沃兹的助手当即将凶手击毙。就这样，北方出了第一个烈士。
　　搜寻纪念品的人将艾斯沃兹身亡的那架楼梯分成许多块收藏。整个北方下半旗志哀。他的遗体被停放在白宫的东宫，然后移至纽约市政厅。在那里，立即出现了一支新的志愿军一“艾斯沃兹复仇队”。
　　林肯无法强迫弗吉尼亚重返联邦，但是，弗州西部山地诸郡的独立性很强的农民，则表现出反抗新近成立的分裂主义政府的迹象。为了鼓励他们，林肯派出一支由乔治·布灵顿·麦考仑（George Brinton McClellan）将军带领的军队前往支援，此人相貌堂堂，时年三十四岁，出生于费城的一个大户人家，西点军校毕业生。麦考仑不费吹灰之力，便将一支驻守在艾勒格尼斯（Alleghenies）的一支叛军小部队赶了出去——在菲利比（Philippi），大雨倾盆，他手下的人追上一支正在呼呼大睡的叛军部队，并将其打得惊慌逃窜，联邦方面仅损失一人。不过，他的一些助手私下里对他在乘胜追击时过于谨慎有些担心。就连人人敬重的罗伯特·E·李，似乎也无法鼓励手下人数处于劣势的部队阻挡联邦军队的进攻。到了秋天，他被赶到更南的区域，由于无法守住自己的地盘，他被南方报章讥讽为“李滑脚”和“李老太太”。
　　那些西部诸郡最终从弗吉尼亚分裂了出来，然后以一个新州——西弗吉尼亚州的身份重返联邦。
　　3月，在炮轰桑姆特堡之前数星期，八个逃亡的奴隶悄悄溜进驻扎在佛罗里达州匹肯堡的联邦军营。“我们当时斟酌过，”联邦部队在那里驻军的目的“是否为了保护他们，并赋予他们自由”。最后，城堡的指挥官还是派了武装看守，将他们遣返回他们原来的主人那里。他是依据总统本人在就职演说中设定的、后来被国会认可的政策行事：北方兴起战事“是为了捍卫和维护宪法至高无上的尊严，为了维护联邦的统一”；由于宪法承认奴隶制的合法性，所以没有想过“要推翻或干涉”任何一个州的“权利和已建立的现行制度”。当时，林肯并没有打算向奴隶制开战。
　　但是，越来越多的奴隶继续冒着被主人严惩的危险，逃亡到联邦这一边，许多北军军官越来越觉得将他们赶回去不是滋味。最后，被迫改变这一政策的机会落在一个貌不惊人的新英格兰军官的肩头。本杰明·F·巴特勒（Benjamin F. Butler）将军是一个长着斗鸡眼、参战动机复杂、来自马塞诸塞的民主党人，他曾支持杰弗逊·戴维斯竞选美国总统。他刚到马里兰州时，曾向忠于联邦的奴隶主夸口，只要他们的奴隶造反，他就发兵相助，以此争取与他们的和解。但是，到了5月，他成了驻扎在弗吉尼亚州潮城蒙露堡的总指挥，他来了个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原本为邦联修筑工事的三个奴隶设法越线前来。他们的主人追得很急，愤怒地要他交人。巴特勒请求联邦政府同意他拒绝这些愤怒的种植园主的要求。他争辩说，他的奴隶属于“战争的走私品”，和其他有助于敌人的财产并无二致。所以，只有当他们的主人宣誓效忠联邦之后方能归还。
　　“来自弗吉尼亚的凯里少校问我是否觉得我应该出于对宪法应尽的义务，按照‘逃亡奴隶法’，将逃亡奴隶遣返给奴隶主，”巴特勒写道。“我是这样回答的：‘逃亡奴隶法’管不了外国的事，弗吉尼亚已自称是另一个国家了。她（弗吉尼亚）得好好琢磨琢磨，至少从字面上讲，她的这种说法与情理不合。”到了春末，已有近一千个黑人聚集在蒙露堡，其中有男有女，还有小孩，还有成百成百的奴隶在任何可能的地方，不断越界进入联邦地界。8月，国会正式表示支持巴特勒的立场，通过了一个措辞谨慎的“没收充公法案”，授权联邦军官解放那些直接被邦联叛军雇佣的奴隶。至于那些从奴隶主手中接管过来的奴隶的法律地位则只字未提，而且没有提出国会解放其他奴隶的权力。
　　“美国民众和在华盛顿的政府可以暂时拒绝承认这个事实，”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但是这些‘无法调和的逻辑混乱’最终将迫使他们面对这个事实：正在这片土地上兴起的这场战争是拥护奴隶制和反对奴隶制两大力量之间的战争。”6月3日，林肯的老对手史蒂文·A.道格拉斯在芝加哥去世。桑姆特堡事发之后，林肯曾请他周游南北交界的各州，劝说他的同乡继续效忠联邦。那里的分裂派讥讽他，冲他扔鸡蛋。但他坚持不懈，直到累倒，被送回家中。他给两个儿子留下的遗嘱是：“告诉他们要遵守合众国的法律，支持合众国的宪法。”此时，为了维护联邦宪法，道格拉斯的老对手（林肯——译者注）正在“打擦边球”。在入夏之前，他未经国会同意，便向南方邦联宣战、并接管了北方电报局，以确保不为内奸传递情报所用、暂停使用“人身保护令”（habeas corpus）［7］，这些措施，一开始仅局限于“费城和华盛顿之间的……军事区”，但后来扩展到“整个合众国”。
　　就这个问题，最高法院首席法官泰尼裁定：总统此举已经越权。因为只有国会才可以暂停“人身保护令”。（事实上，宪法规定，在“发生叛乱和外国人侵时”，该保护令可以暂停使用，但并未明交规定由谁作出这个决定。）林肯曾考虑过是否要逮捕首席法官，后来，他决定采取对裁决置之不理的对策，他问道：“……难道只是为了担心违反一条法令，而置其他所有法令于不顾，最终导致政府分崩瓦解不成？”（1863年，国会授权总统在“目前的叛乱”期间暂停使用“保护令”，据此，在林肯先斩后奏这个问题上补偿性地重申了国会的权威。）
　　没有人知道在内战期间，未经审判而被逮捕和囚禁的美国人的确切数字，但是总数超过了一万三千五百人。这些人中的大多数是在军事区内或附近抓获的货真价实的邦联分裂分子和他们的同情者，但也有一些只是喝醉了酒，“为杰夫·戴维斯喝彩”，或在教堂祷告时不念为总统祈祷的传统祝福的人。
　　林肯还宣布封锁南方的海港。南方的对策是停止出口。他们相信英国由于缺乏棉花，最终将倒向南方的邦联。
　　
　　☆大家都是新兵

　　在北美大陆上，中间隔着一百英里弗吉尼亚绵延起伏的乡村的两个敌对的首都继续对峙着。双方的民众变得越来越不耐烦。
　　没有谁能比《纽约论坛报》的共和党人编辑哈莱斯·格利利更不耐烦并且更朝三暮四了，这份颇具影响力的报纸是他于1841年创立的。同时，也没有谁能比总统更耐心地与他打交道了。此人可没少给林肯找麻烦。格利利一开始要求让南方皮毛不损地脱离联邦，然后要林肯放弃桑姆特堡，最后又赞扬他的守堡决定。巴尔地摩的骚乱者向联邦部队开枪后，他曾力主“火烧巴城，将其夷为平地，使其变成魑魅魍魉之地，渔夫晒网之乡”。
　　现在，他又主张立刻攻占李奇曼：“这是国家的战斗口号：向李奇曼挺进！决不允许叛国议会七月二十日在那里开会。那一天，那座城市必须掌握在国军手中。”林肯也越来越不耐烦。西弗吉尼亚的战斗虽然见了头版头条，但收效甚微。
　　南方认为北方进犯弗吉尼亚迫在眉睫，于是，三万五千名邦联叛军在桑姆特堡战斗的功臣贝鲁加将军的带领下，向北运动，以防北方可能发动的入侵。
　　联邦部队的战地指挥官欧文·麦克都维尔此时仍然不想开战。他是一个古怪、一丝不苟的军人。他既不喝咖啡，也不喝茶，既不抽烟，也不嚼烟草，尤其对自己以往的一段经历津津乐道：一次，他的坐骑摔倒，压在他身上，他昏了过去，当一个医生试图将能恢复神志的白兰地灌进他口中时，他牙关紧咬，硬是没让一滴酒流入口中。
　　“这还不是一支能打仗的军队，”他告诫总统，“要造就一支能打仗的军队需要很长的时间。”“你们是新兵，这不假，”林肯回答道，“但他们也是新兵；你们都是新兵。”他认为，新招部队三个月的服役期已近结束。麦克都维尔应该有所动作。
　　《伦敦时报》记者威廉·哈伍德·罗索在克里米亚战争和1857年在印度发生的兵变中曾目睹过许多战争场面。现在，他预感到他会看到更多的血腥：“一场制止叛乱的大战，或者……在一个国家里建立一个不再是鞭长莫及，而且毋庸置疑的权威。”不过，他也怀疑联邦军队已具备作战能力。“他们以为造就一支军队就像发一发炮弹，”他在评论林肯和他的新班子时说，“只要点上导火索，就能打出去。”“现在开始有点打仗的味道了，”依莱沙·罗德兹写道，“很快，我们就有可能踏上弗吉尼亚的神圣土地，去访问一下我们的南方兄弟。对，我希望我们马到成功，好好地揍叛军一顿。”7月18日，三万七千人的联邦志愿军，向南进发，进入了弗吉尼亚。一个华盛顿《星报》的记者是这样描述当时壮观的情景的：
　　山坡上的景象非常壮观……我看到一团接着一团的人马沿着大路，走了过来，越过长桥，他们的枪械在阳光中闪着幽光……团队之间打招呼的欢呼声，一浪接着一浪，其间还掺杂军乐团的演奏和指挥官高亢的口令声，在一个联邦派的耳中，这简直就是一曲悦耳的交响乐。
　　尽管天气炎热，北军战士情绪还不错。麦克都维尔将军回忆道：“他们走上几步，就要停下来，采些黑毒解渴，他们队列不整，随你怎么喊都不管用……他们吃不起苦、不习惯走长路。”二十五英里的路，走了两天半，内战后期，老兵们通常只用一半的时间就能走完这段路。
　　依莱沙·罗德兹的兴致也很高。他写道：“我们团的人将武器靠在一大片草地的栅栏上，栅栏到处都是。我们很快生上火，大家的杯子里都有了咖啡……我靠着簧火，欣赏着夜色，猜想明天可能发生的事。”几百个华盛顿的居民跟着行军的部队一起走，他们希望能亲眼目睹真枪真刀的战斗。有些人还带了望远镜、野餐的篮子、成瓶的香槟酒。威廉·哈伍德·罗索写道：“法国大厨和旅店老板，出于某种不可思议的原因，非得将华盛顿居民在观赏这场血腥搏斗时享受的酒和野餐食品的价钱涨上三倍才算罢休。”有些士兵还挺喜欢在这些显贵面前打这第一仗。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志愿兵回忆说：“我们看到载着从华盛顿出来看打仗的老百姓的马车。”一个来康涅狄克州的小伙子说：“我们州的参议员也在，我们中的一些人还认出……一些其他的国会议员……我们想，让华盛顿来的大人物来看看我们是怎样揍叛军的主意倒是不错。”贝鲁加知道北军正冲他们走来。华盛顿的一个著名的社区领袖柔丝·奥尼尔·格林豪太太，史蒂文·A.道格拉斯的阿姨，是个南方奸细，事先已把情报送给了他，她用密码写了情报，然后藏在一个同情南方的女孩的头发里带了出去。贝鲁加已经命令部下在一个叫曼那萨斯交汇点的铁路中心附近，沿着公牛道溪的一岸布置了一条蜿蜒曲折的八英里的战线。
　　麦克都维尔于7月21日，星期天早晨先出手。九点钟刚过，他便下令部队涉过溪水。一个目击者回忆说，向前推进的联邦部队远看上去就像一个“多毛的庞然大物，费劲地、缓慢地、像波浪似的向上爬去”。
　　依莱沙·罗德兹回忆他平生第一次听到的激烈的枪声：
　　我们到达一片开阔地，那里和我们的左翼隔着一条栅栏。迎接我们的是一排毛瑟枪响，不过，枪打得过高，所有的子弹都从我们的头上飞过去了……我的第一个感觉是……对子弹发出的奇怪的呼啸声的惊讶，全团的人不等命令，就全趴下了。斯劳孔上校发出口令：“向左翼，起步走”，我们开始穿过开阔地。我们中的一个名叫韦伯的小伙子从栅栏上摔下来，把刺刀给弄断了。大家都笑了。到了这个时候，我们仍然没有意识到我们马上就要交火了。
　　离他们不远的地方，联邦的骑兵战士，身着崭新的军装，正在等待上火线的命令。他们试图不去看那些从身边经过的被抬到外科医生帐篷去的第一批血迹斑斑的伤员。一些人来不及挪开视线，在马鞍上就呕吐开了。
　　尽管这样，一开始，战局似乎都按照麦克都维尔的计划发展。他的师团将南军的左侧撕开了一个口子，并开始包抄，将叛军从一个又一个阵地中赶了出去。“我们……放了一排枪，”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列兵写道，“看到叛军逃跑……小伙子们欣喜若狂，不断地大喊：‘我们打胜了！把杰夫·戴维斯困死在酸苹果树上！他们逃跑了！战争结束了！’”在三英里之外的绿色山坡上，观战的百姓们挥舞着帽子和手绢。这时还不到正午时分。
　　“麦克都维尔将军跨上马，”一个联邦上校回忆道，“一身戎装，还戴着白手套，告诉我们我们已经打了个大胜仗……我们大声地向他喝彩，真觉得自己都成了英雄。”根据一个军官的回忆，当时，北军的胜局似乎已定，在战场的一部分，一些联邦士兵已停止追击，在倒在山坡上的叛军死尸中搜寻纪念品。
　　这是多么可怕的景象呀！这里躺着一个人，手中紧攥着毛瑟枪，死得挺挺的；有几个人全都面目全非，全都脏得不行。许多人受了重伤，一些人的腿被打掉了；另一些人的手臂不见了……伤重得爬都爬不动……硬是在那里流血流到死。我们好几次停下来给他们喂水，不一会就看够了，战争好可怕，于是，我们捡了一些刀剑和刺刀……沿着原路返回。
　　守卫在南军战线中段的一座小山坡上的，是由托马斯·J.杰克逊率领的一个弗吉尼亚旅，杰克逊坚信南方的事业神圣不可侵犯，而且能够用这种宗教般的坚定信念感染部下。当其他的南军指挥官动摇时，他坚守不退。过了正午，当南卡罗莱那州的伯纳德·比将军的部下被打得惊魂未定，他在试图重振部下士气时大叫：“看哪！那是杰克逊和他手下的弗吉尼亚人，像一堵石墙一般纹丝不动！”没过多一会，比阵亡，但是，叛军的防线没有垮掉，“石墙将军”这个绰号从此便流传了开来。
　　这是战役的转折点。从下午二时到四时，双方沿着山脚来回拉锯。两军之间，坐落着一座农舍，这是朱迪丝·亨利的家，她是一个老寡妇，病得不能动弹。联邦的炮弹将她卧室的墙击破，炸飞了老妇人的一只脚，打得她全身都是弹片。
　　邦联叛军的增援部队在约瑟夫·E.强斯顿将军的带领下开始赶到，他现在发现，他能够与自己过去的国旗刀兵相见了。最先赶到战场的是裘保·厄雷上校带领的骑兵。更多的叛军是乘火车赶来的。使用铁路在战场上调动兵员，这在战争史上是第一次。
　　此时，大部分的联邦士兵已经在高温的环境里连续行军、作战了十四个小时，滴水未进、粒米未沾。他们看到新涌入战场的叛军部队，士气大挫。有人在问：“咱们的预备队在哪儿呢？”大约下午四点钟，贝鲁加下令大举反攻。杰克逊激励部下“给我拼命怒吼”。那天下午，人们第一次听到了所谓“叛吼”。这种一半是欢呼，一半是招呼猎狐犬叫喊的怪叫声。“叛吼”后来响彻内战的数千个大小战场。
　　一个联邦退伍军人多年后回忆道：“那是在人世间从来没有听到过的声音，在那种情形下，让你毛骨悚然的那种奇怪的感觉无法形容。你得亲身经历才能体会。假如你说你听到这种怪吼无动于衷，那你就从来没有真正听到过那种声音。”贝鲁加看到北军开始退却，心中大喜。他回忆道：“我向部下传令，号令一出，全线冲击。在邦联军队的全力反攻下，敌军防线即被完全冲破，敌军狼奔豕突，在公牛道溪沿线四下奔逃。”一开始的退却变成了溃败，麦克都维尔承认，“这种溃败接着又造成一种恐慌。”惊慌的观战百姓和士兵挤作一团，纷纷逃离战场。一个叛军军官写道：“他们跑到溪边，不管深浅，是否有桥，便向溪水中跳，结果，淹死了不少人……我们发现……沿途有不少被坐在郊游马车里的那些弱不禁风、娇嫩的人们在慌乱逃命时遗弃的遮阳伞和漂亮的披肩。”一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艾尔伯特·G.里都和其他两个议员试图号召溃兵反击叛军：
　　我们向他们喊话，想告诉他们没有危险，叫他们站住。我们骂他们是胆小鬼，用最难听的话咒骂他们，拔出手枪威胁他们，但什么都不管用；他们中了一种沮丧、绝望的魔，这种恐慌感从前面传到后面，传到每个人。尽管已是下午六时，但仍然酷热难熬；战士们都累垮了——他们大张着嘴，因作战时要用牙咬开火药袋，他们的沾着黑火药的嘴唇开裂着，他们的眼睛里冒出怒火。没有哪个活人见过这样一大群丧魂失魄的倒霉蛋。
　　依莱沙·罗德兹也挤在那些丧失斗志的人们中间：
　　我……挣扎前行，拖着我的枪和子弹袋。许多次，我一屁股坐在泥沼中，不想再走了，想一死了之，摆脱这种痛苦。但是，不过多久，就会有个战友从我身边走边，鼓励我再加把劲，于是，我又会歪歪倒倒地再走上一英里。走到天亮时，我们终于看到华盛顿教堂的尖顶，那真是一个令人高兴的景象……在这场惨败中，我们团有九十三人阵亡、负伤和失踪。
　　联邦军队将此战役称为“大逃亡”。
　　谁都不知道如果南军当时穷追不舍，会是个什么情形。玛丽·切斯那特后来记录道：“一个住在联邦首都的朋友在给我的信中说，曼那萨斯战役过后的一个星期里，人们认为不知哪天我们就会闯进华盛顿。这就是他们沮丧和困惑的写照。”但事实上，南军对自己的胜利也毫无准备，就像北军对自己的失败毫无准备一样，加上次日上午的一场瓢泼大雨将道路变成一片泥沼。这个假想的问题只能成为供后世文人学者讨论的话题。
　　邦联士兵发现躲在一棵树后的纽约众议员艾尔伯特·依拉尔（AlbertEly），便将他押送到里士满。一个叛军士兵说：“北方佬的议员老爷到这里想看个热闹，结果，偷鸡不着蚀把米。”戴维斯总统本人给尊贵的囚犯送了两条毯子，以此向他的臣民们表现南方绅士是怎样款待那些在战场上被打败的对手的。
　　自己也骑马出来观战的戴维斯心中大喜。他对众人说：“你们这支小小的军队，这支枪支弹药和基本军需匮乏得被人嘲笑的军队，在与敌军的浩荡大军相遇时，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将其击溃，打得他们落荒而逃。在我们凯旋的雄师面前仓皇退却。在他们进犯弗吉尼亚神圣土地时，狠狠地教训了他们一顿。”一个著名的佐治亚州的分裂主义者写道：曼那萨斯战役是“世界上具有决定意义的战役之一”。这场战役“巩固了我们的独立”。一些邦联的志愿兵也确信南方已经取胜，北方除了议和之外，别无选择，于是纷纷离开部队，急急回家忙秋收去了。
　　山姆·瓦金斯和他来自田纳州的战友们在战斗结束后才赶到曼那萨斯交汇点，他回忆当时自己和战友的失望情绪：
　　我们都觉得仗打完了，我们连北方佬的照面都没来得及打，就得打道回府。啊！我们是多么羡慕那些伤员呀。我们……宁愿出一千美元……换取一个被打掉臂膀的机会。这样，我们就能拖个空袖管荣归故里了。但是，战斗早已结束，我们没赶上。
　　在这场北方称之为“公牛道”、南方人称为“曼那萨斯”的战役中，双方阵亡、负伤或被俘的人数达四千五百余人。
　　威廉·哈伍德·罗索目睹溃败的北军踉踉跄跄返回华盛顿的情景：
　　我看到一股不断的人流，这些人浑身粘满泥浆，浑身上下被断断续续的倾盆大雨打得精湿……人流从宾夕法尼亚大街一直延伸到国会山。众人头上升起一团浓浓的水汽；但近前一看……我能看出他们来自不同的团队，有纽约来的、密西根来的、罗德岛、马塞诸塞和明尼苏达来的，全都混在一起了。
　　罗索上前问一个脸色苍白、“看上去累得半死”的战士，是不是全军大败。那个战士答道：“我可不知道那么多。我只知道我这就回家去。我这辈子该打的仗，全在这场仗里打完了。”坏消息传到纽约后，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后人将把今天称为‘黑色星期一’，我们被分裂派彻底地、令人羞耻地击溃、打败和收拾了一回。”此时，那个曾经敦促林肯发动一个直捣里士满、最终导致公牛道大败的冒进攻势的哈莱斯·格利利又跳出来，他要求总统考虑全盘放弃为维护联邦的统一所作的努力：“每个人的眉宇之间都带着一种阴沉、焦虑、晦暗的绝望表情……”他写道，“如果按照他们（南方）的条件，与叛逆议和是国家和人类的最佳出路的话，我们就不该畏缩不前。”林肯没有接纳格利利的新建议。相反，他签署了一项法案，号召再征十万新兵，服役期为三年，而不是三个月。此时，再没有人还认为这是一场只需九十天就能见分晓的战争。总统起誓决不妥协，加强禁运封锁，用服役期更长的部队替代服役期为三个月的部队，然后向弗吉尼亚、田纳西州境内忠于联邦的区域以及密西西比州派出远征军。
　　他还在华盛顿任命了联邦军队的新统帅。乍一看，乔治·麦考仑（George McClellan）正是北方急需的人才。他在西点军校的班上名列第二、又是墨西哥战争的英雄，他是一个战术高超的战术家，还著有一本战术手册，他是拿破仑的忠实崇拜者。据说他能用拇指和食指将一枚二十五美分的硬币对折起来，将一个二百五十磅的大汉举过头顶。他刚在西弗吉尼亚取得一系列被报章广为宣传的小胜仗，所以，他的到来给这个仍为初战失利而震惊的首都带来了一个观察家所说的“一种必胜的豪情”。
　　他需要竭尽全力，使出平生解数，才能重建这支刚被打垮的联邦军队。一个来自纽约的士兵在他的日记中自白道：“今天晚上，营帐里的人不到二百。凯特林上尉、贺伯特上尉和库帕少尉和一两个其他军官被逮捕。一百个人喝得酩配大醉，一百多人出入于青楼花巷，其余的人到哪儿的都有……艾尔福德上校现在整天都是醉醺醺的。”“我发现这里根本就没有为城防作出任何准备……”麦考仑写道，“没有一个团的位置是安排得当的，没有一条大街或通道上布置了岗哨。到处杂乱无章，大街上、旅馆里和酒吧里，到处都是未经请假、私自外出的、醉醉酥的官兵——简直乱成一锅粥。”麦考仑花了整个夏天整肃这个混乱局面。“我在马鞍上度过一个又一个长长的夏日，在办公室里度过一个又一个夜晚，”他后来回忆道，“这是一种很累人的生活，但我所到之处，所有的人都能感到我的威慑力。”他整肃了军纪，他告诉部下：“要通过恪尽一个军人服从命令的天职，产生一种真正的荣誉感”。他用职业军官代替那些无能的军官，督促士兵的日常操练，有时每天最多能达八小时之久，他在城边架起整洁的帐篷，以供每周由铁路送来的一万新志愿军之用。
　　在他为鼓舞士气举办的一次盛大的阅兵典礼上，一个报社记者写道：“每个团都想在军容和正步方面超过其他所有的团……军乐队在演奏爱国音乐，鼓声阵阵，战旗飘飘……脚下的土地在战士行进的脚步中震颤。”林肯和夫人玛丽，以及两个最小的儿子威利和泰德常常坐在马车里观望。不过，就连林肯一家人也成了麦考仑导演的戏剧场面中的演员。一个军官写道：“值得注意的是，人们的目光注视的不是共和国的总统，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那个年轻的将军身上，他目光平静，神情泰然，一个身材魁伟的副官跟随其后，在一片马刀碰撞的铿锵和观众的欢呼声中走过。”就连麦考仑的军官团也气派非凡。其中包括三个被废黜的法国王室代表；菲利普·基米是一个只有一条臂膀的冒险家和百万富翁，他曾参加法国对奥地利的战争，因其牙咬马缰，向敌军阵地冲锋而获得“兵团荣誉勋章”；还有一个更富有的业余军人约翰·吉科普·艾斯特上校，他总是和手下的厨师、管事和仆人闹矛盾。
　　十万未经训练的志愿者变成了一支军队——波多马克集团军，那也是麦考仑的军队。由于他重新建立了战士们的自尊，他的部下衷心地爱戴他，给他起了个“小麦克”的绰号。报社记者称他为“小拿破仑”，他也主动鼓励部下将他与拿破仑作比较。在西弗吉尼亚，他曾以一种真正的拿破仑的腔调对部队演讲：“战士们！我听人说这里有危险。我就来到这里，和你们一起打头阵，和你们分担危险。我现在担心的只有一件事——找不到配得上你们这样好钢的工匠。”茵斯尼尔·豪松亲眼目睹了士兵们对他们的新统帅的崇拜：“他们大声欢呼迎接他，由近及远，我们能以传来的声浪判断他的方位……他们非常信赖他，我也是。”麦考仑本人也充满自信。“你无法想象当我来到士兵中间时，他们有多么高兴，”他对妻子说，“我能看到每个人的眼里都在放光。昨天，我到一个团，差点儿没让他们拉散了架。你从来没听到过那样响亮的欢呼声。”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炮兵在接受统帅的视察之后写道：“小伙子们的情绪就像久旱逢甘霖，全军上下都认为〔麦考仑〕一旦准备就绪，就是能将我们引上胜利之路的那员神将。用不着哈莱斯·格利利告诉我们什么时候上阵。”公牛道战役的失利以及后来令人痛心的溃败本身就够糟糕了，林肯还担心这次失利会让说服那些蓄奴的边缘州留在联邦里的工作更加困难。
　　戴乐维尔州每一百人中仅有两名奴隶，所以从来就没有真考虑过退出联邦的事，但是，肯塔基、密苏里和马里兰这些边缘州都处在危险的摇摆状态。林肯对一个朋友解释道：“我认为如果肯塔基有失，那就几乎全盘皆输。肯塔基一丢，密苏里自然不保，我想，要保马里兰也悬。这些就是摆在我们面前的难题，我们肩上的担子实在是太重了。”当肯塔基的分裂派州长和联邦派的立法院较劲时，路易维尔市的联邦志愿者在马路的这边操练，邦联的志愿者则在另一边演练。约翰·克里坦顿（John Crittenden）的儿子中的两个都成了少将，一个效忠北方，一个为南方卖命。玛丽·林肯的最小的弟弟加入了邦联叛军，她同父异母的兄弟中也有三人加入了南军，尽管林肯本人委任他的一个内弟在北军中担任要职，结果，他最后还是投了南方。
　　肯塔基的两派权力之争如此微妙，以致林肯愿意接受这个他的出生地保持所谓“有条件的联邦立场”，只要不明确倒向南方就行。甚至在一段时间里，对于通过肯州向南方邦联源源不断地运送武器装备的商队也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但是，到了秋天，当由一支英国国教的主教里奥奈德斯·浦克（Leonidas Polk）将军带领的邦联部队打算进占肯塔基时，新上任的尤利萨斯·S.格兰特准将指挥的联邦部队奉命占据位于坎布兰河和田纳西河交汇处的兵家必争之地普度卡（Paducah）和斯密斯兰（Smithland）。两个月后，格兰特手下的这支纪律松懈的联邦军队，由于忙于占据和洗劫叛军的营帐，忘了防备叛军的反扑，差一点全军覆灭。结果，格兰特被撤职，暂时回到文书的工作。但此时，四分之三的肯塔基已掌握在联邦军队手中，尽管那里的分裂派拼凑起一个临时政府，南方邦联的议会也煞有介事地承认了这个临时政府，肯塔基州仍在联邦手中。
　　马里兰对于联邦更为重要，因为马州一旦易帜，华盛顿将陷入叛州的包围。公牛道战役鼓舞了当地的分裂派的立法议员，九月，林肯担心在马州的一次特别立法会议上，议会有可能投票通过退出联邦，于是出兵占领巴尔地摩，未经审判，便将市长和三十一个议员投入监狱，监禁达二个月之久，直到十一月份的选举产生了一个新的、联邦派占多数的议会才将他们释放。就这样，马里兰也被联邦控制在手中。
　　在密苏里，倾向于退出联邦的波恩·福克斯·杰克逊州长掌管着该州的民兵，他将林肯的征兵令谴责为“非法的、不合宪法的、造反的、非人道的和邪恶的命令。”林肯内阁中的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的最小的弟弟福兰克·布莱尔议员为了反对州长，组织了一个联邦卫队，其中大部分是反奴隶制的德国人，决心要为联邦守着密苏里州。血腥的肯萨斯边境战争中的一个红胡子的老兵芮斯尼尔·莱昂上校赶在叛军之前将二万一千枝毛瑟枪抢运出城，然后将支持南方的民兵包围了起来，不费一枪一弹，便迫使他们投降，然后将他们在圣路易斯城游街示众。就在那里，一群分裂派向他们投掷石块，后来还开枪打死了一名上校。莱昂手下的人开枪还击，打死二十八人，其中有一个是母亲怀中的婴儿。
　　分裂情绪在上涨：一个墨西哥战争中的英雄斯特灵·普瑞斯（Sterling Price）主动向杰克逊州长请缨；紧接着，肯萨斯边界线附近游击战烽烟再起。在那以后的四年中就没有停息，过了几十年，这场战争所造成的仇恨才开始渐渐消退。
　　这时已升为准将的苗斯尼尔·莱昂横驱密苏里二百英里，追赶由普瑞斯带领的一支不断壮大的叛军，最后在8月，他在密苏里的西南角的威尔森溪赶上了他们。莱昂在那里阵亡，联邦军队被赶回圣路易斯城。列克星敦也落人叛军之手，至此，南方邦联控制了半个密苏里。
　　林肯在西线的总指挥是约翰·查尔斯·弗里曼（John Charles Fremont），此人绰号“开路先锋”，平时偶尔干些探险、从军之类的营生，但是个全日制的政客。此人很具吸引力，相貌堂堂、精力充沛，过于喜欢摆排场。他手下的军官们都是些没有多少欧洲贵族气派的大腹便便的人，穿着崭新的军服，他的指挥部的守卫队是他亲手挑选的由三十个肯塔基小伙子组成的私人卫兵队，每人身高均超过五英尺十一英寸。他还极具个人野心：五年前，他是第一个出来竞选总统的共和党候选人，现在，他已在筹划在1864年接替林肯。林肯曾在私下里骂他是“古今世上最坏的恶棍，感谢上帝无边的福佑……他同时又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饭桶”。
　　北军在威尔森溪战败之后，弗里曼未经与联邦政府商议，便发布了一份公告，称所有在联邦防线后方的游击队员，一经抓获，格杀毋论，并且解放所有密苏里境内分裂派拥有的奴隶。总统闻讯大怒：军事将领是不能参与制定行政政策的；解放奴隶的威胁会无端与边缘州结怨。林肯在他修改公告的请求被置之不理的情况下，宣布该公告无效，并且在十一月份用亨利·威吉·豪莱克（Henry Wager Halleck）接替了手下这个难缠的家伙，新上任的指挥官是个高高在上的、西点出来的战术专家，过去曾做过律师，由于他在军事学术上的建树和谨慎小心的天性，使他得了一个“老脑筋”的外号。豪莱克上任后不久，便向总统保证在明年春天之前对敌采取进一步行动的做法是不可取的。
　　麦考仑在华盛顿宣布：“军事行动的真谛在于，不到一切准备就绪，决不轻动。”从书面上看，麦考仑预定的行动计划似乎很有成功的希望。联邦军队分三路攻击邦联防线：一路攻入弗杰尼亚，占领里士满；另一路将为联邦稳守肯塔基和田纳西，然后直捣南方邦联的心脏地带，进而攻占密西西比、阿拉巴马和佐治亚诸州，与此同时，海军的任务是打通密西西比河的航道，从海上包围邦联，并切断其供给线。
　　但是等到夏去秋来，形势变得益发明显：麦考仑在造就了一支浩荡之师之后，在短期内，并没有任何动用这支军队的意图。
　　国会里的共和党变得不耐烦了。他们担心，假如联邦在短期内再不为公牛道战役雪耻，欧洲人就会据此认为北方的决心正在减弱，从而承认邦联。此时，就连哈莱斯·格利利也又一次嚷嚷起来，急着要行动。
　　从一开始，乔治·麦考仑就表现出一种明显的、几乎是自负的自信心。“我发现我正处在一种新的、奇特的位置，”他一抵达首都，就对他的妻子说，“总统、内阁成员、斯科特将军和所有的人都对我恭恭敬敬的——好像由于某种神奇的力量，使我变成了这片土地上的主宰。我几乎觉得如果我现在再打上几个小胜仗，我就能成为一个独裁者，或者其他令我心满意足的地位……但是，那一类东西里，没有一样能让我满意——所以，我不会去做独裁者。这是一种令人尊敬的自我否决！”此时，催促他对敌人迅速采取行动的压力越来越大，报纸也开始对当初好像那么安定民心的“波多马克无战事”的简报开起玩笑。而他却以一种傲慢的轻蔑回应总统、内阁、国会和所有的人。他对妻子说：“我一天比一天更讨厌这些该死的政客。他们是一群最无耻的人……史伍德〔是一个〕扰乱视听、冠冕堂皇、胸无点墨的庸才走狗……总统只不过是一个好心的猿猴……‘正宗的大猩猩’。”而在林肯这方面，他对手下的指挥官还是很有耐心的，甚至一天傍晚，他来到将军家造访，在他家的偏室一直等到他从一个婚宴回家，最后，一个家佣传话说，将军已经就寝，不能与他会面。林肯的秘书对此无礼举动愤恨至极，力促林肯立刻将麦考仑解职。林肯压住怒火说：假如能打胜仗，他情愿在将军的鞍前马后为他牵马。当将军坚持将所有的延误的责任推到斯科特将军身上——称老英雄要不是“一个老糊涂就是一个叛国者”——总统便让斯科特退休，并任命麦考仑为总统帅和波多马克集团军的总指挥。“我能兼管所有这一切。”他向林肯保证。
　　结果，麦考仑什么事都没做。此时已成了他的私人密探的艾伦·平克顿助长了他的上司谨小慎微的天性。他向他保证约瑟夫·E.强斯顿手下至少有十五万人布置在能直接攻击华盛顿的范围之内——这个数字是当时华盛顿附近所有南军实际数字的三倍。其他人告诉他平克顿的估算有误，但他更愿意相信平克顿。他说，只有等到他手中有了二十七万军队，他才会采取行动。
　　9月份，当叛军的警戒哨从华盛顿西南角的暴露区域里撤走后，联邦部队才发现——当初麦考仑的间谍向他保证正在威胁华盛顿的那些巨大的火炮，只不过是些涂上黑漆化装成火炮的巨大树干；一个愤怒的记者称这些为“教友会（Quaker）和平炮”（译者注：教友会是基督教中的一个教派，素以和平主义为主旨）。
　　这一发现让麦考仑大为难堪，但是，他的信心并未因此有所增强。10月，一支联邦部队奉命试探位于弗吉尼亚的鲍崖附近的叛军防线，结果，这支人马在波多马克岸边被包围，全军覆灭。麦考仑对此深为不安。从战场上抬下来的伤员中有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年轻的奥利弗·温代尔·豪姆中尉，他刚从哈佛大学毕业，胸部中了两颗毛瑟枪的子弹。一个来自俄勒冈州的参议员爱德华·D.贝克上校阵亡，林肯夫妇曾以他的名字为自己的第二个儿子命名。
　　林肯落了泪，他八岁的儿子威利写了一首纪念诗，寄给“全国共和党人”的编辑：
　　 There was no patriot like Baker
　　 So noble and so true；
　　 He fell as a soldier in the field，
　　 His face to the sky of blue
　　（爱国豪杰数贝克
　　高风亮节真壮士
　　英雄沙场献身躯
　　苍天有情慰英魂）

　　12月，由于在离首都如此之近的地方，联邦军队再次大败，国会成立了一个专管战事的联席委员会，寻找一些能够担负责任，以保证战事顺利发展的能人。该委员会的主席是来自于俄亥俄州的本杰明·维德（Benjamin Wade）参议员，他是一个激进的共和党人，急于行动——对于像乔治·麦考仑那样的保守的民主党人极不信任。另一个民主党人，查尔斯·P.斯通（Charles P. Stone）将军也惹恼了激进的共和党人，因为他们认为他过于积极地将逃亡奴隶送回马里兰的奴隶主，而且对鲍崖之败负有责任。结果，他被指对联邦不忠，而且不让他为自己辩护，就被囚禁在纽约港里一个离贝德隆（Bedloe）岛不远的岛上，囚禁期长达一百八十九天。后来，正是此人为日后的自由女神像建造了基座。
　　麦考仑一边将手下的大军带进冬营，一边继续指责他人，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解。他向妻子保证，他的计划“……在每一个关键时刻，都被那些无能之辈……破坏和欺骗。现在，我们好像开始被关进冬营，无法作战。
　　如果真是这样，那根本不是我的错”。
　　北方的士气又一次低落下来，就在这当口，美国在海上与英国发生的一次公开冲突，使得对联邦的形势更为不利。在古巴海域巡航的美国军舰山·杰星托（San Jacinto）号，截获了一艘英国的蒸汽船，并且逮捕了两名前往英国的邦联特使。这两个特使，一个是来自弗吉尼亚的杰姆斯·墨瑞·梅森，另一个是来自路易斯安那的约翰·斯拉代尔，都是大名鼎鼎的分裂派活跃分子。所以，当他们到达波士顿时，抓获这两个人的南极探险家查尔斯·维尔克斯（Charles Wilkes）船长，受到了胜利凯旋的英雄式的欢迎。《纽约时报》力促政府以他的名义制定第二个独立国庆日，国会投票通过授予他一面特别金奖牌。
　　杰弗逊·戴维斯谴责这次拘捕行动是一个连“野蛮人”都不如的不义之举。英国人也同样震怒。《伦敦时报》说：“维尔克斯船长是一个典型的北方佬，盛气凌人、粗鲁无礼，这一切均源于他粗野又胆怯的天性……这些正是他的同胞最臭名昭著的、世人皆知的恶劣秉性。”首相普末斯顿（Palmerston）王爷对他的内阁成员说：“你们也许能咽下这口恶气，但我他妈的咽不了。”他要求北方政府立即释放这两名邦联分子，为了表明此举并非吓唬人，还派出一万一千英军前往加拿大，准备伺机动武。
　　查尔斯·达尔文在这一期间给一个美国友人、科学同行艾萨·戈瑞（Asa Gray）的信中说：“你接到此信时，我们两国也许已在交战，我们两个作为爱国者，是注定要互相仇视了。多么奇怪的事呀，看着两个国家，就像两个愤怒的傻瓜一样，面对同一件事，作出如此相反的极端反应。”林肯的内阁反对释放这两个邦联分子。根据林肯事后的回忆，一天，史伍德到会时，“满脑子”全是不理会英国威胁的理由。然而，到了圣诞节，总统决定释放这两个囚犯，他说：这两个人已经成为“引人注目的珍稀动物”；再说，当时对付一个敌手已够他忙活的了。
　　年初时，林肯坚信分裂主义的危机是“人为制造的”，一旦南方民众看到那些诡计多端、莽撞行事的政客将自己引上危险的歧途，这场危机便会自然化解。到了年底，他意识到这场危机的严重性，还真的担心在他说服他的全军统帅对邦联叛军发动攻势之前，英国会承认叛乱政府的合法性。
　　威廉·哈伍德·罗索在接近岁末时谈到公牛道战役及其影响时写道：“我过去很少去想象这场降临在合众国之上的失败之巨大，灾难之深重……美国联邦还这样年轻，那些目睹它兴起的人们可能活着看到它的灭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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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译者注：山桑是父母年迈时出生的。由于他是被挑选出来侍奉上帝的那兹瑞人，所以一直不剪头发，滴酒不沾。他曾徒手杀死并活剥一头猛狮、杀死爱斯达德的一群人并纵火焚烧他们的农田和果园、用一副驴的颚骨杀死一千人。一个名叫拉莱娜的弗里斯汀女人在引诱他透露其神力的秘密之后，剪去了他的长发。弗里斯汀人将其双眼挖去，套上沉重的脚镣，逼着他在牢房里推磨。但是，他的头发-神力的来源-又开始生长。终于，有一天，当弗里斯汀贵族将双目失明的山桑拉出来做笑料时，他凭触觉找到支撑房子的柱子，将其拔起，结果屋倒楼塌，他与许多弗里斯汀人同归于尽。
　　［2］译者注：美国第七任总统（1829-1837）。
　　［3］译者注：美国众议院的席位数依所在地人口而定。参议院的席位数则是固定的，每个州不论地域大小或人口众寡，均有两个席位。
　　［4］译者注：本土主义尚无统一、确定的定义。一般被认为是倾向本土居民，反对外来移民的思潮。
　　［5］译者注：1773年12月16日，波士顿民众为了抗议英国政府征收的茶税，将港口停泊的商船上的茶叶扔入海中。史称“波士顿茶会”。一般认为这一历史事件是美国革命的开端。这里引用的就是这一历史事件。
　　［6］译者注：西方人之间在非正式场合一般以不带姓的名相称。只有在正式场合才使用姓。
　　［7］译者注：英美法学概念：任何被拘留者均有权要求法庭鉴定认证其囚禁的合法性，否则政府无权对其实行囚禁。此概念系英美法制中的重要基石之一。





　　战争为什么会爆发
　　当·E.法伦贝切（Don E. Fehrenbacher）

　　在1861年3月4日林肯宣誓就任美国总统的前两周，杰弗逊·戴维斯宣誓就任一个新生共和国的总统，这个共和国从南卡罗莱那州一直延伸到得克萨斯州。在内战历史中，没有任何事件能比在总统选举结果揭晓之后，美国分裂的过程和邦联成型的进展如此之快更令人称奇。这种冲动行动体现了当时人们情绪激动的程度，很多南方的舆论表达了这种激进的情绪。政治领袖、报社编辑以及其他公众舆论谴责林肯的当选，认为那是一个令人难以理喻的结果，简直就是在向所有蓄奴州宣战。一家亚特兰大的报纸称：“让这个选举的后果自行发展好了，即使波多马克河水被鲜血染红，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尸骨成山……南方也决不屈从于亚伯拉罕·林肯就职这样的奇耻大辱。”为什么一个新总统的合法当选会激发这样的怒火，进而导致联邦的迅速解体呢？首先，当时似乎没有人对这场分裂的危机其实就是有关奴隶制的争议所带来的危机这一点有任何疑问。当然，导致南方的不满情绪的还有其他原因，例如：被东北部强大的商业和工业势力严重削弱的经济实力。然而，那些退出联邦州所提出的理由几乎全部集中在奴隶制这一焦点问题上。国会在南北妥协上所作的努力以及大量的公众讨论也几乎全集中在这一焦点。另一家亚特兰大的报纸在戴维斯宣誓就职后不久宣布：“奴隶制导致了产棉州退出联邦。假如邦联过去不曾存在过，今天，它已经大功告成了。”林肯也已经在给南方领袖的信中讲过类似的话：“你们认为奴隶制是公正的，并且应该推广开去；我们则认为它是错的，应该加以限制。我想这是一个棘手的事。这当然是我们之间唯一的实质性的分歧。”在这场危机中起了决定性作用的是南方对共和党的看法。他们认为共和党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上的反对派，而是一个充满敌意的革命性组织，其宗旨在于彻底消灭奴隶制。一时各种可怕的预测满天飞，弄得人心惶惶。据谣传，林肯行政当局将试图中止有关逃亡奴隶的诸项法令，在新领地及哥伦比亚特区内禁止奴隶制，禁止跨州的奴隶买卖以及通过对最高法院的重组推翻德莱德·斯科特裁决。更有甚者，共和党对政治的控制将打破南方对废奴主义宣传的封锁，从而让奴隶制社会面临逐步升级的内乱的威胁。根据一个来阿拉巴马州的参议员的看法，共和党的基本纲领与“任何废奴派宣传品中都能找到的号召奴隶起来造反、谋杀、纵火和其他罪行的煽动别无二致”。一家北卡罗莱那州的报纸断言，共和党必须作为敌人对待，他们的政策将“把火把扔进我们的住房，把刀架到我们的脖子上”。
　　但是，实际上，共和党的领袖们远较激进的革命者来得温和。他们的党纲摈弃了约翰·布朗采取的暴力行为，并且重申尊重“各州对其内部制度的决定权和控制权”，没有丝毫煽动闹事的味道。其实，在废奴派的眼中，共和党的反奴隶制的信条是一种必须唾弃的、和奴隶主所作的妥协。
　　那么为什么那么多的南方人会将林肯的当选看成是灭顶之灾呢？从另一方面来看，为什么那么多的北方人明知林肯的当选会打破国家的宁静，还是选了他呢？这些简单的问题很快就会将一个人深深地带进历史的复杂性之中。
　　在美国建国初期到其后三十年的国家政治生活中，奴隶制一直是一个令人头疼，但又不是一个事关全局的难题。在那段时期，全美各地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歧主要都是以附带在其他的公众议题之上的形式出现的，例如1790年的汉密尔顿财政方案和1807年杰弗逊的禁运令。即使到了1832年，引发北卡罗莱那州那场好战分子试图退出联邦的事件的真正原因也还是当时联邦的关税政策。再说，在建国初期，南方人如果真的曾经捍卫过奴隶制，通常也是些有条件的和有附带说明的捍卫，他们将奴隶制说成是在他们生活的那个时代无法根除的令人遗憾的、但不会永远延续下去的传统。联邦的宪法在承认国内存在奴隶制的同时，似乎将其不言而喻地作为美国社会的一个非永久性的现象。当年深受文艺复兴运动感召的那一代人曾天真地认为，这个事关人类互相奴役的罪恶制度最终会向社会进步的正义的力量让步。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中叶，一次又一次巨变的积累打破了这种乐观的观点，美国的联合体处在一种持续的危险之中。产棉王国的兴起，提高了奴隶劳工的价值及其在全美经济中的重要性。尽管北方作出一些努力限制奴隶制的发展，奴隶制还在向西扩张，直至密苏里、阿肯萨和得克萨斯。在1800年至1840年期间，全美的奴隶人口翻了三倍。尽管当时奴隶制兴旺发达，但是，由于面临新一代的废奴派的猛烈抨击和南方越来越孤立的地位，南方奴隶主阶层变得越来越惶惶不可终日。
　　在反奴隶制的猛烈抨击下，奴隶主们除了觉得自己的人身安全受到威胁之外，他们的道德水准也遭到贬低。于是，他们越来越热衷的不仅是他们所处的社会体制的安全感，还有重建他们在社会上的声望和个人的荣誉。他们对奴隶制的捍卫也就不再像早期那样具有一种犹豫的约束，而是变得越来越一意孤行。他们竭力从历史、《圣经》和种族理论中寻找为奴隶制正名的根据。南方社会越来越像一个被围困的孤城，他们驱逐非议奴隶制的人，压制内部的对奴隶制的批评，用封锁的方法来对付废奴派的演讲稿和文学的渗入。在国会里，南方议员抱成团，对哪怕再温和的反奴法案，比如在哥伦比亚特区内中止奴隶交易这样的提案也一概反对。他们坚信任何向废奴观念的让步妥协都将损害南方的利益，这些让步会成为废奴派利用的缺口，从而继续向奴隶制发动攻击。在各地有关奴隶制的争议的最后阶段，很多南方领袖在坚持各州主权这个原则上作了妥协的同时，要求联邦政府制定政策，毫无保留地保护奴隶制。其中的一些人甚至坚持要求北方中止对奴隶制的任何非议，或者由北方各州对来自本地的非议实行压制。所有这些，加上其他支持奴隶制的过激作法导致了一个后果：许许多多原来对奴隶没有什么同情心的北方人对“代表奴隶制的力量”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厌恶情绪，纷纷投身于反奴隶运动。
　　1846年之后，使得全美政局激化的各州主权问题的焦点正是西部新领地里的奴隶制的合法地位问题。显然，这个通过“1850年妥协”解决了的问题，在肯萨斯的两派恶斗的过程中旧疾复发，那几年中断断续续发生的暴力事件，后来成了大内战的先声。到了1858年夏，局势已经明朗：肯萨斯永远不可能成为蓄奴州，奴隶制在其他的新领地里也没有扎下根。然而，尽管似乎离主题越来越远，有关奴隶制的争议却愈演愈烈，其中的原因可能是双方越来越意识到，新领地只不过是一个正在不断扩张的国家中地方势力的均衡，以及奴隶制何去何从这些问题所导致的重大冲突的前哨战场而已。在这场无休止的争吵中，更加令人不安的是联邦解体的威胁正在迫近。
　　退出联邦的威胁几乎从建国之初起就没中断过，但只有到了1850年代，这个概念才被提炼成一个明确的南方独立运动。除了南卡罗莱那州和一两个其他的州之外，真正死心塌地要退出联邦的人（“走火入魔者”）仍然是少数。但是，有相当数量的南方民众已被这个想法所吸引，开始动了叛心。例如：他们倾向于维护各州主权，同时在琢磨其可行性。他们往往仍然和联邦保持紧密的感情联系，同时，又渴望与联邦体系中的反奴隶制的努力一刀两断。林肯的当选让这些人的信念更加坚定，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已经做好准备，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将会投身于建立一个新国家的狂热之中。
　　但是，退出联邦虽然是一时冲动的结果，另立山头则是一个复杂而又非常正式的营建工程，非常难以启动。在此之前，退出联邦的威胁都源于国会中的某些议程，也就是说地方上的危机总能通过立法妥协得到化解。不管怎么说，当时，在新领地里是否实施奴隶制的问题已经不再是燃眉之急（只有这个问题仍在民主党内部影响总统候选人的产生），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有关地方势力的问题可能会被国会搅出大乱子。然而，就在此时，南方意识到自己正面临一种与以往截然不同的威胁，这个威胁可能正好成为一个分裂联邦的导火索，而且这是国会无法控制的事——也就是说，反奴隶制势力夺取总统宝座的可能性越来越大。
　　过去，历史学家曾经简单地认为：共和党的诞生是北方人对1854年“肯萨斯-内布拉斯加妥协法案”的愤怒情绪所导致的产物，因为该法案没有明文禁止在这两个领地里实行奴隶制。然而，后来的研究结果表明，美国各政党的根本性重组早在肯萨斯问题出现时就已经开始了。这个重组过程始于基层，体现在某些民族文化（Ethnocultural）的问题上，例如本土主义（Nativism）和节制勤勉的作风（Temperance）这些各个老朽政党似乎已不再重视的问题。于是，以这种来自基层的不安情绪为基础，所谓“一无所知运动”兴起了，该运动的政治组织是“美国党”，有段时间，这个新党似乎可能替代当时已经日薄西山的辉格党，从而成为民主党的主要反对党。但是，1854年组建的“反内布拉斯加联盟”，不久便改名为“共和党”，它将自己的政治革命理念强加在那些本土主义者头上，最后，它将大部分的“美国党”党员招纳到自己的旗下。所以，事实上，共和党成为一支主要的政治力量是一个非常复杂的事件，不能仅仅归功于反奴隶制的热情或者任何一个其他因素。在1860年的大选中起作用的最关键的要素，其实并不是共和党的真正属性，不管共和党的真正属性是什么，共和党并不是南方所认为的那个党——一个稍稍作过伪装的废奴极端分子的代言人。
　　对于许多南方人来说，共知党行政当局让他们联想到生活在这样一个世界：奴隶制度被正式谴责为不道德的体制、奴隶们将被鼓动起来造主人的反、国家的大政方针义无反顾地走向奴隶解放和种族平等。但是，要完全理解南方对林肯当选的反应，除了共和党自身的反奴隶制情结之外，你还必须考虑到1861年之前联邦政府的亲奴隶制倾向。在近四分之三的世纪里，南方的奴隶主势力和北方对奴隶制利益的迁就势力串通一气，在总统、各行政部门、外交部、最高法院、军界中的上层人物以及整个联邦的官僚机构中都占据主导地位。内阁成员和其他重要职位经常被诸如约翰·C.卡洪那种拥护奴隶制的激进分子所占据，而在林肯当选总统之前，却没有一个反奴隶制的领袖人物在联邦政府任高级职位。美国的外交政策的执行过程也总是习惯性地着重强调对奴隶制的保护。在首都存在奴隶制本身就说明了官方对其的纵容认可。1857年，合众国的首席大法官依据宪法，赋予奴隶制一个特权。他指出：联邦政府无权控制奴隶制，但具有“守卫和保护奴隶主权利的权利和义务”。分裂危机初起时，当时住在白宫里的宾夕法尼亚的民主党人总统杰姆斯·布坎伦将其全部怪罪于“遍及北方的有关奴隶制的喋喋不休的、过激的煽动”。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多数南方人认为林肯的当选是一个与过去的传统彻底决裂的革命性转折，对此还那么难以理解吗？
　　显然，在1860年的大选中，联邦解体的可能性并没有让许多人放弃投共和党的票的想法。一方面，人们听退出联邦的言论听得太多太久，大多数人认为那是讹诈，其目的是为了从一些胆小怕事的“拯救联邦派”那里逼出一些让步。退一步说，许多北方人安慰自己，即使分裂派说话算话，充其量也只不过是一小撮吵吵嚷嚷的少数派，他们的阴谋肯定会被势力更大的南方联邦派所扑灭。大选后不久，《纽约客》的编辑威廉·库伦·布莱恩特（William Cullen Bryant）也许道出当时大多数共和党人的心里话：“至于联邦解体的言论，只有傻子才会相信。”助长这种错误判断的另一个原因是：当时南方内部在是否立刻脱离联邦的问题上存在着相当大的分歧。除了坚定的联邦派，还有不少“合作者”，他们认为，只有在召开一个“南方大会”之后，才能谈退出联邦的事。还有“有条件退盟派”，他们想等到林肯当局对南方采取“公开冒犯”的政策之后，再谈退盟。但是，分裂派头目深知：要达到他们的目的，拖延比得不到全体民众的支持更为不利。反奴隶制势力出乎意料地夺取总统宝座，给了他们一个立刻退盟的机会，将来可能再也不会有这样的机会了。如果继续空谈辩论，延误了行动，他们过去所做的一切动员就将付之东流，以致“合作者”的策略又一次宣告失败。于是，那些死硬的“走火入魔者”说，到了动真格的时候了，必须让所有的退盟州一个一个地出来站队表态。一个大胆的州必领先举出反旗，从而让其余的南方诸州跟随其后，一个州接着一个州地退出联邦。这个退盟运动的展开，可能造成足够的声势，最终就连边缘州也会被迫退出联邦。
　　1860年12月20日，南卡罗莱那州议会以全票通过一项退出联邦的法令，这是在得到其他南方州将会响应的绝对保证之后才得以实现的。果然，1861年1月9日，密西西比退出联邦，两天之内，佛罗里达和阿拉巴马相继效仿，随后，佐治亚和路易斯安那退盟，最后，2月1日，得克萨斯举起反旗。然而，此时，退盟的游行陷入了停滞状态，在南方的北部地区，分裂活动处处碰壁。当然，那以后，又有四个州退盟，但他们决定的依据与前者不同，其实，那是在战事已开之后，将自己挂到谁的战车上的决定。就这样，仅仅代表整个南方自由人口的三分之一的七个州政府，为了回应林肯的当选，作出了退出联邦的关键决定。也正是这最南部的七个州建立了邦联、制订了自己的宪法并推选了自己的总统。此外，也正是这些来自最南部七个州的人，在桑姆特堡作出了那个命运攸关的决定，打响了内战的第一炮。弗吉尼亚人则相反，在后来的四年中，他们生活在一个没有他们参与建立的政府之下，打了一场没有他们参与就打响了的战争。
　　在最南面占多数的分裂派，在惊恐、愤怒和自尊的驱使下，采取了先发制人的行动，以应对一种表面上看来无法忍受的未来。他们抓住了林肯当选这个契机，抢先发难，将一系列的难题放到了全美其他地区的人们面前。尽管这些人的分裂狂热让他们在桑姆特失去道义支持，但还是让他们在事态发展的进程上得逞于一时。他们的决定性行为是所有对内战爆发的解释论证的核心，同样道理，奴隶制是所有对那一决定性行为所作的解释论证的核心。





　　第二章　1862年，永获自由

　　☆香槟加牡蛎

　　司法部长爱德华·贝兹在除夕之夜写道：“我在过去的几个月里（最近更加强调），一直在敦促总统建立他个人在军队建制中的地位……我坚持用法定的‘总统帅’这个概念，因为他必须统帅全军——尤其在像这样的一场战争中。”
　　其实，林肯是非常愿意这样做的。他甚至考虑过自己率军上阵。他翻遍了有关军事战略的书籍，向军官们请教。但他手下的将领则怯阵不前。当他催促西线的两个将领——驻扎在密苏里的亨利·豪莱克和驻扎在肯塔基的当·卡洛斯·彪尔——协同向敌军发起攻击时，豪莱克请求暂缓。他在新年那一天给林肯的信中说：“我还没有为协同作战做好准备，太急了会坏事。”林肯在他的来信的信纸上方写道：“太令人丧气了，和所有其他战场一样，一事无成。”他在给彪尔的信中说：“这种按兵不动的作法正在坏我们的大事。”
　　在乔治·麦考仑身边的那支吃得饱饱的、装备精良的波多马克集团军与离他最近的邦联叛军相比，仍然占有三比一的优势，但是，就在此时，在麦考仑将军长期以来就存在的那种惟恐有失而怯阵不前的老问题之外，又出现了新的麻烦，他得了伤寒，一连三周卧床不起，在此期间，他拒绝透露他的春季攻势的计划，拒绝接受总统的探访。
　　“将军，我该干些什么呢？”林肯在1月10日问军需总管蒙哥马利·梅杰斯（Montgomery Meigs），“百姓们都不耐烦了，切斯（Chase）那里也没钱了，他告诉我他无法筹集更多的钱款；陆军统帅又得了伤寒。整个局面都散了架。我该干些什么呢？”
　　梅杰斯没有现成的答案。就在此时，专管战事的联席委员会继续敦促总统换下麦考仑，另外，采取措施，制止战争部在签署合同过程中到处出现的严重腐败现象。尽管在私下里，林肯和联委一样，对麦考仑不耐烦，但他还是没有换将。他曾对一个白宫的军事顾问说：“如果麦考仑将军不想用这支军队的话，我倒想借用一阵子，只要我知道怎样用兵就行。”但他的确用爱德温·麦克马斯特斯·斯坦顿（Edwin McMasters Stanton）接替了坎墨伦（Cameron）的战争部长之职，此人来自俄亥俄州，是一个能干而拒不腐败的军事官僚，曾在杰姆斯·布坎伦总统手下任过司法部长。起初，斯坦顿与麦考仑结成好朋友——在私下里，两人都坚信林肯“愚蠢得令人痛苦”——但是，到了此时，他对将军的意见也越来越大。“波多马克河上的香槟加牡蛎的这种‘紧吃’必须停止。”他写道：“我要逼着这个叫麦考仑的家伙赶紧行动起来。”
　　为了逼迫将军行动，总统于1月27日签署了第一号战令，命令所有陆军和海军于2月22日——华盛顿生日这天起，全线出动。四天以后，麦考仑接到特别命令，于2月22日向驻扎在曼那萨斯交汇点的约瑟夫·E.强斯顿部发起进攻，然后经陆路直捣里士满。
　　麦考仑手下的士兵焦急地盼望着参加战斗，依莱沙·罗德兹也是其中的一个：
　　1862年1月31日。泥浆、泥浆、到处都是泥浆。我正盘算着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开一家汽船公司……假如我是这座城市的主人，我肯定将它廉价卖掉。难道这泥浆永远都干不了，好让队伍通过吗？我想参战，我想早点把仗打完，这样我就可以回家了。
　　终于，麦考仑提出了自己的不同方案。他坚信，那支庞大的邦联叛军正在曼那萨斯交汇点严阵以待，所以他提议不去正面攻击，而是绕道而行，用船将他的大军经切斯皮克（Chesapeake）湾运到位于拉帕哈诺克（Rappahannock）河口处的厄巴那（Urbanna）。然后乘邦联来不及派兵阻挡，经陆路直捣里士满。他向总统保证，弗吉尼亚的道路质量很好，一年四季畅通无阻。
　　林肯对麦考仑的方案不太喜欢：其中的一个考虑是，波多马克集团军这么一走，首都华盛顿将面临大量叛军，但是，当他确信有足够的人马留下守卫首都时，他让了步。“我不管，先生们，不管你们用什么方案，”他对将领们说了实话，“我只要求你们都能立即参战。”
　　但是，战事一开始就搁了浅。麦考仑为进攻而集中兵力所作的部署之一，是于2月27日派出一支部队打破叛军对波多马克河的控制，结果，当运兵船在通过切斯皮克和俄亥俄运河的船闸时，才发现船身比船闸宽了六英寸。
　　斯坦顿闻讯后说：“这就意味着这场攻势只蹦了几个火花，就全他妈的熄了，这意味着他不想有任何举措。”林肯本人也一反常态，愤怒至极：“谁能说说看……”他责问麦考仑的副官，“将军在花了一百万美元把船开到那里之前，怎么就不知道那些船过不了船闸呢？我不是工程师，但我如果要知道一艘船是否能通过一条夹缝……最顺理成章的事是先到那里去量一量嘛。”
　　此时，参议院专管战事的联席委员会主席本·维德（Ben Wade）告诉总统，此时请任何人出山，都比麦考仑要强。“维德，对你来说，说一声‘任何人’就够了，但我必须有一个人才行呀。”
　　丢人的事又接踵而至。约瑟夫·E·强斯顿预计麦考仑的攻势迫在眉睫，迅速将部队从曼那萨斯交汇点撤出，后经观察，原来那道防线远不像麦考仑形容得那样固若金汤——结果，撤下的叛军转移到拉帕哈诺克河对岸的有利地形，使得麦考仑难以在原先计划渡河的地方渡河。“我们一直在被叛军耍弄，”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人们在山特维尔（Centerville）发现一整方阵的“和平炮”之后，缅因州的参议员威廉·P·费升顿在给家人的信中写道：
　　你们大概都听到了山特维尔木头炮的事。其实确有其事，因为这一发现，我们现在连头都抬不起。我们成了全世界咒骂的对象。毫无疑问，麦考仑将军完全不称职……然而，总统还让他做全军的统帅，将我们的前途命运交到他的手里……咳，此事没救了，我们投了一个劈木头的蠢汉的票①，现在只能自食其果了。
　　3月11日麦考仑被卸去整个联邦军队统帅之职，以便让他集中精力，顾及眼前的任务，开始向一个新的渡河地点——位于杰姆斯（James）河和约克（York）河之间一个狭长地带的东角上的弗吉尼亚的孟路堡行进，那里离里士满仅七十英里。

　　☆无条件投降

　　就在这一段时间里，从西线传来了捷报。“不管哪个国家……谁只要控制了俄亥俄河、密西西比河和密苏里河，”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写道，“谁就掌握了整个北美大陆。”这几条自北向南的西部大河，宽得足以运送南下大军，直插邦联的心脏地带。
　　1861年，U.S.格兰特已经包围了控制进入田纳西河和坎布伦（Cumberland）河的要冲——肯塔基的普度卡。进入1862年的冬季，他又打了两个更重要的胜仗。第一场是田纳西河上的享利堡战役，2月6日，他在一支由安德鲁·富特舰队司令率领的一支联邦舰队的配合下，率一万五千人轻取该城。炮舰就停在离该城近在咫尺处，舰炮将城堡摧毁了。
　　从那往东十二英里，位于坎布伦河上的丹诺生（Donelson）堡，远较前者难以攻克。固守在城堡内的叛军大多是从享利堡调来的增援部队，人数与格兰特手下的人马不相上下，加上城堡高居河岸的峭壁之上，当联邦炮舰接近时，炮弹大多数越过城堡，无法命中，而叛军的炮火则居高临下，击中联邦炮舰。结果，六艘炮舰中的两艘被击沉，其余的炮舰被击伤，富特本人也受重伤。格兰特下令停止水攻，改用围攻战术。当时天气很冷，瑟瑟发抖的联邦战士整夜躺在冰雪覆盖的树林里，他们只好钻到冰冻的树叶底下试着取暖。
　　城堡内的两员守将都是联邦将领十分不屑的角色：根据格兰特的说法，约翰·弗洛依德“根本算不上一个军人”。此人系前任总统布坎伦的战争部长，一度曾被指控滥用职权，现在，他最怕被联邦军队捕获，然后以在战前联邦最需要军队时，将正规军布置得散乱无章的罪名受审；他的副手吉迭昂·皮娄是一个长着花白胡须的田纳西人，此人最臭名昭著的事是他曾在墨西哥战争的一场战斗打得正酣之际，与他的长官大吵大闹。格兰特认为此人是个地地道道的“自大狂”。
　　2月5日，天刚破晓，正当格兰特在城堡下游处与富特协商战策时，皮娄率领叛军，冲出城堡，企图在联邦的包围圈中杀出一条通往那西维尔的生路。
　　邦联叛军的前锋是由芮生·拜福德·福莱斯特带领的骑兵，此人是一个铁匠的儿子，靠自己买卖土地、棉花和奴隶，成了一个百万富翁。当桑姆特战役的消息传到他耳里，他四处张贴告示，号召任何想杀北方佬的人参加他的骑兵，并且慷慨解囊，装备了整个骑兵旅。
　　“战争意味着战斗，而战斗则意味着杀人。”这是福莱斯特平时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此时，他和他手下的人有了一个战斗和杀人的机会，他们向联邦部队的右翼扑去，整个上午，双方在雪地里展开了一场血腥的拉锯战。刚过正午，他们终于杀出一条可供邦联叛军逃生的出路。此时，皮娄变得越来越紧张，将大多数的部队撤了下来，只留下来自肯塔基的西蒙·波利瓦·伯克纳，由他指挥一支小部队坚守来之不易的阵地。
　　就在此时，格兰特骑马沿着一条冰封的林间小路回到战场，他看到他手下的军官们乱作一团，群龙无首，不知下一步该怎么办。他立刻担负起指挥的责任，命令在西点时曾是他的司令官的查尔斯·F.史密斯发起反攻。“爱荷华第二团，”他对手下的人说，“你们必须把城堡给我拿下来。”然后命令部队向前挺进。
　　史密斯身先士卒：“冲呀！你们这些志愿军，冲呀！”他喊道。“这是你们的机会。你们自愿报名为国捐躯，现在那个时刻来到了。你们只不过是些该死的志愿兵，我也只不过是个不愿送命的士兵，但是，你们来到这里是来为国献身的，现在正是时候！”
　　一个联邦士兵后来回忆道：“我当时吓得要死，但我看到老头披在肩膀上的白胡须，便坚持向前走了上去。”伯克纳手下的人退了回去，联邦的炮舰继而炮轰城堡。邦联叛军的突围企图破产，再次陷入重围之中。
　　这时，叛军的指挥官开始商议对策。弗洛依德将军说他实在无法代表叛军投降——因为他曾向上帝起誓永不投降——他问皮娄如果他将指挥权交给他，他是否愿意代表全军向联邦投降。皮娄拒绝从命。伯克纳是格兰特的老朋友，他在当年格兰特窘迫之时，曾借钱给他。他说他愿意投降，而不再作无谓的牺牲。
　　福莱斯特闻言气愤至极。他坚信城堡的守军能够杀出重围。而当他的上司否决了他的建议时，他说：“我不是为了投降到这里来的，”然后冲出会议室。当弗洛依德和皮娄置手下的全部人马于不顾，乘着沉沉夜色，驾船逃走时，福莱斯特命令手下七百骑兵上马，然后带领他们出城，涉水越过冰冷的、齐肩深的坎布伦河，然后越过七十五英里冰雪覆盖的林间小路，抵达那西维尔的安全地带。日后，这个拜福德·福莱斯特曾屡屡让联邦部队吃亏。
　　刚过子夜，格兰特接到一份伯克纳送来的一份索要投降条件的条子。格兰特问史密斯：“我该怎样回答他呢？”“看在上帝的份上，和叛国者无条件可谈！”老头回答说。格兰特与他有同感，但是在措辞上和缓了些：“我们只接受立即无条件投降，除此之外，别无其他条件可谈。我建议立刻向你们的工事进攻。”
　　伯克纳认为这个要求“不宽大，而且不仗义”，但他没有傻到继续打下去：他率领全城守军，共一万五千人投降。这是到当时为止，在北美大陆上投降的最大的一支军队。
　　尽管福莱斯特及其部下侥幸逃脱，但此时，田纳西河和坎布伦河已落入联邦之手。一周内，那西维尔也归属于联邦。叛军被逐出肯塔基。短短的十一个月里，格兰特从一个马具商的伙计一跃成为联邦的英雄人物。盼望前方捷报已久的北方一时欢欣鼓舞。《芝加哥论坛报》称：“芝加哥欣喜若狂！”在辛辛那提，“每个人都在和其他人握手，满脸胡须的大男人像情人一般互相拥抱”。
　　欢欣鼓舞的北方民众此时悟出格兰特的缩写名是什么意思了，很多家报纸称他为“无条件投降”格兰特①。遍布北方的崇拜者听到他在炮火中镇定自若地抽雪茄的传说，便给他送来了成桶的雪茄。实际上，他向来更喜欢抽烟斗，但是，只要是好烟，他都来者不拒，此时，他养成了抽雪茄的习惯，一天能抽二十根。

　　☆装甲舰

　　邦联海军部长、原佛罗里达参议员史蒂文·R.麦劳利曾写过：“我认为拥有一艘装甲舰是我们当前最首要的任务。”他在战前曾任海军事务委员会主席，仅仅在两年前，此人还信心十足地预言联邦会国运长久，后来却成为邦联内阁中唯一始终担任同一职位的成员。
　　内战打响时，邦联根本没有海军，但到了1861年秋，麦劳利即将得到他所期盼的东西：一支装备有铁甲舰的小舰队，这些装甲舰能任意撞坏木制战舰，并能与整个联邦海军抗衡。邦联的工程师在联邦放弃诺福克军港时凿沉的迈利马克（Merrimack）号蒸汽护卫舰的外壳上安装了铁甲，将其改建成一艘比联邦拥有的任何一艘战舰都要强大的战舰。有关这艘庞然大物的新闻迅速传到了北方。联邦海军部长助理格斯塔瓦斯·福克斯问道：“有谁能阻止这家伙在波多马克河里抛锚……并且将数百磅的炮弹抛到白宫或者打到国会的议事厅呢？”
　　当时，在全美国，可能只有一个人能够阻挡迈利马克号，但此人当时正在和海军斗气。这个出生在瑞典的发明家约翰·艾里克森（John Ericsson），集傲气、虚荣、易怒、聪明绝顶于一身。他觉得多年前海军对他提供的服务曾经赖过一笔账。但当海军部长吉迭昂·维尔斯（Gideon Welles）求他为阻挡迈利马克号出力时，他搞出一个海军建船史上最独创的设计。他设计的新船有两门炮，而迈利马克号则有十门。但他的两门炮是安装在旋转炮塔上。尽管他设计的船全用钢铁制造，但他向忐忑不安的海军部保证：“海水会将她托起来的，她会像鸭子那样浮起来的。”
　　职业的海军人士不相信他的话。林肯否决了他们的异议。他对一个朋友说：“我只能说，女孩子将脚放进长筒丝袜里时说的话——‘我认为这里面有戏。’”他和维尔斯都在冒险。艾里克森过去的运气很糟：1844年，他在向公众表演他设计的一艘螺旋桨驱动的战舰普林斯顿（Princeton）号时，一门试验性的火炮发生爆炸，当场炸死六个人，其中包括当时的美国国务卿和海军部长！
　　但是，1862年1月30日，在他同意建造这艘在设计上具有革命性的战舰后一百零一天之后，艾里克森造的船滑入曼哈顿东河。他给这个自己创造的作品起了个“观察者号”的名字，这艘战舰在当时堪称绝无仅有：一艘船上就安了四十七件专利产品。
　　首航的情形很糟糕。“我们收起系船缆，便上了路……当时正赶上一场特大的暴风雪，”管账官事后回忆道，“我们先在纽约那一侧，然后到了布鲁克林那一侧，接着就在河道里左右漂流……就像人行道上的醉汉……我们发现她根本不听舵的指挥。”
　　到了海上，也不见有什么大起色。冰冷的海水泼进船身，通风设备失灵，舱内充满了烟气，船员们开始头晕。但是，此时此刻，在四百英里之外的弗吉尼亚海岸，迈利马克号正等在那里。于是，“观察者号”只有继续蹒跚南行。
　　3月8日，星期六，是在汉普顿路（Hampton Roads）海域执行海上禁运任务的联邦舰队的浆洗日，当邦联的迈利马克号出海求战时，联邦舰只上晾满了衣服。迈利马克号一上来就直奔那艘装有二十四门炮的单桅帆船坎布伦号。该舰舰长A. B.史密斯永远不会忘记当时敌舰扑来的情形：“看着她破浪扑来的样子……她看上去像一个巨大的、一半潜在水中的大鳄鱼。她的舰身除了小小的炮眼，像是披上了铁甲……在她扑来时，我能看见刚在船头吃水线以上的那个突出的大铁撞……”
　　坎布伦号向敌舰开了火，但是她的炮弹都从迈利马克号的铁甲上弹了回来，没有对其造成任何损伤，“就像印度的橡皮球。”一个惊恐的军官说。邦联的铁甲舰继而撞击坎布伦号，然后就停在离她很近的地方，双方的炮口近得几乎都要碰到了。
　　坎布伦号在甲板上漫上水时仍在开炮。最后，她在浅水处搁了浅。迈利马克号随后又将“国会号”打得起火，将“明尼苏达号”撞到搁浅。此时，天色已晚，外出袭击的邦联装甲舰便回港过夜去了。她打算明天早上再把“明尼苏达号”解决掉。
　　“迈利马克号将改变这场战争的全貌，”斯坦顿在白宫的一次内阁会议说。“她将把海军的全部舰只一艘接一艘地尽数摧毁。她将让所有的沿海城市陷于火海之中。”
　　就在这一天，邦联海军得以称霸海上。一仗下来，共有二百五十个联邦水手阵亡。在受伤的“明尼苏达号”的甲板上，水手们煮上咖啡，吃着饼干和奶酪。“我们及时行乐，”一个水手回忆道，“谁都不去想明天的事，当时，我们知道明天只有死路一条了。”
　　但是，凌晨一时，这些彻夜未眠的水手们在黑暗中看到另一艘船从旁边驶了过来。“观察者号”赶到了。
　　3月9日，星期天，战幕很早就拉开了。清晨七时，迈利马克号便上了路，直奔孤立无援的“明尼苏达号”而来。
　　这次，轮到邦联叛军大惑不解了。一个南方海军少校记载道：“紧挨在‘明尼苏达号’边上的是一艘水手从未见过的一艘战舰，一个浮在水中的庞然大物，船中央一只巨大的奶酪盒兀然突起；没有船帆、没有桨轮、没有烟囱，也不见火炮。这是个什么怪物呀？”
　　两艘战舰真刀真枪地大打出手，两舰距离之近，曾经互相碰撞过五次。人们在烟雾弥漫的舱内，填炮-开火，填炮-开火。“我们拼尽全力……打”一个在“观察者号”上的联邦海军少校说“炮弹、榴弹和枪弹，枪林弹雨，从各个方向劈头盖脸地打将过来，但我们分毫无损。有几次，我们的炮塔被卡住，尽管炮声震耳，但对我们影响不大。斯吐德和另一个人大咧咧地靠在炮塔的塔身上，结果，一颗炮弹正好打中他们所靠的塔身外墙，把他们震得一两个小时里无法动弹。”
　　四个半小时之后，迈利马克号退出战场。
　　这是她参加的最后一次海战。两个月之后，邦联叛军在被迫逃离诺福克军港时，将她炸沉了。联邦则着手建造更多的“观察者号”，在一旁观察的欧洲人对此既担心又好奇。在那个星期天的早晨，这两艘军舰互相开火的那一时刻起，全世界所有的海军一下子全都落伍了。
　　在伦敦，亨利·亚当斯（Henry Adams）在欢庆联邦大捷的同时，也看到了一个凶险的先兆：
　　大约一个星期之前，［英国人”发现他们那支全部用木头建造的海军已全都成了一堆废物……这个时代是个伟大的时代……人类跨上了科学的骏马，现在正突飞猛进……再过几百年，科学可能能够左右人类的生存，人类将毁灭地球，自取灭亡。
　　即使迈利马克号的威胁已不复存在，林肯对南方港口的封锁禁运还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邦联区域的海岸散布着无数的入海口，一百八十九条河流，北起波多马克河，南至里约格兰德（Rio Grande），长达三千五百英里。内战爆发时，海军正规军中有四分之一的军官变节，投奔南方。海军部长维尔斯手里仅剩下四十一艘可供作战的舰船，其中的一半已被正式列入落伍过时的名录。此时就只能靠这支海军来封锁整个海岸线。
　　维尔斯过去曾是民主党人，在新英格兰办报纸，对于海军事务毫无经验，并且是个有名的不愿转党的辉格党人；林肯称他为“海神神父”。但是此人干练勤恳：在他的带领下，北方建造、购买或者改建了一批舰船——帆船、快艇、摆渡船和驳船。到了1862年，联邦海军已在比悠福特（Beaufort）的皇家港、海上诸岛、洛安琪（Roanoke）岛和新波恩（New Bern）海域站稳了脚跟，在南方诸港的海域里，驻扎了四百二十七艘联邦的舰船。
　　船上的生活颠簸起伏、单调乏味。一个军官在向母亲形容执行海上禁运任务时，让她想象一下这种情形：“一个炎热的夏日，爬到房顶上，和六、七个浑小子聊聊，然后下到地下室，喝些满是铁锈的混汤，又回到房顶上，再重复一次前面提到的事，就这样周而复始，直到乏了，把该关的全都关死，上床睡觉。”
　　船上的水手中有老水手，也有不会说英语的新移民，还有从未见过大海，更不用说在海上航行过的农家子弟。海军招收黑人水手远较陆军招用黑人士兵要早，但他们只能干下手。每天从早到晚都在擦洗甲板、涂漆、操演、修理机械、添煤和射靶训练——日复一日、周复一周。饭通常仅限两种：咸牛肉和“狗肉”——放在布袋中煮熟的干豆。在海上呆太久了，会出现一种一个海军军医称之为“恋陆症”的毛病——拼命想上岸。
　　分裂派的舆论工具坚称南方不用怕禁运。戴维斯和他的顾问们坚信：不论英国还是法国的经济，离开了南方的棉花就无法维持多久。所以，其中一国或者两国将会代表南方出面干涉。查尔斯顿《镜报》说：“主动权掌握在我们手中！我们打算拖到英法的每一家棉纺厂倒闭破产，不到他们承认我们的独立决不罢休。”正如《庞奇画报》（Punch）①暗示的那样，同意这种观点的英国人不在少数：
　　我们虽然同情北方的道义
　　决不要忘记
　　南方与我们的关联更紧
　　这种关联便是棉花
　　那里是我们进口棉花的产地
　　数目极为可观
　　没有黑奴的辛劳
　　我们的花布从何而来？
　　为了制造更严重的棉花短缺，同时也为了鼓励南方的农民种植当时北方向南方禁运的粮食，邦联减少棉花的种植面积，并且焚毁了二百五十万捆棉花，以防落入联邦之手。一个年轻的路易斯安那的女子目睹了在新奥尔良的码头上的焚烧现场：
　　4月26日……今天早上，我们去看烧棉花，那是一个前所未见，恐怕再也不会重演的情景。马车、推车，所有能被驱赶、转动的工具全都装满了棉捆，送到广场上去烧。黑人跑来跑去，忙着割开棉捆，将它们堆起来，然后点火焚烧。所有的人都忙得不可开交，就好像只要不让北方佬夺棉得逞，他们就全都能得救升天似的。
　　最终，由于南方的棉路断绝，四十万英国棉纺工人丢了饭碗。

　　☆半岛

　　“我要带你们去和叛军面对面地较量一番……”终于，乔治·麦考仑于3月17日在他的大军开拔前往半岛前对部下说，“我将像父母那样关怀照顾你们；你们知道你们的将军打心眼里关爱你们。现在，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成功……是我的责任。”
　　蒙哥马利·梅杰斯（军需总管）安排了一支庞大的、由四百艘船组成的船队，花了整整三个星期将波多马克集团军的全班人马运到孟路堡：共计十二万一千五百人、一万四千五百九十二匹马和骡、一千一百五十架马车、四十四个炮兵营、七十四架救护车，还有舟桥、成吨成吨的粮草、帐篷、和电报线。
　　上岸后，麦考仑的进展迟缓。联邦掌握的地图不准。标有干路的地方，结果全是泥沼。地图上应该和行军路线平行的河流，则拦住了去路，结果只好涉水过河。
　　4月5日，联邦的先头部队来到约克城。南方叛军此时已在八十年前英军遗弃的工事上添加了防御工事。当年，英国人就是在这里向乔治·华盛顿投的降，美国革命宣告成功。当时，南北双方都将这场革命视为自己的骄傲。“每个士兵走过这片土地时，在他们的心里该涌出多少令人振奋的回忆呀，”一个来自得克萨斯的神父写道，“美国革命中的爱国者当年为自由而战，我们现在也在为自由而战。”
　　当时，固守约克城的南军仅有一万一千人，真打根本不是麦考仑浩荡大军的对手。但是，叛军的指挥官是约翰·班克海德·麦格路德（JohnBankhead Magruder），此人是一个喜欢炫耀的弗吉尼亚人，由于挥霍成性，人送外号“约翰王子”。他喜欢搞非专业剧团——在墨西哥战争期间，他曾搞过一台“奥赛罗”的演出，当时年轻的尤利萨斯·S.格兰特还曾身着硬布长裙，报名参加女角戴丝黛蒙娜的遴选。
　　这次，他干得比演员还要出色。为了让麦考仑误以为他这支小股人马是一支庞大的军队，他下令在大区域里持续用散炮轰击，天黑后让军乐队使劲演奏，制造声势。他用同一个旅的人马在一个空场地上周而复始地转圈出现作检阅，直到联邦的观察哨认定这里藏着一支大军。“今天早上，我们被‘长号’叫醒，”一个疲倦的阿拉巴马的下士那天晚上写道，“一整天都在不停地走，好像除了在不同的地方向敌军暴露我们自己之外，什么事都不干，真烦死人。”
　　这招儿果然应验。“在我面前，好像是敌军的全部人马，”麦考仑电告林肯，“可能不少于十万人，可能更多。”他请求增援部队，并且提议采取“更小心而且更有把握的包围战术”。
　　林肯催促他尽快发动进攻：“我认为你最好立刻……冲破敌军防线。延误只会让敌军的实力逐渐增加……你务必发动一次进攻……全国民众不会看不到——其实他们正在看到——目前我军在据城固守的敌军面前犹豫不决，只不过是曼那萨斯战役的重演……我从未怀着如此敬意以及如此支持您的决心执笔给您写信……但是，你必须马上行动。”
　　麦考仑对他的催促未予理睬：“总统在他的电报里很轻松地说……他认为我应该立刻冲破敌军防线，”他告诉妻子，“我真想给他回电，告诉他最好过来亲自指挥。”
　　结果，麦考仑非但不进攻，反而在原地筑防，督促部下修筑更牢固的工事，派萨德悠斯·洛尔教授乘间谍气球从空中观察在城墙后面的叛军布置，在妻子面前抱怨，在上司面前为自己辩白。“不要对目前的对峙局面产生误解。我们没有浪费一天，甚至一小时。我们修筑的工事堪称宏伟巨作。”
　　“光说不打，”一个联邦士兵写道，“一天到晚都在挖战壕，我认为如果少挖点战壕，多造点石墙的话，对我们更好。不过，我宁愿去挖战壕，而不想在战壕里打仗。我不懂将土堆起来把我们与敌军隔开的道理。如果我们不经常和他们面对面地干真格的，这仗猴年马月才能打完！照我的意思，停止挖战壕，赶紧去打仗。”
　　此时，邦联将领约瑟夫·E.强斯顿带领的部队乘机进入半岛，他从里士满率部南下，简直无法相信自己的好运气。“除了这个麦考仑，没有谁会如此犹豫不决，久久不进攻。”他说。

　　☆谢楼

　　1862年4月6日，星期天早晨，就在约克城前挖战壕的工程仍在继续的同时，由U.S.格兰特率领的四万二千名联邦士兵正在靠近田纳西州的匹兹堡渡口的田纳西河西岸的一个山谷的林子里扎营。他们在那里已经驻扎了近一个月，现在正在等待当·卡洛斯·彪尔将军带领的俄亥俄集团军与他们会师。一待两支大军合并起来，便挥师直捣密西西比的腹地。
　　一开始，天又冷又潮，接着，在联邦部队的营帐里痢疾流行；战士们称其为“田纳西两步舞”。
　　驻扎在离岸边二十二英里的科林兹（Corinth）的邦联叛军此时也在遭受同样的麻烦，人称“科林兹大疏散”。邦联军队西线统帅认为没有任何理由坐等格兰特的援军赶来再作打算。此人名叫艾尔伯特·悉尼·强斯顿，他是一个相貌堂堂的五十八岁的肯塔基人。杰弗逊·戴维斯和U.S.格兰特都认为此人是邦联诸将中最杰出的一员。强斯顿说，现在应该采取的行动，就是在彪尔赶到之前，率先向格兰特发动进攻。
　　他不顾自己的副手，桑姆特堡和公牛道战役的胜利者贝鲁加将军的反对，率部北上。贝鲁加担心的是格兰特会察觉他们的到来。强斯顿不屑一顾地说：“就算他有百万之众，我也要和他会会。”
　　贝鲁加不太情愿地拟定了一个分头进攻的方案，学的是拿破仑在进攻滑铁卢时的战术，邦联部队开始行动。
　　“今晚，我们将饮马田纳西河。”4月6日早晨，在离毫无察觉的联邦营帐只有一英里的地方，强斯顿对他的副官们说了这样一句话。
　　“那是一个很美的早晨……”印第安纳100团的列兵林德·斯第维尔回忆道。“那天真的很像一个在老家农村的星期天。弟兄们散落在营区各处……有的在擦毛瑟枪，有的在刷皮鞋、清洗衣物和裤子。”
　　大约上午九时半，叛军开火了，随即冲入联邦的前哨营区。山姆·瓦金斯也在其中：“我们接到的命令是全军出击，”他回忆道，“开炮了——炮弹撕裂长空、炮声隆隆，爆炸！空中全是铁球和致命的弹片。担架队正在将死人和伤员抬走……行了，弟兄们，我们将他们赶走了！”
　　“当我从我们那群人开火的工事后面抬头一看，”这个名叫斯第维尔的列兵后来写道，“看到穿着灰色和褐色衣服的人从右方闯人营区，我还看到一样什么东西……有红杠杠的花里胡哨的东西……叛军的旗帜。”
　　那个从抑郁心境中解脱出来的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准将（那年冬天他因抑郁过度，不得不回家休养）和他手下的俄亥俄子弟兵一起驻扎在一个小小的、用圆木建造的名叫“谢楼”的卫理公会教教堂附近的小山坡上。密西西比第六团向山头冲来：等到他们冲上山头，原来的四百二十五人，只剩下一百人。但是，守卫山头的联邦部队跟着整个战线的大部分一同退了回去。
　　邦联的士兵已经有二十四小时没有吃饭了，当他们冲进北军营帐，他们决定暂停进攻，乘机洗劫营帐，将北军遗弃的早餐给吃了。当他们离开营区，继续进攻时，营区里到处都是被大风吹散的数千美元的联邦货币；叛军士兵认为它们是一钱不值的废纸。
　　头戴一顶鲜红色军帽的贝鲁加将自己的私人物件搬进了已被遗弃的舍曼的私人营帐，然后踏上附近的一个树墩，以便更好地观察战场。战斗正在一条三英里长的战线上展开。
　　这两支军队，每十人中就有八个是没有任何作战经历的新兵。一个曾参加过丹诺生堡战役的老兵试图鼓舞他那些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农村子弟兵：“嗨！这这和打松鼠没什么两样，只不过这些是带枪的松鼠而已，就这点差别。”
　　贝鲁加自己手下的奥尔良卫队都穿着鲜亮的蓝色军装。曾经一度被他们的邦联的友邻部队当成联邦部队射杀，他们当即开枪还击。当卫队上校接到命令停止向友军开枪时，才悻悻地同意：“妈的！长官，谁向我们开枪，我们就开枪打谁！”（后来，当他们将军装里外反穿，以便让友军看到里面的白衬条。结果，他们自己的长官反倒认不出他们，将他们当成其他人的部队。）
　　“我当时暗自琢磨，这将是场大战，正是我焦心等待了好久的那场大战，”舍曼手下的一个士兵回忆当他看到叛军冲来时的心情，“我想我已经看得够够的了。”成千的联邦部队新兵的确看够了——并且撒腿就跑。一个来自爱荷华的愤怒的军士长记得有一个士兵从他身边跑了过去，一边跑，一边叫喊“弟兄们，快去揍他们一顿呀！我已给了他们一顿好揍”。“他是不是给了叛军什么东西……我说不准。不过，毫无疑问，他已将他身上的其他东西全部给了他们，他的枪、子弹夹、衣服和帽子。”
　　人们发现一个军官和两个随从，躲在一根空心的木头里头。大多数临阵脱逃的人一路都不歇脚，直到他们来到河边，有几个甚至想泅水渡河，逃到对岸的安全地带。其余的人——可能有五千人，在天黑之前，蜷缩在悬崖之下。当一个军官敦促他们回去参战，他们为他的口才鼓掌叫好，但躲得更低。格兰特相信“这伙人中的大部分人只有在那个地方再不抵抗，直到可能被人就地打死时，才会抓起枪回到前线去。”
　　邦联的士兵中也有逃兵。山姆·瓦金斯记得看到一个名叫史密斯的列兵有意脱离队列，然后为了脱离战场，用枪将自己的手指打掉的事。
　　尽管这样，上午过半时，强斯顿相信已胜券在握：“我们正横扫敌军，”他告诉贝鲁加，“我认为我们应该把他们赶到河里去。”
　　但是，联邦单薄的防线中段仍未失守，那里大多是伊利诺伊和爱荷华的农家子弟。他们卧倒在沿着一条低洼路边生长的树丛中。邦联部队组织了十几次大规模进攻，全被击退。一个联邦士兵回忆起那些向他们冲杀过来的邦联士兵就像“发狂的疯子”；另一个人说“对那些勇敢的、视死如归的汉子开枪的感觉几乎就像是野蛮行径”。这场战斗的幸存者将那个地方称为“马蜂窝”。
　　更多的激烈战斗发生在低洼地左边的桃园里。在那里，联邦士兵卧倒在桃树下，向冲过来的邦联叛军射击。战斗中，桃花瓣纷纷落下，覆盖在生者和死者身上。
　　强斯顿本人骑着自己的马“走火入魔”，带领部下对果园作最后一次冲锋。联邦防线垮了，兴高采烈的强斯顿回到自己的阵中；他的军装上有几处弹洞，靴子的后跟被子弹打成两截。他告诉随从：“他们这次没有碰着我。”，但是，另一颗联邦的子弹打断了他膝盖后面的大动脉，他的靴子里全是血。在战斗中，因为他全神贯注，对此并不知晓，直到他突然歪倒在马鞍上。他的随从将他轻轻从马上放下来。一个军官俯下身来，问他是否能认出他。他没有回答。他于下午二时半死去。他的随从为了掩盖事实真相尽了全力。“向前又走了一小段，”山姆·瓦金斯回忆道，“我们看到在许多副官和田纳西州州长哈里斯（Harris）围在艾尔伯特·悉尼·强斯顿将军周围，我们看见那些人中有些骚动，但我们不知道他当时已经死了。他们对部队实行了消息封锁。”
　　这一损失让杰弗逊·戴维斯痛心疾首。“我不想贬低活着的人，”他对他的民众说，“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断言，我们的损失是无法弥补的；在我国旗帜下云集的群英之中，没有谁能比我和你们一同追悼的这位杰出人物具备更纯洁的灵魂、更英勇的胆略。”
　　谢楼战场的指挥权移交给了贝鲁加。
　　仍据守在“马蜂窝”的联邦部队的指挥官是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政客，本杰明·普兰特斯将军。他把格兰特下的“不惜一切代价，坚守阵地”的命令奉成圣旨。他负责的防线向后退了一些，但未被突破。邦联叛军此时已从三面包围了上来。叛军调来了六十二门炮，专门用来对付那段低洼路。这是在当时美国战争史上最大的火炮群。开炮的命令一下，一时弹如雨下，树木、岩石和人被炸得粉碎，一个来自爱荷华的中尉记忆中的情景“就像一股威力无比的飓风，横扫面前的一切。”
　　终于，下午五时半，普兰特斯和他手下军团里的二千二百名幸存者缴械投降。他们将南军进攻的中段堵截了近六小时。
　　此时，天色渐黑。邦联部队已经连续运动了十二个小时，将北军击退两英里。贝鲁加电告戴维斯，他已“大获全胜”。他后来回忆：“我已将格兰特将军逼到我的网中，明天一早就可将其一网打尽。”
　　“现在，那些北方佬算是尝到了苦头，着实地尝到了苦头，”山姆·瓦金斯说，“按照一般打仗的规矩，他们本应该后撤。但他们没有退却。”
　　联邦的炮舰一整夜都在炮轰邦联的营帐，受伤的人躺得到处都是；当时，双方都还没有建立战地收集救护伤员的程序。“有些人嚷着要水喝，”多年后，一个联邦老兵回忆道，“还有叫别人救助他们的，我现在都能听到那些可怜的伙计们嚷着要水喝的叫喊……上帝听到了，天开了一条缝，下起大雨。”数十个受伤的人在桃园附近一个土坑里喝水时倒下死去，他们的血染红了坑中之水，所以有人给此处起名为“血坑”。
　　闪电之间，人们可以看到野猪在噬食未被抬走的死人。
　　那天晚上，两次受伤、失去三匹坐骑的舍曼来到正在一棵大树下躲雨的联邦部队统帅跟前，格兰特打算就睡在那里，而不想在总部里听那些伤员的喊叫。
　　“嗨，格兰特，”舍曼说，“我们打了一天的恶仗，不是吗？”
　　“嗯，”格兰特答道：“不错，明天再好好收拾他们。”
　　终于，彪尔的俄亥俄军团开始到达，那是二万五千名精力充沛的联邦士兵。列兵斯第维尔写道：“……星期天晚上……彪尔的先头部队驻扎在匹兹码头的峭壁上。我从来没有看到比增援部队更受欢迎的景象了。”第一支援军是在“南方热土”的音乐声中下的船。
　　第二天破晓时分，人数增加到五万人之众的联邦军队向贝鲁加手下的三万疲惫之师发起了进攻，南军后退、反冲锋，再次后退，且战且走。下午过半后，贝鲁加决定向科林兹撤退。
　　对邦联骑兵所作的安排是担任后卫，掩护大部队撤退，骑兵首领为拜福德·福莱斯特，当舍曼探到福莱斯特人马的行踪之后，立即遣派人马追击，他们一直追到一片被砍倒的林子里。福莱斯特下令作最后一次冲锋，他手舞马刀，向联邦部队直冲过来，居然没有发现他的部下中没有一人和他一起冲锋。当他单枪匹马，陷于一片蓝色的阵中，左冲右砍，劈杀试图阻挡他的人。他的背部中了一弹。尽管又惊又痛，他居然设法揪起一个北军士兵，将其横放在鞍后，以作挡箭牌，纵马向自家阵营跑去。等到了枪打不到的地方，他将被吓得半死的“挡箭牌”往地上一扔，径直向科林兹飞马而去。
　　战场上尸横遍野，格兰特记得有些地方死尸之多，“以至于从任何一个方向上踩着尸体穿过一片空地，脚可以不沾地。”一个联邦的上尉发现一个叛军伤兵，“浑身都是干涸的血，头枕在一个死去的战友的身上。他问我的第一句话是：‘哦，上帝呀！你们干吗要到南边来和我们打仗？我们永远不会到北边去打你们。”’掩埋尸体的工作在匆忙中开始了。“等沟挖好了，”一个埋尸队的人回忆道，“我们将尸体放在沟内，一个位子摞两个人。这些勇士的墓碑只是一块木板，我用随身带的小刀在上面刻上‘125个叛军士兵’。我们将我们联邦的弟兄们埋在另一条沟里，在另一块木板上刻上‘35名联邦战士’。”
　　参加谢楼战役的人数达十万人，差不多每四人中就有一人伤亡。三千四百七十七人阵亡，超过在整个独立战争、1812年战争和墨西哥战争中阵亡的美国人的总数。
　　此时被人责骂为“屠夫”的格兰特，深知这些损失的严重性。
　　谢楼战役之前，我和成千上万的公民一样，相信反抗政府的叛乱会突然垮掉，我们很快就能在与叛军作战中取得决定性的胜利……但是，［战役之后〕，我除了用彻底征服的办法拯救联邦之外，别的全不去想了。
　　结果，这场用高昂的代价赢得的胜利让格兰特丢了指挥权。他早先在丹诺生堡战役中取得的胜利已经让他的上司豪莱克将军产生了嫉恨之心，他在外面散布格兰特酗酒的谣言。此时，他将格兰特调任他处，由自己行使战地指挥权，向离谢楼仅二十二英里的科林兹进发。他用了整整一个月，才走完了这段路——每天早早地停止前进，筑起巨大的工事以防叛军的进攻，结果叛军一次都没出现。等到他们终于爬到该城，贝鲁加和他的部下早就不见踪影。“科林兹不是被我们攻占的，”瓦兰斯写道，“是敌军遗弃给我们的。5月30日凌晨，我们进入该城被遗弃的工事里，一无所获——没有一个伤俘、一把生了锈的刺刀、一条猪肋肉——除了一座空城和几门‘和平炮’之外，什么都没有。”
　　这场糊涂胜仗之后，豪莱克被任命为联邦军队总统帅。格兰特愤怒至极，打算告退还乡。舍曼将他劝了回来。“大军一启动，”他说，“你这人在家里就连一个星期的安生日子都过不了。”格兰特和舍曼互相信赖，两人都来自俄亥俄州，都是西点军校的毕业生，都爱抽雪茄，都对表面粉饰和政治权术深恶痛绝。格兰特喜欢舍曼的机智敏捷，为能有此人执行每一道命令感到放心。舍曼则祟拜他的战友的冷静沉着、处乱不惊的性情，他将此称为格兰特的“必胜的信心”。

　　☆新奥尔良

　　格兰特坚信的那种成功，只有在北方控制密西西比河，将邦联区域当头劈作两片才有可能。1862年春，联邦舰队从北到南，向沿岸的邦联重要据点发起攻击。
　　4月7日，谢楼战役的第二天，联邦炮舰以及由约翰·帕普率领的二万陆军，攻占了邦联在密苏里州新马德里附近的第十号岛屿上的堡垒，开通了从北一直到曼菲斯（Memphis）的河道。6月6日，联邦的炮舰的炮火大败邦联舰队，继而平定了曼菲斯，数千观战者在岸上观看了这一场水战。
　　与此同时，另一支由六十岁的旗舰舰长戴维·G.费拉格特率领的、由二十四艘舰船组成的舰队，奉命扬帆南下，前去包围新奥尔良。新奥尔良是南方最大的城市和最繁忙的港口。费拉格特做了一辈子的水手。他在幼年被1812年战争中的海军英雄戴维·波特收养为养子。他十二岁时曾指挥一艘战舰，截获过一艘英国船。但是，由于他在战前家住弗吉尼亚，又娶了一个南方女子为妻，有人对他对联邦的忠诚曾有过疑问。这个收复新奥尔良的任务对他个人来说是一个表现自己清白的机会。“我现在已经得到了我毕生追求的东西，”他说，“一面旗帜——有了这面旗，剩下的就只有胜利了。即使我出师未捷身先死，这也只是每个指挥官应该预料到的结局。”
　　邦联方面竭尽全力，给他制造障碍。要到新奥尔良，费拉格特的舰队必须经过杰克逊堡和圣弗利普堡，这两座城堡城墙坚厚，跨河还有一串横跨河面的拦河铁索，用以阻止联邦舰只，将其置于南军岸炮的射程之内。一个新奥尔良人记得他曾坚信“没有任何水上漂的东西能过得了城堡”。另外，“没有任何地上走的东西能过得了我们这里的沼泽地。”
　　费拉格特有个雄心勃勃的、名叫戴维·迪克·波特的寄养弟弟，他是一艘战舰的舰长，他认为自己有对策。他建议用一群小帆船，每艘载一门巨大的、能射十三英寸炮弹的榴弹炮，先抛锚于城堡之下，将城堡炸成碎片，再让大舰队通过。
　　但是，经过六天的连续炮轰，第一个城堡依然完好无缺。费拉格特决定用一条更加大胆的方案：在夜幕的掩护下，偷越城堡，冲破拦河索，直取新奥尔良。
　　入夜，两艘联邦的炮舰偷偷驶近城堡，切断了一些拦河索。4月24日凌晨二时，费拉格特的舰队开始过城堡。就在此时，一轮明月升起。邦联炮响。第一艘战舰身中四十二弹。波特的掩护船尽其可能作了回应。
　　“过城堡的情景……”费拉格特后来回忆道，“是我曾见过的或曾预计过的最揪心的场面和事件……当时就好像所有的天雷都在人间炸响。”他的旗舰赫福德（Hartford）中弹起火，然后就在邦联大炮的眼皮底下搁了浅。“当时看上去，似乎只有奇迹发生，她才有救，”一个水手回忆道，“引擎拼尽全力开倒车，还是无法脱身，从吃水线到船头都起了火……水手们与烈火、热浪和浓烟展开了殊死搏斗。”
　　最后，费拉格特手下的水手终于设法扑灭了大火，而且摆脱了搁浅的窘境，一个半小时之内，他手下的战舰除了四艘之外，悉数越过城堡控制的河道。
　　当他们迫近新奥尔良时，一支临时拼凑起来的、由八艘船组成的邦联舰队出来迎战。费拉格特当即击沉其中六艘。最后，北军不费一枪一弹，新奥尔良便签了城下之盟。
　　“新奥尔良丢了——难道邦联也跟着完了吗？”玛丽·切斯那特写道，“我们难道没有被切成两段吗？假如密西西比河丢了，我们就完了。”大西洋彼岸也感觉到新奥尔良陷落的余震。亨利·亚当斯从伦敦发稿：“这里的人对星期天传来的新奥尔良陷落的消息颇感震惊。他们过了三天才开始相信这是真的。美国的分裂已经深深地吸引了这里的人们的注意力，要他们注意任何其他事情，你非得大喊大叫才行。”
　　费拉格特成了北方的英雄和美国第一个海军少将。北方现在控制了密西西比河的南段，有了一个向最南方区域进攻的基地，但是，北方还没有控制整个河流。向北行四百英里，坐落在峭壁上的维克斯堡仍在邦联手中。费拉格特命令手下舰队的一部分尽可能地逼近维克斯堡，沿途攻取红杖市和那切兹（Natchez），但是，他很快意识到，这座漂亮的河上小城是无法从水上攻破的：“船……无法爬上三百英尺的山崖。”他说。攻占此城离不开陆军。
　　“维克斯堡，”杰弗逊·戴维斯说，“是一枚将南方两块区域紧紧联结起来的钉子。”他自己的庄园就在从那里向北数英里的地方。
　　U.S.格兰特下一个任务就是拔掉这颗钉子。

　　☆资金问题

　　“战争的关键不在于作战英勇，而在于资金……”公牛道惨败才过十一天，来自纽约的众议员路斯科·孔科林就曾说过这样的话，“战争不受荣誉感的制约，而是受交易的制衡。我懂得在镇压专制势力向民主代表制政权造反的过程中要解决的实际问题，那就是谁能扔出最大的炮弹，谁能负担得起最多的钢铁和铅弹。”
　　为了保证北方能够承受这个负担，国会首次立法，建立了征收所得税的制度，首次建立了国有银行系统，首次印制国家货币——所谓“绿钞”。国会还通过了“国税法案”据传“任何东西”都得加税。
　　到了1862年底，联邦政府每天在战争上的开支达二百五十万美元。
　　与此同时，国会还用国有土地来奖励拓荒者的家庭以及铺设横跨美洲铁路的投资人——林肯本人希望他离任之后，能乘火车西行，一直到加利福尼亚。摩里尔（Morrill）法案将国有土地交给各州，用来建造高等院校。
　　战前，去一次邮局是大多数美国人与美国政府之间的唯一联系；此时，美国政府正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
　　北方的商业与政府并肩成长，政府与商界签的合同向商人们提供了最快捷的利润。菲利浦·阿摩尔放弃了淘金的行当，靠为部队包装猪肉赚了大钱。杰·寇琪做起政府的代理人，向公众出售战争国债券，为联邦筹集四亿多美元——靠赚手续费发了家。康涅狄克州的纽黑文的山谬·科特在公牛道战役后才停止向邦联出售左轮手枪，同时保持向联邦政府提供146,840多枝枪的合同。他叮嘱手下人：“给我加倍的人手，让兵工厂日夜连轴转，我宁愿让武器堆成山，也不让一分钱闲着睡大觉。”
　　有些不讲信用的合同商，以高价将锈枪、漏船和见雨就化的帽子卖给战争部。当有人问一个制靴商为什么他卖的靴子穿上后走不了几步，鞋跟就会脱落，他的解释是这些靴子是为骑兵造的。“这个世界曾经经历过铁器时代、银器时代、金器时代和青铜器时代，”《纽约先锋报》称，“如今是伪劣产品的时代。”
　　南方的工业以取消中央集权制为原则，在市场需求和邦联政府的推动下，也得到了发展。很快，从妇女们每天在家中织的军装布到里士满的曲德加（Tredegar）大铸铁厂里铸造的大炮，全都得靠自己管。
　　南方经管工业的首领是邦联军需部部长何下·果格斯将军，他来自一个叫泵城（Running Pumps）的宾夕法尼亚小城，毕业于西点军校，他娶了一个富有的弗吉尼亚女子为妻，后来便将自己看成是妻子故乡的人。在四年漫长的战争岁月里，他在装备南军和保证军需供给方面所作的贡献无人能及。果格斯派出间谍，北上购置他们能买的军火，然后偷运回南方，另外派人乘坐那些钻联邦封锁线空子的人的走私船前往欧洲。他还帮助叛军士兵在每一个战场上收集北军的武器装备。仅1862年一年，叛军就收集了十万枝北军的步枪，《麦肯每日邮报》曾高度赞扬这项成就：
　　要杆枪？去缴获！
　　每个北方佬都带杆枪，
　　皮带加刺刀，崭新铮亮；
　　干掉一个北方佬，缴他两条枪！
　　但是，果格斯心里明白，邦联要生存下去，光靠走私和战地搜刮是不够的，南方必须想办法武装自己。他监造了许多兵工厂、铸铁厂、轧钢厂，收集生铁、硫黄、硝石和其他与修建铁路和制造武器有关的原材料；鼓励创业者自制步枪和手枪。仅曲德加铸铁厂一处，就想方设法造出了两千二百门火炮。
　　海外同情邦联的人们对此自然非常佩服。英国财政部长威廉·E.格莱德斯通（William E. Gladstone）说：“毫无疑问，杰弗逊·戴维斯和其他南方领袖已经组建了一支军队；看上去，还在建海军，并且他们已经成就了比这两个事业更宏大的事业——他们建立了一个国家。我们可以很有把握地预测，南方诸州能够取胜。”
　　但是，当邦联的战争机器不断扩大的同时，这个战争机器正在提供装备的军队却在萎缩。1862年春，最早参军的义务士兵的服役期限到了，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打算回家。
　　进入四月份，麦考仑的浩荡大军进占弗吉尼亚，邦联在丹诺生、谢楼和新奥尔良等地的接连受挫，加上阿肯萨豌豆坡的失利，迫使邦联实际上打消了进占密苏里的念头。面临这个困境，在杰弗逊的坚决要求下，邦联议会通过了两项法案：其中一项延长了所有现役军人的服役期，另一项要求所有体格符合要求的、年龄在十八至三十五岁的白人男子服役三年。这是美国历史上首次实行的强制性兵役制。
　　“从这个时候一直到战争结束，”山姆·瓦金斯写道，“一个士兵只不过是一台机器，一个被抽来的壮丁……我们的自豪感和勇气已荡然无存，我们厌战透顶，诅咒南方邦联政府。”像瓦金斯这样的老兵怨气尤其大，因为被抽丁的富家子弟可以用钱赎买替身，而且拥有二十个黑奴以上的富人均可免服兵役。“他们搞了一个法……这次允许拥有二十个黑奴的人回家，”瓦金斯回忆道，“这让我们大家都很沮丧。我们也想拥有二十个黑奴。‘富人打仗，穷人送死’的抱怨之声日渐高涨。”
　　佐治亚和北卡罗莱那的两个州长决意不睬这项新法。“征兵法，”佐治亚州长约瑟夫·E.布朗（Joseph E. Brown）说，“把各州的主权一下子全都取消了，也践踏了公民的宪法权利和人身自由，赋予总统以帝王之独裁权。”
　　在一些人的眼里，南方为了维护自身的生存，似乎正在践踏当年促使他们退出联邦的那些原则。接近半数的符合新征兵法标准的人没有在举行抽丁前报名。

　　☆向里士满进军

　　在半岛，对约克城（Yorktown）的包围又拖了近一个月，每天除了偶尔能听到狙击手的枪声，十几声邦联向联邦的侦察气球打的炮之外，没有什么大动静。根据一个北方记者的报道，有一天，“气球升到离地面一百英尺的高度时，绳索……断了，茨-约翰·波特将军一下像断了线的风筝……
　　向里士满的方向飞去，比波多马克集团军的行军速度还快。他……沉着冷静，将阀门绳索拉了下来，然后，慢慢地下降……在离军营约三英里处着陆。”
　　每三天，就有两天下雨。成百的人生病。“在我们扎营的枯叶下面，有大群大群的木虱在那里过冬……”一个联邦的随军牧师写道，“〔每天早上〕，有谁不在身上发现五、六个歹毒的吸血鬼，就算颔首称幸了。”
　　到了5月3日，近一百门联邦大炮终于在约克城前就位了，其中有些炮大到需要一百匹马才能将其拉到炮位。麦考仑本来计划5日开始炮击。但是，3日晚，南军的炮火突然变得猛烈起来。“从营帐的一头到另一头，炮弹雨点地倾泻而下，”一个联邦军曹回忆道，“空中划过的弧形的弹道轨迹，炮口闪出的火光，交织成一幅壮观的烟火画面。”
　　次日早晨，邦联军队突然无影无踪了。将信将疑的联邦部队小心翼翼地走进被南军遗弃的营帐。“这个地方到处都是成堆的牡蛎壳，装水果和蔬菜的空瓶空罐……他们走得如此匆忙，做面包的面团还留在揉面槽里、猪肉还在火上烧，小面饼烤到一半。”
　　林肯早料到这一点：麦考仑长期的“犹豫不决”造成了“摩那萨斯的旧事”重演。然而，麦考仑则宣称获胜：“我们的成功极其精彩，你可以放心，这场胜仗的效果是最重要的，我们将立刻追歼叛军。”
　　约瑟夫·强斯顿在瓢泼大雨中向弗吉尼亚在殖民时代的首都威廉斯堡（Williamsburg）撤退。邦联叛军在离开那里之前打了一场坚守的恶仗；这是麦考仑新建的这支波多马克大军所经历的第一场真正的战斗。在南军攻占了联邦的一个炮兵阵地之后，独臂将军费尔·琪米率队在泥淖中发起冲锋，收复了阵地，他纵马向敌阵冲去，一边大吼：“别慌张，孩儿们！他们在冲我开枪，不是冲你们！”
　　依莱沙·罗德兹是这场战斗的幸存者之一：“战场上的情景惨不忍睹，在一块很小的地方，我就看到六十具死尸……感谢上帝，我们打了胜仗，但愿我们还能再打许多胜仗，战争就可以早些结束。”
　　两支军队一路绞杀，边打边向里士满方向移动。在“白宫渡口”，联邦部队来到一座房子前，当年，华盛顿曾在这里和玛莎·科特斯（华盛顿的夫人）谈过恋爱。门上钉有一张纸条：
　　尊敬华盛顿国父的北军士兵必须尊重国父最初成婚及生活之处——现归国母后裔所有的财产。
　　华盛顿先生的一个孙女
　　在这张纸条上签字的是玛丽·科特斯·李——罗伯特·E.李的妻子。
　　结果，麦考仑没有占用这幢房子，而是在前院扎下营帐，在门口布置了岗哨，以防收集纪念品的人前来骚扰，他还允许李夫人手持白旗穿越他设的哨卡。（在麦考仑离开之后，这幢老屋被一个掉队的联邦士兵一把火烧了。）
　　依莱沙·罗德兹记录了联邦军队的进展：
　　5月20日，我们离里士满仅九英里。我们的进展很慢……黑奴们见到我们很高兴，但是白人见到我们的样子，就像恨不得要把我们给杀了似的。
　　5月24日，从附近的一个山坡上，我们能看到里士满城中教堂的尖顶。
　　南军的最后一道防线位于邦联首都以东仅五英里的地方，以防不测。一个女人记得当时城中到处可见的惊慌情绪：
　　街上，堆满了皮箱、盒子和篮子的货运马车川流不息。许多住房被遗弃……但最令人不安的是那些装有政府文件的……箱子，上面标的地址是南卡罗莱那州的哥伦比亚。
　　邦联议会逃跑了。凡里利娜·戴维斯也带着总统的四个孩子逃走了。邦联的黄金储备被放在一节火车车厢里，火车头的蒸汽机一直没有熄火，随时可以开动。
　　但是，麦考仑又一次按兵不动。尽管他手下的部队人数与强斯顿手下的人之比为三比二，他还是坚信敌众我寡，要求欧文·麦克都维尔率领的四万人马前来增援，称直到那时，他才能发起最后的总攻。战争部长斯坦顿非常气恼。“假如他有一百万人，”他说，“他会起誓说敌军有二百万，然后往泥地里一坐，要求给他派三百万人。”
　　费尔·琪米开始称自己的上司“弗吉尼亚爬虫”。

　　☆石墙将军

　　麦克都维尔的援兵来不了。他的全部人马已在蓝岭山脉以西的仙伦朵尔（Shenandoah）谷地被“石墙将军”杰克逊牵制住了，杰克逊在那里让两支联邦大军疲于招架。
　　杰克逊是个笃信上帝、长着一双蓝眼睛的杀人不眨眼的人，因为星期天是献给上帝的日子，所以到了那天他就连他称为“我的小鸽子”的爱妻的来信都不太愿意读，但是此人丝毫不为战场上的生死所动。有一次，一个军官向他抗议，说如果按照他的命会行事，他手下的人会全军覆灭。“石墙”向他重申：“我总是尽力照顾伤兵，埋葬阵亡者，你已经听到我的命令——那就服从我的命令。”他曾说过，男人的“全部使命就是祈祷和拼杀”。
　　“他能在你眨眼的工夫杀一个人，”山姆·瓦金斯回忆道，“他能一边眨眼，一边杀人。”他手下的人并不爱戴他。他太阴沉、太高不可攀，而且要求过于苛刻。他手下的一个老兵回忆道：“老杰克逊交给我们的只是一支毛瑟枪、一百发子弹和一条军毯，然后就把我们往死里逼。”
　　有些人认为他是个疯子。他不吃胡椒，称胡椒会让他左腿疼痛；他坚信只有将一只手举在空中才能使他避免“失去平衡”；他宁可站着而不坐着，生怕坐着会影响内脏的“平衡”；他平时总喜欢吮吸一只柠檬，哪怕在激战中也不例外。还有一些人担心他的宗教狂热会影响他的判断力。杰克逊坚信，他所指挥的是“一支代表上帝意志的正义之师，同时也是祖国的军队”。
　　但是，他的部下对他崇拜备至，心甘情愿地忍受他经常要部下一天走二十五英里路的行军苛求，因为他是个常胜将军。
　　杰克逊有自己一套独特的作战方法。“不断迷惑、误导敌军，出其不意……”他曾说，“当你打击并击败敌军时，务必乘胜追击……作战时切勿弄险，假如……你能集中优势兵力，猛击敌于一点……弱小之师便能战胜强大之敌……常胜之师将所向披靡、战无不胜。”
　　杰克逊在仙伦朵尔谷地的任务是骚扰联邦，阻止联邦政府向麦考仑增派援兵。数周来，约翰·查尔斯·弗里曼和芮生尼尔·班克斯率领两支总数远远超过杰克逊带领的一万七千人的队伍，在谷地里上下前后来回搜寻杰克逊。在温切斯特、前洛悠尔、克洛斯琪和共和港等五、六个其他地方，他们差点捕捉到他。杰克逊凭借一张展开后有八英尺半的详细地图，屡出奇兵，攻击敌军侧翼，然后消失得无踪无影。有一次，他居然设法将一支长达七英里的运输车队从两支追踪他的联邦部队的夹缝中带进了谷地，敌军却没有丝毫察觉。
　　当他在温切斯特击败班克斯的部队之后（温切斯特是一个不起眼的小镇，在整个战争期间易手七十二次），杰克逊乘胜追击，一直追到波多马克河边。
　　“不许逃，你们这些人！”班克斯向他手下的溃兵喊道，“你们还爱不爱你们的祖国？”其中一个逃兵答道：“向上帝起誓，我们爱国，我这不正紧赶慢赶地回祖国吗！”
　　慌了神的政府官员生怕杰克逊会乘机进攻联邦首都。麦克都维尔的部队被召回阻挡叛军。
　　杰克逊在谷地战役中大获全胜。在一个月多一点的时间里，他的部下行军近四百英里，毙伤敌军七千人，缴获大量急需的物资，将近四万联邦军队牵制在半岛之外，令北方闻风丧胆，大大鼓舞了南方的士气。
　　杰克逊对一个助手说：“谁如果看不到上帝在这里起的作用，他就是个睁眼瞎，先生，睁眼瞎！”然后，他率领他那些皮肤被晒得焦黑的部下开往半岛，加入了保卫里士满的战斗。

　　☆七天

　　5月30日，星期五，弗吉尼亚，大雨滂沱，半岛的洼地被水淹没。在里士满城外的大路沿线，麦考仑的大军被切卡洪米尼（Chickahominy）暴发的洪水截成两段。
　　5月31日，约瑟夫·E.强斯顿向南岸那支较小的联邦部队发起进攻。
　　经过两天的战斗，双方均损失惨重，最终打了个平手。邦联方面在一个叫“七松”的十字路口附近取得最佳战果，于是将这场战役称为“七松战役”；联邦的战士则用他们打胜仗的地点将这场战役命名为“美橡战役”。
　　北军损失五千人，南军折了六千。约瑟夫·强斯顿本人也受了重伤。
　　但是，最后反倒是麦考仑给吓坏了。“我再也不想看到战场上的惨状，”他在家信中写道，“那些肢体残缺的尸体，痛苦不堪的伤兵。用这种代价赢来的胜利一点儿也不让我高兴。”
　　里士满仍未脱险，但是，此时，一个新的将领接管了防务——罗伯特·E.李。强斯顿将军说：“那颗将我打倒的子弹是向邦联射出的最好的一发子弹，因为政府对我的能力没有任何信任，现在，一个政府信任的人接替了我的职务，他将完成我永远无法完成的使命。”
　　自三月份起，李就在里士满的总统身边担任顾问。此时，他平生第一次被任命为一支大军的总指挥。麦考仑对此表示高兴：“与强斯顿相比，我更喜欢与李打交道——〔李〕在要负关键责任时，往往过于小心和软弱。
　　他本人天性勇敢、精力充沛到极点，但在担负重大责任时会追求崇高的道义感，所以很可能行事谨慎而欠果断。”
　　但是，麦考仑在描绘李的时候，却给自己作了一个最好的写照。事实上，李是个斗士，正憋足了劲要和胆敢侵犯他老家的联邦军队“较量”一番。他将手下的这支大军改名为“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抓住了这个机遇，决不松手。
　　邦联总统问他里士满一旦失守，南军下一个防线应该设在何处。李建议放在向南一百英里处的陶顿（Taunton）河。但他加了一句，“我们决不能放弃里士满。我们不应该放弃它。”
　　为了不放弃里士满，他先派出他的骑兵首领杰伯·斯特瓦去侦探麦考仑的虚实。斯特瓦人长得其貌不扬——他在西点军校的同学送了他一个“美人”的戏称——但他用自己的魅力、勇敢和自己设计的华丽军装弥补了长相上的缺陷。他说：“我们必须用斗志来弥补数量的不足。因此，我努力在我的部下中培养猛追穷寇的精神。”
　　此时，他带上一千二百名骑兵，走上了一条艰苦的、连续三天、一百五十英里的行程，绕过麦考仑的庞大军队。内战爆发时，他的岳父菲利浦·圣乔治·寇琪坚持忠于联邦的立场，并且成为联邦的将领，斯特瓦称他将来会为这个决定“后悔……而且，一旦他后悔，他会后悔终生的”。此时，麦考仑交给骑兵总指挥寇琪的任务正是抓获自己的女婿。
　　“那是背水一战，不胜即亡，”斯特瓦手下的一个人说。“我们十有八九会被抓获或被消灭。”他们冲过北军的警戒线，焚烧北军营帐，锯倒电报线杆，抓获了一百七十名俘虏、骡马三百骑，只有在敬仰他们的妇女们向他们献花亲吻时才稍作停留。“一个向联邦提供军需的店铺被无情地洗劫一空，能吃的全被吃光了，”一个叛军骑兵回忆道，“一个历史学家依次吃了无花果、牛舌、酱菜、糖果、番茄酱和果酱。”
　　当他们发现他们的去路被切卡洪米尼的洪水截断，便快速搭起一座桥，马蹄声声，人马过桥。待到队伍一过完，就一把火将桥烧了，气得老岳丈手下的追兵隔水大骂。
　　6月26日，在李先发制人，向联邦战线右翼的麦坎尼克斯维尔（Mechanicsville）发动进攻之后，麦考仑终于作好向里士满猛轰的准备。一个居民回忆道：“在里士满，战场上的声音既刺耳又清晰……听上去战斗好像就在城边附近展开……每一声炮响，窗户都被震得乱抖。”
　　安姆布普斯·P.希尔是弗吉尼亚人，他是李手下的一员骁将。他曾向爱伦·玛希求过婚，但她最后嫁给了麦考仑，当希尔手下的人马冲破北军阵线时，有人听到一个联邦军官轻声嘟哝：“老天爷呀，南尼（麦妻的爱称），你当初怎么没嫁给他呢？”
　　这次进攻，李损失了一千五百人，但是他没有松劲，继续进逼，决意要将麦考仑赶出半岛。麦考仑在步步进逼的敌军面前节节后退。
　　战斗又进行了整整一个星期——在金氏磨坊、萨维集车站、福雷舍农庄等处展开；7月1日，在马文岭（Malvern Hill），联邦的炮火和枪弹将从一长条开阔地向他们冲来的邦联叛军打得血肉横飞。一个联邦的上校永远不会忘记第二天拂晓时他看到的情景：
　　在大雾散去之前的〔一整夜〕，我们的耳畔充满了几千伤兵痛苦的呼号，现在，我们看到地上躺着的五千死伤的人。其中三分之一的人已经死去或正在死去，但是，许多人还活着，还在动，一眼看去，给人一种单调的爬行的感觉。
　　“我们过去认为向一个炮兵阵地或者一条排满敌军的战壕发起冲锋是件了不起的举动……”一个邦联的将领在回忆“七日战斗”时说，“在那些日子里，我们对于付出鲜血的代价是非常慷慨的。”
　　在那一星期里，至少有一万五千名流血的伤兵被抬进里士满。每一户人家都在接待伤兵，一个当时做志愿护士的当地妇女回忆道：
　　他们躺在富丽堂皇的楼房中的门廊里、走道上和偏房里。我曾经在往返旅店的路上将自己遮得严严实实的，这样，我就可以避开那些令人糟心的场面——成群的战俘，最糟的是那些堆满死人的敞篷马车。有一次，我真的看到其中的一辆！在那上面，一只僵直的手臂高举着，在街上驶过时，还不断地抖动，就好像那个死人在向上帝讨公道似的。
　　七天的所有战斗中，联邦只打了一场败仗，但是，麦考仑将它们全看成是败仗，继续从半岛撤退，7月3日，他退到杰姆斯河上哈里森渡口附近的联邦炮舰的保护之下。联邦部队的军官催促他发动反攻：当时，李已经损失了两万人。麦考仑拒绝此议。他在战斗过程中，极少亲临前线，总是在离作战地点两英里处指挥；一个军官私下里认为他的上司的这种举动说明此人“不是胆小鬼，就是卖国贼”。
　　仅仅一星期，李就在心理上战胜了麦考仑，迫使他的浩荡大军退出半岛，首次显示了使他成为一个传奇人物的实力：出敌不意、大胆过人，加上一种对敌手神奇的洞察力。
　　在独立节那天，一个南军的列兵写道：
　　田野上有许多黑莓，我们这边的弟兄们和北佬谈妥互不开枪，然后走到地里，双方只留一个看管武器，双方一起采莓子、谈论战事、互相交换烟草和报纸，和和气气的，一点不像双方已经打过七天的……
　　恶仗，互相残杀过。
　　三天之后，林肯乘船前来会见他的总指挥。麦考仑坚称他没有败阵；他只不过“由于寡不敌众，所以未能取胜”。他要求五万援兵；也许需要十万。
　　林肯告诉他的总指挥，政府没有这么多援兵。如果麦考仑认为他无法发动反攻，他就应该回到首都负责华盛顿的防务。同时，他率领的部队也应该撤出半岛。
　　“今天，我们乘上汽船，”依莱沙·罗德兹在他9月3日的日记中写道，“在波多马克河上行船，驶过华盛顿……在乔治镇靠了岸……回到三月份出发的地点令人难受，里士满仍然是叛国政府的首都。”

　　☆重返公牛道

　　林肯最终起用了在西线得胜的两员将领接替了麦考仑的职务。亨利·豪莱克被任命为陆军总统帅，攻取十号岛的约翰·帕普被任命为里士满以北和以西的全部联邦部队的总指挥。
　　长得人高马大，性格暴躁的帕普在他的军旅同行中的人缘并不好：其中的一个曾说他对帕普“根本不屑一顾”，帕普经常夸口说他的指挥部就在他的马鞍上，他的许多敌手喜欢戏称他的“指挥部”应该设在他的“臀部”。他那自吹自擂的积习使他在接管这支新军、带领他们上阵之前，就在他和下级之间产生了隔阂。
　　让我们互相了解一下。我是从西线调到你们这儿来的，在那里，我们看到的总是逃命的敌军的背影；我那支部队，是一支生来就是寻找敌手，并且一旦找到便将其击败的部队……将一些陈词滥调从你们的心里去掉，我发现这些观念在你们中间非常盛行。我老听人说什么“占据有利地形，然后将其坚守住”啦，什么“退却线路”和“供给基地”。让我们抛弃这一类观念……让我们向前看，而不要向后看。成功和荣耀正在前方向我们召唤，而灾难和耻辱则都藏在后面向我们窥视！
　　南方人因为他对待平民的强硬手段，对他恨之入骨。他鼓励部下从弗吉尼亚的农庄那里没收粮草，并且威胁那些有资助邦联嫌疑的人，他们将不经审判，便被处以绞刑。
　　李认为帕普是个“多行不义的恶棍”，应当被予以“教训”。在确信麦考仑已不再对他构成威胁之后，他兵分两路北上，开始向帕普进攻。
　　8月9日，“石墙将军”杰克逊在雪松岭的科派帕（Culpeper）法院附近将帕普的军队阻截住。杰伯·斯特瓦随后发动攻击，将他的指挥部洗劫一空，抢走三万五千美元、帕普的仪仗军礼服和一本标明联邦军队大致部署的笔记本。
　　接着，杰克逊率领两万五千人，用了两天时间，行军五十六英里，绕过帕普的右翼，切断了帕普与华盛顿之间的铁路联系，同时，洗劫了帕普设在曼那萨斯交汇点的军需库。杰克逊手下的一个瘦削的行军战士清晰地记得那天下午的特殊战果：
　　现在回想起当时的情景，都能让一个老兵流口水。我们中的一些人将蛋糕塞满口袋，另一些人塞糖果，其他的人塞蜜橘、柠檬、罐头……我看到有个人除了法国芥末酱之外，什么都不拿；结果，那是最聪明的选择，那人后来用那玩意儿和别人换面包和肉类，维持了好几天。
　　然后，杰克逊好像又一次变得无踪无影。帕普花了两天的时间才找到他，他的人马正在石岭上修建坚固的工事，从那里可以俯瞰去年在他的协助下击败联邦军队的公牛道旧战场。
　　帕普宣布此时他要将叛军“一网打尽”，他于8月29日发起进攻。邦联军队守住了阵地，当他们弹药将尽时，他们就向联邦人马扔石块，他们的统帅坚信他已“得到神明的帮助和保佑”。
　　帕普断定遭到重创的叛军此时会逃跑，他保证次日将穷追猛打。正在此时，李的另一路人马赶到，下午二时，杰姆斯·朗斯崔特少将派出五个团冲入联邦两英里战线的侧翼。
　　第二次公牛道战役，联邦方面阵亡、负伤和失踪人数达两万五千人之多，这个数字是南北双方初次在那里开战时震惊全国的伤亡人数的五倍。
　　克莱拉·巴顿是护理那些肢体残缺的幸存者中的一个。“伤员从战场上被抬下来……”她写道，“成公顷的地面上全躺着伤员。”她帮忙砍开干草卷，然后为伤员铺好干草垫。“到了半夜，足有三千无助的人们躺在草垫上……我一晚上都在湿敷布和吊臂绷带——包扎和滋润伤口。我们能弄到水，就尽量给他们喂水，黑暗里我们在这些可怜、无助的废人中间走了成英里的路，还生怕有谁把蜡烛落到干草上，那样，大火会将他们全部吞没。”
　　那天晚上，怒气冲天的费尔·琪米对随从说：“我没有溃不成军，你们也没有溃不成军。就说这些，向上帝起誓，就说这些。”次日，琪米本人在不小心误人敌阵后，被叛军从背后开枪打死。邦联将领A.P.希尔在战前与他就是故交，此时，他悲痛地悼念他，“可怜的琪米！他真不该就这样死。”李要求双方停火，以便将他的遗体送回到联邦一侧。
　　这场战役过后，林肯将帕普派往明尼苏达以西去应付那些正在造反的苏族印第安部落。眼看着李正在向北进攻，政府里又无可用之将才，万般无奈，还是将麦考仑请了回来，重新掌握波多马克集团军总指挥的大权。
　　“我们只有起用矮子中的高个。”林肯有一次对内阁成员说。
　　麦考仑对他的妻子说：“又一次，我被请出来拯救国家于危亡。”

　　☆夏普斯堡

　　北军在战场上陷入了困境，但是，不论军事的成败与否，北方似乎正在向全面解放黑奴的目标迫近。1862年3月，在密苏里以及其他边缘州的奴隶制问题尚未定局之时，国会——此时已为共和党所控制——已经立法禁止联邦部队将逃亡的黑奴交还给他们的主人。
　　4月份，在麦考仑的大军还陷在半岛时，国会废除了哥伦比亚特区的奴隶制。
　　6月份，在西部新领地里禁止实行奴隶制，这个长期以来破坏社会安定的争议终于有了定论。
　　“一年以前，只有那死硬废奴派中的死硬分子才会梦想取得今天的成果，”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约翰·布朗的精神仍然在鼓舞人心，民众紧随其后。”
　　但是，林肯仍在拒绝对奴隶制本身采取行动。“我如果不是担心一半的军官会丢下手中的武器，三个州会起义反对的话，我是会这样做的。”他担心会得罪边缘州，促使它们脱离联邦，他继续支持一项用四百美元赎买一个黑奴，然后将获得自由的黑奴运到非洲或中美洲殖民地的计划。那是个老主张，受到多数白人的支持，但受到多数黑人的反对。一家纽约的黑人报纸《安格鲁-非洲人》建议将那些顽固不化的奴隶主送到殖民地去。
　　“我们是美国人，”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提醒国人，“我们说的是同一种语言，沿用的同一种习俗，坚持的是同一条大原则……我们将和所有美国人一起共沉浮、同患难。”
　　8月，哈莱斯·格利利向总统发了一封公开信：“我们认为你被来自边缘州的一些冥顽不化的政客的进言所迷惑……我们呼吁你不论在哪里，都将奴隶制看成是煽动叛国行为、奠定叛国基础的症结所在……在我们看来，这是一条最显而易见的真理：凡是巩固和加强奴隶制的作法……都是用来分裂联邦的离间之计。”
　　林肯对此也作了同样公开的答复：“我在这场战争中的最首要的目标是维护联邦的统一，而不是挽救或摧毁奴隶制。假如我一个奴隶都不解放就能挽救联邦，我会这样做；如果为了挽救联邦，我们必须解放所有的黑奴，我也会这样做；另外，假如为了挽救联邦，我们必须解放一部分黑奴，不碰其余的，我同样会这样去做。”
　　事实上，林肯已经开始秘密决定解放那些在反叛的南方州里捕获的黑奴。他相信，解放黑奴这一举措将摧毁邦联后方的经济，同时，在海外也对联邦的奋斗目标有利。但国务卿史伍德将他劝了回来，没有在麦考仑那支新近受挫的大军喘息休整期间公布这项宣言。史伍德说，这就好像是“我们退却时发出的最后的呼喊……是在失败时捞的一根稻草，而不是水到渠成的顺理成章之事。”
　　林肯此时所需要的是一场胜仗，而胜仗似乎是件遥不可及的事。叛军正在两个战线上同时向联邦进犯。
　　同月，一支由布莱克斯顿·布莱格（Braxton Bragg）率领的邦联叛军从田纳西进犯肯塔基，占领了列克星敦①，在那里扶植了一个持分裂主义主张的州长，让其宣誓就职，这是李开辟第二战场的一个信号。南方在春夏两季的一系列胜利，使得李和他率领的军队在国际上一举成名。他在给杰弗逊·戴维斯的信中说，再打一个成功的战役，南方就能迫使欧洲承认邦联政府。
　　9月，他亲率四万余众，渡过波多马克河，进入马里兰。“李手下的士兵是我见过的……最脏的人，”一个马里兰妇女回忆道，“他们是一群衣衫不整、瘦削、饥饿的豺狼。但他们有一种在北方军人身上找不到的骄横。”另一个站在门前观看南军的妇女写道：“这群人在行军时没有任何规范，扛枪的样子也千姿百态，一人一种衣服，军官和普通列兵简直看不出有什么区别……难道我们那些威风凛凛的雄壮之师就是被这些乌合之众一次又一次打败的？”
　　邦联叛军的战地指挥官的情形也好不了多少。李因摔了一跤，双臂全被包扎了起来，吊上了绷带。杰克逊的背脊受过重伤。邦联军中两员最勇敢的战将——约翰·贝尔·虎德和A. P.希尔——骑马走在部队的最后面，这是他们在和上司争吵之后所受的隔离惩处。一旦战斗打响，李必须暂停对他们的处罚。
　　李原本希望通过这次进军激励马里兰人起来造联邦的反，于是传令下去，让部队一路高唱“马里兰，我的马里兰”结果，这一招未能奏效：他经过的那些小城镇里的居民大多躲在紧闭的房门后面。
　　麦考仑估计李会向华盛顿或巴尔地摩进军，但是，李真正的目标是位于宾夕法尼亚州哈里斯堡（Harrisburg）的联邦铁路枢纽。在他到达那里之前，他必须保证供给线畅通无阻。于是，他将手下的人马拨出一半，交给杰克逊，去攻占由一千二百名联邦部队守卫的哈帕斯渡口，同时，将其余的人马集中在渡口以北二十英里处的哈格斯城（Hageratown）。
　　麦考仑以他惯有的谨慎小心跟在叛军后面。9月13日，在弗莱德里克（Frederick）附近的一片叛军宿营过的草地上，一个联邦的下士发现三根包在一张纸里的雪茄烟。结果，这张纸居然是李的特殊密令的复印件。
　　联邦将领据此了解到李分兵作战的秘密。“这就是他的密令，”他对副官说，“有了它，如果我再无法狠狠教训那个姓李的老小儿，我将自愿解甲还乡。”他兴奋地电告总统：“我已掌握了叛军所有的作战计划，假如我手下的人马能在这一紧急情势下取胜，我就能让他们作茧自缚。向林肯先生致敬。向诸位女士问安。请静候捷报。”
　　但是，尽管麦考仑手里握着如此珍贵的情报，他在关键的十六个小时里仍然按兵不动，又一次认为这一支不到他手下人马一半的敌军超过了他的人马。
　　9月巧日那天，李和一万八千名邦联叛军占据了马里兰夏普斯堡以东的一个三里长的山梁，身后就是波多马克河。前面有一条名叫安提顿（Antietam）的小溪。麦考仑和他率领的九万五千余众开始越过溪水。
　　来自佐治亚州的杰姆斯·朗斯崔特少将目睹了这一情景。
　　15日近午时分，安提顿东岸高地上的树丛间挤满了穿联邦蓝军装的人。人越来越多，人群越来越大，直到目力所能及的地方全被那一片蓝色的人海所掩盖，从山顶一直到溪边，聚集着麦考仑的浩荡大军。
　　如果那天当天或者第二天，麦考仑率领这支大军冲向邦联叛军的话，战争也许早就结束了。但是他却按兵不动，去制定各种方案，做好一切准备，结果给了杰克逊足够的时间重新与李会师，使南军的兵力增加了一倍。
　　“当时，我军只有一个优势，”那场战役过后很久，李的一个副官回忆道，“但那是一个重要的优势。”麦考仑将一支占有优势的大军带到了夏普斯堡，但是他同时把他自己也带了过来。
　　9月17日的战斗实际上是三场战斗。
　　第一场战斗始于上午六时。在李的左翼，联邦部队沿着哈格斯城大道向躲在两个树丛里的杰克逊的人马发起进攻，两军之间隔着一大片玉米地。北军的目的在于攻占一个山脚下有一炮兵阵地的小山头，山头坐落着由一群德国简朴的洗礼派、自称“敦客”的和平主义者建造的矮小的白木教堂，他们认为教堂上造个尖顶都属奢华之举。
　　“联邦的人排成两排作战队列，都上了刺刀，常见的阵容，”一个“石墙”旅的战士回忆道，“阳光照在他们擦得锃亮的枪支和刺刀上，给人以一种雄壮之感，同时也立刻让人觉得恐怖和离奇。”
　　这场战斗的联邦指挥官是约瑟夫·虎克（Joseph Hooker）少将，他是一个脏话连篇、浑身带刺、酗酒成性的马塞诸塞军人，他的部下称他为“战神约瑟”。双方的炮都在向玉米地开火。“那块地里的很大一部分里的每一株玉米都像被刀切割过一样，”虎克事后回忆道，“那些被打死的人成排成排地倒在刚才还站在作战队列里的地方。”
　　依莱沙·罗德兹也记得当时的情景。“在我整个的军旅生涯中，我从未见过这般景象，”他写道，“遍地都是死伤的人。在一处，一个叛军军官和二十个叛军士兵一起死在一尊被摧毁的大炮边上。据说这是罗德岛第一炮兵团A炮阵的炮兵打的。”
　　叛军开始还击。数分钟内，马塞诸塞第十二团的三百三十四名战士一下损失了二百二十四人。虎克本人的脚也被打穿，被人抬下战场。那一天，双方死伤的将领就有十八位之多，联邦九人，邦联九人。
　　但是，虎克的部队正向“敦客”教堂逼近，“我们像发了疯一样装弹、射击，疯狂地呐喊和大笑，”一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战士说，“我们前面的那片地里全是逃命的叛军，拼命往林子里逃。”
　　就在这一关键时刻，杰克逊派出了他手下的最后一支预备队，由约翰·贝尔·虎德率领的来自得克萨斯的一个团，这些人素来以作战凶狠著称。此时，他们刚要吃连日来第一顿像样的饭，就被战事耽误了，正没好气。他们打来的第一排枪“就像一把长柄大镰刀横扫过我们的队列”，一个联邦方面的幸存者回忆道，随后，邦联叛军的反攻开始了。
　　北军开始溃逃，虎德的人马跟随其后，进了玉米地。在那里，他们遭到了联邦第一炮兵团和联邦的增援部队的一阵猛击。虎德虽然挫败了联邦进攻，但为此付出了惨重的代价。他带进玉米地的人中，百分之六十的人未能生还。当剩下的人最终撤出玉米地时，一个军官问虎德他的团在哪里，他答道“全死在地里了”。
　　联邦部队又对邦联的左翼发动了两次密集的冲锋。奥利弗·温代尔·豪姆少尉刚把在鲍崖战役中受的伤养好，这次又再次中弹负伤，这次是颈部，子弹差一点打断他的气管和颈动脉，子弹穿出后将他军装领子上接缝处打断。
　　双方在玉米地来回拉锯了十五次。至上午十时，那里躺着的死伤者就达八千之众。
　　大约在同一时刻，战役的焦点转移到了李方战线的中段，一条低洼的乡村道路，战前是将两个农庄的地分开的分界线。现在成了两个旅的邦联部队的一个现成的步枪战壕。
　　李传下命令，不惜任何代价死守中段。阿拉巴马第六团驻守在那里，他们的指挥官约翰·B.戈登上校向他保证：“将军，这些士兵将坚守在这里，直到日落或者战役胜利为止。”戈登看到联邦的进攻部队的方阵，四排人：“勇敢的联邦指挥官，潇洒地坐在坐骑之上，来到阵前，他的军乐队演奏着军乐为他助阵。我暗想，‘用子弹将如此威武雄壮的军队阵容给毁了可真太可惜了！”，戈登等蓝色的进攻方阵走到距他们几个界桩的地方，下令开火。联邦指挥官当即身亡，他的部下犹豫了一下，然后后退，但紧接着向邦联阵地发动了五次冲锋。
　　激战中，戈登右腿两处中弹，左臂中弹，第四颗子弹打穿了肩膀。他拒绝接受任何救护，在联邦部队不断冲来的当口，瘸着腿在阵地上下稳定军心。“〔最后〕，第五颗子弹打在我脸上，将我打倒了，”他回忆道，“我向前扑倒，失去知觉，脸埋在帽子里；我原来是有可能被血闷死的……但是帽上有〔一个北方佬打的弹孔〕，血全流了出去。”
　　联邦部队不断试图攻占这段低洼路，一个建制又一个建制的部队在南军的排枪面前退了回来。直到最后一些来自纽约的部队设法占握了一个制高点，从那里他们可以向下面守路的南军射击。然后，一个战士写道：“我们就像冲着一窝圈在羊圈里的羊那样向他们开枪。假如子弹没打中目标，也会弹回来，打中边上的人。”
　　那段低洼路——现在人称“血路”——很快就堆满了两三层的尸体，得胜的联邦战士跪在被有人称为“可怕的高地”上，向逃窜的残敌射击。“每个人都像发了疯，”一个来自纽约的战士后来回忆道，“等不及〔装子弹〕，他们就抓过死人手里装有子弹的枪，火力惊人，推弹杆和子弹一起送上去，以双倍的火力向敌军射击。”
　　邦联战线的中段开了个口子。再加一把劲，就可能将其撕开，但是，麦考仑认为继续攻击“有欠谨慎”。
　　第三场战斗集中在邦联战线的右翼。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Ambrose Burnside）将军的军团试图冲过一座横跨在安提顿溪的、被邦联严加防守的石桥。
　　伯恩萨德是一个身材高大，气势夺人的汉子——他上唇留着的浓密的胡须的样式特别，于是有人用他名字取乐，给他送了个外号——鬓须①。但是，“此人真的非常谦虚，”一个和他关系不错的同僚曾说，“他不愿承担责任，”他的老朋友麦考仑将这个职位给了他。麦考仑答应在他过桥时提供支援。
　　他手下带有一万二千五百人，对手是四百个佐治亚人。但是，叛军占据了俯瞰石桥的石崖，他们的指挥官是罗伯特·A.土姆斯（Robert A.Toombs）准将，此人曾想做邦联的总统，最终，耐不住担任国务卿的枯燥乏味，决定进入军界，南军将伯恩萨德阻击了三个小时，打退了他们四次浴血冲锋。最后，联邦部队设法渡过溪水，开始向邦联在夏普斯堡城外的最后一道防线压来。
　　在那天下午的战斗中打头阵的是穿着华丽、由救火队员组成的纽约第九志愿团。“我仰面躺着，”一个人回忆道，“用臂肘撑着身体，眼看炮弹在我们上空爆炸，心中暗自盘算如果我把手指指向空中，需要等多久才会被炸掉……当我听到起立的命令，我转头看了一眼凯伯上校……心想他一定突然发了疯。”
　　救火队员周夫斯一边喊着“Zou！Zou！Zou！”一边向面前的排枪冲去。一颗炮弹飞来，将其中八个人炸得血肉横飞。先后有七个擎旗手中弹，但是，叛军终于被击溃，掉头向夏普斯堡逃窜。“哦，我拼命地跑呀跑！”一个弗吉尼亚人回忆道，“我担心会背后中弹，所以在奔跑时还不时转过身子，以防在身上留下那种丢人的枪伤。”
　　南军向波多马克河退却的线路几乎被切断，联邦的胜利似乎已成定局。“北方佬似乎认为他们已创造了奇迹，”那个弗吉尼亚人写道，“他们不再追赶我们，将我们赶尽杀绝，而是发出常听到的那种欢呼声，就好像他们刚赢了一场棒球赛似的。”
　　在山头观察战局的李，此时也显得绝望。然后，在最南面，他看到一支人马扬起的尘土。
　　“那是谁的人马？”他问正用望远镜观察的副官。
　　“他们打的是弗吉尼亚和邦联的旗号，长官。”
　　这是刚从哈帕斯渡口赶来的邦联“轻装部队”：三千人，经过十七英里的急行军，腿脚酸痛，但已做好了战斗准备。带队的是作战时总要穿一身鲜红衬衫的A. P.希尔。他的许多部下都穿着缴获的北军蓝色制服，北军一开始不愿向看上去像是友邻部队的人开火，等到发现情况不对，再开火时为时已晚。
　　此时，在新来的叛军冲击他的侧翼的当口，伯恩萨德恳求麦考仑将他原来答应留给他的预备队送来增援。麦考仑拒绝了他：“此举不够谨慎”，他还是那句老话。
　　夜幕降临，伯恩萨德的人马退回到他们花了九牛二虎之力夺来的那座石桥。战斗慢慢停了下来。
　　这一天是整个内战中最血腥的一天。联邦方面死了二千一百零八人，一万零二百九十三人负伤或失踪，是八十二年后的诺曼底登陆伤亡人数的一倍。
　　李损失的人略少一些：共一万零三百十八人，但是，这是他全军总数的四分之一。“这一仗真是惊心动魄，”杰姆斯·朗斯崔特回忆道：“鉴于激战一天，李的军队被分割的局面……〔联邦〕只要再派一万援兵，就可以全歼李所部。”
　　“每幢楼都住满了伤兵，住不下的便住进农庄里的其他房屋，”一个农夫的太太回忆道，“他们被放在农庄的房屋里，仓房、玉米仓房、小木屋——凡是有四堵墙和一个房顶的地方全用上了。”
　　一个联邦军官回忆道，在他等待外科医生来照顾自己被枪弹打碎的肩膀的那段时间里，“每隔几分钟，就会有个救护人员手里拎着一条胳膊、一条腿、或者一只血肉模糊的手，从我身边走过，走到一个打开的窗口前，将其扔进窗外专为掩埋残肢的坑中。”
　　克莱拉·巴顿写道：“我必须把我长裙底部的血绞干才能走路，否则就太重了。”那天下午，她施行救护的地点离战场非常之近，有一次，就在她向一个伤员弯下身子的时候，一颗南军的子弹擦过她的袖口，将那个伤员打死。
　　但是，尽管付出了高昂的代价，联邦指挥官终于可以宣告北军获胜：李军的进犯被遏制住了。麦考仑本可以一鼓作气，结束战争。他有足够的预备队在夏普斯堡城外待命，李面临三倍于己的敌军，断定第二天一定会遭到攻击，只能在那里静静等待。林肯电告麦考仑：“愿上帝保佑你以及全军将士，如有可能，彻底消灭叛军。”但是，麦考仑没有进攻。18日，邦联叛军偷偷南渡波多马克河。
　　李的进攻被遏制住了。他的军队损失惨重。但是，他的军队没有被完全消灭。
　　10月1日，林肯亲临夏普斯堡与麦考仑见面。他的目标还是督促麦考仑追歼李部。根据林肯后来回忆，他表面上似乎表示同意：“我回家时的感觉是他会立刻行动。但是，当我回到家，他开始提出异议，不肯进兵。我给他下了一道不容争议的进军命令。他等了十九天，才开始渡河，全军过河用了九天，等过了河，他又停了下来。”
　　10月s日，邦联在夏天发起的第二路北犯也被击退，联邦军队在当·卡洛斯·彪尔的带领下，在肯塔基的派瑞维尔（Perryville）击败布莱克斯顿·布莱格率领的邦联叛军。
　　击退了邦联的两次进攻，林肯稍稍松了口气——同时，也使他对自春夏以来一直不听命令的将领更加不耐烦。“我刚读完你有关舌僵体乏的战马的电报，”林肯在10月25日电告麦考仑，“请原谅我问一下：自从安提顿战役以来，你军中的战马都做了哪些事，都累成这样？”
　　李的军队继续退却，越过蓝岭山脉。麦考仑远远跟随而来，由于距离太远，难以接近。11月5日，林肯解除了麦考仑的职务。他对一个朋友说，他已不再愿意“没完没了地和他辩论下去”。麦考仑认定自己受了冤屈。
　　“他们铸下了大错，”他说，“唉，我多灾多难的祖国啊！”
　　11月10日，麦考仑对他的部下作了最后一次检阅。一个军官记得，士兵们闻讯，有如“晴天霹雳”，“全军上下无不认为政府一定是发了疯”。
　　泪流满面的旗手们将他们的团旗放在麦考仑的跟前。其他人默默地注视着他的坐骑走过。一个士兵记得，“就像吊唁者注视墓中的一个好友那样。”依莱沙·罗德兹也在这些吊唁者的行列之中：
　　今天是波多马克集团军全军悲哀的一天。麦考仑将军被解除了统帅的职务，已经离开了我们……这一变化引发了许多牢骚，有些人愤愤不平。麦考仑的敌手现在心满意足了，但是，军队热爱他、尊重他。我们就像忠诚的士兵，服从他的命令。
　　麦考仑回到他在新泽西的老家，在那里“等候新命令”。但他从此再也没有接到任何任命。
　　林肯相信，如果李的大军被赶出联邦的疆界，那就是“上帝已经做了有利于奴隶的裁决”的征候。安提顿战役为他一直在等着做的事情提供了一个机会。9月22日——战役结束五天之后——总统签署了他的“奴隶解放宣言”。“假如我能名垂青史的话，”他说，“那就一定是因为这一举动。”
　　任何州、或在某州内指定区域，其民众起兵反叛合众国者，该州或区域境内之全体被迫成为奴隶者，将于吾主基督一千八百六十三年一月一日之日起，直至永远，获得自由。
　　杰弗逊·戴维斯称林肯的宣言是“在所有历史罪人的记载中最令人诅咒的行为”，尽管这个宣言只保证在联邦军队尚未占领的区域里的奴隶获得自由，联邦军队可能已经使得自由成为现实。居住在马里兰、密苏里和田纳西这些边缘州里的奴隶仍然生活在奴隶制之中。“政府用解决敌方牛马的办法去解放敌方的奴隶，”伦敦的《旁观者报》说，“这种作法只是为了在今后的冲突中削弱他们的力量……这里所指的原则，并不是说任何人无权占有另一个人，而是只有一个效忠合众国的人才有权占有另一个人。”
　　废奴派对此也不完全满意，但他们也没有过于失望：温代尔·菲利浦斯很有信心地说，林肯在宣言中所设定的例外，只不过是在尼加拉大瀑布的边缘处稍作的停留，暂时争取、利用一些可以利用的力量而已。最终，他和所有人一起，都将顺应历史的潮流。大多数的北方人这时都相信，奴隶制气数已尽、日薄西山。
　　在华盛顿举办的一次由总统内阁成员参加的晚宴上，总统的秘书约翰·黑（John Hay）注意到“每个人都有焕然一新之感。总统的（解放奴隶）宣言解放了奴隶，也解放了他们。他们愉快地……互称废奴派，似乎很乐意用这个曾经一度没人敢碰的头衔互相戏弄”。
　　有许多因素让欧洲列国置身于美国的内战之外，当时，联邦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陆军（邦联军队是第二大陆军），这固然是个不小的原因。但是，“奴隶解放宣言”在海外产生了林肯所期望的效果。英法都不愿公开反对合众国废除奴隶制的承诺。“邦联得胜将是一种邪恶势力的得手，”约翰·斯特瓦·米尔（John Stuart Mill）写道，“它将鼓舞反对进步力量的敌人，挫伤所有文明世界朋友的斗志。〔美国的内战］最终将成为人类前途命运是走向正义还是走向邪恶的一个十字路口。”
　　“如果世上有什么事情，能让我冒遭受惨败的风险，去竭尽全力，争取从北方佬那里独立出来，”玛丽·切斯那特在她的日记中坦白道，“那就是林肯解放奴隶的这篇宣言……瓦特·伯雷克家的三百个黑奴全去投奔北方佬了。”

　　☆北极光

　　十一月底，乔治·麦考仑的继任者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率领他手下的那支牢骚满腹的军队，在寒雨中向南面的里士满行进，他决意要显示一下他的前任明显缺乏的那种勇于进攻的心态。按照伯恩萨德的本性，他并不善于大胆的行动。尽管他有出众的外貌和庄重的气派，但实际上是一个优柔寡断、顾虑重重的人，他由于对自己的能力信心不足，曾两度回绝全军统帅的委任。“很少……”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上校写道，“有哪个像伯恩萨德这样根基浅薄的人能升到如此高的军职。”
　　在弗吉尼亚的福莱德里克斯堡的城外，有一道山势平缓的山梁。伯恩萨德的计划是渡过拉帕哈诺克河，攻占该城，然后赶在李反应过来之前，率先占领山梁，并在那里修筑工事。但是，当他率领十二万之众赶到河边，战争部的无能让他大失所望；他等了十七天，才把他渡河所需的浮桥等来，这段时间足以让近在六个半英里之外的李将他的七万五千人部署在山梁上。“石墙将军”杰克逊和A. P.希尔负责叛军的右翼，杰姆斯·朗斯崔特把守左翼。
　　邦联叛军督促福莱德里克斯堡城中的百姓在联邦部队攻城之前弃城而走。一下子，六千平民成了无家可归的难民。“我从未见过比眼前这行人在深雪中行进更糟心的情形……”一个弗吉尼亚的炮兵写道，“小孩子们抱着自己的布娃娃……那些苍老、虚弱的老妇，虽然没有携带任何物件，仍然举步维艰……有些人一手拿着《圣经》和牙刷，另一手拎着一只母鸡和一袋面粉。他们要到哪儿去，我不知道，我怀疑他们自己是否知道。”
　　在两支大军等待之际，双方人员互相之间经常做些以物换物的交易，窄窄的小河上，临时货船来回穿梭，上面装满了北方的糖、咖啡、报纸以及换来的南方报纸和烟草。
　　两军驻地相距之近，双方都能听到对方谈话的声音。一个联邦退伍老兵回忆道：“我听人说邦联叛军的人反复讲，‘你们这帮北方佬要到里士满，你们就得起个大早（Early），走上一条长街（Longstreet），翻越一堵石墙（Stonewall）的阻挡（Lee），还要跨越两道山梁（Hill）。’我自己从未听到他们说出这般有象征意义的话。”①
　　“我们曾被敌军的……一个军乐队的演奏所吸引……他们的爱国音乐，”一个邦联军官回忆道，“——‘星条旗’、‘向哥伦布致敬’和其他我们曾经热爱过的曲子。他们好像想从我们这里得到一些响应；但是，我们对此无动于衷，直到最后，〔他们〕奏起‘南方热土’，才赢得双方的喝彩和大笑。”
　　终于，到了12月11日、联邦部队开始向福莱德里克斯堡开炮，城中大部分着火。然后，在炮火的掩护下，联邦人马经六座浮桥渡过河。“我们有近二百门火炮，”依莱沙·罗德兹说，“炮声震天动地。〔在我们渡河时］密集的炮弹在我们头上飞过，落在福莱德里克斯堡城中。叛军难得回击，偶尔向我们这边开个炮。”
　　有些人在纳闷为什么邦联让联邦人马如此轻易地过河。“他们要诱敌深入，”一个退伍老兵说，“此时出击，既不上算也不容易。你会看到他们出击的情形的。”当他们待命向山梁运动的时候，联邦人马已将城中剩余的物资抢劫一空。
　　终于，在12月13日，联邦分两路向叛军发起了进攻。威廉·富兰克林（William Franklin）将军率领的四个师团攻击联邦左侧的杰克逊部。“那一天，杰克逊穿着一身崭新的军装，而不是平时老穿的那套皱巴巴的军装……”费诸夫·李（Fizhugh Lee）将军回忆道，“这是最引人注目的变化……
　　他的部下对此并不喜欢，一些人生怕‘那个老杰克会怕把军装弄脏，变得高高在上。’”
　　他们的顾虑是多余的。“我手下的这些人马，”他对一个忧忡忡忡的副官说，“有时会在进攻时失利，但是丢掉一个阵地——从未发生过！”有一段时间里，战斗来回拉锯，一支由乔治·高登·米德（George Gordon Meade）率领的联邦部队曾一度将杰克逊的防线撕开个小口，但最后，炮兵还是将那支联邦部队赶了回去。
　　与此同时，由约瑟夫·虎克率领的主攻部队的任务是攻占玛丽高地。
　　这里，邦联集中了大量的炮火，将所有的进攻线路尽数覆盖。山脚下，建了一条高四英尺的石墙，石墙后的四排守军的任务是对那些逃过炮轰的进攻部队实行不间断的排枪射击。“将军，我们要是向那片开阔地开火，任何活物都插翅难逃。”
　　李不敢相信敌军会愚蠢到向玛丽高地发起进攻。连联邦将领也不敢相信，他们向伯恩萨德进言，认为此举是“涂炭生灵，不合兵家之常理”。伯恩萨德不顾劝阻，一意孤行。虎克的部队集结在被破坏的小城内和周围。
　　然后，一声令下，“〔联邦士兵〕……就像从一个永不枯竭的泉眼中流出的涌泉，涌向开阔地带。”一个和叛军一起隐蔽在阵地里的里士满《资讯报》的记者这样写道。整个草地上，黑压压的一大片，成千上万的人组成的方阵。我们在远处只能推测敌军人数。有些老兵认为有六万之众。
　　来自新奥尔良的华盛顿炮兵团的威廉·欧文从玛丽高地上看着联邦的进攻方阵向他的炮口下走来：
　　他们行进的阵式真雄壮！他们的刺刀在阳光下闪着光，他们的队形就像一条蓝色的钢铁巨龙……我们看到我们的炮弹在他们的队列中爆炸，留下许多大缺口；但是，他们继续前进，那架势，就像他们能径自冲破我们的防线，将我们踩在脚下似的。现在，我们开始用重磅炮弹，他们稍稍怔了怔。接着又走了几步。在我们山脚下的佐治亚人站了起来，一眼看去，一整排枪向正在前进中的方阵齐射。火力太猛；进攻的方阵犹豫了，然后，转过身去，躲到土墙之下……但是，另一个队列从高坡顶上出现，英勇无畏地向前行进，我们再次向他们开火。
　　进攻的队伍中包括爱尔兰旅，他们在冲锋时高呼“Erin-go-bragh！”①，挥舞绿色旗帜②。他们最远冲到离石墙还有二十五步的地方。那些将他们射倒的佐治亚二十四团的人也都是爱尔兰人。
　　朗斯崔特将倒在他的炮火之下的联邦部队比喻成“从房角屋檐上不断滴下的水”。一个联邦军官从一个教堂尖顶楼上远眺，一个旅接一个旅向石墙冲去。他们就好像“雪花落在热土上，融化得毫无踪影”。
　　等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街道上的尚未投入战斗的部队，尽量不去看野战医院，此时，那里已经挤满了痛苦不堪，但已离开战场上凶险炮火的伤员。“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些伤号被抬进我们队列时的喜悦心情，”里杰斯德·乔布里安德将军写道，“其中的一个人试着从担架上支起身子喊道，这下好了！老子不会像条狗那样死在土沟里了！”
　　原大学教授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带领的缅因第二十团是过河作战的最后一支部队。“空中充满了爆炸的炮弹，呼啸的炮弹从我们脚下那条窄窄的桥上飞过……一股股热浪向我们扑来，令人禁不住缩头躲避……”拥挤、扭曲的队列把浮桥弄得摇摇晃晃，马匹步履维艰，人也难以保持平衡。”
　　一个早先冲锋，现在被敌军火力压在坡下的一个联邦战士记得他们向玛丽高地冲锋的情景。“缅因第二十团……以进攻队列走过开阔地，在行进中，我清楚地看到在枪弹和炮弹击中的地方，队列中有许多大缺口……
　　这是一个壮烈的情景，这是在这样的战斗中和这样的战士中表现的铁的军纪的最好明证。”
　　不久，缅因的战士们也不得不卧倒。
　　向玛丽高地发起的十四次冲锋全被打退之后，伯恩萨德才罢休。九千联邦将士倒在邦联的枪炮之下。
　　李从高处看到发生的一切，叹道：“幸好战争是如此惨烈可怕，否则我们真会乐此不疲的。”
　　夜幕降临，战场陷入沉寂。张伯伦后来回忆道：
　　但是从那一片沉寂中……我们听到一些更加疹人的声响……一种怪异的呻吟……你无法确定其位置，一种被捂住嘴时发出的哼哼……就好像上千个不同的声调汇集到一起，形成一个怪异的、不属阳界的和声主调，令人难以入耳、让人难以承受，但又近得吓人；在那些虚弱的和声中夹带着断断续续的呼救声……有些人求口水喝，有些人祈求上帝的怜悯；有些人请求战友将敌军没有做完的可怕的事作个了结；有些人用迷迷糊糊的梦呓般的声音呢喃着心爱的人的芳名，就好像心爱的人正在俯身照看他们一般；还有，自始至终，我们都能听到从那些紧闭的嘴中发出的那种因为太绝望、或者太倔强而不愿表现自身痛苦的那种低沉的呻吟。
　　气温降到了冰点以下，凛冽的寒风横扫战场。此时，战场上的伤员除了流血过多、伤重死去的人之外，也开始被冻死。张伯伦试图睡觉：“好像最好将我自己夹在两个早先冲锋被打死的人中间，然后将第三个人横过来当枕头，这样，头就不用贴着被踩乱的、浸透了鲜血的草地，然后，将死人的衣服扒下来遮住脸，以避寒风。更令人心寒的是整个战场上遍地都是那些低沉的呻吟声。”
　　那一整夜以及第二天的一整天，缅因的将士们全被困在那片开阔地，蜷缩在死去战友堆起的人墙后面，尽量不去理会邦联那边打到战友尸体上的子弹。
　　伯恩萨德当着众人的面流了泪，宣称要亲自带队，发动一次新的进攻；最后被他的下属劝止，他决定退回拉帕哈诺克河对岸。当他骑马经过一支部队时，他的一个副官提议为将军喝彩三声，结果无一人响应。
　　那天晚上，张伯伦和他的部下为死去的战友们掘出一些浅坑，埋葬他们的遗体。张伯伦回忆道，他们原本计划为他们举办一个“星光葬礼”，他们正在掘坑时，北极光在冬夜的天空上飞舞。“有谁不愿像他们那样牺牲？”他问道，“他们为自己祖国的生存而死，祖国的天空出现的异彩为他们的葬礼照亮！”
　　邦联的人看到同样的天相，认定这是上苍对他们胜利的庆祝。
　　这个战役，联邦方面损失一万二千六百人。“我们这些无能的将领，让部下白白上去送死，就像亥洛德（Herod）①滥杀无辜一般。”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列兵写道。邦联方面损失五千三百人，其中大多数是失踪的人，实际上，那些人是回老家过圣诞节去了。
　　在联邦部队将福莱德里克斯堡洗劫一空并放火焚烧之后，邦联部队慢慢回到城中。“石墙将军”杰克逊也来了，当他的一个的副手问他对于干出此等恶劣勾当的人应该如何对待时，他回答说：“杀，将他们杀个精光。”

　　☆祖国，我可爱的家乡

　　“假如有一个比地狱还糟糕的地方，”那年冬天，林肯对一个来访者说，“现在，我就在那个地方。”那年秋天，各州和国会的选举不尽如人意。激进的共和党人，出于对总统长期重用麦考仑以及对“奴隶解放宣言”的局限性的不满，没有全力以赴助选，结果，将竞选战场拱手让给了民主党。民主党人指责政府战场指挥无能以及违反宪法、在限制不同政见和对敢于畅言解放黑奴这两方面滥用职权。结果，民主党人在纽约、宾夕法尼亚、俄亥俄、印第安纳和林肯的老家伊利诺伊大获全胜。1860年时，这些州全在共和党控制之下。此外，民主党人还夺得纽约州长之位。
　　当有人问他对所有战场失利的坏消息的反应，林肯说他就像一个大男孩，大脚趾踢到硬东西受了伤——个子太大不好意思哭，但又疼得笑不出来。
　　福莱德里克斯堡的惨败更是雪上添霜。《哈帕斯周刊》说，合众国的民众默默地咬着牙，承受着政府的无能、背叛、失败、物质短缺、失去亲朋好友和钱财，承受着几乎所有一个勇敢的民族能够承担的艰难困苦。但是，他们无法接受像福莱德里克斯堡那样的大屠杀继续重演。
　　“事实上，除非我们采取某些措施，否则我们的国家就完了……”参议员扎卡里尔·张德勒说，“总统是个软弱之人，遇事太过软弱，那些愚蠢的、叛国的将领们正在那些没有决定性意义的战斗和拖延中浪费时间，还在浪费更为宝贵的生命。”一时谣言四起，传林肯将辞职，让位给副总统汉尼柏·哈姆林（Hannibal Hamlin），麦考仑将被召回华盛顿，坐上独裁者的宝座，参议院里的激进分子在筹划强行重组内阁。
　　当时，激进分子的确在怪罪国务卿史伍德，要他为联邦的军事和政治上的接连挫败负责。有人说，他是总统内阁的“一大奸雄”，太愿意与南方媾和、妥协，在对奴隶制采取大胆果断的措施时太畏缩不前。12月16日和17日，参议院里的共和党人聚首商议表决，最后，以只有一票反对的结果通过一项请愿，要求林肯罢免史伍德，并以“统一目标和行动”为准绳，重组内阁。
　　在这个策划中，他们暗中得到财政部长切斯的积极支持，此人希望在内阁中剪除自己的主要对手，以便在1864年成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时独占鳌头。在这个关键时刻，从他自己的党内发起的对他领导地位的攻击令林肯深感不安，“我们现在正处在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他对一个助手说，“看上去老天爷在和我们作对。”
　　但是，最终，他的政治才智占了上风。史伍德递交了辞呈。总统将其压住，没让任何人知晓。然后，他将一个参议员代表团带到自己的（除了史伍德之外的）全体内阁成员面前，迫使每个内阁成员——包括切斯——公开承认国务卿是行政当局中的一个宝贵成员。在这个一边倒的表决结果面前，参议员们糊里糊涂地收回了请愿。切斯然后递交了一份辞呈。至此，参议员无法只逼史伍德出阁，同时留住切斯。结果，两人继续在内阁中供职。林肯对一个助手说，“现在，我可以骑马了，我两边的马袋里一边装着一只大南瓜。”
　　新年前夜，依莱沙·罗德兹回顾了一下刚过去的一年：
　　12月31日。好了。1862年即将过去。回顾过去的一年，当我想起这一年来，我走过的几百英里的路，见过的数千伤亡人员……就战争而言，这一年没有取得多少进展，但是，我们希望能取得最佳的结果，我们确信联邦最终会重归一统。再见了，1862年。
　　在同一个晚上，当子夜将至之际，一大群黑人和废奴派白人聚集在波士顿音乐厅里，等待废奴变成现实的那一伟大时刻。在台上，坐在威廉·劳德·加里森身边的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热泪盈眶。欢呼的人群呼唤着哈丽叶特·比彻·斯托的名字，她从包厢的座位上站了起来，喜泪纵横。
　　一个名叫查尔斯·巴耐特·瑞的黑人牧师唱起：“在埃及黑沉沉的海面上，快奏起响亮的手鼓，耶和华大获全胜，他的民众重获自由。”
　　在华盛顿附近的一个“走私营”里，许多原来的奴隶纷纷控诉。一个人记得自己女儿被卖的往事。“现在，再也不会发生此事了，”他说，“他们再也不能将我的妻子和儿女卖掉了，上帝垂恩！”另一个原来的奴隶记得：
　　那时，我还是个小女孩，大约十岁，我们……听说林肯要给〔我们〕自由。老太太说别信那话。后来，北方当兵的告诉什么人……林肯已经签了什么“解放宣言”。那是冬天，那天晚上好冷好冷，但是所有人都开始准备逃跑。才不管老太太呢——朝联邦这边跑。
　　在南卡罗莱那州海岸外的海上诸岛上，联邦官员向一群群前奴隶高声宣读“解放宣言”；在萨克斯敦（Saxton）陆军基地，南卡罗莱那第一志愿团——一支由来自波士顿的废奴派托马斯·温握·赫金森率领的、全新的、全部由黑人组成的团队，组织了自己的庆祝活动。随军牧师宣读了“解放宣言”，现场“欢声雷动”。然后，赫金森展开一面全新的美国国旗，还没等他宣读他事先准备的讲稿，黑人部队便自发地唱起了歌。“听上去就像一个终于被解放的民族的哽噎之声。”赫金森写道。他们唱的那首歌是“祖国，我可爱的家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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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译者注：林肯在竞选总统时曾突出自己接近平民的劈柴拓荒者的形象。
　　［2］译者注：“无条件投降”（Unconditional Surrender）的英文缩写为U. S.与格兰特的缩写名相同。
　　［3］译者注：英国历史上的一份著名的幽默杂志。
　　［4］译者注：肯塔基州府所在地。
　　［5］译者注：鬓须（Side Burns）是伯恩萨德名字中的两个词的顺序颠倒。
　　［6］译者注：这段话中夹带了邦联军队部分重要将领的名字。
　　［7］译者注：爱尔兰语，意为“爱尔兰万岁！”
　　［8］译者注：爱尔兰国色为绿色。
　　［9］译者注：公元前，被罗马帝国任命的一个犹太国国君，曾杀戮过许多无辜平民百姓。





　　是谁解放了奴隶？
　　芭芭拉·J.费尔德（Barbara J. Fields）

　　1862年8月，当有些人促请亚伯拉罕·林肯宣布将解放奴隶作为内战的一个目标时，他曾直截了当地将自己的政策作了如下概述：“假如我一个奴隶都不解放，就能挽救联邦，我会这样做；如果为了挽救联邦，我们必须解放所有的黑奴，我也会这样做；另外，假如为了挽救联邦，我们必须解放一部分黑奴，不碰其余的，我同样会这样做。”尽管林肯在私下里坚信奴隶制是非正义的制度，并且希望早日将其废除，他的公开政策还是忠实地体现了这样一个基本立足点：内战是自由白人民众之间、联邦派和分裂派之间、主张自由领地的北方人认为的权利和主张奴隶制的南方人心目中的权利之间的争端。在忠于联邦的各州里，那些被指定的或者自封的具有“真知灼见”的代表，都同意这个基本立足点，尽管他们对这一立足点推出的各种结论莫衷一是。有些人也许相信财产权，包括对人身的占有权决不允许违反；另一些人认为决不能让奴隶制继续蔓延，另外一些人则认为上述两个目标与维护联邦的统一和完整这一大目标不能同日而语。不管怎么说，所有言论和行动上的资深人士都同意，在这场北方和南方之间发生的争端里，合法权利受到侵犯的群体是白人民众，于是，内战必须解决的问题的出发点应该放在怎样才能在最大限度上顾及这些民众的愿望和利益。
　　但是，历史上的各种战争，尤其是各种内战，往往会使名望之族沦为世人笑柄，默默无名之士瞬间闻名天下。美国的内战做到的正是这一点。突然间，观点从未被人尊重过的人们不仅成了道德伦理，而且成了人之常情的代表：废奴派人士，不论是黑人还是白人，呼吁对奴隶制不仅应该加以限制，而且必须彻底铲除；获得自由的黑人民众要求获得积极参与内战的权利；而且尤其是奴隶们自己，他们坚信这条不验自明的真理：他们的自由权和所有其他人的自由权一样，是上帝赋予人类的不可剥夺的馈赠。
　　一个来自路易斯安那州的、一出生就沦为奴隶的黑人联邦士兵，轻蔑地否定了那些北方人，其中也包括亚伯拉罕·林肯提出的那种不去触动奴隶制而拯救联邦的想法：“我们那些支持联邦的朋友说，他们不是为了解放黑奴而战，而我们（黑人）则在为联邦和开通密西西比河上的航道而战。那好吧，那么就让白人为白人要的东西，我们黑人为黑人要的东西去打仗吧……自由必须是我们的首要考虑，这事就这么简单。”一个警察发现了这个不知名的战士丢在新奥尔良街头的这篇大不敬的宣言，林肯读后，不得不承认其中所说的大实话。1863年1月1日，当他签署“奴隶解放宣言”的定稿时，林肯自己承认，自由必须是我们的首要考虑，这事就这么简单。维持联邦是一个眼光过于浅薄、不值得任何人为之献身的目标。到了那个时候，不管怎么说，这个目标已不可能以这种浅薄的形式达到。
　　事实上，从一开始，这个目标就不可能以这种浅薄的形式达到。一旦联邦出现了裂痕，凭借那些小心翼翼拼凑起来的、措辞委婉含糊的对奴隶主权利的宪法保护，使拥护奴隶制的人再也无法得到安全感。在敌对双方的阵营中最睿智的人们都对此看得一清二楚。著名的废奴派人士、反对任何形式人类压迫的鼓动家温代尔·菲利浦斯提醒分裂派“你们偏离宪法了，一个黑人不是五分之三个人——他是完整的一个人”。联邦军队里的一个黑人旅的指挥官丹尼尔·乌曼准将曾作过一个生动的比喻：“向桑姆特堡打响的第一炮，敲响了奴隶制的丧钟。那些开炮的人是这个国家培养出来的最伟大的废奴实践家。”也许，乌曼这话特指那个满头白发的弗吉尼亚分剪派元老艾德孟德·拉奋，此人称自己是获得向桑姆特堡开第一炮象征性殊荣的人（此人后来由于无法接受邦联战败这一事实，自杀身亡）。当然，保守的奴隶主看到了这个危险，并且警告其他奴隶主，退出联邦将引发一场革命，其结果必将是奴隶制自身的毁灭。
　　开始时，不是每个人都能看出这些睿智者看出的历史潮流，目光短浅的分裂派则希望在争取独立的过程中，维持奴隶制。眼光同样短浅的联邦派则相信他们可以在奴隶的人身自由这个问题上永远妥协下去，以满足白人的利益。亚伯拉罕·林肯在拟定他的政策和公告时非常小心，不让这些联邦派看到这个潮流。1862年12月，在他宣布他有意解放反叛的邦联各州的奴隶过后三个月，林肯提出一项不容修正的宪法修正案，其内容是将最终废除奴隶制的日期推迟至1900年。
　　奴隶们和林肯不一样，他们没有任何错觉，对他们来说，战胜分裂叛国的战争就是终止奴隶制的战争。他们早在林肯本人之前就知道他必须扮演一个废奴者的角色。他们当时没有任何依据可言，靠的仅仅是自己虔诚的信念。林肯刚刚当选，南卡罗莱那州尚未退出联邦的时候，美国最南部地区的奴隶们就在庆祝预期的喜庆日子。1861年4月，当联邦部队前去保卫首都的途中，经过马里兰时，一个前奴隶告诉士兵，他后悔自己已经用钱赎买了自由。“假如我知道你们这些带枪的人要过来，”他说了句大实话，“我就会留下那笔钱。”1861年5月，内战爆发之前，阿拉巴马州孟露郡的一个农民在一封写给杰弗逊·戴维斯的不安的信中提到“黑鬼们都盼着很快获得自由呢”。
　　有几次，奴隶的信心不仅仅是盲目的，而且是错误的。1864年8月，马里兰的一个奴隶，清楚无误地听到了林肯的“奴隶解放宣言”，满怀信心地给林肯写信，请他帮忙迫使她的女主人给她以自由。安妮·戴维斯（AnnieDavis）误以为“奴隶解放宣言”将解放所有的奴隶。她没有意识到，在马里兰、戴勒维尔、密苏里和肯塔基和田纳西这些忠于联邦的州，以及路易斯安那和弗吉尼亚被联邦部队控制的部分地区里，奴隶主对联邦的忠诚在林肯的心目中的分量更重，其次才是保证奴隶的人身自由。
　　在民众中间建立那些必然的共识也不一定是轻而易举或不付代价的事。要全国民众认识到奴隶不再是可以讨价还价做交易的财产，或是其他人协议中的付款形式，这个过程是渐进的、代价高昂的。奴隶是活生生的人：这些人的意愿和动机就像作战时的地形、补给和敌军位置这些因素一样重要；所以，这些人的观点必须得到应有的认可。在全国民众中建立这一共识的责任落到了奴隶们自己的肩上。他们对自己的信念的执着追求渐渐地使得信念变成了现实。是他们教育了整个国家——废除奴隶制必须放到国务的首要位置上。
　　军官们和战士们是最早看到实际情况的人，因为他们是和逃亡奴隶最初接触的一批人。整个过程的第一步似乎很简单，逃亡的奴隶在联邦的后方寻求庇护和自由，每当联邦部队推进到奴隶们能跑到的地方，他们便开始逃亡。这样，林肯将联邦存亡的问题和奴隶制的问题分开考虑的打算就遇到了麻烦，当联邦部队首次到达那些林肯想不惜任何代价保留在联邦里的蓄奴边缘州，那里正是奴隶们能跑到的地方。在内战的第一个战役中，从忠于联邦的马里兰和反叛联邦的弗吉尼亚逃来的奴隶都来投奔联邦部队。当联邦派和分裂派公开争夺密苏里的控制权的过程中，从这两派的庄园里出逃的奴隶也都来投奔联邦部队。在肯塔基，双方的军队很快就给想持中立立场的肯州出了难题，从进犯肯州的邦联部队里逃跑的奴隶和当地庄园里逃出的奴隶会合一处，一同投奔联邦部队。
　　逃亡奴隶一来到联邦营中，对这些人就必须有个解决办法。这是个棘手的问题，因为任何决定——接收他们、将他们赶走、将他们遣送回奴隶主或佯装不知——都会惹恼某些联邦政府需要争取的对象。为逃奴提供避难所会得罪那些忠于联邦的奴隶主，这些人的支持对于林肯将蓄奴边缘州保留在联邦内，甚至将邦联叛州里的奴隶主争取过来的策略至关重要。但是，将逃奴拱手送还则会激恼废奴派。属于废奴派和有“自由土地”倾向的士兵出于原则，拒绝执行遣返逃奴的命令；就连在此问题上没有坚定立场的战士和其他人也讨厌接到命令，去干那种卑贱的勾当——在傲慢的男女奴隶主的指令下捉拿逃奴。他们怀疑这些奴隶主只是些表面忠于联邦，内心效忠邦联的两面派。佯装不知和不采取任何行动也无法解决问题：双方都会将此举解释为有利于对方的举动。另外，仅从军事意义考虑，有些逃奴是不可以遣返的：那些为邦联军队干活的和提供宝贵情报的，或者那些为联邦部队领航、领路的奴隶。
　　林肯尽其所能回避这个问题，命令指挥官抢先制止逃奴越过联邦的防线。但是，命令无法阻击逃奴投奔联邦部队；命令也无法制止联邦部队出于对奴隶渴望自由产生的同情心、出于争取军事优势的实际考虑，或者出于自私的动机拉几个愿意干活的奴仆等种种原因同意接收逃奴。不论当时军事将领采取何种行动，都迫使政府在公众面前确定有关奴隶和奴隶主的政策。不管政治家怎样试图将内战和奴隶制的问题割裂开来，军人从自己的亲身经历中得知两者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
　　最终，从战场上得到的感觉肯定会在政治家那里留下印象。遭受损失的奴隶主到报社、当地政府官员、当地的国会代表、战争部或者到林肯本人那里告状。心中有气的士兵和废奴派也同样行事。或早或迟，在政治体系内的某些人必须采取行动。林肯的第一任战争部长西蒙·坎墨伦行动过火。他公开提议解放叛州的奴隶，并招他们入伍，他因此离开内阁。坎墨伦的继任爱德温·M.斯坦顿知道不能把鸡蛋往石头上碰的道理。他在公告中、在回答战地指挥官有关怎样处理逃奴时，处处小心谨慎，将把无实质内容的答复交代给下级的功夫练得炉火纯青。离开了政治指导，有些指挥官烦躁失措。另一些军官则自作主张，将政府卷入公众的争议之中，向那些原想回避这个棘手问题的政治家施加压力。
　　林肯手下的将领曾两度在解放奴隶的问题上公开让他难堪。1861年8月，约翰·查尔斯·弗里曼将军在密苏里宣布实行军管，并且解放所有属于分裂派的奴隶主的奴隶。弗里曼拒绝林肯要他修改成命的请求。于是，林肯自己对其作了修正，然后过了一段时间，卸了弗里曼的职，由戴维·亨特（David Hunter）将军代替。弗里曼的决定激怒了亲联邦的奴隶主，但是，鼓舞了废奴派：温代尔·菲利浦斯在各地演讲途中，每当他提到弗里曼这个神奇的名字，台下就会爆发雷鸣般的掌声，让他无法继续讲下去。1862年5月，被调任负责南方部（包括南卡罗莱那州、佐治亚州和佛罗里达州）的亨特将军本人，又一次将林肯放在一个进退两难的境地，这一次的影响更大，他宣布在他的整个辖区里废除奴隶制。但这次涉及的奴隶并不属于忠于联邦州里的忠于联邦的奴隶主，而是毫无疑问地属于邦联本身的叛逆奴隶主。使得林肯不得不硬着头皮取消亨特的废奴令，此举与先前取消弗里曼的废奴政策一样，在很多人看来，是很不光彩的举动。
　　就在林肯还在打自己那个很精细敏感的政治算盘，想在奴隶制这个问题上给自己留些余地的时候，国会采取了决定性的措施。1861年7月，众议院在接到许多抱怨信之后，通过决议认定“合众国的士兵没有捕获和遣返逃亡奴隶的职责”。8月，国会通过决议，将蓄意让自己的奴隶为叛军服务的奴隶主所拥有的奴隶尽数没收。决议中的文字没有确定这些被没收的奴隶是否应该获得自由：联邦将领本杰明·F·巴特勒为了回避这个模棱两可的问题，拓宽了“走私货”这个概念。最终，“走私货”的概念成了联邦陆军和海军所遭遇的几乎所有奴隶的代名词。但是，尽管第一个没收奴隶法案的文字不甚明确，但它还是为从邦联军中逃苦役的奴隶开启了一道小门，在他们获得自由的道路上，迈出第一步；同时，它为后来更清楚明了的措施提供了一个先例。
　　国会在小心翼翼地迈出第一步之后不久，开始走出更加大胆的步骤。
　　1862年3月，国会采纳了一项新的战争法案，其中禁止军事人员将逃亡奴隶遣返给原主，违纪者将以军法论处。那一关键的法案为逃奴提供了有用的军事协助，尤其是在1862年秋，联邦部队进入肯塔基时，大量“自由土地”中西部民众踊跃参军。在采纳新的战争法案之后不久，国会在哥伦比亚特区，然后，在所有新领地废除了奴隶制。1862年7月，国会不顾林肯的反对，通过了第二个没收奴隶法案，做了弗里曼在密苏里时曾想做的事：宣告解放所有支持反叛联邦的奴隶主拥有的奴隶。同月，国会批准“非洲族裔”入伍。这是对忠于联邦的各州内埋葬奴隶制起了最大作用的征兵制。国会在解放奴隶的方面大大领先于林肯，在签署该项法令时，“奴隶解放宣言”的最终定稿无法解放任何一个国会的法案不能解放的奴隶。
　　奴隶们的主动行动迫使国会采取措施。奴隶们没有投票权、不能担任政府职位、有了冤屈无处申诉。事实上，他们根本就不是公民。但是，内战给了他们一个进入政治体系的一个通道，不管各级政府官员是否要听，来自军队的情况汇报通过这一通道，将他们要求自由的呼声一直传到政府的最高当局。通过触及政府最薄弱的环节，也就是军队为生存而战这一环节，奴隶们能把自己获得自由的渴望变成政治家必须用政治手段解决的政治问题。
　　但是，自由不是写在纸上的文字所能实现的，不管是国会还是总统写的东西。在一个非常恶劣的事件中，肯塔基的官员捕获了数百个跟随联邦部队北上的从田纳西和阿拉巴马逃来的奴隶。这些根据没收奴隶法案和“奴隶解放宣言”获得自由的奴隶反被忠于联邦的肯塔基州当成奴隶监禁和出卖，因为此时肯州奴隶制仍然合法，这种情形直到内战结束八个月之后，宪法第十三修正案生效时，方告终结。
　　只有少数奴隶能够通过入伍或逃亡获得自由，通常必须以离开亲朋和抛弃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产作为代价。品行恶劣的奴隶主对逃亡奴隶，尤其是去当兵的奴隶留下的家人施行了残酷的报复。尽管第二个没收奴隶法案和“奴隶解放宣言”将在邦联境内作战的联邦军队变成了一支奴隶解放大军，但部队一过，手无寸铁的奴隶无法抵抗将他们重新捉获的奴隶主。说到底，陆军和海军的任务是打仗，不是保护奴隶的自由。
　　无论是在忠于联邦的蓄奴州，还是在邦联的核心地带，奴隶们必须将他们的自由变成现实。数千奴隶通过入伍的途径为自己和家人赢得自由。
　　另外一些奴隶，离开家人，被邦联政府临时征到军队去做工，回家后，在当时与世隔绝的奴隶中将有关战争的进展或者有关联邦“奴隶解放宣言”的秘密消息散布开来。当反叛的奴隶主在联邦部队逼近而仓皇出逃时，许多男女奴隶拒绝被拽着一起走。他们反而留在原处，欢迎联邦部队，占据、分割被主人遗弃的庄园，建立自己的家园和农庄。在邦联腹地，他们无法指望得到联邦部队的帮助，奴隶们便迫使留守在庄园里负责经营的女主人们作出让步。这些女主人是邦联忠实的追随者，是奴隶制的基石。但是，由于农时作业被打断，能干活的白人男子都外出打仗去了，许多女主人只好与消极怠工或答应付工钱才干活的奴隶谈判协商。
　　林肯当选总统时，奴隶们断定他们即将重见天日。当林肯签署他的“奴隶解放宣言”时扩已经没有任何人能够阻挡这股奔向自由的洪流。奴隶自由的范围究竟有多大，政府会花多大的气力保护这个自由，都是后来冷酷的历史做了回答的问题。但是，在那个关键的历史关头，奴隶们的要求与政府的要求有了共同点。政府最终发现自己无法实现原定的不通过全面解放奴隶来挽救联邦这一狭隘目标。这正是一个来自密苏里的前奴隶联邦士兵斯鲍斯伍德·赖斯在奚落他女儿的女主人时说的一句大话的含义：“整个政府都向着我，你有什么办法！”





　　第三章　1863年，战局纵览

　　☆后院起火

　　1863年元旦这一天，波多马克集团军在弗吉尼亚冰封的拉帕哈诺克河北岸的福奥摩兹（Falmouth）扎营，处境艰难。士兵们已经有六个月没领军饷了。尽管华盛顿的陆军仓库里堆满了粮食，但只有其中的一小部分被送到冬季营地。“我相信我从未见过比我们波多马克集团军中现在出现的状况更严重的问题。”联邦的医疗督查托马斯F. Perly说。
　　“今天早晨，”依莱沙·罗德兹写道，“我们发现我们被夜里下的大雪盖住了。天太冷了，字写不好。我真想让那些高唱‘向里士满进军’的人和我们一起在雪地里过一过。”一个来自威斯康星州的军官将1863年的冬天称为“内战的富吉谷地［1］”。
　　营区内异常脏乱，根据卫生署督查报告的记载：“到处是遗弃的废物、食物和其他垃圾，有时腐臭不堪；脏水就倒在营区内的坑里或者就地泼洒；成堆的马粪和垃圾都堆在离营区很近的地方。”
　　数百人死于坏血病、痢疾、伤寒、白喉和肺炎。疾病是内战中兵员死亡的元凶。战死的士兵与死于疾病的士兵的人数之比为一比二。农村来的小伙子，和从未见过面的人挤在一起住，尤其容易感染上各种疾病；当时，麻疹、腮腺炎和其他的儿童流行病严重流行。一年里，每一千个联邦军人中就有九百九十五人患腹泻和痢疾。当时，交战双方的医疗保健条件充其量也只处于原始状态。
　　“我们对每个来看病的人都问同样的问题，”一个邦联的军医回忆道，“‘你的大便怎么样？’假如通畅，我就给他一管鸦片，假如便秘，我就给他们一管蓝东西。”“这段时间里的一个奇观是‘军营咳’……”一个联邦士兵回忆道，“早晨一起来……便咳开了……在起床鼓号响起来的时候，十万人同时咳起来，那声响足以淹没鼓号声，这话一点都不夸张。”
　　“思乡病也严重起来，”一个来自波士顿的战地记者那年冬天写道，“那已成了一种流行病。”开小差的人数增加到一天二百人。到了一月下旬，四分之一的人马都开了小差。
　　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将军急于报一月前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惨败的一箭之仇，此时决定带领部队沿拉帕哈诺克河北上，试图绕过叛军的左翼。
　　他声称要“给叛乱以致命的一击”。谁知部队一开拔，就开始下冰雨，而且一下就下个不停。
　　“弗吉尼亚的稀泥，”一个联邦军官后来解释道，“是一种红色的黏土，黏糊糊的，似乎不吸水，也不与水混合，只是包含水分，变得越来越稀软。”
　　“部队、马匹、炮兵、浮桥和马车全都陷入泥潭……”依莱沙·罗德兹在日记中写道，“马车开始翻车，真发生过骡马淹死在泥水中的事……〔河对岸］的叛军树起一块牌子，上面写道：‘伯恩萨德陷入泥潭。’我们能和叛军较量，但对泥沼却一筹莫展。”
　　华盛顿的政府也陷入了政治纷争和谣言的泥潭。军事上的失利和令人震惊的伤亡数字，助长了声势越来越大的和平运动。“政党的派性重新抬头，”史伍德写道，“总统对我说现在他对‘后院起火’——指的是［民主党人〕，尤其是对西北部的民主党人与我们作对的担忧比我们的军事进展情况的担忧更甚。”
　　反战运动的确正在蔓延，来自密西根、俄亥俄、爱荷华，特别是印第安纳和伊利诺伊等中部腹地的民主党人均参与其中。这些州的新上台的民主党立法机构正式提出停战协议并收回“奴隶解放宣言”。
　　华盛顿这一带的民众本来就很同情南方；同时他们还惧怕自由的黑人劳工来与他们抢饭碗。各州的民主党大会向选民许愿，反对林肯“针对南方的荒唐的废奴运动”，并且“誓死抗拒任何将我们的公民征入军队的企图”。报纸公开号召士兵开小差。
　　一个中西部的父亲给正在当兵的儿子的一封信中说：“我为你正在为这场非正义的、违背宪法的、残酷的战争中卖命后悔……这场战争除了解放黑鬼、奴役白人之外，没有别的目的。回家吧。如果你要开小差，我们会保护你的。”伊利诺伊128团的人马，除了三十五人之外，都因为“奴隶解放宣言”，集体开了小差，声称他们宁愿“躺在树林里，直到背上长出青苔，也不会去帮着解放奴隶”。其他的人则向当局投降并接受假释。
　　行政当局暂时中止“人身保护令”的决定仍在激怒主张和平的民主党人。林肯已经“将自由女神和黑鬼作了交换”，威斯康星州乐克洛斯（Lacrosse）的一家名为《民主党人》的报纸的编辑说：“［他］是一个从腐败的偏见和狂热的垃圾中孕育出来的一颗毒菌……是自尼罗［2］以来出现的一个最无道的暴君和毫无人性的屠夫。”“那些数百个被非法拘捕，监禁了数月的人中，没有一个人被公布任何罪状，”乔治·坦普顿·斯强在他的日记中坦白，“所有这一切都糟糕透了——愚蠢、危险、不公正。”人们的不满情绪尤其集中在国务卿史伍德身上，他曾公开炫耀林肯赋予他的权力。“我只要敲一下那只小铃，”他曾对一个来访者说，“就可以把你发配到一个永远听不到狗吠的鬼地方。”
　　一些取名为“金环骑士”、“美国骑士道”和“自由之子”的组织开始秘密集会，悄悄地讨论迫使政府停止内战的计划。因为他们的敌人将他们比作有毒的铜头蛇，他们中的一些人为此很自豪，于是，在他们的西装翻领上佩戴上一枚从便士铜币上切下来的自由神的头像。
　　四十二岁的众议员克莱曼·弗奥兰迪汉姆是“铜头蛇”中口才最出众的发言人，他是一个俄亥俄牧师的儿子，后来与马里兰庄园主的一个女儿结婚。他梦寐以求的是“一个像四十年以前的联邦”。春天，他为持和平立场的俄亥俄民主党州长候选人竞选，号召士兵开小差，宣布南方不可战胜，警告新英格兰地区的民众，如果他们继续支持内战的话，西部诸州可能会脱离联邦，投奔南方。“你们还没有征服南方，”他说，“你们永远也不可能征服南方。为联邦而战的那场仗早就不打了；为黑奴而战的战争已经公开地开始了，而且投入了比以前更多的兵力。但取得了什么成功呢？让那些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死去的将士们……来回答这个问题吧。”
　　根据俄亥俄部部长的命令，陆军以叛国罪逮捕并审判了弗奥兰迪汉姆，他被判定有罪，并以散布“以削弱政府〔镇压］非法叛乱权限”为目的的不忠言论的罪名处以监禁。
　　整个北方的民主党人都在抗议。“〔这个逮捕行动〕是见不得人的、野蛮的和臭名昭著的，”纽约州长赫瑞修·西莫（Horatio Seymour）说，“这不仅是向大革命迈出的一步，这已经是一场大革命了……我们的自由被剥夺了。”就连一些共和党人也觉得将一个因言获罪的平民放到军事法庭上受审判刑的做法令人难以接受。
　　林肯对弗奥兰迪汉姆没有多少同情。“难道我应该枪毙一个头脑简单、开小差的士兵小伙子，但对一个阴险狡诈的、鼓动他开小差的煽动者连皮毛都不能动一下？”他问道，“我认为在这宗案子里，将煽动者的嘴堵住，以拯救小伙子，不仅符合宪法原则，而且是更为仁慈的作法。”但是，他不愿将他的政敌变成一个英雄，于是为他减了刑，将他送到南方受罚。
　　俄亥俄的民主党人将弗奥兰迪汉姆选为州长的缺席候选人。他最终被偷越封锁线的老手偷运到加拿大，然后从温德索的一家旅店里发表竞选声明。

　　☆琼斯的国度

　　“假如我们失败了，”亚特兰大《南方邦联报》说，“根源肯定在于后方的民众。”这个新国家开始显现出那些人类亘古不变的弊病。
　　邦联国会总是吵吵嚷嚷的，在南方民众中的声望不高。国会经常秘密开会，被北军占领区域中选举出来的代表经常无法参加，没有任何机构掌管议事时的纪律，在重大议题上，议员们通常都无法达成共识。“他们总是闭门议事，”副总统史蒂文斯说，“幸好他们这样做，否则公众就会看到人类有立法机构以来出现的一些最不体面的场面。”
　　佐治亚的本杰明·H.希尔用墨水台将阿拉巴马的威廉·L.严希打得头破血流。众议院的日程记录员开枪打死了职员总管。田纳西的亨利·S.富特多次遭到同事用拳头、小刀、左轮手枪和雨伞的攻击。“对不起，”一个来自南卡罗莱那的人在给他选区的议员写的信中问道，“议会里的多数派是不是总是酩酊大醉？”
　　议员们对杰弗逊·戴维斯的不满要超过他们自己之间的矛盾。“总统和国会之间的关系糟透了——坏得已不能再坏了……”佐治亚的托马斯·R.考伯将军说，“他是一个典型的胆小怕事、心胸狭隘的人，他用一种虚伪的手段粉饰太平。有这样一个人来领导我们，上帝怎么还会垂青于我们呢？”
　　戴维斯依然处处树敌，朋友越来越少。他和军官们争吵，在细节问题上纠缠不休。“就因为他那无法控制的精力分散的性格，”海军部长麦劳利说，“内阁会议能开上四五个小时，结果，什么事都没有解决。”
　　邦联总统拒绝在公众场合轻松一下气氛，或讨好新闻媒介。士兵因开小差被判定为死刑案子，凡是送到他面前的，他总是给他们减刑，他的解释是“对一个士兵的最糟糕的用法”是“把他枪毙”，但他将这付软心肠藏在心里。
　　邦联行政内阁的六个办公室的主管换人就像走马灯——整个内战期间就有过三个国务卿、六个战争部长。从路易斯安那来的犹得·P.本杰明（Judah P. Benjamin）是其中最能干的内阁成员，他历任司法部长、战争部长和国务卿，但因为他是犹太人，公众中的大多数人对他不信任。
　　和戴维斯结怨最深的三个政敌都是弗吉尼亚人：前将领罗伯特·土姆斯，他自己曾想当总统；弗州州长约瑟夫·布朗（Joseph Brown），他认为戴维斯是个专制暴君，正在践踏他本应恪守的各州主权；此外，还有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文斯（Alexander Stephens），他反对强迫征兵以及取消“人身保护令”，并认为戴维斯太“软弱无能、优柔寡断、胆小怯懦、骄横暴躁、任性偏执”，于是，于1862年离开里士满，后来很少再回去。
　　邦联的十一个州对哪怕最细小的中央集权的举动都心存疑虑。戴维斯想在将这些州拼凑成一个国家的同时，试图赢得这场战争。南卡罗莱那州州长公开宣称他对南卡军队有时接受来自其他州的军官的指挥一事表示震惊。当戴维斯号召全国禁食一天，佐治亚州州长布朗未予理睬，然后，自己定了一个禁食日，并解释道：“我所持的立场，是和1787年那些力主州权的老前辈一样的立场。我加入这次革命，是为巩固各州州权、防止中央集权贡献力量。即使在邦联，我仍然是个叛逆……不管是谁在中央掌权。”
　　为了支付战争的费用，财政部长克里斯多弗·曼明格（ChristopherMemminger）赶印了价值数百万美元的、没有黄金储备作抵押的纸币；南方的印币技术极其粗劣，有时，假币因为印得比真币好得多而被人认出。国会终于搞出一套征收个人财产税的计算方法，个人财产包括金表、钢琴、马车，由于大庄园主的有效游说，奴隶未被列入征税财产类。
　　政府要求农民交出收获农产品的十分之一。大地主们尽管远远要比最窘迫的小农户更能承受损失，他们还是强烈反对。北卡罗莱那州的一个贫苦农民向州长抱怨道：“奴隶主有庄园，还有帮手帮着种粮食，普通百姓都被招去为大财主家的黑奴打仗，财主呢，待在家里收足了玉米……粮价定得那么高，当兵的军饷也只能买几个蒲尔式……良心好像不知叫什么给吃了。”
　　一道“强征粮草法”让军队用越来越不值钱的邦联纸币向农民换取粮草牲畜。“嘴上没毛、心中没数的小伙子，”里士满《市场报》说，“这些人连需要多少蒲尔式的麦子才能制成一桶面粉都不知道，他们被派到乡下，连需要些什么都不知道，就有权强征军需。”贫苦的农民将粮食藏了起来，将牲畜赶进树林，而不交给政府。在路易斯安那的一个郡里，一个农民告诉地方官员，“我宁愿看到北方佬，也不要看到我们自己的骑兵。”“在我的邻居中有些军属，”佛罗里达州的卡洪郡的一个居民写道，“他们最后的一头牛也被牵走，把他们扔在那里挨饿。”
　　军队还有权强征男奴作劳工，每月给那些往往不情愿的奴隶主发月费。“爱国的庄园主们愿意亲自从军，”得克萨斯的参议员路易斯·T.维格福说，但是要向他们要奴隶，就好像要了他们的“心肝”。“强征法”影响了大庄园的稳定运作，常常会在奴隶中传播疾病，另外将本地的奴隶介绍给其他地方来的奴隶，会促其逃亡。“一个受了‘邪教影响’的黑奴，”南卡罗莱那州的参议员杰姆斯·汉盟德警告说，“［可能会”搞垮十来个奴隶定居点。”
　　被抓获的逃亡奴隶会受到残酷的惩罚。“他们是最坏的变节者，”一个奴隶主写道，“他们还是内奸，他们可能将敌军引到你的卧室……毫无疑问，他们〔应该］以奸细论罪。”为了拴住他们的奴隶，一些庄园主将他们向内地赶，到“远离各种干扰”的僻远地带。十五万奴隶被迫步行到得克萨斯，数百人、也可能数千人死在途中。
　　尽管如此，向联邦方面逃亡的奴隶的数目持续上升。“奴隶这种财产是最难管理的财产，”一个被遗弃的奴隶主说，“我们就是因为这个原因破的产。”“这个郡已经逃了五十一个奴隶了，”一个佐治亚的庄园主对儿子说，“你的强大叔丢了五个。据说你的苏姗阿姨和劳拉表妹那里逃了三个；一个被逮住了，两个溜了……廉价商品、自由和按劳取酬的诱惑力挡都挡不住。”
　　同时，艰难的生活开始从农村蔓延到了南方的城镇。一个邦联的职员在他的日记中写道：
　　里士满，2月11日。我们得想办法解决城里粮食短缺的问题。今天，我最小的女儿在厨房里时，一只小耗子钻出洞，好像在乞讨一些吃的东西。她拿了点面包，小耗子就从她的手上把面包吃了。很快，又过来几只耗子，温顺得像小猫似的。也许我们应该把它们给吃了。
　　里士满的鱼贩子涨了价，并且雇了一批恶棍保证没人压价出售。商人们在库房里堆满了成桶的面粉，然后一直存到粮价涨到尽可能高时再出手。
　　在一场大战的前夜，投机商会将棺材和丧服抢购一空，然后以高价出售。“如果这些小人能做到的话，”里士满《观察报》说，“他们会将人人共享的空气装进瓶子，然后标上价钱出售。”
　　有一些人——包括许多当地最大的富豪——还或多或少地与北方做买卖，在成捆成捆的棉花被运到北方，黄金和联邦资币流回南方的过程中，他们花钱收买双方的军队，让他们在过封锁线时睁一只眼闭一只眼。当密西西比的一个庄园主的妻子反对这种作法时，他对她说：“我只管赚钱。给我五年时间，我就能赚到我从来没赚过的大钱。”
　　生活舒适的人们让将士们在前方卖命，自己在后方发战争财，没有什么能比这种事情更能激怒前方的将士。“事实上，”一个军官在家信中说，“……北方佬的黄金正在迅速达到北方佬的武器永远无法达到的目的——征服我们的民众。”
　　一个家庭用于食品的平均开销从桑姆特堡战役前的每月6.65美元增加到1863年年中时的68美元，一块肥皂的价钱是1．1美元——一个士兵一月军饷的十分之一。整个南方地区，北方美元的价值是南方美元的四倍，北方的黄金更是抢手货——就是从经济角度上讲，南方要取得真正意义上的独立也是困难重重。
　　商品价格继续以每月百分之十的速度上涨。“你得用菜篮子装着钱去买菜，”一个南卡罗莱那州的法官写道，“然后只能买回衣兜就能装下的东西。”秋天，里士满的一桶面粉的价格是70美元，到了年底，已涨到250美元，一双鞋的价格在200和800之间，一套军官制服要价2000。
　　一个士兵的家信中提到飞涨的酒价，“这里，现在需要大约50美元才刚刚够用。”过去街头只要五美分的要饭的乞丐，现在向人要一美元。
　　在北方继续对南方实行封锁的同时，南方出现了一艘艘不显眼的、灵活的，涂着灰漆的“闯关船”——“斑鹈鸟”、“由她去”、“任她干”、“美洲豹”、“野猫”、“石墙杰弗逊”、“杰夫·戴维斯”、“戴维斯夫人”——继续偷越联邦的封锁线，将棉花运到百慕大或拿骚（Nassau），然后将宝贵的工业商品带回来，还有奢侈品——六十多万条枪。
　　内战期间，联邦舰队共捕获、击沉或焚毁一千五百艘“闯关船”，但是还是有数百艘闯关成功，其中的一艘名叫“海娣”的“闯关船”成功了六十次。玛丽·切斯那特曾记录下它的到来是多么鼓舞民众的斗志：“一艘铁甲蒸汽船闯过萨瓦那的封锁线。我们聋拉的脑袋就像雨后的花朵那样全都抬了起来。”
　　尽管如此，联邦的海上巡逻可能还是将数百艘“闯关船”挡在南方港口之外。需求很快超过了走私过来的商品，物资的匮乏逼得南方人只好因地制宜。妇女们将一家人的小便积攒起来，用来提炼制造火药的硝酸钾。
　　“邦联针”是用山楂的针叶做的，他们用猪的胡须做漆刷，茅草做绳索，从无花果里提取红染料，酸果叶代替茶叶。咖啡的代用品包括烤焦的豌豆、玉米、菊苣、甜菜、秋葵、南瓜子和橡子磨成的粉。“事实上，只是要在水里加一点颜色而已，”麦肯《每日电讯报》说，“究竟是咖啡还是脏水，你愿意怎么想就是什么。”
　　邦联政府的医学部门鼓励民众收集蛇根草、商陆、臭鼬菜和蒲公英，以作药用。就连富家的千金小姐也在学着生活从简，一个匿名诗人写道：
　　我用自纺布做的衣裙是很平常，我知道。
　　我的帽子也是蒲葵做的。
　　但这正显示了拥护南方权利的
　　南方姑娘的本色。
　　我们送走了祖国最勇敢的男儿
　　去与敌人战斗
　　我们将伸出援助之手——
　　高等院校都关了门；大学生们都出发去了前线。因为许多民众无钱支付教师或者提供邦联批准的教科书，许多农村的公立学校也关了门。“假如一个邦联士兵能杀十个北方佬，”其中的一本教科书问学生，“十个邦联士兵能杀多少个北方佬？”
　　1863年4月2日，数百个被物价飞涨激怒的妇女，捣毁了里士满市中心店铺的橱窗，抢了一些食品和衣物。军人命令她们住手。杰弗逊·戴维斯本人也出来对她们讲话。“你们说你们在挨饿，没有钱，”他喊道，“这是我全部的钱。”他向愤怒的妇女扔出一把钱币，求她们将这一切归罪于北方佬，“谁是我们痛苦的根源，”答案不是他的政府，他还警告她们，军队在五分钟内将开枪镇压。四分钟漫长的分分秒秒过去了，人群没有动，戴维斯看了一下他的怀表。“我的朋友们，”他说，“你们还剩下最后一分钟。”妇女们只好踉踉跄跄地回了家。戴维斯将领头闹事的人抓了起来，在牢房里关了一阵。
　　在奥格斯塔（Augusta）、哥仑布斯（Columbus）、米勒基维尔（Milledgeville）、摩比尔（Mobile）以及六个其他小城也发生了类似事件。一个北卡罗莱那州农庄里绝望的女人在给州长的信中说：“我们一群可怜的女人昨天到格林斯保罗（Greensborough）去找点吃的，因为我们家里连一点肉和面包都没有，他们却把我们捉进牢房，在那里也不给我们吃东西……我有六个小孩，丈夫在当兵，叫我怎么办？”此事没有下文，而且，由于怕进一步影响士气，政府要求南方各报不要报道此类事件。
　　阶级差别依然如故。一个家境富有的佐治亚庄园主咒骂新近招募的白人新兵“不是一个勇敢的领袖人物在激烈和英勇的战斗中可以依赖的人，〔但是〕，一叫他们用火药换粮食，他们会立刻作出响应，而且知道怎样使唤黑鬼”。一个护理伤员的南卡罗莱那的女子承认，即使在病房里也能看出不同阶层的人在本质上的差别：“那些出身好的，也就是说，那些来自富人家的、贵族家的，往往是些表现较好的病人，他们往往默默地忍受痛苦。”
　　从有钱人家出来的士兵更容易得到时不时探家的许可。穷人则必须留在前线。“这个该死的将军，不到你死了十天，是不会给你休假或让你退伍的，”一个佐治亚的列兵抱怨道，“然后，你还得证明你的确已经死了十天才行。”
　　很多士兵在接到家中诉苦的信之后开了小差。“我们的儿子正躺在死神的门口，”一个史称“路易莎”的女人在给她的丈夫的信中说，“看他现在的样子，大概是活不了多久。他的心神乱得要命。他呼唤爹爹的声音让我的心都要碎了。强，你能回来就赶快回来吧。我不知道他们有什么理由不让你回来。”
　　“今天，我看到一件事，让我心里好难过，”一个阿拉巴马的列兵在家信中写道，“我看到一个人因为开小差给毙了，二十四条枪，把他都打碎了……他逃回家，他们把他带回来，他又逃回家，他们就把他毙了，去伤他老娘的心，我真不想看到这件事。不过，我得去做他们要我去做的事。”
　　内战接近尾声时，尽管面临这样严厉的惩罚，五分之二的南军士兵还是离开了部队，其中包括获准和开小差的。
　　被派到南卡罗莱那山区劝那些开小差的人归队的邦联军官们，在解释他们无功而返的原因时说：“那里的人很穷，消息也闭塞，他们对我们的奋斗目标没有什么认同感。这些人最容易开小差。”
　　开小差的人有时成帮结伙，在偏远地区活动，用枪弹将前来捕捉他们的部队赶走。南方的联邦派则向他们提供食物和衣物。
　　在密西西比的叶河上，有一小岛，岛上有一个人称“魔窟”的岩洞，洞里活动着一支亲联邦的游击队，队长是一个曾经做过鞋匠的牛顿·奈特。这支游击队控制了琼斯郡的大部分地区。三年来，他和手下的人赶走前来征税的官员、烧毁桥梁、伏击邦联军队。报纸将他们活动的区域称之为“琼斯的国度”。
　　内战接近尾声时，除了南卡罗莱那州，其余的邦联各州里的联邦派都向联邦输送过白人军团，为北方作战。
　
　　☆树荫下

　　“泥沼行军”过后不久，林肯用约瑟夫·虎克接替了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此人来自马萨诸塞，在半岛战役和安提顿战役中曾表现出坚韧不拔的勇气，但他的豪饮和健谈常常坏自己的大事。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战役后，他对报社记者悄悄坦白，要赢这场内战，必须得仰仗一个独裁者。林肯曾听过这种言论，写信告诉了他：
　　将军，我已任命你为波多马克集团军总指挥。我听人有声有色地说你最近说军队和政府需要一个独裁者。当然，我不是因为你说过这句话任命你的，而是尽管你说了这句话，我还是宣布了这个任命。只有成功的将军们才能扶植独裁者。我现在向你要的是军事胜利，我将为此冒险实行独裁……请给我们多传捷报。
　　诚挚的
　　 A.林肯
　　虎克公开承认他对此信很感激；他说，这信就像一个慈父给在外周游不定的儿子的一封家书，他发誓要证明自己无愧于林肯的厚望。他清扫了营区，付清了拖欠的军饷，士兵们的饭也吃饱了，纪律更加严明，还为每个兵团设定了自己的徽章和肩章以提高集体意识和士气。“在虎克的领导下，”一个士兵回忆道，“我们又活泛起来。”
　　“我的计划是完美无缺的，”虎克说，“但愿上帝垂怜于李将军，因为我将对他毫不留情。”他的计划是让约翰·赛吉维克将军带上他手下浩荡大军之一部，去向仍然驻扎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李部正前方挑战，主力部队则沿拉帕哈诺克河北上，然后渡河，从后面攻击李部，歼灭他的部队，然后围攻里士满。
　　“所有人都在嚷嚷‘李已是我们的掌中之物！”’一个联邦军官回忆说。“所有人都相信用不了两天，李将全军覆没，我们过去所有的耻辱都将被洗刷得一干二净。”林肯也对此抱有希望，但同时也有点担心。“母鸡是世间最聪明的动物，”他说，“因为她生了蛋才报信。”
　　4月27日，虎克开始向福莱德里克斯堡以西十英里处的张斯勒斯维尔（Chancellorsville）进发，张斯勒斯维尔并不是一个城镇，而是一片农田中的一幢孤零零的大房子，四周全是树林。“那幢房子，”一个来自爱荷华的列兵回忆说，是“南方式的建筑，属于当地一家望族，当时，那家的女人还住在里面。在楼上的阳台上有一群穿着好看的浅色裙式春装的女人。她们大声地咒骂和诅咒我们。但一天之后，她们就会哀求我们将她们抬到安全地带。”
　　虎克和他的副官们住进了大房子的底层，他对在四十八小时内全歼李部充满信心。“敌军或者狼狈逃跑，”虎克说，“或者从他们的防线背后走出来，在我们预定的地方与我们交战，那里必然是他们的葬身之地。”
　　李又一次面对一倍于己的强敌：他手下不足六万之众要对付虎克的十一万五千的北军。但是，他并没有被虎克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虚张声势所迷惑，并且一反战术常规，将自己已经处于劣势的兵力分成两路，仅留一万人防守福莱德里克斯堡，令其余人马火速西移以增加侧翼防卫。
　　5月1日，虎克的部队开始向南进攻邦联防线。那里树林茂密，当地人将其称为“野林子”。部队行进受阻。当叛军向他们开火时，他们已经几乎走出密林。但是，虎克出乎意料地命令他的部队撤回张斯勒斯维尔——将密林和战斗的主动权拱手交给了邦联。“说实话，”虎克事后说，“我当时是对裘·虎克（他自己）丧失了信心。”
　　那天晚上，“石墙将军”杰克逊说服了李，再次分兵，并于第二天率两万六千人，经过十四英里急行军，去攻击联邦的右翼。虎克曾接到叛军迫近的警告，但不知为什么认为那是杰克逊部正在撤退。
　　一整天，指挥部不断接到惊恐的联邦观察哨传来的急报——叛军正在树丛的另一边向西运动，但是，这些急报全被置之不理。那天下午五时半，联邦右翼的部队正在悠闲地煮咖啡、玩纸牌，突然间，林中的鹿群跳了出来，跑过他们的营区。杰克逊的部队紧随其后。“那是一个了不得的由人组成的旋风，”一个幸存者说，“敌军似乎从四面八方压来。”联邦军队向后退了两英里，最后，仗着降临的夜幕和联邦的炮火才将叛军挡在张斯勒斯维尔大屋的跟前。
　　杰克逊急于继续进击，便与几个副官们骑马来到两军之间的地带，为夜间攻击观察地形和敌情。联邦的观察哨向他们开了火，当杰克逊一行人纵马返回自己的防线时，神经过于紧张的邦联的观察哨以为他们是北军，也开了火。杰克逊的两个副官当即被打死在马鞍上；杰克逊本人右手中一弹，左臂中了两弹。
　　他被抬到野战医院，第二天早晨，他被打断的左臂被截了肢。李闻讯大惊：“他丢了他的左膀，我失了我的右臂。”
　　与此同时，联邦部队在五个月前九千将士倒下的那一片开阔地上再一次发起进攻。这一次，防守者无法招架。他们跳过石墙，蜂拥而上，攻占了山顶。但第二天又被裘保·厄雷的邦联部队赶了下来。
　　此时，联邦大败几乎成了定局。虎克连连失算：他放弃了山顶，使得邦联的炮兵能够居高临下，轰击山下的联邦部队，他拒绝向需要增援的地方派出增援部队。当他在张斯勒斯维尔大屋观察战局时，邦联的一颗炮弹将他靠的柱子炸裂，将他震昏过去。他一天都昏昏沉沉，但死活不把指挥权交给下属。
　　最后，他命令部队后撤。邦联人马跟随其后，往人堆里扔炮弹。一颗炮弹击中了张斯勒斯维尔大屋起火。其他的炮弹落在“野林子”，那里干燥得一点就着，里面还躺着许多伤号。一个幸存者对当时的可怕情景记忆犹新：
　　我是一个〔联邦〕的伤号，用枪当拐棍使，我开始将着火的木头拖走，拖走了一些。有一个南军伤号……开始帮忙……我们试着抢救一个南军的小伙子。他被火焰包围了。我最后看到的是他的脸……他长着一双大大的蓝眼睛，他的头发在熊熊大火的映照下，像丝绸一般闪着光。我听到他的惨叫“噢，妈呀！噢，上帝呀！”那惨叫把我搅得五内俱焚。等到结束时，我的手上全是水泡和燎伤，连拳头都攥不起来；但是我和那些叛军弟兄们还试着握手。
　　5月6日，联邦部队又一次撤回到拉帕哈诺克河的对岸。虎克折了一万七千人。“就这样，”一个怨气冲天的列兵写道，“虎克以雷霆万钧之势发起的战役，结束时，连三岁小儿的拨浪鼓的声响都没有。”
　　“上帝呀！上帝呀！”当林肯接到张斯勒斯维尔的战报时叹道，“国人听到这消息会怎么说呢？”
　　对于李来说，这是一场辉煌而又代价高昂的胜利——一万三千人被打死或无法继续作战，几乎是他整个参战人数的四分之一。但是，他最担心的还是他失去了一个人。
　　“石墙将军”杰克逊在截肢后，被转移到一个叫桂尼（Guiney）车站的地方附近的一个小农舍里养伤，一开始，他的伤势似乎有所好转。后来，他突然得了肺炎，然后便发起高烧，时而清醒，时而昏睡。
　　他的妻子赶来照顾他，当他看到她不安的神情，反过来激励她“不要把脸拉得这么长。我喜欢在病房里看到一些喜气。”李说杰克逊不可能死：“在我们这么需要他的关头，上帝不会现在将他从我们这里夺走。”杰克逊本人也同意。他心甘情愿服从上帝的安排，当然，“我不相信我这次会死。
　　我坚信万能的上帝还有许多事情要我去做。”
　　但是，5月10日上午，医生告诉杰克逊的妻子，将军活不过那一天，她用和缓的口气将这一消息传达给了丈夫。“医生，”杰克逊说，“安娜告诉我你告诉她我今天会死，是不是真的？”
　　医生点了点头表示是这么回事。
　　杰克逊精神稍稍一振。“很好，很好。”他说，“这就对了。今天是奉献给上帝的日子；我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一直想在星期天死去。”
　　下午，他时而清醒，时而昏迷，他游丝般的呼吸很浅。三时刚过，他高喊道，“命令A.P.希尔准备战斗！冲到步兵前面去……告诉豪克斯（Hawks）少校——”他微笑着闭上了眼睛。“让我们渡过河去，”他喃喃自语，“然后在树荫下休息。”言罢，悄然死去。
　　杰弗逊·戴维斯宣布全国举哀一天。“从里约格兰德河到波多马克河，万民恸哭，痛失忠勇，”山德维尔（Sandersville）的《中部佐治亚人报》说，“全体上帝的子民都在哀悼，因为一个了不起的好人倒下了。”

　　☆维克斯堡是关键

　　温弗尔德·斯戈特、欧文·麦克都维尔、乔治·麦考仑、约翰·帕普、再次起用的乔治·麦考仑、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约瑟夫·虎克……
　　林肯在他们中间硬是找不到一个他所需要的将军。他深知他必须彻底击垮南军，而且他有足够的军队打败南军，但他没有一个得力的、愿意率领这支大军的将军。“我们还没有找到一个将军，”他说，“能够面临这个挑战，但只有当我们找到这样一个能够接受这一挑战的人，战争才会结束。”
　　而且他也无法攻占他认为对北军胜利至关重要的那座密西西比重镇——坐落在密西西比河东岸高高的峭壁上的维克斯堡。“维克斯堡是一把钥匙，”林肯说，“这把钥匙不到手，战争就永远不会结束。”没有谁能比林肯更明白这座城市的重要性。他在年轻时，曾在密西西比河上做过水手，沿着蜿蜒的河流跑过从伊利诺伊到新奥尔良的两次来回。“我们就是把所有邦联的港口全占了，他们还可以凭借维克斯堡与我们作对。也就是说，只要还有维克斯堡，猪肉五谷不用愁，从最南面来的新军来源不断，还有一大片可以安心种棉花的土地。”
　　海军曾试图攻占此城，但未获成功。“密西西比人，”军事总督说，“不懂得，也拒绝去学怎样投降。”1862年秋，林肯向驻扎在曼菲斯的U.S.格兰特带领的田纳西集团军交代任务：从陆路攻占维克斯堡。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带领一支人马做先锋，结果，在奇可少崖（Chickasaw Bluffs）被约翰·C.潘伯顿准将的人马挡住，无法继续向前。
　　1863年1月的最后一天，格兰特带领四万五千人马到达维克斯堡对岸以北二十英里处的扬斯角（Young‘s Point）。在其后的两个半月里，格兰特绞尽脑筋，带领他的大军，渡过纵横交错的支流水系，然后试图攻占该城南北两侧的峭壁。结果无功而返。记者们指责他在此期间懈怠不前，用兵愚蠢，还影射他酗酒的故态重萌，有人开始嚷着逼他辞职。
　　最后，到了3月底，他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他挥师沿河南下，然后在维克斯堡南面渡河，在没有补充给养和增援部队的情况下，绕道北上，从背后夺取维克斯堡。就连一向用兵大胆的舍曼都反对这个冒险的方案。
　　为了迷惑叛军，他命令舍曼在维克斯堡以北发动佯攻，还派了一千七百骑兵离开河岸，深入内地破坏铁路。4月30日，由戴维·波特海军上将率领的联邦炮舰用炮火冲开一条水路，越过维克斯堡的封锁，开始运送格兰特的部队跨越密西西比河。
　　“我们一过河，”格兰特后来写道，“就有一种前所未有的轻松感……我现在身处敌境，在我军和我们的给养基地之间，横着一条大河和重兵把守的维克斯堡。但是，我已来到敌军一侧，而不再是隔河相望。”
　　在那以后的三个星期里，在与外界失去任何联系的情况下，格兰特的大军长驱一百八十英里，在吉布生港（Port Gibson）、瑞蒙德（Raymond）、杰克逊、冠军岭（Champion’s Hill）和大黑河（Big Black River）等地接连打了五个胜仗，将邦联将领约瑟夫·E·强斯顿打得晕头转向，最后将维克斯堡团团围住，把潘伯顿将军手下的三万一千部众困在城中。
　　然后格兰特试图强攻取城，但被守军击退。“感谢掌管宇宙万物的主宰，”一个密密西比的牧师5月19日写道，“维克斯堡仍然安然无恙，敌军的第一次总攻被成功地击退——我对本城被敌军迅速攻占的所有担忧顿时烟消云散。”
　　格兰特又发动了两次攻城，均被守军击退。于是，他决定采取长期围困战术。他说，他决意要“住得比敌军更长”。他的部下乐得有这样一个休整的机会。“我们试过猛攻敌军的工事，”一个来自伊利诺伊州的列兵说，“结果，我们损失惨重，敌军则皮毛未损，所以，我们从将军到列兵都觉得对这个地方长期围困更好。”
　　格兰特开始对城中施行炮击。邦联军民决心对此不予理睬。“像他们这样浪费弹药简直是愚蠢至极，”一个妇女写道，“他们怎么可能攻占这座固若金汤的城市呢？我们就在山坡上挖个洞一钻，他们爱怎么轰就怎么轰。”
　　5月15日，杰弗逊·戴维斯召李回里士满议事。他们必须认真对付格兰特。邦联总统要李派杰姆斯·朗斯崔特西进为维克斯堡解围，但是，李有一个更大胆的方案：他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将再一次进入北方领土，这次的打击目标是宾夕法尼亚南部，进攻哈里斯堡和费城，逼格兰特北上援救华盛顿。戴维斯和他的军事议会批准了这一方案。
　　如果运气不错，华盛顿都有可能失守。
　　此时，战局的命运取决于西边的维克斯堡和东边的宾夕法尼亚的成败。就在格兰特继续在紧缩包围圈的同时，李开始出兵北犯。

　　☆战局纵览

　　“这支军队还从未打过即将就要打的仗。”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列兵保证说。“我们一定打到他们求和为止……我们要让北方佬看看我们是怎么打仗的。”李部七万大军在5月底向宾夕法尼亚进发时，他们分成三个军团。第一军团由杰姆斯·朗斯崔特带领，他是一个稳健的佐治亚人，他的部下称他为“老彼得”，李则戏称他为“我的老战马”。
　　第二军团——“石墙将军”杰克逊的老部下，由理查德·S.依维尔带领，他是杰克逊在仙伦朵尔谷地战役时的老战友，他在第二次公牛道战役时丢了一条腿。
　　第三军团由A. P.希尔带领，他新近被任命为军团司令，他曾在杰克逊帐下听令，曾为南军在雪松山、摩那萨斯、福莱德里克斯堡和张斯勒斯维尔等战役中出过力。
　　由艾尔弗雷德·普利生顿带领的联邦骑兵被派来侦察李的动向，在拉帕哈诺克河上的白兰地车站（Brandy Station）惊动了杰伯·斯特瓦和他手下的邦联骑兵。结果两万一千骑兵在沿河一带激战十二小时，这是美国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骑兵大战。双方打了个平手，但是，现在北方知道邦联军队正在北进。
　　斯特瓦因为被打得措手不及，颇感惭愧，决心将功赎罪，于是又开始在联邦军队周围炫耀自己的骑兵。
　　依维尔的先头部队打散了驻守在温切斯特的联邦守军，抓获了四千联邦俘虏，然后，于6月中旬引导其余的李部大军渡过波多马克河。
　　在那以后的两周内，仍然由约瑟夫·虎克带领的人数远远超过敌军的波多马克集团军，跟随在李身后，为了防止李突然转向首都扑来，他们一直小心翼翼地将自己放在李部和华盛顿之间的地方。
　　虎克本想攻打里士满，现在李却自己北上而来。林肯提醒他的目标应该是邦联军队，而不是邦联的首都。虎克抱怨说他需要更多的人、更多的时间和更多的装备。“我不知道我现在是脚踏实地，还是大头冲下。”
　　6月28日，林肯用乔治·高登·米德接替了他的职务，此人是一个直率而有些书生气的指挥官，是福莱德里克斯堡和张斯勒斯维尔两次战役的老将。他的一个下属戏称他为“该死的凸眼甲鱼”。
　　联邦将军不知李北进的意图，但李就连联邦军在何处都不知道：斯特瓦的骑兵跑得太快，离他的先头部队太远，无法把情报及时送来。尽管如此，李仍然挥师北上宾夕法尼亚州，并从宾州百姓那里收缴牲畜、粮食、马车和衣物——并向他们保证，他们一旦取得内战的胜利，一定回来用邦联的货币支付所借的军需。南军还扣留许多获得自由的黑奴，将他送回南方重新沦为奴隶：一个张伯斯堡的妇女目睹一些黑人妇女和儿童“就像我们赶牛那样被赶着走”。
　　“朋友们，”一个邦联军官向一个镇上惊恐的居民问道，“你们愿意像这样返回联邦吗？”联邦将领艾伯纳·达博对（Abner Doubleday）回忆当时北方民众面对如人无人之境的南军的那种紧张心情：“人们开始感觉到佐治亚参议员罗伯特·土姆斯曾说过的那句大话可能很快就会得到印证——〔有朝一日］，他将站在邦克岭（Bunker Hill）纪念碑［3］的脚下给自己的奴隶点名。”

　　☆葛底斯堡：第一天

　　1863年7月1日，在北美大陆上规模最大的战役以一起争鞋事件开始。当时，依维尔听说在一个位于交叉路口的名叫葛底斯堡的小镇里贮存有大量的鞋，7月1日破晓时分，他部下一个野战军官带了手下的人马前来收缴，打算为他那些把脚走痛的弟兄们送鞋。
　　那天，南军是从北面向城里走，北军则是从南面北上。邦联的先哨尖兵在离城三英里处，和约翰·比悠福德（John Buford）的联邦骑兵撞个正着。双方都赶紧派人去报信，请求增援，同时，比悠福德竭尽全力试图稳住阵脚。
　　此时，在附近的每一支部队都在向葛底斯堡靠拢。邦联的部队离得最近，正当联邦部队慢慢聚集之时，叛军将他们赶出了小镇，直到温弗尔德·斯戈特·汉卡克将军稳住溃兵阵脚，在科普坡和公墓坡两处摆成防御阵式才算顶住了叛军攻势。在公墓坡拱形的公墓（此小丘因此得名）入口处的牌子上写道：“任何人携带武器进入公墓场地，一经发现，将受到最重的刑法起诉。”
　　“人们东窜西跑，”一个名叫萨莉·布洛德海德的葛底斯堡妇女回忆道，“大喊小镇要挨炮轰了。谁也不知应该往哪儿跑，该做些什么。我的丈夫跑进菜园，摘了一大堆四季豆……他说不能给叛军留下一根。”
　　李是在下午过半时赶到的，他命令依维尔“假如可能”，在天黑前继续向高地进攻。依维尔认为这不可能做到；他的部下需要休息。
　　杰姆斯·朗斯崔特主张现在正是绕过联邦左翼，在米德部和华盛顿之间找个立足点，然后等候敌军先进攻的大好时机。尽管李仍然不清楚敌军的力量或具体方位——斯特瓦仍然没有音信——他否决了朗斯崔特的方案。“不，”他说，“我就在［这里〕教训他们，要不就是他们在这里教训我。”
　　“我无法入睡……”萨莉·布洛德海德那天晚上写道，“我们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事……我认为到现在为止，成果不大。咱们的队伍是否有足够的增援部队呢？”

　　☆葛底斯堡：第二天

　　1863年7月2日。前一晚上，两支大军继续集结。到这一天早上，形成了一个六万五千邦联军队面对八万五千联邦部队的局面。联邦沿着公墓岭的战线的形状像只鱼钩。战线的两端是几座居高临下的小山丘：右边是科普坡和公墓岭，左边是大小圆顶山。
　　李决意攻占高地。
　　米德接任波多马克集团军总指挥之职才短短五天，但他固守阵地的决心与李相比，毫不逊色。他对他的军官们发了严厉的训令：“在这种时候，对不尽职的士兵，军团司令及各级军官有权就地枪决。”
　　李的方案是由依维尔攻打科普坡，同时，由朗斯崔特攻打大小圆顶山。
　　朗斯崔特花了整整一上午和几乎一个下午的时间将两个团安排到攻击联邦左翼的位置。正当双方忙着备战，杰伯·斯特瓦飞马赶到，他神色倦怠，满身尘土，将他的人马远远地甩在后面。李见到自己“失踪数日”的骑兵司令，脸色铁青，满面愠色，在一个副官回忆中，他曾扬起手，就像要打他似的。
　　“我已经有好几天没有听到你的音信了，你可是我军的耳目啊。”他说。
　　“将军，我给你带来了一百二十架马车和马匹。”斯特瓦答道。
　　“嗯，它们现在对我来说是碍事的东西了。”当他看到斯特瓦面露不快之色，便放缓了口气说：“我得请您帮忙……我们再也不谈此事。请你帮我与对面这些人作战吧。”
　　由丹尼尔·谢可斯（Daniel Sickles）将军率领的第三军团负责抵抗朗斯崔特的进攻、坚守联邦左翼，谢可斯是一个性格暴躁的前塔曼尼党（Tam-many）［4］政客。此人最出名的一件事是在战前曾枪杀妻子的情人。（战争部长斯坦顿当时是他的律师，以“一时精神失常”为由帮他逃脱了罪责。）谢可斯在平静的上午一直在违反军令，将他的部队从更矮的公墓岭上拉了出来，转移到坐落在一个平坦的小山坡上的桃园里，那里比联邦的战线超前了半英里，致使大小圆顶山以及整个联邦左翼无人把守。米德见状十分愤怒，命令他后撤，但是还未等他退回来，大约下午四时，朗斯崔特终于发起了进攻。
　　在邦联向前横扫的同时，阿拉巴马十五团爬上大圆顶山，带领他们的威廉·C.欧兹上校站在海拔三百英尺山顶上，发现了一个有利战机：假如他能把大炮拖到俯瞰联邦战线的小圆顶山山顶上，他就能从那里把北军炸个稀烂。
　　于与同时，米德派出联邦工兵总管古弗尼尔·K.沃伦将军和一个名叫华盛顿·罗伯林的年轻的工兵上尉到小圆顶山山头查询那里的情形。那里只有寥寥无几的信号兵驻守。朗斯崔特军团正在向那里运动，来到联邦左翼附近。谢可斯被压在山下的桃园里。“一眼就能看到虎德率领的得克萨斯的人马正在向大小圆顶山之间乱石嶙峋的山谷移动，”罗伯林回忆道，“我跑下山，向沃伦将军作了报告，他和我一同上山，看到军情火急，必须立刻采取行动。”
　　沃伦立刻下令增援小圆顶山。四个增援团中，最后一个被叫到的是缅因二十团。“那是一个关键时刻，”列兵西奥多·格理希回忆道，“假如让敌军压制联邦侧翼，小圆顶山将无法固守，如果让邦联攻占小圆顶山，整个侧翼将无法维持。对于联邦前途来说，万幸的是缅因二十团的指挥官是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上校。”
　　当张伯伦和他的两个兄弟，汤姆和强，三人骑马并行，向小圆顶山跑来时，一颗邦联的炮弹在离他很近的地方爆炸。“弟兄呀，”上校说，“再来一颗这样的炮弹，母亲可就受不了了。汤姆，到后面去，看看他们跟得紧不紧！强，赶紧到前面去，找个照顾伤员的地方。”
　　张伯伦接到的任务是“不惜任何代价”固守小圆顶山。他手下的三百五十人从南坡爬上山去，就地寻找可以隐蔽的巨石作为防御工事。他们比敌军早了不到十分钟。就在晚得不能再晚的当口，张伯伦派出二支队越过两山之间的山谷去巩固自己的左翼。在他们赶到之前，便与欧兹和邦联人马遭遇，顿时，一片蓝白色的枪烟升起，张伯伦估计他们已经全军覆没了。
　　缅因的部队向阿拉巴马的人马开了火，叛军重振旗鼓，再次冲锋，渐渐取得进展，有可能滑过联邦的左翼。张伯伦命令把守那一侧的部队后退，重新组队，与其他的部队形成一个直角，在整个调整防御期间，仍然接连不断地射击。“想象一下，”列兵格理希后来写道，“九个小分队的野战军，大概三百来人，在一支八万人的大军的最左翼，组成一个直角防御圈，为把守关乎全军命运的咽喉要地，抗击至少十倍于己的敌军……岿然不动，哦，缅因来的热血男儿！”
　　欧兹上校记得当时战斗的激烈程度：
　　我再次下令进攻……挥舞着军刀，高喊，“弟兄们，向前冲呀，冲到岩石顶上去！”战士们立刻遵命，英勇冲锋。［缅因二十团的人退到另一个高坡，然后］向我方冲来，进行徒手格斗……一个缅因人眼看就要抓到我军旗手，掌旗官阿契包德后退一步，接着，派特·奥考纳中士的刺刀穿透了北方佬的脑袋。
　　不到一个半小时，在那个山坡上，双方射出四万发子弹，山腰以上的小树都被子弹打断。
　　阿拉巴马人曾五次把缅因人赶出阵地，缅因人又打回来五次。在有些地方，双方的枪管几乎都能碰到。
　　“战斗的交锋点时进时退，”张伯伦说，“像漩涡横流逆转。有时，我看到周围的敌军多于我军；阵地上出现了缺口，缺口扩大，缺口又被堵住；一队队高大的汉子，冲过我们的防线，然后就像魔术般地消失。在周围，是一片混杂的厮杀声。”
　　张伯伦带领的部队中的三百八十六人中的一百三十人倒下了，占了全团人数的三分之一。
　　接着，在缅因二十团后面的枪声变得更加激烈。张伯伦估计小圆顶山已被团团围住。他的战士们的弹药快要打完。“关键的时刻到了，我们不能再守在这里了，”列兵格理希记得他当时的想法，“我们要么前进，要么后退。我们不能后退；但是我们怎样前进呢？”
　　张伯伦决定进击，他命令战士们上刺刀。然后，命令右侧部队不动，左边的部队冲下山去，同时向右边合拢——“就像关上一扇大门，”一个目击者说。
　　邦联部队被这一举动打得措手不及，冲在前面的人扔下了手中的武器。“一个军官一手用手枪冲我的脑袋开枪，”张伯伦说，“另一只手则将军刀交给我缴械投降。”
　　其他的叛军转身逃跑。他们没走几步，又被另一个打击打得措手不及。原来，张伯伦早先派出的那支分队，并没有被敌军消灭，而是被联邦狙击手解救了下来，此时他们正躲在石墙后面。他们看到退下的敌军，使站起来向溃军射击。“当一些人正面中弹，他右边的战友则从侧面和背后中弹，”欧兹回忆道，“有些人同时被来自不同方向的子弹射中。”
　　阿拉巴马人犹豫了、溃散了、开始逃命。“我们就像一群野牛那样疯跑，”欧兹写道，“在我们跑的时候，有个……在我右后方的人，他的咽喉被子弹打断，他跑到我前面，气喘吁吁，血从喉头喷涌而出……我方的伤亡人数几乎和还活着的人数相同。他们横尸遍野……在有些石头上，血水汇成一汪汪小潭；血水浸透了大地。”
　　在山坡的其他地方，战斗仍在继续，但是，小圆顶山守住了。“早先与我们干仗的，后来被俘获的人马是阿拉巴马第十五团的，”一个联邦的下士写道。他们说他们在这之前从未打过败仗，以后也再也不想与缅因二十团交手了。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为此获得国会荣誉勋章。
　　但是，在远离联邦战线的前面，谢可斯和他的部下正陷入困境。邦联用重炮猛轰桃园，炮弹将桃树树炸断，在联邦部队中爆炸。“在谢可斯将军受伤失去一条腿的那一刻，我离他只有几英尺，”一个联邦的上尉写道，“一声可怕的爆炸，整个大地都在震动……紧接着又是一声，我……注意到［他的〕裤子和内裤从膝盖以下被打断，悬吊在那里……他被抬下战场时，还冷静地抽着雪茄烟。”
　　“一个炮兵的最佳时机，”朗斯崔特的炮兵司令E.波特·亚历山大后来回忆道，“是在敌军顽拒之后被击溃时，将炮弹和重磅炮弹扔到仓惶逃窜的人群中……世上没任何事比这更带劲。现在，在我们的面前正是这样一个良机……正在吹响胜利的号角。但我们最后在谢可斯这股败兵身上没有过足瘾。他们退了回去，与增援部队会合去了。”
　　谢可斯的部队在得到增援后，进行了反击、后退、守住、再次反击，再次后退，那些曾经当地激战过的地方，都是今天人们知道那些地名——麦田、魔窝和死谷。
　　“在空中呼啸而过的子弹有如飞蝗，”一个得克萨斯人回忆道，“一个人将帽子挑在空中，准能接到许多。”五十年过后，一个当年的马塞诸塞的列兵难忘当年激战的可怕的声音：
　　指挥官沙哑、含糊不清的命令声、炮弹、重磅炮弹和弹片的呼啸声和正在激战中的人们中间爆炸声、动物临死之前的悲鸣、它们主人的呻吟，那些负伤的和濒死的人们被炮轮碾过，被六神无主的马匹和反复拉锯的战士踩来踩去……这里无疑是人间地狱，今后可能永远不会重演，肯定不会被超过，也永远不会在一个人的一生中被忘却。五十年了，五十年的日日夜夜，这些场景从未从我的记忆中消失过。
　　联邦的增援部队在火速增援麦田的时候，在公墓岭留了个缺口，一个阿拉巴马旅急急赶去，想穿插过去。温弗尔德·斯戈特·汉卡克看到这个危险，命令一小团的人马，明尼苏达一团去反冲锋以阻止他们。“所有的人在接到命令时一下子就明白了，”一个幸存者写道，“——我们所有的人肯定非死即伤，这个团只是用来换取战场上几分钟时间以挽救整个战局的牺牲品。”
　　那一小队来自明尼苏达的战士，总共才二百六十二人——跑步下山与一千六百名端着刺刀的邦联叛军交锋。被吓了一跳的南军后退了，联邦战线的缺口补上了，但是，只有四十七个明尼苏达战士安然无恙——百分之八十二的人在不到五分钟的时间里倒下，居整个内战中联邦军队团级建制中伤亡百分比之首。
　　太阳下山时，联邦的左右两翼依然在自己手中；在第二天，邦联在中路倾全力的一击也许能奏效。“到底是谁取胜，优势在谁手中，”萨莉·布洛德海德那天晚上写道，“这里的人没人能说得准……有些人说叛军已败，因为没有听到他们像昨天那样吹牛，而且他们看上去忐忑不安，没有兴高采烈的样子……我担心我们过于乐观。我们明天再见分晓。”

　　☆葛底斯堡：第三天

　　1863年7月3日。战役的第三天，李出师不利。依维尔的人马被敌军赶下科普坡。原本应该穿插到联邦军队后方，然后从后面攻击联邦军队的杰伯·斯特瓦，被联邦的骑兵半路挡住，无法前进。北军多亏有一个名叫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的二十三岁的青年将领，他带领的骑兵向邦联骑兵发起的一系列针锋相对的反冲锋。
　　这样，整个战役的成败全仗着朗斯崔特所部对公墓岭联邦中部的进攻。朗斯崔特此时仍然反对进攻：他自己曾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指挥过邦联的炮兵，见过躲在工事里开枪的人能对从开阔地冲来的大量人马造成的打击。“李将军，”他回忆告诉他的上司，“在这一万五千人中没有一人能使这次攻击奏效。”李再次否决了他的建议：“敌人就在那里，朗斯崔特将军，”他说，“我要他们尝尝我的厉害。”
　　米德看到李的意图。他向负责中段防御的第二军团司令约翰·吉本斯将军传令，叫他准备迎接敌军发动的总攻。
　　李选中组织总攻的人是一个弗吉尼亚的同乡，也是朗斯崔特极其钟爱的宠将，乔治·E.匹克特将军。三十八岁的匹克特即将与他十几岁的恋人成婚，他喜欢留胡须和长长的卷发，“都是卷卷的，”一个朋友说，“像个阿拉伯人。”
　　匹克特的人马进入树林，拄着自己的步枪，等待进攻的命令。他们清楚他们的使命，为了放松一下紧张的心情，有些人互相扔掷绿苹果。当一只野兔从树丛中蹦了出来，向战线后方跳去时，一个战士对着它喊：“快跑吧，老兔子。假如我是一只兔子，我也会跑。”
　　下午一时，为了削弱联邦的防御，邦联炮兵开始大规模的猛烈轰击。
　　一时间，地动山摇，“这场猛轰来得这样突然，”一个联邦战士回忆道，“好些冲出营帐或在草地上悠闲午睡中惊醒的官兵们被击中而死，有些人的雪茄烟还叼在嘴里，有些人的手里还拿着正准备吃的东西，还有一个从宾夕法尼亚来的年轻德裔美国人，死时手里还攥着一个长得像他妹妹的小娃娃。”
　　炮轰开始时，米德将军刚和他的军官们吃完饭，正要离开；一个勤务兵正在为他们送奶油时，被飞来的一颗炮弹炸成两片。汉卡克将军为了鼓舞部下的士气，无视呼啸而来的炮弹，骑马在阵地上来回奔跑。最后，一个准将劝他不要这样冒生命危险。“有些时候，”他回答说，“一个兵团司令的命不算什么。”
　　“公墓坡和公墓岭的地面就像被犁了一遍……”一个当时蜷缩在那里躲炮弹的联邦列兵回忆道，“公墓里坟头上盛开的鲜花全被炸飞了。坟墓和陵墓被炸得粉碎，成行成行的平常墓碑被炸碎。”
　　“一颗炮弹在我们头上爆炸，”依莱沙·罗德兹回忆道，“紧接着，就像下了一场铁雨……大多数的炮弹飞过小丘，落在我们旅正在行军的那条路上。实打实的炸弹（能炸开巨石的那种）就像火药炸开。从四面八方飞来的弹片和飞石将一些人打倒……我们旅有大约三十人伤亡。”
　　回击的联邦炮火也给在树林里等待出击命令的邦联部队造成惨重的伤亡。此时，二百五十门火炮在同一时间怒吼。“我们静静地坐在那里听着，”一个联邦军官回忆道，“面对如此惨烈的战争景象，我们还能有什么其他反应呢？”
　　但是，大约在一小时后，联邦停止了炮击。一来为了节省弹药，米德断定李一定会随即发起总攻，有必要有所准备，同时，也为了将躲在树林里的叛军诱到开阔地加以歼灭。
　　此计灵验了。邦联方面相信他们已摧毁了联邦炮兵。
　　匹克特请示是否现在出击。朗斯崔特心中不忍，无法说出口，只是点了点头。匹克特给他的未婚妻写了最后一封短函——“假如老彼得点头意味着死亡的话，那么就永别了，愿上帝保佑你，我的小宝贝”——然后，他请朗斯崔特代其寄回老家。
　　三时刚过一会，匹克特传令：“全体起立，各就各位！今天，不要忘了，你们是弗吉尼亚出来的家乡子弟兵。”
　　“我们接到命令时很轻松、快乐，”一个邦联的上尉回忆道，“因为当时我们相信战斗实际上已经结束，我们除了不受阻挡地走上公墓［坡〕，将其占领之外，没什么别的事。”
　　三个师团，共计一万三千人，走出了树林，以快捷、均匀、每分钟一百码的速度向联邦的石墙小跑而来。他们在行进过程中没有发出声响，这次他们有命令，不到能看到敌军的地方，不许开枪或发出“叛吼”。
　　一个联邦军官看着他们压过来的情景。
　　他们的阵形之宽达半英里以上……肩并着肩，排顶着排……红旗飘扬，骑马的人在前后小跑，一万三千人的武器、枪杆和刺刀，在太阳下闪着光，有如一片闪光的钢铁森林。他们行进的样子，就像全军只有一个灵魂，沟坎、矮墙或溪流都无法扰乱他们的阵形，走过山坡，穿越果园、草地、玉米地，那么雄壮、威严和排山倒海、不可阻挡。
　　“那简直是，”一个北军军官回忆道，“我从未见过的最壮观的景象。”
　　设在公墓岭和小圆顶山上的联邦炮兵向行进中的邦联部队的右翼开了火。“我们随便怎么打，都能打中目标，”一个军官回忆道。有时一颗炮弹能打倒十个人。从石墙后看着面前这个惨烈场面的联邦部队开始大喊：“福莱德里克斯堡！福莱德里克斯堡！”
　　邦联部队仍然以“威武雄壮的阵式继续向前”，一个心怀敬意的联邦列兵写道，“他们走路的样子就像那些相信自己不可战胜的人们……打个正着的炮弹在他们密集的队形中撕开许多大缺口，但是，他们残缺不全的队列没有犹豫，战旗飞舞，步履坚定，他们继续横扫过来，就像一股不可阻挡的、决定命运的洪流。”
　　当第一批南军部队来到离石墙二百码的地方，一个邦联的上尉对手下的人喊道：“到家啦，弟兄们，到家啦！记住，这些山坡后面就是我们的家！”
　　“我们把守的山头有序而平静，”一个联邦战士回忆道，“没有人出声，也没有混乱……吉本斯将军骑马走过阵地，沉着冷静，用一种不紧不慢的口气说……‘别着急，弟兄们，别急着开枪，让他们走得近些，然后再开火，开枪时慢慢地瞄准。’”
　　在石墙后的联邦部队仍未开火，联邦将领亚力克山德·海斯告诉他们，他们很快就能“过瘾”。最后，他下令开火：十一门火炮和一千七百条枪同时开火。“〔叛军的队伍〕一下子被笼罩在一团浓尘之中，”一个联邦军官说，“断臂、人头、军毯、枪支和背包被抛到半空。开阔地前顿时一片呻吟。”
　　邦联部队仅在一处冲上联邦的阵地，那是石墙的一个弯曲处，后人称其为“拐角”。他们的指挥官是来自北卡罗莱那的阿姆斯泰德，他跳过石墙，将军帽挑在战刀上挥舞，然后，攻取了联邦的炮兵阵地，后中弹身亡。负责防守“拐角”的汉卡克和阿姆斯泰德在战前是朋友；此时，阿姆斯泰德的临终遗愿是让他的老朋友将他的遗物送回自己的家中。
　　当联邦的防线有可能被攻破时，军官们竭力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我用马刀的刀面敲在〕一些‘爱国者’的背上，不只是轻轻敲打，”一个军官回忆道，“他们只要看一眼我那凶神恶煞的样子，就又去迎敌了。”
　　一个来自佛蒙特的步兵团采用了一个漂亮的战场战术，一支又一支小分队，迁回到邦联部队侧面打伏击，先是从一个侧面，然后是另一面。战斗之激烈程度是所有参战人员从未见过的。“数秒钟就像几个世纪，数分钟就像几个纪元，双方短兵相接，”一个幸存者写道，“在不到五尺的地方，你能看到用刺刀戳的、马刀砍的、手枪打的……有的人瘫倒，有的人像陀螺，两臂张开，转上几圈、然后口喷鲜血，跌倒在地；地上都是些缺胳膊断腿的和身首异处的人。一堆堆可怕的死人。”
　　最后，那些攻破石墙的邦联部队，有的被击毙，有的被俘。所有联邦防线的缺口均被堵住。“此时，南军阵脚已乱，”一个报社记者写道，“走在前排的士兵环顾四周，寻找掩护自己的战友。他们已不见了：大家都已落荒而逃……一时阵形大乱、四下溃散，被无情的枪炮打得晕头转向……数千叛军扔下武器，休战做了俘虏。”
　　三十八面邦联战旗被遗弃在战场上，联邦军官将其拴在马后，在尘土中拽着走，以嘲弄溃败的南军。
　　李骑马来到踉跄退回神学院岭（Seminary Ridge）的南军中间，敦促他们重新组队。“这全是我的错，”他告诉他们，“快集合起来，让我们尽可能挽救活下来的人。”但是，那一天，除了这以外，他和这些败兵已不可能有所作为了。
　　匹克特看着眼前这一切，感觉有如在噩梦中一般：死伤、被俘的人数高达六千五百人，是走出树林时人数的一半。十五个旅长全部中弹，十七个战地指挥官中有十六个中弹，三个准将和八个上校中弹。一支完全由密西西比大学学生组成的分队“大学灰衫队”里的每个人非死即伤。
　　当李命令匹克特重整自己的师团，以应付联邦可能发动的反冲锋时，他回答道：“李将军，我现在已经没有什么师团了。”因为他部下在此战役中的遭遇，他再也没有原谅过李。“那个老家伙，”过了许多年，他还在说，“在葛地斯堡，他把我的师团集体屠杀了。”
　　葛地斯堡战役是内战中最血腥的一仗。双方的伤亡人数高达五万一千人，几乎是参战总人数中的三分之一。北军损失了两万三千人，南军伤亡两万八千人。
　　“〔阵亡者就躺〕在开阔地里……”一个来自新泽西的战士说，“在石缝中、围栏上、树上、房前屋后；在密林中，他们本想在那里躲过危险，没想到却在那里痛苦地死去；还有人倒在溪水边、墙脚边或篱笆边，凡是激战过的地方或者他们能挣扎爬到的地方，到处可见。”
　　一个联邦的炮兵也记得那些场景：
　　死人和死马都躺在那里，在夏日太阳的暴晒下腐败了三天……死尸肿胀到原来的两倍，有些尸体真的由于内部积蓄的臭气压迫而爆裂……有几具人的和失去人形的尸体靠着栏杆，站在那里，手臂伸向天空，面容狰狞，呈现出一种永恒的邪笑，就好像在为向我们显示我们实际上是什么样的人，或在任何时候都可能变成的人而洋洋自得。
　　人口只有两千四百人的葛底斯堡一下子要应付十倍于己的死伤者。“伤员被抬进我们的房子，并排地躺在会客厅和一楼的房间里……”一个妇女回忆道，“地毯里浸透了血水，已不能再用了。墙上溅满了血迹，被用来作枕头的书上也全是血。”
　　邦联无法承受这种代价。所有进犯北方的幻想从此破灭。第二天下午，在一场夏天的暴雨中，李率残部走上了一条漫长而蹒跚的返回弗吉尼亚之路。滂沱的大雨冲去了草叶上的血迹，抽打着躺在马车上的邦联伤员，伤员的马车队长达十七英里。
　　尽管联邦政府多次催促，米德还是怕李再施诡计，不敢追击他撤退的败兵。就这样，彻底消灭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机会又一次丧失了，林肯再次大失所望。
　　李向杰弗逊·戴维斯递交了辞呈。大意是，那年年初，他生了一场病，身体仍很虚弱，现在担心部下对他已失去信心。“我就连我自己想做的事都无法如愿；怎么还能让他人满意呢？”他说，“我总的感觉是力不从心……所以我……急切地将此事呈请阁下，我以为应尽快任命一个比我年轻、更有才干的人。”
　　他的辞呈未被获准。“要找一个比李更高明的统帅，”戴维斯总统说，是“不可能的事”。“我现在只有希望，”他对他的爱将说，“您能多多保重身体，您的健康和体力是会完全恢复的，上帝是会由于您肩负的为维护我们这个多灾多难的祖国的独立而战的诸多重任而保佑您的。”

　　☆七月四日

　　“1863年7月4日。祖国的生日可曾像今天这样被人们庆祝过？”依莱沙·罗德兹在他的日记中高兴地写道，“我不知道南方人现在该怎么看我们这些北方佬！我认为葛底斯堡这一仗将彻底断绝叛军进犯北方的梦想。”
　　第二天，又传来了更多的好消息。“特大捷报！”罗德兹写道，“我们接到消息，维克斯堡已被攻克！我们这里数千南军战俘，他们听到这个消息时，好像都很惊讶。”
　　自从5月份，格兰特一直在慢慢地、无情地收紧对这座密西西比河重镇的包围圈。“每天，”一个联邦的列兵写道，“各团一寸一寸、一尺一尺地慢慢逼近……叛军的工事。我们就像地鼠和河狸那样挖洞，一只手拿着铁锨，另一只手拿着枪。”
　　两百多门炮每天都从陆地炮轰维克斯堡，波特的炮舰从水面实施炮击。“我们完全与世隔绝，被一圈火网包围着。像蝎子那样，将自己蛰死的做法是否明智呢？”一个妇女在琢磨。“白天、黑夜，弹雨不停……人们除了吃些能搞到手的东西，抽空睡上一会和躲炮弹之外，什么事都不干。”
　　平民在黄色的黏土山坡上挖了五百多个窑洞，其中有几个大到有几间屋大小，配有地毯、床铺和椅子，还有奴隶伺候。“就像植物的根似的过日子。”一个妇女说。联邦部队开始称维克斯堡为“地鼠村”。
　　“我们每时每刻都在担心蛇，”一个住在洞里的人回忆道，“枝蔓密集处和树丛里有很多蛇，一天早上，我们在床底下发现一条巨大的响尾蛇，我们中的一些人还在那床上睡了一整夜。”
　　另一个妇女在日记中写道：
　　6月25日。今天糟透了。一颗炮弹飞来，穿过房顶，将楼梯炸飞，将房间炸烂，我们都在地下室，弹片穿透两层楼，一直飞到地下室，将我丈夫的裤管都扯开了。紧接着，J先生跑来，告诉我们年轻的P太太的胯骨被砸坏了。当玛萨去取牛奶喝，她吓得半死地跑了回来，告诉我们那黑女孩的手臂被炮弹炸掉了。我平生第一次心里觉得害怕。
　　整个炮击期间中死亡的平民不到十二人，但是伤者人数达三十人。城中最严重的破坏反倒是城中居民自己造成的。他们纵火烧毁被指趁机发战争财的奸商店铺。但是，城中生活的确有危险，经过添油加醋的儿童死亡故事遍传南方地区。
　　一个星期又一个星期过去了，那种悬念——加上无聊厌倦——影响了双方的士气。“一个大家都喜欢的解闷方法……”一个联邦的少校回忆道，“是用一根推弹杆挑起一顶帽子，放到刚好超过战壕顶部的地方，然后打赌在某段时间里，有几颗子弹穿过这顶帽子。”
　　“在这么近的地方只好用手榴弹作战，”一个南军退伍军人回忆道，“因为联邦军人有手榴弹，我们没有，我们就用那些没炸响的，或是接住扔到护墙这边的手榴弹，将其扔回去。”
　　无聊厌倦也影响到格兰特将军本人：有两天，他忍不住喝了酒，因为醉得站立不稳，副官们没让他在部下面前出丑。
　　守城的人粮食越来越少。他们不得不开始杀驴、杀马、杀狗吃，吃一种用等量的玉米和干豌豆做的难吃透顶的面馍。“那玩意像印度橡胶，”一个士兵回忆道，“比皮革还要难消化。一个士兵送给一个女孩一只松鸦当宠物玩，女孩的妈将其做了一锅汤。肉铺出售鼠肉；一个男孩记得他惊奇地发现油炸鼠肉的味道与松鼠完全相同。”
　　到了6月底，几乎一半的邦联士兵成了病号或住进了医院。
　　“房屋破落，废墟处处，”一个心情抑郁的邦联中士写道，“房屋被炮火炸塌……栏杆被拆散当柴火烧……战士身上满是虱子，肮脏不堪。娇嫩的女人们和幼童……从山坡上的窑洞里，用一种充满渴望的目光看着过路人。”
　　尽管如此，维克斯堡仍然拒不投降。城中的新闻出版用纸已被用完，《维克斯堡公民报》此时都印在花哨的墙纸的反面。但是上面的评论员文章的口气还是很硬：
　　7月2日。伟大的尤利萨斯——北方佬的大将，就是姓格兰特的那位——已经扬言要在7月4日在维克斯堡用餐……尤利萨斯必须先进城才能在城中进餐。要吃兔子肉，“就得先逮着兔子”。
　　当时，每天的配给量已降到一块面馍和“一块猪肉”，一个叛军士兵回忆道。一些叛军士兵终于给他们的总指挥约翰·潘伯顿（John Pemberton）送了一张措辞文雅的便条：
　　如果再吃不上饭，部队随时可能发生哗变。假如你无法给我们饭吃，那么最好投降，听上去，这个看法太可怕，但总比将这支光荣的军队饿到叛逃这种丢人的程度要好。
　许多士兵的签名
　　潘伯顿默许了这个建议。“我为这支勇敢的军队自豪，也尊重这支军队，”他后来说，“我觉得让他们继续忍受这种煎熬太不人道，太残忍。我无法看到这样毫无希望地固守下去能有什么好处，固守只能造成无谓的牺牲和流血。”
　　7月4日，在围城开始四十八天之后，守城的三万一千名叛军缴械投降。这是老家在宾夕法尼亚州的邦联统帅选定的日子。“我了解我老家的人，”他对副官说，“我知道他们的怪脾气和有关国体的门面观念；我知道在7月4日这一天，我能和他们谈成一年中任何一天都无法谈成的条件。”联邦部队没有嘲讽他们的俘虏。“他们好像没有因为我们的失败而洋洋自得，”一个邦联的随军牧师说，“因为他们清楚我们实际上是向饥饿投降，而不是向他们投降。”
　　星条旗在维克斯堡的法院大楼上升起。联邦的军官庆祝他们在杰弗逊·戴维斯在维克斯堡附近的种植园莱尔弗尔德打的胜仗，在波特的旗舰上，海军上将记得，“我将所有的酒柜全打开了，里面只有卡陶巴（Catawba）红葡萄酒。那酒一下子全消失在那些干涸的喉头，从未见过这么淡的酒能引起众人这样的狂欢……格兰特将军是在座唯一没有碰一下送到他面前的酒的人。他心满意足地抽了一枝雪茄。”
　　市民们从山洞中走了出来，查看他们的家还剩下些什么。在那以后的八十一年中，维克斯堡没有庆祝过一次七月四日的国庆。
　　现在，邦联的疆域被一分为二。五天之后，在路易斯安那州的红杖市上游的哈森（Hudson）港的邦联守军，在联邦围困六个星期之后，也缴械投降。密西西比河就此成了联邦的高速公路。“这条万河之父，”林肯说，“又一次畅通无阻，直奔大海了。”
　　在里士满，邦联的军需总管何下·果格斯看到了联邦取胜的意义：
　　一个紧接一个的大灾难接踵而至。短短一个月以前，我们显然胜利在望。李在宾夕法尼亚，兵逼哈里斯堡，乃至费城。维克斯堡似乎在嘲笑格兰特的徒劳围困……现在整个形势已完全逆转……简直令人无法相信人的力量能在如此短的时间里造成如此巨大的变化。昨天，我们还在成功的巅峰——今天，我们似乎陷入绝对的惨败。邦联正处在灭亡的边缘。
　　在遥远的伦敦，亨利·亚当斯难得这么高兴：“现在，所有〔英国〕介入的主张至此告终……我真想拥抱波多马克集团军。我想自己掏钱，让攻占维克斯堡的部队痛饮，喝个烂醉。我想和那些跳梁小丑较量一番，狠狠揍他们一回。”

　　☆大暴乱，东西南北

　　但是，内战还没有结束，林肯仍然需要更多的人参战。那年夏天，他签署了第一个联邦抽征令，急于增招三十万新兵，然后为米德和格兰特写的胜利的开场白画上一个圆满的句号。
　　所有二十至四十五岁的男子都必须报名，所有被抽中的人必预服役三年。这项法案照顾那些殷实人家。任何人能出三百美元“减免费”，或者找一个愿意做替身的人均可豁免。“〔这项法令〕是富人的法令，”众议员萨德悠斯·史蒂文斯指责道，“专为那些能付得起三百美元的人而订的，专门用来对付那些凑不起那个数目的人。”
　　西奥多·罗斯福和富兰克林·罗斯福［5］的父亲交付了“减免费”。安德鲁·卡内基（Andrew Carnegie）和J.P.摩根（J. P. Morgan），以及后来的美国总统格洛夫·克里富兰（Grove Cleveland）也都选择付钱。乔治·坦普顿·斯强找了一个替身。“一个二十来岁的荷兰小伙，出了个一千一百美元的中等价格……我这人的另一半，如果去努力，是能当个好战士的。我将我的住址给了他，告诉他如果进了医院，或者有碰到什么麻烦，就给我写信，我就会尽我所能去帮助他。”亚伯拉罕·林肯本人，尽管从规定上讲，已超过征兵年龄，但他试图给民众树立一个榜样，也花钱找了一个替身，一个来自宾夕法尼亚州斯特德斯堡（Stroudsburg）的、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约翰·萨马菲尔德·斯台伯。
　　舞弊行为比比皆是。不讲医德的医生收费给人乱开“残障单”。“对非自愿服役的惧怕，”纽约《图解新闻报》说，“已经形成了一种潜伏病和极其惊人的躯体残障。”其他的医生，与替身经纪人串通一气，将从城市街道上搜罗来的酒鬼、残疾人和从家里诱骗来的智障儿童，给他们开些合格证书来充数。
　　应征职业老手——那些在一个地方登记，领取报名参军的奖金，然后在部队上开小差，跑到另一个地方，再次登记参军领奖的人——也赚了不少钱：有一个老手设法重复领奖三十二次后才被抓获。
　　没有哪一处的人能比北方城市里的贫民窟里的爱尔兰新移民更反感这个征兵体制中的不公平，他们本来就怕被解放了的黑人和他们抢最低工资的工作，所以不愿意为他们的自由当兵卖命。
　　民主党的政客乘机煽动他们的不满情绪。“记住这一点，”纽约州长赫瑞修·西莫说，“血腥的、有叛国嫌疑的、并且符合大众需要的革命性信条可以由一群草民提出，也可以由一个政府提出。”
　　7月11日，星期六，纽约市的第一次抽征仪式举行。被抽中人的名单于第二天登了报，和一长条葛底斯堡阵亡将士的名单并排放在一起。当星期一上午，政府再次举行抽征仪式时，一群以爱尔兰人为主的暴徒围攻了政府抽征办公室，他们焚毁文件，将办公楼夷为平地，然后分散到市区各处，砸了哈莱斯·格利利在《纽约论坛报》的办公室，并且焚烧、抢劫店铺。
　　“星期一傍晚，”据《哈帕斯周刊》报道，“一大群歹徒来到米萨·布洛克兄弟开的最大的服装店，任意抢劫衣物。”一个妇女目睹歹徒从街上跑过去：
　　数千愤怒的人们，大吼、大喊、大骂……人群和喊声越来越大。又来了一批新的、跑得更快，更野蛮的一大群人：都是些光头汉子，手中挥舞着棍棒……小男孩、妇女和小孩也急忙赶来，与他们会合，他们就像一群发疯的凶煞神，在街上横冲直撞。
　　连续三天，曼哈顿东区完全处于歹徒的控制之下。他们冲进富足人家，打砸商店橱窗，杀害了两个试图阻止他们的残疾军人，将警察局长打得昏死过去，用石块将一休假在家、没有携带武器的警察活活砸死。但是，黑人是他们的主要目标：他们烧毁两家黑人客栈、一座黑人教堂、一家黑人孤儿院，将一个身有残疾的黑人马车夫吊死，一边高喊“向杰夫·戴维斯致敬”，一边将他的尸体放火焚烧。
　　警察和士兵和暴徒在街上来回拉锯争夺，双方在楼里楼外、从一个房顶打到到另一个房顶上，最后，到了第四天，在从葛底斯堡开来的被太阳晒得黝黑的增援部队的帮助下，城里的秩序才得到了恢复。
　　至少一百零五人死于骚乱。最后，四十三个团被布置在城区周围，确保不再发生暴乱。
　　在其他北方城市，如波士顿和纽约州的乔尔市，也发生了一些规模虽小、但也流血的骚乱。“整个国家，”《华盛顿时报》的编辑写道，“此时正处在一场大暴乱之中，东西南北。”
　　没有什么地方能比密苏里边界地区的暴乱更残酷、更不加约束。这个区域自从1854年就没太平过。北方和南方的游击队在这里展开战斗，他们肆意屠杀平民百姓，其残暴程度远非其他内战战场所能及。
　　人称“蓝鹰队”的亲联邦的游击队队长名叫杰姆斯·H.莱恩，他是一个嗜血成性的前肯萨斯参议员，他认为密苏里人都是些“豺狼、毒蛇、恶魔，灵魂堕落，我要看着他们全都下地狱。”在邦联军队进犯密苏里后，他便有意识地尽其所能将他们送进地狱，一开始是毁坏那些胆敢欢迎叛军的拓荒者的家园，后来发展到焚烧、抢劫整个小镇。他的所作所为为后来的血腥屠杀定下了基调：不久，人称“砍树帮”的亲邦联的游击队在奥扎克斯（0zarks）“活动时，枪杀和绞死过许多人，这些被杀的人除了向联邦部队提供食品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罪状”。
　　“砍树帮”中最有名的头是威廉·克拉克·匡特里尔，此人是从俄亥俄“嫁接”过来的外州人，曾经做过学校的教师，他的行武生涯开始于“蓝鹰队”，后来反投邦联，1861年，为南方夺取密苏里的独立城出过力，被邦联封为上尉。后来，他收罗了一伙野小子，对其中大多数的人来说，与争取各州主权的斗争相比，他们更醉心于烧杀抢掠，他们一伙人后来专找同情北方的人家袭击。匡特里尔发誓将杰姆·莱恩（Jim Lane）放在火刑架上烧死。
　　8月21日早晨，他挥舞着别在腰中的四把左轮手枪中的一把，带领四百五十人，杀进反奴隶制的小镇劳伦斯，大吼：“给我杀！给我杀！必须清洗劳伦斯，要清洗，只有给我杀！给我杀！”
　　他们真的开了杀戒，就在匡特里尔本人在一家旅店享用一顿丰盛的早餐的时候，他手下的人有计划地当着母亲、妻子和女儿的面，屠杀了一百五十个男人和男孩。（匡特里尔进城的主要目标杰姆·莱恩穿着睡衣，设法从一片玉米地逃脱。）然后，他们洗劫了全镇，焚毁了全镇的房屋，仅有一家酒吧幸免，他们将酒吧的库存尽数掠走。
　　由于无法阻止同情邦联游击队的拓荒者周济游击队，联邦总指挥，威廉·特康姆修·舍曼的内弟，托马斯·尤恩将军签署了第十一号命令，将住在密苏里边界三个郡的全部男女和儿童和第四个郡的半数居民尽数赶出家园，一万人都被赶到草原上，然后由各支“蓝鹰队”洗劫、焚毁他们离开的家，然后，冲入他们拥挤的难民队伍，抢劫马车上的家私，甚至连结婚戒指都偷——这个区域在此后的许多年内被人称为“焚毁区”。“看着眼前这一切令我揪心……”一个在这场强迫迁移中试图维持秩序的联邦军官写道，“一片荒凉的土地，男女和儿童。有些人几乎赤身裸体。有些人走路，有些人坐在旧马车上。哦，上帝啊！”
　　愤怒的密苏里居民此时似乎准备报复了。第二年秋天，斯特灵·普瑞斯将军带领一万两千邦联正规军来到密苏里州去鼓动他们造反，希望在匡特里尔和其他“砍树帮”的帮助下，酝酿一场起义，将北方佬赶出去。结果，入侵者的算盘落了空。由山缪·科特斯将军带领的联邦部队在密苏里的西港附近的派洛特交角口（Pilot‘s Knob）将他们击败，然后将他们一路赶到阿肯萨州。
　　最后，只有七千叛军逃脱。匡特里尔逃往得克萨斯。他到了那里，又重操旧业，打家劫舍。但是，他手下的人只不过是一伙松散地结合起来的杀人狂，没有任何纪律性，不多久就散伙了。他们分成许多不同的小匪帮，其中最杀人成性的是一伙由威廉·“血腥的比尔”·安德生带领的匪帮，他早在自己的妹妹死在联邦的监狱之前就已嗜血成性，在她死后更是精神变态，他的坐骑脖子上挂着一串联邦士兵的头盖骨做成的项链，他一边大笑，一边枪杀手无寸铁的联邦俘虏，然后鼓动部下取下他们的头盖骨，并污辱死者的尸体。“假如你说你想拿枪与游击队作对，我就杀了你，”安德生给一家报纸写信说，“我会像狼那样找到你，杀掉你。你逃不了。”
　　一支亲联邦的大民兵武装最终在密苏里的西北部将安德生和他手下的七十人包围了。果然不出所料，这个游击队的首领，一手持一把手枪，向他们径自冲去，还真的让他冲过联邦的包围圈，最后，脑后中了两弹而亡。
　　在密苏里，有组织的邦联抵抗终于结束了，但是由仇恨引起的血腥战斗在战后许多年里一直没有停息。在那以后的多年里，匡特里尔手下的两个老兵，福兰克·杰姆斯和杰西·杰姆斯在“焚毁区”里活了下来，还发了财。那些从来没有忘记当年被身穿蓝制服的士兵赶出家门的人家，在政府追捕他们时，为他们提供了住处和饭食。

　　☆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

　　“一旦让黑人穿上带有‘合众国’字样的制服，”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说，“让他穿上纽扣上有雄鹰图案的军装，肩上扛上一杆毛瑟枪，口袋里装上子弹，世上就没有任何力量可以阻挡他获得合众国公民的权利。”
　　从内战打响第一炮时起，废奴派一直在向政府施压，让黑人参战。
　　1862年，国会授权征召黑人士兵，林肯的“奴隶解放宣言”也号召黑人从军，但是，花了整整一年时间，第一个黑人才穿上蓝制服，接受白人军官的指挥。
　　那年夏天，在纽约州的波夫琪普西（Poughkeepsie）召开的一次黑人自由人大会，号召政府接纳更多黑人士兵，参加保卫联邦的战斗。“现在应当下决心全面尝试那些更有效的补救措施，用热铅冷铁，由二十万的黑人‘医生’来补救。”
　　然而，就连联邦的最高统帅们对武装黑人的作法也有不同意见。“经常有人问我，”威廉·特康姆修·舍曼说，“‘难道一个黑人不是和白人一样挨枪子吗？’不错，让沙袋挨枪子则更好；但是，一个黑人能胜任短兵相接的战斗和警戒哨这种任务吗？他们能像白人那样遇事动脑筋，做架桥、突击、迂回作战之类的事吗？我说他们不行。”
　　舍曼的朋友格兰特则说他认为黑人能够胜任：“我衷心拥护武装黑人一事。这项措施，加上奴隶的解放，是邦联尚未尝到的最大的苦头……通过武装黑人，我们又多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军。他们会成为素质良好的士兵的，并且将他们从敌人那里吸引出来，将会削弱敌军，并以同样的程度增强我方的实力。”
　　林肯同意格兰特的观点，当反对派抱怨时，他以尖锐的口吻反唇相讥：
　　你说你不愿为解放黑奴而战。他们中有些人好像愿意为你而战。 [等到胜利的那一天，”将会有些沉默不语、咬紧牙关、目光坚定、刺刀端正的黑人会记住他们曾在这一伟大壮举中为人类出过力；同时，我担心，也会有那么一些白人无法忘记，他们曾用恶毒的用心和欺世的演讲，试图阻止这一成就的实现。
　　6月7日，一千五百名得克萨斯人在路易斯安那的米立肯湾（Milliken’sBend）攻击一支人数占劣势的由黑人和白人士兵混编的联邦部队；这是黑人部队首次参加的一场重要的战斗。“战斗结束后，”一个联邦军官写道，“许多人死于刺刀伤，另一些的脑袋被枪托敲开……在米立肯湾战斗中，黑人士兵的勇敢完全转变了军队对使用黑人部队的看法。我亲耳听到有些过去对黑人参战嗤之以鼻的大官，在这次战斗之后，衷心赞成这个主张。”
　　“武装奴隶是对付武装奴隶主的最好对策，”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告诉他的黑人同胞，“那些要解放自己的人必须自己参加战斗……我促请你们赶快武装起来，将那股想要把联邦政府和你们的自由一起埋进一座绝望坟墓的势力置于死地。这是你们手中掌握的一个千载难逢的良机。”
　　响应这个号召的人的数目大得惊人。黑人占北方人口不到百分之一，在内战结束时，近十分之一的北军是黑人：十八万黑人穿上了“联邦蓝”——仅这一个数字，就是李在葛底斯堡战役中全军人数的一倍。
　　参军黑人中许多是来自于边缘州的奴隶——在那里，参军是获得自由的最快途径——还有来自邦联州的奴隶。投奔联邦，前来参军的奴隶被人用狗追捕、毒打和枪杀。一个邦联的上尉记录了他追捕逃奴的战绩：
　　水晶河，佛罗里达。在锯草丛中追了两英里，我们来到一个能射杀他们的地方。他们很冷静地开枪还击，但我们很快接近他们……把他们干掉了。其中的一个黑人，我们中的一些人认得，是艾弗莱特先生家的奴隶……我无法从被打死的四个人中的任何一人那里得到任何信息，因为他们全死了。
　　黑人部队经常仅限于执行一些最微不足道的军事任务。他们的指挥官几乎是清一色的白人。在一百六十六个黑人团里，仅有零零星星一百来个黑人军官，没有任何黑人可以被提升到上尉以上的军衔。
　　尽管如此，他们很为自己以士兵的新身份、也以能为自己种族的自由而战感到自豪。一个士兵为自己能“在〔新奥尔良的〕大街上心安理得地大胆地走……用不着每走一步，就得向别人摘帽致意”而庆幸。另一个人与现在成了联邦战俘的过去的主人打了个照面。“喂，老爷，”他说，“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呀。”
　　黑人列兵每月只领十美元的军饷，比白人列兵少三美元。有几个团的人干脆几个月不拿军饷，也不接受这种不平等的待遇。1863年11月中旬，一小队的黑人士兵将武器堆在团长的营帐前，声称如不领到公平的军饷，就不再扛枪。结果，他们的中士威廉·沃克被判犯有哗变罪，在他所在的全旅人面前被行刑队枪决。
　　黑人士兵也没有白人士兵享受的服装补贴，所以，他们很难适应恶劣天气，白人医生显然不太愿意为他们服务，所以黑人死于疾病的百分比是白人士兵的一倍。
　　道格拉斯与林肯讨论了这些和其他黑人的抱怨，他注意到总统的反应。“使用黑人部队本身对于黑人来说，就是一大进步，〔他说”……征召他们入伍，是对大众偏见的一个严重冲击……他们不领与白人士兵相同的军饷，似乎是一种为了铺平征召他们入伍的道路所作的必要的让步。”
　　邦联军队也驱使黑人做劳工——有时被枪逼着在联邦的炮火下干活。但是，在葛地斯堡和维克斯堡战役过后，有些邦联官员开始谈论他们也应该当士兵使用。“现在到了将每个合格的黑人招入军队的时候了……”一个路易斯安那的种植园主说，“黑人必须在这场战争中扮演一个重要角色，这仗本来就是他们引起的，他们应该担起他们应负的那部分责任。”派特里克·R.克里布姆将军表示同意：“［我建议〕立刻开始训练一支庞大的、由我们最勇敢的奴隶组成的预备队，然后，我们保证在一段合情合理的时间里，让那些在战争中效忠邦联的每一个奴隶获得自由。”
　　“我认为将奴隶变成军人的提议是战争爆发以来出现的最触及要害的建议，”来自佐治亚的哈维尔·考伯将军对此持反对意见，“你不能让奴隶变成士兵，或者士兵变成奴隶，你把他们变成士兵的那一天，那就是这场革命失败的开始。假如奴隶似乎成了好战士，那么我们有关奴隶制的一整套理论就全被证明是错的。”
　　遇到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戴维斯总统便将此议束之高阁，但他没有全盘否定这项建议。

　　☆天王老子也拦不住

　　秋天，格兰特挟维克斯堡大胜之勇，又打了一个大胜仗——恰特诺加（Chattanooga）战役。
　　居高临下的恰特诺加处于田纳西河的一个转弯处，两条重要铁路在这里交汇，扼守着邦联东部佐治亚的叛军军工业区的门户。从那里，邦联军队可以出兵田纳西和肯塔基。假如联邦能攻占该城，他们便可南下佐治亚，进一步分割邦联疆土。
　　1862年底，联邦坎布伦集团军试图将在田纳西邦联集团军赶出田纳西中部。北军统帅是威廉·洛斯克兰斯（William Rosecrans），他是一个被爱戴他的部下称为“玫瑰老儿”的俄亥俄人。
　　邦联统帅是布莱克斯顿·布莱格，此人是一个路易斯安那的甘蔗种植园主，曾在西点军校受训，他是缺乏耐心、焦虑成性的一介武夫，性情暴躁，而且有偏头痛的毛病。他很受杰弗逊·戴维斯的青睐，但在部下的军官和士兵中却声望不高，山姆·瓦金斯曾说了下面这段大实话：
　　布莱格将军手下的士兵从来不爱戴他。他们对他统帅大军作战的能力没有任何信心；在他们的眼里，他是一个冷酷无情的暴君。士兵们总是饿肚子。布莱格从来不把兵喂饱……他喜欢打击部下的情绪。他们越是垂头丧气，布莱格将军越开心。全军将士中没有一个人爱戴、敬重过他。
　　1862年12月30日，联邦部队在摩菲利斯保罗（Murfreesboro）西北一英里的石河（Stone‘s River）一带与在那里宿营的布莱格的那支衣衫槛褛的邦联部队遭遇。那天晚上，两支大军的宿营地相隔仅数百码，两支军乐队互相较劲，轮流演奏南方和北方的曲子。突然，一支乐队奏起“家乡，可爱的家乡”，另一支乐队随即加入，接着一个又一个的人加入，最后，七万八千人在寒冷的冬夜里同声高唱这首南北方共同的思乡曲。
　　第二天拂晓，邦联部队发动进攻。随后展开了内战中少见的激烈战斗。炮声震耳欲聋，有些正在作战的士兵放下手中的武器，采摘地里的棉花塞进耳朵。就在南军眼看就要得胜的当口，洛斯克兰斯不顾将他身边副官脑袋炸飞的敌军炮火，骑着马在阵地上下巡视，鼓舞士气，才算将南军挡住。两天之后，叛军再次发起进攻，又被击退。双方打了个平手。双方各损失了约三分之一的兵力；布莱格随即向突拉哈马撤退。“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我看不到任何和平的希望，”在石河战役过后，一个邦联军人写道，“北方佬对我们无可奈何，而我们则永远无法战胜他们。”
　　在那以后的近六个月里，双方在互相迂回佯动，由约翰·亨特·摩根率领的邦联骑兵，冲进俄亥俄州，结果，在那里被俘获。而那些袭击阿拉巴马州、试图切断恰特诺加和亚特亚大之间的铁路的联邦骑兵，则被拜福德·福莱斯特俘获。
　　林肯要求将领们采取更具有决定意义的步骤。洛斯克兰斯不同意，他要求更多的部队、骡马、放宽时限。最后，林肯以卸职相威胁，洛斯克兰斯才于6月份开始行动。尽管连日大雨，他还是发动了一系列快速的、几乎没有交战流血的侧翼迂回运动——“那可不是长老会的那种和风细雨，”一个士兵回忆道，“而是洗礼会那样的瓢泼大雨。”
　　他将布莱格的人马驱赶了八十英里，一开始，赶到突拉哈马——根据一个筋疲力尽的邦联军人的说法，这个地名源于希腊语tulla，意为“泥浆”，和homa，意为“更多的泥浆”——然后又被赶到恰特诺加。
　　洛斯克兰斯又将他从那座小城里赶了出来，但是，这次他碰到了麻烦。布莱格得到经铁路前来的、由杰姆斯·朗斯崔特率领的一万两千人部队的增援，他将城中一部分的联邦部队诱出城去，然后在切克莫加（Chickamauga）溪沿线对其发动攻击。
　　为期两天的激战，双方遭受共计四千阵亡和三万五千人受伤的损失。
　　布莱格给联邦部队以沉重打击。在第二天，洛斯克兰斯犯了一个几乎是致命的错误，他命令部队去堵阵地上一个并不存在的缺口。结果，反将自己的阵地撕开了一个新的缺口。朗斯崔特的部队冲过缺口，击溃联邦的两个军团，洛斯克兰斯和他的大部人马败退回恰特诺加。林肯说，洛斯克兰斯“惊慌失措起来，就像一只傻鸭挨了当头一棒”。
　　由一个来自弗吉尼亚的联邦派乔治·亨利·托马斯（被部下戏称为“老爸”）率领的一支联邦部队组织了顽强、有组织的应急阻击战，从而使得切克莫加战役的败局不至于更加严重。托马斯为此得了一个新的称号——“切克莫加顽石”。
　　一天下来，邦联占据了战场的主动权。但是，布莱格拒绝乘胜扩大战果。他手下的军官们为此火冒三丈。朗斯崔特正式要求撤去布莱格统帅之职。“我确信，”他说，“我们的现任长官掌权一天，除了上帝以外，谁都无法帮助我们。”
　　林肯对联邦战败的痛心被另一件事又加剧了几分——他夫人的妹夫、邦联准将本·哈定·亥姆在切克莫加战役中阵亡。玛丽·林肯私下为此流过泪，但在公众场合不露声色；她希望她所有亲邦联的亲戚全死绝，她告诉一个朋友：“如果有可能，他们一定会杀了我丈夫，并且推翻我们最心爱的政府。”
　　被围困在恰特诺加城中的联邦部队挨冻受冷、虱蚤流行，除了一条小通道外，供给线全被切断。他们在城中拆房，将所有能砍的树和栏杆都砍了作柴火。“秋天的雨开始了，”一个军官回忆道，“一万头死驴堆在布莱吉波特（Bridgeport）和恰特诺加之间的路边……士兵们只能领不到标准一半的口粮。在拉炮马匹的马厩里，马的食槽边都布了岗，防止当兵的偷取日益减少的玉米……人们紧跟运粮车后面……拾捡散落到地上的玉米和饼干。”
　　根据山姆·瓦金斯的描述，围困恰特诺加的邦联部队的处境比起城里的人也好不了多少：
　　我们的口粮是十英里以外的后方特制餐车上烧的，每三天送一次……那些三天一送的口粮通常都是一次吃完的，然后，士兵们就得饿上两天半。士兵……几乎赤身裸露、虱蚤遍体、污秽不堪、尘土满身。士兵们个个一脸病容、眼窝深陷、悲伤低沉。
　　就在我们的痛苦和饥饿达到顶点、全军上下极其不满不快之时，我们突然接到命令集合……接受尊敬的杰弗逊·戴维斯的检阅。当他和他那一大帮随行人员骑马从我们面前走过时，有些人向他致敬呼喊：“给我们送些吃的吧，杰夫老爷，我俄，我饿呀！”
　　戴维斯是到布莱格的指挥部来调解将领之间纠纷的。布莱格已经以不服从指挥为由卸了三个军官的职，还愤怒地将自己当初在切克莫加作的不乘胜追击的错误决定的过错转嫁给他人。拜福德·福莱斯特被布莱格的“恶毒”激得暴跳如雷，拒绝在他的帐下听令，他称布莱格为“该死的无赖”，并警告他今后少来管他的闲事，否则“小心你的小命”。言罢，跑到密西西比州单干去了。
　　戴维斯终于挨个询问每个军团司令，布莱格是否应该撤换。所有人都说应该。但是，戴维斯本人不喜欢最有可能接替布莱格的两员候选将领——贝鲁加和约瑟夫·E.强斯顿，于是，力排众议，布莱格仍然留任原职。
　　10月份，林肯任命格兰特为阿伯拉契山脉和密西西比河之间所有联邦部队的总指挥。
　　格兰特急急赶到恰特诺加。他用托马斯接替洛斯克兰斯的坎布伦集团军总帅之职。“格兰特一来，”一个军官回忆道，“我们就开始看到起色。我们觉得他作的所有决定都是一盘棋。”他在邦联防线上砸了个大口子，在田纳西河上架起一座浮桥，建了一条六十英里长的“饼干运输线”，为部队提供口粮。
　　布莱格的部队占据着城东长达六英里的传教团（Missionary）高地的山脊，邦联的炮兵集结于二千英尺高的瞭望山顶峰，炮火覆盖山下南面和西面的区域。
　　格兰特下决心要将他们赶下山去。
　　为期两天的恰特诺加之战于11月24日汪始。舍曼向布莱格的左翼发动的进攻受阻，但是裘·虎克的部队攻占了瞭望山，将星条旗插上了山顶，因为这场战斗是在浓雾中进行的，史称“云上之战”。
　　第二天，乔治·托马斯在切克莫加战役中立功的部队接到命令，向传教团高地下邦联的第一道战壕防线发起小规模进攻，同时，虎克的人马在右翼发起孤注一掷的猛攻。南军防线看上去坚不可破：山脊上一字挑开的大炮，山坡上密布散兵阻击坑，山脚下筑有许多战壕。
　　托马斯的部队向前攻去，一举攻占战壕，然后在战壕中待命。
　　带领这支部队的是费尔·希拉顿将军，他是一个爱尔兰移民的儿子，他个子虽小（一百十五磅），但勇气过人，冲劲十足。此时，他从口袋中掏出一只酒瓶，对着山上的邦联炮兵大声喊道：“敬你们一杯”。山上的人见状，向他们开炮，掀起的泥土盖了他和他的军官们一头一脑，希拉顿暴跳如雷，大吼道：“太不够意思了！就冲这，我非夺了你的炮不可！”
　　他手下的战士就等他这句话了。他们开始向山上的邦联炮兵冲去。格兰特见状，有些担心问，“谁叫他们上去的？”一个副官答道：“没有人。他们没等命令就自己上去了。这帮人只要一动，天王老子也拦不住。”
　　这支部队憋足了劲，要报切克莫加的一箭之仇。他们一边冲，一边吼，“切克莫加！切克莫加！”他们一路肃清了山坡上的散兵坑，直向山顶冲去。
　　格兰特的一个副官和他一同观战：
　　他们冲锋的阵势像候鸟飞行时的阵形——有时成线，有时成团，大多数时呈V字阵形，其尖点直指敌阵。这些尖点处，团旗飘扬，有时，旗手中弹，战旗歪倒，但战旗永不倒地，总有另一双勇敢的手接过战旗。六十面战旗直扑山顶。
　　威斯康星二十四团的年仅十八岁的上尉亚瑟·麦克阿瑟二世冒着将前三名旗打死的敌军火力，擎着他所在部队的团旗，冲上传教团高地顶峰，高喊，“威斯康星，来了！”希拉顿十分赏识其勇敢，推荐他获荣誉勋章；在很久以后，这一英勇行为还鼓舞过他的儿子——道格拉斯·麦克阿瑟。［6］
　　一些邦联的阵地开始崩溃，士兵四下窜逃。“一排北方佬横扫过我站的地方，”山姆·瓦金斯回忆道，“我试图给他们让路，但我越让，越挡他们的路。”
　　有一部分的山坡很陡，联邦战士得爬着上去；有些人攀着树枝或借助刺刀上去。尽管如此，他们仍不断涌来。“但我们的人向山顶冲去时，那些守卫高地的人变得越来越绝望，”一个人回忆道，“他们喊着‘切克莫加’，就好像那名字本身就是一件武器似的，守军一发一发地向炮里塞炮弹，将炮弹的导火索点燃了往山下滚，但无法阻挡冲过来的人。”
　　“我看到戴带领的那个旅扔下他们的枪，溃不成军，”瓦金斯回忆道，“布莱格试图重振士气。我听到他喊：‘你们的指挥官在这儿呢！’而他的士兵则回应他道：‘你的驴在这儿呢。’”
　　传教团高地一仗，联邦俘获四千邦联叛军，将他们押送北方的战俘营。
　　布莱格本性不改，依旧指责自己的部下：“我们的部队的可耻行为是无法找到借口的，”他写道，“那种阵地是只需一排狙击手就应该守住的。”
　　次日，托马斯将军命令在一个战斗异常激烈的一个叫果园环的小山坡上修建一个联邦烈士陵园。负责这项工作的随军神父问他坟墓的位置是否要按各州来划分。“不，不，把他们分散后混起来埋，”托马斯说，“州权这两个字，我已经听得够够的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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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译者注：富吉谷地是美国独立战争时期（1777年冬）华盛顿率领大陆军扎营之处，当时气候异常寒冷，处境极为艰苦。
　　［2］译者注：尼罗是公元之初时的一名罗马暴君。相传他曾在罗马大火、民众涂炭时，弹琴自娱。
　　［3］译者注：邦克岭是美国独立战争的著名战场，位于马塞诸塞州波士顿附近。波士顿是北方废奴运动的中心之一。
　　［4］译者注：当时民主党在纽约市的分支，素以政治腐败著称。
　　［5］译者注：二十世纪的两位著名的美国总统。
　　［6］译者注：道格拉斯·麦克阿瑟是美国二战期间太平洋战区的著名将领。





　　战争中形形色色的人
　　肖比·富特（Shelby Foote）访谈录

　　肖比·富特于1916年出生于密西西比的格林维尔（Greenville），曾就读于北卡罗莱那大学，在二战中曾任野炮上尉。1953年，他签约写一部内战历史的简要史。他刚动笔就立刻意识到（像他曾经说过的那样）“他必须全身心地投入到这件事才行”。到最后，他花了二十年时间写了三部经典的叙述史《内战》，全书洋洋洒洒，共计三千多页，总算完工。
　　肯·伯恩斯与他作了两天多的电视访谈。以下的访谈录是从那些交谈中整理出来的。
　　除了《内战》一书，富特曾发表过五部小说：《锦标赛》（Tournament）、《请跟我来》（Follow Me Down）、《旱季热恋》（Love in a Dry Season）、《谢楼》（Shiloh）和《乔丹郡》（Jordan County）。

　　我们为什么会被内战所吸引？
　　对我们这个国家的任何理解，必须建立在，我强调一下，真正建立在对内战的理解之上。我对此坚信不疑。内战确定了我们的所有属性。（在确定我们的属性方面）美国革命起过作用，我们介入过的、始于一次大战的那些欧洲战争，也曾起过作用。但是，是内战确定了我们到底是些什么样的人，为我们后来成为什么样的人指出了方向，这其中既有好的，也有坏的。假如你想理解二十世纪的美国性格，你就有必要去了解这场发生在十九世纪的空前浩劫。这是决定我们前途命运的一个十字路口，这可真是一个了不得的十字路口。
　　作为一个南方人，我认为内战的重要意义之一，是南方有一种全国其他地区所没有的失败感。你看电影《巴顿将军》，那个演巴顿的演员说，“我们美国人从未输过一场战争”。巴顿能说出这句话是挺让人瞠目结舌的，因为乔治·巴顿的祖父曾在李的北弗吉尼亚集团军中效力，他当然输掉过一场战争。
　　我们总是自认为我们有多么了不起。假如我们真像我们想象得那样了不起，我们就不会打那场内战。然而，因为我们的确打了那场内战，我们就非得把那场战争变成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战争。我们的将军也必须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将军。这非常符合美国性格。

　　为什么美国人会自相残杀，乃至死去那么多人？
　　从根本上讲，那是因为我们自己未能找到一条不靠内战就能解决分歧的途径。那是因为我们未能成就一件我们本来很有天赋的事，那就是妥协。我们美国人喜欢认为我们是些在重要问题上认真、不含糊的人。但我们真正的天赋其实是妥协。我们整个的政府体制就是建立在妥协的基础之上的。但在当时，妥协没有成功。
　　南方人将林肯的当选看成一个警告，他们认为联邦政府将被极端化，他们将被带上一条他们不愿走的不归之路。他们对废奴派这一方面反应非常强烈，他们估计他们很快将会失去他们称之为财产的奴隶，倾家荡产。南方人会对你说，他们是为自主政府而战。他们坚信当时正在华盛顿聚集的权力是与他们作对的。另一个重要的因素是，从历史角度看，当年他们进入联邦时，如果他们不是对今后可以退出联邦这一点坚信不疑的话，他们是决不会入盟的。所以，当他们想退出联邦时，他们认为那是天经地义的事。
　　当然，他们说内战的结果没有为任何事作出结论——但是一个州是否能退出联邦这件事，内战的结果已作出了定论。

　　内战爆发时的美国是个什么样子？
　　当时的美国有一种我们现在无法理解的简单特性。许多人一辈子都没有去过离家五十或一百英里之外的地方。但是，他们的物质财富在增长。他们不像我们现在这样被不同观点分裂成那么多的群体。他们没有受到那么多不同观点的影响。林肯说过人的本性难移，人的本性其实是没有变，但是，当时人的信仰中有一种惊人的质朴和简单。举个例子，有人对一个在葛底斯堡战斗行列里的士兵说：“你必须走一英里，穿过那一片开阔的谷地，去占领那个高地。”这事如果放到我身上，我会说：“将军，我认为我们不该这么做。我不相信我们能活着走到那里。”但是，他们把这个命令看成例行公事，你得记住这一点，他们打了四年的仗，那是一段很长的时间，他们这种简单的思维方式是要经过严峻考验的，但他们从未丢掉过。责任感，在逆境中表现出来的勇敢、纯朴，他们具备这些美德。
　　〔内战刚开始时〕很多人参加民兵队伍和志愿兵，奔赴前线，当时，他们都有一种去成就大事的感觉——一种双方都有的救国于危亡的气概，这里指的是各自理解的国家，对前景充满了欢欣，有股闯天下的豪情。这一点是内战非常鲜明的特色。内战以残酷和血腥著称。〔但〕那时，他们〔还〕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好像他们只不过是一家人在吵架似的。

　　双方的士兵真知道他们为什么而战吗？
　　内战初起，一支联邦小分队包围了一个衣衫槛褛的邦联兵。他本人并不拥有奴隶，而且显然对宪法和其他事也没有多大兴趣。他们问他：“你到底为什么来打仗呀？”他回答说：“因为你们在这儿，我才来打仗呀。”其实，这是一个挺让人满意的回答。林肯派兵外出攻打别人家的房子，这个说服工作要难做得多。他必须先把他们团结才行，他是从两方面着手的。第一是说共和国的统一必须维护，不能分裂成两个国家。那是其一。然后，他给了他们一个理由：解放奴隶。
　　但是，双方没有谁认为这场仗会打太久。少数几个认为会打持久战的人，例如特康姆修·舍曼，因为做了一个比实际伤亡人数要低的预测，还真的被人当成精神错乱。甚至还有一个众议员，我记得是从阿拉巴马来的，他说这仗打不起来，说只用一块手帕就能擦干这场冲突流的血。我总说哪个人如果真能算出需要多少块手帕才能擦干整个内战流的血，就能拿个博士。那得好多好多的手帕。

　　内战如此血腥的根源何在？
　　内战的确很残酷，造成这么大伤亡的原因实际上很简单：武器远远领先于战术。就说步枪吧，打的是0.58口径的低弹速软铅弹，当它击中目标时，为什么会出现这么多截肢呢？假如你胳膊上挨了一枪，它不像现代钢壳子弹那样，只是擦伤你的骨头；当时，你要挨一枪，骨头就全没了。他们除了截掉胳膊之外，没有其他办法。你也许看到战场上的死人，他们的衣服总是乱乱的，像是被人翻过似的。其实，那是这些人在挨了子弹后，自己撕开衣服检查伤在何处，他们心里很清楚，如果打在肚子上，他们就完了。
　　〔然而，在内战的大部分时间里”他们的将领仍然相信，要占领一个阵地，你必须叫你的人上刺刀，聚在一起向上冲。事实上，内战中基本上没有多少刺刀伤。他们从来就无法靠得那么近，或者极少有那么近的接触。但是，他们仍然认为他们要集中火力就得搞集群冲锋。于是，他们便摆开阵式、一字排开，向坚固的工事前进，然后被守军打得稀烂。
　　有人曾将内战比作发生在“医学中世纪”的战争。当时是个什么情形？
　　你只要看一看当时的手术器械——那些锯骨的锯子什么的，汗毛都会竖起来。我相信，当时他们是尽力而为了。有很多次，南方人根本就无药可用。比方说，在截肢手术中没有麻醉剂，其痛苦惨状令人难以想象。
　　他们非但没有应用细菌理论甚至都怀疑有细菌这么回事。败血症、丹毒、肺炎，就连麻疹都成了一个大杀手。他们不知道怎么对付，更不用提青霉素。伤员就只剩下从垂危到存活还是从垂危到死亡两种可能。他们能干到那个程度已经很了不起了。
　　特别内战之初，不管是南军还是北军的营帐，到处能听到很响的咳嗽声。内战初期，营帐中咳声一片。所有的人都变得憔悴不堪，在军队里混上一、两年，你就分不出谁是城里来的孩子，谁是乡下来的孩子了。
　　内战带来了一些重大的技术革新。
　　（内战期间）是有许多发明，但是，内战对战争艺术的一大贡献是野战工事的构筑。这主要归功于杰姆斯·朗斯崔特，是他手下的人发明的，“石墙将军”杰克逊见了，便学了去。李也用它。最后，部队用熟了，他们能像水漫过来那样占据阵地。他们在进入阵地后，能组成一片片互相重叠的火力覆盖面，其精密程度，就像出自一个指挥大师的手笔。
　　还有手榴弹，事实上，南军的手榴弹非常紧缺，北军的供应则非常充足。它们不是我们现在知道的那种手榴弹：它们只是些装满火药和导火索的钢筒。邦联军队靠两种办法解决短缺问题。一是捡来那些没有炸响的手榴弹，重新引火；二是趁投过来的手榴弹还没爆炸扔回去。趁着那手榴弹在那儿嗤嗤冒烟的当口，你把它捡起来扔回去。他们也搞土办法。他们用那些没炸响的大口径炮弹，装上导火索，然后滚下山去炸联邦工事，还挺有用的。
　　除了有用的发明，还有许多异想天开的胡思乱想。有一项发明，将两门火炮并排放，各放一颗炮弹，两颗炮弹之间以一条铁链相连，两炮同时点火发射，发明者的意图是：凡是两颗连在一起的炮弹所到之处，铁链便会把面前的所有东西齐齐地拦腰截断。问题在于，一颗炮弹总是先于另一颗射出炮膛，结果，一颗炮弹总是绕着另一颗飞旋。

　　内战中普通士兵面临的是什么样的环境？
　　挺苦的。都是些小事。他们经常要作二十五英里的行军。我在陆军那会儿，曾跑过两三个二十五英里行军，过后几天都缓不过劲来。他们可是经常跑这个。在北军，如果给你发双鞋，它们是不分左右的，它们是一模一样的两只。你得用脚硬把它们撑成左右脚的鞋。想一想，穿着如此劣等的鞋，跑二十五英里的行军，更不用说打赤脚了，很多邦联士兵都打赤脚，简直令人难以置信，他们还能正常行军作战。
　　和所有军队一样，很多时候，军旅生活会闲得令人发慌。如果按时间算，打仗只是军旅生涯中非常小的一部分。其余所有的事都很枯燥无味。
　　伙食糟糕，由你自己支配的时间也无所事事。一点儿可读的东西也没有。几乎是枯燥透顶。所有军队都有这种说法，“从速行动，然后等待”。像这样的事可太多了。当这种枯燥乏味和维克斯堡和彼得斯堡（Petersburg）前线盛夏的酷暑结合起来，就变得愈加令人难以忍受。有些人一半儿出于想出风头，一半儿因为闲得发慌，跳到工事的护墙之上，不顾敌方射来的子弹，向敌方阵地做些侮辱性的动作——纯粹是出于无所事事。有些人还因此挨了子弹。
　　偶尔到妓院里逛一次，在当时被称之为“顺线走”，还有许多其他说法。南北双方的地界都有很多妓女，主要集中于士兵休假去的城市，像里士满和纽约。
　　有一个历史学家曾说过，内战造就了世上第一支民主的军队。
　　在邦联部队，旅级以下的军官均由士兵选举产生。你也许会想，那可不是个好体制，因为士兵会将对他们宽容的人选上去，而不是那些打仗有能耐的人。你真这样想就大错特错了。他们知道必须把能将自己性命相托的人选上去。所以，你得相信，他们会把最佳的人给选上去。
　　邦联军队里没有服役期限。仗打多久，兵就当多久。而在联邦方面，则是有服役期的。例如，在冷港的战壕里，就有一些人的服役期满，结果，他们就在激战中退了出来，他们生怕在退出来被打死，都是爬下阵地的。
　　邦联部队不颁发奖章——整个内战中没有发过一枚。邦联的理由是人人都是英雄，不应该突出某个个人。当然，他们不全是英雄。但当有人向李提议搞一个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英雄册时，李否决了此议。在邦联军队中的最高荣誉是某人的名字被军情通报提及。他们认为那就足够了。
　　邦联军队有一种非常特殊的喊杀声，是不是？
　　双方都有各自特殊的喊杀声。北军的喊声是一种“乌拉”声——被一个士兵称之为“低沉、雄浑的北方士兵的吼声”。邦联嘛，当然了，有那种有名的“叛吼”。我们谁都不知道那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声音。我想，大致是一种猎狐人的尖嗓子和某种斑希鸟怪叫的混合。那是进攻时喊的。战后，在田纳西某个地方的一个邦联退伍军人聚会上，有人请一个老邦联退伍军人喊一嗓子“叛吼”。女人们从未听到过那个。他回答说：“我喊不出，除非你一边跑一边喊，再说，我这一嘴假牙、一肚子的饱饭，想喊也喊不出。”就这样，他们再也没有听过那究竟是个什么声音！
　　为什么同一场战役有不同的名字？让我们走一遍那些重大战役吧。
　　北方习惯用离战场最近的溪流或水域命名战役，比如说，安提顿溪；而邦联方面则习惯用附近的城镇命名，比如说，夏普斯堡；摩那萨斯、公牛道、摩菲利斯保罗和石河也都是这样起的名。我经常想，这大概是因为南军中的大多数人都来自乡下，城镇对他们来说不寻常，所以他们用城镇来命名战役。
　　我认为西部的战事至少和东线的战事同样重要。有一种普遍的看法，由于有关东部战区的论著很多，以及旅游者的数量，好像内战都是在弗吉尼亚打的，而在我们这边，只是些小摩擦。我认为反过来看倒也不至于，但觉得那更接近事实。例如，联邦在丹诺生堡的胜利，让邦联丢失了整个肯塔基和田纳西大部。那场战役涌现出像尤利萨斯·s·格兰特和芮生·拜福德·福莱斯特这样的优秀将领。那是北军大举反攻的开端。南军打谢楼战役的目的是阻止这一转折，那是为了扭转战局的破釜沉舟的一仗，但是南军还是败了。
　　谢楼是内战的第一场大战——第一场大血战；第一次摩那萨斯战役——有时被称为公牛道战役——的规模根本无法与之相比。那次战役是在［1862年］4月初。树上都有叶子了，道路全是蜿蜒的羊肠小道。双方都晕头转向，不辨东南西北。他们中的大多数人，尤其是南军，都还没打过仗。所以，那场战役简直就是一场毫无组织的、残酷的短兵相接，十万人在那里互相厮杀。将领们不知道自己的任务，士兵们也不知道自己的任务。全凭着自己坚守阵地、决不后退的决心撑着。
　　谢楼的血腥程度令所有人震惊。十万人中死伤、被俘和失踪者高达两万。谢楼的伤亡人数和滑铁卢战役相同［那场仗是拿破仑的最后一仗〕。但是，谢楼战役后面还跟着二十个滑铁卢呢。格兰特在谢楼开战前不久曾说过，他认为战争基本上已经结束，南方已准备投降。谢楼战后，他说：“我看我们想获胜，非得征服他们才行。”谢楼一仗，也纠正了南方的一种偏见：“一个南方士兵能抵十个北方孬种。”他们发现事实远不是那么回事。谢楼起了这个作用。它让国人清醒地意识到，他们正面临着一个非常血腥的前景。它使得所有人对战争前景作了一个深刻的重新评估。
　　安提顿战役。
　　夏普斯堡是一场不一般的战役，因为这一仗根本没有任何目的。李没有必要打这一仗，但他决意不被人轻易赶出马里兰，所以停下来干了这么一仗。许多人认为他停在那里打这一仗是个错误，但是，从那以后，每当李后退，追赶他的人追得近了，都变得极其小心，也许他们都记得夏普斯堡这一仗。
　　那是场血战。令人难以置信。那场战役有三场战斗，一个接着一个，左路、中路、右路。戏剧性极强。假如你想看一场戏剧性极强的战斗，你也许会选夏普斯堡或福莱德里克斯堡这两场，你基本上能看到战场的全貌。
　　在夏普斯堡的血战过后，特别是在玉米地和“敦客”教堂附近的战斗过后，“石墙将军”杰克逊部队的战事结束，他坐在马上吃着桃子，他的医官麦克格尔医生就在他边上。杰克逊这个人是个神神鬼鬼的人物，他是那种牢记《圣经·旧约》、相信将敌军彻底打垮的一介武夫。他远望双方尸横遍野的战场，一边吃着他的桃子，一边说：“上帝今天待我们不错。”
　　参加内战的人们似乎表现出非凡的勇气。是不是某一方作战比另一方更勇敢？
　　有关邦联士兵英勇的夸奖更多些：相形之下，他们似乎更加骁勇和神气。实际上，我还不知道在双方的部队里，还有谁能比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联邦部队更勇敢。虽然那是联邦的一次惨败。但是，在多次失败后，仍然不断地向玛丽高地山脚下的那段石墙冲锋，那堪称举世无双的英勇。这和南方人的骁勇有所不同，那是一种视死如归的坚定，一种不达目的不甘休的气概。
　　在那么南面的地方看到北极光是件极不寻常的事，但是，在福莱德里克斯堡战斗结束的那一晚，整个天穹火龙飞舞，就像北极光那样异彩纷呈。
　　邦联部队认为这是万能的上帝在庆祝邦联的胜利。
　　弗里德里克斯和张斯勒斯维尔这两仗是李和杰克逊的登峰造极之作，是吗？
　　张斯勒斯维尔在许多方面讲，是李的杰作。这是他所有战例中取胜可能性最小的一次。这是他在强敌面前冒了极大的风险，分兵几路，并且保持攻势的结果。
　　张斯勒斯维尔之战的唯一缺陷是发起进攻的时间过晚，以致无法攻到“石墙将军”杰克逊预定的目标，以致他甚至打算采用在内战中极少使用的夜袭，这都是因为他知道他没有到达预定位置的缘故。那也正是他受伤乃至身亡的地方。

　　李在葛底斯堡到底是怎么了？
　　葛底斯堡是南方起用R.E.李所付出的代价。
　　第一天的战况是那样令人乐观，第二天，他差那么一点点就能取胜。
　　到了那时，朗斯崔特认为，李的热血开始沸腾，朗斯崔特说，一旦李热血沸腾，谁也拦不住他。朗斯崔特试图劝阻他，但李说，“不，他在那边呢”——“他”指的敌军——“我要狠狠地揍他一顿。”那是他犯的一个错误，是他所有的错误中最大的一个错误。
　　〔匹克特的〕冲锋是个难以置信的错误，当时，可能除了匹克特本人之外，几乎没有哪个经过训练的士兵会不知道那是个错误决定，匹克特当时倒很兴奋，以为立功的时候到了。但是，所有的人看上一眼那片开阔地，不论是中士还是中将，就能看出那是一个铤而走险之举，我认为那是决不应该走的一步棋。
　　参加冲锋的部队几乎损失了百分之五十，其中包括被俘、阵亡和负伤的兵员。
　　威廉·福克纳在《坟墓的闯入者》中曾说过，对于每个南方的男孩来说，他能在想象中，竭力将自己置身于1863年7月初的一天下午一点钟的那一时刻，火炮就位，部队排成进攻行列，战旗已经出了旗筒，正准备展开，只是这一仗还没有打响。他可以在他的想象中回到那场即将失败的战争之前的那一时刻，他可以永远在心中拥有那个庄严的时刻。
　　维克斯堡的邦联守军在葛底斯堡战役过后仅一天便弃城投降，这一定对南方的士气是一个沉重打击。
　　我有一个曾祖叔父。他的名字叫瓦特·乔里。〔维克斯堡〕投降那会儿，他才九岁。〔1863年〕7月4日，当联邦部队进城时，他正站在街上的人行道上，在他的外套的正中央有一串很大的铜纽扣。他站在那里瞧着那么多天来一直想杀他的联邦军人。突然，从队列中走出一个硕大的黑人下士，他拔出一把刀，我曾叔父以为他想抹他的脖子。但他却将他外衣的纽扣切割下来，装进自己的口袋，然后回到队列中去。乔里叔父在我还是个小孩时给我讲了这个故事，我能设身处地想象他当时的感觉。那一定是件很可怕的事。
　　切克莫加战役并不像一些东部战区的战役那么人人知晓，但在某些方面是最残酷的一次战斗。
　　切克莫加这个词就像所有印第安人的词汇，被译为“死亡之河”。只有上帝知道那个词的真正含义。印第安语怎么译几乎都行。但是，战役的第二天可能是整个内战中最血腥的一天。那是一场极其残酷的战斗。许多阵地的突破，许多短兵相接的肉搏。一个长途、艰难的退却。南方的一次辉煌但又没有被充分利用的胜利。所有西部战区的英雄都在那里，从芮生·拜福德·福莱斯特到他的下属。那是一场了不起的战役。
　　冷港是另一场南方的重大胜利。
　　在冷港，邦联部队的工事坚固。那些人都知道怎样占据有利地形，给敌军造成最大程度的伤亡。整个军队一字排开，心里盼着、祈求着敌军会向他们发起进攻。格兰特投入了三个军团。在大约七分钟里，他们就打死打伤七千联邦士兵。那是一场血腥的大屠杀。那是格兰特承认的唯一过失。他在战后说过：“假如我能回到冷港开战之前，再做一次决定，我相信我是不会下令进攻的。”
　　但是到了彼得斯堡，战争的特征似乎发生了变化。
　　彼得斯堡战役是双方部队的耐久力的一个生动写照。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使用的堑壕战术的预演。在内战中，双方都很好地经受住了考验，双方的士兵也都经受住了考验。想一想伤亡人数，对于我们来说，那是不可思议的英勇无畏。
　　在某些方面，1864年的富兰克林战役是令我震惊的最惨烈的战斗之一。邦联列兵山姆·瓦金斯形容这场战斗的惨烈场面就好像“死亡天使”为他最后一个收获季节的收成而降临人间。
　　富兰克林是一场惨烈的战斗。向田纳西州的富兰克林发起的冲锋比李在葛底斯堡的那次冲锋还要难，伤亡人数也一样高，结果，南军的精锐部队落败。有人非常怀疑约翰·贝尔·虎德当时可能是为了整肃军纪，才在富兰克林组织那次冲锋，此说有一定的道理。他对不久前春坡（Spring Hill）之战很是恼火和失望，想通过这一仗，让他们振作起来。结果，他的部队受到重创，后来，那西维尔之败从很大原因上讲是一个月之前的富兰克林战役的后果。
　　那些战士怎么就能那样不怕死，发起那样的冲锋呢？这似乎难以置信。
　　你不怕死的最主要的原因是你身边的人也不怕死。那是一种集体的荣誉感。你停下来好好想一想，不走比走要难得多。一个人要鼓足勇气说，“哥们，我不想走了。”没人有这种勇气。
　　但是，那是件很难理解的事。那些人的耐受力似乎异乎常人，尤其是你知道他们当时的医疗状况。那样原始，缺乏麻醉药和所有的设施器材。要那些人服役四年多几乎令人难以置信。什么人都能吃一个下午的苦，而这些人一年又一年地坚持了下来。
　　你必须记住，〔一个团的人〕都来自同一个州。他们跟随的是同一面战旗。他们作战过的战场的名字全都绣在战旗上。这让人产生一种强烈的集体荣誉感。我敢肯定他们对自己的部队遭受的损失非常悲痛。但是在一起经受（我所知道的）最惨烈的战争洗礼之后，这些人之间都建立了一种独特的战友之谊。
　　一个团队来自同一个州、郡，甚至同一小城镇，会产生一个大问题。假如某一个团在某一战役中遭遇一场恶战，例如，夏普斯堡的玉米地的那场战斗，传来的坏消息可能是这个小镇不再有年轻男子，他们已全部阵亡了。这样的事曾发生在田纳西的克拉克斯维尔。我曾经有一次看到一些有关多少人奔赴战场和多少人回家的数据，你简直不敢相信回家人数之低。
　　让我们来谈谈老百姓。
　　拜福德·福莱斯特的孙女就住在曼菲斯这儿。她是最近才去世的，我曾有机会与她相识，一次，她甚至让我在头上挥舞了几下将军用过的军刀，那真算得上一个殊荣。我想了很久，然后给她打电话说：“我认为内战造就了两个货真价实的天才。其中一个是你的祖父。另一个是亚伯拉罕·林肯。”电话的另一头是很长的一段沉默。然后，她说：“不过，你得知道，在我们家族里，我们向来没有对林肯先生有过多少敬意。”内战都过去那么多年了，她还是不喜欢我将她祖父和亚伯拉罕·林肯相提并论。南方人对内战的看法实在是非常奇特。
　　跟我谈谈林肯。
　　他是一个具有神秘色彩的人。他有那么多的侧面。对我来说，林肯令人好奇的特点是他能从自身中摆脱出来，就好像他能够站在一边观察自己似的。这是一种非常奇特、非常神鬼莫测，而且极具智慧的能力。简而言之，因为林肯的形象一直被他那些注重人情的故事所埋没，人们往往会忘记他还是一个极聪明的人。他做的几乎所有的事，都是经过仔细推敲，权衡利弊之后作出的决定。他遇事胸有成竹。
　　林肯讲的故事中，我最喜欢的一个，是他对一个骑着马来到自己部队前的一个联邦将领的描述。当时，他们正在检阅部队，战马蹦跳、转圈，不知怎么搞的，一匹战马的后腿给缠到马蹬上去了，那个将领低头看了一下那个尴尬的局面，对马说了句：“你如果再不上马，我就要下马了。”
　　林肯的文学功底表明：他是和马克·吐温一个级别的写作大师。我在密西西比州时，还是个孩子，学校要求我们背诵“葛底斯堡演讲”。这个演讲说如果南方赢得内战的话，属于人民、站在人民一边的和为人民服务的政府就会从地球上消失。那份演讲稿的内容和他们要求我背诵它这一点毫无关联。结果，是他出色的文笔让我记住了它。他一次又一次地向我们显示他的文学才华，哪怕是几份应景的、不是写了给人读的短文，也是如此。他的文学功底之深几乎令人叹为观止。
　　英国人最先称他为出色作家。许多美国人则为他的行文风格感到惭愧，有人称其为“粗糙不堪”。他是用美式英语搞写作的，人们认为美式英语也没什么不好，用来搞些小品或笑话什么的还行，但是要用在政府文件中就有点不登大雅之堂。林肯写的就是美式英语，也就是马克·吐温后来用来写作的那种美式英语。
　　是什么引起了你对芮生·拜福德·福莱斯特的兴趣？
　　当然，在许多方面，你问到的这个人是个全才。福莱斯特是个天造的奇才。有人说他天生就是军人，就好像莎士比亚是天生的戏剧家一样。他有一些基本的军事准则，你要是把它们翻译一下，正好符合现在的陆军守则。他说，“带领最多的人马抢先占据有利地形”，他的意思是，“带上优势兵力占据内线”。他有一些非常简单的信条。他曾说，“击其尾”，“虚张声势”，都是一些用他独特方式表达的不错的军事原则。他能观察一个地形，知道如何利用。他有绝佳的拓扑学概念。他能看出一个位置的关键所在，知道怎样打击敌军的要害。
　　在他整个军旅生涯中，只有一次被敌手打得措手不及。那是在田纳西的一个叫派克的十字路口（Parker’s Crossroads）的地方。他正在接近敌军，准备偷袭，不料身后受到一支他不曾预料的部队的攻击。所有人都很恼火，问他：“将军，我们怎么办？”他说：“兵分两路，进攻两处。”他们遵命而行，逃脱险境。
　　整个内战期间，他的三十匹坐骑被打死，他在短兵相接的厮杀中杀过三十一个人。他说：“最后，我只领先于敌手一匹马的距离。”

　　罗伯特·E.李为什么会投奔邦联？
　　北方没有留给罗伯特·E.李任何周旋余地，你们后来在许多场合后悔不已。当李必须在国家和弗吉尼亚之间作选择时，他的选择从来都是毫无疑问的——他选择他的老家。他说，“我无法与我的故乡拔剑相向”，他经常把“故乡”说成“我的祖国”。
　　李是最不好评论的人物之一，因为他已被神化，或像现在一些人的说法，他已成了一尊“雕像”。他已被昔日的辉煌战功和个人崇拜抽去了人的内涵。他是一个热心、外向的人，总能找出时间倾听个别士兵的抱怨。有一次，一个北军战俘在被押解后方途中，当着李的面抱怨，说有人抢走了他的帽子。他指着某个人说“就是那个人”，李便叫那人将帽子归还给他。
　　一次，有个什么人因为违纪被带到他的面前。你能想象因为违纪而被带到李将军面前吗？那个年轻人吓得浑身发抖，李说：“你用不着害怕，在这里，你会得到公正的处理。”那个年轻人说：“我知道，将军，这正是我害怕的原因。”
　　他是一个非常卓越的将领。他能攻善守。他敢于冒大风险，但只有在万不得已时他才去冒险。假如格兰特的人数不占优势，他也可能会像李那样冒险。李只有冒大风险才能取胜，这便显出他用兵如神的韬略。
　　他仔细研读北方的报纸。有时还亲自审问战俘。他知道怎样把自己放到另一个人的脑子里。他知道格兰特的动向，因为他可以将自己变成格兰特，从而估计出格兰特在某种情况下会作的决定。联邦方面是在撤了五、六个统帅之后才找到格兰特的。在麦考仑被撤时，李曾说：“我担心他们会继续换人，直到他们找到一个我无法琢磨的人。”他们从来没有找到一个他无法解读的人。但是，北方最终找到了格兰特，他知道如何教训李，而且好好地教训了他。
　　格兰特似乎总是在李的阴影之下，然而，他又是内战中最有影响力的人物之一。
　　作为一个将军，格兰特身上有许多优点，但有一点是所有良将所必需的。他具有一种人称“凌晨四点钟的勇气”。你可以在凌晨四点将他摇醒，告诉他敌军正向他的右翼攻击，他仍能泰然处之、冷静沉着。他有一种集中注意力的能力。举个一个很好的例子，他正在书桌上工作，弓着身子写东西，这时，他需要房间另一头的一样东西，文件或其他什么东西，他会站起来，背仍然弓着，走到那里，拿上要的东西，走回书桌，坐下。整个过程身子都不直一下。这说明他注意力是多么集中。
　　〔在维克斯堡战役期间〕战士们知道他们与供给基地的联系中断了，但是，格兰特本人给了他们以信心。他们相信格兰特胸有成竹。行军途中的一个场面又进一步增强了他们信赖：不管是夜间还是白天，走在路上或是过桥，在路边常常可以看到骑在马上的格兰特——一个被尘土覆盖的人骑在一匹被尘土覆盖的马上，喊道：“快走，快跟上。”这样，他们深切地感到他在负责他们的行动，从而给了他们更大的信心。
　　格兰特在“野林战役”中，在野林第一夜过后，回到自己的营帐中，精神崩溃，哭得非常伤心。他的一些下属说他们还从未见过哪个大男人的神经如此脆弱。不过，他是等到战斗结束才哭的，而当第二天战斗重新开始时，他也没哭。从这里你能看到，他是怎样不让自己内心的不安影响自己的。
　　在“野林战役”过程中，军官团中所有的人都曾在东战区打过仗——格兰特本人则是刚从西战区调来的——所以他们老在谈论“巴比·李，巴比·李，他会如此这般，这般如此”。格兰特最后告诉他们：“我听你们谈论巴比·李听得耳朵都生出老茧，你们以为他会翻两个跟斗，然后落到我们的后方不成？少去想他会打我们的什么主意，而是应该打一打他的主意。把炮给我拖过来。”能说出这种话，格兰特，他真是个了不起的将才。

　　杰弗逊·戴维斯是个什么样的人？
　　有关这个话题，李说得最好了。“我不认为有人能说出比杰弗逊·戴维斯更能干的人，我自己不知有哪位和他一样能干。”这是罗伯特·E.李说的话，还是有些分量的。
　　杰弗逊·戴维斯经常被人说成是一个血气不足的书呆子，一个整天陷在琐碎公文里，从来不闻他事的庸人，一个冷若冰霜、没有人情的人。我发现在所有这些方面，他是个与传说截然相反的人。实际上，戴维斯是个外向、友好的人，他是一个很顾家的男人，热爱妻儿，情感极为丰富。我忘了林肯枪毙了几个士兵，戴维斯也就枪毙了四、五个。那些有关他的讹传实属怪事，就好像有谁搞的一个巨大的阴谋似的。其中一部分是南方人造出来的，他们战败，不愿去责怪军事将领，于是便去责怪政客，当然，戴维斯是个头号政客。所以，南方人在丑化戴维斯的过程中起的作用要比北方人大。北方人要把他吊死在酸果树上，但南方人则在战后将他贬得体无完肤。
　　威廉·特康姆修·舍曼——他是我最喜欢的人物之一。
　　舍曼的战地指挥能力一般，但是，他是个卓越的战略家。他能布局，所以不论具体战场上发生什么事，他都能得胜而归。
　　舍曼可能是第一个真正的现代军事将领。他是第一个深知平民是叛乱支持者这个道理的人，认为你对平民采取措施，你就断了资助叛军的来源。所以，他刻意向平民开战。他是动真格的。从内战一开始，他就看出这是一场多么难打的战争。但他说这场仗是如何难打时，却被人怀疑精神错乱，以暂时离任处理，后来他们认为他还不算太离谱，便将他召回军中。
　　“石墙将军”杰克逊真是奇人一个。
　　他有一种奇特的宗教狂热和追求战场上的荣耀。他喜欢作战，看到战斗，眼睛都会发亮。他们称他“老蓝光”，就是指他遇到战斗时眼中冒出的光。他是个天不怕、地不怕的人，战斗一打响，便将个人安危置之度外。他能够解释他的想法。他曾说：“你一旦将他们击溃，就得穷追猛打，那样，每次都能以寡胜众。”他完全理解常胜将军的名气会越滚越大。这个名气就是他的一切。他不是一个要求严格的长官。他能枪毙人，但他不理会部队的军容、战士敬礼是否标准或其他的繁文缛节。
　　他有一种奇特的不理会他人痛苦的特点。他身边有一个年轻的通信兵，在一次战斗中，他环顾四周，没看到他。他便问：“某某上尉哪儿去啦？”边上人答道：“将军，他已经阵亡了。”杰克逊闻言，说“很值得嘉奖，很值得嘉奖”，然后，将此人此事放到脑后去了。他会将部队拉到战斗最激烈的地方，完全不顾当时的伤亡人数。他会命令部队强行军，直到战士们跑得口吐白沫、脸色煞白，倒在路边。他甚至不会停下来看一看这些人，他只顾径自继续走下去。

　　南方是否真有机会获胜？
　　我认为北方在打仗时，只用了一只手。就在内战过程中，国会通过了拓荒定居法，还出现了许多精妙的发明。1864年春，哈佛大学和耶鲁大学的划船比赛照常进行，两支船队中没有一个人志愿参加陆军和海军。他们不需要他们参军。我认为假如南方再打几场胜仗，多得多的胜仗，北方只要拿出另一只手就行。我不认为南方真的有机会获胜。
　　战争开始向南方步步逼进。南方没几户人家没有失去亲人的。社会发展也被中断。封锁禁运也起到了作用。他们连针头线脑这样的简单东西也没有。随着人们意识到仗打不赢，悲观情绪越来越严重。政治领袖尽力为他们打气，尤其是杰弗逊·戴维斯向他们保证，这是第二次美国革命，只要他们像先辈们那样坚定不移，胜利的那一天最终必定到来。但是，大家意识到胜利越来越不可能。尤其是他们得不到外国的承认，当年的革命离开了外国承认，是不可能成功的。随着日益逼近的北军，［随之而来的］是一种失败是命中注定的观念。例如，玛丽·切斯那特说：“这就像一出古希腊的悲剧，你早已知道剧终的结果了。我们正生活在一出古希腊的悲剧之中。”
　　这话听上去像是“徒劳的奋斗”。“徒劳的奋斗”到底指的是什么？
　　“徒劳的奋斗”指的就是邦联。人称邦联是“徒劳的奋斗”。在我密西西比格林维尔老家的邦联纪念碑上，邦联被说成有史以来唯一自始至终从未做过坏事的国家。许多人都持这种观点。丢失的东西总是被人看得很重。
　　但是那些人是值得我们同情的。南方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表现出了他们的勇敢。例如，许多我们现在引以为自豪的美国性格在南军士兵中有杰出的表现。我们理所应当地为所有参战的士兵感到自豪，不论来自北方还是南方。

　　那么，谁打赢了内战？
　　我可以告诉你谁打输了内战——南方打输了内战。但是，至于谁打赢了那场内战，我可说不准。那是一场悲剧。建国一百周年，是应该庆祝、更是应该哀悼之时。假如真有谁打赢了内战，那就是十九世纪后期，靠不义之财起家的暴发户杰·果德和杰姆·菲斯克之流。那场内战曾被［作家”艾伦·推特（Allen Tate）用一个令人气愤的方式描述成北方向南方输送文明的尝试。那是个天大的笑话，但是也有点道理：内战促进了我们整个社会的融合同化，以及战后重建阶段带来的极其残酷的后果。
　　随着资本主义的全面展开，我们生活中的多样化消失了。我认为南方被打败的结果，使得全美国失去了一些东西。尽管南方有奴隶制这个极大的污点，南方文明丧失之日，全美国也同时失去了一些东西。
　　除了一些例外，我还不知道有哪些目前已经取得的历史进步不能通过和平的途径取得。战争总会产生许多发明创造。蘸水钢笔就是在内战期间发明的。将鞋帮缝钉到鞋底上的机器也是。举个例子，在北方，建起许多高等院校：麻省理工、瓦瑟（Vassar）等等，可见当时他们的富有。
　　从表面上看，北方赢了这场内战。但是，胜利是以巨大的人的价值、更不用说是以人的生命作为代价的。
　　内战是怎样改变我们的？我们成了什么样的人？
　　那场内战的确是那种属于分水岭的历史事件。战争爆发时和结束时的美国有天壤之别。国家面临一场令人痛心的悲剧，我们是以一家人处理一个令人痛心的悲剧的方法作出反应的。当时，如此可怕的事几乎令人难以想象。你必须记住，内战各战役的伤亡数字远远超出我们现在所能想象的一切。今天，如果一场战斗造成了百分之十的伤亡，大家就会认为这是一场血流成河的战斗。在好几次战役中，他们的伤亡是百分之三十，一仗接一仗，你看看。
　　然而，那场内战造就了我们这个国家。战前，人们只是从理性上知道有这么一个国家，但是，等战争结束，双方都知道，他们拥有一个国家。他们都曾去过那些地方。他们曾翻山越岭、长途跋涉。他们实实在在地见过这个国家，所以，他们知道他们拥有一个国家。他们知道了为维护这个国家的统一他们所付出的代价，以及他们死去的战友付出的代价。这场内战做到了这一点。内战使他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现实。
　　内战之前，人们说，“合众国是……”（The United States are复数）从语法上讲，这种说法的基调是这个国家是由一些相互独立的州聚合起来的。内战过后，人们总说“合众国是……”（The United States is单数），就是我们今天的说法，说起来很自然，一点儿也用不着去想。这一点便集中概括了内战所取得的成果。内战将我们的国家变成了一个单数。





　　第四章　1864年，最神圣的土地

　　☆山姆·格兰特

　　“维勒德（willara）旅馆这个地方，”茵斯尼尔·豪松在内战期间写过，“与国会、白宫和国务院相比，也许更称得上是‘华盛顿中心’。在那里，什么人你都能见到……你兴许能和哪个州的州长点头致意，与名流擦肩而过，一不小心，会踩了哪个将军的脚。在那里，你能听到资深人士和演讲家的宏论。你将跻身于那些想在政府里谋个一官半职的人、幕后操纵者、发明家、艺术家、诗人、散文家……职员、外交官中间，直到你自己的身份被淹没在那个大杂烩里为止。”
　　1864年3月8日下午，一个胡子拉碴、满脸皱纹、穿着棉布外套的人穿过维勒德旅馆拥挤的门厅，来到前台。一个十四岁的男孩提着一个小包跟着他后面。在场的人中间，包括前台的职工，谁都没有给此人以多大的关注，直到他在来宾登记簿上写下“U.S.格兰特父子，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格利那”。
　　前台的职员一见这个名字，“啪”地来了个立正，并且亲自将将军的小包拎上楼，来到一间客房。消息很快传了开来：林肯新近任命的联邦军队主帅正住在旅馆里，当格兰特父子进入餐厅时，其他用餐者纷纷起立，为他们鼓掌喝彩。
　　晚饭后，他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信步走过两条横马路，来到白宫，在那里，林肯总统及夫人正在举行一个招待会。与早先的情形一样，来宾们一见到他，便报以热烈鼓掌。比他高出八英寸的林肯急不可待地握住他的手：“啊！格兰特将军光临。我真是荣幸之至呀！”人群挤了上来，格兰特不得不站到一张沙发上与他们握手。他在那里站了差不多一小时。
　　“至少有这么一次，美国的总统不是一个场面中的主角，”一个众议员记得，“那个矮小的、受宠若惊的、站在一张深红色的沙发上的人，成了这一时刻人人仰慕的偶像。”
　　在不到三年以前，格兰特还是个无人知晓，颇不得志的美国中西部的一介平民，就是了解他的人也只知道他所遭受的一个又一个挫折。现在，他是丹诺生、维克斯堡和恰特诺加的征服者，来到华盛顿接受特别为他设立的军衔——中将，在此之前获此军衔的人是乔治·华盛顿。他将统帅合众国的全部军队，共五十三万三千人，他还拥有一样从许多方面讲更强大的东西——一个对手下将领不满由来已久的总统的信任。“在我所能理解的范围里，我对你至今所做的事完全满意，”林肯对他说，“至于你计划中的那些细节，我不懂，也不想去搞懂。”
　　格兰特对他得到的赞誉和总统的信任很感激，但对赋予他这些殊荣的城市则不以为然。他感到，华盛顿这种地方，不是一个诚实军人的久留之地。他急着想返回前线。
　　在他的血缘里和他早期的军旅生涯中，都没有什么成大器的蛛丝马迹。他的祖父曾因欠债不还坐过牢。他的父亲杰西在俄亥俄的快乐角开了一家硝皮铺。1822年，希兰姆·尤利萨斯·格兰特（Hiram UlyssesGrant）就出生在那里，他最早的记忆是硝皮的难闻气味。
　　他是一个敏感、不合群的人，玩马很有几下；七岁时就开始赶父亲的马车。但在他八岁时，在他试图买下一匹马时，过于性急，多花了一点钱，他那严厉的父亲和同龄人常要戳他的这个痛处。“男孩喜欢看同龄人的笑话，”他回忆道，“至少那一天，村里的孩子们是那样。”
　　1839年，杰西·格兰特为他矮小、瘦弱、不求实际的儿子在西点军校搞到一个位置，希望军队能保证他一个铁饭碗。一个文书把他的姓名写成尤利萨斯·辛普森·格兰特（Ulysses Simpson Grant），他对此没有抱怨，反倒心安理得，将错就错。他是个不显眼的士官生，只在骑术和水彩画上表现出浓厚兴趣，他的朋友称他为“山姆”。
　　“军旅生涯丝毫没有吸引我的地方，”他后来说，“我在整个军校期间，从未将任何一篇课文读过两遍。”他在毕业班中名列中游。毕业后未能进入他喜爱的骑兵。次年，他与朱丽叶·丹特订婚。她是他西点寝室室友的妹妹，也是密苏里一个奴隶主的女儿。“朱丽叶，你真不知道你对我的影响有多大，”他在早期的信中曾这样写道，“尽管我们相隔千里，但每当我想做一件我认为不应该做的事，我就会想‘假如朱丽叶就在边上看着我，我还去做吗？’”
　　尽管他认为美墨战争“邪恶”，但是他还是参了战。“我以为，我的最高职责，”他写道，“是效忠国旗。”他担任团军需总监，作战勇敢，独自一人冒着敌军炮火，为战友送弹药。
　　1848年，他与朱丽叶完婚，生有三子一女。然后，他离开妻小，被军队派到偏远的太平洋沿岸前哨站驻防。在那里，他既痛苦又孤独，又无法挣到足够的钱将妻小接到西部来。他曾尝试开食品店，没有成功；试种过土豆，也宣告失败。他的积蓄日益减少。他开始酗酒。“你不知道我那种被遗弃的感觉，”他在给朱丽叶的信中说，“我有时那么急切地想见你和我们的儿子们，就想干脆辞去此职，听天由命，凭这一身力气谋生算了。然而，每当我产生这种想法，贫困，贫困的阴影就向我逼来。”
　　1854年，他果真辞去了军职，回到东部与朱丽叶团圆，在老丈人送给他的一块土地上谋生。他称那里是“苦命庄”，就是雇来两个奴隶来帮忙，还是无法靠这片土地养家糊口。
　　他还试过追债、房地产、在圣路易斯街头叫卖过柴火，全都无功而返。有一年圣诞节，他将自己的手表当了，去为家人买节日礼物。最后，他父亲让他在伊利诺伊州格利那自家的皮革店里做了一名伙计；他的大哥就是他的老板。他就这样在默默地过着自己的小日子。当内战爆发时，他有时与邻居约翰·诺林斯聊聊政局。
　　因为他是城里唯一的西点军校毕业生，大家推选他来主持讨论征兵的公民大会；后来，他又义无反顾地再次入伍。“那次大会以后，我就再也没有回过那家皮革店，”他后来回忆道。他的朋友诺林斯也看到了他身上发生的变化：“在这一阵子，我看到了格兰特身上的新气象……他走起路来，不再是那种肩膀松松垮垮，帽子随随便便搁在脑门子上的散漫样子。”
　　政府连个正规团长都没有给他——乔治·麦考仑忙得连面都没和他见过——但是伊利诺伊州州长任命他为伊州志愿军上校。他被提升为准将，在密苏里的贝尔蒙（Belmont）打了一个小胜仗，然后，在其他北军将领接连遭受令人羞耻的惨败之际，打胜了扭转战局的丹诺生堡战役，成了北方的英雄。
　　他的外表没有一点英雄气概。他不喜欢穿军装，也不喜欢军乐队，他曾说他只能辨认出两首曲子。“一首是《扬基小调》”，他说，“另一首不是。”他有自己的怪癖：他一定要厨子把他吃的肉烧得透透的，因为肉里哪怕带一点血水，都会令他恶心。有一次，在一场死了数千人的恶战前夜，他因为一个马夫胆敢虐待战马，将其绑在树上绑了六个小时。
　　他在格利那老家的邻居约翰·诺林斯成了他的军官团主任，并主动出面劝止他酗酒。“我不知道我是否和别的男人一样，”格兰特有一次坦白说，“我一闲下来，便抑郁、消沉。”他一旦抑郁、消沉，伯本威士忌可以提供暂时的解脱。“诺林斯会与他争辩、劝诫、谴责、甚至责骂他，”一个随从回忆道，“他能不歇气地说上一个小时，但俩人的兄弟般的信任和情谊始终不渝……他成了将军良心的化身和写照。”
　　当格兰特的部队在谢楼遭遇突然袭击，伤亡惨重的消息传来，报章要求撤他的职。林肯顶住了他们的压力：“我不能没有此人，”他说，“此人愿战。”
　　他除了愿战，还讲究战术、意志顽强，而且临危不乱，他从不会忘记自己的作战意图，以及怎样达到那个目标。“格兰特的命令有一大特点，”一个联邦将领说，“在战场上，他写命令时哪怕军情再紧急，也不会有谁看不懂他的命令。”
　　他眼前的意图是再简单不过的了：“咬住李的部队，是最首要的目标，一旦咬住了他的部队，里士满便会不攻自破。与他在外面打比在他的据点里打要好。”
　　在他接受任命之后，格兰特南下来到米德在弗吉尼亚的科派帕附近的白兰地车站的指挥部。这里是整个内战期间规模最大、建造最精的营地。依莱沙·罗德兹是出来迎接他的人中间的一个：
　　4月19日，昨天，第六军团接受了U.S.格兰特中将的检阅。〔此人〕粗短身材，骑在马上像一只装玉米粉的口袋。我对他的外表有点失望，但我喜欢他的目光。
　　当格兰特与米德会晤时，他手下的副官介绍了他在西部作战取得的辉煌战果。波多马克集团军的老兵们对此很不以为然。“也许他在那里是打得不错，”其中的一个人说，“不过，你们还从来没有和巴比·李和他的那帮家乡子弟兵交过手。”

　　☆完美典范

　　那个正在莱比丹（Rapidan）河对岸与格兰特对峙的罗伯特·E.李，与格兰特的卑微出身完全相反。罗伯特·E.李的出身非常显赫，他与弗吉尼亚州的显贵豪族全都沽亲带故，其中包括李家族、卡特家族、鲁道夫家族、费朱福家族和哈里森家族。他的父亲“轻骑”哈里·李曾是乔治·华盛顿的朋友和最喜欢的部将之一。
　　但是，“轻骑”哈里又是个挥霍无度的人，他在将两个妻子的钱财挥霍殆尽后，独自弃家出走西印度群岛。（后来，他的长子亨利滥用妻子的钱财，与自己的妹妹乱伦，因其丑闻而得了一个“黑哈里”的绰号）罗伯特·E.李出生于1807年，由母亲抚养成人。他自幼家境窘迫，但家教很严。他母亲教他以华盛顿为榜样，一个邻居回忆道，遇事要“锻炼自我节制、自我控制的能力”，以匡正被玷污的家族名声。
　　他从小就负有对焦虑多病的母亲的责任感。到了十八岁才离开她去了西点军校。“离了罗伯特，我可怎么过呀？”她说，“对我来说，他既是儿子，又是女儿，他是我的一切。”
　　李是一个出色的士官生。在校四年期间，没有受过一次处分——同学们称他为“完美典范”，大家都喜欢他，毕业时，他名列全班第二。他的军旅生涯和他的血缘一样昭显：他被派到著名的工兵部队；在美墨战争中因作战勇敢，三次立功——据传就在那里，年轻的尤利萨斯·格兰特上校曾因衣冠不整，受过他的处分；他历任西点军校学监、曾是1859年捕获约翰·布朗的海军陆战队指挥官，在内战爆发时，很多人认为他是美国最有前途的军人。
　　1861年，李拒绝接受统领北军的任命，追随他的故乡，一起退出了联邦，其原因并不是他更倾向于奴隶制或分裂联邦，而是他坚信他的首要责任是效忠老家弗吉尼亚。他可能有时为这个决定所造成的后果遗憾，但他从未为他出于荣誉感所做的一切作过道歉：“我只是做了我的责任感需要我做的一切。我除了维护自己的荣誉之外，没有第二条路可走。如果叫我再作一次决定，我会作一个完全一样的决定。”
　　1831年与他成婚的妻子玛丽，是科特斯家族的人。她是华盛顿夫人玛萨·华盛顿的孙女。在弗吉尼亚的阿灵顿，四周有大片草场和二百五十个奴隶的那幢豪宅，本来是她的家，后来成了他的家。尽管她经常由于关节炎无法动弹，但她为他生了七个儿女，长期咬牙忍受丈夫离家的漫长、痛苦的时光。
　　女人们崇拜李；她们甚至都要在理发店里争抢他的灰白头发，以至于他无法上理发店理发。据说，1863年，一个亲联邦的宾夕法尼亚姑娘看到他骑马经过，前往葛地斯堡时，曾哭着说：“哦，他要是咱们的人该有多好！”
　　他本人对这种崇拜颇为得意，平日喜欢音乐、跳舞、美食、无伤大雅的调情。内战后，一个朋友看到他和两个脸庞羞红的女学生闲聊，他的大灰战马“游客”在他的胯下不安地蹬刨。这个朋友注意到，老将军用“一种敏捷的、有挑逗性动作，利用马刺”暗中制造这种活跃气氛。
　　但是，李对自己的妻子是一贯忠诚的，他烟酒不沾，从不讲粗话，他经常作很长的忏悔。他自己从未拥有过奴隶，而且在内战过程中，解放了已故岳丈家的奴隶。“李将军是……我所见过的他那个年龄段的人中最精神焕发的一个，”一个英国的访问者写道，“他的举止极有礼貌，充满了庄重之色……他的身上连点小毛病都没有……就连最恨他的死敌也从未指责过他本人有什么更大的毛病。”
　　内战初期，由于他未能为邦联守住弗吉尼亚西部，他被人戏称为“李老太太”，但他于1862年接替约瑟夫·E.强斯顿负责守卫里士满，将麦考仑逐出半岛，在第二次摩那萨斯战役时顶住帕普的进攻，在福莱德里克斯堡将伯恩萨德打得落花流水，在张斯勒斯维尔将虎克打得一败涂地——在敌强我弱的形势下打了所有这些胜仗——使他赢得了杰弗逊·戴维斯的绝对信任，以及部下的军官和士兵由衷的爱戴。就连平时只相信《圣经·旧约》里上帝的那个“石墙将军”杰克逊也相信他。“我对李将军信赖之至，”他曾说，“叫我蒙上眼跟他走都行。”
　　“有谁敢说他了解那个李将军呢？”玛丽·切斯那特自问，“我怀疑。他看上去那样冷峻、沉静，那样了不起。”他表现出的尊严，使得人们难以和他接近。从未有人当他的面称他巴比·李；他的部下喜欢称他“罗伯大叔”或“罗伯老爷”。他和他崇拜的华盛顿一样，脾气火暴，他一辈子都在努力克制这种脾气。他若真的发起火来，他那冷峻的目光会令人难以忘却。但他向来把联邦部队称为“那些人”，而不是称其为敌军。“他在潘姆恩基（Pamunky）河上的家被烧成平地，奴隶全被带走……”一个朋友记录道，“而在阿灵顿高地的家，不光家具全被洗劫一空，就连华盛顿的遗物也被偷走……尽管遭受了这么多的个人损失……在他谈起北方佬时，他……〔没有〕显露什么敌意……倒是提到过不少他过去的老朋友和同伴，谈的时候用的都是赞誉之词。”
　　现在，那些被他称之为“那些人”的北军士兵有了一个新的统帅，他还没有与其较量过。

　　☆进入野林子

　　“现在联邦军队被分成十九支部队，”格兰特写道，“在这之前，这些不同的部队都各自为战……我决定停止这种作法……现在，我的大方针是集中所有兵力来对付战场上的邦联军队。”
　　他现在为米德和军官团制定了计划，其中包括对邦联军队发起四个互相策应、同时发动的猛攻。
　　本杰明·巴特勒奉命带领一支部队从杰姆斯河出击。
　　富兰兹·希吉欧将从仙伦朵尔谷地出击。
　　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奉命从恰特诺加出击，直捣亚特兰大。
　　最后，乔治·高登·米德将带领波多马克集团军，共十一万人之众，南下进击李部。“李到哪里，你就跟到哪里。”格兰特告诉米德，他本人也将跟去。
　　李的策略也是直截了当的：粉碎联邦继续战斗下去的决心。为了削弱格兰特人多的优势，他将迫使格兰特向工事坚固的据点进攻，从而使得北方用武力逼迫南方回归联邦的代价高昂到北方公众无法接受，希望求和的程度。那一年的十一月将举行总统大选，李希望和格兰特拼个血淋淋的平局，那样，就能促使林肯在大选中落选。“李希望——也许我应该说，他几乎确信——”约翰·B.戈登写道，“假如我们能再将格兰特将军的人马挡在里士满门外几个月……北方政局的危机感或民意的转变可能就会导致华盛顿的政府考虑让南方脱离联邦。”
　　“5月4日早晨，”一个联邦的随军牧师的笔记中写道，“我们和格兰特统领的波多马克集团军全部人马向莱比丹运动。黎明时，天气晴好、温暖、美丽。无数的营帐一起开拔，欢快的军乐从四面八方传来，战旗飘飘，各团、旅和师团列队成行，这一情景，就在熟知军队阵形的人的眼里，也是一个异乎寻常的壮观景象。”
　　此时，李带领的六万邦联叛军正在一个林深树茂、盘根错节、被人称为“野林子”的地方等着他们，一年前，他们曾在这里将举棋不定的虎克率领的联邦部队包围。他们知道这次的情形可能有所不同。“那个人〔格兰特〕，”杰姆斯·朗斯崔特说，“会每天、每小时缠着我们交战，一直打到战争结束为止。”
　　联邦的先头部队当晚就在张斯勒斯维尔的旧战场宿营，冬天的雨冲开了许多埋葬双方阵亡将士的浅浅的墓穴。“天色渐黑，我们生起篝火，”一个新入伍的列兵回忆道，“我们的周围都是死人；他们那些没有眼睛的骷髅好像紧盯着我们……树在微风中摇曳、婆婆。就在我们坐在那里抽烟那会儿……一个一直在用刺刀〔挖地”的野战军战士突然将一个骷髅滚到我们面前，然后压低了嗓子，用一种低沉的声音对我们说：‘这就是你们的下场，你们中的有些人明天就会像他这样。’”
　　第二天正午时分，战斗在一片混乱中开始——而且在此后的一整个月中就没停过。“没人能看到五十英尺以外的敌人，”一个联邦列兵回忆道，“两军阵线相隔非常之近，从茂密的灌木丛中和树梢上，硝烟处处、子弹砰砰，加上敌军的吼声。与其说那是一场战斗，倒不如说是一场在令人晕头转向的密林中展开的盲目而血腥的互相猎杀。”
　　有的部队被打散了，有的部队向自己人开火。军官们试着用罗盘来定向。双方没有明确的战线，互相厮杀了一整天。“第五天的夜间，有两个人回到雷希的大屋，都受了轻伤。其中一个是叛军……另外一个是我们的人，”一个联邦士兵写道，“他们聚到一起，两人都把枪给丢了，当灌木丛着火时，他俩合力拼死冲了出来，然后就决定先撞到谁的手里就归谁。”
　　第二天，由杰姆斯·瓦兹渥斯将军带领的联邦部队突破邦联战线中段。在李担忧地关注这一情形时，朗斯崔特的人马赶紧前去补缺口，这支人马是由约翰·格莱格率领的来自得克萨斯的部队。“注意了，得克萨斯来的小伙子们，”格莱格冲他的部下喊道，“李将军的眼睛正看着你们，向前进军！”“还没等我们出发，”一个得克萨斯的战士回忆道，“李将军就来到全体将士面前，他站在马蹬上，白发苍苍，用一种真诚的声音宣告道……‘得克萨斯总能打退他们’。”我这一辈子没见过人们对李将军这一席话的反应。人群中爆发出的欢呼声一定能声震数里……我身边的一个骑马的通讯员，热泪从双颊上流了下来，他说：“为那老爷子，就是赴汤蹈火我也在所不辞。”
　　那的确像一次赴汤蹈火式的冲锋。得克萨斯人在相距敌军五十步的地方拼死抵抗，等待朗斯崔特的增援人马赶到。联邦部队进攻时，他们有六百七十三人，在击退联邦部队们后，只剩下二百二十三。一个自豪的幸存者问道：“我们难道没有尽了人所做的一切吗？”
　　到了天黑时，由约翰·B.戈登率领的邦联叛军击溃了格兰特的右翼，活捉了两个将领和六百个战俘，差一点切断联邦的供应补给线。格兰特接到这些报告时，未加评论。“他一言不发，在自己心里盘算，”一个军官记录道，“而他的神态自若——也就是说，没有任何表现情绪和意向的表情。他一枝接着一枝地吸着烟，……他有一个用小刀切削木块的习惯。他会没有任何目的，将一根小棍削成小木屑。”
　　“野林子战役”的头两天，格兰特损失了一万七千人。第二天晚上，在营帐中，他哭了，就在他落泪时，灌木林火正在横扫“野林子”，灼烧着那里的两百余名伤员。
　　疲倦的依莱沙·罗德兹听着这些人的惨叫，在临睡前在他的日记中作了一个记录：“我们已经尽力用木头和泥土修筑了工事，正在待命。如果我们的将领不是格兰特，而是另外的什么人，我估计他会退却，但是格兰特不是那种军人，我们觉得我们能信得过他。”
　　罗德兹没有看错他的统帅。第二天早上，格兰特命令部队继续南进。
　　波多马克集团军在战败后继续向前，这还是内线中的第一次。“无论发生什么事，”格兰特向林肯保证，“我们不会退却。”“我们的士气高涨，”一个联邦士兵回忆道，“我们轻松地行军，战士们开始唱歌。”
　　这个新对手的举动，正在李的意料之中。“格兰特将军不会退却，”他告诉副官，“他会将他的部队拉到斯帕兹维尼亚（Spotsylvania）。这肯定是他下一步的动作，我已作好应对措施……我们就在那里与他交锋。”
　　当格兰特赶到斯帕兹维尼亚，李已等在那里。5月11日，格兰特电告华盛顿：“我们已结束了第六天的激战，迄今为止，形势对我方很有利。我打算就按这个样子打下去，哪怕打一个夏天都行。”
　　第二天拂晓，格兰特派出两万人，由温弗尔德·斯戈特·汉卡克指挥，向邦联战线的中段进击，那里是被联邦战士最初称为“骡蹄子”的凸出的弧形阵地。
　　邦联守军一开始退了下来，联邦部队占据了他们修筑的木材战壕。李见状，决心自己带领部队反冲锋，但是，约翰·B.戈登制止了他。他回忆道，“我用一种希望能被我的战士听到的语气说，‘李将军，您不能带我的部队去冲锋，没人会跟您去的，将军。此外，还有一个原因。站在您身后的这些人是来自佐治亚、弗吉尼亚和南北卡罗莱那的人马。他们从未在战场上给您丢过脸。他们也不会在这里给您丢脸。小伙子们，你们会不会给将军丢脸？’”
　　士兵们高喊道，“不会，不会，不会；我们不会给他丢脸，”当他们看到李仍然暴露在敌军火力之下时，他们高喊，“李将军，请后退！”他们将他团团围住，将他的坐骑“游客”推出危险区。“我……相信，如果有必要，”戈登说，“……他们会连人带马将他扛到安全地带。”
　　戈登的人马反攻得手，拿回了阵地，但是，战斗仍在继续，一整天内，双方反复拉锯。在一个联邦退伍老兵的记忆中，这一天简直是“我一辈子中最可怕的一天”。
　　“成行成行的人被子弹、炮弹和刺刀打死，队列最终倒下，全成了一堆堆肢体残破的死尸，”赫莱斯·波特将军写道，“一尺半粗细的树全被不间断的枪弹打成两段……我们不仅射杀了一支军队，我们还射杀了一片树林……就连黑夜也不能让双方熄火，这种你死我活的互射一直延续到子夜过后。”
　　两支军队又损失了一万二千人。第二天凌晨，李命令部下后退。
　　“破晓时分，”波特记录道，“我们能看到敌军的死尸……一个摞一个，有的地方有四层之厚，死尸全都残破不全，在一大堆快速腐烂的死尸下面，还能看到抽搐的肢体……看得出还有受伤的人仍然活着……那就是大名鼎鼎的‘血角’。”
　　在斯帕兹维尼亚周围的小规模战斗又持续了几天，有一次，一支联邦部队又回到了“血角”。“似乎几乎难以置信，在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发生的变化，”该部队的随军牧师在笔记本中写道，“头发和发肤已从死尸上掉了下来，肉从骨头上脱落下来——上面爬满了令人恶心的蛆虫。
　　许多战士用绿叶塞进鼻孔。这样的场面记录下来似乎有点过于恶心。但是，除了这样，还有什么办法能把这里发生的事情和遭受的痛苦如实地告诉后人呢？”
　　两支军队又开始运动了，李想迷惑和消灭在后面紧追不舍的军队，格兰特则从东南方向包抄过来，这两支大军就这样绞在一起，随着一场场残酷、无法施展的近身绞杀，双方战线慢慢向里士满移动。“我们必须在赶到杰姆斯河之前消灭掉格兰特的人马，”李告诉一个副官，“假如让他赶到那里，那将形成一个围困的态势，然后，失败只是一个时间问题。”
　　他们现在赶着去切卡洪米尼河附近的一个叫“冷港”的地方。李又一次捷足先登，并已命令部下抢挖战壕，准备应付他确信一定会来的全力攻击。
　　当联邦的老兵们在6月2日晚安定下来时，他们知道明天等着他们的是什么。“战士们平静地将自己的姓名和家里的地址写在一展小纸条上，然后用别针钉在军装里面，”波特将军记录道，“这样，他们的尸体便能被辨认出来，他们的归宿将传到老家的家人那里。”
　　清晨四时半，冲锋号吹响了，六万联邦士兵向看不见的敌军走了过来。
　　邦联叛军看着他们从晨曦的微光中走来。“我们的指挥官很难克制士兵过早开火的冲动，”一个列兵回忆道，“但当敌军足够近时，‘开火’的命令一下，在战壕里的人一下站了起来，将枪架在堑壕边沿，向敌军射出一排又一排枪。”
　　在邦联的火力网前，整个地面好像“开了锅”，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战士说，“射击的阵式就像一口滚开的大火锅，开枪处，土石乱飞。”一个来自阿拉巴马的上校记得，看到“某个人的衣服上同时有两三处冒烟，几颗枪弹同时击中了他”。四五个爱尔兰第164“救火队”团的联邦战士设法冲上了南军工事，但被尽数射杀；带领他们的上校被打烂的身体，是在战斗结束时通过军装上军官的铜纽扣被认出的。
　　“我曾在福莱德里克斯堡的玛丽高地前见到过惨烈的血腥场面，”一个叛军将领回忆道，“但我还没见过超过眼前这一切的惨景。这不是战争，这简单是谋杀。”战场上的声响也是前所未闻的，既有“野林子战役的那种枪声”，一个联邦炮兵认为，“又有比葛地斯堡的炮火有过之而无不及的轰鸣声。
　　当枪声平息，阿拉巴马第15团的上校威廉·欧兹记得，“……面前没有一个站着的人。那些没被射倒的，也全趴下了。一个小家伙抬头看了看，我命令他过来。他便奔了过来。在林子里的北佬一个劲他冲他开枪。当他爬上我们的工事时，他的一条腿上中了一枪。显然，他们将他作为叛徒处理。”
　　在冷港倒下的联邦战士的人数在五千六百人至七千人之间，其中大多数的人是在最初八分钟里倒下的。格兰特本人后来也曾说过，他后悔下进攻令；没有任何目的值得付出如何惨重的代价。
　　当有人建议再发动一次进攻时，联邦军官们断然拒绝。“我不会带着我的人马再去作一次那样的冲锋，”一个来自新罕布什尔的上尉说，“就是耶稣本人下命令，我们也不去！”
　　接下来的三天三夜，两支大军对峙着，没有哪一个统帅愿意首先示弱，从而得以要求停火，掩埋尸体，救护伤员。有人看到一个伤兵自刎而死。
　　“在我们阵地和他们阵地之间的死人发出的腐臭是……那样令人恶心，”欧兹上校写道，“几乎令人无法忍受，但是，我们有优势，因为风是冲他们那边刮的。死人躺满了五公顷多的面积，几乎一个挨一个。”
　　等到双方最终允许抬尸队的入进人战场收尸，数千联邦部队的伤员中只有两人生还。其余的要么死了，要么自己设法爬到安全的地方。
　　“野林子”战役开战以来，对于当官的来说也很不走运。联邦将领杰姆斯·瓦兹渥斯被子弹击中脑部，当即身亡。从安提顿、张斯勒斯维尔和葛地斯堡逃出一条性命的约翰·赛吉维克，刚向部下保证邦联的狙击手“在这个距离连大象都打不中”，左眼下便中了一枪，落马身亡；格兰特曾说过赛吉维克对联邦来说值一个师团。在“石墙将军”杰克逊被自己的哨兵打伤一年零一天之后，在离出事的地点不远的地方，杰姆斯·朗斯崔特被自己的哨兵打穿了咽喉和肩膀，但他活了下来，后来继续征战。
　　格兰特和李在“野林子”里激战三十天，他率领的波多马克集团军损失了五万人，是在前三年内战中损失的联邦兵员人数的一半。评论家开始抱怨他比起他的前任不相上下。“格兰特是一个屠夫，不配做一支大军的统帅，”玛丽·林肯说，“他用两条自己人的命换敌人的一条命。他统军无方、草菅人命……像这种打法，我都能去打仗。”
　　格兰特继续作战。在夜幕的掩护下，他将部队拉出战壕，跨越切卡洪米尼河，佯攻里士满，然后又一次左转，来到杰姆斯河。他的目标是彼得斯堡，这是邦联伪首都正南边的一个通讯中心；如果他能攻占此城，并且切断里士满的供给线，里士满就会像一年前的维克斯堡一样被迫投降。
　　李与格兰特交手以来，第一次错误估计了格兰特的意向，他快速将大军拉到里士满外围，准备抵抗格兰特无意发动的进攻。与此同时，联邦的工兵只花了八小时，就在杰姆斯河筑起一条长两千一百英尺的浮桥。6月12日，浩浩荡荡的波多马克军开始过河；整整花了四天时间才走完。格兰特在登上他的汽船前，看着部队开始过河。“他的雪茄被扔到一边，”一个副官回忆道，“他背着手，像是陷入眼前的壮观情景引起的沉思之中……一大堆运输船挤满了下游的河面，炮舰慢悠悠地浮在河面上，保卫着上游的河面。鼓点伴着行进的步伐，军乐队在演奏撩动人心的轻快曲子……”在他观看这一切时，他的口袋里装着一份刚从华盛顿发来的电报：“我开始看出苗头了。你会成功的。A.林肯。”
　　6月15日，一万六千名联邦部队在W. F.（秃子）史密斯将军的带领下，首先抵达彼得斯堡。该城的守军仅有贝鲁加带领的三千邦联叛军。史密斯慢慢地发起进攻；本来前来增援的部队在半路迷了路。尽管如此，他在后半个下午发动的进攻取得了进展，一时间，看上去，到了天黑，联邦有可能拿下此城。
　　温弗尔德·斯戈特·汉卡克主促月夜攻城。史密斯不同意，下令撤出阵地，他想起冷港战役的教训。“士兵愤怒至极，”一个联邦军官写道，“那晚，我听到一些从未听到过的、最令人毛骨惊然的亵神恶语。”就在联邦部队一边咒骂、一边干等的时候，贝鲁加得到了增援——这场战斗因而延长了数月之久。
　　联邦部队后来发起的反复进攻均被击退。
　　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上校带领他的缅因二十团也参加了其中的一次进攻。当他们冲向邦联阵地，他转身鼓励部下时，一颗子弹打穿了他两边的胯骨和骨盆，打断了动脉，擦伤了他的膀胱。他一手拄着自己的佩剑，坚持不倒，另一手挥舞部下和其他人前进，直到全都上去了为止。最后，他瘫倒在地。军医认为他活不了了。为了表彰他的忠勇，格兰特将他提升为准将。各家报纸上甚至登出了他的讣告。
　　经过为期六周的持续战斗，格兰特和李两支大军互相消耗。现在，他们的部队都在各自挖战壕，准备长期据守。战壕一挖就是十个月。士兵们就住在战壕的迷宫里，被苍蝇困扰，被风吹雨淋，被弗吉尼亚的烈日暴晒，暴露在敌军的炮火射程之内。“没有哪个人能保证下个钟头还能活着，”一个联邦老兵写道，“有人在营区、在吃饭时，还有……在睡梦中被炸死。每天，在营区和战壕里，都有那么多人死伤，人们都对生死变得大大咧咧，在子弹乱飞的地方走来走去就像家常便饭，将他们侥幸脱险的经历和子弹的尖啸声当笑话讲。”
　　依莱沙·罗德兹就蹲在其中的一条战壕中。
　　6月20日，昨天，马塞诸塞十团的志愿兵乔治·F.波利军士长给我看一块木板，他在上面刻上自己的姓名和出生日期，将死的日期空着……我问他是不是估计自己会死，他说不，他给自己做个墓碑只是为了好玩。今天，他被叛军打来的一颗炮弹炸死了。
　　华盛顿·罗伯林上校也在那里。
　　6月23日……在这里，杀人的需求要远远大于可杀的人。不过，感谢上帝，值得安慰的是，当最后一个人被杀死，战争也就结束了。这场战争……与这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都不同：没有任何目的可言；不到双方中一方的人全部战死决不罢休；双方都在尽快地做到这一点，因为，再将这场战事拖上两、三年就太遗憾了。
　　在北方的民众看来，战局好像又一次陷入僵局，林肯在那年秋天的大选中，获胜连任的前景暗淡。“我们正在流血的、已经破产的、奄奄一息的祖国，”哈莱斯·格利利写道，“渴望和平，无法面对新一轮的集体毁灭、一条新的血河。”
　　“敌军每天都向彼得斯堡城中扔炮弹，”一个邦联官员记录道，“但是没有造成多大的破坏，……妇女和儿童似乎根本对此不在乎——昨天，一条街上落下那么多炮弹，我都以为那是战况激烈的战场，女人毫不在意地走来走去，听到炮弹的尖啸声，会到角落里躲一躲，或者从窗口探出头来看看炸坏了些〔什么东西”……昨天，一个妇人给我和沃德劳送来一些冰淇淋和蛋糕。”
　　与此同时，在杰姆斯河上的一个默默无闻的沿河小镇突然一下变成了一个世界上最繁忙的港口之一，联邦部队的面包房、营房、库房、一所占地两百公顷的野战医院、一英里多长的沿河卸货码头和一条崭新的铁路将军需补给和增援部队直接运送到联邦部队的战壕。“不只是充足，而是奢华，”一个参观者写道，“马车队、帐篷、要什么有什么。士兵们什么都不缺。”
　　李为了减轻自己部队给养不足的压力，派出一万人马，由裘保·厄雷指挥，急速北进，企图用宾夕法尼亚城镇以及华盛顿本身的告急战报，逼迫联邦部队撤离仙伦朵尔。
　　厄雷为了报复联邦将领纵火焚烧弗吉尼亚军校这起事件，烧毁了联邦邮政部长蒙哥马利·布莱尔在马里兰的家。为了报复此举，本·巴特勒派兵到福莱德里克斯堡，将邦联战争部长杰姆斯·赛东的乡间别墅一把火烧成平地。
　　布莱尔要求双方立刻停止这种互相报复的行动：“我对无法无天的作法极其忧虑，用无法无天的作法报复，丝毫无法让我好过一些。”
　　格兰特不太情愿地派出一部分野林子战役的老兵回到华盛顿，为心情紧张的华盛顿民兵助了一臂之力，并将厄雷部赶走。依莱沙·罗德兹是行军穿过华盛顿市区的部队中的一员。那天晚上，他注意到“许多民众手中都握着枪”：
　　财政部的文职人员在财政部大楼前集合。一个年轻人头戴草帽、身穿细棉布外衣、软皮手套、脚蹬擦得锃亮的皮靴、戴着眼镜……当他走过我们时，向我有礼貌地示意，他“向我们显示了一下他手中的武器”，将枪口指了指前方！我们的弟兄都为他大声喝彩。
　　7月11日，当厄雷带领的野战军攻击华盛顿郊区的史蒂文堡时，罗德岛二团协助当地民兵，将他们击退，其间，罗德兹注意到两位正在关注他们的旁观者：
　　我在护墙上看到林肯总统……林肯夫人和其他妇人正坐在工事后面的马车里，有一小会，战斗打得挺紧张，但是，在总统和众多夫人的注视下，战士们个个奋勇作战……我从未见过罗德岛二团曾有过如此佳绩。一开始，叛军以为我们是宾夕法尼亚的民兵，稳住阵脚不后退，但后来战俘告诉我，当他们看到我们的进攻不间断地推进，知道我们不是等闲之辈。叛军被击溃败逃……厄雷应该在早上［我们尚未赶到之前〕发起进攻。厄雷来晚了［1］。

　　☆巨坑

　　就在此时，在彼得斯堡，一大帮宾夕法尼亚的煤矿工人正在为安姆布鲁斯·伯恩萨德将军想出的一条妙计拼命干活，他想挖一条五百英尺的地道，一直挖到邦联的防线下面，并在那里埋下四吨炸药。其目的是将彼得斯堡的防线炸出一个大洞，然后突破防线，攻占全城。“伯恩萨德将军正在挖的这个‘矿’，”一个联邦士兵在家信中说，“引起了许多议论，通常被作为笑料。这完全是他个人的主意，和通常的围困没有任何关联。”
　　7.月30日拂晓，导火索被点着了。“突然间，我们脚下的土地在颤抖。”一个联邦将领写道：
　　一个巨大的东西跃入空中。那是一个无形无状、充满了红色烈焰的东西，基部闪着光，直冲云霄，巨雷震耳。它像一捆草那样扩展开来，形状像一只巨大的蘑菇，茎干是烈焰，头部是浓烟。然后，所有的东西全部分崩瓦解，泥石俱下，其中还混杂着木梁、木条、还有人的残肢断臂。
　　当浓烟开始消散，人们可以看到地面被炸出一个深三十英尺，宽七十英尺，长二百五十英尺的巨坑，在巨坑两侧二百码的范围内，南军士兵都被吓呆了。
　　伯恩萨德的计划开始显露不祥之兆。爆炸过了宝贵的一小时，联邦部队才开始进攻，然后，三个师团相继进入巨坑，而不是向坑边攻击。攻城部队的指挥官杰姆斯·莱德利甚至不去观战，而是拎着一瓶朗姆酒钻进一个防弹洞中去了。
　　一个叛军列兵记下了后来发生的事情：“当他们接近我们的防线时，没有将炸开的地方作为通道……反倒停了下来，向大坑里张望，然后，就像一群傻羊似的在头羊的带领下涌入大坑，在那里挤在一起，没有一点有组织的样子。”
　　在坑底，人是无法爬上三十英尺高的坑壁的——而且没人想到要带上梯子。就在联邦部队毫无遮掩地拥挤在坑底时，邦联部队重组人马开始向坑底开火。到了下午，坑底的幸存者举起了白旗。“从〔坑”中抓获的战俘共计一千一百零一人，”同一个叛军列兵写道，“我们抓获了二十一个正规军，缴获了几千轻型武器。一千多敌军死在坑里和坑沿，敌方损失了超过［四千五百人”的有生力量，同时，我们又在战斗爆发前的地方重新建立了防线。”
　　邦联叛军不去虐待联邦的白人战俘。但是，数十个，可能数百个黑人士兵在试图投降时被叛军枪杀、用刺刀捅死或用枪托砸死。他们大喊：“把白人抓起来！把黑鬼杀掉！”
　　格兰特说：“这是我在战争中从未见过的惨景。这是我从未见过、今后也不会再有的攻坚战术。”他撤去莱德利的职务。让伯恩萨德长期离休，再也没有起用。
　　围城继续下去。“我们再也不能打这样的仗了。”一个联邦士兵说。
　　各家报纸又一次将格兰特称为“屠夫”。他的损失令人咋舌；他的战略计划似乎陷入僵局。富兰兹·希吉欧的部队在仙伦朵尔谷地受到重创。
　　本杰明·巴特勒部本来应该攻击里士满，以助彼得斯堡的战事，此时却被困在杰姆斯河上的一个叫“百慕大百转”的河套地区。格兰特本人则在彼得斯堡城下一筹莫展。
　　此时，只有在佐治亚的舍曼还在运动。
　　7月30日，巨坑惨败的当天，仍然在北方流窜的裘保·厄雷的骑兵向宾夕法尼亚的张伯斯堡的市民勒索五十万美元，当该市市民拒绝交款，他便将该城的商业区付之一炬，夷为平地。（据说，厄雷说过他喜欢城镇，因为焚烧起来很好看。）
　　再一次丧失速战速决的机会，这严重地影响了林肯竞选连任的胜机。
　　他连任的行情一直就没好过。在那之前，没有任何其他国家曾在内战中举行过选举。自1840年后，没有一个在任总统被自己的党再次提名过。
　　自安德鲁·杰克逊以后，也没有人连任过总统。这一次，林肯的竞选伙伴是张伯斯堡，此人是一个主战的民主党人，田纳西州的军事总督，曾经一度做过裁缝，他对联邦的热爱和对农庄贵族的痛恨一样刻骨铭心。但是，在林肯自己的党内，有一些重要的政治人物希望协商推举另一个候选人。
　　民主党的候选人是乔治·B.麦考仑将军。自从那个被他一直蔑称为“正宗的大猩猩”的人将他从波多马克集团军大统帅位置上撤下来之后，这个夸夸自大的将军的自负并没有收敛。他对林肯的反感也丝毫未减。
　　但是，民主党主和派为同意参加竞选的麦考仑拟就的纲领，将和平停战凌驾于联邦的统一之上。尽管麦考仑有很大的野心，但他无法同意这一点。他的国家意识超过了州权意识。他说，南方必须重返联邦，方能言和。其结果，在纲领上造成了相当程度上的混乱。“事实上，”一个共和党人的评论员说，“不管是你，还是我，还是民主党人自己，谁都讲不清楚他们采用的到底是和平纲领呢，还是战争纲领……总的来说，那既是和平，又是战争，也就是与叛军言和，但与他们自己的政府言战。”
　　总统竞选的情形很不雅观。共和党的演讲者指责民主党叛国，说麦考仑是“铜头帮”的代言人。民主党人反驳说“那些热爱黑鬼、拥抱黑鬼的老艾伯（林肯）的信徒们的真正目的”是“种族混杂”，这是意为“黑白混杂”的新名词。
　　许多南方人为麦考仑获得提名欢欣鼓舞——“自内战爆发以来，”副总统亚历山大·史蒂文斯说，“这是第一道真正的曙光。”

　　☆战争是唯一的出路

　　“我会被击败，”八月份，林肯说，“除非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我会遭受惨败。”此时，他最后的一线胜机全落在威廉·特康姆修·舍曼身上，他是格兰特手下将领中仍在向敌军进攻的一个。“战争是我们的敌人选择的唯一出路，”舍曼宣称，“我给他们的回答是他们要多少战祸，我们就给多少战祸；没有一句废话，我不让他们喘一口气，决不屈服，直到双方决出一个胜负来为止。”
　　舍曼是格兰特最信赖的部下。他们在一起度过了艰难的日子；早在内战初期，在肯塔基，舍曼确信自己的兵力不足以阻挡敌军，内战结束的日子遥遥无期，差一点精神崩溃，格兰特将他的情绪稳了下来，从那时起，他们便在一起并肩战斗。“格兰特在我发疯时没有舍弃我，”舍曼有一次解释说，“我在他喝醉时，也不离开他；我们现在一直互相支持。”
　　格兰特将自己的战略计划中第二重要的环节——包围有“南方门户”之称的亚特兰大——托付给自己的朋友。亚特兰大也是邦联第二大制造业中心。舍曼奉命在包围亚特兰大时，歼灭前来阻挡他的、由约瑟夫·E.强斯顿率领的田纳西集团军和密西西比集团军两支邦联的联军。
　　舍曼为人易紧张、满脸皱纹、脾气暴躁。他脚蹬便鞋，而不穿军靴，睡觉很少，非常健谈，“在讨论每一个话题和在所有的公告中，”一个朋友说，“文思如潮。”“［他向来〕忙得顾不上吃饭。”一个副官在边上加了一句。
　　他在一张粗制的桌子上吃硬面饼、番薯、猪肉、黑咖啡，坐在一只装饼干的箱子上，身穿灰色的法兰绒外衣，一件褪了色的蓝衬衣和裤子，这些衣物都是他在恰特诺加战役之前开始穿的。他不停地高谈阔论、吸雪茄、下命令、口述电文稿，心境开朗，情绪很好。
　　他讨厌报社记者和来自两党的政客。他的家人和朋友称他“Cump”；他的部下称他为“比利大叔”。他打起仗来冷酷无情。
　　5月6日，在格兰特指挥的“野林子战役”打响前两天，舍曼的西路大军已经从恰特诺加南下进入佐治亚。他率领的九万八千人，分成三个纵队：由杰姆斯·麦克福尔森率领的田纳西纵队从右路前进；由约翰·斯古弗尔德率领的俄亥俄纵队，取左路；中路大军是由“老爸”托马斯（“切克莫加之石”）率领的坎布兰纵队。
　　前来迎战他们的邦联指挥官是约瑟夫·E.强斯顿，杰弗逊·戴维斯不喜欢此人，对他1862年在半岛战役时，在麦考仑的大军面前退却，以及1863年未能驰援，解维克斯堡之围的往事耿耿于怀。但是，他手下这支支离破碎的部队对他却崇拜之至，山姆·瓦金斯也在其中。“我坚信他的部下中没有谁不愿为他从容献身的。对他来说，他的士兵至上……即使全国在挨饿，他的士兵也得吃饱。”
　　强斯顿的搭档是里奥奈德斯·浦克将军，他也是一个最受士兵爱戴的邦联将领之一。浦克是西点毕业生，后弃武从教，成了路易斯安那州的一个英国国教主教。内战爆发时，他穿上新制服从军。
　　在枪支数、军需供给、人数等方面的双方对比，强斯顿都处于一对二的劣势，他和部下只能希望减慢舍曼的进展，也许可以诱使他采取某种注定失败的正面进攻，从而让林肯在大选中落败。
　　舍曼的讨伐是一个军事策划的范例。往往只需数小时，他的工兵就能修复被焚毁的桥梁和被破坏的铁轨。一个印第安纳列兵写道，“我们最佩服的事，是舍曼处理铁路运输和我们给养供应的方法。11日，高塔桥建成，一辆列车马上过了河……一声最响亮的汽笛，‘你好！舍曼将军！’”
　　就连拜福德·福莱斯特的突击队在舍曼的后方炸塌一个隧道时，一个士气低沉的南军列兵闻讯后也不以为然地说舍曼可能随军携带了一个备用的隧道。
　　在舍曼还是一个年轻的中尉时，他已对佐治亚的部分区域作过勘查，他似乎还记得这里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我比叛军还了解佐治亚。”他写道。而且他知道不管仗怎么打，战斗将是分散的、零星的和非正式的——他称其为“一场大规模的与印第安人打的游击战”。
　　天气异常炎热，尘土飞扬，林中多毒虫。“战士们身上爬着好些令人害怕的玩意，”一个来自伊利诺伊的列兵抱怨道，“它们能钻过任何布料，咬起人来比跳蚤还凶……在盐水里洗澡能治愈这种毛病，但是，盐不多，不能用在人身上。许多战士用猪皮油涂在身上，小咬虫怕那玩意。”
　　舍曼没有冒险与强斯顿正在撤退的叛军正面交火，他更喜欢派麦克福尔森和行动快速的田纳西纵队向叛军的侧翼进攻。一个投降的邦联军人对他的看守说：“舍曼从不正面强攻，他总是从侧翼夹击。我们尽管有防备，但总能让他得逞。”
　　舍曼将强斯顿从道尔顿（Dalton）赶到里萨卡（Resaca）、然后赶到凯斯维尔（Cassville）、阿拉图那（Allatoona）、新生希望教堂（New HopeChurch）。他正在稳步取得进展，但不像他希望的那样顺利，他变得越来越恼火。“在一片已经犁过的地里开一条新沟槽，就能切断整个犁沟排！（一点小挫折，会影响全局发展之意——译者。）”他说，“我们〔应该〕处于攻势，而且……必须进攻，而不是防御。”
　　6月中，当格兰特的大军在彼得斯堡城下陷入僵局，他准备改变攻打侧翼的战术。强斯顿的人马在离亚特兰大二十英里处的肯尼少（Kennesaw）山前一字排开，修筑工事。舍曼决定强攻并一举消灭南军。“比利大叔，”一个士兵说，“将要拿下肯尼少或者将其炸得稀烂。”
　　他来到阵前，他看到一群邦联军官正在八百码之外的山脚处开会。
　　“如此傲慢！”他对一个炮兵说。“让他们找个地方躲一躲。”联邦的炮响了。裘·强斯顿（Joe Johnston）和他的军官们急忙找掩护。里奥奈德斯·浦克没有躲过这一劫，被炸得稀烂。舍曼对此颇为得意，旋即电告华盛顿：“6月14日，交战争部长。昨天，我们炸死了浦克主教，今天战况取得进展。”
　　6月27日，一万三千联邦士兵向守卫在肯尼少山的邦联部队发起猛攻，但未能成功。联邦的人“好像是走上来送死”，一个南军士兵记得，“从容冷静得就像自动人或木头人”。最惨烈的战斗发生在右翼的一个突出的阵地，后被人称为“死角”的地方。山姆·瓦金斯手握钢枪，就守在那里。
　　我听人说，在这场战争中，假如谁真的打死过北方佬，他自己也不知道。我很高兴在今天这个值得纪念的日子里，我们团的每个人都杀了从……二十到一百个的北方佬。我们只要装上子弹打就行。后来，我听一个战士说他以为“人间地狱降临在佐治亚，真的”。
　　战斗过后三天，双方为埋葬阵亡者宣布停火——“这不是出于对哪一支军队阵亡者的尊重，”一个邦联士兵回忆道，“而是为了消除那股令人恶心的恶臭。”一整天，南北双方的埋尸队都在消埋战场。“每当我想起当时的情形……我就恶心，”瓦金斯回忆道，“我们挖了又长又深的沟，用刺刀做的钩子拖死人，所有的死人都被拖着，胡乱住沟里一扔完事。死人的东西谁都不许拿，那些穿着讲究的军官，马夹上还吊着金表的链子，也被一同扔进沟中。”
　　舍曼从未承认过他在肯尼少山战役中犯过错误，但他后来也从未再犯同样的错误。他重新使用他的迁回战术，将强斯顿一直逼到亚特兰大的门口。
　　7月17日、戴维斯不知为何认为裘·强斯顿缺乏求胜的欲望，突然解除了他的指挥权。“这个举措，”一个邦联老兵回忆道，“向这支部队的头上泼了一瓢冷水，而且士气再也没有恢复。”没有谁像山姆·瓦金斯那样感到震惊。“裘·强斯顿将军被解职，”他写道：
　　 [消息］传来，就像晴空霹雳，将所有人震得目瞪口呆。老将军从田纳西集团军被打垮、击溃、衣衫槛楼、饥饿痛心的时候起就一直统领我们……他一天比一天更受部下的爱戴……再见了，老伙计！我们这些列兵热爱你，因为你让我们爱自己。
　　联邦对南方港口的封锁正在收紧，但是摩比尔的港口仍然向运向邦联的货船开放。为了锁上这一海上门户——也为了吸引南军对舍曼大军的注意力——夺取新奥尔良的英雄戴维·G.费拉格特上将带领一支由十八艘战舰组成的小舰队，冲过三个城堡，直扑邦联舰队。
　　费拉格特当时已六十有三，身体虚弱，为了克服严重的眩晕症，他命人将他固定在他的旗舰赫福德的船缆上。一颗鱼雷（当时对水雷的称呼）将先行舰炸沉了，其他战舰上的船长看到水上漂动的水雷胆战心惊。费拉格特喊道，“让水雷见鬼去吧，全速前进！”结果，浸足了水的水雷碰到联邦舰队的船舷，但并没有爆炸，费拉格特的舰队全速前行，迫使处于守势的邦联舰队投降，其中包括最大的铁甲战舰“田纳西号”。
　　邦联打破封锁的绝望挣扎终于失败了。在查尔斯顿，联邦的炮火此时已在轰击桑姆特堡的南方守军。为了减少军事压力，邦联的一艘原始的、用人力制动的、船头尖角处绑着一颗水雷的潜水艇“贺利号”悄悄进入港口，企图炸掉联邦的一艘单桅蒸汽战舰候赛通尼克（Housatonic）号，十三个人，包括发明这艘潜艇的人，都在早先的三次试航中淹死了。结果，水雷爆炸成功——候赛通尼克在五分钟之内沉没，这是有史以来第一艘被潜艇击沉的战舰；但是，水雷的爆炸也将“贺利”本身炸坏，潜艇和九个船员一同沉入海底。
　　在远海，战事也对南方很不利。由拉菲尔·赛米斯指挥的“阿拉巴马号”是所有邦联军艇中攻击商船最成功的一艘。在三年中，航程达七万五千英里，从新加坡到南美洲。共缴获、击沉六十五艘联邦商船。6月，美国海军基尔萨基号战舰在英吉利海峡离法国的瑟堡港七英里处捕捉到了它，并开炮轰击，经过一场历时一小时的激烈炮战，邦联军舰终于沉入大海。
　　在亚特兰大城外，来接替约瑟夫·强斯顿统领邦联军队的人是来自肯塔基的三十三岁的约翰·贝尔·虎德。他的手臂在葛底斯堡战役中致残，在切克莫加战役中丢了一条腿。但他毛头小伙的莽撞劲依旧。“虎德是一个勇敢的斗士，”李说，“至于其他良将所必需的特点，我有所保留。”虎德自己的部下都称他为“榆木疙瘩”。
　　对于这个新对手，舍曼很高兴，断定他迟早会主动出击，于是开始向亚特兰大逼近。为了切断亚城和里士满之间的铁路联系，他派出麦克福尔森和他的田纳西纵队前去占领位于城东十英里的德开特（Decatur）。年仅三十五岁的麦克福尔森是舍曼极其喜欢的一员干将，相貌堂堂、古道热肠、聪颖过人。“假如他能活下来，”舍曼曾经预言，“他将功盖格兰特和我本人。”
　　7月20日，虎德在接任后不到四十八小时，便向位于城北桃溪的舍曼部发起猛攻。这场于当天晚些时候发起的进攻被击退，就在邦联部队后退的当口，消息传来，麦克福尔森正率部从东面向亚特兰大攻来。
　　虎德赶紧前去对付这一新的威胁，7月22日，著名的亚特兰大战役拉开了序幕。战斗持续了一个下午，联邦部队组成进攻阵式、被击退、重组阵式、再次进攻。下午二时，麦克福尔森亲临形势危急的联邦阵地，不料骑马误入一个邦联的伏击圈。邦联士兵喝令他投降，麦克福尔森向他们脱了一下军帽，掉转马头就向联邦阵战方向走。叛军士兵从后面将他射杀。
　　舍曼在他这位年轻战友的遗体上覆盖了一面美国国旗，还落了泪。但根据可伯·D.卡克斯将军的回忆：“舍曼有一种接大任而〔不惊〕、遇大险而［不乱〕的特别素质。在那天激烈的战斗中，当麦克福尔森在亚特兰大阵前身亡之际……他身上所有的怪癖一下子荡然无存。他的思路似乎从未如此清晰，他的信心从未如此坚定，他的精神从未如此鼓舞人心。”
　　舍曼派约翰·“黑杰克”洛根将军接替阵亡的麦克福尔森，他重新组织了部下，发动了一次大反攻，骑着马在阵前来回大喊：“为麦克福尔森报仇呀，小伙子们，为麦克福尔森报仇呀！”不到三十分钟，虎德的防线即被攻破。
　　在城西的依扎拉（Ezra）教堂，虎德也未能挡住舍曼的进攻。在一个星期多一点的时间里，他损失了三分之一的兵力——两万人，他率残部退守亚特兰大。
　　躲在城墙后面的邦联部队等着舍曼来进攻。“北方佬的将军不敢命令他们的人马向我们的工事发起进攻。”一个得克萨斯的士兵夸口道。但是，舍曼看不出有急于进攻的必要。他将亚城的供给线全部切断，静心等待起来。同时，联邦的炮火开始猛烈轰击坚固的邦联防御工事以及城市本身。
　　包围持续了一个月。“又一个星期的焦虑和悬念过去了，”8月21日，城中的一个商人写道，“亚特兰大的前途仍然不明。据说自从敌军向城中发射这些可怕的飞弹以来，已有约二十人丧生。我们就像生活在一场大瘟疫中一样。谁都不知道下一次该轮到谁倒霉。”
　　在围城期间，每个傍晚，一个来自佐治亚的狙击手就会用短号吹奏情歌——“情妹春梦”和“梦居豪宅”，一到此时，双方都会暂时停火，聆听妙音。
　　最后，8月31日，为了再次尝试打破虎德的抵抗，舍曼集中了他的大部分兵力，猛攻城南的麦肯＆韦斯顿（Macon＆Western）火车站。进攻一举成功。9月1日，邦联部队撤出亚特兰大。次日，舍曼和他的老兵们进了城。“亚特兰大丢了，”玛丽·切斯那特写道，“所有的苦难都过去了。希望已完全破灭，但我们将努力不被敌人吓倒。”
　　格兰特闻讯，下令向彼得斯堡的城防工事里放了一百发炮弹，向舍曼致敬。“我觉得你已经完成了在这场内战所有任务中最重大的一项使命，”他告诉他的朋友和干将，“你所表现的技能将被历史证明是无与伦比的。我为你记上一功的喜悦心情，就像我给任何一个人，也包括我本人记功一样高兴。”
　　在邦联方面，更多的坏消息接踵而至。费尔·希拉顿带领四万五千联邦部队奉命攻入仙伦朵尔谷地，交给他的命令是追剿裘保·厄雷“一直追到天边”，并且在谷地里实现坚壁清野，直到“飞鸟要过此地，也得自带干粮”为止。
　　格兰特为这次行动选择的人堪称“非他莫属”。没有哪个联邦将领能比希拉顿更爱打仗；除了舍曼之外，没有人比他更锲而不舍。他的大军所到之处，铁路俱被破坏。不论是亲联邦的还是亲邦联的农户家的庄稼和仓房均被尽数烧毁，他们的牛羊牲畜被赶走。一个联邦的随军牧师写道：“现在，是到了将这里的土地刮去一层，给为这片土地的物产所引起的争斗划一个句号的时候了。”希拉顿本人得意地描述了这个“刮地皮”的情形：
　　从蓝岭山到北山之间的地区，叛军已无法立足。我已经焚毁了两千余座装满麦子、草料和农具的仓库，［以及〕七十余家磨坊……在部队前驱赶着四千头牛，杀了……三千只羊……我的工兵中尉约翰·麦琪在过了哈里斯堡以后被人谋杀……因为这一暴行，我将方圆五英里的所有房屋尽数焚毁……明天，我将继续焚烧……等我将这个谷地烧个一干二净，这里……就再也没有人或牲畜的存身之地了。
　　9月19日，厄雷的人马与希拉顿的人马在温切斯特遭遇，邦联军队被迫后退。“我们刚将他们打得逃过温切斯特，”希拉顿电报华盛顿，“我们明天继续追击。这支大军表现极佳。”
　　捷报频传，林肯连任的前景迅速改善。
　　10月18日拂晓前，厄雷在雪松溪为了消灭希拉顿的部队作了最后一次尝试。当时，希拉顿本人正在距离二十英里之外的温切斯特睡觉。起初，这次偷袭似乎得手。联邦部队被赶出自己的营区。
　　希拉顿跨上自己的大黑马里安兹，一路小跑，穿过散乱溃退的部队，向战场跑去，他一路挥舞军帽，命令败兵转过头去。他们停住脚步，开始欢呼他的名字。“欢呼声有如洪钟，”一个军官说，“有人将军帽抛向空中……大家不再疑惑，也没机会疑惑；我们当时是安全的，完完全全的、毫无保留的安全，我们每个人都知道。”
　　“混蛋！”希拉顿大喊，“别冲我瞎诈唬。快跟我去打！我们要把他们打得屁滚尿流！”一个上校告诉希拉顿士兵们见到他是多么高兴。“上帝为证，”希拉顿说，“来到这里，我也很高兴。”
　　联邦部队的溃退就这样被制止了，阵形恢复了——他们重新收复了失地。厄雷落荒而走。被破坏殆尽的仙伦朵尔谷地从此摆脱了邦联的控制。在欢庆胜利时，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2］将他小个子的上司抱得双脚离地，欢快起舞。“希拉顿将军，”林肯说，“当这场战争爆发时，我认为一个骑兵的身高起码得有六尺四高，但我现在改变了我的看法。五尺四就足够了。”
　　在彼得斯堡城下，格兰特再次下令将一百发炮弹射入敌军的战壕以示庆祝。
　　11月8日，林肯在华盛顿的电报局等各地的选举结果。尽管在临近大选的最后一刻，捷报像雪片般地从前线传来，但他仍然很紧张。没有人知道那些曾接受麦考仑指挥的士兵会选谁。“麦考仑是我们第一任总司令，”缅因二十团的列兵西奥多·格理希写道，“从这个角度上讲，他几乎是他的士兵崇拜的偶像。麦考仑将军的政界朋友对此非常了解，而且推出他来做总统候选人是件非常煞费苦心的事。”但是，到最后，联邦军队的将士大多数还是选了林肯。他们对他们的老统帅仍然怀有敬意，但他们不喜欢那条让麦考仑自己都不自在的和平纲领。“这支大军出现过许多英雄业绩……”格理希继续写道，“但在它的历史上，还从未做出过［比选举林肯〕更具有献身精神的事。”
　　林肯在北方只丢了三个州——戴勒维尔、新泽西和肯塔基，赢得百分之五十四的选票。一大群欢乐的人们聚集在电报局门前，欢庆总统获得连任。“这一选举结果是民众决心拥护自由政府和人权的明证，”他对他们说，“为此我感谢万能的上帝。”
　　麦考仑又被他恨之入骨的、来自伊利诺伊州的政客羞辱了一回，他宣布，“为了祖国的前途，我对此结果表示沉痛”，然后，到欧洲去度了一回长假。他相信，自己的另一条出路是像他崇拜的偶像拿破仑那样，流放到犹他或内华达领地去。
　　在里士满，杰弗逊·戴维斯声称，他不认为联邦的军事胜利促使了林肯的连任。他在邦联议会上的讲话中，坚称亚特兰大陷落的重要性被过于夸大，邦联离开仙伦朵尔谷地照样能够生存下去：
　　世上没有邦联赖以生存的致命点。也没有什么敌军的军事胜利能够毁灭邦联。就是攻破里士满、攻破惠灵顿、攻破查尔斯顿、萨瓦那、摩比多，即使邦联所有的城池都陷入敌手，也无法让敌人避免永无休止的流血和耗资，总有一天，他们会意识到只有承认我们不容废弃的权利，才能实现持久的和平。
　　就在戴维斯讲话时，邦联议员们听到了仅仅二十英里之外格兰特向彼得斯堡轰击的隆隆炮声。
　　林肯将十一月份的最后一个星期四定为全国感恩节。舍曼军中一队来自印地安那州的战士们，驻扎在佐治亚州的米勒基维尔，那天晚上，他们正吃着从四周农村搜罗到的吃食时，看到一群形影憔悴的联邦战俘冲着他们的火光走了过来，他们是从安德森维尔（Andersonville）战俘营中逃出来的。看到“病容满面、形容枯稿”的战士们，他们的上校回忆道：“一个军官可以训示、命令、甚至威胁他手下的战士平时要守纪律，但在他们搜集粮草时，想到的是成千上万的被俘战友在饥寒交迫中死去的情景，他们搜集粮草时就会下死劲。”
　　在彼得斯堡的战壕中，联邦部队的炊事员为格兰特的大军烧了十二万只火鸡和鸡的晚餐。而在咫尺之外躲在工事里的邦联部队则没有什么节日盛餐，但出于对联邦节日的尊重，他们一整天没有开炮。“我们静静地躺在那里，心情沉重，”一个南卡罗莱那的上尉写道，“等着明天的殊死搏斗，大家普遍认为再打一次大仗，我们就撑不住了。”

　　☆向大海进军

　　拿下了亚特兰大，舍曼现在提议带领他的大军横扫佐治亚的腹地，直指沿海城市萨瓦那。在行进途中，他将无法与华盛顿保持联系，而且远离供给线。他的大军只好就地搜集粮草，然后毁掉任何有可能对岌岌可危的邦联有用的物资——还有许多无助于邦联的物产。他保证“让佐治亚痛嚎”。“假如你那边能教训李，我这边就能打到大西洋岸边，”舍曼对格兰特说，“我想你们的艾伯大叔（林肯）会给我们二十天的休假回家看孩子。”
　　林肯的顾问们认为舍曼的计划是个愚蠢的方案；总统尽管对此有些担忧，最后还是批准了。“我知道他们要钻的那个地洞，”他对一个来访者说，“但不知道他们将从哪个洞里钻出来。”政府之外的军事专家也认为此举危险过大。《伦敦先驱报》说：“攻占亚特兰大的英雄，一旦此行失利，反倒要被万民讨伐，在美国留下千古骂名了。如果他此行成功，他将名垂青史。”
　　舍曼本人对此信心坚定。当他命令亚特兰大所有居民出城，市长和两个市议员向他递交了一份正式的抗议。他的回答既简明又直截了当：
　　先生们：你们是无法将战争描绘得比我描绘得更严酷的。战争是残酷的，而且你们是无法改变的……但是，你们是不能以分裂我们的祖国的代价实现和平的。你们要请愿反对战争带来的严重困难，还不如请愿抗议天上要下的暴风雨。
　　一千六百个白人，和无数的黑人，打点他们能够携带的行装，逃离了亚特兰大。山姆·瓦金斯回忆道，“不久，大路小道上便挤满了装满家私的马车，还有被无情、残酷地逐出家门的老弱病残。”
　　舍曼下令将城中三分之一的空房烧毁，然后，于1864年11月16日开始了他的进军。
　　在联邦军队出城时，穷白人和黑人溜进被焚毁的区域，将所剩不多的东西洗劫一空。舍曼本人回忆了他投向亚特兰大的最后一瞥：
　　当我来到紧挨着叛军工事的小山头上时，我们稍停了一下，回首望去……我们身后的亚特兰大，狼烟处处、满目疮痍，黑烟直冲云霄，就像一根立柱……然后，我们向东拨转马头；亚特兰大很快就消失在树丛里，隐入往事的记忆之中。
　　六万两千穿着蓝军装的联邦士兵分成两路纵队——共计218个团，单从俄亥俄州来的就有52个团，还有来自阿拉巴马的一支骑兵部队，他们都是些来自穷困高原的联邦派、和当地的富人家有宿怨的人。这支大军的给养车队绵延长达二十五英里。
　　他们还带了一群随军的宠物——一只猫头鹰、一只熊、数十条狗。“老艾伯”是威斯康星八团的吉祥物，拴在一门大炮上，随军前往。还有数十只斗鸡，赢的鸡被命名为格兰特和比尔·舍曼；而败阵的鸡则被命名为贝鲁加、杰夫·戴维斯和鲍伯·李。
　　一个奴隶看到这支巨大的铁流中的一部分路过，不禁纳闷地说北方还剩下几个人。
　　舍曼代表了内战中出现的新思路，一个战士只有在粉碎了支持敌军的平民支前的愿望之后，才能有信心战胜敌军。“我们无法让南方民众回心转意，”他说，“但是，我们可以把战争变得如此可怕……让他们变得如此厌战，乃至要再过几代人，他们才可能再次热衷于言战。”
　　“这也许是史无前例的一次最大规模的远游，”一个联邦士兵写道，“这已经比我的军旅生涯中见过的所有的行动规模都要大，而且还可能越来越有意思。”舍曼明令禁止部队洗劫途中路过的人家，但是，不管是他，还是他的部下都没有严格遵守。“我们的行动很带劲，”一个列兵回忆道，“将我们吃不完的全毁掉、偷走他们的黑奴、烧毁他们的棉花和轧棉机、将他们的高粱撒掉烧毁、扭曲铁轨。总而言之，将那里搅个稀巴烂。”
　　一个路边农庄的女主人记得联邦人马到来时的情景：
　　他们像一群恶魔那样冲了过来！……到我的熏腊房、我的奶牛房、贮食物橱、厨房和地窖，他们来时像一群饿狼，砸开铁锁和所有挡路的东西。我的熏腊房里的千磅肉类已不翼而飞……我的面粉、肉、猪油、奶油、鸡蛋、酱菜……酒、坛坛罐罐全给拿走了。我的十八只肥火鸡、我的母鸡、公鸡、水禽、小猪全被杀死在院子里……就好像他们是叛军似的。
　　白人妇女有时害怕见到舍曼的人马，但是，很少有人受到骚扰。而女奴隶就不那么幸运了。
　　部队既抢劫富户豪宅，也抢奴隶的小屋。他们提着步枪填弹杆到农庄上到处搜寻埋葬的财物。有一户人家，一只新近被埋葬的狗，一天之内就被挖出四次，因为那座狗坟在联邦部队的眼中似乎有些可疑。“放眼四望，凡是能看到的地方，”另一个妇女回忆道，“烧〔房子”的可怕的烈焰照亮了天际……我可以站在阳台上看到两三英里的地方，当［北方佬〕过来时。我能知道他们什么时候走到这条路上的哪一户朋友家。”一个联邦的下士写道：“对待平民的暴行足以否定比我们的目标还要高尚神圣的目标。我们简直就不配成功。”
　　“我怀疑我们能否在历史上找到与南方妇女深仇大恨相似的先例，”舍曼自己也承认，“所有见过她们、听过她们说话的人都能感觉出那种仇恨之强烈。”
　　在佐治亚的首都米勒基维尔，舍曼的人马用邦联的伪币生火煮咖啡，举行了一个模拟的立法仪式，通过了一项重返联邦的决议。然后，把州立图书馆翻了个底朝天——一个新英格兰的士兵对此举表示震惊：“我不反对偷骡马、黑奴，还有所有的小打小闹，”他说，“但我不会去洗劫和毁坏公共图书馆。”
　　这一进军，舍曼和他的部下长驱四百二十五英里的敌军地界，造成了一亿美元的财产损失。“他们说在舍曼所到之处，没有活物，”玛丽·切斯那特写道，“只有烟囱，像电报线杆，将他进军的好消息向后方传。”
　　约翰·贝尔·虎德和他日益减员的队伍试图用北上与拜福德·福莱斯特的骑兵会合，然后进犯田纳西等手段分散舍曼的注意力。
　　舍曼闻讯，颇为高兴。“假如他肯去俄亥俄河，我就给他发军粮，”他说，“我的战场在南方腹地。”
　　虎德每天早上必须让人将他绑在马鞍上，但他作战勇敢，比以往更加残酷无情。1864年11月30日，在富兰克林，他下令发动十三次英勇但毫无希望的冲锋，结果，六名邦联将军阵亡，六千二百五十多名邦联士兵阵亡、负伤或失踪，占他部队人数的四分之一。山姆·瓦金斯活了下来。“我们愿意到任何地方，或者跟随任何愿意带领我们的人，”他写道，“我们在逃跑、作战或修筑工事时都很焦虑。我从未见过一支如此惊惶失措、丧失斗志的军队。这支军队好像颤颤巍巍、摇摇欲坠。”
　　12月5日，在那西维尔，由“老爸”托马斯率领的联邦部队将虎德的残部打散。山姆·瓦金斯从那次战斗中捡出一条性命：
　　部队已成惊弓之鸟。林子里到处都是乱跑的士兵。我们的指挥官在喊“站住！站住！”
　　我的靴子里全是血，我的衣服也被血湿透了。我来到虎德将军的指挥部。他显得暴躁、易怒，用他的一只手揪自己的头发（他只有一只手），哭得好伤心。
　　虎德的部队土崩瓦解了。“我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看到，”他坦称，“一支邦联的军队糊里糊涂地逃离战场。”1月份，他辞去统帅之职。此时，只剩下一些衣衫褴褛的民兵和散乱的骑兵部队在骚扰舍曼的部队。“早上，我们发现三个北佬将一个女人的牛牵走，”一个叛军士兵写道，“我们很快将他们打得脑浆涂地，然后继续前行。”
　　联邦的骑兵横扫东点、罗安芮、琼斯保罗、熊溪。在格里斯伍德维尔，一支由小孩和老人组成的骚扰部队向印第安纳的一个团扑去，结果，他们被全部消灭。“那个场面真惨，”一个联邦列兵后来写道，“有些人在哼哼。我们搬走了几具尸体，那里有一个断了手臂和腿的孩子——才十四岁的孩子；在他边上，躺着他的父亲、两个兄弟和一个叔叔的尸体。”
　　“就是起用合众国所有的军队，也无法重建南方的奴隶制，”舍曼写道，“他们要不回失去的奴隶，就像他们要不回早已死去的祖父一样，奴隶制已经灭亡了。”两万五千名黑奴向他的大军涌来，为他前来解放他们欢欣鼓舞，但他们也害怕离开他的大军太远，他们有可能被邦联的游击队捉去杀掉，或重新沦为奴隶。“完全的无政府主义。”一个农庄主人说；另一个人则认为那是“奴隶解放的新气息”。
　　“〔跟着大军的奴隶们〕就像雷雨前天上的黑云，”一个联邦军官写道，“他们认为获得自由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一个来自印第安纳的军官被他们向往自由的渴望所感动：
　　看到跟在我们后面的大量黑人妇女，手里抱着娃娃，一个个像我们的安娜那样的小女孩紧紧抓着她们槛褛的衣裙。一个可怜的女子，趁别人不注意，将两个五岁的男孩藏进一架马车，我猜想，她在考虑即使她自己看不到自由的土地，也要让他们看到自由的土地。
　　在舍曼离开一个城镇之后，原来的奴隶会占据一些被遗弃的种植园，将他们原来主人的财产分而享之，希望能借此开始自由公民的生活。
　　舍曼感觉这一支消耗他军粮的、碍手碍脚的平民队伍与其说是好笑，还不如说是讨厌。“见鬼的黑鬼们，”他说，“我希望他们……能继续做工。”
　　联邦将领杰弗逊·C.戴维斯是一个凶暴成性的、来自印第安纳的人，曾因一个同僚敢于批评他而将其打死。此人既拥护奴隶制，又主张联邦统一。他对队伍后面跟着的这一队奴隶更是讨厌至极。12月3日，他的部队到达艾本尼克（Ebeneqer）河，他架了一座浮桥，命令部队过桥——然后将桥拆了，将奴隶留在对岸。后面的邦联的骑兵向奴隶开火；有几个人淹死在河中，其余的人重新沦为奴隶。“感谢上帝，我们逃脱了……”一个设法和他妻子一起游水过河，继续跟在队伍后面的老人说，“我们一路遇到不少麻烦，但托上帝的福，最终一切都会好的。”
　　1864年12月22日，舍曼电告林肯：“我特此敬献给您一个圣诞礼物——萨瓦那，连同一百五十门重炮、充足的弹药；另外，大约两万五千捆棉花。”
　　总统闻讯非常高兴：“现在，格兰特紧紧抓住这只熊的后腿，”他说，“同时，舍曼正在扒它的皮。”





　　战争与政治
　　詹姆斯·M.麦克福尔森（James M. McPherson）

　　十九世纪的军事理论家卡尔·冯·克劳斯维兹（Karl von Clausewitz）有一句最著名的格言，将战争定义为政治通过其他形式的继续。在1864年的美国，政治是战争通过其他形式的继续。
　　在美国历史上，在战时举行总统大选并不稀奇。每四年一次的选举日曾经有六次发生在战时。在其中的四次（1812、1864、1944、和1972年）中，希望连任的在任总统的战争政策曾是重要的竞选议题；在任总统均获胜。
　　在其他的两次（1952和1968年），选民们由于政府不合民意的战争政策——事实上由于违反民意的战争——将执政党赶下了台。尽管战争在这些选举中占据着中心地位，但仅有一次，选民们将选举看成事关美国的生死存亡的关键：1864年的大选。那次大选被认为是一次决定联邦是否应该将内战继续下去，直到取得无条件胜利的全民公决。这场政治角逐的结局既决定了战争的结局，也决定了战场上的事件。但反过来说，军事战役的结果，对选举起了决定性的影响。
　　1864年春，北方的乐观情绪高涨。前一年进行的葛底斯堡、维克斯堡和恰特诺加三大战役令邦联元气大伤。林肯总统将维克斯堡和恰特诺加的英雄尤利萨斯·S.格兰特带到华盛顿，任命为整个联邦军队的统帅。格兰特统筹规划了各次战役，给困兽犹斗的叛乱以致命的打击。南方的领袖们扬言“战斗到最后一息”，然后向北方投降。但是，正是这些领袖们在内部互相内讧，推卸以往失败的责任，南方的经济濒于崩溃，南方民众都在挨饿，普遍存在不满情绪，邦联军队给养匮乏，和平运动在北卡罗莱那州和其他地方兴起。在远远未到十一月的总统大选时，在弗吉尼亚和佐治亚，由格兰特和舍曼统领的强大的联邦部队就虎视眈眈，伺机南下，他们对粉碎邦联的抵抗充满信心。
　　格兰特和舍曼打算使用一系列的迂回包抄，威胁邦联的联络，迫使邦联将领李和强斯顿在开阔地与其展开决战。在这样的决战中，联邦的优势兵力和火力可以得到最大限度上的发挥。南军的策略正相反，他们的意图是阻断联邦的迁回包抄，并且迫使北军向高地和以河流为屏障的阵地发动攻坚战，在这样的防御战中，加固的工事和天然屏障足以抵消北军在兵力上的优势。
　　南方较少的人口和资源迫使他们采取这一策略，但这还是双方相反的战争目的的结果。要赢得这场内战，联邦军队必须征服并占领南方的疆土，令邦联军队疲于招架或打垮邦联军队、破坏为战争提供帮助的经济和政治机构，从而削弱南方抵抗的士气。但是，邦联方面就像独立战争时期的美国人和上世纪六十年代的北越人一样，为了按照他们的条件取得“胜利”，只需要坚持足够长的时间，给敌人造成足够大的损失，就可以迫使敌人放弃粉碎抵抗运动的企图。这是一种政治和心理上的消耗战——将对方继续战斗的斗志磨掉。许多历史学家错误地认为格兰特在1864年采取的是一条打消耗战的军事策略——用北方优势的人口和资源将南方抵抗的能力一点点地磨掉。当时的战局的确是这样的结果，但这并非格兰特的初衷。正相反，几乎成功的南方心理消耗策略迫使北方采取了一条军事消耗的战略。双方策略的转折点正是1864年的联邦总统大选。
　　邦联的策略是影响这次大选的结局。早先，在北方接连战败的时候，民主党里的“铜头帮”和平派系的势力大增，要求双方停火和谈——事实上意味着南方的胜利。邦联在北方扶植这股和平势力的过程中取得了一定的成功。1864年，他们为民主党在大选中获胜想方设法。南方的军事将领是围绕将战事拖到11月份这一目标制定行动部署的。“只要我们坚持”到北方的大选，里士满的一个战争部的官员写道，“如果民主党当选……我们就有可能实现和平”。由于这场〔军事〕战役对林肯当局的重要性，罗伯特·E.李决意像个男子汉那样奋勇抵抗，希望以此削弱北方的主战派的影响。“假如我们能早日打破敌军的部署，将他们击退，”杰姆斯·朗斯崔特将军解释道，“不到总统大选，敌军无法收复失地和士气，到那时，我们就能和一个新总统打交道了。”
　　邦联的特务机关也同时行动，影响北方的公众舆论。南方的特工以加拿大为基地，策划了一系列骚扰北方的支前工作和破坏北方经济的阴谋，其中包括试图解救关押在芝加哥附近的道格拉斯战俘营和俄亥俄州圣德斯基附近的强生岛战俘营里的邦联战俘、焚毁工厂和仓库、为反战的民主党候选人在北方诸州的竞选提供资助等。这些策划中的少数几项得以付诸行动——佛蒙特州圣爱尔本的一起银行抢劫案、圣路易斯放火烧毁的六艘军用蒸汽船、向几家北方报纸和伊利诺伊州民主党州长候选人提供资助以及纽约的几家大旅馆的几场很快被扑灭未造成重大损失的小火灾等等。
　　他们在北方助长和平思潮，在通过停火和谈结束内战的工作上下大功夫。邦联驻加拿大的委员们与《纽约论坛报》编辑哈莱斯·格利利以及林肯的私人秘书约翰·黑于1864年在加拿大的尼加拉大瀑布会面。这次会晤源于林肯公开表示愿意在恢复联邦和解放黑奴的前提下坐下来谈判。南方代表发表了一项声明，将和谈破裂的责任推到林肯僵硬死板的先决条件身上，巧妙地转移了人们对南方坚持以承认邦联独立为和谈前提这一点的视线。北方的民主党抓住这一主题，大肆宣扬只要林肯放弃解放黑奴，内战即刻停止的观点。因为他不会这样去做，所以，实现和平的唯一途径就只有在投票箱里扳倒林肯。到8月底，当民主党大会在芝加哥举行时，他们在11月的大选中的胜机显得很大。
　　究竟是什么使得政治形势发生逆转呢？春天时北方的乐观情绪，到了夏天，怎么会变得如此极度的悲观失望，以至于所有的观察家，包括林肯本人都认为将内战打到最后胜利的方针将被选民摈弃呢？其原因是南方消耗战略所取得的成功。在内战最血腥的六周时间里，从“野林子”到彼得斯堡，波多马克集团军和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打得两败俱伤，以至于在今后的六个月里，双方处于战壕对战壕的胶着状态。李的部队主要以防御战为主，给攻坚的联邦部队造成了比自己多一倍的伤亡。到了7月，波多马克集团军本身遭受了六万五千人的伤亡；加上其他联邦部队的损失，从新年开始，联邦军队的伤亡人员总数达十万人。在北方和南方，战俘们挤在窄小拥挤的战俘营中，数千人死于疾病和风吹雨淋。交换战俘中断，其主要原因是南方拒绝交换黑人战俘。
　　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北方得到了些什么呢？彼得斯堡城下的僵局；西部战线的僵局；由裘保·厄雷带领的一支小部队，一路烧杀，穿过马里兰，直逼华盛顿郊外；就连在佐治亚，舍曼的运动战似乎也深陷亚特兰大城下潮湿闷热的战壕之中。“有谁能复苏格兰特刚出征时的那种高涨的士气呢？”一家有影响力的民主党的报纸《纽约世界报》问道。“停止战争！”民主党的首页大标题喊道。“所有的人都被这个该死的悲剧折腾得够够的了……如果没有什么能让民众看到停止这场战争的绝对的必要性的话，战事无法取得任何进展这一点就足够了。”共和党人也加入了这支大合唱之中。“我们这个正在流血、破了产的、奄奄一息的祖国……渴望和平，”哈莱斯·格利利告诉林肯，“一想起进一步的大规模屠杀，想起新一轮的血流成河……就令人不寒而栗。”共和党元老瑟娄·威德在8月份作了观察，结论是：“民众的求和情绪极为高涨……林肯的连任几乎不可能。”
　　与以往一样，最终，所有的责任都必须由总统自己来负。作为联邦军队的总统帅，林肯知道他必须为失败承担责任。他对执政党的控制并不牢靠。尽管共和党于6月份几乎全票再次通过他的候选人提名，一些激进的共和党人表示了对总统的保留。他们认为林肯将解放黑奴定为战争目的的过程过于缓慢，并且在重建南方的政策上有分歧。当林肯为了坚持他本人更加温和的行政方式，使用“搁置否决”阻断一项国会重建法案（WadeDavis Bill）时，共和党内部的分歧有所加剧。
　　但是，到了8月，关键的问题已不再是北方在胜利后对南方应采取的政策，而是到底北方能否取胜的问题。一些绝望的共和党人开始暗中议论将林肯甩掉，换上一个与以往失败没有多大关联的候选人。总统面临巨大的压力，要求他将解放黑奴从和谈的先决条件中去掉。在这样的压力下，林肯作了一些妥协，但没有一溃千里。他的“奴隶解放宣言”已经向黑奴保证自由，“承诺既已作出，那就必须信守。如果我让为联邦而战的‘黑人士兵重新沦为奴隶’，”林肯说，“我将被时代以及千秋万代所唾弃，成为千古罪人。”“这个世界会知道，不论是什么结局，我都将寄希望于我的朋友和敌手（的良知）。”
　　林肯对11月大选的可能结局非常清楚。“我会被击败，”8月，林肯对朋友说，“除非发生什么重大变化，我会遭受惨败。118月23日，总统起草了著名的“盲誓备忘录”（Blind Memorandum），并要求他的全体内阁成员在不知其内容的情况下保证遵守这一备忘录的精神：“从今天早晨，和过去的几天的情形看，这个政府似乎越来越不像能够连任。如果真是那样，我的职责是与当选的总统合作，在大选和宣誓就职日这段期间挽救联邦，因为他（林肯的竞选对手——译者。）为了确保自己当选所持的立场使他不可能在就职之后拯救联邦。”
　　8月，民主党在芝加哥的党代会上通过了和平纲领。“在为期四年用战争重建联邦的试验失败之后，”这个纲领宣告，“要求立即停止敌对行动，召开一个由所有州参加的大会，或者其他和平手段……〔这样”和平就能在联邦的基础上得以实现。”但是，在他们推选总统候选人的过程反映了他们党内的纷争。他们推出的候选人是乔治·B.麦考仑。他在两年前被林肯解除了波多马克集团军的统帅权，现在他想通过政治来清算这笔旧账。但是，麦考仑又是个主战的民主党人。他知道没有先决条件就停火和谈，无疑是宣告邦联获胜，从而使重建联邦成为泡影。于是，他在接受提名的信中建立了他自己的纲领，其中特别指出重建联邦（但不是解放黑奴）是“和平的一个先决条件”。
　　尽管民主党人好像正在发出一个含糊的信号——一个主战派站在一个主和的立场上——欣喜若狂的南方人还是在欢庆麦考仑的提名。“假如在未来的两个月里，我们能坚持住，不让我们的死敌在军事上取胜，”查尔斯顿《镜报》宣告，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在这个纲领上当选，“必定导致和平和我们的独立”。
　　事态没有向那个方向发展。民主党党代会散会才三天，电报里就传来了舍曼夺取亚特兰大的消息，捷报传来，北方士气大振。“胜利！”赫然醒目的共和党的头版标题。“战争失败了吗？老艾伯在芝加哥的党代会上作了响亮的回答。”紧接着亚特兰大的陷落，随即而来的是费尔·希拉顿在仙伦朵尔谷地清剿裘保·厄雷时打的一连串漂亮的胜仗，以及北军的炮火在里士满——彼得斯堡前线取得的小进展。对于林肯和共和党人来说，这些军事上的大捷，将他们当选的胜机从黑暗的子夜带到了如日中天的正午。一道灰暗的、不祥的暮色笼罩着南方。“亚特兰大的失落，”里士满《观察报》悲叹道，刚好赶上“将林肯的政党从万劫不复的境地解救出来的节骨眼……这将阻碍本来形势大好的和平进程。这一变故还会在南方散布低沉情绪”。
　　到了10月份，大量的政治征兆表明共和党将大获全胜。这一现象中最不寻常的一部分是士兵的投票意向。在打完这些扭转战局的胜仗之后，这些穿着军装的公民们都准备给他们亲热地称为“老艾伯”的最高统帅投上一票，那在选举中起有强有力的助选作用。士兵缺席投票是内战中的双方在民主体制中开创的一项大胆的新尝试。1864年，十九个北方州允许士兵在战场上投票。只有伊利诺伊、印第安纳和新泽西三个州的立法院拒绝考虑采纳，这三个州的议会均被民主党控制，他们心里很清楚大多数士兵会投谁的票。尽管在入伍时，百分之四十到四十五的士兵是民主党人，在1864年的大选中，只有百分之二十到二十五的士兵投了民主党的票。尽管波多马克集团军中的一些人对他们的老上级麦考仑还有一丝残存的敬仰，在十二个给士兵单独计票的州里，百分之七十八的士兵投了林肯的票。相比之下，在普通民众中，林肯的得票率仅为百分之五十四。
　　平民与士兵在投票意向上为什么会存在如此大的差别呢？对于大多数的士兵来说，这次大选的结果事关他们这些浴血战斗的将士们的荣誉。他们本来是为了国旗和祖国参战，他们理应将一个统一的国家的、绣有全部三十五颗星的旗帜带回来。投民主党的票，就等于承认内战本身是一大败笔，他们所会出的牺牲全都付之东流。在他们返回老家时，肩上如果扛着只有十一颗星的旗帜会让他们的祖国和他们这些七尺男儿蒙受耻辱。
　　“我们也渴望和平，”一个原是民主党人，后转为共和党的来自俄亥俄州的军官说，“但那是堂堂正正的和平，是在光天化日之下，刺刀对刺刀赢来的那种和平。我们要在那面光荣的国旗下举行和谈，而不是以出卖国家的荣誉为代价去苟且偷安。”一个来自纽约的列兵道出了广大联邦士兵的心声；他写道，他打算“今秋，通过投‘老艾伯’一票，再给叛国者瑞上一脚，我不能容忍自己为维护这个国家的统一浴血奋战三年，到头来，将叛国者要的一切拱手相送”。
　　这些都是使林肯以212对21的选举人投票的优势连任总统的动力（总统仅在新泽西州和奴隶边缘州肯塔基和戴勤维尔失利）。在国会参众两院，共和党的优势增加到四分之三以上。这个结果是林肯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的坚定决心的强大后盾。这个大选的结果向一个英国的战地记者表明：“北方正悄悄地、沉着地……以一种史无前例的方式较了真……我越看到和听到他们〔这种”……战斗到底的决心的深度和广度，越是惊叹不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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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译者注：原文为“Early was late.” Early为“早来”的意思。罗德兹在此用叛军将领的名字开了个小玩笑，意思是“早来者来晚了。”
　　［2］译者注：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是一个在美国家喻户晓的人物，后在向西部扩张的镇压印第安人的战争中，因轻敌陷入重围而战死。





　　第五章　1865年，我们天性中的一线良知

　　☆一场空前大灾难

　　“1864到1865年的那个冬天是多年来最冷的一个，”山姆·瓦金斯记得，“天寒地冻，道路崎岖，我们的战士们衣衫单薄，许多人，不错，许多人完全打着赤脚……所有的东西，包括老天爷，都好像在和我们作对。就连那穿过我们褴褛衣衫的凛冽、刺骨的寒风……都像在抽打我们。”
　　威廉·特康姆修·舍曼也在抽打他们，带领他的大军掉头向北，进入南北卡罗莱那。“等我走过南卡罗莱那，”他发誓，“那将是一件史无前例的灾难。就连恶魔自己来，都无法在那个州里约束我的部下。”［1］
　　一场连绵的冬雨下个不停，邦联将领断定没有哪支军队能够在泥浆中行军跋涉，但是，舍曼和他的人马每天都能走十英里，有时因为地上浸透了水，他们干脆就在树上过夜。“当我听到舍曼的军队正经过少其亥奇（Salkiehatchie）沼泽地，”约瑟夫·强斯顿回忆道，“自己……筑路，一夫走十二英里……还带着炮和马车队。我敢肯定，自从凯撒大帝以来，就从未有过这样一支军队。”
　　没有什么能够阻挡舍曼的士兵。许多“斧头营”在前面开路，他们砍倒整片的森林，用来修筑“木条路”。路上的地雷炸伤了他的士兵，他就命令邦联战俘走在大队前面寻找地雷。当他们抗议说他们和他一样，不知哪里有地雷。“我才他妈的不管你们被炸烂呢，”他吼道，“反正我不能让我的人像这样被炸死。”
　　士兵们印证了他们统帅的话，舍曼的人马在南卡罗莱那的所作所为比他们在佐治亚的行为更严厉。“这里是叛国运动开始的地方，”一个列兵说，“看在上帝的分上，它就应该在这里结束！”大军所到之处，房屋尽毁、狼烟处处。
　　1865年I月31日，华盛顿，国会以119票对56票通过宪法第十三修正案，废除奴隶制，然后将修正案送交各州认可。
　　次日，林肯的前任财政部长，当时的最高法院首席大法官赛蒙·P.切斯招了一个来自马塞诸塞的名叫约翰·洛克（John Rock）的律师在最高法院供职。六年前，切斯的前任在德莱德·斯科特决定中裁定，黑人永远不许成为公民。约翰·洛克是一个牙医、内科医生、演讲家，同时是一个波士顿的律师，他能说法语和德语。他同时还是一个黑人。
　　五天之后，2月6日，邦联国会将所有剩余的邦联军队的指挥权交给了罗伯特·E.李。每天，成百饥寒交迫、打着赤脚的士兵，在家里寄来的求告信的驱使下开了小差。“家里除了一点点玉米面，一点吃的都没有了，”一个女人在给她当兵的丈夫的信中说，“试试看能不能离开部队，回家帮我们过一下眼下的难关，然后再回部队。如果你现在不回家，以后回来也没用了，因为，我们全家人……都会和你娘我娘那样，一起埋在后院的坟地里。”
　　南方乡间小路上挤满了邦联的难民。根据一个妇女在笔记中的描述：红杖市城外的路上是一片“令人心碎的情景。女人们在寻找自己的孩子……其他的人坐在尘土中，一边绞着手，一边哭泣。大家都在谈论被烧毁的房屋、被炮弹炸成碎片的家、饥荒、谋杀和荒芜的田园”。
　　成千的难民一直逃到得克萨斯，在那里寻求新的生计。成千的难民聚集在里士满，希望邦联政府能照顾他们。实际上，邦联政府已无能为力，它自身正处在分崩瓦解之中。
　　即使到了这种时候，各州主权仍然至高无上。佐治亚州州长威胁要退出邦联。北卡罗莱那州州长只允许家乡子弟兵穿他囤积的九万两千套军装。“假如邦联失败，”杰弗逊·戴维斯私下里说，“在它的墓碑上应该刻上‘被一种纯理论所葬送’。”
　　2月17日，南卡罗莱那的哥伦比亚落入舍曼之手。“我写下攻占哥伦比亚的日子时，心中充满了自豪的喜悦。”一个联邦士兵写道：
　　我们已经征服和占领了这个傲慢不逊的州的州府，它煽动了叛国运动，引发了这场该死的战争……华美的州府大厦上带有北军枪炮弹痕伤，叛军曾在桑姆特堡污辱过的老国旗，现在在南卡罗莱那州的中心城市的房顶上空自由飘扬。
　　对于一个十七岁的邦联女孩来说，这面“老国旗”是“可怕的一幕！多么卑鄙呀！四年的流血和仇恨之后，到头来，那里又一次飘扬着……那个可恨的专制的象征”。
　　和亚特兰大一样，哥伦比亚燃起大火：舍曼将责任推在溃逃的邦联败兵身上；南方人则责怪喝醉酒的联邦士兵。“风在凄凉的烟囱之间呜咽，在洞开的窗户之间呼啸……”一个当地的妇女写道。“市场已成了一片废墟的空壳。它的尖顶倒了下来——那口在退盟时各州都曾敲响的‘退盟钟’，躺在那里，一半陷在泥中。”
　　同一天，桑姆特堡守军向将其包围近两年的联邦海军投降。“这一失利，”杰弗逊·戴维斯承认，“对于我来说，实在是太痛苦了。”
　　3月4日，总统宣誓就职日，华盛顿和四年前的这一天一样，寒风凛冽。但此时的合众国国会大厦已经完成，它那宏伟的铁制新圆顶终于安装到位，上面站立着一尊自由女神铜像。
　　林肯的就职演说还像上次一样，既口气温和，又立场坚定：
　　让我们衷心地希望，虔诚地祈祷，但愿这个战争的空前灾难能早日结束。不过，假如上帝愿意让战争继续下去，也许这场战争只有在过去的二百五十年里用奴隶毫无报酬的血汗创造的财富损失殆尽、每一滴被皮鞭抽出来的血被用利剑刺出来的另一滴血全部偿还之后，才能终结。正如三千年以前的人所说的那样，现在，我们仍然必须这样说，“上帝的判决总是千真万确的”。
　　让我们不要对任何人怀有恶意；让我们把仁爱之心广播人间；让我们坚持正义的事业，因为上帝已经给了我们辨别是非的能力，让我们继续努力，将未竟的事业进行到底；让我们去愈合国家遭受的创伤；去照顾那些参战的人们，以及他们身后留下的孤儿寡母——为争取并珍惜在我国民众之中的以及我国和世界上所有国家之间的一个公正、持久的和平贡献全部的力量。
　　“我很累，”林肯后来说，“有的时候，我认为自己是世上最累的人。”
　　总统在仪式完毕后，乘马车回到白宫，坐在边上的是他十岁的儿子泰德，他的身边没有自1861年以来一直不离他左右的随身警卫。内战眼看就要结束了，人们对他的安全已经不再那么担忧。
　　在被邀请出席宣誓就职仪式的来宾中，有一个名叫约翰·维尔克斯·布斯的青年演员。等他入座后，他意识到自己观看宣誓仪式的位置给他“一个极好的机会……刺杀总统，假如我想动手的话”。
　　布斯是一个成功的演员，演技虽不如他的父亲朱尼斯·布鲁特斯·布斯和他的哥哥艾德温，但足以让他每年赚得两万美元的薪水。林肯本人在葛底斯堡演讲前一星期，就曾前去观看他主演的《情恨绵绵》。
　　但是，布斯认为自己是一个更大舞台的中心人物。他出生于马里兰州，在那里长大，他是奴隶制和白人至上的狂热信仰者。他对妹妹说他曾将奎宁偷运到南方，他曾因说北方政府应该倒台，以及很有可能与南方特务联系过而被短期拘留。
　　然而，在四年的内战期间，他始终未能鼓足勇气，真的为南方的理想去扛枪作战。“我开始认定自己是个懦夫，”他在日记中坦白道，“并且鄙视我自己。”
　　现在，他的注意力集中到了林肯身上，认为他是一个应对美国以及他本人的所有问题负责的专制暴君。“林肯将成为美国的国王，”他警告过，“你们会看到那一天，连任总统意味着王位的承接。”
　　他筹划了一个绑架总统，然后用他来交换邦联战俘的阴谋，并且招集了一伙愿意为他效力的不轨之徒——条件是由他支付他们的住房膳食：路易斯·鲍威尔是一个受伤的邦联老兵，后宣誓效忠联邦；戴维·E.亥洛德是一个药剂师手下的伙计，可能有智力障碍；乔治·艾特兹洛特是一个出生在德国的给马车上油漆的人，勉强能说些让人听得懂的英语；约翰·H.苏莱特，不时为邦联做些间谍工作，此人的母亲玛丽是个寡妇，在华盛顿开一个小旅店，布斯和他的追随者有时在那里聚会。
　　3月17日晚，布斯和他的同伙都戴上面罩，乘马车来到华盛顿城边的一个兵营，准备抢个大功，林肯有时就在这里过夜就寝。结果，总统不在那里。“世界就是这样，”布斯显然垂头丧气地写道，“成者王，败者寇。”
　　李担任邦联军队总帅以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重新任命约瑟夫·E.强斯顿为南北卡罗莱那的邦联部队统帅，3月19日，强斯顿试图阻止舍曼持续不断的进军，这个足智多谋的邦联老将确实是个肯打仗的，但是他手下只有两万人马，联邦将领们能调集十万人来对付他。经过三天的激战，强斯顿的部队仓皇退出战场，损失了两千六百人。
　　舍曼的进军仍在继续。
　　格兰特和李在彼得斯堡前已经对峙九个月了。格兰特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向左翼延伸他的战壕；李被迫相应延伸自己的防线，但是，他的军队正在减员，而不是扩增。六万士兵开了小差。
　　他向戴维斯请求援军和军需供给，但是邦联此时已无援军可派。“我曾去议会看了一下，”李对他的儿子说，“他们好像除了在我的人马挨饿的时候吃花生、嚼烟草之外，什么事都办不成……这场战争开始时，我是反对的，而且我告诉这些人，南方的每一个人都必须尽自己最大的努力，否则他们是会后悔的；……现在轮到他们后悔了。”
　　在里士满，一根柴火的要价是五美元，一桶面粉的价格——如果谁能找到它的话——涨到四百二十五美元。一个住院的邦联士兵写道：“医生和女人们都在吃老鼠，说它们的味道和松鼠差不多，但是，我曾见过在停尸间死去士兵身上跑来跑去的老鼠，一想起这个，我就没有一点胃口。”
　　李请求此时将奴隶武装起来保卫邦联。“我们必须决定，”他说，“黑奴们究竟是为我们而战，还是与我们作战。”那些愿意参战的黑奴，他补充道，在战后可以获得自由。邦联的上上下下对此提议展开了激烈的辩论，但是，3月13日，邦联议会授权组建黑人部队，从很大程度上讲，正如里士满《观察报》指出的那样，这是因为国家不会拒绝李将军可能提出的任何要求。
　　六天之后，里士满的市民看到一个令人咋舌的情景：三个从切姆鲍莱佐（Chimborazo）医院康复的白人士兵组成的邦联营和两个由医院里的黑人帮手组成的团队，所有的人都未穿军装，整队按着《南方热土》的节奏在主道大街上行进，他们将一起在“首都广场”上进行操练。

　　☆通向阿波麦脱克斯之路

　　在彼得斯堡四周单薄的防线最终被拉长到五十三英里以上。格兰特的兵力增加到十二万五千人。李的人马缩减到三万五千人。“我的军团被扯开的样子，”约翰·B.戈登回忆道，“把兵拉开，就像每隔十五英尺站着的一排桩……那哪是什么防线；那只是一个空架子。”没过多久，人与人的间隔扩大到二十英尺。
　　李唯一的希望是将他的人马安全地拉出战壕，然后向西南方向运动，与强斯顿的人马在北卡罗莱那会合。
　　格兰特则要确保他无法逃脱。
　　李首先采取行动。3月25日，由戈登率领的邦联部队发动了一场夜间的突然袭击，曾一度攻占一处叫斯台德曼堡的工事，后在联邦占优势的炮火打击下，退了出来。这只是“一场小打小闹”，据传，林肯曾对他的战争部长说过这样一句话。
　　格兰特发起了反冲锋，他派遣费尔·希拉顿率两个野战军团和一万二千骑兵火速赶到李的侧翼，阻止他从一个叫五叉口的交通要冲逃脱。4月1日，他们在那里一举击败由乔治·匹克特率领的邦联部队，俘虏四千五百叛军。“他们没了指挥官，”一个北方报社记者写道，“显得毫无秩序，群龙无首。几排枪打过去，再发起一次新的、不可阻挡的冲锋……叛军斗志丧尽，五千条毛瑟枪全扔到了地上。”
　　当格兰特接到捷报时，只说了一声“好的”，然后，命令次日凌晨四时半，从彼得斯堡全线出击。他的部队慢慢地、坚持不懈地将邦联守军从一条接一条的战壕中赶了出去。在邦联丢下的死尸中有老人和打着赤脚的十四岁的少年。
　　那个在大小十余次战斗中忠实地跟随李左右、在夏普斯堡挽救危局的A. P.希尔，现在也无法为李效忠了。他在两军阵地前骑马来回奔跑时，被两个联邦的野战军战士开枪打穿了心脏。“他安息了……”李说，“我们这些活着的人才是真正受熬煎的人。”
　　就在联邦部队开始进入彼得斯堡时，李的部队偷偷越过阿波麦脱克斯河。“这真是件悲哀的事，”李对一个助手说，“现在发生的事正是我当初在里士满告诉他们会发生的事，防线被拉开，直到被扯断。”
　　那个星期天，杰弗逊·戴维斯参加上午十时在里士满圣保罗英国国教教堂举行的礼拜。他的妻儿已经离开城市，到更南边的地方避难去了。教堂司事交给他一张他的主帅传来的字条。一个坐在他附近的女人看到他读字条时的表情：“我清楚地看到他读完那张塞到他手中的字条时脸上浮现的阴云。”
　　“我的防线已有三处被击破，”字条上写道，“里士满今夜必须疏散。”
　　戴维斯匆忙从教堂赶回，命令他的政府迁往向南一百四十英里的丹维尔（Danville）。他只带了少数几件私人物件，但是将一尊他具有英雄气概的大理石胸像托付给一个奴隶，叮嘱他要将其藏好，免得让北方佬找到，借此污辱他一番。
　　邦联总统和他的内阁成员，登上出城的最后一辆火车——堂而皇之地标着“财政部”、“军需部”、“战争部”的一长溜货车车皮。那是一个“车轮上的政府”，一个看着这趟车经过的人这样评论道。
　　一个名叫朗姆金（Lumpkin）的奴隶贩子无法将他拥有的五十个被锁链串在一起的奴隶运上拥挤的火车。一个带着刺刀的士兵拦住了他，直到他当场打开锁住价值五万美元财产的锁链，让他们四散而去之后，才让他上车。
　　他们周围是一片混乱，撤离的邦联部队在里士满城中的大部分地方纵火焚烧。歹徒随即抢劫商店、闯入被遗弃的房屋。“大群的刁民……泼妇挤在商店外面……”一个目击者回忆道，“排水沟里的威士忌能没到脚踝；那些半醉的女人和小孩还争着抢着用铝盘［和”桶舀沟里的酒。”
　　赛米斯海军少将下令发炮，炸毁了在杰姆斯河上抛锚的残余的邦联舰队，整个城市房屋的窗户都被炮声震动。接着，炮弹向邦联的军火库铺天盖地般地打来，那里装满了火药和炮弹。一个邦联的上尉在撤离城市的路上，记录了他们身后留下的那一片嘈杂和混乱的世界：
　　时不时地，一个弹夹爆炸，一股白烟升起……随即传来一声震耳的巨响。土地似乎也在战栗……数百发炮弹在空中爆炸，弹片散落开来……每当巨大的子弹弹夹被点着，很快就会传来像数千枝毛瑟枪开火时发出的巨响，然后暂时陷入沉寂，只能听到迅速蔓延的大火发出的沉闷之声和爆裂声。
　　联邦部队第二天占领了里士满，他们受到了欣喜若狂的黑人的欢迎，士兵们尽力维持住秩序。“我们的……奴仆简直像发了疯，”一个里士满的妇人写道，“他们载歌载舞，男人们互相拥抱，女人们互相亲吻……想象一下，大街小巷里都挤满了这些人！”
　　两个联邦军官纵马在空荡荡的邦联首都的大街上飞奔。“我跳下马来，”来自纽约的列文斯顿·德派斯特中尉回忆道，“先从〔马鞍上〕解下星条旗，〔然后〕和炮兵司令鲁密斯·L.兰东上尉一起冲上房顶。我们一起将第一面硕大的国旗升起在里士满上空，我们在房顶上陶醉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八时整，”一个里士满的妇人写道，“首府大厦上飘扬的那面邦联旗帜降了下来，星条旗升了上去……我们掩面失声痛哭。整座房子全是抽泣之声。就像是一座殡仪馆。”在附近的另一个妇人回忆道：“我们轻声互相安慰（因为我们生怕在奴仆中也会有通风报信的人）说首都只不过是暂时迁走……李将军会择地坚守，将大胆进犯的敌军击退，我们会打胜仗，我们会胜利的，乌拉！乌拉！我们的希望不死！”
　　罗伯特·E.李的太太，由于严重的关节炎，无法远行，仍然留在里士满。联邦指挥官在她的寓所前派了一个岗哨，以保护她的安全——一个黑人骑兵战士。李太太抱怨说在她的门口安个黑人士兵“可能是为了污辱她”，后来，他们换了一个从佛蒙特来的白人战士——她曾用小托盘给他送过饭。
　　4月3日，亚伯拉罕·林肯和他的儿子泰德来到罗克特码头登上一艘小驳船。“感谢上帝，我终于看到了这一天，”他说，“我好像作了一场四年的噩梦，现在，噩梦过去了。”
　　黑人们将总统团团围住，笑着、唱着、喜泪横流，跪在他的面前，争抢着要碰他的手。“我知道我已是一个自由人，”一个男人说，“因为我已看到亚伯拉罕慈父的容貌，触及了他的肌肤。”
　　林肯对此情景毫无准备。“不要向我下跪，”他说，“你们只应向上帝下跪，感谢他给了你们自由。”
　　总统在仍在冒烟的城里走了一英里，四周簇拥着大群大群欢乐的黑人，然后走上原邦联白宫，现在的联邦部队总指挥部的台阶。当他坐在杰弗逊·戴维斯的办公桌前时，窗外的部队爆发出一声雷鸣般的欢呼声。
　　《纽约世界报》的一个记者那天晚上在邦联首都走了走：
　　在里士满城区，在她废墟里，在她幽灵般的房顶中间，有一种静谧……在她那些耸立不变的尖顶里面，隐藏着一种可怕的、断断续续的愤怒的视线……我们处在废墟的阴影之中。从我们正在走的人行道上看去……前面展开的是一片残破的景象……那些残垣断壁、那种孤独凄凉，似乎有一种绵绵无尽之感……这里万籁俱静，只有一种墓穴般的沉寂，只有我们和一支送葬队的脚步，在荒凉的人行道上留下的空洞之声……在死气沉沉的墙上和紧闭的窗格上发出的回响作答，这，就是里士满。一个抑郁低沉的声音在哀叹：“这就是里士满。”
　　李的队伍向西逃去，联邦部队在后紧追不舍。李的第一个目标是阿梅利亚（Amelia）法院，他已事先通知邦联物资供应部为他的部队准备几十万份口粮，他的人马如果没有这份粮食，是无法继续战斗下去的。
　　“一仗接着一仗，一小时接着一小时，”约翰·B.戈登写道，他的任务是掩护大部队撤退，“从一个山头到另一个山头、战线交替变幻、边打边撤，就像一场几乎不间断的战斗。一个少年战士拼命奔跑，当有人问他干吗那样猛跑，他回头喊了一声‘因为我不会飞，才跑呀！’”
　　他们的统帅竭尽全力鼓舞他们的士气。“李将军骑着马，和……一条杂乱的马车队一起慢慢地走着……”他的医生写道，“他骑马时上身笔直，好像永远不会疲倦……从他的外表举止看，没有谁能看出他心里非常清楚的事：他的部队已经土崩瓦解，他的军需供给已经耗尽。”
　　但当他那支饥饿的部队于4月3日最终赶到阿梅利亚时，他大失所望——那里没有一份备好的口粮——不知什么原因，李的请求从未被送到物供资应部。收集粮草的人临时分头在弗吉尼亚农村挨家挨户求索他们的余粮，可几乎一无所获。
　　第二天，在丹维尔，正准备继续南逃的杰弗逊·戴维斯签署了一份宣言，宣称邦联军队将继续战斗下去：
　　摆脱了保卫一座座城市的负担……我们的队伍能够灵活地从一个地方运动到另一个地方，现在，没有什么能比我们坚定不移的决心……更能保证我们最终的胜利……我们〔永远〕不会向卑鄙的侵略者求和。
　　在李的两万五千人马继续西进时，十二万五千人的联邦部队正从三面向他们压来，邦联士兵此时仅靠几小把本来用来喂马的干玉米维持度日。
　　在他们后面追赶的联邦部队也饿着肚子，他们急于围歼敌军，将供给马车远远地抛在后面。叛军踉跄前行，路上满是遗弃的武器和背包，他们的人数在日益减少，有些饿坏了的人离队去寻找吃食，其他的人只是为了缴械投降偷偷溜走。一个手执毛瑟枪的联邦战士，碰到一个正在溪水中冲脚的衣衫褴褛的叛军士兵。“这次，我到底把你逮住了！”他喊道。“没错，”累得站都站不起来叛军说，“你是逮住我了，你算捡了个大元宝。”
　　邦联部队的指挥官们和他们部队一样又饿又累，昏了头。4月6日，当他们来到一个叫塞勒（Sayler）溪的地方，他们允许部下将行军队伍分散开来，联邦部队及时地利用这一良机发起进攻。李手下的这支疲劳饥饿之师，在双方力量极其悬殊的情况下，作了拼死的抵抗。“我看到一些人用刺刀和毛瑟枪的枪托互相杀戮，甚至用牙咬断对手的咽喉、耳朵和鼻子，在地上滚作一团，形同野兽，”一个邦联军官回忆道，“我看到我们步兵中队的一个小伙子，用枪顶住他最要好的朋友（此人穿着北方佬的军外套）的后脑，将他打得脑浆迸流。我清楚地记得那个单纯的乡下孩子的那种疯狂的得意劲儿……用他的毛瑟枪当棍使，发疯似的抡向另一个倒霉鬼。”但是，到战斗结束时，邦联又损失了八千多士兵，有的死了，有的做了俘虏，占李全部人马的三分之一。
　　费尔·希拉顿电告格兰特：“假如逼得紧了，我认为李会投降。”林肯闻讯后，说了声，“那就逼得紧点。”
　　格兰特给李捎了封信：
　　1865年4月7日，下午五时
　　上一周的战事结局应该足以说服你，继续抵抗是毫无希望的……我……认为我有责任要求你率领邦联军队中被称之为北弗吉尼亚集团军的那一部分人员投降，从而避免继续流血。
　　一个军官敦促李投降。将军愤怒地反问，如果他不打下去，国家会怎样看他。“见鬼的国家，”那个军官说，“哪还有什么国家！一年多了，国家早没了，对于这些当兵的，您就是他们的国家。”
　　邦联部队的行进路线与阿波麦脱克斯河的走向大致相同，这是一条沿岸柳树成行的小溪，有些地方，任何一个乡下孩子都能跳上它和杰姆斯河之间的壶形半岛。“现在，只有一个出口了，”一个邦联将领写道，“那就是位于壶颈处的阿波麦脱克斯场院，格兰特将军离那里最近。”
　　4月8日，林肯和他的夫人乘车经过彼得斯堡城外的一个乡村公墓，“这是个身后归去的风水宝地，”玛丽·林肯回忆道：
　　那里绿树成荫，几乎每一个坟头都开放着早春的花。那里是那样
　　寂静、诱人，我们停下车，在里面走了一圈。林肯先生似乎很欣赏这个地方，若有所思。他说：“玛丽，你比我年轻；我会走在你前面的。等我走了，你将我的遗骸埋在一个如此幽静的去处。”
　　希拉顿再次从侧翼包抄了李的人马，并且在阿波麦脱克斯车站缴获了两车皮宝贵的邦联军需给养。邦联部队得到粮食补给的希望从此破灭。
　　那天晚上，李和他手下疲惫的军官们聚集在阿波麦脱克斯场院附近的一个林子里的篝火边。“〔我们〕在林中他的总部里碰头，”戈登回忆道，“围在一堆慢慢燃烧的露天篝火边上。没有帐篷、没有桌子、没有椅子、没有凳子，我们就坐在铺在地上的毯子上，或者架在树根上的马鞍里，我们围坐在老将军周围。”
　　现在，他们几乎完全被包围了，双方力量对比接近四比一，粮源已绝，供给和援军均已无望。
　　尽管如此，李还是下令让戈登再作一次突围的尝试。他手下的一个师团仅剩二百五十人；一个旅仅剩八人。“那些仍然手持毛瑟枪的人已经没有半点士兵的影子……”一个弗吉尼亚的骑兵上校回忆道，“他们的衣衫破烂、沾满泥浆，他们的眼窝深陷，目中无光……〔尽管这样，他们仍在〕等待李将军告诉他们应该到哪里去应敌、作战。”
　　李的第一反应正是如此。4月8日，星期六的晚上，他说：“我将在早晨给他们一个猛烈打击。”
　　次日，正值圣枝主日。天刚破晓，就在阿波麦脱克斯场院外围，戈登的部下将联邦的骑兵赶出自己的阵地，然后向一座小山坡顶横扫过来，山下，一堵坚实的蓝色人墙正向他们压过来——那是联邦杰姆斯集团军的全部人马。
　　“李是前面走不得，”一个联邦列兵说，“后面也走不通，横里也爬不得。”
　　李心知大势已去。北方武装起来的兵力已近百万；而南方则不足十万。“我已无能为力了，”他对自己的副官们说，“但是，要我去见格兰特将军，我宁愿去死一千次。”一个热泪盈眶的副官问他如果他在战场上缴械投降，历史会如何评估他。“肯定是些不中听的话，”李回答道，“但是，这不是关键的问题，上校。关键的问题是，是否应该率领这支军队投降？如果应该，那么就由我来承担全部的责任。”
　　快到正午时，李派出一个举着白旗——实际上是一条白毛巾——的信使带着一张字条，来到联邦阵前。当时，格兰特和他的部将们正在一块地里休息，一个骑马的人从后面赶了上来，“骑马人快马加鞭，”一个记者写道，“挥舞着他的帽子，每颠一次就大喊一声。”联邦军队主帅一直有个头痛的毛病。他打开信封，读了信，然后请他的朋友约翰·诺林斯大声宣读信的内容：李即将投降。“在场的人都没有正眼看周围的战友，”一个记者写道，“最后，炮兵司令达夫上校跳到一根砍倒的树上……建议三呼万岁。结果，只有几声微弱的欢呼响应，所有的人都热泪盈眶、咽喉哽噎。”
　　格兰特本人没吱声，没有流露任何神色，用一个目击者的说法，“不动声色”。但是，他的头痛一下子全部消失了。
　　李派出查尔斯·马歇尔上校到阿波麦脱克斯场院去寻找一幢可以让他与格兰特会面的体面房子。那里的大街几乎空无一人。马歇尔向他撞见到的第一个平民打问，谁知此人正是当年在第一次公牛道战役之后，为了躲避战乱，来到这个清静地界的威尔曼·麦克林，麦克林犹犹豫豫地答应将他家的前厅租给军人使用。
　　邦联主帅先到麦克林家。他穿着一身笔挺的灰制服，腰悬一口刻花佩剑，显得非常体面。“我可能已经是格兰特将军的阶下囚了，”他向一个副官解释道，“所以我想装束成最体面的样子。”
　　他在那里等格兰特等了半个小时，当格兰特最终出现时，这个联邦军队的主帅身穿一件列兵穿的脏兮兮的衬衣；他的裤子和靴子上沾着星星点点的泥浆；也没挂佩剑。
　　两人握了握手。“李将军当时的感受，我不知道，”格兰特后来写道，“因为他是一个很有尊严的人，有一张不会被人忘记的脸……他的内心感受……被掩饰住了，我无法看出分毫。”
　　联邦主帅尽其所能将屋内的气氛轻松一下，告诉李他俩过去在美墨战争中曾见过一面。李说他无法记起格兰特当年的模样。“我们的交谈是那样亲热，我几乎忘了这次会面的初衷。”格兰特说。最后，“李将军提醒我言归正传。”
　　格兰特提出的条件既简单，又宽容。邦联的军官可以保留他们随身带的武器和私人财物；宣称拥有马匹的军官和士兵，也可以保留马匹；“每一个官兵都可以返回自己的家中，永不遭受合众国政府的侵扰”。
　　格兰特问李手下有多少人马，是否需要口粮。李说他已不再知道具体数字，但他肯定所有官兵都在挨饿。格兰特向他们提供两万五千份口粮。“这将对我的部下起到最好的效果，”李说，“非常感谢，而且这会在双方民众之间的和解中起很大作用。”
　　依赖尔·派克上校是一个来自斯尼卡的印第安人，他将投降文本抄写完毕，供两员主帅签字。两人签完字后，又一次握手。李先离开房子，骑上“游客”，开始向自己的军营走去。格兰特记得当时“为一个与之较量那么久、打得那么顽强的死对头的失败感到压抑……悲哀，他为那个事业丧失了那么多，尽管我相信那是人类有史以来最不值得为之战斗的一个理想”。
　　在他的身后，联邦的将领已经开始在威尔曼·麦克林家的前厅里的家具上讨价还价。希拉顿花了二十美元将格兰特用过的桌子买了下来。卡斯特将另一张桌子顶在头上带走了。
　　联邦的士兵开始欢呼，炮兵也开始放起礼炮。格兰特命令他们停止这样做：“邦联的人马现在都是我们的俘虏了，我们不能在他们的伤口上撒盐，”他回忆道，“内战结束了。叛军士兵又是我们的同胞了。”
　　李的部下夹道迎接他回到营中。“当他走近时，”有个人回忆道，“我们能看到他的马缰松弛……他的头低垂在胸前。当士兵开始欢呼时，他抬起头，手持帽子通过人群，他的脸红了，目光炯炯有神。”杰姆斯·朗斯崔特回忆道，他的部下“眼含热泪地仰视着他。那些还能说话的人们，向他道着珍重再见，那些无言的……用手轻轻抚摸着‘游客’的两侧”。一个军官记得，每“一群人都是以欢呼开始，然后以抽泣结束，他的部下一路迎到他的营帐门前。脸色阴沉、满脸胡须的士兵们扑倒在地，双手掩面，像孩子那样痛哭失声。骑在马上的军官们也失声痛哭”。一个老人喊道：“将军啊，我们永远热爱您！”
　　一群哭泣的士兵，等在李的帐前。“小伙子们，”他对他们说，“我对你们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现在，你们就回家去吧，假如你们能拿出当兵的样子做良民百姓，你们会干出名堂的，我将永远为你们自豪。告别了，愿上帝保佑你们大家。”
　　他转身消失在营帐中。
　　三天之后，北弗吉尼亚集团军正式投降。约翰·B.戈登将军，这个被子弹打穿过脸，在邦联的军旅生涯中四次负伤的老将，带着两万邦联士兵，最后一次向联邦的阵地走了过来，这次，他们不是来打仗的，而是来缴枪和缴战旗的。
　　在那里受降的是乔斯瓦·劳伦斯·张伯伦少将，他为联邦负过六次伤，当时仍然忍受着那颗在彼得斯堡差点要了他命的子弹的折磨。他怀着一种由衷的敬意注视着邦联军队这次最后的行进：
　　他们踏着熟悉的进军步伐走了过来，战旗飘扬。在队列的最前面，是一面骄傲的邦联标旗帜……站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个既自豪又蒙羞的典型硬汉子；多么大的艰难困苦和死亡……都无法动摇他们的决心；他们现在站在我们面前，消瘦、疲乏、衰竭，但是，他们还站着，眼睛与我们平视，让我们想起那些无法替代的、将我们维系在一起的纽带，这种硬汉精神难道不正是这个经受了如此考验和确认的联邦所需要的吗？……我们这一边，没有号角，也没有鼓点：没有欢呼、没有言语、没有轻声低语或夸耀自得，大家都纹丝不动……而是一种敬畏的沉静和屏息静气，就像瞻仰遗容一样！
　　戈登来到联邦指挥官的马边，勒住了马。就在这时，他后来回忆，“〔张伯伦〕在我们的人来到他们跟前时，下令让他的人马一字排开，身着蓝军装的老兵们向那些被击败的英雄们行了一个持枪军礼——这是一群美国人对另一群美国人致敬的象征。”
　　“听到那一声像机器发出的碰枪致礼的脆响，”张伯伦回忆道，“戈登将军怔了一下……〔然后〕圈回他的马头，面向着我，用马刺轻轻刺了一下马，马稍稍向后退了退，当他圈转马头时，那马和骑马人做了一个动作，马头向下垂，优雅地鞠了一躬，戈登将军将佩剑剑端点了一下脚趾致了军礼。”
　　消息很快就在全国传开。一个飞马而来的信使对着正在北卡罗莱那州行进的舍曼手下的第二十军团传来了这个捷报，一个得意非凡的士兵大声冲他喊道：“原来你就是我们等了四年的那个狗娘养的呀！”
　　那个来自弗吉尼亚的、亲手打响内战第一炮的老分裂派艾德孟德·拉奋不愿与“背信弃义、恶毒凶险、卑鄙可耻的北族”一起生活在一个重新统一的联邦里，用一颗子弹掀掉了自己的天灵盖。
　　“我们四散飘零了，”玛丽·切斯那特写道，“震惊之余，我们破碎的心灵仍有活性的那部分充满了兄弟之间的怨恨……究竟是谁的错？每个人都在指责别的人。只有那些死去的英烈与战场上的逃兵形成强烈、鲜明的对照。”
　　在华盛顿，夜空中焰火齐放，政府的建筑灯火通明，大群的人来到白宫周围，要求林肯出来与民众共庆胜利。他太累了，只能作一个非正式的演讲。“我一直认为《南方热土》是我听过的曲子中最好听的之一，”他对欢庆的人群说，“我们的对手曾试图将这首曲子变成他们的专利，但是，我一向坚持不放手……〔昨天〕我们将其缴获了。我请教了一下司法部长，他对我说了有关这个问题的法学观点，认为这是我们合法的战利品。现在，我就请乐队帮我一个忙，演奏一下这首曲子。”
　　就在乐队演奏这首曲子时，约翰·维尔克斯·布斯的一个朋友发现他正一个人呆在离那里只隔几条马路的“国立旅店”一个昏暗的房间里。他问他是不是想到外面去喝几杯？“想，”布斯说，他现在往酒吧里一坐，就能喝掉一夸脱的白兰地，“只要能赶走这满腔愁绪就行。”

　　☆行刺

　　1865年4月4日，耶稣受难日。这又是桑姆特堡投降四周年纪念日，正午时分，在被炮火摧毁的堡垒中，四年前这里的守将罗伯特·安德生少校在旗杆脚下立正，准备将1861年他被迫降下的那面破碎的国旗重新升上旗杆。
　　一个北方的贵宾代表团和四千余名前奴隶在现场观看。当安德生开始讲话时，一个北方妇女回忆道：
　　一开始，我听不到他说的话，因为他的声音传过来变得含糊不清。但是，一下子，他的声音变得清晰起来，“我感谢上帝让我活着看到这一天。”他又说了几句，然后开始升旗。旗帜慢慢升起，垂吊在那里……那是一面日晒雨淋、单薄、经过战火洗礼的旧国旗，已经用不了多久了，但是，当它升到围墙之上时，突然一阵风吹来，它一下展了开来，在我们头上高高飘扬。
　　就在安德生少校升旗的时候，约翰·维尔克斯·布斯在华盛顿的福特剧场停留了一下，领取他的信件。一个舞台上的工作人员告诉他，总统和格兰特将军那天晚上将来看劳拉·琪妮（Laura Keene）演的英国喜剧《我们的美国表亲》。
　　布斯闻讯，心头一动。绑架没有成功。刺杀可能成。“我们的国家的所有不幸全都归咎于〔林肯〕，”布斯后来写道，“上帝……将用我的手来惩罚他。”
　　他给当初策划绑架的那伙人布置了新的任务。路易斯·鲍威尔负责刺杀因马车事故正在家中养伤的国务卿威廉·史伍德。乔治·艾特兹洛特负责行刺副总统安德鲁·杰克逊。
　　那天晚上，格兰特夫妇辞退了看戏的邀请，离开华盛顿，前往费城。林肯夫妇来到剧场，在总统包厢里就座。和他们一同就座的是亨利·莱思波恩少校和他的未婚妻卡拉那·海瑞斯。
　　戏被观众的鼓掌声和乐队演奏的《向总统致敬》打断了。
　　总统似乎很喜欢这出戏；他的夫人拉着他的手。
　　 Montchessington太太：这笔遗产没有继承人吗,Trenchard先生？
　　 Asa Trrenchard：哦，早没了。
　　奥格斯塔：什么？没有遗产？
　　 Asa Trenchard：什么都没剩，他们找老头的财产找错门了。
　　布斯在一家附近的酒吧里喝了两杯白兰地，然后，回到剧场。他趁着观众哄笑的当口，悄无声息地溜进总统包厢，左手握着一柄尖锥，右手捏着一把短筒手枪。
　　 Montchessington太太：奥格斯塔，亲爱的，回你的屋里去。
　　奥格斯塔：是，妈。这个歹毒的家伙。
　　 Montchessington太太：我知道，Trenchard先生，你不习惯上流社会的举止言谈。
　　 Asa Trenchard：不懂上流社会的做派，是吧？不过，我想我怎么把你这个勾引老头的骚货里外全抖个干净还是知道的——
　　就在此时，布斯开了一枪，然后用尖锥刺伤了莱思波恩少校，然后，从包厢前沿跳了出去，他右靴上的马刺缠住了挂在包厢外面的装饰旗，结果摔倒在舞台上，把腿摔断了。
　　他一边挥动着尖锥，一边冲着震惊中的观众大喊了几句。有人认为他喊的是“Sic simper tyrannis”——“这永远是独裁暴君的下场”，弗吉尼亚州的箴言。其他的人听成“南方的仇，报了！”喊罢，他一瘸一拐地走下舞台，走进走廊，在那里，一个换布景的人已经牵着他的马，他翻身上马，马蹄声声，扬长而去。
　　布斯的子弹从林肯的后脑进入，穿过大脑，最后卡在他的右眼后面。观众中的一个医生看过伤势，认为这是致命伤。
　　士兵们将昏迷不醒的总统从剧场抬了出来。“我和我们中的另一个人抬他的脚这一头，”当时抬林肯的人中的一个回忆道，“另外两人抬头，结果，他的中段沉了下去，另外两人上前托起中段。就这样，我们六个……将他抬出剧场……我们抬着他在街上走了有五分钟，才找到一个能安置他的地方。”
　　一个平民终于将他引到十街对面的一家旅店。“我们将他放在一楼，”一个士兵回忆道，“将他放在床上。当我们把他放到屋里，我们就得出去……他们除了医生，还有其他什么人，谁都不让进。”
　　医生此时已无能为力。玛丽·林肯逼着她丈夫跟她说话，哭天抢地，怎么劝都劝不住，战争部长爱德文·斯坦敦将她带出了屋。
　　吉迭昂·维尔斯一听到消息，便急急地赶了过来。“受伤的伟人呈斜角状躺在床上，那张床对他来说不够长。他的衣服全被脱光了，他那过去偶尔露出过的结实的双臂，让人很难与他瘦削的形象联系起来，盖在身上的床单随着他缓慢、深深的呼吸起伏着。他的神态安详动人。”
　　一整夜，内阁成员们无奈地守在一旁，布斯的同谋路易斯·鲍威尔用刀将史伍德刺成重伤的消息让他们感到震惊。鲍威尔在作案后跑上大街，大喊，“我疯了！我疯了！”乔治·艾特兹洛特胆子太小，没有按照布斯的命令去刺杀副总统。
　　次日凌晨六时，战争部长维尔斯来到外面透点新鲜空气，发现街上站满了沉默、焦虑的人们。“七点不到的时候，我回到屋里……”他回忆道，“与死神的搏斗开始了。他的儿子罗伯特，站在床头。他还能把握住自己，但有那么两次，他失去控制……倚靠在萨姆特参议员的肩上……放声恸哭。”
　　上午七时二十二分，亚伯拉罕·林肯与世长辞。
　　噩耗在几分钟之内经过电报传遍了全国。在这以前，美国没有一个总统被刺杀。人们一辈子都记得他们在听到噩耗时在什么地方、当时的感受和当时的天气。依莱沙·罗德兹当时正在弗吉尼亚的伯克维尔（Burkes-ville）的兵营里：
　　4月15日，星期六。雨天……但是我搭了帐篷，所以挺舒服的。米勒先生在读书消磨时间。
　　刚刚传来个坏消息。托马斯·派克下士告诉米勒先生林肯总统已经死了，是被刺身亡的……好像是一个名叫布斯的人昨晚在剧场用手枪打死的。我们无法相信总统会死。
　　瓦特·惠特曼这时已回到布鲁克林：“母亲像以往一样，做好了早餐——还有午餐和晚餐；但是，这一天，我们谁都没有动一口。我们每人各喝了半杯咖啡；这就是我们这一天吃的东西。我们没说几句话。我们将一天中出的所有报纸全买到家中……然后默默地互相传递。”
　　在曼哈顿，乔治·坦普顿·斯强写道，“此事”在他的“预料之中，尽管我能够想象到这件事在现在这种时候发生，今后也可能会被反过来认为是件对我们有益的事，我还是对这一起可怕的个人悲剧深感震惊……最终，我们将感谢他”。
　　吉迭昂·维尔斯走在华盛顿湿漉漉的大街上：
　　在白宫前的大街上聚集着数百个黑人，大多是妇女和儿童，有些人为失去林肯号啕大哭，有的在流泪。一整天，又冷又湿，人群却不见散去。救星死了，他们好像不知道自己将面临什么样的命运，在我们与他们见面时，就连强壮、勇武的汉子也在流泪。［这些可怜的黑人的〕那种深切的悲痛比其他任何事更能打动我。
　　林肯的灵柩先是安放在白宫的东翼，然后在国会的圆形正厅。他将被安葬在林肯的第二故乡伊利诺伊州的春田市。他儿子威利的小棺材也将被起出，和他的灵枢一起运回故里。玛丽·林肯由于过于悲痛，无法成行。
　　运送灵柩的火车花了十四天的时间，沿着五年前林肯前往华盛顿赴任的路线，在早春朦胧的山河之间，走完了一千六百六十二英里的返乡之路。
　　在费城，林肯的灵柩安放在独立堂中，那是当年他宣告他“宁愿被刺杀”，也决不在“独立宣言”中确立的原则问题上作任何妥协的地方。前来哀悼的人们分成两行，队伍长达三英里。
　　在曼哈顿，有人出售灵柩车经过路线周围建筑上的窗口，要价高达四美元以上，送葬仪式进行了四个小时。原来，纽约市禁止黑人参加悼念仪式。结果，市长临时决定，准许他们参加，但必须走在送葬队伍的最后。
　　在克里富兰，全城没有一座公共建筑能够容纳可能前来吊唁的人。他们就在室外建了一个吊唁亭。尽管下了一整天的雨，吊唁民众还是以每小时一万人的流量经过那里。城中市面上出现抢购黑色窗帘的风潮，许多人家自己染黑布做窗帘。大雨将许多挂着黑布的房子染成了黑色。
　　在芝加哥，灵柩车周围簇拥着三十六个身着白衣的少女，代表所有被重新纳入联邦的州。还有几个“芝加哥戏剧界职业人士”勇敢地参加了送葬队伍，向公众表明，大多数的演员都是爱国者。
　　5月4日，火车终于到达春田，灵柩载在一辆从圣路易斯借来的精美的黑银相间的灵车之上，到达州议会的会议厅后，在那里开棺供人瞻仰，在那里，林肯曾发出过“手足相残，家业何立？”（A House Against Itself CannotStand）的警世之言。在数千到他灵前告别的人中，有很多是他的故知——来自新赛仑（New Salem）的农民、打官司时接受过他帮助的人、对方的律师和每天早上上班时互相颔首致意的邻居。
　　负责这段漫长旅程最后一段的约瑟夫·虎克将军带领送葬的人们在蒙蒙细雨中缓缓地走向橡树岭公墓。数千送葬者目睹林肯和他儿子的灵柩被安放在葱绿山坡上挖出的一个深深的墓穴之中，其中放满了常青树枝和大把大把的春花。
　　4月26日，联邦骑兵将约翰·维尔克斯·布斯围困在弗吉尼亚的一个烟草库房里。他的同案犯戴维·亥洛德投了降，但是，布斯显然选择赴死。
　　上级给士兵们的命令是捉活的，所以，他们点火焚烧仓库，想把他逼出来，但是一个名叫波士顿·考白的性子太急的中士，一枪击中其后脑。他被拽到邻近的一家农舍里。
　　“告诉我的母亲，我是为祖国献身的……”他轻声说，“我做了一件我觉得最应该做的事。”最后，他请求别人将他的手抬起来，眼睛看着周围的人们，喃喃自语：“没用了，没用了。”
　　同一天，约瑟夫·强斯顿率领田纳西集团军残部向舍曼投降。依莱沙·罗德兹在弗吉尼亚的丹维尔得到这一消息：
　　4月28日，我们刚接到消息，强斯顿最后投降了，我们这儿所有的炮全都开炮庆祝。这可是个大好消息，战争肯定要结束了……路上挤满了笑哈哈的［黑〕人。当然，我们告诉他们，他们已经自由了，但是，他们的主人不相信。有一个地方，管家命令黑奴干活，但他们拒绝。有些人……到我的营帐来向我们讨教。他们回去后，他们说给工钱就干活。我也不知道最后那些事是怎么了结的。
　　杰弗逊·戴维斯虽然跑得筋疲力尽，但仍很顽固，向西逃窜，企图以得克萨斯为新基地，试图东山再起。5月10日，在肯塔基，一支联邦的巡逻队，击毙了邦联游击队头子威廉·克拉克·匡特里尔。接着，联邦的骑兵在佐治亚的欧文维尔追上了前邦联总统和他身边日益减少的随从。戴维斯被囚禁在孟路堡，单独监禁在一个永远不关灯的牢房里，拖枷戴镣，尽管他提出抗议，“那些是给奴隶下的命令，没有哪个有灵魂的人会服从这种命令”。
　　“亲爱的凡里利娜，”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现在的情形不是当年我俩前程辉煌、我把你卷进来时所预计的那种结局；但我知道你能应付得比我更好，我们两人中，只有我一人应该对自己所做的一切负责。”
　　在路易斯安那、阿拉巴马和密西西比等州，还有更西部的领域，仍有一些零星战斗，印第安纳三十四团的列兵约翰·J.威廉姆斯在得克萨斯的波米托牧场的一场战斗中，成为整个内战中最后一个阵亡的人。最后的这场小战斗是邦联打的一场胜仗。
　　但是，这还没有结束。在太平洋沿岸地区，邦联仙伦朵尔游击队首领杰姆斯·厄戴尔·韦戴尔上尉，死活不相信他的“祖国”已不复存在。六月，他抓获并焚毁了二十艘没有武装的捕鲸船，然后，一路远航，于11月6日——阿波麦脱克斯投降过后七个月——来到利物浦，他宁愿向英国人投降，也不向北方佬俯首称臣。
　　1865年5月23日早晨，白宫上空的美国国旗自林肯遇刺身亡后，首次在旗杆顶上飘扬。U.S.格兰特和新任总统安德鲁·杰克逊肩并肩地站在一起，检阅从国会大厦沿宾夕法尼亚大街走过检阅台的声势浩大的共和国军队。
　　这支由十五万人组成的受阅部队花了整整两天时间才走完，其间，数千学校的学生沿途排列，高唱爱国歌曲、挥舞国旗、向士兵们抛撒鲜花。第一天，全是波多马克集团军的风头，这是华盛顿的子弟兵，军装整齐漂亮，在乔治·高登·米德将军的带领下，以从公牛道到阿波麦脱克斯之间数百次行军锤炼出来的、体现严格军纪的步伐，最后一次受阅。其间，只有乔治·阿姆斯特朗·卡斯特将军打乱了这一仪式的庄严，他经过检阅台两次，第一次，他似乎一反常态，失去对坐骑的控制，一阵小跑，将他的部下远远地甩在后头，一个人经过检阅部队的贵宾面前，他一头长长的金发，在风中飞舞，他拉住马头，回到自己部队的前头。
　　那天晚上，威廉·特康姆修·舍曼对他的部下有点恼火，这些兵消瘦、黝黑、吊儿郎当，大多数人穿着敞口的衬衣，戴着软帽，而不是穿着干净整齐的军装、圆顶的军帽，行进的步态比起他们的东线友军更松散、步幅更大，当他们第二天出场时，似乎可能不会那么引人注目。
　　他的担心是多余的。第二天早上整九时，乐队高奏《星条旗》。当舍曼本人手持一顶破旧、松垮的帽子，骑马走在曾跟随他一直打到海边的那支浩荡大军的最前头，出现在宾夕法尼亚大街上的时候，华盛顿还从未听过如此响亮的雷鸣般的欢呼声。





　　内战塑造了我们哪些特性
　　C.凡·伍德沃德（C. Vann Woodward）

　　在所有的战事都成为过去，所有伴随着战争的愤怒和狂热渐渐平息之后，内战的幸存者仍然被那几年中的恐惧和疯狂所困扰。从约翰·布朗开始，到约翰·维尔克斯·布斯告终的这一历史时期的杀戮，人性中的疯狂似乎占了上风。没有哪件事似乎是按情理展开的，或是按事先的安排行事的。内战初期，芮斯尼尔·豪松对战争的进程和未来持一种怀疑的态度。
　　“凡是人为之事，从大体上讲，”他写道，“其结果，从不以谋划者之意志为转移。”他还加了嘲讽的一句：“人之不测，正合天意。”在内战即将结束时，林肯的第二次就职演说似乎印证了豪松的观点。不论人的安排和目的是什么，“万能的上帝自有他自己的目的”，他带着一丝凯文主义者的无奈说：“他让这场可怕的战争降临到南北双方的头上。”
　　在规模、持续时间、激烈程度以及令人发指的生命代价这些方面，内战都是极其可怕的。在美国历史上，堪称前无古人、后无来者，从拿破仑发动的那些战争到二十世纪的战争，在欧洲历史上也难以找到能与之匹敌的战争。在内战中丧生的美国人超过了美国在所有其他战争中丧生人数的总和。我们认为英国在一次大战中的损失让她脸上贫血失色，然而，按比例算，美国内战中的丧生人数更大。从绝对的数字上讲，内战丧生人数几乎是二战的一倍。那些在后来战争中丧生的人数得增加六至七倍，高达二百五十万人，才能达到与内战相同的人口比例。
　　比伤亡人数更令人困扰的是这些伤亡究竟是谁造成的这个问题——不是来自外国的敌人，而是自己的同胞手足。尽管南方想把内战叫成“州际之战”，可这场战争的实质是内战。内战中，成千的南方人为联邦而战，成千的北方人效忠邦联——父子对立、兄弟操戈，战争使家庭分离，使联邦诸州反目成仇。为了给他们的疯狂正名，交战双方都学会了接受一些似是而非、自相矛盾的东西。例如，两支军队都唱一首名为“自由战歌”的歌，同一首曲子，不同的歌词。南方人将奴隶与奴隶主的从属关系说成他们的自由选择，他们是出于对宪法的忠诚才举起反旗的。北方在开战时，仍然是世界上最大的蓄奴共和国的一部分，它保证奴隶主的权益将得到保护，然而，就在内战打得难解难分之际，它转变了立场，致力于废除奴隶制。双方都在发动毫不留情的内战，认为战争是赢得和平的唯一途径。有关内战的真真假假的宣传给人一种“奥维尔时代”［2］的不良预感。
　　内战结束时，纽约的乔治·坦普顿·斯强回首战争开端的日子，在日记中曾发出这样的感慨：“我们把本来应该在一个世纪的寻常年代中发生的事情，全都压缩在这一段时间里了。”葛底斯堡战役之后，乔治·米德将军在给妻子的家书中写道，短短十天“把我过去三十年内的事全都做了”。一个内战期间在外交部任职的下层官员亨利·亚当斯曾写道：“放在其他年代，那些一年一遇——也许一辈子一遇的事，现在，天天都在不知不觉地做。”尽管和平带来了缓和，但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战时那段强烈的、刻骨铭心的经历依然留在参加内战的那一代人身上。
　　这场战祸的激烈程度和内在冲突的来源是推波助澜、酿就这场冲突的一南一北两种极端主义思潮，是替天行道的道德极端主义和死守宪法的法学极端主义之间的冲突，也就造成了“是非”和“权利”、“道德”和“法律”之间针锋相对的对立。自以为替天行道的废奴派无法容忍任何妥协、任何法律上的障碍、任何合法程序所带来的不便，也不需要多数派的认可。温代尔·菲利浦斯曾宣称，“只要站在上帝一边，哪怕只有一个人，也是多数派”。彻头彻尾的恶魔需要用毫不留情的战争加以铲除。
　　同样，南方的“法学至上派”对自己受到上帝的恩宠确信不疑，所以他在“权利”这个教条上的死硬态度和他们的对手在“是非”上的态度如出一辙，根本不给和平妥协和各让半步留下任何余地。他们所要求的是永恒的原则、逻辑上的绝对法则和宪法的至高无上。南方的极端主义者的傲慢、神经过敏的怀疑和无所顾忌的盲动和他们的北方对手的所作所为一样，毒化了战时的社会风气。内战并不是双方的少数极端分子“造成”的，但是，他们的鼓动的确给战争附上了一种天遣神授的色彩（“他用自己的死还人以神性”）和火爆的决斗心理（以杰伯·斯特瓦和“石墙将军”杰克逊为代表）。
　　在最后一批伤亡名单公布于众，以及在医院将内战留下的人间创伤全部清除之前，美国民众就已经对极端主义思潮受够了。他们对其已经倒足胃口。四年那样惨烈的战争，几乎根除了战前北方的激进主义思潮。爱默生（Emerson）无政府的个人主义，以及他对所有政府机构组织的攻击已再找不到市场，而爱默生本人也改弦易辙，转向歌颂政府机构和赞美人类文明。激进主义成了一种无政府主义。往日的废奴派的理想主义，此时也只剩下起草和通过一些保护新近获得自由的奴隶的宪法修正案那点热情，已无监督执行这些修正案的渴望。凭借这场用那么多生命换来的胜利，和战争期间留下的那点热情，只够要求南方改变原有的道德准则，但不足以在南方战后重建中发挥作用，并确保这些胜利果实。
　　南方的“法学至上派”在战后演变成一套全新的模式。“法学至上派”仍然可以在法律上咬文嚼字，以证明各州具有退出联邦的权利，但是，他们没有停留在宪法永恒不变的神圣性上做文章，而是在寻找巧妙的方法来对付新近修正过的宪法。他们歪曲新修正案的内容，将其按照他们的目的加以解释，其结果，修正案的原有动机几乎被全盘否定。南北双方互相妥协、互相和解的言论一时甚嚣尘上。战后期间，南北双方的白人策划了许多调解双方差异的妥协方案，大多都是以牺牲黑人利益作为代价的。其中，最重要、也是影响最持久的是“1877年妥协”．这一妥协事实上标志着对解放黑奴承诺的背弃，以及对北方用高昂代价赢得的一些道德成果的背叛。
　　内战从根本上改变了美国。“战争触及了美国的一切，改变了美国的一切，”正如1867年10月《纽约时报》的一篇编者按中指出的那样：“在内战期间，重要的权利、重要的利益、重要的生活习惯和思维习惯荡然无存。它在所有方面让我们这一代人整个变了一个样。”两年后，哈佛大学教授乔治·特克纳在反思内战时说，内战在“我们这个世纪中战前发生的事和战后发生的事，乃至将来可能发生的事之间”划了“一道巨大的鸿沟。我好像不是生活在我出生的那个国家”。
　　这个转变体现在许多方方面面，有些较为良性，有些则不然。已故罗伯特·潘·沃伦很清楚战争遗留下来的许多不那么令人称道的后果，但他指出了内战在塑造美国实用主义过程中所起的一个比较良性的作用。威廉·杰姆斯曾用一些更著名的语言表达过这一观点。内战中受过三次重伤、经历过许多惨烈战斗的奥利弗·温代尔·豪姆对此也曾有过精辟论述。这个未来的大法官在战争结束时，对极端主义已极其厌恶，并准备将他的作战经历应用于法理思考。豪姆主张将实践经验置于逻辑之上，认为生活是“法律之生命”，与遵守“替天行道”的极端主义相比，他更注重“感受时代之需求”。在这一点上，他和林肯的观点一致：“制定解决遇到的具体问题的办法，比解决大政方针的问题更有用。”
　　当然，实用主义可能，也的确经常体现为出于庸俗、自私的目的所采用的权宜手段和机会主义。战后期间的“妥协”实际上是“放弃原则”的代名词，而“实用”则几乎成了不讲原则。从这个意义上讲，战后的政治事务、政府运作、商业及市场交易变得越来越“实用”。这就是后来不修边幅、漫不经心的那一代人，他们的品行不端、挥霍无度、品味低下，马克·吐温曾称他们所代表的时代为“镀金时代”。
　　在这个“镀金时代”，我们能看到一些美国编年史上最形象、最无道的政客。不只是因为他们侵吞的赃物和制造的丑闻在规模和数量上与近年来的政客不相上下，还因为他们在作恶时的放肆和大胆。他们满脸胡须、大腹便便、满嘴淌着嚼烟草的汁、吃喝无度，他们有时似乎不知廉耻，白白浪费了战时的理想主义者交到他们手中的极其丰富的精神财富和成为高瞻远瞩政治家的大好时机。
　　这些良机包括1862年的“拓荒定居法案”。这项法案将半个北美大陆、十亿公顷以上的土地免费交给无地的农民拓荒，然后获取产权——这在世界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但结果，无地的农民只拿到政府承诺的土地中的一小部分，大部分的土地落入了那些有关系和铤而走险的少数人的手中，而那些人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在那里拓荒。就在他们浪费了那些济世救贫大好良机的同时，“镀金时代”的政客们又糊里糊涂地错过了另外两个历史机遇——解决拖欠已久的有关两个少数民族平等地位的问题，一个是南方的黑人，另一个是西部的印第安人。当时，制定针对两者的新政策的法学基础都已经奠定，并且为这些自由人写进了宪法。然而，由于没有抓住这些良机，这两个少数民族的境遇与过去没有多大的改观：种族压迫和白人至上仍在继续，对红人和黑人实行同样的种族隔离。
　　由于战后的美国在工业化、都市化和铁路干线这些经济领域的突飞猛进，有些时候，有人认为，内战助长了美国的新兴经济。实际上，内战减慢了铁路建设。内战对经济的迟滞影响是否大于其对工业发展的刺激作用，这一点在历史界仍有争议。有一点则是毫无疑问的，那就是：内战和战后经济发展的形式、速度、庞大和无所顾忌密切相关。“战争的结束，”参议员约翰·舍曼在给他弟弟舍曼将军的信中写道，已经为“一些主要的资本家提供了一个思考的框架，这些人现在一开口就谈论百万美元的生意，就像过去谈论数千美元的生意似的”。他们中的许多人，例如汤姆·斯戈特和安德鲁·卡内基是靠做军需供给买卖起的家。后来，他们又用舍曼当年进军佐治亚时的那种无所顾忌的蛮劲去征服蛮荒的西部疆域。那些吃喝无度的“镀金时代”创业者的手段、伦理观念和道德水准与“镀金时代”的政客相比，堪称有过之而无不及。他们同流合污、配合默契。
　　南方更像一个有待开发的机会和场所，而不是一个参与开发的合作者。这是战败者的家园，到处是战败破产的废墟。虽然内战是“另一些的美国人”参战的同一场战争，而南方则遭受了一个“与美国不相称”的失败经历。虽然被解除了武装，生活在胜利者的占领之下，但是，假如建立白人至上政权的结局可以被认为赢得和平的话，南方不管怎么样还是达到了目的。但是，这未能让那里的白人民众——当然更没有让那里的黑人——摆脱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三世界式”的贫困、发展迟滞、失败、经济上的依赖性和遭受剥削、掠夺的命运。
　　然而，从更长的历史主线上看，所有这一切都应该被看成内战的后果，而不是内战本身，不是大战过后的尸臭和废墟的内在含义，不是战场上发生的一切的内在含义。当人们谈到谢楼、安提顿、葛底斯堡、野林子、冷港和阿波麦脱克斯，他们是不会想到以上所述的战后景象的。解放黑奴、挽救联邦是这场内战的历史性结局，也许可以用来解释这场内战和为其正名，但是，我们永远无法将这两个结果的全部意义简单地纳入孰是孰非、国家利益和政治需要这些范畴。这些伦理和政治的后果固然很重要，我们还必须探究内战在更深层次上的含义，更真切地理解内战是怎样影响美国观念和想象力，以及是怎样继续激发我们对其怀有的、超越对以往任何历史事件的好奇、惊叹和敬畏的。
　　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事件能在内部冲突的激烈程度和同室操戈所造成的伤痛这些方面与内战相比——这是一场内部的战争，它不仅仅爆发在一个社会的内部或国家内部，而且经常在人们的心灵深处。确切地说，独立战争和内战一样，也曾分裂过美国民众。但是，一片大洋，将当年的两个真正对立的阵营分隔了开来。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似乎更清楚明了——就像那些著名的独立战争英雄的思想、良心和表情那样义无反顾。
　　这些英雄固然了不起，但他们中没有谁曾面临过李和许多双方下级军官和士兵在1861年乃至整个内战期间所面临的痛苦抉择。他们的道德价值观可能不及那些独立战争的前辈来得高尚，但是，他们参与的是一场让同一家族的人卷入其中的波澜壮阔的战争史诗。
　　显然，在我们国家的记忆中，占据主导地位的是从1861年到1865年的这几年，而不是独立战争。正是这几年的经历成了经久不衰的传奇。那个年代被称为我们的“荷马时代”。那种感受不仅仅像是一个民间的顶礼膜拜，或者国家的体面和虚荣的表现。丹尼斯·布若根（Denis Brogan）爵士是我们眼光最敏锐、知识最丰富的外事评论家，他曾经说过，“在世界上知名的美国形象中”，内战仍然是迄今为止在这片土地上发生过的所有事件中最动人的一幕，“那是美国民众的一次重大的自我表现过程，其间表现出他们的耻辱和他们的自豪。”布若根进一步说：“美国是自中世纪以来唯一创立了能与阿基里斯（Achilles）、罗宾汉、罗伦（Roland）和亚瑟（Arthur）这些史诗中的人物相提并论的传奇的国家。”为我们的内战写史诗的“荷马”还没有出现，不过，他一旦出现，等待着他的，将是一个与荷马之名相称的重大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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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译者注：南卡罗莱那是叛乱的发源地。
　　［2］译者注：乔治·奥维尔是美国（原文如此）著名讽刺幽默作家。他在他最著名的作品《1984年》中，用虚构的笔法，对未来的专制政府利用宣传工具和监控手段对民众实行专制统治作了精彩的描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