失去的胜利

　　失去的胜利

　　曼施坦因




　　目录

前言
原序

第一编 波兰战局
第一章 暴风雨前夕
第二章 作战形势
第三章 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

第二编 1940年西方战局
第四章 陆军总司令部的失势
第五章 作战计划的争论
第六章 第38军军长
第七章 两个战役之间

第三编 对苏战争
第八章 装甲军长驱直入
第九章 克里米亚战役
第十章 列宁格勒-维捷布斯克
第十一章 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
第十四章 “卫城”作战
第十五章 1943-1944年的防御战

附件一
附件二
附件三





　　前言

　　1945年我曾经讯问过许多德国将领，他们一致的意见都是认为曼施坦因元帅已经被证明为他们陆军中能力最强的指挥官，他们都希望他能出任陆军总司令。非常明显，他对于作战的可能性具有一种超人的敏感，对于作战的指导也同样精通，此外比起任何其他非装甲兵种出身的指挥官，他对于机械化部队的潜力，又都有较大的了解。总括言之，他具有军事天才。　
　　在战争的最初阶段中，他以一个参谋军官的身份，在幕后发挥出来一种伟大的影响。以后他又变成一个杰出的指挥官。并且自1941到1944年，在东线的巨大决斗中，担负着一个重要的任务。他对于这些战役所作的详细记载，尖锐的批评，和非常有意义的启示，联合起来使他这一本书对于第二次大战的历史，作了最重要和光荣的贡献。　
　　曼施坦因一生事业中有一个特点，就是至少在德国以外，他最出名的事迹却是发生在他还是一个相当低级将领的时候，而且他也并未作实际的参加。因为造成他大名的主因，是他对于1940年德军攻势计划设计(或者应说是改造)时所发挥的影响作用。这个计划终于突破了西线，使法国沦亡，产生了其一切远大的后果。这个新计划于是就被称为“曼施坦因计划”(Manstein Plan)，其要点即为采取期待性最小的作战线，透过遍布森林的阿登(Ardennes)山地作决定性的突破。这是应该归功于曼施坦因的，因为他不仅是新计划的拟定者，而且也因为他的努力，才使新计划代替了旧计划，后者是主张通过比利时作较直接攻击，那是很可能会遭遇阻击的。
　　在那个时候，曼施坦因是伦德斯特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当他主张改变计划的辩论使他的长官们感到刺激时，于是他就被挤出了总部，明升暗降的做一个预备(步兵)军的军长。接着在听取了曼施坦因的意见后，希特勒终于施加了压力，才通过了这个新计划。这本书对于这些争论，和这个计划的演变程序，提供了许多的新资料。　
　　在这个攻势的重要开始阶段中，即切断盟军的左翼并将其围困在海峡海岸上，曼施坦因的军仅仅是一支跟进的部队而已。但在第二和最后的阶段中，它却担负着较重大的任务。在他的活跃领导下，他的步兵用徒步行军的方式来与装甲军赛跑，一路向南狂奔，越过了索姆河和塞纳河(Seine)，直抵罗纳(Loire)河。　
　　在法国崩溃之后，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求和，但当他失望时，才慢慢地和没精打采地，开始准备作一个渡过海峡的入侵战。曼施坦因奉命率领他的军参加第一批的登陆行动，因此移驻布伦- 加来(Boulogne-Calais)地区。他的书对于这个问题，对于战略路线的选择，和对于希特勒转而攻俄的动机，都有很精彩的评论。　
　　在1941年入侵俄国时，曼施坦因得偿其夙愿，调任第56装甲军的军长。在战役开始阶段中，他率领该军作了最迅速和深入的突击，从东普鲁士到维拉(Dvina)，四天之内前进了约200 英里。以后又调往南方升任第11集团军司令，他突破了要塞化的皮里可普地岬(Perekop Isthmus)，突入了克里米亚半岛。1942年夏季，他又攻克了克里米亚的主要中心，苏俄在黑海上的主要海军基地，著名的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要塞，遂更进一步证明了他是精通围城战的技术。　
　　于是他又被调往北方，准备指挥对列宁格勒的攻击。但因为1942年的德军主要攻势已遭失败，保卢斯的第6 集团军也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于是他又被紧急召回，担负救出第6 集团军的任务。因为希特勒禁止任何撤退，拒绝同意曼施坦因的主张，不让保卢斯向西突围以与援军会合，所以这个努力终于失败了。在本书“斯大林格勒的悲剧”一长章中，充满了重要的启示，尤其是因为在前一章中，对于“作为是最高统帅的希特勒”有极透彻的分析，所以就更显得其有启发性。　
　　保卢斯投降之后，在俄军前进的压迫之下，德军的南部战线发生了广泛的崩溃现象。但是曼施坦因却挽救了这个局面，他作了一个卓越的侧面反击，夺回了哈尔科夫，使俄军仓惶败退。这一次的反击成为曼施坦因一生事业中的最精彩作战表演，在全部的军事史中，也要算是第一流杰作。只要军事学的研究还继续存在，则他对于这次作战的详细记载，为了其教育性的价值，就永远值得加以研究。　
　　接着在1943年7 月间，德军在东线对库尔斯克突出地，发动了其最后一次大攻势，此即所谓“卫城”作战。曼施坦因的南面集团军群构成其右钳。它获得相当程度的成功，但因为构成左钳的中央集团军群未能完成任务，结果还是劳而无功。此外，正当紧要关头上，由于盟军在西西里登陆，结果希特勒又调了几个师的兵力前往意大利。在阻止了德军的攻势之后，俄军现在就沿着一个较宽广的正面，发动其规模较大的攻势，而且其兵力也正在日益增强。　
　　从那个时候起，德军在战略上就算被迫采取守势了。曼施坦因此后一再奉命扭转危局，这都要算是“将道”中的最艰难任务——面对着远占优势的敌军，作且战且退的行动。　
　　他表现出来伟大的技巧，总是以少击众，一再阻止了俄军的冲突，使俄军的西进受到极大的迟滞。他的战略防御观念是特别重视用来达成防御任务的攻势行动。他总是在寻找反击的机会，只要一有这种机会，他是决不放过的。但是当他主张应退远一点(即战略性的撤退)，以便对一个伸展过度的敌军发动反击时，可以更有弹力的时候，希特勒却总是不肯听话。　
　　希特勒不愿意批准任何撤退行动，所以断送了每一个稳定战线的机会，并且与曼施坦因的战略观念一再发生冲突。曼施坦因和他的多数同僚不同，还保持着说老实话的普鲁士旧有传统，无论在私人谈话和会议中，他都敢于对希特勒作强烈的批评，这是其他的人所不敢效尤的。希特勒虽然不耐但忍受了这样长久的时间，足以证明他对于曼施坦因的能力，也是十分敬佩的。这与希特勒对于多数将领和整个总参谋部的态度，恰好成一个对比。但是累积的效果也终于有一天使希特勒不能忍受了，尤其是每一次事后看来，都总是证明曼施坦因的警告又不幸言中了。所以到了1944年3 间，希特勒终于达到了其耐性的极限，把曼施坦因束之高阁了，不过他的态度还是非常有礼貌，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可以说是很难得的了。　
　　这样就结束了盟军最可怕的军事对手的一生事业。这个人能够把近代化的机动观念和经典化的运动意识合为一体，而且又精通技术和具有伟大的推动力。　
　　利德尔·哈特 　

　



　　原序

　　这本书是一个“军人”的个人记载，在其中我故意避免讨论政治问题，或是与军事方面无直接关系的事项。就这一点而论，也许值得引述利德尔- 哈特上尉所说的一段话：　
　　这次战争中的德国将领要算他们这一职业中的最好产品——无论就任何方面而言都是一样的。假如他们的眼光能够更放宽一点，认识更深入一点，则其成就也许还会更好。不过假使他们变成了哲学家，那么他们也就不再是军人了。　
　　我尽量对于事情不作事后回顾的看法，对于我的经验、观念和决定，都是以当时的实况为准则而来加以叙述的。换言之，我不是一个历史研究家的态度来著书，而是一个实际参加者的身份来叙述一切。但是尽管对于一切的经过，和有关的人物，以及他们所作的决定，我都是尽量尝试作客观的记载，但是我个人的意见却还是主观的。虽然如此，我仍希望我的记载对于历史学家能有相当的用处，因为即使是他们，也不能够专靠档案和文件来获得事实的真象。一个应该知道的必要事项即为主要的人物在当时如何思想，和对局势如何反应，这个问题的答案却是在档案或战争日志中很难找到的——即使找得到，也决不会完全。　
　　在叙述德军1940年西线攻势计划的形成时，我是违反了泽克特上将(Col. Gen. V. Seeckt)的遗训，即参谋军官应作无名英雄。我觉得我现在有采取这种行动的自由，因为这个问题是老早就已经成为公开讨论的对象——不过这却并非由于我自己的行动所引起的。实际上，是我过去的总司令伦德斯特元帅，和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将军(Gen. Blumentritt)，首先把这个计划的故事告诉利德尔·哈特(当时我没有机缘与他会晤)。　
　　在这个对于军事问题和事件的记载中，我也偶然的把一些个人性的项目包括在内，因为我相信即使在战争中，也还有人性的因素。在本书后面几章却缺乏人情味，其原因是在这个阶段中，我的责任沉重使我感到忧烦不堪，所以无暇及此。　
　　我在第二次大战中的职务使我对于一切事情的叙述，大致都是站在较高级将领的观点来看的。不过，我却希望在这里特别声明一下，在整个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是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勇敢尽责精神，加以各级指挥官的能力和责任感。使我们赢得胜利就是靠这些素质。专凭这些素质才使我们能够对抗具有压倒优势的强敌。
　　我在写这本书的同时，也希望对于在战争最初阶段中做我的总司令的伦德斯特元帅表示诚恳谢意，因为他总是完全信任我。此外，对于我所指挥的各级官兵，以及在各个不同的司令部中与我共事的人员，表示同样的谢意。尤其是对于我的参谋长和总参谋部军官们更应如此，因为他们经常辅助我并给我以忠告。最后我还要感谢帮助我写作和出版这本回忆录的人们。　
　　曼施坦因 　

　



　　第一编 波兰战局


　　第一章 暴风雨的前夕

　　自从德国兼并了奥国之后，我就只是从一个距离军事中心很远的一点上，来静观政局的发展。　
　　在1938年2 月初，当我在德国陆军总参谋部中升到第二个最高的职务——参谋次长——之后，我的总参谋部军官的生活却突然结束。由于一种阴险的政党阴谋作祟，弗里特希上将被免去了陆军总司令的职务，一部分与他有密切关系的部下，包括我本人在内，都与他一同被逐出了陆军总部。此后，我就改任第18师的师长，对于一切属于高级统帅部主管范围的事情，当然是无权过问的。　
　　事实上，自从1938年4 月起，我也必须专心致力于我这个师长的份内工作。这是一个非常令人感到满意的任务，但同时也要用尽一个人的全部精力，因为当时陆军的扩充工作距离完成的标准还很远。因为新的单位继续的编成，所以使那些已有的部队必须经常改组。当重新武装的工作正在加速推进，尤其是军官和士官的人数也随之而激增时，我们要想达到我们的目标——即建立内部安定和高度训练的部队，以确保国家的安全——则对于各级指挥官，就必须要作最严格的要求。对我个人而言，这个工作尤其是一种满足，因为我在柏林住了几年之后，很难得又有了这种再与战斗单位发生直接接触的乐趣。所以，我特别怀念这最后一年半的和平生活，尤其是那些组成第18师的西里西亚子弟。有史以来西里西亚(Silesia)就一直是良好军人的产地，所以对于这些新单位的教育与训练是一种很愉快的工作。　
　　这个时代中间有一段小插曲，即为对于苏台区的占领，这就是所谓“献花的战争”(Floral War)[注：其意义就是说当地人民献花迎接德军]　。在这个时候，我调任李布上将(Col. Gen. Ritter V. Leeb)集团军的参谋长。于是我才知道陆军总参谋长，贝克将军(Gen. Beok)，为了捷克问题曾经与希特勒发生了严重的冲突。其结果使我深深地感到遗憾，因为我所敬爱的总参谋长终于辞职了。他辞职之后，也就切断了我与陆军总部之间的联络线。　
　　所以直到1939年夏季，我才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已经在准备对波兰的第一次攻势部署，此即所谓“白色”(Order White)作战。在1939年春季以前，根本上就没有这一类东西的存在。相反的，我们在东部国界上的一切军事准备都是以防御为基础的。　
　　在上述的作战命令中，我是被内定为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参谋长，总司令则内定为伦德斯特上将，那时他早已退休。这个集团军群是预定展开在西里西亚，摩拉维亚(Moravia)的东部，还有一部分则在斯罗伐克(Slovakia)。依照这个计划，我们现在就要开始拟定一切详细的安排。　
　　因为集团军群总部在平时并不存在，只有在总动员时才成立的，所以现在先组成一个小型的工作小组，开始来处理有关新作战命令的事宜。1939年8 月12日，这个小组在纽汉麦(Neuhammer)的西里西亚训练区中开始工作。指导工作的人员为布鲁门提特上校，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并内定在动员时将要充任集团军群总部的作战处长(Ia)。对于我个人而言，这是一种非常难得的好运，因为我对于这位能力特优的人员，是具有密切信心的。在苏台区危机中，我们曾一同在李布集团军中服务，这样就建立了我们之间的友谊，我认为在这种时候，能有一个可以信赖的同僚，那是非常有价值的。使我们之间发生情感的事情，自他人看来也许是不足道的。我最欢喜布鲁门提特打电话的姿态。他的工作速度总是高得惊人，当他手中握着送话器时，一方面对答如流，而另一方面又具有良好的幽默感。　
　　8 月中旬，南面集团军群的未来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也来到了纽汉麦。我们中间所有的人都知道他的大名。作为是大战术的解释者，他是极为卓越的——他是一个天才军人，在一刹那之间，即能把握着任何问题的要点。实际上，他是的确能够不管一切的细节小事，而只注意大问题。他是一个老派的绅士，这种典型在过去是曾经使生活增加了许多的光辉，但现在却已经逐渐化为乌有了。这位将军具有一种风度，甚至连希特勒也都为之心折。希特勒对于他似乎具有一种真正的爱好，甚至于在两次罢免他之后，还留着一点余念。也许希特勒对于这种将军之所以如此具有好感的主因，是因为他代表一种过去的时代，这是他所不能了解的；而他所具有的气氛也是他所从来未有者。　
　　同时也很有趣味的，当我们的工作小组在纽汉麦集合时，我自己的第18师也正在同一训练区中，从事定期的团级和师级年度演习。
　　自从1933年以来，我们的祖国曾经一再通过了紧急的危机，我们中间的每一个人对于这种局势都很感到不安。将来会如何发展，更是无法预料。我们在此时的思想和私人间的谈话都是以未来的暴风雨为主题，因为在天边上是早已显出了风雨欲来的征候。我们都认清了希特勒是早已决定了，要把凡尔赛和约所带来的一切领土损失都完全收复。我们都知道自从1938年秋季起，他就已经开始与波兰当局谈判，企图对于整个波兰国界问题作一个总解决，不过这个谈判的有无进展，这却是我们所不知道的。同时，我们也都知道英国对于波兰是有过保障的诺言。我可以大胆的说，在陆军中的人员，没有一个会那样荒唐、无思想，或近视，不认识这个保障的警告所具有的严重意义。专凭这一个因素(当然并非唯一的)，即足以使我们在纽汉麦的诸人，深信最后还是不会有战争发生。照我们看来，即使我们现在所拟定的展开计划真正付之实行，其意义也都不一定就等于战争。我们直到此时为止，都曾经密切注意德国在剃刀边缘上所采取的危险路线，并且对于希特勒的惊人好运，日益感到不可思议，截至目前为止，他是完全没有使用武力，而就达到了其一切的政治目的。这个人似乎具有一种几乎是万无一失的直觉。一个成功接着一个成功，好像是永无止境的——当初谁也很难想到这样光辉的成就，会终于使我们一败涂地。过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我们自己反问着说，难道这一次就不同么？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往例。虽然希特勒在1938年，也曾经陈兵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比较微妙，而希特勒所耍的把戏也比较更危险。而且还有英国的保证问题。但是我们又回想到希特勒自己曾经说过，他决不会那样的疯狂，像1914年的德国当局一样，贸然的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由此至少是可以暗示出来，他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曾经用他那个沙哑的喉咙，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公开的宣称着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的问题，而投入一次世界大战。—当初谁也很难想到这样光辉的成就，会终于使我们一败涂地。过去的一切都是不需要战争的。所以我们自己反问着说，难道这一次就不同么？请看捷克斯洛伐克的往例。虽然希特勒在1938年，也曾经陈兵国境之上，但结果还是没有发生战争。不过这一次的情况却比较微妙，而希特勒所耍的把戏也比较更危险。而且还有英国的保证问题。但是我们又回想到希特勒自己曾经说过，他决不会那样的疯狂，像1914年的德国当局一样，贸然的发动一个两线的战争。由此至少是可以暗示出来，他还是一个有理性的人，虽然是一点人情味都没有。他曾经用他那个沙哑的喉咙，向他的军事顾问们公开的宣称着说，他并不是一个傻瓜，还不至于为了但泽或波兰走廊的问题，而投入一次世界大战。

　　总参谋部与波兰问题

　　波兰在凭借着凡尔赛和约，兼并了德国的领土之后，对于我们而言，就一直是一个仇恨的对象，因为这种兼并是既无历史根据，也不合于民族自决的要求。对于我们军人而言，在德国国力微弱的时代中，波兰一直都是我们痛心疾首的对象。每当我们瞻望着地图时，就会使我们为这种危险的情况而担忧。德国国界是被不合理地分裂了！我们的祖国是被支解了！那条走廊切断了东普鲁士与德国之间的联系，使我们有一切的理由为这个可爱的省区而感到忧惧！不过尽虽如此，德国陆军却还是从未梦想到要对于波兰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用武力来结束这种事态。除了其他的考虑以外，也还有一个单纯的军事理由：任何对波兰的攻击，都将使德国陷入两面或两面以上战争中，而这却是德国所难于应付的。相反，我们虽然不想作一次侵略性的战争，但是也不敢希望可以与波兰人心平气和地坐下来，在会议席上来讨论如何修正这些不合理的边界问题。同时认为有一天波兰人会主动使用武力来解决边界问题，那却似乎是有可能性的。自从1918年以来，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获得了相当的经验，当德国国力还很微弱的时候，我们随时都在作这种准备。一旦当皮尔苏德斯基(Pilsudski)元帅谢世之后，某些民族主义分子在波兰就会获得一种决定性的势力，于是他们就有入侵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的可能性，过去他们曾经突袭费尔拉(Vilna)即为一个先例。不过对于这种情况，在我们的军事性考虑中，却已经找到了一个政治上的答案。假使波兰首先动武，而我们又能够击退他们的攻击，则德国也许就可以获得一个机会，用政治反击的方式解决这个不愉快的边界问题。　
　　无论如何，任何陆军将领对于这个问题，是决不曾对于这个问题作过份奢望的想法。虽然拉本劳将军(Gen. V. Rabenau)在他所著“泽克特传”中，曾经引证这位上将所说的话如下：“波兰的存在是不能忍受的，与德国的基本需要也不符合。利用它自己的内在弱点，和俄国的力量，再加上我们的帮助，即应该能使其消灭。”可是事实上，因为政治和军事两方面都已经有了新的发展，所以这种态度早就应该修改了。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俄国军事力量的日益增长；而法国还是像过去一样对我们具有敌意。它总是想在德国的后方寻求同盟国。但是假使波兰被消灭了，则俄国对于德国而言，将是一个更危险的法国同盟国，而不像目前的波兰只不过是一个缓冲国而已。在德俄两国之间，若是把波兰(和立陶宛)这个缓冲国取消了，则这两个强国就会太容易发生冲突了。修正德波之间的边界，固然是与两国有利的事情，但是因为现有的情况已经完全改变，所以完全取消这个国家，是对于德国不利的。
　　所以不管我们欢喜与否，都仍应在我们与俄国之间保留着一个波兰。尽管我们站在军人的立场上，对于东疆的无理割裂，是十分反感的，但无论如何，波兰比俄国是一个危险性较少的邻国。当然，像所有其他的德国人一样，我们希望将来有一天能够修订这些国界，使人口主要为日尔曼人的地区，依照其居民的天然权利，归还德国。但同时从军事的观点看来，我们国内波兰人口数量若是增加了，则也是非常的不合理想。德国固然要求与东普鲁士接合在一起，但也仍应顾到波兰要求渔港的愿望。在二十年代结束之前，德国大部分军人对于波兰问题的看法，都差不多是这样的。　
　　于是命运的巨轮又再度转动了。希特勒上台了。一切都发生了改变，包括我们与波兰之间关系的基础在内。德国与其东邻之间签订了一个反侵略公约和友好条约。我们不再害怕波兰有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同时德俄之间的关系开始冷却，我们的新统治者在其公开致词中，非常明白地说明了其对于布尔什维克制度的仇恨态度。由于这个新情况的影响，波兰在政治上是可以比较少感到约束，但对于我们而言，却不再是一个危险。德国的重新武装，加上希特勒在外交政策领域中的一连串胜利，使波兰很少有利用这种新的行动自由来对抗德国的可能性。在捷克的瓜分中，波兰曾经提出了分一杯羹的要求，从这一点看来，我们对于它似乎是并非没有谈判国界问题的机会。　
　　直到1939年春季为止，德国陆军总部在其档案中都从未有过任何对波兰作攻势部署的计划。在此以前，我们在东方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在性质上都是纯守势的。　

　　战争还是恫吓？

　　在1939年秋季中，这一次是真正会发生战争么？希特勒是真想挑起战争么？抑或是仍像1938年在捷克斯洛伐克的情形一样，只想使用极有限的压力(军事的和非军事的)，以解决但泽和波兰走廊问题呢？　
　　是战争还是恫吓？凡是对于政治发展，尤其是希特勒本人的意图，并不真正了解的人，此时对于这个问题都是感到傍徨无主的。　
　　从各方面看来，尽管有了“白色”作战计划，但却仍然很易于了解，在1939年8月间所采取的一切军事措施，都只不过是为了增强对波兰的政治压力而已。自从夏季以来，在希特勒的命令之下，对于所谓“东墙”(Ostwall，即在东面相当于齐格菲防线的防线)开始用疯狂的速度构筑工事。许多师(第18师也在内)轮流开住波兰边界上去做工事，几个星期换一班。假使希特勒是想要攻击波兰，这些努力的目的又安在呢？即使他是完全口是心非，企图发动一个两面的战争，可是东墙的构筑却还是不可解释，因为在那种环境中，德国所应采取的唯一适当行动，就是应该首先击倒波兰，而在西面暂取守势。相反的解决方案，即在东面暂取守势，而先在西面发动攻势，却是不应在考虑之列的，因为兵力的比例既不够用，而且对于西面的攻势也并未作任何的计划或准备。所以假使东墙的构筑在目前这种情况中，若尚具有任何理由的话，则可能仅只是故意把大量部队集中在波兰的边界上，以增厚政治压力而已。甚至于在8 月下旬，某些步兵师已经展开在奥德河的东岸，而装甲与摩托化师也纷纷开入该河西岸的集中地区内，但仍然不能认为它是对攻击的真正准备。可能还只是一种政治压力。　
　　尽管如此，一切平时训练计划都还是照样继续进行。8 月13和14两日中，我在纽汉麦完成了最后一次的师级演习。这是以阅兵式为结束，由伦德斯特上将充任大阅官。8 月15日，炮兵与空军合作，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射击演习。这一次发生了一个意外的悲剧。一个整中队的俯冲轰炸机，因为对于云层高度获得了错误的情报，在俯冲时未能及时拉起，遂全部撞落在一个森林之中。次日还有一次团级的演习，于是全师各单位就都纷纷返防，去继续执行其正常驻防任务——这距离他们开往西里西亚国界上的时间。不过是只有几天而已。　
　　8 月19日，伦德斯特和我奉命先程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出席一个在21日举行的会议。8 月20日，我们从李格尼兹(Liegnitz)驱车前往，在林兹(Linz)附近我的妻舅别墅中过了一夜，于次日上午达到了贝希特斯加登(Berchtesgaden)。所有各集团军群总司令，各集团军司令以及他们的参谋长都在向希特勒报到，此外还有相当阶级的海空军将领。　
　　这个会议是在其别墅中的大会客室内举行的，从那里可以远望着萨尔茨堡。实际上，与其说是会议，则不如说是听训，因为自从捷克危机之前，希特勒在会议中曾与总参谋长们发生了争论之后，他根据这一次经验，就再也不举行公开的讨论了。在希特勒尚未莅临前不久的时候，戈林先出现了。他的扮相非常特别。直到此时为止，我都以为我们到这里来是具有一种严重的目的，但是戈林的出现却好像是要开一个化装跳舞会一样。他穿着一件软领的白衬衫，上面加上绿色的短外衣，配上黄皮的大纽扣。下面穿着灰色的短裤，和长统灰色丝袜，对于他的大肚子颇有衬托之效。这种文雅的丝袜却又为一双大靴子所抵消了。最古怪的，他又束上一条红皮镶金的刀带，并且挂着一支珠光宝气的短剑。　
　　我不禁向我的邻座，沙尔穆兹将军(Gen. V. Salmuth)，耳语着说：“我相信这个胖子在这里是一个武装最强大的人！”　
　　希特勒这一次的讲话，在以后纽伦堡的起诉“文件”中是常被引证着。有人说希特勒曾经说了很多粗话，而戈林对于战争的来临感到非常的高兴，曾经跳到桌子上高喊着“胜利万岁！”这些话都不确实。诚然，从希特勒的语调上，是可以知道他已经立下了坚定的决心，但他是一个很高明的心理学家，在这样的会议中，他的措词一向是很高尚的。　
　　格莱勒(Greiner)所著的“1939-1944 年德军最高统帅”一书，对于这个讲话的内容曾经有正确的记载。那是以华里蒙特上校(Col. Warlimont)的战争日志和卡纳里斯(Adm. Canaris)将军的速记为根据的。此外，哈尔德上将(Col-gen. Halder)的日记中对于这个讲词也搜集有很多的资料。此外，除了这些记载以外，我觉得还有些事项也应加以叙述，那是在其他场合中，亲自听到希特勒说过的。　
　　对于我们这一批不属于最高阶层的将领而言，所获得的印象是大致有如下述。
　　希特勒这一次是绝对具有决心，想使德波问题获得总解决，即使付出战争的代价也在所不惜。不过，假使波兰人在德国压力之下屈服了，则和平的解决仍非毫无希望，而且希特勒更深信西方国家可能还是不会诉之于武力。他对这种理论，曾经不惜口舌来加以解释。他的主要理由是这样的：(一)英法两国在军备方面还很落后，尤其是在空军和防空两方面更是如此。(二)西方国家要想对波兰作任何有效的援助则唯一的途径就是要攻击齐格菲防线。但西方国家却无此项力量，也不愿作此项冒险，因为这是一定要牺牲大量血液的。(三)国际情况，尤其是地中海方面的紧张局势，足以使英国的行动自由受到相当限制。(四)法国国内的情况，(五)负责政治家的个性。希特勒认为张伯伦和达拉第都是不敢作宣战决定的。　
　　希特勒对于西方国家情势所作的研判，虽然在许多方面，都似乎是入情入理，但我却不相信他的听众是已经全部都为他们说服了。对于他的设计，英国的保证的确是唯一的真正障碍物，但这却也是非常重要的！　
　　照我的意见看来，希特勒对于假使和波兰发生了战争时所应做的事情，其所说的一切并不能当作歼灭政策来解释，这是纽伦堡起诉书中所具有的看法。当希特勒要求对于波兰的陆军，应作迅速而无情的毁灭时，这完全是军事上的考虑，对于任何大攻势作战，都是应以此为目标的。无论如何，他在当时并未向我们谈到，以后应如何待遇波兰人的问题。　
　　最使大家感到惊异的，同时也最能造成深刻印象的，即莫过于公布了与俄国即将签订条约的消息。当我们在旅途中，就已经从报纸上看到了与俄国签订一个经济协定的消息，这已经很足以引起大家的注意。现在在会议中，外交部长李宾特洛普(V. Ribbentrop)又当着我们的面向希特勒辞行，说要立即飞往莫斯科与斯大林签订一个互不侵犯条约。希特勒宣称着说：利用这个手段，他也就夺去了西方国家手中的王牌，今后对于德国连封锁也都不会再有效了。希特勒也暗示着说，为了便利于这个协定的签订，他也在波罗的海方面和有关波兰东界的问题，对于俄国已经作了相当的让步，但是他的这种说法却并无任何理由，可以解释为对于波兰的完全瓜分。事实上，现在我们知道甚至于在战役已经开始之后，希特勒都还仍在考虑把波兰留作缓冲国之用。　
　　由于听了希特勒的讲话之故，伦德斯特和我本人(也许还可以假定其他的将领也是一样的)所获得的结论，都是认为战争并非绝对不可避免。有两个因素特别使我们相信，还是像在慕尼黑会议时一样，到了最后五分钟时，又仍然能够获得和平的解决。　
　　第一点，这个德俄之间的条约现在使波兰的地位，从一开始起即将感到毫无希望。假使英国人实际上已经丧失封锁的武器。那么为了援助波兰起见，则必须在西线采取流血攻击的方式，于是在法国的压迫之下，这就似乎足以使英国人奉劝华沙当局让步了。同样，今后也可以使波兰认清英国的保证，实际上已经毫无价值。因为假使一旦战争发生时，俄国人就一定会攻击它的后方，以求实现其收复旧有领土的愿望。那么在这种情况之下，华沙当局还能够不屈服么？　
　　另外一个考虑即为我们刚刚所出席的会议。这是为了什么目标呢？在此以前，就军事方面来说，攻击波兰的意图一直都是尽可能加以伪装。对于在东部地区中的部队出现，其解释是说在建造东面防御工事；为了掩饰向东普鲁士的部队调动，特地安排了一个巨大的坦能堡(Tannenberg)纪念大会。德国也未正式动员。虽然这些措施，是可能不会逃避波兰人的注意，而且显然也有当作政治压力的意图，但在行动中还仍然尽量保密，并同时使用各种不同的欺敌手段。可是现在当危机正发展到了最高潮时，希特勒却突然把所有的高级将领都召集到上萨尔茨堡来开会——这是一个很难于保密的行动。照我们看来，这似乎正是一种故意恫吓政策的最高极致。换言之，希特勒也许是雷声大，雨点小，而把这次会议当作最后的压力。　
　　当我们离开贝希特斯加登时，我与伦德斯特上将都是在作如此的想法。他一直前往我们设在莱希(Neisse)的总部，而我则又在李格尼兹与我的家人盘桓了一天。这一点即可以证明在我的内心中，是不相信战争就会爆发。　
　　8 月24日，伦德斯特上将正式接管集团军群的指挥权。8 月25日，下午3 时25分，我们接到了陆军总部所发表的电令：“执行白色作战计划：D 日——26,8：H 时——0430”　
　　这是决定战争了，这是我们不想相信它有可能性的决定，而终于成为事实了。
　　我们的司令部设在莱希的“圣十字架”(Holy Cross)修道院中。当我正在与伦德斯特上将共进晚餐之际，陆军总部又用电话传达了下述的命令：　
　　“不要开始敌对行动。停止一切部队运动。仍继续动员。对于白色计划和西方计划的部署仍照预定速度推进。”　
　　所有的军人都能够了解这种在最后五分钟时，收回成命的行动所能引起的困难。在几个小时之内，3 个集团军都已经直向国界前进，所越过的地区从下西里西亚起，到斯洛伐克的东部为止，现在却又要命令他们停止下来——尤其不要忘记了，所有的各级司令部，至少到师级为止，也同时都是在运动之中，而且无线电通信又受到了保密的限制。尽管有了一切的困难，我们还是在适当的时候，把命令通知了一切有关的人员。这对于主管作战和通信的参谋人员而言，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成就。尽管如此，在斯洛伐克亚东部有一个摩托化团，仅仅当一位军官坐着“斯托尔赫”(Fieseler Storch)联络机，在黑暗中降落在纵队的前头上时，才把他们制止住了。
　　为什么希特勒会在此时突然叫停，他并不曾把理由告诉我们。我们所听到的消息只不过是说谈判正在继续进行中而已。　
　　值得注意的是我们这些军人对于这样的领导感到信心动摇。因为发动战争的决定，对于一个国家元首而言，要算是一个最严重的大事，岂可以这样反复无常。　
　　任何人在作成了这样一个决定之后，都似乎决不可能又在几个小时之内，再打消这种意图——尤其是从军事的意义上来说，这种办法将使他处于极端不利的地位。当我在叙述上萨尔茨堡会议的时候，即已经指出来，所有在军事方面的行动都是以奇袭敌人为目的。一切动员都不曾公开宣布和第一批征召入伍之期是定在8 月26日——这也正是预定入侵之期。这个意义也就是说当我们进入波兰境内时，所能使用的兵力就仅限于已有的全部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加上有限数量的步兵师，那是已在边界地区中，或是可以立即作战的。可是现在想趁敌人不备以捉捕敌人的机会却已经不再存在了。因为即使部队是黑夜中，向边界后方的集中地区内运动，但却仍然无法避免敌人的注意，尤其是在奥德河以西集结地区中的摩托化部队，为了渡河起见，是必须要在白天里排列成队形的。所以，假使真正是准备作战的话，则现在就必须要采取另一种新措施，命令所有已经动员的兵力，都扫数入侵敌境。无论如何，奇袭的因素是已经丧失了。　
　　因为对于发动战争的原始决定，并不能认为希特勒是禀性轻狂，做事不加考虑，所以我们只能认为所有一切的事情，都还只是外交战术的延续，其目的只是对波兰人增加压力而已。因此，当我们在8 月31日17时，再接到：“D 日——1,9 ：H 时——0445”的新命令时，伦德斯特上将和我都还是深表怀疑，尤其是并未听到谈判已经失败的消息。在我们自己的集团军群之内，无论如何，这一次是因为有了8 月25日的经验在先，所以就准备好了一切的预防措施，以防又碰着另一次的悬崖勒马。将军与我直等到午夜为止，一心在希望又会来一次收回成命。　
　　仅仅当午夜都已经过去了之后，于是一切停止作战的最后可能性，才算是完全消灭了。从此不再有任何的疑问，只有凭武力来求解决！ 　





　　第二章 战略形势

　　下述的三个因素在波兰战役中，对于战略形势是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一)德军兵力的优势——唯一的条件为德国当局准备在西面接受相当的冒险，以便能把主力集中起来，用以对付波兰。
　　(二)地理情况使德军可以分别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及斯洛伐克，用钳形运动围歼波军。
　　(三)从一开始起，俄国在波兰的后方就一直构成了一个潜在的威胁。

　　德国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德国的计划人员决定在西方尽量接受上述的冒险。
　　陆军总部对波兰发动攻击时，所用的兵力为42个师的正规部队(包括一个新成立的装甲师，即第10装甲师)，和一个由奥德- 华尔塔(Oder-Warta)盆地中的要塞部队所新编成的步兵师，即第50师。他们一共为24个步兵师，3个山地师，6个装甲师，4个轻型师，4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此外还有16个新成立的师，并且在总动员之后始能编成，预定用在第二波到第四波之间。这些部队最初当然不能算是第一流的部队。号称希特勒近卫师的党卫军师和一两个加强党卫军团也都奉命参加波兰战役。　
　　在西线方面只留下了11个正规师，一些大约相当于一个师的要塞部队(以后改编为第72步兵师)，和35个新编师，作为第二线到第四线的部队。完全没有装甲或摩托化部队。所以一共虽有46个师的兵力，但其中只有四分之三是适合于战斗条件的。　
　　第22步兵师，曾经接受一个空降师的训练与装备，留在德国境内供陆军总部直接调遣。　
　　德国空军的主力也是用在波兰方面，共分两个集团军(Air Fleet)，而在西线方面却只留下了一个较弱的第3 集团军。　
　　像这样的分配兵力，德国当局所冒的危险实在是相当的巨大。因为波兰战役的短促是出人意料之外(这种发展一部分是失败者本身的错误所造成的)，而更重要的，是当波兰战败之际，其西方同盟国又完全采取坐视的态度，所以这些冒险才不曾为人所注意。　
　　应该认清的，在这个时候，德国统帅部已经知道法国陆军的实力在90个师左右。实际上，在1939年秋天里，法国在3 个星期之内，一共编成108 个师的兵力。[ 根据提皮尔斯克尔赫(V. Tippelskirch)的记载] 其中包括着57个步兵师，5 个骑兵师，1 个装甲师，和45个预备师，此外还有强大坦克和炮兵部队的支援。(注：不过在最初阶段中，这些兵力中有一部分是留在北非和阿尔卑斯山的国界上。)法国的预备师都是由已受充分训练的预备兵员所组成；而德国的新部队却大部分是由新兵或第一次大战中的老兵所组成。　
　　所以毫无疑问，从第一天起，法军在西线上的兵力就早已超过德军远甚。　
　　在另一方面，英国对于陆上兵力的贡献却十分的有限。它一共只有4 个师，而且甚至于到10月上旬才达到了欧陆。　
　　德军对波兰的作战计划基础，是要想尽量利用其边界的全长，以便从一开始起即能包围敌人。所以德军的部署是在侧面分成两个距离颇远的集团，而留下了中央地区(奥德-华尔塔盆地)几乎是门户洞开的。　
　　北面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V. Bock)上将，参谋长沙尔穆兹将军。下辖两个集团军，一共包括着5 个步兵军和1 个装甲军。它们又一共指挥着9 个正规步兵师(包括新成立的第50 步兵师，那是由要塞部队改编，并未足额)，8 个新动员的步兵师，2 个装甲师[ 加上新成立的“肯普”(Kemp)装甲任务部队] ，2 个摩托化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一共21个师。此外在东普鲁士还有肯尼格斯堡(Konigsberg)和罗兹(Lotze)的要塞部队；在波米拉尼亚(Pomerania)还有尼采旅(Netze Brigade)。
　　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第3 集团军在东普鲁士境内展开，集团军司令为库赫勒将军(Gen. V. Kuchler)；第4 集团军在波米拉尼亚境内展开，集团军司令为克鲁格上将(Col. Gen. V. Kluge)。　
　　这个集团军群的任务为切断波兰走廊，把骑兵兵力集中投掷在维斯瓦(Vistula)的东岸，再向东南或南前进。在突破了拉柳(Narew)河一线以后，就从背面上攻击维斯瓦河的波兰守军。　
　　南面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参谋长曼施坦因将军。这个集团军群的兵力比较强大。它包括着3 个集团军：第14集团军，司令为李斯特上将(Col. Gen. List)；第10集团军，司令为赖歇瑙上将；第8 集团军，司令为布拉斯可维兹上将(Col. Gen. Blashowitz)。一总算起来，这个集团军群有8 个步兵军和4 个装甲军，共计15个正规步兵师，3 个山地师，8 个新编师，和机械化部队的主力——4 个装甲师，4 个轻型师和2 个摩托化步兵师。一共为36个师。　
　　第14集团军展开在上西里西亚工业地区中，以及摩拉维亚的东部和斯洛伐克的西部。第10军在上西里西亚的周围和克劳兹堡(Kreuzberg)的南部。第8 集团军在西里西亚中部，位置在阿尔斯(Oels)的东面。这个集团军群的任务为击败在维斯瓦河大河湾中和在格里西亚(Galicia)境内的敌军，用强大摩托化兵力向华沙冲进，采取宽广正面尽可能迅速地攻占维斯瓦河的渡口，然后再与北面集团军群合作，以毁灭波军的残部。　

　　波兰的战斗序列与作战计划

　　在平时，波兰共有30个步兵师，11个骑兵旅，1 个山地旅，和2 个摩托化(装甲)旅。此外还有几个团的国界守备队，一大堆自卫队(ON)营，和驻在格地尼亚- 赫尔(Gdynia-Hel)地区中的海军部队。　
　　换言之，波兰军队总数相当可观。不过，它的兵器却大部分都是第一次大战中的旧货。它的空军虽也有飞机一千架左右，但也不够近代化的标准。　
　　德国方面已经估计在战时，波兰的师数还可以增加一倍，但是有无必须的装备却似乎是一个疑问。根据提皮尔斯克尔赫所著的“第二次大战史”的记载，在战争爆发之前，波兰所召集的各团，只够供编成10个预备师之用，但即使如此，它还是来不及把他们都按预定计划编成师。虽然是有如此的说法，但在战役的过程中，德国的情报却仍然发现了一些预备师的番号。　
　　波兰统帅部对于其兵力的部署如下：　
　　沿着东普鲁士的边界，在波尔(Bohr)- 拉柳- 维斯瓦一线的前面，有：
　　(一)在苏华尔基(Suwalki)与罗门查(Lomza)之间有一个战斗集团，共为2 个师和2 个骑兵旅。
　　(二)在拉华(Mlawa)的两侧为莫德林(Modlin)集团军，共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
　　在波兰走廊地带中有波莫尔兹(Pomorze)集团军，共为5 个师和1 个骑兵旅。
　　从华尔塔河到斯洛伐克的边界为止，面对着德国的国界，一共有3 个集团军：
　　(一)波兹南(Poznan)集团军，兵力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驻在波兹南省区的西部。
　　(二)罗兹(Lodz)集团军，兵力为4 个师和2 个骑兵旅，驻在维仑(Wielun)的附近。
　　(三)克拉科夫(Cracow)集团军，兵力为6 个师，1 个骑兵旅，和1 个摩托化旅，驻在捷斯托恰瓦(Czes-tochowa)与拉维塔格(Nowy Targ)之间。在后述的两个集团军的后方，又有普鲁士(Prussia)集团军，共为6 个师与1 个骑兵旅，驻在托马左- 基尔斯(Tomaszow-Kielce)地区中。　
　　最后，沿着卡尔配提亚山脉的边界上，其深入的侧面由一个卡尔配提亚(Carpathian)集团军负掩护之责。它大部分都是由预备单位和自卫营所组成的，采取梯次的部署。
　　另有一个预备集团，即皮斯柯尔将军(Gen. Piskor)的集团军，包括着3 个师和1 个摩托化旅，留在维斯瓦河的莫德林- 华沙- 卢布林(Lublin)地区中。此外，在战役的过程中，又在布格(Bug)河以东成立了一个独立的波里希集团(Polesie Group)，主要的为了对抗俄国，保护后方。　
　　事实上，当德军开始入侵之时，波兰方面的部署都尚未完成，因此很可能上述的分配是并未完全做到。　

　　对于波军布署的评论

　　除非是说它的基本思想，就是想要掩护所有一切的东西，而且决不自动放弃任何的东西，否则对于波军部署的战略目标，就很难加以决定。这样的政策通常总是会使较弱的一方面一败涂地。几年之后，希特勒也就有了这种相似的经验——可以证明他对于波兰战役并未好好的学会它的教训。　
　　波兰在战略形势上的困难很明显。一方面，它的兵力是处于劣势的；另一方面，其边界的形状使德军可以从两面同时发动攻击，以后甚至于还可以从三面。当波兰当局仍不肯放弃其“守住一切东西”的思想时，实际上也就证明心理和政治上的意图，是极难于与铁硬的军事事实相配合。　
　　除了皮尔苏德斯基元帅，与极少数头脑冷静的波兰政治家以外，几乎没有一个波兰人曾经认清了，因为他们对于邻国俄国与德国，强迫地达到了不合理的领土要求之后，遂更使其国家处于危险的地位。波兰全部人口仅为三千五百万，其中真正的波兰人只有二千二百万，其余的都是日尔曼，乌克兰，白俄罗斯，和犹太等少数民族，他们都受到相当程度的压迫。　
　　除了依赖他们的法国同盟国以外，波兰的人民在德俄两国军事上还是处于弱势的时候，是花了太多的时间去梦想侵略的机会。有人想突袭孤立的东普鲁士和上西里西亚；另外还有人想采取最短的路线直取柏林。　
　　当德国在东普鲁士和奥德- 华尔塔盆地中都已经建立了要塞工事，而且开始重新武装之后，这种梦想也就应该归于幻灭了。可是波兰的政客与军人，依赖着法国人在西线上的同时发动攻击，在他们内心中却仍然不肯放弃这种妄想。上述的部署，从最初的阶段上看来，固然是代表一种守势思想，但却也可以判断他们的意图，是想一旦当法国的援助发生了作用之后，马上就可以转移攻势的。　
　　此外，波兰的总参谋部也缺乏其自己的将道传统，那是要靠长期的经验来形成的。从另一方面来说，波兰人的脾气也是喜攻而不喜守的。我们可以合理的假定，波兰军人的心灵中，还是怀念着其往日的光辉，至少有了这种下意识。我曾经看见过李兹- 斯米格雷(Rydz-Smigly)元帅的一张画像，那是以波兰骑兵的冲锋为背景的。相反，新成立的波兰陆军又是接受了法国人的教育。因为事实上，自从1918年以来，法国的军事思想就是以静态战争的经验为基础的，所以当然又很难使波兰人获得作战速度与机动性的观念。　
　　因此很可以想像得到，除了不愿放弃任何的东西以外，波军的部署计划实在更无任何明确的作战目标，只不过是过去的侵略野心，与今日面对着强敌必须作防御准备的需要，二者之间的折衷而已。同时，波兰人也误认德国人会采取法国式的攻击典型，那是不久就会退化成为阵地战的。就这一方面而言，还有一件很有趣味的事情，也值得一提。刚刚在战争爆发之前，我们曾经接获一个密报，那是与波兰的理想攻势意图有关的。那是来自一个可靠的来源，据说波兰总统或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的亲信人员，都主张波军的部署应具有攻势的性格，包括着把强大兵力集中在波兹南省区内的计划在内。尤其是令人感到奇异的，据说这个计划实际上是由英国人所建议的，姑不说是要求。在这种环境中，我们觉得这整个的情形都似乎是不可能的。可是以后却真正发现，波兰人是的确在波兹南省区中集结有相当强大的兵力，尽管事实上，从他们自己的观点来看，这也是一个最不可能遭遇到德军攻击的方向。在布楚拉(Bzura)河的会战中，这个波兹南集团军终于遭到了毁灭的命运。　
　　事实上，在波兰方面也并不缺乏合理的建议。据希莱德上校(Col. Schneider)的报道，魏刚将军(Gen. Weygand)曾经建议把防线设在尼门(Niemen)河，波尔河，拉柳树，维斯瓦河，和桑河(San)等河川的后面。从作战上来说，这是唯一适当的建议，因为这样才可以取消受德军包围的可能性，而且同时利用河川的障碍，也可以相当的增强其对德国坦克部队的防御能力。此外，这一条防线一共大约只有375 英里长，而从苏华尔基起，到卡尔配提亚隘道为止的波兰国界弧线却长达1125英里。不过若接受了这种建议，则当然必须放弃整个的西波兰，那却包括着这个国家的最宝贵工业和农业地区在内，所以任何波兰政府若采取这样一个步骤，则可能本身就会先垮台。同时更应记着的是，即使在战争开始时作如此广泛的撤退，也都不一定就能使在西方的法国人，增强其进取精神。还有若把整个西波兰都让给德国人，那么对于俄国人是否将产生一种鼓励作用，又更是一个公开的疑问。他们也许会认为时不我与，就会立即采取行动，以确保其在东面所可能分得的赃物。　
　　所以，希莱德上校又告诉我们，波兰军官学校的校长，库特齐巴将军(Gen. Kutrzeba)也曾提出另外一种解决方案。他在1938年年初，曾向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提出了一个备忘录。他坚持着认为决不应考虑放弃“波兰重要战略地区”的问题，这个地区包括着罗兹和上西里西亚的工业区，与波兹南，库特罗(Kutno)，和基尔斯等有价值的农业区都在内。所以他主张的部署计划，是放弃防御波兰走廊或波兹南省区的企图，实质上与在1939年最后所执行者大致相似。为了作为波兰防御的基础起见，应建立一个广泛的要塞体系，在东普鲁士边界以南，从格鲁德柴兹(Grudziadz)到波兹南，形成一个宽广的弧线，并沿着西里西亚的边界，从奥斯托俄(Ostrowo)，经过捷斯托恰瓦，到齐斯曾(Cieszyn)为止。同时，库特齐巴也指出，仍应准备尔后对于东西普鲁士和西里西亚的攻击。想要修建这样巨大的要塞体系，实际上是完全超出了波兰的能力限度之外。尽管如此，库特齐巴却已经认清了波兰对于德国在军事上是处于劣势的同时，他对于法国的支援也具有清楚的认识，因为他说即使法国给予以最大限度的军事援助，在最初6 个星期到8 个星期之内，波兰也还是必须要依赖其自己的资源来渡过难关。所以他想沿着上述“重要地区”的西面周界，作一种战略性防御。而预备队则在地区内集中，以便在尔后采取决定性行动。　
　　我已经说过，1939年波兰陆军所采取的部署，实际上与这位将军所建议的是非常的相似。不过他所想像的是把主力集中在托仑- 拜德哥齐兹- 格尼兹罗(Torun-Bydgoszez-Gniezno)地区中，而在1939年的部署，却似乎有两个焦点，一在东普鲁士周围地区中，另一则面对着西里西亚。　
　　1939年的波军部署，其目的既然是要想掩护一切的东西，包括着前进的波兹南省区在内，由于德军不仅拥有数量优势而且也具有迂回能力，所以那是注定了要失败的。那么波兰又应该如何作战，以避免这种失败呢？　
　　第一个要解决的问题，就是库特齐巴将军所指出的战略要区，是应该自动放弃呢？还是由于德军从东普鲁士、西里西亚，和斯洛伐克所作的包围，结果将会与波兰的陆军同归于尽呢？这也是在1943年到1944年之间的时候，每逢希特勒要求我坚守邓尼兹(Donetz)盆地，第第聂伯河(Dnieper)一线，和俄国其他地区时，我所一再向他提出的同样问题。　
　　照我看来，对于波兰的问题，其答案是非常的明显。从其最高统帅部的观点看来，一切的结果就要看波兰陆军，有无能力不惜一切的代价继续拖下去。必须等到西方国家发动攻势，才能迫使德国人把大部分兵力撤出波兰的国境。固然工业地区的丧失，就表面上来看，将使波兰不能作长期的战斗，但只要战斗兵力仍继续存在，则仍然有赢回它们的希望。无论如何，波兰陆军决不应让它自己，在维斯瓦河的西面或两岸上受到敌人的包围。　
　　波兰问题的全部关键就是“争取时间”。很明显，在波尔- 拉柳- 维斯瓦河一线的前面任何地区中，都不可能作任何决定性防御的企图，但在南方侧面却也许有这种可能性——为了扼守在维斯瓦河与桑河之间的波兰中央工业区，这个正面应推进到杜拉杰克(Dunajec)河为止。　
　　最重要的事情为避免受到从东普鲁士与西斯洛伐克两路进攻的德军的包围。在北面可以利用的防御工具为波尔- 拉柳河一线，以及直到莫德林或维索格拉德(Wysograd)要塞为止的维斯瓦河。这无论如何，是可以构成一个坚强的天然障碍物，而旧有的俄国要塞，虽然已经落伍了，但也还可以提供补助性的支援。此外，即使有任何德国的装甲兵力从东普鲁士方面出现，那似乎也决不会是实力太大的。　
　　南面的问题为扼守卡尔配提亚山脉中的隘道，以阻止德军深入波兰后方的迂回运动。这两个任务，毫无疑问都可以用有限的兵力来完成。把波兰兵力展开在波尔-拉柳一线的前方，其所犯的错误正是与把强大兵力推进到走廊地带和波兹南省突出地区中去同样巨大。　
　　对于南北两面的深入迂回行动，已经作了必要的保障之后，于是也就可以在波兰的西部，执行一种迟滞性的战斗，但内心里却应随时记着，德军的攻击主力是一定会来自西里西亚方面。这又有两个原因：(一)在这个地区中的铁路公路网，比较便于强大兵力的集中，而波米拉尼亚或东普鲁士则都不如远甚。(二)若经过波兹南向华沙前进，则纯粹为正面的攻击，那就作战上来说，是效力最低的，所以德军也最不可能采取这种途径。　
　　波兰的兵力集中，也不应像他们在1939年那样的接近边界，而应该向后靠，以便可以发现德军攻击的主力方向。这就是说在波兰走廊和波兹南地区中，都只留下最少量的必要兵力，以便能够集中最大量的兵力，用以对抗德军从西里西亚方面所作的主力攻击，尤其是在统帅部手中，应控制着一个适当的战略预备队。假使波兰人不那样长时间的沉醉在侵略的梦想中，而早已集中力量来改进在托仑(Torun)与格鲁德柴兹(Grudzicdz)之间的维斯瓦河的旧德国要塞，那么他们至少可以延迟从波米拉尼亚和东普鲁士分别前进的德军的会合时间，同样，若是对于波兹南能加以适当的要塞化，则也可以限制德军在该省中的行动自由。　
　　另外有一点值得讨论的，就是利用内线的地位，依照情况的发展分别向西波兰南北两端进行反击的观念。实际上，这是殊少可能性的。第一点，缺乏足够的空间作这样的回旋。第二点，波兰的铁路网无力担负这样的调动。此外，第三点，任何巨大的部队运动，不久都有为德国的空军及坦克部队所阻止的可能性。所以唯一可行的计划，就是只能够在波尔- 拉柳- 维斯瓦- 桑河(或杜拉杰克)一线的后方，去作真正的决定性防御，而在其他的地区中就是只能为争取时间而战。不过随时却应注意，从开始起，主力都应针对着西里西亚方面，而对于南北两个侧面也同时必须要有确实的保护。　
　　假使西方国家对于波兰坐视不救，听它去受命运的支配，则虽然有任何的措施，也还是不能挽救其最后的失败。事实上也的确是如此的。不过，这些措施却至少可以使波兰人，不至于在他们的边界地区中，那样的易于被击溃。因为他们在边界地区被迅速击溃了，所以波兰的最高统帅部才不能在维斯瓦河中，作一连串的战斗，或者是把兵力撤到河川线之后，以采取一个有准备的防御。　
　　从第一天开始，波兰就只能为争取时间而战。它所能做到的，就是尽量设法挡住敌人的攻击——最后只能退到河川线之后去——以等候其同盟国家在西线上发动攻势，这样才能迫使德军自动撤退。所以这似乎应该是波兰军事领袖们的职责，他们应该坦白的告诉政府当局，除非西方国家能够提出保证来说，一旦当战争爆发之后，他们就立即倾其全力在西线上发动攻势，否则波兰就决不应与德国发生战争。
　　当时的波兰军统帅，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在国内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势力，若是他肯提出这样一个警告，则任何波兰政府都是决不会不加以重视的。仅仅为了展缓对德战争的时间起见，波兰政府也都应该趁时机尚未完全断送之前，先就但泽与走廊问题与德国协议获致协议。　
　　1940年，我们在法国的部队俘获了一封信件，上面的日期为1939年9 月10日，那是甘末林将军(Gen. Gamelin)写给驻巴黎波兰武官的。很明显这是一封回信，因为波兰人询问他们何时才能获得有效的军事援助。甘末林要该武官转告李兹- 斯米格雷元帅的话，其内容如下：　
　　在东北地区中，我们正规师的半数以上都已经开始行动。自从我们越过国界之后，德军既开始作激烈的抵抗，尽管我们已经有了一些进展。可是我们却被陷在静态战争之中，而敌人对于防御却具有良好的准备，同时我们也还缺乏必要的炮兵……从开始起，就有空中的战争与地面的作战相配合，而我们也知道有相当部分的德国空军是正在与我们对抗。　
　　所以我是已经履行了我事先所提出的诺言，在法国动员第一天后的14天，开始用我的主力发动攻势。我可能做更多的事情。
　　由此看来，事实上，波兰是事先的确曾经获得了法国人的保证。唯一的疑问就是当法国人声明要过了整整14天的时间，才能开始发动攻势时，波兰的最高统帅部对此一点是否感到满意。但无论如何，事实却已经证明，这种诺言的含意却绝对不等于对波兰的迅速有效援助。　
　　因为华沙政府对于其同盟国所将要采取的行动，发生幻想，同时对于波兰陆军作长期抵抗的能力，也未免估计过高，所以波兰的失败遂成为一个必然的后果了。 　





　　第三章 南面集团军群的作战

　　当我们的部队于1939年9 月1 日拂晓越过波兰国界时，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自然还是位置在莱希“圣十字架”(Holy Cross)寺院之中。这是天主教会的一个训练机构，位置在该城的郊外，因为它有许多的课室和宿舍，所以对于战时的高级司令部而言，实在是一个理想的驻地。我们过的是一种斯巴达式的生活，所吃的东西与一般的士兵并无差别。不过我却相信晚餐的菜单实在有改良之必要，因为天天吃军用面包和压硬了的腊肉，对于我们年事较长的绅士们而言，未免是一种虐政。很侥幸，憎侣们常把他们的蔬菜提供我们食用。有时在夜间，集团军群总司令和他的高级幕僚人员，也会与寺院中的方丈聊闲天，他把在世界上遥远地区中，传教士的自我牺牲故事讲述给我们听，其情节是相当的动人。这虽然只是短时间的松懈，但对于当前的炽热问题，却是一个很好的调剂。　
　　不过，9 月1 日却使这种谈话告一结束。从此之后，我们所有的时间都在忙于打仗了。事实上，我们那样早就坐在办公室中，是并无必要的。因为必须要经过好几个小时。我们才能从所指挥的各集团军中获得任何重要的消息。凡是在一个较高级司令部中工作过的人员，都会有这种经验——在这个阶段中，所有的行动都已经开始了，我们就只能静候它们的发展。　
　　在前线上的军人都知道在攻击尚未发动之前，神经是最为紧张的，排长们都在看着他们的表，等候预定的时间来到。可是自从攻击发动之时起，在前线上的战士们就完全在忙于应付其周围的战斗，对于其他任何事情都不再关心，所以反而感觉到心安理得。对于一个司令部中的人员而言，则完全与此相反，越是高级的越是如此，攻击的开始也就是等待时期的开始。在这个时期中，他们是焦急不安的。下级单位很不欢喜上级人员老是询问战况的进展情形，他们认为这是一种神经失常的现象。所以最好还是坐候佳音。有一点是值得说明的，一般的说法都是认为坏消息传得较快，但是在军事的领域中，这种说法却是并不正确的。当战况顺利发展时，消息往往很快地传送回来了。反言之，假使攻势发生了顿挫，则前线上就会是一片沉寂，或者是因为交通被切断了，或者是因为下级单位不愿意立即向上级报告，希望等到情况好转之后再来报告好消息。　
　　所以必须等到第一批报告送来了之后，不管是好还是坏，高级司令部中才能解除紧张的心理状态。在它们尚未报来之前，我们也就只能坐候。我们辛辛苦苦建立起来的部队(不过他们的训练却实在是太速成了)，能够不负我们的期待么？尤其是，大型装甲部队，其组织与使用多少是代表一种全新的观念，能够不使它们的创立者，古德里安将军(Gen. Guderian)，和我们自己失望么？德国的各级司令部，尤其是我们自己的集团军群总部，能够控制着这种战役开始时的情况么？能否在维斯瓦河以西，即将敌军全部歼灭，获得一个完全的胜利，并取消任何两面作战的危险么？在这个紧张不安的阶段中，这些问题一直都在我们心中盘旋着。

　　开始的情况

　　德国陆军总部所拟定的计划，是要想从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对于波兰陆军作大规模的迂回运动。当北面集团军群把波军逐出了走廊地带，并使东普鲁士与波米拉尼亚之间建立了一个联系之后，即应直趋维斯瓦河的后面，以求从后方攻击位置在大河湾中的敌军主力。　
　　南面集团军群所应担负的任务，就是应该尽量在维斯瓦河的前方与敌军交战，以阻止他们退到维斯瓦河和桑河后方去的企图。这就是说第10集团军的坦克部队(步兵应尽量紧跟在后面前进)应协力冲过可能在国界附近集结的敌方部队，于是装甲兵力可能赶在敌人的前面，达到从邓布林(Demblin)起到华沙为止的各个维斯瓦河的渡口。同时也应假定，通过格里西亚前进的第14集团军，也能用最大的速度达到和渡过桑河。假使敌军的意图是想要在桑河与维斯瓦河作决定性抵抗时，则这个集团军即可以立即从南面扫荡河的防线，并与从北面前进的北面集团军群的东翼兵力，在敌后深处会师。下述的事实也注定了可以使第14集团军获得相当的帮助。因为它的右翼向东而伸入到斯洛伐克的境内。所以对于集中在克拉科夫地区中敌军纵深侧面，构成了一个立即性的威胁，这样也使他们对于格里西亚不可能作任何有效的长期防御。　
　　南面集团军群在波兰境内的作战，就是以这种行动路线为基础的。它的目的是要在维斯瓦河的前面，击毁敌军的主力。而同时又要设法阻止他实现退到桑河、维斯瓦河后方再接受决战的企图。　
　　若是对这次作战作逐日性的记载，那固然是有用处的，但对于这种“闪击”性的战役，却毫无疑问是太琐碎了，所以我只准备对于其必要的阶段作概括性的叙述。这些阶段有时是顺着时间次序的，有时则是同时的。它们可以简述如下：　
　　(一)第14集团军在格里西亚境内所作的激烈国界战斗，并追击残敌到利沃夫(Lwow)和桑河之上。
　　(二)第10集团军向维斯瓦河的突破，与拉多姆包围圈之战。
　　(三)由南面集团军群总部所直接指挥的布楚拉(Bzura)之战，第10和第8 两个集团军击毁了敌方强大的兵力。
　　(四)华沙的攻击与最后的战斗。此时俄军正在向东波兰前进。它已于1939年9月17 日，越过了波兰的国界。　

　　第14集团军通过格里西亚的进攻

　　第14集团军的第一个目标即为包围假想集中在克拉科夫地区中的强大敌军。这个集团军的原始部署是从西里西亚，通过摩拉弗斯卡奥斯塔伐(Moravsba Ostrava)，以达卡尔配提亚山脉，即足以暗示出来这种包围的意图。　
　　第8 军，军长为布希将军(Gen. Busch)，下辖第8 和第28两个步兵师，和第5 装甲师。奉命突破在上西里西亚东部的坚强波兰国境要塞，然后沿着维斯瓦河的北岸，向克拉科夫前进。第17军，军长为金尼兹将军(Gen. Kienitz)，下辖第7 与第44步兵师，从摩拉维亚，沿着维斯瓦河向克拉科夫进攻。另有两个军则被派对于假定在克拉科夫附近的敌军，执行直接包围的任务。　
　　第22装甲军，军长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下辖第2 装甲师和第2 轻型师，应从西部卡尔配提亚山脉中的阿拉发河谷地中冲出，从南面向克拉科夫进攻。第18山地军，军长为贝尔将军(Gen. Beyer)，下辖第2 与第3 两个山地师，预定从高塔拉(High Tatra)以东的普拉德(Poprad)河谷中突出，以通过新沙兹(Nowy Sacz)进向波赫尼亚(Bochnia)为目标，该地在塔尔罗(Tarnow)以西，并从后面攻击在克拉科夫的敌军。　
　　在更向东面去的地方，斯洛伐克的部队以后也奉命通过杜克拉(Dukla)隘路进攻，这是在第一次大战中曾经闻名一时的地点。以后，又有一个山地师(勇敢善战的巴伐里亚部队)和两个预备师也奉命加入这个侧翼包围战中。　
　　第14集团军的序战是相当的艰苦，尤其以第八军对于波兰国境要塞的攻击为然。但从作战的观点来看，从卡尔配提亚方面所作的迂回运动实早已决定了这个边界地区的命运。很明显，原先所假定的在克拉科夫周围围歼敌军的计划，并未能加理想的那样兑现，因为敌人已经认清了其处境的危险，所以自动撤出了格里西亚的西部。不过其兵力的大部分在这些初期的战斗中，都已经被击碎，接着即为追击，第22装甲军也终于追上了它的猎物。该集团军的右翼，山地军与第17军，攻占了利沃夫和普里齐门斯尔要塞。其左翼，包括着装甲军，第8 军，与集团军群配属给该集团军的第7 军，于是也就能在桑河与维斯瓦河交流点的南面，渡过了桑河。虽然在以后的战斗中，波军仍能英勇作战，而且有一部分战况也很激烈，但是他们却还是被扫荡干净，有一部分敌军是从华沙或北面集团军群正面移转过来的。在这个时候，我们也就已经与北面集团军群的左翼取得了接触。　
　　到了9 月15日，利沃夫与普里齐斯尔都已攻陷，追击实际上已经结束，不过为了肃清在这个地区中和桑河以东的波军残部，却还需要继续作进一步的战斗。　

　　第10集团军的突破与拉多姆包围战

　　第14集团军的作战目标，除了歼灭在格里西亚西部的敌军以外，即为追击并捉捕撤退中的敌军，使他们无法在维斯瓦河后面的地区中，再建立新的防线。其他两个从西里西亚进攻的集团军则以迫使敌人在维斯瓦河的前方，接受决定性会战为目标。一直冲到维斯瓦河的主要任务是由较强的第10集团军来担负，它也具有较强大的装甲兵力。较弱的第8 集团军则负责掩护这个作战的北面侧面，以对抗假定位置在卡里兹、罗兹地区和波兹南省区中的敌军。　
　　第10集团军从上西里西亚进攻，其左翼在克鲁兹堡(Kreuzburg)附近，共为5 个军，由右到左，为：(一)第15摩托化军，军长霍斯将军(Gen. Hoth)，下辖第2和第3轻型师；(二)第4 军，军长希维德勒将军(Gen. V. Schwedler)，下辖第4和第46 步兵师；(三)第16装甲军，军长霍普勒尔将军(Gen. Hoepner)，下辖第1和第4两个装甲师，第14和第31两个步兵师；(四)第11军，军长李布将军(Gen. Leeb)，下辖第18和第19两个步兵师。(五)跟在后面的还有第14摩托化军，军长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下辖第13和第20摩托化师和第1 轻型师。　
　　在该集团军的后面还有充当集团军群总预备队的第7 军。军长为舒贝特将军(Gen. Schobert)，下辖第27和第68两个步兵师。另有第62步兵师。　
　　第8 集团军由两个军所组成：第13军，军长魏赫斯将军(Gen. V. Weichs)，下辖第10和第17两个步兵师和摩托化的党卫军单位。第10军，军长乌力克斯将军(Gen. Ulex)，下辖第24与第30两个步兵师。它们以纵深的梯次队形，向罗兹方向前进。跟在该集团军后面的有集团军群的总预备队两个师，第213 师与第221 师。　
　　当德军在1939年9 月1 日拂晓时，一越过了国界之后，马上就展开了激烈的战斗，敌军也渐被击退。在以后几天之内，我们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是敌人是否仍然想在维斯瓦河的前方，寻求决定性的会战呢？抑或是在目前的战斗中，只以争取时间为目的以便把他的兵力撤到该河的后方去呢？无论如何，在最初阶段中，是有迹象表示出来强大的敌军集中在基尔斯附近的李沙哥拉(Lysa Gora)山地中，在拉多姆，以及在罗兹的周围地区中。　
　　在这最初几个星期中，决定战斗胜负者可能为两个因素，这也是在这个战役中第一次出现的。　
　　其一为坦克部队对于敌军正面的突破，它们一直透入到敌军的后方深处，而我方的步兵师则被迫紧跟着强速推进。　
　　另一个因素为敌方的空军几乎已经被歼灭，而他们的通信运输网也被我方空军的有效攻击所切断。因为这些原因，波兰人遂始终对于作战不曾有任何集中的控制。
　　根据敌方的情况，集团军群总部认为必须给予第10集团军以两个目标。在右面的兵力，包括着第15摩托化军与第4 军，后面还跟着第7 军(以后它才改配属与第14集团军)，应负责击败仍然集结在拉多姆附近的敌军。左面的另一支兵力，由第16装甲军，第14摩托化军，第11军所组成，当第8 集团军从西面进攻时，应负责切断敌方从罗兹地区到华沙之间的退路。　
　　在执行这些命令时，第10集团军就在李沙哥拉森林山地中，击溃了拉多姆地区的敌军，而第15摩托化军再赶往阿巴托(Opatow)和邓布林(Dembin)，占领在维斯瓦河的渡口，同时左翼军中的第14摩托化军也从北面切断敌军向华沙的退路。到了9 月9 日，这次战争中的第一个“口袋”(Pocket)内，已经装满了敌方的一个集团军。因为敌军奋力突围，所以基尔斯- 拉多姆地区的战斗，一直到9 月12日才停止，但是他们的命运却早已决定了。到了战斗结束时，我们共俘虏了6 万人和火炮130 门，敌军共损失了7 个师。即使他们能够退过维斯瓦河，对于大局也还是无补的，因为在拉多姆会战发生之日，第14集团军方面早已有一个山地师达到了利沃夫的城门外，而这个集团军的左翼，也已经渡过了桑河下游，可以扫击维斯瓦河的一切防御部署。
　　此时，第10集团军左翼集团中的第16装甲军，已经一直冲到了华沙以南的哥拉卡华里亚(Gora Kalwaria)，那也是维斯瓦河的一个渡口。其中有一个装甲师并已透入华沙城的西南郊。这些兵力还太微弱不足以攻占像华沙这样的坚城，所以那个装甲师又还是被迫撤回。不过无论如何，波兰首都的西面进路是已经被封锁了。　

　　布楚拉河会战

　　当在拉多姆地区中的战斗还正在进行之际，不过胜利的征候却早已明显在望了，可是由于敌方主动行动的结果，遂又使我们的注意力被吸引到了本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面。　
　　在这个战役的头九天当中，一切的发展都是非常的顺利，好像完全能够依照计划进行，所以遂使人相信现在不会再有什么障碍发生，而预定的作战进度表也不会有任何真正的改变。　
　　尽管如此，我却仍然有一种空泛的感觉，认为在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是正在蕴酿着一些新的变化。无论如何，我们知道敌方在波兹南省区中是已经集结了强大的兵力，但却仍未使用。因此，我在9 月8 日和9 日，曾经一再指示第8 集团军的参谋长，要他特别注意在其北面上的搜索。我们自己与陆军总部之间，也在讨论这些波兹南兵力的位置问题，结果于9 月9 日，陆军总部有一个电报来告诉我们说，敌人已经搜集了一切的运输工具，开始转进，所以第8 集团军的纵深侧面已经不再会感受威胁了。虽然如此，我们估计在维斯瓦河以南，夹在罗兹与华沙之间，却还是有大约10个师的敌军兵力存在着。　
　　上文中已经说过，集团军群的意图是，用第10集团军封锁假定集结在罗兹附近的敌军(约5-6 个师)退向华沙的退路，而第8 集团军则应从西面攻击这支兵力。第8 集团军的原有任务——即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作战在北面提供纵深的梯次性保护——自然还是继续不变的。　
　　虽然如此，第8 集团军司令部却似乎比较重视前述的任务，而忽视了北面的发展，因为在9 月10日清晨，它报告着说其所属第30师，已从北面受到了奇袭，敌军的兵力相当的强大。这个情况有益趋于严重的模样，该集团军为了企图稳定战局，曾经一再发动反击，但却都失败了。不过该集团军却仍然企图阻止敌军的进犯——敌军兵力毫无疑问是颇为强大，可能为由波兹南省区中撤退出来的主力所构成——因此它把它的两个军的正面都旋转了过来，面对着北方构成了一道防线。同时它又向集团军群总部求援，要求迅速派一个装甲军增援，以阻止任何向南窜扰的敌人，突破达到罗兹城，该城已于9 月9 日毫无抵抗地被德军占领。　
　　可是，集团军群总部的看法却并不相同。即使是有一个局部性的危机发生，而且可能是一个严重性的危机，但对于整个作战却不一定会发生何种影响。但相反，它实际上却使我们有了一个赢得巨大胜利的机会。因为现在既然有强大的敌军在维斯瓦河以西投入战斗，所以我方若采取正确的行动，即可以将其完全毁灭。　
　　所以集团军群总部并不忙于直接增援第8 集团军，而开始准备一个包围敌军的大计划。作为是集团军群总预备队的那两个师，仍然继续向东进，对于正在从北面攻击第8 集团军的敌军，恰好可以威胁其西面侧翼。因为在拉多姆附近的战斗现在已经将要结束，所以另有一个轻型师也被调往担负同样的任务。集团军群总部的最大愿望就是想要迫使敌军反正面接受会战。所以它就命令现在已经达到了华沙南面的第16装甲军，与后续的第10军，都回转头来从东面援助第8 集团军的战斗。第八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尽量挡着敌军，等到敌军腹背受敌时，才再转移攻势。　
　　此时，伦德斯特上将与我自己曾经访问第8 集团军的司令部(有一次希特勒也曾在场)，根据我们所获得的印象，集团军群总部决定直接指挥这一次作战。第10集团军的两个军从南面和东面进攻，由赖希劳上将亲自指挥，第8 八集团军司令部则指挥它自己的两个军向北进攻，和从西面包围敌军的兵力。最后，根据本集团军群的要求，北面集团军群也派了第3 军，从北面渡过了维斯瓦河，攻击敌军的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在会战过程中，又发现大批敌军企图沿着维斯瓦河逃向莫德林要塞，于是集团军群总部甚至于又从拉多姆地区中，抽出了第15摩托化军，去封锁这一条最后的逃走路线。　
　　敌人首先想向南突破，接着又向东南，最后才转向东面，经过了激烈的战斗之后，他们的抵抗终于在9 月18日完全崩溃。到了9 月20日，第10集团军报告已经捕获了俘虏9 万人，炮320 门，飞机130 架和坦克40辆，第8 集团军报告已经俘获了9万人，装备数量尚待计算。敌军损失了9个步兵师，3 个骑兵旅，和另外10个师的一部分兵力，事实上，这样多的单位是远超过了我们假想之外。　
　　在波兰战役中，布楚拉河会战要算是一个最大的自成单位的行动，虽然也许不算是决定性的，但却要算是这个战役中的最高顶点。　
　　从作战的观点来看，所谓具有决定性者是一个更大的包围行动，北面集团军群从北面，第14集团军从南面，把整个的波兰兵力一网打尽。至于这个大规模的反击行动，其动机很难断定。也许波兰统帅部企图在维斯瓦河湾中背水一战，也许它只是想帮助在维斯瓦河以南的敌军，打开一条退往华沙的路线。不过无论如何，它对于波兰陆军的命运是已经不再具有影响作用。　
　　尽管比起以后在俄国境内所打的大包围战，布楚拉河会战只能算是小巫之于大巫。但就当时而言，却算是最大的一次。并非事先有此项计划，并且用强大的坦克部队突破敌军的正面；反之，那却是因为敌人采取了行动，才使我们意外的获得了这次巨大的机会。　

　　华沙的攻占

　　在布楚拉河会战之后，接着为了阻止敌军残部从莫德林要塞中逃往华沙，在莫德林以南地区中又发生了一连串的战斗，而本集团军群则奉命攻占波兰的首都。使我们最感到奇怪的，就是直到此时为止，英法两国还是在坐视着其同盟国接受毁灭的命运。　
　　我们曾向陆军总部报告，说在9 月25日以前，无法完成攻击华沙城的准备，因为我们的主要目的是要调集全部的集团军炮兵，包括第14集团军的都在内。　
　　不过当俄国于9 月17日也开始采取行动，并决定以维斯瓦河为分界线之后，希特勒就希望赶紧占领该城，并命令在9 月底以前必须将其攻陷。政治家希望将军们赢得一个胜利，这当然不能算是不正常的，但是我却认为指定时间是毫无疑问越出了正轨。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却仍决定在攻击中应使死伤减到最低限度。所以要攻击该城的唯一理由，即为敌方已经用了一个整个的集团军，来对该城采取防御的部署，而波兰的最高统帅也已经宣布该城准备死守到底。　
　　集团军群总部深知在这个环境中，对于该城是绝无奇袭的希望，反之，无论如何，它也决不想在华沙城内进行巷战，因为这必然会使攻击军与平民人口都受到重大的损失。　
　　所以奉命攻占该城的第8 集团军，在攻击方面只限于大致沿着圆环式的铁路线，对该城构成一道严密而连续的封锁线。于是再用炮击和轰炸的联合效力，来迫使该城投降，假使这个还不能产生效果，则水源和粮食的缺乏，也就还是可以达到最后的目标。我在这里应该提醒大家一下，希特勒早就想命令空军轰炸该城，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表反对，所以迄未执行，我们的理由是认为在那个阶段中，空袭对军事行动并无任何直接的利益。不过，现在基于同样的理由，轰炸却又变得合理了。　
　　9 月25日，德军开始向外围要塞，据点，以及重要补给中心，发动炮击。同时，为了达到预定的围城线，局部性的攻击也开始了。9 月26日，德国空军向该城散发传单，警告该城即将被轰炸，并要居民投降。因为波军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所以在同一天下午开始了轰炸。　
　　9 月27日正午，当伦德斯特上将和我正在视察我的老18师时——它刚刚攻下了两个堡垒——突然听到了敌军表示愿意投降的消息。炮击于是立即停止。　
　　次日，波兰守军司令与德军第8 集团军司令，布拉斯柯维兹将军之间签订了降约。降约上规定对于平民人口及负伤敌军，应立即予以救济，并对于英勇敌军已尽量维持其军人的荣誉。军官被准许保留其军刀，士兵在完成了其必要的处理形式之后，即可以获得自由。　
　　依照波兰人的报告，在华沙投降的官兵共为12万人。当降约签字时，波兰的主将说：“轮子总是会转动的。”他的话总算是灵验了，但是其祖国的命运却又非他所能料及的。　

　　在桑河及维斯瓦河以东的最后战斗

　　虽然在维斯瓦河前方的敌军主力，已经在布楚拉河会战和华沙沦陷中，都被歼灭殆尽了。但是在第14集团军的地区中——格里西亚东部和桑河下游的彼岸上——对于敌军的残部，仍然发生了许多次的战斗。其中有些也很激烈。同时，第10集团军也派了一个军在邓布林，渡过了维斯瓦河，并进到了卢市林(Uublin)。在这个战斗中，我们突然接到统帅部的命令，把刚刚向第14集团军投降的利沃夫城，交给俄军接收，并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撤回到李宾特洛普在莫斯科所划定的分界线的后方。这一条线从乌左克隘路(Uzok)起，到普里齐门斯尔，然后再沿着桑河与维斯瓦河，直到华沙以北为止。所以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单位而言，在那两条河彼岸上所作的战斗，实际上都是浪费精力，而只是让俄国人坐收其利而已！　
　　为了退过桑河起见，我们又必须摆脱对于一个敌军集团的战斗，估计他们的兵力仍有2-3 个步兵师，和1-2 个骑兵旅。这些兵力现在显出了极大的勇气——尽管同时对于全面的情况是完全不了解——他们拼命的攻击，以阻止我方第7 和第8 两个军达到该河。在这里又是纯粹因为德俄两国政府之间的政治谈判拖延未决之故，所以还仍然继续的发生着激烈的战斗。　
　　下述的事实可以当作一个最好的证明，10月1 日，对于分界线又作了一次新的调整。这一次我们又奉命重占卢布林省。所以第14摩托化军又再度越过维斯瓦河，接受敌军最后残部的投降，后者正在面对着前进的俄军，作英勇的抵抗。　
　　波兰战役终于结束了。在这个过程中，南面集团军群一共俘获人员523,236 名，野炮1,401 门，机枪7,600 挺，飞机274 架，战斗车辆96辆，和其他无数的各种装备。毫无疑问，敌人的伤亡相当惨重，因为他们作战时是非常的英勇，而且即令在最无希望的情况中，也还是决心苦战到底。　
　　我们本集团军群的损失统计如下：　
　　军官：死505 人，伤759 人，失踪42人。　
　　士兵：死6,049 人，伤19,719人，失踪4,022 人。　
　　10月5 日，希特勒在华沙举行了一次胜利大阅兵，所有在该城附近的各师都参加了这次盛典。很不幸，在结束时却有一段不愉快的插曲，它也适足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其对于陆军将领的态度。　
　　原定的安排是在希特勒飞返德国之前，应与部队的指挥官们会晤一次，为了这个目的曾经在一个飞机库中，安排了一张桌子，并由一个野战厨房提供食品。当希特勒走进来时，看到了桌面上铺着的白台布和陈列的秋花，他马上转身就走，跑到外面去与部队坐在一起进餐。吃了几口汤，并且与周围的士兵闲谈了几句之后，就直接走上了升火待发的飞机。这是一种故意的做作，表示他具有“群众”化的风度。但是我却很怀疑他这种行为，是否会真正的赢得那些军人们的赞许。我敢断言，当他们已经赢得了胜利之后，国家元首若是为了尊重全体部队起见，实在应该接见他们的指挥官。若果如此，则他们对于这种姿态是一定会大表欣赏的。他对于后者的待遇，简直可以算是一种侮辱。　
　　不久以后，波兰战役就被人形容为“闪击战”(Blitzkrieg)。诚然，若就其执行速度与结果而论，那的确要算是一个空前的杰作。直到以后，德军在西线上发动了攻势之后，才有了第二次更大规模的相似例证。　
　　不过为了要作公正的评价起见，则我们就必须先记着在前一章中，对于波兰方面的分析。　
　　事实上，德国人是不仅具有优势，而且在开战时也有了许多比较有利的条件，只要更能符合下述的两个假定，则他们赢得这个战役应该是毫无疑问的。　
　　第一为德国人为了在东线上保持必要的优势起见，在西线方面就必须要准备作相当高度的冒险。　
　　第二为西方国家无论如何都不会利用这个机会，对于波兰人作适当的援助。　
　　那是不会有任何疑问的，假使西方国家能够尽可能提早在西线方面发动攻势，则战局的结果将会大不相同。不过这当然又还附带着有另外一个假定，即波兰的统帅部能够具有较大的现实感。换言之，它在开战时，不分散其所有的一切资源，企图守住它所不能守住的东西，反之却能集中其力量于要点之上，并为了争取必要的时间，而有系统地战斗，这样就可以使德国人真正的面临着一个两面战争的矛盾难题。波兰部队是很够英勇，能够坚持到底，这样也许就能苦撑下去，直到盟军达到了莱茵河时为止。于是也就可以迫使德国统帅部要认真考虑在波兰方面叫停的问题了。　
　　诚如施里芬伯爵(Count Schlieffen)所说过的，较弱的一方面对于对方的胜利，作了其自己的贡献。这一次的情形就是如此的。但就另一方面来说，除了因为我们敢于冒险，所以能获得数量优势和作战性的利益以外，又必须承认我们在波兰成功之所以能如此迅速完全者，还是因为德国的战斗部队有了较好的领导和素质。　
　　我们成功的速度中有一个主要因素，即为对于大型自足的坦克部队，作了一种非正统性的使用，而更用一个远较优势的空军来担负支援。但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因素，除了德国军人的勇敢与负责以外，还是德军全体上下所具有的“精神”。诚然，德国重新武装的物质成就，大部分是应该归功于希特勒个人的努力，可是专凭数量优势却还是不一定能够保证获得如此迅速和完全的胜利。　
　　最重要的原因是，我们的那个小型“国防军”(Reichswehr)，虽然当时曾经为许多人所看不起，却能够从1918年的失败中，使德军的训练和领导的伟大传统得以复活。现有的“新国防军”(Wehrmacht)，要算是旧国防军的儿子，它的成就为发现了一种方法使战争不再退化为静态的战争。在新的工具帮助之下，德军在机动作战中重新获得了真正的领导艺术。个别的领导力发展到了一时无两的程度，这也正是我们成功的真正秘密。德国的新国防军已经光荣地通过第一次考验。直到此时为止，陆军的总参谋部可以完全不受外来的干涉，自由地采取行动。军事指挥官保有完全的指挥权。部队所打的是一个纯粹军事性的战斗，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在战斗中还可能保持着古代骑士的侠义风度。　
　　10月15日，陆军总部中作战部门的胡辛格上校(Col. Heusiger)来看我们，带来一个好消息，说在这个月底，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也就移住西线了。我们现有的地位将用第8 集团军接替。不久以后，我自己也奉命于10月21日，到设在左森(Zossen)的陆军总部中去接受新的作战命令。　
　　我于18日离开罗兹城，中途还去看了一看我自己的家庭和我的妻舅，他正负了重伤在布里斯劳的医院中休养。　
　　于是就等着面临一个新任务。 　





　　第二编 1940年西方战局


　　第四章 陆军总部的失势

　　很快乐地逃避了在波兰担负占领军的任务，那是毫无乐趣的。我们这个总部于1939年10月24日，达到了西线，开始接管新成立的A 集团军群。我们所指挥的为第12和第16两个集团军，其前线各师沿着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的边界，展开占领阵地，其后方部队则一直向后进展，到了莱茵河的右岸。集团军群总部决定设在科布仑兹(Coblenz)。　
　　我们迁入了莱茵河畔的李森·弗尔斯吞霍夫(Riesen Furstenhof)旅社，当我在青年时期在附近的恩格尔斯(Engers)镇上当军校学员的时候，总是认为这是一个最优美的建筑物。但是在今天，由于受了战时的限制，这个著名的建筑物不免黯然失色了。我们的办公室就设在一所古老的建筑物中，到战争发生时为止，那里都一直是被用作科布仑兹师的师部。这些过去很美观的房间现在都显得空洞而阴沉。距离房屋不远的地方，有一个古树所构成的方阵，中间立着一块颇饶趣味的古碑。上面是充满了夸大语气的碑文，那是1812年由法国驻科布仑兹的司令官所树立的，用来纪念拿破仑大军团在征俄的行军中，渡过莱茵河的地点。在原有碑文之下，又另有一段碑文，其大意即为“立此存照”，那是1814年，一位充任科布仑兹驻军司令的俄国将军所刻的。　
　　可惜希特勒不曾看见这个纪念碑！　
　　在我的提议之下，我们司令部中的作战部门又增加了一位老总参谋部军官。在那个时候，他还是垂斯考中校(Lt-Col. V. Tresckow)，他在1944年7 月间，因为是一个参加谋刺希特勒阴谋的主要人物而被害了。在平时的陆军总参谋部中，垂斯考在第一处(作战)中服务，是我的老部下。他是一个最有才能的军官，也是一个热烈的爱国者。他的头脑敏锐，风度优美，有儒士的作风，他的太太也是系出名门，为前军政部长和总参谋长，法尔根汉(V. Falherhayn)的女儿。在那个时代的柏林军事界中，再没有比垂斯考夫妇更受人欢迎的。　
　　垂斯考与我个人之间，具有亲密的友谊，这是当我们在总参谋部同事时，就已经发展成功了的。在科布仑兹同事时，他也给予我以极有价值的协助，为了使我们集团军群的攻势计划能够被采用，我们也曾一同努力奋斗。以后当我出任装甲军的军长和集团军司令时，我都曾经一再要求调垂斯考为我的参谋长。可是我的要求却都被上级拒绝了，其理由也很特别，那就是说我不需要这样一个聪明的人。可是到了1943年春天里，最后上级却准备推荐他出任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时，可是那时我却又无法接受，因为我的作战处长，布西将军(Gen. Busse)，也是同一年资，并且在我们一同经过的许多战斗中，更已经充分的表现出了他的能力，所以我不能舍此就彼。我为什么要在这里重述这一段故事的理由，是因为有一些与垂斯考接近的人，曾经散布流言着说，我之所以拒绝接受垂斯考的原因，是因为他不是一个可靠的纳粹党人。任何知道我的人都一定能够认清，我从来不曾根据这个标准来选择我的幕僚。　
　　假使在科布仑兹的时候，是一个“沉闷的冬天”，那么若能让我们一心准备在明年春天发动攻势，则未尝不可以心安理得。可是不幸得很，希特勒却想在同一个秋季中发动攻势，当这个被证明是不可能的以后，就又想至少能够在冬季中发动攻势。当他所宠信的空军气象专家预测有一段良好天气的时候，他就立即发出用代字的密令，要部队开始进入其最后集结地区。可是每一次，气象专家的预测却总是失败了，不是大雨滂沱，使地面变成了烂泥潭，就是严霜大雪，使坦克与飞机无法使用。其结果是一再收回成命。这种反复无常的办法，对于指挥官和部队都是同样头痛。在这个阶段中，希特勒对于凡是不合于他自己愿望的陆军报告，都充分的表示不信任。当本集团军群总部一再报告着说，连续的大雨已经使攻势的部署暂时无可能性时，他就派了他的侍卫长，希孟德(Schmundt)，亲自来视察地面上的情况。用垂斯考来应付他可以说是最合理想。他花了一整天的时间，拖着他过去同一个团队中的老朋友，在那寸步难移的道路上走着，有时更穿过泥泞的耕地、沼泽的牧场和溜滑的山坡，所以等到夜间他们回到总司令部时，希孟德是已经完全累垮了。自从那一次以后，希特勒就再也不用这种方法来考验我们天气报告的真实性了。
　　这种荒谬的朝令夕改，是徒然的浪费精力，照理说，最伤脑筋的应该就是我们的集团军群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他这个人也是很缺乏耐性的。在这个时候，许多的文件简直是像洪水一样的冲入了我们的司令部。幸亏德国陆军中有一条非常合理的不成文法律，那就是指挥官应该不亲细务，所以伦德斯特可以不受到烦扰，每天上午还能够在莱茵河岸上作一个长时间的散步。因为我也得有一点运动，所以常常去迎接他。即使在这种寒冷的冬天，莱茵河中的水都早已结冰了，伦德斯特都还只穿了一件薄薄的雨衣。当我向他抗议着说，他可能会受寒时，他却只告诉我说在他一生当中，他都从来没有穿过大衣，而在他这样的年纪，也就决心不想再去买一件了！他的确是如此的，这位老绅士始终还维持着他在军校学员时所养成的斯巴达精神。伦德斯特还有另外一个习惯，也使我回忆到自己在军校学员时代中的生活。当他回到办公室中，等候部下的口头报告时(我自己与其他的幕僚人员，每天都要向他作如此的报告)，他总是用一本侦探小说来消磨他的时间。也像许多其他的名人一样，很喜欢用这一类的小说来消遣，但是他觉得看这种低级趣味的东西是很难为情，所以总是把小说放在抽屉中看，一见有人进来就迅速把抽屉关上。这正是我们在军校学员时代所用的老办法，当我们自修时就经常用这种方式来偷看小说，和对付教官！　
　　不过希特勒这种朝令夕改的麻烦，在这个冬季中，给予我们的头痛还只是一个不太重要的因素。使我们真正的感到不安者，却另外有两种更重要的原因。　
　　第一点是由一种发展所引起的，我无以名之，只好总称之为陆军总部的失势。这种发展使我个人真感到难堪。一直到1937-1938年之间的冬季为止，我都是陆军总参谋部中的首席参谋次长，也是弗里特希与贝克的主要助手。我们一直都在为陆军总部的地位而奋斗，希望能在整个战争政策中，占有相当的地位。　
　　第二点，在这一整个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司令部，都在努力使当局能够采取我们所拟定的一种作战计划，但却始终尚未能获致成功。照我们看来，只有那个计划，才能保证在西战场上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一直到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要求感到厌烦，才解除了我的集团军群参谋长职务之后，希特勒才亲自出面干涉，于是这个计划终于变成了攻势的基础。　
　　这两个事实——陆军总部的失势与作战计划的斗争——遂大体构成了西线战役的背景，本书所要记载的也以此为主。至于这次战役的经过已经有了许多的记载，所以已经没有详述之必要。我所要说的只是我个人以一个军长的地位所看到的那一部分而已。　
　　虽然如此，在“沉闷的冬天”之后，还是有一个“光辉的夏天”。 　





　　第五章 作战计划的争论

　　一直到战后，那个代替了1939年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陆军总部原定“黄色作战计划”，而变成我们在西线攻势基础的计划背景，才开始为大家所普遍知道——这个计划使我们一举而击败了英法盟军和比荷两国的兵力，并获得了迅速而具有决定性的胜利。第一个把这个“新”计划公开发表出来的人可能为利德尔- 哈特，他根据伦德斯特元帅和布鲁门提特将军(当时我们的作战处长)的谈话记录，而把这个计划定名为“曼施坦因计划”。　
　　因为我可能已经被大家公认为是这件事的主动者，所以我现在似乎应该自己作这样一个企图，根据我自己的记录，来说明这个计划是如何形成的经过——尤其是自从这个计划既然已经获得这样的重要性，所以更是值得作如此的尝试。无论如何，在这个计划后面的观念是出自我的头脑中，它正好像我所起草的一切致陆军总部的备忘录一样，其目的都是希望使这次作战的计划，能够照我们的理想路线进行，在西线方面获得决定性的胜利。最后也还是我个人获得了一个机会，亲自把这个观念向希特勒提出，因为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一直都无法使陆军总部批准这个计划——当时，我已经被免去了集团军群参谋长的职务。仅仅当我亲自谒见了希特勒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才根据我们的建议发布了一个新的作战命令。　
　　同时我必须强调声明我的总司令，伦德斯特上将，和我的同事，布鲁门提特及垂斯考，也都始终同意于我的意见，尤其是伦德斯特更亲自签名支持我的建议。若无他的批准，我们也就不可能一再向陆军总部提出备忘录，企图改变他们的原定计划。　
　　战史学家或研究军事史的军官，对于一个有关作战计划的全部争论，也许是有值得详细分析之必要。不过为这本书的目标起见，我却只能首先简述陆军总部的计划，并且解释我为什么不能不认为其战略观念(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应该说是希特勒的战略观念)是具有缺点的理由。其次，与陆军总部的计划成一个对比，我又把集团军群总部用来当作其战略考虑基础的某些必要理论列举出来。最后，我就再简单的说明，如何经过长久的挫折之后，原定的作战计划终于还是修改了，毫无疑问是出于希特勒的指示，才变得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观念相符合了。　

　　陆军总部(或希特勒)的计划

　　假使有人要求我根据陆军总部所颁发的作战命令，说明该总部(和希特勒)计划在西线上所要采取的基本战略，那么我就可以简单的答复如下：　
　　遵照希特勒10月9 日的训令，陆军总部主张派一支强大的右翼兵力，经过荷兰进入比利时北部，击败预计在那里可以遭遇到的英法盟军，并连同荷比两国的兵力在内。换言之，主要就是想用右翼方面的强力突击以寻求决定。这一个突击由N 集团军支队(所谓“集团军支队”，德文为“Armee-Abteilung ”英文译为“Army detachment”，为一种小型的集团军，下辖两三个军)和B 集团军群(总司令为波克上将)所组成。这支兵力集结在上莱茵河和艾弗尔(Eifel)北部等地区中。B 集团军群一共指挥着三个集团军。这个北翼一共包括着三十个步兵师和机械化部队的大部分(九个装甲师和四个摩托化步兵师)。因为德军用在西线上的总兵力不过102 个师，所以约占了我们全部实力之一半。　
　　N 集团军支队的任务为消灭荷兰的抵抗，B 集团军群的三个集团军则应通过比利时北部进攻从列日(Liege)的南北两侧经过。强大的坦克兵力应在这里企图冲散敌军，并扮演着决定性的角色。　
　　10月29日这个第一次作战计划被修正了，在最初阶段中，把荷兰完全撇开。这也许是由于陆军总部的建议。　
　　于是B 集团军群应分别绕过列日的两侧进攻，由两个集团军(第4 和第6)领先，另外两个集团军(第18和第2)则随后。不过以后又还是把荷兰包括在作战的范围之内，并由第18集团军负责消灭这一方面敌军。　
　　当B 集团军群担负决定性突击时，A 集团军群则负责掩护其南面的侧面。后者包括着两个集团军(第12和第16)，共有22个步兵师，但其中却完全没有任何机械化部队。这个集团军群在艾弗尔南部和亨斯鲁克(Hunsruck)集结了之后，即通过比利时南部和卢森堡前进。第12集团军在B 集团军群的左侧面，作成梯次防御的部署，以掩护B 集团军群的继续前进，使其不至于受到敌军的阻扰。
　　第16集团军在越过了卢森堡之后，就应向南旋转，以求保护全部作战的纵深侧面。它应紧沿着马奇诺防线在萨尔(Saar)河与色当(Sedan)以东的缪斯(Meuse)河之间那一段向西的延长线的北面，建立防御阵地。　
　　C 集团军群共留下了两个集团军和18个步兵师，以防守从卢森堡的边界起到瑞士的一段齐格菲防线。另有17个步兵师和两个机械化师当作总预备队。
　　10月19日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中的第一节，其标题为“一般意图”，对于这次作战的目标曾经加以确定如次(这又是10月9 日最高统帅部所颁发的训令为基础)：
　　尽可能击败法军和其同盟军的最大量单位，并同时在荷兰、比利时和法国北部，尽量占领广大的地面，当作对于英国作成功的空军及海军作战的基础，并对于鲁尔地区提供一个宽广的保护地带。　
　　作战命令的第二节指出这两个集团军群攻击时的第一目标，这个行动也应由陆军总司令勃劳希契亲自加以协调。这个目标应为：　
　　消灭荷兰的兵力，在边境要塞的附近尽量击败比利时陆军，并迅速集中强大的机械化兵力，为强大右翼兵力的攻击和比利时海岸线的迅速占领建立一个基础　
　　在10月29日所颁发的修正作战命令中，陆军总部又把其“一般意图”改写如下，以使B 集团军群的目标更有了相当的扩大。其内容为：　
　　在法国北部和比利时，尽可能击毁法军的最大量单位，以求为对于英法两国的陆上和空中的战争，创立有利的条件。　
　　在“战斗序列与任务”这一节中，陆军总部又把该集团军群的目标规定如下：
　　击毁索穆(Somme)河北岸的盟军，并一直冲到海峡海岸上为止。　
　　A 集团军群的掩护任务，虽然仍继续以防御为主，但却也被扩大了。其右翼集团军(第12集团军)现在规定应该在弗美(Fumay)以南渡过马斯河，并透过法国边界要塞地区，向拉昂(Laon)的方向前进。　
　　这两次作战命令的作战意图似乎可以简述如次：即用强大的右翼兵力，从正面击破预计在比利时境所将要遭遇到的英法盟军，而较弱的左翼兵力则掩护其侧面。地理目标则为海峡海岸。至于第一下打击之后应如何行动，作战命令上就根本没有告诉我们。

　　反对的理由

　　这是很有意思的，我对于这两次作战命令中所决定的计划，其最初的反应是感性的而不是理性的。照我看来，陆军总部的战略意图，就其本质而言，就完全是模仿1914年的著名施里芬计划。我至少感觉到这是一种耻辱，我们这一代的人居然不能做出一件较好的计划来，而还要去照抄老文章，尽管这是出自像施里芬那样名家的手笔。何况这个计划我们过去早已试用过一次，而且敌人对于它的再用，也已经有了充份的警戒，因为任何稍通军事学的人也就一定会理解，在1939年，德国人之不愿意(或不能够)攻击马奇诺防线，其程度比之对于1914年的凡尔登- 托尔- 南赛- 艾皮拉尔(Verdun-Toul-Nancy-Epinal)要塞线是尤有过之。　
　　但是我这种感性的最初反应对于陆军总部却实在是不够公正的。第一个理由是这个计划本是出自希特勒个人的心灵中，陆军总部不应负责。第二个理由是实际上，它也并非完全照抄施里芬计划。认为这个计划与施里芬计划是相同的，这种意见是很普遍的，严格说来，只有两方面是正确的：(一)在1939年，也像在1914年一样，德军把攻势的重点放在北翼方面；(二)这两个计划都是准备通过比利时进攻。除此以外，1914年的计划与1939年的计划就可以说是差得很远。　
　　第一点，情况是完全不同。在1914年，还可能像施里芬所希望的，获得战略性的奇袭。即使这个不包括通过比利时的前进在内，但对于把德军主力集中在北翼极端这一点而言，却的确是可以适用的，在1939年，希特勒的此种相当意图，却是无法不让敌人知道的。　
　　第二点，在1914年也还有理由，像施里芬一样的希望，法国人会向洛林方面发动一个不成熟的攻势，因而使我们获得一个良好的机会。在1939年，这样的发展却是绝无希望的。敌人会立即投入强大的兵力，对抗我方通过比荷两国的进攻——而且与1914年恰好成一对比——双方会正面发生冲突。此外，法国人当我军通过比利时前进时，又很可能对于我军主力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强力的反击。换言之，施里芬计划是根本上就不能再用了。　
　　除此以外，我不久也认清了陆军总部或希特勒都并无意图抄袭施里芬计划的全部观念。施里芬在拟定其计划时，是以彻底完全击败整个的法军为着眼点。他的目标是用一个大迂回行动，肃清向北延伸的敌军，等到肃清了整个法国北部之后，就应继续向下压迫直到巴黎的西面为止，把敌军的全部向从梅兹(Metz)透过弗斯格斯(Vosges)山地直达瑞士边界为止的反正面压迫，强迫敌人屈服投降。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他在阿尔萨斯宁愿冒险接受最初的挫败，同时更希望敌人会向洛林发动一个攻势，于是凭借他们自己的行动，便足以使德军的大迂回作战获得完全的成功。　
　　相反，1939年的作战计划却不包括着一种使战役获得胜利结束的意图在内。它的目标是非常明白的：(一)部分的胜利——击败在比利时北部的盟军兵力，(二)地理上的收获——占领海峡海岸以当作未来作战的基地。　
　　也许当勃劳希契上将和他的总参谋长在拟定1939年的作战计划时，他们心中是记着老毛奇在德国总参谋部普法战史教科书中的导言里所说的话：　
　　任何作战计划对于与敌军主力第一次遭遇以后的发展，都是没有确实把握的。只有外行人在一个战役的发展过程中，才会以为他能把原定的计划，在所有各种细节上，都能有系统地执行，直达其预定的结论为止。　
　　假使陆军总部在拟定计划时是以这种理论为基础，那么其意义也就是说，它保留着一旦当第一目标——在比利时北部右翼方面的局部胜利和海峡海岸的占领——已经达到之后，有决定是否和使用何种手段继续进行攻势的权利。
　　不过根据我在左森接受作战命令时所听到的一切训示，我却又不能不假定陆军总部是认为在法国战场上获得决定性战果的机会是异常的渺茫，姑不说是完全不存在。以后陆军总司令和他的总参谋长却曾经多次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来视察。从他们的态度上也更增强我这种印象，因为当我们一再坚持着认为有争取总体性胜利之必要时，他们对于这种意见却始终不曾加以认真的注意。同样，我也怀疑希特勒本身在当时是否真正相信在这个所设计的作战过程中，有把法国完全击败的可能性。事实上，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可能是他回忆到当我们在1914年的攻势流产之后，结果发现甚至于想向英国执行潜艇战争，也都缺乏必要的基地。所以他现在特别重视此种基地的获得——换言之，即占领海峡海岸。　
　　现在非常明显，以完全击败法国为目标的作战，是再也不可能像施里芬所计划的，在一击之下来予以完成。上文已经解释过，这种必要条件是已经不再存在。不过，假使在设计时是准备一旦当陆军总部所想像的部分性胜利赢得之后，即继续进一步彻底击败法国，那么现有的作战，就至少必须与这个最后目标之间具有联系！第一点，它应要求完全击毁敌军的北翼，以求为第二步行动建立决定性优势，后者的目标即为歼灭在法国境内的盟军剩余兵力，第二点，它又应同时创出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由此以便发动这个进一步的打击。　
　　照我看来，现在所拟定的作战计划，对于这两个基本要求的达到，都是毫无保障的。　
　　当德国的突击部队，B 集团军群，共有43个师，达到了比利时之后，就会一头撞上20个师的比军，若是荷兰也被包括在作战计划之内，则更要加上10个师的荷兰部队。无论在素质方面，这些部队比之德军如何居于劣势，但因为有坚强要塞(在列日的两侧和沿着亚尔培运河)和天然障碍物(在比利时境内有亚尔培运河，一直流入安特维普要塞为止；和以拉穆尔为枢纽的马斯河的要塞线；在荷兰境内有无数的水道。)的帮助，所以很有利于防御。而且在几天之内，这些兵力即可以获得英法盟军的增援(包括其一切的坦克和摩托化师在内)，后者是早已集结在法比的国界上，以防德军的入侵。　
　　所以德军右翼不可能再像1914年，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来获得战略性的奇袭。等到英法盟军达到之后，德军就必须与一个实力相等的对手作战——而且多少是要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个第一击的成功是必须要用战术性手段来寻求，因为对于攻势已无战略性运用的机会了。　
　　假使敌人在领导方面能具有相当的技巧，则他在比利时境内有逃避彻底惨败的可能性。即使他不能守住安特维普，列日，马斯河(或西莫斯河)一线，他也仍然可能保持着相当良好的秩序，退到下索姆河的后方。一旦到了那里之后，他又可以抽调其强大的预备兵力，再建立一条新正面。到了此时，德军的攻势必已逐渐丧失了它的动量。而A 集团军群也会无力阻止敌军从色当以东马奇诺防线的终点起，到索姆河下游为止之间，建立一道新防线。这样一来，德军的处境就会与1914年秋季会战结束后的情况颇为相似了。其唯一的收获就是沿着海峡，占领了一个较宽的沿岸基地。所以我们既不能毁灭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假使我们想在决定性阶段中获得适当优势，这是一个必要的条件——又不能为以后的战局建立一个有利的战略情况。陆军总部所计划的作战，最多只能获得一个部分性的胜利，此外更无其他。
　　以后事实证明，在1940年，敌军在比利时境内是全部被击溃，这应该感谢B 集团军群的巧妙运用，结果荷比两军都被迫投降。但是不管我们对于德军的领导能力和装甲部队的打击力量具有如何伟大的信心，这样的成功却还是事先无法估计的。假使对方能有较好的领导，则这个故事就可能完全不同了。　
　　敌军在比利时北部之所以一败涂地者，其主要原因又还是因为我方以后改变了原定的作战计划。A 集团军群的坦克部队得以长驱直入，切断他们的交通线，并迫使他们离开索姆河一线。　
　　最后，还有一件事情也是陆军总部计划中所不曾考虑到的——一个果敢决断的敌军指挥官所能具有的运用范围。谁都不应假定对方指挥官是缺乏此种领导能力，尤其是当时的甘末林将军在我们这一方面是颇负盛名的。在战争爆发之前，贝克将军曾经访问甘末林将军，对于他获有一种极佳的印象。　
　　一个果敢的敌方指挥官足可以一方面阻止意料中的德军通过比利时的前进，而另一方面同时对于德军北翼兵力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规模的反攻。即使指定支援荷比两国的兵力已经投入了比利时，从马奇诺防线中还是可以很容易的抽出50-60 个师的兵力来发动这样一个反攻。B 集团军群向英吉利海峡和索姆河口的方向上挺进得愈远，则敌人对于这个侧面的反攻也就愈为有利。A 集团军群，一共只有22个师的兵力，能否挡住这个突击似乎是很无把握的。不管结果是怎样，沿着这种路线的发展，就战略上来说，是很难于在西战场中获得一个总解决。　

　　A集团军群的计划

　　当我研究陆军总部的作战命令时，就想到了上述的反对意见，这也就构成了我们的建议的基础。于是我们提出了一连串的备忘录，来说服陆军当局接受我们自己的观点。因为这些建议中是自然难免有重复之处，所以我在这里只是加以综合的叙述，同时更指出其与陆军总部的作战意图之对比：　
　　(一)我认为西线攻势的目标应该是在陆上来寻求决战。若是仅只追寻陆军总部计划中所拟定的有限目标，则就政治上的冒险(破坏三个国家的中立)和军事方面所下的赌注而言，都似乎是不合理的。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为我们在欧陆上的一张王牌，若听任其在这种不彻底的措施中消耗掉了，实在是太不妥当——只要考虑到俄国这个因素即可明白。　
　　(二)我方攻击的重点应该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而不应放在B 集团军群方面。现有计划中所拟定的由B 集团军群来担负的任务，多少是对于一个蓄势以待的敌军发动正面的攻击；即使最初能获得相当的成功，但很可能在索姆河就会变成强弩之末了。　
　　真正的机会却是在A 集团军群方面，主要的观念就是通过阿登山地发动一个奇袭攻击。因为地形的险恶，敌人是决不会想到我们在这里会使用任何装甲兵力。这样一口气就可以冲到索姆河的下游，切断已经投入比利时境内的敌军与渡口之间的交通线。只有用这个手段才能完全歼灭在比国境内的敌军整个右翼兵力，并且为在法国境内赢得最后胜利的工作作一个准备。　
　　(三)除了可以贡献这个主要的机会以外，A 集团军群也可以使德军的攻势免受一个主要的危险。　
　　假使敌人采取合理的行动，他可能会避免在比利时境内作不利的决斗，而撤退到索姆河的后面去。同时他也就会集中所有一切能够动用的兵力，以向我方的南侧面发动一个大反攻，以在比利时境内或下莱茵河的前面，包围德军主力为其目标。固然我们可以假想法军统帅部是缺乏这种大胆的作法，而且法国的同盟国也可能会反对这样果敢的决定，但是这种可能性却还是不可以不考虑到。　
　　假使我们的攻势顿挫在下索姆河，则敌人至少可以利用其手中所有的预备队，建立一条新的连续防线。这一道防线可能以色当东面马奇诺防线西北端终点为起点，利用艾斯尼(Aisne)河与索姆河的天然屏障，直达海峡为止。　
　　为了预防这种情况的发生，对于敌人在我方南侧面的任何兵力集中，就都有立即将其击碎之必要。不管是在马斯河的两侧也好，是在马斯河与奥塞(Oise)河之间也好，都不应让他们有完成集中的机会。在这个地区中敌方正面的完整是必须首先加以破坏，并且以尔后能迂回马奇诺防线的侧面为着眼点。　
　　(四)A集团军群即已预定预定作战中的主力，则应给以3 个集团军的兵力，而不应仅为2 个集团军。(也许在最初阶段中，为了空间上的原因，可能要把较多的师暂行容纳在B 集团军群的地区中。)　
　　一个集团军应越过比利时南部进攻，并照原有的假象渡过马斯河，但此后即应直趋索姆河的下游，从后方攻击面对B 集团军群的敌军。　
　　另一个集团军则应向西南的方向上前进，其任务为击碎任何集中在马斯河以西地区中，企图向我军南侧面发动反攻的敌军兵力。　
　　第三个集团军，仍如原定计划，从夹在希尔克(Sierk)与毛宗(Mouzon ，在色当之东)之间的马奇诺防线的北面起，掩护着整个作战的深入侧面。　
　　由于作战的重点由B 集团军群移到了A 集团军群方面，所以我们也就提出了下述两点要求：　
　　(1)加一个集团军的兵力。即使必须到攻势发动后，始能加入本集团军群，但事先必须预先指定。　
　　(2)强大的装甲兵力。　
　　以上所云虽然非常简略，但却也代表我们集团军群总部对陆军总部所一再提出的备忘录中的主要思想趋势。　

　　A集团军群计划的奋斗

　　自然，在1939年10月间，我也并非一口气就能拟出这样一个明确干脆的作战计划，一般的人在达到其目标之前，是必须要经过努力的工作。这并无发生奇迹的可能性。　虽然如此，当本集团军群于1939年10月31日，就德军攻势作战的政策，向陆军总部提出其第一次建议时，这个“新”计划的基本原理即已经被包括在内。　更精确地说，有两个文件是与此有关的。第一个文件为本集团军群总司令写给陆军总司令的一封信，检讨在当时的特殊情况中，有关发动攻势时的“基本问题”。
　　伦德斯特在信中一开头，就强调说明10月19日和29日所颁发的作战命令，对于战争是不可能产生决定性的效力。德军与敌军双方在实力上的对比关系，不足以为一个全面胜利提供必要的基础。这个作战也完全是正面性的，毫无希望足以迂回敌人的侧面，并从后方向他攻击。可能的结果也许就是在索姆河作一次正面的会战。
　　同时，伦德斯特也指出在秋冬两季中，要想对于我们的王牌——坦克和飞机——作有效的使用，也会遭遇到极大的因难。　虽然如此，这一个攻势却仍应发动，因为只有当它成功时，才能对于我方海空军向英国的作战构成一个先决条件。第一次大战的经验已经证明，仅只占领海峡海岸的一部分还是不够的，我们为了这个目标，必须要控制整个法国北部的海岸线，直到大西洋边为止。　当俄国还留在我们的背后时，把德国陆军的攻势能力消费在一种有限的胜利之上，实在是不智的。这种攻势能力在欧洲大陆上是一个决定性因素，只有当我们仍拥有一支能发动攻势行动的强大陆军时，才能确保俄国的友谊。　就目前而论，我们陆军的攻势能力还是完全寄托在常备师的身上，必须等到新编单位已经获得了必要的训练和稳定性之后，这种情况才会有所改变。但是要想发动一个重要的大攻势，专靠常备师又还是不够的。　也许由于德国空军对英国的压力，足以迫使西方国家先发动攻势，不过即使英国人会要求采取这样的行动，可是德军的战斗精神能够吃得消这样的血战，却也还是一个疑问。从我们的观点来看，当然最好是让敌人自己去负起攻击要塞阵地的沉重担负，和破坏比利时(及荷兰)中立的罪名。不过同时，我们却又不可以无限期地等待下去，而使英国人有了时间补上其在军备和飞机生产方面的缺陷。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对英国的战争只有在海上和空中才能赢得胜利。若是在不具有决定性的会战中，浪费了我陆军的攻势能力，则就只会在大陆上把这个战争输掉了。　伦德斯特的信件是提出了一个警告，说任何德军的攻势更不可发动得过早——即在秋季中。就这一点而论，A 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的意见是完全一致的。但是在所应采取的方法方面，双方的意见却不一致。伦德斯特在他的信件中说明，照陆军总部作战命令所指导的作战，是并不能保证使我们获得决定性的成功。　A 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所提出的第二个重要文件，是在10月31日，其所采取的形式为一种幕僚性的通报，其目的是补充伦德斯特的意见，对于我们所感觉到的一个德军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方法，提出了具体的建议。这个文件即已包括着“新”
　　计划中的一切必要部分在内，其所强调者为下述三个必要的条件：　a.　把整个作战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　b.　使用强力的摩托化兵力，从南面突入在比利时北部盟军的后方。　c.　另用一个集团军跟在后面前进，负责用攻势的行动，以击败敌方向我军南侧面所作的任何大规模的反攻。　直到11月3 日，这个信件都不会引起任何的反应。那一天，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来到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视察，我奉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命令，向他们直接说明我们的意见。可是勃劳希契上将却干脆的拒绝了我要求增援兵力(另加一个集团军和强大的坦克单位)的请求，他说他也但愿能够抽调得出来。这一点即可以够明白的说明，他还是完全拒绝接受我们的意见，不过最后，他却允许从总预备队中抽出一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团给予我们。　很不幸，他们两位也很明显对于所已经设计的西线攻势，保持着很大的疑惑，尤其并不相信它有赢得一个决定性胜利的机会。他们要求我们的集团军司令和军长，报告其所辖部队的现状，他们对于新编各师的情况，自然是提出很多不满意的意见。
　　从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对于这些诉苦的答复上看来，即可以感觉到他们自己对于攻势也似乎并无信心。　为了补救这种恶劣的印象起见，几天之后，伦德斯特又召集集团军群中的将官们训话。根据其自己的幕僚所拟定的作战观点，伦德斯特向大家说明，在西线上实际上是具有一切成功的希望，不过若在春季之前发动攻势则也许不那样有利。　11月6 日，当陆军总部要求我们对于作战命令的执行，申述意见时，我们又再度提出了建议，但却仍未获答复。　每当希特勒所宠信的空军总部气象专家，一发表预测说可以有一个短期的好天气时，希特勒马上就下令集结兵力。可是每次这种预测总是失败了，于是又临时叫停。　11月12日我们又接到了下述的命令，使我感受到了完全的奇袭：　元首现在已经决定在第12集团军的南翼上，或在第16集团军的地区中，成立一个第三快速部队集团军。它应利用艾尔仑(Arlon)，庭提格尼(Tintigny)，和弗罗云维亚(Florenville)等地两侧的无森林地形，向色当和该地以东的地区挺进。该集团军的组织为第19装甲军部，第2 和第10两个装甲师，一个摩托化师，两个党卫军团(近卫与大德意志)。　
　　这个集团军的任务将为：　
　　a.　击败敌方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机动兵力，以减轻第12和第6 两个集团军的负担。
　　b.　用奇袭手段在色当东南面的马斯河西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为尔后的作战建立一种有利的情况。尤其是一旦第6 和第4 两个集团军所指挥的装甲单位，在他们自己地区中未能获得成功时，则更为重要。　
　　接着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也作了配合性的扩大。从上述电令的措词上来看，即可以明白，把第19军拨给A 集团军群指挥，是完全出自希特勒的命令。那么他为什么会如此呢？也许因为他最近接见了第16集团军的司令，布西将军(Gen. Busch)，受了后者的影响。布西将军已经了解我的意见，也许曾经把我们主张用装甲兵力从阿登作迅速前进的愿望，向希特勒提出了，同时也很可能，希特勒是独出心裁的作下了这个决定。他对战术上的空隙十分敏觉，并且在地图上面曾经花费了不少的时间。他可能会认清了最易于渡过马斯河之点即为色当，而在上游较远地区中的第四集团军装甲兵力，则可能要感到较多的困难。当他认清了色当为马斯河最合理想的渡口之后，于是照他的惯例，对于任何这种有诱惑性的目标，就一定会立即将它抓着不放。当我们获得了第19装甲军之后，固然是很感愉快，可是实际上，这种办法却分散了我方的装甲兵力。因为第19装甲军的军长，古德里安将军，对于他这个新任务，最先是感到很不高兴的，他始终相信坦克兵力应该集中在一个地方，作猛烈的打击。仅仅当我向他说明了本集团军群的作战理想，是想要把整个攻势的重点，移到南翼方面来，并使他也注意到在敌人后方的索姆河口地区，实在是一个具有诱惑性的目标之后，古德里安才开始对于我们的计划表现出来无限的热心。最后也是由于他的精力过人，才驱策着我们的坦克，绕过了敌人的侧背，直抵海峡海岸。当我知道我所主张的把大量的装甲部队，从像阿登这样困难地区中推进的观念，能够获古德里安这样的专家的同意，并认为它是具有相当的可行性时，对于我个人而言，当然也是如释重负。　再回头来说到把第19装甲军分配给A 集团军群的这一件事情，毫无疑问希特勒只是把它当作一种战术性的措施看待，其目的只是为了便利B 集团军群的渡河行动而已。　陆军总部对于其作战命令的补充也不曾提到任何新目标的规定。它也绝无意图想在A 集团军群地区中，向索姆河口的方向上发动一个大规模迂回运动，以寻求最后的决定。　11月21日，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又到科布仑兹向我们作了另一次访问。除了A 集团军群的各集团军司令都出席汇报以外，B 集团军群总司令，波克上将，和他所属的各集团军司令也都参加了。　其中有一点是特别值得一提。勃劳希契本已要求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申述其对于执行陆军总部作战计划时的意图，和已经作过的部署。可是当轮到我们本集团军群发言时，他却宣布他只想听取集团军司令们的意见。很明显，他是害怕A 集团军群总部又会乘机提出与作战命令相反的意见。　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只好再向陆军总部的首长提出了另外一个备忘录，说明我们对于攻势应如何执行的意见。　在此以前，我们有10月31日和11月6 日的两次备忘录，在此以后我们在11月30日，12月6 日，12月18日，和1 月12日，又曾四度提出同样的请求。所有这些备忘录大致都是相似的，所以此处对于其内容不拟加以赘述。　此时，似乎希特勒也已经不仅考虑到在A 集团军群地区中使用第19装甲军的问题，而且也更进一步考虑到假使集中在B 集团军群方面的装甲兵力，若不能如理想的那样迅速获得结果，则应该如何抽调额外的兵力以支援第19军的问题。根据在最高统帅部中记录战争日志的格莱勒所报道的，大约在11月中旬，希特勒曾经询问陆军总部，假使在必要时，能否和应用什么方法去增援古德里安的装甲军，格莱勒同时也报道，大约在11月20日，希特勒曾经训令陆军总部拟定一个计划，以便一旦当A 集团军群若获得了较迅速和较深远的战果时，能够迅速把攻势的主力从B 集团军群方面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来。　很显然的是以这个训令为根据，陆军总部在11月14日将原来位置在莱茵河以东的第14摩托化军，移到A 集团军群集结地区后方的位置上面。这个军虽然在名义上仍为总预备队中的一部分，但陆军总部却可以依照未来的情况，决定最后把它分配给哪一个集团军群。
　　究竟是希特勒，自己想到了把作战重点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来呢？还是他现在已经了解A 集团军群的意见呢？
　　11月24日，即为希特勒在柏林向三军高级首长训话的后一天，他召见伦德斯特上将，布西将军和古德里安将军。在返回科布伦兹的途中，我从布西的谈话中，得知希特勒在接见他们时，对于A 集团军群的观点，曾经表示极大的兴趣。假使真是如此，我相信他所主要关心的问题，就是增强本集团军群的装甲兵力，以在色当突破马斯河一线，借以帮助B 集团军群的行动。我认为伦德斯特很不可能利用这种机会，向希特勒当面提出我们自己所草拟的计划，尤其是正当勃劳希契的地位是如此危殆的时候，他更不会投井下石。　依照格莱勒的报导，早在10月底时，希特勒即已经从其侍卫长，希孟德的转呈，知道了我们的计划内容。至少就时间上来说，这种说法是不无可疑的。不过，希孟德却的确曾经奉了希特勒的命令来看我们，其目的是实地考查，是否真正像我们报告中所说的一样，恶劣的天气和地面的情况已经使攻势无法进行。利用这个机会，我们的作战处长，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曾经面告希孟德说，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向陆军总部提出一个新的攻击计划，并认为要比陆军总部的计划较好。　几天之后，布鲁门提特，在我同意之下(虽经过伦德斯特的批准，但我还是感到非常的勉强)又把我最后一个备忘录的抄件送与希孟德。它是被转呈给希特勒本人，抑或是给约德尔(Jodl)，我却无法断定。不过无论如何，当希特勒于1940年2 月17日，召见我要听取我对于西线攻势的意见时，他却似乎是绝未暗示出来，他已经看见过我们呈给陆军总部的任何备忘录。　也许在11月底时，希特勒的目标是想要保证，当作战已经在进展中时，可以把重点从B 集团军群方面，迅速转移到A 集团军群方面去。但这却并不代表对于现有的计划有任何的改变，更不代表他已经接受了我们的作战观念。尽管第14摩托化军是已经移驻在我们集结地区的后方，但原有的作战命令仍然充分的有效。还是像过去一样，首先还是由B 集团军群集中兵力向比利时北部挺进，以寻求胜利，而A 集团军群则仍然还是担负掩护的任务。唯一的差异，就是希特勒希望能作这样一种部署，使在较后的阶段中，攻势的重点可以迅速转移。但其条件却是B 集团军群未能如理想的获得成功，而A 集团军群又已经较迅速地获得了战果。　我在11月30日，向陆军总部又曾经提出一个新的备忘录，这是第一次获得了陆军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的答复，从他的答复中即可以了解上述的观念。　照我们自己的看法，一个新的攻击点，即通过A 集团军群方面，似乎终于已经形成了。只要阿登的突破能够成功，则作战范围就会向我们所已经说明的方向上扩展。　哈尔德虽已经承认我们的观念大致是与陆军总部一致的，但他却坚持着说，陆军总部有关第19和第14两军的命令，并不表示攻势已经有了一个新焦点，而只是表示必要时有创立一个的可能性而已。他更补充着说：“由于受着我们控制之外的影响，决定重点究应摆在那里，已经不再是一个计划的问题，而变成了作战本身中的一个指挥问题了。”　从上面的叙述中可以获得两个结论：(一)希特勒认为他作重要决定的权利，是已经连攻势的实际执行都包括在内了。(二)他认为攻势重点的位置，应根据攻势的如何发展来决定。无论如何就目前而论，他不是不知道我们自己的计划，就是故意不想采纳它。　哈尔德在12月15日，又有一个电话给我，更使我对于上述的后一种印象，获得了印证。 12月6 日，我又用私人名义写了一封信给哈尔德，再度说明有利于我们的作战计划的一切理由。实际上，这个信件也就把整个的“新”计划都包括在内。因为直到12月15日，尚未获得哈尔德的答复，于是就和首席参谋次长，斯德普纳格通了一个电话，问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的建议究竟准备拖到哪一天为止。于是哈尔德才打了一个电话给我。他向我保证说，陆军领袖们都完全同意于我们的意见。但他们却奉有严厉的命令，一定要把攻击重点摆在B 集团军群方面，而且必须等到攻势发动之后，始准有所转移。　从这里，也许就应假定陆军总部的领袖们，是实际上已经接受了我们的观点，并且也已经用某种方式，把这种观点转呈希特勒核夺了。但是，我同时又从华里蒙特将军(约德尔的副手)和罗斯堡将军(约德尔的作战处长)方面，得知陆军总部根本就不曾把我们的建议转告希特勒，让他知道有这样一种观念的存在！所以这一切都使我们感到大惑不解。　不管陆军总部是否会真正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这个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决不把重点放在A 集团军群方面的观念，却无论如何是与我们集团军群总部中的想法完全不相容的。　诚然，“坐以待敌”的观念是拿破仑所首创的。对于法国人而言，这几乎已经变成了一条公理，尤其是自从1914年，他们主动发动洛林攻势失败之后，更是如此。
　　在1940年，盟军统帅部毫无疑问也只能采取这个办法。因为他们希望让我们去担负发动攻势的沉重代价，所以他们有绝对的理由，应该坐以待敌。他们的责任就是要尽量避免在比利时作实力的考验，而同时应集中其一切的兵力，来向我们攻势的南侧面发动强大的反攻。　可是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就决不可以坐候时机，然后再来决定在何时何地打出我们的王牌，因为A 集团军群的作战计划是以“奇袭”为基础的。敌人很不可能料想到会有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透过阿登山地前进，并且还有一整个集团军的兵力跟在它的后面走。但是这个挺进要想达到其目标，即索姆河下游，则所有投入比利时南部的敌军也都应加以击溃。我们必须与这些兵力的残部，同时渡过马斯河，然后才能从后方攻击在比利时北部面对着B 集团军群的敌军。　同样，任何想击碎在我方南侧面(例如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强大敌军预备队的企图，也必须要我们能有足够兵力，足以在那一方面保持主动权时，才会有成功的希望。这又是为“第二幕”，即毁灭剩余敌军兵力，创立一个有利的跃出位置。
　　若是想要等待战况发展之后，才再来决定我方作战的重点位置，那么也就无异于放弃了用从南面迂回的运动，以歼灭比利时北部敌军的机会。同时，其意义也就是说使敌人有时间来得及对我方的南侧面部署一个反攻，这也是他能获得胜利的唯一机会。　假使说必须要看我们能否用不适当的兵力获致奇袭的效果，才再来决定是否把适当的兵力分配给A 集团军群，以作一个决定性的主力攻击。那么对于这种观念的最好批评就是引用老毛奇的格言：“一个在展开的最初阶段中所犯的错误，是永远无法矫正的。”　简言之，我们决不能坐待攻势的发展——到底是B 集团军群的集中攻击，能够击碎在比利时境内的敌军呢？还是一支孤单的第19装甲军，能够一直突破达到色当呢？假使要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则从一开始起就应给予我们以适当的装甲兵力和三个集团军——不过由于空间的不够，第三个集团军可以随后加入。所以我在12月6 日的备忘录中，特别声明所要求者不是两个集团军(共22个步兵师)和一个装甲军，而是三个集团军(共40个师)和两个机动军。很巧合的，以后当希特勒采纳了我们的计划时，实际我们所获得的兵力恰好就是这个数字。　所以我们还必须继续奋斗下去。我们现所要争取的主要问题，就是从作战一开始时起，不仅只用第19装甲军，而且还要加上第14摩托化军，立即从阿登地区通过，在色当渡过马斯河，并一直向索姆河下游长驱直入。此外，我们所要求的第三个集团军从一开始起，也就应立即向马斯河以西在我方南侧面展开的敌军，采取攻势的行动。　假使我们能使上级接受这两个要求——那么即使陆军总部仍不全部采纳我们的意见——这个攻势也就还是注定了会一直向我们所希望的途径发展，而终于达到最后的胜利。　假使诚如老毛奇所说的，我们自己的作战计划对于与敌人主力作了第一次遭遇之后的发展，他还是并无确实的把握；但是若开始时即无适当的兵力，则在最初阶段，攻势即将发生顿挫，那却又是可以断言的了。　可是老毛奇同时又指出，一个军事指挥官的眼光必须要越过这第一次的接触，而把它定在最后目标之上。照我们看来，那个所谓最后目标者就应该是在欧洲大陆的总体性胜利。这应该是整个德国攻势的目标。即使必须要分为两个明显的阶段来达到它也不要紧。　所以拿破仑的那种暂时不决定主攻方向的办法——这也正是希特勒所想要模仿的——在其他的情况中也许可以算是一个良好的解决，但在我们自己的这种情况中，其意义就是不以绝对的胜利为目标。　12月18日，由于我在12月6 日写给总参谋长的信件并未能产生理想中的效果，于是我又根据我们自己的作战观念，写了一个西战场攻势“作战计划草案”交给伦德斯特上将。因为他正要去与陆军总司令作一个简单的会谈，并准备在获得后者同意时，一同去谒见希特勒。12月22日，伦德斯特与勃劳希契举行了一次会谈，但却并未去谒见希特勒。我又同时曾用书面的形式，将这个草案呈送陆军总部，因为我希望这种简洁干脆的文件，也许可以比过去那些纯粹理论性的解释，要更能改变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态度。仅仅到了战后，我才知道作战处根本上就从来不曾由哈尔德方面收到我们的任何备忘录。　12月下半月的天气使任何发动攻势的思想都已经变得不在考虑之列。无论如何，似乎是最好等到过一段时间之后，才再来从头要求改变作战计划，因为截至目前为止，我们是已经提供了够多的思想粮食。因此我就可以回家去过圣诞节。当我从李格尼兹返回科布仑兹时，我又顺便经过在左森的陆军总部，看看我们的计划草案是否已经造成了何种印象。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又再度向我保证说，陆军总部是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但是他们却受到了希特勒命令的限制，不敢决定攻势重点究应放在何处。　还是像以前一样，我们并不知道陆军总司令是否已经向希特勒提出了我们的建议。不过似乎他是并未如此做过的，因为我从最高统帅部作战处中的胡辛格中校方面得知，自从11月5 日以来，勃劳希契即始终不曾接近过希特勒。　在新年的时候，希特勒的气象专家又开始活跃了。这种晴朗冻冰的天气，固然可以使空军从事于行动，可是寒冷的天气对于装甲兵的行动却是并不有利的——尤其是艾弗尔和阿登地区都已为积雪所盖满。可是不管怎样，希特勒却还是发出了代字命令，要部队分别进入最后的集结地区。　我们并未因此而受到阻吓，在1 月12日，又送了一个备忘录与陆军总部。其标题为“西方的攻势”，又还是重弹老调，说明有以最后胜利为目标之必要。虽然在那一个特殊的时间上，是已经无考虑改变作战计划。但我们感觉到一旦实际战争已经开始以后，我们的观念仍有受到考虑的机会。而且无论如何，这种发动攻势的命令，过去是曾经一再被中途打消，所以这次也还有如此的希望，于是我们就还有时间来得及要求作根本性的改变。　不过为了要达到这个目的，则我们必须要设法取消一直使我们的计划未被采纳的主要障碍物。这个障碍物在那里呢？依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内幕，则它就是希特勒本人。陆军总部虽经一再强调表示，虽然他们大致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可是希特勒的命令却是主张在作战尚未开始之前，决不先确定攻势的焦点。但是陆军总部事实上是否曾将我们的计划，向希特勒转呈呢？因为这是与他们自己的计划完全不同的。因为希特勒与陆军总部的首长，截至目前为止，都并未认真考虑到在西战场上有赢得决定性胜利的可能性，所以若是能够直接把我们的计划送给他看，则很可能会使他回心转意。
　　为了一劳永逸起见，在备忘录之外又付上了伦德斯特上将的一封私函，其中最后一段如下：　现在集团军群既已知道元首及最高统帅对于作战保有全盘的控制权，并保留着决定重点位置的权利(换言之，即陆军总部并无自由作下其自己的作战性决定)，所以我要求将这个备忘录直接呈请元首核夺。　〖文章来源 版权所有　春秋战国全球中文网 DeIgl8 〗这个要求是我所建议，但是伦德斯特却毫不迟疑地签字了。从某种程度上来说，这是不合于德国军事传统惯例的，因为只有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才有资格向最高统帅直接提出建议。　不过，假使陆军总部真正同意于我们的意见，则并无任何东西能够阻止它采取我们的作战计划，并且由其主动向希特勒提出。若是这一炮打响了，则可以有机会使希特勒对陆军总部产生良好的印象，而恢复其在有关陆上作战方面的一切最后权威。若能这样，则任何人也许都不会比我个人更感到高兴。因为我也是陆军总部中的旧人，在费里特希上将和贝克将军分任首长的时候，我是首席参谋次长，一心就只是想使陆军总部的地位提高。(注：我们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人员，从来就不曾想向外公开发表，说我们是这种新计划的创造者。事实上，直到战后，伦德斯特及布鲁门提特与利德尔- 哈特谈话之后，这个内幕才为世人所知晓。)　 假使相反，陆军总部是早已曾经向希特勒据理力争过而未获成功。那么因为希特勒一向对于伦德斯特上将的意见是很尊重的，所以此时若能把伦德斯特署名的计划再呈上去，则对于陆军总部的地位又一定可以产生相当的增强作用。　也许还有机会说服希特勒。照陆军总部所告诉我们的，他本人就是使我们政策不能实现的主要障碍物。对于这个备忘录，我们所获得的答复又是令人失望的。它说我们认为陆军总部只想追求有限的目标，这实在是一种误解。它又表示可能把更多的兵力拨配给A 集团军群，但其实际的时机却应由陆军总司令来决定。所以，它认为没有把我们的备忘录呈给希特勒之必要，并且确实向我们保证，陆军总司令是同意于我们的意见。　尽管陆军总司令说保证同意我们的意见，但事实上，我们却可以明显地看清楚，他并不愿意向希特勒提出照我们的建议，对作战计划作根本性的修改。反过来说，原有的作战计划仍继续有效。在比利时境内的战果，还是要想用B 集团军群的正面挺进来加以决定，至少在攻势的第一个阶段中，主力仍然还是集中在那一方面。　A 集团军群仍然还是担负着掩护作战的责任。它的任务也并未曾作任何的扩大。
　　至于以后攻势重点的移动，就还是要根据作战的进展来决定。A 集团军群并未获得其所需要的装甲兵力，照我们的计划，必须从一开始作战时就由我们指挥，才会有在比利时南部获得奇袭成功，和向索姆河口方向迂回敌后的希望。同时A 集团军群也不一定能享有另外再增加一个集团军的安全，为了掩护我们的攻势，和阻止敌人的反击，这也是必需的。　好像是不知不觉的，德国和同盟国的高级统帅部都认为在比利时北部正面冲突是比较安全，而不愿意采取冒险的行动。在德国方面为不愿采取A 集团军群的计划。
　　在盟军方面为未能避免在比利时交战，而集中全力打击德军的南侧面。　此时又发生了一个事件，有许多人认为这是一个决定性因素，足以促使德国当局对于其作战计划作根本上的改变，而采取了A 集团军群的建议。　第7 空降师的作战科长意外的迫降在比利时的境内，于是使第1 空军集团军的作战命令中至少有一部分落入了比利时人的手中。于是应该假定西方国家，透过比利时的关系，是可以知道德国现有作战计划的内容了。　事实上，这个不幸事件却并不曾使作战计划发生任何的改变，虽然也许在以后足以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更易于接受A 集团军群的建议。因为1 月25日，在拜德哥德斯堡(Bad Godesberg)，曾经举行过一个指挥官会议，AB两集团军群和所属各集团军的指挥官都曾参加。那距离这个不幸事件已经有了相当的时日，可是陆军总部的基本态度还是未有任何的改变。各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任务都大致还是像过去一样。
　　B 集团军群的任务略有扩大，第18集团军现在改为应占领荷兰全境，而不仅只是所谓“荷兰要塞”以外的地区。至于A 集团军群方面，则一切都照旧。虽然我们设法使第2 集团军部移到了我们的地区之内，但它也还是像第14装甲军一样，仍由陆军总部节制。尽管我奉我的指挥官的指示，曾经说明专把第19装甲军一个军从阿登地区中推进，是不一定能保证我们在色当获得成功，因为敌人在马斯河现在是已经集结了相当强大的兵力(法国第2 集团军)。可是勃劳希契却还是拒绝把它们交给我们指挥。由此可以证明高级当局的决心并无改变，仍然还是要想等到作战已经进行之后，才再来移动重点。它同时也证明作战命令在比利时的丧失，并不曾改变高级当局的决心。　虽然如此，五天之后根据我们在当时所获得的情报，A 集团军群又向陆军总部提出了新的一个备忘录。我们指明，今后可能有强大的法军兵力——尤其是机械化单位——会投入比利时南部。在这种环境之中，是决不可能希望第19装甲军的单独力量，足以克服这支敌军或强渡马斯河。　2 月7 日，我们在科布仑兹又举行了一次沙盘演习，从这次演习上也可以明白表示出来，若单独使用第19军是大有疑问的。哈尔德将军也出席参观这一次演习，我感觉到他至少最后也已经开始承认我们立场是正确的。　正当此时，我自己的命运却发生了一个突变。1 月27日，我接获通知说我已被任命为第38军的军长，其军部是正要在国内地区中开始成立。伦德斯特上将告诉我，在1 月25日那次会议中，陆军总司令早已把这个决定悄悄告诉他了。其理由是说，现在，一成立任何新的军部，就必须轮到我去接充军长，因为比我资浅的莱因哈特将军(Gen. Reinharht)同时也要升任军长了。从正常的人事程序上来看，这种办法固然是并无错误，但正当大攻势即将发动的前夕，却突然调动一个集团军群的参谋长，则似乎是很奇怪的。事实上，那些人事问题的考虑可能都是一种借口，毫无疑问，陆军总部对于我这样一再与他们顶撞，实在是感到厌烦，所以只想找一个机会把我这个厌物送走。　在上述的沙盘演习结束之后(那还是由我主持的)，伦德斯特上将就当着所有出席人员的面，向我致谢，表扬我在参谋长任内的功绩。他在这种场合中的措词，是足以深切反映出来那个伟大指挥官的一切慈爱和侠义的风度。此外使我更感到满足的，是我们集团军群中的两位集团军司令，布西将军和李斯特将军还有古德里安将军，对于我的离去也都表示真诚的悲哀和同情。　9 月9 日，我离开科布仑兹前往李格尼兹。　我所信任的同僚，布鲁门提特上校和垂斯考中校，却并不因为我的离去，而就放弃了这个斗争。他们仍然继续努力下去。　我相信，那可能是垂斯考的努力，才说服了他的朋友，希孟德(希特勒的侍卫长)，为我找到了一个机会，得以当面把我们的意见向希特勒陈述。　2 月17日，我奉召往柏林，以新任命的军长身份向希特勒报告。一同召见的还有其他的军长，在赐宴的时候，照例也都是希特勒一个人说话，大家不过随声附和而已。他表现出对于技术发明方面具有惊人的知识。　当我们在宴会结束起身告退时，希特勒就命令我随他往他的书房中去，在那里他请我把如何执行西线攻势的个人见解讲述给他听。我不知道他是否已经知道我们的计划，或是了解到何种程度。但无论如何，我却发现他了解得非常的快，并且完全同意于我所说的一切。　在这次谈话之后，我就立即把其内容写了一个节略送给A 集团军群总部参考：　当1940年2 月17日，以第38军军长身份向元首报告时，前集团军群参谋长获得了一个机会，把本集团军群对与西线作战的意见，曾向元首直接陈述。他的说明内容如下：　
　　(一)攻势的目标应为在陆上获致决定性的结果。对于现有作战命令中所规定的有限目标——即在比利时境内尽可能击败敌军的最大单位和占领海峡海岸之一部分——而言，这种政治和军事的赌注未免太高。在陆上的最后胜利才是合理的目标。
　　所以这个作战的目标应该是在法国赢得一种最后的决定，并击毁法国的抵抗。
　　(二)这就必须修改现有的作战命令，要求绝对地从一开始起，就把攻击重点摆在左翼方面，即为A 集团军群；它不可以再留在B 集团军群方面或是暂时不加以确定。
　　在现有的安排之下，最好的成就也不过是当英法盟军向比利时前进时，即对其作正面的攻击，并且使他们退向索姆河，到了那里作战即可能会发生停顿。　
　　假使若把主攻之点移到南面的A 集团军群方面，则其任务即为冲过比利时和马斯河并向索姆河下游的方向上挺进。那么预计在比利时北部出现的强大敌军，当受到B 集团军群正面攻击，被迫后退时，同时其后方也将被切断，而将遭到全面的毁灭。这只有当A 集团军群迅速冲到索姆河下游时，然后才有这样的可能性。这应该是战役的第一阶段。第二阶段则将为用一个强力的右面钩击，包围全部的法军。　
　　(三)要达成这个任务，A 集团军群应含有3 个集团军。所以另外一个集团军应加入在其北侧面。　
　　最北面的一个集团军(第2 集团军)的任务为越过马斯河，直趋索姆河下游，以切断在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退路。在其南面，另一个集团军(第12集团军)应在色当两侧渡过马斯河，然后转向西南方，以便用攻击方式，粉碎法军在马斯河以西的反攻企图。　
　　第三个集团军(第16集团军)，最初的任务为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掩护整个作战的南侧面。　
　　空军应尽量提早击碎法军的集中，因为假使法军还要作任何的企图，则一定就是要想在马斯河的两侧，作大规模的反攻，可能会延展到莫斯里河为止。　
　　(四)若专凭第19装甲军的兵力在色当强渡马斯河，那好象是只用一半的力量来作战。假使敌军在比利时南部，用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来迎击我们，则这一个军的兵力是太单薄，不足以迅速击碎敌军，并一直冲过马斯河一线。反之，假使敌人仅用其现有的强大兵力，扼守马斯河一线，则该军也同样无力单独渡河。　
　　假使我们准备使用摩托化兵力来作开路先锋，则至少应用两个军同时在查理维里(Charleville)和色当渡过马斯河。此外第4 集团军的装甲兵力也应在古费特(Givet)独立渡河。所以第14军从一开始时起，就应与古德里安军并肩前进，决不可以等候未来的发展才再决定它应该用在那一方面。　
　　元首对于上述的意见，完全表示同意。不久之后，就会有新的作战命令发布。
　　可惜，这个新的作战命令已经不再经过我的手中。我只知道2 月20日，希特勒命令颁发它。它的内容大致是与我长期苦战的要求相符合。其要点如下：　(一)两个装甲军(古德里安将军所率领的第19军，和魏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所率领的第14军)领导前进，应在查理维里与色当之间，渡过马斯河一线。他们由一个新成立的“装甲集团军”(Panzer Group)来指挥，司令为克莱斯特将军(Gen. V. Kleist)。　(二)原属B 集团军群的第4 集团军改属A 集团军群，并配以所要求的兵力。现在当第16集团军已经向南旋转时，所以有了空间，可以把该集团军立即插入A 集团军群的界内。　(三)原属B 集团军群的第4 集团军，也改由A 集团军群指挥，以使后者在向索姆河的前进中，可以获得必要的调度。(至少以后在前进过程中，A 集团军群是常常调动这个集团军最南端的军，以进展其边界。)　 依照这个新命令，陆军总部是已经暗中完全接受了A 集团军群的观点。作战的重点是已经完全移到了南翼方面。同时B 集团军群仍留有足够强大的兵力，共为3 个集团军，足以达成其在比利时北部和荷兰境内的任务。　A 集团军群现在就可以冲出阿登，越过马斯河，直达索姆河下游，以奇袭敌人。
　　这样可以阻止在比利时境内作战的敌军退过该河。它同时也能够有效的应付任何指向德军攻势南侧面的巨大反击。　关于1940年5 月间，德军突击作战的执行方面，我只拟作下述的评论：　应该感谢德国部队的优秀素质，尤其是装甲单位，结果B 集团军群的攻击所获得的成功，是远比所料想的要更具有决定性。因为比利时的要塞颇为坚强，而且他们又被迫只能作正面的攻击，所以这种成就是很难能可贵的。　尽管如此，盟军之所以在比利时北部一败涂地的真正决定性原因，却还是受到了奇袭。A 集团军群从阿登突出，越过了马斯河，直达到了海峡海岸。除了伦德斯特上将的卓越领导之外，我认为，这个成功主要的应归功于古德里安将军，他把集团军群的作战原则变成了实际的行动。　在比利时北部的成功，并不如理想中那样完全，依照丘吉尔所报导的数字，从敦克尔克撤出的敌军总数共为338,226 人，其中2,176 人为法军，尽管他们把一切的重兵器装备都丢光了。盟军之所以能够撤出的主因，是由于希特勒曾经两次命令我方装甲部队的停进——一次是在前进的途中，另一次则在敦克尔克的郊外。　对于后述的命令，共有三种不同的解释理由，但其真正的效果却无异于是在海峡上架了一道金桥，帮助英军的撤退。第一个原因为希特勒希望保留德国的装甲兵力以供法国战役第二阶段使用，就这一方面，据说凯特尔曾经告诉希特勒在敦克尔克附近的地形是不适宜于使用坦克的。第二个原因为戈林曾经向希特勒保证，空军即足以独力阻止敌军逃出敦克尔克。戈林是死要面子，而且极爱吹牛，所以我相信他很可能说过这些话。从军事的观点来看，上述的两种辩论都是错误的。依照希特勒与伦德斯特之间的谈话，第三个理由是说希特勒故意让英国人逃走，因为他相信这样可以增进与英国人之间的谅解。　不管这个答案是怎样，敦克尔克是希特勒所犯的一个最具有决定性的错误。它影响了其对不列颠的入侵企图，并使英国人以后在非洲和意大利能够继续作战。　尽管希特勒接受了A 集团军群的观念，从阿登冲出，切断在比利时北部的敌军，直起海岸并达到敦克尔克的门外为止，但是他却并未完全采纳其另一个观念，即同时为第二阶段建立一个起点。所以德国统帅部为了掩护A 集团军群机械化单位的前进，并防止敌军在马斯河两岸上的反攻起见，只留下一连串的兵力构成了一道防线。
　　显然它是认为用立即向南对马斯河以西地区发动攻击，一劳永逸的撕开敌人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的正面，以阻止敌人反攻的手段是未免太冒险了。　从以后在俄国战役中的经验上看来，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是的确具有某种天才，但他却缺乏一个军事指挥官所需要的彻底训练。这种训练使后者在一个作战的过程中，敢于接受相当的冒险，因为他知道他能够控制它们。所以在这种情况之中，希特勒宁愿采取防御行动的安全解决，而不愿接受A 集团军群所建议的较果敢的方法。
　　这对于希特勒而言，只可以说是运气太好，因为敌人并未发动任何大规模的反攻，虽然事实上，后者是很易于集中50个师左右的兵力，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反攻。
　　即使暂时放弃在荷比两国要塞地区以外的一切东西，也都是不要紧的。　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一幕完成之后，双方又再度沿着一条连续的正面互相对峙着，这条战线沿着马奇诺防线到卡里格南(Carignan)，然后再沿着埃纳河和下索姆河走。德军的第一个任务又是要再度突破这一道正面。所以在德军攻势的第二阶段中，为什么能使敌军如此迅速全面崩溃的主因是一共有两个：(一)由于在比利时北部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所以已无适当的人力来据守其从瑞士边界直到海岸为止的绵长战线。(二)法军的士气早已受到了重大的打击，而且更没有任何部队可以敌得上德国装甲部队的素质。假使盟军统帅的行动是像A 集团军群总部所想像的，则他应决定在马斯河的两侧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依照A 集团军群的计划，是应该趁敌军尚在集结阶段时，即先加以击碎，假使B 集团军群，同时在围歼了比利时北部的敌军之后，也在下索姆河之上，向前旋转照施里芬计划的典型，包围其余的法军，则我们可以在马奇诺防线的后方，以反正面一战而把敌军全部解决。　事实上，除了让英军从敦克尔克逃走了以外，我们在法国战场上还算是终于已经赢得了一次卓越的胜利。因此上述的分析也似乎是多余的。不过其唯一的重要性，也许即可证明，即使敌人能有较大的活力和较好的判断，这个“新”计划也还是照样能够赢得这次战役——不过在第一个阶段中，在马斯河与莫斯里河之间，也许将遭遇到紧急的场面。 　





　　第六章 第38军军长

　　成为旁观者

　　以后我在西线攻势的执行中所担负的任务就是如此的不重要，所以我甚至可以把这一段故事完全不列入回忆录中，也无关大局。我之所以要将其列入的主要原因，就是为了要对于当时在我指挥之下的部队所具有的勇气和优异的成就，表示感谢之意而已。另外还有一个原因，就是当德军在索姆河获得了突破的成功之后，第38军的作战可以当作一个“追击”的战例，我们从塞纳河一直进到了卢瓦尔河，不让敌人有喘息的机会，直到他最后崩溃为止。
　　当旁人正在继续为我的理想而工作时，我本人却在斯退丁(Stettin)忙里偷闲，坐看着我的军部从事于集中的工作，同时也一再奉命去视察正在波米拉尼亚和波兹南编组中的新师。　
　　1940年5 月10日，我在李格尼兹从无线电中收听到德军在西线已经发动攻势的消息，当时我正请了短假在那里休息。不用说，在以后几天之中，我的一切希望和热烈的愿望，都完全寄托在经阿登向前进攻的部队身上。他们是否能够在强大的法军赶到之前，就先冲过卢森堡的国境，而在巴斯通(Bastogne)的两侧透入比利时的防线呢？当装甲部队在色当渡过马斯河时，是否仍能维持其冲力，而构成包围敌军北翼的基础呢。　
　　读者一定能谅解我对那些暗害我的人的怨恨心情，当我曾经奋斗了许久之后，我的计划才在西战场上开花结果的时候，我个人却投闲置散地坐在德国的心脏地区中干看着。　
　　5 月10日的夜间，第38军的军部奉命移驻布仑斯维克(Brunswick)，从那里我们又进驻杜塞尔多夫，并由B 集团军群指挥。在以后几天之内，我还是无事可做，只是到处邀游，视察已经为我军所攻陷的比利时要塞。我也前往B 集团军群总部和第六集团军司令部去听取有关作战进展的简报。我在那里发现他们对于敌人的最后意图，仍无明确的概念。同时，陆军总部似乎也没有这种认识，因为它对于它自己的未来始终继续保持沉默，而不是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分界线向西北作更进一步的延伸。　
　　5 月16日，我们的军部改由A 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在巴斯通向我的老长官，伦德斯特上将报到。在那里我受到他，我的后任索顿斯滕将军(Gen. V. Sodenstern)，以及我旧日同僚们的热烈欢迎。并且也终于知道了通过阿登山地和渡过马斯河的作战，已经在顺利进行中。我们这个军拨交给第十二集团军指挥，它是担负向西直趋索姆河下游的任务，新成立的第2 集团军则准备夹在第12与第16两个集团军之间，其正面向西南。　
　　当我刚刚达到第12集团军的司令部时，就经验到一次希特勒直接干涉军事行动的事件，奉了希特勒的指示，陆军总部下达了一个命令，要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在此时不得再越过奥塞(Oise)河前进，而第12集团军则应转向西南并改取守势。第2 集团军现在就应插在第4 与第12两个集团军之间，并接替继续向西前进的任务。据说其理由为元首希望不惜一切的代价，以使德军避免受到任何挫败，因为即使只是暂时性的，也足以使本已降到了深渊中的法国士气再高涨起来。他害怕第12集团军若仍照原定计划，继续向西直趋索姆河下游，则其侧面即可能有暴露的危险。于是法军若从南面向马斯河以西发动一个反攻，则德军即可能受到一个挫折。　
　　换言之，政客的宣传利益是早已开始对于最高统帅的职务发生了妨碍作用。一方面，这是非常明白的，若是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暂停在奥塞河，就会有丧失了毁灭比利时北部境内敌军的机会，这个装甲集团军本是预定了要从后方包围敌人的。同时另一方面，命令第12集团军面对着西南改取守势。结果也就无异于是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自动放弃了主动权。事实上，在当时并并无理由可以预料敌军会在这个地区中作任何大规模的反攻。照A 集团军群的判断，敌人那个军的确在内心中有这样一个计划，但却至少要另一个星期的时间，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来发动这样一个反攻。不过，更主要的问题却还是在前一个冬天里，A 集团军群所一再向陆军总部陈述过的基本观念，那就是当趋向索姆河下游前进时，要想确保其南侧面的安全时，就只有采取一种攻势解决的办法。　
　　现在已经很显然，希特勒虽然并无足够的勇气，敢于在德军攻势的南侧面接受一个暂时性的冒险，但是他却已宣布他有权利对于陆军的作战作一种个人性和极琐碎的控制。　
　　不过事实上，在这个关头，希特勒之所以能用预防德军会受到暂时性挫败的理由，来当作他亲自干涉作战的借口，可能还是应该归罪于陆军总部的无能。尽管A 集团军群早就已经提出了这样的忠告，可是当第一支德军已经渡过了马斯河之后，陆军总部并未立即把第2 集团军插入正面中。它可以插在第4 与第12两个集团军之间，以担负向索姆河下游的前进；也可以插在第12与第16两个集团军之间，以在马斯河与奥塞河之间，向西南作攻势的前进。陆军总部未能做到这一点的理由，并不能推诿说，由于前线上空间不够，无法容纳这样多的师。因为当作战地区逐渐放宽之后，可以容纳更多兵力的空间也就自然有了。　
　　这个例证只不过是再次证明，即使没有任何的正当理由，计划的执行也总还是难于完全符合其最初设计者的理想。　
　　即使在这一次情况中，希特勒的干涉并不曾使作战受到太严重的影响(不像以后在敦刻尔克的郊外，命令克莱斯特装甲集团军停止进攻时那样的严重)，但是他指派给第12集团军所担负的防御性任务，却仍然使敌人获得了一个在埃纳河重建一个新正面的机会。以后在法兰西战役的第二阶段中，花了一些苦战的代价才再度将其突破。在这个具有决定性的地段中，若是采取攻势，即足以使任何完整的法军防线都无法建立，这个机会却终于被牺牲了。这一点，加上对敌军北翼的包围，也就是当我们考虑到无可避免的德军第二阶段攻势时，所向陆军总部提出的建议中的两个最重要的基本观念。　
　　此时，我们的军部也已经推进到了克里尔夫(Clerf)。那是一个风景如画的卢森堡小城。在这个时候我们已经不再是旁观者，而开始指挥着几个师，跟着第2 集团军的后面走。正当敌军的北翼马上就要遭到决定性失败的时候，而去担负这种无关大局的任务，实在是很令人感到丧气的。　
　　大约正是这个时候，我获得了消息说我的妻弟，罗西(V. Loesch)在布鲁塞尔的附近失踪了，他是一个俯冲轰炸机中队的队长。罗西是我的妻子的幼弟，当他在德累斯顿和马德堡读书时，总是住在我的家里。他是我的妻子最喜欢的一个兄弟，好像是我们的子女一样的亲密，他的年轻的太太现在也还住在李格尼兹，和我们住在一起。在以后几个星期中，她和她的母亲，以及我的妻子，都一直是忧烦不安，因为关于他的飞机和乘员都一直毫无消息。唯一确实知道的事情就是罗西是在攻击中失事的。直到法国战役结束了之后，我才能够去作调查，经过了长期的搜寻，才在布鲁塞尔的附近找到了飞机的残骸。根据询问附近居民的结果，得知当它刚刚要俯冲时，就被一颗高射炮弹击中了。有两个乘员跳伞逃命，当场被比军所击毙，一个在半空中，一个在地面上。我的内弟和另一个乘员则死在飞机里面。　
　　5 月25日，我们的军部奉命接替第14装甲军的任务，克莱斯特将军把这个军部，连同第9 装甲师和第2 摩托化师，留在艾贝维里- 亚眠(Abbeville-Amiens)地区中，以确保其在索姆河下游后方的安全。我们于5 月27日接防。　
　　在这个时候我们在索姆河下游的地区中还没有一个固定的正面。第14装甲军的第2 摩托化师，在该河左岸(南岸)上贝艾维里的周围，据守着一个桥头阵地。第9装甲师则在亚眠担负着同样的任务。中间的地区则仅只加以监视而已。第57 步兵师奉派接替第2 摩托化师的防务。　
　　不过敌军也不能集中足够数量的兵力，沿着下索姆河的河岸构成一条新的防线。我们在亚眠的桥头阵地显然面对着一个法国的殖民地师和一些英国兵力。艾贝维里桥头阵地则面对着一个英国师。我们的任务即为守住这两个桥头阵地。最初第9 装甲师与第2 摩托化师在交出了艾贝维里的防务后，本预定应留在索姆河以北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但是不久之后，它们也不声不响的抽回到了海峡海岸上，参加那里的战斗。　
　　当交接防务之时，第14装甲军的军长，温特夏将军(Gen. V. Wietersheim)曾经向我说过，他不相信敌人会有任何大规模活动的可能性。当他离去一个小时之后，报告就传来说两个桥头阵地受到猛烈的攻击，在每一方面也都有敌人的装甲兵力出现。到了下午时，攻击终被击退，在亚眠击毁了几辆法军的重坦克，在艾贝维里击毁了30辆英军的轻型及中型坦克。在后述方面，有一位名叫布林弗斯(Bringforth)的炮手，一个人就击毁了9 辆。他是我第一个授与武士级十字勋章的士兵。　
　　即使如此，我认为这些攻击是一种明证，足以表示敌人或者是希望把一支援军送过索姆河，去救援其正在受着严重压迫的北翼，又或者是想在下索姆河构成一个新的正面。这遂使我们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那就是我在上文说到希特勒对于第12集团军所颁发的命令已经分析过的，我们是应该在索姆河的下游仍然采取守势呢？还是应设法保持主动呢？　
　　很明显，第14装甲军奉命采取守势，结果毫无疑问，遂容许了敌人沿着下索姆河建立了一道新防线。的确，假使敌人一旦再调来了生力军，则我们是否仍能守住亚眠和艾贝维里两个桥头阵地，似乎都颇有问题。暂时留在索姆河北岸充当预备队的两个机械化师，对于任何为了桥头阵地而进行的战斗，都是极不适宜的，因为它们既不能填入桥头阵地增强它们的防御；而且必须等到敌人实际上铲除了桥头阵地，渡过了索姆河，它们才能用来担负反攻的任务。　
　　我根据上述的分析，遂认为我们应使用这两个机械化师(或用来替换它们的步兵师)在两个桥头阵地之间的地区，作一个渡河的奇袭，并向来攻的敌军作侧面的攻击。我曾经几度把这个意见向第4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将军提出，我们现在已经拨交该集团军指挥。我心里所想像的是在索姆河的南岸(前方)作一个机动性的战斗，直到比利时北部的战斗已经结束，德军北翼可以向前旋转渡过索姆河为止。我们的目标就是要阻止敌军构成一个连续的正面，挡住我军渡河。当然这是无可否认的，当这个军在该河的南岸作孤军的苦战时，这种战术可能会使它遭遇到非常困难的情况。这是一种冒险，当为了战略的连续性起见，却是必须要接受的，因为假使敌人有时间来稳定和巩固索姆河的正面，则我们再想攻击它，那就会更为困难了。
　　不过很不幸，第4 集团军的司令对于我们的一再要求都完全不理会，同时也不肯抽调第二线的师，事实上，那是可以供渡河之用的。这是他个人的决定呢？还是根据陆军总部的指示呢？我是无从知道的。结果，我们只好在两个桥头阵地之内，作防御的战斗，而听任敌人可以在两个桥头阵地之间，沿着河川线建立一道连续的正面。事实上，大家对于河川的防御，通常所知道的似乎不外两点，一为在河川的后面实行防御，另一为维持固定的桥头阵地以使其开放。用在河川前方地区中进行机动性战斗的方式，来掩护一条河川线的办法，却是教科书中所不常提到的。　
　　在以后的几天当中，敌人一直都在攻击这两个桥头阵地，有一个时期在亚眠周围的阵地似乎是很危险。不过当我对部队观察了一番之后却认为一切都不会有问题。在这次防御战中，第116 步兵团曾经有极英勇的表现，它是由我在第3 近卫步兵团中的老同事，未来的希尔林将军(Gen. Herrlein)所指挥的。　
　　另一方面，艾贝维里的情况在5 月29日却发生了严重的变化。在那里，第57步兵师经过了一连串的强行军之后，接替了第2 装甲师的防务，该师在过去是完全没有战斗经验的。当该师到达不久之后，敌人在强大的英军装甲兵力支援之下，发动了一个攻击，德军的阵地有数处被突破，不仅死伤惨重，而且事后发现还有被俘者。我自己驱车赶往艾贝维里，恰好遇着一营德军，可能是误解了命令，已经撤出了他们的阵地，现在正在通过该镇向后方背进。我立即命令他们转回原阵地，于是该师也就开始控制住了情况。　
　　因为克鲁格将军实际上已经授权我们，于必要时可以撤出这两个桥头阵地，所以当我们再度要求，想从艾贝维里的两侧渡过索姆河，用钳形的攻击击退敌军时，当然又受到了他的拒绝。这是可以证明在最高层的人，是希望避免冒任何最少量的危险，必须等到在比利时北部的战斗已经完全结束之后，才再来对于敌人现在正在构成中的新正面，作“有秩序”的攻击部署。　
　　不用说，敌人同时也利用这一段时间，调集自己的预备队，并从卡里格南(Crignan)地区中的马奇诺防线的终点起，到索姆河为止，建立一条新的正面线。在奥塞河与马斯河之间，由于希特勒早已自动放弃主动权，所以使敌人能在埃纳河建立他的正面。　
　　现在在索姆河以南保持主动权的一切企图也都已经放弃了。

　　向卢瓦尔河的突击前进

　　在西线战役的第二个阶段中，命运支配着我，使我几乎完全是居于旁观者的地位上。但在第二阶段中，却至少使我有获得一次充任大部队指挥官的经验。　我们虽一再企图说服上级，允许我们在敌人组成一条完整防线之前抢先渡过索姆河，但却毫无结果。现在在六月初，我们就开始准备计划中的攻击，那是第四集团军预定要在6 月5 日发动的。　在艾贝维里两侧的地区，现在由第2 军接管，军长为布罗克多夫伯爵(Gen.Count Brockdorff)。在该军与第38军之间，又夹着预定在艾里(Ailly)插入的第15装甲军，军长为霍斯将军(Gen. Hoth)。亚眠桥头阵地，包括第九装甲师在内，仍由第14装甲军接管(军长温特夏将军)，同时并改由另外一个集团军指挥。所以第38军负责的仅为皮克格尼(Picquigny)两侧各三十英里的地区。在第一线上它共有两个师，右面为苏台德(Sudeten)的第46步兵师，师长为哈斯少将(Maj-Gen. V. Hase)，左面为希萃本的第27步兵师，师长为布格曼中将(Lt-Gen. Bergmann)。伐里亚的第6 步兵师，师长为比格里本少将(Maj-Gen Biegeleben)，则留充预备队。
　　等到领先的两个师已经渡河之后，才用来完成突破的任务。
　　在我们自己这一方面，高地是逐渐向索姆河的河岸上趋于平缓，而且也无森林可供有效的掩蔽，反之在南岸，地形却变得险陡起来，足以使敌人对于我方的跃出阵地，获得充分的观察机会。不过河谷的实际宽度仅为几百码，由于在水边有许多厚密的植物，足以掩蔽着双方的前线。在南岸，仍在河谷之内，有几个村落，较著名的为布莱里(Breilly)、艾里和皮克克尼，敌人似乎都已经用重兵加以据守。像多数的法国村落一样，它们的巨型的房屋和坚厚的墙壁，足以为任何防御者提供优良的据点。在敌人防区的后方，直到南岸陡坡后面的高地上为止，又还有许多的村落和一些相当大型的森林，可以被敌人用来当作抵抗中心或掩蔽他的炮兵。　我这个军面对着两个法国师——一个是黑人的殖民地师，另一个为阿尔萨斯的第13师。情报指明敌人的炮兵在数量上决不比我方弱，甚至于可能更强。根据地形和兵力的比例来判断，我认为只有利用奇袭，我们的攻击才有最大的成功希望。所以我们的炮兵奉命保持着完全的沉默，直到突击已经开始发动时，才准射击。于是以后才用最大的火力，猛射南岸和河谷中的村落，以求消灭敌军对于我军实际渡河时的一切抵抗。　我方两个师的步兵都已在攻击的前夜，进入了河边丛林之中，并携带着一切渡河的工具。他们的任务为在拂晓时，用奇袭的方式渡过索姆河，并绕过那些村落前进。　六月五日拂晓时，我军沿着全线渡河，使敌人受到了完全的奇袭，顺利成功了。
　　不过在山坡上和村落中，敌人却开始展开了激烈的抵抗。　敌人的战斗颇为英勇，黑人具有一种嗜杀的天性，而且也轻视生命，阿尔萨斯人也是以勇敢善战著称，在第一次大战中他们曾经为德国提供了许多的优良战士。
　　在这次战斗中把这些德国青年当作敌人看待，实在是一种真正的悲剧。以后当我与俘虏们谈话时，有许多人告诉我，他们的父亲曾经在德国防军中或海军中服过役，并且引以为荣。我也还记得在第3 近卫步兵团中服役时，曾亲自训练过阿尔萨斯部队，其中多数是极优秀的军人。　我的军部指挥所设在一个距离前线很近的小丛林中，从那里监视着攻击的发动。
　　当我们对于渡河的大致成功已经很满意后，我就坐上了我的车前进。现在争夺控制高地和河边村落的战斗已经开始。有一件事使我感到惊异，就是敌方的炮兵是相当的不活跃，与我们所已经证实的炮兵连个数简直不成比例。很明显法军的炮兵还是具有太多的马奇诺心理。他们的射击很难适应环境，其集中火力的速度完全赶不上运动战所要求的标准。此外，他们的前进观察技术的发展程度也赶不上我们，其在这一方面的专门人才也不能与我方观察营的素质相提并论。而且1918年的胜利也使他们过分的自满，而不再求进步。无论如何对于我们而言，却是一个愉快的奇袭，因为敌人的炮兵效力还比不上在第一次大战中静态条件之下所遭遇到的。　虽然我自己的渡河行动相当冒险，因为刚刚建好的便桥还是位于敌方炮兵的射程之内。尽管如此，我还是平安的渡过，一直达到第27师的第63步兵团的位置。该团正由其卓越的团长，格莱勒上校(Col. Greiner)领导，已经攻占了对面的高地——不过损失却很重大。最使我感到敬佩的是一些伤兵的英勇，他们必须留在死地上等候车辆，在这个最初阶段中无法将他们后送。以后我又回到索姆河，经过另一个渡口，前往该师的第40步兵团方向，它构成了本军的左翼。它在纽里(Neuilly)森林的前面被钉住了，这个森林大部分是属于第14装甲军的邻近地区，而且还在敌人坚守之中。在这里，我担心也已经受到了相当巨大的损失，因为在其后方的艾里村仍在敌人的手中，使该团位于敌火下。尽管如此，控制着河谷的高地已经被攻占了。
　　在右方，第46步兵师已经顺利渡河，现在正占领着对面的高地。所以对于第一天的战果应该感到满意，尽管河边村落的争夺战一直打到深夜才停止。　至于在本军的两侧，第15装甲军已经渡过了索姆河，但却好久不能前进，因为敌军还在坚守着一个叫作艾莱尼斯(Arraines)的大型村落，阻塞了装甲车辆所必不可少的道路。 左面的第14装甲师，在一个准备性的炮击后，才从亚眠的桥头阵地中出击，因为受到了敌方雷阵的阻碍，也似乎已经滞留不进了。因此，它奉命向南进攻，结果使我们在以后的前进，就再也没有与它接触了。　6 月5 日的攻击使我们在索姆河的南岸，已经获得这样大的空间，所以在夜间就可以把第一批炮兵送过河去了。不过，敌人是否已经认输，还是会退后一步再继续作顽强的抵抗，那却是很难断定的。在这种情况之中，对于这样一个重要的问题，却完全缺乏情报。关于敌人的位置与意图，已经掩上了一层不能确定的疑云——这也是战争中经常存在着的因素。在这种时机中，若是过分的匆忙，即足以引起严重的挫败；反之若是延误了几个小时，则又足以让敌人建立一个新正面，而使我们在下一个回合中受到重大的损失。　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野战指挥官的态度若是坐候正确情报的来到，再采取行动，那么也就很少有希望获得战神的恩赐。所以在6 月6 日的清晨，我就赶往第46师的指挥所，此时它已经移到了该河的南岸。因为经过了一天的苦战，我发现每个人都还熟睡着。我向他们指明立即开始追击的必要，因为该师似乎已经不再与敌人有直接的接触了。我与师部人员一同前往该师的前进地区，发现第42团正在等候命令，尽管其正面的战斗实际上已经停止，我命令他们立即前进。接着我去视察本军的右翼的一个团。虽然事实上它已经准备前进，但却还正在想等候炮兵对于其前方的柯西(Coisy)村落和附近高地森林的攻击效力显示之后，再开始行动。当我感觉到这个村落、高地和森林都可能已经没有敌人占领时，于是就命令该团团长立即采取宽广正面前进，但却应把兵力分为疏开良好的小群。假使这些地点仍在敌人据守之中，则他们就一定会自动暴露出来，于是做好准备的炮兵，就可以立即将其击毁。而且当该团若照我所命令的方式前进，则不必害怕会遭到严重的损失。这位团长对于我的情况研判似乎明显表示怀疑，所以我自己坐上我的指挥车领先前进。当我们进入柯西村时，发现道路为一个栅栏所阻塞着，但却无人防守。从村落的里面还可以听到偶然的枪声。很明显是散兵游勇们所发射的。经过了简短的观察之后，我们就把车子开入村内，发现敌人的确已经撤退，此外高地和附近森林的前边也是一样的。
　　获得这些情报之后，我又驶返该团，告诉他们现在前进，并暗示他们今后应自己进行侦察的工作。虽然一位军长不应该亲自去担负巡逻搜索的任务，不过我却觉得在此种环境中有以身作则的必要，尤其是战斗部队对我还没有深刻的认识，而我却深信追击的效力，主要赖于指挥官的主动精神。我很高兴看到我的副官，希维德勒中尉(Lt. V. Schwerdtner)和年轻的驾驶员，拉吉尔中士(Sergeant Nagel)，对于这次意想不到的侦察旅行非常欣赏。　下午我又去视察第27师的两个团攻击赛斯蒙特(Saisemont)村。我偶然在最前线上与一位连长谈话。当他把情况向我报告了以后，就要求我把大地图展开，把总体情况解释给他听。等到满足了他的求知欲之后，我才返回军部，还带了一个伤兵一同回来，他对于我的情况讲解也同样极感兴趣。很侥幸，这个回程却很短，因为我的指挥所在此时已经移到了前线附近的一个小森林中。　6 月7 日，已经在前一天渡河的第6 师也在本军的极右端投入了战斗。这些顽强的威斯特伐利亚人，一向都是极优秀的斗士，表现出可佩的精神。当我在下午去视察该师时，发现潘克斯(Poix)地区的险陡洼地(对于敌人是极有用的掩护)早已被攻占。潘克斯小镇也已落入我们的手中，这个团正在忙于攻击这个地区远端的一个村落。虽然如此，潘克斯和其附近的道路却仍在敌方远程炮兵的威胁之下，情形相当的不愉快。有一位弹药车的驾驶兵发现他自己为炮火所阻止时，就赶紧躲在车底下，却忘记车上面装的是炮弹！这是使大家感到精神略为轻松的一件笑话。 那天下午我去视察第46师的一个团，它被钉在潘克斯地区的前方。不过到了黄昏时，与重兵器和炮兵取得了必要的连络之后，它又继续前进了。　第27师本来是战斗的主力，现在可以改调为第二线，因为追击毫无疑问已在顺利进行。该师在本军左侧面的位置，改用刚拨来的第1 骑兵师接替。　6 月8 日仍继续追击，仍由威斯特伐利亚部队决定其步调。第46师报告发现了敌军一百辆坦克的集中地，于是俯冲轰炸机立即奉命向其攻击。可惜的是该师并未利用这个机会把坦克俘获。他们都逃走了，若是采取迅速行动则可以将其一网打尽。
　　7 、8 两日的战斗经过使军部获得了一个印象，认为这些顽强的敌人现在所能做到的，就只不过是局部的和暂时的抵抗而已。但还可以假定他还会尽量收集兵力，使其安全的退过塞纳河的下游。到了那里，若是可能获得预备队的协助，则又将企图再行挺身而斗了。所以就本军而言，一切的成败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够迅速冲过塞纳河，而不让敌人有时间或机会重组一道防线。所以虽然在6 月8 日的夜间，本军距离塞纳河岸还大约有45英里，但是我却命令领先各师，在明天一天之内，要把它们的摩托化矛头，不仅推进到河岸上，而且还要实际上渡过该河。步兵的主力和马拖的炮兵也都应尽可能用其最高速度跟进，预定他们在6 月9 日也能达到塞纳河。第6 师的目标为李斯安德里斯(Les Andeleys)的渡口，第46师的目标则为费尔仑(Vernon)的渡口。　这些部队在过去4 天里，一直是且战且进，从未停息，所以这对于他们实在是一种过分的要求。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一个高级指挥官对于他的部下必须作最严格的要求，这样才能使他的部队在以后免于更艰苦的战斗和受到严重的损失。 而且全盘的作战情况也要求有采取迅速行动的必要。直到此时为止，法军似乎已经决心防御巴黎。在这个城防体系中，从奥塞河起到该城极北面马恩河为止，都已经驻有强大的敌军。假使我们能在巴黎的下游渡过塞纳河，则该城的防御就好像是断了铰链，敌军必须赶紧撤出该城，否则就有被切断的危险。　所以本军的情况注定了要向部队作最高度的要求。它要求所有各级指挥官表现出来最大限度的主动精神，并在行动中应使用最高的速度。像这样有利的机会是应该用双手去抓着的。　在6 月9 日这一整天中，从清晨到深夜，我一直都在路上奔跑着，以催促本军领先各师达到其所指定的目标。尽管我们的步兵已经够辛苦，但是他们却极兴奋地以最大限度的耐力，冲向他们的目标——塞纳河。这种现象实在使人感到愉快。　自然是难免有些摩擦发生，虽然在第6 师方面，一切似乎都极为顺利。在清早的时候，我会晤了两个师长，然后前往视察第46师。当大约在正午时，我达到第6 师在李斯安德里斯的渡河点，发现其搜索营早已到达了河岸上，其师部人员也已经在准备渡河工作，预定在下午执行。不幸，当搜索部队到达时，河的桥梁已经被炸断。在对岸高崖上，风景如画的李斯安德里斯小镇正在起火焚烧，那是一次俯冲轰炸机空袭的结果。它无异于事先通知敌人说，我们就要来了，实在并非我们所理想的。
　　在第46师方面却发生了一两件困难的事情。第一点，它的行动比预定的时间要迟了3 个小时。等到我视察了第6 师之后，再回到这方向来时，发现该师与其搜索营已经完全丧失了接触，而后者不管它已经到了那里，但却可以断定决不像第6 师的搜索营，已经达到了罗纳河边。我只好指示该师师长在本日黄昏时，应和我在费尔仑(他的渡河点)碰头，并且还补充了一句话，他至少要携带着他那走失了的搜索营一起。
　　于是我又回到李斯安德里斯，发现第6 师已经正在分三个点渡河，而且只面对着极微弱的抵抗。步兵和马拖的炮兵也都已经拼命的准时赶到了罗纳河边。　下午7时我回到了费尔仑，发现第46 师师长和他的搜索营已经到达了。不幸，敌人又来得及毁坏桥梁。因为南岸的敌军发射出了猛烈的机枪火力，所以我指示搜索部队应在黑暗掩蔽下再前进。　在这种混乱的追逐中，我无法照我的预想来使用第1 骑兵师——此时它已经达到了本军的地区中。它的位置还是太落后，而且集团军部把该师拨交我们指挥，事先又还有一个条件，即我只准把它用在奥塞河，以掩护集团军的左侧面，并应付从巴黎方面来的任何威胁。同时该师虽然还远在后方，但却报告说已经受到了敌方强大装甲兵力的攻击。这很明显就是从第46师手中溜走的坦克，现在却又正在威胁我们延伸得太长的侧面。　略为睡了一觉之后，6 月10日的清晨我又回到费尔仑，得知第46师的先头部队也已经渡过了该河。所以第38军是第一个在塞纳河南岸建立了稳定立足点的部队。
　　部队对于他们已经完成的追击，实在是有一切足以值得骄傲的理由。而我个人所更感到愉快的，是这个迅速的行动可能已经使本军在渡过塞纳河时免于一场苦战。 不过，第38军的地位却并不安全。它孤立于塞纳河的南岸，其右面的第15装甲军直到6 月10日，尚未能达到塞纳河，以后又转向勒阿弗尔(Le Havre)前进。第2 军还落后很远。在左侧面，巴黎是一个大问号，在那里可能隐藏着任何数量的敌军。
　　此外，第38军还需要2 天的时间，才能把全部兵力送过河去。在李斯安德里斯和费尔仑的两座浮桥，一再受到英国空军的攻击，在费尔仑的那一座的确一度被炸断了。
　　假使敌方指挥官在这一翼上，还有可以运用的预备队，则孤立在该河南岸的第38军就必然是他们的攻击目标。　当攻势开始时，第4 集团军司令克鲁格上将，曾经告诉我，陆军总部给他指定的作战目标，即为“在塞纳河南岸获得桥头阵地”。即使最高统帅的目标，不是想依照施里芬计划的路线，用强大的北翼绕过巴黎的西面，以决定法国战役中第二阶段的胜负，而是想集中装甲兵力，从西南向巴黎的东面实行突击；可是这个分配给第四集团军的任务，似乎还是极不妥当。因为那会把向巴黎东面的突击当作是决定性行动，而把C 集团军群对马奇诺防线的突破攻击，和B 集团军群向塞纳河下游的前进，当作次要的行动，可是我们却仍有保持主动的必要。A 集团军群要到6 月9 日才能开始其渡过埃纳河的进攻，而且它是否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也还是一个未知数。
　　同时，我们应假定敌人对于施里芬计划是认识有素，所以他不会忽视我们有渡过塞纳河下游，作大迂回运动的可能性，因此他也可能采取自己的对抗措施。这使我们更有理由在德军的右翼保持主动，而不让敌人在任何时间在这一方向作防御或反攻的部署。所以照我看，假使第4 集团军的战略任务使我们有理由必须向塞纳河以南继续进攻，则第38军若坐在一个桥头阵地中，等候敌人集中(可能的)优势兵力向它进攻，那才真是一种错误。　所以我要求集团军部允许等到我的军炮兵一渡过塞纳河，就立即向南进攻，而不再株守这个桥头阵地，此时我们已经把它扩展到了厄尔河(Eure)上。为了慎重起见，第20步兵师也已经奉命进到该河的南岸。此外，在6 月11日，我又要求集团军部批准把第1 骑兵师，从其在奥塞河的位置上，推进到塞纳河的南岸来，在这一天中，该师对于上述的敌方装甲兵也已经获得了一个漂亮的胜利。在这种环境中，我发现这是非常自然的，应用我们仅有的这个骑兵师，当作追击的矛头。我的意图是尽量提早用它来阻塞通到巴黎的铁路和公路。　不幸得很，我的建议却又为集团军部所批驳，因为它要首先等候上级的指示。
　　所以第1 骑兵师脱离了我的指挥，改由在第二线前进的第1 军指挥，奉命仍继续监视奥塞河的侧面，无论如何，总还是留在塞纳河以北。我感到十分的遗憾，这个精锐的师未能有机会发挥其特长而大显身手。　6 月11日发生了两件事情，都足以证实我的要求是正确的。第6 师的第58步兵团击落了敌方的一个驾驶员，发现他身上所带的文件，指出敌人已经下令作全面的撤退。其次，第46师报告，它正受着敌方坦克的强烈攻击——这表示敌人已经发现我们在河南的地位并感到很不舒服。我们如再消极下去，只会帮助敌人改善处境。　同一天夜间，第46师也击退了这个攻击，损失很可观。次日清晨，该师又报告在其正面的敌人准备再行攻击(估计坦克为110 辆)，并要求紧急援助。我就主动决定用我所有的三个师发动攻击。这个命令刚刚发出之后，集团军司令本人来了。他虽然同意我的决定，但因为陆军总部尚无新的作战命令来到，所以他还只能坚持他的立场。他所感到焦急的是我可能会不顾一切地命令我的军向前挺进。所以他严格地命令这个攻击应绝对不准越过埃鲁克斯- 帕赛(Evreux-Pacy)一线，为了保险起见，在同一天夜间他把集团军的命令又重述了一遍。　当左翼方面的第27师在攻击中已有良好进展时，右翼的第46师却报告说，因为在南岸，没有足够的炮兵、弹药和口粮，所以迄今还未能发动攻击。尽管如此，它却也已经击退了敌军的装甲攻击——不过敌方坦克的数量被证实不过50-60 辆而已。
　　以后几天之内又变成了一个追击的阶段。6 月13日，第2 军在我们的右面也渡过了罗纳河。那一天我们在法国著名小说家柯里特(Collette d'Arville)的别墅中过夜。这个建筑物极为精美，户外的游泳池对于我们大家更是恩赐。　6 月14日，陆军总司令来军部视察。我曾经把本军的成就向他提出报告，他虽然很注意，但对于其未来的意图却未作任何透露。　6 月15日，克鲁格上将告诉我，第4 集团军的目标现在已经定为勒芒(Le Mans)，并且强调说，应不顾两侧的部队一直向前挺进。对于我们而言，我觉得这些话实在是不必要。　6 月16日，本军各师沿着维特- 色洛切斯- 查特诺夫(Ferte-Senoches-Chataunenf)一线又遭遇到了有组织的抵抗。这些兵力为法国第1 、第2 、第3 三个机械化师的残部，它们在弗兰德之战以后从敦刻尔克逃走，然后又在布列斯特(Brest)再登陆。
　　同时也发现了两个阿尔及利亚(Spahi)旅和一个摩洛哥师的部队番号。到了黄昏，敌军的抵抗已经崩溃。在这里我特别欣赏第6 师官兵的英勇。　那一天黄昏时我又接到一个集团军的命令，决定以勒芒- 昂热(Angers)为我们的前进轴线。第1 军加入到我们的左面，第46师拨给它指挥。第15装甲军(抽去一个师被派去攻占瑟堡)也应进到下卢瓦尔(Loire)河，并在那里构成桥头阵地。这似乎就是结束了。 6月17 日，法国总理雷诺辞职，贝当元帅奉命组阁。这个老家伙是准备组织新的抵抗呢？还是法国政客们故意想让这位第一次大战中的老将来签订降约呢？　6 月18日，我们又接到了元首的命令，要求对于敌人作无情的追击——这对于我们而言，不是一个新的观念。我们作了一个强行军，有一个团几乎走了50英里，而林德曼中校(Col. Lindemann)的摩托化搜索营实际上已经达到了勒芒以西的某一点。我在波内塔布尔(Bonnetable)的中世纪堡垒中过夜。这一切都是古色古香的，除了我在下文中要说到的卢瓦尔河的堡垒以外，这可能是我进入法国境内以后，所看到的最动人的建筑物。　6 月19日，我乘车前进了30英里，赶上了林德曼的搜索营，一路没有看见一个德国兵。70年前，我的祖父曾经胜利的进入勒芒，现在我经过了那个庄严的大教堂。
　　路上我遇见了许多解除了武装的法国部队纷纷向东行军，还有一个已向林德曼投降的整个炮兵团，携带着全部的火炮与车辆。敌人显然是已经瓦解了。尽管如此，我发现林德曼的营在安吉尔斯的美因(Mayenne)河地区中被阻止住了。在对岸上可以发现有敌军的坦克，桥梁也在机枪火力威胁之下。林德曼又用他所仅有的炮兵，一个10门炮的摩托化炮兵连，去驱逐敌人，但并无效果。我沿着河岸走到距离桥梁有相当远的最前进位置上，发现除了桥头地区以外，其余的地方都很少有敌军。有一个中队长，显然是坐在河边等候想看敌军是否会自动放弃桥梁。我建议他从更下游的地方游过河去并且还说如果他愿意，我愿奉陪。这个办法马上发生了效力。不久以后，这整个中队的人员全身赤裸跳入河中，在敌方不注意之下达到了对岸。现在桥梁也已经是我们的了。我一直与这个搜索部队在一起，直到他们在该河彼岸上已经继续前进时，我才返回军指挥所。因为想到只有极少数的敌方坦克与机枪，即足以使这支搜索兵力在美因河停顿了达8 小时之久，所以我派我的资深副官，格拉弗中尉(Lt Graf)再赶回去直接严厉的命令林德曼，在这一夜中必须要渡过卢瓦尔河。
　　一点都不错，格拉弗发现这些部队正拟在该河的北岸停下来休息。他严格的执行命令，于是全营于同一夜间渡过了卢瓦尔河，格拉弗亲自指挥领先的橡皮艇。　在黑夜里，军部听到两个师的搜索部队都已渡过了卢瓦尔河的消息，我就立即赶往前方，当我到达时，发现这个河的宽度实在是很惊人。在西面的渡河点英格拉地斯(Ingrades)有一股强流，两岸之间的距离达600 码。高桥有两个圆拱已经被炸毁，中间必须要用浮桥来连结。高低几乎差了30英尺，中间架着极陡的跳板。甚至于一辆指挥车都很难开过去，所以一切重型车辆必须用渡船过河——由于河川的宽广，加上强流和许多沙滩，这也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　在另一个渡河点，查隆内斯(Chalonnes)的情况就比较单纯，因为河川在那里分成三个支流。在北面的两个支流上的桥梁都已经完整的落入我军的手中，所以我们只有160 码的宽度要渡过。在这一点上，我亲眼看见了一种不平凡的决斗。在上午所发现在对岸上的法军都还是没有武装的，下午却有重型坦克出现了。我们已经渡河的兵力不能够阻止它们，因为截至目前为止，还没有把任何火炮弄过河去。从查隆内斯的桥上，我看见一门德军的88mm高射炮与一辆法军重型坦克同时在对岸上进入阵地，并同时互相开火射击。很不幸，我们的炮马上被击毁了。但是，我们接着又送来了一门轻型反坦克炮，很巧的一炮就直接命中了敌方这辆32吨重型坦克前方的一个弱点，它立即起火燃烧。　那一天夜间，我移驻查隆内斯附近的色朗特(Serrant)堡垒中。这是一个著名的古迹，其美观壮丽的程度简直无法形容。不用说，我们对于原主人的财产极为尊重，对于一切古画陈设都非常小心的加以爱护。　到了6 月22日，第6 和第27两个师都已经完全渡过了卢瓦尔河。它们的搜索部队还更向前推进了一段，接受了无数法军部队的投降。　6 月23日，我们才知道在前一天，已经在贡比涅(Compiegne)森林签订了休战协定。法兰西战役已经结束。在军部所颁发的每日命令中，我对于我所指挥的各师深表感谢之意，因为他们具有自我牺牲、勇敢和合作的美德。我特别指出，它们都不曾享受装甲的保护或机械化的推进。在一连串的攻击作战，他们已经完成了300英里的追击。　轮子已经旋转了。从1918年的贡比涅到1940年的贡比涅中间，经过了一段漫长的路。今后我们又将向何处去呢？ 　





　　第七章 两个战役之间

　　法军放下武器的那天，德国人抹去了心中最黑的烙印——那就是1918年11月11日在法国福煦元帅停在贡比涅森林的专列上签订的停战条约。现在法国人在同一地点和同一车厢中签订了他们自己的投降条约。
　　1940年6月22日要算是希特勒一生事业中的顶点。自1918年以来，法国的军事力量对于德国始终是悬在头上的一个巨大威胁，现在却已经完全被打倒，不再是第三帝国的对手了。英国虽尚未遭到最后的失败，但却已经被逐出了欧洲大陆。俄国现在已经变成了德国的邻国，尽管有了莫斯科公约，仍然足以在东方构成一个潜在的威胁，但是由于德国在波兰和法国已经一再获得胜利，所以在最近的将来，它很不可能敢于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克里姆林宫的确曾经想乘德国有事于西方的时候，乘机作更进一步的扩张，那么显然它已经丧失了机会，它不应该让德军对盟军赢得如此迅速而决定的胜利。
　　德军虽在波兰和法国获得了如此巨大的成功，但这却并非说其领袖自从第一次贡比涅之后，就一直都在准备进行一次复仇的战争。与所有敌意的宣传家所说的情形都恰好相反，在1918年到1939年之间，德国总参谋部的政策，事实上绝不是想打一次报复性或侵略性的战争，而只是为了确保德国的安全。不过我们也应该承认，军事领袖们最后却终于容许希特勒操纵了他们，这也就是说他们承认了政策的优越地位。尽管他们并不同意这种政策，但除了发动一个政变，就无法推翻它。
　　希特勒虽然曾经竭尽全力重整军备，但这却并非成功的唯一原因。诚然，凡尔赛和约使德国处于无防御的状态，所以重新武装是战争胜利的一个先决条件。但是毫无疑问，德国的军事准备并不充分，陆上不如俄国，空中也不如西方国家。甚至单就部队、坦克、和火炮的数量而言，西方国家也至少能与德国相等，在某些方面还可能较为优越。西线战役的决定因素不是军备，而是德军方面的部队素质较佳，和领导较好。虽然不曾忘记战争中的那些不变的法则，但是自从1918年以来，德国国防军却只学会了一两件新东西而已。
　　休战之后，陆军总部开始采取步骤使相当数量的师复员，同时有某些步兵师也开始改编为装甲师或摩托化师。
　　第38军的军部最初移驻萨姆色雷(Samserre)地区，那是在卢瓦尔河的中游，处理某些师的改编工作。我们离开了那个古色古香的堡垒，移到一个较小的别墅中。我们这个新居是一个假古董，一位酒商的私产，到处都显得趣味极为低劣，唯一值得欣赏的就是在小山的顶上可以遥望卢瓦尔河的河谷。
　　7月19日，所有高级将领都被召往柏林，去参加德国国会的开会典礼，希特勒在那里正式宣布西线战役已经结束。同时他为了表示国家对军人的感谢，给予一部分高级军官以荣誉，好像战争已经完全胜利了一样。自然，德国人民是应该感谢军队，但是我们军人却感到这种赏赐在性质与范围上都似乎有一点过度。
　　希特勒同时任命了一打陆军元帅和一位海军元帅，这种行动毫无疑问足以使这种官阶的威望贬值，过去在德国这是一种极高贵的荣誉。除了威廉二世曾在和平时期任命几位元帅以外，其余的人都是必须亲冒炮火立下极大的战功才能获得这种尊号。　
　　波兰战役结束时，陆军总司令与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是能够符合这个要求的，但是希特勒却未把他们升任元帅以表示对于陆军的感谢。现在他却一次制造了一打元帅，除了曾经打了两次卓越战役的总司令以外，还包括着三军统帅部的主管在内，他既不是指挥官又不是参谋长。另外还有空军部的副部长，他的组织功绩固不可没，但却决不足以与陆军总司令相提并论。
　　希特勒最狂妄的行动要算是把戈林升到了陆海两军总司令的头上，任命他为帝国大元帅，并使他成了铁十字章中的大十字级勋章的唯一受领者。在这种情形之下，这种嘉奖的方式似乎是故意贬抑勃劳希契，这也可以明显表现出希特勒对于陆军总部的看法。
　　这一天我也得知我这个军已经有了新任务。我们应移驻海峡海岸上并准备入侵英国，有3个步兵师交给我们指挥。我们的营区设在列托库特(Le Touquet)，是靠近包罗根的海滨胜地，有许多英国人在那里建有美丽的别墅。我们的军部设在一个极豪华的大旅馆内。我和几个机要人员则住在一个小别墅中，那是属于一位法国船主的。虽然主人已经逃走，但是他却留下了他的家务管理人员在那里照料一切。与以后盟军在德国的行为恰好成一个对比，我们德国人在法国并未以主人自居，对于敌人的财产从不敢任意占有。由于我们部队的纪律严明，我们在法国居留的六个月里，从未与平民发生过激烈的争执。
　　我们在海岸上驻防使我们在11月中旬都还有洗海水澡的机会，这对于我的随从人员是一件极愉快的事情。有一次，我们忘记了在英吉利海峡中高低潮位的相差可达26英尺，所以几乎出了危险。这对于渡海攻英的问题也是一个极重要的因素。
　　但是这个美丽国家的享受和吸引力，以及在胜利之后的休息，都不曾软化我们的部队——通常这是占领军极难避免的。因为我们需要训练部队执行一个全新的任务，所以大家一点都不敢懈惰。部队每天都在沙丘上演习，那里有许多地方都与想象中的登陆地区相似。等到我们的渡海工具到达之后——改造后的莱茵河和易北河的驳船、小拖船和摩托船等——在风平浪静的天气中，我们就可以和海军一同练习上船和下船的工作。这些船员对于其任务也都不太熟练，不过我们深信只要有时间就可以学会。

　　海狮作战

　　我想这是适当的位置，容许我在这里对于希特勒的入侵计划和使他放弃这个计划的理由，可以略加评论。
　　假使希特勒是真正相信在法国被击败他就赢得了这次战争，而征服英国只不过是一个时间问题，那么他才是错到底了。英国人对于他的招降反应冰冷，证明英国的政府与人民都无法说服。
　　于是希特勒和三军统帅部就要不得已而思其次了。
　　任何政治家或最高统帅，当战争中突然有全新的情况发生时，就都会要面临着一个同样的问题——或者是军事上的挫败，或者是政治方面有意想不到的发展，例如有一个另外的强国加入了敌方。在这种情况中，他也许将会毫无选择的余地，而必须把现有的“战争计划”完全丢弃掉。同时，大家也许会感觉到他对自己的资源估计得太高，而对于敌人的则又未免估计得太低，所以才会受挫，或者是在政治判断方面犯了错误。
　　但是当他的军事作战目标已经完全达到，而且更远超过最初的料想，那么一位国家元帅或最高统帅在研究何为“下一步骤”时，情形就大不相同。当时的德国究竟有没有所谓“战争计划”，实在是一个很大的疑问。
　　诚然，并无任何的战争是完全依照某一方面的固定计划而发展。但是自从1939年9月起，希特勒即已冒险与英法两国作战，他也就有责任应该事先考虑到各种不同的可能发展以及应付的方法。非常明显，在对法国的攻势尚未发动之前，甚至在攻势之中，德国的最高统帅部都毫无“战争计划”，以决定一旦所希望的胜利赢得之后，还应该采取何种措施。希特勒希望英国人会自动投降，至于他的军事顾问们，则感觉到应该等候“元首的决定”。
　　上述的情况是德国缺乏完善军事高层组织的必然后果。当希特勒自兼最高统帅之际，他并不曾建立一个帝国总参谋部，负责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事实上，在负责作政治决定的国家元首之下，并无一个军事权威当局被授权负责拟定这种全盘战略。从一开始，希特勒就是把最高统帅部当作是一个军事秘书处看待，无论如何，它的负责人凯特尔也是一个最没有能力向希特勒就战略问题提供顾问意见的人。
　　至于说到三个军种的总司令，希特勒实际上就完全不准许他们对于大战略发生任何的影响。他们虽然也偶然在私人的谈话中，可以发表对有关政策问题的意见，但是最后希特勒却还是根据其自己的思考来作决定。希特勒是如此的坚持认为只有他有权决定一个政策，除了在挪威的作战中，雷德尔(Raeder)也许曾经作最初的建议以外，据我所知再没有其他有关全盘战争政策的基本决定，是可以归功于任何一位三军首脑的。
　　因为没有任何机构曾经获得草拟“战争计划”的授权，而最高统帅部则更是如此，其结果是所有的人都只好听命于“元首的直觉”。像凯特尔和戈林之流，对希特勒一直视为天生圣人，甘愿俯首贴耳。而勃劳希契和雷德尔只好沉默地接受。事实上，所有三军的总参谋部，在它们的内部固然也都进行过对长期政策的研究，但这对大局却是毫无补益的(例如早在1939年到1940年的冬季，雷德尔元帅曾命令海军总参谋部研究在英国海岸上登陆的技术可能性与要求。)。德国并无一个希特勒认为不仅是一个专家或是执行者，而且有资格负责主管全面战略的真正的总参谋长。
　　这种指挥形式，其结果就是如我在上文中所说的，当西战场的战役结束之后，我们马上就面对着下一步骤应如何进行的问题。
　　除此以外，德国的最高统帅部又有两个新的事实要应付：
　　1. 有一个尚未击败的英国存在着，它还是不愿意与德国媾和。
　　2. 我们的新邻国俄国有出面干涉的危险，不管它现在如何装着爱好和平。在1939年11月间，当希特勒强调说明在西线有速战速决的必要时，他也就早已认清了这个威胁的存在。
　　基于这两个事实，很明显第三帝国的最迫切任务就是应该赶紧结束与英国的战争，只有这样才能使斯大林错过渔翁得利的机会。
　　假使无法使英德之间获得谅解，则德国必须要尝试用军事实力消灭其最后的对手——英国。这实在是一个悲剧，因为在这段时间里，双方都不曾企图用常识作基础，一劳永逸地决定今后欧洲的命运。一点都不假，希特勒愿意避免与英国之间的生死决斗，因为他的真正目标是在东面。
　　不过在法国战役结束之后，他在德国国会中所发表的和平试探讲话却未免太空泛，不可能引起良好反应。此外，希特勒此时因胜而骄，对于他自己的必胜已经具有狂热的信心，所以即使对方同意和谈，他是否肯接受一个以理智和正义为基础的和约也似乎还颇有疑问。而且更进一步，他现在也已经是他自己行为的俘虏，他已经把波兰的一半和波罗的海国家都送给了俄国，只有用一次新的战争才能收回这些土地。他容许意大利贪食法国的领土，使他自己对于其同盟国具有依赖作用。最后，自从吞并捷克之后，他在全世界上的信用已经破产，即使他愿意签订任何协定，可是却不会有人愿意再相信他。
　　假使希特勒在击败了法国之后，能用谈判的手段建立一个合理的和平，则德国人民对他就会高呼万岁。
　　德国人并不想把那些波兰人口占绝对多数的土地并入帝国版图之内，他们也不想收回过去曾经一度属于神圣罗马帝国的地区。所谓优秀种族应该支配欧洲甚至整个世界的观念，除了少数狂热的党徒以外在德国并没有人对它加以认真的考虑。希特勒只要吹一声口哨，命令他的宣传队向后转，则德国人民拥护合理和平的呼声马上就会自动表现出来。
　　不过在另一方面，英国的民族性——丘吉尔个人就是标准代表——却很可能阻止英国人在战争的这个阶段中或任何以后的阶段中，对一个合理的和平解决作任何认真的考虑。英国人的韧性是很值得敬佩的，当他们一旦投入了战斗，不管当前的情况是如何艰险，他们都有打到底的决心。尤其是他们只知道无条件痛恨希特勒和他的政权，还有所谓“普鲁士主义”，但却忽视了俄国是一个更坏的政治制度，对于欧洲也是一个更大的威胁。此外英国政策也还有一种传统的偏见，即维持欧洲的力量平衡。英国投入战争的最后动机即为重建这种平衡，因为德国在欧陆上太强大了，所以英国才要求击败它。英国人却不曾认清世界局势已经改变了，俄国已经成为世界上的大害，所以世界性的力量平衡才是更大的需要。
　　除此以外，丘吉尔这个人也许具有过份的战士气质。他的心目中所注意的问题就只是战斗和最后的胜利，其视线不曾超过军事目标透入政治的领域。仅仅在几年以后，当俄国人已经进入了巴尔干，丘吉尔才开始注意到此种发展的危险，可是到了此时，他却已经斗不过罗斯福与斯大林的联合势力。
　　此外，像丘吉尔这样的人，当然不会忽视俄国对于德国所具有的潜在威胁作用。不过专就战争而论，他却认为这是对于英国有利的。相反，他却从来不曾想到，若是此时与德国妥协言和，则不久两个极权国家就会互相火并。事实上，丘吉尔对于德俄两国的强弱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就一定会认清这是一个二虎相斗两败俱伤的局势。所以这个局势的结果会自动使盎格鲁撒克逊民族成为世界的主宰——姑不说这个斗争足以决定这两个极权统治者的最后命运。
　　在一个独裁、思想斗争、和“十字军”的时代中，群众的感情被放纵的宣传所操纵，所谓“理性”简直已经不存在。所以对于双方人民和整个欧洲而言都至为不幸，英德两国终于没有其他的路好走，只好继续打下去。
　　所以在西线战役结束之后，德国最高统帅部对于下一步骤的问题的答案还是继续对英国作战。但是由于事实上德国方面并无一个超出了欧陆西战场以外的战争计划，所以也就注定了要产生严重的后果。现在当希特勒考虑入侵英国的计划时(他却并未真正下决心)，一切达到这个目标的实际准备却都没有完成。因此，我们错过了一个立即利用英国弱点的最好机会。现在才开始准备，终于浪费了许多的时间，结果使任何登陆的成功仅仅因为天气的原因都变得大有疑问了。
　　这个最后的事实，再加上其他的因素(下文中将详述)，终于使希特勒有了理由(或者可以说是借口)放弃其侵英的计划，直接转头去打击俄国。这个结果是大家都知道的。　
　　在我尚未说明这个决定性改变的理由前，我觉得应首先分析，假使希特勒终于发动对英之战，其成功的机会又有多大？
　　我们有三种方法可以使用，第一是切断其海上补给线迫使英国人屈膝。因为德国现在已经完全据有挪威、荷兰、比利时和法国的海岸，可以用它们来当作空中和潜艇战的基地，所以就这点而言，德国的是比较有利的。
　　而资源方面却不那么有利。就海军而言，潜艇的数量距离适当的标准还差得太远了，而重型军舰更谈不上，尤其是航空母舰，即使对于潜艇战而言，这些军舰的合作也是必要的。此外，当我们尚未能使英国空军丧失作用之前，英国的反潜防御也还是会较占上风。至于说到空军方面，它的任务应该分为下述三个方面：
　　1. 获得制空权，至少应能消灭英国空军参加反潜战的能力。
　　2. 瘫痪英国的港口。
　　3. 与我方潜艇有效的合作，攻击敌人的船只。
　　实际上，这些工作也就等于是要压倒英国空军，并毁灭它的生产中心。
　　不列颠之战足以证明，在1940年德国空军还并无能力达到这个目标。假使在那一年8、9两个月的天气不那样坏，又或是德国不把它的注意力从与英国空军的战斗改变为对伦敦的攻击，结果是否会不同，却是无法断定的事情。
　　不过总而言之，由于德国的轰炸机数量非常有限，而远程战斗机又极缺乏，所以在1940年的夏季要想迅速压倒英国空军和毁灭生产中心似乎是不可能的。战斗如果单凭物质资源的数量来决定，那么所需时间和力量常会超出原有的估计。若双方多少是势均力敌时，则战斗就只有凭借优越的领导，才能达到速决的目的，而很少是靠实力的对拼。
　　所以我们必须要准备进行长期的战斗。正好像为了保证成功，潜艇舰队必须首先加以扩充一样，对于空军方面也必须要采取相似的步骤。
　　这是一个必须要正视的事实，要想用杜黑将军(Gen. Douhet)所想像的“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方法，来迫使一个像英国这样的大国屈服，至少就当时而言，那实在是一种天真的想法。后来盟军对于德国的空中战争也是一样的没有效果。
　　无论如何，假使一旦决定了要用切断海上交通线的方法迫使英国屈膝，则德国的全部战争潜力就应完全用来生产潜艇和飞机。为了这个目标也就必须裁减陆军，以便把人力转用到工业方面去。
　　这种斗争将是长期的，这也就是其危险之所在。谁都不知道俄国人会安静到什么时候。德国若是裁减了它的陆军，并且把其全部空军用来对付英国人，则俄国即使不发动战争也至少要作作政治上的敲诈。
　　另外一个危险为美国也许不会坐视英国慢慢地被德国绞死，而会有提早出面干涉的可能性。专就空军和海军的战斗而言，他们是可以很快的参加。若是德军实际入侵英国，则他们也许会太迟了。不过尽管如此，若是德国有一个真正的战略性政策，这个行动路线是有成功希望的。当然，我们随时都应提防美俄两国干涉的可能性，而且也必须坚持毁灭英国空军和切断英国补给线这两个主要目标。凡是任何想用对城市的攻击来打击敌方民心士气的企图都只会妨碍获得胜利的机会。
　　第二个可能击败英国的方法，我可以称之为地中海的争夺。希特勒——甚至可以说包括全体德国军事领袖人物在内——都曾经被人指责为不能跳出“大陆”式思想方式的圈子，从来不曾认清地中海作为不列颠帝国生命线的重要意义。
　　也许这是事实，希特勒的思想仅以大陆为限度，不过英国若丧失了其在地中海的地位，是否就会被迫放弃战斗；另一方面，地中海地区的征服，对于德国又究竟有些什么后果，似乎都是颇有疑问的。
　　无疑，地中海的丧失对英国将是一个严重的打击。对印度、近东和石油供应所可能产生的效果都将会十分严重。此外这个海的封锁，也足以使英国的粮食问题变得更为严重。
　　但是这个打击是否会致命呢？照我看是不会的。英国人绕过好望角还是可以与中东和远东取得联系，除非用潜艇和飞机严密封锁英伦三岛，否则这条交通线是切不断的——也就是说仍要用上述的第一种方法。可是第一种方法却可能足以钉住了德国空军的全部资源，而使它无余力来应付地中海方面了！英国人若是丧失了直布罗陀、马耳他、和它在埃及及近东的阵地，固然会感到极大的痛苦，但却还绝对不至于致命。而且照英国人的民族性来看，那只会更增强其民族意志而已。英国人是决不会认输的，而只会打得更激烈。说地中海为大英帝国生命线的口号实在是一种谎言。同时英国的各自治领也决不会撤回它们对于英国的支援。
　　第二个问题是地中海争夺战对德国本身又有什么后果。第一点，意大利虽然可以当作一个良好的作战基地，但是它的军事力量在这个斗争中只能作非常微弱的贡献，这是众所周知的。尤其是意大利的舰队绝对无力把英国的舰队逐出地中海。
　　所以这个斗争的主要责任就会落在德国人的头上，可是意大利把地中海当作是它的私产看待，并要求全盘的指挥权，事实上只会使德国人更感到困难。
　　假使我们要剥夺英国人在地中海的地位，使其受到致命的打击，则马耳他和直布罗陀必须攻占，并且还要把英国人逐出埃及和希腊。毫无疑问，假使德国要想把它的战略焦点移到地中海方向，则这个任务就必须要用“军事”的方式来加以解决。
　　但问题却不只此而已。要想夺获直布罗陀则必须首先获得西班牙的同意——事实上永远不可能——或者是对西班牙人施加压力。这两条路线的意义都是要结束西班牙的中立状态。不管能否获得马德里和里斯本的同意，德国都将毫无选择余地，必须保护全部的伊比里亚海岸线，并保障那个地区的补给。这两个国家都会有抵抗的可能，尤其是葡萄牙，而且它的殖民地将立即被英国占领。无论如何，伊比里亚半岛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将会吞食相当数量的德国陆军，而德国强占西班牙与葡萄牙，在美国和拉丁美洲所引起的反应也将会十分有害。
　　由于意大利和西班牙都要求瓜分法国的殖民地，所以与法国之间难以获得真正的和约。最后德国将要被迫占领法属北非，以防止像英国这样的海洋国家有一天会企图在地中海内再获得一个立足点。
　　一旦英国人被逐出了埃及和希腊，德国人似乎又有进入近东的必要，尤其是为了切断英国的石油供应来源。有人认为在近东建立一个基地，对于德国有两大利益：一、有威胁印度的可能性，二、可以威胁俄国的侧面，以吓阻其干涉德国的行动。我感觉到这些说法是不现实的。除了德国部队进入这些国家后对当地的人民会引起不良的反应外，还有其他两方面也必须注意。
　　从近东地区向印度和俄国作战，仅仅因为补给的原因，决不可能有真正的成功。因为英国是一个海权国家，所以它在这里较占上风。此外，德军在近东的出现的结果也许会促使俄国提前发动对德国的战争。
　　照我看来，地中海整个问题的关键就是：即使英国人丧失了地中海的控制权，也并不足以决定其命运。进一步说，假使为了争夺地中海的主权要发生决定性的战斗，则最后将会牵制大量的德军，足以引诱俄国向德国发动侵略。假使我们考虑到俄国也许会感兴趣的战利品——巴尔干和在近东的影响势力——就更会觉得它有必要向德国发动战争。
　　从地中海方向打击英国的想法，事实上与拿破仑想取道埃及征服印度以打击英国的幻想颇为相似。这条路线将使德国的兵力长期用于不具有决定性的方向上。此外，它也可以使英国的本土有时间重整军备，而且也使俄国感到德国有隙可乘。　
　　由于地中海的路线并不能对我们与英国的战争产生决定性作用，于是我们就要考虑第三条路线，即入侵英国本土。
　　未说到这一点以前，我应提到我们地中海战略的实际结果。正像以后在俄国方向所常犯的老毛病一样，希特勒总是不能在适当的时机中使用适当的兵力。他最大的错误就是没有能一鼓作气攻下马耳他，这在最初的阶段几乎毫无疑问能够成功。他这个失误对以后最终丧失北非和其他一切后果是决定性的。
　　1940年6月间，希特勒开始构想侵英的计划(不过如我所说的，并无决心)，并命令开始作适当的准备。
　　这个作战被定名为“海狮”(Sealion)，但是仅当某些先决条件已经完成后才准备实行。这个计划在执行方面的准备，以及许多的争执(主要是海陆两军之间的)，都早已有他人讨论过了。因此，本书对于这一部分将完全不加以赘述。
　　这里所准备要做的事情，就仅以下述三个重要问题的检讨为限：
　　1. 入侵英格兰能够迫使它放弃斗争么？假使这个行动成功，足以决定全局么？
　　2. 入侵确有成功的希望么？失败的后果将如何？
　　3. 希特勒根据什么理由，终于放弃这个计划(也就是放弃解决英国的念头)而转向俄国进攻呢？
　　关于第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可以说入侵是压倒英国最迅速的方法，其他两个方法都不能达到速决的目的。但这是否即为最后的结局呢？即使英伦三岛沦陷了，丘吉尔政府很可能还会迁到加拿大再继续打下去。至于其他的自治领是否仍服从它的领导却是无法预知的。不过无论如何，征服了英伦三岛也还是不等于大英帝国的完全失败。(注：英国人民是否会继续抵抗，抑或会有傀儡政权出现，这也是无法预测的。)
　　不过最重要一点却是可以断定的，若是德国征服了英伦三岛，将使对方丧失了向欧陆发动海上攻击时所绝对不可少的基地——至少就那个时候而言是这样的。即使美国投入战争，在那个时候若无这个岛屿作跳板，要想越过大西洋入侵欧洲，也是绝无可能的。假使不列颠被占领，英国空军被消灭，英国舰队被逐出了大西洋，这些岛上的战争潜力都完全化为乌有，德国也就可以安然的去应付地中海的情况，而不害怕任何的牵制。
　　而且即使英国政府在丧失了母国之后决心打下去，它也很少有赢得胜利的希望。在这种环境之下，所有的自治领还会继续支援它么？
　　假使俄国人在可以想见的将来，对于所谓第二战场不再寄予希望，那么它对于德国的潜在威胁还会有什么意义呢？在希特勒默许下，斯大林是否会把他的注意移向亚洲呢？假使美国人知道他们将单独承受战争的重担，他们还会对德国发动“十字军”么？
　　在今天对这些问题都无法找到确实的答案，在将来也是如此。诚然，德国隔着海洋是无法迫使他国接受和平。不过有一点却可以断言，若是能够攻占英国，则德国的地位无论如何总要比希特勒以后所造成的要愉快得多。
　　从军事的观点来看，在1940年夏季中入侵英国若能成功的话，毫无疑问将是一个正确答案。应该采取何种步骤，使德国在胜利之后，可以获得一个谈判的和平，这应为一个合理的德国政策的目标，不过它不属于这本军事学书籍范围之内。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军事方面，分析假使在1940年入侵英国，是否有任何成功希望的问题。我相信关于这一点的意见一定不会一致，“海狮”作战毫无疑问包含巨大风险。
　　虽然如此，但我们却不能因为看到盟军在1944年入侵欧陆时大量的技术装备，就断定依赖比较原始渡海工具的德军注定失败。同样，盟军在1944年在空中和海上都拥有绝对优势，而且的确具有决定性，但这对于1940年的情形却并不适用。
　　在1940年6月间，德军完全没有这些优势，但它却另有一个决定性的优势，那就是英国海岸线上最初几乎完全没有任何有组织的防御。英军缺乏适当的装备、训练和领导。至少其陆军兵力在1940年夏天是这样的。不列颠大体都是毫无防御的。假使希特勒在敦刻尔克不让英国远征军逃走，则英国就可以说是真正毫无防御了。
　　在1940年夏季，对英的入侵战要想获得成功，有赖于两个因素：
　　1. 应尽量提早执行入侵计划，这样就可以趁英国还是在无防御状态下打击它，并且能够利用夏天的好天气。(照我们自己的经验看来，海峡在每年7、8两月间和9月的开始都还是风平浪静的。)
　　2. 在渡海期间和以后的一个阶段内，我们应有抗衡海峡地区的英国空军和舰队的能力。
　　所以当我们对天气和德国空军获得最低限度空中优势的能力感到没有把握时，“海狮”作战也就注定了要冒巨大的危险。因此德国军事当局对于这个计划的执行不免感到犹豫和不安。
　　希特勒本人的决心也不像过去那样明白坚定。在所有各阶层中都缺乏通常所惯有的从上而下的推动力。联合作战处的主管约德尔将军就认为以整个情况而言，入侵企图只是一种无可奈何的措施而已。
　　空军总司令戈林根本上就不认为他的空中攻势是入侵计划中的一个完整部分。相反他却不断分散和浪费空军的实力，证明他把对英国的空中攻势当作一个独立的作战看待。
　　海军总部是第一个提出入侵不列颠问题的权威当局，至少它曾根据其实际研究，认为只要某些先决的条件能够满足，则这个作战是具有可行性的。此外，它也比任何方面更关注其装备的不适当。
　　观点最积极的，毫无疑问是陆军总部方面，不过在法国沦陷之前，它却似乎不曾考虑过入侵的观念。
　　有一件事却是必然的，假使“海狮”计划真正实行时，那些第一批要受到考验的陆军部队，也就是对准备工作最具有热心和信心的。因为我所指挥的第38军就是预定在第一波中渡海的，所以我有资格这样说。虽然并不把危险估计过低，但我们对成功却深具信心。同时，我们在当时对其他两个军种的忧惧情形不太了解。
　　大家都知道希特勒根据两个理由(或者是借口)最后取消了“海狮”计划。第一是准备时间太长了，使第一波兵力也至少要到9月24日才能渡海。这个时间已经不可能了，因为即使第一波能够成功，后续部队的渡海也仍需要良好的天气。第二，事实上直到这时为止，空军不曾获得必要的空中优势，这是真正决定性的理由。
　　即使上述两个事足以作为在1940年9月中止入侵计划执行的理由，它并不能证明假使德军统帅部对事件的处理若采取不同的方式，入侵也是否同样不可能。要批评希特勒决心避免与英国决一死战以便转过身来对付俄国的想法，这也是一个主要的基础。　
　　问题就在于是否上述的两个事实都绝对无法避免，而是必然呢？
　　专就第一点而论，即把登陆之期延到了9月底，这是毫无疑问可以避免的。假使早有一个战争计划，并且以击败英国为其重点。那么在西线战役尚在进行之际，相当部分的技术或准备工作也就可以同时进行了。假使早有这种计划的存在，则无论希特勒的动机为何，在敦刻尔克允许英军逃走都是一件不可思议的怪事。假使至迟在法兰西沦陷时(即6月中旬)德国人已经决定入侵英国，而不是一个月后(即7月中旬)才作此决定，那么登陆的时间最迟也不会到深秋。7月间下达命令，结果在九月中旬就完成了一切必要的准备，若早四个星期决定，可能在八月中旬即能渡海。
　　至于说到放弃“海狮”作战的第二个理由，即不列颠之战的进度不能令人感到满意，那也这样评论：在入侵之前的好几个星期，就执行一种孤立的空中战争企图争取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是一种领导上的错误。想在入侵之前获得不列颠上空的空中优势，目的当然是为了保证入侵的成功。不过结果却只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作战，徒然过早地消耗了空军的实力。
　　德国空军当局对敌我双方实力的对比若能作冷静的估计，他们也至少应该会怀疑自己的实力能否执行这种攻击英国空军和其生产中心的作战，获得一个决定性的胜利。
　　第一点，德国空军总部对英国战斗机部队的实力估计过低，对自己的轰炸机效力估计太高，此外对方有效的雷达体系也使他们受到了奇袭。其次，轰炸机的航程和透入地区都远赶不上要求(战斗机更是如此)，结果使英国的空军可以躲避歼灭性的打击。在英国上空，德国战斗机是在不利的条件下与对方交战，轰炸机也常常不能获得战斗机的适当保护。
　　这些考虑就应该足以使德国空军总部决定拒绝与英国空军摊牌，应该等到实际入侵行动开始时，再参加作战，并迫使英国空军在双方相似的条件下接战——即在海峡的上空。
　　最后，德国当局又犯了另一个重大的错误，当双方实际上是恰好打成平手时，却又突然转移了空中攻势的作战目标。9月7日，攻击的重心移到了伦敦城上——这是一个与入侵准备毫无作战关系的目标。
　　在入侵之前首先获得空中优势的理想固然不错，但是若将各种因素作慎重的分析，应该足以使德军当局认清空军的决定性打击应该与入侵更密切的配合。当然有人会表示反对，说这样一来空军的任务实在太多了：1. 攻击在英国南部的空军基地，2. 掩护在法国港口中的装载工作，3. 保护运输船渡海，4. 支援第一波兵力登陆，5. 与海军和海岸炮兵合作阻止英国舰队的干涉。
　　不过所有这些任务并非同时的，它们可以连续地加以解决。举例来说，英国的舰队——除了驻在英国南部港口中的轻型兵力以外——可能要等到第一波兵力已经登陆之后才会加入作战。
　　一切都有赖于一次大空战的结果，这是当海陆军一开始发动入侵时就应该在海峡或英国南部上空进行的。德国空军在这个会战中所处的条件将会远比深入内地进行空袭时要大为有利。
　　自然，这种行动方式有孤注一掷的意味，不过在这种环境中若想冒险入侵，则势必要准备付出这种高价。
　　当希特勒基于前述的理由在1940年9月间放弃入侵英国的计划时，这些理由在当时也许是很动听的，不过事实上，仅仅因为在德国最高统帅部中除了希特勒外，就无任何权威能对全盘战略政策负责，所以这种理由才会出现。德国没有这样一个权威当局，能够在适当时机拟定一个包括英国在内的战争计划，并能对入侵作有效的指导，把它当作是一个三军的统一作战行动来看待。
　　假使说德国统帅部是自动放弃了这次对英国作最后打击的机会，那么其理由就不仅要在参谋组织的缺点中寻找，而且更要注意到希特勒的政治思想。
　　无疑，希特勒一向想避免与英国人和大英帝国发生冲突。他曾经一再声明，大英帝国的毁灭对于德国并无好处。他也欣赏这个帝国，认为是一个伟大的政治成就。即使我们不愿意承认这些话的表面价值，但至少有一件事却是可以确定的：希持勒知道，若是大英帝国毁灭了，继承者不会是他本人和德国，而将会是美国、日本、或俄国。根据这种现实的看法，所以他对于英国的态度并非是虚伪的。他不希望也不期待对英国的战争，所以他希望尽量避免与英国摊牌。
　　这种态度，加上他完全没有想到对法国可以那样轻易取胜，就足以解释希特勒为什么没有采取一个以击败英国为目标的战争计划。问题是他根本不想在英国登陆。他的政治观念与西线胜利后的战略要求发生了冲突。最令人惋惜的就是他的政治观念却并未能获得英国人的同情。
　　相反，希特勒对于俄国的态度却完全不同，尽管他在1939年与斯大林缔结同盟。他一向不信任和瞧不起俄国人。他也害怕俄国人的传统扩张趋势，尽管他自己签订莫斯科条约，为俄国打开了西进的大门。
　　我们应假定希特勒明知当两个极权强国变成了紧邻之后是迟早会发生冲突的。此外，他也坚持其“生存空间”的观念，这也只能向东方寻求。这些理由都足以证明迟早要与俄国冲突，当法国沦陷后，希特勒似乎感觉到他自己已经是欧洲的主人，所以他认为可以动手了。同时俄国正在德国东界上增兵，因此也更引起了希特勒的疑忌。
　　希特勒现在面对着侵英的问题，他深知这个行动所包括着的高度危险。假使这个入侵战失败了，则参加作战的海陆军将会全军覆没，甚至空军的实力也会大为削弱。虽然从纯军事的观点来看，入侵的失败并不使德国的军事力量受到不可补救的损失，但是较重大的影响却还是在政治方面。一方面，这种挫败将更增强了英国人继续战斗的决心，另一方面又会影响到美俄两国的态度。更重要的是一个军事上的大败会使这位独裁者在德国和全世界的威望受到严重的打击。
　　这正是这位独裁者不敢冒的风险。正好像他对大英帝国的态度使他不想与它摊牌，又好像他对于英国人心理的误解，使他希望和平解决一样，现在他也不想冒险而自动撤退了。他希望能避免与英国决战的危险。他不想毁灭英国的强国地位，而只想打掉它手中的最后武器，使英国知道和平解决的必要。
　　可是在这里，希特勒还是犯了最大的判断错误。因为有一件事是必然的，假使希特勒在这个对他自己最有利的时机放弃了对英决战的机会，结果迟早德国会被迫处于一个更坏的情况中。对英国的战争拖得愈长，俄国对德国的威胁也就会愈大。
　　当希特勒在1940年的夏天里，未能冒险对英国作决定性的打击时，他也就丧失了唯一的机会。他不能再等待了，只有在这个时候，他还可以冒险去发动一个“预防性战争”，以消灭俄国的威胁，而暂时不必害怕在西方受到敌人的牵制。
　　事实上，这也就等于说因为他不愿意接受侵英的冒险，结果反而作了更大的冒险——即两面的战争。同时拖了那么久才终于放弃了入侵的计划，希特勒也就浪费了一年的时间。在这一年当中，德国很可能获得一个最终的解决。这种延迟是一个永远无法补救的损失。
　　9月底“海狮”作战取消后，第38军恢复了正常的训练。渡海的装备都撤入了港口中，在英军空袭下，它们早已损毁了许多。在这个时候我们对于希特勒有关俄国方向的意图还一无所知，他的最后决心可能是在以后才下的。直到1941年春季，我才听到一点风声。那时我正调了一个新职。 　





　　第三编 对苏战争


　　第八章 装甲军长驱直入

　　1941年2月底，我在海峡岸边交卸了第38军军长的职务，改任第56装甲军军长，它正在德国内地成立军部。对我而言，总算是满足了一个心愿，因为早在西线战役开始之前，我一直很想指挥一支机械化部队。
　　当然以军长的地位，事先是无权过问对俄战役的一切问题的。我个人是到1941年5月才接到作战命令，也不过是指示我这个军属于哪一个装甲集团军而已。
　　所以对1941年对俄作战的一切实际指导，我不能象对西线战役那样的加以评论，因为西线作战计划的最后形成曾经受到我个人的影响。
　　不过，我想有两个因素可以加以探讨：
　　第一是希特勒所犯的错误——如果别人都没有犯错误——那就是对俄国的资源和红军的战斗素质估计过低。因此，他的一切想法都是假设可以在一个战役中就用军事手段把俄国打倒。即便这是可能的，但要达到这个目标，还必须设法使俄国同时发生内在的崩溃。可是希特勒的政策却恰好适得其反。他在东欧占领地区的政策由盖世太保执行，完全抵消了军事当局的一切努力。也就是说，他的战略政策是希望用最快速度摧毁俄国的制度，而他的政治行为却恰好与此目标完全相反。在其他战争中，政治和军事领袖在目标上发生差异固然常有，可是这次的情形却又不同，因为军事和政治两方面的领导权都握在希特勒一个人手中。结果是他在东线的政治措施完全违反了战略要求，于是丧失了一切可能速战速决的机会。
　　第二个因素是在最高阶层——即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未能获得战略上的统一。这种批评对全盘作战计划和1941年战役的执行都同样适用。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主要是以政治和经济考虑为基础。其内容为：1.占领列宁格勒(他认为这个城市是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摇篮)，利用这个手段，他认为还可以与芬兰人携手支配波罗的海。2.占领乌克兰原料地区，顿涅茨盆地的军备生产中心和高加索油田。他希望占领这些地区即可使俄国的战争经济完全崩溃。
　　反之，陆军总部却认为必须首先击败红军，然后才能征服和守卫这些重要性毫无疑问的战略地区，他们认为只有在通往莫斯科的道路上才能遭遇到俄军主力，因为这个城市是俄国权力的焦点，那是这个政府不敢冒险丢弃的。这又有三个原因：1.比起1812年的情形，莫斯科现在已经真的变成了俄国的政治中心。2.如果在莫斯科以东和环绕该城的军备生产地区丧失了，那么至少可以使俄国的战争经济遭到严重损失。3.最重要的原因还是从战略观点来看，莫斯科恰好处在俄国欧洲部分交通网的中心。该城如果丧失，那么俄军的防线就会裂为两段，而俄国统帅部也不再能进行统一协调的作战了。
　　从战略上来说，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的分歧似乎就是：1.希特勒希望在两翼寻求决战。(照当时双方兵力的对比和战场的辽阔程度来判断，德国的力量似乎不可能进行这样的决战)。2.陆军总部却想在中央寻求决战。
　　德军对作战的指导，最后就是以这种基本的战略分歧来作为基础的。虽然希特勒同意陆军总部建议的兵力分布，把两个集团军群配置在普里皮亚特大沼泽地的北面，而只把一个集团军群配置在它南面，可是在整个战役中，对战略目标的问题始终争论不决，其必然结果就是，不仅希特勒无法达到他的目标，那是过于遥远了，而且也使陆军总部的目标发生了混乱和动摇。
　　希特勒在“巴巴罗萨”命令中所规定的“一般意图”全文如下：“用果敢的作战，包括装甲先锋的深入突破在内，毁灭位于俄罗斯西部的俄军主力，并阻止其有战斗价值的部队退入俄国腹地。”从根本上来说这只能算是一个战略公式，甚至是战术公式。应该感谢德军优秀的参谋业务和战斗部队的英勇善战，所以才能获得惊人的成就，而且差一点就使俄国军队濒于失败的边缘。但是这种公式并不能代替真正的作战计划，它的准备与执行都要求高层的意见应完全一致。基于双方兵力比例和攻击距离的遥远，似乎应假设要分两次战役才能毁灭俄国军事力量。
　　不过以我这个军长的身份而言，当然对最高统帅部的计划与意图不够资格过问。因此，我在当时自然没有怀疑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存在着这样重大的战略分歧。可是不久甚至于在我这个阶层也开始感觉到这种分歧。
　　第56军属于北方集团军群的第4装甲集团军，预定从东普鲁士进攻。北方集团军群(总司令李布元帅)的任务为从东普鲁士前进以毁灭位于波罗的海地区的敌军，然后再向列宁格勒前进。
　　第4装甲集团军(司令霍普纳上将)则奉命挺进到迪纳斯克(Dvinsk)[ 校对者注：陶格夫匹尔斯 ] 对岸直达德维纳河(Dvina)上以占领一切渡河点，并继续向奥波切卡方向前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右面的是第16集团军，司令为布施上将，应通过科夫诺(Kovno)[ 校对者注：考纳斯 ] 前进；在它左面是第18集团军，司令为库茨勒将军，向里加方向前进。
　　6月16日，我到达第56装甲军集结地区。霍普纳上将对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已经下达命令：
　　第56装甲军(第8装甲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90步兵师)应从梅梅尔河以北和蒂尔斯特以东的森林地区向东突破以达通向科夫诺东北迪纳斯克的大路。在其左面，第41装甲军，军长莱因哈特将军，下辖第1和第6两个装甲师，第36摩托化步兵师和第269步兵师，应向贾科勃斯塔特的德维纳河渡口前进。党卫军“骷髅”师也属于这个集群，一开始跟在后面前进，然后再跟在进展最快的一个装甲军后面前进。
　　要想切断在德维纳河前方的所有敌军并赶上北方集团军群的作战期限，那么完整地夺占德维纳河的桥梁是具有决定性的，因为这条大河是个可怕的障碍物。第4装甲集团军的前进也就是一场赛跑，看哪个军先到德维纳河。第56装甲军注定了要做优胜者，因为根据情报显示，我们面临的抵抗将比第41装甲军轻微。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它比我们军多一个装甲师。
　　我曾建议由我们军担任主力，以便找到敌人的最薄弱环节。但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并不支持这个意见。在我尚未开始叙述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首先应说明一个事实，这足以说明军人的标准与政治领导之间的不同。
　　在攻击展开前几天，我们接到一个最高统帅部命令，就是所谓《政治委员命令》。主要内容就是对俘获的俄国政工人员一律就地枪决以示反共精神。
　　我认为从国际法的观点来看，这些所谓的“政委”，其身份的确很特殊。他们不能算是军人，但又不像牧师，军医和战地新闻记者可以获得非战斗人员的身份。反之，他们是一种疯狂的斗士，如果从传统的战争意义上来看，他们的战斗活动几乎可说是非法的。他们的任务不仅是监视俄国军人，而且还要最大限度地把残酷带入战争中，这与军人行为的传统态度完全不合。使战斗方法和俘虏待遇完全违反海牙公约的规定都应该归咎于这些“政委”。
　　不管对政委在国际法中的地位应采取哪种看法，可是要将俘虏就地枪决还是违反了军人传统。如果执行这类命令不仅有损军人荣誉，而且更会打击士气。所以我责无旁贷，向上级报告说在我指挥之下的任何人都不会执行这个命令。我的部下大都完全赞同我的意见，行动都完全一致。我的上级也赞成我的态度。不久，要求撤销这个命令的努力也终于生效了——因为很明显，这个命令只会促使俄军的政委们用一切最野蛮的手段迫使其部队拼命打到底。
　　6月21日13时，我们奉命于次日凌晨3时开始攻击。骰子已经掷下。
　　因为在梅梅尔河以北森林地区分配给我军的空间极为有限，所以只能先让第8装甲师和第290步兵师向敌军边界阵地实行突击。这时第3摩托化步兵师还留在河南岸。
　　最初我们在边界附近地区只遭遇到轻微抵抗。但不久就被有良好准备的碉堡网所阻，直到正午，第8装甲师在梅梅尔河以北才突破了敌人的要塞，克服了这一关。
　　在第一天，俄国军队已经露出真面目。我们前进不久就发现以前被敌军切断的一个德军巡逻队，所有人员都被杀死，尸体也已被分解。我和我的副官惯于在敌人尚未肃清的地区中来往，看了这种残酷的景象，都认为碰到了这种对手，最好是不要被他们所俘虏。以后，我们常常碰到俄军举手投降，可是等德国步兵走近之后，他们会马上抓起武器射击。还有俄国的伤兵也会装死，等我们部队走过之后，就从背后放枪。
　　照我们获得的一般印象，前线敌军部队似乎并未感受到突然袭击的压力，可是俄国的指挥体系至少不能说是反应敏锐，所以他们虽然有强大的预备队，却始终没有以任何协调的方式投入战斗。
　　关于俄国部队的部署究竟是防御性的还是攻击性的，曾引起很多辩论。不过如果考虑到在俄国西部所集中的兵力数量，以及在比亚威斯托克和腊瓦两个地区附近所集中的强大装甲兵力，那么我们也许应该附和希特勒的说法，那就是俄国迟早会采取攻势。不过反过来说，俄国在1941年6月22日的兵力展开，又不能说俄国是准备立即采取任何以侵略为意图的行动。
　　我认为最接近事实真象的应该是，俄国部署的目的是为了能够应付各种不同情况——为了占领波兰东部，比萨拉比亚和波罗的海三国，俄国早已使用相当强大的兵力。无疑在1941年6月22日，俄国部队还是散布在这些纵深地区中，所以只可能用于防御性任务。不过一旦德国的政治或军事情况发生任何变化，那么这种部署的形式也是可以立即转变的。不需任何延误，俄国部队就可以马上转向进攻。所以虽然直到6月22日为止他们在形式上还是采取守势，但俄国的部署对于第三帝国而言却的确是一个潜在的威胁。只要一出现有利机会——军事的或政治的——俄国就可能会直接向德国发动攻击。
　　当然，在1941年夏季，斯大林是可能宁愿避免与德国发生冲突的。但是如果国际情况的发展迟早变得使俄国当局认为可以向德国施加政治压力甚至可以采取军事行动时，那么这种临时性的防御部署也就可以迅速转变为攻击性质。也就是我所说的足以应付任何情况。　
　　现在再回到我们第56装甲军方面。
　　如果这个军要想达成完整占领德维纳河渡口的任务，必须集中全力于两件事上。第一天，它必须突入敌境达五十英里以攻占在埃罗戈拉的杜比萨河的渡口。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经验使我对杜比萨河地区颇有认识。这是一个深陡的峡谷，任何坦克都无法爬上那样陡的斜坡。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我们的铁路工程师花了几个月时间才建好一座木桥。如果敌人现在来得及把埃罗戈拉的大型公路桥炸断，那么本军就会无法前进，而敌人也就有时间在该河对岸陡坡上建立防御阵地，那无论如何都将是难以突破的。于是我们也就失去了用突袭方式攻占迪纳斯克的桥梁的可能。埃罗戈拉的渡口对我们而言是一个必不可或缺的跳板。
　　军部的要求虽然似乎很过份，但是勃兰登堡将军的第8装甲师还是完成任务——我这一天的大部分时间都与该师在一起。在突破敌方的边界阵地和压倒其后方的一切抵抗之后，终于在6月22日黄昏时分用一支搜索兵力攻占了埃罗戈拉渡口。第290步兵师也用打破纪录的行军速度跟在后面前进。正午，第3摩托化步兵师也开始渡过梅梅尔河并指向埃罗戈拉以南的渡口。
　　第一步已经成功了。
　　要想在迪纳斯克获得成功，第二个条件是本军应不顾其两侧的部队能否齐头并进，都必须勇往直前冲到该地为止。我们能否完整地攻占那些宝贵的桥梁，就要看敌人是否将遭受到完全的突然袭击而定。自然我们也深知这个行动不免要冒相当的危险。
　　一切不出我们所料，本军运气不错，遭遇到的是敌军防区中较弱的一段。敌军虽然一再反击，有几次也发生了激烈战斗，但我军还是很快击破了敌军的抵抗。当我们左面的第41装甲军在沙夫利附近被敌军坚强阵地所阻，而在我们右边，第16集团军的左翼还正在争夺科夫诺的时候，到6月24日，第56装甲军实际上已经在维尔科米尔地区到达了迪纳斯克公路，已经深入敌境达105英里远，不仅超过了两侧的德军部队，更把边界地区的俄军远远抛在后面。现在只要再前进80英里，就可以到达迪纳斯克诸桥。但是我们能否维持这样的速度呢？敌人必然会用其精锐的预备队向我们反攻。而且他们至少可以暂时填补我们后方的空隙来切断我们的补给线。但是尽管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已经向我发出了警告，可是我们却不愿意由于谨慎的缘故而让幸运之神溜走。虽然第290步兵师自然赶不上本军的其他部队，不过由于有这个师跟在后面，却使我们获得了相当的安全保障——尤其是它也更加吸引敌人的注意力，否则那些敌军就可能攻击我们的后方。此时，军部正率领两个机械化师向迪纳斯克的目标猛进——第8装甲师走上了公路，第3摩托化师则沿着公路以南比较困难的小路前进。这两个师一路击退了敌军用来反攻的预备队。在这些战斗中，有些颇为激烈。敌军损失了70辆坦克(约相当于我们全部坦克兵力的一半)和许多火炮。在这个阶段，我们根本没有时间和人力来收容俘虏。
　　6月26日清晨，第8装甲师已经到达迪纳斯克城外，上午8时我在该师师部接获报告，得知我们的冲锋已经夺取了两座大桥。在该城内和德维纳河对岸，战斗仍在进行之中，但是大公路桥已经完整无损的落到我们手中。奉命炸桥的哨兵在距离桥头几码远的地方被击倒了。铁路桥也只受到轻微的炸伤，可以照常使用。第二天，第3摩托化步兵师又用突袭方式攻克了该河游的另一个渡口。我们的目标已经达到了！
　　在进攻尚未开始之前，有人问我如果可能，我们预计要多少时间才能到达迪纳斯克。我回答说如果4天之内达不到目标，那么我们也就很难完整的攻占这些渡口。现在从零时算起，我们的确在4天又5小时之后完成了我们的任务。照直线计算，我们已经一口气冲入敌境达200英里。我们之所以能获得如此卓越的成功，原因是上下一心，都不惜冒最大的危险，直向目标冲进。当我们驱车越过那些大桥进入迪纳斯克城时，的确感觉到不胜荣幸，尽管敌人在撤出该城时已经将城市的大部分都焚毁了。尤其是我们所付出的代价并不太高，所以更加感到满足。
　　当然仅就德维纳河北岸而言，我军的地位也不能算是太安全的。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的左翼都还在我们后方，分别相隔60英里和100英里的距离。在他们与我们之间，夹着几个俄国军，现在都正向德维纳河撤退。我们一方面要严防敌人在北岸全力攻击我们，另一方面又要监视南岸，以对抗从南面逼近的敌军。我们的处境极为危险。不过我们对目前这种孤立的情形却并不感到焦虑，因为这种情形决不会无限期拖下去，相反，使我们最焦虑的却是下一步行动的问题。我们的目标倒底是列宁格勒还是转向莫斯科呢？6月27日，装甲集团军司令坐了一架轻型斯图卡俯冲轰炸机来看我们，但却没有带来任何消息。
　　我们应该合理假设，作为一个装甲集团军司令，对未来目标总应该有一点概念，但是事实却完全不是这样。而我们的热情却被下达的命令所打消——那是要我们拓宽迪纳斯克周围桥头阵地并保持渡口畅通。我们必须等候第41装甲军和第16集团军左翼的前进，他们奉命在贾柯布斯塔德渡河。
　　虽然这的确是最“安全”的参谋学院的答案，但我们却有不同的新思想。照我们看来，当我军突然在敌人深远后方出现时，一定会使敌军发生相当的混乱。他们很明显是想倾全力把我们赶过河去，并且到处搜罗兵力来参加攻击。所以我们挺进得越快，他们就越难有机会用优势兵力有系统地对抗我们。如果我们笔直向普斯科夫挺进——当然同时仍应确保德维纳河渡口的安全——而同时，装甲集团军又用另一个装甲军紧随在我们后面，通过迪纳斯克前进，于是最可能的就是，敌人还是会用手头一切可以使用的兵力向我们发动零星的反攻，至少就现阶段而言，他们无法打一次正式的会战。至于那些留在德维纳河以南的敌军残余兵力，就可以留交后续的步兵部队加以扫荡。
　　不用说当一个单独的装甲军——甚至整个装甲集团军——冒险深入俄国腹地时，当然是越深入就越危险。相反，一支在敌后作战的坦克部队，其安全程度大致依赖于持续运动的能力。一旦它停止不动，马上就会从四面八方受到敌军预备队的攻击。
　　但是最高统帅部不同意我们的见解，不过这并不怪他们。就目前而言，列宁格勒的目标似乎正离我们远去，却让我们在迪纳斯克干等着。一切都如我们所预料的，敌人现在到处抽调援兵——不仅从普斯科夫，甚至还从明斯克和莫斯科。不久我们就被迫击退他们在北岸的攻击，有几处阵地已经变得很危险。在反击过程中，第3师收回了一些暂时放弃的地域，我们部队发现有3个军官和30个士兵的遗体留在一个野战包扎站中，那本来都是留在那里的负伤人员，但却遭到屠杀。
　　在以后几天，俄国空军也倾全力来破坏已经落入我们手中的桥梁。他们以疯狂的勇气，一个中队又一个中队进行低空攻击，但却被我们的战斗机和高射炮击落。曾经有一天他们就损失了64架飞机。
　　最后在7月2日，我们又能够再次运动了，此时党卫军骷髅师已加入本军作为第三支机动部队，而第41装甲军也已在贾科勃斯塔特渡过了德维纳河。对于继续前进的任务，第4装甲集团军所分配的是尔热希扎-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轴线。所以现在总算是认定列宁格勒为目标了！
　　虽然如此，从本军用突袭手段冲到迪纳斯克时算起，已经浪费了6天时间。敌人已经有时间来恢复震惊，本来当德军突然在德维纳河北岸出现时，他们已经感到手足无措了。
　　本来象第56装甲军对迪纳斯克进行的这种坦克深入突击，必然会在敌人的交通地区造成混乱和恐怖，它切断了敌人的指挥体系，使他们实际上不可能协调一切对抗措施。可是现在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决定巩固德维纳河阵地，就使这些优势开始动摇——尽管集团军总部的动机很好，但是结果却可能完全相反。我们是否还有那样的好运呢？这似乎值得怀疑。很明显，唯一机会就是这个装甲集团军应该以一个整体行动。不过，它却恰好没有做到这一点，尽管敌人的抵抗并不足以阻止其前进。
　　不过在开始时，这个装甲集团军却是很平均地从迪纳斯克-贾科勃斯塔特一线向普斯科夫方向前进。第56装甲军沿着迪纳斯克-尔热希扎和奥斯特罗伊-普斯科夫大路之东前进，而第41装甲军则在其左方。敌军的抵抗已经比在战役最初几天更为顽强而有秩序，但是仍然一再被我军击败。
　　装甲集团军现已接近斯大林防线，这是一条实力不均的要塞线，沿着原有的俄国边界构筑，从普斯科夫以西的普斯科夫湖的最南端起到大卢基为止。在这个阶段，集团军司令部又把主要道路分配给第41装甲军，由它继续向奥斯特罗伊前进。而第56装甲军则转向东面对大卢基和奥波切卡前进，这个意图是我们应该突破斯大林防线，并从东面迂回假设以普斯科夫为基地的俄国强大装甲部队，如果这支部队确实存在，而第56装甲军又能迅速执行这个行动，那么这当然是一个很好的计划。
　　不过照我们看来，这种可能性并不大，因为如果按照所命令的方向前进，那么这个军必须要越过斯大林防线前方的大沼泽地，所以我们表示强烈反对，主张两个军都应维持原有的前进轴线直扑奥斯特罗伊，结果还是毫无效果。我应该很遗憾地说，我们对那个沼泽地的忧虑不幸言中了。第8装甲师到达了越过沼泽地的木质栈桥，但是它早已被一个俄国摩托化师的车辆所阻塞。要花好几天时间才能把道路清理出来并修好已被炸毁的桥梁。等该师最后从沼泽地中钻出来时，又遇到了强烈抵抗，经过相当激烈的战斗才把敌人击退。第3摩托化师只找到一个狭窄的栈道，这是他们的车辆所无法通过的。所以只好又撤回来，奉命跟在第41装甲军后面向奥斯特罗伊前进。
　　当党卫军“骷髅师”向大卢基前进时，它遇到的地面较好，虽然包括了一道坚强的混凝土要塞线在内。现在该师就显出其内在弱点，由于军官和士官缺乏认真训练和适当的经验，所以这也注定了无可避免。单就纪律与外表而论，这个师毫无疑问可以使人获得良好印象。我甚至有理由称赞他们非常良好的行军纪律——这对摩托化部队的有效运动而言是一个极重要的条件。这个师在攻击时非常勇猛，在防御时也十分坚定。以后我曾经好几次指挥过它，认为它是我所见过最好的党卫军师。当时它的师长也是一个勇敢的人，不久就负伤死去。
　　尽管如此，这些优点加起来还是无法抵消其领导者在训练方面的缺点。这个师遭受了惨重损失，因为部队直到进入战斗为止还没有学会那些陆军部队早已学会的一切常识。他们的损失和经验的缺乏又使他们错过了许多有利机会，于是使他们要多打许多不必要的仗。结果是我一再去援救该师，但仍不能阻止死伤数字的激增。10天以后，这个师的三个团必须改编为两个团了。
　　虽然党卫军师一向能够英勇作战，而且也有一些成就，但是把它们编成一种独立的军事组织却是不可原谅的错误。有许多经过挑选的补充人员，本来可以用来填补陆军中的兵员空缺，但都大规模消耗在党卫军中，这种血液的损失实际上是得不偿失的。这当然不能责备党卫军部队本身这种对人力的不必要消耗，主要应由那些野心家负责，他们纯粹是为了政治动机，不顾所有军事权威的反对而硬要成立这些特殊单位。
　　不过在任何环境中，我们都不应忘记党卫军确实是良好的战友，当他们在前线与陆军并肩作战时，经常表现出他们的勇敢可靠。毫无疑问，其中有许多人都十分愿意脱离像希姆莱那种无耻小人的控制而正式并入陆军部队。
　　在回过头来叙述第56装甲军的作战之前，我应该先把上次大战中一支坦克部队指挥体系如何工作的实际情形简略地叙述一下，以便给读者一个概括的印象。
　　直到1870年普法战争时，我的祖父还是可以把他的幕僚都集中在一个小山上面，从那里他可以了望整个战场，并亲自指挥他那个军的一切行动。他甚至可以直接骑马跑到前线去视察那些正在展开的团。这种情形当然早已成为过去。由于炮兵射程日益伸长，所以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司令部就逐渐向后退，同时由于战场辽阔，目力观察和亲自指挥也变得根本不可能了。从那时起，有效的电话联络就成了一个决定性的因素。施利芬想象中的大元帅坐在办公室中用电话下达命令的情况已经真正成为现实了。
　　第二次世界大战又带来了全新的指挥方法，尤其是对高度机动性的部队而言，由于情况的变化是如此迅速，有利机会稍纵即逝，所以任何装甲兵指挥官都不能让自己被拘束在后方遥远的指挥所中。如果他在太远的地方等候前线部队的报告，那么作决定就会太迟缓，从而错过一切机会。而且当一次成功的行动刚刚完成，指挥官就又必须立即设法消除战斗疲倦的自然现象，使他的部下获得新的战斗力。更重要的是因为新型的运动战对官兵的精力所作的要求是史无前例的，所以较高级指挥官更要以身作则，尽可能与前线部队生活在一起。普通士兵常会感到高级长官只是躲在后方享福，并且完全不知道前线的真正情况如何。所以如果他能看到高级将领也能身先士卒，亲冒炮火，那么立即可以使他获得一种满足感。而且也只有天天与战斗部队在一起，才能知道他们的需要，听取他们的怨言和设法帮助他们。一个高级将领不应只是要求部下去完成任务，他自己也应该是一个战友，与士兵同甘苦。此外，当他访问前线部队时，也可以使自己获得新的精力。经常的情形是，当我在各个师部中，总是听到为了战斗部队士气减退和疲劳过度而感到忧烦焦急的言语。这是较高级指挥官一天到晚感到头痛的事情，因为这是他对团营等单位所应负的责任。可是当我走上最前线之后，我却常常大喜过望，因为我发现他们的信心和乐观都超过了我的想像。于是当我坐下来与一辆坦克的乘员同抽一支烟，或者是与一个步兵连的人员进行一次闲谈，我马上就可以感觉到他们的充沛精力，这也是德国军人的商标，于是使我精神一振。这类经验是一位高级指挥官所最希望的好事。不幸的是官阶愈高，这种机会也就愈少，集团军司令或集团军群总司令就不能像军长那样方便了。
　　当然，即使军长也不能永远在路上跑。如果一个人经常在前线冲出冲进，而且当需要时老找不到他本人，那么实际上也就无异于把指挥交给了幕僚。在许多情形中，这也可能是一件好事，但却决不正常。
　　当然最后的关键还是指挥业务应有合理组织，对于高度机械化的部队而言尤其如此，应不惜任何代价使其维持连续性。
　　军部的后勤部只能几天移动一次以便使补给物资不脱节。可是军长和他的作战部门为了使他们与机械化师经常保持接触，其战术司令部每天必须推进一次甚至两次。所以这个军部必须具有高度的机动性，要把人员减到最低限度，而且一切都不能讲究。
　　我们从不浪费时间来寻找安居之所。在法国作战时我们住的都是城堡别墅。可是东线的小型木屋却丝毫不能吸引人，尤其是里面充满了臭虫。所以我们的战术司令部经常在帐篷里，另外加上一些通讯指挥车辆。我自己总是与我的副官共用一个睡袋睡在一个小帐篷中。在这次长驱直入的行动里，我睡过不到三次床铺。唯一不肯睡在帐篷中的人就是我的首席军事助手，他宁愿睡在自己的车子里。不幸的是他的长腿必须留在车门外面，所以经过一夜大雨之后，潮湿的靴子就会无法脱下。
　　我们通常在主要前进轴线附近的森林中支起我们的小帐篷，如有可能，总是靠着湖沼或溪流，可以在吃早饭之前匆匆下水洗个澡，或是在从前线上回来时洗去满身的尘土。
　　参谋长自然总是留在指挥部应付工作和电话，而我在白天——常常还包括一部分夜晚——经常在路上跑动。通常我总是在接获了拂晓时的情况报告和发出必要的命令之后，就趁一大早出发去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中午我又回到指挥所中停留一下，然后又去视察另一个师。等到我再回到指挥所时，它可能已经换了新位置。这时天色已黑，而我们也疲惫不堪了。在这种情形下，通常总是应该感谢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的远见，他会预备一只烤鸡和一瓶好酒来特别的款待我一次。
　　当然，这种有弹性的指挥方法只是因为有了无线电之后才有可能性。我总是带着一辆无线电通讯车一同行动，我的通讯官科勒是一位非常优秀的人员，他以后成了一位少校参谋。他使我与军部之间从不失去联络，对于前线情况可以经常获得报告，并且我在前线所作的决定也可以立即传达回去。更应补充说明一句，当我在战后入监期间，科勒更证明自己是一个不自私的朋友，曾多次帮助我妻子。
　　除了我的驾驶员纳格尔和舒曼以外，经常陪我旅行的人就是我的副官斯佩切特中尉。他是最好的骑兵军官，敏锐勇敢，不怕危险，态度乐观，是我的一个非常得力的助手。他最喜欢陪同我一起去进行搜索行动。我当军长时，这种机会较多，几乎天天都可以上前线。以后当我升任集团军司令后，就不能那样天天往前线跑，于是他就变得很不高兴。这是一位青年军官的常态，我总是设法使他有领导战斗的机会。在克里木，他曾两次率领搜索中队，发挥出极大的机智与勇敢。当我们在列宁格勒前线时，我派他到一个师去服役，但是中途因为飞机失事牺牲。这对我是一个巨大的打击。　
　　现在再回到第56装甲军方面。到7月9日，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的企图——派我这个军从东面迂回在普斯科夫的敌军——已经没有成功的希望了，原因有二，一是沼泽地，另一就是敌军的猛烈抵抗。现在已无其他途径可以选择，只有抽回军部和第8装甲师，让他们再沿着原有向北的轴线向奥斯特罗伊进发，第3摩托化步兵师早已走上了那条路。尽管如此，自从离开迪纳斯克以来，依照7月10日所获得的情报，本军也已经击溃了敌方的四、五个步兵师，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摩托化师——这些兵力远比我们自己要强大得多。除了我们已经收容了好几千名俘虏以外，自从离开德国国境以来，我们的战利品一共有60架飞机，316门火炮(包括反坦克炮和高射炮在内)，205辆坦克和600辆卡车。不过敌人虽已被迫向东退却，但却并未遭到毁灭——不久这个事实就变得很明显了。
　　现在这个装甲集团军已经集中在奥斯特罗伊周围，我们军部希望能迅速向列宁格勒前进：我们自己通过卢加，而第41装甲军则通过普斯科夫。照我们看来，这样可以使我们获得最好的机会，不仅能迅速攻占该城，而且还能切断面对第18集团军的敌军，不让他们经过里窝尼亚退入爱沙尼亚。在东方侧面保护这个作战的责任则应由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前进的第16集团军来担负。
　　不过装甲集团军司令部所决定的办法却完全不同，这可能是根据最高级当局的命令。
　　第41装甲军奉命沿着大路，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第56装甲军又再度被拉向东方，奉命通过波科霍夫-诺夫哥罗德进向丘多沃，以求尽量提早切断列宁格勒与莫斯科之间的交通线。这个任务固然也很重要，但却又再次使这两个军分开得太远，结果使每个军都缺乏必要的打击力量。尤其是在这一面遍布森林和沼泽的地形，事实上很不适宜大型装甲部队的行动。　
　　更令人遗憾的就是党卫军骷髅师又不由第56军指挥了，它在大卢基奥波切卡地区的任务改由第290步兵师接替。这个党卫军师现在留在奥斯特罗伊以南担任装甲集团军的预备队。于是又像离开德国边界时的部署一样，集团军主力再次放在左翼的第41装甲军方面。至于第56装甲军则奉命只用一个装甲师和一个步兵师的兵力向东往丘多沃进行大迂回运动，而且由于党卫军师不再在其右面成梯次跟随前进，所以南翼也就缺乏必要的保护。如果再考虑到敌军虽已被击败，但却并未被歼灭，就可以明白这种危险的程度。　
　　尽管如此，我们却仍然坚信本军将继续从运动速度中去寻找安全保障。　
　　第3摩托化师在奥斯特罗伊归还本军，它经过一场苦战之后已于7月10日攻克了波科霍夫，现在奉命沿着一条次要道路向北前进。第8装甲师奉命通过佐尔基什前进以夺占姆沙加河流入伊尔门湖处的重要渡口。　
　　经过一连串战斗，其中多数都很激烈，本军在以后几天之内仍能继续前进。除了7月14日清晨敌军曾在斯赫伦河北岸攻击本军指挥部以外——很显然是敌方的搜索兵力——敌军就未曾威胁过我们南翼的开放侧面。同一天在我的坚持之下，第8装甲师在击败了有炮兵和坦克装备的敌人，攻克佐尔基什之后，挺进到姆沙加河地区，不过却发现桥梁早已被炸毁了。　
　　此时，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已经把它的前进主力向卢加公路的西面移动。它已经把第41装甲军的三支机械化部队都向北调动以阻止第18集团军前方的敌军从普斯科夫湖以北通过纳尔瓦撤退。该军只有一个步兵师(第269师)还留在到卢加的公路上。所以第56装甲军在向丘多沃的大迂回运动中，现在就更感孤立。所以我们立即向集团军司令部提出要求，指出如果我们这个军还想达到原定目标的话，就必须立即获得党卫军骷髅师和第16集团军第1军的密切支援，他们都与我们相当接近。　
　　不过这个要求尚未获得答复，第56装甲军却已开始遭遇困难。7月15日清晨，我们在佐尔基什以西和斯赫伦河岸边的军部指挥所中接到了几个极不愉快的报告。敌人已经向第8装甲师的侧翼(现在一直延伸到姆沙加河)发动了强大攻击，同时又从南面越过斯赫伦河进攻。这就是说位于佐尔基什与姆沙加河之间的第8装甲师战斗部队的主力与该师的后方支队(军部也在一起)之间的联络将被切断。不仅如此，敌人还在我们后方造成了合围之势，其强大兵力正从南面向我们的补给线进攻。同时，已经向北面前进得更远的第3摩托化师，也发现自己正受到敌方优势兵力的攻击，那是从乌托戈什的北面和东北面发动的。　
　　很明显，敌人的意图是想包围孤立中的第56装甲军。因为党卫军“骷髅师”未能沿我们后方右侧面作梯次跟进，所以才使敌人可以集中位于我们南方的兵力，越过斯赫伦河向我们进攻，同时，由于第41装甲军已经离开卢加公路，结果在那一面强大的敌军也腾出手来，他们现在正向我们北方侧翼进攻。　
　　我们此时的处境实在很不乐观，我们自己也在怀疑这一次所冒的危险是否太大。我们是不是因为过去的成功而掉以轻心，所以对南侧的敌人没有予以足够的重视呢？但如果不这样做，我们又是否还有机会完成任务呢？照现有事实看来，我们所能选择的唯一途径就是经过佐尔基什把第8装甲师撤回以避免受到包围。第3摩托化师也应该摆脱战斗以使本军恢复行动自由。以后几天，敌人都在倾全力执行包围作战，除步兵师之外又加上两个装甲师，并有强大的炮兵和空军支援。第8装甲师终于还是从佐尔基什向西突围并实行重组，尽管一度曾经暂时依赖空中补给。第3摩托化师在摆脱敌人之前，一共击退了17次连续的攻击。同时，当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又把党卫军师再度拨交我们指挥之后，就能肃清本军补给线上的残敌了。　
　　到7月18日，这个危机已经成为过去。本军现在在德诺附近已经建立了一个坚强正面，大致面对着东面和东北面。由于第16集团军的第一军现在已经冲向德诺附近，所以我们原来在南翼的威胁也已解除。　
　　我们俘获了一架联络飞机，有伏罗希洛夫元帅的一封亲笔信，这也使我们更感到放心。我于1931年在莫斯科与伏洛希罗夫元帅有一面之缘，他现在正指挥着面对我们的这个方面军。这封信的内容不仅证实了俄国陆军的相当部分都已被歼灭，而且特别提到了在佐尔基什附近的战况。　
　　当被包围时，我们与后方之间的联系就只有飞机和无线电。可是等我们的交通线恢复之后，官样命令又马上如雪片一般飞来。其中有件事值得一提，那是从最高统帅部发来的电令。因为莫斯科的无线电广播对本军的被围曾经举行了一个过早的庆祝节目，并报告说已经俘获了某种有关我方多管火箭发射筒的机密资料。俄军对这种新兵器明显感到厌恶，因为它们可以发射燃烧弹，面对着我们的俄军早已用明码无线电向我们提出警告，说如果我们不停止使用这种武器，他们就会用毒气来报复——当然这只是一种空洞的威胁，因为俄军自己的化学战防御工具是不完备的。
　　在这种情形下，他们俘获这些资料后，自然要大吹大擂一番。现在最高统帅部就要我们解释为什么这种机密文件会落入敌人的手中。很明显那不是从战斗部队手中夺去的，而是当俄军切断我们补给线时从某个运输纵队缴获的。当装甲部队在我方正面深远前方作战时，这类事情必然是会发生的。所以我们对最高统帅的查询据实呈报，并补充说为了避免再发生类似事件，今后我们深入敌纵深以不超过60英里为原则。　
　　7月19日，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告诉我们，现在已计划派第56装甲军通过卢加向列宁格勒前进。已经集结在卢加公路上的第269步兵师已拨交给我们指挥。我们所主张的集团军全部兵力应集中在一起的建议，还是未被采纳——我们主张宁可跟着第41军从纳尔瓦以东前进(那里有四条可用的道路直达列宁格勒)，而不愿沿着卢加轴线前进，因为那必须通过森林浓密地区。　
　　此外，我们必须首先与第1军配合向东攻入姆沙加河地区，那是我们曾经到达过的。很显然最高统帅部还是不想放弃大迂回运动的计划，甚至还准备绕到伊尔门湖以东去。就目前而言，我们与第1军不得不又卷入新的战斗中。敌人也终于被赶到姆沙加河对岸去了。　
　　7月26日，陆军总部第一副总参谋长保卢斯将军来我军视察。我把当前情况讲给他听，告诉他我们这个装甲军是如何在一个最不适宜使用装甲部队的地区中把实力逐渐消耗掉了。我也请他注意到分散这个装甲集团军兵力的不利。我军的3个机械化师已损失6,000人之多，而部队和装备也都已经用到了最大限度，尽管第8装甲师在休息几天之后还是设法使能用的坦克数量从80辆增加到了150辆。　
　　我告诉保卢斯，最好的办法是把整个装甲集团军从几乎毫无希望迅速前进的地区中撤出来，而转用到莫斯科方面去。反之，如果进攻列宁格勒和穿越丘多沃执行大迂回运动的计划一定非保留不可，那么就必须使用步兵直到肃清森林地区之后，我们这个军必须保留起来以便对列宁格勒作最后突击，否则等这些机械化师到达列宁格勒时就会丧失战斗力。我又指出，无论如何这样的作战是需要时间的。如果我们想迅速占领列宁格勒城和海岸线，那么唯一的办法就是应该集中装甲集团军的全部兵力在纳尔瓦以东地区并且向该城进攻。　
　　保卢斯将军完全同意我的看法。　
　　可是事实的变化却与这种想法大相径庭。当第16集团军，包括第1军和刚到达的另一个军，已经接替了伊尔门湖以西姆沙加地区的防务之后，第56装甲军就应该从通过卢加的道路改向列宁格勒进攻。而为了这个目标，我们总共只分配到3个师：第3摩托化步兵师，第269步兵师和新到的党卫军警卫师。　
　　这种办法进一步分散了装甲集团军的机械化兵力。党卫军骷髅师仍留在伊尔门湖边，由第16集团军指挥。而第8装甲师则由集团军司令部收回作为预备队，它暂时被用来肃清交通线上的游击队——这个任务不仅太浪费，而且也极不适当。这个军现在只有一个机械化师(第3摩托化师)在卢加地区，而第41装甲军在纳尔瓦以东的战斗中却用了3个师。古德里安上将对装甲兵的使用曾拟定了一条格言，就是“不准分散，只准集中”。而我们的情形恰好与这种理论相反。我们一切要求保留这3个机械化师的努力都完全失败了。经验早已证明，当兵力日益缺乏时，只有极少数指挥官还能设法维持整齐的战斗队形并避免分散他们的部队。　
　　如果要我对卢加附近的战斗加以详细叙述，也许需要太多篇幅。的确那是非常艰苦的战斗。几个星期以前，敌人在这个地区还只有相当微弱的兵力，现在却已经增加到一个完整的军，下辖3个师，并有强大炮兵和装甲部队支援。尤其卢加附近本是俄军的一个训练地区，所以敌人对周围的情形非常熟悉，此外，他们也有足够时间构筑适当的工事。　
　　当这些战斗仍在进行时，我军又分配了新任务。最后，它终于奉命与在北面的第41装甲军汇合起来向列宁格勒进攻。可是即使到现在，还是只有军部和第3摩托化师能够调动，而第8装甲师和党卫军骷髅师仍然继续执行其现有任务。　
　　8月15日，我在卢加的任务移交给第50军，该军军长为林德曼将军，是我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老朋友。接着我们开始向北移动。我们的新指挥所设在纳尔瓦西南约25英里远的楚德湖畔。道路是那样糟糕，我们花了8小时才走过125英里的距离。当我们到达楚德湖之后，那天夜间又接到集团军司令部的电话，命令我们停止第3摩托化师的前进——它是跟着我们走的——并于明日清晨再转回去，改向在德诺的第16集团军报到。我们，连同第3摩托化师和党卫军骷髅师是刚从伊尔门湖地区抽回的，现在又马上要重新加入那一方面。对这样的调动，当然不会有人表示满意。也许唯一的例外就是我们的军需处长克莱因斯密特少校，虽然这个消息要使他的补给运输安排转上一个180度的大圈子，可是他却依然兴高采烈，毫无怨言。　
　　所以在8月16日，我们又沿着那条坏路再回德诺去。这一次的距离为160英里，一共走了13个小时。侥幸的是第3摩托化师还没有向北走多远，所以很容易将它调过头来，不过部队的感想如何却是我们不愿想像的。这种改变的最后原因，或许还是因为我们的总兵力不适当以及在列宁格勒、普斯科夫和伊尔门湖之间是完全不适于坦克作战的地区。　
　　当我们到达第16集团军司令部时获得的情况大致如下：第10军本来在伊尔门湖以南集团军群右翼作战，现在受到远为优势的敌军(俄国第38集团军，包括8个师和骑兵部队)的攻击，正在节节败退。它正在伊尔门湖以南，正面向南进行困难的防御战，而敌人明显想从西面实行迂回。第56装甲军的任务就是紧急援救该军。我们这个军应采取的行动——可能的话应尽量不引起敌人注意——就是让它的两个机械化师进入德诺以东的敌军西侧，当敌军忙于攻击第10军时，就可以出其不意席卷他的正面。我们面临的是一个有意义的任务，而党卫军师又归我们指挥也很使人感到愉快，唯一遗憾的却是第8装甲师未能参加这次作战。　
　　到8月18日，这两个师秘密进入敌人西侧的伪装集结地区的行动可以说是完全成功了。当本军于次日清晨发动攻击时，敌人遭到了完全的突袭。我们从侧面席卷敌人正面的计划完全成功了，在以后的战斗中，第10军也转守为攻，与我们联合起来围剿溃败中的俄国第38集团军。到8月22日，我们已经到达斯塔拉雅-鲁萨的东南，虽然在沙质地面上几乎完全没有道路，但两个摩托化师的步兵还是继续徒步作战。在这几天，单是第56装甲军就已俘获12,000名俘虏，坦克141辆，火炮246门，以及许多自动武器和摩托化车辆。在战利品中有两个有趣的东西。一个是一门崭新的德国88毫米高射炮，那是1941年才制造的。另一个是俄国的多管火箭炮，这是第一次落入德军手中。我特别希望把这件战利品送往后方，却发现车胎已经被人拆走了。调查之后发现这是我的第二助手雷曼少校所干的好事，他发现这些车胎非常适合用在我们自己的指挥车上。当他奉命归还原物时，表现十分幽默。　
　　当战斗部队用尽精力之后，于是就可以享受一次短假，于是又有撤回第56装甲军用在其他方面的议论，结果是第16集团军还是在伊尔门湖以南继续东进。不过到8月底，夏天的第一场大雨开始把所有路面都变成了泥沼，于是两个机械化师都暂时不能动弹。同时，敌人也在调集新的兵力来代替已被击败的第38集团军，沿着柯尔门-伊尔门一线，又有新的集团军番号出现——第27、第34和第11，三个集团军群。于是又有新战斗发生，但是为了节省篇幅起见，不拟详述。　
　　第56装甲军在强渡波拉河之后，一直挺进到杰米扬斯克附近为止。除了敌军的抵抗已经日益顽强以外，沿着泥泞数尺深的道路前进，也使人员与装备都感到吃不消。在这个阶段，我的全部时间都花在各师方面，但即使是我那辆坚固的指挥车，也时常还是要用牵引车拉动才能继续行走。　
　　在这个阶段中我们更能感受到希特勒与陆军总部之间在目标上的分歧。前者为列宁格勒，而后者则为莫斯科，第16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告诉我说他的意图是一直向东推进到瓦尔代高地为止，以便以后可以向加里宁-莫斯科轴线前进。可是北方集团军群总部却不同意。9月初，第57装甲军从中央集团军群地区加入北方集团军群作战。9月12日，我们又奉到指示，说不久就要向南移动，改归中央集团军群的第9集团军群指挥。甚至一位军长对这样的调动也感到莫测高深，不过我却得出了一个总结论，一切都是因为希特勒和陆军总部之间对战略目标还没有作出最后决定。
　　无论如何，在这几个星期，第16集团军(连同第56装甲军在内)所进行的战斗却可说是非常成功。到9月16日，德军统帅部就能够宣称俄国的第11、第27和第34这三个集团军的主力都已经完全被击溃。有9个师被认为已经毁灭，另外还有9个师也被认为已经受到了惨重损失。　
　　不过我们对这样的成就却还是缺少真正的满足感。因为谁都不知道我们真正的战略目标是什么，或者说这些仗究竟是为什么而打。不管怎样，像我们在迪纳斯克进行的神速前进已经不会再有了。　
　　我当第56装甲军军长的时间现在已经不多了，9月12日的夜间，帐篷外面正下着倾盆大雨，我与一两位参谋正在打桥牌以消磨时间并等候黄昏情况报告。突然电话铃声响了，我的朋友集团军司令布施上将要与我讲话。通常这时来电话总不是好事，可是这次布施却把一个命令宣读给我听。　
　　“步兵二级上将曼施坦因应立即前往南方集团军群总部报到，并接任第11集团军司令。”　
　　从此以后我就可以率领一个集团军独当一面了，任何军人都可以了解我此时的愉快和骄傲的心情。对我而言，这好像就是我戎马生涯的顶点了。　
　　第二天清早我就向所辖各师道别——可惜只能用电话——接着又向军部人员致谢。我对第56军所属的全体官兵深致谢忱，因为在过去几个月中，军部和各师已经成了一个完整的整体。　
　　对于新职务和较大的任务，我当然感到很愉快。但是我却深知在军人生活中，最满意的阶段也许从此不会再有。这3个月中，我与战斗部队共同生活在一起，共患难也共享成功的愉悦。今后，由于地位的关系，也许就不能再和部队如此亲密接近了。　
　　在战役最初阶段，第56装甲军的长驱直入，真可说是达到了一个坦克兵指挥官的梦想。这种生活经验也许今后不会再有了。离开我的军部僚属，也使我内心感到悲伤。尤其是我那有经验的参谋长埃尔维菲尔特上校，他是一个冷静超群的好顾问，其他人员也同样非常杰出。　
　　当我于9月13日正式向我的老友布施上将告别时，我携同到新职位的部属就只有我的副官和两个驾驶兵。他们现在都已经作古。 　





　　第九章 克里米亚战役

　　假使我现在企图叙述第11集团军和其罗马尼亚战友在克里米亚所作的战斗，那么主要原因就是为了想要纪念我那些在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伙伴们。同时，我也愿意为那些戎马余生的伙伴们，把整个的战局情况再讲述一遍，因为在当时他们对全局只有不完全的了解。　
　　这些人员在1941年到1942年之间的阶段中，曾经有过伟大的表现，面对着数量优势的对手，曾经累战累胜。在攻击和追击中，他们的进取精神无与伦比。当情况似乎毫无希望时，他们也还是能够挺身而斗，毫不动摇。他们常常不能了解为什么我们会被迫向他们要求达成那些似乎是不可能的任务，和他们为什么要转战许多地区和战线。可是他们却能把忍耐力发挥到最高限度，来执行这些要求，并且绝对信任其领导者。　
　　除那些直接参战的人员以外，第11集团军在克里米亚的战役还有其值得注意之处，因为这是少数例证中之一个，一个集团军能在一个隔离的战场中独立作战，一切都由其自主，可以不受最高统帅部的干涉。这个战役经过了10个月的苦战，包括着攻势和守势的战斗，具有充分行动自由的机动战、势如破竹的追击战、在敌人所控制的海中登陆、游击战、和对于坚强要塞的攻击等都在内。　
　　最后，这个战役也非常有趣，因为在黑海半岛上，至今还可以找到希腊人、哥特人、热那亚人、和鞑靼人的遗迹。在1854-1856的战争中，这里曾经一度成为历史的焦点，在当时曾经大出风头的地名，现在又再度露面。　
　　不过就作战方面来说，1854-1856 的克里米亚战争，却与1941-1942 的战役是无法比较的。在前者的情况下，西方国家享有海军优势和它所含有的一切利益；而在1941-1942年的克里米亚战役中，控制着黑海的都是俄国人。我们的第11集团军不仅要攻占克里米亚和塞瓦斯托波尔(Sevastopol)，而且还要对抗俄国制海权所带来的一切不利条件。　

　　我接管指挥权时的情况

　　1941年9 月17日，我达到了尼古拉耶夫(Nikolayev)的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管其指挥权。该地为设在布格河口上的俄国海军基地。　
　　我的前任舒伯特上将(Col. Gen. Rilter V. Schobert)在前一天已经安葬在该城之中。在他视察前线时，他的座机误落在俄军所布的雷区中，他和他的驾驶员都同时被炸致命。德国陆军损失了一位人格完整、经验丰富的前线战将。他的部队愿意跟着他走向任何地方。　
　　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中的人员，几乎毫无例外的都是最优秀的，以后他们也就组织了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核心。在两年半的艰苦战争中，这许多优秀军官所给予我的帮助，是值得我永远记忆的。我们之间相处得极为融洽。当我于1944年被解除兵权时，他们中间有许多都愿意与我同去而不想再继续干下去。　
　　我的新职是很奇怪的，不仅只是我的指挥权由一个军扩大到了一个集团军而已。直到我到了尼古拉耶夫之后，才知道除了第11集团军以外，我还要兼管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　
　　因为政治上的原因，在东线的这一部分，其实际的指挥体系很不易于安排。轴心盟军的指挥权是由罗马尼亚的国家元首，安东奈斯库元帅(Marshal Antonescu)负责，一共指挥着罗马尼亚第3 和第4 两个集团军，和德国的第11集团军。但同时他又受伦德斯特元帅的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节制。而第11集团军司令部在安东奈斯库元帅与集团军群总部之间，就构成了一个连络站，并且就作战事务上对他提供意见。　
　　不过当我到达的时候，实际情况又完全改变了。安东奈斯库所直接指挥的，仅限于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该部奉命进攻敖德赛。至于第3 集团军则由第11集团军指挥。并直接接受南面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
　　在一般的情形之下，要一个集团军司令部除了其本集团军以外，还要同时控制另一个独立成一个单位的集团军，这已经是很够窘迫了，而当这另一个集团军又是同盟国的部队，则其困难当然就更会加倍了。使事情变得更为困难的，不仅是在两个集团军之间，其组织、训练和领导都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差异——这本是盟军所惯有的情形——而且他们的战斗素质也大不相同。所以我们对于同盟军的作战，被迫不得不作较严密的控制，这对于我们自己的兵力通常是不适用的，并且从良好关系的维持上来说，也似乎是不适当的。　
　　尽管有这些困难，我们还是能与罗马尼亚的司令部和战斗单位合作无间，而并未发生任何真正的磨擦，主要的是因为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司令杜米特利斯库将军(Gen. Dumitrescu)所具有的忠忱。他以后升为上将。对于所有的罗军部队，直到师级为止，我们都派有德军联络组，他们的机智和坚定对于这种合作也是大有贡献的。　
　　不过在这一方面，更值得一提的却还是安东奈斯库元帅本人。不管从政治家的角度对他有怎样的批评，安东奈斯库却要算是一个真正的爱国者，一个良好的军人，而尤其是我们的最忠实盟友。一旦他决定使其本国与德国共命运之后，他就竭其全力动员罗马尼亚的军事力量和战争潜力供我们使用。假使说事实上并未能完全如他所理想的那样好，其原因应在他的国家和政府的内在环境中去寻找。无论如何，他对于他的盟友是始终忠诚的，我对于他的合作只有感谢而无任何批评。　
　　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陆军，毫无疑问具有相当多的弱点。虽然通常都是农民出身的罗马尼亚军人在物质要求上都非常低，而且也都能勇敢战斗；但是由于平均教育水准太低，所以要训练他们成为有思考能力、能够独立作战的战士，通常会很感困难，更不要说想使他们成为够标准的士官了。其中有些日尔曼少数民族虽能符合必要的标准，但是罗马尼亚的民族偏见却使他们难于获得晋升的机会。结果促使日尔曼祖籍的罗马尼亚军人，都设法想转入德军服役，当后者奉命不准收容他们时，又投入德国党卫军。　
　　就罗马尼亚部队的内在安定性而言，其最大的弱点即为缺乏一个如我们所了解的士官团。恐怕今天的德国人也许都已经忘记了，在过去我们优良的正规士官团所负的责任是何等巨大。　
　　另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在罗马尼亚的高级和中级军官中，有相当的比例不够水准。在多数的情况下，罗马尼亚的官兵之间缺乏密切的联系，而这在德国陆军中被视为是当然。管理他们的人完全缺乏那种“普鲁士”式的传统。因为他们并无战争的经验，所以罗马尼亚的战斗训练完全不合近代战争的要求。这又引起了不必要的损失，并且也注定了会影响士气。其军事领袖自从1918年以来，就一直受到法国人的影响，所以其思想跳不出第一次大战的圈子。兵器与装备一部分已经陈旧，同时也不适当。对于反坦克单位尤其是如此，所以当他们遭遇到俄坦克攻击时，很难指望他们能够守住其阵地。德军在这一方面能否给予他们比较有效的援助，对于许多其他的问题，也就成了一个先决条件。　
　　关于罗马尼亚部队在东线战场上的使用，还有一个最后的弱点，那就是他们对俄国人具有一种敬畏的心理。在困难的情况，这却很容易产生恐惧现象。任何对俄国的战争中，若是牵涉到东南欧民族，则这就是一定要考虑的问题。就保加利亚人和塞尔维亚人而论，其斯拉夫种族意识更足以增强其内在的不安。　
　　出对于罗马尼亚部队的战斗效率作任何研判时，还有一个的因素也是不可以完全忽视的。当我们与罗马尼亚人打交道时，罗马尼亚早已达到了其基本战争目标，即比萨拉比亚的收复。即令所谓“特兰西尼斯特里亚”(Transnistria)地区，即夹在聂斯特河与布格河之间的地区，虽然希特勒已经劝说他们接受，但却并不在其真正愿望之内。所以这是很容易理解，要他们向俄国境内深入，而他们又一向都那样害怕俄国，对于多数罗马尼亚人而言，这当然是一个不会受到热烈欢迎的观念。　
　　尽管有上述的一切缺点和保留，但是罗马尼亚部队还是已经尽了最大努力。尤其是，他们经常愿意接受德国人的军事领导，而不像其他的同盟国，总是把面子问题摆在实际需要的前面。毫无疑问，安东奈斯库的军人心灵在这一方面发挥了决定性的影响。　
　　总而言之，当时我的顾问人员所告诉我的结论就是，一旦受到任何实质的损失，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就会丧失其攻击能力，而且只有以德军为骨干增强之后，才能适合于防御。　
　　我所指挥的这个地区构成了东线战场正面的最南侧翼。概括来说，它包括克里米亚和查波罗齐(Zaporoxhye)以南的第聂伯河湾部分。它与正在第聂伯河以北前进的南面集团军群主力并无直接的接触，专就第11集团军的作战自由而论，这实在是一件好事。当我在俄罗斯北部的森林地区中，感觉到一个装甲军的运用非常困难之后，现在却发现我自己站在一个巨大的草原之上，几乎不存在任何天然障碍物，尽管它也不能提供任何的掩蔽。那是一个理想的坦克之国，但不幸得很，第11集团军却并无坦克。　
　　地形方面的唯一变化就只有小河，它们的河床在夏季中会完全干渴，形成深陡的峡谷，通常叫作”Balkas”。虽然如此，大草原的如此单调景色却也使它们具有一种奇异的风光。每个人都可能会一度为这种无限性的风景所迷惑，你可能仅仅凭着罗盘的定向，驾着车一走就是好几个小时，中途地形一点起伏都没有，而且也看不到任何一个人家。遥远的地平好像是一座远山一样，也许在它的后面就是天堂，可是行行重行行，天堂却永远达不到。只有电报线的电线杆打破这种永恒的寂寞。可是在日落时，这个草原却变得光辉夺目，气象万千。在罗格斯克(Nogaisk)大草原的东部，绕着美利托波尔(Metitopol)的东北面，我们遇到一些德国名称的村落。它们位置在肥沃的果园中，其建筑良好的石质房屋足以表示其过去的繁荣。居民还说着纯粹的德国话，但是几乎全是老人、妇女与小孩子，男人已经全都被俄国当局发配了。
　　最高统帅部交给第11集团军的任务必然要使它向两个不同的方向进攻。一方面，在南面集团军群右翼前进，其意图为继续追击向东撤退的敌军。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的主力应沿着亚速海(The Sea of Axov)的北岸，大致向罗斯托夫(Rostov)的方向前进。另一方面，这个集团军同时也应攻占克里米亚——对于这个任务应给予特殊的优先。其理由之一为假想该半岛的攻占能对于土耳其的态度产生有利的影响。另外还有一个更迫切的理由为敌人设在克里米亚的空军基地对罗马尼亚油田能够构成巨大的威胁，而后者对于德国却具有极重要的关系。在克里米亚被攻下了之后，第11集团军的山地部队就应越过刻赤(Kerch)海峡，指向高加索，以便增强越过罗斯托夫的攻势。　
　　所以在那个时候，最高统帅部对于1941年战役仍然保有极大的目标。不过不久就显示出分配给第11集团军的双重任务是不合于现实的。　
　　9 月初，第11集团军已经在比里斯拉弗尔(Berislavl)强渡了下第聂伯河——这是第22步兵师的杰作。虽然如此，从这个时候起就已经表明，这个集团军的双重任务必然将使其前进轴线发生分裂。　
　　当我接受指挥权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所面临的情况如下述：　
　　两个军——沙尔穆兹(V. Salmuth)将军所指挥的第30军，下辖第72和第22两个步兵师，以及“元首卫队”师。库比勒将军(Gen. Kubler)所指挥的第49山地军，下辖第170 步兵师，和第1 及第4 两个山地师——已经继续东进，追击在第聂伯河遭到惨败的敌军，快要接近从美利托波尔到查波罗齐以南的第聂伯河一线。　
　　另外一个军——由汉生(Hansen)将军所指挥的第54军——已经分别向克里米亚的门户，皮里柯普(Perekop)地峡。第51步兵师，已经从希腊调来，一部分由在敖德赛前面的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指挥，另一部分则正在参加黑海岸上的扫荡战。　
　　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下辖一个山地军(第1 ，第2 和第4 山地旅和一个骑兵军(第5 ，第6 和第8 骑兵旅)，仍留在第聂伯河以西，它准备在那里休息一下。其原因可能为避免越过该河前进，因为越过布格河早已超过了罗马尼亚的政治目标。
　　面临着双重目标，一方面朝东向罗斯托夫追击敌人，另一方面攻占克里米亚，并继续通过刻赤进向高加索，第11集团军现在应决定是同时执行两种任务呢，还是它照先后次序来执行呢？这个决定本是最高统帅部的责任，现在就留交一个集团军去负责。　
　　似乎是毫无疑问的，使用我们现有的兵力是不可能同时解决这两个任务。要想攻占克里米亚，需要远比第54军更为强大的兵力。后者现在正面对着皮里柯普。虽然我方情报所证实的，敌军可能只有3 个师的兵力曾经由第聂伯河逃入这个地岬，但是在克里米亚本身，俄军有多大的兵力却搞不清楚，尤其是席伐斯扎普。不久之后，即证明敌人在地岬本身的战斗中，所能用的不是3 个师而是6 个师的兵力。以后防御敖德赛的俄军也从海上调来增援。　
　　不过从地理情况上看来，甚至3 个师的敌军若能作顽强的防御，则也可能阻止第54军进入克里米亚，或至少能使其在通过地峡之战中受到相当的损失。　
　　克里米亚与大陆之间，是被一个所谓“懒海”(Iazy Sea 即Zivash海)分隔着，这是一种泥泞的沼泽，步兵几乎不能通过，又因为它太浅，所以对突击船只也是一种绝对的障碍。克里米亚只有两个门户，在西面为皮里柯普地峡，在东面为格尼齐斯克(Genichesk)以西的一个陆地颈部。后者是如此的狭窄，只能容纳一条栈桥和一条火车轨道，中间又都夹着长段的桥梁。所以对于攻击的目标而言，那根本是无用的。　
　　即令皮里柯普地岬也只有不到五英里的宽度，攻击必须是纯粹正面性的，并且要经过全无掩蔽的地面，因为两侧都接近海水，所以侧面的攻击是完全不可能的。此外它也早已装备着坚强的野战防御工事，地岬的中部横贯着一道“鞑靼壕沟”(Tartars' Ditch)，这是一个古代的工事，深度达五十英尺。　
　　一旦突破了皮里柯普地岬之后，在依雄(Ishun)以南又还有另外一个瓶颈地带，许多咸水湖使实际的突击正面会减到只有两英里的宽度。　
　　由于地面上的情况是如此的困难，而敌人又拥有空中优势，所以我们预计将会有一番苦战。即使我们在皮里柯普已经突破成功了，这个军是否还有余力再在依雄作第二次战斗，似乎大有疑问，无论如何，两三个师的兵力是决不足以征服全部的克里米亚，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　
　　所以为了迅速占领克里米亚起见，这个集团军必须不惜一切代价，从现在正在向东追击的集团军中，抽回强大的兵力来。所剩余的兵力，当敌人在继续撤退时，还可以够追击用，不过假使他停下来构成一条新正面，或再增调生力军，则对于如此遥远的目标罗斯托夫而言，就未免太单薄了。　
　　假使认为向罗斯托夫的前进是至为重要的，则克里米亚就目前而论，就应该暂时搁置下来。不过在这样的情形中，用来攻占这个半岛所需要的兵力能否提供，却很难断言。此外，在一个享有制海权的敌人手中，克里米亚对于东线的深入侧面足以构成一个严重的威胁，其空中基地也还是可以继续威胁罗马尼亚油田。　
　　假使企图用两个军向罗斯托夫实行追击，而同时又留下一个军去企图攻占克里米亚，则唯一的结果即为两个目标都同样不能有效的达到。　
　　第11集团军如决定把优先给予克里米亚方面，而且无论如何，我们都决心不愿意用不充足的兵力达成这个任务。因此，我们把集团军中所能动用的炮兵、工兵，和高射炮兵，都完全拨给第54军，此外又命令第50步兵师从后方位置上前进，至迟也要能够赶上第二阶段的战斗，即依雄地岬之战。但是这还不够。为了在突破之后能够迅速征服克里米亚起见，又必须还要加上第二个军的兵力——即使在通过依雄湖沼地带的战斗中，实际上是不需要他们的。我们决定这应该是一个德国的山地军。最高统帅部在其训令中，已经指定它以后应该通过刻赤，向高加索前进。就目前而论，这个部队是最好用在克里米亚南部的山地中，比在大草原地带中更为合适。　
　　此外，我们又决定一旦突入这个半岛本身之后，就应该用摩托化部队的奇袭攻下塞瓦斯托波尔要塞。因为这个目标，所以当第五十四军趋前突击时，“元首卫队”党卫军师就应集结在它的后方。　
　　这样的部署自然将会使本集团军的东方正面受到了相当的减弱。为了补充那一方面的兵力，除了从在克里米亚北面担负海岸防御任务的第22步兵师中抽调以外，就只有动用罗马尼亚的第3 集团军。尽管有上述的种种障碍，我还是和杜米特里斯将军作了一次私人性的谈话，要求他的集团军应迅速渡过第聂伯河。　
　　显然，第11集团军所采取的措施相当冒险，因为在其东面的敌人可能会停止退却，而再度发动主动反攻。不过假使我们想要避免企图用不适当的兵力攻击克里米亚，则这却是一个必须要付出的代价。

　　两面的战斗：在皮里柯普的突破与亚速海上的战斗

　　由于补给上的困难，使第54军对皮里柯普地岬的攻击准备一直拖到9 月24日才完成。而当我军还正照上述一线进行重组时，本集团军东面情况从9 月21日起，已经开始有改变的迹象。　
　　敌军已经进入了正面线从美利托波尔以西沿展到第聂伯河湾为止的既设阵地，结果使我军的追击必须停止。虽然如此，本集团军还是继续抽回德国的山地军，并命令留下来的德军单位，与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所属各单位混合编组，以求使冒险的程度减到最低。在这个正面南部地区中的罗马尼亚骑兵军被并入了德国第30军，而在北区中的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加入了德国第170 步兵师，以增强罗马尼亚的山地部队。　
　　到了9 月24日，第54军已经可以进攻皮里柯普地岬了。尽量给予了最大量的炮兵支援。但是第45和第73两个步兵师却还是要在最艰苦的条件下进行战斗。他们要在骄阳照耀之下，越过盐质的草原，既无水源也无掩蔽。敌军已经把这个地岬变成了一个坚强的防御体系，纵深约达10英里。他们准备在每一条堑壕、每一个据点都作寸土必争的苦战。　
　　尽管如此，在击败了敌人的强烈反击之后，这个军在9 月26日占领了皮里柯普，并越过了“鞑靼壕沟”。再经过了3 天的苦战，它就通过了敌军防区的其余部分，在攻占了坚强据点阿尔门扬斯克(Armyansk)之后，就开始进入了比较开阔的地区。敌军退到了依雄湖之间的地区，除了给敌人造成惨重的死伤以外，我们还俘获了10,000名俘虏，112 辆坦克和135 门火炮。　
　　但是这个难得的胜利果实——对于克里米亚的最后突破——却还是未能立即以摘到。虽然敌军的损失惨重，但这个军此时所面对着的敌军总数却已经增到6 个师之多了。由于双方相对实力相差太远，而且我军也已经受到了巨大的牺牲，所以想一口气直扑依雄瓶颈部分，对于我军而言实在是过度的要求。
　　第11集团军的原定计划，是准备在这个时候，就把援兵(山地军和元首卫队师)投入。可是这个计划却早已为敌军所破坏。很明显，他已经预测到了我们有迅速征服克里米亚的意图，所以也就在亚速海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正面，增加了新的生力军。
　　9 月26日，敌人用两个新的集团军。第18和第9 ，一共包括12个新到的和最近已经休息过了的师，向本集团军的东面正面发动攻击。在第一次攻击中，他们对我们自己的第三十军方面，并未获得任何的成功，虽然这里的情况已经变得非常紧张。但是在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地区中，敌人却击溃了其第4 山地旅，并在正面撕开了一个10英里宽的缺口。这个旅已经丧失了其炮兵的大部分，似乎是已经到了筋疲力竭的程度。其他的两个罗马尼亚山地旅也同时遭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现在我们已经不再有选择余地，只好命令本已向皮里柯普调动的山地军，再向后转以稳定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地位。同时，第11集团军被夺去了其唯一可用的快速部队，“元首卫队”党卫军师。我们奉统帅部的命令，把该师控制不用，并且不久即将其移交给第1 装甲集团军，以便参加向罗斯托夫的进攻。所以我们也就无法使用该师来扩张在这个地岬上的成功，它已经奉命调回东面正面。　
　　为了能够接近两方的正面起见，本集团军司令部的作战部门，于9 月21日在罗格斯克大草原中的阿斯卡尼亚罗伐(Askania Nova)设立了一个战术性指挥所，那本是一个德国人的故居。　
　　那本是一个典型的农庄，现在却变成了一个集体农场。所有的建筑物都已经残破不堪，俄国撤退时也把一切农具都毁坏了，并且把石油倒在堆积如山的小麦上面，纵火焚烧。这样烧了几个星期之久，我们也无法将其扑灭。　
　　由于前线上的情况日趋严重，所以9 月29日，我们又率领少数的幕僚，移到比较接近危险地点的后方某点上。在危机发生的时候，这总是一个便利的措施，它至少可以预防下级单位的司令部过早地向后移动，对部队造成恶劣的影响。在目前的情况下，因为许多罗马尼亚的司令部人员都有过早移动其位置的趋势，所以尤其适用。　
　　同一天，山地军和党卫军师向敌军的南面侧面发动了一个突击，在那里他们虽然突破了罗马尼亚的第3 集团军，但却并未能对于其初步的成功作适当的扩张。当这里的情况稳定之后，在第30军的北面侧翼上又正在酝酿着一个新的危机，因为有一个罗马尼亚的骑兵旅已经溃退了。我只好亲自去作强力的干涉，阻止它仓惶逃走。然后再把党卫军师调过头来阻止敌人的突破。　
　　在我们东面的情况虽然已经变得如此的紧张，但却同时也制造了一个黄金机会。因为想挫折我们对于克里米亚的意图，敌人曾经一再发动攻击，把他们的全部兵力都牵制在正面，而更无预备队保护第聂伯河在查波罗齐和第聂伯罗波托夫斯克(Dniepropetrovsk)的渡口，于是克莱斯特上将的第1 装甲集团军也就可以从那里突破其北侧面。在几天以前，我就曾经要求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命令该集团军参加作战，于10月1 日，颁发了适当的命令——当第11集团军用力牵制着正在攻击中的敌人时，装甲集团军就从北方不断施加压力。现在敌人开始退让了。10月1 日，第30军和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也开始转入攻势。以后几天，在与第1 装甲集团军合作下，我们在波尔·托克马克- 马里乌波尔- 比尔德杨斯克(Bol. Tokmak-Mariupol Befdyansk)地区中，包围和歼灭了大量的敌军。德军一共俘虏了65,000千人，坦克125 辆，和火炮500 门以上。

　　克里米亚的征服

　　在亚速海会战之后，德军南翼的战斗序列也开始改编。最高统帅部现在似乎已经认清任何一个集团军，都无法同时向两个方面作战。所以现在向罗斯托夫的前进交给第1 装甲集团军负责，第11集团军奉令把第49山地军和“元首卫队”党卫军师移交给它。　
　　第11集团军现在就使用其所剩下来的两个军，专门担负征服克里米亚的任务。其中，第30军下辖第22、第72和第170 个步兵师；第54军下辖第46、第73和第53三个步兵师。后者有三分之一的兵力仍留在敖德赛的城外。　
　　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现在又交还给安东奈斯库元帅指挥，仅担负黑海和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不过在我与元帅直接谈判之后，他同意把一个罗马尼亚的山地军拨交给我指挥，下辖一个骑兵旅和一个山地旅，随同一路进入克里米亚担负掩护东部海岸线的任务。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已经单纯化，就只是攻占克里米亚而已，不过最高统帅部却变得十分的不耐烦，希望有一个军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越过刻赤海峡趋向库班(Kuban)半岛。　
　　从这种要求上，即可以看出来希特勒对于敌人的实力是估计得如何低。第11集团军被迫感觉到，必须指出这种行动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先完全肃清克里米亚。敌人毫无疑问会为这个半岛而苦战到底，甚至宁可放弃敖德赛，而不放弃塞瓦斯托波尔。
　　实际上只要俄军在克里米亚还保留着一个立足点，则把第11集团军的一部分(现在一共只有两个军)通过刻赤送往库班的问题也就根本不在考虑之列。于是我们乘这个机会要求再增加一个军(3个师)，主要可能是由于要满足希特勒的上述要求，几个星期之内我们又获得第42军，第132 和第24两个步兵师。以后由于俄军在克里米亚作困兽之斗，所以这些增援是更证明是绝不可少的。　

　　依雄地岬的争夺

　　不过眼前的问题却还是继续打开克里米亚的门户，并通过依雄地区。也许人们会说，这不过是另一次攻击作战而已。不过这10天的苦战，却不仅只是一种正常的攻势行动，而是一个光辉的例证，足以表现德国军人的进取精神和自我牺牲。　
　　我们几乎缺乏一切的优势，那通常被认为在攻击要塞阵地时必要的先决条件。享有数量优势的是俄国的守军，而不是德国的攻击军。第11集团军一共只有6 个师，而所面对着的俄军为8 个步兵师和4 个骑兵师。自从10月16日起，俄军又已经撤出了敖德赛——直到此时为止，它是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累攻不克的目标——并把守军从海上送往克里米亚增援。虽然德国空军宣称已经炸沉了32,000吨的船只，可是从敖德赛撤出的船只大部分还是能够在塞瓦斯托波尔或半岛西岸的各港口中登陆，当我们攻势开始不久之后，这个俄国集团军的第一个师即已经在战场上出现了。　
　　德军的炮兵毫无疑问比敌军的优秀，对于攻击中的步兵能够提供有效的支援。但是敌方装有装甲的海岸防御炮，却可以从克里米亚的西北岸和“懒海”的南岸参加作战，而德国的火炮最初却无法击毁它们。此外俄军有充足的装甲兵力可以用供反攻用，而第11集团军却一辆坦克都没有。　
　　尤其是高级指挥官也没有任何的机会能够用战术的机动，来减轻部队的沉重担负。在那种情况下，对敌人根本就无奇袭的可能，因为他们只要坐在有良好构筑的野战工事中，等候德军的攻击发展。正像在皮里托普的情形一样，一面是海，一面是“懒海”，对于敌人不仅无侧击的可能，甚至连纵射也不可能。相反的，必须沿着三条狭窄的地带(中间为湖沼所分隔着)，作纯粹的正面攻击。　
　　这个地岬中的盐质草原，平坦得像平底锅一样，上面无足够的植物供攻击者掩护。上面的天空也在俄国空军控制之中，其战斗机与战斗轰炸机对任何可以找得到的目标，都不断加以俯冲攻击。不仅是前线步兵和野战炮兵必须挖掘工事，甚至连在战斗地区后方的某一车辆和马匹都得挖掘工事，以应付敌机的攻击。情形坏到了如此的程度，高射炮都不敢发射，否则就有被立即炸毁的可能。直到攻势的最后阶段，在穆德尔(Molders为第二次大战中德国的著名空战英雄)和他的战斗机群来协助陆军作战之后，空中的敌人才算是肃清了——甚至也只限于白天里，在夜间连穆德尔也爱莫能助。　
　　在这种战斗条件之下，而且又面对着一个寸土必争的敌人，所以对于攻击部队的要求势必高到了不正常的程度，其损失也非常的可观。在这整个阶段中，我经常在路上跑，以便亲自看看战事是怎样进行的，对于苦战中的战斗单位能否提供何种帮助。　
　　对于战斗力的退减情形，使我都感到惊慌。担负这个艰难任务的各师在皮里柯普和亚速的战斗中都已损失惨重，所以他们能否攻占这些狭窄的走廊，和即令在突破之后，面对着实力日益增加的敌人，是否还有余力能赢得整个的克里米亚，似乎都不免使人感到大有疑问。　
　　到了10月25日，部队似乎就已成强弩之末了。有一个素质特优的师，其师长已两次报告他所指挥的各团是筋疲力尽了。在这样的斗争中，迟早总会达到这样一点，战斗的胜负好像是摆在剃刀边缘上一样。在这个时候，就要看攻击者是否有够坚强的意志，能把物质的忍耐力发展到其最高极限，终于克服防御者的抵抗。　
　　因为有这样的危险，可能一切的牺牲结果都会是白费，所以是否应要求作最后的最大努力，这也是指挥官内心中所最难于决定的问题。不过若非部队深具信心，并决心不放弃战斗，则指挥者的意志也还是毫无用处。　
　　结果，部队的不屈精神终于还是克服了敌人死守的决心。再经过了一天的苦战，10月27日终于获得了最后的成功。10月28日是10天苦战的结束，俄军的防御完全崩溃。第11集团军可以开始追击了。

　　追击

　　这次追击又是一个光荣的例证，足以证明各级指挥官的果敢和主动，以及战斗部队的自我牺牲精神。这些部队不仅受到了惨重的损失，而且也已经精疲力尽，但是却还不顾一切的向克里米亚的南部海岸狂奔，这令人回忆到1796年，拿破仑所率领的军团在意大利境内的情形。　
　　到了11月16日，这个猛烈的追击已成过去了，除了塞瓦斯托波尔那个要塞地区以外，全部克里米亚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第11集团军的6 个师已经击溃了敌方的两个集团军(共计为12个步兵师和4 个骑兵师)的绝大部分。敌军的最初实力约为20万人，在战斗和追击中，一共有10万人以上成了德军的俘虏，此外我们还俘获了火炮700 门和坦克160 辆。那些逃入塞瓦斯托波尔或越过刻赤海峡的俄军都只是一些残部，而且也无任何重兵器。事实上那些逃入要塞的人员之所以能立即并组成为适当单位的主因，是由于敌人享有制海权，能够用最快的速度把补充和装备运来。　
　　当第11集团军的行政部门移到了齐门费罗普(Zimferopol)之后，那是克里米亚境内的一个俄罗斯化大城，我们的战术指挥所就移驻查拉布斯(Zarabus)，那是该城北面的一个相当大的村落。我和参谋长住在一个小农庄中，每人有一间小房。我自己所用的家具也是最简单的，当然我们可以从齐门费罗普找一些用具，不过因为一般的部队都很苦，所以我们司令部中的人员自认为不应讲求任何的舒服享受。　
　　除了中间曾经短期移驻刻赤前线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上以外，我们几乎一直都留在这里，直到1942年8 月间为止。在过惯了游牧生活以后，这种定居的生活对于我们是完全的改变，但这种生活却并不一定受欢迎。当一个部队的司令部静止不动之后，其必然的结果就是“纸上的战争”(Paper war)。　
　　在这里我要提到一个问题，这是我常常感到非常关心的。一个指挥一个集团军的人，同时也是它的最高裁判者，所以最困难的一个任务就是要他批准一个死刑的宣判。一方面维持纪律本是他的职责，而为了部队本身的利益，对于违法犯纪的人员也有严刑峻罚的必要。可是另一方面，在大笔一挥之下，即断送一条生命，这的确是一件很难过的事情。当然，在战争中每天都可以使一万人丧失生命，每个军人都应该准备战死沙场。可是在战场上光荣地殉国与被自己的长官执行枪决，其间却是大有区别。　
　　当然，当一个军人作了某种卑劣的行为，使整个陆军的荣誉都为之蒙羞，或是使其同胞因而丧失生命，这时他罪有应得，难逃一死。但是也有许多其他的情形，并非完全由于本性的不良，而是因为某种人性过失所造成的，那却是未免情有可源。尽管如此，军法审判还是必须依照法律宣判其死刑。　
　　每逢要批准死刑判决书时，我总要亲自把所有的档案都仔细研究一番，然后再作决定。当开战之日，我的那一军中有两个士兵曾经奸杀了一个老妇，被判处死刑，这当然是罪无可赦的。可是下述的情况却完全不同。有一个曾经在波兰战役中获得过铁十字勋章的人，在负伤出院之后，就被分发到一个陌生的单位中去服务。当他到达的第一天，他的机枪班中的全体同僚都战死了，他神经错乱于是开始逃走。依照法律他是应该判处死刑的，但是情节却不无可原谅之处。因为我也并不能立即取消军法审判的判决，所以我在这种情形中所采取的办法，就是与这个人的团长磋商，征得他的同意后，把死刑延缓4 个星期再加以执行。假使这个人在4 个星期之内，能够将功折罪，我就取消这个宣判。假使4 个星期过去了，那就还是要照样执行。在所有那些获得缓刑的人员当中，只有一个曾经逃亡到敌方去了，所有其他的人员不是立战功赎罪，就是克尽军人本职，光荣地战死在沙场上。　

　　对塞瓦斯托波尔的第一次突击

　　现在第11集团军的任务就是攻克克里米亚最后据点——塞瓦斯托波尔。这个任务愈能提早完成，则敌人用来组织其防御的时间也愈少，而成功的机会也就愈大。而且也更能减少敌人从海上增援的机会。依照我们的计算，必要的部队运动和弹药的储积到11月27日或28日即可全部完成，所以我们也就定这一天为攻势发动的最后期限。可是到了这时，俄国的冬天却赶上了我们。因为它采取了两种不同的形式，所以其影响也就更为强烈。在克里米亚境内，雨季来临了，不久便使一切没有铺设路面的道路都无法使用。另一方面，在北面的大陆上早已为严冬所苦，在第聂伯河以南一共只有5 个可用的火车头，却已经弄坏了4 个。结果第11集团军每天所能获得的补给减到了只有一两列车。第聂伯河虽已冻冰，但却仍不能通车，而又无不受冰冻影响的桥梁之存在。　
　　所以对于攻击的准备一再拖延下去。11月27日的最后期限早已过去，直到12月17日，才开始作初步的轰击。最后经过了3 个星期的延迟——以后证明这是至关重要的——第30和第54两个军才能分别向南北两地区发动攻击。但在此以前，第11集团军即已经面临一个困难的决定。10月17日，在罗斯托夫的附近战况逆转，使集团军群总部命令我们把第73和第170 两个步兵师送往增援。尽管我们提出了警告，说这样将使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变为不可能，结果我们还是只被允许保留第170 师，它正沿着海岸运动，以加入第30军为目标，似乎也不可能准时赶到罗斯托夫。所以这个让步并不能改变——事实上，由于第73师的调动，使我们在北区的攻击中缺乏了必要的预备队，于是在这种环境中，我们必须要再下决心，看是否应该进攻。结果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在这里不可能对于攻击的过程作详细的叙述。第一个任务，就是用从东面的奇袭，驱逐敌军离开其在卡恰(Kacha)与贝尔贝克(Belbek)之间的前进地区，同时也要攻占其在贝尔贝克谷地和沿着其南部高地上的据点。接着就应通过贝尔贝克以南的要塞前斜坡进攻，直到席费尔拉亚湾(Severnaya Bay)为止。这个战斗成败的关键就落在英勇的第22步兵师，和它的杰出指挥官吴尔夫中将(Lt-Gen. Wolff)的身上。该师肃清了在卡恰与贝尔贝克之间的前进地区，与第132 步兵师一同攻占了贝尔贝克河谷以南的高地，并冲入后者南面的要塞地区的本部。但是这个攻击的矛头却益趋狭窄，因为奉命从东面向席费尔拉亚湾进攻的第50和第24步兵师，在困难的山地中(几乎到处都是无穿越的丛林)并未获得任何真正的进展。敌人拼命的死守，激烈的碉堡争夺战正在不断消耗我军的实力，而严寒的天气也使他们感到吃不消。尽管如此，在12月底的最后几天中——这场战斗在圣诞节那一天都不曾停止——矛头的尖端已经接近斯大林堡(Fort Stalin)，若是攻下这个要塞，至少可以使我们的炮兵得以控制席费尔拉亚湾。我们现在所需要的就是生力军。向海湾的进攻本是注定要成功的，但自从把第73师调走之后，这也就是我们所最感到缺乏的。　
　　此时，俄军已经先后在刻赤和在费多西亚(Feodosia)登陆。这是一个致命性的威胁，因为整个集团军的兵力，除了一个德国师和两个罗马尼亚旅以外，已经全部集中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周围。非常明显，我们应用最快速度从塞瓦斯托波尔地区抽调兵力将其投在受威胁的地点上。若是略有延迟就可能造成致命的错误。但是此时似乎只要再推进一步即可获得席费尔拉亚湾的控制权，那么是否应该放弃这个良好的机会呢？　
　　此外，若是在北面地区中获得一个胜利，再撤回正在交战中的兵力也就比较容易。所以第11集团军决定再冒一次险，暂缓撤退部队。最初只有第30军奉令停止攻击，和第170 师奉派往刻赤半岛。同时，在获得了第54军军长和其所属各位师长的同意后，决定在北区再作一次最后的努力，以达到席费尔拉亚湾为目标。　
　　像往常一样，部队竭尽了全力。第22师的前卫，第16步兵团，在卓尔提兹(Col. V. Choltitz)上校指挥之下，实际上已经透入斯大林堡的外围。到了此时，所有的精力都已经用尽了。12月20日，攻击师的师长们报告说，任何进一步的攻击企图都不会有成功的希望。用电话向集团军群总部提出了紧急要求，并说服了希特勒也承认这个行动是必要的，于是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下令停止攻击。尤其是，它被勉强的下令，把北方的正面撤退到贝尔贝克河谷的北面高地上。但是若不如此，则必要的兵力就不能够抽出——而且事实上这个狭窄的矛头部分也决难以久留。希特勒否决了这个决定——但事实上却并不能阻止它——因为这与他严禁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是完全冲突的，但他却不知道主将对于已作这样多牺牲的部队是负有责任的。　
　　就这样，攻击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第一次企图终于失败。　

　　斯大林攻势

　　俄军在刻赤半岛上的登陆，恰好是第11集团军在塞瓦斯托波尔北方正面的战斗进入最紧急阶段的时候，不久就发现这不仅是敌人的一个牵制行动。俄国的无线电广播宣称这是一个全面的攻势，以收复克里米亚为目的，由斯大林个人计划和指挥的，它要把第11集团军从地图上扫去才算结束。不久从敌方所用的兵力上看来，可以认清这种威胁并非空言。从其兵力消耗的猛烈程度上看来，可以体会到背后有斯大林的野蛮意志存在。　
　　12月26日，在渡过了刻赤海峡之后，敌人开始在该城的两侧用两个师的兵力登陆。接着在半岛的北岸也作了较小型的登陆。第42军仅靠第46步兵师一个师的兵力来防守该半岛，其地位当然岌岌可危，于是该军军长斯颇尼克将军(Gen. Count Sponeck)，要求撤出该半岛，希望能在巴尔巴赫(Parpach)将其封锁住。第11集团军并不同意他的意见，因为假使敌人能够在刻赤建立一个稳定的立足点，结果就是克里米亚开辟了一个第二战场，那么当塞瓦斯托波尔仍未攻克之前，对于整个集团军而言，就会是一种极端危险的情况了。所以我们命令第42军，应趁敌人登陆后尚未恢复平衡之际就立即向他们发动打击，将他们赶下海去。同时，为了使整个46师可以自由担负这个任务，我们又派罗马尼亚第4 和第8 两个山地旅——前者在齐门费罗普附近，后者在防守克里米亚的东海岸——到费多西亚去，以防敌军可能在这个要点上登陆。同时又命令尚留在克里米亚境内的第73师的唯一的一个团，第213 加强步兵团，从格尼齐克前往费多西亚。　
　　到了12月28日，第46步兵师实际上已经肃清了在刻赤南北两方的敌人滩头阵地，只有在北岸仍有少许敌军在苦战之中。尽管如此，斯颇尼克伯爵又再度要求撤出刻赤半岛。这当然受到我们的严厉禁止，因为我们仍然深信若是放弃了刻赤半岛，则将会造成使这个集团军用现有的兵力无法应付的情况。　
　　此时，12月28日，第54军已经开始出发作其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最后一次攻击了。
　　可是敌人在此时也正在要作一次新的打击。12月29日的清晨，我们听说他们已经在强大海军兵力掩护之下，在费多西亚作了一次夜间登陆。我方在那里的微弱兵力(一个工兵营，一些反坦克单位和海岸炮兵)未能阻止这次登陆——罗马尼亚部队直到次晨才开始到达。我们与位置在半岛中部某地的第42军军部之间的电话连络中断了，但是在上午10时，我们接获无线电得知斯颇尼克伯爵因为看到敌军已在费多西亚登陆，遂命令该军立即撤出半岛。虽然我们立即发出了一个制止的命令，可是第42军的电台却始终不曾收到这个命令。当然我们也充分的了解该军的焦燥心理，害怕在费多西亚的敌人会切断他们的退路，不过我们却仍不认为在这种情况下非立即撤退不可。　
　　在制止撤出刻赤半岛的同时，第11集团军又命令罗马尼亚的山地军利用上述的那两个旅，再加上一个正在运动中的罗马尼亚摩托化团，把已在费多西亚登陆的敌军全部赶下海去。虽然我们对于这些罗马尼亚部队的攻击能力不存幻想，但是敌人目前在费多西亚的兵力还非常有限，假使我们真正具有攻击的决心，似乎可以趁他们正处在不利地位时加以歼灭。我们觉得最坏的情况下，罗马尼亚部队也应能把敌军控制在狭窄的滩头地区，等待德军的到达。

　　刻赤半岛上的情况发展

　　不过即使是这个希望也终于还是落空了。罗马尼亚山地军不但不曾向费多西亚作彻底的攻击，实际上却被少数几辆俄国坦克将他们一直逐退到了斯塔里克林(Stary Krim)以东的某一点上。　
　　在一连串的强行军之后，第46步兵师终于达到了巴尔巴克狭窄颈部。不过在强行军的途中，他们却把其火炮的大部分都丢弃在盖着冰的道路上，而且当部队到达时已经完全筋疲力尽了。从其在刻赤北面所控制的小型滩头阵地，敌人能够立即开始追击，由于海峡上已经结冰，所以其增援可以迅速达到。假使俄国指挥官知道充分发挥其优势，对第46师和罗马尼亚部队都拼命穷追，则整个第11集团军的命运就都会危在旦夕了。可是很侥幸，他却不知道把握着这个良好的时机，或者是他不曾认清这个好机会，不然就是不敢冒险。　
　　所以在第46师、第214 步兵团(刚刚赶到)和罗马尼亚部队同心协力下，终于建立了一道防线——虽然是极为单薄的——夹在亚莱(Yaila)山地与“懒海”之间。为了增强罗马尼亚部队和确保其重兵器，所有一切能抽调的德军官兵，包括第11集团军司令部中的人员，都奉命配属在罗马尼亚单位内。　
　　到了1 月15日，第30军和第42军已经准备就绪，要在费多西亚前线上发动一个反击。决定冒险进攻时的心境是很困难的，因为一共可用的兵力只有3 个半已经减弱的德国师和一个罗马尼亚山地旅，而所面对的敌人此时的兵力却已经增到了8 个师加一个旅。此外，敌人还有少数的坦克可供使用，而我们却什么都没有。空军的支援也只是聊胜于无，因为忍劣的天气阻止它在最后几天向费多西亚作任何的出击。虽然如此，我们还是决定冒险一试。　
　　感谢部队的英勇，这次攻击成功了，到1 月18日，费多西亚又落入了我们手中。除了死亡了6,700 人，敌人还有10,000人被俘，火炮177 门和坦克85辆被缴获。现在才发现空军在费多西亚港口还是良好的完成任务，尽管飞行条件恶劣，但仍能击沉一些运输船只。　
　　我们在费多西亚的成功自然使我们考虑到，应立即加以扩张，把俄军完全逐出刻赤半岛。虽然这是非常理想的，可是经过了详细的考虑之后，第11集团军认为用现有的资源，不能达到这个目标，尤其是原已答应给我们的一个坦克营和两个轰炸机大队——那是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现在又已经由集团军群总部收回了。　
　　所以第11集团军决心放弃任何迅速扩张胜利的机会，只想把敌人逐回到巴尔巴克瓶颈一线，那是在黑海和亚速海之间，可以有效封锁刻赤半岛。这个决定并不带有任何懦怯的意味，因为我们认清了部队已经竭尽全力，现在若再作过度的要求，则可能会造成非常严重的挫折。　

　　斯大林攻势(续)

　　虽然费多西亚的收复和刻赤半岛的封锁，已经暂时消除了致命的危险，但我们并不因此而产生一种虚假的安全感。尤其在那个特殊的时候，敌人在东线上正在到处想弥补其在前一个夏季中的失败，并且恢复其主动权。他为什么在克里米亚会有所例外呢？在这里因为他享有制海权，所以更有良好的成功希望。这里的成功对于整个东线都足以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政治方面，可以影响土耳其的态度，而在经济方面，又可以恢复一个攻击罗马尼亚油田的空中基地，此外还有一点也是应该考虑到的，因为俄国的宣传已经把对克里米亚的攻势与斯大林的名字发生了密切的联系，所以更是骑虎难下，不好收场了。　
　　的确如此，我们不久就发现敌人正在向刻赤增援。因为他占有封冻了的海峡，所以可以抵补费多西亚港口的损失。空中照像不断显示，敌军已经在其黑海港口和高加索北部地区的飞机场中集中兵力，而早在1 月29日，情报的研判估计在巴尔巴赫一线上的敌军，一共有9 个师，2 个步兵旅群和2 个独立坦克旅以上。塞瓦斯托波尔方面也开始活跃起来，尤其炮兵。　
　　经过了几个星期的外弛内张情况之后，敌人终于在2 月27日发动大攻势。在巴尔巴赫与塞瓦斯托波尔两线上，激烈战斗一直不停，直到3 月3 日为止。接着双方都因为疲惫而暂时停息一下。在巴尔巴赫方面，我们利用沼泽地带，终于阻止了敌军在北区中的突破，不过战线现在虽然是连续不断的，但在其北段却已经向西后退了很远的距离。　
　　3 月13日，敌人又开始发动了另一次巨型攻击，其所用的兵力多到8 个步兵师和2 个独立装甲旅。虽然我们在头三天之内，击毁了坦克136 辆，但却已经发生了好几次危机。下述的事实即足以证明战斗的激烈：第46师的各团，这一次是首当其冲，在三天之内，他们分别击退了10次到22次的攻击。　
　　3 月18日，第42军报告它已经不再能抵挡任何主要的攻击了。新组成的第22装甲师此时恰好赶到前线，这是陆军总部刚刚拨给第11集团军的，在这样紧急的情况中，我们决定用它来发动一次反击，我们的目标为夺回原先设在巴尔巴赫地岬真正颈部的主阵线，并切断在北面突出地区中的两三个师的敌军。我带了极少数的僚属，把指挥所设在感受威胁地区的紧接后方，以便监督第42军军部对于这个反击的准备工作。　
　　这个攻击于3 月20日开始发动，两侧由第46师和第170 师担负支援，但结果却失败了。这个新编的装甲师在晨雾之中，一直冲入了一个俄军的集结地区之中。很明显我们已经犯了一个错误，这个新编的单位没有经过训练，就把它投入了一个主要的会战之中。尽管只用来对付一个相当有限的目标，这次攻击还是失败了。但这同一支部队经过了其战时条件的训练之后，在几个星期后就能够达到理想的标准了。不过在那样的环境中，我们除了冒险把它投入战斗中又还有什么办法呢？至少它也足以使敌人大吃一惊，并阻止了他在这个紧要关头上，准备发动另一次的大攻击。等到这次攻击在3 月26日实现时，却又被第42军所击退。这一次敌军只使用了4 个师的兵力，其原因或者是因为其他的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或者是因为第一次看到我们现在已经有了坦克，所以宁愿限制其目标。　
　　此时，当第22装甲师抽出了战线去休息和整备时，第28轻型师的前卫单位却又已经达到战线的后方。所以我们现在可以放心对付敌方的任何新攻击了。(注：这个新的轻型师与过去的不同，它不再是装甲师和摩托化师的折中体，而是一种在组织与装备上比较接近山地师的单位。它们以后被改名为“追击师”。)　
　　这次攻击为敌人为了想收复克里米亚所作的最后一次努力，时间为4 月9 日，使用的兵力为6 个到8 个步兵师，支援的坦克共160 辆。到了4 月11日就被击退了，敌人受到了惨重的损失。到了此时，敌人在这个战场上的攻势能力也就开始变成了强弩之末了。　
　　那些英勇的师，在亲眼看着这次防御性战斗成功之后，虽然已经疲惫不堪，但现在却已经可以松懈了，尽管仍然不能退出战线。可是在另一方面，集团军司令部的情形却完全不同，经过了这整个冬季中的空前考验之后，现在却马上又要开始准备进行次一个任务——发动一个攻势把敌人完全逐出克里米亚。　

　　刻赤半岛的收复

　　在最后的防御战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来到了克里米亚，与我一同去视察罗马尼亚的部队和塞瓦斯托波尔前线。他的军人风度使他造成了一种优良的印象，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似乎更非常怕他。我尤其感谢他允许再增拨两个师的兵力给我，因为除了早已到达的两师德军(第22装甲师和第28轻型师)以外，陆军总部对于我们所正在计划中的攻势，再也不能增加任何的兵力了。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克里米亚的攻势，包括塞瓦斯托波尔在内，预定要在最高统帅部所计划的东线总攻势之前发动，并作为后者的序曲。第11集团军的第一目标当然是先毁灭在刻赤半岛上的敌军。其原因之一就是由于不可能预测肃清塞瓦斯托波尔的作战将要花多久的时间。不过最重要的原因，却还是因为刻赤方面的敌人比较易于获得增援，将继续构成对第11集团军的严重威胁。在这一方面的敌人，应使其没有时间来恢复其攻击失败后的损失。塞瓦斯托波尔将暂时搁起，直到在刻赤半岛中的俄军全部被肃清时为止。　
　　不过从双方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实力对比上来加以判断，则对于这两大艰巨任务，似乎并无可以乐观的理由。敌人在克里米亚一共有3 个集团军，最近并成立了一个克里米亚方面军总司令部，以作统一的指挥。该总部的位置可能在刻赤。塞瓦斯托波尔要塞仍继续由其“海岸集团军”(Coast Army)负责防御。在2 月间所证实的兵力为7 个步兵师，1 个步兵旅，两个海军旅，和1 个徒步骑兵师。在我们的刻赤攻势中，我们留下来监视这些兵力的部队在该要塞的北面和东面，只有第54军和新到的罗马尼亚第19师。后者调换了德军第50师，以便可以转用在刻赤方面去。留在塞瓦斯托波尔南面的兵力就只有第72步兵师。罗马尼亚山地军只指挥一个第4 山地旅，负责防御整个克里米亚的南岸，以防海上的奇袭。所以第11集团军是已经把其他方面的兵力抽调一空，以便可以用最大可能的兵力来发动对刻赤的攻势。　
　　在刻赤的正面，敌人还有第44和第51两个集团军。在1942年4 月底，他们一共有17个步兵师，3 个步兵旅，两个骑兵旅，两个骑兵师和4 个独立装甲旅——一共有26个单位。
　　面对着这样强大的敌人，我们所使用的兵力只有5 个德国的步兵师(包括从塞瓦斯托波尔所调来的第50师在内)和第22装甲师。此外还可以加上新到达的罗马尼亚第7 军，下辖其第19师，第8 骑兵旅和第10师——后者将从西岸调来。罗马尼亚的军队在攻势任务中的用处极为有限。在这个代字为“鸨”(Bustard)的作战中，双方兵力在数量上的对比比以前各次攻势还要更为悬殊。
　　同时也更应记着，这个通过巴尔巴赫地岬的攻击，在最初阶段中又必须为纯粹正面性的，因为两侧都是海水，根本无迂回的可能。此外敌人的防御部署又有相当的纵深。在这种环境中，面对着至少为二对一的优势敌军，我们如何可以达到毁灭其两个集团军的目标呢？　
　　有一件事很明显：对于这两个集团军正面压迫，甚或是一个单独的突破，都不能使我们达到任何目标。即使已经丧失了其在巴尔巴赫的阵地，敌人还可以在任何地方重构其正面，而我方的作战也必然会发生顿挫。愈往东走，则刻赤半岛的正面也就愈形放宽，于是敌人的数量优势也就愈能表现出来。对于在巴尔巴赫宽度仅达11英里的地岬，我们6 个师的德国兵力可以都用在攻击中，而俄军却不能把其所有的兵力都用上去。但是当我们向东进展之后，正面扩宽到25英里时，情形就大不相同了。所以我们的目标不仅是要突破敌军的巴尔巴赫正面线和深入敌后而已，并且还要在第一次突破的过程中，同时击毁其主力，或至少为其部队中的实质部分。　
　　在这一方面，敌人自己提供我们一个机会。在南部地区中，即夹在黑海与柯依-阿山(Koy-Assan)之间，敌人还留在其原有的巴尔巴赫防线上，并据守着极坚强的阵地。反之，在其北部地区中，敌方的战线却凸出成为一个宽广的弧线，向西直到基特(Kiet)为止，自从他们击溃了罗马尼亚第18师之后，就一直停留在那里没有动。
　　敌人的指挥官似乎是判断我们将会尝试切断这个突出地，所以他们对于兵力的分布也就是以此为根据的。依照我们的情报。敌军把其兵力的三分之二(包括第一线和预备队都在内)都集中在北面地区之内和其后方。反之在南区中，第一线只有3个师，另加预备队两三个师而已。很可能因为以前第22 装甲师的攻击目标是企图切断在柯依- 阿山以西地区的敌军防线，所以才使俄军作了这样的部署。　
　　当第11集团军拟定其“鸨”作战的突击计划时，作为基础就是这样的情况。我们的意图是并不立即对向西突出的地区作决定性的突击，而首先沿着黑海海岸，向南部地区透入。换言之，就是打击在敌人所最意料不到的地方。　
　　这个任务由第30军担负，它现在指挥着第28轻型师，第132 和第50两个步兵师和第22装甲师。虽然第170 步兵师在最初阶段中为了欺骗敌人仍留在中部地区，但以后也要跟着向南进攻。这个计划是第30军应用多到3 个师的兵力，突破巴尔巴赫阵地，并向东方肃清深的反坦克沟，帮助第22装甲师越过这种障碍物。等后者越过之后，于是全军向北旋转，冲入集中在北区内的敌军侧面和后方。接着在第42军及罗马尼亚第7 军合作下，围歼在半岛北岸的敌军。　
　　保护第30军的东侧面，对抗敌军从刻赤方面所作的攻击的责任交给一个机动单位去担负，它叫作克罗地克旅群(Brigade Group Groddek)，那是由德国和罗马尼亚的摩托化单位所混合组成。它的任务就是应迅速向刻赤前进，以攻为守，同时也可以阻止敌军在后方的单位任何溜走的企图。　
　　为了便利这种困难的突破工作，第11集团军也准备作一次敌后登陆战，这可能还是过去没有前例的。有一个营的兵力，乘突击艇从费多西亚出发，在拂晓时投掷在巴尔巴赫阵地的后方。　
　　这个军所作的决定性攻击不仅有强大炮兵的支援，而且还加上整个的第8 航空军。第八航空军，同时也包括着强大的高射单位，从其组织上看来，要算是用来支援陆军行动的最强大和最适宜的空军部队。其指挥官，李赫多芬伯爵(Baron V. Richthofen)，也的确是我们在第二次大战中的最杰出空军将领之一。他对于他所指挥的单位常作极严格的要求，但他自己总是亲自去监督他们所应作的重要攻击。此外，在前线上也经常可以遇见他，因为他总是去访问最前线单位，以衡量对于地面作战给予空中支援的可能性。我们之间一向都处得很好，起先是在第11集团军方面，以后又在南面集团军群总部中。我永远记得李赫多芬和他的航空军所有的成就，并深表敬佩和感谢之情。　
　　在巴尔巴赫正面的其余部分，第42军和罗马尼亚第7 军奉命实行佯攻以牵制敌军。一旦在南面的突破完成，他们就同时加入主力的攻击。　
　　这个作战的成功要靠两件事。第一就是我们应有能力使敌人始终相信我们的决定性攻击会来自北方，一直等到他发觉时就会太迟了，已经无法脱离陷阱和把预备队投入南面地区。第二为第30军——尤其是第22装甲师——向北进攻的速度。　
　　第一个要求利用广泛的欺敌手段，终于已经达到了。除了无线电的欺骗以外，我们在中部和北部地区也作了虚假的炮兵准备，并在同一地区中把部队调来调去。显然，这些手段是完全成功的，因为敌方预备队的主力始终留在其北翼的后方，等到想调动时就已经来不及了。　
　　当攻势刚刚正要开始之前，我们却失去了那位经验丰富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在前一个冬天的困难日子当中，他给予我以无价的帮助，而在“鸨”作战的准备中，他也负责领导的任务。当我们刚刚可以获得主动之时，我们却要分手了，这使我们两个人都感到非常的难过。不过吴勒尔却已经升任中央集团军群的参谋长，所以我当然无法再留他。　
　　吴勒尔的后任为夏尔兹将军(Gen. Schalz)，他也证明是一个优良的顾问和朋友。在1943年冬季战役的最艰苦阶段中，以及我们在营救第6 集团军的战斗中，他对于我的帮助都是无法估计的。除了具有伟大的个人勇气以外，他也有钢铁一样的意志，并对于战斗部队的饥寒和需要特别关心。当他充任一个军的参谋长时，就早已在最困难的情况中赢得了武士级的铁十字勋章。以后，他在南面集团军群中任军长时，也表现出来其伟大的能力。　
　　5 月8 日，第11集团军开始发动“鸨”作战。第30军越过了反坦克障碍物，并透入了敌军的最前进阵地，而水上的远征，由于获得了奇袭的效力，也使我军右翼沿着海岸前进时，得到了相当的助力。尽管如此，战况却并不轻松。在堑壕那一面所获得的地面还太狭窄，不足以供装甲师运用，而第42军的后续攻击也只获得了极困难的进展。虽然如此，我们却已经与10个师的敌军发生了接触，并击碎了其南翼，可是其预备队仍无从北翼调动的迹象。　
　　直到5 月9 日，第22装甲师方有使用的可能性，而且当他转向北面之前，还得击退一次强大的坦克攻击。接着，下了雨并且整夜不停，使5 月10日的上午空军无法作密切的支援，坦克无法立即前进长驱直入。虽然下午天气晴朗了，但24小时的延迟对于这种时间至上的作战实在是极大的损失。不过可以使人感到欣慰的却是在大雨开始降落之前，格罗地克旅群早已向东迅速挺进了。这个事实打消了敌人在后方再建立正面的一切企图。很明显，这个向敌方交通地区深处所作的果敢挺进，是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之外的。不幸这位英勇的指挥官，格罗地克上校，在作战中受到了重伤，不久以后就光荣殉国了。　
　　从5 月11日起，作战的进行就一直都很顺利。第22装甲师一直达到了北面的海岸上，一路切断了8 个师的敌军。于是集团军部可以下令开始追击了。所有各部队，包括罗马尼亚的在内，都倾全力来执行这个命令。5 月16日，刻赤为第170 师和第213 团所攻陷。甚至到此时，激烈的战斗仍继续不停，因为在东海岸上还留着许多敌军的残部需要加以肃清。　
　　在攻势尚未发动之前，我就早已把指挥所移到了前线的后面。现在我就整日忙于视察各师部和前线部队。对于一个军人而言，这种舍命穷追将是一件终身难忘的事情。在道路上到处都是敌人的车辆、坦克和火炮，一路都可以碰着长列的俘虏。我与李赫多芬将军在刻赤附近的一个小山上会晤，所看见的景色叹为观止之。在我们的下面，白光照耀着的是刻赤海峡——这是梦想了许久的目标。在前面的滩头上，挤满了俄军的各种车辆，敌方的鱼雷快艇，曾经一再企图救出俄军的人员，但每次都为我们的炮火所逐回。为了不让我们的步兵再作任何进一步的牺牲，并迫使正在海岸上作困兽之斗的敌军提早投降起见，我们集中炮兵的火力向这些最后的抵抗圈猛轰。　
　　到了5 月18日，刻赤半岛的战斗已经结束。不过还有少数的敌军在政委的疯狂压迫之下，在刻赤附近的岩穴中继续顽抗达数星期之久。依照报来的统计，我们一共俘获了战俘约17万人，火炮1133门，坦克258 辆。　
　　5 个德国步兵师和1 个装甲师，加上两个罗马尼亚步兵师和1 个骑兵旅，已经完全歼灭了两个俄国集团军的全部实力，共为26个单位。只有极少数的残余敌军曾经越过刻赤海峡，逃回塔曼(Taman)半岛。这是一个真正的歼灭战，获得了光荣的结束！　

　　攻克塞瓦斯托波尔

　　第11集团军仍然还面临着一个最艰巨的任务：攻克塞瓦斯托波尔。　
　　4 月间我曾经到希特勒的总部去过一次，并曾将我们的有关这个要塞攻击战的意图，当面报告希特勒。自从1940年2 月间，把有关西线攻势的意见当面向他陈述之后，这是我第二次再谒见他。甚至于在这第二次会晤中，我所获得的印象还是他不仅对一切的战斗详细情形，都有非常良好的了解，而且对于向他所作的战术性解释，也有彻底的欣赏能力。他很注意地听取我说的一切，并完全同意第11集团军对于刻赤攻势和塞瓦斯托波尔突击战的一切计划，他毫未干涉我们的计划，而且也不像以后所常有的情形，喋喋不休的引述许多生产数字。　
　　不过在这次会晤中，有一个重要问题却不曾加以讨论：即就计划中的乌克兰总攻势而言，把第11集团军的全部兵力用来攻击这个坚强的塞瓦斯托波尔要塞，是否能算是一个正确合理的措施。因为成功之期很难作正确的预测，尤其是在刻赤半岛上的胜利已经解除了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威胁。这个问题的决定，显然是最高统帅部的事情，而不是我们自己司令部的责任。就我个人而言，我当时相信，现在也还相信，第11集团军先攻下塞瓦斯托波尔的决定是正确的。假使我们仅仅只想围困着该要塞，则我们就会要把三四个师的德军。加上罗马尼亚的部队——即第11集团军的一半继续保留在克里米亚境内，而不能加以抽调。　
　　不过当塞瓦斯托波尔如期的陷落之后，最高统帅却把第11集团军从东线的南翼抽回，并拟用在列宁格勒方面，或是用来填补战线上的空洞，这却毫无疑问是一个错误的决定。当塞瓦斯托波尔陷落之后，这个集团军应依照原定的计划，越过刻赤海峡，进入库班半岛，以拦截面对着A 集团军群的敌军从顿河下游向高加索退却。假使时间的因素不允许采取这样的行动，则无论如何它也应保留在南翼的后方充当总预备队。若能如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可能不会上演。　
　　在刻赤作战之后，第11集团军就立即开始重组，以便执行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　
　　第42军负责确保刻赤半岛与克里米亚南岸的安全。为了这个目标只留下了一师德军，即第46步兵师，此外全是罗马尼亚第7 军的部队，它包括第10和第19两个步兵师、第4 山地师(即以前的第4 山地旅，罗马尼亚当局虽然把所有的山地旅都改名为山地师，但事实上兵力却并未增到一个师的标准)和第8 骑兵旅。其余所有的兵力都调往塞瓦斯托波尔方面(注：第22装甲师已经交还给南面集团军群总部)。
　　毫无疑问，现在攻击这个要塞要比去年12月更困难，敌人又有了半年的时间来加强其要塞工事，增强人力使编制足额，并从海上运来了许多补给物资。塞瓦斯托波尔的要塞强度，并不在于其现代化的要塞工事方面(虽然也有一部分是)，而是地形特别险恶，上面布满了无数的小型防御工事。这些据点构成一个厚密的网，掩盖着从贝尔贝克河谷到黑海岸为止的整个地区。尤其是贝尔贝克河谷与席费尔拉亚湾之间的全部地区已经发展成为一个坚强的驻垒地区。　
　　北面的防线沿着贝尔贝克河的南岸开始，不过在该河的北岸，环绕着林比莫夫卡(Lyubimovka)和它的北面，敌人也设有一个坚强的据点。河谷的本身和它的南岸都受到一个305mm 炮台的纵射，这个炮台叫作“高尔基一号”(Maxim Gorki I)炮台，有彻底近代化的钢甲保护。河岸斜坡的本身上面掩盖着厚密的工事网，有一英里宽的纵深，其中一部分的工事也是混凝土的。在这个地带后面有一连串坚强的据点，彼此间有地下工事连络着，我们的部队给它们取了一些绰号：“斯大林”、“伏尔加”、“西伯利亚”、“莫洛托夫”、“GPU ”、“赤卡”等等。沿着席费尔拉亚湾的北岸，又有最后一道障碍线，这也是由许多据点所组成的防御区，包括“邓尼兹”、“顿”、“列宁”等据点，巴尔吞也夫卡(Bartenyevka)要塞化镇市，旧有的北炮台(North Fort)和海岸炮台等。在俯视海湾的岩山中，俄军也开钻了山洞以储存物资和弹药。
　　东面防线与北面防线接头点是在贝尔贝克村落以东一英里半的地方，并受到险陡的卡米希里(Kamyshly)峡谷的保护。这个东线的北段通过维拉(Vaiza)山地的险峻戟岭，上面都盖满了矮树丛林。在这些丛林之中布满了无数的小型据点——有些就藏在岩洞中——那是攻击者的炮兵所不能触及的。东线的北段以格塔尼(Gaytany)地方南面和东南面的悬岩为终点。　
　　再向南去，丛林逐渐稀少，但地形愈向海岸走则愈为险恶，完全像一座岩山一样。在从南海岸通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南部要塞地带的前方，首先为一连串的圆拱形山岭所封锁，俄军把这些山顶都已经改变成为强力的要塞。在克里米亚战役中的老兵们一定还能记着“塔糖”(Sugarloaf)、“北鼻”(North Nose)，“教堂山”(Chapel Mount)，“废墟山”(Ruih Hill)等等地名。接着就是有坚强防御的卡马里(Kamary)村落，最后才是在巴拉克拉伐(Balaclava)湾东北面的巨岩。但1941年秋天里，第105 步兵团奋勇攻占了巴拉克拉伐炮台时，敌人就是退守在这里不动。因为这些山岭彼此可以互相掩护其侧面，所以要想透过这一个由山顶和悬岩所组成的防线，就尤其困难了。　
　　在这第一道防区之后，在从塞瓦斯托波尔来的道路北方，又有费余基尼高地(Feykiny Height)，它一直向南延展到海岸为止，上面也布满了据点，例如“鹰巢”(Eagle's Perch)和卡地柯夫卡(Kadykovka)村落等。所有这些据点都是敌方最坚强要塞线的前卫，后者是沿着查本高地(Xapun Height)来建筑。这是一连串东面为险坡的山地，从茵克曼(Inkerman)的悬岩为起点，控制着考尔拉亚(Chornaya)河的河谷，直到格塔尼的南面为止。然后转向西南封锁到塞瓦斯托波尔的道路，最后经过“风磨山”(Windmill Hill)——海岸山脉的西部戟岭——与海岸连成一片。这个查本阵地，因为坡度险陡和可以互相侧射，所以使步兵对其极难攻击，站在山上的炮兵观察员，穷目力之所及可以看到整个要塞地区。在克里米亚战争中，西方国家的兵力在攻击塞瓦斯托波尔时，就扼守着这道高地对抗俄军的援兵。　
　　攻击者即令达到了这个控制地位，他的困难也没有终了。沿着海岸上还有海岸炮台，其中包括“高尔基二号”在内，它有装甲保护。环绕着塞瓦斯托波尔城本身，还有一道宽广的半椭圆形连续防线，从席费尔拉亚湾上的茵克尔曼起，再经过斯提里特斯卡亚(Streletskaya)湾而回到海边。它包括着一道反坦克壕、一道有刺铁丝网和许多碉堡，该城东南的英军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的坟场也已经被改建为一个坚强的炮台。　
　　最后，沿着该城边缘还有一道要塞线，同时还有几条纵贯的防线，屏障着东面的克尔森(Khersones)半岛。俄国人对于野战工事的布置和伪装本来就是以技巧闻名的，现在又更加上地利，使他们可以获得优良的侧射机会。此外地面的岩石性质也使其火炮获得了极好的掩护，除非直接命中就无法将其击毁。又因为我们所应付的是俄国人，所以必须考虑到地雷阵的使用，不仅在防区的前方，连内部也在内。
　　当考虑到如何攻击的问题时，第11集团军所获得的结论还是与前一个冬季中一样。我们决不能在中部地区内作任何具有决定性的行动，因我们的两张王牌，炮兵和空军的支援，在这个丛林地带中都不能充分的发挥威力，而我们的损失将会太巨大。所以我们不可能有其他的选择，还是只有从北面、东北面和东区的南段进攻。这一次——至少在开始时——主攻还是位置在北面，固然敌人的工事在北部是要远比南部更坚强，但地形较为平坦。尤其是，炮兵和空军在北部要远比南部山地中更能发挥较大的效力。当然在南面还是有必要发动一个攻击。第一，同时从几面进攻分裂敌方防御。第二，敌人丧失了席费尔拉亚湾北面的要塞地区之后，还可能继续死守该城本身和克尔森滩头。我们应记着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所面对的任务不仅是攻克一个要塞，而且还要击毁一个数量与我们相等的集团军，尽管在物质方面居于劣势的。(注：依照第11集团军所获得的情报，当时在要塞地区中的俄军战斗序列如下：海岸集团军司令部，司令为皮特罗夫将军(Gen. Petrov)，下辖第2 、第25、第95、第172 、第345 、第386 、第388 等步兵师，第40骑兵(徒步)师，第7 、第8 、第79三个陆战队旅。那些过去被击溃的师现在都已经补充足额了。)
　　在上次冬季攻击中，有一个基本原则就是尽量提早获得海港的控制权，还是同样重要。但只要第11集团军还能获得第8 航空军的支援，则敌人就已经不再能自由的从海上获得补给了。　
　　以上所述就是第11集团军拟定其作战计划时的基本考虑，其代字就被定名为: “鳄鱼”(Sturgeon)。　
　　我们的意图是攻击北面的防线和东面防线的南段，而在米肯西亚(Mekensia)到费尔克- 恰尔根(Verkh Chorgun)之间的中段地区，则只以牵制敌军为目的。在北区中的第一批目标为席费尔拉亚湾的北岸和格塔尼周围的高地；在南区则希望占领从南海岸和巴拉克拉伐到塞瓦斯托波尔之间的公路两侧上的查本阵地中的控制性高地。　
　　北面的攻击由第54军负责，下辖第22、第24、第50和第132 四个步兵师，师长分别为吴尔夫、提陶伯爵(Baron V. Tettau)、希米德(Sehmidt)、和林德曼(Lindemann)。另加上一个加强的第213 步兵团。该军所奉到的命令是应把兵力绝对集中在主攻方向上，即正对着席费尔拉亚湾东部以北的高地进攻。所有在要塞地区中被绕过的部分都应将其钉住，以便以后尽量从后方加以攻克。该军左翼奉命进占格塔尼高地和其东南方的地面，以便为罗马尼亚山地军尔后向南面的进展开路。　
　　在南面的攻击由第30军指挥，包括着第72、第170 两个步兵师和第28轻型师。师长分别为穆勒- 吉布哈尔德(Muller-Gebhard)、桑德尔(Sander)和辛胡伯(Sinnhuber)三人。其第一任务就是为了趋向查本高地的前进，获得出发阵地和炮兵观察所。要达到这个目标，就必须首先攻占以“北鼻”，“教堂山”，“废墟山”，卡马里，和“高崖”(High Cliff ，在卡马里以南)等据点基础的敌方前进防御地带，并消灭从南方巴拉克拉伐以东岩质高地中所发射出来的侧面火力。为了解决这个问题，第72步兵师应沿着到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前进，而第28轻型师——依照其特殊编制——应攻占巴拉克拉伐湾以东山脉的最北面诸顶点。第170 师暂时保留作为预备队。因为这个地区中的地形特别的险恶，所以只有用非常小心准备的局部攻击，才能解决这里所说的任务。　
　　夹在这两个大突击集团军之间，罗马尼亚山地军的最初任务就只是钉住在其自己正面的敌军。尤其是罗马尼亚第18师应执行一个局部性的攻击和炮兵的轰击，保护第54军的左翼，使其免受敌军从南面发动的侧击。更向南面，罗马尼亚第1 山地师应该攻占“塔糖”山顶，支援第30军的北翼。　
　　在作炮兵准备时，第11集团军不用对方所惯用的猛烈弹幕射击。因为地形的特殊和敌军工事数量的如此之大，这种办法既不可能希望其有任何的决定性效力，而我们也没有那样多的弹药来消耗。反之，在步兵突击开始前五天，即已经作准备，最先是空中攻击和炮兵的全面轰击，以敌军的补给线和已知的预备队集中点为目标。在以后的五天中。我方的炮兵就不断以精确观察的火力，击毁敌方的炮位，软化敌方最前进防御地区中的阵地。在这个阶段中，第8 航空军则继续攻击城市港口，补给站和飞机场。　
　　现在对于我们的炮兵实力有略加说明之必要。第11集团军自然已经要求凡是可以到手的炮兵都参加攻击，而陆军总部也提供以最重型的火炮。
　　第54军的军炮兵指挥官为周克托尔特将军(Gen. Xuckertort)，他一共指挥了56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41个轻型和18个迫击炮兵连，另外加上两个突击炮兵营。总数为121 个炮兵连，另有两个观察营来供支援之用。重攻城炮兵有口径达190mm 的加农炮；榴弹炮及重榴弹炮，口径分别为305mm 、350mm 、420mm 。此外还有两个特制的600mm 加农炮和著名的800mm 多拉大炮(Big Dora)。这个巨怪的原有设计是为了轰击马奇诺防线中最坚固的部分，但却未能如期完工，赶上西线的作战。从技术成就而言，它要算是一个奇迹。其炮管长达90英尺，炮车高达两层楼。要60辆列车才能使它进入射击阵地，那是位置在特设铁路轨道之上。经常要用两个高射炮兵团去保护它。毫无疑问，这样大的巨炮，其真正的效力是与所花的制造努力和成本不成比例的。尽管如此，它的一颗炮弹却击毁了在席费尔拉亚湾北岸埋在天然岩石之下达90英尺深度的一个巨型弹药库。
　　第30军的炮兵由马提尼克将军(Gen. Martinek)指挥，他是一位杰出的炮兵人才，过去是奥国陆军中的将官。很不幸，以后他在升任军长时在东线战死了。这个军一共有25个重型和中型炮兵连、25个轻型炮兵连和6 个迫击炮连，此外还有一个突击炮兵营和两个观察营。同时还配属有第300 坦克团，它的坦克是遥控的并装有高爆炸药。　
　　罗马尼亚山地军共有12个中型和22个轻型炮兵连，以执行其牵制性的任务。　
　　第8 航空军的军长，李赫多芬将军，又把他的高射炮兵团中的一部分，移作地面火炮用，这对于全体突击炮兵而言是一件值得欢迎的好事。　
　　在第二次大战期间，就德军方面而言，再没有比对塞瓦斯托波尔的攻击所集中的炮兵更多的了——尤其是大口径炮。不过若与俄军在开阔地区中寻求突破时所使用的炮兵数量相比较，则又未免是小巫见大巫！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攻击军在22英里长的正面，攻击军一共展开了208 个炮兵连(高射炮不在内)。这就等于是每英里长的正面平均还摊不到10个炮兵连，不过在实际突击地区中，其比例当然是较高。可是1945年的俄国攻势中，其所定标准是每英里突击正面配炮400 门！　
　　在攻击前几天，我到南岸去作了一次短期的巡视，对第30军的准备工作作较密切的监督。我们的指挥所设在黑海岸悬岩上的一个小型离宫，那本是一位大公爵的财产。在最后一天中我乘坐着我们仅有的一艘军舰，一艘意大利的巡逻艇(E-boat)，沿着海岸线作了一次侦察，直到巴拉克拉伐附近为止。我的目的是要看海岸道路上有多少部分，是可以从海上来加以轰击的，因为我们一切的增援和补给都必须经过那条道路。以后事实上，因为害怕我们的空军，俄国的黑海舰队并未曾冒险采取这种行动。　
　　当我们回航时，在雅尔达的附近却遭到了一次意外的打击。事先毫无警告，机关枪弹和炮弹突然像雨点一样从天空中向我们飞来。有两架俄国战斗机背着日光向我们扫射，它们的声音被我们自己船上的强力引擎声所掩盖，因此事先毫未注意到。几秒钟之内船上16个人中死伤了7 个。火焰热力更使船外悬挂着的鱼雷有爆炸的危险。船长是一位年轻的意大利少尉，其行为非常值得赞扬，他用尽了心机拯救我们和船只。我的副官不顾水雷的威胁，跳入水中游向岸上，在那里全身赤裸着拦住一辆卡车，赶回雅尔达城，找到了一艘摩托艇，将我们的船拖回港内。这是一次倒霉的旅行。一个意大利海军士官死了，三个水兵负伤。雅尔达港的港口指挥官，魏德尔上尉(Capt. V. Wedal)也被害了。但是躺在我的脚下却是我最亲信的战友，驾驶兵纳格尔(Fritz Nagel)，他的胯上受了重伤。那位意大利少尉撕下自己的衬衫做成一个临时的绷带，但仍不能阻止血液从动脉中流出。　
　　纳格尔自从1938年起就是我的驾驶兵。我们一向生活在一起，亲密有逾家人。我在第56军时，他已经在我身边受过一次伤。在这些时日中，他是一个忠诚的部下而且也变成了一个真正的朋友。当我们一上岸，我就赶紧送他进医院。虽然动了一次手术，但因他失血过多，在夜间这位青年人就奄然物化了。我们把他与其他所有的战死的战友一样，葬在雅尔达的坟场中。它高悬在海上，也许是这条海岸线风景最佳的地方。我把我在他下葬时所说的哀词，抄了一个副本寄给他的双亲。　
　　可是战争却不等待任何人，甚至于连他的思想都在内。几天之后，第11集团军的战术司令部，已经减少到了最低限度的人数，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正面后方设立了一个指挥所。那个地方叫作亚克哈里卡拉里斯(Yukhary Karales)，这是一个鞑靼小村，位置在岩山间的狭谷之内。俄国人可能已经知道有一个司令部连同其通信部门已经移驻在那里，因为每天夜间，他们的飞机都要来投弹，但却很幸运的从来都不曾命中。在这个村落上面即为齐尔克斯- 克尔门(Cherkess-Kermen)山脉，哥特人曾经在其绝顶上建立要塞，我们也就在那里建立了一个观察所。6 月6 日的夜间我们到了那里，以便在次日上午可以亲自监视步兵沿着全线发动突击。在紧接着观察壕的一个小掩蔽部中，我带着参谋长、作战与情报两处的处长和副官在那里度过了沉寂的暴风雨前夕。　
　　6 月7 日拂晓时，我方的炮兵即开始猛烈射击，作为步兵攻击的前奏。同时，空军也纷纷攻击其指定目标。在我们眼前的景象是令人难以置信的，因为在近代战争中，一个集团军司令能够一眼看到其整个的战场，这种机会实在太难得了。向西北面看，我们可以看见贝尔贝克河谷以南的地区，向西可以看见格塔尼高地。在它的后面就是席费尔拉亚湾。甚至于天气良好时，还可以看到克尔森半岛。往西南方面，可以看到查本高地和海岸上的岩山。夜间，可以看见敌人炮火的闪光，日里可以看见我方重炮弹和炸弹的爆炸烟尘。这正是一幅奇景！　
　　在塞瓦斯托波尔之战中，不仅只是一个攻击军面对着一个数量至少与其相等的敌军，也不仅只是近代化炮兵和空军，与钢筋水泥和花岗石的要塞之间的对抗，这更是德国军人的精神胜利——发挥了其一切的勇气、主动、和自我牺牲的精神。俄军不仅占有地利，而且也十分顽强，再加上俄国制度的铁硬压力。这个苦战达一月之久，天气的酷热程度令人受不了，甚至在清晨的温度都高到华氏106 度。我军在这一战中的成就的确是可歌可泣，不过这里受了篇幅的限制，却只能加以简略的叙述而已。　
　　在第54军的右翼方面，第132 师奉命越过贝尔贝克河谷，向其南岸的控制性高地进攻，暂时留下敌军在林比莫夫卡的桥头阵地。在其左面，第22步兵师的任务为从东面，经过卡米希里(Kamyshly)沟，攻入贝尔贝克河的南面，为第132 师越过河谷的行动开路。再左面，第50步兵师通过卡米希里前进，然后从西南方向上加入这个攻击。在该军的极左翼，第24步兵师应透过山地丛林地区向格塔尼高地进攻，其左侧面则受到罗马尼亚第18师的掩护。　
　　由于强大突击炮兵的压倒性支援和空军的猛烈攻击，在第一天就能越过卡米希里沟和贝尔贝克河谷，并在后者以南的控制性高地上获得一个立足点。在南面的第30军，最先的任务就是为自己的攻击获得跃出位置，那个在通向塞瓦斯托波尔的公路两侧的攻击预定要迟几日才开始。　
　　第二期的攻势直到6 月17日才结束，在两方面的前线上都是寸土必争，每一个碉堡和每一条堑壕，都要经过浴血苦战，俄军一再发动反攻，以求赢回其所丧失的东西。无论是大型的据点也好，小型的碉堡也好，他们都常常会打到最后一人一弹为止。虽然战斗的主要责任是由步兵和工兵来担负，可是炮兵的前进观察站却特别值得一提，因为主要由于他们来指导火力，才能够把个别的据点和碉堡攻击下来。他们与突击炮配合起来，成为步兵的最好助手。　
　　6 月13日，第22师中的第16步兵团，攻克了“斯大林”堡垒，前一个冬季中的攻势就停顿在这里。一位伤兵高声喊着说：“现在我们攻下了斯大林，死也瞑目！”由此即可以想见我军士气之一斑。　
　　6 月17日，我军付出了重大的代价终于在北面的要塞地带中造成了一个深入的楔形。第二道防线中的阵地，例如“赤卡”、“GPU ”、和“伏尔加”等都已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　
　　同一天，第30军也已经冲入了查本阵地前方的前进防区中。在苦战之中，第72师攻占了“北鼻”、“教堂山”和“废墟山”，而第170 师则攻下了卡马里。在该军的北面，经过了一连串的失败后，罗马尼亚第1 山地师也终于攻克了“塔糖”山。另一方面，第28轻型师在沿海岸的岩山上却进展得极慢，那就是所谓“玫瑰山”(Rose Hill)和费米仑(Vermilion)一号和二号等，因为那只能采取蛙跳的形式，由一点到另一点，损失相当重大。
　　尽管我们对于这些成功已经付出了如此的高价，可是攻势的前途仍不乐观。我们自己部队的耐力也已经显著的降低。在第54军方面，必须暂时抽回第132 师，而用第24师来代替它。　
　　同时第11集团军也受到陆军总部的压迫，认为除非能够有把握迅速攻下塞瓦斯托波尔，否则就要抽回第8 航空军去支援乌克兰的攻势。我们却坚决认为，必须不惜一切代价直到最后成功为止，而第8 航空军的保留又是一个必要条件。结果还是我们的意见胜利了。不过在那个时候，眼看着我们步兵实力日益减弱，谁又有把握能够保证这个要塞能够早日陷落呢？因为认清了我们自己的部队有过早消耗完的危险，第11集团军要求再额外给我们3 团步兵——陆军总部这一次照准了。他们至少应能在最后关头上赶到。　
　　在现有的环境中，我们在两个军的方面都可以发挥攻击者的唯一优势，即能任意调动其主攻的方向，于是也就能使敌人受到奇袭。　
　　第54军向西转，把第213 步兵团和第24师当作主攻兵力。在希兹费德上校(Col. Hitxfeld)领导之下，第213 团攻克了“高尔基一号”炮台。它的火炮中有一门早已为我方的攻城炮直接命中而丧失了作用。另一门则为工兵所炸毁。可是其中守兵却负隅顽抗，直到我方工兵将要塞炸穿，才出来投降。到了6 月21日，第24师已经能够肃清沿着西海岸的北部地区中其所有的残敌，直到保卫着希费尔拉亚湾出口处的要塞为止。　
　　在第30军方面，也因为攻击焦点突然改变，而在6 月17日获得了一个重要的成功。该军决定暂停北面的进攻，而集中兵力在大路的南面作一个奇袭。第72师越过了敌军的阵地，其搜索营在巴克(Baake)少校率领之下，一直冲到了查本战线前方的“鹰巢”为止。6 月18日清晨，该营攻占了“鹰巢”阵地，并坚守到援军赶到时为止。此后，我们就可以向北透入敌方防御的体系了。　
　　在以后的第三阶段中，由于攻击焦点的突然移动，再度获得成功，尤其是炮兵部分。在北面已经完全达到第一目标，希费尔拉亚湾；在南面已经占领了向查本战线发动突击的跃出位置。　
　　在北区方面，全部的炮兵火力都集中起来，使第24师能够攻占控制希费尔拉亚湾出口的半岛要塞。其中最坚强的为号称“北堡”的古老据点。第22师控制了俯视希费尔拉亚湾的高崖。第22师与第50师分界线上的铁路山洞，曾经发生极惨烈的战斗，敌军曾用一个最近由巡洋舰运来的旅在这里发动一个反攻。最后用炮弹击破其出口，才将这个山洞攻占。其中出来了几百名俄军，但还有更多的平民，包括妇孺在内。要想肃清北岸那些地下仓库是尤其困难。它们都装有钢门，在政委压迫之下，其中的俄军是绝无投降的表示。我们必须逐一将其炸毁。第50师在丛林地带中经过了苦战之后，也已经达到了希费尔拉亚湾的东端，并占领了足以控制卡尔拉亚河谷(Chornaya)口的格塔尼高地。在它的左面，罗马尼亚山地军的右翼在格塔尼东南山地上的丛林地区中寻路前进。拉斯卡尔将军(Gen. Tascar)是这次前进中的灵魂——他以后在斯大林格勒被俘。
　　第30军也突然改变了其攻击的方向而有了新的收获，利用第72师攻占“鹰巢”的有利形势，它把第170 师从南面旋转过来，攻击费达基尼(Fedyukiny)高地。敌军的眼光正朝着东看，以为我军将攻击查本高地本身，所以受到了完全的奇袭，使该师能够相当迅速攻占该高地。这样遂获得了一个坚定的基地，以便向查本防线作决定性的攻击。　
　　在这几天之内，罗马尼亚山地军的左翼(第1 山地师)也获得了相当的进展。
　　6 月16日上午，第11集团军发现几乎已经把这个要塞的全部外围地带都攻占了。敌军已经被逐入了要塞内层地区，其北面战线为希费尔拉亚湾的南岸悬岩绝壁处所构成，而其东线则从茵克尔曼高地起，沿着查本山脉直到巴拉克拉伐周围的岩岸为止。第11集团军现在就要决定如何来突破这个要塞的内圈。很明显，在塞瓦斯托波尔的敌人会继续抵抗到底，他们绝无准备撤出的表示。另一方面，虽然敌人的预备队可能大部分都已用尽，但德军的攻势能力同时也已成强弩之末。最近几个星期之内，我每天上下午都在视察各军部、炮兵指挥所、师、团、营部和炮兵观察所等等。我对部队的情形可以说是非常了解，有些团只剩下了几百人，我还记得有一个连在撤出前线时只剩下了一个军官和8 个兵。　
　　那么现在我们要怎样才能结束这个塞瓦斯托波尔之战？第54军的前面是希费尔拉亚湾，第30军的前面则为查本高地，那都是易守难攻的。此时的理想解决似乎就是把整个攻势的重点，移到南翼的第30军方面去。事实上，这却正是不可能的，专门把这些师调动一下，就要好几天的时间，在这个时间之内，敌人也就有机会来恢复他的实力了。在前线地区中，两个地段之间只有一条窄路联系着，这是我们在前一个冬季中花了不少气力，在山地中建筑完成的。无论如何，它是吃不消重炮兵的重量，要想把那样多的火炮和弹药绕道雅尔达送往南段，则至少要有几个星期的时间。此外还有一个因素应记着，最高统帅部希望能尽量提早把第8 航空军从克里米亚撤回去。　
　　当第22师达到了席费尔拉亚湾之后，我就立即往前方视察其每一个团，以便从北岸的一个观察所对于情况作一个概括的鸟瞰。在我的前面是一条狭窄的水面，宽度在半英里到1000码之间，过去俄国有整个舰队投锚在这里。在彼岸上，右端即为塞瓦斯托波尔城。正前方为一道岩石的墙壁。上面的敌军阵地像蜂窝一样密集。照我看来，从这里——换言之，即从侧面——应该可以击毁查本防线的枢纽，因为敌人似乎决难想到我们会越过席费尔拉亚湾进攻。　
　　当我第一次与第54军和一些下级指挥官讨论这个计划时，他们大多数都摇头表示怀疑。他们问面对着敌方的要塞和火力，突击船怎样能够渡过这样宽的水面？而且即使渡过了，可是上岸的路径只限于一两条峡谷，那都是在敌方火力封锁之下的。不过正因为它似乎是不可能的，所以若能越过席费尔拉亚进攻，则敌人将受到奇袭，正是这也正是成功的关键。所以不顾一切反对，我坚持我的计划——尤其是我个人因为地位的限制，不能亲自参加这种冒险工作，所以这种决定就更显得困难。不过一旦下了决心之后，所有有关的人员却又都能倾其全力执行这个命令。在这里对于工兵尤应加以赞扬，在以前碉堡之战中，工兵也早已有了优良的表现。　
　　对于要塞内层的总攻势是预定在6 月29日清晨开始。第54军越过席费尔拉亚湾，第30军则攻击查本高地。早在6 月28日，第50师即已渡过了卡尔拉亚河的下游，并攻克了英克尔曼。在这里所发生的一个悲剧可以证明共产党的绝灭人性。在岩洞中住着几千名伤兵和难民，当我们进入英克尔曼时，俄军自己加以爆破，所有的人都活埋在岩洞之中。这可证明他们是如何视人命如草芥。　
　　在28日到29日之间的午夜中，我们准备渡过席费尔拉亚湾，所有的人员心里都感到十分紧张。为了掩蔽北岸的一切噪音，第8 航空军持续不断地对塞瓦斯托波尔城实行空袭。所有的炮兵都在屏息以待，只要南岸敌军一有任何火力发出，表示他们已经有发现我方行动的可能性时，马上就应向南岸的岩顶敌方阵地开始作猛烈的轰击。但是对岸上却毫无声息，我们对于突击船下水和装载的工作，都丝毫不曾受到阻扰。上午1 点钟，第22和第24两师的第一波兵力开始向对岸进攻。这一次渡河的工作，明显使敌人受到了绝对的奇袭，结果也就获得了完全的成功。等到敌人的守军开始采取行动时，我们的步兵也已经在对岸上站稳了脚跟。他们爬上了绝壁，将敌军的武器逐一击毁。于是查本阵地的侧面也就开始脱了铰链。　
　　在第54军的左翼方面，第50师与新加入的第132 师(它已由第46师的步兵团所填补)，从格塔尼附近和其南面的位置上，突击英克尔曼与其南面某点之间的高地。这个攻击受到席费尔拉亚湾北岸炮兵侧射火力的支援，而罗马尼亚山地军右翼也加入行动。　
　　第30军也在拂晓时，开始向查本战线作其决定性的挺进，由第54军的远程炮兵和空军的集中攻击来加以支援。当利用其炮兵造成一种幻像，使敌人以为我们是采取宽广的攻击正面时，第30军却已经集中第170 师在费德贾克尼(Fedjukiny)高地附近的一个极小地区中，当作一个任务部队。后者在突击炮、第300 坦克团和一个高射炮兵团的支援之下，不久即达到了公路两侧的高地。利用敌方的混乱情况，该师向北、西、南三方面尽量扩张，以便该军可以将其他的师送上高地的顶点。　
　　我们渡过了海湾，英克尔曼高地已经陷落，而第30军也已经透入查本阵地，所以塞瓦斯托波尔要塞的命运也就已经注定了。此后的苦战既不能挽救守军的最后失败，而对于俄军的全盘作战情况也毫无补益。甚至于从军事荣誉上来看，也无此必要。因为俄国军人的表现早已够英勇了！但是其政治制度却要求这种无目的的苦战再继续打下去。　
　　当他们攻占了海湾南岸的岩壁之后，第54军的各师也就进入了该城的外围。所以当其一部份兵力向南攻击，以肃清这个外围防线时，该军的主力也就能够向西旋转，直接进攻周边要塞和城市的本身。等到著名的马拉柯夫堡(Fort Malakoff)攻陷——在克里米亚战争中，曾经为它付出了大量的鲜血代价——第54军也就进入了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内。　
　　此时，在6 月29日尚未过去之前，第30军的第28轻型师和第72步兵师本是在宽广正面担负着佯攻的任务，现在也透过第170 师向前挺进。等到他达到了后者已经攻占了的查本阵地之后，就马上以攻占克尔森半岛为目的，成扇形展开。　
　　第28轻型师攻克了英军坟场，突破了塞瓦斯托波尔东南面的外围要塞圈。俄军已经把这个坟场发展成其外围防线中的一个主要据点，纪念英军的大理石纪念碑现在早已变成了废物。这一次战斗中的新死者，就卧在被炮弹炸开了的坟墓之上。于是该师向城南挺进，以便从西南攻入该城，制止敌人的突围。　
　　第170 师的目标为克尔森半岛西面极端的灯塔。第72师则沿着南海岸前进。它向南卷过查本阵地，首先攻下“风磨山”，然后攻占通往塞瓦斯托波尔的主要道路以供该军之用。跟在它的后面即为罗马尼亚第4 山地师，它从后面包围巴拉克拉伐附近的敌阵，俘获了一万人。　
　　根据我们的经验，可以假定敌人必然会在塞瓦斯托波尔的城内作最后的苦战。斯大林的命令从无线电中一再传来，要守军打到一人一弹为止，而我们也知道所有的平民人口都会被征集参加作战。　
　　我们的司令部若不考虑到此种可能性，则对于第11集团军的官兵而言，就要算是有亏职守了。在城内的巷战将会使攻击军受到更重的损失。所以在各师尚未继续进攻之前，我们就命令炮兵和空军先行尽量轰击。其目的是要使敌人认清，他们不要再希望从巷战中使我们流更多的血液。　
　　所以从7 月1 日开始，我们对该城周边和城内的敌方据点不断集中轰击。不久侦察机就报告说不会再有进一步的严重抵抗了。轰击才停止，各师继续前进。似乎敌人已经在前一夜中，将其主力撤向西方。　
　　但是苦战却仍未结束。虽然俄军已放弃了该城，其目的只不过是想在克尔森半岛上继续作困兽之斗而已——或者是为了想执行斯大林的死拼到底的命令，或者是希望乘黑夜等海军救出一部分人员。事实上，只有极少数的高级指挥官和政委被鱼雷快艇接出，包括其集团军司令彼特罗夫将军在内。当他的继任者也想用同样的方式逃走时，却为我方的意大利巡逻艇所截获。　
　　克尔森半岛的最后战斗直到7 月4 日为止。当第72师攻克了“高尔基二号”炮台之后，其他各师也就把残敌逐渐逐到了半岛的顶点上。俄军曾经一再企图向东突围，希望能加入亚拉山地中的游击队中。他们一再向我方猛冲，其损失非常可怕。最后，敌军的残部都躲在海岸上的大岩洞中，想等候海军的营救，结果却还是落空了。当他们于7 月4 日投降时，仅仅从这一小块地面上就钻出了3 万人。　
　　在这个要塞地区中，我们一共收容了9 万多名俘虏，敌军的死亡数字更是几倍于我们。所俘获的战利品是多到了无法计算。一个具有天然形势的坚强要塞，在整个集团军的防御之下，已经终于陷落了。从作战的观点来看，把第11集团军用在东线南翼上，以扩张德军的大攻势，正是时候。　
　　7 月1 日的夜间，我和几个最接近的僚属，驻在亚克哈里卡拉里斯(Yukhary Karales)的指挥所中，那是一个鞑靼人的小村。我们正在回想这几个月来的战斗经过和那些已经不再在我们身边的战友。从无线电中听到了最高统帅部对攻克塞瓦斯托波尔所发表的特别公报。不久之后，电动打字机中又传出了下述的命令：　
　　收件人：克里米亚集团军司令曼施坦因上将
　　为了感谢你在克里米亚境内的奇功，我现在升你为元帅，并对于所有参加克里米亚战役的人员颁发一种纪念臂章。我代表全国人民对于你所指挥的部队的英勇成就表示极大的敬意。　
　　希特勒 　





　　第十章 列宁格勒-费特布斯克

　　当第11集团军所属各师正在休息时，我也前往罗马尼亚度假，只留下一些幕僚人员去拟定一个渡过刻赤海峡进攻的计划。此时德军南翼上已经发动了大攻势，本集团军即拟加入这个行动。在我度假期间，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还是一再与我联络，使我不会与这些准备工脱节。可是很不幸，这一切的计划只是白忙一阵，希特勒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了太多的目标，对于这次攻势的最初成功估计得太高，而放弃其原有的意图，不再把第11集团军加入在这个作战之内。　
　　8 月12日，当我回到克里米亚的时候，发现最高统帅的命令正在等候着我，不禁使我大感困惑。这个率领整个集团军越过海峡进攻的计划已经被取消，代替它的一个作战却只使用第42军的军部、第46师和某些罗马尼亚的兵力。第11集团军本身则奉命以攻占列宁格勒为任务，因此本来用在塞瓦斯托波尔攻城战中的炮兵都已开始向北运送了。更不幸的是我们的兵力又被抽去了3 个师。第50师仍留在克里米亚。第22师现在奉命改编为一个空降师，并送往克里特岛——尽管它是我们最好的部队之一，但在战争的其余时间中，却几乎一直是闲在那里没有用过。最后，当我们已经运动之后，第72师又被拨交给中央集团军群，用去对付一个局部性的危机。所以留在第11集团军中的原有部队就只剩下了第54军的军部、第30军的军部、第24、第132 和第170 三个步兵师和第28轻型师而已。不管最高统帅部的意图是怎样，把一个军队中的单位这样加以肢解，总是不妥当的，这些军和师已经在一起工作很长时间。从苦战之中所得来的互信和认识，在战争中是一个最重要的因素，决不应忽视。
　　不过更重要的却是另一件事情。当第11集团军现在已经摆脱了克里米亚的牵挂之后，是否应该把它从东线的南翼上抽出，而用在另一个比较不太重要的任务(攻克列宁格勒)上面去呢？就德国方面来说，在1942年夏季中的战局，只有在战线的南端才能获得决定性的结果。对于这个任务而言，我们的兵力是决不嫌太强大的，尤其是现在更为明显，因为希特勒是同时想达到两个目标——斯大林格勒与高加索——所以更使攻势分为两个方向，因此愈向东走，则其矛头的北侧面也就会愈拉愈长。　
　　以后的事实证明，若是能够把第11集团军保留在南翼方面，则不管是越过刻赤海峡以阻止敌军退回高加索也好，还是跟着攻击集团军群的后面当作预备队也好，结果都会好得多。　
　　当我飞往北方去上任时，中途曾经到希特勒大本营中去请示，我曾与总参谋长哈尔德上将详谈这个问题。哈尔德明白地表示他完全不赞成希特勒的意见，在执行南方的攻势以外，又同时想攻下列宁格勒，但是他说希特勒却坚持这一点，拒绝放弃他的主张。不过，当我问他，是否认为把整个第11集团军从南面撤走实际不会出问题呢，他却说应该不至于。我自己却很感到疑惑，当然却无法事先驳斥总参谋长的意见。　
　　同时，我对于希特勒与其总参谋长之间的恶劣关系也殊感骇异。由于俄军在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发动了一个有限的攻势，所以遂造成了一个局部的危机，于是这个问题被提到每日汇报中来加以讨论——事实上，这个危机使我们不能不拨去了第72师。希特勒乘这个机会，谴责在前线上战斗的人员。哈尔德却不惜犯颜力争，他指出部队的实力早已消耗过度，而军官和士官的高度损失更是一定会产生影响。虽然哈尔德所说的话非常客观，但却激起了希特勒的怒火。他用极粗野的口气，质问哈尔德有无权利与他唱反调，并且宣称着说，在第一次大战时他是一个前线上的步兵，因为哈尔德从来不曾有过这种经验，所以他自问比哈尔德绝对有较佳的判断。
　　这个场面是如此的难堪，所以我就立即离开了兵棋室。直到希特勒平静了之后，才请我再进去。事后我受到良心的谴责，不得不把这个不幸事件向人事处长希孟德将军提出意见，他同时也是希特勒的侍卫长。我告诉他说，总司令和参谋长之间不可能如此相处，希特勒必须听信其参谋长的意见，至少对他表示其应有的尊重，否则哈尔德就只有自动辞职。很不幸，双方都未能如此，直到6 个星期之后，哈尔德才终于被免职。　
　　8 月27日，第11集团军司令部达到了列宁格勒前线，并研究在第18集团军地区中发动攻击的可能性和拟定攻击该城的计划。其意图为一旦攻势发动后，我们应接管第18集团军面北的那一部份正面，而后者则仍保持其在沃尔霍夫(Volkhor)河的东段正面。拨给第11集团军的正面可以分为三个部份：一、涅瓦(Neva)河地区从拉多加湖(Lake Ladoga)起到列宁格勒的东南为止；二、在列宁格勒以南的实际突击正面；三、在芬兰湾南岸阿拉尼包门(Oranienbaum)附近的正面，其中还包括着仍然扼守在俄军手中的巨大桥头阵地。　
　　除了强大的突击炮兵以外(其中一部份是从塞瓦斯托波尔运来的)，本集团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在13个师以上，其中包括西班牙的蓝色师(Blue Division)，1 个装甲师、1 个山地师和1 个党卫军(SS)旅。不过因为在两个正面各需两个师的兵力，所留下来可以用作攻击列宁格勒的兵力只有9 个半师而已。因为敌军在那里有一个集团军，共为19个步兵旅、1 个国际守卫旅和一两个独立装甲旅。　
　　从这里相对的兵力数字上看来，若是已经有兵力封锁着列宁格勒北面的卡雷利阿(Carelian)地岬的芬兰人能够参加攻势，则对我们自然就会极有帮助了。不过当德国派驻芬兰总部的联络官艾弗斯将军(GenErfurth)提出这个问题时，却遭到了芬兰当局的拒绝。据艾弗斯将军的报告，芬兰人所持的理由是说自从1918年他们建国以来，就已决心不对列宁格勒构成威胁。于是芬兰对于攻势的贡献遂不在考虑之列。
　　第11集团军现在发现它必须倾其全力来执行这个任务。我们都深知这个作战的成功是颇有疑问的，尤其是事实上这个作战本是不必要的，所以更使我们不愉快。在1941年夏季中，我们很可能有用突击方式把列宁格勒攻下的机会。虽然在最初阶段中，希特勒本人曾经认为提早攻陷该城的工作是应列为最优先的，但因为种种原因，这种机会却终于还是错过了。以后希特勒认为他可以用饥饿来迫使列宁格勒投降。俄国用越过拉多加湖的路线来补给该城，夏季用船只，冬季用铺设在冰面上的铁路线。现在德军所留下来的一条正面线，是从拉多加湖起到阿拉尼包门以西为止，对于他们的资源而言是一种经常的消耗。若能撤退是最理想的，而当南翼方面正要寻求决战的时候，又想同时进攻该城，那实在是一个可以争辩的论点。诚如席勒(Schiller德国诗人)所说的，“差了一个小时，也就是丧失了永恒。”(机不可失，时不再来)。　
　　不过我们既然奉命进攻该城，所以还是必须作最好的准备。任何人若沿着列宁格勒以南的前线去实行侦察时，都会感觉到这个城市是似乎已在掌握之中，尽管它受着严密的保护，纵横分布的野战要塞工事构成了一个完整的防御网。我们可以看见在涅瓦河的柯尔皮罗(Kolpino)工厂，它还在继续生产坦克。在芬兰上的普尔柯夫(Pulkovo)造船坞也遥遥在望。再远一点即为圣依沙克大教堂(St. Isaao’s Cathedral)、海军部的尖塔和彼德及保罗等要塞的轮廓。在清明的天气中，也还可能看见在涅瓦河有一艘被炮火所击毁的战列巡洋舰。那正是我们在1940年卖给俄国人的一艘一万吨的军舰。有一些旧皇室的故宫也都已在战争中被毁，我在1931年曾经在那里凭吊过，听到这种消息益增惆怅。那都是俄国的炮弹所焚毁的。　
　　从侦察的结果中，我们认清了第11集团军无论如何都不应卷入列宁格勒建筑地区以内的任何战斗之中，不然实力马上就会迅速消耗完毕。至于希特勒所相信的，只要第8 航空军的恐怖性空袭，即能强迫该城投降，我们对此颇无信心，而该军有经验指挥官，李希霍芬上将也与我们有同感。　
　　所以我们的意图是首先在最大限度的炮兵与空军的支援之下，突破在列宁格勒以南的正面，但不应越过该城南面周界作更进一步的前进。接着两个军应向东转，迅速渡过该城东南面的涅瓦河，以毁灭夹在该地与拉多加湖之间的敌军，切断越过该湖的补给线，并从东面孤立列宁格勒。这样就可能像华沙的旧例，不必经过任何严重的巷战而使该城迅速陷落。　
　　很不幸，席勒尔的名言不久就证明是太正确了。非常自然，敌人不会不注意到德军在列宁格勒地区的增兵，早在8 月27日，他就对第11集团军的东面战线上发动了一个攻击，迫使我们把刚刚达到的第170 师投入战斗。几天之内就可以很明显地看出，俄国人正在执行一个强力的援救攻势，其目的即为打消我们的攻击。　
　　9 月4 日下午，我接到希特勒亲自打来的电话。他告诉我为了预防沃尔霍夫正面出乱子起见，我有立即采取干涉行动之必要，他要我负起全面指挥之责，并用攻势行动以恢复情况。在那一天内，敌人在拉多加湖以南的第18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作了一个宽广而深入的突破。　
　　很明显，我们的处境颇为窘迫。当我们正要进攻列宁格勒之际又加上这些额外的担负，对于所有的参谋人员而言都是很不愉快的。对列宁格勒的攻击计划只好暂时搁置，而改在拉多加湖以南进行一个新的战斗。　
　　在从列宁格勒向东行的铁路线以北的地区中，敌人已在第18集团军的正面突破了一个5 英里宽的缺口，并透入了8 英里的距离，达到了姆加(Mga)以上的某点。第一个问题就是用第11集团军的兵力来阻止敌军的前进。经过了几度的苦战，在以后几天之内终于达到了这个目标，于是在集结了其余部队之后，第11集团军就能够开始发动攻势了。那是从尚未动摇的两个侧面进攻，以求从根本上切断敌军的矛头。
　　南面的攻击由第30军负责指挥，下辖第24、第132 和第170 三个步兵师再加上第3 山地师。北面的攻击则由第26军负责指挥，下辖第121 步兵师、第5 山地师和第28轻型师。经过了激烈的战斗，到了9 月21日，敌人的突入兵力终被切断。以后几天之内，敌人的生力军为了援救被围的矛头部份，又曾一再从东面发动猛烈的攻击，也都被击退。列宁格勒的俄军也曾用8 个师的兵力，越过涅瓦河和从列宁格勒以南进攻，同样未获成功。　
　　不过同时，我们还得要消灭围困在格托罗夫(Galtolovo)与姆加之间的强大敌军。照惯例一样，尽管其地位是已经毫无希望，而且从整个作战的观点来看，继续抵抗也毫无意义，但是敌军却绝无放弃的意图。相反的，他们却一再作突围的打算。因为整个地区都是厚密的森林(在这种地区，我们决不会作突破的企图)，所以假使我们的步兵若企图去消灭敌军，则势必会受到惨重的损失。所以第11集团军尽可能从列宁格勒的正面，调集了最大限度的炮兵火力，以便不分昼夜，24小时不断地向这个包围圈中轰击。这样的轰击了几天，再加上空军的轮番轰炸，终于使这个地区变成了荒原。从一位俄国团长的日记中即可以发现我们所已经获得的战果，同时也可以指出那些政委们是如何残酷无情，强迫被围的部队去作无益的抵抗。　
　　利用这种方法，到了10月22日，我们终于结束了这次包围战。敌人的第2 突击集团军(Shock Army)一共曾把16个步兵师、9 个步兵旅和5 个装甲旅投入战斗。其中有7 个步兵师、6 个步兵旅和4 个装甲旅已在包围圈中同归于尽。其余的部队因为想援救被围的兵力也已经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一共俘获12,000人，另有300 余门火炮、500 门迫击炮和224 辆坦克不是被俘就是被击毁。敌军死亡数字要比俘虏数字超过了几倍以上。
　　当恢复第18集团军在东线上的位置的任务完成之后，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已经受到了相当重大的损失，而原定用来攻击列宁格勒的弹药数量也已经消耗了不少。因此，我们已经不能立即再行发动一个新的攻势了。虽然如此，希持勒仍不愿意放弃攻下列宁格勒的意图。第11集团军却坚持认为，若无适当的休息和补充，决不能进攻该城。在这种讨论之中，一个计划压一个计划，10月就如此的拖过了。
　　当我们南面的攻势正在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的门外，似乎已经成为强弩之末时，我们在北方却胶着不动，这实在使人很感到困惑。那是毫不足怪的，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中尉因为在司令部中无事可做，所以感到十分的闷气。我知道他的苦闷，就派到第170 师去参加涅瓦河的战斗。他在克里米亚时，也曾参加该师的战斗。这个可怜的孩子因为中途飞机失事而送了性命，我们在10月25日为他举行葬仪。他的死对于所有的人都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尤其是我本人。我们再也不能听到他那种悦耳的笑声。我怎样可以丧失这个一直与我共患难的青年伙伴！在我的好伙伴纳格尔之后，在东线的战争中他在我的亲信人员中是第二个丧失生命的。在斯皮赫特的葬仪之前，我恰好要飞往最高统帅部去接受元帅的权杖。他若能与我一同前往，那该多好呀！
　　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对于我还是礼遇有加的，他对于第11集团军的部队在拉多加湖之战中的表现深表赞许。我就乘这个机会向他说明对于我们的步兵已经要求过度了。在东线上与俄国人这样顽强的敌人战斗时，我们的损失是注定了必然非常惨重，所以各步兵团必须经常使其迅速恢复实力，而决不可以延迟，这是非常重要的。但是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补充的兵员即从未能准时送到，所以步兵单位被迫常常要用不足额的兵力去进行战斗，其必然的结果就是时间愈长，战斗部队的实力也就消磨得愈厉害。　
　　现在我们知道，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德国空军正在着手组织22个所谓“空军野战师”(Luftwaffe Field Division)，从这里可以抽出17万人来。这是毫不足怪的。戈林在其自己的领域中，一向是非常的阔绰，不仅是经费和设施是如此，在人力方面也是一样。空军有17万人可以抽调，这是老早就应该利用的剩余人力，自从不列颠之战以后，战略性空中战争的梦想实际上早已幻灭。　
　　现在这17万人就准备集中编成空军的私房单位，来供地面战斗之用。因为空军有广大的人力范围可供选择。所以毫无疑问，这些师将会由第一等的军人所组成。若是在1941年的秋季中，能够用这些人员来补充陆军各师，使后者得以保持充足的战斗实力，则在1941-1942 年之间的冬季，许多危机也许就都可以平安渡过。但若把这些优秀部队在空军的结构中编成师，则可以说是一种岂有此理的愚行。他们将从哪里去获得必要的接近战斗训练和与其他部队合作的经验呢？他们从哪里去获得战斗经验呢？这是东线上最重要的东西。空军又从那里去寻找师长、团长和营长呢？
　　当我与希特勒谈话时，对于所有这些方面都曾加以详细的分析，不久以后，我又提出了一个备忘录请其注意。他很注意地听取我的意见，但却坚持说，他对于这个问题已经作过了充分的考虑，所以决定不改变他的决定。不久以后，中央集团军群的前作战处长，曾经把戈林要求希特勒准许空军单独编师的理由讲给我听。这个人与希特勒的侍卫人员有深厚的友谊，所以深知各种内幕。戈林宣称他不能把他的部下交给陆军，因为他们都是在国社党的精神中培养长大的，而陆军中却还有牧师，而且陆军军官们都还是受到德帝国时代的传统支配。他早已告诉他的部下说，空军也必须牺牲，不应让陆军专美于前，这就是戈林说服希特勒的理由！　
　　我们的列宁格勒任务现在快要告一结束。当我在文尼察(Vinnitsa)的时候，希特勒曾经说过我的司令部可能要移到中央集团军群所属的费特布斯克地区中，因为敌人正有在那里发动巨型攻势的迹象。假使真是如此，则我们的任务就是也发动一个攻势以对抗它。不过同时他又说，假使他和他的大本营若离开文尼察，则我将奉命指挥A 集团军群。自从李斯特元帅因为意见不合，而被无理由免职之后，希特勒又自兼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就长期而言，这是一种不可能的安排。最奇怪的是他在当时对我所说的话。他说他希望明年能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直入近东！由此可知他对于全盘军事情况和其战略可能性，所具有的认识是如何不现实。　
　　我在列宁格勒前线上的最后几天中，又遭到了一个极大的不幸。我的长子吉罗(Gero)战死了，这对于我的妻子、我本人和我的孩子们都是一个最沉重的打击。10月29日，他为祖国而殉难，他的职位为我的老18师第51装甲步兵团中的一个少尉。在我指挥之下的德国青年，捐躯殉国的人数是成千累万，所以对于这个纯粹个人的损失似乎不应在此提及。我的儿子牺牲生命与无数的其他德国青年是并无二致，对于他们的父母也一样。不过在我个人的回忆录中，对于一个捐躯殉国的儿子却应该有所记载。他正像许多其他同样殉国的青年人一样，永远生存在其亲人的心灵中。
　　我们的吉罗是1922年除夕出生的，20岁时就战死了。从出生起，他就是一个文弱的孩子。他幼年多病，仅赖我的妻子小心抚养，才使他的身体能够适合于作一个军人。因为多病，使他在童年中丧失了许多乐趣，但这也使他特别的变得少年老成，并决心排除一切困难，做生命所要他应做的一切事情。　
　　吉罗是一个极可爱的孩子——老成，有思想，但却总是快乐的，1940年在高中毕业之后，他就表示志愿从军，并加入我自己所属的那一个兵种，步兵——在德国步兵被称为战场上的女王，因为有史以来，都是由步兵担负战斗的主责。不用说，我们做父母的人，很了解这种承继祖先遗业的愿望，但是我们却并无任何左右其对职业选择的意图。完全是因为血统的遗传，使他想做一个职业军官——在平时为德国青年的训练者，在战时则为其领导者。所以中学毕业之后，他就在李格尼兹加入了第51装甲步兵团。在1941年的夏季战役中，他以一个普通士兵的身份在俄国境内作战。他升了下士，并因为与其他志愿人员救回了在巡逻中负伤的战友，而获得了铁十字勋章。1941年的秋季，他被送往军官学校受训，并于1942年的春季获得了军官的任命。　
　　经过一场重病，休假回来之后，又重新到了他所热爱的团中，该团现在正在依尔门附近作战，由第16集团军指挥，但他前往报到时，曾经路过我的防区，那正是拉多加湖会战时，他在我的旅行车中小住一个短时间，以后在10月18日，当我到第16集团军司令部中去访问我的老友布希上将时，我又曾经和他见了一面。布希也曾邀请吉罗，于是我们父子、布希和我的副官斯皮赫特，一同在一起渡过了一个愉快的黄昏。几天之后，斯皮赫特就战死了。　
　　1942年10月30日上午，在早晨情况报告已经送入之后，我的参谋长夏尔兹将军把这个坏消息告诉我，吉罗在前夜中为一颗俄国炸弹所炸死了。他是以营副的身份到前线传令而遭遇到不幸。　
　　次日我们把这个亲爱的孩子埋在依尔门的岸上。第18装甲步兵师的克鲁格牧师在致词开始时说：“一位步兵少尉。”我的儿子应该是可以瞑目了。　
　　在葬仪之后，我又飞回家去与我的老妻在一起过了几天，对于她而言，一向特别喜爱这个孩子。他幼年多病，曾经使我们伤了许多的脑筋。现在我们就把他的灵魂交付给上帝的手中。　
　　吉罗像许多其他的德国青年一样的殉国了。当我还在李格尼兹时，第11集团军司令部就已经从列宁格勒移到了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中的费特布斯克。在那里住了几个星期，没有什么重要事件可以述叙。在尚未采取任何步骤对抗预料中的攻势之前，东线南端的情况又使我们获得了一个新的任务。　
　　11月20日，我们奉命成立了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指挥斯大林格勒两侧的地区。我正在与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一同视察部队，由于一个地雷在我们的火车下面爆炸，所以中途耽搁了下来。在那个地区中到处都有游击队活动，旅行必须使用装甲车辆或有特殊保护的火车。　
　　因为天气太坏不能飞行，我们在11月21日只好坐火车离开费特布斯克，中途又为地雷所阻。直到11月24日，那正是我的55岁诞辰，才达到了B 集团军群的司令部，我们的未来战区还是暂时由它负责的。我们在这里才知道第6 集团军和其附近第4 装甲集团军、第3 和第4 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这些都留在斯大林格勒那一章中再详述。 　





　　第十一章 作为最高统帅的希特勒

　　当我被任命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之后，使我第一次直接受到了希特勒的指挥，因为他正在兼任着三军统帅和陆军总司令的职务。直到现在，我才亲自有机会看到他除了国家元首的职务以外，又怎样去尝试执行一个战争中最高统帅的任务，在过去我一直都感觉到他对于军事决定的影响，最多只不过是间接的和遥远的而已。因为凡是有关作战的一切事件，都是受到严格保密的限制。所以我自己很难作任何确实的判断。　
　　在波兰战役中，我们不感觉到希特勒对于陆军领导权的干涉。当他两次视察伦德斯特元帅的集团军群总部时，他对于我们的情况解释，都很同情的加以听取，并且也同意我们的意图而毫无加以干涉的打算。　
　　至于说到挪威的占领，局外人对于这个计划始终是莫测高深的，希特勒对于西线攻势的态度在以前早已详细讨论过。在这个事件上，他完全越过了陆军总部，这固然很令人感到骇异和不满，不过他的基本观念，认为解决之道必须是攻势的，若从军事观点来看却是一点都不错，尽管他原定的时间并不妥当。诚然，他所拟定的计划大纲不可能产生完全解决，理由我早已分析过了。在那个阶段中，他可能并不曾想到会获得那样伟大的战果。不过当A 集团军群的计划使他能有这种机会时，他马上就抓着了这个观念，并且自己去适应它——尽管因为害怕冒险曾经加以某些限制。他在敦刻尔克城外停止装甲兵的前进，固然是犯了一个致命的大错误，但是在当时，局外认却很难认清这一点，因为从滩头上所留下来的装备数量看来，足以使任何人都很难认清英国人撤运其部队过海的工作会有那样大的成功。　
　　不过，由于缺乏一个“战争计划”，所以使对于入侵英国的作战缺乏适当的准备，而未能配合时机，这一点足以显示出德军领导阶层之失败，换言之，也就是应由希特勒本人负责。相反，任何并非实际在场的认却很难判断，转过头来对付俄国的决定，因为政治的原因是否真正无可避免。俄军在德国、匈牙利和罗马尼亚边界上的部署，却的确使人很感到触目惊心。　
　　站在一个军长和集团军司令的地位上，我对于希特勒在原始攻击计划和第一阶段战役的作战指导，以及1942年夏季攻势计划所具有的影响作用都殊少认识。无论如何，希特勒对于克里米亚战役的指挥不曾加以干涉。当我在1942年春季去谒见他的时候，他毫不犹豫地同意了我们的意图，并且也毫无疑问曾经尽可能使我们在塞瓦斯托波尔获得成功。不过我认为在该要塞陷落之后，第11集团军的调动是不合理的，这已见前述，不再赘论。　
　　现在我以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身份，第一次直接受到希特勒的指挥，这也使我对于其最高统帅权的执行有了第一次真正的经验。　
　　当分析希特勒在作为一个军事领袖的地位时，我们决不可以鄙薄他，说他只是一个第一次大战中的“小班长”而已。　
　　毫无疑问，他对于作战十分敏觉，像他采取A 集团军群在西线上的计划即为一例。事实上，许多业余的军事家都常有这种天才，否则历史记录上就不会有那样多的王公都变成了指挥官了。此外，希特勒也具有惊人的记忆力和想像力，使他能迅速了解一切技术事件和军备问题。他对于敌方最新兵器的性能十分熟习，并且对于敌我双方的战时生产数字，能够整套的背诵出来，如数家珍。事实上，当他每逢谈到他所不愿意听的问题时，就会把这一套法宝请了出来以当作抵制对方的工具。毫无问题，在军备方面的许多成就都应归功于他的远见和过人的精力。但是他对于自己在这一方面的天才却具有过份的自信，结果又常常引起不幸的后果。他的干涉妨碍了空中的顺利发展，而火箭推进和原子兵器的发展也都受到了阻碍。　
　　此外，由于希特勒对于所有技术问题都深感兴趣，结果遂使他对于技术资源的重要性不免估计过高。在必须要用大量部队才能有成功希望的情况中，他却相信少数的突击炮或新式的虎型坦克即足以应付。　
　　概括言之，他所缺少的就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军事能力，这是他的“直觉”所不能代替的。　
　　希特勒对于一个战术机会固然十分敏觉，能够迅速抓住机会，但他却缺乏能力不能够决定某种作战计划的先决条件和实际可能性。他不能了解一个作战的目标和最后限度，必须要与时间和兵力成正比例，至于补给的可能性更是不在话下。他也不会认清任何远程的攻势作战，其所需要的兵力必须逐渐增大，远超过原始突击时所需要的。在1942年夏季攻势的计划与执行中都很明显地表现出上述弱点。另一个例证就是他在1942年秋季中对我所说的话，他希望用一个摩托化的集团军群从高加索一直进入近东和印度。　
　　在政治方面也和军事方面一样，希特勒对于何者为可以达到的，何者为不可以达到的，完全缺乏一种判断力。在1939年的秋季中，虽然他看不起法国的抵抗力，但他最先却不曾认清一个有正确计划的德军攻势，即足以有获得决定性成功的可能性。可是当他实际成功之后，因为条件改变了，于是他又错过了更好的机会。在每一种情况中，他所缺乏的就是在战略和大战术领域中的真正训练。　
　　所以他活跃的心灵对一切足以勾起幻想的目标都感兴趣，这样同时追求几个目标，而且常常在战场上距离极远，遂使德军的实力消耗殆尽。他完全不曾了解下述的基本规律——在重点上的兵力决不嫌强大，为了得到决定性的目标，甚至于应不惜牺牲比较不重要的方面，或是不惜接受相当的冒险。所以在1942年和1943年的攻势中，他都不能倾全力以求成功。同时当情况逆转时，也不愿意采取任何紧急的补救措施。　
　　至于说到希特勒的战略目标(至少就对俄国的冲突而言)，大部分受到了政治考虑和德国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在有关俄国战役的导言中，我已经有所论述，以后在分析1943-1944 年之间的防御战时，还要再度提到。　
　　在决定战略性目标时，政治和经济性的问题毫无疑问非常重要，不过希特勒的错误却是过份重视了这种成就，而更重要的是他认为地理目标的保有，要重于击败敌方军事力量。事实上，从对俄国的斗争中看来，即可以了解当军事上胜负未决时，要想获得具有经济价值的地理目标，是颇有疑问的，而想长期的保持则更是不可能。在那个时候，还不能用飞机或导弹毁灭敌人的生产中心和运输体系。　
　　战略毫无疑问应该是政治领袖手中的一个工具，但是他却决不应忽视了一个基本事实。在任何战争中，战略的目标都还是击碎敌方的军事防御力量。只有在确保了胜利之后，才能实现政治和经济的目标。　
　　这样就要说到另外一个因素，那就是希特勒的意志力，这对于他的领导性格是一个最重要的决定性因素，而他对于这种意志力却是未免估计过高。他认为这种意志力可以贯彻到每一个士兵的心灵中，这也就足以使他的决定和命令获得成功。　
　　很明显，最高统帅的坚强意志是胜利的一个必要先决条件。在紧要关头，领袖突然丧失了其意志力，结果往往就会功败垂成。不过这种必胜的意志却又与希特勒的意志不同，后者的根源是他自信他具有“天命”的任务。这种信念必然会使人丧失理智，而认为他自己的意志足以克服现实——不管敌人的兵力是否远占优势，不管时间与空间的条件，也不管敌方的领袖是否同样具有坚强的意志。　
　　大体说来，希特勒在作其自己的计算时，是很少考虑到敌人的可能意图，因为他深信他的意志一定能够获得最后的胜利。任何的报告，不管如何可靠，只要一说到敌人的优势，他就会不愿意采纳，即使后者要比他强过了几倍。希特勒会毫无理由地随便驳斥这些报告，或者故意夸大敌人的弱点和引述德国的生产数字，滔滔不绝，使人不能开口向他进言。
　　在他的意志前面，任何军事指挥官在作决定时来当作基础的情况研判都实际上变得毫无意义。希特勒就是这样的不顾现实。　
　　希特勒对于自己的意志力虽然如此估计过高，并且也如此忽视了敌人的资源和可能的意图，可是很奇怪的却是其决定的果敢程度并不能与此相配合。直到1938年为止，希特勒在政治方面节节胜利，可是这个人却已经变成了一个政治赌徒，在军事领域实际上却不敢冒险。希特勒本人所作的唯一果敢的军事决定，也许就只有对挪威的占领。甚至其原始计划也还是雷德尔海军元帅所提出的。尤其是在纳尔维克战况不利时，希特勒几乎又要命令撤出该城，无异于牺牲了整个作战的基本目标——使运输铁矿的路线畅通。在西线战役的执行中，我们在上文中也曾说道，希特勒不敢作军事冒险。归根结底，攻击俄国的决定，也是因为不敢渡海攻英而引起的必然结果。希特勒认为侵英的作战太危险，所以不敢一试。　
　　在对俄国的战役中，希特勒对于冒险的畏惧也可以从两方面显示。一是他在1943年以后的情况中，拒绝采取弹性的作战方式。在那时只有自动地暂时放弃已经征服的土地，才能应付危局。二是他不敢放弃次要的战场和尽量抽调兵力，以应付主要的决战，尽管不这样做，即可能引起极大的危险。　
　　希特勒为什么在军事领域中不敢冒险，其理由可能分为三点：一、他可能暗自觉察到他自己缺乏应付这些危机的军事能力。正因为如此，所以他更不相信他的将领们具有这种能力。二、他也像所有一切的独裁者一样，害怕任何的挫败都足以使其威望发生动摇。事实上，这种态度正足以造成军事上的错误，而更足以丧失其威望。三、希特勒对于权力具有一种贪欲，他不愿意放弃任何已经到手的东西。　
　　当我任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阶段中，我与陆军参谋长兹勒尔上将(Col-Gen. Xcitxler)曾经花了无限的精力来矫正希特勒的错误思想，但结果却还是枉然。
　　当他面临着一个即不愿意面对又无法避免的决定时，希特勒就会尽可能拖时间。当我们感到时机迫切，有立即调动兵力以阻止敌人的作战成功，或制止其扩张行动时，经常会遭遇到这种困难。总参谋部要与希特勒苦争几天之久，才能够从威胁性较低的地区中抽出一点兵力来援救紧急的地点。在大多数的情况中，总是当时机已经太迟了的时候，他才肯给予太少的兵力——最后的结果是花了比原定的数量超过了几倍的兵力还不能达到原定的目标。为了放弃一个不能守住的位置，例如1943年的顿涅茨地区和1944年的第聂伯河湾，常常要争论达几个星期之久。有时为了想抽调一点兵力而放弃不重要的突出地时，结果也是一样的难免一场争论。希特勒可能是希望事态最后还是能变得合于他的理想，于是他就可以避免作下他所不愿意的决定。因为他不愿意他的决定是为了适应敌人的行动。他对于他自己的意志力既然具有无比的信心，所以他不愿接受机动性作战中的任何冒险，例如迂回的攻势，其成功是事先无法保证的。他也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随着时间的推进，这些因素对于希特勒的军事领导方式所具有的影响力量也就日益增强。寸土必争的顽固防御也就逐渐变成了一个公式，而终于断送了这种军事领导。所以，当德军在战争的初期，凭借作战的机动性已经赢得那样优异的成功之后，希特勒对于在莫斯科前线上所发生的首次危机，所采取的对策却是斯大林的死守任何阵地的观念。在1941年，这种政策几乎使俄国一败涂地，所以当德国人发动其1942年的攻势时，他们也终于放弃了这种观念。　
　　因为在1941年的冬天里我们部队的英勇抵抗，终于击退了俄军的反攻，于是希特勒遂深信他禁止任何自动撤退的命令，已经救了德军，使其不至于遭受拿破仑大军团在1812年所遭遇到的同一命运。他的宠信人员和某些指挥官对于他的歌功颂德，足以增强他的信心。所以当1942年秋季，德军的攻势在斯大林格勒和高加索发生了顿挫，一个新的危机又正在兴起时，希特勒马上就再度想到他的老办法，认为只要不惜一切代价，抓着已经得到的东西不放手，即能确保成功。从此以后，再也没有任何方法可以使他放弃这个观念。　
　　现在大家似乎都已经公认，在两种形式的战斗中，防御是一种较强的形式。不过这却是有条件的，只有防御比较有效，足以使攻击者在攻击阵地时，流血过多而受到致命打击，才能讲得通。在东线上这种理论却是不合适的。德军的数量根本上就不够组织一个如此坚强的防御。敌人的兵力比我们要强过了好几倍，在那样宽广的正面，可以集中其兵力在任何选定的点上，达到突破的目的。结果，大量的德军遂难于避免被包围的命运。只有在机动性的作战中，德国参谋人员与战斗部队的优势才能发挥作用，或许才能抵消俄国大军的数量优势。　
　　希特勒这种不惜任何代价去坚守不动的倾向与日俱增，等到下文中叙述1943-1944年的东线防御战时，还要更详细地加以分析。他之所以如此坚持的原因，也许要在本性深处去发掘。他对于战斗的看法，只注意到极端野蛮的一方面。他的思想只能了解挺着不动，而让敌军碰在我们的防线上流血致死，但却不能了解一个高明的拳师往往会后退一步，以便发动一个决定性的突击。他不懂得战争的艺术，而只懂得蛮力，而且认为意志力即足以保证其成功。　
　　因为希特勒重视蛮力远过于心灵，所以他陶醉在德国军需工业的生产数字之中，甚至于忽视了敌人的生产数字还要更高的事实。他忘记了必须有训练和技巧才能使一种新兵器发挥其充份的效力，只要新兵器达到了前线，他就感到满足了。至于部队是否已经学会了使用方法，和这种兵器是否已经在战斗条件之下通过了考验，他却丝毫不予注意。　
　　同样，希特勒又经常命令成立新的师。虽然我们部队数量的增加是极合理想的，但是因此而使已经编成了的部队缺乏补充兵员，却是得不偿失。这些老部队几乎已经流尽了最后一滴血。而那些新成立的单位因为缺乏战斗经验，所以死伤率特别重大，空军野战师、党卫军师和所谓人民步兵师都是明显的例证。　
　　最后还有值得提出的一点，虽然希特勒的扮像很英武，并且欢喜追求作为一个前线军人时所获得的经验，可是事实上，他却缺乏一个军人的性格，他的思想与情感都是不合普鲁士传统的。　
　　希特勒从集团军群和集团军的报告中，对于前线上的情况，毫无疑问具有清楚的了解。此外他也经常召见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所以他不仅清楚我们部队的成就，而且也知道自从俄国战役开始以来，我们部队即在不断忍受过度的折磨。也许这正是一个主要的原因，使我们从来无法劝说希特勒去接近最前线。要请他来视察我们的集团军群总部都已经够困难了，至于再向前走一步，对于他来说，就已经根本上不可能了，他可能是害怕在前线上的所见所闻会打破了他的黄金美梦。　
　　希特勒虽然尽量强调他过去所具有的前线军人身份，但是我却从来感觉不到他的心灵是属于战斗部队的。部队的损失对于他而言，只不过是数字的减少而已。他从来是不曾把他们当作人类看待。(注：有人认为希特勒内心是软弱的，他过份受到情感的支配，所以他自己害怕这种弱点会影响他的决心，因此不敢到前线上去看一看。不过希特勒这个人却是非常奇怪的，很难于了解。假使说他内心是软弱的，那么为什么他的统治又会那样日趋于野蛮和残酷呢？)
　　不过有一点，希特勒的观念却完全像一个军人，那就是对于战功的勋奖。他的主要目标就是要使勇士能够获得荣誉。　
　　我在上面所说的各点，即足以证明希特勒不适宜作一个军事领袖。不过假使他能完全信任一个有经验而负责任的总参谋长，则这些缺点也就多少可以获得一点抵补。无论如何，他也有几种特长，那都是一个最高统帅所不可缺少的：坚强的意志，能够抵抗最严重危机的神经，极端敏锐的头脑，在作战领域中也具有某种天才，还有能认识技术可能性的能力。假使他知道如何利用其总参谋长的技术来抵补其在军事领域中(尤其是战略和大战术方面)所缺少的训练和经验，则尽管有上述的诸多弱点，也还是照样可以建立一个有效的军事领导。但这却正是希特勒所不愿意接受的办法。
　　正因为他相信他的意志力量是所向无敌的，所以他的政治成功和战争初期的军事胜利(他认为这是他个人的成就)都足以促使他在估计其自己的能力时，会丧失一切的比例意识。照他的想法，若是接受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的意见，这对于他自己的意志不是一种补益，而好像是屈服在他人的意志之下了。此外他事实上由于受到传统和背景的影响，对于军事领袖具有一种根本性的不信任心理，后者的生活规律和思想方式都是与他不同的。所以他不准备有一个真正负责的军事顾问站在他的身边。他想做另一个拿破仑，只能容许奴才在他的下面，驯服地执行他个人的意志。不幸，他却缺乏拿破仑一样的军事经验和军事天才。　
　　在前一章中说到有关侵英计划的问题时(第七章)，我曾经说希特勒所组织的最高统帅部，其中并无一人有权可以向他就大战略的问题提出顾问性的意见，或是拟定一个战争计划。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Wehrmachtfuhrungsstab)，理论上来说应该担负这个任务，可是实际上它只是一个军事秘书处。它的唯一工作就是把希特勒的观念与指示，用军事术语改写成为正式的命令而已。　
　　但是更坏的却是下述的发展。希特勒把挪威定为最高统帅部的战场，这是陆军总部无权过问的，那只不过是扰乱陆上作战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以后几乎所有的其他战场都逐渐变成了最高统帅部的私产，最后只有东线还是属于陆军总部的，可是陆军总司令却又已由希特勒自兼。所以陆军总参谋长对于其他战场上的事情所具有的影响力量简直是小得可怜；同样，其他两个军种的总司令对于大战略的问题也是毫无影响作用。陆军总参谋长对于陆军兵力的全盘分配，根本没有发言权，常常不知道哪些部队和物资将会送往其他的战场。在这种环境中，最高统帅部的作战处与陆军总参谋部之间的冲突就无可避免。希特勒似乎是故意造成这种冲突，以便在任何时候都只有他一个人可以有决定权。自然，这种恶劣的组织注定了要使整个的高级军事领导归于崩溃。希特勒对于其自己的意志力和军事能力估计过高，又产生了另外一种后果，那就是他用个别的手谕来直接指挥下级部队，这种情形日益恶劣。
　　德国军事领导体系中经常强调一个特点，即希望各级指挥官都能发挥主动精神，并敢于负起责任。一切的措施都以发挥这种特点为理想。所以，照原则上来说，较高级指挥部的“训令”和中下级指挥部的命令，对于其下级单位都是只以“指定”任务为限度。至于如何去执行指定的任务，那却是下级指挥官本身的事情，上级不应加以干涉。德军往往能够战胜敌人，这种处理命令的制度要算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对手的命令常常是非常详细，把所有下级指挥官的行动都加以限制了。除非是万不得已，德军方面总是以尽量不侵越下级单位的权限为原则。　
　　可是希特勒，却认为他自己坐在办公室中，要比在前线上的指挥官对情况还有更好的了解。他忽视了标记在他那幅太详细的情况地图上的情况，事实上赶不上情况的发展。而且从那样远的距离上，他也不可能判断前线上的行动何者为适合和必要。　
　　他逐渐已经养成了一种习惯，爱用手令去干涉集团军群、集团军和更下级单位的行动，这是与他所应关心的范围完全不相干的。虽然过去在我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一直不曾受过干涉，但是当我从费特布斯克前往罗斯托夫时，中途在一个火车站上曾经与克鲁格元帅会晤，他却曾经给予我以一个预先的警告。他说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任何一个兵力超过一营以上的行动，他都得事先与希特勒商量一下。虽然我以后总算未受到这种不可以忍受的干涉，可是由于希特勒的多管闲事，已经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有了够多的冲突。　
　　这种希特勒个人的命令，通常对于指挥和作战都只会具有妨碍作用，相反的，希持勒又极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作战训令。当他愈是把“不惜一切代价死守”的原则，当作其政策的要点时，于是也就愈不愿意颁发长期性的训令。因为他已经不信任其部下，所以害怕这种长期的训令会使他们获得了行动自由，做他所不愿意的事情。不过，这样的结果却是使一切领导作用都丧失了。长久时间之后，甚至于连一个集团军群若无统帅部的命令，都无法行动了。我们时常回忆到我们在克里米亚时的情况，那时我们具有充份的行动自由。　
　　有许多的记录都说希特勒的态度是很粗暴的，有时口中喷着白沫，甚至有时还会咬地毯。诚然，他有时会丧失自制能力，不过当我在场的时候，却只看过他发过一次坏脾气，那就是与哈尔德的争吵，上文中已经说过。很明显，希特勒是看人打发的。专就我个人的经验而论，他一直都还能保持着应有的礼貌。即使我们的意见冲突，也都不曾红过脸。　
　　希特勒要算是一位心理专家，对于凡是来见他的人，他都有一套办法来说服他，并使其接受他的观点。此外，他当然也知道任何来拜见他的人所具有的动机，并且早已经准备好了一套答辩的理论。他具有一种特殊的能力足以说服他人接受他自己的观念，不管那是真的还是假的。尤其是某些刚刚从前线上回来的军官，对于他毫无认识，更易于受到他的欺骗。在这种情况下，当这个人出发时，他心理只想把前线上的事实真象告诉希特勒，可是回来的时候却完全被希特勒说服了，而且更充满了信心。　
　　当我充任集团军群总司令的时候，为了作战的问题，常常与希特勒发生辩论，使我感到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他在为他自己的观点辩护时，实在具有令人难以置信的韧性。几乎一争论就是好几个小时，有时他的来宾会达到他的目的，但多数却是空手回去，最好的安慰也只不过是空洞的诺言而己。我所认识的人中间，再没有哪一个在这样的讨论中具有与他同等的持久力。与一个前线指挥官之间的争论，最大限度的时间充其量也还不过几个小时，可是总参谋长柴兹勒尔上将为了要求希特勒采取必要的行动，常常是一争论就是好几天。当这种争论正在进行之际，我们总是惯于问柴兹勒尔他们已经达到多少“回合”了。　
　　此外，希特勒用来为其观点辩护的理由(我在这里所指的包括纯军事的在内)，通常也还是不易加以驳回的。尤其是在有关作战意图的任何讨论中，所争论事件的后果几乎无人能作绝对正确的预测。在战争中没有一件事能够确定，不管是说的还是做的。　
　　当希特勒自己感觉到他在战略方面的意见，不能予人以任何良好印象时，他就马上会从政治或经济的领域中去寻找理由。因为他对于政治和经济情况的知识，是任何前线指挥官所无法比拟的，所以他的辩论在此时通常就也更显得理直气壮。作为一种最后的手段，我们也就只好坚持着说，假使他不同意我们的建议或是向他所提出的要求，则在军事方面一定会发生恶劣的后果。于是在政治和经济方面也就会随之而受到恶劣的影响。　
　　相反，尽管他不愿意接受要求，可是却常常表现出来他是一个善听者，而且有时他也能作客观的讨论。　
　　这样一位宿命论的独裁者，他所思考的就是他的政治野心，而且生活在他的“天命”信仰之中，所以与其军事将领之间，自然很难发生任何亲密的关系。很明显，希特勒对于个人的因素最不感兴趣。照他看来，一切人类都只不过是一种工具，用来达到其政治野心而已。他自己对于德国的军人，毫无任何感情上的联系。　
　　一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个性，另一方面由于统帅部的组织，遂使德国的军事领导所具有的缺点日趋明显。于是又自然引出一个进一步的新问题，有什么方法可以使这种局面有所改良呢？关于政治方面的问题，我在本书中决心不加以分析。　
　　为了使战争可以有比较合理的指导起见，我曾经至少作过三次的尝试，来劝诱希特勒在最高统帅部的组织中接受某种改革。据我所知，还没有第二个人敢于像我这样的直率，当面批评他的军事领导是不适当的。　
　　我当然完全了解，事实上，希特勒决不肯公开放弃其最高指挥权。作为一个独裁者，他不可能采取这样的步骤，因为照他看来，这对于其个人的威望将是一种不能忍受的打击。所以我的意见是只想劝诱希特勒在名义上仍然保留着最高统帅的地位，但是事实上却把所有军事行动的指导权，交给一个有实权的总参谋长去执行，对于东线则另外特任一位总司令。我这些企图很不幸都未能获致成功，在以后叙述1943-1944 年之间的形势时，对此将要作更进一步的讨论。对于我个人而言，这些努力尤其困难，因为希特勒完全知道当时在陆军中，有许多人都希望我能出任真正有实权的总参谋长，或是东线的总司令，所以我的处境很窘迫而微妙。　
　　我在这里不拟讨论用暴力手段改变国家领导的问题，例如1944年7 月20日事变，虽然也许有一天我会发表我的意见。在这本战时回忆录的范围中，我所要说的就只以下述几句话为满足。站在负责指挥一个集团军群的地位上来看，我认为在战时我无权发动一个政变，因为这样可能会使整个前线崩溃，甚或也会使国内发生混乱。此外也还有军人宣誓效忠的问题。　
　　诚如我在接受战犯审判时所说的话：“任何高级军事指挥官经年累月都在希望他的部下为胜利而捐躯，那么当然也不会用他自己的手来造成失败。”　
　　无论如何，在那个时候我们都早已明确认识到，即使发动一个政变也不能改变盟军的无条件投降要求。而且当我尚据有兵权时，我也还觉得我们尚未达到那样一点，要把这种行动当作唯一的出路。 　





　　第十二章 斯大林格勒的悲剧

　　俄国人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战争的转折点，这是理所当然的。英国人却认为不列颠之战也具有同样的重要性。美国人则认为美国的参战实为同盟国最后胜利的主因。　
　　在德国，有许多人对于认为斯大林格勒之战是第二次大战中的决定性会战一节，很感到勉强。事实上，所有这些单独的事件都不应认为是真正具有决定性的。战争的结果是由许多的因素来决定的，而其中最重要的可能是由于希特勒的政策和战略所造成的后果，而使德国终于对其敌国处于一种绝无希望的劣势地位。　
　　就德国的攻势在伏尔加河发生了顿挫这一点上来说，斯大林格勒的确应该要算是一个转折点。但是第6 集团军的损失尽管毫无疑问是非常严重，但其意义却并不等于是说，东线的战争——尤其是整个的战争——已经输定了。假使德国的政策和军事领导当局，若决定只想形成一个僵局，则这种解决还有可能的。　

　　通往斯大林格勒之路

　　第6 集团军之所以在斯大林格勒会全军覆没的原因，很明显就是由于希特勒拒绝自动放弃该城——毫无疑问主要就是为了威望的理由。　
　　不过若非最高统帅部在1942年的攻势计划和执行中，事先犯了作战上错误(大部分有关于最后阶段)，则第6 集团军也就根本上不会陷于这样的情况。　
　　由于这些错误所引起的结果，使德军的南翼在1942年晚秋时节所遭受到的困难，我将留在下一章中加以分析。现在所要说明的就仅限于足以决定第6 集团军的命运的各点。　
　　由于希特勒的战略目标，事实上主要受到其战争经济需要的影响，所以德军在1942年的攻势分为两个不同的方面——高加索与斯大林格勒。等到德军的前进发生了顿挫之后，于是德军也就缺乏那样多的兵力，以守住这一条绵长的正面。使事态变得更坏的，又是没有战略预备队的存在，当第11集团军刚刚结束了其克里米亚战役之后，马上就被最高统帅部肢解了，分送到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方向上去。　
　　A 集团军群正面向南，位置在高加索的北部，夹在黑海与里海之间。B 集团军群扼守着一条面向东方和东北方的正面，其起点为斯大林格勒以南的伏尔加河，折向该城的北面，达到顿河的中段，然后沿着该河延伸到沃罗涅什(Voronezh)以北的某点。这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都不够强大，难以扼守如此绵长的正面。尤其是敌军的南翼部分虽已受到了重大的损失，但却能避免毁灭，甚至于也并非真正被击败。此外，敌人在其他地区中，以及其后方深处，还保留着非常强大的战略预备队。最后，更重要的是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卡米克大草原上(Kalmyk Steppes)，存在着一个宽达190 英里的大缺口，只有一个师(第16摩托化师)驻在依里斯塔(Yelista)，提供一点不适当的掩护。　
　　使第6 集团军在1942年11月底陷入绝境的，这种想要长期据守如此绵长正面的企图实在是第一个巨大错误。　
　　第二个更大的错误，是希特勒迫使B 集团军群把其主要的打击兵力，第4 装甲集团军和第6 集团军，深陷在斯大林格勒城中和其周围的战斗中。保护这个集团军群沿着顿河深入的北侧面的任务，却留给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和一个意大利集团军以及一个匈牙利集团军来担负。(注：这些集团军只不过是虚有其表，根本就不能算是一个集团军)。在沃罗涅什地区中，则由兵力微弱的德国第2 集团军来负责。希特勒应该清楚，即使是位置在顿河的后方，这种拼凑成军的盟军兵力，也还是不能抵挡俄军的强大攻击。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是一样的。他们现在要负责保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暴露右侧面。　
　　在开始的突击只获得了部分的成功之后，企图占领斯大林格勒以控制伏尔加河的想法，最多只能在一个极短的时间之内还可以勉强尝试一下。但是若把B 集团军群的主力留在斯大林格勒好几个星期之久，并且对于其侧面又无适当的保护，那才真是一个极大的错误。这无异于将我们整个南翼的主动权都自愿让与敌人，并且下了请帖请他们来包围第6 集团军。
　　第三个错误是德军南翼方面的指挥体系简直是荒谬已极，A 集团军群已经没有一个总司令，希特勒自兼这个职务，他最多也只能用一部分时间管理它。　
　　B 集团军群所指挥的集团军不下7 个之多，其中包括4 个盟军的集团军。任何集团军群总部所能指挥的集团军数字，最多是不应超过5 个，尤其是其中多数是盟军单位，则其困难是更可以想见。B 集团军群总部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Starobyelsk)是颇有理由的，这里位置在顿河的后面，并且便于监视那些盟军部队。不过这个位置的选择也有其不利之点，因为这样一来，集团军群总部距离其管区的右翼方面实在是太远了。另外还有一个因素，就是希特勒对于作战的指挥，也经常加以干涉，所以B 集团军群对于第6 集团军的控制力也就更形减低了。　
　　陆军总部的确已经注意到这些指挥问题，并且计划建立一个新的“顿河集团军群”(Don Army Group)，由安东奈斯库元帅来负责指挥。不过这个新的司令部却始终不曾设立，因为希特勒希望能先看到斯大林格勒被攻陷。不曾起用这位罗马尼亚元帅是一个严重的错误。诚然，他的指挥能力到现在也还没有检验过，不过却可以断言他是一个好军人。无论如何，假使他能出面，则我们要求多增一点兵力来保护斯大林格勒侧面的要求，一定可以获得较大的重视。而且他又是一位同盟国的元首，所以希特勒对他也要另眼看待，不像德国的集团军群总司令和集团军司令那样可以任意侮辱。此外，安东奈斯库的个人威望，也可以约束那些罗马尼亚的高级军官，使他们不敢望风而逃，因为他们对于这个人的敬畏并不亚于对俄国人的程度。　
　　当我就任这个集团军群总司令的职务之后，安东奈斯库元帅曾经写过一封信给我，说明他对一般的危险情况，尤其是在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方面，曾经几度提出了警告。不过因为他对于前线军事并未负有指挥之责，所以这些言论也就不曾获得应有的重视。同时也很明显，B 集团军群和第6 集团军对敌人准备向斯大林格勒两个侧面所发动的大攻势，也都曾事先发出了警告。　
　　最后，还有一个事实也值得一提，即对于第6 集团军和德军整个南翼的地位，都同样具有严重的影响。整个A 集团军群、以及第4 装甲集团军、第6 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 和第4 集团军、和意大利集团军，都是以唯一一个第聂伯河渡口为其交通线的基础——即在第聂伯皮托夫斯克的铁路桥梁。查波罗齐(Zaporozhye)的铁路桥梁尚未修复；越过乌克兰、经过尼可拉也夫(Nikolayev)和克尔森(Kherson)、进入克里米亚、再越过刻赤海峡的路线，亦未打通。所以在德军战线后方，南北之间的联系同样不能令人满意。每当要从后方增援时，或是把兵力从这个地区迅速调往另一个地区时，德军高级统帅部往往感觉到他们还不如敌人那样便利，后者在任何方向上都有比较有效的交通工具可供运用。　
　　所有的指挥官要想成功，都一定不免要冒险。不过无论怎样的冒险，在1942年的秋季中，德军统帅部总还是不应把B 集团军群的最精锐主力，长久滞留在斯大林格勒，而对于顿河一线，却只留下了一点极易被消灭的兵力供掩护之用。唯一可以辩护的理由，就是说德军统帅部认为这些盟军也许不会崩溃得那样的快。可是罗马尼亚的部队在同盟国中还要算是最好的，但根据我们在克里米亚的经验，即可以暗示出来他们会望风而逃。至于对意大利人的战斗能力，那更是自始至终都不应存幻想。　
　　在夏季攻势只使我们多赢得了一点土地，而并未使俄军南翼受到决定性失败之后，德军统帅部所应冒的危险，就只是应回到高加索与顿河中部之间的地带中，采取机动作战的方式，并利用大河湾的地利，以求阻止敌人重获主动。但是用这一个冒险来代替另一个冒险的办法，却是希特勒的心灵所不能接受的。当他的攻势未能获得任何具体的结果而就成为强弩之末以后，希特勒即未再能采取适当的行动，于是这也就为斯大林格勒悲剧铺了道路！
　　斯大林格勒周围情况的发展
　　11月21日在费特布斯克地区中，第11集团军司令部接到了陆军总部的命令，其内容是为了使正在斯大林格勒西方和南方从事于激烈防御战的各集团军能有较严密的协调，我们被升格成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部，并指挥第4 装甲、第6 和罗马尼亚第3 三个集团军。因为我们缺乏一个后勤单位，所以把本来准备为安东奈斯库元帅所设立的那一个配属给我们。这个单位由芬克上校(Col. Finkh)主持，他也是一位总参谋部军官，人格健全、组织能力优异。他使集团军群所经常遭遇到的一切补给困难都能获得解决。不幸，对第6 集团军的空运却不在其管辖之内。当我在1944年4 月间被免职之后，芬克上校即调往西线总司令部中服务。以后有人告诉我说，他在敌人的完全制空权之下，仍能使补给运输的工作照常进行，几乎可以达到尽善尽美的程度。但因为他与暗杀希特勒的阴谋发生了关系，终于在1944年7 月20日以后被执行死刑。　
　　依照陆军总部的命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任务是“使敌军的攻势停顿，并夺回我军原已占领的阵地。”　
　　最初允诺给我们的增援只有一个军部和一个师，它正准备进到米里罗夫(Millerovo)，在B 集团军群将来右翼的后面。比较给予我们的命令以及拟议中给予我们的兵力，即可以从反面证明，当下达这些命令时，陆军总部似乎并不曾认清斯大林格勒周围的严重情况，尽管对第6 集团军的包围圈就是在那一天合围的。　
　　在费特布斯克获得了更多的情报，并且在一个火车站上，我有机会与克鲁格元帅和他的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会谈。从这些方面，我得知敌人已经用了极大的兵力在斯大林格勒西北的顿河，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 集团军的正面。除了一两个俄国的坦克集团军以外，还有大量的骑兵——共有30多个单位。对于罗马尼亚第4 集团军也发生了同样的事情。该集团军是由第4 装甲集团军指挥的。　
　　所以在离开费特布斯克时，我就发了一个电报给总参谋长，从敌军攻势的规模上看来，我们在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不可能仅是恢复一部分阵地而已。我们需要用来恢复这种情况的兵力，应有一个集团军的数量——并且在集中未完成之前，尽可能不要零碎使用。　
　　柴兹勒尔表示同意，允许用逐渐增加的方式，以使我们获得一个装甲师和两三个步兵师的兵力。　
　　我同时又发了一个电报给B 集团军群，要求他们命令第6 集团军，尽快将兵力从现有的防御正面撤出，以求在其后方能够确保卡拉赫(Kalach)的顿河渡口。这个命令是否曾经转发给第6 集团军，我始终无法知道。　
　　直到我们在11月24日到了设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B 集团军群总部时，从其总司令魏赫斯上将(Col. Gen. V. Weichs)和参谋长萦登斯吞将军(Gen. V. Sodensteon)的谈话中，我们对于最近的经过和现有的情况，才算是获得了一个清楚的概念。

　　最初的印象和决定

　　11月24日下午，我们继续踏上征途，从斯塔罗比尔斯克前往新齐尔卡斯克。10年前，我也曾经过这同一条路前往罗斯托夫，去参加红军在高加索举行的大演习。在那一次旅行中，一切的印象都是十分有趣，今天却怀着一颗沉重的心灵，对于任务的沉重，我和我的幕僚们都绝对不存任何乐观幻想。尽管我的副官斯塔尔堡中尉(Lt. Stahlberg)努力设法使我们心境能够轻松，放了一些很好的音乐唱片和闲谈其他的问题，可是我们仍然时时会想到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们。自从斯皮赫特死了以后，斯塔尔堡就接替了他的职务，他是我的老友垂斯考介绍的，是他的侄儿。斯塔尔堡以后一直跟着我到战争结束时为止。这个阶段，在我的一切私人事务中他都是一个最忠实的助手。
　　11月26日上午，我在罗斯托夫暂停，与豪飞将军(Gen. Hauffe)会晤，他是德国驻罗马尼亚军事代表团的团长，原先已内定为安东奈斯库集团军群的参谋长。他对于在斯大林格勒前线的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情况，描绘出一幅令人极为失望的图画。他告诉我们，一共是22个师，有9个已经完全被消灭，另有9个溃散了，一时无法再参加作战，现在只有4个师还能勉强一战。不过若稍假以时日，他希望能从残部中再编成几个师。
　　安东奈斯库元帅有一封信给我，也可以当作豪飞报告的反证。他对于德国统帅部是颇有微词，他指控说对于面对着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的克里门斯卡亚桥头阵地中所蕴藏着的危机，他曾经一再提出警告，但是统帅部却仍然漠不关心。同时，他对于他亲自指挥的计划一再延搁也极为不满。
　　此外，这位元帅也极有道理地指明，在所有的德国同盟国中，只有罗马尼亚和他个人对于共同的利益已经作了其最大的贡献。他完全是自愿的拿出了22个师的兵力加入1942年的战役，而且与意大利和匈牙利不同，毫无保留的交由德国人指挥，尽管罗马尼亚与德国之间并无任何条约上的义务约束。
　　当一位军人看见他的部队由于受了他人错误的影响而几至全军覆没，其愤怒自然是可以想见的，他这封信也就代表这种观感。从我的内心上来说，我实在无法否认安东奈斯库的批评是正确合理的。
　　我回信给他说，因为我以前并不在场，所以对于他所说的一切，我自已不能表示意见，所以只把他的原信转呈希特勒了——我当然知道，其一切的批评都是以希特勒为目标的。这对于希特勒而言一点都不吃亏，他实在应该知道其最忠实同盟者所作的如此坦率的批评。此外，这封信还触及一个政治问题：即同盟国之间的互信问题。安东奈斯库提到他的死敌，“铁卫队”(Iron Guard)的领袖，已经由希姆莱所收容，现在在德国保护中，以便供将来不时之需。“铁卫队”是一个激进的政治组织，过去曾经企图发动政变以推翻安东奈斯库的政权，并且曾经一度包围这位元帅的官邸。虽然这种叛变终被安东奈斯库所削平，可是“铁卫队”的领袖逃出了国外，现在希姆莱既然收容这个人，所以安东奈斯库理所当然地会感觉到德国对于他不忠实。这种卑劣的策略的确足以破坏同盟间的团结。
　　安东奈斯库之所以写信给我，是为了指控德国的军官和士兵，无论在公私两方面，对于罗马尼亚的军人都犯有虐待的罪行，并且对他们加以恶意的诬蔑。虽然最近的挫败和许多罗马尼亚单位作战不力的事实都是足以当作托词，但我却仍然立即采取行动。当邻近单位纷纷溃逃之后，把德国部队陷在重围之中，这种愤怒之情固然可以谅解，可是这一类不幸事件的发生却只会损害共同的利益，而并无其他的好处。
　　我早已说明过在各种不同的情况中，对于罗马尼亚部队，何者是可以期望的，何者是不可以期望的。不过尽管如此，他们仍然还是我们最好的同盟国，而且在许多地方都曾经英勇地战斗。
　　11月26日，我们达到了我们设在新齐尔卡斯克的新总部。唯一能够用来担负警卫工作的单位，就只有一营哥萨克志愿部队，很明显，他们认为能在我们总司令部门前站岗，实在是一种特殊的荣誉。到第二天夜间，我们的主要通信网已经可以开始工作了，于是我们在11月27日上午，才能正式接管顿河集团军群的指挥权。
　　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具有双重性。其主要的一方面，也是其他一切行动的基础，即为救出第6集团军。除了人道上的优先理由以外，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这也同样是首要工作，因为除非第6集团军能够保持实力，否则东线的南翼，甚至整个东线，情况都将不可能有恢复的希望。
　　这个任务的另一方面——是我内心里经常感到忧虑的——即德军整个南翼都早已有全被毁灭的危机。若是这种情形发生了，则很可能东线的战斗就会从此结束，其结果即为我们输掉了这一次的战争。目前除了那个所谓“斯大林格勒要塞”以外，在A集团军群的后方与现在仍然存在的顿河正面之间的整个作战地区中，此时所留下来的就只有一点极微弱的掩护兵力。主要是由罗军的残部、德国的B级部队、和紧急单位所组成。假使俄军突破了这个单薄的防线，则不仅第6集团军的处境将会绝望，A集团军群的地位也将危险不堪。(注：所谓紧急单位是由非战斗人员、司令部人员、空军人员和告假或未能归队的零星人员等所组成。这种部队缺乏团结力，有经验的军官和兵器，尤其反坦克兵器和火炮。其中多数人员都缺乏战斗经验和接近战斗的训练。所以其战斗价值非常低。虽然如此，当他们经过了相当时间的战斗之后，却往往会打得很好。)
　　应该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霍斯上将和新近任命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参谋长温克上校(Col. Menck)，否则在11月底那样紧急的关头上，是否能组成这样一个屏障，也许就会大有疑问了。我们终于还是建立了一道屏障，掩护着夹在第6集团军、A集团军群和顿河防线之间的巨大空隙，阻止了俄军在这个方向的任何扩张。假使在那个时候，俄军用一个快速集团军，直趋罗斯托夫的顿河下游——它毫无疑问具有这种能力——则A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覆没也就是必然之势了。
　　但即使这个对南翼的致命威胁经常存在着，本集团军群却仍不能将需要用来拯救第6集团军的一人一弹分散在其它任务上面。因为成功的希望非常渺茫，所以对于投入的力量和资源都应以发挥到最大限度为原则。这样的做法当然必须接受最大的冒险。
　　我们最后未能完成使命的主因是敌军的兵力实在太强大，而我们自己的兵力却又太微弱。此外恶劣的天气也是一个巨大的障碍，它使空军的活动大受影响，对于第6集团军的补给尤其如此。还有运输的情况也使援军未能迅速采取行动。
　　更进一步说，我们现在也第一次经历最高统帅部的牵制，而其根源又是希特勒的性格和意见。这在前一章中已经分析过了。在这里的效果即为统帅部不愿意在其他的战线上，甘冒挫败的危险以集中兵力从事于救援的工作。此外，尽管情况的趋势早已一目了然，我们的总部也曾一再提醒希特勒，然而他们在确定优先顺序时，仍总是一再延误。
　　我已经说过，当本集团军群接管指挥权时，所面临的任务一共是有两个。其第一个任务——即救出第6集团军——到了1942年的圣诞节时，事实上早已成为过去了。此时已经明确地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不再能够达成会合的任务。由于希特勒仍然不肯放弃斯大林格勒，所以第6集团军司令部违背了集团军群的指示，在这个决定性的时机上，未能把握住其最后可能获救的机会。当这个集团军的命运已经确定了之后，希特勒还在幻想于1月间，从哈尔科夫(Kharhov)调来一个党卫军装甲军作解围的企图。这根本上就是梦想。
　　当第4装甲集团军的攻击被迫停顿之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第6集团军才开始进入了生死的搏斗。不过由于集团军群的其它任务是还要设法防止整个南翼的毁灭，因此必须到这苦战已经真正要接近结束阶段时，为了减少这个集团军的牺牲和痛苦，才能够建议准其投降。
　　当然，拯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情况发展是密切相关的。我之所以另辟一章来检讨后者的原因，是为了使不同的作战考虑可以获得较大的澄清。
　　本集团军群于12月1日对于“冬季风暴”(Winter Tempest)作战所下达的命令，其假想如下：
　　在一个尚待确定的日期中(但无论如何决不会早于12月8日)，第4装甲集团军应以柯特尼可夫地区为起点，用其主力在顿河以东发动一个攻势。在突破了敌方的掩护兵力之后，其任务即为攻击和席卷斯大林格勒包围圈的南面及(或)西面的敌军阵地。
　　属于何立德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应提供一支较小的兵力，从顿河齐尔河交界处的尼曾齐尔斯卡亚(Nizhen Chirskaya)桥头阵地前进，攻入敌方掩护兵力的后方。假使在柯特尼可夫以北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敌军，在攻击之前即已获得了增援，又或者是担负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东面绵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情况发生了第一次逆转，作战就应改取下述替换计划。第4装甲集团军的装甲师应沿着顿河西岸突然向北运动，然后从尼曾齐尔斯卡亚桥头阵地中，发动其主力的突击。此外，一支较小的精兵，也应从顿河以西的顿河齐尔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向卡拉赫攻击，以求切断敌军在那里的交通线，并为第6集团军打通顿河的桥梁。
　　至于第6集团军方面，命令中规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了攻击之后，由集团军群再决定一个日期，命令他们向西南突围，其最初的方向为指向顿斯卡亚沙里特沙(Donskaya Tsarytsa)，其目标为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并参加席卷包围南面和西面阵地的工作和夺占顿河的渡口。
　　希特勒明确指令这个集团军继续在包围圈中守住现有阵地。但是显然，当它向西南突围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这种坚守的命令事实上也就无法执行，因为在俄军攻击之下，其东北两面的正面必然会逐步撤退，最后，希特勒在无可奈何中，也只好被迫承认事实，以后他常常如此。(不过我们的这个作战命令当然不便说明，因为希特勒在第6集团军司令部中设有他个人的连络官，若是从那里获得了消息，他马上就会下达一个取消我们的计划的命令了。)
　　当我接管指挥权之后的最初几天之内，在本集团军群的地区内，一切都很平静。很明显，敌人正在准备对第6集团军作向心攻击。在另一方面，敌人显然不想以强大的装甲兵力，立即向罗斯托夫冒险作深入的突击，同时甚至于也不想直趋本集团军群在顿涅茨河的最重要的渡口，或是在里哈哈(Likhakha)的铁路交点。敌人也许不愿意作任何这一类的冒险，因为他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已经有了极优势的兵力，似乎无论如何都足以保证其成功。不过话虽如此，敌人却毫无疑问已经丧失了一个极好的机会，因为在11月底和12月初的时候，我们根本没有任何能力拦截这种突击。

　　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

　　12月2日，敌军对第6集团军作了第一次攻击。接在4日和8日又连着发动了两次攻击，但均为英勇的我军所击退。很侥幸，补给情况现在变得似乎已经比我们所想像的要好得多了，因为在12月2日，该集团军报告说，在扣发口粮和屠杀了一大部分骡马之后，他们估计从11月30日算起，大致还可以维持12天到16天的样子。同时天气的情况也使我们敢于希望空运补给的情况可以改良，在12月5日，曾经有过空运300吨的纪录(不幸，这是最高纪录了)。尽管如此，显然还是不应该浪费时间，必须尽快在地面上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并将其救出包围圈。
　　直到目前为止，唯一对于我方真正有利的事情，就仅为敌人不敢冒险深入，乘机切断我们后方交通线上的顿涅茨河的渡口，或罗斯托夫“瓶颈”(后者也同时可以切断A集团军群)。除此以外，在我们正拟发动救援的地区中，情况均在迅速恶化。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如前所述，第57装甲军从高加索赶来的行动已经受到延误。原定的集结日期为12月3日，改为8日，又再改为11日。在这样长久的时间当中，自然不可能希望敌人完全停止不动。12月3日他派了一支兵力趋向柯特尼可夫，这是第57装甲军的主要下车站，很明显，敌人的目标是想要肃清那个地区。次日，他为第6装甲师所逐退，该师是刚刚赶到的。从12月8日起，敌军又有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即柯特尼可夫的东北面)增强兵力的迹象，已经发现了一个第51集团军的新番号。反之，在装甲集团军的东面却仍然平静无事，那主要由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负责。在依里斯塔附近的第16摩托化师也是一样。为了让罗马尼亚人可以比较安心起见，我们又命令该师派了一支快速的摩托化兵力向北搜索，深入正面对着他们的俄军的后方。它确实证明敌人在伏尔加河以西此时并未集结任何强大的兵力。

　　齐尔河正面的危机

　　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就是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情况的演变却很严重。这里在齐尔河的下游，从其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向上游约45英里之一点为止，地面部队除了几个高射炮兵群以外，就只有由B级单位和第6集团军中请假后归队的人员所组成的警戒单位。以后才增加了两个空军师(那原来是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但因为他们完全缺乏战斗经验，并且又缺乏有经验的军官和军士，所以用处也极为有限。
　　当11月间俄军突破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防御时，在波尔西特尔罗夫斯基(Bolshoi Ternovsky)的齐尔河湾与仍然完整无恙的顿河正面之间被撕开了一个缺口。结果把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在顿河的单位(第1和第2两军)的右翼向后曲折，并把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和罗军的残部填入，才总算是堵塞住了。不过事实上，本已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步兵师，也只好用在这里，以使这条75英里长的防线可以获得一种最低程度的稳定性。到了12月初，即显示了敌人有在齐尔河正面发动一个大攻势的趋势，两天之后在该河的下游，就开始发现了敌方的强大炮兵。12月3日，俄军开始攻击，连绵不绝地打击各个点。敌军愈是想突破，则情况也就变得愈为紧急。这沿河一线是我们所必须坚守的，因为我们在齐尔河与顿河交叉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在尼曾齐尔斯卡亚的顿河桥梁在内，对于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而言，是至为重要的。此外，敌人若是突破了齐尔河防线，则又可以直趋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其间距离分别只有25英里和50英里，也可以深入到顿涅茨河的渡口罗斯托夫。在这种环境中，本集团军群已无选择之余地，只好同意把第48装甲军(它的第11装甲师和第336步兵师到此时均已抵达)暂时用来增强下齐尔河的防线。这个军所担负的是一种救火队的工作，从这里赶到那里，以使这一条脆弱的防线不至于立即崩溃。自然，这暂时使何立德集团军丧失了其唯一可以用来发动攻势的兵力。不过一旦情况许可，我们还是希望能使该军越过尼曾齐尔斯卡亚桥，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相合作。
　　12月9日，在激战之后，敌军对第6集团军的攻击开始停顿了。这也可能表示敌军已在抽调兵力，来对抗德军的解围企图。
　　在齐尔正面，敌军仍不断加强压力，但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面，敌军于其柯特尼可夫作战失败之后，似乎已具有戒心。

　　决定的争取

　　不用说，在这种紧张的情况下，我与陆军总参谋长之间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连络。柴兹勒尔将军对于我所作的研判和计划，完全表示同意，但他能否使希特勒采取适当(并不失时机)的行动，那却又完全是另外一件事。
　　除了我们经常要求增强对第6集团军的空运工作以外，还有两个重要的争执值得一提。
　　第一件是即使第6集团军能够获救，无论如何它也决不可以在斯大林格勒地区再停留下去。可是希特勒本人却仍然想吊在那个城市上不放手，正好像前一个冬天里对地门扬斯克的情形一样，他希望能用一条地面走廊以使该集团军补给不断。
　　相反，顿河集团军群则认为这种想法完全错误，一旦大难幸免之后，这个集团军在作战上必须立即恢复其机动性。这种思想拉锯战一直不曾停止，直到失去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后才不了了之。
　　第二个争论是援兵的增援问题。自从发现原先指拨给何立德集团军的7个师中，我们现在最多还有希望可以动用第48军的两个师以后，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也就变得极为重要了。显而易见，第4装甲集团军专凭第6和第23两个装甲师的兵力，决不可能达到斯大林格勒。
　　要想获得增援，只有两个可能的方式。
　　顿河集团军群一再要求把A集团军群所属的第3装甲军中的两个装甲师拨借过来，因为他们在山地中本来就是无用的，但要求一直遭到拒绝，因为A集团军群要求除非准它撤回深入高加索地区中的一个突出地带，否则就不肯出让这个军——而这个措施却又是希特勒所绝不同意的。我们想从A集团军群中借调一个团，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第十六摩托化师，这方面的努力也同样未获成功。第十六摩托化师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深入侧面。等到在这一面能够有任何的作为时，都已经太迟了，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情况已经不能发生任何的作用了。
　　第二个可能的方式，就是由陆军总部提供新的兵力来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斯大林格勒的突击。此时，第17装甲师和新成立的第306步兵师，也正在顺次向顿河集团军群方面输送，由于第57装甲军在柯特尼可夫的集中已经延迟了，所以第17装甲师可能会恰好赶上对于斯大林格勒的攻击。很不幸，陆军总部又决定把该师保留为其自己的预备队，将它配置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后方。这固然不无理由，因为它害怕敌人会在那里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击。可是陆军总部应认清二者是不可得而兼的。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和对于这个危机的安全保障——事实上若是发生这个危机，则又非第17装甲师所能控制。当我们期盼第4装甲集团军的成功时，希特勒却为了安全理由，要保留第17装甲师。事实上，等到第306步兵师已经深陷战斗不能脱身之后，希特勒才肯放出这个装甲师，但却已经太晚，赶不上援救作战的第一阶段，也许正好错过了决定性的机会！
　　为了增强我打给柴兹勒尔的电话的效力，同时又为了加强其天天要与希特勒争论时的力量，我也必须经常利用电动打字机，把情况报告给他，甚至于还直接送给希特勒。
　　其中有一份“研判”——1942年12月9日发出的——现在列为本书的附录二，可以证明要想使希特勒和陆军总部随时了解情况会如何困难。它也可以作为一个有力的证据，表示本集团军群所遭遇到的敌军实力何等强大，以及我们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作战时，使用了什么样的兵力——除了少数新近达到的师以外。最后，它也可以显示集团军群怎样使最高统帅部了解整个作战问题的真象。
　　为了使读者能进一步理解，对于这个“研判”又应附加两段评论如下：
　　有些人也许会反对我们把如下问题包括在这个研判之内，即假定一旦走廊打通之后，第6集团军仍留守斯大林格勒，则应使用何种手段继续作战。对此，必须认清希特勒是极难说服的。只有使他理解要想把这个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时所将面临的困难有多大，然后也许才能希望使他发现有撤出之必要。不幸，以后由于面子问题，即使这些理由也都不能说服他。在当时，我们却还希望希特勒对于无可避免的事实仍能低头。
　　第二点，面对如此强大的敌军，我们居然继续相信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可能性，这似乎令人惊异。也许有人会指责我们把敌人估计得太低了。不过对于我们而言问题的关键却是，只要能使第6集团军的袍泽有获救的机会，则即使冒最大的风险，我们也是毫无反顾的。事实证明，我们几乎已经达到目标。至于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的原因，我将在下文中再加以分析。

　　生死的竞赛

　　我们与敌人之间，现在开始要作生死的竞赛了。我们自己的目标是要救出第6集团军，但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却不惜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来作孤注一掷。
　　这个竞赛就是要决定，是否在敌军迫使我们停止这个作战之前，第4装甲集团军的援兵能够与第6集团军在顿河的东岸会合呢？敌人可以击破我们在齐尔河的脆弱防线，或是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更可能包括B集团军群的右翼在内)，以使他们居于可以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一切后方交通线的位置上。
　　一方面想在顿河东岸发动和维持一个攻击作战，而另一方面，上述的危险却日益增加，所以现在冒的风险前所未有。我不能够相信希特勒在此时已经充分认清了局势的严重，否则他应该会采取较果断的措施，至少应该设法增强第4装甲集团军，以加速对斯大林格勒的援救。可是事实上，却诚如柴兹勒尔所云，“他除了遇事掣肘以外，毫无建树。”我们可以举例如下：他把第17装甲师控制在错误的点上，使其在最紧急的阶段中未能投入战斗；他又控制着第16摩托化师，直到时间已经太迟时才肯放手。希特勒时常批评将军们和总参谋部军官们，都只会“计算”而不敢冒险。可是这一次的事实对于他个人的说法却是一个极有力的反驳。顿河集团军群在整个南翼都有全军覆没的危险时，不顾一切地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向斯大林格勒进攻，这可以算是一个极大的冒险，可是希特勒却并不热烈支持它。
　　这个与死亡的竞赛从12月12日开始，第4装甲集团军在那一天向斯大林格勒进攻。此处只能加以概括的叙述，因为当时的情况瞬息万变，而敌人又不断投入生力军——特别是坦克。
　　在这个阶段中充分表现出我们装甲车辆和坦克人员的优秀素质，同时也显示出我们装甲兵的英勇和反坦克单位的技巧。第6装甲师是一个有经验的老装甲师，师长劳斯将军(Gen. Rauss)和坦克专家胡勒尔多夫上校(Col. V. Hunersdorff)都是值得敬佩的(后者不幸阵亡了)，该师的坦克和突击炮也都是齐全的。相反，第23装甲师的命运却恰好成一个强烈的对比，它仅有20辆可用的坦克！该师长弗尔曼将军(Gen. V. Vormann)为我在陆军总部时的同事，在第一次大战时曾经负伤五次。
　　现在至少我们把这个战斗中的重要情节略述如下，这都是与其结果具有重要关系的。
　　当第57军在顿河之东柯特尼可夫附近完成了集中之后，自12月10日起，强大的敌军已经再度攻击我们在下齐尔河的正面。现在很明显，从这一方面抽出第48装甲军用来从齐尔河顿河之间的桥头阵地中突出，与第57装甲军合作的设想，已经不可能实现。
　　于是第57装甲军就更有赶紧行动之必要。当该军还正在下火车和作最后集中时，敌人已经企图来攻，在粉碎敌人此项企图之后，该军遂能于12月12日越过出发阵地。在它的侧面，东面为伏尔加河，由罗马尼亚第7军负责掩护，西面为顿河，由罗马尼亚第6军负责掩护。这次攻击显然使敌人受到了奇袭，因为他们似乎没有料想到会来得那样快，所以该军的最初进展颇为顺利。不过敌人这次却不采取防御的战术，他匆忙从斯大林格勒地区调来生力军，一再反攻以夺回我方坦克所占领的阵地，并且企图用其数量占优的装甲兵力来包围我们的小单位。虽然累次击毁强敌，但直到12月17日为止，第57装甲军还是未能获得任何决定性战果。到了这一天，第17装甲师也终于能够参加顿河东岸的战斗。经集团军群总部一再要求，陆军总部终于下放了这个师的支配权。可是这个师的位置是在集团军群左翼的后方，所以必须要经过很远的行军，并从波特门金斯卡亚(Potemkinskaya)的桥梁上渡过顿河，然后才能参加东岸的战斗。
　　当第57装甲军正在顿河东岸企图争取决定性战果时，敌人却在西岸加强努力，以使德军在齐尔河的防线总崩溃。尤其是已经完全了解了我们设在齐尔河与顿河交点上的桥头阵地(包括顿河桥梁在内)所具有的重要性，所以自12月12日起，这里已经成为俄军累次大举进攻的目标。到了12月14日，我们被迫必须放弃并爆破该桥。到了12月15日，齐尔河下游正面的战斗就显然只有几天好打了。
　　但是同时，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危险。12月15日就有明显迹象，足以表示敌人企图向顿河集团军群的左翼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发动攻击。次日敌人就发动了局部攻击。最初我们还不能完全了解敌人的意图，因为他可能是像过去的老办法一样，先到处试探，然后再作决定的突破，又可能只是阻止我们从这个地区抽调兵力去向顿河东岸的战场上增援。不过不久以后，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却发现了一个新集团军的番号(第3近卫集团军)，这暗示敌人有作深入突破(可能直捣罗斯托夫)的意图。
　　本集团军群正在顿河东岸进行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所以在左翼方面当然无法再作一个决定性的战斗。因此只能尽量拖延时间。所以负责那一方向的何立德集团军，奉命使用必要的预备队迟滞敌军，集团军群总部准其向后缩短战线，但却应随时注意与B集团军群的右翼保持连续的关系。
　　12月18日要算是一个第一等的危机日。
　　在顿河以东，尽管第17装甲师已经赶上了，但是第57装甲军却仍然不能够迅速冲到斯大林格勒的附近，形成便于第6集团军突围的条件。相反，该军却有被迫采取守势的可能，因为敌人正在从包围圈上不断抽调兵力向它反攻。
　　在齐尔河下游方面。苦战仍在进行中，尽管敌人尚未透入我军的防线。在集团军群的左翼，却有一个最严重的危机正在形成中，敌人已经开始向何立德集团军和构成B集团军群右翼的意大利集团军，发动一次大规模攻击。
　　就何立德集团军而言，那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证明挡不住这样的厮杀，而如果同盟国的部队全线溃退，只靠几个德国师也很难站住脚跟。更糟糕的是敌人经过第一次突击，就击溃了意大利集团军，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的侧面完全暴露。
　　同一天，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立即采取步骤，使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突围。等到第17装甲师完全发挥威力，第57装甲军仍然还有机会向包围圈的方向上再进一步。换言之，顿河东岸的战斗仍有好转的希望。不过假使当第4装甲集团军一开始发动救援作战时，第17装甲师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现在还被牵制在依里斯塔)就能全体参加，则结果就会更为有利了！
　　尽管我们坚决认为有必要立即允许第6集团军冲出斯大林格勒，可是希特勒仍拒绝批准——同时其总参谋长又告诉我们由于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有正在调动中的兵力都已经奉命向B集团军群方向增援。在此时还要研究斯大林格勒能否继续坚守，足以证明统帅部并未——或不准备——认识情况的严重。
　　希特勒在这个阶段中，虽仍然拒绝让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并不能阻止集团军群总部至少要作如此的准备。12月18日，我派了我的情报处长，艾斯曼少校(Maj. Eismann)飞入包围圈，把我们对于突围行动的意见告诉第6集团军，那在最近的将来就毫无疑问会变得具有必要性的。
　　以下就是他所要说的要点：
　　齐尔河战线上的紧急情况，而更危急的是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都显示出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只能继续一个极有限的时间。此外，这个装甲集团军能否一直冲到实际上的包围圈上也颇有疑问，因为敌人正在不断投入生力军以阻止他们。不过基于同样的理由，第6集团军在现在突围的机会却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要好一点。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能否会合，就要看后者今后能否积极参加这场战斗而定。当它一开始向西南突围时，敌人就不能再继续抽调其包围兵力，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又可以继续向包围圈前进。
　　在第6集团军于12月1日所提到的“冬季风暴”作战命令中，所分配给该集团军的任务如下：准备向西突围，直到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为止，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现在这个任务可能更要扩展。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向西南挺进，直到它实际上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为止。“冬季风暴”命令中还表面上规定第6集团军仍应依照希特勒的命令，守住斯大林格勒，现在这个新计划却暗示它应该分区撤退以便持续向西南突围。
　　艾斯曼少校同时指出，尽管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尽了最大的努力，但是它不相信空运的情况会改善，使得第6集团军能长期坚守斯大林格勒。
　　艾斯曼少校的任务就是为了想要调和两个司令部之间的意见，结果却并不能令人感到满意。保卢斯本人对于艾斯曼所告诉他的一切，并非毫无印象，但他却强调指出自己所面临任务的困难与风险。该集团军作战处长和军需处长也同样向艾斯曼少校强调说明这种困难，但两个人却都宣称，在这种情况下，不仅应该趁早突围，而且也完全可以突围。
　　不过最后决定第6集团军态度的却还是其参谋长希米德少将(Maj-Gen. Sohmidt)的意见。他认为该集团军此时不可能突围，并说这种办法是无异于自取灭亡。他告诉艾斯曼说，“第6集团军将会在这里过复活节，你们的任务就是怎样使其获得较好的补给。”希米德显然认定，使该集团军脱离现有情况，应该完全是统帅部或集团军群总部的事情，因为受困于此并非他们自己的错误，当前主要问题就是应保障其适当的补给。这一观点可以理解，就理论而言，他也有权坚持。不幸的是环境更具有支配的力量。艾斯曼指出，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竭尽全力维持补给，但天气不好使空运停顿，那却非其罪也，而且它也无法从帽子里面变出运输机来。但是他虽然善于辞令，可是对于希米德而言，却无异于对牛弹琴。甚至于艾斯曼企图指出，第6集团军的突围对于全盘作战利益是必要的，这个参谋长也不让步。
　　尽管该集团军司令可能是一个训练有素的战术家，思路也比较清晰，但是他的参谋长的个性却比他强硬。结果，保卢斯本人在其影响之下，也就宣称突围是根本不可能的，并指出放弃斯大林格勒是“元首的命令”所禁止的！(注：在这种情况之下，希米德的顽固成性，实为酿成灾难的主因，不过这一性格却使他在被俘之后表现很英勇，结果他被敌人判决了25年的强迫劳动。为了公正起见，我们对于他的行为仍应表示敬意。)
　　艾斯曼固然已经使第6集团军司令部充分了解当前的情况和集团军群的意图，但却始终未就第6集团军的任务达成一致意见。当集团军司令和其参谋长都在怀疑这种作战的可行性时，我们又如何可以希望这个集团军司令部能够执行如此困难的作战呢？
　　若在任何其他的时候，像这样的意见分歧即可以当作要求调换集团军指挥人员的理由，不过在现有的紧急情况中，这种行动却是不在考虑之列的。任何继任的指挥官或参谋长都需要时间才能进入状况，而在这个时候却一点时间都抽不出来。此外，我们也无法获得希特勒的批准，因为他相信这个人能够为他守住斯大林格勒。
　　尽管如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却决定不顾任何困难和危险，绝不放弃这个救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机会。它准备发出一个正式命令，免除集团军司令对于冒险突围以及放弃斯大林格勒的一切责任。我们经反复考虑打算采取这一步骤。
　　至于第6集团军最后因何未曾执行这个命令，下文再加分析，我与保卢斯以及双方的参谋长曾经利用新建立的超短波无线电话对此问题作过无数次的谈话，而我们的总部与统帅部之间也是一样。
　　次日，12月19日，又使我们感觉到在顿河东岸的情况有好转的希望，可能不久两个集团军即能合作，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
　　在那一天第57装甲军获得了一个值得敬佩的成功。它居然渡过了阿克塞(Aksai)河，向北挺进达到了米希柯伐(Mishkova)河，其矛头实际上距离南面包围圈已在30英里以内！救兵的接近使第6集团军可以突围的机会终于来到。假使第6集团军现在开始突击，而第4装甲集团军则仍继续向北进攻，或至少能吸引敌人的兵力，敌军就面临两面夹攻的情况，这至少有希望建立足够的接触，使第6集团军获得其继续突围时所需要的燃料、弹药和食品。为了这个目标，集团军群总部已经集中了一支运输纵队，装载了3000吨的补给品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面前进，并且还加上牵引车以便拖救第六集团军炮兵中的机动部分。只等坦克打通一条道路之后，即使是暂时的，这支运输纵队也准备冒险直向被围的集团军冲去。
　　集团军群在顿河以西的情况，就12月19日而言，也还可以勉强支撑到让第6集团军有向西南突围的机会时为止，暂时还不会有决定性的发展迫使我们停止顿河以东的作战。
　　同时，我们在齐尔河下游的防线也仍在坚守之中。虽然集团军群发现必须动用何立德集团军来稳定那一方面的局势，但基本可以按计划顶住。不过，对该集团军暴露的侧面却仍然存在威胁。
　　在顿河两岸，与死亡之间的竞赛都已经进入了最后的决定性阶段！集团军群能否使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再继续稳住几天，好让第6集团军不错过这最后一次机会呢？只有不再浪费一个小时，才可能达到这个目标！
　　所以在12月19日的正午，集团军群用电动打字机向统帅部提出一个紧急呼吁，要求准许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并立即向西南突围以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见附录三)。
　　当这个要求未能获得立即的反应之后，在18时，我又直接命令第6集团军，要它立即向西南突出(见附录四)。这个作战的第一阶段仍与12月1日所命令的“冬季风暴”攻击一样。不过于必要时，它应再继续前进，越过顿斯卡亚沙里特沙，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取得接触，并使补给纵队可以通过。
　　同时，这个命令又规定如有必要时，在“冬季风暴”攻击之后，还应继之以一个第二阶段的作战。当接到了“雷鸣”(Thunderclap)的代字命令之后，第6集团军即应立即继续向第4装甲集团军前进，并同时分区逐渐撤出斯大林格勒地区。为什么暂时保留这个代字命令的发出，其原因是为了使两个集团军的行动和运输纵队的通过在时间上有完善的配合。更重要的，是集团军群总部还要尝试说服希特勒收回其死守斯大林格勒的命令，因为当“雷鸣”命令发出之后，一切责任当然是应由集团军群总司令自负，而与该集团军司令无关，可是只要希特勒的命令还存在，集团军司令就会感觉到有所顾忌，不敢行动。

　　最后机会的错过

　　自从11月底，希特勒拒绝允许保卢斯在敌人尚未巩固包围圈前撤出斯大林格勒之后，若说仍有救出第6集团军的机会，则这个机会就只有12月19日那一天了。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给予了这个命令，尽管第6集团军的突围也许会遭遇到困难，而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也正在处于危险的情况之中。后一方面所冒的危险将留待下文中再检讨。眼前的问题——那就是从12月19日到25日——却还是第6集团军能否与愿否实际执行我们所给予它的命令。
　　希特勒事实上已经同意该集团军为了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的目标，应向西南攻击。不过他却继续坚持该集团军仍应据守其东西北三面的防线。他仍然希望有切开一条“走廊”使在斯大林格勒的集团军能有获得长期补给的机会。对于这种想法有两个极明显的反对理由：
　　一、就集团军群的全盘情况而论，尤其是有关B集团军群邻近地区的情况，已经不再容许把这两个集团军(第6和第4装甲)滞留在顿河以东的地区中。到了此时，不仅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危在旦夕，只要敌人肯采取坚决的行动，则顿河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都有被切断交通线的危险。
　　二、要想第6集团军一方面动员所有残存的攻击力量向西南方突围，另一方面又希望它能守住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现有防线，事实上是根本不可能的。它也许可以这样勉强支持一两天的时间，等到敌人明白了其意图时，它就决不可能既固守城中，又能同时够维持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联系。
　　希特勒反对执行本集团军群12月19日命令中所规定的计划，其理由固然是不现实的，可是第6集团军所提出的反对理由，却不可以视而不见。那些理由指出若要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第6集团军会冒多大风险。
　　假使该集团军宣称，只要希特勒坚持仍应守住斯大林格勒，它就不可能实施突围，这一点都不错。因此，集团军群已经明确命令，在收到“雷鸣”代字命令之后，该集团军即应立即撤出该要塞地区。不过，这位集团军司令仍要选择应该服从于谁——希特勒还是集团军群总司令。
　　此外，这个集团军又认为需要6天的时间来准备突围。照我们看来，即使由于机动性大为降低，该集团军行动时面临十分重大的困难，然而这种估计仍然偏高，并且在现有的情况下更是不能接受。再等六天根本是不可能的，单就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就无法保证。尤其是围困该城的敌军，更不可能这样长久地袖手旁观，而让我军在他的鼻子底下进行突围的准备。这些准备工作(包括从其它方向抽调兵力)，在有限的时间之内也许还可能掩饰，但是如果需要6个整天的时间以集结兵力向西南方突围，则敌人不等突围行动开始，即早已在其它方向上发动攻击了。这是无论如何都要避免的。
　　该集团军同时又怀疑它是否能从其现有防线上抽调兵力供突围之用，因为那些防线早已遭到局部攻击。在这里，核心还是速度。假使该集团军能把握开始突围的时机，则它可以避免与敌军在其它方向纠缠，而只需要作迟滞行动来掩护步步为营的撤退。　 　

　　在保卢斯将军与我本人，以及双方参谋长的谈话中，该集团军都曾经正确地强调，“雷鸣”的代字命令应紧接着“冬季风暴”之后发出，中途不能停顿，例如在顿斯卡亚沙里特沙。这一点我们完全同意，事实上，集团军群的命令中早已暗示，“雷鸣”应直接连在“冬季风暴”之上。
　　毫无疑问，第6集团军司令的心情十分沉重，因为部队都已经疲惫不堪，而马匹被屠杀充饥之后机动性也就更形减低——尤其是在如此严寒的环境中——想要执行这样困难和危险的任务，其成功的可能性当然不太高。
　　不过最后还是燃料问题使第6集团军决定反对突围，并要求集团军群不应坚持执行其命令。保卢斯报告他所有的燃料只能够使其坦克(大约尚有100辆可以使用)最多行驶20英里的距离。这也就是说，除非能够保证提供适当的燃料(和口粮)，又或是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进到距离敌方包围圈在20英里以内的地点，否则他就无法开始行动。现在这是谁都无法反驳的：代表第6集团军主要攻击力量的坦克，既然只有足够行驶20英里的燃料，那当然不可能要求它越过约30英里的距离。相反，我们也不可能等待这个集团军的燃料储量达到其所要求的水准(4000吨)——根据我们的经验，空运这样大的数量绝对不可能，而且时间上的延迟也将坐失突围的机会。
　　我们只能依赖手中已有的东西来行动——当然，包括今后几天内当这个集团军仍在集结兵力时所继续空运的燃料在内。此外，我们还可以希望在突围的过程中，仍可以源源不断地从空中补充燃料。
　　还有一点值得注意，部队实际保有的燃料总是超过书面报告中的数量。但即使不考虑这些方面，也还可以希望事态依照下述路线发展。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发动攻击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处境就会变得较为轻松，敌人将不可能再从包围圈中抽调兵力。所以在12月19日，第4装甲集团军并没有确实的把握越过米希柯伐继续前进；可是一旦由于第6集团军的行动而使其所受的压力减轻之后，则它毫无疑问可以继续完成那12英里的额外距离。
　　当然在我们的计算中不无冒险之处，但若不如此，则根本上就不可能设想把第6集团军救出。不过为什么这个燃料问题会如此的具有决定性，其主要的原因却是因为希特勒在包围圈中留有一个连络官。经过连络官的报告，希特勒知道保卢斯不仅认为燃料的情况使他不可能发动突围作战，甚至于连达到出发阵地都不可能。　
　　我在电话上花了不少时间，尝试使希特勒允许第6集团军突围并放弃斯大林格勒。但他却回答我说：“我不知道你怎样想的，保卢斯所有的油料最多只能行驶15英里到20英里，他自己说他现在不可能突围。”　
　　所以集团军群只好向两方面都表示屈服了：一方面是统帅部，它认为当第6集团军向西南攻击时，必须同时维持着在斯大林格勒其他各方面的位置；另一方面为第6集团军军部，它声称由于燃料短缺，无法执行集团军群的命令。希特勒又可以利用该集团军的意见来当作一个极有力的根据，来支持他自己的决定。假使希特勒当时没有这样一个借口，则现实的压力也许就能迫使他最终放弃在突围过程中仍应继续坚守据点的念头。若能如此，保卢斯将军对于整个问题就会有另外一种看法，因为他不再需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采取行动。
　　我之所以要如此详细地分析第6集团军未能掌握最后的机会以救出自己的动机，其原因是我认为这与保卢斯的个性或以后的行为都是没有任何关连的。我早已说过，保卢斯所举出的理由没有一个能说是不合理的。不过事实上，这却是我们能够救出该集团军的最后机会。不管所冒的危险有多大，若不利用这个机会，即无异于放弃了一切得救的希望。利用这个机会也就等于孤注一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现在只能采取这个办法。
　　在这种紧要关头上，要批评保卢斯的态度，那是太容易了。诚然，这决不仅是“盲目服从”希特勒而已，因为保卢斯本人在内心里也怀疑他应否发动这样一个作战——既直接违反了希特勒的明令，而又必然会把斯大林格勒让与敌人。不过就这一点而言，值得注意的是因为集团军群已经命令撤退，这个责任自然由后者担负。
　　不过除了这种良知上的冲突以外，假使这个集团军司令服从集团军群的命令，他也就要面临一个巨大的赌博。突围固然使该集团军获得一个得救的机会，但同时也可能全军覆没。假使第一次突围的企图就失败了，假使第6集团军陷在半途中，而第4装甲集团军又无力再继续前进，又假使敌人能从侧面或后方击溃掩护突围的兵力，则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从此不堪设想了。所以它面临着的任务的确是艰巨和危险到了极点。好像是一个正方形，四面都同时作战，当它向西南突围时，前后左右都有被敌人击破的可能。而且在执行这个任务时，其部队在饥寒交迫之中早已精疲力竭，其机动性更是极有限度。不过，由于希望重获自由和逃出死亡、被俘的命运，也许可以激发他们死中求活的精神，来完成这种表面上似乎是绝对不可能的任务。　
　　保卢斯将军终于让这个最后机会溜走了，当他首先犹豫踌躇，而最终还是反对这次冒险时，他之所以如此，的确还是感觉到自己所背负着的责任。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希望用自己的命令来解除他的责任，但他却仍感到无法卸责——或者是对于希特勒，或者是对于其自己的良知。
　　在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立即突围后的这一个星期之内，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完全决定了。
　　整整6天之中，集团军群甘冒一切可以想像得到的危险，使门户开放便于让第6集团军能够重获自由，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无时不在惊涛骇浪之中，敌人在意大利集团军的地区中突破之后，就决定扩张其战果，或是渡过顿涅茨河直趋罗斯托夫，切断我方整个南翼的生命线，又或者是旋转过来，窜入顿河集团军群左翼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甚至在齐尔河下游的正面(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和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这一点单薄屏障兵力也都有完全崩溃的可能。
　　尽管如此，集团军群总部还是尽可能把第4装甲集团军留在顿河以东的突出位置上，以求使第6集团军仍能获得突出重围的最后希望。直到集团军群左翼的发展迫使我们不能不从顿河左岸抽调兵力赶往救援时，终于到了时限，到12月25日，第57装甲军已无法继续留在米希柯伐河畔。
　　现在就把这一个星期以来的大事，简明的叙述如下：
　　其起点是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或者说得更精确一点，就是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左侧面。我们不清楚意大利集团军的实际情况如何。似乎只有一个轻型师和一两个步兵师曾经作过值得一提的抵抗。12月20日上午，在意大利集团军右翼的一位德军的军长报告说，因为据报已有敌方的两个装甲军深入了侧面，所以他所指挥的两个意大利师已经望风溃逃了。结果遂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完全暴露。
　　当集团军群总部获得了何立德将军的报告之后(他实际上已由B集团军群指挥)，就立即指示他用一切可能的手段来阻止意大利部队的溃逃。在他指挥之下的集团军，奉命守住齐尔河游的阵地，并且用梯次防御以掩护其左侧面。
　　不过在这一天当中，该集团军的单薄正面也已经有两处被敌军透入。罗马尼亚第7师未奉命令擅自撤退，罗马尼亚第1军的军部在恐怖之中放弃了其指挥所。
　　到了12月20日黄昏时，何立德集团军的纵深侧面情况已经混乱不堪。谁都不知道意大利部队是否仍在抵抗或在什么地方抵抗。在何立德集团军的后方，到处都报告已经发现了敌方的装甲矛头，甚至于深入到了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Kamensk-Shakhtinsky)的顿涅茨河重要渡口之上。
　　在以后两天内，何立德集团军的处境变得更为紧急。不仅正面已经被透入，同时其侧面和后方对于敌人的装甲兵力也完全无力抵抗。敌人现在已经可以在原先由意大利集团军防卫的地区中自由运动。要不了多久，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也注定会受到这种危险情况的影响。
　　何立德集团军所要作的第一件重要工作，即为大致在与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平行的位置上建立一道新正面，以便能同时掩护后者的侧面和莫罗索夫斯基与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它们也是对斯大林格勒空运补给的必要基地。同时也应尽可能保护顿涅茨河在弗尔赫斯塔德(Forchstadt)和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的重要渡口能够畅通无阻。
　　非常明显，这些临时性的应急措施最多只能使集团军群的左翼暂时稳定两三天而已。早在12月20日，集团军群即曾致电陆军总部，明确指出假使敌军在突破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决心作进一步扩张，则他会一口气冲到罗斯托夫，然后企图一网打尽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这又恰好碰着了统帅部中的流行怪现象，那一天恰好希特勒正在与意大利的一个代表团进行谈判——只有最高统帅部的代表参加——甚至陆军总参谋长都无法把这个紧急报告送到希特勒手中。我们所得到的唯一答复就是12月22日所收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命令，指定何立德集团军应改守某一条防线，而事实上那却早已失守了。同时在那一天，想靠这个集团军的薄弱兵力，能否从正面撤出来建立一道新防线都有疑问。
　　由于意大利部队的崩溃，在我们的正面与B集团军群之间已经被撕开了一个大裂口，本集团军群很明显已经不可能指望统帅部采取任何有效措施来稳定局势。它甚至于连从A集团军群方面迅速借调一个步兵师来保护罗斯托夫的请求，也都已经拒绝了。所以我们就只有抽调自己的资源——这个决定非常痛苦，因为事实上，就只有抽调我们的右翼兵力，换言之，即为现在正在顿河东岸苦战的兵力。可是现在已无犹疑之余地，因为在12月24日那一天，何立德集团军的危机已经达到了最高潮。3个敌方的坦克和机械化军，已经从意军及罗马尼亚第3师的正面缺口上冲入。其中两个军(第25坦克军和第50机械化军)早已接近在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地的重要空运基地；其中第三个军(第8坦克军)则迂回到了这个集团军的后方，而我们的援兵却还正在齐尔河的中游或上游地带浴血苦战。
　　当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尤其是其暴露中的西方侧面，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时，我们却还在希望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这一方面要靠希特勒肯放弃其坚守斯大林格勒的意图，另一方面则有赖于该集团军的愿意冒险一试。
　　第4装甲集团军此时正在尽其全力来完成向斯大林格勒的最后一跃，但同时也希望第6集团军能够发动向西南的突击，使其任务可以比较易于完成。
　　在12月19日抵达米希柯伐河以后，这个救援集团军次日即陷入苦战，敌人从斯大林格勒不断抽调生力军，一波又一波来攻，以阻止其继续前进。尽管如此，第57装甲军还是在北岸占据了一个立足点，经过一再扩张之后，终于将其构成一个桥头阵地。敌人虽然大举进攻，但结果只空受损失而并未能撼动我军的地位。在遥远的地平线上，该军的先头部队早已能够看见斯大林格勒周围的炮火火光了！假使第6集团军能够在此时乘机发动攻击，至少牵制着敌军不让他再抽调生力军来挡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进路，则成功似乎还是有望的。可是由于上面早已说过的理由，第6集团军的攻击却始终不曾实现。
　　到了12月23日的下午，集团军群被迫不能不顾及其左翼的情况，而必须向该地区调动兵力。在齐尔河下游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奉命抽出第48装甲军军部和第11装甲师来稳定集团军群右翼的地位，为了补充这个损失，第4装甲集团军只好拨出一个装甲师给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若是没有这一个师的抵补，则齐尔河下游的正面也就不可能守住了。
　　第二天的发展即足以证明这个措施是何等迫切。塔辛斯卡亚机场已经丧失了，从空中补给第6集团军的工具也随之而丧失了一个。直到12月28日才将其夺回。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知道第6集团军决不会乘机突围了，于是才作了这个痛心的决定，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一个完整的装甲师来。甚至于到现在，也是因为第16摩托化师已经可以参加作战，它才可以抽出。直到12月20日，陆军总部才批准了我们的要求，允许从B集团军群中抽调“维京师”(Viking Division)来代替在依里斯塔的这个师，但很不幸，换防需要10天才能完成。自从集团军群第一次要求调用第16摩托化师的时候算起，中间整整耽搁了10天的时间！假使能够一要求就获得批准，则该师在12月23日就能立即用来参加齐尔河的战斗，于是第57装甲军就可以不必抽调那个装甲师了。与已往相同，这都是希特勒犹豫不决的后果。
　　虽然希特勒现在也允许把第7装甲师拨给本集团军群，可是对于已展开的救援作战已经太迟了，来不及参加，同时因为第一个虎式(Tiger)坦克营就要到了，所以希特勒现在希望局势可以好转，但这种希望也同样被证明是荒谬的。事实上，虎式坦克不但制造过程费尽周折，而且还从来没有经过实战考验，所以最初的问题极多，使这种新式坦克一时还不能作出任何有价值的贡献。希特勒对于新兵器的威力总是未免估计过高，这正是一个典型的例证。
　　于是，在顿河以东的战场上，主动权也开始转移到对方的手中去了。
　　12月27日，第57装甲军在米希柯伐地区中，遭到了强大的攻击，敌人的兵力不断增强，我军终于被迫退回到阿克塞河。在以后几天之内，俄军的意图很明显就是从东西两方包围这个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北面和东面的正面，发现了俄军两个集团军的番号(第51和第2近卫两个集团军，共辖3个机械化军、1个坦克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这些兵力中的大部分都是从斯大林格勒前线上抽调出来的，不过有一部分却是越过伏尔加河前来增援的。
　　在一两天之内，敌人现在所集结的强大兵力也开始迫使第4装甲集团军一直撤到柯特尼可夫，这也正是它在12月12日开始向斯大林格勒进攻的起点。由于当第57装甲军在阿克塞河苦战时，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部队无力担负对其侧面的保护，所以这种撤退遂无可避免。负责掩护第57装甲军东西侧面的罗马尼亚第6和第7两个军已经丧失了斗志——部分原因是由于指挥人员未能努力维持士气。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的司令面对着这种崩溃现象也感到毫无办法。最后，我们只好将这些部队从前线抽回，送回罗马尼亚整补。
　　从12月12日开始的救援第6集团军的企图已经失败了，至少就目前而言如此。从最近的发展上判断，是否尚有卷土重来的希望呢？今天事后看来，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变化上来看，这个问题的答案应该是否定的。不过当时没有料到，在意大利集团军惨败之后，1月底以前，顿河的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又遭到了一个更惨重的灾难。
　　尽管存在各种反对势力，本集团军群仍然不愿意放弃援救第6集团军的设想。所以在12月26日，它又把下述建议向陆军总部提出：
　　敌人正在威胁从集团军群左翼向罗斯托夫突破，为了维持左翼的地位，我们要求陆军总部至少在一段有限的时间之内，立即把一个集团军规模的“战斗群”(Armeegruppe)投入战斗。它早已在米里罗夫(Millerovo)地区开始集结，恰好在B集团的右翼后方。此外，我们要求从A集团军群的第17集团军中调出一个步兵师，迅速占领罗斯托夫地区，以便对它提供直接的保护。此外，那个已经暂时拨给本集团军群的第7装甲师，固然太迟了无法赶上顿河以东的战斗，可是对于集团军群左翼的战斗却可以有所贡献。
　　在集团军群中央正面所预计的最坏情况即为撤到顿河、顿涅茨河一线。此外，齐尔河下游的情况在最近几天里也略为缓解，因为敌人已经显明将兵力集中在靠西的位置，以求攻占我方在塔特辛斯卡亚和莫罗素夫斯基的机场。
　　对于斯大林格勒是否还应再次试图解围，关键就要看我们能否在顿河东岸集结足够的兵力，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击败现在正在追击它的敌军。为了这个目的，顿河集团军群遂又要求陆军总部，立即从第1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第3装甲军和1个步兵师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早在12月18日，甚至于更早的时候，我们即已一再提出此项要求。这支兵力若与第16摩托化师(它也应尽速抵达)加在一起，照集团军群总部的判断，即足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再度向斯大林格勒前进。此外，我们认为在6天之内，即可以把这些兵力调齐。在同一时间之内，应该可以空运进包围圈燃料1000吨和粮食500吨，以满足第6集团军的紧急需要。此时，统帅部也已经同意提供更多的运输机。塔特辛卡亚和莫罗索夫斯基的机场在一两天之内，也都可以再度使用。同时，毋庸赘言，我们又一再要求应允许第6集团军有行动自由。尽管后者可能仍认为在此时突围是没有希望的，但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认为除此更无其他的办法，因为根本不可能使被包围的集团军获得持续不断的补给。不过从总体情况和第6集团军部队的现状来看，我们认为突围的时间最迟应在新年前后，到那个时候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再度向包围圈进攻了——当然，其条件为增援能够准时到达。但是即使这次突围能够成功，却已经不再能希望第6集团军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时，仍然是一个完整的单位。尽管如此，却仍可假定有相当数量的部队可以有机会杀出重围。
　　问题就在于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在这个时候抽出上述的兵力。希特勒与A集团军群总部却都认为是不可能的。这种拒绝的态度是否合理，应该留待旁人去判断。
　　无论如何，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27日，曾经把一个兵力对照表送给陆军总部(并请希特勒注意)，上面指出调3个师给我们的计划是绝对可行的。依照表列的数字，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敌军的比例，毫无疑问要比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比例较为有利。此外，后者的部队在过去一个半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之中，所以实力进一步消耗。顿河集团军群现在必须在开阔地区中进行战斗，而自从高加索的攻势顿挫了之后，A集团军群所部就早已转入守势，他们现在所据守的阵地已经相当坚固。而且即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减少了3个师的兵力之后，不再能抵挡敌军的强大攻击，但它仍然可用弹性战术来迟滞敌人的前进，直到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已见分晓为止。尽管我们的总部早已多次指出，即使我们能够救出第6集团军，高加索正面还是无法永远坚守下去，不过希特勒在此时却不肯承认这一点。我们所建议的“大解决”是从斯大林格勒救出第6集团军，然后在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负责的整个地区中，改作机动式的作战——这却是希特勒所不能采纳的。
　　除了他不愿意放弃任何东西的基本态度以外，希特勒之所以拒绝减弱A集团军群，也许还有另外一个原因。他相信在他的手中，还有另外一套法宝，足以救出第6集团军，尽管时间上却还要延迟很久。
　　依照我们在12月31日所接到的一件陆军总部的训令，希特勒已经决定从西线把一个齐装满员的党卫军装甲军调来东线，下辖“元首卫队”、“骷髅”和“帝国”等装甲步兵师。这个军将在哈尔科夫附近集中，并从那里向斯大林格勒发动一个救援的攻势。不过依照有限的铁路运力，这个军似乎难以在2月中旬以前于哈尔科夫地区完成集结。第6集团军在这段时间如何能够活下去，这个训令中却不曾提及。即使当时还不能预料在匈牙利集团军地区中，也会发生一个像在意大利集团军地区一样的大灾难，但是从B集团军群与顿河集团军群之间地区中日趋严重的情况来看，的确需要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可是若认为这一个军的力量，即可以发动一个攻势直达斯大林格勒，则未免毫无根据。在12月里从柯特尼可夫到斯大林格勒，其间的距离不过80英里，当时第4装甲集团军若能有足够的增援，则完全有可能到达。反之在2月间，从哈尔科夫前进，距离却达350英里之多，根本只是幻想而已。假使希特勒真正相信这种进攻是可能的，则足以证明我们在上一章中对他的批评是正确的。
　　当希特勒拒绝了顿河集团军群在12月底所提出的一切迅速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要求之后，第6集团军的命运也就终于确定了。我们虽然已经把所能动用的最后一个人和最后一颗炮弹都孤注一掷地用在援救第6集团军的作战中，但结果还是徒劳而已！直到最后一分钟，我们都不曾放弃希望，而且不惜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来当作赌注，但结果还是一无所获！
　　从1月以后，在顿河集团军群的地区中的作战大致就可以分为两个平行的部分：一、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周围的战斗，二、为了维持整个南翼的奋斗，包括A、B和顿河3个集团军群在内。后者为了作战的连续性起见，将在下一章分别讨论，前者则构成本章的最后一部分。在这里可以看出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与德军整个南翼的保持之间的关系。

　　第6集团军的最后战斗

　　第6集团军的垂死挣扎是在新年前后才开始的，这个故事的苦痛程度简直令人难以置信。这些人员在无可奈何的环境中，均能视死如归地恪尽职守，真是可歌可泣。　
　　不过站在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地位上，有一个问题却是我所必须回答的。要求我们的军人作这样的牺牲是否合理或必要？其期限又应该有多长？换言之，第6集团军的最后苦战是否能达到任何有价值的目标？要想对于这个问题获得一个适当的答案，就必须根据当时的情况，而不能以德国最后的失败为判断基础。
　　12月26日，第6集团军司令把下述电报送达我们。我们马上就将其转呈陆军总部，我们一向毫无掩饰地表达该集团军的立场。(从这个时候起，包围圈和外面的连络就只能靠无线电和飞出来的人员。超短波的电动打字谈话已经中断了。)保卢斯上将的电报全文如下：
　　战斗损失、寒冷和补给不足最近已经使各师的战斗力大受影响。我应该报告下述各点：　
　　一、本集团军在比较长的时间内，仍能继续击退小规模的攻击和应付局部危机。前提条件是改善补给并尽量迅速空运补充人员。　
　　二、假使敌人从霍斯(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或其他方面抽调相当大量的兵力，用来对于斯大林格勒要塞发动一个大规模的攻势，则后者就不能再长期支持下去了。
　　三、除非先打通一个走廊，使本集团军获得必要的人员和物资的补充，否则决不可能执行突围作战。　
　　所以我要求，并请向最高当局转达，除非全盘的情况迫使本集团军有牺牲之必要，否则应立即加速援救行动。本集团军自应竭力坚守，直到最后一分钟为止。　
　　我同时也必须报告在今天只空运进70吨物资。有些部队已经开始要断粮了。所以现在必须要采取紧急的措施。　
　　这个报告的内容足以充分证明，保卢斯的参谋长何等荒谬，仅仅在一星期以前，他还说只要有适当的补给，则第6集团军可以在斯大林格勒过复活节。
　　这个文件也可以证明，当一星期以前，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迫近该城，集团军群遂命令该集团军突围时，那不仅是其可以获救的第一次机会，而且也更是最末一次。
　　可是在12月底和1月初的时候，除了局部的攻击以外，第6集团军的正面却还是相当的平静无事。其原因有二：一方面，敌人可能是希望累积其炮兵的弹药，以便发动一个大规模攻势；另一方面，他们正在调集一切的兵力，以求先歼灭第4装甲集团军并在顿河大河湾取胜。　
　　1月8日，胡比将军(Gen. Hube)在晋谒了希特勒之后返防时，顺便到集团军群总部中来与我晤谈。希特勒曾命令胡比从斯大林格勒飞往罗曾(Lotzen)，以便将第6集团军的情况当面向他提出报告。胡比告诉我说，他曾经把包围圈中的一切实际情形，毫无掩饰地告诉希特勒。(事实上，这与集团军群总部的每日情况报告中所说明的内容并无太多的区别，可是希特勒在未获更进一步的证据以前，却不准备相信我们的报告。)
　　虽然如此，值得注意的却是胡比在罗曾短暂逗留之后，他受到了希特勒的影响，而开始具有信心了——不管是真的还是假的。希特勒曾经向他宣称，将倾全力使第6集团军可以长期获得补给，并且还又提到以后的救援计划。在重建了信心之后，胡比回到了包围圈中，但不久又奉希特勒之命，再度飞出以便在圈外指挥空运事宜。不过，甚至于他也无法改进空运的效率，因为并不是实际的组织上有什么弱点，而是天气不良和飞机的资源不适当。胡比有一句话最使我个人感到刺激，因为在第6集团军正在流传着一个谣言，说我曾经发出了这样一个电报：“不要放手，我就会救你们出来——曼施坦因。”虽然我曾经不惜用一切手段，以将第6集团军救出斯大林格勒，但是我却从来没有给部队许诺的习惯，因为是否能兑现这种诺言，我并无绝对把握，而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责任。
　　胡比将军倒是一个无畏的硬汉，他居然敢向希特勒说，像第6集团军被围这类事情，对于他作为国家元首的威望而言是一个多么巨大的损失。因此，他愿意建议希特勒应该把他的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去执行——至少在东线上应该如此。由于事实上，胡比在前往罗曾时，曾经先与我们会晤，所以希特勒毫无疑问会假定胡比是受了我的鼓动才会放这个“大炮”的。事实上却绝不是这样。
　　等到斯大林格勒陷落之后，我自己又曾向希特勒建议改组最高的军事指挥组织。因为胡比早已对他提到过同类的意见，所以希特勒也就断然拒绝考虑这类问题。否则希特勒也许能接受我的意见，尤其在当时，他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多少还有一点责任感。
　　1月9日，敌人向第6集团军招降。在希特勒命令之下，这个要求被拒绝了。我对于希特勒在军事领域中的一切决定和行动，很少有完全同意的，而对于他的这个决定却完全赞同，因为不管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多么残酷，但在当时却是一种必要的措施。
　　我不拟在此讨论那种纯粹军人精神的观点，即任何军队只要尚存战斗力，则绝对不许投降。若是放弃这种精神，则军人这一门职业也就消失了。除非世界进步到了无战争和军人的境界，否则这种军人荣誉的观念就必须维持。即使投降可以避免一种显然是毫无希望的战斗，但这一点本身仍不能当作投降的理由。假使所有的指挥官在他认为他的处境已经毫无希望时就马上投降，那么就不会有人赢得战争。甚至于在绝对无希望的环境中，也常常可能死里求活的。从保卢斯将军的观点来看，不管怎样，基于军人的责任他都应该拒绝投降。只有一个唯一的例外，那就是这个集团军已经更无其他的用途，它的继续抵抗根本已无目了。从这里即可以说明希特勒的决定是合理的。不管第6集团军的继续抵抗就长期的观点来说，如何没有希望，但就全盘的战略情况而言，它却已经尽到了决定性的义务。它必须尽可能久地牵制尽可能多的围攻兵力。
　　12月初时，在该集团军周围的包围圈上，大约发现了一共60个敌人大单位的番号(即为步兵师、装甲和机械化旅等)，当第4装甲集团军进攻时，毫无疑问，其中部分兵力必然暂时被调动，但却又有新的部队补充进来。到了1月19日，据报顿河集团军群所面对着的259个敌方大单位中，有90个是用来包围第6集团军的。假使第6集团军在1月9日就投降了，那么这90个单位中的大部分就会像潮水一样涌来，顿河集团军群和整个南翼的处境将不堪设想。
　　这个集团军还能打下去，即使从其本身的观点来看，那是毫无意义的。可是它的坚持能力对于整个南翼的情况，却具有决定性。第6集团军能够多牵制敌军一天，就是多为整个东线战场做了一份贡献。今天固然有人认为我们最后还是失败了，若能早日结束这场战争，岂不是可以使我们免受许多苦痛。不过这都是事后聪明而已。在那个时候，就军事立场而言，并无理由认为德国会失败。一个军事上的僵局也可以在政治方面引起同样的作用，所以只要德军的南翼能够稳定住，则这种可能性是绝对存在的。而其先决条件，就是第6集团军应该尽量牵制敌军到最后一分钟。这个残酷的需要迫使最高统帅要求在斯大林格勒的英勇部队必须作最后的牺牲。至于这位自立为王的统帅应该为该集团军的覆亡负责，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在1月9日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后，俄军即开始从各方面进攻，首先是猛烈的炮兵准备射击，继之以大量的坦克支援。主要的压力是指向马立罗夫卡(Marinovka)附近的西端突出地上，敌人已在几个点突入了。
　　1月11日，情况变得更加危急，由于缺乏弹药和燃料，该集团军已经无法恢复其失地。由于卡尔波弗卡谷地(Karpovka Valley)——尤其是那里的居民地——的丧失，更使西面守军丧失了其御寒场所。此外，天气状况也使空运的希望断绝了。
　　1月12日，第6集团军有一个特别报告足以说明其窘境，集团军群总部也立即将其转达陆军总部。报告内容如下：
　　尽管部队曾英勇抵抗，但是通过最近几天来的激战，敌人已经突入纵深，本部仅勉强堵塞了防线的裂口。已经没有预备队，而且也无法再编成。重兵器现在已经丧失了机动性。损失严重、补给不足、再加上严寒，已经严重削弱部队的抵抗能力。假使敌人继续用现有的兵力进攻，则要塞的正面最多只能支持几天。以后的抵抗就只不过是局部的行动而已。　
　　1月12日，天气又使空运停止了，并且也阻止了空军支援守军的艰苦战斗。　
　　那一天黄昏时，在空军方面负责主持空运的皮克尔特将军飞出了包围圈。他对城中的情况描绘了一幅惊人的图画，并认为该集团军的继续抵抗能力只有2-4天的限度。由于部队的英勇和自我牺牲，证明了这个估计是不正确的。照皮克尔特将军的意见，即使空运的情况改进，从今往后也不会有什么差别，因为陆军的兵力已经不再能填补敌人所造成的缺口。
　　皮克尔特也为我们带来了保卢斯(他现在已经升了上将)的一份报告书，对于包围圈中的战术情况提供了下述报导：
　　在西北方面，敌人已经在攻击中使用了10个到12个师的兵力。第3和第29摩托化步兵师的一部分已经从北面受到了迂回并被击溃，结果使那一方面似乎已经没有重建防线的可能性了。这两个英勇的师一共击毁了100辆坦克，但敌军似乎仍有50辆完整无损。
　　在包围圈南面，尽管第29步兵师曾作英勇的抵抗，但经过了两天的猛烈炮击之后，敌人终于突破了。这一方面也是没有更多的兵力来填塞缺口。俄军在一个地区的攻击中使用了100余辆坦克，有40辆已经被击毁。
　　包围困的东面目前仍在坚守中，不过敌人也正在施加重大的压力。
　　在东北方面，敌人也在几个地点上透入颇深，第16装甲师的战斗力已经用尽。
　　保卢斯又说该集团军将战到最后一弹为止。胡比将军现在正在向希特勒建议缩小防御圈，事实上这种行动只会加速崩溃，因为所有的重兵器都早已不能移动了。(注：当时为了突围的目的而需要累积兵力时，希特勒却命令禁止这种行动。因为空运是永远不会适当的，所以现在也就再无改进的希望。这个集团军还能抵抗多久，就完全要看敌人攻势的强度而定。)
　　同一天，皮托尼克(Pitomnik)飞机场也陷失了，此后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即只有古门拉克(Gumrak)一个机场可用了。
　　不过在夜间，保卢斯却又报告说，假使能空运几个全副武装的营，则该城仍有继续抵抗的希望。他早已一再要求空运进一些人员来补充他的损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却无法答应他的要求，因为它自己也已经没有必要的补充兵了。而且自从第4装甲集团军的救援作战停顿之后，也就再没有把增援兵力送入包围圈的理由。有许多指挥官和参谋人员在假期届满之后，纷纷飞回包围圈中，这已经是一件令人痛心的事情。这些军官——有许多都是系出名门的，例如俾斯麦和比罗的后人——他们自己都坚决要求返回部队，这证明德国军人的自我牺牲和袍泽友爱传统经得起最严格的考验。
　　1月13日，保卢斯上将的副官贝尔上尉(Capt. Behr)——一个早已赢得武士级十字勋章的优秀青年军官——飞出来见我们，并带来了该集团军的战争日记。他告诉我们部队是如何英勇战斗，不分上下都能视死如归。
　　贝尔带来了保卢斯和他的参谋长的来函，信中充分展现了德国军人的传统思想、勇气和完整的人格。他们也十分了解集团军群为了想救出第6集团军，已经最大限度地投入了兵力。反过来说，他们对于空运补给的诺言未能兑现，却不免感到怨恨。我所能说的就是李赫多芬上将和我本人都从来不曾作过如此的诺言。这个应向他们负责的人是戈林。
　　1月16日，在这个集团军的所有正面又再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任何飞机一度都已不能降落，因为敌人的地面火力和战斗机使它们受到了不可忍受的损失。所以现在主要依靠夜间飞行或是空投补给。而使用空投补给，必然会浪费相当部分的物资。
　　同一天，希特勒改派米尔赫元帅负责主持空运。1月17日，该集团军用无线电通知说，古门拉克机场又可以使用了，但空军并不同意。不过集团军群总部却坚持应尝试在那里着陆。
　　1月19日，我与米尔赫进行了第一次谈话。因为一天前他的座车与一个火车头相撞，他受了轻伤。我告诉他尽管第6集团军的情况已经绝望了，但仍有必要立即彻底改善空运。不但因为我们应该维持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的战友的补给直到最后一小时，而且因为这个集团军正在担负着一个最重要的作战任务，继续牵制90个敌军的大单位。由于本集团军群正面的其余部分和B集团军群的暴露侧面都岌岌可危，所以我们若能使第6集团军多支持一天，都会极具价值。米尔赫允许立即动用在德国国内的一切可能动用的资源，包括运输机和维护人员在内。后者目前尤为重要，因为莫罗索夫斯基和塔特辛斯卡亚两个机场现在都已经失守，空军必须以新齐尔卡斯克和罗斯托夫甚至更远的机场为基地。
　　从米尔赫所告诉我的话来判断，若是他在几个星期之前即奉命主持这个工作，则情况也许可以早就有了相当的改善，因为他可以动用国内的资源，这是李赫多芬所没有的权力。换言之，戈林更应该负责，因为他并未使这些资源在适当的时机发挥作用。
　　1月24日，陆军总参谋长柴兹勒尔将军，曾经把下述通报发给我们：
　　本部曾经收到下述无线电报：　
　　“要塞只能再守几天了。由于没有补给送达，部队已经疲惫不堪，兵器也都不能移动。若丧失最后一个机场，补给即将完全断绝。已经没有据点可以继续执行死守斯大林格勒的任务。俄军早已能够渗透许多地点，部分地区因人员全部阵亡而失守。不过军官和士兵的英勇仍未稍减。为了作最后的一击起见，应该命令各单位分组向西南突围。部分人员或能突围，并可在敌后造成混乱。若不采取行动，则无异于使所有的人员同归于尽，或是被俘，或死于饥寒。我并建议空运撤出少数人员(军官和士兵都在内)，作为未来作战中的专门人才使用。适当的命令也应立即颁发，因为机场设施不会维持太久。请列举姓名，当然不包括我自己在内。　
　　——保卢斯。”　
　　本部已给予下述答复：　
　　“来函敬悉。与我本人4天前所作的建议完全相同。在我再度呈明之后，元首已作下述指示：　
　　一、关于突围方面：元首保留最后决定权。必要时请再请求。　
　　二、关于人员的空运撤出：元首在目前不拟考虑。请派齐兹维兹(Zitzewitz)来此间再作申述。我将带他去见元首。
　　——柴兹勒尔。”
　　关于保卢斯上将的要求把其集团军中某些人员空运撤出包围圈一事，我愿意作下述评论。从纯军事利益的观点来看，若能尽量救出重要的专门人才，自然是最理想的——不过应记着，其选择是与阶级无关的，若从人道的观点来看，则更应该设法使每一个人都能出险。不过同时又有军人道德的问题也应加以考虑：负伤的人员应优先飞出(事实上，我们在这一方面已经作了相当程度的努力。)但是专门人才的撤出却毫无疑问将影响到伤员后送。此外，多数应该飞出的专家，又必然是军官，由于训练的困难，军官当然比士兵的价值要高得多，后者很少有专家的资格。可是在第6集团军这样的情况中，德国的军事传统却要求当生命受到威胁时，军官应该让士兵先获得安全。因为这些原因，集团军群并未要求希特勒接受保卢斯的建议。
　　至于在最后关头上，分成小组穿过敌人战线的企图，希特勒的“最后决定”始终未成事实。尽管如此，集团军群却仍曾设法帮助他们获得生存，例如在敌后某些地点投掷食物，并派侦察机去搜寻他们。可是却没有一个人能达到集团军群的正面，同时我们的飞行员也没有任何发现。
　　无论如何，保卢斯的电报却指出直到最后一分钟，那些第6集团军中的人员只要尚有余力，仍未丧失其战斗意志。的确，我们也知道有一些青年官兵曾准备突围。这也是我们采取上述措施的理由，尽管结果是毫无所获。
　　1月22日，俄军占领了古门拉克机场，于是补给再也不能着陆。在报告了他已经无力填补缺口以及粮食、弹药已经耗尽之后，保卢斯现在就开始希望希特勒准许他与敌人谈判投降。关于这一点，我曾与希特勒在电话中作了长时间的辩论，我力劝他批准投降，因为该集团军的抵抗已经日益微弱，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情况已无作用，所以现在应该结束这场英勇的苦战了。在这场苦战中，第6集团军为了牵制一个远为强大的敌人，已经用尽了最后的气力，对整个东线的战斗已经作出了决定性的贡献。第6集团军的苦难已经不再能够牵制任何敌军了。
　　在长时间和激烈的辩论中，希特勒拒绝了保卢斯和我自己所作的要求，并命令该集团军抵抗到底。他的理由还是说，能多抵抗一天，则在斯大林格勒的俄军即不能转用于其他地区。事实上，全盘的情况现在已经够严重了，俄军在顿河已经击溃了匈牙利集团军，B集团军群在地图上实际上已经不存在。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弗格勒(Voroshilovgrad)起，到顿河的弗仑尼兹(Voronezh)为止，已经裂开了一个大缺口，大量敌军可以从此涌入，几乎如入无人之境。在这种环境中，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现在正从高加索撤退)能否得救，似乎都已经大有疑问了。
　　希特勒认为第6集团军现在即使已经不再能形成一个完整的正面，但仍可以分为几个小型包围圈，再继续抵抗相当长的时间。最后他又宣称根本不能投降，因为俄国人从来不会遵守他们的诺言。　
　　第二个预测就原则上来说是很正确的，尽管表面上并不如此，事实上，落在俄国人手中的战俘总数为9万人，存活至今的不过几千人而已。而且此处应该强调说明，当时俄国人还有完整的铁路线，直达斯大林格勒。若是他们有善意，就可以供养和撤出战俘。固然寒冷和疲惫足以丧失很多的生命，但死亡率还是高出了应有的标准。　
　　当希特勒拒绝了我的要求不准第6集团军投降之后，我自然面临着一个私人的问题，是否应该辞职表示我的不同意。我起了如此的念头也并非第一次。在1942年圣诞节前后，我未能说服希特勒准许第6集团军突围的时候，这个问题尤其困扰着我的良心。在以后的几个月当中，我又一再碰到这个问题。
　　我想任何人都应能体谅我在当时的心情。如果一个人在执行任何紧急军事行动时，都必须事先与自己的最高统帅做一番神经紧张的拉锯战，都会感到吃不消而想摆脱责任。当时我的作战处长布西上校曾经向第6集团军的工兵指挥官说过：“假使我不是为了部队的缘故，一再恳求他(曼施坦因)留下来不走，否则他早已向希特勒提出辞职了。”布西是我的最亲密同僚之一，他的话很能代表我在当时的态度和立场。
　　但是对于一位高级指挥官在战场上辞职的问题，我也有略加评论之必要。第一点，高级指挥官也象普通士兵一样，并不能随意卷起铺盖就回家。无法强迫希特勒接受辞呈，在这种情况下尤其如此。在战场上的军人，所处的地位并不象政治家那样的自由，政治家可以合则留不合则去。军人无论在何时何地，都必须服从命令作战到底。
　　常常有这样的情形，高级指挥官发现若要执行某种命令，就会违背他的责任感。诚如赛德里兹(Seydlitz)在左恩多夫(Zorndorf)之战中所说：“在会战之后，国王可以随他的意思来处分我的头脑，可是在会战之中，他却应准许我用自己的头脑。”任何将军在战败之后，都不应宣称他是违反自己的判断被迫执行一种命令所以才会导致失败——这种借口是不合理的。在这种情形之下，他唯一应该采取的路线就是不服从，因为他应向他自己的头脑负责。成败往往足以决定他的是非。
　　这就是我在12月19日为什么要违反希特勒的命令，下令第6集团军应立即向西南突围的理由。事实上，仅仅因为第6集团军未能执行这个命令，所以才会无所成就。以后，我在必要时，也常常违反希特勒的命令行事。成功证明我是对的，连希特勒也得容忍这样的不服从。(注：不过却不可以越轨，因为那会使邻近的集团军群感到手足无措。)
　　不过辞职的问题除了上述的理由以外，还更有另外一种考虑。这就是说高级指挥官对于其部下也应有一种责任感。在这个时候，我所要考虑的还不仅只是第6集团军。我们整个的集团军群，连同A集团军群在内，都是在危难之中。我若在此时抛弃我的职责，就希特勒拒绝批准第6集团军投降一事的人道动机而言，尽管是合理的，但却会愧对那些在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以外正在作生死搏斗的其他英勇部队。
　　事实上，后来顿河集团军群还是稳住了战争中最困难的局势。照我自己看来，足以证明我当时没有由于纯粹的感情用事而辞职的决定是合理的。
　　只要把顿河、A、B三个集团军群在1943年1月间的情况发展作一个简明的分析，就可以理解第6集团军的艰苦抵抗究竟有多大的重要性。
　　12月29日，陆军总部终于拗不过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开始命令A集团军群撤出高加索，最初从左翼开始——即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库马(Kuma)河一线。(在沙尔斯克(Salsk)河东南面约155英里。)因为想要保住那些装备，所以行动非常迟缓，暂时没有任何的兵力可以抽动。到了1月9日，即第6集团军拒绝投降之日，第1装甲集团军仍未能达到库马一线。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掩护A集团军群在顿河以南的后方，并同时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至于被切断。它在顿河南岸与极大优势的敌军(共3个集团军)苦战之后，已经被迫通过柯特尼可夫向西撤退。到了1月9日，它正在沙尔(Sal)河与马立赫(Manych)河之间的库比里(Kuberle)河沿岸进行艰苦的防御战，而我们可以看出来敌人有从两面向其包围的意图。俄国的第3近卫坦克军，本在顿河君士坦丁罗夫卡(Konstantinovka)的附近，现在正向东南旋转，直趋第4装甲集团军后方的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eya)。同时，从卡米克大草原方面前来的俄军第28集团军，也沿着马立赫河企图向南进行一个大迂回。
　　何立德集团军在顿河大河湾中作了一番苦战之后，被迫退到卡加尼克(Kagalnik)河的地区。甚至在这里，敌人也早已突破了其阵地的南侧面，1月7日，敌军一支小部队已经在新齐尔斯克(即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的东北面渡过了顿河。在这个集团军的北翼上，第7装甲师正在用局部突击的战术，尝试迟滞敌军向弗尔赫斯塔德的顿涅茨河渡口的前进。对于卡门斯克的渡口，只能用一些临时单位和少数尚未脱离战场的罗马尼亚部队加以掩护。
　　从这一点向西北，即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所留下来的巨大缺口。属于B集团军群的脆弱的费里特-皮柯战斗群(Fretter—Pico BattleGroup)则在米里罗夫附近战斗，一度几乎完全被包围。
　　1月24日，第6集团军最后在斯大林格勒及其周边地区被分割，变成了3个孤立的小包围圈，已经不再能牵制大部分的俄军兵力。当时其余正面的情况如下：
　　A集团军群的北翼仍在贝拉亚格里拉(Belaya Glina)的附近，甚至于更向南，在艾尔马弗尔(Armavir)之东，换言之距离罗斯托夫100英里到125英里左右。把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从罗斯托夫抽回的计划，现在终于获得了陆军总部的批准。
　　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罗斯托夫的东南作拼命的苦战，以确保顿河渡口的畅通，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我希望该集团军能够部署在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扼守从弗洛希罗夫格勒以上的顿涅茨河防线。何立德集团军正在防守顿涅茨河防线，从顿涅茨河与顿河的交点起到弗尔赫斯塔德为止。
　　费里特皮可战斗群(下辖两个残破的师)，正在卡门斯克两侧防守着顿涅茨河。
　　由于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都已溃散之故(后者此时已在顿河被击溃)，所以自1月19日起，从顿涅茨河的弗洛希罗夫格勒起，到顿河的沃罗涅什为止，中间已经裂开了一个宽达200英里的缺口。自1月23日起，直到斯塔罗比尔克为止的正面就都改由顿河集团军群指挥。在那个地区中实际上的余留下来的唯一兵力即为第19装甲师的残余部队。面对俄国的3个军，在苦战之后终于放弃了斯塔罗比尔斯克。
　　当第6集团军于2月1日停止抵抗时，敌人在弗洛希罗夫格勒地区中，正准备以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所组成的集团军渡过顿涅茨河进犯。此外面对着该河一线，从里希强斯克(Lissichansk)到兹拉凡斯克(Zlaciansk)为止，另有一个集团军(包括3-4个坦克军和1个步兵军)也似乎正要想进攻。
　　假使不是第六集团军的英勇抵抗，在斯大林格勒牵制了敌人巨大兵力达那样长久的时间，则从1月9日到2月1日之间的情况发展及以后的演变，都将不堪设想。
　　现在让我们再回到这个集团军方面，看看其最后的情形。
　　1月24日，正面破裂，缩成了3个小包围圈，一个在斯大林格勒的中央，其它两个分别在南北外围。
　　1月31日，刚刚升任了元帅的集团军司令和其集团军部人员，都做了俘虏。2月1日，当第11军的残部也在城北投降之后，最后的战斗终于结束了。
　　第6集团军的苦战终于完毕！
　　德国军人在弹尽援绝，饥寒交迫之下才开始投降，而在被俘之后，由于虐待和饥寒，更是死亡枕籍。不过应该感谢空军人员的自我牺牲，还是从包围圈中撤出了3万余人的伤患。
　　任何人若是要想追问斯大林格勒悲剧的责任，则希特勒亲口所说的话应该可以算是一个答案。2月5日，我被召往统帅部，我曾经力劝希特勒本人到前线上去亲自视察一次，或至少应派总参谋长或约德尔将军前往，但任何的口舌却都不能打动他。
　　希特勒在这一次会晤中，大致是用下述语句当作开场白：“我对于斯大林格勒应独自承担责任！我也许可以责备戈林，怪他对于空军的实力不应作不正确的估计，但是他已经被我指定为我的承继者，所以我们不能把斯大林格勒的责任加在他的身上。”
　　这一次希特勒居然肯勇于负责，而不去寻找一个赎罪的羔羊，这总要算是难能可贵的。但使我们感到遗憾的，却是他并不承认这次失败的主因为其领导的错误。
　　这些军人的英勇牺牲在德国军事史上是永垂不朽的。其全部的番号名单如下：
　　一、第4、第8、第11军；第14装甲军；
　　二、第44、第67、第79、第94、第113、第295、第297、第305、第371、第376、第384、第389步兵师；
　　三、第100轻步兵师和第369克罗提亚团；
　　四、第14、第16、第24装甲师；
　　五、第3、第29、第60摩托化师；
　　六、还有许多集团军直属和集团军群直属部队、高射炮部队和空军的地面部队；
　　七、最后还有罗马尼亚第1骑兵师和第20步兵师。 　





　　第十三章 1942年南俄冬季战役

　　当1942年和1943年正要交替的时候，整个德国的眼睛都盯着斯大林格勒城，许多焦急不安的心都在为在那里苦战的子弟祈祷。可是在东线的南翼上也同时正在苦战之中，其规模之大比为了挽救斯大林格勒20万壮士的生命和自由的战斗是尤有过之。
　　这里所争的问题还不仅一个集团军的命运，而是东线整个南翼的命运，最后更可以说是东线全部德军的命运。
　　这个斗争是为了避免失败的悲剧，尽管其中也还有昙花一现的胜利——这是第二次大战的最后一次胜利。这个战役中充满了惊涛骇浪的危机，其紧张的程度可以说是空前的，这个战役在整个战争中要算最富有刺激性的。在德军方面，最后胜利的希望都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由于1942年夏秋两季战役的领导失败，现在的主要目标就只不过是避免失败而已。敌人拥有压倒性的优势使他保有一切可以获胜的机会。德军统帅部必须一再凑拼应付，而战斗部队的英勇表现更是史无前例。
　　虽然其结束既非赫赫的胜利，而也不是为第6集团军送丧的鼓声，但是这个战斗却仍然值得记录。因为是一个撤退性的作战，它注定了不会有光荣的胜利。但事实上，其结束却绝非失败，而且也还使德国最高统帅部获有一次至少可以构成军事僵持形势的机会，其价值可能更超过了一次寻常的胜利。

　　冬季战役的战略基础

　　为了了解这次在南翼上的决定性战役的重要性，以及其所包括着的危险程度，我们必须简略的检讨在开始时的作战形势。
　　在1941年到1942年的冬季中，俄国的军事资源只足以阻止德军对于莫斯科的攻击。于是到了1942年的夏季中，战线又再度向东推进，最后终于达到了伏尔加河和高加索。
　　但是现在——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中——敌人终于感觉到已经有足够的力量来从我们手中夺取主动权了。今后的问题就是在那一个冬天里，否能采取决定性的步骤使德军在东线遭受到失败。斯大林格勒的失败虽然惨重无比，但就整个战争而言，它还不能算是决定性的一击，可是若德军整个南翼被歼灭了，则即可以为俄军对德国的胜利铺路了。俄国最高统帅部有两个理由可以希望在东线的南翼上达到这个目标。第一是俄国的兵力拥有绝对数量优势，第二是由于德国人的领导当局在斯大林格勒犯了极大的错误，所以使他们在作战上居于有利的地位。俄国人毫无疑问在追求这个目标，尽管他们并未能获得成功。
　　在1942年11月间，德军的正面构成了一个宽广的弧线，在高加索和乌克兰东部的地区中，一直向东弯起，这条弧线的右翼在罗弗罗西斯克(Novorossisk)碰到了黑海，沿着A集团军群(第17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正面通过高加索北部，但在东面却并未实际与里海接触。
　　这条正面的纵深开放着的侧面，面向南方，只有第16摩托化师在东面向着伏尔加河下游的方向上，担负掩护的任务。这个师位置在依里斯塔以东的卡米克大草原上。
　　B集团军群的连续防线仅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某一点才开始。从斯大林格勒它退向顿河之上，然后沿着顿河直达沃罗涅什为止。在这个集团军群之内，所有的部队为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第4装甲集团军、第6集团军、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一个意大利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然后才是德国第2集团军。德国兵力的主力过去几个月来都陷在斯大林格勒的附近，所以其余的正面，尤其是顿河一线，主要交由盟军负责。在A集团军群或B集团军群正面的后方，根本上没有任何值得一提的预备队。
　　敌军方面，他们的各个集团军组成了一个“高加索方面军”，一个“西南方面军”和一个“沃罗涅什方面军”，不仅在第一线上拥有优势的兵力，而且在所有这些集团军群(即方面军)和东线的中央或莫斯科地区中，以及其大后方地区中，也都有巨大的预备队。
　　为了了解这种情况的真正危险，以及其对于敌方有利的程度，我们应该首先弄清一两个具有战略重要性的距离。
　　从11月19日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被击溃的顿河地区中(即面对克里门斯卡亚俄军顿河桥头阵地以及西方的地区)起，和从意大利集团军在康桑斯卡亚(Kassanskaya)两侧所占领的地区起，到罗斯托夫的顿河渡口为止，其间的距离只比185英里略多一点。不仅整个的A集团军群，而且连同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和第4装甲集团军在内，其后方交通线都要通过罗斯托夫。但是A集团军群的左翼距离罗斯托夫却至少为375英里，而位置在斯大林格勒以南的第4装甲集团军也在大约250英里以外。
　　在更后方的地区中，德军左翼的交通线又越过在查波罗齐(Zaporozhye)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第聂伯河渡口。通过克里米亚和越过刻赤海峡的联系也不十分有效。这些在德军南翼后方的重要第聂伯河渡口距离斯大林格勒在440英里以外，而到高加索正面的左翼则更在560英里以上。另一方面，它们到顿河的敌军正面，仅260英里，无论从康桑斯卡亚到查波罗齐，或从斯弗波达(Svoboda)到聂罗皮托夫斯克都是如此！　
　　这种情况的实际意义是什么，我从个人经验上了解得太清楚了。我在1941年的夏天，曾经率领第56装甲军从提尔希特进到芬斯克，在4天之中走过了190余英里的距离。而且当我如此前进时，还面对敌军相当顽强的抵抗，都是目前意大利和匈牙利集团军在顿河的抵抗所不能比拟的。而俄军在其前线后方又还控制有许多预备队，这也是我们在1942年冬季战役中所没有的。
　　除了战略利益以外，俄军还拥有巨大的数量优势。当顿河集团军群开始奋斗之际，敌我两军兵力之比已见前章。在冬季中这种比例的发展，可以从下述两个数字上来表示。在1943年3月间，南面集团军群(以前的番号为顿河集团军群)在从亚速海到哈尔科夫以北之间的长达435英里的正面，一共只有32个师的兵力。面对着这个地区，敌人在前线上或其后方都有341个大单位，分别由步兵师、装甲或机械化旅和骑兵师所构成。
　　顿河集团军群的战斗条件是经常受到两个因素的支配：
　　第一点，一种压倒性数量优势。即使当这个集团军群，受到第1装甲集团军的大部份，和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新兵力的增强时，一共也只有3个德国集团军，后来才增为4个。但是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仍为1比7。(俄国某些单位在数量上不及德军一个师，这个事实已经计入)。
　　第二点，另外还有一个极大的内在战略危险，敌军的数量既然要比我们远较强大，而且当我们的同盟军崩溃之后，他们在此时也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同时他们达到德军南翼生命线——罗斯托夫和第聂伯河渡口——的距离也远较我们为近。　
　　这两个因素联合在一起，即足以暗示德军南翼所面临的危险。一旦当其补给线被切断之后，就会全部被迫退向艾左夫河或黑海的海岸上，而最终在那里接受毁灭的命运——俄国的黑海舰队也恰好能够构成封锁。等到顿河集团军群及A集团军群被毁灭之后，整个东线的命运迟早也就会注定了。

　　作战政策的要点

　　基于上述的战略情况分析，在1942-1943年冬季中的整个南翼战役中，双方的问题就都是一样的。俄军能否捕捉到德军的南翼，来完成其趋向最后胜利的具有决定性步骤？德军能否避免这个悲剧么？
　　俄军所采取的作战计划很明显，那是德军统帅部亲自将一个好机会双手奉上，他们当然欣然接受。俄军第一步应围歼在斯大林格勒的第6集团军，那是一种太自然的决定。　
　　在其进一步的作战中，敌人准备利用其在罗意匈三国部队地区中的压倒性成功，一再增大其打击的力量和范围，以从北面和西面迂回德军的南翼。他的目标是首先切断这一翼与其交通地区之间的联系，而把它包围在海岸之上。因为德军的南翼已经被其最高统帅部丢在太远的地方，所以这种战略观念更显得非常有希望。
　　在德军方面，所要决定的问题就困难得多了，由我们自己的疏忽以及敌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地区内获得了的首次意外成功，遂使我们处于极大的危险中。可是从全盘战略情况上看来，在敌人发动攻击的第一天，我们的最高统帅部就应该认清这个事态的严重，设想到它会怎样的发展，尤其是在高加索的A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危险是多么的巨大。　
　　概括言之，德军最高统帅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上选择一条。第一条是当第6集团军一开始受到攻击时，就应乘敌人尚未合围之际，就先将其撤出伏尔加河，于是再加上强大增援兵力的协助，使用这个集团军尝试恢复在顿河大河湾中的情况。同时也必须要用德军去增强盟军部队所占领的顿河地区。不过很明显，德军在当时已经没有必要的部队可作如此的解决，同时由于现有铁路运输的缺乏，也无法使这些兵力如期赶到。而命令第6集团军撤出斯大林格勒又是其所迟迟不能够下决心的一件事情。事实上，在俄国攻势发动后不要几个星期，即可以认清这个集团军已经丢定了，就整个的作战体系而言，我们最多所能希望的，就只不过是它能够尽量牵制大量的敌军兵力达最长久的时间而已。这也就是这个英勇的集团军所应担负的任务，直到其最后牺牲了其本身为止。
　　尽管如此，即使由于希特勒死抓着斯大林格勒不放手，而使事态作了如此不利的逆转，而且援救第6集团军的一切希望也都被证明是幻想之后，对于德军最高统帅部而言，也还是有第二条路线是畅通无阻的。只要肯放弃其在夏季战役中所赢得的土地(无论如何那也是不可能据守的)，则一个严重的危机即可以转变成为一次胜利。要达到这个目的，就必须把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兵力，依照一定的时限，从正面的东部突出地带撤出，首先使他们转进到顿河下游或顿涅茨河的后面，然后再转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
　　同时，任何可能调用的兵力——包括由于缩短正面而使那两个集团军群中所多出来的兵力在内一都应该集中起来，姑且就说是以哈尔科夫的附近为其集中点。当敌人企图追击撤退中的德军或切断其在第聂伯河的渡口时，他们就应担负攻击敌军侧面的任务。换言之，这个观念，就是想要把一个大规模的撤退转变成为一个包围作战，而以把我们的追击者逼向海边上，并在那里歼灭他们为目的。
　　当救出第6集团军的希望已经断绝，A集团军群在高加索的地位也已经岌岌可危，而敌军在意大利集团军正面的突破，又已经使整个南翼都受到了切断的威胁时，顿河集团军群即开始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上述的计划。
　　但是希特勒却不是会欣然采取这种行动路线的人，因为首先要他放弃其在1942年夏季中所已经征服的地区，而且毫无疑问也会引起相当程度的作战冒险。这种步骤对于希特勒的个性而言是完全不适合的，我在第11章中对于他的个性是早已有过详细的分析。因为对于作战问题是如此的缺乏经验，他甚至还希望把刚刚到达哈尔科夫的党卫军装甲军投入战斗，以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
　　对于顿河集团军群而言，上述的第一条路线在它赶上战场之前就已经不在考虑之列了，因为那个时候，第6集团军是早已陷入完全包围之中。此外，当我们这个集团军群总部成立时，所移交给我们的都是一些残破的部队，后来所获得的增援也极为有限，凭这一点兵力想在顿河中作一次会战，也是决无成功希望的——尤其是当意大利集团军被击溃之后，增援兵力遂又被扣留在B集团军群的地区中，所以更是毫无希望了。至于说到第二条路线，即等到敌军乘胜追击时，就把一个大规模撤退作战，转变成为对敌军北侧面的反击行动，那却又是顿河集团军群所无权执行的。要执行这个任务，我们必须要有权指挥整个的南翼，并有权自由动用陆军总部的预备队。　
　　相反的，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到的却只限于其自己指挥范围之内的事情。所以它只能一再设法应付这种险象环生的局势。随着战局的演进，情况也就日趋于危险。
　　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第一个任务就是援救第6集团军。最初这是比一切其他的作战考虑都要居于更优先的地位。
　　一旦这个任务因为种种的理由(在前章中均已详述)无法完成之后，我们这个集团军群马上就开始研究如何避免更大的惨败(损失了整个南翼兵力)的问题。因为陆军总部所尚能动用的兵力是不足以使德军南翼在顿河下游及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不被切断，所以留下来的唯一对策就只有缩短集团军群的东翼，而把紧缩出来的兵力用在西翼上。所以一切的成败就要看我们的思想是否能走在敌人的前面，能够迅速把东翼的兵力转用在西翼上，以拦截敌人的迂回运动，他们是逐渐的向西发展。因为在我们北方的邻军，B集团军群，由于盟军兵力损失的结果，是逐渐的失踪了，遂使我们的任务变得更为困难。从另一方面来说，除非能调动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否则也就不可能把足够的兵力调往西翼方面，而A集团军群却又不是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够指挥的。
　　虽然这个构想是规模较大，而时间也较长，但是我们所面临的任务却与保卢斯将军于11月19日到23日之间在斯大林格勒所面临者，性质是完全一样的。这一次也是要不顾局部性的压迫，而立即把兵力调到我方后方交通线存亡所系的地位上，而同时又还要维持我们的作战机动性。唯一的差异是在保卢斯的情况中，一切的决定是必须要在几天之内，甚或几个小时之内赶紧作成，而他从一开始起，也就不能希望有援兵赶到。在我们的情况中，这个观念也支配了我们的全部作战，并使我们与最高统帅部冲突达数月之久。
　　就其本质而言，这个从东面蛙跳到西面，打击敌人切断我们整个南翼企图的观念是十分简单的。可是在战争中，往往最简单的事情也就是最难做的事情，真正的困难并非难于作下一个决定，而是在执行方面。在现有的情况中，若是从东翼方面抽调任何的兵力，结果就必然会造成一种危险，而这却是任何人所不一定有把握能够克服的。而更困难的，是假使这种兵力的调动要能不失时效的话，则必须在这种切断的危险尚未完全显示时，即开始采取行动。姑不说是几个星期，至少要在这个危险的程度尚不至严重到希特勒都能认清时，即应开始采取行动。最后还有一点，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早就已经足以阻止我们将这个蛙跳计划付之实行——详细见后述。
　　所以，尽管这个观念是如此的简单合理，但当我们面临着如此日益严重的情况时，结果是证明很难实现的。要想使最高统帅部能够接受这个观念——至少希望应能不失时机以使其能发挥真正的效力——也是同样困难，因为后者的观点也是与我们对立的。希特勒在原则上是要坚守着其已有的获得，而我们却认为作战的机动性才是胜利的真正锁钥——在这一方面，我们的作战参谋组织和战斗部队都是要比敌人居于较优越的地位。
　　在顿河集团军群接管其指挥权时的情况，加上最高统帅所加给它的限制，以及其对于邻接集团军群的行动和态度的依赖程度，都足以使该集团军群采取一种“逐步应付”的方式，但同时却应尽量不牺牲其基本公式。
　　基于上述的分析，顿河集团军群(以后改称为南面集团军群)在1942年到1943年之间的冬季战役似乎是可以分为四个连续的阶段：
　　第一阶段为援救第六集团军的奋斗，顿河集团军群把一切的东西都尽量用来作孤注一掷。　
　　第二阶段为顿河集团军群设法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受威胁的奋斗，而后者则在从高加索地区中摆脱战斗。
　　第三阶段为使德军南翼交通线不被切断的实际战斗。　
　　第四阶段为该集团军群在哈尔科夫的会战中对敌军的攻击获得了成功，虽然其规模是要小于其理想者。
　　第一阶段：援救第6集团军的奋斗
　　援救第6集团军的企图，或者可以说是使它能够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脱出的企图，是在上一章中已经详述过了。
　　为了想使这个企图成功，顿河集团军群曾经作了一种全面性的努力，所作的冒险也已经达到了其最大限度，一直到第6集团军的命运已经注定了之时为止，即为1942年12月底，它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和左翼都只留下了极小量的兵力，仅仅足以构成一道单薄的掩护屏障而已。它的目标是在这些地区中尽量延迟任何决定性的发展，直到在顿河以东地区中，第4装甲集团军的战斗足以为被围的集团军杀开一条血路时为止。　
　　仅仅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6集团军之间取得联系的一切希望都已经放弃了之后，而同时意大利集团军的失败又已使顿河集团军群的西侧面暴露，并且也使敌人通到罗斯托夫的道路畅通无阻，于是该集团军群才把维持东线整个南翼的问题列为最优先的考虑。　
　　在这一个阶段中我所还应该叙述的就只有下述这一点：一方面由于第6集团军决定不作突围的企图，另一方面由于B集团军群左翼(意大利集团军)方面的情况发展，结果遂使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不免每况愈下。
　　由于敌人不断从斯大林格勒包围圈中抽调强大的兵力迎击第4装甲集团军，所以遂使该集团军在集团军群的东翼上居于极困难的情况。其详细经过也已见上章。在阿克塞河与柯特尼可夫之间的战斗中，以及以后者为跳板而发动的第4装甲集团军援救攻势中，第57装甲军在罗马尼亚溃败之后把它单独遗留在战场上时，不免受到严重的损失。第23装甲师本已受到严重的减弱，现在就尤其受到了惨重的打击。由于A集团军群的增援迄未出现，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实在是感到独木难支，它甚至于无力阻止敌军调动强大兵力进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　
　　在该集团军群正面其余地区中的情况发展也都是同样严重。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的地区中，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以东是正在向后撤退，遂使敌人能够在波特门金斯卡亚的附近，后来又在柴门杨斯卡亚(Tsymlyanshaya)，先后渡过封冻的河川，威胁齐尔河阵地的侧面和后方。在这个正面，米斯将军(Gen. Mieth)此时已经接替了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司令部的地位，而负起了指挥之责。因为俄军正在从东南两面渡过顿河来攻，所以我们最初是毫无选择余地，而只好命令“米斯群”(Mieth Group)向卡加尔尼克(Kagalnik)河的后方作战斗性的撤退。　
　　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的情况似乎是更为严重。虽然罗马尼亚集团军的各师是损失惨重，但是何立德集团军却还是把它的兵力从齐尔河游向南撤出了。可是一个最近赶到的新编师奉命防守在拜斯塔亚格尼拉亚(Bystraya Gnilaya)河的该集团军侧面，却放弃了在米尔杨庭斯基(Milyutinsky)的渡口，尽管是不无理由的。这使敌人遂可以达到何立德的侧面，以及在莫罗索夫斯基的重要空军基地。
　　不过更严重的事实却是由于意大利集团军的瓦解和罗马尼亚部队(罗马尼亚第1和第2两军构成何立德集团军的左翼)完全退出战斗，遂使敌军几乎能够毫无阻拦的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和弗洛希罗夫格勒等地的各个顿河渡口。仅仅在米里罗夫，有一个新成立的“费里特-皮可群”(Fretter-Pico Group)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屹立不动像一个在洪流中的小岛一样，还能够作一点抵抗。但无论如何，敌人却还是可以自由的向东旋转，达到何立德集团军或米斯群的后方，或是直向对罗斯托夫前进。　
　　所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是很严重的。假使它能够保有独立的行动权，则对于这个危机的解决，其唯一正确的路线就是不顾任何其他考虑，而立即把这个“蛙跳”的原则付之实行。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在一个单独的行动中，撤回到罗斯托夫，然后用来解除这个集团军群左侧面和其向西的交通线上的威胁。尚在顿河大湾中作战的米斯群与何立德集团军的兵力则应退回到顿涅茨河。　
　　对于这种办法的主要反对理由即为A集团军群还仍然在高加索坚守其阵地的事实。若是顿河集团军群把兵力向其西翼方面调动，则将会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暴露，这是根本不能允许的。相反，顿河集团军群的责任不仅只是要掩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　
　　于是就目前这个阶段而言，想要把主力西调以阻止敌人切断德军整个南翼的原则来当作顿河集团军群作战观念的基础，似乎还是不可能的。尤其是在接管指挥权的最初几个星期当中，顿河集团军群为了优先援救第6集团军起见，更是有意的把这个观念暂时搁置起来。现在——在第二阶段中——尽管其西侧面的威胁日益增大，可是该集团军群却还是要被迫作无可奈何的苦战，以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能够不被切断。　

　　第二阶段：使A集团军群后方不被切断的战斗

　　德国最高统帅部从一开始起，本来就早应该认清，假使援救第6集团军的战斗若不能立即成功，那么A集团军群也就决不能再留在高加索。换言之，也就是说在顿河大河湾之内，是绝无建立一个相当安稳情况的可能性。但是当敌人在B集团军群的右翼撕开了一个缺口，使其已能直趋罗斯托夫之后，则任何人也都应能明白扼守高加索正面的问题，已经不再在考虑之列了。当然，除非希特勒还愿意或能够从其他的战区中抽调大量的兵力来增援，则为唯一的例外。　
　　早在12月20日，那也就是意军两师溃逃而使何立德集团军的侧面暴露，并使俄军可以直趋顿涅茨河各渡口的那一天，我就曾经向柴兹勒尔将军指明，敌人若是向罗斯托夫的方向前进，则现在他就会有向德军整个南翼作决定性打击的机会。12月24日，我又曾提醒他注意下述的事实，现在已经不仅是顿河集团军群的命运感受到威胁，而A集团军群也是一样的。　
　　我在上文中早已说过，当我要求在A集团军群的兵力撤回罗斯托夫，并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时，曾经受到了拒绝。即使现在援救第6集团军出险的希望是早已断绝了，但为了A集团军群的利益起见，第4装甲集团军也仍应予以增援，因为它若是被击败了，则敌军即可以窜入A集团军群的后方。因为这是很可以谅解的，A集团军群本身是决不愿意把任何单位自动拨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所以这也就是最高统帅部的职责，应该用命令把两个集团军群的兵力从新平分一下。那实在是非常迫切的需要。A集团军群之所以拒绝给予我们以所要求的兵力(请参阅前一章)，其可能原因之一是因为他们不愿拆散其部队与单位。毫无疑问，要想使较大的单位摆脱战斗，那实在是一种困难的任务，而至少也需要很多的时间。不过这种办法，一部份是迫于需要而无法避免——因为缺乏适当的预备队填补敌人突破所造成的空洞。但另外也还有一个同等重要的原因，那就是A集团军群有几个月都没有一个专任的总司令，以使一切的工作走上轨道。有许多军事指挥官都不曾认清，假使要想获得最高的效率和维持机动性，则各单位必须保持着其正常的战斗秩序。在现有的情形之下，A集团军群是在相当长久时间之内，没有一个负责的指挥官，所以其部队的组织混乱也就毫不足怪了。　
　　由于顿河集团军群的坚持，希特勒最后于12月29日，才决定命令把A集团军群最暴露的东翼兵力，第1装甲集团军，撤到派提果尔斯克-普拉斯柯费亚(Pyatigork-Praskoveya)的库马(Kuma)地区中。可是仍不愿意完全放弃高加索正面。很明显，他所希望的还是把A集团军群的东翼向库马河弯曲起来，使其可以在马立赫平原上活动，以便能稳定在马立赫河与顿河之间的情况，同时又能使整个南翼越过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可以畅通无阻。因为希特勒在11月间，把其正面推进到了高加索境内和伏尔加河，造成了一个突出的“阳台”(Balcony)，所以才会使我们现在陷入不利的窘境，但是到现在这个“阳台”还是不曾被取消，而只是缩小了其面积而已。在另一方面，从何处去寻找兵力来弥补罗马尼亚和意大利集团军的损失——不久还应加上匈牙利集团军——仍还是一个神秘的哑谜。在相当的时间以后，这个事实又还是继续要求放弃高加索正面的其余部份。
　　在这个第二阶段的苦战中，顿河集团军群所面临着的任务如下：
　　这个集团军群并不能依照真正的情况要求而来采取行动，并彻底的把它的主力移到西翼上，以消除其将被切断的危险，反之面临着日益增高的危机，这个集团军群却被迫必须为争取时间而战。在顿河下游的南方，它必须保护A集团军群的后方，而且同时还要设法使其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以第4装甲集团军这一点微弱的兵力，在高加索与顿河之间，要控制那样广大的地面，并且还要对抗那样强大的敌军，所以实在是很难于完成这样的双重任务。在顿河的大河湾中和在顿涅茨河的前方地区中，何立德集团军的任务就是要阻止敌军在顿河下游以北的前进，以使其不能从东面迅速攻到罗斯托夫，切断第4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此外，它又要阻止敌军达到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弗罗希罗夫格勒一线，以防它越过顿涅茨河而从北面威胁罗斯托夫。最后，这个集团军群还必须设法使在西方通到第聂伯河下游的交通线能够畅通无阻，或是用其自己的资源，或是凭借陆军总部所能送给我们的微弱预备兵力。　
　　面对着所有这些任务，我们所有的部队都已经是疲兵久战，而且所面临的敌军也比我们强过了数倍。　
　　这些任务固然是困难，而更大的危险却是A集团军群不能迅速从高加索撤出。这又是另外一个例证足以证明，僵硬的秩序必然会使机械化的作战退化成为静态的战争。仅仅为节约兵力之故，不动的兵器常会被埋入地下，而粮食和弹药也都将作大量的储积。为了使部队生活略为舒服，也会设立许多的设备——当预备队缺乏时，更是一个特别重要的措施。因为在一个静止的战斗地带中，是不适宜于养马的，所以常常是饲养在较远的后方地区中，而这又更有使战斗单位丧失机动性的趋势。俄国冬季的道路情况，尤其是在山地地区中的情况，更足以增加这些困难。
　　结果是部队和指挥组织都往往丧失了其迅速应变的能力，这是运动战中所天天不可缺少者。惰性和僵化的心理占了上风，因为这一次的变动都一定要引起许多的不便和危险。由于累积了许多的兵器，装备和物资，于是就使行动更受牵制，而使部队不敢移动。因为他们害怕一移动了之后，就没有余力来作新的战斗了。结果是每逢有关的指挥参谋组织面临着有作大规模撤退之必要时，他们就必然要求给予以相当长的期限，以便作撤退的准备。甚至于他们会干脆的拒绝撤退，因为感觉到这些装备和物资是不可以离开的。这是值得回忆的，当德军攻势在1918年发生了顿挫之后，甚至于像著名的指挥官鲁登道夫将军，也都不曾想到应该作一个勇敢的撤退，以发动一场运动战，那也是德军胜利希望的最后寄托。在作最后的研判时，他也还是感觉到已经位置在德军前线上及其后方地区中的许多物资是不能随便丢弃的，或者是感觉花了重大牺牲作代价换来的领土是不应放弃。　
　　A集团军群的情况也就是这样的。在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参谋长谈话之后，就发现出来这个部队必须要在1月2日以后才能开始运动，但当我们帮助了燃料之后，它终于还是在新年那一天开始行动了。甚至到了此时，A集团军群还在几天之后又宣称着说，第1装甲集团军将分段的撤回到库马河一线，以便将装备和伤患都能撤出高加索山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它又说该集团军需要列车155个，每师20个，必须还再要25天的时间始能调齐。虽然自从11月底，就至少可以看出来A集团军群的后方是迟早会感受威胁的，但很明显，他们对于撤退是一直都没有准备。其原因之一是毫无疑问的，希特勒已经禁止作如此的准备，即使他事先不禁止，等到他知道了已在准备时，也还是会下令禁止的。但是我感觉到另外一个同样重要的原因，是在最近几个月内，A集团军群缺乏一个负责任的指挥官。　
　　陆军总部曾经考虑到把A集团军群也交给我统一指挥，现在该集团军群总司令已经由克莱斯特上将升任。概括言之，把一个集团军群或一个集团军交给一个同级的司令部去指挥，多少是不妥当的。不过在目前这种紧急的情况中，这种办法可能又还有其利益——当然，唯一的条件是不再受其他的牵制。任何希特勒的干涉，以及由于受到了他的影响，而使A集团军群故意所作与我相违背的决定，都可以由此种措施而取消了。不过，希特勒却不愿意接受我的条件，所以A集团军群还是继续保持着独立的状况。顿河集团军群所能做的事情就只有催促A集团军群赶紧撤退，以便可以抽出其自己的兵力，后者用在顿河以南和顿河集团军群的西翼上，是可能会具有决定重要性的。一切的希望就寄托在这个第二阶段的时间能够尽量缩短，以便使德军的南翼终于可以获得稳定。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又必须击碎企图从西面迂回该翼的敌军。以后事实也证明撤出高加索的期限是可以相当的缩短。
　　造成上述的障碍，其原因的一部份为静态战争的必然后果和山地战场中所必然要遭遇到的困难，另一部份则为最高统帅部不愿意自动放弃任何东西。结果使顿河集团军群在顿河地区中一直苦战下去，从12月底起到2月初为止，若是再考虑到B集团军群方面所正在发生的危机，就可以明白，这个事实是使整个南翼被切断的危险更形增大了。　
　　老毛奇曾经说过：“战略就是一套应急的办法”(Strategy is a system of Stop-gaps)。顿河集团军群所属的两个集团军现在所打的仗，对于这个定义可以说是一个最好的例证。尽管有一连串的危机接踵而来，但是我们却终于还是成功的完成了上述的任务，其主要的原因是我们的各集团军和集团军群中的指挥参谋人员，都能坚定遵行德国的两个基本领导原则：
　　1. 对于作战的指导必须经常地保有弹性和机智。
　　2. 使各级指挥官都尽量保有主动和自足的范围。
　　很明显这两条原则与希特勒的想法都是完全相反的。关于第一点，在我们这两个集团军所打的仗中即可以明白的表现出来；对于第二点，我愿意在这里先简单的加以分析。
　　对于德军的领导而言，这一向就是一种特点，它总是让下级指挥官有极大的自由——只把任务交给他们，至于执行的方法则完全听任每人去自作主张。从古老的时代起，这个原则就一直是日尔曼军事领导的特殊传统，使其与任何其他国家的陆军都不相同——至少在老毛奇的时代以前，更是如此的了。老毛奇在战术计划方面，不愿把这样大的权限给予下级指挥官，他总是爱用冗长详细的训令，以求使命令的执行和战术行动能够符合一种特定的典型。从日尔曼的传统上来说，这应该算是一种不好的办法。诚然，若是对于平庸的指挥官而言，这种办法也有它的优点，即能减少失败的冒险。不过它却很易于使执行者不考虑局部的情况，而采取刻板的行动。最坏的是因为过份的偏重安全之故，会使下级指挥官丧失了在一种决定性时机中，采取独立果敢的行动，以扩张某些有利情况的机会。日尔曼人的老办法，其根源是要在日尔曼人的民族性中去掘发——一般人都以为德国人是“盲目服从”的，那实在是胡说八道，德国人实在具有一种顽强的个性。此外日尔曼人的传统精神就是以冒险为至乐的，与此也有关系。当然，若是把这种独立权给予下级指挥官，则首先必须假定所有的军事干部都同样承认某种战术性或作战性的基本原则。我认为只有德国总参谋部的学校才能产生这种统一的观点。尽管如此，却又有许多的情况会使一个在战场上的高级指挥官面临着下述的问题，即对于其所指挥的集团军或其他单位的作战，应否加以干涉。情况愈复杂，他所能运用的兵力愈小，则愈足以引诱他要想去干涉其部下的份内事。
　　专就我自己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而言，我可以说除非是真正有此项迫切需要的时候，我才会干涉各集团军的作战。尤其是当集团军群的作战意图是要牵涉到某种责任问题时，这种责任若要有关的集团军司令部去担负，则将是很不合理的。相反，我们要干涉则必以正式命令行之，而决不采取一种无记录的“暗示”办法，这种办法足以扼杀一团的主动和逃避应负的责任。
　　希特勒对于德国人这种古老的领导原则是殊少了解的，他经常用他的手谕来干涉其下级的作战，这种情形是早已见前述。当这些命令若是与我们邻近集团军群的行动和陆军总部预备部的行动有关时，那也就是会使我们感到莫可奈何的。不过在多数的情况中，当他命令死守某一条特殊的战线直到最后一兵一弹为止时，结果却总还是环境的力量占了上风，而迫使他不能不承认现实。
　　上文中又曾经讨论到另外一点，那甚至于是更难于克服的：希特勒对于紧急需要的决定总是感到犹豫而只想拖时间。当然，无论如何我们总还不能够强迫他下达某一种命令。在这种情形中，我们的唯一办法就是报告着说，假使到了某一天或某一个时间，陆军总部仍无指示，则我们就只好根据自己的判断来采取行动了。
　　与上述的情形恰好成一个对比，我相信在这个战役或任何以后的战役中，凡是在我们所指挥之下的任何集团军，都决无理由可以抱怨说我们的决定是太慢了。当他仍向我的总司令部中提出任何要求或建议时，他们总是几乎能够获得立即性的答复。仅仅是在最困难的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才会把一个决定极偶然的延迟达一个非常有限的时间——最多不过几个小时，或是迟到次日上午。
　　就其全体而言——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尽管希特勒的固执和干涉，这个集团军群对于其所要求的行动，最后也总还是能够获得批准的。

　　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下游南岸的战斗

　　假使它要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不受威胁，则第4装甲集团军就有两个不同的任务必须要加以完成。它必须阻止现在跟在后面追击的敌军，进逼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直到后者从高加索转过身来，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时为止。同时，它又必须设法阻止敌军窜入顿河的下游地区，以直捣罗斯托夫，并同时切断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的后方交通线。　
　　很明显，这个集团军没有足够的兵力，在顿河下游和高加索北端之间的整个广大地区中，向敌军进行迟滞作战。因为自从罗马尼亚部队损失殆尽之后，这个集团军所剩下来的兵力就只有在柯特尼可夫附近的第57装甲军，它所管辖的又只有两个兵力已经严重减弱了的装甲师(第17和第23)。第15空军野战师还没有完成其战斗的准备。而留在依里斯塔的第16摩托化师，也尚未能把防务移交给A集团军群的兵力。
　　顿河集团军群虽曾作一切的努力，以求能使该集团军赶紧获得增援，但结果都只是徒劳无益。从A集团军群中抽调第3装甲军的建议是早已为陆军总部所拒绝，而第7装甲师也本是顿河集团军群原定用来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的，现在又复被希特勒扣留着，因为意大利集团军崩溃了，他就要用这个师掩护罗斯托夫渡口的北面。就本质而言，这个观念是并不错的，不过我们从A集团军群方面(例如第19集团军)所要求调用的步兵师也同样能够担负这个任务。但是尽管如此，希特勒却还是拒绝把那个师拨发给我们使用，因为他害怕当这个师一离开了罗弗罗西斯克地区之后，即足以使罗马尼亚部队望风溃散。
　　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向后转的时候，一部份跟在第4装甲集团军后面追击的敌军强大单位，也就乘机窜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使那里发生了严重的危机。虽然第16摩托化师能够发动一个成功的攻击，不让敌人进到马立赫河的背面，但这却更延迟了该师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作战的时间，直到1月中旬他们才会合在一起。
　　顿河集团军群在其自己的地区之内，曾采取措施增援第4装甲集团军，但结果也被敌军破坏。我们曾经想到从顿河大河湾中抽出第11装甲师来增援该集团军。当该师正要渡过顿河下游时，敌人却又已经在两处分别渡河，从南面和东南面窜入了米斯群的后方，后者仍面对着北方，扼守着齐尔河的下游。为了应付这个攻击，并使米斯群可以转过身来，位置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方，把正面转对着东方起见，第11装甲师又必须用在顿河以北的地区中，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遂又不能获得该师的助力了。　
　　所以最后能够用来增援第57装甲军的兵力，就只有一个维京(Viking)党卫军师，那是A集团军群早已拨送过来的，和第16摩托化师——后者在1月中旬才能参加作战。
　　到了此时，第4装甲集团军是正在受到俄军的强大压力。通过柯特尔尼可夫前进的有两个俄国的集团军，第2近卫集团军和第51集团军，他们一共拥有1个坦克军、3个机械化军、3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不久以后，又有第3个集团军(第28)从卡米克大草原向更南的地区中进攻了。我们可以很安全的假定。这个集团军的目的不仅是要想从正面牵制着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最后还要从南北两面实行迂回，以完全包围它。　
　　面对着这样压倒优势的敌军和要掩护如此巨大的地面，希特勒若是认为他可以命令我们坚守某一条“战线”，或是必须获得了他的批准才能作任何的撤退，那才是错到底了。作为是一个障碍物，在第4装甲集团军现有的情况中，一条坚强的防线所具有的效力实在不会比一个蛛网要好得那里去了。尽管如此，他还是一再用这一类的命令，来企图限制我们的作战自由，并且又坚决不肯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以增援。所以到了1月5日，我觉得我是有要求辞职之必要了，我向总参谋长发出了下述的电报：　
　　“假使这些建议仍不被采纳，而这个总部仍然还是像过去一样的遇事都受牵制，则我也就认为我自己实无再恋栈之必要。在这种环境中，最好是派一个‘军需监’来接替我的职务。”[注：在集团军群总部中的军需监(Sub-directorate)是直接听从军监总监(Quartermaster-General)的命令来处理其事务的。]　
　　照现有的事实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的目标不是沿着一条过份拉长的战线，来作不适当的抵抗，而是要把其兵力密集在一起。只有这样，它才能在要点上作强烈的抵抗，或者是找到了一个好机会就给予敌人以奇袭式的打击。因此，显然它经常要完全撤出某些地区，而对于其他的地区也只能给予以最单薄的掩护。　
　　霍斯上将，在其可羡慕的参谋长，范果尔将军(Gen. Fangohr)协助之下，用冷静的决心和活跃的领导完成这个困难的任务。他很巧妙的妨碍敌军的进展，但对于任何一点却决不据守得太久，以免使他自己有暴露的危险。此外，他又迅速把兵力集中在两翼，一再击败敌军的迂回企图。
　　集团军群总部虽然无法使该集团军在执行其困难任务时，能够获得足够的兵力，可是我们却至少可以对于其最困难微妙的问题，用颁奉特殊命令的方式减轻它的责任。诚如我早已说过的，第4装甲集团军实际上是同时要担负两个任务。它要阻止跟在后面的3个俄国集团军攻击第1装甲集团军的背面，后者必须要从高加索方面转过身来，把正面对着东方，然后才能有自卫的能力。同时，它又要阻止敌军沿着顿河下游直趋罗斯托夫的任何企图。假使俄军达到了这个目标，则我们3个在顿河下游以南作战的集团军就都会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的能力最多只能解决这两个任务中之一个。它们之间那一个应列为优先，这是只有集团军群总部才能决定的。诚然，就长期的观点来看，对于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较大的危险，但是假使当第1装甲集团军正在回转身来进入新阵地的时候，就恰好被敌人包围住了，那么守住罗斯托夫也就会变得毫无意义，而在顿河以南的3个集团军也会注定了将要同归于尽。相反，若是第1装甲集团军的撤退能够顺利完成，则我们也就可以有兵力用来拯救罗斯托夫的危机。
　　敌人是正在尝试同时扩张这两个机会。上文已经说过，第16摩托化师的兵力是恰好能够如期赶上，阻止了俄军向第1装甲集团军背面上的进攻。不过，基于同样的作战目标，敌人又再度企图从南面迂回第4装甲集团军，而使他自己位置在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地位上。同时敌军又企图通过君士坦丁罗夫卡亚，沿着顿河下游直向罗斯托夫进发。1月7日，在防守河川的哥萨克部队溃逃之后，有一支小型的敌方兵力，在距离位置新齐尔斯卡亚的集团军群总部只有12英里远的一点上，渡过了顿河北岸。为了对付这个突如其来的入侵者，我们只好从修理工厂中拖出几辆坦克来使用。以后这个坦克军(那个小型兵力即为其中一部份)又转向普罗里塔斯卡亚(Proletarskaya)，威胁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那就是说至少在今后几天之内，罗斯托夫是可以免于受到威胁了。而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这个在其北方侧翼上的威胁，也还是应付过去了。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终于勉强完成了其撤退工作，它的左翼现在建立了一条战线，从齐尔卡斯克(Cherkask)起到彼托夫斯可(Petrovskoye)为止。这也就是说现在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是至少有作战性合作的可能性了，尽管在彼托夫斯可与普罗里塔斯卡亚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宽广的缺口，不过其中有一部份又为马立赫河的泥泞平原所掩护着。于是第4装甲集团军任务的第一部份，即使A集团军群的后方在顿河以南地区中不受威胁，已经完成了。于是就还剩下了第二部份的任务，使这个集团军群通过罗斯托夫的交通线不被切断。
　　面对着敌军数倍优势的兵力，而第1装甲集团军在达到其预定的战线之后，为了准备其后方地区所作的更进一步的撤退起见，又有几乎不能采取行动，所以遂使这个第二部份的任务更难于完成。事实上，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几乎不能完成，其成败之机可以说是间不容发，因为直到此时为止，希特勒仍未决心放弃整个的高加索。第1装甲集团军是否应撤回到顿河北岸，或者是A集团军群的全部仍应留在库班河，这个问题始终未能解决。

　　何立德集团军的战斗

　　在1月下半月间，当第4装甲集团军正在顿河南岸执行其任务时，何立德集团军在大河湾中所作的工作也同样困难。上章中已经说过，在过去几个星期当中，敌人都在以无比的优势兵力，一再向该集团军沿着齐尔河的正面发动猛烈的攻击。
　　在一个长达125英里的正面，从尼曾齐尔斯卡亚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为止，何立德将军所能运用的兵力，包括现在由他指挥的米斯群在内，一共只有4个步兵师(第62、294、336和387)，都已残破不堪。此外帮助防守这条正面的兵力还有一些“警戒单位”(Alarm unit)，以及由有经验的斯塔赫尔将军(Gen. Stahel)所指挥的高射炮单位，后者是一种非常有价值的支柱。至于属于这个集团军的两个空军野战师，已经只剩下了少许的残部，终于不得不并入了其他陆军部队之中。这个集团军的主力是由第6和第11两个装甲师所组成，再加上新到的第7装甲师。已经残破不堪的第22装甲师则必须加以改编。
　　凭借这一点兵力，何立德将军必须要阻止在北面的敌人向顿河的下游进攻，即窜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而更重要的，是当第4装甲集团军与A集团军群还仍留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时，应尽量阻止敌军突入到罗斯托夫。此外，这个集团军又有另一个任务，即防止面对着其左翼的兵力，不至于挺进到了在弗尔赫斯塔德到弗罗希洛夫格勒之间的顿涅茨河渡口上，而从西北面来威胁罗斯托夫。不过同时，这个集团军又发现其两个侧面都正在受到威胁。在西面，意大利集团军在战场上已经失踪了，代替它的是一个费里特-皮可战斗群，正在从米里罗夫地区，且战且走的向顿涅茨河退却。在东面，已经有几个军的敌军渡过了顿河，首先是在波特门金斯卡亚，以后又在柴门扬斯卡亚。仅仅在把第11装甲师投入了战斗，和把米斯群的战线弯曲起来，在卡加尔尼克河的后面构成了一个向东的正面之后，才挡住了这个进攻——已见前述。　
　　也像第4装甲集团军一样，何立德集团军在这种危机四伏的苦战中，充份表现出其坚定而活跃的领导。不过集团军群总部也还是照样的负起最后的责任，命令它冒着极大的危险，让某些地点完全暴露着，而集中其装甲兵力以作短距离的攻势突击。　
　　这个集团军最后终于能够阻止在顿涅茨河的敌军，而救出了第4装甲集团军和A集团军群，使其不至于被切断在顿河以南的地区中——除了集团军部的指挥有方以外——首先应该归功于其步兵师和其他所有一切协助防守战线的单位，他们英勇的抵抗着敌军一再攻击，而不后退。不过若非装甲师经常赶救，则他们的防线也还是无法维持。有一次，他们使这个集团军的右翼解除了被包围的危险。另一次，当敌军正拟攻击该集团军在顿涅茨前方的北面正面时，我们的装甲师却一直冲入了其集中地区而使他们受到了奇袭。这些反击本是防御任务中之一部份，自然是该集团军本身的事情，可是实际的冒险责任却常常是由集团军群总部来负起。在任何危机之中，集团军群都解除了它的责任，使该集团军可以根据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来集中其装甲兵力，而不顾及其他地区的安全。
　　第三阶段：使南翼交通线畅通的奋斗——在1943年1月中旬的作战形势
　　到了1943年1月中旬，东线南翼的作战情况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阶段。其种子在1942年晚秋时节即已经洒播了，当时我们的军事指挥当局曾经使我们的正面冻结在一条线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这条线不可能守住。自从1942年圣诞节左右起，第6集团军突围的最后希望就已经完全丧失了。仅仅由于德军官兵的苦战，才使更大的悲剧不曾发生。　
　　第6集团军已经注定了它的命运。现在它所能做到的，就只是拼掉它这一点有限的兵力，尽量牵制住强大的敌军，这也是它对于在顿河湾和高加索两地区中的战友所能尽到的最后努力。很明显，在第6集团军覆没之后，高加索地区虽然缩小防区，也还是不能再守下去。　
　　不过现在应感谢第4装甲集团军的苦战，使A集团军群终于获得了一个最后的机会，即使高加索丧失了，A集团军群却不至于同归于尽。本来最危险的就是其东翼，现在却已经安全的收回了。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距离罗斯托夫的渡河点尚在190英里以外，但它却已经脱离了山地地区，而且其后方也不再感到威胁。假使情况恶化，则它现在至少可以自己杀出一条退路来。
　　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地区中，一直都还能够阻止敌人向罗斯托夫前进，同时也阻止了他们从北面窜入顿河下游以南的3个集团军的后方地区中。不过很明显，何立德集团军或费里特-皮可群，都不足以阻止敌军在兵力再增强之后，从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渡过顿涅茨河游的行动。(注：费里特-皮可战斗群现在米里罗夫的附近作战，它包括第30军的军部，第3山地师及第304步兵师。)敌军若是达到了那里，则可以自由的从西北面直趋罗斯托夫，甚或一直冲到亚速海为止。
　　更糟的是差不多在这个时候，B集团军群地区中由匈牙利集团军所防守的顿河中游地段又在敌军的一个新攻势之下开始崩溃了。在其北面的连接防线同时也告崩溃，B集团军群希望把他们的兵力赶到艾达尔(Aidar)河的后面，达到斯塔罗比尔斯克为止。换言之，从弗罗希洛夫格勒以下的顿涅茨下游地区中，将会变得门户洞开了。总而言之，在几天之内这个集团军群的这个翼将会实际上不存在。从弗罗希洛夫格勒往北走，已经露出了一个大缺口，只有B集团军群中的孤立残部还在那里作局部性的抵抗。匈牙利部队，也像意大利部队一样，从此退出了战场。
　　这似乎是必然的，陆军总部以其现有的预备队不可能希望塞住这个空洞。无论如何，专就顿河集团军群而言，若要想阻止敌军包围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则把强大的兵力从顿河以南地区“蛙跳”前往顿涅茨河中游的时间，似乎是已经确实的来到了。可是最高统帅部却仍不肯同意。也许它是不能够料想到，假使我们不在这个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地区中增厚兵力，则前途将不堪设想；否则它就是故意的不考虑当前情况的危险。　
　　希特勒仍然不想放弃高加索地区。他还以为他可以在顿河以南维持着一条防线，使其至少可以保住梅柯普(Maikop)油田。他的最低要求是想在库班河保持着一个巨大的桥头阵地，使其以后还可以再度达到攫取高加索油田的目标。
　　于是在以后的几个星期当中，我们的集团军群为了掩护A集团军群有系统地撤退起见，被迫在顿河两岸上继续作艰苦的奋斗。而在这个时候，我们与最高统帅部之间，为了把兵力“蛙跳”到顿涅茨河地区中去的观念而发生了激辩。所争论的不仅是原则上的问题，而且还有A集团军群中的兵力究竟应该把多少数量从罗斯托夫通过，撤回到这个决定性战场上去的问题。照我们看来，若是把A集团军群的相当兵力留在库班桥头地区中，从整个作战的观点来说，实在是一种天真的幻想。

　　1月下半月的战斗

　　到了1月14日，第1装甲集团军已经达到齐尔卡斯克-彼托弗斯可一线，并建立了一个面对着东面的正面。可是在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却又正在酝酿着另一个新危机。　
　　在那一天，一个敌军的坦克军在B集团军群右翼，米里罗夫以南的弗里特-皮可群地区中，达到了向顿涅茨河突破成功的目标。虽然陆军总部把一个新的步兵师(第302师)给予这个群，但专凭这一点兵力，它还是不可能稳住在该河的情况。
　　当1月16日，陆军总部把费里特-皮可群拨交顿河集团军群总部指挥时(同时也把后者的正面延长到了艾德尔河)，能否把这个群撤回到顿涅茨河的后面，也甚至于都毫无把握。敌军正拟在费里特-皮可群自己的地区中，把3-4个机械化军投掷到卡门斯克、夏赫亭斯基两侧的顿涅茨河。　
　　很侥幸，幸亏几天以前何立德集团军曾经获得了一个优异的成功，它的两个装甲师已经在卡里特伐河(Kalitva)上，作了一次奇袭式的打击，使敌军的一个攻击尚在准备阶段中即被扫除。
　　所以我们就命令这个集团军用这样的方式，执行撤入顿涅茨河阵地中的计划，使其一个装甲师可以尽量提早参加弗尔赫斯塔德-卡门斯克地区中的机动防御，可是对于新接管的卡门斯克-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的防务，除了溃散了的意大利部队以外，就更无其他的兵力可供利用。换言之，顿河集团军群的正面不久就有从西面受到迂回的危险。　
　　同时，很明显，敌军又有从东面包围何立德集团军的意图，在顿涅茨阿与顿河交流的地方，该集团军右翼与第4装甲集团军之间，存在着一个空洞。后者仍然需要掩护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方侧面，以对抗在马立赫河沙尔斯克(Salsk)前方还较优势的敌军，在沙尔、顿河、马立赫三河之间的三角地区中，已经发现两个军的敌军番号。他们的企图可能是要越过顿河直趋罗斯托夫，又或者是突入何立德集团军顿涅茨阵地的后方。　
　　顿河集团军群于是建议现在应准许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其右翼方面去，同时只暂时留下一个师在罗斯托夫的前方，为第1装甲集团军保持着这个渡口的畅通。这自然又必须要求陆军总部命令撤退A集团军群——把第1装甲集团军撤回到罗斯托夫，把第17集团军撤入库班半岛中。　
　　于是又再度的不可能使希特勒迅速作出决定。他也不同意顿河集团军群总部的建议，把A集团军群所有的装甲师，集中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作一个短程的攻击，这样既可以使第1装甲集团军便于撤退，而同时也可以使第4装甲集团军得以迅速调动。　
　　直到1月18日，陆军总部最后才准许第4装甲集团军可以有少许的行动自由，不必再掩护在沙尔斯克东北马立赫河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相反，顿河集团军群仍然还需要保护A集团军群所使用的罗斯托夫到提克何立特斯(Tikhorets)铁路线，直到88次补给列车安全的通过，把补给物资送入了库班桥头阵地时为止。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是准备撤向罗斯托夫，或撤入席班半岛中，或是一个大家猜疑的对象。
　　德军当局对于是否在南翼之内，把兵力“蛙跳”的调往西面的问题，花了许多时间还未作下决定，结果当然只会使敌人坐收其利。它使敌人在B集团军群正面中意匈两国部队崩溃后，可以尽量扩张战果，并集中强大兵力准备越过顿涅茨河的中段，一直向亚速海的海岸上或第聂伯河的渡口上挺进。而我们在那个时候却根本毫无力量可以抵抗这种大攻势。同时敌人也有机会集中其兵力对罗斯托夫直接突击，并通过伏罗希洛夫以包围何立德集团军的西翼。
　　1月20日，敌人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集中了4个军的兵力，越过马立赫河的下游，向罗斯托夫发动了一个攻击。他们的坦克达到了罗斯托夫的飞机场。虽然第4装甲集团军把第16装甲师调到这个北翼上面来，向敌人的南侧面一再突击，以迟滞敌人在顿河与马立赫河之间的进度，但是很自然，专凭这一点兵力，是不可能阻止所有4个军的前进。　
　　此时，该集团军的第57装甲军，也正在逐渐的从马立赫河中段向罗斯托夫撤退，于是敌军也同时向他进攻，其目的是要想在罗斯托夫的前方，牵制住第4装甲集团军的主力，而另一方面却去先行攻占在其后方的罗斯托夫渡口。
　　此外，敌军在何立德集团军的正面也发动了一个猛烈的攻击。在这一方面，敌人的目标也显然是要钉死我们的兵力，以便他们可以攻占罗斯托夫，并越过顿涅茨河中段，来执行一个包围运动。在顿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交角中，以及在卡门斯克的两侧，敌军向米斯将军的战斗群发动了上述的攻击，其目的也是同时不让有任何兵力可以从这一方面抽出来对抗在顿涅茨河中段上的攻击。
　　集团军群总部所面临的又还是那个老问题，到底那一个威胁应该先应付呢？在何立德集团军地区中的两个装甲师(第7和第11)本已被调住在顿涅茨河中段的西翼上。但是不管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那里的危险有多大，集团军群总部在目前却认为解救罗斯托夫的威胁，是一个更迫切的问题。我们应尽一切可能的努力，使不仅第4装甲集团军，而且至少还应加上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能从该城通过撤向后方。否则我们也就无法把足够的兵力集中在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上，解救整个南翼都会被围歼在海岸上的危险。
　　因为这个原因，顿河集团军群决定，为了防止敌军攻占罗斯托夫起见，上述的两个装甲师应先用来向越过马立赫下游向该城进攻的敌军，发动一个锐利的打击。不过由于燃料的缺乏(当时所有的补给列车都正在通过罗斯托夫，向库班桥头阵地飞驶)，和因为受了恶劣天气的影响，而又不能获得必要的空中支援，所以这个反击的效力很慢的却不能显示，而时间却已经迫不及待。因为第6集团军的抵抗现在已经接近尾声，在2-3个星期之内，我们就会看到大批的敌军涌到。在1月22日，我就早已告诉柴兹勒尔将军说，我相信他们会向斯塔罗比尔斯克地区中进攻，即为存在于顿河集团军群与B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
　　同一天，希特勒最后决定了第1装甲集团军中的兵力，至少有一部分不应进入库班桥头阵地，而改通过罗斯托夫后撤——那也就是进入以后预定为决战场的地区中。虽然从我们的眼中看来，这只是一个折中的解决，但就本集团军群自己的作战观念上来说，那却总还是可以欢迎的。　
　　不过最重要的却是这个撤退必须以最高速度来进行，以便第4装甲集团军也可以尽最快的速度转移到西翼方面去。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通过罗斯托夫迅速撤退，则又完全要看A集团军群的其他部分是否也能适应这种运动的速度。不过很明显，即使到现在。那个集团军群都还是不能增加其速度，达到情况所要求的标准。对于这一点，我实在找不出一个可供解释的满意理由。不过以后当第1装甲集团军拨归我指挥之后，曾经向我表示，假使当时他们不是一再受到上级命令的阻止，则事实上从一开始起就可以行动得更快了。A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都不肯承认这种说法。不过不管是怎样解释，事实却是不变的。A集团军群是如此的受到其左翼运动的牵制——1月23日。它还在贝拉亚格里拉的附近，在提克何立特斯以东约30英里外——直到2月1日始能达到提克何立特斯！　
　　1月23日，顿河集团军群又接管另一宗“遗产”——这一次为夹在顿涅茨和斯塔罗比尔斯克之间的B集团军群正面的南部地区。又还是像惯例一样，负债是比遗产更多。它们包括着40英里长的额外正面，而至少有3个军的敌军正在这个地区中前进——其一为装甲军，其余则为机械化军。我们所获得的资本，因为意大利部队现在已经是不能列入计算之内，所以唯一的就只有第19装甲师，目前位置在斯塔罗比尔斯克的附近。不过就是在接管的次日，该师也就被迫把斯塔罗比尔斯克让与敌人了。这个师在普斯特尔中将(Lt-Gen. Postel)的卓越领导之下，终于能够突围向西撤退，对于这个英勇的师而言，应该要算是个极优异的成就，不过敌军向南旋转越过顿涅茨河的行动，那却不是它所能够制止的。
　　1月24日，希特勒才决定若有可能的话，第1装甲集团军的全部今后应该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因为其南翼还仍在艾马弗尔(Armavir)，所以这自然也就是说第4装甲集团军在顿河的南岸还要再继续滞留下去，以便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不被切断。因此，这个集团军是否还能来得及赶到集团军群的西翼上去发挥它的效力，似乎是颇有疑问了。　
　　虽然如此，不过有两件事却值得记录。　
　　A集团军群是很不愿意看到其所属的集团军中之一个越过顿河而脱离了它的管辖，这种心情固然是可以谅解的，但是它却终于能够认清自己的命运，也是决定在顿涅茨河，而不是在库班半岛中。此外，事实也逐渐的显示，留在库班半岛中的任何强大兵力，都是不可能越过刻赤海峡供应补给的。所以A集团军群现在已主张将其兵力中的大部分，尽可能通过罗斯托夫撤退。
　　第二个事实，是在1月25日，上述那两个装甲师对于越过马立赫河下游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攻击已经开始生效了。于是至少就眼前而论，罗斯托夫渡口的威胁是可以暂时解除了。　
　　可是，第4装甲集团军南翼上的情况却又作了另一次急转。敌军调集了生力军，那似乎是从尾追A集团军群的俄国集团军中抽调出来的，于是企图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之间插入，以便从南面包围前者，并压迫后者远离罗斯托夫。顿河集团军群立即向A集团军群提出了一个最后的要求，要它用1个装甲师参加这个战斗，并尽量加速第1装甲集团军向罗斯托夫的撤退。最后在1月27日，至少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半部是已经交给顿河集团军群指挥，结果遂使我们自己已经有了工具可以采取上述的措施。同时，因为第4装甲集团军在目前仍然需要使罗斯托夫的渡口保持着畅通无阻，所以顿河集团军群总部决定先把不久即可以从顿河以南地区中抽出的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移到顿涅茨河中游地区。接着就是现在正从罗斯托夫撤退的各师，以及可以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抽出的兵力。　
　　到了1月31日，第1装甲集团军能够通过罗斯托夫撤退已经毫无疑问了，不过它是否能适合时机的赶到顿涅茨河，以阻止渡过该河直趋海岸，那却又是另外一个问题。不幸的是即使到现在，该集团军的全部兵力也还是不能送达决定性的战场上。由于希特勒始终犹豫不决，这个集团军究竟退向罗斯托夫，还是退入库班半岛，迟迟未能决定，结果第50师(为前克里米亚集团军中的精锐部队之一)在此时遂未能加入向罗斯托夫的行动，而改拨与第17集团军了。此外，经过了一度犹豫不决之后，希特勒最后又还是把第13装甲师再分配给A集团军群，以供在库班半岛中的使用。我们为了想让该师退入罗斯托夫，曾经设法保留一个缺口达到最后的阶段为止。这两个师既未能加入主要的战场，而另外还有40余万人实际上也被瘫痪在库班半岛中。很明显，后者是足以牵制着强大的敌军，他们曾经努力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结果还是徒劳无益。但是他们却永远不曾获得希特勒所希望的作战效果，而最后敌人更可以自由决定其所应留在那里的兵力数量，希特勒又认为把大量兵力留在库班半岛中，是为了不让敌人能够利用罗弗洛西斯克海港，这种理论也是不能成立的。最后他还是被迫放弃了这个半岛。　
　　1月29日，我们的总部由塔甘罗格(Taganrog)移到了斯大林诺(Stalino)。(我们是12日移到塔甘罗格的)，因为集团军群作战的重点已由顿河移到了顿涅茨河。在顿河大湾和其以南地区的战斗中，主要的目的就是掩护A集团军群的撤出高加索，而更大的问题却是德军南翼能否保全。不过却早已有一个新问题出现了，这个问题即为这个南翼能否维持顿涅茨地区。　
　　这个地区，位置在亚速海、顿河河口和顿涅茨河下游和中游之间，在西面大致是以马里乌波尔-克拉斯罗尔梅斯可-依苏门(Mariupol-Krasnoarmeiskoye-Isyum)一线为界。远在1941年，这个地区即在希特勒的作战计算中居于重要的地位，因为他认为这个地区的占有对于战争的后果具有极大重要性的。一方面，他相信我们若没有这个丰富的煤藏，则在经济上即无法支持这个战争。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俄国人若是丧失了这个地区，则对于其战争的势力将是一个巨大的打击。希特勒说，顿涅茨的煤在俄国人所有的煤藏中(至少在欧俄部分)是唯一适宜于炼焦的，若是缺少了它，则俄国的坦克与弹药的生产迟早就会发生瘫痪现象。对于这种理论得失我不拟加以讨论，可是事实上，在1942-1943年之间，俄国虽然并不能利用这个顿涅茨的煤藏，但是却仍然生产了数以千计的坦克和数以百万计的炮弹。
　　真正的问题却是我们在军事上能否继续作顿涅茨盆地的主人翁。从战争经济的观点来看，它毫无疑问是有价值的，而我们应该保持着。不过唯一的限制却是假使我们要想开采相当大量的顿涅茨煤藏以供我们自己使用时，对于这个广大地区中的铁路所需要的燃煤，却又都必须从德国去运来，因为顿涅茨的煤不能适应我们的火车头。因为每天运煤的列车都要有好几次之多，所以军运也就成比例的受到影响。
　　不管怎样，希特勒却仍认为若无顿涅茨盆地。则德国的战争经济即不可能维持下去。(一年以后，他对于尼可普(Nikopol)所出产的锰，也曾发表了同样的高见。)可是自从在沃罗涅什以南的匈军正面崩溃了之后，敌军达到顿涅茨河的道路也就可以畅通无阻，而且越过了它就又可以直达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岸，所以我们对于这个地区的占有权也就开始发生动摇了。
　　1月19日，我与柴兹勒尔将军曾经作过一次电话谈话，这是第一次讨论到我们确保顿涅茨盆地的问题。他在前一天曾向希特勒试探过一次，但却未获成功，现在希望听取我对于这个问题的意见。正是在这一天，从沃罗涅什之间的整个正面，都有发生溃裂的危险。我向柴兹勒尔说，不管这个地区是如何重要，甚至于从经济的观点来看的确如此，可是这个问题却是非常简单，很易于答复。假使我们想要保持这个地区，则必须赶紧集中强大的兵力，不可以略有延误，集中点是愈向东去就愈佳，若可能的话，应在哈尔科夫的前方。假使因为下述各种理由，例如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认为无兵力可供调动，国内的新兵征集尚未完成，陆军总部不愿意从其他战场上调动兵力，最后还有目前的铁路情况担负不了这种突然的调动等等，若不能集中必要的兵力，则我们就只好接受必然的后果了。德军的南翼假使仍然留在顿河的下游地区中，则专凭其自己的兵力就不可能填塞这个缺口。同时，假使预计中的增援要很长久的时间才能到达，而且展开在很远的后方地区中，换言之，就是与南翼的作战完全脱节了，那么南翼的兵力也就不可能在那里作孤立的战斗。南翼所作的战斗与新兵力的展开，在空间关系上必须彼此配合，在作战的意义上来说，必须成为一个整体。除非新兵力的展开能够相当的迅速，并且相当的趋向东面，否则顿河集团军群即无法久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于是它只好向后撤退，以与新兵力会合。这两条路线必须要走一条，否则不等到任何增援发生功效之前，俄军即已有机会将整个南翼切断了。　
　　无论如何，很明显，预定2月中旬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的党卫军装甲军是绝无力量足以塞住现在从弗罗希罗夫格勒到沃罗涅什之间所已被撕开的缺口。假使南翼兵力仍然留在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则为了掩护其侧面起见，这个军在顿涅茨河的北岸也无力作一个适合时机的攻击。
　　以后的几天当中，在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所发生的事态趋势，更足以增高集团军群总部的警觉。早在2月20日，我们即已注意到有两个敌方的军，正在向弗罗希罗夫格勒方向运动，尝试迂回集团军群的左翼，即为在卡门斯克的费里特-皮可群。同时，面对着留在弗罗希罗夫以东的顿涅茨河岸后面的意大利残部，敌人也正在探路前进。此外，敌军的主力显然是首先向西前进，以斯塔罗比尔斯克为目标，这当然也是为了获得回旋的空间。不过，一旦当敌人达到了这些目标之后，则又可以假定他不仅只是为了包围费里特-皮可群而已，并且还会把强大的兵力继续向西迂回前进，越过顿涅茨河，直趋第聂伯河的渡口或亚速海的海岸。仅仅在4天之后，1月24日，我们就已经接获敌军骑兵在顿涅茨河以南的弗罗希罗夫格勒地区中出现的报告——不过这种警报常常可能是一种虚惊，由后方地区中那些疑神见鬼的乡镇长们所发出的。　
　　1月31日，我又把一份电传打字机的电报送给陆军总部，重述我对于防守顿涅茨盆地的意见。我说保持这个地区的先决条件，就是要向哈尔科夫的方向上作一个切合时机的行动，以减轻对我们的压力，而在该城东北面地区中的敌人是必须要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将其击败。假使不幸上述二者实际上都做不到，则这个盆地即无据守的可能性——至少在东面必须退缩。无论如何，从作战的观点来看，任何留在顿河下游及顿涅茨河的企图都是一种错误。
　　我又继续说，第二个因素也是不容忽视的。假使敌人若再从高加索和斯大林格勒调集更多的增援——这也似乎是必然之势——则专凭我方现有的兵力也还是决难守住整个顿涅茨地区。我们不可以希望敌军是已经丧竭了(尽管他们在攻击德军时的损失很重大)，或者是因为补给的困难而会使其作战自动停顿下来。当柴兹勒尔将军根据我们所提供的准确情报，请求希特勒注意到敌军的巨大数量优势时，希特勒就总是以上述的理论来搪塞他。毫无疑问，希特勒所说的话并非没有理由。不过我们却应记着，当敌军攻击盟军时，其所付出的代价还是很低，而他对于补给予运输的依赖程度，也远比我们德国人在敌方领土中作战时的情形要低。几天之后，也就证明我们对于敌军意图的估计正确无误。很明显，他似乎是一方面要击碎我们在顿涅茨河的正面，而另一方面又同时向西迂回我们。
　　2月2日，敌人在弗罗希罗夫格勒以东渡过了顿涅茨河，在那里的意大利部队并未能作任何认真的抵抗。敌方这个突击集团军共有3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步兵军——其中一部分也就是在顿河击溃意军的兵力。这个集团军的目标可能为罗斯托夫或塔甘罗格。　
　　顿河集团军群除了在其自己的指挥范围之内，尽量努力把第1装甲集团军加速调往顿涅茨河的中游地区以外，在1月底以后的这一段时间当中，就一直与陆军总部之间为了整个作战的的方针而发生了反复不断的争论。上文已经说道，早在1月19日，我就已经向柴兹勒尔将军强调说明过，除非从哈尔科夫的方向上能有强大的兵力作迅速有效的干预，否则整个顿涅茨盆地就决无法据守下去。因为这种希望并不存在，所以我要求应准许我们缩回东翼，以便抽出兵力来防止整个南翼的被切断。
　　我们早已派遣第1装甲集团军前住顿涅茨河中游地区，以对抗在那里正在发展中的威胁。现在所要做的工作就是应该把第4装甲集团军也撤出这个顿河下游和顿涅茨“阳台”。只有这样才能应付敌人企图进到依苏门-斯拉夫杨斯克(Slavyansk)一线，以切断我们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交通线的威胁。此外，在顿河游，除了在斯拉夫扬斯克所已经发现的兵力以外，敌人又更可以调集更多的兵力越过该河趋向第聂伯河下游。除了党卫军装甲军的第1师此时刚刚到达哈尔科夫以外，那么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就只有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根本上即不能作任何有效的抵抗。这一点兵力是不能够阻止敌人向我们纵深的侧面实行迂回。但是必须把本集团军群的正面作相当的缩短，然后第4装甲集团军才能够抽出。目前我们所防守的是一条由顿河下游和顿涅茨河所构成的绵长弧线，从罗斯托夫起到伏罗希洛夫格勒以西的地区为止，所以本集团军群的右翼是必须缩回到了弦的位置上，当德军南翼在1941年第一次从罗斯托夫撤退时，所守的防线就是这个弓弦——这条线在米斯(Mius)河的后方，继续向北走，直到顿涅茨河中段为止。把正面缩回到这个位置上，自然其意义也就是要放弃顿涅茨煤田的东部。　
　　为了说明这种撤退的合理，我又企图把我对于军事行动的长期指导观念，向最高统帅部再度申述一次。以下就是我在呈希特勒亲启的一个报告中所阐述的大致内容：　
　　用本集团军群现有的兵力，即使就纯粹防御的观点来说，也还是不可能据守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达任何长久的时间。假使因为损失了第6集团军和共20个师兵力的缘故，而最高统帅部遂决定在1943年中采取守势，那么为了要想保守整个的顿涅茨盆地，则所有一切的兵力都将会用尽。可是敌人却仍然保有完全的行动自由，可以在防线的其他点上到处窜扰。目前的危险固然是顿河集团军群可能会被包围在亚速海岸上，而A集团军群也会随之困死在库班半岛上。但是即使我们可以避免这种危险，而整个顿涅茨地区也能守住，可是敌人的最后目标却还是要把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包围在黑海岸上。
　　相反，假使最高统帅部感觉到在1943年仍能重整攻势以求解决，则它也还是只有以南翼为起点。不过却决不能用顿河-顿涅茨突出地为起点，因为这个“阳台”现在已暴露，不仅补给困难，而且一开始攻击，则侧面即将感受威胁。要想作一个攻势的解决，唯一可行的方法就是首先吸引敌军向西进攻，直扑我们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的南翼。在达到了这个目标之后，我们就应从哈尔科夫地区中发动一个强力的攻击，以切断俄军的连接正面，然后再向南旋转将敌军包围在亚速海岸之上。
　　不过，希特勒却显然不愿意接受任何这一类观念。柴兹勒尔早就已经向他说过，现在的问题不是自动放弃顿涅茨地区，就是让它与顿河集团军群同归于尽。希特勒对于他的总参谋长所说的话，是这样的回答着说，尽管他的总参谋长就作战的观点来看，其意见也许是正确的，但是为了经济上的理由，顿涅茨地区还是不能够放弃——不仅是我们自己会丧失这些煤藏，而且当德军撤退之后，敌人也就可以重获这些资源，那对于他们的钢铁生产是非常重要的。作为是一种折中应付的方案，希特勒已经命令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到达哈尔科夫的单位，党卫军“帝国”(SS“Reich”)师，应从这个地区向正在趋向我方顿涅茨正面的敌军后方发动一个突击。
　　除了事实上，这个单独的师是根本上不足以发动如此远程的作战以外(一开始它就要击溃6个师的敌军)，而且也没有任何的东西可以掩护其不断延长的北侧面。同时这个师的被投入了战斗，其意义也就是把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分割使用，在最近的将来，能够加入我们的打击兵力也就只有这个军。而且“帝国”师也根本上就已经不能自由调动了，B集团军群早就已经把它用来应付俄军向哈尔科夫的迅速前进。在这个时候，它正在弗尔强斯克(Volchansk)从事于困难的防御战。
　　在以后两天中(2月4-5两日)，顿河集团军群的情况显然更加恶化，敌人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施以强大的压力，而后者却正掩护着第1装甲集团军通过罗斯托夫的撤退。原有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的俄军兵力为3个集团军，而现在又再加上了两个集团军，其番号为44和48，那都是从高加索正面抽调出来的——这也可以证明留在库班半岛中的A集团军群所辖的第17集团军，对于俄军的侧面，并不能如假想那样构成一个威胁，阻止敌人把兵力调往决定性的战场上。不要很久，顿河集团军群即可以料想到在罗斯托夫城的本身上，以及在新齐尔卡斯克两侧的顿河防线上，都将会受到大规模的攻击。　
　　此外，又已经发现有一支强大的摩托化兵力正在从斯大林格勒向顿河运动中。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情况也同样变得日益严重。在伏罗希罗夫格勒以东，何立德集团军为了遵行集团军群1月14日的命令，已经把第6装甲师匆匆的调往顿涅茨中游地区。但是它并不能把敌军赶过河去，目前所最多能做到的，就只是把敌人封锁在其所已经获得的桥头阵地之内。
　　再往西去，敌人更已经可以用宽广的正面渡过顿涅茨河，在那里实际上已无任何防御兵力了。俄军现在已经达到了斯拉夫扬斯克的城外，并且也已经占有了依苏门。　
　　所以即使在现在，何立德集团军能否撤至米斯河阵地，也似乎是颇有疑问。集团军群的意图是想在1月5日以前，把它撤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但是因为希特勒拒绝让我们把正面撤回到米斯河，所以事实上，它还是被羁留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假使敌人从斯拉夫扬斯克向东南迅速推进，则一开始即可以使米斯河的防线丧失了倚托。　
　　虽然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和我们所分配给它的兵力，此时是已经在从罗斯托夫到顿涅茨河中段的道路上行走着，可是却仍然需要再过好几天的时间，该集团军才能在那里作有效的作战。而使事态更恶劣的，是在沿海岸地区中的道路已经解冻，使装甲师的进度大受妨碍，可是在较北面的地区中，地面还是冻结的，所以俄军的机动性是丝毫不受影响。
　　面对着这些不祥的发展，本集团军群不仅再度要求把它的右翼立即撤回到米斯河，而且也更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一连串的特殊要求，其目的都是为了暗示情况的严重。它要求集中第7高射炮师(它本是在交通地区中担负着防空任务)，以对通过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Dnepropetrovsk)的补给线提供空中和地面的保护。它也要求立即准备一个空运行动。以便当它的后方交通线若被敌军切断时，就可以立即应用。它也要求牺牲对于B集团军群的一切补给，而尽量增加对于这一方面的铁路运输，事实上，B集团军群已经是只剩下了一个空架子。本集团军群又要求除非党卫军“帝国”师的预定突击能够获得完全的成功——那就是说在2月6日以前，应能达到库普扬斯克(Kupyansk)。否则这个党卫军装甲军在运兵列车增加了次数能使它集中在哈尔科夫附近之后，就应该立即在顿涅茨河南岸向依苏门进攻。最后，本集团军群又要求立即把第13装甲师的战斗部队和第17集团军的两个步兵师调往第聂伯河的下游地区中，在那里他们应换用新兵器，并接管第6集团军的运输和补给纵队。
　　尽管希特勒是不愿意睁开眼睛看一看我们的较长期作战观念，但是这许多的要求像雪片一样的飞来，无论如何似乎也足以使他认清了局势的严重。的确，由于这些告急的电报所产生的结果，2月6日就有一架连络机降落在我们的机场上，接我到大本营去与希特勒亲自会晤。他之所以决定召见我的原因，可能是受了其侍卫长希孟德的影响，后者11月底曾经来访问我们的总部，我们曾经把当前的情况和最高阶层对于战争应如何指导的方法，向他作了一次强力的表达。
　　1943年2月6日希特勒与我本人之间的会晤，终于解除了德军整个南翼所受到的巨大威胁，而且也使最高统帅部在东线上至少又再度获得一次僵持的机会。
　　希特勒在开始谈话时，首先无保留的承认他自己对于第6集团军的命运，应负完全的责任——这个事实我在上一章中已经报导过了。在那个时候，我所获得的印象，觉得他对于这一次悲剧是具有很深的感动，因为这不仅表示其自己的领导已经完全失败了，而且对于那些始终信任他个人，而不惜英勇殉职的军人们也不无内咎之意。可是以后，我对于希待勒的诚意却不免开始感到怀疑了，事实上，他并没有把这些军人们当作人来看待，上至元帅下至士兵，都不过是他手中的工具而已。
　　不过就当时而言，希特勒表示对斯大林格勒的悲剧愿负完全责任的姿态，却使我很感动，觉得他尚有骑士之风。不管他是故意的还是无意的，在他展开这次会谈时，是的确表现出来了相当高明的心理技巧。他常常会这样故作姿态，以取悦他所接见的来宾。
　　对于我自己而言，我已经下了决心，只想与他讨论两个问题。
　　第一个问题为在我们自己地区中的未来作战指导。主要的条件为必须获得希特勒的同意，始能放弃顿涅茨盆地的东部。在那一天内必须设法使他表示首肯。
　　第二个问题我想要提出的就是最高层的指挥问题——自从勃劳希契元帅被免职之后，希特勒就一直自兼陆军总司令。斯大林格勒的悲剧即为这种领导方式的后果，所以现在也就使我有充分的理由可以提出这个问题。
　　现在光说第二个问题，我可以很简单的说是未能获得令人满意的结论。我深知一个像希特勒那样的独裁者，是决不可能使他自己辞去最高统帅的职务，于是我尝试使他接受一种解决方案，既不至于影响他的威望，而又可保证在将来足以获得满意的军事领导。我要求他为了确保这种领导的一致起见，应任命一个真正的“总参谋长”，他应该完全信任他，并给予他以适当的责任和权威。
　　但是希特勒却明显不愿意对于这个问题作无偏见的讨论。他提出一些个人性的理由，对于过去的军政部长勃洛姆堡，以及勃劳希契都不免啧有烦言，表示他的失望。此外，他又坦白的宣称着说，他不可能使任何其他的人员位在戈林之上，因为戈林也决不肯接受任何总参谋长的指导，即使后者是以希特勒的名义发布命令的。希特勒是否真的不愿得罪戈林，抑或只是以此为借口，这我却无法判断。于是这样就使我们回到第一个问题上，那就是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作战前途问题。
　　我开始把集团军群的现况讲给希特勒听，并列举出来由此所获得的结论。我指出，我们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能够守住顿河和顿涅茨地区。不管希特勒对于这两个地区的估价如何高，可是真正的问题却是假使我们若想紧抓着整个顿涅茨盆地不放手的话，那么结果就会使顿河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都将随之同归于尽。反之我们若能在适当的时机中放弃其中的一部份，则也许即可以解除我们现在所面临着的危机。
　　在把现有的情况说完了之后，我就努力设法使希特勒认清，假使我们一定要坚守这个顿河-顿涅茨“阳台”，其必然的后果将会是怎样。现在B集团军群已几乎完全丧失了作用，所以敌人可以自由的把强大的兵力，通过该集团军群的地区迂回前进，直达第聂伯河下游或海岸，以切断我方整个的南翼。我又强调说，这个南翼的命运也就足以决定整个东线战争的胜负。很明显，敌人必然会继续抽调其强大的预备队(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附近的兵力)，以切断德军的南翼，而使其目标终于能够达到。因为这个原因，党卫军装甲军的任何反击也决不足以拦截敌人所作的大迂回运动。敌人有足够的力量，一方面执行这个大包围作战，而另一方面同时在哈尔科夫附近还能掩护其西侧面。即使德军集中可能动用的一切援兵，也还是不足以阻止敌人的攻击。所以必须要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正向顿涅茨中游地区运动)和第4装甲集团军，以对抗这个正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发展的威胁。用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再加上即将来临的增援，才可以稳住德军东线南翼的情况——即从亚速海起到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为止。除非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顿河下游地区中抽回，否则即无此可能性。不过这个集团军若是抽回，则也就无异于是要说应该放弃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而撤回到沿着其基线的米斯河阵地中。现在是一天的时间都不能损失了。的确，由于决定的延迟，目前这个正在从海岸线起到顿涅茨中游负责防守全部正面的何立德集团军，能否如期撤回到米斯河一线似乎都已经颇有疑问了。所以我必须在这一天要求希特勒立即批准放弃顿涅茨地区的东部，直到米斯阿一线为止。
　　当我陈述意见时，希特勒很冷静的倾听着，接着为了顿涅茨盆地的问题，而争辩了几个小时之久。甚至于在我们谈话的第二部份中，当我和他私自谈到整个的领导问题时，希特勒又还再度的提到这一点。
　　在相似的场合中我都有这种同样的经验，希特勒对于我在作战问题上所发表的意见，总是避免作任何真正的讨论。他甚至于也不尝试提出一个他自己认为是更好的计划，或是反驳我用来当作辩论基础的假定。同时他也不否认情况是会像我所预测的那样发展。但是他却认为凡一切与目前最迫切需要无直接关系的话，都是一种假设，那都是可真可假的。事实上，所有一切作战性的考虑，都必然是以假定为基础的，尤其是我们已经把主动权输给敌人了，所以更是随时要设想敌人所可能采取的行动路线。因为没有一个人能够事先证明情况将会如何发展，所以唯一成功的军事指挥官也就是能在思想上领先的人。他应该能够透过永远存在着的雾幕，看清敌人的未来行动方向，至少对于敌我双方所具有的可能性，应能作正确的判断。一个人所指挥的范围愈大，则他的思想也就应该前进得愈远。所要经过的距离愈长，则决定生效的时间也就愈慢。希特勒对于这种远程的思想很不对胃口，至少在作战领域中是如此的。很可能，他不愿意看到前途的发展不如他的理想。因为这是不能反驳的，所以他尽量避免谈论它们。
　　所以这一次也是一样的，他尽量从其他方面去搜集其辩论的理由。他开始表示除非已经确实证明出绝无其他的办法可想(他还是认为有办法的)，否则决不应自动放弃辛辛苦苦赢来的土地。这个观点当然是每个军人都能尊重的。我当然更愿意提出一个成功的攻势计划，而不要求这种无可奈何的撤退。但是战争中却又有一条著名的公理，凡是想要守住一切的人，往往最后将会丧失一切。
　　希特勒还有一个惯用的理论，那就是说当我方为了想集中兵力而缩短正面时，则敌人也同样可以多出了相当比例的兵力，他若是把他们投掷在决定点上，则仍然还足以左右战局。专就这个理论的本身而言，未尝不是言之成理的。不过在任何这一类的兵力转移中，真正的决定因素却是要看双方中谁能够领先——换言之，假使某一方面若能有机会作适合时机的行动，在决定点上抓着了主动权，则往往可以迫使行动较慢的敌人处于被动的地位，尽管后者的总兵力还是较强的。而且若是企图守住顿河-顿涅茨河突出地，则那样绵长的战线事实上将足以抵消防御对攻击所惯于享有兵力优势。在这种情形之下，敌军可以有机会在这延展过长的正面任意选择一点来实行透入，他只要用相当小的兵力，而也不会遭受到巨大的损失。因为守军缺乏预备队，所以他可以折毁这整个的防御体系。
　　希特勒同时也认为假使我们能够寸土必争的苦战下去，则足以使敌军每进一步都必须付出极高的代价，那么即使是俄国陆军实力雄厚，但其攻势能力也总会有一天将要衰竭的。敌人现在已经一连攻击了两个半月而不曾中断过，他的损失已经很高。不久就要成为强弩之末了。此外，当敌军距离其出发阵地愈远时，他的补给困难也愈大，这样也就足以阻止其所可能计划的任何大迂回运动。
　　诚然，希特勒所说的一切都是不无理由的。毫无疑问，敌人已经受到了巨大的损失，至少，当他们攻击德军所防守的地区时，其攻势力量的确已经牺牲了不少。不过在那些不曾遭遇到德国部队顽强抵抗的地区中，他们的成功却很轻松。同时，俄国部队的重大损失——尤其以步兵为最重——也的确已使其素质大形减低，否则我们也就难于以寡敌众了。不过不管敌人的损失是如何惨重，可是它的补充却是源源不断的。至于说到俄军的补给困难问题，当然，他们若愈前进则困难也就愈大。不过在这个摩托化运输工具的时代中，从俄军的铁路到亚速海或第聂伯河下游之间的距离，却还不足以阻止俄军包围德军南翼的行动。
　　在第一次大战时，通常一个集团军的作战距离其铁路终点不能超过95英里以上。这个数字在第二次大战中已经不适用了，我们在东西两线上的作战都足以当作证明。此外，俄国人也是赶修铁路的能手，而且在那种大平原上也不会有什么困难的工程问题。无论如何，假使我们把一切的计划都寄托在一种空洞的幻想上，希望敌人不久在兵力与机动两方面会达到其极限，那才是大错而特错。而且我们自己的部队也更是疲兵久战，距离衰竭的程度也不太远了。在这一方面，我应该强调说明，希特勒对于我们自己部队的条件和损失，是具有充分认识的。不过他所不愿意承认的，是那些新编的师因为缺乏战斗经验之故，在最初上战场时都曾经受到了太高的不必要损失。另一方面，他却也同意承认空军野战师的试验是完全失败了，甚至于他更承认这完全是为顾及戈林的面子而成立的。
　　在有关作战问题方面，希特勒实际上所说的就只有一点。他相信党卫军装甲军若能从哈尔科夫地区，向依苏门的方向作一个东南向的突击，则即足以解除俄军对于顿涅茨中段地区的重大威胁。不过他的唯一保留之点，就是说在该军第二个师尚未达到之前，这个“帝国”师应先用来对付在弗尔强斯克的敌人(第三个师还要更迟才能到达)。他对于这新成立的党卫军装甲师所具有的突破能力显然具有无比的信心。否则，这就足以表示他对于比较远的威胁，尤其是当敌人在斯大林格勒的部队在一个新战场上出现之后的可能发展，是毫无了解。
　　但是希特勒所反复辩论的一点，还是他认为在目前不可能放弃顿涅茨地区。首先，他害怕这会影响到土耳其的态度。更主要的，他一再强调顿涅茨的煤对于敌我双方战争经济上的重要性。他说，俄国人只有重新获得了这些煤，然后才能维持其钢铁生产，并使坦克、火炮和弹药的产量不至于减少。当我提醒他说，目前俄国人虽然没有顿涅茨的煤，但他们却仍然能生产大量的坦克和弹药，希特勒却答覆说他们是仅仅靠储存的钢铁才能活命的。他坚持说，假使他们若不能收回顿涅茨的煤田，则就不可能维持其原有的产量，于是也就足以阻止他们发动任何巨大攻势了。敌人丧失了顿涅茨盆地中的焦煤、钢铁，以及其他的工业，当然在生产上会发生相当的困难，这是谁都不会否认的。照我个人看来。俄国人对于在1941年所损失的大量炮兵，到现在都还没有完全恢复，即可以作一个明证。因为这个缘故，我们才可以勉强守住齐尔河的临时防线。在这个冬天里，敌人在有限的地区中曾经集中强大的炮兵，以使其获得压倒的优势——例如在顿河的三次连续突破——但是很明显，却还不能使其所有各师都装备完全机动性的炮兵。这个对于顿涅茨地区经济重要性的讨论，又足以使希特勒有机会表现出对生产数字和兵器威力所具有的惊人知识。
　　在这种是否应该据守顿涅茨盆地的辩论中，我最后手中就只留下了一张王牌了。在我尚未与希特勒会晤之前，德国煤业加迭尔的总经理，普莱格尔(Paul Pleiger)，曾经来访问我的总部。当我问他顿涅茨地区对于德俄双方战争经济的真正重要性究竟是怎样时，他却向我保证着说，在沙赫蒂(Shakhty)附近的矿区——即在米斯阿以东的那一部份盆地——是并无重要性的，因为那里的煤不适宜于炼焦和供火车头使用。这也就使希特勒无法从经济战的立场上来表示反对！
　　但是任何人若假定他现在就会承认他的失败，那么对于这个人的牛劲，实在是未免估计过低了。作为至少是可以当延迟撤退的理由，他最后又想到了天气因素。好像是要交好运一样，在过去几天之中，天气突然提早解冻了。越过塔甘罗格湾的冰上路线再使用是已经不太安全了，虽然顿河和顿涅茨河还是冻结着的，但是天气若继续转暖，则不久也就会有解冻的可能性。

　　希特勒现在就用其雄辩滔滔的口才力劝我再等几天，因为宽广的顿河将会构成一个不可以越过的障碍物，而使敌人在夏季来临以前都无法继续进攻。相反的，假使我们的第4装甲集团军要想向西移动，则又可能会陷在泥泞之中。所以他认为在这种环境之中我至少还是应该等几天再看。
　　当我仍不肯屈服，把整个集团军群的命运寄托在天气突变的希望上，于是希特勒才终于勉强同意把集团军群的东部正面撤到米斯河。假使把有关指挥权问题的讨论都包括在内计算，则我们已经一共谈话达整整4个小时之久。
　　下述的一件小事也更可以证明希特勒是如何像“牛皮糖”一样。当他已经终于批准了我的作战意图之后，我就起身告辞退出时，他又把我喊回去向我说，他对于已经批准的事情，当然不便反悔，不过他却仍劝我是否能再考虑—下，稍微等候一个短的时间。假使顿河地区解冻了，那就甚至于还能使我们在这个顿河-顿涅茨突出地区中再停留下去。不过我却仍然坚持不变。我所允许向他让步的就是假使当天夜间的情况报告还不要求立即采取行动时，则我可以等到明天中午回到我的总部之后再下达撤退命令。
　　我为什么对于我这次与希特勒的会晤要作如此详细的记载，其原因不仅是因为它对于这次冬季战役的胜负具有决定性的影响，而且在许多方面，这也可以当作一个典型的例证，说明希特勒的态度是如何顽固，和如何难于使他接受任何与他本意相违的事情。

　　到2月底为止的发展

　　经过了长久的辩论，我终于获得了希特勒的批准，可以撤出顿涅茨盆地的东部，于是也就使我们可以把第4装甲集团军转用到西翼方面来。不过若就因此而认为德军整个南翼的威胁已经解除了，那却还是一种错误的假定。根据距离和道路情况来计算，这个把第4装甲集团军从东翼“蛙跳”往西翼的程序是预定要大约花上两个星期的时间。此外，由于敌军在顿涅茨河南岸早已到了伏罗希洛夫格勒的附近，足以威胁何立德集团军的深入侧面，所以后者能否安全达到米斯河的位置，也并无确实的把握。更进一步，第1装甲集团军能否守住在顿涅茨河中游的正面，也殊有疑问。最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即在哈尔科夫地区中——也更令人感到焦急，敌人几乎可以有一切自由行动的机会。他们不仅可以直趋第聂伯河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及查波罗齐的渡口，而切断顿河集团军群在那里的交通线，而且还可以在更上游的地方渡河，从西面封锁它。所以除了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往本集团军群的西翼上以外，还必须组成一个新集团军，以代替在B集团军群中的盟军部队，后者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崩溃了。
　　2月7日正午时，我回到了在斯大林诺的总部中。因为罗斯托夫在顿河南岸的一个近郊镇市，巴特斯克(Bataisk)，已被敌人攻占，所以情况也就益形严重。当我回到集团军群总部之后，马上就下达撤退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的司令部，连同其一切可以调动的师也都开始向西线跃进。何立德集团军也获得了训令，要它第一步退到新齐尔卡斯克-卡门斯克一线。
　　2月8日，在罗斯托夫与伏罗希罗夫格勒又发生了新的危机，敌人从桥头阵地中突破出来。在顿涅茨中段作战的第1装甲集团军，情况也是极为危急，并不能完全阻止在里希强斯克(Lisichansk)与斯拉夫扬斯克(Slavyansk)之间的敌军进展。
　　在B集团军群地区中，在南兹将军(Gen. Lanz)之下，组成了一个新的集团军，集中在哈尔科夫的附近。正在陆续达到中的党卫军装甲军，也拨交给他指挥。我们本来听说，党卫军“帝国”师是准备击毁在弗尔斯克的敌军，后者正在准备向东南攻至依苏门，可是事实却完全不如此。相反，它却退到了顿涅茨河的后面。在这种情形之下，希特勒所建议的用党卫军装甲军来解除我们西侧面所受的压力的办法，也就根本毫无意义了。
　　2月9日，敌人在哈尔科夫以北的B集团军群地区中，已经攻占了贝尔果罗德(Balgorod)和库尔斯克。他也正在从环绕着依苏门的顿涅茨河湾中向西挺进。在第聂伯河与中央集团军群左翼之间的缺口中，除了南兹集团军(其在哈尔科夫的集中早已受到扰乱)和B集团军群在库尔斯克以西的第2集团军(已经残破不堪)以外，就更无其他可以运用的兵力。
　　由于事实上，敌人现在可以从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渡过第聂伯河的上游，来执行一个迂回运动，所以很明显，尽管采取了步骤把第4装甲集团军调到西翼方面，可是就长期的观点而言，顿河集团军群专凭其自己的兵力，也还难以保障其后方交通线的安全。所以必须要采取某种更激烈的措施。于是我立即要求柴兹勒尔将军在今后14天之内，在第聂伯罗彼托夫斯克以北的地区中，展开一个新集团军，其兵力至少应为5-6个师，还有在第2集团军正面之后——即库尔斯克以西——又另外展开一个集团军，以便向南发动一个攻击。我又说，要想做到这一点，则运输的效率就必须有根本的改进。像过去这样把一个师一点点的送上战场，对于现有的情况是不会有所补益的。　
　　柴兹勒尔将军却认为从今以后，也许可以有真正帮助我们的机会。他希望他最后可以从中部与北面集团军群中抽出6个师以上的兵力，并且用过去所从未有过的速度运送给我们。他所假定的运输列车数字为每天37个，换言之，我们每隔一天就可以获得这6个师中的一个。不过从德军正面所撕开的裂口宽度上来看，当然这一点兵力最多也不过是能使我们是勉强渡过难关，以待泥泞季节的来到。同时，他们是否能够准时达到，则又要看哈尔科夫附近的发展来决定，而这却是我们集团军群所无力影响的。无论如何，德军的整个南翼仍然笼罩在极大的危险之下，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或刚刚来临之后，敌军仍能挺进到亚速海的海岸上，或更向西打击，直抵黑海岸上。
　　固然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成为其焦急的主要来源，可是在自己正面的情形也同样不能令人感到乐观。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的司令为马肯森将军(Genv. Machensen)，参谋长为温克上校(Col. Wenck)。其任务为把已经渡过了顿涅茨中游的敌人再赶过河去，但却已经遭遇到了两支优势的敌军。第一支是在伏罗希罗夫格勒渡过顿涅茨河，正在尝试插入何立德集团军(正在向米斯河撤退中)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正在从南面向顿涅茨河运动)。第二支已经沿着里希强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渡过了顿涅茨河，现在正拟将其主力移到其在克里弗托里特斯(Krivoi Torets)河两侧的西翼上。第1装甲集团军在两个侧面都有受到包围的危险，它必须尝试连续地击败两股敌军。集团军群的原意是想先在其西翼上执行打击，把在斯拉夫扬斯克的敌人击败了之后，再转过身来攻击在伏罗希洛夫格勒的敌人。不幸，该集团军早已被迫把其一部份兵力牵制在后述的方面，于是其兵力的强度也就不足以击败在斯拉夫扬斯克的敌人。换言之，也就是在伏罗希洛夫格勒以南，没有足够的兵力来阻止敌人向西南方面的进攻。
　　这又是危机中的常情，在大危机中又往往加上局部性的危机，彼此互相发生作用，而使情况变得更为迫切。第1装甲集团军在尚未派遣第40装甲军去击毁从斯拉夫扬斯克前进的敌军之前，曾经作了一次搜索，根据这次搜索的结果，该集团军遂认为不可能用坦克通过克里弗托里特斯河以西的地区迂回敌人，因为交叉经过该地区的深谷完全埋在深雪之中。所以第40装甲军的攻击多少是在河谷以东并沿着河谷作正面的攻击。因为俄国冬季的严寒，使部队在夜间不敢留在露天的地面上，所以多数的战斗必然只能在克里弗托里特斯河谷中居民地的附近进行，其第一主要目标即为攻占克拉马托尔斯卡亚(Kramatorskaya)大工业镇。不过在这一类的战斗中，绝无获得速决的希望，但这却正是我们所最迫切需要的。领先进攻的第11装甲师正在苦战之中。
　　集团军群的意图本是从西面包围敌军，切断它与顿涅茨河之间的连络，这个观念现在开始落空了。敌人在2月11日的夜间，用一支强大的装甲兵力，通过了在克里弗托里特斯河以西据说是不可能通过的地区，一直深入到格里希罗(Crishino)为止。这又再度证明，西方人所谓的不可通过，对于俄国人而言却只有有限的真实性——当然一部份的原因是由于俄国装甲车辆的履带较宽，使它们能够比较易于越过泥泞和深雪，而我们自己的坦克却没有这种能力。在格里希罗，敌人现在不仅已经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而且也切断了集团军群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到克拉斯罗尔梅斯河之间的主要铁路线。现在只有通过查波罗齐的铁路线还畅通，但因为在1941年为敌人所炸毁的第聂伯河大桥仍未修复，所以运输效力不免大形减低。结果所有一切的货物都必须转驳，而运油车亦不能直达前线。
　　当对前线的补给，尤其是石油，感受到威胁时，第1装甲集团军却不仅西面受到迂回的威胁，而且敌人也尝试用已经从伏罗希洛夫格勒透入的兵力，由东面同时进行迂回。尤其是敌人的一个骑兵军已经一直深入到了地巴尔特西夫(Debaltsevo)的重要铁路交点上，它不仅是位置在该集团军右翼后方颇远的地方，而且也在何立德集团军所拟占领的米斯河阵地的后面。虽然可能把这个集团军困在地巴尔特西夫，但因为敌军在村落负隅顽抗，所以要想完全消灭他们却变成了一种困难而费时的工作。结果使该集团军右翼方面所迫切需要的第17装甲师在目前始终还是被牵制在那里不能移动。
　　在东面，当何立德集团军向米斯河退却时，刚刚经过休息和整补的俄国装甲兵力也就跟在后面压迫。结果我们遂暂时不能抽出该集团军中的装甲师。不过这个集团军却终于在2月17日，达到了米斯河阵地并在那里组织了一道防线。
　　在西翼方面，此时却已经可能动用从顿河开到的“维京”师，阻止进到了格里希罗的敌方装甲兵力。不过，该师并不能够迅速击溃敌军。除了在最近的苦战中，其兵力已经相当的减弱了以外，同时其军官也极感缺乏。这个师是由波罗的海和北欧国家中的纳粹志愿人员所组成，由于其损失是如此的严重，所以已经缺乏能够通晓其语言的军官来指挥这个部队了。这自然又会使这个原来很有用的部队减低了其战斗效率。
　　同时，第4装甲集团军却还仍在利用公路和铁路，从顿河下游向西翼调动，因为道路情况的恶劣，也使其进展受到了相当的延迟。所以除了敌人已经在格里希罗深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并能运送生力军来增援据守该地的部队以外，在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与哈尔科夫地区之间，更是门户洞开，危险异常。在这个地区中，敌人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
　　本集团军群自己地区中之所以如此险象环生的主因，还是因为掩护A集团军群撤退之故，而在顿河和顿涅茨河停留了太长久的时间。此后，我们对于B集团军群地区中的情况发展又日益感到焦急不安。
　　敌人在对哈尔科夫的方向上留下一部分掩护兵力之后，就挥动兵力从依苏门向西前进，直抵巴甫洛夫格勒(Pavlograd)。从巴甫洛夫格勒，他们又可以进到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和查波罗齐的第聂伯河渡口中，于是也就可以切断本集团军群越过该河的交通线了。此外，他们又可能尝试击溃正在集中程序中的南兹集团军。假使他们获得了成功，那么在克里门巧格(Kremenchag)的两侧，也就可以顺利渡过第聂伯河，以后即能封锁到克里米亚的进路，以及在刻松(Kherson)的第聂伯河渡口。结果即为包围了德军的整个南翼。尽管泥泞季节的来临通常大约在2月底，对于这个远大的作战是可以发生阻碍作用，但是在这个阶段一过之后，敌人还是可以继续向这个目标前进。
　　基于上述这些考虑，我在2月12日，又把一个新的情况研判送给陆军总部，并请其转呈希特勒。以上述的作战性考虑为基础，我又特别的强调下列两点：
　　第一是兵力的比例，我指出，尽管在过去3个月中，敌人很明显一直都在设法毁灭或切断我们的南翼，但是从我方的兵力分配上来看，却似乎我们是一点都不重视这个事实。即使把最近几个月中所有送往顿河集团军群的援兵都加起来计算，在顿河和B集团军群地区中，德军对俄军的比例却还至少是1:8，而在中央和南面集团军群地区中，其比例反而高达1:4。陆军总部害怕若从那两个集团军群中抽调兵力，即足以造成新的危机，所以始终犹疑不决，这种想法固然是可以谅解的。此外，陆军总部在以前答复我的要求时，所说的话也不无理由，它说几乎所有一切的补充兵员和兵器，都是送往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结果已经使中央和北面两个集团军群的战争潜力远不如我们了。不过我们却应说明，在顿河集团军群地区中的各师在几个月之内，一直都在苦战不停，但是在那两个集团军群的地区中部并无如此激烈的战斗。此外，我们的部队必须野战，而中央和北面两方集团军群却早已建立好了良好的防线。
　　无论如何，最重要的因素却是敌人的决定性努力，不是指向德军的中央或北面地区，而是指向其南翼，所以我们是决不可以再继续居于这种不利的数量劣势。
　　而且即使我们能够解除第聂伯河渡口被切断的危险，敌人还是不会放弃其较远大的目标，把德军围歼在海岸之上。因为这个原因，应不惜一切的代价，以使德军南翼中的兵力比例获得彻底的改善，即使在其他战场上或东线其他方面略作让步亦在所不惜。　
　　除了提到这个兵力全盘分配的基本问题以外，我也向陆军总部提出我对于今后德军南翼方面作战指导的意见。这个且留待下一章(卫城作战)中再详述。
　　2月12日的夜间，本集团军群(现在已经改名为南面集团军群)把总部移至查波罗齐，因为不久这里将变成一个决定点，所以总部移到这里，对于战斗也就可以便于作最好的控制。　
　　2月13日的夜间，我们收到了陆军总部的一个指令，这明显是对于我在2月9日所提建议的答复。它依照这个建议，决定在波尔塔瓦(Poltava)-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上，展开一个新的集团军，而在第2集团军南翼的后方又另外配置一个集团军。不过事实上，这却都是空话。准备展开在第2集团军后方的那个集团军根本就不曾来到。第2集团军虽然曾经获得了少许的增援，但那却是以牺牲了对我们的诺言为代价的。准备展开在波尔塔瓦-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一线上的那个集团军，实际上也就是南兹集团军，那是早已被用在哈尔科夫了。这个集团军，连同包括贝尔果罗德(Belgorod)在内的B集团军群地区，以后都拨交给南面集团军群指挥。第2集团军则移交给中央集团军群，B集团军群总部则终被撤消了。
　　第四阶段：德军的反攻
　　于是在1943年2月中旬，南面集团军群地区中的危机遂又达到了一个新的顶点。敌军正在其北面邻近地区中，准备作一个大迂回运动，以围歼我军的整个南翼。可是非常矛盾的，恰好在这个危机达到最高顶点之时，反攻的种子也开始萌芽了。
　　不过，当前的情况却还是显得益形黯淡。毫无疑问，在此时撤消B集团军群，要算是一个危险的措施。虽然除了第2集团军以外，它现在所有的不过仅仅是一些残余的单位，但它在整个东线的指挥体系中，却又还是一个不可缺少的一环。它的撤消使中央和南面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正面，现出了一个大缺口。
　　此外事实上，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对于现在拨交给它指挥的哈尔科夫地区(即南兹集团军所扼守的地区)也无法立即接管，因为通信联系还不曾建立起来。在我们接管以前，哈尔科夫也就会丢定了。事实上，因为本集团军群通信团的努力和我们的通信指挥官穆勒将军(Gen. Muller)的指导有方，所以这种接管的工作还要算是最快的。此外，我的朋友，通信署长费吉贝尔将军(Gen. Fellgiebel)，也给予我们以极大的援助。
　　B集团总部的撤消，固然使作战的指挥变得更为复杂困难，但却也还有一个好处。使南兹集团军受到了南面集团军群的指挥以后，于是也就使我们在这个决定的地点和时机上，可以执行绝对指挥权。这对于这个冬季战役的最后成功是颇有贡献的。
　　此时，哈尔科夫地区已经变成了本集团军群的一个新的焦急来源，尽管B集团军群，也可以说是希特勒本人，还能继续在那里指挥达几天之久。南兹集团军曾奉希特勒命令，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它现在很可能又像斯大林格勒一样，而会变成了一个面子问题了。此外，为了解除敌人对南面集团军群左侧面的压力，这个集团军又要以党卫军装甲军为其核心，而向罗索伐亚(Losovaya)的方向上发动一个突击。后者的3个装甲师，现在还只到了两个。
　　很明显，以这个集团军现有的兵力，在这两个任务中，最多只能希望达到其中的一个。它或者是专在哈尔科夫的附近作战，或者是去救援南面集团军群的左翼。所以我向希特勒建议，这个南兹集团军应暂时放弃哈尔科夫，而先尝试攻击在该城南面的敌军。这样就可以使集团军群为在克里门巧格两侧越过第聂伯河的敌军所包围的威胁暂时解除一下。在另一方面，当我们把第4装甲集团军投入了之后，那么我们对于向查波罗齐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进攻的敌人，也就可以专凭已力来加以击退。一旦南兹集团军把哈尔科夫城南的敌军击败了之后，他又可以回转头来夺回该城。
　　不过这个方案却与希特勒的所见不合。因为哈尔科夫为俄国的第四大城，在他的心目中是早已变成了一个威望的象征了。所以在2月13日，他又透过B集团军群，再下了一道严令给南兹集团军，要它不惜一切代价死守哈尔科夫。
　　于是我就要求陆军总部告诉我们，在南兹集团军拨归我们指挥之后，这个命令是否仍继续生效，又或者是若党卫军装甲军在哈尔科夫有被围的威胁时，这个命令是否仍应遵守。我同时更要求我前一天送往罗曾(Lotzen)的一般情况研判也应有一个答复。在回答我的时候，柴兹勒尔将军告诉我说，希特勒认为我的看法是未免言之过早。我回答他说，我认为一个集团军群的思想，至少应考虑到4个星期到8个星期以后的形势——不像我们现有的最高统帅部，似乎连3天以后的事情都不考虑。
　　专就哈尔科夫的情况而吉，环境终于还是胜过了希特勒的意志。党卫军装甲军在那里是的确有被围的危险，遂于2月15日，违反了南兹将军的命令，自动撤出了该城。B集团军群把这个既成事实转告我们，而它本身也就在这个时候，终于移交了其最后的指挥权。假使这个撤出哈尔科夫的行动，是奉到一位陆军将领的命令而执行的，则希特勒毫无疑问就会将其交付军法审判。但因为这是党卫军装甲军的行动(的确也并不错)，所以结果却毫未受到处分。不过，几天之后，南兹将军却还是免职了，代替他的人是肯夫将军(Gen. Kempf)，其理由是说南兹为一个山地战专家，而肯夫却是一位坦克专家。
　　在B集团军群把其管区交给南面集团军群的阶段中，哈尔科夫周围的情况也正在迅速恶化，而南面集团军群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也随时有被切断的可能性。2月16日，我们接获报告说敌军果不出我们过去所预料的正在以强大兵力从依苏门以西的地区，向巴甫洛夫格勒和聂伯罗皮托夫斯克前进。假使他们能够达到了罗索伐亚或巴甫洛夫格勒，那么通过波尔塔瓦的铁路联系也就会被切断了。
　　同时，陆军总部所允许的增援，其到达的速度又再度减缓了。预定是一天37列车，结果在2月14日那一天，只到了6列车。
　　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又宣称在目前它缺乏必要的兵力，沿着我们之间的分界线，对南面集团军群作任何认真的合作。此时若能制止第2集团军的撤退，则对于我们是真正有利的。
　　情况已经变得是如此的危急，所以希特勒决定亲自到我的总部中来作一次访问。很明显，我过去所作的若干批评已经对于他的思想发生了相当的刺激作用。我固然很欢迎他的御驾亲征，因为这可以使我有机会直谈到天明，而且也可以让他来亲眼看看我们处境的困难；不过在像查波罗齐这样一个相当巨大的工业城市中(敌人也正在向它进攻)，要想保障他的安全却自然是非常的困难，尤其是他已经宣布有准备多住几天的意图。他和他的随从，包括总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以及其私人的厨师等都在内，被招待住在我们的总部中，整个的周围地区都已加以严密的封锁。即使如此，安全还是不太有保障，因为希特勒的驾临还是有人知道的。当他驱车从机场前往查波罗齐时，在街道上立即为士兵和党员们所认清了。我们所能用来担负警卫任务的兵力就只有我们总部的警卫连和少许高射炮单位；而不久以后，敌军的坦克就如此的接近该城，所以他们已经可以向在第聂伯河东岸的机场开火了。
　　希特勒于2月17日正午时达到我的总部。我就开始把下述的情况当面报告给他听：何立德集团军已经于本日达到了米斯河阵地，但敌军在后面穷追不舍。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在格里希罗阻止了敌军的前进，但却仍未能击毁它。同样，在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地区中，对于沿着里希强斯克-斯拉夫扬斯克一线前进的敌军所作的战斗也是仍未决定。南兹集团军正在撤出哈尔科夫，并已向西南撤往莫希河(Mosh)地区。
　　我于是向希特勒报告我的意图，准备命令党卫军装甲军安全撤出哈尔科夫，而只留下南兹集团军中的残余部分去继续占领该地区。党卫军装甲军准备从克拉斯罗格勒(Krasnograd)地区，向西南大致朝巴甫洛夫格勒的方向上作一个突击，并与正向那里进攻的第4装甲集团军相会合。这些兵力的任务将是击毁通过第1装甲集团军与南兹集团军之间的宽广空隙中前进的敌军。当这个任务完成之后，何立德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遂可以再无被切断的危险，于是我们也就可以开始进行在哈尔科夫地区中的攻击了。
　　希特勒首先拒绝讨论我所建议的作战程序。他甚至于根本上不承认已经有强大的敌军，正在从第1装甲集团军与何立德集团军之间的地区中通过前进。他同时又害怕我所想像的在第聂伯河与顿涅茨河之间的作战会深陷在泥泞之中。因为时间已经是隆冬了，所以这种可能性是应该考虑的。但是希特勒反对的主因却可能还是他希望能立即收复哈尔科夫，他希望等到党卫军装甲军的各师都已经集中之后，就立即采取这个行动。事实上的情况却是要想向哈尔科夫的方向上作任何的攻击，则其先决条件即为应解除敌军对第聂伯河渡口的威胁。除非越过这条河川的交通线仍能畅通无阻，否则第4装甲集团军或何立德集团军也就无法继续活下去。此外，要想对哈尔科夫发动一个打击，则至少也需要与第4装甲集团军中一部分兵力相合作。而且当最后地面解冻足以迫使作战暂行结束时，也是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先受到影响，至于在哈尔科夫附近和以北的地区中，影响就比较迟一步。因此，我们可以合理的希望在击败了现在正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何立德集团军之间前进的敌军之后，还能来得及向哈尔科夫攻击。相反的，假使我们把次序颠倒过来，则这两个作战是否能够同样成功，则不免大有疑问了。
　　因为希特勒总是固执已见，所以又引发了一场激辩。我最后设法结束了这一次的争论，指出无论如何，党卫军装甲军必须首先集结在哈尔科夫-克拉斯罗格勒公路之上，但这却至早在2月19日以前还是不能完成的，所以到底是向南或向北进攻，最后的决定留到那时再确定也不迟。我之所以取这种拖延政策，是因为我知道在2月19日以前，第4装甲集团军也是不能参加作战的。同时我也认为以后实际情况的演变，将足以迫使希特勒自己也会明白。
　　1月18日，我又谒见希特勒。敌军已经用强大的兵力向米斯河进攻，对于尚未巩固的何立德集团军正面，已经透入了好几处。此外，我们对于围困在这条正面后方地区巴尔特希夫之点上的敌方骑兵军，也还未能加以歼灭。我告诉希特勒说，尽管如此还是有从这里抽调摩托化单位送往西翼的迫切需要。敌人的机械化兵力在格里希罗也已经深入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侧面，所以在那里的兵力却被牵制住了。
　　另一方面，现在又已经有了确证表示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南兹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方兵力，正在集中全力向第聂伯河渡口进攻。在克拉斯罗格勒以南已经发现了其第267步兵师的番号，其第35近卫师，包括一个坦克营在内，也已经攻克了巴甫洛夫格勒。位置在那里的一个意大利师(为前意大利集团军的残部)当敌军接近时，仓皇的退走了。
　　南兹集团军已经报告着说，党卫军“骷髅”师的轮式车辆单位已经在基辅与波尔塔瓦之间，完全深陷在泥泞中不能动弹。这样也就使希特勒想立即向北进攻，夺回哈尔科夫的希望完全毁灭了。假使说党卫军装甲师没有这个师的兵力时，连守住这个城都不可能，那么现在想要夺回这个城，则更是毫无希望了。而这个师何时可以达到，在目前却无法预测。所以我们现在唯一能够采取的路线，就是向东南方攻击，以毁灭通过南兹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军。因为在那个地区中马上就会解冻了，所以不可以再多损失一点时间。在这种环境之下，希特勒终于同意我的见解，把党卫军装甲军中第一个可以立即动用的师，“帝国”师，立即用在巴甫洛夫格勒的方向上。至于“元首卫队”师则对抗从哈尔科夫向南压迫的敌军，掩护第4装甲集团军的作战。现在唯一的希望就是第4装甲集团军，在获得了“帝国”师的增援之后，能够获得成功。
　　接着在这个决定之后，我又把我对于一般情况的意见再向希特勒申述一次。我指出，即使我们能够避免不利的发展，直到泥泞季节来临时为止——这也还是并无太多把握的——但是我却仍然需要再向前面想。这个泥泞最多只能使作战中断几个星期而已。在此以后，本集团军群就会有一个长达470英里的正面需要防守，而包括南兹集团军在内，所有的全部兵力却不过32个师。相反，一旦泥泞季节过去之后，敌军一定还是会集中主力来对付德军的南翼，准备将其围歼在黑海岸上。
　　我告诉希特勒，仅仅用30多个师的兵力来防守长达470英里的正面，那么一个较强大的敌人是可以随意在任何点上透入的。此外，更没有任何兵力足以阻止他们继续从北面迂回本集团军，一直达到亚速海或黑海岸为止。所以一旦泥泞季节结束之后，这个集团军群决不可以坐待敌人的突破或迂回。除非陆军总部能够在适当的时机之下，发动一个攻势以解除这个向东突出过远的正面所感受的压力，否则它也就绝对无法久留。
　　我提出这种观念来的目的，就是希望能说服希特勒对于作战问题，一劳永逸的就长期的观点来寻求一个总解决。不过很明显，他却绝无意图作如此的承诺。尽管他也承认集团军群的兵力是太弱了。在明年不足以防御那一条正面，但他却并不接受我告诉他的兵力比例。我们曾经证实面对着我们的敌军兵力是一共有341个大单位，希特勒对于这个数字并不否认，但他却认为这些单位是已经没有太多价值了。当我反驳他说，我们自己的各师也同时已经筋疲力竭了，他却回答着说，在泥泞季节中，我们可以使兵力补充足额，并配发新的兵器——事实上当然是应该如此的，不过他却不承认，在这同一时间当中，敌人也可以把其1926年度的新兵力150万人送上前线。同时他也不承认在两个月之内(即大约为泥泞季节的长度)，敌人所生产的坦克数量是足够他们补充60个装甲旅的。反之，希特勒却拼命强调说，顿涅茨地区若是容许它再度落入敌人的手中，则对于俄国的坦克生产具有决定重要性。至于说到他自己在1943年对东线德军的作战指导，他却无法从任何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来发动一个大攻势，他也无处可以找到新征召的大量人员。不过反过来说，他却认为有了新兵器的帮助，他至少还可以作有限的和局部的行动。这样遂使希特勒又回到了兵器和兵器生产的问题上面，于是我们也就不可能捉摸其对于有关未来夏季战役的意图了。我们似乎是住在两个完全不同的世界中。
　　2月19日，又举行了另外一次会议，这一次克莱斯特元帅也被要求参加。很明显，由于希特勒驻跸在我的司令部中，遂终于已经使他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危险有了相当的认识，因为他现在宣称A集团军群今后应尽量把可以抽调的兵力，转送给南面集团军群。换言之，A集团军群应该当作是南面集团军群的一个“邻近兵力储蓄库”来看待，所以希特勒预备以后再利用库班桥头阵地的作战计划，现在已经暂时搁置了。不过不幸的是，未来的事实却又证明，由于受了运输工具的限制，这个“储蓄库”却未能发挥它的作用。库班桥头阵地还是继续处于孤立的状况中。过去的经验早已告诉我们，一支兵力若是被牵制在一个错误的地点上之后，也就会非常的难于调动它了。
　　那一天，当具有相当实力的敌人达到了辛辛罗柯夫(Sinsinokovo)火车站之后，情况就变得更为紧张了。敌军现在不仅已经暂时切断了本集团军群中央与右翼的主要补给线，而且距离德国元首所驻跸的地点也只在35英里到40英里之间了！因为在附近已经无部队可供调动，所以当希特勒于那一天下午飞返他的大本营，的确使我感到如释重负。因为在次一日中，敌方的坦克能够阻止我们使用在第聂伯河东岸的飞机场，实在是意料中事。
　　我向希特勒所作的最后一点要求，那就是说在准备要在西翼上所作的打击中，我将需要动用所有一切的装甲师，换言之，它们又必须要从米斯河阵地中去抽调。米斯河阵地之所以尚能不被攻破的唯一原因，是因为敌军的主力必须经过罗斯托夫瓶颈，所以才尚未能到达。从东面攻占顿涅茨地区的可能性是决不可以忽视的。除非我们首先解除集团军群后方交通线将被切断的危险，否则也就会一筹莫展了。希特勒对于这一点似乎也能了解。
　　无论如何，我所获得的印象是感觉到希特勒的访问我的总部，足以帮助他了解东线南翼将被包围的危险是何等迫切严重。尽管如此，不久以后，陆军总部或希孟德将军却传来一个故事，说希特勒之所以要作这一次旅行的主因，却是为了要振作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的精神。我从来不曾感觉到我的总部是需要这种振作，即使我们并不准备完全遵守希特勒的理想，实行寸土必争而不计及任何后果的办法，但是我敢说要想找到另外一个司令部，能够在这种危机四伏的局面中，像我们这样的确保必胜的意志者，也似乎并不太容易。就这一方面而言，我自己与我的幕僚之间是完全没有任何歧见的。

　　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战斗

　　2月19日，集团军群总部命令第4装甲集团军，对于沿着皮里希齐皮罗(Pereshchepino)-巴甫洛夫格勒-格里希罗一线前进，企图切断本集团军群与第聂伯河之间交通线的敌军发动一个反攻。2月20日，敌军的作战意图已经完全显示了出来，而且证明与我们所预料的完全符合。
　　在我们的东方正面，敌人已经攻击何立德集团军在米斯河的阵地，已经在3个主要的点上达到了突破的目的。为了想切断我方越过第聂伯河的交通线，敌人已经用上了一个集团军(下辖3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和一些骑兵——而原先被我们控制在格里希罗和卡拉马托尔斯卡亚的敌军兵力尚不在内。
　　同时，敌军也企图在哈尔科夫的西面和西南面，突破肯夫集团军的脆弱正面——南兹将军现在已经换下肯夫将军。此外，敌人又企图从北面迂回包围这整个集团军。
　　面对着这些发展，本集团军群有两件不同的任务需要完成。
　　第一点，它应尽量设法守住在米斯河的东面防线——不过专凭那一点有限的兵力，而且又无任何的预备队，所以实在是大有疑问。
　　第二点，它必须使用第4装甲集团军迅速击败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肯夫集团军之间的敌军，以便阻止敌人切断其与第聂伯河渡口之间的交通线。若是这一个行动失败了，则集团军群的多数兵力不久就都会因为燃料的缺乏而将丧失了其机动性。
　　一旦能将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击败了之后，于是就又要看那时的情况发展来决定进一步的行动，也许我们可以立即使用一切的机动兵力向北突击，以便恢复肯夫集团军的地位。或者，假使后者还不能凭其己力肃清在路里希罗和卡拉马托尔斯卡亚的敌军。则第4装甲集团军可能还得要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再打一仗。　
　　无论如何，我们在目前却必须要守住我们的北翼，即为肯夫集团军的地区。后者现在所应做的工作，就是要作最顽强的抵抗，以封锁通往第聂伯河的道路，或者是经过克拉斯罗格勒以达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或者是经过波尔塔瓦以达克里门巧格。假使敌人还想企图达到基辅(有许多象征已经使希特勒很感到忧惧)，则我们也就可以预祝他旅途快乐。这样一个远距离的大迂回运动，在泥泞季节开始之前是不可能获得任何实际效果的。
　　2月21日，在本集团军群现在所认为是最重要的一段正面，首先显出了一线新希望。在米斯河的东面防线已经守住了。在那道防线后方地巴尔特希夫车站上久被我军围困着的敌方骑兵军残部也终于被迫投降。敌方另一个坦克军在马特费也夫库尔刚(Matveyekurgan)突破了米斯河正面之后，不久即被我军所围困，现在同时也已被消灭。　
　　在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方面，敌人与正在对费里特-皮可群施加压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进一步毁灭米斯河阵地的侧翼依托，或迂回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侧面。面对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一切还平静无事。从无线电窃听中所获得的情报，显示在格里希罗和在克拉马托尔斯卡亚地区中对第1装甲集团军西面作战的俄军已经受到重大损失。在后述地区中的德军兵力为“波普夫群”(Popov group)。很明显，俄军的补给线已经被切断了。
　　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攻下了巴甫洛夫格勒，而且也有理由可以希望其最后的单位在路面软化之前，仍然还来得及与其主力会合在一起。事实上，一支并不太强大的敌方坦克兵力虽已挺进到了查波罗齐的附近，但这却并不是一个太大的威胁。在距离该城约12英里远的地方，它把燃料用光了，结果全被我军歼灭。不幸，本来有一个新的师(第322)预定向巴甫洛夫格勒增援，并已在行军的途中，现在却又被陆军总部调往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方面去了。尽管第2集团军的情况也并不乐观，但南面集团军群却应有优先的要求权，因为我们终于正在要夺回主动权了。至于敌人向基辅方面能否作任何的进展，在此时都是无关大局的。
　　敌人是的确有此项意图，可以从下述事实证明，因为他们已经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兵力，从贝尔果罗德向艾赫提卡(Akhtyrka)挺进，其目的很明显是想迂回肯夫集团军北侧面。　
　　在以后几天之内，第4装甲集团军的反攻已经达到了我们所希望的成功。于是在这个战役中的主动权终于重新回到了德军的手中。
　　最开始时，这个集团军击溃了正在向第聂伯河渡口前进的敌军——即在巴甫洛夫格勒周围和南面地区中的兵力。希特勒所拒绝承认的观念现在已经兑现了，敌军一共证明有两个装甲军、1个步兵军和1个骑兵军。以后又与第1装甲集团军合作，再击败了面对着其西面的4个敌军坦克及机械化军。
　　到了3月1日，很明显，因为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敌军已经被击败了，所以其在第1装甲集团军北面正面的压力也同时减弱了，于是后者也就能够重占这个地区中的顿涅茨河一线。因此也就产生了一种强烈的诱惑，使我们想越过正在封冻着的河面追击敌军，并在哈尔科夫以西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为了使我们可以自由的越过顿涅茨中游前进起见，则实应首先击毁敌方哈尔科夫集团的南翼，后者还正集中在该城西南的比里斯托伐亚(Berestovaya)河。因为解冻即将来到，这个行动能否采取殊有疑问。所以本集团军群的第一步目标是只以击败在顿涅茨河以西的哈尔科夫敌军为满足。
　　在本集团军群作战地区的南端，接近海岸的部分，早已开始解冻了。2月底，在米斯河的敌军放弃了使用装甲兵力以及他机动部队实行突破的企图，改派步兵师来接防。很明显，他们希望在泥泞季节来临之前，在该河两岸上至少能保有几处桥头阵地。不过当这个宽广的攻击失败之后，他们的攻势最后也就退化成为无结果的局部攻击。
　　到了3月2日，集团军群才能看到其第一个反击的效果，这是由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来执行的，以夹在顿涅茨河与第聂伯河之间的敌军为目标。在这个攻击过程中，何立德集团军在米斯河曾作成功的防御，敌方“西南方面军”中的各集团均已受到了相当的打击，使他们暂时不能发动进一步的攻势行动。尤其是向第1装甲集团军左翼前进的和钻入了后者与肯夫集团军之间的敌人所受到的打击更为惨重——俄国第6集团军、在格里希罗战斗的波普夫集团，以及第1近卫集团军。敌方的第25坦克军和3个步兵师可以算是全军覆没，此外第3、第10、第4近卫坦克军，还有1个独立装甲旅、1个机械化旅、1个步兵师和1个滑雪旅也都已经打垮了。而第1近卫坦克军、第18坦克军，加上6个步兵师和两个滑雪旅也都受到了严重的损失。　
　　根据我方部队的报告，敌人在顿涅茨-第聂伯河战场上一共遗尸23,000具，所获战利品共有坦克615辆、野炮354门、高射炮69门，和大量的机关枪与迫击炮。俘虏9,000人的数字在比例上来看却未免嫌小。其原因有三点：一、我们自己的兵力，多数都是装甲部队，不能对于敌人构成一个连续不断的包围圈。二、因为天气奇寒，尤其是夜间，部队有向村落集中的趋势，所以放弃了武器和车辆的俄国兵很容易溜走。三、无法封锁在敌军后方的顿涅茨河，轻装的部队可以徒步通过这个尚在封冻中的河川。　
　　除了上述的敌军损失以外，其第4近卫机械化军(在米斯河正面后方被围)和第7近卫骑兵军也同时已被肃清。　

　　哈尔科夫会战

　　在顿涅茨与第聂伯河之间地区中一战而胜，重获主动权之后，南面集团军群就进一步依照在2月28日早已颁发的一个命令，向“沃罗涅什方面军”(即位置在哈尔科夫地区中的敌军)发动攻击。我们的意图是攻击这支兵力的南侧面，以迂回后者，若可能的话，还想从东面直入敌军的后方。我们的目标不仅是占领哈尔科夫，而且更希望击毁在那里的敌军。
　　所以第一优先就是要击溃敌军的南翼，它是由俄国第3坦克集团军在该城西南的比里斯托伐亚河构成的。第4装甲集团军在3月5日达到了这个目标。在敌方这个集团军中的第12和第4坦克军、1个骑兵军和3个步兵师，一部分被切成了碎片，一部分则在克拉斯罗格勒的一个小包围圈中被俘了。虽然俘虏的数字还是相当少，但是据我方部队的报告，敌军死亡数字为12,000人，我方俘获了坦克61辆、火炮225门、车辆600辆。
　　天气的突变使本集团军群未能从背面进攻正在艾赫提卡(Akhtyrka)和波尔塔瓦困扰肯夫集团军的敌军，迫使他们用反正面来进行战斗。要达到这个目的，则第4装甲军必须从哈尔科夫的下游渡过顿涅茨河，但是河的冰面随时都可以破裂，而任何的浮桥都抵抗不了这些浮冰的碰撞。即令渡过莫希河(Mosh)作一个较小型的侧击行动，以夺取哈尔科夫城(敌军的后方交通线都通过该城)，也都似乎很难办到，因为地面现在已经开始解冻了。所以我们只好企图从侧面把敌军卷起，并顺便迫使他们退出哈尔科夫城。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第4装甲集团军，包括党卫军装甲军在内(其最后的单位，“骷髅”师也已经完全到达了)，于3月7日，从克拉斯罗格勒地区向北面发动了一个攻击。当敌人在其正面的压力减轻了之后，肯夫集团军马上也加入了这个攻击。
　　在以后几天当中，攻击的进展颇为良好。不过到了此时，敌军已经认清了沃罗涅什方面军所感受的危险。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发现敌人正在从伏罗希洛夫格勒地区中抽调几个坦克及机械化军前往依苏门，其目的很明显是想乘第4装甲集团军向北进攻哈尔科夫时，打击它的侧面。不过这些行动却已经不能产生任何显著的效果，其原因为：一、敌军在伏罗希洛夫格勒附近和米斯河的战斗中已经把攻击能力消磨殆尽了；二、顿涅茨河已经开始解冻，足以阻止他们的行动。敌人所能做到的就只限于在该河南岸，依苏门的西北面赢得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而已。此外他们也从东面把第2近卫坦克军撤回到了哈尔科夫，以及把正在面对着肯夫集团军北翼和第2集团军的兵力撤回到波哥达何夫(Bogodukhov)。因为第2集团军的兵力太单簿了，所以我们能否阻止敌军逃走颇有疑问。不过不管怎样，我们却想尝试迫使面对着肯夫集团军的敌军离开哈尔科夫城向南移动，或是切断其在顿涅茨河的渡口。若能如此，则哈尔科夫城即可以一鼓而下。本集团军群准备不惜一切代价防止哈尔科夫变成第2个斯大林格勒城，若是那样则我们就必须顿兵坚城之下了。
　　不过，哈尔科夫城的大名，却又应用来当作一个精神上的号召，以刺激部队和下级军官的奋勇作战。尤其是党卫军装甲军想要重夺该城，当作一个献给其领袖的礼品，所以它只想抄近路走，于是集团军群只好一再加以制止，不准它向该城发动一个正面攻击。因为假使如此，则该军的兵力就会被牵制在那里，而放任尚在该城以西作战的敌军逃走了。最后，我们终于使党卫军装甲军绕到了该城的东面。该城毫无困难的陷落了，我们在顿涅茨河也截获了敌方相当数量的逃兵。
　　上文已经说过，由于在哈尔科夫地区附近和其南面的情况发展，使面对着肯夫集团军的兵力不能不抽回，他们早达到了波尔塔瓦的附近，并攻占了艾赫提卡。现在他们必须向哈尔科夫和贝尔果罗德撤退，而肯夫集团军则乘胜穷追。
　　3月10日，希特勒又御驾亲临我们的总部。我除了把当前的敌情向他提出一个简报以外，并特别把我对于泥泞季节结束以后，作战应如何继续进行的意见也向他申述了。这且留待下章中去分析。
　　3月14日，党卫军装甲军进入了哈尔科夫城。同时，肯夫集团军的北翼“大德意志师”也迅速进到了贝尔果罗德。敌人一再用强大的装甲兵力来对抗它，但却均被击败。
　　哈尔科夫与贝尔果罗德的被攻占，也就是本集团军群第二次反击的结束，因为地面正在加速的泥泞化，所以不能再作更进一步的行动了。当然，本集团军群很想乘此机会与中央集团军群合作，肃清在库尔斯克西面的突出地带，以便缩短德国的防线。但因为中央集团军群宣布它无法合作，这个计划遂不得不放弃。结果这个突出地在我们的战线上遂成为一个讨厌的漏洞，障碍了我们的作战。虽然如此，我们这个集团军群现在却已经守住了整个顿涅茨河的正面，从贝尔果罗德起到米斯河交流出口处为止。这个顿涅茨河加上米斯河的防线也就是德军在1941-1942年间冬季中所守住的同一防线。

　　结论

　　假使我们对于1942-1943年南俄冬季战役的全部过程和结果作一个总检讨，则我们必须首先承认俄国方面已经获得极大的成功。俄国人已经围歼了德国的第6集团军，这是我方最强大的一个野战集团军。此外，我们的4个同盟国集团军也都已被击溃了。其中有许多勇士都已丧命疆场，而更有相当的人数做了俘虏。所剩下来的同盟国部队也都已溃不成军，迟早都得撤出战场。即使从残部中又把第6集团军的原有各师番号恢复了起来，而何立德集团军于1943年3月间也改称为第6集团军，可是20个师的战斗主力，加上相当大量的炮兵和工兵单位，却始终是一个难以补起的损失。同盟国部队的战斗效率固然很有限，但是他们的丧失也使德军在比较平静无事的地区中缺少了可以替换的兵力。
　　不过尽管在德军的战斗序列中已经损失了5个完整的集团军，但专凭这一点，任何人也还是不能断定它对于战争的结果即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此外，我们也丧失了在1942年夏季攻势中所已经赢得的巨大土地，连同其天然资源在内。高加索油田的夺取也本是此次攻势的基本目标之一，也终于未能达到——我们在这里又应附带说明一下，这个经济性目标是戈林所强烈要求的，但对于攻势力量的分散却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当他们追求这个经济性目标时，却完全忘记了必须先击败敌军的主力，然后这种目标才有达到和守住的机会。不过总结言之，德军还是能够守住顿涅茨盆地之一部分，那却是对战争的进行具有必要关系的。
　　尽管俄军毫无疑问已经有了极大的收获，但他们对于德军的南翼仍未能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这个南翼被毁了，那我方也就会一蹶不振了。到了这个冬季战役结束时，主动权又再度回到了德国人的手中，而俄国人也已经遭到了两次失败。虽然这都不具有决定性，但却稳住了战线并使德国统帅部可以有使东线战争发展成为相持局势的希望。虽然如此，我们却决不应希望在1943年夏季再发动一个攻势改变战局的趋势。我们的战斗力损失已经够大了，所以这种计划已经没有可能性。
　　德国统帅部所应该获得的结论，就是应尽一切努力，以求能至少与其敌国中的一个先行签订和约。同时，它也应该认清，今后在东线的战争指导是必须以节约兵力为原则，尤其应该尽量避免斯大林格勒式的悲剧(损失一个整集团军)，同时更应设法消磨敌人的攻势能力。为了达到这个目的，必须要坚决摆脱一切次要的愿望，在西方敌国还不能在法国登陆，或在地中海地区中作严重打击之前，应尽量把主力集中在东线。　
　　假使我们现在再回头说到这次冬季战役及其结果时，我们所应该提出的第二个问题，可能就是为什么俄国指挥当局，在这个战役中既已获得了巨大成功之后，却仍然未能对德军的整个南翼完成决定性的歼灭成功呢？俄军不仅拥有压倒性的数量优势，而且从一开始起也就握有作战性的优势，所以本来是应有全胜的机会。
　　尤其值得强调的，是俄国的指挥当局并不缺乏果敢进取的精神，为了达到其目标，是完全不顾虑其兵力的损失。俄军部队也都能勇敢善战，不避牺牲。尽管如此，其步兵的素质却还是具有弱点，而在1941-1942年之间所损失的炮兵，到现在仍未完全补充起来。自从战争开始以来，俄国的将领们毫无疑问已经学会了很多的教训，尤其是在大装甲兵团的组织与使用方面。虽然早在1941年，敌人就已经拥有了大量的坦克，但他们却完全不知道如何把坦克编成独立单位来加以运用。现在他们也已经学会了如何组成坦克军及机械化军，并且也已经学会了德军的深入突破技术。不过即使如此，我们却还是每次都击败(毁)了俄军的装甲部队，尽管他们已经在德军的前进地区中，透入达相当的深度——只有1942年11月的情况为例外。自从围歼了第6集团军之后，俄军就再也不曾有过同样的成功了，他们想要切断德军南翼的目标始终不曾达到。除了在斯大林格勒，那是希特勒自己替敌人造机会以外，俄军统帅部也就从来不曾再作第二个大包围战，像我们在1941年所作的，那一次俘虏就是好几十万人。尽管在这次冬季战役中，俄军在数量上占有极大的优势，而且开始时的情况和德方同盟集团军的崩溃，也使他们可以毫无阻拦的进入德军的后方，结果还是如此。反之，我们在1941年，所打的却是以正面为主的战斗。
　　现在我们再来检讨俄军的最高层领导。从德国夏季攻势结束时的作战情况上来看，包围德军南翼的战略目标实在是理所当然，决不可能被忽视。突破同盟集团军正面的观念也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行动。换言之，在1942年晚秋时节拟定一个作战计划时，俄国方面实在并不需要什么太大的军事天才。
　　第一下打击，即包围第6集团军，毫无疑问是正确的。假使这一击成功了——德军统帅部也倾全力来促其实现——则德军的最强大打击兵力也就随之而消灭了。
　　假使这第一下打击能与对意大利和匈牙利两个集团军的攻势相配合，则似乎就会更好，俄军在一开始发动攻势时，就应倾全力企图用一个统一的大规模攻击行动，以在罗斯托夫或亚速海上达到切断德军的目标。很明显，其所备有的炮兵不足以完成这个任务，也许正是由于这个理由，俄军才延缓了其突破作战。同时也可以想像到俄军的运输情形，不能容许其全部兵力同时集中和获得适当的补给。
　　可是我方的同盟国出乎意料的相继迅速完全崩溃，却帮了敌人不少的忙。所以俄军在顿河下游、亚速海上和第聂伯河，没有能够切断德军的整个南翼，实在是表示他们自己的无能。从近代战争的标准上来看，俄国攻击兵力所要越过的距离并不能算太大。同时德军也并无强大预备队可以投入，所以俄军的攻势实无中途顿挫之理。　
　　相反，我们可以说除了斯大林格勒以外，俄国的指挥当局在打击一个决定点时，是从来不曾协调其兵力与速度。
　　在冬季战役的第一阶段中，俄国当局为了确实不让第6集团军这个头奖溜走，毫无疑问曾经不必要的牵制住了太多的兵力。因此，也就错过了在顿河下游切断德军南翼补给线的机会。攻击齐尔河正面的兵力固然很强大，但是他在行动上却并不能一致。　
　　在突破了意大利集团军的正面之后，俄军统帅部又还是未能不顾一切的迅速渡过顿涅茨河，以求直捣罗斯托夫。当然在作此种行动时，俄军本身的侧面也有受到攻击的危险，不过他们接着向匈牙利集团军正面所发动的攻击，也可以提供相当的保护。若说这是不免要冒险，我是承认的。但是不敢冒险的人却决难获得决定性的战果。
　　甚至于在对匈牙利集团军获得了成功的突破之后——从顿涅茨河到沃罗涅什之间的德军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大裂口——俄国当局还是未能用足够的速度和兵力向决定性的方面上(即趋向第聂伯河的渡口)挺进。俄军不知道集中其强大兵力于一点上，反而分散其兵力作了一连串的互不协调的攻击。这样才使德军在决定性点上能集中较强的兵力。
　　施里芬曾经说道，在一个会战或一个战役中，胜负双方的行动对于最后的结果同样具有页献。德国统帅部对于第6集团军的丧失，以及整个南翼所遭遇到的危机，是应负责任的，这在上文中已经说明过了。现在为了公正起见，也应该说明德方对俄军包围德军南翼行动的失败，究竟有何贡献。
　　在这一方面只有一点需要说明：面对着数量数倍优势的强敌，若非德军部队和他们的指挥官几乎作了超人的努力，则这种失败也就会是无可避免的了。若非我们那些英勇的步兵师——不像我们同盟国的部队，而且常常是缺乏适当反坦克装备的——面对着敌方装甲兵力的攻击，能够挺立不动，而当敌方坦克突破防线之后，又能立即封锁起来，并终于对其歼灭，否则这个冬季战役也就不要打了。我们的装甲师也同样劳苦功高，他们显出了无比的活力，东奔西跑，使他们的效力不只增加了一倍。德国的战斗部队深信他们自己是世界上最优秀的军人，在最危险的情况中仍能屹立不动，其英勇和自我牺牲精神足以抵消敌方数量优势而有余。
　　有一件事更不应忘记，那就是英勇的第6集团军，奋战到底，才使敌人未能一举而歼灭整个的德军南翼兵力。假使它不一直抵抗到2月初为止，而在其情况已经绝望时，就立即放弃这个斗争，那么敌军在各要点上的兵力就会立即增加一倍，于是整个德军南翼的被围歼也就会成为定局了。这是第6集团军的最大贡献。固然第6集团军的英勇牺牲对整个大局并无补益，但我们却决不可以抹杀其精神上的价值。这个集团军尽到了军人的最大责任——为了他的同胞，在绝望的情况中仍能奋斗到底。 　





　　第十四章 “卫城”作战

　　在前一章中我们已经说过，1942-1943年之间的冬季战役，是以俄军在斯大林格勒两侧的顿河和伏尔加河的突破为起点，而最后却终于不曾使俄国最高统帅部获得其所希望的决定性成功。
　　现在的问题就是德军在一个夏季中应如何继续作战。很明显，在丧失了许多主要的部队之后，德军已经不再有力量来发动另一次像1941年和1942年那样巨大的攻势。不过德军方面若能有适当的领导，则下述的可能性却还是有的，即设法消耗敌军的实力，使他感到吃不消，而终于愿意接受一个不分胜负的和平。就当时的情况来说，还决不是一种幻想。不过改用纯粹防御性的静态战争，却又还是不能达到这个目的。这一点，德军并无足够的师数来防守这个从波罗的海起，到黑海为止的绵长防线。第二点，俄军也许会等到西方盟军在欧洲登陆之后，才再采取行动——由于北非的战局逆转，这个危机也已经日益迫切。
　　德军要想在东线上造成一个僵持的和局，是已经感觉到时间不多了。要想达到这个目标，则必须采取一种战略的守势，用局部性的强烈打击来消耗敌军兵力达到决定性程度——最重要的俘虏其大量的兵员。其先决条件就是应具有作战的弹性，因为德军指挥组织和战斗部队仍具有优越的素质，所以我们还是占了上风。
　　我们自然已经考虑到一旦泥泞季节终止后，俄国统帅部将会采取何种行动。斯大林是否会等到其西方盟友在欧洲登陆之后，才再采取行动呢？虽然这似乎是非常自然的想法，但事实上却有许多理由可以反驳它。因为去年秋季战役中的巨大成功，毫无疑问也增加了俄国人的自信力。还有从心理的观点来说，俄国领袖们已经把“解放俄国神圣领土”的口号喊得天花乱坠，他们是否好意思中途停止呢？还有俄国人是否想赶在其同盟国的前面先把巴尔干抢到手，这本是俄罗斯扩张主义者的传统目标。
　　假定敌人在损失补充完毕之后，即将重整攻势，那么似乎又可以断定它的主力方面还是会指向德军南翼方面——即向南面集团军群进攻。
　　德军正面有一个突出地区，从顿涅茨河与米斯河的交点起，一直到哈尔科夫附近为止，其中包括着在该城以南的重要工矿地区在内，似乎是正在等候敌人去加以切断。假使敌人在哈尔科夫附近达到了突破的目的，甚或只是渡过了顿涅茨中游，则他也就仍能达到上个冬季中所未能达到的目标，在黑海岸上围歼德军的整个南翼。(此时A集团军群还仍留在库班半岛之内！)这同一个打击也能使他重获宝贵的顿涅茨地区和乌克兰的谷仓，并且打通达到巴尔干和罗马尼亚油田的道路，而对于土耳其也能产生政治上的影响。在东线没有任何其他的地区，能够比这里使俄国获得更多的军事、经济和政治利益。所以俄国的决定性攻势是一定会指向南面集团军群方面，不过因为俄国拥有数量优势，所以在其他的地区中自然也会有作较小规模攻势以张声势的可能性。
　　南面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几次提醒陆军总部和希特勒应该注意此种趋势。后者所应作的最后决定就是要从全面情况上来判断，我们是否应等候俄军发动攻势，然后再加以沉重的反击呢？还是先发制人，在战略防御的结构之内，作一个有限的打击呢？
　　集团军群总部是主张采取前一种方案。因为它就作战而言是比较有希望，并已在2月间向希特勒提出了一个计划草案，它的构想是假定俄军果如我们所预料的，从南北两方向顿涅茨地区发动一个钳形攻击——在哈尔科夫附近迟早也会有一个辅助性的攻势发动——那么我们沿着顿涅茨河和米斯河的弧形防线就应该依照预定时间表加以放弃，以便把敌军向西引诱使其趋向顿河的下游。同时，所有一切能动用的预备队，尤其是装甲兵的主力，则应集中在哈尔科夫以西的地区中，首先击碎在那里附近所能找到的敌军攻击兵力，然后再直趋正在向顿河下游前进的敌军侧面。这样敌军不但不能在黑海岸上围歼我军，其本身反而在亚速海岸上会遭到同样的命运。
　　但是这个计划却不曾获得希特勒的批准。他仍然偏重顿涅茨盆地的经济价值，并且害怕即使只是暂时的撤退，也都足以影响到土耳其与罗马尼亚的态度。但是其最大的偏见还是认为我们对于其在1941年冬季中从斯大林手中所赢得的土地是应该寸土必争的，他对他自己的成就是一向很自负的，认为只有那样才使德军免于作一个拿破仑式的撤退。不过此外，他毫无疑问也会感觉到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冒险。也许他内心里是不相信他自己有这样的能力，尽管对于战术有时的确也十分敏觉，但他究竟缺乏一个名将的能力。
　　所以，我们现在就一心只考虑先发制人的打击，这又必须在俄军恢复其在冬季战役中的损失之前，而先作一个有限的迎头痛击。
　　俄军在库尔斯克城的周围形成了一个突出地区，似乎是一个很合理想的目标。在这个地区中的俄军面对着德军中央和南面两个集团军群，在泥泞季节中双方当然都是按兵不动。不过等到俄军要发动攻势时，就会以此为跳板而向我方集团军群的侧面进行打击。假使我们的攻击能够成功。那么在这个突出地区中的俄军就有可观的数量会被一网打尽。不过其条件却是我们必须赶紧提早动手，以便使敌人感到措手不及。尤其是敌人必然要使用其在冬季战役末期中已受重大损失的装甲单位，于是更使我们有机会将其全部歼灭了。
　　这样我们就要说到所谓“卫城”作战(Uperation Citadel)了。这是德军在东线上所发动的最后一个大攻势。为向库尔斯克突出地发动这个攻击，南面集团军群提供了两个集团军的兵力：第四装甲集团军和肯夫集团军，一共为11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和5个步兵师。为了这个目的，当然在顿涅茨河和米斯河的兵力都不免要作相当的抽调。
　　对于从北面的进攻，中央集团军群提供第9集团军的兵力，共包括着6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和5个步兵师。在这一方面，主要的危险即为该集团军必须在阿内尔附近以东的突出地中集中，而敌军却可以从东面和北面攻击其背面。
　　“卫城”作战在时间上的配合是决定在6月上旬开始，因为到那个时候地面可能已经够干燥了，但敌人却仍未完成其整补工作——而尤其是其装甲兵力。
　　可是到了5月开始时，希特勒却违反了两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忠告，而硬把发动作战的时间推迟到6月间，因为他认为到了那时，我们的装甲师可以获得新坦克而更将增强了其实力。甚至于当我们向他指出，由于突尼斯的情况发展，假使“卫城”作战的开始若再延迟，结果就可能会有与敌人在欧陆登陆的时间相重合的危险之后，希特勒却还是坚持他自己的意见，同时他也不曾认清时间愈延长下去，则俄军的坦克数量也就会愈多，因为他们的坦克产量毫无疑问超过了德国。因为我们自己的新坦克交货迟误之故，结果直等到7月初，本集团军群才能发动“卫城”作战，到了那时先下手打击的利益是早已丧失殆尽了。这个作战的原始观念本是要乘敌军尚未整补完成之前就先动手攻击的。同时这也是必然，我们等待的时间愈长，则南面集团军群在顿涅茨-米斯突出地区中的部队所面临的威胁也就愈大，因为他们所有一切的装甲兵力都已经抽走了。同样，作为中央集团军群第9集团军跃出基地的阿内尔突出地也更感威胁。
　　7月5日，德军终于能够发动攻击了。虽然用尽了一切的欺敌和伪装手段，但因为延迟了许久的时间，我们遂终于无法使敌人完全不知道而感受奇袭了。
　　在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第9集团军在最初两天中能够透入敌方的要塞防线约达9英里的深度。在经过一场苦战之后，它又击败了敌方预备队的逆袭，再继续前进了几英里。直到7月9日，才终于停顿不前了，因为敌方正面后方有一个支配性的高地挡住了它的进路。该集团军未拟稍息几天再进攻，可是敌人却破坏了它的计划，后者在7月11日从北面和东北面，向阿内尔突出地大举进攻。为了支援防守该地区的第2装甲集团军，中央集团军群总部遂不得不从第9集团军中抽回强大的机动兵力。
　　在南面集团军群方面的攻势发展却比较有利。在这一方面也是要透过敌方的纵深防御阵地，所以进展也是同样困难而迟缓。不过到了7月11日时，它却终于达到普罗霍罗夫卡(Prokhorovka)和阿波扬(Obcyan)地区。在这个时候也击败了敌方机动预备队所作的反击，敌方的10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均被击溃及受到严重损失。到了7月13日，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群的敌军共被俘了24,000人、损失坦克1,800辆、野炮267门、反坦克炮1,080门。
　　7月13日，当战斗达到了其高潮，胜利似乎即在眼前之际，两个集团军群的总司令被希特勒召往汇报。他在开会时。首先宣布西方盟军已在西西里岛登陆，所以情况是已经发生了一个严重的逆转。意大利人甚至于不想抵抗，这个岛要算是已经丢定了。因为盟军的次一个行动可能即为在巴尔干或意大利南部登陆，所以在意大利和巴尔干西部都有成立一个新集团军之必要。这些兵力必须从东线抽调，因此“卫城”作战必须要停止。这也正是我在5月间向希特勒所已经警告过的事情，真是不幸而言中。
　　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报告第9集团军已不能再向前进，而他也必须抽回其一切的机动兵力，以阻止敌军在阿内尔突出地区中的深入。所以“卫城”作战是已经无法再继续进行了。说到我们这个集团军群方面，我就指出战斗现在是正好达到了其顶点，此时若是摆脱战斗即无异于放弃了胜利。我们至少要把敌军的机动预备队都完全击溃才罢手。
　　虽然如此，希特勒还是根据地中海和中央集团军群方面的情况，而决定停止“卫城”作战，其唯一的让步就是南面集团军群应继续攻击，直到达到了其击碎敌方装甲预备队的目标时为止。事实上，连这一点也未能做到，因为几天之后，本集团军群即奉命把几个装甲师移交给中央集团军群。于是两个集团军的突击兵力都撤回了他们原有的出发阵地。
　　德军在东线上的最后一次攻势就是这样虎头蛇尾的结束了，即使如此，面对着南面集团军群的敌方兵力在俘虏、死亡和负伤等方面的损失都超过了德军达4倍以上。 　





　　第十五章 1943-1944年的防御战

　　当“卫城作战”叫停之时。东线的主动权也就终于转移到了俄国人的手中。现在我们不仅没有把在库尔斯克突出地中的敌军强大兵力包围到手，而且甚至于在任何事都不曾决定以前，面对着其机动预备队，就匆匆结束了我们的作战。敌人的数量优势注定了会使它发挥威力。事实上，他们对于阿内尔突出地的攻击只不过是一个大攻势的前奏曲而已。
　　从此之后，南面集团军群就发现其所作的防御战斗只不过是一套七拼八凑的应付手段而已。因为兵力太弱，而正面又太宽广，所以当面对着比它自己强过了许多倍的敌人来作纯粹消极防御时，它必须要集中其努力——甚至于不惜暂时放弃威胁较小的地区——以便拦截俄军的突破，或乘机打击敌人。而其所必须不惜一切代价来避免的事情，就是集团军群中的任何单位都不应为敌方深入突破所切断，而遭受到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同样命运。尽量维持我们在战场上的地位，而同时尽量磨毁敌人的攻势能力，即为这个斗争的最高原则。

　　顿涅茨的第一次会战

　　不出我们所预料，敌人的第一下打击指向包括着顿涅茨地区的正面。
　　7月17日，敌人开始向米斯河的第6集团军和在顿涅茨河中游的第1装甲集团军，发动了一个强大的攻势。不过敌人虽然透入达相当的深度，但却仍未能达到突破的目的。
　　当敌军在库比雪夫以北米斯河西岸，占领了一个宽12英里深10英里的桥头阵地之后，第6集团军即动用其留在顿涅茨地区中充当预备队的机械化部队，终于阻止了敌人的攻击。
　　在第1装甲集团军方面，敌军大致沿着20英里长的正面，在依苏门东南渡过了顿涅茨河，但是该集团军从哈尔科夫调来了第24装甲军的两个师，遂终于也阻止了敌人在该河以南作更进一步的前进。
　　即使我们在7月底，终于能够阻止了俄军的攻势，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顿涅茨地区的情况还是难于持久了。
　　所以，自从7月17日，奉到希特勒命令，彻底停止“卫城作战”时起，南面集团军群即决定立即从该翼方面撤回装甲的主力，以便解决顿涅茨地区中的危机。我们希望在“卫城”作战的过程中，已经使敌人受到足够严重的膺惩，所以现在在这一部份的正面是已经可以获得一个喘息的空间了。
　　毫无疑问，因为敌人发动的攻势的时间较我们所预料者为早，所以这个决定对于集团军群的北翼，遂具有极危险的后果。但是尽管这个行动是已经犯了错误，事实上由于希特勒坚持要据守顿涅茨地区，所以也就是无可奈何的。而且实际上，北翼的暂时减弱也只限于第3装甲军军部和第3装甲师的撤退，因为希特勒现在又把本已预定调往意大利的党卫军装甲军，暂交南面集团军群指挥，以在顿涅茨地区发动反击。
　　因为事实上，预定开往顿涅茨地区的两个军部和4个装甲师，只能前后分别的达到，所以集团军群总部主张党卫军装甲军应首先作一个短程尖锐的攻击，以拉直第1装甲集团军在顿涅茨河以南的阵地。以后，我们的全部装甲兵力就应用来扫除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敌军巨大桥头阵地，并恢复在米斯河的正面。可是希特勒却突然禁止在第1装甲集团军地区中采取任何行动，虽然这是毫无理由的。在“卫城”作战中，希特勒对于本集团军群的作战，即早有干扰的行为，例如希特勒曾经制止肯夫集团军动用第24装甲军的兵力。所以我认为有向陆军总部抗议之必要。我向柴兹勒尔将军提出了下述的抗议：
　　假使我对于未来发展的忧惧不被重视，假使我作为一个指挥官的意图仍继续受到挫折——我的目的只是为了解除我所并不应负责的困难——那么我就必须假定元首对于这个总部是已经丧失了其必要的信心了。我并不认为我自己是完全无错误的。每一个人都会犯错误，即使是像菲特烈和拿破仑那样的名将也都还是免不了的。同时我却必须指出，第11集团军曾在最艰苦的环境中，赢得了克里米亚战役，而在去年年底，南面集团军群面对着几乎是毫无希望的情况时，也还是终于渡过了难关。
　　假使元首认为他可以找到任何集团军群总司令或总部参谋人员，能够比我们在去年冬季中所显出的神经还更坚强，比我们在克里米亚、在顿涅茨河、或在哈尔科夫所表现出来的主动精神还更旺盛，比我们在克里米亚或冬季战役中所表现出来的应急能力还更伟大时，或者是对于未来比我们还有更好的预知能力，那么我也就准备好了把职务移交给他们！　
　　不过，只要我还留在这个位置上，则我必须有机会使用我自己的头脑。　
　　7月30日，本集团军群从北翼方面调来的装甲兵力开始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发动反攻。其结果是完全恢复了米斯河的情况。在这一战中的兵力比例也证明德军部队的素质优秀。在敌方的桥头阵地中，所有的全部兵力共为16个步兵师、两个机械化军、1个装甲兵旅和两个反坦克旅。德军用来反攻的兵力却一共只有4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两个步兵师。
　　在这个反攻中和在其以前的俄国攻击中，他们一共损失18,000人(被俘)、700辆坦克、200门野战炮和400门反坦克炮。

　　贝尔果罗德以西的战斗和哈尔科夫争夺战

　　在恢复了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之后，我们就还要继续治疗第1装甲集团军顿涅茨正面的创口。这是再不可以加以灼烧的，因为在集团军群北翼上，现在又正在酝酿着新的风暴。
　　自从肯夫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撤退到了其在“卫城”作战之前的位置上以后，敌人即不断对他们施以压力。在月初的时候，我们的无线电窃听和空中搜索即发现敌人正在库尔斯克突出地中集结强大的装甲兵力。很明显是从东线的中央正面调来了生力军。在哈尔科夫东南的顿涅茨河湾中也发现敌军正准备一个新的攻势。
　　8月2日，我们报告陆军总部说，我们预计敌人马上就会向贝尔果罗德以西的集团军群北方正面发动一个攻势。我们认为，在哈尔科夫东南还会有一个辅助性的攻势，其目的为以钳形运动，在该城附近包围我军，并打开向第聂伯河前进的路线。我们要求索还已经拨交给中央集团军群的两个装甲师，并请准许保留党卫军装甲军以供我们北翼上的使用。此外，我们也命令第3装甲军与第3装甲师从顿涅茨地区赶回哈尔科夫。
　　8月3日，敌人开始向贝尔果罗德以西的第4装甲集团军和肯夫集团军的正面发动攻击。敌人在两个单位的分界点上达到了突破的目标，几天之内并达到了相当的宽度与深度。第4装甲集团军被迫向西退却，肯夫集团军被迫向南退往哈尔科夫。甚至于到了8月8日，在该城西北面，这两个集团军之间还是存在着一个宽达35英里的空洞。敌人似乎已经可以长驱直入，从波尔塔瓦直抵第聂伯河。
　　集团军群总部已经命令第3装甲军(包括希特勒终于允许我们保留的两个党卫军装甲师以及第3装甲师在内)接防哈尔科夫，以便肯夫集团军可以攻击敌军突破矛头的东侧面。同时，第4装甲集团军则应以中央集团军群所归还的两个装甲师，另加1个装甲步兵师，攻击这个矛头的西侧面。
　　不过很明显，专凭这些兵力的行动，甚或专凭本集团军群的单独努力，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却是并不能解决问题的。我们各师的死伤数字是早已高得惊人，有两团人因为持续不断的苦战，早已完全崩溃。又因为敌人进展得太快，有许多的坦克也都损失在修理厂中。对比的说来，敌人对于在“卫城”作战中所受损失的补充，其速度却超过了我们的预料。尤其是他们已经从其他的正面抽出了强大的生力军。
　　毫无疑问，敌人现在是决心对于德军的南翼上想求一个总解决。他们不仅持续不断地向突破正面调集生力军，而同时在哈尔科夫东面及东南面上的攻势也都有一触即发之势。还有在顿涅茨河-米斯河的正面也有计划发动新攻势的象征。
　　当8月8日总参谋长来看我们的时候，我很坦白的告诉他说，现在我们已经不再能只限于孤立问题的解决，例如南面集团军群的某某师是否可以抽调，或是库班桥头阵地应否撤退等。主要的事情却是我们应倾全力来挫折敌方要想毁灭德军南翼的明显意图。这又可能有两种方法。一、撤出顿涅茨地区，以求抽出兵力供集团军群北翼之用，及至少守住在南面的第聂伯河一线。二、陆军总部必须迅速从其他正面抽调10个师的兵力，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和在北面与其接境的第2集团军(属中央集团军群)，并另外抽调10个师的兵力增援第聂伯河一线。可是尽管集团军群总部曾一再提出要求，此一次又还是未能采取有效的行动。
　　此时，形势又已每况愈下。当敌人把第4装甲集团军继续向西推送时，很明显，他同时也有意图从空洞中前进以迂回肯夫集团军，并将它围歼在哈尔科夫城中。8月12日，俄军也同时攻击在该城东面和东南面的我军防线。防守该地的各师因兵力太单薄不得不撤退，于是肯夫集团军在该城附近被围的危险是已经迫在眉睫了。
　　又还是像惯例一样。希特勒要求不惜一切代价死守该城，这一次主要的是为了政治上的理由，他指出该城的陷落，对于土耳其和保加利亚的态度将有不利的影响。不管这种理论是否正确，本集团军群却绝无在哈尔科夫牺牲一个集团军的意图。
　　8月22日，为了抽调兵力以援救肯夫集团军的两个侧翼，并防止它受到包围起见，哈尔科夫城终于暂时放弃。此时，肯夫集团军也改名为第8集团军，由我的前任参谋长吴勒尔将军(Gen. Wohler)出任集团军司令。虽然我一直与肯夫将军都处得很好，可是我并不反对这种调动——这是出自希特勒个人的决定——因为吴勒尔将军是谨慎而勇敢，在克里米亚战役中曾经受过最严格的考验，在现有的情况中是特别有价值的。
　　8月23日是一个充满了危险的日子。在顿涅茨地区中，敌人又已再度进攻。第6集团军虽能阻止突破的威胁，但却不能恢复该地区的情况。第1装甲集团军也击退了敌人的另一次大攻击，但却已经筋疲力尽。当第8集团军能够安全无恙的撤出哈尔科夫时，第4装甲集团军则正在面临着苦战，虽然它已在其南翼上赢得了一次防御性的战斗。
　　尽管如此，到了8月23日，当把从顿涅茨地区和中央集团军群方面抽回的装甲兵力投入之后，对于敌人趋向波尔塔瓦的突破总算是暂时挡住了。在第4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从哈尔科夫南面的某一点起，到艾赫提卡的西南为止，已经勉强的重建了一道防线，虽然是单薄而不完全的。尽管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能与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保持着接触，可是在艾赫提卡西南的该集团军正面却仍存在着一个大缺口。直到月底为了拉直正面而发动一个攻击时，这个缺口才被填起。
　　8月23日的情报即足以显示这两个集团军的处境是何等困难。仅以面对着第4装甲集团军而论，敌人即已动用了其“沃罗涅什方面军”(Voronezh Front)的全部，一共3个集团军(两个步兵、1个坦克集团军)在前，另有1个集团军随后跟进。面对着第8集团军的敌军为“大草原方面军”(Steppes Front)，兵力不少于6个集团军，其中有一个为装甲集团军。
　　我们在8月20日夜间曾就敌我双方相对兵力(包括正面宽度)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一个报告，这对于本集团军群的全部情况是更可作一个较明白的表示：
　　我方部队　正面宽度　师数　大约战斗力　敌方兵力(不包括已撤退的)　
　　第6集团军　155英里　10个步兵师　相当于3.5个师　31个步兵师　
　　1个装甲师　相当于0.5个师　2个机械化师、7个装甲旅、7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400)　
　　第1装甲集团军　155英里　8个步兵师　相当于5.5个师　32个步兵师　
　　3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　相当于1.25个师　1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1个装甲旅、6个装甲团、1个骑兵军(坦克总数约220)　
　　第8集团军　130英里　12个步兵师　相当于5.75个师　44-45个步兵师　
　　5个装甲师　相当于2.33个师　3个机械化军、3个坦克军、11个装甲旅、16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360)　
　　第4装甲集团军　170英里　8个步兵师　相当于3个师　20到22个步兵师　
　　5个装甲师　相当于2个师　1个机械化军、5个坦克军、1个装甲旅、1个装甲团(坦克总数约490)　
　　南面集团军群　610英里　38个步兵师　相当于18个步兵师　--　
　　14装甲师　相当于6个装甲师　--　
　　当我们估计敌军战斗力时，我们是假定其多数的步兵师和装甲部队都已经只有三成和五成的实力。不过少数的生力军则仍能保有七八成的实力。毫无疑问，敌人也同样受到了非常重大的损失，因为战斗力的减退，多少也是与我们自己的相等。不过我们所无法抵消的，却是俄国的部队数量之多，尤其是在最近几天之内，敌人又将从阿内尔正面调集更多的生力军。
　　上述的比较表也可以显示敌人已经集中其兵力——最首要的为装甲兵——来对付集团军群的北翼。从他们在第8集团军的正面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集中兵力的方式上看来，可以了解其意图为想要向第聂伯河方向上达到突破的目标。以后，在调集了更多的增援兵力之后，他们又更想进一步企图迂回在北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并迫使它撤离基辅。
　　自从“卫城”作战开始起，敌军兵力即不断增加(共55个步兵师、两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和许多装甲旅)。可是南面集团军群中所增加的部队，其数量却少得可怜——到8月底为止，共为9个步兵师与1个装甲师。其中有4个步兵师是属于第7军的，它是从中央集团军群的右翼方面拨交给第4装甲集团军指挥。因为此时，该集团军的正面又已经延长了75英里，所以4个师的兵力实际上等于没有增加。
　　虽然如此，我们却还是的确增加了5个步兵师和1个装甲师。假使我们能在“卫城”作战之前获得这一批兵力，那么至少可以加速本集团军群第一次攻势的成功，并使战局的发展变得对我们大为有利。毫无疑问，在“卫城”作战之前抽调这些兵力，要比在其后更为容易，因为到了那时，全面情况是已经变得更为紧张了。

　　火势的延烧

　　到了8月27日，从哈尔科夫到苏美(Sumy)之间，已经重建了一条相当完整的正面，这样遂使集团军群的北翼的紧张情况可以暂时松一口气。可是此时在顿涅茨地区中的情况却变得空前的危急了。所以集团军群总部遂提出了一个笼统的要求：若是任务不改变，则其南翼必须增加更多的兵力，否则就必须给予以行动自由，以便缩短战线来阻止敌人的攻势。
　　结果希特勒决心亲临俄国南部召集一个临时会议。地点是在文尼察(Vinnitsa)，过去他在那里曾设立大本营。在这次会议中，我和我的集团军司令，以及一位军长和师长，都曾向希特勒慷慨陈词，说明当前的情况，尤其是部队的条件，他们早已是疲兵久战，以一当十了。我特别指出在总数133,000人的死伤数字中，一共只获得了33,000人的补充。尽管敌人的战斗力也可能已经相当的减弱，但是他们却获得大量的补充，所以仍然能够继续采取攻势。此外，他们也更从其他地区不断抽调援军。综合现有的情况，我坚决认为以现有的兵力不能再守住顿涅茨地区，并且就德军整个南翼而言，其最大的危险也是在本集团军群的北面侧翼上。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第8和第4装甲两个集团军将无力阻止敌军向第聂伯河的突破。
　　我向希特勒明白的提出了两个方案：一、迅速将生力军拨给本集团军群，无论如何不能少于12个师，并且从其他比较平静的正面抽调兵力来调换我们已经疲惫不堪的各师。二、或者是放弃顿涅茨地区，以从集团军群之内抽调兵力。
　　希特勒在这整个讨论中都能完全保持着客观的态度，尽管他不断地对一切技术的细节都要发表意见，但却仍同意本集团军群应获得强力的支援，并且允许尽量从北面和中央两集团军群方面抽调援兵。至于说到从其他较平静地带抽调兵力来调换疲惫的各师，他认为一两天之内即可以断定有无此种可能性。
　　次日即已证明这些诺言是无法兑现了。俄军已经开始攻击中央集团军群的左翼(第2集团军)，获得了一个局部性的突破，迫使该集团军向西撤退。在第4集团军地区中，敌人也进攻得手，使该集团军群又发生了另一次局部危机。8月28日，中央集团军群总司令克鲁格元帅来谈了一次之后，即再也不曾听到从其辖区中抽调兵力的消息了。现在北面集团军群也宣称连一个师的兵力都不能调动了。至于说到其他的战场方面，希特勒首先想等候发展，并看英国人现在是否将在巴尔干登陆，这种想法不仅是不可能，而且也不重要。
　　很不幸，俄国人却不理会这一套。他们不断进攻，于是情况变得日益紧急。第6集团军已被透入，在海岸上作战的部队有受敌人包围的危险。因为陆军总部调往顿涅茨地区的兵力并不足以恢复那里的情况，所以本集团军群在8月31日下命令叫第6集团军撤往后方称作龟甲阵(Testudo)的既设阵地中。(派兵往顿涅茨地区之举是集团军群总部所反对的，因为北翼方面正需要此项兵力。)这也就等于是说撤出顿涅茨地区的行动，已经采取了第一个步骤。同一天夜间，希特勒终于准许集团军群总部自由的逐步撤退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不过他却还要补充一句说：“必须是情况绝对需要如此，而且也更无其他的办法。”同时，也命令毁灭在顿涅茨地区中的一切具有军事重要性的设施。
　　假使在几个星期以前，即能获得此种行动自由，那么本集团军群就可以用较经济的方式来打这个南翼方面的战斗了。它不仅可以抽调兵力以供北翼方面的使用，并且还能缩短战线以阻止敌军的前进，甚至还可能在第聂伯河的前方站住脚跟不动。现在固然已经太迟了，但却仍然使其南翼得免于覆亡。不过能否在第聂伯河前方建立一条战线，却不免颇有疑问。
　　第1装甲集团军方面，除了其右翼部份为了配合第6集团军的撤退起见，已经向后撤回以外，其余的兵力则仍能继续据守顿涅茨河的中段。可是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又再度恶化了起来。
　　第8集团军在哈尔科夫以南地区中，从北面和东面都同时受到攻击，仅仅在撤回——侥幸距离不大——和缩短其正面之后，才阻止了敌军的突破。
　　第4装甲集团军由于受了其北邻，中央集团军群的第2集团军撤退的影响，其左翼也被迫向后弯折。这又使其正面拉得更长，它本来就已经是够单薄的。以后由于第2集团军最南面的军(第13)指挥失当，使其退入了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使后者不仅接管了4个残破不堪的师，而且还加上了56英里长的正面，这是向北面的。目前敌人的攻击力虽暂时顿挫，但我们可以预料一旦敌人重整攻势之后，这个集团军也就会难以久持了。由于该集团军的北侧面又发生了新的威胁，这个危险遂更为增大。
　　情况的日益严重，而希特勒对于增援问题也仍未作任何决定，使我于9月3日不得不飞往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去晋谒希特勒，我要求克鲁格元帅与我一同前往，因为我希望与他采取联合行动，以使我们的兵力获得适当的分配。同时也更希望使全盘的领导问题能获合理的解决：例如取消最高统帅部与陆军总部在东线的重复。在前一天，我又写了一封信给柴兹勒尔将军，要求为了在东线的决定点上作真正集中的努力起见，必须终于要采取某些行动。从南面和中央两个集团军群互相连接的侧翼上的发展情形看来，我认为为了预防起见，应在基辅的前方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假使必须等待西方盟军在欧陆登陆之后，才来决定增援问题，那么在东线方面就可能会太迟了。而且无论如何，从西方国家海军兵力和船舶运输的分配上，也可以不太难于猜得其一般的意图。柴兹勒尔告诉我，当他把这封信呈给希特勒看的时候，希特勒不禁勃然大怒，认为我是故意卖弄聪明，并且为了在战争日记上争取立场。我觉得这真是一种太幼稚的想法。
　　我与克鲁格晋谒希特勒的结果是一无所获。希特勒宣布从其他战场上或北面集团军群方面都已无援兵可调。他对于设立统一指挥体系，并由总参谋长对所有各战场负其总责的建议，反应也极为恶劣。他认为立即作如此的改组，对于战争的全面指导也不一定就会有太多的改善。希特勒当然知道，建议设立一个总参谋长来负全责的最后目的，就是要使他不亲自指挥作战，尽管他仍然保留着最后的决定权。他对于这种建议的反对，正好像不愿意对于东线指派一个真正总司令是一样的。　
　　因为在以后几天之内，陆军总部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情况，仍未能采取任何的行动，所以我在9月7日，又发出了一个电报，再把本集团军群的形势重述了一遍。我指出敌人已经动用了55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军等项兵力来对付我们，这不仅是预备队，而且大部份都是从东线其他地区中抽调出来的。还有更多的兵力也在运动的途中。所以我再度坚决要求：假使本集团军群若要想控制当前的情况，则必须赶紧采取决定性的行动。
　　这一炮的结果是第二天，希特勒来到了我们设在查波罗齐的总部中，同时也召见A集团军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和仍在库班地区中的第17集团军司令罗夫将军(Gen Ruoff)。
　　我在这次会议中所能做的事情就是一再强调集团军群情况的严重，部队的疲惫，和假使我们北翼被击败了，则不仅我们自己，而连A集团军群的后果也将不堪设想。
　　我又强调说明在第聂伯河的前方，集团军群右翼是不再能够恢复其地位。在第6集团军的北冀上，敌人在我们的正面，已经撕开了一个28英里宽的缺口，在那里只有两个师的残部仍在苦战之中。因为我们能运用的只有极小量的装甲兵力，所以已经发动的反攻是不能有填补缺口的希望。无论我们是否愿意，都一定会被迫撤到第聂伯河的后方去。尤其是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是已经危险不堪。
　　为了找到必要的兵力来支持这个北翼起见，我建议中央集团军群的正面应一口气撤到聂伯河一线。这样可以使其正面缩短1/3，于是所节省出来的兵力就至少可以转用在东线的主要点上。
　　希特勒现在在原则上，承认本集团军群的右翼有撤回到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的必要，虽然他仍然希望新的自行突击炮营能扭转危局，足以避免这种撤退。照惯例一样，他总是以为技术资源之使用即足以阻止某种发展，事实上，却必须要有几个师的兵力才够。
　　至于说到把中央集团军群撤回到第聂伯河游，以抽调兵力的建议，希特勒却认为在短时间之内，是不可能撤退如此遥远的距离。在这种大规模的运动尚未完成之前，泥泞季节就会追上我们，正好像在阿内尔突出地中的撤退是一样的，将会损失太多的装备。所以他认为最多只能希望撤退到一条中间线上。那却当然达不到我们想要获得人力的目标。
　　这完全是一个作战弹性的问题，我们的意见(以克里米亚和1942年冬季战役的经验为基础)与陆军总部，甚或与其他集团军群总部的意见，都是具有基本性的差异。在上述那些战役中，我们总是必须采取迅速和机动的行动，而没有时间足够作长期的计划和准备。希特勒与其他的集团军群却都认为如此迅速地执行大规模运动，简直是不可能的。诚然，因为希特勒曾经命令所有各集团军，都必须累积3个月的口粮和弹药，以便补给暂时被切断时，仍能坚守不动，所以对于这个早已静态化的正面，要想迅速撤退，当然是更为困难。
　　对于像缩短中央集团军群正面这样的激烈建议，希特勒固然表示碍难照准，但是他却也承认对于南面集团军群有作决定性增强之必要。在总参谋长的建议之下，他命令中央集团军群立即在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分界线上，集中一个军的兵力，共为两个装甲师和两个步兵师。这个措施的目标即为防止我们北翼被包围。
　　此外，当我要求应有更多的师以求确保第聂伯河渡口时，他也允许设法满足我的要求。最后，为了想获得较多的兵力起见，他又决定撤退库班桥头阵地，那是早已没有任何作战价值了。照克莱斯特元帅看来，这个行动到10月12日即可完成。
　　不幸，我们未能使希特勒直接从我的司令部中将适当的命令立即发出。可是当我在跑道边送希特勒飞去时，他还再度说明了其增援的诺言，然后才上机起飞。
　　当天下午，我们命令第6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改采机动防御的方式，其目的是一方面维持部队的稳定性，另一方面却在退却行动中尽量争取时间。
　　至于在第4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方面，我们希望希特勒的诺言一旦兑现之后，就可以用中央集团军群拨交给我们的那个军发动一个反击，以稳定第4装甲集团军北翼的情况。我们也应该可以用现在正向第聂伯河运动的各师，当作这个正面的支柱。于是也就还有在该河前方阻止敌军的可能性——大致是在波尔塔瓦的附近。　
　　很不幸，第二天却使我们又大感失望了。当希特勒临走时，还坚决表示将立即命令4个师向第聂伯河一线增援，可是这个命令却终于不曾下达。此外，中央集团军群对于在右翼集结一个军的行动，也已经发生了延迟。究竟能否使用这些兵力，在什么时候可以使用，和到底有多大的兵力似乎都是不无疑问的。
　　我要求总参谋长转告希特勒，在这样环境中，我们必须承认敌军有突破达第聂伯河渡口的可能性，包括在基辅的那一个渡口在内。因为最高统帅部的决定常常改变，诺言常常不兑现，所以认为必须向希特勒提出抗议，因为话说得太直率，只好以书面来表示。我在这里所以还引述出来的原因，是因为它足以表现出来最高统帅部与南面集团军群之间的歧见。
　　本集团军群自从冬季战役结束之后，即曾报告说，以其现有的兵力无法防御其正面，而且又曾经一再要求在东线之内对于兵力作彻底的调整，或者是在东线与其他战场之间作同样调整，可是却从未获得成功。因为南面集团军群所负责防御的地区是如此的重要，而且这也是很明显可以预料的事实，俄国人的攻势主力将会放在这一方面，所以这个调整更是绝对必要。　
　　相反，本集团军群自从“卫城”作战之后，兵力就只是日益减少，而每当一个危机发生时，却从未能获得适当和适时的增援。　
　　我之所以作上述声明的动机，并不是为了想对于东线上的发展，确定事后的责任，而是希望在将来能不失时机的采取必要的行动。　
　　可是希特勒还是不能接受我们现在认为无可避免的建议，即将中央集团军群撤到第聂伯河一线，于是才能抽出足够的兵力来控制南翼方面的情况。总参谋长的呼吁和南面集团军群的抗议，都不足以感动他。在最后一个备忘录中，我们曾经说明希特勒所害怕的俄军对中央集团军群所将要发动的攻击，其目的只不过是阻止我们集中兵力而已。我们又更进一步说明，无论就作战或战争经济的立场上来看，中央集团军群向第聂伯河一线的撤退都不会有严重的影响。
　　统帅部仍然不曾采取行动，以使中央集团军群在我们的北翼上遵照其诺言，来集中其兵力，而敌人又不断调集新的部队，所以第4装甲集团军遂有从北面受包围，并从基辅被迫向南撤退的危险。这样的发展不仅足以使我们无法在第聂伯河的后面建立一条新的防线，而且更使本集团军群立即有被包围的危险。
　　在向陆军总部的报告中，本集团军群于9月14日宣称，它被迫于次日必须命令其北翼在基辅的两侧撤退到第聂伯河的后面去。第8集团军早已奉命采取机动的战术。原先想在第聂伯河的前面，大致在波尔塔瓦的附近，缩短战线以阻止敌军前进的观念，由于希特勒的拖延，遂终于变成泡影了。
　　陆军总部回答我说，请暂勿下达命令，等希特勒在9月15日与我作了另一次会谈后再作决定。我回答说，除非我能与他作一次私人性的谈话，仅准总参谋长列席，否则任何的会谈也都是毫无意义的。
　　在这次会谈中，我又再度告诉希特勒说，自从他上次亲临我们总部之后情况已经大变了，并且强调的说明，在我们北翼上的危机，可能不仅将使这个集团军群全军覆没，而且这整个战场也都会同归于尽。我再补充说，这个危机就是中央集团军群不肯将兵力移交给我们的后果。因为事实上，南面集团军群对于陆军总部这一类的命令，一向都忠实的服从，所以我们不了解其他的集团军群为什么不应该这样做——尤其是假使第4装甲集团军崩溃了，则专凭那一点兵力也还是不足以帮助中央集团军群守住它的正面。我说，照我看来，统帅部所自认为紧要必需的命令，居然不能执行，这才真是不能忍受的。假使各集团军群都敢抗命，那还得了！无论如何，我确信自己的命令是一定可以贯彻的！(希特勒之所以未能使中央集团军群执行其命令的原因有二：一、他对于缩短正面的需要未作适时的考虑。二、并未不顾一切的反对，而要求立即执行。)
　　我的结论是说，现在第4装甲集团军能否退过第聂伯河，已经颇有疑问。本集团军群自然将会竭尽其全力，以使这个行动可以顺利推进，但我们却坚持所有4条铁路线都必须同时使用，以便4个师能从中央集团军群方面，迅速赶到我们北翼上，这样也许还来得及恢复那里的情况。(这样又必然要求中央集团军群要撤回到第聂伯河。)我说，整个东线的命运都决定在这一点上，唯一的办法就是把强大的兵力送达基辅地区。
　　虽然希特勒对于我对其领导能力的暗示批评，很平静的接受了，可是毫无疑问，他对于这次会晤很不满意。尽管如此，这次会晤的结果却是他立即命令中央集团军群以最高的速度，把4个师的兵力移交给南面集团军群，从9月17日开始，并立即使用所有4条铁路线。同时也允许从西线抽调步兵单位补充我们各师的缺额——一共为32个营。
　　当我回到集团军群总部之后，就立即命令我们所有各集团军，于9月15日黄昏起，向一条从美利托波尔(Melitopol)起，沿着第聂伯河达基辅以上某点，然后再沿着杰斯纳(Desna)河走的线撤退。
　　读者也许会获得一个印象，当本集团军群的部队在第聂伯河的前面辗转苦战时，其总部人员却大部份时间都花在与希特勒之间的辩论上。的确，为了力劝最高统帅部当机立断采取必要的措施，以免又是太迟了起见，我们是曾经花费了许多的神经和精力。我们的幕僚组织是惯于作迅速决定的，我个人对于一再重复诉说这种极明显的道理也极感厌倦。可是这种奋斗却是1943-1944年之间东线战役中的决定性因素。

　　向第聂伯河后面的撤退

　　当我回到总部后，于9月15日所发出的命令中，规定各集团军的撤退速度应完全以维持部队战斗力为原则。它明白的宣称：“所有一切的命令与决定都应特别重视下述的原则：只要单位还能保持其完整，则它们也就能克服任何的困难，若是部队丧失了其战斗力或稳定性，则也就不能执行撤退的命令了。”只要一有可能的话，各集团军应尽量让敌人在攻击中消耗其精力，以便为退却争取时间。
　　第6集团军应将其南面的两个军撤入在美利托波尔与查波罗齐南面第聂伯河湾之间的既设阵地中。其北面的一个军则应撤入查波罗齐桥头阵地。这个军的地段以后就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接管，而第6集团军的其余部份也就改由A集团军群接管；其第17集团军也正在库班半岛中撤回到克里米亚。
　　第1装甲集团军应在查波罗齐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渡过第聂伯河，以便接管从查波罗齐到克里门巧格(Kremcnchug)以东20英里某一点为止的正面线。一旦东西间渡河运动完成之后，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桥头阵地即应放弃，至于查波罗齐的桥头阵地则根据希特勒的命令，必须加以坚守。第8集团军的右翼，也应撤到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并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
　　该集团军同时也奉命立即采取步骤，将第40装甲军(共为两个装甲师、1个装甲步兵师和1个党卫军骑兵师)集结在第聂伯河之南，以便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左翼方面去。不过这个措施却因为希特勒要求死守查波罗齐桥头阵地的命令所妨碍了。其后果且留待下文再讨论。
　　第8集团军渡河的地段，是夹在克里门巧格与齐尔卡赛(Cherkassy)两个桥头阵地之间，并集中强大装甲兵力在其左翼方面，以据守后述的渡口。因为这个集团军预定应守住在第聂伯河后面的一条防线，直达基辅以南20英里某一点为止，所以当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24装甲军渡河之后，即应改由这个集团军指挥。
　　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使第24装甲军能在卡尼夫(Kanev)渡河，而其集团军主力则应在基辅渡河。并在渡河后确保其北面与中央集团军群右翼之间的接触。
　　根据这个命令，各集团军就都开始行动，向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阵地背进，面对着远较优势的强敌，在不断的压迫之下，这在整个1943-1944年战役中，要算是本集团军群的最艰苦的作战。
　　在右翼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运动的进展是比较容易，因为该集团军可以直接把兵力撤入美利托波尔以北的既设阵地和查波罗齐桥头阵地中。在这个地区中的主要危险为追击者的实力太强大，尤其是以装甲兵为然，当我军正在运动中，他们会乘机突入，使我们大感困难。
　　在另一方面，为了使其他3个集团军退过河去，却受到了无限的困难。从一个长达440英里的正面，他们必须集中退往5个渡口上。而一旦渡河之后，又必须再度组成一个新正面，其长度与原有的一样宽，而且不让敌军在南岸获得一个立足点之前，即应完成其展开。当每一个集团军向一个或最多两个渡口集中其全部兵力时，也就使敌人有了最好的机会，别的都不说，当德军向第聂伯罗皮特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齐尔卡赛、卡尼夫和基辅五个渡口集中时，俄军在这个阶段中几乎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使撤退行动更为复杂的是集团军群的中央单位，第8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都不能沿着与第聂伯河垂直的轴线撤退。相反的，他们必须在该河之北岸，采取几乎与河川平行的方面，一直走到他们所应使用的渡口，才再转变方向。实际上，第8集团军是一路冲杀，才达到其自己的渡口齐尔卡赛。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又另有一种危险，即由于中央集团军群南翼的发展，第4装甲集团军有被迫远离基辅的趋势。
　　尽管有许多的局部危机发生，可是这种异常困难的撤退行动却终于还是成功了，这是应该归功于各位集团军司令的卓越领导和部队全体人员的奋勇用命。仅仅当各级指挥官和参谋组织都感到他们自己是远较其对手优越时，仅仅当部队在撤退时而并不感觉到他们自已是已经失败时，然后才能获致这样的成功。敌人并不能阻止我军的渡河，同时尽管他们拥有强大的兵力，却也不曾利用我军向渡河点上集中的机会，而在任何其他的点上，赶派强大兵力渡河，以便抢先达到西岸，而使我方的防线无法完成部署。固然他们也曾在一两处偷渡，但都不起太大的作用。这个且留在下文中再说。

　　焦土政策

　　因为要在极困难的条件之下来完成这些运动，所以我们必须要采取一切可能的措施，以阻止敌人的追击。最主要的就是要使他们达到第聂伯河时，不能发挥其追击的优势，而立即继续进攻。
　　所以，现在德国人也必须要采取“焦土”政策，这也正是俄国人在过去撤退时所用过的老办法。在第聂伯河前方15英里宽的一个地带中，凡是能使敌人用宽广正面直趋河岸上的一切工具都被毁灭或撤退。这包括着一切在集中地区中能够掩护俄军和供其居住利用的东西，以及能够帮助他们解决补给问题的东西都在内。
　　同时，为了执行戈林经济部的命令，所有一切可供俄国战争生产利用的物资和设备也都被撤走。专就本集团军群而言，这种措施是仅限于必要的机器、骡马和牲畜。自然，我们并不曾“抢劫”这个地段。这种行动是德国陆军所不能忍受的——也许与其他的陆军不同。我们曾作严格的检查，不准任何车辆装载不适当的东西。至于工厂、仓库和农场中的物资，那本是国家的财产，而并非私产，自然另当别论。
　　因为这是俄国的政策，无论任何领土在收复了之后，就立即将所有一切在60岁以下的壮丁都编入部队，而其余的人口也都被迫参加军事性的工作，常常即在战区之中。所以最高统帅部也命令所有平民人口应都同时撤退。实际上，却仅对于兵役年龄的人采取强迫的措施，因为他们是会被俄军立即编入部队的。相反，有许多的俄国人民却都自动愿意撤走，以避免俄军的毒手，正好像以后在德国东部的情形是一样的。在撤退中，这些俄国人民备受德军的协助，到了第聂伯河以西的地区中，德国当局又为他们安排食宿。他们被允携带任何东西，连同牲口马匹都在内，而且我们也还尽可能把车辆提供他们使用。虽然战争使这些人民受到了许多的苦难。可是比起德国人民所受到的轰炸，以及后来在东部地区中所受到的蹂躏，却又还算是较为幸运了。无论如何，德军所采取的一切措施都是受到军事需要的限制。
　　试举一两个数字，即足以表示这次撤退行动的伟大技术成就，首先要说的，是有20万伤兵要撤退。为了运输德军的装备、物资和没收的俄国财产，一共需要2500辆列车。随同撤退的俄国人民达数十万人之多。尽管是极困难的环境中，而且只有那几个渡口可用，但在相当短时间之内，撤退行动还是顺利完成了——这是与一般人所想像的不同，连这样的作战，也还是可以迅速执行的。
　　到了9月30日，本集团军群中的所有各集团军都已经撤到了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的后面了。

　　第聂伯河防线之战

　　渡过了第聂伯河之后，本集团军群毫无疑问已经在其本身与敌人之间，设立了一道坚强的天然障碍物，至少在夏天里是如此的。不过这种紧张情况的减轻，却不能希望它都维持得太久。
　　我们深信敌人在东线，必将继续在这个地区中，寻求摊牌的机会。因为无论就作战、经济、或政治的目的而言，头奖都是落在这里的。所以他们必定会尽量发挥其南翼方面的补给潜力，使生力军源源不断地投入对南面集团军群的斗争中。当然，他们还有能力在东线其他部分发动牵制性或有限的攻势，但是即使他们能产生局部性的成功，可是比起南翼方面的情形，却都不算是其有决定重要性。
　　南面集团军群有无守住其阵地的希望？当敌军进攻第聂伯河一线时，是否会因为流血过多而自动放弃呢？假使第聂伯河一线早已设有坚强的要塞体系，那么在1943年的秋天里，对于这些问题的问答也就可以有更多的信心。很不幸，事实上却不如此。
　　的确，早在1942-1943年之间的冬天里，本集团军群总部即曾要求陆军总部尽量加速建筑第聂伯河一线的要塞工事，不可稍有延误。我们自己却无法着手工作，因为渡河是位置在我们作战地区之外的。可是希特勒却否决了这个要求，一方面是因为他在原则上就一向反对后方工事的构筑，认为这足以鼓励撤退，另一方面，他也希望把所有的劳力和物资都用在大西洋长城上面。在1943年年初时，战斗已经逐渐接近第聂伯河，于是本集团军群遂自动采取步骤，把查波罗齐、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和基辅都改建为桥头阵地，以防敌人窜扰，在这些重要的渡口上切断我们后方的交通线。当“卫城”作战结束之后，最后转移为防御战时，我们又利用本地的征工，开始扩大和延伸第聂伯河的要塞工事。甚至于到此时，也还只能构筑轻型的野战工事，因为集团军群要依赖陆军总部提供机器、水泥、钢材、有刺铁丝网和地雷，和依赖乌克兰的占领当局提供木材，而希特勒此时仍给予大西洋长城以高度的优先。固然在未结冰之前，第聂伯河是可以当作一个巨大的障碍物。但却也必须要有足够的防御兵力，始能补偿其工事的单薄。　
　　但这却正是我们弱点之所在。经过了两个半月的苦战之后，德国部队的实力已经消蚀到了可怕的程度。一切的人员、兵器，尤其是坦克的补充，都不足以填起这个空洞。这主要的是因为希特勒固执己见，硬要在国内后方编组新师的缘故。
　　甚至于在撤退尚未完成之前，集团军群总部对于兵力的情形，即曾坦白的告诉陆军总部说，以现有的兵力而论，第聂伯河一线能守多久，也似乎颇有疑问。我们又指出河流本身的防御，必须要用步兵师，装甲兵力应保留作机动预备队，当敌军企图大举渡河时，才可以动用它来加以截击。
　　我们又说明为了马上防御这一条440英里长的第聂伯河正面，本集团军群所辖的3个集团军，一共只37个步兵师可以动用。(其中包括3个已经正在向我们运动的师，另有5个师已经完全用尽了其战斗力，必须编入其他单位。)换言之，每一个师应负责12英里长的正面。而平均每一个师能适合前线战斗任务的兵员人数，现在仅约为1000人，即使统帅部所允许的补充人员都能够到达，这个数也都不会增到2000人以上。很明显，即使在第聂伯河的后面，以这样兵力为基础也还是不能作具有决定性的防御。
　　至于说到集团军群现在所有的17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可以说没有一个师还能保留真正的打击力量，坦克的数量和装甲步兵团的人力都同样锐减。
　　所以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除了已经在途中的3个步兵师以外，还应送来更多的步兵师。因为中央集团军群的正面在撤到第聂伯河之后已经缩短三分之一，所以我们感觉到这个要求是更为合理。而且中央集团军群(至少它的南翼)也绝对不会变成任何的决定性攻势的目标，因为在攻击的过程中，敌人将会陷入平斯克沼泽(Pinsk Marshs)之中。
　　相反，我们也强调在人员与装备的补充上，给予南面集团军群以优先的重要性，因为他们仍将继续担负东线战斗的主责。同时也更不可以再像撤退期中那样的缺乏弹药。我们断定说，在第聂伯河之战的争夺战中，敌军的攻势能否击败，就全要看这些要求能否满足而定。
　　最后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德国最高统帅部是否还有足够的兵力与工具赢得这一场决斗呢？在这个时候，我们还不可能说，由于俄国兵力的全盘优势，情况即已经全无希望。即使敌人愿意在这一年内，不惜孤注一掷，以在南翼上争取决定的胜利，可是其补给问题却也仍然足以限制其在这一部分正面所使用的兵力数量。所以对于德军统帅部而言，最重要的事情就是能够预料到敌军可能发动攻击的地点，并不失时机的在同一地区中集结适当的兵力来应付。很明显，这又必须决心在东线其他地区中，以及其他战场上，不惜甘冒相当的危险。若能采取如此的行动，则当俄军对南面集团军群攻击失败之后，即可能将敌人的攻击能力磨毁达到决定性的程度——这样的成功对于战争的未来途径，即可能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如何对于德军南翼提供适当和合时的支援，这个问题遂继续成为南面集团军群与德军最高统帅部之间的争执焦点。对于这种数不清的辩论，我也不想详述，但我却必须说明，总参谋长与作战处是完全对我们表示同意的。例如10月3日，胡辛格将军(Gen. Heusinger)告诉我说，他曾经建议撤出克里米亚和撤退北面集团军群(缩短防线)以抽调兵力供南面集团军群使用。此外，他又曾建议在较远的后方，构筑一条适当的“东线长城”(Ostwall)。(希特勒最近也使用“东线长城”这个名词，形容原先违反其本愿所建筑的第聂伯河防线。)可是元首对于这两个建议都不予批准。胡辛格又说，虽然曾经考虑到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的问题，但最多也不过少数几个师而已。
　　现在让我们再回头说到第聂伯河的形势。
　　到了9月底，敌方将要如何渡河进攻的意图已经可以明显看出来了。当第6集团军向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一线撤退时(自从月中起，该集团军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敌方的强大兵力即跟着后面前进。敌方3个集团军(两个在前，一个在后为预备队)，共有兵力20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式机械化军，正在追击向查波罗齐桥头阵地撤退的第1装甲集团军。两个集团军共为15个师，后面跟着1个坦克集团军，下辖3个军，正在向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第聂伯河前进。两个集团军共约12个步兵师、两个坦克及1个机械化军，后面还跟着1个坦克集团军，下辖3个多军，正在向齐尔卡赛与李希夫(Rzhishchev)之间的第聂伯河岸上前进。
　　在另一方面，向基辅以及该城以北河岸上前进的敌军，却只发现有3个步兵军及1个机械化军的番号。很明显，敌人的作战主力是首先指向第聂伯河湾的。事实上，在基辅南北两面的河岸地区中，却正是其从中央方面调动兵力的捷径。
　　虽然集团军群已经在极困难条件之下，到了9月30日为止，完成了其将全部兵力撤过第聂伯河的任务。但却还是不能够阻止敌人在南岸获得了两处立足点。
　　在第聂伯皮托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的中点上，利用那里的岛屿，敌军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分界线的两侧渡过了河川。在对岸上的守军太单薄，根本不足以阻止他们。不幸得很，第40装甲军虽已由集团军群命令应集结在第聂伯河之南，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可是此时却并不能立即发起反击把敌人赶过河去。它还滞留在查波罗齐的桥头阵地中，上文早已说过，在撤退中希特勒曾经命令必须死守查波罗齐、第聂伯皮托罗夫斯克、克里门巧格和基辅等桥头阵地。假使本集团军群若尚能有足够的兵力，当然并不会反对这种措施。但因为事实上兵力不够，所以我们主张在渡河完成之后，即应撤出这些桥头阵地——希特勒对于后述三者，总算是已经勉强默认了。但是不顾一切的反对，他却已经命令必须保留查波罗齐桥头阵地，并且甚至于还要进一步扩大它。除了认为必须控制第聂伯河大水坝及其发电厂以外，他又指出只要我们能够守住这个桥头阵地，则敌人也就会不敢攻击第6集团军的美利托波尔正面了。就作战的立场上来说，这个后述的观点是一点都不错的——除了希特勒又是犯了老毛病，同时追求太多目标以外。由于奉命死守查波罗齐之放，结果遂使第1装甲集团军不能如期释放第40装甲军。这样遂不能立即发动反攻，而让敌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建立了一个宽大的桥头阵地。
　　9月底，敌人利用波里亚斯拉弗尔(Pereyaslavl)以南第聂伯河的窄流(在卡尼夫桥以西)，也渡过了该河。很明显，敌人是想在这一点上，作大规模的渡河，因为在两侧地区中，他们已经集中不下4个坦克军及1个机械化军的兵力。在第聂伯河以南，又投掷了几个伞兵旅。所以不久在湾流之内一共有了8个步兵师与1个坦克军了。
　　在集团军群的极北端上，也发生了另外一次危机。在这里第4装甲集团军与中央集团军群的分界上，敌人已经能够渡过杰斯纳河，那是本应设防的。依照陆军总部过去所发出的命令，第2集团军应该集中兵力应付这个危机，但是却并未办到。
　　9月中旬，集团军群总部已经由查波罗齐移到基洛夫格勒(Kirovograd)，这是一个相当重要的城镇，位置在第聂伯河湾工业地区的中心。从那里我曾经亲自前往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所防守地区中发生危机的点上去视察，此外还有在基辅的正面。我在此时所获得的印象，是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还可能守得住，但其他两个集团军之间界线上的危机，却似乎很难于完全克服。
　　10月初，集团军群总部已经迁入了在文尼察过去设大本营的房舍中，这是一个比较适宜于指挥全盘作战的位置。它位置在一个森林之中，过去为了提供大本营的水源和电力，曾经花了不少的气力，现在我们却坐享其成了。办公室和宿舍虽然都是简单的木屋，但家俱设备却极好。最奇怪的，是在整个森林中都遍布着一个地下的警戒网。很明显，希特勒一方面需要保护，但另一方面却又不想让人家知道。很侥幸，我们却不需要采取这种安全措施。文尼察是一个大型的疗养地区，位置在布格河风景如画的环境中。所有其一切的旅馆和其他房屋，现在都已改为军医院，只要我的工作能许可，我总是抽空去访问这些医院。
　　1943年10月间，我们发现南面集团军群早已为第聂伯河一线，卷入了决定性斗争之中。在东线的北面地区中，每逢晚秋季节，一定有一段大雨泥泞的时间，使俄国人也难于作任何大规模的攻势行动。可是南方的情形却并不如此，战斗仍继续不停。
　　依照我们在9月底所已经发现的敌军战斗序列，在本集团军群地区中，敌人的压力似乎是指向四个主要目标：
　　一、查波罗齐桥头阵地，敌人显然认为清除它是对南面第6集团军继续发动攻势的一个先决条件。
　　二及三、两个第聂伯河地区，敌人已经在其南岸获得了立足点。
　　四、在基辅以北，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翼上。
　　虽然查波罗齐桥头阵地能够在10月初击退俄军的强大攻击，(当然，这也就是说第40装甲军无法立即抽出，以毁灭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敌军桥头阵地。)但敌人不过是暂停一下，等到援兵到齐之后，又再度发动攻击。俄军的排炮射击，其威力为我们过去所未见过的(整“师”的炮兵出现这也是第一次)，所投下的兵力不下10个师，再加上强大的装甲兵支援，于是他们终于突入了桥头阵地。经过了苦战之后，我军遂被迫放弃阵地，虽然我们还是能够把守军撤过河流，并炸毁我们刚刚在几个月间所修复的水坝公路与铁路桥梁，但是在桥头阵地中苦战的各师，却已经受到了严重的减弱，是否仍能防御河川的本身，也就殊有疑问。无论如何，由于希特勒的坚持守住这个桥头阵地，已经使我们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在动用了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机动预备队之后，虽然已能使敌人在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与克里门巧格之间的地区中，暂停不进，但是却无法肃清南岸的敌军，他们的援兵正在不断渡河，以扩大其桥头阵地。关于这个地区的发展。下文中还要再度提及，因为这对于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未来作战是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同时，敌人也倾全力来扩大其在皮里亚斯拉弗尔(第8集团军左翼)的桥头阵地。不过，从第4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中抽出的机动兵力却能阻止他们以宽广正面渡河的企图，并击毁其已经渡过的兵力。降落在此地与齐尔卡赛西南地区中的俄国伞兵旅也遭受到同样的命运。所以在皮里亚斯拉弗尔以南狭窄桥头阵地中的敌人，是颇难于突出，并大体已经在我方控制之下。
　　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敌人在10月间也已在基辅正北方的第聂伯河西岸，建立了一个立足点。同时在击退了第2集团军的右翼后，也就可以面对着该集团军最北的一个军，以宽广正面渡河了。因为这一点是两个集团军的分界，所以又发生了新的危机。又是像过去一样，本集团军群想恢复此处情况的企图，因为第2集团军不服从陆军总部的命令，未能集结和支出必要的兵力，而宣告失败。甚至当我向陆军总部提出了严重的抗议之后，它也还是无法贯彻其命令。尽管如此，第4装甲集团军却在基辅以北两个军的地区中守住了第聂伯河以西几英里远的一道山岭。不过。情况却还是非常危险，因为我们可以预料到一旦当敌人获得了增援之后，就一定会从北面绕过基辅城的。
　　最令人感到吃惊的事情，却是这个初期的战斗就早已把集团军群的全部机械化部队所动用了。他们战斗力的消蚀，其速度正像前线上步兵师一样的可怕。这样使我们更难于找到新的机动预备队，所以对于增援的需要也就更感迫切。

　　第聂伯河湾之战

　　集团军群总部一向认为其北翼是最具有决定性的，因为假使敌人击破了这一点，即能自由的对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执行迂回大运动了。可是事实上，敌人在10月间，却集中主力要想在第聂伯河湾中获致一个成功。同时希特勒为了经济与政治的理由，也坚持要据守克里米亚，所以逐迫使本集团军群必须在那里接受一个决定性会战。
　　在10月间，“大草原方面军”总部在敌人方面似乎要算是最活跃的，将其兵力不断送入第聂伯河南岸，第1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分界上的桥头阵地中。到了10月底，那里一共已有5个集团军以上的兵力(其中有1个是完全装甲的)——总共为61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全部装甲战斗车辆估计在900辆以上。德军的两翼都挡不住这样巨大的压力，分别向东西两面撤退了。于是在两个集团军之间，裂开了一个巨大的缺口，而让敌人可以自由向第聂伯河湾深入，直趋克里弗罗格(Krivoi Rog)与尼可普(Nikopol)，希特勒曾经认为其保持对于德国的战争努力是具有必要性的。
　　最糟的是假使敌人再作任何的前进，那么在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即有被孤立的危险。从集团军群总部的眼中看来，这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因为无论如何，都决不能使这个集团军遭受包围。
　　此时，由于我们不断要求增援，也至少已经迫使陆军总部把两个整补后的装甲师(第14与第24)和一个步兵师拨交给我们。此外还答应再给3个装甲师(第1和“元首卫队”两个师正在后方整编休息中，加上新编的第25装甲师)，不过它们最后的分配和达到的日期仍不能确定。
　　假使早4个星期，集团军群既已有这5个装甲师可供运用，则情况就会大不相同了！即使因为整补的原因，它们还一时不能达到，但集团军群总部若事先能确实知道有这些兵力可供调动，并且在其南翼上又能享有行动自由，则结果也将完全不同！
　　不过从现势看来，甚至于我们也不能等候所有5个装甲师的达到，因为到了那个时候，第1装甲集团军的命运可能早已决定了。所以我们必须改变计划，用现在已有的兵力，第2装甲师和第1步兵师，立即发动一个反击。由第40装甲军指挥，从第8集团军已经撤回了的地区中前进，从西面打击向克里弗罗格方面前进的敌军的侧面和后方。第1装甲集团军本身也应投掷其一切尚可动用的装甲兵和步兵，以使其通过克里弗罗格的主要交通线维持畅通。为了达成这个任务，集团军群已经命令该集团军在第30军的地区中(防守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两侧的河岸)，只留下了极少数的警戒兵力。这个军的主力则缩短正面，从查波罗齐之北到克里弗罗格之北，以求挤出兵力供决定性点上战斗之用。不管他愿意与否，希特勒也只好默认这一段河岸的放弃。
　　感谢这两个集团军的合作无间(第40军在作战过程中改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这个10月底在克里弗罗格以北所作的反击结果是一个纯净的成功。敌人本已进到了该城的门口，现在不但不能切断在第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反而更受到了严重的挫败。根据集团军的报告，杀死敌人约10000人，除了350辆坦克以外，还有比此数更多的火炮和5000名俘虏落入了我们的手中。这些数字，若与过去所俘虏的物资相人员的纪录相比较，即足以证明俄军的物质装备对人力的比例已经大形提高。无论如何，却可以假定两三个坦克或机械化师和8个步兵师已经受到严重的打击，还有几个师也受到了重大的损失。此外，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之间，也已经重建了一条连续的正面。不过因为我们还是寡不敌众，所以还是不能将敌军赶回到北岸去。必须等到所允许给予我们的3个装甲师达到之后，才可能达到这个愿望——不过还要假定在其他地区中不发生新的危机。但事实上，却几乎立即又发生了。
　　当第1装甲集团军的眼前威胁现在已经解除之后，在其后方又发生了一个新的和更大的危机。10月28日，一个远较优势的敌军兵力已经开始攻击第6集团军，后者正据守着第聂伯河与在A集团军群地区中亚速海海岸之间的正面。透入深度是相当的可观。第6集团军以惊人的机警，向西撤退。在这个阶段中，其北翼(第4和第29军)向后旋转，退入第聂伯河南岸的一个宽广的桥头阵地中，这也就是说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和尼柯普地区，至少暂时可以获得掩护。该集团军的其余部分则朝着贝里斯拉夫(Berislav)的第聂伯河渡口和该河下游的方向上，更向西撤退——尽管事实上，罗格斯克(Nogaisk)大草原不能提供基础来迅速构成一个新正面。
　　在第6集团军地区中的此种发展对于在第聂伯河湾东部的第1装甲集团军，也就构成了一个严重威胁，因为第40装甲军的反击，虽然已经暂时稳住了其地位，可是敌军却并未受到决定性的失败。集团军群所计划在这里执行的主力打击，在11月中旬以前是不会有可能性，因为那3个装甲师最早也要在此时才能达到。到了此时，第6集团军的南翼可能会已经退到了第聂伯河下游的后面，在克里米亚的第7集团军也将被切断，敌人可能会从南面直趋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从尼柯普的两侧渡过第聂伯河。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的位置是限制在一个狭窄的马蹄形地区中，其东端直抵查波罗齐，其正面则向着北面和东面，所以其处境是会日益困难。假使这种发展不能阻止，则只好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东部向西撤退了。这也多少等于是放弃上述的地区——无论如何，尼柯普和其所储积的锰矿是丢定了，而克里米亚也只好听天由命了。
　　为了预防任何这一类的发展，尤其是为了解除在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的任何威胁起见，我建议陆军总部应采取下述的措施：
　　在摆脱了在克里弗罗格北面的战斗之后，第40装甲军即应马上使用两个装甲师(若可能最好为3个)，从第6集团军所仍然据守着的在尼柯普以南的桥头阵地中，发动一个奇袭式的攻击，冲入正在追击第6集团军的敌军侧面，后者正在通过罗格斯克大草原向第聂伯河下游撤退中。这个攻击的目标是想要使第6集团军在第聂伯河前方能够构成一个新的正面，并与在克里米亚的第17集团军建立接触。同时，对于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的威胁也可以解除。
　　至迟到了11月12日，第40军应该连同预计可以赶到的3个装甲师，一同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发动计划中的攻击。假使它能获得我们所希望的决定性成功，则甚至于可以使第6集团军重占美利托波尔-第聂伯河防线。这个建议自然受到了希特勒的热烈批准，因为这使他有希望可以保持着尼柯普与克里米亚。
　　虽然如此，这个计划却始终未能兑现。第6集团军撤退得太快了，所以第40装甲军从尼柯普桥头阵地的攻击已再无成功的希望。以后，集团军群北翼方面的发展也使这3个正在途中的装甲师，更无用在第聂伯河湾中的可能性。
　　假使这个计划若不会有一个极重要的教训，则在这里提到这个计划也就会是毫无意义——那就是说即使在被迫采取紧急措施时，但对于自己的基本作战指导观念，却还是须臾不可忘记。
　　集团军群曾经强调其北翼所具有的决定重要性，敌军在最近的将来，很可能在这里发动另一次大规模攻击。所以我们的一般观念就是要采取步骤以阻止敌人在这一点上获得任何成功。为了这个目的，当第40装甲军在克里弗罗格作了成功的打击之后，就应该将其撤出第聂伯河湾，而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北翼后方。正在运动中的3个装甲师也应准备用在这里。不过，从第6集团军地区的趋势上看来，第1装甲集团军最后也就必须撤出第聂伯河湾的东部，跟着也就必须放弃尼柯普和撤出克里米亚。
　　这是可以断定的，希特勒为了想恢复在第聂伯河湾的情况，才肯让本集团军群增加5个装甲师的兵力，所以对于这个计划是决不会同意的。他一定会继续坚持守住第聂伯河湾和克里米亚。尽管如此，事实上，集团军群仍应照上述的方式采取行动。
　　我所作的建议，就解除第1装甲集团军所受的威胁而言，固然是合理的，但就集团军群的全部作战观念而论，却是一种错误。结果，第40装甲军终于被钉死在第聂伯河湾之内。
　　为什么我要违反我自己的基本思想，其理由有二：第一点，假使能够在尼柯普的两侧，占领了第聂伯河一线，那么就可以希望在该河的两岸上，迅速连续地给予敌人以奇袭式的打击，若再能成功，即可能恢复整个南翼的情况。第二点，我们若不作此种冒险，则一定会被迫放弃克里米亚——因为我们自己曾指挥第11集团军，为了这个半岛作过那样艰苦的战斗，所以更有舍不得之感。但就作战的观点而论，不忽视集团军群北翼为作战重点的原则，却似乎是更为正确。

　　基辅之战

　　11月初，敌人又以强大兵力再度对集团军群北翼，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聂伯河正面发动了一个攻势。究竟这个攻势有无远大的目标，抑或仅只为了在该河的西岸赢得必要的集结空间，那却很难断定，不久即可以知道第4装甲集团军的部队是不能够守住第聂伯河一线，到了11月5日，即可以看出来基辅是必失的了。
　　集团军群总部现在认为必须集中一切可用的兵力在这个地区中，尤其是尚在途中的3个装甲师。因为希特勒曾经明白指定这些师应用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所以必须先得陆军总部的同意。假使后者若不能另外把其他的强大兵力提供第4装甲集团军使用，则除了放弃第聂伯河湾以外，实更无其他的途径。因为对于这个基本问题尚无决定，我才在11月7日飞往大本营。
　　在会谈中，希特勒宣称决不准备放弃集团军群原有的建议，因为那是唯一的机会，只有那样才能保住克里米亚。基辅方面无论获得多大的成功都不能解决南翼方面的问题。
　　我回答他说若是坚持着原有的计划，则我们北翼方面即不免要作极大的冒险。于是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整个地位都将陷于危殆。我也不愿意改变计划，但现在却有此绝对必要，一定要把新到的3个装甲师用在基辅方面。
　　希特勒又说为了军事和政治的理由，我们必须要在第聂伯河下游地区中获致成功。第一点，陆军应使其自己认清仍有作成功性打击的能力。第二点，我们保持着尼柯普的锰矿，对于战争经济是绝对必要的。此外，也不应容许敌人用克里米亚来当作轰炸罗马尼亚的基地。
　　我对于希特勒的动机固然也极表同情，但却仍坚决认为北翼方面的危险实也是太大了。假使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出了毛病，则南面集团军群与A集团军群的命运也就迟早是注定了。
　　希特勒也承认这个危险的巨大，但却宣称在我们现有的情况中，这种险是必须要冒的，并且他自己准备肩负这个责任。
　　虽然如此，我却还是使他同意把第2集团军中那个曾经一再允许拨交给我们的第4装甲师送到我们的北翼上(很巧合的，这一次又还是没有兑现)，此外还有“北国”(Norland)党卫军旅和第2伞兵师(时间较迟)。以后他也同意把那3个新到的装甲师(第25、第1和“元首卫队”)用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但是第40军的两个装甲师(第14和第24)却仍留在第1装甲集团军中，以便将来还可以在第6集团军地区发动新的打击。只要希特勒不肯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的危险地位中向西撤退(也就是放弃了尼柯普与克里米亚)则这两个师即永无动用的希望。
　　在以后几天之内，第4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更是每况愈下。它的11个步兵师，几乎每一个都已经只能相当于一个团，自然不是实力远较强大的俄军的对手，后者在第一波攻势中约有足额的步兵师17个到20个、坦克军3-4个、骑兵军1个。即使这个集团军还有两个装甲师当作机动预备队使用，但实力还是太弱不足以阻止敌人的突破。
　　经过了苦战之后，我军终于撤出了基辅城，以免第7军在该城中受到包围。该军向南撤退，敌军前进了30余英里才被阻止住了。在第7军的西翼上，在基辅西南的40英里远的地方为法斯托夫(Fastov)铁路交点，对于第8集团军的补给予增援都是极为重要的，也已经落入了俄国人的手中。
　　在基辅以北，聂伯河的两个军也被迫向西撤退——第13军撤到了日托米尔(Zhitomir)，第49军撤到了柯罗斯吞(Koroston)。这两个铁路交点对于与中央集团军群的交通，和对第4装甲集团军的补给，都是具有重要性的，也已为敌人所达到。
　　现在第4装甲集团军已经分裂成为3个隔离颇远的集团。在这个黯淡的情况中，唯一的一线希望就是敌军的攻势已经分为两个不同的方向——一向南而一向西。向西前进的俄国单位只要他们还不能向南旋转，对本集团军群作大规模迂回运动之前，则对于作战还是不能够产生直接的影响。在集团军群的增援尚未能调齐之前，阻止敌军作如此迂回的责任，就应由已被迫向西撤退的两个军去担负。
　　不过集团军群的对抗措施从11月中旬起才能开始发生效力，在此以前我们还是要经过几天紧张的日子。这个计划是准备用3个新的装甲师(第25、第1和“元首卫队”，由第48装甲军指挥)对从基辅向西南方前进的敌军装甲兵力发动一个反攻势。就目前而言，这是威胁性最大的一支兵力。以后这个装甲军就应向西旋转，并击碎追击第13军的敌军。
　　在这一方面成功之后，又还有直趋沿着第聂伯河向南进攻的敌军后方的可能性。为了更进一步增加第4装甲集团军起见，集团军总部又从第8集团军方面抽出了两个装甲师(第3和第10)、两个装甲步兵师(第20和党卫军“帝国”师)和第198步兵师。当然，这将使第8集团军的正面受到严重的减弱，但是集团军群总部为了加强决定点上的兵力起见，却必须冒险采取这样的措施。
　　不幸，第48装甲军在11月中旬以前不能完成集结，而基辅西南的情况却已经变得日益严重，所以集团军群总部被迫只好先行用第一个可以使用的装甲师，第25装甲师，在法斯托夫发动一个有限的攻击，其目的是为了使这个装甲军的集结地区得保自由。在这里我们又可以看出来，一个新编的师在初次参加东线的战争时，其所付出的代价何等巨大。此外，该师师长，当率领其搜索营赶往前线时，一经与敌人接触即被杀伤。所以不但不能率领其部队收复法斯托夫铁路交点，而且更使这些第一次参加东线作战的部队，在心理上受到严重的挫折。尽管如此，它还是在基辅以南阻止了敌军，并使第聂伯河正面不至于遭受任何进一步的迂回。
　　11月15日，第48装甲军已能开始作预定的反击。当击败了从基辅向西南前进的敌方坦克军之后，也就算是已经达到了第一个目标。接着它向西一转，攻占了日托米尔，解除了第13军所受的压迫。但是这个装甲军的最后一击——向东沿着日托米尔-基辅大道向基辅南方俄军正面后方进攻——却被泥泞挡住了。即使如此，在第聂伯河西岸的敌军固然未能肃清，但到了12月初，第4装甲集团军的危机却总算是勉强克服了。这个集团军现在守住了一条正面，从基辅以南25英里的一点起，到日托米尔以北的地区为止。第49军仍然孤立在柯罗斯吞的附近，但却也已能夺回该地，并重建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铁路联系。依照第4装甲集团军的报告，敌军的死亡数字约为20000人。我军俘虏的敌军总数仅为5000人，而俘获或击毁的坦克为600辆、野炮300门、反坦克炮1200门以上。这个事实又可以证明俄军的装备已经大有进步，在基辅正面所遭遇到的全部俄军兵力中，步兵师的2/3，以及4个坦克军、1个机械化军和1个骑兵军都可以算是已经受到了重伤。
　　不幸，由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各军最初都迅速向南及向西撤退，遂使希特勒认为这个集团军司令必须更换。虽然我坚决表示第聂伯河正面的丧失，其原因是由于敌军实力太大，而我们各师的兵力又都已消耗过度，并非是由于集团军司令领导失当之故。可是希特勒却仍认为霍斯上将在最近几年来，是已经操劳过度，应该休息一下，所以还是将他调入军官预备队中。我对于他的去职深表遗憾，不过希特勒却至少曾向我保证。等他略事休息之后，就要将他调往西战场仍然接任集团军司令之职。接替霍斯的人为一个前奥国的军官，劳斯将军(Gen. Rauss)，他在本集团军群中曾连续出任第6装甲师和第11集团军的指挥官，也是颇负盛名的。

　　第聂伯河湾的第二次会战

　　当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的战斗还正在进行之际，敌人到11月中间也恢复了其在克里弗罗格所受到的创伤。凭着生力军的协助，他们在第聂伯河湾中，又对第1装甲集团军的北面和第8集团军的邻接右翼(正面向东)发动了另一次大规模的攻击。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东向正面，他们同时也尝试在查波罗齐以南渡河，并从齐尔卡赛的两侧攻击第8集团军的第聂伯河正面。以后他们又更延展其攻势，从南面向尼柯普桥头阵地发动了一个攻击。(第6集团军在这里的一个军已交由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敌军的意图现在显然是要想在第聂伯河湾的东地区中，围歼第1装甲集团军。
　　11月下旬的情况发展迫使本集团军群向陆军总部对于进一步作战的指导，提出了其新建议。
　　我们在是1月20日所提出的备忘录，是以下述的假设为基础：尽管敌人集中在集团军群正面的部队很多，但是他们仍有强大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我们指出，依照现有的情报，俄国在1943年中曾经编成了44个步兵师和大量的装甲旅，到现在都还不曾参加战斗。此外，又可以假定33个步兵师和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正在敌军正面后方休息和整补。所以在整个冬季中，敌军都可能会对于东线的南翼不断发动他们的攻势，而且把主要的压力放在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上面。即使我们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所发动的反击能使局势转变得对我们有利，但敌军却仍能在第聂伯河以西维持着一个适当的集结地区和从那里继续进攻。因为这个原因，所以决不能从本集团军群中在作战上具有决定性的北翼上，抽调兵力以支援第聂伯河湾中的战斗。
　　即使我们一方面能够击退在后述地区中的敌军攻势，而同时另一方面又能稳定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但是事态仍然可能照下述路线发展。
　　在这个冬季中，本集团军群所要据守的正面长度，要远超过其能力限度之外，其所有的各师都已经消耗殆尽。它也没有足够的预备队对任何敌军的大规模攻击采取有效的行动，尤其是当几个地方一同告警时，更会手足无措。
　　所以就作战上来说，集团军群将会完全听任敌军去加以宰割——因为我方部队的战斗力已经锐减，所以是尤其危险。这样的战斗不能够使敌方攻势能力发生决定性的减低效力。俄军将永远居于主动地位，使我们的一切行动都受他们的控制，因为我们不能组成预备队来对抗其打击，所以地面、兵器和人力的损失都将会感到吃不消。
　　要想使这个战斗获得成功，则其先决条件即为有足够的坚强预备队。假使若不能从其他战场上抽调兵力，那么就必须缩短南翼的正面(包括从海上撤出克里米亚的第17集团军在内)。若无预备队，则这个集团军群也就不可能渡过这个冬天。
　　直到11月底为止，东线南翼的情况发展如下：在第聂伯河下游以南(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的右翼已经退过了该河的下游，仅在刻松(Kherson)留下了一个狭窄的桥头阵地。第17集团军被孤立在克里米亚半岛之上。但相反，它却还能维持着尼柯普前方的完整桥头阵地。尽管在南面负责的俄国单位，第4乌克兰方面军，已经动用了其主力——18个师和强大的装甲兵力——在这里进攻。就目前而言，敌军对于第聂伯河下游和克里米亚的颈部都已经暂停攻击。在第聂伯河湾中，敌军在查波罗齐以南，已经以狭窄正面渡河，并构成了一个小型的桥头阵地。此外，第1装甲集团军的防御战术就可以算是完全成功，因为在某些地点上，由于敌军的不断攻击，固然已经被迫略事后退，但在整个战线上，敌人却都不曾达到突破的目的。不过这些战斗却已经迫使该集团军把其最后的预备队都用完了。在11月底，它还守住一条连续的正面，从查波罗齐以北起，到克里弗罗格的西北为止，然后再折向北面与第8集团军相连接。
　　第8集团军本身的处境却已经变得很狼狈，一部分的原因，当然是因为它已经把1个步兵师和4个机械化师移交给第4装甲集团军，以去应付11月初发生在基辅的危机。敌军在克里门巧格地区中，也已在第聂伯河以南建立了一个坚固的基地，并控制了克里门巧格渡口。此外在该城的西南，他们也在该集团军向东的正面突破了一个空洞——在目前虽然还很小。在第聂伯河岸上的第8集团军北方正面，敌人也已在齐尔卡赛的两侧渡河成功了。因为已经没有任何预备队可供动用，这个集团军被迫放弃了60余英里的河岸，并在一道沼泽水道(与第聂伯河平行，约在其南面30英里处)的后面，建立了一条极单薄的防线。
　　虽然集团军群总部在情况一经许可之后，就又从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中，抽回两个机械化单位给予第8集团军，但是该集团军能否填补在其东面上口的缺口和重新控制在齐尔卡赛的情况，从这里也就可以看出来集团军群总部是如何调动其装甲部队东奔西跑。每当企图在一点上使用机动兵力恢复情况时，则在其原有调出的地区中就可能产生另一个危机。
　　到了11月底，从查波罗齐以北到齐尔卡赛以西，以及从基辅以南直到中央集团军群地区为止的第聂伯河一线，都已经完全落入敌人的手中。在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上，自从第48装甲军的反击成功之后，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已经暂时平静无事。不过毫无疑问，敌人一定会在那里集结新的生力军，然后再向本集团军群的纵深侧面作决定性的突击。尽管如此，由于第聂伯河湾中的战斗再起，所以又还是必须把上述的两个机动单位归还第8集团军。
　　12月初，第4装甲集团军的右翼还仍在第聂伯河，其第24装甲军(此时我们的装甲军已经不再是完全由装甲师所组成，而成为一种任意拼凑的组织)仍与在卡尼夫渡口上游的第8集团军左翼相接触。在基辅南面30英里处正面突然离开河岸向西旋转，一直延展到日托米尔以北的地区为止(第48、第7装甲军和第11军)。在相当距离之外，正面朝东，还有柯罗斯吞附近的第59军。

　　沿着全线的战斗

　　在整个12月间，俄军仍继续想在第聂伯河湾中寻求一个决定。除了偶然因为调换部队而稍事停息以外，敌人对我们这个东端的堡垒不断发动攻击，毫无疑问也使他们自己受到了极惨重的损失。
　　在该河的实际河湾中，第3乌克兰方面军一再攻击第1装甲集团军(第30军与第57装甲军)的北面，但尽管是拥有极大的数量优势，但却仍未能获得任何值得一提的成功。
　　同时，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前称为大草原方面军)也集中6个步兵集团军和1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以求击溃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和第8集团军向东的正面。敌人的意图很明显，使用大量集中的装甲兵力，在克里弗罗格西北地区中向西南突破，这也正是我方两个集团军的分界线。一旦达到了这个目的之后，他们就可以直趋该河的下游，以包围在第聂伯河东岸的第1装甲集团军。这个攻势的第二个焦点似乎即为第聂伯河以南第8集团军向东正面的北部。敌人在这一方面的企图，是想要同时从其在齐尔卡赛已经赢得的桥头阵地中突然出击，以便达到两面包围第8集团军的目标。
　　同时第4乌克兰方面军的3个集团军也从南方攻击尼柯普的桥头阵地——那自然又包括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在内。
　　虽然这些攻击是已经被击退了，可是第2乌克兰方面军以压倒优势的兵力，向第1装甲集团军的左翼进攻，那却必然使其对于第8集团军能够获致某种的成功。敌军两次在上述的主攻点上突破达相当的深度。结果，我们的正面在克里弗罗格(尚可据守)与第聂伯河之间逐渐后撤。
　　在这两个情况中，集团军群总部都还是勉强在危险的点上，集中了1个装甲军的兵力，用反攻以求阻止敌军的突破，并防止它影响到整个的作战。当然，其余威胁暂时较低的地区中，防御兵力是更形减弱了。在这样的苦战中，德军也无可避免的显示了疲惫的现象。步兵师已经没有一分钟的休息，而装甲师更像救火队一样，从这一个地区赶到那一个地区。尽管敌军的损失要比我们大过了几倍以上，但是他们却仍有方法补充。相反，集团军群总之尽量希望能使最高统帅部明白，把我们的兵力沉陷在第聂伯河是不合理的，但却并未能产生任何真正的结果。陆军总部找不到必要的人力和物资来补充战斗力的损失，而希特勒却又拒绝同意适时的撤出这个地区，以便抽出兵力用在作战价值远较重大的北翼上。我们曾经一再提出警告说，只要敌军还持续不断地增援，则虽然能够守住第聂伯河湾，也还是不足以使第1装甲集团军得免于包围的最后威胁，可是希特勒却充耳不闻。我们又指出为了在南翼上建立预备兵力的迫切需要，正面是必须缩短，结果也同样无效。反之，我们最后也更无选择之余地，只好从集团军群北翼方面，还抽出两个师投掷在第聂伯河湾中，而事实上在北翼方面这两个师的用处更大。必须在北翼方面发生一个严重的危机，然后希特勒才会勉强的承认此种作战需要。
　　希特勒之所以要继续抓着第聂伯河湾不放手的原因，是因为他认为尼柯普和克里米亚对于我方的战争努力具有极大重要性。甚至于到现在他还不曾放弃下述的希望：一旦击退了敌人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攻击之后，我们即可以再向南发动另一次打击，以求解救克里米亚。此外他也相信只要能够寸土必存，像他在1941年在莫斯科城外所采取的办法一样，那么敌人最后也就一定会失血而死了。每逢我们建议缩短战线时，他毫无疑问就会反驳着说这一样也会使敌人多出了兵力。希特勒所不理解的，却是必须要有适当的防御，才能消耗敌人。
　　在集团军群的北翼上，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8装甲军所作的打击固然已经创出了一个喘息的空间，但毫无疑问，只要敌人将其损失补充起来了之后，则必然还是会再度发动攻势。第4装甲集团军的任务就是应尽可能削弱对方，以拖延时间。此外，由于这个集团军的主力现在所据守的正面，是在第聂伯河与日托米尔北面地区之间并面对着北方，所以当敌人尝试迂回其西翼时，则危险也就更大——孤立在柯罗斯吞的第59军，是无力阻止的。
　　虽然第4装甲集团军的兵力，无论如何都不足以向基辅发动一个攻势，以完全肃清在第聂伯河西岸的敌军。但集团军群总部却感觉到至少应为该集团军西翼尝试创造一个安全的边缘。所以第48装甲军所重新获得的主动权，若能保持得愈长久则愈好。
　　第4装甲集团军于是奉命扩张这种情况，现在就应在日托米尔-柯罗斯吞地区中的开放西翼上，发动有限目标的进一步攻势。根据集团军群的指示，第48装甲军从北面的正面中抽出，利用伪装和欺敌的手段，乘黑夜中开入了敌方第60集团军在日托米尔以北的开放西侧面。在一个奇袭之下，后者即被从西端卷起。接着该军又向正在柯罗斯吞东南集结中的敌军发动另一次打击，敌方至少又有3个机械化军受到了重创。
　　最后，不仅使敌方的生力军受到了相当的重创，而且也更使我军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左翼所面对的地区，重建了某种程度的控制。不过这却并不能阻止敌军在这同一地区中发动一个新的攻势，那是在12月24日开始的。
　　当我正在视察第20装甲步兵师时，接到了敌军已在基辅-日托米尔公路的两侧发动攻势的第一次报告。该师是正在这个感受威胁的正面后方充当预备队。我正在那里参加其各国的圣诞节庆祝会。最初这个消息并不显得太严重，唯一感到吃紧的地区只有在该路以南的第25装甲师。可是当我在夜间返回文尼察总部时，从情况报告中即已经可以看出来敌军是正在企图向日托米尔作大规模的突破。
　　在此后几天内，所获得的情报如下：在基辅地区中的第1乌克兰方面军已经在该城以西，集中了极强大的兵力，企图沿着日托米尔公路和在该路以南作一个宽广的突破。其主力为第38、第1近卫和第1坦克3个集团军，所含有的兵力有18个师以上的步兵和6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在几天之内，又发现了其第18集团军的番号。这个主力攻势又由其在法斯托夫以南的第40集团军将其向南延展着。
　　在攻击正面的北翼上，最近被我军击溃的第60集团军，又已经恢复了其实力，再加上在其北方的第13集团军，都正在向柯罗斯吞前进，其所指挥的兵力至少有14个步兵师和1个骑兵军。尽管其中某些单位由于过去受到了我方第48装甲军的攻击，已经在实力上大为减弱，但是在他们的后面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却又正在忙于集中其兵力——不少于6个坦克或机械化军。尽管这些军中可能有3-4个在最近的战斗中也曾受到严重的损失，但他们却补充得很快。无论如何，这些机动部队的集中是足以暗示出来敌人的意图除了向日托米尔突破以外，还想取道柯罗斯吞作一个大迂回运动。
　　诚然，在现在由第42军所指挥的最危险正面地段的后方，还有第48装甲军正集中在日托米尔的附近待命中，它包括着两个装甲师，第168步兵师和第18炮兵师(新近在集团军群地区中成立的)。但因为敌军的兵力要强过了好几倍，这一点兵力能否阻止敌军的突击，实在是大有疑问。而且即使能如此，但为了应付敌军通过柯罗斯吞再向集团军群北翼所作的包围运动，其兵力也还是不够的。
　　所以在12月25日，集团军群总部就向陆军总部发出了一个报告，说明了敌我双方现有的相对情况，指出应有的对策。以现有的兵力，第4装甲集团军是不可能阻止敌人的攻势，换言之，它不能够完成其掩护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纵深侧面的任务。所以这个集团军必须彻底的增强。假使陆军总部已无兵力可供此项用途，则本集团军群被迫必须从其右翼方面至少要抽出5-6个师的兵力。这样一来，后者必然也就无法维持其在第聂伯河湾中的现有地位，所以我们又必须要求给予我们的行动自由。
　　同时，我们也指示第4装甲集团军应立即使用其一切尚可动用的兵力去阻止俄军的攻击主力，不让他们在第42军地区中达到向日托米尔突破的目标。其北翼(第13和第59两军)应设法阻止敌军向日托米尔进行迂回。早已从第6集团军中抽回的第17装甲师，本暂时由集团军群总部控制，现在也奉命立即加入第4装甲集团军。
　　由于希特勒的坚持，陆军总部的指示又还是企图在第聂伯河湾中作折中性的解决。我们就再度报告说，“用那些孤立的措施，例如调动1-2个师，以控制集团军群北翼方面的情况，这个时机是早已过去了！”
　　从敌人已经在那里使用的兵力数量看来，我们认为即使能够暂时阻止他们的攻势，结果也还是差不多，尤其是他们一定会继续把新的预备队投入战斗之中。事实上，在柯罗斯吞-日托米尔-贝尔地齐夫-芬尼斯塔-基辅以南地区中今后几个星期中的发展，既足以决定东线德军南翼是否会被切断，并迫向西南退却的问题。
　　为了应付这个危险必须要采取猛烈的措施，这个情况又与本集团军群在1942年冬季中所面临者相似，当时仅仅因为能够把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从右翼“蛙跳”到左翼方面，然后才渡过了难关。现在所应采取的对策，就是把第1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湾中撤出，并至少应连同5-6个师的兵力，将其调向贝尔地齐夫。这样又必须放弃第聂伯河湾的东部，把正面缩回到从尼柯普以西的第聂伯河膝部起到克里弗罗格为止的既设防线上。
　　我们解释说，若能如此缩短战线，则可以抽出12个师的兵力，其中6个师，上文已经说过，应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其余6个师则留给第6集团军——它此后应代替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位，在下第聂伯河建立一道防线。
　　被送往增援集团军群北翼的兵力，应尽量向东以截击敌军趋向日托米尔的矛头。此外，陆军总部还应再抽调兵力来截击敌军的迂回运动。以后若有可能性，这支兵力更应从西方配合第1装甲集团军对于敌军主力的攻击。
　　我们同时又指出，尽管敌军在第聂伯河湾中已经暂停攻击，所以现在情况似已缓和，可以容许我军调动兵力而不至于有任何巨大的危险，可是我们若不乘早撤退，则一旦敌人再度进攻时，即将陷于窘境了。基于以上的分析，我们的结论是说，最高统帅部必须要迅速作出决定。
　　尽管我们如此的催促，直到12月28日为止，最高统帅部对于我们的提议也还是没有能够作下彻底的决定，只不过允许把1-2个师给予第4装甲集团军而已。12月29日，集团军群总部下达了其自认为适当的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在1月1日，应将其现有地区移交给第6集团军，并至迟于1月3日，应接管第4装甲集团军从第聂伯河起到贝尔地齐夫东南约27英里的一点为止的那一段正面(即属于第24装甲军和第7军的)。在这个正面左翼的后方，第3装甲军又奉命集结从第聂伯河湾或第6集团军方面所抽出来的4个师——第6和第17两个装甲师、第16装甲步兵师、及第101轻型师。其他的各师则将继续调动。为什么这次第1装甲集团军的调动不能采取更大的规模，其原因是受了运输工具的限制。此外，本集团军群在未获希特勒同意之前，也不能命令撤出第聂伯河湾的东部，因为这是对A集团军群的地位具有直接影响的。很不幸，即使在集团军群的阶层上，这种独立决定的权限还是有限度的。
　　对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其余正面，则应由陆军总部所提供的兵力来增援，即为第46军司令部所指挥的第16装甲军、第1步兵师和第4山地师。不过这些兵力能否完成对敌军侧翼的反击，却还是殊有疑问。无论如何第一件事就是要使敌军停顿不进。
　　12月30日，集团军群将其所已采取的步骤向陆军总部提出报告，第二天希特勒才勉强表示同意，但是他还继续不肯承认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有放弃的迫切需要。
　　当集团军群调动兵力的命令正在执行之际，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情况到了12月31日，却变得益为恶劣。敌军的突击主力集团已经在文尼察的方向上向西南作成了一个宽广的突破。显然在该集团军基辅以南的正面仍能守住(第24装甲军和第7军)，但其西翼却被迫必须向后弯折。此外在第3装甲军准备集中的地区中，也显出了一个宽达50英里的缺口，直到贝尔地齐夫东南不到30英里的一点上，才开始有另外一条属于第4装甲集团军的单薄防线，可是到了从贝尔地齐夫到日托米尔的公路以东，这道防线又再度中断了。在日托米尔附近战斗，正面朝着东面及北面为第13军，第59军现在已经被迫退到柯罗斯吞以西，在它与第59军之间又张开了另一个50英里宽的缺口，在其后方若干距离处，第26装甲军正在集中。
　　很侥幸，敌军暂时还都在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各单位分别作战，而忽视了其间的空洞，所以完全错过了用其机动部队直入集团军群后方地区，或包围第4装甲集团军的机会。
　　1月初，本集团军群的地位就其全体而言，是变得益形恶劣。在第聂伯河湾中(包括尼柯普桥头阵地)，敌军正准备向第6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发动一个新的攻势。假使在河湾东部尚未能依照集团军群的要求撤出之前，这个攻势即已发动，则这个翼的情况就会变得异常的严重。最坏的，是那些早已奉命作为第二波随着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转移到北翼方面的装甲师更将无法摆脱。1月3日，敌军在基罗弗格勒以东真的发动了一个大规模的攻击，于是在那里的两个师也就暂时的被坑住了。
　　此时在北翼方面是更有补充兵力之必要，因为敌人已经认清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所被撕开的裂口所能提供的巨大机会。在第1装甲集团军所接管的地区中(从1月3日起，该集团军已经接管了基辅南面和西南面两个地区中的指挥权。)敌人向南挺进直达乌曼以北30英里处的一点上，在那里暂时为第3装甲军的前进单位所阻止。
　　在第4装甲集团军方面也发生了一个特殊严重的情况，因为害怕两翼都有受到迂回的危险，所以该集团军于1月4日被迫退到下述的一线上，从文尼察东面不到40英里的某点起，向北直趋贝尔地齐夫(在那里的战斗仍在进行中)，最后以前波俄边界上距离该镇约40英里远的西面某点为终点。
　　在我们自己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的宽广缺口中，第59军沿着从日托米尔到罗夫诺(Rovno)之间公路和公路的北方，撤到了俄波旧国界之上。
　　1月最初几天内的情况发展，迫使我于1月4日飞往希特勒大本营，尝试说服他彻底认清有把兵力从集团军群右翼调往左翼之必要。我开始说明在第聂伯河湾中所面临的新威胁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的严重情况。接着我就详细解释我们的计划，准备使用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3装甲军从东面，和现在正将达到第4装甲集团军北翼后方的第26装甲军从西北面，分别夹击敌军的侧面。(希特勒在这里又显出来了他具有相当的判断力，因为他怀疑我们的反攻能力。后来事实证明他是不错的。)同时我又密告希特勒说，这个计划中的反攻最多也只能暂时应急而已，从长期的观点来看，对于集团军群的北翼情况，并不能提供任何真正的解决。假使这里的情况不能获得一个根本性的解决，则东线德军的整个南翼就会受到致命的打击。于是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就会在罗马尼亚境内或黑海岸上受到歼灭的厄运。所以假使最高统帅部已经不能提供足够的增援，则为了抽出兵力以救决定性的北翼起见，则对于集团军群南翼的撤退，也就决不可以再缓。换言之，也就是放弃了尼柯普和克里米亚。
　　我应该指出，在这个阶段中集团军群总部认为从第聂伯河湾东部的撤退，还只不过是挽救全局的第一个步骤而已。为了重组兵力起见，在南翼上的正面还有更加缩短之必要。因为这个原因，本集团军群早已在更西的地方侦察和发展一条防线，以作为预备措施——希特勒当然知道这个事实。利用河川的有利形势。这一条防线从布格河的下游起，大致向北或西北延展，直到集团军群北翼现在正在苦战地区的南端为止。若是占领这一线，即将使第6和第8两集团军所据守的正面长度大约缩短一半——现在沿着第聂伯河湾的防线长度约为560英里。若把正面长度作如此的大量缩短，即可以省出很多的兵力(加上从克里米亚撤回的第17集团军)，于是就终于可以把我们的主力移到北翼上面去了，同时在南翼上也还可以留下足够的兵力，守住这一条缩短后的防线，对抗远较优势的敌军。此外，因为我们已经彻底破坏了敌人的铁路网，所以敌人从其南翼将兵力调往基辅以西地区时，其速度和数量也许就都会赶不上我方。
　　德军南翼的这种彻底撤退，其基础当然又是首先要撤出第聂伯河湾。因为我们深知希特勒的态度，所以认为若是直接提出此项要求，则结果就可能会碰钉子，因为他这个人根本就不知道需要此种远程作战性政策的。
　　相反，希特勒在现在甚至于还反对撤出第聂伯河湾或放弃尼柯普。因为他认为若丧失了克里米亚，则将促使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都会改变其态度。他又宣布他已经无法给我们以更多的兵力来增援北翼方面，因为这些兵力只有从北面集团军群中去抽调，于是它也必须撤回到排普斯湖上。若果如此，则芬兰可能会退出战争，并使我们丧失了波罗的海的主权。以后我们就会不能从瑞典获得铁矿，而我们的潜艇也会丧失一个主要的训练场。
　　至于说到从西线抽调兵力的问题，希特勒也说，除非敌军的登陆已经首先被击退，或是英国人真能如他所希望的把兵力牵制在葡萄牙的境内，否则他也碍难照办。他现在所希望的就是拖时间，等候西方的情况澄清，和我们的新编单位完成准备。此外，从5月以后，潜艇战也将开始显出其效力。希特勒又说，敌方已经有了许多的歧见，所以这个联盟是注定了有一天会崩溃的，因此争取时间是最为重要的。
　　他对于本集团军群所面临的威胁，也像我一样的表示焦急，但是他在没有更多兵力可供运用之前，却决定在这里冒险。与希特勒辩论是毫无作用的，因为他还是像旧例一样，指责我对于全局缺乏认识。我所能做的就只是一再说明我们北翼情况的严重，并强调集团军群本身所正在采取的对策是并不能提供一个根本解决。所以无论如何，都绝对需要把一个新的集团军，迅速调到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大致在罗夫诺的地区中，以应付敌军大包围的威胁。
　　因为出席每日汇报的人很多，所以不便与希特勒再争论下去，所以我要求与他单独谈话，只留下总参谋长一人奉陪。希特勒对于我在此时提出这个要求，殊感诧异，但却勉强同意了，于是最高统帅部的显要们、戈林和其他侍从人员都起身退出了。(通常速记员在这种汇报中是要把一切的发言都记录下来，但他们面前并没有地图，所以常常不能了解我们所说的是什么。)
　　我在飞往大本营之前，即早已立下了一个坚定的决心，准备除了讨论我本集团军群的地位以外，再度提出最高层军事领导的问题。当所有的人都离开，只留下了柴兹勒尔将军一个人之后，我就要求容许我坦白的发言。
　　希特勒说：“请说吧！”他的态度虽不是冰冷的，但却至少是很有距离的。
　　我开始说：“有一件事是我们必须清楚的，造成我们现有的严重情况，并不能完全归之于敌人的优势，尽管那是十分巨大的。我们的领导方式也应负责。”
　　当我说这些话的时候，希特勒的表情也就硬化了起来。他用眼睛死盯着我，好像是想粉碎我的意志一样，我从来不曾看见过旁人的眼睛会表现出来这样强烈的意志力。他的面目固然可憎，但其唯一具有吸引力的部分可能即为这一双眼睛，现在他就想用这种魔力来迫使我屈膝。有许多人都曾为这种魔力所征服。但是我却仍然继续说下来，并坦白的告诉他像这样的领导方式是无法再打下去了。我说我应再提出我过去曾经两次向他所提过的建议。为了处理大战略的问题，他需要一个完全负责的总参谋长，在一切有关军事政策的事件中，他只应依赖他一个人的忠告。在东线这种安排的合理后果即为指派一个总司令——在意大利和西线上都早已采取这种办法——他在大战略的范围之内，应享有完全的独立指挥权。
　　又还是像上两次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我劝说希特勒对其处理军事问题的办法作一个彻底的改变时(实际上，也就是请他非正式的放弃指挥权)，他的反应总是完全消极的，他认为只有他一个人才能决定各个不同战区中所需要的兵力和所应追寻的攻击。他又说，无论如何，戈林是决不会服从其他任何人的命令。
　　至于说到在东线方面指派一位总司令的问题，希特勒认为任何人都不可能享有像他一样的权威。他高声的叫着说：“甚至于我都不能使这些元帅们服从我！难道你以为他们会更服从你么？必要时，我还可以撤他们的职。其他任何人都没有这样大的权威。”
　　我回答说我的命令一向都是能够彻底执行的，他不再说下去，就结束了这一场谈话。
　　我这次努力又终告失败。希特勒之所以不愿意把指挥权交给一个军人的原因也许是自视过高，对于其自己的权力具有过份的信心。甚至于在私下他也从来不曾认过错和承认一个军事顾问之需要。另外一个原因可能就是不信任的心理作祟，这位独裁者一定要把陆军控制在自己的手中以防不测。
　　相反，我也完全认清任何想用武力来解决这个问题(即发动一次政变)的企图，将会使我仍在战场上的野战军完全崩溃。俄国人想要侵入德国，正像英美所要求的无条件投降一样，使采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已在不能考虑之列了。
　　所以我必须两手空空回到我的总部中，既未能改善集团军群的地位，又不能使高层指挥获得合理的改组。不过我们还是不曾放弃为我们在第聂伯河的右翼获得行动自由和增强我们北翼(左翼)的努力。
　　由于在希特勒大本营中的会谈并无结果，所以本集团军群只好再继续执行在第聂伯河中的苦战。在北翼方面的作战，则以尽量阻止敌军包围第4装甲集团军和向南突破为原则，因为这样即足以使整个南翼的后方交通线被切断。
　　在整个1月间，在第聂伯河湾中的敌军仍继续倾全力来攻击我们还据有的据点。他们尤其是猛烈攻击第8集团军的东面正面——虽然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也得不断地击败敌人的攻击。后者不仅攻击在河湾之内面北的正面，而且也从南面攻击尼柯普桥头阵地。
　　感谢德国部队的英勇和这两位集团军司令所采取的许多应急手段，在这个战斗区中的敌人虽然在数量和物质上要比我们强过了几倍，但却仍只能获得有限的成功。尽管第8集团军的正面曾被迫向西退后少许距离，而基罗弗格勒也已被放弃，但敌军仍不能完成一个决定性的突破，以达到包围我方在第聂伯河湾中兵力的目标。
　　相反，在集团军群左翼方面，情况是变得日益困难。第4装甲集团军抵不住敌人的强大压力，为了使其正面的主要部分能够保持最低程度的连续起见，被迫放弃了贝尔地齐夫，向西和西南撤退，但这还不是最坏的事情。更重大的危险是大约在1月6日左右，敌人又开始认清了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4装甲集团军右翼之间，和在第4装甲集团军与中央集团军群之间所存在的空洞，是能够给予我们以何种机会。在后述的空洞中，一个微弱孤立的第59军正在向罗夫诺作战斗的撤退。
　　现在已经显示，敌人已经停顿在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以求在其暴露的侧面扩张他的机会。一方面准备用3个集团军(第18、第1近卫和第1近卫坦克)去击毁第4装甲集团军的北翼，另一方面又派遣其第60和第13两个集团军向罗夫诺以北追击。

　　同时强大的俄国兵力(第1坦克和第40两个集团军)也向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隙中向南挺进。他们的矛头已经达到了乌曼——第1装甲集团军的补给基地——以北约20英里远的地方，并接近集团军群总部原有所在地的文尼察。在几天之前，由于俄军的突然挺进，已经使总部与右翼之间的通信连络被切断了，所以总部已经移往普罗斯库罗夫(Proskurov)。最后，敌方的装甲兵力甚至于还暂时封锁了在齐美林卡(Zhmerinka)的集团军群铁路补给线。再往南去的铁路线就要通过罗马尼亚境内，而效率也更差。
　　在这种情况之下，集团军群总部必须在两条路线之中选择一条。是先应付几乎完全暴露的北侧面的敌军攻击呢？还是先阻止敌人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突破呢？我们没有足够的兵力来同时应付两种任务。我们决定先解决第二个危险，因为这是二者之间比较迫切的一个。假使敌人被容许倾其全力从这个空隙中长驱直入，并向南直趋布格河游，则第8和第6两个集团军即有立即被切断的威胁。
　　相反，敌人在集团军群北侧面的继续前进，在最近的将来，还不至于对我们的生存构成直接的威胁。而希特勒迟早也必须调遣兵力来解救这个危险。但若南翼上两个集团军一旦被切断了，则也就会再无救出它们的可能性。至于唯一正确的解决，即为彻底撤退集团军群的南翼，以获得兵力来克服北翼方面的危机，却还是受到了希特勒的否决。
　　基于此种考虑，我决定首先集中一切的兵力，以阻止敌军通过这个夹在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的向南进攻。由于敌军向乌曼的方向突破，已经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在基辅西南的地区中，将其西翼向南折起，所以也就使情况更为危险。现在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是背靠背站着，后者的正面在第聂伯河湾中面对着东方。因为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仍在卡尼夫的两侧守着第聂伯河一线，所以德军的阵地形成了一种袋形，其顶点在北面钩在第聂伯河，其两边即为上述两个集团军的正面，分别向东及向西。假使在乌曼以北空洞中的敌人获得了成功，则他是太容易孤立这个在南面的“口袋”。当然，最合理的方法就是撤出它，因为把兵力用在此种防御中是很不利的。但是希特勒在这里也还是不愿意自动放弃第聂伯河岸。他仍然希望用这个突出地当作一个跳板，以便有一天可以收复第聂伯河湾的东部。所以这个“口袋”仍继续存在。不久以后，它就变成了齐尔卡赛包围圈。
　　集团军群的意图是准备用三路进攻的方式打击在这个夹缝中进攻的敌军。从东面，由第1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前进，第7军应该攻入敌军的侧面。它奉集团军群总部的命令，从上述那个突出地中抽出，仅在第聂伯河留下一个微弱的防御屏障。以后该军不曾被围困在齐尔卡赛口袋之中，足以表示这个措施是有价值的。从西面，第46装甲军将攻入另一个侧面，目前该军还正在从法国调来东线的途中。从南面，第3装甲军，从第聂伯河湾中调来，用来迎击敌军，其任务即为用机动战斗牵制敌军，直到其他两军完成攻击准备时为止。
　　到了1月下半月，这个反击的准备就已经就绪。不过因为部队的数量太少，所以必须分为两个阶段来进行，而在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的空洞此时又已经扩宽到了45英里。
　　在第一阶段中，第7军和第3装甲军击败了在这个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集团军。接着在第二个阶段中，由于第3和第46两个装甲军所作另一次向心式攻击的结果——第1步兵师、第4山地师和第18炮兵师都有重大的贡献——在空洞的西部又将敌方第1坦克集团军中的相当部分围歼了。第一阶段的数字，我已经找不到了，在第二阶段中，俄军被杀死的约为50000人，但被俘者却只有5500人，此外敌人也丧失了700辆坦克、200多门野炮和500门左右的反坦克炮。一共有14个俄国的步兵师和5个坦克或机械化军曾经受到了两次打击的影响，但毫无疑问，敌军至少有一部分逃出了包围圈。
　　当然，当这个作战还正在进行之际，集团军群与陆军总部之间有关未来作战问题的争论也仍在继续发展中。我们一再强调应给我们右翼以行动自由，并放弃对第聂伯河湾的恋栈之必要，从作战的观点来看，这早就已经是一个不适当的政策。在一封由总参谋长转呈的信中，我又告诉希特勒说，决定土耳其、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的态度者，不是克里米亚的存亡，而是德军在后述两国的东疆之前能够维持一个完整的南翼。
　　集团军群总部同时也强调整个德军南翼的前途，最后就要看我们是否能在集团军群左翼后方罗夫诺周围适合时机的集中一支强大的兵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则必须缩短右翼的正面，从北面集团军群方面抽调兵力和从克里米亚撤回第17集团军。除非我们能够赶紧在罗夫诺周围集中这个集团军，否则敌人即将在我们的北侧面执行一个大迂回运动，迫使我们整个南翼向罗马尼亚退却。尽管总参谋长完全同意我们的意见，并且也一再努力的说希特勒听信它们，可是后者却仍然固执其死守不动的原则。我们不可能获得其对于长期作战观念的任何指示，除了再坚守下去以外。
　　甚至于事实上，陆军总部也相信敌人尚有强大的战略预备队可供运用。这是迟早都会动用的，所以更使这种领导方式显得不合理。希特勒既不将其对于作战前途的一般看法告诉这些集团军群总司令，那么任何人又如何可以在战场上作适当的指挥呢？敌人既然有预备兵力的存在，那么又怎样能够不作较远程的估计呢？我在下述的信件中，对于这种情况曾加强分析如下：
　　假使任何领导要想成功，其基础就是在所有各阶层上，一切政策都应有和谐的协调，这又有赖于上级应作明白的指示，并且对于从敌方获得的情况报告，应有一致的研判。集团军群不可以仅仅只从今天想到明天。它不可以只是奉命死守，而不考虑到敌人正在准备中的迂回运动。　
　　所以我要要求陆军总部或者是采纳集团军群所早已呈报的情况研判，或者是明白的否决它，而把其自己对于前途的看法告诉下级。　
　　假使最高统帅部对于集团军群在其自己有限的活动范围之内所作成的结论，故意装聋作哑，那么一个协调的政策也就完全不在考虑之列了。
　　当这一封信又不曾获得答复之后，我就又写了一封给希特勒私人的长信。我又再度说明集团军群的情况，敌人所具有的作战可能性，和我方部队的状况。我认为假使不依照集团军群的建议采取行动，则全盘情况将如何发展，那将是毫无疑问的。我又特别指出，应赶紧把兵力集中在集团军群北翼的后方，对抗敌人的迂回企图。这是至为迫切的，所以我的结论是说：“我的元首，让我这样的作结论吧，专就我们而言，问题不是逃避一个危险，而是要采取步骤克服我们不久即可能要被迫面临的危险。”　
　　几天之后，这封信对于我与希特勒之间所发生的一次冲突中，也发生相当的关系。
　　1月27日，他召集在东线上的全部集团军群和集团军指挥官，加上其他大批的高级军官，到大本营中来听训。他要亲自向我们说明在军队推行纳粹党化教育之需要。他认为军事情况愈困难，则“信心”愈是获得胜利的重要保证。他又认为高级军官的选择也就应以此为标准。
　　甚至于在训话前的简单会餐中，我就可以从他的致词中感觉到他是并未忘记我在1月4日所作的批评。于是他在正式训话的时候，他甚至于当着那些劳苦功高的陆军将领们这样的说着：“假使有一天末日来到了，最后保护国旗的人应该真正是这些元帅和将军们。”
　　我从来不曾受过这样的侮辱，而且希特勒的话也是故意侮辱所有的军人。因为大家都是惯于沉默的听训，所以没有人开口。但是我个人却感觉到这种侮辱实在是太强烈，所以血液遂向我的头上冲，因此当希特勒为了强调起见再度说出这句话时，我就冲口而出的喊着说：“他们将会如此的，我的元首！”
　　我这种表示自然与我对纳粹党的态度无关。我只是表示我们不愿意接受任何人的侮辱，包括希特勒在内。以后我的同僚们也告诉我，他们心中的怒火正是像我一样的高，所以当我开口说话时，他们都叹了一口气有如释重负之感。
　　不过希特勒在以一国元首身份致词时，也许从来不曾有过这样被人打断话头的经验。他很明显吃了一惊，用冷冰冰的眼光朝我看去，喊着我说：“谢谢你，曼施坦因元帅！”于是他匆匆的结束了他的演讲。
　　当我正在与柴兹勒尔一同吃茶的时候，有一个电话来说希特勒要当着凯特尔的面前召见我。当我走入室内时，他向我说：“元帅，当我向将领们致词时，我不能容许你中途打断我的话头。假使你自己的下级如此，你也是一样的不能容忍。”
　　这是无从答辩的，所以我不作声。于是希特勒在盛怒之下又犯了一个错误。他说：“几天之前，你送了一份情况报告书。我想你的目的是为了在战争日记上来证明你的看法正确。”
　　这的确是已经太过分了。我回答说：“我写给你的信是私人性的，并不曾列入战争日记之中。你应该原谅我在这里要用一句英国人的讲法，我对于我的动机所能作的解释就是我是一个君子(Gentleman)。”
　　沉默无言。希特勒停了一会才说：“多谢你。”　
　　在晚间汇报中，我又特别的被召出席，希特勒对我的态度又变得非常的温和。他甚至于与我商讨防御克里米亚的可能性。当然，我知道他不会忘记我上午对于他的顶撞。但是除了我与最高统帅的私人关系以外，我还有更多的事情要烦恼。
　　在1-2月间，有三个地区尤其成为新闻中的重要标题。它们的名称即为尼柯普、齐尔卡赛和罗夫诺。　

　　尼柯普失陷

　　奉希特勒之命，第6集团军归还A集团军群，自2月6日生效。他把这个调动的原因告诉柴兹勒尔，那的确是很奇怪的。希特勒希望把第6集团军中的两个师送往克里米亚，在那时这是已经绝望了。他现在解释说，他之所以要把第6集团军交给A集团军群指挥，其原因是因为在南面集团军群的手中，他无法调动那两个师。　
　　就某一方面来说，我们把第6集团军交出去实在是很痛快，因为我们的烦恼事是已经够多了！不过我们却丧失了一个兵力的蓄水库，假使我们若能于适当时机撤出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则这些兵力也就尚可为我们所用，但这也正是希特勒所反对的。现在只有敌人才能迫使他放弃这些地区。
　　1月31日，敌军对于在克里弗罗格以东的第6集团军北正面和尼柯普桥头阵地开始发动新的攻击。这个桥头阵地立即被突入。经过了2天的战斗，敌军在该集团军的北正面也获得了决定性的突破！因为俄军在兵力上几乎占了2:1的优势。所以在12个步兵师与两个坦克军的攻击之下，我方第30军受到了严重的损失。虽然它在前线有6个步兵师，在其后方又有两个装甲师，可是前者的兵员和装备俱感缺乏，实际上只能相当于一个战斗团，而装甲师却只有5辆可用的坦克！即使有这些勇敢的部队，迟早也还是会筋疲力竭。
　　第6集团军现在早已不归南面集团军群控制，所以我对于这个地区的战斗详情无法细述。事实上，一旦敌人已经突破了第6集团军的北正面，则在那里战斗的两个军和在尼柯普桥头阵地中的两个军就将完全被切断。这种发展是本集团军群早就已经预测得到的。到了这个时候，连希特勒也只好同意放弃第聂伯河湾东部和尼柯普桥头阵地了。第6集团军在苦战之后，终于将其各军撤出了陷阱，但其代价却是装备损失相当巨大。若果能早日放弃该地区，则不仅兵力可以全师而还，而且也还可以把它们转用在集团军群的北翼上，可是第6集团军的兵力在作战上是已经消耗在错误的方向上，我们也很怀疑他们最后是否仍能抵挡着追兵的压力。

　　齐尔卡赛口袋

　　在集团军群正面的中央，当对于空洞东部的俄国第40军作了成功的反击之后，第1装甲集团军的机动部队遂又转往西部。不过当我方装甲师一经离开了第一个战场之后，敌军的兵力也就自动填入。
　　1月底，强大的敌军兵力，包括几个坦克军和机械化军在内，突入了第1装甲和第8两个集团军的内翼，从齐尔卡赛起，在第聂伯河游还继续据有的突出弧形防线的西北地区。这个突入使敌人达到了第7和第42两个军的中间，并一直向南深入达齐芬尼果罗德卡(Zvenigorodka)地区中。
　　同时，敌人也已经攻击在齐尔卡赛西南地区中第8集团军面东的正面，并挟着第4近卫和第5近卫坦克两个集团军的生力军，突入了该地。他们向西深入，直到与从西北趋向齐芬尼果罗德卡突入第1装甲集团军的敌军携手为止。这也就是说上述的突出地，连同第1装甲集团军的第42军和第8集团军的第11军都将被切断了。
　　当我在1月28日回到集团军群总部时，这样的情况也就在那里等候着我。为了肃清被围兵力的退路起见，必须立即采取决定性的措施。
　　第1装甲集团军奉命立即结束其在左翼对俄军第1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并尽最快的速度放出第3装甲军。它应立即将第16和第17两个装甲师、元首卫队党卫军装甲师和巴克(Baeke)重装甲团投入新的危机点上，后者在上述的战斗中是早已有优异的表现。接着在后面即为第1装甲师。
　　第8集团军也奉命从其正面调派第47装甲军军部和第3装甲师，在突破点的方向上另行构成一个正面。第24装甲师也奉命从第6集团军中调来，以增援这个集团。但是当他达到时，希特勒又命今它返回A集团军群，因为尼柯普桥头阵地的形势是早已趋于紧急。事实上，又是太迟了而一无所成。
　　集团军群命令两个军——第1装甲集团军从西面，第8集团军从南面——攻击已经包围第42军和第11军的敌军后方及侧面。
　　集团军群用来救出这两个军的师数是相当的巨大。不过因为事实上，敌人在这个地区中，已经共挤满了26个步兵师和7-8个坦克或机械化军。为什么这样番号众多的理由，是因为俄国各师的实力，除了生力军以外，也都已经不足额了。
　　我们这两个攻击集团的任务是要首先切断敌方这些单位的后方交通线，然后再用向心的攻击来击毁他们。
　　很不幸，他们的集结首先因为雪，接着又因为泥泞而被延误了。不过一旦当他们可以行动之后，却还是能使敌军受到重创。这两个军报告一共俘获了700余辆坦克、600余门反坦克炮和150门左右的野炮，但俘虏人数却只不过2000以上。这可以证明敌军大部分都是由摩托化单位所组成。最后，泥雪交加终于结束了这次前进，当第47军可能牵制敌军兵力的大部分时，第3装甲军矛头即已经达到了距离包围圈西南正面八英里以内的某点。
　　集团军群的作战处人员曾经坐我们的指挥列车到乌曼去监督这两个集团军在战斗中的合作。第1装甲集团军司令部即设在乌曼，而第8集团军司令部也在其附近。当在乌曼时我曾经两次企图亲往前线视察，但每次我的车辆却都被深陷在泥泞或积雪之中。在这种地面上，俄国坦克的宽履带就要比我们的好得多了。　
　　因为已经没有希望使装甲部队达到这个包围圈，所以我命令那两个被围的军向西南突围。此时他们已经四面受逼，现在留下来的空间南北约为30英里，而东面则只有10-12英里。俄国人于2月4日已要求他们投降。
　　在他们的军长，斯提麦曼(Stemmermann)和李布(Lieb)两将军指挥之下，这两个军在2月16日到17日之间的夜里开始突围。当他们向第3军前进时，后者也作了最后的努力，至少也调派了少数的坦克通过无底的泥海去迎接他们。在包围圈中的两个军已经奉到了集团军群的指示，使用其全部的炮兵和弹药支援这个突破。因为在深泥中，无法作越野的行动，炮弹打完之后，火炮也就留在原地不动。
　　我们坐在指挥列车中等候突围成功的消息，其内心中的焦急是不难想见的。2月17日凌晨1时25分，第一个好消息传来，突围部队已经与第3装甲军的矛头建立了接触。在他们之间的敌人已被击溃。到了2月28日，我们知道有30000人到35000人已经逃出了这个口袋。被围单位共为6个师和1个旅，但前线兵力早已减弱，所以这个数字应该算是已经能够代表战斗部队的大部分了。(注：在被围之前，根据发口粮的名册，两个军共为54000人。但其中有某些后勤单位根本不在包围圈内。)不过使人伤心的却是大部分伤兵均未能运出，而斯提麦曼将军在战斗中又阵亡了。
　　不过无论如何，这两个军是终于逃避了第6集团军在斯大林格勒的同样厄运。希特勒又是要求死守，但最后还是同意集团军群的命令。后者在下达突围命令时，事先并未通知希特勒，以免他又出面干涉。
　　自然，火炮和重兵器的大部分都深陷在泥中。由于部队的超人努力，才勉强救出一小部分。这次被救出的6个半师很明显暂时必须退出前线。这种战斗力的损失虽然使集团军群的地位更为困难，但至少已经救出了两个军的战士，那却还是值得欣慰的。
　　在观察了那些参加突围的各单位之后，我的作战指挥所就又返回普罗斯库罗夫。集团军群左翼的情况发展使我们有必须赶回之必要。

　　罗夫诺

　　因为前述的种种原因，本集团军群已经竭尽其全力于2月间阻止敌人突破其正面的中央。当其右翼仍坚守在第聂伯河湾中时，它首先解除其被切断的危险。接着又救出在齐尔卡赛包围圈中的两个军。当这些任务均已完成之后，我们的注意力也就必然又注意到集团军群地区北面的发展。
　　此时，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是面对着东北方，实际上是相当的连续，从文尼察的东北到希皮托夫卡(Shepetovka)小镇以西为止。后者在集团军群总部所在地普罗斯库罗夫正北面，相距约为50英里。在希皮托夫卡，该集团军的连续正面告一结束。这条正面全长约150英里，由3个军指挥9个师来防守——5个步兵师、两个装甲师和两个装甲步兵师——他们的实力早已减弱，但却仍堪一战。在目前对于该集团军正面的压力已经减轻，敌军已经暂停前进。虽然如此，很明显，第4装甲集团军想凭这样的兵力，是决难对抗一个远较优势的强敌。
　　但同时又还另有一个危险，对于整个集团军群的地位而言，其意义是远较严重。在第4装甲集团军西翼的前面，一直延展到在其北面中央集团军群南界为止，现在有一个大空洞，其中几乎全无德国的存在。敌人迟早有一天，会从这个地区中对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一个大规模的迂回运动，这也就是象征着整个南面集团军群被包围了。即令这个真空地区的北部——平斯克沼地——是不适宜于任何大规模的作战，但是在第4装甲集团军正面，还是有一个宽达40英里从东到西的陆桥。从基辅经过日托米尔到罗夫诺的公路线也就通过那里。
　　为了封锁这座陆桥，这个集团军群已经把第13军移到了其极北翼上。后者由我在第38军军长任内的前参谋长，豪飞将军(Gen. Hauffe)所率领。他在1944年3月间，在其部队先头不幸战死了。从2月到3月，豪飞将军凭着极少量的兵力，阻止了敌军在公路两侧的前进，累次逃脱了远较其强大敌人的锥形运动。在北面的平斯克沼泽地区之内，另有一些警察单位看守着从基辅到波兰的大铁路。
　　当然，面对着巨大的优势，这个孤独的第13军很难使敌人的前进延迟得太久。早在2月初，罗夫诺镇被攻陷，结果使第13军必须向西退往杜布罗(Dubmo)。
　　乌克兰的总督柯赫(Koch)本是驻在罗夫诺，当然不失时机的溜走了。希特勒却要杀那个应对镇失陷负责的将领，据柴兹勒尔说，甚至于凯特尔也要求把那里的最高指挥官立即枪决。柴兹勒尔力表反对，劝希特勒应听取将领们的意见。戈林也就插入了进来，他说：“呵，您不能这样做，若如此也就丧失了国家元首的尊严。”不仅这是戈林所不应过问的事情，而且他也最无权利来指责他人不尽职。这也可以证明他是如何痛恨陆军将领和陆军的全体。事实上，希特勒却没有接受凯特尔和戈林的建议，而只命令开调查庭，结果原有被指控的军官无罪，而负责罗夫诺地区的师长却被宣判了死刑。以后又由于我的解释，希特勒还是赦免了他。
　　现在再回头说到第4装甲集团军。虽然我已经说过在这个集团军的正面，目前暂无威胁，但是很明显，其北面的广大领土，只由极少数兵力来防守，不久即将成为敌方攻势的基础。敌军可以向西直趋利沃夫和向南迂回该集团军。
　　为了预防这种危险的发生，本集团军群曾经一再要求在罗夫诺地区中集结一个集团军，但始终不曾办到。最高统帅部既不从其他地方抽调兵力(例如北面集团军群或克里米亚方面)，又不准南面集团军群可以自由调动其南翼。
　　这是不用说的，在齐尔卡赛战斗完成之后，集团军群总部已经从其正面的中央，抽调强大兵力前往左翼方面，到了3月15日即已达到了指定地位。但是我们却向陆军总部强调表示，这些兵力在遭到另一次大规模攻击时，最多只是使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获得某种程度的稳定，他们并不能应付对于该集团军西翼的大迂回运动。因为战局的决定是注定了在北翼方面，所以对于后者是必须要另加兵力。不过就目前而言，对于这一方面最高统帅部却仍未作任何决定性的措施。
　　很明显，希特勒假定敌军的攻势力量早已衰竭。此外，他也以为泥泞季节即将来临，足以使俄军无法采取任何大规模的行动。诚然，我们在2月中间为了拯救在齐尔卡赛口袋中的两个军所发动的攻势，曾经因为泥泞雨雪之故而被迫停顿。但是若认为真正的泥泞的季节已经来到，则还是未免言之过早。
　　至于希望等候敌军攻势力量的衰竭，那却必须要先考虑到我们自己已经减弱的部队实力。为了供陆军总部的考虑起见，集团军群提供了一套数字，以显示双方的相对损失和补充情形。
　　我们从许多的战俘讯问中得知在1943年7月到1944年1月之间，面对着我们的敌军已经接受了总数约108万人的补充。这个数字也就相当于敌人在同一时期中所受到的损失。相反，南面集团军群在这同一时间之内，所受到的损失，连同死伤失踪在内，共为405,409人。而所获得的补充人数则共为221,893人。所以尽管敌军的损失远比我们巨大，而其步兵的战斗价值更是每况愈下，但是兵力之对比却还是使我们益形不利。
　　在装甲单位方面，俄国一个坦克军的现有实力平均为坦克50-100辆，只有一个例外仅为20辆。其计划中的编制则为200-250辆。对比的说来，我们自己的装甲师中能供战斗之用的坦克，最多不过30余辆。只有最近调来的装甲师情况较佳，其他的则都是每况愈下。一共算起来，面对着我们的敌人在这个阶段中，已经大致接受了2700辆新坦克，而我方连同自行突击炮在内，也只有872辆。上述数字还未将敌人的大量预备部队包括在内。
　　我们所属各集团军提供的数字是很有意义的。当然其中不无重复之处，尤其所击毁的坦克数量。依照这种估计，敌军的损失如下：
　　月份　俘虏　坦克　野炮　反坦克炮
　　1月　17,653　2,873　588　2,481
　　2月　7,700　1,055　200　855
　　这些数字足以表示红军在这个阶段中在装备方面是已经很够充实。他们已经不必再使用人海战术了。此外这些数字也显示俘虏人数与所俘获和毁灭的物资数量是如何不成比例。俄军不是常常放弃其重兵器以避免被俘(那也可能表示其战斗士气的低落)，就应该是已经受到了重大的死亡损失。
　　至于说到希特勒自己的态度，我与柴兹勒尔将军之间在2月18日作过一次电话中的谈话，那是极有意义的。在指出我们北翼上所可以预料到的危险之后，我曾经请他注意双方兵力的比例，和我们比起其他的集团军群，都甚至于还不如的情形。以下是我的参谋所记录的有关谈话的一个片段：
　　柴：我对于这个问题又已经与元首作了一次长谈，并详言其可能的后果，但仍无结果。　
　　我：那么他对于我方未来的作战采取何种看法？　
　　柴：他说俄军不久就一定会停止攻击。自从去年7月起，他们就一直不停的攻击，所以不可能再进了。于是我问，“我的元首，假使您是俄国人，您将会怎样？”他说：“什么都不怎样。”我就告诉他说：“好吧，我一定会攻击，我一定要打到利沃夫！”　
　　不过很明显，希特勒仍继续希望疲惫和天气会使敌军的攻势告一结束。他告诉我们说，到了5月间就会有新的师供他使用。假使他若能把这些所需要的人员和装备用来补充我们那些有战斗经验的各师，则情况也许就会不大相同了。

　　结算的一天

　　最高统帅部从来不肯放弃任何的东西，以求在决定点上获得比敌人较强的兵力。这是一个巨大的错误，到了1944年3月间，这张支票也就到期了。我们所应该偿付的，第一件首要的是德军在1943年不曾倾全力来在东线上作一次摊牌，以求至少形成一个僵局，或是在西方的真正第二战场尚未开辟之前，使俄军的攻势力量归于消耗。
　　第二个大错就是坚持到底的使东线的南翼握着东面的堡垒不放手，最先是在顿涅茨盆地和库班半岛中，然后是在第聂伯河湾中和克里米亚，都使敌人有了切断他们的机会。最高统帅部忽视了决定最后结局的不是为了这些地区的争夺战，而是在北翼上，因为敌人可以从那里把德军的整个南翼围歼在黑海岸上和罗马尼亚的境内。自从“卫城”作战以来，这就一直都是决定点。
　　现在是已经太迟了！1943年已经一事无成的溜走了。今后是否还能形成一个僵局，那就要看1944年西方盟军的入侵结果来断定了。但是首先要结帐的却还是东线的南翼！希特勒希望在2月底，由于俄军实力的衰弱和泥泞季节的来临，将会阻止敌军攻势，现在至少已经证明是落空了。
　　固然的确是如此，感谢德国部队所发扬的英勇精神，敌军的收获也是得来不易，其代价为巨大的牺牲。其步兵单位的素质显然已经直线下降，因为他们把所有收复地区中的壮丁都一律强迫征召入伍。但是明显的事实却是他们仍有充分的生力军可供调用。尽管由于损失惨重之故，其坦克或机械化军的坦克数量也已经减少，但比起德方的装甲师却还多了几倍。在德军方面，尽管从后方单位中去搜寻人力，但仍不足以补充缺额。我们在B梯次单位和补给纵队中早已录用了大批当地志愿人员——主要为乌克兰人和高加索人——他们都能绝对忠于职守，都愿意为德军战死，而不愿意再受共产党的统治(尽管纳粹党的党局在占领区中所推行的政策是那样的恶劣)。
　　3月初，泥泞季节终于来到了。不过最初对于我方都是比对于俄军更为不利。上文早已说过，由于它们的履带较宽，所以俄国坦克在雪地和泥泞中是具有较大的机动性。而且同时，敌方也已经有了大量的美国卡车。它们具有越野性能，而我们的卡车却限制在少数几条坚固的道路上，所以敌人坦克和机械化军中的步兵单位也可以迅速运动。所以我方的机动部队必须经过遥远的距离和延误相当的时间，这样自然也就不是一个较机动敌人的对手。
　　除非等到泥泞已经暂时使敌方攻势停顿，否则本集团军群就仍有维持一个强大北翼之必要，而且不久以后，战斗又还是可能会继续进行。
　　当然，敌人同时也继续攻击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和我们自己的第8集团军。这一个翼仍然是向东突出着，所以经常有被敌军击碎的可能性。这样也就会使俄军有了收复比萨拉比亚和进入罗马尼亚以及巴尔干其他各国的机会：这也正是罗斯福所急于想奉送给“乔大叔”(Uncle Joe)的礼物。
　　尽管如此，德军还仍然能够在这一翼上作弹性的撤退，当第6集团军的正面大形缩短之后该集团军中即可以节省出来相当的兵力。它仍然可能在布格河或聂斯特河下游构成一道适当的防线，使敌人无法越雷池一步。
　　早在2月22日，我们即注意到了面对着第8集团军南翼的敌人，已有准备新攻势的模样，集团军群即要求该集团军应有作闪避行动的自由。因为左翼方面更需要兵力，所以我们也就无法增援这一方面。但是第8集团军能否采取此种弹性战术，则当然又要看其南面的第6集团军是否能够合作而定。所以这也是我们要事先获得陆军总部同意的理由。
　　毫不足怪的，希特勒是不会同意的。相反的，当第6集团军的绵长防线上发生了新挫败时，本集团军群还被迫将更多的兵力(第3和第24两个装甲师)用来发动攻击以支援他们。
　　不过从作战的观点看来，若沿着黑海岸向A集团军群进攻，则远不如在北翼方面那样易于获得决定性的成功。假使敌军集中最大量的兵力在这一方面，那么也许在泥泞季节开始之前，他们就早已能够突破第4装甲集团军的正面，他们首先可以占领从利沃夫通过齐美林卡(Zhmerinka)进入乌克兰南部的铁路线。这也是德军整个南翼的主要补给线。接着若继续向南前进，则敌人也就可以达到南翼的深入侧面和后方上。
　　很明显，敌人一定会利用南面集团军群北翼和中央集团军群南翼之间的空洞，集结另外一支强大的突击兵力。其任务为绕道本集团军群的左翼，或如柴兹勒尔将军所说的，直趋利沃夫。2月底，俄军白俄罗斯方面军的总部在该地区中出现，对于这种意图更是一个明确的指标。当本集团军群的左翼受到了这样的迂回之后，则我们必然被迫向南退却。反之俄军通过利沃夫，即可以自由的进入格里西亚或波兰本土。这一类的发展是必须不惜任何代价来加以阻止。
　　当在齐尔卡赛附近解救那两个军的战斗已经结束，和第1装甲集团军与第8集团军在这个地区中重建接触之后，集团军群总部即已命令将其兵力彻底的调往左翼方面。在第1装甲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抽出了第3装甲军的军部和第1、第11和第16三个装甲师。接着就还可能有第17装甲师和炮兵师，跟在后面一同前往在第4集团军群后方的普罗斯库罗夫附近集结地区。从第4装甲集团军中也调来了第7装甲师、元首卫队师和一个重坦克营(第305)。这些单位集中在塔尔罗普附近，由第48装甲军指挥。第3装甲军的任务是要阻止敌军在普罗斯库罗夫以北正面的突破，第48装甲军则应阻止敌人取道塔尔罗普对西翼的包围。陆军总部所允许给予的3个步兵师(第68、第357和第359)也应开入第4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这些师的调动自然是需要时间的。尤其是道路和运输工具的情况也不容许任何迅速运动。结果他们在3月中旬以前不能达到其指定的目的地。
　　在那个月的月初时，集团军群同时也命其集团军地区向左翼方面进展。其目的是为了要使第4装甲集团军能够照顾在塔尔罗普和杜布罗之间现在已获有特殊重要性的地区。这个集团军把其现有的正面，那是以希皮托夫卡为终点的，移交给第1装甲集团军，并接管从塔尔罗普以东到杜布罗为止的地区。不过在此时能用的兵力就只有第48装甲军，那是正在忙于在塔尔罗普附近从事于集中的工作；第13军，正在杜布罗附近作战；而在柯威尔还有一部分警察单位。第1装甲集团军又把乌曼以北的地区交给第8集团军接管。根据陆军总部的命令，在该集团军右翼方面的各军又移交给第6集团军接管。
　　3月初，集团军群总部首先移到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再移到利沃夫，以便位置在这个主要左翼的后方。我们曾经奉希特勒的命令，不得进入罗马尼亚的境内。
　　上述的措施能否阻止敌人在泥泞季节以前所发动的任何攻势，也还是大有辩论之余地。我们曾向陆军总部一再强调说明，必须赶紧调相当于两个集团军的兵力(即15-20个师)来到利沃夫。只有这样才能阻止本集团军群的左翼受到大规模的迂回。(不过，假定希特勒口中所说的新军，是不适宜于这个目标。要想抽调兵力则必须再缩短北面集团军群和第6集团军的正面，并撤出克里米亚。)
　　不用说，假使在集团军群自由的地区中，将兵力作如此的巨大抽动，则对于第8和第1装甲两个集团军而言，将是一种巨大的冒险，因为只要地面和天气一许可他有这种机会，则敌人就会继续向他们进攻。敌人在这方面的目标是朝布格河中游的方面上突破，并攻占在文尼察和弗兹尼森斯克(Vozhessensk)的渡口。
　　不过事已至此，集团军群就必须要在两害之间取其轻。若从全局上看来，毫无疑问，敌军若从第1装甲集团军右翼和面对着第8集团军的地区中来攻，其祸害还要算是较轻的。若是能把第6集团军撤到布格河的后面，或者最坏撤到聂斯特河的后面，即可以抵消这种前进的作战效力。相反，若是敌人对集团军群左翼方面获得了一个决定性成功，那么其后果也就无法挽回。为了阻止这种情况的发展，南面集团军群的作战目标就是要倾全力阻止俄军深入到南面集团军群和A集团军群的侧面，或是直趋利沃夫，直到泥泞季节完全生效时为止。因此，其右翼，以及A集团军群的全部，将有被迫再向西撤退的可能，也就是一个应该接受的冒险。

　　泥泞中的继续奋斗

　　虽然天气阻止我们的飞机侦察，使我们无法知道敌军的运动和集中详情。到了2月底，集团军群仍能对于敌军的意图作下述的研判：
　　最近发现的第1白俄罗斯方面军将集中在罗夫诺地区中，以包围集团军群的西翼。
　　第1乌克兰方面军将攻击现由我方第1装甲集团军指挥的在普罗斯库罗夫两侧西北的正面。
　　第2乌克兰方面军将会继续向第8集团军和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发动攻击，若能渡过布格河之后，就将向捷罗维兹(Czernowitz)挺进。
　　第3和第4乌克兰方面军将会继续企图击溃第6集团军和第8集团军的右翼。
　　3月3日，在集团军群左翼第4和第1两个装甲集团军的地区中，敌人开始进攻了。优势的敌军，包括1个坦克军在内，在杜布罗的周围围困了第13军。敌军的攻击主力由两个坦克集团军另加第60集团军来担负，其目的为越过普罗斯库罗夫-塔尔罗普一线，向南突破，其意图很明显就是切断集团军群的最重要交通线——只要天气仍能允许——更将一直越过聂斯特。同时，俄军第18集团军也正在企图压迫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向东南撤退。
　　下述的表解可以大概的显示这个阶段中的相对兵力：
　　战线　3月9日的敌军　2月29日的我军　我军据守的地区
　　面对第6集团军(属A集团军群)　62个步兵师、3个坦克或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1坦克军(休息中)　18个步兵师(约)、3个装甲师　--
　　面对第8集团军　57个步兵师、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　5个步兵师、4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　95英里
　　面对第1装甲集团军　37-40个步兵师、11个坦克或机械化军　8个步兵师、1个炮兵师、1个装甲师　112英里
　　面对第4装甲集团军　18个步兵师、5坦克或机械化军、1个骑兵军　8个步兵师、1个防御师、1个警察部队、9.5个装甲或装甲步兵师　320英里
　　2月底由于集团军界线之调整，本集团军群的兵力又有下述的调动：
　　从　调往　兵力　正面长度
　　第1装甲集团军　第8集团军　3个步兵师　37英里
　　第4装甲集团军　第1装甲集团军　5个步兵师、3.5个装甲师或装甲步兵师　125英里
　　当我在3月4日访问希皮托夫卡的前线时，第59军的地位早已十分的严重。敌军已在该地两侧突入我方的防线，并准备东西夹击以包围该军。为了消除这种威胁，该军必须退却。由于该军军长夏尔兹将军(我过去的参谋长)的坚决领导，再加上第1装甲师的协助，才算是成功了。但是敌人并未放弃其企图，而继续向普罗斯库罗夫前进。
　　那两个已经调到了这一翼后方的装甲军现在也开始投入战斗。第3装甲军从普罗斯库罗夫向西北进攻，以击碎在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之间空隙中前进的敌军。第48装甲军则奉命攻击趋向塔尔罗普的敌方装甲兵力。　
　　3月7日，敌军在这个地区中已经一共用到了22-25个步兵师和7个坦克军或机械化军的兵力。
　　3月初，敌军又开始向第8集团军左翼发动一个攻势，在两个星期之内，他们又已经把在齐尔卡赛战斗中所受到的损失补充起来了。当我们刚刚把两个军从这个地区中抽调到集团军群左翼后方之后，敌军也就开始向乌曼方向进攻了。敌军在突破中一共用了20个步兵师，终于击溃了我方的第7军，到3月9日他们已经到该城的门外。
　　在A集团军群(第6集团军)的地区中，敌军也同样继续进攻，并向布格河河口上的尼古拉耶夫(Nikolayev)达到了一个突破的目标。
　　在3月7日送给陆军总部的情况报告书中，集团军群总部说只有努力的打下去，一直等到泥泞使敌军行动自动停止时为止。不过同时，我们又强调说明当泥泞季节终了时，在塔尔罗普-纳克-利沃夫地区中集结一支足够的兵力，实具有决定重要性。这样才能阻止敌军攻入利沃夫，又或者当敌人企图从塔尔罗普向南进攻时，即可以威胁其侧面。所以目前集团军群的主要考虑就是必须争取时间，并且在泥泞迫使敌军停止前进之前，更应努力使其部队保持战斗能力，甚至于再放弃一点土地亦在所不惜。不幸，在此以前已浪费了不少时间。
　　在这个阶段的作战中，希特勒又自以为他自己找到了一个新方法阻止敌人的前进。他宣布某些铁路或公路的焦点为死守的据点。对于每一个据点，指定一个军官负责死守，要他们立下军令状。希特勒认为只要封锁了这些要点，即足以迟滞敌军的前进。事实上。却从开头起即证明这完全是妄想。这种没有适当工事和守兵的据点，迟早一定会被攻陷，而不能达到其预定的目标。集团军群总部每次都是在它们尚未被围之前，即设法将其放弃。只有一个例外即为塔尔罗普，结果只剩下了少数残部突围而出。以后在1944年中，希特勒这种方法更使我们受到了相当的损失。
　　为了执行争取时间和使部队免受包围的政策，集团军群于3月11日，当敌军已经突入了第8集团军正面的左翼时，就命令该集团军立即撤退。两天后，因为同样的原因，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也撤到布格河的后方。在其左翼方面，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在普罗斯库罗夫地区中继续作战，以重建其与第4装甲集团军的接触，并解除其右翼方面的压力。第四装甲集团军的任务，为阻止在塔尔罗普以东敌方装甲兵力向南直趋聂斯特河，并迫使第1装甲集团军向东南撤退。同时，把陆军总部所提供的3个师也投入战斗，肃清从利沃夫经过塔尔罗普到普罗斯库罗夫之间的交通线。
　　不过自此以后，情况就演变得更为迅速了。到了3月15日，敌军几乎完全毁灭了第8集团军的左翼，使乌曼与在文尼察的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显出了一个大空洞。敌军再继续向西南挺进，已经把5个集团军(包括1个装甲集团军)的先头部队在第8集团军地区中，送过了布格河。尽管后者已经把一切可抽调的兵力，从右翼调往左翼，攻击现已渡河的敌军，但是很明显已经无法再利用布格河来当作一道防线，也不能再恢复其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接触。相反的，正在渡河中的强大敌军又还可以迫使第8集团军向南撤退，并赶在它的前面达到聂斯特河。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右翼，敌军也一直进到了文尼察以南的布格河。虽然希特勒立即宣布该镇为死守的据点，但事实上无法久守，因为那至少需要3个师的兵力，这又从何处寻找呢？在该集团军的左翼，普罗斯库罗夫以西，敌军更有用第3近卫坦克集团军作一个迂回的趋势，它一共指挥3个坦克军。
　　在第4装甲集团军地区中，陆军总部所提供的步兵师作了一个成功的攻击，使目前可以稳住了在塔尔罗普地区中的情况。对比的说来，第13军在向布罗地的方向上撤退时，却又有受到包围的威胁。
　　从全局上看来，在集团军群右翼，显然已经没有再据守布格河的可能性。早在3月16日，已经渡过了布格河的敌军，以1个坦克集团军的兵力，向西直趋最近的聂斯特河渡口。3个其他的集团军，其中1个为装甲的，正在向南旋转以打击第8集团军的北侧面。同时，第1装甲集团军的两翼也都有被包围的危险。尽管在塔尔罗普获得了一次成功，但从长期的观点来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无力阻止敌人进向利沃夫或向南迂回。
　　在这种严重的情况中，我又被召前往上萨尔茨堡(Obersalzberg)。几天之前，希特勒的侍卫长希孟德将军曾经来访问我，要我在一个很奇怪的文件中签名。这是一份由所有的元帅们签名向希特勒效忠的文件，来对抗在斯大林格勒被俘的席德里兹将军(V. Seydlitz)所发表的宣传。这个观念也许是希孟德本人所发明的，他也许以为这样可以增加希特勒对于陆军的信心。因为除了我以外，所有的元帅都已经签了名，所以我当然也只好勉强照办。(值得注意的是希孟德早把穆德尔列入了名单，尽管那时他还是一位上将。)我若是拒绝则无异于是暗示我同情席德里兹的活动。不过我却告诉希孟德说，从军人的观点来看，这实在是不必要的，因为没有一位德国军人会理会此种宣传。3月19日，由伦德斯特元帅代表将这个文件呈送给希特勒，许多三军高级将领都在场观礼。希特勒当时似乎很感动。可是这却太有背于军人的传统！
　　因为希特勒累次拒绝我的建议，并不肯承认现实，所以这种效忠的表示不禁使我自己反问是否仍应恋栈不去。就军事方面来说，我实在不能否认希特勒在领导方面的错误。尽管我很希望能够引退，但因种种理由使我不能走开。有许多次，当希特勒不听我的忠告，或尝试干涉我的工作时，我就曾经告诉总参谋长请他转告希特勒另请高明。不过每次又因为责任感之故，又打消辞意。因为我的离去，其意义并不仅是一位集团军群总司令的去留而已。良心使我感觉到无权把我自己的部队弃置不顾。不过有时为了迫使希特勒让步起见，又不得不采取用辞职手段当作最后的威胁。
　　上萨尔茨堡的集会使我有机会再劝希特勒对于日益严重的情况作一次思考。我的建议如下：
　　一、将第6集团军立即撤到聂斯特河的后面。这个集团军现在仍然位置在布格河下游以东的一个突出地中，并且需要太多的兵力。A集团军群总司令克莱斯特元帅本人也早已作此项建议。
　　二、把从第6集团军中所节省出来的强大兵力，迅速向北转移到在聂斯特河和普鲁特河(Pruth)之间的地区中(后者为罗马尼亚的旧国界)，预防第8集团军被迫从聂斯特河向东南撤退。
　　三、A集团军群应与罗马尼亚的兵力共同负责保护罗马尼亚，或在聂斯特河，或在普鲁特河建立其防线。
　　四、迅速增援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以阻止敌军迫使它退向喀尔巴阡山中，或直趋利沃夫。
　　我又补充说，这种解决会暂时使A集团军群与南面集团军群之间造成一个缺口。不过敌人若企图从这个缺口中取道匈牙利向巴尔干挺进，则当我们接到希特勒所允许在5月间给予我们的增援之后，即可以从北面攻击敌军的背面。　
　　不过希特勒却拒绝考虑任何这一类的远程观念。他仍决定A集团军群应留在布格河，并宣布对于南面集团军群的北翼，只能给予以小规模的援助。
　　3月22日，我又把一个详细情况研判报告送给柴兹勒尔将军，再度提出上述的建议，其理由有两点：一、目前战斗部队的情况。二、现有的局势已经使第8集团军与第1装甲集团军之间的正面无法连接。所以我说现在最重要的，就是A集团军群(第8集团军应拨交给它)应掩护罗马尼亚，而南面集团军群则应阻止敌军向西进入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为了达到这个目的，第4装甲集团军应守住其现有的地位，换言之，也就是要不惜代价来增援它。第1装甲集团军的主力应与第4装甲集团军联合在一起，以防其自己被迫向南移动。在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喀尔巴阡山地中的隘道，则应由匈牙利部队来加以扼守。
　　匈牙利人多少是被迫投入战争的，其眼睛还是固定在希本布根(Siebenburgen)上，它是在1918年割让给罗马尼亚的。罗马尼亚和匈牙利虽同为我们的同盟国，但彼此之间却势如水火，他们各自保留着精兵以备不时之需。在1942-1943年冬季中的顿河战败后，两个罗马尼亚集团军和一个匈牙利集团军也都先后撤出了前线。　
　　不过，安东奈斯库元帅不久又再度提供兵力以担负亚速海的海岸防御。他同时也容许罗马尼亚部队构成第17集团军的一部分，最先是留在库班桥头阵地中，以后又退入克里米亚。现在他又提供新的兵力加入A集团军群。
　　在把他们的集团军撤出了前线之后，匈牙利人就只在乌克兰留下了少数几个师的兵力。他们也明确要求不让这些兵力与俄军发生任何的战斗，所以每当前线接近之后，我们就赶紧命令他们后退。他们的任务就只限于在交通地带中防守公路和铁路，对付游击队。
　　但是现在的情况对于匈牙利而言也同样紧急。为了防御喀尔巴阡山地和到聂斯特河为止的地区，我们必须要利用其还保留在国内完整未动的兵力。可是匈牙利政府的态度却变得更有问题。3月15日，林德曼将军从陆军总部来，带来了密令说一旦匈牙利反叛，就应立即解除匈牙利部队的武装。很侥幸，我们得免于执行此项任务的需要。在霍斯(Horthy，匈牙利摄政)访问了上萨尔茨堡之后，3月23日匈牙利第1集团军遂交由我们指挥。其所辖两个军都由1个摩托化和4个步兵师所组成，但他们却都尚有待于动员！此外，匈牙利的兵器在数量和素质上也都不够与俄军装甲兵力交战的标准。尽管如此，这些兵力据守喀尔巴阡山脉阻止俄军前进，那却还是有成功的可能，因为俄军在山地中很难使用其装甲兵力。第一次大战中，俄军在这个山地中即曾吃过大亏。当然，一切又都要看匈牙利人有无坚强的领导而定，就这一方面来说，下述的事实使我感觉到未可乐观。3月28日，匈牙利总参谋长拉卡托斯将军(Gen. Lakatos)和其第1集团军司令来拜访我们。他们向我们的要求所表示的反应，就只是诉说他们的部队是如何无准备和如何缺乏反坦克兵器。所以我们无法不获有一种影响，认为在匈牙利陆军中的某些高级人士并不想认真保卫国土。他们不知道俄国人来了有什么利益？
　　3月19日，我在上萨尔茨堡接到转来的情况报告，得知本集团军群的情况又已经更趋于恶劣了。第8集团军虽已经把一切可调用的装甲兵力都用在左翼，但却仍不能避免后者在西面受到迂回和被迫向南退却。因为希特勒不同意我们所建议的解决(即从第6集团军抽调兵力投掷在这一点上，并同时撤退后者)所以我们就只好劝说安东奈斯库元帅，提前将其兵力交给我们使用，以便将第8集团军的正面向西北延长。事实上，安东奈斯库本来只同意用他们来防御普鲁斯河的。
　　除了第8集团军的危机以外，本集团军群北翼的情况发展尤为恶劣。现在它已经不能维持其在布格河的右翼，第1装甲集团军现在据守着一个面对东北的正面，大致从聂斯特河延展到奇布鲁克河(Zbrucz)上，后者也构成波兰的边界。在西面，上文已经说过，第4装甲集团军用一个反击已经稳住了在塔尔罗普以东的情况。
　　可是到了3月20日，敌人又使用了两个坦克集团军(第1和第4)，在我方两个集团军的界线两侧分别突破，并向南朝聂斯特河游进攻。3月23日，这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矛头就早已接近在捷罗维兹以北和卡门尼克，普尔多斯克以南的聂斯特渡口。这样也就使敌军横跨着第1装甲集团军的交通线。危机已经变得至为明显，集团军群也已经命令该集团军缩短战线，以求抽调兵力来肃清其后方。第4装甲集团军中的一个战斗群，由毛斯将军(Gen. Mauss)指挥，也改交第1装甲集团军控制，当所有其他的兵力都被敌方两个集团军所赶走了之后，这个群就好像中流砥柱一样的屹立在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这支兵力的任务即为阻止跟在敌方装甲矛头后面的主力，切断前者的补给线。
　　很明显，这些措施并不能恢复集团军群北翼上的情况。虽然就目前而言，只不过是一支装甲兵力深入到了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不过从各种迹象上来看，这个集团军已经遭到了包围。要想在喀尔巴阡以北建立一道持久性的防线，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撤出。
　　3月23日，集团军群总部要求陆军总部提供兵力，肃清第1装甲集团军的后方交通线。我们认为这些兵力可以从匈牙利抽出，因为它已经被占领。3月24日，我们接到了答复，不仅要求第1装甲集团军守住其现有的宽广正面，并且还要向西延伸到塔尔罗普，并肃清其交通地区中的敌人。
　　于是集团军群在同日正午再提出报告说，假使到15时对于前次的要求尚未能获得满意答复，就只好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围了。到了16时，我们又接到了“所罗门”式的回答，希特勒一方面同意第1装甲集团军肃清其西面交通线的基本观念，但另一方面仍然坚持继续据守其在聂斯特河与塔尔罗普之间的现有正面。可是这个集团军从那里去寻找这样多的兵力，那却是一个哑谜。这正像1942年12月间在斯大林格勒的情形是一样的。当时希特勒一方面允许第6集团军向第4装甲集团军的方向上突出，但另一方面却又要求守住该城不得放弃，换言之，也就是不让第6集团军集中必要的兵力。
　　当我从电话中向柴兹勒尔将军指出希特勒这种要求是如何不可能时，他回答我说后者根本就不曾了解情况的严重。虽然如此，在那一天黄昏时，我又还是奉命于次日到大本营会谈。
　　正在此时，我与第1装甲集团军的司令胡比上将(Gen. Hube)之间发生了冲突。胡比虽然也承认这个集团军的地位是不能再留，但他却不愿意向西突围，而只想向南退往聂斯特河。就当时而言，这当然是一条比较容易的路线。因为若向西走，则必须冲过两个俄国坦克集团军的阻拦，而逃往聂斯特河则几乎可以不必需要任何认真的战斗。
　　但是我却不能接受胡比的意见。第一点，第1装甲集团军必须与在西面的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否则即无法阻止敌军突入喀尔巴阡北面的格里西亚。若是采取南面的退路，则该集团军最好也不过是退往山地中，甚至这一点都没有把握。从表面上看来，越过聂斯特河的路线似乎是危险性较少。但若仔细观察即可以看出来它足以酿成大祸。该集团军缺乏架桥材料在宽广正面渡河。若只从现有的桥梁上渡河，则将暴露在敌方空军攻击之下，并将丧失多数的重装备。更坏的是敌军早已从第聂伯河南面前进，于是迟早第1装甲集团军就会受到包围了。
　　所以我明告胡比将军，集团军群将不准许他的集团军退向聂斯特河的南岸，而必须命令其向西突围。甚至于在我飞往上萨尔茨堡之前，即早已向他警告，要他立即向西攻击，首先与在齐布鲁克河的那个战斗群相会合。
　　3月25日上午我从利沃夫起飞，如期赶到贝格霍夫(Berghof)参加午间的会议。在向希特勒说明第1装甲集团军的情况时，我强调其东北两面都已受到敌军的强大压力，从长期的观点看来，其疲兵久战的各师是决支持不下去的，尤其是空运补给又不适当。我更补充说，在该集团军的深入西侧面，敌人已经切断了其后方交通线，而在聂斯特河之南，敌人又威胁其背面。我说在这种情况中，除了命令该集团军的坦克部队向西突破，肃清其补给线并与第4装甲集团军重建接触以外，实更无其他的途径。使用这样的战术，甚至于可能切断那两个在第1装甲集团军后方作战的敌方集团军的交通线。该集团军的其余兵力应向东方和东北方掩护这个向西的突击，该集团军的南翼仍应留在聂斯特河。所以我又说，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同意胡比将军的意见，将这个集团军撤到聂斯特河的南岸去。第一点，作战上的理由要求必须把第1和第4两个装甲集团军集中在喀尔巴阡以北的地区中。第二点，因为任何向该河南岸的撤退都可能使第1装甲集团军最后将遭受围歼。此外我又说，这个突破能否成功就要看第4装甲集团军是否能同时从西面来攻，因此又必须立即增援后者。
　　希特勒回答说，他无法抽调兵力来达到这个目标。只要他在西欧还等待敌人入侵，就无法从那个战场上抽调兵力。同样，为了政治上的理由，在匈牙利的兵力也不能抽动。此外，他也不肯考虑缩短第1装甲集团军的东方正面，以集中兵力向西突破。
　　于是希特勒和我自己之间开始发生了激烈辩论，他说我对于集团军群今天所处的不利地位应该负责。前几天柴兹勒尔告诉我说，希特勒指控我们已经浪费了许多的兵力。我当时曾经要求柴兹勒尔告诉希特勒，因为这些兵力都是零零碎碎的投入战斗，而且也总是太迟，所以集团军群对于这些师只有这样的用法。假使希特勒早就把我们所要求的强大兵力给予我们，或是给予我们南翼以行动自由，则他在今天将可以不必抱怨！柴兹勒尔也完全同意于我的见解。事实上，自从“卫城”作战以来，几乎一切的情况演变都受着这个因素的影响。
　　现在希特勒就断言我们都是在耍弄“大战术”。他说去年秋天，我们告诉他应该守住第聂伯河一线。当他最后勉强批准撤到该河之后时，于是我们又宣布因为敌人在基辅突破之故，又必须撤退了。我告诉他这是势所必至的。因为要我们分散兵力在南翼上据守顿涅茨和第聂伯河地区，而不让我们加强北翼的人就是希特勒本人。
　　接着希特勒宣布依照空军的报告，只看到极少数的敌方坦克，而整个德军的单位却在他们前面奔逃，所以使正面不断向后撤退。因为希特勒所接获的空军报告都是由戈林提供的，所以可以想见他是在从中挑拨。
　　我回答他说，假使战斗部队不再能挺身而斗，其原因应该是体力溃竭、疲劳过度和实力太不足额。这并不是哪一个人的过错，尤其是那些高级指挥官实际上都是英勇而有经验的军人，但却没有一个人能制止部队抵抗力的崩溃。在我们的报告中，曾经一再提到这一点。
　　因为这些争论都没有结论，我就想抓着一个重点：坚决要求让第1装甲集团军集中其装甲兵力向西突破，以求与第4装甲集团军会合在一起。我坚持在这一天必须下达命令，而且除非第4装甲集团军也能从西面夹攻，否则决无成功之可能性。
　　可是希特勒又拒绝这个要求，命令在夜间汇报中继续讨论。尽管双方的意见距离极远，但他却还始终维持着正常的礼貌。在离开会议时，我送了一张条子给希孟德将军，说我想与他到外面去一谈。我要求他转告希特勒，除非他接受我的建议，否则我就认为无恋栈之必要。我希望他考虑接替的人选。
　　下午我的参谋长布希将军有电话来，说胡比又再度提出紧急要求，想向南退过聂斯特河，而不愿向西突围。黄昏时，该集团军又直接来电说向西突破是实际不可能的，并坚持正确的解决是向南进行。布希将军对于第一要求早己拒绝，现在就要求我作最后决定。我立即命令仍应遵照原有指示立即向西突围。
　　当我出席夜间汇报时，希特勒的态度完全改变了。他说：“我已经考虑过，决定同意你的计划，命令第1装甲集团军向西突破。同时也决定把1个党卫军装甲军(下辖第9和第10两个党卫军装甲师)加上第100轻型师和第367步兵师，用来供第4装甲集团军作突击兵力之用。”
　　我报告他说，我刚刚已经拒绝了胡比的新要求和严命他应立即向西突破。我相信这是可以成功的，因为敌方的两个坦克集团军似乎都已将兵力分散在聂斯特渡口的方向上面。接着，我的作战官夏尔兹布特格中校(Lt. Col. Schulz-Buttger)就宣读我给予第1装甲集团军的作战命令全文。
　　由于希特勒态度的突变，我就接着提出我对于未来作战指导的看法。我认为南面集团军群的任务是要在喀尔巴阡山地与普里配特沼泽之间，建立一道稳定的战线，而匈牙利第1集团军则应防守该山脉与聂斯特河游之间的丘陵地区。我接着又说，第8集团军此后应改由A集团军群指挥，该集团军群应以保护罗马尼亚为主责。至于两个集团军群之间的空隙则为我们暂时必须接受的事实，利用尚在匈牙利境内的兵力即可以封锁。
　　于是我又建议对于南翼的全部兵力应有统一的指挥，包括盟军在内。至于说到罗马尼亚的防御，我认为应起用安东奈斯库元帅，辅以一位德国的参谋长。不过希特勒却不赞成，只说因为政治理由，这位元帅是不能接受的。这次汇报的气氛要远比上午的调和，会后希特勒并以晚餐招待我们。
　　3月26日清晨，我飞返集团军群总部。此时第8军也已经改交A集团军群指挥。次日我前往第4装甲集团军讨论迎接第1装甲集团军的突击问题。劳斯将军深信他可以与第1装甲集团军发生接触，但对于其自己正面的情形就不敢完全乐观。塔尔罗普已被包围，在集团军左翼，第13军在布罗地也遭到了同样的威胁，但却能溜脱。
　　现在希特勒既已接受了我们的要求，所以我认为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使它在喀尔巴阡以北与第4装甲集团军集中在一起的计划是有绝对把握。但是3月25日会谈虽然救出了第1装甲集团军，但却也使希特勒感觉到对我不敢领教了。对于克莱斯特元帅也是一样的，他在我去上萨尔茨堡之后两天，也曾到那里与希特勒力争撤退其集团军群到聂斯特河的问题。
　　3月30日上午我被惊人的消息吵醒，说希特勒的座机已经从A集团军群总部中接来了克莱斯特元帅，不久就要在利沃夫降落，再接我一同往上萨尔茨堡。当我在候机时，我的参谋长与柴兹勒尔通电话。后者告诉我们希特勒将要免去我们两人的职务——这也是我们早已猜到了的。
　　到了贝希特斯加登之后，我们先与柴兹勒尔谈话。他告诉我们，自从上次会谈之后，戈林、希姆莱和凯特尔就拼命的说我的坏话，所以希特勒才决定免去我和克莱斯特的职务。当希特勒把这个意图告诉柴兹勒尔时，柴兹勒尔立即表示他也应辞职，因为他一直完全同意我的意见，所以必须共进退。接着他又用书面提出，但均为希特勒所拒绝。柴兹勒尔这种正直的态度很令人敬佩。
　　为了叙述我与希特勒的最后一次会晤起见，我准备将当时第二天的日记引述如下。因为我在那时的记忆还是很新的：
　　在黄昏时晋见元首。在把宝剑加在我的武士级十字勋章上之后，就宣布他决定将这个集团军群交给另一个人(穆德尔)去指挥，因为在东线上大规模作战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认为这是我最适宜的。他说现在就只要求死守而已。所以为了象征此种新的领导起见，他不仅要换一个新人，而且还要为这个集团军群换一个新名称。
　　他又表示对我绝无误会，并且仍然完全信任我。不过一年半以来，我已经够累了，也应该休息一下。他知道我是他的最能干指挥官之一，所以不久仍将有新命。不过在目前，东线却不再需要我的大才了。目前的任务是穆德尔较为适宜，因为他最近曾经阻止北面集团军群的困难撤退。在再度向我保证决非不信任我之后，元首又补充说，他从未忘记过，征西线战役展开之前，唯一劝他在色当实行突破的人就是我。　
　　我告诉元首说，假使他认为在现有的情况中，若换一个集团军群总司令将会使工作较好，我当然不会反对。我又说目前本集团军群的工作似乎已成一个段落，所以穆德尔此时接任并无任何不便之处。今后的工作就只是帮助战斗部队，给予他们以精神支持，这是穆德尔所优于为之的。　
　　元首特别同意认为就这一点而言，穆德尔是一个特别适当的人选，他会驱使部队作最大的努力。我回敬他说，在我指挥之下，本集团军群各师早已尽到了其最大的努力，任何人也不能使他们再进一步了。　
　　不管希特勒内心怎样，他的外表却是礼貌周到的。当然，戈林与希姆莱之流早就想把我挤走，这也是我早知道的。可是主要的原因却可能还是3月25日的会谈，因为他本已在大家的面前拒绝了我的建议，后来还是屈服了。当我离去之前与他握手时，我说：“我的元首，我相信您今天所采取的步骤不会有任何不利的后果。”
　　接着在我的后面，克莱斯特元帅也同样被免职了。当我们离去时，我们的后任早已在门外等着。穆德尔上将接长南面集团军群，改名为北乌克兰集团军群。夏勒尔上将(Gen. Schorner)则代替克莱斯特。
　　次日上午我飞返利沃夫。我的后任为暴雪所阻，降落在克拉科夫，这样使我有机会颁发了最后一道集团军群命令，要求两个装甲集团军在现已开始的突破作战中应确保合作。当天下午我去观察第4装甲集团军，并与该集团军司令讨论对于党卫军装甲军的使用方式和向他道别。对于其他的集团军司令，我只好用书面告别。
　　4月2日，我把职务移交给后任。尽管苦战尚在进行中，但救出第1装甲集团军和集中兵力在喀尔巴阡山脉和普里配特沼泽之间的计划却已经有了成功的保障。这对于全局而言也是具有决定性的。4月5日，第4装甲集团军开始向东进攻，到了4月9日，第1装甲集团军获得了自由。
　　我还要向我的僚属告别，这是令人感到黯然神伤的。这些伙伴们曾经与我同生死，共患难达几年之久。对于那些集团军司令而言也是一样的。我的幕僚们对于我的去职都大感震惊。他们都提出辞呈，也都一律获得了批准。只有参谋长布希将军还得暂留一段时间，以便使业务能够衔接。
　　对于我个人而言，去职之后反有无官一身轻之感，因为责任是一天比一天重，几乎无法担负了。我们与希特勒之间的拉锯战已经使我感到心力交瘁。这是两种基本观念的冲突。一、希特勒的个性和意见，早已见第11章。二、南面集团军群的意见则以德国总参谋部的传统原则和观点为基础。
　　这位独裁者是相信他的意志力不仅可以使其军队屹立不动，而且甚至于还能挡住敌军。但是他却又不敢冒险，因为他害怕其威望受到损失。他固然有一切的天才，但却缺乏真正的军事能力基础。相反，军事领袖们根据他们的教育和训练基础，却仍然深信战争是一种艺术，而敏锐的思考和果敢的决定也是必要的因素。只有在机动的作战中，这种艺术才能获得成功。因为只有在此种环境中，德国将领和部队的优秀水准才能发挥充分的效力。
　　不过这也是持平之论，若采取集团军群所建议的作战方式，则将会迫使希特勒在其他战场上和东线其他地区中接受相当的冒险，甚至于在政治和经济领域中也可能会有严重的弊害。虽然如此，这也许是在1943年中能使俄国攻势能力归于溃竭的唯一方法，于是这样才能在东线上形成一个政治上的僵局。
　　虽然集团军群想要执行一种不同的作战政策，这种奋斗大致说来并未成功，但是他们的成就却还是不错的。敌人以巨大优势的兵力，仍然未能围歼南面集团军群。这个集团军群虽然饱受损失，但却仍然屹立在战场上！使我们最感到满足的，面对着远较优越的敌人，我们仍能阻止我们所指挥的任何兵力免受斯大林格勒式的命运。我去职时最感到难过的一件事就是我不能再帮助这些部队了，他们对于集团军群的领导是一向深具信心的。
　　1944年4月3日，我离开了在利沃夫的集团军群总司令部。我所有的同僚都在火车站上送别。当列车已经开动时，有一个人喊我，他是我的座机驾驶员，南格尔中尉(Lt. Langer)——在各种意想不到的恶劣天气中，他都曾经安全的使我在空中飞行。现在他已经志愿投效战斗机部队，不久就一定会捐躯殉国。对于我而言，他的话也就代表我的僚属们对我的最后敬礼。
　　他高声喊着说：“元帅，今天我已经把我们的胜利象征，‘克里米亚之盾’，从飞机上取下来了！” 　





　　附录(一)

　　发件人：第6集团军司令(由军官手书)
　　地点：古门拉克
　　时间：11月24日
　　收件人：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曼施坦因元帅
　　元帅麾下：
　　我已接获24日的来电，并深感你的协助和关切。为了帮助你了解我的情况，作报告如下：
　　一、当俄军于11月19日，开始向本集团军左右两面的邻部发动大规模攻击时，在两天之内我的两个侧面都处于暴露之中，并迅速被俄国机动兵力所透入。当我们自己的机动部队(第14装甲军)越过顿河向西推进时，他们的矛头在该河西岸也遭遇到了优势敌军。这使他们处于一种极困难的情况下。尤其是由于燃料的缺乏，使他们的运动大受限制。同时，敌人也进到了第11军的后方，该军遵照命令，曾经力守其向北面的阵地。因为已经不可能再从正面抽调任何兵力来应付这个危险，所以我只好将第11军的左翼向南折回，接着又命令该军退入顿河以西的一个桥头阵地中，以免在该河彼岸上的部队与主力分开。
　　当正在采取这些措施时，突然接到元首的命令，要用第14装甲军的左翼，向多布林斯卡亚(Doblinskaya)进攻。迫于事实这个命令无法奉行。
　　二、11月22日，原属第4装甲集团军的第4军，改由我指挥。其右翼正在通过布齐罗夫卡(Buzinovka)从南向北退却，其意义即为整个南面和西南面都已在暴露中。为了阻止俄军透过集团军后方直趋斯大林格勒起见，我又只好从城中和北面防线上抽调兵力。这些兵力有赶上的可能性，若从顿河以西地区中去抽调兵力，则可能会赶不上。
　　在从斯大林格勒正面所抽出的兵力支援之下，第4军终于建立了一个脆弱的南面防线，其西翼则位置在马立罗夫卡(Marinovka)。不过在11月23日，却曾几度为敌军所透入，结果很难断定。23日下午，在马立罗夫卡以西地区中发现敌方强大装甲兵力，坦克有100辆之多。在马立罗夫卡与顿河之间的整个地区中，只有残余的德军构成薄弱的屏障。对于俄国的坦克与摩托化兵力而言，到斯大林格勒的道路已经畅通无阻，向皮斯特柯伐特卡(Pestkovaltka)方面也可以直达顿河的桥梁。
　　在过去36小时之内，我不曾从上级方面获得任何的命令或情报。在几小时之内，我将要面临下述的情况：
　　(a)我应在西南和北面维持原有的位置，于是不久就可以看见敌人从后面席卷而来(在这种情形之下，我是完全遵守了上级的命令)，又或者是：
　　(b)我应决定集中全力应付从后方来攻的敌军，在这种情况中，东北两方的防线显然无法坚守，于是只好向西南突破。
　　我认为照情况来说，第二案是正确的，但是要这样做，就得再度犯了违反命令的罪过了。
　　三、在这样困难情况中，我已经要求元首准我于必要时有作最后决定的自由。我之所以作如此要求，是害怕下达这个最后命令的时间会太迟了。
　　我无法证明我仅在最紧急情况中才会下达这样的命令，只好请你相信我的诺言。
　　对于这个电报，我并未接到直接的答复。反之，我在今天却接到了陆军总部的两份电报(如附件 [ 作者注：已遗失。 ] )，对我的限制反而更严。基于此我与我的所属各级指挥官遂决心坚守到底。不过由于我对元首的责任，和30万人的存亡所系，所以才要求应准我在最后关头上，有权采取适当的行动。这种情况是随时随地都可能发生的。
　　今天的情况见附图。即使还可能调更多的兵力往西南方面，但情况仍极危急。第4军虽已经巩固了南面的防线，并在过去数日内击退了敌方的强烈攻击，不过我方自己的损失也相当重大，而且弹药消耗极为严重。
　　斯大林格勒防线天天都在抵抗强敌的压迫。在北面防线上，东北角上的第94步兵师和在西翼上的第76步兵师都发生了困难。但照我看，对于北面的主力突击却仍未来临，因为敌人在这一方面拥有公路和铁路，足以大量增援。我在今后几天之内的主要问题，就是从西面把兵力向北面运送增援。
　　过去3天中的空运只能达到预计最低要求(每日600吨，即300架次的运量)。在最近几天之内，补给可能引起一个极严重的危机。
　　不过我却仍相信本集团军还能坚守一个时期。相反，即使能对我切开一条走廊，但因为兵力的日益减弱和缺乏营舍及供构筑及取暖用的木材，所以斯大林格勒地区还是不能够据守太久的。
　　我天天都为未来的问题而感到焦急，若能多得一点消息以增强部队的信心，那才是不胜盼望之至。
　　元帅麾下，我认为你的领导是一种保证。我的全体官兵将竭尽其一切努力，以不负你的信托。
　　保卢斯谨上 　





　　附录(二)

　　极机密(只准由军官传送)12月9日
　　收件人：陆军总参谋长、陆军总部作战处
　　情况研判
　　(一)敌方情况：敌人在过去10天内已经对本集团军群使用更强大的兵力。这不仅包括11月28日情况研判中所预测的预备兵力。而且还加上了其他的兵力。本集团军群所发现的兵力总计如下：
　　步兵师86个　
　　步兵旅17个　
　　坦克旅54个　
　　摩托化旅14个　
　　骑兵师11个
　　总计182个大单位。此外，我们还发现13个独立坦克团、坦克营和反坦克旅等。
　　下述为敌军的详细分析：
　　(a)在斯大林格勒要塞地区周围：
　　伏尔加正面：第62集团军(8个步兵师、3个步兵旅和1个坦克旅在第一线；另有两个步兵旅、两个坦克旅和两个摩托化旅充当预备队。)
　　北方正面：第66和第24两个集团军(17个步兵师和1个摩托化旅在第一线；另有4个步兵旅和4个坦克旅充当预备队。)
　　西方正面：第65和第21两个集团军(10个步兵师、7个坦克旅和两个摩托化旅、5个坦克团和1个反坦克旅在第一线；另有4个坦克旅充当预备队。)
　　南方正面：第57和第64两个集团军(7个步兵师、6个步兵旅、6个坦克旅、6个摩托化旅和两个坦克团在第一线；显然另有两个步兵师、两个步兵旅、5个坦克旅、1个摩托化旅和5个摩托化团充当预备队。)
　　在过去10天中，敌人曾经轮流攻击北、西、南三面。他的主力毫无疑问是指向西面，而在南面的兵力则比较薄弱。
　　(b)再向南方(即顿河以西的齐尔河)，由第5坦克集团军负责掩护对斯大林格勒的攻击(第一线为12个步兵师、5个骑兵师、两个摩化骑兵师、4个坦克旅、1个坦克团和两个摩托化旅；另有两个步兵师、4个坦克旅和1个摩托化旅充当预备队。)紧接着在其北面，面对着何立德集团军的中央和左翼，还另有3个步兵师。
　　在顿河东岸向南掩护攻击的兵力为第51集团军(第一线为4个步兵师、4个骑兵师、1个坦克旅和1个摩托化旅；另有1个坦克旅和1个步兵旅充当预备队。)。在这一线后方有更多摩托化兵力在集结中，其原因尚不详。
　　(c)最近几天的侦察发现敌军正在斯大林格勒东方下车，并有部队越过顿河向南，经过何立德集团军的东面运动。掩护顿河以东正面的俄军大致是消极不动，可能是因为其后方的摩托化兵力集中尚未完成。敌军也已经渡过齐尔河，向齐尔河桥头阵地和齐尔车站以西进攻。从敌军在何立德集团军正面的从北向南的运动上来判断，这个攻击可能更向西延伸。
　　(d)在最近的战斗中，敌军毫无疑问已经损失了相当数量的装甲兵力，不过他却可以用新的坦克团补充缺额。敌军步兵的攻势能力还是很低。其炮兵的效力已有相当的增加，尤其是在斯大林格勒的西面防线上。
　　(二)我方情况
　　(a)第6集团军：截至目前为止，该集团军已经击退了所有的敌军攻击，不过损失却相当可观。关于其现有战斗能力另有详细报告。下面是12月5日的主要弹药存量，以对“基本配发量”的百分比来表示(注：所谓“基本配发量”者约为3天连续战斗的需要量。)
　　50mm加农炮　59%　
　　75mm加农炮　39.4%　
　　100mm加农炮　21.6%　
　　轻步兵炮　28%　
　　重步兵炮　25%　
　　轻榴弹炮　34%　
　　重榴弹炮　36%　
　　80mm迫击炮　30.8%　
　　150mm迫击炮　25%　
　　现有口粮配给已减到200克，面包只能支持到12月14日，午餐到12月20日，晚餐到12月19日。　
　　尽管空军已作极大的努力，由于天气恶劣，最大的运量仅为12月7日的300吨。在那一天所用的188架飞机中，两架被击落，9架失踪。其他各日中的运量最低为25吨(11月27日)，最高为150吨(12月8日)。而每天的最低要求则为400吨。
　　(b)第4装甲集团军：第57装甲军的集中并未能于12月3日如期完成，而一直延到了12月10日。其原因为第23装甲师的轮式单位被陷住了。而第48装甲军(第336步兵师、第11装甲师和第3空军野战师)则又必须投入齐尔河方面以恢复那一方面的情况。
　　(c)罗马尼亚部队：战斗仍在进行中。位置在第16摩托化步兵师以北的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现在还能屹立不动。不过却不能希望他们能挡住从北面来的强大攻击，尤其是安东奈斯库元帅已经命令他们应尽量避免被切断。在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方面，除了构成何立德集团军一部分的第1军尚相当完整以外，其他各师残部的战斗力都不过只有1-2个营而已，炮兵已经完全消灭。由于兵器的缺乏，在后方地区中的重组工作也不能产生任何效果。罗马尼亚部队的军官们也一点都不肯卖气力，因为他们认为失败应由德国人负责。目前整个的罗马尼亚第3集团军正面，都是由各种不同的临时单位所据守。由于缺乏炮兵和反坦克炮，假使敌军大举进攻，尤其是使用装甲兵力，则决不应幻想他们能够支持多久的时间。这些杂牌部队在短期内必须用适当的战斗部队来代替，他们那种内容和战斗效率是不足担负重任的。
　　(三)我方的意图：本集团军群的意图，仍如前次报告所述，是尽可能提早用第4装甲集团军发动攻击，以求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不过就目前而言，地面的松软状况却阻止了第57装甲军的任何前进。第48装甲军中的各师到12月11日，能否完全从齐尔防线上抽出，也仍难确定。所以必需把第17装甲师也投入这个攻击，这个命令已经发出。由于敌人在短期内，可能会向着莫洛索夫斯卡亚的方向延伸在其齐尔河的攻击，所以何立德集团军应合作以解除那一线的压力，或向皮里拉索夫斯基(Perelasovsky)方向攻击，或借调一师德军的兵力。
　　(四)一般结论：从敌军用来对付顿河集团军群的兵力重量上看来，似乎很明显可以认清其努力的重点是在这里。只要他能从其他方面调集兵力，则在这个地区中的战斗就会一直发展下去。
　　所以，不管第6集团军自己的地位在最近的将来会如何发展，对于顿河集团军群仍有不断增援之必要。在这一方面最重要的就是应尽全力加速援军的到达。以现有的速度而言，则我们将总是会落在俄国人的后面。此外，我也认为应倾全力的恢复罗马尼亚集团军的效用，尤其是要恢复其战斗意志与对德国指挥官的信心。
　　至于第6集团军在一经重建接触之后，是否应使其脱离包围圈的问题，我认为有下述几个因素应加以详细考虑：
　　(a)假使该集团军仍留在要塞地区中，则俄军绝对可能仍将围困着它不放手，并在无益的攻击中逐渐消耗其自己的火力。同时，第6集团军在这个要塞的不利条件下，继续生活和战斗下去，若是现有的兵力比例不变，则不久就又会重失接触了。最多可以假定在今后几个星期之内，无决定性的变化而已。
　　(b)相反，我们也应考虑到俄军有采取适当行动的可能性：一方面围困斯大林格勒，另一方面向罗马尼亚第3和第4两个集团军发动强烈的攻击，而以罗斯托夫为其目标。假使是这样，则我们的最主要兵力不是在该要塞地区中丧失了作战的机动性，就是为了维持其联络而被牵制住了，反之，俄军却沿着本集团军群的其余正面，享有完全的行动自由。若在冬季中保持着这样的情况，照我看来是极为不利的。
　　(c)所以任何把第6集团军留在斯大林格勒的决定，就必须以把这个会战打到一个完全决定性结束为止的决定为其推论。其必要的条件如下：
　　1. 增补第6集团军的兵力以维持其防御能力，可将空军野战师并入其现有的部队之中。
　　2. 用德军兵力增援罗马尼亚第3和第4两个集团军的邻近防线，因为专凭罗军的残部和临时单位不足以确保安全。
　　3. 等到我方兵力容许之后，就立即发动一个决定性的攻势。
　　至于所需要的兵力能否获得和在短期间内开始行动则非我所能判断。
　　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 元帅曼施坦因 　





　　附录(三)

　　极机密(仅准由军官传送)12月19日14时35分
　　副本3份(第3份)
　　收件人：陆军总参谋长
　　并请立即转呈元首
　　由于B集团军群方面的情况发展和它停止任何增援兵力到达的后果，遂使在顿河集团军群方面的现有情况，变得在最近的将来已无把第6集团军救出的希望。
　　由于天气的原因和兵力的不适当，空运已经丧失了可能性，换言之，根据4个星期的经验，这个集团军已经无法在要塞地区中再维持下去。第57装甲军专凭其自己的力量，已经明显不可能在地面上与第6集团军取得接触，更说不上切开一条走廊，所以我现在认为只有向西南突围，才是唯一可能救出该集团军的大部分人员和剩余的机动部分的最后机会。
　　这个突破行动的第一目标就是在依里克米希柯伐(Yerik Myshkova)河与第57装甲军取得接触。要达到这个目标，则第6集团军就势必要被迫逐渐向西南移动，并在这个运动前进时，分区放弃其在北面的防区。
　　当这个作战尚在进行中时，又必须要用适当的战斗机和轰炸机来保障空运的安全。
　　因为现在已有迹象表示敌军正在向罗马尼亚第4集团军施加压力，所以应赶紧从高加索方面抽调兵力，来保护第57装甲军的深入右侧面。
　　由于延迟之故，第57装甲军可能在米希柯伐河或其北面发生顿挫，或者为其右侧面的攻击所牵制。同时，第6集团军也需要几天的时间来重组兵力和补充燃料，然后才能开始行动。
　　在包围圈中的粮食可以维持到12月22日为止，部队的体力早已严重的减弱(在过去2周内都只有200克一天)。根据第6集团军的报告，大部分的骡马都已饿毙或宰杀供食用。
　　顿河集团军群总司令 元帅曼施坦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