军事谋略学

军事谋略学，作为研究军事领域敌我双方斗智规律的科学——一门新兴的军事学科，正日益引起国内外军事家的重视。近年来，谋略训练已成为我军中高级指挥院校和部队演练的重要课题，广大指战员正热切地盼望着具有系统性、理论性、应用性较强的军事谋略专著问世，这本军事谋略学，正是应广大指战员谋略训练和修养之需而编著的。
后魏的祖莹说：“文章须出机抒，自成一家风骨。”写文章要有自己的“风骨”，学术专著也应有自己的特色。这本军事谋略学就有独特的风格和较完整的理论体系。作者对军事谋略的形成与发展；军事谋略的地位作用；军事谋略的研究对象及与相邻学科的关系；军事谋略与现代科学技术；军事谋略的规律与范畴，军事谋略的训练与修养；古今中外军事谋略原则和应用及典故等诸方面，进行了大胆的、开拓性的探索。特别值得指出的，该书自始至终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为指导，既注重了对我国古代军事谋略宝贵遗产的挖掘，更注重了对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继承，其中包括对周恩来、朱德、邓小平、刘伯承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谋略理论及其实践的研究，既注意了对外军著名军事家军事谋略思想的惜鉴和现代战争中运用军事谋略特点的探讨，更注意了体现我军军事谋略的特色；既重视其理论性、学术性，更重视回答当前谋略训练、谋略修养中的理论和实践问题。我想，该书面世之后，对提高广大指战员军事谋略水平会有裨益。因此，在该书出版之际，应作者之邀，为它作个序言，聊作补白。
军事谋略是一门古老的学问。它伴随着战争的产生而产生，又伴随着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列宁说，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战争实际上是既斗力又斗智的极其激烈的较量。是敌我双方凭借既定的物质条件而进行的智力竞赛。因而，在军事斗争中。凡是有活力对抗的活动，就有谋略的运用。古代军事家说：“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奸息寇”，就是说，没有不用计谋的军事决策，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胜利。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从一定意义上说，就是一部千姿百态的军事谋略斗争史。每一场战争、战役、战斗的胜负，无一不是在一定物质基础上赛谋斗智的结果，无不体现着谋略的巨大威力。
军事谋略作为克敌制胜的战争指导艺术，历来为古今中外军事家所重视。在20世纪60年代，西方战略家就强烈地意识到，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出现后，就更需要《孙子》这本书了。他们特别崇尚孙子的“不战而展人之兵”的谋略思想，认为它触及到了核战略的实质，并把自己的战略称之为“孙子核战略”，不仅用于军事，而且运用到企业管理、生产经营管理各个方面了。当前，西方又出现了《孙子》热。他们把孙子的谋略思想用于制定作战纲要，作为军事指挥院校培训军官的必修课。近几年，我校在和外军学术交流中，有关《孙子》的内容日趋增加，外军高级将领每当谈及《孙子》，无不对其深奥的军事谋略思想表示敬慕。
有人可能会这样提出问题：在新的科学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愈来愈高度现代化的今天，西方为什么如此重视军事谋略？这并非偶然。因为军事谋略是一种智慧的象征，数千年的战争实践已经证明，在军事对抗
活动中，巧施计谋，可以用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在一定条件下，军事谋略还有“以计代战一当万”的“奇效”。军事技术装备固然重要，但单靠它也难于奏效，并且代价昂贵，同时，军事技术装备本身发展的速度，也与军事谋略水平高低。有着直接关系。我认为，这就是武器装备愈是高度现代化，军事谋略的作用愈突出的根本原因。
军事谋略智慧是每个指挥员的必备素质之一。智勇双全是古今中外论将的主要内容。毛泽东同志在战争年代明确指出，我们的指挥员要成为“勇敢而明智的英雄”，“智勇双全的将军”。建国后，他要求领导干部要“多谋善断”。实践证明，凡在战争舞台上导演有声有色、威武雄壮活剧的指挥员，无不具有精深的军事谋略造诣，“勇”、“谋”兼备。当代，新技术革命推动着军事领域的变革，军事领域已成为知识密集、技术密集的领域，军事技术装备成了物化知识，军事谋略正日益同现代科学技术结合起来。下一个世纪将是“智战世纪”，未来战争更加突出智力对抗。这对我军提出了严峻的挑战，对每个指挥员的谋略水平提出了更高要求。邓小平同志提出：“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我们只有抓住当前有利时机，坚持“三个面向”的方针，千方百计地强化指挥员的谋略训练，提高谋略水平和指挥艺术，才能在未来“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我国有丰富的军事谋略遗产。以《孙子》为代表作的军事典籍，卷帙浩繁，世界绝无仅有。它不仅是中华民族灿烂文化的重要内容，而且也是军事科学理论宝库中的瑰宝。
《孙子》至今仍被世界称之为饮誉千古而不衰的“兵圣”。20 世纪30年代至40年代，马列主义与中国革命斗争实践相结合的毛泽东军事思想的诞生，把我国军事科学理论推进到了一个崭新阶段。毛泽东同志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传统的精华，以马列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创造了指导中国革命战争的方略，提出了许多前人无以伦比的军事谋略理论原则。毛译东军事思想中，军事谋略思想是最精彩的部分。从我国军事谋略遗产中汲取有益的营养，继承和发扬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谋略思想，以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为指针，探讨新时代的军事谋略学，是我们当代革命军人的历史责任。我们应当朝着这个目标奋斗！
当然，这本专著并不是尽善尽美的。由于军事谋略领域目前仍处于尚侍开垦的处女地，书中不足之处在所难免。我把这部著作作为一家之言推荐给读者，旨在引起大家对军事谋略研究的关注，繁荣军事谋略理论，并将军事谋略研究的成果运用于指导我军现代化建设之中。
我期待着更多的军事谋略专著问世，真正做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祝愿我军出现成千上万新时代的“论兵新孙吴”！
上编谋略论
第一章军事谋略概念
在即将步入军事谋略学殿堂的时候，首先需要弄清楚什么是军事谋略这个既古老又新鲜的概念。
一、谋略概念的由来
谋略，作为人类智慧的象征，可溯源到远古时代，但它作为一个完整的概念在军事领域中出现，却经历了一个漫长的演进过程。
概念，是一种思维形式，反映客观事物一般的、本质的特征。集中反映
为“斗智”的谋略概念，则是军事家在长期的战争实践中，把那些诡诈、虚
实、奇正、用间、造势、示形等各种施计用谋的手段经过高度抽象概括而成
的。“谋略”二个字不是一开始就同时出现的，而是“谋”在先，“略”在
后。“谋”这个概念，最早见于四千多年前的《书经·大禹谟》：“询谋金
同”（君臣共同议定计谋），“弗询之谋勿庸”（未征求意见之谋不能用）。
作为军事术语加以系统阐述和运用的要首推《孙子》。自此之后，“谋”字
广泛运用于作战指挥之中，见诸于历代军事名著之内。
那么“谋”这一概念含义是什么？“谋”与“略”是何时结下不解之缘
的？据考察：从我国的先秦开始，历代军事家曾对“谋”这一概念从其作用、
性质和内容各个角度作过各种各样的表述：
谋——计。《孙子》开篇讲的“计”，就是战前的打算，古代称为“庙
算”。《孙子》曰：“将听吾计，用兵必胜，留之；将不听吾计，用之必败，
去之。”①《孙子》讲“计”的同时又讲“谋”，如“上兵代谋”②“谋攻之
法”③。后人据此提出“用兵之道以计为首”④。“善计者，因敌而生。”⑤
“深计远虑，所以不穷”⑥。“先作万全之计，然后图彼”⑦可见计和谋是相
联系的。
谋——智。《孙子·计篇》论将：“将者，智、信、仁、勇、严也。”对将帅品质的五字要求，以“智”为首。
《司马法》中讲到：“凡战，智也。”这里的智就是讲的智谋。谋与智密不可分，战离不开智，智者谋也，足智方能多谋。《六韬·六守第六》中说：“事之而不穷者谋也”。就是说日理万机，应变不穷，非常机智，这就是谋的表现。
《吴子》明确提出：“智者为谋主”。无智者是不能做当时的“参谋官”
① 《孙子·计篇》。
②

③ 《孙子·谋攻篇》。
④ 《百战奇法·计战》。
⑤ 《兵家百言·智篇·生》。
⑥ 《素书·求人之志章第三》。
⑦ 《魏书》卷六十五，《邢峦传》。

的。
谋——权。《孙子》说过：“悬权而动”⑧是指把敌我情况比较衡量后再采取行动。所谓“权”就是“称”（称锤），权衡利弊的意思。这里含有朴素辩证法（比较分析法），是十分可贵的。《孙子》在说到国君贻害军队有三种情况，其中一种是：“不知三军之权而同三军之任，则军士疑矣。”① 就是说，国君不知权衡利弊的用兵之谋，就去干涉军队的指挥就会使将士疑虑，这是很有害的。自从孙子提出“权”的概念之后，许多军事家又提出了“权谋”、“权变”、“攻权”、“守权”、“战权”等。
谋——策。《孙子》日：“故策之而知得失之计：作之而知动静之理”。
②《黄石公三略·中略》中说：“非计策无以决嫌定疑，非谲奇无以破好息寇，非阴谋无以成功。”这里用的“策”，是指古代运算时用的一种筹码，而后被军事家作筹谋之用。策之，指的分析研究敌情。故谋者，策也。宋本注《尉缭子》常用“策”字表示谋，有时也表示法。把“兵法”，注为“兵策”，把守城之法（谋）注为“策也”。这里讲的“法”、“策”均含有谋的意思。
谋——虑。《司马法》又提出：“虑既定，心乃强。”是说谋略考虑成熟，定下来的决心就会强。这里讲的“虑”就是谋划。《吴子》指出：“谋者，所以远害就利也。”这里主要讲谋的作用。就是说，只要深谋远虑、熟思审察，就能够避害而获利。
谋——韬。《六韬》是专论治国、治军之道的。这里讲的“韬”，就是
计谋。谋——图。《吴子》开篇是“图国第一”。吴起讲的“图形”，仍含有
谋划的意义。
谋——决。古兵书《虎钤经》第三卷中讲道：“定谋贵决”，而后又有人提出“将贵专谋”，即独立决策的意思。这里的“决”与“专”包含着制定计谋和独立决断两层意义。一个将帅，如果好谋而无决，等于无谋，敢决而无谋，就是武断。所以谋与决是密不可分的。谋是一个决策过程。
谋——筹。刘邦称赞张良：“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这里的“运筹”就是讲的谋划。
谋——略。把谋与略连用的提法首见于《六韬》：“无智略权谋”，“王
者谨勿使为将”。谋略作为一个完整概念使用，最早出自于我国公元3世纪
《三国志·魏书·明帝记》。曹魏的何曾于景初二年（公元238年）上表称：
“宜选大臣名将”，“遣诣懿军，进同谋略，退为辅佐”。其意是说，应选
大臣名将，派遣到司马懿军中，战时共同商定谋略，平时任副职。至此，谋
与略经历了春秋战国的先秦和秦汉两个时期，才结下了不解之缘。而后，谋
略作为军事科学中的一个概念常诵于军事家之口，常见于军事家兵书之中。
这里涉及到谋略与战略两个概念的关系问题。可以肯定地说，先秦时期并无“战略”这一概念，但已有了“谋”、“略”、“权”的概念。如果说战略这一概念最早见于公元3世纪末晋代司马彪所著《战略》一书中，那么谋略概念的出现比战略概念更早些。就其内涵而言，古代所说的谋略一般包含有战略的意思，战略也包含有谋略，并有部分相同和交叉。正如列宁所说，
⑧ 《孙子·军争篇》。
① 《孙子·谋攻篇》。
② 《孙子·虚实篇》。

没有无谋略的战略。
据我们现在查到的资料，在西方，军事谋略这一概念最早见于英文是在15世纪（1489年）。英文叫做stratagerncscf arms（引自英国牛津大学出版的10卷牛津大辞典，1978年版第10卷第1086页）Stratagem一词起源千古希腊语“诡计”。
英文里的谋略和战略两词很难严格区分。牛津大学出版让出版的现代高级英汉双解辞典1089页：Stratagem（计谋；诡谋；战略；策略）strategy（战略；军略；策略；谋略）strategist（战略家；谋略家）孙子兵法的第三篇“谋攻”，英文本译为OFFENSIVESTRATECY。
可见，谋略和战略在英文里往往是以同义词出现的。不能据此判断谁大谁小，谁从属谁。
日本战前中校大桥武夫（先任东洋精密工业董事），1987年以20世纪初，帝俄南下政策和日本北进政策的冲突为史实，撰写了《战略与谋略》一书，读后使人深感谋略与战略既相关而又不能互相代替。我们认为谋略与战略两者是先后概念，是交叉并列概念。
二、军事谋略的含义与特点
我们对军事谋略的含义作了古今中外的考察之后，得到这样的认识：军事谋略是从客观实际出发筹划和指导战争的艺术，是巧妙运用战争规律以智驭敌的斗争方略，是以己之长击敌之短的集中反映和高度概括。军事谋略以斗智为基本内容，以最小代价夺取最大胜利为基本目的。
军事谋略是一个多种类、多层次、内涵特别丰富的概从军事谋略的形成
来说，它是一个决策活动的过程。这个过程大致包括两个阶段。第一阶段是
运筹谋划的阶段，即谋的阶段；第二阶段是决策阶段，即略的阶段。所谓略，
就是经过谋划而产生的奇计良策的概称。
从军事谋略的指导作用来说，它是精神通过实践转化为物质力量的重要环节。它反映一般的战争指导规律和军事原则。因此，它有普遍的适用性。
从军事谋略的本质来说，它是战争领域中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是指挥员在一定物质条件的基础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并作用于物质力量的具体表现，是指挥员在掌握丰富知识的基础上根据战争的实际情况，通过斗智所产生的制敌妙策。
谋略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头脑中固有的，而是几千年来战争实践
经验的总结。唯物论的反映论认为，谋略的形式是主观的，而内容是客观的。军事谋略的研究，旨在探索最一般的战争指导规律，寻求巧妙用兵，克
敌制胜的最佳方略。孙子说：“巧能成事”①。谋略者，智斗也。我们认为，谋略无疑包含策略，但光从策略（或战术）的意义上理解谋
略就很不够了。辞海把谋略解释为计谋策略，似乎值得推敲。
孙子第一篇就是计篇，开宗明义提出：“兵者，国之大事”，接着就讲
“五事”“七计”，指出要从五个方面来衡量、对比、研究，以探索双方胜
负的可能性。不能说，这里没有战略问题而仅限于策略的意义。
从军事谋略范围来看可以分为三大类：
① 《孙子·九地篇》。
战略谋略。这属于全局性的谋略，一般是指关系国家和军队的根本利益
的重大谋略决策，是国家元首、高级统帅和涉及战争全局的指挥员要把握的
一种谋略类型。毛泽东同志的许多军事著作为我们提供了范例。
战役谋略。它受制于全国、全军的全局性谋略，是指战役指挥方面及时
正确地定下决心和巧妙地完成上级指定任务的谋略。要学习这方面的谋略，
最近出版的粟裕同志的战争回忆录很值得一读。
战术谋略。它是指战术指挥方面善于组织战斗、克敌制胜的创造性谋划。当然，军事谋略除了按范围分类之外也可以按其性质、内容、形式等方
面进行分类。这种分类就更为复杂一些。这里就从略了。军事谋略有如下特点：第一，军事谋略的对抗性。战争是两个敌对国家、民族、阶级和武装集
团之间的暴力对抗行动。而军事谋略就是这种对抗活动中的智力角逐。在敌我双方你死我活的对抗中，敌人总是挖空心思地算计我，我也在审时度势地算计敌，你有来谋，我有去策，魔高一尺，道高一丈。军事谋略的对抗性特别激烈，特别复杂，而又特别隐蔽。因而，对指挥员特别是高级指挥员的机智灵敏的反应能力要求也特别高。
第二，军事谋略的诡诈性。自《孙子》开始，我国兵家常讲“兵以诈立”、
“兵无常形，以诡诈为道”。德国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
中专辟一章大论军事谋略的“诡诈”问题。英国《牛津英语字典》在解释军
事计谋时这样写道：“军事领导者的行动或行为，通常是一项计谋或诡计，??
不加约束地用于杀人或暴力行为的狡诈。”《孙子》所说的“攻其无备，出
其不意”①。已成为古今中外将领以谋制胜的信条与格言。诡诈谋略适用于战
略、战役和战斗，刘伯承着重指出：“知兵势，解奇正，讲的是一般制胜条
件，而要正确选择作战目标、作战方向和指导部队作战行动，还必须切实把
握虚实这个关节。虚中有实，实中有虚，虚虚实实，变化无穷，为将者的计
谋盖出于此”②。“用兵打仗是一种诡诈的行为，将帅要善于以各种手段隐匿
自己的意图，迷惑引诱敌人，给对方造成错觉和不意，为歼灭敌人创造条件，
这就是我们所说的计谋和谋咯。”③
第三，军事谋略的机密性。军事谋略是军事机密中最核心的机密。谋略
是破敌良策，一旦走露风声，就会有招致失败的危险。因此，自古以来都极
为重视军事谋略的保密。
《孙子》指出，保密工作要做到使敌方“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三略》中说：“将谋欲密。士众欲一，??将谋密，则好心闭。”是说将帅的谋略要秘密，士卒的思想要统一。将帅的谋略保密严格，奸细的阴谋就无法得逞。
《虎钤经·卷之三·胜败第十七》这样告诫人们：“机事贵密”、“机
事不密败也”。是说军机大事贵在保密，保密不严，就要败之于敌。《六韬·文
韬。兵道第十二》中这样写道：“阴其谋，密其机。”《兵法百言·智篇·机》
中指出，谋之宜深藏机宜密。”所有这些，都是说明军事谋略同其它谋略相
比更具有密之又密、慎之又慎的特点。对谋略严守秘密，才能出敌不意取得
① 《孙子·计篇》。
② 《军事历史》总第10 期，《听刘伯承同志讲孙子》。
③ 《军事历史》1987 年第1 期第17 页。

成功。
第四，军事谋略的应变性。战争千古无同局，谋略多变无定式。战争总是在不同的时空中发生、发展，因而各有其特点。加之战争企图是严格保密的，战争中的行动又充满了偶然性，不确实性；战机稍纵即逝；天、地、人之间相互制约的因素多变。军事家无论具有多大的预测能力，都无法事先完全把战场每个细节描绘清楚，一谋定乾坤。静止是相对的，变化是绝对的。正因为如此，古今中外军事家特别强调因敌、因时、因地，定谋、用谋，机智应变，敌变我变，敌未变我先变，棋高一筹，神妙莫测。人们常讲的术为法，变为谋，急中生智，都是讲军事谋略的应变性。战争是五光十色的，谋略在军事家的战争生涯中也是变化无穷的。正是这种多变性，在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上，开出了一朵朵千姿百态的谋略智慧之花，演出了一幕幕生动活泼的战争活剧。
第二章军事谋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
任何一门学科的理论体系，在问世之前，都要经历漫长伪实践、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知识积累和发展过程。军事谋略也是这样。
人类长期的战争实践积累起来的战争经验，是军事谋略理论得以形成和发展的基础。
一、先秦——军事谋略理论的准备期
战争起源于原始社会。据我国先秦古籍记载，我国最早发生的一些主要战争有神农伐斧燧之战；炎帝与蚩尤榆冈之战；炎帝、黄帝联盟与蚤尤涿鹿之战；炎帝与黄帝阪泉之战等等。这些战争均是原始部落之间为了掠夺人、财，争取自我生存或血缘复仇而进行的一种暴力行为。一般情况下，部落的首领往往就是军事长官。当时尚未出现职业军队，也没有什么正规的战斗武器，同自然作斗争的生产工具往往成了打仗时的“常规”武器。那时的作战方式、方法部十分简单，军事首领一声令下，双方进行体力格斗，主要以力决定战争胜负。这种以斗力为主的原始战争，尽管也有一些斗智的因素，还称不上什么军事谋略。但是，人们对任何事物的认识都是从低级向高级、由简单到复杂、由经验到理论螺旋发展的。今天的战争是以往战争的继续与发展，今天的军事谋略思想蕴含着当初人类战争的智慧。原始社会的战争虽然简单，然而，它已经孕育了军事谋略思想的萌芽。比如，当一个部落进攻别的部落或本部落遭到外部落进攻时，部落首领召集一定的会议，决定仗怎么打，有时还要召开全部落大会。原始社会后期，出现了部落、氏族的联合对敌等，这些都应看作是原始军事谋略的“源头”。
进入奴隶社会之后，社会划分为阶级，战争频繁，规模增大，便逐步产生了职业军队，有了专职指挥人员。
夏朝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奴隶制王朝，大约存在500年左右。经过多年征战，出现了“六事之人”的军事长官组织，专议、专管军中之事（这也可能是后来的司令部机构的雏形）。夏朝在几百年的战争胜败中积累了一些经验，但当时的军事长官们对战争组织指挥的一些认识，还是十分肤浅的、零散的。尽管如此，这个时期积累起来的战争实践经验是十分可贵的，它为后来的一些军事谋略的产生作了实践准备。
商朝，对战争的认识在前人基础上大大前进了，集中表现在著名的商夏鸣条之战上。从这场战争发展的全部过程可以看到，商汤从夏国君夏柒荒淫无度，人心相背，在战争中屡遭失败的事实中逐步认识到“视民知治不”的道理，把人民是否拥护国王作为衡量国家兴亡的标准，所以，他很注意内修德政，深得民心。商汤在总结前人作战经验的基础上，发明了用“间”破敌的计谋。他重用非常熟悉夏朝情况的伊尹为谋臣，离间夏朝与各附属国、部落的关系，孤立夏朝。伊尹帮助汤制定了含有先弱后强，由远及近，翦除羽翼，而后决战的计谋，选定了有利的决战时机和决战方向。商汤作战十余次均取得了胜利，伊尹起了“高参”的作用。由此可见，商朝已开始知道了使用谋臣和“用间”的重要性了。这虽是史书记载中以谋取胜的最初尝试，但它对以后的军事谋略理论的形成和发展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商朝后期，国君商纣王刑罚酷虐，政治腐败，连年用兵，造成了人民的痛苦，内部大分裂，社会大动荡。在这种背景下，迅速崛起的周族，为扩大自己的势力准备灭商，首例姬昌任用了满腹文韬武略的谋臣吕望（姜太公）。吕望在辅佐周文王、周武王伐商作战中，十分重视使用计谋。他在前人实践的基础上，在施计用谋方面有许多创造性的发展。著名的牧野之战，是展示他奇计良谋的杰作。吕望结合战争实践，在“兵谋”、“阴权”方面逐步形成了一套比较系统的论说。后人根据他的谋略思想和实践，编著了《六韬》，作为兵法传世。吕望被后人称之为“兵家之袒”，“军事谋略的奠基人”。
《孙子·用间篇》结束语中对伊尹和吕望两人曾有极高潮评价：“昔殷之兴也，伊挚在夏；周之兴也，吕牙在殷”。孙子把商灭夏、周灭商归之于“上智”人物的英雄史观是不可取的。但重视智谋、重视人才的思想是可取的。作为我国历史上有文字记载的第一个谋臣（首任“参谋”长）伊尹、第二个谋臣吕望的以谋取胜的思想，至今仍然值得我们挖掘和借鉴。
周王朝后期，统治日衰，受到北方民族不断侵扰，便迁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开始了我国历史上著名的春秋战国时代。春秋时期，是各诸侯相互兼并，刀光剑影，烽火连年，争霸战争频繁的时期。鲁史《春秋》记载：在242年中发生战争483次；《左传》所载有500余次。战争规模由小到大，兵器由铜兵器发展到了铁兵器；战争形态由车战、步兵战、水战到骑战；斗争方式涉及到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和思想等方面；斗争手段文武井举，赛谋斗智，奇妙惊险。频繁的战争，历史的经验，复杂的情况，陶冶了一大批善于机巧权变，庙算料敌，以谋取胜的权谋军事家，创造了一个个令人拍案叫绝的奇谋妙策。公元前475年，我国开始进入战国时期，在春秋战国之交，经过激烈的争霸和兼并战争，大小约160多个国家，只剩下了齐、楚、燕、韩、赵、卫、秦七个强国，史称“战国七雄”。这七个大国、强国各自建立了封建政权。七雄争霸，愈演愈烈。一方面竞相采取了“礼贤下士”，特别重用知识分子，重视变法等富国强兵的政策；另一方面相互之间的兼并战争，规模愈来愈大，新式武器弩、攻城用的云梯相继出现，作战方式有很大发展。七雄比高低，不仅需要斗力，而且需要斗智，由于分别采取了一些正确政策，出现了我国古代“百家争鸣”，人才辈出的光辉时代。例如，有勇于变法的李悝、申不害、商鞅等法家；张仪、苏秦、公孙衍等善于出谋划策的纵横家；孙武、吴起、孙膑等善于施计用谋的军事家。当时不论国君还是大臣，不论是文官还是武将，都特别注重用谋，是我国古代军事谋略理论发展史上空前繁荣的时期。
二、《孙子》——世界第一部军事谋略学的诞生
生活在春秋战国之际的孙武、吴起等著名的军事谋略家，对千百年积累下来的战争经验、军事原则、军事知识等开始进行系统的理论概括。约在春秋末年、战国之初，世界上第一部军事谋略学《孙子》诞生了。之后《司马法》、《吴子》等兵书相继问世。这个时期，军事谋略之花争芳斗艳，军事谋略理论取得了划时代的成果。
那么，把《孙子》作为世界第一部军事谋略学道理何在呢？
其一，《孙子》揭示了军事谋略的一般规律，有一个完整的理论体系。全书十三篇，篇篇都贯穿着斗智这一主旋律，有深逢的哲理。从“计篇”开始，到“用间”篇结束，构成了一个军事谋略学的理论体系。第一篇《计篇》，主要阐述了谋划战争的重要性和决定战争胜负的基本条件，提出了“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著名谋略思想；第二篇《作战篇》，主要从战争对人力、物力的相互关系，阐述了“兵贵胜，不贵久”的谋略思想，第三篇《谋攻篇》，主要阐述了谋划进攻作战问题，提出了以谋制胜的谋略思想，揭示了“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谋略规律；第四篇《形篇》，主要阐述了如何谋划达到“自保而全胜”的目的，第五篇《势篇》，主要阐述了在一定的军事实力的基础上，如何充分发挥将帅的主观能动性，赛谋斗智，出奇制胜的谋略思想；第六篇《虚实篇》，主要阐述了将帅在作战指导上如何“避实击虚”、“因敌制胜”的谋略思想；第七篇《军争篇》，主要阐述了如何先敌制胜，取得主动的问题，提出了“治气”、“治心”、“治力”、“治变”和“避其锐气，击其情归”等重要的谋略思想；第八篇《九变篇》，主要阐述了依据战争实际灵活用谋的思想；第九篇《行军篇》，主要阐述了在行军中如何“处军相敌”，透过现象看本质的谋略思想；第十篇《地形篇》，主要阐述了因地用谋的谋略思想；第十一篇《九地篇》，主要阐述了在各种地区如何用谋的思想；第十二篇《火攻篇》，论述了火攻的种类、条件、方法，提出了“主不可以怒而兴师，将不可以温而致战”的谋略思想；第十三篇《用间篇》，主要阐述了用间的作用、途径及原则，说明用间是军事谋略的重要手段。这样系统、完整、深刻地闸发军事谋略的论著，至今仍属罕见。
其二，《孙子》提出了二系列军事谋略的范畴和谋略原则。范畴和原则是构建一门学科大厦的最基本的建筑材料。周此，每门学科都有反映本门学科的基本范畴和原则，否则，这门学科就不可能成立。《孙子》中的军事谋略范畴，如“道”、“伐谋”、“伐交”、“庙算”、“正合”、“奇正”、“虚实”、“势”、“形”等等，谋略原则如“自保而全胜”、“诡诈”、“用间”、“知彼知己”、“因敌制胜”等等。这些军事谋略的范畴和原则虽产生于几千年之前，仍历久犹新，名垂万世而不衰。
其三，《孙子》有反映军事谋略学综合知识的特点。据有关专家研究，《孙子》中包含着15个学科门类的知识。如：哲学、政治、经济、外交、数学、社会心理学、军事心理学、法学、物理、气象、地理、思维科学、决策学、运筹学、军事学等等。《孙子》正因为有综合知识的特点，井闪耀着朴素唯物辩证法的光辉，所以，言简意赅，具有普遍指导意义。
当然，由于历史的社会的和认识上的原因，《孙子》作为我国第一本军事谋略学，对有些问题的论述，还存在明显的局限性和片面性。这是需要我们在学习时自己来鉴别而下能苛求于古人的。
三、5—16 世纪——军事谋略理论发展缓慢时期
自《孙子》问世，到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产生以前，军事谋略虽有某些方面的发展，但无质的突破，可称之为军事谋略理论史上的发展缓慢时期。
由于战争规模的扩大和战争方式的改变，专门指挥作战的将帅、军师等军事家随之增多，军事著作也随之大量产生。到西汉初年，张良、韩信整理历代兵书时，约有182家，经过他们筛选，选定了35家。东汉时，班固撰《汉书艺文志》，收集了53家，790篇，编成书目。班固把历代兵家著作分为四大类：一类是“兵权谋家”（讲究军事计谋、综合各兵家长处的）、二类是“兵形势家”（战略家）、三类是“兵阴阳家”（讲究天候、地理、医药、卜巫的）、四类是“兵技巧家”（设计、制造武器装备和讲究战法的）。
自汉以来，各朝各代更加重视利用兵书培养将帅和指导部队训练。北宋神宗时建立了我国最早的军官学校——“武学”，同今天一样，办学必须有育人教材，没有高质量的教材，就不能育出高质量的人才。据宋晁公武的《郡斋读书志》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1078—1085），正式颁布《孙子》、《司马法》、《六韬》、《吴子》、《尉缭子》、《黄石公三略》、《李卫公问对》七部兵书，作为武学学员的“教科书”、必修课，后人取名为《武经七书》，又名《武学七书》。到南宋初年（宋高宗统治时期），官方曾指定《五经七书》作为考核、选拔军事将领的重要内容。这七部兵书堪称我国古代军事谋略理论大荟萃。
“七书”的汇编、推广，不仅在世界东方古国使军事谋略得到了普及，而且七书中的《孙子》在初唐时就传入日本，被誉为“百世兵家之师”、“东方兵学鼻祖”、“兵学圣典”和“世界古代第一兵书”。《孙子》流传到欧洲晚于日本。开始由精通汉语的欧洲军官用口语传播，到18 世纪初，《孙子》译著在欧洲广为流传，东方的军事谋略在西方也得到了推广。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的名著《战争论》中的很多观点同《孙子》相似，但从军事谋略理论形态看，仍未超过《孙子》。
值得研究的是，在中国，从《孙子》问世之后到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的产生数千年中，虽有无数卓越的军事家在人类战争史上留下了不可磨灭的业迹，在他们的论著中对军事谋略也有一些独到见解，但在这段时间里，就学科而言，只有军事谋略学知识的积累和某种程度的发展，而无质的突破。在这样长的历史时期，为什么不能发生质的突破呢？细而究之，是否可以说有这样三个方面的制约因素。
一是武器技术装备的因素。恩格斯说过，武器装备的发展决定着作战方式的变革，作战方式的变革，就会促使指导战争的理论发生变化。而我国几千年的封建社会中，我们的祖先在科学技术方面，如冶炼、火药、造纸、印刷术等处于世界之首，然而，我们的武器技术装备改善的速度最慢。18世纪中叶以后，西方洋枪、洋炮、战舰已经问世，而腐朽没落的清朝文武官员仍一味强调“骑射乃满洲之本”，严格限制火药的制造和使用，武器技术装备几千年中没有本质的飞跃，战略战术也没有根本性的变革。因此，被孙武等军事家所揭示的、反映战争指导规律的军事谋略思想、理论原则自然也不会有根本性的突破。
有人会问，西方军事技术那么发达，为什么军事谋略没有质的突破？我们认为，这与东西方军事家在总结战争经验时立足点不同有很大关系。东方军事家往往立足于谋略研究制胜之道，西方人往往立足于技术寻求制胜之术。他们的军事理论，战略战术，往往打着军事技术制胜的印记。如坦克出现后提出“坦克制胜论”，飞机出现后又提出“空军制胜论”等等，都有一点唯武器论的味道，不大重视从军事谋略上去总结战争实践经验。这恐怕是西方军事谋略没有根本性突破的重要因素。
二是哲学思想因素。军事谋略是受哲学思想支配的，尤其受着传统文化、特别是民族哲学思想的巨大影响。在西方，封建的中世纪，教会统治一切，唯心主义禁锢着人们的头脑，16—18世纪，出现了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人们往往在绝不相容的笼子里思维。这种唯心主义、形而上学的思维方式，必然阻碍军事谋略的飞跃。在我国，从大量的兵书中可以看到这样一个事实：他们的哲学思想受到《易经》阴阳八卦和老子《道德经》积极而又深刻的影响。《易经》以阴阳八卦为逻辑起点，对人世间事物进行推论，含有深刻的韬略思想。《道德经》实际上是论述谋略的哲学“经”。《孙子》中许多谋略思想和原则，除了接受吕尚、管仲等的影响之外，是以《易经》中的指导思想为理论根据的。但是由于儒家消极思想的影响，思维中的唯经（经典）、唯圣（圣贤之言）的封建色彩比较浓厚，这种思维定势和封建意识的影响长期残留在学术研究之中，阻碍着军事学术的发展，当然也制约着军事谋略的飞跃。
三是军事科学大综合的影响。在科学发展过程中，曾出现过学科大综合
的历史阶段。在5—16世纪，由于人们对各门学科资料没有整理研究，不能
建立自己独立的理论和知识体系。常蹈之于某一学科之中。如最初一切科学
包罗在哲学中。然而，当16 世纪其它科学冲破西方中世纪的黑暗，开始分门
别类进行研究的时候，军事科学却出现了知识大综合现象。军事谋略学的理
论原则在其发展中，受到这种知识综合的影响。特别是到了18世纪中叶，在
俄国服务的英国人亨利·劳合，在七年战争史的序言中，系统地论述了战略
学的许多一般性原理的原则。在这之后，就象哲学最初包罗一切自然知识和
社会知识一样，战略学最初也被认为是军事科学领域包罗一切知识的学问。
大约在19世纪之前，一直被看作是“全部军事的综合、整体化，它的总结，
它的哲学。”①军事谋略学自然也被综合到了战略学之中了，由于军事谋略学
失去了独立存在的条件，就不能不影响到这门学科自身的发展。
四、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军事谋略理论的飞跃
在我国，军事谋略理论真正有新的突破，是随着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传播，
研究战争有了新的方法之后，其代表是毛泽东军事思想。在毛泽东军事思想
中，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占有重要地位。其中包容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列著
作中的军事谋略思想和理论，并具有显明的中国特点。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诞生，使我国军事谋略学理论进入了一个新的阶
段。毛泽东运用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方法论，指导我国革命战争的实践，在
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军事谋略思想的基础上，批判地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军
事科学中的军事谋略思想精华，提出了许多前无古人的军事谋略思想、理论、
原则，揭示了许多斗智规律。比如：中国革命走农村包围城市的道路；“人
民战争”；“积极防御、“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
十六字诀，“战略上藐视敌人，战术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
术上以十当一”；“兵民是胜利之本”，用革命的两手反对反革命的两手；
利用矛盾，瓦解敌军；迫敌分兵，各个歼灭；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
内线中的外线；十大军事原则等等。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不仅见诸于他的著
作中，而且大量地见诸于尚未整理成书的军事斗争的实践中。他一生指挥那
么多重大战役，可以说每个战役都是大放异彩的军事谋略之花，令人赞叹不
已。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军事智慧，它具有深刻的理
论性，强烈的实践性和广泛的适用性。
① 列耶尔：《战略学》第一卷第2 页。
当然，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也是集体智慧的结晶。它吸取了许多有军事谋略造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谋略思想。周恩来、刘少奇、朱德、邓小平、刘伯承、贺龙、叶剑英、陈毅、聂荣臻、徐向前、罗荣桓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谋略思想和实践，在我军军事谋略体系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因而在研究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时，切不可忽视对我军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谋略思想的研究。
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在军事谋略理论发展史上独树一帜，占有十分重要的历史地位。从其形成特点来说，毛泽东不象历史上有些军事家那样，脱离战争的实践，从人类战争史料中概括出一般原则，而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在指导革命战争的实践中逐渐形成的。它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战争实践相结合的产物。它是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是最精彩、最富有民族特色的部分。它所揭示的军事谋略的基本原理、基本规律和原则，对我军的对敌斗争具有特殊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我们在探讨军事谋略学时，应当继承和发扬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并以此为指什，汲取当代最新科学技术成果。
第三章军事谋略学的研究对象
军事谋略学同其它学科一样，有自己特定的研究对象。然而，它的对象是什么？它与其它学科是什么关系？弄清这些对建立军事谋略学这门学科都是至关重要的。
一、研究军事领域敌我双方斗智规律的科学
在确定研究对象之前，首先要解决军事谋略学是不是可以成为一门独立学科的问题。
对这个问题可以从科学本身发展的历史来说明。人类的思想发展史证明，在古代，不论自然科学还是社会科学都没有学科区分，把一切知识统称之为“哲学”。后来，科学家经过收集材料，并进行分门别类研究之后，一门门学科从哲学中分离出来，学科分类也愈来愈细。军事科学虽然是社会科学的一个特殊领域，同样也走了综合、分化的道路。据考证，在18 世纪中叶，一切军事知识均包括在战略学之中，随着军事科学的发展，战略学已容纳不了有关战争的一切军事问题，于是，19世纪中叶，在军事知识领域中就开始逐步形成各个独立的学科门类，不久，一门门军事学科便从包罗万象的战略学中分离出来。开始独立出来的是战术学、军械学和筑城学。随着战争空间和规模的不断扩大，军事地理学独立了，接着军制学也独立了。本世纪初，战役学又独立了。
今天，军事领域中各门知识可以说都在不同程度地“闹”独立性，只不过有的成熟，有的不成熟罢了。军事谋略学已经过几千年的理论准备，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是无可非议的。
各门学科要独立，那么划分学科的标准是什么呢？对此恩格斯曾提出根据物质运动的不同形式来划分不同学科门类的思想。毛泽东在《矛盾论》中也明确指出：“科学研究的区分，就是根据科学对象所具有的特殊的矛盾性。”这就是说，人们在研究自然和社会某一领域的特殊矛盾时，经过大量知识积累，形成了一个相对独立的知识体系，理论体系，最后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这里的关键是学科对象的特殊性。运用这样一个划分学科的标准来衡量，军事谋略学研究的对象及其特殊性是什么？就是说要给军事谋略学下个什么定义？
从目前看要给军事谋略学下一个十分完备而准确的定义也很难，但一门独立的学科又不能没有一个定义式界说。形式逻辑有一个关于下定义的公式，叫做“属加种差”。就是表明这门学科的属是什么，它与其它兄弟学科门类相比有什么差别即特殊性。
我们认为，军事谋略学是一门研究军事领域中敌我双方斗智规律的科学。在我们这个定义中可以看出，军事谋略学的属：军事科学，种差：军事领域敌我双方斗智规律。这也是军事谋略学研究的对象。
战争是敌对双方的矛盾运动，是敌对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全面竞赛，是在活人之间进行的生死搏斗，既斗力，又斗智。研究军事谋略规律所要解决的主要问题是：如何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以智驭力，以智破敌，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整个军事领域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充满了“斗智”的领域。从事战争的人们在长期的斗智实践中，更加深刻地认识了军事谋略规律。而军事谋略规律又受军事斗争规律的制约。两者的关系，即主观与客观的关系。军事斗争是军事谋略的客观内容，军事谋略是军事斗争规律的主观表现形式。军事斗争规律是怎样的，军事谋略的规律内容也是怎样的。对于军事斗争规律，人们不能创造或消灭，但可以通过军事谋略的实践活动，更深刻地认识和驾驭它。
在中国的战争史上，刘邦、曹操以谋制敌，是颇得后世的史家、兵家称道的。究其原因就是在于他们的用谋，比较符合当时的军事斗争规律。刘邦不象项羽那样，只是单纯地“欲以力争”，不纳良谋，而是全方位的斗智斗力，广采众议，因而政治上争取了人心，组织上广揽了人才并积聚了庞大的军事力量，经济上保证了供给，军事上由弱转强，终于消灭了楚军，建立了汉王朝统治。曹操也不象袁绍那样自恃“南据河，北阻燕、代，兼戎狄之众”，足可“南下以争天下”，而是“任天下智力，以道御之”，在政治上是挟天子以令诸侯，在经济上是屯田以富军资，在组织上是不拘一格用人才，在军事韬略上是先弱后强，各个击破，因而终于打败了袁家父子，奠定了开国之基。但是，古代兵家以谋取胜，并非因为他们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他们是凭经验或按《孙子》的道理打仗的，只是在某种程度上反映了朴素的唯物辩证法。只有在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的指导下，才能自觉地按照客观规律办事。
二、军事谋略学与军事学术的关系
研究军事谋略学，不能不探讨它与军事学术的关系。对这个问题认识的程度如何，不仅直接影响到军事谋略学自身的发展，而且影响到军事学术的发展。
由于军事谋略学长期以来没有建立起新的独立的知识体系，人们总是把军事谋略承袭在军事战略的案臼之中，使其湮没逊色，军事谋略在军事学术中的价值长期以来很少有人问津，也很少有人以足够的笔墨去探索。随着新技术革命在世界范围的兴起，不断引起军事领域的变革。当代许多军事学术问题在不断叩击着军事谋略学的大门。特别是当代的军事斗争和军队建设，对军事谋略的依赖性越来越大，因而近年来，人们对军事谋略在军事学术中的地位作用的认识也越来越深刻。苏联B·H洛鲍夫中将曾指出：谋略可以使统帅创造性地和巧妙地运用那些有助于夺取胜利的军事学术原则。“现在，军事计谋具有作为军事学术重要而独立的原则，特别是合同战斗原则的意义。”可以预见，一个探讨军事谋略推动学术繁荣的局面不久将会来临。
那么，军事谋略学在军事学术中究竟处于何等地位，具有何种作用？
军事学术是关于军事问题的专门的、系统的学问。军事学术所包括的研究领域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发生变化，愈来愈广泛。综合目前国内外研究的成果，军事学术所研究的学科领域有以下几种：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指挥学、军事教育学、军事训练学、军事后勤学、军事装备学、军事历史学、军事运筹学、国防经济学等。而军事谋略学则处于学术的最高研究领域。（图表）
—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制学—军事指挥学—军事教育学
军事学术—军事训练学
—军事后勤学
—军事装备学
—军事历史学
—军事运筹学—国防经济学
军事谋略学之所以进入军事学术研究的最高领域，不是随意拔高，而是
因为对军事谋略有一个历史的辩证的认识过程。谋略随着实践的发展而发
展。谋略属于什么层次，主要是由其自身在实践中的价值所决定的。
（一）谋略是最高的军事艺术
就谋略表现形态来说，谋略也可以叫艺术科学（英文把《孙子》译为战
争艺术）。谋略可以说是思维逻辑的一种艺术，是运用多种军事原则的心理
艺术，是属于决策结构的一种演绎艺术，是人和物最佳结合的一种指导艺术。
谋略艺术，是历代军事家毕生追求的最高“功法”。谋略所追求的最高目标
是通过“运筹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指导艺术，达到“兵不顿而
利可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
这和战略的最高目标完全一致。（二）谋略思想深邃“深”突出表现在“智”上。“智”，包括人的智慧、知识、智力以及
全部军事计谋。“智”既是军事谋略的特征，又是军事学术研究的核心；军事谋略既贯穿于军事学术的各个领域，它又藏在军事学术的最深层之中。《孙子》说，“攻其无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山。”①军事家取胜的秘诀是可以意会而不能直观的，需要到军事学术的各个领域深层中，经过一番挖掘和认真地探索才能开发和掌握它。
（三）谋略涉及的范围宽广
就其类型来说，有战略谋略、战役谋略、战术谋略：个体谋略、群体谋
略等；就其谋略知识而言，就涉及到哲学和十几门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知识。
军事谋略理论体系，是在这些知识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它所揭示的斗智规
律和若干原则渗透到军事科学中的各个领域，具有普遍意义。
（四）军事谋略学是当代一门新兴学科，它有许多学术
① 《孙子·计篇》。
问题需要深入探究比如军事谋略的知识体系究竟应包括哪些？军事谋略的基本范畴是什么？军事谋略特点及规律应如何把握等等。通过对军事谋略的学术探讨，既可进一步推动这门学科完善和发展，同时又可以促进军事学术的繁荣，进而推动军事科学的发展。我国春秋战国时期被当今军事家称为古代军事学术的鼎沸时期。《孙子》这部“济世兴邦”的军事谋略学对战略、战术、天、地、文、国防、建军、政治、经济、外交、练兵、将帅等多种学术问题均有精湛的阐述。这部“兵学圣典”是中华民族古代军事科学宝库中盛开的一朵绚丽多彩的智慧之花，对促进军事学术的发展起着极大的作用。以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马列主义的战争观和方法论指导战争实践，在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军事谋略的基础上，创造了具有我军特色的军事谋略思想。从《中国的红色政权为什么能够存在？》到《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从《论持久战》到《论联合政府》，从“十六字诀”到“十大军事原则”等一系列著作中，蕴藏着大量的谋略珍宝，如能被我们挖掘出来加以研究，对繁荣军事科学，将有非常重大的意义。
军事谋略的深入探讨，有助于避免军事学术研究低水平循环，产生新的学术成果。实践证明许多军事学术问题只要一步入军事谋略的殿堂，就会有柳暗花明又一村之感。以美国为例，近几年曾多次修改作战纲要，每次修改都没有离开孙子的“攻其无备，出其不意”的谋略思想，从而使每次修改的纲要在学术水平上都有新成果。再如，对当前我军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的研究，如果我们能从谋略角度再作深入的探讨，肯定会产生许多新的学术见解，丰富和加深原有的认识。总的来说，军事谋略理论来源于战争实践，这是不错的。但实践也证明，和平时期在正确的军事谋略思想指导下，通过学术探讨和必要的军事演练，同样也会发展原有的认识，产生新的军事谋略理论。当然这种理论一时还不可能完善，还需要在实践中检验、修正和发展。
三、军事谋略学与相邻学科的关系
军事谋略学是一门综合性很强、涉猎面很广的学科。它反映了军事科学与其他现代科学的大融合。军事谋略学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军事谋略学也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它所揭示的斗智规律和原则，来之于实践又服务于实践。
军事谋略学既然是一门综合性、应用性很强的学科，当然与其它学科之间有着密切的联系。它同自己相邻学科战略学、军事运筹学、军事心理学的关系尤其密切。下面分别介绍一下它与这三门学科的区别与联系。
（一）军事谋略学与战略学的关系
有一种说法，战略就是谋略，战略学就是谋略学，两者是一回事。我们认为过去这样说，是可以理解的。由于谋略作为军事学科的一个范畴更具有普遍性，因此也就更加难以抽象与概括。在我国数千年的历史上，无数兵家所用谋略、战略时所赋予的内涵很不一致，也很难区分。例如明人茅元仪所选辑的《二十一史战略考》，其战略内涵是泛指作战的谋略，而且其内容主要是战役战斗方面的谋略。谋略概念早于战略概念。古代军事家在讲谋略时，就有战略的含义。例如《三国志》作者陈寿在评东吴名将陆逊时说道：
“予既奇逊之谋略，又叹权之识才。”陈寿惊奇陆逊谋略非凡，就是既惊奇他在战事布局问题上善于用谋，也惊奇他在战争全局问题上善于用谋。诸葛亮的隆中对，既是谋略，又娃战略。几千年来，战略、谋略的这种内涵混同，才使人们形成了上述说法。作为一门学科。谋略学产生更早，而战略学形成较晚。开始战略学包容在谋略学之中，后来，谋略学又包容在战略学之中。今天，军事谋略学作为一门新兴的军事学科又从战略学中独立出来，同战略学井列进入军事学术研究的最高层次。因此，谋略学与战略学再不能看作是一个体系一个学科。军事谋略学与战略学的关系是既有联系，又有区别。
其联系是：一方面，战略也是两军斗智的产物，也是谋出来的，是军事谋略的一个层次。当军事谋略仅解决战略问题时，战略就是谋略。但这是仅就战略是军事谋略一个层次的意义上讲的，超出这个范围就不能这样说。另一方面，当兵家们站在战略上的高度用谋时，这时的谋略反过来又是实现战略目的的手段，为战略服务。从整体上说，看一个将帅的谋略水平，主要看在战略方面的谋略水平。当然，一个将帅的战略方面的谋略水平很高，并不等于他的战役战术性的谋略很高。诸葛亮的战略性谋略水平应该说是很高的，但他的战役战术性谋略水平则显得不足。
其区别在于：
首先，研究对象不同。军事谋略学是研究军事领域中敌对双方斗智规律的学问。军事谋略的本质是斗智，是以智驭力，以谋取胜。战略学是研究指导战争全局的规律性的学问。战略的核心是把握好全局，立足全局，指挥好战役战斗。
其次，研究目的不同。研究军事谋略学的主要目的是：学习和掌握以智取胜的学问，增强谋略意识，提高谋略水平，解决指挥员智勇双全问题。研究战略学的主要目的在于：学习和掌握驾驭战争全局的学问，增强战略意识，提高战略决策能力，解决全局在胸的问题。
当然，两者的区别是相对的，而联系是绝对的，它们总是相互包容、相互促进、相互渗透的。
（二）军事谋略学与军事运筹学的关系
军事运筹学是运用数学方法对武器装备发展、作战指挥、部队训练、后勤保障等问题，从它的整体出发，进行运算、筹划，选取最优方案的一门新兴的应用性军事学科。军事运筹学这门学科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于研究武器的配置、兵力的部署和军用品运输等问题而产生的。最早产生于英国，随之英国、美国在军事上广泛开展运筹研究，解决了作战指挥上的许多复杂问题。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随着科学技术的进步，特别是自动控制技术和电子计算机技术的进步，军事运筹学的理论和方法，都有很大的发展，被“北约”、“华约”两大军事集团的许多国家广泛应用。军事运筹学在我国也日益受到重视，并在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中发挥了作用。军事运筹学虽然是一门年轻的军事学科，但其源流悠久。我国古代的“田忌赛马”、“围魏救赵”，以及刘邦对张良的评价，都证明运筹思想早已纳入军事学的视野。不过由于当时的社会生产力、科学技术水平低，兵家们的运筹思想只限于直观的经验和简单的计算，及分散、零碎的等划，未能集中总结出一门系统的科学理论和方法。
从军事运筹学的学科性质、主要内容和应用状况看，它和军事谋略学的联系还是很密切的。它们都是人的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体现。军事谋略形成过程就是运筹谋划的过程。军事运筹学为军事谋略学提供施计定谋的科学方法，使军事谋略学建立在定量分析的客观基础之上。
两者的区别，主要是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不一样。军事谋略学的研究对象是军事领域中敌对双方斗智规律的学问。
它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分析方法、综合方法、比较方法和预测方法。军事运筹学是以国防建设、军队建设、作战指挥中正面临或将要面临的问题为研究对象，提供准确的定量分析和科学的定性论证。它的研究方法一般都是数学的方法，以教学模型的方式出现，所以美国一些学者称运筹学本质上是应用数学。
军事谋略学和军事运筹学的区别和联系表明：在军事的层次上，军事谋略学要高于军事运筹学，军事谋略学所揭示的一般规律，对军事运筹学的研究有指导意义。
（三）军事谋略学与军事心理学的关系
军事心理学是研究军事活动主体（个体或群体）的心理发生、发展规律的科学。它是心理学应用于战争实践的产物，是介于军事学与心理学之间的边缘科学。它所研究的内容涉及到带兵心理、作战心理、将帅心理等各方面。军事心理学作为一个独立的军事学科形成于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尔后，在美、英、日等国得到广泛发展，在我国也有初步研究。军事心理学的独立发展史虽然不长，但是，兵家对军事心理的研究已有几千年的历史。以我国而言，远在先秦的一些兵书中，军事心理研究的内容就很丰富。例如，在《尉缭子》中捉到：“夫将卒所以战者，民也。民之所以战者，气也。气实则斗，气夺则走。”明代著名将领戚继光也总结了运用心理作用指导训练和作战的经验，如对敌“攻心为上”，对己要“稳定军心”；训练“练心则气壮”等。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更加重视军事心理在战争中的作用。在他们的战争实践和军事论著中，如《关于纠正党内的错误思想》、《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论持久战》、《关于军队政治工作问题———九四四年四月留守兵团政治部在西北高级干部会议上的政治工作报告》等，对军事心理学的重要原理都有精辟的论述。这就说明历代军事家对军事心理的研究都是十分重视的，它与军事谋略也可以说是同生同长的。
从心理学的学科性质、主要内容和应用状况看，它与军事谋略学的联系也是很密切的。谋略是人在军事斗争中的一种斗智活动，这种活动均受心理活动制约。因而，攻心是军事谋略学的一个重要范畴，为历代兵家所重视，在一定意义上讲，军事谋略学离不开军事心理学。军事心理学为制定军事谋略提供心理学原理和手段，以提高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反过来，军事心理学又需要军事谋略的理论来指导，才能提高谋略者的心理素质。军事心理学所研究的内容，诸如敌对双方的民心、军心、指挥员的品质（能力、性格）等，为将帅用谋提供心理根据，对军事谋略学的发展有重大促进作用。当然，军事心理学与军事谋略学两者又不能相互代替。都是相对独立的学科，都有自己研究的对象、研究方法和知识体系、理论体系。因而，两者的区别是显而易见的。在军事学的层次上，军事谋略学高于军事心理学。
第四章谋略的地位和作用
军事谋略这颗人类智慧的明珠，不论在战争中还是在和平时期，不论是过去还是将来，它的地位和作用已被几千年的实践所证明。然而，由于人们认识上的种种原因，诸如重“技”轻“智”、重“勇”轻“谋”，甚至把学习军事谋略只看作是战时才有用的一般“战术”等，时至今日使这颗智慧明珠未能发出它应有的光彩。因此，充分认识军事谋略的地位、作用，是开发这一军事珍宝，推动军事谋略研究深入的关键所在。
一、谋略与战争胜负
自从战争这个怪物降临人间，从事战争的人们就开始研究战争胜负的因
素。纵观战争史，军事家们认为决定战争胜负的原因虽然很多，概括起来不
外乎两种：一种是人的因素。一种是物的因素。物的因素固然重要（不可缺
少），但战争胜负的决定因素是人不是物。人的因素中包括指挥员的施计用
谋。历代军事家都把计谋提到用兵之首的地位。古代兵书《孙子》、《吴子》、
《六韬》、《三略》等都列有专论计谋的篇章。《孙子》认为“夫未战而庙
算胜者，得算多也；未战而庙算不胜者，得算少也。多算胜，少算不胜，而
况于无算乎！吾以此观之，胜负见矣。”①后来许多军事家都强调“凡用兵之
道，以计为首”①。“先谋为本”②近代欧洲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在《战
争论》中说：“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需求，那么就会发现
智力是主要的。不具备卓越智力的人，在军事行动中是不可能取得卓越成就
的。”革命导师列宁指出：“没有不用计谋的战争”。③没有离开谋略的胜利。
在战争中，古今中外以谋取胜、以谋兴邦的实例不胜枚举：就其战略用谋而言，刘备未得军师诸葛亮时战绩平平。按诸葛亮的隆中决策去办，军威大振，形势改观。就其具体作战指挥而言，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以智取胜的有之：如孙膑巧用三军胜魏乒”，齐国智将“田单巧布火牛阵”，“韩信智破魏、赵、齐”，“贾翊献计败曹军”等。我军战史上毛泽东亲自指挥的“四渡赤水出奇兵”，陕北“将计就计诱敌就范，智战青化贬”；“引蛇出洞，四面包围，歼敌羊马河”；“声东击西，出其不意，谋胜蟠龙镇”；朝鲜战场上的“奇袭白虎团”等等，都是施计用谋战胜敌人的光辉范例。
然而，因有勇无谋而亡国灭军的也不乏其例。比如：公元前商纣王失身
亡国的深刻教训之一，就是因为他在决定国家命运的牧野决战中，用谋失当
所致；公元前203年的楚汉相争，刘邦率军围攻成皋，恶言怒激项羽的守城
主将曹咎，曹咎多勇少谋，盛怒之下率兵鲁莽出击，结果遭覆军之灾，曹咎
本人也自杀身亡，三国时的关羽，手握青龙偃月刀，于千枪万刃之中，矢口
交攻之际，驱马纵横，如入无人之境，说勇敢无与伦比，但美中不足的是多
勇寡谋，又十分骄横。荆州一役，吴名将吕蒙利用他的这个弱点，伪称有病，
建议孙权起用未出名的陆逊为将接替吕蒙指挥，巧施骄兵之计，关羽果然中
① 《孙子·计篇》。
① 《百战奇法·计战》。
② 《虎钤经》卷之三，《先谋第十五》。
③ 《列宁全集》第8 卷第493 页。

计，终于为吕蒙所图，败走麦城，不仅损兵折将，而且自己也葬送了性命。岳飞说：“勇不足恃也，用兵在先定谋。谋者胜之机也。”①有勇无谋，武器装备再精良，兵马再多，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命运。所以，对于一个指挥员来说，特别是高级指挥员，谋略水平高低，关系着战争的胜负，国家的安危，军队的存亡。
谋略在战争胜负中之所以占如此重要的地位，首先是战争自身规律决定
的。战争是一个特殊的社会矛盾运动领域。战争双方都是用自己最精良的武
器装备武装起来的活人之间较量。人是战争的主体，是最活跃的制胜因素。
人的主观能动作用能否得到最充分的发挥，同指挥员的谋略水平关系极大。
作战双方的指挥员总是在严守秘密的情况下，互相诈骗，暗设机关，巧布疑
阵，挖空心思地施计用谋，消灭对方的有生力量，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
胜利。战争固然是力量的竞赛，但首先是智慧的竞赛。指导战争的过程实际
上也就是识谋（了解敌情）、定谋（经过谋划运筹选择自己最佳作战方略）、
施谋（把谋略付诸战争实践并接受实践检验）的过程。军事决策者不论是对
战略的指导，还是对战役战斗实施指挥，无不受谋略思想的支配。因此，几
千年的战争史，每一场战争，每个战役、战斗的胜负，无不打着军事谋略的
印记。凡是在战争舞台上叱咤风云，屡建奇功，威振敌胆，名垂青史的军事
家，大多是著名的谋略家。所有谋略家都遵循这样一个信条：欲求决胜的战
争，必先求必胜的谋略。
马克思主义认为，在一定的条件下，物质可以变精神，精神可以变物质。
先进的军事思想一旦被群众所掌握并变为群众的自觉实践，就可以转化为巨大的物质力量。军事谋略也是如此。凡属正确的军事谋略，都是反映战争客观实际的。这种客观实际经过指挥员合乎逻辑的分析、判断、推理的思维过程，转化成谋略思想。军事谋略一经产生，必然要付诸战争的实践。所以，军事谋略本身又有实践的品格。谋略是战争指导艺术，一旦忖诸实践，也就由主观的东西变成了客观的东西，由精神的力量转化为物质的力量（正确的重大谋略决策，有时可起改变敌我力量的杠杆作用）。任何事物的转化，都必须经过中介而实现其转化。军事谋略也不例外。那么军事谋略转化为物质力量的中介手段是什么呢？俯察古今中外用谋之道，是否可列举如下几种：(1)伐交。孙子曰：“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代兵，其下攻城。”“伐交”①是指经过外交途径，分化瓦解敌人的盟国，迫敌陷于孤立境地，以利于自己争取战略上的主动权，改变被动的战略态势。(2)示形（设诈）。即采取种种虚假手段欺骗迷惑对方，真真假假，隐真示假，迫敌陷于被动。(3)造势。即创造有利于我不利于敌的态势。“势”是“形”的运用，也是物质的运动。“形”是运动的物质，也是军事实力的有效运用。指挥员通过战略造势，战术造势，技术造势，精神造势等，来改变敌我优劣的态势。(4)用术。术不过“奇”、“正”。“正”是指用兵的常法，“奇”是指用兵的变法。(5)应变。用谋定计，贵在变通。善于应变者往往创造以弱胜强，以奇制胜的壮举。当然，军事谋略的转化还会有其它一些中介，就其共性而言仅列这五项。军事谋略正是通过这些中介，而发挥着改变敌我力量的作用。一个足智多谋的指挥员，只要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善于施计用谋，就能从被动中争取主动，以
① 《宋史》卷二百六十五，《岳飞传》。
① 《孙子·谋攻篇》。

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指挥员固然不能超越客观可能的范围去夺取战争的胜利。但谋略水平的高低，结果大不一样。“以计代战一当万”，① 无计可施万当一。从这个意义上讲，谋略是力量的“倍增器”。苏军某高级将领认为：“在高度机动的战争中，在双方都使用高精度纵深突击兵器的情况下，军事计谋作为以小的代价取得大的胜利的主要途径之一，谋略在战争胜负中的作用大大提高了。”
二、军事谋略与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不同国家对它规定着不同的内涵。一般地讲，国家安全
战略是在多种情况下综合运用国家各种力量，包括政治、经济、军事、外交、
科技等力量，来实现国家安全目标的艺术和科学。在国家安全战略中，军事
谋略占有重要地位。美国有位学者说：国家安全战略就是通过威胁、武力、
间接压力、外交、诡计以及其它可以想到的手段，对敌方实施所需要的各种
程度各种样式的控制，以实现国家安全的利益和目标。十分明显，这位美国
学者所说的国家安全战略实际上就是最高层次的施谋定策。离开了谋略，无
所谓国家安全战略。
国家安全战略关系到国家、民族的命运，要求领导者必须为国家和民族
的安全利益而深谋、远谋。制定国家安全战略的过程，实际上就是这种谋划
的过程。
两国相争，国大力强者不一定胜，国小力弱者不一定败。商朝在我国历
史上为大邦，经济和军事实力雄厚。商末，暴君商纣王执政，政治腐败，滥
施酷刑；在经济上实行“厚赋税”的政策，掠夺民财；对异族自恃强大，只
知用兵，尤其在连年的战争中消耗了大量国力，加重了人民的负担和痛苦，
丧尽民心，结果灭亡于周。而周原是商的一个属国，国小力弱，为了改变自
己的生存条件，周文王在谋臣吕尚的输佐下，悉心研究了国家盛衰、安危的
原因之后，制定了一系列计策，对内“修德行善，裕民富国”，对外“扩大
影响，争取与国”，“翦商羽翼，进逼朝歌（即商朝首都）”，“恭顺事商，
麻痹纣王”，并且适时“用间”。后来证明这些计策是对头的，顺应了民心，
分化瓦解了敌人。“周”虽小，但能灭大“商”，与谋臣吕尚善于运用谋略
有关。因此，《史记·齐太公世家》上说：“周西伯昌之脱美里，与吕尚阴
谋修德以倾商政，其事多权兵与奇计，故后世之言兵及周之阴权皆宗大公为
本谋。”
有一种观点认为，军事实力是国家安全的基础，“武器装备越好越安全”。
从一定意义上讲这个观点无疑是有道理的，但又是不够全面的。实践一再告
诉人们，物质因素虽是基础，如果离开正确的谋略指导，物质基础再雄厚也
不可能发挥应有的作用。尤其是弱国同强国抗衡，只靠拚实力，拚消耗，与
“龙王”比宝是不行的，更需要斗智。强大的国家侵略弱小国家也都是诡计
多端，不是单靠实力的。比如美国侵朝战争、侵越战争，苏联侵阿战争，统
统以失败而告终。究其根本原因，在于战争的非正义性。但他们不会承认这
一点的，总想从改变谋略中另找出路。现在世界各国都根据本国国情和实力，
进行谋划，提出了一个又一个国家安全战略模式。比如美国的“以军带民”
① 《晋书》卷三十四，《杜预传》。
的战略：苏联的“抑民重军”的战略；西欧的“军民兼顾”的战略；瑞典的“寓军于民”的战略；日本的“先富国后强兵”的战略等等。这些国家的战略构想，都包含着深刻反映各自利益的谋略思想。
美国马里兰州一位政治学教授，在美国国防大学对中国实行积极防御安全战略中的谋略思想是这样分析的：中国实行积极防御的安全战略有三层含义：一是防御的有效性。这就是不仅有能力保卫本国国土，而且有第二次还击的能力，平时能有效地起威慑作用，战时仍有还击能力。二是防御的有限性。中国的戚慑战略是有限的威慑，不同超级大国进行军备竞赛，旨在防止大战，遏制敌方对中国发动进攻，后发制人。三是防御的非军事性。中国安全政策是其对外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除了军事因素外，还运用了政治、经济、外交等多种谋略手段来减少外界的威胁，目的在于争取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来加强国家和军队的现代化建设。他在回顾了50年代、60年代、70年代、80年代中国谋略思想变化过程后指出：40多年来，中国为改善其自身安全环境，使用了结盟，统一战线，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这些谋略思想的运用在80 年代后期使中国的安全环境有了很大改善：其一，改善了中苏关系，减弱了对中国的威胁。其二，美苏签署中导条约，对中国安全有利。其三，随着三大障碍的消除，中国边境安全也有了改善。从这位美籍学者的分析中，即可以看到谋略在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中的作用，同时也可以看到，我们党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运用谋略思想来维护国家安全的指导艺术是非帘高超的。
我们自己在这里作一点简要的回忆是有裨益的。如60 年代初，毛泽东下决心生产原子弹，打破了超级大国的核威慑；继而提出三个世界的理论，在国际上结成广泛的统一战线，以反对霸权主义；开展乒乓外交，推动中美关系的改善，邓小平提出消除“三大障碍”，以推动中苏关系的改善；实行一国两制以促进祖国统一大业及推动大陆周边关系的改善等等。我国40多年的实践告诉人们这样一个道理，经济力量不够发达的国家，只要善于识谋、用谋，完全可以提出正确的国家安全战略，并有可能争取一个和平的生存环境。当然，国家安全还必须有一定的军事实力作后盾。
当今世界西方不少战略家认为，人类进入了“核后时代”，“天核重叠”的时代，高技术、高强度、高智力、大空间的特征将更加明显。科学技术和武器装备现代化程度愈高，谋略在国家安全中的作用愈大、愈突出。被西方国家称为“将军之师”的英国战略家利德尔·哈特指出：“在导致人类自相残杀，灭绝人性的核武器研制成功后，就更需要重新而且更加完整地翻译《孙子》这本书了”。他还强调说：“最完美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美国战略家福斯特接受了利德尔·哈特的观点，开始用《孙子》兵法研究对苏战略。他认为《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必全争于天下”的谋略思想极为深奥，触及到了战争的实质。他把“不战而屈人之兵”称之为“孙子核战略”。
为什么威力巨大的核武器问世之后，人们愈崇尚《孙子》的谋略思想？为什么科学技术愈发达而谋略对维护国家安全愈重要？主要是有这样几种因素决定的：第一，大规模的杀伤破坏性武器问世，急剧扩大了战争的能量，一旦爆发核战争，将威胁人类生存，这就产生了核武器相互制约效应。有人指出，核武器的作用不在于战场，而是以政治武器的身份出现的，带有谋略的色彩，这就是“相互确保摧毁”的核威慑战略理沦。
第二，美国提出“星球大战”计划之后，在心理上，对当前国际社会力量的均势是个很大的震撼和威胁。然而开发太空和搞“星球大战”计划，都需要钱财和雄厚的经济力量，仅就美苏两国今天的国力、财力而言，都显得力不从心为了新的争夺，他们都需要一段休养生息的机会，因而出现了美苏争夺趋向缓和的阶段。有人预计这个阶段将延续30至50年。在这段漫长的岁月里，竞争仍然是激烈的，而政治、经济、科技、外交斗争的手段和方式将是主要的。
第三，现代“智战”突出。不仅是军事领域，凡是竞争的领域无不有智战。现在是斗智的世界，贸易战、科技战、教育战、外交战，都是智战。同时，由于现代化武器装备价格昂贵，即使富国也不得不遵循以小的代价换取可靠国防的原则。美国前国务卿舒尔茨说过：“我们在武器控制的有关方面，面临着一个新时代的智力挑战”。日本军事评论家小山内宏也说：“未来战争如要避免那种古典型的战争的话，势必愈来愈带有险诈而离奇的‘谋略战争’的形态和内容”。美国柯林斯直接了当他说：“我们国家应该比敌方先到这个智慧高峰。”
第四，随着人类的进步和文明程度的不断提高，世界人民反对战争，期待和平的呼声日益高涨。人们厌恶战争，向往和平的心愿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强烈，特别是饱受战争之苦的国家和民族，对造成巨大灾难的战争更是深恶痛绝。整个世界和平力量的增长明显地超过了战争威胁的增长。人们越来越意识到，本国的安全必须依赖于世界的安全。因此，在人类社会还不能完全制止战争的情况下，世界各国必然会选择有利于实现本国安全的战略。
正是上述诸因素的存在，目前世界各国为了本国的安全利益都在进行新的谋划和战略调整。一个世界性的谋略大“演习”摆到了人们面前，我们也应当在这个斗智大演习中及早进入角色。
前面提到有的国家强调运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的谋略思想进行核威慑，决不意味着常规武器装备不重要，常规战争不用打了。“不战而屈人之兵”是其最高战略目标，但实现这样一个目标仍需要军政两手。就是说，当他们不战而屈人之兵不能实现的时候，就变为以战而屈人之兵了，通过“战”达到“不战”。因此，我们在和平时期重视斗智的同时，不能忘记战备，在核时代不可忽视常规武器的研制和打常规战争的准备。
军事谋略地位、作用除上述二个方面之外，它在军队建设中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现在越来越多的军事家清醒地认识到，再也不能只是尾随战争之后，从战争史料中寻觅对策了，相反，现代战争往往按照谋略家们的预先设计进行。军事谋略正日益同军事预测紧密结合起来（谋划中就有预测）。军事家要赢得未来，必须运用军事谋略的原理去谋划未来；要加速国防力量的发展，就必须先谋恩未来的前景和目标；要使自己不败于敌，就必须在军事谋略上高敌一筹。由于军事谋略是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作为准备战争和战争实践的一种理论表现，是打开军队建设中各种矛盾的钥匙，是战斗力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对军队的战备、训练、武器装备的生产等都具有导向作用。因此，我们必须充分认识研讨军事谋略的重大战略意义。我们应当在以国防现代化为中心的军队建设中，特别重视从我国几千年积累起来的军事谋略知识中、尤其是从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的宝库中提取和发展“智慧之果”，以适应未来国防建设和反侵略战争的需要。
第五章谋略的客观基础
军事谋略是一种主观指导活动。但它不是军事家主观意志的随心所欲，而是为客观实际所制约。军事家虽可凭借建筑于客观基础的战争舞台，以自己的聪明才智，导演出威武雄壮的历史活剧来，却不能超出客观条件许可的范围去企求战争的胜利。
一、谋略是客观实际的反映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性的认识：
《孙子》论“计”，涉及到政治、自然、将帅能力和军队战斗力等诸因素。
《兵法百言》提出：“善计者，因敌而生，因己而生，因古而生，因书而生，因天时、地利、事物而生，对法而生，反勘而生。”它认为，好的计谋，是根据敌情、我情、古人经验、兵法著作、天时地利及有关事物制定的，是按军事法侧制定的，是反复斟酌制定的。其中，对“古”、“书”、“法”的掌握，在于将帅平时的主观积累，“反勘”是谋略的思维运动过程，这些都可看成是谋略的主观因素，其余的则是谋略的客观因素。
《百战奇法》认为：“未战之时，先料将之贤愚，敌之强弱，兵之众寡，地之险易，粮之虚实。计料已审，然后出兵，无有不胜。”它所强调的谋略客观依据是将帅能力、军事力量、地形、经济等诸因素。
东汉末年，诸葛亮与刘备论天下大事的《隆中对》，是古代谋略史上的突出典型。诸葛亮认为，曹操用百万之众，挟天子以令诸侯，目前不能与之争锋，孙权据有江东，国险而民附，贤能为之辅，可以为援而不可图：荆州四通八达，是用武之地，但刘表不能守，益州险塞，沃野千里，但刘璋弱，不知存恤，那里的智能之士思得明君；刘备既是帝王后裔，信义又著于四海，等等。这里，诸葛亮对曹、刘、吴以及刘表、刘璋诸方的政治、军事、经济、地理等条件作了精辟分析，从而为刘备制定了“联吴抗曹”的谋略，并提出了实现这一谋略的步骤。当刘备依照诸葛亮的谋略办事时，便取得了胜利，如与东吴联姻，赤壁之战，夺取荆州、益州等；当刘备违背诸葛亮的谋略时，便遭受重大的挫折，如关羽鄙视东吴而失荆州，刘备一怒兴师伐吴而遭致彝陵之败。
谋略只有具备了运用的客观条件，才能产生奇功异效；没有客观条件可利用的、纯靠主观想象的谋略只能是败军之道。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基础的规律性认识：规律性。谋略客观基础不是毫无联系的杂乱堆集物，而是有规律性的。古人对此已有一定的理解。他们提出的各种高明的谋略，是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客观存在的敌我、攻守、虚实、正奇、强弱等等相反相成的矛盾，进行一定分析的结果。《孙膑兵法》说，“知道，胜。”“不知道，不胜。”
“道”即客观规律。《尉缭子·战权第十二》强调，“战权在乎道之所极”，说的就是战争的权谋在于对战争规律的理解。
利害共存性。战争中各种矛盾环环相扣，致使客观条件中的利害相互依存，在同一作战条件下或行动中，总是利害相杂，利中有害，害中有利。《孙子》说：“军争为利，军争为害”，军争之中就并存着利益和危险两个因素。其他作战行动也大多如此。例如在进攻中，凡便于我展开兵力、冲击、发扬火力的方向，也往往是敌人重点防守之处。军事上的各种被动形式，也会包含着主动因素。比如，有计划地让出部分土地，可以换得一定的时间；放弃局部的利益，可以争得全局的胜利。利害不仅共存，而且互相转化，利可变害，患可化利。由于利害的共存与转化是客观存在的，军事谋略就应当既知利，又知害，以患为利，以利为患，权衡利害，转患为利。
变动性。朱元璋曾形象他说，“战陈（阵）之势，阖（合拢）辟（疏开）
奇正，顷刻变化，犹风云之无常势”。①军事谋略客观基础的变动性，要求军
事谋略随机应变，做到因情而变，因时而变，因地而变，因机丽变，因势而
变，因法而变??，在变化中求“诡道”，求良策。不能只是盯着“上一次”，
而必须紧紧盯住“下一次”。任何下一次战争都不是上一次的复制品。所以，
《孙子》强调“战胜不复，而应形于无穷”的活用战法原则，《尉缭子》提
出“机在于应事”，认为机谋在于适应事物的变化。
古代兵家关于谋略客观性及规律性的论述，至今对我们研究和运用谋略，仍有重要的借鉴价值，尽管它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局限。
毛泽东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谋略的客观基础所作的论述，为我们提供了科学的武器。他说：必须“根据客观事实，引出思想、道理、意见，提出计划、方针、政策、战略、战术??”①同样，也必须根据客观实际，引出谋略。他强调：“指导战争的人们不能超越客观条件许可的限度期求战争的胜利，然而可以前且必须在客观条件的限度之内，能动地争取战争的胜利。”
②客观实际与谋略的关系。从哲学上讲，就是客观与主观的关系。客观情况是第一性的，谋略是第二性的。正确的谋略，都来源于客观实际，反映客观实际。错误的谋略则是违背了客观实际。历史上，从主观愿望、抽象的原则出发，而不从客观实际出发设计定谋，导致损兵折将的情况不乏其例。谋略的客观基础，是由多种因素构成的集合体。它们相互联系、相互作用，从不同的侧面，对谋略产生着不同的影响。固然，在不同情况下，各种客观因素对谋略影响的程度有所不同，但无论何时何地，独立地抽出某一个因素，或忽视某一个因素，都不足以制定正确的谋略。谋略客观基础的多元性，本质上是由战争致胜因素的复杂性决定的。克劳塞维茨说：“在战争中组成整体的一切都是彼此联系着的，因此每一个原因，即使是很小的原因，它的结果也会对整个行动的结局发生影响，都会使最后的结果有所改变，尽管改变得很小。”③谋略，作为战争的主观指导，必须全面地认识客观条件中的诸种因素。
毛泽东说：客观实际包括敌我双方，“这两方面都应该看成研究的对象，只有我们的头脑（思想）才是研究的主体。”①军事谋略的客观基础是指除军事家主体条件之外的一切影响军事活动过程和结果的各种因素。它包括制约军事活动的所有物质因素，如国家政治状况、军事力量、经济、科技、自然因素等，还包括军事家主体条件之外各种影响军事活动的精神因素，如民心、士气、心理等。同时，对方军事家的脾性、能力及谋略也是我方军事谋略的
① 《明太祖宝训》卷五，《谕将士》。
① 《毛泽东选集》第44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446 页。
③ 《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7 月第1 版第148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166 页。

客观基础，因为它们同样是独立于我方军事家头脑之外的客观存在。定计用谋，不仅要从客观物质条件出发，还必须从群众的情绪、军队的士气的实际出发，不仅要从我方的客观实际出发，还必须从敌方的客观实际出发。
刘伯承元帅则提出了著名的“五行术”。他强调，指挥员“研究情况要
从任务、敌情、我军、地形与时间的综合估计考虑而定下决心。”②他谆谆告
诫我们，“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
下面，我们将对谋略的诸种主要客观因素作些分析。
二、谋略与政治
（一）战争一刻也离不开政治《孙子》开宗明义地把“道”列为准备和进行战争的第一件大事。他的
所谓“道”就是政治。
战争是为政治目的服务的。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不仅是一种政治行为，而且是一种真正的政治工具，是政治交往的继续，是政治交往通过另一种手段的实现。”①“政治因素对制定整个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甚至往往对制定会战计划，却是有决定性影响的。”战争的政治目的决定着战略方针。例如美国的军事战略，服从于争霸世界的政治目的。相反，我国的积极防御战略，是由保卫社会主义国家的独立完整的政治目的决定的。
打击目标的选择，有时直接服从战争政治目的。例如，抗美援朝后期，
我军为达到停战谈判的目的，当英美不愿停战时，我们就以英美为打击日标，
当英国及其它仆从国愿意停战谈判而美军不愿谈判时，我们就重点打美军；
后来，李承晚破坏谈判和协议，我们就重点打李伪军。
（二）国家政治状况
谋略制胜，莫贵于使自己立于不败之地。《孙子》说：“善用兵者，修
道而保法，故能为胜败之政。”战国时期的兵家更明确地指出：“凡战法必
本于政胜”③，“治强为可责于外，内政之有也”④，“兵之胜败，本在于政”
⑤等等，阐明了胜败从根本上取决于政治上的优劣。《韩非子》认为，挫败敌人的进攻，不仅需要有强大的军事力量，更重要的是靠政治上的安定和国家得到良好的治理。它强调“安，则不可攻”，“治，则不可攻”。这些说明，谋略家重视修明政治。
谋略家还应当根据国家政治状况选择适当的作战时机。
《吴子》曰：“不和于国，不可以出军。”说的就是当国内不团结、不和睦时，不宜出兵作战。正确地判断和利用政治形势，是谋略成功的重要条件。井冈山斗争时期，毛泽东提出，扩大根据地应该采取“波浪式的推进政策”。在统治阶级内部发生破裂的时期，我们的战略可以比较冒进，较快地扩大发展地域，当统治阶级政权暂时稳定时期，我们的战略必须逐步推进。
② 《刘伯承军事文选》战士出版社1982 年第1 版，第203 页。
① 《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7 月第1 版，第43 页。
② 《战争论》商务印书馆1978 年7 月第1 版，第896 页。
③ 《商君书·战法第十》。
④ 《韩非子·五蠹第四十九》。
⑤ 《淮南子》卷十五，《兵略训》。

在当代战争中，进攻的一方往往利用对方的政治矛盾和内乱乘机进攻。
1979年苏联入侵阿富汗，就充分利用了当时阿富汗统治集团争权夺利，反政
府的武装斗争遍及全国，国内政局动荡的形势。
（三）国际政治形势
制订谋略，必须客观地估量世界形势，考察国际关系可能的发展趋势以
及它们对战争的影响。抗日战争初期，毛泽东把中日战争作为世界中的一部
分加以分析，看到了中日双方和国际影响的全部因素。他指出，伺际的条件，
使得中国在战争中不是孤立的，世界的反法西斯运动，苏联的援助中国，造
成了和造成着为中国最后胜利所不可缺少的重要条件。
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苏联领导人由于对当时的世界政治形势和国
际关系的发展趋势作出了错误的估计，从而给苏联卫国战争初期的战略指导
带来了严重的失误。
英阿马岛之战，阿根廷认为，美国可能中立，北约国家无大作为，南美国家可能持同情或支持态度。结果美国不但没有保持中立，而且积极为英国提供后勤支援和卫星侦察、通信保障。欧洲则通过北大西洋公约组织和欧洲共同体对阿实行经济制裁和禁运，原来向阿方出售武器和零件的法国，不仅自己停止出售，也不准其他国家转卖。这种国际环境导致了阿根廷在战争中处于孤立无授的地位，成为阿根廷最后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战后国际政治新格局是我们当前进行谋略的重要依据。战后第三世界的崛起，超级大国的抗衡，世界政治多极化趋势，世界和平运动的兴起，以及联合国的作用，都是我们制定国家安全战略乃至进行局部战争时必须充分考虑的因素。
（四）政治策略军事斗争中的以智取胜，要依赖政治斗争手段去配合和支持。谋略家必
须考虑到政治策略的要求，并善于利用政治策略为军事斗争创造的条件。
政治策略，规定着可能联合的力量以及可能中立的力量。战争不仅是敌
对双方力量的竞赛，也是争夺同盟者的竞赛。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根据政治策
略的要求，建立广泛的统一战线，最大限度地争取一切力量，减少敌对力量，
孤立敌人，最后战胜敌人。
政治策略也包含着政治打击手段，即通过政治策略的作用，对敌人的力量进行分化、瓦解和消耗。战争指导者要善于洞察、利用或制造敌人内部的矛盾与猜疑，使敌人产生隔阂，发生内江和分裂。战国时期，韩魏战争相持一年多未分胜负，秦惠王问楚国谋士陈轸该不该参战，陈轸讲了“坐山观虎斗”的故事。秦王按此道理，乘韩魏两败俱伤之机举兵征服了这两个国家。充分利用敌人的矛盾和斗争，也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所重视。列宁曾说：必须极仔细、极留心、极谨慎、极巧妙地利用敌人之间的“裂痕”。①
外交是一种重要的政治手段。外交对战争能产生巨大的影响。在战争孕
育过程中，它能够推迟或加速战争的爆发；战争爆发后，外交能够影响战争
的进程，延长或缩短战争；外交也是处理战后问题的重要手段。外交谋略与
军事谋略相配合，可以达成战争的突然性，可以寻找更多的盟友，孤立敌人。
当今世界，外交活动在军事斗争中的作用日趋重要。交战双方的外交活动中，
起主要作用的是政洽谈判。据著名国际关系学家霍尔斯蒂统计，在第二次世
① 《列宁选集》第4 卷第225 页。
界大战后的20年时间里，20起国际战争的结局之中，只有15％属于武力征服式的，消极解决的占8％，其余都是通过外交谈判在谋求双方的妥协来折中解决的。
（五）民心与士气
民心与士气，属于政治思想范畴。民心向背是战争胜败的决定性因素。战争只有得到民众的支持和拥护，才能取得最后胜利。这是古人就曾朴素认识到了的道理。《孟子》说：“天时不如地利，地利不如人和。”《三略》指出：“治国安家，得人也；亡国破家，失人也。”列宁更明确地指出：“在任何战争中，胜利属于谁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由那些在战场上流血的群众的情绪决定的。”②
由于民心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争取民心就成为谋略家十分关注的问题。古代谋略家就强调“爱民”、“利民”、“保民”，以求争取民心，同时，还利用多种手段瓦解对方土气。毛泽东则深刻指出：“力量对比不但是军力和经济力的对比，而且是人力和人心的对比。”①
三、谋略与军事力量
（一）军事力量是谋略的坚实后盾军事力量是进行战争的主要物质基础，它的强弱，对战争规模的大小、
持续时间的长短、战争形势的转变以至战争的胜负，有着决定性的影响。《孙子》谋略的最高理想，是“不战而屈人之兵”。孙子言下的“战”
就是军事斗争，双方兵戎相见，一决雌雄。
“不战”，即通过政治战、外交战、心理战等，达到成加于敌，迫敌屈从于我之目的。但是，“不战”需要有“能战”的力量作威慑。以强大的军事实力为后盾，实行“威慑战略”，是当今世界超级大国军事谋略的一大特点。苏美两家都以核武器为后盾，实行“威慑”。另一些国家还往往以某些地区为背景，进行公开的军事演习，意在威慑对方，争取战略主动。而对我们来说，要想维护世界和平，遏制战争，确保国家领土、领海的完整，就必须拥有相应的军事实力。
（二）军队的数量和质量
军队的数量和质量是军事谋略的重要依据之一。我国古代的杰出谋略
家，都十分重视从军队数量和质量的统一上来分析军事力量的强弱。例如赤
壁之战前，诸葛亮出使东吴，联吴抗曹，首先对曹军力量作了客观分析，指
出曹操号称百万大军，其实不过四五十万，加上收服的兵将，不过六七十万。
且投降的兵将是迫于形势而易帜，军心不稳。曹操战线很长，不得不分兵把
守，实际能直接参战的只有一二十万人。曹军多为北方人，水土不服，不习
水战，更敌不过江东谙习水性的强兵。如此分析，使孙权抗战之心遂定。在
现代战争中，军队的质量因素显得尤为重要。军队的现代化程度已经成为军
事谋略的重要依据。例如，在马尔维纳斯岛之战中，英军之所以决定夜袭贝
卜岛，重要原因之一，是英军装备了可以把自然光放大数千倍的成象放大夜
视器、自动夜视激光距离探测器等先进夜视设备。在实战中，这些夜视设备
② 《列宁全集》第31 卷第117 页。
① 《毛泽东选集》第437 页。

充分发挥了效用。当然，在任何时候，都不能对军队的质量和数量作孤立的分析。同时，还要看到，军队质的因素是由多种条件构成的，训练、士气、文化及武器装备等，都会对军队的质量产生影响，进而对谋略产生不同的影响。
（三）作战态势
军事力量在不同的敌我布局和地形等空间位置中，形成不同的态势。由
于作战态势直接夫系到作战能力的发挥，直接影响军队的主动与被动，使它
成为军事谋略十分关注的客观条件和谋划内容。军事谋略的高超之处，往往
在于巧妙利用和创造有利态势。孙武说：“善战者，求之于势，不责于人，
故能择人而任势。”①所谓“求之于势”，即指谋求有利的作战形势与气势。
所谓“任势”即利用形势和气势。他格外欣赏军事力量依据有利空间位置形
成的锐不可挡的势态，指出，“故善战人之势，如转圆石于千仞之山者，势
也。”②在我军战史上，毛泽东等老一辈军事家，向来重视谋势。善于利用和
创造有利的态势是我军以弱胜强的诀窍之一。有利的态势可由多种因素形
成，如敌处不利险地，我占有利地形；敌孤立无援，我重兵在握；敌疲惫松
散，我士气旺盛；敌有薄弱环节，我有可乘之机等等。谋略家要善于抓住有
利态势。在不具备有利态势时，则要通过利导、奇正、虚实、借彼、误彼、
因彼等谋略手段去创造有利态势。这样，才能称之为真正掌握了依据军事力
量施计用谋的奥妙。
四、谋略与经济
（一）战争依赖于经济
战争源于经济。战争的起因和目的多种多样，但其根本原因和目的，是对利益的谋求。作为暴力形式的战争不是单纯的意志行为。任何战争，都离不开经济。《孙子》说：“军无辎重则亡，无粮食则亡，无委积则亡。”马克思主义的经典作家对此作了更为精辟的论述。恩格斯指出：“暴力的胜利是以武器的生产为基础的，而武器的生产又是以整个生产为基础，因而是以‘经济力量’，以‘经济情况’，以暴力所拥有的物质资料为基础的。”① 毛泽东说：“战争不但是军事的和政治的竞赛，还是经济的竞赛”。②经济对战争的影响，战争对经济的依赖，反映在谋略上就是受经济的制约。
依据经济情况进行谋划，要从战前入手。在战争准备上，要抓好经济建
设，从而为战争胜利打下雄厚的物质基础。隋灭陈之战，很能说明问题。隋
文帝杨坚建国伊始，就注重抓好经济建设，实行均田，减轻赋役，兴修水利，
发展生产，广建仓廪，备战备荒等一系列重大措施，使隋初社会经济得到迅
速发展。经济的发展，为制造大批战舰，加强水军建设，提供了雄厚的物质
基础。杨坚还根据谋士建议，破坏陈朝的物资储备，使其财力俱尽。经过七
八年的准备，终于创造了南下灭陈的物质条件，仅用个把月时间，就一举灭
陈，统一了大江南北。
①

② 《孙子·势篇》。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 卷第206 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925 页。

在古代战争中，由于武器简单，战争规模较小，战争对经济的依赖性相对小一些。在现代条件下，战争对经济力量的依赖十分突出。现代化武器造价昂贵，科学技术的发展使武器更新换代的速度加快，现代化战争的物资量也空前增加。一场局部战争的消耗就十分惊人。如第四次中东战争，只打了18天，双方损失坦克3000辆，飞机600架，舰艇60艘，物资消耗和财产损失达100亿美元。战争进行到第7天，双方的作战物资就基本枯竭了，不得不依靠两个超级大国的紧急空运来维持。英阿马岛之战，双方损失舰船近30艘，飞机100多架，英方耗资20多亿美元，阿方耗资10亿美元，间接损失达20亿美元。因此，要想打赢现代化战争，必须重视对建设雄厚物质基础的谋划。
在确定谋略企图和作战方式时，要以各自的物质力量为基础。例如，钢铁生产能力，军事工业制造武器和技术装备的能力，以及国家的粮食和各种物资储备状况等，是确定整个谋略意图的基本条件。铁路、公路、内河航线的密度和分布状况及海运和空运能力，是制定战略机动和战略展开计划的依据。对于敌我双方战争潜力的正确估计，也是实现谋略意图的重要条件。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对苏联的战争潜力估计不足，是其闪击战受挫的重要因素之一。谋略要以经济条件为依据，还要求战争指导者充分发挥智力因素，以最小的消耗获取最大的战果。
（二）经济战谋略
在古代，经济战谋略已见端倪。例如，“断敌粮道”之法，曾被多次使用。公元前154年，吴、楚等7个诸侯国谋反，先出兵攻粱国，企图尔后西取长安。西汉太尉周亚夫不顾梁国求救，只派轻骑迂回到吴、楚联军背后，断敌粮道。吴、楚兵缺粮，被迫掉头寻周亚夫军决战，又因粮尽兵疲而撤军。周亚夫乘势反攻，大破叛军。东汉未年的曹袁官渡之战，开始曹军的形势极为不利，后来，由于曹军出奇兵夜袭乌巢，焚毁袁绍的辎重粮草，使袁军处于被动，曹军转不利为有利。
在现代条件下，经济越来越显示出它在战争中的重要地位。经济战不仅成为战争过程中的一种“战场”，而且成为和平时期“冷战”的主战场。因此，对经济战的谋略也日趋重要。和平时期经济战的主要内容是资源战、贸易战、科技战和金融战等。斗争策略主要是利用、控制、遏制。利用就是在经济战中对于别国的经济、技术、资源，凡是于我有利者均应力争利用，凡有隙可乘者，均应乘虚而入。因此，要以“诡道”思想，对经济竞赛的形势作细致入微的分析。控制就是对自己拥有的战略资源、专有技术要节制外流，控制消耗；使自己的战略资源、尖端技术，尽可能藏而不露，不为敌人所用。遏制主要是干扰、消耗、破坏敌国的经济，对其“釜底抽薪”。和平时期经济战的谋略手段有经济封锁、关税壁垒、技术保护、禁运、抢购、倾销等。
在战争过程中，以打击经济目标的办法来窒息对方的经济，达到战争的目的，已经成为一种新的战法。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对苏联高加索石油基地和乌克兰的粮食基地的进攻，主要是从经济因素上考虑的。他们企图占领高加索油田，一方面割断苏军的油料来源，另一方面满足自己的大量石油消耗。两伊战争中的经济战在战争史上具有空前的规模，双方竞相摧毁对方的石油设施，攻击对方油船，以破坏对方经济来源，迫使对方改变战争政策。“因粮于敌”、“以战养战”等古代经济战谋略思想，在现代战争中仍然是可以运用的。
五、谋略与自然条件
（一）战争无不受自然条件的影响和制约
自然条件，主要指战争的空间和时间条件。战争总是在一定的空间和时
间中进行的，任何战争无不受一定的地理、地形、天候和时间等自然条件的
影响和制约。古今中外的高明谋略家，都很重视自然条件对谋略的作用。《六
韬》强调：“将必上知天道（指天文气象），下知地理，中知人事。”柯林
斯在《大战略》中也说：“战略大师们善于巧妙地利用自然环境，趋利避害，
既承认受其制约，又尽量使大自然为自己服务。”①毛泽东从创建革命根据地
到对战争、战役的指导，都非常重视研究自然地理条件，把它作为决定军事
行动的客观依据之一。
（二）地理因素
地理包括天文地理（山地、平原、江河等）和人文地理（人口、资源等）。
地理状况直接影响着国防建设、战争潜力、战争准备和战争结局等，因而又
直接影响着军事谋略。
国家的地理位置和与邻国的接壤情况，是国家安全的一个重要因素。不
同地理位置的国家，在武装力量建设上各有其特点，在战争准备上各不相同。
不友好的邻国较多、边界关系复杂的国家，受战争的威胁较大。地处世界战
略交通要冲或资源丰富的弱国，则常受超级大国争霸之害。
国家幅员、人口、资源等情况对进行战争有重大关系。广阔的空间，可以使军队有回旋的余地，兵力兵器便于机动。这无论在国内战争还是在对付外来侵略的战争中，都是一个有利条件。在中国革命战争中，开始革命力量很弱小。但由于中国领土广大，革命力量有生存和发展的余地，“东方不亮西方亮，黑了南方有北方”，有利于到处发展革命力量，避免在不利条件下与敌决战，同敌人绕圈子，以疲惫、消耗敌人，最后战而胜之。1812年拿破仑征俄时，法军占有明显优势。但俄国有广阔的空间。俄国在退却中拉长法军竹战线，争取不利于法军远征的寒冷季节，挫败法军歼灭俄军主力和逼迫俄军求和的目的，最终使法军大败。中国在历史上虽然遭受过几乎所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压迫和侵略，但是没有哪一个帝国主义国家能够完全并吞中国。重要原因之一在于中国是一个大国，幅员辽阔，人口众多，有足以支持长期战争的资源，有雄厚的战争潜力。但是，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战争空间太大，对于进攻者和防御者来说，都有不科的因素，如需要更多的兵力，更周密的协调保障等，这也对谋略家的全面筹划提出了更高的要求。
（三）地形因素
地形是战争千变万化的条件中相对不变的因素。《孙子》说：“夫地形者，兵之助也”，“知此而用战者必胜，不知此而用战者必败。”《百战奇法》则进一步指出：“凡与敌战，三军必要得其地利，则可以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它还认为，在敌人有可能被击败和我军有可能打胜仗的情况下，“但不得地利之助，则亦不全胜”。可见，掌握“地利之助”，乃是实现“以寡敌众，以弱胜强”和获得“全胜”的重要客观条件。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也说，地形对战争“几乎始终是有影响的。”在我国战争史上，楚汉
① 《大战略》，战士出版社1978 年1 月第1 版第311 页。
战争，刘邦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选择成皋、荥阳的险要地势，采取持久防御的战略，终于由弱变强，在其他战场的有利配合下，全歼了项羽的楚军。我军作战，历来重视和利用地形。例如，抗日战争开始制定了“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故”战略，解放战争初期选择大别山地区实施战略进攻，都取得了极大的成功。
地形的利弊往往是共存的，必须既看到有利的一面，又看到不利的一面。
地形有利时，往往容易使指挥员陷入盲目乐观，忽视对方可能克服不利因素
的能力，造成指挥失误。二次大战中，法军对阿登山区的疏忽，日军对大兴
安岭的依赖，都是这方面的典型实例。戚继光说：“彼来此往，险者共之。”
①就是说，地形对我有利时，也可能对敌人有利；地形对敌人有危险时，也可能对我有危险。反之亦然。历史证明，一些最易守难攻的地形，常常被对方攻破。所以，将帅必须懂得“兵因地而强”，“地因兵而固”的辩证道理，正确地分析和运用地形。地形的相对不变。有时也容易使人忽视地形的变化。1943年11月，美军第二海军陆战师进攻日军占领下的太平洋珊瑚岛塔拉瓦，他们使用的海图是一百多年前绘制的，而百年后该岛珊瑚水螅繁衍堆积，航道发生了很大变化。但是美军没有注意到这些变化，结果登陆艇不能靠岸，士兵只得在远离岸边的地方涉水登陆，暴露在日军火力面前，成为日军火力射击的目标。
（四）气象因素
气象对谋略也有重要影响。风、云、雨、雪、雾、干、湿、冷、热、潮、
汐等变幻万般的气象条件，始终制约和影响着作战双方的行动。孙武曾把“阴
阳、寒暑、时制”作为影响战争胜负的重要因素。《百战奇法》也专门论述
过各种不同气候下的作战方式问题。早在冷兵器时代，气象就显示了它与军
事谋略的不解之缘。5000多年前，就有蚩尤利用大雾与黄帝作战的传说；赤
壁之战，孙刘联军利用东风，火烧战船，大破曹军，唐代名将李愬利用暴风
雪夜袭蔡州，兵不血刃就活捉了毫无戒备的吴元济；明代名将戚继光利用潮
汐、山洪歼灭倭寇；郑成功利用大雾渡海，收复台湾，等等。现代条件下，
由于军兵种多、武器装备技术复杂，气象对军事行动的影响更加突出，而随
着科学的发展和战争的需要，也为军事谋略更加充分和自觉地利用气象因素
创造了条件。与地形因素相反，气象因素是作战环境中最富可变性的一种因
素。
在战争中，气象并不总是偏袒哪一方，它或是对己有利，或是对彼有利；
或是基本有利中又包含着不利，在基本不利中又包含着化害为利的因素。对
气象的运用，显示出指挥员的谋略智慧。例如，大雨对作战有害也有利。1947
年8月，三门峡地区一连下了几场雨，使黄河河水猛涨。我刘邓大军抓住这
一时机，利用夜暗和大浪的喧闹声，把偷渡与强渡相结合，仅用了半个小时，
就突破了黄河天险，挺进中原。战争实践证明，作战不可能总是在有利的气
象中进行，相反却常常在不利的气象中进行，这是由于气象对敌我双方影响
的两重性决定的，对我有利的气象，往往对敌也有利，对我不利的气象往往
也会给敌造成困难。所以，有时为了出其不意给敌造成更大的困难，还必须
选择不良甚至恶劣的气象条件作战。
随着现代科学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武器装备越来越先进，技术越来
① 《明经世文编》。
越复杂，尤其是导弹、核武器、激光武器及其它新式武器的使用，受气象条件的影响更大。充分利用气象条件对某些武器系统的制约，是谋略制胜的重要条件。在马岛战争中，英阿双方都使用了具有80 年代水平的先进武器系统。而双方又都在利用气象条件加强给对方的打击。5月4日，阿根廷空军成功地利用复杂气象条件作掩护，击沉了英国的现代化驱逐舰“谢菲尔德号”。当时，低云罩夭，云高150米，能见度400米，海面风浪很大。恶劣天气对英舰上的雷达和无线电通信系统干扰很大，使英舰未能发现来袭的阿机。5月20日，英军开始对马岛的登陆作战，也是利用了当时天气恶劣，不利于阿空军飞机作战的时机。
（五）时间因素
战争是在一定的时间内进行的。时间对战争的准备，故机的选择、力量的运用乃至战争的胜负，都有重要影响。因此，古往今来的军事家都十分重视时间对谋略的影响。在现代战争中，时间节奏加快、速度提高、准确性增强，军事价值增大，对时间的筹划显得更为重要。
军事谋略对时间筹划的基本要求，是赢得时间。《孙子》说：“兵之情主速”。恩格斯说：“正如在商业上说‘时间就是金钱’一样，在战争中也可以说‘时间就是军队’。”①赢得时间的谋略手段很多，如先敌筹划，先发制人，突然袭击；迟滞敌人，调动敌人，消耗敌人；以空间换取时间等。
捕捉、利用和创造战机.是军事谋略对时间运筹的关键性问题。所谓乘间取利，以疾掩迟，以逸待劳等等，都蕴含着捕捉和利用战机的问题。而后发制人，声东击西，调虎离山等等，都蕴含着等待或创造战机的问题。战机的最大特点就是它的时效性。战机的具体表现是多方面的，如，敌人决策错误，暴露了弱点，出现了矛盾，疏于戒备，态势不利等等。当出现了有利战机时，要能够识机善乘，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采取对策。在敌人无隙可乘时，则要持重待机，并积极创造战机。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9 卷第534 页。
第六章谋略与新的军事技术
每个民族、每一时代的军事谋略思想，是这个民族和这一时代经济、政治、文化和战争实践的产物。军事技术作为战争活动的物质条件之一，它不仅决定着各个民族和各个时代的战术，而且也对军事谋略的发展起着重大推动作用。
一、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及其在战争中的运用
（一）新的军事技术的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尤其是60年代末期开始的被人称为：‘第三次浪潮”的新技术革命，对人类社会的生产和生活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也使军事斗争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各国特别是激烈进行军备竞赛的超级大国，竞相把新技术革命的成果用于军事领域，推动军队武器装备不断更新换代。主要表现在：
1、核武器的膨胀。自1945年8月6日和9日美国在日本广岛、长崎扔下两枚原子弹，造成数十万人伤亡之后的40 多年来，尽管没有发生过核战争，但核武器有增无减，急剧膨胀。总当量在180亿吨左右的近5万枚核弹。使核恐怖的阴云笼罩着世界，世间每人都面临着当量几吨TNT 的灾难性危险。这对当代世界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和外交部产生着巨大的影响。
2、导弹和反导弹武器的发展。导弹武器到目前为止已发展了三代，成为各主要国家陆海空三军的重要武器。特别是其中的核导弹，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精度高、杀伤威力大，是武器发展中的又一次质的飞跃。80 年代以来，美、苏等主要国家在加紧改进第三代导弹核武器的同时，又开始研制生存能力更强、精度更高的新一代导弹。
自从导弹核武器出现以来，人们就一直在寻求反导措施。由于反导是一项综合性极强的尖端技术系统，一时进展不大，跟不上导弹突防技术发展的步伐。美国在70年代就撤除了其极不完善的反导系统，据说目前仅苏联在莫斯科周围部署了世界上唯一的一个反导系统。1981年里根总统提出的“战略防御倡议”，即“星球大战计划”，是美国企图用一系列新技术建立一个有效反导防御系统的计划。
3、军事航天器的崛起。据有关统计，截止1989年12月底，各国射入宇宙空间的各种航天器共3954个，其中70％以上为军用航天器。它们披广泛地用于侦察、通信、导航、测地、军事气象及反卫星等方面，改变了传统的侦察、通信和指挥控制方式，大大提高了地面、海上和空中武器系统的作战效能。
4、常规武器的现代化。陆军武器装备的发展主要着眼于提高火力、机动力、生存力和后勤支援能力。地面部队在摩托化的基础上向装甲化、自行化和空中机动的方向发展。地地战术导弹大量装备部队，火炮射程普遍增大，火控器材大为改进，在实战中可组成远近、陆空、点面结合的火力配系。在海军武器装备的发展中，导弹已成为主要的舰载武器，弹道导弹核潜艇已成为核大国“三位一体”战略核力量的组成部分。现代大、中型水面舰艇普遍采用了燃气轮机，提高了快速启动能力。采用核动力的潜艇提高了其续航力和隐蔽性，空军的飞机由于飞机设计、机载武器和电子设备的不断改进，大大提高了打击能力、生存能力和快速反应能力。现代作战飞机大都装有抗干扰能力强的多功熊火控雷达、通信、导航和敌我识别系统，能自动进行搜索、跟踪、目标捕获、测距、制导和敌我识别及信息传输、显示和数据处理。新型歼击机驾驶员无须环视仪表即可从乎视或下视显示器中获得所需信息。
5、电子化军事指挥系统，即CI的建立。它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把指挥控制、通信和情报等功能联为一体，实现了信息获取、传输、处理、显示和辅助决策的自动化，使指挥员能在瞬息万变的战争中，不失时机地指挥部队作战，是“军事力量的倍增器”。
在新技术革命的推动下，随着微电子、计算机、人工智能、隐形、激光、能源等一系列新技术的突破，武器装备的发展方兴未艾。
（二）新的军事技术在战争中的运用
虽然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大规模的战争没有发生，但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一直没有停止过，迄今已发生180余场。这些战争，特别是80年代以来发生的几场局部战争，比较广泛地使用了新的军事技术，被称之为现代战争的缩影，显露出了高技术战争的端倪，引起了人们的高度重视。
1、英阿马岛战争（1982年4月2日——6月4日）——海战的新模式。在此次战争中，双方使用的现代化武器，英方主要有：核潜艇、轻型航空母舰，“海鹞”、“鹞”、“火神”式飞机，“山猫”、“海王”式直升机，C-130 运输机，“虎鱼”式鱼雷；“海鸥”式空对舰导弹和“轻剑”、“海浪”、“海标枪”、“海猎”式防空导弹等。阿方主要有：巡洋舰、导弹护卫舰、潜艇、巡逻艇：“剑英”（法）、“天鹰”（美）、“堪培拉”、“短剑”（以）式飞机和“支奴于”（美）式直升机，“飞鱼”（法）式导弹等。
交战中，英军以两艘核潜艇为主力，成功地封锁了马岛周围200海里的海域，并以“虎鱼”式鱼雷击沉阿方“贝尔格拉诺将军号”巡洋舰，显示了核潜艇的威力。其“海鹞”式飞讥，先后击落阿机131架，反映了现代作战飞机的强大战斗力。阿军使用的“飞鱼”式导弹，能在距海面2—3米的高度，以近于音速飞向目标，并可根据飞行的高度、速度，在 50—70 公里间调整射程，雷达难以捕捉，在接近目标时也不受反电子手段干扰，命中率达95％左右，令人防不胜防。阿军就是用它先后击沉了英方“谢菲尔德号”、“格拉摩根号”和“大西洋运送者号”三艘驱逐舰。
战争期间，美苏两国通过卫星进行侦察和监视活动，并向各自支持的一方提供情报。其中美国的电子侦察卫星和照相侦察卫星为英国政府及其特混舰队提供大量情报，使英军在战争中显得十分主动。而苏联的侦察卫星则为阿军通报敌情，由于阿参战部队没有直接接收卫星情报的装置，仅靠苏方通报，情况的及时性大大降低，成为阿军在战争中处于被动的重要原因。
2、第五次中东战争（1982年6月6日——9月5日）——军用电子技术的激烈角逐。此次战争中广泛地运用了先进的武器装备，新式的F-15、F-16飞机和T-72等坦克参加了作战，电子战的水平也达到了空前的程度。
空战中，以色列军队的F—15、F—16战斗机与叙利亚的米格-21、米格-23 战斗机展开较量。以军飞机上的先进电子设备和“响尾蛇”空空导弹发挥了重大作用。结果以军用损失5—6架飞机（其中仅有1架战斗机）的代价，获得了击毁叙军飞机90架的战果。
在贝卡谷地的战斗中，以军先以无人驾驶飞机为诱饵，诱使叙方发射地空导弹，捕捉和核实叙军指挥雷达的无线电电波频率。继而派出E-2C预警机和由波音707 飞机改装的电子战飞机，对叙军导弹的制导系统实施强烈干扰，造成叙军雷达失灵、指挥中断，使其萨姆-6 导弹无法击中目标。然后，以军出动大批战斗机，用空地导弹和集束炸弹对叙军的19个萨姆-6导弹阵地实施攻击，仅用了6分钟，叙利亚依靠苏联帮助在贝卡谷地经营10余年、耗资20亿美元的防空体系毁于顷刻之间。
3、美国袭击利比亚（1986年3月24日和4月25日）——“外科手术式”打击。这是美国借口惩罚“恐怖主义”而对利比亚实施的两次袭击。
1986年初，美国将3艘航空母舰集结在地中海，驶抵利比亚海域进行示
威性军事演习。23日，利总统卡扎菲下令向飞越其宣布的“死亡线”的美机
发射6枚地空导弹，虽因美机实施电子干扰导弹无一命中，却为美方“自卫”
寻得借口。随即，美观载飞机用“鱼叉”式空舰导弹毁伤5艘利导弹巡逻艇，
并用高度抗辐射的“哈姆”反雷达导弹摧毁了利萨姆-5导弹的雷达站，利军
遭受重大损失。
美国中央情报局认定，此次袭击之后接着发生的针对美国的两次恐怖事件为利比亚听为。美遂决定再给利以惩罚。4月15日凌晨，一个由18架F—111 型飞机组成的美空战机群，从英国基地起飞，绕道大西洋，经直布罗陀海峡，经6个小时夜航，行程5000余公里，顺利到达利首都的黎波里上空。
与此同时，由15架A-6、A-7型飞机组成的—美国海军空战机群，从地
中海美第6舰队的航空母舰上起飞，直飞利第二大城市班加西。这33架飞机，
均装有先进的红外线夜视系统，加上先进电子干扰设备的配合，在夜间顺利
长航。凌晨2时左右，两个空战机群几乎同时向各自预选目标实施攻击，12
分钟后，5 个预选目标全部被摧毁，美军仅损失一架F— 111 型飞机。
除上述三次战争外，80年代还发生了苏联入侵阿富汗、越南入侵柬埔寨
以及两伊战争等若干局部战争。但运用现代化军事技术较多，较有代表性的
还属上述三次。
二、新的军事技术对谋略的影响
飞速发展的新军事技术，向筹划和指导战争的军事谋略者提出了许多新
的课题。（一）战争的突然性急剧增强，“先计而后战”的难度大“先计而后战”是军事谋略的基本特征之一。对于我们这样一个奉行积
极防御军事战略的国家来说，必须在事先比较准确地判明战争威胁、敌人企图，进而及时作好战争准备，从被动中谋取主动，以己之长，击敌之短。这就是孙子所讲的“善战者，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①在军事谋略中的体现。然而，外来之敌以侵略颠覆为目的的战争，历来都强调突然性，把突然袭击作为发动战争的基本方式，这就增加了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预测、谋划和准备战争的困难。以往历史上的突然袭击战例，由于技术装备的相对落后，还是比较容易发现其征候，能够争得一定反应时间的。即使象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初法西斯德国搞的“闪击战”，战前不论法国，还是苏联，都曾获得大量有关敌方企图，乃至实施袭击时间的情报，只是由于思想麻痹、判断错误等原因，才在突然袭击面前吃了大亏。
① 《孙子·地形篇》。
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为战争突然性加注了强大的“推进剂”，今天的洲际导弹能在半小时内飞跃2万里之遥，去袭击地球上的任何一个角落。战略轰炸机能以每小时1000多公里的速度，连续飞行1万多公里遂行战斗任务。海军军舰编队1 昼夜可机动600 多海里，舰载攻击机的活动半径达1300—1800公里。而正在研制中的激光武器的速度达每秒近30万公里。陆海空军的常规装备，也前所未有地提高了远程奔袭能力和突防能力，而且随着各种武装运输飞机的发展，地面部队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被空运到几百里乃至几千里之外的战场上投入战斗。在这种情况下，战争的发动者，可以不必远涉重洋就可对千里之外的敌国实施突然战略攻击，或者可以不需要事先对其兵力兵器作集中和展开，军队就可从常驻地域直接开迸发起进攻。同时，战争又往往从电子战开始，使军事行动更加诡秘难测。无怪乎英国的特混舰队仅用1周时间，就航行1.3万余公里，从本土抵达马岛，并完成了对马岛周围200海里海上、空中的封锁任务。无怪乎美国的飞机经10小时夜航往返1.1万余公里，在12 分钟之内完成了对利比亚的远程奔袭任务。无怪乎叙利亚在贝卡谷他的防空导弹群，在6分钟之内即被全部摧毁。现今的战争突然性，使得过去为人们称道的那些成功的突然袭击战例，也相形见细。这种“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的战争突然性，给战争防御一方提供的预知战争的可能性和留下的对战争的反应时间，同“先为不可胜，以待敌之可胜”的军事谋略原则，形成了尖锐的矛盾。
（二）全方位、大纵深的立体化战争，增加了全面、周密谋划决策的难度
在古代，人们就把天时、地利等条件作为谋略的重要依据。到后来又增加了“海”。不过，那时的“天”只是“阻阳、寒暑、时制也”、“地”为：“远近、险易、广狭、死生也”。而“海”只包括近海海面。本世纪发生的两次世界大战，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为上述概念增添了新的内容。除原有的含义外，“天”增加了空中作战、争夺制空权。“海”又包括了远海、水下、争夺制海权等内容，使战争真正具有了立体化的特点。不过总的说，那时的立体空间范围还是有限的，比较容易掌握和控制。而新军事技术塑造的战争的立体化，使得以往的立体化概念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精确制导武器的发展，航空兵密度、高度的增大，空降兵广泛而大规模的机动运用，武装直升机与地面部队的直接对抗，水面战舰和潜艇现代化水平的提高，以及陆军机动能力的加强等等。使现在的陆、海、空作战范围有了空前的扩展和延伸。大气层以内的广阔空间成了各种现代战鹰角逐的战场。而且，有些武器系统已冲出大气层，进入了过去神话传说中的太空世界，开辟了所谓的“第四战场”，现代战舰可以快速续航4万海里遂行作战任务，而几百米以下的海底世界，已为现代潜艇把水搅浑，地面在未来战争中更是难以找到一处“安全之岛”。这就是说，未来战争一旦打起来，就是一种地上地下、水面水下、天空太空等多层次、全方位的立体化战争。极其广阔的战争空间，诸军兵种协同作战的复杂局面，是任何人工的方法也难以全面把握、控制的。这对于以熟知战争全面情况，掌握战争发展趋势为基础，周密筹划战争的军事谋略来讲，无疑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难题。
（三）快速、灵活反应能力，成为衡量军事谋略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
目前，各主要发达国家，特别是美、苏两个超级大国的军队，已经实现了机械化，机动作战能力大大提高。地面，美军一个装甲师就装备装甲输送车376辆，主战坦克351辆，苏军的一个坦克师则装备了各型装甲输送车和步战车120辆，坦克325辆，几乎等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一个坦克集团军的实力。两国还为部队装备了各种先进的克服江河、地面障碍的器材和夜视仪器，提高了军队通过各种地形障碍和夜间行进、作战的能力。空中，美、苏现有战区内部队空运的飞机载重量和容量，分别为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13倍和6倍。加上直升机的飞速发展，众多部队和大部分武器装备均可在战场上实施快速空中机动。海上，由于各种大型运输、补给、支援舰船的投入使用及各型水翼船、气垫船的发展，部队的海洋机动能力，也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无法比拟的。如果再考虑到现代武器具有的中远距离、较高精度的杀伤能力，导弹核武器的严重威胁，以及新近发展起来的和将要发展的射程更远、精度更高的激光、动能、粒子柬等武器的影响，那么战争的快速流动和复杂多变，就不难想像了。机动与交战的一体化将改变以往在固定战线、战区作战的模式，前线与后方的界限将更加模糊，进攻与防御的转变只是瞬间的事，重大战斗、战役的胜负结局将比过去来的快得多。而且，这种快速的流动、复杂的多变性，还会在战略上得到充分体现。战略态势、战略重点、战略目标和战略决策的相对稳定性，都会不同程度地降低。在这种情况下，不论战术战役，还是战略性谋略，都有个快速、灵活应变问题。一方面，在作出谋略决策时，必须充分预计战争可能的变化情况，为指挥员留有临机创造发挥的足够余地。另一方面，在谋略决策实施过程中，要密切关注战争实际进程，根据发展变化的情况，适时调整、修正既定的军事谋略。然而，现代战争中的物流量太大、速度太快了，难以预见、把握的因素太多了，要做到上述两点比以往不知要困难多少倍。
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对军事谋略提出的问题，远远不止上述三个方面。不过仅通过对这三个方面的阐述，就足以证明这种挑战的严峻。
三、迎接挑战，研究现代条件下的军事谋略
在新的军事技术革命浪潮面前，传统的军事谋略受到了挑战。然而，正如任何事物的发展规律一样，挑战又是创新的机会，困境又是新飞跃的动因。只要我们敢于面对现实，迎接挑战，就一定可以发展军事谋略。
（一）关于谋略观念的更新和强化
第二次世界大战初期，几个处于防御地位的国家之所以馅于极为被动的境地，重要原因之一，是其包括军事谋略在内的军事思想、理论观念保守落后。即无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大量新技术兵器装备部队及其对作战方式带来的巨大变化，仍然以过时的经验、理论，设计和指导情况变化了的战争。法军元帅贝当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宠儿是堡垒阵地与步兵火器两者结合，遂构成法军的胜利。今后将全部国防线建筑堡垒，则敌人在陆上即无法加以摧毁与超越。此种阵地用自动火器和铁丝网配合，还可掩护后备军之动员集中，则法国安全可以保证。法国在此思想指导下搞了“马奇诺防线”。当德军以大量坦克、机械化部队在飞机和空降兵配合下，绕过马奇诺防线从阿登山地区出其不意地突入法境，并快速向前推进以后，法军统帅部被这种快速战略“吓呆了”，在开战四十几天即被迫投降。波兰也犯了同样的错误，其谋略思想、战略战术还停留在骑兵取胜的年代，面对德军大量坦克的进攻，竟使用骑兵反击。人们评论说：“他们的思想落后了80年。”①苏联虽有以马列主义为基础的军事学说，但没有把这种先进的军事学说同现实的战争实践结合起来。一些高级将领，未能摆脱旧观念的影响，仍然认为战争开始时会象上次大战一样，双方只以部分兵力在边境交战，敌主力至少需15—20天才能投入战斗。所以，当德军一开始就投入主力，并集中大量坦克、飞机实施宽正面、高速度、大纵深突击时，苏军未能进行有力的还击。德军在半个月时间内，分别从西、西北、西南等方向推进了300—600多公里，苏军遭受了重大损失。
鉴于上述沉痛的历史教训，发展现代军事谋略，必须首先在思想观念上踉上时代的步伐。
所谓“更新观念”，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以在新的军事技术推动下和现代军事学术研究中形成的新的正确观念。取代被实践证明错误的和过时的陈旧观念。二是对一些仍然对现代战争有启发、指导意义的原有观念，充实新的内容，在新的意义上加以丰富发展。
由于新的技术革命对军事领域的影响太广泛了，因而军事领域中的新观念也层出不穷。不过，就军事谋略说来，应当重视更新和确立的至少要包括这样几个观念：大立体观念。未来战争将是一种范围极其广大的全新的立体战。作战区域扩大到了外层空间。虽然我国目前的技术较为落后，但在军事谋略的思想观念上，不能将“空间化”问题的研究排斥在外，更不能在战略性军事谋略的内容上，不涉足现今已经扩展了的战争空间。应该“冲破”以往空间观念的局限，扩大视野，开阔思路，谋划我军在现有技术装备条件下应付大立体战的战略战术。
大纵深观念。美、苏两家近年未先后提出了“空地一体战”和“大纵深、
高速度、连续突破”等新的作战样式和理论。这些理论的要旨，是依据现代
军事技术装备具有的远距离打击能力和大纵深突击能力，根本改变以往进攻
中逐道阵地突破，逐个地幅夺取的攻击方法，在攻击对方前沿的同时，打击
整个防御纵深，以谋一举瘫痪其防御。对此我们应当给予高度重视，确立符
合当代情况的大纵深观念。在谋划进攻方略时，要科学组合使用各种力量，
采取多种作战样式，把对敌前沿的攻击与对敌后续梯队及纵深破袭有机地结
合起来；在筹措防御作战计策时，将前沿阵地防御与纵深抗击相结合，并注
意打击楔入我防御纵深的敌战役机动集群的突击，等等。
系统观念。现代战争，不仅在战场上进行着诸军兵种、多种武器装备、
多种作战手段的激烈对抗，而且在战场之外，也同时进行着经济、政治、外
交、科技等诸领域的激烈抗争，形成了战场内外、军事、政治、经济、外交
等诸多因素构成的复杂战争局面。谋划这样的战争，必须确立现代系统观念，
着眼于整体和全局，把各种战争因素联成一个完整的系统，通过定性和定量
的综合分析，确定最优谋略方案。
信息观念。阿尔温·托夫勒把现代和未来社会称之为“信息社会”，指出了飞速发展的信息技术和爆炸式增长的信息在现代社会生产、生活各个领域中的地位和作用。在军事谋略中，信息的重要性表现得更加突出。可以这样认为。军事谋略在本质上就是不断地获得信息、并对之进行比较、分析、识别、判断、传递、储存、运用的过程，因而，仅把信息作为谋略决策的辅
① 利德尔·哈特：《第二次世界大战史》上册，第27 页。
助手段已远远不够了。信息不仅是谋略决策的前提、助手，而且是谋略运动的内容。
科学预测观念。中国历来有“预则立，不预则废”之说。在军事领域更是如此，军事谋略就是一种预测的结果。以往的预测大多立足于以往的经验，设计未来的战争。这样的预测至今仍有用武之地。但也有一些明显的弱点：容易忽视未来出现的新情况，具有相当的滞后性；预测的时间和空间局限大，超出局限，就具有浓厚的幻想、神秘色彩；定性预测比较充分，而定量预测欠缺，设计的未来蓝图不够清晰等。在现代未来学理论日臻完善，现代科学具有设计出能够预测其进程和结果的战争行动情况下，仅靠经验预测是不够的了，必须吸取现代预测科学的研究成果，树立科学的预测观念，并使之与经验预测有机地结合起来，立足现实，面向未来，提出切合近期、中期和长期战争实际的谋略决策。
此外，还有合同的观点、机动的观点、时效的观点等等。
需要强化的观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
一是要继承和发扬我国古代优秀的军事谋略理论、思想。《孙子》中的谋略思想在今天仍然受到中外军事家的青睐，甚至被人们运用来指导发展经济、进行商战，足以说明其巨大的生命力。在发展现代军事谋略理论时，我们要吸取过去优秀的谋略思想，并使之发扬光大。
二是要坚持以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为指导。毛泽东把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进行理论创造，又继承了中华民族文化中的精华，其军事谋略思想成为毛泽东军事思想中最宝贵的一个组成部分。它虽然不能解决现代军事谋略中遇到的所有问题，却是指导我们打开解决这些问题之门的金钥匙，是发展具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谋略学说的强大思想武器。如果借口创造现代军事谋略而否定毛泽东军事煤略思想的重要地位和指导作用，那是极端错误和有害的。
（二）追求新的手段
在以往很长的历史时期内，我国历代军事谋略家都比较重视运用辩证推理，精于宏观，巧于运筹，从而形成了具有我们民族风格的军事谋略传统。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继承和发展了我们民族优秀的谋略传统，创造性地提出了完整的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的敌人的军事谋略学说。但是，也必须承认，由于我国军事技术发展缓慢，军事谋略没有能够充分得到先进技术手段的输助。发展有中国特色的军事谋略学说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在继承发扬我国军事谋略传统的同时，寻求新的技术手段，并使二者有机地结合起来。
实际上，我们不仅有寻求新的技术手段的客观需要，而且初步具备了寻得这些手段的现实可能性。军队指挥自动化建设的经验证明，现代技术具有许多超出人力所及的功能，它们一旦披用于军事谋略活动，便可从不同的方面弥补以往“手工操作”存在的许多不足。据说，一个正常人一生中的记忆总容量相当于美国最大图书馆的50倍，只是现在世界上还没有一个人能达到此容量的1％。而不管多么低能的微型电子计算机，都能存贮上万乃至上亿个字符或数据。日本的“LAPS”计算机，则已具有五亿兆位的记忆能力，在运算速度上，人需要计算百年的工作量，计算机在1小时之内即可完成。特别是高次代数方程的复杂计算，以人工完成，往往会因积累误差太大，难以得出准确的结果。而用电子计算机，只需1分钟，精确度可以达到9位左右的有效数字；在视觉上，美国的“大鸟”侦察卫星，可在距地面110余公里的高空拍摄分辨率达0.3米的地面照片。而其“锁眼”卫星（代号KH—11）所摄取的地球表面图象，分辨率更高。战时，卫星、雷达和各类预警系统，可对战场乃至整个战区进行全方位侦察和监视，在听觉上，“电磁探测”卫星，可以截取广泛的电子信息。远程传声筒能从一扇玻璃的振动，“听到”室内说话的内容。在信息分析处理、通信传输的速度与准确性上，各种电子技术设备也有超常的能力。
由于现代技术具有上述“特异”功能，它便成为现代军事谋略迎接挑战的有力“助手”。首先，它们可以帮助我们大量及时而准确地获取军事谋略所需要的情报，并对之进行及时的分类、分析辨别、存贮、传输，可以使人们摆脱许多繁琐而又沉重的负担，腾出更多的精力从事创造性劳动；其次，可以大大缩短军事谋略形成过程的时间，提高军事谋略的时效性。由于情报来得及时、准确，又由于军队自动化指挥系统对各种情况的高效定性、特别是定量分析能力，以及对各种谋略方案的比较择优辅助能力，快速谋略决策已成为可能。这对于应付现代战争爆发的突然性和快速流动、复杂多变性，无疑是十分重要的；第三，在谋略决策实施过程中，人们可以借助于现代技术对战场变化情况进行准确、及时的监视和控制，掌握部队的执行情况及遇到的问题，对既定的谋略决策作出适时的调整、修正，保证谋略的成功、战争的胜利。
当然，与人相比，现代技术装备也有它致命的弱点，它们没有自觉的意识能力，只能按照预先编入的程序和方式工作，无法选择“决心”等。因而，以斗智为根本特征的军事谋略的高低、优劣，最终还是取决于人的智慧，技术只能起辅助作用。同时，我军在指挥自动化建设上起步比较迟，技术装备也比较落后。因此，我们在军事谋略活动中，一方面要大力开发和利用先进技术，逐步克服以往“手工操作”的不足。另一方面，更要充分发挥入的主观能动性，发挥我们精于策划的谋略优长，并使二者紧密结合起来，建立有我军特色的“人一机”系统，开辟军事谋略发展的广阔道路。
（三）发挥群体谋略功能
40年代以来，各国如而后春笋般地建立起了各类智囊咨询机构。当前国外挂起牌子的就有1万多家。至于一些大学和研究所附属的，那就更多了。它们大多在现代复杂的各个社会生活领域发挥了巨大而积极的作用。著名的美国兰德公司、SRI 国际研究所、英国伦敦战略研究所、日本野村综合研究所等现代智囊咨询机构，在许多重大战略问题研究、决策的过程中所取得的显赫成果，使现代智囊团的声望大振。
现代智囊团的崛起决非偶然。二次大战以来，在科学技术发展的推动下，国家与国家间的各种联系加强了，因而，包括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活动在内的各种社会活动的规模越来越大、涉及的因素越来越多，且变化越来越快，影响也越来越广了。这就对各种决策的科学性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现代智囊团就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适应大科学、大工程、大战略决策需要而产生的。
现代智囊团是由一批来自各个学科、各个方面的专家、能人组成的。它一般具有以下功能：科学预测功能，即在广泛深入调查研究的基础上，对政治、经济、军事、科技等发展趋势作出科学的预测，主动向决策部门提供战略性建议；广泛的咨询功能，即有关决策部门遇到难以解决的重大问题后，可以同时交给几个智囊机构去研究，让其拿出方案，供决策部门择优决策；集体“会诊”功能，即对有关领导人或部门提供的政策性报告、方案等，进行集体“会诊”，“品头论足”，以便收到兼听则明之效；及时反馈功能，即充当领导部门或领导人的耳目，就有关决策执行过程中的情况收集起来，反馈上来，以帮助领导及部门了解情况，调整决策，簿等。可见，现代智囊团的本质，在于发挥人才群体的智慧和作用，“保证各项重大决策的及时性、正确性，是现代各类领导体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因而，它也完全适应于现代军事谋略活动的需要。我们必须重视建立和健全服务于军事谋略的智囊咨询机构。
实际上，现代智囊团是从以往军事机构中的“谋士”、“军师”、“幕宾”及“参谋”等演变而来的。在我国，运用一技之长、一得之见的人辅佐国家朝政、谋划战争方略的作法，可以追溯到春秋战国时期，以后，历代都有一批“谋士”、“军师”人物，为统治者制定各种政策、出谋划策。在国外，17世纪中叶，路易十四的法国军队中首次出现了参谋长一职，为军事首脑出主意。19世纪初，参谋部制在普鲁士军队体制改革中诞生，并逐步为各国军队效仿，一直延续至今。不过，这些做法或制度同现代智囊团相比，是有重大区别的。
首先，以往的智囊人物主要是个体活动，由个人向领导提供建议和办法。而现代智囊团注重集体智慧的发挥；其次，以往智囊人物的工作基本上凭经验、推理行事，是“手工劳动”。现代智囊团不仅有经验和理论的指导，而且有一套科学的方法和先进的技术；第三，以往智囊人物大都隶属于某个领导人，在工作中难免出现看上司的脸色办事，其建议和意见的科学性、正确性受到很大限制。而现代智囊团大多为独立研究机构，因而一般能够比较客观、求实地提出咨询报告，等等。
近年来，我军的咨询工作也得到了较快的发展，已逐步形成了部队、院校和地方相结合，参谋人员、军事理论教研人员和社会专家学者相结合的咨询工作新格局，并且已经建立起了一些全国、全军或地区性的智囊咨询机构。它们在筹划我军革命化、现代化、正规化建设的过程中，在确立我国军事战略和未来反侵略战争指导方略的过程中，在研究、设计新时期我国国防发展战略的过程中，都作出了积极的贡献，发挥了重大的作用。但是，也应该看到，我们在智囊咨询机构建设方面，还存在一些需要解决的问题。主要是：一、有些领导同志对智囊咨询机构的建设及其作用的发挥重视不够，在决策过程中不善于走群众路线，也不注意听取有关专家、学者及其他参谋咨询人员的意见，使有些决策由于缺乏科学论证而发生失误；二、智囊咨询人员素质不够高。知识、年龄结构不够合理，三、组织比较松散，独立研究能力较差，不时出现报喜不报忧的现象等。
解决上述问题，就军事谋略来讲，主要在于谋略决策的“拍板人”，而正确处理好个体与群体、领导与群众的关系，又是解决问题的关键。
首先，领导者作为军事谋略的决策人，应该从战略的高度重视咨询工作，重视军事谋略智囊团的建设。现代智囊团的出现和咨询工作，是现代军事技术的发展和现代战争对军事谋略这个大系统提出的客观要求。仍然全凭个人经验和知识进行谋略决策的领导人，无论其经验多么丰富、知识多么渊博，却绝不可能成为现代谋略大系统的“万事通”，因而作出的谋略决策难免发生失误。如果智囊团的作用发挥得好，领导者则可以摆脱许多谋略活动细节及许多具体繁杂问题的困扰，集中精力在智囊团提供的一些谋略方案中进行比较、选择、修订最后拍板定案。
其次，必须严格智囊团和领导者在军事谋略活动中的地位与分工。作为智囊人员不能喧宾夺主，干扰甚至代替领导者决策。而作为领导者，一方面不应干涉智囊团独立的研究工作，更不能把自己的意见强加于咨询者。另一方面，也不能对咨询者的意见和建议言听计从，放弃自己的决策责任。
第三，领导者要宽宏大度，虚怀若谷，充分发挥智囊团的作用。这里主要是要在咨询、论证过程中，允许、鼓励智囊团提出与自己不同的意见，善于用他们合理的意见修正、弥补自己意见的不足，以至放弃自己不正确的意见，做到兼听则明。
我党我军历来有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群众路线的光荣传统，是我们战胜各种困难，取得革命和建设事业成功的重要保证之一。只要我们在思想上重视智囊团的建设，在工作中注意发挥智囊团的作用，又把我党我军群众路线的传统经验同现代智囊团建设的理论、方法结合起来，就一定能够建立起有我军特色，又优于其它军队的现代军事谋略智囊团，并在迎接新的军事技术挑战、发展有中国特色的现代军事谋略学说的过程中，发挥越来越大的作用。
第七章谋略与情报
军事谋略是否正确，取决于主观能否符合客观实际。准确的情报是谋略的客观依据。
一、情报的定义及其重要性
人们往往将“信息”（INFORMATION）、“情报”（INTELLIGENCE）和“谍报”（ESPIONAGE）混淆在一起，便牵强附会地形成“情报活动”就是“间谍活动”的错误概念。而且间谍活动中的绑架、暗杀等活动容易招惹是非，结果给人造成一种极坏的印象。其实谍报不过是情报活动的一部分，在现代条件下，只有百分之五的情报来自间谍活动。
美国中央情报局原局长杜勒斯说过一句俏皮话：“如果你能使一位官员向你提供重要的内幕情况，这就是情报。如果这位官员把一份保密文件放在办公桌上，而你把它偷走了，这就是间谍活动。”这个说法不失为“行家”对情报和间谍的区分。
按照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的解释：“情报是已获得的敌方军事、政治、经济、科技、地理等方面的情况。是指挥员定下作战决心的重要依据。”
依靠情报来定计用谋，是自古以来就有的。古时获取情报主要靠探子（间谍），传递情报多利用步、骑与烽火，分析情报还佐以谋士。我国古代大军事家孙武所揭示的“知彼知己，百战不殆”的战争指导规律，就涉及到情报的作用。没有准确的情报，谈不上知彼。他把侦察敌情提到“三军之所恃而动”的重要地位。
谋略就是一个不断从外界获得情报，并对情报进行传递、存储、比较、分析，判断、运用的过程。
一切谋略的产生，无不首先从获取情报为先决条件。能否全面、及时、准确地获取情报，直接影响到国家安危和战争胜败。美国前总统卡特说过这样的话：“精确而有用的情报如同氧气对于我们的健康和幸福那样必要，我国民经济总值的一半以上都与情报活动有关。情报经常提供必要的活力，它点燃创造发明的火焰，它帮助人们决策世界上日益复杂的各种问题。”
现代战争条件下，军事谋略者掌握情报、判断敌情的任务日趋繁重。不论谋略的预见性、周密性，还是灵活应变，都是以对情报的及时全面掌握、准确分析判断为前提的。战后局部战争的经验证明，现代战争在很大程度上表现为信息战、情报战，因而军事谋略中情报的地位作用显得更为突出了。
二、谋略对情报的要求
谋略是否有效与作为其基础的情报有密切关系，最佳谋略要求最佳的情报。谋略对情报的要求通常用5个指标来衡量：
1、相关性。为谋略提供的情报必须认真筛选，只有与谋略相关的信息、资料、数据、动态才具有价值。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写道：“战争中得到的情报，很大一部分是互相矛盾的，更多的是假的，绝大部分是相当不确实的。这就要求军官具有一定的辨别能力。这种能力只有通过对事物和人的认识和判断才能得到”。
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特点之一是情报量的“爆炸式”增长。即使规模不大的局部战争，都不仅涉及到国家的军事情况，而且涉及国家的经济、政治、外交等情况，不仅涉及以往战争中常见的敌情、我情、地形、气候等情况，还涉及双方拥有的大规模杀伤兵器的数量、部署，有关辐射、化学、细菌以及无线电技术的设备等情况。就是说，现代军事谋略所需要的相关情报内容极其广泛，数量极其庞大。据有关资料介绍，要挫败对方一次大规模的核袭击，指挥控制系统每秒钟就得处理500亿个指令。不仅战略行动所需要情报量如此大得惊人，战役、战斗行动所需要的情报也与日俱增。苏军现在一个师搜集情报的地区比以往增大了2.3倍，情报量比第二次世界大战增加了2倍多。如此大量的情报，达到全面掌握，并去粗取精，筛选出有用的相关性情报，无疑是要求很高的。
2、准确性。军事情报必须真实，符合客观实际。但敌对双方为了掩盖各自的意图，都在互相欺诈、伪装，制造假情报。所以，“失之毫厘，差之千里”，建立在错误情报上的决策，后果不堪设想。
现代战争条件下，敌方会利用各种新技术，施展障眼法。许多武器装备正在向隐形化方向发展，不论在平时，还是在战时都不易被发现。而且情报输送渠道的保密技术水平提高了，造成了截获难、破译难的状况。因此，要准确地获取情报，更加需要提高斗智水平。
3、完备性。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尤须系统、全面、不断充实。不完备、不确定的情报越多越大，谋略越无把握，所担风险越多。但情报的完备性是相对的，绝不可能获得十分完备的情报。由于环境的变化、事态的发展，原先许多供选择的方案失效了。当你在获得完备情报之时，正是敌人采取其它行动之日，很有可能最早收到的情报其生命已殆尽。所以谋略者应重视完备性和时效性的辩证统一。而处理好完备性与时效性这对矛盾，则是谋略艺术的重要表现。
4、及时性。后于谋略的情报对决策没有价值，但是先于决策的情报著不能为谋略者所运用，同样埋没了情报的使用价值。现代战争中，战况瞬息瓦变，情报的侦获和传递，以至定下谋略和执行谋略，都是在高速度情况下进行的。只有反映特别灵敏和迅速，才能不失时机地决策和运用。
1943年4月17日，美国海军部长诺克斯收到一份电报，内容是日本的山本司令乘飞机到前线视察的详细日程。这是一份纯属日常事务的电报，并未马上引起海军部长的重视。他照例到总统那里聚餐去了。在餐桌上，诺克斯顺便提到了则才那份山本司令行动计划的电报。罗斯福突然闪出一个念头：击落山本座机，以报珍珠港之仇。诺克斯部长立即按照总统指示，向珍珠港的尼米兹司令下达了“干掉山本”的命令。负责执行此项任务的空军部队指挥官米彻尔少将很快收到了作战命令：P—38 机队要尽一切办法击毙山本司令及参谋人员！山本司令以遵守时间闻名。总统重视这次战斗。结果速报华盛顿！这样，当山本司令的座机在6架零式战斗机护航下飞临布于维尔岛机场上空时，早就等候在那里的P—38机群蜂涌而上，一举将其击落。时为1943年4月18日。
现代战争条件下，情报工作的新特点之一是情报的流速快、变化大。这既是由现代武器装备具有的机动力强、射程远、速度快、命中率高、威力大等特点决定的，也是现代情报手段发展的必然结果。美军使用视距无线电、对流层散射、高频无线电、卫星和电缆等多种通信设备，能将情报快速传输给在近80个国家100多个地区的3000多个指挥所。苏军使用各种通信手段，总部经军区、舰队将情报通报给陆军师和在远洋航行的军舰仅需要2—5 分钟。在不断变化和稍纵即逝的情报流中，及时捕捉情报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但又要为实现这一要求而作出艰巨的努力。
5、保密性。前面提到，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联合舰队司令长官山本乘飞机到前纷视察的情报，来源于破译日军的电报密码。但当时美军破译日军密码的技术属国家绝密，一旦泄露，引起日方警觉，对美方以后的战局发展会带来不利。因此，美军参战飞行员奉命严格保密，并采取伪装措施。战后连续几天，战斗机群无目的地向布于维尔岛周围出动。这样做是为了让日军相信，击落山本座机不是由于破译密码后进行的有计划的战斗，而完全是偶然事件。击落山本座机的郎匪尔中尉晋升为上尉，获得了勋章，甚至收到了总统的贺电。但直到1945 年9 月 1 日才公开发表他的这个战功。美方一系列的伪装活动使日本海军得出这样的调查结论：“破译山本司令长官行动计划的电报，在理论上是不可能的。结合敌人其他广播和报道来考察，判断这一事件是一次偶然的遭遇”。但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不久，美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在接见记者时，有人问他：“能够击落山本司令座机，是什么原因呢？”尼米兹直言不讳地答道：“当时我们可以破译日本方面所有的密码，我们完全掌握了山本司令的行动计划。”由此可以清楚地看到绝密情报退化为普通资料的过程。
二次大战后，随着电子技术和其它新技术的发展，情报工作中窃密与保密的斗争更复杂、更高级、更激烈了。几次局部战争中，这样的事例是很多的。
三、情报的获取
使用各种侦察手段和样式，获取情报：
侦察按规模、用途和任务可分为战略侦察、战役侦察和战术侦察。
按照行动规模、任务性质和使用的兵力，可分为地面侦察、空中侦察、海上侦察和航天侦察。
根据所要完成的任务、兵力兵器和实施方法的不同特点，以及获得敌情的不同来源，还可分为谍报侦察、特殊侦察、无线电侦察、无线电技术侦察、部队侦察、舰艇侦察、炮兵侦察、工程侦察、辐射化学侦察、生物侦察、雷达侦察、水声侦察及其他侦察。
我们必须看到：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国际上那种单纯依靠“斗篷加匕首”的“007”式的神秘人物进行情报活动的方式，早已发生巨变。无线电、雷达、窃听器、计算机、测谎器、高空侦察机、侦察卫星以及其它科技成就，为情报活动开辟了新天地。
今天侦察卫星警惕地监视着地球的每一个角落。卫星的最低飞行高度为120公里，如果用2400毫米超望远镜头拍摄照片，那么从军队的部署，到机场、铅厂、工厂、导弹发射场，凡是地球表面上的东西，都历历在目。即使是夜间或云雾遮蔽，卫星仍可用红外线或雷达对地面进行侦察。而卫星在实战中的应用如何呢？
1973年10月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苏联接连发射了18颗“宇宙”型卫星，其中9颗是近地侦察卫星。在以色列动员了大批预备役兵力，逐步挽回战局的情况下，苏联出面调停。16日，柯西金总理秘密飞抵开罗，与埃及萨达特总统进行了4天的会谈，劝其停火。据说柯西金手中的王牌就是“宇宙”拍摄的照片。从照片上可以清楚地看出形势对埃及方面不利。而另一方，美国的“大鸟”侦察到伊斯梅利亚一带埃军防御薄弱。以军得知这一情报，19日潜入埃军防御纵深。
同样，无线电侦听也卓有成效。无线电技术侦察可以测定部队的位置、部署，甚至可以判断出飞行员的技术熟练程度。目前美国的侦听基地遍布全世界各地，而苏联也高度重视类似的侦察手段。
但技术并不是万能的。如对1968年苏联入侵捷克和1973年北越发起的春季攻势，美国事前就没有掌握情报。因为对方也在采取对抗措施，象无线电静默，用森林作隐蔽，使用假目标等。负责指挥1975 年 1 月西贡战役的北越总参谋长在回忆录中写道：“我的行动极为保密。为了迷惑卫星的侦察，汽车仍往返于河内我的住宅和总参谋部之间。傍晚则由我的替身在住宅的院子里和士兵们兴高彩烈地打排球，因为那是我以往每天必做的事。”由此可见，只要没有发明出能够窃听到室年谈话的人造卫星，一些不暴露在表面上的东西，从宇宙空间是侦察不到的。而这就给独立进行情报活动的人，留下了广阔地盘。因为“掌握人的思想”及其活动规律，是任何先进的技术所代替不了的。世界上各国情报人员仍在频繁地进行各种各样的侦察活动，包括以“打进去”和“拉出来”的特殊方式，获取各种情报。
四、情报分析
不论是平时还是战时，各种情报源源不断地涌入指挥机关。这些情报有军事的、政治的，还有外交的、经济的。而且通过各种方法途径搜集到的形形色色的敌方情报真假混杂，有很大一部分是不确实的，还有一些是互相矛盾的。只有将得来的各种情报，运用唯物辩证法、数学、运筹学等科学的方法，进行认真的、全面的分析研究，提炼综合，才能成为谋略决策的依据。
在如何提炼和综合情报方面，美国中央情报局提供了一个供谋略训练的例子：一位研究者在苏联地方报纸上看到一家工厂领导给编辑的信，抱怨原料供应缓慢。一位武官又送来了火车行车时间表变更的消息。这时，《真理报》正为靠近西伯利亚的一个地区发动一次招收工人的宣传活动。几天以后，某加盟共和国的一位官员发表了一篇演说，歌颂同一地区工业振兴。这篇演说中还穿插一段富于神秘性的关于原子能和平用途的话。根据这些片断，情报专家就能发现苏联两个新原子工厂的方位。
指挥员在构成判断、作出决策时，绝不能有主观随意性。这里有两个截然相反而又发人深思的例子。
1941年德国加紧了战争准备，向苏联边境调动了大量部队。但德国间谍机关四处散布消息，说兵力东调的目的是为了掩盖他们入侵英国的准备工作（指入侵英国的“海狮计划”）。随着时间的推移，苏联情报机关越来越多地发现德军正在向苏联边界集结，但同时也陆续得到德军散布的所谓旨在声东击西的情报。而这是性质完全相反的情报，相信那一个？斯大林在判断时，由于迷信苏德条约，以及非常担心出现战争局面而产生了一种心理性倾向，一厢情愿地认为德军是“声东击西”。甚至在苏联情报总局已经获悉了德军将在1941 年6 月的下半月对苏联宣战的重要情报后，斯大林仍固执地不相信。他在情报总局上送的绝密情报上用红墨水笔批示说：“这份情报是英国的挑拨，查明谁在进行这种挑拨，并予以惩治”。结果由于判断失误而招致战争初期的严重失利。
老谋深算的丘吉尔则宁可相信自己的经验和知识，而不轻信他的情报机构的某些“集体智慧”。1939年他在英国下院发表演说：“如果各部大臣听任自己养成一种心情，只重视那些同自己的愿望一致的情报，那么他们就会遭到极其严重的危险。” 1940 年1 月10 日，1 架德军高速飞机，因迷航迫降在比利时，机舱里发现了德国假道比利时进攻法国的计划，还有希特勒的命令文件稿。对此不少英法高级官员认为这是德国的骗局，有意制造假情报。丘吉尔则反对这种解释。他设身处地为德军推想：瞎闹这样一场骗局什么好处也没有，德军没有必要搞这样的骗局！后来事实证明，丘吉尔的判断是正确的。
唯物主义者斯大林，不小心犯了唯心的错误，但后来在实践中纠正了，领导苏联人民打败了希特勒，仍不失为伟大的历史人物。唯心主义者丘吉尔，在对待战争问题上，有时不得不唯物起来，倒也值得我们借鉴。
第八章谋略的主观条件
敌对双方的种种客观条件，筑成了军事谋略家活动的基础与舞台。一般
他说，客观条件占优势的一方，军事指挥员有可能争取更大的主动性。但是，
战争史一再证明，不仅在同样的客观条件下，军事家的谋略有正确与错误之
分、高明与低劣之别，而且即使客观条件处于劣势的一方，却往往能制定出
高于敌手的深谋奇略。这里根本的原因在于人们主观条件的差异。军事谋略
家只有具备优秀的素质和才能，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方能在一定的客观条
件基础上，谋深计远，立于不败之地。
一、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
战争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军事谋略服从战争胁政治目的，政治是军事谋略的灵魂。不同的时代、不同的阶级和不同的国家，对军事谋略者的政治要求有很大的区别。我国的军事谋略者，政治上的要求起码应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一）胸怀大志，为国为民
“千古英雄，爱国同怀赤子之心”，军事谋略家首先应是坚定的爱国主义者。在民族灾难深重的中国近代史上，关天培、陈玉成、刘永福、邓世昌等一批民族英雄，他们既是统兵抗敌的爱国将领，又是才华横溢的军事谋略家，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谱写了光辉的篇章。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刘伯承等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抱着救国救民的宏图大志，在领导长达28年之久的革命战争中，把爱国主义的光荣传统发展到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战争是民族、国家、阶级、政治集团之间斗争的最高形式。在关系到国
家、民族和人民生死存亡的时候，军事谋略家只有抱着赤诚的爱国之心，站
在国家、民族和人民利益的高度精心运筹，出谋划策，才符合历史的潮流和
人民的意愿，才有成功的现实可能性。伟大的革命先行者孙中山先生明确强
调：“谋不败之战略，以抗强邻，而保领土。”①作为人民军队的军事谋略家，
更须把一切军事谋略活动建筑在国家、民族和人民根本利益的基础上。
爱国主义同狭隘的民族主义和民族沙文主义是有严格区别的。拿破仑是
法国杰出的新兴资产阶级的政治家、军事家，也是一位忠于法国民族的伟大
军事谋略家。他曾说过：
“把自己的生命看得高于民族的荣誉和同志们的尊敬的人，根本就不应当成为法兰西陆军中的一员。”②他亲自筹划和指挥了大小50多次会战，赢得了大约35次会战的胜利，打败了欧洲列国5次反法联盟军队的进攻，捍卫了法兰西的独立。但是，由于他后期把战争逐渐变为侵略扩张性质的战争，遭到了被压迫各国人民的反抗，遂由胜利走向了挫折和失败。
坚持爱国主义必须把个人的利益同国家、人民的利益统一起来，将自己的智谋才能贡献给国家和人民，坚决反对为个人或小集团的私利而玩弄权术的行为。历史的经验证明，凡缺乏爱国之情、报国之心，置人民的利益于不顾，追求一家一族、一党一派的私利者，即使有很高的军事谋略才能，也难
① 转引自《中外军事名言录》，军事科学出版社1986 年10 月版，第5 页。
② 富勒：《战争指导》第35 页。

免成为历史的罪人。蒋介石能够把中国各派军阀笼络在蒋氏大蘻之下，并能统治中国几十年，其权术计谋手段不可谓不“高明”，但最后被觉醒了的中国人民赶到一个海岛上。蒋介石及同民党的失败，最根本的不在于军事谋略上的无能，而在于他们的谋略决策违背了国家、民族的根本利益和全中国人民的根本愿望。
（二）通晓马克思主义
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是中国共产党人的指导思想和理论基础，我军各级指挥员，尤其是中高级指挥员，必须通晓马克思主义，成为自觉的共产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方法论，是我们认识战争规律和指导战争的锐利武器。
战争是充满复杂矛盾运动的社会现象。人们指导战争只有符合战争的实
际情况，审时度势，随机应变，力争主动，才能导演出威武雄壮的活剧，赢
得战争的胜利。纵观中外战争史可以发现，几乎任何成功的军事谋略和战例，
无不闪耀着唯物论和辩证法思想的光芒，只不过是有自觉和不自觉之分罢
了。孙膑“围魏救赵”的成功，在于他明敌之虚实所在，进面因势利导，攻
其必救，避实击虚。拿破仑能够在奥斯特里茨战役中以少胜多，创造了“奇
迹”，就在于他通观战役全局，抓住俄奥普联军立足未稳的有利战机，打得
对方措手不及。《孙子》所以流传千古，经久不衰，重要原因是其所揭示的
战争规律和谋略原则，有着朴素的唯物论和辩证法，以至于被人们称之谓“伟
大的军事哲学著作”。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是充满哲理的军事谋略著
作之一，恩格斯认为，这本书“用哲理推究的方法是奇特的”①。列宁则称克
劳塞维茨是“非常有名的战争哲学和战争史的著作家”②。当然，只有马克思
主义的军事家才能自觉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原理谋划、指导战
争。毛泽东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深刻地揭示了中国革命战争
的特点和规律，确定了各个时期战争的战略方针和作战原则，指导中国革命
战争在敌强我弱的条件下取得了彻底胜利。这为我们“提供了在实践中运用
和发展马克思主义认识论和辩证法的最光辉的范例”③。
（三）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
我军是执行党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党指挥枪”是我们根本的建军
原则。在思想上政治上同党中央保持高度一致，这是军事谋略保持坚定正确
的政治方向的根本所在。
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新的历史时期，我军指挥员在坚决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和方针政策的同时，还要加深对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关于新时期国防建设的指导思想、战略方针和军事战略的理解，不断提高贯彻执行的自觉性。它们是党中央和中央军委正确分析预测当代国际政治、军事斗争全局及其发展趋势，从我国的社会制度、基本国策和现代化建设的实际出发，针对现实和潜在的战争威胁而确定的，是我们军事谋略活动的依据。
二、高度的战略意识
① 《马克思恩格斯军事文选》第三卷第583 页。
② 《列宁选集》第三卷，第71 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建国以来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1981 年6 月27 日。

战略的正确与否，往往关系着国家、民族的命运。有无高度的战略意识。对一个国家、民族能否选择正确战略有极大的影响。1405—1433年间，中国明王朝的郑和，率有大小船只600余艘、2.7万余人的远航船队，七下西洋，遍及太平洋、印度洋，远到非洲的东海岸，访问了亚、非30多个国家。半个多世纪后，葡萄牙人伽马也率船4艘，人百余名远航到印度和非洲东岸。相比之下，伽马的远航规模显得十分逊色，但其对西欧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是巨大的，郑和远航在中国所应发生的作用则被明王朝的“海禁”政策扼制了。在郑和晚年，民船出海被朝廷视为“弊政”而遭查禁，中国因而更加封闭了。而在西欧，继伽马之后，哥伦布、麦哲伦等人相继远航。荷兰人、英国人也掀起远航热潮，他们所开辟的新航路，在欧洲引起了“商业上的革命”和“价格革命”，国际贸易迅速扩大。同样是远航，为什么产生了完全相反的结果呢？重要原因就是战略意识的截然不同。明王朝当年支持郑和远航，是为了“耀兵异域，示中国富强”。而葡萄牙、西班牙人当初向远洋发展，是为了寻求与外国贸易的海上通道，打破意大利的贸易垄断，这一经济战略，后又被发展成殖民掠夺的国家战略。在上述战略指导下，葡萄牙和西班牙建立起了海上优势，抢占了大片海外殖民地。英国则后来居上，利用18世纪发展起来的蒸汽机技术，建立了强大的海上舰队，称霸世界达一个多世纪。相反，首开海上航路的中国，则成了近代列强掠夺和蹂躏的对象。
当今的世界正处于一个急剧变化的时代，各国都在根据时代的特点和发展趋势调整战略。这种战略已超出了军事的领域，包括政治、经济、科技等方面的内容。要成为一个高明的军事谋略家，必须比其它行业的人更牢地记取历史的教训，更加注重战略问题的研究。
（一）掌握国际战略形势的特点
地球越来越小了，以至于西方未来学家阿尔温·托富勒把它形容为浩瀚宇宙中的一个小小的村镇。高度发达的现代交通与通信工具，布满全球的经济网络，错综复杂的国际政治关系，把即使是相隔数万里的国家变成了近在咫尺的邻邦。地球的急剧缩小，又把世间的事情变得越来越复杂了，以至于如法国的一位诗人所说：“再也没有任何一件事不和整个世界有关”。尤其在战争问题上，一定规模的事件、争端或冲突，也会突破国家、民族、政治制度的界限，产生广泛的世界影响，而一场重要地区的局部战争的发生，往往可能影响世界形势的发展进程。军事对抗的国际性色彩越来越浓了。因此，军事谋略家的战略意识，首先就表现在要有全球观念，善于掌握国际形势的发展趋势和特点。展望未来10年甚至更长一个时期内的国际局势，有三点应特别注意：一，世界从军事对抗转向政治对话，由紧张转向缓和，一个有利于维护和平和促进发展的新时期正在到来。但导致国际局势动荡紧张的各种因素并未消失，东西关系和南北关系，即和平与发展问题，仍将是影响今后国际形势进程的两个全球性战略问题；二，战后形成的美、苏两极体制已在世界形势的转折性变化中开始动摇，一个由不同制度、不同模式、不同发展程度的国家所构建的多极化的战略格局正在形成。关、苏、中、西欧以及日本五大力量将成为新的战略格局的主体并相互制约，国际关系更加复杂；三，世界各主要国家都着眼于21世纪的中长期设想，展开了以发展经济为中心，以发展科技为龙头的综合国力竞赛，以谋取新世纪的战略主动权。这就是现时代军事谋略的大背景，我们只有清醒地认识它、牢牢地掌握它，所提出的军事谋略才符合时代的潮流，才可能是制胜的谋略。（二）关注亚太地区的积极变化这是军事谋略者战略意识的又一表现。1904年，英国战略思想家麦金德指出了“心脏地区”将具有极其重要的
意义。1919年他提出了“谁控制东欧，谁就能控制心脏地区；谁控制心脏地区，谁就能控制世界之岛；谁控制世界之岛，谁就能主宰世界”①的著名论点。时隔20年，希特勒从捷克下手开始进犯东欧，导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战。战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又以欧洲为中心展开了长达40年之久的争霸，至今尚未停止。原因何在？根本在于欧洲是世界经济的中心地带。近一二十年来，亚洲、太平洋地区，越来越受到人们的重视。美国与该地区的贸易开始超过了其与西欧的贸易，并且在研究新的战略方案，以巩固和扩大其在亚太地区的地位；戈尔巴乔夫提出了新的亚太政策，表现了其对这一地区的浓厚兴趣和战略趋向；日本正在筹划建立“东亚经济圈”，企图主宰该地区的命运；东、西欧各国也想在亚大地区争得一席之地。这是为什么？亚太地区有巨大的经济潜力和市场，80年代以来包括中国、日本、“四小龙”、东盟等在内的亚大地区经济的迅速崛起；亚太地区远离中东、欧洲等动荡和敏感地区的环境，等等。据此，有些著名政治家、经济家和学者认为，现在的亚太经济充满了活力，在下世纪可能成为世界的又一经济中心，有的甚至预言下个世纪是“太平洋时代”、“太平洋世纪”。由于亚太地区的大部分国家，尤其中国和印度两个大国尚未发达起来，作出“太平洋世纪”的预言还为时过早，但是，近些年来，该地区确实发生着积极的变化，其战略地位也在这种变化中不断提高。
我国是一个亚太地区大国，该地区富有生机的现状，包含有我国政府和人民的巨大贡献。该地区未来的发展，关系到我国人民的切身利益。作为一个军事谋略家，在注视欧洲这一世界战略重点的同时，必须从战略的高度，密切关注亚太地区的变化对我国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领域产生的深刻影响，使我们所作出的各项军事谋略决策适应于亚太地区和平、稳定和发展的需要。
（三）重视科学技术发展的挑战
人们发明创造了科学技术，科学技术又深刻地影响和改变着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改变着世界的面貌。而军事领域又是对科学技术最敏感的领域，往往是科学技术利用得最早、最多和最快的一个领域。因此，科学技术的发展在军事领域引起的变化比其它领域会更快、更大。二次大战以来，不仅发展了核武器，而且使常规武器发生了显著的变化，战争的样式以及战略战术也随之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可以毫不夸张他说，科学技术已成为世界政治、经济、军事等历史演变的重大战略要素，现代战略意识如不包括科学技术这一要素，那将是极其危险的。
目前，我们正面临着新技术革命的严峻挑战。这场技术革命是以电子计算机为核心，微电子技术为先锋，以生物技术和新型材料为重点，以光和激光、新能源、海洋开发、空伺开发为前沿的一场多技术群的革命。它对人类历史发展要产生的影响，比以往任何一次技术革命都要大得多，在军事领域引起的变化，将是空前的。在这样的背景下，各主要国家都把发展战略的重点放在夺取未来科技的“制高点”上，把发展高科技作为推动历史车轮的第
① 《战略的追溯与反思》第71 页。
一杠杆，作为未来军事战略的支撑点。美国把战略王牌压在了“星球大战”计划上；日本把谋求政治、军事大国的企图纳入了“技术立国”的方略之中；苏联把“东方尤里卡计划”当成防止未来处于战略被动地位的出路：西欧制定的“尤里卡计划”和西德提出的“欧洲防御计划”，寄托了其在未来世界战略格局中保持有利地位的希望。我军的军事谋略，必须重视新技术革命的蓬勃发展，筹划出具有我国、我军特色的发展战略模式。
（四）了解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
军事战略是通过国家军事力量的建设和使用（包括实战和威慑两种形式）实现国家总的战略目标的方略，同军事谋略时而重叠、时而交叉，关系极为密切。在当今世界战略形势发生转折性变化的条件下，各国在积极调整国家战略的同时，也在和即将对军事战略进行重大调整。了解和掌握各国军事战略的调整动向，对我们的军事谋略至关重要，是测验军事谋略者战略意识的突出标志。
目前各国军事战略调整呈现出的特点和趋势是：在对话和对抗的关系上，更加注重对话，降低军事对抗的强度，以适应和平与发展的时代潮流；在实战和威慑的关系上，更加注重威慑，以求“不战而屈人之兵”，尽量避免直接冲突；在进攻与防御的关系上，注重攻防兼备，努力克服多年来过分强调进攻战略带来的弊端，在军事力量同其它方面建设的关系上，更加注重经济和科技的发展，提高综合国力努力克服以往片面发展军备给国家经济造成的困境；在军事力量建设内部，注重质量的提高，适当压缩数量，尤其注重军事高技术、新领域的发展，等等。
在上述调整和变革的历史进程中，美苏仍将是今后相当一段时间内世界上实力最强、影响最大的军事力量。因此，在关注各国军事战略调整时，必须给予特别的重视。苏联、日本、印度、越南、朝鲜半岛等我国周边国家和地区，是我们的近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他们的关系，是我国政府的一贯主张。另一方面，他们军事战略的调整和变化，又直接关系到我国安全，也应给予高度的重视。
总之，高度的战略意识，就是要求军事谋略者在世界的范围内：从纵横两个方面，着眼于全局和发展去观察分析问题，力求站得高些，看得远些，使制定的军事谋略在国际战略形势的复杂关系和急剧变化中高人一筹，立于不败之地。
三、卓越的智斗才能
邓拓说过：“智是谋之本，有智才能谋，所以智比谋更重要。”①这是对智与谋关系的深刻揭示，具有普遍意义。
自古以来的军事家战略家和军事谋略家，都把具备卓越的智慧才能作为将帅的必备条件。孙武论将时，以“智”为先。宋代梅尧臣在注孙子兵法时指出，“智就发谋”。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都强调，我们要的是“智勇双全的将军”。在西方，克劳塞维茨认为，“如果我们进一步研究战争对军人的种种需求，那么就会发现智力是主要的。”①
① 邓拓：《智谋是可靠的吗？》
① 《战争论》第一卷第68 页。

军事谋略者的智斗才能，是指其在军事斗争中的认识能力和活动能力，
主要包括：（一）敏锐的观察能力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军在同法军的一次交战中，被法军的“隐身术”
搞得一时不知所措。有天，一名德军军官突然发现法军阵地后方的一个坟包上窜出一只名贵的金丝猫，从而断定此处可能是法军的一个高级指挥所，随即组织炮轰，结果摧毁了法军的一个旅指挥部。孟良崮战役中，在摩天岭视察阻击部队的我军一名师政委，看到敌人发射的几发没有目标的炮弹，马上断定这是敌人要撤的征候，命令部队监视敌人，等待命令予以追歼，战局的发展完全证实了他的判断。这两个战例，说明了观察的极端重要性。我们把这种善于在错综复杂、流动多变的军事活动中发现和鉴别问题的能力称之谓观察能力，是军事谋略能力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人的真知是从直接经验发源的，因此，观察能力又是军事谋略者的基本能力，是收集军事情报、获得感性知识的基本手段。具有敏锐的观察能力，是指挥员在军事谋略中及时发现问题、正确解决问题的重要条件。
敏锐观察力的主要标志：准确、及时。战争本来就是流动性极大的运动，
现代科技又为战争运动的流动性加注了巨大的推进剂，以往以日以时计算战
争进程的方法被今天以分以秒所代替。准确及时的观察就是善于在急剧变化
的战争进程中，迅速捕捉住各种稍纵即逝的有关现象、信息，力争在尽可能
短的时间内掌握尽可能多的有价值的情况，既客观又全面。所谓客观，就是
切忌先入为主，要按事物的本来面目反映之，既不以主观想象加以放大，也
不以个人的意愿加以缩小，一是一，二是二。同时，要善于区别真伪，不为
敌人制造的假象所迷惑。所谓全面，就是不仅观察战争运动的各个侧面，而
且要观察其各个方面之间的相互关系，力求认识战争运动的整体。防止观其
一点，不及其余，见微知著，妥善于从细微的、不明显的现象中发现军事上
的重大征兆。现代战争的协同性和整体性大大增强，“小者大，微者著”更
为明显。只有“敬小慎微”，方可“动不失时”。另外，还要注意观察的重
复性，以提高观察所得材料的可靠性，保证军事谋略依据的正确性。
（二）丰富的想象能力
拿破仑说：“一位将军若是利用他们的眼睛来观察一切，那么就永远不配指挥一支军队了”。①强调了思维想象能力对于军事指挥的重要性。因为想象力是指人们在以往观察的基础上推断和创造出未曾感觉过的事物的形象的能力。如爱因斯坦所说，它可以“概括世界上的一切”。②丰富的想象力，可以使军事谋略者创造出成功的军事谋略。它是军事谋略者智慧才能的重要体现。
富于联想是丰富的想象力的主要标志。首先，要有举一反三，触类旁通
的能力。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军一高级指挥官受老百姓过沼泽鞋底绑宽木
棍架的启发，指挥装甲部队在沼泽地铺垫树枝开进，选择了出人意料的进军
路线，先敌占领有利地形而获大胜。苏联昆虫学家施万奇由蝴蝶的色彩，联
想到阵地的伪装，挫败了德军企图一举摧毁列宁格勒军事目标的诡计。其次，
要有窥一斑而知全豹的能力。不论多么周到细致的观察、侦察，掌握的敌情，
① 引自富勒：《西洋世界军事史》第二卷第390 页。
② 《爱因斯坦文集》第一卷第284 页。

往往仍是敌人战争活动整体的若干片断，或敌人全部计划链条上的若干环节，要想把这些片断和环节连接起来，达到对敌人整体计划的掌握，靠的就是指战员的丰富想象力，亦即毛泽东同志讲的由此及彼的联贯起来的思索。
（三）深邃的分析判断能力
分析判断能力，是军事谋略者对已获情报资料识其真伪，辨其虚实，作出明确结论的一种能力。正确的军事谋略依赖于对敌情的正确分析判断，而对敌情的正确分析判断，又依赖于指挥员的分析判断能力，缺乏深邃分析判断能力的高明军事谋略者是不存在的。平津战役前，毛泽东对华北敌军的分析判断是：60万蒋军已成“惊弓之鸟”。但由于傅系与蒋系之间的矛盾，是走，是撤，是从海上甫逃靠拢蒋介石，还是西窜绥远自踞一隅，傅作义尚在踌躇徘徊、举棋不定之中。据此，毛泽东作出了指导我军战役行动的谋略决策：撤围归绥，缓攻太原，对华北诸敌隔而不围，围而不打，淮海战场两周年不作最后歼灭，??这就巧妙地隐蔽了我军企图，稳住了傅系，拖住了蒋系，迅速达成了对平津之敌的战略包围和战役分割，陷敌于欲战不利、欲逃不能的绝境。这表现了毛泽东作为一个伟大的军事谋略家的深邃高超的分析判断能力。
深邃分析判断能力的关键是要准要深。所谓“准”，即所作出的分析判
断必须符合于实际情况，不以主观臆断代替客观实际，不把敌之假象当真情。
“深”，就是能够透过现象抓住本质，发现敌人的真实意图，能够“钻”到
敌人的心里去，敌人还未行动，我们就估计到了。不然，就要造成被动，导
致军事谋略的失败。1914年8月，德军实行“史里芬计划”，在10天内有5
个集团军侵入法国领土并向法国心脏地区长驱直入，法国政府被迫从巴黎迁
移。在胜利面前，德军参谋长错误地认为法军已无强大抵抗能力，下令分几
路同时进攻，还抽调2个军去东线对付俄国人。法军乘机调集兵力夹击德军，
德军惨败，“史里芬计划”也随之破产。
（四）科学预测能力
军事谋略者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或正在进行的战争的发展进程，进行
科学的预测是十分重要的。“愚者于成事，智者见于未萌”。指挥员能否
提出正确的军事谋略，一定程度上直接依赖于科学预测能力的强弱。毛泽东
在抗日战争爆发前一年同一外国记者谈话中，就曾预见了中日战争的形势，
并提出了争取抗日战争胜利的方针。抗战爆发后10个月，他发表了《论持久
战》这一伟大著作，不仅预见到“抗日战争是持久战，最后胜利是中国的”①，
而且指明战争将经过战略防御、战略相持和战略反攻三个发展阶段，进而制
定了八路军“基本的是游击战，但不放弃有利条件下的运动战”①，战略上的
内线、持久、防御战和战役、战斗上的外线、速决、进攻战等方针原则，指
导我军民通过8年努力，取得了最后胜利，这是毛泽东高超的科学预测能力
的生动表现。
军事谋略者的科学预测能力主要包括：一，对过去和现实的战争经验教训有深刻了解，掌握战争运动的一般规律；二，具有浓厚的未来意识，善于捕捉和利用面向来未的情报信息，预见和掌握未来战争的发展趋势与基本特点；三，勤于思考。世人都称拿破仑为“天才军事家”，而他本人则不这样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81 页。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67 页。

认为。他说：“如果以为我对一叨总是胸有成竹，那是因为我在做一件事以前，早就长时间地思考过了；我预见到了可能发生的情况。在别人意料不到的情况下我知道该说什么和做什么，这绝不是天才突然而神密地启发了我，而是我的思维开导了我。任何时候我都在工作，吃饭在工作，看戏在工作，夜间醒来后也在工作。”②这就是所谓的“行成于思”。另外，还要了解和掌握必要的现代科学预测方法。
（五）积极活跃的创造能力
战争是最少保守的领域。军事谋略成功的关键，在于创造。孔明接二连三火攻计谋的成功，妙就妙在次次火攻都有出人意料之处。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朱可夫，敢于抛弃前次大战中的旧战法，善于提出克敌制胜的新谋略，受到了斯大林的赏识和重用，对苏联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起了重大的作用。毛泽东等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突破中外战争历史经验的束缚，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道路，创造了一整套有中国特色的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把战争引向彻底胜利。历史经验证明，富有创造性的军事谋略，无不是军事家积极活跃的创造能力结出的果实。缺乏创造精神和创造能力，没有不吃败仗的。
积极活跃的创造能力，是指在观察、想象、判断和预测的基础上，发现
战争中的问题，提出独到见解，正确解决问题的能力，亦即思维能动作用在
从事战争研究或军事谋略中取得突破的能力，是军事谋略者智斗才能的突出
表现。其基本特征有：一、强烈的创新意识。这是军事谋略者创造能力发挥
的内在动因，只有不满于现状的心理素质，才能主动地发现问题和筹划解决
问题的最佳方案。二、独立思考。不迷信权威，不死守本本，不固执以往的
经验，不人云亦云，敢问善想，力求独到见解。试想，如果没有这样一种精
神，把马克思的语句和苏联的经验作为教条，中国农村包围城市的武装斗争
道路就不可能开辟，独特的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也不可能提出。三、超
常思维。超越常规才能创造，刘伯承“七亘村重叠设伏”，似乎违背了“用
兵不复”的古训，而它的成功正在于利用了日军以为我不会重复设伏的心理，
在“重复”中创造了不重复的奇迹。1943年的基辅战役中，苏联近卫第3坦
克集团军在夜间打开前灯，拉起警报冲向敌之防御阵地，似乎离开了“事以
密成”的原则，但却取得巨大的胜利。超常思维的要害在于突破定势思维或
思维常规，其提出的谋略看上去近似荒谬，正因为“荒谬”，它才出其不意，
具有成功的极大可能性。四、坚韧不拔。突破传统经验、超越常规思维所拟
定的军事计谋，往往被人视为“异想天开”，“异端邪说”而遭责难，要把
它变为现实是非常困难的，这就依赖于坚韧不拔的努力。五、严谨科学。科
学要创造，创造成科学，创造能力只有同科学求实的态度结合起来，才能结
出丰满的果实。那种不务实际、哗众取宠的所谓“创造”，只是胡思乱想，
战争将无情地给其带来厄运。
（六）果敢的决断能力

古人云：“用兵之害，犹豫为大；三军之灾，生于狐疑”。①优柔寡断被
历代军事家视为败军、杀将之大忌。所以，有无果敢的决断能力，也是衡量
一个军事谋略者智慧才能的计量器。我们不仅要多谋，而且应善断，达到谋
② 引自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外军事名言录》第316 页。
① 《吴子·治兵》。

与断的高度统一。果敢决断是战争对军事谋略者的要求，克劳塞维茨比喻战争“是一条真正的变色龙”，战场情况纷坛复杂，瞬息万变，要做到“见利不失，遇时不疑”，驾驭战争之“龙”，离不开果敢的决断能力。计谋既成，迅速决断，迅速行动，使“智者不及谋，勇者不及怒”。在稍纵即逝的战机面前，优柔寡断，是不会有好结果的。同时，在军事谋略过程中，肯定会有不同的意见，作为一个负有领导责任的军事谋略者，当然要听一听不同意见的合理之处，并尽量采纳。但决不可听到不同意见就六神无主，无所适从。要有主见，有力排众议、当机立断的能力。当断不断，必遭其乱。第三次阿以战争之后，以军首脑在如何防止阿方为收复失地而可能发起进攻的问题上意见不一。有人力主阵地坚守防御，有人坚持以机动作战为主，国防部长达扬一直在这两者之间徘徊，既没有重视坚守防御，也没有强调机动作战，企图折衷调和，结果在战争打响后部队无所适从，巴列夫防线不到24小时即被阿军摧毁。
具有果敢决断能力的军事谋略者的特点：一是自信心，觉得有把握了，就拍板定案；二是善于权衡利弊，扬长避短，正确处理眼前和长远、局部与全局的利害关系，敢于在利于全局和长远利益之时舍弃局部和眼前的一些利益；三是强烈的责任感，有胆有识，敢于冒必要的风险，担自己的责任，四是坚强的毅力，不论在艰难困苦之中还是战局发生重大变故之时，都能冷静思考，果断处事，勇往直前。
四、渊博的知识
如果说“智是谋之本，有智才有谋”的话，那么“识”就是智之源，正如古罗马哲学家西塞罗所说，“无知是智慧的黑夜”。又如托尔斯泰所言，知识“是智慧的钥匙”。博学多识方足智，只有足智能多谋。所以，知识是军事谋略者智慧的海洋、孕育奇谋良策的土壤。古往今来，大凡在军事谋略史上写下光辉篇章的军事家，无不学识渊博、满腹经纶。孙武，不仅是一个军事家，而且可以说是一个政治家和哲学家。三国时期的曹操也是一个集军事、政治、文学家于一身的伟人。诸葛亮施计用谋，辅佐刘备有功，其丰富渊博的知识起了巨大的作用。“隆中对”反映出他对政治、经济、军事战略的深刻见解，而借东风、使用火攻，则说明了他对气象学也颇为精通。智退司马懿，还证明他对心理学有研究。拿破仑是一位博览群书，颇感兴趣于军事史、数学、地理、哲学、旅行、炮兵等方面著作的“学者”。库图佐夫不仅精于历史和文学，而且还学习了德、英、瑞典、土耳其等7国语言。说到毛泽东等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知识，那更是古今中外很少有人能与之比拟的了。
作为一个军事谋略家，应该掌握哪些知识，过去好象没有专人论述，不过，由于历史上军事谋略家大多是著名的将帅或指挥官，因而我们可以从将帅应有知识的要求得到启示。孙膑说：“上知天之道，下知地之理，内得其民之心，外知敌之情，陈则知八阵之经，见胜而战，弗见而净，此王者之将也。”①诸葛亮有言：“为将而不通天文，不识地理，不知奇门，不明阴阳，
① 《孙膑兵法·八陈》。
不看阵图，不明兵势，是庸才也。”②克劳塞维茨认为，“在军事活动的领域内，指挥官职位不同就需要不同的知识。如果职位较低，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窄而比较具体的知识。如果职位较高，那么需要的是一些涉及面较广而比较概括的知识。”③伏龙芝指出：“我们的统帅不仅要具有丰富的军事知识，而且要具有丰富的政治和经济知识，因为现在这些知识已成为一个统一的整体，没有这些知识就不可能出色地指挥军队。”④斯大林则要求，“现今条件下的作战艺术在于掌握战争的一切形式和这方面的一切科学成就，机智地运用它们，善于把它们配合起来”。⑤邓小平强调：要使我军指挥员“懂得现代战争知识，有好的作风，有强的指挥能力和管理能力；还要使他们学点搞工业、农业的知识和必要的现代科学知识，学点历史、地理、外语；有条件的，还要使他们学点专业技术，比如开汽车、开拖拉机，并且懂点原理。”
①通过以上引文我们可以得到三点启示：一、历代对军事指挥人员的知识要求都是很高的，甚甚象《战争年代的总参谋部》一书的作者什捷缅科所讲：有时“需要比其它专家有更大量的基础知识和综合知识”，二、随着历史的变迁、科学技术的进步和战争的发展，对指挥员的知识要求越来越高，因而要不断取得新的知识，落后于时代就意味着被动挨打：三、军事谋略比直接从事战场指挥需要更广更深的知识。
现代战争不仅是陆、海、空（天）的立体战，而且是政治、经济、军事、
技术、外交的总体战。军事成为一门集自然、社会和思维等诸门科学成果于
战场的特殊学问。所以，对现代军事谋略者来说，知识无疑多多益善。现代
军事谋略所涉及的知识范围太广了，我们又处于一个知识“爆炸”的时代，
不仅与战争有关的其它领域的知识，就是军事领域本身的知识，也是够多的。
1986年9月7日《人民日报》披露了我第一个机械化集团军的情况，该集团
拥有370多个专业，1200多项技术。这还是在我们这样一个技术上比较落后
的国家的军队的情况。如果从发达国家的军队看，考虑到军事领域知识、技
术密集趋势的进一步发展，研究未来的空军、海军乃至“天军”，其涉及知
识和技术的广度与深度，要求就更高了。我们认为，现代军事谋略者要建立
的应当为“干”
字形知识结构。
“干”字的第一道“一”是基础知识，主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
社会发展、科学技术和文化基础知识等。这类知识同其他方面的人没多大区
别，基本要求是把基础打牢。
“干”字的第二道“一”是辅助知识，主要包括：中外战争史，军事思想史，军事技术史，军事地形学，军事气象学，军事仿生学，军兵种知识，心理学，管理学，系统论、信息论、控制论等。这类知识同军事谋略关系较紧密，基本要求是广。
“干”字的“1”是专业知识，主要包括：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军事谋略学，战略学，战役学，战术学，军队领导学，军队指挥学，军队建设学，
② 引自长征出版社：《军事纵横谈》第89 页。
③ 《战争论》第一卷第129—130 页。
④ 引自《军事上的辩证法问题》第60 页。
⑤ 《斯大林全集》第6 卷第143 页。
① 《新时期军队建设重要论述选编》第341 页。

当代世界经济政治，国际关系学，国防经济学，军事运筹学，军事心理学，军事未来学，军事决策学等。这类知识是军事谋略必不可少的，要研究深些。
“干”字形知识结构只是对军事谋略者提出的一般要求，而且只是一种设想，具体到每一个人，由于所处职位、现有知识水平、实战经验等各方面的不同，努力的方向和重点肯定各有区别。为了使我们所建立起来的知识结构既适应现代军事谋略的需要，又适合各自的实际情况，有这样几条原则是值得注意的。
第一，广博与精深相结合的原则。对与军事谋略有一定联系的知识是极其广泛的，对此，要因人而异，掌握其大概，而不必细究。而对军事谋略必不可少的专业知识，则应当尽可能深刻地掌握。这样，有了广博的相关辅助知识，就可以开阔谋略的思路，有了精深的专业知识，就可以较深刻地掌握军事谋略的规律，把两者有机地结合起来，就可能提出高人一筹的奇谋良策。
第二，动态与静态相结合的原则。动态知识是指不断发展和形成的新知识，静态知识是指业已形成体系而相对稳定的知识，两者是辩证的统一。静态知识，可以提供给我们以往的经验，是我们接受新知识的基础。而动态的知识，可以提供给我们科学发展的新成果，是我们不断进步的源泉。对军事谋略来说，二者是不可偏废的。在当今科学技术飞速发展的情况下，我们应当在掌握静态知识的基础上，努力汲取新的知识。这样，我们既以史为镜少犯错误，又随时代的发展开拓创新。
第三，理论与实践相结合的原则。历史的经验说明，满腹经纶的“书呆子”和不学无术的武夫，都是不能提出奇谋方略的。只有把理论知识和实践经验结合起来，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
第九章军事谋略训练
指挥员的谋略才能不是先天就有的，而主要是后天培养的。吴起说：“用兵之法，教戒为先”。①当今世界，新的科学技术广泛用于军事领域，智战已成为当代政治、军事斗争的重要形式，因此，加强和深化军事谋略的修养与训练，提高谋略水平，不仅具有特殊的战略意义，而且也是目前我军部队训练和院校教学改革中亟待解决的重要课题。
一、寓谋于论——学习理论
刻苦学习谋略理论，是进行军事谋略训练的基础。恩格斯在《自然辩证
法》中指出：“一个民族想要站在科学的高峰，就一刻也不能没有理论思维。”
军事谋略实质上就是在一定理论指导下创造性的思维活动，谋略思维就是一
种理沦思维。可以说，任何一种谋略思想都是以知识作后盾，以理论作基础
的。军事谋略也一刻离不开理论的指导，它是植根在谋略理论基础之上结出
的智慧之果。实践证明，没有深厚的谋略理论功底，就不可能足智多谋，没
有理论指导的谋略，就成为无本之木，无源之水了。
注重谋略理论的学习，是提高军事谋略能力的重要途径。所谓谋略能力，
是一种敏锐的观察能力，创造性的思维能力，非凡的判断能力，良好的记忆
能力，高超的运筹能力，科学的决策能力等多种能力的综合反映。这些能力
的获得，除了参加军事活动的实践之外，主要是通过谋略理论的学习。因为
一个人在从戎之前，只能说有一定的谋略意识和潜在的军事谋略能力。即使
步入军旅之后，如果不进行系统的谋略理论的学习和训练，他也可能增多某
些军事谋略知识，但也只能是零散的、直观的、感性的、不科学和不自觉的。
毛泽东说过，感觉只能解决现象问题，理论才能解决本质问题。只有在谋略
理论上下一番苦功夫，才能使自己原来的朴素的、潜在的军事谋略意识和能
力得以升华，使之系统化、理论化、科学化，井步入军事谋略的更高层次。
加强谋略理论的学习与训练，一定要克服在军事训练中重技术轻谋略，
或重谋略典故轻谋略理论训练的倾向。历史证明，大凡足智多谋的军事谋略
家都比较注重军事谋略理论的学习。据《史记·留侯世家》记载：在秦灭六
国以后，出身韩国相门的张良，把全部仇恨集中在秦始皇身上。他有血气之
勇，不惜花费万贯家产收买刺客刺杀秦始皇。但他有勇少谋，在博浪沙行刺
未成，反招来杀君之罪，通缉之下隐名流落下邳（江苏邳县）。他在圯（桥）
上闲逛时，偶遇一位“神秘”老人，史称圯上老人，即黄石公。黄石公见张
良有军事才能，又有报国之志，就送他兵书一本，并对他说：“读此书则为
王者师矣。”就是说，你读了这部书可以作帝王的老师。张良回到家翻开一
看，原来是《太公兵法》，即传说中经黄石公推演的《三略》。张良如获至
宝，从此便开始了他的军事谋略理论的修养与训练。经过十年的刻苦学习，
终于掌握了书中治国统军的军事谋略精要，成了汉朝开国皇帝刘邦的高级军
师，帮助刘邦完成了灭秦亡楚的大任。张良由一个恃匹夫之勇的青年，变成
了一个运等于帷幄之中，决胜于千里之外的谋臣，军事谋略理论的修养与训
练起了重要作用。再拿妇孺皆知的诸葛亮来说，他与张良不同，他出身贫寒，
① 《吴子·治兵第三》。
14岁由叔父介绍进入友情较深的刘表开办的学堂攻读兵法。后来他不仅自己苦钻苦研兵法之理，而且还拜天下名师求学。先求教于襄阳名师庞德公名下。为加深兵法理论根基，又拜谙熟韬略的汝南灵山韬公玖为师，在老师的指导下，他悉心地研究了《三才秘录》、《兵法阵图》、以及《孤虚相旺》等兵书，领会了书中的奥妙，27岁就成了智谋过人的高级军师。正是由于诸葛亮军事谋略理论基础深厚，才成为世代人们所崇敬的“上知天文，下知地理，机谋过人，料敌如神”的智慧的化身。这些历史故事，扬弃去唯心色彩之后，可以得到一个有益的启示：良好的军事理论素质，是一个军人成长为军事谋略家的基础。
由于军事谋略学是一门多学科交叉的新兴学科，因而，给军事谋略理论学习带来了一定的复杂性，如果学习谋略理论的方法不当，就可能产生盲目性，或者把军事谋略理论学习视为畏途知难而退，影响学习效果。那么如何更好地进行军事谋略理论的学习训练呢？
（一）有目的的研讨。
就是要有为献身国防事业，为在未来战争中斗智赛谋、夺取胜利而提高
自身军事谋略水平的强烈欲望和远大抱负。明确的学习目的，是促使研讨军
事谋略理论的动力。学习目的明确与否，学习效果大不一样。三国时的吴国
名将吕蒙就是一个学习目的明确，学而有成的例子。“士别三日，即更刮目
相待”（对于善于学习的人，过了三日就必须重新估计他的谋略水平）的名
言，据说最早就是赞扬吕蒙的。吕蒙十五六岁就投身于行伍，没有机会念书，
作战中他虽然英勇过人，无奈文化基础太差，以至向孙权写作战报告也得叫
人代笔，军事谋略理论根底可以说极为浅薄。然而，孙权很器重这位年轻有
为的将领，就以自己的亲身感受劝他多读点兵法，打打军事谋略理论功底。
吕蒙为提高自己的谋略水平而学习，目的十分明确，要求也十分迫切，因而，
学习的劲头十足，进步很快。财隔不久，领兵统帅鲁肃代替周瑜率兵路过吕
蒙防地，两人谈论兵事时，吕蒙发表了很多与众不同的真知灼见，使鲁肃大
为震惊。鲁肃感慨他说：“我以为老弟只有武略、没有想到现在学问如此出
众，你已不是当初吴下的吕蒙了！”鲁肃死后，吕蒙接替了他的职务。此后
吕蒙已是满腹韬略，巧妙用兵的统帅了。他迫使关羽走麦城，最后夺取荆州，
就是典型的一例。
（二）从基础理论入手。
军事谋略的基础理论有哪些方面？不外乎这样三个方面：一是军事谋略
的世界观方法论。主要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二是军事基础理论。主要是战术
学、战役学、战略学等；三是输助的基础理论。主要是与军事谋略关系密切
的科学理论如系统论、心理学、运筹学等。当然，这三个方面并不是并列的，
其中世界观方法论，即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就更基础、更根本。恩格斯指出：
“自然界的一切归根到底是辩证地而不是形而上学地发生的。“①“辩证法的
规律无论对自然界和人类历史的运动，或者对思维的运动都一定是同样适用
的。”①哲学是对自然知识和社会知识的概括和总结，是一门世界观方法论的
学问，有人把哲学比作“智慧的燧石”，这是很有道理的。作为无产阶级世
界观和方法论的马克思主义哲学，集中了人类的智慧精华，当然也包括人类
① 《反杜林论》第20 页。
① 《自然辩证法》第224 页。

关于战争的智慧精华。而军事谋略学，本质上讲就是军事智慧学，处处充满哲学气息。哲学家不一定都是军事家，军事谋略家离不开哲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不仅是其它学科的理论基础，而且也是军事谋略学的理论基础。当然，这决不意味着一个军事谋略家只学哲学就够了，军事基础理论的学习也不可忽视，因为军事谋略是以军事为基础的谋略，没有一定的军事理论造诣，也不会造就出军事谋略人才来。同时，随着现代科学的飞速发展，许多新兴学科引进了军事谋略领域，因此，有关军事现代科学谋略的理论知识也要用心学习。
（三）坚持不懈，持之以恒。
军事谋略理论不仅是一个系统的、浩繁的理论知识体系，而且是随着科学的发展不断充实、更新和发展。俗话说：人外有人，天外有天。军事谋略从古到今，总是一代高于一代。每个时代军事谋略理论无不打着那个时代科学的印记。特别是现代，新的谋略战方式层出不穷，新的谋略思想不断涌现，新的谋略领域不断开拓，一个人要想精通古今中外军事韬略，把握军事谋略的真谛，只有坚持不懈，刻苦学习，才能大见成效。许多著名的军事谋略家都经历了这样一个艰苦的修炼过程。在我国古代，据《魏书》记载，“曹操文武并施，御军（带兵）30余年，手不舍书，昼则讲武策（战争理论），夜则思经传（文史经典）”。由于他长期不懈的学习，不仅成了我国古代军事史上跃马横槊的盖世英豪，而且还是一位文韬武略并备，有较深军事学术造诣的学术权威。
（四）要长期坚持军事谋略理论的修炼，还必须加强学习的计划性、系统性和针对性。
因为一个指挥员进军事院校进行学习的机会总是有限的，绝大部分要靠在职自学。然而，各级指挥员的工作都是十分繁忙的，这就需要科学地安排学习计划，有意识地进行军事谋略理论知识的积累。这样，从表面上看来时间安排是零散的，而获得的理论知识确是系统的。在学习中，还应该注意学习的针对性。由于每个人都有着各方面的差异，因而也程度不同地既有自己的理论优势，也有自己的理论盲区，所以，学习军事谋略理论就不能眉毛胡子一把抓，要因人而异，有针对性地读几本古今中外军事名著。首先要把毛泽东和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军事论著，古代的《孙子》，外国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名篇作为必修课，从中探求军事谋略的精髓，开拓现代军事谋略的新领域。其它可以选修，或者补修。
所以，作为一个现代军队的指挥员在学习军事谋略理论时，既要有“学万人敌”的雄心壮志，又要有掌握“万人敌”本领的刻苦精神，也就是说，一定要在提高自己军事谋略理论基础上下功夫，用气力，决不能略知其意就浅尝辄止。
二、寓谋于史——以史为鉴
对军事史的学习与研究是将帅进行军事谋略修养与训练的必要途径。
人类几千年的军事斗争史，实际上就是一部丰富多彩的军事谋略斗争史。人类历史长河中的许多著名战争、战役、战斗，都是军事谋略运用的生动体现。正是这些历史经验汇集成了一所军事谋略智慧的宝库。美军就把军事历史比作军人“智慧的源泉”。战史上那些名战、名将都早已载入史册，成为历史的陈迹了，而只有在战争实践中留下的奇谋良策至今仍交映生辉。因而，军事史成了哺育将帅智谋的沃土、学校和良师。著名军事家约米尼在《战争艺术》中说过：“一切战争艺术的理论，其唯一合理的基础就是战争史的研究。”又说：“以正确原理为基础，所形成的正确理论，有实战的经验和战史的研究来当作它的背景，足以当作是一个最好的学校，以来训练优良的将才。”所以，军事史在谋略训练中具有特殊的作用。
不可否认，军事谋略的实践是战争本身，提高军事谋略水平离不开战争实践。从实践中取得直接经验，这无疑是非常宝贵的。但是，战争并不是经常发生的。这就决定了指挥员并非都可能有很多的战争实践机会，有的一生难以获得这种直接赛谋斗智的良机。在这种情况下，运用军事史这所大学校进行军事谋略训练，就成为各级指挥员获得军事谋略知识，提高谋略水平的必要途径了。在这方面，许多世界著名军事家也都有精辟的论述。克劳塞维茨在《战争论》中说：“研究战争史是很重要的，因为通过战史的研究，就仿佛身临其境，亲眼看到事件的进程。从理论课程中学到原则只能帮助我们研究战史，使我们注意到战史中最重要的东西”。毛泽东指出：“一切带原则性的军事规律，或军事理论，都是前人或今人做的关于过去战争经验的总结。这些过去的战争所留给我们的血的教训应该着重地学习它。”①徐向前也明确地指出：“军事历史研究很重要。??我们军队院校要教战史，包括古今中外的战史。军事历史是一门科学。研究军事历史就是通过以往的战争实践来研究战争规律。‘历史是一面镜子’。掌握了丰富的军事历史知识，就能更好地借鉴古人和今人的战争经验。”“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历史知识太贫乏，要受到很大限制的。古语说，‘只有足智，才能多谋’，‘将不知古今，乃匹夫之勇’，这话是有一定道理的。”②目前许多国家的军界都十分重视运用军事史对指挥员进行军事谋略教育，在军事院校把军事史作为学员的必修课。军事历史对于每一个指挥员来说，是打开军事谋略宝库大门的一把钥匙，是锤炼军事谋略才干的一块石基，所以，必须以史为鉴。
古往今来，每个足智多谋、叱咤风云，大有建树的符帅，都是从军事史中吸取谋略智慧的高手。
被欧洲人誉为第一名将的拿破仑，在少年军官学校学习时，就特别酷爱军事史的学习，从战史中吸取谋略智慧。当时学校开设11门课程，而他非常喜欢读希腊、罗马战争史，特别崇拜古代战争名将和英雄的智谋和业绩。他把许多课余时间用来阅读古代名将传记。在他19岁的时候，当意识到自己将以军事为终身事业时，在公务之余，更加紧了军事史的自修。据记载，在此期间，他潜心钻研了亚历山大、汉尼拔和凯撒等名将指挥过的83次战争的经验，从中获得了军事谋略营养。他在回顾这段体会时说：“象亚历山大、汉尼拔、凯撒、古斯塔夫——阿道夫、杜伦尼、尤金亲王和腓特烈那样进行进攻战争吧！读一读反复地读一读他们83次远征的厉史，并根据这些历史进行自己的思考吧！这是成为伟大统帅和揭开军事学术之谜的唯一手段。这样，你就会得到启示，你就会抛弃那些与伟人们所坚持的原理背道而驰的规则。”
①欧洲许多军事家在研究拿破仑指挥的50多次战役后认为，拿破仑的军事谋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5 页。
② 《军事学术》杂志1981 年第1 期第2—3 页。
① 《拿破仑的军事生涯》第115—116 页。

略思想和战争原则，大多数源于古代欧洲名将的论著之中。
刘伯承是一位在军事历史“学校”毕业的一代中国名将。早年，他从一
个青年军人参加护国护法战争的时候，就开始悉心研读《孙子》了。之后的
几十年中他对古代、近代兵法研讨从未间断。他对《孙子》爱不释手，对《六
韬》、《三略《司马法》、《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左传》等也非常悉，
许多重要章节都能背诵如流。他不仅熟谙中国兵法，而且对外国著名军事家
的论著和传记也很注意研究。他反复阅读过苏沃洛夫的《制胜科学》，克劳
塞维茨的《战争论》，以及托尔斯泰、法捷耶夫、西蒙诺夫等人描写战争的
文艺作品，同时他还细心研究过日俄战争史和苏联红军继斯大林格勒会战之
后的10个战略性进攻战役的经验，从中研讨识谋、用谋的奥秘。战争实践证
明，刘帅智谋过人，与他注重吸取军事史中百家军事谋略思想密不可分。朱
德称赞刘伯承“在军事理论上造诣很深，创造很多。??有古名将风，为国
内不可多得的将才。”陈毅用生动形象的诗句评价刘伯承说：“论兵新孙吴、
守土古范韩。”
从战史中学习军事谋略思想，是一个浩繁的工程，它不仅时间长，而且内容相当广泛。因此，必须有正确研讨方法，常见的有这样几种：一是在批判中求继承。马克思主义认为，社会的存在决定社会的意识；但是，一种社会意识一经产生出来，就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并对社会实践产生反作用。军事谋略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也概莫能外。一种谋略思想、原则，首先是在当时的战争实践的沃土上培育出来的，同时又是对前人优秀军事谋略思想、原则的继承。《孙子》继承前人的谋略思想，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也继承了孙子的许多谋略思想。所以，在吸取战史中军事谋略思想原则时，首先要继承前人的优秀的宝贵遗产。当然，继承不是照抄照搬，食古不化，而是要在批判中求继承。克劳塞维茨在谈到研讨战争史方法时认为，“考证历史上可疑的事实”，是一种纯粹的历史研究，而“从原因推断结果”和“对使用的手段进行检验”则都属于批判性的研究。①他这里所说的批判，主要是指对战争中的谋略思想、谋略手段以及战略战术原则运用的效果作客观的分析与评估，以去粗取精。今天，我们所说的“粗”，就是战史中蒙在某些军事谋略之上的、带有封建迷信或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的糟粕。“批判”，就是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拂去军事谋略思想上的尘埃，吸取战史中军事谋略思想的真正价值，以资借鉴。
二是在借鉴中求发展。继承的目的在于借鉴和应用。运用，从某种意义上讲就是发展。古语说：“观今宜鉴古”“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历史是现实的一面镜子，现实的军事斗争中赛谋斗智的思想、原则、手段，大多可以从战争史中找到影子，有些有惊人的相似之处，究其原因，就是借鉴其普遍意义的缘故。只有善于借鉴历史上成功的谋略思想、原则、手段，才能有所发现，有所发展。在长期的革命战争实践中，刘伯承元帅是借鉴和发展古代谋略思想，创造新战法的典范。如“围城打援”，“夺城打援”，“攻城打援”，“攻其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围三阙一，网开一面，虚留生路，暗设口袋”等等。这些军事谋略思想的运用，大都源于古人又高于古人，鉴古而不泥古。外国一些资产阶级的军事头目和军事理论家，也十分重视借鉴军事史的谋略思想来解决现实的军事问题。1962年美国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 卷第190—191 页，解放军出版社1964 年版。
总统肯尼迪，曾运用孙子“不战而屈人之兵”和“兵不厌诈”的谋略思想，成功地迫使苏联从古巴撤除了导弹基地。80年代初期。美国战略研究中心斯坦福研究所主任福斯特和日本京都产业大学教授三好修合作，运用《孙子》的谋略思想研究对苏战略，他们认为，苏核战略重点打击美国的核战略力量，这是《孙子》的“伐兵”思想，而苏联的真正战略目标是争取“不战而屈人之兵”，立足于生存与胜利。美国的“确保摧毁”的战略，把打击城市（消灭社会财富）放在首位，这在《孙子》看来是一种最拙劣的万不得已才实行的战略，即攻城战略。据此福斯特提出，美国要借鉴《孙子》的谋略原则来修订现在处在十分不利的美国战略。提出用“相对确保生存和安全”取代“相互确保摧毁”，把军事力量作为战略打击的目标。据《纽约时报》1980年8月8日报道，当时的美国卡特总统接受了福斯特的“孙子核战略思想”。由此可见，在借鉴中应用，应用就会有发展。
三是在比较中求规律。比较是认识事物规律的科学方法。毛泽东不仅明
确提出了“有比较才能鉴别”①的科学论断，而且还明确提出了比较的科学方
法。1942年3月30日，他在中共中央学习组发表的《如何研究中共党史》
的讲话中所讲的“古今中外法”，可谓是对比较研究历史方法的高度概括和
总结。我们从战史中学习军事谋略思想也必须遵循这一科学方法。随着科学
的发展，近几年出现了各种各样的比较法，比如，定性比较法、定量比较法、
专题比较法、级别比较法、层次比较法等等，其中最常见的是纵横比较法，
也就是古今中外法。因为几千年的人类战争史，也是谋略斗争史，其自身就
是古今中外、纵横交错、千姿百态的。只有对发生在不同时代、不同国家、
不同民族、不同地域、不同阶级的军事谋略思想、原则和实践，进行系统地
比较。才能揭示其共性和个性特征，把握“铁一般的必然”，即识谋、定谋、
用谋的基本规律。具体来说，“纵”的比较，即沿着历史发展的先后，作纵
向观，也就是从古到今一代一代进行比较，也叫古今法。如中国历代军事谋
略思想的比较，西方历代军事谋略思想的比较；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
大林、毛泽东等无产阶级军事谋略思想的比较等，从中看提高，看发展，看
前世对后世的影响，看后人对前人继承了什么，抛弃了什么，补充了什么，
创造了什么，道理何在。还可以以某一谋略思想为主线，把历代战史中有关
这个问题的思想、观点全部找出来，分类、排队，然后进行归纳分析，这样
就可以在这个谋略思想上窥见古今全貌了。横的比较，即按空间范围国与国，
地域与地域、民族与民族等进行谋略思想的比较，也可以叫做中外法。如中、
美、苏、英、法、德、日等国的军事谋略思想比较，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军
事谋略思想的比较，中国的《孙子》与欧洲的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等军
事谋略思想的比较。通过横向比较，从中找出有哪些是共同遵循的军事谋略
原则，在军事谋略运用上有些什么共同的规律，我们应当从哪几个方面去发
展古今中外带共性的谋略思想。当然，作纵、横交叉的比较也是很有裨益的。
总之，从战史中研讨军事谋略的方法很多，以上只是一些通用的方法。
三、寓谋于例——战例剖析
战例是各种军事谋略的载体。每个战例，不论是成功的还是失败的，无
① 《毛泽东选集》第5 卷第416 页。
不打着敌我双方指挥员赛谋斗智的烙印，忠实地记录着指挥员识谋用谋的真实过程。如果说战史是一所军事谋略训练的大学校的话，那么战例则是这所学校中最有权威的传授军事谋略的高级教官。许多军事理论家认为：史例可以说明许多问题，在经验科学中它们最有说服力，尤其在军事艺术中更是这样。因此，在现代条件下对指挥员进行谋略训练，搞好战例的剖析是一个重要方法。
毛泽东在研究古今中外指导战争的经验时，十分重视典型战例的剖析。
他为了总结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的经验，论证包括军事谋略思想运用在内的
战争指导规律时，曾详细地研究了我国古代著名战例：齐鲁长勺之战、楚汉
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魏赤壁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
在抗日战争时期，他不但研究了我国古代战例，还特别研究了拉丁语系国家
占中有关，英占北美、印度，以及斯大林格勒之战等国外著名战例。毛泽东
从这些典型战例剖析中，不仅发展了我国古代军事参谋略思想，而且研究和
掌握了对付中外敌人的用谋规律。正是由于毛泽东自己从战例解剖中获益匪
浅，所以，他特别提倡用战例训练干部，提高军事谋略水平和指挥能力，做
智勇双全的指挥员。他在抗日战争直至解放战争时期就反复告诫部队训练要
“详举战例”①，特别要“引证不良战例以为鉴戒”②。
在现代，战争的规模、形态虽然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但战例对指挥员的教育价值愈来愈被人们所重视。美苏都建立了有战例在内的数据库。数据库的创始人T·N·D杜派认为：“对战争活动规律的认识，必须采用建立在大量史例资料基础上的定量分析。”为此，在美国战争数据中目前就收藏了世界著名战例600 多个。苏美还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战例进行了系统的研究，出版了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上千部专著，以供指挥员进行军事谋略分析和训练。
运用战例进行军事谋略训练，既要有一定的数量，更要注意挖掘战例中
的谋略思想。军事谋略本来就是一个多种类、多层次的知识体系。因而，在
选择战例时就要特别注意其类别和层次。既要选古代的，又要选现代的；既
要选中国的又要选外国的；既要选战斗、战役的，又要选战略的；既要选成
功的，又要选失败的。这样才能建立起立体的谋略战例体系，使指挥员从各
种类型、各种层次的战例中学习各方面的军事谋略思想。所以，没有一定数
量的战例，这个立体的谋略战例体系是建立不起来的。但是，又不能仅仅满
足于一般举例的数量，更重要的是注重挖掘战例中的谋略价值。有的战例非
常抽象、于巴，只有几条筋，大多是敌我态势、决心企图，战斗经过、战果、
几点体会等等，不是被庞杂的史料把军事谋略思想淹没了，就是把识谋用谋
过程抽象掉了。因此，在考察某一战例中的谋略时，需要占有与该战例有关
的史料，尔后从中了解敌我双方指挥员是怎样识谋的，怎样运筹的，怎样进
行谋略决策的，采取了哪些谋略手段和措施，最后的结局如何等。从深层次
挖掘其军事谋略思想。如果不作这番挖掘工作，战例举得再多，对提高谋略
水平也是没有多少益处的。
在考察战例中的谋略活动过程中，不能直观地只看其直接结果，还要善于从不同的角度进行深入的剖析，这样才能从一个战例中获得更多方面的军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094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22 页。

事谋略思想。克劳塞维茨在他的名著《战争论》成书之前的12年中，从不同角度曾剖析过130多个战例。他认为，战争同其它事物一样，它的各个组成部分是相互联系的，每一种原因，每一种手段都会对最终的结果产生不同的影响。他曾以1797年3月，拿破仑率领意大利军团，由塔利亚曼托河进攻奥地利的卡尔大公，最后导致了双方签订累欧本停战协定为例，进行了六个方面的剖析，生动他说明了从不同的立足点和不同的角度剖析史例，学习军事谋略思想的重要性。(1)拿破仑谋略企图是，迫使卡尔大公在其援军未到达之前同意大利军团决战。直接目的是让卡尔大公不战而退，使拿破仑进入奥地利帝国的心脏部位，以支持法国的两支军团的进攻，从低层次的角度看，克劳塞维茨认为拿破仑的谋略企图是正确的。(2)他从另一个角度即法国督政府方面进一步考察，认为拿破仑越过卡尔大公放弃的诺里施阿尔卑斯山防线的进军行动又是不高明的。因为奥国统帅如果利用援军迅速在施太厄马克组成强大的预备队，来进攻意大利军团，这样，不仅意大利军团可能遭致全军覆灭，而且法国督政府原准备在6周之后发起的莱茵战役也会失败。因此，这个军事行动就太冒险了。(3)他又进一步从奥国的角度分析认为，拿破仑要实现进逼奥国心脏的谋略企图，必须取决于奥国人对保住维也纳的重视程度。即是保住维也纳接受拿破仑的媾和条件，还是暂放弃维也纳向辽阔的腹地后退。(4)他又考察了如果奥国军队继续后退，法国在这种情况下有无胜利的把握。(5)在确信法军的兵力占优势的情况下，他又考察了法国督政府想利用这一胜利达到什么目的。如果想彻底打垮奥国，甚至占领奥国大片领土，法国在战略上面临兵力不足的局面，这样就不能实现拿破仑迫使卡尔大公不战而退的谋略价值。拿破仑正是看到了这步棋的后果，才机智的同奥军签订了停战协定。(6)他又深入考察了拿破仑签订停战协定的谋略思考：因为拿破仑既看到了奥国人可能为避免重大牺牲或由于他的声威而屈服：也考虑到万一奥国军民坚决抵抗，自己也有失败的危险。正是基于这种判断，签订停战协定的谋略行动才是正确的。克劳塞维茨这种从不同立足点和不同角度剖析战例，研讨谋略的运用，是值得我们仿效的。
运用战例进行谋略剖析，还应当以近代或现代战例为重点。因为古代的战例，由于作战规模、作战条件以及作战方式的限制，许多谋略思想虽有借鉴意义，但毕竟没有象近代和现代的战例为人们所熟知，借鉴作用那么大。正如克劳塞维茨指出的：“最近的战史，只要它是大家都熟悉的和经过研究的，就永远是选择史例的最好来源。”①当然，选用近代和现代战例时，找那些一例多谋的战例加以剖析，收获会更大一些。比如发生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尾声的诺曼底登陆作战，就是这类典型战例。按照当时的自然条件，从英国东南部渡过加莱海峡到达法国的加莱地区登陆，比从英国南部渡过英吉利海峡到达诺曼底不但距离近，而且运输方便，便于空中支援。德军从思维的惯性认为，盟军登陆不会舍近求远，放弃这个理想的登陆点，于是德军就把重兵布在加莱地区。而盟军的谋略思维计高一筹，恰恰利用了德军这一心理把登陆点选在诺曼底。为了实现这一企图，英国首相丘吉尔用他的情报机构成立了一个控制小组，以此施展各种疑兵之计，进行了一系列瞒天过海、以假乱真的欺骗行动。先是假装在爱丁堡附近驻有25万人的英军，不断用伪造的师、军团的名义拍发各种电讯，故意让德军情报机关收听，继而精心选了一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 卷第230 页解放军出版社1964 年版。
位战前当过25年演员的中尉，作为英登陆司令员蒙哥马利元帅的替身，离开英国本土前往直布罗陀和阿尔及尔，并故意放风说此行的主要使命是编组英美联军，使德军进一步相信盟军一定要在法国加莱登陆；盟军还假装有一支达百万人的集团军驻在英国东南沿海一带，并任命美国的巴顿为该集团军的司令，佯攻加莱；还专门派人到中立国家收购加莱海岸的详细地图等等，通过这一个个谋略手段，最后终于在诺曼底登陆成功。这个战例不仅接近现代，而且包含着多种谋略手段的巧妙运用，真是一幕有声有色谋略战的活剧。
四、寓谋干练——模拟演练
模拟演练，是进行谋略训练的重要环节，是对指挥员谋略知识、谋略能力的综合性检验。特别是和平时期，运用模拟演练进行赛谋斗智更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这种方式是对未来战场情况的模拟，对长期没有实战锻炼机会的指挥员来说，提供了智力对抗的直接“战场”，进而缩小平时与战时的差距。要打胜仗，就得先练好以谋取胜的本领再去求战。相反，凡失败者大多是因为平时不注重谋略训练，常常是光打起来再去求胜。实战要求指挥员的智谋很高，决策不得有误。只要智力之箭发出之后是无法收回来再重来一次的。如果平时没有一定的谋略训练，战场上一旦发生出乎预料的情况，而无出于预料的对策，结局只能是败北。所以有人提出这样一个口号：“宁败于操场，不败于战场”，这是十分有见地的。
运用模拟演练进行谋略训练并不是什么新鲜招数，古今中外常用此法。据传孙武在著兵法时，就一边用筹策推演，一边进行谋略研讨。公元1 世纪初，马援聚米堆成“山谷”。向光武帝刘秀介绍夺取西北的谋略，这是见于史书的最早的“沙盘作业”，“沙盘作业”后来在日本、印度广为流传。采用初具正规形式的作战模拟对军官进行谋略训练，还首推19世纪的欧洲普鲁士军队，直至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作战模拟训练仍处于手工式阶段。随着现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目前已经把系统工程、信息理论、运筹学、数学模型、显像技术、微机等引进到了计算机模拟系统，大大提高了作战模拟能力，为作战模拟开辟了诱人的广阔前景。它能以高科技手段，愈趋逼真地模拟出高度复杂和规模巨大的现代化战争运筹、决策过程，优选作战方案。它被人们誉为未来战争的“试管”。
发达的军事国家不仅重视作战模拟的现代化，而且还特别重视近似实战、检验性的演习，以促进指挥员谋略观念的现代化。美国成立了实战模拟演习中心。美海军军事学院还专门设有军事导演系，专门从事各种条件下、各种类型的战略、战役的想定设计，让学员扮演敌我双方指挥官。现在突破了海军的导演范围，已扩大到美军的国防建设，对外战略等高层次课题的导演。有人称这种演习为赛谋斗智的“试验室”。也有人预计，未来许多高明的军事谋略思想、原则将在这个实验室里胚胎、发育、分娩。这大概不是幻想，不是夸张。
军事谋略的模拟演练也需要循序渐进，由浅入深，由理论到实践。分层次，分对象的进行。一般他讲，基层指挥员结合营连级战术模拟演练，可进行单计单谋或多计多谋的训练。而战役指挥员谋略模拟演练的想定，层次要高，情况设置要更复杂，难度更大，要求更严。刘伯承在60年代组织全军高级干部战役法集训时就曾说过：唯其高级干部就愈要严格，他们差之毫厘就会失之千里。然而，不论进行那一级的谋略模拟演练，都需要解决好这样几个带共性的问题：
第一、演练一定要逼真。“逼真”这是对抗性军事演练的共同要求，而军事谋略训练，更要“真上加真”。如果想定设置的情况一厢情愿，演练所得的谋略对策就失去了针对性，有效性，也就等于失去了军事谋略的使用价值。这种演练既是人力物力的巨大浪费，又是无谓的智力消耗。平时弄虚作假，战时就会遭受无情的惩罚。有这样两个正反战例很说明问题：一个是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的实例。在偷袭之前日本曾进行过两次沙盘作业和三次图上模拟演习。第一次沙盘作业由特遣司令官南云中将指挥代表日本的蓝军，为了解决演练真实性问题，精心挑选了精通美国海军战术的“美国通”小川贯灵大佐作为对手，山本五十六命令他以全力指挥代表美军的红军与日军对阵，经过一番识谋破计的争斗，经裁决，第一局蓝军损失过半，以失败告终。山本五十六根据这次演习中暴露出的问题，修改了原来的作战方案后，又进行了第二次作业。这次蓝军利用夜暗接近敌人，高速南下，在红军巡逻机未出发前实施攻击，获得成功。在两次沙盘作业的基础上，日军又三次用船舰模型在图上进行逼真的推演，前两次都在美军的防御措施和逆袭下失败，直到第三次改变了袭击方向，航空部队配合得分秒不差，收到了最佳效果。然后，付诸战争实践，果然获得成功。与此相反的一个战例是，时隔半年多之后，日本在中途岛的惨败。这次模拟演练人员的组成，演练方式与上次大致相同，所不同的是，日本把这次作战计划建立在“美军只能在中途岛遭到攻击之后才能作出反应”的主观设想上。演习开始后，代表美军的红军象上次一样，运用各种谋略手段全力作战，裁判按规则裁定，代表日军的南云舰只毁伤了三分之二，这一局失败了。这下子激怒了这次模拟演习的主持者字垣海军上将，认为这不符合日本海军作战精神。在第二次演习中，扮演美军的日军指挥官尽最体现日本最高指挥官的作战意图，迎合上司的情绪。这次按照导演者主观臆想的作战模拟，演习虽然取得了胜利，而实战却给了无情的回答：3艘大型航空母舰顷刻间被毁两艘，飞机270架被毁。这个实战结局几乎和第一局演习所得的结果完全一样。由此联想到我军的某些演习值得注意纠正的情况：有些指挥员在演习之前就预先想好了一个成功的结局，总是敌军一击即溃，我军一攻必胜，不是把斗智斗谋贯穿于全过程，而是一厢情愿，有的演习内容为了“体现”我军的某一战术原则而设置敌情，根本不考虑敌人的作战特点。这种演习表面上是“红”、“蓝”对抗，实际上是自欺欺人。常言说：刀兵相见，水火无情。“操场”上失败千次是可以纠正的，并且通过失败可以增长识谋用谋的本领，而战场上一次用谋不当就可能造成失败。所以在谋略演练中，应千方百计地把敌我情况搞得复杂一些，难度大一些，逼真一些。要逼真，最好培养一些“外军通”当导演，让他们根据敌我双方的真实情况设置想定研谋斗智。外军演习已经注意到这个问题。1988年8月，美军针对苏军特点进行了一次模拟演习，经过红蓝双方认真的推演，两军只打了个平手而告终。苏军以我军现代化装备为背景，在中蒙边境也进行了一次集团军规模的战役模拟演习，经过认真推演，结果苏军以自己失败而结束。这都说明演习必须逼真，才能学到识谋破谋的真本领。
第二、演练要突出博弈性。克劳塞维茨说：“在军事艺术中，数学上所谓绝对值根本就没有存在的基础，在这里只有各种可能性、概然性、幸运和不幸运的活动，它们象织物的经纬线一样交织在战争中，使战争在人类各种活动中最近似赌博。”①“博弈”一词源于《论语》，博者局戏（古代赌博方法）；弈者围棋也。军事上的博奔论即“对策论”，起源于竞技、赌博与下棋。“赌博”指的是战争的盖然性、偶然性，“对弈”指的是战争中的谋划与谋略决策。因为棋逢对手，总要考虑对方棋子走法的多种可能和自己行动的多种选择，经过一番谋虑之后方投一子，后来人们把这一斗智规律引进了军事谋略训练领域。随着科学技术的发展，这一棋盘上的对策方法已发展成为通过计算、论证而得出结论的科学，即“博弈论”，成为指挥员打开在偶然性中对抗斗争迷宫的一把智慧的钥匙。早在1928年，美国著名数学家冯·诺伊曼经过数学演算最先证明，军队在交战双方都相互不完全了解的情况下，以对方采取最高明的谋略为前提，仍能保证己方获得最大利益的最小最大定理，为现代博弈论奠定了理论基础。他的基本思路是：事前把敌我双方可能采取的各种谋略手段详细地一一列举出来，然后通过计算机进行周密计算，综合分析，权衡利弊，优劣对照，最后产生出“万无一失”的制胜方案。
“博弈论”问世之后，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并获得了巨大的成功。现代条件下进行模拟演练、傅奔对策，对谋略要素计算要更加准确，对策的可行性的论证要更加周密。加强对敌军信息的收集与研究，是谋略模拟演练，博弈对阵的关键。
第三、演练要在练谋略思维上下功夫。一场逼真的谋略模拟演练，固然要关注谋略能力的全面锻炼和提高，但更要注意谋略思维能力的训练。因为谋略思维是谋略能力中的核心，它贯穿于识谋定策的全过程。军事谋略运筹的过程，就是科学思维、创造性思维的过程。所以，谋略的模拟训练应当把谋略思维训练放在首位。
为了更好地在模拟演练中提高谋略思想水平，必须注意克服指挥员在战场上常讲常犯的毛病：
消除思维定势的影响。所谓思维定势，是指指挥员受已有经验、知识的影响，在谋略运筹中产生的习惯性的直线式思维。这种思维集中表现在经验思维和公理思维两个方面。这种思维方式很难产生克敌制胜的奇谋妙计。所以，在模拟演练中，就要强化辩证思维的方法，优化己有的知识和经验，使自己的知识和经验变为一种流动的活水，这样才能激发科学思维的创造力，启迪谋略的灵感，点燃智慧的火花，作出高谋。
缩小思维“盲区”。谋略思维“盲区”，指的是对作战中各种难以预料
的意外情况的处置能力。敌我双方的指挥员在斗智中总是千方百计地判断和
扩大对方的思维盲区和“思维死角”。战场上总是风云变幻莫侧，不管是胜
利可待之时，还是被动于危难之际，在指挥员面前随时都可能出现几道难题，
照常思维往往是无计可施，超常思维往往是急中生智，收绝路逢生之效。因
此，在模拟演练中要注意从多方面锻炼指挥员，使之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
不同侧面去思考问题，扩大自己的思维领域。这就是人们常讲的思维的整体
性、系统性、层次性、立体性。这些思维方法，有助于克服谋略恩维“盲区”，
能有效地开阔视野。
排除思维干扰。在赛谋斗智的战场上，指挥员始终置身干纷纭复杂、瞬
息万变的信息浪潮冲击之中，敌人总是运用各种手段释放各种信息刺激、干
扰指挥员的谋略思维。比如，故意挑逗使你发怒；散布假情报使你狐疑；佯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 卷第47 页，解放军出版社1964 年版。14
攻袭扰使你疲惫等等，在这种刺激、干扰的心理压力下，谋略思维易发生素乱，影响谋略的质量。所以，在模拟演习中，必须重视近似实战条件下抗干扰的谋略思维能力的训练，能在各种干扰面前始终保持冷静的头脑，稳定的情绪，以防止军事谋略的失误。
本章讲到的“寓谋于论”、“寓谋于史”、“寓谋于例”、“寓谋于练”，这可以称作军事谋略训练的不可分割的四环节，这四个环节是由理论到实践，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紧紧联系在一起的。所以在军事谋略训练中，既要注意其独立性，又要注意其整体性。
在现代条件下我们的对手都相当重视军事谋略训练，不仅成立了专门机构，编有专门教材，开设专门课程，组织演习，而且在这方面正日趋现代化、规范化。面对这样严峻的挑战，我们要想在未来战争的大棋盘上博弈对阵、赛谋斗智，夺取胜利，就必须重视军事谋略训练，培养出成千上万个足智多谋的现代新孙武；研究适应未来战争的《孙子》式伪军事谋略学。部队和院校都应当加强军事谋略的研讨和训练，努力抢占军事领域中的“智力高地”。这样我军才有可就跻身于世界先进学术之林，在“智战”中立于不败之地。
第十章军事谋略规律
世界上万事万物的运动都有自身固有的规律。军事领域的斗智活动当然
也有规律。在儿千年的战争实践中，古今中外军事家赛谋个智，总是受着军
事谋略规律即斗智规律的制约。何谓斗智规律？列宁说：“规律就是关系??
本质的关系或本质之间的关系。”①毛泽东说：“客观事物内部的联系，即规
律性。”②斗智规律，就是构成斗智诸因素之间内在的、稳定的、必然的联系。
它具有客观性、必然性和普遍性。毛泽东经常告诫人们：“不论做什么事，
不懂得那件事的情形，它的性质，它和它以外的事情的关联，就不知道那件
事的规律，就不知道如何去做，就不能做好那件事。”③因此，深入探究斗智
规律，对于提高各级指挥员的军事谋略水平，在未来的战争舞台上战胜狡猾
的敌手，是至关重要的。
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军事谋略的基本规律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军事斗争的根本法则，也是斗智的基本规律（基
本原则）。《孙子》曰：“兵不顿而利可全，此谋攻之法也。”④这个“法”，
可以理解为基本规律或基本原则。毛泽东指出：“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个战
争的目的，就是战争的本质，就是一切战争行动的根据，从技术行动起，到
战略行动止，都是贯彻这个本质的。战争目的，是战争的基本原则，一切技
术的、战术的、战役的、战略的原理原则，一点也离不开它。”①
我们从毛泽东的上述论断中可以得到四点认识：第一、保存自己消灭敌人是战争的本质。它普及于战争的全体，贯穿于
战争的始终。
第二、它是战争的目的，也是斗智的根本目的。斗智，说到底，就是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充分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运用各种谋略手段，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最大限度的保存自己，最大限度的消灭敌人）。斗智的一切活动都是紧紧围绕这一基本规律而展开。如果评价军事谋略的水平高低，要有一个客观尺度的话，那么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就是检验的标准。
第三、它是制订其他一切军事谋略原则的根据。
诸如下列十三条谋略原则（古今中外十三谋）：
为国家安全利益而谋原则；
知彼知己原则；
因敌制胜原则；
系统运筹原则；
立足全局原则；
效益优化原则，
军政两手原则；

① 《列宁全集》第38 卷第161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759 页。
③ 《毛泽东选集》台订本第155 页。
④ 《孙子·谋攻篇》。
① 《毛泽东选集》第2 卷第450 页。

利用矛盾原则；
隐蔽斗争原则；
攻心为上原则；
诡道制敌原则；
出奇制胜原则；
集中兵力原则。

所有这些原则，无一不是以保存自己消灭敌人为根据的，无一不是反映这一斗智基本规律（基本原则）的。
第四、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斗智规律是发展的。历史证明，一切战争指
导规律，都是依据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实践的发展而发展。每个时
代，每个国家，由于战争性质不同，生产力水平的不同，科学技术用于军事
领域的程度不同，战争实践经验不同，因而，战争形态、规律、作战样式也
各不相同。战争情况的千差万别，决定着人们对军事谋略规律、谋略原则的
认识和谋略手段也各不相同。今天乃至未来战争，由于先进的科学技术广泛
地运用于军事领域，如：种类繁多的大规模杀伤破坏性武器，电子、卫星高
晰度侦察技术，高度精密的自动化指挥系统等等，不断出现于军事舞台，并
日新月异，迅猛发展，这对部队如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运用保存自己消灭敌
人这一斗智规律，提出了一个又一个新课题。因此，我们在研究未来战争时，
必须着眼于特点，着眼于发展，深化认识，探讨以智取胜的新方略。
二、军事谋略规律与唯物辩证法
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斗智规律，古今中外军事家可以说都知道，然而当运用这一规律时，其谋略水平就有高低之分，指导战争就有胜败之别。蒋介石斗垮了所有军阀，却斗不过无产阶级革命家毛泽东；马歇尔是美国的著名参谋长，却斗不过中国的周恩来，国民党的“小诸葛”白崇禧也有点“名气”，却斗不过共产党的刘怕承，这是为什么呢？从我党内来说，王明指挥红军作战，常常中敌人计谋，一败再败，30万红军最后只剩下3万；毛泽东为代表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指挥我军作战，最后消灭国民党军队800万。这又是为什么呢？其根本区别就在于立场、观点和方法不同。
尽管许多人都学《孙子》兵法，都知道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条基本规律，但对不懂（或装懂）唯物辩证法的人说来，仍然不可避免地吃败仗。唯物辩证法是一门关于外部世界运动和人类思维运动一般规律的科学。军事领域中的斗智运动，同社会生活和自然界其它任何领域一样，都有唯物辩证法的一般规律和范畴起作用。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斗智规律，就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在特殊领域中的特殊表现。
（一）斗智的胜负首先取决于能否坚持主客观一致
毛泽东指出，要做“智勇双全的将军”①。“那就是熟识敌我双方各方面的情况，找出其行动的规律，并应用这些规律于自己的行动。”②“这样的军人指导战争或作战，就比较地有把握，比较地能打胜仗。这是在长时间内认识了敌我双方的情况，找出了行动的规律，解决了主观和客观的矛盾的结
① 《毛泽东选巢》合订本第162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2 页。

果。”③然而，在赛谋斗智过程中，并不是每个指挥员都能做到主观和客观相一致的。在军事历史上，那些战争疯子，反动的将帅，他们虽然在某一个战争阶段，某一个战役、战斗上，由于种种特定的因素，也能暂时做到主客观一致，取得局部的、暂时的胜利，但最终逃脱不了失败的结局。因为他们的反动的阶级立场，侵略扩张的野心，唯心主义的世界观，决定了他们的主观世界在总体上根本不可能如实地反映敌我双方的客观实际。唯意志论驱使他们总是过高地估计自己的力量，过低地估计对方的力量。因而，他们的军事谋略常常建立在主观与客观相脱离，错误地判断敌对双方情况的基础上。
即使在革命军队中，也不是所有的指挥员都能做到主、客观一致的。在我军战史上，毛泽东曾多次批评过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冒险主义和保守主义，拼命主义和逃跑主义等等，都有其主观片面性的认识论根源。他们不是失败于战争中的唯心论，就是失败于战争中的机械论。
（二）斗智的胜负还取决于能否辩证思维
谋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创造性思维活动，它一刻也离不开辩证思维。毛泽东说：“指挥员正确的部署来源于正确的决心，正确的决心来源于正确的判断，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和必要的侦察”，并“将侦察得来的敌方情况的各种材料加以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思索。”① 毛泽东这一至理名言，包含着识谋、定谋的思维程序和科学的思维方法。这两者构成了斗智的创造性思维规律。
在斗智中，最最使人头痛的是“识谋”。因为敌我双方指挥员为了隐蔽
自己的真实意图，往往不择手段地在它的外面蒙上层层假象，有时真真假假，
虚虚实实。克劳塞维茨说过：“战争中行动所依据的情况有四分之三好像隐
藏在云雾里一样，是或多或少不确实的。因此，在这里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
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来辨明真相。”①正因为如此，侦察得来的各种情
报，也往往是虚实交织、精粗混杂，真伪难辨，真好似进入了一座迷宫一般。
但是，只要按照辩证思维规律思索、分析，就能剥去种种伪装，发现其优中
之劣，利中之弊，虚中之实，实中之虚，真中之假、假中之真，高精度地识
破其隐藏在深层的阴谋诡计，把握其真实企图。比如，美国在侵略朝鲜战争
中，曾再三声明，他们决“不越过三八线”，决不越过所谓的“麦克阿瑟线”。
他们制造了种种假象，以麻痹朝鲜人民和我国人民。他们侵略朝鲜的真实意
图是什么？毛泽东和其他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把当时发生的种种怪事联系
起来进行了一番考察：美国为什么在侵略朝鲜的同时派第7舰队进驻我国台
湾；为什么派飞构轰炸我国东北边境城镇；再联系到他们一贯敌视社会主义
制度的阶级本性，经过一番分析，美国的诡计被我们识破了。他们“不越过
三八线”是假，妄图把刚刚诞生的社会主义中国扼杀在摇篮里是真。据此，
党中央、毛泽东立即作出了抗美援朝的英明决策。
辩证思维包括灵活用谋的主观能动性。斗智的胜负，不仅在于识谋，还要看用谋，而用谋的关键在于是否充分发挥了人的自觉能动性。如果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能最太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就能敌变我变、计高一筹。相反，如果只知照抄照搬条条，不会结合实际灵活运用，最终也要招致失败的。
③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5 页。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63 页。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 1 卷第83 页，解放军出版社1964 年版。

当然，用谋的灵活性离不开计划性。计划性是统筹全局的，各个局部指挥员必须在计划性允许的范围之内，根据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灵活用谋。如果原计划全部或部分的已不适应战场变化了的情况，这就要视情况灵活处置。但这种灵活性必须自觉的服从全局的利益。施计用谋的灵活性和计划性都是主观能动性的表现。
三、军事谋略规律与兵民为本
兵民为本是唯物史观和战争的正义性在斗智问题上的集中表现。
古往今来的军事家。在赛谋斗智的过程中都发现人民群众是不可缺少的
因素。《管子》认为，“凡兵之胜也，必待民之用也。”《淮南子》中写道：
“举事以为人者，众助之：举事以自为者，众去之。众之所助，虽弱必强；
众之所去，虽大必亡。”剥削阶级的军事家虽然也在一定程度上认识到民众
的因素不可忽视，但唯心史观决定了他们不可能从根本上认识到人民群众在
战争中的作用，非正义战争决定了他们脱离群众。因而，他们的计谋再高明，
也终因得不到人民群众的支持而宣告破产。
马克思主义者对民众在战争中的作用的认识，是建立在唯物史观基础上的，认为人民群众是战争的主体和根本力量；革命战争是群众的战争，只有动员群众，才能进行战争；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正义的战争能得到人民群众的拥护，群众把参加战争看作是解放自己的神圣事业。毛泽东军事谋略思想，正是建立在人民战争基础上的。这也是毛泽东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战争中以谋制胜，创造奇迹的根本所在。
从实践上讲，兵民为斗智之本，主要表现在两个方面：
一方面，人民群众是智慧的源泉。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陷敌于灭顶之灾。“麻雀战”、“地道战”、“地雷战”等，反映了军民结合智斗日寇的动人景象。尽管日本帝国主义武器精良，狐狸一般狡猾，但在足智多谋的中国人民面前，变成了丧家之犬，处处被动挨打。
另一方面，充分发挥人民群众斗智的主体性，军事谋略就能发挥巨大作用。毛泽东说：“发动所有一切反对敌人的老百姓，一律武装起来，对敌人进行广泛的袭击，同时即用以封锁消息，掩护我军，使敌人无从知道我军将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去攻击他，造成他的错觉和不意的客观基础，是非常之重要的。”①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中央红军进行的第三次反“围剿”就是紧紧依靠人民群众，把不确实性留给敌人，使敌人在苏区乱碰乱担20多天找不到红军主力。后来当敌人兵分三路，形成月牙形包围圈，向红军主力集结地高兴圩一带逼近时，在群众的掩护下，红军主力在两股敌人20里的间隙中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重围。在敌人尚未明白之时，红军在莲塘、良村、黄陂三战三捷，忽然东去。当敌人发觉之后，以密集兵力对红军实施大包围时，红军针对敌人害怕我主力北出临川的心理，使出一计：以一部兵力向安乐方向佯动，将敌主力向东北方向牵引。蒋介石果然中计，而红军主力在群众的掩护下，乘机再次钻“牛角尖”，从两路敌军相距十余里的大山之间，巧越过去，又回到了兴国地区。后来蒋介石再次西进寻找我红军主力决战，红军则利用良好的群众条件，调动和疲惫敌人，又向西转移到以均村、菜园岗为中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59—460 页。
心的山区，以逸待劳。这时敌人为寻找红军主力已在崇山峻岭中来回奔跑了两个月，拖得人困马乏，不得不结束“围剿”。我军乘敌仓促退却之机，实施追击，取得了黄土坳、方石岭战斗的胜利。上述谋略的成功，均是建立在人民战争这个优势之上的。这个优势，是革命战争所独有的，反革命的战争想要也办不到。毛泽东曾说，蒋介石曾多次集训他的将校，将我们的军事书籍和从战争中获得的文件发给他们研究，企图寻找对付我们的办法。但是这些努力，都不能挽救蒋介石军队的失败。
四、军事谋略范畴
范畴，是人的思维对客观事物的本质的概括和反映。军事谋略范畴，是
对斗智规律的本质及其不同侧面的概括和反映。军事谋略学除了“保存自己
消灭敌人”这一根本范畴之外，还有其它一系列范畴，常见的有：居安思危，
有备无患；知彼知己，优势与劣势，主动与被动，利与害；上策与下策，伐
谋与伐兵，心战与兵战；先发制人，后发制人；全局与局部，战略与战术；
进攻与防御，内线与外线，持久与速决；虚与实，奇与正；众与寡，分与合，
集中与分散；进与退，走与打、劳与逸等等。它们作为斗智规律的补充，各
自从不同的方面揭示了敌我双方斗智的对立统一关系。在这些军事谋略范畴
中，使用最普遍的主要有攻和防、进与退、虚与实、奇与正、分与合。这里
重点讲一下攻防、进退。
（一）攻与防进攻和防御不仅是战争的基本运动形式，而且还是军事谋略的一对重要
范畴。
第一、它是保存自己消灭敌人这一斗智基本规律的必然反映。毛泽东指
出：“进攻，是直接为了消灭敌人的，同时也是为了保存自己，因为如不消
灭敌人，则自己将被消灭。防御，是直接为了保存自己的，但同时也是辅助
进攻或准备转入进攻的一种手段。”①《孙子》说：“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
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故能自保而全胜也。”②这清楚地说明，斗智必须既
善攻又善防，这样才能达到既保存自己又消灭敌人的完全胜利。不论进攻还
是防御都离不开施计用谋，所以《孙子》独篇专论谋攻，《尉燎子》卷第二
开篇专讲“权攻”、“权守”即谋攻、谋守，把谋与攻守结合起来，交互运
用。
第二、攻与防是最普遍、最基本的斗智形式。斗智是主观能力的竞赛，
一切谋略实施之前还只是一种可能性，要使可能性变为现实性，就要通过攻
与防这种客观形式或载体体现出来，自古以来，尽管斗智花样不断翻新，但
总是展现在攻、防之中。可以说，没有不用计谋的攻防，也没有离开攻防的
谋略。同时，攻与防本身在斗智中又互为条件，互相渗透。攻、守相反相成，
有时以守为虚，以攻为实，有时以攻为虚，以守为实等等，就是两者相互渗
透的生动体现。
第三、军事汁谋是攻防转化之机。当然，攻防转化是要有条件的，这里的条件，既有客观方面的条件，主要是依据敌我力量的消长、强弱变化；又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木第450 页。
② 《孙子·形篇》。

有主观方面的条件，主要是指战员的主观能动性发挥的程度。主观能动性当然离不开施计用谋。毛泽东在谈到当年红军由防转化为攻所具备的条件时，曾列举了6个方面：1、要有积极援助红军的人民；2、要具备有利的阵地；3、红军主力的全部集中；4、发坝敌人薄弱部分；5、要使敌人沮丧；6、要让敌人发生过失。这6条之中除前面两条外，其余四条都属于施计用谋的范畴。
毛泽东是善于运用攻防转化的斗智高手。最精彩的是他对积极防御（攻势防御）的运用。他长期以来，把积极防御作为我军的战略方针。并据此先后提出了许多重要的谋略思想和原则。比如井冈山斗争时期的“十六字诀”；抗日战争时期的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年线中的外线；解放战争中的“十大军事原则”；抗美援朝中的阵地反击，“零敲牛皮糖”的计谋等等，都是巧妙运用攻防斗智范畴指导战争胜利的艺术珍品。我们应当继承和发扬这一宝贵思想，用于指导未来战争。
（二）进与退
进与退以机动为基本特征，同进攻和防御密切相关。进与退是军事谋略范畴中又一对重要范畴。
“进”与“退”是对立的统一。《孙子·军争篇》说：“军争之难者，以迂为直，以患为利。故于其途，而诱之以利，后人发、先人至，此知迂直之计也。”“先知迂直之计者胜，此军孝之法也。”
弱军战胜强军尤其需要懂得“迂直之计”。毛泽东讲过许多为了走直路而走弯路的道理。劣势军队处在优势军队进攻面前，因为不能迅速地击破其进攻，有必要采取有计划的退却步骤。先退后进，以退为进，不怕打烂坛坛罐罐。“将欲取之必先予之”。退的目的在于以空间换取时间，保存军力，待机、寻机和创造战机以消灭敌人。
巧施“迂直之计”好处很多：
第一、这是斗智斗谋，示形用诈，制造敌人错觉与不意的妙法。比如诱敌深入，退避三舍，利用有利地形，对敌广泛破袭，使敌人神经紧张，草木皆兵，进退两难；声东击西，忽聚忽散，造成敌人判断失误；拖住敌人，使敌沮丧，待时机成熟，围而歼之。
《三国志》就有这样的典型战例：公元222年刘备为给关羽报仇，要夺回失去的荆州，进行了大规模的兴师伐吴。这时，孙权命主将陆逊卒兵抗击刘备。陆逊根据刘备用兵特点，避其锋芒，采取了诱敌深入之计，后撤了六七百里，在夷陵（今湖北宜昌地区）、猇亭（今湖北宜部境长江北岸）一带进行防御，两军相持七八个月。陆逊先迫使刘备拉长战线，分散兵力，远离后方，陷入进退维谷的窘境，然后反攻。这时众将不解，都说，反攻刘备进犯应在蜀军进攻初期，现在相持七八个月，其阵地都坚固了，再反攻就不利了。陆逊说：刘备很狡猾，经历的战事多，思考问题精密而集中，开始不能触犯他。“今住已久，不得我便，兵疲意沮，计不复生。”这时才是进攻刘备的良机。于是吴军向蜀军实施火攻，大破连营40余座，刘备只好率残部逃回白帝城（今四川奉节东）。这时，吴将建议陆逊乘胜追击，活捉刘备。足智多谋的陆逊没有采纳，及时收兵，北防曹魏乘机进犯。不出陆逊所料，魏文帝曹丕率重兵集给于江陵，伺机攻吴。由于陆逊早有防备，曹丕见无机可乘，只好就此作罢而归。陆逊谋略成功之妙，就在于诱敌深入，造成了刘备的错觉，一举获胜。同时，进退适宜，立于不败之地。毛泽东曾以吴蜀彝陵之战，说明后发制人的重要性。
第二、“迂直之计”可变被动力主动。红军长征途中，毛泽东指挥我军四渡赤水就是光辉范例。当年我军被围困在前有长江，后有乌江的狭窄地区，以3万疲惫之师，抵御45万精锐之敌，处于十分被动之中。在这生死攸关的重要时刻，毛泽东巧用“迂直之计”，以各种样式佯动，忽东忽西，忽南忽北，忽进忽退，调动敌人，避实击虚，经过四渡赤水之后，红军挥戈经云南北上，巧渡金沙江，终于摆脱了几十万敌人的围追堵截，由被动转向主动。
第三、“迂直之计”可改变敌我力量对比。比如，我军在解放战争初期，与敌相比力量悬殊很大。蒋军总兵力是430万人，我军才120万人。敌人依仗强大的兵力和优势装备，向我解放区推进。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提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大踏步前进，大踏步后退，主动放弃一些城市，让蒋介石去背包袱，迫敌分散兵力，尔后各个击破。1946年7至10月，敌人占领城市153座，我收复了48座，失掉105座。解放战争第一年，敌占城市385座，我占288座，敌净得47座。敌人占的地方多，守备兵力用得多，机动兵力就少，便于我一口一口地吃掉。一年中，敌人每占一城，平均损兵2.4 万人。到1947 年6 月，敌总兵力由430万减少为370万人，其中正规军由200万人减少为150万人。我军由开始的120万人发展到195万人，其中正规军由60万人上升到95万人。武器装备亦有很大改善。到解放战争第三年，敌军只有290万人左右，而我军增至500多万人，从总体上改变了敌优我劣的态势。
“迂直之计”不仅适用于敌强我弱的情况，即使是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也同样适用。1949年底至1950年初，毛泽东指导我军围歼白崇禧集团和胡宗南集团时指出：“我们对白崇禧及西南各敌均取大迂回动作，插至敌后，先完成包围，然后再回打之方针。”①我军坚决贯彻这一谋略思想，远距离地迂回到敌人的侧翼和后方，结果，把白崇禧集团25600余人围歼在广西境内，将胡宗南集团16万亲人围歼于成都地区，取得了巨大的胜利。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内部本第342 页。
下编谋略运用
第十一章为国家安全利益而谋
为国家安全利益而谋，是军事谋略的首要原则，是一切军事谋略活动的出发点和归宿点。不同阶级和不同国家的谋略家，都有各自的鲜明立场。坚持四项基本原则，贯彻我们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谋划运筹，是我国当代各级领导人的责任所在。“居安恩危”① “忘战必危”②。加强国防意识，重视国防教育。持之以恒地培养振兴中华的民(，)族精神。“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③“中国人民有自己的民族自尊心和自豪感，以热爱祖国、贡献全部力量建设社会主义祖国为最大光荣，以损害社会主义祖国利益、尊严和荣誉为最大耻辱。”④
一、国家安全利益
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
的社会主义国家。我军唯一的宗旨就是全心全意为中国人民服务。我军的根本职能就是，巩固国防，抵御侵略，保卫国家安全和领土主权
完整。孙子曰：“兵者，国之大事，死生之地，存亡之道，不可不察也。”当前国际形势正在发生转折性的变化。世界格局正在向多极化方向发
展。由于美苏之间、东西方之间以及全球范围内，军事对抗逐渐转向政治对话，紧张转向缓和，因而有可能出现一个有利于维护世界和平、促进经济发展的时期。但同时还必须看到，超级大国之间争夺霸权利益的斗争依然存在，两种社会制度和两种意识形态的对立依然存在，国家之间的利益冲突依然存在。美苏之间以及其他各大国之间正在展开激烈的“综合国力”的竞赛，导致局势动荡、紧张的各种因素并未消失。东西关系和甫北关系，即和平与发展问题，仍将是影响今后国际形势进程的两个全球性战略问题。
由于和平力量的增长，世界大战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是可以避免的。但战
争的危险并没有消失。至于常规武器的战争、局部战争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结
束以来几乎没有中断过。现在热点转冷了，今后也很难说热点不再重新发生。
对抗性矛盾可以表现为军事对抗，也可以表现为其他斗争形式。军事对抗转
向政治对话，只能说明斗争的激烈程度有缓和，斗争方式有改变，并不意味
着对抗性的矛盾己不复存在。
随着国际形势的缓和与世界军事形势的变化，我国的安全环境也在朝着更加有利的方向发展。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安全环境已大为改善。和平建设的同际环境，是我们所希望的，并且一直在力争。在国家关系上，我们始终信守和平共处的五项原则。但是，我们必须清醒地看到：我国国门宽广，国
① 《左传》
② 《司马法·仁本第一》
③ 林则徐的诗句
④ 邓小平：《中国共产党第十二次全国代表大会开幕词》。

界复杂，海岸线漫长。我国周边有些国家，十分重视加强自身军事实力，特别在增强海空军实力方面有了长足的进展。在我国周边仍存在一些不安全和不稳定的因素。有的地区还明显面临着现实的局部威胁和潜在威胁。我国的某些领土、领海还被人强占，海洋权益受人侵犯，台湾问题尚未解决。为此，我们必须面对现实，明确我军所处的方位及历史的责任。我们必须坚定地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国家利益的立场上观察形势，作出正确判断，谋定大计良策。
中国一贯实行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我们决不会侵犯别国的利益，但必须防备外来的侵略。别国的领土，我们一寸也不要，我国的领土一寸也不能丢。我国的神圣主权一点也不许损害（包括领海和领空）。在国家安全利益的问题上麻痹大意是要吃苦头的。
在我国，剥削阶级作为阶级虽已消灭，但是阶级斗争仍在一定范围内存在，而且在一定条件下还可能激化。国际敌对势力也正是从这里找到了他们实行“和平演变”战略的根据。渗透与反渗透、颠覆与反颠覆、“和平演变”与“反和平演变”的斗争，是长期的。1989年春夏之交在首都北京发生的动乱和反革命暴乱，表明国内外的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勾结起来，妄图推翻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制度。“无敌国外患”之说，和平幻想之念，既不符合我国当前面临的实际情况，也违背了马列主义的国家学说。它只能起松懈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斗志的作用，因而是十分有害的。
着眼于国家安全利益，为国家的长治久安而谋，是我国当代军人义不容辞的责任。
古今中外没有超阶级超国家的谋略家，资产阶级的谋略家在其所代表的国家利益问题上，从来就是毫不含糊的。
克劳塞维茨认为：“要使整个战争或者我们称之为战局的战争中的大规模军事行动达到光辉的目标。就必须对较高的国家关系有远大的见解”。“人们所以没有给查理十二伟大天才的称号，是因为他不懂得使武力的作用服从更高的见解和智慧，不懂得以此达到光辉的目标。”
尼克松在其名著《1999不战而胜》中说：“在60年代我尚未当政的时候，我自己对中国的看法就已改变。这是由中苏分裂以及象戴高乐和阿登纳这样的国务家的忠告。这两人都对我说，美国与中国建立关系是极为必要的。”“把中国和美国拉在一起的是国家安全方面的压倒一切的需要。”“我们永远不应忘记，我们是为自己而行动，而不是为中国。”“当我1969年与戴高乐再次谈到中国时，他说：‘你们与其在中国强大后不得不承认它，还不如在这之前承认它。’”“从现在到20世纪末，我们的目标应是确保21世纪的中国是一个独立的巨人，不一定是亲西方的，但一定不能是亲苏的。”尼克松特别提醒美国统治阶级“不要天真地过高估计中国的变化。中国领导人依然是共产党人，不是资本家。”尼克松不愧为美国资产阶级利益的忠实卫道士，在他看来，“自由世界”的霸主，“舍美其谁”？！美国的战略利益是唯一要考虑的，中国不过是他用来制胜“重量级拳击敌手”的筹码。
尼克松说：“我们可以预料美苏之间的最后胜负将取决于他们在第三世界的争夺。”“我们不仅应该阻止共产主义在第三世界的扩张，还应谋求在那里扩大自由。”“里根总统说得对，我们应该永远支持反对共产主义侵略的斗争，这是我们的原则。”
所谓“1999，不战而胜”，就是通过“遏制、竞争及谈判结合在一起的综合性政策”，以谋取胜社会主义制度。“不战而胜”，主要的内容就是在社会主义国家内部搞和平演变，以最小的代价获取最大的“美国国家安全利益”。
“不战而胜”，决不意味着放弃使用武力。尼克松说：“我们必须铭记丘吉尔1945年对美国国会的告诫：‘到目前为止，就力量而言，可以比较大小，而在正义和非正义之间是无法比较是否相等的。’”尼克松认为，当“直接危及美国安全的利益”时，美国“只能采取军事行动，别无它择。”美国要动武，还不能找点“理由”吗？
中国不可能侵犯美国国家安全利益，相反中国的内政常受美国干涉。对
中美建交有贡献的尼克松先生，出自美国的国家利益考虑，批评美国对中国
的某些现行政策，说明他不失为有远见的资产阶级政治家和谋略家。
不独是尼克松，当今世界上所有的谋略家，都是为自己的国家利益出谋
划策的。除变节者外，没有一个谋略家背弃自己的国家利益。作为社会主义中国的捍卫者，为自己国家安全利益而某是理所当然的。
二、加强国防意识
为国家安全利益而谋，必须加强国防意识。种种现实情况，提醒我们要牢记“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的古训。“居安思危。”思则有备，有备无患。这一格言见之于《左传》。（《尚
书》、《逸周书》均有此意）“天下虽安，忘战必危。”①孙子说：“故用兵之法，无恃其不来，恃我有以持之。先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也。”据《吴子·料敌》记载，吴起在魏国为将时，魏国处在六国中间，四面受敌。魏武侯寝食不安，就此询问大将吴起。吴起据魏国所处被动地位的实际情况，回答道：“夫安国家之道，先戒为宝。今君已戒，祸其远矣。”这里的戒是警惕、戒备之意。吴起把“戒”作为“安国定邦之道”，并推其为首，是很有道理的。《吴子》还在《论将》五条中着重强调“备”和“戒”两条：“备者，出门如见敌”，要求部队经常有敌情观念；“戒者，虽克始战”，即使在克敌制胜后的时间里，也应和开始打仗那样，不可以骄傲轻敌，更不能刀枪入库，马放南山。
春秋吴越争雄时，在吴强越弱的形势下，越国谋臣文种，向越王勾践献了“内补外泄”之《九大计谋》：一是尊天地、事鬼神，以专臣民信仰。二是向吴多献宝以骄吴王之心，消磨其志，贿以内奸，常向吴王美言于越。三是高价超购吴国米粮，使吴之民无余粟。四是献美女以迷吴王心志、耗其精气、破其智谋。五是贡良材巧匠造殿、器，损其财物。六是广选供吴王寻欢取乐之尤臣。七是不间断地在佞臣、谏臣间制造鸿沟，扩大其矛盾。八是富国强兵，备物筹资。九是操兵演武，待机攻吴。九条计谋中尽管有糟粕，但有这样两点是极为重要的。第一、九条计谋构成军事、政治、经济三合一的“整体对抗谋略”；第二、其中八、九两条最重要，即“强兵”和备战。越王勾践有卧薪尝胆誓复山河的决心，采纳了谋臣文种的计谋（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国家安全战略”），取得了“臣民信仰”，终于使弱小的越国灭亡了强大的吴国。
① 《司马法·仁本第一》。
相反，我国历史上的统治者，因政治腐败，居安忘危，放松戒备而导致有边无防、丧权辱国的例子也是很多的。如大清帝国任洋人宰割，蒋介石统治的旧中国，受尽帝国主义列强的欺凌等等，都可说明这个问题。历史的教训，不能再重复？用两千多万先烈的鲜血换来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怎能不爱护？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当代军人应为国家安全利益而深谋远虑。
翻开世界近代史和现代史，几能跤身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国家，无不重视国防教育。100 多年前，德国首相俾斯麦曾经说过一句名言：“萨多瓦和色当胜利的荣誉属于日尔曼的小学教师”。俾斯麦的这句话是指19世纪中叶，普鲁士在追求国家统一时，为了增强整个民族的自信心，从小学开始，就对孩子们进行自强不息的教育，激发他们的民族责任感。以致他们长大成人以后，作战非常勇敢，终于取得了萨多瓦和色当这两次重大战役的胜利，统一了德国。
美国把国防事业当作“社会第一勤务”。每逢大的集会，军乐队必奏“星条旗永不落”的国歌；英国每年在11月的第一次世界大战胜利日，都由皇室主持为阵亡将士举行悼念活动：法国在西海岸塑筑军人英武的雕像，他们遥指大海，告诫人们不要忘记外敌入侵的危险，苏联一直在提倡“军事爱国主义”等。他们不单有较强的国防观念，而且舍得花钱搞国防建设。日本的中、小学课本中公开说明：日本国上狭小，没有资源，只有靠技术，靠奋斗，否则就要亡国。日本儿童的脑海里从小打下“忧患意识”、“竞争意识”的烙印。瑞典知道在下次战争中，它可能是遭到入侵的国家，长期以来，一直在构筑一个“规模巨大的、相当秘密的地下世界”，把“陆、海、空军司令部、飞机库，修理厂、军火和燃料储备库，以及国内防务中心控制网、公共防空洞、工厂、医院、实验室、消防处和发电厂”等都“转入地下”。
西方许多资本主义国家都重视建设有法律效应的军事制度、军事政策和国防政策。他们以法律的形式强化国防制度；不论是领导人还是资本家，在国防法律、法规面前，总是规规矩矩，不敢“稍有怠慢”，或公开抵制。当然，那种基于帝国主义、殖民主义、反动民族主义的侵略政策，我们是坚决反对的。但他们重视国防教育及国防建设的做法是值得我们借鉴的。特别是象瑞典这样的国家，为了捍卫自己国家的独立，这样重视国防，很能启发我们思考。
我国人民是有爱国主义的优良传统的。无论是历史上，还是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今天，曾出现过无数可歌可泣的爱国志士和民族英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是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典范，他们从祖国安全利益和人民长远利益出发而制定的宏谋大略，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问题在于，这些年来国防意识淡化了，爱国主义的宣传教育放松了。
在和平建设时期，怎样才能加强国防意识呢？
首先，军事领导者在国防建设中应有紧迫感。否则斗智谋略怎能产生？我们应当正确处理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大局，但绝不应消极等待，放松逐步的、有计划的加强国防建设。经济建设是实现国防现代化的前提，国防建设是经济建设的保证。
再有，必须强化全体军民的国防观念。现在一些人认为，和平建设时期讲强化国防观念是“搞狼来了那一套”，更有甚者认为是冲击经济建设。这种观念是十分幼稚的。国防观念的核心就是国家安全利益观，即对维护国家尊严、领土完整、国家主权的高度责任感。追求国家富强、民族振兴的伟大理想和抱负，也是进行经济建设不可缺少的一种动力。激发这种爱国之心，有赖于国防教育制度的建立和健全（包括系列教材）。
还有一些人认为，我们在世界民族之林的地位是巩固的，即使有战事，现动员也来得及。这也是片面的。强化国防观念，不是搞“盘马挽弓箭不发”的“情况刺激”，主要是建立军事谋略目标得以实现的巨大精神支柱。安东·亨利·约米尼所著《战争艺术》一书认为：“作者并不主张一个国家应该一天到晚，都剑拔弩张地准备打仗，这种情形对于全体人类而言，实在是一种祸害，而且不可能长远如此。作者只是认为一个文明国家的政府，应该随时有应战的能力——它不可以在无准备状态之下为敌人所击败。要达到这个目的，则政府当局一定有远见，要有完善的军事制度和良好的军事政策。”
战争结局的胜与败。固然有种种原因。但是其中一个重要的条件就是在平时重视民族精神的培养，爱国、尚武情感的训练。如果把战争仅仅看做是全国临战以后的事情，那就大错而特错了。一个英明的军事领导者，不仅善于在战争中进行妙算，更应在战前就有谋划制胜的法门。
有了国防观念、懂得居安思危、忘战必危的道理，其功力是广泛的。部队干部、战士可以安心习武、爱军献身，在建设强大的现代化军队中，敢于探索、改革，百折不挠；各行各业的人，可以在国家和地方的各项建设中兼顾国防和后备力量的建设需要；还可以进一步搞好军民关系、增强战争的物质基础和潜在力量，实现军事谋略所确立的目标。
三、弘扬爱国主义传统
为国家利益而谋，必须弘扬中华民族的爱国主义传统。
《孙子》说，为将者“进不求名，退不避罪，唯人是保，而利合于主，国之宝也。”这是为国而谋，而不是为私而谋的古代表述。
三国时期的谋略家诸葛亮，一生用来要求自己的是：“非淡泊无以明志，非宁静无以致远。”并以此教育他的儿辈。“淡泊”是讲没有私欲，“宁静”是讲只有冷静思考，才能深谋远虑。
宋朝的民族英雄岳飞一生精忠报国。他的名言是：“文臣不爱钱，武臣不惜死，天下太平矣！”
明朗的戚继光说过，“天下之险，莫过战阵。”他献身于国家安全利益，英勇抗击倭寇的形象，传为历史佳话。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的爱国主义情操更使我们受到教育。毛泽东从青年时代起，就认为“努力救国是每一个人民的天职”，立志“改造中国和世界”。1915年，他对袁世凯承认日本二十一条的罪行，义愤填膺，奋笔疾书：“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
周恩来青年时代怀着“为中华之崛起”的救国之心而奋发进取。1917年6 月他在天津南开中学毕业后，东渡日本留学，临行前，写了一首咏志诗。诗云：
“大江歌罢掉头东，邃密群科济世穷。
面壁十年图破壁，难酬蹈海亦英雄。”
青年时代的刘怕承，怀着“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自己一身之富贵”的爱国主义思想，毅然投身孙中山领导的民族革命运动。后来他参加了中国共产党，在长期的革命战争中，锻炼成为著名的军事谋略家。
彭德怀1950年奉命率部出征，挂帅赴朝，他表示坚决支持毛泽东关于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决策。他义无反顾，慷慨激昂地说：“美国打到鸭绿江边，威胁我东北，又控制我台湾。它既要来侵略，我就要反侵略，出兵朝鲜是必要的，我们跟美国打，大不了美国打进中国来，打烂了，等于解放战争晚胜利几年。”他在出征途中，心潮澎湃，即使扎营驻地，仍昼夜不能安睡，反复念叨着手泽东的话；别人着急，我们不能站在一边看??要爱护朝鲜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这是一番多么深这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相结合的思索。
我党我军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从爱国主义开始，沿着马克思主义指引的方向前进，把爱国主义同共产主义、国际主义结合起来，为民族解放和人类解放事业，创造了伟大的业绩。
江泽民离开上海前往北京负重任时，前任市长江道涵引用了林则徐当年两句诗相赠，“苟利国家生死以，岂因祸福避趋之。”大意是：假如对国家有利，可以把生命交付出来，怎能有祸就逃避，有福就迎受呢？江泽民在会见美国耶鲁大学退休教授赵浩生时，重提这两句诗，来形容他临危受命出任总书记的感受，志在振兴中华。
无论是老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还是新一代的无产阶级革命家，他们为国家利益而谋的宏图大志，是一种精神力量，能给人以感染和鼓舞。
第十二章知彼知己，趋利避害
知彼知己，趋利避害是军事谋略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军事谋略必须建立在唯物论的反映论的基础之上。主观符合客观是谋略成败的关键。坚持从敌我双方的实际情况出发，实事求是，不搞一厢情愿。客观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权衡利弊；充分发挥主观能动性，以己之长，击敌之短。
一、知彼知己，百战不殆
自古以来，一切高明的军事家在施计定谋过程中，无不强调熟知敌我双方情况。这一规律被我国古代军事大师孙武概括为“知彼知己”。
“知彼知己”，是指导战争的普遍规律，又是斗智必须遵循的普遍规律。任何一个正确的军事谋略都是建立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之上。《孙子》曰：“知彼知己，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败”。任何一个军事谋略都带有极强的对抗性，敌我双方指挥员都力图出奇制胜。实践证明，明知彼，暗知己；或暗知彼，明知己；或不知彼，不知己；不论那种情况发生，都不能正确制定出奇妙的谋略，都会在军事博弈的舞台上遭致失败。
知彼知己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颇难，尤其做到知敌深、知己透更难。因为知彼何己要受到种种条件的限制。比如双方作战企图伪装的严密程度；双方侦察手段的先进程度；各种情报准确程度；客观条件具备程度；指挥员主观能动性发挥程度等等。这里最重要的是最后一条。在上述各种悄况相同的条件下，有的指挥员独具慧眼，通过对敌我双方诸因素的深刻分析，就能发现隐蔽在敌人之中的强中之弱，优中之劣，长中之短，找出自己的行动方案；相反有的则不能识破敌人的诡诈行为，被假象所迷惑，或不能透过敌人的表面现象看透其本质，造成错误的判断，使自己陷入被动局面。军事谋略学要探讨如何才能遵循知彼知己的斗智规律。
学习《孙子》揭示的知彼知己规律，要着重体会其朴素劾唯物论思想。
《孙子》说，“经之以五事”：“一曰道，二日天，三曰地，四曰将，五曰法。”“凡此五者，将莫不闻，知之者胜，不知者不胜。”“道”是指“令民与上同意，可与之死，可与之生，而不畏危”，使民众支持战争（孟子：“得道多助，失道寡助”）。“天”是指天时。“地”是指地利。“将”是指应具备“智、信、仁、勇、严”品质的指挥人员。“法”是指军队编制、将吏配备和后方补给。能深刻认识以上五个因素的才能打胜仗，否则就要打败仗。
《孙子》又说，“故校之以计，而索其情。曰：主孰有道？将孰有能？天地孰得？法令孰行？兵众孰强？士卒孰练？赏罚孰明？吾以此知胜负矣。”所以，要分析研究双方条件，探索胜负的可能性。看哪一方的君主能得到人民拥护？哪一方将帅有才能？哪一方的军队能得到夭时地利？哪一方的法令能贯彻执行？哪一方的军事实力强大？哪一方的士卒训练有素？哪一方的指挥员赏罚严明？根据这些条件衡量对比，眈能判知谁胜谁负。《孙子》的“五事”、“七计”对兵家具有重要的理论影响。
《孙子》还说：“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敌之不可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而不知吾卒之不可以击，胜之半也：知敌之可击，知吾卒之可以击，而不知地形之不可以战，胜之半也。故知兵者，动而不迷，举而不穷。故曰：知彼知己，胜乃不殆；知天知地，胜乃可全。”
只知道我们的部队能打，而不知道敌人不可以打，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打，而不知道我们的部队不能扫，胜利的可能性只有一半；知道敌人可以打，也知道我们的部队能打，但是不知道地形条件不利于打，胜利的可能性也只有一半。懂得用兵的人，行动正确无误，措施变化无穷。所以说，了解敌人，了解自己，胜利一般不会成问题，懂天时，识地利，胜利才可以确保。
从《孙子》的论述看，他总是主张客观全面地观察分析问题，反对主观性和片面性。《孙子》曰：“是故智者之虑，必杂于利害。杂于利，而务可信也。杂于害而患可解也。”聪明的将帅考虑问题，必须兼顾利害两方面，从有利的方面考虑，能坚定胜利信心。从有害的方面考虑，能消除意外的祸患。
《孙子》曰：“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打胜仗的军队，都是具备了胜利的条件再去交战。而打败仗的军队，往往是先和敌人交战再去寻求胜利。
2000年以前，《孙子》就有这样的唯物比思想，实在是难能可贵的。大家知道，毛泽东高度赞扬了孙子的“知彼知己”原则。并以辩证唯物论作了一系列的科学阐述，大大发展了《孙子》的思想。
毛泽东一再强调，从敌我双方的实际出发，坚持主观和客观相统一。这是用兵的要害所在。古今中外的军事家违背了主观必须符合客观的规律，随心所欲，无不碰得头破血流。
毛泽东指导战争的学说，建立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主义反映论的理论基石之上，因而是颠扑不破的真理。他强调调查研究，以及认识过程的两个飞跃，“去粗取精、去伪存真、由此及彼、由表及里”的认识战争的科学方法等等，都值得我们反复体会。
朱德在讲到毛泽东的用兵方法时说：“有什么枪打什么仗，对什么敌人打什么仗，在甚么时间地点打甚么时间地点的仗。第一句话是根据部队武器装备，第二句话是根据敌情，第三句语是根据时间地形各种条件，这是实事求是和唯物主义的用兵方法”。“这几句话有很深的意义，古今中外，不知有若干军事家在这里栽过筋斗的。”
我们在学习知彼知己的原则时，有一点需要特别强调一下，这就是要有科学的老实态度。主观片面地观察分析问题，爱听顺耳之言，不听逆耳之言，报喜不报忧，不敢讲真话，自欺欺人，弄虚作假，看上级脸色违心办事。结果只能是损害国家和党的利益，害人害己。
要做到“知彼知己”，必须进行艰苦细致的调查研究工作，掌握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诸如，双方人的因素：兵员多寡，士气高低，人心向背，质量强弱，指挥官特点；物的因素：武器优劣，装备轻重，编制大小，给养丰歉；以及天时、地利对各自的影响等等，皆瞭如指掌。没有科学的求实态度，一切谋略无从谈起。
二、趋利避害，扬长避短
知彼知己，客观、全面地分析敌我双方的优、劣、长、短，权衡利弊，
目的在于谋取优势和主动，斗智特别是“智”在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化不利为有利。
孙武虽是朴素的唯物论者，但在发挥主观能动性方面，有许多精辟的论断。例如：
《孙子》兵法中有许多造“势”的论述。这里所说的“势”，就是根据情况，趋利避害、机变灵活所造成的形势，即发挥主观能动性，陷敌于不利态势。
《孙子》曰：“故善战者，致人而不致于人。”善于指挥作战的人，总是设法调动敌人而不被敌人调动。
“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以利功之，以卒待之。”所以善于调动敌人的人显示某种假象，敌人就会听从调动，给予某些小利益，敌人就会被诱上当。以小利引诱敌人，以主力准备歼灭敌人。
“能使敌人自至者，利之也，能使敌人不得至者，害之也。故敌佚能劳之，饱能饥之，安能动之。”能使敌人自动前来的，是设法利诱它：能使敌人不能前来的，是设法妨害它。所以敌人闲逸，要能使它疲劳；敌人粮足，要能使它挨饿；敌人安稳，要能使它移动。
《孙子》说的“形人而我无形”。即既要察明敌人情况，又要隐蔽我军形迹。
《孙子》曰：“故知胜者有五：知可以与战不可以与战者胜，识众寡之用者胜，上下同欲者胜，以虞待不虞者胜，将能而君不御者胜。此五者，知胜之道也。”
预见胜利要考察五个因素：知道在什么情况下能打，什么情况下不能打者胜，懂得根据兵力多少，取不同战法者胜；全军上下团结一致者胜；预有准备的军队对付无准备的敌人者胜；将帅有才能而国君不予牵制者胜。这五项就是预见胜利的条件。
《孙子》所说的五个制胜因素，都涉及到主观能动作用的发挥。
《孙子》的斗智艺术，从他的《九地篇》的一段话中很可以看出：“古之善用兵者，能使敌人前后不相及，众寡不相持，贵贱不相救，上下不相收，卒离而不集，兵合而不齐，合于利而动，不合于利而止，敢问，‘敌众整而将来，待之若何？’曰，‘先夺其所爱，则听矣。’兵之情主速，乘人之不及，由不虞之道，攻其所不戒也。’”这就是说：从前善于用兵的人，能使敌军前后不能互相策应，主力和一部不能互相依仗，官兵之间不能互相救授，上下隔绝不能互相保障，士兵离散而不能集合，部队虽然集中而不能一致行动。情况对我有利就行动，对我不利就停止。请问：敌军众多而严整地即将向我进攻，应该怎样对付呢？回答是：先夺取其要害，敌人就会听我摆布了。用兵的诀窍，贵在行动迅速，乘敌人来不及设防，从他意料不到的道路，攻其没有戒备的地方。
我军打的许多漂亮仗，当然是在马列主义、毛泽东军事思想指导下取得的。但有不少地方，可从《孙子》兵法中或多或少地找到影子。
《孙子》兵法中的谋略思想，固然是客观规律的反应，但无不与主观能动性相联。在某种意义上说，没有主观能动性，就没有谋略，也谈不上斗智。
大家知道，毛泽东在车观、客观关系上，特别是关于“主观能动性在战争中”的论述，大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宝库。辩证唯物论和旧唯物论的区别，重要的一条恰恰就在是否承认人在实践中的主观能动作用。
“战争力量的优劣本身，固然是决定主动或被动的客观基础，但还不是主动或被动的现实事物，必待经过斗争，经过主观能力的竞赛，方才出现事实上的主动和被动。在斗争中，由于主观指导的正确或错误，可以化劣势为优势，化被动为主动，也可以化优势力劣势，化主动为被动。一切统治王朝打不赢革命军，可见单是某种优势还没有确定主动地位，更没有确定最后胜利。主动和胜利，是可以根据真实的情况，经过主观能力的活跃，取得一定的条件，而由劣势和被动者从优势和主动者手里夺取过来。”①
“战争是力量的竞赛，但力量在战争过程中变化其原来的形态。在这里，主观的努力，多打胜仗，少犯错误，是决定的因素。客观因素具备着这种变化的可能性，但实现这种可能性，就需要正确的方针和主观的努力。这时候，主观作用是决定的了。”②
在知彼知己的基础上，趋利避害。这是军事谋略家要着重解决的问题之一。对我者扬长避短，对敌者扬短抑长。一切扬长击短的计谋，皆在于把己方的主观能动性发挥到最大限度，而把敌方的主观能动性限制到最小限度。长和短、利刷害、优势和劣势、主动和被动，是相反相成的，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转化的。
我们认为，对我们有利的变化，应从三个变量中去把握：一是暂时不变，变得越有利，变得有害。对我有害的变化也应从三个变量中去把握：一是暂时不变，变得越有害，变得有利。从双向对抗中看到和预测到敌我各种变化快慢，谋略家此时就要从利与害中做出最佳选择。若对我之不利的情况暂时不变的话，而敌人之有利的情况正在向不利转化，而且转化疾速，那么我之不利将从敌之有利变为不利的过程中得到补偿，甚至变为有利。
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衡取其轻。对敌，化有利为有害；对己，化有害为有利。趋利避害；以己之长，击敌之领。谋略家要善于把握这种要领，以取得斗智的最终胜利。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8—229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4 页。

第十三章困敌制胜，机智灵活
因故制胜，机智灵活是军事谋略的又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军事谋略要
以唯物辩证法为指导，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
“兵无常势，水无常形”①“谱不可以尽奕之变，法不可以尽战之奇。”②着
眼战争的特点和发展，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用谋
贵活，摒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
一、兵无常势，水无常形
正确反映了客观矛盾运动的战争指导规律及谋略一般原则，是从战争的
特殊性中抽象概括出来的，可以给人指出方向，但不可能囊括（穷尽）所有
的战争特殊性。普遍性的东西只有和特殊性相结合，灵活运用，才有生命力。
战争是在活人之间进行的。战争是一个激烈对抗的双向结构系统。这种
对抗是双方的能动对抗，是在客观物质的基础上两种互逆的主观能动性的剧
烈碰撞，它是一个“活的反应过程”。战争的能动对抗性，使战争的复杂性
之中增加了强烈的流动性。这正如宋代何去非所指出的：“法有定论，而兵
无常形。一日之内。一阵之间，离合取舍，其变无穷，一移踵瞬目，而兵形
易矣。”①明代沈炼说，“用兵之法”，“贵在临期应变，难以一定而求”②。
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指挥员在作战时必须考虑到敌方“活的反应”，
避免犯主观主义的错误。克劳塞维茨指出：“战争这种意志活动既不象技术
那样，只处理死的对象，也不象艺术那样，处理的是人的精神和感情这一类
活的、但却是被动的任人摆布的对象，它处理的既是活的又是有反应的对象。
因此，很容易看出，技术和科学所使用的机械的思维方法是很少适用于战争
的，同样也很容易看出，力图从战争中找出类似从死的物质世界所能找出的
那些规律，总是不可避免地会导致错误。③所以，战争的能动对抗性要求军事
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必须具有灵活性。
战争有不同的性质，发生在不同的阶级、国家、集团之间、时间、地点、
条件又不一样。可谓敌异，战异；时异，战异；地异，战异。战争双方指挥
的斗智斗勇和敌我力量的此消彼长，又使得战争进程更加变化万千。战争进
程中，必然性总是通过无数的偶然性表现出来；胜利的客观可能性变为现实
性，总是离不开主观能动性。
古人的谋略思想中有许多可取的东西。“因敌制胜”的谋略原则是《孙子》提出的。《孙子》曰：“夫兵形象水。水之形避高而趋下，兵之形避实而击虚。水因地而制流，兵因敌而制胜。故兵无常势，水无常形，能因敌变化而取胜者，谓之神。”
《孙子》的辩证法思想也是我们要着重吸取的。诸如虚实转换、奇正相生、我专敌分等等，无不充满机智灵活的谋略气息。
① 《孙子·虚实篇》。
②


〔明〕王鸣鹤《登坛必究·百战》。
① 《何博士备论，霍去病论》。
② 《历代名贤经武粹语》。
③ 《战争论》第1 卷第179—180 页。

《孙子》说；“易其事、革其谋，使其无识。”即经常变换战法，更新
计谋，使人无法识破。《孙子》说的“践墨随敌”，即既要按照原则，又要适应敌情变化的意
思。
战争的实践无不说明：按照辩证法用谋则胜，按照形而上学用谋则败。战国时代，齐国将领孙膑“减灶”赚庞涓；东汉末年，太守虞诩则“增灶”赚敌军。齐军势强，为了诱使魏军追击，故有孙膑减灶之谋；而汉军势弱，为了震慑敌军故有虞诩增灶之计。虞诩说：“孙膑见弱，吾今示强，势有不同故也。”一减一增，说明了虞诩能够针对具体战争的特点灵活运用前人的谋略，因而夺取了战斗的胜利。
相反，三国时期蜀将马谡照搬韩信破赵用的“投之亡地然后存，陷之死地然后生”的谋略，违背孔明坚守街亭、依水安营的命令，扎寨于山顶这一绝地。马谡没有具体分析两次战争的不同特点和不同任务。韩信是要夺取一个要地，利在速决；而马谡是要坚守一个要地，利在持久。马谡违反军令，错误地将兵马“投之亡地”、“陷之死地”，当魏将张邰断其水源后，蜀军士兵即遭瓦解，结果痛失街亭。战争史一再证明，具体战争的军事谋略只能从对具体战争的分析中获得，照抄照搬别次战争的谋略是一定要失败的。
战争处在不断发展变化之中，军事指挥员在筹划和运用谋略时决不能因循守旧、故步自封，既不可把前人的谋略硬套于现在的战争之中，也不可把预定的谋略计划硬套于不浙发展变化的战争实际进程之中。战争是发展变化的，因而军事谋略也必须适应战争的发展变化，真正做到敌变我变，以变制变。
二、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如果说，古人谋略思想中有朴素的唯物辩证法的光辉，那末毛泽东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辩证法指导战争，却是我们的典范。
毛泽东不仅重视研究战争的普遍规律，吸取前人的经验（包括批判地吸取古人的和资产阶级军事学说中的合理成分），更重视研究中国革命的特殊规律，强调“按照情况活用原则”，反对教条主义。毛泽东说：“我们研究在各个不同历史阶段、各个不同性质、不同地域和民族的战争的指导规律，应该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反对战争问题上的机械论。”①
“一切战争指导规律，依照历史的发展而发展，依照战争的发展而发展；一成不变的东西是没有的。”②
这里揭示了一个深刻的哲理：辩证法的发展观和形而上学的机械论的对立。纵横观察古今中外的谋略家之所以胜败，主要在于：能否正确处理主观和客观的关系，普遍与特殊的关系。前者是哲学的根本问题，后者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
教条主义之所以失败，就在于忘记了马克思主义活的灵魂：具体地分析
具体的情况。毛泽东的军事著作，无论在哪个历史时期，总要首先分析矛盾的特殊性，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57 页。
② 同上，第157—158 页。

“由此产生我们的战略战术”。①
只有具体分析战争的特殊性，分析战争中矛盾双方的基本因素，深入揭
露这些因素的相互关系及其发展，才能把握战争的特殊本质和规律，制定正
确的战略和谋略。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书中指出：“中日战争不是任何别的战争，乃
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和帝国主义日本之间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进行的一
个决死的战争。全部问题的根据就在这里。”②接着详尽地分析了中日战争中
互相矛盾的四大特点：即敌强我弱、敌小我大、敌退步我进步、敌寡助我多
助。综合起来看，敌有一长三短，我有三长一短，敌人强中有弱，我则弱中
有强。这些基本特点反映了中日战争这个特殊矛盾的内在本质的联系，抗日
战争中的一切规律性的东西都是从这里产生的。它规定了敌我双方的战略战
术，规定了战争的持久性和最后胜利属于中国人民，规定了战争发展的三个
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据此有力地驳斥了亡国论和速胜论，
为中国人民争取抗日战争的胜利指明了方向，抗日战争的发展证明了毛泽东
的科学论断。
毛泽东分析抗日战争以及国内革命战争的方法，深刻地体现了矛盾分析
的辩证法。谋略实例是举不完的，而这种矛盾分析的辩证法，其生命力永远
是常青的，是我们需要着重领会的。
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一切以时间、地点、条件为转移，因故、因时、因地制胜，机智灵活。这是谋略辩证法的精华所在。
“机动灵活的战略战术”：“你打你的，我打我的，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这不仅基于辩证唯物论的哲理：在一定的物质基础上，最大限度地发挥主观能动性；而且基于唯物辩证法的矛盾特殊性原理：因敌、因时、因地制胜。
我们在学习战史，剖析谋略实例中应注意“着眼其特点和着眼其发展”。
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不一样。就国内战争来说，军阀与军阀不一样，中央军
与杂牌军不一样。讲斗智对象，蒋介石与白崇禧不完全一样。其中有一样的
东西，即共性的东西，规律性的东西；一般原则是共性，但它总是寓于个性、
特殊性之中。“一般”是从“特殊”中抽象出来的，一般只有与特殊相结合，
才有指导作用；否则这个“一般”就成了教条。我们应用心体会一般与特殊、
理论与实践的结合，这样才能提高谋略水平，发展军事谋略，指导未来战争。
三、用谋贵活
古今中外凡有见地的谋略家，都是摒弃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马谡不
仅中国古代有，现代也有，外国也有。中国有过王明的教条主义，法国有过
马奇诺防线，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还有其他类似倾向。这种形而上学的机械
论，是一种社会思潮，是一种世界观、方法论，今后还会出现新的花色品种
和新的代表人物。我们在研究谋略时，必须克服思想僵化，强调一个“活”
字。
英国元帅蒙哥马利说过：“在作战中，指挥艺术在于懂得没有一个情况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175 页。
② 《毛泽东选集》台订本第415 页。

是相同的。每个情况必须当作一个全新的问题来研究，作出全新的答案。”① 灵活用谋是一种创造性的思维活动，它要求军事谋略者在战争的斗智中必须充分发挥创造才能，善于根据战争实际，灵活用谋。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一文中指出：灵活性“就是具体地实现主动性于作战中的东西，就是灵活地使用兵力。”②战争充满着不确实性，敌对双方各自围绕着自己的目的，在战场上激烈地角逐，在一定的条件下，谁的谋略水平高出一筹，谁的用兵方法灵活多变，谁就可能多得分。毛泽东又说：“古人所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这个‘妙’，我们叫做灵活性，这是聪明的指挥员，基于客观情况‘审时度势’（这个势，包括敌势、我势等项）而采取及时的和恰当的处置方法的一种才能，即所谓‘运用之妙，”。③徐向前元帅也曾说过：“为阵之法，在于分合，所谓分合，指的就是兵力的分散和集中，亦即因时因地因敌因己制宜。”④综合毛泽东和徐向前的论述，灵活用兵有五个基本要素：因时用兵。自古以来的兵家，多重视时间因素。所谓“因时”，指时机。机不可失，时不再来。明代章婴《诸葛孔明异传·机形》一文中写道：“机道有三焉，一曰事，二图，非贤也；情机发而不能行，非勇也。善为将者，必因机以立胜也。”在战争的舞台上，善于用兵的指挥员一方面积极创造战机，另一方面当战机出现时又从不放过它。公元214年，曹操派庐江太守朱光在皖城发展生产，大开稻田。吕蒙向孙权建议，皖田适宜种稻，一旦丰收，魏军必扩其兵力，应早些拔除，孙权于是决定攻城。众将认为应先筑土山，准备筑城器具，宜缓攻。吕蒙不同意，认为缓攻城，敌军必有时间加强城防，援兵也必到达，加之雨季行将到来，届时水位高涨，我进退两难。应因机立胜，孙权采纳了吕蒙的意见，不久就攻下皖城。可见，用兵之妙，贵在因时制宜。“因时用兵”之二，包括随着时间的推移，发展前人的经验，敢于抛弃过时的东西，反对墨守成规的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因时用兵”之三，还包含利用“天时”之意。“因时用兵”之四还须懂得“兵贵神速”的道理。否则，再好的用兵方略也不能发挥效力。俄国著名军事统帅苏沃洛夫有句名言：“一分钟决定战斗结局，一小时决定战局结局，一天决定帝国的命运。”①革命导师恩格斯认为，处于劣势的军队完全可以通过迅速的机动弥补不足，时间就是军队。拿破仑多数战役胜利都是通过神速机动，集中优势兵力向敌人发动迅猛进攻而获得的。由此可见，分秒必争、快速机动，对于集中兵力，井使之发挥最大的功效战胜敌人，是何等的重要。
因地用兵。战争指导者要了解因地制宜地集中和分散自己的兵力。山地河川等复杂地形不便于集中过大兵力，平原开阔地地势平坦，利于大兵团作战，所以古人有“众者务易、寡者务隘”的说法。聪明的指挥员根据战场的地形状况，确定可能投入的兵力，并据此计算兵力对比，在科学计算的基础上确定兵力使用方案。鲁莽的军事家不晓此理，一味强调集中，实际上是在玩弄集中兵力的原则。齐魏马陵之战，孙膑选马陵险地作战场，大胜魏军；我军解放战争的许多战例，都有巧选战场的问题。
① 《蒙哥马利元帅回忆录》。
② 《毛泽东选集》台订本第461 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61—462 页。
④ 《历史的回顾》第377 页。
① 引自《俄国军事史略》。

从狭义上讲，因地用兵，还有一个战场价值的问题。对于重要的战场，作战时我集中兵力的借数宜大些，反之，可小些。解放战争，我军集重兵谋关外，并非事出无因。在一定意义上讲，与东北背靠苏联、进可瞰制关内、退可自保有关。从战役战术上讲，因地用兵中的“地”，实际上是指决定性的地点，如进攻作战的突破地段，防御作战的主要方向等。善于用兵的指挥员总是把重点用兵，同“因地制宜”联系起来。
因敌用兵。“兵者谋也，因敌制胜”。①智者用兵，因作战对象不同而随机应变。对于强敌，集中兵力倍数要大，反之，则可小些。例如抗美援朝战争，我打英美军集中兵力多些，而打南朝鲜伪军相应少一些。《六韬》说，“势因于敌家之动”。此外，作战样式不同，打法也不同。打阵地防御之敌和打运动之敌，就有区别。历史上，因敌用兵，还常常指根据敌指挥员的特点用兵，韩信背水列阵败陈余，诸葛亮佯作待敌退司马，都是因故用兵并获得成功的战例，换个对象就不一定能成功。
因己用兵。参战部队的情况不同，战斗力也不尽一致，有的强，有的弱，
有的善进攻，有的善防御，特别是经过长期作战，各部队有不同程度伤亡的
情况下，更需要因己用兵。正如《司马法》上说的“用其所欲，行其所能，
废其不欲不能，于敌反是。”因己用兵，充分发挥各兵种、各部队的作战效
能，是用兵艺术的一种表现。1948年豫东战役第二阶段打区寿年兵团，华野
首长根据各部队特点和战场情况的发展变化，适时调整部署和转换各部队作
战任务，充分体现了因己用兵的指挥艺术。当时华野外线兵团的几个主力纵
队，总起来说，都是能攻善守的部队，但各纵队在攻坚、野战、阻击等方面
各有其所长。第3、第8纵队在开封战役中损失较大，第10纵队经过长途跋
涉，比较疲劳，而第1、第4和第6纵队自渡黄河以后，只打了些阻击战，
所以睢杞战役开始，华野首长决心把第1、第4、第6和中野第11纵队由阻
援改为突击集团，用以歼灭立足未稳的区兵团，而以减员较大的第3、第8、
第10和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用以阻击邱清泉兵团，实践证明，华野首长
的用兵决心是正确的。
此外，因己用兵还有一个选用指挥官的问题。人才各有长短，贵在避其短而用其长。战争史上，因用人不当招致作战失利的教训很多。赵王错用赵括才有长平之败，孔明误用马谡方有街亭之失。相反，如能正确用人，做到仁者见仁，智者见智，就可以使军队战斗力增殖。
因势用兵。势、指态势、气势。古往今来，军事家多重势。关于因势用
兵，就可以象孙子所说的“以碫投卵”、“如转圆石于千仍之山”①那样势不
可挡。
因势用兵一是要因势而乘。《百战百法·势战》说：“凡战，所谓势者，
乘势也。因故有破之势，则我从而迫之，其军必溃。法曰：‘因势破之’”。
意思是说，作战上所说的“势”，就是利用有利态势的问题，乘着敌人处于
败亡的趋势下，我就不失时机地发动进攻，敌人一定会溃败。“宜将剩勇追
穷寇，不可沽名学霸王”。这是毛泽东对项羽未能乘势打败刘邦，纵虎归山
的历史教训而言的。二是要因势而动。“如敌之强，实强于我，我先击其弱，
① 《明宜宗宝训》卷四《论将帅》。
① 《孙子·势篇》。

无损其强，而力已疲矣。先强先弱，总在因势而动。”②意思是说，选择打击目标要根据战场态势而定。1947年，我晋察冀野战军清风店战役，就是一个典型的因势而动的战例。我军抓住敌军三个师增援东北，华北空虚的时机，向敌最敏感的保北铁路出击，当求歼敌94军未果时，又果断地定下乘势歼灭由石家庄来援之敌第3军，充分体现了我军因势而动的战役指导。三是要因势制宜。敌我态势不同，用兵方法也应不同。就突击方法而言，对突出部之敌可采取钳形突击，对被围之敌可采取多方向向心突击等等。
上面五点，因时、因地、因故、因己、因势用兵是分别而言的。总起来说，可统称为“因敌制胜”的原则，其用谋的核心是个“活”字。
② 《历代名将事略·先进》。
第十四章系统运筹，总体设计
系统运筹，总体设什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军事谋略是个系统工程。战争从来不是单纯的军事斗争，而是政治、外交、经济、科技、军事的总体战。要强调综合国力竞赛。军队建设必须把政治上合格放在首位，要重视质量，重视人才，重视科技。必须坚持战斗力标准。搞好总体设计，发挥整体威力。
一、军事谋略是个系统工程
军事谋略成败与否，远不止于军事，而是涉及到政治、外交、经济、科
技等各个领域。当代世界大国，都在强调综合国力竞赛，军队建设向高质量、
高科技发展。军事谋略将步入一个更新的台阶。即更加重视系统运筹，总体
设计。
在人类数千年的战争历史发展的长河中，不乏有著名的谋略范例。系统工程这个名词产生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但综合运筹的思想由来已久。
我国古代的管仲，曾任齐国宰相，被齐桓公尊为“仲父”。“管仲之贤”，
为后人称道。管仲为齐国征战提出过一整套政略和计谋。后人评论管仲时，
曾称他是一个运用“全体战战略”的人，是我国历史上伊尹、吕尚之后的“第
三任著名参谋长”。管仲的“谋略”，涉及经济、政治、外交、军事等各个
方面。他认为运用智谋在经济、政治、外交上取得优势，都不比军事为轻。
管仲指出：“霸王之形，德义胜之，智谋胜之，兵战胜之，地形胜之，
动作胜之，故王之。”意思是：霸业和王业的形成，是由于德义、智谋、兵
战、地形等各方面处于优势，所以才能统治天下。①故而，“夫争强之国，必
先争谋，争形、争权。??故精于谋则人主之愿可得，而令可行也，精干形，
则大国之地可夺，强国之兵可圉也；精于权，则天下之兵可齐，诸侯之君可
朝而。”②这里强调了谋略的重要性。
在战略上，管仲认为：“强国众，合强以攻弱以图霸；强国少，合小以
攻大以图王。强国众而言王势者，愚人之智也，强国少而施霸道者，败事之
谋也。夫神圣视天下之形，知动静之时，视先后之称，知福祸之门。强国众，
先学者危，后举者利；强国少，先举者至，后举者亡。”大意是：强国多，
就联合强国攻击弱国以图霸业；强国少，就联合小国攻击大国以图王业。强
国多而谈统一的王业，见愚人之见；强国少而要施行联合称霸，是失败的计
谋。神圣的君王，都要观察天下的形势，掌握动静的时机，看先后的机宜，
推算利与不利的绪果。参加争夺的强国多，先举事者危险，后举事者得利，
参战的强国少，先举事肴可以咸王，后举事者则要灭亡。显然，这不仅是战
略性谋略，而且是政治和外交谋略。
管仲的经济战是很突出的，可谓，“发前人之所未发”，成为经济战的
创始人，其经济战的办法较多。例如他主张奖励本国特产，发挥当地“优势”。
当时诸多邻国均缺盐，惟齐国靠海产盐，于是齐国提高盐价，吸收外国资金
达黄金万余斤。他曾以重价引诱鲁梁之民织绨（纺织品）而弃农，然后迫使
①

② 《管子·霸言》。
鲁梁在饥饿之中，屈服于齐。楚为南方大国，管仲也曾用同样办法，将其困
倒。管仲在财政方面有一套“裕国库”的措施。他说：“为兵之数，存乎聚
财，而聚财无敌。”管仲的建军方法是以平时训练国民为基础的，一旦有事，全国皆兵，都
可应敌。
管仲关于用兵有许多精彩论述：“凡攻伐之为道也，计必先定于内，然
后兵出乎境。计未定于内而兵出乎境，是则战之自败，攻之自毁也。”①这里
强调了战争谋划的重要性，指出了未经认真筹划计谋就贸然出兵的严重危
害。又云：“故善攻者，料众以攻众，料食以攻食，料备以攻备。以众攻众，
众存不攻；以食攻食，食存不攻；以备攻备，备存不攻。释实而攻虚，释坚
而攻脆，释难而攻易。”②要求指挥员在指挥作战时，必须了解敌我双方的兵
力、粮草、装备等对比情况。如果敌方兵众有余、粮草有余、装备有余，则
不可对之轻易进攻。应该是避其实而击其虚，避其坚而攻击弱。
管仲综合用谋、以智取胜的思想，至今仍然是很值得我们借鉴的。这对我们体会系统运筹的道理有一定帮助。
汉高祖刘邦可算是个政治家。他用计不如张良，打仗不如韩信，理财不
如肖何。但他有将将之才，善于综合协调，文有张良这样的智囊（“好参谋
长”），武有能征善战的韩信，加上一个“好后勤部长”肖何，取各家之专
长，形成一个领导集团，合成政治、军事、经济，外交、用问等方面的谋略，
发挥整体功能，并注意顺乎民心，终于率兵打败了楚霸王项羽。
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具有综合运筹的高超艺术。
毛泽东的早期著作中就已渗透着这方面的丰富内容了，井冈山上的红色
政权实际上是“国中之国”，当时综合军事、经济、政治、外交、技术于一
体的人民战争，已初具规模了。抗日战争时期的《新民主主义论》、《论政
策》、《论持久战》等一系列著作，无不体现马列主义的综合性的宏谋大略。
第三次革命战争时期的著作更不用说了。
学习系统运筹的思想，首先应该继承和发扬老一辈无产价级革命家的宝贵遗产。
当然，历史发展到今天，我们囿于以往的认识已不够了。自从第二次世
界大战中产生系统论的理论以后，在研究军事谋略、制定军事决策时，愈来
愈重视系统运筹的现代科学方法了。
在军事谋略运筹中，大系统论方法是现代谋略家不可离开的工具。这种
与现代军事科学技术所匹配的系统理论，对于现代军事谋略家来讲，是一门
不可缺少的运筹控制艺术，是信息综合、分析、优化、决策组织的“现代科
学智囊”。通过它，能求得大型军事谋略系统的最优设计、最优组织和最优
实施。其严密的科学论证，可对谋略实施进程中，部队组合、武器配系、装
备弹药基数，以及实战结果，作出预定和测算。特别是大系统论运用于宏观
决策时，能帮助谋略家制定最佳战略决策、最佳战役行动方案。例如，美国
的“战略预警系统”就是以大系统论作指导的。现代战争是全方他的立体战，
高级指挥员只有把各种力量紧密地合成起来，科学地组成可靠的、有效的作
① 《管子·七法》。
② 《管子·霸言》。

战系统，才能夺取战争的胜利。
否则，就形不成整体优势，使自身陷入被动境地。英阿马岛之战，英方以大系统论为指导，总体设计，综合用谋，兵民齐动，陆海空协同，虽长途进击，却能获胜；阿方将领则重于单向用谋，三军各自为政，各行其战，火力、信息、控制、指挥失调，结果，尽管战争的正义性在阿方，官兵们打得也很英勇，仍难免于失败。现代战争越来越复杂，武器系统在向高、精、尖突进；军事学术在向深、新、奇发展。军事斗争日趋大系统化的时代，军事家要在广袤的军事舞台上争取主动，得心应手地指挥多兵种的合成作战，需要具备高瞻远瞩、统率全盘的大系统谋略艺术和控制艺术。
二、坚持战斗力标准
坚持战斗力标准，搞好总体设计，谋出整体威力。这是高级指挥员和参谋人员所需着力关注的。系统运筹与短期行为是相对立的。目光短浅不能深谋远虑，谋小不谋大，谋近不谋远，急功近利，拼消耗，拼设备，因小失大，没有通盘打算，不经科学论证，轻率决策，朝令夕改，草草收兵，拆东墙、补西墙；头痛医头，脚痛医脚，反复折腾、劳师伤民；内耗严重，松散懈劲。如此等等，均与缺乏系统工程思想有关。
以一个军事领导班子来说，坚持战斗力标准，发挥整体效应，就是一门系统工程的学问。
什么叫战斗力？我们认为，一支军队战斗力的强弱大小，是由人员素质、武器装备、体制编制、后勤保障、决策指挥、战略战术、天时地利等多种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甩而形成的有机整体的“合力”所决定的。
所谓“合力”是指由多种因素构成的，这就是系统论的道理。“合力”中人员素质是主要的。人员素质中军、政素质很重要，但又下限于军、政，应包括军事、政治、文化素所以及技熊、体质，即德、智、体、技能等。人员索质中尤其是领导素质更重妥，因为兵是官带出来的，强将手下无弱兵。关于决策指挥、战略战术主要也是对军事领导而言的。
战斗力因素中的武器装备、后勤保障，是显而易见的，不用多说。天时、地利因素是指对战斗力的某种客观制约。
为什么体制编制也列为战斗力的因素呢？这又涉及系统论的原理了。在一个系统里，各个分子之间的结构合理，以至达到最佳程空的组合，那未这个系统的整体功能就能最有效地发挥出来。
体制编制实际上是军事力量的排列组合。原子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物质。军事力量的不同排列组合，可以形成不同的战斗力。而军事谋略，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是在力量的排列组合上作文章。
在冷兵器时代，方阵的排列组合是关键性问题。现代战争中，各军兵种及武器装备的排列组合尤为重要。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德军把坦克集中起来，组成坦克师，对闪击战起了重大作用；英法集团把坦克分散编在步兵师中，大大降低了坦克的威力。不同的编制体制产生了不同的战斗力。
当前，改善军事力量的结构，已成为各国在和平时期着力谋划的内容。一方面，军事技术的进步要求军事力量的组合方式更加完善。另一方面，核大战、全面战争、有限战争对军事力量的功能有不同的要求；而结构决定功能。因此，如何使军队的体制编制适应现代武器装备的性能和多种战争样式的需要，就成为军事谋略的重要任务。
恩格斯指出：“许多人协作，许多力量溶合为一个总的力量，用马克思的话说，就造成‘新的力量’，这种力量和它的一个个力量的总和有本质的区别”。①这里所说的“本质的区别”是指整体效应产生的“质的飞跃”，已不是原来的各个成分的简单相加。可见系统论的思想，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已有了。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拿破仑描写过骑术不精但有纪律的法国骑兵和当时无疑地最善于单个格斗但没有纪律的骑兵——马木留克兵之间的战斗，他写道：‘两个马木留克兵绝对能打赢三个法国兵；一百个法国兵与一百个马木留克兵势均力敌；三百个法国兵大都能战胜三百个马木留克兵，而一千个法国兵则总能打败一千五百个马木留克乒。’”②
单个较量，马木国克兵胜过法国兵，可是马木留克兵人数越增加，战斗力反而降低了。这是为什么？以战斗力诸因素来说，可作多种解释：第一、法国兵协同配合的战术意识强于马木留克兵。法国兵有效地发挥了整体优势，因而产生了高效的作战能力。
法国兵协同配合的战术意识哪里来的？这同人员的素质有关。而人员的
素质通过军事训练得到了加强，训练不训练大不一样。第二、同体制编制有关。拿破仑对此有很大的改革。第三、同生产力发展水平相联的武器装备有关。马木留克兵来自埃及的
游牧民族，用的是冷兵器（原始武器），尽管马上的功夫好，精通刀法，但敌不过有步枪和炮队装备的拿破仑的远征军。本来马木留克兵（骑兵）善于在沙漠里作战，可以纵横驰骋，发挥其优势，但对有炮队掩护的步兵就相形见细了。
第四、除了上述原因外，还有作战指挥的因素等。所以，战斗力是诸因素相互联系的“合力”。
仅就体制编制这一点来说，也是很重要的。体制编制也是一门学问，叫军制学。组合得好，易形成战斗力，组合得不好，反而搞内耗。人多不等于战斗力强，一加一不一定等于二，可能大于二，也可能小于二。组合得好，三个臭皮匠，合成一个诸葛亮；反之，三个诸葛亮不如一个臭皮匠。
能人太多，不合理搭配，反而成了坏事。“三个和尚没水吃”，“一个槽上，不能拴俩叫驴”，其中就有这个道理。
凡事要讲科学，体制编制还得调整，关系还需要理顺。由于系统运筹未
搞好，有的部队建制建了又拆，拆了又建，一建一拆，浪费多少？这种教训
不能再重复了。
既然战斗力是诸因素相互联系、相互作用的有机整体的“合力”，那末
提高部队的战斗力，首先要求党委一班人同心协力，心往一处想，劲往一处
使。而军政一把手要善于综合协调，发挥整体功能。
“管理松懈，纪律松弛，作风松散”的“三松”现象，损伤部队肌体，
削弱部队战斗力。解决好这个问题，必须综合治理。治心为上，治官为本。
所谓治心为上，就是要加强思想政治工作，把提高部队的政治质量放在首位。
所谓治官为本，关键在领导。要兵不散，首先官不散。兵散散一个，官散散
① 见《资本论》第一卷第11 章。
② 《反杜林沦》十二、辩证法。量和质。

一片。干部事业心强，表率作用好，部队作风就过硬。思想政治工作先行，军事训练是中心，后勤工作搞好物质保证。在党委统一领导下，司、政、后各尽职能，齐抓共管，发挥系统工程的整体效应。这样，“三松”问题就迎刃而解，部队建设会有新的飞跃。
第十五章立足全局，审时度势
立足全局，审时度势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没有全局在胸，就不可能投下一着计远而谋深的好棋子。战略头脑出高谋。军事谋略服从和服务于党的路线方针和统帅部的战略意图。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战略（全局）上藐视敌人，战术（局部）上重视敌人。认真体会“三大通则”中的斗智辩证法：“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①
一、谋全局
所谓高谋、深谋、远谋，必须立足全局，审时度势。
“自古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以谋一域。”②毛泽东说：“战争胜败的主要和首先的问题，是对全局和各阶段的关照得好，或关照得不好。”“谋万世”、“谋全局”，“主要”和“首先”，就是指全局对于谋略本身具有的重要性。所谓全局观念，就是战略意识。
历史实践证明：胸中无全局者出不了高谋。作为全局的指挥员及高级参
谋，都必须具有战略头脑，在全方位观察、审时度势的能力上，在总体谋划
运筹的水平上，务须高人一筹。
军事谋略总是服从和服务于国家的历史任务和党的总路线、总方针。
我国新时期的历史任务是：“加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争取实现包括台湾在内的祖国统一，反对霸权主义，维持世界和平。”我党的基本路线是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一个中心是经济建设，两个基本点是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
作为全局的指挥员及高级参谋在思考统帅部的意图时，必须首先服从国家大局。
作为各地区各单位的指挥员，必须正视自己在全局中的地位和作用，按照党的路线方针和统帅部的战略意图，思考和制定自己贯彻实施的最佳方案。并自觉地以局部服从全局，正确处理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善于把握中心关节。
我国古代战争中，虽未有“全局”的概念，但也可以从有些战例中借鉴。这里我们举个兴唐灭隋的战例。
公元617年——618年间，有过著名的唐隋霍邑之战。当年，李渊起兵太原后，挥兵3万南迸，遇隋将来老生、屈突通之阻击，同时遇雨不停，军中乏粮，大军不能顺利推进。此时，李渊派府佐沈叔安等回太原运粮，派使者刘文静去突厥请兵，又以好言同另一股势力李密联和。数日后，请兵者未果，运粮者未至，联和未决，李渊情急，欲改变南下决心，回师太原。随声附和者迎合李渊旨意说：“宋、屈连兵据险，未易猝下。李密虽云联和，奸谋难测。突厥贪而无信，唯利是视。刘武周，事故者也（指突厥勾结刘武周的传闻）。太原一方都会，且义兵家属在焉，不如还救根本，更图后举”。李渊之子李世民则执异见。他说：“今禾菽彼野，何忧乏粮：未老生轻躁，一战可擒。李密顾恋仓粟，未遑远略。刘武周与突厥外虽相符，内实相猜；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1 页。
②


〔民国〕陈澹然：《〈寤言〉·二迁都建议》。
刘虽远离大原，岂可忘马邑（刘之所辖地域，今山西朔县）！本兴大义，奋不顾身以救苍生，当先入咸阳，号今天下，今遇小敌，遂以班师。恐从义之徒一朝解体，还守太原一城之地，何以自主！”李渊不听，决意北回。入夜李世民号哭于外，渊不解，复问之，世民曰：“今兵以义动，进战则克，退还则散；众散于前，敌乘于后，死亡无日，何得不悲”。李渊听后顿悟，在世民力主下，追回己北动之左军严阵以待，此时，粮至天晴，大军齐指霍邑，一举打败隋军宋老生部，取得霍邑大战的胜利。这里有许多经验教训可以吸取，但立足全局定谋和定谋贵察则是其中两条重要的经验教训。李渊及其随声附和者，在“雨久不止、军中乏粮”的暂时困难情况下，没有从灭隋兴唐的全局出发分析形势，夸大眼前局部的不利条件，又以道听途说突厥联兵刘武周攻晋阳的谣传作为根据，动摇既定决策，欲收兵北回，几乎误了大事。而李世民力排众议，终于说服其父坚定初衷。可见儿子比老子智高一筹。高就高在“全局观念”和“定谋”而“贵察”的素质。察者，纵观全局之利弊，运筹帷幄；不为现象所迷惑，看到事物本质。李世民熟知兵经之处禾寂丰足之情，深晓敌将轻躁的弱点；了解李密为了顾忌自己的利益不能联和的底细；掌握了刘武周同突厥外相符、内相猜的利害矛盾，及其不愿舍所辖地域，而冒险远求于太原的心理。所以，在李渊固执坚持北还的情况下，他仍然“哭谏”，力挽危局，终于取得大战胜利。
革命战争年代，我国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在立足全局施计用谋方面，为我们提供了许多范例。这里只介绍一下1947年中央军委战略进攻的决策。
1947年7月至9月间，中国人民解放军由战略防御转入了战略进攻。毛泽东指出：“这是一个历史的转折点。这是蒋介石的20年反革命统治由发展到消灭的转折点。”
大家知道，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前，当时形势仍是严峻复杂的。蒋介石虽然军事上处境日益不利，其重乒深陷于陕北和山东战场，在南线中央的晋冀豫战场兵力薄弱，其战略纵深中原地区亦十分空虚，形成了两头强、中间弱的“哑铃形”不利布局。顾此失彼、捉襟见时。但同我军相比。此时国民党军的兵力、兵器仍占优势。蒋介石决心不变。拼命实行总动员，加紧拽括人力、物力，继续贯彻将战争引向解放区的战略方针，加强山东、陕北两战场的攻势，力求迅速解决这两个战场的问题，再行转兵其它战场，以达其最后摧毁解放区，消灭人民解放军主力的目的。由于战争已深入我根据地的中心地区，解放区受到很大摧毁，人民生活十分困苦，部队人力、物力补充也遇到了很大困难。
以毛泽东为首的中央军委，审时度势，对全局作了透彻分析。看出敌人的优势已下降，士气低落；敌人已处于全民包围之中，其后方出现了第二条战线；南线之敌较弱，给予我可来之机。于是，以大无畏的革命胆略，决心在敌人的战略进攻尚未全部被粉碎，我军总兵力不超过敌军的情况下转入战略进攻。以敌人兵力薄弱的中原地区为主要突击方向，实施中央突破，以主力打到外线去，将战争引向国民党统治区域。这个从解放战争全局考虑的避实击虚的行动，是为了彻底粉碎国民党进攻和破坏解放区的反革命战略方针，使解放军在战略上夺取主动地位。中央军委的战略决策通过如下部署实现的：以晋冀鲁豫野战军主力4个纵队，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于6月底自鲁西南强波黄河，先在鲁西南地区求歼敌人，尔后逐步向豫皖苏边区和大别山地区进击，在长江以北的鄂豫皖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
7月19日决定，以原拟转用于陕北战场的晋冀豫野战军第4纵队和新组成的第9纵队以及西北民主联军第38军，由陈赓、谢富治统一指挥，改自晋南强渡黄河，在豫陕鄂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协助陕甘宁我军击破胡宗南系统，同则协助刘、邓经略中原。
8月上旬决定，以陈毅、粟裕指挥华东的6个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线兵团，并指挥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1纵队，在像皖苏边地区实施战略展开，与刘、邓野战军和陈、谢集团共同经略中原。
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主要任务是：挺进中原，以品字形阵势协力作战，机动歼敌，创造新的解放区，调动敌人主力回援，以此策应内线兵团作战。三路大军挺进中原是战略进攻全局的关键一着，而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又是关键的关键。大别山地区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我军只要能在以大别山为中心的中原地区立足生根，就可东慑南京，西逼武汉，南扼长江，直接威胁敌长江防线以及长江以南的广大地区统治，迫使敌人的主力自山东、陕北回援，从根本上改变战局。
在三路大军南进的同时，以华东野战军4个纵队组成东线兵团，由许世友、谭震林指挥，西北野战军由彭德怀指挥，继续在山东和陕北战场从两翼钳制敌人，策应刘邓、陈粟、陈谢三路大军的中央突破行动；在敌人主力回援中原地区后，即逐批寻歼留下的敌军，收复失地，并扩大山东，陕北解放区。
以上战略部署，我们可以把它形容为三把尖刀插进敌人腹部，两把钳子钳住敌人两臂。此乃奇兵胜战之举，堪称致敌于死地的绝妙高棋。
三路大军突破黄河之后，与国民党主力军逐鹿中原，这对扭转全国战局，夺取战略主动权，为尔后决战，并打过长江，夺取全国胜利，具有重大的战略意义。
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胸有全局，高瞻远瞩，而各路大军指挥员又能创造性地贯彻统帅部的意图。刘邓大军为了全局的利益，再硬的骨头也得啃，身背40个师的国民党军队，艰苦奋战；其他两路大军也是千方百计地克服无后方作战的困难，全力配合，协同作战。这同国民党军队的互相排挤倾轧。形成鲜明的对照。
蒋介石腹部被连插三刀，加上彭老总在西北战场死死拖住胡宗南不放，山东许、谭兵团又积极行动，吸引住大量国民党军队。蒋介石、白崇禧（国民党的“小诸葛”）等顿时阵脚大乱，疲于奔命，手足无措。“哑铃”的两个“把”
（陕北、山东两个重点），被置于无用武之地，哑铃的“柄”却被折断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老一辈无产阶级军事家的斗智艺术多么高超，蒋介石、白崇禧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等他们定下神来苦思对策重新反扑时，刘、邓已在大别山逐步站住脚跟。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对金陵城的威胁，一定要设法排除。蒋介石等不惜老本，孤注一掷，但以后的日子每况愈下，无可亲何？！
回顾这段历史，老一辈革命家的“谋全局”的形象，历历在目。毛泽东当年运筹全局，但始终把握中心环节，大别山这只棋是要棋，只要这只棋活了，全局皆活。局势的发展，果然不出毛泽东所料。这是解放战争中的重要一幕，是为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总目的和总路线服务的。自此之后，解放战争的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
二、正确处理全局与局部的关系
加强战略意识，立足全局，如此重要。那末怎样处理战略与战术、全局与局部的关系呢？毛泽东说过，我们在长期斗争中形成了一个概念，这就是：
战略上（全局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局部上）重视敌人；战略上以一当十，战术上以十当一。毛泽东精辟阐述的全局与局部、质变和量变的辩证法，是需要我们认真领会和思索的。一切神机妙算，皆出于此。毛泽东解决了古今中外兵家的难题：从全局上看，敌强我弱如此悬殊，那么怎样才能以弱胜强呢？这就要我们在局部上造成我强敌弱的态势，逐步消灭敌人。仗要一仗一仗地打，饭要一口一口地吃，当我们取得许多局部胜利之后，总体上的力量对比就会发生变化，再通过最后的决战，夺取全局的胜利。
“防御中的进攻，持久中的速决，内线中的外线”是以弱胜强的三大通则。
从战略上说，我们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敌人处于战略的外线，居于战略进攻地位，企图采取战略的速决战。我们则处于战略的内线，居战略防御地位，应自觉采取战略的持久战。所有这些，都是由敌强我弱这个特点决定的。
从战役战斗的作战方针来说，我们采取的是“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这与我之战略方针“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正好相反；然而，又恰是实现这样的战略方针之必要的作战方针。如果战役战斗方针同样是“内线的持久的防御战”，那就无法形成优势，也摆脱不了被动挨打的局面，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已充分说明了这个问题。毛泽东的斗智艺术高超，恰好表现在正确处理战略与战役、战斗之间的关系上。
由于我们坚决地采取了战场作战的“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方针，就不但在战场上（局部）改变着敌我之间的强、弱、优、劣形势、而且将逐渐地变化着总的（全局）形势。在战场上，因为我是进攻，敌是防御；我是多兵处外线，敌是少兵处内线；我是速决，敌虽企图持久待援，但不能由他作主；于是在敌人方面，强者就变成了弱者，优势变成了劣势；我军方面则反之，弱者变成了强者，劣势变成了优势。在打了许多胜仗之后，总的敌我形势便将引起变化。从全局来说，敌人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占统治地位；而从局部来说，我军则处在矛盾的主要方面，占统治地位；许多局部的质变（对全局是量变）必将影响全局的变化。这就是说，集合了许多战场外线的速决的进攻战的胜利之后，就逐渐地增强了自己，削弱了敌人，于是总的强弱优劣形势，就不能不受其影响而发生变化。
妙就妙在这里：敌分路向我进攻，敌处战略外线，我处战略内线，敌是战略进攻，我是战略防御，看起来对我是很不利的。然而我可以利用地广和民众条件两个长处，不计一城一地之得失，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目的。阵地战和游击战只作为辅助的作战形式。主要采用灵活的运动战，集中优势兵力，以几个师对敌一个师，几万人对敌一万人，几路对敌一路，从战场的外线，突然包围其一路而攻击之。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迅速解决战斗。一战如此，他战皆然。星星之火，终于燎原。我之小块革命根据地，逐渐变成大块，解放区先是分散的后来逐渐联成一片，以至最后夺取全国政权。
中国革命战争的进程是辩证地发展的，每个历史时期，无不闪耀着毛泽东的斗智辩证法的光辉。尽管未来战争因条件变化会有新的打法。但毛泽东军事思想的立场、观点、方法则仍然是适用的。
前面我们说的是战争年代的情况，和平时期是否也有全局和局部的关系呢？回答是肯定的。况且战时的全局观念必须依靠平时来培养。
战略上（全局上）藐视敌人，战术上（局部上）重视敌人，这是普遍真理。既敢于胜利，又善于胜利，就能无往而不胜。否则非左即右，要多花代价就是了。
智者会辩证地处理好全局和局部的关系，愚者会把两者形而上学地割裂开来。谋略水平如何？同敌手较量见胜败，与同僚相比见高低。
第十六章效益优化
效益优化，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军事谋略要求巧于运筹，善于智取。智取总是同蛮干相对而言的。斗智的目的就是要重效益（战果）。一个企业的经营总要千方百计地寻找本小利大的最佳方案。一个指挥员打仗，也是这个道理，总要以最小的代价谋取最大胜利。有的仗花了很大代价却自己打败了，有的仗把敌人打跑了，或打个平手，打成击溃战，有的仗虽打胜了，但己方伤亡太大，得不偿失，或得失相当；有的仗代价小、胜利大，称之为漂亮仗。是否用智和用谋，是否巧妙，结果不一样，显出指挥员指挥艺术和谋略水平的高低。这里不仅有个政治责任心问题（勇敢、负责），而且有个科学态度和方法问题（智、巧）。指挥员的职务越高，越要讲科学，越要求智勇双全。绝不能以部属的生命当儿戏，一着不慎，就会增加许多无谓牺牲。指挥员要懂得上中下策比较，择优用谋。
一、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胜利
戚继光说：“夫大战之道有三：有算定战，有舍命战，有糊涂战。何谓算定战？算得多，算得少是也。何谓舍命战？但云我破着一腔血报朝廷，敌来只是向前便了，却将行伍等项，平日通不知整饬是也。何谓糊涂战？不知己，不知彼是也。”①
显然，戚继光是反对“舍命战”和“糊涂战”而主张“算定战”的。所谓“舍命战”，就是凭匹夫之勇打无准备之仗。所谓“糊涂战”，就是不了解、不分析敌我情况打莽撞仗。所谓“算定战”，是先谋后战，从各方面权衡利弊、严格计算，合算才打，不合算不打。这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实际上讲了一篇谋略中的军事运筹学道理，至今仍然很值得我们借鉴。
我们知道，不管是什么性质的战争，也不管是哪一场战役或战斗，敌对双方的力量总是处在激烈的冲突之中，总是处在不断损耗的过穆中。损耗越大，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大；损耗越小，失败的可能性就越小。而战争或战役战斗的结束，就是这种损耗的结束。
从代价理论的角度来讲，军事谋略通常以敌人的损耗为假定前提，以此
来决定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最低限度。例如，我要全歼或击溃敌人一个师，
由此决定出我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基本数量，这可以规定为我之主要作战
方向上的力量的投入；同时，又以敌人投入作战的总的军事力量为现实前提，
决定出我投入作战的军事力量的最高限度，这可以定为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
上的力量的总投入。如果在主要作战方向上，我之军事力量的损耗小于敌人
之力量的损耗，则称我之代价小，否则称代价不小。如果在这一方向上我以
小的代价达成了这一方向上的目标，则称以小代价取得胜利，否则称以不小
的代价取得胜利。如果在主要和次要作战方向上，我之军事力量的总损耗仍
小于敌之力量在我主要作战方向上的损耗，则称我之代价最小，否则称不是
最小代价。如果我以最小代价达成了主要作战方向上的目标，则称我以最小
代价取得了胜利。如果我以最小代价达成了主要和次要方向上的全部目标，
则称我以最小代价取得了最大胜利。所以，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胜利，正是
① 《练兵实纪·登坛口授》。
谋略效益优化的最集中的体现。
纵观中外战史，我们看到，除了特殊情况外，军事谋略家都力图在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胜利上作文章。
在毛泽东看来，“一切军事行动的指导原则，都根据于一个基本的原则，就是：尽可能地保存自己的力量，消灭敌人的力量。”换句话说，就是：尽可能地使自己力量的损耗减少，使敌人力量的损耗增大，从而才能有以小代价取得大胜利的最基本前提。所以，在多案相较而择优用谋时，一般应以代价小而取胜大力标准。当然，为了在战略上实施重大谋略行动，为了全局的利益，局部要付出较大的代价也是必要的和难免的。这就要算总账，算大账了。
以最小代价谋取最大的胜利，最好是打歼灭战，伤敌十指，不如断其一指。这里所说的“损耗”是一种“量化”的语言，不是主张打消耗战。
二、择优用谋
（一）上中下策比较
上中下策比较在我国古代就已有了。“上兵伐谋，其次代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等等，无非都是说明择优用谋的道理。所谓最佳方案是指多方案比较而言的。如只是一个方案，无所谓最佳了。这种比较分析法是一种辩证的方法。
我国战国时期齐王与田忌赛马的故事，是大家都知道的。参加比赛的为上、中、下三个等级的马各一匹，在同一等级中齐王的马总要比田忌的强，每场比赛分三局。每局各出一匹马来比赛。
田忌接受孙膑的计策，将自己的马对齐王的马形成这样的对比关系：以下对上。以中对下，以上对中。结果田忌胜两局，负一局，以最小的代价取得最大的胜利。这就是效益最优化的谋略方案。这个故事启示我们：赛谋斗智，可以以弱胜强。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军轰炸日军大型护航船队的实例，也可说明择优用谋问题。日军船队从新不颠岛的腊包尔港出发到达目的地新几年亚的莱城，当时有两条航线：北线、南线，航程均需要3天。日军究竟选择哪一条航线，美军不得而知。据天气预报，北线的能见度将比南线差。在日军抵达莱城之前，美军将实施空中轰炸。如果美军选北线轰炸方案，日军也走北线，美军可以实施2天的轰炸，能消灭日军船队；如果美军选北线，而日军走南线，美军扑空之后，转回来再去轰炸南线，中间还能得到2天的时间保证，仍然可以消灭日军的船队；如果美军选南线，日军也走南线，美军则可以实施3天的轰炸，但此案没有把握，因为美军选南线，万一日军走北线，美军扑空后再返回北线时仅剩下1天时间，就难于奏效。美军经过权衡利弊，保证万无一失，选定北线轰炸方案。这一决策不论日军走哪条航线，都逃不了覆灭的下场。结果日军出现在北线，遭受美军的致命打击。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军在太平洋攻取岛屿作战中，先是与日军逐个地争夺岛屿，兵力损耗很大，要取得全胜的时间也被迫拖延。以后，美军便将逐岛作战改变为越岛作战，如绕过台湾直取冲绳等等。越岛作战的谋略取得了很大的效益：大大降低了美国军力的损耗；使日本部署在太平洋和东南亚许多岛屿上的兵力发挥不了作用：越岛直接进攻日本本土，结束战争的时间大大缩短等等。当然，这是美军在付出代价之后才选取的最优谋略。
我军战史中择优用谋的战例也是很多的，宣瓦战役就是成功之例。
一般来说，实现谋略效益优化的主要思路应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以损耗对方的力量为着眼点来考虑我方的行动方案。损耗对方的力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依据一定的精神损耗规律来确定损耗对方力量的方法途径。如中国古代的长勺之战，曹刿就是依据“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士气损耗规律来谋取了败齐军之道的。二是损耗对方的物质力量。如毛泽东在解放战争中总结出“考虑我军行动应以便利歼敌为标准”这一经验，并依此作出了夺取全国胜利的伟大战略部署。但是，在实际作战中，这两方面不应作严格区分，且着重点应当放在损耗对方的有生力量上，在谋略活动开始时，科学的选择损耗值是极为重要的。因为选择不当，很可能使谋略活动无法全面而深入地展开。损耗值有多种多样，诸如地盘、人员、火力、时间、心理、经济、政治、外交等等的损耗。无论怎样多，它都是以一定目的规定的。战争双方都想损敌利己，正义之军损非正义之军以利于自己正义之气的弘扬，非正义之军损正义之军民以利于自己恶劣行径占上风，革命军损反革命军以利于自己从经济上、政治上、精神上、人格上获得解放，反革命之军损革命军以利于自己横行霸道；反侵略之军损侵略之军以利于自己在和平的环境里自我生存和发展，侵略之军损被侵略之军以利于自己生存空间的扩张。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军事行动的目的都带有双向损耗、各自利己的性质。我们依据这一性质就能客观地确定损耗值。
2、考虑到战争或战役战斗的方向、阶段、偶然、突变、错综复杂等特性，就应当形成对达成同一目标的多种谋略方案。只有这样，才能进一步作出效益优化的方案。从我方来说，在作战行动中，可以发挥我方最大优势和随时把握作战主动权的方案为上策，可以部分地发挥优势和部分地把握主动权的方案为中策，不大能发挥我方优势和不大能把握主动权的方案为下策。但是，仅仅从我方来考虑的情形，是片面的情形。正如毛泽东所指出：我军“调动敌人，可能被调动，亦可能不被调动，可能大部被调动，亦可能只有小部被调动。”上中下策也处在这种情形的变易中。例如，田忌赛马，就齐王来说，他的上策是以上对上，以中对中，以下对下，可发挥全部优势；他的中策是以下对中且中对下，或者以中对上且上对中，或者以下对下；他的下策是以上对下且以下对中。而齐王却只以上策为基本判据，即以同等级中每匹马都比田忌的马强为基本判据，排斥了对下、中策的运筹，结果齐王自以为是以上策被田忌的谋士孙膑运筹为了策了。又如太平洋战争中美军轰炸腊包尔海域的日军运输船队，美军的上策在南线，可轰炸3天，中策在北线，次中策为选择了南线而日军出现在北线，下策是选择了北线而日军出现在南线。可见，效益优化的谋略方案，不一定是上策，它是从上、中、下几策中比较得来的。
3、这种比较一般都遵循两条思路来展开，一条是从最坏的情况出发往好处思考，对谋略的一方就是最小的最大，对对方就是最大的最小，另一条是从最好的情况出发往坏处思考，对谋略的一方来说就是最大的最小，对对方来说就是最小的最大。当然，我们也不排除第三条思路即从好处想到更好处，最大的最大或最小的最小。以上比较值通过代价理论、概率理论、风险度、可行性等方面的进一步思考、修正、补充、完善，我们就能得到效益优化的方案了。但是方案出来了，并不一定可以说工作完成了。
（二）科学论证，模拟运筹
方案虽已产生，但它是否符合客观实际？是否建立在尽可能完备的信息资料的基础上？是否有自身推演的矛盾？是否能达到预期的目的？这些问题还有待谋略家来作进一步的解答。科学论证，模拟运筹就是运用现代科学手段（电子计算机）进行这种解答的过程和形式。
对方案件完备性的科学论证就是通过不断了解、侦察、发现、收集和处理各方面的新情况或新数据来周密地验证或修改方案。在制定和优化方案时，谋略家基本依据于自己所掌握的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包括：我方的兵力兵器、军兵种的数量和质量以及战斗编成和配置，每个作战单位开战前的状态，动作或同动作的关系和可能的时间，基本线路和方向上的情况；一般战役战术法；可类比的战例；军事科学理论等以及对方的这类情况。它们共同规定了谋略家所了解的一定实际的内容和范围。所谓新情况或新数据就是超过了这一内容和范围又被谋略家了解到的实际。由于兵行诈道，彼此保密；又由于谋略家主观认识能力的局限，这类新情况或新数据就一定会出现，所以，一场战役或战斗的完备方案总是产生于不断随客观情况的变化而作的修改过程中。修改的大致步骤是：1、尽可能收集新情况新数据；2、新数据和原始数据作比较，看是否突破了方案的约束条件；3、评估预测新数据带来的可能的影响；4、确定是否修改、怎样修改。
对方案作矛盾性的科学论证就是运用形式逻辑和辩证逻辑从谋略方案的一般内容出发推演出一些重要的具体结论，看这些结论是否矛盾，是否合理。集中优势兵力的方案有没有隐含分散兵力的矛盾；协同动作的方案会不会形成独立的各自行动；机动方案含不含有滞阻动作；有利于我的方案是不是正好有敌人的可乘之机等等。只有作了如此这般的考察论证，谋略方案的可靠性、可信性才能进一步提高。
当然，如果时间许可，方案还可以从作战模拟的角度来加以进一步地确证。所谓作战模拟就是对实战的环境和军事对抗行动作各种形式的相似性模仿，这些形式有实兵演习、兵棋作业、地图作业、沙盘作业和计算机作业等。随着现代化科学技术在军事领域里的日益广泛的应用，军事运筹已发生了深刻的变化，谋略家不再面对小空间，单军种、低速低空兵器、可视界这类谋略对象来进行谋略，传统的直觉、经验、手工运算的运筹法也已显示出了不适应现代化战争要求的局限，因而计算机系统辅助谋略的现代方法便应运而生了。正是这种方法或手段的出现，现代作战模拟才得以发展成为一门专门的学科。在这里，我们仅就模拟运筹的一般思路方法作一些说明。
作为谋略辅助手段的模拟运筹，可用如下图示：
我们知道，任何事物都是质量统一体，对于一定的谋略对象来说，也是这两方面规定性的统一。所以，借助现代数学理论和符号，我们可以对方案作数量形式化的处理。通过这一处理，我们就能够发现其中隐含着的数量关系，建立数学模型，进而编制计算机的程序语言和数字图形显示语言，然后输入计算机进行运算，并对输出结果作分析评估。这里的关键环节是建立数学模型。大致来说，数学模型分矩阵形、随机形、统计形、图论形和混合形等，它们都是以一定的数学理论的分科运用来划分的。因此，建立数学模型需要有较深厚的数学基础，而且还要由军事技术工程方面的专家或专家集团来共同完成。
利用模型，我们就可以在计算机上演示出敌我损耗值，兵力兵器的配置，作战各个环节和各个阶段的情况或状态参数，协同动作的时间安排，后勤供给的情况等等，也可以直接模仿双方不同方案之间的对抗战，得到各种对抗数据，求得效益优化的谋略方案。现代作战模拟作为谋略的一种手段有助于提高谋略家的预见力，有助于提供科学的判断，据以支持谋略优化方案的形成，有助于减少盲目性。
但是，就主要的方面来说，谋略者的思维过程和认识活动，谋略效益优化的谋略活动仍起着主导的、支配的作用，计算机模拟也只是受人、受谋略者支配、控制下的模拟，因此，在作创造性的谋略时，仍然是以“运用之妙，存乎一心”为途径的。
（三）留有余地
由于主观和客观两个方面的自身和相互限制，任何一个谋略家或谋略家集团都不可能制定出绝对没有缺陷的方案，都不可能完全排除这样或那样的失误。即使是最优方案，也只是考虑了有限情况中的主要情况。特别是对风险比较大、思想比较奇的方案来说，这种情况尤为突出。因此，留有余地，不仅是应付瞬息万变的战场情况的需要，而且是我方有效地控制和掌握自己的主动权，变不利为有利，变被动为主动的需要。
在制订谋略时，应当在以下几个方面来考虑留有余地：
1、作战目标选择适当。既不能取力所不能及的“远大”目标，也不能取无关战局决定性意义的目标。战略目标应当具有战略取胜的决定意义，战术目标应当具有战术取胜的决定意义。当然，作战目标还应当具有灵活性，即总目标设立后应当分解为各个作战单位的分目标。各分目标应当是各作战单位所要达到的目标的最低值，从这一最低值出发，各作战单位就会有足够的自主权。凭借这一自主权，在不破坏总目标实现的情况下，各作战单位就能在战斗中发挥主观能动性。
2、作战空间应当有回旋余地。确定军事行动路线有进有退，进攻所达的纵深有最近距离和最远距离的考虑。人民战争的内线外线、后方前方、包围反包围、大块小块等等方面都应在谋略家的运筹之内。
3、作战时间的规定是以必然性和偶然性的同时考虑为前提的。必然性的规定是以我之所能及、主观之期望为表现的，它可以规定军事动作的最短时限。偶然性的规定是以彼之干扰破坏我之所能、客观条件的限制为表现的，它可以规定军事动作的最长时限。军队协同动作的时间、作战各阶段的时间都应当从最短时限和最长时限这两个方面来考虑，从中优化出合理的时限。
4、作战的兵力、兵器、军兵种的部署，一方面要强调整体优化组合的效应，另一方面要考虑从这一整体状态过渡到下一整体状态的应变组合效应。一定整体组合总是体现在实现一定目标的功能上，当这一目标实现后，这一整体组合就应当拆散，以便在新的目标上形成新的整体组合，这就是应变组合效应。在战争的进程中应变组合就是谋略家谋略优化部署时的退路。这一退路是风险度大的决策的退路。
5、后勤供给是上述各方面留有余地的通盘考虑所要注意到的基本限制条件。供给线太长，供给就很脆弱，供给的机动性太差，部队缺给养的可能性增大，因此，作战目标、空间、时间、部署的谋略都应当以这个基本限制条件为限制。谋之利害、知之保障、筹之营运，操之补偿，也是谋略家的基本谋略内容之一。
第十七章军政两手相辅相成
军政两手，相辅相成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惯用反革命的两手谋略来对付革命人民。一手是军事镇压，一手是政治欺骗；一手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手是牧师的职能。革命的人民必须学会用革命的两手，即以革命暴力和政治揭露对付反革命的两手。既不怕他们的恐吓，也不相信他们的好话。以打对打，以谈对谈，又打又谈，针锋相对。
一、战争的本质决定了军政两手相辅相成
古罗马有一句谚语：“假使你希望和平，那你就必须准备战争。”本世纪英国军事史学家利德尔·哈特则对此说作进一步解释：“假使你希望和平，那你就必须了解战争。”利德尔·哈特这句看似很普通的话，确是一句至理名言。如果连战争的本质是什么都不了解，那又如何准备战争、谋取战争的胜利呢？
大家知道，在马克思主义产生之前，许多人已对战争发生的原因和它所担负的使命作了有益的探索，但最先把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的特殊活动形态的本质明确地揭示出来的是19世纪的克劳塞维茨（1780—1831）。克劳塞维茨是普鲁士的一位职业军人，他从青年时代起，即根据当时欧洲战争特别是拿破仑战争的实践，开始思索战争问题，并写作了大量论文。1816年以后他开始构思系统的理论著作，即他死后才由别人出版的《战争论》。 1827 年他写完全书的初稿后，怀着十分喜悦的心情写信给他的朋友罗德尔少校说：“战争，是我十几年来反复观察思索的大论题。战争到底是什么？我发现，战争的本质或规律不完全是由它自身来决定的，战争，说到底，它不过是一种工具或手段，而操纵这个工具的手则是政治”。作者在《战争论》中反复地论证了这个命题。他说：“战争无非是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而“决不是什么独立的东西”；战争所表现的依然是战前就有的东西，即交战双方的政治关系和政治利益，“只不过它是借用另一种文字和语言罢了”，因而，“战争虽然有它自己的语法，但是它并没有自己的逻辑”。
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列宁悉心研读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并专门写了长篇的摘录和笔记，列宁尤其赞赏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质论，认为这是唯物辩证法研究战争问题的一大进步，并把克劳塞维茨的论述归结为“战争＝‘以剑代笔’的政治”，他说：“一切战争都不过是各交战国及其统治阶级在战前几年或十几年内所推行的那一种政治通过暴力手段的继续，同样，结束任何战争的和约也只能是对本次战争结果所造成的力量的实际变化的统计和记载”。
被西方军事学术界称为“20世纪克劳塞维茨”的利德尔·哈特（1895—1970年）在其《战略论》中，进一步阐发了克劳塞维茨的战争本质论，并进而说明了军事与政治相配合的大战略思想。
他说：“战争是政治通过另一种手段的继续——这是克劳塞维茨关于战争定义的基础，也就是说，在整个战争时期，甚至在和平时期，战争都是这一政治的继续。对于这个真理，永远不应忘记”，因而，考察战争问题，“既要从政治开始，也要到政治结束”；他提出了“军事目标”与“政治目的”的关系问题，认为“军事目标是由政治目的来决定的”。军事目标必须为政治目的服务；另一方面，“政治不可以要求军事去完成它所办不到的事情”，这是因为“用流血方式解决危机消灭敌人军队”这个“战争长子”，并不是绝对的、神圣不变的，暴力行为的作用“并不是无限的”；他说：如果以为战争这种推行政治的强制力量和暴力行为可以解决一切问题，因而采取“粗暴地发泄本能”的态度，那末这样的人只能是个“武夫”，只配“作个军士”，“而不能成为战略家和政治家”；他说，“战略家要善于超越战争”，要看到战争以外的东西和战争结束后的和平，这是因为，“历史告诉我们，在军事上取得了胜利，它本身不等于达到了政治目的”，甚有可能走向战争“政治目的”的反面，导致整个国家的崩溃。
他提出：战争既是交战双方“物理上的对抗”，又是敌我之间“心理上的对抗”，战争既有物理上的防线和坚壁，又有精神上的堤坝和战场；物理上的消耗可以补充，精神上的溃败则无法补救；他认为拿破仑关于在战争中“精神对物质的比重是三比一”这句名言“具有不朽的价值”。
他鲜明地提出：“战略是一种分配和运用军事工具来达到政治目的的艺术”，是“使敌人在物理和心理上都丧失平衡的艺术”，因而，“战略家的真正目的并非一定要寻找一场会战，而在于寻找一种有利的战略态势”，他借用我国古代军事恩想家孙子的话说，“最完善的战略，也就是那种不必经过严重战斗而能达到目的的战略——所谓‘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
写到这里，不妨补充一点有关的史实。利德尔·哈特的《战略论》（副题为“间接路线战略”）初版于1929年。他所以能在那时提出“间接路线战略”这一概念，并用这一概念闸述他的大战略思想，同他接触到我国的《孙子》这部书有密切关系。1927年，他头一次读到《孙子》的英译本。他读后，简直是欣喜若狂，如获至宝，对中国兵学泰斗孙武佩服得五体投地。他正是在《孙子》的影响和启发下，在写作《战略论》时，专门辟出一篇，题为《军事战略和大战略的基础》；他在《战略论》出版时，特意从《孙子》十三篇中摘取十三段语录作为其全书的篇首；他在这部书的序言中还特别说明，他书中的许多观念“并不是什么新的思想，而是古已有之”。由此可见，这位西方战略学家对东方兵学先哲推崇之诚、敬佩之深。只要我们把这两部在时间上相距二千多年的军事著作结合起来研读，就不难发现，利德尔·哈特的“间接”、“直接”战略之分，实际上是对孙武的“奇正之变”的继承和发挥，是孙武的战略策略思想的现代化和西方化。
我们在这里引述两位西方军事家的著作和革命导师列宁的科学论断，旨在说明，用什么样的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思索战争这个人类社会矛盾的特殊表现形态，认识和了解其本质，是一个十分重要的问题，是近代、现代中外军事家谋划战争胜利的理论基础和前提。
如果用“宿命论”或“天命论”的观点，即所谓“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把战争的发生和结束、战争的胜败和得失、战争与和平的交替和转化，都归之于“天意”的支配或上帝的安排，当然就谈不到认识和驾驭战争运动的客观法则，发挥人的主观能动性和进行战争谋略的运筹了；如果用形而上学的观点来看待战争，把战争归之于社会生活领域中的“物竞天择”、“优胜劣汰”，并进而信奉“战争种族论”和“武器决定论”，当然也不能说明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的内在联系。
只有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把战争了解为政治的另一种手段的继续，才能明白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
二、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谋略
我们伟大的祖国是世界上军事科学发达最早的文明古国，是军事家群星灿烂的国度。我国古代兵家不仅以他们卓越的军事思想闻名于世，而且尤以他们丰富多采的奇谋方略引人注目。在我国古代兵家的各种各样的奇谋方略中，军政两手并用的谋略是其中一项重要内容。
（一）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思想
早在两千多年前的春秋战国时期，我们的古人即已看到了军事同政治之间的关系，认为军队担负着“除暴、讨乱、禁不义”的任务，负有力国家民族“扶危”、“除忧”、“救祸”，从而使国家长治久安的政治使命。
我国古代的一些军事、政治家不论是在治国、安民、平天下上，还是在治军、打仗、夺取战争胜利上，都很注重军政两手相兼并用。我国春秋时期大思想家孔子最早提出了文武兼备思想，他说：“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孔子家语·相鲁》）。这里的“文事”就是政治，“武事”就是军事。孔子主张两者必须兼备，缺一不可。同时期大军事家孙武在他的著名兵法《谋攻篇》中论述其“不战而屈人之兵”的全胜谋略时，非常鲜明地提出了“上兵伐谋，其次伐交，其次伐兵，其下攻城”的先进思想，把“伐谋”、“伐交”这种政治上、外交上的斗争和攻势放在了“代兵”、“攻城”这种军事斗争和攻势的前面，可见他对军政两手相兼并用之重视程度。孙子的这个思想实际上揭示了古今中外所有战争实践的一条客观规律：只有军事攻势而不搞政治攻势，是极为片面的，因而构不成完整的先进的谋略。
产生于战国后期的著名兵法著作《六韬》则进一步发挥了《孙子》的谋略思想。《六韬》既讲了“武韬”，又讲了“文韬”，而在《武韬》篇中又专门论述了“文伐”的作用，提出了军事攻势中的十二条政治攻势方法，说明“十二节备，乃成武事”的道理。这就十分明确地告诉人们：“文伐”即政治攻势是发动军事进攻的必要准备和前提条件，当“伐谋”、“伐交”不能奏效时，就要“伐兵”，要立足于战场上的胜利，要把“文伐”同“武伐”紧密结合起来，既不能光靠“武伐”，也不能只寄希望于“兵不接刃”的“文伐”即能“使敌降服”。
成书于西汉的著名军事著作《黄石公三略》，继承先秦兵家的谋略思想，指出“行兵之要”必须“总文武之道”、“操刚柔之术”，必须“德威”并用、“仁法”兼施，论述了“刚”与“柔”、“德”与“威”相辅相成的关系。书中说“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认为刚、强、柔、弱适宜，才能兵有所成，“能柔能刚，其国弥光。能弱能强，其国弥彰。纯柔纯弱，其国必削。纯刚纯强，其国必亡”；书中说“无德则叛”、“无威则弱”，主张仁法兼施，“仁施于顺”、“恶加于凶”。《黄石公三略》中的“刚柔相济”、“德威并施”显然是军政两手的古代说法，“刚”与“威”即我们今天所讲的“强制手段”和“暴力行动”，“柔”与“德”即我们今天所讲的“政治怀柔”和“精神感化”。
我国古代兵家的军政两手的谋略思想，可以说是“源远流长”。汉代以后，三国时期的著名政治家和军事家曹操、诸葛亮，唐王朝贤明皇帝李世民和大军事家孪靖（即《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兵书中的李卫公），宋代开国皇帝赵匡胤，以至明代爱国将领于谦、杰出的军事家戚继光等，都从不同角度继承并在战争实践中发展了先秦兵家文武一体、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井用以指挥了历史上许多有声有色的战争，导演出一幕幕威武雄壮的活剧，创造了永垂青史的业绩。可以说，古今中外，凡有才智、有作为的统治者和军事家，无不懂得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无不明白“武以力胜，文以德胜，文武兼施，方能尽胜”的真诚，无不通晓“文武兼备之道”、“刚柔相济之术”、“恩威并用之谋”。
我国古代兵家的这种治国方略、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给近代、现代中国政治家和军事家以深刻影响。
（二）诸葛亮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生动实践
诸葛亮（181—234年）今山东沂南人，曾任蜀汉刘备政权的军师、丞相，后被封为武乡侯。
诸葛亮生逢“乱世”，当时汉室衰微，宦官专权，世族豪强争霸，战争连年不断。诸葛亮在隆中隐居期间即博览群籍，尤好兵书，交游士林，关注时局，并立下了一生要成就一番事业，统一天下的凌云壮志。诸葛亮感刘备三顾之恩，27岁那年走出隆中辅佐刘备，用他自己的话来说是“受任于败军之际，奉命于危难之间”。为兴复汉室，统一天下，他不仅表现了公忠体国、励精图治、鞠躬尽瘁、死而后已的精神品格，更施展了他足智多谋的政治智慧、外交才干和军事艺术。他既善于军事上的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更善于政治上纵横捭阖和外交上的折冲尊俎。他可以说是文武兼施、恩威并用、刚柔相济的政治家、军事家和战略家，是在艰苦复杂的斗争中善于使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一个古代典范。

诸葛亮一生指导和指挥了许多政治斗争和军事战役，但最能反映诸葛亮军政两手相兼并用这一特色的，是他亲自率军出征夷越，成功地平息南中地区反叛势力，结束这一地区动乱局面的生动实践。
汉末三国时期，隶属于蜀汉管辖的南中地区，即今天的四川南部和云南、贵州一带，自古以来被称之为“夷越之地”，居住在这里的羌、叟、僚、濮等少数民族被视为“化外之民”。特别是东汉末年的中央王朝派往南中的官吏差不多都是些“侵犯蛮夷”，拼命搜刮少数民族人民的贪官污吏。而面对当地少数民族的骚乱、起义和反抗，东汉统治者又总是沿袭历代“攘夷”的老办法，一味采用军事手段进行极其残酷的镇压。结果，加剧了汉王朝同南中地区少数民族的矛盾，造成了一些少数民族上层首领称兵作乱，“带郡称王以叛”的混乱局面。
诸葛亮吸取历史教训，他在出山前的隆中对中就向刘备提出了“西和诸戎，南抚夷越”的战略方针。蜀汉刘备取得益州后，诸葛亮对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分子先采取“抚而不讨”的策略，试图从政治上解决问题。但诸葛亮的这一方针却被当地一些拥兵自立的首领和“夷帅”视为蜀汉王朝的软弱可欺，更加肆无忌惮地进行叛乱和割据活动。于是，诸葛亮一改“抚而不讨”的方针，采取文武兼施、恩威并用的方针，既发动政治攻势，又进行军事讨伐。因为诸葛亮非常明白，南中叛乱不解决，后方不安定，就无从北伐。这就是所谓“惟思征北，宜先入南”。
蜀汉建兴三年，即公元225年，诸葛亮亲自率军出征。当诸葛亮从成都出发时，参军马谡送行数十里，依依不舍，似有所言。诸葛亮诚恳地对马谡说，你我共事多年，常承指教，请惠赐良计。马谡于是说道：南中“夷帅”仗其偏远、险要，不服朝廷久矣；丞相亲征，无疑必胜，但大军一退，难保他们不再背反；将来丞相举兵北伐，与强敌相抗。“夷帅”探知国内空虚，其反必速，此番若以武力把他们斩尽杀绝，又非仁义之师所为；照我看来，用兵之道，在于攻心为上、攻城为下，心战为上、兵战为下，望丞相详察，愿早服南人之心，以收长治久安之效。马谡这番语，诸葛亮听后连连点头，说“甚合亮心”，并立即纳作“平南之策”。
当时南中地区少数民族上层中有三个著名的势力大的叛乱首领，这就是雍闿、高定和孟获。诸葛亮先后斩杀了极其顽固的雍闿和高定后，于盘江上游（今云南曲靖地区）同孟获展开决战。孟获当然不是诸葛亮的对手，一交手即被诸葛亮生擒，孟部溃败。至此，军事讨伐、武装平叛的目的已经达到。但是诸葛亮并没有到此为止，决心对深得“夷汉所服”的孟获进行政治攻心，以使孟获和他影响下的大小头目及各少数民族心悦诚服，真心归顺蜀汉朝廷。为此，诸葛亮布兵营阵，让孟获观看。孟获看后不服，说道：原本不知你们的虚实，才打了败仗，今番承蒙赐观营阵，不过如此，若放我回去整兵再战定能打败你们。诸葛亮听后微微一笑，当即把孟获放了。这样反复了几次。在最后一次“亮犹遣获”，还打算放孟获回去整兵再战时，孟获不走了，他心悦诚服地对诸葛亮说：“公，天威也，南人不复反矣。”就这样，诸葛亮只用了四五个月的时间，就把南中地区称兵倡乱经年的反叛势力剪除、平息了。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取得这么大的胜利，这显然是诸葛亮善于实行兵战与心战、军事付伐与政治安抚相结合的斗争方略的结果。
这就是蜀汉末年史学家陈寿的名著《三国志》中关于诸葛亮五月渡沪擒纵孟获一事的记载。此事到了元末明初文学家罗贯中的笔下，就演化成了《三国演义》中脍炙人口的七擒七纵的长篇戏剧故事，这当然是艺术加工和艺术创造了。但不管是史笔还是文笔，不论是史学家还是文学家，有一点则是共同的，即两者都在通过诸葛亮又擒又纵的事迹，生动地表现诸葛亮军政两手相辅相成，通过军事征讨和政治安抚，达到稳固后方、巩固边疆的战略目的。
诸葛亮所以能有如此高超的谋略思想和斗争艺术，原因在于诸葛亮首先是一位杰出的政治家和大战略家。他不是只考虑眼前利益，而是看到战争以后的政治大局和国家的常治久安。为了说明这个问题，这里再补充一点史实。诸葛亮征讨南中地区反叛势力的战事结束之后，在实行一些强制性措施的同时，果断地采取了“即其渠帅而用之”的政策，尽量录用当地拥护蜀汉中央政权的有影响的上层人物作南中地区各级官吏，还起用一些政治上可信赖的又在当地百姓中享有较高威望的头领和“夷帅”，作为蜀汉中央政权中的少数民族的代表人物。就拿被几擒几纵的孟获来说，后来被诸葛亮清到成都参加中央政权机构，成为职掌监察大权的“威慑百僚”的御史中丞。诸葛亮这样做，既是为了加强蜀汉中央政权同南中地区的联系，加强汉族同西南少数民族之间的团结，也是为了改革东汉以来统治者对少数民族地区“只讨不抚”、实行残酷镇压的弊政。
正是由于诸葛亮实行“抚而不弃武征，讨而不以力制”的正确政策，才使一向连年骚乱不已、动荡不安的南中地区出现了一个“纲纪初定、夷汉相安”的新局面。这一巩固边疆的正确方略，既为北伐中原解除了后顾之忧，创造了条件，也为后人治国平天下留下了宝贵经验。后代大政治家裴度对诸葛亮“不以力制而取其心服”这一点极为称道。的确，诸葛亮受西南各族人民崇敬，至今未减。
清人赵藩在成都武侯祠作了一副对联：“能攻心者反侧自消，自古知兵非好战；不审势即宽严皆误，后来治蜀要深思。”这是对诸葛亮的赞颂，同时也是对后来统治者的告诫：对各族人民务必采取正确的政策。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在大陆肃清反革命残余势力时，采取军政并进剿抚兼施的策略，借鉴了诸葛亮的思想。
三、毛泽东的军政两手思想和伟大实践
毛泽东是中国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一生领导和指挥革命战争时间之长、规模之大、歼敌之多、胜利之辉煌，是中外战争史上少有的，是世界上罕见的伟大军事统帅和战略谋略大师。熔哲理和兵法于一炉、冶政治同军事于一体，是大战略家毛泽东的突出特色，是其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精彩篇章，也是他留给我们的一份珍贵遗产。
毛泽东的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基于“战争是政治的继续”这个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原理。毛泽东从他登上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舞台起就反复论述了战争与政治之间的关系，指出，世界上没有不带政治性质的战争，“当政治发展到一定的阶段，再也不能照旧前进，于是爆发了战争，用以扫除政治道路上的障碍”，因而“政治是不流血的战争，战争是流血的政治”。①毛泽东对战争同政治间的一致性与差别性的辩证论述，为把政治贯穿于战争的全过程提供了理论依据。
毛泽东的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基于人民革命战争的正义性
和进步性。战争的正义性还是非正义性，是人民革命战争还是反人民的反革
命战争，是符合人心还是违背人心，则是战争胜负经常起作用的决定性因素。
人民革命战争就可以凭借其政治上的优势逐步转变军事力量上的劣势，最终
战胜尽管在军事上十分强大但在政治上失道寡助的反革命势力。
毛泽东的军政面手、相辅相成的谋咯思想，还基于人民军队的性质和它所担负的历史使命。毛泽东指出：“中国的红军是一个执行革命的政治任务的武装集团”，人民军队决不是单纯打仗的，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担负着宣传、组织、武装群众并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任务；人民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人民军队既是战争的军事任务的承担者，同时又是战争的政治使命的执行者。毛泽东指导战争的艺术，生动地、创造性地体现在军事斗争同政治斗争相结合、武装斗争同其他各种斗争形式相结合上。
正如陈毅所说：毛泽东不同于一般的军事家，“一般军事家只能就军事言军事，除军事以外看不到别的东西。毛主席一开始抓军事问题，就首先作为是政治问题，是社会问题，是人民革命问题，加以具体的理论考察，这样就透入本质，而能进行军事思想和战争实践的创造。”①
正因为毛泽东是一位不同于一般军事家的人民革命战争的伟大统帅和战略大师，因而，他所指挥的战争，既是同敌人进行军事较量的激烈场所，又是和反动势力展开政治斗争的生动舞台，既能够施展军事家的才华，又可以表现政治家的智慧；既有威武雄壮的武戏，又有脍炙人口的文戏。
① 《毛泽东选集》合订本第447 页。
① 《星火燎原》选编之一第40 页。

（一）以打对打，以谈对谈，用革命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历来的反动势力对付革命人民，总是软硬两手兼施，一手是武力镇压，一手是政治欺骗；一手是刽子手的职能，一手是牧师的职能。因而进步势力和革命人民也必须学会用革命的两手对付反革命两手。
毛泽东的革命两手策略突出地表现在中国抗日战争胜利后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的斗争中。抗日战争中，蒋介石奉行“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反动政策，把他的大批军队保存在大西南，龟缩在峨眉山上。抗日胜利后，蒋介石妄图通过内战消灭共产党和共产党所领导的人民军队，独吞抗战胜利果实，以维护和巩固其独裁统治。但由于蒋介石尚未作好发动反革命内战的全面准备，由于全国各阶层人民强烈要求和平民主，所以，蒋介石在极其秘密地准备内战，在美国的帮助下加紧往华北和东北运兵的同时，打出和谈的旗号，连发三电邀请毛泽东到重庆“共商国是”。
毛泽东非常清醒地分析了当时中国的形势，完全洞察了蒋介石的阴谋，明确提出用革命的两手对付蒋介石反革命的两手，以谈对谈，以打对打，针锋相对，寸土必争，核心是“针锋相对”。
针对蒋介石加紧向东北运兵，以“接收”（当时东北处于苏联军事管制之下）之名行独占东北之实的图谋，毛泽东和党中央果断作出决定：调2万干部、10万大军和100个架子团迅速进入东北，放手发动群众，迅速扩大部队，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和民主政权。这样，既可在军事上破坏蒋介石的进攻计划，又可在政治上造成同蒋介石谈判的基础。这是因为，蒋介石在抗战胜利后就曾扬言，东北不存在共产党和八路军，不存在内战，东北只是政府从苏军手中“接收”问题，不存在同共产党谈判问题。
针对蒋介石集团所散布的所谓共产党“只要政权不要和平”的谎言和人民中存在的对蒋介石的幻想，毛泽东毅然赴重庆同蒋介石谈判，以实际行动表明共产党和人民军队的和平诚意。蒋介石用和平谈判掩盖军事进攻，毛泽东则用和平谈判揭露其内战阴谋、配合军事自卫。在谈判期间，蒋介石派军队进攻山西上党地区的我军，妄图用军事打击要挟共产党在政治上作出让步，毛泽东则指示我军坚决打击进犯之敌，用军事上的胜利配合政治谈判。正是由于我军上党战役的胜利和全国人民的压力，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和平协定。这样，既为共产党赢得了人心，掌握了政治上的主动权，又为我军的备战和我军在东北的展开、扩大争取了时间。
中国共产党同蒋介石国民党反动派之间的和平谈判几乎贯穿了内战的全过程。继毛泽东同蒋介石的重庆和谈之后，又有周恩来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及同美国总统驻华特使马歇尔之间的反复谈判。1945年底，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宣称美国主张中国的内政与和平，应由中国国内各主要政党代表举行全国会议商定解决办法，并称美国政府认为“需要修改一党训政制度”，提出派马歇尔来华在国共两党之间进行调节。毛泽东、周恩来等经过认真考虑，决定接受美国政府的调解，欢迎马歇尔使华，恢复同国民党之间的和平谈判。
这次谈判的核心是军队问题，亦即国共双方的军队如何统一整编问题。蒋介石坚持要共产党交出军队才能考虑实行国家政治的民主化，周恩来则重申中国共产党的一贯立场。即国家民主化是军队国家化的前提。两党之间针锋相对。马歇尔为了缩短两党之间的距离，竟提出用西方国家那种军队不干预政党政治的办法，来解决军队统一整编问题。这种办法实际上是想劝说我们党交出军队，当然被周恩来所拒绝。蒋介石也不同意交出国民党的军队。
应当说，毛泽东和周恩来非常清醒，在军队这个要害问题上，国共两党之间是不可能达成具有实质性内容的协议的。毛泽东、周恩来所以同意就军队整编问题进行谈判，是为了配合军事自卫，开展政治攻势，用不损害革命人民基本刊益的妥协，去进一步揭露蒋介石力主内战的反动本质，为我党我军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结束蒋介石的独裁统治，作好政治上的准备。马歇尔对此十分明白。一次他对周恩来说：“周将军最近几个月来并不是为谈判而谈判，而是为宣传而谈判”，周恩来当即回道：“这句话有一半道理，但责任不在我，因为对方不愿解决问题嘛！所以，我们就告诉人民是他不愿意解决问题，用以教育人民”。周恩来这段话非常清楚他说明了和谈这一手的独特作用，说明了革命两手相辅方能相成的道理。正是通过周恩来同马歇尔之间的反复谈判，使我党我军掌握了牵制美国政府的一个特殊手段，利用美国的口头承诺和美蒋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人民面前和国际舆论上剥夺了美国立即援助蒋介石发动大规模内战的借口，推迟了内战爆发的时间，并且摸清了美国政府支持蒋介石打内战的企图，这对我党我军作好夺取人民革命胜利的准备工作是有益的。
（二）军政兼施双管齐下，保证决战胜利
大家知道，《毛泽东选集》第四卷中有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题目是《敦促社幸明等投降书》，是毛泽东为当时正在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淮海决战的我中原、华东人民解放军写的一篇广播稿。文章指出，在我人民解放军的层层包围和重重打击之下，国民党徐州“剿总”副司令杜幸明等部“已经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除了向人民解放军投降这唯一的一条生路以外，只能全军覆没，为行将彻底垮台、灭亡的蒋介石王朝作可怜的殉葬品。这是毛泽东为配合我军的强大的军事攻势而发动政治攻势的一篇代表作。
以军事打击为后盾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把军事打击和政治瓦解结合起来，使两者相辅相成，保证决战胜利，是毛泽东统率我军同蒋介石军队进行战略决战的一个英明决策，是决战棋盘上致敌于军事上、政治上全面崩溃和彻底失败的很厉害的一着，是“不战而屈人之兵”的现代运用。
下面让我们用辽沈决战中的长春战役，来说明毛泽东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思想。
1948年秋，毛泽东和中央军委统筹全国战局，决定把决诚方向首先指向东北战场。当时东北蒋军40多万分别龟缩在锦州、沈阳、长春三个点上。为在东北形成“关门打狗之势”，就地全歼敌军、辽沈决战开始前，我10万大军即在长春外因筑起了一道坚不可摧的包围圈。
当时长春守敌为东北“剿总”副总司令郑洞国所部新编第7军和曾泽生的第60军，人数亦为10万。
敌军占领长春后，曾聘请国内外专家，参考世界各国防御工事资料。经过精心设计，在原伪满首都新京的某础上增修永久性、半永久性工事，构成了号称“坚冠全国，固若金汤”的防御体系。蒋介石所以要郑洞国守住长春，一可牵制我军南下北宁线作战，二可伺机驰援沈阳敌军，他们凭借的唯一优势是坚固的工事。我军如若硬攻，不仅要付出相当伤亡，而且极易震动锦州敌军向关内逃窜，从而破坏我军全歼敌军于东北境内的战略计划。于是我军对长春守敌施行军事包围、经济封锁和政治瓦解相兼并用的方针。
本来，困守孤城，历来为兵家所忌。更何况守敌10万兵马不可一日不食，不可一日无食。经过我军近5个月的包围、封锁，到1948年10月，长春守敌已处于粮尽援绝、内外交困的境地，不仅士兵叫苦连天，士气沮丧，削弱了战斗力，就连守敌的高级将官也是瞻念前景不寒而栗。这样就为我军发动政治攻势，进行政治瓦解创造了有利条件。
当时长春守敌60军军长曾泽生是一位有抗日战绩的将领，又非蒋介石嫡系。自从4t越船运到东北“剿共”以来。他目睹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内部的嫡庶之分和尔虞我诈，备尝蒋介石的冷遇和歧视，对蒋介石怀有不满情绪。但象他这样一个国民党军队的高级将领要从国民党的阵线中站到人民一边来，又并非易事，不到山穷水尽的地步是很难实现的。针对曾泽生思想苦闷、犹豫不决的心态，我围城部队首长通过各种方式向他晓以共产党人的宗旨和人民革命之大义，明确指出，死守长春只能城破被歼，向沈阳突围必被歼于途中，只有反蒋起义才有光明前途。我军的政治攻心促进了曾泽生的觉悟。在我军攻克锦州、整个东北敌军大势已去的情况下，曾泽生毅然率部反蒋起义。曾泽生的行动一下子打乱了郑洞国突围的计划，使郑洞国处于守不成又跑不掉的悲惨境地。郑洞国心乱如麻，手足无措。此时，周恩来亲笔致信郑洞国，劝他弃暗投明，走曾泽生将军的道路，与人民解放军共襄义举。但郑洞国毕竟是蒋介石一手提拔起来的嫡系，他既不想为蒋介石送命，又不想落个背叛蒋介石的名声。于是，在我军攻进长春后，郑洞国及其所属只好向人民解放军缴械投降。至此，长春守敌10万全部瓦解，长春这座现代化城市回到人民手中。
上述例子生动说明，正义之师对反动势力军政两手并用比一手独施，效果要大得多，胜利要快得多。特别是在反动势力发生政治、军事的双重危机、其内部矛盾加剧、未日来临的情况下，人民革命力量的军政两手井施的攻势，会取得“不战而屈人之兵”或“先战而后屈人之兵”的辉煌成果，从而加速敌人的彻底失败和正义战争的胜利进程。
总之，军政两手相辅，才能相成。战争既是敌我双方军事上的搏斗，又是政治上的较量，既有军事强弱之争，又有政治优劣之分。军事打击是战争的基本手段，是政治瓦解或政治攻势的前提和后盾，军事压力不大，军事打击不力，政治瓦解或政治攻势就难以发生效力。在人民解放战争的头两年，由于当时敌强我弱，蒋介石集团内部的矛盾和危机还不象以后那样深重，我军政治瓦解虽有效果但不很显著，当时敌军向我投诚和起义的只占被消灭敌军总数的2％左右，而且大多数为敌军的下级军官和零散部队。但到了决战阶段。双方军力对比发生重大变化，我军可以对敌施行更强大压力和打击之后，情况就发生了显著变化，我军的政治攻势已成为消灭敌军重兵集团的一种重要手段，不仅可以使敌军高级将领和建制部队在战场上起义反正，而且能够争取称雄一方的敌方军政长官站到人民方面来。在三大战役中，我军共消灭敌军154万人，其中被我政治攻势瓦解（包括投诚、起义和接受和平改编）的达42万人，占总数的27％。可见，军事压力愈大，军事打击愈有力，政治攻势成就愈易于成功，成效愈大。
另一方面，政治攻势和政治瓦解又是配合军事打击的必不可少的重要手段。政治攻势具有瓦解敌军士气、动摇敌人军心、分化敌人营垒、打乱敌军战略部署之独特作用。
上面，我们谈了历史，用古代军事家的生动实践和现代大战略家毛泽东的辉煌战果，说明了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道理和军政两手相兼并用的威力。历史如此，现实和未来亦然，要使我们这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共和国脐身于世界之林，既要大力增强我们的物质力量，又要切实巩固我们的精神阵地，既要有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的威慑能力，又要在独立自主基础上善于“代谋”与“伐交”。我们特别要清醒的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的一些顽固敌视共产主义的政治家和军事首脑，始终没有忘记用他们的军事、经济压力加和平渗透这两手来对待社会主义的新中国，力图实现他们的和平演变的战略目的。所以，今后我们仍需要用革命的两手去对付反革命的两手，用军政两手相辅相成的谋略去同敌对势力作斗争，以使我们永远立于不败之地。
第十八章利用矛盾，纵横捭阖
利用矛盾，纵横捭阖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毛泽东指出，我们在革命斗争中必须“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①其基本思想就是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争取一切可以争取的同盟军，包括利用间接的暂时的同盟军，分化瓦解敌人的队伍，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不是四面出击，而是逐个消灭。敌人阵营不是铁板一块。没有区别就没有谋略。要善于最大限度地孤立当前最主要的敌人。马克思说过：“在政治上为了一定的目的，甚至可以同魔鬼结成联盟，只是必须肯定，是你领着魔鬼走，而不是魔鬼领着你走。”②
一、从“合纵莲横”和“秦王扫六合”说起
战争是人类社会阶级、民族、国家、政治集团之间矛盾激化的产物。在战争中，既有军事上的鲜明对垒、激烈抗争，又有政治上的相互渗透、互挖墙脚。因而，战争过程必然是交战双方互相分化、瓦解对方营垒，以求造成有利于己而不利于敌的斗争阵线，从而加剧对方内部危机的过程。这样，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就成为古今中外所有胆识兼俱的政治家和军事家无不重视的一种谋略艺术。
利用矛盾，纵横捭阖这一谋略思想，古已有之。这里不妨从‘‘合纵连横”和“秦王扫六合”说起。
“合纵连横”，始于井活跃于我国的战国时期。用同时代思想家韩非子的话来说，“合纵”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连横”则是“事一强以攻众弱”。也就是许多弱国联合起来抵抗一个强国，以防止强国兼并；或者由强国分化、拉拢一些弱国来进攻另外一些弱国，以达到逐个兼并、统一天下的目的。
当时鼓吹并实践这一谋略思想最卖力气的，是被人们称为“纵横家”的苏秦、张仪为代表的一批谋臣策士。他们东奔西走于各国之间，凭借其雄辩的口才和姻熟的外交手腕，纵横捭阖，或鼓动几个弱国结成联盟共抗某一强国，或献策于某一强国，拆散众弱之盟并把弱国各个吞并。他们不讲原则，没有信义，朝秦暮楚，一切以他们自己能否得到赏识、信用和升迁为目的。由于他们根本不懂得按照历史发展的趋势和社会进步的方向去施展自己的外交才干，因而无所成就或成就不大。
当时真正运用这一谋略取得巨大成效、成就历史功业的，是秦王赢政，即后来的秦始皇。
秦王赢政（公元前259—210年）活动在我国大动荡、大变革的时代。一
方面，变法改革浪潮蓬勃兴起：一方面，割据兼并战争连年不断。当时的齐、
梦、燕、韩、赵、魏、秦七国，互相向虎视并立，不休的征战给社会和人民
造成了深重的灾难。于是，削平割据，结束战乱，实现统一这一历史性的任
务，便提到了有力的政治家和军事家面前。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2 页。
②


《马克思思格斯选集》第二卷第111 页（1966 年版）。
秦国自从秦孝公任用商鞅实行变法革新后，国力逐步增强，疆域逐步扩大，终于成为战国七雄中最强大的国家。公元前235年，22岁的秦王赢政开始亲理朝政。他采取各种办法消除了内部的腐败敌对势力之后，开始实施兼井东方六国的战略决策。当时的东方六国如果真正能够联合起来，“合纵弱以抗强秦”，力量要远比秦国大得多，所谓“诸候之地，五倍于秦；诸候之卒，十倍于秦”。然而，东方六国虽有“合纵杭秦”之意，几次试图联合，但是毕竟各打算盘，矛盾重重，这就为秦国利用矛盾，各个击破提供了便利条件。秦王赢政继续执行了一些谋略家如张仪、范难、李斯等人的“纵横捭阖”、“远交近攻”的方针：同距离秦国较远的国家搞好关系，暂时稳住它们，首先剪灭近距离的国家，得手后逐步推进，最后消灭最远的国家，利用各国之间的不和，加剧各国间的矛盾，以使它们互相攻伐，削弱各国的军事力量；派遣精明干练的谋臣策士当间谍，打入各国统治集团内部，收买权臣，挑拨君臣关系，制造摩擦和内江。
韩国（今山西省东南和河南省中部）最靠近秦国（今甘肃省东南和陕西省渭河两岸），是六国中最弱的一个，也是六国“舍纵”抗秦的前线国家。秦王赢政借口韩国同赵、魏两国“合纵”叛秦，于公元前230年发兵攻韩，俘虏了韩安王，一举灭掉了韩国，将之改建为秦国的一个郡。
魏国（今陕西省韩城县一带）虽地盘不大，人口不多，力量不强，但它是“天下之中身”和“山东纵亲之腰”，战略地位重要。于是，秦王赢政在灭掉韩国之后，于公元前225年派秦大将王责率军攻魏，并一举灭之，从而秦国实现“绝腰”、“断脊”、“斩身”这样一个从根本上破坏“六国合纵”的战略计划。
赵国（今山西省中部、河北省南部）是东方六国中地盘最大、人口最多、力量较强的国家，是秦国吞并六国的劲敌之一。公元前229年，秦王赢政用计谋挑起赵、燕两国的战争。赵、燕开战后，秦以援救燕国为名，派大将王剪率军攻赵。正当赵国军队攻入燕国境内之际，秦军攻占了赵国的上党和河间地区，达到了一箭双雕、同时削弱燕、赵两国之目的。随后再次发兵攻赵。赵国派丰收、司马尚两员战将迎敌，秦军不敢近前。这时秦始皇又施离间计，用重金收买了赵王宠臣郭开，让其向赵王进谗言，造谣说李牧、司马尚前线谋反。赵王轻信谗言，杀死李牧。次年，秦将王剪大破赵军，俘虏了赵王，灭掉了赵国。随后转而调军攻燕，又把燕国灭掉。
齐国（今山东省大部）距秦国最远，也是六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当秦国相继攻灭韩、魏、楚、燕、赵五国时，齐国的相国接受秦国的贿赂，不仅不助五国抵抗秦国。自己也不做抵抗的准备，只是封锁了西部边界。在秦王大军到来时，齐国便不战自亡了。
秦始皇能兼并六国，统一天下，当然主要是由他改革内政、富国强兵决定的，是由于他顺应了历史发展的潮流，适应了人民盼望统一、结束战乱的愿望。同时，也与他善于采取以实力为后盾的“远交近攻”、利用矛盾、稳扎稳打、各个击破的战略方针和谋略艺术密切相关的。
秦始皇从公元前230 年起开始进行兼并战争，经过整整10 年的艰苦征战，到公元前221年，终于结束了近200年的战国时代，使华夏大地第一次出现了“海内为郡县，法令由一统”的新局面，使中国第一次成为疆域辽阔、民族众多的统一的封建中央集权国家，为中国社会的进步和中华民族的发展建立了历史性的巨大功勋。
二、利用矛盾、纵横捭阖的能手俾斯麦
谈到俾斯麦，一般读者只知他是一位“铁血宰相”，曾帮助过镇压巴黎公社起义的法国梯也尔政权。其实，这只是他一生中的一面，而非一生的全部。全面地看，俾斯麦是19世纪欧洲政治、军事舞台上的一位战略家，是国际战争中利用矛盾、纵横捭阖的能手，统一德意志民族、创建德意志帝国的重臣。
俾斯麦（1815—1898）从青年时期起就开始了其外交生涯。1850 年后，他先任普鲁士出席德意志邦联的常设代表，后任普鲁士驻彼得堡和巴黎的大使。由于他才干出众，井立志统一德意志民族，1862年，他奉召回国就任普鲁士王国首相。这对于俾斯麦来说，虽非受任于败军之际，但的确是奉命于危难之间。国内，诸侯割地称雄，人民怨声载道，自由派资产阶级既贪婪又软弱无力，国际上，则处于强邻威逼、孤立无援的境地。俾斯麦认为，普鲁士王国面临的重大问题，是在奥地利领导丁成立德意志联邦，充当奥地利的“附庸”，还是由普鲁士来统一德意志民族，从而使德意志帝国成为欧洲强国的问题。他提出：“当代重大问题不是靠说说空话和多数派决议所能解决的，??而必须靠铁与血来解决”。这就是“铁血政策。和“铁血宰相”的由来。为实现德意志统一大业，他力排众议，在国内励精图治，发展经济，厚植国力，进行军事改革。在国外则利用矛盾，纵横捭阖，广结盟友，相机而动。
从1863年到1871年，俾斯麦先后发动三次战争，排除三大障碍，实现了统一德意志民族、建立德意志王国的战略目标。在第一次战争即普鲁士同丹麦的战争中，他看准了当时法国和英国忙于海外扩张无暇他顾的有利时机，充分利用丹麦王国内部德意志民族同非德意志民族之间的深刻矛盾，以雄狮搏兔之势，一举夺取了丹麦国内两个德意志民族聚居的地区，从而排除了丹麦王国利用姻亲关系左右德意志邦联事务的障碍。
第二次战争是在普鲁士王国同奥匈帝国之间进行的。当时，在德意志邦联内，奥匈帝国是唯一能够同普鲁士抗衡、并同普鲁士争夺统一大权的对手，不排除奥匈帝国这个障碍，就谈不到由普鲁士来统一整个德意志民族。在这次战争中，俾斯麦利用俄国同奥匈帝国之间在克里米亚战争中结下的深仇宿怨，争取到俄国的中立，同时又争取到法国的默许和意大利的支持，故能一举大败奥军，迫使奥匈帝国答应不再插手德意志统一问题。当时普军前线将领为军事胜利所陶醉，想一举打进奥匈帝国首都，准备在维也纳举行入城式，俾斯麦给予坚决制止。他深知，如果战争再继续下去，法国就会进行武装干涉，后果不堪设想；他更明白，战争既已达到预期目的，就应适可而止。战后，俾斯麦同奥匈帝国签订了对奥相当宽容的和约，以重修友好。可见俾斯麦之良苦用心。俾斯麦青年时期即研究过克劳塞维茨的《战争论》，极为赞赏书中关于战争同政治关系的精辟见解。他就任普鲁士宰相后明确主张：战争要能发能收，达到目的即止，切不可为战争而战争。这说明，这位“铁血宰相”并非穷兵黩武主义者，而是一位政治家和战略家。
普奥战争只完成了德意志统一的一半，即排除了德意志邦联内部的障碍，外部障碍法国则未扫除。法国所以极力阻挠德意志的最终统一，是为了防止出现一个争夺欧洲霸权的对手。普奥战争后，俾斯麦加紧战争准备，同时对外继续改善普俄关系和普奥关系，利用法国企图吞并比利时的活动加深英法之间的矛盾，并看准了法国内部阶级矛盾激化的时机，通过1870 年至1871年的普法战争，终于最后完成了德意志的统一，建立了德意志帝国，俾斯麦成为帝国宰相，在任长达20年。
统一后的德国，由于经济的迅速发展和军事力量更加强大，因而引起了各大国的恐惧。法国自不必说，德国已同它结下深仇，加之德国又强行吞并了法国的亚尔萨斯和洛林，因而法国时刻准备收复失地，报仇雪恨。奥匈帝国自普奥战争失败被逐出德意志邦联后，也是一个准备复仇的势力。英国的政策是充当欧洲“均势格局”的“平衡者”，也不愿意看到一个过分强大的德国在欧洲大陆崛起。俄国虽同德国一向关系不错，但德国的统一和强大也令其感到不安。显然，这种形势对德国来说是很严峻的，德国同任何国家发生冲突，它的对手总能争取到法国的支持，这就“包含着欧洲结成同盟共同反对德意志帝国的萌芽”。①因而，“结盟的恶梦”使俾斯麦坐卧不安，忧心忡忡。
为了消除这一危险局面，阻止欧洲各大国结盟对德，俾斯麦不仅要把法
国与各大国分离开来，还要与各大国建立密切关系。为此，俾斯麦充分显示
于他利用矛盾、纵横俾阖的外交手段。
首先，俾斯麦摸准了英国以德抑法、以排除法国同英国争夺非洲殖民地
的心理，争取到了英国的中立。其次，仰斯麦以支持奥匈帝国向巴尔干扩张
作为把它逐出德意志邦联的补偿，使奥匈帝国甘愿忘记过去，放弃复仇。
最令俾斯麦担心的是法国同俄国结盟夹击德国，使德国处于东西两线腹背受敌的危险境地。因为法国要报仇，极力谋求俄国的援助，俄国也有利用法国牵制自己的强邻德国威胁的愿望。正如恩格斯所说，法国“用来对付德国的天然同盟者就是俄国”。①为力避德国在东西两线同时作战的前景，俾斯麦便极力离间法、俄，争取俄国的支持和中立，攸法国找不到同它配合的同盟者。因此，拉拢、联合俄国，孤立、打击法国，就成为俾斯麦外交的一项基本方针。而努力缓和德法的尖锐矛盾，力避法俄接近的可能性，就成为俾斯麦实现联俄反法方针的中心任务。
当时的沙皇俄国既有遏制德国的想法，又有重新向黑海伸展海军力量的强烈愿望，而后者已成为俄国对外战略的首要目标。俄国自1853—1856年克里米亚战争失败后即失去了在黑海驻扎海军舰艇的权力和通行地中海的权利。俄国要恢复这一权利，自然要同英国发生冲突，于是需要其他大国的支持。在这方面，俄国既可选择德同，也可选择法国。仰斯麦看准了这一点，利用沙皇在政治立场上一向憎恶法国民主共和制的心理，主动答应帮助俄国，迫使英国作出妥协和让步，终于使俄国实现了多年的一桩宿愿。俾斯麦“投桃”，沙皇当然要“报李”，公开向俾斯麦保证，在德国同法国的对抗中，俄国决不做有损于德国的任何事情。
俄国海军力量重新进入黑海以后，奥匈帝国又感到严重不安。奥匈帝国外交大臣曾向俾斯麦提出，要借英国限期俄国。俾斯麦对此坚决反对，明确表示，如果奥匈帝国要联合英国，那就破坏德奥友好关系。俄国为了避免奥英接近，通过俾斯麦居中斡旋。也表示愿意同奥匈帝国联合。
①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18 卷第552 页。
① 《马克思思格斯全集》第21 卷第551 页。

正是由于俾斯麦以德国的实力地位为后盾，极尽利用矛盾、纵横捭阖之外交手腕和艰苦不懈的努力，德意志帝国、沙皇俄国和奥匈帝国终于于1873年正式建立了为期近20年的著名“三皇同盟”，使俾斯麦推行的亲奥、联俄、抑英、反法的外交战略获得巨大成功。
我们在这里叙述俾斯麦在19世纪欧洲政治、军事舞台上的活动，是把它作为利用矛盾、纵横捭阖这一谋略的一个典型事例来研究的，并不涉及对俾斯麦的评价问题。马克思在评论俾斯麦统一德国问题时，是采取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态度的。马克思一方面谴责了俾斯麦在统一战争中和统一后的侵略扩张行径，另一方面又指出，由于德国资产阶级“出世得太迟”，“不善于统治，软弱无力，庸碌无能”，不能担起统一德国的重任，因而，德国的统一只能由俾斯麦通过王朝战争的道路去完成。德意志民族统一是历史的进步，它给德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创造了条件。
三、斯大林善于在帝国主义矛盾中纵横捭阖
在现代国际政治斗争舞台和世界战争的大舞台上，斯大林是一位善于利用矛盾、纵横捭阖的高手和大师，是善于在复杂危险的情况下驾驭战局，使苏联立于不败之地的大战略家。
本世纪30年代，德、意、日法西斯崛起，整个世界上空战云密布，国际局势十分紧张。欧洲的形势更复杂，形成了三种各怀心腹事、各自打算盘的力量：正在策划和发动世界大战的法西斯德、意，推行绥靖政策的英、法；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苏联，可谓三足鼎立。围绕着这三种力量的激烈角逐，出现了错综复杂、扑朔迷离的种种矛盾和利害关系：既有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帝国主义国家同社会义主国家的斗争，还有侵略国同非侵略国之间的争夺；既有英、法、德、意四国的反苏图谋，还有英、法、苏的“合纵”和德国的“连横”。应当说，在大战爆发前和大战期间，在战略上处于不利地位的是苏联。
为扭转危险局面，争取有利态势，斯大林每一步都施展了利用矛盾、纵横捭阖的斗争艺术。他先是利用侵略国与非侵略国之间的矛盾，真诚致力于同英、法之间的联合，试图用欧洲集体安全体系和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来遏制德、意，打破它们罪恶的战争计划。然而，由于当时英、法两国政府推行绥靖政策而未能如愿。在这种情况下，斯大林不得不掉过头来利用德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果断地改善苏德关系来打破四国的共同反苏图谋。在苏德战争的紧要关头，他又利用日德之间的勾心斗角，改善苏日关系，拆散德日同盟，力避腹背受敌、两面作战。这当中，他又利用中国蒋介石统治集团和日本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支持蒋介石政府抗日，以使日本陷在中国，不能北犯苏联。并利用美日矛盾，使美国牵制日本。
这期间最能表现斯大林灵活巧妙斗争艺术的，是他利用德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用苏德条约粉碎西方绥靖政策的重大步骤。
1938 年，惯于隔岸观火而又老好巨猾的英国首相张伯伦，不顾古稀高龄，风尘仆仆，低三下四，卑躬屈膝，三次飞往柏林同希特勒谈判，最后终于炮制出英、法、德、意四大国共同签署的《慕尼黑协定》。张伯伦等人用牺牲苏联作为条件和“诱饵”，推动法西斯德国东向，打的是“一箭双雕”的如意算盘：既把法西斯德国当作“西方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凶恶打手”，又把社会主义苏联当作“削弱乃至淹死竞争对乎”德同的强大力量，让法西斯主义和社会主义互相撞击，两败俱伤，以达坐收渔人之利之目的。
斯大林完全看清了西方绥靖政策的险恶居心和四国结盟的反苏图谋，尖锐指出，张伯伦的所作所为是向希特勒明确表示：苏联是孤立的，它没有盟同，可以大胆去进攻苏联。为摆脱在战略上孤立的被动地位，为防止过早地卷入战争，斯大林不能不重新考虑对策。鉴于当时的形势，斯大林决定利用德国同英、法之间的争斗，改善苏德关系。斯大林知道，希特勒决不愿只作西方资本主义反社会主义的打手，而要作整个欧洲的霸主，他决不会让英、法借刀杀人，使德、苏两败俱伤，为英、法火中取栗。因而，有矛盾可以利用。斯大林更清楚，苏联著在西方慕尼黑阴谋之后的1939年迎战德国，肯定是孤军作战，英国不但不会援助苏联，还可能帮助希特勒，日本法西斯也很可能从远东进攻苏联，策应德国，这种情况正是西方所梦寐以求的。为此，斯大林毅然决定同德国谈判，并于1939年8月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里也应当指出，苏德条约的签订，说明双方互有需要。苏联是为了粉碎英、法的如意算盘，把希特勒的侵略矛头从苏联引开；德国则是为了避免东西两线同时作战。
苏德条约的签订，“是斯大林对张伯伦同希特勒搞绥靖政策的一个冷酷的回敬”。它打乱了西方绥靖主义者和一切反苏势力的战略部署；堵住了东引的“祸水”，使英、法两国妄囹通过挑起苏德战争而从中渔利的阴谋彻底破产，并为苏联赢得了一段宝贵的备战时间。这是斯大林善于在帝国主义国家间的矛盾争斗中纵横稗阎所取得的一个大胜利。
必须指出，斯大林完全清楚德国法西斯的狂妄野心和称霸整个欧洲的图谋，完全清楚法西斯德国同英、法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可调和的，他同德国签灯互不侵犯条约，是一种斗争策略，是不得已而为之。希特勒推行“大德意志计划”，既要消灭社会主义的苏联，更要摧毁帝同主义的英、法。事变的进程恰好走向了英、法绥靖主义政策的反而。英、法两国一再纵容希特勒矛头东向，换来的是法西斯对自己的步步进逼。张伯伦只得灰溜溜地滚下台。1940年5月，德国一举打败法国，并对英国进行狂轰滥炸，使大英帝国孤悬海中，岌岌可危。这时，斯大林感到，英国已经没有同法西斯德国妥协的任何余地，绥靖政策已经彻底破产，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条件已经成熟。于是，当苏德战争爆发后，斯大林明确提出一切拥护自由、反对法西斯军队奴役和成胁的国家和人民结成反法西斯统一战线。这是斯大林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利用矛盾的一个重大转折，即由利用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拆散“反苏同盟”到利用所有受侵略和侵略威胁的国家同法西斯之间的矛盾、结成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转折。
正是由于建立了以苏联为中坚、以苏英美同盟为基础的反法西斯统一战线，汇集了全世界一切反法西斯力量，彻底孤立、集中打击最主要最危险的敌人，才取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
四、毛泽东利用矛盾、广结盟友的策略思想
毛泽东是中国无产阶级革命家、战略家。他在民族解放战争和人民革命战争中，善于利用矛盾，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各个破敌的高超斗争艺术，为世人叹服。他根据中国革命战争的经验和教训，明确指出：敌人内部的矛盾，对于革命的政党、革命的军队和革命的人民来说，是很有用的，“我们要把敌人营垒中间的一切争斗、缺口、矛盾，统统收集起来，作为反对当前主要敌人之用。”①他特别把这种斗争策略概括为十六个字：利用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各个击破。
（一）具体分析，区别对待，确定主要打击对象
毛泽东非常善于运用唯物辩证法这把锋利的解剖刀，象瘤丁解牛一样，
把看似强大、统一的敌人营垒，科学准确地解剖开来，区分主要敌人和次要
敌人，确定主要打击对象。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阶级关系、民族矛盾极其复杂。由于各帝
国主义间充满利害冲突，由于它们各扶持一部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形成各
自的势力范围和实力集团，因而，中国革命的敌人营垒内部存在着复杂的矛
盾、激烈的争斗和各种各样的缺口，并在经常发生变化。这既给中国革命力
量以利用矛盾之广阔天地，又特别需要善于分清谁是主要敌人和谁是可能暂
时借助的同盟力量。“左”倾冒险主义的莽撞家不懂得分清主次以各个击破，
撞得头破血流；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错把敌人当盟友，几乎断送中国革命力
量。与这两种人相反，毛泽东从中国特殊国情出发，运用唯物辩证法这个锐
利武器，把敌人营垒作了相当准确的分析和区别，从而为中国革命战争制定
了正确的战略和策略。
毛泽东在《论政策》这篇重要文章中，详细地阐述了这个问题。在帝国主义势力问题上，他将正在侵略中国的日本帝国主义和其它帝国主义加以区别；又将同日本结盟的德意帝国主义和同日本处于对立地位的英、美帝国主义加以区别；还将曾经采取远东慕尼黑政策危害中国抗日战争的英、美同后来放弃这个政策改为赞助中国抗日战争的英、美加以区别。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问题上，他把反对抗日的亲日派和主张抗日的英美派加以区别；又把主张抗日但又动摇、主张团结但又反共的两面派大地主、大资产阶级，同两面性较小的民族资产阶级及中小地主、开明绅士加以区别。正是由于毛泽东作了这样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从而划清了敌友，确定了一定时期内的主要打击对象。试想，如果没有这样具体分析和区别对待的政策，又怎么能够利用敌人营垒中的种种矛盾，争取多数，反对少数，把敌人各个击破呢？可见，谋略，无论是政治谋略还是军事谋略，本身就是一门科学和艺术。
（二）争取中间势力，扩大盟友
毛泽东在坚决反对树敌过多、打击面过宽的同时，一向强调革命总是团结面越广越好，朋友越多越好，强调要利用一切机会，获得尽可能多的同盟者，哪怕是暂时的、动摇的、不稳定的、靠不住的、有条件的同盟者，凡能争取的要尽力争取，以利于反对主要敌人。他认为，争取中间势力是汲为重要的。这里仅对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的争取中间势力作点说明。
中国社会是一个“两头小中间大”的社会。以阶级结构而言，在无产阶级同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之间存在着中间阶级（在抗日时期主要是指中等资产阶级、开明士绅、地方实力派）；从政党关系上说，在中国共产党同中国国民党之间活动着许多民主党派和政治团体；从军事力量上看，在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军队同蒋介石集团直接控制的中央军之间，还有许多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力量及国民党的杂牌军队。因而，中国共产党同国民党中的顽固派蒋
① 《毛泽东选巢》合订本第134 页。
介石集团之间的对抗和斗争，一个重要侧面就是双方在政治上、军事上争夺中间势力的斗争，谁争取了中间势力，形势就对谁有利，反之，谁就要被孤立、遭失败。应当说，这个道理，不仅共产党明白，蒋介石集团也不糊涂。为了同共产党争夺中间势力，在政治上，蒋介石采取“哄、吓、压”三策井进，极力要“拆散各小党派与中共联盟”，“拉拢各小党派，增加外围力量，以孤立中共”；在军事上，利用一些地方实力派的武装力量同我党我军之间的矛盾，鼓动它们去作“反共先锋”和“反共屏障”，以达借刀杀人又削弱地方实力派这样一箭双雕的目的。
毛泽东准确地把握了中间势力的特点。中国社会的中间势力拥有相当的军事实力和广泛的影响井控制了许多地方，是政治上两面性很强的势力。他们既有反共的一面，又有爱同抗日的一面；既怕共产党“共了他们的产”，侵犯他们的势力范围，又同蒋介石投降卖国、独裁专制、排斥异己有深刻的利害冲突。毛泽东指出，这种中间势力是共产党同蒋介石顽固派斗争中决定胜负的一个因素，我们必须采取十分慎重的态度。
抗日时期我党我军争取阎锡山就是其中一例。阎锡山是长期统治山西的地方实力派军阀。蒋介石为笼络他，委他以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头衔，但他表面上拥护蒋介石，内心却对蒋介石采取防范态度。为此，蒋介石采取各种办法对付阎锡山，一是挖墙脚，暗中收买阎部高级军官，从内部瓦解阎锡山的势力；二是通过组建山西省党部，控制阎锡山；三是收集我党我军在山西活动的情况，制造假情报，唆使阎锡山反共，以期一箭双雕。阎锡山的策略是利用国共两党之间的矛盾来巩固他的统治。他既想反共，又需要利用我党我军来对抗国民党和日本的势力，因而，他反对蒋介石派人来他下面工作。为了争取或中立阎锡山，我党采取利用矛盾和又拉又打的策略。首先，毛泽东亲笔致信阎锡山，承认他的地盘，鼓励他抗日；其次，我党充分揭露蒋介石“一石双鸟”的图谋，公开提出“拥护阎长官抗战到底”的口号；再次，利用阎锡山势力内部爱国将领同亲蒋反共派之间的矛盾，坚决打击后者：最后，我党我军对锡锡山的军事反共活动，给予有力回击，让他尝到我军的厉害，使其不敢再向我进攻。正是由于我党我军充分利用阎蒋矛盾，并对阎采取了正确的政策，才使阎锡山同我党我军一度建立了抗日统一战线，并在蒋介石后来策动的反共高潮中采取中立态度。
此外，我党和毛泽东在华北争取宋哲元、傅作义，在华南争取李宗仁、白崇禧，在西南争取龙云、刘文辉，在西北争取张学良、杨虎城，等等，这些活动都充分显示了毛泽东利用统治阶级内部矛盾，最大限度地孤立顽固派的奇效。
今天我国的国内形势和国际形势，均发生了历史性的巨大变化。国内的反动统治阶级早已被打倒，国外的帝国主义、霸权主义的包围和封锁也已被打破，但威胁我国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内外敌对势力依然存在，每当国际出现动荡，敌对势力便乘机而起，向我国发动攻击。所以，学习毛泽东的利用矛盾、广交朋友、孤立和打击敌对势力和敌对分子的谋略思想，仍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
第十九章隐蔽斗争
隐蔽斗争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堡垒最易从内部攻破，因此，我党我军历来重视隐蔽战线的斗争。隐蔽斗争在外国和我国历史上被称为用间和反间。“间”在军事谋略上的应用有两层意思：一是刺探，即秘密刺探敌情；二是离问，即合者使离，亲者使疏。“用间”主要是指通过间谍活动，掌握切实可靠的情报，并包含离间。“反间”是针对敌方“用间”而言的（反其道而行之）。中国革命战争中，“用间”是敌方阵营的说法。我们革命阵营一方没有“用间”之说，只有反间、防间，情报工作、秘密工作（地下工作）。
一、中国古代兵家论用间
中国史书记载最早使用间谍的，是夏代第六位帝王少康。在4000 年以前的夏代，大禹的第五代孙帝相被东夷首领寒浞的儿子浇杀害，浇篡夺了夏王朝。此时帝相的王后正怀孕。她逃到娘家所在的有仍氏族，生了少康。少康年长之后，势力逐渐强大，便派他的谋臣女艾（读汝艾）到浇那里从事间谍活动，派自己的三儿子抒（后来成了夏王朝第七代的帝抒），诱杀浇的弟弟
■。少康把用间与用兵结合起来，消灭了浇所在的过国和■所在的戈国，恢复了夏王朝。商代和西周，也在军事斗争中用间，《孙子·用间篇》说的“伊挚在夏”“吕牙在殷”就是明证。
在公元前8—6世纪的春秋时代，有记载的大小战争200余次，其中有许多次战争都有用间的记录。如《周礼·秋官》中的邦沟（酌），就是专职酣酌、盗取和刺探情报的官员。《管子》、《左传》、《老子》等典籍中，也记叙用间。据《孔子家语》记载，就连反对使用武力的孔夫子，也派他的学生子贡去齐国和吴国、越国搞间谍活动。①与孔子同时的孙武，他所著的《孙子》第十三篇，则是我国最早的用间专著。
《孙子》曰：“欲索知敌情者，非间不可也”。《孙子》认为，先知敌
情“不可取于鬼神，不可象于事，不可验于度，必取于人，知敌之情者也”。
就是说要事先了解敌人情况，不能向鬼神卜问，也不能对事物类比揣测，更
不能用观察星辰运行的度数来验证，必须向了解敌情的人去索取。这娃一种
朴素唯物论的观点，在当时说来是难能可贵的。
《孙子》说的间谍有五种：“因间”、“内间”、“反间”、“死间”、
“生间”。所谓因间，是指争取敌方的普通人员为己所用。所谓内间，是指争取敌方官吏为己所用。所谓反间，是指争取敌方间谍为己所用。反间还包括离间的含义。据《史
记·高祖本纪》记载：“汉王患之，乃用陈平之计，予陈平金四万斤，以间疏楚君臣，于是项羽乃疑亚父。”所谓死间，是指故意制造假情报，由己方间谍传给敌方。敌人上当后往往将其处死。
① 《孔子家语·屈节解》。
所谓生间，是指己方间谍能活着回来报告敌情。《孙子》认为，五种间谍都使用起来，就能使敌人摸不到规律而无从应
付。
间谍远离自己的队伍，深入敌人营垒进行隐蔽斗争，所遭遇的困难和危险，不亚于战场上的将士。战场上的将士，有战斗，也有休整，而深入敌垒的间谍，每日每时稍有不慎，即有杀身之危。古代的军事领导者，对己方的间谍也最为关心和爱护。《孙子·用间篇》说：“故三军之事，莫亲于间，赏莫厚于间，事莫密于间。”当然，对间谍的要求也是非常严格的，这也是其任务的特殊性所决定的。
《吴子·论将》日：“凡兵有囚机：一曰气机，二曰地机，三曰事机，
四曰力机??。善行间谍，轻兵往来，分散其众，使其君臣相怨，上下相咎，
是谓事机。”
东汉曹操说：“战者必用间谍，以知敌之情实也。”《唐太宗李卫公问对》说：“凡间皆须隐密，重之以赏，密之又密，始
可行焉。”由此可见，古人对用间的重视程度。
二、我党历来重视隐蔽斗争
中国革命战争中，我们摒弃了用间的提法。但是敌方用间和我方反间的
斗争是很激烈的。我们总是把包括反间斗争在内的秘密工作同公开工作有机
地结合起未。
在中国现代史中，蒋介石搜罗了一批社会渣滓及变节者建立了中统、军统特务组织，以维持其反动的恐怖统治，这些组织不是针对民族大敌进行斗争，而是与帝国主义特务合流，对革命者和爱国人士进行绑架、暗杀等等血腥镇压，并在种种伪装的掩护下，千方百计地打入革命阵营秘密进行破坏活动。
我党为了与敌针锋相对，将革命进行到底，在解放区坚持武装斗争的同时，还必须在敌占区进行秘密斗争。
我党曾为敌占区的秘密工作规定过正确的斗争方针和政策。“在敌占区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政策，是一方面尽量地发展统一战线的工作，一方面采取隐蔽精干的政策；是在组织方式和斗争方式上采取隐蔽精干、长期埋伏、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政策，”①
我党的秘密工作由来已久。为了创建新中国，无数革命者进行了长期艰苦卓绝的斗争，其中就有一大批在异常复杂艰险的境遇中，活跃于敌占区的秘密工作者。他们利用种种合法身份，以巧妙的斗争艺术同敌人进行了形形色色的隐蔽斗争，为革命的胜利做出了特殊的难以估量的贡献。
其中钱壮飞机智保卫党中央就是典型的一例。
1927年“四一二”政变之后，在残酷的白色恐怖下，一些变节投敌分子助纣为虐，丧心病狂地迫害我地下党员。鉴于这种严重情况，党中央决定在1927年11月成立中央特委。特委在周恩来和陈质同志领导下，进行过许多惊心动魄的反间斗争。当时中央特委派出了优秀的共产党员钱壮飞深入敌人虎穴。由于钱壮飞的机智和勇敢，获取了国民党最高特务组织的机密，从而
①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721 页。
粉碎了敌特和叛徒的毒辣阴谋。
1931年4月，中央政治局委员顾顺章在武汉被捕。这个毫无骨气的叛徒为了保全性命，无耻地出卖了党。武汉的国尺党特务机关如获至宝，接连给南京特务机关拍去了6封电报。而这些电报都落入共产党员钱壮飞之手，他逐字彼译了电报。电报称：中共要员顾顺章被捕自首，要求立即送往南京，求见蒋介石，面告中共首脑及所有要害机关住地。钱壮飞立刻设法通知了党内的秘密交通员，让他迅速赴沪向党中央汇报。党中央得悉后作出了紧急应变措施，避免了损失。
再一例是地下党员廖运周率领国民党军队战场起义。
1948年11月下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原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12兵团的合围。当时尽管12兵团被围，但其装备完好，机械化程度高，且多数军官是陈诚系骨干分子，士气未挫。以围歼12兵团为目标的淮海战役第二阶段进入了关键时刻。
12兵团司令黄维为避免孤立被围，准备趁解放军立足未稳，于27日拂晓以4个主力师齐头井进，迅猛突围，向李延年兵团靠拢。而担任12兵团主要突击任务的110师师长廖运周，正在设法趁突围之机举行起义，破坏黄维的突围计划。
廖运周是黄埔军校5期炮科毕业生，1927年3月北伐到达武昌，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从此，他开始了长达20年的地下工作者的传奇生活。他曾长期埋伏在西北军中从事兵运，即使在与组织失去联系的日子里亦孤单奋战。1946 年春天，中共中央北方局派徐仁带着刘伯承的信同他重又接上了组织关系。两年来，廖运周领导110师地下党委一面为解放军输送情报，一面为起义作积极的准备。
就在黄维兵团突围前夕，廖运周与解放军及时取得联系。中原野战军6纵队司令员王近山亲自画了行军路线图，让起义部队从解放军第17 旅和6纵阵地通过，到达罗集附近的大吴庄、西张庄，沿途摆放高粱杆作为路标。待起义部队全部通过我军阵地后，解放军特意闪开的口子迅即合拢，一道用强大人力组成的铜墙铁壁矗立在跟随110师前进的国民党军18军面前。
就这样，12兵团的突围，由于110师的起义，化成了泡影。十几天后，连黄维本人也成了解放军的俘虏。
三、外国用间与反间
（一）从特洛伊木马的故事说起
著名的希腊神话中有特洛伊木马的故事：特洛伊战争讲的是古希腊人和特洛伊人之间发生的长达10年的战争。战争的结局是古希腊人佯作退兵，留下一匹大木马，内伏一支精兵。特洛伊人把木马拉到城内，埋伏在木马中的希腊精兵便打开城门，接应城外的自己人进来、攻陷该城。这个里应外合的故事，被后人称之为用间计。
古埃及人拥有过组织得很严密的间谍队伍。古基督教的领袖摩西把约书亚派到迦南城去“窥探当地的虚实”。据圣经旧约全书记载，约书亚为了取得那利哥的地盘，派了两名探子去侦察，他们藏在妓女刺哈的家里，躲过了那利哥王的搜捕，顺利探得情报而归。①
英国的间谍活动可以追溯到16世纪。伊丽莎白一世由于在西班牙宫廷里安插了间谍，事先就获悉了“无敌舰队”的征战计划。1914年，雷雨纳特·霍尔创立了正规的英国情报机关，他被称为“历史上最大情报机关的领导人”和“近代密码技术的先驱者”。
法国拿破仑有句名言：一个好间谍抵得上战场上200名士兵。法国的间谍活动，开始于1871年普法战争失败之后，在总参谋部设有情报机关，叫第二局。从此许多国家都沿用了这一称谓，将军队的情报机关筒称为二局或二部。
德国比法国的步子更快，普法战争后，即在柏林设立了间谍学校，把密
码破译列为重要的教学内容。第一次世界大战初期，就破译了美国驻柏林武
官发往本国的全部密码电报。
美国甚至在尚未建国前就开始使用间谍和反间谍手段。内森·海耳是一
位倍受推崇的爱国英雄，他在独立战争期间化装成学校教师，在英国战线后
方从事间谍活动，后来被捕，于1776 年没有经过审讯就被绞死了，当时年仅
21岁。海耳的最后一句话是：“我很遗憾，我只有一个生命献给我的国家。”
这句话迄今还印在美国历史教科书上，并刻在那鲁大学的方形校园里。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麦克阿瑟宣称，盟军的间谍和反间谍活动使太平洋战争缩短了6个月。
美国中央情报局的间谍活动是世界闻名的。美国一位现代间谍—U-2 型高空侦察机驾驶员加里·鲍尔士，在莫斯科受审时吁请苏联对其宽大处理：“本人既非俄国人民的敌人，又从来没有在任何法庭上受过控诉，而且对自己的间谍行为深感痛恨和遗憾”。
苏俄的谍报活动，有着悠久的历史。据说拿破仑远征俄国时，俄国事先就知道其计划。日俄战争时，开战前俄国就破译日本的密码。1905年2月4日，日本驻俄国公使栗野慎一郎收到日本政府关于日俄断交方针的密码电报通知，并奉命于6日通知俄国政府。而前一天（5日）晚上，沙皇已知道最后通牒一事，原来日本驻荷兰使馆的密码本披俄国女间谍拍照了。
苏联谍报机关开创于1917年的肃反委员会。苏联领导人都很重视谍报工作。
斯大林认为：“要在战争期间打胜仗，可能需要几个军的红军战士。但
是要在前线破坏这一胜利，只要在某个军部，甚至只要在某个师团有几个能
偷出作战计划交给敌军的间谍就够了。”①
（二）外国的用间，主要有如下四种方式：1、“合法间谍”与“非法间谍”利用外交人员、侨民、出国旅游者和当地居民搜集情报。其中又包括“合
法间谍”和“非法间谍”两类。“合法间谍”指拥有外交豁兔权的使馆人员。他们以不受驻在国侵犯和搜查的大使馆为基地，以密封的外交邮袋做传递工具，冒着被宣布为“不受欢迎的人”而遣送回国的危险，从事间谍工作。其主要任务是：自己直接搜集情报；吸收当地居民充当间谍；同驻在国的非官方方面建立联系；通过间接的来源搜集情报。“非法间谍”指一些不享有外
① 见圣经旧约全书《约书亚记》第2 章。
①


参见1937 年3 月斯大林在联共（布）中央全会上的报告和结束语。
交特权的侨民、旅游者和驻在国居民。他们的便利条件是不大容易引起反间谍机关的注意，其活动也不因战争或外交关系中断而陷入停顿。但“非法间谍”面临极大的危险，一旦事露，将受严厉的惩罚。
利用外交官搜集有关驻在国的情报，似乎成了外国心照不宣、约定俗成的惯例，甚至己为历史所承认。拿破仑在任命一位上尉为法国驻维也纳大使馆二等秘书时说：“德拉格朗格上尉应对奥地利各兵团的兵力及驻地作出确切的记载。他的办公室里要有一只档案柜，存放有关每一兵团的索引卡片，并要随着军队的调动变更卡片的位置。”
1890年，美国驻巴黎的海军武官傅鲁普上校，在法国海军部的一个官员手中收买情报时被抓获。1914年，俄国驻柏林的陆军武官巴萨罗夫上校，曾从德国将军的秘书手中获得一份普鲁士防御工事的图纸。事败后被驱逐出境。
利用使馆做掩护，秘密刺探敌情的成功之例，有披称做“珍珠港的无名英雄”的日本海军少尉吉川。1941年，吉川化名“森村”，来到日本驻檀香山总领事馆任书记生。“他身穿绿色西装裤和夏威夷衫，以观光为名，雇上一辆出租车四处兜风。大约每4天一次，他从珍珠港旁边路过，仔细观察港内的情况。把港内停泊的美军舰船的类型和艘数；部署在夏威夷航空基地的飞机机种和架数；珍珠港防空状况等军事情报，用除了他自己谁也看不懂的符号，详尽记录在黑色笔记本里”。就在日本联合舰队开始袭击珍珠港前约12小时。吉川还发出最后一封急电：“6日珍珠港停泊舰船如下：战列舰9，轻巡3，潜水舰3，驱逐舰17。此外，轻巡4，驱逐舰2已入坞。航空母舰和重型巡洋舰已全部出港，不在港内停泊。舰队航空队没有进行航空侦察的征兆。”东京的大本营海军部立即向攻击中的舰队传达了这份情报。据参战的横须贺海军航空队《大东亚战争训》记：在必要时机获得所期望之准确可靠情报。以及对美国舰队及瓦胡岛之敌情了如指掌，此乃是对未来战争留下的良好范例。
2、重金收买
许多国家都不惜重金来收买和引诱对方人员提供情报。历史上最有名的是代号“西塞罗”的德国间谍。1943年10月26日夜，德国驻土耳其大使馆里来了个精明的小矮人，他对使馆情报官员说：“我能为德国政府做一件非常有价值的事。不过你们要付出一笔大大的报酬，我可弄到英国大使馆里重要文件的复制照片。但是每张文件照片的价钱是5000英镑。”德国使馆立即向在柏林的外交部长里宾特洛甫发了紧急电报，请示他如果同意的话，立即送来两万英镑。这笔钱第二天由专机送到了安卡拉。这几份用巨款买来的情报非常重要：一份是英国在土耳其的全部间谍名单；另一份是美国当时运交俄国的各种武器装备的精确型号和数量的报告摘要；再一份是英国大使送交伦敦的备忘录副本，上面记录着这位大使同土耳其外长举行会议，立促土耳其向德国宣战的经过细节。最后一份影印文件是同盟国的三国外长——霍尔、艾登和莫洛托夫在莫斯科举行外长会议上所作决议的初步报告。这些影印文件由特别信使送到了柏林。里宾特洛甫立即呈送希特勒。希特勒看后下令收买“西塞罗”所能搞到的全部情报。里宾特洛甫指示要把“西塞罗”长期雇佣，如果可能的话，可以付出更为合理的价钱。这样，在近半年时间里，纳粹耗资100多万英镑收买了大量极有价值的情报。但这次间谍活动有一个意想不到的讽刺性插曲，纳粹付给“西塞罗”相当于100多万美金的钱币，大多是德国人伪造的、一文不值的假钞票。
3、设网诱敌
故意让己方间谍落入敌手，制造假情报，诱敌上当。这种方法通常都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正如丘吉尔战后所说，甚至现在也不应描述当时为了欺骗敌人而采取过的所有办法。但战后竟然有几个“死间”侥幸活了下来，从他们透露的片断材料，可大体上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盟军应用“死间”的情况。
盟军诺曼底登陆前，即着手拟定和准备“霸王”战役之时，情报机构就开始制定一套迷惑敌人的“刚毅”行动。其主要目的是：堵塞一切可能泄漏有关战役准备和实施情况的渠道，并积极制造假情报，以便使德军统帅部相信，盟军将从英吉利东南部渡过加莱海峡进入法国。盟军情报机构为此相当频繁地故意把谍报人员当做“死间”空投至德军占领区。例如，在荷兰领土上曾投下几十名谍报员。其中许多人立即落入纳粹反间谍机关手中。由于盟军情报机构事先没有象惯例的那样给谍报员发放能避免拷打，安然死去的氰化钾，而是发了些无毒的假药片，指望这些人在严刑下向德国秘密警察供出专门制造的假情报。结果，这些间谍都成了双重计谋的牺牲品。但“死间”却起到了预期的效果，极大地迷惑了德军情报机关。它们根据“死间”的假情报。一会报告说盟军准备在荷兰登陆，一会说在加莱地区登陆，一会又说在法国南部登陆，甚至说在丹麦登陆和挪威登陆。德军统帅部对自己情报机关的信任发生了动摇，开始感到无所适从。直到诺曼底登陆战役开始，德军始终没有搞清盟军的登陆点，从而遭到了惨败。
4、反间计
在现代战争史中，反间计应用得最成功的事例，是希特勒离间除掉图哈切夫斯基。
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红军杰出的统帅，曾先后担任红军总参谋长，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第一副国防人民委员等重要职务。他的存在是对希特勒侵苏战争计划的重大阻碍。
纳粹特工人员研究了苏联领导层内部的关系和斯大林的性格，决定使用反间计，通过斯大林之手除掉图哈切夫斯基。
首先，纳粹情报头子海德里希在《新德意志》杂志上炮制了《一颗上升的新星》等文章，吹捧囹哈切夫斯基，但字里行间隐藏着激怒斯大林的词句。如说，“图哈切夫斯基是苏联元帅中最天才、最受尊敬和爱戴的，他有许多气质与拿破仑相仿，我们可以预言世界上将出现第二个拿破仑”；“图哈切夫斯基领导的红军，威望越来越高，可以预见，在不久的将来，红军这颗星必将取代克里姆林宫上的那颗星。”斯大林看到这篇文章后万分恼怒，在上面那句话旁边狠狠地划上两道粗线，外加了个问号。他立刻召来伏罗希洛夫，叫其将这篇文章给政治局委员传阅。认为“无风不起浪”、“事出有因”。
不久，海德里希在艾伯特大街盖世太保柏林总部的地下室里，选了2名伪造笔迹的专家，摹仿图哈切夫斯基的笔迹，伪造了大量能证明图哈切夫斯基与德国将军们密谋叛乱的信件和收据。尔后海德里希亲自和苏联驻柏林大使馆的要员接触，故意把情报泄露给他。斯大林得知后，决定派内务部长叶若夫亲自前往，不惜任何代价获取这份重要情报。叶若夫以300万卢布的巨款，从德国间谍手中得到了图哈切夫斯基里通外国的“罪证材料”。这样一位战功赫赫的苏军元帅和另外6名将军则面对着同志的枪口，倒在殷红的血泊里。事后，希特勒、希姆莱等喜出望外，庆幸不用一兵一卒，略施反间计，就除掉了这么多苏军高级领导。而杀掉一个图哈切夫斯基，就相当于歼灭苏军几个集团军。
从以上事例中可以看出，用间和反间的复杂性。
当今世界用间与反间斗争，表现得更加激烈。这是一场方法多样、手段残忍的特殊战斗。
第二十章攻心为上
攻心为上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攻心是相对死打硬拼而言的，是
以智取胜的重要内容。主要是指从政治上瓦解敌军，针对敌人的不同心理状
态施计用谋。战争的正义性是我军瓦解敌军的政治基础。敌人内部是有利害
矛盾的，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之间、帝国主义国家军队与仆从国家军队（伪军）
之间、敌军派系之间、敌军上下级军官之间、官兵之间充满着明争暗斗，这
就给我们开展攻心提供了客观条件。敌人的心理状态是有差异的，只有具体
地细致地分析研究，区别对象灵活用谋，心理战才能奏效。
一、攻心，古今中外皆有之
《孙子》说：“三军可夺气，将军可夺心。是故朝气锐，昼气情，暮气
归。善用兵者，避其锐气，击其情归，此治气者也。以治待乱，以静待哗，
此治心者也。”①
对于敌人的军队，可以打击它的士气，对于敌人的将领，可以动摇它的
决心。善于利用敌人将帅的心理差异及心态变化而用谋，这也是一种斗智艺
术。
《孙子》很重视对敌将心理的研究，如“怒而挠之，卑而骄之”等等。《孙子》说，“卒善而养之”，这就表明优待和使用俘虏敌兵的思想，在我国由来已久。《孙子》的“不战而屈人之兵”，实际上也是一种心理战。现代称之为：以实力威慑、外交讹诈达到政治目的。
孙武之后的孙嫔进一步提出：“凡伐国之道，攻心为上，务先服其心。
今秦之所恃为心者，燕赵之权。今说燕赵之君，勿虚言空词，必将以实例，
以回其心，所谓攻其心也。”①
后世兵家擅长心战的不乏其人，诸葛亮就是其中一个。
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也十分重视攻心战。抗日战争初期，
毛泽东曾作过这样的分析：我军虽然对日军杀伤甚多，但俘虏不多，这主要
是由于“日军过去没有打过败仗而形成的自信心，其对天皇和鬼神的迷信，
其骄傲自尊，其对中国人的轻视等等特点”。毛泽东认为，只要我们认真执
行俘虏政策，这个情况是会改变的。后来果然如此。由于我们优待日军俘虏，
并进行耐心的争取工作，颇见成效。许多经过教育的日军俘虏，组成反战同
盟会，在抗日根据地还办了以野板参三为校长的日本工农学校，许多解放过
来的俘虏转变为革命志士，有的还加入了共产党，有的到火线喊话英勇地牺
牲了。他们在战时成为瓦解日军的重要力量，在战后回国参加了工作，还进
行中日友好的宣传。
瓦解敌军的原则，在红军时候就有了，以后成为我军政治工作三大原则之一。我军历来主张“对于敌方投诚的，反正的、或者放下武器后愿意参加反对共同敌人的人、一概表示欢迎，并给以适当的教育，对于一切俘虏，不许杀害、虐待和污辱。”正确的政策，具有强大的感召力，这是历史经验一再证明了的。历史还告诉我们：在军事打击的同时，开展政治攻势是十分必
① 《孙子·军事篇》。
① 《通典》卷一六一，兵十。

要的。“进行公开广大的政治宣传和政治攻势”，对瓦解敌人战斗意志，发挥了重大作用。例如，在解放战争中，仅济南、辽沈、平津、淮海战役中，就瓦解敌军42万。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也是罕见的。它极大地鼓舞着全国军民的士气，加速了革命战争的进程。
外国的一些著名军事家，如俄国的彼得大帝和库图佐夫，普鲁士的老毛奇和德国的克劳塞维茨，法国的拿破仑，以及约米尼等，都把心理战看做是除军事行动以外，以其它一切方法从精神上制服敌人的一种特殊的战争。
本世纪初，军事心理学做为一门独立学科问世以后，心战的研究和运用便进入一个新的阶段，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美、英军均设有专门心理战的机构，重视多种多样的心理作战，而且取得了一定的成功。特别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心理战成为欧美军事心理学研究的最热门课题之一。一些国家还专门出版心理战的专著，对心理战进行系统阐述。美国从第二次世界大战末期开始就集中了近30 所大学与军事部门一起总结这次大战中包括心战在内的军事心理学的成就，艾森豪威尔在分析战争的过程和结局后讲到：“在这次战争中，我们看到了军事科学的巨大变化。我认为，作为特殊的和有效的心理战方法的发展，就是这种巨大变化之一”；“毫无疑问，心理战是很重要的，应该有权在我们的军事武库中享有荣誉地位”。希特勒是个黩武主义者，可是也很重视心理战。他说：“宣传帮助我们夺取政权，宣传帮助我们巩固政权，宣传还将帮助我们取得整个世界。”希特勒制造了国会纵火案，竭尽欺骗公众之能事，夺取政权；二战中吞并奥地利，侵占捷克斯洛伐克、阿尔巴尼亚，进攻荷兰，闪击法国，事先都派遣“第五纵队”渗入，通过化妆的邮差、警官、牧师和修女传播政治谣言搞乱人心，通过暗杀绑架等手段使得人们心理恐慌并互相猜疑，以达瓦解对方的斗志，为其武装进攻创造各种条件。希特勒可称是一个多方面的反面教员，心理战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
二、攻心战方法
（一）政策攻心
我军在这方面有许多独特的经验。主要有如下几点：
1、晓以正义，晓以利害（宣传攻势）
利用各种宣传工具和宣传手段，揭露敌方战争的非正义性、侵略性、野蛮性、反人民性，启发敌军官兵的政治觉悟和伪军的民族觉悟。
揭露敌军内部的黑暗统治和各种矛盾，分析利害关系，指明放下武器的出路和与人民为敌的末路，以达政治瓦解之目的。
2、优待和改造俘虏
优待俘虏、释放俘虏，常能取得攻心战的特效。敌人对我军的许多诬蔑宣传往往因而不攻自破。有的俘虏先后被三捉三放，三次进入我军营地，缴一次枪，领一次路费；受一次教育，回去当一次义务宣传员，并带着同伴缴枪，被传为历史佳话。
俘虏成为我军解放战士的为数很多，他们经过阶级教育，掉转枪口杀敌，为人民立了功，先解放的战士还能教育后解放的战士。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中，在补充兵员的问题上发展为“随打随补充”，解放战士成为我军兵员的重要来源之一。这一成功的经验，也是历史上罕见的。只有正义的中国人民解放军，有坚强的思想政治工作，才能这样做。我军的解放成分，不仅有战士，还有部分军官。当我军技术人员奇缺的情况下，有些解放过来的技术军官（如无线电、工程兵、炮兵、装甲兵、空军及医务人员等），曾起过很好的作用，作过可贵的贡献。
特别还要说一下国际友人的贡献。前面已经提到过日军的不少解放战士参加了抗日时期的反战同盟。抗美援朝中的美籍解放战士，也有不愿再回国，留在中国工作的。他们成了中国人民的知心朋友。
3、优待投诚、起义人员
政策感召的威力，还表现在争取投诚和起义人员方面。我国革命战争年代和建国以后，按投诚和起义人员的贡献大小，分别制订正确政策。
对投诚人员中有过历史罪恶的人，允许将功折罪，既往不咎。对起义人员，革命不分先后，不予歧视。这样做的结果，对争取瓦解敌军，扩大革命势力起到良好的作用。
4、对反革命分子实行宽大与镇压相结合的政策
对象郝鹏举这样出尔反尔、投诚后又叛变与人民为敌的首恶分子，坚决镇压之。对确有诲过自新之意者给予宽大处理，甚至象漙仪皇帝这样的被俘战犯，还把他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安排作文史资料研究员。这一政策的成功，世人为之惊叹！
（二）兵战与心战相结合
兵战起威慑、震撼敌人的作用，心战则可瓦解敌人的斗四面楚歌之例：楚汉相争中的垓下之战，韩信以重兵包围楚军后，以悲凉之楚歌吹奏于四野，楚军恩乡厌战，心散兵败。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苏军在对德军发动强大攻势的同时，在敌前沿大量施放传单攻心。其中《爸爸，我不愿意你死去》的传单最为动人，据战俘讲，德军看过这个传单，士气顿减。
下面让我们看看毛泽东的兵战与心战相结合的攻势，如何在华北战场显神威、奏奇效的。
在辽沈决战结束、东北卫立煌集团被我全歼和淮海决战展开、华东刘峙集团已被我军包围的情况下，华北“剿总”司令傅作义集团“已成惊弓之鸟”，处于弃守不定的慌恐状态。傅作义是蒋介石集团中的地方实力派，他既跟随蒋介石同共产党打内战侵犯过我人民解放军许多根据地，又同蒋介石的卖国独裁、排斥异己有深刻矛盾；他既不愿困死平津地区被我军消灭，又不愿撤到江南被蒋介石吞并。因而，如何保住自己苦心经营几十年的血本，并以古都北平为条件，力图在蒋介石和共产党之间走第三条道路，是傅作义思谋的中心；坚守平津，保住海口，以观时局变化，是傅作义行动的方针。
根据华北战局的特点和傅作义这个地方实力派的心理状态，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决定，对傅作义集团必须军事打击于前，政治争取千后，用军事打击同政治攻心相结合的斗争策略，彻底打消其保存实力的幻想，迫使其按照人民的愿望接受和平改编。
为此，毛泽东和中央军委在指挥我华北解放军包围、攻击绥远、张家口的同时，急调我东北解放军入关，迅速分割、包围平、津、塘地区。我几十万大军迅速开到天津周围和北平城下，既封闭了傅作义南撤之道，又断绝了其西窜之路。特别是当我军歼灭了傅氏赖以起家的35军主力，并攻克天津之后，才使傅作义感到除了同解放军谈判以外，再没有别的路可走了。
但这时傅作义仍处于犹豫苦闷之中，顾虑重重，既怕得不到共产党和人民的谅解，又怕蒋介石轰炸北平，对他下毒手，所以他闭城不出，拖延时日，甚至幻想美国的帮助。
在我军兵临城下，北平被四面包围的情况下，毛泽东又对傅作义展开政
治攻势。首先，毛泽东以中共权威人士的名义发表惩办战争罪犯的声明，提
出了43名战犯名单，除内战祸首蒋介石外，还有何应钦、顾祝同、汤恩伯、
卫立煌、刘峙等，傅作义也被赫然列入其中，这是因为傅氏反革命甚久，我
们党不能不把他定为战犯，另一方面，把傅氏定为战犯，也可以巩固一下傅
作义在蒋介石心目中的地位，使蒋介石没有理由搞掉傅作义，防止发生不利
于我军的情况。与此同时，毛泽东又派人告诉傅作义本人，向其陈明利害：
如果他能为我军和平解放北平作出贡献，中共即可赦免其战犯罪，不咎既往；
如若孤注一掷，依城顽抗，则无异乎以卵击石，断无幸胜之路，唯有死路一
条。其次，在我军完全做好攻城准备的情况下，毛泽东又指示我北平地下党
组织，发动各界知名人士和广大市民，一方面作好接应解放军的准备，一方
面对傅施加强大的社会舆论压力，迫使他顺乎民意。强大的压力使傅作义痛
切感到，一旦战事骤起，古都北平毁于兵燹之中，他必成战争罪犯和千古罪
人无疑，不仅人民解放军不会饶恕他，就是愤怒的北平市民也会唾弃他，使
其死无葬身之地。
正是在我军强大军事压力和政治感召之下，傅作义终于在关键时刻作出
正确抉择，同意按照我党我军的条件，把守城部队带出城外，接受和平改编，
从而使千年古都完好地回到人民手中。傅作义将军本人也因将功折罪而被我
党兔除战犯罪名，并从此走上了一条为人民服务、为新中国建设事业效力的
光明道路。
（三）心战因敌而异
将帅心理状态因人而异，因时因地而异，所以，心理战法也要因人、因
时、因地而异。例如，骄傲、易怒、刚愎、报复、麻痹、侥幸、沮丧、多疑、
畏惧等等，就是不同对象的不同心态，及其在不同情况下的不同表现。
“心者，将之所主也。怒之令愤，挠之令乱，间之令疏，脾之令娇，则
彼心可夺也。”① 古人云：“知敌之众，莫如知将之性。”这些都是讲的心理战的针对性。只有摸准、摸透了对方将帅的心理特征
（脾气），才能针锋相对地赛谋斗智。敌人喜欢的可诱其上钩，忌讳的可利用其弱点攻击之。还可根据其心理背景（意向），造成其错觉和不意。古往今来的心理战法很多，如疑敌计、骄（纵）敌计、诳（骗）敌计、激将法，等等，都是与心理战相联的计谋，一般都有“诈”和“奇”的色彩。
这里提供若干实例：
疑敌计。这是针对敌将帅谨慎多疑心理而用的一种计谋。公元219年，
曹操亲率大军出长安过斜谷，直逼刘备的汉中营地。此时，蜀军凭险而守，
不与交战。一日蜀将赵云率数千骑兵出巡，突遇曹之大军，云未慌乱退走，
而是主动出击，边战边退，佯作诱敌深入之态。云退至营寨，明知兵力空虚，
却大开营门，偃旗息鼓。曹操疑虑营中伏有重兵，三思而后仓促退去。
骄敌计。这是针对敌将骄狂、大意心理而用的计谋。1943年10月，日寇以2万兵力，在空军配合下，分三路扑向我太岳根据地。我故意示弱，避
① 《十一家注孙子·军事》。
敌锋芒。敌为炫耀“赫赫战果”，特从各地抽调180名中队长以上军官组织观战团来太岳。我八路军386旅16团跳出敌人包围圈后，受命伏击该车队，经3小时激战，180名日军军官全部被歼。此役，击中敌之疼处，敌狂怒之中，昏眩、惑乱，连调数千兵力赶来报复，结果合击扑空，一筹莫展。
诳敌计。这是造成敌将帅心理错觉，攻其不意的计谋。
日军偷袭珍珠港前，利用宣传工具大施骗术，给美军造成了日军将南下的心理趋向。同时，日军大量舰队向南佯动。因而，罗斯福预言战事将在南洋爆发。可是，在其言后几个小时，日军却在北方的珍珠港偷袭成功。从中可以看出，如果只有日军向南的宣传而无大量舰队向南开进，就绝不会赚得罗斯福“战事将在南洋爆发”的预言。
利用敌将心理定势。这是麻痹敌人、出其不意的计谋。按照心理学观点，人们总有一种习惯心理，也称惰性心理。
熟视无睹、见怪不怪、久闻不聪、久看不鲜，就是这种心理定势的反映。许多军事谋略家，常常利用对手的这种心理定势，施计用谋。埃、以战争中，埃军利用以军对己方警戒部队经常换防这一司空见惯的心理定势，在每次换防中，兵力多去少回，直至集聚了足以发起进攻的兵力，以军仍未发觉。埃军待战机一至，便迅速突破巴列夫防线，陷以军以极大被动。
假顺敌意。这是摸准敌将心理状态后，投其所好的心战计谋。第四次中东战争期间，以色列王牌装甲旅受命从阿里什向菲尔丹附近的以军孤立据点增援，两地相距约150公里，以军装甲旅连遭埃军三次打击，在退守第二道阵地前，已有35辆坦克被击毁、击伤。该旅长不甘心失败，将余下的85辆坦克集结在第二道防线，准备孤注一掷。埃军摸准该装甲旅急于同菲尔丹附近以军会合的心理，决定假顺敌意，先令部队在菲尔丹附近佯架桥梁，增大交通量，制造埃军后续部队渡河的假象，使以军装甲旅坚定增援决心，随后，埃军又令先头部队一个营撤出原阵地，且战且退，将以军坦克旅引入预伏阵地，只激战三分钟，85辆坦克全成废铁，旅长亚古里被生俘。
火力威慑，这是针对敌将虚弱心理的一种计谋。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太平洋战场上，美国海军太平洋舰队司令尼米兹，率领一支舰队驶抵日军航空母舰基地附近，两强相对，剑拔弩张。根据以往战争经验，尼米兹熟知日本海军将领总把航空母舰做为支援火力的“虚弱”心理。海战一开始，尼米兹便组织50架飞机对日海军航母，轮番攻击，炸沉日海军航母4艘，沉重打击了日军，一举扭转了太平洋战场的局势。
冒险突然袭击，也称“破釜沉舟”。这是为了完成某种特殊任务，乘敌人戒备心理松弛而采取的一种计谋。
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舰队十分惧怕阿根廷“超级军旗”飞机，在空中又奈何它不得。于是，英方动用代号“SAS”的特种空勤部队16人乘潜艇在阿本土登陆，渗入“超级军旗”飞机基地，将在基地内的飞机全部炸毁，只有几架存储于基地之外才得幸免。从而清除了对英舰的最大威胁，对阿方的心理产生重大的震撼效应。
第二十一章诡道制敌
诡道制敌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诡道是指用兵中的欺诈行为，简称作谋。诡，是指奇异诡橘、诡计多端：道，是指行为和方法的规律性。实施多种奇谋方略，采用疑、诈、诳、骗等多种手段制敌，这就是战争中的诡道。克劳塞维茨对此作过解释：“诡诈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作为前提的，因此它是同直率的、无所隐讳的，即直接的行动方式相对立的。”①指导战争的巧妙艺术就包含着诡诈，直出直入地去和敌人拼搏，历来为高明的战争指导者所不取。这是因为，战争本身就不是直线运动，“不守常”是战争的一大特征。曹操说得好：“兵无常势，以诡诈为道。”这里所说的“道”，就是规律。不论是哪个阶级，只要从事战争，就要遵守这一规律，奴隶主阶级、封建阶级、资产阶级、无产阶级都是如此。如果认为无产阶级的军队就不能讲诡道，那就错了。无产阶级军从对人民讲忠实厚道，但对敌人，就是要诡。
一、兵者，诡道也
（一）诡道由来已久
《史记》记载的我国原始社会后期的涿鹿之战。黄帝就成功地运用了诡道。黄帝把蚩尤引诱到琢鹿决战，将蚩尤打败，其中有诈是显而易见的。处于原始氏族社会阶段的古希腊战争中，也有诡道制敌的故事。比如太阳神阿波罗（福波斯）在与阿喀琉斯交战时，就“以浓雾遮蒙着将阿革诺耳带走，并用一诡计诱使阿喀琉斯仍然向他追击”①。
我国春秋以前的战争中，虽然也使用诡道欺诈之术，但不公开提倡。原
因就是受旧的道德观念的制约。中国古代战争史之出现过矛盾而又奇怪的现
象：一些战争指导者一边运用诡道杀人，一边又宣扬仁义道德，使人们不敢
提倡使用诡道，使诡道发展受到了影响。因此，便出现了宋襄公“不鼓不成
列”、“不擒二毛”那种蠢猪式的“仁义道德”。春秋初的晋楚城濮之战前，
晋文公向群下征求败楚良策。舅犯明确提出施用诡道：“战阵之间，不厌诈
伪，君其诈之而已矣”②。晋文公知道这是高明之策，却不敢明着采纳，又向
大臣季雍征求意见。季雍坚持仁义之兵，反对诈术，最后晋文公以舅犯之策
施诡诈手段，退避三舍，佯败诱敌，战胜了楚军。胜利后，晋文公为了维护
正统观念，违心地奖励季雍而不奖舅犯。
到春秋末期，孙武冲破禁锢，第一次在他的兵法中旗帜鲜明地提出“兵
以诈立”。孙武以后，诡道制胜理论得到进一步发展和完善。成书于战国时
期的兵书《六韬·文韬·兵道》，对诡道就作了这样的论述：“外乱而内整，
示饥而实饱，内精而外钝，一合一离，一聚一散，阴其谋，密其机，高其垒，
伏其锐，土寂若无声，敌不知我所备。欲其西，袭其东”。《汉书·艺文志》
提出：“自春秋至战国，出奇设伏，变诈之兵并作。”。战争指导者们斗智
斗谋，各显神通：李牧偃兵不成骄匈奴，李广解鞍牧马却强敌，赵云巧设空
城赚曹操??极尽诡诈之能事。到唐代，太宗李世民更把诡道归纳上升为误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1 卷第3 篇。
① 斯威布：《希腊的神话和传说》第492 页。
② 《韩非子·难一》。

敌术，他说：“朕观千章方句，不出乎多方以误之一句而已”①。“多方以误之”原出自春秋后期伍员之口，这句话高度概括出诡道领域之广、种类之多、手法之活，深得诡道之要领。唐朝以后，兵家研究诡道蜂起，尤其是明朝，诡道兵书大增。《武备志》中的《二十一史战略考》绝大部分记载的是历史上以诡道指导战争的内容。《草庐经略》、《百战奇略》等诡道专著，分门别类地详细研究、论述诡诈之法，使兵家诡道更加系统化和理论化。诡道的内容也越来越丰富。如：围魏救赵、声东击西、暗渡陈仓、调虎离山、抛砖引玉、空城计等等，层出不穷。
（二）诡道的核心
古今中外的兵家都知道“兵不厌诈”，但作为军事谋略的一个规律（原
则），尚须很好探究。我们认为，诡道的核心就是论述虚实转化（互换）规律。虚与实也是军事谋略的一对重要范畴，是对立的统一。虚与实的含义十
分广泛，包括军队的强弱、优劣、众寡、真伪、确实性与不确实性等等。按照刘伯承元帅的理解，战争的一切计谋和方法盖出于虚实变换的掌握和运用。施计用谋，实际上就是通过虚虚实实，真真假假的谋略手段来调动敌人，以便避实击虚，以我之实，击敌之虚，迫敌被功，我争主动。虚与实在战争实践中，因指挥员智力的强弱而变换，但它有变换的基本形式。如实而虚之，虚而实之，虚而虚之，虚虚实实，实实虚虚。虚实转换千变万化，军事计谋也就万万千千。
领兵作战是一种诡诈的行为。自古以来，明智的将帅无不采用欺诈之术，
时时摆出与本意相背的行为动作，使对方摸不着头脑。正如《孙子·计篇》
告诉人们的：“能而示之不能，用而示之不用，近而示之远，远而示之近，
利而诱之，乱而取之，实而备之，强而避之，怒而挠之，卑而骄之，快而劳
之，亲而离之，攻其不备，出其不意，此兵家之胜，不可先传也。”这些都
是古今中外军事家以谋取胜的重要秘诀。
诡道含有深刻的哲理。虚实转化（互换）表现为上面所说的：能和不能、
用和不用、近和远、佚和劳、亲和离、声东击西等等，都是对立的统一，都
是本质和现象这一对范畴的演变。战争规律是通过许多复杂的现象表现出来
的。毛泽东指出：“战争现象是较之任何别的社会现象更难捉摸，更少确实
性，即更带所谓‘盖然性’”。①这是由于在战争这种对抗的活动中，双方都
进行保密、伪装、欺骗和隐蔽企图的缘故。
战争情况的复杂性，常表现为本质和现象的矛盾。任何事物的本质都要通过一定的现象表现出来，而任何现象又都从某个特定的方面表现出事物的本质，因此隐藏在现象后面的本质，是可以被认识的。但在实际生活中，现象和本质有时可以表现不一致，如马克思指出的：“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二而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①。战争的指导者们正是利用现象和本质的这种矛盾性施展虚实互换，以假象掩盖本质，欺骗对方。正因为这样，克劳塞维茨才告诫战争指导者：“首先要有敏锐的智力，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下》。
①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58 页。
① 《资本论》第3 卷第1069 页。

以便通过准确而迅速的判断辨明真相”②。
上面说的是诡道的哲理，下面再简说一下诡道中的心理学原理。心理学
是研究心理规律的科学，战争中的心理活动十分丰富激烈，利用心理活动实
施诡道，是兵家常用的方法。例如：诱之以利。追利求胜是一切参战者的共
同心理活动。利用这种心理活动实施诡道，诱之以利，敌人很容易上钩中计。
马陵之战孙膑减灶示弱、官渡之战曹操丢弃辎重、夷陵之战陆逊让出狭道??
都是适应对手的求胜求利心理施用利诱诡计获得成功的。
慑之以威。这里主要指恐吓。人的行动无不受大脑支配，而大脑又受外界刺激的影响，恐吓是一种刺激。当一种刺激突然出现并达到一定强度时，人的神经就会发生紊乱，造成心理失常。人们把恐吓引进了战争，目的在于使敌人失去常态，造成指挥失措，以致削弱战斗力，甚至逃跑或投降。古代战争中早就有虚张声势、夸耀实力等咸慑性诡道出现。公元208年，赤壁之战前夕，曹操针对孙吴上层恐战心理，写了一封恐吓信，谎称已治水军80万众，方与孙权会猎于吴。孙权身边群臣见信后，无不胆战心惊，以长史张昭为首的多数官员，主张投降曹操。
制造错觉和不意。人在正常情况下可对外界事物进行正确的分析比较，得出正确结论。但在特殊情况下，由于错觉和不意，会产生错误的结论和行动。1940年，德国进攻法国前夕，德国利用法国将领和士兵希望和平的侥幸心理，通过舆论发表一条消息：法国代表团即将赴德国友好访问，并签订停战协议，造成法、德之间无战事的假象。这条消息在法军前线将士中产生了同步效应。前线一派和平景象，官兵们思妻想子，约朋告友，打点行装准备回家。此时，德军突然发起“闪电攻击”，众官兵甚感“莫名其妙”，未等他们清醒过来，全线己开始崩溃。
（三）诡道的作用“以计代战一当万”。我国西晋名将杜预在攻吴袭击乐乡的一次水战中，仅出奇兵800，施疑
敌之计：广张旗帜，遍燃烽火，虚张声势。使吴军疑为“北来诸军，乃飞渡江也”①，迫降吴军万余人。晋军将土称赞社预菩施诡道，唱出“以计代战一当万”的歌谣。由此可见，诡道在战争中的重要作用。
以弱胜强的法则。
《兵经百言·法篇·张》说得好：“耀能以震敌，恒法也。惟无有者故
称，未然者故托，不足者故盈，或设伪以疑之。张我威，夺彼气，出奇以胜，
是虚声而致实用也，处弱之善道也。”意思是说，通过炫耀武力来威慑敌人，
是千古不变的法则。不具备条件故意声称已经具备，还没有做的事情却故意
声称已经做完，力量不足却故意显示力量强大，或设置假情况迷惑敌人，这
就是借助诡道长自己的威风、灭敌人的士气，出奇制胜，使虚张声势收到实
效，这是处于弱势的军队战胜强敌的好办法。
克劳塞维茨也曾指出：“当兵力很弱，任何谨慎和智慧都无济于事，一切办法似乎都无能为力的时候。诡诈就成为最后的手段了。人们越是在绝望的处境中，就越想孤注一掷，而诡诈也就越能助长他们的胆量。在丢掉一切其他打算，不再考虑一切后果的精况下，胆量和诡诈可以相互促进，并使希
② 《战争论》第1 卷第1 篇第3 章。
① 《晋书·杜预传》。

望的微光集中于一点，成为一道也许还可能引起火焰的光芒。”①
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好方法毛泽东曾指出：“错觉和不意，可以丧失优势和主动。因而有计划地造成敌人的错觉，给以不意的攻击，是造成优势和夺取主动的方法，而且是重要的方法。错觉是什么呢？‘八公上山，草木皆兵’，是错觉之一例。‘声东击西’，是造成敌人错觉之一法。在优越的民众条件具备，足以封锁消息时，采用各种欺骗敌人的方法，常能有效地陷敌于判断错误和行动错误的苦境，因而丧失其优势和主动。‘兵不厌诈’，就是指的这种事情。”②这也就是《孙子》说的诡道。
古往今来兵家无不重诡道历史告诉我们：城濮之战中晋军若没有退避三舍、扬尘设伏等诈计，赤壁之战中吴方若没有诈降、纵火等奇术，淝水之战中晋军若没有渡水决战的方略是很难战胜强大的对手的。曹操在官渡之战中声东击西袭白马，丢弃辎重斩文丑都是通过诡道实现的。
毛泽东说过，“我们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孙子所谓‘示形’
之类（示形于东而击于西，即所谓声东击西）。”英国的利德尔·哈特就提
出“间接路线战略”，主张避免正面强攻的作战方式，强调用各种诡诈手段
出敌不意地奇袭和震撼敌人，以达到以谋制胜的目的。美国的军事论著者也
很重视诡道。他们写《军事战略》一书第二章专门引用中国《孙子》诡道。
二、诡道的运用
（一）隐真
实施诡道的有效方法之一是隐真。孙子说：“故形兵之极，至于无形；无形，则深间不能窥，智者不能谋。”① 这就是强调隐真，把我方真相隐蔽得毫无形迹，即使高明练达的间谍也无法窥知，聪明透顶的人也想不出好办法得知我方真情。诡诈全在于诡密欺诈，如果把真实情况暴露给敌人，使之有准备、有对策，那也就不能称为诡道了。
“暗渡陈仓”是隐真的典型诡计。西汉高祖元年（公元前206年），深知楚军内幕的韩信向刘邦建议，以隐真手段东征，“个大王举而东，三秦可传檄而定也”。①刘邦采纳韩信建议，一面令萧何取巴蜀租赋，补给军队；一面暗中部署大军东进，由于行动诡密隐蔽，敌人丝毫未能发觉。八月，汉军潜出故道，暗渡陈仓，袭击雍王章邯，连败章邯于陈仓、好畤，进围废丘。又派兵攻取陇西、北地、上郡，迫使塞王司马欣、翟王董翳投降。
我国老一代无产阶级革命家更是斗智的典范。解放战争时期的1947年8月初，刘邓大军挺进大别山就用了隐真的谋略。鲁西南战役结束后，我晋冀鲁豫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预定抓紧休整半个月，于8 月15 日南进。这时，敌人认为我己疲劳不堪，难以再战，企图以调集到鲁西南战场的30个旅对付我军，实行分进合击，切断我军退往黄河以北的道路，迫使我军背水决战，并堵住南线中央被我打开的缺口。当时连日大雨，河水猛涨，黄河南岸旧堤时刻都有决口的危险。在此种情况下，我军主力不宜久停。刘邓首长毅
① 《战争论》第1 卷，第3 篇，第10 章。
② 《论持久战》，《毛泽东选集》第459 页。
① 《孙子·虚实》。
① 《史记·淮阴侯列传》。

然决定，主力提前南进。但如果阴着行军，定会遭到敌人堵截袭击，不但完不成南进任务，反而会遭不必要的伤亡。于是采用隐真手段，暗中行进。8月7日，开始南进，走了10天，敌人竟然未能发觉我军意图。17日，当我军通过黄泛区继续南进、矛头直指大别山时，蒋介石才察觉了我军战略企图，慌忙派兵沿平汉路南下堵截，但为时已晚。刘邓首长指挥部队粉碎敌人堵击，继续前进，进入大别山。
“隐真”在外军用得也很普遍。虚虚实实、以假掩真，是拿破仑惯用的手段。1800年组建预备军团和隐蔽它的动向，就是他施诡道欺骗敌人的一次成功表演。
大家知道，突然袭击的作战方式，总是以隐蔽自己的企图为重要手段。诡道是突然袭击的最好的帮手。日本偷袭珍珠港就借助了隐真。在军事活动上，佯作与偷袭毫无关系的登陆演习，以转移美军视线。在外交上，玩弄“和谈”骗局，麻痹美国。直至突然袭击的轰炸声传山之时，美军才发觉，但已来不及采取有力措施了。正如美军后来所说：“此地遭空袭，连作梦也设想过”，足见隐真的奇效。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希特勒就连续借助诡道摘突然袭击，屡获成功。首先是进攻波兰。为保证战争的突然性，希特勒采取一系列诡诈术：战前，在政治、军事、外交等方面玩弄欺骗手段，大放和平烟幕，麻痹对方，以掩盖战备活动。在一片“和平”气氛中，希特勒向波兰边境集结军队，突然发起攻击，并很快占领了波兰。其次是闪击法国，希特勒也实施了隐真。为使法军产生错觉，德军一面积极备战。
一面放出“和平”烟幕，声言对西欧采取“不侵犯”的政策，并一再向法国表示，德国不想收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被法国割去的地方。希特勒还提出“和平倡议十一条”，假称：“我始终愿意全力与法国友好，这种立场，并无变更”。希特勒实施隐真有方，法国被骗得晕头转向。这时，德军突然袭击，一举将法国扫败。再次是德国突然袭击苏联，希特勒也采取了许多伪装和欺骗措施。希特勒直言不讳：“要把进攻俄国造成历史上最大的骗局。
1940 年德国占领法国以后，曾经制定过一个进攻英国的所谓“海狮计划”，后来由于要进攻苏联，实际上放弃了这个计划。但是，德国为掩盖它的企图，麻痹苏联，故意大造执行“海狮计划”的舆论，并且把有关侵略苏联的一切准备工作和部署，都说成是为实施“海狮计划”进攻英国而采取的佯动。为此，德国制造了不少假象：印发大量英国地图，给部队配备大量英语翻译，在英吉利海峡集结渡海和登陆器材，配置假火箭，并作登陆演习。把德军东调准备侵苏，说成是为了隐敝进攻英国的企图进行最后的准备工作，到东部地区休整。美其名曰这是“世界上有史以来最大的欺敌机动”。其宣传机器暂时停止了往常那种对苏联的舆论攻击，把矛头指向英国。上述这一切诡术施展完毕并收到效果之后，希特勒便于1941年6月22日凌晨向苏联发动突然袭击，由于苏联受骗失防，处于困境，战争初期显得十分被动。
（二）示假
示假就是做出假样子给敌人看，以假掩真或以假乱真，让敌人按照我假情况去做，从而中计受挫。兵书《草庐经略》“形人篇”中对此有深刻论述：“形人者，以强弱虚实之形示之也。孙子曰：‘形之，则敌必从之；予之，则敌必取之。以利动之，以本待之’。此言形也。”又说：“夫强敌在前，与我相持，吾往则彼无可乘之隙，欲退而守则彼有陵我之势，计惟有示之以形以观其变，则彼之隙自开，而我可乘矣。吾欲东，而形以西；欲西也，而形以东。欲进而形以退，欲退而形以进。欲攻而形以守，欲守而形以攻。欲缓而形以速，欲速而形以缓。治也，而形以乱，饱也，而形以饥；众也，而形以寡；勇也，而形以怯；备也，而形以弛??以明示敌，以暗袭敌，蔑弗胜矣。示之以强者，古之人或昼则多旌旗，夜则多火鼓；或增灶以示众，或量沙以示足；或左实右伪，疏阵以疑敌；或曳柴扬尘，循环以恐敌。使之欲守而惧难保，欲进而不敢前，未战而先奔，务此而失彼。我以守则固，以战则胜矣。此形人之效也。”这里把示形、形人示假从理论上、方法上讲得非常清楚、非常全面。作战中的声东击西、调虎离山、以退为进、欲撤先攻，以及各种佯动都属示假的范畴。示假在诡道中运用最多，也最实用。古今中外的兵家名将，无不示假。
红军第四次渡过赤水，就是以尔假手段达成目的的。1935年3月，我军为了渡过赤水，先令军队再次进入川南。蒋介石判断我军又要北渡长江，急忙令其部队再向川南进击，企图歼我军于古蔺地区。在敌人大军再次向川南集中的情况下，中央军委、毛泽东同志当机立断，决定乘敌不备折而向东，在赤水东岸寻求机动。为了迷惑敌人，以1个团大张旗鼓地向古蔺前进，诱敌向西；主力由镇龙山以东地区突然折向东北，于3月21日晚分别经二郎滩、九溪口、太平镇东渡赤水，从敌重兵集团右翼分路向南急进，26日进至遵义至仁怀大道北侧干溪、马鬃岭等地区。27日，我军以红九军团由马鬃岭地区向长干山、枫香坝之敌佯攻，引敌北向，主力继续向南急进，于28日突破鸭溪至白腊坎间敌封锁线，进至乌江北岸的沙土、安底等地。31日经江口、大唐、梯子岩等处南渡乌江，把敌人几十万人甩在乌江以北。4月2日，我军以一部兵力佯攻息烽，主力进占扎佐等地，前锋逼近贵阳。从上述过程不难看出，我军渡赤水、逼贵阳是通过一系列的示假手段实现的。否则，达到这样的目的是困难的。
1982 年英国和阿根廷的马岛之战中，英军就是靠示假才顺利登上马岛的。英军确定在北部的圣卡洛斯港抢滩登陆，却故意在南部实施空袭。航空母舰及其护卫舰、驱逐舰也调到南部，给人以要在南部登陆的假象，把阿军注意力吸引到了南面。英军乘阿军不备，从其防守薄弱的北部圣卡洛斯登陆成功。
在高技术侦察手段高度发达的今天，示假仍有很高的谋略价值。在两伊战争中伊拉克为了迷惑伊朗的航空侦察，隐蔽自己的虚实，专门从意大利进口了数百辆假坦克。这些假坦克是用塑料板精制而成，其形状大小和外壳颜色全和真坦克一模一样。为了不使伊朗空军的红外侦察发现，伊拉克还在这些坦克内部装上了能够产生电热源的小发动机。伊拉克的这种斩的示形术还真管用，当伊朗空军发现了伊拉克阵地上摆了那么多坦克群后，立即派飞机用空对地导弹进行攻击，对这些假坦克群倾泻了大量价格昂贵的空地导弹。
（三）乱敌
乱敌丛指用诡诈手段使敌思维混乱、行动混乱，为我所制。乱敌包括两个方面，一是利用离间计扰乱、瓦解敌人；一是在战争指导上制造错觉和不意，使敌部伍混乱，“乱而取之”。
使用诡诈手段搞乱敌人，使其“亲而离之”，这是非暴力手段战胜敌人的一种形式，古人称为“文伐”。《六韬》中有文伐12节，讲如何乱敌君臣，乱故意志，使敌不战自溃或为我所用。乱敌包括搞乱敌人的行动，促使其犯错误，造成过失。主要方法是施利惑敌，使敌中计。利可以是物质利益，比如在战场上散放实物让敌人抢掠；也可以假设对敌有利的条件、情况，诱敌作战。李签说：“敌贪利，必乱也。”①
秦晋淝水之战中，晋将谢玄抓住秦王苻坚追利求胜心理，同时抓住秦兵
厌战、部伍不整、一撤即乱的状况，以秦军若能后撤一点，晋军即可渡过淝
水与之决战为条件，与秦方谈判。秦王苻坚自恃兵多，认为有把握战胜晋军，
同意后撤，结果秦军一撤而乱不可止。加上朱序在秦军中大喊“秦军败了！”
使秦军更乱。晋军乘乱追击，将秦军打败。
1947年2月的莱芜战役的胜利，我军成功地运用了诈谋是个重要因素。
华东野战军当时“对外装作打南面模样”，以两个纵队伪装野战军主力，在
临沂以南实施宽正面防御，阻击牵制南线敌军；并且布置地方武装进逼兖州，
在运河上架桥，造成我将向运河以西撤退的假象，以迷惑敌人。蒋介石、陈
诚错误地判断我军将固守临沂，于是制定了“鲁南会战计划”，以欧震集团
20个旅组成主要突击集团自陇海路北犯临沂；以李仙洲集团3个军9个师为
辅助突击集团，由胶济路南下，乘虚袭击我后方莱芜、新泰、蒙阴地区，实
行南北夹攻。由于南线欧震集团齐头并进，使我难于分割围歼。而北线李仙
洲集团却迅速南下，其先头于2月4日进占莱芜。我军即以主力迅速秘密地
向莱芜行进，并对其完成战役包围。这一山敌意料的行动，使猬集莱芜的敌
军慌乱异常。李仙洲不得不决定向北突围。这正中我意，以利我在敌慌乱运
动中歼灭他。再就是，我早与归李仙洲指挥的国民党第46军军长韩练成取得
联系，约定在李仙洲突围前，韩放弃指挥，秘密脱离部队。这样一来，就更
增加了敌军的混乱。仅4小时激战，就将敌大部歼灭于莱芜，俘获了李仙洲。
莱芜战役，就诡道运用而言，是隐真、示假、乱敌的综合运用。
不论隐真、示假还是乱敌，殊途同归。手段虽有不同，目的只是一个：诱敌就范，使敌中计，为我所制。
我诈敌，敌也诈我。因此，兵家认为，不但要会用诡道制敌，还应该学
会识“诡”，识别、辨认敌人的诡诈术。这样才不会被诈，或者可以以诈制
诈，将计就计，使诡道向更灵活、更深入一步推进。
要能识脆，最重要的是搞好调查研究，特别要学会观察、洞察敌方的反
常现象，于细微处窥见蛛丝马迹。人们常说，要想人不知，除非己莫为。再
诡密的行为也会留有痕迹，只要有心，诡诈还是可以识别出来的。
最后再简单谈谈当前及今后诡道的研究和运用。诡道是发展的，诡道在
不同时代随着武器装备、战争方式的变化而变化。在兵器落后的时代，示形、
隐蔽都很简单，树旗扬尘就可以冒充兵员众多或佯为攻防，头上插柳就可以
骗过敌人的视线。现代化战争就大不一样了。随着雷达、红外线、传感器、
人造卫星等侦察技术的产生和发展，伪装也相应发展变化。人们开始在制作
逼真的假目标上做文章，以遮掩新式侦察器具的耳目。当年诸葛亮“草船借
箭”的草人被假车、假炮、假坦克、假导弹甚至假城镇所代替。苏联就用铁
皮、布、纸等材料制造假飞机和假建筑物，设置假机构，曾使美国的侦察卫
星长期不能分辨真伪。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在苏伊士运河西岸设置了假
的地对空导弹阵地。美国SR—71高空侦察机以及专门为这次成争发射的两颗
侦察卫星都未能识别出来。此外，人们还研究出对付雷达侦察的假目标，对
① 《十一家注孙子·计篇》。
付红外侦察的假目标，以及其他对人、武器装备的各种新式伪装。
总而言之，当今战争中的诡道的发展，集中体现在对付新武器装备上，对付高技术侦察上。于是出现了电子对抗、隐形技术，把诡道推到一个新阶段。目前，各国都在研究新的诡道之法，例如美国就在从事一系列作战假目标的研制，用以反侦察和实施战术欺骗。他们研究的各种诡道术中的一种——三色伪装系统，能从心理上破坏目击者的视觉和听觉，使诡道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
第二十二章出奇制胜
出奇制胜是军事谋略的重要原则之一。“所谓奇者，攻其无备，出其不意也。”①奇正，是一对重要的谋略范畴。论奇正，首推《孙子》，历代兵家对此有很多解释。一般指常法为正，变法为奇。在兵力部署上，守备、箝制的部队为正兵，机动、突击的部队为奇兵；在作战方式上，正面攻和明攻为正兵，迂回、侧击、偷袭为奇兵；在作战方法上，按一般原则作战为正兵，采用特殊战法为奇兵。所谓“善出奇者”，实质上就是说善于灵活用谋，按照奇正转化的法财（规律）去打仗。《孙子》说的“勿击堂堂之阵”，也是这个意思。智谋高低之分，巧妙、笨拙之别，往往体现在奇正之变中。“凡战者，以正合，以奇胜。”“战势不过奇正，奇正之变不可胜穷也。”②奇正之法，使用十分广泛，战役战术可用，战略也可用。战争的突然性，其实就是出奇制胜的现代说法。
一、行兵之要，不外奇正
（一）奇正相生奇和正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矛盾规律）在作战中的表现形式，
其内容是敌对双方的矛盾对抗运动。
奇与正二者是互相对立，互相联系，并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的。《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李靖说：“善用兵者，无不正，无不奇，使敌莫测。故正亦胜，奇亦胜”，“非变而能通，安能至是战？”就是说，凡是善用兵的将帅们没有不用正兵和奇兵的，他们使用的是奇还是正，使人奠能揣测，所以正兵也能胜，奇兵也能胜。如果他们不把奇正分合变化融汇贯通，怎么能达到奇正的妙用呢？这就道出了奇正相互转化的辩证关系。所以，活用奇正之法，是指挥员必须把握的高超谋略艺术。至于在运用奇正之术中有些什么转化规律，这正是军事谋略学要研究的重要课题之一。
古人对奇正的辩证关系有过许多精辟的论述：“正兵贵先，奇兵贵后。
或先或后，制敌者也。”① “凡将，正而无奇，则守将也，奇而无正，则斗将也；奇正皆得，国之
辅也。”②
大凡将领，仅会用“正”而不会用“奇”的，只是能防御的守将；仅会
用“奇”而不会用“正”的，只是能进攻的斗将；只有“奇正”之法都会运
用的，才是辅佐国家的良将。
“夫奇兵者，正兵之变也；伏兵者，奇兵之别（分支）也。奇非正，则
无所恃；正非奇，则无以取胜。故不虞（出敌意料）以击则谓之奇兵，匿形
而发则渭之伏兵，其实则一也。”③
“法云：有正无奇，虽整不烈，无以致胜也；有奇无正，虽锐无恃，难
① 《百战奇法·奇战》
② 《孙子·势篇》
① 《尉缭子·勒卒令第十八》。
②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上。
③ 《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制度四·兵》。

于控御也。”① （二）历代兵家重奇《孙子·势篇》曰：“三军之众，可使必受敌而无败者，奇正是也。”
意思是说，将帅统兵作战，受敌攻击而不败，皆因善于运用奇正的谋略。“历观前志，连百分之师，两敌相向列阵以战，而不用奇者，未有不败
亡也。故兵不奇则不胜。”“制胜者，常在奇也。”② “奇正者，用兵之铃键（锁钥），制胜之枢机也。”③ 奇正者，所以致敌之虚实也。敌实，则我必以正；敌虚，则我必以奇。
苟将不知奇正，则虽知敌虚实，安能致之哉！④
避实击虚，出奇制胜，是历代兵家指导战争的重要军事谋略。毛泽东大
大丰富、发展了这一思想。例如：他开创故首先从农村突破，农村包围城市，
最后夺取全国胜利的道路；在十大军事原则中提出的“先打分散和孤立之敌，
后打集中和强大之敌”；在战略进攻时采取的两翼钳制，中间突破，三路大
军经略中原，以及诱敌深入，拣弱的打等等，从指导战争的艺术角度讲，都
是避实击虚，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
出奇制胜是毛泽东同志的军事谋略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他曾说过：我
们的战法，是公开的，但是我们如何使用这些战法，则不告诉敌人。我们作
战一般是采用奇袭。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中，红军处于绝对的劣势。但是
在前后三次反“围剿”斗争中，红军不但没有被消灭，而且接连打胜仗，在
斗争中不断壮大。在各次作战中，毛泽东的军事谋略思想得到了充分的发挥。
其中出奇制胜，是他的一个绝招。
在20世纪30年代的条件下，能统帅大军如此大胆地出奇兵，化险为夷，真是当代战争史上的一个奇迹！
由于第三次左倾机会主义的错误，江西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失败，红军主力被迫撤出苏区，进行长征，实际上是进行战略大退却。在退却中毛泽东重新指挥红军摆脱了单纯的“敌追我退”的被动局面。就当时的态势而言，一味退却，是退不出去的，因为敌人兵多势强，并且采取了前堵后追的部署。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断然采取了一系列的出奇制胜的战法，在军事行动上忽东忽西，忽南忽北，牵着敌人的鼻子搞“大游行”。从四渡赤水到强渡金沙江，巧妙地跳出了敌人的合击圈，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粉碎了蒋介石的战略计划，中央红军终于实现了渡江北上的战略意图，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中国的抗日战争开始后，毛泽东把游击战提到战略的高度，这是20世纪
世界战争史上的创举。游击战争中的“出奇制胜”极其丰富多采，没有“奇”
就没有成功的游击战。当今世界上的军事理论界称毛泽东为“游击战争”之
父。说毛泽东的“神奇莫测”的战法使世界上的军事家们“眼花镣乱”。
二、出奇制胜的运用
① 何良臣：《阵纪》卷二，《奇正虚实》。
② 《武经总要》前集卷四，《制度四·奇兵》。
③ 《十一家注孙子·势篇》王皙注。
④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卷中。

出奇制胜的应用手段是千差万别的。但是就研究其规律性来说，是能够条理出一个大概来的。
（一）攻其不备，出其不意（突然性）
出奇制胜的基本途径和方法，在于使敌人在无备和不意的情况下受我攻击。只有如此，才能打得敌人无所措手足，迫使敌处于欲守无能、欲逃不得的困境。从而使敌志屈，气虚，势乱，就歼。
中外古今的漂亮仗，无不与这条原则的成功使用相关联。
例如，在1973 年的第四次中东战争中，埃及军队在进攻作战中运用了出奇制胜的谋略，胜利地完成了进攻任务。
这中间，埃军在充分准备之后，发起突然进攻，迫使以色列军队四个“意想不到”：
1、埃军进攻选择了以军意想不到的时刻
埃军于10月份发起进攻。10月通常是以色列的节假日，部队官兵多数处于休整，战备程度低。
埃军决定10月6日发起进攻。因为这一天是犹太教的赎罪日，该日以军宗教活动繁多。
埃军是10月6日下午2时发起进攻的。这时进攻是违背埃军战斗条令的。然而埃军恰在此时赢得了3.5小时的日照时间，向运河发起冲击，爬上以军的防御沙堤，并夺取巴列夫防线上的支撑点。埃军还利用了这段时间实施了两次大规模空袭。
2、埃军选择了以军意想不到的突破方法
以军的基础防线是又高又陡的沙堤。在沙堤中打开缺口，开辟通路，通常的方法是靠炮火轰击或爆破的方法。但是这种方法对于沙质堤坝几乎不起什么作用。再一个办法是靠履带车辆爬坡超越，可是战前经过数次试验均未成功，原因是车辆的马力不够。因此，以军对于自己的防御工事甚为自信，认为沙堤防御体系已固若金汤了。可是埃军却使用高压水龙冲击沙堤一举奏效。这是以色列军队万万没有想到的。
3、埃军组织了以军意想不到的防空保护伞
以色列空军是用美国最先进的战斗机装备起来的。而埃及空军装备较差，处于很大的劣势。以军万万没有想到：埃军扬长避短，尽量避免用战斗机直接对抗、单纯争夺制空权的战法；而是采取综合的手段，组成了强有力的严密的空中保护伞。使得以军的战斗机不能充分发挥优势。例如，埃军的防空部队构筑有坚固而隐蔽的钢筋水泥发射工事，能有效地打击敌机，自己却损伤较小。
4、埃军巧妙地使用炮兵
按常规，为了给进攻的部队开辟冲击道路，炮兵应首先压制敌人防御前沿和第一阵地。就是说，应首先以炮兵压制以军第一道沙堤。但是，埃军这次没有这样做。而是一开始就以密集的火力压制敌人纵深目标，如预备队、炮兵阵地、纵深支撑点等等，完全打乱了以军的防御计划。结果，以军主力始始被压制在掩体里，既不能及时地进行抵抗，也不能有效地组织反击。埃军的进攻部队在强大的炮火掩护下，迅速地突破了以军的防御。
（二）批亢捣虚（避实击虚）
所谓批亢捣虚，就是抓住要害，乘虚而入（亢，咽喉，这里指要害）。
《孙子》曰：“出其所不趋，趋其所不意，行千里而不劳者，行于无人
之地也。攻而必取者，攻其所不守也；守而必固者，守其所不攻也。”“进而不可御者，冲其虚也；退而不可追者，速而不可及也。”① 历史经验告诉我们，“击虚”要具备两个条件：既是敌人虚弱之处，同
时又是关乎要害之处。虚弱而非要害，即使能夺取，但对全局无重大意义；要害而非虚弱，莽然碰硬，打起来，反而于己不利。
“围魏救赵”，“围城打援”，“攻其必救”，“扼其亢，拊其背”（控
制其要害。攻击其翼侧）等等，都是“批亢捣虚”的具体运用，也是我军的
传统战法。
外军也常用避实击虚战法：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苏军在白俄罗斯战役中选择主要突击方向，即是一例。由于苏军成功地进行了战役伪装，使德军错误地判断了苏军的主要突击方向。德军原以为1944年夏秋季节苏军进攻的主要突击方向在南翼，因为该方向苏军确实部署了重兵集团。万万没有想到，苏军居然会在多沼泽的白俄罗斯方向使用大量装甲坦克部队实施主要突击。苏军明知在沼泽地使用坦克部队会有困难，但因德军在该方向上缺乏戒备，故以奇兵夺取，一举解放整个白俄罗斯地区。
英阿马岛战争中，英军出奇兵登陆取胜，对于战争进程起了重要作用。
英军向马岛实施登陆时，第一个登陆点选择在达尔文港，上岸地段选在古斯格林，企图首先打开马岛的门户索莱达岛。该岛上阿守军约1000人。英军在登陆开始时气势汹汹，拉开全力以付急于上陆的架势，阿守军见此情况奋力抗击。当前卫战打响之后，英军却虚晃一枪，突然撤退了。这时阿军则认为抗登陆已经成功，于是组织部队全力进行反击。正当阿守军全部注意力放在正面的反击时，英军则悄悄地出动了直升机，派出精锐部队在阿守军的背后进行了机降，占领了阿军的后勤设施，并切断了阿军的后勤供应线。这时阿军才如梦初醒，知道遭受了奇袭。阿军在慌忙中又全面展开火力战，企图以火力打开通向后方的通道。此举又中英军之计。阿军在无后勤支援的情况下不知节省弹药，直至弹尽粮绝，被迫投降。
（三）乘敌之隙。
所谓隙，就是犯错误。所谓乘隙，就是钻空子。空子是客观存在的。毛泽东在《论持久战》中深刻地分析了这个问题：“自古无不犯错误的将军，敌人之有岔子可寻，正如我们自己也难免出岔子。乘敌之隙的可能性是存在的。”
毛泽东接着举了一个例子：在抗日战争初期日寇低估了我们的抗日爱国
的民众力量，本想少少出点兵力，就可以打胜。结果碰了钉子，来了一个大
大的“意想不到”。这就是敌人的“隙”，就是敌人的错误。
空子不仅是客观存在的。而且可以人工地造成敌军的过失。例如“示形”和“佯动”。
毛泽东举了红军为战胜敌人第三次反围剿进行战略退却的例子。为了“造成和发现敌人的过失”，红军主力需要退却。“要这样做，迟却的终点，就不能限定于某一地区。有时退到该地区还无隙可乘，便不得不再退几步，待敌发生可乘之隙。”主动退却的结果，终于找到了出奇制胜的机会。
（四）奇不离诈
① 《孙子·虚实篇》。
奇正的运用必须与实虚运用相结合起来。
诈不离奇，奇不离诈。用奇应灵活多变。墨守成规的战法，是与出奇制胜没有缘分的。军事谋略中的出奇，要摸清敌方将帅的心态变化和真正企图，同时切不可让敌人摸到我们的行动意图。因此在行动上要真真假假，变化莫测；要脱乎常态，让敌人多来几个“意想不到”。
我国解放战争时期西北战场的三战三捷，是结合虚实巧用奇正的范例。
中国人民解放军陕甘宁野战部队于1947年3月25日至5月4日进行的青化砭、羊马河、蟠龙战役，是在中央军委和毛泽东、彭德怀、习仲勋等指挥下，于延安东北地区连续进行的三次歼灭战。三战共歼敌1.4万余人，为粉碎敌人重点进攻西北的企图奠定了基础。当时西北战场的敌我兵力对比是
10 ：1，敌人的气焰十分嚣张，我军与之一交手，却能连胜三局，真不容易。其原因是多方面的，我军采取诱敌深入方针，“蘑菇”战术，以及欺诈和佯动等计谋，是出奇制胜、达成战役目的的重要因素。
首战青化砭，歼敌31旅（欠1个团）。
西北我军主动撤出延安后，根据胡宗南集团仗恃其兵力优势，急于寻找我主力决战的企图和骄狂心理，决心将计就计，诱敌就范。遂以第1纵队一部与敌保持接触，佯装掩护主力撤退之势，诱敌主力向延安西北的安塞方向追击，而我军主力，则秘密地向延安东北的甘谷驿、青化砭、蟠龙地区转移，待机歼敌。敌为我军的佯动所迷惑，误认为我军主力向安塞方向撤退，即以整编第1军之5个旅向安塞扑去；同时令其第31旅（欠第91团）前出青化砭，保障其主力翼侧的安全。
我军悉敌第31旅前出青化砭情报后，决心集中5个旅，以伏击战法，在青化砭以南地区歼灭该敌。3月25日，敌第31旅由拐峁出动北犯，10时，进入我伏击圈内。我军按预定部署，拦头断尾，东西夹击，迅猛攻击，经1小时40分钟激战，将该敌2900余敌人全部消灭，敌旅长李纪云被活捉，我军首战告捷。
继战羊马河，歼敌135旅。
青化砭战役后，果然不出我所料，敌调头东进，围追我军。我军为达使敌十分疲劳和十分缺粮，然后寻机歼敌的目的，遂以部分兵力吸引疲惫敌人，敌人向东，我向西，主力于3月底转移到蟠龙西北地区休整，隐蔽待机。
敌31旅被歼，才知我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即令整编第1军5个旅与整编第29军，分向延川及其以北地区进犯，追寻我军决战。敌自3月26日至4月3日先后占领延长、延川、清涧和瓦窑堡，但均扑空，兵疲粮缺，陷于进退维谷之中。遂以135旅守备瓦窑堡，主力于4月6日南下蟠龙、青化砭地区补给，视情况行动。
我军发现北进之敌有抽兵南下援晋的意图后，为了拖住敌人，策应太岳兵团在晋南作战，决定打击经永坪南下之敌整编第29军，但未奏效，主力机智的转移至蟠龙、瓦窑堡大道两侧地区待机歼敌。
永坪一仗，敌发现我军主力尚未远离，即以整编第1、第29军11个旅，向蟠龙、青化砭地区进犯，兜围我军；同时令调第135旅南下配合作战。
13日，我第1纵队部分兵力阻击敌主力的牵制行动，使敌中计，敌误认为我军主力在瓦窑堡、蟠龙大道以西地区。敌集中整编第1军5个旅和整编第29军向此方向攻击，并急令第135旅迅速南下，向其靠拢。
4月14日8时，敌第135旅分两路沿瓦窑堡、蟠龙大道两侧高地南下。9 时许，我迅速将该敌包围于羊马河以北的三郎岔附近地区，我阻援部队已
阻止了敌军主力的东援，经7小时激战，将该旅4700余人全部歼灭。再战蟠龙，歼敌167旅等部。羊马河战后，敌发现我军主力在瓦窑堡以南地区，西进之敌整编第1、
第29军，急忙掉头东进。此时，我军主力秘密转移到瓦窑堡西北和瓦窑堡至清涧大道以南地区，休整待机。敌人不明我军去向，不得不于4月7日南返蟠龙补给。此时，由于我军佯动迷惑敌人奏效，蒋介石得到了“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已开始东渡黄河”的情报，当即令胡宗南9个旅，迅速北进，并令榆林邓宝珊部南下配合，企图南北夹击，围歼我军于葭县、吴堡地区，或逼我军东渡黄河。4月26日，敌留第167旅及地方保安团队约7000人守备蟠龙，主力向绥德方向疾速开进。我军在察明敌军企图及动向后，决定因势利导，乘敌主力北上绥德，回援不及，歼灭蟠龙守敌，遂以359旅一部并抽调各旅一个排，配合绥德分区地方武装及由晋绥渡河的独立旅，伪装成主力，节节抗击，诱敌主力北上绥德，同时对蟠龙之战作了攻城阻援的周密部署，5月2日，敌主力9个旅已进至绥德，我军当晚即对蟠龙守敌发起攻击，战至24时，将守敌第167旅等部6700余人，全部歼灭。5月4日，胡宗南得悉我军围攻蟠龙，始知上当，急令其主力回援，但时至9日赶到蟠龙时，我军早已转至安塞地区休整了。
（五）诡秘与神速
《管子》曰：“径乎不知，发乎不意。径乎不知，故莫之能御也；发乎
不意，故莫能应也。故全胜而无害。”①其意是说，要从敌人不知道的路线秘
密进军，要在敌人意料之外发起进攻。我行军路线，敌人不知道就无法抵御；
我进攻出敌意外，所以敌无法应战。因此，我能获得全胜而没有损行动诡秘
和出奇制胜是紧密相联的。在一定的意义上说，没有前者，也就没有后者。
古人所说的“韬之以秘密，出之神速”，极其透彻地阐明了行动诡秘对于出
奇制胜的重要意义。
现代战争中，由于高技术在军事上的应用，使得行动诡秘更加困难和更
加重要。要想达到出奇制胜，必须严格地隐蔽自己的企图。如果企图暴露，
则无出奇可言。为了隐蔽自己的企图，可以使用多种手段，诸如严密封锁消
息，及时发现敌人的侦察手段，或将其消灭或加以利用。也可以制造假情况，
使敌人判断错误。隐蔽企图，并不容易，特别是在较长时间内，更难做到。
因此，应该预先有充分的准备，假如一旦发现自己的企图暴露，则应及时采
取应变措施，或者改变原来的行动时间和行动地点，或者改变行动方法。
要出奇制胜，还必须强调“兵贵神速”。行动一经开始，应果断、坚决，
切不可拖延。一者因为战机转瞬即逝，二者因为双方都在侦察情况。一般说
来，隐蔽企图，在行动开始时，或者在行动开始之前，都是比较容易的。开
始行动后，时间拖得越久，越难保守机密。为达到行动迅速，则应事先多考
虑几个行动方案，多设想些困难情况。在行动开始后，切不可因受到局部的
挫折而丧失信心。即使有损失也在所不顾，坚决打到底。例如，在抗美援朝
战争中，我38 军某部派出一支精干的侦察分队插入敌后，奇袭敌军防守的战
略要地康定大桥。在执行任务中被敌发现，但分队指挥员不顾伤亡，硬是坚
持打下去，终于炸掉大桥，完成了奇袭的任务。
① 《管子·兵法第十七》。
第二十三章集中兵力
集中兵力是历代军事家公认的制胜原则之一，也是军事谋略的一条极为重要的原则。因为它是斗智基本规律（保存自己，消灭敌人）的集中反映。古人说：术不过集散，法不过分合。尽管古今中外的兵书上都有集中兵力这一条，但真正做到“我专而敌分”，就得有高超的谋略艺术，特别是弱军战胜强军更是这样。马克思说：“战略的奥妙在于集中兵力。”①所谓奥妙，当然离不开施计用谋。战略上两面作战，进攻时四面出击，防御时分兵把口，乃兵家所忌。如果照此做去，势必分散兵力形不成拳头，结果只能失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乃是我军的传统战法。
一、集中兵力与克敌制胜
《孙子》说：“胜兵若以镒称铢，败兵若以铢称镒”②；（镒、铢，是古
代重量单位。1镒为24两。1两为24铢。镒与铢的比例为576：1。以镒称
铢比喻为兵力占绝对优势，以铢称镒比喻为兵力占绝对劣势）；“用兵之法
十者围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③，“以众击寡”④，“并敌一向，千
里杀将，是谓巧能成事。”《孙子》的这些论述，揭示了用兵的规律性的东
西，特别是其中的朴素唯物辩证法思想是很可取的。一是用兵要以实力为基
础；二是用兵要有重点，不能四面出击；三是只有以集中对分散，才能奏效。
以上三条都有个斗智问题。
后人对集中兵力原则的论述，直到克劳塞维茨为止，还没有超过《孙子》
的。至于运用得好的，那倒不乏其例。例如中国的孙膑、韩信、陆逊等都是
集中使用兵力的能手。
清太祖努尔哈赤，在1619年3月进行的萨尔浒之战中，他以6.8万旗兵
对11万明军，采取“凭尔几路来，我只一路去”的方针，巧妙集中兵力，结
果大败明军。拿破仑在其20余年的戎马生涯中，进行过50多次大的战役，
多数战役取得了成功。他的用兵突出特点就是：在决定性的时间最大限度地
集中兵力于一个决定性的方向和地点，造成局部优势，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奥斯特利茨战役堪称拿破仑用兵史上最光辉的一页。此役，他以了万法军大
战10万俄奥联军，结果以法军获全胜，俄奥联军惨败而告终。对这次战役，
恩格斯给予了高度的评价，他说：“这是战略上的奇迹，只要战争还存在，
这次战役就不会被忘记。”①拿破仑以少胜多（从总体上说）的秘诀在善于集
中兵力。
自觉地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原理解释和运用集中兵力的原则，是在马克思
主义产生之后。马克思主义者认为：批判的武器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
物质力量才能摧毁。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2 卷第326 页。
② 《孙子·形篇》。
③ 《孙子·谋攻篇》。
④ 《孙子·虚实篇》。
① 转引自《古今中外百战评》第174 页。

恩格斯说：“埃帕米农达斯第一个创立了直到今天仍然解决几乎一切决
战的伟大的战术原则：不要沿正面平分兵力，而把兵力集中在决定性地段进
行主攻。”①
据查：埃帕米农达斯（约公元前420—362年），是古希腊底比斯城邦的统帅，特维奴隶主民主制领袖。公元371年，他曾以“斜楔”阵法败斯巴达克军于留克特拉，次年率军侵入伯罗奔尼撒，再予斯巴达克军以重创，从而树立了底比斯在希腊的霸权，后在曼捉尼亚战役中伤亡。
《孙子》一书，大约成书于公元前496年至前453年间。《孙子》提出
的集中兵力原则比埃帕尔米农达斯还早，可能恩格斯当时还未看到《孙子》
译文，故把埃帕米农达斯说成是集中兵力原则的第一个创立者。
毛泽东用唯物辩证法的哲理对集中兵力作了系统的论述，并在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中创造性地运用和发展了这一原则。
毛泽东形象地说：“几个大汉打一个大汉之容易打胜，这是常识中包含
的真理。”②又说：“我们的经验，分兵几乎没有一次不失败，集中兵力以击
小于我或等于我或稍大于我之敌，则往往胜利。”③
毛泽东比喻说，一个手掌伸开手指打人是没有劲的，只有捏成拳头打人
才有力。十个手指按十个跳蚤，结果一个也捉不到。集中兵力打歼灭战，这是毛泽东一贯的作战指导思想。十大军事原则中文字最多的一条原则就是：“每战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两
倍、三倍、四倍、有时甚至是五倍或六倍于敌之兵力）。四面包围敌人，力求全歼，不使漏网。在特殊情况下，则采用给敌人歼灭性打击的方法，即集中全力打敌正面及其一面或两翼，求达歼灭其一部，击溃其另一部的目的，以便我军能够迅速转移兵力歼击他部敌军。力求避免打那种得不偿失的、或得失相当的消耗战。这样，在全体上，我们是劣势（就数量来说），但在每一个局部上，在每一个具体战役上，我们是绝对的优势，这就保证了战役的胜利。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就将在全体上转变为优势，直到歼灭一切敌人。”
①

毛泽东关于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论述，特别精彩、特别值得我们领会的是辩证法思想。如果说集中优势兵力的唯物论道理，前人大体上都已讲过了。那未对“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辩证法，毛泽东作了许多前人所没有的独特的贡献。
下面择要摘录三个方面的论述。关于一分为二：“事物都是可以分割的。帝国主义，也可以分割，也一块块地消灭。蒋
介石八百万军队也是事物，也可一块块地消灭。这就叫做各个击破。”② “我们的成略是‘以一当十’，我们的战术是‘以十当一’，这是我们
制胜敌人的根本法则之一。”①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 卷第357 页。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224 页。
③ 《毛泽东选巢》第1 卷第69 页。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327 页。
② 毛泽东：《接见巴勒斯坦解放组织代表团时的谈话》。
①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22 页。

关于主要矛盾：
“对于矛盾的各种不平衡情况的研究，对于主要的矛盾和非主要的矛盾、主要的矛盾方面和非主要的矛盾方面的研究，成为革命政党正确地决定其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战略战术方针的重要方法之一，是一切共产党人都应当注意的。”②
“有重点才有政策，没有重点就没有政策。我们按政策办事情。一个时
期有一个时期的重点。打仗也是一样，要有重点，有个主攻方向，有个钳制
方向，这样才能打歼灭战”。③
“任何一级的首长，应当把自己注意的重心，放在那些对于他所指挥的
全局说来最重要最有决定意义的问题或动作上，而不应当放在其他的问题或
动作上。”④
“照我的意见，在有强大敌军存在的条件下，无论自己有多少军队，在
一个时间内，主要的使用方向只应有一个，不应有两个，我不反对作战方向
有两个或两个以上，但主要的方向，在同一个时间内，只应有一个。”⑤
关于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矛盾着的对立的双方互相斗争的结果，无不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
在这里，条件是重要的。没有一定的条件，斗争着的双方都不会转化。”①
对作战双方来说，矛盾主要方面转化的条件就是集中兵力。
“处于战略上内线作战的军队，特别是处于被‘围剿’环境的红军，蒙
受着许多的不利。但我们可以而且完全应该在战役或战斗上，把它改变过来。
将敌军对我军的一个大‘围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许多各别的小围剿。将
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分迸合击，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分进合
击。将敌军对我军的战略上的优势，改为我军对敌军的战役或战斗上的优势。
将战略上处于强者地位的敌军，使之在战役或战斗上处于弱者的地位。同时，
将自己战略上的弱者地位，使之改变为战役上或战斗上的强者的地位。这即
是所谓内线作战中的外线作战，‘围剿’中的围剿，封锁中的封锁，防御中
的进攻，劣势中的优势，弱者中的强者，不利中的有利，被动中的主动。从
战略防御中争取胜利，基本上靠了集中兵力的一着。”②
从孙武到毛泽东，关于集中兵力与克敌制胜的理论，暂且介绍到这里。
二、集中兵力的奥妙
（一）妙在重点用兵。要想集中兵力，必须重点用兵。《淮南子·兵略训》中说：“夫五指之更强，不若卷手之一挃，万人之
更进，不如百人之俱至也。”①资产阶级军事家克劳塞维茨说过：在决定性地
② 《毛泽东选集》第310 页。
③ 毛泽东：《关于工作方法十六条》。
④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71—72 页。
⑤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21 页。
① 毛泽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
② 《毛泽东军事文选》第120 一第121 页。
① 刘安：《淮南子·兵略训》。

点上能够集中多大的兵力。这取决于军队的绝对数量和使用军队的艺术。一次战争或战役，作战方向众多，各方向地位不同，有主次之分，缓急之别，把握作战重心，重点用兵，至关重要。毛泽东在总结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经验教训时，尖锐地批判了第五次反“围剿”采取的“御敌于国门之外”、“六路分兵”、“两个拳头扫人”的做法。与第五次反围剿相反，红军第一、第二、第三次反“围剿”采取的诱敌深入，首歼一路，再及其余，抗日战争结束后的我军向南防御，向北进攻；解放战争时期，我军扶郿战役的先胡后马，牵马打胡等等，都是重点用兵思想的成功运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苏军先欧后亚之方策，避免两线作战，也是重点用兵的成功之举。直至现代，头等军事大国苏、美，仍把重点用兵看作是取得战争胜利的密诀。美军《作战纲要》九大原则第三条写道：“必须在决定性的地点和时间集中作战力量。”
②苏军宣称：“在常规条件下，胜利实施进攻的基本条件是在主要突击方向上??建立决定性的优势。”③（《苏军军事基本情况》）。西方军界对此嘲弄说：俄国将军们在核桃面前总是不由自主地伸手去拿大锤。用“大锤”砸“核桃”固然法不合度，但从中可见苏军是多么地崇尚力量优势。
1974年第四次中东战争，以色列巧妙地先集中兵力打败较弱的叙军，尔后转锋南下，再胜埃军，堪称局部战争中的成功之例。
人们皆知重点用兵的必要，但临到战场却每每有人分散兵力，终为对手
所败。新朝王莽平分兵力导致昆阳之战败迹，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军分兵把
口致使法国伦亡。1947年我军四平攻坚战，当时认为7个师攻城，即可达成
足够的兵力优势，实际上并未超过守城兵力的一倍，攻击一开始就感到兵力
不足，一线突击力量单薄，同时，采取了一线部署，平推战法，敌人不仅无
后顾之忧，并得以集中优势兵力对我实施各个击破。古人讲：“兵之贵合也，
合则势强，合则气旺，合则心坚。”①四平攻坚战的失利，恰恰是因为未能处
理好合与分的关系，没有重点用兵所致。
重点用兵，不仅表现在主要作战方向上，在同一方向上也应有重点，不
能平分兵力。“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的作战方法，不但必须应用于
战役的部署方面，而且必须应用于战术的部署方面。”②解放战争时期的苏中
战役，我军不仅在战役上坚持重点用兵，在战术上亦是如此。战役中，我仅
以野战军3个团在地方部队配合下防守邵伯，以占野战军80％的兵力机动作
战，这就使我每战集中16至20个团打敌一路或一部，居于绝对优势。如李
堡战斗，我用16个团打敌3个团，又如如黄战斗，我用16个团打敌5个团，
这就保证了每战速决全歼。
重点用兵，不仅表现在进攻上，同样也适用于防御，这就是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约米尼曾说过，“对于防守方面，我唯一要提出的忠告，就是兵力不可过分的分散，不要想处处都实行设防，因为这种企图是绝对不可能的。”①抗日战争初期，国民党军处处设防，企图与日军打阵地战，拼消耗，结果失地千里。第二次世界大战中苏德战争后期，德军处处守备，企图力保
② 美陆军《作战纲要》第289 页。
③ 《苏军军事基本情况》第136 页。
① 尹宾商：《白豪子兵藟·合》。
② 《毛泽东选集》第1039 页。
① 约米尼：《战争艺术》第184 页。

每一寸占领的土地，到头来损兵折将。关于这一点，德军将领曼施坦因的话耐人寻昧：“凡是妥守住一切的人，往往最后将会丧失一切。”②
战争经验一再表明，作战的胜负不能只看双方总兵力的多少，关键在于战场上实际起作用的兵力之众寡。不善于用兵者，虽众“分兵则力屈”；善用兵者，虽寡，“并敌一向”则众。通过施谋用计，常常能由总体上的弱，转化为各个局部上的强，进而减煞敌人总体上的优势。
古今中外，弱者胜强不乏其例，中国古代有名的新汉昆阳之战，秦晋淝水之战等都是以小胜大，以弱胜强的战例。法国拿破仑指挥的战役大多是以弱胜强。拿破仑说，在战争中，胜利属于懂得怎样在决定性的地点集中最大兵力的一方。1814年法兰西战役中，他“以少数兵员牵制联军全部兵力于塞纳河流域达两月之久”③，在这一战役中“虽然整个说来兵力始终比入侵的敌人少得多，但是他每次在攻击点都能够造成优势，而且通常都获得了胜利。”
④

集中兵力是与分散兵力相对而言的。集中要集得得体，分散要分得适度。
克劳塞维茨认为：“过分集中兵力会造成兵力的浪费，而兵力的浪费又会使
其它地点上兵力不足。”①几千年来，在战争的棋盘上，聚与散、分与合的矛
盾互相排斥，又互相渗透。古人讲：“聚不聚为孤旅”，“分不分为糜军”，
说的就是集与分、合与张两者不可们废，而且有度。一般说，处于内线作战
的军队，为着集中兵力首歼敌一路，时常需要分散兵力去阻止或牵制其他诸
路敌人。有时从总体上说，用于分散作战的兵力还可能占半数以上。例如孟
良崮战役，我集中5个纵队歼敌整74师，以4个纵队阻缓。而济南战役我军
以44％的兵力攻城，而以56％的兵力打援或阻援。利德尔·哈特写道：“首
先自己分散引起敌人方面分散，然后才是自己的集中。所以任何下一步行动
都是上一步行动的结果，而真正的集中即为有计划分散伪结果。”②实际上，
我们所说的集中也是相对的，因为集中本身就是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战争
指导者只有善于将集中与分散巧妙地结合起来，才可谓真正找到了用兵的奥
妙。
（二）妙在各个歼敌
1、先弱后强。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是我军的传统战法。各个歼
灭，首先要拣弱敌打。毛泽东一再强调指出：当敌人使用许多旅分路向我前
进的时候，我们必须集中绝对优势兵力，于适当时机，首先包围歼击软弱的，
或者是较少援助的，或者是地理民情对我最为有利而对敌不利的一路或一
部，得手后，依据情况，或者再歼敌一路或一部，或收兵休整，准备再战。
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先取小城市、中等城市和广大乡村，
后取大城市。
“避实击虚”，古已有之。公元前632年，晋楚城濮之战，普军巧妙地
避开了楚军坚强的中军，采取了择弱而击的战法，首先击败由陈、蔡两国临
时拼凑起来的右军，接着诱歼了较弱的左军，尔后合军夹击中军，聚众扑强，
② 曼施坦因：《失去的胜利》第264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7 卷第577 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4 卷第71 页。
① 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第927 页。
② 利德尔·哈特：《战略论》第457 页。

大败楚军。
管仲讲“凡用兵之法，攻坚则韧，乘瑕则神。攻坚则瑕者坚，乘瑕则坚者瑕。”①实质上说的就是先弱后强，各个破敌的道理。刘伯承元帅把以弱耗强，以强击弱，以散耗集，以集灭散作为我军以弱胜强的基本方法。避实而击虚。虚破则实亡，避坚而击瑕，瑕亡则坚消，所以善用兵的军事家无不强调从弱处下手，从瑕处开刀，以对敌造成泰山压顶之势。
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斯大林格勒会战，苏军反攻把主突方向选择在较为薄弱的罗马尼亚和意大利军队正面，一举突破敌军防线，达成对德军第6集团军的合围。1948年我军进行的睢杞战役，不是以歼灭整五军为目标，而是以歼灭战斗力较弱的区寿年兵团为目标，从而保证了对敌的速决全歼。
先弱后强，先打分散、孤立之敌，后打集中、强大之敌的原则，并不排
斥在必要和可能的情况下打“强”敌。在战争中，处于年线作战的军队，往
往易遭敌多路分进合击，各路敌人对我威胁不一。择弱而歼之，虽不失为防
御中争取主动的妙招，但在一定条件下，善于选择对己威胁最大的敌人作为
歼击对象，对于粉碎敌之进攻，达到一战而定局的目的具有更积极的意义。
1946 年宿北战役，面对敌四路进攻的形势，在选择何路之敌作为歼击目标
时，华野首长设想了五个方案，陈毅同志认为，以集中力量歼灭进攻沭阳一
路敌人为最好，其理由是四路敌人中，以进攻沭阳的一路敌军对我威胁最大，
只有集中兵力歼灭该路敌人，才能取得主动，有利于改变整个战场形势。
“射人先射马，擒贼先擒王”。这是唐代大诗人杜甫对在战争中打强敌
必要性的最好发挥。清代陈光宪说：“有先击强者，谓强破自溃也。”“选
锐以冲之”，①击强拔首，可震撼敌营而激励我士气。1947 年孟良岗战役，
在选择歼击目标上，华野首长认为，强和弱是相对的，整74师是强敌；但也
有其固有弱点，该敌是重装备部队，进入山区，地形对其不利，机动受限制，
重装备不能发挥威力，其强点相对削弱了，同时该敌十分骄横，同其他敌军
矛盾很深，在我围歼该敌又坚决阻援的情况下，其它敌军不会奋力救援。于
是定下了歼敌整74师的决心。用陈毅的话说，我们就是要有从百万军中取上
将首级的气概。结果是我们如愿以偿，蒋介石则伤心不已。
2、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古今中外，聪明的军事家都力争打运动之敌。
“攻必先其所寡，击必先其所动。”②这里的“动”即是指运动之敌。运动之
敌好打，是因为它没有工事依托，准备不充分，利于我出其不意，速决全歼
之。围城打援，围三缺一，攻其必救，围魏救赵等战法，都是智调静止之敌
为运动之敌，以便速歼的传统战法。力求在运动中歼灭敌人也是我军确定作
战方向，选择歼击日标的重要着眼点之一。中央红军第一次反“围剿”作战，
决心集中兵力伏击从源头出动之敌，但该敌察觉我有准备，不脱离源头居高
临下的阵地，我军两度开进小布设伏，又两次忍耐撤回，后来终于等到了歼
敌18师于运动中的战机。
（三）妙在我专而敌分高明的军事家，在强调我“专”时，总是把它与造成敌之“分”结合起
来。《孙子》说：“形人而我无形，则我专而敌分：我专为一，敌分为十，
① 管仲：《管子·制分》。
① 陈光宪：《历代名将事略·先击》。
② 马惠裕：《武备集要》。

是以十攻其一也，则我众而敌寡；能以众击寡者，则吾之所与战者，约矣。”
①在西方，菲特烈大帝甚至认为“为将之道最重要的就是懂得怎样使敌人多分散他的兵力，这样就可以达到各个破敌的目的。”②公元200年，曹操与袁绍对峙于官渡，荀攸向曹操献计：袁军势众，必须设法分散它的兵力，请你到延津后，派兵伪装成渡河，吸引袁军，这时你再率领轻装去袭击白马的袁军。袁绍听到曹军渡黄河，果然分兵冒进，曹操乘势击白马袁军，斩了颜良，解了白马之围。分则弱，集则强。强调避集击散，以集中对分散，是我军常用战法。1946 年宿北战役后，我军拟歼敌整74 师于运动之中，因国民党第7军、整28师靠拢，不好打，遂转锋北上发动鲁南攻势，一举歼灭了号称“铁甲纵队”的整26师。正如刘伯承指出的，拿我们的分散部队去耗散敌人集中的部队，是为了拿我们集中的部队歼灭敌人分散的部队，达到一战而胜，再及其余。
包围迂回，穿插分割，这也是我军各个歼灭敌人的常用战法。化整为零，
逐口吃，利于速决全歼。（四）妙在虚实、奇正转化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离不开“诈”和“奇”。虚实结合。“用兵之道，示之以柔而迎之以刚，示之以弱而乘之以强，
为之以撤而应之以张。”①这就是虚虚实实，诱敌分散、轻进，尔后集中兵力，战而胜之。以实为虚，以强示弱，引敌误入圈套，以虚为实，以寡示众，以弱示强，恫吓敌人，迫敌分兵抵御，实则实之，故意示实，使敌误以为我虚，轻兵冒进；虚则虚之，力量弱，故意装出更弱的样子，调敌分兵。虚实结合，合情合理，使敌不知我所攻，也不晓我所守，兵力分散，给我以可乘之机。
战国时期，白起示弱于赵括，调赵军冒进轻出，坑杀于长平。这是实则虚之的佳作。
公元394年，后燕王慕容垂准备进攻西燕，公开进行战争宣传，以迷惑西燕王慕容永，西燕王得知敌军压境便分兵把守各路关口，慕容垂却按兵不动。慕容永见此景顿生疑心，以为敌人可能从南面迂回太行山，便调动主力加强南面，结果被慕容垂亲率主力从太行山北端攻入天井关。这是一个典型的用实则实之以破敌的战例。
战争实践还证明，多路多方向进攻可收虚实结合，分散敌人之效。虽然进攻方向多，需要分散自己的一定兵力，但能够得到在主要方向上以我集中对敌分散的效果。多方向攻击，敌不知我主要方向所在，必然“备多”而致“众寡”。因此，从古到今，军事家大都重视多方向有重点的围攻，以达我专敌分的目的。
奇正相生。谋贵用奇，奇出自正，无正则无所谓奇。《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卷说：“以奇为正者，敌意其奇，则吾正击之；以正为奇者，敌意其正，则吾奇击之，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①只有正没有奇和只有奇而没有正都不行，只有奇正相生，才能使敌势常“虚”，我势常“实”。
第二次世界大战，德军以C集团军群迫使法军分兵守备马奇诺防线，而
① 《孙子·虚实篇》。
② 《战争艺术》第153 页。
① 刘安：《淮南子·兵略训》。
① 《唐太宗李卫公问对》中卷。

以主力隐蔽地绕道马其诺防线侧后，一举打败法军。1946年，我中原野战军突围作战，以一部兵力佯装主力，诱敌分散堵截，掩护真的主力迅速摆脱敌军重兵包围。所以古人说，善用兵的人“无不正，无不奇”。“奇正相生”，就象一个铁环，谁能找到它的头呢？
（五）妙在后发制人和攻防相济
“后发制人”除了政治上的原因外，还是以弱胜强的战策。一般说来，
优势敌军进攻开始时，士气正旺，队形密集，弱点未尽暴露。随着时间推移，
敌人的弱点就会暴露出来，队势逐渐拉开，集中之敌变成分散之敌。从这个
意义上说，后发制人，较为有利。当然，后发制人，不能简单地理解为不首
先动手。要在“后发”中争取主动，必须设法牵着敌人走。毛泽东曾形象地
举过一个例子：“谁人不知，两个拳师放对，聪明的拳师往往退让一步，而
蠢人则其势汹汹，劈头就使出全副本领，结果却往往被退让者打倒）”①毛泽
东举《水浒传》上的洪教头和林冲放对的事例，说明了诱敌深入，后发制人
是弱军战胜强敌的重要方法。
历史上楚汉成皋之战、新汉昆阳之战、袁曹官渡之战、吴蜀彝陵之战、
秦晋淝水之战等等有名的大战，都是双方强弱不同，弱者先让一步，后发制
人，因而取胜的。
1946年底，我东北野战军第4纵队进行的新开岭战役，面对强敌多路进攻，采取诱敌深入，后发制人的方针。通过沈安线的运动防御，主动撤离小市，分水岭阻击战，赛马集的放弃、占领、再放弃，打击、分散和调动了敌人，最终得以在新开岭地区迅速集中，并设置了一个“口袋”，创造了歼敌第25师的战机，打了一个漂亮仗。在历次革命战争中。我军创造性地继承和发展了古代兵家后发制人的思想，先后创造了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以及收紧阵地、“蘑菇”战术和牵牛鼻子等战法，大大丰富了兵学理论宝库。
攻防相济。古人讲，“攻是守之机，守是攻之策”，其意是说攻防结合，
灵活转换。敌军开始进攻时，队形往往靠拢，齐头并进，防御一方可以通过
攻防相济，迫敌分散、拉开，创造战机。从历史上看，这种方法大体采取三
种形式。
其一顶抗为计，诱敌。敌军分路进攻，意在合击。防御者可以通过分兵抵御，促使敌人各路进展不一，我主力置于便于机动位置，适时抓住战机，歼灭冒进、突出之敌。例如，抗美援朝第四次战役中的横城反击作战，就是利用运动防御阻敌，抓住战机反击取胜的。
其二，顶放结合，纵敌。敌军进攻，一线推进，防御一方可通过有计划的“放”，纵敌一部突出冒进，予以歼灭。1947年孟良崮战役，华东野战军遵照中央军委的指示，不性急，不分兵，持重待机，通过多种手段，攻防相济，故意示弱，放开正面，利用敌急于同我军决战的心理，使齐头并进之敌中出现突出冒进之师，一举歼灭敌整编74师。
其三，敌进我进，调敌。正面战场难以歼敌，敌后方有隙可乘时，可采
用此法，调敌回援，歼敌于运动中。1946年鲁西南战役，我军正确地执行了
军委和毛泽东关于南下外线出击的指示，果断地甩开正面战场的敌人主力，
采取敌进我进战法，向敌既敏感、又薄弱的鲁西南后方挺进，采取攻其必救，
歼其救者的战法，首先歼灭了分散孤立之敌，迫敌来援，尔后又歼灭援敌于
① 《毛泽东选集》第187 页。
运动之中。
三、现代条件下的集中兵力问题
现代化的武器装备，我们固然要努力发展，但在武器装备方面，短时期内根难完全消除与先进国家的差距。较长时期内，仍然要立足于依靠劣势装备，消灭胆敢入侵之敌。
入侵之敌在异国作战，势必遭到全体军民的顽强抗击，其失败的命运是注定了的。何况今天的中国人民军队比历史上的任何时期都要强大。我们抵抗外来侵略仍然依靠人民战争，实行积极防御的方针。我们的作战原则仍然是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当然不是照搬过去的经验，而应有所创造，有所发展。
现代科学技术日益广泛地应用于军事目的，使现代化军队拥有比以往任何时代都强大的火力，快速的机动力，和超常的侦察预警能力。武器装备的大量更新，必然引起军队作战方式的改进甚至变革。可以预见，未来战争中集中兵力这一传统命题，将会遇到许多新情况，出现许多新特点。
其一，保存自己与消灭敌人的矛盾变得尤为突出。既要保证军队集中足够的兵力兵器，又要保证在集中的过程中免遭敌大规模毁伤武器的袭击，生存与反生存的对抗将充斥战场的各个领域，集中与分散相互渗透的趋势更加明显。
其二，集中与反集中的斗争日趋激烈、复杂。现代化军队机动力不断提高，既为进攻一方在较短时间里集中兵力提供了物质基础，同时也使防御一方能够迅速集中兵力对抗进攻者。
其三，现代化军队侦察预警能力普遍提高，隐蔽地集中兵力，不为敌所察觉的可能性相对减小。侦察与反侦察、破坏与反破坏斗争相互作用，构成了一幅奇妙复杂的战争景观。提高指挥员集中兵力的谋略水平，难度更大、要求更高了。
劣势装备军队与技术发达的国家军队相比，存在着机功差、火力差、信息差等缺点。如何缩小这些差距，是劣势装备军队必须着力解决的问题。劣势装备军队要战胜强敌，必须在谋略上胜敌一筹，通过施计用谋，缩小与敌的机动差；扬长避短，缩小与敌的火力差，巧施佯动欺骗，缩小与敌的信息差，要摒弃那种与“龙王比宝”式的较量，善于创造战场的局部优势对敌局部劣势，战而胜之，进而逐步夺取总体上的优势。
未来战争，要获取局部上的优势，必须通过时间、力量、态势和生存能力方面的较量，才能取得。
第一、时间上的竞赛
未来战争的时间因素，一是准确性要求更高，战场上1小时、甚至1分钟的丧失，都可能导致作陇的失利，二是时间值增大，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时间上的竞争，表现为先敌行动、神速机动和千方百计限制敌人的行动。
军队的先敌行动，是军事行动的计划性和准备快速性的统一的结果。一方面，未来战场变化急剧，有利战机稍纵即逝，军事行动计划必须要有预见性；另一方面，科学的预见牲还必须有快速的决策来保证。只有预见没有决策，再好的预见也发挥不了作用。先敌行动，在战役战术上表现为先发制人。先“发”要发之有力，确保首次突击的震撼效果；先“发”还要发之“有备”，没有充分的准备，即使得到先机之利，也往往利不弥失；先“发”还必须发之突然和隐蔽，否则难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军队的神速机动，一方面与部队的机动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指挥员组织指挥能力密切相关。现代条件下，要做到神速机动，首先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变化，抓住关节，适时组织部队机动。其次，要进行周密的计划，做多种机动方案，既要争取隐蔽、突然机动，又要有实施强行机动的准备。另外，要加强各种机动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动而有备，动而不乱，动而神速。
敌我机动的快慢是相对的，要使我“快”，必须设法使敌“慢”。特别是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条件下，谋取我快、敌慢，意义更为重大。
第二、力量优势的形成
未来战争的时间因素，一是准确性要求更高，战场上1小时、甚至1分钟的丧失，都可能导致作陇的失利，二是时间值增大，谁赢得时间，谁就赢得了更多的主动。时间上的竞争，表现为先敌行动、神速机动和千方百计限制敌人的行动。
军队的先敌行动，是军事行动的计划性和准备快速性的统一的结果。一方面，未来战场变化急剧，有利战机稍纵即逝，军事行动计划必须要有预见性；另一方面，科学的预见牲还必须有快速的决策来保证。只有预见没有决策，再好的预见也发挥不了作用。先敌行动，在战役战术上表现为先发制人。先“发”要发之有力，确保首次突击的震撼效果；先“发”还要发之“有备”，没有充分的准备，即使得到先机之利，也往往利不弥失；先“发”还必须发之突然和隐蔽，否则难以收到出奇制胜的效果。
军队的神速机动，一方面与部队的机动能力有关，另一方面也和指挥员组织指挥能力密切相关。现代条件下，要做到神速机动，首先要善于根据战场情况变化，抓住关节，适时组织部队机动。其次，要进行周密的计划，做多种机动方案，既要争取隐蔽、突然机动，又要有实施强行机动的准备。另外，要加强各种机动保障。只有这样，才能做到动而有备，动而不乱，动而神速。
敌我机动的快慢是相对的，要使我“快”，必须设法使敌“慢”。特别是在装备上敌优我劣的条件下，谋取我快、敌慢，意义更为重大。
第二、力量优势的形成
现代条件下，集中兵力的内容和形式较之以往更加复杂，既要考虑到兵员和武器的集中，又要考虑到构成战斗力的其他一切因素，如后勤、通信、指挥等诸方面能否跟上。现代条件下的集中兵力，已由平面集中向立体集中转化，由单一兵种的集中向诸军兵种集中转化。
有一个问题需要特别说一下，就是在集中兵力问题上，既要重视兵力兵器的数量，又要重视其质量。
近年来，核、化、声、光、电子等科学的发展，一方面使武器的战斗效率在不同国家之间差距越来越大；另一方面是日益增大的战场空间与其兵力密度的极限成反比。因此，要想在一定的战术密度下，保持力量的优势，就得有相应的质量。在现代条件下，每次成役、战斗行动的结局，仍然取决于敌我双方物质力量和精神力量的强弱。而其主要点仍落实在兵力兵器上。但是，绝不是说兵力、兵器对比数量越多越好。
军事运筹学中的客观概率告诉我们：某一事物当量的变化开始上升时，其效率也随之上升，且上升幅度较大；当量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效率虽然还在继续提高，但提高的幅度却在逐步缩小。同样道理，如果在谋略筹划中，忽略这一原理，不顾及环境、战场、对象等，不断盲目地增加兵力、兵器，造成兵力、兵器的战术密度过大，其实际效果将适得其反。也就是说，当兵力、兵器达到饱和程度时，再增加数量，就不会产生任何良好的效果。在现代战争中，不能再单以数量来判断兵力、兵器的聚散，判定作战效益的大小，而要看这个“量”是由什么“质”组成的，以及这个“量”是如何组合的。只有这样，才能做到量敌用兵，恰当地使用和分配兵力、兵器，始终保持歼敌所需要的合理优势，以较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因此，军事谋略者，只有掌握了科学用兵的效益尺度——客观概率的科学法则，才有助于提高用兵的科学性，预见性。
现代作战的效益，不仅取决于兵员的数量和质量，而且还与武器效率如射程、精度、杀伤威力、攻击强度有关。现代作战要求军队成疏开配置，战术密度不宜过大，同时，由于战场空间扩大，又必须强调保持力量上的优势。要解决好这一矛盾，军事谋略者必须摒弃靠直观感觉和传统经验使用兵力的方法，而以概率论为基础的定量分析法，进行科学的分析、计算，求出在不同条件下所需兵力、兵器（据其战斗效能）的倍数，确定最佳兵力部署，使决策合于战场实际，夺取作战的胜利。
强调兵力、兵器的运用要重视质量，并不是说在装备技术性能总体上处于弱者的一方就无能为力。以往集中优势兵力的道理仍然是适用的，只不过是要根据新的情况，更加灵活地执行就是了。比如说，在某种情况下，针对阵地防御之敌，我们在兵力、兵器的优化组合上下功夫，将自己的优质兵力、兵器，按照超浓缩集中思想，通过各种巧妙的组合，大胆组成强兵硬器“集束”，形成局部优势，再加上天时、地利、人的智谋，夺取作战的胜利是可能的。当然，为了加速作战进程，使歼敌更有把握，适当地增加兵力，梯次配置，建立合理的战术密度和保持合理的优势，是完全必要的。
第三、力争有利态势
“势”，就是借助军事实力，充分发挥指挥员的智谋作用，所形成的有利态势和强大的冲击力。其实质在于达成“致人而不致于人”的目的。现代条件下“势”的内容和形式有很大的发展变化，突出表现为“势”的易变性增大，对“势”的应变性要求更高。因此，指挥员不仅要善于形成有利的“势”，而且还必须善于抓住战机，因势而动。
未来战场，攻防相互渗透，空间广阔、战场变化急剧，要求指挥员善于通观全局，从整体上把握形势的变化。在战役、战斗中，更要善于施计谋势，利用有利的民众条件及地形条件，陷敌于灭顶之灾的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减煞其优势。
第四、提高军队的生存能力
自从核武器及其它先进兵器相继出现之后，如何提高军队的生存能力，已成为世界上各军事强国十分注意研究的问题。以集中兵力而言，由于现代武器的杀伤力巨大，把握集中的“火候”和“密度”尤其重要。集中不宜早，过早易暴露企图，遭敌火力袭击，也不宜过迟，迟了易失战机。同样，分散时机也要适宜，过早分散，影响任务的完成，过迟分散会遭敌火力报复。过度的集中易遭敌人毁灭性武器杀伤的恶果，应该做到大集中、小分散，使兵
力疏散分布于适度的空间。还要尽力伪装并使用各种欺骗手段，迷惑敌人。例如，构筑假阵地，善于利用地形和工事隐蔽地集结兵力等等。袭击敌人的侦察预警系统，破坏敌人的火控系统、大规模杀伤武器系统等等，也是确保我生存的重要方法。任何理论原则都不是僵死的教条，集中兵力原则也不例外。未来战争，如何运用和发展这一原则，已成为我们需要研究的崭新课题。
后记
《军事谋略学》一书现在和读者见面了。感谢张震校长写了序言。
军事谋略学源远流长，但作为一门学科独立于军事科学之林，还是近年的事情。本书从酝酿到成书用了两年多的时间，仅讨论修订提纲框架就用了近一年，先后几易其稿，最后确定了目前这个框架。上编谋略论，主要是追溯军事谋略的形成发展，对其基本理论和规律作了阐述，下编谋略运用（古今中外十三谋），主要从理论和实践的结合上，阐述了军事谋略的基本原则及其运用。我们深知，本书仅为一家之言，且从框架到内容，肯定有不当乃至谬误之处，恳望读者不吝指正。
本书各章撰稿人依次为：第一、第十章，张茂峰、陈维仁，第三章，张茂峰、曲亭式，第二、四、九章，张茂峰；第五章，毕京京，第六章，于巨良、牟卫东：第七章，陈友谊；第八章，牟卫东；第十一章，康景海、邹经；第十二、十四、十五、二十章，康景海、陈维仁；第十三章，刘志伟、陈维仁，第十六章，卫晋、陈维仁：第十七、十八章，张玉良；第十九章，陈友谊、邹经；第二十一章，刘思起；第二十二章，赵云峰，第二十三章，张相元、刘长青。
张际春、董海波、薛洪兴等参加了本书提纲的讨论或提供了资料。于学亭对本书的编写提供了有价值的意见和资料。国防大学出版社的领导和同志们，为本书的出版给予大力支持。国防大学办公室、政治部、研究生院打字室的同志们，日夜加班，完成了书稿的打印工作。在此一并表示感谢。
编者
1990年5月